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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獒的精神》 第一章 永不消失的藏獒精神 远去的藏獒 <h3>一</h3> 一切来源于怀念——对父亲，也对藏獒。 在我七岁那年，父亲从三江源的玉树草原给我和哥哥带来一只小藏獒，告诉我们，藏獒是藏族人的宝，什么都能干，你们把它养大吧。 遗憾的是，这只小藏獒对我们哥俩很冷漠，尽管我们哥俩每天都在喂它，但它从来不主动接近我们，更不会讨好地冲我们摇尾巴。我们不喜欢它，半个月以后用它换了一只哈巴狗。父亲知道了很生气，但也没有让我们再换回来。过了两天，小藏獒就自己跑回来了。父亲很高兴，教育我们说：“我早就知道它会跑回来。这就叫忠诚，知道吗？” 但我们依然不喜欢小藏獒，不仅不逗它玩，连喂它也是有一顿没一顿的。父亲说：“你们好像不是我的儿子，居然不喜欢小藏獒，那我还是把它带回草原去吧！它在这里也不习惯，想家想得都没有精神了。”父亲回到草原上去了，那是他工作的地方。小藏獒离开了我们，一晃就是十四年。 十四年中我当兵，复员，上大学，然后成了《青海日报》的一名记者。第一次下牧区采访时，已经从三江源回到西宁的父亲说：“去牧区采访，第一要过生活关，就是要吃得惯牧民的手抓、糌粑、奶皮；第二要过行走关，也就是要学会骑马，不然你就寸步难行；第三要过藏獒关，你要喜欢藏獒，也要让藏獒喜欢你，否则牧民就不会信任你。我建议你去找旦正嘉，让他教教你。”我认识旦正嘉叔叔，他是父亲的房东，父亲带他来过我们家。 我去了。下了车，一路打听着走向了旦正嘉叔叔的碉房，远远看到一只硕大的黑色藏獒朝我跑来，四蹄敲打着地面，敲出了一阵殷天动地的鼓声。黑獒身后哗啦啦地拖着一根粗重的铁链，铁链的一头连着一个木橛子，木橛子腾腾腾地蹦起又落下。从碉房里跑出来一个老男人和一个老女人，看到眼前的情景，大声喊着：“酋格！酋格！” 黑獒好像没听见，更加凶猛地朝我跑来，越来越近了，只有十来步远了。老男人和老女人追过来，但他们离黑獒足有三十步远，根本不可能拦住它。眼看我就要被它扑倒在地了，老女人尖叫一声，一屁股坐在地上，不敢看似的双手捂住了脸。老男人咚的一声跪下，朝着天空喊道：“佛爷佛爷，酋格要咬死人了，快让它不要，不要……” 我害怕得不知道怎么办好，死僵僵地立着，连发抖也不会了。但是谁也没想到，就在离我只有两步的时候，黑獒突然停下了，屁股一坐，一动不动地望着我。老男人跑过来，一把拽住铁链，又扑倒在地抱住了硕大的獒头。我长喘一口气，叫了一声：“旦正嘉叔叔。”旦正嘉仔细看看我，恍然大悟地丢开紧抱着的獒头说：“原来是你啊，怪不得酋格没有咬你。” 往家里走的时候，旦正嘉说：“酋格认出你来了。你大概忘了吧，它去过你们家。”我想了半天才说：“它就是那只小藏獒啊？都十四年了，它还能认识我？”旦正嘉说：“它比人的记性好，十四年算什么？只要它不死，就能认识你。你看它使了多大的劲，都把钉在地上的木橛子拔出来了。它要是不认识你，不会这么用力。” 我在旦正嘉叔叔家住了半个月，学会了骑马，煮奶茶，拌糌粑，还让旦正嘉的儿子强巴带着我到处走了走。当然这期间我最关注的还是黑獒酋格。它是一只你仅仅喂了它一个月，但十四年以后它还能认得你，还能把你当作亲人的狗；是一只你给它做了一天的主人，它都会牢记你一辈子的狗。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让我对它肃然起敬，足以让我反躬自省：我们，人类，是不是太多了一些朝三暮四者、昨是今非者、反复无常者、“一阔脸就变”者、翻脸不认人者？我依稀想起黑獒酋格小时侯的情形：在我们家中，在我们哥俩把它用一只哈巴狗换给别人之后，在我们不喜欢它，不愿意理睬它，连喂它也是有一顿没一顿的时候，它是多么委屈啊。 启发我热爱藏獒的酋格，黑狮子一样威武雄壮的酋格，很快老了，死了。它死后不久我就成了三江源的长驻记者，一驻就是六年。这六年里，父亲和一只他从玉树带去的藏獒生活在城市里，而我和许多以前从未见过面但一见之下就对我十分亲热的藏獒生活在草原上——后来我知道，这是因为它们是熟悉父亲的藏獒，而我身上神秘地遗传着父亲的味道和一些别的信息。 父亲在草原上先后生活了将近二十年，做过记者，办过学校，搞过文学，也当过领导。草原上流传着许多他和藏獒的故事，就像我在小说里描写的那样，传奇而迷人。可以说父亲是最早对藏獒产生浓厚兴趣的汉人，无论他做什么，他总是在自己的住所喂养着几只藏獒。父亲喂养的都是品貌优良的母獒，母獒们一窝一窝下着崽，他就不断把小狗崽送给那些需要它们和喜欢它们的人。所以他认识和认识他的藏獒，跟他有过喂养关系的藏獒，遍布三江源的玉树草原、囊谦草原、曲麻莱草原、杂多草原。有个藏族干部对我说，“文革”中他们这一派想揪斗父亲，研究了四个晚上也没敢动手，就是害怕父亲的藏獒报复他们。他说：“草原上走到哪里都是你父亲喂过的藏獒，防不胜防。”我替父亲庆幸，也替我自己庆幸，因为正是这些灵性威武的藏獒，让我发现了父亲，也发现了我自己——我有父亲的遗传，我其实跟父亲是一样的。 是的，在长驻三江源的六年里，父亲给我的遗传一直发挥着作用，使我不由自主地像他那样把自己完全融入了草原，完全像一个真正的藏族人那样生活着。我很少待在州委所在地的结古镇，而是一头扎在了对于城镇来说更加边远的杂多草原、曲麻莱草原和康巴人的囊谦草原。我有时候住在父亲住过的房东家，有时候住在牧民的帐房里，有时候住在寺院的僧舍里，因为在这些地方，我会天天看到日见稀少的藏獒，并在它们的生活中扮演一个朋友的角色。我穿着藏袍，骑着大马，参加所有的牧业生产活动、所有的节日活动和所有的佛事活动，和牧民们混在一起，喝酒，吃肉，放牧，喂狗，议论他们的家长里短，帮助他们解决婆媳矛盾，邻里纠纷。那时候的记者，尤其是像我这样生活在边远牧区的记者，工作任务是很轻的，一两个月写一篇报道就已经算得上敬业了，我有的是时间忘情忘怀地去做我愿意做的一切。常常是这样：骑着马，带着房东或者寺院的藏獒，走向很远很远的草原，醉倒在牧人的帐房里。我那个时候的理想就是：娶一个藏族姑娘，和父亲一样养一群藏獒，冬天在冬窝子里吃肉，夏天在夏窝子里放牧，偶尔再带着藏獒去森林里雪山上打打猎，冒冒险什么的。我好像一直在为实现我的理想努力着，几乎忘了自己是一个长驻记者。 有一次在曲麻莱喝多了青稞酒，醉得一塌糊涂，半夜起来解手，凉风一吹，吐了。守夜的藏獒跟过来，二话不说，就把我吐出来的东西舔得一干二净。结果它也醉了，浑身瘫软地倒在了我身边。我和它互相搂抱着在帐房边的草地上酣然睡去。第二天早晨我迷迷糊糊醒来，摸着藏獒寻思：我身边是谁啊，是这家的主人戴吉东珠吗？他身上怎么长出毛来了？ 这件事儿成了我的笑话，在草原上广为流传。姑娘们见了我就哧哧地笑，孩子们见了我就冲我喊：“长出毛来了，长出毛来了。”介绍我时，再也不说我是记者，而是说：“这就是与藏獒同醉、说戴吉东珠长出毛来了的那个人。”牧民请我去他家做客，总是说：“走啊，去和我家的藏獒喝一杯。” 那时候的我是有请必去的。一年夏天，我去结隆乡的牧民尕让家做客，住了短短一个星期，他家那只大黑獒就和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感情深到它一天不见我一面，就会满草原寻找。我猜想，它一定是一只父亲喂养过的藏獒，而且已经意识到了我跟父亲的关系，不然不会对我如此依恋。几年后我要离开草原，正好是从结隆乡出发的。大黑獒看我打起行装坐进了汽车，知道这是一次长别离，就对汽车又扑又咬，牙齿都咬出血来了。在它的意识里，我是迫不得已才离开它的，而强迫我离开的，正是这辆装进了我的该死的汽车。后来我听别人说，我走了以后，大黑獒一个星期不吃一口食，不喝一口水，趴在地上死了一样，好像所有的精气神包括活下去的意念都被我带走了。主人没了办法，就把一只羊杀了，又从狼皮上薅下一些狼毛，沾在死羊身上，扔到它面前，怒斥道：“你是怎么看护羊群的？羊被狼咬死了你都不管，那我养你干什么？你看看，你看看，看到狼毛了吧？狼呢？还不赶快去找。”大黑獒大受刺激，草原上狼已经很少很少，它都有一年没咬过狼了，没想到就在它因感情受挫而一蹶不振的时候，狼会乘虚而入。它立马摇摇晃晃站起来，吃了一点，喝了一点，按照一只藏獒天赋的职守看护羊群牛群去了。 遗憾的是，以后我多次回到结隆乡，再也没有见到牧民尕让和深深眷恋着我的大黑獒。听说他们迁到别处去了，因为这里的草原已经退化，牛羊已经吃不饱了。 <h3>二</h3> 很不幸我结束了三江源的长驻生涯，回到了我不喜欢的城市。在思念草原思念藏獒的日子里，我总是一有机会就回去。雪山、草原、骏马，牧民、藏獒、奶茶，对我来说它们是藏族聚居区六宝，我在精神上一生都会依赖它们，尤其是藏獒。我常常想，我是因为父亲才喜欢藏獒的，父亲为什么喜欢藏獒呢？我曾经问过父亲，他想了想说：“藏獒好啊，不像狼。”那时侯还没有“狼文化”这一说，但父亲却超前地思考着狼，因为在父亲钟情藏獒的时候，无意中按照草原人的思维习惯，把狼看成了藏獒的对立面。 有一次我对父亲说起报纸上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把藏獒说成是狼的演化。父亲听了非常生气，几乎是拍案而起。他说：“照它这么说，狼成了藏獒的祖先了？胡扯！狼怎么能和藏獒比呢？我在草原上生活了几十年，我了解狼。”于是就开始比较，开始总结。他说，狼是欺软怕硬的，见弱的就上，见强的就让，一般不会和势力相当或势力超过自己的对手发生战斗；藏獒就不一样了，为了保卫主人和家园，再硬的对手也敢拼，哪怕牺牲自己。狼一生都在损害别人，不管它损害的理由多么正当；藏獒一生都在帮助别人，尽管它的帮助有时是卑下而屈辱的。狼的一贯做法是明哲保身，见死不救；藏獒的一贯做法是见义勇为，挺身而出。狼是自私自利的，藏獒是大公无私的。狼是奸诈的盗贼，藏獒是光明的公仆。狼始终为自己而战，最多顾及到子女；藏獒始终为别人而战——朋友、主人，或者主人的财产。狼以食为天，终身只为食物活着；藏獒以道为天，它们的战斗早就超越了低层次的食物需求，而只在精神层面上展示力量——为了忠诚，为了神圣的义气和职责。狼的生存目的首先是保存自己，藏獒的生存目的首先是保卫别人。狼的存在就是事端的存在，让人害怕；藏獒的存在就是和平与安宁的存在，让人放心。狼动不动就翻脸，就背叛群体和狼友，所谓“白眼狼”说的就是这个；藏獒不会，它终身都会厚道地对待曾经友善地对待过它的一切。 父亲的思考一直延续着，后来他又对我说，他太了解草原了，草原上的牧民最恨的就是狼，狼最没有德行，是人的对手。牧民最爱的是藏獒，藏獒有德行，是人的伙伴。就说吃吧，为了抢到一块肉，狼群里的强者会毫不客气地咬伤弱者。如果在进攻目标时，对方咬死了自己的同伴，它们抢着要做的不是奋起报仇，而是吃掉同伴，尽快地填饱自己的肚皮，虽然吃肉的事情成功了，道德的水准却丧失得一干二净。狼是群集动物，尤其在冬天，大雪封山，冰天雪地的时候，它们会成群结队地追踪撕咬猎物。一旦猎物到手，首先得到满足的是头狼和它的妻小，下来是少数几个跟头狼亲近的得宠者，跟着头狼盲目厮杀的大部分狼有时候连一点残血碎肉都得不到。除非狼群杀死一匹大动物，头狼和他的妻小以及得宠者吃不完，才会分给别的狼一点。也就是说，狼群的团队精神并不是为团队的每一个成员服务的，团队行动的结果根本不可能是人人得利。藏獒就不一样了，藏獒的一惯做法是，奋不顾身、大义凛然、先人后己、任劳任怨。獒群里的獒王也决不会把别人辛苦得来的食物窃为己有，它的任务首先是保护大家，是率领大家共同生存，共同吃肉，共同为人类服务。说得绝对一点，在草原上，在牧民们那里，道德的标准就是藏獒的标准。人们对藏獒的热爱实际上就是对道德的热爱。最后，父亲说，他还是那句话，狼和藏獒的反差这么大，绝对不可能是同宗同源。你可以喜欢狼，但你千万别把狼和藏獒扯到一起。 从父亲的这些话里，我恍然明白，父亲喜欢藏獒其实就是喜欢它们那种沉稳刚猛而又宽宏仁爱的精神，喜欢那种他总结出来的藏獒之德：放牧骏马牛羊，奔走万里雪山，驱逐豺狼虎豹，守护家国家园，感知凶吉祸福，不避苦难艰险。父亲反感狼，也是因为他看到的以“吃掉”对方为目标的狼的精神太野蛮太残酷。他始终认为，在人的身上，狼的精神太多太多，藏獒的精神太少太少。中国近代过于频繁的政治运动，都是“狼性精神”的一次次爆发，而忠诚磊落、见义勇为的“藏獒精神”却在连续不断的“运动”中一次次受挫，一次次销蚀。所以当父亲评价那些喜欢整人的人、剥夺别人生存权利的人、窝里斗的人、阴险诡诈的人时，总是说：“那是一条狼。”而在一本《公民道德准则》的小册子上，他郑重其事地写下了“藏獒的标准”几个字。父亲以总结历史的口气对我说：“我们需要在藏獒的陪伴下从容不迫地生活，而不需要在一个狼视眈眈的环境里提心吊胆地度日。”他的话让我记起了“文革”中别人因为惧怕他的藏獒而不敢揪斗他的一幕。我有时候想，父亲幸亏没有赶上我们这个繁荣“狼文化”的时代，他要是赶上了，不知做何感想。 其实父亲的感想也不难猜测，肯定和我一样，因为我也不喜欢狼。我觉得大凡真正喜欢藏獒的人，都不喜欢狼。现在有人提倡向狼学习，还说我们的祖先都是因为学了狼的本领，才有了他们的胜利和地盘，这是片面的。要说学习，那也是向所有的动物学习：向老虎学习勇武，向狮子学习威仪，向豹子学习敏捷，向牛学习力量，向狗学习忠诚，向羊学习繁殖能力，自然也要向狼学习一点什么。我们的祖先包括马背上的民族，有过虎崇拜、狮子崇拜、豹崇拜、马崇拜、牛崇拜、羊崇拜、狗崇拜、熊崇拜、鹰崇拜、鹤崇拜，象崇拜、驴崇拜、骆驼崇拜、黄鼠狼崇拜等等，自然也有狼崇拜。很多人不了解情况，就说我们的祖先只有狼崇拜。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夸大“狼崇拜”的作用和力量，因为那种以占领地盘、争夺人民、强取财富为目的的野蛮征服的“狼性”时代早已经过去了，曾经崇拜过狼的民族也早已经抛弃了这种原始低级的崇拜；更因为在狼的精神里，蕴含着掠夺的残酷和生存的紧张，蕴含着仇恨与战争、不公与欺凌、私欲的恶性膨胀与两极分化，蕴含着对弱势群体生存现状的漠视和把不合理变成合理的危险，蕴含着给巧取豪夺、损公肥私寻找借口的倾向。虽然可以说狼的种种不良举动取决于它的生存法则，但天经地义的生存法则决不能改变同样也是天经地义的我们的道德评判，因为我们毕竟不是狼。在人类社会里提倡狼的精神，恰恰说明我们的道德水准正在下降，我们的精神正在被物欲、金钱、权势蒙垢。一个人、一个社会，发愤追求的，应该还是公正、道德、和平、幸福，以及用“藏獒”的无私和勇敢挽救弱者、平等均富、营造和谐等等，而不是用“狼”的自私和贪婪让贫者更贫，让富者更富。一个企业家、一个商人，自然可以把“兼并”、“收购”、“牟利”的“狼性精神”看成是成功的标志，但如果他同时又是一个“藏獒精神”的实践者，是一个保护弱小、帮助他人和贡献社会的慈善家，那就不仅是企业的成功，也是人格和形象的成功。而人格和形象的成功，才是一种高境界的成功。 有一种世俗的见解：如果你不做一只狼，就必然是一只被狼吃掉的羊。当大家都不愿意做羊的时候，就总想把自己变成狼。我想说的是，在这个世界上，不想做狼的人们，并不一定就是一只随时被吃掉的羊；不想做羊的人们，也不一定要做一只自私害人的狼。我们还有第三条路可以走，那就是做一只堂堂正正的藏獒，它可以制约狼的猖獗，不让狼性肆意泛滥，还可以保护那些软弱的羊。总之，藏獒身上有那么多人类社会非常需要又非常缺乏的优秀品质，它让我们迷恋，让我们觉得毕竟我们还没有缺失道德的标杆和人性的魅力，毕竟人类还是认同了藏獒与生俱来的精神气质而让它们成了自己永远的伴侣。 <h3>三</h3> 不错，是有一种“藏獒精神”漂漂亮亮地存在着，这种存在支撑了父亲的一生，使他在晚年总是沉浸在这样的怀想中：藏獒回到他的生活中来，或者他回到藏獒的生活中去。当我知道父亲的怀想就是他活着的意义时，我同时也就知道，总有一天我会写一本关于藏獒的书，里面的主人公除了藏獒就是“父亲”。 藏獒是由一千多万年前的喜马拉雅巨型古鬣犬演变而来的高原犬种，是犬类世界唯一没有被时间和环境所改变的古老的活化石。它曾是青藏高原横行四方的野兽，直到六千多年前，才被人类驯化，开始了和人类相依为命的生活。作为人类的朋友，藏獒得到了许多当之无愧的称号：古人说它是“龙狗”，乾隆皇帝说它是“狗状元”，藏族人说它是“森格”（狮子），藏獒研究者们说它是“国宝”，是“东方神犬”，是“世界罕见的猛犬”，是“举世公认的最古老、最稀有、最凶猛的大型犬种”，是“世界猛犬的祖先”。公元1240年成吉思汗的后裔攻克欧洲后，把跟着他们南征北战的猛犬军团的一部分——三万多只藏獒留在了欧洲，这些纯种的喜马拉雅藏獒在更加广阔的地域杂交繁育出了世界著名的大型工作犬——马士提夫犬、罗特威尔犬、德国大丹犬、法国圣伯纳犬、加拿大纽芬兰犬等等。这就是说，现存于欧亚两陆的几乎所有大型凶猛犬种的祖先都是藏獒。公元1275年意大利探险家马可·波罗这样描写了他所看到的藏獒：“在西藏发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怪犬，它体形巨大，如同驴子，凶猛声壮，如同狮子。” 父亲把这些零零星星搜集来的藏獒知识抄写在一个本子上，百看不厌。同时记在本子上的，还有一些他知道的传说，这些传说告诉我们，藏獒在青藏高原一直具有神的地位。古代传说中神勇的猛兽“狻猊”，指的就是藏獒，因此藏獒也叫苍猊。在藏族英雄格萨尔的口传故事里，那些披坚执锐的战神很多都是藏獒。同时藏獒也是金刚具力护法神的第一伴神，是盛大骷髅鬼卒白梵天的变体，是厉神之主大自在天和厉神之后乌玛女神的虎威神，是世界女王班达拉姆和暴风神金刚去魔的坐骑，是雅拉达泽山和采莫尼俄山的山神，是通天河草原的保护神。而曾经帮助二郎神勇战齐天大圣孙悟空的哮天犬，也是一只孔武有力的喜马拉雅藏獒。 关于藏獒的知识和传说给了父亲极大的安慰，尤其是他从玉树草原带回家的那只藏獒老死以后，它们便成了父亲和藏獒接触的唯一通道。有一阵儿，父亲很高兴，因为他从报纸上看到了关于藏獒集散地的介绍和藏獒繁殖基地的广告，看到了藏獒评比和藏獒展示会的消息。他把它们剪贴下来，还用毛笔在剪贴本的封面上写了“千金易得，一獒难求”八个字。但是渐渐地，他就变得忧虑重重了，总是说：“这恐怕不行吧？这怎么可以呢？藏獒毕竟不是宠物。”现在想起来，父亲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藏獒是一种高素质的存在，是游牧民族借以张扬游牧精神的一种形式。在它的身上，体现了牧家生存的需要和草原凌厉风土的塑造，集中了草原的野兽和草原的家兽应该具备的最好品质：孤独、冷傲、威猛和忠诚、勇敢、献身以及耐饥、耐寒、耐一切磨砺。一旦把藏獒当作宠物养起来，每天定时定量地给它们喂食，无微不至地给它们梳毛，洗澡，打针吃药，牵着它们在光滑干净的地面上遛弯儿；一旦饱食终日、无所作为的生活让它们变得闲散懒惰，狗中贵族的身份让它们日益成为活生生的玩偶，没有挑战甚至摧残的成长让它们陶然欲醉，养尊处优、好逸恶劳的习惯成为必须和必然，这样的藏獒还能保持伟岸健壮、凛凛逼人、狂野刚猛、嫉恶如仇的特性吗？ 藏獒是壮士，是龙骧，是虎贲，是“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的勇愤之狗，是“倘受了伤，就躲入深林，自己舐干，给谁也不知道，大抵休息一会儿，就仍然站起来”的不屈之灵，是“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哀痛者和幸福者。而不是世代簪缨的公爵，更不是“绣花也感累昏头”的闺中小姐或虚有其表的裙屐少年。它们的生命只能在回归严酷自然和承担生活责任的状态中，走向拔山扛鼎的境界。 父亲和我都有过这样的预言：离开草原进入宠物社会的第一代藏獒有可能还会是凶猛威武、忠诚勇毅的，但到了第二代、第三代就很难说还会延续这种既属于藏獒也属于高原大野的风采了。因为藏獒素质的形成，除了遗传和血统，更重要的是环境的熔铸打磨，是狗和自然、狗和人类互为依存、艰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青藏高原的特殊环境发育和雕塑出来的一种特殊的生命质量。如果不能让它们奔驰在缺氧至少百分之五十的高海拔原野，不能让它们啸鸣于零下四十度的冰天雪地，不能让它们时刻警惕和发现十里、二十里之外的狼情和豹情，不能让它们把牧家的全部生活担子扛压在自己的肩膀上，它们的嗅觉、听觉、视觉以及大脑的思维、反应的能力、打斗的力量、出击的速度就都会严重退化，骨骼、肌肉、内脏、体魄、毛发、皮肤、内分泌等等也会离开原有的模样走向衰弱和异变。 更让父亲担忧的是，即使我们不把藏獒当作宠物豢养在温室里而是放归雪山草原，它们同样也面临着退化衰变的危险。因为古老的藏獒赖以生存的原始生态正在消失，狼、豹、熊等野兽在人类的大肆猎取之下越来越少，甚至到了濒临绝种的地步。当藏獒借以磨炼斗志、称雄扬威的对手不存在了的时候，它们还能像它们的祖先那样笑傲草原吗？它们的精神和能力是不是也会像它们所处的环境那样严重衰退呢？事实上，在辽阔的青藏高原，在我离开之后每隔一两年都要回去一趟的三江源地区，现在已经很难找到真正纯粹的藏獒了。父亲的藏獒，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h3>四</h3> 在对藏獒的怀想中，父亲与世长辞了。 我和哥哥把父亲那个零零星星抄写了许多藏獒知识的本子，和那个封面上写着“千金易得，一獒难求”八个字的剪贴本，一页一页撕下来，和纸钱一起烧在了父亲的骨灰盒前。父亲，你终生的爱好跟你去了，你的藏獒跟你去了。假如真的有来世，一定还会有藏獒陪伴着你。 第二年春天，我们的老朋友旦正嘉的儿子强巴来到了我家，捧着一条哈达，里里外外找了一圈，才知道父亲已经去世了。他把哈达献给了父亲的遗像，然后从一个旅行包里拿出了他带给父亲的礼物。我们全家都惊呆了，那是四只小狗！不！是四只小藏獒。这个像藏獒一样忠诚厚道的藏族人，知道父亲一辈子喜欢藏獒，在偌大的三江源地区千辛万苦地寻找到了四只品系纯正的藏獒，想让父亲有一个充实愉快的晚年。可惜父亲已经走了，再也享受不到藏獒带给他的快乐和激动了。 四只小藏獒是两公两母，两只是全身漆黑的，两只是黑背黄腿的。旦正嘉的儿子强巴说：“我已经想好了，它们是兄妹配姐弟，就好比草原上的换亲，妹妹给哥哥换来了媳妇。”说着，过家家一样把小藏獒按照他安排好的夫妻一对一对放在了一起。 母亲和我们赶紧把它们抱在怀里，喜欢得都忘了招待客人。我问强巴，已经有名字了吗？他说还没有。我们立刻就给它们起名字，最强壮的那只小公獒叫冈日森格，它的妹妹叫那日。最小的那只母獒叫果日，它的比它壮实的弟弟叫多吉来吧。这些都是父亲给他养过的藏獒起的名字，我们照搬在了四只小藏獒身上。而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又用它们命名了我的主人公，也算是对父亲和四只小藏獒的纪念吧。 送来四只小藏獒的这天，是父亲去世以后我们家的第一个节日。这个节日让我们喜悦得几近疯狂，也让我们在忘乎所以的炫耀中埋下了悲剧的种子。两个星期后，我们家失窃了，什么也没丢，就丢了四只小藏獒。 寻找是不遗余力的，全家都出动了。我们就像丢失了自己的孩子，疯了似的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一声声地呼唤着：“冈日森格，多吉来吧，果日，那日。”听不到它们的回音，就觉得肯定是朋友在跟我们开玩笑，他们把四只小藏獒藏了起来，等我们着急够了，就会送还给我们。但是没有，我们找遍了所有能想起来的朋友的家，都没有找到四只小藏獒。 以后的日子里，我和家人漫无目的地到处乱找，找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又通过托人、报警、登报、悬赏等办法，找了整整两年，这才意识到，父亲的也是我们的四只小藏獒恐怕已经找不到了。偷狗的人一般是不养狗的，他们很可能是几个狗贩子，用损人利己的办法把四只小藏獒变成了钱。能够掏钱买下小藏獒的，肯定也是喜欢藏獒的，他们不至于虐待它们吧？他们会尽心尽力地喂养好它们吧？就是不知道，四只小藏獒是不是在一个主人家里，或者它们已经分开，天各一方，各过各的生活，完成各自的使命去了。 我们全家万般无奈地放弃了寻找四只小藏獒的愿望，因为它们已经不是四只小藏獒，它们早就长大，该做爸爸妈妈了。我在这里只想告诉那个或者那些收养着它们的人，请记住它们的名字：“冈日森格”是雪山狮子的意思，“多吉来吧”是善金刚的意思，“果日”是草原人对以月亮为表证的勇健神母的称呼，“那日”是他们对以乌云为表证的狮面黑金护法的称呼。“果日”又是圆蛋，“那日”又是黑蛋，都是藏族人给最亲昵的孩子起乳名时常用的名字，说明草原人对“果日”和“那日”是既亲昵又敬畏的。 我希望收养它们的人能像草原人像父亲一样对待它们，千万不要随便给它们配对。冈日森格、多吉来吧以及果日和那日，只有跟纯正的喜马拉雅獒种生儿育女，才能在延续血统，保持肉体高大魁伟的同时，也保持精神的伟大和品格的高尚，也才能使它们一代又一代地威镇群兽，卓尔不群，铁铸石雕，钟灵毓秀，一代又一代地成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 此刻，窗外已是微曦阵阵，藏獒燃烧的精神正在黎明的突围中凸现成天际一抹奋勇的霞影，我听到草原不朽的绿风正在耳际回荡，看到雪山之光正在浩浩然奔涌而来。而在青藏高原的怀抱中，在三江源的臂弯里，藏獒爸爸已经上路了，它带着清晨一样透明而滴血的深情，跑向了千里之外那只独一无二的藏獒妈妈。 冈日森格、多吉来吧、果日和那日，你们究竟在哪里？父亲和我们共同的朋友，你们究竟在哪里？草原悲逝的藏獒，中国远去的天骄，你们究竟在哪里？魂归来兮，魂归来兮。 第一章 永不消失的藏獒精神 做一个藏獒一样的大男人 散文堕落就提倡大散文，诗歌消沉就提倡大诗歌，小说不景气就提倡大小说，男人不顺眼就提倡大男人。 不顺眼的男人叫小男人，其肉体结构与其他男人别无二致，有瘦小羸弱的，也有魁梧伟岸的，但做派就完全不同了。他们心细如发，琐碎如沙；心胸褊狭，猜人妒他；猫眼看人，隔壁偷话；家长里短，婆婆妈妈；利益相关，数籽吃瓜；遇恩必忘，逢好必拿；见了长官，扑通跪下；一朝得宠，忘了姓啥；有点小权，掐死部下；乐别人苦寒，揭别人疮疤；豺狼心情，冷漠肃杀；无信不义，阴损欺诈。 一国之中、一城之内、一体之间，有个把小男人，这国、这城、这集体就必然七零八落，漫散不聚；如全体均是小男人，就必然鬼影穿墙，尸气弥漫。这时，要发展、要进步，就须得大男人来挽救局面。 大男人者，胸似原，心如天，智慧如海，爱恨似箭，面迎风雨峻烈，心思澎澎湃湃，区区人生尤怨，何足伤怀；以恩为爹，以德为娘，大肚能容，海阔天空；干干净净，堂堂正正，勇毅不挠，精进刚猛；端方如佛，威武如魔，明白如水，自由如风；不飞短流长，不损人利己，不前恭后倨，不取宠媚上；做得贱民，当得大官，义胆侠肝，古道热肠；生如天马行空，死如苍鹰落地。如此人生，当如藏獒追风，高龙行雨，朗然境界，非屑小所能理喻。 大男人是优秀生命的标准，是“人”行于世的承诺，也是人生法典最有金刚魅力的戒律。 人有高低之分，金泥之别。高人阔界，金刚大道，不分男女老幼，如水之源远，如风之平常，一切肉身都可成就，不过是境由心造、事在人为而已。 第一章 永不消失的藏獒精神 《藏獒》之外的藏獒 昆仑山下的阿尔顿曲克草原曾经是哈萨克人的驻牧地，现在一个人也没有了。三十年前，我在这里赶牛羊，骑骆驼，做了半个月的牧人。我住在牧人的帐篷里，最大的苦恼是深夜不敢出去小解，因为外面游荡着守夜的藏獒。虽然我和它们白天相处得不错，但夜里就很难说了，我出去再进来，它们把我当成了贼怎么办？一天夜里，尿憋得实在受不了，我只好跪着，把尿接在我的皮鞋里，再把皮鞋从帐篷下面塞出去，泼掉里面的尿。偏偏我在白天喝了许多奶茶，一泡尿接了满满五只鞋才接完。第二天，太阳一晒，皮鞋就变形了，两头翘起来如同一只歪葫芦，穿在脚上根本没办法走路，只好扔掉。但扔了几次，不管我扔多远，皮鞋最终都会回到我身边。原来一只黑色藏獒在辛劳地为我服务着，它总以为是我丢了皮鞋而不是扔了皮鞋。我离开时还带上了这只不能穿的皮鞋。牧人说：“你看我家的藏獒对你多好啊，你已经是它的主人了。你要是不带走，它还会叼着皮鞋去追你。”我说：“早知道它把我当成了主人，我就没必要用皮鞋接尿了。” 皮鞋是藏獒带给我的损失，但我不能对它们有丝毫的怨恨，因为对它们的家园来说，我是一个摸不清底细的外来者，它们的威慑是天经地义的。我欣赏藏獒的立场：在它们的眼里，人只分两种——主人和敌人，没有既亲又疏、亦友亦敌、忽左忽右、时好时坏的中间人物，所有的中间人物、骑墙人物、两面三刀的人物，都是坏人，自然也就是敌人。虽然它不一定马上咬死这样的敌人，但它时刻监督着你，时刻准备着向你发起进攻。 我庆幸这家的藏獒把我当成了主人。可惜我要离去了，更可惜的是，离去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这家牧人和他家的藏獒。等我有机会再来此地时，这里已经没有人烟了。 在康巴人的囊谦草原，我和三只牛犊大的金黄色藏獒狭路相逢。它们是从路边的石墙后面冒出来的，堵挡在我必须经过的地方一声不吭地望着我。我停下了，我知道一声不吭便是藏獒咬人的序曲，更知道它们在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就已经选择好了适合扑咬的最佳距离：二十米，只有二十米，从助跑到咬住我只需要五六秒钟，我根本不可能逃走。好在我已经是一个“老牧区”了，非常紧张但没有惊慌失措。我慢慢地脱下了衣服，心想一旦藏獒扑来，就先把衣服迎头抛出去。它们肯定会首先扑向衣服，趁这个机会，我转身逃跑，能跑几步是几步。三只藏獒都张了张利牙狰狞的嘴，马上就要行动了，危险即刻就要到来。 正在这个时候，我身后传来一个牧民焦急的喊声：“磕头，磕头。”我回头望了他一眼。他又是比画又是说：“磕头，磕头。”他是一个朝拜者，正在磕着等身长头匍匐而来。我一下子明白了这位牧民的意思：只有磕头才能挽救我。我的前面是囊谦寺，所有来这里朝拜的人藏獒未必都认识，但它们绝对不咬磕头朝拜的人，因为它们天天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人，已经司空见惯了。于是我把衣服裹在了腰里，朝着藏獒身后的寺院磕起了等身长头，嘴里还念叨着“嗡嘛呢叭咪吽”的六字真言，慢慢地接近着藏獒。 三只藏獒让开了，但并没有离开，似乎有点奇怪地研究着我：怎么一个穿汉服的人也在磕头？我在心惊肉跳中和它们擦肩而过，过去了很远，才停止了磕头，回头再看那三只藏獒时，它们已经不见了。我长喘一口气，脑子里蓦然冒出一个词来：护法金刚？莫非它们是护法金刚的异体化身，来这里告诉人们：只有虔诚的朝拜者才能通过这里走向囊谦寺？我寻找那个教我用磕头躲过了一劫的牧人，发现他离我越来越远了。他是在一丝不苟地磕头，每一个动作都做得准确而到位；而我是以磕头的方式逃之夭夭的，动作肤皮潦草，能省略就省略，连额头必须触地、必须蹭到泥土这样的细节也忽略不计了。幸亏三只藏獒没看出来。 那年冬天，在九曲黄河第一去湾的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县长对我说，我们这里野狗多，你采访的时候千万要小心。说罢交给我一根半尺长的腿骨，并说它是豹子的骨头，人只要把它揣在身上，狗就不敢近身了。果然是这样的，在县城和宁木特公社采访的那些日子里，我腰里别着这根豹骨，走到哪里哪里的狗就会远远地躲开，几乎是屡试不爽的——只听见狗在汪汪地叫，越叫越远，越叫越远，最后就声影俱消了。但是在去种畜场的那天，我差一点因为这根豹骨而惨遭不幸。 下午，我正在棚圈里参观优良的河曲种马，一只灰色的大狗从老远的地方奔腾而来。陪同我的场长愣了，紧张地问道：“你身上有什么？”我说：“豹子骨，吓狗的豹子骨。”场长喊起来：“扔掉，快扔掉。”我赶紧从腰里拔出了那根豹骨。场长一把夺过去，使了最大的劲儿朝前扔去。大狗的奔跑改变了方向，径直扑向了那根豹骨。我们远远就听到了它咬碎豹骨的咔嚓声。蒙古族的场长擦着脸上的汗珠说：“太危险了，你怎么敢带着豹子骨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这里有一只藏獒。” 当所有的狗闻到我身上的豹子气息而纷纷远离的时候，只有一只狗狂猛地迎我而来，因为它是藏獒。藏獒是一见凶残的野兽就要愤怒，就要拼个你死我活的，如果我是一只真正的豹子，我相信藏獒也一定会把我打败。 经常去草原的人大都有这样的经历和感受：草原上的一切都是温柔而亲切的——孤独的人、寂寞的马、结队的牛、成群的羊，还有炊烟袅袅的帐房、五彩斑斓的风马、曲曲弯弯细又长的小路，甚至一摊摊黑色的牛粪、一只只时刻伴随着人群的乌鸦，都给人一种冬日阳光的感觉。看到了它们，你就等于看到了依靠，看到了茫茫孤涯、漫漫羁旅中的栖身之所、温饱之地。唯独藏獒是一种威猛而警惕的存在，它们对除了主人以外的所有人都充满了怀疑，对一切敌意和非敌意的闯入者都抱着防患于未然的态度，只要它认为你有无法信赖的举动、难以把握的眼神以及不合常规的衣着，就会死死地盯着你。更有一些心浮气躁的藏獒干脆省去了盯人、琢磨人的过程，甚至都懒得用它们那低沉的豹子似的声音打一声招呼，一见陌生人走近就会本能地行动起来。这样的行动大致可分为三个连贯的步骤：首先它张大嘴露出满嘴的利牙发出进攻的信号，其次它抖动长毛、抖起满身的尘土一跃腾空，然后它裹挟着疾风、刨动粗大的四腿呼啸而来。人吓坏了，头皮木了，头发直了，呼吸一下子没有了。只听哗啦一声响，威猛的藏獒直立着停下了。这是铁链的声响，粗大的三米长的铁链死死地拽住了一颗已经发射出去的骨肉的导弹。 铁链是藏獒的法律，是主人对它的限制。我见过的拴狗的铁链大都是用指头粗的铁条打造而成的，镣铐一样拖在地上哗啦啦响。牧人们明白，虽然他们豢养的狗也许是天下无敌的好汉，但它的天职是看家护圈而不是伤害人身，哪怕对方是真正的坏人。所以藏獒只在豺狼虎豹出没而人需要休息的夜晚才有行动的自由，天一亮牧人和“法律”就会出现在它们面前，铁链锁定它们的一刹那，它们就注定成了背景和道具，而不再是主导事件以及生活流程的角色。也就是说，更多的时候，藏獒只是一种威猛的象征，只是一个凛然不可侵犯的比喻，而并不等于牧家的风貌和威猛本身。 草原上的情形往往是这样的：家狗越凶猛它的主人就越善良，或者说越是善良的牧人就越会喂养凶猛的藏獒，因为他们需要用狗来裨补自己的不足，用家养的猛恶来安慰自己的羸弱，就好比皇帝喜欢用龙来描绘自己的背景，朝廷喜欢用虎符作为验证大臣身份的标记，大王喜欢用豹皮来铺垫自己的座椅，古人喜欢用饕餮来装饰青铜器皿一样。不同的是，藏獒作为象征是活生生的，而皇帝、朝廷、大王、古人都是把传说或者尸体当作了自己的图腾。当藏獒面对吃羊的狼和豹子的时候，它永远是一首自由愤怒的诗，是一支狂飙突进的歌，它的五脏六肺会因为仇恨而剧烈搏动，它的精神会因为强烈的使命感而更加强大。 不错，是有一种藏獒精神漂漂亮亮地存在着，你对藏獒知道得越多，就越觉得正是这种精神挽救了一个犬种的命运，使它们在漫长的历史中成了草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没有被淘汰出局；成了决定牧人生死存亡的可靠伴侣而始终拥有家庭成员的地位。牧人们常常会发自内心地说：“你看我家的狗，多好啊，给我一座金山我也不换。”用这样的语言来说明他对自家藏獒的偏爱自然有其表述的夸张，但当你知道每当灾难来临，藏獒的超常表现往往比任何强大的关注和支援更为重要、更有青藏风格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牧人的语言竟是如此地质朴，竟是夸张得不够。 1986年冬天，我在采访玉树大雪灾期间，曲麻莱的牧民东珠加告诉我，他们一家住在雅合山下的喇嘛沟里，根本就不知道直升飞机已经把救援物资空投下来了，是他的藏獒凭着灵敏的嗅觉闻到了异样后冒着大雪跑出去从一公里外的地方叼来了一捆三件皮大衣，又从两公里外的河冰上拖来了一箱饼干。他们全家五口人就是靠了这一箱饼干和三件皮大衣才活着从两尺深的雪灾区走出来的。我说：“你的狗呢？让我看看你的狗。”东珠加伤心地说，他的狗拖来饼干后自己吃了几口便又去给他们找东西，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大概是死了。他翘起大拇指说：“它是一只这么好的藏獒，死了也好，早死早转世，再转世它就是人了，是一个有本事的人，可以当我们的县长。”我说：“不一定，很可能比县长还要大。”东珠加点着头，他绝对相信我的话，他早就在脑海里把他对藏獒的祝福变成了不久的将来，变成了一定会出现的事实，所以他的伤悲里又有几许欣悦，他是既悲又喜的。 我的朋友桑杰的十三岁的孩子带着藏獒去放牧，狂雪即刻成灾，根本就来不及往回赶，羊群全部被困住了，接着就是冻死，就是被大雪埋葬。好在孩子还活着，他在冻僵之前本能地趴在了藏獒身上。藏獒硬是把他驮回到了十公里外的帐房，进了帐房看到家里没有人，又硬是把他朝三十公里外的公路驮去。半途中孩子从藏獒背上滑了下来。藏獒就用牙撕着衣袍往前拖，拖一段，便停下来，趴在孩子身上，用自己的体温暖暖他，生怕他冻僵了。就这样一直拖到了有车有人的公路上，结果孩子活了，藏獒累瘫了，几乎死掉。我曾经费力地想找到这只藏獒和这个孩子，但是没有奏效，玉树草原太大，藏獒太多，我还没打问几个人，又冒出了另一只藏獒的另一个事迹。 有一只藏獒，老得已经不能嚼肉了。雪灾的晚上，奇寒降临。牧人把它拉进帐房，让它在火炉旁边暖一暖。拉进来一次，它出去一次，几次三番都这样，最后只好由它去了。牧人说，它就是舍不得离开每夜都要守卫的地方，那是羊群的旁边，面对饿狼的风口。就在这天晚上，老藏獒死了。作为一只工作犬，它老死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什么叫忠于职守？这就是。死了还要威胁狼群。狼群来了没敢靠近，看老藏獒一动不动的样子，以为是扑咬前的屏声静息。直到天亮，狼群才发现，它们的天敌早已经没有威胁了。 在很多情况下牧人会把羊群交给藏獒去照看，自己去办别的事情。平常的日子里只要主人不在，到了牧归时间，藏獒就会跑前跑后、喊喊叫叫地把羊群赶回来。但是遇到特大雪灾羊群完全走不动了的时候它怎么办呢？它只有原地守护，等待着主人的到来。但主人在这种时候根本就到不了它们那里，到了也没用，也是毫无办法的。于是藏獒就一直守着，直到所有的羊都被冻死，直到它自己也被饿死、冻死。藏獒是决不吃自己看护的羊的，哪怕是冻死的羊羔，除非主人杀了羊割下肉来丢给它。由此可见，对藏獒来说，忠诚勇敢的含义并不轻松，它是要以生命为代价的。藏獒当然知道自己只要吃掉冻死的羊就可以活下去；当然知道自己只要离开必死无疑的羊群，只身去找主人去投奔人群，就完全可以脱离死亡的陷阱。但它没有这样做，所有真正的藏獒都不会这样做，这是本能，是青藏高原赋予它们的使命，是遗传、后学、家教种种因素合力而成的狗之道德。一旦违背了这种道德，或者说一旦在它们的道德律令中只有凶狠威猛而别无其他懿行特征，藏獒就不是奇伟的草原英雄，而仅仅是蛮野的荒地杀手了。 写到这里，就有一些悲哀。这些年，我常去草原，但无论走到哪里，都很少听到藏獒的故事。所听到、看到的，都是如何搜罗、贩运、买卖藏獒，以及它们高得惊人的身价。藏獒有了身价，却没有了故事，好欤？坏欤？ 扎西德勒——祈愿草原，祈愿藏獒，扎西得勒。 第一章 永不消失的藏獒精神 藏獒精神：完成文学的思想使命 <h3>一</h3> 前些日子在青岛坐出租车，司机是一个看上去很朴实的中年人，他说：“我在报纸上看到过你，你就是写的那个作家？”过了一会儿又说：“现在的人哪个不是狼，我也是狼，你卖书就卖书嘛，说狼干什么？”我很奇怪，他一个开出租的怎么就变成“狼”了，而我连坐出租车都能遇到“狼”，心里突然滋生出一种害怕来。面对司机，面对满街的人流和车流，我突然就说不出话来了。我被一种清醒的悲哀牢牢钳制着，我很想告诉他：许多把自己当成狼的人，其实都不是狼，而是羊。 有三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一是为什么反对我批判“狼文化”的人，往往并不是“狼”，而是一些备受“狼性”伤害的“羊”？是不是连“羊”都觉得应该让“狼文化”遍行天下呢？二是为什么我诚实地表达自己对“狼文化”的反感，会被很多人包括那个普通的司机看成是功利之举呢？固然我是借着和的出版在发表我的看法，但如果没有和，我有批判“狼文化”的资格吗？我有抑“狼”扬“獒”的平台吗？在一个虚饰、虚假、虚伪的世界里，我们怎么样才能相信一个人的真诚呢？难道连真诚本身也成了作秀和哄炒的代名词吗？真诚地生活、真诚地说话，本来应该是人生在世最起码的要求，现在居然荒诞了，变成一个怪物了。三是为什么我们大家都习惯于营造一种可怕的冷漠气氛，为什么我们对明显恶劣的精神现象和文化现象失去了修正的冲动和干预的兴趣呢？难道“狼文化”已经成了我们的心理定势，就像吃饭睡觉一样稀松平常、合情合理，而没有任何贬褒的价值了吗？我有一个朋友，是做教授的，有一天打来电话说：“你最大的问题是不能面对现实，现在都什么时代了，谁还听你批判‘狼文化’？” 从现实来看，“狼文化”确实有其土壤。它完全无视人之为人的基本行为准则，公开提倡弱肉强食、贪得无厌、损人利己、无信无义的强盗哲学、市侩哲学，把狼子野心当作人的正常之心，视弱者为草芥，置弱势人群于不顾，是极端利己主义的恶性膨胀。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所谓“狼文化”与狼这个物种毫无关系，很多坏提倡、坏主意、坏思想都是人强加给狼的。比如，狼的贪婪只针对食物，是生存的需要，它要活下去就必须这样。人的贪婪则表现为骄奢淫逸、损公肥私等。狼在现实中越来越少，几近绝迹，是自然中的悲剧角色，“狼文化”却大行其道，是社会中制造悲剧的角色。这是动物的悲哀，也是人类的耻辱！ “狼文化”首先是对狼这个物种的侮辱、强奸和歪曲，其次才是对人类社会和道德标准的践踏和戕害。所以我在三部曲中用很多笔墨写到了狼，既写了狼的荒野原则——凶狠残暴，也写了狼温情脉脉、义气多情的一面。这说明我对狼这个物种没什么偏见，我只是对“狼文化”有批判的态度。在中，我虽然也写到狼，但篇幅很小，批判也是很概念化的批判。但在中，我对狼的写法由以前的形而上变成了形而下，由概念化变成了形象化。作为一个群体出现的狼，不是只有一种表现，有好的也有坏的，还有中间状态的狼。草原上的人都说，狼是“千恶一义”的动物，也就是一千匹恶狼中必有一匹义狼，或者说，狼做了千件恶事之后，必有一次义举，这匹义狼在哪里？这种义举是什么？我想有所表现和挖掘，以便多层面、多角度地表现狼。到了，狼与藏獒甚至成为自然和人类对峙的伙伴。 “狼文化”——这个獠牙狰狞的所谓“文化”，绝对是法西斯主义的。它起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腐朽的那一部分，比如封建礼教。鲁迅的就是对“吃人”的“狼文化”的批判，“救救孩子”也是从狼性十足的腐朽文化中拯救民族灵魂的呐喊。比如在里，有壮狼以弱狼、小狼为食的故事，这肯定是动物行为，是狼生存所必需的野性原则，是艰难的生存条件逼出来的极端行为和扭曲表现。狼吃了弱狼、小狼以及死狼，才能保证壮狼的生存和狼群的不衰，这种行为典型地代表了狼性，尽管是可以理解的狼性，但要是把它变成人类的“生存法则”，那就惨了！狼性对人性的反动，由此可见一斑。 <h3>二</h3> 与“狼文化”相对立的，就是我在三部曲中张扬的“獒文化”，也就是我所认同的藏獒精神，这是我在系列里不遗余力地描写的。藏獒精神指的就是一个人的道德风貌和行为举止。首先要做到不卑污、不虚伪、不贪婪、不阴险、不弱肉强食、不损人利己，这是我们为人处事的底线，藏獒的行为举止恰好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底线；其次要勇敢面对一切丑恶，忠诚于你的事业、爱情、理想、信仰，不受别人的欺负，也不欺负别人，懂得秩序，讲究规则，舍己为人，公正廉洁，有恩必报，光明磊落。这是一个比较高的标准，但决不是高不可攀，努力之下一定能做到，就像藏獒。 我崇拜精神，我选择文学是因为它最能展示人的精神世界，最能挖掘人类精神中最后的阴暗和最初的阳光，也最能让我的精神崇拜得到寄托和延展。真正的文学必须具备一定的思想含量，要有精神的普世性和手法的通俗性，还要转达作者独特的生活经历和生活感受，它体现着社会普遍认同的良知，同时又氤氲着理想主义的冲动和生命不灭的火焰。藏獒精神是最能传达我的人生理想的旗帜。 说实在的，选择藏獒这种题材是我表达内心世界和实现理想的一种方式，是我个人情感的总结。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写藏獒，其实这跟我养过藏獒，熟悉它们的生活习性，似乎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我在青藏高原生活了四十年，一个汉族人和藏族人在感情、生活上已经融为一体，在所有方面都没有什么区别的时候，你必然觉得那个地方的一切，包括狗的生命，都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了。这种情感的驱动是促成我写藏獒的原因。1996年，我因为工作关系来到青岛，在海边仰望青藏高原，我才知道，什么是我应该记住的，什么是我应该牢牢抓住的，什么是我应该无法忘怀的。离青藏高原越来越远了，对她的那种感情却越来越浓了，这种感情是我写作的最好状态。我和那个地方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也许是一种比较神秘的东西在里面。 另一种思考就是藏獒与藏族文化的关系。我写藏獒就是想宣扬一种道德的力量，这种道德力量就是藏族文化的核心。藏族文化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境界：首先是世俗层面的境界，它告诉你，在什么层面上才是有益的、高级的，才是有利于你自己的。比如说你不能做坏事，你必须善良，必须虔诚地拜佛，才能脱离苦海。这个层面就是在告诉人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行善，来世你就会变成一个恶鬼，一个畜生。其次精神层面告诉你，除了脱离苦海，你还可以进入佛的境地。经过你的努力，你可以摆脱轮回对人的束缚。这个追求是对每个活佛、喇嘛提出的要求。第三个境界也是最高的境界，无论是活佛还是普通人，都要有一颗菩提心去普度众生。不光让自己做个好人，也要让所有人做个好人。不光自己获得幸福，也要让所有人获得幸福。 有时我们会觉得一个普通人背负着这么宏大的目标有些空泛，其实这些东西并不是说教。信仰的出现会把人的灵魂托举到一个很高的点上，它让我们看到那个灵魂时，我们会发现那个灵魂就是我们自己，那我们就朝着自己的灵魂去努力走下去。现在人的所有需求都是从物质角度出发，所以才会患得患失。而藏族文化是把人的心灵和灵魂作为服务对象的，它告诉我们，我们追求的不是金钱、物质利益，而是幸福，而这种幸福其实就是一种感觉。我感觉幸福就是幸福，有时跟物质有关，有时又跟物质无关。在西藏，因为有信仰，人们更能体会到幸福的本质，更能饱满而充实地活着。它觉得人的追求，活着的目的是精神的，在精神上幸福，是真正的幸福。这是当代人所缺乏的，也正是藏族人所拥有的。 这样说来，我写，就是期待社会的道德回归与信仰重建了。这其实是一个不可期待的梦。在我的梦想里，有着理想人格的模式，有着好社会、好生活的模式，我不忍放弃梦想是因为我太过天真。我用我的天真写出了我的，天真地希望别人能和我一样把复杂的现实变成单纯的人格修炼和自我完善，以此对抗邪恶与诱惑。我在书中写到了藏传佛教，藏传佛教的精髓就是修炼和抗衡邪恶，所谓金刚不坏之身就是能够抵御任何诱惑，使自己变成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以此来感染自己的环境。我以为在当下，一个人最最要紧的就是独善其身，在你自己发表匡救世界的大论，谆谆教导别人的时候，首先要检点一下自己，“修身齐家”做的怎么样。藏獒是修身的样板，它的舍己为人、大公无私、光明磊落、勇敢忠诚等品质都是出于本能，一个人能够把这些品质修炼成本能，那才有资格和底气去“兼济天下”，去做一个精神使徒应该做的事情。启蒙者的艰巨任务首先是启蒙自己，或者说首先是接受别人对你的启蒙。 有人说系列有重塑国民性的意图。我是有过这样的考虑。富裕了，强大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你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在别人面前，你是要让人家信任你、亲近你呢，还是要让人家感到你的威胁从而害怕你、远离你？这就要靠自己对自己的塑造。一句话，要用优质文化重塑国民性，创造中国人的新形象。重塑国民性包括三点：一是形象的重塑，二是心理的重塑，三是人格的重塑。其中人格的重塑是最最重要的。在这里，提升道德的底线是重塑国民性的关键。我们不是狮子、老虎，因为狮子、老虎尽管威猛却没有亲和力，也不讲忠诚，“狼”作为精神符号就更不值得一提了，它是自私而贪婪的。也不能是大熊猫、藏羚羊，因为它们太懦弱，百无一能，只能让人欣赏和保护。我们只能是藏獒，他勇敢而忠诚，威猛而柔情，该出手时就出手，同时又严格遵守着规则和秩序。藏獒从来不会跑到别人的领地、别人的家里去威胁人家，咬人家，它只是很安分地守候在自己的领地、自己的家门口。如果有谁进入了它的领地，侵害了它守护的羊群、牛群，它会毫不迟疑地扑上去，一口致命。