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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传》 第一章 陈伯达之死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陈伯达的“大名”。虽然他一再逊称自己是“小小老百姓”，当年却是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是“中央文革”的组长，号称：“理论家”、“中共一枝笔”、“中国舆论总管”。 本书是关于陈伯达的长篇传记。 陈伯达在接受本书作者的独家采访时，回顾一生，不胜感慨： 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愚蠢至极，负罪很多，“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 我的一生是一个悲剧，我是一个悲剧人物，希望人们从我的悲剧中吸取教训。年已久远，我又衰老，老年人的记忆不好，而且又常常容易自己护短。如果说我的回忆能为大家提供一些史料，我就慢慢谈一些。不过，我要再三说明，人的记忆往往不可靠。你要把我的回忆跟别人的回忆加以核对，特别是要跟当时的记录、文章、档案核对。我的记忆如有欠实之处，请以当时的文字记载为准。 我是一个罪人。我的回忆，只是一个罪人的回忆。 古人云：“能补过者，君子也。”但我不过是一个不足齿数的小小的“小人”之辈，我仍愿永远地批评自己，以求能够稍稍弥补我的罪过…… ※ ※ ※ 1989年9月17日傍晚开始，北京骤降暴雨，竟整整下了一夜。翌日，气温剧降。 9月20日中午，在北京远郊一幢六层楼房的最顶层，85岁的陈伯达正在吃饭。他的儿媳小张当时在场：“父亲突然头一歪，碰到墙上，食物吐出……” 儿媳赶紧敲响隔壁老萧的门。老萧马上拨电话到某医院。20分钟之内，医生就赶到了。可是，陈伯达的心脏已停止跳动，抢救无效。经医生诊断，陈伯达因天气骤凉，死于心肌梗塞。 陈伯达死前和他的儿子陈晓农、儿媳小张以及小孙子生活在一起。突然发病之际，陈晓农却不在家，而在北京驶往河北石家庄的列车上———去看望他的母亲余文菲。余文菲是陈伯达的第二个妻子，已经离婚多年。陈晓农是陈伯达和余文菲所生的孩子。 据陈晓农事后告诉笔者： “前几年父亲住院已检查出患有老年性冠心病，但因他心电图一向较好，又从未有过明显的心绞痛，仅是超声波检查有冠状动脉硬化，所以医生和我们都缺乏足够的重视。9月20日那天，北京天气很冷，早上刚下过雨。我9时多临走时，看父亲睡得正香，不忍叫醒他，给他加了条毯子，又把毛裤放到床前椅上。我爱人说父亲起来后，说天冷。现在想来，天气骤冷易使血管收缩，老人血管已脆，经受不住，这可能是发生心肌梗塞的原因……” 当天下午，陈伯达所在单位负责人徐主任等赶来，和陈伯达的亲属商议处理后事。亲属明确表示：“听从组织意见，而且父亲生前也一再说过，他去世后一切从简。” 根据领导意见，陈伯达以他原名陈建相，送往北京八宝山火化。 尽管八宝山不知举行过多少回遗体告别仪式，但是陈伯达的遗体告别仪式与众不同：没有讣告，没有悼词。前来与他作最后诀别的，都是闻讯而来，没有接到任何正式的、以组织名义发出的通知。 9月28日上午10时20分，陈伯达的遗体出现在八宝山第一告别室。这些年来他总是躲着照相机的镜头，连家中都找不到他现成的遗像。陈晓农记起去年冬天一位朋友为他拍过一次照片，赶紧请摄影者找出底片放大，才算有了一张遗像。 在哀乐声中，40多人向他的遗体投注了最后一瞥。这些人有的是陈伯达的亲戚，有的是他的老朋友，有的是他的老秘书，有的是他的旧部下，有的是他的学生。陈伯达的遗体旁，放着许多花圈。花圈上写着：“陈建相先生千古”。由于一般人并不知道陈伯达的原名，所以没有引起注意。有一个花圈署名“刘叔宴”送。刘叔宴是陈伯达分居多年的妻子。 她没有参加陈伯达的追悼会。陈的遗体告别仪式虽然只在很小的范围内举行，但是很快惊动了那些竖着耳朵的新闻记者。 最早披露陈伯达去世消息的是“美国之音”和英国的“BBC”电台。他们在9月29日播出了陈伯达在北京病逝的新闻，介绍了陈伯达的生平。 同时，香港《大公报》在第二版下部，刊载了两则报道，内中提及在北京八宝山举行的陈伯达遗体告别仪式。 9月30日，新华社从北京发出电讯，电文如下： 本报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陈伯达已于9月20日因心肌梗塞在他的家中去世。85岁的陈伯达于去年10月刑满释放。 海外记者不了解“八宝山第一告别室”的具体情况，曾在报道中称陈伯达死后享受“高级官员待遇”。1995年10月30日，陈伯达之子陈晓农给笔者的信中，对此作出了解释： “将八宝山第一告别室说成高级官员待遇，是搞错了。八宝山有两部分，一为革命公墓，是领导干部治丧处所；一为八宝山殡仪馆，是老百姓和普通干部治丧处所。二者之间有墙隔断。骨灰安放地也不同，领导人在革命公墓，老百姓在老山骨灰堂。第一告别室并非高级官员治丧处所，其场地条件也远比革命公墓礼堂简陋。”陈伯达的骨灰，最初安放在北京八宝山老山骨灰堂。1991年2月，由陈晓农和妻子小张护送到福建惠安老家。这样，陈伯达从生命的起点，走过漫长而又起伏的85个春秋的人生之路，最后又回到了那里。从陈伯达刑满释放，到他遽然病逝，这一年间我多次在北京访问过他。就在他去世前一星期———9月13日，他还跟我谈了一下午。不料，一个星期之后，他的漫长的生命便画上了终止符。 我给他拍的那些彩照，成为他一生中最后的照片。 他凝固在我的录音磁带上的声音，成为他留在人世的最后的声音。 他题写的《楚狂接舆歌》，成为他一生的绝笔。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这成了他向世人的“告别辞”。 他离世之后，我在录音机旁重听他的声音，思绪飞到了一年前的那些日子里…… 第一章 陈伯达之死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陈伯达的“大名”。虽然他一再逊称自己是“小小老百姓”，当年却是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是“中央文革”的组长，号称：“理论家”、“中共一枝笔”、“中国舆论总管”。 本书是关于陈伯达的长篇传记。 陈伯达在接受本书作者的独家采访时，回顾一生，不胜感慨： 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愚蠢至极，负罪很多，“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 我的一生是一个悲剧，我是一个悲剧人物，希望人们从我的悲剧中吸取教训。年已久远，我又衰老，老年人的记忆不好，而且又常常容易自己护短。如果说我的回忆能为大家提供一些史料，我就慢慢谈一些。不过，我要再三说明，人的记忆往往不可靠。你要把我的回忆跟别人的回忆加以核对，特别是要跟当时的记录、文章、档案核对。我的记忆如有欠实之处，请以当时的文字记载为准。 我是一个罪人。我的回忆，只是一个罪人的回忆。 古人云：“能补过者，君子也。”但我不过是一个不足齿数的小小的“小人”之辈，我仍愿永远地批评自己，以求能够稍稍弥补我的罪过…… ※ ※ ※ 1989年9月17日傍晚开始，北京骤降暴雨，竟整整下了一夜。翌日，气温剧降。 9月20日中午，在北京远郊一幢六层楼房的最顶层，85岁的陈伯达正在吃饭。他的儿媳小张当时在场：“父亲突然头一歪，碰到墙上，食物吐出……” 儿媳赶紧敲响隔壁老萧的门。老萧马上拨电话到某医院。20分钟之内，医生就赶到了。可是，陈伯达的心脏已停止跳动，抢救无效。经医生诊断，陈伯达因天气骤凉，死于心肌梗塞。 陈伯达死前和他的儿子陈晓农、儿媳小张以及小孙子生活在一起。突然发病之际，陈晓农却不在家，而在北京驶往河北石家庄的列车上———去看望他的母亲余文菲。余文菲是陈伯达的第二个妻子，已经离婚多年。陈晓农是陈伯达和余文菲所生的孩子。 据陈晓农事后告诉笔者： “前几年父亲住院已检查出患有老年性冠心病，但因他心电图一向较好，又从未有过明显的心绞痛，仅是超声波检查有冠状动脉硬化，所以医生和我们都缺乏足够的重视。9月20日那天，北京天气很冷，早上刚下过雨。我9时多临走时，看父亲睡得正香，不忍叫醒他，给他加了条毯子，又把毛裤放到床前椅上。我爱人说父亲起来后，说天冷。现在想来，天气骤冷易使血管收缩，老人血管已脆，经受不住，这可能是发生心肌梗塞的原因……” 当天下午，陈伯达所在单位负责人徐主任等赶来，和陈伯达的亲属商议处理后事。亲属明确表示：“听从组织意见，而且父亲生前也一再说过，他去世后一切从简。” 根据领导意见，陈伯达以他原名陈建相，送往北京八宝山火化。 尽管八宝山不知举行过多少回遗体告别仪式，但是陈伯达的遗体告别仪式与众不同：没有讣告，没有悼词。前来与他作最后诀别的，都是闻讯而来，没有接到任何正式的、以组织名义发出的通知。 9月28日上午10时20分，陈伯达的遗体出现在八宝山第一告别室。这些年来他总是躲着照相机的镜头，连家中都找不到他现成的遗像。陈晓农记起去年冬天一位朋友为他拍过一次照片，赶紧请摄影者找出底片放大，才算有了一张遗像。 在哀乐声中，40多人向他的遗体投注了最后一瞥。这些人有的是陈伯达的亲戚，有的是他的老朋友，有的是他的老秘书，有的是他的旧部下，有的是他的学生。陈伯达的遗体旁，放着许多花圈。花圈上写着：“陈建相先生千古”。由于一般人并不知道陈伯达的原名，所以没有引起注意。有一个花圈署名“刘叔宴”送。刘叔宴是陈伯达分居多年的妻子。 她没有参加陈伯达的追悼会。陈的遗体告别仪式虽然只在很小的范围内举行，但是很快惊动了那些竖着耳朵的新闻记者。 最早披露陈伯达去世消息的是“美国之音”和英国的“BBC”电台。他们在9月29日播出了陈伯达在北京病逝的新闻，介绍了陈伯达的生平。 同时，香港《大公报》在第二版下部，刊载了两则报道，内中提及在北京八宝山举行的陈伯达遗体告别仪式。 9月30日，新华社从北京发出电讯，电文如下： 本报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陈伯达已于9月20日因心肌梗塞在他的家中去世。85岁的陈伯达于去年10月刑满释放。 海外记者不了解“八宝山第一告别室”的具体情况，曾在报道中称陈伯达死后享受“高级官员待遇”。1995年10月30日，陈伯达之子陈晓农给笔者的信中，对此作出了解释： “将八宝山第一告别室说成高级官员待遇，是搞错了。八宝山有两部分，一为革命公墓，是领导干部治丧处所；一为八宝山殡仪馆，是老百姓和普通干部治丧处所。二者之间有墙隔断。骨灰安放地也不同，领导人在革命公墓，老百姓在老山骨灰堂。第一告别室并非高级官员治丧处所，其场地条件也远比革命公墓礼堂简陋。”陈伯达的骨灰，最初安放在北京八宝山老山骨灰堂。1991年2月，由陈晓农和妻子小张护送到福建惠安老家。这样，陈伯达从生命的起点，走过漫长而又起伏的85个春秋的人生之路，最后又回到了那里。从陈伯达刑满释放，到他遽然病逝，这一年间我多次在北京访问过他。就在他去世前一星期———9月13日，他还跟我谈了一下午。不料，一个星期之后，他的漫长的生命便画上了终止符。 我给他拍的那些彩照，成为他一生中最后的照片。 他凝固在我的录音磁带上的声音，成为他留在人世的最后的声音。 他题写的《楚狂接舆歌》，成为他一生的绝笔。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这成了他向世人的“告别辞”。 他离世之后，我在录音机旁重听他的声音，思绪飞到了一年前的那些日子里…… 第二章 服刑18年 1988年10月底，北京已是深秋季节，我从上海专程赶往那里进行采访。因为我从有关部门得悉，1988年10月17日是他刑满之日。我等待着这一天，以便能够直接访问他，使传记能够更加翔实、准确…… 这一天终于到来。 他毕竟已是耄耋老翁，体弱多病，在刑满前已经保外就医多年。 1988年9月26日，他因患急性前列腺肥大症，又一次住进医院。 于是，到了1988年10月17日，他的获释仪式，便在医院里举行。 上午10时，医院里来了许多身穿便服的公安人员，病房里顿时变得拥挤起来。负责拍照、录音、录像的公安人员在忙碌着。 公安部副部长于桑郑重其事地向陈伯达宣布：“今天，是你服刑18年的期满之日……” 85岁的陈伯达坐在病床上面对着录音话筒，只是低声喃喃几句，似乎并未对刑期的结束表现出过分的高兴。 接着，宣布把陈伯达分配到北京市某单位工作。 简短的仪式，就这样结束了。 陈伯达，这个久经沧桑的老人，不论谁都无法回避———他是研究中国当代史必须涉及的人物。他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16名主犯之一；在“文革”中他是“中央文革” 组长；他还曾是毛泽东多年的政治秘书、中共中央的一支笔、《红旗》杂志主编。 为了使读者在进入正题之前，能对陈伯达有一个简要的了解，下面全文引述《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ConciseEncy—clopdiaBritannica）中文版第二卷第262页《陈伯达》条目： 陈伯达ChenBoda（1904—）福建惠安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从苏联回国，在北平中国大学任教。1937年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教书，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军委、中央秘书处、中央政治研究室等机构工作。在此期间写过《中国四大家族》、《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等政治论著，成为在党内有影响的理论宣传家之一。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七届二中全会递补为中央委员。中共八大后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及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总编辑等职。著有《毛泽东论中国革命》等书，并协助毛泽东起草过一些党的文件。“文化大革命”（1966— 1976）期间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因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 1976年9月被捕。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8年。 这一条目基本是准确的，但有一处明显的错误：陈伯达被捕，不在“1976年9月”，而是1970年10月18日。或者严格地说，在1970年10月18日被拘押，直至1976年9月才补办了逮捕手续。 且把时间倒拨到1970年8月。 毛泽东主席第二次选择了庐山作为中共中央全会开会的地方。从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成为陈伯达一生政治生涯的终点。他一下子成了全党批判的对象。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号召全党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毛泽东的这段话，是针对陈伯达说的。陈伯达顿时从政治的峰巅，跌入峡谷之中。 毛泽东在庐山发动了一场新的运动———名曰“批陈整风”，迅速推向全国。“批陈”，也就是批陈伯达。 陈伯达怏怏地从庐山回到了北京地安门大街米粮库胡同家中。那是一座宽敞的四合院，原是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上将住的。陈伯达怕冷，搬进去时修了个玻璃走廊。这位“大秀才”嗜书如命，乃“万卷户”，秘书“二王”———王文耀、王保春特地为他修了个书库。书库里，放满陈伯达个人的藏书：三万多册自然科学书籍，三万多册社会科学书籍。另外，还有一间房子专放线装古书。陈伯达不抽烟，不喝酒，像样的衣服也没几件。他的一些稿费，都花在买书上。此刻，原本门庭若市的陈宅，冷冷落落，门可罗雀。他躲进了书房。平素与书为友的他如今竟怎么也看不进书。陈伯达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见一见毛泽东主席！希望向毛主席一吐心中的痛楚。 陈伯达一次次给主席那小个子秘书徐业夫挂电话，求见主席。得到的答复，要么是“主席已经休息”了，要么“主席正忙”，反正休息了不能见，工作时也不能见。显然，毛泽东婉拒了他的求见。 就连他的秘书也接到通知，不许往外走，不许往外打电话。不言而喻，陈伯达失去了行动的自由。 这一天毕竟来临了———1970年10月18日。 这一天，陈宅原先的警卫调走了，新来的8341部队不再是“保卫中央首长安全”，却是对他实行就地监禁。后来，他的刑期就从这一天算起，他被判处18年徒刑，刑满之日为本书一开头便提到的1988年10月17日，不多1天，不少1日。 在1970年10月18日这一天，他的两位秘书王文耀、王保春也失去了自由。他们被押送到北京政法学院，隔离起来。 也就在这一天，陈伯达不再配有轿车：黑色的“红旗”，灰色的“吉姆”和褐色的“伏尔加”，他的司机于子云也被拘押。就连他家的女工、保姆，原福建泉州制药厂女工陈顺意，也在这一天被关押。 他在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时他名列第5。1967年初，在陶铸被打倒之后，他成为“第四号人物”，如今，他这个“第四号人物”，被一笔勾销了。 波诡云谲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又倒下了一名主角。 第三章 秦城监狱 日历翻到了震惊中外的一天———1971年9月13日。 “我在阜平做过一件好事儿！” 这“好事儿”，他知，毛泽东知。 连他自己都未想到，他在秦城监狱过的日子，竟比家里还舒服。 “我是很感念、永远感念毛主席的。” 陈伯达颇为优裕的“特殊囚犯”生活，持续到毛泽东去世。 ※ ※ ※ 过着如坐针毡、度日如年的日子。 如此这般，陈伯达度过了漫长的10个月又25天。 日历翻到了震惊中外的一天———1971年9月13日。 凌晨1时55分，一架编号为“256”的三叉戟飞机，由中国境内越过中蒙边界414号界桩上空，飞入蒙古境内。没多久，这架飞机的踪迹从中国空军的雷达荧光屏上消失。 飞机上坐着谁？中国方面是知道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他的妻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叶群，他的儿子、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 那架飞机越过边界之后，去向不明，下落不知。 周恩来通过长途电话向各大军区负责人通报了紧急情况，并发布命令：“庐山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叛国逃跑了！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以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 知道那架飞机“折戟沉沙”的消息，是在翌日下午———我国驻蒙古大使馆发来报告。 就在林彪生死未卜的13日凌晨至14日下午之间，已经被软禁了10多个月的陈伯达受到了密切注意———尽管他对庐山会议后的林彪的情况一无所知。 9月13日凌晨，吃了安眠药的陈伯达刚刚迷迷糊糊入眠，突然听见有人大声地喊他。 陈伯达吃力地睁开惺忪睡眼，看见几个穿着军装的彪形大汉站在他的床前。他尚未弄清发生了什么事，两个大汉像抓小鸡似的，不由分说把他从床上拉起，塞进了汽车。 汽车出了北京城，奔驰在郊区的公路上。 凌晨，汽车驰抵一个高墙包围着的地方。虽然陈伯达当时并不知道这里是秦城监狱，但是他下车一看，便明白落到了什么样的地方。 他的回忆手稿中写道： 当逮捕到监狱时，在狱门口不愿进去，我大声说道：“我在阜平做过一件好事儿！” 什么“阜平”？河北省西部的阜平也。 陈伯达为什么要在被押入秦城监狱时，大声提及这么个小县城？他在那里到底做过什么“好事儿”？这“好事儿”，他往日从未在人前提到过，此时此刻万不得已，才大声地喊了出来。 这“好事儿”，他知，毛泽东知。 这“好事儿”是怎么一回事？1948年春天，国民党飞机轰炸阜平，陈伯达听到飞机响，赶紧跑到毛主席那里，要毛主席快走，毛主席刚刚离开，敌机扔下的炸弹，准确地命中了院子，爆炸了！ 刚入秦城监狱的时候，陈伯达被关在条件很差的牢房里，连床都没有。他想一死了之： 记忆初进狱时，睡在地上草垫子上，看守的同志在门外很难察觉我在做什么。我在铺盖的掩护下，暗中的做法是想自杀了事的…… 忽然，连他自己都未曾想到，他的监狱生活大为改善。他在秦城监狱过的日子，竟比家里还舒服。有专门的炊事员为他掌勺，还不时前来征求他对伙食的意见！在秦城监狱里，像他这样的待遇，是颇为罕见的。 诚如他所回忆的那样： 过了几天，或许我在监狱门口说的那句话已往上报告，于是把我转移到一个三楼上（整个三楼只关闭我一个），睡床了。生活特别优待，每天都有大夫来看，吃得很好，甚至比在家里吃得要好。我的性命能到今天，经常感谢秦城管理的同志。当然，他们是执行党的意见的，我非常感谢党，感谢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 我想：只要还活着，问题是可以说清楚的。因此，心情慢慢地平下来，断了自杀的念头。 我是很感念、永远感念毛主席的。就个人关系来说，在30年中，他给我重大的教育，使我能够稍微知道中国革命的某些道理。毛主席帮助给了我研究中国问题的一些条件。虽然我极浅薄，常犯错误，即使看过一点材料，写过一点东西，也毛病百出，经不起严格审查，这只能说明我的无能。我真正感到求知之难。学生不成器，是不能怪先生的。 我承认毛主席是一位伟大的天才人物。他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是前无古人的。当然，历史上任何天才人物，即使是无产阶级的伟大人物，也不可能不会有某些缺点或错误。略读一下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似乎可以使人略知这类问题的一二…… 由于毛泽东的关照，陈伯达在那高墙四围、哨卡林立的秦城狱中，居然过着颇为优裕的生活。这时，批林批陈运动，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中国。陈伯达在狱中，每天细细地读着报纸。 陈伯达的“特殊囚犯”生活，持续到毛泽东去世。 此后，他的铁窗待遇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大致相同。1978年，他因病被送入公安部下属的北京复兴医院诊疗。由公安人员看守。在1979年12月，在石家庄工作的他的儿子陈晓农获准前来探监。这是他和儿子陈晓农9年多以来第一次见面，使陈伯达兴奋不已，也使陈晓农感触万分。在此之前，陈晓农不仅不知父亲在哪里，甚至连父亲是否尚在人世都不清楚。 第四章 最高法庭被告席 我没有认识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真面目，在文化革命中一度和他们混杂共处，确实死有余辜。“批判刘少奇这个问题我负有大罪。”“整个案子可以判处死刑”，但是“不一定采取这个措施”，当然，如果“不能平民愤，那么杀掉也可以”。 ※ ※ ※ 1980年11月20日，76岁的陈伯 达在聚光灯的照耀下，出现在大庭广众前。沉寂多年的他，成为众多的照相机、电影摄影机、电视摄像机镜头聚焦之点。通过报纸、电视、广播，人们得知他被押上最高法庭的被告席，第一个直觉式的反应是：“哦，陈伯达还活着！” 被告席上站着10名被告，陈伯达排在第5，即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 在10名被告中，最年轻的是王洪文，45岁；最年长的便是陈伯达。那9名被告都是自己走上被告席，而陈伯达则是由两名法警左右挟扶，步入法庭。 他的中式棉袄外，罩了一件旧的卡叽绿军装，戴着一副老式深色边框的眼镜，看上去目光呆滞。虽然步履蹒跚，他头脑还算清楚。 在开庭前，陈伯达的心情更为错综复杂。他说： “这个法庭我看着有点害怕，照那么多像干什么？弄到外边叫人都知道。” 尽管陈伯达心乱如麻，他还是被押上了特别法庭，听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的起诉。 1980年11月23日，陈伯达写下了《读起诉书》，表明他作为被告对起诉书的态度： 读起诉书，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恶，心情激愤。……起诉书对于林贼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以及“四人帮”策动上海武装叛乱这两个反革命事变的滔天罪行，揭露深刻，感人至深。特别对于林彪谋害毛主席事实的揭露，令人惊心动魄，普天同愤。 起诉书中还列举有的许多的（引者注：原文如此）、大量的事，是我到监狱以前发生的，也为我完全不知道的，完全没有听说过。 我过去虽然入党时间不短，但缺乏无产阶级意识，没有认识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真面目，在文化革命中一度和他们混杂共处，确实死有余辜。 我的一些重大问题，起诉书本着伟大党中央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加以曲恕，同时，各方面的同志也没有对我深究。党的大恩大德，如天如地，使我感动不能自己。 余息尚存，一心想报答伟大的党，报答伟大的全国人民，报答伟大的人民解放军。 平心而论，在10名主犯之中，陈伯达的认罪态度算是比较好的。 作为被告，陈伯达在1980年11月20日与另9名被告一起，出庭听取起诉之后，又于11月28日及29日两次出庭接受庭审。 对于陈伯达的第一次庭审，主要是三项内容：伙同江青、康生批斗刘少奇；诬陷迫害陆定一；利用“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 对陈伯达进行第二次庭审，则是另两项内容：制造冀东冤案；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1980年12月18日，最高法院就陈伯达问题进行辩论。 上午9时起，陈伯达用他那令人难以听懂的“福建普通话”，为自己进行了一小时的辩护。在陈伯达结束讲话之后，他的辩护律师甘雨沛站了起来，为他作了如下辩护： 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我们接受委托，作为被告陈伯达的辩护人。我们接受委托之后，认真查阅和研究了本案的案卷材料，多次会见了陈伯达…… 我们对本案已经有了一个清楚的了解，特提出以下几点辩护意见： 一、被告陈伯达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被告陈伯达在诬陷、迫害刘少奇这一共同犯罪活动中，他负有一定罪责，但他的地位和作用不同于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被告陈伯达早在1970年庐山会议时就已被揭露，同年10月即被隔离审查…而事实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陈伯达被揭露以后，还继续进行犯罪活动长达6年之久……他不能对这些罪行负责。 二、关于被告陈伯达在冀东事件中应负的罪责问题……他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但是，成千上万人被诬陷、迫害，数千人死伤的后果，也并非仅仅由于被告陈伯达的话所能造成的。实际上还存在一些其他因素……因此，陈伯达对此严重后果，应负一定罪责，而不能负全部责任。 三、关于被告陈伯达的态度问题。被告陈伯达在庭审过程中，承认了全部犯罪事实和所造成的后果，承认他的“罪恶是重大的”，并一再向法庭表示他承担罪责，接受应得的惩罚，态度是比较好的。 以上三点辩护意见，请法庭在评议本案，确定被告陈伯达的刑罚时，作为从轻的理由，予以考虑。 在辩护律师结束发言后，陈伯达再度要求陈述，说了三点意见： “批判刘少奇这个问题我负有大罪，我只说一句。” “对陆定一同志，在专案组上我写了那个三条，也是有罪的。” “第三，冀东的问题，我说了那些话是有罪的……” 陈伯达第三次在法庭上发言时，他请求法庭对他宽大处理。他说“整个案子可以判处死刑”，但是“不一定采取这个措施”，当然，如果“不能平民愤，那么杀掉也可以”。 1981年1月25日，宣判的日子终于来临。 那天，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宣布： “判处被告人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 第五章 假释陈伯达 王力写信要求“假释陈伯达”，实际上是很难办到的。然而，在王力发出此信之后10天，中共中央派人向正在住院的陈伯达口头传达了中央精神： “现在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治病，治好病不再回去。” ※ ※ ※ 就在全中国以至全世界都关注着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审判的那些日子里，在北京秦城监狱关押着一位“大秀才”，他只是风闻这一举世瞩目的审判，却不知其详。 他极为关注这一审判，曾经多次要求看《人民日报》，却遭拒绝。 这位“大秀才”，便是当年“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 王力比陈伯达小17岁。所以，平常王力总是称陈伯达为“老夫子”。王力本来跟陈伯达没有什么交往。解放初期，王力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宣传处处长兼秘书长。 1953年，王力被派往越南，出任胡志明领导下的越南劳动党的宣传文教顾问组长。1955年10月回国后，担任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 王力开始与陈伯达共事，是在1958年。毛泽东提议创办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陈伯达被任命为总编辑，而王力被任命为编委（后来升为副总编辑）。从此，王力成为“老夫子”手下的一员文将。王力的笔头快，陈伯达起草文件时，喜欢找他合作，陈伯达出主意，出提纲，而王力则迅速按照“老夫子”的意图完成文稿。自1960年起，王力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1963年起，王力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自1964年起，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当“中央文革小组”成立的时候，陈伯达担任组长，王力成为组员。 在“文革”中，王力多了一项“任务”陈伯达在群众场合发表演说时，总是说：“请王力同志为我‘翻译’。”于是，王力便成了陈伯达的特殊“翻译”。 王力的倒台比陈伯达早。 1967年第12期《红旗》杂志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亦即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阅罢大怒，斥责社论为“大毒草”！因为“揪军内一小撮”，势必会使斗争的矛头指向军队。 本来，首先对此事负责的应是《红旗》总编辑陈伯达。但是，陈伯达把责任推到了王力、关锋头上。 1967年8月30日，王力与关锋同时下台———先是隔离审查，然后被押往秦城监狱…… 王力在秦城监狱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达十几年之久。尽管如此，凭着他敏感的政治神经，他关注着特别法庭的审判，关注着陈伯达的命运。 1981年7月5日，王力在秦城监狱就陈伯达问题，上书“邓力群同志并党中央耀邦、小平、彭真、乔木、克诚同志”。王力写道： “《历史决议》没有点陈伯达的名，是科学态度，是英明的。” 王力所说的《历史决议》，是指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一决议在报上发表之后，普通的读者谁都没有注意内中极为细微的变化，即“没有点陈伯达的名”。然而，关押在秦城监狱的王力，凭借着他灵敏的政治嗅觉，马上注意到这一点。 王力在信中先是批判了陈伯达： “陈伯达长期有教条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左倾错误思想起助长作用。‘文革’头一年，我和他朝夕相处，才知道他品质不好，极端个人主义，看风使舵，左右逢源，投机取巧。我当面和在会上都这样批评过他。‘文革’头一年陈伯达干的坏事，我早已向党中央作了揭露。” 王力说：“对陈伯达判刑问题，我没有发言权，因为（审判前后）那四个月不给我报纸看，至今不知道怎么判的，而且把我关起来以后，他又干了三年的‘革命’，坏事不会少。 这方面我就不说了，只提供他有关‘文革’的另一方面的情况，供中央参考。” 王力在信中详尽地列举了他所亲知的八点陈伯达的“另一方面的情况”，以事实来说明“《历史决议》没有点陈伯达的名，是科学态度，是英明的”，向中共中央提出了重要建议： 以上这些，我过去虽陆续向领导反映过几点，但未系统讲，更没有写过。如调查证实，我建议党中央考虑这些因素。陈伯达的寿命不会太长了。如他不坚持错误，还是以给他赎罪的机会为宜。我不知判的他什么刑？只知他没有被判处死刑，又已经关了十年以上，那末，按照《刑法》也具有假释的条件了。“恩所加，则思无因喜而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这是个千古名言，不幸，毛泽东同志晚年没有做到。今后，仍然值得警戒。 王力长期在党内高层工作，应当说是有一定政治水平的。尽管他写这封信，是在得知“《历史决议》没有点陈伯达的名”的前提下写的，但是毕竟还是有一定见解的。何况他自己当时也是在囹圄之中，能够写这封信，是不容易的。 就个人关系而言，王力与陈伯达过去有合作，也有诸多矛盾。特别是王力下台，跟陈伯达朝他身上推卸责任不无关系。 不过，就法律语言来说，假释的人，只要不再犯事，一般认为假释之日亦即释放之日。 陈伯达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6名主犯之一，是由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的，要对他“假释”是要经过一系列法律程序的。所以，王力的这封信要求“假释陈伯达”，实际上是很难办到的。 然而，在王力发出此信之后10天，1981年7月15日上午，中共中央派出两人前往公安部所属北京复兴医院的犯人病房，向正在那里住院的陈伯达口头传达了中央精神。据陈伯达回忆，大意是： “这几年陈本人写的东西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为自己辩解的，以后不要再在细节问题上纠缠了。对于‘文革’中的事情，有些他是知道的，但多数他是不知道的，这些情况中央是了解的。他过去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与那几个人是不同的……现在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治病，治好病不再回去。” 其中所说的陈伯达“与那几个人是不同的”，这“那几个人”显然是指江青、康生、张春桥。至于“现在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治病，治好病不再回去”，则显然透露了保外就医之意 第六章 照料父亲 陈伯达从复兴医院的病房，一下子“大跃进”，“跃”入北京友谊医院的干部病房，这意味着他获得了格外优待的保外就医。 公安部门选中了陈晓农，决定请陈晓农前往北京，照料陈伯达。 那是在1981年8月初，正在石家庄工作的陈晓农，收到北京来信，要他尽快进京，商谈父亲陈伯达的治疗问题。屈指算来，这是陈晓农第四次获准探望父亲。除了在1979年12月、1980年5月两次探监之外，在宣判后不久，1981年3月，儿子陈晓农曾第三次获准探监。 1981年8月5日，陈晓农从石家庄来到北京。翌日清早，陈晓农就直奔公安部所属复兴医院。通常，犯人生病，住在这所医院里。江青在关押期间患病，便曾多次住在这所医院。陈伯达生病，也多次住这里。就在陈晓农这回来到复兴医院时，李作鹏正住在这所医院。 令陈晓农感到惊讶的是，那里的监管干部告诉他：陈伯达原本住在这里，昨天被送往北京友谊医院干部病房！另外，陈伯达现在已改由北京市公安局监管。且不说陈伯达所住的北京友谊医院是北京的大医院，而且居然住进了那里的干部病房。陈伯达从复兴医院的病房，一下子“大跃进”，“跃”入北京友谊医院的干部病房，这意味着他获得了格外优待的保外就医。也就是说，陈伯达保外就医的日子是1981年8月5日。陈伯达从复兴医院来到友谊医院，实际上也就是1981年7月15日那两人所传达的中央精神：“现在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治病。”陈晓农随即赶往北京友谊医院，发觉父亲所住的病房里还有带浴盆的卫生间，下午定时供应热水，跟复兴医院里的病房简直天差地别。伙食，也好多了。陈伯达告诉儿子，由于生病，已经几年没有洗澡，昨天来到友谊医院，痛痛快快地洗了个热水澡，舒服极了！就在陈晓农这次探望父亲期间，北京市公安局的王科长与他商量了有关陈伯达治疗、护理问题。至于日后如何安排陈伯达的生活，当时定不下来。陈晓农在北京呆了几天，又回到了石家庄。 陈伯达的病情已经缓解，却仍羁留在北京友谊医院干部病房。医院已经几次三番催促他出院。但是，陈伯达仍在那里住着，前后达两个来月。 陈伯达滞留在北京友谊医院，迟迟没有出院，内中的原因是中央已经指示“治好病不再回去”，这“回去”当然是指回秦城监狱。 陈伯达不回秦城监狱，而他日后的生活，一下子难以安排。 陈伯达住到哪里去呢？显然，他已无法回到米粮库胡同那四合院里。 北京市公安局为他寻觅新居。征求他的意见，他说：“希望住平房。” 他向来住平房。不论他进京以后最初在中南海住的迎春堂，还是后来在新建胡同、米粮库胡同的住处，都是四合院、平房，或者是两层楼房。他不爱住高楼。尤其是他已上了年纪，上上下下诸多不便。 可是，在北京寻找独门独院的平房，并不容易。新盖的几乎都是楼房。 公安部门考虑到他的安全，几经研究，还是为他在北京东郊安排了一幢新楼的顶层的一套房间。公安人员住在他的隔壁，便于进行监管并以防种种不测———因为他毕竟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另外，有公安人员作为他的邻居，可以挡掉一切未经许可的来访者。 房子解决了，接踵而来的问题是：谁来照料他呢？ 他曾有过三次婚姻，生三子一女：最初的妻子叫诸有仁，生过一个儿子，取名陈小达。 陈小达1958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物理系。回国后遇上挫折，一时想不开，于1960年自杀身亡。陈伯达与诸有仁离婚之后，与余文菲结合，又生一个儿子，取名陈小农。这名字是田家英取的。陈小农长大之后，觉得人家还称他“小农”，不舒服。于是，在80年代初，趁他的户口从石家庄迁往北京的时候，改名陈晓农。本书为了前后文统一起见，在此处作一交代之后，都用陈晓农这一名字。 他跟余文菲又离婚，与刘肃晏（后来改名刘叔晏）结婚，先生一女，取名陈岭梅，如今在南京从事电子技术工作；再生一子，取名陈小弟，后来改为陈晓悌、陈晓云，在北方某大学教物理。 在“文革”中，他与刘叔晏不和，曾分居。他俩说过离婚，但未办过正式离婚手续。 虽然诸有仁、余文菲、刘叔晏都健在，诸有仁在浙江新安江，余文菲在河北石家庄，刘叔晏在山东济南（1982年回到北京），却又都无法与他在一起生活。 按照中央有关文件规定，可以安排陈伯达的一个子女照料他的晚年生活。在陈伯达的子女之中，小儿子陈小弟在陈伯达倒台之后，才八九岁的他，被无端关了三年，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笔者在1988年11月4日寻访陈小弟，他是一个道地的书生。消瘦，理平头，一身深蓝色的中山装，看上去如同60年代的大学生。小弟生活自理能力很差，屋里乱糟糟的。由小弟照料陈伯达，显然不是太合适。陈伯达唯一的女儿陈岭梅，在陈伯达倒台后，根据当时有关部门的规定，离开北方，转业到南京工作。虽然她对陈伯达一直非常怀念，但是由于离北京较远，联系不便。公安部门考虑到陈晓农与陈伯达的关系比较融洽，而且是中共党员，在离北京很近的石家庄，决定请陈晓农来照料他。 陈晓农从小就生活在陈伯达身边。1965年，陈晓农在北京念完高中。他的学习成绩不错，完全有可能考入大学。他想报考大学文科，父亲陈伯达劝他别读文科。就在这时，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陈晓农决定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陈伯达积极支持儿子的决定。 陈晓农就这样决定走上山下乡之路。 当时，内蒙得知陈伯达之子要上山下乡，马上指名要陈晓农。这样，陈晓农前往内蒙古临河县狼山公社务农（有些书刊误传为去“北大荒”）。 陈晓农在内蒙古农村的“广阔天地”经受了锻炼。在内蒙两年后，陈晓农调到了石家庄工作。 公安部门选中了陈晓农，决定请陈晓农前往北京，照料陈伯达。陈晓农本人是愿意的。 但是，母亲余文菲在石家庄，已经年迈体弱，也需要他的照料。余文菲通情达理。尽管她与陈伯达早在1948年已经离婚，她又是那么的需要陈晓农的照料，她还是赞同陈晓农前往北京照料陈伯达。陈晓农对母亲的感情也很深。他在石家庄，托人照料母亲，安排好母亲的晚年生活，这才在1981年底与妻子、幼儿一起迁来北京，与父亲陈伯达住在一起。 第七章 访问陈家 陈伯达的卧室大约10多平方米，整洁而简朴。 他依旧秀才本色，读书看报是他最大的乐趣所在。 他的思想没有停留在不断的自我谴责或者颓废郁闷之中。他把目光从高楼投向远处。 一次又一次，我访问了那鲜为人知的陈伯达之家。 他家居住面积有六七十平方米，有客厅、书房、他的卧室、儿子和儿媳的卧室、灶间、卫生间。 已经步入不惑之年的陈晓农，为人随和、诚挚。妻子小张贤惠、朴实。他们精心地照料着陈伯达。 陈伯达的卧室大约10多平方米，整洁而简朴。一张三尺半宽的单人床，硬板，铺着蓝白方格床单，一个硕大的鸭绒枕头。床边是一个床头柜，两个玻璃书橱，窗边放着一个五斗柜。地上铺着地毯。 我注意到两个小小的细节：寒天，抽水马桶的坐圈上，套上了一个用毛线编织成的套子。不言而喻，这是考虑到陈伯达上了年纪，格外怕冷；陈伯达的枕头，特别的大，又特别的软。显然，这是为了让老人“安枕无忧”。这两个小小的细节，反映出儿子和儿媳对于陈伯达的无微不至的照料。屋里的“常客”是他那七岁上小学二年级的孙子。小孙子给他带来了欢乐和安慰。 他的视力不错，听力也还可以。每天晚间的电视新闻节目，他是必看的。倘若电视台播京剧或者古装故事片，他喜欢看。一般现代剧目他不大看，但是他喜欢看根据名著改编的电视剧。那些年轻人谈恋爱之类的电视片，他不看。 他最大的兴趣是看书读报。他看《人民日报》，看《参考消息》，看《北京晚报》，很注意国内外的形势。也很仔细读那些与“文革”有关的文章。他的邻居很好。倘若陈家无人下楼取报，邻居就把报带上来，插在他家门把手上。 他不断地要他的儿子给他买书。陈伯达曾是“万卷户”。他的个人藏书，远远超过万册。他过去住四合院，家中用几个房间堆放藏书。陈伯达的大部分工资和稿费收入，用于买书。自1958年起，陈伯达自己提出不再领取稿费，以支援国家建设。从此，他就没有再领过稿费。陈伯达保外就医之后，每月领生活费100元。据笔者对吴法宪、李作鹏等情况的了解，他们当时与陈伯达一样，也是每月领生活费100元。陈伯达每月100元的生活费，其中1／3用于购书。这30多元购书费对于陈伯达来说，当然是远远不够的。所以，除了自己购书外，他不得不托老朋友向有关部门借来一部分书。从1983年2月起，陈伯达的生活费增加到每月200元。这时，陈伯达购书的费用才稍稍宽裕一些。吴法宪、李作鹏等，当时的生活费，也增加到每月200元。陈伯达很想有关部门能够发还他的众多的藏书，但是，迟迟未能发还。在1981年11月16日，有关部门曾发还陈伯达一些被褥之类的日常生活用品。陈伯达希望能够找到一些书，结果只找到几本袖珍本《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语录》！直至1995年，有关部门请示了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之后，这才发还陈伯达的藏书，这时陈伯达去世已经6年！即便是发还的藏书，也只找到一小部分，不过1270册而已！正因为这样，我发觉，在陈伯达的书橱里放着的书，很多是这几年出版的新书，即便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的新版本。 他的阅读兴趣广泛，偏重于读那些学术性强的著作。 陈晓农告诉笔者，父亲陈伯达在晚年喜欢文学名著，曾要他特地去买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作品。书如海。从书海中撷取的这些令他产生兴趣的书，反映了陈伯达晚年的精神世界。 他依旧秀才本色，读书看报是他最大的乐趣所在。他的思想机器还在不停地运转。 他在思索着。高楼清静，几乎没有什么杂音———只是偶尔听见住在这幢楼里的一位著名女歌唱家练唱时飘来的甜美的歌声。 他不断把自己的思绪凝成文字。所幸他的手不抖不颤，仍能握管著文。虽然正在服刑期间的他，无法发表他的文稿，他却还是在那里写作。 他的文稿，有些被人送上去，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排印出来，在一定的范围内分发。这些印出来的文章，除了标明作者陈伯达的名字外，没有注明什么单位印的，也没注明印数和分发范围。不过，印刷所用的是上好的道林纸，十六开，大字仿宋体排印，可以看出不是一般的机关所印，是在相当高的政治层次中分发。 我细阅了他的这些未曾公诸于世的文稿，开列若干文稿的题目和写作年月，以供读者了解他独处高楼时在思索些什么。 1981年1月，《试论一下日本的“生产率运动”》；1982年3月，《美日两国垄断资本的角逐和两国的“精神危机”》；1982年5月22日，《求知难》； 1982年6月22日，《认识的渐变和突变———从‘坛经’看中国佛学中的顿渐两派》；1982年8月4日，《“黑格尔反对绝对……”》（读书笔记）；1982年9月18日，《儒法两家“其实却是兄弟”（评四人帮杂记）》；1982年12月22日，《事物一分为二（读书笔记三则）》；1983年3月23日，《“电子学革命”的公开战秘密战》；1983年，《〈石头记〉里的一段公案———关于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姻缘问题》；1983年9月，《试说社会主义农业的若干问题》；1983年12月初，《同痛苦转变进行搏斗———电子学革命问题杂缀》；1984年6月26日，《评美国人的两本书———〈大趋势〉和〈第三次浪潮〉》；…… 他也写了一些历史事件的回忆。 他一般先写草稿。从他的草稿上可以看出勾勾划划，删删改改，画满各种修改记号。改定之后，他再整整齐齐抄写一遍。保持着以往的写作习惯。 他用蓝色圆珠笔，写在北京市场上供应的那种绿格400字稿纸上。文末签署的日期，一般指完成之日，并不意味着是这一天写的。有的文章几千字，也有不少文章上万字。他写的字迹清楚，容易辨认，简体汉字中掺杂着许多繁体汉字。 陈伯达的这些新作，似乎缺乏他40年代作品的那股灵气，那种犀利的文锋，过多地引述经典著作，但是作为80老翁，思路还是颇为流畅的，观点颇有见地。以上披露的他的手稿，都是在他从最高法庭的被告席上退下之后写的。他的思想没有停留在不断的自我谴责或者颓废郁闷之中。他把目光从高楼投向远处。正因为这样，他连美国新著《大趋势》、《第三次浪潮》都加以研讨，加以评论。 陈伯达的近作，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从他众多的手稿中选出两篇比较短小的，一篇是《求知难》，一篇是《〈石头记〉里的一段公案———关于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姻缘问题）》。 第八章 周扬关心陈伯达 令人惊讶的是，陈伯达晚年所写的《求知难》，居然在1982年第10期的《读书》杂志上公开发表。 尽管署笔名“纪训”而未署陈伯达，这在当时也是一个奇迹！须知，《读书》杂志是三联书店出版的一本高品位的知识界杂志，在知识分子中享有颇高的声誉。笔者的文友、剧作家、作家沙叶新，曾对《读书》杂志有一句幽默而精辟的评价：“书可以不读，《读书》不可不读。” 须知，当时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6名主犯之一的陈伯达，尚在服刑期间。 他被剥夺政治权利，怎么可能公开发表文章呢？ 其实，这连陈伯达本人也根本没有想到！ 既然《求知难》并不是陈伯达本人向《读书》杂志投稿，《读书》杂志怎么会发表他的文章呢？ 在初版中，没有涉及幕后深层次的这一问题…… 事情要从1982年4月22日说起。那天，有两位陈伯达的老朋友经过公安部门的批准，前去看望陈伯达。在这两位老朋友中，有一位跟周扬很熟悉。这位老朋友前些日子去看过周扬，跟周扬说起陈伯达。周扬说，如果可能，希望一晤陈伯达。周扬本人当时不便直接找陈伯达，就请这位朋友传达这一意思…… 周扬，本名周起应，湖南益阳人氏，比陈伯达小四岁。解放前，周扬在上海从事文学界党的地下工作，而陈伯达则在北平做党的地下工作。不过，当周扬与鲁迅之间为“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争的时候，陈伯达曾发表文章，主张“休战”。他们曾于1937年春在上海相识，又先后来到延安，在延安有过交往。 解放后，周扬一直是中国文学界的领导人，担任过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而陈伯达虽然不算是他的“顶头上司”，职务却总是高于周扬。他们曾一度都住在北京中南海，而且是邻居。不过，他们各自忙于各自的工作，彼此来往并不多。 其中，他们在工作上的一次交往，是在“四清”运动的时候。那时，毛泽东已经对周扬领导下的文艺工作很不满意，所以毛泽东在跟陈伯达的一次谈话中，谈到周扬，希望周扬能够“下去”———也就是下乡。由于毛泽东是跟陈伯达谈的，所以陈伯达也就对周扬下乡一事给予关心。 “文革”一开始，周扬作为“四条汉子”之首，受到重炮猛轰。陈伯达作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也曾抨击过周扬。周扬在“文革”之初，便身陷囹圄。此后，陈伯达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第四号人物”，处于一生的巅峰。在1970年8月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遭到批判，从此下台。不久，也身陷囹圄，与周扬一样。 然而，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周扬复出，重新担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陈伯达呢，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6名主犯之一，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平心而论，周扬在“文革”前，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中国文艺界曾推行“左”的路线。不论是“反胡风”、“反右派”，还是批判“丁、陈反革命集团”（注：“丁”，即丁玲；“陈”，即陈企霞）……复出后的周扬，却有了深刻的反思。在批判“两个凡是”的斗争中，周扬大声疾呼，冲锋陷阵，敢说敢为。周扬还真心实意地向当年受到他的错误批判的文艺界人士道歉，从此深得文艺界的拥戴。 陈伯达并非当年受到周扬错误批判的人，而是犯了严重错误以致严重罪行的人，周扬怎么关心起陈伯达来呢？ 迟暮的周扬，十分求实。他从有关部门了解到陈伯达的一些情况，决定与陈伯达一晤— ——这在当时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在周扬看来，即便像陈伯达这样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在他作出悔悟之后，也值得关心。 面对周扬的主动约晤，陈伯达当即答应了。在陈伯达的迟暮之年，还没有一个像周扬这样高级别的人物，以朋友的身份，主动约晤他。 翌日上午，陈伯达把希望与周扬晤谈的请求告知住在隔壁的公安人员。陈伯达的要求，迅速得到答复：当天下午，公安人员便通知陈伯达，经过请示有关部门，同意他与周扬会晤。 由于周扬前往陈伯达住处看望，诸多不便。于是，请公安部门派人陪送陈伯达前往北京西单绒线胡同附近安儿胡同周扬家中晤谈，时间定在当天晚上7时。 陈伯达之子陈晓农记得，那天傍晚6时20分，公安部门派来两位工作人员和一辆轿车，前来接陈伯达。陈晓农想陪父亲一道去，公安人员告知，他不能一起去。 本来，估计见面之后，谈一两个小时也就差不多了。不料，直到深夜11时15分，陈伯达才在公安人员的陪同下回到家中。原来，两位老人阔别16年，一见面，谈得非常融洽，话就多了，竟然谈了4个小时！ 据陈晓农回忆，那天夜里陈伯达回来时，显得有些兴奋，但是也已经有点疲惫。陈伯达只是简单地跟儿子说了几句话之后，就上床休息了。 翌日早上，陈伯达起床比平常晚。起床后，陈伯达详细地向儿子讲述了昨晚的情况。陈晓农意识到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晤，随即作了笔记。 据陈伯达说，周扬所住，是黄炎培旧宅，是个比较大的四合院。谈话在会客室里进行。 公安人员在另一处休息，并不参加他们的谈话。除了周扬之外，还有周扬夫人苏灵扬、周扬秘书一起参加谈话。以下是陈晓农当时所记陈伯达回忆与周扬谈话的部分内容： 周扬：你若不是担任了后来那样高的职位，情况也就不会那样了。里说： “世人都说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你没有能及时退身，地位到了那样高，打倒陶铸后，又位居第四。 陈伯达：但实际上并不由自己。周总理找我谈话三次，要我当组长（引者注：指“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我都拒绝了。最后，周总理说：“你是共产党员，难道中央不能安排你的工作吗？”他这样说，我无法再推辞，只好当了。至于排第四位，开始调整常委（引者注：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单就是把我排在周总理后面，我不同意，找到主席，说无论如何不能把我排在那样前面。主席拿起笔来把排在最后一位的陶铸同志的名字勾到我的名字前面，对我说：“你看这样行了吧？”打倒陶铸同志是后来的事。 ※ ※ ※ 尽管作为“笔杆子”，他曾经发表过众多的文章。然而，在他的晚年，在他被判刑期间，能够公开发表文章，这确实出乎他的意外。在陈伯达晚年，长期处于“六亲不认”的极度孤独之中。周扬不避嫌，向他伸出友谊之手，使陈伯达为之动容。 周扬：我被关起来后，在监狱里听广播，开始还能听到你的名字，后来再也听不到你的名字，知道你倒了。我也很难过。“文革”中你的帽子戴得最多了，是首屈一指的。这次讨论历史问题决议（引者注：指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几位同志为你讲了话，我也讲了几句，但主要是那几位同志讲的。现在采取了区别，对你有些优待。 陈伯达：我自己以为优待我是因为我在阜平救过毛主席。1948年春天，国民党飞机轰炸阜平，那天早上我听到飞机响，赶紧跑到毛主席那里，他正在犹豫，我说飞机就在头顶上，要赶快走，他听我一说，就走了。他绕过一道墙，听警卫员说我还未走，回头喊了我，我催他快走……看到他已到安全地方，我赶快离开，刚跑到院子外，炸弹就已经投下来了，正好炸在院子当中，房子玻璃全被弹片打碎了……如果晚一步是很危险的。这件事本来从没有对别人说过。1971年逮捕我，我在监狱门口不肯进去，大声说过：“我救过毛主席！” 开始关我的地方条件很差……大概我说的话传上去了，几天后把我转到一个三层楼上，生活很优待…… 周扬：那时我也在阜平，听说毛主席那次很危险，但不知道是你救了毛主席。陈伯达： 我垮台主要是因为和江青发生冲突，在庐山我还和周总理谈到过，江青曾几次想离开主席。 周扬：你在庐山是主张设国家主席的，当然现在也还要设国家主席，但和你们那时不同，你们那时要让林彪当国家主席。 陈伯达：我没有提过林彪当国家主席，我只是提请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周扬：……“文革”的后遗症很多，现在的青年人不听说啊，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陈伯达：这个情况我不了解。我没有接触。 周扬：你现在写些什么东西？ 陈伯达：主要搞点经济问题的材料，也写了几篇与文艺有关系的文字，不知你看到了没有？（陈提到几篇文章题目） 周扬：我没有看到。 陈伯达：那我可以向上面提一下，把和文艺有关的文章交给你看。将来如果能放我的话，你看能不能让我在你领导的文联做点小事情，比如搞点材料，我可能还做得来。进你们文联的门，也需要有点东西（指作品）吧，这几篇文艺的文章也算是我的一点东西。 周扬：这到时候再说吧。 陈伯达：你现在看些什么书？ 周扬：我有时候看些文学史方面的书。 陈伯达：你对俄国文学史很熟悉了，我最近看了一本《巴纳耶娃回忆录》，你看过没有？ 周扬：没有看过。巴纳耶娃是个什么人物？过去好像没听说过。（陈做了介绍，周让秘书记下了书名。） 陈伯达：这本书值得看一看，作者很熟悉19世纪俄国文学界的情况，接触过很多作家。书里讲了屠洛涅夫很多事情，也有其他文学家的事情。 周扬：我现在准备出版自己的文集，很多时间都用在这件事上。 陈伯达：你的书出来以后可不可以送给我一本？ 周扬：可以。 在这次谈话中，陈伯达跟周扬说及“写了几篇与文艺有关系的文章，不知你看到了没有？”陈伯达提到几篇文章题目，内中就有那篇《求知难》。周扬说：“我没有看到。”于是，陈伯达便说：“那我可以向上面提一下，把和文艺有关的文章交给你看。”陈伯达果然“向上面提一下”。于是，陈伯达所写的几篇“和文艺有关的文章”，便交到了周扬手中。 陈晓农记得，此后不久，北京市公安局安排陈伯达前往香山春游。对于陈伯达来说，这简直是破天荒的了。他已经十几年没有春游了。很可惜，公安部门仍然不准许陈晓农陪同。不过，笔者在陈伯达家中见到了这次春游时公安人员为陈伯达所拍的彩色照片，陈伯达显得兴致勃勃。陈伯达当时已经七十有八，而且平日闭门不出，居然登上了香山“鬼见愁”！据陈晓农回忆，1982年11月的一天，那两位曾经来访过的老朋友，经过公安部门的同意，再度前来看望陈伯达。他们刚刚入座，那位与周扬相熟的朋友，便从包里拿出一本杂志，送给陈伯达。这是上月10日出版的第10期《读书》杂志，上面刊登了《求知难》，署名“纪训”。陈伯达完全没想到，自己写的文章，竟然能够公开发表———尽管作为“笔杆子”，他曾经发表过众多的文章。然而，在他的晚年，在他被判刑期间，能够公开发表文章，这确实出乎他的意外！ 那位朋友只是很简单地告诉他，《求知难》是经过周扬阅后发表的。又过了一个月，这两位老朋友又一次来访，才把《求知难》发表的内情，详细告诉陈伯达：自从陈伯达向“上面”提出之后，《求知难》等文章由“上面”转到了周扬手中，周扬颇为赞赏。不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历史学家黎澍去看望周扬，见到了陈伯达的这些新作。尽管黎澍在70年代末曾经发表多篇文章，严厉地批判过陈伯达，但是他和周扬一样，十分欣赏陈伯达的新作。过了几天，黎澍向周扬借去陈伯达文稿。黎澍经过仔细阅读，选中了《求知难》，认为这篇文章适合公开发表。黎澍把《求知难》托人送交《读书》杂志，在第10期刊发了。对于《求知难》的发表，陈伯达十分感动。陈伯达说出发自内心的话语：“一个人一旦有事（引者注：出事之意），大家就都六亲不认，这个风气实在不好。所以，我要感谢周扬，还有几位帮助发表我的文章的同志。”确实，在陈伯达晚年，长期处于“六亲不认” 的极度孤独之中。周扬不避嫌，向他伸出友谊之手，使陈伯达为之动容。自从那次见面之后，周扬与陈伯达曾相约再度晤谈，遗憾的是，1983年9月，陈伯达病了，腿疼痛不已，住进北京北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六二医院。就在陈伯达住院期间，他从报上看到对于异化和人道主义的批判，矛头直指周扬。陈伯达出院不久，周扬在批判声中病到了。1984年秋，陈伯达再度病倒，住进北京卫戍区二九二医院。这时候，周扬的病情转重，长期处于昏迷状态。从此两位老人无缘再相会，但是，彼此常托人表示问候。1989年的到来，把周扬夫妇和陈伯达都带到了另一个世界：这年7月31日，周扬辞世；9月20日，陈伯达去世；又过了一个月，周扬夫人苏灵扬也走了。在周扬去世之后，陈伯达闻讯，亲笔写下挽联： 创延安鲁艺 育一代桃李 署名“仲晦”。 第九章 “幕后新闻” 在《求知难》公开发表之后，引起“连锁反应”———陈伯达的另一篇新作也得以公开发表。这一回，与发表《求知难》一样，陈伯达在事先毫无所知。 这一回，推荐发表陈伯达新作的，不是周扬，也不是黎澍，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胡乔木细读了陈伯达新作，认为其中的《认识的渐变和突变———从〈坛经〉看中国佛学中的顿渐两派》一文，颇有新意，而且适合于公开发表。于是，写下一段批示，大意是此文可以考虑在外地的党内刊物上发表，但应保密（包括对作者）。 根据这一批示，陈伯达的这篇文章后来在1983年7月出版的中共辽宁省委党内刊物《理论与实践》第二期上发表，署名“程殊”。 由于遵胡乔木的批示，注意保密，所以直到5年之后———1988年，才被香港记者获悉，当作“中国大陆幕后大新闻”在香港披露，说陈伯达居然公开发表文章云云，内中提到了那篇《认识的渐变和突变———从〈坛经〉看中国佛学中的顿渐两派》。不过《读书》杂志的影响比《理论与实践》杂志更大，香港记者却没有提到那篇《求知难》。当然，这是由于《读书》杂志的“保密”工作做得更好，香港记者不知此事。 在写作本书初版本之际———1988年至1989年，《求知难》和《认识的渐变和突变— ——从〈坛经〉看中国佛学中的顿渐两派》两文的发表内情，以及周扬和陈伯达的交往，都还属于保密范围，不便披露。如今，时间已经过去整整10年，已经到了可以公开披露的时候，所以也就补入本书的修订本。 与《求知难》相比，《认识的渐变和突变———从〈坛经〉看中国佛学中的顿渐两派》更具学术性。陈伯达以崭新的视角，剖析中国佛学中的顿渐两派。从这篇文章，既可看出陈伯达的博识和学术造诣，也可以了解晚年陈伯达的思绪。 1982年4月23日，周扬在跟陈伯达谈话时，内中有几句话透露了极为重要的信息： “这次讨论历史问题决议，有几位同志为你讲了话，我也讲了几句，但主要是那几位同志讲的。现在采取了区别，对你有些优待。” 周扬所说的“历史问题决议”，是指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周扬说了在讨论这一重要决议时，“有几位同志为你讲了话，我也讲了几句，但主要是那几位同志讲的”，但是没有点明那为陈伯达讲话的“有几位同志”，究竟是哪几位同志；周扬所说“现在采取了区别，对你有些优待”，但是又没有具体说明“区别”了什么，“优待”了什么。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内中特别有这么一句：“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这里，点了林彪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的名字，却没有提到“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显然不是一种疏忽。 陈伯达在“文革”中，犯有严重罪行，而且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6名主犯之一，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判决书为据，陈伯达本人也是承认这些罪行的。 这就是说，一方面，陈伯达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6名主犯之一；另一方面，陈伯达又与同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有所区别。 这里用得着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没有区别，就没有党的政策。” 直至周扬跟陈伯达作了简略的说明，陈伯达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在与周扬的谈话中，陈伯达曾说：“那我可以向上面提一下，把和文艺有关的文章交给你看。” 陈伯达所说的“上面”，究竟是谁？为什么陈伯达的新作，不由陈伯达直接交给周扬，反而要由“上面”交给周扬呢？ 在本章前文中，曾写及： “他的文稿，有些被人送上去，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排印出来，在一定的范围内分发。这些印出来的文章，除了标明作者陈伯达的名字外，没有注明什么单位印的，也没注明印数和分发范围。不过，印刷所用的是上好的道林纸16开，大字仿宋体排印，可以看出不是一般的机关所印，是在相当高的政治层次中分发。” 这种印刷品的格式，与中共中央文件极为相似，只是没有“红头”而已。可以说，这是一种“无头文件”！不言而喻，这些“无头文件”是在排印中共中央文件的印刷厂里印刷的。笔者问王力才明白其中的内情： 据说，这是邓小平创议的。在毛泽东时代，凡是被打倒的人，只能呆在那里写交代。邓小平却认为那些被打倒的高层政治人物，有着丰富的政治经验，值得充分调动这些人的积极性。特别是这些人在被打倒之后，成了地道的旁观者。常言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旁观者倒是有着客观、清醒的长处。邓小平鼓励这些人给中共中央写文章，谈什么都可以，如果文章有参考价值，就印成“无头文件”，在高层小范围分发。 陈伯达、王力都成了这种“无头文件”的积极撰稿人。也有文章，被用复印机复印，在高层分发。陈伯达的《求知难》、《认识的渐变和突变———从〈坛经〉看中国佛学中的顿渐两派》等等，送往“上面”，最初就是被复印在“上面”散发。陈伯达在保外初期，有一条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以及中共中央书记处直接联系的渠道。陈伯达的文稿，被复印多份，直送胡耀邦、胡乔木以及中共中央书记处有关人员。胡耀邦看了陈伯达的文稿，曾指出： “陈伯达不要老写读书笔记了，可以就中国近代历史中一些重大的问题写些可以对后代起教育作用的东西。”首肯陈伯达的《认识的渐变和突变———〈坛经〉看中国佛学中的顿渐两派》一文，也是胡耀邦。胡乔木也看了此文。 胡耀邦还对陈伯达晚年的生活、医疗等问题，作了指示。 就个人关系而言，过去陈伯达身居高位时，与胡耀邦并无深交。但是，胡耀邦对于所有的人和事，都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即使是像陈伯达这样早已被完全打倒的人，他仍从全面的历史的高度，予以冷静的分析，做出妥善的处理。 陈伯达之子陈晓农引用了一位他的朋友的一句话，这么评论胡耀邦： “胡耀邦是一位在陈伯达已经被推入绝境后仍把陈伯达当人看的中共高级领导人。” 第十章 长子自杀 北京西南角，有一条经过西便门车站通往丰台的并不十分热闹的铁路。1960年，当一列火车驶过西便门附近，突然一个男青年跳上铁轨，卧倒在上面。