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电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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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电的帝国》

正文序

电报是改变人类文明世界的伟大发明之一。在电话普及之前，它肩负着世界交流的重大使命，是人类第一次可以快捷、方便而且高效地远距离信息传递。

比起在欧美的发展，电报进入中国的时间略晚，它始于晚清，盛于民国。从清末开始，电报的身影一直贯穿整个民国时代，扮演着重要角色，深刻地影响到了那一段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乃至文化。古老的中华文明从一开始的抗拒、抵制到将信将疑地接受，再到走“有中华民国特色的电报路”，中间波折不断，花样百出，有守旧，有创新，也有东西方文化在电报中的融合。许多重大的清末与民国历史事件，都靠了电报才得以发生；而同时代的许多历史名人，更是与电报这一新鲜事物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恰好处于十字路口，后有封建王朝的包袱，外有西方列强的物质与思想冲击。电报的出现，为当时的人们提供了一件前所未有的武器，一件可以改变传统的武器。封建王朝掌握了这件武器，可以更迅速地维护统治；革命党掌握了这件武器，可以更高效地起义串联；北洋军阀掌握了这件武器，可以让他们的军队更为强大；讨袁护法等军掌握了这件武器，可以更广泛地赢取民心，占据舆论高地。

电报特有的强大功能，使得这个老大帝国的诸多方面露出了崭新面貌。它改变了政客们的斗争手段，改变了军事家的战略战术，改变了文人墨客的思想，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市井小民的生活形态。可以这么说，电报在中国的发展史，实际上是一部如何以技术推动社会变革的历史。

清末有一位大诗人叫黄遵宪，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此人虽然出身书香官宦门第，国学素养深厚，且在清廷身居要职，却没有晚清大部分官僚的迂腐之气，思想十分开明。他跟随何如璋去日本做过参赞，去美国、英国、新加坡当过外交官，还亲自编撰《日本国志》、办《时务报》，经历丰富，见识广博，思维活络，这在清末官员中是不多见的。

黄遵宪一生追求诗界革命，早在他二十岁的时候，就写出了“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这样的全新主张，反对清诗几百年来的拟古倾向，主张“旧风格含新意境”，用旧瓶装新酒，描摹现实。有他一力推动，晚清诗坛为之一澄，时人誉之为“诗史”。

黄遵宪的诗作也与寻常腐儒不同，专好以古诗咏新物，充满新奇体验。他27岁去北京乡试时，就曾经咏过一首《由轮舟抵天津》，在诗中首次提到了“轮舟”这种西洋的奇技淫巧，可算得上是发前人所未发。后来他去美洲、欧洲等地游历，所见所闻无不奇异新颖，他的诗中于是便充满了对西洋这种“奇技淫巧”的赞叹与欣慕。

比如他写火车：“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虽有万钧柁，动如绕指柔。”去美国观摩选举演讲后写道：“盘盘黄须虬，闪闪碧眼鹘。开口如悬河，滚滚浪不竭。”无不新奇清雅，贴切自然，至今读之仍值得玩味。更好玩的是咏轮船，他前面大写女子盼夫早归之思，虽有轮船火车犹嫌太慢，然后笔锋一转：“去矣一何速，归定留滞不？所愿君归时，快乘轻汽球。”连热气球都入诗了，可谓是紧贴流行时尚——黄遵宪诗中的热气球指的是飞艇，要知道，那会儿人类第一艘飞艇法兰西号才面世不过三年功夫罢了。

所以钱钟书在里借董斜川之口评论说“东洋留学生捧苏曼殊，西洋留学生捧黄公度”，也是有道理的。相比起当时国内抱残守旧的那一班老学究，这种灵活脑筋不受西洋留学生欢迎才怪呐。

黄遵宪曾经写过一首咏物诗，写的很好，直接可以拿来作谜面，有兴趣的人可以猜一下，全诗如下：

“朝寄平安语，暮寄相思字。驰书迅已极，云是君所寄。既非君手书，又无君默记。虽署花字名，知谁箝缗尾。寻常并坐语，未遽悉心事。况经三四译，岂能达人意！只有斑斑墨，颇似临行泪。门前两行树，离离到天际。中央亦有丝，有丝两头系。如何君寄书，断续不时至？每日百须臾，书到时有几？一息不见闻，使我容颜悴。安得如电光，一闪至君旁！”

诗里写的是相思之苦、别离之情，载体却不再是手帕、铜镜、信笺之类的传统寄托，而是一种能够“一闪至君旁”的好玩意。

其实答案也很简单，就是电报。

更早的时候，晚清另外一位大诗人戴启文也写过一首咏电报诗。他和黄遵宪立意不同，里面充满了国人第一次目睹电报功能的惊奇：“五岳穷云海澄练，纬地经天长一线，重洋万里纸鸢风，暗地机关人不见。”无论是黄遵宪，还是戴启文，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电报“一闪至君旁”、“重洋万里纸鸢风”的神奇特性，充满了赞叹和惊艳。诗人的想象力通过电报这种奇妙的工具而飞扬恣肆，别有一番境界。

他们的观感，基本上可以代表那一个时代中国人对电报的全部想象。正是这一点惊异，逐渐牵引着电报这种西洋的“奇技淫巧”融入时代的脉络，融入国人的生活，与历史进程密切相连，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

如今的人们对于电报恐怕已经非常陌生了，除了春节晚会上主持人还能念念来自世界各地的电报以外，日常生活里这东西几乎已经绝迹。2006年1月27日，美国西联国际汇款公司正式宣布停止电报业务，这标志着电报在美国彻底进入历史。让人感慨的是，因为几乎没人使用电报了，这条公告一直到一周后才被人注意到。

电报在中国也是惨淡经营。曾几何时，电报是华夏大地辐射最广最远的通讯手段。而随着时代进步，目前全国只保留了8个电报中心。现在的北京电报大楼这栋建筑的名字，已经名不副实，根本看不到电报业务的窗口了。

斯事已逝，现在回想当年电报的辉煌以及辉煌背后的种种故事，叫人不胜感慨，总觉得不回顾一二，未免可惜。本书并非学术研究，亦非史证考据，无非是以电报为纲目闲说几段故事、几则轶闻，凭吊几位古人，聊作纪念，读者识之。

正文西方早期电报发展

现在的世界，是一个扁平的世界，现在的地球，是一个村子。

三次赢得普利策奖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名著《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中写到，从1800年一直到2000年，各种硬件的发明和革新成为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从电报、蒸汽船、铁路到移动电话和计算机的普及。世界从中等变小。

加拿大传播学家M·麦克卢汉则是这样阐述地球村的意义的：“地球村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时空观念，使人们与外界乃至整个世界的联系更为紧密，人类变得相互间更加了解了。”

如果说在全球化的浪潮到来前，世界还是分散和孤立的一个个板块的话，那么现在，国家与国家——乃至我们每一个人，正在被各种发明和科技，联系得越来越紧密，距离越来越近。

所谓的“扁平的世界”和“世界村”当然都是综合意义上的论述，它包括了太多太多的含义和内容，例如交通的发达，经济结构的改变等等，但是从历史的发展和根源来追溯的话，首先开始从基础上改变我们生活的，是通信手段的进步。

中山大学人文学院的林定夷教授曾经在一次讲演中极力强调了通信技术的重要性：“在现代，可以说，谁在现代通讯技术上领先，谁就能占有发展的先机。现代国家间实力的竞争，首先是科技实力的竞争。而科技实力的竞争，又突出地表现在通讯技术的竞争上。”

所谓通讯技术，是通过事前建立好的网络，利用约定好的手段和方法，来达到传递信息的目的。上下五千年，人们用来进行信息交流的载体从甲骨、泥版、竹简，到纸张、绢帛，再到光盘、U盘，手段也从捎口信、写家书一路进化到了打手机、上互联网。写下“蝶去莺飞无处问，隔水高楼，望断双鱼信”的古人若能看到这么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欣喜若狂之余，怕也是要挢舌不下吧。

在电报发明前，人类比较有效的通信手段不外乎驿传制度、信鸽传递、烽火这么几种。古代驿马传信的最高速度为一昼夜300里，按今天换算方式300里约等于150公里，再除以24小时可知速度约为6.25公里/时；一般优良信鸽在正常情况下，时速能达60～80公里，一天能飞8～10小时，也就是每天最多800公里；烽火传递倒是快得多，据说最快时一昼夜可达7000余里。可无奈它能传递的信息量实在太少，明朝时中国边防军发明了悬灯、举旗与放炮相结合的报警方法，已经算是相当先进了。可是看看它的口诀：“一灯一炮贼从东，双灯双炮看南风，三灯三炮防西面，四灯四炮北方攻。”又有规定：“会边俱举放烽炮，若见敌一二百人至百余人，举放一烽一炮，千人以上三烽三炮，五千人以上四烽四炮，万人以上五烽五炮。”原来，这么点灯放炮的，也不过能告诉你敌人从哪边打来、敌人约莫有几百到几千而已。

而电报呢，套句应景的话就是“眼睛一闭，一睁（一秒钟），就转地球七圈半了，嚎？”这中间的效率差了多少倍，数学不太好的恐怕还真算不清……

可以说，直到以电报为起始的通讯技术革命，才真正使人与人、国与国、大洲与大洲之间的交流无远弗届，整个世界成为了一体。现在的互联网、手机等等以电力驱动为手段的通讯方式，莫不滋生于电报，滋生于电报发明者莫尔斯的奇思妙想之中。

按照词典上的说法：电报（telegraph）是通信业务的一种，是最早使用电进行通信的方法。它利用电流（有线）或电磁波（无线）作载体，通过编码和相应的电处理技术实现人类远距离传输与交换信息的通信方式。

说起电报的发明和实施，排在首位的，当仁不让的肯定是电报机发明者美国人塞缪尔·莫尔斯，这个人的名字，相信大家都在历史课本上看到过。但是恐怕不是每个人都清楚，莫尔斯并不是第一个发明电报机的人，而是第一部实用电报机的发明者。

比莫尔斯发明出他的电报机早84年的1753年，就有人试图用电力来远距离传递信息，这时候离伏打发明电池还有40多年呐。这位名叫摩利孙的老兄的设想很简单，很直观，也很有趣。我们都知道，静电感应是可以吸引灰尘、纸片这样的轻薄物体的。摩利孙就利用了静电的这一特性，从发报点到收报点扯了一束26根的金属导线，每根导线的末端都挂着一个金属小球，球下面又挂着一张写有字母A～Z的小纸片。发报端的人用静电机依次连接导线，导线另一头的纸片会被吸起来，收报端的人就可以按照字母纸片被吸起的顺序组成文字。这种方法稍微一推断，就明白投入实际应用的难度有多大，试想静电能有多大功率，又可能传递多远呢？就算功率问题解决了，发、收信繁琐，容易出错等问题也是这种静电电报的致命伤。所以虽然后来还有许多发明家沿着摩利孙的思路继续研究，但是始终没有一个人能造出一台用于实用的静电电报机。

1793年，法国查佩兄弟俩在巴黎和里尔之间架设了一条230公里长的托架式信息线路。这两兄弟也是第一个使用“电报”这个词的人，但这时候的“电报”，还和我们今天所说的电报相去甚远，只能传递一些极为简单的信号。

1832年，俄国外交官巴伦·许林格根据“通电导线附近的磁针会发生偏转”这一物理现象，设计出了磁针式的电报机，可以利用通电电流的强弱使磁针偏转不同的角度，再根据磁针的角度来表示不同的字母。在沙皇的授意下，俄国于1837年铺设了一条从冬宫到内阁之间的电报线路，以便沙皇陛下在外出游玩时也能处理公务，这也是世界上第一条地下电报电缆线路。很遗憾的是许林格却在这条电报铺设前不久去世了，没有看到它的实现。不过，许林格在去世前在英国的一次旅行，却意外地促成第一条实用电报线路的出现，这却不能不叫人感慨命运的巧妙了。

当时许林格是作为外交官来英国公干。英国科学界对他发明的磁针式电报机十分有兴趣，便邀请他作一次演讲。他的演说自然博得满堂喝彩，但英国人固有的傲慢一向看不起落后的俄罗斯，他们只把磁针电报机当成一种新奇的小玩意，怀着傲慢的善意鼓着掌，却丝毫没有放在心上。在座的观众里，只有一位表情严肃的学者看出了其中蕴藏的巨大机会，兴奋地捏紧了自己的礼帽，他的名字叫查尔斯·惠斯通。

这位惠斯通先生是个天纵奇才。受家庭影响，他自幼就在艺术方面表现出了优异的特长，8岁就通晓诸种乐器，15岁就能翻译法国诗作，并且自己谱写歌曲。正当所有人都以为他会走上艺术家道路的时候，他却突然转换了兴趣，投身到科学研究中来。据说这是因为他厌倦了物体的外在表现形式，想要去探究其内在的运作规律。惠斯通一生研究领域广涉声、光、电等学科，发明了万声筒、分光镜、变阻器等等，还开创了测量电流速度试验之先河。甚至大名鼎鼎的欧姆定律，也是经他之手来在英国推广开来的，可称得上是一位科学多面手。我们如今所熟知的惠斯通电桥就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不过这个装置是英国的克里斯蒂教授在1833发明的，惠斯通第一个用它来测量电阻，因此而得名。

惠斯通对电报的兴趣，始于19世纪30年代。当时电报机的理论雏形已经出现，欧洲科学界各门各派都在致力于制造出实用化的电报装置来。惠斯通出身声学专业，在一开始走了点弯路，研究了足足好几年如何让声音实现长距离传送，却屡次失败，一直处于苦恼中。直到1837年许林格来英国演示他的磁针电报，惠斯通这才如醍醐灌顶，如梦初醒，转而把注意力放到了电学在信息传递技术上的应用。许林格回国后不久便染病去世，改进电报机的接力棒便交到了惠斯通先生手里。

天才毕竟是天才，即便是走了些许弯路，仍旧快过别人。惠斯通很快掌握了许林格式电报机的基本原理，并作了改进，制订了几个试验计划——其中一个计划是从伦敦铺设一条电报线到伯明翰，这在当时绝对可以算作是个大手笔。只可惜他的研究因为诸多因素，很快就陷入了瓶颈。

就在这时候，一位拜访者及时地出现在他面前。他的名字叫做威廉·福瑟·吉尔库克。

库克是一个英国派驻印度的殖民地官员，一次回英国度假的时候，他偶尔看到一款试验型电报机展示，立刻意识到这是个巨大的商机。库克当机立断，挂印封金，辞职回国后把全身心都投入到电报机的发明中来。这人倒也有些能耐，凭借着自己的聪明和一些粗浅的电磁学知识，独立发明出了一款三针式电报机。可惜苦于先天理论知识不足，他未能以此为基础更进一步，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向科学界寻求合作者。他先后拜访了法拉第和罗热，后者知道惠斯通也在忙活电报机的事，就把库克引荐给了他。

这两个人都热衷于电报机的发明，于是一拍即合。依靠着库克的活动能力和惠斯通的智慧，很快便制造出了一款五针电报机。

这是历史上第一款具备一定实用价值的电报机。它的工作原理是通过闭合由电池与双向开关构成的回路，利用线圈的电磁效应来控制一根磁针的偏转方向。五针电报机，意思就是有五根磁针，这五根针排列在一个菱形刻度盘的中心线上。刻度盘上画有字母。发报者可以控制其中任意两根磁针的偏转，通过排列组合来指向特定字母。

这是一个相当巧妙的设想，可惜的是由于几何学上的限制，这个机器只能传送20个字母，J、C、Q、U、X、Z是没法表示的。

第一次电报试验设在了伦敦火车站，长度是2.4公里，从休斯顿站一直连接到卡姆登镇。在众多社会名流注视一下，库克成功地给惠斯通发去了一封电报，五分钟后得到了对方回复，大获成功。虽然实验成功了，但可惜这一次试验并没有引起铁路当局的太大兴趣，只当它是个小玩具。惠斯通因此有点心灰意冷，好在库克深具商人头脑，一直多方游说，不肯放弃。到了1839年，他们终于得到许可和一位爵士的慷慨投资，从帕丁顿修了一条电报线路到西德雷顿，后来在1941年又延伸到了斯劳站，全长大约25公里。理论上每分钟可以把15段信号传输至28万公里之外。

当时伦敦人把这个新奇玩意当成是科学奇迹的一次展示——当然，它也仅仅只是一个奇迹罢了，就连投资的爵士都没对其抱有太大信心，权当是资助科学研究罢了。这种乏人关注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845年，才极具戏剧性地发生了转变。

1845年伦敦的一天清晨，一位叫莎拉·哈丁的女性被发现死在自己的房间里。伦敦警方经过缜密调查，很快查明有一位叫约翰·塔维的绅士时常拜访她，目前这位绅士暂居伦敦的斯劳区。当警方赶到斯劳区的时候，发现这位塔维先生已经在车站上了一辆慢车前往帕丁顿。

警方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倘若等到塔维抵达帕丁顿，再转乘别的火车离开伦敦，就会让缉捕变得极其困难。他们最初打算用马车传讯，可马车的速度岂能赶上火车？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人忽然想到了连接斯劳车站与帕丁顿车站的新型电报。虽然大部分警官对电报是什么还懵懂无知，不过死马当活马医，事急从权，也只好拿这东西来试试看。

苏格兰场的警官们立刻跑进电报室，命令发报员立刻向帕丁顿站拍发塔维先生的外貌描述，要求帕丁顿车站的警察在火车一进站就立刻执行拘捕。

在外貌描述里，警察把约翰塔维描述为一个教友派信徒（Quaker），但是五针电报机上没有Q这个字母，于是发报员改用kwa来代替。帕丁顿站的收报员看不懂，立刻回复要求重发，来回折腾了好几次，眼看火车要进站了，还是没结果。这时一位职员灵机一动，让收报员先容对方拍完，再看全文不迟。到了最后，帕丁顿站的收报员才搞明白，原来对方拼出来的是kwaker，与quaker谐音。

凭借着外貌描述，帕丁顿站的警察很快就锁定了约翰·塔维，他们尾随着他出了车站，并在一家咖啡馆里拘捕了他。这次凶杀案全靠电报的传递迅速才告破，伦敦城引起了轰动，各大报纸纷纷以黑字标题渲染这一次案件的告破：“科学的胜利”、“神奇的远程通讯仪器揪出了凶手”原本就快黯然退场的五针电报靠着这次凶杀案，戏剧性地扭转了局面，引起公众的极大关注。

惠斯通后来一直致力电报机的研发，在海底电缆、自动拍发等领域都做出了巨大贡献。1859年，他还曾受邀作为大西洋海底电缆的技术顾问。他与库克合作注册的电报机专利，给他带来的收益有30多万英镑，可谓名利双收。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所有的历史书上，都写着他是电报发明的前辈先驱，与摩利孙、查佩兄弟、许林格并列。电报发明者的荣誉，却与他失之交臂。

这是为什么呢？

如前文所叙，惠斯通所发明的五针电报机天生就有字母缺失这么一个致命缺陷，这个弱点在哈丁凶杀案中暴露无余。虽然这款机器因哈丁案曝得大名，却始终无法真正广泛流行起来。惠斯通曾经下过大力气进行过改进，可惜问题出在基础理论上，他的改进工作治标不治本，一直无法根除。

他为了寻求更好的技术与资金支持，曾在1844年向英国海军建议使用电报。然而英国海军拒绝使用惠斯通电报，他们对五针电报机的缺陷知之甚详，不放心把大英帝国的骄傲交到这么一个小玩艺儿手里。可惜的是，英国海军敏锐地洞悉到它的缺点，却无从觉察其中蕴藏的巨大潜力，结果他们仅仅只是生硬地给惠斯通回复说：“除了现有通信系统以外，我们不打算使用任何电报。”

失之英吉利东隅，收之美利坚桑榆，英国海军话音刚落，莫尔斯电码便在北美大陆呱呱坠地，不思进取的约翰牛就这样把发明电报的殊荣拱手让给了扬基佬莫尔斯。

说起莫尔斯这个人的发明经历，也颇有传奇色彩。此人在开始研制电报机之前，根本不是理工背景出身，而是一位地道的文科生，而且在艺术领域造诣非凡，已是美国一位小有名气的画家，他甚至在1826年到1842年还担任过美国美术协会主席这一职位。为了谋生，也为提高绘画水平，他于1829～1832年间携笔欧游，博得了旧大陆同行和收藏家的不少赞誉。正是在这次旅行的归国途中，他命运的指针悄然被发明之神拨动了。

那时候没有飞机，乘坐客轮横渡大西洋需要七八天时间，船上的生活枯燥且无聊。但是在莫尔斯乘坐的这艘“萨丽”号邮船上，恰巧有着一位狂热的电学研究爱好者——年轻的美国医生查尔斯·杰克逊。这位活力充沛的小青年在船上的餐厅里拼了两张桌子当实验台，通过一系列小试验向其他乘客演示和讲解电有多么神奇，一下子把那些根本不知道“电”为何物的土包子们惊呆了。

这些土包子中间，就有莫尔斯。感性丰富的他，一下子被“电”这个看不见摸得着的小精灵给狠狠地“电”到了，就好像听到许林格演讲的惠斯通一样，醍醐灌顶，大彻大悟。杰克逊在讲解的时候曾经说到，电流不管通过多长的导线都只是一瞬间的事。离家已久、近乡情切的莫尔斯很自然地联想到，如果能用电流来传递信息的话，那不就真能做到天涯若比邻，可以时刻和心爱的家人保持联系了吗？这个时候，莫尔斯根本还不了解已经有不少发明者在发明电报机的道路上前仆后继，但他已经被自己的迷人设想深深打动了，在速写本上重重写下了“电报”这个大字。当重新踏上阔别3年的美国土地时，莫尔斯已经下定决心，要自己研制出电报机来。

要知道，一名毫无科学基础的画家想去研制当时已经算是高精尖技术的电报，其难度绝对远远大于我们今天大学生文科转理科，更不要提莫尔斯那一年已经41岁了。但是成功者与凡庸者的区别，不在于他们智力上有多大的差距，而在于他们有没有勇气和毅力把自己的构想付诸实施。

拼命恶补基础知识，忍受妻子去世的巨大打击，由于无暇作画导致收入锐减、贫病交加……在8年的艰苦试验后，莫尔斯终于跳出了旧发明的窠臼，研制出了第一部可以真正实用的电报机。

在他之前的发明家们——比如许林格、惠更斯等人——都在试图找出一种通过电流传输，用导线或磁针的多种排列和位置改变来代表26个字母的方法。但是这样的实现方法技术难度大，工艺复杂，成本又高，很难进行商业推广。

莫尔斯或许是把他画家的感性运用到了研究中，他独辟蹊径，化具象为抽象，用信号点、划、空三种状态的组合来“表征”所有字母和数字，从而实现了只用两种电信号就能传递复杂信息的目的，大大简化了电报装置，可以通过被称为电子脉冲的连续波信号来传播，因此不管是有线还是无线电报，都能利用这一模式方便地发送和接收。1837年，莫尔斯造出了他的第一台电报机，并且正式申请了专利。

但是好事多磨，官僚和宗教机构永远是发明家们的最大敌人。虽然莫尔斯多次向美国国会提出申请，希望政府能够出资建立一条电报线路。但直到5年后的1842年，美国国会才批准了他的这一议案。那时候，可怜的电报先驱已经身无分文，只好向自己的学生借了50美元，才能购置一套像样的服装前去参加国会的听证会了。

终于，1844年5月24日到了，这是一个注定要载入人类史册的日子。这一天，莫尔斯来到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大厦，用自己发明的电报机拍给了离华盛顿64公里之远的巴尔的摩一封名垂千古的电报：“上帝创造了何等奇迹！”这是历史上第一封真正意义上的电报，被誉为“思想的瞬时大道”的电报时代于焉始之。而第一封新闻电报则是在同年5月25日，华盛顿记者发给《鲍尔齐莫亚爱国者》报主编一封电报，电报的内容是：“一点钟，关于俄勒冈议案应提交给会议全体人员的动议被提出。动议被否决。赞成的79票，反对的86票。”

莫尔斯的发明很快便风靡整个美国。虽然次年惠斯通的五针电报在伦敦引起轰动，但已经无法动摇莫尔斯的优势。旧大陆的人们通过五针电报领略到了电报的种种优点，很快却选择了更具实用性的莫尔斯电报，不知当年惠更斯看到自己给莫尔斯作了嫁衣，心中作何感想。发明家之间的恩怨姑且不论，总之莫尔斯电码以其简洁、快速、清晰的优点，很快便横扫新、旧大陆，取得了不可动摇的优势。到了19世纪后半叶，莫尔斯电报已经获得了广泛的应用。汤姆·斯坦奇说：“在19世纪晚期，西联汇款的电报网络成为了美国经济的神经系统，就像当今的互联网一样。”

其实莫尔斯在电报机上的造诣，并不出色，技术含量也远不及科班出身的惠更斯，还得靠另外一位技师阿尔弗雷德·崴尔的帮忙，才制造出可以实用的设备。但莫尔斯真正的贡献在于，让电报信息由空间组合变为时间序列，解决了电报技术实用化中最大的难题。

后来，人们把他发明的这种代表字母和数字的点线组合称为“莫尔斯电码”。这是人类在早期电力驱动通信中运用得最成功的软件技术，直到今天，世界许多地方仍在使用它。比如尽人皆知的国际救援信号“SOS”，就使用的是莫尔斯电码。1997年法国海军停止使用莫尔斯电码，发送的最后一条消息是：“大家请注意，在永恒的沉默之前，我们发出了最后一声呐喊。”

说到这个，不得不顺便提一下那起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海难——“泰坦尼克号”沉船事故。话说当初国际无线电报公约组织之所以选择SOS这3个字母作为国际救援信号，并不是因为有像有些人所猜测的，是Save Our Souls（拯救我们的生命！），Save Our Sop nals（停止发送任何其他信号！），Sure Of Sinking（船就要沉了！）这些词组的缩写。只是因为这三个字母的电码“...---...”（三个圆点，三个横线，然后再加三个圆点）在莫尔斯电码中是发报方最容易发出，接报方最容易辨识的电码。

1912年，豪华客轮“泰坦尼克号”撞到冰山后，船上报务员焦急地发出了求救电报：“SOS，速来，我们撞上了冰山。”这时美国客轮“加利福尼亚号”就在几英里之外，但是这条船上的报务员正好不在电报机旁，因此没有收到这条信息，本来很有可能获救的上千人为此白白丧命。经过这场惨剧的刺激，从此全世界所有的轮船都开始执行全天候的无线电信号监听制度。

不知是纯粹的巧合，还是命运的捉弄，“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消息也是由电报首先记录下来的。泰坦尼克号所属的英国白星航运公司的高级职员布鲁斯·伊士曼是“泰坦尼克号”的设计者之一，他当时也参与了救援工作，并向该公司的纽约办事处发出了电报：“深感遗憾地告知您泰坦尼克号今晨撞冰山后遭严重损毁，有人丧生。布鲁斯·伊士曼。”泰坦尼克，这条和电报结下了说不清道不明孽缘的梦幻之船至今仍躺在冰冷的北大西洋下面。85年后，一名名叫詹姆斯·卡梅隆的导演将沉眠在海底的幽灵们唤醒，演绎了一出赚足了全球人眼泪的凄美爱情悲剧。

正文制夷“鬼奴”——丁日昌

19世纪的欧美活力十足，一旦有价值的新发明被提出来，立刻就会推广到四面八方，各国都狂热上马立项。短短二十年间，电报线已经象铁路一样，爬满了欧美各国。这个时候，远在亚洲的老大帝国才刚刚睁开眼睛，半是惊讶半是不屑地望着这个崭新世界。电报，不过是诸多奇技淫巧其中的一种罢了。

早在1859年，法国钦差回国后就曾经寄送给清廷一部电报机作为礼品，恭亲王奕䜣却“以为无用相却”，又送还了人家。到了1863年，英、法公使就向清廷建议引入电报，法国人李梅还为清廷开列清单，详估开办电报所需费用，电报线路架设、局所的数目位置，电报价目等等。可惜清廷对于电报毫无兴趣，更不准许铺设电报线路。当时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就认为电报这玩意“于中国毫无益处，而贻害于无穷”。那时候中国还十分封闭，连修一条铁路都惹得怨声载道，遑论电报。最离谱儿的谣言甚至说那一根一根杆子戳在地上，专门吸地气和死人魂魄，然后顺着线给传到英吉利、法兰西之类的地方去，供洋人吸食。洋人之食地气，如我民之吸鸦片，是上瘾的。

这可就苦了那些在中国作生意的外国人。俗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以前大家都没电报，日子也就凑合着过来；现在欧洲大陆电报密布，偏偏这个老大帝国不进盐酱，让习惯了现代文明的西洋商人们大为不满。

当时远东的电报事业刚刚起步，只有新加坡－长崎、新加坡－香港两路电报。他们想跟国内联系的话，要么还是走传统的邮船，要么就托人把消息捎去香港或者日本，再转发国内，既贵又麻烦。

尤其是在上海居住的商行们，对于此种困窘感触最深。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上海作为5个通商口岸之一，最为繁忙，商机纵横，商人们对于电报业务的需求日渐增加。这些需求反馈到了各国政府，于是各国政府责成驻上海的领事们来促成上海至吴淞、川沙的电报线路。可惜清政府在这一方面表现出了罕有的强硬作风，谁来说都坚决不准，连一贯与清政府关系良好的江海关税务司狄妥玛都碰了一鼻子灰。

上海的洋商们都在私下里嘀咕，说清政府根本就是在国境线上又筑起一道长城，看来惟有通过外交手段才能翻越这段障碍，让东亚与欧美联为一体。各国公使也各施手段，都设法想作吃螃蟹的第一人。可谁都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列强都忙着钻营游说的时候，第一个在中国土地上戳起电线杆子的，居然是一家名不见经传、也没政府背景的英国小公司——利富洋行。

利富洋行是最早进入中国的英国公司之一，在上海混的一直不错。同治四年，也就是1865年，利富洋行为了提高竞争能力，作出了一个重大决策。他们为了解竞争对手情况，打算在上海吴淞口设立几个观察点，随时报告各国海轮进出情况。吴淞口离租界有很长一段距离，这就非得用电报不可，否则等你观察完再驰马回报，人家早就进港卸货了。

可是呢，上海政府对电报的态度很明确，绝计不允许这种申请。利富洋行先请当时的英国总领事巴夏礼出面申请，被坚决拒绝。利富公司驻上海的头头雷诺是个富有冒险精神的英国人，他觉得反正中国人软弱好欺，不妨搏上一搏，先造个既成事实。于是雷诺横下一条心，拍出一万两白银，从英国进了一批电报材料，找来两个德国技师，外加雇来的二十几个中国民夫，都集结到了上海租界与吴淞口之间的地段。

开工之前，他既不向官府申请，也不请示英国领事，而是自己甩开膀子，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沿着川沙厅（今上海浦东）小岬到黄浦江口金塘灯塔间偷偷摸摸建起了一条专用电报线路，长达21公里，光是电线杆就立了227根。

那时候洋人嚣张，寻常百姓见了都绕着走；而官府的人呢？他们一见这些工人有恃无恐地当道挖坑载杆扯线，以为必有后台，也不敢上前询问，谁也没想到是洋鬼子偷偷上马的项目。结果民不究，官不查，上海乃至全中国第一条电报线就这样生生被胆大包天的雷诺给建起来了。

雷诺是个洋人，不曾想到为自己算上一命。他不知道就在自己架线的同时，一位本来在南京“遇缺即补”的道员已经领了苏松太道的职衔，悄然赴沪了。而这一位道员，将会是他命中的一位大克星。

电报线建成之初，利富洋行掌情报先机，屡屡得手。雷诺铺线有功，大是春风得意，不免有些头脑发昏。别人每每恭维几句，他免不了吹嘘几句电报的功劳，一来二去，利富洋行私设电报的事就传到了那位新任苏松太道的耳朵里。

其实雷诺也不十分怕官府知道自己私建电报。反正线路已是既成事实，只消喂些银子，拿着英国的威名吓唬一番，那些胆小庸碌的中国官员谁还敢追究？

可惜他这一次如意算盘打错了。这一位太道，不是凡人，却是个晚清官场上出了名的辣手刺头、洋务派的山岳之镇——丁日昌。

丁日昌是个天生的耿直汉，眼睛里揉不得沙子。他20岁那年考中秀才，补了一个廪生。按照道理，廪生应该是由朝廷供养，可当地官员手握钱粮就是不发。丁日昌气急了，一个人跑到县衙门口击鼓大骂：“青天白日，饿死廪生！”直骂得县太爷缩在后堂不敢出来，其个性可想而知。

等到后来涉足官场，他作风不改，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上条陈整顿吏治。在安徽也上、在上海也上、在福建也上，汰虚去冗毫不手软，贪官污吏一个也不放过，搞得“官不聊生”，称得上是晚清官僚里少有的能员。以至于连慈禧太后都不得不感叹：“尔在江苏，官场虽恨你，然百姓却感激尔，我也知道。”据说丁日昌在福建去职以后，福建巡抚王凯泰有一次请假回籍，路上看到一个流氓端着一碗红糖水，故意等着人撞翻，然后强行讹诈。旁边一个老人摇头叹息：“若丁抚台在此，尔何敢如此！”

丁日昌为人正派，作风强硬，理所当然地招致了其他颟顸官员的排斥。那些官员面上不敢说什么，私下里都骂他是“丁鬼奴”。这个外号是有原因的，因为丁除了会内治以外，还熟悉洋务，跟江南造船厂等洋务企业渊源颇深，经常跟洋人打交道。恭亲王奕䜣就因为支持洋务，被人骂成是鬼子六，这次丁日昌更惨，连鬼子都算不上，只是一个鬼奴。

可惜这个外号完全名不副实——这个“丁鬼奴”非但不是洋鬼子的奴仆，恰好相反，他最擅长收拾洋鬼子，专克外国人。

他甫一就任苏松太道，就先干了件大事。当时太平天国已经灭亡，戈登率领的常胜军无所事事，在上海整天晃悠。朝廷怕尾大不掉，让他设法遣裁。丁日昌二话不说，捋起袖子就上，跟英国折冲几次，竟说服了英国人发出遣裁文书，调戈登回国。可裁撤在英国总领事巴夏礼这里碰了钉子。

巴夏礼是什么人？那是个头上长角、眼珠发蓝的狠角色，曾经一手策划了亚罗号事件，直接引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他在通州代表英国跟清廷谈判，结果走到张家湾的时候，被逼急了的僧格林沁抓住当人质，利刃加颈依然谈笑风生。

这么一头约翰牛，哪里会把丁日昌放在眼里！下巴一抬，借口说根本没收到这种文书。丁日昌几次交涉未果，牛劲也上来了。他二话不说，立刻宣布裁遣文件失窃，英国领事馆需要戒严，把领事馆围了一个水泄不通。巴夏礼几次要出门都被挡了回来，最后他在领事馆困守数日，缺衣少食，不得以只好通知丁日昌，说那份文件找到了。丁日昌盯着他把字给签了，这才撤了围。

紧接着，新官上任三把火，丁日昌挟着压制巴夏礼的余勇，呼啦啦啦一口气全烧到了洋人头上。他先把本来驻扎城内的英国兵撵到了城外，然后巧使手段，要回了吴淞口的炮台控制权，还搂草打兔子，顺手撤销了会防营向英法兵支付的军费。最后丁日昌抓了100多个在上海胡作非为的英国流氓，公开示众羞辱一番，挨个儿踢回英吉利去也。

这场火烧连营的好戏演得干净利落，挑不出一点毛病，让英国人想抗议都没地儿诉苦。生生气得英国总领事巴夏礼吹胡子瞪眼睛，也徒叹奈何。

可见丁日昌有勇有谋，惯于用洋人的规矩压迫洋人，整了你还让你说不出话来。碰上这么一号内外通吃的强人，巴夏礼尚且走不过几回合，雷诺一介小小洋行的经理，下场可想而知。

丁日昌接到关于利富洋行私设电报的报告之后，起初勃然大怒，随即又冷静下来。这事儿虽然小，牵涉却大。就在前一年，上海刚刚设立了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就是会审公廨的前身——由中外互派官员共同审理华洋之间案件，这起案子不是他一个人能作得了主。

不过他对付洋人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巴夏礼都被气得吐血，你雷诺算哪根葱？

于是丁日昌不动声色，一边派心腹去搜集利富洋行的情报，一边让人给沿线当地农民制造舆论，说这电报线路吸人魂魄，破人风水，同时暗示他们如果出了什么事官府绝不追究。当地农民本来就对这些电线杆看不顺眼，只是出于对官府的敬畏不敢妄自生事，如今既然官老爷都发话了，那还有什么可怕的？

五月二十八日，群情激昂的农民兄弟们在策动之下，一夜之间就把227根铜线电杆——那时候老百姓尚不知电报之名，都称为“铜线”或者“电线”——拔得干干净净。连木杆带电线就地瓜分，各自扛回家去。效率之高，令人咋舌。

丁日昌冷笑，你雷诺不是想造成既成事实吗？那我就再给你“既成”一回！经商赢利我不行，暴力拆迁，嘿嘿，你不行。

如果只是单纯煽动农民掀杆拔线，那不过是莽夫所为。“丁鬼奴”不是义和团，暴力拆迁只是个前奏，他早埋下了一记极厉害的杀招，等着雷诺上门。

雷诺听说了电报线路被毁，大吃一惊，二话没说急忙去找英国领事麦华佗诉苦。他嘴还没张，麦华佗苦笑着拿出一封文书来，说人家丁日昌早就先一步把利富洋行给告了，告它未经核准，擅行兴造营建，要理事衙门介入审理。

理事衙门名义上是由上海道的官员担任主审，外国人担任陪审，实际情况恰好颠倒过来：只要是涉及到华洋争议的，都是外国人把持着大权。所以丁日昌特意致函负责理事衙门业务的麦华佗，要求开审此案。

雷诺拿着那封文书，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如果出面作无罪抗辩，必须得申明自己没建过这条线路，正中丁日昌下怀。你说没建是吧？好啊，那些农民也从来没拆过什么电报线，从法律角度来说，我们不能拆毁并不存在的设施。

如果不出面辩诉，那就是承认自己非法建线，这种官司就算打到女王面前也是输定了。千错万错，就错在自己谁也没告诉，到头来哪国法律也帮不上忙。

别说雷诺，就连麦华陀都没料到这位中国官员玩起西洋法律比伦敦的律师们还熟。

丁日昌随信送来的，还有一大堆证据，不过这些证据都是分开另外一个信封装的。麦华佗是个老油条，知道丁日昌的微妙暗示。若是真提起诉讼，你们稳输，只是诉讼旷日持久，两边面子都不好看；现在证据我给你了，却不附在起诉书里，意思是我也不想闹大，你知道理亏，把苦主压住，这事就当没发生过算了。