它既让我们敬畏又让我们信赖，既不妄自尊大又不妄自菲薄，充分体现了人性中的阳刚之气、悲悯意识和人道精神。 <h3>三</h3> 有人提出以“獒文化”PK“狼文化”的口号。这样PK完全是一种无奈的反抗。它说明藏獒和狼都可以自成一体，跟谁也没有关系。但作为文化，它们却是冰炭不容、针锋相对的。狼文化是霸者的文化，獒文化是平民文化，是仁者和弱者的文化。弱者需要保护，找谁呢？找藏獒。藏獒在这里是一个公正道义、舍己为人的符号。对那些不得不做羊的人来说，他还有两种比较可靠的选择：一是寻求藏獒的保护，二是慢慢地让自己变成藏獒，来遏制狼道的横行，而不是心甘情愿地一辈子就做一只可怜兮兮的羊。我反感泛滥成灾的狼文化，反感狼性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我对此毫不掩饰。所以用这样的“獒文化”去PK“狼文化”，我是认可的，这样我们才可以厘清很多问题。 一个企业家、一个商人自然可以把“兼并”、“收购”、“牟利”的“狼性精神”看成是成功的标志，但如果他同时又是一个“藏獒精神”的实践者，是一个保护弱小、帮助他人和奉献社会的慈善家，那就不仅是企业的成功，也是人格和形象的成功。而人格和形象的成功，才是一种高境界的成功。有个企业家对我说：“你的给我的启示是这样的，现代社会的竞争现实并没有要求我们人人都变成狼，也就是说能够大块吃肉的并不一定是狼，你作为一只藏獒，在坚守道义、维护公正的同时，同样可以吃到该吃的肉。”企业的亲和力决不可能来源于狼，老板都信奉了狼道，哪个员工愿意跟你干？哪个同行愿意跟你谈生意？又有哪个消费者愿意信任你？即使是激烈的竞争，那也是符合规则、讲究诚信的竞争。而“藏獒”的意义就在于你既可以是勇敢智慧的，也可以是忠实可靠的；你既可以做到该出手时就出手，也可以做到光明磊落，情操高尚。一句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还有职场，在现代生活中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职场上的人如果都变成了狼，那谁还敢聘请雇佣你？当然你也不能是羊，羊太可怜、太无能，只能心情愤懑，而不能有所作为。但如果你成了一只忠诚勇敢、无私无畏的藏獒，那就可以无往而不胜了。让企业和职场去体现一种藏獒精神，一种文化獒性，做到做不到还很难说，但至少在文化理念上应该这样。 我觉得狼与狼共舞既没有意思也没有意义，人与狼共舞才有意思也才有意义，也才能体现一个人的胆略、智慧、气魄、技巧、章法等等。当然你可以认为企业的竞争理念和服务理念是分开的，竞争可以是狼，服务可以是獒。但我以为企业的竞争说到底是市场竞争，而左右市场的关键是消费群体对企业整体人格的认可，是社会消费心理对企业形象的信赖，这种认可和信赖一旦物化，就变成了用自己的钱换你的产品。没有人愿意信赖一匹狼，这一点东郭先生的故事早就警醒过我们了。狼与狼共舞的理念，无论出于商战的谋略，还是出于文化的建树，都是失败的。任何成功企业的灵魂都应该是真诚，而真诚跟狼丝毫没有关系，没有一匹狼是真诚的；而所有的藏獒都可以是真诚的化身，他们既勇敢又真诚。的灵魂就是勇敢而真诚。 在这里我想提醒人们注意“狼文化”对人的精神的危害，提醒那些信奉“与狼共舞，必先为狼”的企业注意，企业提倡什么，以什么样的精神符号营造自己的形象，是关乎企业生死存亡的问题。任何一个企业，不管它生产和经销什么，它的理念的核心都应该是“创造”与“诚信”。而藏獒恰恰就是“创造”与“诚信”的化身。藏獒比狼更勇敢、更威猛、更讲究团队精神，也更重视领导人即“獒王”的作用，它们是气魄惊人、勇往直前、创造开拓的先锋。同时藏獒又是忠诚的代言，老板要忠诚自己的事业，企业要忠诚自己的客户，产品要忠诚市场，营销手段要忠诚消费者。同时在企业内部，员工要忠诚企业，忠诚你所信赖、值得忠诚的领导人，要勤勉，要坚韧，要独挡一面；老板也要对得起员工，要像藏獒那样信任他们、保护他们、帮助他们，提高他们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忠诚永远是双方的，藏獒忠诚于人，前提是人也忠诚于藏獒。 我在系列中既写了藏獒对人的忠诚，也写了人对藏獒的忠诚。人和藏獒是平等关系，而不是主子和奴才的关系。这样的忠诚是崇高的，是“獒之为獒，人之为人”的出发点。忠诚的另一种说法就是诚实、公信、义气、正直。诚实的人，讲信用、讲义气的人，正直向上的人，难道是奴性十足的人吗？我再说一遍，人是獒的主人而不是主子，獒是人的朋友而不是奴仆。 <h3>四</h3> 我焦虑于一种道德拯救和精神建树，但又感到势单力薄，艰难万险。现在的人，包括许多作家，把道德看得很低，不屑于去写道德层面的东西。其实道德成就大师，许多大师都是把道德表现作为了终身追求的事业，他们不光是文学大师，更是精神大师，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们的榜样告诉我们，作家必须要有自己的人文关怀，什么最薄弱、最缺失，他们就应该关注什么，普世的原则才是写作的原则。我对人类社会的隐喻既是道德的，更是精神的。把“道德”和“精神”加起来，就是作家应该坚守的文学精神。它的内涵一是深度关注现实，二是高度建树理想——这个理想既是人类理想，也是一个人的人格理想。 和我过去的作品更多的是不同，这个不同在于：我把写作的注意力第一次集中在了小说文本的艺术营造上，集中在了文学母题的表达上，而过去我更多地注重对社会和历史进行属于我自己的观察和剖析。有个批评家说，更像一个江湖，一个充满侠肝义胆、万丈柔情的武侠世界。其实根本不在于你是否意识到自己在写武侠作品，而在于你骨子里有没有侠气。我觉得我是有一点的，写着写着一不小心就流露出来了。侠肝义胆是上帝给我的精神养料，当我在生活中很难做到时，就自然而然地表现在了小说里。换句话说，仗义行侠既是我的寄托，更是我的影子，它寄托了我的人格理想，我也许做不到，但我绝对崇尚。我有时候想我要是变成一只藏獒，就不怕做不到了，藏獒在舍生取义的时候，决不会瞻前顾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正气凛然，出手不凡，那是多么痛快的人生啊！相比之下，我们所有的人都活得非常窝囊。 当然藏獒的故事构成了完整的三部曲，这三部描写的重心是不同的。中人与藏獒从疏到亲，是一个良好的缘起；从残酷到和平，从冷凉到温暖，人性在追问中惭愧地看到了自己的缺失，又在对比中得到了獒性的补充。的重点在于生命的关系和自然的平衡，也是人为的因素让物种愤怒，战争爆发，生存艰难，矛盾重重。生命必须强悍壮实、勇敢坚定、锲而不舍，才有可能活下去。我想告诉读者，牺牲了自然，也就等于牺牲了人类自己；生命是个互相关联的现象，没有一种杀害会逃脱被杀和自杀，人、獒、狼的关系就是这样。是人类弱点的大暴露，有人性和没人性都可以用合理的形式来表现，人的优胜就在于他可以在良善和残暴之间作出选择并对丑恶加以抵制；你放弃了对光明美好的选择，也就等于放弃了人性。人可以是狼，也可以是藏獒，而藏獒却永远是藏獒。在环境突然恶劣，生活必须残酷的时候，藏獒的天性依然不变，人却可悲地背叛了藏獒，他们对藏獒的驱使，是魔鬼的驱使，不是上帝的驱使。我尊重历史和膜拜环境，当这种历史和环境需要用人、獒、狼的战争让我们刻骨铭心时，我的疼痛就在于我别无选择地写出了流泪淌血的必然结果。我会永远赞美忠诚和勇敢、道义和良知，但有时是哭着赞美。在里，草原上的人、獒、狼都参加了“文革”、“武斗”，人、獒、狼都作出了巨大牺牲，可就是不明白它们为什么要有牺牲。历史是残酷的，我写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我们记住历史，而是为了告别历史。任何一种告别都可能伴随着惨痛，尤其是用挽歌的形式告别藏獒、告别草原。 总之，在作品里，我试图把獒性、狼性、人性、佛性结合起来，放在一个共生共存的坏境里，完成一种文学的思想使命。用时间来说话吧。 第一章 永不消失的藏獒精神 再让我们期待一次未来 <h3>一</h3> 这些年我去北京，总是喜欢囚在《当代》编辑部（以下简称《当代》），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后楼。在许多著名的院子里，后楼都是领导干部的所在。但在著名的朝内大街166号院子里，它却是《当代》。所以尽管后了又后，倒比前楼热闹开放些。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有话可说，有书可看，有杂志可拿，有饭可吃的地方。这最后一点尤其重要。临到中午，《当代》人总是从订餐的饭店里拿来盒饭，坐在沙发之间到处都是书、报、杂志的拥挤的房间里，围着茶几，吃着，聊着。他们知道我吃素，给我的盒饭里一丝荤腥都没有，感觉爽口而清净。当然也有宴席，但我常常忽略那是为了给我接风，散场后才意识到，念头一闪，又忘了，记牢的还是那素素的盒饭、无所拘束的聊天。 除了吃饭，还有穿衣。那次去北京参加一个隆重的集会，人家要求正装出席，我却吊儿郎当穿着t恤进京，而且是无领的那种。所有人都是西装革履，你怎么可以鸡立鹤群？《当代》的杨新岚拿来她老公的西服，新的，号称“你们两个身材差不多”。一穿，裤子宽得能装我一个半肚子加三条腿。那也得穿！可小杨拿了西服，却忘了领带。她东跑西颠要了一条来给我披挂上，突然又傻了：大家都不会打领带，连北大毕业的新生代编辑石一枫也不会，连时尚女生徐子茼也不会。说是清波会，好不容易等来了，他却呵呵笑着说：“不会，不会。”神情是落拓不羁的，暗藏着一丝对西服领带的嘲讽，似乎不会才是自豪的。恰好清波爱人也来了，在我脖子上比划了几下，满怀希望她能打好，结果发现她不是在打领带而是在系丝巾。昌义更不会了，还兴高采烈地总结一句：“这就是《当代》。”又不甘心地解释道：“这帮人曾经也是会打的。”他的意思是：西装作为“奇装异服”的时候，我们穿过，后来人都西装了，我们也就不“尿”它了。但现在不是总结历史的时候，现在必须立刻把领带打好。为了不尴尬，我说：“奇了怪了，那么小的时候打过的红领巾，一辈子都忘不了，可是领带，也算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吧，一晃眼就忘了。”好在人文社人才济济，终于从发行部来了一位青年，翘起指头三下五除二搞定了。就这样他们不怕麻烦，把我捯饬成了一个干部，使我可以翘着尾巴出现在北京的大街上了。 《当代》就是这样一帮不会打领带的当代文人在打造经营。脱略形骸的文人习气，从容自若的处世姿态，让他显得开放而松弛。你瞧他一身正装，有板有型，脖子上却是没有拘束的，想吼什么就吼什么。所以像我这个粗放的、直率的、独野的作者，便也有了一席之地。还说领带，穿西装打领带的文学太正式，像场合里的朗诵；不西装不领带的文学太随便，好比插了葱的猪嘴，被厚道的人们说成了象；有西装不领带的文学似乎刚刚好——要先锋那是怀旧的先锋，要时尚那是积淀的时尚，要历史那是当下需要的历史，要文化那是可以发行的文化，这大概就是《当代》的模样。不堕“常边”，也不堕“断边”，中道即佛道。 喜欢囚在《当代》，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羞于见人。这些年我逃避了多少约见和约稿已经记不清了，每一次逃避的成功，都让我歉疚；有时是见了面吃了饭再逃避的，那就更是歉疚得要死。想一想被我回避的那些朋友，大都也是办杂志、搞出版的，我本事太小，写得太慢，总不能老是许愿而不兑现。想做一个守信的人，就只能不赴宴，不许愿，老老实实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许了第一个，就勇嫁到底。朋友们，我是得罪了你们的，在这惨淡动人的恳挚里，有你们的宽宥和谅解，那就是我的阳光。 就在囚于《当代》的某一天，昌义问起我之后的计划，我谈到了仓央嘉措，谈到了“伏藏”，但当时我并没有确定这一定就是我的“下一部”。昌义听了很激动，比我激动多了，一上午都在说这个话题，吃了盒饭送我去机场时还在说。我很想把我们的谈话记下来，却没有时间，上了飞机再记，发现许多细节已经随着激动的消失而消失。但是我知道，我不能再犹豫了，就是那个香音无敌的神王、已逝的歌手——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已然是我生活的主宰了，接下来唯一要做的就是心无旁骛，专心致志。 <h3>二</h3> 在西藏，人们常常会进入遥远的历史，去体验内心需要的生活，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和他的情歌便是每个人的体验和经历。他是神王、诗人、歌手和情圣，是西藏所有青春男女经久不衰的偶像，是所有女子心仪的情人，是一个莲花芬芳、魅力无穷的秘密。而喇嘛们却警惕地强调着他的教主地位：我们崇拜他，就应该多念些经文，多行些善事，做一个好人。神圣的宗教情感和美丽的男女之爱被仓央嘉措融合成了一个形态，他因此成了一个僧俗共尊、妇孺皆知的人。 在我的意象里，仓央嘉措的爱情是液态的，如奶如水，它在坚硬直立的万山丛中，浇灌出了遍地的柔软和美妙。教主的地位和爱情的追求从一开始就成了灵肉抗衡的激烈比赛。但是我们知道，在所有的比赛中，爱情总是胜利者。美妙的情歌和撼天地、泣鬼神的爱情穿越时间的迷雾，抵达今天，从而使教主的身份日见彰显。遗憾的是，历史曾经全然误解了仓央嘉措，以为他是宗教的背叛者，是忤逆之僧。人们没看到信仰从来不拒绝爱，历史悠久且纷争不休的宗教，正需要爱的洗礼。和世界上其他宗教不同，佛教营造的不是外部环境而是心灵世界。心灵在肉体深处，于是就有了通过肉体来表达的心灵之爱。这便是仓央嘉措爱情的起源。 仓央嘉措是一个悲壮的胜利者，他付出了达赖喇嘛的地位和权力，付出了生命，却用爱情与情歌，把灵魂推向了辉煌与永恒；用惨烈的命运，让整个西藏为他疼痛。忧伤的西藏为了一个活佛的爱情悲剧而愈加忧伤。可以说，由于仓央嘉措的存在，整个藏传佛教变得温情脉脉，人民不是原谅了他，而是放逸了他，激赏了他。西藏的信仰因此而深广，狞厉的神像背后，严格的戒律之下，不可遏止的，是巨大的爱情温暖。有了仓央嘉措，西藏每天都是情人节。这个来自民间的歌手和来自天上的诗人，用脍炙人口的诗歌宣布了爱情的发生，并以此教化他的人民，培育着天地间最美好的感情。 与此同时，仓央嘉措用情爱的眼泪，撕裂了理想与现实决然冲撞的严酷，撕裂了历史与宗教的刻板。宗教流泪了，是悲泪，也是喜泪。他用自己的血肉填平了凡圣之间的沟壑，让宗教与世俗一马平川；用无所畏惧的生命激情尝试了生佛平等的至高境界，实现了佛性与爱的水乳交融。他给古老而严谨的格鲁派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格鲁派顿时显得飞扬灵动，山高水长。这个包容而宽松的宗教，那些浪漫而朴素的教民，温暖了仓央嘉措及其情歌，弥合了西藏的裂隙——尽管历史上各个教派之间为着理念、权力、教民、属地迸发出残酷的争斗之光，但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拥戴并推崇仓央嘉措这颗爱的太阳。 仓央嘉措，佛法密宗的最高修持者，永恒不衰的西藏代言，信仰的灵魂。从这个意义出发，我清晰地看见了的读者： 谨以此书献给：有灵魂的人和寻找灵魂的人。 <h3>三</h3> 仓央嘉措和他的情歌时时刻刻诱惑着我，但这并不是我写作的全部理由，更重要的理由还在于当下生活中日益严重的精神冲突。 精神的冲突每天都在以最激烈的方式发生着，而我们却毫无察觉。蝇营狗苟的人际以强大的力量拖累着我们，迫使我们用最明亮的眼睛去侦察最浑浊的事态。无聊纠缠着，庸俗纠缠着，乏味纠缠着。我们死了，精神早已在冲突之前就死得一干二净。这个世界上有多少行尸走肉，有多少没有灵魂的躯壳，我不敢数，一数就会把自己数进去。也许仅仅是为了当别人在清点行尸走肉时，不至于把我也算进去，我才想到了仓央嘉措，想到了“伏藏”。 是一本关于人与灵魂的书。灵魂就是信仰。 我是一个信仰佛教的人，一个有神论者，这本书也是表现佛教的作品。但我无意于奉劝大家皈依佛教，因为我并不认为信仰就等于宗教，并不认为皈依了宗教就等于有了信仰。人可以没有宗教，但不能没有信仰。皈依宗教是寻找一个集团，而皈依信仰才是真正的精神出路。佛说，既没有众生也没有佛，只要你积德行善，你就是佛。作为包括宗教在内的人类精神现象，信仰首先关注的是人类精神的纯洁与高尚，是虔诚的自我奉献而不是可耻的损人利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清贫、节制、利他、救度、和谐等等，而不是相反。但在我眼里，信仰正以惊人的速度向低地滑落，迷惘和无主正在成为刈害生命的帮凶，炸药呛人的热息正在销蚀所有的凉爽，人心在义无反顾地走进黑夜之后却没有迎来朝暾与云光。 没有道德约束，没有良心发现，没有神，没有魂，没有救赎，没有主宰，自然就没有诚信、包容和善良，成人之美和与人为善已是难上加难。当世界性的精神危机电掣而来时，当无数人不能用信仰保证自己拥有灵魂时，当早已沉入渊谷之底的“底线”仍然被我们践踏得七零八碎时，我找到了写作的现实理由。 中我试图表达这样一种信念——其实也是事实：用仇恨消除仇恨，永远不是我们的需要。世界的力量，能够撼动我们的力量一定是友善与高尚，是爱的思想。信仰的表现最不掺假的方式就是爱。在文学的范畴里，那些被苦难培养而超越苦难的精神追求，一定是和信仰殊途同归的，它们共同组成了人类最美好的风景，就像流淌之于江河、葱茏之于林木。雨果告诉我们：完美的人生不是没有罪孽的人生，而是有了罪孽就忏悔、就赎罪的人生。陀思妥耶夫斯基用“罪与罚”的命题拷问了人类在善与恶之间徘徊的灵魂，然后得出结论：有爱就有一切。而托尔斯泰却让我们幡然醒悟：当生存的危机、不公的待遇、贫富的悬殊已成事实，能够拯救人类的，只有爱一切包括爱敌人的博爱。为了爱的死亡是再生，为了恨的再生是死亡。爱是情感的、精神的，也是经济的、政治的，是政治的最高表现：甘地的不抵抗是爱，他因此赢得了一个独立的印度。马丁·路德·金的不抵抗也是爱，他因此实现了一个种族的梦想：平等。曼德拉的不抵抗更是爱，他让我们看到了政治可以达到的宽度，看到了一个和平的南非。 还有特蕾莎修女。 <h3>四</h3> 特蕾莎修女是阿尔巴尼亚人，她十八岁到印度，每天所做，就是推着小车，去垃圾堆里、水沟中、教堂门口、公共建筑的台阶上，拣回奄奄一息的病人和遗婴，以及垂死的老人，然后四处奔波，为他们寻找食物和药品。很多人把她当成乞丐和疯子，骂她打她赶她走。但当他们看到她从水沟里抱起被蛆虫吃掉一条腿的乞丐，看到她把额头贴在濒死的病人脸上，看到她从一只狗的嘴里抢下还在哭叫的婴儿，看到她把爱滋病患者紧紧搂在怀里时，他们终于被感动了。她救援的人大多数是和她信仰不同的印度教徒，她尊重他们，按照他们的信仰处理他们的后事。 她创建的仁爱传教修女会有四亿多美金的资产，全世界最有钱的公司都争相给她捐款，但她一生却坚守贫困。她的住处只有两样电器：电灯和电话。她的全部财产是一个耶稣像、三套衣服、一双凉鞋。她努力使自己成为穷人，她的修士修女们也都把自己变成了穷人。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服务的穷人才会有一丝尊严。她认为，给予爱和尊严比给予食物和衣服更重要。 她在全世界一百二十七个国家有六百多个分支机构。她用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率发展机构，仅1960年一年，就在印度建起了二十六所收容中心和儿童之家。但是她的总部只有两个修女、一台老式打字机。她的办公室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她接待全世界的来访者总是在她的工作岗位——贫民窟、弃婴院、临终病房、麻风病院、爱滋病收容所等。来她这里服务的有银行家、大企业家、政治家、大学校长、大学生、演员、模特、富家小姐等。他们千里迢迢来到特蕾莎修女身边，做了他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洗碗，给病人穿衣服、喂水喂饭，洗衣送药，搬运尸体。之后他们才认识到：“我们一直在躲避着人类的真正穷困和不幸，其实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爱过。”特蕾莎修女的影响能使巴尔干战场交战的双方立即停火，她来了，爱来了，她要把妇女儿童从枪林弹雨中带走。尖锐的战争突然有了柔软的抒情，枪炮等待着，直到她和那些被救者离开。 1979年，特蕾莎修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她穿着一件仅值一美元的印度纱丽走上领奖台，因为她没有别的衣服。她对台下的珠光宝气、显赫人等视而不见，她说：“这个荣誉，我个人不配，我是代表世界上所有的穷人、病人和孤独的人来领奖的。因为我相信，你们愿意借着颁奖给我而承认穷人也有尊严。”当她知道颁奖大会的宴席要花七千美金时，便恳求主席取消宴席。她说：“你们用这么多钱只宴请一百三十五个人，而这笔钱够一万五千个穷人吃一天。”宴会被取消了，特蕾莎修女拿到了这笔钱。同时拿到的，还有被她这句话感动后的四十万瑞币捐款。她一生都以穷人的名义活着，从来不穿遮体御寒意义之外的衣服，因为世界上还有许多人穿不起衣服。她一拿到诺贝尔和平奖的奖牌就问，去什么地方可以卖掉它，因为那些穷人需要的不是奖牌而是食品和衣物。 特蕾莎修女去世后，印度人说：“我们的母亲去世了。”所有人都跪了下来，跪下的人群里还有印度总理。当遗体经过大街时，两边楼上的人都奔跑下来，因为他们——无论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谁也不敢站得比她更高。印度总理说：“她是少有的慈悲天使，是光明和希望的象征，她抹去了千千万万人苦难的眼泪，她给世界带来了荣誉。”人类固有的罪恶——贪婪、虚伪、享乐、骄傲、虚荣等等，在特蕾莎修女身上没有一丝痕迹，有的只是被她一生奉行的名言：“你们要彼此相爱。” 我把特蕾莎修女的故事讲给一个喇嘛听，喇嘛说：“你不知道，你说的这个修女，她就是观世音菩萨的转世啊。”所以，中，“七度母之门”的第七门是践行之门。我盼望有更多的“菩萨转世”，走出殿堂，泽被苍生。 <h3>五</h3> 人性是人的道德性和社会性的体现，让佛教闪烁人性之光，是现代佛教光大自己的必由之路。因此我一直在寻找，希望有一种改造世俗而不是投身世俗、洗涤罪错而不是再造罪错的精神支柱，能从浑浊而盲目的崇信之中，清醒而健朗地挺起。虽然没有找到，但毕竟有了曦光。那就是仓央嘉措，是仓央嘉措宁死肉体不死爱的无量之情，和牺牲自己从而消弭新仇旧恨的天然佛性，是他用纯情博爱对冷冷的世界给予的热热的拥抱，是“伏藏”提供给我们的走向崇高的无限可能和再造心灵的努力。它在我的小说中变成了“七度母之门”。 “伏藏”就是把信仰或经典埋藏起来，让千百年后的信徒发掘而成为当代的精神资源。“地伏藏”是埋藏在岩石、湖泊、寺庙中的伏藏，“意伏藏”是埋藏在后人灵魂、内心和意识里的伏藏。从2007年底告别“藏獒三部曲”之后，我就投入之中，断断续续历时两年多。我以为这是一种发掘，作为责任编辑的周昌义以掘藏师的执着和热情在我心灵深处发掘出了先人或先圣的伏藏。他的督促关心以及各方面的帮助。他的洋洋八千言的建议，他晚上从家里打来的连续三小时的电话，他“夜半醒来”“豁然开朗”的邮件，如同灌顶的醍醐，激醒着我的愚钝，又似刚猛的经咒，总让我的精神时时坚挺。画上句号的时候，我发现是我迄今写作时间最长的一部长篇。时间长是因为难写，最难的是我必须和作品中的人物共同思考那些宗教文化的密码，共同经历那些危难和恐怖以及所有的未知，几乎每一步我都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走，直到写出结尾，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 写到这里，又想起了领带。出版的时候，我依然不会打这玩意儿。这说明我的生活一如既往，不喜欢应酬，不喜欢会议，不喜欢社会活动，不喜欢热闹场合。也不写应景文章，不是公众人物——走在大街上被人认出是十分不幸的——恍然之间便把自己疏离在了遥远而没有杂草的光丘上，而我向来以为平凡、平淡、平和、平静是最好的状态。——我是草，一棵迎风摇曳的无花之草，而且是杂草。孤云野鹤，老子婆娑，在寂美守拙之中独立着也清洁着，和仅属于自己的世界缱绻缠绵，歌哭而恸。对朋友们曾经和即将的邀请，对我曾经和即将的拒绝，我只能表示歉意，并诚挚鞠躬，唯愿他们因为我的缺席而更加称心满意。 我在小说的最后引用了不少人都在传抄的《那一日，我听了一夜梵呗》，这是一首现代版的仓央嘉措情歌，是转世者或代言者的美丽作品，也是我借以传述的发自肺腑的祈愿： <em>不为参悟，只为寻找你的气息；</em> <em>不为超度，只为触摸你的指尖；</em> <em>不为朝佛，只为贴着你的温暖；</em> <em>不为修来世，只为途中能和你相见；</em> <em>不为长生，只为保佑你喜乐平安。</em> <em>——祈愿朋友们如意，祈愿所有人吉祥。</em> 第二章 高原的美丽与哀愁 石门春秋 《石门怨》是我给这篇文章首选的标题，稍一琢磨，就发现石门村的庄稼人尽管承受了许多不该承受的苦难，但他们究竟怨过谁呢？流逝的岁月？肆虐的黄风？暴戾的洪水？没有，并没有。之后，我又想把标题改为《石门功过》，想一想又放弃了，因为现在已不是谈功论过的时候，历史早就做出了公正的答案。那么，我写这篇散文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告诉人们一个惨痛的教训？大概是吧。我一直乐观地认为，只要人类还有勇气把良知作为自己的旗帜，一切都还来得及，教训和忏悔都还来得及。甚至我都愿意相信：教训已经记取了，忏悔早就开始了。既然如此，那就把是非和功过抛开吧，那就把愤怒和怨气打消吧，平心静气地谈一谈石门村的历史，顺便告诉人们：我们可能还是有救的，生存的环境可能还是有救的。 <h3>乐土，乐土，画图难足</h3> 谁也无法复制那幅美丽的图画了，但它却深深镌刻在石门人的心里，老人讲给孩子，老师讲给学生，一代又一代，一茬又一茬。 1924年，安谧的石门草滩上出现了第一批远来的移民。他们被这里的景色惊呆了：绿色无涯，波荡天际。人走在没膝的草丛中如同走在成熟的庄稼地里，沉甸甸的草穗敲打着双腿，哗哗的响声就像水浪在涌动；身后拉出了一道道深深的沟壑，转眼又被草浪填平了。牧童把牛羊撒向草坡，唱着山歌，忘情地寻找野趣：捕捉那到处都在鼓翼欢鸣的秋蝉儿，采摘蓝的四瓣梅、白的石头花、红的水晶晶，以及由他们依据形色命名的镰刀花、喇叭花、铃铛花、四眼花、百日败花；或去寻找野果子吃，有沙枣，有酸杏，有花青，有核桃，有沙果，有桑葚；吃得满肚子饱胀了，再去追逐那些此前从未被人骚扰过的禽鸟，诸如红胸脯的凤凰鸟、爱啄土的青翅鸟、黑头白纹的墙头鸟、啼声如哨的叫天雀、羽白背青的榛子鸟，还有草百灵、沙燕子、布谷鸟、石鸡、斑鸠、野鸽子、挡霜雀儿，以及时常低回盘旋或扑下来掠食的各种鹰鹫。真是一个花草的世界，飞禽的乐园，令人迷醉忘返的地方。牧童们一玩就是一天，等到晚霞催归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的牛羊不见了。他们跑着，喊着，惊散了草丛里的狍鹿、野狐、黄羊、獾猪，和寂寞惯了的猞猁、旱獭，而他们的牛羊却早已吃得腰圆腹鼓，一个个懒洋洋地静卧在遮挡人眼的深草中打着盹儿。 石门村，位于青海东部巴燕乡脑头的水峡山脚下。这里是黄河上游最大的支流湟水河的源头，是中国西部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分界，是一千多年前唐王朝和吐蕃王朝的分水岭日月山的臂膀。两条浓黛幽邈的庞大山沟组成了一片起伏跌宕的葱茏之地，上沟里有一对几乎在空中合拢的峭岩，宛如一个石砌的拱门，下沟里横卧着一块巨大的青石，好像一道高高的门槛，这便是“石门”的由来。两沟阴坡上，那层层叠叠的红柳、麻柳、黄刺、黑刺、浪麻、野花檎密不透风，漫步谛听，地下水穿石掠缝，汩汩之声隐约可辨。沟尽之处，绿坡顺沿山势缓缓而下，清泉四溢，溪流淙淙。山青，水明，风净，气爽，这得天独厚的西域风光，别有一番旖旎动人处。 然而，最有诱惑力的还是村庄附近的大片沃野，那是真正的良田厚土，从南到北，从西到东，根本就见不着一块裸露的山石。当年袁生全老汉盖房要用一块柱顶石，谁知踏遍青山无觅处，只好赶着毛驴去石门沟脑驮运。远来的移民们就在这片沃野上开垦出了一百多块合计有一千多亩的耕地，开始了安居乐业的生活。虽然他们压根儿就没有听说过什么“生态平衡”，但他们将这一百多块耕地都一一用草坡间隔开来，并赋予它一个特定的名词：一地一间。这些“草间”小的与地相等，一般的都比地大好几倍；以草间养地，用草间放牧，保持水土，农牧兼顾，用地之科学令人叹服。1949年的土地改革对农田进行了再分配，虽然是还田于民，家家单干，但也没有破坏“一地一间”的土地格局，直到高举“三面红旗”之前，这一千多亩地一直保证着四五十户、二百来口人的温饱：即使不浇水，不施肥，它们的最低单产也能保住四百斤，其中少数地块还出现过“三十分田八九百斤粮”的单产奇迹。于是，石门村是湟源县的“粮食窖窖”的美称便风传遐迩。天时，地利，人和，刘进财花了六十元钱买了一把三弦，又弄来一把板胡，都缀上五色荷包，一有空闲不是弹就是拉，让幸福的声音在石门村的山山洼洼里悠悠然飘荡。1958年，“大跃进”以及“人民公社”化的形势逼人，当别的地方因为农民无粮可交而出现“挖面书记”、“扫柜县长”（为了完成虚报的征购粮数字，县委书记和县长带人挨家挨户搜刮粮食，甚至不惜用笤帚清扫农民家中盛放面粉的柜子，农民便称之为“挖面书记”和“扫柜县长”）的时候，石门村依然是家有存储，队有余粮，尽管公社的带头人叮咛农民交粮时要“留点后手”，但石门人为了表白自己的“共产主义觉悟”，仍然交出了三十多万斤小麦。那些善于察言观色投其所好以示“紧跟”的人便因巴燕公社有石门这样的“粮食窖窖”而给它改了名字——“巴燕公社”变成了“沸海公社”，也就是沸腾之海洋的意思。（但农民并不喜欢“沸海”这个名字，自作主张把“沸海”改成了“佛海”，也就是佛教之海洋的意思。他们固执地叫下去，最后连政府也不得不承认了。所以，当我第一次来到湟源县时，从县政府的红头文件上看到的俨然是“佛海乡”。第二次来到湟源县时，名字便又恢复成最早的“巴燕乡”了。） <h3>挡霜雀儿，魂归去，音犹在</h3> 1958年深秋的一个夜晚，寒风呼啸，大雪纷纷扬扬，覆盖了村庄和大地。袁玉秀站在雪地上，举起沉重的镢头朝下挖去。可那长满杂草的土地像是蒙着一张鼓皮，“腾”的一下，镢头又被弹了回来。她尝试着又挖了几下之后，便一头栽倒在雪窝里。她哭了，大声地喊着：“老天爷，老天爷，这可怎么办？”她是被干部们从家里逼出来的，因为她没有完成白天的开荒任务。就在这种哭泣喊叫、掉皮落肉的逼迫之中，石门村的耕地从一千多亩“跃进”到了两千二百多亩，慢说坡势较缓的“草间”不复存在了，就连那四十度以上的陡坡“草间”也未能幸免。紧接着，“千斤粮，万斤肥”的口号又逼得农民不得不大量烧野灰，除了把那聊胜于无的草间的草消灭殆尽之外，连石门沟里的灌木丛也被一扫而光。以后的几年里，“放火烧荒，积肥增粮”的行动在石门村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石门村又成了大修“大寨式梯田”的“战场”，破坏植被的行动再次掀起高潮，被逼无奈的农民们为了修起整齐划一的梯田，和给这些梯田上足“打政治粮”的灰肥，连土底下的树根都挖出来烧掉了，直到整个石门山乡一树不见，一根不留，寸草不生，滴水不流。 很多人认为，破坏生态平衡，必将经历一个漫长的时期。它的恶果也只会在遥远的将来才能显现，不可能是现世现报的。但是，石门村从1958年愚昧地铲除茂密的植被开始，发展到“拉羊皮不沾草”的不毛之地，也不过仅仅二十年光景，其间破坏性较大的几次“大办”加起来也只有短短的十年，而大自然的惩罚不仅“现世现报”了，而且是十年八年就报，隔年或者当年就报，甚至是立竿见影就报。天谴如此迅速，令人触目惊心。 曾经，这里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风水宝地，谁料二十年后竟成了“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的汉武轮台。从土改时的地埂看，临风的阳坡地已有二三尺厚的表土不翼而飞，避风的阴坡和滩地中，土厚处也不过一铧深，而且大多数耕地沙土间半。有人新近平整了一块近二分地的场面，被他小心翼翼收拢起来的表土却只有三立方左右。枯瘦的庄稼植根于如此瘠薄的土层中，哪一棵禾苗不愁旱，哪一片叶子不盼雨？可是果真叫应了上苍而落下一场大雨时，则又会在苍白的乏土皮上淌出千万条恍若泪痕的小沟小壑来，越发使得大地皱纹缕缕，衰颜陡增。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曾有一次山水漫灌石门村，但那水是清澈的，也是温顺的，并未酿成毁田毁屋的大灾。1962年到1979年间也曾有五次山水漫灌石门村，那可就大不一样了：黑水从水峡山上瀑流而下，沿着石门沟咆哮而去，失去草坡守护的沃土被一层层揭去，如牛山石雷滚，浩浩泥流车槽。当年连一块柱顶石也找不到的平展展的沃野，经过几次大水冲刷后，头大、盆大、羊大的石块无地不有，无埂不有，无路不有；在水土流失严重的地方，甚至横七竖八地出现了几十吨重的嶙峋巨石。沟壑纵横，满目疮痍，山穷水尽，黯兮惨悴。 曾经，这里的农民依赖土改中分得的土地直起了腰，户户有余粮，人人不愁饱。谁知他们把土地交给人民公社过了几十年集体化生活以后，这些土地再被还给他们时，竟变成了一片种粮不丰、种草不旺的沙碱滩。照袁生全老汉的话说就是：“倒进油也不长庄稼了。”1958年还以交粮多而赢得盛名的石门村，到第二年便被推进了“缺粮队”的门槛而成为历史嘲弄的把柄。粮食单产由四百斤降到三百斤、二百斤、一百多斤，最后成了三十来斤；交售给国家的粮食也由1958年的三十多万斤变为几万斤、万来斤，直到最后连四千一百斤的任务也是年年完不成。年年到县里、到公社（后来是乡）要粮要救济，成了干部们最头疼的事情。家家背债，人人欠款，许多农民无计生存，不得不丢下这块难离的故土到远方投亲奔友去了；剩下的人也都在到处捎话，八方打听，随时准备远走高飞。 曾经，这里的河水和潭水用不完，即使在别处缺水的冬季三个月和“卡脖子旱”的五六两个月，汪在五口水井里的水也都在两米以上，解决人畜饮水绰绰有余。而今河流消失了，潭水干涸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得靠井水为生，可原来的五口老井，已有三口成为枯井，其余的两口井一夜只能渗出十几担水。家家抢水，户户排队，有时逢年过节，水打不上来，有些人干脆把孩子吊下井去用舀子舀水。为此，国家曾投资四万元安装管道，试图引来山泉水，但因水源不足等原因，两公里长的管道还没投入使用就报废了。后来，国家又投资二十九万元，从六公里外引水解决石门等村的用水困难，但也只能缓解旱渴，依然无法满足人畜饮水，更谈不上灌溉农田了。花的是国家的钱，办的是人民的事，固然无可非议，但这些钱本来是不需要花的呀！ 哪去了，令人怀念的挡霜雀儿？曾经，只要你啁啾鸣叫，严霜就不敢下来凌侮庄稼。而今，你的歌声消逝了，秋霜便来得早了，春霜却迟迟不去。还有你们，那些挡霜雀儿的伙伴们——红胸脯的凤凰鸟、爱啄土的青翅鸟、黑头白纹的墙头鸟、啼声如哨的叫天雀、羽白背青的榛子鸟，还有草百灵、沙燕子、布谷鸟、石鸡、斑鸠、野鸽子，你们都到哪里去了？是一去不复返了吗？难道真的一去不复返了？归去来兮，归去来兮…… 弦断音哑，宁知石门悲？ 山苍白，地苍白，人苍白；生态失去了平衡，生活失去了平衡，连人心也失去了平衡。 还是从我们的房东说起吧，她是村里的中等偏上户，有一定的代表性。村干部之所以把我们安置在她家，只因为她的男人出门挣“贷款”去了，家里能挪出一个铺着毛毡的土炕和一条半旧的床单、两床八成新的干净棉被。不过我们马上了解到，那棉被、床单和毛毡全是她在邻近的海晏县金滩乡过世不久的母亲因为怜惜她，背过其他姊妹偷送给她的故物。她的大男孩叫刘文珍，已经十七岁了，五岁时左眼害病，因为没有“闲钱”，至今没有治疗过一次，几乎成了半盲。可是他极懂事，天天挑水、背粪、垫圈，从不问母亲什么时候给他看病。有时清闲了，他会盯着堂屋正中的那张毛主席像，久久凝视，直到看得终于模糊了，朦胧了，他才会转身离去，呆呆地伫立着想心思。她的二姑娘刚刚定亲才十天，但受聘的一百五十元“干礼”早已因还债而分文无存，那套准备结婚时穿的外套也已经穿在她身上换不下来了，因为她的旧衣服已经给她的妹妹改做了冬装。 还记得那位曾经既拉板胡又弹三弦的刘进财吗？他就是女房东的丈夫，那个出门挣钱的人。我们看到，那把已经陈旧了的三弦依旧挂在当年挂过的地方，丝弦松弛，一任蛛网尘封，徒作了房中遮住墙窟窿的装饰，惹人怅惘。而那把曾经同样带给他生活情趣的板胡，却做了一副值不了几元钱的眼镜的赔偿——那一天黄风大起，几乎要吹落天边的日头了，他借来一副眼镜挡风，不慎被风刮落在地上摔坏了镜框。在那“一块洋钱，难倒好汉”的岁月里，这位曾经豁出六十元钱买乐器的五尺汉子，到哪里去找那几元钱呢？ 独苗儿难活，孤火儿难着。女房东家的情景固然可悲，但石门村里那成排成连的三十以上的光棍汉们，有谁不是生活在悲中之悲里。他们都是庄户人家的一把好手，可就是找不上对象。袁明三，他父亲连续十四年给他托媒提亲，姑娘说了一个又一个，到头来还是“出门一把锁，进门一把火”的光棍一条。那次他父亲去金滩，女方的父母答应了，还说，那就先看看小伙子的品貌吧，只要没什么毛病就能定。老汉满心欢喜。谁知人家探听到石门村的状况后马上反悔了，小伙子去相亲时居然被挡在门外。娶不来媳妇，小伙子只好抛下自己的老人，到外乡外县去做“过门女婿”，这样的男青年光我们知道的就有十七个。至于石门村的姑娘们，大多数都在“只要地方好，财礼可以少”的原则下外流了；其中有八位姑娘作了“换门亲”中的“交换品”，为自己的哥哥或弟弟换回了媳妇。这种缺乏爱情的婚姻当然不是小伙子和姑娘们的所愿，他们何尝没有对爱情的渴求和憧憬？但在严峻的贫穷面前，他们的爱情只能在婚后的漫长岁月里寻找补偿，还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呢。难怪石门村的年轻人不像从前那样遇见长辈就下马，遇见老人就起身了，因为他们认为，父辈们并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值得珍惜的东西。父辈们感到冤枉：石门村的荒败景象怎么能归罪于他们呢？但他们又说不上或不敢说到底应该归罪于谁，只好代人受过似的在晚辈们面前或明或暗地表示歉疚了。 “式微式微，胡不归？”有户农家的男人被姨娘、阿舅的私债和电费欠款、磨课欠款等逼得出门卖劳力去了，第一次寄来还账的钱后，家中害着肺结核和心脏病的主妇挪前攒后地抽下了十五元，既不去医院治疗自己的病，也舍不得给孩子买支宽余的铅笔和橡皮擦，却以一只一元五角的高价买来了十只电孵小鸡，盘算着将来如何做一个养鸡重点户。这种用心良苦的对未来生活的向往未免叫人心酸，但从她的盘算中，我们还是看到一种属于人的倔强的生存意志至死不眠地氤氲在苦难人的心里。马生英在外乡的妈妈病了，她去医院探望，看到床头柜上那瓶别人送来的罐头上有一枚美丽的商标，她生怕别人抢走似的赶紧轻轻撕下来，揣在了胸兜里。她把它带回自己的家中，贴在炕墙最显眼的地方，用那黄灿灿的画中橘子来点缀自家灰蒙蒙的生活。 在石门村，我们还看到，家家户户的面柜上、单桌上都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一长溜儿捡来的玻璃酒瓶，他们天天掸尘，岁岁擦洗，尽量使商标完好；又低又黑的房屋里，那些酒瓶形成了一道五光十色的熠亮弧线，闪烁在不明亮的白昼和更不明亮的黯夜里。除了酒瓶，很多人家的墙上都或多或少张贴着小学生的图画作业，不知是家长的意思还是老师的布置，这些图画作业上画的都是花草树木、绿山绿水，似乎在凄惨地告诉人们：真正的已经失去了，我们只能画一些假的来安慰自己了。还有那些在庭院中央用石头围起来的花坛，那些用各色碎布拼缝的坐垫，那些虽然陈旧却可以遮住堂屋正墙污迹的伟人张贴，那些糊在窗户上的姑娘们用烟盒锡箔剪叠而成的各种图案，都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石门村里，虽然美丽的自然风光永逝而去了，但人们对美的向往，对生活的期待并没有泯灭。不肯泯灭的美的向往自然也应该是对人类良知的向往，虽然只有可怜的微不足道的一点点，但我们仍然有理由把它看成是心灵的火种。什么时候，良知的火种能够燃烧起对生存环境、自然植被最盛大的热情呢？难道只有等到破坏已经发生，自然彻底残败，生态完全失衡了以后吗？ 离别石门村时，秋天正从秃坡上、荒滩中、无麦的场面里消逝，又一个漫长而难熬的冬天就要来到了。我们无言地穿行在无绿的田野、无水的河道里，只有在心里沉沉地说一句：人们，记住这石门人的悲哀吧，因为石门村的今天也正是许许多多地方的今天，或者明天。 我们可能还是有救的，生存的环境可能还是有救的。 第二章 高原的美丽与哀愁 1950年纪事 （这是朋友的往事，在我记录它的时候，隐去了真实的姓名和地点。） 1950年，我们昆仑中学的二十多个学生提前毕业，选拔到哈国城新政府的各个部门工作。我被分配到了林业局。当时的哈国城工作委员会委员温自光兼任了刚刚成立的林业局的局长。 和我先后来到林业局的还有三个退伍军人、两个旧政府的职员和一个旧林校的年轻老师。 这天，温自光温局长在他的办公室里召集会议，说了上级对我们林业局的要求，然后就分派工作。马武管树，朱有田管草，刘展红管花。温自光温局长认为树、草、花是主要的，应该由三个退伍军人管理。次要的是林中活物，由两个旧职员分管，东方淡管地上跑的，赵伯欣管天上飞的，我做文书。剩下旧林校的年轻老师周敬福没什么可管的，温局长思考了半天说：“你就管管虫子吧，蚂蚁啦，屎壳郎啦，蜘蛛啦，树林子里多得很。” 周敬福眉头一皱说：“咋管？” 温局长说：“先数个数，统计一下。” 周敬福说：“数得清吗？” 温局长说：“数不清也得数，政府给你饭吃你总不能什么事也不干吧？你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地数下去，等你哪一天数不清了，报个数就成。” 东方淡说：“我管的是地上跑的，地上跑的有老虎豹子，怎么数？我连老虎窝在哪里都不知道。” 温局长说：“你直驴子一个，脑筋恁瓷实，谁叫你去老虎窝了，要命不要？你去侦察呀，问老乡‘你们这里有没有老虎’，老乡说‘有’，就算一个。” 东方淡一笑说：“深山老林里的老虎老乡也没见过，问谁去？” 温局长说：“那就不费那个事了，敌人不出现你就不能消灭他，子弹又不是猫儿，不能闻着气味钻洞是不是？” 东方淡说：“你叫我们数清老虎就是为了消灭老虎啊？那还得发枪，我成军人了。” 温局长说：“你这是做梦娶媳妇，就是老虎吃了你，也不能给你发枪。猪不忘哼，猫不忘腥，狗不忘忠，你掉转枪口打我们怎么办？” 刘展红说：“那就得先给我们发枪，他打老虎我们打他，一物降一物。” 朱有田冷笑一声说：“缴了枪还想拿枪，驴日的刮民党反攻倒算啦。” 东方淡的脸色唰地白了，大声说：“我不是刮民党，也从来没有拿过枪，不过是在旧政府里混一碗饭吃，这种人多得是，芸芸众生一大群，你们总不能都往刮民党那边推吧？” 温局长一拍桌子说：“什么你们我们的，让你新生给你工作就是恩情大无边，楚界汉河你倒分得清，是不是心怀不满哪？” 马武说：“温局长说得对，东方淡不能管老虎，管老虎就得消灭老虎，就得拿枪，拿了枪还得了？我提议我和他对调一下，管树是不需要武装的，用锯子锯就是了。” 温局长沉吟着：“也好，地上跑的就归你了。天上飞的也得用枪用炮，朱有田和赵伯欣干脆也调换一下。管树管草是我们的主要任务，给你们一个机会好好工作，共产党是重表现的。” 赵伯欣连连点头。东方淡绷着脸不说话。 温局长又说：“我们的工作是从数数开始的，首先要数清楚，看我们到底有多少家底。” 散会了。 温局长把我留下说：“你今天看见了，这些人念念不忘枪杆子，一有机会就想表现。给你个任务，监视东方淡、赵伯欣、周敬福三个人，你是刚从学校出来的，他们不提防。” 我顿时很紧张，说：“我……我不会监视。” 温局长说：“这好办，他们背后说什么做什么，你记下来向我报告。”看我愣着，他又说：“你要主动接近他们，让他们相信你。” 我点着头说：“我是不是先跟他们交朋友？” 温局长说：“对对对，但不是真正的朋友，不能跟他们讲义气。” 我说：“这我知道。” 从我们家到林业局，要经过好几条街。为了主动接近，我对东方淡说： “有三条街上的树我帮你数过了，一共六十棵，你再数一遍，看跟我数的一样不一样。” 东方淡说：“那就以你数的为准，咱们不要重复劳动，三条街是六十棵，三十条街是六百棵，哈国城有多少条街，一乘就全知道了。今后的工作重点是城外，是森林。” 我说：“哪里有森林？你怎么知道？” 东方淡说：“普查呀，要跋山涉水到处奔走，查清哪儿有树哪儿有林，采集标本，搞清都是什么树，有多少品种，然后归类登记，印成书，以后人们查起来就方便了。有人一辈子都在找植物，发现物种多了，就成大科学家了。” 我说：“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他说：“这算什么，赵伯欣知道的才多呢！在咱们这儿，他算是个权威。” 我说：“赵伯欣怎么是权威，温局长才是权威。” 东方淡冷笑一声说：“他还不如你，你还是个中学生，他呢？哼。” 东方淡说罢就离开了我。我很失望，觉得他要是再说下去很可能就要反对政府了。 我又去找赵伯欣。 我说：“听东方淡说你是权威，我以后跟你学。” 赵伯欣笑笑，说了声“好”。 我说：“你教我，现在就教。” 赵伯欣说：“以后吧，你看我怎么做，慢慢就学会了。” 完了我去找周敬福，也说起向他学习的事。 周敬福冲我笑笑说：“你跟我学什么？我跟你差不多。”然后就不理我了。 周敬福不爱说话，却喜欢唱歌，浑厚的男低音，忧伤得叫人不知死了好还是活着好。 我一听他唱这首歌鼻子就发酸，就感到有一种东西在胸腔里浮上来沉下去，就忘了自己还有监视他的任务，呆钝地停留在一种悲沉而辽阔的境界里，久久不能自拔。 大概是歌声的感染吧，我虽然痛恨周敬福的冷淡，但从来没有给温局长报告过周敬福的言行。所以每次等我报告了东方淡和赵伯欣的情况后，温局长总要问： “周敬福干什么了？” 我说：“上街数虫子了。” 温局长问：“他不说话？” 我说：“他不说话，就唱歌。” 有一次温局长说：“他唱什么歌你给我学学。” 我就学着唱起来。 温局长皱着眉头听着，半晌说：“国民党里没有这种歌，共产党里也没有。” 我说：“那就让他唱吧，咱不管他。” 温局长说：“他都唱出‘藏起’了，怎么能不管？你知道他要把什么藏起？他要把不满藏起。新社会了，他不满什么你知道吗？你给我好好监视他，他这个人大有名堂哩。” 但我仍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名堂。我甚至下班后跟踪过周敬福两次，每次都看到他哪儿也没去，就回家了。 城市的花草树木以及飞禽走兽、蚂蚁蜘蛛很快数完了。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数的，反正他们每人都报了一串数字。温局长让我造表把那些数字都登记上。我一边登记一边问他们： “马武，七只狼是怎么回事？我在哈国城长大，从来没听说过哈国城有狼。” 马武说：“有，我看见了。” 我说：“你看见的肯定是狗。” 马武叫起来：“你以为我连狗都不认识？狗有一个营，都是能咬死人的那种狗。” 我说：“咬死人的狗我也没见过。” 马武说：“是我管还是你管？你登记就是了。” 我登记着，又问朱有田：“麻雀十万、乌鸦十万、野鸽子十万、老鹰十万，怎么都是十万？” 朱有田得意地一笑道：“说明我管的多呗，我是司令，别人都是团长、营长。” 我只好都写了十万。又问刘展红：“你光说红花九千朵、蓝花五千朵、紫花六千朵、白花五千朵，到底是什么花？” 刘展红说：“我哪里知道，我问过温局长，温局长也不知道。” 我说：“那你问问老百姓啊，老百姓肯定知道。” 刘展红说：“我问了，稀奇古怪的名字我不会写。” 我问周敬福：“怎么你管的蜘蛛才二十个？屎壳郎才六个？” 周敬福说：“我就见过这么多。” 我又说：“蚂蚁六亿五千万个，你是不是扒开蚂蚁窝数过？” 周敬福说：“是的。” 我说：“一窝蚂蚁乱糟糟地胡爬，能数得清楚？” 周敬福说：“踩死了数。” 我一边记着一边说：“好，这个办法好。” 朱有田喊起来：“都踩死了，不是没有了吗？你成光杆司令啦。” 我一愣：“对啊。”再看周敬福，周敬福毫无表情，显然他是知道踩死就没有了的道理的。我说：“那这六亿五千万蚂蚁还登不登了？” 朱有田说：“不能登，都死毬完了，他管什么？” 马武说：“要登要登，管它就是要让它死，要是死了都不算，那我还打不打老虎，打不打狼了？不打老虎不打狼就不给我发枪了。” 朱有田嘿嘿笑着说：“天上飞的一个都不能死，我的人马越来越多，谁打死鸟我就打死谁，我更需要枪。” 东方淡对我说：“你就登记上吧，不登周敬福不是白数了？” 我想也对，就不顾朱有田的反对将数字登记在了表上。接着登记树木，我问东方淡：“木会是什么树？” 东方淡说：“不是木会树，是桧（贵）树。” 马武嘲笑道：“贵树？人有贵贱这我知道，树怎么也有贵贱？” 东方淡说：“只要是生命都有高贵与卑贱之分。” 我说：“不是贵贱的贵吧？” 东方淡说：“你给他解释什么？” 朱有田嘿嘿一笑说：“高贵的在哪里？