火车急刹车已来不及，惨剧便发生了…… 死者26岁，男性，核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技术人员，姓陈，名小达———陈伯达的长子。 陈小达正处于青春焕发的黄金岁月，怎么突然选择了这么一条绝路？ 他，在苏联莫斯科大学物理系毕业之后，于1958年回到北京，与陈伯达生活在一起，有时候，他也去看望自己的生母诸有仁。当时，诸有仁在水电部水电建设总局担任研究室主任和机关党委宣传部部长。 刚刚回国的陈小达，讲一口俄语，而汉语却讲不好了。在家里，他跟陈伯达用俄语交谈。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会讲汉语，不仅没法在中国工作，连日常生活也诸多不便。陈伯达不得不把儿子送到北京大学旁听汉语课。 大抵因为是高干子弟的缘故，被看作政治上绝对可靠，所以陈小达被分配到机密单位— ——核工业部工作，尽管他学的并不是物理专业。 陈小达住在中南海，工作单位又不借，领导上分配他与苏联专家一起工作，他的生活道路铺满鲜花。 最使他感到幸福、得意的是，他有一位中意的姑娘。考虑到他的那个她现仍健在，她本人也是众所关注的人物，便不透露她的姓名，此处以M相称。 M与他可以说“门当户对”：M也住在中南海，而且住在甲区。M的父亲的职务比他的父亲更高。M与他从小结识，况且M也曾在苏联生活，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 陈小达与M处于热恋之中。M常到陈小达家，一谈便到深夜。陈小达也去M家，听她从苏联带回来的唱片。 冬日，他俩从中南海向北，过了桥，到北海公园溜冰。他俩像春天的燕子一般飞快地掠过冰面，用俄语呼喊着，嘻笑着，引得许多年轻人投来羡慕的目光。 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深，关系也逐渐明朗化，咔嚓，咔嚓，照像机留下他们的许多合影。笔者在陈伯达家，见到这些照片。 到1960年，陈小达26岁了，是该正式提亲了。 就陈伯达来说，对这门亲事举双手赞成。因为陈伯达在M的父亲手下工作，倘若能够结亲的话，还能为他的政治上提供“保险”———这么一来，M的父亲也许会在政治上给他以支持，至少不会在风向大变时把他整倒。 可是，事与愿违。向来与陈小达过从甚密的M，突然提出与他中止恋爱关系，只保留一般的朋友关系。M没有说明这是来自她的家庭的意见。 陈小达受此当头一捧，心烦意乱，而那几天，正由他主持进行一项重要的实验。在精神恍惚之中，他的实验出了大事故！ 双倍的打击，使感情脆弱的陈小达一时想不开。他曾想找父亲谈一次，可是，正遇上陈伯达手头事忙。对他说过几天再谈。 陈小达苦闷至极，独自前往西便门，走上了绝路…… 为了怕陈伯达受刺激，陈小达之死被瞒着。M也不知道真相。 直到一年之后，陈伯达才知道长子之死。他大声号啕，可是，早已无济于事……这里顺便提一下陈小达的生母诸有仁的后来———这连陈伯达本人都不大清楚。笔者有位浙江文友，叫冯颖平。她在杭州当记者。很偶然，有一次她跟笔者说起，她是诸有仁的“干女儿”，这才使笔者有机会了解诸有仁那孤寂的晚年……诸有仁晚年独居，很少与外界来往。 冯颖平怎么会成了诸有仁的“干女儿”呢？她说，那是在1982年盛夏，杭州热不可挡。为了照顾老干部，有关部门安排他们到莫干山休养。受报社派遣，冯颖平到莫干山采访。在山上，人指着一位个子中等偏矮、步履蹒跚、满头皓发、慈眉善目的老太太，神秘兮兮地说： “他就是陈伯达的第一个妻子！”从此，冯颖平开始注意这位老太太，得知她的名字叫诸有仁。很快地，凭着记者的职业习惯，冯颖平发觉诸有仁常常离群索居。冯颖平以为，尽管陈伯达是人所共知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6名主犯之一，诸有仁作为陈伯达的第一位妻子———何况早已离婚多年，不应该受到冷遇。冯颖平主动地去接近诸有仁。诸有位带她到自己的房间里聊天。从聊天中冯颖平得知，诸有仁早在1925年就参加革命，她的姐夫是党的早期著名领导人之一———罗亦农。她在罗亦农的影响下，前往苏联学习，在那里结识了陈伯达，并在回国后于1933年与陈伯达结婚。后来，生下一个儿子，取名陈小达…… 老人说到这里，突然冒出一句：“江青害死了我的儿子！”冯颖平未敢详问，老人也没有仔细说下去。由于在山上冯颖平与诸有仁相处甚为融洽，下山时诸有仁邀请冯颖平到她当时所住的地方———新安江紫金滩。在紫金滩，诸有仁打开尘封已久的照片给冯颖平看。从那些发黄的老照片上，可以看到诸有仁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合影，揭开了诸有仁不平凡的身世。诸有仁念念不忘她唯一的儿子陈小达。诸有仁说，1939年夏天，周恩来去苏联医治摔伤的胳膊，陈伯达和诸有仁托周恩来把五岁的陈小达带往苏联。此后诸有仁与陈伯达离异。陈伯达又结婚了，而诸有仁一直独身。解放后，诸有仁在重庆工作多年。后来，诸有仁调到北京工作。诸有仁时时怀念着儿子陈小达。儿子回国之后，生活在陈伯达身边，但是，陈小达也常来看望母亲诸有仁。儿子长大成人，给了诸有仁很大的安慰。 当她得知儿子陈小达突遭不幸时，如五雷轰顶。她千方百计打听儿子的死因。她听到传闻，说是江青干涉了陈小达的婚事，从此恨透了江青。她不住地在冯颖平面前重复那句话： “江青害死了我的儿子！” 传闻毕竟只是传闻。冯颖平跟诸有仁接触多了，对于这件事渐渐有些了解。冯颖平认为，诸有仁对江青在这件事上有一种偏激的情绪。冯颖平平心而论：“老人没有为她的论断提供具体事实。从后来披露的大量历史材料看，陈小达婚姻的失败关系着诸多因素，最主要的是政治方面的因素。但江青的反作用力也是无可讳言地存在。”在痛失唯一的爱子之际，她已年过半百。她格外感到孤独。她向组织上提出，要一个养女，以便能照料她的晚年。 组织上答应了。她从四川老家的亲友中，认了一个女孩作为养女。她花了很大精力，把女孩的户口迁入北京，并安排了工作。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了。养女有了对象，诸有仁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养女一旦成家，跟她生活在一起，那就更热闹了。就在这时候，大劫大难开始了。在“文革”中，诸有仁被打成“苏修潜伏特务”，受尽折磨。她的养女也“上山下乡”，和男友一起被迁往黑龙江，从此与诸有仁没有联系。 过分抑郁不仅加速了诸有仁的老化，而且催生了疾病。陈伯达比诸有仁年长，而且在晚年又有那么多年的铁窗下度过，然而诸有仁却早于他而故世。这大抵与陈伯达获得保外就医之后，有了儿子陈晓农和儿媳小张的细心照料大有关系。正因为这样，儿子陈小达之死，，对于诸有仁来说是最为沉重的。从此，她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一般，絮絮叨叨，不断向人诉说儿子的不幸…… 第十一章 起草人民公社“六十条” 自从写长文“批判”了彭德怀之后，陈伯达又重新得到毛泽东的信任，要他负责起《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共9章60条，人称“六十条”。 须知，陈伯达虽是人民公社的“发明”者，当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起草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时，并没有通知这位“发明”者参加。据陈伯达说，其时他也住在北戴河。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经过了反复的修改过程： 1960年11月3日，先是下达《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 这封信共12条，人称“十二条”。根据“十二条”，写出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这个草案是1961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由陈伯达执笔起草的。陈伯达曾自述如下： 1961年，在广州制定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60条，是征得毛主席同意，由我起草的。起草后，我到一些乡村询问群众关于取消公共食堂的意见，大家热烈地赞成完全取消。后来，即根据各地的经验，对取消公共食堂问题作了完全取消的新肯定。这个修改过的六十条，也是毛主席要我同各地方同志商议后写的。 起草个什么文件，本来并不重要，而重要的是陈伯达终于重操旧业，从危机中解脱出来———这危机始于第一次会议，而在庐山差一点成了灭顶之灾，最后随着“反戈一击”才反败为胜。 从《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对农村人民公社作出了一系列政策规定：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的互助互利的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避免社员之间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人民公社一般为3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大队对生产队实行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三包一奖制；生产队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组织收益分配；农民可以经营少量自留地和从事小规模家庭副业；…… 1961年6月，陈伯达在北京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对草案进行了部分修改，取消了部分供给制、公共食堂、社员口粮分到食堂等规定。修改后的条例，称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1962年9月27日，《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由中共八届十中全会讨论通过。 为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能够写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1961年1月，毛泽东曾指示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分别带一个调查组下乡，进行调查。 为此，毛泽东还特地找出他1930年5月写的《调查研究》一文（后来改题为《反对本本主义》，收入1964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发给每个组员。 关于这次下乡调查，毛泽东曾给秘书田家英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田家英同志： （一）《调查研究》这篇文章，请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各1份，注上我请他们修改的话（文字上，内容上）。 （二）已告陈明，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组员6人，连组长共7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 每人发《调查研究》（1930年春季的）1份，讨论一下。 （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6个组员分成2个小组，1人为组长，2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1个小组（3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1个小组调查1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10天至15天。然后去广东，三组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然后，转入广州市作调查，调查作业又要有1个月，连前共2个月。都到广东过春节。 毛泽东 （1961年）1月20日下午四时 此信3组21个人看并加讨论，至要至要！ 毛泽东又及 毛泽东像当年指挥作战一般，向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布置了调查任务。然后，又是在毛泽东主持下，经过集体讨论，由陈伯达执笔，才写出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在广州写出草案之后，毛泽东还以中共中央名义于1961年4月25日发出通知，提出了关于当时农村工作中若干关键问题的调查题目，其中包括：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给农民留一定数量的柴山作为自留山的问题，三包一奖问题，耕牛、农具归大队所有好还是归生产队所有好的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恢复手工业问题，恢复供销合作社问题以及其他问题。那一时期，毛泽东倾注心血于整治人民公社问题。经过调查研究，经过一次又一次修改条例，才使中国农村从1958年突然爆发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慢慢地纳入轨道运行。 从1961年8月起，胡乔木患病，毛泽东建议他“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这样，在起草文件方面，毛泽东不得不更倚重于陈伯达了。 陈伯达也帮助刘少奇做了一些文字工作。他参与起草了刘少奇1962年1月27日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他也曾对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作了整理、修改，并在他主编的《红旗》杂志上重新发表。据云，《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延安发表时，陈伯达也曾作过一些文字整理工作。内中所引孟子的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是陈伯达建议刘少奇加上去的。 然而，在“文革”中，陈伯达“变脸”，对刘少奇“反戈一击”。陈伯达所主编的《红旗》杂志，成为轰击所谓“黑”《修养》的主炮———刘少奇“贬值”了，他的《修养》也随之“贬值”。重新发表《修养》的是《红旗》杂志，总编陈伯达；倒过来狠批《修养》的也是《红旗》杂志，也是总编陈伯达。这一切，都随着“政治行情”的涨落而涨落。 顺便提一笔，在陈伯达倒台之后，他的那篇《人性、个性、党性》（载于1944年9卷15期延安《解放》周刊），则被当作“黑《修养》”的“姐妹篇”受到姚文元主编的《红旗》杂志的批判———因为那时的陈伯达已是“行情”看跌了，早已从《红旗》总编的宝座上摔下来了。 第十二章 批判“现代修正主义” 陈伯达如此起劲地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为的是表白自己“紧跟”毛泽东。以冷静的目光重新审视那时中苏两党的论战文章，苏共那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气焰确实过分，而中共的极左思潮也相当厉害。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理论家”一边投身于“反右倾”，一边致力于“批判现代修正主义”。陈伯达和康生，是“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两员干将。 如今，那场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早已成为历史。以冷静的目光重新审视那时中苏两党的论战文章，苏共那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气焰确实过分，而中共的极左思潮也相当厉害。 邓小平在1980年5月31日的《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一文对这场大论战作了客观的总结： 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欧洲共产主义是对还是错，也不应该由别人来判断，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人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嘛……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 对于“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尽管锋芒所向是对准苏共赫鲁晓夫，但最初却是点南斯拉夫铁托的名。陈伯达在《红旗》杂志创刊号上，便发表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向铁托猛轰一炮。 陈伯达如此起劲地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为的是表白自己“紧跟”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早在1957年3月，便已明确指出：“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在《红旗》创刊后的第二期上，陈伯达再度批判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写了《美帝国主义在南斯拉夫的赌注》一文。 此后，论战公开在中苏两党之间进行。1960年4月20日，为了纪念列宁的90周年诞辰，陈伯达所主编的《红旗》杂志发表了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这篇文章以纪念列宁90周年诞辰为契机，全面谴责了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如何背离了列宁主义。《列宁主义万岁》一文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关注。 从1962年12月15日至1963年3月8日，接连发表七篇论战文章。这些文章，公开了中共与苏共、法共、意共、美共在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分歧。这些文章大都由钓鱼台“秀才班子”起草。陈伯达也参加了一部分起草工作。 从1960年起，中共中央为了适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战的需要，调集了一批“秀才”，在钓鱼台国宾馆里工作。 这个“秀才班子”共五人，即康生、吴冷西、王力、姚溱、范若愚。康生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是“秀才班子”的负责人。吴冷西是新华通讯社及《人民日报》社社长。王力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姚溱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范若愚为《红旗》杂志副总编。 据云，《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文，主要由陈伯达起草。 这七篇文章的发表，使论战逐渐趋于白热化。1963年7月3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系统地提出他们的看法。 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来信，要作公开答复。钓鱼台的“秀才”中有人主张写一长文，系统地批驳苏共中央在信中提出的种种观点。写出草稿后，被毛泽东否定了。这时，毛泽东说了一句非常微妙的话：“我要的是张燮林式，不要庄则栋式！”起草任务落到了陈伯达头上。陈伯达反反复复揣摩毛泽东的那句话，悟明了毛泽东的妙语本意：庄则栋与张燮林同为中国乒乓球名将，打球的风格却截然不同。庄则栋用的是近台快攻，是进攻型的，而张燮林则是削球手，号称“攻不破的长城”，擅长防守，能够救起对方发来的各种各样的刁球、险球。 陈伯达查阅了毛泽东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次讲话记录，和王力、范若愚一起，从正面阐述毛泽东的观点下笔，写出“张燮林式”的文章。这篇洋洋数万言的文章，经毛泽东审阅，正合他的心意。 于是，毛泽东在武汉召开会议，参加者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康生、陈伯达、吴冷西、王力、姚溱、范若愚，经过讨论，此文定稿了，即《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此文阐述了中共中央对国际共产主义的25条意见，常被人简称为“25条”。 “25条”除了正面阐述中共中央的论战观点之外，还全面批判了苏共的观点，概括苏共观点为“三和两全”，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这“三和”及全民国家、全民党这“两全”。 苏共中央于1963年7月14日针对中共中央的“25条”，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逐条批驳了“25条”。苏共中央在苏联报刊上发表《公开信》的同时，作为“附件”，一起发表了中共中央的“25条”。 1963年7月20日，中国报纸作出反响，重新刊登了“25条”，同时发表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此后，苏联报刊针对中共中央的“25条”，连续发表社论《苏共高举列宁主义伟大旗帜》、《党和人民牢不可破的一致》、《我们忠于列宁主义》等。 此后，中国以《人民日报》、《红旗》编辑部名义，接连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这便是当年家喻户晓的“九评”。 此外，《十评》原也已经写好，因赫鲁晓夫在1964年10月14日下台，《十评》未及发出，改作彭真的讲演稿公开发表。 1964年11月2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 这场在毛泽东领导下的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运动，其中包含有批判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等正确内容，但是历史已证明其中对于当时把赫鲁晓夫在苏联所进行的改革、铁托在南斯拉夫所进行的改革，一概斥之为“复辟资本主义”，则是错误的。赫鲁晓夫实际上是一位不成功的改革家。赫鲁晓夫对于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又做得过分。毛泽东把改革和对个人迷信的批判都当作“现代修正主义”，结果在“左”的迷误中越陷越深，以致着手发动“文化大革命”，宣称“文革”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同时他的个人迷信也在“文革”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陈伯达这位“理论家”在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中，“跟准”毛泽东，在1960年初他就“明确地指出”：“毛泽东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后来，这句话加上三个副词，被写入以林彪名义发表的《毛主席语录》的《再版前言》：“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第十三章 毛泽东口授“二十三条” 细细探索起来，“文革”的前奏早已开始：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是其前奏，“四清” 运动也是其前奏。毛泽东对外“批修”，对内搞“四清”。“四清”运动，1962年底在中国农村逐步推开。那“四清”最初是“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叫“小四清”。后来扩大为“大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四清”运动在农村开展。城市里则进行“五反”运动，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 后来，“四清”与“五反”运动合称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 毛泽东以为，资本主义已在苏联，在南斯拉夫复辟，为了防止中国“变修”、“变色”，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在1963年5月9日发出了警告：如不警惕，“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毛泽东在思索着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防止中国出现“赫鲁晓夫式人物”。他早在庐山会议上便已说过：“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在斗垮彭德怀之后，毛泽东已在寻找新的斗争对象。他的极左思想不断膨胀，他的斗争矛头指向了多年来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刘少奇。 陈伯达第一次得悉毛泽东要整刘少奇这一惊人消息，是在1965年1月。 夜深了，陈伯达服了安眠药，迷迷糊糊躺在床上。电话铃声急促地响起。那是一只机要电话，势必有要紧的事要告知他。他赶紧驱走睡意，接了电话。果真，事关重大：毛泽东要他马上去一趟！陈伯达岂敢怠慢。对于毛泽东的召见，他总是召之即来。毛泽东习惯于夤夜工作，苦了陈伯达。 匆匆赶到毛泽东那里。原来，毛泽东要起草一份关于社教运动的文件，由他口授，陈伯达笔录。 从毛泽东的话里，陈伯达这才轧出重要的“苗头”———毛泽东要整刘少奇！ 原来，毛泽东与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的分歧由来已久，直到这时终于表面化了…… 毛泽东搞社教运动，像搞“文革”一样，事先并没有什么“伟大战略部署”，而是干着看，边干边摸索。 毛泽东是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在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时，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最初，刘少奇对社教运动是投赞成票的。 196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工作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一次提出十条政策，人称“前十条”。 毛泽东为“前十条”的前言，亲笔加了一大段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毛泽东所加的这一大段话，后来被作为毛泽东的一篇著作发表，题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前十条”披露了毛泽东的“最新名言”：“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前十条”的核心，便是“抓”中国农村的“阶级斗争”。“前十条”指出，社教运动的任务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斗争”。 对“前十条”，刘少奇是支持的，这年9月，中共中央又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也是十条，称“后十条”。“后十条”提出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刘少奇也是支持的。刘少奇对于社教运动所作的几次讲话，有些观点也相当“左”。 但是，后来刘少奇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产生了与毛泽东不同的看法。比如，对于社教运动的性质，刘少奇主张是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一定什么都“以阶级斗争为纲”，都要从“两条路线”、“两个阶级”的高度去上线上纲。再如，毛泽东提出社教运动的主要对象，是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则不同意。 毛、刘之间的分歧，到了1964年底逐渐激化。 1964年12月15日至12月底，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社教运动的工作会议，由刘少奇主持。考虑到毛泽东当时身体不大好，没有请他出席会议。12月底，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会议制定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共17条，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印发全国。 从1965年元旦之后，至1月14日，会议进入第二阶段，改由邓小平主持。邓小平以为，这是一般性的工作会议，况且第一阶段会议毛泽东也未参加，也就劝毛泽东不必参加第二阶段会议。不料，毛泽东心中不悦，径往会场，出席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不指名地批评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搞“人海战术”、“繁琐哲学”、“倾盆大雨”、“神秘化”、“打击面过宽”等等。 毛泽东说到社教运动的矛盾时，刘少奇插了一段话：“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矛盾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为好。” 毛泽东一听，面露愠色。他猛吸着烟，沉默不言，顿时会场陷入了僵局…… 就在这天夜里，毛泽东急召陈伯达，口授指示，毛泽东说一句，陈伯达记一句。毛泽东说一条，陈伯达记一条。 记着，记着，安眠药的药力发作了。陈伯达尽力提起精神，却只是机械地记下毛泽东的一条条意见，自己的思维变得非常迟钝。 总算记完了，毛泽东让他回去整理，陈伯达这才松了一口气。 陈伯达回到家中，囫囵而睡。安眠药的药力总算退去。他在大清早起床，比往日早了两个多小时，赶紧翻看记录，心不由得收紧了。 他，固然早就“跟准”毛泽东。可是，在他的心目中，刘少奇是第二号人物，也必须“紧跟”的，早在中共北方局工作时，那位不曾露面的中央代表刘少奇，使他肃然起敬。在中共七大，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提到毛泽东的名字达105次之多。此后陈伯达写文章，也言必称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之后，刘少奇的地位更加显得重要。陈伯达看风使舵，与康生一起，重新发表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不仅在《红旗》杂志上刊登，而且印了1500万册单行本。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陈伯达原本是两边讨好，左右逢源。眼下，毛泽东与刘少奇产生严重分裂，陈伯达必须在两者之中择一而从。理所当然，他倒向毛泽东…… ※ ※ ※ 他着急地要整理笔记。无奈，昨夜在迷迷糊糊状态下所记的笔记，连他自己也理不出个头绪来。他打电话急召王力，王力还在睡梦之中呢。王力一听“大秀才”找他，连忙赶去。 王力到底比陈伯达小17岁，此时只有44岁，头脑比陈伯达灵活。他帮助陈伯达从那混乱的记录中理出头绪，分了一条又一条。 就在这天，会场上再度出现紧张的气氛：毛泽东手中拿了两本小册子，来到会场，毛泽东在讲话之前，亮出了手中那两本小册子———一本是宪法，一本是党章。今天开的会议，既不讨论宪法，又不讨论党章，毛泽东带那两本小册子来干什么呢？大家都觉得诧异。 直到毛泽东开始讲话，大家才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毛泽东说：“我这里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规定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规定我有党员权利。现在，有个人不让我来开党的会议违反党章；有个人不让我讲话，违反宪法！” 毛泽东所说的一个人是指主持会议的邓小平，显然，他误会了邓小平的好意，以为不让他来开会；另一个人，当然是指刘少奇。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言词尖锐地批评了刘少奇。毛泽东动了感情，把刘少奇昨天的插话，当作压制他的发言。作为党的主席毛泽东如此盛怒抨击国家主席刘少奇，是几十年来头一回。两位主席的对立，此后在“文革”中被说成是两个司令部———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间的斗争。 会后，经彭真、陶铸等的劝说，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作了检讨。刘少奇说，他不该插话，插话是对毛泽东不尊重的表现。毛泽东则不满意于刘少奇的检讨，说问题不是对他尊不尊重，而是彼此之间的原则分歧———修正主义与反修正主义的重大分歧！ 陈伯达意识到一场新的“路线斗争”开始了。唯一的抉择，便是继续“跟准”毛泽东。 他唯毛泽东之命而从，着手起草新的关于社教运动的文件。 中南海迎春堂陈寓，几位“秀才”聚集在那里，陈伯达在执笔。 门前，一辆小轿车随时准备出发。 “秀才”们讨论了一阵子，陈伯达写出几页，马上送给通讯员。小轿车出发了，驶出中南海西门，来到约一公里左右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刷厂，立即付排。 小轿车回到迎春堂时，按照前几页手稿排出来的清样，已由通讯员带回来了。 如此这般，陈伯达在紧张地进行“流水作业”。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刷厂以高质量排版，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准排错。 总算把文件全部写出，排好，众“秀才”都困乏了，回家了，陈伯达却没有休息，步行前往中南海甲区———亲自给毛泽东送去。 经过毛泽东改定，文件在1965年1月14日交会议讨论通过，便以中共中央名义印发全党。 文件的标题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总共二十三条，人称“二十三条”。 在正文之前，有一通知，强调了此件乃“标准件”，否定了以前文件中与此件的“抵触”之处。 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讨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并写出了讨论纪要。现在把这个文件发给你们，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 这个文件发至县、团以上党委和工作团、队党委。 中央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 这份由毛泽东主持、陈伯达执笔的文件，在第二条“运动的性质”中，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而且第一次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实际上已具备了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的雏型。 第二条原文如下： 二、运动的性质： 几种提法： （一）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 （二）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 （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前两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里的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也不说是什么历史时期，什么阶级内容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用；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用；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最后一种提法，概括了问题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同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从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的科学论断相符合的。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的阵地。 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 支持这些当权派的，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 在下面的，有已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也有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其中有的本来就是阶级异己分子；有的是蜕化变质分子；有的是接受贿赂，狼狈为奸，违法乱纪。 有些人是不分敌我界限，丧失无产阶级立场，包庇自己的亲属、朋友、老同事中那些搞资本主义活动的人。 我们绝大多数干部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是他们中间有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不清，用人不当，对工作检查不力，犯官僚主义错误。 随着“二十三条”的下达、贯彻，各地纷纷开始“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人们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为“走资派”。后来，社教运动发展为“文革”，发展为全国、全面地“整走资派”，揪出了在“二十三条”中已不点名地批判了的刘少奇———“中国头号走资派”。正因为这样，这个“二十三条”，已为“文革”埋下了祸根 第十四章 “电子中心论” 就在“二十三条”印发全国之后，陈伯达正忙于为毛泽东收集全国各地贯彻“二十三条”的情况，一个神秘的女人从北京坐专列前往上海。 此人便是当年的上海演员蓝苹。自从在延安成为毛泽东夫人之后，她蛰伏了20多个春秋。此刻，她活跃起来，正在抓“京剧革命”，树“样板戏”。她这次前往上海，明里说是去上海研究修改京剧《智取威虎山》，暗中却是去寻觅“棍子手”，写作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的“大毒草”《海瑞罢官》的文章…… 陈伯达对于江青此行，毫不知晓。照理，这位“理论家”是“棍艺”娴熟的棍子手，何况又近在咫尺。然而，江青却甩开这位“大秀才”，千里迢迢去上海找张春桥，选中了“小棍子”姚文元。江青避开陈伯达，自然有她的原因：她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怎么可以去指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呢？她当时的职务不过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个处长，而陈伯达正是她的上司———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理论家”一点也不知道一篇“雄文” 正在上海一稿又一稿地秘密起草、修改着，他忙于提出“电子中心论”。 那阵子，陈伯达在北京、天津参观了许多工厂、科研机构，酝酿提出新“理论”——— 发展国民经济，要以电子工业为中心。 其实，他的这番“宏论”，并非他的首创。他是从日本、从民主德国那里，接过了这一口号，并企图在中国加以贯彻。 1965年3月5日，陈伯达作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对中国科学院的一些领导人发表如下谈话： 最近日本人提出，要“把发展电子技术作为国家方案”；东德提出，电子元件工业成了“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心”，要将电子工业“作为主导工业部门之一来发展”。日本人的企图是什么？东德的提法对不对？对自然科学和技术，我不懂，请大家认真研究一下，至少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一点苗头。 大家可以讨论讨论，抓电子化能不能促进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抓电子学、电子技术、电子工业，在各方面会引起些什么连锁反应？ 为此，要研究一下：电子学与其他各种学科的关系；电子技术与其他新技术的关系；电子工业与其他各种工业的关系；应该这样考虑一下，抓电子化会怎么样？不抓电子化又会怎么样…… 1965年3月24日，陈伯达又对中国科学院发表谈话，再度强调“电子中心论”。应当说，陈伯达在1965年提出“电子中心论”，无非是强调要重视电子工业的发展，强调电子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他的这一见解，应当说是正确的。他要求电子工业搞20年规划，迅速把电子工业抓上去，希望在未来20年，中国的电子工业得到大力发展，他的这些意见是有预见性的。 然而，在陈伯达倒台之后，一错百错，“恨屋及乌”，把陈伯达提出的“电子中心论”，也作为“大批判”的对象。 1971年8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电子工业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的文章《“电子中心论”批判》。 经过对“电子中心论”这么一连串的“批判”，最后归结到“在政治上是极端反动的，在理论上是十分荒谬的，在实践上是非常有害的”。 在中国流行着“因人废言”。否定陈伯达的“电子中心论”，便是“因人废言”的一个典型事例。固然，陈伯达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6名主犯之一，但是他并非一无是处。应当说，陈伯达在1965年提出“电子中心论”是有远见的。如今的现代化进程、工业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实践，证明了“电子”工业确实起着“中心”的作用。 第十五章 毛泽东召见五“秀才” 1965年4月底，陈伯达离开北京，前往长沙。 毛泽东住在长沙———湖南省委大院西侧的接待处九所三号，在那里召见五个人。除了陈伯达之外，还有艾思奇、胡绳、关锋、田家英。 这5个人，全是笔杆子。 艾思奇是哲学家，比毛泽东小17岁。艾思奇原名李生萱，云南腾冲人，早年写了《大众哲学》一书，颇有影响。1935年，25岁的艾思奇加入中国共产党。笔者访问艾思奇夫人王丹一时，据她告知，“艾思奇”这笔名的来历有三：一是“爱”“思奇”之意，即喜爱独特地思索；二是热爱马列主义之意，“思”即马克思，“奇”即伊里“奇”（亦即列宁）；三是他不怕冷，冬日穿衣甚少，得了个雅号“爱斯基摩人”。艾思奇为“爱斯基”的谐音。 1937年10月，艾思奇来到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任主任教员，尽管艾思奇比毛泽东年轻得多，但深受毛泽东尊重。现存的1937年底毛泽东致艾思奇的一封短函，便足以看出毛泽东如何看重这位富有才华的青年哲学家。 思奇同志： 你的《哲学与生活》（引者注：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之后的另一著作）是你的著作中最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我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 毛泽东是在艾思奇抵达延安之前的一个月———1937年9月，便亲笔作了《艾著〈哲学与生活〉摘录》。艾思奇来到延安之后，毛泽东又亲自去看他，跟他探讨哲学问题。从那时起，毛泽东就很重视这位“秀才”。 胡绳也是老资格的“秀才”。早在1949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在北平召开发起人会议时，他被推举为常务委员。1956年，当中央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成立时，他是11名委员之一。据关锋回忆，在“秀才”之中，大家都习惯地称他为“胡大师”。 至于关锋，原名周主峰，又名秀山。1919年7月，生于山东省与河北省交界的庆云县，因此他曾用“庆云”作过笔名。1933年，14岁的他参加中国共产党。1938年担任中共山东乐陵县委书记。1939年起改名关锋……他只上过中学，并未上过大学。1950年，他出任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理论宣传处处长。两年后成为山东政治学校校长。1955年，中共中央第四中级党校在山东成立，校长夏征农，副校长为关锋。对于关锋的升迁而言，1956年是关键的一步：他被借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从山东跨入首都。这个研究室在北京万寿路一幢并不显眼的小楼，却是“藏龙卧虎”之地。他与陈伯达、康生、胡绳在那里共事。 当《红旗》创刊之后，陈伯达把关锋调到那里。不过，最初交给他的任务，似乎与《红旗》本身的业务无关———要他编《思想理论动态》。这一内部刊物的第一读者便是毛泽东！尽管编这一内部刊物，使关锋能有机会直接为毛泽东服务，但是关锋觉得乏味，干了半年之后，便改任《红旗》编委。 据关锋对笔者说，连他自己都未曾想到，他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是因为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向》，文末提及应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研究中国哲学史。毛泽东向来对中国哲学史有兴趣，便翻看了关锋的文章，十分喜欢，竟写下一段批示。于是，关锋这支笔，便受到毛泽东的青睐。 毛泽东把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田家英找来，为的是一起商量，落实一项工作：在1963年，毛泽东便已提出，全党要学习《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6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这一次，他建议为这6本书的中文版写序。他召来5人，加上他自己共6人，正好每人给一本书写序。他自告奋勇，要为《共产党宣言》一书写序。 不过，在长沙，他们只是做准备工作。毛泽东召集他们，读一段书，论一段，为的是集中大家的智慧，以便写好序言。 就在这个时候，陈伯达在毛泽东那里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的《毛主席语录》（此书在1966年底再版，林彪写了《再版前言》）。 “这是在给我编！”毛泽东打趣地指着语录本对陈伯达说，“听说，中宣部也在编这个东西。” 陈伯达吃了一惊。他身为中宣部副部长，居然不知道中宣部也有人在编《毛主席语录》。 在陈伯达看来，不论解放军总政治部还是中宣部，都没有资格去编《毛主席语录》，最权威的编者理所当然是他。何况，谁编《毛主席语录》，那就意味着谁把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旗抓在手，陈伯达岂肯把这杆大旗拱手让人！ 回到北京之后，陈伯达马上找人，着手编选一本最富有权威性的《毛主席语录》——— “理论家”最喜欢赶浪头，他的注意力已经从“电子中心论”转移到新编《毛主席语录》上去。 不过，他编的《毛主席语录》尚在进行中，便被来自上海的惊人消息打断了，以致他再也没有心思把新编的《毛主席语录》编完……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推出洋洋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署名姚文元。 报纸一到北京，北京震惊了！ 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彭真的反应是： “批判一个副市长，竟然不和市委打个招呼，他们想干什么？这不是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么？姚文元的文章简直是胡说八道！纯粹是学阀腔调！” 刘少奇逐字逐句细读姚文元的文章。彭真给刘少奇挂电话，询问他对此文的看法。电话是王光美接的。 接罢电话，王光美对刘少奇说：“彭真同志来电话，想征求一下你对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意见。我说少奇同志还没有看到这篇文章，再说他对吴晗同志不大熟悉，很难发表什么意见。你看，这样回答可以吗？” 刘少奇作了明确的反应： “现在只能这样回答，《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是毛主席支持的。所以你对外人讲话要格外谨慎。不过，让我说心里话，这篇文章写得并不好，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靠的是仗势压人，我不赞成这样做。” 第十六章 与江青互相利用 从毛泽东的谈话里，陈伯达马上判明了毛泽东的态度。陈伯达飞快地把毛泽东的这段话，转告江青，给江青帮了大忙。陈伯达事先对姚文元的文章也一点不知。看了文章之后，他马上意识到此文非同凡响，必定大有来头。 他很快就弄明白，此文的幕后指挥乃是江青。 从毛泽东的谈话里，陈伯达马上判明了毛泽东的态度。陈伯达飞快地把毛泽东的这段话，转告江青，给江青帮了大忙。《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又是如何反应呢？他对友人王麦初说： “我写的《海瑞罢官》，经上面（指党中央和北京市委负责同志）看过，有的还修改过，不会有问题的，你放心吧。我怎么会反党？我相信这件事早晚会弄清楚的。” “大左派”们的反应如何呢？ 关锋居然也对那篇“雄文”的背景毫无所知。当上海《文汇报》驻京记者找关锋谈看法时，关锋居然把姚文元的文章当作“学术论文”谈了一通。 陈伯达事先对姚文元的文章也一点不知。他比关锋“政治灵敏度”要高得多。看了文章之后，他马上意识到此文非同凡响，必定大有来头。他的“第一反应”便是自己被冷落了！ “哼，姚文元算是什么东西！”陈伯达有些愤愤。他知道姚文元是姚蓬子之子，当年姚蓬子被捕在《中央日报》发表叛党声明，他也都知道。这一回，起用姚文元来写这样的“大文章”，把他这位“理论家”撂在一边了！何况，“保密”工作做得那么严格，对他不透半点风声。 他很快就弄明白，此文的幕后指挥乃是江青。他急于弄清详细的背景，特别是弄清毛泽东的态度。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北京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保持沉默，不予转载，也不发呼应文章，南北严重对立。由他主编的《红旗》，也未敢轻举妄动，未对姚文元的文章作出直接反应。他只是赶紧在1965年12月8日出版的第13期《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作为一种特殊的呼应。 毛泽东在杭州。陈伯达巴不得能够去一趟杭州，从毛泽东那里摸清情况。真巧，机会来了，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20来天，毛泽东电召4人前往杭州。这4个人是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不言而喻，毛泽东电召这几位“秀才”，为的是继续讨论半年多以前在长沙尚未了结的为6本马列经典著作中文版作序之事。至于田家英，因是毛泽东秘书，已在杭州。 几位“秀才”赶到杭州，不巧，毛泽东感冒了，说是大家分头先看看那6本书。几天后，毛泽东通知陈伯达，一起前往上海。他们去了上海，多日未回杭州。于是，艾思奇便与关锋结伴游杭州，胡绳则到了上海探亲。 陈伯达到了上海，住在市中心锦江饭店，才知道是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会议从12月8日开始，至15日结束。会议的气氛非常神秘。陈伯达到了会场，才知道会议的主题是背靠背“揭发”罗瑞卿。 这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一到上海，便被软禁在上海建国西路618号一幢花园洋房里（今波兰驻沪领事馆）。 林彪在会上猛烈地攻击罗瑞卿“篡军反党”、“反对突出政治”。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冤案，自此时拉开序幕———第一步，便是打倒了“罗”。陈伯达作为“秀才”，对于罗瑞卿接触不多，未能射出“重磅炮弹”。不过，会议那紧张的气氛，使他不由得想及1959年在庐山上批斗彭德怀。 毛泽东正忙于处理罗瑞卿问题，陈伯达没有机会从他那里探听消息。 上海会议结束之后，毛泽东仍嘱陈伯达回杭州去。因为关于为6本马列著作写序的事，还要照计划进行。为写序用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大字本整整两木箱也已从北京运抵杭州。 终于，在12月21日上午，毛泽东召集5位“秀才”开会了。 一见面，毛泽东就说，昨夜睡得很好，今天可以多谈一些。 那天，毛泽东的兴致很高，一边抽着烟，一边海阔天空地聊着，话题并不只是涉及作序的事。 艾思奇和关锋按照自己的习惯，一边听毛泽东的谈话，一边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作记录，几乎是毛泽东一个人在谈，别人很少说话。 毛泽东的谈兴确实很浓，话题广泛，思维活跃。谈着，谈着，他谈起了《红旗》杂志，陈伯达不由得竖起了耳朵。 毛泽东提及了《红旗》杂志1965年第12期所载邵友勋（引者注：朱波的笔名）的文章《充足理由律在形式逻辑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说：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哪一个阶级有充足的理由？ 在对邵友勋的文章评论了一番之后，毛泽东提及了《红旗》杂志1965年第13期戚本禹那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提及了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陈伯达非常仔细地听着毛泽东的话———虽然毛泽东是在那里趁兴而说：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从毛泽东的这一段话里，陈伯达马上判明了毛泽东的态度。向来“跟准”毛泽东的他，心中有底了。 陈伯达飞快地把毛泽东的这段话，转告江青，给江青帮了大忙。 “向你致谢，‘老夫子’！”江青得知这一重要信息，心中狂喜，而且也为陈伯达向她献媚感到兴奋。年已花甲的陈伯达，连毛泽东都当面喊他“老夫子”。“老夫子”身为中宣部副部长，却表明了与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等“阎王”完全不同的态度，从此，江青多了一位“盟友”。 江青深知毛泽东那段话的分量，催促田家英整理毛泽东的谈话纪要，并把消息转告张春桥、姚文元。 本来，那天毛泽东跟陈伯达等人只是工作漫谈，艾思奇和关锋也只是按平日的习惯记下毛泽东的话，以备今后参考，事先并没有想到要把毛泽东的谈话整理成为“纪要”。田家英那天也记了些，不过不是每句都记，只记了一些重要的话。田家英只得求助于艾思奇和关锋：“老艾，老关，请你们两位辛苦一下，整理主席谈话纪要。” 艾思奇、关锋都是快笔头。两人忙碌了一天，就写出了毛泽东的谈话纪要。第二天上午，艾思奇和关锋把纪要交给田家英。田家英看后删去了毛泽东关于戚本禹、姚文元文章的评价的那段话。 有人知道了，曾提醒田家英：“主席的谈话，恐怕不便于删。” 田家英回答说：“那几句话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所以我把它删去了。”其实，田家英这话，只是托词。1959年在庐山上，他就对彭德怀深抱同情。他对姚文元、戚本禹的文章也早有看法，所以毅然删去了毛泽东谈论这两篇文章的那几句话。 ※ ※ ※ 纪要印出来了。 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看没有那段话，先是吃惊，继而震怒。因为他们要整理毛泽东的谈话纪要，主要目的就是要用毛泽东的这一段“最高指示”压人。江青去问毛泽东：“那一段话，是你删的，还是田家英删的？” 陈伯达去问关锋：“那一段话，是谁删的？” 很快地陈伯达和江青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由于田家英删去了毛泽东谈及戚本禹、姚文元文章的那段话，后来他背上了“篡改毛主席指示”的罪名，以致被迫害而死———当然，田家英之死还有其他原因，但是“篡改毛主席指示”却是导致田家英自杀的重要原因。也正因为这样，关于田家英“篡改毛主席指示”，是一重要历史事件。但是，关于这一事件却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笔者以上所述，是根据笔者1998年3月初，笔者在北京对不久前从秦城监狱获释的关锋的采访。笔者以为，尽管关锋是田家英的“冤家对头”，又是此事的“告密者”，而且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关锋毕竟是重要的当事人之一，他的叙述毕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陈伯达也是重要的当事人。据陈伯达说，关锋所讲的记录如何整理他不清楚，但是田家英删去毛泽东关于戚、姚的那段话，是无疑的。 关锋所叙，是否属实？读者诸君可以从以下种种说法加以比较： 说法之一，是1998年8月12日的《作家文摘》所载王凡先生所写的《田家英之死》一文，对笔者采访的关锋的回忆提出异议，认为： 一、艾思奇没有参加过记录的整理； 二、记录是关锋整理的； 三、关锋整理的记录本来就没有毛泽东关于戚、姚的那段话，因此根本就不存在田家英删去那段话的问题。 说法之二，是胡乔木的回忆。田家英夫人董边赠给笔者《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一书，书中收入胡乔木的回忆文章。胡乔木根据田家英生前对他所叙，认为： 一、那记录的整理者是田家英本人，是田家英从杭州回到北京之后整理的； 二、田家英在整理记录时“坚决不提”毛泽东关于戚、姚的那段话。 胡乔木的回忆如下： 1996年初，毛泽东曾向家英等人谈及姚文元的文章，谈话的情况家英曾详细告诉过我，当时我们十分不安，联想到杨尚昆、罗瑞卿两同志分别在1965年11月和12月被撤，感到政治风云日益紧张险恶。家英对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及林彪夫妇虽深怀戒惧，对毛主席始终敬爱忠诚。正因为这样，他在回京后整理毛主席谈话时，坚决不提《海瑞罢官》是吴晗用来影射彭德怀罢官的说法。王、安、戚一伙故意捏造罪名，5月22日，戚本禹、王力等三人（引者注：另一人为安子文）以中央代表为名，宣布田家英的罪状，逼迫家英迁出中南海。家英忍受不了对他的诬陷和侮辱，不得不在5月23日衔冤辞世。 说法之三，是田家英秘书逄先知的文章： 在整理毛泽东这个讲话时，田家英提出，不要把这段话写进去，因为它不符合事实，《海瑞罢官》与彭德怀问题没有关系。这个意见先得到胡绳的支持，艾思奇也表示同意，唯有关锋不表态。回到北京，关锋纠缠不休，非要把那段话写进去不可，经过一番周折，最后只好恢复。后来，关锋把这件事告了密，田家英被加上了一条罪状。 说法之四，《田家英小传》的作者彭亚新，他以为： 田家英对毛泽东的意见有保留。为了保护这场批判运动可能伤害的同志，在整理毛泽东这次讲话时，田家英毅然删去讲话中涉及彭德怀的内容。还删去了毛泽东表扬关锋、戚本禹的一段谈话。 整理讲话的事关锋知道，他与戚本禹合谋向江青告密。江青立刻给田家英加上一条篡改毛泽东著作的“罪名”。 说法之五，是余广人的文章，他以为： 田家英认为这篇谈话内容很重要，建议搞个谈话纪要送给中央同志看。在整理时，他认为《海瑞罢官》不过是附带提到的，和其他附带提到的许多话不必记入纪要。这样，就搞出了一个删去了所谓“海瑞罢官的要害”的谈话纪要。 说法之六，是田家英之女曾自（引者注：田家英本姓曾）和曹应旺所写的《田家英与毛泽东的诗词交》，原文如下：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对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五人谈话，谈到《海瑞罢官》时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彭德怀是海瑞，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田家英在整理毛泽东这个谈话纪要时认为重要的内容是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而并不是《海瑞罢官》和其他问题，于是删掉了这句话。这个删掉了“《海瑞罢官》的要害”的纪要，在江青、陈伯达、关锋等人的陷害下，成了田家英的一条罪状。 以上六种说法，加上关锋的回忆，总共八种，各不相同。究竟谁的说法更符合真实，有待于历史学家细细考究。 此后的情况，如同邓力群1980年在田家英追悼会上所致的悼词描述的那样： 几十年的实际行动证明，家英同志确实是一个诚实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气的人。 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很少随声附和，很少讲违心的话。1965年，家英同志参加整理一个谈话记录。他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反对把《海瑞罢官》一剧说成是为彭德怀同志翻案。事后不久，被一个混进党的坏人告发，从此对他定下一条篡改毛泽东著作的大罪…… 家英同志对于混进党内并身居高位的坏分子，像陈伯达、江青之流，很早就看出这伙人的恶劣品质，曾长期同他们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并被他们恨入骨髓。撬掉田家英，是陈伯达与江青的第一次“联合行动”。陈伯达早已恨透了田家英，这一回借助江青之力，既除了宿敌，又赢得江青的信任，陈伯达可谓一举两得。 第十七章 炮制《纪要》 林彪的“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的“高度评价”，大大增加了江青的政治资本。 陈伯达的两个“点子”，赢得了江青的喝彩。自从陈伯达与江青“结盟”之后，很快的，江青邀这位“老夫子”参与“机要”了…… 对于“偶尔露峥嵘”的江青来说，组织、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只是打响了第一炮。可是，她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她要实现女皇梦，不能不提高自己的声望。她，求助于林彪。 1966年1月21日，江青从上海前往苏州，拜会林彪，请林彪拉她一把———她要搞一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求林彪给予“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名义，以提高声望。 林彪和江青悄悄地说了一些什么话，不得而知。但是，有段话是后来载入《林彪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白纸黑字，印得清清楚楚： 来上海之前，林彪同志对参加座谈会的部队同志曾作了如下的指示：“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要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林彪的“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的“高度评价”，大大增加了江青的政治资本。须知，江青当时正欲在政治舞台崭露头角，多么需要林彪这样的“大人物”的提携！ 尽管她是“第一夫人”，但是她深知毛泽东绝不会对她作这么一番“高度评价”的。 从林彪那里拿了“令箭”，“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便于1966年2月2日至20日在上海锦江宾馆开张了。参加这个座谈会的正式成员，只不过5个人，即江青、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据云，在18天内，“个别交谈8次”、“集体座谈4次”、“看电影13次”、“看戏3次”。 