麦华佗这回知道为什么巴夏礼会败在这个中国官员的手里了。他赶走雷诺，回了一封公文给丁日昌，说利富洋行一贯奉公守法，贵府指责实无证据云云。丁日昌又回一封说经查川沙确无电杆，恐系误会，不予追究云云。两人官面上往返了几道文书，彼此心照不宣。

整个风波就此平息，各方皆大欢喜，只有雷诺一个人诉苦无门，饮恨回国。他本来进了一批新的电报线路材料，打算扩大规模，这回也全打了水漂，扔在库房无人问津。

中国第一条电报线路就此结束了它短暂的一生——它甚至还没满月。这一事件从此也让那些洋行商人们收敛了许多骄横之气，知道在中国到底还是不能太乱来的。

此事轰动了整个上海滩，洋人们见识到这位丁大人的手腕儿，纷纷诚惶诚恐跑来致意，顺便探探口风。丁日昌敏锐地洞察道“商者逐利”是天性，今天赶走了一个雷诺，明天可能还有另外几十个雷诺。电报是时代大势所趋，不能一味消极避让。唯有未雨绸缪，早作打算，才能给后人留出一片可争的余地。

丁日昌思忖再三，决定趁热打铁，跟各国领事和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作了一个约定，表示只要手续完备，可以有原则地允许他们设置埠内专线，但绝不允许他们把专线与国境外的国际电报海线相连接。这一招“以退为进”极见功力，洋人们本以为专线已不可得，惊见丁竟然法外开恩，欢喜还来不及，哪里还愿意去煞风景抗议“禁接海线”，赶紧没口子答应下来。

这是中国电报史上极关键的一个原则，后来多少纷争，都是由它而起，影响极为深远。

不过必须要指出的一点是，这一原则始自丁日昌，真正落实到法律上，却是在5年以后。

1870年的时候，英使威妥玛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希望英国大东电报公司铺设香港至广东、以及从广州经上海至天津设置海线。清廷就把丁日昌这件事拿出来作先例，只允许他们海线到岸，却不可另接旱线。

威妥玛跟雷诺是同胞，约翰牛都个性倔，非要拧着来不可，死活要把电线接上陆地，这个举动惹怒了广东的一群贾界好汉——七十二行。

广东七十二行虽不及广东十虎那么有名气，但可比十虎厉害多了。那时候广东商界虽然还没有商会之名，可各行业之间已经懂得抱团联合，逐渐形成了联盟商会，号称七十二行。七十二行在广东战绩彪炳，力拒过来广东筹饷的大学士刚毅，让他空手而回；搞过大游行吓得广州驻军不敢出营，甚至组织过万人集会，几乎把粤督岑春煊轰下岗。这份能量任谁都不敢小觑。

1905年的时候，这个商会联盟改了名字，就是赫赫有名的广州总商会。

1870年那会儿七十二行还没成规模，但气势已在。他们虽然都是商人，爱国之心却比官员强多了。他们觉得英国人这个举动太过嚣张，要求总理衙门抵制，总理衙门若是不抵制，就让商人们自行筹款组建公司，肥水总不能流去外人田里。

英国人一见情势不妙，就退让了一步，说香港到九龙我们来修，九龙到广州你们想修就修吧。不料电线铺到增城的时候，也不知道是谁煽动的，老百姓又不干了。他们也不管是华线还是洋线，一视同仁，统统砸光，最后这两截线路一段也没修完。

这次争端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一份总理衙门和诸国公使签署的法律文件，把丁日昌的构想正式写入条款中去：“电报海线沉于海底，其线端不得牵引上岸，以分华洋旱线界限。”

后来发生的“大北公司海旱事件”证明，丁日昌的这一约定是极有远见的，此系后话，咱们后面会详细讲讲。

丁日昌在上海胜了洋人一阵，从此也对电报产生了兴趣。他本来就是洋务派的干将，对于西方新式发明颇为敏感，电报的种种好处也看在心里，格外留意。

到了1875年，丁日昌调任福建巡抚。他对于在上海的电报争端一直耿耿于怀，到了福建以后，他立刻从海外礼聘了专业技师，在福建船政学堂附设了电报学堂，培养相关技术人员。这是中国第一个培养电报专门人才的学校，虽然只是个非正式的训练班，但影响极大。第一所正式的电报学校——北洋电报学堂还要等到5年以后才在天津被盛宣怀设立起来。接下来，丁日昌要作的事情，让福建全省都为之震惊。

他打算着手建一条从福建到台湾的电报线。

丁日昌如此举动，是有深刻原因的。就在丁日昌就任的前一年，也就是1874年。日本政府通过《台湾番地处分要略》，派遣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舰队和3000打着探险队旗号的陆军于四月入侵台湾。因为消息辗转迟钝之故，等到清廷收到消息派林则徐的侄子沈葆桢赴台援救的时候，当地居民牡丹社酋长阿实禄父子已然战死，日本的龟山都督府都修了一半了。

后来日本考虑到时机尚未成熟，逼着清廷签订了一个《北京专条》，勒索了一笔银子，方始撤军。两年以后，丁日昌去台湾考察，想到这段往事，觉得台湾通信不便，消息滞后，容易贻误战机，于是又想到了电报这玩意。

为什么要说“又”呢？因为在他之前，一代名臣沈葆桢曾经申请在台湾设立电报局，李鸿章和奕䜣也十分赞同。本来两宫太后也都点头了，但因为朝廷里的顽固派反对，最后终于未能成事。反对派里最强硬的一个人是工科给事中陈彝，他写的奏折拿现在的眼光来看特别可爱，不妨录上一段如下：

“铜线之害不可枚举，臣仅就其最大者言之。夫华洋风俗不同，天为之也。洋人知有天主、耶稣，不知有祖先，故凡入其教者，必先自毁其家木主。中国视死如生，千万年未之有改，而体魄所藏为尤重。电线之设，深入海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不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籍使中国之民肯不顾祖宗丘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遵君亲上乎？”

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上纲上线到忠孝的高度，沈葆桢也只得徒叹奈何。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朝廷内还在为电报争执不休的时候，福建又爆发了一起与这条电报线有关的弊案，这让本来就风雨飘摇的福台线雪上加霜。

沈葆桢刚刚上书奏请铺设福台电报线，各国就听到了风声，纷纷跑来福建游说。当时沈葆桢的计划是修一条连接台湾和大陆的线路，福州将是大陆侧的登陆口。丹麦大北公司事先疏通了闽浙总督李鹤年，予以其大笔贿赂。李鹤年就指使福州通商局草签了合同，把整个工程从水线到陆线全包给了这家公司，搞得舆论大哗。

沈葆桢得知以后，一怒之下告去了朝廷，说咱们刚跟洋人作了海陆约定，李鹤年这么干，不是等于自己扇自己耳光么？结果朝廷责成李鹤年立刻收回陆线，大北公司出了钱，也揪着他不放。李鹤年左右为难，忽然想到了丁日昌的那段往事，也如法炮制，煽动当地农民把电报线全拆干净，对朝廷有了交代。而大北公司方面，李鹤年在1876年2月25日派了唐廷枢去谈判。谈判的结果是合同取消，但是工程费用照付，足足付出了15万两白银之巨。败国之臣，无能竟至如斯！

同样是以百姓制夷，丁日昌就玩得高风亮节，而李鹤年则玩得无耻之尤，两下比较，高下立判。

经陈彝、李鹤年这么一闹腾，朝廷也没了兴趣，沈葆桢也只好死了心，福台线终究没有建成。那些回收的设备全都扔在库房里，无人问津。等到一年后丁日昌打算修台湾电报线，打开库房调拨这批物资时，惊讶地发现已经全部锈蚀无法使用了。

丁日昌一心要建台湾电报，但他深知沈葆桢失败的原因，所以上奏折的时候避而不谈福台，而是建议修一条台湾岛内电报线。这样顽固派就没了口实，他们对台湾蛮荒之地没兴趣；而洋务派也心满意足——只要岛内网络修完，等到时机成熟时徐图缓进，接一条海底电缆过去，就能与大陆连通。此所谓拆屋开窗之计，沈葆桢拆屋不成，丁日昌再开窗子就容易多了。几经折冲，于是朝廷终于批准了他的请求。

丁日昌派了电报学堂学生苏汝灼、陈平国主持设计，武官沈国先负责施工，自光绪三年（1877年）七月初十正式开始建设，到九月初五完工。一共设立了两条电线，一路是从台南府城出去，到安平镇海口；一路从台南府城到旗后，也就是今天的高雄，全长40多公里，共设了3个电报局，分别位于台南府城内右营埔、安平镇鲲身和旗后。

这是中国第一条自行设计、施工并掌管的电报线，建成的地点不在大陆，却在台湾，不能不说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唯一可惜的是，受制于顽固派的阻力和财力的限制，当时尚不能把台湾与大陆以电报相连，丁日昌对此引以为憾。他的遗憾一直到10年以后，才被台湾巡抚刘铭传实现：在后者的筹划下，从福州川石岛铺了一条“闽台海缆”直通淡水，全长达433里，创下另外一个中国第一，从此台湾与大陆联系日益紧密起来。

这一条闽台电缆用得相当久，日据时期也用，二战时期也用，二战胜利后台湾回归祖国以后，还曾经用这条线与福建外海的川石岛电信局进行通讯，一直到1949年把它截断。后来加拿大出了一位台湾史的研究专家史康迪，他从1982年开始就试图找到这条电缆，走遍台海两岸，爬梳资料，一直到今天仍旧没有放弃，前后近30年，其中波折不可历数——不过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所以说丁日昌是中国电报第一人，实在是当之无愧。光他一个人就占了3项电报第一：第一个建设中国国产电报线、第一个设立电报学堂，还有就是“暴力拆迁”了中国第一条专用电报线路。

说句题外话，后来丁日昌升任江苏任巡抚以后，他的儿子丁惠衡因为斗殴惹出了人命关系，潜逃不归。新到任的两江总督奏请朝廷合议此案。后来这案子还没等最后了结，这位两江总督就被一个前捻军将领刺杀而死。一时凶手的动机众说纷纭，有说是兄弟恩怨，有说是湘军内讧，有说是谋逆倾轧，还有人就怀疑这次刺杀案是丁日昌主使的。后来这个主张被主审官郑敦谨驳回，因为丁日昌一贯行事端正，这次儿子出事，他大义灭亲，亲自押着儿子来自首，说他买凶杀人根本没有证据。

这位两江总督的名字大家也许都能猜出来了，没错，叫作马新贻；而那位刺杀他的人，叫做张汶祥，这件案子就是赫赫有名的清代四大奇案之一刺马案。

正文电报教父盛宣怀

丁日昌是中国电报第一人，这一点史无疑义。但他只是占得一个“先”字，若是要谈到对中国电报的影响，有一个人比丁日昌更为举足轻重，他就是盛宣怀。

整个中国早期电报发展事业，正是和这位有“中国商父”之称的官商一体的巨子共为一体，根本撕掳不开的。

每逢乱世，总有一批风云人物乘雷上天，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莫不如是。虽然清朝末年已经是满清皇朝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绝响和余音，但也还是出了不少响当当的人物。但说起洋务派，人们多想到的是清朝地方督抚大员，如李鸿章、张之洞等；说到官商，张謇和胡雪岩已经写进了历史课本，论起播乱天下的猛人，有袁世凯、张作霖这样的剽悍枭雄……专业做研究和文史爱好者姑且不论，起码对于现在的百姓大众来说，盛宣怀这个名字实在不够响亮和熟悉。

虽然掩盖在历史的尘埃中，盛宣怀却实在是清季一个呼风唤雨的人物。他是中国最著名的第一代资本家，也是晚清朝廷炙手可热的大员。论政治，他从招商局会办、总办，做到天津海关道、芦汉铁路督办、会办商约大臣、邮传部尚书，可谓位高权重。

论功业，他一手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轮船招商局、中国第一家电报局“中国电报总局”、中国第一家钢铁煤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总公司、中国第一所正规大学——天津大学的前身北洋大学、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第一条南北铁路干线京汉铁路，还创设了中国红十字会、张裕葡萄酒厂。

论事迹，他玩弄手段，气死了鼎鼎大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在慈禧昏了头向“天下万国”宣战的时候，他频频通电、居中奔走，利用电报串联了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四大总督“东南互保”，撕下了羸弱的清朝中央政府最后一块遮羞布；他策划的“保路运动”，直接成了压垮清朝这头欲倒巨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李鸿章称赞他说：“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又说他“欲办大事，兼作高官”。死后，他被称为中国的“商父”、“官僚资本第一人”。这样一个在中国近代化的建设中打下深重烙印的人物，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如今却盛名不彰，实在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盛宣怀，字杏荪、幼勖，1844年11月4日出生于江苏常州府武进县龙溪，是家中长子。他的祖父盛隆举人出身，当过浙江海宁州知州；父亲盛康是进士出身，曾经做到湖北盐法武昌道，跟当时的天下第一抚臣、北洋领袖李鸿章私交很好。

同治五年（1866年），22岁的盛宣怀和二弟一同考中秀才，一向以诗书持家的盛家自然欢天喜地。但是志得意满的盛宣怀未曾想到，他的科举之路已经于此断绝了——之后盛宣怀曾三次参加乡试，皆不第，相反，考场之外的另一片天地等着他去开辟。

同治九年（1870年），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将盛宣怀招入幕府。一来是故人之子，二来沉稳务实的盛宣怀确有才干，因此深得李鸿章的欣赏器重。终李一生，都对这个小自己20多岁的子侄关爱备至、力加提携，因此还有传言说李鸿章收了盛宣怀当干儿子。不管此事是真是假，李鸿章一路的提拔关照，绝对是盛宣怀飞黄腾达，乃至跃上天下官商首领之位的最最重要的原因。

进入北洋系统之后，盛宣怀被李鸿章委任为派委行营内文案，兼任营务处会办，相当于李的机要秘书。在这个位置上，盛宣怀干得很出色，他的文笔既快且好，传说一日可达万言。人事也处得不错，和李鸿章麾下淮军大将郭松林、周盛传等人关系很好。一年多后，盛宣怀被保升知府，升道员，赏二品花翎顶戴，升迁的速度可以说是相当惊人了。

随着地位一步步地提高，盛宣怀在实业方面的干才也如锥处囊中，脱颖而出。同治十一年（1872年），他向李鸿章建议设立轮船招商局，以商贸航运来养北洋水师，这个意见被李鸿章欣然接受，当即任命盛宣怀总办此事。光绪元年（1875年）秋，转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会同湖广总督李翰章、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又委任盛宣怀督办开采湖北煤、铁矿务，仍兼理招商局。可以说，刚刚28岁的盛宣怀，已经成为晚清政坛的一颗政治新星和有分量的方面干员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盛宣怀把目光投向了正在欧洲和新大陆方兴未艾、蒸腾日上的电报事业。

世人皆知，洋务运动在清朝中央的倡导者是恭亲王奕䜣，而在地方官员的代表人物则是李鸿章。也正因此，行六的奕䜣被保守派骂作“鬼子六”，而行二的李鸿章，则被讥讽为“李二先生是汉奸”。不管是汉奸也罢，还是洋务领袖也罢，也不管是出自公心还是私意，李鸿章在发展“洋务”方面，的确还是不遗余力的。

光绪五年（1879年），李鸿章苦于发展洋务以自强并无头绪，于是招来已经被他倚为左膀右臂的盛宣怀进行商议。盛宣怀认为，要办洋务必须以兴办铁路、电报为先。但建设铁路在当时愚昧腐朽的政治环境下非常不易，可以稍缓，而兴办电报事业则应“急起图功”。不愧是在实业领域已浸淫多年的老手，一下子就抓住了交通和通讯这两个工业近代化的核心命题。

对此金玉良言，李鸿章深以为然，大悦之下，当即便欲按照轮船招商的成例，责成盛宣怀督办电报事业。殊不知，这一席对谈，却引出了盛宣怀和胡雪岩两位官商界大佬的世纪华丽对决。

说起盛宣怀和胡雪岩，实在也是宿命中的对手。这两位都是红顶商人，以官员之身担任企业老板，一脚踏在政坛，一脚踏在商界，又都对洋务和实业感兴趣。但是胡雪岩背后站的是以左宗棠为代表人物的楚军势力，盛宣怀依靠的却是李鸿章、淮军、北洋这三位一体的参天大树。在当时慈禧太后挑动地方督抚互相倾轧，以维持地方势力微妙平衡的大政治背景下，盛、胡两个人既是政敌，又是商业竞争者，简直就是天然的冤家对头了。

盛胡二人，一个被称为“商父”，一个被称为“商圣”，在性格上，两个人也正好是相映成趣。盛宣怀生平不苟言笑，严肃深沉；胡雪岩却是为人温和，善于倾听。平常我们说“瑜亮之争”，这两位之间的关系还真是与周瑜和诸葛亮相差仿佛。只可惜，胡雪岩虽然比盛宣怀年长20多岁，扮演的却是周瑜的角色。

这两位中国商业巨子的斗法以争设国内首条电报线路为发端，错综复杂，精彩好看，延续数年后，以胡雪岩的败亡而告终，电报在这出好戏当中，恰恰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

就在盛宣怀为李鸿章暗暗筹划，意图建立电报线路的时候，胡雪岩也向左宗棠提出了极其相似的提案。

李鸿章和左宗棠，都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以军功起家，是清末继曾国藩之后最著名的大臣。他们的意见，甚至可以影响到清朝中枢的具体决策，可谓是地方督抚大员中数一数二的人物。但在政见上，李鸿章主和，左宗棠主战，再加上慈禧似有意若无意地搞政治平衡，故而两个人并不相得。

当时胡雪岩探知盛宣怀的举动后，抓住左宗棠正从军机大臣、总理衙门行走转任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的良好时机，向左提出应该抢先设立电报，压一压李鸿章的风头。胡雪岩还进一步备细说明电报的政治、经济意义，认为如果开设电报，一定能形成源源不断的创收新途。

一可以做点实事开创财源，二可以顺便打击一下老对手，这样的好事哪个不肯做？左宗棠立刻具折上奏，备言设办电报、自强兴国之利，希望朝廷能允许他在两江境内架设电报线路，开展电报业务。

左宗棠的奏折内容，很快被李鸿章在内廷中的奥援李莲英传递给了李鸿章。李鸿章得信后自然是冲冲大怒，大骂左宗棠和胡雪岩想必也不在话下。被人抢了头功的盛宣怀也是一肚皮无名火，但他不愧是李鸿章的小管仲，冷静下来一想，便转怒为喜，并为李鸿章讲出一番道理来。

盛宣怀以为，左宗棠这次上书，表面上是先拔头筹，夺了李鸿章的面子。但实际上，当时不管是百姓还是官场，对于电报这种新发明都是持否定态度的。当时有不少王公大臣和各地督抚都认为电报将会“惊民扰众，变乱风俗”，特别是大清朝的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更是对这种洋鬼子的玩意深恶痛绝。国人爱讲“利不百，不变法”，尤其在当时那昏庸愚昧、一潭死水的官场气氛中，敢为天下先的先驱往往变成先烈。左宗棠跳出来这么一大声疾呼，守旧派肯定会大加攻讦，短时间内必不能成事。

盛宣怀于是为李鸿章谋划：不妨就让左宗棠去当这个先锋，趟这摊混水，我们只管做好基础建设的准备。等到左宗棠和守旧派斗得两败俱伤、师老兵疲之际，我们再拿出更可行的方案收拾局面，前人种树，后人摘果，岂不快哉！

李鸿章是何等样人，在官场里摸爬滚打一辈子，已经老成了精的人物，听了盛宣怀有理有据的分析，自然连声称妙。于是便命盛宣怀暗中主持准备工作，并写下亲笔书信，吩咐盛宣怀执此信悄然奔赴上海，请李的老友、时任太古轮船公司总经理的郑观应共襄此事，一同筹划办理电报建设。

后来的事态发展，完全证明了盛宣怀的判断。左宗棠和反对派在朝堂之上各执一词，争执不下，而慈禧太后的心思当时正放在如何从日本手中夺回藩国琉球一事上，被这些人吵得烦了，索性各打五十大板，将电报一事搁置不议。左宗棠一场辛苦毫无所获，怏怏地奔赴两江上任。胡雪岩经此挫折，也只好偃旗息鼓，将精力转回他的老本行——钱庄和茶叶、蚕丝生意上去了。

而盛宣怀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先是邀请郑观应出山——这位曾写出惊世著作《盛世危言》的郑观应也是位大大的牛人，他的事迹容后再叙——北洋添一干才，盛宣怀得一强力臂助。接着购买电报器材，并在李鸿章的势力范围内，从大沽北塘海口炮台与天津之间架设了一条短途电报线进行试运营，这也是在中国大陆境内，由中国人正式设立的第一条电报线路。

在盛宣怀和郑观应的妥善安排下，这条线路铺设和运行的过程相当顺利。建设完毕后，李鸿章还动用他的影响力，邀请了光绪的亲生父亲醇亲王奕譞等宗室、大臣来现场观看。这些人哪里见过这么“尔发彼得，倏忽而至”的通讯方式，不禁纷纷赞叹不已。李鸿章于是乘势上书，要求开设电报局和电报学堂，并保举盛宣怀为电报局总办。在李鸿章的强力推动下，此折很快被奏准。李鸿章和盛宣怀先抑后扬，谋定而后动，干净漂亮地赢得了“电报开设”这一战役的胜利。

左、胡两人得知此消息后，憾恨不已。但即便位高如左宗棠、老练如胡雪岩这个时候也没有意识到，盛宣怀入主电报局以后，将会给他们造成多么沉痛的打击。

话说胡雪岩和盛宣怀的斗争，可算是由来已久了。盛宣怀早年在主持轮船招商局时，就因胡雪岩的暗施手段而遭到弹劾，丢掉了督办之职。1878年盛宣怀到湖北勘查铁矿，开办荆门矿务总局，又遭到胡雪岩暗中诋毁，中途被调回京城。在这次创办电报局的交锋中，胡雪岩虽然败了一阵，但也让左宗棠利用手中权力为盛宣怀设置了重重障碍。电报总局在天津成立后，盛宣怀任总办，任命郑观应为会办，着手在紫竹林、大沽口、济宁、清江、镇江、苏州、上海等7处设分局，其他几处都很顺利，唯独架设长江电报支路的时候，却被左宗棠阻碍，没有获得批准。

积怨新仇加在一起，盛宣怀自然是对胡雪岩切齿痛恨，恨不得置其于死地了。再加上胡雪岩是左宗棠的财神爷，左的多项施政都靠着胡筹集粮饷、开辟财源才得以施行。李鸿章作为和左宗棠斗了一辈子的老对手，非常明白“排左先排胡，倒左先倒胡”的道理。主宾两人都觉咽不下这口气，跃跃欲试地想要找回这个场子。

在遏制了电报总局进军长江流域后，胡雪岩派人混进盛宣怀开办的电报学堂学习知识，基本弄清了架设电报的工作流程，还搞了几套密码出来。左宗棠随即上书朝廷，并获得独立建设长江电报支路的批准。

盛宣怀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约见了丹麦大北、英国大东两家公司的代表，并和他们私下达成密议，电报总局可以以3倍的价格买下这两家公司的电报线路和器材，条件是他们不准与胡雪岩进行任何交易。当时的中国国内根本没有生产这些东西的能力，只能靠从国外进口，胡雪岩无奈，只好不断提高收购价格。盛宣怀见此情况，又生一计。

经过反复谈判磋商，大北公司终于答应卖给胡雪岩一批电线和器材，但又拖了整整一个月才姗姗运到。心急火燎的胡雪岩立刻安排开始安装，但工程开始没多久，胡雪岩就发现这批器材的质量根本不过关，工程被迫立刻停工。

就在此时，李鸿章的折子已经递到了北京城，指责胡雪岩庸碌无能，徒糜国币，并强烈要求国内电报统一管理，长江支线应交由电报总局进行建设。在李鸿章的暗中策动下，许多大臣也纷纷上书，要求撤换胡雪岩。慈禧见群情汹汹，而且胡雪岩施政确有失当之处，于是应了李鸿章所请，左宗棠只好拱手把长江电线架设一事交给盛宣怀。

时间拿捏得如此准确，打击把握得如此狠辣，胡雪岩这时怎会还不明白？从一开始，他就掉进了盛宣怀设的局中。这一仗，又是盛宣怀胜了。

盛、胡两人的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随后的两年里，虽然两人明面上没有大的冲突，但双方都攒着一股劲。在胡雪岩这方面，是敌人势大，不得不暂时避其锋芒；在盛宣怀，是在耐心地等待一个最佳的机会，准备一击决定最后的胜负。

这个机会，终于被盛宣怀等到了。

说道丝绣，江南从明代起就是全国四大产区之一，到了清朝，南京、苏州、杭州已形成全国生产中心，品种丰富，织造精美。胡雪岩利用左宗棠担任两江总督的便利条件，二十余年来努力经营，基本上已经垄断了蚕丝市场，别人很难插得进脚去。

1884年，中法战争开始，73岁的左宗棠奉召入京，复任军机大臣，主持对法战事。此时胡雪岩作为左宗棠的大管家，当然是殚精竭虑，搜刮各方面的财源来支持恩主了。而盛宣怀就是抓住了这个时机，挥舞着电报这一天下利器，在蚕丝这个胡雪岩的主场上给了他最后也是最致命的一击。

胡雪岩与左宗棠往来磋商，与各地分号联系收购事宜，在在都需通过方便快捷的电报。利用对电报的监控，胡雪岩买进卖出的情况被控制了电报网络的盛宣怀完全一手掌握。他频频发出电报，指挥属下对胡雪岩的蚕丝生意进行狙击，并利用私人关系致电各外国商行，请他们暂时不要购买胡雪岩的蚕丝。这些外国商行平素一贯是在胡雪岩的强势面前吃瘪的，这个时候当然热烈响应。这样一来，胡雪岩的大笔流动资金就积压在蚕丝上，再加上还要支持前线战事，财政状况顿时变得捉襟见肘起来。

恰好这个时候，胡雪岩向汇丰银行所借的一笔款项到期，需要偿还本息共80万两。这笔钱本不是胡雪岩私人所用，而是由他做中间人向外国银行所借，还款的时候也是由他出面为国家先行垫付，再由各地财政给他补上。若在平时，这80万两银子还不在胡雪岩眼里，随手就垫上了，但无奈此时青黄不接，他也只好眼巴巴地盼着上海的协饷能尽快到账了。

盛宣怀手握电报资源，对胡雪岩的财务状况了解得一清二楚，他敏锐地意识到，最佳的时机已经到来，和这个老对手斗了近十年，这场战争已经到了最后一次进攻的时候了。于是他亲自来到上海，利用李鸿章的官威使上海道台邵友濂答应，将这笔协饷往后拖20天。

可怜胡雪岩这时还没有看出此事是盛宣怀在后面捣鬼，他左等上海协饷不来，右等还是不来，而这时候汇丰银行在盛宣怀的鼓动下，已经开始催逼债款了。无奈之下，胡雪岩只好从自己的私产阜康银行里抽出80万两，先还了汇丰银行。

通过电报，胡雪岩的每一次大笔调款活动都逃不过盛宣怀的眼睛。当胡雪岩支付完毕，阜康银行库内乏银之际，盛宣怀立刻发动了总攻。一方面，他托相熟豪绅大商到阜康银行提款挤兑；另一方面他又通过电报的传播力，以上海为中心，在各地散布“胡雪岩蚕丝生意大赔，阜康银行已面临倒闭”的谣言。一时间人心惶惶，取款的人踏破了阜康银行的门槛。

胡雪岩眼看挤兑风潮即将形成，急忙赶往上海坐催协饷，同时还向北京发电报，恳求坐镇军机的左宗棠援手相助。但邵友濂得到风声，已经躲了出去。而胡雪岩发出的求援电报，却被盛宣怀严令扣下，根本一个字都没有发出去，在北京忙于军务的左宗棠又怎可能知晓江南这边已经要翻天覆地？

此时挤兑风潮愈演愈烈，胡雪岩只好把自己的地契和房产都抵押了出去，同时廉价卖掉积存的蚕丝，希望能熬过这一难关。无奈大势已成，无力回天，一代商圣胡雪岩，此时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赖以起家的阜康银行轰然倒闭。胡雪岩这时才得知，幕后的黑手竟然又是那个盛宣怀，狂怒之下，呕血升余，昏了过去。

第二年，忧愤中的胡雪岩病死。年迈的左宗棠眼见自己失势，北洋的气焰大张，不堪打击，也在同年逝世。

到了20世纪70年代，3位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乔治·阿克尔洛夫和迈克尔·斯彭斯提出了“信息不对称”理论。这一理论明确指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类人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员，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这一理论为股市升降、商品销售等很多市场现象提供了理论依据，很快成为现代信息经济学的核心，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

盛宣怀打赢胡雪岩的这最终一战，非常完美地诠释了信息不对称理论。这是一场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胜负的战争。撇开盛、胡二人道义上的孰是孰非先不讨论，单从对时局的把握和对通讯技术的利用上来讲，事态的整个发展走向基本完全按照盛宣怀的设想进行，几乎每一次打击都落在了胡雪岩的七寸上，可以算得上是完胜了。

在这场以“天下第一官商”的头衔为奖品的战斗中，盛宣怀始终牢牢握紧了电报这个最有力的武器，利用垄断资源精确地掌握对手的情况，贯彻实施自己的意图，判断出手的时机和力度，还扼制了对手的信息传递，一鼓而下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虽然作为一名旧时代的官僚加商人，盛宣怀不可能有那么高的水平来总结出自己这一胜利的意义和理论基础，但是在实际应用中，他却凭着商人的本能，将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这一战，也就随之隐隐有着20世纪现代信息化商战的神韵了。

介绍完了盛宣怀和胡雪岩围绕着电报展开的这一场龙争虎斗，我们掉回头来重新梳理一下盛宣怀在电报事业中的助力和重要地位。

话说从头，盛宣怀当年挫败胡雪岩染指电报事业的意图，并得到清廷的允许后，开始着手建立电报总局，并拟定《开办自津至沪设立陆线电线大略章程二十条》，委托大北电报公司向国外订购电信器材，为建设津沪电报线路作准备。光绪七年（1881年）冬，津沪陆线竣工，李鸿章奏派盛宣怀为天津电报总局总办，并任郑观应为电报上海分局总办。

一开始的时候，电报总局是“官本官办”，也就是说，是绝对的国资企业。但盛宣怀认为这样发展下去，对电报事业弊大于利。在津沪陆线竣工之后，他向李鸿章申请，将电报总局改为“官督商办”，照轮船招商局办法招集商股。对于李鸿章的质疑，盛宣怀认为“中国兴造电线，固以传递军报为第一要务，而其本则尤在厚利商民，力图久计”。意思是说电报虽然有传递军事情报和政府命令的重要职能，然而它毕竟是商业化的产物，为了这项事业的长远发展，还是应该放到市场上去，让商人来管理和经营。应该说，盛宣怀的判断是准确的，也是超前于那个时代的。

为了规范经营，也为了打消李鸿章的疑虑，盛宣怀还亲自拟出了《电报局招商章程》，后增为《详定大略章程二十条》，上呈于李鸿章，其中就电报局已存的官股与商股的关系、国家的利益作了详实可行的说明，最后强调电报局内部的管理一律按商业原则，政府不得干预，并且提出除军机处、总理衙门、各省督抚衙门、各国出使大臣所寄洋务军务电信，区别对待地记帐结总作为归还官款外，其他所有各省官府电信一律收取现金，并要先付钱后发电。其他的关于各局用人、洋员的使用和严格要求、巡警沿途保护电杆电线的制度、电码的规格和使用法等等，盛宣怀都作了周密的规定和安排。至此，李鸿章终于对电报总局的改制完全放心，痛快地批准了盛宣怀的建议。

在建立电报总局的同时，盛宣怀还在天津开办电报学堂，聘请丹麦人博尔森和克利钦生为教师。一开始的时候，电报学堂是由电报总局这个企业负担其费用的。为了提高学堂的政治地位，鼓励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盛宣怀提议学堂应由朝廷的名义开办，由朝廷提供办学经费。他对李鸿章说：“学生俟到局派事之后，薪水由本局开支，所有设立学堂经费系为国家造人才起见，应在军饷内开支，免在商本内归还”，也得到了李鸿章的首肯。这一举措，变电报学堂的性质由原来的民办为官办、私设为正式，吸引了更多的好苗子前来进修。后来，电报学堂还在上海等地开枝散叶，着实培养出了一批人才，比如曾设计国民党青天白日旗的广州起义烈士陆皓东、民国驻英公使刘玉麟都是从电报学堂毕业的。

1881年，盛宣怀家中有事，请假回南方。恰巧此时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清政府命在籍守制的李鸿章赴天津部署军事，李鸿章也急招盛宣怀销假回津。由于牵涉到中日两国在朝鲜利权的争夺，各国对此事都很关注。壬午兵变期间，由于现有的通讯方式效率太低，英、法、德、美各国纷纷要求清廷在上海设立万国电报公司，还要求添设由上海至广东各口及宁波、福州、厦门、汕头的海线。

盛宣怀作为民族企业家的精明和立场在这个时候显露出来了，他与李鸿章商议，认为外资进入电报业绝非好事，并向李建议，要求“劝谕华商自设以争先”。李鸿章答应了他的要求，派盛宣怀至上海总揽此事。在盛宣怀的主持下，1882年建成苏、浙、闽、粤等省陆线；1883年从左宗棠手中夺了长江线；1884～1885年因海防吃紧，为战事赶设了济南至烟台线，随后添至威海、刘公岛等地方；1887年因郑州黄河决口需要“筹办工赈事宜”，由济宁设线至开封；1888年由江西九江设起到赣州以达瘐岭入南雄与广东官线相接；1889年因东三省边防需要，由奉天加接吉林至珲春陆线；1890年，“因襄樊地方为入京数省通衢，楚北门户边境要冲”，所以从沙市设线起以达襄阳；1893年又由襄阳加铺至老河口；1895年由西安起设电线与老河口相接；1896年设线武昌至长沙，1898年又由长沙设至湘潭、萍乡等地……除了以上这一系列干线的敷设外，盛宣怀还主持设立了许多电报支线。

盛宣怀身为天下豪商，眼光独到，也因此始终对电报有一份特殊的关爱。1883年前后，盛宣怀兼任金州矿务局总督办，负责对辽宁金州铁矿的勘探和开采。但金州的矿务工作进展缓慢，难以短期投入生产，正巧在此时，闽、粤两省电线铺设费用告急，面临停工的危险，盛宣怀当即决定，将“暂挪金州矿款十余万金以济急需”，把金州矿务局的款项挪到电报线路建设上去了。这件事被查出后，清廷认为盛宣怀“办理含混，铺张失实”，差点被降职调用，幸好左宗棠虽然和李鸿章不对付，但也知道盛宣怀是个难得的洋务人才，上疏为他开脱。再加上负责调查此事的曾国藩之弟曾国荃认为“挪矿股归入电股，皆据一再禀详，移缓就急，亦尚非有意含混。且苏、浙、闽电线之成，皆得该道移矿就电之力，于军务裨益犹大”，不但无过，而且有功。因此盛宣怀降二级留任，没有被调职。

也幸亏如此，否则如果盛宣怀从电报局总办的位置上被调离，在接下来中国和大东、大北公司的交锋中，能不能像历史上一样大胜，就很难说了。

正文 “暗渡陈仓”与“定军山”——大北公司海旱事件

故事跳回到同治四年，1865年。前面已经说了，利富洋行私设电报线路不成，被丁日昌整得灰头土脸，吃尽了哑巴亏，策划者雷诺黯然回国。雷诺当初还曾经进了一批电报线材料，这回全砸在了洋行手里，成了鸡肋。东西是好东西，也挺值钱，就是没人买。就算有人想买，光运输费也喝一壶的。这些东西只好存在上海码头的货栈里，空使蒙尘。

而丁日昌借着这个案例，跟诸国公使作了一个约定：你想设置专线，好商量，在海里随便你怎么扑腾，但就是不准你把线接上岸来。这个旱线约定后来在同治九年也就是1870年正式形成了法规。这些前面都已经说过了。

1867年，美国旗昌洋行想起了这档子事，就把利富洋行的那些压货低价买了下来。他们这一次循正规途径申请，事先报备架设地点是从虹口区到法租借金利源码头，全长4公里，大部分在租界范围内。这条线不外接海线，只是一个封闭的专用回路，没有违反约定，遂被默许。

洋人惯会得陇望蜀，这个口子一开，就再也合不上了。借着旗昌洋行专线的东风，上海的洋行纷纷也申请架设，逐渐形成了一个租界内的小小网络。这个网络已经相当成熟，只消从外面接一根线进来，整个上海租界就立刻能与世界电报接轨。世界，真的变得触手可及。

但因为有丁日昌这尊大神镇在那里，洋鬼子们谁也不敢造次，这层窗户纸一直到了三年以后才被捅破。

1871年，在洋行们的策动之下，由英、俄、丹麦政府背后推手，丹麦大北电信公司出面操作，搞了一个宏大的计划。

这个丹麦大北公司（Great Nortelegraph Co）是由丹挪英电报公司、丹俄电报公司和挪英电报公司在1869年合并而成，总部设在哥本哈根，主要经营陆地和海底电缆业务。这家公司的背后支持者是俄国沙皇本人，财力和政治影响力都十分强大。

大北公司和英国的大东公司早有约定：大北公司不得涉及香港以南，大东公司不得涉及上海以北，沪港两地之间则是利益均摊，各行其是，这是为了照顾英、俄两国的利益。大家应该还记得，恰好就在前一年，大东公司计划修的港粤线被广州七十二行搅黄了，还把“海线禁止上陆”的约定变成了一纸条文。

这一回大北公司见大东受挫，认为这是个机会，趁机提出一个宏大的计划，要抢占沪港之间的大片市场。

他们的计划是拉出一南一北两条海线，南线从香港、厦门接到上海，从而与新加坡和槟榔屿的电报网络相通，抵达欧洲；北线则是从海参崴接到上海，以和俄罗斯建立起联系——还有一条连接到日本长崎的支线——南北两线在上海吴淞口外合二为一，形成一个香港、海参崴和上海的电报三角形。

要说这计划还是相当有魄力的，整个新增电缆的长度高达2237海里。这两条线如果建成了，就等于把中国纳入了世界电报网络，免去长途书信往来之苦。客观上是好事——但其主使者的用意不言自明。

可是它却欠缺临门一脚，上海方面可从来没说过允许这玩意接进来。大北公司有点雷诺的脾气，喜欢造个既成事实。他们先一口气把外接海缆铺完了——反正公海你管不着，至于近海，当时的清朝官员觉得只要不经陆地就对中国主权无损——然后一手掐着一个线头找上海的官员来申请登陆。

丁日昌当时适逢母亲丁忧，在家守孝不能理事。上海道的官员虽然对于洋人在海面上的工程无可奈何，却坚决拒绝电报线上岸，并援引丁日昌当日立下的约定，让前来抗议的洋人哑口无言。