在天上。” 我说：“地上肯定也有贵重的，少了就贵重，比如赵伯欣写的这个虎耳草科绣球花属东陵八仙草，不贵重能叫这么好听的名字？” 马武说：“这是什么名字？有这样给烂草烂花起名字的吗？我一镰刀把它割了，看它再贵重。” 朱有田说：“什么科长什么署长的，你自己草民一个你管得了？烂草也科长，那天上飞的不就局长省长啦？” 我一听他这么说，赶紧拿出本子记下来，心想他把局长省长说成是天上飞的，那不就是飞禽走兽了？而且，他管着天上飞的，照他这么说，局长省长也归他管了。我想马上就去报告，突然又很沮丧，这是朱有田，不是旧职员或者旧林校的老师，温局长可没有让我监视他。 想不到我没有报告朱有田，他倒报告了我。朱有田钻到温局长的办公室里，说我偏向周敬福，给周敬福登记死蚂蚁。 他说：“一登记就是六亿五千万，我管的天上飞的再多也超他不过了。” 温局长严肃地思考着，说：“他管的是不能超过你管的，你去找文书重新登记，就说你管的麻雀有十亿。” 朱有田心虚地说：“真的有那么多？” 温局长一拳砸到桌子上说：“我说有就有。” 朱有田又说：“东方淡说他管的树贵重，别人管的下贱，文书这叛徒照样登记上了。还有，赵伯欣管他的草叫科长署长，他要是给草起个局长省长的名儿难道也给他登记？这不是把局长你当成烂草了吗？” 温局长一听事情严重了，骂了一句赵伯欣的娘，又吼道：“你把文书这混蛋给我叫来。” 朱有田转身来到我面前说：“温局长要你去一趟。” 我看他脸色很光亮，眼角挂着一丝奸笑，就感到十有八九温局长要训斥我了。我跳起来，跑进了温局长的办公室。 果然温局长一见我就吼道：“周敬福是怎么回事？他的蚂蚁死了你还登记？一死就是六亿五千万，那是中国人民不是蚂蚁。” 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这还得了，也不知是周敬福还是温局长，反正有一个把蚂蚁当成人民了，而新社会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 我结结巴巴地说：“周敬福看蚂蚁走走动动数不清就踩死了，踩死就数清了。” 温局长说：“我现在管着你们，我要是数数你们，难道非得踩死了你们才能数清？走走动动就不能数了？再往大里说，一个市、一个省、一个国家，要登记户口，难道非得把人弄死了才能登记？” 我已经冒汗了。 温局长说：“以后不能让周敬福管蚂蚁了，他是个坏人，比蒋介石还要坏，杀人不眨眼皮子。” 我说：“那，那，那让谁管？”我寻思可千万别让我管，我要是不踩死也数不过来。 温局长吼道：“谁也不要管了，都死毬尽了还管它做什么？” 他喘口气又说：“东方淡说他贵重别人下贱，你就同意了？为什么不报告？我白信任你了。你要是当叛徒我就开除你。烂草也成科长署长了，那我是什么草？是高草是蒿子？” 我吓得浑身发抖，小声小气地说：“我是要报告的，报告朱有田的事情。”说着我从口袋里掏出本子来，翻开念道，“朱有田说烂草也科长，那天上飞的不就局长省长啦？” 温局长瞪圆了眼睛说：“是朱有田说的还是别人说的？” 我说：“是朱有田说的，不信你问他自己。” 温局长说：“这还问什么？他说得对啊，别说局长省长，就连毛主席也是天上飞的。东方红，太阳升，太阳就是毛泽东，太阳每天都要从东头飞到西头，你难道不知道？” 我愣着，突然说：“既然太阳是天上飞的，那他朱有田是不是也要管太阳？” 温局长说：“是啊，他管的就是天上飞的。” 我说：“他管太阳，他大还是毛主席大？” 温局长没想到我一个不到十七岁的少年会把他引到绝路上，吃惊地沉吟片刻说：“你脑袋不笨啊，朱有田这浑蛋说的是不对，这浑蛋怎么扯到太阳月亮上去了。” 我说：“他倒没说太阳。” 温局长说：“那是谁说的？” 我说：“是温局长你自己提到的。” 我继续发抖，本来不想说什么，但一紧张嗓子里的话就蛤蟆似的往外跳。我看到温局长的脸色变了，懊悔得差一点扇我自己一个耳光。我恨着自己，使劲用牙咬住嘴唇，生怕满肚子的蛤蟆再往外跳。 温局长阴沉了片刻，突然又哈哈大笑，说：“我唱唱歌子，唱唱歌子，东方红，太阳升嘛。朱有田他说他的，他说错了有领导，你盯着他干毬吗？我叫你监视的是周敬福，是东方淡，是赵伯欣。他们的问题你报告了多少？你不报告你就失职了，要你干毬用，哈哈，干毬用。” 他一边骂我一边笑，于是我也咧嘴一笑。这一笑就松弛了，一松弛我差点说出“你才干毬用”的话，赶紧把嘴闭上。 温局长说：“要发枪了你知道吗？我们现在是新社会，新社会的人是分阶级的，不是靶子就是枪，你是要端枪呢还是要当靶子？你可要想好，敢跟赵伯欣他们穿一条裤子的，我们就把他当靶子。听说赵伯欣家里开着铺子，这就是资本家，资本家是要接受专政的。” 我大绷着眼睛，明白在温局长眼里我毕竟还不是靶子，心里顿时宽松了些。 温局长又说：“哈国城里，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和花草树木都已经数完了，我们该去数数城外的了。有个叫康加松巴的地方你听说过吧？我们就到那里去。” 一听说要去康加松巴，大家都很高兴。最高兴的是赵伯欣。他第一次主动跟我说话： “康加松巴有原始森林你知道吗？” 我说：“不知道。”又问他：“你怎么知道？” 赵伯欣说：“我去过。” 停了一会儿他又说：“为了调查康加松巴的植物，我在那里待过一年半。” 又停了一会儿他忍不住说：“康加松巴有许多植物新种，尤其是草本，很多都是第一次发现。上一次去很多标本我都没来得及采集，这次一定要补上。” 我说：“正好你是管草的。” 他说：“是啊是啊，康加松巴很怪，是草都开花。刚打春时满山遍野就会开出一层莫羞花，人说这样一种小红花天还没热时就先开了，羞都不知道，好比少女没长大就想嫁人了，所以叫莫羞。莫羞花败了又有后娘花，花蕊上有大黑点，周围是小黑点，就像一群孩子跪在后娘跟前。后娘花什么颜色都有，常见的有红的和雪青的两种，开起来也是满山遍野的一层。接着是牛拉水花，蓝色的，枝蔓一串串铺在地上，花也就一串串像牛撒尿一般。这三样花一茬接一茬地开败了，才会有别的花争先恐后地开起来，一直开到冬天。山沟里有蕨麻花、四瓣梅、铃铛花、蜜罐罐花，山坡上有野菊花、马莲花、石头花、滋油花、苦菜花、野胡麻花、水晶花、薛仁贵花。这些都是土名，学名叫血满草、山荷叶、西藏点地梅、唐古特虎耳草……” 我说：“你还是说土名吧，土名好记。” 他嘿嘿一笑说：“除了花，还有罕见的高大灌木林。这一片是红柳、麻柳、黄柳、辫麻子，那一片是浪麻、猫儿刺、黄刺、黑刺、忍冬、花楸，连冰凉的岩石都铺满了树，老乡把那树叫爬冷炕。还有乔木，云杉、冷柏、白桦、紫桦、油松、台湾桧……” “什么台湾桧？台湾的树也长到咱这儿来了？你是不是想起蒋介石了？”朱有田突然插了进来，没想到他也在听。 赵伯欣说得很兴奋，并不在乎这威吓，继续说：“还有辽东栎、陇南杨、大叶槐……” 我说：“树不归你管，你还是说别的吧。” 赵伯欣说：“对对，树不归我管。有树就有鸟，火焰焰的翅膀和胸脯都是火红的；土钻钻的腿很长，嘴也长，天天啄土，羽毛也成土色了；马龙头的黑脸上有一道白；挡羊雀儿的叫声就像人吹的口哨；石头鸟是白麻相间；和尚鸟拇指一样大……” 我说：“哎呀别说了，天上飞的也不归你管。” 朱有田说：“让他说让他说，我还不知道我能管这么多。” 赵伯欣嘿嘿一笑又说：“钻天百灵能在空中踩蛋，山里娃只在山头上做窝。体大的鸟儿有石鸡、斑鸡、绿鸽子、黑老怪、翠八哥、白鹰、黑鹫、大雕、鹚枭、恨喉、咕咕喵唔、啄木鸟、种豆豆、白霜鹅儿……” 这时马武喊起来：“有没有地上跑的？” 赵伯欣说：“只要天上有飞的，地上就有跑的。狼、麝、黄羊、猞猁、哈拉、狐、狍子、马鹿、梅花鹿、野兔、灌猪、黑豹、雪豹、马脸猴、哈熊、豺狗子，最多的是黄鼠狼和蛇，有三楞蛇、花蛇、黑蛇、眼镜蛇，还有……” 马武问：“有没有狮子、老虎？” 赵伯欣愣了一下，好像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一下子就沉默了。 我想赵伯欣第一次说了这么多话，我该不该给温局长报告呢？ 我没有报告。我觉得赵伯欣懂得那么多，在背后说他的坏话是不对的。不久我们去了康加松巴，考察了一个月就回来了。以后的几年里，林业局的人常去康加松巴，知道那里有了林场，林场的主要任务就是砍伐木头。又过了几年，康加松巴林场突然撤消了，因为那里已经没有森林了。一片蓊郁茂盛的植物温床和野生动物的天堂，在短短的几年中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与此同时，哈国城的植物减少了百分之七十，动物除了蚂蚁之外，有的少了，有的绝了。 一切都是从我们数数开始的。 第二章 高原的美丽与哀愁 青海湖——断裂和崩溃之湖 “青海湖是我国最大的咸水湖，面积为四千四百二十七平方公里，湖面海拔三千一百九十七米，最深处三十八米。湖中有五个小岛，以海心山最著名。”这是1966年4月版的《中国地图册》有关青海湖的介绍。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青海湖会不会永远都是中国最大的咸水湖？会不会它现在已经不是了呢？或者说，即使它现在还是老大，那也是逐渐缩小走向衰弱的老大，用不了多少年老大的地位就会拱手相让了。谁也无法阻拦这个自然地理的悲剧按照它应有的逻辑发展下去。在令人无可奈何的趋势中，我们看到的情形只能是青海湖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直到消失。实际上作为古大海的遗存（也有人认为是三百万年以前，因地层断陷产生洼地积水而形成的新构造断陷湖泊），青海湖的历史一直就是一个越来越小的历史。1988年，中国学者和瑞士、澳大利亚学者合作研究青海湖古气候特征时，在湖畔黑马河边一米以下的黄土层中发现了十余件以刮削器为主的旧石器和骨器以及大量的炭渣、灰烬、贝壳，经确认这些遗物的形成年代距今有一万一千年左右，它出现在高于青海湖现在水位一百多米的黄土阶地上，说明那个时候青海湖的水位比现在至少要高出一百米。远古的人类居住在湖边的洞穴里，渔猎为生，繁衍生息，不知道有没有想到他们面对的那座大湖和人的生命一样，也全然不是永恒的。 面积的缩小是不可扭转了，那么湖中的小岛呢？是不是如同《中国地图册》介绍的那样永远都是“有五个小岛，以海心山最著名”呢？会不会现在已经不是了呢？是的，已经不是了。其中崛起于湖西水中的鸟岛早就和陆地连为一体，不再是真正的岛屿，只能算是半岛，或者连半岛也算不上，只能算是一片湖岬或一片滩涂了。由于湖水沉降，湖中的小岛即裸出湖面的礁石渐渐多起来，甚至连湖体都分裂成了几个以上。1985年我发表了中篇纪实小说《大湖断裂》，虚指道德断裂，实指湖体断裂。当时有人公开指责我：你这是胡扯，青海湖环湖一周一千里，这么大的湖怎么会断裂？直到2001年底，才有人告诉我：你没有胡扯，你说对了，青海湖真的断裂了。他提供给我一条发表在2001年10月23日《京华时报》上的消息，消息说：“中国社会科学院盐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马海洲在研究青海湖卫星影像图时惊奇地发现，举世闻名的青海湖分离出了两个新的子湖。”（加上原来紧贴湖东岸的尕海和耳海，现已有了四个子湖。）该消息又说：“形成子湖的原因是湖水下降，湖底逐渐裸露，加上风沙侵袭，逐年形成了一条沙堤。”其实子湖一说纯属美化，说白了就是由于生态遭到破坏，湖床凸现，青海湖从中间断裂了，断裂成好几个湖了。时间终于证明：“大湖断裂”不是虚妄之言；时间还将证明，大湖会继续断裂下去，断裂成许许多多个子湖，然后飞快地消失在人类还有时间为它凭吊、为它伤逝的日子里。 青海湖日益缩小和日益破碎的原因不外是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这样的恶化既有天灾也有人祸，更多的则是天灾和人祸的联袂——人祸诱发了天灾，天灾扩大了人祸，总结起来无非就是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全球气候变暖，青藏高原上空的臭氧层黑洞兴风作浪，使得湖水的蒸发量与日俱增，好比有一只巨大的勺子不断舀起湖水泼向城市和陆野，虽然是“物质不灭”，但湖水一旦泼出去就不是水而是泥、而是气、而是废物了。二是雪山消失，冰川退化，作为水源补给的大小近八十条河流有百分之八十已经干涸，主要供水河布哈河、乌哈阿兰河、沙柳河、哈里根河、甘子河、倒淌河、黑马河有的已是半枯状态，有的经常出现季节性断流。三是环湖草原牲畜严重超载，加上大面积开荒种粮种油，湖区人口不断增加，天然灌木林遭到严重破坏，原始的生态荡然无存，水土保持已是毫无可能，致使土地沙漠化的速度惊人，蔓延之势不可遏止。鸟岛四周二十年前还是一片野秀峥嵘的草场，现在已是风过沙起，黄尘一片；大湖南部靠近黄河的地段，无边的荒漠早已经代替了无边的草野；大湖北岸海晏沙漠的膨胀扩大更是来势凶猛，飞来的沙山座座相连，聚浪成海。在沙漠肆无忌惮的吞噬下，浩瀚的环湖草原岌岌可危，渺茫的青海湖岌岌可危。 2002年夏天，当湖南电视台绿色传媒节目的制作者面对青海湖触目惊心的生态危机而寻找历史踪迹的时候，有人告诉他们，你们读一读《环湖崩溃》吧，那上面早就预言了青海湖的今天。几乎在同时，作家陈士濂撰文指出：“提到青海湖，《环湖崩溃》绝不能忽略。这部展示荒原人性的作品既是寓言，也是预言，它以振聋发聩之稀声，向世人提出了警策。”《西海都市报》记者祁永年在该报发表《拯救青海湖》一文，文章第二节的小标题便是“环湖崩溃”。他写道：“《环湖崩溃》十七年前问世后，许多人认为它近似寓言，但这种寓言如今被现实地摆在了人们面前。生态危机是青海湖不能回避的现实。” 1987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环湖崩溃》是我以青海湖为依托忧患人与自然关系的一部作品，我在这里提到它并不是因为它有多么了不起，而是这部作品的确已经和青海湖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那些破坏过青海湖生态环境的人，同时也参与了对这部作品的指责。他们说它“歪曲了历史，侮辱了草原”，“夸大污点，耸人听闻，看不到美好，悲观主义”等等。遗憾的是，仅仅过了不到二十年，这部作品所依据的破坏生态的事实已经十几倍、几十倍地扩大了，环境的“崩溃”在我们极不情愿的时候成了现实的一部分。而《环湖崩溃》只不过是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了青海湖走向衰弱的历史，看到了真实的穿透力竟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多少年以后，我们还会感到它那刺人心肺的锋芒。青海湖以及辽阔的环湖草原的人为破坏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就开始了，草原退化、荒漠增加、河流枯竭、水位下降等问题，只不过是一个日甚一日的发展过程，它的结果必将是大湖的干涸和物种的灭绝。已经不会太遥远了，我们将站在卵石累累的老湖底，无可奈何地说一声：永别了，青海湖。 同时永别的自然还有湖中的湟鱼。湟鱼学名叫裸鲤，是著名的高原冷水鱼种。由于水体的寒冷、缺氧和高浓度的盐碱，以及几乎没有藻类植物作为饵料，湟鱼全靠水本身的营养维持生命，湟鱼生长的速度非常缓慢，差不多十年才能长一斤，一年只能长一两。过去，居住在环湖地区的游牧民是从来不惊扰鱼类的，甚至为了防止进入河中产卵的湟鱼被马踩死，过河时总是弯腰用鞭子轻轻抽打水面。但是后来，从1980年开始，湟鱼资源惨遭破坏的警报就频频传来：鱼越打越少，越打越小，渔政人员遭殴，湟鱼面临洗劫。洗劫湟鱼的不光有本地的农民，还有成千上万来自四川、河南等地的偷捕者，他们使用严令禁止的底拖网进行铁壁合围似的扫荡，不管大鱼还是小鱼，几万斤几万斤地往外倒卖。湟鱼每年夏天都会进入河道在淡水中产卵，产卵时节，布哈河、沙柳河、哈尔盖河、泉吉河、黑马河等主要河流都会聚集大量的亲鱼。偷捕者就在这个时候下网，一网就是上千斤。中国人最气恼的就是听人家骂他们断子绝孙，可是他们干的却尽是让人家断子绝孙的事儿。有些人做得更绝，他们在河的上游拦河造坝，致使下游枯竭，半米厚的死鱼铺满了长达十多公里的河道。我看到和听到如此悲惨的情形，每每都会发出这样的感叹：这些人怎么这么坏啊，这么坏的人怎么不遭报应呢？大概是时候没到吧。 青海湖是国际七大湿地保护区之一，是鸟的天堂，有鱼鸥、鸬鹚、斑头雁、棕头鸥等等，它们多数是候鸟，是来青海湖畔生儿育女的。可是现在湖里的鱼越来越少，大鸟的肚子都吃不饱，怎么还能拉扯儿女呢？鸟类正在逐年减少，本来以青海湖为落脚点的候鸟很多都已经飞到更加遥远高旷的藏北湖泊中去了。这样的情况如果再逆转下去，过不了多久，著名的鸟岛（如前所说它已是一片湖岬或一片滩涂）就会因为荒无鸟迹而成为一个历史的名词，成为一种写进书本或讲给孩子们听的老一代的记忆。 但是且慢，要是真的到了那个时候，人类的记忆里伴随着“青海湖”和“鸟岛”也会有“罪恶”这个词汇——是谁的罪恶造成了如此败坏的后果呢？是人的。是哪一些人的？是那些缺乏自然良知的人的，是直接参与了破坏和决策了破坏的人的——他们是灾魔之源，是罪恶的邪祟瘟疫，是人类的记忆里那被诅咒、被鄙视、被同仇敌忾的一部分。 青海湖是“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的心脏”。青藏高原的“心脏”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而我们能做的，也仅仅是期待——我们期待着手术，期待着成功，期待着恢复。手术的时候，或者即将手术的时候，或者手术即将失败（这或许是一个谁也无法挽回的必然）的时候，我什么也不想说，只想说说青海湖的名称，只想在她去世之前提醒大家牢牢记住：她的名字曾经是一个象征，是一个美丽的梦想，是历史上所有伴它为生的人的神圣的心念，是自然最富魅力的呈现。 青海湖原来叫青海。因为青海的存在，才有了“青海省”这个名字，也就是说，“青海省”是由“青海”派生出来的。派生出“青海省”（1928年）以后，为了和“青海”有所区别，就在“青海”后面加了一个“湖”字，变成了“青海省的湖”，这就好比儿子起了一个和老子同样的名字，为了和自己不重样，硬是改变了老子的名字——我们人类做事，总是有些蛮不讲理的。青海在古代，还有另外一些称呼：汉代人称为“西海”，即西方之海的意思；又称为“仙海”，《汉书·地理志》上说“金都郡临羌西北至塞外有仙海”，有仙海必有仙山，“海心山”就成了“仙山”。古羌人则称青海为“卑禾羌海”；鲜卑族迁居此地后又称其为“鲜水海”。藏文史料称之为“措温布”或“安木多”，都是“青色的湖”的意思。神话中又把它称为“赤秀洁莫”，意思是这片泱泱水域是女神王发怒，让泉水从大地中涌出，淹没了万户人家以后才形成的；简洁地说，就是“万户消失于女神王之水”。唐代藏文史料还曾把环湖草原称之为“域扎西雅莫”，意思是“吉祥的盛夏草原”。元代蒙古人进入青藏高原后，又称为“库库诺尔”，意思是“青色的湖”。 青色的湖，怎么就不能是永恒的湖呢？ 第二章 高原的美丽与哀愁 可可西里——哭泣中的美丽少女 因为它并不是一个行政区划，加上界限的模糊不清，我们暂时还无法准确地说出它的面积，通常被人们应用的“八万三千平方公里”是一个比较随意的并不确切的数字。一般来说，它是以可可西里山为中心的一片由高山和丘陵、台地和平原、河谷和盆地组成的荒原，这片荒原向北延伸到昆仑山，向南延伸到唐古拉山，向东延伸到通天河流域，向西越过青海省界延伸到西藏的双湖一线，差不多相当于一个广东省的面积，平均海拔在五千米左右，最高峰为北缘昆仑山的布喀达坂峰，海拔六千八百六十米，最低点在库赛湖以北昆仑山博卡雷克塔格山脚下的红水河一带，海拔四千二百米。 在概念上，多数人至今还以为可可西里是中国最大的无人区，因为他们没有把那些长年累月深入荒原腹地偷猎野生动物的人算作人，其实他们也是人，而且是一些异常强悍霸道的人。有了这些偷猎者之后，就有了一年四季守望在烈风酷寒中的反偷猎人士，再加上淘金人的大批涌入，加上旅游、探险以及科学考察，可可西里在整体上已经不是一片无人区了，它只是局部无人，只是还没有形成城镇和村落，只是来这里的人没有打算天长日久地待下去罢了。在青藏高原，没有固定居民的地方多了，但被称做“无人区”的就只有可可西里和紧连着可可西里的藏北高原。现在，这两个地方都已经络绎不绝地有了人的踪迹，而且是带来了污染和破坏了环境的人群以及人类社会的踪迹，“无人区”的叫法是不是已经名不副实了呢？ 照我的想法，当然还是“无人区”好，还是名副其实的“无人区”更适合人类和地球的需要。可可西里是一个高寒贫瘠的地方，生长着薄薄的一层高山冰缘植被，这些植被短命矮小，贴地匍匐，可怜可疼，仅能满足藏羚羊、藏原羚、藏野驴和野牦牛等野生动物的食用需要，根本就经不起人的践踏和铲挖，“无人区”也就等于是自然保护区，是动物和植物借以休养生息的避难所。有人曾经问我，既然可可西里如此贫瘠，野生动物为什么要选择它作为栖居之地呢？我说那不是动物的选择，而是人类的逼迫。人类一步一步地侵占了所有适合生存的地方，侵占了野生动物的家园，野生动物只好一步一步地撤退，最后聚集在了人类暂时还无力占领或无力长久居住的可可西里。这就是说，可可西里是野生动物的最后一块领地，是躲避人类追杀的唯一堡垒，它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野生动物的天堂”。不，不是天堂！哪有如此荒寒、如此缺氧、如此短吃短喝的天堂？要是人类的威逼稍有松懈，藏羚羊、藏原羚、藏野驴和野牦牛一定还会回到原来那些水草丰美的地方。 令人愤怒而难解的是，就连如此贫瘠的最后一块领地，人类也不打算让给野生动物，掠夺家园和枪杀生灵的事件屡屡发生，几乎成了一股恶潮，一浪高过一浪地涌向那片恒久的寂地无边的高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可可西里的藏羚羊数量在一百三十万只以上；六十年代初饥荒袭遍全国，人们成群结队荷枪实弹地走进了可可西里，野生动物的家园成了解决人类饥荒的肉食品出产基地，藏羚羊的数量骤然减少到七十万只以下；以后又有了回升，到了八十年代初，就又是百万藏羚羊悠然栖居、漫步草野的景象了。但是对藏羚羊来说，这是最后的辉煌，是晚霞燃烧的时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作为一个转捩点，是可可西里走向嘈杂和破败的滥觞。在这个转捩点上，人类开始显露了自己贪婪的本性，野生动物开始走向了灭绝的境地。先是涌入可可西里的十万淘金人为了解决食物而大开杀戒，接着就开始了以牟取暴利为目的取皮弃肉的大规模武装围猎。以此为开端，对藏羚羊、藏原羚、藏野驴和野牦牛等野生动物的大肆屠杀就愈演愈烈，再也没有停止过。藏羚羊生活在高海拔地带，极度的寒冷使它们进化出了一身厚密的绒毛，这种绒毛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动物绒毛，一公斤生绒的国际市场价为两千美元，是名副其实的“软黄金”。用它制作的“沙图什”披肩更是贵中之贵，一条长两米，宽一点五米，重一百克，轻柔到可以从一只戒指中穿过去的披肩，市场售价竟是三万到四万美元。据了解，境外制造“沙图什”披肩的全部原料，都来自中国的青藏高原。人类真是疯了！消受“沙图什”的欧洲人真是疯了！人类的疯狂奢靡和暴利引诱导致了藏羚羊绒的疯狂走私，更导致了对藏羚羊的疯狂追杀。追杀连年累月，不间断地持续到了今天。今天的可可西里，已经看不到大片的藏羚羊群了，偶尔看到三只五只，也是稍纵即逝。据一位参加过反偷猎枪战的森林警察说，现在可可西里的藏羚羊不会超过两万只，整个青藏高原的藏羚羊也不会超过三万只。从一百三十多万到不足三万，一眨眼的工夫，我们就如此彻底地毁灭了一个庞大的物种群落，真是魔面自画，鬼相己成！人类的形象就这样被人类自己塑造着，定格在了高天大地之间，定格在了惊恐万状的野生动物眼里。 “可可西里”是蒙古人起的名字，意思是美丽的少女。当美丽的少女已经不再美丽，当血雨腥风已是原野的风景，当我们钟爱的姑娘屡屡被强盗蹂躏，我们深藏内心的除了同情和哭泣，就只有愤怒了。 1994年，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西部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人索南达杰在可可西里太阳湖地区，一次就查获藏羚羊皮一千三百余张。不幸的是，在押解几个偷猎者走出可可西里的路上，这位反偷猎英雄突然遭到了偷猎者的顽固抵抗，一时间，那种只有在美国西部电影中才能看到的激烈的枪战出现在了可可西里的太阳湖畔，瞄准过藏羚羊的半自动步枪这次瞄准了索南达杰。索南达杰轰然倒地，整个青藏高原都为之欻拉拉颤抖了。索南达杰被枪杀后，我曾专程去那片荒原采访并凭吊这位了不起的反偷猎英雄，我看到被缴获的赃物——数千张藏羚羊皮和数千只藏羚羊角悲惨地堆积在原野上，风沙号叫着，天地之间塞满了凄哀。我好像听到了不甘消逝的蹄音依然在天边流淌，听到轰隆隆的奔逃声突然变成了反抗人类屠杀的冲天呐喊。后来我又关注过一个叫杨欣的成都汉子为筹资建造长江源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而东奔西走。奔走是艰辛的，直到焦头烂额，直到痛哭流涕。这情状证明了社会乃至人类在爱护地球、保护家园方面的迟钝和吝啬。人们一次次怠慢了杨欣，怠慢了野生动物最后的栖息地青藏高原的可可西里，怠慢了濒临灭绝的数十种野生动物，这是人类的耻辱，是我们尚不见流血的自戕。而杨欣——请允许我诚实地赞美一个精神同道——是不愿自戕的先锋，是二十世纪最有感染力的觉悟者，是用自己的生命抚平地球伤口的保护神。 杨欣的奔走呼号终于有了回报，全世界都知道可可西里荒原建起了第一座和偷猎者决一死战的堡垒。当1998年8月19日保护站附属设施工程竣工时，大学生志愿者赵昕和索南达杰的继任者我国第一支武装反偷猎队伍——野牦牛队的领导人扎巴多杰共同升起了国旗。这是第一面在青藏高原为着野生动物而升起的旗帜，招展的时候连藏羚羊也流泪了。遗憾的是，仅仅过了两个多月，1998年11月8日，索南达杰的继任者（也是索南达杰的妹夫）扎巴多杰就给自己的生命画上了句号——自杀发生了，搞不清原因的自杀让所有知道他的人都惊呆了。不少媒体以“可可西里痛失保护神”、“可可西里守望之星殒落”为标题报道了这个不幸的消息。 不要去追究自杀的原因了吧，因为任何原因都无法改变这样的事实：在那片荒寂之极的地方，任何一个为保护野生动物鞠躬尽瘁的人，即使是自杀，他生前也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罕有的勇士。因此我们仍然要表达我们全部的痛惜，然后追问一句：谁是继任者？我们早就说过了：献身于自然的人永远是最高尚的人。但我们，我们的大多数，谁又会为了这种高尚而舍弃那些早已经习惯了的生活追求——不吃野生动物的肉，不穿野生动物的皮，不用野生动物的头角骨骼做器皿呢？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这样做的，我只知道我自己：当全社会都有了平等对待野生动物的友善意识，当我们的世俗生活里渗透了绿色和平的汁液，假如我是偷猎者，我就会自杀。是的，应该自杀的不是保护神，而是偷猎者。因此我在这里呼唤人类的良知，呼唤偷猎者的良知，呼唤我们的家园里那些失道者亦即地球的敌人的良知。 需要提醒的是我们人人都可能是生态家园的失道者——1985年夏天，为了采访淘金人，我曾经到达过可可西里仙女湖一带，方圆六七平方公里的湖水是清澈的，透过数米深的水还能看到湖底的石影；后来，没过几年就不行了，我从朋友处得知，那儿的水已经成了喝了就拉肚子的脏水，那儿的水面上漂着令人恶心的垃圾，那儿——曾是仙女沐浴过的地方——已是地不灵人不洁了。清波没有，倒影没有，秀色没有，湖韵没有，好的都没有了，只有坏的，那就是垃圾，是不堪入目的污染以及隔着十里八里都能嗅到的脓臭。脓臭的制造者有淘金人，有旅行者，有记者，有科学考察人员，还有过路的司机和一些闲杂人等。当然更主要的还是偷猎者，他们在湖边剥取了成千上万只藏羚羊的皮毛，羊血染红了湖水，湖水变成了羊血，一湖羊的血。 我听说有这样一则寓言：可可西里除了动物就是神祇，一旦有人闯入，动物们就奔走相告“魔鬼来了，魔鬼来了”。这时，它们或者被神祇解救，或者毙命于魔鬼的残害之下。但不管是被解救的，还是被残害的，它们都会牢牢记住魔鬼的容貌，它们的灵魂总有一天都会按照它们记住的容貌变化成魔鬼也就是人的形象。那些枪杀过藏羚羊的人们，当你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一个容貌酷似你或近似你的人时，你一定要小心，那不是凡胎所生，那是幻化而来，那就是被你残害过的藏羚羊，他如今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你自己。他和你照面和你擦肩而过的目的，就是要搞瞎你曾经瞄准过藏羚羊的眼睛，或者给你传染上某种疾病——也许是SARS，也许是禽流感。我还听说有一只藏羚羊在被追杀而无可脱逃的时候跪在了偷猎者面前，前肢合十，流泪作揖。难道我们就不能暂且相信灵魂的存在，认为那是索南达杰或扎巴多杰附丽在了藏羚羊身上吗？这是英灵的乞求，是自然对人类的乞求，是可可西里对一切施虐者和强暴者的乞求。 一切保护自然的行动，都是替天行道；一切破坏自然的行动，都是逆天行事。而逆天行事的另一层意义是：自取败亡。 第二章 高原的美丽与哀愁 秋风秋雨中的孟达林 1983年秋天，在参与了孟达自然保护区的首次考察后，我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并且发表在当时的报纸上： 在天池边的护林房里住了一宿，我和孟达林一起醒来，首先看到的是绯色胭云笼罩下的天池。天池，孟达一绝，面积三百多亩，最深处二十多米，水色溶溶，波光漾漾，四周树高林密，重峦叠嶂，万顷苍翠，如海奔流。我用天池清凉的水洗脸漱口，烧水煮饭，饭罢，抬头一看，中天云翳正在悠悠北去，天就要放晴了。林业专家高志扬欣喜地对我说：“走喽，去天池自然大坝。” 路上，高志扬告诉我，孟达处于甘肃和青海交界的青海境内，是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衔接地带。这里土地肥沃，气候湿润，四周耸起的积石群峰犹如屏障，阻止和减弱了来自高原内部干燥的冷气流，植物丰富芜杂，兼有亚热带和亚寒带原始森林和次生林的特征，这对于研究古青藏高原的植被状况，研究辽东栎、华山松、台湾桧以及珍珠梅、木姜子、文冠果等温带植物被历史遗留在高寒带的奥秘，研究云杉林和桦树林罕见的自然更新能力，研究孟达林区生态环境的奇特和优越，研究植物群落分布的生态特征以及历史的成因，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因为孟达集中了长江流域、秦岭山脉、华北平原、长白山区的许多植物，这里也应该是一个理想的生物学教学基地。孟达自然保护区的面积不到青海省总面积的三万分之一，却生长着约占全省四分之一的植物种，按科系算则约占全省种子植物的百分之八。就现在掌握的情况看，孟达自然保护区共有种子植物九十科，三百零二属，五百三十七种。其中广布于世界的有四十二属，分布在亚热带的有九属，生长在东亚的有二十一属，故乡在温带的有两百多属，中国特有的有九属，而其中的五十余种是青藏高原其他林区未发现过的新分布种。 沿小溪而上，听清风爬过树隙草尖的脚步声。那苍翠的云杉、洒金的花楸、焰火般耸动的山里红、浅碧悠悠的刺五加、隽秀素洁的血满草花、逸气横生的藤山柳，一切都在风中起舞。高志扬说，在孟达，植物学家可以采摘到珍贵的标本，摄影爱好者可以寻找到迷人的风光，探险者可以在攀登“拔断筋”（天池边一座陡峭的山峰）的过程中领略风险之美，游客们可以观景休假可以品尝野猕猴桃、野草莓、野葡萄、野沙枣，李时珍的子孙们可以看到三七、党参、鬼臼、贝母、七叶一枝花等多种药材——孟达林区的药用植物繁杂，多数还没有采集到标本，如果有人肯投资，在这里建立一个植物药培植和引种实验地肯定是大有潜力的。 我们停下来。高志扬说：“这就是天池自然大坝，也叫竹子坪，这里的竹子叫华秸竹，整个青藏高原唯独孟达才有，是熊猫最爱吃的食物。熊猫是中国特有的，华秸竹也是中国特有的。”我看到亭亭而立的华秸竹如同风中仙女，紫红的叶鞘，鲜嫩的竹枝，丛丛相连，浩浩漫漫地延展开去。一些叫不出名字的鸟儿在竹林上空飞来飞去，见了我们也不害怕，不时地落在我们眼前身后。我们穿过仙女侍立的竹丛，沿着天池边的小路往里走，涉过了清泉河，赏过了孟达人字瀑，钻过了一片灌木林，最后登上幽邃的天池北峰。放眼望去，但见遥远的黄河如同一缕飘带缠绕在地涯天际处；飘带连接着一片如山如堡的黑森林，那是宽阔的塞满了葱茏的孟达第一沟的沟口。高志扬说：“沟中有红桦、白桦、紫桦、云杉、白腊木、雨燕、杜鹃、斑鸠、野雉、灰鹭、蓝马鸡……”正说着，什么东西一闪而过，他叫起来：“看，是林麝，还有岩羊，看见了吧，就在山崖上。” ………… 那一次，我在秋天的孟达林里待了一个星期，惬意得我都不想回城市了。孟达林给我的印象如同仙境，仙境给我的印象就是孟达林。在我不得不离开的时候，我发誓我一定还要来这里，多住些日子，多见识一些稀奇的植物和动物，多有一些在清凉的森林浴中淘洗净化污浊身心的幸福感。 一晃就是八年。八年以后，我才有机会再一次走向孟达林。 也是秋天，细雨霏霏，如丝如缕。上午十一点，我和省林业局的李工程师坐着一辆顺路的大卡车，从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县城出发，沿黄河迤俪而行。一路上，经过了“野狐跳”（黄河两岸峭壁相向，间隔仅有丈余，野狐一跃可过）、“骆驼礁”（黄河中形似骆驼的赭色礁石）、“河心牛”（河中牛形的山）、“锁通关”（黄河穿越积石峡时的一大险关），凭吊了“禹王石”（大禹治水，始于积石，偌大一块古老的花岗闪长岩便是他休息打盹的靠背石）、“经书洞”（古代有高僧在此译经修行）、“马耳坡”（相传炎黄之争时，黄帝挥剑斩断了炎帝坐骑的耳朵，耳朵落在此地变成了一座巨大的耳形山）。傍晚，我们告辞了大卡车，登上徒有虚名的油松坡，借宿在离林场不远的一个叫塔撒坡的撒拉族小村庄里，接触到一些参与过守护孟达林的撒拉族村民，听他们说起一个叫韩得明的老护林员，感叹不已，直到深夜。 第二天我们冒雨登山，前往孟达天池。步仄径，临清流，头顶烟雾飞走，身旁歪松夹道，秃山叠叠，枯叶层层，残树阵阵，坏木纷纷，真正是“阁道崚嶒，似我回肠恨怎平”。伤逝抑郁的时候，猛然间我问自己：我是来干什么的？我不是来寻找七彩的杜鹃林那令人迷醉的景观的，不是来领略青杄树那九次遭到断头伐而依然不屈地再生出十六个分枝的顽强风采的，不是来欣赏被慈禧太后加封过的山梅花的娇艳的，不是来和未曾相识的野生啤酒花交朋友的，不是来见识祥瑞的菩提树（学名叫暴马丁香）、奇特的露仁核桃、神秘的连理槐、一身红袍的唐古特圆柏、活了数百年还在结果的山楂树的；更不是为了多住些日子，多有一些在清凉的森林浴中淘洗净化污浊身心的幸福感。我只是想来看看，看看早就听说的发生在孟达林区的猖狂盗伐究竟造成了怎样的后果。 李工程师告诉我，孟达林区原有成片的辽东栎，现在这一质地优良的资源已经砍伐殆尽；数千棵珍贵的台湾桧，也已经看不到几棵了；冷杉几乎全部被盗伐；青杄的遭遇更是目不忍睹，中龄以上的树尽数遭到多次断头砍，再下来就该锯掉两人合抱、三人合抱乃至四人合抱的古树主干了；许多物种面临绝迹的危险，林界下限每年都在迅速后退，新的毁林痕迹说明，林缘地带平均每年都会损失三千多根可做檩条的树木，灌木和草本植物的损失更为严重，严重到了根本就来不及统计的地步。 继续往山上走，风声雨声送来一路泥泞。那条石板路——青色的幽径，在峡谷苍松荫庇的地方舒展着身子。穿越灌木丛，又过神仙洞，再登断头青杄岗；止步，小憩，眺望山景：榛榛莽莽，郁郁苍苍，在那些盗伐者还无法攀登的险要地带，依然是枯藤老树，参天茂密。君子登高必赋，赋什么呢？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沉默。是谁轻轻抹去了激荡在我心头的绿色感喟？是背靠着的这棵低俯头颅的青杄树吗？是屹立在脑海里的那个撒拉族老护林员吗？是的，他矍铄，他挺拔，他硬朗，他刚健，他执着，他顽强，他不屈，他不朽——是韩得明，是青杄树。 从斧声的节奏、隐现的脚印、闪烁的光点、声音的高低中分辨盗贼的去向和人数，然后带着护林队的人，包抄过去，大吼大叫着撵他们走开。他们当然不会是一些听到吼声就逃跑的人，用石头还击，用利斧威胁，用恶语攻讦，甚至还挖了陷阱想让他一脚踩空掉到悬崖下面去。韩得明风雨不动，只用一句话来对付他们：“你们要砍林，可以，先把我砍死再说。”在他朴素的思想里，有一个牢固的观念，那就是如果容忍孟达林的毁灭，人失去的将不仅仅是森林，而是生命赖以存在的根本，是整个生活的希望，照他的话说就是：“树少一片，人枯一群，林子是我们的命根根。”韩得明是艰难的，他克制了一个农民对承包地的眷恋，屏弃了一个老人对晚年安乐的希求，把时间几乎全部花在巡山守林上，伴随他的只有冷馍、凉水、陋室、草棚、阴风、急雨、蠓虫、野兽，还有被打伤的身体、被抢空的腰囊、被撕烂的衣服，还有常常出现在集镇上的私人通缉令：“韩得明赶集时谁来报信，或是谁把他打倒，到×××处领奖二十元。”韩得明苦涩地笑着说：“打倒我，没那么容易，我不去赶集你们到哪里去打倒我？”然而，在面积为十七万亩的林区中，有着形成网络的许多小道，韩得明和他的护林队员都是一个嘴巴两条腿，有什么法力阻止四面来八方走的盗伐者？眼看着不断有参天大树几百棵几百棵地倒下，他经常要做的便是跪伏在死树上，面朝苍天，流着眼泪，大声呼唤真主的保佑。 难道森林一定要用眼泪来浇灌？难道资源一定要用鲜血来保卫？是的，至少在孟达应该是这样。好像是昨天，那个秋风萧瑟的日子，莺鸟阵阵啼鸣，草馨缕缕袭人，蓝马鸡朝深林飞去，屙下一粒裹在粪里的树种。如果这粪裹的树种落在土壤里，用不了多久，就会冒出一个嫩嫩的幼芽，那是一棵参天大树的童年。然而，土壤被砍下来的枝丫覆盖了，枝丫上的条条针叶仍然是苍绿的，丝毫没有觉察生命的源泉已经枯竭。韩得明带着人抓住了两个毁林者，痛骂了一顿后，押着他们往山下的林场走去。这时，从浓荫遮蔽的地方蹿出一个手持利斧的人来，尖声叫唤着胡乱砍杀。斧光闪耀，在空中划过道道弧线。韩得明的左胳膊当下被砍断了，肩上、胸上、头上到处都是伤，血流了一地。盗伐者跑了，韩得明倒下了。 孟达林瑟瑟发抖。认得那些个野蛮的毁林人，它乞求他们收敛一点，哪怕刈戮的利斧只对准祖辈父辈们苍虬老健的躯体，而对稚憨的幼株胚芽多少动一点恻隐之心；认得那个叫韩得明的撒拉族老护林员，它乞求他千万不要撒手而去，尤其是在这个秋风阵阵、寒凉乍到的日子里，尽管它也知道人的死活是由不得自己的。它害怕如果没有了韩得明就会再次出现五六十人甚至上百人的盗伐团伙，就会再次被迫接受人为火灾的考验，就会再次发生以支援建设的名义大规模乱砍滥伐的事情。团伙盗伐、人为火灾以及有组织的乱砍滥伐，对孟达林和整个中国西部的森林来说，都是一些灾难性的词汇，它代表了人类的意志，代表了森林走向灭绝的全过程。 ……翻过青杄岗，便是凝碧的天池水。秋水是似曾相识的，豪风是似曾相识的，护林房是似曾相识的。然而，四周的森林已是今非昔比了，稀疏着，出人意料地稀疏着；斑秃着，癞子一样斑秃着。好比一个旧爱的姑娘面色憔悴、衣服褴褛地来到了你的面前，严峻的现实是：你还爱她吗？她已经多次被人糟蹋过了。我的心在滴血，我的牙齿已经咬得扁平，我的眼睛正在放射愤怒之光。但是我知道，最有能力占据我心脑的情绪还是无奈，我只能长叹一口气，然后上前紧紧地抱住她。 痛苦的现实必须要用痛苦的心灵来承载：我爱孟达林。 第二章 高原的美丽与哀愁 草原的声音引领我们悲悯 想起贵南县的森多草原了：一片旷达的山垣之上，有一条河在静静地流，好像多少年都没有人畜惊扰过那里的清澈了；有一些草在青青地长，好像那是永远的秀挺，是草原夏天永远的证明。我这样说，是因为在我经过的山垣北坡，在方圆二十公里的夏窝子（夏季牧场）里，已经看不到水的清澈和青草的踪迹了：牛羊过处，绿色席卷而去，褐土翻滚而出，只留下无数牛羊的蹄印，和无数同样是褐色的羊粪蛋、牛粪饼，在枯干中等待着明年牧草的复苏。外地人以为草原上的牛羊跟别处的牛羊一样是不辨东南、插花吃草的。不，它们实际上是拥作一片、挤作一摊的，是朝着一个方向一路吃过去，一直吃得草原寸草不留，漆染了似的变成黑褐色。牛羊太多，草场太少，这种扫地以尽的畜牧方式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 一天早晨，我正在队长巴桑家的帐篷里喝茶，一个放牧员进来质问队长说：“为什么不让我去河东草场？”队长说：“南山草场还能放牧，去河东干什么？”放牧员说：“南山草场能不能放牧草原知道！”队长说：“草原的事情我比你清楚，你赶紧去吧！”放牧员说：“倒霉的时候在后头哩。”放牧员走了以后队长对我说：“放牧员说得对，‘南山草场能不能放牧草原知道’！但是公社不听草原的话，我也没办法。”我的疑问是：“草原怎么能知道，难道它会说话？”巴桑队长苦苦一笑说：“草原的话是狼毒说出来的。” 这是1984年夏天，我第一次知道那种被大家称为馒头花也就是狼毒的植物，原来是草原关于自身健康的表达。狼毒是一种草本植物，植物学的名字叫“瑞香狼毒”，马耳似的阔叶，馒头形的花朵，白中透紫的颜色，不时有一股浓香随风而出；因为是单性花（雄花五瓣对生，雌花六瓣对生），狼毒便把黄色的花蕊突挺出来，等待着授精或者受粉；根茎可以入药，有清热解毒、化淤止痛的功效，可治疗瘟疫、溃疡、疥疮、顽癣、炎肿等。狼毒是有毒的，就跟它的名字一样，对牲畜来说，狼有多可怕它就有多可怕，如同俗话说的：“今儿吃狼毒，明儿吃马肉”——说的是马吃了狼毒就会立刻毙命；“骆驼见狼毒，唐僧遇白骨”——说的是妖艳的狼毒之于骆驼，好比白骨精觊觎着唐僧。但对草原来说，重要的并不是它的药用价值和它含有的毒素，而是它生长的地方。巴桑队长告诉我：“只要草原一退化，狼毒就会长出来，好像是在对牲畜说，‘你别吃了，你别吃了，再吃草原就死了’。” 我惊异于狼毒的作用，知道正是通过它对牲畜的毒害，草原拒绝了对自己的过分掠食，赢得了一个歇地再生的机会。它是草原保护自己的有效行为，是防止草场迅速沙化的警示标志。等到草场喘息已定，又是芳草萋萋、绿茵如坪的时候，妖艳的狼毒之花也就瘦了，败了，不再长了。 我更惊异于巴桑队长和那个放牧员的表达，他们在谈论一件有关牧业生产的枯燥事情时，居然跟讲童话一样有趣，完全是拟人化的手法。不，岂止是手法，也应该是他们的意识和草原以及狼毒的意识在维护生存关系时的对话和交流，是人和土地、牲畜和牧草互相理解、互相依赖又互相制约的表现形式。首先，在牧人们看来，作为生命的草原以及狼毒和人一样是有思想、有灵魂的，草原完全懂得人的意思，人也完全懂得草原的意思，人和草原所不同的仅仅是表达的方式：草原用狼毒来讲理，人通过牲畜来说话。其次，在人和草原的对话中，正确的一方往往是作为弱者、作为被践踏者的草原，而人虽然是错误的，却有权力“不听草原的话”，一意孤行的结果就是草原会用寸草不生来表示自己的悲哀，来惩罚人类的霸道。就像那个放牧员说的：“倒霉的时候在后头哩。”这当然不仅是放牧员的警告，而且更是草原的警告，巴桑队长已经告诉我们了：“草原的话是狼毒说出来的。” 和狼毒一样作为草原预警语言的还有牛粪。牛粪是牧民的燃料，是吉祥的天赐神物，有了它茶炊就是滚烫的，食物就是喷香的，帐房就是温暖的；它使人类在高寒带的生存有了可能，使牧民迁流而牧的生活有了保证。草养牛，牛出粪，粪暖人，人可牧，牧有草——多么密切的生态链条，多么圆满的良性循环！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能源，以取之不难、用之不尽的牛粪的形式暖热了广袤的草原。如果你让一个牧民对活着的条件作出排序，他们一定会说，第一是牛羊，第二是糌粑，第三便是牛粪。但是牛粪对人来说并不仅仅意味着燃烧，在它温良的性格里也常有闪电般的一击，这一击足以让人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驯服的东西。我在森多草原的时候就曾经遭受过这样的一击，一击之后我的右手肿胀成了馒头，接着整个胳膊就抬不起来了，我就赶紧找寺院的藏医喇嘛治疗。他让我喝了一个星期的马尿脬（也叫白莨菪，草药）汤，才算把肿消下去。藏医喇嘛告诉我：“你是被瘴气打了，拾牛粪的时候要小心啊！你是城里来的，最好戴双手套，湿牛粪不要动，半干的牛粪先用脚踢翻，等瘴气跑散了你再拾。”我这才知道草原上遍地都是的牛粪并不是俯可拾、仰可取的，牛粪下面有瘴气，瘴气是见肉疯的，活蹦乱跳地到处钻，碰到哪儿，哪儿就肿。 但是牛粪和狼毒一样，对草原来说，重要的并不是它能产生瘴气，而是另外一种事实——我是在森多草原了解到的：越是退化的草场，牛粪下面的瘴毒就越大，手拿手肿，脚踢脚肿，有时候连牛腿也会熏出肿胀来。巴桑队长告诉我：“这是牛粪代表草场跟人说话哩，意思是说别在这儿放牧了，这儿已经不行了。”这是牛粪的劝说，是关于草场已经过牧的信号，它往往也会成为绿海变荒漠的前奏，过不了多久，人们就会发现，草原荒了，夜以继日地荒凉成不毛之地了，真可谓“一毒成谶”！后来我仔细比较过草地上的牛粪和秃地上的牛粪，发现其中的道理大概是这样的：在没有退化的草场上，牛粪下面一般都有蓬蓬松松的草枝草叶作为支撑，是通风透光的；而在退化了的草场上，牛粪直接贴在潮湿的黏土上，没有走风漏气的缝隙，瘴气自然就越聚越浓，越浓越猛了。其实道理的明白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牧人们通过牛粪听懂了草原的声音，又把这种声音变换成了人的语言来说服自己不要违拗草原的意志。不管他们是否真正做到了这一点，但人对自然之声的掌握和传达足以证明：人原本是属于自然的，只要人在必要的时候尊重一下自然的请求，就不会成为自然的弃儿而终生无所依归。事实上，就草原来说，只有到它老迈、疲倦、无力照顾人类的时候它才会抛弃人类，才会拒绝它从来没有厌倦过的付出，而以贫瘠和荒凉冷眼相向。而人在这种时候，往往已经做绝了和自然势不两立的事情，虽然愧悔得要死，厚着脸皮想恢复关系，但已经来不及了。老去的不能再青，失去的不能再回，费力劳心地去做种种修好如初的事情，往往是人有意而事无情。“君不见担雪塞井空用力，炊沙作饭岂堪食？”不如当初就听了牛粪的话，“行不得也哥哥”？ 对牧人来说，听懂草原的话并不折不扣地按照草原的吩咐去做，这是他们自己对自己的基本要求，是独特的生产方式给予他们的贴近自然和顺从自然的自由。但实现这种自由的前提必须是他们有支配草场的权力，不能牛羊是自己的，草场还是公有的；必须是小规模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能把大规模增加商品牛和商品羊作为牧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从保护草原和长期利用草原的意义上说，追求暂时的商品畜的高额出栏率，显然是一种规求无度的盲目做法和短视行为。我们的牧业史已经证明，小规模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依然是唯一最有生命力和最适合草原生态的畜牧业经营方式。这种方式虽然并不能使牧民的生活超越温饱，绰有余裕，却不至于使他们丢弃家园，颠沛流离，在海拔更高的地方抢夺野生动物的草地。我因此想到，牧民们尽管比任何人都更有权利追求一种丰衣美食的高质量的生活，但途径只应该是得到必要的生活补贴和获取一定的环保经费，只应该是发展畜产品的细加工，而决不应该是盲目增加牲畜的存栏数。杀鸡取卵的事情只能做一次，得不偿失的错误只能犯两次，长期犯下去那就有华屋丘墟，涂炭自身的危险了。佛说：“刀刃有蜜，不足一餐之美，小儿舐之，则有割舌之患。”什么样的愚蠢都可以原谅，引刀入嘴，贻害子孙的愚蠢是断不可原谅的。小心啊，养育了人类的草原一旦变成沙漠，那就是生命的葬身之地。还是巴桑队长说得好，连马都知道保护草原，何况我们是人呢？ 不错，我们是人。巴桑队长说了，我们是人，我们应该比马知道得多一点。但实际上似乎并非如此，至少在我这里是这样，因为首先我不知道马是怎样保护草原的。我疑惑地追问巴桑队长，他笑了笑，带我来到他的坐骑跟前说：“你看我的马，我的马在干什么？在吃草，你看它是怎么吃草的？它只吃两寸以上的大草，两寸以下的小草它决不吃一口。为什么，因为小草根浅，稍微一拽，就会连根拔起。马知道，连根拔起的吃法是断子绝孙的吃法。”说实在的，对巴桑队长的这番话我当时并不以为然。我觉得马不吃小草的原因是它的嘴唇太厚，吃草时垫在地上，牙齿根本就够不着草叶。但是后来，在我接触了更多的马以后，我发现我错了，巴桑队长是对的。如果别无选择，马完全可以把嘴唇挤上去，露出牙齿来啃掉一寸以下的小草，或者说它更爱吃鲜嫩多汁的小草。它还可以把坑窝里的草用蹄子连根带茎刨出来吃掉，可以龇牙咧嘴地把贴在地皮上的地衣啃干舔净，甚至可以用舌头化开河滩里的冰雪吃掉冻在里面的青草。然而，如果不是饥饿难忍或者危及生命，马决不会用这种极端的方法采食牧草，决不会吃掉小草。因为马知道，小草还要长大，小草是草原的未来。 马是智慧的，更是向善的，在保护它的衣食父母——草原的时候，往往会有一些出人意料的举动，让我们这些牧马驭马的人类嗟叹不已，汗颜不已。