说是座谈会，其实是江青“一言堂”。江青讲，别人记，如此而已。用江青的话来说，她是请林彪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座谈会结束了，由部队的“秀才”把江青那番哇啦哇啦的“高论”，整理出一份“纪要”。 江青对这份“纪要”很不满意，求助于“老夫子”和张春桥。尽管“老夫子”和张春桥都并无军职，却比那4个穿军装的出席座谈会的正式成员的作用更大。 “老夫子”不愧为“理论家”，看了“纪要”草稿，给江青出了两个重要的“点子”。 关于第一个“点子”，他说： “17年（引者注：指建国17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必须讲清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30年代文艺的继续和发展。”经陈伯达这么一“指点”，对于“文艺黑线”的批判，一下子便“刨根究底”了！江青马上采纳对《纪要》作了修改： “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段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关于第2个“点子”，他说： “要讲一段江青同志领导的戏剧革命的成绩，那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东西；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 此言正中江青下怀，一下子就把江青麾下的“样板戏”定为“无产阶级文艺”的“方向”。 江青丢一个眼色，张春桥马上执笔，在《纪要》中补入了一大段文字，为江青歌功颂德。 “近三年来，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从事京剧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向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文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进攻，锋芒所向，使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从思想到形式，都发生了极大的革命，并且带动文艺界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泥塑《收租院》等，已经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批准，在国内外观众中，受到了极大的欢迎……” 陈伯达的这两个“点子”，赢得了江青的喝彩，以为“老夫子”到底有“理论水平”。 只是关于30年代文艺，怎么会成为“文艺黑线”的“源头”，连张春桥都有点说不清楚。 江青只得劳驾陈伯达：“‘老夫子’，你写一下吧！” 陈伯达思索了一下，写了这么一段文字，后来被补入《纪要》之中： “要破除对所谓30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30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30年代的中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 有人说陈伯达是有野心而无主见的“理论家”，这话颇有见地。在30年代，陈伯达写过《文学界两个口号问题应该休战》，曾用十分坚定的口气说：“我认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不可驳倒的。”如今却说“国防文学”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的“理论”如同橡皮泥，可以随意捏来捏去，以迎合不同的需要。 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例如他后来起草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时候，曾坚持认为发展是主要任务。自从陈伯达把“文艺黑线”上溯到30年代，于是，所谓“四条汉子”———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便成为“文艺黑线”的“祖师爷”，受到了挞伐。 《纪要》经过陈伯达、张春桥的修改，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亲自改了3次。1966年4月10日，《纪要》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达全国团、县级党委。《纪要》不仅成了发动“文革”的重要舆论准备，而且在全党突出了江青的地位，为她不久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奠定了基础。 在共同炮制《纪要》之后，江青益发倚重陈伯达，而陈伯达也不敢小觑这个当年的蓝苹，对她恭维、恭敬起来了。 第十八章 起草《五一六通知》 陈伯达意识到这是毛泽东对他的极大的信赖：江青和张、姚起草批判《海瑞罢官》时，完全瞒着他；江青搞《纪要》时，请他帮助修改；这一回，毛泽东把起草《通知》的重任，压在他的肩上。南北对峙，形势严峻。1966年2月，当江青在上海忙于搞《纪要》时，北京以彭真为首的“五人小组”正忙于起草另一个与《纪要》唱“对台戏”的文件。真是历史的巧合：在上海锦江宾馆里开座谈会的是五个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里讨论起草文件的也是五个人！ 北京的五个人是彭真、陆定一（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长兼文化部长）、康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扬（中宣部副部长）、吴冷西（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 五人小组是1964年五六月间，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意见成立的，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下开展文化革命方面的工作，组长彭真，副组长陆定一。 这个小组针对姚文元文章发表后引起的一场大风波，写出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人称《二月提纲》。《二月提纲》的主要内容共六个方面，其中第四点特别强调，左派学术工作者要“用适当的方式互相批评和相互帮助，反对自以为是，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另外，还指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显然，这些话不指名地批评了姚文元及其同伙。 2月8日，彭真等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之后，于2月12日把《二月提纲》印发全党。 印发文件时，觉得“五人小组”一词不明确，姚溱（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临时加上“文化革命”四字，变成“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在此之前，这个小组一直只称“五人小组”。 尽管《二月提纲》在正式发布前，由彭真等向毛泽东当面作了汇报，但毛泽东在不久之后便支持江青的《纪要》，而斥责《二月提纲》为“修正主义纲领”。 毛泽东不满于《二月提纲》。1966年3月下旬，毛泽东在上海跟康生谈话时，多次批评了彭真。康生回京，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决定撤销《二月提纲》。康生指定王力起草一个通知，准备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给全党。据王力对笔者说，他记得，他所拟的《通知》只一句话，即：“中共中央通知，1966年3月12日中央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销。”这个《通知》经政治局讨论同意。 《通知》急送毛泽东，他不满意，说道：“《通知》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是理论性的。” 于是，毛泽东找“理论家”陈伯达，要他另行起草《通知》。 据陈伯达告诉笔者，他领会毛泽东所说的《通知》“应是理论性的”，也就是从理论的高度批判《二月提纲》。“那是要我写一篇大文章呀！”陈伯达当过多年的毛泽东政治秘书，颇能领会毛泽东的意图。 陈伯达意识到这是毛泽东对他的极大的信赖：江青和张、姚起草批判《海瑞罢官》时，完全瞒着他；江青搞《纪要》时，请他帮助修改；这一回，毛泽东把起草《通知》的重任，压在他的肩上。 陈伯达找到了“快笔头”王力合作。由陈伯达主稿，王力协助，两人很快在1966年4月初写出初稿。 初稿在钓鱼台讨论。康生在初稿上加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即称《二月提纲》为“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文件”。康生此人，比泥鳅还滑。作为“五人小组”的成员，他参加过《二月提纲》的讨论，并和彭真一起飞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此刻，他一甩袖子，说《二月提纲》是“背着他搞的”，提高了嗓门痛斥《二月提纲》。这么一来，《二月提纲》仿佛只是“四人小组”的“汇报提纲”，与他无关了，论奸雄，康生堪为其首。 《通知》初稿送毛泽东。这时，康生又提出一个重要的“建议”：“光有通知还不够，应该搞一份大事记作为附件，一起下发。”这么一来，《通知》的规模就越搞越大了。 毛泽东决定，成立一个起草小组来起草通知。毛泽东点名陈伯达为起草小组组长，陈伯达提名以下人员为组员：康生、江青、王力、吴冷西、张春桥、陈亚丁、关锋、戚本禹、尹达、穆欣。这个小组后来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班底。陈伯达主持起草《通知》，康生负责起草《大事记》。 《通知》起草完毕，并未在杭州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亮相，却由康生带到北京。《通知》不敢交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刷厂排印，怕那里会“泄密”———让彭真知道；康生把《通知》弄到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手下的公安部印刷厂去排印。云密风紧，中国的政治气氛日益紧张。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便见不到彭真了———他是北京市市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每逢五·一、国庆，原是必定上天安门城楼的。 1966年5月4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一直开到26日才结束。会议的主旨是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另外，也涉及了田家英。 5月16日，会议通过了《通知》，从此被称为《五·一六通知》。其实，它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五·一六通知》果真是“理论性的”，是一篇“大文章”。它罗列了《二月提纲》的“十大罪状”，逐条加以批驳，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年浩劫，就是从《五·一六通知》通过之日算起———这一天，已被公认为“文革”正式开始的一天。 《五·一六通知》以“中发（66）267号文件”向全党下达。同时，在《通知》之后，附了所谓的《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亲笔所加的话，是全文的点睛之笔：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毛泽东的这些话，固然正是他晚年严重“左”倾错误思想的集中体现，但陈伯达作为《通知》起草小组的组长，也是负有重大责任的。这位“理论家”，已经成为中国的“文革理论家”，成为炙手可热的“大左派”！ 第十九章 “中央文革”组阁毛泽东亲自提名 陈伯达为这个“小组”的“小组长”。 陈伯达在“组阁”时，首先把江青列入名单。对于陈伯达来说，当上这么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小组长”，成为他一生的巅峰。这个“小组长”，远远超过他过去所担任过的一切职务。“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人称“中央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怪物。 这么一个“小组”，搅得华夏大地不得安宁，祸水横流，灾难四起。 这个“小组”，起初只说是“中央常委的秘书班子”，后来不断膨胀，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直至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这个“小组”变成了中国“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同义语。谁敢说一句这个“小组”的坏话，谁敢说一句这个“小组”的要员的坏话，就要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就要受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小组”，是根据《五·一六通知》建立的。《五·一六通知》中有这么一段话：“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不过，《五·一六通知》下达时，并未决定这个“小组”的人选。??毛泽东亲自提名陈伯达为这个“小组”的“小组长”。据云，在起草《五·一六通知》时，毛泽东便曾跟陈伯达打过招呼。最初，这个“小组”的名字叫“文化革命委员会”，设立“主任”。陈伯达说，他还是当个“小组长”吧，于是在《五·一六通知》中写成“文化革命小组”。尽管毛泽东亲自提名陈伯达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的“小组长”，陈伯达仍推辞再三。陈伯达曾这么回忆：“文革”前，周总理（毛主席那时不在北京，我认为，周总理是奉毛主席的指示同我谈话的）对我提出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我认为不能胜任，不肯担任。记得，好像是谈过几次（三次？）。周总理说，“这样，中央不能分配你的工作了？”我才表示接受。 陈伯达又这么回忆： 不久，毛主席回北京来，我又向他提出，我是个“书生”，担任不了这个职务（引者注：指“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之职）。毛主席说，你可把“书生”两个字去掉。这样，我就只好担任了。 也就是说，陈伯达向周恩来、毛泽东都当面再三推辞过“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之职。推辞不了，这才应允下来。陈伯达回忆，在他应允之后：周总理说，“那你可开个小组的名单。” 这样，“小组长”陈伯达便奉命开始“组阁”。陈伯达起草“中央文革小组”名单，首先这么考虑的： 这件事既然是毛主席的意思，那时他在上海，江青也在那里，前些日子，我也在上海，江青曾要我看一次“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林彪也在那里看，我想，这个问题会和江青有关。 这就是说，陈伯达已经清楚意识到江青势力的崛起，而毛泽东本人当然不会亲自提名江青，于是陈伯达在“组阁”时，首先把江青列入名单。陈伯达曾对毛泽东说：“让江青同志当组长，我当她的助手！” 毛泽东理所当然地否认了。这样，江青便成为陈伯达“组阁”名单中的名列第一的副组长。陈伯达接着这么考虑： 还有毛主席要拟文件，有时曾指示我找关锋、戚本禹、王力合作。于是，把康生列为顾问，江青列为副组长，王力、关锋、戚本禹列为组的成员，写成名单给周总理。 请注意，在陈伯达最初开列的“中央文革小组”名单上，没有江青手下的两员“大将”———张春桥和姚文元！江青一进入“组阁”名单，马上提议：“春桥同志应该担任副组长。”江青的这一提名，使张春桥从上海跃入中央。 经过陈伯达和江青共同“组阁”提出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初步名单。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报毛泽东批准．1966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通知中写明组长为陈伯达，顾问为康生。 副组长的名字未写入通知，但已定下来，共四人，即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名单是陈亚丁、吴冷西、王力、尹达、关锋、戚本禹、穆欣。 这份名单，实际上就是《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组成员名单。 后来，觉得陈亚丁、吴冷西有些“问题”，从名单中删去了，增加了曾参加《纪要》讨论的谢镗忠。 对于王力，曾有过争论。毛泽东对王力有看法，以为他不合适。陈伯达力保王力，仍把他留在名单之中。 姚文元原本“榜”上无名。 1966年6月16日至18日，“中央文革小组”在上海锦江宾馆开成立会———因为当时毛泽东和江青都在上海。小组成员除王力之外，都来上海出席会议。据关锋回忆，江青在会上提议增加姚文元为组员。 陈伯达对姚文元没有好印象，大概是姚文元那篇“雄文”抢了头功使他不悦，陈伯达当即表示反对，说道：“姚文元不合适，他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容易叫人抓住小辫子。” 陈伯达当众如此说，差一点使江青下不了台，江青马上甩出了“王牌”：“我请示一下主席。” 翌日，江青在会上说请示过主席了，于是，“中央文革”便多了一名成员姚文元。此后姚文元平步青云，进入“中央文革”是关键性的一步。 江青力荐姚文元，陈伯达则力荐王力。陈伯达的理由是，王力是钓鱼台“秀才班子”里的成员，是个“老人”，起草文件比姚文元要熟练。 于是，在6月20日，王力接到正式通知———他是“中央文革”成员。 如此增增减减，“中央文革”的班子算是定下来了。经毛泽东提议，后来增加陶铸为顾问。 以后又补充四名组员：郭影秋（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郑季翘（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杨植霖（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刘文珍（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至于中共中央中南局和华东局的代表，由王任重、张春桥兼任。 这时，“中央文革”进入“全盛时期”，正式成员共18人。 “中央文革”在钓鱼台“安营扎寨”。随着“中央文革”的名声大振，“钓鱼台”在全国的知名度也不断提高，以至后来“钓鱼台”成了“中央文革”的代称。陈伯达、尹达、关锋住在钓鱼台14号楼。那里成了“中央文革”的办公楼。后来，“碰头会”改在16号楼召开，但“中央文革”的办公室、会议室仍设在14号楼。 江青住在11号楼，由此得了个代号叫“11楼”，这时一说“11楼”的指示，便知道是江青。 随着“文革”一步步推进，如同毛泽东所比喻的剥笋一般，在一片打倒声中，“剥”去了陶铸，“剥”去了王任重，“剥”去了刘志坚……“中央文革”的成员不断减少，权力也越来越集中。 后来，真正成为“中央文革”的“首长们”，是这么一些“大左派”：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对于陈伯达来说，当上这么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小组长”，成为他一生的巅峰。这个“小组长”，远远超过他过去所担任过的一切职务，胜过《红旗》总编，胜过马列学院院长，也胜过那一连串的“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这个“小组长”，实际上相当于五六十年代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而组员们相当于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第二十章 田家英之死 就在陈伯达“荣登”那“中央文革”组长宝座的前五天，他的宿敌、年仅44年的田家英，成为“文革”的第二个罹难者———在田家英愤然离世的前五天，邓拓含冤屈死。 关于田家英被迫害致死的经过，田家英夫人董边曾作如下回忆： 1966年5月22日下午3点，安子文同志和王力、戚本禹来到中南海我家里，当时田家英不在。他们等了一会儿，家英和秘书逄先知同志回来了。这时安子文对我说：“董边，你也是高级干部，应坐下来听听。”当时逄先知也在座。安子文、王力并排坐在长沙发上，戚本禹坐在旁边的单人沙发上。 安子文严肃地向田家英说，我们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组，今天向你宣布：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关系不正常，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现在我们代表中央向你宣布，停职反省，把全部文件交清楚，由戚本禹代替你管秘书室（即后来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的工作，要搬出中南海。田家英问：关于编辑毛选的稿件是否交？安子文说，统统交。戚本禹问：毛主席关于《海瑞罢官》的讲话是否在你这里？（引者注：指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与陈伯达等人的谈话记录）田家英回答：没有。 点交文件进行到5点多，安子文、王力走了，戚本禹继续点交到天黑才走。半夜12点，戚本禹打来电话，要田家英到秘书室去签字。家英气愤地把电话挂了，对我说：“戚本禹是什么东西，早就是江青的走卒，我不去签字。”又对我说：“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人有好下场。” 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加给田家英那两条“罪名”，并宣布“停职反省”，“搬出中南海”，凡是了解“文化大革命”历史的人，都不难想到这意味着什么。这突如其来的大祸临头，家英是没有精神准备的，使他难以承受。第2天即5月23日上午，家英含恨离开了我们。这里我要说明一下，安子文同志当时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66年7月也被批斗、关押，遭受到严重迫害，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平反，他在病重期间还关心地询问家英和我的问题是否已经平反…… 关于田家英的死因，他的挚友李锐在1980年一期《大地》杂志上的一文中，曾写得很清楚： 解放后，他住在中南海，很看不起周围那些追名逐利之徒。他早就厌恶江青的一些行为（当然，那时议论的还多属于生活方面）。据董边同志告诉我，他同陈伯达作过长期斗争，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因此，陈对他恨之入骨。我们当年臧否人物，就包括此人。他告诉过我：这位“陈夫子”制了一颗“闲章”，曰“野鹤闲云”。特别喜爱，以此自诩。其实，这正从反面露出此人当年的极大牢骚：无权无势。此人在中南海的房子住得很不错，但还想方设法翻修，中央办公厅的负责同志硬不卖帐，于是怀恨在心。家英最看不起的是，此人经常向他打听“主席最近又读了什么书？”“注意什么问题？”之类。这种察颜观色，也觉得是一种危险之事…… 1967年4月，我曾回到北京一次，才知道家英已不在人间了。前些日子见到董边同志时，她比较详细谈了1966年5月23日，家英被迫致死的情况。……他当时面对着两个大敌，陈伯达与江青；还有一个小人叫戚本禹。他很愤慨，对妻子说道：“我的问题是陈伯达和江青陷害的。真想不到兢兢业业18年，落得如此下场！”“那些坏人、恶人，终会得到恶报。”记得鲁迅谈到自杀时，说过这样的话：自杀是对环境的一种抗议。家英之死，是对当时环境的抗议。 当时与田家英谈话的“三人小组”组长安子文，已不在人世。笔者为了了解情况，曾访问过戚本禹。对于田家英之死，他不愿谈。笔者访问王力时，他如此说： 家英被迫死去，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造成的，而家英一直是站在正确方面的。极左路线的苗头，从1956年开始出现，家英就积极抵制。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家英是少数几个站在正确路线方面的人。家英是最早提出包产到户并进行试点的人。1962年夏季，极左路线初步形成了，在北戴河会议上，家英是被点名批判为“右倾”的四个人之一。据我所知，家英是极个别的敢于当面批评毛主席的人。他勇敢地提醒主席不要在死后落骂名。可惜，毛主席没有听取他的劝告，反而说家英是“没有希望”的人了（有文字记录）。 家英当面批评陈伯达是一贯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是伪君子，因而遭到陈伯达的忌恨。陈伯达多次在毛主席的面前说家英的坏话。家英早就看穿了江青的恶劣品质，藐视江青，因而遭到江青的忌恨。在家英死前几个月里，江青策动了一系列严重打击家英的措施，实际上把家英当做敌我矛盾了……家英之死，对党是重大损失。他如果不死，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帮助会是很大的。 田家英死后，戚本禹取而代之，成为毛泽东和江青两人的秘书，掌握机要大权，一下子变成了“炙手可热势绝伦”。 戚本禹乃山东威海人，生于1932年。香港报纸曾报道他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其实他根本没上过大学，只是个中学生。解放前在上海做地下工作。1949年，他虚岁18调入北京中南海工作。他后来在《红旗》杂志当历史组组长。进入“中央文革”时，他的职务最低，只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信访科科长。 他觊觎着田家英的职务。当他终于如愿以偿，取代了田家英，他的政治野心便猛然扩大了…… 这突如其来的大祸临头，家英是没有精神准备的，使他难以承受。 他同陈伯达作过长期斗争，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因此，陈对他恨之入骨。 家英之死，是对当时环境的抗议。 第二十一章 接管《人民日报》 陈伯达称这是一次“小小的政变”。 陈伯达一“接管”《人民日报》社，《人民日报》就改变了声调。 翌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社论是八个寒光闪闪的大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那时候我像发疯了一样！那篇社论起了很坏的作用。责任确实在我，不在别人。”在田家英死后的第三天———5月25日下午2时，“文革”之火在北京大学点燃。由聂元梓、宋一秀、夏剑易、杨克明、高云鹏、李尘醒、赵正义七人共同署名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贴在北京大学大膳厅东墙上。顿时，北京大学轰动了。数百人围观大字报，并与领头贴大字报的女人、中共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展开激烈的辩论。 被大字报点名的宋硕，乃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陆平为北京大学校长兼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彭云，女，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 据陆平告诉笔者，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在一位“冯大姐”的指点下写成的。“冯大姐”何人？康生之妻曹软欧！ 康生在北京大学点起了这把“文革”之火，北京的气氛骤然紧张。 不过，大字报的影响毕竟有限。要把“文革”之火在全国燃起，必须借助于报纸。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须知，《人民日报》在社长吴冷西的主持之下，对于“文革”显得十分冷漠。姚文元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之后，《人民日报》沉默了好久，直至第20天———1965年11月31日，才在重重压力之下，在第五版“学术研究”专栏予以转载…… “我只看《解放军报》，不看《人民日报》！”在那些日子里毛泽东曾不满地这么说过。 《解放军报》受林彪控制，在那些日子里，“左”味十足，一时名声大振。1966年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一文。5月4日发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文。5月8日，刊载化名“高炬”的文章《向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这家报纸原是军内报纸，一时间仿佛成了“左”派机关报，影响远远超出军界，弄得《人民日报》在种种压力之下要转载《解放军报》的文章，而一向的惯例总是《解放军报》转载《人民日报》的文章。《人民日报》社长吴冷西，曾是钓鱼台写“九评”的“秀才班子”成员，曾是起草《五·一六通知》小组成员，曾列入“中央文革”最初的名单而终于被圈掉大名，这清楚表明他的处境已岌岌可危了。 撤换吴冷西的呼声，日甚一日。 1966年5月30日，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出于无奈，和周恩来、邓小平一起，只得向正在杭州的毛泽东写信请示： “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报馆（引者注：指《人民日报》社）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 毛泽东当天迅即作了批示：“同意这样做。” 陈伯达急急点将，带着唐平铸等人，组成一个工作组，于5月30日晚进驻《人民日报》社。 没有登报声明，没有发布“进驻”消息，《人民日报》在一夜之间便落进陈伯达手中。 陈伯达称这是一次“小小的政变”。吴冷西曾这么回忆： 在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5月31日经过毛主席批准，中央宣布由陈伯达带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实行夺权。用陈伯达自己的话来说，他在人民日报搞了一个“小小的政变”。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主持起草的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从此，不仅人民日报，全国新闻界大难临头，遭到空前浩劫。所谓“文化大革命”从此开始，我不久即被捕入狱。 吴冷西在“军事监护”下，失去了自由，成为“阶下囚”，度过那“文革”岁月。陈伯达一“接管”《人民日报》社，《人民日报》就改变了声调。 翌日———6月1日，原本是欢歌曼舞的“国际儿童节”。往年，每逢这一天，《人民日报》总是要向千千万万孩子们献上一束鲜花。可是，1966年6月1日的《人民日报》，却变得杀气腾腾。头版头条的社论与国际儿童节毫不相干，而是八个寒光闪闪的大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如果说《五·一六通知》是“文革”的纲领，那么，这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便成了在全国公开发动“文革”的动员令。这篇社论的主稿者，便是陈伯达。他在5月31日晚定稿后，第二天就见报了，未曾送杭州毛泽东那里阅定。 这篇社论很明确地提出了“政权”问题。半年多以后，演变成上海的“一月革命”，演变成席卷全国的“夺权”风暴，如果说，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打的是“拐弯球”的话，这篇社论则是重炮直轰了。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 牛鬼蛇神，原是一种文学比喻，是佛教中“牛头”、“铁蛇”般的阴间鬼卒的形象。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之后，“牛鬼蛇神”成为一种政治概念，而这种政治概念却又是模糊不清，没有严格定义的。在“文革”中，许多无辜者被打成“牛鬼蛇神”（简称“牛”），打入“牛棚”，其源盖出于陈伯达所主稿的这篇祸害无穷的社论。当然，在此之前，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学贴出的那张大字报中，便已经提出：“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不过，聂元梓等人所写的毕竟是一张大字报，而《人民日报》社论是党的方针政策的集中体现。1980年11月29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曾就《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篇社论，审问了陈伯达。 笔者跟陈伯达谈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篇社论时，他很感叹地说：“那时候我像发疯了一样！那篇社论起了很坏的作用。责任确实在我，不在别人。”此后一个多月———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写给江青的那封信，用了“横扫牛鬼蛇神”这样的话：“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当然，陈伯达万万没有想到，“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中，把他也“横扫”进去了—此是后话。 第二十二章 “欢呼”聂元梓的大字报 6月1日陈伯达在《人民日报》点起一把邪火。也就在这一天，康生跟陈伯达唱“双簧”，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点起一把邪火…… 据陆平告诉笔者，6月1日这天，他在中共北京市委开会。 散会时，吴德通知陆平：“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今晚广播，明天见报。” 陆平心头一震。这张诬良发难的大字报，值得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中国广播！当晚8时，当陆平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时，果真，头条新闻便是聂元梓等人的那张大字报！ 陆平事后才得知，那是康生在背后捣鬼…… 康生为什么会插手北大呢？1967年初，当有人炮打曹轶欧时，康生于1月22日接待群众代表，作了如下表白： “关于我爱人曹轶欧，有人说她是北大工作组的副组长，这是不对的。我爱人等5人，曾组成一个调查小组在1966年5月去北大，目的是调查彭真在那里搞了哪些阴谋，发动左派写文章，根本与工作组没有关系。聂元梓的大字报，就是当时在我爱人的促进下写的。” 康生“过谦”矣！曹轶欧对于那张大字报的作用，岂止是“促进”，乃是幕后导演也。 那张大字报在1966年5月25日下午贴出之后，深夜12时，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派了华北局、国务院外办和高教局负责人前来北大，重申内外有别的原则，批评聂元梓等人贴的大字报。 康生从曹轶欧那里弄到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悄然转往杭州，直送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打电话给康生和陈伯达，决定广播这张大字报。 6月1日下午，康生像打了大胜仗似的，发布消息：“经毛主席同意，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今晚广播，明天见报！” 陈伯达接到毛泽东的电话，当即把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发排，打算明日见报。陈伯达还准备亲自到北京大学去看一看，考虑是否为大字报配发一篇评论。王力和关锋自告奋勇前往北大，让陈伯达留在《人民日报》社主持工作。晚上，王力、关锋从北大回来后，说北大“革命形势一派大好”。于是，连夜赶写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由陈伯达签发，拼在第一版。 也就在6月1日晚，原中共河北省委主管文教的书记张承先被任命为工作组组长，急急派往北大。 原北京大学工作组第一批成员之一的时友人先生，在1996年3月28日从北京给笔者来信，回忆当年的情景： 我本人即为该工作组的第一批成员，随张承先同志于6月1日晚上入驻北京大学，直至8月初全体撤出。 当时我在高等教育部教学一司工作，6月1日晚上7时多在家听完中央广播电台播完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后，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到蒋南翔部长办公室，说有重要任务布置，我立即随来人一起回办公楼，蒋南翔部长即向我和其他几位同志宣布，当日下午中央决定以北京新市委的名义向北京大学派出工作组，组长为张承先，副组长为刘仰峤（当时任高教部副部长），成员皆为高教部干部共4人，即杨惠文、黄圣骅、白晶和我，并要我们立即出发去北大向张承先和刘仰峤同志报到。我连家里人都没能打招呼就走了。到北大后，当晚就在礼堂召开全校干部大会，宣布北京新市委的决定，由工作组代行校党委职权领导运动。紧接着中央又从国务院部委、各省市和海军航空兵领导机关抽调大批人员参加工作组，形成校、系两级机构。 6月2日，陈伯达“接管”之后出版的第2张《人民日报》，火药味比6月1日更浓。 这天，在头版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加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大标题《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配发了评论员文章。另外，还发表了一篇唱“左”调的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此后“文革”的种种用语，诸如“狠触灵魂”、“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等等，源出于此篇社论。 《人民日报》刊载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等于在党中央的机关报上点了宋硕、陆平、彭云的名，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和中共北京市委立即受到猛烈的冲击。6月2日下午，赶往北京大学，看到许多大字报对当天的《人民日报》表示“热烈欢呼”，陈伯达得意地笑了。 康生显得异常活跃。他说：“大字报广播了，见报了，我感到解放了！”6月3日晚，陈伯达再度前往北京大学，看到一批反击聂元梓的大字报。陈伯达气呼呼地说：“保皇党！现在又出现了保皇党！” 6月4日的《人民日报》，又是硝烟弥漫。头版头条，刊载了惊人消息：中共中央决定改组中共北京市委，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任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工作，由新市委领导。新市委则作出3条新决定：（一）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领导“文化大革命”；（二）撤销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云的一切职务；（三）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 头版，遵陈伯达之命，配发了社论《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欢呼”北京市委改组和工作组进驻北大。 这天，陈伯达还签发了社论《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公开透露了《五·一六通知》的内容。 6月5日，根据陈伯达两次去北大后的谈话精神，《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陈伯达给那些支持彭真为首的原北京市委和陆平为首的原北大党委的人，送了一顶“保皇派”的帽子。从此，“保皇派”一词在“文革”中广泛应用，一大批坚持革命真理，反对“文革”的同志被斥为“保皇派”、“保”字号。 陈伯达主持下所发表的《人民日报》5篇社论，被印成活页文选，广为传播，成了人人必读的“学习文件”：《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 这5篇社论起着极大的蛊惑、煽动作用，“文革”之火在中华大地熊熊燃烧起来。《人民日报》所载聂元梓等大字报，在全国树立起“造反”的“样板”。成千上万个聂元梓起来了，千千万万张“造反”大字报贴出来了。 第二十三章 在毛、刘对峙的日子里 陈伯达当场写了一张条子，递给刘少奇，条子上写着一句重要的话：“不要搞工作组。” 陈伯达向来“少奇同志”长，“少奇同志”短，这一回怎么突然反常，独持异议呢！陈伯达能够“众人皆醉吾独醒”，是因为他走了“内线”，得知了毛泽东的用意。 激烈的一幕，终于在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爆发。局势变得紧张、复杂而又微妙。 北京一片乱纷纷，毛泽东却不在北京。 毛泽东在哪里？他在杭州！就连1966年5月4日至2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也不参加，由刘少奇主持。他把由他定稿的《五·一六通知》交康生带去，在刘少奇主持下由会议通过———须知，《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亲笔所加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指的就是刘少奇。刘少奇被蒙在鼓里，居然由他主持通过《五·一六通知》！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后，毛泽东依然在杭州，冷眼看着北京。 北京，刘少奇主持着中央工作。作为党的总书记，邓小平成为刘少奇的主要助手。周恩来主管着政府工作，正忙于准备出访。6月16日，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巴基斯坦三国，归国途中，还视察了某导弹试验基地。在7月初，周恩来才飞回北京。江青在这些日子里，也不在北京，而是旅居上海。 旨在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眼下却由刘少奇主持。刘少奇的心境，如同他后来所说的那样，是“老革命遇上新问题”，不知所措。 6月9日，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伯达等，曾由北京飞往杭州，向毛泽东请示。刘少奇恳请毛泽东回京亲自主持“文革”。毛泽东谈笑风生，却说暂时不能回京。毛泽东处于反常之中：往年，他喜欢在冬日去杭州，毕竟江南暖和，气候宜人。如今，已是初夏了，他反而要住在杭州。他从1965年春便离开北京，很少回北京。 既然毛泽东一定要刘少奇在北京“领导”这场“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只得照办。而对波诡云谲的“文革”，刘少奇心中无数。他用老办法来对付这“新问题”———派工作组。 当年，土改时派过工作组，“三反”、“五反”派过工作组，“四清”运动更是大派工作组。1964年9月，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光是北京派出的“四清”工作组便达3．8万人！ 在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他提出了要派大批工作组进驻北京各单位，以便领导“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支持刘少奇。 出乎意料，陈伯达当场写了一张条子，递给刘少奇，条子上写着一句重要的话：“不要搞工作组。” 刘少奇皱起了眉头，把条子递给邓小平。邓小平一看，当众念了陈伯达的条子，而且不客气地反问道：“陈伯达同志，你说不要搞工作组，可是你别忘了你自己现在正是进驻《人民日报》的工作组组长！” 邓小平的反问，问得陈伯达哑口无言。邓小平接着还把陈伯达批评一顿。在政治局里，陈伯达陷入了孤立，真不是个滋味。 陈伯达向来“少奇同志”长，“少奇同志”短，这一回怎么突然反常，独持异议呢！ 原来，陈伯达能够“众人皆醉吾独醒”，是因为他走了“内线”，得知了毛泽东的用意。 在起草“二十三条”时，陈伯达已经知道毛泽东对刘少奇不信任了。 在上海起草《五·一六通知》时，江青又给陈伯达透露了极为重要的信息。 那是在起草小组对《五·一六通知》作最后修改的时候，陈伯达和康生从杭州赶来。看到毛泽东在草稿上加了“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陈伯达吃了一惊。他当然意识到毛泽东的话有所指，便悄然向江青“请教”。 “老夫子，你简直成了老糊涂！”江青把眼珠子一瞪，对陈伯达说：“你还不知道中国的赫鲁晓夫指谁？你帮他推荐、修改、发表那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哼，什么《修养》，全是唯心主义的一套！你给他吹吹拍拍，你得小心点儿！”经江青这么一指点，陈伯达豁然明白，顿开茅塞。 这一回，陈伯达又是从江青那里得知重要信息：“主席不主张派工作组！” 为了避免自己再犯“错误”，陈伯达写了那张条子…… 刘少奇忙着派工作组。一个个工作组，如同一支支消防队。刘少奇所念的，还是1957年的那套“经”。他曾对工作组作如下指示： “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 在刘少奇看来，“牛鬼蛇神”、“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就是那些造反派。刘少奇说，要抓“游鱼”，抓“右派”。 激烈的一幕，终于在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爆发。 笔者从档案中查到《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1966年6月18日》，兹照原文，摘录于下。 今天（18日）上午9时至11时，全体工作队员正在开会的时候，在化学系、生物系、东语系、西语系、中文系、无线电系等单位，先后发生一些乱斗的现象。据我们初步了解的情况，斗了40多人。在这些被斗的人当中，有重点人，也有些有问题的党团干部和教师，还有2个反动学生。斗争时，发生了在脸上抹黑、戴高帽子、罚跪、少数人被扭打的现象。 当时情况比较混乱。 事情发生后，工作组领导小组同志和各系工作组同志，立即赶赴现场，张承先同志在两个斗争地方讲了话，当即得到绝大多数群众支持。11点以后，情况已缓和下来。今天发生的问题，同北大革命运动刚开始时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性质根本不同。据初步掌握的材料分析，带头给被斗人戴高帽子，动手打人的主要是坏人有意捣乱，还很有可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据房产科有个工人反映，17日晚上，历史系有个学生（姓名待查）给校外打电话说：“明天上午工作组开会（会议是17日晚10时左右才决定的），是个好机会。工作组不来，我们斗我们的，工作组来了我们就把他们撵出去。”同时，在斗争时出现一些可疑的现象，据工人××同志反映，在三十斋（引者注：北大把楼叫成斋）有7个未戴校徽来历不明的人，用电话到处联络，说已斗争过什么人，现在正斗谁，到10点钟到校办公楼集合等话。还发现十几个骑自行车的人，到处搜索他们想斗的人，并且把这些被斗的人拉到同一个场合，在一个所谓“斗鬼台”，几个不明身份的人在群众中煽风点火…… 化学系二年级许多学生，在讨论中揭发了几个假左派的活动情况，有些同学说：“坏人企图在文化大革命中把水搅浑，转移斗争目标。我们今天就是混战了一场，上了坏人的当。”许多系的广大师生在会上就高呼口号：“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把北大的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 ※ ※ 简报中还详细介绍了北大工作组对于防止今后再发生乱斗现象的种种措施。 这份简报在19日印出，飞快地送到刘少奇手中，刘少奇于20日写下批示，全文如下： 现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这时，陈伯达也同意刘少奇的意见。陈伯达说：“‘六·一八事件’是一个反革命事件，一定有一个地下司令部。” 康生支持陈伯达的意见，要求追查北大“六·一八事件”的“地下司令部”。在刘少奇的领导之下，北京各工作组开展了“反干扰运动”。在20多天里，进驻北京，24所高等院校的工作组，把1万多名学生打成了“右派”，把数千名教师打成了“反革命”。 这时陈伯达和康生发觉“风向”不对，不断把北京的反常的情况密报毛泽东。在这一“非常时期”，毛泽东在中国南方，行踪秘密，似乎在提防着什么。在6月17日至28日，毛泽东住在故乡———湖南韶山的滴水洞里，对外绝对保密！ 中国的政治形势处于错综复杂之际，毛泽东不仅提防着刘少奇，而且也提防着那位“亲密战友”林彪。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念“政变经”，作了那个令人震惊的长篇讲话，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致江青的信（这封信在当时极为机密，直至1972年5月批林整风时，才作为党内文件印发），透露了他那段时间的神秘行踪和他的复杂的心态。他在信中“左右开弓”，对林彪、刘少奇都作了斥驳： 6月29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引者注：即魏文伯、陈丕显）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6月15日离开武林（引者注：武林，杭州的别称）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引者注：指湖南韶山滴水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28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引者注：指武汉），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引者注：指林彪）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 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翘翘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4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引者注：此处“他”，指林彪。“五月会议”，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灭。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在毛泽东的所有著作之中，这封写给江青的信最值得探究、寻味。这封政论式的信，恰如其分地表现了他那颇深的城府，泄露他的内心世界。他既要“打倒右派”，同时又防范着他的那位“朋友”。陈伯达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其实渊源于毛泽东的晚年思想。毛泽东在此信中已写得明白不过，“文革”就是“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不仅搞这么一次，“七八年后还要有一次”，而且“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毛泽东的信，写得潇洒，写得流畅，一气呵成，是他的思想的曝光。可以说，这封信的重要性，绝不亚于《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晚年思想的高度浓缩。 在写了此信之后的第八天———7月16日，73岁的毛泽东出现在武汉长江。5000人随毛泽东伴游，10万人在两岸欢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这一回，他又发感慨：“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 完全出人意料，在武汉刚刚公开“亮相”，7月18日，毛泽东便突然回到了北京—他已看够了陈伯达那“中央文革”不断送去的“很有兴味的”材料，要到北京收拾那乱糟糟的局面！ 第二十四章 点火于北大 7月18日晚，刘少奇得知毛泽东归来，火速赶去，但是陈伯达和康生已经捷足先登了，毛泽东门口停着小轿车。 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求见毛泽东，被秘书挡驾了，请他明日再来。 翌日，刘少奇再度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已经从陈伯达、康生那里听过汇报。没谈几句，毛泽东便用很严肃的口气对刘少奇说：“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毛泽东的话，如同给刘少奇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刘少奇显得非常尴尬……陈伯达却为递过“不要搞工作组”的条子而欣喜异常。就在毛泽东回京后的第三天，陈伯达作出了迅速的公开的反应：派人前往清华大学，探望被工作组下令关押的蒯大富。 蒯大富，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三年级学生，21岁。他出生于江苏省滨海县一个农民之家，祖父是新四军战士，父母都是40年代的中共党员，仗着“根正苗红”，无所顾忌。他是老大，家中有五弟一妹。18岁那年，他考上清华大学时，便出了一回小小的风头——— 《人民画报》刊登了他的照片，加上“农民子弟上大学”的新闻标题。从此，更增加了他的政治上的“优越感”越发“无畏”了。1966年6月1日晚上，他刚刚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便如同吃了一帖兴奋剂，提笔给聂元梓写了声援信。翌日，他在清华园贴出大字报，亮出“造反”的旗号。 刘少奇向清华大学派驻了工作组，组长叶林，副组长便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蒯大富反校党委，也反工作组，成为清华大学造反派头目。工作组把他定为“右派”。为了表示自己的反抗，蒯大富进行“绝食斗争”，一下子轰动了清华园…… 陈伯达派人对蒯大富表示“慰问”，顿时使蒯大富“力量倍增”，加紧了反工作组、反王光美的斗争。 就在陈伯达给蒯大富丢了眼色的第二天，“中央文革”第一回在北京大学“亮相”。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驱车前往北大，说是“调查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在江青看来，清华成了王光美的“点”，成了刘少奇的“点”，她要把北大作为她的“点”。江青比毛泽东晚两天———7月21日，回到北京。 头一回去北大，江青和陈伯达话不多（尽管在此之前，在6月2日、3日陈伯达两次去过北大，但与这一次抓“点”不同）。档案中有一份当时江青、陈伯达在北大讲话的原始记录，十分简短，全文照录于下： 江青同志： “党中央万岁！北大革命同学万岁！” “我也没有多少话要讲，因为我对情况不了解，我代表毛主席来看看你们，听听你们的意见，看看你们的大字报。因为情况不清楚，也没有什么话好讲，是不是请陈伯达同志讲讲。” 陈伯达同志： “我们不清楚情况，要调查研究。根据毛主席的调查研究的作法来听听大家的意见。昨天《人民日报》社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你们看了没有？（同学答：看了！）要好好看，我们就是那种态度，工作组要走群众路线。” “毛主席说：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多听，多看，多想。你们提了很多不同的意见。有不同的意见不要紧，是好现象。”（这时江青同志点头微笑） “要采取辩论的方法把道理讲清楚。我们还要了解情况，回去要研究。同志们，同学们，让我们宣誓： 誓死保卫党中央、毛主席！ 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从以上原始记录可以看出，江青和陈伯达第一回在“群众”中“亮相”，话不多，声言是来“调查研究”。不过，就在这几句话中，江青便亮出“第一夫人”的牌子———“我代表毛主席来看看你们”，而陈伯达则领着学生们“宣誓”———“誓死保卫毛主席”。这两位“演员”初次登台，便配合十分默契。江青自称“小学生”，陈伯达则自称“小小老百姓”。 就在“亮相”的次日，江青和陈伯达又来北大，再作讲话。讲话也很简短，但颇为耐人寻味。以下是7月23日的原始记录： 江青同志讲话——— 革命的同学们： 我和陈伯达同志是来做小学生的，我和他一块来听同志们的意见，看一看你们的大字报。这样我们可以多懂得事，少犯点错误……你们什么时候有意见叫我们来，我们立即来。 现在我们了解还不够，还提不出什么具体意见。总之，一片大好形势，你们的革命热情是好的，干劲是好的，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一边。 我们一定把同志们的革命热情，革命干劲带给毛主席。 陈伯达同志讲话——— 刚才江青同志讲的话，也是代表文化革命小组要讲的话。我完全同意她的话。我们是来向你们学习的，学习你们的斗争经验。在文化革命的斗争中，北大走在最前列，相信在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一定能够继续前进。 要听取不同意见，我们的意见是说“六·一八”是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是错误的。 两个“谦谦君子”———一个“小小老百姓”，一个“小学生”都是来“学习的”。江青和陈伯达的第二次“联合演出”，也是够“谦逊”的。 可是，这一回———也就是经过一天的“调查”，陈伯达说了一句关键性的话，即“说‘六·一八’是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是错误的”。须知，仅仅在一个月前，也正是这个陈伯达，说“六·一八”事件是“一个反革命事件，一定有一个地下司令部”。真可谓覆手为云，翻手为雨，陈伯达的调子改变何其快也！ 陈伯达的一句话，在北京大学掀起了一场风暴。陈伯达否认了“六·一八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立时使北京大学工作组陷入了被动，造反派学生群起而攻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工作组是刘少奇派的，反工作组，也就是为了反刘少奇。 北京大学掀起的反工作组的浪潮，很快就波及北京各高等院校…… 7月21日，中共中央通知：任命陶铸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陈伯达为顾问（仍兼任副部长）。 第二十五章 掀起反工作组浪潮 这是“文革”以来，头一回在公众场合，当着江青的面，大吹江青。他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江青的势力正在恶性膨胀！ 陈伯达一席话，便使进驻北大不到两个月的工作组，彻底完蛋了。 ※ ※ ※ 陈伯达和江青“点火于基层”，在1966年7月下旬，以“小学生”的姿态活跃于北京许多大学。向来不擅长于演讲的陈伯达，这时总是要把王力拉在身边，让王力充当他的翻译。相对而言，王力的苏北话还算好懂一些。 1966年7月24日，陈伯达、江青、王力来到北京广播学院。陈伯达在那里所发表的一段话，曾通过大字报、传单传遍全国各地。 这是“文革”以来，头一回在公众场合，当着江青的面，大吹江青。此后，吹捧江青的传单满天飞，“理论家”带了一个头。 以下是当时的陈伯达讲话记录原文： 最后讲一讲，诽谤中央负责同志的要驳斥。今天递的一个条子，就是诽谤江青同志的。 江青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是“九·一八”事变后参加革命的，有35年的斗争历史。江青同志是我党的好党员。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从不抛头露面，全心全意地为党工作。她是毛主席的好战友，很多敌人都诽谤她…… 陈伯达确实擅长投机，他借那么一张条子大大发挥了一通，把江青着着实实地捧了一通。他并非不知江青的底细，况且多年来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也深知江青的为人。他如此美言江青一番，说穿了，是为了巩固自己这个“中央文革”小组长的地位———倘若他得不到“第一副组长”江青的支持，他就寸步难行。他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江青的势力正在恶性膨胀！ 陈伯达其实深知江青的为人。今日，他如此回忆道： 江青毫无原则，却自充她是最、最、最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她自以为可指挥一切，好像是谁违背她，谁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等等。她就是这样，阴谋夺中央的领导大权的。 ……江青对毛主席并不忠实，有三次对我谈过，她要离开毛主席……第一次，在延安枣园……第二次在西柏坡……第三回，解放后，在北京西山。 ……江青说的是一回事，自己想做的又是另一回事，她想的就是经过冒充，不择手段，达到夺中央权力的目的。 陈伯达的这一段话，表明他对江青的底细是一清二楚的。 可是，当他需要取悦江青的时候，他也“经过冒充，不择手段”了！ 江青正需要“理论家”的捧场。不过，这么一捧，江青一得意，“唱”得走调了！ 7月25日，毛泽东接见了以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全体成员，明确指出，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统统驱逐之”。7月26日晚，“中央文革”以“强大”的阵营，出现在北京大学。“组长”陈伯达来了，“顾问”康生来了，“第一副组长”江青来了，“副组长”张春桥来了，“组员”戚本禹来了…… 北京大学万名师生云集大操场，以热烈的掌声迎接这一批“中央首长”。 江青很得意，因为“中央文革”已经决定，在这次大会上猛轰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给刘少奇以沉重的一击。 声称自己是“小学生”的江青，越说越激动，竟然说了一大通令人愕然的话： “再看看张承先的干部路线，在领导核心中有一个张少华，是中文系五年级学生，她的母亲张文秋是一个……她自己说她是毛主席的儿媳妇，我们根本不承认！” 江青这番“走调”的话，使全场万名听众如同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张少华，亦即邵华，1959年与毛泽东的次子毛岸青结婚，怎么不是“毛主席的儿媳妇”？江青所说“我们根本不承认”，这“我们”除了包括江青外，还有谁呢？ 江青又给张文秋泼了一通污水。张文秋是毛泽东的“双重亲家”，一位饱经风霜的老革命。张文秋名国兰，又名姗飞，文秋是她的号。1903年出生于湖北京山县青树岭谢家湾。 192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经恽代英介绍，她与中共党员刘谦初（1930年曾任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相识、相爱。张文秋很早便认识毛泽东，也与杨开慧相熟。张文秋与刘谦初结婚后，生下女儿刘思齐，又名刘松林。在刘谦初不幸牺牲后，张文秋来到延安，与红军长征干部陈振亚结婚，生下女儿张少华。陈振亚后来担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后方留守处政治部主任。1939年春，陈振亚被新疆军阀盛世才害死。张文秋把刘松林和张少华这对异父同母的姐妹抚养长大。