饶是百般交涉，中国人就是咬着死理不松口，这可苦了投资方。

当时的海底电缆外面包裹的是英国人发明的钢丝铠装，可以有效地杜绝海水腐蚀，就是成本奇高。只能是通过政府投资或者公司联营，靠私人是绝对负担不起的。大东公司在这之前也接了一条从香港、广州、厦门、福州、宁波接到上海的电报线，但在吴淞口被堵住死活上不了岸，让它的母公司英商东方电报损失不小。

大北公司这条海线若是上不了吴淞口的岸，就等于完全作废，重蹈大东公司的复辙。眼见铺了2000多海里的海底电缆真要打了水漂，出钱的和干活的都急红了眼。最后英国、俄罗斯、丹麦三国的臭皮匠凑到一起，真给他们想出一个气死诸葛亮的计策。这次又是大北公司出的主意，这主意也不新鲜，叫做暗渡陈仓。

大北公司先跟租界工部局申请修一条租界专线，而且完全按照欧洲标准，不用现成的5.49米电线杆，而是自己架设4.88米的新电报杆，打好前期埋伏。然后他们把海线接到吴淞口外大戢山岛，设置了一个电报房，一来迷惑清廷，二来作为中转站。

当这一切工作都准备就绪以后，大北把几条工程船伪装成趸船，白天停泊在出海口，夜里抓紧施工，偷偷把海线引入长江，顺着黄埔江直接架进上海水域，在张华浜对岸的浦东红庙设置了第二个电报房，并于1871年6月3日正式开始通报。

清朝官员不是傻子，南洋大臣李宗羲派人来责问，洋人们振振有词：我们没违反终端上陆的规定啊，你看这线还在水里泡着呢，还算海线！中方官员心想，别扯淡了，这江南水系都是纵横相连，要按你们那标准见水就算，电报线能一口气修进阳澄湖去，以后我们大闸蟹还吃不吃了？

但人家字面上又确实挑不出什么毛病，两边争吵了许久也没个结果。李宗羲觉得中国权威实在不够，就找英美两国斡旋。可无论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都胳膊肘朝欧洲拐，乐见丹麦人敢为天下先，都肯出力气。

既成事实一经造成，再加上各国政府压力，官司打到公审公廨也没个结果。后来到了1873年，大北公司借口海线经常被过往船只碰断，公然又架设了一条16公里长的旱线，从张华浜接到了外滩南京路12号，设立了一个电报房。从此上海租界与外界正式建立了电报联通。

当时担任上海道沈秉成是个文人，金石书法他很精通，折樽冲俎却非其所长。他听说丹麦人蹬鼻子上脸，居然连电报房都建起来了，十分生气，立刻把英国领事麦华佗与美国领事西华找来，要求他们给丹麦人施压。两国领事还是装聋作哑，不肯帮忙。沈秉成没办法，只能直接去与丹麦交涉，可没想到丹麦人玩了一手空城计，说丹麦公使回国叙职，没人能作主，这一空，就从19873年10月“空”到了1874年10月，整整一年！

在这一年里，丹麦的电报房运转正常，已经成为了一个既成事实。弱国无外交，沈秉成无可奈何，至此已经无法管束制约。这个电报房后来搬到了中山东一路7号，那栋建筑就是如今外滩上的盘古银行大楼。

从此以后，洋商们可方便多了。利用这条电报线，欧洲人只要拍一个电报，就能在六个星期后接到本国的订货单，效率比邮船快得多。

清廷从中唯一得到的好处，就是凡经大北公司线路传递的政府公文、外交文书等等，全都予以免费。那会儿电报费用很贵，这项免费倒着实能省下一笔银子，但跟中国的损失相比，还是不成比例。

有人说倘若丁公在的话，不会让丹麦人如此嚣张。其实纵然丁日昌有通天的本事，也未免能奏功。因为这一回不比寻常，是列强政府在背后撑腰。民间纠纷，尚有法律可依，政府若是耍起流氓，可不是个人可以解决的。

自从大北公司开了这个不好的先例以后，大东公司和其他列强公司也纷纷开始效仿。一晃数十年过去，大北公司在厦门如法炮制，从香港－上海线接出一条支路旱线。紧接着大东公司也在香港和上海之间设置专线，顺便打算福州也一并捎上，一口气与印度连通。其他各国都有自己的小算盘，一涌而上，无不私接回路，暗上旱线。

南北二线的开通让大北公司财源滚滚，独享垄断之暴利。到了光绪八年（1882年），英、法、德、美四大强国坐不住了，希望利益均沾，联袂要求在上海成立万国电报公司，打算从上海拉海线到山头、宁波、温州等沿海各地区。李鸿章为了换取大北公司对中国电报业的基建支持，把沿海二十年的海线专利都转让了大北公司，所以回绝了这个请求。

但对于旱线问题，既成事实归既成事实，中国却始终没有承认过它的合法性。当初清廷拒绝旱线，主要是出于外交尊严和主权的考虑，而现在形势却有了不同的变化，因为中国也开始自己兴建电报业务，不得不考虑利益的问题了。

推动国营电报最起劲儿的盛宣怀曾经告诉过李鸿章一件事：有一年钦差曾纪泽出使俄罗斯谈判，他通过大北北线从圣彼得堡发电报到上海只花了一天时间，从上海用驿递送去北京，反而花了六七天。两下比较，优劣昭然若揭。这实际上等于另外一种形态的信息战。

想像一下，外国人在中国，比中国人还灵通，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呐。

于是以李鸿章为首的一批大臣上书陈言电报之利，奏请兴建自己的电报网络。他曾经有一篇奏折详细论及电报在军事中的作用，说理明白，文字浅显，兹转如下，“用兵之道，神速为贵。泰东西各国于讲求枪砲之外，水路则有快轮船，陆路则有火轮车，而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近来俄罗斯、日本均效而行之。故由各国以至上海，莫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亦已迟速悬殊。查俄国海线可达上海，旱线可达恰克图。钦使曾纪泽由俄国电报到上海，祗须一日。而由上海至京城，轮船附寄，尚须六七日到京。如遇海道不通，由驿必以十日为期。是上海至京仅二千数百里，较之俄国至上海数万里，消息反迟十倍。倘遇用兵之际，彼等外国军信速于中国，利害已判若径庭。且其铁甲兵船，在海洋日行千馀里，势必声东击西，莫可测度，全赖军报神速，相机调援，是电报实为防务所必需。现自北洋以至南洋，调兵馈饷，在在俱关紧要，亟宜设立电报，以通气脉。”

慈禧太后在李鸿章劝说之下，恩准了申请——她这一次倒英明，等到数十年后庚子国变的时候，恰好是电报让这个老东西及时逃出了紫禁城。

到了1881年的时候，中国的几大重镇都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电报网络；第一条长途公众电报线路“津沪电缆”横贯华北，使电报业“军转民”，开始从单纯的军事功用转向民用赢利事业。最初只在直隶活动的天津电报总局也在两年后改组成中国电报局，移镇上海，正式成为官营企业，统筹全国电报事务——看清楚，已经是企业了，不再是衙门。

也就是说，以往外国人随意接旱线，政府最多是丢了面子；现在政府自己也开始办电报了，外国人这种行为就等于是与己争利，每年利润损失巨大。

若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拿大北公司开刀。它是整个局势的罪魁祸首，又是中坚大将，若不拿它杀一儆百，别指望其他公司会服服帖帖。

清廷对这个大北公司是又恨又爱，恨的是它屡屡当电信侵华的急先锋，爱的是它倒也给中国出了不少力气。中国大部分电报线路，包括大（沽）（天）津线、津沪线、江南的一些支线，都是大北公司修的；北洋电报学堂成立的时候，大北公司还特意派遣了几名精英来当讲师，培养出中国第一代电报人。

宋太祖说过，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此时的清朝政府也是一样，电报局里不容洋人酣睡。在1883年，清廷借着中国电报局移镇上海的机会，终于派了两个谈判代表着手解决大北公司这一头疼的问题。谈判代表才两个人，首席代表是盛宣怀，他的副手是郑观应。

盛宣怀一代官商，何等头脑，加上长期浸淫兴办电报的业务，一眼就明白问题的症结所在：就是丹麦人十年前在上海那手“暗渡陈仓”的计谋。这个先例不除，永远会有后续者蠢蠢欲动。他一边提醒各地华商“自设以争先”，免得被洋人占了便宜，一边和郑观应商量如何应对这一局势。

欲要灭敌，必先除其羽翼。要想干掉大北，就得先把外势扫平。

大北公司最强有力的支援，是那个叫嚣着要修香港－福州－上海线的英国大东公司，别看它跟大北公司是竞争关系，其实一个鼻孔出气。他们在1883年初就有了一个秘密协议，大东公司负责修一条香港到上海的水线，收益分给大北公司一半，而大北公司则允许大东公司分享中国海线修筑的专营权。对他们来说，旱线登陆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时任上海道的邵友濂已经拒绝过多次大东公司水线登陆的请求，假如大北公司成功登陆，大东公司就能理直气壮地嚷嚷：“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口子一开，损失就大了。

所以按盛宣怀的原话就是：“欲拆厦岸已成之丹线，方能拒福、汕将至之英线。”倘若能够先行把大东公司摆平，来一个釜底抽薪，大北公司也就离失败不远了。

可怎么釜底抽薪，也是一门艺术。给的条件太低，人家不干；给的条件太高，自己又吃亏。最后想出办法的不是盛宣怀，也不是郑观应，却是一个本来与此事无关的曾纪泽。

当时曾纪泽正在跟英国人谈判鸦片关税问题，中国欲禁鸦片又不敢禁，只好曲线救国，变着法儿提高鸦片的关税，以求能稍稍抑制。英国人还沉浸在鸦片战争的兴奋里，对中国这个要求坚决予以抵制，谈判一直陷入僵局。

这一次中国和丹麦谈判既开，曾纪泽忽然看到了希望。他跟李鸿章说咱们已经允许大北公司的南北二线登陆了，如果拒绝大东公司的请求，英国人肯定不干。咱们不如也让大东公司在上海上岸——虱子多了不咬，不差他一家争利的——拿这个作筹码，让英国人自己去对付东印度公司，逼他们接受加税。李鸿章有点犹豫，他觉得电报利薄，鸦片利丰，英国人算盘打的精，未必肯这么牺牲。

盛宣怀却觉得曾的提议不错，不妨一试。于是盛宣怀亲自出马，先扔给大东公司一个蜜枣儿。

盛宣怀先见了大东公司的总办滕恩，后来升格到中、英两国政府的谈判，在3月31日议定了一份《上海至香港电报办法合同》，许诺允许他们先架设香港到上海的海线，在宝山县城外上岸，与中国电报局的淞沪陆线相接，福州和汕头可以选择其中一个地方设置中转趸船。

但这些都不是白给的，盛宣怀要求他们在合同里写清楚：沿途诸口岸都不得分设线端。盛宣怀还悄悄在合同里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加了一个条款，言明这个项目如涉争议，不允许援引丹麦的先例。刚柔并济之下，大东公司终于接受了中方的条件，高高兴兴去筹款订货，把大北公司抛去了脑后。

那边厢曾纪泽带着成果去给英国人看，成功地提高了鸦片税。这边厢盛宣怀叮嘱大东公司这份合同千万保密，而且要求他们延缓半年到一年再行施工。大东公司虽不明就里，但也满口答应了。

扫干净了外围阵地以后，盛、郑二人开始正式对丹麦人发动了总攻。

大北公司的中国地区总办恒宁生是丹麦方面的谈判代表。这个人颇有来头，清朝打算修筑福台电报线路时，正是恒宁生与闽浙总督李鹤年交涉（参看第二节），后来他长期担任天津电报学堂的教员，与李鸿章一直关系密切，还得过御赐三等第三宝星勋章，算得上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他跟盛宣怀也是旧识。第三节里曾讲到朝廷在修长江支线的时候，盛宣怀伙同大北公司陷害胡雪岩，当时大北公司派去与盛宣怀一起秘密商议的代表，就是这位恒宁生，双方合作得非常愉快。

恒宁生觉得凭借自己在中国的资历和这份交情，盛宣怀应该不会太为难自己。可他刚一坐座，一看谈判对手还有一个郑观应，心中立刻暗暗叫苦。

大北公司和中国电报打过多年交道，恒宁生耍过的中国官员不计其数，但唯独糊弄不了这位郑先生。

清廷筹划津沪线时，承办方是大北公司，而中方负责验收大北代购电报材料的就是郑观应。郑观应拍着胸脯跟李鸿章保证，津沪线不成自己不领薪水，颇有庞令名抬棺决战的气魄。

大北公司本来以为中方官员都是些满口之乎者也的老腐儒，就算是洋务派的官员，也不过是粗通商务，对技术一窍不通，自己可以从中大捞一笔。结果他们代购的材料三番五次被郑观应退了货，还写信严厉斥责大北公司不按合同办事，还清楚地指出哪里不符合标准哪里以次充好，该用五米的冗余回路只购了四米、接线金属头成色不对，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大北公司的代表大吃一惊，我靠，这是行家啊！

等到他们派人打听出了郑观应的底细，差点给吓得一溜儿跟头。

人家郑观应早在几年之前就专门写作一篇关于电报的文章《论电报》，不仅高屋建瓴地指出电报在军事、商业、政治上的种种优势，而且详细阐述电报工作原理。后来他组织编译了《万国电报通例》和《测量浅说》，自己还在业余时间以威基杰的《电报新书》为基础，改编成了中国第一本汉字电码本《电报新编》。

说起电报，他若自谦中国第二，恐怕没人敢称第一。

大北公司这才明白，这位郑观应就算不是关羽关老爷，也是关胜关小爷，在他面前耍大刀是讨不了好的。从此他们不敢造次，津沪线修得异常顺利。整条线路1881年4月动工，天津、上海两头并起，到了12月24日就连通了，还没一年功夫。津沪线全长3075华里，立了2000多根电报杆，一共花掉银子17万两——清廷当时的预算是19万两，有了郑观应盯着，费用不超反省，实在是晚清时代的一大奇迹。要知道，三年以后清廷从天津修到旅顺，电报线全长才1235里，就花了10万两。

这回清廷派了郑观应来叫阵，背后还有一个更牛的盛宣怀。这两员大将横刀立马往那儿一戳，大北公司尚未开战，士气已沮。

说句题外话，当时给恒宁生当翻译的是一个叫做蔡绍基的年轻人，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詹天佑的同学。后来这个年轻人跑到了袁世凯的麾下当幕僚，一直作到了北洋大学校长和天津海关总督。蔡绍基一身铮铮铁骨，袁世凯称帝的时候，他反对得最为激烈，气得袁世凯拍桌子说登基以后第一个要枪毙的就是蔡绍基。

如果恒宁生知道自己的翻译日后是这么厉害的一个角色，不知在谈判桌上是否还能坐得住。

谈判一开始，恒宁生主动先提出来把上海的吴淞旱线给拆了，让盛、郑两位对朝廷有个交代，然后留着厦门的旱线不动。这建议貌似谦折，其实暗藏玄妙。当时上海诸国的旱线已经稠密如蜘蛛网，大北公司的吴淞旱线年代最早，虽然仍是干线，质量却大不如前，维护费高，利润却低，已成鸡肋；而福州、厦门沿海尚且还是一片空白，前年四国联合要求旱线登陆福建，都被朝廷拒绝。倘若他们能率先在那里开疆拓土，则又是一番赚钱的良机。

盛宣怀早对此洞若观火，他也不急，谈判桌上笑眯眯地说道：“既然贵公司如此有诚意，那吴淞口的旱线就按你们的意思，拆了吧。”恒宁生一喜，以为鱼上钩了，没料到盛宣怀还有后话：“……至于厦门旱线嘛，却不太好办呐，咱们得仔细商议商议……”

得，这条鱼把鱼饵吃下去，把钩给吐出来了。

恒宁生虽是个中国通，却不看京剧，不知道自己这回成了定军山上的夏侯渊，本来指望拿陈式跟黄忠换回侄子夏侯尚，却被黄忠先接回陈式，再一箭射死夏侯尚。他们也一样，算计厦门线不成，反先把上海线送到人家嘴里。估计盛宣怀那会儿肯定心里美得直在那儿唱“一封书信来的巧，天助黄忠成功劳”。

恒宁生咬了咬牙，上海线是保不住了，厦门线无论如何也得拿下来。孰料他刚提了一个话头，盛宣怀扔过来一份文件。

什么东西？同治九年清廷跟各国签订的那份海旱电报线条约，上面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写着洋人海线不得接上自己的旱线——这里感叹一下丁日昌的远见。恒宁生见对手开始正面攻击了，只好催马上前，硬着头皮顶上去。

可惜这一顶，又是一个晕招。

当时大北公司在厦门敷设的电报旱线应用的是新技术，不用电线杆，而是从海滨地区直接挖了一条地沟，把海线直接顺着地下连到厦门田尾西面的电报馆内。这个电报馆早在同治八年，也就是1869年就修好了，本来是丹麦在鼓浪屿设立的一个领事馆。但不知为什么，丹麦没有派驻领事，领事一职由法国领事监理，后来大北公司来到厦门，顺理成章地把它接管过来，改成了电报房，这建筑至今尚在。

走地线的好处第一可以保证信号稳定和线路质量，不用担心风吹雨琳；第二也免去意外损毁的麻烦——自从丁日昌、李鹤年之后，老百姓们对拔电杆兴致高涨。不过地线技术尚不成熟，无法应用于长途线路，好在从厦门海滨到田尾没多远，正合用。

恒宁生说了：这个地下旱线其实不算旱线。我们挖的地沟很深，海拔是负的，严格来说是在海平面以下，所以仍旧该算是海线。这招“暗渡陈仓”当年大北公司在上海用过，成功地把海线接进了黄浦江。今天他们又祭出这个老法宝，试图故伎重演。

大北公司这个逻辑十分混账，既牵强又蛮横。但俗话说的好，人至贱则无敌，他们都耍赖耍到这份儿上了，反而不太好应对。盛宣怀正琢磨着该说什么好，一直在旁边不吱声的郑观应出手了。

说是出手，其实郑观应也只是出了一指。

他拿来一张欧洲地图随手一点，丹麦人立刻不说话了。

指的是荷兰。

荷兰是著名的低地国家，整个国家三分之二都在海平面之下，全靠堤坝撑着。这些常识丹麦人都是极熟的，此时突然被郑观应点破此节，立刻就懵了。

是啊，这还能不懵么？你不是说厦门旱线在海平面以下，所以算海线吗？那荷兰呐？你们大北公司只要承认荷兰境内的电报线全是海线，我们立马就给你们开放登陆权。

大北公司哪儿敢承认这个！以后还想不想在欧洲混了。

恒宁生又折了一阵，心想再这么下去，自己手里一点筹码也没有了，回去跟几个幕僚商议了一下，只好悻悻退了一步。谈判再开的时候，他不敢再坚持旱线登陆的话题，转而搬出中丹两国传统友谊和大北公司在中国的业绩，唠唠叨叨说了半天，最后图穷匕见抛出一套方案：既然旱线权您要收回，没问题，不过大北公司希望能继续租下去。也就是说，旱线还是一如既往地运营，只不过所有权变换了一下。他希望中国方面能够承诺永远只租给大北公司，不和别人发生业务来往。

盛宣怀心中冷笑，这恒宁生也忒天真，只要线路在我手里，想干吗还不是我一句话的事。他让恒宁生拟一个纸面上的方案出来。恒宁生不知是计，几天就呈递了一份合约草案，其中有两条核心条款。第一条：“厦门旱线，由大北公司出资拆除；吴淞旱线由电报局用白银3000两赎回。”——这条吴淞旱线，就是丹麦人偷偷架设、险些气死沈秉成的那条非法线路。

第二条是：“不准他国及他处公司于中国地界另立海线，又中国欲造海线、旱线与大北有碍者，不便设立。”作为交换，大北公司允诺中国政府大臣及公务往来“凡从大北电线寄发者，不取报费”的优惠政策不变。

盛宣怀把谈判结果拿给李鸿章看，很快得到了批准。中国在沿海的旱线权益至此收回，如果用史书口儿来写的话，就是简单一句话：“折冲月余，丹人为之气夺。”

大北公司呢？虽然他们被迫拆除了上海、厦门的旱线，但被允许在上海附近的羊子角、福州在海上的川石山二处设趸船，将线头设于其上，权当浮动电报站，算是个折中的办法。更何况，尽管损失了旱线专利，但公司得到了中国保证的海线专营，排除了竞争对手。恒宁生觉得这次谈判失之之桑榆，得之东隅，算是从盛宣怀手里扳回一目。

他浑然不觉盛宣怀早在谈判前就和大东公司眉来眼去，这顶绿帽子早戴到大北公司头上了。

等到大北公司刚刚移交上海的旱线到中国电报局手里，没过两天，合约内容——尤其是关于海线专营的条款——就神秘地“泄露”出去。列强尤其是英国一听就急了，这不是搞垄断么？那我们大东公司该怎么办啊？

结果英、美、法、德四国大使一边照会清政府，一边给丹麦施加压力。丹麦蕞尔小国，扛不住这些大国压力，恒宁生心急火燎去找盛宣怀商量，后者两手一摊：“这件事我也没办法，这是国际形势啊，国际形势你懂不？”恒宁生又说那咱们那合同就作废了吧，盛宣怀又是两手一摊：“合同我们李大人都批准了，上海和厦门的旱线该改造的改造，该拆除的拆除，没法再恢复了。”

恒宁生这才知道自己上了一个大当。盛宣怀从一开始就摆好了口袋等他钻，事先故意让大东公司延缓施工，好教大北公司不致觉察。等到旱线移交完毕，中国电报局立刻翻脸不认人，大北公司若是再闹，就等于把四大国也推到对立面去了。

盛宣怀这一连串手段细致缜密，滴水不漏，堪称大师。

经过多方足足两年的扯皮，到了1887年总算有了一个结果。盛宣怀和大北、大东两家公司签订了一个《华洋电报三公司会订合同力款》，详细规定了“洋海华旱”的电报线路如何分账，生生把大北公司的蛋糕分给了大东公司一块儿。中方坐收渔翁之利，坐看争端。

两家争来夺去，最后又把旱线的控制权送回到中国手里——我拿不到的，你也别想要了。盛宣怀的以夷制夷，终于大获成功。盛宣怀搂草打兔子，还顺带着逼迫大北、大东公司签了一个《渔团保护海线章程》，要求这两家公司每个月掏2000块大洋给川沙、南汇、宝山和县渔团，因为这三个厅是电报水线必经的水域，上面渔船纵横。盛宣怀的意思是可以让这三个厅和渔团代为维护电报线路——其实说白了就是保护费，你给我钱，我就不给你捣乱。大北、大东公司想起丁日昌当年发动老百姓拆电报杆的手段，心里有点发毛，心想还是花钱消灾吧，乖乖认掏了这笔费用。

凭借这一次漫长的电报谈判所收获的权利，海旱线相接巨大的经济利益很快凸显了出来。1882年，中国电报局的电报费收入为6万余两；5年后上升为41万余两；又5年达63万余两；到1895年上升到115.5万余两。

而到了1883年，中法战争在越南开战，此战中，已经架设好的电报线路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军令通过电报得以迅速坚决地贯彻，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战局。特别是老将冯子材在镇南关取得大捷的电报一两天内就从越南递到了北京城，给渴盼胜利消息的中央政府带来了很大惊喜，充分体会到了电报的迅捷优点——尤其是电报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好处。要知道，当时欧洲各国都对这场战争严守中立，如果被大北公司或大东公司控制了旱线，中国政府可能就会因这些电报线的“中立”而贻误战机。

大北公司眼看煮熟的鸭子飞走了，恼羞成怒，唯一能作的只有取消自1871年就实行的中国政府公务电报免费的福利，该收多少钱就收多少钱，聊作报复。恒宁生临回国前，给盛宣怀发了份正式公函，称“自十月初三日为始，所有中国头等官宝报由大北电线寄发者，须照章付足电资，方为发报”，羞愤之情，溢于言表。

可惜庚子国变的时候，盛宣怀向英商大东公司、丹麦大北公司商借21万英镑，敷设由大沽至上海海底电线。两家公司借机抬价，“中国官商交困，复绌於力，于是以购价作为息借，分三十年偿还”。算是报了一箭之仇，不过这就是后话了。

大北公司被盛宣怀玩退了，中国电报局乘胜追击，其余诸线传檄而定。盛宣怀杀得性起，甚至一路追杀到香港，不知用什么办法说服港督弃置港英当局架设的新安线，以中国线路代替，并在九龙设了中国电报局的分号。

有了上海大捷的经验，其它边境重镇也纷纷如法炮制。如镇南关、东兴、蒙自、思茅与法国旱线相接，腾越边界红蚌河与英国旱线相接，珲春、黑河屯、恰克图、伊犁与俄国旱线相接，这些边境在商定与外国的电报线转接条款时，签的都既详细又慎重，基本上没吃什么亏。盛甚至还顺便帮当时的大清附属国朝鲜造了两千多里的电报线。至此列强所铺设的电报线都只能接到海岸，然后再接上中国方面的旱线头，无有敢造次者。

这起中国与大北公司的争端甚至惊动了万国电报协会。该协会觉得这种事不利于国际电报业的长治久安，打算把中国也吸收进去作会员国。盛宣怀却不干，他的理由非常简单：“人家都是玩了几十年的老油条，咱们现在经验不足，贸然掺和进去，就得按照人家的游戏规则走，到时候自己吃亏。”（盛原文：“现在中国创办未久，虽规模初具，然未便遽行入约，一切电报交涉事件，须按万国通例办理。恐未得其利益，先被其掣肘。只有坚守自主之权，不为侵占，将来再行斟酌。”）

于是中国电报局礼貌而坚决地回绝了邀请。盛宣怀的这份英明，就算搁到现在也是很有参考意义的。

因此这份战果，李鸿章在向清廷为其请奖的折片中，特意盛赞了盛宣怀主持中国电报局的业绩：“沿江沿海各省电线系派布政使衔直隶候补道盛宣怀总理其事，该道首赞成议，会商各省地方官次第筹办，事属创始，而规划精审，调度悉合机宜，用能妥速告成，远近无忧。复以经费有常，劝集华商巨款，将各省正线改归商办，俾公家久享其利，商人亦获什一之盈，实能裨益大局。各国觊觎已久，英丹电报公司且于九龙及上海至吴淞安设陆线，方谓非常之举，中国末必果行，遂群起相争，多方挠阻，该道奉饬设法抵制，相机操纵，一面集资赶设沿海陆线，使彼狡谋废然中止，保我自方之权，尤于国体商情所关匪细。今线路绵亘万数里，京外军谋要政瞬息可通，成效昭著，其功实末可泯。该员才具优长，心精力果，能任重大事件，足以干济时艰。”

盛宣怀因此大得圣眷，成为晚清一代名臣。而另外一位居功阙伟的郑观应，也因为在谈判中表现出色，被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调往前往广东，总办湘军营务处事宜，以应付中法战争。彭玉麟与两广总督张之洞谋划偷袭西贡法军屯粮之地时，还派这位智勇双全的官员秘密潜入，在西贡、金边一带侦察敌情，暗中联络南洋反法势力。他回国以后，隐居数载，一部《盛世危言》横空出世，震惊中外。世人皆叹其眼光深远，却不知郑观应的这种见识，正是肇始于对电报的深入研究呢。

就这样，外有列强的重重压迫，内有洋务诸名臣的极力推动，几经反复，发端于西洋的有线电报终于在中华帝国奠定了自己的地位，获得了国人的认同。

有了丁日昌、沈葆桢、盛宣怀、郑观应等一众先辈苦心孤诣的铺垫，到了马可尼发明无线电报的时候，中国对这个新生事物的接受程度，已经远不像从前那么闭塞，引进速度之快，态度之开放，令人咋舌。

马可尼在1985年进行无线电报通讯试验，获得成功并取得专利。转年8月9日，由黄遵宪、梁启超等著名革新派人物创办的期刊《时务报》上，就刊载了这样一条消息：《无线电报》。这条消息用的笔法，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有趣的很，兹转录如下：“意大利人马考尼，年少而好学，尤精于传电，新得其悟，其传也无事于线，不用电磁石，但用摩擦而生之电，凭空发递，激而成浪，颤动甚疾，每秒跳二万五千万次，所谓汉忒象浪是也。其发也性直，返射之角度，与透物之斜度，与光无异致。近挟其术抵伦敦，……表演无线电收发”，“发报与接报处，并无尺寸之线，其电报器具，不过两木箱。演说时，远置厅事两旁，一箱电发，则他箱内之小钟铮然应之”。文中的马考尼，就是我们现在翻译的马可尼，“汉忒象浪”就是赫兹发现的电磁波。

等到了1987年马可尼创办了“马可尼无线电报有限公司”的时候，《时务报》不失时机地又登出一篇消息《电浪新法》：“用大小合度、力量相当之电机，数英里之遥，凭空发信，现用哈子（赫兹）法之电浪试验”。“于一英里之外，设一电机，并在隔一山处，亦设一机，激动电浪，则两机俱应，是则电浪竟能穿山水矣。”这两篇报道，使国人及时了解了无线电报的特性和原理。

1899年初，中国购买了几部马可尼旧火花式无线电机，安装在广州两广总督督署、马口、威远等要塞以及南洋舰队各舰艇上，以便远程军事指挥之用。这是无线电波首次飞越在中国大地上。十分难得的是，这一次中国对无线电报的应用，基本上与欧美同步。要知道，在同一年，马可尼才刚刚说服英国邮政部在南福兰角建立了一个无线电报站，用来与法国维姆勒之间的通信，通讯业务方才起步。中国的反应速度，已在大部分欧洲国家之上了。

到了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俄军在烟台至东北的牛庄架设起来无线电台，来指挥作战。保持“局外中立”的清政府受此影响，斥巨资购买了7部马可尼式无线电机（每台约白银2000两），安装在北京附近的南苑以及几艘海军舰艇上，其功能不问可知，也是军事所用。

观一叶而知秋。清政府在对无线电报的安排只是一些小小的历史细节，却并非无关宏旨。从其中的细微处，我们可以揣摩到，电报已经从一头国人眼中避之不及的洪水猛兽，逐渐变成了与军事、政治生活密不可分的一件利器。

电报这个小小的发明，在这个绵延几千年的国度已经开始渐渐发酵了。

正文电报与晚清政治

每一次科技的变革，总会对社会产生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往往最先作用在政治和军事上。电报的出现，是一次信息革新，它使信息的传输速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步，这对于视情报与时间如生命的军事将领、政治家们来说，不啻为是一柄利器。即使是对新生事物反应迟钝的晚清，亦不能完全规避这种影响力。清政府晚期的许多著名事件，都是与电报的出现密切相关——或者我们应该反过来说，假如没有电报这种东西的话，许多清末政治事件未必会发生，即便发生也未必会辐射出绝大的影响力和震撼来。科技改变政治，这一条定律即使是在中华老大帝国亦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在电报引入中国的早期，清政府和绝大多数国人并没有意识到电报其中蕴藏的重大政治价值，尽管很方便不错，可也仅此而已。换句话说，电报只是一件“玩意儿”，上不得台面。

中国正式开始架设电报线路是在光绪五年，李鸿章在天津与大沽炮台之间建成电报线，随即铺开了沿海各省电报建设的大潮。但清政府却一直不认为电报是官方文件，只是称之为“抄电”。当时官员打电报上奏之后，仍旧要用传统途径送递一份同样内容的奏折，以便备档。可见在当时清政府心目中，电报根本不能算是正规文书。

一直到1883年发生的中法战争，才改变了清政府对电报的态度。当时中国军队一路连胜，昏庸的清政府却一味求和，电令前线停战。老将冯子材和黑旗军首领刘永福复电抗辩，却无力回天。当时担任广东会筹防务的湘军名将彭玉麟按捺不住愤懑之情，愤然赋诗一首：“电飞宰相和戎惯，雷厉班师撤战回。不使黄龙成痛饮，古今一辙使人哀”，把此事比作了十二道金牌召回岳飞的国耻。这是首次把电报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

此役丧权辱国，颟顸之至。不过电报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倒是发挥得淋漓尽致，让清政府尝到了远程遥控的甜头，认识到了电报的重要性。于是从光绪十年开始，在军机处建立电报档案，光绪帝亲自下旨将电报视作公文来对待。同僚之间的电文往来，被称为“电牍”，给皇帝的电报奏折则称为“电奏”。

所以查阅中国近代史料就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从光绪五年到光绪十年这期间的电报，几乎没有档案保存。只有在一些满清大员的个人收藏里——如盛宣怀的“盛档”中——才能一窥中国早期电报的风貌。

到光绪二十四年百日维新之时，电报的名分终于确定下来，被新法提升到了正式公文的地位。而恰好也是这个时候，电报的真正政治价值，也在这一年大放异彩。

光绪二十五年（1898年）6月11日。一心想要扭转颓势的光绪皇帝主持的戊戌变法正式开始，这是清政府最后一次挽救国运的努力。短短百天内，光绪和他信重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就颁布了数十条变法诏令，其中牵涉到编练新军、兴办实业、鼓励发明等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一时间中国这只睡狮，似乎有了那么点猛醒的样子。国内的有识之士无不翘首企望，希望他们心目中的明君光绪，能为中国再造一个盛世中兴的气象。

然而积重难返的满清朝廷，走到了封建社会的末期，已经不可能像明治维新的日本一样轻易摆脱那太过沉重的历史包袱。上有积威数十年的慈禧太后，中有闭目塞听的守旧官僚，下有民智未开的无知百姓。漫说光绪不是光武帝，就算他有着超越唐太宗、宋太祖的才华，面对着这无奈到了极点的局面，只怕也只能黯然一声长叹罢了。更何况，他只不过是个徒有热情，却既无治国的实际经验，又无可依靠的班底的空壳子皇帝呢。

所以慈禧一反手，光绪皇帝就翻身落马，戊戌六君子或死或逃；所以戊戌变法在史书上，就被后世人取了个别名“百日维新”。一场变法强国的春梦，终究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

这件事的直接影响，一是让本来已经保守到了极点的风气更趋保守，中国的国运也向着背离世界大势的方向加速滑落。二是慈禧也对这个忤逆的干儿子光绪深恶痛绝，连将他握在手中当傀儡来耍的念头都完全断绝了。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慈禧太后立端亲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准备废黜被幽禁在瀛台的光绪另立新帝，史称“已亥交储”。但是让那个慈禧始料未及的是，这个决定竟然引起了中外舆论的一致强烈反对——洋人同情较为开明的光绪皇帝，各国公使对立储一事冷眼相对，一个去道贺的都没有；而在国人中间，更是掀起了轩然大波。

无论如何，光绪毕竟是大清帝国的皇帝，象征着皇家的光荣和尊贵。而且他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总还是个肯做事的皇帝，这点比起那些因循守旧的官僚们更是难能可贵。并无失德之处而要被篡废，不管是革新派还是一般百姓都是为之抱不平的。于是，民间对慈禧太后乃至整个满清官僚体系的不满，就在这一刻集中爆发了出来。

率先义无反顾地站出来的，是一位叫做经元善的老叟。

经元善，字莲珊，号剡溪聋叟，是上海著名的富商，热心于洋务和公益慈善事业，对民族企业尤为支持。当时由江苏、浙江、福建至广东的电报线路架设工程缺钱上马，需要吸纳民间资金，主持此事的盛宣怀找到经元善想办法，他当即痛快承诺，并和谢家福、郑观应联合组织35万两白银投入。以此功绩，经元善被李鸿章任命为上海电报局总办，从此与电报有了不解之缘，担任此职长达十八年之久，把上海电报局经营得风生水起，好不兴旺。对于维新变法，经元善是举双手赞成，并且身体力行，积极在上海实行新政。

慈禧改储的消息传来，同情光绪的经元善大为震惊。他当即向老上司盛宣怀去电，希望盛能和他一起上书，谏阻此事。可是让经元善大失所望的是，早已将时局看得通透的盛宣怀只回了他一封9个字的简短电报：“大厦将倾，非一木能支”。

怎么办？是大声疾呼，还是蝇营狗苟？虽然出身商界，但他毕竟是饱受儒家教育的知识分子。在忧愤之下，经元善骨子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热情被猛地激发了出来。

中国知识分子的激烈手段，不外乎伏阙上书之类。远有海瑞给嘉靖的直言上疏，震惊海内；近有康有为，联合了十八省三千多位举人公车上书。从方式而论，这些上书皆是手书奏折，递送入朝，无论海瑞还是康有为，均概莫能外。

但经元善却发古人所未发，开创了中国政治史上前所未见的手段——通电上书。

已亥交储之时，他身在上海，无法立刻赶到京城。劝说盛宣怀未果之后，经元善便利用自己在上海商界和电报局的影响力，奔走呼号，串联了绅商名流与新党官员一千二百三十一人——其中不乏章炳麟、蔡元培、唐才常、黄炎培这样的大人物——大家“公凑电资”，经元善以上海电报总办的名义，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全国发出了这样一封振聋发聩的著名电报：

“昨日卑局奉到二十四日电旨，沪上人心沸腾，探闻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务求王爷、中堂大人公忠体国，奏请皇上力疾临御，忽存退位之思，上以慰皇太后之忧勤，下以弭中外之反侧。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到这一封电报之后，大为震惊。一是因为这封电报竟在如今的政治形势之下仍旧去挑战慈禧，可谓虎口拔须，不知死活；二是因为落款人名之多，名头之盛，真是前所未见；三则是因为这封电报不只发给了总理衙门，还拍送到了各地的电报局，全国皆知。经元善这一手，让总理衙门立刻陷入被动，完全没有反应的时间，更在全国舆论的火头上浇了一把油，被赞为“飞电阻谏，电动全球”。在这封的通电的引领下，再加上身在海外的康、梁等人的鼓吹，形成了一股用电报来表达民意的风潮。一时间各地纷纷致电总理衙门。“凡四十六埠”，各地同情变法的士绅们纷纷“集资发电”，最多时候电报总署竟然一天能接到12封劝谏慈禧不要擅行废立之事的电报。

这也是清末第一次，也是最大规模的、以电报为斗争工具的民主事件，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通电。它在极短的时间串联了舆论，凭借传统信息传递载体所达不到的高效率在大范围内发挥影响，效果卓著。尽管这一次通电并未能达到政治目的，经元善本人也因为被清政府通缉而逃去了澳门。但他的作为却点醒了一批官场和民间的明白人：“原来，电报还可以这样来用。”