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要是我有资格题词并以此号召天下，我一定要题“向马同志学习”，还要题“向狼毒致敬”，还要题“向牛粪鞠躬”，还要题“做一个巴桑队长那样的好牧人”——尽管我知道，巴桑队长已经是过去时了，因为能听懂草原的话的巴桑队长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他却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却死了。”巴桑队长自然是属于死了还活着的那一类人，至少在我心里是这样的。因为他教我听懂了草原的声音，使我在以后的日子里只要面对草原就觉得它正在注视着我，正在和我亲切交谈；风、雨、土、石、花、草、虫、兽，都是它的语言，是它的思想，是它对我的自然启蒙。而所有的自然启蒙都意味着对我的提升，意味着我可以用草原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青藏高原了。 ——草场一片片消失了，草原一天天缩小了，沙化已经出现，新生的沙漠正在形成，牛群和羊群已经没有吃的了。我想起了贵南县的森多草原：有一条河在静静地流，有一些草在青青地长…… 第三章 高原的人文与恋歌 五个真实的故事 <h3>红牡丹好么白牡丹好</h3> 原野上生夭荣枯的芳草已是平常风景。当人们熟视无睹的时候，又是一个春风行绿的季节了。不知不觉草潮走向深广。骆驼客们又唱起来： 营地，篝火，夜晚，去拉萨的路上。就在那时，福生子学会了这首“花儿”。学会了就悄悄地唱。他知道自己人小，唱出声音来人会笑话。他听父亲问道：“外头的到底有没有？”华叔回答说：“没有。”父亲又问：“那你怎么知道外头的情意重些？”一阵笑。篝火呼啦啦地响。 一个月以后，运粮的驼队到了西藏的羌塘。父亲走不动了，对华叔说：“乏透了，乏透了，这么高的地势，我看我是乏透了，不顶事儿了。”说着一口气没喘上来，就把自己丢下了。这一丢就等于丢入了狼口，福生子和华叔挖坑埋葬了他，当天夜里他就叫狼给掏走了。华叔带着福生子拉着骆驼去了拉萨，又带着他拉着骆驼回到了家乡河西民勤县的石羊村。华叔说：“娃娃，守着你妈妈往大里长，死活不要再当骆驼客。” 其实父亲一死福生子就感觉自己已经长大了，他小声小气地唱： 母亲改嫁的那天，福生子立在石羊河北岸的沙原上，把自己唱得泪如泉涌。到处都是酸楚的风。他发现风把他的声音吹向了一座黄灿灿的草坯房。一个姑娘走出来，拿眼睃着他说：“你是个‘花儿’手吗？你唱得不罢你怎么了？”他不回答，以后永远也不回答，只是唱。他把那姑娘唱到了自己怀里，生儿育女。 一晃眼就是胡子拉碴。当几间平塌塌的草坯房变成了一些砖瓦建筑，沙原上的小村落变成了一座小乡镇时，福生子唱出了平生最后一次“红牡丹好么白牡丹好”的“花儿”。然后就是哑默，就迎来了受难的日子——他狗熊一样趴在地上，脖子上吊了一块死沉死沉的钢板，上面用锅墨子写着：大流氓、大嫖客、大反动。有人用麻绳在前面牵着他，有人用红柳棍从后面赶着他，天天游街，一游就是半个月。他眼睛瞪着地面，熟悉了小镇街道上所有的公蚂蚁和母蚂蚁。他尽量不压死它们。 镇外的石羊河哗啦一阵响。有人跑来冲他喊道：“你媳妇自绝于人民啦。”福生子一听就瘫倒在了地上，可能还是压死了几只蚂蚁。他知道，媳妇实在交代不出他那个“外头的”，受不了逼供，只好到阴间里图清净去了。他再也没有娶女人，自己拉扯着儿子，让他上了高中又上了大学。 “爸，听说你是个‘花儿’手。”福生子摇头。“爸，你唱一个。”他还是摇头，木呆呆地盯着电视：音乐，歌手，声嘶力竭。福生子想：“看把他挣的，屁都快淌出来了，还没有我唱得好哩。”他走到外面去，走到了石羊河的沙滩上。天蓝得什么也没有，大水的涛声撑大着空间，原野奢侈地遥远着。沙滩上到处都是脚印，但看不到一个人。福生子蹲下，掬起河水，喝了一口，又站起，一张嘴就猛亮地唱起来： <em>好不过，个家的对头（自己的媳妇）。</em> 儿子悄悄地立在父亲身后。他知道父亲是想念母亲了，突然就冷峻起来，鼻子一酸，无声地哭了。 （上大学时，我的同学王新桥给我说起过这个关于他父亲的故事，希望我把它写成长篇小说。然而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等我试着写出来时，居然仅仅是一篇如此轻小的散文。） <h3>郎猫</h3> 很小的时候，我住在西宁市礼让街的一座四合院里。一天晚上，突然一阵怪异的嘶鸣把我从梦中惊醒。我顿时吓得毛骨悚然。 像是一个小孩的哭喊，比刀子还要尖锐，起起伏伏、长长短短的，有低泣有悲号，有诉说有隐忍的愤怒。我揣测他的年龄一定比我小，不然不会发出这样的声音。我推推身边睡着的哥哥。他翘头听了听，不知嘟囔了一句什么，就又闭上了眼。 突然，哭喊声停止了。北房的孩子绰号“剥皮老爷”的哗地打开了门，骂道：“狗杂种夜猫子，你今黑夜不叫人睡吗？”听声音，他大概用什么打了过去。一阵腾腾腾的奔跑声。四合院里的丁香树哗啦啦响。接下来是宁静。“剥皮老爷”回家了。我爬在窗口朝外看，却被哥哥从后面蹬了一脚：“睡，一只郎猫。” 郎猫？ 郎猫，就是做了新郎的猫。能胡乱做新郎的猫大都是野猫。这野猫从那时起，夜夜都来骚扰，又哭又喊，声音越大就越像中了邪的小孩拼命闹夜，直到把人从睡梦中闹醒，直到“剥皮老爷”愤怒地出门，骂着用家伙把它撵走。丁香树哗啦啦响了不知多少次，抖下许多新开和开败的花瓣来，铺了一地。落英干了，散了，春天过了。我惊异地发现，已经有好几个夜晚不闻那哭喊了。 我问哥哥：“郎猫为什么不来了？”哥哥说：“它过了发情期，去抓老鼠了。”发情，就是发生了感情。对谁？当然不是对人。 “剥皮老爷”家原有一只豹纹雪山猫，是母的。春来不几日，“剥皮老爷”的舅舅将它捉拿走了。原因一是据说有身孕的女人常与猫接触，会影响胎儿发育，“剥皮老爷”的嫂子正挺着肚子；二是他舅舅家也有一只豹纹雪山猫，是公的，种的延续最好是纯而又纯，不然，就不是好猫了。 我记得那母猫：白雪的身子，只在屁股上由浅入深地描画出一坨杏黄，杏黄上面有三两个黑圈；尾巴黄白两色相连，粗大，常翘成拐杖；圆溜溜灰亮的眼睛像是霓虹灯前罩了一层春雾；咪咪声柔细轻软，听起来嗲嗲的讨人喜欢又让人腻烦。它喜欢钻进“剥皮老爷”嫂子的被窝里睡觉，喜欢在人坐着时跳上膝盖舔舐裤裆（“剥皮老爷”说这是因为那儿有尿臊气），喜欢在温暖的锅台上信步，喜欢吃杂碎，喜欢喝白糖水，喜欢在隆冬的雪地上打滚洗澡，喜欢攀上房顶站在漏水槽前背负青天朝下看。当然更喜欢的还是捉老鼠，我们四合院里的老鼠基本已经被它捉尽了。待“剥皮老爷”的舅舅把它带走后，人们发现，它还喜欢私定终身，致使那野猫糊里糊涂成了新郎而在院里的丁香树下满怀希望地喊它哭它。郎猫和母猫一定海誓山盟过了。母猫一定对郎猫说过：等着我，每夜都等着我。郎猫等不来母猫，就哭黑了每个春夜。 “剥皮老爷”的嫂子怀了又丢，丢了又怀。母猫一直没有回来。它新婚如何？是否生育？如有后代是否便是纯种的豹纹雪山猫？或者，野猫在它离开前已播进种子去，生下来的全是杂种？等等一切，我不得而知。 来年春，一个扬风搅雪的夜晚，随着自然界的鸣叫喧豗，一声凄厉而悲切的尖叫出现在门外院中。我和哥哥都从被窝里惊坐而起，面面相觑：郎猫？它又来了？ 从此，春天，夜晚，便陷入郎猫的哭喊中。全世界又一次毛骨悚然。 开始几夜，“剥皮老爷”将它撵走了，撵走了它又来；后来就不撵了，任其哭喊泣号响彻宇寰。泱泱西宁城，让一只野猫叫来了春又叫走了春。当夜晚归于宁静时，那就是夏季了。 又一个春天，郎猫又至，哭声又起。又是惊讶，又是驱撵，又是认可。风和日丽，院里的人纷纷出来在房檐下晒太阳。 “白的，大白猫。我从窗洞洞里望见了。” “我撵的我不知道？黑的，跑起来一绺闪电。” “错了，是花的，我见过，白天，在街上，它朝水洞里窜去，又胖又大，凶叉叉的。” 院里的人议论纷纷。这郎猫闹了我们三个春天，我们却不知道它是什么模样的。“剥皮老爷”突发奇想，说：“我要毒死它，看看到底是黑，是白，还是花。”晒太阳的人们便不再吭声了。 记得那是个早晨，半空里生长着又厚又大的蘑菇云，有风，不怎么强劲，却可以吹散盛开的丁香花那浓郁的芬芳。空气凉飕飕的，像是下雨的前兆。“剥皮老爷”站在院子里大声喊：“死了，郎猫死了，快来看，死了。”从不同方向的门内走出了许多人，都围到了丁香树下。 死猫雪白一片，只在屁股上由浅入深显出一坨杏黄，杏黄上面有三两个黑圈，尾巴黄白两色相接，粗大，此时横斜在地上，半睁着的眸子露出一线晶亮，强烈地闪烁着不死的光芒。 “原来也是一只豹纹雪山猫。” “怪了，这种猫是不会野的呀。” 我从大人们壮实的腿间挤进去，蹲下，小心翼翼地摸摸，它早已冰冰凉了。 喊没有了，人们也不再争议。春天照样去了又来，一个接着一个。许多年后，我对女朋友也就是现在的妻子说：“这是一只殉情的猫，至死才叫人知道它的形象。”女朋友说：“重要的是它的形貌吗？不，是它一辈子的约会，尽管每一次都会落空，但它相信决不会永远落空。你会和这只郎猫一样吗？”我嗫嚅着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我是人。人总比猫要聪明优胜许多。 女朋友突然激愤地喊起来：“原来你不如一只猫！” <h3>女人与太阳</h3> 一个朋友交给我一块有黑色纹饰的红绸子，并告诉我这样一件事—— 那时，他是一名个体货运司机。数不清有多少次了，每当他经过玛积草原，就会看到一座红房子从草浪后面冉冉升起，等他摁响喇叭，红房子里就会走出一个穿皮袍的女人。女人戴着红头巾。红头巾的一角在脑后飘曳，很远就能听到哗啦啦响。女人总是朝他这边张望着，直到他消逝。他消逝的地方是青南公路玛积雪山段的第一个山豁口。 他常常猜测那女人，漂亮，健壮，一个人，守在红房子里，日日夜夜，等待着一辆墨绿色的五十铃运货车出现在公路上。五十铃的驾驶室里就他一个人。他是一个壮汉，什么都富有：精力和财产。他每月从西宁到果洛跑一个来回，人家说他挣海了。也就是说，他每月会有两次机会看到那女人。女人也能看到他，无论落雪还是下雨。似乎他们事先有约，而他每一次上路都是为了赴约。 但是他万万没想到，在秋天的一个晴朗日子里，自己会走向那座红房子。原因很简单，他恰好尿憋，停车下来方便，下来就不想上去了。他对自己说，我就不能去要碗奶茶喝？一个司机在人烟稀少的草原去拜访一户人家是天经地义的。想着他就往那边走去。 好像他走了很长很长的路，现在终于停在了女人面前。他有些恍惚，仿佛还处在想象中。那女人的确很漂亮，因为漂亮，就使她的年龄有些模糊不清。他只能这样想：她至多三十五岁。 “有茶吗？我渴了。” 女人把水眼闪闪地一撩，回身走开。他迟疑着跟了过去。到了门口，女人取下带有黑色纹饰的红头巾，回头示意：来呀。他于是跟进了红房子。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他难以启口的。他喝到了奶茶，也喝到了那女人的全部水性。他给她钱。她不要。他问她在这里住了多久。她说二十年，并且还要住下去，直到出现一个很美好很美好的夏天。在那个夏天里，太阳会从西边升起。他专心致志地听着，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知道，草原人的想法总是稀奇古怪的。 在以后的岁月里，每当他经过玛积草原，依然会看到那女人，那飘飘欲逝的红头巾。但他再也不敢光顾红房子了。他断定她是个为了情欲不顾一切的女人，怕自己再次堕入诱惑。他也忘了那个会使她离开红房子的夏天。 那个夏天的到来是出人意料的。司机看到红房子前没有了女人的身影，才发现草原变得绿茫茫的。馒头花开了，金钱花开了，把一片片粉红和浅黄随意泼洒在绿绒毯上。鸟韵阵阵。玛积雪山的天上，滚动着携雷带电的铅青色云朵，弄得草原明暗相间，时时处在阴雨到来的前夕。他停车摁响了喇叭，摁了很长时间，才断定他再也摁不出那女人了。他毅然跳下车，走向寂静中悄然孤立的红房子。他看到门前栖落着一群食肉的红嘴鸦，等他走近时，鸦鸟便翻飞而上，旋落在房顶。他走进去，只听哗的一声，数十只鸦鸟惊恐地嘎嘎叫着，飞向窗外门外。他一个冷战打得浑身酥软，看到她已经悬梁而逝了。和她面孔相对的地方，挂着一块红绸子。他一眼就认出那是她的红头巾，便纵身一跳，将它拽下，像偷了别人的东西，踮着脚飞快地走了出来。 草原上到处是清新宜人的绿色岚光。横穿草原的公路上，汽车继续行驶，像一个墨绿色的太阳在地上滚动。远方，玛积雪山把神秘和威严播向四野。大地永远地宁静着。宁静地结束了货运司机的故事。 我把这个故事称之为玛积雪山之谜，说给不少人听。一位精通地方史的专家朋友告诉我，在古代玛积人的民歌里，有这样的句子：当太阳从西边升起，远征的男人就会回家。他猜想，女人的死因是在含辛茹苦二十多年后，并没有看到太阳从西边升起。我却以为，一个人只有死后才会看到太阳从西边升起。可司机说，那个夏天的某日早晨，他的确看到太阳悬在西天边际。而当他驱车进入雪山豁口时，听到阵阵马蹄声和嘶喊声从幽冥处传来。我不相信，太阳属于全世界，女人只属于草原。 其实，秘密就在红头巾上。那些黑色纹饰也许是一种古老的文字。但谁又知道它的内容呢？据专家朋友考证，玛积是古代藏族人的一个部落，早已经消亡了。 <h3>吉姆顿巴寓言</h3> 1992年夏天，我被邀请去参加吉姆顿巴草原的赛马会也就是物资交流会，顿巴乡的贡布乡长给我说起了牧民索朗丹增的故事，又对我说：“我带你去看看他吧，来这里的人都是要去看看他的。”我去了，看到了索朗丹增和他的老婆。但他们似乎并不欢迎客人，面无表情，连请我们进帐房坐坐的表示都没有。不欢迎客人的还有一只牧狗，它被拴在羊圈的木栅门边，一直冲着我们又扑又叫。乡长问道：“索朗你的羊呢？”索朗丹增说：“送人了。”乡长吃惊地喊起来：“怎么送人了？你们吃什么？”索朗丹增哭丧着脸，想说什么又没说，头一低进帐房去了。他的女人小声对我们说：“我又怀上娃娃了，羊不能再养了。”乡长叹口气，什么话也没说，拽拽我的胳膊，转身离开了那里。 以后的许多日子里，我一直想着牧民索朗丹增的故事—— 没有人理睬索朗丹增，甚至连吉姆顿巴草原上的小孩也对他板起了面孔。因为他娶了盗马贼的遗孀做老婆。“再硬的冰遇到春天也会融化，再白的雪遇到勒勒草（一种可以做染料的植物）也会变黑。”格萨尔的后裔们总习惯于用一些古老的格言支配自己的行动。但索朗丹增明白，老婆是个老实本分的人，要是她真的有罪，也会像盗马贼一样受到天神的惩罚。盗马贼是在别人的帐圈里被人打死的。 索朗丹增娶老婆的最大愿望就是有个结实的儿子。老婆很争气，给他生的儿子比他想象的还要结实。他骑着马，在深冬的草原上转悠着，把自己有了儿子的消息告诉每一个碰到的牧人。牧人们很有礼貌地恭喜他几句，完了就远远地离开他，而他的本意是要让牧人们来自己的帐房里做客的。 牧人们不来，寒流却不期而至，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下白了吉姆顿巴草原，下白了索朗丹增的帐房。四周杳无人迹，好像满世界就只有他们一家和一只牧狗、一群羊了。大雪天不能放牧，羊在圈里饿得咩咩叫。 一天中午，牧狗在羊圈附近咬死了一只饿得浑身摇晃的幼狼。索朗丹增把死狼的皮扒下来，准备晾干后让老婆缝个皮筒子，裹在儿子肉乎乎的身子上。无意中他把血里呼啦的狼尸扔在了羊圈门口。等傍晚天色将暗，他走出帐房想看看有没有天放晴的迹象时，发现羊圈的木栅门已经被饿羊们用头撞开了，那堆没有皮毛的狼肉被羊啃得一干二净，只剩下了一具湿漉漉的骨头架子。刹那间，索朗丹增明白发生了什么：就在自己的帐房前，在自己的羊群里，出现了羊吃狼的奇迹。而过去，从创世的什巴大神开天辟地到牧人们不理他，吉姆顿巴草原上世世代代流传的都是些狼吃羊的故事。一股喜悦的热流使他脸上新添的皱纹豁然舒展，那些皱纹是孤独留下的痕迹。他想，要是他把这件事儿告诉牧人们，牧人们一定会争先恐后地来到他这里，看看羊吃狼的奇迹，也看看他的儿子。那时候，他将大声对老婆说：“客人们来了，快煮一锅新鲜的羊肉，烧一壶滚热的奶茶。”老婆一定会高兴得手忙脚乱，因为她和他一样，也希望自家的帐房成为牧人们向往的地方。他这么想着，心里美滋滋的，脸色和天色都好看多了。 第二天，云开雾散。索朗丹增骑马出门了，牧狗习惯地跟上了他。他迎着被冰雪洗浴过的太阳，满雪原转悠着把羊吃狼的奇迹告诉了每一个他碰到的牧人。 牧人们都表现出少有的惊异，但一听说狼已经被吃得只剩下了骨头，便怀疑起来，不感兴趣了。 “索朗你听着，等你的羊咬住了活狼的喉咙，我们再去你家参观。” 牧人们一个个远远地离他而去。他伤感万分，唉声叹气地回到了家里。老婆一看他的脸色就知道怎么回事，说： “我的好人，是我害了你，你把我撵出帐房去吧。” 他摇头。他苦苦地想，自己的羊虽然吃了死狼肉，但怎么可以咬住活狼的喉咙呢？帐房外面，羊群发出一阵阵凄厉的叫声。好几天没有放牧，它们已经饿急了。他侧耳听听，似乎听出羊叫声里有一种凶残的渴望，有一种逮着什么吃什么的猛恶。他隐隐约约意识到，饥饿大概是能够改变一切的，包括羊的本性。他觉得自己不妨试一试。 于是，他找到贡布乡长，从乡政府借来了五六个套狼的夹子锁，安放在了羊圈的四周。没过两天，一只被同类咬瘸了腿的公狼就成了他的猎物。他让老婆搬来一块石头，和狼紧紧地绑在一起，放在了羊圈里。狼拼命挣扎着，羊群吓得四处乱窜。临到天黑，这只几天没有进食的狼就已经挣扎不动了。羊群挤在离狼较远的角落里，惊恐地看着。又过一天一夜，狼死了，饿羊们开始围挤在一起用狼皮磨牙，磨着磨着就撕破了狼皮，血流了出来，羊们舔着。后来，狼肉就不见了。它和第一只死狼一样，只剩下了一具骨头架子。 索朗丹增觉得他的试验正在接近成功，便又开始布置夹子锁。六天过去了，他捉住了四只狼。饿疯了的羊群也就依靠狼肉维持着生命。又过了一天，当第五只套住的狼被他捆绑在石头上后，他便对老婆说：“好日子就要到了，快快准备好肥肥的羊肉、浓浓的酥油茶吧。”老婆也和他一样，坚信今天是好日子，说：“羊肉已经放到锅里了，酥油茶已经灌到壶里了，我和你分头去请我们的客人吧。”他点头同意了。为了防止在客人到来之前羊群吃掉这只活狼，他把它放在了羊圈外紧靠帐房的过道里。 索朗丹增骑马离开了家，牧狗习惯地跟上了他。他骑着马满草原转悠，对碰到的每一个牧人说：“去我家看看吧，咬不住恶狼的喉咙，就不是我家的羊。” 牧人们还是不相信。他说：“那就和我打赌吧。” 没有人和他打赌。因为他们都知道，索朗丹增的目的是想让他们给他面子，去他家做客。 他从早晨转到中午，没有一个牧人随他的心愿听他的话。他灰心极了，要不是想到自己那结实健壮的儿子，他也许就会自杀。自杀是很容易的，骑马往南走到太阳落山，就能看到鄂陵湖，在湖面上敲开一个冰窟窿跳下去，一切忧愁就烟消云散了。唉唉，孤独的日子真难过，死人才配有这种没人理睬的生活。他朝自己的帐房走去，可一想到自己带给老婆的仍然是失望，便又掉转马头，信马由缰地朝前走，也不知要去哪里。 太阳正红，残雪在沟沟洼洼里闪着白光。眼看就到春天了，但他心里一点也没有牧草即将返青的欢悦，愁苦的脸上又多了几道孤独抹上去的皱纹，古老的悲歌在心里悄悄升起： 唱着，他听到了一阵马蹄的骤响和牧狗的叫声，猛抬头，看到几个牧人骑马朝他奔来。他愣了。他不相信牧人们会主动来找他，而且是骑着马飞奔着来找他，而且是喊喊叫叫地来找他。但这的确是事实，他不由得精神一振，愁眉慢慢地展开了。他策马迎了过去。 “索朗，你的羊真的是吃狼肉的羊啊。” “你们去我家了？” “你老婆给我们说好话，就剩下没有下跪磕头了，我们能不去？” 还是老婆有本事。他一阵狂喜。 “快回去看看吧，满草原的人都去了你那里，你家的帐房就要挤破了。” 他带着牧狗，驱马朝前奔去。那几个人互相看了看，紧紧跟在他后面。 索朗丹增看到，自家的帐房四周挤满了人，不光有男人还有女人。他高兴地对他们长长地吆喝一声，跳下马，扔掉手中的缰绳，嘿嘿笑着迎了过去。家里从未来过这么多客人，就像吉姆顿巴草原上的赛马会一样热闹。这是他的荣耀，也是老婆和儿子的荣耀，这样的荣耀千载难逢。“大家都来了？太好了太好了，大家都来了。”但是他马上发现，人们的面孔冷冰冰的，他的热情并没有引来预想的回应。啊，自家的帐房太小了，装不下这么多客人，真是不好意思。他歉疚地望着他们，突然发现饿羊们已经撞开羊圈的木栅门跑了出来，那只被他放在羊圈外紧靠帐房的过道里的活狼也已经被羊啃得一干二净，只剩下一具湿漉漉的骨头架子了。 他叫起来：“你们已经看见了吧，我家的羊是吃狼的，是吃活狼的。” 有个牧人说：“看见了，看见了，索朗，不要管羊管狼了，快进帐房去看看你家的人吧。” 这时他听到了老婆的哭声。他说，哭什么？突然又意识到哭是自然的，自己也应该哭。把这么多客人拒之门外了，哪个主人不着急？他兴冲冲地走进帐房，看到里面竟没有摆上热腾腾的手抓肉和一碗碗的酥油茶，顿时气得直想捶老婆几拳。 老婆被几个女人包围着歪坐在毡铺上。 有个牧人说：“索朗，你的羊不光吃狼，还吃人哩。” 索朗丹增傻乎乎地点点头：“坐啊，坐啊，你们为什么不坐啊？”他四下看看，满帐房都是人，哪里有坐的地方？他不知所措地来回走着。 紧跟着他来到帐房里的牧狗突然汪汪汪地叫起来。他训斥道：“你叫什么叫，快出去！”牧狗不仅没有出去，反而扑向了面前的毡铺。 索朗丹增一步跨过去，伸手要拽狗，眼睛猛地一闪，盯住了毡铺上的一摊血。 他愣了，惊异地叫了一声，接着便打出一个冷战，抖落了所有的喜悦。 他扑过去，抱起了裹着狼皮的儿子。鲜血顿时从毡铺延伸到了他的胸前。他看到狼皮已经撕裂，儿子的喉咙被咬出了一个大窟窿，脸上身上血肉模糊。他呆痴地瞪着狼皮，嗓眼里呼噜呼噜的；渐渐地，那呼噜声变成了一阵阴森森的闷笑…… 索朗丹增家的客人从此络绎不绝。 <h3>奶羊之死</h3> 他不吃肉，他叫万海风，我的朋友。但我知道，最早的时候，他仅仅是不吃羊肉，因为奶羊死了—— 秋苞谷已经熟透，一阵阵甜丝丝的苞谷味儿随风扑碎在脸上。那女人斜劈镰刀直不棱登往前赶，一喘气就是一抱噼啪焦响的苞谷秆儿，转身一丢，再去斜劈一抱。她的男人那个民办教师跟在她后面，把苞谷掰下来堆成了丘。蜷曲的紫红樱子泪一样到处飘洒。 万海风因为什么事儿路过那里，跟在他身后的民兵队长说：“就是这两口子。”民办教师两口子像是听见了，都罢了活儿望着他们。万海风怵然一惊：真是惨不忍睹，这两口子的样儿不比秋苞谷端正多少——民办教师枯瘦枯瘦的，他的女人也是枯瘦枯瘦的。女人一枯就无奶，就喂不饱吃奶的娃娃了。怪不得他们偷偷养起了奶羊。 万海风和民兵队长朝前走去。斜劈镰刀的声音又响起来，嚓嚓嚓的很有劲。万海风猛的一个警醒：他们这是在向我示威呢。他让民兵队长明天就把民办教师家的奶羊拉到队里去。民兵队长摇摇头说：“人家要跟我拼命哩，奶羊是卖血钱换来的，是娃娃的娘奶。”万海风哼了一声说：“报纸上已经说了，自留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你怎么愣是不懂？什么脑子。苞谷面糊糊就当不成娘奶了？当不成就别生养。” 果然就拼了命。万海风听民兵队长说，民办教师和他的枯女人一人捞起一把镰刀，护着奶羊呼哧呼哧喘牛气。怀里的娃娃撕烂了嗓子哭。女人说：“拉了娘奶我就剁人，剁不了你就剁你家里人，剁不了你家里人我就剁我自己，娃娃我不养了，我跟他一起土门关里走。”万海风想：这又是示威，她把她嚣张成母老虎了。又责问民兵队长去拉羊为什么不带人带枪，毙不得他们还吓不得他们呀？民兵队长说他后晌就带人带枪去拉羊。 还是不奏效。民办教师把手里的镰刀换成了铁锨，瘦兮兮地劈腿而立，头发奓成了芨芨草，吼道：“要羊没有，要命有一条。”民兵队长朝天放了一枪，想不到人家反倒扑过来，撕开衣裳说：“瞎了眼吗？我的胸腔在这里，朝这里打。”民兵队长带人带枪赶紧往回跑。 万海风说：“枪杆子居然对付不了他？这个资本主义尾巴是非割掉不可的，你要是办不到，就给我把王裤裆叫来。”民兵队长走了。 王裤裆是青海东端民和县川口街上的一个贼，人说他有裤裆里偷蛋的本事。他跑来，听说是偷羊，嘿嘿一笑说：“这算个啥嘛，我给你马到成功。”万海风说：“你别大意，办成了我给你记十个工分。”王裤裆说：“工分就算了，以后只要你别管我就成。” 第二天早晨，出工路过生产队的羊圈时，万海风看到了那只奶羊。挡羊的五娃把它拴在圈门外，丢了一些青草。万海风一边吃惊它垂吊在肚子下面的奶子居然这么硕大这么红亮，一边叫五娃少喂点。五娃不理他，赶着队里的羊群上山去了。奶羊想跟去，挣不脱拴它的麻绳，“咩咩”地叫着。万海风寻思这羊的奶有什么好喝的，正要离开，一个念头砉然而出：队上偷了他们的，他们就不会偷队上的？拴在这里不保险。他过去从羊脖子上解下麻绳，用脚踢着赶它往前走。奶羊犹豫着，岔开后腿，拥着沉甸甸晃悠悠的硕大奶子，想跑又不能跑地追撵羊群去了。 五天以后，傍晚，霞火烧的格外美。五娃来找万海风，说是羊奶子烂了。万海风来到了羊圈，才知道奶羊是不能上山的。山上到处是蒺藜，把那硕大红亮的羊奶子划得稀烂。民兵队长也来了，故意对奶羊上山大惊小怪。万海风强调说：“只能这样，我总不能派民兵守着它吧？”民兵队长说：“就不会拉到我家里？我管着它。”万海风瞪他一眼说：“你想喝羊奶了是不是？资本主义的羊奶喝了拉稀屎哩。”奶羊卧斜了身子，一阵阵惨痛地咩叫着。万海风蹲下去瞅那烂若霞火的奶子，发现伤口已经感染化脓了，一些嗜血的蠓蝇嗡嗡嗡地飞起又落下。他说：“看样子得消炎，你明早去公社卫生院找几瓶青霉素来，我让赤脚医生给它打上。”民兵队长应承着走了。 公社卫生院不给青霉素，说是人用都没有，怎么还能用在羊身上。民兵队长问万海风怎么办。万海风说：“谁叫它往刺窝里钻哩，现在就看它命大命小了。”奶羊知道他们在说它，头耷拉在地上，大绷着光溜溜、湿漉漉的眼睛，两股金黄的锋芒梭镖一样扎过来。万海风不禁一个寒战，心想：它到了阴间，眼睛里肯定有我的形象。 奶羊死了。 秋苞谷就要收尽的时候，万海风又一次见到了民办教师和他的枯女人。他们把苞谷秆子扎成捆，打算背回家当烧柴。万海风想这焦秆子是队里的，要沤成肥料搞秸秆还田，他们怎么变公为私了？但他没有说出来，只是默默地看着他们。他们自然也是沉默到无言，甚至都不看万海风一眼。那么寂静，辽阔的裸野一片驳杂。 万海风不知道后来民办教师和他的枯女人怎么样了，也不知道他们的娃娃活了没有，活得如何，作为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的队员，不久他就离开民和县川口公社川口大队回到了省会西宁。 许多年过去了，在一次朋友聚会中，面对一桌五颜六色的酒菜，万海风心情沉重地对我说起了这件事。我敷衍了事地宽慰他说：“那是‘极左’思潮泛滥的结果，是上面布置的，错误也好，罪行也罢，都与你无关，你不要自己和自己过不去。”万海风说：“对奶羊和民办教师一家的灾难来说，‘极左’思潮也好，上面的布置也罢，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执行政策的我，我当时要是有一点点同情心，奶羊就不会死，民办教师一家的日子就肯定会好过一些，可是我这个人，当时怎么就那么愚蠢、那么残忍、那么不讲道理、那么‘左’呢？” 我突然意识到万海风正在深刻忏悔，同时也知道，他早就不吃羊肉了。一年以后，当朋友们再一次聚会时，我发现他已经戒吃所有的肉了——猪肉、牛肉、鸡肉、鱼肉，只要是动物的肉，他都敬而远之。我对他说：“别的肉你可以不吃，但你生活在青藏高原，怎么可能不吃牛羊肉呢？”他笑了笑，什么话也没说。 第三章 高原的人文与恋歌 爱情与原子弹 看到了原子弹才想起她，恍然明白，她就是在这个地方度过了她的风信年华。她叫陈妤。把青春献给原子弹，这是陈妤在那个不算太久远的年代用黑葡萄一样的眸子告诉我的一切。但是我读不懂，我在“国家最高机密”面前，显得就像一个傻透了的间谍，想知道一切，却又不善于捕捉任何信息。比我更傻的是李国权，他居然会认为“陈妤这个人不诚实”。而陈妤对他的疏离，恰恰又是因为她必须“不诚实”。“不诚实”的女人，也许正是我们曾经幻想过的那个最可信赖的女人。 一个银白色的圆球，直径约有一米，顶端笔直地竖着一根天线似的辫子。这就是原子弹模型，一比一的比例。它被银白色的三角金属架支撑着，在空旷的草原上映照着天上的景色：云卷云舒，月落日出。 距离原子弹模型二十五米，是用于控制和观测的隐蔽部。一米半厚的铁铸的高墙上，伤痕累累，斑迹重重，就像经年累月风剥雨蚀的树皮。 陪着我的朋友说，这里是六分厂，简称靶场，是专门用来进行爆轰试验的场所。在1964年到1987年的二十三年间，这里进行了数十次核武器的爆轰试验和穿甲弹的穿透力与威力试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诞生前的所有模拟爆炸和冷试验，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我不知道陈妤是不是在六分厂工作，但我希望她经常出现在这里。这里是中国科学家把高深莫测的原子理论变成武器的前沿阵地，是物理演化成物体、化学聚焦为能量、数学创造出威力的地方。在我的想象里，正是陈妤用纤细的食指准确地按下了最后一个灯钮，或者正是她在爆炸零时的前十秒钟发出了脆亮的声音：“9、8、7、6、5、4、3、2、1，起爆。”或者正是她掌管着测试仪器，测量出了钢铁、水泥、木材等等物体的物理效应，以及生物和化学效应。或者她的作用更重要——她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秘密研制者”，一个和王淦昌、邓稼先、朱光亚、郭永怀、彭桓武、周光召、陈能宽等“两弹元勋”们一起工作着的年轻的女科学家，她不止一次地从观测孔里看到了试验成功后的彩色烟雾和失败后的灰色寂静。她的喜怒哀乐和所有“两弹元勋”们的喜怒哀乐一样，完全由一个大约一米直径的银白色圆球左右着。甚至我都希望，这原子弹和氢弹是她一个人搞出来的，就像母鸡孵蛋那样，由于她陈妤天长日久的温暖，中国大地上终于有了核武器的声响。 第一次见到陈妤，是1977年的冬天，我作为《青海日报》的记者，李国权作为省广播电台的记者，一起去海晏县采访。火车的车厢就像一间行动的冷库，没有暖气，冰凉彻骨，皮大衣裹在身上，就像穿着一件体恤，轻飘飘的。想喝一杯开水暖暖身子，走过了七节车厢，也没有看到一间有开水的锅炉房，问列车员，列车员说：“我们不供应开水。” 突然，一切都变了——不冷了，我们也不想喝开水了，甚至都没有冬天的感觉了。李国权后来告诉我，这时候他唯一的想法就是把皮大衣脱下来，脱下来给她。她出现了，陈妤出现了。她在车厢过道里跺脚，漂亮的姑娘在车厢过道里来回跺脚。脚的动作吸引了李国权，他发现她的脚很好看，尽管她穿着翻毛皮鞋。从脚往上看，越看越好看，即使她穿着棉袄，拉不直的曲线也让腰臀一再地优美着；再往上，就是眼睛了。就像所有一见钟情的情人那样，李国权认为，这是他有生以来看到的最美丽的眼睛，很抽象，很概念，却又如此明亮地打动了他。而给我的印象是，它们并不抽象，它们是两颗又大又圆的黑葡萄，在干燥寒冷的高原，悬浮在你视域之内最美好的地方。水灵灵，有什么能比沙漠里的黑葡萄更能让你想到水灵灵呢？ 李国权终于没有勇气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给她。他知道过于唐突的帮助会让一个异陌的姑娘感到紧张而断然拒绝。他就像一只雄鸟、一头公鹿，本能地意识到，最重要的首先是引起对方的注意。他唱起来，用浑厚的男中音跟着广播唱起来——。 我当时不理解，那一天的火车上、广播里，为什么会没完没了地播放同一首歌：。李国权一遍一遍地跟着唱，声音越来越大。车厢里许多人都在看他，那姑娘自然也注意到了他。他似乎很得意，一得意就把词儿唱错了，把“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唱成了“每天看着那细细的皮鞭”。有人冲他喊道：“你看着皮鞭干什么呀？”满车厢的人都笑了——这首歌谁不会唱？他居然唱错了。姑娘没有笑，她离开了车厢过道，坐进了离我们两个空挡的座位。李国权的歌声戛然而止。 他当时肯定很沮丧：情歌把姑娘唱没了，唱到高高的椅背后面去了。但仅仅过了两分钟，李国权的声音又响起来：“你说是藏族民歌还是哈萨克民歌？”我说：“我不知道。”李国权说：“我告诉你，这首歌的署名一共有四种，一是‘藏族民歌’，二是‘哈萨克民歌’，三是‘青海民歌’，四是‘西北民歌’，但我觉得他是西北青海的藏族民歌。”我说：“你凭什么说它不是哈萨克民歌？”李国权说：“和哈萨克民歌的风格截然不同，而跟藏族民歌非常相似。你听我给你唱。”他于是唱起哈萨克民歌《美丽姑娘》：“美丽的姑娘见过万万千，唯有你最可爱，你像冲出朝霞的太阳，无比新鲜；把你的容颜比做花，你比花儿更鲜艳，世上多少人向着你，望得脖子酸。”唱完了他说：“怎么样？相差十万八千里吧？我再给你唱一首藏族民歌。”他唱起来（歌词我忘了），唱完了又说：“怎么样？风格很相近吧？”我说：“我听不出来，我觉得这三首歌相差都很远，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他说：“你不懂，你不懂音乐。我再给你唱一首……”我当时哪里知道他是唱给那姑娘的，不耐烦地说：“你别再唱了，人家都看着我们呢。”他说：“看就看呗，怕什么！”我站起来说：“那你自个儿唱吧，我上厕所去了。” 等我上厕所回来时，发现李国权不在了。而那姑娘又开始在过道里跺脚，她实在是太冷了，她的翻毛皮鞋似乎一点也不保暖。我寻思：这么冷的天，她干吗不穿得再厚一点？想着用皮大衣裹紧了自己，正要坐下，就见李国权哈着热气快步走来，大声说：“走走走，我们去餐车，餐车里有暖气，我已经给列车长说好了。” 我们两个拿起包，朝前走去。路过那姑娘时李国权说：“你也走吧，看把你冻的，小心冻坏了脚。”姑娘用一口纯正的北京话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李国权说：“我们是记者。”姑娘犹豫了一下，从行李架上取下自己的包，跟在了我们身后。 餐车到了，热浪扑面而来，好像整列火车的热量都集中在这里，浑身上下顿时就暖融融的。李国权没话找话地问那姑娘：“不冷了吧？”姑娘说：“不冷了。”她有点腼腆，不多说话。而我和生人接触，也是能少说就少说的。这恰好给李国权制造了机会，就听他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说着，说什么我忘了，反正是东拉西扯，扯着扯着又唱起来，还是跟着广播唱：。我有点烦，说：“好像一张唱片上就这一首歌，翻来覆去地唱。”这时姑娘开口了，说：“因为金银滩就要到了。”我和李国权不解地互相看了看：什么意思？姑娘又说：“我想你们应该知道，最早就产生在金银滩，是王洛宾改编得最好的歌。”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与王洛宾有关，也是第一次听说这首情歌就诞生在离西宁只有一百多公里的金银滩。（后来我从报纸上知道，1946年王洛宾骑着马来到金银滩草原采风，认识了一个牧家姑娘，那姑娘歌唱得好，人也长得好，使王洛宾灵感大发，只用了一个晚上，就把那姑娘的歌声改编成了更加动听的音符，又创作了歌词，中国从此有了。我又陆续接触到一些新版的歌曲集，看到的署名已经变成“哈萨克民歌王洛宾编曲”，或“藏族民歌王洛宾改编”，或“青海民歌王洛宾编曲”，或“王洛宾作词编曲”了。） 我问道：“那么它到底是哈萨克民歌，还是藏族民歌？”没等陈妤回答，李国权就说：“是哈萨克民歌还是藏族民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表达了一个汉族青年对远方的草原姑娘的向往。”陈妤平静地说：“我觉得它是藏族民歌。因为在金银滩生活的牧民都是藏族和蒙古族，没有哈萨克族，青海的哈萨克族都在离金银滩八百多公里的柴达木腹地——阿尔顿曲克草原上。”我说：“可是哈萨克族有‘姑娘追’（喜庆的日子里，姑娘骑马用鞭子追打跑在前面的小伙子）的习俗，里恰恰又有‘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这一句。”姑娘说：“是吗？”李国权说：“那是王洛宾的想象，纯属巧合。再说我在牧区也遇到过藏族姑娘举着赶羊鞭满草原嬉笑着追打小伙子的事儿，谁能说这样的生活场景没有被王洛宾瞧见呢？”姑娘说：“这就对了，应该是一首经过王洛宾再度创作的藏族民歌。” 我问姑娘：“你是干什么的？不会是搞音乐的吧？”姑娘说：“不是。”李国权问道：“你在什么地方工作？”姑娘说：“在矿区。”我们都说：“矿区就在金银滩，怪不得你对这首歌的来龙去脉这么熟悉。” 李国权显得很兴奋，又说了许多话，和她互相通报了姓名，也把自己的地址留给了她。他说：“把你的地址也给我吧。”姑娘果断地说：“我的地址就算了吧。”李国权说：“那我到矿区怎么找你？”姑娘顿时就冷淡了：“你找我干什么？”李国权赶紧说：“那你来找我吧。”姑娘笑了笑，没再说什么。 半个小时后，我们一起在海晏县火车站下了车，然后就是分手。矿区离海晏县城还有十多公里，不通公共汽车，她说她得去找顺路的车。李国权问道：“哪里能找到顺路车？”她说：“有顺路车的地方呗。”说着走了。李国权恋恋不舍地望着她，直到她消失在冬天呼呼叫嚣的冷风里。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陈妤，她留给我的印象就像一样美好而虚无。而对李国权来说，这第一次见面不仅使他唱足了虚无的情歌，更使他萌动了沉实的情爱。他跃跃欲试，煞费苦心地开始了追求。首先，他必须再次见到她。矿区虽然离海晏县城不远，但他绝对打听不到去矿区的路怎么走，进矿区的门在哪里。他断定陈妤必然要出来，必然还要坐火车，就硬是在火车站等着，硬是把她等来了。他说他等了整整五个月。 就在他终于等来她的那一刻，他遭受了平生最沉重的一次打击——她居然不认识他了。他只好提起那次坐火车，提起那次我们对的讨论。她终于想了起来，笑了，云开日出，豁然确斯。陈妤说：“你等我干吗？”李国权说：“这里有几封信，你看了就知道。”那是些一个耍惯了笔杆子的记者写的情书，当下她就被感动了。我寻思虽然在那个神秘荒寂的矿区，在那种春寒料峭的年代，她没有读到过更好的情书，但真正感动她的并不是情书里李国权展露的那一点文采，而是他的举动，他居然等她等了整整五个月，就算一个星期从西宁来一趟，那也得二十趟。 他们开始交往了。陈妤从来不去西宁找他，都是他从西宁来海晏县的县城和她见面。不打电话不写信，下一次约会的时间和地点，就在这一次见面中说好，如期而至，风雨无阻。就这样过去了半年，又是一个冬天了。 海晏县的司法部门正在审理一宗强奸诱奸案，由于案件有点奇特，报社让我去摸摸情况。行前我给李国权打电话，他说：“我们一起去，你可以见见陈妤，她还问起过你呢。”火车上，李国权对我说：“陈妤这个人不诚实，她怎么连干什么工作的都不告诉我？”我说：“她为什么要告诉你？”李国权说：“她当然得告诉我，我们已经不是一般的关系了。”我说：“也许她的工作不太好，不想对别人说。”李国权说：“工作不太好告诉我呀，我帮她调，只要在西宁，只要不离开青海，有的是办法。” 县城到了，陈妤就等在火车站。她好像更漂亮、更水灵了。说真的，我也是个青春激荡的人，我也很喜欢她，只是李国权捷足先登了。该死的李国权！ 在他和她经常约会的西海饭店，我们一起吃饭。李国权说：“今天我们俩跟你去你们单位看看吧？”陈妤说：“不行。”李国权说：“你总说不行不行，为什么？”陈妤说：“不为什么，就是不行。”我说：“你就让国权去看看吧，他想给你调一个更好的单位。”陈妤说：“没有更好的单位，我们单位是最好的。”李国权说：“是吗？那让我们参观参观嘛。”陈妤说：“你怎么总想去我们单位？你是什么人？”李国权说：“我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陈妤不说话了，有点生气的样子。我匆匆吃了饭，然后就告辞去办我自己的事情了。 海晏县的这宗强奸诱奸案真是有点奇特，一个算命打卦跑江湖的老头，在来到海晏县的一年多里，强奸诱奸了十几个妇女，有的还是未成年的少女。每次作恶前，他都要说：“你梦见原子弹了，你肯定梦见原子弹了。原子弹是什么？我给你看。”奇怪的是，所有受害的妇女都没有告他的状，所有这些妇女的丈夫在知道甚至看到他的恶行后也都没有告他的状，告状的是一个与强奸者和被强奸者都没有任何关系的民办教师。 民办教师对我说：“多丢人啊，我们这个地方尽出这种事。什么原子弹，这个算命的老迷信，他把他自己当成原子弹了，真不害臊！” 他的话让我想起了美国著名的“垮掉”派诗人艾伦·金斯堡的诗句：“美国，我操你，用原子弹操。”美国是原子弹的肇始者，它的诗人这样诅咒它，用一句中国的古话，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我大致了解了一下强奸诱奸案的案情，觉得它涉及到许多人的隐私，不好报道，就钻进海晏县委去省上开会的车，打道回府了。我没有告诉李国权，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回西宁的。 一个月以后，李国权来青海日报社找我，神秘地说：“你知道矿区是出什么矿的？”我摇头。他说：“你知道不知道矿区根本就不出矿？”我摇头。他说：“你知道不知道矿区就是国营二二一厂？”我还是摇头。他说：“你知道二二一厂是制造什么的？”我说：“只知道是保密工厂，具体制造什么不清楚。”他说：“是制造原子弹的。”我愣了：“制造原子弹的？原子弹离我们就这么近？你听谁说的？”他说：“听谁说的你别管，反正消息绝对可靠。怪不得陈妤神秘兮兮的，我下次见到她一定要旁敲侧击地问问她，看他对我老实不老实。”我说：“对，你一定要问问她，你们的关系不一般了嘛，她应该告诉你。”李国权说：“最重要的是，我要知道她具体是干什么的，是制造弹头的，还是制造弹屁股的，或者是搞设计的，是研究原子物理的，是保管绝密资料的。” 第二天正好是个星期天，是他和陈妤约会的日子。他去了，也问了。据他说，陈妤当时根本就不承认二二一厂是制造原子弹的。她说：“怎么可能呢？我一点也没听说过。我们厂就是一般的国防工厂，就跟国防公办系统的无线电一厂、无线电二厂一个样。”李国权说：“你对我撒谎，你不信任我，你没有把我当成你最亲密的人。”她说：“这跟我的工作是两回事。”他说：“不，一回事，我有权知道你的一切，你也有权知道我的一切。其实十二级以上的干部都知道二二一厂是制造原子弹的，你对我还保什么密啊？”她说：“我是干什么工作的，这对你很重要吗？”他说：“老实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诚实，你对我的信任，你把我和你看成是一个人，而不是两个人。”陈妤说：“我听不懂你的话，我和你不可能是一个人，尤其是在工作上。”他们吵起来，不欢而散，连饭也没有吃。 后来李国权和陈妤又见了一面，或者两面，或者三面，总之仅仅过了两个月，李国权就变得失魂落魄了。他给我打电话说，他已经好几个星期没见到陈妤了。他说：“她既没有电话，又没有通信地址，你说我怎么办？我每个星期天还是去海晏县城，还是去西海饭店等着，可我不能永远这样等下去吧？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到矿区找找她？”我说：“最好你别去找，如果矿区真的是制造原子弹的，你去了对陈妤不好，人家还以为你是陈妤叫去的呢。”他说：“没错，我绝对应该为她考虑，可是感情这东西，有时候并不听你的话，你说怎么办？” 李国权还是去了，他当然没有见到陈妤，甚至都没有看到二二一厂的围墙。他在辽阔的金银滩草原上走着，正在疑惑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工厂时，突然被“六号哨”的军人从背后抓住了。军人严厉地望着他：“你是干什么的？”“记者。”“你来这里干什么？”“找人。”“找谁？”“找我妹妹。”“你妹妹是干什么的？”“我妹妹在矿区工作，不知道是干什么的。”“这里不能来，这里是禁区你不知道吗？”“知道，可是我母亲病危，我得通知我妹妹。”他的谎言赢得了军人的同情，军人没有抓住他不放，只是打电话给省公安厅，又通过省公安厅打电话给省广播电台，证实有这么个人以后，监视着他走出了禁区。他灰溜溜地回来了。领导找他谈话，说：“谁让你去二二一厂了？不要以为你是广播电台的记者，就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这不是小事，公安部门都过问了。” 李国权来报社找我，说：“你说我怎么办？我现在什么心思都没有，就想着如何见到她。”我说：“还是老办法，去海晏县的火车站或者西海饭店等着，每个星期都去，我就不相信她从此就不出现了。”李国权说：“也就只能这样了，好在我不怕等。” 等啊，等啊…… 不知道不怕等的李国权是不是每个星期天都在海晏县的火车站或者西海饭店等着陈妤，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每一次都会在去海晏县的火车上随着广播九转肠回地唱起，更不知道在等不来陈妤的时候他是如何从内心深处斩断了自己对这个美丽女性如痴如狂的思念。我再也没有见到他。我去海北州做长驻记者，辗转在祁连山的农业区和牧业区采访，等一年后回到西宁，便听说他已经走了，随同父母调到西安去了。他们全家都是陕西人，父母要落叶归根，他也就“见异思迁”了。耿耿寸心的李国权就这样见异思迁了。我一直偏执地认为，这是他的背叛，他背叛了自己，也背叛了遥远的金银滩。 1982年夏天，好像是一个上午，快下班的时候，一个电话把早退的我从报社大楼的楼下又拽了上去。电话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杨记者你好，你还记得我吧？我是陈妤。”我愣着：“陈妤？”她说：“我是从海晏来的，刚到西宁。”她一提到海晏我就想起来了：“记得记得，你是矿区的陈妤。” 我们在西宁大十字新华书店门口见了面，然后又到西大街的鱼餐厅吃饭。陈妤依然很漂亮，就是有些憔悴，有些苍白。她说：“我给广播电台打电话，听说李国权调到西安去了，你知道不知道他西安的地址？”我说：“我不知道，但我可以给你打听。”她想了想说：“算了吧，我也是路过西宁，顺便来看看你们，明天就走。”我问道：“你是回家？探亲？”她说：“不是，我调走了，要离开青海了。”我顿时显得很高兴：“你要调回北京了？太好了。”她笑了，说：“干么要回北京？我要去新疆。”我说：“去新疆？那不是更远了吗？”她说：“我从事的工作就是要远离人群。”我说：“新疆什么地方？”她说：“马兰，罗布泊的马兰。”我惊呆了：“那是沙漠，没有人烟。”她说：“过去没有，现在有了。”（解密以后的1992年，我才从报纸上看到，马兰已是罗布泊核武器试验基地的总部所在地，早就是一个有人群，有公路，有机场，有商店，有旅馆，有通讯设施的戈壁中心了。）我提起李国权在海晏县火车站或者西海饭店对她的等待。她沉默着，突然叹了口气说：“其实我远远地看见过他，我很感动，真的很感动。但我是不能再和他保持那种关系了，因为我发现我一定不可能是他想象中的那种女人。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已经结婚了。”我说：“是吗？怪不得他走了，我还以为是他没有耐心等下去了呢。”她说：“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对不起他。”我安慰她说：“你只能这样，告诉他实情也是对他的负责。怎么样？”她说：“什么怎么样？”我说：“你的丈夫，他和你是一个单位的？”她摇摇头，说：“单位上哪有合适的，我还没有对象呢。”说着低下了头。我愣怔着：原来是一个谎言，一个美丽而残酷的谎言。沉默。我说：“我明天去火车站送送你吧。”她说：“不用，我们一行十几个人呢。”又说了一会儿话，她看看表，起身毅然和我分手了。 就这样，陈妤不声不响地离开了青海，离开了产生过“中国最著名爱情歌曲”的金银滩。我胸腔里有点酸涩，好像爱上她的不是李国权，而是我。是的，我并没有机会爱上她，但是我很酸涩。以后，只要一唱起，我就会想起陈妤，就会有一种排解不去的酸涩，那是“回头留恋”的酸涩，那是“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的酸涩，那是金银滩的二二一厂带给我的酸涩。尤其是现在，当武库已经解密，原子城已经开放，我的酸涩就更有一种“前老子后娘，提起来话长”的味道了。 陈妤走了十二年我才有机会来到她工作过的地方。这个地方已经变成西海镇了。西海镇的前身就是所谓的“矿区”，就是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国营二二一厂，也叫“中国核武器研究院”或“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基地囊括了整个金银滩，金银滩是一片一千一百七十平方公里的茫茫草原，平均海拔三千三百五十米。 我和所有不明就里的人一样，一来西海镇就有一个疑问：当初为什么要把核武器研制基地选在这个地方？陪着我的朋友告诉我，选址工作是在1957年下半年开始的，专家组踏勘了四川、甘肃、青海三省的选点，认为青海省海晏县的金银滩地处达坂山和日月山之间，属于平缓的山丘草原，便于隐藏，且地域开阔，有利于建设，更重要的是人口密度小，需要搬迁的仅一千七百多户、近九千名牧民和二十七万头牲畜，加上它离西宁只有一百多公里，物资供应较为便利，因此成为核武器研制基地的理想地点。 地点一定，毛泽东就说：“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这话说得很自信，自信的后面隐藏着中国对苏联老大哥承诺援助的信任。 但仅仅过了一年，老大哥就靠不住了。1959年6月，苏联来信明确表示，暂缓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这就意味着中国和苏联在核领域签定的四个协定中，最主要的技术援助已经被撕毁。对国家来说，这是一种耻辱。为了记住并甩掉这个耻辱，梦想中的第一颗原子弹被命名为“596工程”，或者叫“争气弹”。