后来，刘松林与毛岸英结婚，成为毛泽东的长媳，张少华则成为毛泽东的二媳。自命“第一夫人”的江青，在家中容不得毛泽东前妻杨开慧的儿子，也容不得儿媳和张文秋。这些原本是家事，江青一“走调”，居然在万人大会上捅出来，边说边哭，非常激动。 江青骂了张少华，骂了张文秋，忽然又说起自己的女儿李讷来： “另外还有一个叫郝斌的，是教师、党支部书记，他也算是一个积极分子。本来在广西搞四清，后来不知怎么到顺义来了。他坚决执行前北京市委修正主义路线，实行反攻倒算。 李讷不同意，跟他作斗争，他们就围攻李讷和另一位同志。李讷态度不太好，后来我叫李讷找郝斌去作自我批评。我说你态度不好，你检查自己。关于郝斌的，你一点也不要说。可是李讷去作自我批评时，他不见。我容忍了好几年了。这是阶级斗争，有人要腐蚀我们的子弟，阶级斗争到我们家里来了，这就是张承先。 “这几年，我在文艺界工作，东来一下子，西来一下子，也不知道怎么斗争，受了多少迫害。我本来没有心脏病，现在我心脏也不好了，我也要控诉！” 江青的这番话，实在大煞风景。台下议论纷纷，不知江青所云。这时，江青大抵也意识到自己“走调”，赶紧说了一句：“现在请陈伯达同志讲话好不好？” 陈伯达言归正题，点名批判了北京大学的工作组，这才使“走调”的大会拨正了“大方向”。 就这样，陈伯达一席话，便使进驻北大不到两个月的工作组，彻底完蛋了。北大工作组曾非常严厉地批评过“六·一八”事件，发过《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简报（第九号）》，在当时受到刘少奇的称赞，写下批语“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当时曾赞同过刘少奇批示的陈伯达，这时完全“抹去”了自己在一个多月前说的话，来了180度的大转弯。 在重重压力之下，1966年7月28日，中共北京新市委作出了撤销大中学校工作组的决定。 翌日，“北京市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岌岌可危的刘少奇，出现在主席台上，言不由衷地发表讲话道： “至于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 第二十六章 跃为第五号人物 毛泽东甚至当着刘少奇和常委们的面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刘少奇不得不步步退却，一次又一次承认错误。 陈伯达得到毛泽东和林彪的好评，他连升两级。 ※ ※ ※ 毛、刘总摊牌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一个明显的讯号，在中共高层政治圈子中产生震动。 那是1966年7月27日至30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在北京召开。尽管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还没有开，会议的公报的初稿却在陈伯达的主持之下已经写好了！ 据王力回忆，有三件事使他感到吃惊： 第一，为何送审传阅的名单上没有刘少奇？ 第二，送审传阅的名单上，主席后边即是林彪。 第三，初稿上，曾引述了刘少奇几天前发表的一段话，给勾掉了！那是7月22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发表声明，表示中国人民最坚决最热烈地支持越南胡志明主席7月17日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公报的初稿曾引用了刘少奇声明中的几句话。 这三件事，已经清楚表明，刘少奇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挨批判—连公报初稿都不再送他审阅了！另外，也清楚表明，林彪即将取代刘少奇—会议还没开，林彪已名列第二了！ 紧接着，1966年8月1日这一天，发生三件大事： 第一件，《人民日报》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9周年，发表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社论公布了毛泽东在1966年5月7日写给林彪的信，为林彪成为“副统帅”造舆论。 第二件，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了一封信。红卫兵，取义于“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原本是北京青年学生中的秘密组织。毛泽东在信中说，你们的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从此之后，红卫兵运动在毛泽东的“热烈的支持”下席卷全中国。而毛泽东也就成了他们的“红司令”。 第三件，中共高层人士进行大变动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天起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会议。毛、刘在这次会议上总摊牌。74位中共中央委员和67位候补中央委员出席了会议。47人列席了会议。 8月4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尖锐地批评了刘少奇，指责刘少奇派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犯了“路线错误”。毛泽东甚至当着刘少奇和常委们的面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据云，张春桥起了不小的作用。他把刘少奇对《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的批语，送交毛泽东。如同火上加油，毛泽东看后，益发对刘少奇反感。毛泽东下定了打倒刘少奇的决心。 刘少奇不得不步步退却，一次又一次承认错误。毛泽东却不满于刘少奇的这些检查，以为他并非“不知不觉”。终于，在8月5日，毛泽东以十分偏激的心情，写下了讨刘檄文，即《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的这张大字报，重炮猛轰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使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第二号人物的刘少奇从此一蹶不振。也就在这篇《炮打司令部》中，毛泽东表扬了陈伯达主持写作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说是“写得何等好啊”。这样，陈伯达的晋升，也将是无疑的。 陈伯达立即“紧跟”，写了大字报，坚决拥护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陈伯达成了“反刘英雄”。他的大字报被作为会议文件印发。 听说毛泽东“炮打”刘少奇，原本在大连、没有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林彪，在8月6日坐专机赶回北京。空军司令吴法宪去机场迎接。8月8日，林彪接见了以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的成员们，对他们鼓励了一番。林彪宣称“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毛主席”。 陈伯达得到毛泽东和林彪的好评，他连升两级。 会议决定补选6名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伯达成为其中之一—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这样，他从中共八大时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决定重新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委，共选11人，陈伯达当选。这样，他从中央政治局委员又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这11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字的排列顺序，几经改动，才予正式公布。最初的名单据陈伯达和王力回忆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刘少奇、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陶铸。邓小平怎么会名列第4呢？因为他在选举政治局常委时得全票，所以列于毛、林、周之后，居第4。 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江青，看到这张名单，大为不满。她说：“邓小平过去名列第7。 这一回跟着刘少奇犯了错误，派了工作组，怎么反而升到第4位？不行！这样排不行！” 江青不敢找毛泽东，而是去找林彪，说出自己心中的不满。江青的话，正是说出了林彪的意思。于是，把邓小平排列到陈伯达之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陶铸。 江青看了名单，仍不满意。江青说：“‘老夫子’书生一个压不住邓小平。陶铸厉害，把陶铸调上去！” 根据江青的意见，陶铸从末位一下子升到第4位：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这一次排定的名单，成为见报公布的名单，江青开创了中共党史上的“史无前例”—一个不是中共中央委员的人，竟有那么大的权力，去改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列顺序！ 这么一来，陈伯达成为第5号人物！尽管他自称“小小老百姓”，实际上已成了一个手握大权的“大首长”。 须知，在1945年中共七大，陈伯达成为中央候补委员，按排列顺序是第47号；1956年在中共八大，陈伯达成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排名第21号；这一回，他越过了刘少奇，越过了朱德，越过了陈云，越过了邓小平，一下子跃为第5号人物。他在党内举足轻重了！在这张名单上，陈伯达排在康生之前—在陈伯达和康生之间，还夹着邓小平。这表明，虽然陈伯达和康生同为“理论家”，但是如今陈伯达的地位在康生之上。 第二十七章 主笔“十六条”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共十六条，通常称之为“十六条”。 一时间，“十六条”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学习文件”。大街小巷贴满标语：“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 ※ ※ ※ 陈伯达跃为第五号人物，除了他在反工作组这一“错误路线”斗争中立了大功，而且还因为他在起草《五·一六通知》之后，又写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由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共十六条，通常称之为“十六条”。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十六条”。8月9日，全国各主要报纸都在头条位置全文发表了“十六条”。8月13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位置发表社论《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声称“十六条是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制定的”，“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 一时间，“十六条”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学习文件”。大街小巷贴满标语：“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各种场合的会议，人们也高呼这样的口号。“十六条”是毛泽东指定陈伯达负责起草的。据陈伯达回忆，着手起草是在1966年6月下旬。王力也参加起草工作。据王力回忆，在周恩来回国时，他正在钓鱼台和陈伯达一起起草“十六条”，当时他跑步去通知康生，告知周恩来抵京的时间，康生去机场迎接。周恩来离开巴基斯坦是1966年6月30日，归国途中视察了某导弹试验基地，然后飞回北京。所以王力的回忆与陈伯达回忆是相符合的。 “十六条”前后改过多次。陶铸、王任重、张春桥参加过一些修改工作。 1966年7月16日，陈伯达交出供讨论用的第一稿（此前的几次草稿不在内），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问题》。最初并没有十六条，而只有十三条，毛泽东阅后，作了修改。 7月26日，印发第二稿，以供翌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预备会议讨论。题目改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政策问题》。 7月29日，根据讨论的意见作了若干修改，印发第三稿，题目改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一题目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此后一直沿用这一标题，直到正式公布。 8月3日，经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又改出第四稿。 8月8日，由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通过时，再作若干修改，成了第五稿，即正式见报的定稿。 “十六条”是“二十三条”和《五·一六通知》的“左”的继续，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纲”。 以下是“十六条”的摘要：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当前正在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阶段”。“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二、主流和曲折：“广大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阻力主要来自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三、“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四、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五、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要区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要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 八、干部问题：干部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好的；比较好的；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九、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它们都是文革的权力机构。这些组织的成员都必须由群众选举产生，当选者如果不称职，可以改选，撤换。 十、教育改革：“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十一、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的政策：只要他们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不里通外国，就要团结他们。 十三、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 十四、抓革命，促生产。 十五、军队：军队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执行。 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十六条”与“二十三条”、《五·一六通知》一脉相承，都强调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8月4日，当时还在大连的林彪，看了“十六条”，打来长途电话表态：“这个决定是一个很革命的决定，它保证了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保证了能够把运动坚决地扩大和深入起来和长期坚持下去，我完全同意中央全会的看法和方针。” 8月7日，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作为会议文件印发。8月8日，通过了“十六条”，全会便转入了对刘少奇的批判。 无可奈何，8月10日，刘少奇在小组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刘少奇说： “主席不在家这一段由我主持工作，我绝不逃避责任。中心问题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群众运动。这次文化大革命，群众起来要民主，主席又这样大力支持，把我们夹在中间，这也是上压下挤。革大家的命可以，革我们的命可不可以？这是个大问题，要下定决心，革我们自己的命，无非是下台。我们这些人可以下台……” 在“上压下挤”之中，刘少奇果然“下台”，虽然他名义上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列第八，实际上是靠边了。 林彪升为第二号人物，他是在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由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出的副主席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四位。八届十一中全会并没有宣布撤销刘、周、朱、陈的副主席职务，但从那以后，刘、朱、陈受到“文革”冲击，周恩来也意识到林彪咄咄逼人，便嘱咐新华社，“我的名义用政治局常委吧，不用中央副主席名义”。这么一来，在报上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名义出现的只有林彪，他实际上成了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 第二十八章 暗伏危机 一场明争暗斗，在“中央文革”内部激烈地进行。副组长江青的势力，正在急剧扩大。 江青与顾问康生形成联合阵线。江青的“第一夫人”的特殊地位，使她有恃而无所恐。 等到陈伯达病愈出院，他发觉”“中央文革”的实权已被江青“代理”了。除了江青之外，那位“顾问”也一直觊觎“中央文革”的大权。 ※ ※ ※ 自从成为中共第5号人物，陈伯达名声大振。写着“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收”的信件，从全国各地雪片般飞来。据陈伯达的秘书回忆，差不多每天都收到一麻袋的信！陈伯达从来没有如此走“红”过…… 这时的陈伯达，有2位秘书……王保春和王文耀。 王保春担任机要秘书，兼任“陈办”的党小组组长。他1947年入党，原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做机要秘书工作。1960年当陈伯达的妻子刘叔晏生孩子时，调他去担任秘书。 王文耀则是1965年下半年，调他到陈伯达那里担任秘书。 两“王”也从来没有这么忙碌过：一个“王”守着4部电话机，随时作电话记录，收看文件、电报、信件；另一个“王”则要跟在陈伯达身边，时而钓鱼台，时而中南海，时而人民大会堂，时而各大专院校。 司机于子云处于“时刻准备着”的状态。陈伯达一声吩咐，不论白天黑夜，轿车随时出动。 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列席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么个“小组”，权力正在无限扩大之中，正在取代中共中央书记处。陈伯达这个“小组长”，手握大权，踌躇满志，他与别人的不同，在于口头上还在那里自称“小小老百姓”、“普通老百姓”，掩饰着自己的勃勃政治野心。 陈伯达成为中国的“舆论总管”。他带着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之后，干了一个月。 为了集中力量起草“十六条”，他把《人民日报》交给了代总编唐平铸。他是《红旗》的主编。这时，他把《红旗》交给了关锋。他作为“舆论总管”，来管《人民日报》，管《红旗》，管新华通讯社，管中共中央宣传部…… 现存于档案之中的陈伯达1966年8月13日致毛泽东的信可窥见当时陈伯达管得多么宽。可以看出，他是名副其实的“中央文革”组长，由他直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他向毛泽东负责。 陈伯达处于他的“鼎盛时期”。 不过，他有他的隐忧。他成天价把“小小老百姓”挂在嘴上，无非想表白自己毫无权欲———尽管他的野心不小，权欲不小。 一场明争暗斗，在“中央文革”内部激烈地进行。 副组长江青的势力，正在急剧扩大。江青与顾问康生形成联合阵线。江青的“第一夫人”的特殊地位，使她有恃而无所恐。 陈伯达深知江青不可惹。原本江青只是4个副组长之一，并无“第一副组长”之称—— —在四个副组长之中，她排名顺序第一罢了。在“中央文革”初次在群众中“亮相”时，有人指着江青介绍说：“江青同志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此后，“第一副组长”之称便传了开来，仿佛成了她的正式职务。 江青并不满足于“第一副组长”。陈伯达深知其意。1966年8月下旬，陈伯达患肺炎，发烧至40摄氏度，住入北京301医院。经陈伯达向毛泽东提出，中共中央于1966年8月30日发出通知：“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或离京外出期间，由江青同志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有了这样正式的文件，江青在“中央文革”中的势力越发膨胀。等到陈伯达病愈出院，他发觉”“中央文革”的实权已被江青“代理”了！陈伯达曾这样回忆： 在毛主席第一次检阅红卫兵不久，我生病进医院，江青就当然代理组长职务。毛主席再次检阅红卫兵时，江青致辞，从此，她就在小组中横行跋扈。我向去医院看我的人，提出一些看法，于是大大触怒江青了。当我的病没有好时，江青要关锋去叫我出院。我已晓得这个女人很难对付，决定出院。我撇开江青，找王力、关锋、戚本禹起草一个拟送中央的文件，确定中央文革小组是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的工作机构。意思就是：中央文革的言行都要向中央请示，不能擅自作主。这就要使江青受到约束。会议未完，可能有人泄露给江青，江青来了，大闹一番。我现在不记得她要加了一句什么，但她说，“我这句是最重要的。”从此以后，文革小组就没有再单独开会了。毛主席指示：以后开会，由周总理主持，叫中央文革碰头会。 除了江青之外，那位“顾问”也一直觊觎“中央文革”的大权。 “顾问”康生最初与陈伯达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起跑，他俩在20年代是上海大学的“同学”。不过，康生比他更善于钻营，所以在党内的地位，康生很快超过了他。延安整风时，康生是陈伯达的上司。1945年召开中共七大时，康生是中共中央委员，名列第17位，而陈伯达只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名列第47位。此后，陈伯达靠着“跟准毛泽东”，才在中共八大上超过了康生。那时，陈伯达与康生同时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的名字恰恰排在康生之前！ 陈伯达与康生同为中共“大秀才”、“理论家，多年共事而面和心不和，论笔头，陈伯达胜过康生。康生此人，述而不作，好出鬼点子，却不愿写著作。所以号称“理论家”，其“理论著作”寥寥无几，陈伯达则拙于口才，长于笔头，所以从起草共同纲领、宪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人民公社六十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五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二十三条”直至《五·一六通知》、“十六条”，都由他执笔或参与执笔。论权术，陈、康各有一套，但是陈伯达毕竟不及康生。 康生对陈伯达，常常嗤之以鼻。当时陈伯达成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时，康生以挖苦的口气说：“陈伯达能当什么院长？他呀，只配当个‘乌龙院’院长！”“乌龙院”，妓院也！ 在“中央文革”中，有了这么一位“第一副组长”和“顾问”，使陈伯达颇为棘手。 副组长张春桥乃江青的心腹，姚文元更是江青一手“提携”的，对江青言听计从。 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是《红旗》杂志编辑部成员，原是陈伯达手下3员大将。自从田家英含冤去世之后，戚本禹取代了田家英，成为江青的心腹。王力和关锋也都擅长“见机行事”。 在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组长而名声鼎沸时，“中央文革”的轴心已逐渐向江青转移。危机已经暗伏，只是他正处于政治巅峰时期，暗伏的危机尚未公开显露，他自己已意识到了隐忧…… 作为“组长”，陈伯达尽量压住阵脚，带领着“中央文革”冲锋陷阵———因为刘、邓只是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受到批评，并未彻底垮台。 第二十九章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经过“中央文革”的“秀才”们献策，毛泽东批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新口号，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提出来了。 本来，派不派工作组，充其量不过是个工作方法问题。自从成为“路线”——这“路线”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而且还是“反动”的，一下子便把刘、邓的“错误”升级了。 ※ ※ ※ 对刘、邓发起总攻击的号令，是在1966年10月1日通过林彪之口发出的。 自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毛泽东一次又一次接见红卫兵。天安门广场成了“红海洋”。每一次接见，毛泽东穿着一身军装，只在天安门城楼上“挥动巨手”，没有发表讲话。他已被封为“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一开口便成了“最高指示”。所以，他在公开场合，只由紧紧站在他的身边的那位弱不经风的“副统帅”林彪，用尖利的嗓音发表一次次的讲话。林彪的讲话，在那时成为全国人民的“学习文件”。 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大会，照例由林彪发表主旨演说。 往常，林彪在各种会议上发表讲话，只是事先让秘书“拉条子”———写提纲，准备材料，他喜欢随口而说，甚至把提纲撂在一边。可是，在如此庄重盛大的场合，林彪只能“照本宣科”，按照“秀才”们为他拟好的讲稿照念。 这一回，林彪的讲话稿，是由陈伯达和张春桥一起捉刀的。 在天安门城楼上，当林彪发表讲话时，他站在毛泽东的右边，而毛泽东的左边站着刘少奇。据云，这是周恩来煞费苦心排定的位置。因为刘少奇是国家主席，而十月一日是国庆节，怎能把刘少奇挤到不醒目的地位？可是，把刘少奇安排在毛泽东身边，势必会引起“中央文革”的激烈反对。周恩来把宋庆龄、董必武安排在刘少奇旁边，宋庆龄、董必武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这么一来，“中央文革”挑不出毛病，毛泽东、林彪也同意了。 林彪所念的讲话稿，激烈地攻击着站在毛泽东另一侧的刘少奇。林彪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显然也就是“刘少奇路线”的代名词。 为了提出这么个新的代名词，陈伯达和“中央文革”的“秀才”们煞费苦心。 自从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江青便作了“注释”。她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司令部，一个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司令部”。 关锋又对江青的话，作了“发挥”：“无产阶级的司令部就是毛主席的司令部。资产阶级的司令部是某几个中央领导同志的司令部。”不言而喻，关锋所说的“某几个中央领导同志”，指的便是刘少奇、邓小平。 姚文元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了一张题为《永远跟着毛主席前进》的大字报，提到了路线问题： “炮打司令部，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用马列主义的炮打，毛泽东思想的炮打，打掉司令部里的一切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反动路线。” 不过，姚文元的大字报，并未说得非常明确。 随着反工作组的斗争逐步深入，一次又一次提到了“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司令部”与“资产阶级司令部”。 “两条路线斗争”也由“秀才”们提出来了。“两条路线”中的一条，早已见诸于报刊，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那么，与之对立的叫什么路线呢？ 按照“对偶”的原则，陈伯达拟出了“新名词”，即“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 在为林彪起草国庆讲话稿时，陈伯达把一“新名词”写入了讲话稿，毛泽东、林彪在讲话稿上画了个圈，表示讲话稿可用。 陶铸看了讲话稿，觉得“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用词太凶，容易把执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人等同于“反革命”，扩大打击面，向毛泽东建议加一个“对”字，变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毛泽东同意了。 经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念了这个“新名词”之后，当天晚上，当毛泽东和他的“司令部”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集合，准备乘敞篷车去看焰火时，张春桥向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在语法上不通，念起来也拗口。”毛泽东答道：“以后就提‘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据关锋对笔者说，是他提议改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他是从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一文中，把那句“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加以演绎，理所当然被毛泽东所采用。 据王力回忆，周恩来当时不在场，不知道。周恩来曾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词，向毛泽东提出异议。王力回忆说： 总理是很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他找了主席。事后他对我说，他是向主席这样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合适吗？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提左倾、右倾，没有反动路线这个提法，这样提合适吗？” 主席用英语作了回答，说原来用Counter－revolutionaryLine（反革命路线），后来改成Anti－revolutionaryLine（反对革命路线），最后还是用ReactionaryLine（反动路线）好。 总理知道这是主席的主张，就说：“我懂了。” 总理又找了关锋，关锋向他解释了半小时。总理说关锋同他主要讲了民主革命时期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对于路线的提法应当不同。 总理以后就照着主席的口径讲了，实际上总理是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见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总理把主席、关锋驳掉是不可能的。 经过“中央文革”的“秀才”们献策，毛泽东批准，“彻底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根据毛泽东十月一日晚的意见，改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新口号，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提出来了。 在林彪讲话的第三天———十月三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的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发表了。这篇社论由王力、关锋执笔，“中央文革”讨论，江青、康生、张春桥审稿，陈伯达定稿，标题是陈伯达亲自拟的。据王力回忆，社论初稿中用的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此，社论推迟到十月三日晚上才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十月四日见报。这篇社论向全国发出了新的动员令：“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中主义。” 社论刚刚发表，十月六日，以蒯大富为“司令”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便召集十万人，举行“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本来，派不派工作组，充其量不过是个工作方法问题。自从成为“路线”———这“路线”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而且还是“反动”的，一下子便把刘、邓的“错误”升级了。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声在全中国响起，刘、邓面临着被彻底打倒的危机。 第三十章 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激烈斗争 林彪在讲话中，指名道姓，猛烈地攻击刘少奇和邓小平。陈伯达的讲话，那激烈的调子不亚于林彪。 刘少奇检讨到这种地步，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并不放过他。 ※ ※ ※ 一场新的激烈的斗争，又在党内核心层中展开。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还不到两个月，1966年10月9日至20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又在北京召开。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主题，便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亦即批判刘、邓。 会议是毛泽东提议召开的。原来只准备开3天，后来开7天，以至开了19天。 在会上唱主角的是林彪和陈伯达。他们在会上都作了长篇讲话，讲话记录被印成一本小册子，广为散发，作为“学习文件”。 林彪在讲话中，指名道姓，猛烈地攻击刘少奇和邓小平。现照小册子的原文摘录如下： ……中央有几个领导同志，就是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他们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刘邓路线，就是毛主席大字报说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陈伯达在会上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长篇讲话，后来改题为《对两个月运动的总结》印发。所谓“两个月”，即指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的两个月。 毛泽东曾在陈伯达的讲话稿上作如下指示： 即送陈伯达同志，改稿看过，很好。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话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要大量印发，印成小本子，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最少一本。 毛泽东 10月24日22时 陈伯达的讲话，那激烈的调子不亚于林彪，指责刘、邓搞的是“国民党的‘训政’”。 陈伯达的讲话，除了谈“形势大好”、“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外，还谈了另外两个问题，即“去掉怕字，放手发动群众”，“坚持毛主席提出的阶级路线，团结大多数”。陈伯达在结束讲话时高呼：“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必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据陈伯达自云，他是花了三天时间赶写出这篇讲话稿的。陈伯达的讲话，跟林彪的讲话紧密配合，在全党掀起“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毛泽东也在会上讲了话。他随口而讲，没有稿子。从他的讲话记录来看，他的“调子” 比林彪、陈伯达要低一些，甚至提及了“也不能全怪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照毛泽东的讲话记录，摘录于下： 我看冲一下有好处。多少年没有想，一冲就想了，无非是犯错误。什么路线错误，犯了就改嘛！谁要打倒你们？我是不想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想打倒你们。……有些同志说，不是有心犯错误，是稀里糊涂犯了错误，可以理解。也不能全怪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他们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中央没管好。时间短，新的问题没有精神准备，政治思想工作没做好。我们17天会议以后，会好些。 刘少奇也出席会议。面对着种种的批评和责难，他只好作检查。刘少奇在“文革”中作过多次检查，这一次的检查最长、最详细。刘少奇的讲话中，几处提及了陈伯达。 以下摘录刘少奇1966年10月2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检查的原文： 同志们： 我坚决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的指示，同意陈伯达同志的讲话。我看了各小组会的大部分简报，了解到一些地方和中央的一些部门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程度不同地犯了错误，许多同志都进行了检讨，这使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因为这同我在前一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是有关系的。…… 当工作组已经派出，已经有同志发现工作组同革命的群众运动发生对抗的现象，并且提出不要工作组，例如陈伯达同志早就提出过这种意见。陈伯达同志是根据毛主席的启发而提出这种意见的。当时，我们如果能够领会毛主席的思想，调查研究大量的事实，立即将大批工作组撤回，也还是可以不致于犯严重的路线错误的。但当时我们没这样做…… 尽管刘少奇是被迫作这番检查，但是刘少奇说“陈伯达同志早就提出这种意见”，使陈伯达喜滋滋的，似乎证明了陈伯达的“正确”。 “新帐老帐一起算”，向来是“流行”的“整人公式”。刘少奇也不例外。他的检查除了被迫承认了派工作组这一“路线错误”之外，不得不历数自己1946年2月、1947年夏、1949年春、1951年7月、1955年、1962年、1964年一次又一次的“错误老帐”。 刘少奇检讨到这种地步，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并不放过他。 中央工作会议收场不久，陈伯达主编的《红旗》杂志第十五期发表社论《夺取新的胜利》，提高了“批判刘邓”的调子。 除了猛攻刘少奇之外，陈伯达还尖锐地批判邓少平。陈伯达在1966年10月25日的讲话中，称“邓是错误路线的急先锋”，“邓的面貌如果不在我们全党搞清是危险的，他同刘打着一样的旗帜”，“邓搞独立王国”“1962年搞包产到户也是邓说的”…… 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高潮”的猛烈冲击下，刘少奇和邓小平完全靠边了，再不露面了。“中央文革”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陈伯达权重一时，他这个“小组长”拥有比总书记还大的权力。 尽管报上天天在批判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大多数党的高级干部想不通，诚如毛泽东1967年5月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谢胡等人所说的那样： 《五·一六通知》已经明显地提出了路线问题，也提出了两条路线问题。当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有时只剩下我自己，说我的看法过时了，我只好将我的意见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讨论，通过争论我只得到了半数多一点人的同意，当时还有很多人仍然想不通。李井泉想不通，刘澜涛也不通。伯达同志找他们谈，他们说，“我在北京不通，回去仍然不通”。最后我们只能让实践去进一步检验吧！ 毛泽东提到的李井泉，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则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刘澜涛代表着一大批“想不通”的高级干部！ 第三十一章 批判“血统论” “血统论”能够在“文革”中盛行，固然依仗于在“文革”中泛滥的极左思潮，而且也与长期以来的“阶级斗争”理论紧密相连。 “血统论”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红五类”子女自恃出身好，“自来红”，无法无天；“黑七类”子女则心灵受到莫大的创伤，失去对前途的信心。 ※ ※ ※ 陈伯达在接受笔者的采访时，曾说过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尽管如此，陈伯达在“文革”中，也做过一些“好事儿”。 “好事儿”之一，就是批判“血统论”。在“文革”之初，“血统论”曾一度非常流行。 “血统论”原本出自封建君主的世袭制。在“文革”中，这种封建糟粕却被披上了红色的外衣。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红卫兵贴出了这样的“鬼见愁”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这副对联一贴出来，就产生“轰动效应”：围观者、传抄者、批评者、辩论者，比比皆是。8月1日，这副对联迅即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等学校贴出，又一次引起轰动。这副对联成为“血统论” 最形象、最有煽动力的口号。于是，出身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等家庭的子女，成了“好汉”，趾高气扬；而出身“反动家庭”的子女，则低三下四，成了“混蛋”，成了“贱民”。这副对联引起激烈的辩论：有人高呼“好得很”，有人斥之为“糟得很”。消息迅速传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耳朵。陈伯达很快就作出反应。在这副对联出现的第四天———8月2日凌晨，陈伯达在接见对于对联持不同意见的两派红卫兵时，就明确表示，这副对联“不全面”。陈伯达批判了“血统论”，指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实际上是封建社会“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翻版。 陈伯达把那副对联作了修改： “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 横批改为“理应如此”。 陈伯达向红卫兵们宣传说，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团结大多数。“血统论”不利于“团结大多数”，违反毛主席的教导。陈伯达当时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有着“中央首长” 的身份，他在多次讲话中批判了“血统论”，在广大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影响。应当说，“血统论”能够在“文革”中盛行，固然依仗于在“文革”中泛滥的极左思潮，而且也与长期以来的“阶级斗争”理论紧密相连。特别是在高等学校招生中长期贯彻了所谓的“阶级路线”，出身“反动家庭”的子女即使成绩优秀也被拒之大学校门之外。所以，“血统论”一提出，便得以大肆流行。尽管陈伯达多次批判那副“鬼见愁”对联，但是“鬼见愁”对联仍在广泛传播，而且还出现了《鬼见愁之歌》，歌词就是这副对联，只是在“老子反动儿混蛋”一句之后，加上了一句：“滚，滚，滚，滚他妈的蛋！”“血统论”以血统划线：所谓“红五类”是指家庭出身为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军人、工人和贫农的子女；所谓“黑五类”是指家庭出身或者亲属中有人出身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其实也包括“摘帽右派”）的子女。 后来，“黑五类”又扩大为“黑七类”，即加上“走资派”和资本家的子女。在“红五类”和“黑七类”之间，还存在“中间地带”，即所谓“红外围”。“红外围”是指家庭出身为教师、店员、市民、中农、下中农的子女。 在“大辩论”中，当时流行“报成分”，即在发言之前，先要自报家庭成分。如果所报的家庭成分属于“黑七类”，马上被轰下台…… “血统论”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红五类”子女自恃出身好，“自来红”，无法无天；“黑七类”子女则心灵受到莫大的创伤，命中注定了“黑”，失去对前途的信心。 1966年10月16日下午，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讲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中，虽然讲话的主题即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内中批判了“血统论”，却是应予肯定的。陈伯达的这一讲话经毛泽东同意，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印发下达，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陈伯达在讲话中，首先指出高干子女的“血统”未必“高贵”，接着，陈伯达深入地批驳了“血统论”： 现在有一些学生接受什么“自来红”、“自来黑”的观点，接受什么要在学生中划分“红五类”、“非红五类”或者什么“黑几类”的观点。制造这类观点的人，是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制造混乱，蒙蔽青年。我们劝青年们不要接受这种血统论的错误观点，而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论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同时，那些制造和散布这种血统论的人，如果愿意回到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上，就应该改正错误，停止散布这种谬论。 值得提到的是，在1966年12月，一张署名“家庭问题研究小组”的传单《出身论》，成为又一篇批判“血统论”的力作。1967年1月28日，由“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 创办的《中学生文革报》刊登了《出身论》。《出身论》首先指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副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地错误”。 《出身论》指出，过分强调家庭出身，“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不是“红五类”出身的人，“往往享受不到同等的政治待遇”，这是“不公正的现实”。《出身论》指出，一个人的成长，社会影响远远超过家庭影响。如“领导的教导、报纸、书籍、文学、艺术的宣传，习俗的熏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会给一个人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些统称为社会影响。这都是家庭影响无法抗衡的。”“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娘胎里决定不了”。因此，“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受到同等的政治待遇”，提出应努力“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后来，《出身论》受到追查，这才查明作者是北京二十四中学的学生遇罗克。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称《出身论》是“反动文章”。遇罗克于1968年以“恶毒攻击”的罪名被捕。1970年3月5日被处决。直至1980年，遇罗克一案才得以平反。陈伯达在“文革”中做的另一“好事儿”，就是反复向红卫兵们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在“血统论”盛行的日子，“红五类”们出于“强烈的阶级感情”，先是用巴掌、用拳头，后来发展到用皮带，对“黑六类”进行“武斗”。打人现象，越来越普遍。这时候，江青为之推波助澜，于是“打人风”迅速在全国蔓延。周恩来，陶铸、陈毅等，多次发表讲话，要求迅速制止武斗。 陈伯达所起草的布告，也就是1966年11月18日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发出的《重要通告》。全文如下： 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允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 这样做是违犯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如果有人在幕前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厉处分。从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处理。 1966年11月20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向全国各地转发了中共北京市委的这一《重要通告》，并加以下按语： 北京市委11月18日的重要通告，很好。现在转发全国，请各省、市、自治区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名义大量印发，在学校、厂矿、机关或其他单位内张贴。各地如有同样的情况，照这个通告办理。 第三十二章 冲击国防部 国防部乃军机要地，何况国防部部长是“副统帅”林彪，学生们难道吃了豹子胆，怎敢冲击国防部呢？ 林彪先是有点惊讶，说：“啊？冲进国防部了？” 陈伯达的一张条子，平息了一场风波，“中央文革”显示了“神通” ※ ※ ※ “文革进行曲”在时起时伏地“进行”着：五月，《五·一六通知》；6月，《横扫一切牛鬼蛇神》；7月，工作组“抓游鱼”；8月，《炮打司令部》；9月，大串连，红卫兵涌向北京；10月，“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入11月，全国性的大动乱恶性爆发了…… 11月2日，“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大幅标语，第一次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外国通讯社驻京记者纷纷发出急电，报道来自中国红都的爆炸性新闻。从此，全世界都知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已经成了“打倒对象”。 过了一天，中国各报以醒目的地置，登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在一起的照片，清楚表明现时中国的领导核心是由这5个人所组成，已经摈弃了刘少奇和邓小平。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中国处于大动荡之中。 11月8日凌晨2时，一桩突然爆发的事件，震惊了北京：从来门卫森严的国防部，遭到几百名学生的冲击。学生们从国防部南门朝里冲，要冲进国防部大院。警卫部队紧急动员，组成一道人墙，拦阻学生。学生与警卫部队发生了冲突…… 国防部乃军机要地，何况国防部部长是“副统帅”林彪，学生们难道吃了豹子胆，怎敢冲击国防部呢？ 原来，那理由很简单：“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前来冲击的学生，主要是张家口外语学院的学生，也有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的学生。据说，国防部李天佑副总参谋长在这些学校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学生们前来国防部兴师问罪，要求批判李天佑。 事关重大。国防部立即把紧急情况报告全军文革组长、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刘志坚不敢怠慢，马上打电话向林彪报告。接电话的是林彪秘书张云生，据他回忆：刘志坚的电话讲了半个多小时，萧华又来了电话，他也报告了类似的情况，也主张对冲击国防部的学生进行严肃处理。<u>ｈttp://ｗｗｗ?９９lｉｂ.nｅｔ</u> 向林彪报告事情有几条禁忌：在他临休息前，不能向他报告任何事情，否则会影响他睡觉；他在睡觉的时候，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要叫醒他；他才起床后，由于精神尚未完全恢复，也不能听讲任何东西；他在用饭时乃至饭后半小时内，不但不能听讲文件，就是与人谈话，都会“出汗”。这些不成文的“规矩”，在林办已延续多年：谁违反了它，谁就要对林彪的健康负责。由于这一切，我在清晨接到刘志坚和萧华主任的电话报告，直拖到上午9点钟以后才得机会向林彪报告。 林彪先是有点惊讶，说：“啊？冲进国防部了？”可是，他并不想直接出面处理。林彪踢皮球，把难题推给军队的文革小组去处理。 军队的文革小组李曼村、谢镗忠、辛国治出面劝说学生们退出国防部，可是，学生们不予理睬，因为军队的文革小组毕竟没有太高的威信。 就在林彪睡觉的时候，军队的文革小组已向“中央文革”求援。陈伯达不吭声，他知道国防部是林彪的天下，他怎能插手？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声，在国防部大院里不停地喊着。军队文革小组无法解决问题，只得再次向“中央文革”求援。陈伯达知道这是林彪踢过来的“皮球”，也就显示“中央文革”的“威力”了。 陈伯达派出了手下的张春桥、戚本禹两员大将，会同“中央文革”的军队成员谢镗忠，出现在国防部。 “同志们！同学们！我是伯达同志派来的……”那时的张春桥，还不算显赫，他扛出了组长陈伯达的牌子，赢得了学生们的一片掌声。 张春桥掏出一张纸片，宣读陈伯达亲笔写的“指示”。 据档案所存，陈伯达的“指示”全文如下： 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大道理管小道理。这是毛主席经常说的。今天的事不管你们有这样或那样千条万条的道理，但比起冲进我们无产阶级的神圣的国防部这件大事来，你们的多种道理都站不住脚了。你们忘记了大道理，把这样的小道理摆在大道理之上，怎么能够说是正确的呢？ 希望你们立即离开国防部，有什么事可以一个一个谈清楚，有什么委曲可以一个一个解决。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学们要用大道理来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提高自己，方法是摆事实讲道理，骂人不好，打人更不好，请同学们好好想一想，不要在那里顶了，你们年轻，不要以为自己都对，谁也说不得，我说的这些都是好意，都是从大道理出发的。希望你们不要轻听轻信，偏听偏信，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道理上前进。再说一句，希望你们立即离开国防部，今天的错误是可以改正的，改正以后还可以做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 因为身体不好，托张春桥、谢镗忠和戚本禹三位同志来接见你们，说这番话，请你们考虑。 张春桥念毕，大声问道：“同学们，伯达同志的话，你们拥护不拥护？”学生们只好答道：“拥护！” “好。既然大家拥护伯达同志的意见，马上就退出国防部！”张春桥紧接着说道。 闹了一天的学生们，这时只好散去，退出了国防部大院。 陈伯达的一张条子，平息了一场风波，“中央文革”显示了“神通”。 “谢谢陈伯达同志！”从林彪那里，传来这句话，使陈伯达分外高兴，虽说他早就认识叶群，可是跟这位“副统帅”并无多大来往，毕竟一个是“秀才”，一个是“兵”。这一回，陈伯达接住了林彪踢过来的“皮球”，“理论家”跟“副统帅”之间有了“友谊”…… 第三十三章 安亭事件 上海的风波也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惹起来的。中共上海市委在“文革”之初，按照刘少奇的部署，也派出了大量工作组。甚至在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后，中共上海市委还不知道北京的“行情”，仍在那里派出工作组。上海的学生、工人起来驱逐工作组，中共上海市委强调：“北京派工作组是错误的，上海派工作组是对的！因为中共上海市委向来是正确的！”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在上海兴起。上海的红卫兵、造反派炮轰陈、曹，如同北京炮轰刘、邓。陈，陈丕显，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曹，曹荻秋，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兼上海市市长。在陈、曹之中，曹是炮轰的重点。因为陈丕显在1996年3月查出鼻咽癌，处于休养之中，日常工作由曹荻秋主持。 上海第十七棉纺厂保卫科干事29岁的王洪文，成为上海“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云人物。他组织上海各工厂的造反派们，筹备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简称“工总司”），他被推选为“司令”。 11月9日下午，“工总司”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成立大会，要求曹荻秋到会，予以“承认”。曹荻秋没有理睬。会后，王洪文带领几千工人造反队员到中共上海市委，要求见曹荻秋。曹荻秋仍不予理睬，因为曹荻秋给陶铸打过电话，陶铸明确答复，成立跨行业的全市性的“工总司”是不适当的，是违反了中央有关规定的。 王洪文带领“工总司”的造反队员们闹了一夜，还是见不到曹荻秋，便鼓动造反队员们“进京告状”！ 11月10日清晨，王洪文率队冲入上海北站，抢上列车。上海北站秩序大乱。 据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的韩哲一告诉笔者：考虑到上海北站地处闹市，“工总司”在那里闹事影响很不好，曹荻秋和他商量，决定发车。原定把列车开到苏州附近的昆山站停下，使闹事者远离上海市区。但是列车启动后，上海铁路局考虑到停在上海远郊嘉定县境内的安亭车站更合适些，于是，那列装满“工总司”造反队员的列车便驶入安亭附近的岔道，停在那里。 “这是阴谋！这是上海市委的阴谋！”王洪文岂肯善罢甘休？“司令”存心扩大事态，在11月10日中午拦住了上海开往北京的十四次特别快车。那一段铁道是单轨，十四次列车停在那里，沪宁线便阻塞了！ 震惊全国的“安亭事件”爆发了。在此之前，“文革”之乱还只是乱在贴大字报、揪斗“走资派”，从“安亭事件”开始，“文革”之乱造成工交生产瘫痪，使大动乱升级了。 告急电话打到李富春那里。李富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当时主管工交。倘若发生在安亭的交通中断事故仅仅因为自然原因，如脱轨、相撞、地震、水灾等等，李富春亲自处理也是可以的。可是，这一回却是因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引起的，李富春不能不急告“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 陈伯达与李富春商量，马上派人前往安亭，劝阻工人不要拦断交通。派谁去呢？陈伯达提出派张春桥，因为张春桥既是“中央文革”成员，又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李富春同意了。据陈伯达回忆，当时并未意识到“安亭事件”的严重性，派张春桥去是他匆匆决定的，没有请示过毛泽东，不是张春桥后来所吹嘘的那样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我去安亭”。 事情紧急，张春桥必须坐飞机赶往上海。据王力回忆，是陈伯达要他挂电话给空军司令吴法宪，调来一架军用专机。王力送张春桥到机场。张春桥上了专机，于11月11日晚8时离开北京，飞往上海。在上海机场接张春桥的，是韩哲一。 在张春桥出发前，陈伯达给安亭发去一份急电。他的电报的调子，跟写给在国防部闹事的学生的信差不多。 王洪文毕竟不像那些冲击国防部的学生好对付。当张春桥在安亭宣读了陈伯达的电报之后，，以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刷出大标语，说陈伯达的电报是大毒草。消息飞快地传进了林彪的耳朵。据陈伯达对笔者说，林彪尖锐地批评了他：“大道理管小道理，这是毛主席说的，当然是对的。可是，你把生产当成了大道理，这完全错了。大道理是什么？大道理是革命！革命才是第一位的。革命管一切！” 面对林彪的批评，陈伯达赶紧承认自己的电报写错了。陈伯达马上转为支持王洪文，支持张春桥在上海跟王洪文谈定的五项协议。 张春桥在1966年11月16日的谈话中，也讲到这一过程： 我把五条协议以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报告给他（引者注：指陈伯达）。这样中央文革小组就讨论我在文化广场所讲的五条。到了晚上，文革小组给我打电话来，我在文化广场对这个问题的判断，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是应该这样做的。 王洪文造反之初，正是得到了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的支持，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这才逐渐成为上海一霸，以致后来成为“四人帮”中的一个。