于是，紧接着，电报又一次在政治上发出了耀眼的光亮，这一次更是极大的震撼了晚清政治格局。

让我们从慈禧太后说起。

“已亥交储”之后，宫内局势逐渐稳定下来，紫禁城外却是风雨飘摇。民间舆论汹汹，怨声载道，列强更是心怀鬼胎，各有各的小算盘。慈禧太后恼恨那些洋人同情维新和光绪皇帝，甚至还窝藏朝廷钦犯康有为和梁启超。虽然对玩弄政治手腕有着天生的才能，但慈禧毕竟是个颟顸愚昧的深宫妇人，对于国际局势全不了解，在她看来，民间的风潮，都是洋鬼子鼓弄起来的，看看经元善等人的电报里，不是明明写着“探闻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的么？

于是慈禧一怒之下意气用事，再加上毓贤、刚毅等满族大臣屡屡谗言，她竟然准备依靠义和团来“扶清灭洋”，最后竟干脆地干出了对英、法、德等“天下万国”宣战的可笑愚举。

一经宣战，举国哗然。

慈禧毕竟是坐在中国实际统治者这个宝座上数十年的人物，就算再昏聩，也不是寻常之辈。虽然裕禄等王公大臣一再传来“捷报”，但是义和团根本不是八国联军的对手，她也是看得明白的。一方面寄希望于义和团的“神功”能够破敌，另一方面，又明知这些人并不真正可靠。在这种矛盾的心理作用下，慈禧太后忽然想到了电报，这个她一向深恶痛绝的西洋玩意儿，或许能够在制夷方面发挥些功效。

于是，老佛爷也学起经元善，开始用电报来玩政治手段了。

她发出了一封电报，来解释她对万国宣战的原因。

“此次中外开衅，其间事机纷凑，处处不顺，均非意计所及。该大臣等远隔重洋，无由深悉情形，即不能向各外部切实声明，达知中国本意，特为该大臣等缕晰言之。先是直东两省，由一种乱民，各就村落，练习拳棒，杂以神怪。地方官失于觉察，遂致相煽成风，旬月之间，几于遍地皆是。甚至沿及京城，亦皆视若神奇，翕然附和。遂有桀黠之徒，倡为仇教之说。五月中旬，猝然发难，焚烧教堂，戕杀教民，阖城汹汹，势不可遏。

当风声初起之时，各国请调洋兵到京，保护使馆，朝廷以时势颇迫，慨然破格许之，各国通计到京洋兵不下五百，此中国慎重邦交之明证也。各国在京使馆，平日与地方官尚属无怨无德。而自洋兵入城之后，未能专事护馆，或有时上城放枪，或有时四出巡街，以至屡有放枪伤人之事。甚或任意游行，几欲阑入东华门，被阻始止。于是兵民交愤，异口同声。匪徒乘隙横行，烧杀教民，肆无忌惮。各国遂添调洋兵，中途为乱党所杀，迄未能前，盖此时直东两省之乱党，已熔成一片，不可开交矣。朝廷非不欲将此种乱民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间，操之太促，深恐各国使馆保护不及，激成大祸；亦恐直东两省同时举事，两省教士教民，便无遗类，所以不能不踌躇审顾以此。尔时不得已乃有令各使臣暂避至津之事。正在彼此商议间，突有德使克林德晨赴总署，途中被乱民伤害之案。德使盖先日函约赴署，盖署因中途扰乱，未克如期候晤者也。自出此案，乱民益挟骑虎之势，并护送使臣赴津之举，亦不便轻率从事矣。惟有饬保护使馆使之兵，严益加严，以防仓卒。不料五月二十日，既有大沽海口洋员面见守台提督罗荣光，索让炮艇之事。谓如不允，便当明日两点钟用力占据。罗荣光职守所在，岂肯允让？乃次日果先开炮击台，相持竟日，遂至不守。

自此兵衅已启，本非衅自我开，且中国既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与各国开衅？此意当未各国所深谅。

以上委曲情形，及中国万不得已而作此因应之处，盖大臣等各将此旨详细向各外部切实声明，达知中国本意。现仍饬带兵官照前保护使馆，惟力是视。此种乱民，设法相机，自行剿办。各该大臣在各国遇有交涉事件，仍照办理，不得稍涉观望。将此各电谕知之。”

这封电报写的语意含糊、前后矛盾，既想乞降求和，又不肯放下颜面，充分体现出了慈禧内心的惶恐与恼怒。电报被送到了八国联军总司令官瓦德西手里，瓦德西一看内容，几声冷笑，根本不吃慈禧这一套，退回了电报，继续指挥联军进攻。八国联军很快便瓦解了清军的抵抗，攻拔了天津，直指北京。

已经陷入绝望的慈禧忽然又心生一计，觉得既然跟瓦德西说不通，那么绕开军方，干脆跟各国高层直接沟通，从政治层面寻求解决之道。这时候，她总算意识到电报的好处了。若是以往靠飞骑传送，根本不可能在短短数天之内就跟分布在各个大洲的列强高层都建立起联络，现在几个电报拍过去，瞬息便可搞定。

只要能联系上各国政治首脑，事情就好办了。军事实力中国不行，积五千年的中华政治智慧，还怕玩不转洋人么？慈禧这么想着，又变得信心十足，玩政治手腕她在国内还真没怕过谁。

于是慈禧立刻召来总理衙门，开始频频向各国元首发去电报，想来一个长袖善舞，周旋于万国之间。

她首先想到的是俄罗斯，俄罗斯当年是康熙皇帝的手下败将，应该最好对付，于是便先给俄罗斯沙皇尼古拉二世发了一封电报：

“大清国大皇帝问大俄国大皇帝好。中国与贵国邻邦接壤，二百数十年来，敦睦最先，交谊最笃。近因民教相仇，乱民乘机肆扰，各国致疑朝廷袒民嫉教。归国使臣格尔思曾向总理衙门请速剿乱民，以解各国之疑。而其时京城内外，乱民蔓延已遍，风声煽播，自兵民以及王公府第，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若操之太蹙，既恐各使馆保护不及，激烈成大祸，又恐各海口同时举事，益复不可收拾，所以不能不踌躇审顾者以此。乃各国水师不能相谅，致有攻占大沽炮艇之事。于是兵连祸结，时局益形纷扰。因思中外论交，贵国与中国，绝非寻常邻谊可比。前年曾授李鸿章为全权专使，立有密约，载在府盟。今中国时局所迫，几致干犯众怒，排乱解纷，不得不惟贵国是赖，为此开诚布臆，肫切致书。惟望大皇帝设法筹维，执牛耳以挽回时局，并希惠示德音。不胜激切翘企之至。”

慈禧随即想，列强之中最强的，无过于英吉利国。何况英吉利国当时是女王当政，或许能与慈禧有些共同语言，便给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也发去一封电报：

“大清国大皇帝问大英国大君主兼五印度大后帝好。中国与各国通商以来，惟贵国始终以商务为重，并无觊觎疆土之意。近因民教相仇，乱民乘机肆横，各国致意疑朝廷袒民嫉教，遂有攻占大沽炮台之事。从此兵连祸结，大局益纷扰。因思中国商务，贵国实居十之七八，关税既轻于各国，例禁亦宽于他邦。是以数十年来，通商各口之于贵国商民，最相浃洽，几如中外一家。今以互相猜疑之故，时局一变至此。万一中国竟不能支，恐各国中必有思其地大物博，争雄逞志于其间者，于贵国以商立国之本意，其得失当可想而知。现在中国筹兵筹饷，应接不暇，排难解纷，不得不惟贵国是赖。为此开诚布臆，肫切致书。惟望大君主设法筹维，执牛耳以挽回时局，并希惠示德音。不胜激切翘企之至。”

最后是慈禧一贯看不起，却又恨又怕的日本帝国，慈禧发电云：

“大清国大皇帝问大日本国大皇帝好。中国与贵国唇齿相依，敦睦无嫌。月前忽有使馆书记被戕之事，正深惋惜，一面拿凶惩办间，而各国因民教仇杀，致疑朝廷袒民嫉教，进而攻占大沽炮台。于是兵衅遂开，大局益形纷扰。因思中外大势，东西并峙，而东方只我两国，支柱其间。彼称雄西土，虎视眈眈者，其注意岂独在中国哉？万一中国不支，恐贵国亦难独立。彼此休戚相关，亟应暂置小嫌，共维全局。为此开诚布臆，肫切致书。惟望大皇帝设法筹维，执牛耳以挽回时局，并希惠示德音。不胜激切翘企之至。同上。”

在这几封电报里，慈禧施展出了浑身解数，一会儿拉着俄罗斯，说“贵国与中国，绝非寻常邻谊可比”如何如何；一会告诉英国中国若跨掉，其他列强难免会侵占英国在华利益；一会又拽着日本，苦口婆心地讲所谓“唇亡齿寒”的道理，说“万一中国不支，恐贵国亦难独立。彼此休戚相关”云云。可说是把所有离间的手段，都用了出来，只盼着各国“彼此相疑，纷生龃龉”，清政府便可趁此间隙喘息一二。

可惜国际政治，不是靠小聪明就能掌控的。据说几个国家的外交人员拿着这几封大同小异的电报一对，笑得“为所颠倒”，笑完了，又不禁感叹这位满清的最高统治者实在是不可理喻。各国外交人员把电报转回国去，压根没有几家政府当回事。慈禧翘首以望，却是石沉大海，一封回电都没有。几个老牌强国根本懒得搭理这个无知昏庸的老妇人。

唯一搭理了慈禧几句的，只有年轻而急于在国际事务中表现自己的美国政府，它客客气气回复了一封电报。

“美国总统向中国皇帝致意：

我已收到陛下7月19日来函，欣悉陛下认识到，美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除了希望正义和公平之外别无他求这一事实。我们派军队到中国的目的，是从严重危险中营救美国公使馆，同时保护那些旅居中国并享有受条约和国际法保证之权利的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已向贵国派遣军队的所有国家都公开了同样的目的。

我从陛下的信中得知：那些扰乱中国的和平、杀害德国公使和日本使馆成员、现仍在北京围困着那些幸存的各国外交官的暴徒们，不仅没有得到陛下的任何赞助和怂恿，而且实际上是对皇权的反叛。如果是这种情况，我最郑重地促请陛下政府：

1．公开证实外国公使是否还在世，如果还在，他们的现状如何。

2．让各国外交使节直接、自由地与各自的政府取得联系，排除威胁他们生命和自由的一切危险。

3．使中国的朝廷与援军保持联系，以保证在解放公使馆、保护外国人以及恢复秩序方面彼此合作。

如若这些目的均告实现，本政府相信，对于和平解决这次动乱所引起的一切问题，各国将不会存在任何障碍。同时，本政府在取得其他国家的同意后，将乐于以此目的为陛下进行友好的斡旋。

威廉·麦金莱”

那时的美国，和如今的不可一世不同，人轻言微，虽有善意，却无济于事。慈禧电报离间不成，只得仓皇北狩，并急电各地诸侯进京勤王。

千盼万盼，结果她最后盼来的，却是一封令她惊骇莫名的电报。

这一封电报在中国政治史上的地位之重要，无以复加。而在这一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恰恰就是在中国电报史上举足轻重的盛宣怀。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腐败之极的清军节节败退。平壤战役中，虽然有左宝贵、聂士成等部的拼命血战，但由于统帅叶志超的不战而逃，清军一溃千里，盛宣怀五弟盛星怀阵亡于败军之中。这一噩耗传来，盛宣怀愤激之下，旧疾发作，差点死掉。第二年马关条约签定，盛宣怀以身体不好，无法担当大任为由几次要求辞职，清廷都没有批准。从日后的事情推演，盛宣怀对清廷失望透顶，恐怕就因此时起了。

在清室尚未向各国宣战之前，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和时任铁路大臣的盛宣怀等人就在一起秘密商议过对策。一向善于利用电报的盛宣怀自然也不可能放弃自己最为有利的阵地和武器，电报也随之再次走进了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下，扮演了重要道具的角色。

6月20日，也就是清廷正式向列强宣战的前一日，李鸿章给清朝中央政府拍发了一封电报，称：“众议非自清内匪，事无转机。”电报里这个“众”就是指东南地区的督抚们，他们经过商议，认为只有“先定内乱”，才能“再弭外侮”，不清除掉“内匪”义和团，就无法收拾局面。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这一建议是正确的。但此时，他们的意见已经不能影响陷入醉狂状态的中央政府了。被洋人欺侮已久的满清权贵们，正在盲目的快感刺激下，向着他们也不知道在哪里的目的地狂奔。

1900年6月21日，慈禧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了《宣战诏书》，同时向12个国家宣布开战，史无前例。宣战后，清廷将《宣战诏书》转电各地，并命令沿江、沿海各省“召集义民”、共御外侮。

电文递到电报总局，盛宣怀看过以后，长思良久，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决定先扣发这封清朝最高统治者发出的电报，并给李鸿章拍发了一封震惊千古的急电。

这封急电的全文如下：“千万秘密。廿三署文，勒限各使出京，至今无信，各国咸来问讯。以一敌众，理屈势穷。俄已据榆关，日本万余人已出广岛，英法德亦必发兵。瓦解即在目前，已无挽救之法。初十以后，朝政皆为拳匪把持，文告恐有非两宫所出者，将来必如咸丰十一年故事，乃能了事。今为疆臣计，各省集义团御侮，必同归于尽。欲全东南以保宗社，诸大帅须以权宜应之，以定各国之心，仍不背廿四旨，各督抚联络一气，以保疆土。乞裁示，速定办法。”

这封电报在近代史上的意义极为重大，盛宣怀以纵跨政商两道的大局观，准确地判断了当前局势最有可能的发展方向，并且正式提出了“联络一气，以保疆土”的政治方案，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东南互保”雏形——台湾学者戴玄之据此认为，盛宣怀应该是“东南互保”的首倡者。特别是中间“今为疆臣计”这一句话，表明了盛宣怀已经不把自己视为大清的臣子，而是以李鸿章的私党自居了。后人评论，这封电报“不但保住了南方半壁江山的安宁和繁荣，而且准确地预测了清末最后十年发展的脉络，它也预告了南方省份将重新主导了这个古老帝国未来近三十年的走向”。

盛宣怀和李鸿章商量妥当之后，才向各地转发清廷的电报，但同时他又嘱咐手下“但密陈督抚，勿声张”，并迅速电告各地督抚，要他们不要按照电报上的命令执行，并且旗帜鲜明地提出这封电报是被暴民胁迫下发出的“伪诏”！这就给各地督抚提供了一个道义上的借口，既然是“伪诏”，又何必要执行呢？张之洞当即用电报回奏朝廷，“恳请严禁暴民，安慰各国，并请美国居中调停”。

但随后而来的另一封电报，把刚刚喘了一口气的督抚们又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朝廷下令，各地督抚必须立刻集结兵力，“北上勤王”。

地方的督抚们并不像慈禧一样闭目塞听，更加了解天下大势的他们深知，即便按照朝廷的命令执行，也不会对战争的结果有任何影响，反倒可能会把相对富庶和现代化的东南各省也陷入战火之中。然而中国是一个儒学治国的国家，“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君君臣臣，君权是重于一切的。两相为难之下，一时间，各地督抚都哑然失声了。

这个时候，从广东飞出的一封电报，挽救了险些被扼死在摇篮之中的东南互保联盟。盛宣怀的恩主、天下督抚的老大领袖李鸿章电复朝廷：“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慈禧接到这封电报时，几乎惊得没喘过气来。这封电报实在太艺术了，八个字高妙无匹。它虽然不否认“勤王电”是清廷的正式命令，却提出这是“乱命”，也就是不正当、不应该接受的命令。并且正式表明了态度——“粤不奉诏”。与此同时，又仍然以地方官员自居，把和中央政府的对抗限制在了一个不撕破脸皮的限度，让清廷不至于暴走，各地督抚也敢于接受。这后面，有没有盛宣怀的建言和策划呢？我们是无从得知了。

李鸿章的这封电报通电全国后，东南各地督抚松了一口气，反正天塌下来有更高的顶着了。配合李鸿章的行动，盛宣怀接连给张之洞、刘坤一去了急电，提出了“上海租界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的具体措施。张、刘复电表示同意，“东南互保”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6月24日，张之洞致电列强驻上海领事，内称：“上海租借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各国商民产业，均由各督抚保护，本部堂与两江刘制台（刘坤一）意见相同，合力任之，已饬上海道与上海各领事迅速妥议办法矣，请尊处转致各国领事。”

两天后，在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支持下，由盛宣怀从中牵线策划，上海道余联元与各国驻沪领事商定了《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省督抚保护，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东南互保”条约。江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各省巡抚均派出代表参加仪式，各国对此条约都颇为赞赏，英国虽然由于未能达到独霸长江流域的目的，一直不愿签字，但是毕竟孤掌难鸣，也只有委委屈屈地默认了。

条约虽然签定，但毕竟地方的督抚们不能代表清朝中央政府，也没有外交权，这份条约是没有任何公法效力的。盛宣怀的好友，《新闻报》老板卡尔文·弗格森在签字当天还问他：“今日定约，倘贵国大皇帝又有旨来杀洋人，遵旨否？”所以3天后，一直被督抚们压着没有公开宣布的《宣战诏书》突然在上海被公布，又引起了很多人的震动和猜疑。

为了尽快稳定局面，盛宣怀再次致电刘坤一和张之洞，请求他们公开表态以平复人心。

刘、张二人于是致电各国公使：“无论北事如何，仍照原案办理，断不可易。”为了扩大互保范围，把更多的人拉下水，刘、张公开致电各地督抚，请求支持。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通电表示赞同，原先持观望态度的浙江、四川、陕西等地看到大势所向，也纷纷公开表示支持。各省督抚甚至通过电报暗中约定，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如有不测，他们将推选李鸿章出任总统来维持国家稳定。

这一封封的往来电报，织就了东南互保的大网，也撕破了满清朝廷的最后一块遮羞布。本来自太平天国运动开始，朝廷的绿营糜烂不可用，中央政府被迫令各地督抚自募练军起，清朝中央政府已经失去了对地方实际控制的权力，不过靠着曾、左、李等重臣没有什么太大野心，慈禧在中央又有一定威望，还能勉强撑持着老大帝国的威严。有时候人人都明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不过心理惯性使然，不敢作仗马之鸣而已。现如今，这一封封电报赛匕首，似投枪，放干了满清朝廷的最后一滴血。每个人都知道，清朝的统治已经完蛋了，大家擦亮眼睛，只等着看它什么时候咽下最后一口气。11年后的辛亥革命，也不过是水到渠成而已。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条约签订，八国联军退出中国。吓破了胆的慈禧太后终于从西安回銮北京。只是这一次她不敢沿原路返回，而是选择了东出潼关，经过河南洛阳、巩县、郑州到开封，再从开封渡过黄河，一路北上。在此之前，慈禧太后一直不允许陕西、河南等省修筑铁路、电报，以致陕、豫两地只能靠畜力运输或传递信息，极其不便。盛宣怀打出方便太后“回銮”的旗号，特意拨款修筑了潼关－直隶线，全长1600华里，与山东、江苏两路电报联通，从此开始了中国内地的电报网络建设。

至于慈禧太后，她已经充分领教了电报的威力，总算乖乖闭上了嘴，不再横生阻挠。

假设没有电报，而是依靠清政府古老而效率低下的驰驿，李鸿章、盛宣怀、张之洞等人绝不可能在短短几天内就“东南互保”的核心精神达成共识，并以极快的速度传遍全国，让各地督抚为之震动，顺利实行。电报赋予了“东南联保”以全新的政治内涵，其商议效率之高，实施速度之快、覆盖范围之广，别说大清开国二百年，就是中华五千年来，也是匡古未有的政治奇迹。

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这里姑且不提。不过东南互保事件却生动地表明，电报在短短几十年间，已经从国人眼中的洪水猛兽变成了中国政治不可或缺的一项关键工具。电报的迅捷让政治变得更加云诡波谲，变数更多。到了清末民初，更是电波纵横，往来频繁。可见电报已深深进入生活，给中国晚清政治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

正文邮传部风云

我们都知道，三省六部制是中国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中央官制系统。它始建于隋文帝时期，在唐代得到完善与进一步的发展，从宋朝以后，三省制有所废弃，但掌管天下具体事务的吏、户、礼、兵、刑、工这六部制度却延续到清朝末年，前后一直存在了1200多年。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列强的环逼之下，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新思想、新制度的冲击，已经逼得这个老大帝国必须要做出改革以求得基本的生存能力了，这也正是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中所提到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八国联军侵华后，清政府在国内外的压力下，宣布准备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进行官制的改革以适应新的形势要求。于是清廷首先把掌管外交的总理衙门改组成为外务部，随后又新成立了管理商业的商部、管理国内安全的巡警部。1906年，清朝政府正式对六部制度进行彻底的改组，在把巡警部改为民政部、户部改为度支部、兵部改为陆军部、刑部改为法部、工部和商部合并为农工商部之余，又设立了一个全新的“中央部委”，管理天下路、船、邮、电四政，称为邮传部。

邮传部的政治职能，大致相当于我国建国初期交通部和邮电部的合体（邮电部98年改名信息产业部，08年改称工业和信息化部，其政府职能亦随之有所变化），它的前身，就是我们屡次提到的，由盛宣怀主持开办的电报总局。

清朝末年，经过了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之乱，清朝政府背负着沉重的军费和战争赔款，对地方财政的控制空前弱化，虽然一再加税加捐，也开始课收厘金，但中央还是经常陷入财政窘迫、无钱可用的尴尬局面。

中国的海关当时由英国人赫德为总税务司，经营情况相对较好，年收入1200万两，是清朝政府的第三大税源，也是各种洋务运动的主要资金来源。电报总局刚开始建设的时候，就是借用了海关的经费来经办的。但是津沪线建成四个月，在一群腐败官僚的管理下不但没有盈利，反而亏损甚大。身兼官、商两职的盛宣怀，自然想到了引入较为灵活、先进的商业资本来扭亏为盈。这个在前面说及盛宣怀时已经提到，不再细述，下面主要谈一谈中国的电报事业是怎么由“官督商办”又变回“官督官办”的。

不得不说，“官督商办”这一招在中国电报事业的前期发展中，是起了不可磨灭甚至是决定性的促进作用的。不但解决了资金匮乏的根本问题，而且商人们灵活先进的管理、经营，也不是官僚机构所能比拟的。从光绪八年（1882）三月初一日起，短短两年间，8万两的初始资本膨胀了10倍，到了光绪二十五年（1899），资本总额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20万元。

经营情况好了，股票自然水涨船高。刚开始每股100元面值的原始股最高时涨到160元，每股一般可派发红利20余元，最高时每股红利居然涨到35元以上，投资商们自然个个赚得喜笑颜开了。

当时电报局实行的是“学堂与电局相表里”之制度，进入电报学堂就学的学生，自动就担任电报局的电报生。他们的薪水分为4等12级，要想薪水提一个档次，就要通过考试进入更高一级。考试共分10项业务，每项业务20学分，最终的薪水是根据考试所获得的学分来确定的。这就好比当年的大学生毕业包分配，而且电报局的薪水又颇为丰厚，自然吸引了不少人趋之若鹜。社会上也把电报与银行、铁路、海关等其他3门职业一同称为“金饭碗”。

股东们和职员们虽然高兴了，老百姓和当官的却都郁闷了。

先从百姓这边说起吧，中国电报局在晚清时期的派头很大，早期各地电报局皆为官办官用，门前都竖有“虎头牌”，上面还横着用馆阁体大字写着：“非传政令不得入内”，有近于“肃静”、“回避”等衙门大牌。所以老百姓们都敬畏地把它们称之为电报衙门。后来电报局逐渐转为民用，百姓们用得多了，敬畏之心日减，不满倒是与日俱增。不满的方面主要有两个，一曰贵，一曰烦。

贵，是不用说的，据时人笔记记载，从天津发往通州的电报每个字的发报费用是银元1角。这银元1角在当时能买多少东西呢？可以买16斤大米或30个鸡蛋，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大概值50多块钱。换句话说，假如您发一封10个字的电报，就要掏500块钱——天津到通州才几步路啊，要是发封跨洋电报，只怕一个月工资就全折进去了。

所以民间的商人和普通百姓，都曾多次呼吁电报能够降价，但毕竟这玩意是绝对的垄断经营，民间呼声虽高，终究也是白搭。

如果说光是贵，服务态度能好一点，也算心里边稍微有点安慰。可是不然，那时候可不提倡人性化服务。当时的电报局，是不给私人提供译码服务的。还是刚才那个比方，假如读者大人您要在光绪年间发一封私人电报，就需要先到当地电报局或者书店去买一本译码本，把您的电报按字翻译成电报码，再跑到电报局去交给发报员，发报员按照你翻译的编码发给目的地，目的地的收报员再把这一串数字送给收信人，收信人也要买一本译码本，然后按字再翻译回中文。如果您不小心翻错了一个两个字，收报人看不明白，对不起，这不是我们电报局的责任。

从官府的角度来说，除了同样要头疼高昂的电报费用以外，还多了一层矛盾。那就是“官报”和“商报”的顺序之争。

要知道，牵涉到切身利益的时候，商人们是很猛的。曾经有这么个故事，英国公使巴夏礼有一次急等国内一条重要电报，可却迟迟不见送来，一直等到电报发出3天后，这份该死的电报才送到巴夏礼手中，气得堂堂公使大人满头是包，当即责问中国政府是怎么回事。总理衙门追问电报总局，电报总局又追问分局，哪知回报上来，好悬没把巴夏礼给气乐了。分局理直气壮地回答，按照规定，这条重要的外交电报是按“四等寻常商报”算钱的，所以理应和其他“寻常商报”一样，排在一等官报、二等局报和三等加急加费商报之后发送投递。晚了？活该！

英国鬼子咆哮如雷，中国大员脸上无光，可是下边人是照章办事，也不好太过追究。于是只好在英国人的强烈要求下修改章程：“合约各国公使、水陆提督、领事官等为国家之电音往来，均作一等电报，仍照四等电报核算报资”，“皆照中国一等官报看待”，“按照投报之先后次第发递”，这个事才算最后了结。

对付洋鬼子是这样，对付本国的官府股东们也往往啧有烦言。按照电报局设立之初的章程，一等官报是免费发送的。平时还好，中法战争期间，羽书如雪，战报频繁往来，大大影响了普通收费电报的投递。电报局商董谢家福等人于是代表江浙闽粤各地商人频频上书，希望政府能将头等官报“核发现资”，官司扯皮了一年半，最后在李鸿章的调停下，规定了只有中央各部和各省的督抚将军才有权利发送一等官报，而且从今往后，开始采用一等官报一年免费、次年半价这样的模式轮流收费，这样才算堵住了股东们的嘴。

这些钻进了钱眼的家伙如此不上路，自然让上边的大佬很不开心，再加上这个行当的确是获利丰厚，又让人眼红不已。所以洋务派的泰山北斗李鸿章刚死，第二年接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就奏明朝廷，希望将电报收归国有，并很快获得了批准，袁世凯也随即被任命为电政大臣。

股东们虽然不甘心，但是胳膊扭不过大腿，也只好认了。可是既然说是要“收赎商股”，这个价钱应该怎么定呢？围绕着这个核心问题，官商两方争得面红耳赤。官方认为，这些年你们已经挣了不少红利了，票面价值100元的股票最多只能支付180元；而商人们拿出上一年的账簿，说现在光账面上的资产就有500多万元，平均下来，一股不能少于240元才对。争来争去，大腿还是比胳膊粗，最后的赎买价格，就敲定在180元。

借着收归国有一事，袁世凯入主电报总局，盛宣怀退避三舍。不过毕竟电报总局是盛宣怀、郑观应、经元善等人一手打造，他们的势力已经浸透在电报总局中了。北洋、洋务、商人各派别互相勾心斗角，这个情况到了成立邮传部后，也没有多少好转。

公元1906年11月6日（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清政府批准成立邮传部，主管有尚书（后期改称大臣、正首领）一人，侍郎（后期改称副大臣）分左右侍郎各一人。电报总局合入邮传部成为电政司，设郎中、员外郎、主事、小京官等职位，其中主管级的郎中和员外郎每年薪俸可以达到160两，比起其他部的官员来说是相当优厚的。

舆论的控制管理，是邮传部电政司的一大职能。清末时人为了扩大舆论影响，往往采用电报与报纸相结合的方法，有什么大的新闻事件就发私密电报或者公开通电，然后报纸予以转载，这种方法可以在很短时间内让信息传遍全国，在清末很是兴盛了一段时间。

比如1882年1月14日，也就是大陆首条电报线路津沪线对公众开通的第2天，上海《申报》在天津的“访友”（大概相当于今天的特约记者）就利用电报发回了一篇有关清廷查办渎职官员的报道报道，并在16日刊发，这就是写入中国新闻史的“由报社记者亲自排发的、最早的一条新闻专电”。深明电报作用的《申报》还连续5天在头版刊登广告，称本报将“不吝重资”，利用电报刊登最新的重要消息。自此以后，借助电报的传播速度，报业在国民舆论影响力方面所占的比重是越来越大了。

大清的官员们对电报的正面价值，表现的很迟钝，恰好相反的是，他们对电报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却十分敏锐。沈葆桢曾经致函总理衙门说：“查外洋之轮船，捷于中国之邮递。一切公事已形制肘。若再任其设立铜线，则千里而遥，瞬息可通，更难保不于新闻纸中造作谣言，以骇视听。”这从一个侧面表达，中国官员已经隐约有了预感，通讯手段的革命，很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社会变革，进而导致旧体制的崩溃。

由于“各省绅商各界，往往因细微事故，动辄电致政府”，而且电文中没有发电人姓名，极易被有心人用来进行一些秘密通信。被各种通电烦得够够的清朝政府也看到了电报在串联民意、撼动自己统治方面的威力，于是先后出台了一些政策，用来遏制这种情况的发生。

1907年，邮传部下发了《限制收递电报章程》，正式对电报内容进行审查和控制。此章程要求今后所有电文，如果不加盖政府的官防钦印，就必须出具铺保才能发电，否则就要退还。而且特别规定如果电文中有“毁谤朝政、坏人名誉”的内容，审查要更加严格。甚至在国外的留学生要往国内发电报，也必须通过当地的使馆。就算外国人的电报中有“违背字样”，也要被毫不留情地咔嚓掉。

通过这一章程，清朝政府正式赋予了邮传部信息检察机关的职能，言论审查制度更形严厉。根据邮传部的记载，1908年各地电局就焚毁“忤逆电报”多件，甚至说，如果发现发此电报的人形迹可疑，电局的工作人员还要“跟从稽查”，真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但是毕竟清朝国运已经衰败到了极点，钳制言论再也没有什么用处，革命运动仍然是风起云涌，并且最后断送了大清的江山。

不过从上可以看出，邮传部从建部以来的一条重要指导思想，就是认为电报不单纯是一种商业投资，而是同时担负着重要的政治作用。“电线之设，为利交通，不计赢绌，本与商业性质不同”。故而在建立初期，邮传部就提出了口号“电报为全国之交通机关”，邮传部第4任、也是在位时间最长的尚书陈璧更是提出电报是“国家交通之枢机”，这两条口号足以鲜明的表现出清朝政府对电报这个当时最快捷、影响力最大的舆论控制工具的重视程度。

所以清廷先是把电报线路由“商办”收赎为“官办”，后来更是提出，要“省电归部”，进一步加强电报的中央集权。邮传部先后上了《拟将各省官电归并部办折》和《遵旨将各省官电归部办理谨酌拟办法折》，指出“伏维电报之设，义重交通，必须有居中驭外之枢机，乃能收指臂相联之实效。考诸东西各国办理电报，靡不集权中央，用能界限分明，事权归一。中国电报向系官商分办，商电业经臣部收回，官电仍由各省自办，彼此畛域不能划一”，认为“应将各省官电统归臣部管理，以一事权，而便统筹”，请求将本来由各地督抚管理的电报分线收归部有，进行统一管理。

电报是个赚钱的行当，说是“金线”也不为过。各地督抚位高权重，自然不愿意把这个能生金蛋的鸡拱手交出。山东巡抚孙宝琦等人就上奏，反对将本省的分线交给邮传部管理。虽然最后在中央政府的压力下，“省电归部”政策得以执行，但是也埋下了不和的种子。

电报经营权是交还了部里统管，但是邮传部的尚书、侍郎们却悲哀地发现，扯皮官司也比以前多了不少。地方督抚们本来对电报线路的铺设、管理和保护还是上心的，现在一概不管，出了问题全部推给部里——反正挣的钱也不归我了，我管那么多作甚呢？比如广东东沙岛上安设无线电一案，就整整拖了两年多没有办理。此外，各地督抚还纷纷上书，要求各省官方电报免费，甚至威胁要严惩收取费用的电报生，把邮传部的人员也吓得不轻。

部里和各省有矛盾，尚书和侍郎之间有矛盾，下边的主管、职员又分成好几个派系，邮传部内部可谓山头林立，一潭水深不可测。邮传部存在的时间是1906年到1912年，短短6年时间，一把手换了13次，最短的一个任期不到半个月。好事的人甚至传言，邮传部的位子坐上去不吉利。这个当然是迷信的说法，其根本原因，还是内耗太消磨人了。第6任尚书、曾经做过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深知其中三昧，他曾经长叹道：“邮传部事难办在权限不一，即用人犹如此掣肘，况兼交涉更须与外务部合办，无怪历任尚书无久任者。”

邮传部是清朝官制改革的产物，其建立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清朝的统治。虽然说它也做了一些利国利民的好事，但终究清朝已经从根子上朽坏了，不是哪几个人或机构所能挽回的。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次年，邮传部改为交通部。现在台湾地区的“交通部”仍然管理电信邮政业务，就是此事遗存。

正文惜墨如金——中文电报的奥秘

可能不少人都还记得，小学时代的应用文训练里总有练习写电报的内容。老师先给出一件事，然后要求大家拟定电文，谁能用最少的字数把事情说的最清楚，就能得一朵小红花，让邻桌女生多看自己一眼。

我那时候好奇，问老师为啥作文都是字越多越好，电报却是字越少越好。老师回答说因为电报比较贵，所以要省钱。我生性不求甚解，没继续问下去为啥电报会那么贵。

现在我知道了，电报最大的特点，就是惜墨如金。电文和其他文体截然不同，讲究言简意赅，能一个字说清楚的绝不用两个字。没办法，贵啊。一直到电报行将消亡的时候，它的费用在邮政手段里还是属于比较高昂的。

李敖讲过一个故事。1948年的时候，中国海军在南海抓了一个大海龟，各大报纸都把这当奇闻轶事来报道。但其他报纸都说抓到的是玳瑁，唯独《世界日报》驻上海记者说是乌龟。当时的主编成舍我大怒，发去电报责问，全文仅10个字：“人皆玳瑁，我独乌龟，何也？”其对字数的计较，可见一斑。

甚至在新文化运动时争论文言文与白话文优劣时，电报还屡屡现身而出当裁判。

黄侃（一说章太炎）就拿电报举过例子，说如以白话文来写：“爸爸死了，快点回来呀。”实在啰嗦，若用文言文写，只须4个字：“父亡速归。”可见文言可适合于新时代生活。

另外一个传说是关于胡适的。有一回他在北大给人讲课，免不了颂扬白话文几句，有学生起立质疑。于是胡适说前两天有人邀请他去作行政院秘书，被他推辞。他让学生以此事为例，让他们以文言文拟一封推辞电报。其中一封用字最少的文言电报是“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胡适大笔一挥，用白话文只写了5个字：“干不了，谢谢。”

这两个故事都有偏颇之处，故意把反对的文体写得很长，把支持的文体写得很短，权当趣事则罢。但这也反证电报费用之贵，已经使人达到对字数锱铢必争的地步。

可是电报为啥这么贵呢？电报的费用主要是产生于两个环节。

第一是它的传输费用。

电报的原理很简单，说白了就是通过线路传递长、短电脉冲信号之间的规律性交替。不过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咱们的想象中，电那和光的速度一样，都是每秒30万公里，拿电来通讯可以瞬息跨越几大洲，无比快捷。其实没那么简单，电报原理被提出来以后，科学家通过大量实验已经知道，电流通过电缆的速度取决于电缆的电阻和静电容的乘积，信号的推迟比例等于电缆长度的平方。换句话说，电缆越长，信息传递速度越慢。

早期的电报以直流传输于架空单线铁路，以地气完成回路，不能跨越海峡或远涉重洋。1850年，第一条水线跨过英吉利海峡，和法国连接到了一起，并产生了一个新的英文单词cable——海底电缆。

世界上第一条跨洲电缆是1858年从华盛顿穿过大西洋铺到伦敦的海线。当时美国总统布坎南发给英国首相巴麦尊一封电报：“上帝保佑，希望电报能成为民族永久和平与友谊的纽带。”这封电报的愿望很好，一共150个字母，却足足发了30个小时。这条电缆命运多舛，铺设的时候就曾经在12000英尺水下崩断。等到建完后一个月，因为电缆绝缘被击穿而彻底报废。

一直到开尔文勋爵（又名威廉·汤姆逊）改进了无定向反射电流计、发现了正负电流发报规律，电报的传输速度才有了提高。后来经过科学家不懈努力，这个技术难题基本得到了解决，但成本仍旧相当高昂。

第二种是电报的译码成本。因为电报传递的只是信号，还必须让人把文字翻译成电码，再把电码翻译回文字。这在电脑面世之前，是个吃力的活儿。看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人，应该还记得列宁去世那一段儿：

在舍佩托夫卡火车一站的报务室里，三架莫尔斯电报机啪嗒啪嗒地响着，只有内行人才能听懂这不绝于耳的密语。

两个女报务员都很年轻。从开始工作到现在，经她们手收发的电报纸条，顶多也就两万米长，可是，跟她们同事的老报务员却已经超过二十万米了。收报的时候，他用不着像她们那样，看着纸条，皱着眉头，去拼读那些难认的词和句子。他根据电报机的嗒嗒声，就能把电文译出来，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在纸上。现在他正在收听并记录电文：“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

……他看得入了神，竟忘记了听机器的响声。等他回过头来，已经漏过了一段电文，他托起纸条读道：“一月二十一日晚六时五十分……”他迅速抄下这段电文，然后放下纸条，用手托着头，继续往下听：“在高尔克村逝世……”

他慢慢地记下来。一生中他不知收听过多少讣闻和喜讯，他总是最先知道别人的痛苦和幸福。那些简略而又不完整的句子究竟说些什么，他早就不去留意了。他耳朵听着，手机械地记着，根本不理会它的内容。

不过是某某人死了，通知某某人而已。老报务员已经忘了电文开头的几个字：“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机器嗒嗒地响着，他边听边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平静地坐在那里，已经有点累了。

在某个地方死了一个叫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人。他现在把这个噩耗抄下来，有人收到后会悲伤地放声痛哭。可是这跟他毫不相干，他不过是个旁观者。机器嗒嗒地拍出几点，一划，又是几点，又是一划。老报务员听着这熟悉的声音，立即译出第一个字母，在电文纸上写了一个“R”，接着又写上第二个字母“”，然后又工整地写上“h”，两竖中间的短横还特意描了两次。“h”后面是“X”，最后一个字母一听就知道是“h”。