当时的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在公开场合愤怒地说：“脱了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又对研制核武器的科学家们说：“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现在还不太硬，你们把原子弹搞出来了，我的腰杆就硬了。” 其实没用“十年功夫”，代号为“二二一厂”的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就研制成功了代号为“596”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1964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新闻公报》：“1964年10月16日15时（北京时间），中国在本国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实行了第一次核试验。”两年八个月以后，《人民日报》再次发表《新闻公报》：“今天，1967年6月17日，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了。”两次《新闻公报》中，都提到爆炸现场是“西部地区”，这个“西部地区”当然不是青海的金银滩，而是新疆的罗布泊核武器试验基地。也就是说，金银滩的产品，罗布泊爆炸。 终于爆炸了，一道红色的强烈闪光出现在遥远的罗布泊腹地，接着升起了一个巨大的火球。惊天动地的响声震耳欲聋，轰隆隆地滚过天际，刹那间，冲击波的狂飙席卷了无边的戈壁滩。人们用肉眼看到了烟雾的变幻，先是橘红，再是明黄，再是靛蓝，再是柳绿，再是乳白，再是嫣红，最后形成了一朵参天而立的巨大蘑菇云。恐怖已极的原子弹竟是如此美丽。 之后，依靠金银滩的二二一厂，中国又进行了十四次核爆炸试验，完成了热核弹头的武器化过程。 永远不要忘记我们的《政府声明》：“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核武器是人制造的，人一定能消灭核武器。” 如果世界上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尤其是美国和俄罗斯这样的核大国都能够承诺并且坚决做到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那原子弹和氢弹之类的核武器不就变成一堆废物了吗？行走在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马路上，我最大的愿望便是：所有的研制都等于零，所有的爆炸试验都不过是为了对付核威胁与核讹诈而做做样子，所有的核武器——全世界的核武器最终都变成一堆废物、一种古玩、一枚纪念品，一个被人遗忘的邪恶的咒语。 拥有自己的核武器，这曾是中国人的梦想，我们实现了；实现了以后，我们的梦想又变成了“全面禁止并彻底销毁所有核武器”。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梦想，是从“有为”到“无为”的升华，是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就好比太阳，升起之后必然要降落；就好比登山，上去之后必然要下来；就好比旅游，到达之后必然要回归。——这是我们的行为艺术，创造它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彻底毁掉它；用途也许没有，过程就是一切。 化剑为犁的信息出现在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存在了三十年以后。 1987年6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撤销二二一厂。 1993年7月，经国务院和青海省人民政府批准，青海省海北州首府从门源县浩门镇迁往二二一厂。州府迁来后，此地被命名为西海镇。 1995年5月15日新华社发布消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已全面退役。这个基地位于青海省，曾为我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作出了历史贡献。” 1996年7月29日，中国政府宣布，中国暂停一切核试验。 二二一厂终于成了全世界第一个退役的核武器研制基地。曾经被它的神秘堵挡在视域之外的我们，终于可以来到这里，来到依旧缠绵在情歌里的金银滩，随便走走，随便看看，当然也可以随便唱唱了： 边走边唱，陪着我的朋友不时地指给我看。 这就是二二一厂纪念碑。高二十五米的花岗岩碑体上，是前国防部长张爱萍的题字：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碑顶是一颗银色的圆球，那是原子弹的模型。碑体下方是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爆炸的蘑菇云浮雕，那是升起的造型，是漫与天接的姿态。 这里是“18甲区”，过去原子城的指挥中心。有一座很普通的三层楼，叫“将军楼”，昔日中国核武器研究院院长李觉将军和王淦昌、邓稼先、朱光亚、郭永怀、彭桓武、周光召（也许还有陈妤）等一些科学家就居住和工作在这里。 这里是负责火工和组装的二分厂，也叫总装厂。有围墙，墙上有铁丝网，门口有哨亭，围墙四周是瞭望角楼，半掩体的总装车间就像绿浪中露出水面的赭色岛礁，上面有鹰的窝巢。 这里是进行无线电系统控制和铀部件加工的一分厂；这里是负责核物理和放射性化学试验的七分厂；这里是供电、供热、供火的四分厂。这里是三分厂，不知道过去是干什么的，现在已经被改造成一座铝厂了。 最让我感兴趣的，还是立着“退役工程竣工纪念”碑的“亚洲第一坑”，在它的下面，深深掩埋着所有的放射性污染物：设备、工具、材料、工号、拆毁的厂房以及衣物，不是土埋，是用可以阻挡一切辐射的金属的密封覆盖。这项工程耗资一千多万元，竣工以后，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等权威单位，组织了三十多位专家，按国际标准进行了严格测试，证明其终态安全是有保证的，完全符合退役标准。也就是说，没有污染了。 陪着我的朋友请我在帐篷宾馆吃饭。一望无际的草原、纤尘不染的蓝天、高高飞翔的雄鹰、悠然吃草的羊群，这是金银滩的本来面貌，是和平宁静的田园，是我们的梦。还有歌声，藏族女歌手央金给我们唱起了。我惊奇地发现，这首情歌由她那高亢尖亮的嗓音唱出来，就不仅是优美而舒展的了。我听到了旷野里疾风呼啸般的爱的呐喊，听到了放浪中宽广无边的忧伤，听到了期待中的颤抖、月光下的寂寞。寂寞啊，爱情是寂寞的，原子弹是寂寞的，因为它们都在遥远的地方。这个地方，如今虽然不时有远道而来的参观者，但那种天高地厚的寂寞依然是过去的模样。 金银滩产生了“中国最著名爱情歌曲”，也产生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这莫非是天作之合？爱情和原子弹代表了我们这个世界的两种对抗——干戈和玉帛、冰雪和烈火、恐怖和感动，也代表了呈现于人类的两种生活常态：追求幸福和反对战争。它们都可能是悲剧，也都可能是喜剧；都可能是阳光，也都可能是阴影。它们互为因果，互为衬托，互为依存的背景。爱情因为有了原子弹，而显得强大无比；原子弹因为有了爱情，而显得温柔有加。它们统一在我们的生存哲学里，给我们壮胆，给我们许多不会惊醒的睡眠，给我们一个个气定神闲、处之晏然的日子，使我们不再因失恋而哭泣，不再因恐怖而发抖，不再因爱情和原子弹什么都没有而惶惶不可终日。 和平，宁静，给你，永远。 就要离开金银滩了，我又一次想起了陈妤。陈妤要是不走呢？不，她总会离去的，就像核武器总会从我们眼前消失。她去了一个更加遥远的地方，她一去，原子城的西海镇、情歌回荡的金银滩就显得不再遥远了。 我们在已经不再遥远的金银滩神往地唱着，那“遥远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呢？ 第三章 高原的人文与恋歌 妙音 永远忘不了楚玛尔河沿江央寺的印经喇嘛云丹多吉。他说过他一辈子都在印经，在布上印，在纸上印，在羊皮树皮上印。除了印他还雕刻。有一次他把经文刻在木质的经筒上，那经筒很大，约有十米的高度，近五米的直径。油漆之后他和他的寺友把经筒抬进河里，悬空安装在水中。于是急流冲击着经筒，经筒不停地转啊转，日复一日。 经筒转一圈，就等于念了一遍经。自然的伟力代替着人的力量，也代替着人的虔诚和执着。这一种统一是别的地方没有的。 统一完了就是分裂。夏天，楚玛尔河发大水，把经筒冲走了。云丹多吉说：“水去了哪里经筒就去了哪里，它去了通天河你信不信？去了金沙江你信不信？去了川西川南你信不信？去了大海大洋你信不信？”我不停地点着头。他又说：“经筒去了就不回来了你信不信？”这我就更信了。 同样不回来的还有那雕刻的艺术，有那一往无前的痴迷所创造的信仰的文字，还有力量——那种永不复返同时也永远滋蔓着的力量。那是情感的力量，绝对是情感的，而不是肉体的。云丹多吉说：“我也要去的，总有一天我也要去的，去另一个世界，在未来，在海上，在晶莹的山上，在原野，那个碧绿连天涌的原野。” 然而，水还是水，今天减少了，明天增多了，去了的永远去了，来了的永远来了，长流不息。 云丹多吉说：“我想啊，从那时起我就想，不用转经筒行不行呢？不用把经文刻在经筒上再把它放进水里行不行呢？因为当神灵希望经筒漂过长长的河水，漂进大海的时候，我不能每天往河里放一只经筒哪。我要是把经文刻在水里，每天都刻十万八千句，等满河满海都是经文了，我也就可以去了。二十四臂的白玛哈嘎拉（护法神）说：‘功德圆满的人，你可以去了，跟着你华丽的经文，漂到海上那座光明的殿堂里去吧。’” 老喇嘛云丹多吉坐在河边，从此有了对水刻艺术的幻想，而我也从此有了对水刻艺术的等待。我发现了希腊风格的菩萨，那是刻在木头上的；我发现了大威德怖畏金刚的原初造型，那是泥雕的；我发现了一千多年前的《甘露》，那是刻在岩石上的。我还发现了刻在钢板上的、橡皮上的、塑料上的甚至肉体上的六字真言，唯独没有看到水的雕刻，哪怕一笔一画。 有时候想，云丹多吉啊，还有我，不必幻想，也不必等待，世界上不会有水刻艺术，因为水是流动的。 又想，正因为水是流动的，才有了这幻想，这等待，才有了云丹多吉静默的宗教——我想象他每日坐在河边，望枯了眼睛还要望着那水，苦思冥想。这就是生活，生活的全部，平静而伟大的佛陀式的存在方式。云丹多吉仿佛已经死了，他的心脏还在跳动，呼吸还是畅通无阻，就已经死了。或者说，他死了以后，心脏还会跳动，呼吸还会畅通。他的生命永远在水边，在水里，在冥想中的水刻艺术里。 我于是明白，那是一种献身的目标，是我们称之为理想的那种东西。那种东西因为永远的虚无而呈现永远的美丽。 楚玛尔河是长江的源头，河沿上的江央寺是宗教的一片莲叶。它起源了人类关于水刻艺术的命题，然后动荡在思维的空间。我发现云丹多吉的精神已经接近人类关于生命永恒的思考极限了，那是一种多么静默、多么高贵的存亡境界。 一切关于终极目标的追求，都将因为意识到水中不能刻上自己的名字而得到慰藉——既然不能刻字那就不刻了，那就变换一种存在的方式把自己溶入水里。或者说，何妨做一股水呢？因势而走，所有的障碍都无法阻拦，所有的洼地都能繁殖思想的鱼虾，所有的流淌即流浪、即漂泊、即无归宿，都是我们的归宿。 同时我发现了徒劳是什么，那些云丹多吉的反面都将因为明白水中不能刻上自己的名字而灰心丧气——你不是在追求金钱美女吗？你不是在迷恋官位声名吗？一切都不过是想在东逝的流水中刻上名字的举动。太愚蠢了，能留下什么痕迹呢？除非你来做水，你是水的一滴。而做水是有条件的——总是从上往下流，而决不是从下往上爬。这就是说，人必须占有思想的高峻、精神的高海拔，才可以得到历史长河的容纳，否则就完蛋，就是爬虫。 我想起有一天我的一位朋友去隔壁办公室倒开水，正碰上人家在暖瓶上刻名字。朋友说：“刻名字干嘛？谁偷你的暖瓶？偷水不就行了，有本事你在开水中刻上你的名字。”刻名字的人说：“你这不是瞎说吗？” 这真是瞎说了，但根据我的经验，大凡真理都是瞎说出来的。假设我们承认这只暖瓶是此人的产品，他在塑料壳上雕刻名字的举动就有可能被认为是追名逐利。暖瓶自然会存在，可是水呢？或许早就没有了。没有水的暖瓶如同没有水的河，能指望它发育出什么来呢？云丹多吉的幻想和我的朋友的说法，或许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一个是要上天堂，一个是要下地狱的，其原因在于：一个是宗教的，一个是世俗的；一个是欢欣的，一个是悲哀的；一个是静默的，一个是嘈杂的。任何人都必须选择其中的一项，但未必知道为什么。 我想起云丹多吉曾经把楚玛尔河里的石头捞到岸上，刻上经文后，又把它请回河里。有个旅游者问道：“你这是干什么呀？” 云丹多吉说：“你问我还是问石头？要是问我，我就说你问石头；要是问石头，石头就会说你问喇嘛。喇嘛不问石头，石头不问喇嘛。所以你啊，还是问问叫你问的那个人吧。” 旅游者摇头：听不懂。 对没有悟性，听不懂的人，你还能说什么呢？ 云丹多吉曾经对我说：“我是江央寺的喇嘛，知道江央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妙音。” 第三章 高原的人文与恋歌 无记涅槃 从前，在青海省化隆县的夏琼寺，有一个名叫波且扎西的少年喇嘛，每天天不亮起身，洒扫庭除，煮茶烧饭，伺候他的师傅和别的活佛喇嘛洗漱用膳，然后自己匆匆吃几口糌粑，便去那因多年失修而脱落了壁上彩画的经堂盘腿而坐，或跟着师傅学课，或跟着众喇嘛诵经。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五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寺院突然失去了清静，先是来人推倒佛像，后是来人捣毁庙堂，忽一日来了更多的人，要把所有僧众抓起来批斗游行。 师傅推他一把说：“你人小，人家不注意，还不快跑？” 他说：“我往哪里跑？” 师傅说：“往家里跑。” 他说：“我没有家。” 师傅说：“我知道你姐你哥你父母六〇年都饿死了，寺院就是你的家，看现在这阵势，你只能往西藏跑了，西藏才有清静的寺院也才有你的家。” 波且扎西偷偷离开了他从五岁失去亲人后就开始做喇嘛的夏琼寺，朝着师傅指给他的方向往西而去。他一路化缘一路走，半年以后来到了西藏拉萨。然而，拉萨也已经是“文化大革命”的波及地了，根本就不是他想象的那样。有的寺院跟夏琼寺的遭遇差不多，有的寺院紧锁了大门，里面静静悄悄没有经声，外面冷冷清清不见香客。在整个拉萨，他没有看到一个穿红衣袈裟的人，活佛和喇嘛都被驱散了，都淹没到俗人俗世里头去了，也没有找到一处能够接纳他的供养三宝的地方。他在拉萨街头流浪了一个月，又用半年多的时间，一路化缘一路走，回到了家乡化隆县。化隆县的夏琼寺已是人去庙空，一片残破景象。他躲进已经没有了佛像的经堂，止不住地号哭起来。 哭声引来了一个人，那人吃惊地说：“这不是波且扎西吗？好长时间没见你了，你去哪里了？” 他抬头一看，见是个熟悉的香客，正要回答，那人又道：“快走快走，别叫人家看见了，现在没有人待在寺院里，一进寺院就成牛鬼蛇神了。”那人一把拉起他，慌慌张张离开了夏琼寺。 拉他离开夏琼寺的是大巴河林场的汉人李春发。李春发说：“你就跟着我去林场侍弄树木吧，别人问起来，你就说你还俗了，再也不念经了。”从此他便成了大巴河林场的一个少年临时工。 林场场部的墙边有个一人深的土坑，他在坑沿上搭起枯枝，覆上茅草，把李春发送给他的草席和铺盖一铺，那便是家了。步出家门，往前一百米，就是大巴河的乱石滩。 李春发说：“这乱石滩就是你的了，你就在乱石滩上种树吧，种多少算多少，林场食堂管你的吃喝，一个月再给你三块钱的工资。” 他说：“我不要工资，我多吃点饭成不？” 李春发说：“食堂是管饱的，能吃多少就吃多少，工资还是要给的。” 他说：“那我就给林场好好干。” 五个月之后，乱石滩上的石头没有了，变成一抹平坡了；第二年又有了几畦绿茸茸的油松苗和两亩扦插在土塄上的青杨苗。油松苗和青杨苗似乎是转眼长大的，很快就是翠绿一片了。 李春发对别人说：“波且扎西过去是寺庙里的人，会念经，他一念经观音菩萨就知道了，观音菩萨给了他一些宝水，宝水泼到哪里，哪里就会密密麻麻长出树木来。” 果如其言，乱石滩上的树林年年扩大，等到波且扎西十六岁的时候，这片树林已经由最早的几亩变成了一百六十亩，树种也不断增加，除了油松和青杨，还有了落叶松、云杉、扁柏和新疆杨。人人都吃惊，这波且扎西怎么这么能耐，只要经过他的手，不管什么树都会疯了似的往粗往高里长。而对此，波且扎西本人并不觉得。他只知道天一亮就起床，干馍就茶填饱肚子，然后进树林，平地，挖坑，栽苗，浇水；中间除了去林场食堂吃午饭和晚饭，他是从不休息的，直干到星光满天，万籁俱寂，才会回到他在树林中间给自己盖起的那座土坯房里，一觉睡到天亮。 时间不居，转眼又过去了十多年，乱石滩上的树木越来越高，林子越来越大了。随着气候的变化，几十里以外的夏琼寺里又有了青灯佛塑、经声梵音，被驱散的活佛和喇嘛们陆续回来了。波且扎西的师傅还活着，听说徒弟在大巴河林场种树，派了人来叫他回寺里念经去。他把树林交给了李春发，自己回到了夏琼寺，一边念着经，一边想着自己一手种起来的树林子。然而念了一个星期，他就坐不住了，跑回林场想看看那些树木，一看就生气，就发誓再也不走了。他看到自他离开以后，他的树林损失了许多，有被人盗伐的，也有被牛羊啃坏的。 他央求李春发专门去了一趟夏琼寺，捎话给他的师傅：“念经是积德，种树守林子也是积德，师傅你就让我守着树林子积德吧，我不回寺里去了。”师傅理解他，再也没有打发人来叫他。 他又开始在乱石滩的树林子里迎日送月、熬冬盼春。不同的是，他发现随着农村土地承包制的落实和私有化程度的提高，钻进树林盗树和放牧的人越来越多了，他除了继续种树和养树，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来对付这些破坏林木的人。 1983年夏天，在临近大巴河的一片落叶松林边，在半个月亮爬上来的时候，波且扎西被五个人摁住了，抱腿的抱腿，搂腰的搂腰，扭胳膊的扭胳膊，因为波且扎西从林子里赶跑了他们的一群牛，又逮住了一头，要牵去林场按制度罚款。 这几个人当然不依，夺回了牛，又死摁着他逼问道：“以后你还罚不罚款了？” 他说：“当然要罚，我还怕你们不成。上个月从西宁来了几个大干部，一人手里攥着一杆枪。我说你们打掉鸟儿的一根毛我都不答应。有人不听，端枪就要瞄准，我扑过去就把枪口堵住了，夺下那人的枪，交给了林场。林场罚了他一百块。大干部的钱都能罚，你们的钱为什么不能罚？快放开我，我波且扎西是夏琼寺的喇嘛，我浑身都是法力，你们几个算啥，敢把我怎么样？” 有人说：“我们都是大巴河对岸的，也算是你的乡亲，你六亲不认，我们今儿要你的命哩。” 波且扎西说：“你们这些人，脑子钝得就像斧头背，就是要了我的命，林子也不能随便让你们糟蹋，林子是佛爷的，是佛爷给人间的福报……哎哟，我的胳膊，疼死了……好我的兄弟哩，快放开。” “那你说，还罚不罚款了？” “哎哟，不了，不了，不罚款了。” 几个人互相看了看，松开了手。波且扎西爬起来，甩了甩胳膊，忽地跳出了包围圈，跑前几步，从地上捞起一把铁锨，急转身，大吼一声扑了过去。 “他要拼命了。”不知谁喊了一声。几个人一阵紧张，拽着牛，拔腿就跑。波且扎西骂骂咧咧紧追不舍，一直追过了树林，追到了河里。他们是趟河而来的，自然要趟河而去。可是谁也没想到，河水变了，比他们来时变大了，似乎大了好几倍。 有人说：“哎哟妈呀，这样深。”接着就扑腾起来，他大概以为自己的那两下狗刨是可以渡过深水到达对岸的，但水不光是深的，而且是急的，他被冲走了。月光下，人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他的黑色头颅迅速消逝在下游的浪峰里。剩下的四个人赶紧回到了岸上，声嘶力竭地喊着那人的名字。 波且扎西愣怔着，问道：“是不是冲走了？” 那几个人说：“放你的狗屁，好端端的人怎么会冲走？他是回家去了。” 波且扎西说：“那就好，那就好，你们快回去看看，看家里有没有他。我这里求你们，以后你们千万不要再来林子里放牛放羊了。” 几个人牵着牛逆河而上，寻找过河的桥去了。 以后的事情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林场的人说，波且扎西把一个进林子放牛的人追到河里淹死了。波且扎西吃了一惊，跑去问李春发：“真的死了？” 李春发说：“真的死了。”又说：“这些日子你小心点，死者全家要来跟你算账哩。” 波且扎西说：“算什么账？” 李春发说：“以命换命呗，听说铁锨已经准备好了。” 波且扎西说：“那我就等着。” 他就那么老老实实等着，等着被死者的全家狠打一顿，打断他的腿，打折他的腰，或者就像李春发说的那样，用“以命换命”的理由一铁锨拍死他。这一等就把夏天等没了，也把秋天等过去了一大半。落叶松黄了，青杨和新疆杨黄了，满地的草更是一片金黄。油松、云杉、扁柏虽然还绿着，但显然已不是水灵灵的而是枯巴巴的了。波且扎西已经把“以命换命”的事儿抛在了脑后，照例干他想干的，在林子四周栽上蒺藜，防止牛羊马骡进来吃草啃树；又翻新了自己那间已经住了十几年的土坯房的房顶——盖了一层新鲜干爽的茅草，上了一层水浸不透的房泥。他高兴地对李春发说：“明年春天肯定不会漏雨了。” 但是春天没有到来，而且对波且扎西来说，春天永远不会再来了。或者说，对春天来说，波且扎西已经不再是一种存在了，包括他的土坯房，包括他那用生命的全部一树一树培育起来的整个树林子。是火灾，是放火烧林的那种火灾。林场的李春发说，当大火烧起来，当风把火焰从这棵树送到那棵树，当救火已经不可能的时候，波且扎西没有跑，他就像在夏琼寺里念经一样盘腿坐在了土坯房里，任凭火焰烧着了房顶上新鲜干爽的茅草，烧着了他自己——他平静地坐化了。这样的死让人想到涅槃，想到佛在告别人世时所具备的那种超越于生死之上的境界，想到成佛之道对火的钟爱是自蹈也是宿命。然而，毕竟波且扎西是追撵过人，并让那人在惊慌失措中走向了黄泉的，不管他有多么正当的理由，那人的死于非命对他永远都是一个阴影，只要他活着他就得为此忏悔。 死者家人过于激烈的报复肯定是会惊动法律的，一切公正的法律都应该与佛道监察人世的光焰明锐之金刚杵有异曲同工之妙。至于波且扎西，定论是早已有了的，曾有佛言：“其造化介于黑白二业之间，不可断为善，亦不可断为恶者，若其自觉于世无愧，坦然归寂，亦可往生净土，不受轮回苦。以往一切经均将此漏记，故曰无记涅槃。” 第三章 高原的人文与恋歌 酒高原 从酒高原上常常传来喝死人的噩耗。那些噩耗一再地提醒我们，酒是醉人的无常、醇厚的魔鬼，它让你在情投意合之后悄然死去，无怨无悔。正是这样，对喝死的人来说，酒既是致命的杀手，也是幸福的伴侣。当杀手猝然而止的时候，他们已经千百次地幸福过了。 有个小伙子初一、初二、初三、初四都在马不停蹄地给大家拜年，到了初五，正要陪着新婚妻子回娘家，回拜的人就把他堵在家门口了。他高兴啊，感激啊，动情地说：“我是什么人？不过一个晚辈、一个参加工作才不到两年的小青年，烦劳处长、科长、各位老师都来看我。老婆你走吧，我不去了，我得留下来招待大家。”他拿出家里所有的酒，斟满了六个能盛二两的大酒杯，双手捧着敬献给客人。客人有推辞的，他说：“你们喝不喝随便，我可是先干为敬了。”他一杯一杯往下灌，是没吃早饭没吃午饭空着肚子往下灌，是怀着感恩的真诚带着高原的豪气往下灌。客人络绎不绝地来，他络绎不绝地灌，也不知灌了多少，到了晚上，再也不来人了，他便一头倒在沙发上睡着了。这一睡便从此不醒，等他新婚的妻子从娘家回来时，他已经硬邦邦、凉冰冰的了。妻子哭道：“你就是个实在人哪，你这么实在干什么？你实在得都把命搭上了。”喝死的小伙子我认识。我琢磨，他如果对拜年的客人礼貌性地虚与委蛇他会死吗？他如果把“先干为敬”只当是非说不可的语言而不是非做不可的事儿他会死吗？酒是好酒，是六十度的白酒，喝了的人都没事儿，就他一个人喝死了。 他喝死了之后大概有半年，人们常常提起他，说他是个诚实的人，是个乐观的人，是个爱热闹的人。具备了这三点，他当然就是一个幸福的人了。爱热闹的人愿意喝酒，乐观的人不怕喝酒，诚实的人必须喝酒。在青藏高原，经常把自己泡在酒场上的人，差不多都具备这三个特点，都是一些幸福生活着的人。这样的人，万一被酒喝死了，似乎也是无愧于一生的。 再说一个被酒喝死的人。他是从内地来高原的，不会喝酒但喜欢热闹，只要是扎堆的、聊天的、说笑的场合他都去。这样的场合怎么可能没酒呢？有酒不喝怎么可能待得长久呢？他慢慢地学着喝起来，喝了三四年，死了。不是酒的问题，是肝脏的问题，遗传的问题。他的消化系统天生不胜酒力，可他偏偏来到了一个不喝不聚、不喝不闹、不喝不聊的地方，你说他怎么办？他要么茕茕孑立形影相吊，那可能会活得久些，但活着的色彩呢？黯淡兮无光。要么就像他自己选择的，常常往那些挨三顶五、闹酒翻天的地方钻，虽然早早地夭逝了，却是活了一年，乐了三百六十五天。 一般来讲，在青藏高原也就是酒高原的饮酒群落里，没有“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寂凉——独酌干什么呀？有酒无令不算酒，有醉无朋不算醉。也没有“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的兴趣——两人太少了，两人喝酒能喝多长时间？还“一杯复一杯”呢，那可是用火柴一点就能燃烧的烈烈青稞酒，连喝几杯就醉了，不像古人喝的是水酒，低度的，跟如今米酒、啤酒的度数差不多。也没有“风前酒醒看山笑，湖上诗成共客吟”的雅致——酒场中的人，高官平民、商贾教授、三六九等、芸芸众生，黄的、白的、荤的、素的什么都说，爱情的、放浪的、颓废的、革命的什么都唱，唯独不作诗，一作诗就酸了，连酒、连嘴、连肠子都酸了。更不会有“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文人之狂——酒高原上的作家和诗人反而是不怎么贪杯的，他们对做人的流俗保持着足够的警惕，对文学始终不肯放弃理想主义的追求，自然也就不愿意把许多精力和时间抛掷在一杯酒的争执和一句令的输赢上。 甚至也没有“举杯消愁愁更愁”的事儿，发愁的人、发愁的时候，反而是较少沾酒的。在多数人的观念里，喝酒是为了走出孤独，抛开忧愁；是为了纵酒为乐，物我两忘；是为了亲朋高兴，良友美好。一句话，醉里且贪欢笑，要愁哪得工夫。愁兮兮苦巴巴不能投身欢乐、制造热闹的人是不配喝酒的，他们只配喝水，喝茶，喝汤，或者什么也不喝，就喝猎猎东南西北风，正所谓“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愁啊，一人凌风，无限凄清，满目荒景，天为谁春？高原人，即使发愁的时候，也有意无意地贴近着自然，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合一在电光朝露、风吹云散里。愁绪在悲风中活跃，酒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酒是欢宴之水、喜闹之物，不想喜闹的人喝酒干什么？ 是的，至少在表面上，在酒高原的饮酒群落里，绝少独自扶头话酒愁的人。有的是“团团聚邻曲，斗酒相与斟”的热闹；有的是“高谈满四座，一日倾千觞”的放达；有的是“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的幻想；有的是“杯盘狼藉人何处，聚散空惊似梦中”的失落。不错，失落了，长棚万里，酒尽人散，把感情寄托在酒场上的人内心没有不空旷的，没有能马上找回自我的，找不回自我就是失落，再坚强的性格也受不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热闹到放达到幻想再到失落，这几乎是所有铺排着人影、食影、酒影的场合所必然经历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孕育了另一个过程，那就是从失落到孤独、到寻找、再到热闹——失落诱发了孤独，为了驱散孤独，便去寻找或者创造热闹，于是新的一轮喝酒又开始了。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就是酒高原、醉高原、连麻雀都能喝二两的青藏高原。 不止一次地听人说，全世界人均白酒（烈性酒）销售量排名第一的城市是莫斯科，第二便是青海省的西宁市。也不止一次地听人说，这些人干点什么不好，非要把那么多时间、那么多金钱花在喝酒上。其实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思考的结果令我自己大吃一惊：要是没有烈酒作为他们生存的伴生物，能活八十的就一定只能活五十或者六十，能盖大楼的就一定只能盖几间平房而且是土坯房，能舍耕为业做教授或者吹拉弹唱做演员的就一定一事无成甚至难以养家糊口，能在高原生活一辈子的就一定只能度过最初的三五年然后不择手段地孤然离去。 为什么？高原人的总结是：一寒二远三为山，四是坦荡五是迁，六艰七安八是闲，九烦十怨不算完，烦怨之后须达观，最后一个是孤单。 寒、远、山、坦是酒高原的自然面貌；迁、艰、安、闲是酒高原的人生状态；烦、怨、观、单是饮酒人的心理因素。 寒：高寒地区，人容易蜷缩，喝它三杯两盏，可以驱寒，人也舒展。况且喝酒早已是集体行为，到了场合里，一人散发一点热量，这个场合就温暖如春了。春之温暖，既是环境的变化，更是“心理气温”的回升。 远：荒远之界，不毛之地，命长寿短，痛深愤浅，谁知之者？天高皇帝远，谁管咱？只有酒管咱。咱管谁？咱谁也不管就管醉。“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越是遥远荒凉，就越会及时行乐。 山：阻隔之物，雄浑之体。它使人与外界无法交通，却又让天生浪漫的“居客”陡生一种孤豪之感，把酒临风，想见莽莽昆仑，巍巍祁连，也不过就在我脚下；或有狂放者，自比大山，置酒高会，一醉入云端。 坦：坦荡辽阔，茫茫无边。在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辽阔便是灾，是忧伤的源泉，是人最大的无奈。你会有多少年不见生人、不见来客的感觉，会有囚居在天涯一角永远走不出去的感觉，会有被人群忘怀被外界遗弃的感觉。你天天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之中到处找人，找到了又无话可说，只有喝酒，只有喝醉，然后逍遥想象，拓展出一个自以为是的繁华世界、热闹场景来，游荡其间，醺醺然不知其乡关何处了。 迁：一为迁客居黄沙，望断关山不见家。“迁客”是泛指，不见得就是流放。移民、支边、盲流、调动、驻防、屯田、下放、打工、流浪，都是“迁身之客”。迁客来此，本能地要寻找依靠，至少应该有心理上的依靠，于是就“老乡见老乡，满桌酒汪汪”了。 艰：高原冷峻而荒蛮，生存之艰难不用赘言，遇到过不去的铁门槛，常常是独木难支，须得找人解决。解决的办法是唯一的也是永远有效的，那就是喝酒。老婆让你喝，朋友让你喝，领导也让你喝，喝着喝着你就忘乎所以了。有诗为证：“衣壮精神酒壮胆，同志原来是好汉，不用骂来不用喊，三脚踢过鬼门关。”其实这是借助于遗忘和时间来摆平困难，等你醉得不省人事了，说不定过不去的铁门槛就自动消失了。古人有“事大如天醉亦休”的说法，这意思到了高原人嘴里，就成了“端起酒，做刀枪，千难万险醉中来抵挡”。 安：适应了高寒荒凉，不再有离愁别恨，接下来就是平平安安过日子了。酒宴是平安的象征，猜拳是平安的说明，醉态是平安的一部分。打架不算啥，疯话不算啥，骂娘不算啥，闹出种种广为流传的笑话更是不算啥，要紧的是自由，是本真，是穷乐。咸菜大碗酒，喊声响如鼓，回家不识路，春宴醉到秋。 闲：酒高原上，有许多云遮雾罩的地方，那里天玄而地黄，偏僻而缺氧；那里没有外国人的投资，没有开发建设的基础，没有“拉动内需”的市场，那里的人想干什么干不成什么，想要什么得不到什么，事事窘迫，样样拮据，只有时间是绰绰有余的。要这些时间干什么呢？百有一存，那就是喝酒。三个小时是短的，六个小时是经常的，九个小时不算多，通宵喝酒有的是。当然还有夜以继日喝个不停的，这是少数，人总是要醉的，海量们都醉了，马拉松的酒宴也就散场了。 烦：简单惯了，稍微一复杂就烦。烦了怎么办？喝，一喝就不烦了。他们是质朴实在的，你不必如此大吹法螺；他们是真诚直率的，你不必这般矫饰虚诈。办不成就不办了，曲里拐弯干什么呀？不就是为了几个钱吗？喝，最终还是要喝，还是要醉的。他们醉而心宽，贫而长寿，只要不少了酒钱，能不烦就不烦。他们是最容易烦的人，又是最容易不烦的人。 怨：怨你让我来到了这里，怨你让我生在了这里，怨你让我走不出这里，怨你让我老死在这里。但这样的怨恨是没地方诉说的，只好喝酒，一喝酒怨恨就变了：“你别狂，我是酒中好儿郎，恨不得三捶两棒，把你灌醉慨而慷。”一喝酒怨恨就没了，那猜拳时毫不节制的吼叫，那醉意中肆无忌惮的笑声，早就把内心深处蹦跳而出的创痛驱赶到爪哇国里去了。更有“痛”饮者，只管尽情地把自己灌醉，一醉方休，便睡死过去，没有任何声音了。高原人，都是些怨而无声的人，是忍者。忍者，仁也。 观：是乐观，也是达观。酒高原上的人在对酒的爱好中，隐藏了自己活着的洒脱和处世的松弛，隐藏了对前景的乐观和对自己绝不放弃人生的信任，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一种“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的气度。他们不喝愁酒喝喜酒，不喝闷酒喝闹酒，不喝苦酒喝蜜酒，甚至都不喝应酬之酒而只喝诚实之酒，不喝工作之酒而只喝消闲之酒，不喝不醉的酒而只喝不醉不散的酒。达观是金，苦一点，不怕，只要有酒；孤独了，不怕，只要有人跟咱喝酒（最最可怕的是：酒无人请，拳无人猜，醉无人管。这就麻烦了，你连最后的堡垒也崩溃了）；穷厄来临了，更加不怕，“今夕有酒今夕醉，明日愁来明日愁”，用高原人的话说，就是“今天的肝子比明天的肉香。”宁肯赊账，也不能少了酒宴。这种欠债喝酒的做法，松懈了他们生存的紧张感，不期然而然地让他们现代起来，那就是透支消费，就是超前享受，而且是勇敢无畏地透支和超前。高原上的饮酒人，从老一辈开始就发誓：永远不做守财奴。 单：难道不是孤单的吗？流放荒野，毛羽零落者有之；远来支边，冰炭不投者有之；爱人内调，鸳鸯分袂者有之；向往沿海，南去不成者有之；怀才不遇，无处搁身者有之；初来乍到，相顾无识者有之；乡路遥远，庆吊不通者有之；思念爹娘，无法探望者有之。更有那“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的人，带着一腔孤愤，行走在平沙无垠的古战场，自媚着飘零心肠，嘤嘤地哭泣。他们在无奈之中选择了酒，酒场无父子，管你是君子小人、管家奴才、鬼怪妖魔、将相帝王，就一个字：喝。酒成了一切的归宿，成了最后的家园，要不然怎么活？要不然谁理你？酒是孤单的爸爸。 人是群居动物，他们用多少世纪的生活经历想出了对付荒凉和寂寞的办法，那就是同心一德。而在青藏高原，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那无限辽远的气势和旷世孤独的感觉，把团结友爱这样一个最最普通的伦理要求提高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度。在这里，人与自然的矛盾远远大于人与人的矛盾；生存变成了挑战而不是享受，生命的坚强表现为对脆弱的适应而不是相反。自然冷漠着，拒绝着，狞厉着，直截了当地告诉人类你最需要什么——最需要互助，最需要集体会合时的安全感，最需要人靠人、心靠心地活着。于是，酒的伟大和正确便应运而生了。酒是媒介，是纽带，是能让大家同聚一起欢歌笑语的黏合剂。酒把相隔万里的感情融洽在咫尺之内，把败坏你情绪的孤独和寂寞用遗忘之掌轻轻抹去，把绝望和冀望的界限彻底打破，然后让你再也分不清你想得到什么，你不想得到什么。你在微醉之中感受到了人群的美好，在朦胧之中发现了声援的重要。你忘记了高山的阻挡、低云的压迫、风沙的威胁、寒冷的摧残，丢开了辽阔的无奈、荒凉的恐怖、缺氧的沉重、冬夜的漫长，不再觉得自己是无助的、乏力的和渺小的。是的，不是渺小的，只要有酒，人类就永远不会是渺小的。 人又是话语动物，他必须说话，而且要自由地说话，无所顾忌地说话，这既是最高的愿望也是最低的本能。为了实现最高的也是最低的存在标准，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酒，酒的另一个伟大作用也就乘兴而起。酒把诚实和自由给了你，把最可宝贵的话语权给了你，把打开思想的钥匙给了你——你可以借着酒劲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没有人当真，也不会有人拿你是问，就像古人说的：“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头上巾”是古代儒生的标志。）也就是说如果不痛快地喝酒，如果喝了酒不畅所欲言、腹心说话，就辜负了知识分子的身份。“浩歌惊世俗，狂语任天真”，说狠了，说过头了，说得别人不高兴了，有什么要紧呢？不过是醉话、谵语、疯言、妄说而已，而已而已。 需要指出的是，酒高原上，虽然本土的居民比如藏族、蒙古族、土族，都是海量的民族，都有豪饮的习俗，但真正以酒为家、猛喝不衰的却是汉族。汉族分为古代的移民和近代的移民，这两股河流的汇合，再加上少数民族对酒的壮爱，才造成了当今酒高原上嗜酒如命的风土。 酒高原的中心是西宁和拉萨，但就喝酒来说，以西宁为甚。夏天的西宁，只要天气晴朗，几乎日日都是万人空巷奔酒场。这些酒场在郊外的山上林中，在所有的公园里、茶园里，在市区内一切有树的地方。可以说，无论在哪里——路边还是河边，田头还是街头，只要有一点树林子，就会有人钻进去，团圆而坐，吆三喝四。没有哪里的人群能像西宁人那样对树林子充满了激情，他们以鸟的冲动充分利用着树的荫凉和户外的清新，把生活的全部内容都搬进了以酒为媒的聚餐中。聚餐需要很长时间，因为实际上是聚酒，是酒的铺张，是酒在肠胃中源源不断的流淌。聚酒结束的通则是醉倒在地，可偏偏人人都是会喊叫、会出汗、会排泄（喊叫、出汗、排泄可以助人散发酒精，多喝不醉）的酒桶，从上午喝起，不到月朦胧鸟朦胧的时候不会醉，而且醉了也不倒，硬撑着还要喝，直到头大如盘，脸赤如染，筋疲力尽，瞌睡潮水般袭来。 当然这并不是说酒高原上的人什么也不干，只是在喝酒。不，他们干得一点也不比别处的人少，机关在照常办公，商店在照常营业，证券在照常交易，报纸在照常出版；照样有万丈高楼平地而起，照样有高速公路飞架南北；白衣天使并没有忘了抢救病人，公安干警也没有耽搁追捕罪犯；学生有人教，花草有人管，大门有人看，垃圾有人捡。只是他们干得比较不那么精于内讧，比较不那么急功近利，比较不那么死要面子活受罪。他们不会一想到今天某个地方有一场酒局等待着自己光临，就高兴得手脚并用，麻麻利利干完了活，然后就走人了，也不管到没到下班时间就去喝酒了。我有时候想，那些沿海城市发达地区的人看上去很忙，但如果把所有的应酬、所有的内讧、所有的掣肘、所有的装模做样、所有的花架子都减掉，一个人正经用于工作的时间实际上也没有多少。而在酒高原上，人们为了多一点时间喝酒，无意中减掉了一些无碍的程序、无谓的虚饰和无度的争吵。看似闲散无聊的背后，却隐藏着效率、单纯、直接、实在和人际关系的优化。 我有个朋友，调到北京工作，几年了都不习惯，给我发来的“伊妹儿”迄今仍然是“可叹无知己，高原一酒徒”。荒凉和孤独是酒高原上酒风浩荡的重要原因，可是到了北京他觉得更荒凉、更孤独，因为再也没有无拘无束的酒场，再也没有无话不谈的酒友，再也没有忘忧忘愁的斗酒酹天了。当然酒还是要喝的，不过是“杨柳岸，晓风残月”的伤感之饮罢了，不过是“寥落生涯唯酒知”的失意之饮罢了，不过是“有酒无人过清明，潇潇雨中似野僧”的清冷之饮罢了。独对寂寞的时候，一个七尺大汉，竟把自己哭成了泪人儿。泪人儿告诉我，他在酒高原上生活了三十多年，最大的愿望就是调回北京，如今回来了，才知道真正属于自己的不是北京，而是青藏高原。青藏高原，那是被烈酒融化了冰雪、浇透了旱漠、泡软了生活的高原，那是以酒为旗、以醉为美、以豪饮为男子汉标志的高原。那里的酒日子让他学会了感激，让他懂得了如何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到四季不散的寒流里，让他充实地活着且有了交口称誉的业绩，也让他有了不少笑话。是的，笑话，他有多少笑话可以记录在案哪。 在格尔木工作那会儿，一次他和邻居老纪去朋友老黄家喝酒，喝完了坐一辆车回来，他从右边的门下车，老纪从左边的门下车，绕到汽车后面，两个人互相看了看，便把手握到了一起。他说：“你好你好，这么晚你去哪里了？”老纪说：“老黄家喝酒去了。你这一向干什么呢？好长时间没见你了。” 在西宁工作那会儿，一次他喝多了酒朝酒店外面走，透过玻璃门看到马路边正好来了一辆公共汽车，抬脚就跑了过去。只听哗啦一声响，他倒了在地上，这时他才明白过来：这是门哪！酒店的保安拉住他，让他掏干了身上的钱赔了撞碎的玻璃才让他走。从此他长了记性，只要喝多了酒，便轻易不敢出门进门，生怕那门是玻璃的，自己看不清再撞上。一次在公园里喝酒，喝到晚上大家都走了，就他一个人呆坐着不动。老婆给他打电话说：“都半夜了你怎么还不回来？”他说：“他们把门关死了，我喊了半天没人给我开。”老婆说：“你再喊，大声喊。”他于是又喊：“开门，开门。”还是没有人开。他对老婆说：“管门的人回家睡觉去了。”老婆说：“等着，我带着钳子去接你，看能不能把门撬开。”老婆坐出租车来到了公园里，一见他就气得把钳子扔到了地上，喊道：“这里哪有门？你是不是把空气当成门了？起来，跟我走。”他说：“你不要骗我，我不跟你走，这么大的玻璃门，撞碎了我赔不起。” 一个人每到一个地方工作，便留下一个故事，让大家在酒余饭后时不时地说起，且一说就哈哈大笑，即使是酒后失态的笑料，那也是值得的。须知大部分人是留不下事迹的，包括有些颐指气使的人，为官一世，走了根本就没有人说起，甚至不走也没有人说起，一旦说起，那也是气，而不是笑，不如一酒徒让大家感到舒心快乐。 北京的酒徒朋友在最近发来的“伊妹儿”里有这样几句：“你还没改掉不喝酒的毛病啊？你不喝酒我怎么去找你？喝吧，再不喝酒我就跟你断交了。世人结交须黄金，你我来往酒一瓶。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是的，我曾经是个爱喝酒的人，后来就滴酒不沾了。但我不沾酒以后的有些作品仍然写得满篇酒气，原因是我喜欢爱喝酒的人，也结识了许多爱喝酒的朋友。读了我的作品的人以为我是个嗜酒如命的瘾君子，常常打来电话说：“什么时候喝一回啊。”我应付着：“行啊行啊。”其实我很虚伪，我干吗不老老实实告诉人家，我已经不会喝酒了呢？我写过一部以石油人和酒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小说，叫《天荒》。一个朋友读了说：“我头都大了，就像喝了几十瓶你酿造的杂牌酒。但我不得不承认，你把喝酒的感觉写得太真实了。”我说：“是吗？”其实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喝酒的体验了。 有一次朋友聚会，菜摆了一桌，酒抬了两箱，气氛很热烈。大家推举我首先“打通关”——就是顺时针和所有人轮番划拳。我拍着胸脯当仁不让，喊着：“一拳六杯，六拳过。”六六三十六拳，每和一个人划拳，就要喝掉三十六杯酒。一圈儿十五个人，那得喝掉多少杯酒？大家都是酒场里的好手，没有谁怯场，都翘起大拇指跟我“哥俩好”。我气势磅礴地吆喝起来，声音洪亮得几乎能把屋顶掀翻，酒令也出得华丽，一拳一个典故，有一点张扬，有一点卖弄：“六根不净啊”、“榜眼是你啊”（二）、“九发中原啊”、“桃源三结义啊”、“十面埋伏啊”、“一佛出世啊”、“仙姑敬你啊”（八）、“后进的子龙啊”（四）、“七贤闹竹林啊”、“竹林里进了进了”。一圈儿下来，他们都不行了，酡颜醉色者有之，胡话连篇者有之，晕三倒四者有之。我也喝了七八十杯，一肚子饱胀，但是我没有醉，我不可能醉，因为我有“护卫金刚”。我的“护卫金刚”就是那些对我知根知底的朋友，他们是负责斟酒的，给对方斟的是六十度的青稞酒，给我斟的是……不好意思，给我斟的是水。——我说了我是一个滴酒不沾的人。 有时候想起来，觉得自己挺没趣的，为什么要欺骗那些诚心实意跟你喝酒的人呢？尽管这年头商店里的商品都可能是假冒的，新婚妻子的处女膜都可能是假做的，舞台上的歌星都可能是假唱的，但这些诚实的人绝对想不到酒场上也会有假喝的。他们一个个都醉了，都很佩服地对我说：“你的酒量真好。”我只有脸红，就像欠了他们一笔永远还不清的债，心里老大不痛快，愧疚了好些日子。但我没有想过应该身体力行去还债，我毕竟少时没有“酒传”，长大没有“酒教”，离酒已经太远太远了。 有时候想起来，觉得自己活得挺累的。一场酒下来，大家都糊涂了，唯独你自始至终清醒着，好像在这个世界上就你一个人是“难得糊涂”的——不错，从青年到中年，我一直都清醒着，似乎还准备一辈子就这样清醒下去。清醒有什么好呢？无非是攒眉世上情，忧患人间事而已，真是有点累了。 有时候想起来，觉得自己平生没有醉过酒，真是一大缺憾——别人是一边醉着，一边真诚着（所谓酒后吐真言）；而我是一边清醒着，一边虚假着。如果清醒的结果仅仅是多了一层虚假，那又何必清醒呢？我是不是也应该醉一回了？是不是也应该披发佯狂、长歌当哭一回了？就像唐人李白那样：“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就像宋人刘克庄那样：“束蕴宵行十里强，挑得诗囊，抛了衣囊，天寒路滑马蹄僵，元是王郎，来送刘郎，酒酣耳热说文章，惊倒邻墙，推倒胡床，旁观拍手笑疏狂，疏又何妨，狂又何妨。”就像里空空道人给雪芹先生示看时，雪芹先生说的那样：“既是假语村言，但无鲁鱼亥豕以及背谬矛盾之处，乐得与二三同志，酒余饭饱，雨夕灯窗，同消寂寞。”这就是“文期酒会”了，一帆风月，两点星霜，三页文章，四声浩叹，然后拍案而起，不为别的，只为浮一大白。 是的，我羡慕古人，羡慕那些酒神、酒仙、酒鬼、酒状元的落拓不羁，也羡慕酒高原上我那些酒徒朋友们“得醉即为家”的生活态度。我知道我需要什么：“一醉一陶然”的平民之乐，“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的哲人之境，“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的文人之通脱。我其实早就明白没酒的生活是乏味的生活，而我是不希望自己永远地乏味下去，更不希望我那些朋友跟我在一起时永远地不觞不咏，伴我乏味。有道是“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有道是“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有道是“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终于在今年（2003年）的酒夏之节，在我回到青藏高原探亲访友的时候，当着那么多“高原酒神”的面，我喝了一大杯最好的能点起蓝焰的青稞酒。我是想喝醉的，但是没有，那闻着香、抿着辣、咽着烫，然后就是满肚子舒畅地燃烧着的烈性的青稞酒，反而让我愈加地清醒起来。我有点失望。朋友说：“再喝，再喝一杯你就醉了。”我又喝了一杯，果然就醉了——为了不让朋友和我自己失望，我假装醉了。假装醉了的我触景生情地唱起了歌，是一首出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酒歌”——《跟往事干杯》： 人生际遇就像酒，有的苦，有的烈。这样的滋味，你我早晚要体会。也许那伤口流着血，也许那眼角还有泪，现在的你，让我陪你喝一杯。 朋友们跟着我唱起来： 干杯，朋友，就让那一切成流水，把那往事当做一场宿醉；明日的酒杯莫要再装着昨天的伤悲，请与我举起杯，跟往事干杯。 这八月燠热里红红火火的酒夏之节，这酒夏之节里窈窈窕窕的绿色高原，等你下次再让你的酒徒酒神举杯邀我、对酒当歌的时候，我一定要真的醉一回了。酒高原，是忘忧原，是期许了好梦的思醉原。 我等待着醉酒，仿佛酒也等待着我。等待，是生活的全部。 第三章 高原的人文与恋歌 妖媚的那棱格勒河 那棱格勒河位于昆仑山南麓，是横亘在哈萨克游牧区乌图美仁和大旱漠塔尔丁之间的一条河流，它的上游是著名的多喀克荒原，再往上也就是接近昆仑山发源地的流段叫楚拉克阿拉干河，它的下游也就是接近大沼泽的地方是吉乃尔河流域。谁也不会想到，就是那棱格勒这条名不见经传的季节河，会在荒原数百条河流中悄然孤出，闪烁着阴森危险的光波，成为令人心悸的妖鬼吃人河。 妖鬼最早的吃人记录出现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西北军阀马步芳试图从青海腹地打开新疆门户，控制塔克拉玛干沙漠以东的若羌地区以及辽阔的北疆，同时在昆仑山以南形成对西藏在边界上的布控。数千藏汉民夫被军队押解着来到大戈壁的酷地里，用每天死亡十数人的代价拓展出一条白晃晃的路来。这样的行为不管其政治目的是如何的不堪，但就其敢于在生命禁区筑造景观来说，仍然是人类进取未知的一部分。就像当年秦始皇修长城一样，旷无人烟处斧凿石勒的痕迹证实着民夫们凄凄惨惨、生死不保的营生，竟是前不见古人的凌云之举。 