陈伯达从发出那个“大毒草”电报，到迅速“急转弯”，到支持王洪文，不过两三天工夫，又一次显示了他的政治投机的看家本领。 这时，中共上海市委由第一书记陈丕显出面，给陈伯达打电话。陈丕显在电话中质问陈伯达：“你们的一个文革小组副组长，究竟有没有权力背着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与群众组织签订反对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决定？你们还要不要国家的法律？” 陈伯达慢条斯理地回答：“不要那么发脾气，冷静一点嘛！字已经签了，中央在研究。” 陈丕显又给陶铸打电话，陶铸明确表示不同意张春桥的做法。 陈伯达得知陈丕显给陶铸打电话，担心陶铸会去找毛泽东。陈伯达马上带着王力去见江青，江青说：“要抢在陶铸前面见主席！”他们深知，如果毛泽东支持陶铸的话，那他们就会陷入被动。 11月16日下午3时，毛泽东在北京钓鱼台十二楼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但常委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陈云没有参加），“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和王力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拿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念了其中的“结社自由”一段，说上海的“工总司”符合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毛泽东又谈到了张春桥在上海跟“工总司”签订的五项协议，他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毛泽东是当时中国的最高权威。他的话，一锤定音。 第三十四章 迁出中南海 江青一听，发脾气了：“中南海是什么地方？你陈伯达拍什么照片、查什么脚印？你给我搬出中南海去！” 这一起“脚印案件”，居然导致陈伯达迁出中南海，真是始料不及…… ※ ※ ※ 1966年11月26日，毛泽东最后一次———第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从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以来，3个多月中，毛泽东已接见了1100多万红卫兵。 已经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站稳脚跟的江青，也急于公开亮相。她能“接见”谁呢？自诩为“无产阶级文艺英勇旗手”的她，要“接见”她的“文艺大军”。 1966年11月28日，首都文艺界举行盛大集会。江青登台，陈伯达带着“中央文革”的“秀才”们为之捧场。 江青在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讲。这篇演讲，成为她继《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之后的第二篇“力作”。这篇讲话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公开发表，成为“学习文件”，而且还收入1968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青同志讲话选编》。 鉴于这是江青第一回登台公开亮相（她以前的种种在群众场合的即兴讲话，只是被用油印机印成传单散发而已），她的讲话将向国内外发布，所以她在向“文艺界的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致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之后，就“说说我自己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过程”。 江青从“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说起，到发现“《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到争取“批评的权利”…… 在谈了冗长的“认识过程”之后，江青谈及了“文革”。她提及了陈伯达。 接着，江青大言不惭地谈起了“京剧革命”的“伟大成绩”。她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在这次大会上，陈伯达又一次给予江青以“巨大的支持和鼓舞”。上一回———1966年7月24日，陈伯达在北京广播学院的那一番对江青的“高度评价”，还只是印在传单上。这一回，陈伯达发表讲话，对江青作了“热情赞扬”。他的讲话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在《红旗》杂志上。“理论家”的“热情赞扬”，对于公开亮相的江青来说，是何等的需要。陈伯达在讲话中，称赞江青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在毛泽东思想的直接指导下，掀起了京剧改革，芭蕾舞剧改革，交响音乐改革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革命改革的高潮，用京剧等形式，表达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群众英勇斗争的史诗。坚持这种文艺革命的方针，而同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同志中，江青是有特殊的贡献的。 陈伯达的讲话，激起久久的“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的口号声。“理论家”的赞扬，为江青的亮相投射了一束明亮的光。 此后，陈伯达仍不时为江青当吹鼓手。1967年5月23日，陈伯达在首都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大会上，吹嘘江青是“打头阵的”。 陈伯达如此“热心”地“树”江青，拍江青的马屁，讨好江青，其实也是为了稳住他那“中央文革”组长的交椅。江青已在“中央文革”说一不二，掌握了实权。 江青当然感谢“理论家”为她捧场，不过，在这个骄横的女人眼里，陈伯达这“老夫子”只是个“迂儒”罢了。康生瞧不起陈伯达，骂他是“乌龙院”的“院长”，而江青也目中无人，骂他是“刘盆子”。 刘盆子何人？那是东汉时赤眉农民起义，欲立新帝，选中了刘盆子。刘盆子是西汉远支皇族，算是刘邦的后裔，起初在起义军中放牛，号为“牛吏”。刘盆子沾了皇族的光，在公元25年被立为皇帝，年号建世。江青骂陈伯达为“刘盆子”，挖苦他当“中央文革”组长如同刘盆子当皇帝一样。 江青还嘲笑陈伯达是“黎元洪”。黎元洪原是湖北新军第21混成协统领。1911年武昌起义时，黎元洪吓得趴在床底下，可是革命军却把他从床下拖出来担任政府鄂军大都督！ 陈伯达和江青之间，捧捧骂骂，在“中央文革”里争争斗斗。陈伯达常常斗不过这位“第一夫人”。气愤之际，陈伯达竟然也说：“我成了刘盆子！”在陈伯达看来，刘盆子不过是傀儡，他也成了傀儡。 尽管“理论家”与“第一夫人”在“中央文革”勾心斗角，但他们毕竟是一伙，在推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面完全一致。 就在“理论家”为江青的公开亮相捧场一番之后，他的家中发生了一桩不大不小的怪事。 一天，忽然有人向陈伯达的妻子刘叔晏报告：在陈家后门的外墙，发现几个可疑的脚印！ 刘叔晏走去一看，觉得那脚印确实有点蹊跷，怎么会落在墙上呢？ 大抵是“阶级斗争”观点太强的缘故，陈家怀疑有人翻墙入院，或者爬在墙上观察陈家动静。 陈伯达是“中央文革”组长，家中出现这等怪事，那还得了！刘叔晏马上告诉保卫部门。于是，来了几个公安人员，对着陈家墙上的脚印拍照。 究竟是谁的脚印呢？首先受到怀疑的，自然是陈家的近邻。 与陈家一箭之隔的是董必武家。董必武是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解放后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除了董家受到那些“眼睛、鼻子灵得‘可爱’的人”的怀疑之外，那个关于脚印的问号还在中南海不断扩大…… 消息进了江青的耳朵。江青一听，发脾气了：“中南海是什么地方？你陈伯达拍什么照片、查什么脚印？你给我搬出中南海去！” 陈伯达当时在钓鱼台工作。知道脚印一事之后，回到家中，跟刘叔晏吵了一架，已无济于事。这位堂堂的“中央文革”组长，只得忍气吞声，受他的那位第一副组长的调遣，准备搬家。 没多久，陈伯达便离开了中南海，搬到附近的新建胡同去住。 那么，陈家后门院墙上的脚印，究竟是谁留下来的呢？ 据云，是一位中学生，出于对这位“中央文革”组长的气愤，对着陈家的院墙踹了几脚，如此而已。既没有翻墙而入，也没有“偷听”、“偷看”。 可是，这一起“脚印案件”，居然导致陈伯达迁出中南海，真是始料不及……陈伯达埋怨着刘叔晏，夫妻关系原来已有些不和，这么一来更加紧张。好在已经搬出中南海———在中南海吵架，陈伯达生怕给左邻右舍听见。 “你别神气！如今，倒了那么一大片人，你也迟早会倒的！”刘叔晏跟陈伯达吵架，有时蹦出这么一句话，弄得陈伯达心中也好一阵紧张。 “什么‘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吃人！”有时，刘叔晏言词更加尖锐。 “理论家”一听这话，脸色都变了。 就在“理论家”为江青的公开亮相捧场一番之后，他的家中发生了一桩不大不小的怪事。 第三十五章 接管陆定一专案 陆定一一家深受浩劫之苦：陆定一和严慰冰各被关押13年，严慰冰的3个妹妹受株连各关9年、6年、8年，长子关6年，70高龄的岳母关了一年后死于狱中，总刑期竟达56年！ ※ ※ ※ 虽然刘叔晏在气愤之际，骂骂咧咧，说出“‘文化大革命’就是吃人”这类在当时“违禁”的话，但是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参与过整人。 那时，她负责范若愚的专案组。范若愚，山西五寨县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任《红旗》杂志常务副总编兼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文革”开始不久，被诬为“特务”，成立了专案组，专门整他。范若愚和他的亲属受到了诬陷。 范若愚的冤案越搞范围越大，许多无辜者受株连。负责中央“专案”工作的江青，却夸奖刘叔晏“办案有能力”，要她负责更大的“专案”———陆定一专案。 陆定一的职务远远高于范若愚，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文化部部长、是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中的一个。江青要刘叔晏负责陆定一专案，刘叔晏自知干不了。陈伯达接过了这一专案。这样，陆定一专案便由陈伯达主管。 笔者为了了解陆定一受迫害的情况，曾赴北京，在陆定一家采访。据陆定一夫人严慰冰的胞妹严昭告诉笔者，陆定一一家深受浩劫之苦：陆定一和严慰冰各被关押13年，严慰冰的3个妹妹受株连各关9年、6年、8年，长子关6年，70高龄的岳母关了一年后死于狱中，总刑期竟达56年！另外，四位曾为严慰冰诊治的精神科大夫也受株连，投入狱中，其中两位大夫含冤死于狱中！ 陆定一受迫害的主要原因，是他对林彪的那一套“立竿见影”、“走捷径”式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方法持反对态度，认为那是“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陆定一受迫害的导火线，则是妻子严慰冰那“五○二专案”。 所谓“五○二专案”，即“化名信专案”。那是从1960年3月起，化名“基督山”、“黄玫”等，写了一封又一封信，直寄林彪、叶群，像一颗颗微型原子弹一样，在林府爆炸，使林彪、叶群坐立不安。 据严昭回忆，早在延安时期，严慰冰便对叶群那种骄横跋扈的派头看不惯，在林彪取代了彭德怀之后，气焰日盛。1960年初，严慰冰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探望儿子德德，见到在那里学习的林彪之女林晓霞。林晓霞是林彪前妻刘某所生。严慰冰得知林晓霞连寒暑假都不能回家———林彪和叶群不许她回去，对她很不好。出于义愤，严慰冰寄出了化名信，痛骂林彪、叶群。 1963年夏，公安部六局局长来到严慰冰所在工作单位———中共中央宣传部，调取严慰冰档案。一看笔迹，便断定“基督山”即严慰冰。 林彪得知化名信是严慰冰所写，便决心“一窝端”，干掉陆定一———其实，当时陆定一本人并不知道严慰冰写化名信一事。 机会终于到来，1966年5月，在那次通过《五·一六通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罗、陆、杨被定为“反党集团”。5月18日，林彪在会上所作的长篇讲话中，猛烈地攻击了陆定一夫妇： 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是要镇压他们！他们是假革命，他们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假毛泽东思想，他们是背叛分子，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他说他不知道他老婆的事！怎么能不知道？…… 原本住在中南海增福堂的陆定一，被赶出去了，临时住在北京安儿胡同一号。 严慰冰和她的胞妹严昭是在1966年4月28日同时被捕。陆定一则在5月底失去了自由。 1966年12月，陈伯达接管了陆定一专案。 诬陷、迫害陆定一，是陈伯达在“文革”中所犯严重罪行之一。为此，1980年12月28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就这一问题审问陈伯达。庭长江华出庭审判，审判长曾汉周主持审判。 以下是法庭审判记录： 法庭出示和宣读陈伯达、谢富治、吴法宪批准1968年5月23日专案组关于逮捕陆定一的报告（引者注：陆定一早在1966年5月底遭非法关押。这份报告是指正式办理逮捕手续）。报告上“同意”二字经字迹鉴定，系陈伯达所写。出示后，陈伯达说：“这个批的完全是我的字，没有问题，完全是我的字。这件事情呀，老实说，我这个记忆力太糟糕了，我实在不记得，但是事实俱在。” 问：“你实在不记得，现在你看过以后，这个是事实吧？” 答：“是事实。” 问：“你还提出要把陆定一交给红卫兵审判，有没有这个事情？” 答：“有这个事情……因为江青强迫刘叔晏接受这个案子，又请她吃饭，刘叔晏都不干，我看这个样子，不好下台，我就接过来，我说我管好了。为什么我接受这个案子呢？我跟陆定一无冤无仇，为什么接受这个案子，就是有这个原因，就是她要迫害我家庭，我如果不搞呀，不接受这个案子，她要迫害我家庭，我自私自利呀，考虑这个问题，迫害我全家，我当时是有所顾虑的……” 接着，法庭审问陈伯达对陆定一专案的三条指示问题。陈伯达先说了三条的内容。法庭出示、宣读和投影了1966年12月16日陈伯达亲笔写的对陆定一专案的三条提示，原文是： “一、降低生活标准（不超过12元），沙发、软床、写字台等等，一概搬掉。二、要他（和她）写逐日活动，先从去年10月起到今年被捕止。三、考虑交红卫兵审判。（此事内部掌握）” 法庭还宣读了原陆定一专案组钱光五的证言，以及笔迹检验鉴定书。宣读后，审判员李明贵问：“你下达书面指示，要把身为副总理的陆定一交红卫兵审判，这是严重违反宪法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法制的，你当时知道不知道？” 答：“当时没想到。” 问：“这不仅会使他受到人身迫害，而且甚至会有生命的危险，这一点你知道不知道？” 答：“这些问题我都没有想到，但是当时呢，我是在发疯的时刻，人尤其在发疯的时候，我是可能发疯的。” 陈伯达在法庭的答词中，有一句话倒是逼真地道出了他当年的心态：“我是在发疯的时刻！”确实，“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发疯”的运动，陈伯达在那些岁月如同“发疯”一样上蹿下跳，以致成为人民的公敌。 第三十六章 清除异己 “叛徒”是“文革”中流行的“帽子”，要想整倒谁，胡弄了一点“调查材料”，说成是“叛徒”，便可把人置于死地。 身为“第五号人物”的陈伯达，怎样才能打倒位于他之前的“第四号人物”陶铸呢？ ※ ※ ※ “文革”，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剥笋”，一层层地剥去那些“异己”。 在“文革”中，党内在“剥笋”，政府内在“剥笋”，军队内在“剥笋”。 就连“中央文革小组”，也在“剥笋”。 穆欣被“剥”掉了———因为有人揭发穆欣在“文革”前有精神病，列为“恶毒攻击” 之罪。江青随手给他扣了项“叛徒”之帽，让王烽派人去调查。于是，“中央文革”的名单上，便勾去了穆欣的大名。 尹达也被“剥”掉。这位历史学家，早在1931年便已参加河南安阳殷墟发掘，1938年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成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历史研究所第一副所长。一顶“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就使他靠边。郭影秋、郑季翘、刘文珍受到冲击，不再参与“中央文革”工作。 在1966年底，“中央文革”四位副组长中的两位———王任重、刘志坚受到了“炮轰”。 在省委书记之中，除了陶铸，要算是王任重喜欢运动笔头的了。在王任重领导下的中共湖北省委写作小组，以“龚同文”为笔名，在“文革”前发表了许多杂文，其中不少是王任重亲自写的。正因为王任重颇有“文名”，毛泽东十分看重。他当“中央文革”副组长，也因为是省委书记中的“秀才”。可是，“文革”风暴骤起，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除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写大字报支持造反派之外，全都受到炮轰。王任重虽然有着“中央文革”副组长的光辉庇护，造反派也知他并非江青“嫡系”。湖北的造反派早已把炮口对准王任重。不过，一般性的“炮轰”，还打不倒王任重。 完全出乎意外，一首小诗，竟成为轰倒王任重的重磅炮弹。那是一个造反派偶然从王任重的儿子那里，看到王任重写的一首诗，内中称毛泽东为“战友”、“兄长”。这本来是很普通、很正常的事，可是在那种“非凡的年代”，造反派们如获至宝：“哼，你王任重胆大包天，竟敢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称兄道弟！”顿时，武汉三镇的造反派们起哄了，向王任重兴师问罪。江青大喜，她正巴不得找个由头“剥”掉王任重。这时，陶铸出面保王任重，向毛泽东写了报告，建议王任重辞去“中央文革”副组长职务，仍回中南局工作。而且王任重当时正患肝病，陶铸建议让他休养、治病。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要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自1966年10月起，王任重离开北京，到广州养病。 继王任重之后，刘志坚“剥”去“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职务。刘志坚是在1964年奉命去广州参加调查“大比武冲击政治”，一度被林彪看中。这样，当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那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时，便派刘志坚作为座谈会的召集人。“中央文革”成立时考虑到要有军队方面的代表，选中了刘志坚。刘志坚是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江青很快就发觉，刘志坚“不听话”。1967年初，江青称刘志坚为“两面派”，很快就把他打倒了。江青对部队的造反派说：“像刘志坚这样的人物，我们帮你揭发。我名义上是军队的文化顾问，但是他从不向我汇报。去年开了个座谈会（引者注：指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他有了政治资本。因为萧华有病（引者注：萧华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病了两年。他的手伸得很长，当了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他是典型的两面派。” 陈伯达附和江青，给刘志坚安了顶“叛徒”的帽子，把他打倒。 “叛徒”是“文革”中流行的“帽子”，要想整倒谁，胡弄了一点“调查材料”，说成是“叛徒”，便可把人置于死地。 关于刘志坚所谓的“叛徒”问题，徐向前后来说明了真相：“陈伯达说刘志坚同志是叛徒，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那是在抗日战争时的一次战斗中，我们的部队遭到敌人袭击，刘志坚同志被俘了。冀南部队司令部接到地下情报组织的消息，说日本人在某时通过某地，根据这个情报，我们的部队在敌人通过的路上打了一个伏击，当天就把刘志坚同志救出来了，根本无所谓叛变。” 可是，在1967年初，就是凭着江青所说的刘志坚是“两面派”，陈伯达所说的刘志坚是“叛徒”，再加上所谓的刘志坚“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把刘志坚打倒了。 这么一来，“中央文革”的“领导”只剩下组长陈伯达，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张春桥，还有两位顾问，即陶铸和康生。 围绕着张春桥跟王洪文就安亭事件签订了五条协议，陶铸和江青、陈伯达之间便有过激烈的摩擦和斗争。这样针锋相对的争论，在陶铸和江青、陈伯达之间，有过多次。江青联合陈伯达，决心“剥”掉陶铸。 不过，凭借第一副组长和组长的力量，要想打倒陶铸，并不那么容易：陶铸毕竟是“第四号人物”，排名于陈伯达之前。 身为“第五号人物”的陈伯达，怎样才能打倒位于他之前的“第四号人物”陶铸呢？ 陶铸，湖南祁阳人，比陈伯达小三岁。 1926年，陶铸在黄埔军校学习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他参加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1929年，担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及书记。当他在闽南工作时，陈伯达从苏联返回厦门，曾一起共事。 1935年5月，陶铸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被国民党判处无期徒刑。1937年国共再度合作时，经周恩来、叶剑英交涉，营救出狱。1940年，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陶铸在党内的职务，高于陈伯达。 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陈伯达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而陶铸只是七大代表。从这时起，陈伯达的职务一直高于陶铸。 解放后，陶铸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他喜欢写作，著有散文集《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思想·感情·文采》等。他也爱写诗。 在党内，陶铸十分敬重的是邓小平。陶铸夫人曾志在《如烟往事难忘却》（《历史在这里沉思》，华夏出版社）一文中，写及陶铸所说的一段话： 1949年，二野进军西南，路经武汉时我才第一次见到邓小平。邓小平调中央后，也仅是公事来往，交往不深。1956年八大以后，邓小平担任总书记，之后接触就多了，关系也更加密切。我对邓小平的观感，确实是好的。在1955年的党代会上，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党内允许拜师的话，当主席的学生我不够格，但我愿拜邓小平为师。 第三十七章 打倒陶铸 陶铸此时已经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他霍地站了起来，直视着江青声色俱厉地说道：“你也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 ※ ※ ※ 由于邓小平的推荐，1966年5月底，陶铸被调往中央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接替了刚刚被打倒的彭真的工作。此后不久，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成为“第四号人物”，名列陈伯达之前。如前所述，据王力回忆，是江青排定的这一名单。据曾志说，则是毛泽东的安排。 原先陶铸排在较后面，主席亲自用红笔把陶铸勾到周总理之后、陈伯达前面，这就是所谓“第四号人物”的来历。陶铸说：“我是新来的，排太前不好，我认为应把我放到富春同志后面。我去见了主席，要求把陈伯达调到第四位来，我说伯达同志长期在你身边工作，对主席思想领会比我快，主席说已经定了，不变了，伯达那里我找他谈谈。” 陶铸突然跃居陈伯达之前，引起陈伯达的嫉恨是可想而知的。正因为这样，在安亭事件时，陈伯达支持张春桥，陶铸则支持陈丕显，他们之间已产生明显的分歧。关于陈伯达，陶铸说过这样的话： “跟陈伯达的芥蒂，却是由来已久。我很清楚他的老底。早在1930年，中央派他前往福建工作时，就表现出贪生怕死，临阵逃跑，我对他印象极坏，因此在延安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我公开表示反对选他，并且在小组会上谈了对他的看法，为此，他对我一直耿耿于怀。我来中央后，关系就更加恶化了。” 陶铸成为“中央文革”的顾问，是江青提名的。江青原本对陶铸寄予希望。很快地，江青发现，陶铸跟她不合拍。江青本希望借陶铸压邓小平，后来她发觉陶铸对邓小平很尊重。 于是在“中央文革”会议上，江青不时与陶铸发生矛盾。 江青与陶铸吵得最厉害的一次，是关于吴传启的事。吴传启是《哲学研究》杂志总编，他在学部贴出第一张大字报，“造反”甚早。陶铸夫人曾志回忆道： 那天，陶铸去中央文革开会，一进屋江青就以居高临下的口吻质问陶铸：“你为什么迟迟不去宣布吴传启为革命左派？”陶铸说：“吴传启的的确确是有问题的，他的材料你已看过，我怎么能去支持这样一个人呢？”江青蛮横地说：“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就必须支持他们。至于什么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江青又傲慢地补充了一句：“你不也是国民党吗？”陶铸也火了，他立即反唇相讥：“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党员？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党员，是在国民党军队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还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第一军的党代表。他们都是我的顶头上司，我不过只是国民党的一个小兵。而吴传启是什么性质的国民党？他的国民党能与我们的国民党混为一谈吗？”一席话说得江青恼羞成怒，她竟然命令似的非让陶铸去支持吴传启不可。陶铸此时已经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他霍地站了起来，直视着江青声色俱厉地说道：“你也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 仅说了这么一句，江青就大哭大闹起来，说什么她这一辈子还没受过如此大的气，说陶铸欺负她，镇压她。陶铸对我说：“你不知道，江青对我们，经常像训孙子那样的训斥，总是用命令的口吻，真是让人受不了！”…… 又据王力回忆此事，他说：“这件事，关锋告诉了叶群，叶群马上告诉林彪。叶群说这件事太大了，这个陶铸，他怎么能说到毛主席，怎能跟江青吵？在这件事以前，原本林彪对陶铸比较欣赏。这以后，林不敢接近陶了。” 于是乎，1966年11月28日，江青在那次“检阅”文艺大军的大会上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这话是印在当时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的。江青故意“忽略”了名列陈伯达之前的陶铸，言外之意，陶铸不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 ※ ※ ※ 陈伯达的讲话，成为北京“爆炸性”的新闻。当天傍晚，北京街头传单、大字报、大字标语飞舞，醒目的新口号是：“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 ※ ※ 尽管这样，毛泽东还是保陶铸。1966年12月29日，他找陶铸谈话，说道：“江青这个人啊，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 看来，毛泽东无意于打倒陶铸，而只是提醒他要注意。江青和陈伯达无法借助于“最高指示”打倒陶铸。 江青和陈伯达手里的“法宝”，那便是煽动造反派，他们在1967年1月4日，发动了对陶铸的突然袭击。 那是湖北武汉的“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代表们，来到了北京。当时，王任重在广州，所以武汉的造反派组成了这么个“赴广州专揪王任重”的“兵团”。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等“接见”了这么个“兵团”的代表，借这个“兵团”来揪陶铸———据云陶铸是王任重的“后台”。 据档案所载，“接见”从1月4日上午1时40分至2时45分，地点在人民大会堂东边的会议室。 江青请陈伯达唱“主角”，因为陈伯达毕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他来“炮打”陶铸，才有分量。 陈伯达开腔了： 陶铸同志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洗刷不掉。 后来变本加厉…… 陈伯达的这番话，为打倒陶铸定下了调子。 这时候陶铸就在隔壁房间里，竟毫无所知。他正在找安徽的张恺帆谈话。然后，又忙着接见安徽来京的学生…… 陈伯达的讲话，成为北京“爆炸性”的新闻。 当天傍晚，北京街头传单、大字报、大字标语飞舞，醒目的新口号是：“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晚上，数千首都红卫兵、造反派上街游行，高呼：“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晚九时，中南海西门外响起了一片“打倒陶铸”的口号声，高音喇叭一次又一次广播着陈伯达的讲话。 夜，急电发往全国各地。各大城市的红卫兵、造反派连夜刷出大标语：“北京急电—— —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据陶铸夫人曾志回忆，“直到深夜12点多，陶铸才回来。我把情况相告，他竟全然不知！”“凌晨2点多钟，总理来电话召见陶铸，说江青他们的讲话他也是才知道的！”周恩来说：“我们分手后，我去给陈郁同志（引者注：广东省长）打电话，回来见他们（引者注：指陈伯达、康生、江青在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代表）接见红卫兵，我坐下来听了一会儿，陈伯达、江青、康生他们话已讲过了，我没有听到。” 由陈伯达、江青、康生点起来的这把“打倒陶铸”之火，迅速燃遍全国。 陈伯达和江青火上浇油，在1月7日去新华社发表讲话，捅出了“照片事件”。 当时陈伯达讲话的原文如下： 从陶铸接管中共中央宣传部以后，就接管了新华社。这个新华社在他接管下边，搞了好多非常之糟糕的事情，搞了同党的十一中全会相对立的一些照片。明明把中央所批判的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一些代表人，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凑在一起，硬要凑在一起，有好几次。你们今天这张，只是其中一张（引者注：指的是当时“新华社新闻造反团”印发的传单《揭穿一个大阴谋》，说熊复拼凑了一张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一起的照片）。 刚才有个同志递了个条子，才可笑哩，说有一张邓小平的照片，身体是陈毅同志的，头是邓小平的。（笑声）这么凑的！就是想各种办法要让他们操纵的新华社发表的消息，发表的相片和电影，把刘邓美化。这些事是什么东西？是什么性质？（众：反党）由你们判断，是不是呀？（群众呼口号：打倒陶铸！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敬爱的毛主席万岁！）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半年了，看我们全国的群众，觉悟得很快，进步很快，你们也一样，你们不肯受蒙蔽，不肯受欺骗，揭露了这么一种阴谋这是一种很好的现象…… ※ ※ ※ 这一“照片事件”，据陶铸夫人曾志说，那是陶铸“主管的新闻宣传口，一如既往把刘邓作为国家领导人来对待。例如新华社将要发一组国庆检阅的新闻照片，按规定，要有毛主席和刘主席两人在一起的一张，这次依然循章办事。审稿时，陶铸发现没有邓小平的镜头，当即指示一定要有小平同志的照片，并询问新华社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新华社同志说可做技术性处理。后来他们将一帧照片上的一个同志隐去，将小平同志的照片移补过来。这就是后来哄动一时的，被四人帮大肆渲染的所谓‘换头术’事件。而主席与少奇的那张，江青也子虚乌有地指责是陶铸拼接成的。” 这“换头术事件”见诸于传单、大字报、红卫兵小报，一下子群情哗然，“打倒陶铸”的呼声甚嚣尘上。 紧接着，1月10日，陈伯达和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在接见首都造反派时，再一次发表批判陶铸的讲话。 在陈伯达讲完之后，康生上台说话了。康生惯于“翻老帐”，历数陶铸在一次次路线斗争的“错误”，康生的讲话中，透露了甚为重要的内幕：“陈伯达同志1月4日有关陶铸问题的讲话是我们讨论过的。”“我们”指的是谁呢？不言而喻，指的是江青、陈伯达和他！ 面对着陈伯达、江青、康生所发动的“打倒陶铸”的运动，毛泽东如何表态呢？毛泽东讲过两回意思全然不同的“最高指示”。 第一回，是1967年1月8日，毛泽东召集会议，研究打倒陶铸之后，宣传口由谁接替。出席者有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康平铸、胡痴。毛泽东在会上谈及陶铸。这段“最高指示”在当时曾被众多的传单所登载： 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当初我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这个人还可以。 陶铸的这个问题，我没有解决了，你们也没有解决得了，红卫兵一起来就解决了。 陶铸夫人曾志看到传单，觉得“当初我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可能是记录者记错了。 她不相信毛泽东会说陶铸“不老实”，猜想是“不老成”，误记了。曾志给毛泽东写了一信，附去传单。毛泽东阅后，在“不老实”三个字下面用铅笔画了一横杠，并打了一个“？”，退曾志。这表明，传单上所载毛泽东的话是确实有的，但“不老实”一句欠妥。 不过，毛泽东在1月8日说那段“最高指示”时，只知道红卫兵打倒了陶铸，并不知道红卫兵的幕后煽动者是陈伯达、江青、康生。 1967年2月10日，毛泽东第二回发布关于陶铸的“最高指示”。这一回，与上一回的意思大不相同。陶铸倒台后，王力于1967年1月8日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组组长（相当于中宣部部长）。据王力回忆，2月10日，他出席了毛泽东召集的常委扩大会议： 参加的常委有：主席、林彪、总理、陈伯达、康生、富春，还有叶帅、江青、我。 会上，主席发火了，骂陈伯达：“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进行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 这是当时他讲的最重要的几句。 主席然后骂江青：“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我查了记录，别人要不就是没有到，要不就是没说话。陈伯达讲了话，江青插了话。” 主席原来没有看到陈伯达1月4日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代表的讲话记录（中宣部整理）。看到以后，非常不满。一月份陶铸刚被打倒，主席也说了陶铸很多坏话，但不赞成那么打倒。 仅仅隔了一个月，2月10日毛泽东的讲话否定了他1月8日的讲话。毛泽东第二回的讲话，对陈伯达的批评是够厉害的。笔者询问陈伯达，他说，他也还记得毛泽东所说的“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的批评。 陈伯达毕竟以“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陶铸倒了。于是，陈伯达也就从“第五号人物”向前迈进了一步，变成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这个“小小老百姓”，又一次显露了他的野心！ 第三十八章 阎红彦之死 “中央文革”权重一时，组长陈伯达“管得宽”，不仅支持湖北造反派揪王任重，而且过问云南省的“文革”。 阎红彦当时是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云南的第一把手。1955年被授予将军衔。 阎红彦在“文革”中的惨死，陈伯达负有一定的责任……阎红彦是陕西安定（今子长） 县人，生于1909年。他16岁便加入中国共产党。 据陈伯达说，1933年，阎红彦在张家口察哈尔抗日同盟工作时，便与他相识。1934年7月，阎红彦受中共上海中央局派遣，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七大，并在苏联学习军事。 翌年回国，担任中国工农红军黄河游击师师长，第三十军军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三团团长。 解放战争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副司令。 解放后，担任过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四川省副省长兼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有两件事： 一件事是关于高岗。 阎红彦早在30年代初，便曾与高岗共事。那时，在陕北临直镇的战斗中，高岗临阵逃脱。作为游击队的总指挥，阎红彦曾给过高岗以留党察看的处分。这样，高岗记仇于阎红彦。 1942年，在延安进行西北历史经验教训总结时，高岗借机整了阎红彦。从此，阎红彦被整得抬不起头来。 1945年，在中共七大，阎红彦向刘少奇反映了高岗的问题，刘少奇把阎红彦的意见记录在案。 这样，当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对高岗进行批判时，刘少奇说起阎红彦早在9年前就已向中共中央反映了高岗的问题，并从档案中调出阎红彦当年的谈话记录，表明阎红彦的意见完全正确。阎红彦从此在政治上翻身。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见到阎红彦，表扬了阎红彦对高岗进行斗争的精神。 1958年冬，阎红彦奉命调往云南，成为那里的第一把手。 阎红彦到云南工作后，又一次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 那是在1961年5月16日，毛泽东在阎红彦《关于云南弥渡县解散公共食堂的调查报告》上，作了批示： “阎红彦同志此信写得好。他的调查方法也是好的，普遍与个别相结合。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 经毛泽东指示，阎红彦的调查报告印发全国。 “文革”风浪骤起，阎红彦却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 那是在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由陈伯达起草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亦即“十六条”）阎红彦对“文化大革命”表示“不理解”。阎红彦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说起了自己的“不理解”，廖志高也深有同感。于是，他俩在小组会上，都谈了自己对于“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 这消息很快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 毛泽东见到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时，问道：“听说，阎红彦、廖志高的思想到现在还不通呢？” 李井泉连忙遮掩道：“他们想通了，想通了！” 这消息又很快传到云南，阎红彦马上成了造反派“炮打”的头号目标。 紧接着，1967年10月阎红彦又去北京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的矛头指向刘少奇、邓小平。江青、陈伯达召集一些军队高级干部揭发邓小平，阎红彦却站出来为邓小平说话。 于是，康生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点名阎红彦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使阎红彦的处境变得异常艰难。 ※ ※ ※ 陈伯达一席恶语，伤透了阎红彦的心。 “杀我者，陈伯达、江青也！”阎红彦恨恨地说出了这句话。 阎红彦之死，本来要登在当时给政治局常委看的内部刊物《要事简报》上，陈伯达把消息删去了，说用不着登，算不上是“要事”！ 回到云南，阎红彦便处于造反派的猛烈“炮轰”之中。 1967年1月4日，云南省造反派头目黄兆麒准备在昆明检阅台广场召开批判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勒令阎红彦到会接受批斗。 为了保护阎红彦，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在当天下午5时，把阎红彦和夫人王腾波秘密送往昆明市郊一个军事要地———小麦峪。 小麦峪离昆明大约20里，那里山势险峻，是一个秘密的军事重地。云南造反派找不到阎红彦，急急上告“中央文革”。 1月8日凌晨1时，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响起北京长途电话。接电话的是中共云南省委副秘书长王甸，一听电话，啊，来头不小：“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要找阎红彦！ 王甸当然知道阎红彦的秘密行踪，便给小麦峪挂电话。 阎红彦的秘书曹贤桢听说陈伯达来长途电话，不敢怠慢，叫醒了阎红彦，问他接不接电话？ “把电话接过来！”阎红彦翻身下床，拿起了电话耳机。 不一会儿，电话耳机里响起了难懂的福建话。阎红彦实在听不懂。汪东兴正在陈伯达那里，临时由汪东兴充任“翻译”。 陈伯达的话非常刻薄： “你不要像老鼠一样躲在洞里，去见见革命群众嘛！你的命就那么值钱？你没有了命我负责赔你一条命！我可以给立个字据，你不要胆小，不要养尊处优，当老爷当惯了，见不得风雨。斗个一次两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这就是中央的意见！” 阎红彦一听，肺都气炸了，激动地大声道： “我就不承认你是代表中央讲话！‘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坐在北京，只知道乱发号令，了解不了解下面的情况？你们对云南的经济建设怎么看？对边疆怎么看？你们究竟想什么？把地方领导机关搞成这个样子，怎么领导？你们这样干下去，是要出乱子的！” 陈伯达大骂阎红彦“顽固”，他说： “中央‘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写得明明白白的嘛，你还怕出乱子？要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靠毛泽东思想领导。你这么害怕群众，难道要毛主席出来为你保命……” 陈伯达说罢，挂断了电话。 陈伯达一席恶语，伤透了阎红彦的心。 阎红彦无法再入眠，到隔壁房间里，对云南省长周兴诉说了刚才陈伯达打来的电话。 “我要进城，去见那些造反派！”阎红彦气呼呼地对周兴说。 “到天亮再说吧。”周兴劝慰他。 “杀我者，陈伯达、江青也！”阎红彦恨恨地说出了这句话。当时，周兴未听出他话中的特殊含义。 清晨4点多，小麦峪响起汽车轰鸣声。一大批造反派得知阎红彦在小麦峪，从昆明赶来捉拿。 秘书曹贤桢风风火火跑去报告阎红彦。阎红彦大约太累了，秘书大声喊他，没有应声。 秘书开灯一看，大吃一惊：阎红彦自杀身亡！ 阎红彦在临死前，写下了一张字条：“我是被陈伯达、江青逼死的。” 事后才查明，阎红彦是吞服了几十片“眠尔通”而死的。 阎红彦之死，本来要登在当时给政治局常委看的内部刊物《要事简报》上，陈伯达把消息删去了，说用不着登，算不上是“要事”！ 阎红彦之子阎泽群是笔者北大校友。1991年4月，他从北京给笔者来信说：“后来，在1967年3月反击‘二月逆流’中，陈伯达曾在两次重要会议上谈到阎红彦之死（可惜这些材料因我当了十年‘反革命’而被抄走），记得他的讲话的大意是说：有些人未被敌人的枪所击中，但抵御不住敌人的糖衣炮弹，说阎红彦害怕群众。另外，就是表白他与阎红彦过去并无多少来往，等等。”直到漫漫长夜过去，阎红彦的冤案才得以平反。 1978年1月24日，阎红彦的骨灰被迎放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邓小平、胡耀邦参加了阎红彦骨灰安放仪式…… 第三十九章 支持上海“一月革命” 1967年1月，是多事的1月：1月4日，打倒了陶铸。就在这一天，“中央文革”的两位大员———张春桥和姚文元，以“调研员”的身份，飞往上海。也就在这一天，上海《文汇报》的造反派宣告夺权，成为上海“一月革命”的先声；1月8日清晨，阎红彦在昆明饮恨离世。当晚，毛泽东召集陈伯达等开会，毛泽东说了那番批评陶铸的话。 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陈伯达以及刚刚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组组长的王力说，1月5日上海《文汇报》登载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很好。今晚就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明天登《人民日报》。毛泽东还口授了一段《人民日报》编者按，由王力当场笔录，交毛泽东阅定。 翌日，《人民日报》头版醒目地刊登了编者按，指出：“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紧接着，上海《文汇报》又刊载了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总司”等32个造反组织联合签署的《紧急通告》。毛泽东看后，再度肯定。毛泽东嘱令陈伯达起草贺电。陈伯达和唐平铸、胡痴一起起草。当时，唐平铸是《人民日报》总编，胡痴则刚刚被任命为新华通讯社社长。 陈伯达、唐平铸、胡痴写出了贺电，交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据陈伯达回忆，会议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起初，毛泽东没有到会。会议通过了贺电之后，毛泽东来了。毛泽东看了一下，说了一句意见：“署名加上‘中央文革’。”贺电原先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名签署的。遵照毛泽东的意见，改为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共同名义发出。 这份贺电，对于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总司”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份贺电刊登在全国各报上，上海“工总司”顿时声望骤增，王洪文也就取代了王进喜，成为全国工人阶级的代表人物。 这份贺电，对于“中央文革”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加上“中央文革”，是毛泽东提议的。从此，种种中央文件，便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署名，大大增加了“中央文革”的“权威性”。当然，作为“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也随之增加了“权威性”。谁反对陈伯达，那便是反对“中央文革”，那便是反对中央，那便是“现行反革命”。 这份贺电表明，“中央文革”已正式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毛泽东说了这样的话；“古之民，不歌尧之子丹朱（丹朱不肖）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央书记处而歌中央文革。” “中央文革”，成了一个无事不管、无处不伸手的“小组”。 自从贺电发表之后，“中央文革”不再是过去“逊称”的“政治局的秘书班子”、“参谋部”，而是手握实权、大权，可以直接向各级党委下指示了。 像走马灯似的，唐平铸、胡痴在1月11日还与陈伯达一起起草贺电，到了1月17日便倒台了。陈伯达、王力、关锋赶到《人民日报》社。 陈伯达说：“你们造唐平铸的反，造得对！……你们的几任总编辑都垮台了，一个邓拓，一个吴冷西，一个唐平铸，统统都垮台了。” 陈伯达宣布：“我建议‘中央文革’今后由王力、关锋同《人民日报》联系。关锋实际上要负责《红旗》杂志。他是《红旗》常务编委，实际上是总编。王力同志可能跟你们联系多一点……” 关锋插话说：“《人民日报》有两条路线，一条是陈伯达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是陶铸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从此之后，“中央文革”便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都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陈伯达通过王力、关锋这两员干将，控制了中国最重要的舆论工具。 第四十章 阻拦调查康生 1967年1月中旬，北京爆发出轰动全城的新闻：打倒康生！ 康生此人，又刁又滑，奸诈阴险，自从成为“中央文革”的顾问以来，招摇过市，气焰逼人。终于，人们对康生的怒火，猛烈地爆发了。 北京冒出了一个“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写大字报，印传单，炮打老奸巨滑的康生！ 一大批大字报突然在清华大学贴出来，痛快淋漓地大骂康生。人们争相传抄，消息不胫而走。 康生明里是人，暗里是鬼。演鬼戏，是他鼓动的。他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煸动文艺界去演鬼戏。他拍着胸，打着保票，夸下海口，“不要怕，大胆地去演，出了问题，就说康生批准演的，一切后果，由我承担。”可是一转身，又是他康生把演鬼戏的、写鬼戏的都打成“黑帮分子”，有的已被迫害死了。 康生诡计多端，心黑手狠，是玩弄权术的阴谋家。《二月提纲》从头到尾他都是参与了的；他又是一贯正确，入污泥而一尘不染，不但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净，还立了功。 康生不是治世之能臣，而是乱世之奸雄。他走到哪里，那里就成了多事之秋、是非之地。他吃人的法术很多，施阴谋，设陷阱，残害多少国家的栋梁，他是两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 康生是冯道式的人物，两面三刀，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为了达到他个人的目的，什么都能干，什么他都能出卖。…… 大字报文笔老辣，作者深知康生底细。奇怪，在工科大学———清华大学之中，怎么会有这等舌如剑、笔似刀的作者？ 几天之后，中共中央党校里贴出的一张《勒令》暴露了炮打康生的主力所在地：“正告老奸巨滑的康生，你这个制造天下大乱、祸国殃民、残害无辜的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刽子手，你作恶多端，罄竹难书，限你24小时之内，必须交代你的滔天罪行。如不交代，誓与你血战到底！” 康生深知这把火倘若不及早扑灭，很快就会酿成燎原之势。因为对于他的积恨，早已像干柴一样堆满大地。 虽然康生也手握大权，但是由他自己出面“扑灭”显然不便，说不定会惹起更大风波，他只得求助于“第一夫人”江青。江青是他的同乡，何况江青进入延安时得到他鼎力相助，他给江青挂了电话。 江青一口答应，为他“扑火”。这倒并不是为了感谢他过去的帮助，她在需要抛出谁的时候，从不手软的。她需要这位“顾问”，康生善于给她出点子。 为了“扑火”，最合适的“消防队”，莫过于陈伯达。他是“中央文革”的组长，由他出面保“顾问”，当然最为恰当。 陈伯达跟康生之间，有过一次次明争暗斗，但毕竟是一伙。陈伯达暗地里曾为康生遭炮打而欢欣，可是为了维护“中央文革”，遵“第一夫人”之命，他出面保康生。 陈伯达以“中央文革”组长的身份，给清华大学那位“造反司令”蒯大富打电话。电话记录迅速被印成传单，撒遍北京大街小巷。 以下是档案中所存的当时的传单原文： 陈伯达同志与蒯大富同志通电话记录 第一次通话：1967年1月22日凌晨2时50分。 陈伯达同志：我是陈伯达，我和你讲一件事，今天我们收到一份《公告》，是由“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发出的。这个组织内部，有你们清华“井冈山兵团”，你知道吗？ （答：知道）你们态度怎么样？（答：准备退出）你们应该出一个反公告。出这份《公告》这个行动是错误的、反动的，是同中央文革小组作对！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是中央信任的。（原注：此时由于话听不清楚，即由陈伯达同志口授，关锋同志讲话）怎么样？ 你们能说服他们吗？（答：能）如果不能说服则开除，你们这样干就等于与中央文革小组决裂。我们是支持你们的…… 第二次通话：同日凌晨3时35分。 关锋同志：伯达要我补充几点。你们学校贴了一些攻击康生同志的大字报，建议你们挺身而出痛加驳斥！高级党校的权不能接管，那里的权在左派手里。向高级党校夺权，就是向左派夺权，向无产阶级夺权。建议你们撤出……公布人蒯大富借助于“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借助于蒯大富作为“喇叭”，随着传单的广为散发，四处贴出“康生同志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炮打康生同志，就是炮打中央文革”的大字报和标语。很快的，“打倒康生”之火被扑灭了…… 陈伯达保了康生，康生惊魂甫定之后，并不感激“伯达同志”。这两位“大秀才”依然在权力分配上明争暗斗着，却又在推行极左路线方面通力合作着。 第四十一章 鼓吹“公社” 张春桥、姚文元洋洋得意，因为他们继发明“一月革命”之后，又发明了“上海人民公社”。细细追究起来，“上海人民公社”的“发明权”并不属于张、姚。陈伯达是一位“公社迷”。 ※ ※ ※ 1967年2月5日，在上海黄浦江畔冒出了一个怪物，名曰“上海人民公社”。 张春桥、姚文元主持了百万群众参加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内中这样吹嘘着新生的怪物：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我们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地宣告：在伟大的一月革命的大风暴中，旧上海市委、市人委被我们砸烂了，上海人民公社诞生了……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关，新型的上海人民公社，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地平线上，诞生在黄浦江畔，屹立在世界东方…… 上海人民公社，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彻底打碎已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专政权力的国家机构，重新创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 张春桥、姚文元洋洋得意，因为他们继发明“一月革命”之后，又发明了“上海人民公社”。眼下，“一月革命”已在推向全国，各地的造反派都在仿效上海的“一月革命”，都在向“走资派”们夺权。夺权之后建立的新政权，也将仿效上海，叫“人民公社”。张春桥、姚文元已夸下海口：上海的“一月革命”的意义，绝不亚于当年法国的巴黎公社。 细细追究起来，“上海人民公社”的“发明权”并不属于张、姚。陈伯达是一位“公社迷”。在50年代那场席卷全中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陈伯达便是一位始作俑者，连毛泽东都说人民公社的“发明权”属于陈伯达。在“文革”中，陈伯达又一次鼓吹人民公社。 荷兰学者雅普·冯·吉内肯在其所著《林彪浮沉录》一书（JaapVanGinnekentd1976），专门写了一节《上海人民公社》，十分详细地探索了陈伯达提倡公社的思想历程： 1966年3月，陈伯达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纪念巴黎公社诞生95周年。 陈伯达本人研究过外国革命史。后来，他和他的北京文化批评家集团中年轻的激进作家、记者一起，埋头研究历史上存亡攸关时刻如何巩固新生政权的实例，对它们进行哲学和历史的分析。在《十六条》的第九条中，特别提到了这个问题：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 8月底，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巴黎公社的选举原则：“一切领导人都由人民选举产生。当选人必须是人民的公仆，并接受他们的监督：选举者可以随时罢免和撤换被选举人。”接着，又详细地论述了这种选举制度，但马、恩、列、斯关于1871年经验的消极教训却略而不提。林彪也把自己与“大民主”的呼吁联系在一起。1966年秋，在天安门广场的最后几次群众大会上，他说：“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没有这种大民主，不可能发动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陈伯达一次次提倡巴黎公社，张春桥、姚文元受到“启发”，最初打算把上海新政权取名为“新上海公社”。 这时，《红旗》杂志正在准备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据社论的执笔者之一王力回忆，社论是毛泽东要陈伯达、王力、关锋起草的。由王力、关锋执笔，陈伯达主持。王力说，“这篇社论是主席夺权思想的纲领性文件，是根据主席历次在常委会上谈话和个别谈话整理的。社论写好后送主席审阅，主席批示：‘写得很好，照发。’” 这篇社论，透露了毛泽东一句甚为重要、未公开发表过的话： “毛主席把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称为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这时，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式。” ※ ※ ※ 北京闻风而动，准备成立“北京人民公社”。江青跟关锋已在商量“北京人民公社”的领导成员，想由中共中央党校造反派李广文负责，戚本禹参加。毛泽东则不同意李广文，要谢富治负责。 就在这时，陈伯达从北京给在上海的张春桥打电话。打电话时，王力在侧。陈伯达在电话中，向张春桥通报了《红旗》杂志即将发表的社论的内容，以及北京准备成立“北京人民公社”的消息。 急于抢头功的张春桥和姚文元，马上找上海十多个造反组织的头头们开紧急会议，决定把“新上海公社”改名为“上海人民公社”，抢先召开成立大会。 据王力回忆，毛泽东要他打电话给张春桥、姚文元，要张、姚参加上海新政权的领导班子，告知这是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是主席的意见。但是，王力回忆说：“主席没有叫我告诉他们让上海成立公社。” 2月12日早上，奉毛泽东之召，张春桥、姚文元从上海飞往北京。王力在机场迎接张、姚，然后陪同他们驱车直奔中南海游泳池。王力回忆说：“主席坐在屋里，穿着他那件睡衣，跟张春桥、姚文元谈话。” 王力记得，毛泽东这次谈话，共谈三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上海人民公社”。 毛泽东的谈话，张春桥于1967年2月24日曾在上海作过传达。现据档案中所存张春桥传达的记录原文，照录于下： 毛主席说：巴黎公社是1871年成立的，到现在诞生96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而是胜利了，那据我看，现在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因为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允许法国的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这么久，这是巴黎公社。再一个是苏联的政权的形式。苏维埃政权一出来，列宁当时很高兴，认为是工农兵的伟大创造，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但当时他没有想到这种形式，工农兵可以用，资产阶级也能用，赫鲁晓夫也可以用。从现在的苏维埃看来，已从列宁的苏维埃变成赫鲁晓夫的苏维埃了。 主席还说：英国是君主制，不是有国王嘛？美国是总统制，本质是一样的，都是资产阶级专政，还有很多例子，南越伪政权是总统制，它旁边柬埔寨西哈努克是王国，哪一个比较好一点呢？恐怕是西哈努克比较好一点。印度是总统制，它旁边的尼泊尔是王国，这两个，哪一个好一些？看起来还是王国比较印度好点。就现在来看啊，中国古代是三皇五帝，周朝叫王，秦朝叫皇帝，太平天国叫王，唐高宗（即武则天的丈夫）叫天皇。他说，你看名称变来变去，我们不能看名称，问题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总统制、国王制、君主制，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制，这些都是形式。我们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总统这名称在英文里和校长是一个词，好像校长就低得多，总统就高得多，在英文里是一样的。所以主席说，名称不宜改得太多。 他又举了历史上的王莽，这个人最喜欢改名字的了。他一当皇帝就把所有的官职统统改了，把全国的县名统统改了，主席说，有点像红卫兵把北京街道名称全改了差不多。他改了后仍不记得，还是记老名字。王莽皇帝下诏书就困难了，改得连县名都不知道了。把老名字写在诏书里面，这样，使公文来往非常麻烦。 主席还说：话剧这形式，中国可以用，外国也可以用，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我们也可以设想，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阶级都可以用，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如果我们被推翻了，资产阶级上台，他们也可以不改名字，还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资产阶级专政。如苏联一样，他都不改，还叫苏联共产党，还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个问题主要是看哪一个阶级掌握政权，谁掌权，这是根本的问题，所以是不是我们还是稳当一点好，不要都改名了。 ※ ※ ※ 主席说，现在出了个问题，各省、市都想叫人民公社，与上海一样，有的地方也叫了。 最近主席反复在考虑这个问题。最初没有那么想，如这样想下去，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国务院叫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什么？主席说，这样就发生改变政体、国家体制问题、国号问题。是否要改为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是否变成中华人民公社的主任或叫社长？出了这个问题，就发生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因为改变国号，外国的大使都作废了，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主席说，我估计苏联是不会承认的，他不敢承认，因为承认了会给苏联带来麻烦，怎么中国出了个中华人民公社？