收报机接着打出了间隔，他只用十分之一秒的时间瞥了一眼刚刚抄录下来的五个字母，拼在一起是：“REhXh”（“列宁”）。

熟练的莫尔斯电码电报员一秒可以传送一个字母，但培养出一个合格、高效的电报员却十分不容易。每天面对着不同的点、划，就算是铁人也都麻木了。这种状况一直到1920年发明了电传打字机，电报员才算解脱了抄电译电这个苦差事。

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电报员是个十分吃香的工作。晚清各电报局的报务人员都由电报学堂的学生组成，每月可以拿到30两银的薪水，民国时期的电报员每个月也有100元的收入，而且从不拖欠，相比起一般人来说，待遇相当优厚了。甚至跟同时期的欧、美同行相比，中国电报员的薪水也算得上高人一头。英国同时期电报员年收入只有5.8英镑，美国著名大财阀安德鲁卡内基在匹兹堡市大卫电报公司当电报员的时候，月薪一开始只有13美元。

这是什么原因呢？

不是物以稀为贵，也不是因为中国CPI比较低，而是因为中国电报员比国外同行更辛苦。

这其中的原因，就涉及到中文的电报码问题。

电报是靠信号传播的，这样就需要用一套系统把文字转译成电信号。莫尔斯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创立了莫尔斯电码，用点、划两种状态组合成了26个英文字母以及10个阿拉伯数字。不过莫尔斯电报使用的是“不等长码”，每个字母和数字之间的码长都不等。比如E用一个“.”来代表，而Y则是“-.--”，两者之间差着三位电码，容易造成混乱。一直到1874年，法国人艾米尔博多（EmileBaudot）才发明了基于等长码技术的博多电传码。

随后各国虽然文字有所不同，但都是以这个系统为基础来发展的。

到了中国这里，问题就来了。

英文字母只有26个，德文字母有30个，意大利字母有21个，就算是夹杂了汉字的日文，也可以用五十音图来表达。只要配合相对应电码，就可以很简单地进行收发报。

但中文不同，中文用的是方块字，以单一汉字为基本单位，光是常用汉字就有3000多个。指望把只有点、划两种元素的电报码排列成3000种不同组合，这是不可能的，就算编成了，也异常冗重。

电报刚传到中国的时候，都是外国人在使用，这个问题还不算太明显。可当电报的应用范围逐渐扩大以后，中文电码的严峻性就凸显出来了，总不能让中国人在中国也用英文互相发电报吧？那时候的形势有点像电脑刚开始在中国流行开的时候，一批人叫着“汉字不亡，中国必亡”；还有一批人玩命地琢磨汉字编码。如豆的油灯之下，不知道有多少王永民挥汗如雨地琢磨着。

中国最早出现的中文电报编码，是一种所谓“四码法”。发明者已经不可考，最先把这种办法整理出来是在1873年，一个驻华的法国人威基杰参考《康熙字典》的部首排列方法，选了6800个汉字，编成《电报新书》，后来郑观应把这本书改编了一下，使之更适用于中文，增加了更多汉字，改名叫《电报新编》。从此这种“郑码”便成为中国电报长期以来一直采用的系统。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四码法是一种最简单的编码，它不用什么技巧，单纯靠蛮力。它以10个阿拉伯数字对应汉字，每一个汉字用4个数字的组合表达。比如李2621、鸿7703、章4545。发报员只须把这12个数字发出去，接报员就能根据这12个数字重新组合成“李鸿章”。那封著名的东南自保电报：“此乱命也，粤不奉诏。”翻译成电码，就是“2974/0052/0730/0048/4727/0008/1144/6096”。

国外都是三码组成一个语素，只有中国是四码，所以叫做四码电报。

有一种说法说四码电报法是1840年李鸿章请丹麦人编写的，这是瞎说。1844年莫尔斯才在美国国会大厦公开演示他的电报机，李鸿章哪有那种能力提前四年就找人编电码？

四码电报是流水式的，和字形没有关系。说的简单点，就是把一个个汉字与四个数字组合完全随机地拉郎配，没有规律。背诵起来十分辛苦，优点是绝无重复。所以看老照片老电影，译码员需要常备一本汉字编码书在手边，以便时时查询。

对于生手来说，这种东西用起来十分痛苦，但如果熟练以后，速度就能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就像里面那个老译电员一样，斜眼一瞥，脑子里就自动跳出相应文字来。咱们国家现在电报业务接近取消，很多老资历的电报员改用电脑，他们改不了老习惯，仍旧用电报码输入法打字，一分钟也能打到90多个字。

这就是卖油翁的境界，“唯手熟尔”。中文电报员的标准规范，就是一边全神贯注地读电码，一边手在电报纸上写下数字，然后把读到的数字四字一组译成中文。有更牛的人，连看都不看，光凭耳朵听就能下笔抄录墨不加点。

据统计，清末的中文电报房每分钟大概可以发出20～25个华文明码。每一份电报的费用是按照七字一算。七字之内都按照七个字收费，七字以外另外结算。

咱们就拿陈嘉庚老先生在抗战时的一封电报作个例子。在两页电报纸的下方印有一排排四字一组的数字，这个就是中文电报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前电报码都是手写的。到了1933年的时候，中国正式引入打字电报机，从此电报码的抄录全都变成机器流程，铅字印刷，省却了无数人力。

在电报码的附近，是译好的中文，每四个数字上就有一个手写的汉字在那里。当时的电报译员最繁重的工作，就是要靠人工逐字逐句把电报码翻译过来。

关于陈嘉庚先生的那封电报本身，其实也有故事。1938年10月，汪精卫发表“和平”谈话。陈嘉庚听到了十分愤怒，连续发了5封电报给他，予以斥责。恰好在10月28日重庆召开了第二届国民参政会。陈嘉庚那时远在新加坡，就在10月26日发了一封电报给重庆，里面阐述了自己的参政提案。

当时他的提案一共有三个：“一、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二、大中学校在抗战期间禁放暑假；三、长衣马褂限期废除以振我民族雄武精神。”

这个提案甫一由大会秘书处公布，立刻得到了极大反响，当即就有19个参议员联名附署。据说开大会的时候，坐在台下的汪精卫听到大会主席公开朗读该项提案时，面色苍白，如坐针芒。两个月以后，他就用行为给陈嘉庚这一提案作了最佳的注脚。

陈嘉庚的提案后两条无关宏旨，但第一条可谓是铿锵作响、掷地有声，以至于长久以来大家都只记得这一条，而忘了其他两条的存在。一直到前一段时间这封电报的原件重新面世，世人才得以窥得陈氏提案全貌。

四码电报影响至为深远，1926年王云五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正是沿用“四码电报”这一形式，四个数字表达一个汉字。但是王云五最大的贡献在于，他从汉字结构入手，让汉字和数字之间建立起了独特的联系。不知为什么，这种检字方式始终未应用在电报系统上，大概是考虑到汉字编码之间时有重复，不够牢靠的关系吧。

四码电报法持续的时间相当长，一直到1925年，才有注音字母电报法在东北实行了一阵；到了1949年，全国改用拉丁化新文字电报；到了1958年，改用拼音电报。但四码却始终牢牢把持着主流，直到电报消亡。

尽管四码法解决了中文电报的问题，但四个编码一个汉字，效率还是比较低。尤其是当时电报线路都由洋人把持，收发的费用都极其昂贵。当时电报的费用往往一个字就得数两白银。为此清廷曾经专门下令，让各级官员没紧急的事就别发电奏、电牍，就算发也尽量长话短说，什么我主万岁、乞伏太皇太后圣安、惶恐顿首之类的客套话都一概免去。

比如说，光绪十年（1884年）五月二十七日，中法关系正在紧张的时候。李鸿章发给过总理衙门一封电报：“密廿六幼樵电告闽河口来法兵船三只鸿沁”，全文共有18字。幼樵指张佩纶，鸿指李鸿章，全电文的意思是，福建海境出现了法国来的三只军舰。

而张之洞受命接济台湾军火，也曾经电告福建“有旨停运渡台军火暂勿运稍俟之和约成则运款局败亦运朔”。意思是现在上头正谈判呢，先别运过去，合约谈成了再运，合约谈不成也运。

中国最讲究礼仪，什么都能省但礼数不能省，不过落实到电报上，就连这点都不得不让步了。有一封清廷驻古巴参赞给皇家的一封祝寿电报，就简单地写着“皇上登巡，古巴华侨及古巴政府均特贺。”如果哪位官员上正统贺表时，在纸上只写上一句“皇上生日快乐”，恐怕脑袋早搬家了。

有一次，光绪皇帝收到驻英法大臣郭嵩焘的一份奏折，在奏折里，郭嵩焘参了驻德国大臣刘锡鸿一本，说刘锡鸿“滥用经费”、“挥霍巨糜”、“驻欧使馆不堪重负”云云。后来经过调查，发现刘锡鸿在4个月内发至七八次电报，而且全是私事小事。光绪皇帝十分震怒，立刻下旨将他撤职查办。清政府派出的驻外使节，一般都是四品以上大员。这等显赫官员竟只因为多发了七八次电报就被处分，可见这电报费用贵到了什么程度。

当然，也并非一味为了省钱而尽量减字。中法战争在台湾打的最激烈的时候，张之洞一日之内三电李鸿章，每封都在数百字，详述战况，以免贻误战机。

欧美国家为了节省电报字数，往往采取缩写形式：“GM”代表早上好，“SFD”表示停下来吃饭，英国农业部在印度使用“envelope”一词表示“大群蝗虫已经出现并毁坏庄稼”。人们为了省钱，还经常使用英语单词“停止”（stop）代替句号来结束一句话，因为“停止”这个词免费，而一个句号却要收取额外的费用。中国也有类似的习惯，各类特别业务，除另有收费规定外，均需在电文末了加一规定字样，如加急写“急”，校对写“对”，候复写“复”字。

除了这些，中国人独具只眼，发明出了极富中国特色的省字方式。

英文用阿拉伯数字表达，就可以表达全部日期，而中文如果写全的话，最少也得4个字（一月一日），最多得6个字（十二月卅一日），每个汉字用4个数字编码，就是16～24组，效率相差太远了。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省字数，有人就发明了一种特有的韵部计日。这个人叫洪钧。

洪钧是晚清一代奇人，一生干了无数让人咋舌的事情。他是同治七年的状元，以胆大妄为而著称。他50高龄那年，敢在父丧期间纳了一个14岁的妾，浑然不顾舆论涛涛。这还不算什么，他以出使四国大臣之尊，带着这小妾周游欧洲列国，一时各国轰传，争相报道保守的东方古国出了一位情圣大臣。洪钧于光绪十九年八月病逝，他的那个小妾脱离洪家，重操青楼旧业，改了个名字叫赛金花，一时艳绝十里洋场，从此还有了一部名作……

洪钧这人很怪，一生讨厌西方文化，连照相都不肯，却动手改造了中文电报码。

他对付日期的办法是：以十二地支来代表十二个月，再以平水韵的韵部来代表日期。前面15天用的是韵目上平声的全部，接后是韵目上声的10个，再来是韵目去声的5个，一共是30天。当然，编码也并非严格按照韵部来排列，比如第三十日本该用“陷”，但是这字不吉利，就换成了“卅”字；使用公历以后，又加了一个“世”字代表三十一日，因为“世”字拆开恰好是廿、十、一，偶尔也会用“引”字代替。

对应关系如下：

对应关系为

一日：东、先、董、送、屋

二日：冬、萧、肿、宋、沃

三日：江、肴、讲、绛、觉

四日：支、豪、纸、寘、质

五日：微、歌、尾、未、物

六日：鱼、麻、语、御、月

七日：虞、阳、遇、曷、麌（上鹿下吴）

八日：齐、庚、荠、霁、黠

九日：佳、青、蟹、泰、屑

十日：灰、蒸、贿、卦、药

十一日：真、尤、轸、队、陌

十二日：文、侵、吻、震、锡

十三日：元、覃、阮、问、职

十四日：寒、监、旱、愿、缉

十五日：删、咸、澘、翰、合

十六日：铣、谏、叶

十七日：篠、霰、洽

十八日：巧、啸

十九日：皓、效

二十日：号、哿（上加下可）

廿一日：马、箇

廿二日：养、祃

廿三日：梗、漾

廿四日：迥、敬

廿五日：有、径

廿六日：寝、宥

廿七日：感、沁

廿八日：俭、勘

廿九日：艳、豏（左豆右兼）

三十日：陷

卅一日：世、引

地支也是这么排列的，从一月的子排列到十二月的亥。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种规矩叠屋架床，啰嗦得很，但对于那时候的人来说却是恰到好处。那会儿能接触到电报的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都是科举出身，除了四书五经还得懂诗词歌赋。

清代诗歌都有个显著特点，就是严格遵循韵律规则。读全清诗的时候不难发现，那些诗写的一首比一首难看，但绝不出韵。这大概和乾嘉学派的严谨作风有一定关系。反正那些官员对韵部的熟悉程度，和现代人熟悉汉语拼音差不多。用韵部代替日期，他们一望字，便知是哪个韵部，自然知道是哪一天。

有了这么一个规矩以后，日期就被压缩为1个汉字，4个数字，效率就高多了。比如马日事变当天，电报的落款都会写着“辰马”，熟的人一看就知道是五月二十一日，两个字就搞定了。黎元洪复任总统时候发布的通电落款为巳鱼电，一看便知是六月六日，方便得很。

所以咱们读民国史，动辄提到什么马电、艳电、皓电、铣电，都是以当日电报编码来代称日期。比如汪精卫那封给蒋介石的著名叛逃电报发于1938年12月29日，29日为艳字，故名“艳电”，成了一个专有名词。1947年12月24日，白崇禧从汉口发出呼吁蒋介石停战电报，亥指十二月，又是二十四日，所以史称“亥敬电”。

1938年11月份，日军进入湖南，蒋介石决定实行焦土政策，下令湖南主席张治中把整个长沙烧掉。结果还未及疏散群众，长沙南门口外的伤兵医院意外失火，导致其他地区纵火队员以为行动开始。结果大火从当天晚上烧到次日中午，长沙军民伤亡惨重，成为震惊中外的一次大事件。这起火灾是从11月12日夜间开始烧起，12日的韵部代码是“文”，所以这次事件又被称为“文夕大火”。

韵目代日这个方式影响极广，以至于当时许多人写日记写信什么的，都以韵字来代日期。胡汉民临终以前给张学良写了封信，抬笔就是：“汉民皓日抵港，辱承关念，特谢。”

所以说洪钧这个人还是很有影响力的。据说他还曾经以干支代替“一”、“十”、“百”、“千”，改四码为三码，费用一下子减少四分之一，一年下来省下来的钱可达数万两。

说到电报韵目代日，有一件轶事实在是名传千古，而又让人哭笑不得，实在不能不提。

话说1911年，辛亥革命名义上取得胜利，但是实际上各地政权多把握在旧清朝官僚的手中，革命进行的很不彻底。比如原湖南咨议局议长谭延闿自任湖南军政府都督，原清政府广西提督陆荣廷自任南宁军政府都督，都是军阀的势力开始抬头，中央对地方鞭长莫及的标志。

陆荣廷此人善观风色，他先是支持袁世凯登基，在他的势力范围广西内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后来见情势不对，又反噬一口，通电全国宣布倒袁。

1916年6月6日，僭窃帝位的袁世凯在千夫所指的压力下病死，黎元洪出任大总统。为拉拢陆荣廷，黎元洪任命陆为广东督军。当时的广东现任龙济光自然不肯，陆荣廷于是率桂军进攻广东，龙济光不是对手，率残部败退到海南岛上，最后忍气吞声得了个两广矿务的衔头了事。广东于是被旧桂系占据。

后来陆荣廷趁着黎元洪和段祺瑞府院之争的机会，驱逐了孙中山，并且通电全国，声明两广自主。此举其实是想在事实上形成区域割据，方便自己做土皇帝。这种开历史倒车的举动实在是天理不容，一时造成了广东人民“恨桂殊深”的局面。

1920年，孙中山看到旧桂系在广东已经搞得天怒人怨，于是电令陈炯明，要他以“破釜沉舟”的气势进攻，消灭盘踞在广东的桂系军阀莫荣新、陈炳昆、马济等人。

本来此仗并不好打，虽然精锐程度有所不及，但桂系兵力足足多出粤军一倍。而且桂系还陆续从各地调集沈鸿英、林虎等部前来支援。粤军虽然占了地利和人和，一时却也难以取得突破性的胜利。

而正在战局胶着不下之际，一封电报——准确地说是一封电报中的一个字却魔术般的改变了整场战争的走向。

9月22日，正与粤军血战的沈鸿英接到了一封军事电报，文尾署有“督军马”的字样。绿林出身的大老粗沈鸿英压根不知“马”是21日的代字，尚以为与他素有不和的马济当了广东督军，于是愤怒地留下一句千古名言：“还打个卵，替人家打天下。”当即下令撤军。

沈部是中路军，负责正面抵抗。他一撤走，失去凭依的两翼也只好跟着狼狈撤退。大败之余，旧桂系大势已去，陆荣廷只好与粤军议和。11月，旧桂系部队退出广东，返回广西，第一次粤桂战争结束。

这场战争引发了什么后果呢？陈炯明经此一役，声望和实力都随之高涨。本来就和孙中山政见不合的陈有了底气之后，双方的矛盾加快激化。孙中山派人刺杀陈，未成功，陈炯明于是炮轰广州观音山总统府，差点炸死了孙中山。

中山先生匆忙搭上海军永丰舰避难，和陈一向有竞争关系的蒋介石闻讯星夜赶至广州，登舰侍护孙中山40余日，衣带不解。还写下《孙大总统蒙难记》一书，并请孙中山作序……

这一系列举动，深深感动了孙中山。后世人论起蒋介石如何成为孙中山政治接班人，多认为从此时起。

小小的一个“马”字，一个老粗军阀的无知，却成了这一系列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大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虽然说这件事阴错阳差之间，实在只能让人无语了……

其实类似的笑话，军阀们还闹过不少，有些还被传为奇谈。比如陈树藩有一次与靖国军郭坚在陕西境内大战，郭坚抵挡不住，拍了封电报到时任河南督军的赵倜，一共十六个字：“陈贼打我，你贼不管；我贼完了，你贼不远。”言简意赅，大俗若雅，可谓奇葩。

省字能省到什么程度才是个极限呢？全世界最短的电报是法国文豪雨果发出的，他写出巨著后，把书稿寄给了书商。由于急于想知道读者反映和销量如何，雨果就给书商发去了一条全文只有一个标点“？”的电报，灵犀在心的书商则回复“！”，雨果于是放心。而中文最短电报的世界记录是半个字，记录保持者是民国有名的“白发才女”张允和。

话说民国初年，苏州城九如巷住着一家名门，家主名叫张冀牖，又名张吉友。说起张家的先祖张树声，可是大大有名，此人是淮军将领，李鸿章属下重臣，积功升至两广总督。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他手创“树字营”，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平定朝鲜壬午政变的吴长庆等名将都出自他的麾下。

张树声身为封疆大吏，自然传下家财无数，据说仅张家名下的良田就有万顷之多，可谓是名副其实的豪富之家。按理说，生在这样的家庭中，只要不过于浪荡，那真的是可以躺在父祖余荫下吃喝玩乐一辈子了，但张冀牖却是这个豪富之家中的一只黑羊。他生平洁身自好，不赌博、不吸烟，不喝酒，虽然出身武门，生平却只爱结交教育和文艺界人士，和蔡元培、胡适等名人以及张闻天、侯绍裘等中共早期党员交往颇密。他在苏州投资创立了乐益女中，聘请柳亚子、叶圣陶、匡亚明等名流任教，此地后来还成为苏州历史上最早的中共独立支部所在地。

更加难得的是张冀牖虽然出身旧式家庭，却有一颗开明的心，对子女的教育和恋爱从来不做限制。曾经有人托媒人向他提亲，他笑嘻嘻地说：“儿女婚事，他们自理，与我无干”，这在当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社会风气下真是难得。他给四个女儿取名为元和、允和、兆和、充和，每人的名字里都有两条腿，就是寄托了希望女儿们能成为独立、自主的新女性的心愿。为了避免子女受到家族不良习惯的侵袭，他还学习孟母三迁，从老家合肥先迁上海，后来又搬到了风景秀丽的苏州定居。

在这样的熏陶下，张家的六子四女，皆有不凡成就。不但都毕业于名牌大学，成家立业后，都各在文学和音乐领域有颇深造诣。特别是张家四姐妹，更是钟天地之灵秀，个个或慧黠、或温婉、或俏皮，被人誉为“最后的大家闺秀”。她们在家中自办了刊物《水》，自家人写、自家人印、自家人看，成了中国独一无二的家庭文学刊物（1996年2月，此刊在北京复刊）。叶圣陶由是感叹：“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事实也的确如此，大姐元和嫁给了昆曲名伶顾传玠，二姐允和与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汉语拼音创始人之一周有光结为连理，三姐兆和的夫君是著名作家沈从文，小妹充和则远嫁了外籍汉学家傅汉思……每一对都是琴瑟和鸣，相守情深。虽然不比唐代名将郭子仪七子八婿的富贵逼人，但张家的后代也自多几分闲逸的诗情乐韵吧。

顺便插一句，张家的后代虽然已经在全世界开枝散叶，但六子中的老五张寰和先生一家如今仍然住在苏州五卅路与十梓街交叉口西北侧的九如巷，本书读者如有机会，可以到此一访。

这个有名的“半字电报”风流佳话，就发生在二姐允和和其三妹夫沈从文之间。

有这么一个说法，代表中国近代小说最高成就的是所谓“双城记”，意即钱钟书的和沈从文的。1928年，沈从文经徐志摩介绍，被很看重他才华的胡适邀到上海中国公学任讲师，主讲大学部一年级现代文学选修课。然而他本性木讷内向，不善言辞，小说写得好，教学却非其所长。当时胡适给他上一次课的酬劳是大洋6元，可沈从文生怕迟到，紧张到第一次上课花了8元钱雇了包车匆忙赶去。课讲的也是支支吾吾，前言不搭后语，引得台下女学生们笑声一片。

头次上课虽然失败，可沈从文不悲反喜，因为他一眼就喜欢上了台下偷笑的一个女学生。这个女学生，就是张家三女张兆和。

张兆和当时在中国公学读一年级。她不像二姐允和是个飞扬洒脱的急性子。却也自有自己的小性格在。要好的女同学因为兆和皮肤微黑，又喜欢穿男装，给她取了个绰号“黑牡丹”——这恰恰对了沈从文的胃口，他笔下里的翠翠、里的夭夭，都是黑美人。

一则为师生，二则年纪悬殊（两人相差8岁），三则沈从文是个面皮极薄的人，周围的人多不看好这段恋爱。可笨人也有笨办法，沈从文就发挥了他的特长——写作，开始对兆和进行了热烈的情书攻势。

虽说没敢当面示爱，但第一封信里，沈从文就直截了当地对意中人讲：“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爱上了你……”随后情书的洪流滚滚而来，他说自己“常常为忧愁扼着，常常有苦恼”，又说“男子爱而变成糊涂东西，是任何教育不能使他变聪敏一点，除非那爱不诚实”。

身为中国公学的一枝花，张兆和不是头一次接到男生的求爱信了。面对沈从文的追求，她一开始是淡然处之，把沈的信和其他人一样，编上“青蛙1号”、“青蛙2号”的编号收藏了起来。但很快，她就觉得不对劲了。随着时间推移，沈从文的信也越来越热烈大胆。老实木讷如他，在爱情的驱使下，竟然写下了这样热烈的词句：“我不仅爱你的灵魂，我也要你的肉体。”

张兆和虽然独立开放，但毕竟是个名门所出的大家闺秀，看到这样的文字，不禁气红了脸。羞恼之下，她推开了校长办公室的门，把沈从文寄来所有的信摔到了办公桌上，要胡适给她个公道。

不料胡适更是个妙人，他笑眯眯地看了信，却吐出一句妙语：“有什么不好！我知道，他顽固地爱你！”随后更说：“我和你父亲很熟，又是安徽同乡，要不，我跟他说说做个媒？”

气坏了的张兆和憋了半天，只好吐出一句：“我很顽固地不爱他！”恨恨而去了。

有了校长大人的默许和纵容，士气大振的沈从文发动了更猛烈的情书攻势。但是，张家三小姐这座冰山可不是好爬的，沈从文的信一封一封寄出去，却如泥牛入海般没了消息。

老实人要是执拗起来，九头牛也是拉不回的，沈从文的爱情长跑历经3年零9个月，一直拼到了张兆和从中国公学毕业回家。也亏得沈从文能坚持，张兆和毕竟不是泥塑木雕，在他数年如一日，如此痴情的全心恋慕感动下，也多少有了点松动之意。

眼看胜利就在眼前，沈从文又拿出了死缠烂打的老办法。当时正在青岛大学任教的他在巴金的指点下，风尘仆仆赶到了苏州，还背了一大包的文学名著和一对精致漂亮的书夹准备送给张允和。

当时张冀牖和其夫人住在上海，苏州大宅中只有张家姐弟。沈从文数次登门拜访，每次都托故坐好长时间才走，被捉狭的张家姐妹取了个外号“烂板凳”。虽然兵法上说：“千里奔袭，必厥上将军”，但或许是一腔赤诚真能感天动地吧，沈从文这临门一脚起了关键作用，张兆和终于羞答答地露了口风，跟沈从文说只要父母不反对，就答应他的求爱。

兴奋的沈从文回到青岛，立刻写信给张兆和，信中托张家姐妹中跟他较熟、性格也最急公好义的二姐允和帮他向张家二老提亲。在这封信里，沈从文充满诗意地写道：“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张冀牖一向开明，丝毫不以张家豪富，而沈从文只是个湘西穷书生而生门户之见，痛快地回信告知张家姐妹，对此婚事表示同意。

张家姐妹得到父亲的允可，欢喜地一同来到电报局，张允和于是发出了这封至今仍被人们传颂的“半字电报”：“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这个“允”字妙入毫颠，既是电文内容，又是落款；既表明了张家对从文和兆和婚事的赞同，又是身为“媒婆”的张允和的“签字画押”，真可谓是半字道尽无穷意，一封电报结良缘啊。也正因此，沈从文每次见到张允和，都会叫她“媒人”，这个称呼一直沿用到到1988年沈从文去世。

这段佳话还有个小小的注脚，兆和生怕沈从文这个老实头不明白二姐电报的含义，又偷偷一个人回到电报局，拟了一封电报“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兆”。无奈发报员看电报是白话，又有平常从未用过的“吧”字，坚持不给发报，兆和求了好半天也没有答应。否则，这封电报没准还能以“第一封电报情书”之名一同载入电报史册呐。

正文中文电报与密码

密码是人类通讯史上永恒的主题。电报作为一大载体，关于电报加密与解密的故事，更是汗牛充栋，不胜枚举。

清末中国虽然引入了电报和随之而来的密码概念，却不谙其道，只是机械地按照洋人教习操作，却未能从本质上加以重视。反倒是日本方面，早早就设立了专门负责监听、破译的电信课，培训相关人才。

在甲午战争期间，清政府驻日公使汪凤藻为了汇报他和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的会谈情况，用密码电报向国内总理衙门拍发了一份长篇电报，其中包含了陆奥宗光给中国政府的绝交书函件全文。孰不知他已经中了日本外务省的圈套。

按照通常的惯例，绝交书应为日文，由清国驻日本使馆的工作人员翻译成中文，再加密，拍发国内。可汪凤藻拿到的绝交书，却是已经译好的中文稿件，而且译得四骈六丽，流畅无比，无一字疏漏。

这封译稿出自日本外务省的一位牛人中田敬义。他是个中国通，外务省汉语学所的高材生，精通官话、上海话和闽南语，华文水准高到可以和中国大儒作诗唱酬，还曾写过《明治初期的支那语》等一系列汉语学习名著。这次日清谈判中，他也是作为日方代表之一出席。

当时外交决裂，形势万分火急，汪凤藻见中田敬义译的漂亮，不虞有诈，直接让机要员译成密电发回国去。

这封电报走的是东京－长崎－上海线，要在日本中转两次。外务省通过这两次中专，搞到了一份密电抄件。日本负责破译、分析的电信课长佐藤爱磨亲自上阵，和中田敬义一起合作，根据电报的长度进行分析，并取来陆奥氏的原文对比，很快就摸清楚了中国的密电码。

可悲的是，中方一不知道密码已经被破解，二在整场战事中，这份密码竟然都没有更换过。于是中国陆、海军的调动情况、朝局的动向自此都全部摊开在日本人的面前。这样严重的情报不对称，再加上军事方面的实际差距，清朝最终一败涂地。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让许多国人——尤其是政客——意识到了电报密码的价值。等到电报开始民用普及之后，无论政府、公司还是个人，都纷纷用起了密电。于是清末民初时期，稍微有些身份和影响力的人，手里除了有一本明码电本以外，都还要带着一本自己专用的电报密码本。

中国最流行的加密方式，在密码学上叫做位移式。这种加密方式说来简单。只消事先约定汉字的编码数字增减，就可以随意进行私人之间的机密交流，大大降低了加密的门槛，只要具备最基本的运算能力，就能用得上，而且保密效果良好。比如说蔡锷在北京准备去云南，就事先跟梁启超约定一句诗“我自横刀向天笑”，“我”字设定编码减少301，“自”字设定编码增加200，等等等等。

等到蔡锷从北京顺利逃走了，就给梁启超发一封电报，电文的内容是“自密诘倬厄峙匝裳”，完全是一封天书。其实前两个字是用的明码“自密”。梁启超一翻编码表，哦，明白了，这封电报是用“自”字加密的。他就把“诘倬厄峙匝裳”六个字的数字编码都找出来“6113/0213/0618/3969/0560/5951”分别减去一个200，就成了“5913/0013/0418/3769/0360/5751”，再按照编码表回译，就成了“袁世凯王八蛋”。

当然，这不是真事，只是我为了叙述方便而设计的一个历史场景，但也并非无本可据。历史上蔡锷确实和梁启超有过类似的来往。袁世凯称帝的时候，怀疑蔡锷要对他不利，派人搜查过蔡将军在北京的居所，目的就是为了找出他所使用的电报密码本。结果一无所获，因为蔡锷生性机警，那几十本密码早就藏到了天津梁启超家的枕头底下。

相比之下，李烈钧就没那么幸运了。他在二次革命的时候被北洋军打得头破血流，密码本落到袁世凯手里，袁世凯立刻查到了他和国会内国民党议员企图武力反袁的密电，以此为借口解散了第一届国会。可见这种电报加密的方式在清末民国确实相当流行。

交换密码本还被视作一种推心置腹的信任。比如袁世凯为了刺杀宋教仁，授意赵秉钧拉拢了一个大字辈青帮成员应桂馨，赵秉钧还在北京亲自接见他，除了给了5万大洋，还交给他一本国务院用的密码本，应桂馨从此死心塌地——不过成也密码，败也密码。宋教仁遇刺以后，巡捕房正是通过这本电报密码本才证实了应与袁世凯之间的关系。应桂馨在3月2日用这个密码发给赵秉钧一份电报，这份电报后来以“应密冬电”成了刺宋案关键性的证据之一。

张学良在“东北易帜”的谈判期间，也曾派钱芥尘去南京跟蒋介石交换过密码本，既是为了联络方便，也是示以诚意。

可见电报用的密码本，属于极为关键的机要文件，一般要人无不是亲自携带，唯恐言传六耳，事泄不密，必要时甚至亲力亲为，译电都不让他人沾手，慎重之极。即便是贵为一国总统的袁世凯，也曾经亲自译过电报，以保机密，这也算是一段民国轶事。

这事要从张振武说起。张振武是武昌首义元勋，他在起义之时，反对把时任都督的黎元洪推出来当领袖，两人怨恨从那时就已经积累。民国之后，因为在沪购买军火、编练新军、楚望台军械所守兵哗变等一系列问题，张振武和黎元洪龃龉频生，两人在湖北政坛勾心斗角，积怨日深。到了1912年的时候，黎元洪和张振武已经是闹得不可开交，势同水火。黎元洪遂动了杀心，只是碍着张振武的声望太大，不敢有太明显的动作，便设下一个调虎离山之计。

他请袁世凯邀张振武进京担任总统府顾问，使其远离湖北老巢。张振武不知是计，还以为是袁世凯格外赏识，欣然赴京。他抵达京城之后，袁世凯盛情款待，优待有加。张振武更是放心，还时常宴请宋教仁等同盟会的朋友，畅谈共和大计。孰不知他前脚离开武昌，黎元洪就立刻发了一封密电给袁世凯。

这一封加了密码的电报在1912年8月13日深夜才送到袁世凯府邸。袁世凯一看是黎元洪发来的，而且用的是最高级的加密，便知道一定跟张振武有关。他情知此事干系重大，绝不允许有丝毫泄露，否则国会议员知道，又是好大一场风波。于是袁世凯决定不交给机要员去翻译，而是自己亲自动手。不巧的是，他的密码本锁在保险柜里，而保险柜的钥匙却找不到了。此时已经是深夜三点多，如果不能尽早译出，等到张振武有所觉察而逃出北京，别说黎元洪，就是袁世凯本人也要有大麻烦。

情急之下，袁世凯一个电话把梁士诒从被窝里拽了出来。梁士诒是袁最信任的几个亲信之一，他手里有保险柜的备用钥匙。听到袁世凯的召唤，梁士诒不敢怠慢，连夜带着钥匙赶去袁府。袁世凯拿到钥匙，打开保险柜取出密码本，找了一间密室开始逐字逐句翻译，梁士诒则一直等在外面。

黎元洪这份电报兹录全文如下：

“张振武以小学教员赞同革命，起义以后充当军务司副长，虽为有功，乃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蚀巨款。当武昌二次蠢动之时，人心皇皇，振武暗煽将校团，乘机思逞。幸该团员深明大义，不为所惑。元洪念其前劳，屡予优容，终不悛改，因劝以调查边务，规划远漠，于是大总统有蒙古调查员之命。振武抵京后，复要求发巨款设专局，一言未遂，潜行归鄂，飞扬跋扈，可见一斑。近更盅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倡谋不轨，狼子野心，愈接愈厉。冒政党之名义以遂其影射之谋，借报馆之揄扬以掩其凶横之迹。排解之使困于道途，防御之士疲于夜，风声鹤唳，一夕数惊。赖将士忠诚，侦探敏捷，机关悉破，弭患无形。吾鄂人民胥拜天赐，然余孽虽歼，元憝未殄，当国家未定之秋，固不堪种瓜再摘，以枭獍习成之性，又岂能迁地为良。元洪爱既不能，忍又不敢，回肠荡气，仁智俱穷，伏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系属同恶共济，并乞一律处决，以昭炯戒。此外随行诸人，有勇知方，素为元洪所深信，如愿回籍者，请就近酌发川资，俾归乡里，用示劝善罚恶之意。至振武虽伏国典，前功固不可没，所部概属无辜，元洪当经纪其丧，抚恤其家，安置其徒众，决不敢株累一人。皇天后土，实闻此言。元洪藐然一身，托于诸将士之上，闒茸尸位，抚驭无才，致起义健儿变为罪首，言之赧颜，思之雪涕，独行踽踽，此恨绵绵。更乞予以处分。以谢张振武九泉之灵，尤为感祷！临颍悲痛，不尽欲言。”

这封电文的手笔出自黎元洪的秘书饶汉祥，此人事迹容后详叙。总之这份电报文笔斐然，废话连篇，绕来绕去中心思想只有一句：“张振武是坏人，请总统把他给杀了吧。”要说袁世凯也是够辛苦的，他堂堂一代中华民国大总统，这一刻却作起了电报生的工作。这封电文差不多有600多字，而且全是加过密的，要逐字对照密码本翻译，其效率可想而知。何况袁平时日理万机，哪里有时间来练习译电，手法格外生疏。这一译，一直译到了次日清晨，才算是译完。梁士诒在外面都快困得不行了。

袁世凯翻译完以后，不顾腰酸背疼，先通读了一遍，不禁愣在那里，他没料到黎元洪下了这么大决心，竟要用苛烈手段来直接把张振武正法。他立刻让梁士诒把赵秉钧、冯国璋、段祺瑞、段芝贵几个心腹叫来商议。袁世凯唯恐自己翻译的密电有错误，误解了黎元洪的意思。梁士诒建议说不如回一份电报给武汉，让黎元洪确认一下。这一天袁世凯就没离开府邸，一直等到15日凌晨，黎元洪复了一份电报回来，这一次用的是明码，没那么多四骈六丽，只简单地说“元电（13日）确系本人主张”云云。袁世凯这才明确地知道黎元洪的主张，当即签署了一份处决令。

15日当天晚上，段芝贵带着这份处决令去赴张振武在六国饭店的宴会，席间隐而未发。等到宴会散后，张振武乘马车走到大清门栅栏，埋伏在这里的兵丁一涌而上，把张五花大绑，押解到玉皇阁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把黎元洪的电文亮出来给张振武看了一眼，张这才明白自己为何被缚，可惜为时已晚。几分钟后，一代武昌元勋被枪决。

张振武被杀的消息传出以后，舆论大哗，国会议员更是义愤填膺，叫嚷着让总统出来给个交待。袁世凯推托不开，只好两次发布答辩书，辩称此事系根据黎副总统密电处理。至于密电的内容是什么，他打死也不敢公开，只是让议员们去问黎元洪。

不知道那些议员如果知道这封密电还是袁大总统亲自操刀辛辛苦苦翻译的，是否会稍微宽宥一二。民国电文虽多，像这封由一国总统亲手译成的，却是极少见。从这一件事可以看出，密电翻译，委实干系重大，不可不慎。

其实袁世凯如此谨慎，也是有前车之鉴的。

在清末历史上，曾经有两次关于密电的失误，以致于差点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

第一件事发生在1898年，主角是康有为康圣人。

光绪二十四年，维新变法如火如荼之际，中国一派中兴气象，俨然要成为第二个日本，迈入强国之列。康有为作为维新变法的主使者和精神领袖，风头一时无二。然而光芒之下，却是暗流涌动。维新不过持续了一百天不到，就已经危机四伏。满朝文武阳奉阴违，几位重臣荣禄、奕劻心怀不轨，就连在幕后的慈禧太后也开始磨刀霍霍，打算对这一群大逆不道的家伙动手。

光绪皇帝虽非明君，这点政治嗅觉还是有的。光绪曾经颁给过杨锐一纸衣带诏，其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它？”足见这位皇帝对于未来的态度已经相当悲观。尽管谭嗣同建议说可以拉拢袁世凯作为靠山，光绪仍旧心绪不安。他唯恐压在头上的“老佛爷”突然翻脸砸下来，让自己这一派全军覆没，于是便作了两手准备：一方面连续召见袁世凯，极力笼络；一方面又下旨派康有为前往上海，名义上是督办《时务报》，其实是有意想让这位康圣人离开北京这个龙潭虎穴，留下维新派的一点骨血。康有为开始坚决不走，光绪皇帝再三催促，甚至在托林旭转交的密诏里都说出了“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这种露骨的话出来，可见局势之危急。