但那棱格勒河并不成全马步芳，冬天枯水时修通的路，到了春天河水一来，就顷刻崩毁了，崭新的未用过一次的路从此断为两节，再也不能连续，连遗落在西岸的民夫也无法渡河回去，只好流落到青新接壤的阿拉尔草原和藏北高原，娶个牧民的女人做老婆，生儿育女，逐水草而居了。他们因祸得福，草原上自由自在的牧人生活强似挨打受骂的民夫千倍。 据说这个春天，这次冲毁路段死了一百多人，不管是军人还是民夫，死后的情状都是一样的：全身精赤，仰面朝天，胸腹撕开了，心脏掏走了，下身不见了。多么暧昧的残忍，多么妖媚的毁灭，男人的下身不见了，连心也给拿走了。由此可以断定：那棱格勒河是女人河，那棱格勒水是春情之水。 后来又有过几次冲毁，只要是春夏两季，只要是男人过河，就没有不死亡的，就没有不精赤不残体的。至于女人，人们说很少来这里，来过一次，大概是几个去花土沟油田逃荒或者去对岸那棱格勒寺拜佛的甘肃妇女，被水卷走之后，几十里以外的下游河滩上出现了她们的影子，还活着，居然还活着，因为她们是女人。女人对女人，总是同病相怜、互相关照的。于是人们就更相信那棱格勒河是女人河了。 你是男人，有一个女人爱你，就把你所有的好东西拿走了，最好的东西当然是你的命。命只有一条，于是你就漂起来了，一个没有男根的漂浮物居然是彻底奉献的化身？——是的是的，她爱你，爱得不夺走你的命就不知道如何表达，这就是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那棱格勒式的表述。而你的态度是：要么因不理解而诅咒，要么因超越自己而宁静——当然是永恒的宁静。 也有第三种态度，那便是恐惧，便是死里逃生者的选择：1992年7月14日，一辆二十五吨奔驰水罐车大大咧咧驶过河床，河水瞬间暴涨，水罐车沦陷，水流转眼漫过驾驶室。司机和助理赶紧爬上大水罐的顶部。河水跟上来了，淹过罐顶，几乎把他们冲倒。他们互相搀扶着立成了柱子。两天两夜，没吃没喝，瞩望两岸，是那种只可诅咒的空旷。一个说看样子咱们死定了，可是我还没活够，我不想死。他朝着隐隐可见的那棱格勒寺不停地作揖：佛爷保佑，佛爷保佑。一个不说话，死就是沉默，那就提前沉默吧。就这么绝望着，突然水就落了，那棱格勒妖女收回了欲念，不再纠缠。他们开着水罐车出来，一上岸就软了，再也开不动车了。司机说：“我要是再过这条河我就不是人了。” 1994年6月，油建公司的一辆卡车陷进河里，水流漫过车箱，眼看就要没顶了，司机和乘客弃车而逃，水浪翻上车顶就撵过来。他们没命地跑啊，幸亏离岸不远，水浪将他们拍倒时，已经可以扳住岸边的石头了。被遗弃的卡车到了冬天水枯以后才从淤泥里挖出来，已经不是车而是一堆废铁了。 如此弃车而逃的，光我知道的就有不下三十个人，七辆卡车和五辆吉普被那棱格勒妖女的粉拳揍扁了。这样的女人，敢于打铁砸钢的女人，要了你的命还要你跟她做爱的女人，一定是冷艳无比的，一定是淫荡无度的，一定是天上的公主、人间的王后了。这狗日的女人！残酷的雌性希特勒，教会人们的只能是不怎么美妙的举一反三：荒原，一切不可逆料的野性的景观，往往具有冷艳之美、淫荡之风、残酷之性。暴水如此，飓风如此，烈阳如此，泥淖如此，干旱如此，严寒如此，连辽阔、连寂寞、连沙砾石头，都是如此的冷艳，如此的淫荡啊！荒原为证，你永远警惕的，不是女性的鬼魅妖娆，而是你自己无法摆脱勾引的神赐的天性。 我天性喜欢冒险，趁着去西部油田旅行的机会，就说过一过那棱格勒河怎么样？朋友说你要去，我跟着，我路熟人熟，尽量不叫妖怪媚了你。我心说那或许就没劲了，我但愿能看到河水淙淙响的地方，丽若晨星的女子跃然而出，艳光一闪，便霓虹璀璨，便黑夜白昼，便人间天上，便是一河仙界之花的烂漫了。如此就死去，就给她——生命给她，心脏给她，那个东西也给她——人活着，不就是为了给啊给吗？ 我们上路了。正是七月，荒原上草长水流的时候，我们从花土沟出发，坐着大型五十铃，过大乌斯，过芒崖塬，过黄风山，过甘森草原，到达塔尔丁，再往前就是那棱格勒河了。我们被筑路队拦截在离河岸两公里的地方。筑路队长说不能过，这个季节，轿车不能过，卡车不能过，大型五十铃也不能过，你们这些人就更不能过了。朋友说：“我们就是来过河的，过不去你队长想办法。”队长是朋友的朋友，皱着眉头说：“非要过？过去干什么？”朋友说：“世界大战发生了你知道不知道？地球末日来临了你知道不知道？东边的太阳落山了你知道不知道？那边就是彼岸，过去就是西天，你说我们过去干什么？”队长笑了：“好，好，好！让你们过，叫妖女子拉去睡了觉我可不负责任。”朋友说：“睡觉可以，送命不行，你不负责谁负责？”队长说：“咱们先吃饭喝酒，明天再说。” 在筑路队的简易工棚里住了一宿，一大早赶往河沿，不禁有些茫然：哪里是河呀？队长说脚下就是河了。至此我们才明白，那棱格勒河是数十股水流的合称，这些水流今天这里，明天那里，胡乱流窜着，仿佛没有禁锢的思想。好在那棱格勒河有世界上最宽阔的河床，水流的自由奔涌得天独厚，你就流吧，流到哪里都是那棱格勒河。队长说：“五十多公里宽的河床上不便架桥，我们就浇筑了几十座漫水桥，让水和车都从上面过。但就是这样，也得看季节，现在这个季节任何车辆都不能单独过。” 这时我们发现一个庞然大物正在朝我们移动。朋友说：“你把铲运机调来了？”队长说：“我只有这一个办法了。”于是，双引擎，六百匹马力，轮胎几近三人高，山一样雄伟的德国造铲运机，拖起了我们的五十铃，就像历史的车轮那样，碾着坎坷，碾着涡流，轰轰烈烈往前走去。我看到水的咆哮中无数金色的光芒宝剑似的刺来，但是不痛；看到水中到处都是女人的眼睛，就像漂滚着十万八千个黑玛瑙，玛瑙的瞳光寒寒地激射着我们，但是不痛；看到妖女的红唇正在裂开，裂开，吸着水，吐着水，朝向我们，踏浪而来，猛地咬我们一口，但是不痛；看到女人的发辫瀑泻于昆仑雪峰，黑绸似的流淌着，满河都是花簪了，辫梢蓦然撩起，狠抽我们一下，但是不痛；看到我舍命而来，在勾引与被勾引之间流浪，青春激荡的时候，一头撞向南墙，但是不痛；看到筑路队长迎着水浪朝我们扑来，大喊一声：“小心！”我们在惊愕之中触摸水的冷艳，适才明白： 过河开始了。 第四章 高原的气质与灵魂 我梦恋的老家冈日波钦 第一次听到冈日波钦这个名字是在1975年。那个时候还是“文革”时期，报纸上登出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5月27日北京时间14时37分，中国登山队再次（第一次是1960年5月）从被称为‘死亡之路’的北坡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这次登顶的队员一共九名，由三十七岁的中国登山队副队长潘多率领，潘多因此成为我国唯一一个征服世界最高峰的女运动员，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从北坡登上地球顶点的妇女。那时候的中国，为自己人长脸的事情很少，只要有那么一点点，大家都是要欢呼雀跃、上街游行的。游行的这天，正好我从陕西兵营回到青海，去看望我的小学老师卫东多杰。卫东多杰老师领着学生刚从街上游行回来，满面红光，兴致勃勃地对我说：“你知道吗？潘多是个藏族人。”我说：“知道，报纸上登了。”卫东多杰老师嘿嘿笑着说：“牧区的藏族人别的本事没有，爬山的本事有哩，再高的山也跟走平地一样，从不气喘。”他也是个藏族人，是一个虽然连名字都已经汉化，都已经打上了“文革”的烙印，但言语之间仍然情不自禁地流露着一股民族自豪感的藏族人。他把潘多使劲赞美了一番，又把珠穆朗玛峰使劲赞美了一番，突然遗憾地叹口气说：“我要是潘多，就带着人去攀登冈日波钦。”我问道：“冈冈冈……波钦是什么山？”卫东多杰老师无比自豪地说：“冈日波钦是西藏的山，珠穆朗玛峰跟它比起来，是这个。”他说着翘起小拇指在我面前晃了晃。我纳闷地说：“珠穆朗玛峰是世界最高峰，我上一年级的时候就知道，怎么是这个？冈冈冈什么波钦我连听都没听说过。”卫东多杰老师说：“你不是藏族人你不懂。”回到家里，我把卫东多杰老师的话学给父亲听，作为一个曾经多次进藏采访的老记者，父亲说：“冈日波钦是冈底斯山的主峰，在靠近尼泊尔的地方，是藏族人的神山。”我问道：“它难道比珠穆朗玛峰还高？”父亲用了一句《陋室铭》里的话回答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第二次听说冈日波钦是在七年之后，我们一行五人来到藏北高原朝拜纳木湖的时候。那一天，我们站在湖边，眺望着远处临水而峙的念青唐古拉山，看到以海拔七千一百一十七米的念青唐古拉峰为中心，雪山序列此起彼伏，十万座大山冰浪滚滚，让我不得不承认我从来没有见识过如此“浩茫连广宇”的山与雪的堆积。一起来的人中，我算是对青藏高原比较熟悉的，就把听来和读来的一些关于念青唐古拉山的事情说给他们听：“念”字在藏语中表示凶猛和威严，又是苯教对羊神的称呼，繁殖崇拜的仪式里念神往往处在主祭神的位置上。古人所谓“多事羱羝之神”中的“羱羝”，指的就是藏地的大角公羊，即念神。念神是暴烈与福祉的合体，西藏的许多神祇都是善恶一身、凶吉同体的。“念青”是大念之神，“唐古拉”是高原之山。作为雄霸一方的山神，他原本属于苯教，曾经向佛教密宗大师莲花生施展威风。古藏书上说，他变成了一条大蛇，蛇头伸到青海湖，蛇尾扫到康巴地区，拦住了莲花生的去路。莲花生口中念念有词，随手捡起一根树棍打败了他。他逃往唐古拉山，缩成一条冰蛇躲藏在雪宫里。莲花生入定三日，施以金刚乘瑜伽密咒，只见绵延数百公里的山脉冰雪消融，洪水滔滔，一座座山峰轰然崩塌。念青唐古拉山神惊恐万状，赶紧现了原身，跑出来向莲花生行了大礼献了供养，并发愿要遵从莲花生上师的教导改邪归正，一生不舍清源净界的佛道，协助上师消除人世间的一切障碍。莲花生封它为北方山神，起密宗法号为“金刚最胜”。从此念青唐古拉山神就变成了一个头戴锦盔，身穿水晶护胸甲，手持一支白银长矛，骑着一匹白色神马，并且有多种应化身相的佛教护法神。这位护法神有一位美丽的妻子，她就是纳木湖。纳木湖意为天湖，蒙古人又称她为腾格里海，是西藏的第一大湖，也是世界上最高的湖，面积一千九百二十平方公里，湖面海拔四千七百一十八米。她属羊，每逢藏历羊年，信徒们簇拥而来，点起煨桑，朝拜神湖；更有手持嘛呢轮步行绕湖一周（需要大约半个月）和磕着等身长头朝转一圈的（需要近四个月）…… 就在我如此这般地讲述念青唐古拉山和纳木湖的时候，一辆巡洋舰从远处飞驰而来，停在了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几个头上缠着粗大辫子和红色丝穗的康巴汉子从车上跳下来，跑步来到一堆刻着六字真言的嘛呢石前，给几个朝湖的藏族人说了几句什么，然后抬起一个一直卧倒在嘛呢石旁边的中年人，又跑步回到了车上。巡洋舰很快开走了，是奔西而去的。四周那些朝湖的藏族人顿时簇拥到嘛呢石前，互相打听着议论纷纷。我们走过去，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结果什么也听不懂，他们说的是藏语，只有一个词我是听懂了的，那就是被他们屡次提到的冈日波钦。我壮着胆子大声问道：“怎么了，冈日波钦？”突然大家不说话了，都瞪眼望着我。片刻，有个戴眼镜的藏族人用汉话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我说：“我们是来朝拜神山神湖的。”戴眼镜的藏族人说：“马县长是汉民你们不认识吗？”我摇了摇头。戴眼镜的藏族人靠近了我，用半生不熟的汉话非常吃力地给我们解释了足足半个小时。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刚才一直卧倒在嘛呢石旁边的那个中年人就是马县长，马县长得了“重重的病”，县里的人认为只有念青唐古拉山神和纳木湖女神才能救他的命，所以就把他拉到了这里，由几十个藏族人替他念经祈祷。但是刚才县里又来了几个人，说是寺里的活佛说了，马县长的灵魂已经被风吹走了，念青唐古拉山神救不了他的命，只有冈日波钦山神或许能够让他死里逃生。那辆巡洋舰就是拉着马县长奔向冈日波钦的。 冈日波钦，青藏高原上的冈日波钦，比珠穆朗玛峰伟大，比念青唐古拉山神奇的冈日波钦，就这样又一次闯入了我的视野。我和一起来的几个人商量：“干脆，我们不要去林芝了（我们原定的目标），改去冈日波钦怎么样？”他们都在犹豫。我给司机使了个眼色，司机说：“我同意。”长途旅行中，司机的意志就是一切。大家都说：“好吧，那就去冈日波钦吧。”我马上向戴眼镜的藏族人打听去冈日波钦怎么走。他指着一条以车辙为标记的往西的路说：“就照着它走，它到哪里你们就到哪里，遇到第一个湖，你们不要停下来，遇到第二个湖，你们不要停下来，遇到第六个湖，你们停下来问一问湖边的牧民，冈日波钦就在离湖不远的地方。” 我们在纳木湖边的收费帐篷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开着那辆老式的北京吉普上路了。走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太阳才从远方的山豁里露出了脸。金光斜射而来，汽车里装满了灿烂，暖烘烘、烫乎乎的。我们兴奋地聊着冈日波钦，兴奋地望着窗外没有人烟的荒原，路过了一个湖，又路过了一个湖。下午，我们路过了第三个湖。司机累了，停下来，趴在方向盘上扯起了鼾。我们从车座下面拿出锅盔和水壶，下车吃喝了一通，继续上路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一夜都在走，颠颠簸簸，昏昏沉沉。我打着哈欠不断地提醒司机：“你看着路，别走错了。还有湖，路过了几个？”司机说：“你放心好了，坐我的车，绝对不会走错地方。” 天亮了，路过了一片有水的地方。我问道：“这是第几个湖？”司机说：“昨天半夜两点和三点连续路过了两个，这应该是第六个。”我们赶紧下车，一看，哪里是什么湖，是一条河，一条似曾相识的河。看看四周没有人，我们又往前走去。大约走了一个小时，司机一脚踩住了刹车，长喘一口气说：“他妈的。”我们说：“怎么不走了？”司机说：“公路到了。”我们看到一线漆黑的公路就在几百米以外的地方，汽车鸟儿一样在公路上飞翔；接着又看到，路的一头连接着一片灰色低矮的房屋，好像是我们来时路过的那曲镇的模样。我们很快开上了公路，开到了有房屋的地方，一看商店门口的牌子，沮丧得差点晕过去——果然是那曲镇。我冲着司机吼起来：“你是怎么搞的？”司机苦笑着：“他妈的，见鬼了，我从来没有这样开过车。”沮丧完了又是大笑，不知是戴眼镜的藏族人有意指错了路还是我们迷失了方向，这一天一夜我们居然颠簸在返回青海的路上。看来这一次进藏，别说是冈日波钦，就连原定的林芝也去不成了。 有了这次经历之后，我对冈日波钦就格外地关注起来，只要是有关它的文字，我都会认真地读，认真地记，认真地联想。 冈日波钦是一处世界上少有的超越了宗教门派的存在，是印度教、耆那教、藏族苯教、藏传佛教共同的圣地。当印度教的教徒对它遥远的姿影五体投地时，总是把它想象成湿婆大神的天堂、日月星辰的轴心、千水万河的缔造者、世间万物的恩育之地；当耆那教的教徒称它为“阿什塔婆达”时，那就意味着他们把它看成了平面宇宙的制高点，而他们的教主瑞斯哈巴正是在那里获得新生并施展法术战胜一切的；当藏族苯教徒千里迢迢前来朝拜它时，在他们的意念里，它就是天上的祖师敦巴辛饶的人间落脚地和苯教所有神灵的修行处；当藏传佛教的信徒们亲切地呼唤它的名字时，那意思就是：“我的雪山宝贝啊。”冈日波钦——雪山宝贝，坐落在西藏阿里高原普兰县境内，海拔六千七百一十四米，在它冰盖雪罩的山体上，留下了释迦牟尼示现真身弘化度生的行踪，药师琉璃光如来消灾延寿的大法洪音，阿弥陀佛发愿解除娑婆世界轮回生死万般痛苦的无敌经声，文殊菩萨骑着狮子举着宝剑斩断一切众生烦恼的圣迹，观世音菩萨循声救苦普度众生的法门，以及弥勒佛的无量智慧、白度母的优美之形、五百罗汉的修行踪迹、空行母的吉祥风裙、大威德金刚的威仪之表、格萨尔王和他的王妃珠牡的冰身雪影、密宗大师米拉日巴的亢亮道歌。总之，藏传佛教里的众多佛尊神汉、高僧大德都曾经来到冈日波钦纯洁虚净的怀抱里修炼真法、磨砺正信，趺坐在山顶之上，向着尘间人世播撒甘露。难怪它被佛教信徒们看成是万灵之山、众神之巅。西藏著名的佛尊杰尊·达孜瓦是这样描述冈日波钦的：它的山顶直刺云霄，白云就像斑斓的冠冕戴在它的头上；山体是水晶的砌造，明光四射，透亮晶莹。清泉淙淙流淌，如同天上的仙乐，听到它的人浑身清轻爽快，似乎瞬间有了骑鼓飞行的法术。傍晚，夕阳西下，霞光照射，山顶披着彩缎，山腰裹着锦绸，山脚飘拂着草新花艳的袍襟。冈日波钦的四周，山峰肃立，如同八瓣莲花。莲花之间，碧波荡漾，绿水潋滟，来自胜乐轮宫的圣水随风起浪、潺潺湲湲，形成了马泉河、象泉河、狮泉河、孔雀河四条纯洁的河流，和一座般配着冈日波钦的神湖。神湖的名字叫玛法木措（面积四百一十二平方公里，海拔四千五百八十七米，最深七十七米），它是西藏三大圣湖之一（另外两大圣湖是藏北的纳木措和藏南的羊卓雍措），是藏族聚居区湖泊女神中至尊至贵的王后。碧蓝的湖面之上，成百上千吉祥的空行母守护和管理着王后的宫殿；湖水透明澄澈，能看到五丈以下的鱼群，还能洗掉人心的五大毒素：贪、嗔、痴、怠、嫉，能祛除人身的病魔污垢和一切晦气，使人福寿康宁、财源广进。因为玛法木措王后的存在，冈日波钦拥有了无数儿女，那就是冈底斯山区所有的山峰、所有的湖泊、所有的河溪，它们百鸟朝凤似的环绕着冈日波钦，成了冈日波钦神明家族永远兴旺发达的象征。 在古老的佛教典籍里，冈日波钦又是妙高光明、金银琉璃的须弥山，以它为核心，形成了著名的七金山、七香水海和大咸海，形成了北俱卢洲、东胜神洲、南赡部洲、西牛贺洲，形成了一小世界中最外围的铁围山。冈日波钦虽然不是地球之上最高的山，但却连接着十万亿佛土之外的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教主阿弥陀佛每天从宝瓶里取一滴水滴向冈日波钦，人间就有了河流和海水，就有了受用无穷、利益无限的幸福时光，真正是水因善下能成海，山不争高自极天。据说，围绕冈日波钦转一圈，可以洗清此次轮回中的全部罪孽；转十圈，可以避免五百轮回的苦难；转一百圈，就可以升天成佛了。成佛，这应该是佛教信徒的最高目的，能达到这个目的的人当然是稀世之珍。所以又有人说，佛境自然是高不可攀的，但一个智者如果能够站在这雪山冰壁之前独自沉思一分钟，哪怕是在不远万里的路途上经历世界上所有的艰辛也是值得的。当所有的烦恼和苦痛因为我们的独立和沉思，而被来自山顶的清凉之风一吹而尽的时候，觉悟也将随之而生，奇迹也将随之而显了。 这是一座人类精神的理想之山，是信仰缔造的真实之山，是佛教用超现实的存在最大范围内造福于民众的成功范例，是艺术和文学借助想象的力量和流传的故事率真地表达宇宙真理和宗教历史的天然宝库——尤其是在口述艺术非常发达的广袤的藏族聚居区农村和草原。对于神圣的冈日波钦和他的妻子玛法木措，你问一百个人就会听到一百种故事，人们按照自己的想象和听闻创造着符合内心需要的人物和事件，并且试图让听故事的人相信他说的便是正宗的历史，是唯一的真实。有时候，两个人甚至会为了说服对方接受自己的故事而争吵起来，不可开交的情况下，还会请出第三者来调停。但调停者往往会说出第三种故事来，并声明自己讲的才是符合实际的。于是他们又和调停者嚷嚷起来。冈日波钦的膜拜者，就是如此地让人迷恋，如此地具有孩童般的纯真和可爱。这样的情形让我鼓舞也让我惭愧，毕竟我还没有一次站在冈日波钦的雪山冰壁之前独自沉思，毕竟我还没有因为达到它而在不远万里的路途上经历世界上所有的艰辛。我算不上是一个智者，但我绝对是智者的候选，我期待着这样一次朝圣，期待着来自冈日波钦的清凉之风吹尽我的全部烦恼和苦痛，期待着觉悟的产生、奇迹的显现。 再一次奔向冈日波钦的日子是1985年夏天。我和两个朋友来到位于柴达木冷湖镇的青海石油管理局，又通过朋友关系，以采访石油人的名义，敲定了前往冈日波钦的专车——一辆红色的沙漠王。我们的路线是从冷湖到西部油田，再到盛产石棉的茫崖，从这里进入新疆，沿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南部边缘一路向西，过若羌，过且末，过民丰，过于田，过和田，到达叶城，然后往南往东，沿着新藏公路穿越昆仑山，从铁隆滩进入西藏阿里，过日土，到达狮泉河。我们听说从狮泉河往东走向冈日波钦，就只有不到一天的路程了。遗憾的是，我们的壮行正应了那句说烂了的俗话：计划没有变化快。变化是在若羌县加油站出现的——那时候的汽油供应没有现在这么方便，跨省必须要有全国统一油票，否则汽车就别想加油，花钱也不行。我们出发时在西宁搞到几百公斤可以代替全国统一油票的军用油票，以为是万无一失的。到了冷湖油田，朋友要帮我们到石油管理局局长那里特批五百公斤全国统一油票，我们谢绝了：“带的有，带的有，派了车就已经感激不尽了，还能让你们再出汽油？”不成想一到新疆若羌县，加油站的人就告诉我们：“军用油票我们不收。”“为什么？”回答是：“新规定的。”“是新疆的规定，还是你们县上的规定？”“不知道。”不知道就好，就说明很可能是若羌县的土政策。我们继续走下去，第二天到了且末加油站，加了油，给他们军用油票，他们二话没说，收下了。我们庆幸地喘口气，兴高采烈地往前赶，赶了几百公里，到了民丰后，唯一的一家加油站又有了跟若羌加油站一样的口径：“新规定的，地方加油站不收军用油票。”“是你们县上的规定？”“这种事情县上怎么能规定？全新疆的规定。”红色沙漠王的司机说：“完蛋了，离开青海已经将近两千公里了，到达西藏的狮泉河可能还有三千多公里。”怎么办？几个人商量的结果是，再往前走一走，走到于田，要是于田加油站跟民丰一个样，那就只有打道回府了，车上还有一桶自带的汽油，看能不能凑合着跑到青海境内。我们奔向于田。真是让人愤怒而又无奈，于田的加油政策和民丰完全一样。我们愣怔在加油站的窗口前，半晌无语。这一刻，我的感觉就像死去活来，活来又要死去一样难受，想喊，想哭，想骂，但最终什么也没做，只是乏力地沉默着。司机说：“走吧，又不是不能再来了。下次吧，下次你们准备充分一点，各种困难都考虑到，长途跋涉不容易。” 冈日波钦，遥遥远远的冈日波钦，就这样，又一次成了我寒凉无声的梦寐，成了我虚旷无影的思念。 还是司机说得对，又不是不能再来了，下次吧，下次一定把油票的事情解决好。返回的路上，我一再地说：“明年，明年我一定要达到目的。”司机也说：“要是明年你们还让石油局派车，我一定争取再跟你们出来。”我们几个人都说：“那就一言为定。”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遗憾大概就是人说话往往是不算数的，算数的总是一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东西。到了第二年，我们的“一言为定”就不知不觉被风吹散了。大家都忙啊忙啊，也不知都忙些什么，忙得都把冈日波钦忘掉了。直到四年以后的那个夏天，我去北京办事，事情没办成又匆匆赶回来，突然就觉得该是放弃一切杂事、蠢事、无聊之事的时候了，突然意识到了城市的糟糕，也再次意识到了冈日波钦对我的重要，突然就行动起来，到处打电话，到处找人：“去不去？去西藏，去冈日波钦？”那一年不知怎么了，居然没有一个人愿意和我共同行动，也找不到愿意为我派车的单位和愿意给我开车的司机，甚至连我自己的行动也受到了约束。单位上有人对我说：“今年的主要任务就是开会学习，上面要求一个也不能落下，这个阶段你可千万不要离开。”我说：“不。”可是我毫无办法，我还得听从命运的安排，老老实实待着。直到有一天，在西藏拉萨武警交通支队工作的大学同学打来电话问候我的情况，我才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一把抓住了一个摆脱约束的机会——我给同学苦涩地说起我想离开城市，想去冈日波钦的事。他说：“那有什么难的，你来就是了，只要是在青藏高原，多远我都给你派车，或者我陪你去。”我激动地说：“真的？”于是我开始请假，一次一次地请，执着得让人讨厌地请，执着了半个月，才批准了半个月。我心急意切地上路了，这一次我是先坐火车到达了格尔木，再坐公共汽车前往西藏，八天以后才到达拉萨。拉萨正在下雨。 下雨的拉萨烟霭蒙蒙，走在街上，甚至都看不到布达拉宫辉煌的金顶。哲蚌寺躲藏在山怀的衣襟里仿佛消失了，大昭寺门前冒雨磕头的人影如同风中起伏的树，罗布林卡从围墙里伸出头来吃惊地望着雨色，满街都是湿淋淋的人和湿淋淋的狗，拉萨河的水正在高涨正在狂哮。我的同学病了。他抱歉地说：“实在对不起，迟不病早不病，你一来我就病了。”他陪我在拉萨转了一天，说好一旦雨停马上出发前往冈日波钦。但就在雨停的这天晚上，他突然不行了，肚子疼得满头大汗，腰都直不起来了。送到医院一检查，急性阑尾炎，马上就做了手术。手术后医生说：“一个月之内不能坐汽车跑长途。”医生是对的，西藏的路大都很颠，颠开了刀口怎么办？同学抱歉地说：“那就只好你一个人去了。”同学的家人不在拉萨，我陪护了几天，正准备出发的时候，来探望我的同学的武警交通支队的支队长带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拉孜一带出现大面积泥石流，前往阿里的路已经堵死一个星期了，你们幸亏没有走，走了还得回来。”我紧问道：“什么时候能通车？”支队长说：“很快，半个月就通了。”老天爷，半个月还算是快的？我的假期已经到了，如果再等半个月出发，加上来回路途上的时间，至少得超假一个月。行不行呢？我给单位领导打电话，领导几乎是哀求着说：“回来吧，大家都在学习，就你一个人这么长时间在外头，我给上面怎么交代？这样吧，明年，明年我给你两个月的假，你想去哪就去哪。”又是一个明年，这样的明年以及所有计划中许诺中的明年对我都是毫无意义的。我不想回去，实在是不想回去，但最后我还是坐着同学派的车闷闷不乐地回去了，毕竟我已是一个依靠单位生存了几十年的人，毕竟我还得考虑领导给上面如何交代的问题，毕竟我不是一个干脆利落得只剩下了勇敢和无畏的叛客，不是一个自由自在、啸傲林泉的江湖隐者。 两千公里的青藏公路转眼消失了。西宁撞入我眼帘的一瞬间，我突然感到我的故乡不是这里，不是，我的故乡在远方，在冈底斯山的怀抱里，在冈日波钦的皑皑白冠上。我突然感到自己非常孤独，恰如一片被冬天抛弃的雪花、一轮从冰山滚落的雪浪。我不停地叩问着自己：难道冈日波钦对我来说就是如此地不可企及？难道我对一座旷世神山的渴慕会因为我没有吃尽苦中苦而无法得到满足？难道在我和冈日波钦的缘分里就只能是永远的久怀慕兰、永远的难得一见？我突然变得非常后悔：我回来错了，真的回来错了。为了矗立心中越来越沉的冈日波钦，我为什么不能再等半个月？为什么不能超假一个月？为什么要顾及一些绝对不能使人的生命增光增值的无谓的约束？这约束和冈日波钦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一粒米和一个世界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一种速朽的现实需要和一种永恒的精神追求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 我原本是属于冰天雪地的，属于高寒带的洁白，属于虚静澄澈的所在；我应该生活在雪线之上，应该是一只孤傲的雪豹、一朵冰香的雪莲、一丛绝尘的雪柳。我想回去，即刻就想回去，回到宁静的冈日波钦那慈爱的山怀里头去。那是我的家，是一个虽然没有待过一天却比这个作为故乡的城市更温馨、更干净、更让人踏实的家，是一个没有欺诈、没有蒙骗、没有恐怖的家，是一个充满了和平、宁静、光明、美善的老家。 什么时候才能回去呢——冈日波钦，我的梦恋，我的灵魂的老家？ 第四章 高原的气质与灵魂 澜沧江童话——1977年的杂多草原 这里是扎曲的上游，是澜沧江的源头，是1977年的杂多草原，是一个牧草如潮、秀色无涯的地方。到了这里我才知道世界上还有不知道人的厉害的野生动物。不知道人的厉害的野生动物的表现就是：见了人发呆，见了人不跑，直到你朝它们走去，离它们只有六七米的时候，它们才会有所警觉地竖起耳朵，扬起前蹄扭转身去。还是不跑，而是走，一边走一边好奇地望着你，尤其是藏野驴和藏羚羊，它们研究人类的神情就像孩子研究大人的神情，天真、无邪、羞怯、腼腆。 不知道人的厉害，自然也就不知道人开动的汽车的厉害了。就在我来杂多草原的第一天，伴随着送我来之后又马上返回的汽车，几百头藏野驴（俗称野马）在距离汽车十多米的地方和汽车赛跑。汽车慢，它们慢；汽车快，它们快；汽车停下了，它们也不跑了，真逗！ 作为一个外来的记者，我大惊小怪地看到，从我面前“走过”的藏羚羊至少有五百只，从我面前跑过的藏野驴差不多也是这个数。由于几乎没有遭到过人类的袭扰，藏羚羊很少有群体惊奔的时候，尽管是野羊，其温顺却跟家羊差不多。藏野驴就不同了，是一惊一乍的性格，动不动就会一群群地狂跑起来，轰隆隆的，声若打雷，气势磅礴，弥扬起漫天的尘土，几个小时都落不下去。藏野驴的狂跑并不意味着遇到了什么危险，而是兴高采烈的表现。我的朋友杂多县小学的老师那日达娃告诉我，它们不跑蹄子就痒痒，浑身就不舒服，胃里的东西就消化不掉。后来我从杂多县兽医站的兽医那里了解到，藏羚羊和藏野驴的肺功能特别精密发达，对氧气的利用差不多是举一反三的，或者说具有再生氧气的本领，只需吸进一点点氧气就足以使它们欢天喜地，活蹦乱跳。杂多草原的海拔在四千七百米左右，氧气不到海平面的一半，这样的环境让人类，尤其是像我这样在多氧的低地上生活惯了的人类，备感生存的艰难；而对野生动物来说，即便是原来生活在低地上，其艰难的感觉最多也只会持续三代，三代以后它们身体内优良的完善系统和快捷的适应机制，就会使它们获得如鱼得水的生存本能。 至于野牦牛，我在杂多草原的那些日子里从来没有接近过，只是远远地观望着。野牦牛是动物中定力最好的，它会连续几个小时纹丝不动地看着你，直到你离开它的视线，它才会一步三回头地走到你也看不见它的地方去。听我的朋友那日达娃说，野牦牛对人类有着与生俱来的戒备，胆子特别小，猜忌心很重，有点神经质，见人总是远远地躲开，一旦发现有人在偷偷摸摸地向它靠近，它马上就会变得神经过敏，先发制人地扑过来以角相顶。这种扑顶多数情况下是由于害怕和紧张，是为了保护自己和试探对方的力量，而不是出于强悍和凶暴。野牦牛的本性是善良温顺的，从来不会毫无因由地主动进攻人类，它的勇敢和猛恶往往是在受到惊吓或者被人类打伤之后。杂多草原上曾有过一头见人就扑就顶的野牦牛，人们害怕它，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容杂木知”，意思是“忿怒的野牦牛”。后来它突然死在了离县城很近的草原上，人们才发现它的脖子上和屁股上各有一个枪眼，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打进去的。 在1977年的杂多草原，藏羚羊是我见过的最善良、最安静、最密集的动物，藏野驴是我见过的最健美、最优雅、最好动的动物，野牦牛是我见过的最庞大、最多疑、最怕人的动物。它们构成了澜沧江源头童话的一部分，它们是那个时候神秘的牧区、美丽的草原、苍茫的山群带给我的真正的感动。 对我来说真正的感动还有冬天，当大雪覆盖了枯草，饥饿的阴云笼罩荒原的时候，藏羚羊和藏野驴甚至还有野牦牛都会本能地靠近人类，它们密密麻麻围绕着人居住的帐房，期待着救星的出现。救星就是人，在它们的头脑里，这种能够直立着行走的人，具有神的能耐，是可以赐给它们食物或者领它们走出雪灾之界的。每当这个时候，杂多草原的牧民就会显出“神”的伟力来，他们把所剩不多的糌粑撒给它们，或是把刚刚得到的自己还没有来得及吃一口的救济粮撒给它们，把飞机空投的救命饼干撒给它们，因为在他们眼里，野生动物才是真正的“神”，是古老的传说中那个把大部分草原让给了猴子（人祖）的山神（藏羚羊），和把水源分出来一半让给了人类的司水之神（藏野驴）。杂多草原，一个野生动物和人互为神灵的地方，一个野生动物和人都是主人的地方。 有一天我在牧民嘎嘎果罗家的帐房里做客，突然听到一阵马蹄的声响，帐房前的狗顿时叫了起来，嘎嘎果罗立马起身迎了出去。我听到有人声音洪亮地说了一长串话，嘎嘎果罗不停地回答着：“呀呀呀呀。”坐在我身边的那日达娃给我翻译道：“这是一个远来的客人，他们至少有半年没见面了。他的话全是问候——你的阿爸好吗？你的阿妈好吗？你的儿子好吗？你的女儿好吗？孩子们的舅舅好吗？孩子们的叔叔好吗？马好吗？牛好吗？羊好吗？狗好吗？帐房好吗？糌粑好吗？酸奶子好吗？草场好吗？草场上的羚羊好吗？野驴好吗？野牦牛好吗？白唇鹿好吗？山上的豹子好吗？”我奇怪地问道：“他的问候怎么这么多？问马牛羊、问帐房酸奶草场好吗，这我能理解，毕竟它们是牧人生活的一部分，可他怎么连藏羚羊、藏野驴、野牦牛甚至山上的豹子都问上了？好像这些野生动物都是嘎嘎果罗家里的。”那日达娃说：“你说对了，嘎嘎果罗住在这片草场上，草场上的藏羚羊、藏野驴、野牦牛就都应该是他们的家庭成员，他有责任看护好它们。他到了人家的草场上，也会问人家草场上的羚羊好吗？野驴好吗？野牦牛好吗？白唇鹿好吗？山上的豹子好吗？牧人们在一起，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松加仁德’，意思就是保护动物。”对于那日达娃的话我这个迟钝的人当时并没有太多的感触，只是到了后来，当三江源（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源头）的野生动物惨遭灭绝，生态危机情见势屈的消息频频传来时，我才意识到了嘎嘎果罗这一类牧人存在的伟大。为什么那个时候澜沧江源头杂多草原的野生动物那么密集，就是因为那里的牧人天生就是绿色和平的捍卫者，是野生动物的福星和家里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亲情关系，即使偶尔出现驯养的牛羊和野生动物争持草场的矛盾，那也是家庭内部的事儿，是勺子碰锅碗、牙齿碰嘴唇的问题，过不了一两天自然就解决了。 在杂多草原，我还听说了这样一件事情，县医院有个专治女人月经不调的藏医，他的治疗办法是让患者猛喝用脱落的藏羚羊角熬成的汤，而且要求喝羊角汤的日子里（一般是七天）女人必须睡在雪线之上藏羚羊和藏野驴群聚的地方。据说是屡治不爽的，据说是治一次终身不犯病的。我问过县医院的院长：“真的就有那么灵？”院长说：“藏族人怎么会骗人呢，就是灵，科学道理说不上，反正就是灵。”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的母亲，母亲是一位很棒的妇产科专家，经常带着人在牧区巡回医疗。她说她也听说过这样的治疗方法，并且作过一些调查，发现在很多偏远的牧区妇女的经期和月亮的圆缺是一致的，月亮圆满的日子也就是月经来潮的时候，一旦来月经的日子和月亮圆满的日子错开了，她们就认为自己有病了，就要到山上积雪终年不化的地方去睡觉，很多人睡几天就能纠正过来。我问母亲这是为什么，母亲不假思索地说：“自然疗法。”我说我还是不明白。母亲说：“你读了那么多书，连这个道理都不明白啊。”我说：“书上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母亲说：“怎么没有？你没好好看就是了。《素问·宝命全性论》里说，‘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意思就是人得靠天靠地才能活。纯粹靠天靠地的人是原始人，原始人的经期和月亮圆满很可能是统一的，所以越偏远的地方，越原始的人群，和自然的关系就越密切，也就越会发生经期和月圆相一致的现象。”母亲又说：“这种现象在城市里是不可能的，城市人的生命不靠天地自然，靠的是生物化学，屁大一点病就要吃药，吃几次抗生素就能造成内分泌紊乱，致使月经该来不来，不该来乱来；再加上饮食污染和空气污染，加上不劳动不走路的生活习惯，加上许多不利于健康的恶劣情绪，怎么还能把妇女的经期和月亮的圆缺统一起来呢？”听了母亲的这一番话，我以为我是长了知识的。我更深更远地懂得了杂多草原，懂得了屡治不爽的“自然疗法”不过是天人合一的哲学实践——藏医让患者猛喝用脱落的藏羚羊角熬成的汤，是为了驱除寒冷，因为她们必须一连七天睡在寒风料峭的高山雪线之上——那儿是最没有污染的地方，那儿离天最近，那儿有原始的土壤和植被，那儿充满了野生动物的气息，那儿是走向人类童年生态的平台，那儿的原始磁场能够调理出人体内周期性子宫出血的原始秩序，那儿体现了回归自然的好处，那儿是杂多草原神居仙在的山阳。 也是在杂多草原，我第一次知道了“醉氧”这个词，也第一次听到，对有些人来说，氧气是最最有害的物质——过剩的氧气会导致死亡。这些人之中就有那日达娃的姐姐。她在地处西宁的青海民族学院少语系读书，突然得了什么病，发烧头痛，上吐下泄，送到医院里又是输氧又是打吊瓶，一个星期以后医院就下了病危通知。那时候杂多不通电话，学校只能把电话打给玉树州。州上的人说：“让杂多草原上的牧民去西宁看望病人，路远不说，西宁的门在哪里都找不到，根本就不可能；藏族人的病还是要藏医治哩，你们能不能派个车把病人送回来。”学校说：“派个车是可以的，但去玉树是越走越高，就怕路上出事。”州上的人说：“藏族人还怕高吗？藏族人就怕低。路上出了事我们负责，不用你们负责，你们还是派车送来吧！”当天下午，一辆面包车拉着那日达娃的姐姐从西宁东方红医院出发了。第二天到达了海南州的大河坝，病人说“我要喝水”；第三天到达了果洛州的黄河沿，病人说“我想吃糌粑”；第四天到达了玉树州的结古镇，病人说“我想喝奶茶吃手抓羊肉了”；第六天到达了海拔四千七百米的杂多草原，就在医疗条件十分简陋的县医院里，那日达娃的姐姐很快好起来，十天以后就已经是一个神清气爽、浑身是劲的人了。我问道：“她怎么就好起来了呢？”那日达娃说：“完全是因为氧气。”西宁的海拔只有两千三百米，氧气太多，她是神经性醉氧；她得了醉氧症，医院还要给她输氧，那不是雪上加霜要了她的命吗？而在空气稀薄的杂多草原，在这个浑身的细胞早就适应了少氧运动的地方，在祖祖辈辈遗传着抗缺氧基因的故乡，她一下子就卸掉了沉重的氧气包袱，摆脱了置人于死地的外部因素。她和野生动物一样，在环境的帮助下，身体内优良的自我完善系统发挥了作用，很快就恢复了如鱼得水的生存本能。 高海拔的美丽、大江源的壮阔、缺氧的幸福、寒冷的温柔——杂多草原，是自然和人类完美统一的草原，是动物和人类和睦相处的草原，是我的朋友那日达娃一家（那日达娃曾经当过副县长，因为热爱自由，不喜欢别人管，也不喜欢管别人，从而辞了副县长做了一名小学老师）世代为牧故土难离的草原。那日达娃虽然仅仅是个小学老师，但他在历史地理、人文风土方面的学识，我敢说，不亚于那些好名好利的专家。是他第一次让我知道了青藏高原的形成以及关于杂多草原的神话，第一次让我知道了“沧海桑田”的变化不仅仅是一种想象、一种形容，它还是一段真实的历史，就发生在我们的脚下、我们的眼前。我在以后的写作中多次涉猎到这方面的知识，大都是因为受了那日达娃的启发，或者直接就是对他言谈的有限发挥。 ——1912年，德国地球物理学家魏格纳提出了“板块构造学说”，也就是大陆漂移学说，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地质学家们发现，在古生代以前，今天的非洲、南美洲、印度半岛、澳大利亚和南极洲，是一个联合在一起的大陆，位于南半球，称做冈瓦纳古陆。和冈瓦纳古陆遥遥相对的是，位于北半球的芬亚古陆，也就是欧亚古陆。两大古陆之间，隔着一片海，这片海从现在的地中海到中东、高加索、伊朗和喜马拉雅山地区，称做古地中海或者特提斯海。到了中生代，由于地壳运动，冈瓦纳古陆破裂，印度大陆开始向北漂移，古地中海受到压迫而逐渐缩小；到了第三纪早期，古地中海在喜马拉雅地区仅仅是一个东西走向的狭长海湾了。随后便是海湾消失，印度大陆和欧亚古陆发生碰撞，就像一块平整的纸板，在强烈的挤压下，出现了弯曲、褶皱、凹凸，喜马拉雅山隆升而起，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由此形成了。这是古大海海底的崛起，在这样一种缓慢的崛起中，一部分海洋生物死去了，一部分海洋生物慢慢地适应着水退、水少、水枯的变化，进化成了两栖动物，以后又进化成了陆地动物，再后来就成了猴子，猿，人类，我们。 一说到“我们”，那日达娃就显得格外兴奋，一兴奋就把科学演绎成了神话：“我们——杂多草原的藏族人，原本并不是生活在这个地方的，而是生活在喜马拉雅山脉渝玉日本峰的冰天雪地里。渝玉日本峰的主人是个男神，他想要娶妻生子，便相中了翠颜仙女峰的主人翠颜仙女，后来又相中了福寿仙女峰的主人福寿仙女，接着又相中了贞慧仙女峰的主人贞慧仙女，下来又相中了冠咏仙女峰的主人冠咏仙女，最后又相中了施仁仙女峰的主人施仁仙女。如此变来变去，自然引起了五大仙女的不快，她们聚起来一商量，便合力施展法术融化了渝玉日本峰的万年冰雪。渝玉日本山神热得受不了，只好逃离喜马拉雅地界，顺便把渝玉日本峰也搬到了寒凉的澜沧江源头。”那日达娃说：“这是真的，老一代的牧人都把杂多草原称做渝玉日本，而且杂多的山原在地质构造上和珠穆朗玛峰（翠颜仙女峰）是基本相似的，主要由砂岩、页岩、石灰岩、火山岩组成，同时两地还有相同的石英和云母。”那日达娃给了我一块巴掌大的锥形水晶，说这就是石英，是杂多山上出产的“喜马拉雅石英”。我看着手中透明的水晶，贪心不足地说：“哪儿还有？我得多带几块回去送人。”那日达娃说：“前面山上多得是，明天我带你去挖。”我迫不及待地说：“我们今天就去。” 我是以省报记者的身份来到杂多草原的，那时候的记者没有任务，可以几个月不写稿子，所以与其说我是记者，不如说我是一个民俗和自然的考察者。我在杂多草原待了两个半月，什么也没有写，每天就是玩，就是到处走动，就是和牧人们一起生活。杂多草原很大，大概有两三万平方公里，从这个帐圈骑马走到那个帐圈，往往需要半天或一天。一天摇摇晃晃走下来，见了帐房下马就往里进，主人先是吃惊，然后就是热情接待，吃肉喝奶，偶尔也有酒，是自酿的稠糊糊的青稞酒，也叫藏酒。藏酒酸甜可口，不容易醉，但我却常常喝醉，因为我每次都喝得太多太多。 两个半月以后，州上来车接我，我不得不走了。天天陪着我的那日达娃先是送我上了汽车，然后又是追着汽车送我。草原上的路坎坎坷坷，汽车走得很别扭，快一阵慢一阵，那日达娃骑马跟在后面，跑一阵走一阵，从早晨到中午，整整一个半天都是这样。突然路好起来，司机加大了油门，汽车飞驰而去，渐渐看不见那日达娃的骑影了。我回头望着后面，眼泪夺眶而出，暗暗地说：“我会再来的，一定会再来的！再见了，杂多！再见了，杂多草原的那日达娃——你这颗黑黝黝的月亮（‘那日’为黑黝黝，‘达娃’为月亮）！” 然而，我再也没有机会回到杂多草原。我只听说那儿已经变了，二十七年以后，当我打算写写杂多草原的时候，我听说那儿已是黄风白日、沙地连片了，那儿已经没有了藏羚羊、藏野驴和野牦牛的踪迹，那儿充满了野生动物被击毙后的死亡气息，那儿早就不是人和动物互为神灵、人和动物都是主人的地方，那儿的植被残遭人祸与鼠害的破坏，那儿的天空黯郁昏沉，常常是“云也手拉手”，那儿丢失了原始的磁场，周期性的子宫出血紊乱异常，那儿的无雪之山告诉人们回归自然就意味着死亡，那儿的山阳已是神不居、仙不在的鬼谷魔岗，那儿的牧民很多已经离开了故乡……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我不知道。和我有过通信联系的博学的那日达娃，你知道吗？你一定是知道的，可你没有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是怕我伤心，还是你已经伤心得无话可说了？ 在澜沧江源头的杂多草原，在那曾经的童话里，悬挂着一颗黑黝黝的月亮，一颗已经无话可说、无光可照了的月亮。 第四章 高原的气质与灵魂 荒湖漠地孤思人 我曾经数十次来到青海湖边，每一次来都会让我浮想联翩。我有时会把这些想法记下来，时间长了，就是厚厚的一沓。闲来审视，发现这些没有什么明确目的的文字也还不是一无可用，顺手拈出几段来，再标上时间，交给读者看看，到底它们是些什么样的思想和情绪。 来到青海湖，首先接触到的是湖边的荒原。 荒原是一种象征，是一种生命的体验，是我经历过的危险的心理历程。对一个写作者、作家来说，没有什么比这种历程和体验更重要的了。它告诉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拥有人类命运的全部形式。我庆幸我生在西部，庆幸荒原直接给了我自然演变的全部启示，庆幸自然的苦难和人文的苦难让我成为一个虽然寂寞却很充实的作家。而作家的终极追求应该是灵魂的再生和精神的永恒。我常想，我们能为永恒做些什么？我们在宇宙、在宏阔的荒原面前，微不足道，渺小如尘芥。我们的生命哲学和自然哲学就是如此明快地给我们确定了悲观主义的地位。但是，人生的进取意义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我的文字就在这种宇宙的悲观主义和人生的乐观主义相增相减的过程中流淌出来了。这就是作品的起源，是我对生活保持足够激情的原因。基于此，我充满了信心，对自己，对他人，对一切。文学是马拉松赛跑，如同生活。生活是赛耐力，而不是赛速度。我希望我的耐力好一些，希望自己有很久远、更充沛的投入。——目的不算什么，过程就是一切。 蓝波荡漾，风吹鸟乱。我伫立在水边，严肃得就像日月山。 我相信青海湖的灵性，相信青海湖的清爽会荡涤尘世污浊的灵魂，相信它已经给了我一种经久不息的渴望，由这种渴望而产生的一切创造便是对人类精神的丰富。因此，对我来说，青海湖的存在已经超凡入圣了，它容纳了我太多的感情，容纳了我对苍生万物深深的祈祷，容纳了我对生活全部的满足与不满足。岸边的荒凉，水域的辽阔，早已和包括我在内的所有的流浪之心达成了默契，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的作品中一再出现青海湖的原因了。 在时间的长河里，人生不过是一朵浪花，一闪一跳就悄然消逝了。但我是青海湖的浪花，假如我在凌厉的高原，在解冻的悲烈中，冒着寒冷的北风，能够蔚蓝一个瞬间，我就会知足而返。 我们驱车从南岸奔赴北岸，在刚察县招待所住了一宿，翌日清晨，直奔海晏县的克土垭豁。那儿是荒凉的沙漠，是能够和青海湖对称的瀚海，黄灿灿的丘山如同一个个裸睡的女人，孤独的沙蒿和遥远的湖面变成了一条绿色的潮线，在我眼前晃动不止。我突然想到，和如此恢弘的地域相比，人生真是太渺小，社会真是太轻浅了，一切存在都显得百般无奈。 存在就是挑战，面对沙漠，我们更能感受到一种挑战面前的恐怖和茫然，这或许就是我们常常会驻足不前的原因吧。冰山正在退化，沙漠无休止地侵蚀着草原，人类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小了。生命走向末路的唯一原因，就是生态的失衡。认可这种命运，并向人类提出警告，是文学的任务。从这个意义说，没有什么比描写人与自然的断裂、自然与悲剧的统一、人对自身价值的否定，更能体现超前的先锋意识了。 沙漠的荒寂辽远映衬出人世间的苍凉。因此我热爱对沙漠的描写，热爱沙漠所揭示的生命意义——如果有一天我毅然走向沙漠深处，只要不饥渴而死，沙丘上的每一个脚印，就都意味着胜利。 比起我所居住的城市，湖边的秋雨疾骤了些，噼里啪啦的。站在鸟岛宾馆的窗前，看到一些匆匆闪逝的人影、一些漂浮的伞、一些雨靴和赤脚、一些沥着绿水的树。汽车唰唰来去。远处，雨雾遮挡着山群和帐篷。微茫的灯光像是即将浇熄的火苗。我期待着什么，又失落着什么，期待的和失落的都已经十分苦涩了。——苦涩的青海湖。 青海湖极美。但她美得空旷，美得荒凉，美得虚幻，如同一个红紫的影星，她越美丽离普通人就越遥远。 游子，胸腔里憋着酸潮的游子，历来都是普通人。 冉冉的雨雾，冉冉的孤寂之情，动不动就逼出眼睑的湿热。空荡荡的，心和世界都这样；空得像流干了水的海，飘尽了云的天。我始才明白，当灵魂无所依归，当荒凉成为心里的风景时，就可以掩杀一切生机，包括青海湖，包括鸟岛，包括环湖的草原；或者说，对漂泊的人，城市和沙漠、草原和戈壁，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 可我为什么要飘来飘去呢？说不清，就像说不清这雨为什么要从天空降落到地上。 绵绵秋雨。风把它吹成丝丝斜线，一落地就不见了。在它顺地势迅速流走时，人们会诧异，它是从哪里来的？人，没有了故土，就是没来由的水，就是失根的树，就是走失了灵魂的躯壳。我还能傲岸吗？还能骂娘吗？还能风风火火吗？冷下去，冷下去，我已是如此苍白，连孤寂都苍白无色。 孤寂是风，谁也不知道会从哪里刮起，会在哪个季节产生，会去吹折杨柳，吹落枯英，还是要去吹散一片墟烟，吹出一抹秋的凄艳？ 又想起了我所居住的城市——我是真正忘记了那些树的呀：稀稀的叶子、很短的绿光阴的那些树，一夜间经一阵风就会变成枯冬景致的那些树。一棵一棵地忘，形状、味道、声音，蓦然就消逝成空洞的以往了。以往是荒原。 我来自荒原，在过去的日子里，即使那儿万里无人烟，也不会空旷，绝不；在我不会为柴米油盐酱醋茶操心的童年，即使走得只剩下我一个人，也不会寂寞。这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吧。 依然是秋雨。鸟岛宾馆的窗外路边，两个少男少女在愉悦地说话；哪儿的鸟那么猛亮地叫了一声，大概是伴侣归来，相逢了；有人踏踏踏地跑过去，脚下肯定是溅起了水的。我敏感于斯，并且愿意把思维的空间贡献给他们，可他们知道我吗？知道我是谁呢？惨然而想：客居久了，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何必希求于别人呢？ 朝远望，湖阔天空，从未经历过这么荒凉的世界。 我常常迷恋于诗的诱惑，以为自己就是先知了。先知如果不能标示神性的光辉在临照人间的那一刻所产生的巨大喜乐，就只好把生活囿于青海湖一样的孤静的澄明里。