资产阶级国家可能承认。 还有一个问题，主席考虑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党放在哪里呢？因为公社里有党员、非党员，公社的委员里有党员和非党员，那么党委放在哪里呢？总得有个党嘛！有个核心嘛！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它总得有个党，一贯道也是个党，公社总要有个党，公社不能代替党，所以毛主席说，我看还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还是按照老的办法，还是要人民代表大会，还是选举人民委员会。他说：这些名字改来改去，都是形式上的改变，不解决内容问题，现在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是不是还叫革命委员会…… 毛泽东的一席话，说得张春桥、姚文元哑口无言，紧张万分。张、姚这一回抢头功，狠狠跌了一跤。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上海人民公社”于1967年2月24日宣布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陈伯达这位“理论家”，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在理论上的重大失误。 其实，倘若把康生1959年8月3日在庐山上写给毛泽东的信重读一遍，那就会发现，真正的“发明权”应当授予这位“大秀才”———他在那时候就已经提议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公社”了： 恩格斯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时，曾提议不用“国家”一词，而用德文古字“公团” （Cemeinwesen）或用法文“公社”。可见“公社”一词，并不等于“共产主义”（虽然外国文字很相同）。巴黎公社，广州公社都不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根据恩格斯的信，不仅我们的农业合作社，可叫做“人民公社”，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可以叫做“中华人民公社”。这不仅没有违反马列主义，而是符合马列主义的…… 尽管陈伯达与康生之间龃龉不断，但在极左方面却惊人地一致！ 据王力回忆，毛泽东与张春桥、姚文元的谈话，大约两个多小时。这次重要的谈话，照理应当让陈伯达参加，因为张、姚是以“中央文革”的“调研员”的身份前往上海，回来“述职”之际，怎不请组长陈伯达来呢？何况，所谈的又是关于“上海人民公社”的问题，张春桥是在打电话向陈伯达请示、征得同意后宣布成立的。 谈话即将结束时，毛泽东问王力：“你跟他们讲没讲找他们来干什么？” 王力心中明白，毛泽东话中第一个“他们”，指的是陈伯达、江青；第二个“他们”，指的是张春桥、姚文元。 王力答道：“讲了一些。等主席见了以后，再详细讲。” 张春桥、姚文元离开毛泽东那里，才从王力嘴里得知北京最新的“政治行情”：前天— ——2月10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江青，尤其是言辞激烈地批评陈伯达，说他打倒陶铸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毛泽东要陈伯达、江青作检查，“行情”变了，难怪毛泽东这次谈话，故意撇开了陈伯达！张春桥懊悔地对王力说： “我们正式成立公社时，打个电话来请示主席就好了！”张春桥的言外之意很清楚：算他倒楣！他向组长陈伯达请示过，而眼下正碰上陈伯达突然“贬值”，难怪毛泽东花了那么多时间，广征博引，以古今中外的种种事例驳斥“公社”…… 第四十二章 与江青的尖锐冲突 陈伯达的处境越来越糟糕。他不光接连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又不断受到江青的排挤。在陈伯达晚年，曾对他与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的尖锐矛盾，作了回忆。陈伯达说，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实行“独裁”：“中央文革小组”如开会，江青总是继续瞎想瞎说，并且说了就算，跟她不能讨论什么事。这种会开下去，只能使她可以利用小组名义，把小组当作她独立的领地，继续“独裁”，胡作非为。 我认为自己应该做的，是学习，是到一些学校、工厂或一些居民地点，看看谈谈。根据毛主席规定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方针和中央的决定，只要我知道哪里有打砸抢的事，我是要去制止的。有时带了一些打人的武器回来，为的是要告诉小组的人知道有这些事，江青便说：“你放着小组的会不开，搞这些干什么。” 我的最大罪恶，首先是极端狂妄地提所谓路线问题。这是永远无法宽恕的。同时，我又胡乱随便接见一些人，乱说瞎说，让一些同志蒙受大难，这也是无法宽恕的。 陈伯达回忆起江青如何在“中央文革小组”里“臭骂”他的： 周总理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后，我只参加周总理召集的会，不再召集小组的会。周总理不在钓鱼台召集会的时候，我通常不再进那个“办公楼”。 不记得是哪一年，我曾经不经心地走进那个办公楼，看看管电话的同志，并且在开会厅坐了一下。忽然，江青来了，康生也来了，姚文元就在楼上住，一叫就到。 江青即宣布开会，臭骂我一通，康生也发言。他们那些话，我已记不住，主要是说，为什么不召集小组开会，等等。我只得让他们骂，不作回答。显然，我只有不肯召集小组单独开会这点本事，可以对付一下江青。 由于陈伯达无法在“中央文革小组”呆下去，他曾一度提出，希望辞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之职，到天津去工作。陈伯达曾这样回忆： 天津问题的由来，是我听说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同志自杀。万晓塘同志我是很熟的，在文化革命前我到天津去，差不多都是他出面招待，文化革命后听到他自杀，我很苦闷，有一回，还作了调查，没有调查出什么眉目。 因为我不想当那“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也实在当不下去，天津出了此事，我就在中央会议上提出我到天津工作，毛主席表示同意。虽则我没有提出辞去“组长”名义，但意在不言中了。…… 但是，过了些天，毛主席又说，天津情况也很复杂，你也难工作，让解学恭去。中央谈话的这一切经过，解学恭当然不可能知道。一回，在天安门上，毛主席遇见解学恭，就告以此事，可能周总理也在。解学恭到天津的经过，的确是这样。后来我听说，毛主席过去曾经认得解学恭。以后解决各省问题，中央会议在周总理的具体主持下，做了分工，由我参与天津事，在决定主要人选时，我根据中央的意见，就提解学恭担任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 有一次天津的大学生两派互斗，一派被围，断水断电，周总理主持的中央会议决定我马上到天津去解决，我当晚到天津就到现场，解决了一方之围，但我被另一方层层包围，几乎要被挤死，幸而解放军给我救急，找到一个吉普车，把我推进车上，匆匆开出，这是我经常感念伟大的解放军的。 在天津刚有些秩序时，江青听了她在天津的一个耳目的话，就夜间叫几十辆大卡车，把天津那时所有活动分子都弄到北京来，我阻止此事已来不及，还被迫去参加。此会一结束，天津市副市长王亢之回到天津自杀，天津市公安局长江枫被禁闭。 ※ ※ ※ 这里提到的王亢之、江枫，都与陈伯达有较多的来往。在陈伯达倒台之后，王亢之、江枫以及天津作家方纪，均被当时的天津报刊称之为“陈伯达在天津的死党”。1968年初，王亢之在被江青点名之后自杀。在自杀之前，王亢之留下遗嘱，把他所珍藏的宋版古籍送给陈伯达。 1979年初，身在秦城监狱的陈伯达从报上得知王亢之平反的消息，马上向有关部门提出请求，把王亢之送给他的两部宋版书，交还给王亢之家属。 陈伯达还回忆起，在“中央文革小组”，他与江青互相“回敬”：“我看不起你！”陈伯达说： 可能是在1968年，有一回，接到江青那里的电话，说要开会，是在她的住处。我去了，江、康、姚都已先在。 江青提出：“你要逼死一个文艺编辑。” 我说，报馆编辑部互相审查历史，我没有发动，没有参加，没有出什么文章，怎么会是我要逼死他？ 康生说：“你没有看他写的东西，那是；‘绝命书’呀。” 接着，江青把她桌上的大瓷杯子狠狠地往地上一摔，化作粉碎，表示她对我的极度愤怒。我觉得房外有警卫战士，如果看到这堆碎片会很奇怪，因而把这些碎片一点一点地收拾起来，带回自己住处，要我那里的工作人员放到人足踩不到的河沟里。 那时，如果那位文艺编辑竟然屈死，我就要对此负重大的罪。但康、江并不关心任何人的命运。这件事当作问题向我提出，仅仅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听别人说，江青那时正要用那个文艺编辑当秘书，为此找了这样的借口。也是听别人说，因为毛主席反对此事，故未用成（这些事只是当时听说，没有做任何事实查对）。 江青早已找了一个借口，把我赶出中南海。上面的事发生后，第二天我即到当时新找的房子住下来，想避免在钓鱼台，继续受她的糟踏。当然，有时我也还到钓鱼台那个原住处看看。 就在我离开钓鱼台这件事，在毛主席主持的一次会议上，江青乘机正式告我一状，说： “陈伯达已不要我们了，他已离开钓鱼台，另住其他地方。我同xx（指她的女儿）回到中南海给主席当秘书好了。”她在搞挑拨离间的勾当。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一句话未说。一次会上，江青说：“我同陈伯达的冲突，都是原则的冲突。……”张春桥也在会上鼓起怒目视我。 我火气一发，不再听江青霸道下去，从坐位上起来，即走出会堂。江青回过头来大声说：“我看不起你！” 我回了一句：“我也看不起你！” 陈伯达在“中央文革小组”里，不断与江青对吵。但是，陈伯达不能不容忍江青，这全然是因为江青是“第一夫人”： 一家报纸有一个不懂事的管照片的青年，找了毛主席一张像片，又找到江青一张，就拼凑在一块。据说，这是那个文艺编辑授意的。我原不知道这事，有一次开会后听说过，也没有再去询问。但有一次会议时，江青忽然对这张像片事发言，大意是：“人家说我要当武则天，慈禧太后，我又没有她们的本事。有什么历史问题，也不跟我说。 我插了一句说：“你说我要逼死他，谁敢给你说？” 江青便大声说：“你造谣！” 周总理接上一句：“你是说过呀。” 江青就跟总理对顶起来。 这时我离开会场，在大会堂转了一圈，又要进会场。周总理说：“你回来干什么呀？” 我听了周总理的话，觉得可不再参加会议，就回到住处。 当夜，有两位同志来，一个当时在总理处管警卫工作，一个是当时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见面时，他们没有说什么话，但我一见，就觉得总理的高义盛情，深为感动。我说一句：“如果不是因为毛主席的关系，谁理她呀？” 这样的话，后来我也跟别人说过。 此事以后，我才通过宣传联络员去了解这张像片的制作的经过，也才看到这张假照片。 第四十三章 自杀风波 就在毛泽东冷落了陈伯达，把他撂在一边，忽地从王力那里传出爆炸性消息：陈伯达要自杀！ 消息是绝对可靠的，因为那是陈伯达亲口对王力说的：“很紧张，想自杀。” 王力当即劝慰他：“主席批评你，是爱护你，是好事，主席说过，没有希望的人，就不批评了。可见主席是把你当成有希望的人，这才批评你。”陈伯达却答道：“我查了书，拉法格是自杀的，列宁还纪念他，证明共产主义者可以自杀！” “理论家”到底与众不同，自杀还要查一查书呢！ 拉法格（Paullafargue1842－1911）是马克思的女婿———马克思次女劳拉的丈夫。 陈伯达的思想压力，确实是够重的。毛泽东在2月10日那几句分量很重的话，不时在他耳际响着：“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进行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 在那次会上，毛泽东还说了一句至为重要的话：“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 毛泽东这话，指林彪，也指陈伯达。打倒陶铸，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等等，陈伯达都未向毛泽东报告。 陈伯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深知毛泽东的话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不论你资格多老，地位多高，毛泽东一推，你就会倒。彭德怀如此，刘少奇如此…… 摆在陈伯达面前的道路有两条：要么检讨，要么自杀。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文革”决定于2月24日下午开会，批评陈伯达和江青。 陈伯达是怎样度过这次比郑州会议更险峻的政治危机呢？ 陈伯达闹着要自杀，王力劝他还是写检讨为好。 “我心里乱糟糟的，怎么写检讨？”陈伯达说。 王力给他出主意：“那你就简单写几句，在主席那里挂个号，备个案。以后再详细写检讨。” 陈伯达仍摇头：“这简单的几句，我现在也写不了。这样，你替我写几句，我照你的抄。” 这么个“理论家”，连向毛泽东“挂个号”的几句话，也要王力代为捉刀！ 据王力回忆：“在2月14日‘中央文革’会议之前，周恩来在钓鱼台十四楼同陈伯达谈话，谈了几个小时，陈伯达打消了自杀的念头。陈伯达还找康生谈了一次，说了情况。开会前，我和关锋去请康生到会，康生拍着桌子说：‘这都是江青搞的，要开会就批江青。伯达让她逼得都要自杀了’当时我没说话，认为他们要吵就吵吧！关锋哀求说：‘康老，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发脾气，要忍住，这样你到会上骂江青同志，怎么得了？’康生憋住了。” 刚刚度过政治危机的康生，此时装出一副要替陈伯达打抱不平的样子。其实，他也只是私下里说说江青而已———他深知“第一夫人”是万万碰不得的。 批评会在1967年2月14日下午3时召开，会议的地点是“中央文革”所在地———钓鱼台十六楼。江青理应到会的，因为她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何况是这次挨批评的对象，可是她说自己“病了”，也就溜之大吉。 于是，挨批评的对象，变成只有一个———陈伯达了。尽管江青没有来开会，会上谁也没有批评她一句。 康生、王力、关锋对陈伯达的批评，轻轻的，轻轻的。据说，因为他们已经知道陈伯达准备自杀，生怕说重了，陈伯达受不了会真的去自杀———究竟是他们怕陈伯达自杀还是存心护着陈伯达，不得而知！ 倒是张春桥、姚文元“动真格”，批评起陈伯达来火力颇猛。 显而易见，张春桥、姚文元是江青的“嫡系部队”。 陈伯达作了一番检查，无非是说自己“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对毛泽东思想领会不深”，等等。 康生打了圆场：“今天的会，算是第一次会，江青同志生病了，没有来，以后等江青同志身体好了，再开吧。” 康生这么一说，会议便结束了。此后，“中央文革”再也没有开过批评陈伯达、江青的会。 后来，关锋跟陈伯达闹矛盾，便把陈伯达声言要自杀的事告诉了江青。 江青见到陈伯达，指着他的鼻子骂道：“你给我自杀！你给我自杀！你自杀，就开除你的党籍，就是叛徒，你有勇气自杀吗？” 面对江青的辱骂，陈伯达不吱声，再也没有搬出“拉法格是自杀，列宁还纪念他”之类“自杀理论”。陈伯达的一出自杀闹剧，至此算是降下帷幕…… 第四十四章 叶剑英、徐向前拍案质问 “中央文革”对于陈伯达、江青的问题想捂，所以只在1967年2月14日召开了没有外人参加的小组会议，打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次批评陈伯达、江青的小组会，连周恩来也没让参加。 不过，在2月10日，当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评陈伯达、江青时，在座的并非全是“中央文革”成员，李富春和叶剑英也在座。毛泽东对陈伯达、江青的批评，使李富春、叶剑英感到高兴。 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富春（他还是周恩来指定的“副总理小组”的组长），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们传达了毛泽东对陈伯达、江青的批评，顿时群情欢跃。须知，老帅和副总理们的心头，早就积压了对于“中央文革”，对于陈伯达和江青的怒火，一下子便迸发出来了。他们在李富春家进行了议论。 他们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还有国务院当时主管生产的余秋里、谷牧。 他们乘着毛泽东批评陈伯达、江青之际，发动了对“中央文革”的强大攻势。2月14日，“中央文革”那温吞水式的批评会刚结束，陈伯达去中南海怀仁堂出席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所谓“中央碰头会”，是由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负责同志和“中央文革”成员共同组成的会议，研究、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由周恩来主持、召集。这天，江青没有去，陈伯达在会上简直成了被告。刚坐定，陈伯达说：“江青同志身体不好，不能来开会，托我带个意见来：军委搞了个八条命令，部队不搞大民主，不成立战斗队，这个文件没经‘中央文革’讨论，怎么就送主席批了？”顿时，一连串的质问，像一连串带着呼啸的炮弹，落到陈伯达头上。 叶剑英元帅头一个向“理论家”开炮：“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徐向前元帅拍着桌子，当面质问陈伯达：“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 两位元帅说的是1月19日至30日之间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中央文革”力主在军队内搞大民主，当时，叶剑英元帅在盛怒之下，拍案痛斥，以致把右手掌骨震裂，这一回，两人又盯住了陈伯达，一个劲儿批驳。只是陈伯达挨了毛泽东的批评，此时显得十分狼狈，不像往日那样威风。 徐向前提起了刘志坚被打倒的事，愤愤地问陈伯达：“你说刘志坚是叛徒，完全是捏造！我还不了解刘志坚吗？刘志坚同志根本不是叛徒。我们带兵的人，军队的干部跟随我们作战那么多年，难道我们不了解他们？” 陈伯达嘟囔着，说道：“刘志坚叛徒的案子已经定了，再不能改变了。”这时，叶剑英接着放炮。他质问陈伯达：“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人民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为什么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想干什么？” 陈伯达无言以对，因为毛泽东为这事已经批评过他，使他无法招架。 叶剑英趁机嘲笑这位“老夫子”：“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陈伯达的脸，一阵红，一阵白。虽然恨得咬牙切齿，可是，他正处于劣势，正处于挨毛泽东的批评之际，只得忍气吞声。 据他的秘书回忆，陈伯达回到家中，一言不发，便往床上一躺，闭上了双目……才隔了一天，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再度在怀仁堂召开中央碰头会。事先通知，会议讨论经济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成员和国务院余秋里同志。陈伯达、康生是作为政治局委员出席会议的。“中央文革”出席会议的是王力。张春桥、姚文元因与上海经济工作有关，参加了会议。江青不去。关锋、戚本禹没有接到通知，所以未出席会议。另外，聂荣臻、谷牧也没有出席会议。开会时，周恩来居中。在周恩来右首，坐北朝南，依次为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皆为政治局正式委员）。 在周恩来左首，依次而坐的是谢富治（政治局候补委员）、余秋里、王力、张春桥、姚文元。陈伯达因挨了批评，不敢坐周恩来右首第一个位置，躲在后边桌角上去。周恩来命令他坐回原位。 第四十五章 垮台边缘 老帅和国务院副总理们心中有气，虽在前天的碰头会上说了一些，但言犹未尽，在这次会上又冲着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姚文元这五员“中央文革”的“大将”猛烈开火。本来是讨论经济问题的会议，却开成了对“中央文革”的批判会——亦即后来被人们称为“大闹怀仁堂”。 会议从下午3时开到7时。“中央文革”处于守势。王力、张春桥、姚文元在会上没有说几句话，只是埋头记录。陈伯达、康生的话也不多。 据王力回忆： 刚一散会，姚文元对我说：“王力，你要站稳立场。这是一场大的斗争。”张春桥把我和姚文元叫到他的房间，说：“今天这个问题很大，要把情况凑一凑。明天我们要回上海了，主席说过，临走前要再见我们三个人。今天的事要报告主席。”他们两个凑，让我记，当时认为不对的话，都凑上了。 当时，他们三人凑了情况，由王力记下一个文字要点。后来，在2月下旬，由王力执笔，整理出《2月16日怀仁堂会议》的记录材料。署名为“张春桥、王力、姚文元”。 现据这份记录，摘录若干原文： 当谭震林同志提出要张春桥同志保陈丕显，张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同志打断了话，大发雷霆，说： “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40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 “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谢富治同志插话说：江青同志和小组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谭站起来，拿文件，穿衣服便走，要退出场，说： “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 “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陈毅同志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 余秋里同志拍桌子发言： “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 李先念同志说： “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 谭震林同志说： “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 李先念同志说：“我也哭过几次。” 谭震林同志说：“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 当谢富治同志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时，谭震林同志说：“我不是为自己，是为整个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李先念同志说： “就是从《红旗》第13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了。” 周恩来同志当即对康生同志、陈伯达同志说：“发表13期《红旗》社论，这么大的问题，你们也不跟我们打招呼，送给我们看看。《红旗》社论发表以后敲锣打鼓，也是从这一期开始的。” 康生同志说：“我不知道啊，我没有看。” 陈伯达同志也说：“我也没看。” …… 李先念提到的，也就是1966年10月3日发表的《红旗》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发出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号召”。确如李先念所说，“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是从这篇社论开始的。“老干部统统打掉”，也是从这篇社论开始的。 从档案中查到这篇社论的原稿，是王力的手迹。那瘦长的字、僵硬的笔划，一望而知是王力写的。与王力共同起草的是关锋。 ※ ※ ※ 此文经“中央文革”讨论，江青、康生、张春桥审稿，陈伯达定稿。社论的题目，是陈伯达亲自拟的。可是，在周恩来责问陈伯达、康生时，这两位“大秀才”居然当面撒谎，说自己“不知道”、“没看见”！ 谭震林还责问陈伯达：“阎红彦有什么罪？为什么要逼死阎红彦？” 陈伯达只好沉默着，不敢回答。 张春桥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张春桥此人，颇有心计，精于权术。在他看来，怀仁堂斗争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而且陈伯达、康生表现出“右倾”、“退让”。正因为这样，他甩开了“中央文革”的这两位“组长”、“顾问”，与王力、姚文元凑好记录，三个人直奔江青那里。 王力回忆道： 张春桥向江青报告，带着姚文元和我一起去钓鱼台十一楼。 张春桥向江青一条一条讲。本来正在“生病”的江青，立时“病愈”了。江青暴跳如雷，说道：“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的，陈伯达、康生在路线斗争中动摇。”由于李富春在会上一言未发，所以江青没有提到他。事关重大，江青劝张、姚推迟一天回沪。 江青说要立即报告主席，并说：“你们三个人都要去。” 江青马上给主席打了电话。电话是主席秘书徐业夫接的。江青说：“张春桥、姚文元就要回上海了，请主席今晚接见。”过了一会儿，徐业夫回电话说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会见他们。 晚十时左右，我们到了主席那里。江青这个人的特点是，到主席那里开会时像只小猫似的，躲在一边，一句话也不说，一出门，她就对一切都发号施令。 主席先问张春桥什么时候走？张春桥说18日回上海去，问主席还有什么指示，主席说没有了，都谈过了，简单说了几句。 这时张春桥说：“今天发生了一件事，要向主席汇报。”接着，把我们三个人凑的情况，向主席汇报了一遍。我一言未发，只是听着。 我注意到，汇报前面的那些发言时，主席光是笑。当讲到陈老总的发言时，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引者注：据王力回忆，陈毅说了一句；“斯大林提拔了赫鲁晓夫，以后又怎么样？”意思是说现在的林彪以后会怎么样）。主席开始是当笑话听，听到这里，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笑。主席以后讲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如张春桥告总理对第十三期《红旗》社论没送他看有意见时，主席说：“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社论要政治局常委审查？” 汇报的时间不长，主席已经当成很大的问题了，但还没发大脾气。最后说：“第一要抓军队，第二要抓地方，第三要抓干部，第四生产要搞好，要抓铁路和煤炭。”因为张、姚要回沪，主席要我把这一意见告诉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 这时主席又心平气和了。我说；“我根据主席和总理最近反复讲的干部政策，写了一篇社论，叫《必须正确对待干部》，早已送主席了，主席看过没有？”主席说：“你马上再送一份到这里来，不要经过陈伯达。” 这次大约谈了两个小时。 从2月10日，直到2月16日夜，陈伯达一直处于下风劣势之处。毛泽东批评他，张春桥攻他，老帅、副总理们质问他，连江青也骂他“动摇”，以致毛泽东叮嘱王力送社论来“不要经过陈伯达”。 陈伯达处于深重的政治危机之中，差一点就要垮台。不料，就在这时，政局剧变，一下子从批极左转到批“右倾”，陈伯达也就从危机中解脱出来…… 第四十六章 转折点 谭震林给毛泽东、林彪的信，先送到林彪那里。林彪阅信后，颇为震惊，写下批语道： “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我之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实在忍无可忍的地步。” ※ ※ ※ 2月16日下午“大闹怀仁堂”之后，耿直的谭震林言犹未尽，回到家中又给毛泽东、林彪写了一封信。此信原文如下：主席、林副主席及政治局全体同志：本来，我在今天会议上把该说的话已全部说完了，可我仍觉得有必要再写这封信。如算斗争，这是我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在前天的电话中，第二次是在会议上。我之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实在忍无可忍的地步。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口口声声称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执行者，但他们根本不听主席的指示；背着中央和政治局，另搞一套，在全国到处挑起事端，制造混乱。江青竟闯到政治局会上拍着桌子喊叫：“毛主席，我要造你的反！”主席是全党的主席，你江青算什么东西？竟敢造主席的反，你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其狂妄骄横真比武则天还凶。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曰“冲口而出”。陶铸、刘志坚、唐平铸等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断送的。他们煽动红卫兵，疯狂揪斗老干部。省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引者注：“指喷气式飞机”，即挨斗时低头、双臂交叉于背后的形象比喻）。许多人身体被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也不少。谭启龙、江华同志就是如此，他们还搞了个百丑图，在北京、上海、西安到处印发，影响很坏。我们党简直被丑化得无以复加了！真正的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无人过问，而他们有兴趣的就是打倒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就非整死你不可。他们能执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决不叛国。我决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心襟宽，想得开，常劝导我们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被打下去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下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也要斗下去，拼下去。2月17日，谭震林把信装入信封，在信封上写了“呈毛主席、林副主席”派人送出。 另外，谭震林还给陈伯达写了一封信，以同样强烈的口气批评了“中央文革”。这封信后来到哪里去了，陈伯达已不记得了。但是，在当时，他记得给周恩来、王力等人看过这封信。谭震林给毛泽东、林彪的信，先送到林彪那里。林彪阅信后，颇为震惊，写下批语道：“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2月18日早上，张春桥、姚文元飞往上海。在张春桥离京前，他已抢先一步向周恩来谈了16日夜里毛泽东的意见。当王力向周恩来汇报16日夜毛泽东的指示时，周恩来说张春桥已来谈过了。18日下午，江青要王力向林彪传达毛泽东16日夜的谈话内容。江青让王力在京西宾馆等着，她先去林彪那里。然后，她又从林彪家到京西宾馆，跟王力同车前往林彪家。王力按照自己本子上所记的怀仁堂会议发言要点和毛泽东在16日夜的谈话，向林彪一一汇报。江青、叶群在座。叶群记录。王力记得，林彪的话不多。当王力谈及徐向前元帅时，林彪说了一句；“他不能代表解放军。”王力在谈到老帅们质问陈伯达时，林彪说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陈伯达是好人，一个书生掌握这么大的局面不容易呀！”林彪的话传入陈伯达的耳朵中，曾使处于困境之中的陈伯达感激涕零。后来陈伯达倒向林彪，最初的契机在于这句话。陈伯达正四面楚歌，唯林彪给予了有力的支持！王力汇报毕，江青叫叶群派车送王力回钓鱼台。江青留在林彪那里。林彪拿出了谭震林写的那封信，交给了江青。江青看了信，如获至宝！ ※ ※ ※ 这时陈伯达也笑了，虽说他被排斥于会议之外，但是，这会议成了转折点，把他从政治危机中解救出来。反击！反击！反击！“中央文革全力反击！”老夫子和“第一夫人”转败为胜。怀仁堂的气氛完全变了。 ※ ※ ※ 江青没有回钓鱼台，直奔中南海，把谭震林的信交给了毛泽东。 当天深夜，毛泽东召集紧急会议，应召而来的是周恩来、叶群、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名单是毛泽东亲自定的。其中叶群是作为林彪的代表出席的———林彪推说自己身体不好，派叶群去。 这一名单是耐人寻味的。看上去，似乎是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可是却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四号人物”陈伯达排斥在外！显而易见，毛泽东还在生陈伯达的气。 另外，“中央文革”的成员们，除康生外，一个也没叫他们来，康生是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而来的。江青也没有在场。 子夜，会议才结束。康生当即火速赶往钓鱼台———那时，已是2月19日凌晨。 康生先找王力。王力跟康生住同一幢楼。康生对王力说：“我知道你还不会睡，先告诉你：我刚从主席那里开会回来，出了大事了！我跟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见主席发这么大的脾气！你立即把陈伯达、关锋、戚本禹找来，我传达会议内容。江青不要喊她，等她起床后，我再单独去跟她谈。” 康生拿出笔记本，向陈伯达、王力、关锋作传达。陈伯达感到沮丧，如此重要的会议，怎么把他排斥在外。 康生说，毛泽东“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毛泽东看了谭震林的信，加上江青的挑唆，勃然大怒，召开了这次紧急会议。 康生传达了毛泽东一句充满火药味的气话：“我马上走，林彪也走，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文革小组改组，让他们来搞，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康生说，毛泽东发了一通脾气之后，周恩来劝说了毛泽东，并主动作了检讨，说自己没有掌握好。经周恩来这么一劝，会议气氛缓和下来，毛泽东的气慢慢消了。最后，毛泽东决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决定由周恩来、李富春找陈毅谈话；由李富春、李先念、谢富治找谭震林谈话；由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找徐向前谈话。 传达毕，康生露出了奸笑：“好了，这回解决问题了，陈伯达不用检讨了，不反‘左’而反右了，我们解放了！” 这时陈伯达也笑了，虽说他被排斥于会议之外，但是，这会议成了转折点，把他从政治危机中解救出来———八天之前，毛泽东责令他和江青检讨。如今完全反过来了，毛泽东要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作检讨了！ 康生过去对江青总是呼其名，有什么事，总是要江青上他那里去的。这一回，透过毛泽东的“无产阶级的震怒”，康生领教了江青的能耐，掂量了江青的政治分量，不由得对江青“肃然起敬”，那天康生在向陈伯达、王力、关锋作了传达之后，演出一幕滑稽剧：康生坐在那里等，不敢去睡，但又不敢喊醒江青。他吩咐道，江青何时醒来，何时告诉他，他立即向她传达毛泽东的谈话！康生，人称“康老”，从未对江青如此“恭敬”！ 此后，康生见了江青，总是“江青同志”长，“江青同志”短。 当然，陈伯达也益发让江青三分，由她在“中央文革”小组“当家”。 反击！反击！反击！“中央文革全力反击！”老夫子和“第一夫人”转败为胜。 怀仁堂的气氛完全变了。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从1967年2月22日至3月8日在怀仁堂开了七次会议，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名曰“政治局生活会”。 “政治局生活会”的出席人员除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成员之外增加萧华、叶群、余秋里、谷牧、汪东兴。 新参加会议的人，不知道2月16日情况。王力把笔记本上的记录，整理成《2月16日怀仁堂会议》材料印发，但删去了内中涉及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的内容。 “中央文革”们神气活现，在怀仁堂向着“四帅”“三副”发威。“四帅”，即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三副”即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三位副总理。 第四十七章 反击“二月逆流” 陈伯达所说的“自上而下的反革命的复辟逆流”，是他的一大“创见”。“大闹怀仁堂”发生在二月，于是，便被称为“二月逆流”。这一“新名词”传遍全国。 ※ ※ ※ 康生从王力那里知道林彪讲过“徐向前他不能代表解放军”，便冲着徐向前说：“徐向前呀，军队不是你的，你有什么了不起？你要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想要反党吗？” 谢富治是受“表扬”的，这时气焰甚盛，说道：“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复辟！” 江青最善于“上纲上线”！她说：“这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反党事件。是事件！是一次政变的预演！是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演习！是向革命群众反攻倒算！ 但是，你们失败了！永远地失败了！” 这些天缄口默言的陈伯达见江青上阵，也大为活跃，发表“理论性”的“高见”：“你们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炮打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你们就是一股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复辟的逆流，最终，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陈伯达所说的“自上而下的反革命的复辟逆流”，是他的一大“创见”。“大闹怀仁堂”发生在二月，于是，便被称为“二月逆流”。这一“新名词”传遍全国。据查证，陈伯达在毛泽东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之后，立即“积极”起来，给毛泽东送去一份天津小站的材料。毛泽东看后，写了批语：“自上而下都有反革命复辟的现象。”陈伯达马上加以发挥，称之为“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复辟的逆流。” “中央文革”发动红卫兵，把批判“二月逆流”公开推向社会，北京街头顿时贴满大字标语： “坚决击退二月逆流！” “坚决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谭震林！” 批判“二月逆流”，使“四帅”、“三副”要么受冲击要么靠边，要么被打倒。“四帅”、“三副”全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么一来，一下子倒了七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加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已被打倒，朱德、陈云早已排挤，刘伯承年老体弱，剩下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人，政治局候补委员只有谢富治一人。 中共中央政治局处于瘫痪状态！ “中央文革”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经毛泽东同意，“中央文革”代替中央政治局！ 按照党章规定，在中央全会休会期间，中央政治局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文革” 趁着批判“二月逆流”，乱中夺权，从取代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展到取代中共中央政治局！ 于是，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党的领导机构，名曰“中央文革碰头会”。这个“碰头会”包括当时“中央文革”的全体成员，即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加上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列席，周恩来参加。 这个“碰头会”的绝大多数成员是“左派”。周恩来在异常艰难的状况下工作着。 真个是“柳暗花明又一村”，陈伯达从垮台的边缘爬了起来。这个“中央文革”组长手中的权力更大了。 他急于取悦于毛泽东。本来，《红旗》的社论大都由王力、关锋捉刀，他不过动动嘴巴，发发指示，在最后定稿时动动笔。这一回，他一反常态，亲自执笔写一篇《红旗》杂志社论《坚决打退反革命复辟逆流》。他以为，毛泽东对他送去的天津小站的材料作了指示“自上而下都有反革命复辟的现象”，他写的社论正是对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加以发挥。迎合毛泽东的见解一定会受到毛泽东的赞赏，由此会对他这“理论家”产生好印象。 不料，毛泽东的看法在随时改变之中，诚如他在2月10日狠狠批评陈伯达、江青，而在2月18日就转了风向，批评起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来了。当陈伯达把《坚决打退反革命复辟逆流》一文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已改变了看法。毛泽东说：“究竟有没有自上而下的反革命逆流？”于是，毛泽东压下了陈伯达送来的社论———这是“文革”以来从未有过的。因为《红旗》社论送到毛泽东那里，向来没有被压下来不准发表，最多只是作些修改罢了。这一回，由《红旗》主编陈伯达亲自写的社论，被毛泽东压下，不准发表，给陈伯达因“胜利”而发昏的脑袋来了一帖清醒剂。 到了4月下旬，毛泽东已完全否定了“反革命复辟逆流”的看法，亲自批准让“四帅”“三副”在五一节时上天安门城楼。 第四十八章 “乘胜追击” 当年，曾赞誉过刘少奇是“很纯的马列主义者”的他，如今“从政治上，思想上深刻地揭发和批判了中国赫鲁晓夫几十年来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理论家”再一次显示了他的看风使舵的“理论天才”！ ※ ※ ※ “中央文革”借助于反击“二月逆流”，打了“大胜仗”。他们“乘胜追击”，再度向刘少奇发起总攻击———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曾给了刘少奇沉重的一击，但是刘少奇并未彻底垮台。 急先锋又是康生，他给中央写了报告，声称已经查明刘少奇是“叛徒”。于是，毛泽东在1967年3月21日批准了康生的这一报告。 “中央文革”的“秀才”们着手掀起批判高潮。戚本禹日夜赶写批刘的长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毛泽东对此文改了三遍，决定于1967年4月1日在《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 就在戚本禹文章发表前夕，毛泽东召见了王力。那是因为王力以《红旗》杂志评论员的名义，写了一篇文章，毛泽东亲笔加了标题《“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并要王力加上一段话。毛泽东口授，王力当场记录“最高指示”。 毛泽东说，“这本书（引者注：指刘少奇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欺人之谈。这本书是唯心论，是反马列主义的。不讲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什么个人修养，每个人都是阶级的人，没有孤立的人，他讲的是孔孟之道，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都可以接受。”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王力在文中补入了一段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内容。王力的评论和戚本禹的文章掀起了批判刘、邓的新高潮，“中央文革”主动出击了！刘少奇住在中南海内，受到了“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的批斗，不得不在1967年4月14日向该造反队递交了书面检查（引自人民出版社资料室编印的《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67年版第四卷）： 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的同志们： 你们1967年4月6日给我的紧急通令中第二条限刘少奇于4月10日以前写出书面检查，具体回答戚本禹同志的文章中所提出的八个“为什么”的问题。现答复如下：…… 六、1962年“修养”再版，是有人推荐，有人替我修改，我看过，在《红旗》、《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应负主要责任。 刘少奇在这里所说的“有人推荐”“有人替我修改”究竟是谁呢？ 造反派们穷追不舍，非要弄个明白不可，在造反派们看来，这两个“有人”，显然是刘少奇的“同党”。 于是，在批斗会上，刘少奇受到了中南海的造反派的逼问。 颇有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造反派：“刘少奇你交代，你说1962年黑《修养》再版，是有人推荐，这有人指谁？” 刘少奇先是犹豫了一下，然后答道：“康生！” 造反派们愕然。又追问道：“有人替你修改，这有人又是谁？” 刘少奇答：“陈伯达！” 这下子，造反派们面面相觑。 静默了片刻，那个造反派头头总算“机灵”，振臂高呼：“刘少奇不老实，打倒刘少奇！”“誓死捍卫中央文革！”“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口号声遮掩了造反派们的尴尬。不过，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在中南海传开来，在北京传开来，使康生和陈伯达显得非常尴尬。 江青赶紧声言：“主席过去没看过《修养》。”其实，在延安时，毛泽东不仅看过《修养》，而且正是他把《修养》定为延安整风运动的学习文件！ 1967年4月12日至18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陈伯达走上讲台，发表长篇演讲，“系统地”“从理论上”批判刘少奇。当年，曾赞誉过刘少奇是“很纯的马列主义者” 的他，如今“从政治上，思想上深刻地揭发和批判了中国赫鲁晓夫几十年来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理论家”再一次显示了他的看风使舵的“理论天才”！毛泽东在2月10日批评他“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进行投机”，这一回他坚决倒向毛泽东，所以对于批刘格外起劲。 紧接着，陈伯达主编的《红旗》与《人民日报》共同以编辑部的名义，在1967年5月8日发表了《“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又从理论上给了刘少奇以沉重的一击…… 在批刘、邓的新高潮中，陈伯达跟了毛泽东所谓的“战略部署”，算是又得到毛泽东的谅解，一度十分紧张的关系暂时缓和了…… 第四十九章 《伟大的历史文件》 经过通宵奋战，四位“秀才”赶出了社论。陈伯达把社论的题目定为《伟大的历史文件》，以《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这一回，四位“秀才”摸准了毛泽东的思想脉络，所以把稿子送往毛泽东那里之后，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 ※ ※ ※ 1967年5月16日晚，陈伯达惊喜地接到了毛泽东的电话！ 自从2月10日毛泽东狠狠批评了陈伯达之后，一直对他颇为冷淡。这一回忽然给陈伯达主动打来电话，陈伯达怎不欣喜雀跃？ 大约是忙糊涂了吧，陈伯达竟忘了今朝是什么日子。毛泽东在电话中告诉他，“今天是《五·一六通知》一周年的纪念日，明天全文发表《五·一六通知》，再配发一篇社论。另外，把《二月提纲》作为附件一起发表。” 这下子，陈伯达急坏了：时间太紧了！ 至今还弄不清楚毛泽东怎么会在五月十六日晚才通知陈伯达，也许是谁在那天晚上提醒毛泽东，今天是《五·一六通知》周年之日，才使毛泽东突然决定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 “社论是来不及了，可以晚一天发表。”连毛泽东也意识到这一点，在电话中告诉陈伯达。 “中央文革”总动员，贯彻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陈伯达匆匆找出《五·一六通知》，重看了一遍，提出建议：《五·一六通知》中原文“彭真同志”，删去“同志”两字，其余均照发。 毛泽东同意了。 康生听说要把《二月提纲》作为附件发表，着急了。因为不管怎么说，他是“五人小组”的成员之一。《二月提纲》的公开发表，弄得不好，会引起一场新的炮打康生的运动。 康生求助于“第一夫人”：“我看，附件就不要发了吧，涉及的人太多。”毛泽东也同意了。 就这样，当天夜里，《五·一六通知》作为新华社新闻稿，发往全国各地。翌日，全国各报都全文刊登了《五·一六通知》。 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这四位“秀才”通宵未眠，落实毛泽东的指示：配发一篇社论。尽管“可以晚一天发表”，那也是够紧张的，必须连夜赶出。 在陈伯达的主持下，“中央文革”的这几位“秀才”讨论着社论的主题。他们揣测着毛泽东的意图，根据不久前毛泽东对王力的评论文章和戚本禹文章的“最高指示”，确定社论的主题是“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宣传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经过通宵奋战，四位“秀才”赶出了社论。陈伯达把社论的题目定为《伟大的历史文件》，以《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 紧接着的一段，是王力提出来的“三个阶段”和“三个里程碑”。这一段话后来被广为引用，成为对毛泽东晚年的极左理论的“高度评价”。 这一回，四位“秀才”摸准了毛泽东的思想脉络，所以把稿子送往毛泽东那里之后，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毛泽东亲笔改写了关于斯大林的一大段文字。 在这篇社论末尾，起草者们还记得，毛泽东加上了一段重要的话，发表时用黑体字排印。因是毛泽东自己写的，所以他写成“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倘若是“秀才” 们写的，则必然写成“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下面是毛泽东添加的一段话：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经过毛泽东亲自改定，《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在1967年5月18日发表了，陈伯达总算松了一口气。 不过，毛泽东在篇末所加的那段“最高指示”，在全国引起了颇多的猜疑：“第一次” 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现在大约又要开始“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这时候的陈伯达，又活跃起来，又到处发表讲话了———他已从一场政治暴风雨中走出来。他与毛泽东之间又恢复了来往，不过，毛泽东已不像一年前那样看重他了。 1967年6月1日，陈伯达派出王力、关锋、戚本禹来到中共中央宣传部。王力代表“中央文革”讲话，宣布“党中央决定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来接管中央宣传部”。 一个“小组”接管了中共中央的一个部，“中央文革”威风凛凛，气势逼人，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中央文革”所辖的宣传组、文艺组、教育组，相当于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除了一些最为重大的事由毛泽东或林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决定之外，日常工作的大权已落在“中央文革碰头会”手中了。 第五十章 批斗刘、邓、陶 毛泽东一走，周恩来一走，“中央文革”以为天赐良机，马上做了一个不小的“小动作”…… 为了纪念《炮打司令部》一周年，又掀起了狂暴的批刘高潮。 上百万人涌向天安门广场，在那里举行声势浩大的“批斗刘邓陶誓师大会”。 ※ ※ ※ 炎暑来临了。1967年7月13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平常，毛泽东是不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这天，据说毛泽东想到武汉游长江，因为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眼下快一周年了，他要再游一番。他临行找“中央文革”谈话。 在这个会上毛泽东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 “秀才”们赶紧记下毛泽东的这句话。照毛泽东的意思，“文革”再进行两年，便可鸣金收兵了。 当天晚上，毛泽东乘坐专列，离开了北京。汪东兴、杨成武、郑维山随行。 翌日清晨，为了安排好毛泽东在武汉的活动，周恩来乘飞机从北京飞往武汉。 毛泽东一走，周恩来一走，“中央文革”以为天赐良机，马上做了一个不小的“小动作”…… 陈伯达与江青、康生、戚本禹在毛泽东、周恩来刚刚离开北京，便对刘少奇发起了突然袭击。刘少奇的子女刘平平、刘源、刘亭亭在怀念父亲的《胜利的鲜花献给您》中，记述了他们当时目击的情景： 当天晚上（引者注：指1967年7月18日），几十万群众围在中南海的四周，上百个高音喇叭不停地喧闹。在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的直接策划下，中南海的“造反派”把爸爸妈妈分别揪到中南海的两个食堂进行批斗，同时抄了我们的家。在斗争会上，不许爸爸说一句话，强按着他低头弯腰站了两个小时。爸爸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难以忍受这种折磨。他掏出手绢想擦一下汗，被旁边的人狠狠一掌，把手绢打落，汗水滴在地上…… 7月18日好不容易熬过去，另一个灾难性的日子又来到了———1967年8月5日。整整一年前的这天，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给了刘少奇致命的一炮。为了纪念《炮打司令部》一周年，又掀起了狂暴的批刘高潮。 上百万人涌向天安门广场，在那里举行声势浩大的“批斗刘邓陶誓师大会”。 中南海也鼎沸了。本来，只是批斗刘少奇的，由于陈伯达加了“邓陶夫妇”四个字，使邓小平夫妇、陶铸夫妇也受到批斗。 中南海的批斗会分三处，分别在刘、邓、陶所住的院子里举行。三位夫人陪斗。据陶铸夫人曾志回忆：“斗陶铸的有300多人，我被拉去陪斗。我看见有几个人把陶铸的脑袋使劲往下按，把他的双手反剪着，陶铸则进行着反抗，拼命把头昂起来，于是几个人围上去对准他一阵拳打脚踢，额头上顿时鼓起几个鸡蛋大的肿包。为了拍实况纪录片，这场残忍的闹剧足足持续了三个小时。我俩心碎神疲地回到家中……”在邓小平家院子里，邓小平和夫人卓琳也受到了造反派们的批斗。 刘少奇在结束批斗后，回到办公室，他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要秘书转达他的抗议：“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 在那样的岁月，宪法被视为废纸，刘少奇的抗议无济于事。 据王力回忆，7月18日晚，当中南海的造反派在“中央文革”支持下揪斗刘少奇时，毛泽东正在武汉召集会议，讨论武汉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李作鹏、汪东兴、杨成武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毛泽东对武汉两大派问题（即“三钢三新”与“百万雄师”）发表讲话。毛泽东正在讲话，汪东兴接到北京长途电话，说中南海造反派在斗刘少奇。江东兴当即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说：“我不赞成那样搞，那样势必造成武斗。还是背靠背，不搞面对面。”毛泽东让汪东兴把他的话转告在北京主持工作的林彪。 陈伯达、江青、康生装聋作哑，依然煽动造反派发动8月5日的斗刘、邓、陶夫妇的大会。 就在“中央文革”的脑袋发烫之际，武汉爆发了反“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的大游行。 第五十一章 “七·二○事件” “文革”才进行了一年，武汉分裂了，两大派对立着，大规模的武斗一触即发。王力的话，支一派，打一派，激怒了“百万雄师”，成了“百万雄师”的攻击目标。 ※ ※ ※ 一桩震动全国的事件———“七·二○事件”，在武汉发生。 毛泽东想去武汉畅游长江，武汉乱糟糟，已不是一年前的模样。那一次，毛泽东横渡长江，五千人随他伴游，十万人伫立两岸欢呼，何等的壮观、气派。“文革”才进行了一年，武汉分裂了，两大派对立着，大规模的武斗一触即发。在如此混乱的局面下，毛泽东断然不能游长江了。毛泽东在那里，处理那棘手的两大派问题。 “中央文革”当时在武汉的唯一成员是王力。1967年6月下旬，毛泽东派谢富治和王力前往西南，解决云南、四川、贵州三省的问题。自从阎红彦含冤而逝之后，云南一片混乱。谢富治过去当过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所以毛泽东派他去。王力是作为“中央文革” 成员派去的。比之于关锋、戚本禹，王力的实际工作经验要丰富。谢富治提出增加余立金，毛泽东又建议增加李再含。于是，一行四人，前往西南。另外，还有“北航红旗”四名红卫兵同行。 7月13日晚，正在重庆的谢富治接到周恩来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要他火速飞往武汉。 电话中，周恩来未说原因，只说武汉有“紧急任务”。其实，那是因为毛泽东要去武汉，调谢富治到武汉，为的是保证毛泽东的安全———毛泽东记得，驻守武汉的部队原是谢富治指挥过的。谢富治提出王力、余立金和“北航红旗”红卫兵是否同行？周恩来同意了。 7月14日上午，周恩来从北京飞抵武汉；中午谢富治、王力等从重庆飞抵武汉，住东湖宾馆；晚，毛泽东坐专列抵达武汉，周恩来前往车站迎接。毛泽东、周恩来、谢富治、王力等到达武汉，除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等知道以外是绝密的行动。 14日晚，周恩来没有安排谢富治、王力去车站接毛泽东。谢富治说是要上街看大字报，带着王力去了。谢、王都是“文革”中的“红人”，常在各种场合抛头露面，很快就被人认出。于是，武汉两大派都贴出大标语欢迎谢富治、王力。本是“绝密”的行动，一下子就走漏了消息。但是，两大派都不知毛泽东、周恩来在武汉。 15日一早，毛泽东召见谢富治、王力，听取他们关于西南问题的汇报。毛泽东说，他要坐镇武汉，以解决武汉问题。 毛泽东要周恩来出面主持武汉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听取武汉情况汇报。会议从15日开至18日，参加者不到30人。 18日晚，毛泽东召集会议，确定了关于武汉问题的三条方针，即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性错误（注：指武汉军区支持“百万雄师”）；“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他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不过，毛泽东还说：“都是工人，我就不相信一派那么左，一派那么右，不能联合起来？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7月19日晨，周恩来飞往北京。当天，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刘丰、萧前等来到武汉水利学院。那里是“钢工总”的总部。谢富治和王力在讲话中，透露了昨夜会议所定下的三条方针。王力还说：“相信武汉的问题是可以就地解决的，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谢富治、王力的讲话，使“三钢”、“三新”这一大派“热烈欢呼”。 消息飞快传出去，谢富治和王力的讲话录音到处用高音喇叭广播，武汉轰动了，“百万雄师”愤怒了！ “百万雄师”不敢碰谢富治，因为谢富治毕竟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王力作为“中央文革”的“大员”，说什么“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那“钢铁”不就是指“三钢”那一派吗？王力的话，支一派，打一派，激怒了“百万雄师”，成了“百万雄师”的攻击目标。 武汉街头贴出了声讨王力的大字报：《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深思几个为什么？》。大字报指出： “王力自窃据中央文革成员以来，一贯以极左面貌出现。在他插手的四川、内蒙、江西、河南、湖北、浙江、云南等省，均出现大抓‘谭氏’人物（引者注：“谭氏”指北京红卫兵领袖人物之一谭力夫），大搞武斗，大流血，大混乱，大破坏，工厂停工，这是为什么？王力是不是挑动群众的罪魁祸首？把王力揪住，交给湖北3200万人民，与各兄弟省革命组织一道，进行斗争，挖出这颗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打倒王力！王力从中央文革滚出去！” 7月20日凌晨，支持“百万雄师”的武汉八二○一部队六辆卡车急驶，后面跟着四十几辆“百万雄师”的卡车，车上装满手持长矛的造反队员，他们要造王力的反。 ※ ※ ※ “百万雄师”敢打”中央文革”的“大员”王力，江青、陈伯达、康生以为，这正是个好“题目”，“中央文革”可以借此做一篇大文章。林彪定下了调子：“武汉‘七·二○事件’是反革命暴乱！” ※ ※ ※ 军队冲入武汉军区大院，另一部分冲入东湖宾馆。正在睡梦中的王力，被突然抓走，押往军区四号楼，拉到三楼的一间六平方米的小屋里。“百万雄师”的负责人要王力签字，承认他们是革命群众组织。王力说：“我没有权签这个字。哪一派是不是革命群众组织，由中央决定。”王力又说：“‘百万雄师’至少是群众组织，而且是一个很大的群众组织。”显然，王力不承认“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 王力的态度，使“百万雄师”怒气冲天。如王力所回忆的：“突然涌进了一些人，不知是什么人，连他们（即指“百万雄师”）的负责人也控制不住，动手打了我，把手表和钢笔也抢了，打得一塌糊涂！”这位“大秀才”的踝骨被打断了！ “百万雄师”总动员，出动数千辆卡车排成四路纵队，举行浩浩荡荡的游行。“打倒王力”之声，震撼着武汉三镇。这便是“七·二○事件”。 消息立即传到北京，传到钓鱼台，传到江青、陈伯达、康生的耳朵里。“百万雄师”敢打”中央文革”的“大员”王力，江青、陈伯达、康生以为，这正是个好“题目”，“中央文革”可以借此做一篇大文章。 据林彪秘书张云生所写的回忆录《毛家湾纪实》（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载：7月20日下午，江青来到人民大会堂，十万火急地要见林彪（引者注：当时林彪住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在江青之后，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姚文元也陆续到了林彪住的大会堂浙江厅。最后，总理也来了。 大约一个小时左右，会议散了。 “武汉出了大问题了！”叶群显得有些紧张和激动。“王力在武汉挨打了，这简直是翻了天！王力是中央文革成员，打了他，就等于打了中央文革。主席正在武汉，这也是把矛头指向了主席。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主席的安全。