康有为看到光绪心意已定，只好把梁启超、谭嗣同、刘光第等弟子召集过来商议，这些学生也都纷纷劝老师外出避祸。康有为很犹豫，因为他们正在策划兵变，想借袁世凯的新军杀掉在天津的荣禄，然后包围颐和园，囚禁慈禧太后。在这关键当口，主脑人离开不大合适。谭嗣同说老师你先离开，具体筹划有他们这些学生负责。康有为表示好歹把袁世凯拉拢过来，他走也走得放心。当时袁世凯已经与维新派走得很近，维新一党受光绪衣带密诏的时候，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也在侧，只是他本人从来没表明过立场，让康有为很不放心。

于是在1898年9月18日（农历八月三日），谭嗣同夜访法华寺，慷慨激昂地把兵变计划一说，逼着袁世凯表态。袁世凯当时满口答应参与兵变，算是摆明了自己的立场。康有为见大局底定，这才放下心来。其实那时候，慈禧早已控制了光绪，袁世凯（缺）

于是到了9月20日，康有为把兵变计划留给梁启超与谭嗣同，自己只带了一个仆人坐火车前往天津，打算坐海轮到上海去。巧合的是，袁世凯也是这一天坐火车回天津，至于他到底有没有心思杀荣禄，在火车上有无见到康有为，就不得而知了。

康有为当晚直接在塘沽下了车，他订的是海晏号客轮，上了船以后，康有为被告之因为机械故障，要第二天下午四点才能启航。这条船归中国轮船招商局管，康有为唯恐船上有荣禄的耳目，索性下了船，在码头附近的旅馆住了一宿。第二天，也就是9月21日，他绕过招商局的轮次，特意选了一条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的重庆号，于上午11点离开塘沽码头。

这一走，真是险之又险。因为几乎就在康有为登船的同一时刻，慈禧太后在北京发动了戊戌政变。这一次政变的起因，有学者认为是袁世凯回到天津之后立刻向荣禄告密所致；但也有人认为是维新派行事不密，反被慈禧先动了手，袁世凯见大势不妙，这才慌忙向荣禄坦承兵变计划。无论哪一种说法为确，总之慈禧太后在9月21日使出了霹雳手段，先把光绪幽禁在瀛台，然后由步兵统领崇礼亲自挂帅，率领3000缇骑在北京城内外大举搜捕。京城一时间腥风血雨。

康有为作为维新首脑，是慈禧太后点名要抓的重要人物。步兵统领衙门在政变后第一时间包围了他在宣武门外的南海会所，结果只在厕所里搜出了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崇礼又派人去捉梁启超，结果梁启超也在伊藤博文的庇护下躲进了日本使馆。最后只抓获了谭嗣同、林旭等六人。

慈禧太后对于没捉到康有为非常不满，勒令务必捉拿归案。就因为康有为一个人，先后关闭了北京九门两次，停运了京津铁路三回。最后步兵统领衙门才调查清楚，原来康有为早就坐火车去塘沽了。

这时候慈禧太后就体会到电报的好处了。虽然康有为早逃出去了一天，但他再快也不及电报快。于是一通电报打到了直隶总督衙门，谕令天津全城戒严，让荣禄严厉搜查康有为的行踪。康有为的计划里，曾经有杀掉荣禄，夺其兵权的内容。荣禄听袁世凯说了以后，又气又怒，此时自然更不能放过康有为。聂士成、董祥福两部兵勇把天津周围翻了一个底朝天，最后在塘沽码头发现康有为登上重庆号的记录。

这时候，重庆号已经启航足足有一天多，寻常轮船根本追赶不及。荣禄不甘心让康有为在自己手里逃走，这时便有人向荣禄建议说：而今之计，如欲追上重庆号，只有派出北洋水师中最快的飞鹰号快艇。

北洋水师自甲午海战之后精锐尽失，元气大伤，一直到1896年才在直隶总督王文韶的推动下重建，飞鹰号快艇（快艇即如今之驱逐舰）就是在这期间购入的。该船是由建造过定远、镇远、济远等北洋名舰的德国伏尔铿（Vul）造船厂制造，于1895年下水。飞鹰号船身长259.2英尺，吃水12.6呎，排水量850吨，是唯一一艘拥有四烟囱的舰艇，推动力高达5400马力，航速最高可达22海里，还配备了两门克虏伯炮与三支鱼雷发射管，是重建后北洋水师中仅有的两艘驱逐舰之一。以它的速度，想追上航速只有12节的重庆号绰绰有余。

此时飞鹰号正停泊在大沽口。荣禄立刻给飞鹰号管带、后来中华民国的第一位海军上将刘冠雄下了一道命令，让他马上拔锚启航，不惜一切代价追上重庆号，捉到康有为后就地正法。刘冠雄是甲午海战后硕果仅存的几位海军提督，他接到命令以后，立刻出动。不料飞鹰号在海上开了一段时间，刘冠雄却突然返航，报称说因为出发匆忙，船上煤水没有加足，不堪续航。荣禄虽然大怒，却也无可奈何，因为飞鹰号当时确实与僚舰飞霆号刚刚结束训练回航，停泊不足三小时即被命令出发追击。

关于飞鹰号为何突然停止追击，历来众说纷纭。有说飞鹰号确实因煤尽而被迫返航；有说追击途中飞鹰号锅炉发生了爆炸；比较传奇的一种说法认为，刘冠雄是有意为之，因为刘冠雄是北洋水师学堂毕业，流学去过欧洲，思想上很先进，十分支持维新变法，想故意放过康有为。

后来飞鹰号的故事并未结束。辛亥革命后它曾参与护法运动，南下广州，遂被编入粤海军第四舰队，在与陈济棠的冲突时被飞机击沉，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空军击沉驱逐舰的记录。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康有为浑然不觉自己在鬼门关里走过一遭，他也不清楚北京城内发生了什么事情。重庆号在9月22号抵达烟台补充燃料，要停泊数个小时。康有为一来想散散心，买点水果吃；二来也打听一下局势，无论兵变成功与否，现在应该都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在烟台一定能探听到什么风声。

就在这时，慈禧太后的密电也已经送到了登莱道衙门。原来慈禧太后怕荣禄在直隶辖内捉不到康有为，早已给从天津到上海的沿岸码头都发出了语气严厉的加密电报，电称康有为毒杀光绪，畏罪潜逃，各地码头一旦发现重庆号靠岸，立刻派人上船拘拿康有为。

烟台自《天津条约》开埠之后，一直是通商重镇，亦是上海联系北京、大沽、大连等地的南北电报枢纽。水下陆上电线纵横，中外电报俱集中于此处中转。慈禧的缉捕令第一个就拍到了烟台登莱道衙门。

按说登莱道衙门接到密电之后，应该立刻封锁码头，派人严密监视，可是这时候却发生了一件意外。

由于早期中文密码编制过于简单，查阅调看的手续又异常繁琐，在实际的操作中往往不能及时应变。所以自从清政府启用电报为官方正式通讯手段后，为了确保不让人假传圣旨，特别规定了一定级别以上的大员都可以看电报底稿，确认电报上自动收报的军机号头，此命令才算有效。但是同时又有规定，来电的密码本只有少数官员才能持有。

可巧的是，那天登莱道台李希杰前往胶州，这位大员还颇有职业素养，知道密码本的重要性，随身带着。这一带不要紧，他手下大大小小十几名官员大眼瞪小眼，谁也不知道密电里说了些什么。朝廷有严格规定，哪一密级的电报由哪一级官员译出，不得僭越。慈禧太后发电时用的是最高密级，衙门的电报生只能翻译出加密的内容，至于内中说了些什么，除了李希杰的电报本，整个烟台谁也破译不了。

晚清官员，大多颟顸。既然破译不了，那就搁着吧，反正密码本是李大人带着的，出了事也是他的责任。于是道台衙门就把这份十万火急的电报搁在了一旁，打牌的打牌，聊天的聊天。

康有为不知道自己又在生死线上走了一遭，他悠哉游哉地在码头上买了点水果，又打听了一下北京局势，就回到了重庆号上。重庆号开走半天，李希杰才晃晃悠悠回到衙门，他一看有一封北京来的密电，连忙取出密码本，翻译出来一看，脸登时就白了。

这可是要杀头的大罪呀。

自从有了电报这个新通讯工具之后，清政府在考评官员时多了几条关于电报的标准。一是要对密码本进行严格保密，不得假手旁人；二是有密电来时，一定要及时译白执行，不得延误，还详细规定了泄密扣薪俸多少，延误时日要扣除薪俸。李希杰第一条执行得很好，第二条可就麻烦大了。何况这封电文是慈禧太后亲自下令的，他这个失误跟抗旨这等大罪也差不多了。

上海道与登莱道不同，道台蔡钧接到密电之后早已经严阵以待，只等重庆号自投罗网。亏得英国驻上海领事白利南从中斡旋，派了一个上海英租界工部局的职员在吴淞口先拦住重庆号，找到康有为，把慈禧的密电给他看，康有为这才知道自己大难临头。他当即被英国人转移到英国轮船皮莱瑞号，然后转送香港，旋即出国，从此开始了流亡生涯。

至于李希杰，他因未译电报而耽误了捕拿康有为的行动，慈禧太后得知后十分震怒，批了一个斩立决——他当初在烟台租界勘界时为洋人作伥，坏事做尽，这也算是一桩报应吧。

慈禧在北京发动政变，不过中午之时，在天津的荣禄便已知道；康有为出逃不过三四日功夫，通缉令便已经传遍沿海各省。而若不是在北京的英国人获知清廷密电，及时转拍给上海总领事馆，恐怕康有为也早丧于慈禧之手。这种信息传递的效率，在从前是不可想象的。电报对晚清政治的影响，可见一斑。

第二件事发生在1896年，故事的主角是中华民国一代国父孙中山。

当时的孙中山名字还叫做孙文，还远没有后来的风光。他在头一年组织了广州起义，可惜起事泄密，整个行动被总督谭钟麟扼杀于襁褓，还白白折损了一条臂膀陆皓东。在扑灭广州起义后的第二天，清政府即下令在全国通缉孙文，悬赏花红银一千元的布告甚至贴到了西贡和新加坡，并加派了大量密探追查他的踪迹。如何利用电报的迅捷手段来扑灭国内外危险势力，清政府这时候已经是玩的十分熟稔，通缉电报打到了清政府驻海外几乎所有使馆，差不多成了全球通缉的阵势。

在这种形势之下，孙中山不敢在国内多作勾留，他先去澳门，再避香港。香港的一位律师朋友建议他立刻出境，于是孙中山匆匆坐船抵达日本神户，在神户割掉辫子割掉，改换西服，表示与清政府彻底决裂。1896年初，孙中山携妻子卢慕贞与孙科前往夏威夷，接着又辗转前往美国本土。当时三藩市华人数量最多，于是孙中山前往那里，还在唐人街发表了讲话，号召大家进行捐款。巧合的是，恰逢李鸿章差不多也是同时开始动身访美，清政府在美国的情报活动空前频繁，唐人街上的密探特别多。孙中山在唐人街一开口，密探立刻将他的行踪汇报给了清政府驻华盛顿的公使，说此人形迹作派，很象是通缉令上的孙文。

时任美国公使的是杨儒，这是一位晚清名臣，素以铮铮铁骨而著称。他后来转任俄罗斯、奥地利、荷兰三国公使，在与俄罗斯人谈判护（中东）路及东北问题时，拒绝在对中国不利的条约上签字，态度之硬，胜过西伯利亚的石头，最后把一盘败局生生掰和，自己却病死在彼得堡，算得上是条好汉。

接到孙中山抵美的秘报时，杨儒正安排李鸿章访美的诸项事宜，忙得焦头烂额，一听到孙中山已到了旧金山，立刻头大如斗。他深知兹事体大，生怕这个极端危险的革命党人会对李鸿章作出刺杀或者人肉炸弹什么的，立刻取出孙中山的照片给密探辨认。密探确认在唐人街演讲的，正是那个胆大妄为的孙文。可是作了四年驻外使节，杨儒知道，孙中山如今在在美国的领土之上，他们这些使臣没有拘捕的权限。他立刻约见了时任美国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宣称这个狡猾的孙文是企图推翻中国政府的危险分子，希望美国能够协助拘捕，最起码也要仿效港英政府，把他驱逐出境。这个要求被奥尔尼拒绝了，而且警告杨儒不可以在美国领土上有什么轻举妄动，否则可能会发生外交冲突。

依着杨儒本来的性子，怎么也要跟国务卿吵上一吵，可这件事上清政府确实理亏。杨儒没办法，只好雇佣私家侦探对孙中山如影相随，密切关注他的行踪。孙中山在美国停留的时间并不长，他打算借这次机会去各国考察一番，第一站就定在了大西洋彼岸的英国伦敦，因为他在香港时候的老师康德黎此时恰好住在伦敦，可以顺道去拜访一下。

孙中山的欧洲出行计划立刻就被杨儒派出去的密探侦知。杨儒知道在美国对他无可奈何，也许在英国还有机会，便立刻把孙中山的行程发电报给了驻英公使龚照瑗。龚照瑗这个人与电报渊源也不浅，早在国内时就住持过长江内水电报的建设，也是个精通洋务的人物。此时他接到杨儒电报，不敢怠慢，立刻着手安排人手，同时发电报给国内请示行动。国内很快给了批示，让他们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把孙中山弄回国来。龚照瑗原本派了参赞马格里去英国外交部，希望英国政府协助拘捕，结果英国人和美国的回应完全一样，不仅拒绝了龚照瑗的请求，还警告说别乱来。这让他左右为难，苦思无良计，只得姑从杨儒旧计，雇佣了数名私家侦探，一俟孙中山登陆，即行严密监视。

1896年9月23日，孙中山乘坐白星航运公司的麦竭斯底号客轮（S.S.Majestic）跨过大西洋，抵达利物浦，然后坐火车在10月1日到了伦敦。他的打算是在英国盘桓几日，然后再去巴黎考察农业。孙中山开始住在赫胥旅馆，后来应他老师康德黎的邀请，在霍尔旁区附近的沃里克小巷租了一间公寓，甚至还改了一个名字，叫陈载之。

孙中山和这位康德黎老师的关系匪浅。当初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的时候，康德黎就是他的老师兼教务长，“孙博士”这个头衔还是康德黎亲手颁发给他的，两人关系非常密切。有意思的是，这所香港西医书院并未在政府立案，从那里毕业的学生无法取得行医执照，所以孙中山那一届学生，一同拿到毕业证书的只有一个叫江英华的学生。他们当年解剖学考试的卷子，如今还有留存。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在香港就是找康德黎寻求庇护，后来康德黎返回伦敦途中在夏威夷碰到孙中山，邀请他去英国，他这才有了游览欧洲的计划。

龚照瑗得知孙中山落脚沃里克小巷后，颇有些惊讶。如果仔细查看伦敦地图的话，就会发现孙中山这间公寓离中国使馆离的很近，他为何甘心住的离虎口如此之近呢？龚照瑗召集一批随员商议，最后他的侄子龚心湛分析说可能是因为孙中山本人也十分渴望了解国内情况和对自己的通缉声势，而想知道这一切，就必须要通过中国驻伦敦使馆。龚照瑗觉得言之有理，遂下令让使馆内工作人员都提高警惕。

龚心湛的分析颇为到位，孙中山确实是想摸清楚国内各界对广州起义的反响如何，是否民智籍此而开，从而具备继续发动革命的成熟条件。康德黎曾经半开玩笑地问过孙中山，说你住的地方和使馆很近啊，去访问过没有，孙中山不置可否。后来在与另外一位英国朋友聊天的时候，孙中山还向他打听驻英使节的名字，流露出自己想去使馆一探究竟的意愿。

孙中山作为一代革命党人，胆识过人，他觉得自己用的假名字，去中国使馆应该不会被识破——就算被识破了，使馆也不敢把他怎么样，有杨儒前车之鉴，龚照瑗又哪敢甩开英国外交部自己蛮干，擅自拘捕。要知道，当时中英之间并没有引渡协议，就算他刺杀了慈禧太后，清政府都别想在伦敦对他作些什么。这些事情孙中山都仔细地研究过。

于是在10月10日，孙中山大摇大摆地走到中国驻伦敦使馆，迎头碰到了当时在英国学铸炮的一个学生宋芝田——此人后来官拜北洋陆军中将，是民国少有的几个以军工技术封将的人才——孙中山问他说使馆里有广东人没有。宋芝田说有个英文四等翻译官邓廷铿，是广东人。孙中山就走进去，找到邓廷铿，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两个人用粤语开始拉起家常来，十分亲热。邓廷铿是广东三水县人，其实两人在广州曾经见过一面，不过这都是后话，当时可谁也没想到。

俩人闲聊了许久，相约隔日去海口见见其他广东老乡，孙中山还旁敲侧击地问他如果穿西装回国是否会受阻挠。眼看日落西山，孙中山掏出怀里一块金表看看时间，说我差不多得走了。这块金表是旧金山一位华侨送给孙中山的，款式在当时颇为新颖，邓廷铿看着喜欢，就要来玩赏了一下。

这一玩赏，可玩出了问题。邓廷铿接过金表，看到表盖上赫有一行英文，乃是“孙”字的拼写，联想到近日孙中山就在伦敦活动，龚公使也警告说他可能会改装身份潜入使馆，心中立刻有了答案。邓廷铿表面上不动声色，客客气气把孙中山送出使馆，转身立刻通知了龚照瑗和龚心湛。

这可真是瞌睡时送个枕头，龚照瑗正发愁如何在伦敦地界拿下孙中山，他没想到猎物居然自投罗网，心中大喜，他与龚心湛以及使馆的其他两位参赞计议了一番，觉得这真是天赐良机，绝对不可以放过，遂设下一个圈套。

第二天上午，孙中山兴致勃勃地来到使馆来找邓廷铿，打算一起去探望老乡。邓廷铿把他先稳住，说下午两点再去，先招待他吃了个饭。酒足饭饱之后，邓廷铿拉着孙中山，引荐给参赞马格里（Maey halliday）。

这位马格里也是晚清奇人之一。他是个美国人，咸丰八年以军医身份来中国，后来还加入了戈登洋枪队，协助李鸿章剿灭太平军，还娶了太平天国纳王郜永宽的侄女当老婆。苏州杀降事件后，戈登与李鸿章势同水火，多亏了这位马格里从中斡旋，才算平结此事。马格里从此加入淮军，依仗自己的洋人身份帮着李鸿章办理洋务，还加入中国国籍，改了字叫清臣。后来他主持的金陵造炮局在大沽试炮失败，炸死了七个人，被撤职闲置。郭嵩焘派去英国出使时候，把他也带了去，从此就以美裔中籍职员的身份出任参赞一职。

孙中山早闻马格里之名，这次居然能见到本尊，不喜过望，开始大谈中国洋务与维新问题。他先夸奖了李鸿章一番，然后又说中国如今在国际备受欺凌，皆因不重视洋务的缘故，中堂大人孤掌难鸣，须早变民主云云……马格里与邓廷铿早有计谋在胸，也只由着他慷慨激昂。

等到孙中山客套完了，邓廷铿又拽着他上了使馆二楼，去见另外一位广东籍随员李盛钟。过不多时，马格里假装走过来，说国内来了电报，密级很高，请邓廷铿亲自译出。邓又拽着孙中山上了三楼译电室，一步步引着他进入毂中。

到了三楼房间，邓廷铿把孙中山一把推进去，当即落锁。马格里在外面对孙中山说：“你不是姓陈，你金表里刻着孙文二字，肯定就是那个通缉犯。现在奉了龚公使的命令把你拘禁在这里，我们已经发电报到国内总署了，等到总署回电以后，才能把你放出来。”孙中山身陷囚囹，追悔莫及，还想跟邓廷铿套套近乎，问能不能允许他返回寓所拿些日用的东西，也被拒绝。

龚照瑷拿下孙中山之后，立刻给总理衙门拍了一封密电，说孙中山自己来到使馆，已经被控制住了，请总理衙门迅速回电指示下一步行动。孙中山被抓只是万里长城第一步，从伦敦到北京千里万里，如何把他绕过英国人耳目活着带入境内，还是个难题。

龚照瑷一边指示看管好孙中山，派了一中一外两位随员24小时监视，甚至连窗户都用木条钉好，水泼不进；一面拨出7000英镑，租了格莱（Glen）公司一艘2000吨的轮船，定制了一个大木箱，一俟总署复电，就立刻把孙中山装到箱子里运出英国。他们作事很细心，特意选择了一条外籍轮船，而不是不列颠籍船只，这样即便事后英国人觉察到，也无法在苏伊士河予以拦截。

而孙中山被囚禁在方寸之间，却仍旧没放弃希望。他先后数次强调使馆并无拘捕权，并要求给自己的老师康德黎传递消息。然而中国使馆方置若罔闻，一心要把他弄回国去，他写的几封信都被马格里扣留下来，一封也没有传出去。龚照瑷甚至还派人骗孙中山写下英文的自白书，打算日后会审时作为呈堂证供。

轮船很快就租好了，木笼子也订得了，可偏偏发去国内总理衙门的电报，却石沉大海，再无回应。龚照瑷急得团团转，有心早早把孙中山送走，又没有正式命令，只能命令译电员守在电报机前，随时等着复电。

孙中山乃是朝廷钦犯，总理衙门何以回复如此迟钝呢？至今已成为一个谜团。有说清政府对如何处置孙中山莫衷一是，有主张在伦敦或海船上直接杀之，有坚持必须运此巨匪归国，公开处决以平民议，群议嘈嘈以致耽搁时日；有说是总署的译电员粗心大意，误把头等加急密电搁错了格子，恰逢李鸿章10月3日刚刚出访归国，引起轰动，各国政要拍往中国的电报极多，译不胜译，宝贵的时间就这样白白流逝。

久拖必有生变，就在清政府的复电久候不至的时候，意外出现了。

当时使馆有一名英籍工人柯尔（Geovge Cole），负责每天给孙中山生火送水。孙中山暗自请求他帮忙，开始柯尔不理不睬。孙中山左思右想，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来。

英国那时候大部分平民对远东地区兴趣不大，除了政治家和商人以外，很少有人关心那里的事情。但是这些人对近东地区尤其是与基督教有关的事情，却格外敏感。其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位的是哈米德二世，他大力推行泛伊斯兰化运动，对信仰基督教、又有分离主义倾向的亚美尼亚人进行残酷镇压，从1894年登基一直到1896年，几乎把亚美尼亚民族灭绝。整个基督教世界都对此痛心疾首，笃信基督的民众无不视哈米德二世为恶魔。

孙中山一贯关注欧美时局，对这段历史知之甚详。他便对柯尔说：“你听过土耳其苏丹屠杀亚美尼亚人的事么？”柯尔点头，孙中山见他面露厌恶，知道这次算是赌对了，趁机说：“土耳其苏丹不喜欢基督徒，所以就对他们进行屠杀。其实我也是一样，我是中国的基督徒，希望能够在中国进行改革，可中国的皇帝敌视基督徒，所以指使爪牙来迫害我。你们同情亚美尼亚人，那么也应该同情境况相同的我才对。”

这一番言辞入情入理，说动了柯尔。第二天，10月16日，柯尔趁送煤的时候，在煤篓里留了一张字条，孙中山就在纸条上写下自己的处境，连同身上唯一的二十英镑交给柯尔。

柯尔把纸条送到康德黎手里的时候，已经是10月17日晚上，孙中山已经在使馆被拘禁足足七天。康德黎自从孙中山失踪后，急得几乎发疯，四处奔走不得要领。一直到柯尔送来纸条，康德黎才确认自己学生被软禁了。

康德黎最开始想去找参赞马格里帮忙，结果在宅邸里扑了一个空。他没办法，只能去苏格兰场报案，却未被受理。后来柯尔再次传递消息出来，康德黎这才知道马格里是这起拘禁事件的主谋，龚照瑷已经打算下周递送孙中山出境，假称他是个疯汉。康德黎没办法，直接去了使馆，威胁说此事已报告给苏格兰场与外交部，使馆却拒绝承认内有孙逸仙这个人。

康德黎离开以后，使馆人员立刻汇报给了龚照瑷。龚照瑷见消息已经泄露，总理衙门的电报却久候不至，急得火上房。龚心湛这时又献了一计：龚照瑷的前任是曾纪泽，他在伦敦曾租了栋寓所，如今空置，不如把孙中山秘密转移到那里，然后请英国人来搜查使馆，便可以消除嫌疑。龚照瑷听了很是赞同，但后来一查记录，那间寓所已经被退租了，这条计谋遂派不上用场。龚照瑷只得下令让轮船在附近码头随时升火待命，一经总署点至，立刻开船。

10月19日，康德黎雇了思德兰公司的密探，并通知了附近的警察，把中国使馆严密监视起来，并人手一份孙中山西装短发照片。到了第二天，总理衙门的电报才算是发到伦敦，指示英国公使不惜一切代价把孙中山送回国内。龚照瑷气得把电报撕的粉碎，大骂国内颟顸官僚——这时候外面众目睽睽，甚至还有激进人士打算借助隔壁的房子爬到使馆三楼，撬开木板，救出孙中山。他已经错过良机，没办法把这位囚犯平安地送到船上了。

这时候，康德黎四处奔走的消息传到《地球报》记者的耳朵里。记者找到康德黎，作了一篇专访，在10月22日刊登出来，标题叫做《可惊可骇之新闻：革命家被诱禁于伦敦》，详细叙述孙中山被拘禁的经过。是章一刊，舆论一时哗然，包括《泰晤士报》内的各大报纸纷纷予以报道，更有伦敦华侨和留学青年聚集在使馆前大声抗议。

英国首相萨利斯堡（Salisburg）也被惊动，发公文给龚照瑷与马格里，要求立刻释放孙中山。这时候中国使馆终于扛不住压力，马格里只得亲自出面，在10月23日把孙中山送出使馆，交到康德黎和英国外交部代表手里。至此孙中山被困使馆恰好12天。

康德黎后来回忆说，倘若中国使馆早把孙中山运出哪怕一天，他也无能为力，这一切自然要归功于上帝保佑之故。神学上的事姑且不论，孙中山真正要感谢的，恐怕要是那位把电报放错格子的总理衙门译电员吧。若非这位不知名小人物的一点疏失，一代国父差点就魂断伦敦。

经过这一事件之后，孙中山声明大噪，报纸争相访问，就连中国，都有梁启超主持编务的《时务报》，分别在14、15、17、19、21、28册曾分别译载英国、日本的有关报道，如《英国律师论孙中山被禁事》、《论传言英将控告孙中山一案》、《论孙逸仙》等。英国汉学家翟理斯甚至把他收入了《中国名人辞典》。

孙中山把这事儿用英文写成一本《伦敦被难记》，于1897年出版，感动了无数革命志士，至此声望日隆，连被通缉的身价都涨到了50万银元。后来他作了临时大总统，当日出卖他的邓廷铿居然还厚着脸皮跑来与他要官作，气得孙的副官要拔枪把他毙掉，最后还是孙中山出面解围，不与他一般见识，直接轰出了总统府了事。

正文电报史上的奇观——民国通电趣谈

前面说过了，电报讲究的是惜墨如金，无论是写成文言还是白话，所有人都挖空心思想用最少的文字表达最多的信息。

可是凡事总有例外，有一种电报，非但不考虑节约字数，反而要求极尽铺排之能事，废话涛涛，洋洋千言乃至万言。这种电报，叫做“通电”。

熟悉民国的人都知道，“通电”在民国史上出现得极为频繁，深深地渗透到那一段历史的腠理中去，治史者无论如何也是绕不开的——乃至于有人说“不读通电，则民国无史矣”。民国之人对通电的挚爱无以伦比，上台要通电、下野要通电、嘉奖要通电、谴责要通电、讨伐要通电，和谈要通电，甚至大学老师被政府欠了薪水也要通电……

有人作过统计，1912年有案可查的民国通电已经有33次，1913年有40次，1917年有72次，1920年67次，1922年97次，1926年50次，1927年51次。搞得整个民国时代如同过年一样，热热闹闹，沸沸扬扬。

说了这么多通电，那么通电究竟是什么呢？

从技术角度来说，通电是指将特定信息经由某一电报机终端发往所有能够接收到该机信号的终端机的过程。一般的电报是点对点，一台拍一台收；通电则是点对面，一层层转发，直到路上所有接入的终端都收到为止，类似于一种广播。说得浅显一点，当年的通电，就像现在春节期间的手机短信群发。

通电的特点是速度快，范围广，实际上属于“公开信”的一种，它是某个政党、团体或者个人为了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使用的通讯手段。民国时代没有电视，无线电台也刚刚起步，新闻报纸传播范围有限，速度又慢，唯有通电才是能够把自己的主张传遍全国的最快方式，抢占舆论阵地和道德制高点，是以大受政客欢迎，简直就是“政治”天生的助手。

而通电的另外一大特点与普通电报截然相反，一字记之曰“长”。篇幅越长越好，词藻越华丽越好，用典越雅越好，讲究悬河千里一泻汪洋的气势。比如民国六年直系四督对段祺瑞落井下石，发布通电呼吁南北停战，其中有一段说：“（曹）锟等数月以来，中夜彷徨，焦思达旦，窃虑覆亡无日，破卵同悲，热血填膺，忧痛并集。盖我国外交地位，无可讳言，欧战将终，我祸方始，及今补救，尚恐后时。至财政困难，尤达极点，鸩酒止渴，漏脯疗饥，比于自戕，奚堪终日？”

这哪里还是以简洁著称的电报，分明是一篇富含水分的骈文了——而这不过是民国通电里还不算太雅，也不算最长的一篇罢了。

通电在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末。不过那会儿清廷对舆论关切不大，爱闹事的革命党还在东躲西藏，所以清末的通电并不流行。比较有名的通电有两个。

一个是经元善发起的请慈禧归政光绪电，这个咱们前头说过。

还有一个通电是在武昌起义之后。当时起义军急于把起义成功的消息散发全国。湖北军政府军事顾问兼联络使的蒋翊武拿着电报稿交给汤化龙审阅。汤看了一遍，说你们想发通电给全国很难啊，这是明码，在电报局就会被清廷截留，只能用密码。蒋诩武忙问他哪里可以弄到密码。汤华龙告诉他，总督瑞徵逃跑的时候，扔下一个八省土膏捐大臣柯逢时。他手里有一份密码本，可以用来发通电。于是蒋去柯逢时那里弄来密码本，汤随即联络汉口的俄国领事，请俄罗斯人代发电文，由是通电全国。

以武昌通电为发端，一进入民国以后，通电陡然成了最受欢迎的政治工具，你也通，我也通，甚至衍生出一个专有名词，叫做“电战”。你我各发通电，隔空而骂，大家都通个不亦乐乎，全国人民看热闹。

不过通电这个东西，可不是随便发的。

前面说过，电报这东西非常贵。可是究竟贵到什么程度呢？

就拿前面大北公司修的那条电报线来说吧。上海至香港、广州、日本长崎，每发一个字，价格是3角银元——那时一张从上海坐船到长崎，也只要6元银元而已。也就是说60个字就顶一张船票了。

这是海线，旱线的情况则稍微有些不同。光绪年间，电报初兴，电报局比较少。像第一条民用津沪线路，从天津接到上海3000多里，中间只设了6个局而已，所以都是按照局号来收费，各局不同。比如直隶到山东一个价，浙江到福建又是一个价。那时候差不多3钱银子1个字，除了封疆大吏富贾商人以外，老百姓根本用不起。

后来电报局日渐增多，不再是一省甚至几省一局了，形成了一个网络，基本上大、中城市都设置了电报局，小城还设置一些代办所，发报的费用有所下降。于是中国电报局统一了收费标准，按“路有远近，费有等差”的原则制定，改为同府、同省、出省三种递加的计费办法，明确规定华文明语每字，本府城内收银元5分，省内1角，出省每逾一省加收2分，比如天津至通州，每字一角，到清江一角一分，到上海一角五分等等。加急电报按普通电报三倍收费。华文密码及洋文加倍收费。前面提到刘铭传修的那条闽台电缆，因为是海线，所以比较贵，每个字收费两角洋钱，以当时的时价可以买一斗米。

1908年，出于发展电报业的考虑，费用再次下调，减了20％。以福建为例，从福州发往直隶的费用是每个字两角二分银元，发往江苏是每个字1角6分银元，发到蒙古最贵，4角银元才能发1个字。

进入民国以后，清廷每隔一省递增费用的计费方式被取消，电报只分为同府、同省、出省三种，不再另外计费，分别降低到三分、六分和一角二分。民国25年，收费改为法币；12年以后，又改为金圆券。等到1949年经济行将崩溃的时候，寻常的收费方式已经不管用，而是按基数乘以穗、桂、京、沪、汉、兰、昆、渝等8地的大米、报纸、电料等价格总倍数计算，每旬调整一次。

既然知道了电报的价格，咱们就来算算发一通电费赀几何。

从1912年清廷逊位到1928年东北易帜，这十几年是民国时局最为混乱的时期，不过这段时间的电报价格变动不大。咱们就拿民国16年的价格来作一个参考：华文个人出省电报是一字一角六分银元，（这是个人业务，如果是拍发新闻的话，可就便宜多了，只要3分钱。）；通电都是四骈六丽洋洋洒洒，不长不足以显出气势，差不多都是一两千字，最长的近三千字，就算它平均一千字好了。

那么算下来的话，也就是说，发一封全国性的通电的平均价格将近160块大洋。就算是以政府公函形式收费的话，也要80银元。

要知道，这还只是一封而已。所谓通电，就是通通都要发电报，这费用可就近乎可怕了。

通电分小通电和全国通电，小通电视内容需求而定，一般只选择特定城市或者相关人等。比如府院之争最激烈的时候，黎元洪免去段祺瑞职务，以伍廷芳代替。伍特意发出通电，辩称自己继任总理一职合乎程序，这份通电的范围只及各省督军；袁世凯称帝的时候，陆荣廷、梁启超在肇庆发出通电，要求广东督军龙济光反袁独立，其通电题头就是“告龙济光及广东军界全体将士”，范围不出广东一境。一般情况下，小通电都是只发给各报馆，图个舆论宣传。

如果要达到全国通电的效果，则至少要覆盖全部一级、二级电报局，以及各大报馆。民国当时全国当时一级、二级的电报局大约有200多处，有影响力的报纸不下30余家。直奉战争之前，张作霖发过一通电报骂吴佩孚，题头写着：“大总统（徐世昌）钧鉴：国务院各部总长、各衙门步军统领、警察总监、曹巡阅使、督军、省长、司令、师旅长、护军使、镇守使、各省议会、商务总会、农会、工会、教育会、商会、各报馆公鉴。”这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通电范围。有的时候，落款还会加一个“印”字，表明附有发布者的印鉴，等若背书。

这么算下来的话，一次标准的长篇骈文体全国通电，以政府公文形式来发，最少得花上1万6千元；如果是以个人身份来发，最少得花上3万2千元。平均一下，每次全国通电的费用，得在2万元上下。就算是小通电，最起码也得百多元左右，极为昂贵。

两万元在民国是个什么概念？民国一等荣光宝星勋章的年俸是3000元；曹锟贿选的时候，选票是卖5000元一张；电报局一等科员一个月薪水才100元——而且已经是小康生活；如果是在民国16年的上海市场，一块钱可以买30公斤大米，两万块可以办起一家小规模的纺织厂。

换句话说，这一通电报打出去，就是7个一等勋章的年俸、4个议员的选票、600吨大米或者一家纺织厂子。如果一个科员想通电发表政见，得攒上两年工资不吃不喝。

可见这通电不是什么人都能发得起，电报局子门冲南，有事没钱莫进来。议会选举是有钱人的游戏，通电也是一样。民国史里发通电的，不是割据一地的军阀，就是身居要位的大员，要么是影响广泛的名人，普通人根本出不起这个钱。

巴黎和会期间，列强罔顾中国利益，悍然把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转给日本。消息传回国内，北大的学生们群情激愤，决定要采取行动。最后他们决定打电报给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告诫他们不可卖国，同时通电全国，表明北大的政治态度。可是通电实在太贵，他们都是穷学生，实在出不起这个钱，只好你一块、我一块地凑，最后凑出近1000块钱，刚够给全国报馆发一次小规模的全国通电，最后居然还剩下300块，买了些竹布作旗帜，在五四运动期间起了大作用。

执政府认定北大学生运动幕后肯定有人支使，理由很简单：“穷学生怎么可能负担得起通电费用！”可见通电之事，实在是烧钱的营生。

不过事无绝对。民国时代有一个人，虽然是一介平民，身家又不富裕，却有动辄给全国发通电的瘾头儿。

这个人就是康有为康圣人。

这位前清的康圣人、民国的宪政党党魁最好发议论，每见国事，必有意见。护法运动正打的不亦乐乎的时候，他通电呼吁南北停战；中国参与欧战的时候，他起初通电反对与德国断交，等到一战结束以后，他又通电建议中国利用一战胜利之机，收回失去的部分主权；五四运动之时，老先生又发通电，称赞说“自有民国，八年以来，未见真民意，真民权，有之自学生此举始耳”；等到冯玉祥把溥仪撵出故宫，他又发通电予以谴责……总之他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通电。

个人发通电，也不是没有先例。民国狂人袁希洛就曾经自己掏腰包去通电骂孙传芳，不过那只是偶一为之。唯独这位老先生，发通电如同吃饭喝水，颇有些“有意见要通电，没有意见制造意见也要通电”的精神头儿。甚至袁世凯提出祭祀孔子的时候，他也要发封电报给黎元洪和段祺瑞，提出祭孔一定要行跪拜礼，喊出“中国人不拜天、又不拜孔，留此膝何用”的论调。

康圣人发不起全国通电，他的“通电”一般只拍给几家大的报社，过过嘴瘾。即便如此，他一年下来通电的费用也得1000多银元，作为个人用度，数字相当可观。

电报是概不赊欠的行当，要求真金白银，现场付讫。康圣人一不办报，二不经商，三无大宗赞助（只有宪政党偶尔能发些补贴），经济来源本来不丰，动辄通电的习惯再加上他那五房妻妾与门下食客的开销，日子过得颇为拮据。

为了解决生活问题，让自己自由地发通电玩儿，这位康圣人只好放下圣人的身段，卖文为生。好在“康有为”这三个字是金字招牌，求字求画的人络绎不绝。后来康圣人犹嫌收入不够，还纡贵降尊去报纸上和全国各大书店打出广告，上书“康南海先生鬻书润例告白”，公开叫卖，也算是民国奇景。有时候业务太忙，他甚至还找自己学生来帮忙当枪手，后来有人觉察到其中有伪，但这伪的比真的还好，一打听那学生名字，叫刘海粟……