然而，真正的澄明是没有的，如同寻求孤静不过是对理想境界的假设一样。我假设我是孤静的，我假设我是先知。我想干什么？历史越遥远就越明亮。我把历史毫不吝啬地抛在脑后，因此而浑浊不清。 一切动机最好是浑浊的。 灵魂直线上升，在不耐烦的时候，就停下来把荒凉的意绪变成了文字。那文字是什么形貌？不得而知。依靠天性写作的人们，总是不知道应该让文字屈就于某种评判的框架，而后才能得到世界的关注，才能卑微地领有头戴桂冠的喜乐。于是我想到，喜乐大概就是感官受到刺激后不能自持的早产儿。 我是有过喜乐的。这喜乐就像瘟病一样给我带来了久远的痛苦。我开始带着凋残的风景上路，想做一个默默无闻的苦行的使徒。我企图占有小说，再拿诗作为忠贞不渝的恋人。如此，我献给世界的就只能是生命的休书与情书了。 把休书理解为绝唱，把情书理解为挽歌，这是孤拔者的义务。我看到大河就像苍凉的情思浩荡东流，看到草莽遍地的地界里一只鼠兔悲烈地死去，看到湖边雄丽的冰峰在原始的宁静中优雅地跃上云端，看到一方微不足道的石灰岩在度过了凄风苦雨的所有世纪之后依旧凛凛地指天而立，看到那个美丽无比的青海湖的女神走向我饥饿的灵魂，悄然细语：请跟我来。我感动得几欲号哭，双膝跪地，为她和一切生命，祈祷默默。 我是祈祷的天才。我的文字是祈祷的钟声。 多少次我站在青海湖漫漠的沙岸上，泪眼瞩望远山，远山何其孤卑。沙漠里劈腿而立的井架，湖面上愤然耸出的“海心山”，鹰隼的扶摇直上，太阳的东边升起，飞天女神的高高飘扬，如此等等，所有转瞬即逝的风景，莫不都是一种神秘的不为人知的拔起、一种精神的象征、一种男神追逐女神时对心迹、对永恒直截了当的表述？ 是的，我确乎受到了女神的引诱，确乎知道大湖与鼠兔的造型是我钟爱的形象，确乎得到了岩石的帮助才使文字有了或朴素、或华美的纹理。我是自然的宠儿。我和一只野鹿、一只牛虻一样，敏感于荒原，依赖于荒原，奉献于荒原。我和荒原彼此都有一种特殊的慷慨。我们早已联姻成家族了。 <em>随着黎明悲愤地散向原野的背景</em> <em>——摘自拙诗《来自荒原的主题》</em> 在那些伟大而寂静的日子里，我踏踏实实活着。我不是先知，但我相信有先知伴我同行，相信我已经得到了她的启示：只要超拔就必然孤独。我将撕碎自己，而后重新组合，再次开始。 我以太阳的名义起誓……我以太阳的名义祈祷…… 第四章 高原的气质与灵魂 康定之心——我们的情歌精神 世界上还没有另外一座城是情歌城。世界上只有康定城是情歌城。 据说不会唱情歌的人，一进城就会了，可我进了城还是不会，不会的原因是我总觉得情歌是唱给情人的，没有情人，哪有情歌？ 不会唱情歌的人在康定城是孤独的，那是怀着期待又透着凄凉的孤独，是一个男人的灵魂已经有所依归却又不肯不甘不罢不能的那种微妙的迷茫和失落。这个时候，我似乎第一次知道我还有那方面的野心：找一个仙女，做我的情人，偷偷地带着隐秘的浪漫爱恋到永远的情人，悄悄地唱着情歌把全部的甜蜜和激动一点点奉送而去的情人。 其实我的野心也是许多人的野心，只是他们轻易不说。他们把野心埋藏在很深很深的地方，窥伺着别人的动静，也期待甚至怂恿着自己的动静。谁都知道一种愿望正在朦胧中执拗地崛起，不管他是本土的康巴人，还是外来的都市人，不管他是藏族人，还是汉族人，苍茫的意绪都是如此的多情多思、多姿多彩！这让人陡然想到，男人这东西，没有不想做爱情霸主的，吃着碗里的望着锅里的，尤其是到了这里，这里是跑马溜溜的康定城，是情歌的故乡。 有一条河穿城而过，有一些山峡峙（挟持？）而来，不需要打听它们的名字，我就叫它情人河，叫它仙女山。情人河环绕、仙女山拥抱的康定情歌大酒店，你能给我提供这样的服务吗——找一个仙女，做我的情人？大堂经理诚恳地告诉我：“不能，我们不负责介绍，情人都要自己找，仙女更要自己找，找到找不到，就看你们有没有缘分了。” 情歌潮涌动、情人雨绵绵的街口，一帘一帘的雾岚遮去了康定人的行踪，都是成双成对、卿卿我我的面影，在青山白水之间款款来去。只有我是一个人，撩开雾色的帘子，瞅着，瞅着，傻子一样瞅着。 有人告诉我，康定城的情人，都来自丹巴美人谷，来自清澈的河水边、峻峭的山顶上，那些插天而立的古碉——石片砌成的姊妹碉、老土夯就的夫妻碉、黄泥堆起的母子碉。 康定城连接着美人谷。我去了，去了才知道古碉是数不清的，有四角碉、五角碉、六角碉、八角碉、十二角碉、十三角碉，底宽三米、五米、七米不等，高达二十米到三十五米。陪伴我的朋友说，每一座古碉里都住着一个美人，要见到美人，你首先得学会“爬墙子”，就是像蜘蛛人那样爬墙进入碉楼，一边爬一边还要唱情歌。一般来说，爬上了碉楼，唱了情歌，你就可以大胆地爱她了。一个男人，只要你体格健壮，有力气和技巧爬上爬下，你就可以一生拥有好几个仙女般的爱人。 我说：“难道一个人，比如我，只要能爬上去，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见一个爱一个了？” 他说：“是的，而且不承担任何责任，孩子由母亲抚养，你想管就管，不想管拉倒，这叫走婚，是母系社会的遗存。” 我说：“母系社会真好，真现代。” 遗憾的是，我太瘦，墙太高，我爬不到古碉上去。我一座座地经过，一次次地叹息，不断安慰自己：下一个，下一个碉楼是最低的，下一个美人是最美的。但碉楼越来越高，仙女越来越美，而我却越来越小，越来越瘦，越来越相形见绌。朋友说，这里的男人，都是高个子，细长细长的，肌肉特别发达，生来就是为了爬古碉的。他们的后代，自然都是形貌玉立姣好的美女、体格高大矫健的俊男。 明白了，古碉的作用原来是为了人类繁衍的优胜劣汰。而我只有一米七的个子，也没多少爬墙的力气，只能在碉楼高高的悬窗后面那些明眸皓齿的嘲笑中被淘汰出局，任由落败的沮丧在绿得醉人的美人谷里变成一抹不合时宜的枯黄。 说真的我不是情圣，也不是情王，甚至连情种也谈不上。我只需要一个，就一个，谈谈而已，就像舞台上走戏，假装有了情人而已。但就是这样，巍峨的古碉、云烟遮掩的情人广场也把我和她们的距离无情地拉开了。 后来我知道，不美的女人是不能住碉楼的，女人越美住的碉楼就越高，最强健的男人才能爬上去。这就是说，为了子孙后代永远优秀，都是最好的与最好的恋爱，那些跟伟岸健壮不沾边的男人很可能连饱饱眼福的机会都没有。 终于在甲居藏寨碰到了一个美人，她招着手说：“你来啊，跟我来。”我激动地跟了过去。她说：“梨要不要？没有污染，很好吃的，一块钱一斤。”我说：“要要要。”心里头顿时就很酸楚：这里梨啊，“梨”就是“离”，我跟她刚一见面就要离了。 美人谷里没我什么事儿，怀揣一颗不死的心，继续顾盼流连在康定城里、仙女山下、情人河边，突然看到亮炯·朗萨女神从云雾深处缓缓走来。我迎她而去，却发现怎么也走不到她跟前。她捧着一摞《桑德尔誓言》，把它送给了所有的朋友，唯独落下了我。当朋友们捧着她的《桑德尔誓言》如饥似渴的时候，我非常不安，一种被女神抛弃的孤独感油然而生，我失落了，难过着，几乎要潸然泪下。我为女神而来，却被女神冷对；我不肯寂寞的时候，就走进书店，买了一本亮炯·朗萨女神的旧著《恢宏千年茶马古道》。 然后，我走向安觉寺，已是夜深人静了。 我对守在大殿门口的江巴喇嘛说：“你一整天让所有人都进去了，为什么不让我进？你说下班了，什么意思啊，难道祈祷也有下班的，虔诚也有下班的？”江巴喇嘛说：“那是为了让你下一次再来。”我说：“有一个女神，她把她的珍宝送给了所有的朋友，唯独不送我，这是什么意思啊？”江巴喇嘛说：“那是为了让你下一次再来。”我说：“这里是情歌的故乡，我想找一个情人，但是我发现所有的大门都对我关着，这是什么意思啊？”江巴喇嘛说：“那是为了让你下一次再来。”一语点破，我顿时欢喜若狂，心说她唯独希望我下一次再来，而不希望别人下一次再来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啊，朗萨女神？ 我知道我已经不需要回答了，因为我说了一到情歌的故乡我是见一个爱一个的。康定城是贡嘎山嘴里吐出来的一颗夜明珠，我带着夜明珠的光泽走进了贡嘎山群，就激切地爱上了微笑在山怀里的海螺姑娘。 海螺姑娘是我起的名字，她原本叫央金，央金是妙音的意思，妙音来自何处，来自吉祥海螺，就像《大日经》里说的：“汝自今日起，转于救世轮，其音普周遍，吹无上法螺。”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我送给了她一个从青岛带来的右旋白海螺，这右旋白海螺原本是要送给寺院里的金刚萨埵的，但是我送给了她，她是一个世俗的女子，一个在康定城生活了二十年的吐伯特姑娘。她欣然接受，好像吉祥的海螺本来就应该属于她。 那时候，和我同一个房间的扎西达娃泡温泉去了，所有的朋友都泡温泉去了，他们要泡很长很长的时间，泡够了还要吃烤全羊。就剩下我一个人，神不知鬼不觉，啊，神不知鬼不觉。 我对她说：“……” 她对我说：“……” 兴奋的我唱起了情歌，来到情歌的故乡康定后我第一次唱起了情歌。唱着唱着，又跳起来，一跳就跳到海螺沟里去了。 海螺沟几乎是现代海洋性冰川的代名词，长约三十一公里，面积二百二十平方公里，是国家冰川森林公园和地质公园，一个大美之境、一个神在之地、一个冰清玉洁之所、一个情深意长之界。下雨，有雾，走在原始森林的小径上，坐在白雪皑皑的山峦上，浓雾始终笼罩着我们。我们看不见一切，一切也看不见我们。冰川藏起来了，我们也藏起来了。我们不知道冰川藏起来干什么，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藏起来会干什么。哈哈，朋友们，想象去吧。你们在一览无余的浅浅的温泉里泡得昏昏欲睡，而我却栉风沐雨在贡嘎大雪山的极顶之上，鸟瞰着溜溜跑马山，冰峰一样挺拔了自己，雾朵一样怒放了自己。 我是幸福而空灵的。那一刻，在贡嘎山腹地迷迷茫茫的海螺沟里，朦朦胧胧的海螺姑娘无限深情地依傍着我。什么叫天作之合？这就是。 接着就是离别，所有美好的相聚紧跟着都是离别。离别的时候，我情真意切地说了几句话。有个诗人鉴定了一下说：“也算是诗吧。”于是我把这几句话按诗行排列在了心里： <em>我们永远的情人，她的名字叫：</em> <em>不必表示谢意，不必说声再见，</em> <em>我们只想一声比一声肯定地说：</em> 飞机上，抱了一堆书，想看，但精力怎么也集中不到字里行间，一直默唱着情歌，想着康定城以及飘然欲仙的海螺姑娘。 到达青岛，回到家中，已是午夜，妻子在等我。我进门后拥抱了妻子，诚实而沉重地告诉她：“我把心丢在康定城了，我真真切切爱上她了。” 妻子望着失魂落魄的我，一声不吭。她理解我的爱，知道我是个梦幻中陶醉、理想中纯粹的人，更知道如何实现我的爱。 第二天早晨，遥遥远远的《康定情歌》把我从梦中唤醒，歌声是从光碟里流淌出来的，三男两女的五人组合把这首来自民间、朴素平实的古老情歌演绎成了跌宕起伏、激情喷溅的现代摇滚： 歌声戛然而止。妻子说：“回来吧，你的心，这里就是康定城。” 我说：“接着放啊，为什么不放了？下面的才是真谛。” 妻子坚持不放。于是我唱起来： 是的，世间处处康定情，我们都是康定人。许多人去了一趟情歌的故乡，就希望自己的家乡或生活的地方也是康定城，我也未能例外。 我说过，情歌的故乡，是一切有情人的故乡——我的跑马溜溜的康定城，它是一座让人迷茫，又让人在迷茫中清醒、冲动、激昂的城，是一座能医治抑郁、萎顿、焦虑、怯懦、厌倦等等感情残缺、精神阳痿的城，是一座能给人带来幻想，并让人在幻想中升华出美丽、率真、仁慈、智慧的城，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心灵要塞、绿色澎湃的生命之都、青春激荡的情乡爱土。 去了一趟康定城，就变成了一个康定人，这是何等神奇的进化。 从此后，一切都变成了悄声细语，康定城坐落于我的枕边，夜夜都在悄声细语。 从此后，我知道情歌是康定的心脏，那自由奔放的境界和敞亮开阔的旋律，是一颗不朽的康定之心与生俱来的跳动和展示。 从此后，我常常沉浸在《康定情歌》的魅惑中，回忆我的康定行，恍然明白，情歌的意义就在于它能变成所有的期待，满足现代人日益匮乏的内心世界；就在于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它都会以最诚挚、最高尚、最纯洁的形态，代替情人、代替所有的美好、代替遥远的理想，来到我们心中嘴边，让我们感动，悲欣交集，心旷神怡；就在于它能让我们发现自己、创造自己、享受自己，同时也让我们发现了光明、创造了愉悦、享受了生活；就在于它能慰藉失恋的心情，能舒展疲惫的心身，能解脱困厄的心灵，能播种荒芜的心田；就在于它能让你把心握在手中，把爱含在眼睛里，送给她或他，送给这个世界，送给故乡与他乡，送给贫穷与富有，送给战争与和平，送给东方与西方。 ——这就是情歌，是如此富有魅力的情歌精神。 愿天下到处都是情歌潮，愿世间人人都有一颗康定心。 第四章 高原的气质与灵魂 哦，阿尼玛卿 很晚很晚我才来到阿尼玛卿冈日的雪光之中，领受那一种旷世清洁带给我的无边净爽。就是说，比起别的神山灵峰来，阿尼玛卿冈日离我的居住地西宁是最近最近的，只有一千多公里，乘坐汽车，两天就到了。可是，直到我四十五岁的那一年夏天，我才把行旅的心情投放在了这座著名到无以复加的信仰之山上。说它著名，是因为它在最大范围内受到了藏族聚居区僧俗人众的景仰，这个范围包括了西藏、青海以及甘肃南部草原和四川西部草原；说他是信仰之山，是因为关于他的传说不仅是藏传佛教和藏族古老苯教的一部分，更是民间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一个众望所归的无上祭坛。 哦，阿尼玛卿。 他的如雷贯耳的名声，已经到了人们不念叨他灾难就不能祛除幸福、就不能降临的地步，已经成了集合着全部虔诚和希望的祈吁、祷祝、呼唤、赞颂，以及神圣灵验的代名词：哦，阿尼玛卿。许多牧人都这样，高兴的时候说：“哦，阿尼玛卿。”沮丧的时候说：“哦，阿尼玛卿。”回到家里享受温馨的时候说：“哦，阿尼玛卿。”走向远方感觉无助的时候说：“哦，阿尼玛卿。”当我一路颠簸，风尘仆仆地来到这里，发呆地瞩望那一地气势磅礴的白色崴嵬时，也只能深情地念诵一声：“哦，阿尼玛卿。” 然后是沉默。 很久以前我就知道，作为男性神的阿尼玛卿冈日在神界有着至尊至崇的地位和名目繁多的头衔，他是十地菩萨的化身，是开天辟地的九大造化神之一，是拥有无尽宝藏、赐福无穷众生的无量寿佛忿怒尊，是整个雪域高原的东方大神，是观世音菩萨的玉身法相，是安多（旧指黄河源的广大农牧区，包括青海全境、甘肃南部和河西走廊、四川阿坝草原）藏族聚居区地位最高、崇拜者最多的山神，是守卫青藏两地的金刚明王，是兼具无穷智慧、慈悲心肠和震魔威力的河源护法神，是格萨尔王的寄魂山和岭国保护神，是强大刚猛的苯教战神。还有他的名字——那被牧人们千呼万唤过的“阿尼玛卿”——所拥有的含意，也让人肃然起敬：“阿尼”代表崇高博大、幸福美满的先祖老翁，“玛卿”象征幸运吉祥、雄壮富丽的雪山至尊，“冈日”就是雪山，“阿尼玛卿冈日”也可以简单地翻译为“祖先大玛神的山”。而流经阿尼玛卿山脉的黄河则被藏族人称为“玛曲”，意思是大玛神的水。 我正是沿着大玛神的水，走进果洛州，来到阿尼玛卿雪山脚下的。站在冷松茂密的雪鸡谷的高丘上翘头瞩望，海拔六千二百八十二米的主峰雄阔莫及，皑皑远大。两种对比鲜明的颜色组成了他的世界：无与伦比的洁白和无与伦比的蔚蓝。整个天穹、所有的蔚蓝都是他的衬幕，那么多白云、所有的山岚都是他的装束以及佩饰的花。以白和蓝的最高衔接处为起点，座座山峰逶迤而远，是冰的雄峙，是雪的汹涌，是玉龙的莽宕，是晶体的壮丽。那重叠着洁白的山峰用地大势高的风格逼视而来，仿佛不是我在走近他，而是他在走近我。他用险峻的造型让我如此震惊，他用高大的身影让我这般渺小，他用耀人眼目的冰白之光让我不由得低下了头。这一刻所有的杂念都悄然消遁了，只觉得他在专心致志地看着我，我必须尽量地纯粹起来，好让他感觉到毕竟我不是一个污浊不堪的人，毕竟我是怀着企求宁静和祈求净化的愿望来这里接受加持的，毕竟在我的全部奢望里只有他的影子、他的格调——我奢望自己有一颗香洁之心、一颗无污染之心、一颗素如雪莲的耐寒之心、一颗闲如白云的高远之心；更奢望我跟他一样有一副冰雪的体魄、一颗冰雪的大脑、一种冰雪的思想，好让我珍重年华，在日后的漫漫风尘里守住芳洁不让它融化，就像面对阳光下的尘埃，尽管它金灿灿地飘洒着，但是心净尘也净，这种貌似辉煌的浮垢永远不能落实到我的内心，我的内心永远有一股清俊的风，吹着，吹着。 阿尼玛卿冈日的风，是过滤了俗念微粒、吹逝了欲望杂质的风，是聚攒了十万澄澈、裹挟着八千明亮的风。 明亮的风路过雪鸡谷的高丘，看到了正在发呆的我，就落在我的心头长驻不走了。于是我的灵魂变成一股穿透了时间隧道的静净之风，吹着，吹着；我的灵魂变成一股逾越了现时光景的超尘之风，吹着，吹着。我知道该是我真正有所作为的时候了，那就是修炼——修炼遗忘，修炼淡泊，修炼平静，修炼欢喜，修炼专一，修炼像雪山冰峰一样的高旷超拔、寒远放达，修炼高大，修炼人的永恒。哦，阿尼玛卿，像你一样，人的永恒是可以修炼而成的吗？ 依然是沉默。我的沉默里，浸透了雪山的沉默，竟不辨是我的沉默，还是阿尼玛卿冈日的沉默。雪鸡谷的高丘上，我的瞩望在沉默中凝固，一瞥之中那高高耸立的冰景已是永恒不逝的形态了。 来到这里我才知道，每逢年节或初一和十五，每逢“尼果”（神门）洞开，“冈果”（雪门）融开，每逢阿尼玛卿冈日的本命年马年，四面八方的香客就拖家带口地来了。他们骑马又步行，一拨又一拨，纷纷攘攘，朝转不休，随处可见用柏香、山花、酥油、青稞炒面点燃的煨桑，随处可闻梵语经声、法号真言。风马飘飘，经幡猎猎，消除罪孽，种德收福，灵魂就在这个时候得到了升入天堂的许诺，欢畅的心身沉浸在轻盈松弛的幸福里，就要羽化而成仙了。我的朋友玛沁防疫站的德吉才让告诉我，他曾经两次徒步绕山一周，第一次用了八天，第二次用了七天；要是骑马至少也得五天，磕着长头转拜则需要两个多月。我歆羡地想，两个多月里时时刻刻都处在阿尼玛卿冈日冰洁之光的照耀之下，那真是太幸福了。这种让人“满愿有光”的恩典，这种让人醍醐灌顶的造化，是值得用几个月的风餐露宿来换取的。德吉才让还告诉我，转山的途中，你可以看到胜利白塔和降魔白塔以及佛尊修行过的胜迹；可以看到茂密的原始森林里那些云杉、冷松、红桦、藏柏的古老姿影；可以看到亮如玻璃水晶的河溪、状若飞鸟走兽的怪石、形同天河倾地的瀑布；还能遇到各种各样的动物：吉祥的白唇鹿、敏捷的藏野驴和藏羚羊、胆小的麝和四不象、“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马熊和黑熊、能预言人类未来的红狐狸和水獭等等。更重要的是你会撞见“无量关”（既然“山”是无量寿佛忿怒尊，“关”自然也就是无量寿佛忿怒关了），那是一个狭窄的岩石隙口，如果你能顺利通过，那就预示着你福寿安康，终身喜乐；如果你被卡住，说明你已是罪孽深重，在劫难逃。当然很少有人被卡住，除非他做尽了坏事，心中有鬼，抖抖索索瘫软在两石之间，自己让自己过不去。所有通过了“无量关”的人都是被神佛济渡的人，被济渡的人中又有因为虔诚、因为修为、因为利他而成为高超上品者。这些人是大有福气的，而福气又分为耳福和眼福两种。有耳福的人能从冰山的罅口裂缝中听到袅袅传来的鸾歌凤舞、佛语仙音，那是让人顿开明慧、神妙难量的天堂如意曲。听到的人自然是法王在心，得道有成的，此生今世便不会再有大妨碍了。有眼福的人，能从冰山的立面上看到阿尼玛卿护法大神的形象，他一身白色的云水宝氅，右手托着响彻四方的无上法螺，左手拿着降服魔障的无敌白伞，头戴水晶五佛冠，骑着一匹白色天王马，目光如炬，威怒如悲。看到的人自然是法喜在怀，觉悟非常的，诸般苦难比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便不再来心缠身了。 哦，阿尼玛卿。 许多转山的人路过了雪鸡谷的高丘，手摇着经筒，口诵着真言，脸上氤氲着迷人的安详，步履坚定，衣着厚重，一副不急不躁、稳重踏实的模样。我欣赏地望着他们，不由自主地跟在了后面。德吉才让追上来说：“你不回去了？你也要转山了？”我说：“先跟着走一段吧，转不转山还没想明白呢。”德吉才让说：“那就不要回去了吧，我陪着你转山，转完了你就知道，转不转山绝对不一样，身体不一样，心里想的不一样，连看人的眼光都不一样，而且，从此你就一定是个好人了。”我说：“照你这么说，我以前是个坏人？”德吉才让又是摇头又是摆手：“不不不不，那倒不是，那倒不是，绝对不是。我是说从今以后你就是想变坏也不可能了。” 我摇了摇头。我害怕我过不了“无量关”，害怕过去了又不会成为一个被神佛济渡的人——听不到天堂如意曲，看不到水晶五佛冠。我发现，在阿尼玛卿冈日的天赐圣洁里，我的尘俗的过去突然就变得污浊不堪了，我的蒙垢的心灵突然就演化为一根绳索绊住了我的脚步，拴死了我的心扉，我怎么就这么难以开启灵牖、彻底醒悟呢？发现雪山的干净清旷对尘封土盖的我毕竟有着不可回避的冲撞，而当我面对这样的冲撞的时候，就感到人活得太脏太脏，有那么多不干净的思想、不干净的行为、不干净的结果。发现我正在懊恼我的陷落，懊恼我在陷落的悲哀中居然安时处顺了这么久这么久，懊恼我还得继续陷落下去，继续在俗界的泥淖里挣揣，而那冰骨玉灵的山影对我来说，仿佛只是一个怀想一种虚拟的现象。我是多么希望我在陷落中上升，多么希望我身洁如极顶之冰、心静如广寒之境。哦，阿尼玛卿。 沿着转山的小路，我和德吉才让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地走着，突然看到，在雪鸡谷林木旁的一条似乎可以通往雪峰极顶的山豁口，出现了几辆彩色的越野车和一群穿着各色面包服的人。我和德吉才让停下了，然后就像两个守护着一方平安的警察一样走过去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问了好几遍才有人回答说，他们是来登山的，是来征服阿尼玛卿冈日的。我愣怔在那里，不知说什么好，突然冒出一句：“这个时候，你们，要登山？”有人问：“怎么，不是时候？”我摇摇头又点点头：“是的，不是时候，转山的日子里你们怎么能登山？”那人又问：“转山的日子为什么不能登山？”我说：“你们怎么连这个都不明白，当这么多人用全部的感情、用生命全部的激动在和神明切磋灵魂的时候，你们怎么可以用俗人的脏脚去踩踏神明纯洁的身躯呢？”他们嘲笑地望着我：“没想到你还是个虔诚的信徒呢。” 我以雪山的沉默抵抗着他们轻浅的嘲笑，很想告诉他们：这样的征服真是太盲目了，有什么意义呢？人和自然的关系根本就不应该是谁征服谁的关系，而应该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关系。有些山尤其是西部的山，是只能远眺而不能近视、只能观望而不能攀登的。一旦你雄心勃勃地打算登上它，你心里就没有了真正的山，没有了让你梦牵魂萦的神圣，没有了敬仰自然的品德；有的只是个性的膨胀，只是私欲的挥洒，只是对声名和荣耀不择手段的追逐。有道是“爽口物多终做病，快心事过必为殃”。当你在所谓的征服中登上山顶之后，你的失败和跌落就从此开始了，山还是原来的山，而你呢？你难道会永远待在上面不下来？你下来了，就再也不会上升了，也许一辈子都不会有肉体和灵魂上升的机会了。你唯一被人惦记的就是，你污染了山的纯洁，破坏了山的宁静，消解了山的神秘。你成了山的对立面，成了纯洁、宁静、神秘的对立面，你已经不能代表人类亲近自然了。自然认得你：呶，他又来了，给他一点颜色瞧瞧，让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是不可以被征服的。一场暴风雪挡住了你，或者埋葬了你。说实在的，在我成年以后，我从来没有因为谁登上了什么山峰而自豪过，包括我的中国同胞，包括对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征服。我向来认为，保持自然的尊严也就是保持人类的尊严，维护自然的神圣也就是维护人类的神圣。当一种运动只是为了拔高自己，而不能给我们的山川地理带来任何好处的时候；当人的野心在它实现的过程中，必须以把别人包括自然踩在脚下作为代价的时候，那就不能说是有益无害的了。那些为登山而死的难道不是白白送死吗？谁让你们到那里去了？那里是神在的居所而不是人去的地方。任何人包括那些名噪一时的探险家、登山队，以及2002年岁杪北京大学山鹰社的人在希夏邦玛峰的遇难，都不能让人同情、令人钦佩，因为“壮举”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愚蠢和盲动。无论是以自然崇拜为途径的宗教情感，还是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世俗冲动，都不允许违背理念、违背情怀、违背感性，而让遥远灿烂的山的神话和神话的山变成仅剩一堆土石的地质构造。山对于人类精神活动的创造作用，远远大于包括攀登和开采在内的任何功利目的。这种创造作用一旦消失，那就意味着人文境界的消失，意味着西部价值——理想净土的消失，意味着短暂的豪迈将代替永恒的愿望，我们失去的将是半个世界，将是所有的期待视野和精神空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让这种“失去”快速到来的任何行为，都是不道德、不洁净、不高尚的低级行为，而我们的义务就是把这种低级行为减少到最低程度。为此，我们是不是应该呼吁实现这样一种可能性：建立一些零攀登地带、零开发地带、零考察地带、零探险地带；不要什么地方都敢去，什么地方都想知道有没有埋藏着金银铜铁锡，什么地方都想留下“到此一游”的人的痕迹，那是丑陋而毫无意义的。 我拉着德吉才让离开了那一群试图征服阿尼玛卿冈日的俗世之颟顸者，并清理着自己的思想，跟着一群衣着斑斓、朗声念经的牧人，再次走向了转山的路。我已经想明白了：我不是来驻足观望的，我是来朝转一周的。一周是七天的意思，也是一圈的意思，我将在一周的时间里沿着神山的袍边走完一周的路程。我相信我是一个走向幸福的人，相信一种无限广大的感动、一种无比泓深的情绪、一种旷世悲爱的思想，正在前方等待着我。我大概是一个可以获救的人吧？因为在我准备走出这“千年暗室”的时候，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白：悟道和解放从来都属于钟情于信仰的人。 哦，阿尼玛卿，我的永远旋转的阿尼玛卿。 第四章 高原的气质与灵魂 星恋 在记忆深处，最遥远的那个晴夜，我就知道星星数不清。 但是我数过。童蒙未开的我，不止一次地数到十颗或十五颗，就觉得满眼煌煌、满天荡荡，色迷目眩而不能久持。及长，再数，依旧茫茫然恍如海里数浪。但数字却在增加，以五十、以一百、以一百五十为限。 创记录的一次是在寒凉的草原上。冬季，牧草枯谢，人与动物迹近冻僵。坐在远古的岩石上，我裹紧牧人的狼皮大衣，只露出冰麻的半张脸，让眼光穿透夜幕飘飞而去。月亮莹白而大圆，星与星之间疏朗了许多。我直数到一千零五颗，眼睛酸涩着潸然泪下，便喟叹一声打住了。这喟叹证明我已沉淀了一些经历和年龄。 后来，在青海湖蓝波起处，在孟达林原木房前，在唐古拉山口硬邦邦的风里，在新疆霍尔果斯口岸的水泥国门边，在可可西里无人区狼粪的烟袅中，在京城小蜈蚣般拱脊爬行的三环立交桥和天文馆辽远的夜幕下，我又数过十数次，但都没超过五百。我不无沮丧，却没有罢休。天性使然，所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也。 如果有人讥诮我徒劳无益，我便要请问：世界上那些不徒劳的事情哪一样有数星星这般孤静、独立，不加害于他人、不索取于他人，也不乞怜于他人呢？ 祖先太遥远，只有闭上眼睛闭出一片深黑远墨来才能想象——那人颤悠悠直立而起，翘首夜空的那个瞬刻，其惊异和悲哀是何等的空前绝后。那个瞬刻为保持身体平衡他挺硬了尾巴，那个瞬刻他把好奇和怀疑烙印在星空，星空便愈加缅邈，那个瞬刻他唯一想做的就是数数头顶到底有多少闪烁。他数着，因为数不清而无休无止，而生发出许多不肯割舍的思念。人类的整个童年就这样过去了。而星星越来越多，昭昭烨烨如虫如蚁，仿佛星空至高无上的目标是因袭了人的习惯：繁衍。 光华灿烂，河汉一再地流泻，到了今天便戛然滞涩。人们懒惰了，不再发呆地凝视星空，不再存有数清星星的狂妄欲念，其原因在于浅薄的文明告诉了人们浅薄的宇宙知识。人们自以为懂了，也就不再好奇从而深究了。 还有更要紧的，祖先和后代都发现，尽管夜空金碧辉煌，但你数到底也数不出一滴金子。人不能尽力于无用。在繁华尘世里无目的、无功利地活着，实在也是行之艰难的。 然而我对此知少践少，我还在数星星。我相信知少践少从而数星星的不独是我。有那么多深爱的眼睛一到夜晚就睁得其大无比、其亮无肩。 曾经有一位心理学老师把我拦截在鲁院的门口，想获取一个“创作心态”的例证。我说，别老练、别圆滑、别成熟、别古旧、别精巧，而且永远稚拙、天真、鲜活、诚实、简朴，再加上情有所钟，比如数星星……因为我一直在数，我比任何人更知道星星何以数不清，何以值得数。心理学家说这是孩子的作为。不错，面对无限年轻的宇宙，我们为何要急着长大，急着苍老呢？ 你明知数不清而偏要数下去，其结果是你有资格告诉他人：只要你数星星，星星就会数到你——你也会是永恒的发光体，活着是山火，死后是磷光——你从不奢望报答，因为星星和你都不知道应该报答什么。你是一个优秀的恋人，你唯一的财富便是爱和离去。 谢绝庸俗，不必怀疑，虔诚地仰起面容，而后虚静，而后涤除一路风尘，而后把红烟绿雾置于身外，而后从北极星开始，数啊数。这便是古往今来象征不朽的宗教精神，是独善其身而后拥有大千世界的美好机缘。 男朋女友，于悲壮寂寞中，坚守孤独，赤身裸体，以初子的形貌蹲踞如豹，以头指天，数啊数。 前辈后代，一切真灵，一切芳魂，都来这里，数啊数。 空洞之恋，空旷之恋，空虚之恋，空灵之恋——一切无目的的献身，一切大智慧的愚钝，一切大理性的狂妄，都在数啊数。 自尊的人生，罗曼的土地，青春方舟，花月美人，情韵塬上，香风晓雾，悲沉之中，数啊数。 有星为伴，安贫乐道，清风未已，把往日风流一笔勾销，只粗衣淡饭，随缘度日，任人笑我，我又何求？数啊数。 直到黎明，满天星光变作一轮太阳。而你躺在中国，窥破阳光背后的神秘，依然不停地数啊数。 第四章 高原的气质与灵魂 心灵的骏马 就地理来说，它高旷而寒冷，就精神来说，它馨香而温暖——我的青藏高原它就是阿妈的乳汁，喂大了我的躯体，也喂饱了我的精神。 我出生于青藏高原，在那里被峻拔的雪山、辽阔的草原映衬了四十年，然后悄然离开。我知道我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我离开的目的也是为了寻找，我似乎已经找到了我想找到的——青藏高原的灵魂。我想知道，那些被我们因为朝夕相处而看淡了的东西，是不是远远地看着会更加清晰。 是的，我的预知并没有欺骗我，在我用眼光清晰地捕捉到我过去生活的全部内涵之后，我突然发现我可以回答一个许多人问过我，但许多次我都无言以对的问题，那就是：人为什么活着？为了希望，真的是为了希望。青藏高原为希望而存在，藏地的文化为希望而灿烂，我们为希望而吃饭而睡觉而行走。一个懂得如何为希望而信仰、而做事、而活着的人，就有了一半青藏高原的气质。 大概就是因为青藏高原的气质感染了我，多少年来我都在焦灼地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我们的道德沦丧了吗？我们的信仰丢失了吗？我们的精神残缺了吗？我们的心灵不再美好了吗？当我看到那么多人，或骑着自行车、摩托车，或坐着汽车、火车、飞机从四面八方走向青藏高原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是带着同样的问题，走向了河流的源头、山脉的源头、信仰的源头、精神的源头。我不知道他们找到答案没有，但有一点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明白，那就是：希望并不会因为失望或绝望的存在而失去光彩。 都说我的家乡是人类的最后一块净土。是的，我喜欢“净土”这个词，净土的意义就在于它让我们的内心生出了一片永不污染的绿地、一股清俊凉爽的风，你带着它可以抵御所有的不幸，预防所有的心灵疾病，就像我们通常期待的那样：莲花自馨，金刚不坏，所有的生命都将因为有了精神而常青不衰。 我想我一生的使命就是回报，用我的心、我的血，回报我的故乡青藏高原。她给我的寒冷和冰凉我忘了，她给我的温暖和热情我永远记得，一点一滴都记得。所以我一直在写，二十多年来，我的几乎所有文字，都是关于高原故乡的描述。这样的描述让我愉快、幸福、轻松自如。 我的祖辈是河南孟津的农民——他们是成吉思汗蒙古铁骑的后裔，我的父辈和我自己曾经是藏族地区游牧高地的一员，我现在又身居青岛，天天呼吸着来自太平洋的腥咸空气。这样一种地缘背景让我有幸经历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对人的塑造。游牧文化的自由、浪漫与热情，农耕文化的道德、秩序与坚忍，海洋文化的凝聚力、果敢性与独闯意识，三种文化的三种优势让我如此痴迷，我相信中国人的现代形象和未来人格，就应该是这三种文化内部优势的杂交或者综合。它首先要克服的，当然还是这三种文化越来越凸现的劣根性，那就是：游牧文化的易于满足与散淡随意，农耕文化的僵化守旧与胆小怕事，海洋文化的抹杀个性与冷漠无情。 我的作品的走向应该就是为了这样一种建树——依托青藏高原和我所生活的青岛以及我的祖国，建树中国人的现代形象和未来人格。一个作家的使命大概就是肩负着良知去建树，建树已经被历史挖空了的精神家园以及关于“人”的全部内涵，既忠于社会良知，也忠于人类理想。而当务之急就是把心灵交给信仰，信仰是超越所有宗教的一种精神现象，它首先关注的是道德认同和自我完善，是人生境界的无限提升，是人与环境之间最有价值的和谐。愿我和我的作家同道，用我们勤劳的双手擦干净信仰路途上的所有污迹。 刚刚写完，《当代》编辑部又希望我能修订我二十多年前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环湖崩溃》，他们将重新发表。一部作品在二十年以后还具有生命力，具有新鲜感，这是令人欣慰的。它让我想起了1987年的年初，《环湖崩溃》首次在《当代》问世后，十一个藏族汉子来到我家的情形，他们从海北藏族自治州冈察县远道而来，就为了跟我说几句话：“我们知道你写了青海湖，写了我们藏族人，青海湖是我们藏族人的神湖，你说要保护，对着哩。你写了我们藏族人的事你就是藏族人的朋友，以后到我们冈察县哈尔盖草原来，哈尔盖草原就是你的家。扎西德勒，扎西德勒。”说着双手捧过来一条洁白的哈达。那一刻我感动得不能言语。“哈”是“嘴”的意思，也有“心里话”的延伸意，“达”是“马”的意思。送你一条洁白的哈达，就是送你一匹来自心灵的骏马。对一个作家来说，还有什么比骑着读者送给你的心灵的骏马更踏实呢？ 哈达是高贵而平凡的。它让我享受，也让我平静，更让我知道了珍惜信任，珍惜文字，也珍惜平凡的意义。 2006年即将过去，又是一个栖息的驿站、一个准备出发的开端，路依然很长很长，我们看不到它的尽头，只需要走好眼前的每一步。 第四章 高原的气质与灵魂 藏土九歌（散文诗） <h3>去西藏的汉人</h3> 我是一个寻找灵魂的汉人，我循着古道蹄音，来到神山之王的冈日波钦，遇到了一个一辈子凿刻嘛尼石的藏族人。 我是一个寻找家园的汉人，我喊着阿里阿里，来到冰雪照耀的白石岭，遇到了一个一辈子转绕冰山的藏族人。 我是一个寻找幸福的汉人，我走过千山万岭，来到古格废墟的孔雀庭，遇到了一个一辈子守护酥油灯的藏族人。 我是一个寻找源头的汉人，我冒着十二月冷风，沿着格拉丹冬一路西行，遇到了一个一辈子给牛羊挤奶的藏族人。 我是一个寻找爱情的汉人，我假装为了修行，来到太阳的故乡拉萨城，遇到了一个一辈子就爱跑马汉的藏族人。 我曾经闻不惯酥油；我曾经不理解到拉萨的八千里长头；我曾经有过一个朋友叫格桑尼玛，他死在朝圣的路上，冬天的唐古拉山口。 我曾经朝拜过宗喀巴；我曾经住雕房，吃糌粑，一身藏装逛林卡；我曾经有过一个朋友叫格桑尼玛，他送给我一把腰刀，我给刀起名叫桑吉卓玛。 <h3>我住过的那一间帐房</h3> 我住过的那一间帐房，在高阔的无比高阔的羌塘，她是青藏高原的腹地，唐古特神圣的北方，好大一片荒凉。 我住过的那一间帐房，在北方在海拔五千米以上，那儿是湖泊最多的地方，是动物最多的地方，是神话最多的地方。 我住过的那一间帐房，在一片野牦牛栖居的牧场，六月里翻滚八千里雪浪，云雾托起山冈，哦哟呵——好苍茫。 我住过的那一间帐房，四周都是威猛的护法金刚，盐湖女神在空中飞翔，转经筒支在了天上，经幡拴着太阳。 我住过的那一间帐房，是牛毛做的墙，羊角做的桩，吉祥的菩萨供在中央，炉灶上取暖卡垫上睡眠，头顶还有天窗。 我住过的那一间帐房，夏天在山上，冬天来到湖水旁，就像一艘船漂过海洋，一走一停一落一涨，阿爸始终摇着橹桨。 我住过的那一间帐房，门口卧着狗，还有一堵牛粪墙，女人打酥油，男人去放羊，风干肉吃得我健壮，牛奶喝出幻想。 我住过的那一间帐房，是世界上最高的帐房，有那么多热爱我的姑娘，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想流浪，那一天我告别了故乡。 <h3>哈达颂</h3> 在我的老家，到处都是喇嘛，他们终生都是为了敬献哈达。 不用说你就是仙女的飘带，飞扬出人间的吉祥；不用说你就是珠峰的圣雪，飘落成梦的衣裳。——拉萨，拉萨，你就是世界的哈达。 不用说你就是母羊的鲜奶，是飘上天的雅鲁藏布江；不用说你就是情人的相思，是那无语的歌唱。——袈裟，袈裟，你就是天堂的哈达。 不用说你就是夏天的清风，送来冰塔女神的凉爽；不用说你就是冬天的温暖，漫过冻土的高冈。——庄稼，庄稼，你就是望果节的哈达。 不用说你就是捧起的诚信，把月亮的芳香挂在脖子上；不用说你就是阳光的熔造，柔软成祝福的金幛。——骏马，骏马，你就是奔驰的哈达。 我有一条洁白的哈达，我要献给遥远的香巴拉；我有一条彩色的哈达，我要献给我的藏土妈妈；我有一条金色的哈达，我要献给无量山的强巴（大慈未来佛，即汉土的弥勒）。——强巴，强巴，你就是光明的哈达。 在我的老家，生活着我的阿爸阿妈，他们终生都是为了敬献哈达。 <h3>西藏的山</h3> 都是灵性的石头神在的冰大坂，都是寂寞的远古染着霞丹，都是阿爸和阿妈跳果谐的地方，我的故乡西藏的山。 都是满坡的俄博猎猎着金幡，都是高高的阶梯可以登天，都是兄弟和姐妹牧过羊的地方，我的故乡西藏的山。 都是天葬的高台神鹰等待着桑烟，都是求婚的福地情人掉进了温泉，都是舅舅和叔叔唱格萨尔的地方，我的故乡西藏的山。 都是奔涌的姿势浪尖上漂着寺院，都是直立的化身头顶高洁的雪莲，都是骑手和藏羚羊赛跑的地方，我的故乡西藏的山。 都是高峻孕育了一万年的探险，都是微笑静默成地球的荆冠，都是说着扎西德勒过日子的地方，我的故乡西藏的山。 都是冰雪、都是冷旷、都是常青峰峦，都是因果、都是轮回、都是脱离苦难，都是滚烫的沙子炒青稞的地方，我的故乡西藏的山。 是自然的宣言，当我看到遍地荒芜，我就说那不是西藏的山。 是崛起的好汉，当我听到弱者呼救，我就回望西藏的山。 是永远的晴好，当我遇到风雨煎熬，我就躲进西藏的山。 是世俗的地貌，是精神的花岗岩，我的西藏的山，雪域高原的信仰之山。 <h3>起源</h3> 一 你不是混沌也没有盘古，你就是一片高山大谷，山色点染野秀，麦地翻出金黄，藏土的粮仓——雅砻河谷。 你在山南，你是世界上唯一的起源。 早已有了猕猴修行的山洞，早已有了与魔女结合的可能，满河谷都是粮食和子孙了，于是向欧洲派去达尔文，向世界宣告：猕猴变成了人。 二 有一天从天上飘下经卷，六十岁的老人青发童面，泽当飞来孔雀马王，贡布山有了灵龟大象，藏土的先民登上了壅布拉冈。 你在山南，你是宫殿和神庙的起源。 那时修行者走进了藏历年，那时汉公主佩上了花氆氇，那时有一个智勇的男人，在高风大野中走马射雕之后，不朽成一座安静的藏王墓。 三 虽然我已经拜见过莲花生，虽然我已经得到最幸福的摸顶，但我还是在寻找，太阳最初的照耀，以及更远的山河更久的神庙。 你在山南，从过去到未来，你永远都在起源。 再也没有传说也没有古老，最早的人心都是透明的玛瑙，最早的英雄都是伟大的强盗，最早的思想都是清冽的琼瑶，最早的泥虾如今都成了雪豹。 来到山南，我看到所有的，所有的正在起源。 <h3>在后藏</h3> 在后藏，我祈愿吉祥，为了仙境的羊卓雍湖，一部浪花写就的经书，每一个文字都来自上古，每一汐浪涌都是祝福。 在后藏，我祈愿吉祥，为了金盆玉壁的江孜平原，一个不知屈服的誓言，空气是无形的伟岸，宗山城堡是指天的悲愿。 在后藏，我祈愿吉祥，为了太阳山的札什伦布，一片金顶法号的阔土，我在钟声梵音里结庐，那里有我的师傅。 在后藏，我祈愿吉祥，挖酸奶的长把勺，煮土巴的胖陶锅，磨糌粑的小石磨，都是旋不尽的海螺；箱子里的砖茶，袋子里的盐巴，木碗里的奶渣，火炉上的羊肋巴，都是原野里——七月的原野里，一地烂漫的红花。 在后藏，我祈愿吉祥，为了我热爱的姑娘，和那只独步荒原的羊。 <h3>洗浴</h3> 一年只有一次，洗浴节，有七个夜晚，七个神灵娱人之夜。 燃起篝火，让大地和星群一样瑰丽，我们在滩头，脱去厚重的皮袍和上衣，感念着自然，虔诚地洗浴。 我们按照神的意志欢愉，我们让圣水把生命飘举，我们舒展的裸体得到了神的赞许，我们对自身的抚摸好像在抒发别绪。 就这样，圣水一遍遍过滤，滤尽了尘俗和苦闷，头脑再也不会愚钝了，感情生出鸟羽，飘向一个美若天仙的藏女。 我们把肉体洗成清香的松柏，我们把信仰洗成无瑕的美玉，我们把灵魂洗成天上的花朵，我们把语言洗成动人的歌曲。 此刻，灵肉干净得如同喜马拉雅山的白菊；此刻，我们享受着最纯粹的温熙；此刻，已是六弦琴拜谢神灵的时候了。 ——不仅仅是为了清洁，也不仅仅是为了感受雪水之冽，当人与自然再也没有分界，我看到了藏土与别处的区别。 又是七月，流星如火的季节，药神弥拉以银河的灿煜，出现在冈底斯之巅，所有的江河湖渠，都变作祛除灾难的神谕。 <h3>拉萨河</h3> 那条河孕育了金山羊的村庄，那条河淹没了大藏王的车辙，那条河是雪水融化清凉的奶，那条河上牛皮筏子作轻舸。 ——我喝了河水熬成的茶，从此后，只要路途干渴，我就想起拉萨河。 那条河听过悲伤的歌，那条河只解善良人的渴，那条河容忍了带给她的痛苦，那条河洗去了尘世的污垢。 ——我洗过七夕夏月的澡，从此后，只要追求幸福，我就想起拉萨河。 那条河不改变原始的清澈，那条河煮热了阳光和快乐，那条河披挂着彩色的祈愿，那浪花曾变作无数金天鹅。 ——我背过阿妈背过的水，从此后，我看到的每一条河，都是拉萨河。 <h3>布达拉宫</h3> 我站在日月山眺望你，望见了一道不逝的彩虹；我站在青海湖眺望你，望见了一盏不灭的金灯；我长长地走去慢慢地靠近，盼望着度过所有的寂寞，所有的春夏秋冬。 找不到语言赞美你，我的布达拉宫，只有双手合十默一句：嗡嘛呢叭咪吽。 一座座宫殿堆上了天，那是人孤拔而起的信念；一尊尊佛像来到人间，还有唐卡经卷石墙和老砖，那是心中的高远藏土的天；我以头叩砖，愿抛弃所有的财产、所有的夙愿。 找不到思想表达你，我的布达拉宫，只有双手合十默一句：嗡嘛呢叭咪吽。 站在布达拉的灵塔前，认识了大喇嘛格列次旦，他微笑着眺望天边，于是我看到喇嘛的红袈裟，飘向更远更远的布达拉。千万年流传啊，神的宫殿！心灵的彼岸依然遥远。 今天我来到布达拉宫，满天都是虔诚的风，积淀了千百年的信仰举动，也只是双手合十默一句：嗡嘛呢叭咪吽。 第四章 高原的气质与灵魂 读城二章 <h3>西宁，望麻了一对大眼睛</h3> 公元前121年，西汉名将霍去病领军入驻湟水流域，在土著草顶房的一侧，筑起屯兵之所西平亭。西宁作为城市的历史从此开始。 这座城市后来让人有了这样的期许：如果你想在一个城市一天之内领略三种以上的民族生活场景和文化精髓，西宁便是首选。西宁把分布在广袤天地间那些最古老、最普遍、最有情彩和质量的文化凹凸集纳起来，让它成了一个民族交融、风情粘连的立体浓缩版。城东的伊斯兰文化，浓烈如圣地麦加；城南的藏传佛教文化，原生如古佛临世；城中的儒道文化，坚实如城垣不摧。还有星罗棋布的移民文化和现代文化，使这座城市具有了民族交汇地带人文呈现的所有特征。著名的东关清真大寺是汉式宫殿和阿拉伯寺庙的融合，而脊顶的镏金宝瓶以及鸣经楼上的小经筒却又彰显藏传佛教的经典饰风，这样的组合在世界上绝无仅有。西宁有两个大广场：中心广场和新宁广场。大广场就是大舞场，每天早晨和傍晚都有气势磅礴的千人集体舞，各个民族，男女老少，汇聚在这里狂舞锅庄。锅庄是遍布藏族聚居区的藏族圆圈舞，它可以消除疲劳和烦恼，产生爱情和喜乐。现在爱情照样产生，但已经跨越了民族界限，汉藏婚姻以先锋时尚的方式继续演绎着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故事，看着他们的下一代茁壮成长，你会发现那已经不仅是民族融合而是血液融合了。藏族人穿着汉服，汉民操着藏语，见你一声“乔得冒”（你好），分手一声“扎西德勒”（吉祥如意），很多场合都这样，你都分不清谁是谁了。我有一个朋友老家在北京，他总说：“乔得冒您哪。”或者说：“扎西德勒您哪。”说久了，连藏族朋友也学他：“乔得冒您哪。”在藏族聚居区，汉族才是“少数民族”，因此首先是汉族人的藏化，这是生存的需要，比如你必须习惯喝奶茶、吃糌粑，必须遵从藏族的风俗习惯以及信仰等等。其次才是藏族人的汉化，藏族人的汉化是一种走向进步的表现，是藏族自发而必然的趋势。 由于冬天漫长、夏天短暂，西宁人对绿色的追逐，跟牛羊是一样的，跟鸟儿是一样的，顽强执着得几近疯狂。只要有点树林子就能冒出个茶园，只要有个茶园就能常常爆满。喝茶，吃酒，唱歌，跳舞，城市和人群，在这里诠释出了最本真的意义，那就是不管生存多么忙累、艰难，人都要创造享受，享受附带着忧伤，因为一直不肯放弃的，还有期待。 我不认为这仅仅是一首情歌，西宁人的“大眼睛”望得更远，他们认为“藏里的经”才是值得“想烂”“疼烂”的真经。所以，西宁成了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的起始。 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从西宁延伸而去，就像伸出两条结实的臂膀，紧紧搂定了西藏。青藏高原——青海和西藏，因为这两条命脉的存在，使亘古及今的一体联通变得可触可感。它既是整一的地理板块、区域板块、民族板块，又是整一的风情板块、文化板块、经济板块，它在不可分割也从未分割过的意义上，成为中国的信仰大陆、福音高地。而西宁就是高地的门户，是历辈达赖喇嘛和班禅活佛的尊师宗喀巴的诞生地，它发祥了藏传佛教格鲁派，并在一块八宝莲花的福地上，生长出了一棵十万叶片上自然描绘着十万狮子吼佛像的菩提树。六百多年前的西宁人意识到这是震惊世界的奇迹，在奔走相告的激动平息之后，垒起石板，围树造塔，于是有了“世界一庄严”的塔尔寺。 塔尔寺是信仰的灯塔，为的是把众生引向光明与和平、高尚与幸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塔尔寺从来不仅仅是藏族人的圣地，汉族人的心灵也大都有着对它的依附和崇敬。有一次，我拣了一把塔尔寺大金瓦殿前菩提树的叶子，带给一个汉族朋友久病不愈的母亲，告诉她这种树叶有祛除病魔的作用，这在我不过是给她一种心理安慰。但一个月以后，朋友告诉我，自从喝了那些树叶泡的水，母亲的病渐渐好了。我知道这位汉族母亲的心里早就耸立着神奇的塔尔寺，所以塔尔寺的树叶才是灵验的，是她和藏族人共同的信仰治好了她的病，而不是我或者树叶。 <h3>从格尔木到青海湖</h3> 格尔木是一座充满传奇色彩的城市，我把它称做瀚海之星。 五十多年前，彭德怀的民运部长慕生忠将军带领数万头骆驼往西藏运粮，听说有个地方叫格尔木，可以作为转运站，就穿越八千里瀚海的柴达木一直往前走。到了昆仑山下一个有草有水的地方，他把旗杆一插，告诉大家，这里就是格尔木。慕生忠的选择恰好契合了这个名字的内涵：格尔木，蒙古语意为“河流密集的地方”。 这就是这座城市的起源，这样的起源在流行“形而上”的青藏高原很容易变成神话，变成“创世纪”：疲惫不堪的行路者，把拐杖杵到地上说，这里将有一座城市，于是城市就拔地而起。伟大的事情都是不经意做成的，伟大的人也是不经意伟大的。格尔木最初是一座帐篷城、骆驼城，后来由于运输工具的变化和进藏物资的飞速增加，骆驼城变成了汽车城。再后来，为利用丰富的地下水，机关、厂矿和居民点纷纷打井，一时间水井密布，水塔遍地，这里又成了水塔城。接下来更是几年一变，因为察尔汗盐湖的开发和可以给地球人口提供一亿年食用盐的储量，它成了盐城；因为淘金人的拥入，它成了淘金城；因为输油管线和大型炼油厂的建成，它成了动力城。而现在，叫什么都已经不确切了，它就叫格尔木，一座被建设者和拓荒人用青春和生命架构而起的年轻的城市，一个在茫无际涯的戈壁瀚海之上，无可替代地枢纽着青海和西藏、和新疆、和甘肃、和北京乃至所有内地省份的航标式的西部大要塞。 需要提到的是，当年慕生忠的驼队是举着火把走进格尔木的，火把的意义除了照明和取暖，还有驱散蚊蝇和预防野兽。那是用遍地生长、易着耐燃的莰芭拉草制作的火把。后来驼队又举着火把走向了昆仑山、唐古拉山、念青唐古拉山，走向了拉萨以及贯通整个西藏的雅鲁藏布江流域，以令人惊羡的浪漫和勇敢，开通了天堂之路——青藏大通道。 我曾经许多次来到格尔木，把那些和我打过交道的人串连起来，就能看出这个城市的人群组合是如此奇特，人生是如此斑斓。他们之中有在铺设“格拉（格尔木至拉萨）输油管线”而青春早逝的士兵，有青藏兵站部运输团因高寒缺氧而落下后遗症终身痛苦的军官，有西藏驻格尔木办事处的在昆仑山口冻坏了双脚最后截肢的老司机，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牵着骆驼送十世班禅进藏和给粮荒时期的西藏运送“救命粮”的老驼工，有迄今仍然在格尔木的广阔天地春种秋收的山东知青，有在青藏公路改建中（1973年至1985年）十二年没洗过澡、没吃过青菜的工程师，有活到十六岁还没见过绿色植物的盐湖工人的后代，有在戈壁滩上三十年栽活三十棵树的两代道班工人，有去可可西里拿生命赌博人生的淘金客，有在抓捕盗猎藏羚羊、藏野驴的犯罪分子时九死一生的英雄。