总理决定亲自去武汉，保护主席赶快向上海转移。中央文革决定，要借这次武汉事件大作一下文章，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央文革，保卫‘文化大革命’，把当前这种反动逆流打下去。”……周恩来办事干练、利索。7月20日下午3时54分，周恩来专机便离开北京。在飞往武汉途中，空军司令吴法宪制造紧张空气，说是陈再道在武汉王家墩机场布兵，要劫总理。于是，周恩来专机只得降落在离武汉六十多公里的山坡机场。 周恩来到达武汉之后，为了息事宁人，指示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和独立师师长牛怀龙，尽快设法救出王力。因为一旦救出了王力，这场轩然大波就会慢慢平静下来。 后来，武汉八一九九部队奉命救出王力。王力回忆道：“利用吃饭的机会，他们把我弄到二十九师。我在二十九师后来又被人发现，又转移到西山。” 周恩来匆匆赶往毛泽东那里。周恩来担心毛泽东的安全。王力回忆说：“这一次主席打破不坐飞机的惯例，坐飞机到了上海。总理亲自布置主席由宾馆的后门转移到机场，改乘军内的小汽车，用武汉军区空军的车号。大卡车在前面开路。他老人家对于被迫离开武汉很恼火。这是他老人家成为党的领袖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毛泽东乘坐的飞机是在7月21日凌晨2时从武汉王家墩机场起飞的。 7月21日中午，王力换上军装，被护送到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 7月22日凌晨3时，王力被秘密护送到武汉远郊的山坡机场。 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决定利用王力飞回北京之际，大造声势。他们组织了数万人在北京西郊机场，像迎候“英雄”凯旋一般欢迎王力。 7月22日下午，谢富治和王力所坐的飞机先飞，周恩来在武汉处理好一些事情之后飞机才起飞。到达北京上空，谢富治和王力的飞机在空中盘旋，不降落，“蘑菇”了一些时候，特地让晚飞半小时的周恩来专机降落。这样，让周恩来参加了机场欢迎行列，大大提高了欢迎的“规格”。 当腿上绑着石膏、绷带的王力出现在北京西郊机场，欢迎“英雄”的人群中爆发出响亮的口号声。 当天晚上，林彪召集会议，“中央文革”成员全体参加。林彪定下了调子：“武汉‘七·二○事件’是反革命暴乱！” 第五十二章 “揪军内一小撮” 喜欢标新立异的林彪，提出了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亦即“揪军内一小撮”。 ※ ※ ※ “中央文革”发出了一个新的“战略性”的口号：“揪军内一小撮！” 所谓“揪军内一小撮”，也就是揪出军队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中央文革”看来，武汉能够爆发“七·二○事件”，“百万雄师”敢于抓“中央文革”的“大员”王力，那是因为“百万雄师”有后台———得到武汉军区“一小撮”的支持，亦即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 林彪说了一句关键性的话：“武汉问题不单是武汉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这样，揪武汉“军内一小撮”便扩展为在全国“揪军内一小撮”。 北京街头出现的大字报，宣传“中央文革”的新的“战略性”的口号，是“文革”的“第三战役”：打倒“彭、罗、陆、杨”，是“文革”的“第一战役”；打倒“刘、邓、陶”，是“文革”的“第二战役”；“揪军内一小撮”，是“文革”的“第三战役”。 “中央文革”的“秀才”们最擅长的莫过于制造舆论，就在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的翌日清晨———7月23日早上5时20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便向全国播送谢、王“胜利回京”的“喜讯”。 全国各报以头版头条刊载谢富治、王力在北京机场受“热烈欢迎”的消息、照片。 当天，全国各地的造反派们举行规模盛大的集会、游行。上海举行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大会”，达百万人之众。大会发出了“给谢富治、王力同志的慰问电”。 7月24日凌晨3时，陈再道等奉林彪之命进京“开会”，刚刚到京西宾馆，便受到北京的造反派的围攻。 “中央文革”决定在北京召开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归来”的大会。这个决定是由陈伯达、江青、康生、戚本禹一起讨论作出的。最初是准备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10万人大会，可是，他们一看上海发来的“慰问电”声称“百万人大会”，觉得北京只开10万人大会太不过瘾。 “在天安门广场，开百万人大会！”戚本禹说。 “天安门广场容纳不了100万人吧？”陈伯达问。 “号称百万嘛！”戚本禹说。 “行，报上宣传就称百万人大会。”陈伯达道。 7月25日下午5时，“欢迎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开会前2小时，林彪突然通知“中央文革”，原本他不拟出席大会的，现决定参加。林彪在电话中说：“我经过仔细考虑，认为今天下午的大会，我以参加为好。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 这个欢迎大会，实质上要开成一个示威性质的会，向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的瓦解。所以，我觉得参加利多。” 林彪的电话，使“中央文革”倍受鼓舞。下午4时半，林彪领头，陈伯达、康生、江青等紧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谢富治、王力成了“英雄”。 喜欢标新立异的林彪，提出了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亦即“揪军内一小撮”。 翌日，蒯大富、韩爱晶便分别鼓动他们所领导的清华“井冈山”和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红卫兵，开展声势浩大的“揪军内一小撮”运动。 蒯大富后来曾在交代中谈及他们当时的判断：“林彪做接班人，有好多人不服，主要是四方面军的，他们力量大人多。‘七·二○事件’就是四方面军的陈再道搞的。林彪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就是冲着这些人来的。林彪‘要大做文章’就是‘揪军内一小撮’，把反他的力量全都打下去，为他当接班人扫清道路。” 蒯大富当时的分析，确实道出了林彪心中的“小九九”。 陈伯达、江青如此热心于“揪军内一小撮”，说穿了无非是借“七·二○事件”为题，做继续批“二月逆流”的文章。在他们看来，“二月逆流”中的主将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都属“军内一小撮”。 正因为这样，林彪和“中央文革”来了个“亲密合作”，在北京发动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恶浪黑潮。 在1967年8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12期几乎成了“揪军内一小撮”的专辑！这一期《红旗》杂志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 社论提出“崭新”的“理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伟大军队……”这么一来，朱德等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排除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外；这么一来，毛泽东作为中央军委主席却无法“直接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了！ 这篇社论历数“军内走资派”彭德怀、罗瑞卿的种种罪行，歌颂了“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林彪，然后把“揪军内一小撮”作为目前“斗争的大方向”提了出来。 这篇社论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各报转载，顿时在全国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狂澜！ 第五十三章 端出“王、关、林” 毛泽东的“震怒”，使北京的政治气候骤变，林彪和“中央文革”们各自设法从一场政治危机中滑脚，相互推诿责任。于是，江青和陈伯达寻找着替罪羊。 ※ ※ ※ 就在“揪军内一小撮”之声甚嚣尘上时，1967年8月12日，从上海传来毛泽东的批示，使林彪和“中央文革”陷于一片惊惶之中： 毛泽东看了《红旗》杂志的“八·一”社论，写了“大毒草”三个字！ 毛泽东批示：“还我长城！” “长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称，谓之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也。 毛泽东还在林彪送审的一份准备下达全军的文件上，圈去了多处“军内一小撮”字样，批示：“不用”！ 透过这些批示，又一次表明，毛泽东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因为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在那种年月被吹成“一句顶一万句”，而他批评《红旗》的“八·一”社论是“大毒草”，犹如一颗原子弹落在《红旗》杂志编辑部！ 说实在的，早在《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便曾亲笔加上了这样的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照毛泽东此言，则不是“揪军内一小撮”，而是“揪军内一批”了！ 在“七·二○事件”刚发生时，被匆匆护送到上海的毛泽东，也曾十分恼怒，说了一些过分的话。 不过，毛泽东很快就冷静下来，说“七·二○事件”不是“兵谏”，不是什么“谋害主席”，不是“反革命事变”，他也不是“住到贼窝里去了”。毛泽东说，“七·二○事件” “不过是要以王力作为人质，迫使中央改变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这时，毛泽东的话，就比较客观、准确了。因为当时中央定下的方针，不承认“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而“百万雄师”抓去王力，也就是要中央改变对于“百万雄师”的方针。 也正因为毛泽东对“七·二○事件”有了比较正确的判断，所以1967年7月26日，在北京高呼“打倒陈再道”之际，毛泽东在中央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中，在陈再道的名字之后，亲笔加上“同志”两字，在那样特殊的岁月，加“同志”两字，便意味着陈再道的问题属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所加的这两个字，救了陈再道一命！对于“揪军内一小撮”这口号，应当说，毛泽东也有一个察觉、认识的过程。如前所说，早在《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便已指出军内有“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亦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然而，此时林彪、江青、陈伯达等强调“揪军内一小撮”，却是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心转移到军内。 “揪军内一小撮”，使军内陷入了混乱之中。毛泽东明白，在“文化大革命”中，各级党委可以瘫痪，各级政府可以瘫痪，唯军队乱不得，瘫痪不得，军队是“文革”得以进行的保证，是“钢铁长城”。 哦，毛泽东怪不得惊呼：“还我长城！” 毛泽东的“震怒”，使北京的政治气候骤变，林彪和“中央文革”们各自设法从一场政治危机中滑脚，相互推诿责任： 林彪马上闭上了“尊口”，好在他是“副统帅”，树大根深，一时倒不了，他溜到北戴河避暑去了！ 江青是“第一夫人”，虽说毛泽东不时批评过她，但不管怎么说，她也是一时倒不了的。 康生是个老滑头。7月25日，康生告诉过王力，他曾打电话给汪东兴，请示过毛泽东。康生说：“主席同意开‘欢迎大会’，也同意‘军内一小撮’的提法。”这时，康生改口了：“我打电话请示主席，主席只同意开‘欢迎大会’，没有同意‘军内一小撮’的提法。” 叶群这位“第二夫人”，这时也赶紧为“公子”林立果开脱。叶群让林立果给江青写信，说“红尖兵”的文章中，本来只提“党内一小撮”，那“揪军内一小撮”是先前没有的，是后来别人加上去的。 是谁加的呢？除了那几位“大秀才”，还会是谁呢？ 江青和康生联合起来，一古脑儿把责任推到了陈伯达头上。 陈伯达再度处于政治危机之中。比起林彪、江青、康生来说，陈伯达的风险度最大： 第一，他是“舆论总管”，《红旗》总编，他要为那许多“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负责；第二，那篇“大毒草”———《红旗》“八·一”社论，是他亲笔签发的；第三，他在1967年2月10日受到毛泽东批评之后，好不容易喘过一口气来，地位仍不稳。 陈伯达求救于“第一夫人”。陈伯达毕竟已是“第四号人物”，何况又是“中央文革”组长，倘若陈伯达倒台，势必会在全国引起一场反对“中央文革”的浪潮。于是，江青和陈伯达寻找着替罪羊。 ※ ※ ※ 姚文元回上海以后，传来更为严峻的消息：“主席说，这一回一定要追究责任！” 陈伯达慌了，赶紧推卸责任：“《红旗》‘八·一’社论是林杰起草的，王力、关锋审定的！” ※ ※ ※ 江青密派姚文元前往上海。当时，江青在钓鱼台王力的房间里，姚文元来找江青，问她去上海的任务。江青对姚文元说：“现在的权都由总理掌了，会议由他主持，由他向主席汇报，主席指示也要由他转达。你回上海，要摸摸主席的底。” 姚文元回上海以后，传来更为严峻的消息：“主席说，这一回一定要追究责任！” 陈伯达慌了，赶紧推卸责任：“《红旗》‘八·一’社论是林杰起草的，王力、关锋审定的！” 江青、康生也觉得这时候把王力、关锋推出去替罪最合适：在“七·二0事件”之后，王力红得发紫，跳得也很高。特别是在1967年8月7日，王力在钓鱼台16楼接见了外交部的姚登山（原中国驻印尼大使，后来成为外交部的造反派头目）和群众组织代表，说了一通批判外交部长陈毅的话，对陈毅造成很大压力。王力讲话记录被印成传单，广为流传，成为炮轰陈毅的重磅炮弹，王力也因这次8月7日的讲话博得一个雅号，曰“王八七”！显然，抛出王力替罪，是很合适的。 很快，有人提供了新的材料：早在1967年1月，《解放军报》发表的“宣传要点”中，便已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个“宣传要点”清样上亲笔签字的是胡痴，另外还用铅字排印着“王力、关锋、唐平铸”。当时的王力刚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组组长，关锋管《解放军报》，这下子，说明王力、关锋早在1967年1月便已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更是罪责难逃。 于是，把王力、关锋的问题向毛泽东汇报，追究责任便究到王力、关锋头上，江青、陈伯达趁机滑脚了。毛泽东同意了从“中央文革”中“剥”去王力和关锋。 康生连夜翻查了王力的档案。王力原名王光宾，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介绍人是谷牧。他曾在东北军六六八团做统战工作，当时党组织负责人是谷牧。在“文革”中，谷牧被打成“特务”。康生看了王力的档案，便把王力定为“国民党特务”。另外，康生还把王力定为“五·一六”组织的“黑后台”。 康生显得“过分”地“积极”了。其实，康生来个落井下石，内中有他的心事——他跟王力、关锋的关系毕竟太密切了。早在四十年代，当康生担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兼渤海区党委书记时，王力和关锋也正在那里工作。王力任渤海的土改工作总团团长兼党委书记，还挂了个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名义。关锋则担任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教育科长。虽说那时他们只是一般的工作关系，但表明他们之间的历史渊源颇深。后来，在与苏共论战中，王力同康生在一起工作，一次次共赴莫斯科谈判，一次次一起起草文件。当王力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时，主管中联部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正是康生。当时有人说王力是“康生的人”，这话虽不见得准确，不过倒也反映了王力与康生关系相当密切。也正因为这样，康生在王力即将倒台时，忙于洗刷自己，表白自己，不顾一切地踹王力一脚！ 王力在当时便曾观察到康生特殊的心态，如王力所回忆的那样： “江青决定抓我时，康生很害怕，当天上午，我有一件事要请示康生，听康生的秘书李鑫说：‘不知为什么，康老整整三天没吃饭了。’我和康生相识20多年，1960年后朝夕相处。他诬陷我是特务和反革命阴谋组织的组织者之后，他自己也害怕了！” 陈伯达呢？虽然他跟王力的关系不及康生那么密切，不过来往也是够多的。平日不大愿意送字给人家的陈伯达，曾亲笔写了对子送王力：“十下莫斯科，稳坐钓鱼台”。这“十下莫斯科”，指王力十次去莫斯科谈判，而“钓鱼台”则是双关语，因为当时写作班子住在钓鱼台。这个对子，原是郭沫若送康生的：“七下莫斯科，稳坐钓鱼台”。陈伯达借用了郭沫若的话，改了一个字。在王力即将倒台时，陈伯达厚着脸皮，向王力讨回自己的题字！因为陈们达明白，王力一倒台，势必要抄家，一旦抄出这些题字，一定会使自己尴尬！ ※ ※ ※ “追究责任”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江青在会议结束时宣布：“王力、关锋从今天起请假检讨！”“请假检讨”，亦即隔离审查的另一种“美妙”的说法。于是，威名显赫一时、列为“中央首长”的王力和关锋，即刻失去了自由。 ※ ※ ※ 在王力被康生确定为“国民党特务”之后，关锋也被定为“特务”。那事情有点蹊跷突兀：在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总部被另一个红卫兵组织砸掉时，在那里的桌子里发现一张反动传单，传单上那讲话的口气完全是国民党的口气。不知怎么搞的，红卫兵发现传单背面写着一个电话号码以及“周瑛”两字。一查，那电话号码正是关锋家的，而周瑛正是关锋之妻！于是，一时轰传关锋是“特务”！ 王力和关锋作为“大左派”，作为“中央文革”的“大员”，原本注定要被人民所唾弃，扫进历史垃圾堆。不过，他们在倒台时忽地成了“特务”，则连他们做梦也未曾想到…… “追究责任”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那是1967年8月20日下午2时，在钓鱼台16楼召开“中央文革”扩大会议（不是传说中的“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会议重要，“中央文革”成员张春桥、姚文元特地从上海赶来出席。周恩来坐在会议主席的位置上，他的两边坐着“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和顾问康生。杨成武、吴法宪也出席了会议。叶群原定出席会议，说是身体不好，没来。 江青宣布开会，说这次会是“中央文革”的“生活会”，主要批判王力和关锋。康生作了长篇发言，主要批判王力。康生历数王力之罪：反军乱军、毁我长城，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然后追溯到“文革”前，说王力是刘、邓、王（即王稼祥）的“三和一少”路线的黑干将（注：“三和一少”即对帝、修、反要和，对民族解放战争、革命运动以及民族独立国家的支援要少）……然后追溯到解放前的历史问题，来了个新账老账一起算。 陈伯达也作了长篇发言，主要针对关锋。陈伯达与康生如出一辙，同样历数关锋的老账和新账，然后把《红旗》杂志那篇“八·一社论”的责任，一古脑儿推给了关锋。 会议当中，发生了颇为有趣的小插曲。江青在批判关锋时，忽然说了那么一句：“你以为你是第一个提出刘少奇是路线问题的人吗？那是我告诉你的，这是主席的意见。” 其实，那是1966年8月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时，关锋给江青写了一个条子，说与刘少奇的斗争是路线斗争。江青把关锋的条子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颇为欣赏关锋的意见，立即把关锋的条子作为大会文件印发了。后来，把刘少奇派工作组的问题“上线”，成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初就是出自关锋这张条子。 关锋的条子立即引起林彪的注意。林彪派叶群去找关锋，问了关锋家的电话号码和地址，从此林彪与关锋建立“直线联系”。此后，林彪让关锋管《解放军报》，甚至曾提名关锋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林彪拉拢了关锋，在“中央文革”中建立自己的势力。江青看出了关锋的“离心倾向”。关锋呢？也知道林彪与江青之间又拉又矛盾的关系，所以每逢林彪召见他，他总拉上“中央文革”的一两个人到林彪那里去，怕是单独去了，江青会猜疑他与林彪有什么密谋。 也正因为这样，江青在批判关锋时，不忘“追本溯源”，提及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关锋的那张写给她的条子。江青把“发明权”归于毛泽东———“是主席的意见”，“是我告诉你的”！ 基于同样的原因，叶群称病不来开会。因为叶群来开会，势必要对打倒关锋表态，未免显得尴尬…… 如此这般地算老账，算新账，会议竟“马拉松”一般，直至8月31日凌晨2时才结束。 江青在会议结束时宣布：“王力、关锋从今天起请假检讨！” “请假检讨”，亦即隔离审查的另一种“美妙”的说法。于是，威名显赫一时、列为“中央首长”的王力和关锋，即刻失去了自由。他俩被软禁于钓鱼台二号楼，“闭门思过”。在一个多月前，王力还是“文革”的“功勋演员”，是在天安门广场受到百万人欢迎的“英雄”，眼下连电话也给拆除了，切断一切跟外界的联系，成了阶下囚。这两位写惯社论的“大秀才”，如今忙于写检讨了。 林杰也与王力、关锋同时“请假检讨”。 第五十四章 “批判极左思潮” 他们玩弄了非常巧妙的政治“嫁接”技术：随着“王、关、林”的被揭露，人们对于“中央文革”的怒火喷发了。他们却把“王、关、林”说成是“五·一六”的“黑后台”，把“王、关、林”说成是搞极左思潮的代表人物，视线一下子便移到“王、关、林”身上去了！ ※ ※ ※ 就在王力、关锋、林杰隔离审查的第二天———1967年9月1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出现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上。 王力、关锋“显眼”地“缺席”了。 江青在讲话中，透露了新的“信息”，即“批判极‘左’思潮”。 江青说：“还有一部分坏人在背后乱搞，以极‘左’面貌出现的就是‘五·一六’。他们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同志们要提高警惕。” 陈伯达对江青的话，作了注释：“江青同志讲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以极右或极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矛头对准军队，对准革命委员会，企图使我们乱套。‘五·一六’是一个反革命组织。” 康生与江青、陈伯达保持“步调一致”，说：“要警惕，‘五·一六’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要从右的和极‘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到处打倒周总理，这是从内部捣毁毛主席的司令部。有人不自觉上了当，帮了这个有阴谋的、反动的反革命组织的忙。对于这一小撮头头，要坚决镇压。” “中央文革”的这些“首长”们的这番话，显然提出了新的“战略部署”。所谓“五·一六”，是指1967年6月14日由北京外国语学院刘令凯、北京钢铁学院张建旗等为首成立的“首都红卫兵五·一六集团”。 江青、陈伯达、康生本是极左派，搞的是极左路线的一套，这时怎么忽地“批判极左思潮”呢？ 原来，他们玩弄了非常巧妙的政治“嫁接”技术：随着“王、关、林”的被揭露，人们对于“中央文革”的怒火喷发了。他们却把“王、关、林”说成是“五·一六”的“黑后台”，把“王、关、林”说成是搞极左思潮的代表人物，视线一下子便移到“王、关、林”身上去了！丢了车，保了帅！ 1967年9月5日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特大喜讯”：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之后，已经安然返回北京。 就在当天，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这一讲话被收入《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再一次发出“战斗号召”。 江青说： 今年1、2月份，有那么一股子风，从右的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目前这股风，是从极“左”的方面来反对总理，反对中央。“五·一六”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反革命组织，你们要提高警惕…… 早些时候，有这么一个错误的口号，叫做“抓军内一小撮”。他们到处抓“军内一小撮”，甚至把我们正规军的武器都抢了。同志们想想，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我们能够坐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吗？（群众：不能！）如果把野战军给打乱了，万一有什么情况，那能允许吗？（群众：不能！）所以不要上这个当，那个口号是错误的。因为不管党、政、军都是党领导的，只能提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再另外提，那些都是不科学…… 就在江青讲话之后，9月8日，姚文元的又一“雄文”《评陶铸的两本书》发表了。 《人民日报》以三个整版刊出此文，各报也全文予以转载。 这篇文章旨在批判陶铸的两本书，却忽然插入了一段与那两本书毫不相干的话：“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陶铸反革命两面派的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与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尽管姚文元的文章没有点明“五·一六”的组织者与操纵者是谁，而满街飞舞的传单和醒目的大字标语作了最好的注解： “打倒‘五·一六’的黑后台王、关、林！” “王、关、林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最为令人忍俊不禁的是这样一条标语： “王八七打倒了，关帝庙香火断了，林家铺子倒闭了！” 不言而喻，“王八七”指王力，“关帝庙”指关锋，“林家铺子”指林杰。 蒯大富手下的清华大学《井冈山》报，刊登整版文章：《阵阵黑风何处来———看“王、关、林”反党集团在清华》。 请注意：这里的“王、关、林”，已被称为“反党集团”。 第五十五章 总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理论家”的最高任务，无非是要使最高领袖满意。“理论家”最擅长的，是揣测毛泽东的意图。 ※ ※ ※ 倒了“王、关、林”，丢了写社论的三支笔。戚本禹虽说也是一支笔，不过，毛泽东已经显露出对这位“戚大帅”的不满情绪。在王力、关锋倒台之后，戚本禹的倒台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一般的《红旗》杂志或《人民日报》社论，无须“理论家”亲自出马。眼看着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节要到来了，而1967年的11月7日非同一般，是苏联十月革命胜利整整50周年纪念日。毛泽东嘱咐要写一篇社论。这一回，“理论家”责无旁贷，与姚文元合作，共同写作这一篇“大文章”。 各式各样的纪念文章，说穿了，无非是“借题发挥”罢了。借苏联十月革命胜利50周年这个“大题目”，陈伯达和姚文元要“发挥”什么呢？ “理论家”的最高任务，无非是要使最高领袖满意。 “理论家”最擅长的，是揣测毛泽东的意图。 王力在倒台前曾向陈伯达透露过毛泽东的重要意图：1967年2月，毛泽东曾交给王力一个任务，即“文化大革命”是怎样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毛泽东对王力说：“要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理，归纳归纳，看有些什么理论根据？” 毛泽东以为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另一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的最根本的理论，便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王力根据毛泽东的意图，借《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20周年之际，写了《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武器》一文。此文送陈伯达审阅时，陈伯达知道王力文章的“来头”，一字不改，便以《红旗》杂志社论的名义，醒目地发表在1967年第10期《红旗》杂志上。 就在这篇社论发表两个月后，王力被打倒了。 陈伯达重读王力写的社论，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和姚文元一起研究，又一次总结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陈伯达和姚文元写出了《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一文，署“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名义。 陈伯达和姚文元写好之后，生怕再遭《红旗》杂志“八·一”社论的命运，先在“中央文革”内讨论，作了修改，然后呈送毛泽东审阅。 谢天谢地，毛泽东很快就审阅了社论，并在陈伯达、姚文元送审社论的那个信封上写了一句话：“内件已阅，修改得好，可用。” 这一句“最高指示”，使这几个月经受一系列风波折磨的陈伯达松了一口气。于是，这篇社论便在1967年11月5日由新华社播发，翌日全国各报都全文刊载，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学习文件。 社论的核心，就是陈伯达、姚文元“整理”的“主席思想六条”：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 第五十六章 制造冀东大冤案 被列入‘冀东专案名册’受审查的干部1604人，被定为和列为叛徒、特务、国民党、走资派等问题的737人……唐山地、市遭受迫害的干部、群众84000余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2955人，致残的763人。 ※ ※ ※ 1980年11月29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审判庭第一审判庭审问了陈伯达，调查了他制造“冀东大冤案”的罪行。 以下是当时庭审的记录： 审判员李明贵问：“被告人陈伯达，起诉书控告你，1967年12月26日，你在唐山说，中共冀东党组织‘可能是国共合作的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这里起作用，叛徒在这里起作用。’现在我问你，1967年12月26日，你在唐山市是不是讲过这些话？”…… 答：“我也不记得我讲过这句话，我不记得了。” 法庭宣读了李准记的陈伯达1967年12月26日上午在唐山市接见唐山地区各县、市代表团、地区革筹小组及驻军大会上的讲话记录（节录）：“过去你们冀东这个党就是很复杂的，可能是国共合作的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这里起作用，叛徒在这里起作用。你们矿派（引者注：“矿派”是当时唐山市群众组织的一派）要结合的一个人，他自己就承认原来是国民党县党部委员，这个人就是原市委第一书记杨远，还有一个女的是市长，叫白芸，她的丈夫我知道，是个大庄园主，解放后在你们唐山建立一个大庄园……” 宣读后，法庭又播放了陈伯达当时讲话的录音。 播放后，陈伯达说：“这些讲话是到了那里以后，东听西听，总是经过有什么汇报，我信任了”，“事情发生这么大，这些胡说八道的话，发生了这么大的案子，八万人呢，两千多人的命呀！八万多人的冤（陈伯达流泪），我完全不知道，我完全无所动心，完全没有表示，没有对组织上说什么，对我自己也没说什么，因为我不知道嘛……有人说我，我当时当了那么一个名义，说话是惊天动地……我听了也惊天动地”，“说错话，看什么错话，一种是很严重的，一种是轻微的，我的话是很严重、很严重的……对于这件事情，我的的确确不记得，的的确确忘了，这忘了，当然是大罪了。是罪很大的，我并不想减轻我的罪。” 检察员曲文达讯问被告人：“你在唐山讲冀东地区这个党是很复杂的，是国共合作的党，是国民党、叛徒在这里起作用，你有什么根据没有？”答：“我已经说过了，这些话，我一点根据都没有，我是凭空，那天晚上凭空听来的话……” 问：“你这是给冀东党定性，是不是？冀东地区的党，是革命的党，说成是反革命的党，是不是这么一个问题呢？” 答：“我没有说是反革命的党。” 问：“那你说是国民党、叛徒在这里起作用，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答：“起作用这是有可能的呀！起作用，是有的组织起作用，有的地方组织起作用。” 问：“冀东党在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当中，作了那么大的贡献，抗日战争坚持下来了，哪一个国民党、叛徒在那里起作用的党，能作这样的事情呢？”答：“你说的很对，很对。” 接着，法庭宣读了刑安民、李致和、苏维民、赵连辅1980年8月1日的证言。其中谈到：“1967年12月26日陈伯达来后，在唐山搞了一个杨白反党集团，杨远，白芸，张达同志被定成敌我矛盾。送到农场劳动改造，吴良俊同志被判刑20年，方正同志被公安机关长期拘留，并株连了大批的党员和干部。在搞杨、白专案的同时，认为杨、白的班底是从老冀东发展演变而来的，一方面上追杨白的根子，大搞‘冀东党’，一方面下挖杨白的社会基础，大搞‘肃反动流派’运动……被列入‘冀东专案名册’受审查的干部1604人，涉及到中央29个部门和24个省市，被定为和列为叛徒、特务、国民党、走资派等问题的737人……唐山地、市遭受迫害的干部、群众84000余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2955人，致残的763人。” 法庭还宣读了中共唐山市委第一书记杨远1980年9月29日证言（节录），他陈述了1967年12月26日陈伯达在唐山讲话后，自己遭受残酷迫害和亲属受到株连的情况。宣读后，审判员李明贵问：“被告人陈伯达，你听到了吗？” 陈答：“听到了。” 审判长曾汉周说：“冀东这件事，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是你讲话起了作用造成的。” 被告人陈伯达说：“这个没有问题。” 冀东大冤案不仅使84000多人受诬陷、遭迫害，而且使已经长眠于冀东烈士陵园的238名烈士竟然也无一例外地受到清查！ 第五十七章 戚本禹垮台 毛泽东在决定打倒王力、关锋时，已对戚本禹十分不满。终于，在1968年1月14日，戚本禹也“请假检讨”了！1968年1月26日，春节前夕，王力、关锋被押入秦城监狱。戚本禹、林杰也先后被投入秦城狱中。 ※ ※ ※ 1967年12月，当凛冽的朔风吹过北京街头，一大批新贴出的大字标语，已经在对准“戚大帅”猛轰了！ 王力、关锋、戚本禹，人称“中央文革”的“小三”（陈伯达、江青、康生被称为“中央文革”的“大三”）。如今，“小三”中倒了两个，只剩下“小三子”了。唇亡齿寒，随着对王力、关锋的批判的深入，许多事涉及戚本禹，“小三子”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在“小三”之中，戚本禹年龄最小，他生于1932年，当时不过35岁，林彪称之为“小将”。王力生于1922年，比他大11岁。在“文革”开始之际，戚本禹不过是一个科长。 戚本禹虽是“中央文革”的一名“小将”，可是“能量”却不小。有时就连陈伯达也得让他三分。 笔者在1988年夏访问戚本禹时，他也是一件汗背心，大大咧咧，仍是当年模样。戚本禹此人在“文革”中蹿得甚快，从《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跃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出入中南海，掌握核心机要。 1983年，北京市人民检察分院“京检字第42号”起诉书，曾列举了戚本禹在“文革”中的主要罪行： 1966年6月16日，由戚本禹起草，和关锋共同联名签署了给江青、康生、陈伯达的信：“彭德怀到三线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的活动”，“直到现在还是一面黑旗”，“要彻底消除这个隐患”。同年12月26日，即彭德怀被戚本禹指使的学生从四川挟持回到北京的前一天，戚本禹写信给江青：“彭德怀现在已经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内即要押送回京。 北京的学生，已经做好了斗争的准备。” 1967年1月12日，在钓鱼台16楼，戚本禹召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些人开会。戚本禹说：“中南海冷冷清清，外面轰轰烈烈”，“刘、邓、陶在中南海很舒服，你们为什么不去斗他们”。还说：“你们可以贴大字报揭发朱德，可以去妇联点火揭发康克清。”在戚本禹的煽动下，当晚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七八十人闯进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家，对他们进行围斗。也有人闯进朱德家，围斗了康克清，并在中南海西门等处，张贴了诬陷朱德的大标语、大字报。 1967年7月中旬，江青、康生、陈伯达等擅自决定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进行批斗。7月18日凌晨，戚本禹贯彻执行他们的批示，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南海机关的一些人开会说：“前几天中南海围斗了刘少奇，规模小，有人围斗他总是好，但是火力不强”。 “对刘、邓、陶要面对面斗争”，“这是你们相当时期头等重要的任务”。“要使他们威风扫地，要杀气腾腾，可以低头弯腰”。戚本禹作了具体布置：“搞几个战斗组织，有的搞刘少奇，有的搞邓小平，有的搞陶铸。王光美、卓琳也要搞。”在戚本禹的组织、煽动下，当天中南海三百余人批斗了刘少奇、王光美，强迫低头弯腰。此后又多次批斗了刘少奇和王光美，邓小平和卓琳，陶铸和曾志，进行人身迫害，并先后抄了他们的家…… 毛泽东在决定打倒王力、关锋时，已对戚本禹十分不满。在上海，毛泽东说：“先抓王力、关锋，把他们分割一下，看戚本禹有无转变。” 在打倒王力、关锋之后，戚本禹的根基也不稳了。 戚本禹处于内外交困之中，“打倒戚本禹”之声越来越高。陈伯达在《红旗》杂志编辑部里透露风声：“在《红旗》杂志，除了我之外，在揭发王力、关锋的问题时，所有的人都可以揭！”陈伯达的话，意味着戚本禹的问题也可以揭发。 终于，在1968年1月14日，戚本禹也“请假检讨”了！ 这么一来，“中央文革”只剩下组长陈伯达、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张春桥、顾问康生和唯一的组员姚文元，总共五人！ 在戚本禹被打倒之后，“打倒王、关、林”的口号改成了“打倒王、关、戚、林”。 王、关、戚、林都是陈伯达手下的“大将”，他们的垮台，大大削弱了陈伯达在“中央文革”中的势力，他感到形单影只了！不过，说实在的，在这几员“大将”得意之日，也并不买陈伯达的帐。 王力和关锋被打倒后，最初在钓鱼台二号楼软禁。1967年10月16日，陈伯达、张春桥找王力谈话，说把他交给北京卫戍区。于是，王力、关锋被押送到北京西山一座别墅软禁，由北京卫戍区部队看管。1968年1月26日，春节前夕，王力、关锋被押入秦城监狱。 戚本禹、林杰也先后被投入秦城狱中。这几位“大秀才”，在“文革”闹剧中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大戏”之后，终于来到了一个最“安静”的所在。 第五十八章 “大树特树”风波 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第二版以整版篇幅登出醒目的重要文章，标题便非同凡响：《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文章根本不是杨成武写的，而是借杨成武的大名发表！决定借用杨成武大名的，不是别人，正是陈伯达！ ※ ※ ※ 北京多事。就在打倒了王、关、戚之后不久，又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杨、余、傅事件”。 “杨、余、傅”之“杨”，即当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杨成武上将。 杨成武是福建长汀县人，生于1914年，15岁那年，他便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过长征，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中，战功卓著。杨成武忽然被推入“打倒”之列，内中有错综复杂的原因，主要是林彪和江青要打倒他。其中原因之一，跟陈伯达转嫁祸水有关…… 那是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第二版以整版篇幅登出醒目的重要文章，标题便非同凡响：《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在那种特殊的年月，文章很少署个人名字，就连“理论家”陈伯达这两年也很少发表署名文章，而此文却赫然署着杨成武的大名！ 杨成武是将军，不是“秀才”，本来就不大发表文章，这一回怎么忽地推出整版的文章？ 其实，这文章根本不是杨成武写的，而是借杨成武的大名发表！决定借用杨成武大名的，不是别人，正是陈伯达！ 这篇文章是解放军总参谋部政治部写的，原署名“总参谋部无产阶级革命派”。杨成武兼任总参谋部党委书记，政治部写完此文，把打印稿送杨成武审阅。 杨成武正陪同毛泽东去武汉。“七·二0事件”发生后，又与毛泽东一起飞往上海，杨成武顺便就把文章送给毛泽东审阅，他以为，这篇文章是谈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应当听听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翻了一下，“尽是吹我的”，便随手写下批示： “我不看了，送伯达、文元同志酌处。” 于是，文章便转到陈伯达、姚文元手中。 在陈伯达看来，大抵因为此文“大树特树”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使毛泽东不便表态，是毛泽东“谦逊”的表示，所以“送伯达、文元同志酌处”。“理论家”在挨了毛泽东批评之后，正想找机会讨好毛泽东，便决定全文予以发表。为了加强这篇“重要文章”的“权威性”，陈伯达决定署上杨成武的大名。 “文章不是我写的，怎么能用我的名义发表呢？”杨成武感到诧异、震惊。 陈伯达向他解释了一通，说是署杨成武比署“总参谋部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响亮得多。 杨成武知道事关重大，而又无法再向毛泽东请示，便改向林彪请示。陈伯达与林彪事先已经通气，所以林彪的意见竟与陈伯达完全一致。 既然林彪也同意了，杨成武只得从命。 文章见报的第三天，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跟康生、杨成武谈工作的时候，就说了：“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标题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的。这是陈伯达的事！”毛泽东对杨成武说：“不是你的事。” 在“中央文革”的碰头会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的话。这下子，陈伯达懵了：原来，他完全猜错了毛泽东的意思，作了错误的“酌处”！ 杨成武诚心诚意地在会上作了检讨。 “理论家”也作了几句自我批评。 陈伯达希望，这件事到此也就了结。因为《红旗》的“八·一”社论，弄得王力、关锋下台，如今千万别再惹风波…… 可是，这篇文章是在权威性的《人民日报》上以显著地位刊出，文章的标题一时间竟成了最流行的“时髦”口号。 一个多月后———1967年12月18日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集的碰头会上，又一次提到了那篇文章。这一回，毛泽东的批评更加尖锐了。 1967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4寿辰。这天。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给毛泽东送来了《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向中央请示报告》。这份报告中，用了最流行的“时髦”口号，一次又一次提到“大树特树”“绝对权威”。 毛泽东不悦地提起笔来，写了一段著名的批示： 绝对的权威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 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和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尽管毛泽东在“文革”中说了许多错话，而他写这一段批示时头脑是清醒的，这段批示迄今看来仍是正确的。 这段批示很快作为文件下达，在全党、全国进行传达。 第五十九章 “武装冲击”钓鱼台 江青推门进来，见屋中站了五个军人，她顿时大怒，吼道：“傅崇碧！你要干什么？到这里来抓人？这是中央文革所在地，谁让你们来的？”这便是轰动一时的傅崇碧“冲击”钓鱼台事件！ ※ ※ ※ “杨、余、傅事件”的“傅”，即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 傅崇碧挨整，主要因为他几次得罪了江青。特别是“七·二○事件”爆发后，陈再道奉命进京，住在京西宾馆，造反派冲进来要批斗陈再道，是傅崇碧设下妙计，保护陈再道：把陈再道锁进电梯，再切断电源。造反派们在京西宾馆东寻西找，找不到电梯中的陈再道！ 傅崇碧被打倒，是在于“钓鱼台事件”。用江青的话来说：“傅崇碧的胆子好大，他带了两部汽车冲中央文革！这样下去，我们的安全还有保证没有？” 奇怪，作为北京卫戍司令，怎么会去“冲”那个“中央文革”？即便去“冲”，怎么只带“两部汽车”？ “文革”十年怪事连篇。傅崇碧“冲”“中央文革”，也是其中的怪事之一。这桩怪事，又与陈伯达有关。 董保存的《杨余傅事件》（《东方纪事》1988年一期）中，曾这样写及：1968年3月4日深夜，傅崇碧被叫到钓鱼台“中央文革”的办公楼内。 会议室里坐得满满的，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姚文元、谢富治等人正在说着什么，等他进来坐定，周恩来说：鲁迅的夫人许广平给主席写信，说原藏在鲁迅博物馆内的鲁迅书信手稿不见了。主席指示，让我们迅速查找。 事情是这样的：1968年3月初，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给毛主席写信，称原藏在鲁迅博物馆的书信手稿不见了。毛泽东当即要周恩来马上查找。 任务是周恩来、陈伯达交给杨成武的。 杨成武知道此事不好办，就说：“这就像大海里捞针一样，怎么个找法呀？” 周恩来出主意说：叫卫戍区去查，你们还可以去提审戚本禹一次，他知道些情况。 交代完任务，已经是凌晨3点多钟，杨成武打电话给傅崇碧，要他带几个人马上到杨成武的住处等，然后一起去秦城监狱。 傅崇碧带了刘光普等4人很快赶到了杨成武的家里。 等杨成武开完会回来，便驱车直奔秦城。到了监狱时，已经天色微明。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他们很快见到了戚本禹…… 据戚本禹交代，“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韩书信知道此事。傅崇碧急找韩书信，而他正巧回四川休假，随即要韩书信连夜乘飞机飞回北京。韩书信一听说此事，便说何先伦知道。 傅崇碧在北京西苑旅社找到何先伦，他又说承办人是“中央文革”的保密员卜信荣。 这时已是3月8日了。如董保存的《杨余傅事件》一文所写： 大家目瞪口呆。查来查去，转了那么大的弯子。知情人就在钓鱼台！ 他们赶快打电话报告江青。江青不在，肖力（引者注：即江青之女李讷）接了电话。 傅崇碧问：“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有卜信荣这样一个人吗？” “有。” “他知道鲁迅手稿的下落。你给江青同志报告一下，我们随后就到。” 打完电话，傅崇碧他们立刻登车，驶向钓鱼台。 吉普车开得飞快。几分钟便到了钓鱼台。 钓鱼台的门卫，依旧像往常一样，站得笔直。见到傅崇碧的车号，他们正准备放行，但两辆吉普车同时刹住了。 他们先到传达室，让负责接待的同志给“中央文革”打电话，请示是否可以进去？卫戍司令的车可以自由出入，另一辆是不能放行的。 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的秘书很快答复：“可以进来。” 就这样，两辆车子缓缓开进了钓鱼台。 到了“中央文革”的灰色办公楼前，车子刚刚停下，见姚文元晃晃悠悠地走过来。礼节性打过招呼，他们便一起走进会议室。 进屋还没有站定，江青推门进来，见屋中站了五个军人，她顿时大怒，吼道：“傅崇碧！你要干什么？到这里来抓人？这是中央文革所在地，谁让你们来的？”这便是轰动一时的傅崇碧“冲击”钓鱼台事件！ 那个同意傅崇碧进钓鱼台的陈伯达秘书，是王保春。 ※ ※ ※ 林彪说：“傅崇碧前一时期带了两辆汽车，全副武装，进中央文革的地点去抓人。这件事情本来是杨成武的命令，他给傅崇碧的指示，但是杨成武不承认……” 我一听，才知道事态的严重性，才明白为什么一次次要我作检查。 ※ ※ ※ 笔者在1988年11月4日采访王保春时，请他详细谈了事件的经过。 王保春回忆说： 1968年3月初，一天晚上，陈伯达从“中央文革”开会回来，要我打电话给杨代总长，说是有一件要事要他处理———鲁迅手稿丢失了，迅速查清下落。 杨成武转告了傅崇碧司令，要他去办。 傅崇碧经过几天调查，从“中央文革”的一个工作人员（记得此人是五十四军的，原驻四川的部队）那里得知，鲁迅手稿就在“中央文革”办公楼某个房间的保险柜里。 3月8日傍晚，傅崇碧带人前往钓鱼台，想到“中央文革”核实一下。如果鲁迅手稿确实在“中央文革”那保险柜里，他的寻找手稿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那天傍晚，陈伯达吃过晚饭，跟秘书王文耀上西郊散步去了。我在钓鱼台值班。这时，在“中央文革”值班的是办事组组长肖力。肖力让办事员打电话给我说：“王秘书，傅司令现在东门，要求进来。” 我马上给东门警卫室打电话，告诉他们让傅司令进来。因为傅崇碧是北京卫戍区司令，而且又有急事要求进来，我当然同意让他进来。 这时，我又给钓鱼台警卫处打了个电话，要他们立即派一辆车，沿着西郊公路颐和园方向寻找，见到陈伯达的车子，马上追上，请他回钓鱼台处理急事。 傅崇碧的车子进钓鱼台之后，没有上我所在的十五楼，而是直奔十六楼“中央文革”办公楼。 傅崇碧到了十六楼后的情形，我不在场，不清楚。 没一会儿，陈伯达给追回来了。他一回来，直奔十六楼，在那里开会。开会中间，陈伯达来到十五楼找我。当时，他脸色很难看。 他一见到我，就问：“是你同意傅崇碧进来的？” 我回答：“是呀。” 他又问：“你为什么让他进来？” 当时，我感到奇怪，便说：“他是卫戍区司令，我怎么能让他等在门外？在礼节上也说不通呀！” “你要写个检查！”陈伯达虎着脸对我说。 我简直糊涂了，这要写什么检查呢？我就问：“伯达同志，这检查怎么写呀？” “你就写，你为什么不请示，就同意傅崇碧进来！”陈伯达说。 “你出去了呀！”我感到委屈。 “你就写吧，马上就写，我等着要。”陈伯达催促说。 我只得写检查，主要是写了事情的经过。写好后，当场交给陈伯达。陈伯达拿着我的检查，又去十六楼开会。 江青一看我的检查，生气了，说：“王保春写的是什么呀，他没有触及灵魂！”陈伯达拿着我的检查，又回到十五楼，要我重新再写。 我很恼火。我说：“傅司令经常出入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这是他的工作呀。 为什么这一次进钓鱼台就不许进来？我的检查，没法写深刻！” 这时，陈伯达拿起我的检查，给我加了一些“深刻”的话，然后，要我照着他改过的检查，重抄一遍。我记得，他给我加上了“狂妄自大，不请示任何人，擅自同意”之类的话。 另外，我自己一生气，又加上了：“由于本人水平低，不适宜于在中央机关工作，要求调离。” 陈伯达把我抄好的检查看了一遍，似乎满意了，又去十六楼。 很快的，一两天后，我看到一份中央的传阅文件，内中有江青对我的检查的两条批示： 一、王保春同志应在组织生活会上作深刻检查，以使其他同志从中汲取教训，引以为戒；二、王保春同志去留，由伯达同志定。 当时，我是想不通的。后来，到了1968年3月24日，林彪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我也去了。林彪说：“傅崇碧前一时期带了两辆汽车，全副武装，冲进中央文革的地点去抓人。这件事情本来是杨成武的命令，他给傅崇碧的指示，但是杨成武不承认……” 我一听，才知道事态的严重性，才明白为什么一次次要我作检查。我当时受到很大的压力。 第六十章 掀起抓“小爬虫”“变色龙”运动 陈伯达咒骂“王、关、戚”是“一些丑恶的变色龙，一些变色的小爬虫”。这种如同“牛鬼蛇神”那样没有严格、精确的政治含义的“帽子”，又引起一场新的混乱。 ※ ※ ※ “杨、余、傅事件”的“余”，即余立金，空军政治委员。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时，所带的随员便有余立金。毛泽东对金立金的信任，使林彪死党、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极度不快。 一种奇怪的逻辑，硬把“杨、余、傅”拉扯在一起：傅崇碧“武装冲击”钓鱼台，被说成是杨成武的命令，而余立金又被说成是杨成武的“同伙”，与杨成武“勾结”要夺空军的权…… 1968年3月24日晚9时，万人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出席者一色绿军装，他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各军兵种、驻京各军事院校、北京军区部队所属各单位团以上的干部。 等了快两小时，才见到主席台上出现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叶群、汪东兴。 会议气氛紧张。唱主角的是林彪。 林彪作了长篇讲话。 今天，这个会是要向同志们宣布中央最近的一个重要决定。最近我们党的生活中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发生了新的矛盾，发生了阶级斗争中间新的情况。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像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陆、罗、杨那样大，但是也比一般的其他问题要大一些，主席说，是不很大也不很小的问题。这就是，最近从空军中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挤韩先楚、排挤黄永胜以及与他们地位不相上下的。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职务；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撤销北京的卫戍司令傅崇碧的职务…… 林彪历数杨、余、傅之罪，其中提及了那“大树特树”，提及了“冲击”钓鱼台……最令人惊讶的是，林彪把杨、余、傅与王、关、戚联系起来了： “江青同志有病时，他（引者注：指杨成武）同戚本禹这些人就搞江青同志过去的黑材料啊！早在去年春天就搞江青同志的黑材料，实际上成立了这种专案，来迫害江青同志…… 他才是王、关、戚真正的后台！” 简直像变魔术似的，这么一来，不仅“杨、余、傅”成了一伙，而且跟“王、关、戚”是一伙呢！ 会议进行到凌晨1时，毛泽东出现在主席台上，顿时全场欢声雷动。毛泽东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向大家招招手。他的出现，是以一种特殊的语言来表达———林彪关于打倒杨、余、傅的讲话，是得到他的允许的。 陈伯达庆幸自己躲避了这场政治灾祸；上一次，“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是他签发的，王力、关锋为他“替罪”了；这一次“大树特树”也是他签发的，而帐全都算到杨成武头上去了！ “好戏连台”。3月27日下午2时半，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云集首都十万军民，举行“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哦，何等的“巧妙”，这一回把“杨、余、傅”说成了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 出现在主席台上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叶群、汪东兴、温玉成。 大会由陈伯达主持。 笔者从档案中查到当时的讲话记录，江青、康生、陈伯达在这次讲话中，才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中谈及了王、关、戚，而且上溯“二月逆流”，后挂“杨、余、傅”事件。 江青提及了“大树特树”和“钓鱼台事件”，不断往自己脸上贴金，仿佛“先知先觉”。 江青聒聒噪噪讲了一通之后，康生上场了，康生说杨成武“表面上也反王关戚，但实际上他是王关戚的后台”。康生说，“二月逆流”是对“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同志、副组长江青同志发起一个新的反扑”。 真是巧舌如簧，康生作了一番精彩的演说。这时，江青连忙说：“现在请陈伯达同志讲话。” “理论家”的演说，富有“理论”色彩。他一下子就把“文革”概括为“五个大回合”。 陈伯达咒骂“王、关、戚”是“一些丑恶的变色龙，一些变色的小爬虫”。 随着陈伯达的讲话印发全国，各地纷纷揪“小爬虫”、“变色龙”。这种如同“牛鬼蛇神”那样没有严格、精确的政治含义的“帽子”，又引起一场新的混乱。 第六十一章 “第三次家庭破裂” “我看呀，文化大革命的第六个回合，挨着你！” 当陈伯达作完大报告，回到家里，妻子刘叔晏挖苦这位“理论家”。 从1967年2月10日开始，陈伯达的政治地位一次次摇晃。到了揪出王、关、戚，刘叔晏已在那里天天替陈伯达担心了。 回到家里，心烦意乱的陈伯达和担惊受怕的刘叔晏遇到一起，三天两头吵架。 好在陈伯达有钓鱼台的十五楼，那“十五楼”甚至成了他的代号———找“十五楼”，亦即找陈伯达之意，他常住十五楼，不大回新建胡同家中。夫妻之间的感情日渐恶化。 林彪秘书张云生在《毛家湾纪事》一书中，写及叶群“调停”陈伯达家事的情况： 叶群在工作人员中还不时透露，陈伯达和他的妻子刘叔晏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老夫子是多好的人哪，可是刘叔晏还不满足。她总是和老夫子吵闹，弄得老夫子非常苦恼。我真同情老夫子，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一天，我正和于运深（引者注：林彪秘书）在人民大会堂值班，接到叶群从养蜂夹道打来的电话： “等一会儿，黄志勇到人民大会堂去，你们接待一下。他到后，叫他稍等，我很快就去。”黄志勇是装甲兵政委，平时与毛家湾的来往并不多，叶群这次叫他来干什么？我和于运深都觉得很奇怪。 黄志勇到后，我把他请到秘书值班室。他已经年过半百，身材较高，但是消瘦。他知道，他只是奉叶群之召而来，因此并不与我们攀谈什么。他一个人闷闷地坐在那里，我和于运深继续看我们手边当日的文件。 时间不长，叶群到了。她一见黄志勇，就满脸堆笑地上前和他握手：“叫你久等了。我实在没办法，只好搬你的兵了。” 黄志勇站起来，和叶群握手后又坐下。他微微露出笑意，但不像叶群那样形之于表。 “我们到隔璧去谈谈吧！”叶群对黄志勇说。接着，叶群带头先走，黄志勇跟了出去。 过了20多分钟，叶群到秘书值班室，把于运深也叫了去。又过一会儿，小于回到值班室换衣服，忙着要走。 “主任要我陪黄志勇去执行一项任务。”于运深告诉我。 “什么任务？” “关于陈伯达的事。”小于说，“陈伯达的老婆又闹事了，主任派黄志勇去帮助处理一下。” “陈伯达家庭内部的事，主任也插手了？” “插手了，不插手还行？”小于一边发着牢骚，一边戴上军帽，急勿勿地出去了。 快到深夜，于运深才回来。 “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想打听一下缘由。 “纯粹是没事找事！”小于还在牢骚满腹，“陈伯达两口子闹别扭，主任派我们帮助陈伯达解围！我们成了派出所的民警了！” “怎么解围的？” “照主任交代，把刘叔晏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 陈伯达两口子吵架，居然惊动叶群，由叶群派人去“解围”。终于闹到要离婚的地步— ——陈伯达的第三次婚姻又要破裂。 陈伯达倒并不怕离婚，他已经离过两次婚。不过，这时候他已是中国的“第四号人物”，这类事倘若张扬出去，对于“中央首长”的形象无疑是不利的。 “刘叔晏吵得我无法工作！”陈伯达向周恩来诉说着。 只得采取措施：把刘叔晏用一架飞机运往山东，到济南部队某疗养所疗养。说是疗养，实际上是强迫她离开北京。 刘叔晏几次三番想回北京，可是无法脱身，她只得一直在山东“疗养”着。不过，倒是给她言中了———“文革”的“第六个回合”，所打倒的正是陈伯达！陈伯达被打倒后，她也就在山东被隔离审查……一直到1982年，她这才好不容易回到北京。刘叔晏当时对陈伯达很生气，回北京之后，把一子一女都从姓陈改为姓刘。1989年9月20日，陈伯达去世。 刘叔晏虽然没有出席陈伯达的追悼会，但是送了花圈。七年之后———1996年6月，刘叔晏去世。中共中央办公室人事局为刘叔晏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她的遗体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在刘叔晏离开北京之后，陈伯达搬了一次家，搬到了米粮库胡同去住 第六十二章 “热线”联系林彪 陈伯达在“中央文革”的日子，已经越来越不好过了。 在打倒王、关、戚之后，“中央文革”只剩5个人，真的成了一个“小”组。可是，在这5个人之中，张春桥、姚文元是江青的“嫡系部队”，康生是江青的“军师”，陈伯达这个组长在“中央文革”中处于孤立的地位。连他自己也渐渐意识到，第六个回合所要打倒的，十有八九是他了！ 他寻求新的政治伙伴，以求结成新的联盟，巩固自己每况愈下的地位。 靠毛泽东吗？毛泽东当然要依靠的。但是，毛泽东接二连三的批评，表明毛泽东对他的信任是很有限的。 靠周恩来吗？周恩来正气凛然，是不可能跟他拉拉扯扯的。 “第一号人物”毛泽东靠不上，“第三号人物”周恩来靠不拢，陈伯达的唯一选择，那就只有与“第二号人物”林彪接近。 在历史上，陈伯达与林彪本来没有什么“友谊”的渊源可寻。在工作上，一个是文人，一个是武将，也没有什么联系。可是，在“王、关、戚”被揪出来以后，在“杨、余、傅” 事件之后，为着自身的生存，为着政坛格斗的需要，陈伯达渐渐从钓鱼台“离心”，改换门庭，投向毛家湾。 林彪呢？在“杨、余、傅”事件之后，黄永胜取代了杨成武，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林彪在军队里的势力日益扩大。不过，林彪手下清一色的都是武将，他所缺的是“秀才”。看出陈伯达在“中央文革”中受挤，林彪当然乐于把这么一位“理论家”拉过来。 出于各自的政治需要，出于各自的政治处境，林彪和陈伯达之间的来往渐渐多起来，以至陈伯达两口子吵架，也由叶群出面予以“调解”。 陈伯达与林彪的暗中联系，那“中转站”是叶群。陈伯达跟叶群同乡，况且早在延安就已经有过来往，所以很快就建立了“热线”。 林彪秘书张云生曾为陈伯达、叶群之间通话做过一次记录，他的回忆透露了陈伯达当年的心境： 一次，叶群正在听我讲文件，陈伯达来了电话。叶群接电话后，我想退出，叶群用右手掌在空中向下压了两下，又作出拿笔写字的姿势，示意让我留下做记录。 “你好？老夫子。”叶群接过电话后说，“几天没见了，真有些想念你……你讲吧，这里就我一个人。” 我觉得很窘。叶群说这里就她一人，可是实际上还有我在旁听。叶群又一次做手势，再次示意我作好记录。“……啊！你想来毛家湾，还有点怕。你怕什么呢？…… 啊，你说不是怕林彪同志（叶群故意重复对方的话），你对林彪同志还是完全信任的。 啊……你说你怕的是你周围的环境……你的心情一直很不舒畅，甚至一个人在暗地哭过…… 怎么搞的？那几个小的（原注：大概是指王、关、戚）过去对你不好，不是都已经处理了吗？