发通电的瘾头儿到了这程度，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可惜康圣人那会儿早没了在前清的风头，他发的通电于时局舆论无关痛痒，最多只作茶余饭后一段轶事，叹一句“老夫聊发少年狂”而已。一直到宣统复辟的时候。他才真正过上了一次久违的全国通电瘾。

辫子兵进了北京以后，康圣人大喜过望，急巴巴化装成农民潜入北京“勤王”。溥仪回銮，总得昭告天下，清室便请这位“弼德院副院长”草拟一份通电，诏告全国各省、各报馆、各外国使馆。这次有张勋买单，无金钱之困，康圣人抖擞精神，一气写了2000多字，名列民国通电第二长篇幅。

这份通电是篇奇文，它最著名的两个特点是：行文上辞藻斐然，逻辑上胡说八道。两者都被康圣人发挥到了极致。比如谈到前清覆亡，康圣人说“劝惟治国犹之治病，必先洞其症结，而后攻达易为功；卫国犹之卫身，必先定其心君，而后清宁可长保”，用的是诸葛亮舌战张昭那套“人染沉疴，当先用糜粥以饮”的理论，对清季腐朽乱象不置一辞；谈到国家体制，他又搬出杨度那一套——“何如摒除党见，改建一巩固帝国，以竞存于列强之间，此义近为东西各国所主张，全球几无异议”。尤其是“全球几无异议”六字，实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最精彩的一段在这里：“孝定景皇后（隆裕）宁舍一姓之尊荣，不忍万民之涂炭……原谓试行共和之后，足以弭乱绥民，今共和已阅六年，而变乱相寻未已，仍以谕旨收回政柄，实与初旨相符。”

被袁世凯整得惨兮兮的隆裕太后，在通电里俨然成了一位英明神武的国主，中国行民国体制，那是女主深明大义的禅让诏令；现在看着民主不好，总统无德，女主下一道懿旨就能收回。这份气度，纵然是唐宗宋祖，也不能比及。

看了这段理直气壮的言辞，真是让人五体投地。

令人值得玩味的是，段祺瑞起兵讨伐张勋之际，发出数封通电，针对是电进行反击，文辞犀利无比，直斥张勋“罪浮于董卓，凶甚于朱温”，作者不是别人，恰好是康有为最得意的学生梁启超。这师徒二人分处两端，各执一词，偏偏都是鸿儒，写通电写得无比华丽，成了“张勋复辟”事件中另外一道风景。

梁启超那时早与老师交恶，这次恪于官方通电限制，他留了几分口德，只说康有为是被强逼着参与此事云云。梁启超觉得不够过瘾，于是学老师自己掏腰包发了一封个人通电，毫不客气地骂康有为是个大言不惭的书生，复辟之乱，概由他起。于是这对晚清最著名一对师徒的缘分，因为这几封通电而画上了句号。

康圣人一生发了无数通电，不过他若自夸我通电发的好，旁边一位老夫子只怕会笑出声来。

这位老夫子叫饶汉祥。

饶汉祥跟康圣人相比，通电文采堪堪伯仲之间，但就政治影响力来说，两者却是霄壤之别。

原因无他，康有为是自说自话，而饶汉祥却是一位枪手。这一条名枪一生写过无数枪稿，所枪之人个个都是历史舞台上的名角：黎元洪、袁世凯、郭松龄，几乎民国每一次发生重大历史事件，通电背后都有他的身影。

饶汉祥是湖北广济人，当过举人，还去日本留过学。回国以后一直不得志，直到武昌起义的时候，他被彭汉遗推荐去给黎元洪作秘书，这才一跃成名。

饶汉祥这个人胆小怕事，唯独写得一手好骈文。骈文这个东西，虽然从韩愈开始就被排斥，可它本身具有的韵律是汉语文体中最有气势的。四字或者六字一句，动辄千言，读起来朗朗上口，一泻千里，极具气势，虽则臃冗浮华，却很能吸引眼球。如果譬之于女性，骈文可以算作出胸大无脑的那种——没什么内涵，但实在是漂亮。

饶汉祥因为这手四骈六俪的手段，大得黎元洪青睐，从此一生追随他左右，为他草拟了几乎全部的通电及各类文宣稿。黎这个人一辈子没什么主见，也很难说有什么政治立场，全靠着个人名望在民国官场沉浮。骈文这种废话连篇、大而无当的文体，正适合掩盖他政治上的空泛，博取大众莫名其妙的同情。所以饶汉祥的出现，正合了他的胃口。

饶汉祥是从武昌起义的通电开始出名。在此之前，电报内容大多言简意赅，纵然有篇幅很长的，也是有事说事。大家觉得电报就该这样，堆砌辞藻在上贺表、写奏折、拜寿帖的时候才用得着。而饶汉祥独辟蹊径，开创性地把骈文和全国通电结合到了一起，让骈文的独特魅力借助通电这种高效通讯手段大放异彩——当然，他也是傍到了有钱有势的主子，否则哪家的钱经得起这么折腾。

这一篇通电也确实是好文章，雄浑大气，跌宕起伏，用典精致。读罢只觉得黎元洪真是民国第一伟人，谁又能想象他在武昌起义时惊慌失措的可笑表现。

当时有个小女孩看了他写的武昌通电檄文，兴奋到不能自已，把压岁钱十元以“幼女谢婉莹君”之名送到《申报》馆去捐献。后来她长大了，还一直保留着报馆的收条，视若珍宝。这位小姑娘后来成了位了不起的人物，起了个笔名叫做冰心。

不独冰心女士如此，当时的人都觉得饶汉祥实在是个文章圣手。无论多猥琐的事，经他这么一排比铺张，俨然变得大义凛然起来；就算是坏事，也会让人觉得其情可悯。比如黎元洪请袁世凯杀武昌元勋张振武，后来舆论汹汹不能平复，他被迫通电全国进行解释，饶汉祥代黎写道：“洪与振威，相从患难，共守孤城，推食解衣，情同骨肉，乃恩深法驰，悖道寒盟，瘏口罔闻，剖心难谅，首义之士，忍为罪魁，同室弯弓，几酿巨祸，洪实凉德，于武何尤。”真是字字泣血，句句呕心，不知内幕者还真会为黎、张二人“推食解衣”的伟大革命情谊而感动。可见饶颠倒黑白的本事，不落痕迹，可比康圣人高竿儿多了。

“饶体”的通电在民国引起了模仿狂潮，我们如今翻那些通电文，大部分是长篇累牍、四骈六丽，都是饶汉祥起的头。广州《七十二行商报》就曾模饶汉祥的笔法，连续伪造了黎元洪论国事的通电，也是骈四俪六，煞有其事，居然真假难辨。

黎元洪对饶汉祥的通电文章极为欣赏，称赞他是“羽檄修书，星驰电布，一篇脱手，八缴风传”。这话不能算过，差近写实。袁世凯每次看到他的电文，都会饶有兴趣地拿笔圈点精彩之句。就连鲁迅先生都借日本人的评论，说饶汉祥这个人“骈文入神”。

不过这个“入神”的饶汉祥偶尔也有走神的时候。二次革命以后，他代黎写了一大堆《先选举总统电》、《解散国会电》、《请叙克定赞助共和功》的电文，极尽肉麻吹捧袁大总统之能事。一代枭雄袁宫保看完以后鸡皮疙瘩掉了一地，特地回电说老弟你别说了，这说得已经快是羞辱我了。

饶汉祥的风格与黎元洪非常搭调。他最喜欢读《出师表》，所以文风总带点诸葛亮式的悲壮慷慨，与黎在民国的心境十分相似。黎元洪这一辈子先被袁世凯欺负，又被段祺瑞和徐树铮欺负，被张勋利用，又被曹锟和吴佩孚耍，心有不甘也无可奈何，可以说是一肚子苦水。

所以饶替黎拟的通电，无论内容是啥，结尾无不是“临颖悲痛，不尽欲言”、“临风悲结，不暇择言”、“垂涕而道，维以告哀”、“冰渊自惧，寝馈难安”之类的话，就连二任总统的时候，都得拽一通“痛哭陈词，伏希矜纳”。如此缠绵悱恻，哀感动人，这架势哪儿是诸葛亮啊，分明是一生擅哭的大耳贼刘备。

一个人如果引领了潮流，那么他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创造新的时尚。饶汉祥是骈文通电的祖师爷，骈文讲究用典，用典越多越见作者才情。所以饶汉祥写骈文的时候，总是劈里啪啦地往里扔无数的典故，难免有词不达意的时候。

比如“储贰”事件，就是饶汉祥一个著名的笑话。

中国传统称太子为“储君”，也叫“储贰”或者“储副”。黎元洪当选副总统以后，他给袁世凯回了一封感谢通电。饶汉祥大概是觉得副总统这名字太白，不够文雅，就从古籍里挑出一个词来，在电稿里称“元洪位备储贰”，哄传一时。没法儿不哄，他这一“储贰”，把堂堂中华民国的副总统当成了总统的“太子”——别说那时候袁世凯还只是个不能世袭的大总统，就算后来称了帝，太子之位尚有袁克定呐。

1913年湖北都督府改组，饶汉祥从内务司长升到了民政长，在就职布告里说“汉祥，法人也。”他想说他奉行的是法家思想，可惜省字省错了地方，变成了法国人，被传为笑谈。后来章太炎特意拿他“储贰”那件事和这事儿作了一副对子：“黎元洪篡克定位，饶汉祥是巴黎人。”

数十年后，有人去美国游历，谈及总统不在时由副总统继任的法律，也用了“储贰”一词，说“美人甫选总统，必择储贰副之”，这都是饶汉祥起的头。美国人了解了这词的内涵以后，不知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

他替郭松龄拟讨张作霖檄文的时候，也一时突然老糊涂，又开始胡乱用典。檄文中有“昔者祁奚请老，内不避亲。曹璋代兴，下皆效命”句，以祁奚、曹璋喻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他以祁奚比张作霖，尚算靠谱儿；拿曹璋比张学良，就不知安的什么心了。我猜饶汉祥是想说张学良如曹璋一样是将门虎子，悍勇善战，可他怎么没想想曹璋最后是个啥下场呢？这不咒少帅么？

饶汉祥通电骈文的最高潮是在民国11年6月6日。当时第一次直奉战争刚结束，直系打算捧出闲居已久的黎元洪当总统。黎元洪说除非答应他废督裁兵的主张，否则绝不接受。他的这份裁兵通电按照惯例，还是由饶汉祥代拟。老爷子自从跟随黎元洪避隐天津以后，发通电的机会少了，可憋得不行，这次得了机会岂肯放过？如椽大笔一挥，洋洋3000多字，创下了民国通电篇幅之最。

“废督裁兵”不过4个字，竟被他敷衍成了3000多字的长文，其行文涣散浮华可知。本来举国人心厌战，黎元洪这个提议也算恰得其时。可经过饶这么大肆渲染，主题反而被淹没在辞藻之内。比如开头一段，想表达的意思只是黎元洪被诸省推举出任总统，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事情。而饶电里却絮絮叨叨地说：“众意所趋，情词迫至，人非木石，能无动怀……所以严万世之防。亦既引咎避位，昭告国人，方殷思过之心，敢重食言之罪？纵国会诸公矜而复我，我独不愧于心欤？”拐弯抹角，全是冗余的垃圾信息。

当时胡适在北京读了这封通电，气得撰文大骂，连用了四个何必：“有话何必不老实说，何必绕大弯子，何必做滥调文章，何必糟蹋许多电报生与读者。”

有独无偶，民国十五年北伐，何应钦攻闽大胜，国民党中央妇女部致电祝贺，用的是白话，却长达千余字，几可以与饶汉祥等量齐观，其开头说“我们接到你们的电报，知道了你们在峰市永定松口一带，打了前所未有的大胜仗，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好消息，真是欢喜，十二万分的欢喜，因为……”后面全是大段感慨，何应钦的电务员花了好长时间才翻完，累得眼冒金星。这位电稿撰写者，可谓是白话饶汉祥。

饶汉祥最后一次知名通电是在1925年。当时东北大将郭松龄已经决意反奉，特意去请饶汉祥来帮忙写檄文通电。饶汉祥先开始有点犹豫，郭松龄大怒道：“你怎么知道我日后当不上总统？”饶汉祥这才从天津跑到滦河，起草通电，讨伐张作霖。

饶汉祥又一次发挥他的神妙文笔，洋洋洒洒千余字，当时甚至有人说此篇通电有骆宾王讨武檄的味道。但要我说，这篇与骆宾王那篇根本不能比肩。大凡檄文，一定要骂人，高手一定会兼顾文采与辱骂之间的平衡，让人觉得既好看又骂得痛快，比如陈琳的讨曹檄和骆宾王的讨武檄。饶汉祥这一篇酸劲儿不改，骂人的能量却差很多，完全淹没在典故和辞藻之间。郭松龄看了以后，觉得文采不错，只是不够阴毒，自己又另外发了两通骂杨宇霆的短电，聊资发泄之用。

不过这篇檄文也并非全无妙处。本来郭明明反的是张氏父子，却被饶汉祥作成了一篇敦促张作霖让位张学良的兵谏文章。从头到尾不提张作霖的不是，只是不停称赞张学良，最后说让少帅“总制辽疆”，老帅“婆娑岁月，赏玩烟霞。全主父之令名，享令公之乐事”，可谓乾坤大挪移式的神来之笔。

这个神来之笔，最后却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起事之初，很多奉军将领追随郭松龄，正是因为郭在讨伐通电里打出少帅旗号，让他们感到师出有名。当奉郭二军夹辽河对峙的时候，张学良亲赴前线督军平叛。自己倡言拥戴的对象，却成了对阵中的敌手，这对郭军真是莫大的讽刺。

饶汉祥那封通电蛊惑人心的效果越大，等到张学良现身以后，精神上的反作用力就越强。他卯足了劲儿打出的骈文拳头，最后全招呼到了郭松龄的身上。结果一听少帅亲来，郭军士气立刻一落千丈，上到将领，下到士卒，谁也不愿意跟张学良过不去——我们打仗本来是为少帅，现在少帅反而打我们，这算怎么回事啊？

最后郭军一溃千里，郭松龄在辽中县被王永清的骑兵俘虏，终被枪决。饶汉祥运气还算不错，在乱军之中侥幸逃脱。他连滚带爬躲回广济老家，宛如惊弓之鸟。当时谣传张学良要寻他的晦气，唬得他给张学良写了一封长信，洋洋万言，端得哀婉凄凉，感人肺腑——果然是文章憎命达——张学良看完以后颇受感动，特意回了一封亲笔信劝慰。可惜饶汉祥那时已然是沉疴之身，一代枪手连惊带病，很快死在家中。

他这一死，引起了不少惋惜。同月29日《顺天时报》的日本记者特意著文哀悼，有言说：“饶之文章为今日一般白话文学家所蔑视，实则词章本属国粹，饶已运化入神，何物狂徒，鄙弃国粹，有识者于饶之死不能不叹天之降眚于斯文也。”

饶汉祥身后留下《珀歼文集》八卷，留存的都是自己的文章；他还留下了《黄陂文存》，里面收录的都是他代黎元洪写的文章电文，不多不少，也是八卷，可见他这辈子所枪的稿子数量有多少。

饶汉祥因为通电而曝得大名，但他若说自己最擅通电，旁边一位大将军却不干了。

这个人就是一代儒将吴佩孚。

吴佩孚在北洋后期军阀里是个难得的人物，风度翩翩，号称儒将，尤其是跟曹锟、张作霖、张宗昌、张敬尧一伙儿土包子站在一起，更显得卓尔不群，别有风范。连美国《时代》周刊都曾把他选成封面人物，那可是中国第一个能享此殊荣的个人。

吴佩孚之所以这么牛，除了会打仗会作诗以外，还有一个别的民国将领比不得的优势：此人擅长操纵舆论，对“通电”这把无形利器的威力，比其他军阀理解都深得多。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吴佩孚数次得意，无不是有通电巧妙助力，在恰当的时候把舆论的威力无限放大为己用，达成枪杆子所达不到的政治效果。化舆论为战场，通电为枪炮，与皖系、安福国会、奉系前后几次通电大战，收放自如，手法纯熟如烹小鲜，竟收全功。

饶汉祥通电写得再好，不过一个文字匠，比之吴佩孚这样的大师可差得远呢。

他第一次打通电战，是在1918年。1918年是个多事之秋，北洋军和护法军一南一北，打得如火如荼。吴佩孚当时任中央陆军第三师师长，他挥师入湘，几个回合下来，打得谭浩明、陆裕光的湘粤桂联军满地找牙，最后第三师轻轻松松占了岳州、长沙，整个湖南都被纳入北洋系的麾下。

湖南大败，让护法军政府乱成一团，求和的求和，内讧的内讧。假如这时候吴佩孚继续南下，北洋军就会占尽优势。正当全国的目光都盯着湖南的时候，吴佩孚突然不打了，把第三师摆在衡阳开始冬眠。

段祺瑞急得满地转圈，他和冯国璋斗得正凶，急需一场胜利当筹码。他一封接一封电报打过去催促吴佩孚进兵，还偷偷派张敬尧率四个师入湘，名为助战，实为监视。与此同时，他给吴佩孚扔的蜜枣儿是一个又一个，又是颁发二位大绶宝光嘉禾章，又是特任孚威将军，甚至还派心腹徐树铮带了巨款前去衡阳游说。吴佩孚呢？悠哉游哉地跟小徐吟诗唱酬，游山玩水，就是不挪窝儿。

段祺瑞千盼万盼，总算盼来了衡阳拍来一封电报，看完以后一口血差点没喷出来。

这不是一封军情电报，而是一封通电。

还是篇骂人的通电。

通电洋洋三四百字，骂徐树铮的安福国会强奸民意，骂段祺瑞举外债内战，骂政府对德宣战处置不妥，骂皖系为私利挟国鏖战，语气十分激烈，来来去去最后就一句话：“请会同鄂赣两督通电南北提倡和平。”落款三个大字：吴佩孚。

这一份通电宛如雪夜里突然放了一个麻雷子，把北洋和南方都给炸懵了。南边儿不知道这个北洋军的师长搞什么鬼，北边儿不知道这人到底是哪头儿的。全国人民唯一明白就是：一个北洋的小师长，突然骂了如日中天的段祺瑞。

更让段祺瑞郁闷的是，这封骂他的通电，却不是发给他的，而是发给一直主和的直系将领李纯，他不过是抄送。等于说，吴佩孚跟李纯咬耳朵说段祺瑞的坏话，还故意让他在旁边听清楚，这比当面指着鼻子骂更阴毒。

按说一个区区师长，本没有这么大的能量和胆子。但吴佩孚不同，他身在要冲，手握重兵，万一把他惹恼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转身投了南方，那可不得了。光靠张敬尧那种只会烧杀抢掠的废物点心，可绝挡不住吴佩孚的虎狼之师。

吴佩孚狡猾之处在于，他在通电结尾特意添了一笔“曹经略使夙主和平，必赞成斯议也”，一句话把全不知情的上司曹锟给拉下了水。你看不起我吴佩孚不要紧，你总得掂量掂量曹锟吧？

这一封通电一出，全国哑然，一时间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反应。

可没想到的是，吴佩孚这小子放的原来不是麻雷子，而是二踢脚。没等大家搞清楚缘由，吴佩孚又出了第二招。他发了一封敦促冯国璋进行南北和谈的通电，史称马电。在这封通电里，吴佩孚敦促冯国璋履行总统职责，下令全国罢战。

这下子段祺瑞回过味儿来了，一拍大腿：“这不是吴佩孚冲我来的呀，这是冯国璋在背后搞的鬼！搞不好还有曹锟的事儿！”于是他立刻找到张作霖和倪嗣冲，请这两位有分量的督军给冯国璋各发了一份通电，坚持主战的立场。自己则发偏师一支，给吴佩孚发了封私人电报，小小地训斥了一下，说你一个军人执行命令就是，不要讨论政治。

曹锟可给吴佩孚这手吓得不轻，他虽然主和不假，但自从段祺瑞允诺让他做副总统以后，立场就开始动摇了。这回好，吴佩孚两封通电，直接把他推向了风尖浪口。吴是他的直系爱将兼至交，说马电里没他曹锟掺和，谁也不会信的。

最要命的是，你吴佩孚在衡阳天高皇帝远，我曹锟可是在天津跟张作霖作邻居呢！万一皖系一翻脸，自己老命不保。于是他连续发了两封电报给吴佩孚，让他管住自己那张嘴，然后收拾行李躲去了保定。冯国璋也觉得吴佩孚一介师长的通电不能对自己有所帮助，反而使局势恶化，也发了通电予以解释。

皖系反击，直系坐视，大家以为这为吴佩孚最多翻腾起一朵浪花，就沉下去了。可惜他们全都小看了这个小师长玩通电的手段。

吴佩孚这两封通电拿捏的时机极佳。他第一封通电传及全国，把气氛先造出来，别人信不信通电不要紧，重要的是让他们知道有这么一号人物存在，埋下伏笔。他自忖自己的身份地位，皖系必不敢对自己下手；而第二封马电的通电范围却只限于各省督军与北京政府，目的是把段祺瑞的视线往冯国璋和曹锟那儿轰。

果然如其所料，段祺瑞上了吴佩孚的圈套。吴佩孚在通电里口口声声说曹使如何如何、大总统如何如何，这是精心设计，使得段误把主攻方向对准了冯国璋和曹锟，吴佩孚这个主谋却被轻轻放过了。他利用自己师长的弱势地位，巧妙地把压力转嫁给了上头的人，自己却可安享和平的令名。

尤其是在这两封通电里，吴佩孚只字不提南北对错如何，只说国家要谈判，人民要和平云云。这样南方觉得吴佩孚是知己，是个大好人；北方最多觉是他不过主和派的一条枪，不至于到叛乱的程度；懂政治的老百姓看了，更会对为民请命的吴将军感激涕零。这一石数鸟、脚踏三船的通电操作，尽显吴的手段。

正当大家觉得这事就此平息的时候，吴佩孚的第三封通电又面世了，这才是真正的总攻。

这第三封通电和马电内容上没什么区别，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是公开的全国通电。

中国所有大报馆都收到了这一次的电稿，在第一时间登出。原本这起冲突只是北洋内部事务，这一下子这等于是吴把恳求大总统罢战的要求向全国人民公开。有了前两封通电的绵密伏笔，这一次的通电登时在全国引发轰动，人人皆知有个北洋军的师长数次通电，慷慨直言要求和谈，甚至不惜得罪大佬段祺瑞。

吴佩孚的名望一夜之间暴涨，成了大明星。

南方当然对此乐见其成，谭浩明、谭延闿、陈炳焜、莫荣新、田应诒、刘显世、唐继尧等西南联军将领全体出马，纷纷不吝声援。一时间整个南方连绵通电，与吴佩孚互通声息，声势惊人。吴佩孚更不客气，他把所有声援的通电都转发给各地报馆，让全国人民都看看他一呼百应的气势。

段祺瑞这回真坐不住了，他意识到这么下去，舆论上对自己完全不利。他立马给吴佩孚发了一个敬电，名敬实不敬，大骂吴佩孚军人干政。可怜段祺瑞到了这时候还以为是冯国璋搞的鬼，骂完吴佩孚还安慰几句，说子玉你是受人蒙欺，你跟随我多年，我没教育好你，也有责任，以后你可不要再谈论政治了。

段之所以用这种口气，是因为吴佩孚当年在保定参谋学堂学过测绘，当时段是学堂总办，两个人也算是有师生之谊。

吴佩孚算准了段祺瑞不敢动手，有恃无恐。现在段祺瑞的通电扑过来了，他也就毫不客气地予以反击，连续发了宥电和俭电，口称老师，却都是反骨，还抬出段祺瑞当初在孝感通电的案例，说我这次干的事情，还是你教出来的呢。

孝感通电是在临时国民政府成立之初，驻兵孝感的段祺瑞联名北洋集团46名高级将领，给清廷发了一个通电要求实行共和政体，威胁要从孝感撤回保定“率全体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此举吓坏了隆裕太后，几天以后被迫宣布宣统退位。

这跟吴佩孚如今的所作所为颇有类似，所以他才拿这件事堵段祺瑞的嘴，噎得段祺瑞说不出话来。

段祺瑞骂不动了，自然有人骂得动。

吴佩孚在通电里搂草打兔子，顺便还把主战的张作霖捎带上，说奉系跟皖系卿卿我我，大军入关，也不是个好鸟。张作霖在东北作威作福惯了，被一个师长骂到头上焉能不反击？他联合倪嗣冲先后跳出来，先指责吴佩孚飞扬跋扈，目无纪律，又说曹锟是他顶头上司，这事儿肯定是他策划的，不然一个小师长哪里有这种胆子。结果吴佩孚没慌，曹锟却被这两通电报搞得手忙脚乱，被迫通电辩护。这个误会一直持续到直奉战争行将开打的时候，张作霖还愤愤不平地发通电，说“曹使养电、吴氏马电，相继逼迫”，赫然把无辜的曹锟搁到了首谋的位置。吴佩孚靠着大树，反而没受什么风波。

其实双方的争执焦点其实在于战、和二字而已。举国已经人心厌战，吴佩孚抢占了道德制高点，自然无往而不利，几次通电交锋下来，单纯的老百姓就看出一点：“段、张要打仗，吴要和平”，人心所向不言而喻，甚至送了吴佩孚一个“爱国将军”的称号。

深受鼓励的吴佩孚越战越勇，彻底放开了手，又连发数电，又是反对安福系操纵国会，又是要求先和谈再选总统，还揭露段祺瑞与日本密谋，招招都打到皖系的七寸。段祺瑞唯一能作的，就是天天催曹锟去勒住这匹脱缰的野马——曹锟能勒住早勒了。

这一场热热闹闹的通电战争打到最后，最后的结局是段祺瑞、冯国璋双双退出总统竞争，由北洋老油条徐世昌上了台——南北和谈不和谈不好说，总之是暂时打不起来了。

吴佩孚一战成名，以区区一个师长的地位四两拨千斤，凭借几封通电搅得全国政局大乱，最后竟把北洋之虎段祺瑞拉下马来，可算得上是一个奇迹。

这场电战简直就如同中国古典评话小说一般：吴佩孚一员小将单枪匹马前去踹营，段祺瑞、张作霖、倪嗣冲、徐树铮四员老将各使兵刃，将吴佩孚团团围在圈中，走马灯似猛打，安福营内呐喊不断。好个吴佩孚抖擞精神，手中一杆通电亮银枪使得直似蛟龙出水、潜龙腾渊，上下翻飞，白光闪闪，电波纵横，只杀得四员老将盔歪甲裂，骨软筋酥。曹锟唯恐两军伤了和气，连连鸣金收兵，吴佩孚充耳不闻，直杀到日头西落，方才得意洋洋收枪回营……

北洋军阀大多都是以战功起家，世人皆知他们能打，不过也只是能打罢了，在民间却很少有什么好名声。吴佩孚却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两手抓，衡阳通电大战之前，他不过是走单纯军事路线的北洋将领中的一员；从衡阳之后，依仗通电之力，他从一个颇有战功的师长一跃而成全国皆知的政治明星，人望托着战功飘飘直上青云，没有一个北洋将领能像他这样深孚民望。

吴佩孚这手收放自如的通电手腕儿，据说也不是无师自通，而是得自张其锽的真传。

张其锽其人是个湖南名士，本是谭延闿的军务委员，写得一首好词，外号“张半仙”。南军在湖南败退之后，谭与吴佩孚暗通款曲，就派了张其锽作代表过江见吴。张其锽见到吴佩孚，大感此人前途无量，于是面授机宜，这才有了吴佩孚通电中的妙手迭出。

张其锽总喜欢说这些韬略是源自家学。他什么家学呢？他老婆有一个哥哥叫聂云台，聂云台有个老爹叫聂仲云，都是民国史上有名的豪商。但真正的家学根子却源自聂仲云的夫人，他夫人叫曾纪芬，曾纪芬的父亲在湖南乃至全中国都赫赫有名，叫曾国藩……

自从衡阳一役后，吴佩孚领略到了通电的威力，这小小的电报简直就是钱学森，能顶五个师。从此他通电不断，不光打仗的时候发，就连国内有个风吹草动的时候，事无巨细，他也见缝插针发个通电。山东事件时，他通电谴责；五四运动爆发，他通电声援学生。1923年，北京政府众议院议长吴景濂打算将参众两院迁往紫禁城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改造成日常办公及召开会议的场所。吴佩孚立刻发布通电，强烈反对，故宫因此得以保存下来。还有传说他赋闲在京的时候，曾经撺掇张学良把故宫文物卖去外国以济军费，不过此事出自曹锟秘书的记载，未必属实。

就这么日积月累，老百姓们觉得吴佩孚这人不错，舆论一起，加上他本身也是个能人，这颗新星也就水涨船高，冉冉升起。

到了直皖战争的时候，吴佩孚更是如鱼得水，电战打得不亦乐乎。

他的手段是把段祺瑞摘出来，单打徐树铮和安福国会，号称要清君侧。徐树铮被吴佩孚的连环通电骂得十分不堪，说他“毒痛四海、腥闻天下”、“倡乱卖国，穷兵黩武”，可怜小徐一代才子，在吴佩孚面前也是全无还嘴的能力。大徐徐世昌跟小徐徐树铮一贯不对付，他堂堂中华民国大总统，亲自鼓掌给吴佩孚的通电叫好，别人更不消说了。

而且吴佩孚每封通电骂完，总不忘絮叨几句“（军阀）剥我民脂膏、以重苦吾民……我国民何负于军人”，大走群众路线，人人都觉得这位玉帅真是一位人民的好军阀，他骂人虽然很脏，可都是为了咱老百姓呀。

其他人见这买卖挺划算的，于是也有样学样，开始以通电互战。骂人嘛，有什么难的。文豪不好找，文士还不好逮么？于是直、皖还有一个凑热闹的奉系三方趴在电报局里一片混战，打了一个乱七八糟，热闹的情形不输于如今的网络论坛。有人描述是战“文电四出，无非暴人之短，扬己之长，且互揭阴私，和盘托出，光怪陆离，大有可观”。

可是吴佩孚玩通电总能花样翻新，这却是别人学不来的。他有一通驱梁士诒的通电，逼他从内阁总理的位置滚下来，学的是韩愈的《祭鳄鱼文》，“三日不去则五日，五日不去则十日，十日不去则终不去矣”，十分有趣，极贴切。一经刊出，立刻成为街头巷尾的热议话题，甚至国会议员都偷偷拿着报纸窃笑，梁士诒被这封通电弄得尴尬无比，国会也不好意思去了，干脆请假出京。

到了直奉撕破了脸开打的时候，吴佩孚兵马未动，又是电战先行。以往电战，还要讲究一个理，到了这一次电战，就已经是赤裸裸的隔空对骂了，两边都卯足了劲要学那诸葛亮骂死王朗。

这一次首开战端的是张作霖，他的沁电里直叱吴佩孚“狡黠性成，祸国殃民”；吴佩孚惯以通电起家，张作霖来捋虎须，焉能饶过。他立刻手拟电稿一份，发动了强力反击。这次骂得那叫一个酣畅淋漓，吴佩孚历数了张作霖十大罪状，说他是“白山黑水之马贼”，把张作霖比喻成“狠若吕布、凶逾朱温”的怪物，甚至连“非我族类，德不能化”这种话都出来了。

这一下子可捅了奉系的马蜂窝。主忧臣辱，大帅被骂，手下岂能安坐？张景惠、阚朝玺、汲金纯、吴俊升几员奉系大将纷纷各自发表通电，要么直截了当骂吴佩孚是“祸国罪魁、殃民戎首”；要么造谣说吴勒索敲诈地方，霸占兵工厂、还骗西南军阀的钱，一贯是个坏人；更夸张的还说吴佩孚从国外引进了大批“绿气炮”（注2），宣称要杀尽东三省军民云云，总之一时间各色脏水齐刷刷地朝吴佩孚泼来。

注2：绿气炮其实就是指毒气炮，又叫列低炮，是英国人发明的一种4英寸口径毒气武器。炮弹内装有高浓度氯气，一放则满天绿烟弥漫，所以又叫绿气炮。八国联军登陆时，英国人特意从南非运来两门列低炮，打天津的时候用过，威力奇大。

这些东北大老粗打起仗来，或许能与吴佩孚走上几个回合，玩起通电，他们可差得远了。几番通电下来，奉系非但没赢得舆论同情，反被讪笑不通文墨、空洞无物。有好事者甚至把这些通电誊出来，贴到大街上供路人评论。文学评论是个主观的东西，讲究印象分，吴佩孚那时候早就是大英雄，同样一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那就是名将气度，从奉系将领嘴里说出来，那就是妄作大言。比如吴佩孚通电说“爰整义师，歼阙渠魁”，引来一片叫好声；阚朝玺通电里说“观兵武汉，洗甲长江，又岂仅投鞭断黄河之流，走马看洛阳之花已哉？”却被嘲笑是昏话——其实单论文采，阚这两句可比吴还好些呢。

最后长辛店一战，奉系大败。两军阵前的通电战争把胜负之势放大了十倍，吴佩孚的个人声望也因此达到了巅峰。乃至有人说奉系不是被吴佩孚打退的，而是被骂败的。

有趣的是，吴佩孚的上司曹锟却与他形成了鲜明对照。在直奉开战初期，奉军大举入侵，曹锟听了弟弟曹锐劝说，本无意开战，奈何麾下众将群议汹汹，几乎酿成兵谏。尤其是吴佩孚，已经用电报把奉军骂的狗血淋头，若不开战，这脸面往哪里搁？

曹锟在保定犹豫了半天，终于下了决心，亲自写了封电报给吴佩孚：“你即是我，我即是你，亲戚虽亲，不如你亲，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秘书一看，这全是大白话，就问曹锟要不咱们给改成文言文吧，曹锟大手一挥：“甭改了，就照这个法。”吴佩孚接到电报，大为放心，遂安心指挥作战。

可吴佩孚的通电手段纵然神妙无比，却偶尔也有阴沟里翻船的时候。直奉二次大战，吴佩孚打了封电报给张宗昌，劝他倒戈叛离张作霖投向直系，在电报里极奉承之能事，还拼命拉老乡情谊。结果呢？张宗昌这个大老粗一点不含糊，当即给他拍回一封，里面说：“要我倒张，你要倒曹，要做王八蛋，大家一起干。”

这封电报的意思是，你让我背叛张作霖当叛徒，行啊，你先背叛曹锟先，咱们哥俩都是王八蛋了。语意直白粗俚，跟吴佩孚的行文简直就是天壤之别，但道理却说的清楚无比。

吴佩孚接到这封电报，久久无语，遂放弃了说服张宗昌的打算。可见这吴秀才遇见兵，也有说不清理的时候。

吴佩孚在张宗昌这里，只是挨了一小骂。这么一位通电圣手，还曾经被人大骂过，骂的十分刻毒凄惨，而且还就骂在他最得意的通电上。

骂他的人，就是自称“铁肩辣手”的民国报界名人邵飘萍。

邵飘萍是民国报界的第一号铁骨头，也是民国报界第一号名记者。他于1918年1月在北京创办了一份报纸，取名为《京报》，主张言论自由，专门针砭实事，揭发官僚和军阀的弊端，因此极得读者喜欢，代派处很快遍及全国。说句题外话，90多年以后，北京有一份一块钱能买几十版的新报纸也起了同样的名字，在发行前期大作宣传，后来大概是有熟悉前朝历史的人琢磨出这名字容易引起联想，就在前面加了个新字。

邵飘萍是天生的记者，极有探究精神，以“开着汽车抢新闻”而闻名京津，总能想出种种匪夷所思的办法，令后世狗仔队都自愧弗如。

他嗜好在北京各大酒楼请客，而且特别怪的是，每回都跟政府高官设宴的时间重合。有一次段祺瑞和张志谭、曹汝霖几个内阁成员去北京饭店吃饭，邵飘萍就把隔壁包下来，把耳朵贴着包厢墙壁，边听边在电报纸上抄好。每抄好一段，他就把电报纸递给守在门口的自行车夫，车夫骑着自行车送到报馆，报馆发电到上海总馆。第二天内阁成员上了班，端起茶展开报纸刚看一眼，一杯茶全喷出来，自己昨天席间的话，今天就已经上了《京报》了。这份效率，现在也没几家报纸能做到。

甚至为了抓料，他敢带着自己的夫人汤修慧去逛八大胡同的窑子。汤修慧是江苏人，能跟窑子里的南班姑娘交谈，听她们诉苦。凭借这个情报渠道，邵飘萍从曹锟的亲信李存青那里挖出了曹锟贿选大总统的重大新闻，在《京报》上以头版登出。曹锟大怒，下令查封《京报》，通缉邵飘萍。后来《京报》复开，邵飘萍在北京闲不住，一人一车单枪匹马去了山西给阎锡山作专访——要知道，那会儿兵荒马乱，可不像现在有石太高速公路。

邵飘萍一生坚持新闻自由，认为记者和报纸是超越政治的，所以从不屈从政治压力，想报道什么就报道什么，以直言不讳的社论而著称，骨头极硬。郭松龄反叛张作霖的时候，邵飘萍十分欣赏郭，发表了不少社论表示支持。张作霖派人送去30万大洋，企图收买他，邵丝毫不为所动，直接把钱摔出了门，说就算被枪毙了也不怕。

1926年初，张学良在东北入关，吴佩孚攻入河南北上，奉、直两系合击从直系倒戈而出的冯玉祥，逼得国民军退出京津，困守南口。邵飘萍烦透了这些军阀，非常同情冯玉祥，一直在报纸上为冯玉祥摇旗呐喊。奉军进入北京以后，曹锟复出。一向看不起曹锟的邵飘萍这次决心玩儿一把大的，他不听其他编辑的意见，自作主张作了一期《京报》的特刊，要学古代的祢衡，把这些直、奉大佬们好好骂一个痛快。

他把军阀们的照片一张一张全放在了头版，每个人照片底下还加了一个外号。张作霖就是“奉民公敌”、李景林是“直系公敌”、张宗昌是“鲁系公敌”。可写到吴佩孚的时候，邵飘萍却犯了难。

虽然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大败，每况愈下，可他无论在官场还是在民间声望仍旧很高，这么多年的通电积累，老百姓都知道吴佩孚是个动辄通电为民众着想的好人。对此邵飘萍颇感棘手，知道不能简单第把他写成“豫系公敌”、“鄂系公敌”啥的，那等于是帮吴佩孚。

想了许久，邵飘萍眼睛突然一亮。有了！你吴佩孚不是最喜欢为老百姓通电喊话和平么？不是最喜欢说什么“同种残杀，尤足痛心”么？你看看你的作为，和你说的是不是不同？这么多年来，你看看你打的仗，为国为民的是哪一仗？为直系为曹锟为你吴某人自己的，又是哪一仗？你当年通电骂皖系祸国殃民，为什么又甘为段祺瑞走犬？你当年通电骂奉系是国贼，为什么现在又跟国贼联手对付冯玉祥？