……啊，你说问题不是那样简单……嗯，你说主席对你是好的，林彪同志对你是好的，可是还有人对你不好。谁呢？……总理吗？……那又是谁呢？……你不好说……江不是对你很好吗？……嗯，江不像过去了……她批评你政治上不成材……你说心里难过，总想哭…… 你想到毛家湾来，又不敢来……你暂时不来也好。你放心，林彪同志是关心你的，支持你的……对，一组那里对你的看法也还好，你别伤心，你要注意保重……你放心，我不会对任何人讲，绝不会。再见！” 叶群放下电话后，立刻把我作的电话记录收了去。她站起来说：“对你们当秘书的，保不了密。知道了就行了，但不准对别人说。老夫子现在处境很难，总想找我帮助，可是我能帮什么呢？我得找首长去！（引者注：“首长”指林彪）” 从那以后，张云生常常接到福建口音的电话：“我是陈伯达。我想和叶群同志讲个电话。” 陈伯达不大去毛家湾，怕的是太显眼，容易引起别人注意。他通过叶群这条“热线”跟林彪联系。三天两头，陈伯达跟叶群之间的电话越打越多，有时一谈就是个把小时！ 陈伯达在电话中闲聊时说了几句想吃海螃蟹，区区小事一桩，叶群却马上以“林办”名义打电话，让空军用飞机运来，送到陈伯达那里…… 第六十三章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案件 在“杨、余、傅”事件之后，“文革”从初期的大轰大嗡逐渐转入中期的“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 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把这个厂树为“清理阶级队伍”的“样板”。从此，“清理阶级队伍”便作为毛泽东关于“文革”的“伟大战略部署”，在全国城乡展开了。 这时，陈伯达抓了个“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案件，紧追“后台”…… 事情最初是在1967年10月发生的。那时，在北京出现一份不同寻常的传单《中国共产党非常中央委员会致全党的公开信》。 这封《公开信》力透纸背，深刻地剖析了正在进行着的“文化大革命”，指出这是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经济上、文化上对党和国家的大破坏。 《公开信》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中央文革”的陈伯达、康生、江青在那里兴风作浪。指出陈伯达是叛徒，康生是托派，江青是野心家。还指出撑这些“左派”的腰的是林彪。 《公开信》甚至指责了毛泽东，说他过分注重个人权力，遇事多疑，而且反复无常，往往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公开信》热情赞颂了在艰难中为国为民分忧的周恩来…… 这份传单一在北京出现，立即惊动了“中央文革”，惊动了谢富治那个公安部。谢富治把《公开信》作为“大案”来抓。 谢富治调集了公安部的行家们集中力量突击侦破。才一个来月，1967年10月20日便在天津破获此案。 原来，作案者是天津一家煤球厂的一个工人。作案者供认：“从头到尾，从始至终，都是一人干的，没有任何人参加。” 据作案者说，他自己起草了《公开信》，自己刻蜡纸，自己油印了80多份。1967年10月8日后半夜，亦即10月9日凌晨，他来到北京外交部街，把传单分别投进了附近的几个邮筒。 经过公安人员鉴定笔迹及对油印机进行鉴定，确定是由那位天津煤球厂工人所写、所印的。 这一案件，公安部的专案人员以为可以结案了。 陈伯达却摇头：“我不相信这件事就那么简单，肯定有后台！” 1968年4月28日下午，陈伯达和谢富治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待厅接见专案组人员。陈伯达指着墙上挂着的“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大字标语说：“宜将剩勇追穷寇，你们要学习……抓到了刻蜡版的人是起点，不是终点。老板不是一般人，一般人干不出来。不是仅仅一个人搞的，可能有一个组织。” 陈伯达接着说：“抓了几个煤球工人，煤球工人不熟悉党的情况。不行。我的意见你们不算破案。要像富治同志讲的，你们要追，要很严肃、很认真的穷追，追到哪个就是哪个。” 陈伯达还说：“要追穷寇嘛，我看这里面有好几层，说不定有十八层，不是一两层，也不是两三层。” 这么一来，专案组就开始“追后台”，企图破获一个“反革命组织”。 追了几个月，进展不大。1968年8月19日、12月6日，陈伯达和谢富治又两次接见专案组，给他们打气。 陈伯达很明确地说：“就是要往上追，总而言之，不管你三七二十一，搞到谁就是谁。” 陈伯达拿着《公开信》，故意问道：“这个反革命信上讲，有一个人可以出来当权。谁是这么一个人啊？” 谢富治马上点明了：“根子就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 吴法宪把话讲得更是明白：“还不就是那第二号大走资派嘛！” 陈伯达见他们说出了自己的意思，补充道；“你们要追穷寇！追穷寇！” 在陈伯达作了这么一番“指示”之后，专案组“立足于有，去审讯”。也就是说，先确定了有“后台”，然后“追穷寇”。 这么追来追去，在1968年12月竟追出了一桩离奇的通天大案———“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在严厉的逼、供、信之下，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周慈敖被迫按照专案组的意图交代：在北京，成立了“中国（马列）共产党”。据云，“伪党”的中央“书记”是朱德，“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是陈毅，“总理”是李富春，“常委” 有朱德、陈毅、李富春、徐向前、叶剑英、贺龙、廖承志、杨成武等，“委员”有王震、萧华、余立金、伍修权、王炳南、刘伯承、谭震林等等。又云，这个“中国（马列）共产党” 在1967年7月，曾秘密地召开过“代表大会”…… 只是这个假案编造得太荒唐，而且牵涉面太大，又没有真凭实据，专案组追了一阵子，也坠入迷雾之中，无法真正立案。这样，在1969年8月，不得不把有关“伪党”的档案封存，不再“追穷寇”了…… 1980年11月28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就这一问题，对陈伯达进行了严肃的审问。 第六十四章 起草“九大”政治报告 中共“九大”，是一次权力再分配的会议。中共高层的权力之争迟迟未能明朗化，于是原定在1968年国庆节前召开的中共“九大”也就迟迟开不起来。毛泽东只得提议，先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作为召开中共“九大”的预备会议。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发布了一段“最高指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毛泽东的这段话，为召开中共“九大”定下了基调。 会议再一次批判了“二月逆流”，把“四帅”“三副”说成是“一贯右倾”。会议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 会议的公报宣告：“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这样，中共“九大”的准备工作也就紧打紧敲开展起来了。 为中共“九大”准备的主要文件共两项：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报告。 谁来起草报告，意味着谁在党内有多大的势力。围绕着由谁来起草，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斗。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是不会去执笔起草这两个文件的。似乎顺理成章，应当由“第四号人物”、“理论家”陈伯达去起草。何况，陈伯达是“大手笔”，一系列党的重要文件曾出自他的笔下。 张春桥、姚文元先下手为快，早已把修改党章之权抢到手。 不过，在陈伯达看来，起草政治报告，非他莫属。 可是，毛泽东却指定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起草。 这时候的陈伯达，常住米粮库胡同家中，已经不大去钓鱼台了。他与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之间，已产生很深的裂痕。他与林彪的日益接近，使这一裂痕日益扩大。他已很难跟张春桥、姚文元合作。 陈伯达如此回忆道： “九大”前，原来决定要我和张春桥、姚文元共同起草政治报告稿。我不愿同张、姚等人合作。起草人名单上，是我列在前面。我就自己着手，并组织几个人帮助搞材料。 在我起草的稿子上，我写过关于“刘邓路线”的话。毛主席看过，说了一个重要批示： “邓小平同志打过仗，同刘少奇不一样，报告上不要提他。”记得，毛主席的话，我向周恩来同志报告过。 张春桥几次打电话要我到钓鱼台去，和他们一同搞。我说，你们可以搞你们的。结果，他们就以康生带头的名义，搞出一个稿子。 实际上，起草人的名单虽是毛泽东定的，却叫林彪出面来抓起草工作———因为毛泽东已指定林彪来作政治报告。1969年2月下旬，林彪在毛家湾召见了三位“大秀才”——— 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林彪说了自己的一些意见。这时，张春桥、姚文元对陈伯达说： “你先动笔吧。需要我们时，就随时找！” 陈伯达在米粮库胡同埋头于写政治报告，与钓鱼台分庭抗礼。 他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的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全文分十个部分。他送给毛泽东审看的是第一部分和全文的提纲。当时，他还未写出全文。 陈伯达向中央请假一个月，全力以赴起草政治报告。 陈伯达深信，凭他的这支笔，完全可以独自写出政治报告。他不理张春桥和姚文元。 张春桥和姚文元着急了。他们借口陈伯达写得太慢，会影响“九大”的召开，准备另搞一摊，另外起草一份政治报告。 陈伯达得知张、姚的动向，就把自己的提纲和已经写完的三个部分，拿出来讨论。 会上，张春桥、姚文元批评陈伯达的初稿是鼓吹“唯生产力论”。 于是，张春桥、姚文元拉了康生，决定另起炉灶。 康生很刁，推说自己生病，不参加具体讨论。张春桥、姚文元以为这是夺取起草权的好机会，花了一个星期就突击出一份政治报告来。 这时，康生开腔了，他给林彪打了电话：“春桥、文元写的稿子，我看了一遍。我觉得，作为接班人向‘九大’作的报告，这个稿子的分量是不够的。但是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他们就能拿出有一定水平的初稿来，还是不易的。我看它可以作为进一步讨论修改的基础，因为它的基本思路是能站住脚的。” 康生又得到江青的支持，使陈伯达完全处于孤立的境地了。 ※ ※ ※ 很快有了回音。他派人送去的那个牛皮纸口袋，从中南海退回来了。陈伯达如五雷轰顶，毛泽东不拆信，意味着他的稿子不屑一看！“我当场就哭了，哭得很厉害，很厉害。我一辈子都没有那样哭过！我很伤心，很伤心！……” ※ ※ ※ 终于，江青得知毛泽东对陈伯达写的初稿有过批示，而陈伯达竟不告诉她，更不告诉康生、张春桥、姚文元。 江青、康生大怒，说陈伯达“封锁毛主席的声音”！ 陈伯达与江青、康生大闹起来。陈伯达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在“九大”前，江青和康生出谋划策，以所谓我“封锁毛主席的声音”为借口，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搞了一个大会，到会的人在大厅里几乎坐得满满的。 江青自己宣布：她是会议主席，“陈伯达作检讨”。 她同康生两人“你唱我和”。我只说了一句话便被打断。 江青说：“陈伯达不作检讨，不让他说了。”她也不让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发言。 当时工作人员一般都穿军装，我在会上穿的也一样。江青提出要摘掉我衣帽上的帽徽领章。 我看，这个会是为打倒我而开的会，没有什么可辩，就大喊一声：“大字报上街！” （即赞成打倒我的大字报上街）。 叶群在会上高呼：“拥护江青同志！” 江青联合康生，差一点要把陈伯达打倒了。在这个节骨眼上，最令陈伯达吃惊的是，叶群居然会高呼“拥护江青同志”。 不过，会议刚刚结束，叶群马上又悄悄地向“老夫子”打招呼：在那种场合，她只能那样喊！ 开了那次批评会之会后，陈伯达依然不服，他还是写他的那份政治报告，不愿跟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合作。 这么一来，就有了两份不同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在这两份政治报告中必须作出选择：要么用陈伯达起草的，要么用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 借助于江青在背后的活动，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交由中央讨论。这当然意味着他们写的政治报告一旦获得通过，将会被大会所采用。 陈伯达在讨论的时候，抓住机会，也对他们的稿子提出意见。这时候的张春桥，已经不把他这个“组长”放在眼里，与他公开吵了起来。 陈伯达依然故我，还在写他的政治报告。他企望自己写的政治报告，能够得到毛泽东的赞许。一旦毛泽东认可了，他的稿子就会被采用。他非要争这口气不可。这倒不是为了一篇稿子，他知道，一旦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的稿子被正式采用，那就意味着他这位“理论家”一钱不值！ 与此同时，在钓鱼台，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也在全力以赴，一遍又一遍地修改他们起草的政治报告。 离“九大”召开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两派“大秀才”还在那里斗法！ 陈伯达改了一遍又一遍，总算写出了政治报告。他恭恭敬敬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连同他写的政治报告，装入一个大牛皮纸口袋。然后，把牛皮纸口袋亲手封好，写上“即呈毛主席”。 陈伯达在家静候佳音，他深信，自己如此用心，花了一个月写出的政治报告，一定会受到毛泽东的嘉许，“九大”一定会用他的稿子，他毕竟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的“理论家”，写过那么多中央文件，他的稿子必定会比康、张、姚的稿子高明得多！ 很快有了回音。他派人送去的那个牛皮纸口袋，从中南海退回来了。毛泽东亲笔在牛皮纸口袋上写道： 退伯达同志毛泽东 陈伯达以为毛泽东会有亲笔信给他，可是他一看那牛皮纸口袋，顿时傻眼了：原封不动，毛泽东没有拆！ 陈伯达如五雷轰顶，毛泽东不拆信，意味着他的稿子不屑一看！那牛皮纸口袋是他亲手封的，他看得出，没有被拆过！ 他拆开牛皮纸口袋，里面装着他给毛泽东写的那封恭恭敬敬的信…… 陈伯达对笔者说：“我当场就哭了，哭得很厉害，很厉害。我一辈子都没有那样哭过！我很伤心，很伤心！……” 是的，陈伯达是很伤心：这不仅仅意味着他一个月的心思白费，而且意味着他在与江、康、张、姚的竞争中败北！ 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毛泽东对他的不信任———对他的稿子不看一眼！ 哭罢，陈伯达咬咬牙，对秘书说：“送中央办公厅印刷厂排印！” “主席不用了，还排印！”秘书有些不解。 “印吧，印吧，做个纪念也好！”陈伯达嘟囔着。陈伯达做好了下台的思想准备…… 第六十五章 保住第四把交椅 江青曾说，如果黄永胜当常委，她也要当。 “第一夫人”这么一闹，反而使陈伯达保住了政治局常委、“第四号人物”的地位，她自己却进不了常委之列———她全然打错了算盘！ ※ ※ ※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北京召开。24年前，在中央七大上，陈伯达只是中央候补委员；13年前，在中共八大上，陈伯达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如今他是跟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步上主席台。 坐在主席台上，陈伯达依然是“第四号”座位。不过他的心中是惶恐的，因为林彪所念的是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而他起草的政治报告被摈弃了。尽管没有点名，但是，他听得出，康、张、姚起草的政治报告中有段话是针对他的，称他为“机会主义者”。 据陈伯达回忆，在林彪念政治报告的时候，他的心情是“很不舒畅、很不痛快”的。他知道，每一次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也就是党对高层领导重新排列顺序的时候，他无法猜测自己会被排到第几号。他甚至以为，他可能会被甩出政治局！ 4月14日，中共九大召开全体会议，进行大会上发言。陈伯达心灰意懒，根本无意在大会上讲话。可是，毛泽东说，政治局常委都要在大会发个言。陈伯达曾推托，说没什么可讲的。不过，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不可违背，况且五名政治局常委中的四名———毛、林、周、康都准备在大会上发言，他不能不说几句。 说什么好呢？陈伯达只得急就章，由他口授，秘书“二王”———王文耀、王保春为之记录，急急忙忙写了篇发言稿。唉，如果不是因为他写的政治报告被否决，按照他的习惯，早在九大召开之前，就会把大会发言稿写好。 讲什么好呢？就用毛泽东的一段“最新指示”作为发言的核心吧：“在注意到一种主要倾向的时候，也要注意可能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为了“保险”起见，在发言中，他一段又一段地引述毛泽东的一系列“最高指示”，以免被别人抓住小辫子。这样的个人发言稿，本来用不着送毛泽东审阅的。又是为了“保险”，他让秘书王文耀抄了一份，直送毛泽东。 这一回，毛泽东没有原封退回，而是仔细看了，还写了一段指示： “我的话，你少用，变成你自己的话去说。” 看到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松了一口气，原来毛泽东怪他引用的“最高指示”太多！ 他赶紧作了修改，把修改稿再送毛泽东审阅。 这一回，毛泽东只在他的修改稿上画了一个圆圈，表示已“圈阅”。 这样，4月14日的中共九大新闻公报便报道：“在4月14日的全体会议上，伟大领袖毛主席作了极其重要的鼓舞人心的讲话。林彪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等同志发了言。” 陈伯达原以为这一回大约连政治局委员都当不成，可是出人意料，在4月28日下午举行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他仍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仍为“第四号人物”。陈伯达的回忆，透露了内中的奥秘： “九大选举常委的事，是周恩来同志告诉我的。他对我说：我没有想到你还列入这个名单里。江青曾说，如果黄永胜当常委，她也要当。有一位同志因此提出，常委名单可以照旧不动。毛主席同意了这个建议。” “第一夫人”这么一闹，反而使陈伯达保住了政治局常委、“第四号人物”的地位，她自己却进不了常委之列———她全然打错了算盘！ 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发布的新闻公报，以奇特的排名方式，公布了选举结果。这张名单是林彪集团鼎盛时期的象征———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都进入了政治局。 这五个新的政治局委员，加上林彪以及新“入伙”的陈伯达，林彪集团在政治局内占有七个席位———相当于政治局委员全体人数的三分之一！ 这张名单也表明，“中央文革”的最后五位成员，也全体进入了政治局———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尽管中共九大新闻公报宣称，这次大会是“团结的胜利的”大会，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也说，“我们希望这一次代表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实际上，新选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已严重地存在着裂缝。倒是毛泽东早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说过的一句话，符合客观实际：“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 在中共九大之后，陈伯达与林彪的接触日益频繁，在党内结成了一派…… 第六十六章 毛家湾的座上客 陈伯达本是毛家湾的稀客。通过“热线”联络，他跟毛家湾的关系日益密切。江青呢？ 她在跟林彪抗衡，她要扩大她的影响，提高她的声望。她与林彪暗中较量着。 ※ ※ ※ 北京，中南海、毛家湾、钓鱼台唱起了“三国志”：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坐镇，林彪在毛家湾拉帮结派，江青在钓鱼台跟康、张、姚密谋。 毛家湾是北京一个很不显眼的胡同，它不像中南海那样是全国皆知的政治中心，也不像钓鱼台国宾馆那样气宇轩昂。毛家湾在北京平安里东南，中南海西北，皇城根附近。毛家湾分前、中、后三条小巷。在一道灰色的高墙之内，是一个又一个院子。那里原是高岗的住所。林彪本来住在北京西直门里南草场胡同。自从林彪成为国防部长之后，权重一时，便迁入毛家湾。经过扩建，林彪公馆的建筑面积达一万多平方米。可是在外边只见到堵灰墙而已，老百姓谁也不知“副统帅”住在这里。 陈伯达本是毛家湾的稀客。通过“热线”联络，他跟毛家湾的关系日益密切。往常，当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组长住在钓鱼台时，江青常常拉他看“参考片”。陈伯达对于电影没有太大兴趣，可是不去看又不好，因为江青往往在看完电影之后开碰头会．陈伯达一边看电影，一边打瞌睡。 如今，毛家湾也放起电影来。陈伯达一反常态，变成看电影的“积极分子”。每逢“林办”来电话，请他看电影，他必定去。 从米粮库胡同到毛家湾，小轿车十分钟就到了。不过，陈伯达的车子总是要先在市区东游西逛，直至断定后边没有车子跟踪，这才悄然拐进毛家湾。 每次来毛家湾“看电影”的“观众”，无非是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林彪，已经很明显地形成他的集团了。每一次“看电影”，都成了林彪集团的一次秘密约会。林彪，是中共九大党章上明文规定的毛泽东的“接班人”，是党的唯一的副主席。林彪集团，文有陈伯达，武有黄、吴、李、邱，“秘书长”有叶群，正是羽毛丰满，势力超过江青集团。 江青呢？她在跟林彪抗衡，她要扩大她的影响，提高她的声望。她与林彪暗中较量着。 据陈伯达回忆： 江青的卑鄙野心，作了不少“天开异想”。“九大”一结束，她即要把她个人突出在中央之上。比如，她给一个什么文艺团体“命名”，要登报大书此事。周恩来同志退回这个新闻稿子。 “九大”一结束，她还要用“中央文革”名义，重新发表她在上海的什么座谈会纪要，“要大家学习”，又送到我处。我写上“凡是中央文革小组文件，今后都必须由毛主席批。”毛主席一见文件，就把“江青同志”四个字勾去了。 总之，她在北京并不如意。她和张春桥、姚文元在一段时间里回到上海去议论他们在“九大”后各种计谋。他们为什么不在北京呢？因为中央的会，中央的事，还是周恩来同志主持，他们的阴谋诡计，遇到了阻力。 后来，当江青回到北京，在1969年10月，林彪和叶群却又神秘地离开北京毛家湾，飞往苏州。林彪瞒着江青，也不惊动在上海的张春桥。 可是，张春桥迅速得知苏州来了一位“大人物”，并马上电告江青。 林彪刚刚抵达苏州，江青就“追”来了———把一包文件派人送来，弄得林彪极度不快。 林彪秘书张云生记述了林彪与江青的这一幕争斗： 没过几天，江青就寄给林彪一包文件，请林彪表态支持。 这包子文件里，共有两份篇幅很长的材料，另附有一封江青致林彪的短信。一份材料是江青署名致全党的一封关于文艺问题的长信。信中不仅把“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文艺界说得一无是处，而且把“九大”前后的文艺工作现状也描述得一团漆黑。中心意思是批所谓“有些地区、有些人以宣传样板戏为名，行歪曲、破坏样板戏之实”。另一组材料的标题是《周扬鼓吹资产阶级文艺复兴的一些言论》。这是前边那一封信的“附件”，也是要转发全党的。 其实，在1969年夏，江青曾把这两份文件送给林彪。林彪批了“请政治局讨论后呈主席批示”。毛泽东看了江青的两份文件，不予理睬。这一次，江青再送林彪。林彪怎么办呢？他又写了批示：“再请政治局讨论后呈主席批示。” 林彪又把“球”踢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再次压了下来…… 毛泽东、林彪、江青在演出颇为有趣的“三国志”！ 第六十七章 “天才”之争 中共九大之后，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因为三届人大是1964年召开的，已经过去五年，何况“罢免”刘少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之职，必须通过人大。 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要准备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报告；召开人大，则要准备政府工作报告和修改宪法报告。 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理所当然由周恩来总理主持。 修改宪法工作呢？毛泽东指定由康生主持，陈伯达参加。本来，应当由陈伯达主持的，因为陈伯达毕竟名列康生之前，是“第四号人物”。可是，由于在起草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之争中，康生占了上风，所以这一回毛泽东仍指定康生来主持。 陈伯达作了如下回忆： “九大”后，由康生主持修改宪法，叫我也参加。 讨论会在怀仁堂。一天晚上，我在卫生间，忽然听见吴法宪声音很大，似乎还拍桌子。 我出来时，事已沉寂。旋即散会。吴法宪没有走，我问他是吵什么事。据吴法宪说，张春桥否认毛主席是“天才”，所以他吵发火了。 听吴法宪说时，我认为吴法宪是对的，因为我也认为毛主席是一个天才人物。 但同吴法宪谈话时，我并没有大肆渲染这件事，听他说后，我只觉得张春桥可笑。 时间很短，我即同吴法宪出怀仁堂。开会的人都走了。可是，看见怀仁堂门外，康生的秘书李鑫一个人在汽车上未走。我想，他会是康生留下观察的…… 怀仁堂多事。这一回，为着修改宪法，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修改宪法，怎么会忽然争起了“天才”问题？ 原来，这次修改宪法，要在序言中提及毛泽东。关于毛泽东的评价，在当时，最“权威”的莫过于林彪为《毛主席语录》所写的《再版前言》中的一段话：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其实，林彪这篇写于1966年12月26日的《再版前言》，是“中央文革”的“秀才” 们为之捉刀的。内中“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这个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三十字方针”，是张春桥帮助林彪“总结” 的（在林彪被打倒后，这‘三十字方针’不准批判，当时许多人莫名其妙———因为不知是张春桥搞的）。 “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自《再版前言》问世之后，几乎成了毛泽东“专用”的了。几乎所有的社论、文章，一提到毛泽东，便要用这三个副词。 可是，后来情况变化了。诚如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跟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所说： “在过去几年中，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这种必要了，应当降温了。”斯诺写道： “今天，情况不同了。主席说，所谓‘四个伟大’———对毛本人的称号———‘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圈去了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以及新党章中那三个副词，只剩下“继承、捍卫和发展”三个动词。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参与起草，深知毛泽东这一变化了的“政治行情”。 林彪、陈伯达当然也知道这一“政治行情”。那“四个伟大”，那三个副词，都深深打上“林”字印记。毛泽东说“四个伟大”讨嫌，三个副词讨嫌，实际上是说林彪讨嫌！ 林彪在他的多次讲话中，一再称颂毛泽东为天才。 关于什么是天才，有没有天才，马克思是不是天才，毛泽东是不是天才……都是可以讨论的。天才无非是比普通人聪明些，智商高些。毛泽东确实比普通的中国人要聪明得多，智商高得多。 问题的关键，诚如毛泽东早在1966年7月8日那封写给江青的信中所一语道破的： “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于是，在修改宪法时，为了那么一个副词———“天才地”，引起怀仁堂内一番论战。 这论战绝非关于天才的“学术讲座”，却是一场借此而爆发的政治格斗！ 第六十八章 国家主席之争 在修改宪法时，关于要不要写上国家主席的条文，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论战。 本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设国家主席，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早就明文规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是毛泽东。1959年4月，当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代表会议举行时，毛泽东声言为了集中精力考虑一些重大问题，决定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曾于1958年冬向全党发出了毛泽东准备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说明缘由的文件），刘少奇当选为第二任国家主席。1964年12月下旬至1965年初，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又一次当选为国家主席。在“文革”中，刘少奇惨遭迫害，于1969年11月12日晨6时45分，死于河南开封软禁之地。在刘少奇死后，国家主席空缺。 谁继任国家主席呢？ 按照当时的政治形势，只有两人可担此任：要么毛泽东，要么林彪。 毛泽东早在1958年就提出不当国家主席，如今年岁更大了，难道还会重新担任此职？ 如果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则非林彪莫属了！ 重读宪法中关于国家主席的条文，林彪对国家主席所拥有的不小的权力发生很大兴趣。 尽管在中共九大，林彪成为唯一的党的副主席，他的接班人的地位已明文载入党章，不过，这个副主席之职，还填不了林彪的权欲。因为他发现，党的副主席并没有多大实权：毛泽东是党的威望无比的领袖，一切党的重大事务必须由毛泽东拍板；至于政府，一切由周恩来主管。 林彪企望着当国家主席，而且看来唯有他可能当选国家主席———因为毛泽东既然早在1959年他66岁时便辞去国家主席之职，岂会在1970年他77岁时重新出任国家主席？ 毛泽东当然对林彪的心态一清二楚。 黄河有九曲。政治舞台上的语言，要拐九十九个弯。 林彪明知毛泽东不可能再出任国家主席，可是却再三“提议”：国家主席请毛泽东“兼任”。 林彪以为，毛泽东一定会谦让，会说：“请林彪同志任国家主席。”一旦有了这样“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林彪理所当然成为国家主席。 毛泽东呢？也有他的高招。他明白，如果他自己不当国家主席，那就必定要提名林彪为国家主席。然而，他又不愿意提名林彪担任国家主席，于是，他干脆建议在修改宪法时，删去在原宪法中的第二章第二节，来了个“不设国家主席”！ 明明双方剑拔弩张，可是，却都“化了妆”：林彪敦请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毛泽东建议不设国家主席。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正式提议，召开四届人大，并修改宪法。毛泽东同时提议，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不设国家主席。3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开始了修改宪法的准备工作。 于是，陈伯达与张春桥在起草宪法修改方案中，产生了争论：陈伯达主张应当放入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文，张春桥则主张删去原有的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文。 3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修改宪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写出《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送呈毛泽东。毛泽东阅批了这一报告。 3月17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义，讨论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 林彪在苏州。他在3月9日让叶群给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说：“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 毛泽东不予理睬。 林彪只得自己出面，让秘书给毛泽东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的答复很巧妙。他让秘书回电苏州：“问候林彪同志好！” 4月11日夜11时30分，林彪在苏州让秘书于运深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挂电话。当时于运深记下的林彪原话全文如下： 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 ※ ※ 毛泽东不直接说不同意林彪当国家主席，而是说建议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不直接说我要当国家主席，而是说国家主席还是要设，请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双方都用冠冕堂皇的理由，达到自己的目的。 ※ ※ ※ 林彪这三条意见，第一条是假话，第三条是真话，第二条是无所谓的话，他确实是不愿“担任副主席”了！ 就在接到林彪电话的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给毛泽东写了请示报告。毛泽东对此作了批示： “我不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这是毛泽东第二次毫不含糊地否定了关于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4月下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借用中的典故，告诫林彪： “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毛泽东谈笑风生，而他的笑声中饱含着尖刻的讽喻。 这是毛泽东第三次表明了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林彪仍一意孤行。据吴法宪在1971年10月21日亲笔交代： （一）1970年4月中旬和下旬，主席两次告诫林彪不要再提国家主席之后，5月中旬有一次我见林彪时，我问他对宪法修改有什么意见，他说：他主张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要我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写上国家主席一章。 （二）1970年7月，叶群曾向我当面说过：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三）1970年8月初叶群打电话对我说：林彪的意见还是要坚持设国家主席，你们应在宪法工作小组提议写上这一章。 …… 陈伯达坚决站在林彪一边，成为林彪的“亲密战友”。1970年5月14日，叶群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同游长城。回来后，叶群赋诗一首，内中有句“相将奋起卫红旗”。据叶群自云：“相，陈伯达；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红旗，林副主席。” 这么一来，陈伯达成了林彪之“相”。 7月中旬，在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毛泽东第四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毛泽东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其实，关于宪法中设不设国家主席之位，究竟为了什么，明眼人皆知。著名民主人士梁漱溟先生当时在全国政协机关的小组讨论会上发言，便点明了问题的实质：“比如设国家主席，一国的元首，不能没有。设国家主席是一回事，选谁当国家主席是一回事。国家主席不可不设，什么人当国家主席则可以经过法定手续来选……”如此明白的事，连“靠边站”的梁漱溟先生都看得清清楚楚，可是，国家主席设与不设之争仍在中共高层激烈地进行着—— —毛泽东不直接说不同意林彪当国家主席，而是说建议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不直接说我要当国家主席，而是说国家主席还是要设，请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双方都用冠冕堂皇的理由，达到自己的目的。 不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中，态度并不一致： 毛泽东四次申明不设国家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态度非常明朗；林彪怀着争权夺利的目的，主张设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另三名常委———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则从不同的角度，主张设国家主席。 1998年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年谱》第一次透露了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真实情况： “（1970）8月22日，到毛泽东处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讨论中除毛泽东外，其他四名常委均提出，根据群众愿望和要求，应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周恩来提出，如果设国家主席，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以由国家主席授权。康生说，设国家主席，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在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时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处在这一矛盾中，我们感到压力很大。陈伯达说，如果这次毛主席再担任国家主席，将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振奋和鼓舞。陈伯达讲后，林彪也附和。毛泽东在会上仍然坚持不设国家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 也就是说，在五常委之中，四人赞成设国家主席，只有毛泽东一人反对！ 但是由于毛泽东的崇高威望，四常委最后还是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 第六十九章六 兵败庐山 林彪气派非凡，上山之前，他的住处已架好六条电话专线。上山之后，两架云雀式直升飞机在山上待命。这位“副统帅”仿佛随时预防不测。庐山上的严峻形势，林彪未上山就已有所准备了。 ※ ※ ※ 雾锁群嶂，云漫众峰。庐山，浮云遮望眼，难识真面目。匆匆11载，弹指一挥间。 1970年8月20日，陈伯达从北京飞抵江西九江机场，又从那里上庐山，不胜感慨。11年前，在那次庐山会议———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他先是跟彭德怀站在一起，然后随机应变，倒打一耙，化险为夷。眼下，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即将在庐山召开，故地重游，11年前的余惊不时袭上陈伯达心头。 这次会议，按照事先通知的议程，共三项：讨论修改宪法问题；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战备问题。 成串的小轿车沿着盘山公路上行。155名中共中央委员、100名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带着秘书、工作人员，云集庐山。 中央委员们当然知道上庐山干什么。在工作人员之中，也有毫无所知的。 笔者曾访问过当年的中央政治研究室秘书史敬棠。据他回忆，陈伯达秘书王保春打电话来，要他准备出发，到哪里去，干什么，一概不知。 史敬棠在50年代，曾帮助陈伯达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在陈伯达那里工作过，后来，他调到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当秘书，而研究室的主任便是陈伯达。 史敬棠接到紧急通知，赶往中共中央办公厅，那里的工作人员把他送到机场。这时，他仍不知飞往哪里。 上了大飞机，看见机舱里坐着朱老总和董必武，史敬棠这才意识此行非同小可，更不敢随便打听。 大飞机离开北京之后，飞了好久，在一个机场着陆。这时，乘客改乘几架小飞机。越过一条大江（长江），降落在一个不大的机场上（九江机场，当时还不能起降大型飞机）。 换坐小轿车，直至上山时，史敬棠才明白到了庐山。 在庐山，史敬棠得到通知：“是伯达同志要你来。他住在半山。有事，会议秘书找你。” 另外，中共中央办公厅还告诉他：“你在你住的地方休息，看书。没有电话找你，不要外出。不要到处走。” 没多久陈伯达来电话，交给史敬棠一个奇特而紧急的任务：“马上查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天才的语录，查到越多越好！” 史敬棠毫无思想准备。倘若他事先知道上庐山是完成这个“任务”，他必定会从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带一整套马、恩、列、斯全集来。 他身边除了红色的《毛主席语录》，没有别的书。去附近的九江或者南昌图书馆去查吧，上了山就不准下山。 他寄希望于庐山图书馆。跑到那里一看，那是一个小型的图书馆，藏书不多。史敬棠把那里所有的马、恩、列、斯著作全抱了回来，在住处查找。查到一条，就用纸条夹好，再用铅笔在书上画好记号。 借来的书很有限。史敬棠只得挂长途电话给北京，请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同事帮助查找有关“天才”的语录，通过电话一条条传上山。怕电话中会念错，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还把查到的语录密封，直送中共中央办公厅，托飞往庐山的飞机捎来。 史敬棠告诉笔者，他当时只知道执行公务，一点也不知道陈伯达为什么急于要寻找这些关于“天才”的语录。 虽然史敬棠20来岁就前往延安，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毕竟只是做秘书工作，高层的政治风云对于他来说如同庐山迷雾一样难知真谛…… 8月21日上午，林彪、叶群飞抵九江机场。 与林彪、叶群一起上山的，还有一位“军委秘书”。这位“军委秘书”酷肖林彪。他不是别人，正是林彪之子林立果。 林彪气派非凡，上山之前，他的住处已架好六条电话专线。上山之后，两架云雀式直升飞机在山上待命。这位“副统帅”仿佛随时预防不测。庐山上的严峻形势，林彪未上山就已有所准备了。 往常，陈伯达总往毛泽东那边跑。如今他已改从新主，朝林彪这边跑。林彪抵达庐山的当天下午，“理论家”去林彪那里，谈了一个多小时。他们商量了如何对“陆定一式的人物”发动攻击。 陆定一早在1966年5月被打倒了。眼下，他们所说的“陆定一式的人物”是有着特殊的含义———指的便是张春桥。因为直接与毛泽东冲突，他们不敢；与江青、康生交锋，还不是时候；最合适的攻击目标，便是张春桥。在他们看来，张春桥的腰杆还不算太硬。“先打弱小之敌”，兵家历来如此。 “相”来了，“将”也来了，除了黄永胜留守北京之外，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都前来林彪下榻之处密商。 ※ ※ ※ 一场闪电式的攻击战，在一个多小时后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展开了……大抵是把“出奇制胜”之类军事韬略搬到政治舞台的缘故，林彪的长篇讲话显然是经过精心准备、思索的。有碍于昨天毛泽东已当面否决了设国家主席，林彪不便于正面冲锋，来了个“迂回进攻”。 ※ ※ ※ 据吴法宪交代： “1970年8月21日在庐山，黄昏前叶群邀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去游仙人洞。叶群说：设国家主席还要坚持。我根据林彪、叶群的交代，8月23、24、25日先后同王秉璋、王维国、陈励云等人讲过坚持设国家主席问题，对其中有些人还讲过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据陈伯达晚年回忆，他一上庐山，就与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来往密切：“到庐山下飞机时，我告诉吴法宪，这次宪法草案修改后，主席如果批发，就很好，不要再提什么意见了。记得，后来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几个人到过我那住处一次，我又再重复这个话。” 翌日———8月22日，已处于暴风雨的前夜。 22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庐山召开常委会。毛、林、周、陈、康相聚。常委会上似乎风平浪静。毛泽东重复他在中共九大召开时说过的话：“希望这次大会，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毛泽东又一次强调“团结”，显然是针对着存在不团结的现象而说的。 周恩来则对明日大会开幕式怎么开，三项议程怎么安排，谈了具体的意见。林彪又一次提出在宪法中要有国家主席的条文，遭到毛泽东当面否定。林彪很不高兴，没有表示要在明天的开幕式上讲话。 政治局常委会议结束之后，陈伯达又去林彪那里。因为许多机密要事在电话中谈甚为不便，陈伯达与林彪的私下接触变得异常频繁。 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定于23日下午3时举行开幕式。上午，陈伯达又去林彪那里。 中午，正准备午睡的史敬棠，突然接到陈伯达的电话，要他立即去一下。据史敬棠对笔者说，他到了陈伯达那里，见陈伯达桌子上放着一本1954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陈伯达指着第二章第二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口授了若干修改意见，要史敬棠当场按他的意思写成新的条文。写完后，陈伯达看了一遍，又作了一些修改。前后大约花了一个小时。改毕，陈伯达让史敬棠回去。史敬棠如同被蒙在鼓里一般，不知陈伯达为什么如此着急要拟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新条文。一场闪电式的攻击战，在一个多小时后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展开了……23日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雾中庐山拉开帷幕，原定3时开会，但直到3时45分才正式开始。 周恩来根据昨日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在会上宣布三项议程，谈了会议时间的安排，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的意见。 就在周恩来讲毕之后，林彪突然在大会上讲话，一讲就讲了一大篇，完全出人意料。 大抵是把“出奇制胜”之类军事韬略搬到政治舞台的缘故，林彪的长篇讲话显然是经过精心准备、思索的。那天上午，他就和叶群仔细研究了一番。 林彪在讲了一番堂而皇之的开场白之后，像往常一样，摆出“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的姿态，颂扬毛泽东，颂扬“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说着，说着，渐入“正题”。 林彪说：“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毛主席的天才，他的学问，他的实际经验，不断地发展出新的东西来。” 林彪鼓吹了一番天才论之后，很含蓄地谈及了国家主席问题。有碍于昨天毛泽东已当面否决了设国家主席，林彪不便于正面冲锋，来了个“迂回进攻”。他说：“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表现出这样的一个情况的特点，一个是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师的这种地位，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是宪法的灵魂。” 林彪所说的“国家元首”，也就是“国家主席”的另一种提法罢了。他的这段话，婉转地重申了设国家主席的主张。 林彪的这一席话，向毛泽东公开挑战。用“文革”的惯用语言来说，叫做打着“红旗”反红旗。林彪的讲话，打的是颂扬毛泽东的旗号，骨子里却在那里反毛泽东。毛、林从“亲密战友”到反目成仇，虽然有一个发展、渐进的过程，而林彪的这一突然袭击式的讲话，却是一个转折点。 ※ ※ ※ 就在陈伯达发言的同时，按照林彪的统一部署，林彪集团的成员们在各个小组里也纷纷发言，倾巢出动。 比起几员武将来，陈伯达终究是“宣传老手”。他迅速地改定自己的发言记录稿，作为华北组的二号简报付印。 24日这一天，是陈伯达最为忙碌、兴奋的一天。 ※ ※ ※ 24日的黎明，悄然来临，林彪的“将”和“相”们虽然忙了一夜，却早早起床了，他们处于亢奋之中。“副统帅”昨日一马当先，今日他们便要上阵厮杀了。 一早，叶群便把林彪的意思，转告“将”和“相”。她说：“今天下午要分组讨论，你们要在各组发言。如果你们不发言，林副主席的讲话就没有根据了。” 叶群谈了以下“注意事项”： 一、要表态拥护林副主席讲话，坚持天才观点； 二、要坚持设国家主席。但是，因为常委会已作了决定，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暂时不要提了，以免被动； 三、林副主席在讲话中没有点名，你们在发言中也不要点名； 四、集中火力攻“陆定一式人物”，不要讲康生反对“四个伟大”的提法，打击面宽了，主席那里通不过，虽然张春桥的后台就是江青，但在发言中半个字也不能涉及江青，否则就要碰壁，问题暴露了，什么也搞不成。 五、你们在发言时，要用眼泪表示自己的感情。 “导演”如此详细规定了“演员”们的台词以至表情，到了下午分组讨论的时候，“演员”们一齐动作起来了。那份连夜赶印的论“天才”的语录，出现在各小组会会场。 “陈伯达回忆说： “我是属于华北小组的，在会上，我发言除了会上记录外，我也预先简单写几句，内容已不完全记得，但天才问题是说了的……” 陈伯达当时是跳得最高的一个。他先是以“理论家”的架势，谈论了一通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和马列主义的贡献，毛泽东思想是如何光辉，然后话锋一转，指向了张春桥： 但是，竟然有个别的人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说成“是一种讽刺”。 多么猖狂呀，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手舞足蹈，非常高兴，像跳舞一样高兴。 就在陈伯达发言的同时，按照林彪的统一部署，林彪集团的成员们在各个小组里也纷纷发言，倾巢出动。 叶群在中南组，用很气愤的神情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吴法宪这位空军司令，在西南组以猛烈的炮火攻击张春桥：“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说法，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推翻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李作鹏在中南组，提出一系列的“有人”、“有人”，暗指张春桥：“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有的想往下吹，有人连‘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他都反对，说不符合历史。” 邱会作在西北组，同样来了个“不点名的点名”：“对毛主席思想态度问题，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这次说仍然坚持这样观点，为什么在文化革命胜利、（九届）二中全会上还讲这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创造性发展……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由于“副统帅”事先统一过口径，所以“相”和“将”们步调是那么的整齐，全线出击。 不过，比起几员武将来，陈伯达终究是“宣传老手”。他迅速地改定自己的发言记录稿，作为华北组的二号简报付印（总号为六号）。这样他在华北组上的一席话，化为铅字，马上会使所有出席会议的中共中央委员看到。这期简报由华北组组长李雪峰在24日晚10时多签发付印，25日晨向与会者分发。 24日晚，陈伯达还干了一件重要的事：林彪23日下午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已由工作人员根据录音整理出来。 林彪的讲话记录稿共24页，上万字，陈伯达作了精心修改。陈伯达把林彪原话中“因为他那个中央不同”之类太刺眼的词句删去了，把“最高的一声号令”改为“上层一些同志的一声号令”等等。 24日这一天，是陈伯达最为忙碌、兴奋的一天。 ※ ※ ※ “文革”把毛泽东推拥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他的“最高指示”意味着“终审判决”。 毛泽东严肃地作出三项指示。 毛泽东的话，使陈伯达丢魂丧胆，使林彪极为难堪。 ※ ※ ※ 又一个黎明到来了。 25日清早，散发着油墨气味的华北组二号简报在庐山上分发，庐山震动了！ 简报称赞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非常重要，非常好，语重心长”，代表了全党的心愿，代表了全军的心愿，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 简报强烈要求：毛泽东同志当国家主席，林彪同志当国家副主席（注：这是用特殊的语言和方式坚持设国家主席）。 简报对陈伯达在讲话中提到的所谓“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的人，表示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表示对这种人，应该“揪出来”，“应该斗倒斗臭，应该千刀万剐”！ 这份简报，一下子使庐山的政治气温骤然上升。 林彪听了秘书念简报，笑了。林彪说：“听了那么多简报，数这份有分量，讲到了实质问题。比较起来，陈伯达讲得更好些。” 吴法宪一看简报，后悔让陈伯达抢了头功。他急令西南组也出简报，吴法宪在自己的发言记录里补加了许多“尖端性”的词语，诸如“篡党夺权的野心家、阴谋家”、“定时炸弹”、“罪该万死”、“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 李作鹏一看简报，也着急了。他对邱会作说：“你看人家登出来了，你们西北组温度不够。”邱会作赞同道：“要加温，要加温！” 林彪的头脑热了。林彪的“相”和’将”们忙于加温。可是，毛泽东却说自己的手凉了！ 那是毛泽东把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上将找去，毛泽东把自己的手放在许世友的手上，对他说：“你摸摸，我手是凉的。我只能当导演，不能当演员。你回去做做工作，不要选我做国家主席！” 庐山的气候瞬息万变，25日上午，叶群获知重要情报：“十一楼”带着张春桥、姚文元去找毛泽东告状了！ 据云，江青一见到毛泽东，就尖声大叫：“主席，不得了哇！他们要揪人！”又据云，毛泽东让江青回去，只见张、姚…… 毛泽东跟张、姚说些什么呢？叶群不得而知。不过，她猜得出来，张春桥是被“揪”的人，显然向毛泽东求救！ 毛泽东如何“裁决”，将决定庐山会议的斗争方向：只要毛泽东说一声“张春桥该揪”，那么庐山会议将是批判张春桥的会议，林彪和陈伯达将大获全胜；倘若毛泽东支持张春桥，那…… 下午，按原定日程，仍是分组讨论。不过，毛泽东临时通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各组组长会议。各组照旧讨论。 毛、林、周、陈、康又重新聚集在一起。笑容从毛泽东脸上消失，预示着会议的气氛是沉重的。“文革”把毛泽东推拥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他的“最高指示”意味着“终审判决”。 毛泽东严肃地作出三项指示：第一，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第二，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第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方针的。 毛泽东的目光射向陈伯达，十分严肃地说：“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 毛泽东的话，使陈伯达丢魂丧胆，使林彪极为难堪。大约为了给林彪留点面子，毛泽东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去当！”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庐山的政治气温骤降。林彪和陈伯达都意识到，这一回他们输了！ 倘若从23日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发动突然袭击，到25日下午毛泽东下令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连头带尾，不过两天半时间，一下子便兵败庐山。 林彪集团丢盔卸甲，一蹶不振： 林彪———闷闷不乐回到住所，一声不吭，脸色刷白。 叶群———吩咐秘书道：“要降温了！我的书面发言不要整理了，你把草稿给我。”林立果———“翻车了，倒大霉了！” 陈伯达———如今回忆道：“‘揪’到我头上，始料不及！” 吴法宪———后来回忆道：“我听了之后，情绪一落千丈，心情十分紧张，心冷了半截，后悔莫及了，知道犯了错误了！” 李作鹏———懊恼地说：“这下子麻烦了！”邱会作———从会议记录中撕下自己的发言记录。 刚刚还气壮如牛，转眼间溃不成军，一败涂地。 ※ ※ ※ 虽说只是“一点意见”，却“一句顶一万句”，从政治上宣布了陈伯达的死刑。陈伯达的政治生命，从此终结。 ※ ※ ※ 根据档案所载，25日之后的日程大致如下： 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今天不开分组会，各省自己谈，也可以参观庐山。晚上看电影。” 26、27日，周恩来、康生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追查他们在会上的发言情况，并要求吴法宪作检讨。 28日晚，林彪对吴法宪说：“我们这些人搞不过他们。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 “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 叶群打电话安慰吴法宪说：“你犯错误不要紧张，还有林副主席、黄永胜在嘛！只要不牵涉到他们二人就好办，‘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陈伯达自从25日之后，从未去过毛泽东那里，变得消息闭塞。他不知道毛泽东那里的动向。毛泽东这几日“沉寂”着。其实，毛泽东找了许多人个别谈话，在了解陈伯达的幕后活动，在考虑着如何“分割”林彪和陈伯达。林彪毕竟是“副统帅”、“接班人”、“第二号人物”，他的名字是写入党章的。 倘若在庐山发动一场批林运动，震动太大了，全党、全国都一下子转不过弯子来。虽然毛泽东明白陈依附林，林利用陈，林是头子，陈是军师，而林、陈不能一锅端，只可分而击之。 8月31日，毛泽东终于对陈伯达来了个总清算、总攻击。毛泽东针对陈伯达所编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写下那篇著名的《我的一点意见》。虽说只是“一点意见”，却“一句顶一万句”，从政治上宣布了陈伯达的死刑。陈伯达的政治生命，从此终结。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改变了议程，转入批判陈伯达。只是因为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加了“我们两人一致认为”，保护了林彪，使林彪依然保持“副统帅”的地位。 后来，事隔一年，在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即“九·一三事件”爆发前夕，毛泽东曾多次谈及庐山的九届二中全会，谈得就更加明朗化了，批了林彪，也批了陈伯达。 面对毛泽东的严厉、尖锐的批评，陈伯达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陈伯达把最后的一点希望，寄托在毛泽东身上。 陈伯达求见毛泽东，渴望毛泽东能够宽恕他。在庐山，唯一能够拯救陈伯达的是毛泽东。陈伯达的回忆，透露了1970年9月5日上午他平生与毛泽东最后一次见面的情景—— —这是迄今从未披露过的： 我请求见毛主席。等了一会，毛主席那里来电话要我去。我很高兴去了。这是最后得见毛主席。 见面握手以后，他说：“这两年你都不见我看我了。” 的确，这两年除了开会外，我很少单独去见毛主席，这是违反以前多年的习惯的。 毛主席说我官做大了，架子大了，不来见了。还说我文章也不写了，总是动动嘴巴，叫别人去写…… 毛主席批评我参加“军事俱乐部”。我说，我愿做自我检讨。毛主席说，这样很好，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感激毛主席这个宽大的盛意，但是一下子，说不了很多话。毛主席谈话很简短。告别时，毛主席同我亲切地握手，说：“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随后，组织上通知我，由周恩来同志、康生帮助我写反省。 9月6日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终于闭幕。在闭幕式上，中共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毛泽东在闭幕式上作了讲话。 毛泽东在讲到庐山会议这场斗争时，批评林彪一伙“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毛泽东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 正式发表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公报没有真实透露雾中庐山那场惊心动魄的斗争。直到一年以后发生“九·一三”事件，人们重读公报，才明白是暗示着批判了“天才”论和林彪、陈伯达的分裂主义。 1989年9月20日，已经刑满的85岁的陈伯达离开了这个世界。在他生前笔者采访他时，他一次又一次提到：“我的罪恶是重大的。”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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