最后邵飘萍在吴佩孚的照片底下大笔一挥，写下了“除通电外一事无成，吴佩孚。”11个大字。这句批语着实利害，虽有些偏颇，却入骨三分，就算吴佩孚亲临，恐怕也是哑口无言。

远的不说，吴佩孚最近一次的复出组织护宪军政府，完全是为了维护曹锟的贿选宪法，跟他通电时的满嘴大义可以说已经完全背离——其实北洋军阀人人都是如此，只不过吴佩孚通电名头太大，对比起来也最为讽刺。邵飘萍苦心孤诣拟出的批语，可说是至为辛辣。

吴佩孚对邵飘萍的这一评价什么反应，史无明载。不过张作霖是着实被骂疼了，新仇旧恨混在一起，让他决心要教训一下这个死记者。张作霖授意参谋长杨宇霆办成此事，杨宇霆又找来张宗昌，张宗昌也早看不惯邵飘萍，派人把他抓到宪兵司令部里枪毙。一代铁骨报人，就此死难。吴佩孚的这一外号竟成了他的绝笔。

而吴佩孚呢？在邵飘萍死后，他的局势急转直下。北边的冯玉祥败而不溃，北伐军在南边已经势如破竹。这一回无论如何通电也救吴佩孚不得了，他一败于湖南、再败于武昌，三败于郑州，被新一代的名将叶挺追着屁股打，最后不得不仓皇逃去四川，彻底退出民国政治舞台——而他在通电上的得力助手张其锽死于半途匪乱，这也预示着他政治生命的完结。

他的遭遇，仿佛真的应了邵飘萍的那句谶言。

不过吴佩孚还不算最惨的，他只是因为通电而挨了几句骂罢了。民国里还有一人，竟是生生被通电气死的。

这个人大家也都认识，就是洪宪朝的初代与末代皇帝袁世凯。

袁世凯麾下有一个人，不是北洋系出身，却最得袁信任。这个人叫陈宦，号称湖北三杰之一，与吴禄贞、蓝天蔚齐名。他本来是黎元洪的幕僚，后来投靠了袁世凯。袁世凯逼黎元洪来北京，就是派陈宦亲自去武汉迎接，被人讽刺说“陈宦押解黎元洪进京”。

陈宦本人颇有智谋。二次革命的时候，黄兴、何海鸣，江西的李烈钧，安徽的柏文蔚以及福建的孙道仁各自起兵，组成四省联军，还煽动蒙古、陕西、甘肃从北洋背后起事，声势十分浩大。陈宦安居平五路，派出蒙藏院院长贡桑诺尔布、范熙绩参谋本部科长李炳等分赴蒙古、云贵各地安抚，给正面战场创造了有利环境——顺便一提，这个贡桑诺尔布是蒙古电报第一人，内蒙古电报的网络赖他得以发展。

陈宦这个人最擅长揣测上意，好玩些小聪明。据说他每次见袁世凯，都事先写好三份不同的建议，分别藏在左右袖子和靴筒里，见了袁世凯以后，先行三跪九叩之礼，然后旁敲侧击打听袁世凯的意见。听好风向，他就挑出与袁意思相近的建议书。袁世凯觉得这人既能干，又会体察上意，而且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当皇帝对待，对他极其赏识和信任。

章太炎第一次见到陈宦的时候，就说这小子是第一等人物，然而日后灭亡民国者，必此人无疑。这种评价，和许邵评曹操的话差不多了。陈宦听说以后，怀恨在心，就向袁世凯进了谗言，把一代国学大师幽禁在北平龙泉寺内。

袁世凯当大总统的时候，就已经对亲信露出想当皇帝的想法。段祺瑞和冯国璋一直持反对态度，只有陈宦见风使舵，说大总统如果不当皇帝，我就跪在这里不起来。袁世凯大喜过望，不仅委以其西南重任，还让他跟自己儿子袁克文拜了把子。在他离京赴任的时候，倾城相送。整个民国时期只有三个人享受过这种待遇，一个是黎元洪，一个是孙中山，还有一位就是他陈宦。给一个非北洋系的人如此面子，终袁一世也没第二个人。

袁世凯万万没料到，陈宦既然能出卖黎元洪，自然也能出卖袁世凯，而且这一次出卖得又狠又辣，一封通电就直接要了他的命。

这就要从袁世凯称帝说起。袁世凯在1915年12月12日称帝之后，举国大哗，无不愕然。一时间舆论滔滔，反对帝制之声四起，别说梁启超、孙中山这些一贯看袁世凯不顺眼的敌人，就连段祺瑞、冯国璋等北洋心腹也对他大为不满。但袁世凯一生大风大浪都经历过，这些问题都不放在眼里，真正让这位一代枭雄心惊胆战的，却是他宿命中的天敌蔡锷。

蔡锷与袁世凯可谓是生死冤家，恨不置对方于死地。当日蔡锷被袁世凯软禁北京，几乎被杀。这一次袁世凯逆天忤民，蔡锷岂会置之不理？于是距离袁氏称帝仅仅过了13天，1915年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通电宣布云南独立，成立云南都督府与护国军，开始了讨袁护国，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护国运动”。

当时全国如同一个巨大的火药桶，反帝情绪蓄积到了极限，只欠一根引线。云南一宣布独立，正如平地里响起一声惊雷，登时引燃了全国的反袁浪潮。一时间各地都纷纷通电独立，斥责袁世凯恢复帝制的行径。

刚刚当上皇帝的袁世凯没想到自己如此不得人心，焦头烂额。他深知欲要压制这股浪潮，必先扑灭挑头的护国军。当时护国军挥师三路，分别攻向广西、贵州和四川。其中四川是兵家必争之地，护国军出动了主力第一军，由蔡锷亲自挂帅。袁世凯对蔡锷极为忌惮，不敢怠慢，连忙电告时任四川督军的陈宦，勒令他务必集全川之力，打败蔡锷。为了壮他的声势，袁世凯还调拨了张敬尧的北洋第7师和其他几个师来助战。

北洋军装备精良，但却因为称帝事件而导致士气十分低迷，许多士兵心存疑虑，比不得士气昂然的护国军。从1916年初开始，北洋军与护国军在叙府、泸州、纳溪大战了数场，护国军在蔡锷的指挥之下，逐渐摆脱前期劣势局面，还成功策反了刘存厚部，让北洋军的军心大乱。到了1916年3月底，护国军终于打破了重镇泸州，川中震动。

而陈宦这时候在作什么呢？他开始的时候确实不负袁氏所托，打起精神与护国军周旋，还颇打了几个胜仗。可全国局势逐渐有了变化，他就和所有善于揣摩上意的“聪明人”一样，开始犹豫了。他这几个月以来一直在关注全国局势，发觉袁氏已经不得人心之极，除了北京筹安会那一群人以外，没有人肯帮他说话。自己究竟还要不要效忠袁世凯呢？陈宦那个时候也充满了矛盾，派了人去四处去探其他督军的口风，自己却难以下定论。

等到护国军攻拔泸州之后，陈宦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这么下去，便暗中指示自己一位手下将领去与护国军谈判——这位谈判代表也并非凡人，他叫冯玉祥——冯玉祥本来就同情护国军，又佩服蔡锷。两下倾谈之后，蔡锷看破了陈宦心中困惑，连写了数封书信，让冯玉祥带给陈宦，对他晓之以义，示之以利。

陈宦一边顾念着袁氏大恩，一边还担心着自己今后的前途，左右为难。四川军旅庞杂，不是他自己想独立就能独立的。何况袁世凯虽然待自己不薄，北洋其他军阀却根本不买他的账，根本不把他算在北洋系内。即便是袁世凯，也对陈宦不放心，不仅在他身边安插眼线，还派曹锟入川，来监视他的动静。

陈宦思忖再三，最后决定去请教一下自己当年在京师大学堂时候的老师，骆成骧。

这位骆成骧骆老先生可不是一般学者，可算是民国一代名人，在四川享有极高的名望。骆老先生籍贯资中人，光绪二十七年乙未科殿试第一，和著名的实业家张謇是同科，人称末代状元。可不要小看这个状元的名衔，要知道，有清260余年，四川一省只出过这么一个状元，可见他在川人中的地位。如今成都的落酱园巷，其实原名就是骆状元巷，是他在成都的居所，音讹字转成了如今的名字罢了。

这一位老先生一生耿直，当年他跟同学联句，对方出句是“至穷无非讨口”，他脱口而出：“不死总要出头！”其性格可见一斑。殿试之时，骆成骧面对光绪帝毫无惧色，侃侃而谈，策论中直斥国事，连慈禧太后都被批了几句，让递卷子上去的太监惊出了一身汗。光绪帝对骆成骧十分欣赏，点他中了状元之后，就一直委派他在各地兴办教育，整顿学务。陈宦就是他在担任京师大学堂首席提调时的弟子。

百日维新失败之后，身为帝党的骆成骧被迫回到四川。经他之手，四川学务风气为之肃然，许多四川著名学府均是出自他的经营，门生无数。后来民国初兴之时，骆成骧的影响力已经大到不须选举，直接被袁世凯委任为四川省临时议会议长。

骆成骧有着旧知识分子的气节，思想却不顽固，而且公私分明。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之时，他感于光绪帝提举之恩，写下“纵是瀛台亲笔点，皇清添个送丧臣”的诗句，予以哀悼。但他却在山西臣工奏请清室逊位表章上签了名，表明了自己政治上的公义立场。据说隆裕太后在奏章里看到他的名字时，不由得大哭，感慨说：“连骆某人都这么认为啊。”（骆某亦谓当如是耶？）足见朝廷对其重视程度。

陈宦之所以来找自己这位老师，除了因为骆成骧名气大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骆成骧当初在辛亥革命的境况与他很相似，都是故主恩重，形势迫人。当时革命风起云涌，清廷已是岌岌可危。骆成骧一方面签名联署劝清廷逊为位，表明立场；一方面他又禁止自己家人参与革命，说“清政久失人望，不免于亡，予岂不知？然革命事业，人可为，汝不可为，以吾家所受知遇，非众比也！”以表示自己顾念旧恩。他的这种举动虽被许多激进革命党人嘲讽，却颇赢得老百姓和社会舆论的赞同，都说他知恩图报，公私分明。

陈宦此来，自然也是想请教老师这方面的经验，来解决自己眼前的难题，既顺应了局势，也不至留下骂名。

骆成骧对袁世凯什么态度，其实川中可谓是尽人皆知。袁世凯称帝之前，让筹安会在各地大造舆论。他派了成都知县去拉拢骆成骧，让他担任川、滇、黔三省筹安会会长，老先生丝毫不卖袁世凯面子，直接把说客骂出了门。1912年1月16日，骆成骧的一位同乡、同盟会员杨禹昌（注3）同张先培、黄芝萌三人和严伯勋于在北京丁字街炸袁世凯未遂，被捕牺牲。骆成骧不顾个人安危，慨然把杨禹昌的血衣、书信等遗物从北京带出来，送回资中杨家祖坟，并亲撰碑文《杨烈士节略》。

注3：杨禹昌、张先培、黄芝萌和炸死宗社党良弼的彭家珍合称为四烈士，合葬于南京西郊，墓碑至今尚在。

陈宦这时候偷偷摸摸前来拜见老师，他的心情和目的也是昭然若揭。骆成骧对自己的这一位学生不是很喜欢，他觉得若反袁就该堂堂正正地反，不可首鼠两端。你来拜访我这一贯反袁的老头子，自然心中已有定见，又何必偷偷摸摸，派许多卫兵守住门前，唯恐别人知道呢？

但是陈宦贵为四川督军，影响力巨大，不可轻觑。骆成骧目光如炬，心知若要让北京那位洪宪皇帝吃瘪，从这位袁氏亲信入手是最好不过。于是他面授机宜，对陈宦说如今局势滔滔，反袁已是势在必行。你深受袁氏大恩，倘若贸然独立，会被人骂是忘恩负义，所以应当徐图缓进，由小及大，反其事，不反其人，方可兼顾公义私德。陈宦听了以后大喜。

1916年5月3日，陈宦在摸清楚了湖南汤芗铭和南京冯国璋两位大佬的态度之后，胆气总算壮了起来，发出了第一封通电，劝说袁世凯退位。同时他还在电报里强调各地不能追究袁世凯的责任，即便退位也要享受若干福利云云。经了骆成骧的指点，这份通电立刻收到良好效果。各地报章都纷纷表示赞赏，北洋系也乐见其言。在北京的段祺瑞很欣赏陈宦的提议，整理成退位优待的六项条件，递呈袁世凯。一时间就连袁世凯都觉得陈宦还算讲义气。

5月12日，陈宦又发出了第二封通电，敦促袁氏赶快作出决定，语气比上一封要严峻得多。这就是骆成骧定下的“徐图缓进、由小及大”之计，先从私义起，给袁氏私人照拂，逐渐升温为公义，待世人了解陈宦公私难以两全的困境，届时再一纸声明，方奏全功。

不料这第二封电报却让蔡锷与冯玉祥很是不满。当时冯玉祥与护国军商定的停战条件，就是让陈宦通电四川独立，现在他发起通电来半遮半掩，只纠缠于退位优待的问题，却不言明自己立场，实在无法取信于人。迫于这种压力，陈宦不得不再去请教骆成骧。骆成骧告诉他说时机已到，箭可以发。

陈宦立刻心领神会，按照老师给的提示开始草拟第三封通电稿。按照骆成骧的设计，前两封电报的怀柔功夫已经做足，这第三封电报就该是旗帜鲜明地站出来反对袁世凯，以便在全国造成影响，形成政治上的优势。因此这一封通电乃是文眼所在，须得措词慎重。

自从饶汉祥开了骈文通电的先河之后，通电已经成为了一门特别的艺术，一般都是决策者提出要点，再由秘书草拟铺排成文。负责起草电文的是陈宦的秘书邓文瑗，这人也是个才子，陈宦请教骆成骧的时候他也在侧，对骆老爷子的方略比陈宦本人理解更深。这时候提笔写出来，一下子就把握住了骆成骧谋略的精髓。

其略文如下：“宦于江日径电项城，恳其退位，为第一次之忠告。原冀其鉴此忱悃，回易视听，当机立断，解此纠纷。乃复电传来，则以妥筹善后之言，为因循延宕之地。宦窃不自量，复于文日为第二次之忠告，谓退位为一事，善后为一事，二者不可并为一谈，请即日宣告退位，示天下以大信。嗣得复电：则谓已交由冯华甫在南京会议时提议。是项城所谓退位云者，决非出于诚意，或为左右群小所挟持。宦为川民请命，项诚虚与委蛇，是项城先自绝于川，宦不能不代表川人，与项城告绝。”

这封电文先历陈一下自己前几个月来回奔走又要取消帝制，又要保全袁世凯，希望从中求得转圜云云，表明自己已是仁至义尽；然后话锋一转，批评袁世凯对宣布退位没有诚意，扣定了他不仁在先，为后面反袁的举动张目。随后“宦为川民请命，项诚虚与委蛇，是项城先自绝于川，宦不能不代表川人，与项城告绝”，这是这封通电的精妙之处，一下子把陈宦拔高到了为四川请命的道德高度，不是我陈宦想对不起你，而是你袁世凯对不起四川老百姓。你对我个人是很不错，我感恩戴德，只不过我还得为四川老百姓着想，所以不得不与你断绝关系。这一篇通电逻辑清楚，立意高标，政治上和道德上无懈可击，让人击节赞叹。

这一篇好电文，陈宦却怎么看怎么心虚。因为他对袁世凯始终怀有畏惧，这次站出来公开反对，更是底气不足。结果无论电报草稿反复修改，他总是觉得不妥。其实根本不是电文有问题，而是他自己心里有鬼。

结果修改来修改去，这一拖延就拖到了5月21日。这时恰好成都周围发生小规模的兵变，陈宦以为谁跑过来搞兵谏，吓得立刻把邓文瑗叫过来，让他拿出电报草稿，匆匆改了几笔，拿去电报局发布。

陈宦怎么改的呢？其实邓的原文他没有动，只是在结尾自作聪明地加了一句话：“自今日始，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袁氏在任一日，其以政府名义处分川事者，川省皆视为无效。”大概他是觉得实在耽搁太久，想借这一句话向各界表明态度，以消除疑心。

但是这一句，就让这封通电彻底变了味道。

这句话太蹩脚了。别人反袁，甭管真假，都号称出自公义。像冯国璋拉了李纯、朱瑞、靳云鹏、汤芗铭几个将军，发密电给全国号召取消帝制，说什么虽深受项城知遇之恩，却不敢以私德废公义云云，冠冕堂皇，既响应了全国民意，又不致跟袁世凯彻底闹翻，用词也特别讲究，只敢说“劝退”。

而陈宦这封通电，却反其道而行之。什么叫“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这一句画蛇添足，等于告诉别人，我跟袁世凯不是道理上的争执，是私人恩怨，所以要反他这个人，而不是反他的政策。骆成骧的计策是“反其事，不反其人”，陈宦这一句话，立刻变成了“反其人，不反其事”。结果骆成骧和邓文瑗苦心为他营造出的大义形象立刻崩溃。

若单说私人恩怨呢？陈宦就更说不过去了。袁世凯跟你有什么恩怨？他给你这么大信任，现在你却特意强调反他，还揪着他本人不放，这算怎么回事？而且通电前面还口口声声说项城项城，语气恭谨，突然就改了口风直呼“袁氏”，前恭而后倨，简直是自相矛盾。

袁世凯本来已经被举国呼声搞得心力交瘁，众叛亲离，突然收到陈宦这封电报，成了骆驼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回想当年陈宦跪在地上向自己劝进的场景，当即被气得晕倒在地，醒来时口中喃喃道：“人心大变。”袁世凯对陈宦的通电这么愤怒，不是因为他反对其称帝。陈宦早就打过电报给他，劝他退位，他对陈宦的立场已有心理准备。袁世凯只是万万没想到，这个陈宦反就反吧，居然反得如此绝情。

没过半个月，一代枭雄病死了。据说他死前口称“他害了我”，不知是指太子袁克文，还是指这个背信弃义的陈宦。当时有一副陈说此事的对联：“筹安六君子，送命二陈汤”，其实汤芗铭、陈树藩两个人只是凑中药名的填头，真正起关键作用的，还是这个“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的陈宦。

骆成骧在成都听到袁世凯气死的消息，心中大喜，挥笔写了一首《咏剑诗》。其中有两句：“聊凭掣电飞三剑，斩取长鲸海不波。”那“三剑”说的便是为陈宦出谋划策，讨袁三电的事。而后一句，则充分展示了这位老夫子的得意心情：不动兵戈，不起战乱，只消三封通电便让元凶授首，这是何等的功业。

骆成骧一向对陈宦这个学生好感不多，若不是要借他反袁，都不大爱理会他。如今袁世凯已死，骆老爷子心满意足，至于陈宦会因为这封通电下场如何，他就没兴趣知道了。

陈宦可就惨了。如果老老实实按照他老师的方略走，本可以坐收名利，可就因为多加了那一句话，却搞得整个北洋都跟他反目成仇。

陈宦知道袁世凯就算倒台，中国还是掌握在北洋那些军阀手里。他加那一句话，本也想借此机会表明一下态度，反袁不反北洋，以便以后在北洋系内好做人。可惜他枉称小诸葛，却误算了北洋军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义气”。这一个晕招极其失算，非但没得到北洋派的谅解，反而背上了小人的恶名。段祺瑞自从看了那封电报之后，就极讨厌他，觉得这人没情没义，不地道，屡次公开痛骂他。

自从这封通电公开之后，陈宦就一直霉星高照，完全丧失了政治智慧。他先被撵出四川，狼狈不堪地回到北京，然后府院之争时又站错了队，问黎元洪要湖南督军的位子，以致与段祺瑞彻底交恶；后来他得罪了大将傅良佐，还跟部下冯玉祥结梁子结到大拆铁路的地步，最后弄得四面楚歌，被迫引退，从此再未复出，淡出了历史舞台。

按说陈宦此人，在四川主政期间也作了不少好事，剿匪清乡，整顿经济，可称为一代良吏，有着清廉、能干的名声。骆成骧当日帮陈宦，恐怕也是出于对他在这方面的肯定。倘若没有袁世凯，他在历史上留下的名字和评价，恐怕就和现在大为不同了。

可惜一时失察，遂成了千古之恨。陈宦的这封通电，可以说是民国历史上最蹩脚的一封了。

不过话说回来，袁世凯因通电而死，也算是报应不爽。当年他派人干掉了宋教仁以后，为了掩人耳目，由赵秉钧以国务院的名义给全国发了一个通电，假称现在上海有一个恐怖组织，号称要靠激进手段来监督政府，已经被他们判决死刑的有宋教仁、梁启超、袁世凯、赵秉钧、汪荣宝，要依次执行，云云。这份通电只好骗骗小孩子，除了惹起全国哄笑以外，毫无作用。若论蹩脚程度，只在陈宦之下。

康圣人迂腐，饶汉祥虽然文笔极佳，可惜黎元洪是个窝囊人，就算电报写的冠冕堂皇，一联想到黎菩萨那副颟顸嘴脸，气势再大也泄了。吴佩孚虽擅通电，可谋身胜于谋国。真正能够被称为千古一电的，我个人觉得是蔡锷讨袁世凯檄文。

这一篇二次讨袁时的通电檄文，若论文采典雅，稍逊汉祥，但自有凛然气势，至今读之，追思松坡将军威仪，仍旧让人神往不已。用来结束此节，最合适不过了：

维中华民国五年元旦，云南中华民国护国军军政府，都督唐继尧，第一军司令官蔡锷，第二军司令官李烈钧檄曰：

盖闻辅世之德，笃于忠贞，长民之风，高于仁让。使枭声雄夫，野心狼子，逞城狐之凶姿，弄僭窃之高位，则我皇王孝孙，并世仁让，谊承先烈，责护斯民。哀恫郁纡，成兹愤疾，大义敦敕，谁能任之？国贼袁世凯粗质曲材，赋性奸黠，少年放僻，失养正于童蒙，早岁狂游，习鸡鸣于燕市；积其鸣吠之长，遂入高门之窦。合肥小李，惊其谲智，谓可任使，稍加提擢，遂蒙茸泽，身起为雄。不意其浮夫近能，浅人侈志，昧道懵学，聘驰失轸，遂使颠蹏东国，覆公餗以招虎狼；狡诈兴戎，缺金瓯以羞诸夏。适清廷昏昧，致稽刑戮，犹包藏秽毒，不知愧耻，殚其暮夜之劳，妄窃虎符之重，黄金横带，卖孱主于权门，黑水滔天，引强敌以自重。虽奸逆著明，清廷知戒，犹潜伏羽势，隐持朝野。降及辛亥，皇汉之义，如日中天，浩气飏飞，喷薄宇宙，风云滂沛，集兴武汉之师，士马精妍，远响东南之鼓；造黄龙而会饮，纳五族于共和，大势坌集，指日可期。天不佑华，诞兴贼子，蠢彼满室，引狼自庇。袁乃凭借旧资，攀援时会，伪作忠良，牢笼将卒，胁逼孤寡，夺据朝权，复伪和民声，迷夺时贤，虚结鬼神，信誓旦旦，懦夫惧戒，过情奖许。维时南军渠帅，实亦豁达寡防，堕彼奸计，倒持太阿，豢此凶逆。迨大邦既集，势威益专，遂承资跋扈，肆行凶忒，贿通虺蜮，棋布阴谋，毒害勋良，摇惑众志，造作威福，淆撼国基，背法畔民，破败纲纪，癸丑之役，遂有讨伐之师。天未悔祸，义声失震，曾不警省，益复放横，骄弄权威，胁肩廊庙。是以小人道长，凶德汇征，私托外援，滥卖国权。弑害民会，私更法制，纵兵市朝，威持众论，布散金璧，诱导官邪，冀以其积威积恶之余，乘世风颓靡廉耻灭没之后，得遂其倒行逆施，僭登九五之欲。故四载以还，天无常经，国无常法，民无定心，官无定制，丹素不终朝，功罪不盈月，游探骄兵，睚眦路途，贪官污吏，黩乱朝野，以致庶政败弛，商工凋敝，尤复加抽房亩，朝夕敛征，假辞公债，比户勒索，淫刑惨苛，民怨沸腾，凶焰所至，道路以目，此真世道凌夷之秋，天人闭隐之会，四凶所不敢为，汤武所不能宥者矣。

维皇汉九有，奠安东陆，时流漂荡，越在迍邅。缅维祖德，孰敢怠荒？复我邦家，义取自拯。故辛亥之役，化私为公，志在匡时，道维共济。袁乃睥睨神器，妄欲盗窃，内比奸邪，既多离德，外遂孱隤，甘为犬豚。是以四郊多垒，弗知惭悚，海陆空虚，弗思整训，财用匮竭，弗事劝徕，健雄失养，弗兴学艺，室如悬磬，野无青草，犹复养病外蒙，削国万里，失驭东鲁，屡堕岩疆，遂使满、蒙多离散之民，青、徐有包羞之妇，扼我封疆，揕我心腹，皇皇大邦，苟为侮戮，日蹙百里，媚兹一人。觉我侠士雄夫，所怒目切齿，惊惧忧危，而不可一朝居者也。夫天道健乾，义惟精一，在德则刚，制行为纯，故土不贰节，女不贰行，廉耻之失，谥曰贱淫，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自民族国家，威灼五陆，雄风所扇，政骛其公，国竞以群，是以乾德精刚，宜充斥里闾，洋溢众庶，旁魄沆瀣，蔚为骏雄，故辛亥之役，黜君崇民，扬公尊国，所以高隆人格，发扬众志，义至精而理至顺，故虽旧德老成，去君不失忠，改官不降节。袁氏身奉先朝，职为臣仆，华山归放，仅及四纪，载瞻陵阙，犹宜肃恭，故主犹存，天良安在？顾藐然以槽枥余生，不自揣量，妄欲以其君之不可者而自为其可，是何异饰马牛之骨，扬溲勃之灰，以加臭乎吾民，以淫污乎当世，而令我令公先德，皆为其贱淫，白璧黄金，尽渲其瑕秽，此尤我元戎巨帅，良将劲卒，硕士伟人，所同羞共愤，深恶痛绝，而不能曲为之宥者也。汇此种种，袁氏之恶，实上通于天，万死不赦。军府奉崇大义，慨念民生，谨托我黄祖威灵，恭行天罚，辄宣兹义辞，告我众士，招我同德。今将历数其罪，我国民其悉心以听！夫国为重器，神严尊惮，复载所同。建国之始，义当就职南京，明其所受；袁乃顾影自惭，妄怀畏惧，阴纵部兵，称变京邑，用以要吓国人，迁就受职，使国权出于遥授，玩视国家之尊严，其罪一也。活佛称异，势等毛羽，新国既成，鼓我朝锐，相机挞伐，举足可定；袁乃瞻顾私权，妄怀疑忌，全国请讨，置不听从，迁延养敌，废时失机，授他邦以蹈隙纵刃之间，失主权于外力纠纷之后，遂使巨蜿蜒嶂，弃此南金，万里边城，跃马可入，贻宗邦后顾之殷忧，损五族雄飞之资望，其罪二也。政体更新，荡涤瑕秽，私门政习，首宜改选，故内阁部首，须获议院同意，所以树公政之基，明众共之义；袁乃病其严责，阴图放佚，于第一次内阁联翩去职之后，尽登媕宠，嗾使军警，围逼议员，索责同意，用以示威国人，开武力政治之渐，使民意机关，失其自由宣泄之用，其罪三也。国有大维，是曰法纪，信守不立，谥为国难，乱政亟行，于焉作俑，故侵官败法，为世大诟；袁为元首，尤宜凛遵，乃受事未几，即不依法定程序，滥用政府威权，诬杀建国勋人张振武，使法律信用，失其效能，国宪随以动摇，政本因而销铄，其罪四也。国宪之立，系以三权，共和之邦，主权在民，立法之府，谊尤尊显，地方三级，制实虚冗，建国除秽，亦既罢斥。袁乃急欲市恩，妄复旧制，不俟公决，辄以令行，使议院立法，失其尊严，国权行使，因以紊乱，其罪五也。

财政担负，直累民福，外债侵逼，尤伤国权，议案成立，特事严谨，众院赞可，宪尤著明；袁乃私立外约，断送盐税，换借外赀二千五百万镑，厉民害国，不经众院，暧昧挥霍，不事报闻，蔑视通宪，为逆已甚，其罪六也。国有元首，政俗式凭，行系国华，止为民范；袁乃知除异己，不自爱重，阴遣死士，狙杀国党领袖宋教仁，以元首资格，为谋杀凶犯，既辱国体，又诒外讥，国家威严，因以扫地，其罪七也。共和之国，建础为公，民意所在，亦曰神圣，百尔职司，义宜退听，国会初立，人民望治；袁恐政制严明，不获罔逞，乃私拨国帑，肥养爪牙，收买议员，笼络政客，用以陷辱国会，迷夺众情，使议政要区，化为捣乱之场，法案迁延，借作独裁之柄，其罪八也。元首登选，国有常经，揖让讴歌，盛德固尔，抑共和定疑，国宪崇废，悉于是觇，世法懔懔，斯为第一；袁于临时任满正式更选之际，鄙夫患失，至兵围国会，囚逼议员，使强选总统，以就己名，致元首尊官，成于劫夺，共和大宪，根本动摇，国是益以危疑，后进难乎为继，其罪九也。国民代表，职司立法，非还诉民意，毋得断阏；袁于总统既获，复虑旁掣，辜恩反噬，遽为枭獍，乃假托危词，罗织党狱，滥用行政权，私削议员资格，用以鸩杀国会，并吞立法部，使建国约法，由是推翻，元首生身，等于孽子，其罪十也。国家组织，法系严明，苟非选民，焉能造法？袁于戕杀国会之后，妄以私意召集官僚，开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冒称民意，更改约法，摹拟君主，独揽大权，使民国政制，荡然无存，澔澔新邦，悬为虚器，其罪十一也。民国肇造，本以图存，时风所迁，民强则兴，发挥群能，腾达众志，公私权利，宜获敬尊；袁乃倒行逆施，黜民崇吏，既吞立法，复尽灭各级地方议会，密布游探，诬扳党狱，良士俊民，任意捕杀，人民权利，全失保障，致群生股栗，海内寒心，毒吏得以横行，民业日以凋敝，民力壮盛，有如捕风，国势颓隤，益以卑下，其罪十二也。

国局始奠，海内虚耗，财用竭蹶，义宜根本整理；袁乃专事虚缘，日以借债政策，利诱他邦为私托外援之计，断送利权，绝不顾惜，逐鹿争臭，坌集庙朝，遂妄以北中二部，横断铁道，分许外人，惹起国交之猜疑，增益宗邦之危难，其罪十三也。欧陆战争，义以严守中立，及时奋进；袁乃内骄外谀，折冲无状，既反复狼狈，贻羞东鲁，复徘徊雌伏，巽立要盟，失满、蒙矿权，至于九处，承他邦意旨，发布誓言，辱国辱民，倾海不涤，其罪十四也。民族虎争，领土强食，外债毒国，既若饮鸩，竭泽厉民，何异自杀？袁于欧战既发，外赀猝断，乃专事掊克，内为恶税，房亩烟赌，一再搜括，复先后发行内国公债，额逾万万，按省配摊，指额求盈，小吏承旨，比户勒索，等于罚锾，致富户惊逃，闾里嗟怨，国民信爱，斲伤无余，神州陆沈，殷忧可畏，其罪十五也。生利致用，民贵有恒，纵博浪游，谥曰败子，盗贼充斥，此为厉阶，修政明刑，首宜致谨；袁乃纵容粤吏，复弛赌禁，使南疆富庶之区，负群盗如毛之痛，苛政猛虎，同恶相济，清乡剿杀，无时或已，政以福民，今为陷阱，其罪十六也。烟害流离，久痼华族，张皇人道，仅获禁约，奋厉阏绝，犹惧不亟；袁乃餂其厚获，倚以箕敛，宠登劣吏，设局专卖，重播官烟，飞扬淫毒，失信害民，辱国贻讥，其罪十七也。民权政治，积流成海，国家公有，炳若日星，世室旧家，且凛兹盛谊，汲汲改进，华族后起，方发皇古训，追踪世法，断脰流血，久而后得，大义既伸，迕则不忠，乔木既登，返则不智；袁乃身为豪奴，叛国称帝，监谤饰非，炰烋求是，狐假虎威，因以反噬，使凶德播流，戾气横溢，妖孽丧邦，甘为祸首，其罪十八也。易象系天，筮曰无妄，圣学传经，谊唯存诚，故忠信笃敬，保为民彝，衍为世德；袁乃机械变诈，崇事怪诡，貌为恭谨，潜藏祸谋，秘电飞词，转兴众口，涂刍引鹿，指称民意，欺世盗名，载鬼盈车，背食誓言，日月舛仵，使道德信义，全为废词，民质国华，尽量消失，其罪十九也。维我当世耆德，草野名贤，或手握兵符，风云在抱；或权领方牧，虎步龙骧；或道系乡闾，鹤鸣凤翽，细瞩理伦，横流若此，起瞩国家，悲悯何如？凡属衣冠之伦，幸及斯文未丧，等是邦家之主，胡堪义愤填膺。谯彼昏逆，洵堪发指，修我矛戟，盍赋同仇？书到都府，勋耆便合聚众兴师，都邑子弟，各整戎马，选尔车徒，同我六师，随集义麾，共扶社稷。昆仑山上，谁非黄帝子孙？涿鹿中原，合洗蚩尤兵甲。军府则总摄机宜，折冲内外，张皇国是，为兹要约。曰：凡属中华民国之国民，其恪遵成宪，翊卫共和，誓除国贼，义一；改造中央政府，由军府召集正式国会，更选元首以代表中华民国，义二；罢除一切阴谋政治所发生，不经国会违反民意之法律，与国人更始，义三；发挥民权政治之精神，实行代议制度，尊重各级地方议会之权能，期策进民力，求上下一心全力外应之效，义四；采用联邦制度，省长民选，组织活泼有为之地方政府，以观摩新治，维护国基，义五。建此五义，奉以纲维，普天率土，罔或贰心。军府又为军中之约曰：凡兹官吏，粤若军民，受事公朝，皆为同德。义师所指，戮在一人，元恶既除，勿有所问。其有党恶朋奸，甘为逆羽，杀无赦！为间谍，杀无赦！抗义行，杀无赦！故违军法，杀无赦！如律令。布告天下，迄于满、蒙、回、藏、青海、伊犁之域。

正文母亲的亲话

儿子五岁即读长篇历史小说，大学想攻文史，结果却读了通信工程专业，又到大河网从事技术工作。知子莫如母，我欣赏他的文学灵性，明白他的理想守望，却没有竭力促成他的文学梦想，原因在另一篇文中谈过：“怕是我的文学生涯勾惹了他，怕他早早学了文人的做派而又练不就文人的能耐，怕他滥用了文人的感情而又长不硬文人的风骨，怕他贪图文人的风流而又经不起文人的艰辛。”如今新书付梓，儿子一偿夙愿，我密云不雨的心头终于下了第一场雨。

儿子结识马伯庸，是拜上天所赐。互联网让这一代年轻人早早插上了翅膀，儿子虽居中原郑州，却与千里之外的一群朋友结为知己。远在北京的马伯庸，两次来郑州相聚，我们夫妇参加年轻人的欢谈，总被青春的智慧久久滋润。

起初听说儿子参与写书，我并不清楚其中内容，只是关心他的写作状态。我以一名作家的亲身体验，为他提心吊胆，惴惴不安。人们常说“卖文如卖血”，写作是一件呕心沥血的辛苦事，正式写书不比网上论坛，而且首次合作写书，需要两地频频沟通磨合。为了按期向出版社交稿，儿子一连个把月，白天上班加班，晚上熬夜写书，我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

我已习惯了记者赶稿的节奏，年轻时伏案奋战，一个馒头一个苹果，一口气下笔洋洋数千言。可我发现儿子写书的进度相当缓慢，又不敢多问。后来看到成稿，方才明白，两位作者不是在抒情，不是在编故事，他们是在修史，是在做学问。

对于网络上的写作，我真有些搞不懂。儿子从读大学起，在网上凭着文史爱好，“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与天南地北的一群朋友结成了圈子。他们热火朝天的论坛是什么呢？日本战国联盟！整天研究幕府时代，丰臣秀吉，德川家康！那些事情和这群孩子有什么干系？

我平时负责省报文艺版面，儿子曾应约为我们写过《黑客帝国》等电影的影评，水准还行。我希望他再接再厉展示才华，他如听耳旁风，总是推说太忙。可他大量精力投入日本历史，怎么不嫌忙呢？

如今，从事外企公司营销的马伯庸，从事传媒网络技术的阎乃川，百忙之中，向世人端上了一份热乎乎的冷餐——中国近代电报史！奇怪，早已衰冷的电报，日渐消逝的电波，与这两位年轻人的生活有什么相干呢？史海浩瀚，从各个角落搜寻资料，该有多难！可他们乐此不疲，狂欢一般地舞动历史，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在中国近代史上专为电报留下了新鲜的一页。他们的初衷，本是突出趣味性，讲述一些轻松的趣话，介绍一段好玩的轶史可是因为书中素材比较翔实，描述相当生动，背景深厚，信息密集，居然透视出了一纸电报背后的中国近代社会政治图像。毫无学究气息，不做史官嘴脸，把一段枯燥的、复杂的、技术性、专业性的历史，写得如此好看，妙趣盎然，引人入胜，这是当今年轻人笔下的历史，也会是当今年轻人爱看的历史。

我渐渐懂得儿子了。他九岁时，被台湾作家柏杨称作“小小友”，一起谈论柏杨文集。他十二岁时，请作家二月河伯伯开列必读历史书目。如今，人生航道弯弯曲曲，激流仍然冲出了一条奔向理想的河床。可见，人的热爱是任何力量都遏止不了的。相信年轻人吧，后生可敬，后生可畏。如今的千千万万年轻人，连人生的第一桶金都还没有掘到，甚至还正阮囊羞涩，在浮嚣沉重的现实生活压力之下，像红尘中的虫蚁一样奔忙，每天按部就班地打卡，加班，挣薪水，评职称，供房子，跑关系……

然而，在辛辛苦苦稻粱谋的同时，不要忘了，他们心中另有一片广阔天地。没有功利的企图，没有肮脏的目的，完全出于对生命的热爱，完全出于心灵的渴望，他们燃烧着才华，闪射着光芒，做着让自己快乐的事情，做着对历史有益的工作。

尽管他们的声音还很微弱，但是可想而知，将来的话语世界，必是他们的天下。

出书了，儿子很快乐。这种快乐，我不曾给予，我无法给予，现在儿子拥有了。人们不知道一个当妈的，内心多么感激这一切。谢谢出版社！谢谢伯庸！谢谢儿子！

王钢

2009年4月26日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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