但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我在戈壁大坟场里看到的那些已经把自己的名字写上墓碑的人，他们来自天南地北，为了这座城市的耸起和发展，把血汗、生命、后代统统留在了这里。无法统计在形成一座城市的过程中需要牺牲多少人，只能感觉到人类的精神在开拓、创造、冒险、破天荒的层面上从来没有止息过，人类对自己的描述在每个时代都可能是崭新而悲壮的。 从格尔木往东直到柴达木的尽头，便是青海湖。 如果说格尔木是瀚海的心脏，青海湖则是一块闪闪发光的护心镜。这不仅是因为青海湖处在青海的腹心，更在于它的海拔高度和涨落大小直接描述着冰川的状况。而青藏高原——地球第三级的冰川，每一方的消融，每一滴的流淌，都准确预示着地球环境的优劣走向，预示着三江之源的青海有多少积冰给了长江，有多少古雪给了黄河，有多少储水给了澜沧江。由于冰川退化带来的资水不足，我们的青海湖——中国最大的咸水湖，多少年来，都是面积越来越小，水位越来越低的趋势。但就从前年开始，它涨了，大了，真的涨了，大了，而且直到今天还在涨，还在大。这是报答，是自然的恩惠！它的启示永远都那么朴素简单：只要我们给它一点点关爱，它就会给我们满怀的欢喜、无边的希望。 青海湖，古称青海，青海省因它而得名，它瘦了，青海就瘦了，它胖了，青海就胖了。 第四章 高原的气质与灵魂 静夜三章 <h3>戒肉</h3> 很突然就把肉戒了，这是我和善的缘分。有人说是“立地成佛”，想到上一句是“放下屠刀”，倒也信然。 我是举过屠刀的，猎过蛇，杀过鸡，打死过乌鸦麻雀蜜蜂蜘蛛苍蝇蚊子。食杀更不用说，猪羊牛鸭以及水族，没有不入口的。大概是到了时候，戒肉前一个月，我赴宴空前，总是推脱不掉，没吃的都吃了一遍。最后一宴是在一个林场，很阔的一个汤盆里，甲鱼头对着我似在乞求；汤水蓦地摇晃起来，它活了似的在划水。我想到我自己水深火热的时候，不就是一只汤盆里的甲鱼吗？一下子我就不吃了。说不吃就绝了欲望，从此不谗。这是1989年8月间，很快就发展到不吃所有动物肉，也不是克制，自然而然就是不想吃。我很满意自己终于放下了屠刀。 大千世界，人和动物是平等的，干嘛要吃掉人家呢？这个简单的道理许多人听不懂，说我愚昧。于是我就想出一些不愚昧的道理来经常说教。我说，所有大个头的动物都是食草的，比如骆驼、长颈鹿、大象、牛等等，可见植物并不缺乏营养。大凡食草动物繁殖能力都很强，比如羊，一茬一茬地往外冒，漫山遍野都是；而老虎是食肉的，都快绝种了。一只公羊能够同四十多只母羊交配，食肉的虎豹豺狼你试试？所以希腊人把公羊的头颅作为情欲的象征。动物体内贮藏着许多病毒，死前的恐惧会使这些病毒变得非常激动，食肉就等于病从口入。食肉还会造成营养过剩，而大凡老年性疾病诸如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肾衰竭等，其病根都是营养过剩；肉类难以消化，肠胃负担过重，血液下降，大脑空白，造成人睡眠过多，精力不佳。这些都是养生的妙道，亦即养生是戒肉的第一境界，苟同者十有八九。 有时候我又会这样说，人必素食，才有风调情致；不素食则拜佛等于没拜，练功等于没练，为善而无善，信道而无道，一切箴言义规不过是口是心非，背向异辞。高洁的人不可不素，不可不全素，亦不可不弘扬食素。如是者，天不佑地佑，神不佑鬼佑，人不佑兽佑，世不佑自佑。素食有乐，乐极生喜，喜而忘返，不走黄泉。素食之美，美在今生来世也。这些都是人生的妙道，亦即素食人生是戒肉的第二境界。苟同者十有一二。 极个别的时候我会以此为说，以最明朗的态度崇拜自然万物，以最纯粹的感觉亲近自然万物，以最彻底的行为博爱自然万物，走向人类最后的宗教。这是信仰的妙道，亦即情感投入是戒肉的第三境界。苟同者无。 戒肉是大善之举，愿天下引以为同道。 <h3>反对以羊头牛头做装饰</h3> 远古的图腾多是飞禽走兽的头颅，那里有先民的全部精神。战争、繁衍、狩猎、采集、寻找火种，生存的一切都在那头颅的瞩望中走向丰饶或走向衰残——伟大的无所不在的神啊，请赐给我后代和食物吧。或允许，或拒绝。 今人没有图腾。他们把崇拜动物看作是愚昧，却又保留了悬挂动物头颅的习惯。虎头豹头是不可能的，法律有所限制，羊头牛头就在别无选择中走进了千家万户。那雄性的犄角经过一番精工装饰后攀卧于墙上，谓之艺术品，有卖有买，兴旺得很。 要问的是，在羊头牛头装饰的环境里是否掺杂了一丝血的腥气？在羊头牛头陶冶的性情里是否多了一些对屠戮动物的麻木？欣赏艺术和创造艺术一样，是善良人的事。 熟人间流传着一个悲剧：一户人家的羊头从墙上掉下来，犄角尖恰好戳进了他爱人水汪汪的大眼睛，一只眼瞎了。这是死了也要顶你一头的意思。而羊活着时，犄角无论怎样威武雄壮，对人都是异常温顺的呀。 在江河之源，在人迹罕至的雪的世界里，一个为了保卫自然而成为“右派”流徒的人告诉我，他曾看到一些用羚羊蹄子踩出的文字，连缀起来是：“把人头挑上天空的下一个纪年。”不寒而栗！ 如果我能够代表动物，我将祈求：你们可以吃我的肉，但不要欣赏我的死。如果我能够代表人类，我也将祈求：你们可以吃我的肉，但不要欣赏我的死。 在此我郑重提议，国家应制定一条不准以动物头颅作装饰的法律。 <h3>什么时候思考宇宙</h3> 牙疼，这个时候思考什么？就思考牙。 古人所谓“堂上春秋已高，望之形销骨立，乃大骇，遂置棺柩于中廊”中的“大骇”，即是猛然的惊讶。平日观老父，虽老却未朽，司空见惯，不往心里去。忽一日，竟见其蹒跚摇摆，几欲仆地，始才想到人已衰，花正残，大限近矣，准备送终便是了。 当然牙疼不一定给牙送终，一剂败火散、几粒消炎片，或可挽救它的命运。但如果下次还要疼，你去问医生，医生就会说：“干脆拔掉。”拔牙就是给牙送终，牙就不疼了，恰如无风不起浪，无树不成林然。 以此类推：胃疼，这个时候思考什么？就思考胃；腿疼，这个时候思考什么？就思考腿；头疼，这个时候思考什么？就思考头。疼处叫病灶，它发出这种叫你不舒服的信号迫使你关注它。但牙疼可以拔牙，头疼未必就可以割头。怎么办？治理它，尽管未必就能治理得好。 牙是理想信念，胃是社会制安，头是官僚政治，腿是婚姻家庭，如此类比，当然是不一而足的。什么地方落了病才往什么地方想，才往什么地方使劲，书上说“亡羊补牢”，口语说“贼走了关门”，都是晚了的意思。坏事已经酿就，一包一包吃着后悔药，但只要下不为例，就可以勉强过得去。总之，是还没到病入膏肓即“男怕肿脚，女怕肿头”的时候。 但是，冰川要是退化了呢？水源要是污染了呢？大气要是腐败了呢？土壤要是沙化了呢？植被要是破坏了呢？动物要是死尽了呢？ 没有喝的水，没有吃的粮，没有了生存的条件，又来一个白垩纪，喘息如将死的恐龙。如此病灶，我们难道还有机会思考？ 先人曾经提醒过大家：日不升而患于天狼吞阳，月不明而患于河汉昭彰。天不雨，水必亡；地不荣，人必荒。如今，伴着月落日出，望着烂漫星群，我们什么时候思考宇宙？ 第五章 西部人的西部精神 西部精神 有一种精神叫西部精神，有一种“西部”是精神的西部。 审视这样一种精神现象，我们立刻就会发现，从时间上划分，既有历史的西部精神，也有现代的西部精神；从人群的结构上划分，既有外来人口的西部精神，更有本土居民的西部精神。 对于历史的西部精神我们当然不必追溯到古代。古代西部尽管有着莽原一样平坦的巨山，一样超拔的精神平台，但那种以开疆拓土、攻城略地为主要内容的战争行为，并不能鼓动和启示我们今天的生存信念，更无法改变和促进我们今天以现代化为追求目标的生存方式。所以有必要说明，我所说的历史的西部精神中的“历史”，仅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这三十年。 这三十年里，我们国家有过多次支援大西北的行动，比如大批干部的西派西调、内地工厂的整体西迁，底层移民的西进开荒，尤其是知识青年的支边运动——中国知青运动的发端就是支援大西北，它最早出现在1954年，当时就有许多青年去了新疆、甘肃、宁夏、青海。那时候的特点是：国家需要、政府号召、集体行动、个人服从。个人的浪漫情怀、理想色彩以及自我追求、生活选择，都要放在国家需要和集体主义的前提之下。所以历史的西部精神，应该是以建设边疆、改造自然为目的的生命奉献，是集体英雄主义前提下的自我实现。其中不乏浪漫，不乏理想，不乏真诚，不乏感动，不乏筚路蓝缕的开拓功绩；也不乏伤情，不乏悲剧，不乏失败，不乏岁月蹉跎、青春虚过，不乏“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的理想破灭。但不管是寸功不展、坐困以待的，还是功成名立、锦旗报捷的，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国运左右着人的命运，环境支配着人的功败，正所谓：“大马死，小马饿，高山崩，石自破。”或者可以反过来说：“大马强，小马壮，高山挺，石自坚。”这些从历史的尘烟中沿着命运的轨迹走到今天的人，特别地喜欢怀旧，一有机会就会把感情沉浸在已逝的岁月里一唱三叹。2003年春天，我在青岛参加了一个老拓荒人的聚会，整整一个晚上他们都在回忆过去的事，吟唱过去的歌，到最后竟一个个都把自己唱得潸然泪下： <em>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em> <em>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em> <em>是那天上的星，为我们点亮了明灯；</em> <em>是那林中的鸟，向我们报告了黎明；</em> <em>是那条条的河，汇成了波涛大海，</em> <em>把我们无穷的智慧，献给祖国人民。</em> <em>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em> <em>背起了我们的行装，攀上了层层的山峰，</em> <em>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丰富的矿藏。</em> 这是产生于1955年的《勘探队员之歌》，老拓荒人都会唱。这是社会赋予一代人的情怀，是那个时代要求人们必须具备的激动。这一代人到了西部，就成了永远的西部人（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人晚年常常要落叶归根，但在感情、事业以及和单位的隶属关系上都还是西部的一部分）。他们挣钱吃饭在西部，成家立业在西部，生荣死夭在西部，甚至在给儿女起名字时也尽量表现出一种符合时代风尚的倾向：张建青，就是建设青海；李建宁，就是建设宁夏；常爱新，就是热爱新疆；王兰生，就是兰州出生；赵改荒，就是改造荒凉；陈戈花，就是戈壁之花；刘志疆，就是志在边疆。孩子是人的最爱，自然要用最美好的愿望来命名。尽管这种愿望里不免也有无奈和被动浸透其中，但更多的仍然是以社会需要为驱策的主动行为和昂扬精神。这就是历史，就是曾经给我们带来了豪迈和充实也带来了苦难和虚妄的时代精神的一部分。 和历史的西部精神相比，至少在理念上我们应该相信，现代的西部精神具有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是一代人为了实现自我价值的情不自禁的投入，是对生活目标和存在意义的一次追问和肯定，它让个性变得重要，让生活多了一些悬念，让行动至少在主观愿望上少了一些平庸，多了一些崇高。近些年从内地走向西部的人许多都是多少有一点现代意识的都市知识青年，他们的生命激情一般都建立在温饱之上、生存的保障之上，这样的激情献给谁？献给家庭，献给柴米油盐醋的庸常生活，献给面积日见庞大、活动空间却日见狭小的内地城市，好像都容纳不了，而且也不甘心，那就献给西部吧。概念中的西部是博大而宽松的，那里的一切都是初级阶段，那里有太多的空白点，有太多施展拳脚的机会，什么样的激情都可以容纳。“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毛泽东的这句话至今还在激发着他们的想象，还能成为鼓舞和驱使他们走向西部的理由。他们作为新一代的西部拓荒人，意向中的事业宏大而抽象：拓土地之荒，拓企业之荒，拓品牌之荒，拓生命之荒，拓精神之荒。总之，就是想干一些别人不敢干的事情，想过一种别人不敢过的生活。照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人生在世，活就要活出个人样来。”但实际的状况跟他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尤其是他们必须立足并企求个人有所发展和创造的城市，早就不是“一穷二白”的面貌了，内地拥有的它全有，包括市场的繁荣、物质的丰富，也包括人群的拥挤、机会的难得和理想工作的难找。不久他们就明白，真正需要他们的仍然是边远的农村牧区，只有在那里，才会有不仅是概念中的也是事实上的博大和宽松，才会有太多的工作空白点和太多施展拳脚的机会。问题是，那里的工作和生活会让他们志得意满吗？会带上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成为一代人为了实现自我价值和生活目标的情不自禁的投入吗？会让生活多一些悬念、多一些崇高，而少一些平庸、少一些碌碌无为吗？在这里我想说的是，理念中与期待中的西部精神和实际需要与必须体现的西部精神往往是南辕北辙的，包括西部在内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永远不可能让浪漫的都市知识青年一来就是老板，就是领导，就是叱咤风云的英杰，就是痛饮黄龙的胜利者。一切都得从零开始，都得从脚下开始，都得从最庸常、最平凡、最底层、最基础、最琐碎、最不起眼开始。和意向中事业的宏大抽象、独领风骚完全相反，你必须要干的恰恰是别人早就干过的事情，必须要过的也恰恰是别人早就过过的生活，你不可能是个名副其实的拓荒者，你只能在别人开垦过的土地上开犁播种。你的成功也许仅仅在于别人由于天灾人祸只收获了一百斤，而你由于天时地利人和稍一用功就收获了一百五十斤。能用一生的惊喜和好奇去做别人不想做和做烦了的事情，也许这才是一种精神的体现，才是“人生在世，活就要活出个人样来”的最好说明。 然而，不管是历史的西部精神，还是现代的西部精神，我们只谈到了外来人口所具备和所应有的精神状态，而丝毫没有涉及本土的居民。本土的居民作为西部人群的主流，对这种只要活着就必须体现的精神有着本能的张扬和先天的自觉，他们在不经意中让西部精神演化成了一种文化景观和一种文化人格，让我们在领略这一精神的良辰美景时，不仅能看到作为精神载体的人的种种情状，还能看到西部的自然和西部的文化在塑造本土人格方面的淬化作用。西部人的精神气质以及这种精神气质所拥有的无穷魅力，也就在自然和文化的背景上有了结实而有力的凸现。这种凸现表现为：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们都是坚定不移的，都是乐在其中的，都是信仰的实践者和自然的朝觐者，都不会改变感情的走向，感情始终都是专一深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西部精神应该是一种人格精神，是一种对西部人的生存状态、情感表达和信仰方式的概括与描述。 对本土的居民来说，西部是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他们对乡土的感情支配着他们的行动，他们的行动又滋生发育了越来越浓厚沉实的感情。很多情况下，感情就是精神，或者说有感情才会有精神。这种精神主要体现在生命和西部土地的融洽上，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最严酷的条件下相依为命、合而为一的状态中。比如青藏高原，其地理特点一是高峻，二是寒冷，因为高峻，它缺少氧气，因为寒冷，它稀有物种。但这并不是说，人与自然的关系处在永恒的对抗当中。恰恰相反，正因为环境艰苦、气候恶劣，人与自然才有着更为强大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启示我们，人只有成为自然的一部分，成为水的一浪、山的一石、树的一枝、地的一壤，才可以绵绵瓜瓞似的繁衍生息，才可以几百年几千年地以严寒为家、以缺氧为侣。在这里，依附就是一切，人的全部精神都体现在依附自然并且好好活着的漫长过程中。 我在平均海拔四千七百多米的唐古拉山地区，多次看到过七十多岁的老人，他们在这个年龄上都还能干活，都还活得很健康、很愉快。我相信，在他们的体内一定有抵抗高寒和缺氧的遗传基因。而在藏北高原的文部区当穹乡，次桑老人活到了一百零六岁还在放牧捡牛粪。采访他的人说，他虽然出生在海拔五千米以上的草原牧场，但生理机能从小就适应了高原的气候和缺氧的环境，加上他本人有着良好的劳动习惯和愉快的心情，所以就成了生活在雪线之上的老寿星。对雪线上的人生来说，活着就是精神，是第一层的精神；健康地活着更是精神，是第二层的精神；长寿地活着自然就是第三层亦即最高层的精神了。但无论是活着，还是健康着、长寿着，都是精神现象的表面形态，而精神形态的内核则是感情对土地无条件的眷恋和生命对自然绝对的依赖。 依赖既是功利的、世俗的，也是理想的、宗教的。尤其是在青藏高原，宗教的依赖往往把“万物有灵”的信念看成是处理人和自然关系的唯一准则。这个准则把自然作了完全人格化的处理，人的环境不再是简单的山川湖泽、日月风云，而是一个灵灵相同、灵灵相亲的童话世界，每一棵草、每一棵树、每一片湖、每一座山、每一块石头、每一朵云彩，都是七情具备，六欲完整的。你委屈了它，它会伤心；你得罪了它，它会愤怒；你损害了它，它会报复；如果你巴结它，和它搞好关系，它就会带给你无穷的幸福。自然既是人的生存伙伴，也是人崇拜敬畏的对象。正因为这样，在青藏高原，在那些原始苯教和藏传佛教盛行的地方，野生动物是保护得最好的，绿色植被是保护得最好的，生态环境多少年以来都处在和人亲密无间的状态中。我在拙作《敲响人头鼓》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作为援藏干部的我的朋友老贺告诉我，有一天他在拉萨街上看到一个河南人在拿着皮鞭“耍猴子”，围观的藏族人个个怒目而视，有一男一女拿着大饼不停地给猴子喂。老贺想自己差不多也是一个西藏人了，自己能做点什么呢？他犹豫了半天，掏钱买下了那只波密红猴，交给了一男一女两个拿饼喂猴子的人。他说你们要是愿意就养着，要是没有这个能力，就把它送到寺院里去，那里肯定会收留它。或者可以这样：这只猴子肯定来自波密，要是你们打听到有人去那里，就让他们把它带去，波密有森林，森林是它的老家。老贺当然不是为了做一件好事给别人看，就像许多都市人喜欢的那样“作秀”，而是为了安抚自己的灵魂，安抚一个在西藏的氛围里渐渐自然化了的灵魂。——宗教有时候并不是信仰，而是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行为。过了几天，老贺听人说，那一男一女既没有把猴子送给寺院，也没有交给别人带去波密，而是自己上路，朝波密步行而去。从拉萨到波密，往返一千多公里，常年跋涉，风餐露宿，一路上讨吃要喝，受尽苦难，就为了送一只猴子回老家，就为了完成他的嘱托，而且没有喧嚣，不必让别人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老贺说，对他来讲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他一辈子都想讲给别人听，一讲他就想哭，这才叫人哪，这才是真正的西藏人。这里没有欲望，没有功利，没有为了生存的斤斤计较，只有超越了欲望和生存的对自然无条件的亲近。过去他总认为人生在世，生存是最重要的，现在看来，最重要的应该是对生命、对自然怀有一种敬父敬母般的柔情蜜意。一个人，一生所能做的最有价值的，就是虔诚地热恋，包括热恋自然，热恋自己的灵魂。这是西藏教给他的，西藏改造了他世俗的观念，提升了他做人的境界，使他学会了热爱生命，热爱一切生命，学会了无私和善良，使他懂得了虔诚的魅力。 虔诚就是精神，热恋也是精神，信仰更是精神。 北风呼啸而来，下雪了，俄博草原上的小伙子索朗在雪地上跳起了锅庄（一种藏族民间舞蹈），他说他的邻居姑娘就要回来了。这里是冬窝子，好几个月都待在山上夏窝子的邻居姑娘就要回来了，寒冷的冬天在小伙子的心里顿时就变得温暖如春。我问他：“你的邻居姑娘叫什么名字？”他说：“她阿爸叫她米玛，我叫她卓玛。”我又问：“你为什么要给她改名字？”小伙子笑而不答。后来我知道，米玛是星期二的意思，他不喜欢这个没有太多含义的名字，而卓玛是救渡母，救渡母是藏传佛教里的女神，他刻意把邻居姑娘和女神合二为一，就是希望姑娘和女神一样给他带来温暖和幸福。小伙子索朗一直在寒风中跳舞，没有音乐，他的歌声就是音乐。我听不懂他唱的是什么，但能感觉到他其乐也融融的内心世界正是“春风自在扬花”的时节，跳舞的哪里是他的脚，唱歌的哪里是他的嘴，是心，是情，是灵魂的歌舞。这样的日子里，高海拔也好，寒冷的冬天也罢，统统都不算什么，要紧的是爱情，是信仰；有了爱情和信仰，就有了内心的欢喜，就可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就可以万难不计，笑对一切了。 千里万里地朝拜，磕着等身长头一年两年地向拉萨朝拜，生活的最高目的就是朝拜。朝拜的路上，老人死了，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老人的尸首，又继续三步一磕头地前进了，就像歌儿里唱的：“没有感伤，没有诅咒，也没有眷恋。”因为他们坚信是佛把老人的灵魂收到天上去了；或者说，在佛的关照下，老人的本次轮回终于结束了，下次轮回很快就要开始了。这样一次次地轮回，积攒到一定程度，灵魂就可以升入天堂了。这是信仰的力量，是生命达到一定层次之后对生与死的超越，是对视死如归这样一种义士品格、高人境界的最平凡的演示，而在人的一生里，在物质世界、亲情世界、享乐世界的无穷魅惑中，有什么比视死如归更能成为我们因为缺少而又亟待拥有的龙马精神呢？什么叫“涅槃常乐条条都是庄严路，生死轮回处处总成解脱场”？这就是。 现在他要出发，出发去干什么？去公路边看汽车。他骑在马上，整整一天都在走。终于看到公路了，他从马上下来，脱下礼帽，向路过的汽车致敬，然后坐下来，吃着干肉，或者奶皮，眼光不时地扫向路面。汽车又来了，他忙不迭地脱下礼帽，再一次向汽车致敬。这样过了大约一个小时，眼看太阳就要落山了，他站起来，骑在了马上，朝着他今天看到的最后一辆汽车摇晃着礼帽，走了，越来越远了。他是杂多草原的牧人，他一整天的行走当然不是为了见识见识汽车，汽车他早已见识过了，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让空落落的心平静下来，照我们的语言就是驱散寂寞。我曾经多次见过这样的牧人，他们太寂寞了，好几个月都待在一片只有自己一家人的草场放牧牛羊，他们驱散寂寞的办法就是上公路看汽车，或者满草原乱走，走一两天的路程找到一户和自己同样寂寞的人家，走进去说说话，喝喝茶，吃吃糌粑吃吃肉，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去，把自己的见闻绘声绘色地讲给家里人。能耐得住这样的寂寞，能用最简单的办法驱散这样的寂寞，然后心情舒畅地活着，该干什么干什么，这自然也是精神的一种。内地人很难理解这种无所事事的晃悠居然也和所谓的精神沾边，而我想说的是，战胜寂寞往往比战胜任何灾难更需要顽强的意志和坚忍的精神，因为灾难是暂时的，寂寞是长久的；灾难有形有色且会得到别人的帮助，寂寞没有形迹却强大无比，且不会有人帮助你解决，要想打败它只能靠自己。一个人的精神强大到了能够战胜任何孤独、任何寂寞的程度，那才是真正的强大。 总而言之，有历史的西部精神，有现代的西部精神，有外来拓荒者的西部精神，有本土居民的西部精神。西部精神不是一种固有的不变的精神形态，它是一个发展中的概念流。好比我们经常提到的雷锋精神，雷锋精神的存在具备三个条件：曾经有过，现在还有，必须要有。也就是说它曾经在雷锋这个人身上发生过；直到现在它还在许多人身上发生着；作为一个社会，不管它具有什么样的政治秩序和经济体制，都必须要有一个健康优良的道德标准来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西部精神也是这样，它曾经在许多个人和集体中发生过；它现在还在流传，而且子子孙孙都将流传下去；在全球都在提高生存质量、注重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在相对落后的西部极力寻求现代文明捷径、寻求困境出路的时代里，我们必须要有一种精神。可以这样说：雷锋精神是一种关于社会伦理和道德水准的精神，西部精神是一种关于人类和自然共同生存、共同发展的精神。它是一条川流不息的精神长河，来自有知走向未知，来自行动走向愿望，来自午夜走向黎明，来自历史深处走向未来世界。在这样的长河里，如同每一朵浪花都可以认为自己是水一样，每一个人都可以认为自己就是西部精神的体现者。 如果本土的居民认为，他们那种见怪不怪，见奇不奇，吃苦而不觉苦，遇险而不觉险的乐观向上的生存态度就是西部精神，有何不可？如果一个修铁路的技术员认为，自己活着，干着，哭着，笑着，寂寞着，牢骚着，但有时候也会请长缨，酬壮志，想让铁路雄飞而起，想让自己留住身价，这就是西部精神，有何不可？如果一群地道的高原人认为，他们那种在零下四十度的寒冷或零上四十度的高温中，照样吃喝拉撒睡的韧性的生存意志就是西部精神，有何不可？如果一个外来的拓荒者认为，自己在这里开了地种了田，办了企业挣了钱，这就是西部精神，有何不可？如果一个大坂养路段的养路工认为，自己常年坚守在这里，遭遇了三十五岁就脱尽头发的孤独，忍受着四十岁就失去性能力的缺氧，这就是西部精神，有何不可？如果一个科学家认为，他终于走进了格拉丹冬冰川，发现了冰川迅速后退的痕迹，悲哀地大喊了几声，震得四周冰崖上的积雪纷纷崩溃，这就是西部精神，有何不可？如果一个水文站的测量员认为，他每天都站在雅鲁藏布江的源头，站在盘亘不绝的冈底斯山脚下，沉默，发呆，瞩望，用生命感受着山的伟大和水的久远，这就是西部精神，有何不可？如果一个人，就像他亲口告诉我的那样：“在西部一辈子，好像什么也没干，就写了几首歪诗。”我要对他说的是，这也是西部精神。在西部，尤其是在青藏高原，人活着就是诗，要是再干点什么，那就是好诗。总之，任何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体验和经历给西部精神增添特色壮大内容，因为作为一种大地域中长时间里形成的精神现象，它必定是开放的、包容的、丰富的、七彩斑斓的，它代表了形形色色的人群，也代表了洋洋众多的自然背景。人类精神的本质部分就是自然，就是那些苍茫而永恒的天、山、水、原。也就是说，西部精神既是人的精神，也是自然的精神。 在离天最近的地方，在空气最少的地方，在阳光最多的地方，在河流最密的地方，在地域最广的地方，在寂寞最盛的地方，在生活最难的地方，在死亡最易的地方，一种精神正在生长，一种不屈服于苦难和落后的人格精神正在诗意地生长，一种源于爱情、源于自然、源于信仰、源于崇高的悲剧精神正在艰难地生长。 第五章 西部人的西部精神 西部地平线 我曾经痴迷于地平线的梦妙，以为那是未知与有知的分界，是未来与今天的轴线，所以我注定要为梦妙的召唤而命悬一线。这是怎样的一线啊，是永远颤动的地平线，是一个人毕生都要去接近而又无法接近的地平线，是在别人眼里你出生于斯而又活跃于斯的地平线。 我们驱车在公路上行驶，猛然发现黑色的路面已经不知不觉变成搭在地平轴线上的一条传送带了。和工业传送带不同的是，我们永远不可能从这边被传送到那边，尽管我们时刻觉得自己马上就要从轴线上翻过去了。一个梦，一个真实存在着却无法接近的梦。人怎么可以没有梦呢？人怎么可以离开梦呢？地平线之于人就是如此地重要。 最重要的恰恰又是最平淡的。西部地平线的平淡就在于它随时都会出现在你的眼前，不像在别处，经常是你根本就找不到地平线——城市的地平线在哪里？抬眼望去，满满当当都是高楼大厦，它们就在离你几步远的马路边把地平线隔断在你的视域之外了。城市悲惨到几乎没有了地平线。没有地平线的城市以风起云涌的逼仄令人窒息苦闷。我不喜欢城市，可我又不得不待在这里，待在坚固的楼厦里和更加坚固的人群中空落落地喊一声：“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乡村的地平线在哪里？举头寻觅，林林总总都是乡镇企业、塑料大棚、防风林带、茅店村社，哪里有什么勾勒着地沿吻合着天边的迢迢一线？而在极地西部，在屋脊对接后隆升而起的高山之巅就完全不一样了，旷野，旷野，旷野，一任坦荡的旷野之上，天穹拉直了线条让你瞩望，抬头低头都是地平线，没有什么东西能挡得住你的目光。光脉动荡的地平线上，人的影子、马的影子、牛羊的影子，就像剪出来的，就像有人在幕布上表演着皮影戏。尤其是黄昏，或者是早晨，毡帐在霞色中淡出，马影在岚光里伫立，牛羊沿着地头云彩一样飘来飘去，泼墨似的人影一会儿从人间走到了天上，一会儿从天上回到了人间，一会儿又突然不见了，仿佛钻到地底下去了。你发现原来天地是合一的，至少在不远处的地平线上天和地是缝缀起来的。人的自由也就在上天入地的表演中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当然远不止如此，我说了地平线是梦一般美妙的，我说了我们驱车行驶在公路上，谁也不知道黑色的传送带会把我们传向何方。现在我们下车了，当一种虽真亦妄的地平线向着我们飘渺而来时，我们没有理由不停下来远远地默赏一番。那是大戈壁的地平线，漫卷着森林潮，荡漾着海湖水，鸥鸟的身影低低飞翔，轻舟的帆影点点明亮。一会儿又变了：秀水涟漪，花红柳绿、水村山郭、风动酒旗。大戈壁中的浩浩绿洲竟是如此迷人，但是我们不能走过去。我们都是“老戈壁”了，知道什么叫戈壁蜃景、邯郸一梦。蜃就是古代的蛤蜊，能呼气成楼、哈气成林、放气成水。大戈壁是古大海的海底，到处都有老蛤蜊的遗存，当它们知道人需要领悟真理时，就在地平线上以看图说话的方式告诉你：陛下（它们对所有的人都称呼陛下，因为在它们眼里，皇帝和奴仆并没有什么区别，听到有人被称为陛下，就以为所有人的名字都叫陛下），一切都是过眼云烟，好比显荣富贵，那是虚幻而无常的美景，迟早要化为乌有。 但是你不必沮丧，过了戈壁就是草原。当大草原的地平线飞来眼底，当地平线的风貌以精神境界的形式，而不是以牛羊牧草的形式呈现于你面前的时候，大欢喜的感觉就油然而生了。因为有七彩经幡的祝福，有佛法僧三宝殿堂的迎迓，有佛陀永恒的微笑。说得具体一点，草原地平线上最迷人的风景就是吉祥的寺顶塔饰，就是喷焰法幢，就是大法轮的金色造影，就是一队红袈裟的喇嘛迤逦而过的晨景暮境。我每每看到它们就觉得真正的幸福、最大的幸福就是拥有信仰，就是在信仰的臂弯里安然睡觉。那么，是不是说，城市没有地平线的原因是信仰出了问题呢？城市的信仰是什么？信仰的标志又是什么？我看到了霓虹灯的暗淡、大饭店的苍白、脑袋瓜的荒凉，琳琅满目的城市里怎么好像什么也没有呢？除了悲哀。在这个大家误以为有了金钱就有了一切的世界上，我要宣布：没有信仰就没有一切，有了信仰不等于就有了一切。 金和绿、信仰和生命的草原地平线在无色之风中悄然而去了。跟着出现的是有色之风萧萧而鸣的沙漠地平线。我想起了《克拉玛依之歌》：“当年我赶着马群寻找草地，到这里勒住马我望过你，漫漫的黄沙像无边的火海，我赶紧转过脸，向别处走去。”而我是不会“赶紧转过脸”去的，虽然我迟早会“向别处走去”。我发现我终于发现有一种自然景观和女性的肉体一般无二。我说的是沙漠地平线的颜色，说的是那种柔美飘逸的线条。不同的是女性的肌肤有时候是不干净的，哪怕她一天洗八次澡，甚至洗澡越多的人越有不干净的嫌疑。我看过一部电影叫《榴莲飘飘》，主人公在香港的时候，一天洗了三十八次澡，一会儿一次，一会儿一次，你说她是干什么职业的，总不会是洗澡职业吧？而沙漠，那黄皮肤的沙漠，那臀线、那胸线、那股肱之线、那美腿之线、那在风中摆动的地平线，是绝对的绰约，伴随着绝对的干净。什么时候，在我们生存的地球上，干净成了理想？因为干净，她一无所有。她修持着自己的一无所有，倔强地坚守着自己的一无所有。她的美丽就在于她一无所有。沙漠地平线是干净而一无所有的地平线。 还有什么地平线呢？有的，那就是无穷山脉的绵延之线。不，那不是地平线，那是天际线。山影用强烈的嶙峋起伏描绘着天的轮廓，天也就显得蓝锥倒悬、残缺不全了。山有多少峰，天有多少口，山天交接，犬牙错互，那缜密而复杂的线条无尽地弯曲着，谁也分不清是弯曲到了天上还是弯曲到了沟壑。山远有青雾，岭近绕白云，当我们实在搞不明白山在天上，还是天在山下的时候，天际线的消失就等于让我们知道了混沌未开的样子原来就是鸡蛋无缝，鸡蛋一旦有缝了，那就意味着盘古开天告成了。当然大部分情况下，天际线是不会消失的。高山覆雪，冰清玉洁，那里是最安静、最没有污染的地方，那里的天际线就像细韧的丝缕垂挂着一束束阳光，那里是被拜望、被敬畏的焦点，那里的思想是净土里的庄稼，吃了它就可以直取资粮道，奔达无尘界。当尘世的“缘起之有”不再出现，那就真正是无阻无滞的自由“天空”了。天空是走向无烦妙境的走廊，是悟道者的意绪绽放莲花的碧水天湖，到达这片天湖的唯一方式，就是让眼光和情感爬上冰雪的山脉越过明澈的天际线。可以说，那些被有名望的山脊托起的天际线都是高人领悟人生、知晓宇宙的地方。 我又一次想到城市了，城市不是也有在高高矮矮的楼房之上委曲求全着的天际线吗？遗憾的是，楼房的参差不是信仰的耸立而是欲望的崛起，小楼房代表小欲望，大楼房代表大欲望，欲望的堆积潮表现为一种相对静止的汹涌澎湃，暴力、强奸、贪污、盗窃，一片片立体的罪恶永浪不衰，而天际线就像花边一样令人失望地镶饰着它们，保护着它们。于是城市的天际线马上就太脏太暗了，马上就被污染得不再蔚蓝、不再清明了。而在中国的西部，在我们停车伫立的地方，在远山高脉一挥而就的天际线上，是看不够的美云、彩霞、淑气、晴光，是赏不尽的绿山、青峰、雪巅、冰塔，是感受不完的清净、脱俗、庄严、殊胜。 我曾经神往于地平线的高显，以为那是诗音袅袅、花色烂漫的地方，是宝鼎吉祥、水软山温的所在；现在我依然崇敬着地平线的曼妙，因为在城市即使是乱见楼房无数重，即使是门户塞其盈视，高墙盱其骇瞩，人的张望与欣赏依然未能休止。顾及不到远方的日子里，注视身边的人群便成为必然。难道不是这样吗？——人与人之间，你是我的地平线，我是你的地平线。 第五章 西部人的西部精神 旅行启示：走过青藏高原 <h3>一</h3> 来西部旅行探险的人大致是这样几类：热爱大自然的人，渴求了解世界的人，以“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自居的人，内心需要山水安慰的人，探索地理奥秘的人，以职业探险为生为家的人，工作和生活节奏太紧张需要彻底放松的人，富足而又不甘堕落的人——他们厌倦了都市生活从酒店到酒吧、从麻将到扑克牌的无聊消费，需要刺激，需要提升，需要净化，需要在回归自然的过程中让生命更加明朗，而不必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处在灯红酒绿的黯淡之中，被红尘白浪、是是非非纠缠得迷茫憔悴。可以说中国东部、南部以及沿海的经济越发达，人们的生活越富裕，来西部旅行探险的人就越多。他们用有限的钞票换得了精神的再生、头脑的光明、心身的清净，是再划算不过了。那么西部到底有什么呢？ 有天之丰采、山之品貌、水之流韵、原之格调，有真言之堂奥、藏佛之妙道、理想之净土、边地之风俗。 <h3>二</h3> 哪儿都有天，但至少在中国，青藏高原的天是最蓝最蓝的，那种一碧如洗的明快让人直接想到天堂，天堂的确是风露瑶池、美轮美奂的，要不然铺天盖地的雪域信仰怎么会把灵魂升天当成是一生一世乃至几生几世的最高理想呢？天空鲜亮得如同彩绘的图画，透明得如同仙姑娘的眼睛，干净得如同玫瑰色的幻想。不像在有些城市，一说到天就会想到污染，粉尘、沙暴、晦暝，迷蒙、连阴，在这样的天上建起的殿堂跟地狱有什么两样呢？再设想一下，如果青藏高原的天是被污染的天，那生民的信仰中恐怕就不会有天堂这个绝对灿烂的未来世界了。三禅天也好，兜率天也好，三十三天也好，坚手天也好，要是它一点也不干净明亮，佛祖佛尊、仙人菩萨以及慈航得渡的人谁还愿意待在那里呢？我接触过一个专门来找天的旅行者，他说他是个搞摄影的，他来青藏高原就是因为这里的天是真正的天，一点杂质都没有，那么新鲜那么亮堂，就好像刚刚诞生似的。顺便说一句，在青藏高原，天的蔚蓝也是各处不同的：青南高原的天蓝得晶亮而华丽，柴达木荒原的天蓝得遥远而永久，藏北草原的天蓝得亲切而慈祥，雅鲁藏布江河谷平原上的天蓝得奢侈而夸张。而最最美妙的蓝天不在天上而是在湖中，在青海湖、纳木湖、奇林湖等这些高原大湖中。当晴空万里、水天一色的时候，你会看到天在荡漾，天的静影沉碧正在幻化成丝绸一般柔美的宇宙，宇宙的涟漪里，你再也分不清是水在天上还是天在水中了。 <h3>三</h3> 哪儿都有山，但只有在青藏高原，当你面对祁连山、布尔汗布达山、昆仑山、可可西里山、巴颜喀拉山、阿尼玛卿山、唐古拉山、念青唐古拉山、冈底斯山、喜马拉雅山的时候，你会看到每一座山脉都是人类没有穷尽的未知区域，你会觉得你是第一个来到这里的人，你发现了它们；你会觉得一种固有的意识顿时被什么击碎了，脑子里出现了一片空白，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形容自己来赞美山脉；你会陡升一股敬畏感，阢陧不安地意识到：这里如果没有神，那就不对了。的确是这样，青藏高原是有山便有神、有石便有灵的，一洞一佛祖，一峰一菩萨。有情有性的森林、土林、石林、冰林静悄悄地朝你走来，走进了你内心的烂漫动荡中，走进了你灵气十足的发现里：你发现神对地球的眷顾原来是真理，发现藏地民众信仰里的万山有神原来就是指人与山脉的心心相印，它是人类联系自然的纽带，是心理结构上的梁柱、感应框架上的螺丝。也就是说万山有神的前提是你首先得心中有神，就像古人所言：若人欲识佛境界，当净其意如虚空。其实关于佛的信仰是一种热爱自然的宗教。佛像是自然的化身，自然是佛的代言，它对你的震撼和改造有时候并不是为了让你立地成佛，而是用山的伟大超迈和高远淡泊直接作用于你的心身，让你的灵魂飞升起来，摆脱污垢达到清凉，摆脱战争达到和平，摆脱烦恼达到虚静，摆脱痛苦达到欢喜；让你做一个干净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益于别人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在这里，我不想对高原上那些伟大的山作更多的评说，只想说说一座虽然同样伟大却经常不被人提起的山——阿尔金山。 作为柴达木盆地和塔里木盆地分界山的阿尔金山素以干燥剥蚀著称。剥蚀是沙漠盛行风的专利，它在绵延五百多公里的山体上剥蚀出了元古代地刻、震旦纪岩雕、石炭纪褶相、侏罗纪金字塔、第三纪镂壁，凡此种种，荒凉得让人想起月球地表、火星地表。尤其是称为雅丹地貌的风蚀残丘，成为西部景观中最有冲击力的一部分，让看到它的人一个个目瞪口呆，患了失语症似的不知道如何表达那种被震撼的感觉。雅丹是维吾尔语，意思是陡峭的山丘，雅丹地貌主要分布在阿尔金山南麓的冷湖、大风山、牛鼻子梁、俄博梁，以及更远一点的南八仙、茶冷口、一里平一带。风的力量、时间的力量把砂岩、石灰岩、红泥岩雕琢得形状诡异、姿态怪诞，有人形，有狮形，有牛形，有龟形，有羊形，有狼形，有骷髅形，有伟人形（据说在风雕群里可以找到当今世界上所有伟人的头像，但我却一个也没有找到，或许是因为我不敢进入风雕群的深处，或许是因为我知道的伟人太少了，或许是因为我认定的伟人和天认定的伟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色色形形指天而立，森森然然漫漠而去，真是鬼斧神工，浩瀚无边。 我曾经三次来到三个不同的雅丹地貌群落里，看到的形状一次比一次魔鬼，感受到的惊怕一次比一次强烈，那种走向极至的荒凉就像风把地壳剥蚀干净后露出了地狱一样令人心惊肉跳。我发现世界上最最恐怖的，原来不是炸弹，不是妖魔鬼怪，不是杀人复仇、死去活来，而是荒凉，是让你死不了但又让你时刻感觉到死亡就在眼前的荒凉，是那种不光你恐怖而且整个人类都会恐怖的荒凉。在如此荒凉的地方，谁也不知道雅丹地貌的深处以及阿尔金山群的深处还隐藏着什么，是活着的生物，还是已成化石的生物？对化石的研究表明，地球上每隔两千六百万年，就会发生一次大规模的生物灭绝，人们因此推测是地球以外的原因造成了这种灭绝。更有人推测，不管是地球以外的原因，还是地球内部的原因，比沙漠更古老的阿尔金山脉或许就是一座生物灭绝的见证山。 <h3>四</h3> 哪儿都有水，但青藏高原的水是源头的水。无比丰富的水利资源，无比清澈的源头活水，从梦想中溢出来，又在神话里流淌着。清澈、纯粹、晶莹剔透，虽然以前经常用到这些词汇，但直到见识了这里的源头水，才明白真正的清澈是什么，纯粹是什么，晶莹剔透是什么。更重要的是，所有的水源都来自山峰极顶，来自一些神佛居住的圣洁之地：长江发源于格拉丹冬冰川，黄河与雅砻江发源于巴颜喀拉雪山，澜沧江与怒江发源于唐古拉山，雅鲁藏布江发源于冈底斯山。这些水源之山，都是在人文经典和社会意识中取得了崇高地位的山，都是人类精神的制高点。众神缔造的另一个文明世界像云彩一样在众山之上盘旋游弋，让我们叹为观止，让我们看到汩汩而来的水源之流，就像一匹匹未经驯服的炽情的野马，永远都是奔放的姿影，让人恍然明白：为什么高原人的信仰无比清澈？为什么佛的家园必定要选在最干净、最清凉、最宁静、最透彻的水源之上？因为佛是神的源头，或者说佛是源头的神，是青藏高原的大冰盖之上消融众水的太阳。还可以这样说，原始的时候，地球上只有两种东西，那就是人和自然，你不是人就是自然，你不是自然就是人；不是人的自然集合了多数人的灵性和多数人的意愿之后，就变成了神变成了佛。如同自立法师告诉我们的：“佛”是从“人”从“弗”的，“人”是站立的人，“弗”是“不”的意思。两个字合起来，即不是人——是一个脱胎于人又超越了人的大觉大悟者。当一个旅行者把亲近自然、理解自然、膜拜自然，作为心许、作为行动、作为必然的时候，他就离青藏精神、高原境界越来越近了。信仰在等着，啊，等着。 我的武汉朋友雕刻家杨健夫1990年在长江源、黄河源和澜沧江的源头留下了十几块藏汉两种文字的六字真言石刻，有两块是很大的，固定在山崖上；不仅有六字真言，还有一段选自《金刚经》的文字，他认为可以看作是六字真言的注解。从三江源回到西宁后他告诉我：“刻完了才发现丢了两个最关键的字‘灭度’，你说遗憾不遗憾？你能不能想办法给我补上？”我曾经两次在三江源区他告诉我的地方寻找他的石刻，想请当地的藏族刻经人补上这两个字，但我看到的都是藏文的六字真言而没有看到藏汉两种文字的，只好找来一块石板，单独刻了“灭度”两个字，放在了长江正源沱沱河桥边的河滩上，并把那段经文朝着河水大声地诵读了一遍，算是为他补上了缺漏。 水是生命的本源，源头之水是生命之本源的本源，在生命之本源的本源，佛在微笑，在灭度，在为一切众生之类服务。而水是要流向四方、流向下游的，它带着佛的微笑、佛的关照、佛的法力、佛的智慧流经了陆地，流向了海洋，流向了虚空。漫长的时间里，辽阔的流域内，水到之处，无不恩惠于人，无不泽润于大地万物，可谓是大道如水。水的形状是柔软的，见什么都拐弯都忍让，而力量却是无限的，有什么东西能阻挡水的流淌呢？石头吗？石头变圆了变小了；山脉吗？山脉裂开豁口让水过去了；水要么从你的空隙中走过，要么从你的头顶上淹过，要么是浩浩汤汤、汹涌澎湃的，要么是见缝插针、水滴石穿的。旅行者要是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会明白为什么佛会选择大江大河的源头安家落户，为什么青藏高原的民间信仰会如此长久地保持鲜活如初的生命力，为什么在这片被称为地球第三极的高大陆上，自然的魅力、藏传佛教的魅力、民众信仰的魅力会如此紧密地粘连到一起。因为是源头，是水的源头，是关于生老病死的思考的源头。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信仰的源头、人类最初的宗教模式，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的：是自然崇拜和神明崇拜的结合，是精神的五体投地和身体的五体投地的结合，是关于灵魂的赞歌和挽歌的结合。任何一个旅行者在青藏高原看到的世俗和宗教的场景里，都将有他的祖先弯曲的身影，都将有任何一个民族走向文明时最为艰难也最为踏实的脚踪。 藏族人对水的崇拜和爱护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供佛必须要用净水，祝福信徒必须要用海螺舀起的清水，受戒灌顶更需要神圣的源头水。他们不吃水中的生命——鱼，碰到有人钓鱼，便会掏钱把鱼买下来，然后放生；他们要是生了病，就会去泉边念念有词地拜水神、喝圣水；他们不会在泉水中洗脸、漱口、洗衣服，也不会将任何不干净的东西扔进水中，弄脏了水源后会受到神明惩罚的信条牢固地规范着他们的行动。据三江源学者解放考证，在藏文经典中，太阳称为“水盗”，月亮称为“水晶王”，太白金星称为“水神之子”，大地称为“水护”或“以海为腰带者”，天空称为“水界”或“水鸣”，大海称为“增水”或“水主”，云称为“水持”、“负水”和“水之坐骑”，霹雷称为“水持生”，电称为“水生者”；快刀叫“水刀”，水井叫“水眼”，马的套绳叫“水绳”，食盐叫“水藏”、“水之精华”，胆量、勇气和精神叫“水满盈”，夏季叫“中游上涨”，眼珠叫“水泡”，神经纤维叫“水脉”，莲花叫“水饰”，财神叫“水中居”，岸边煨桑祭神叫“水香”；另外，还有与宗教有关的“沐浴节”、“正月初一供晨水”、“水长寿”（六种长寿之一）、“五种瓶水灌顶”、“水转嘛呢轮”、“八功德妙水”、“温泉舍利”、“河流喻心”等等。 面对佛主的水源和水源之民对水的信仰，旅行者常常会被感动，会生出一些智慧的想法，譬如有人就曾经大声疾呼：“对源头之水保持足够的恭敬就意味着永葆中国水系的长流不息，保护好源头之水就是从根本上保护好长江黄河、保护好我们的家园，在这方面，我们要像信徒一样虔诚。”不过也有人莫名其妙，觉得“水固然重要，但对水的神化却不免有愚陋之感”。他这样认为，是因为他没有生活在源头，没有真正领悟到佛住江之头的意义——当水和佛、生命之源和信仰之源合而为一的时候，当佛就是水（自然），水就是佛的意识浸入骨髓代代相传的时候，保护地球和守卫环境的行动才会因神圣的感情因素而成为自觉，甚至是疯狂的自觉。事实上，对神的存在，对自然的恐惧，对宇宙的亲近，只有两种人能感觉到，一种是出类拔萃的智者，一种是信仰虔诚的底层人。他们生活在神造的世界里，拥有高远的精神和冰雪的智慧；不像我们，我们生活在人造的世界里，令人遗憾地拥有着物质和愚蠢。我们和他们，到底谁应该羡慕谁呢？或者说谁也不应该羡慕谁，各有各的命，各走各的路就是了。但有一点我是明确的：烦恼并不会因为你富贵、你高高在上就离开你，快乐并不会因为你贫穷、你地位低下就嫌弃你。人命呼吸，迅速无常，逢人超度，遇水祯祥。江河之源的生民都坚信：佛在生命的源头关照着生命，只要你是一个皈依了自然的信士弟子，不论贫贱富贵、位高位低，都可以往生净土，不受轮回苦。在这里，信仰是幸福的尺度，虔诚是欢喜的标准，包括水在内的自然是衣食父母的化身，除此之外，一切身外之物，都将在未来的黎明中化为乌有。 <h3>五</h3> 哪儿都有原，但在这个世界上，只有青藏高原是山和原不分的，行走在茫无际涯的原野上，也就是行走在高入云天的山顶上，甚至有时候你登上了山顶还在到处找，山顶在哪里？大山大到极限就是原，高原高到绝处就是山，山就是原，原就是山，原不说自己是原，山不说自己是山，山说自己是原，原说自己是山，到底是山还是原，问谁谁也不知道。但只要你说它是山，马上就会有人说它是原，只要你说它是原，马上就会有人说它是山，其实叫山也罢叫原也好，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来了，你正在升起，你站在这片和人类同龄的高原上正在一步步接近着太阳。 从已经发现的动植物化石看，青藏高原曾有过西藏三趾马、吉隆三趾马、唐古拉大唇犀、小古长颈鹿、黑河低冠竹鼠、古猫、萨漠兽和古羚羊等，曾有过热带植被中的代表性植物桉树、桃金娘、水杉、山龙眼科植物等，有过亚热带山地森林草原植被中的雪松、檵木、棕榈、栎树、藜科植物等，这说明青藏高原是地球之上最年轻的高原，它强烈隆起的时代最早也是新生代第四纪。第四纪是地质纪年中离我们最近的一个阶段，也是人类出现的时代。可以这样说，青藏高原在一点点升高，人类在一步步成长。是青藏高原的崛起造就了人类，造就了适合人类生存发展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人类在这个地球上所需要的一切——水源、河流、空气、猎物、鱼虾、草原、田野，甚至烧制陶器的泥土、垒墙造屋的石头，都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崛起改变了地球的地质结构和地理结构，打破了原有的水陆分布和生物分布的格局。青藏高原，是我们人类看着升高的；我们人类，是青藏高原看着进化的。你站立在海拔八千八百四十八米的珠穆朗玛峰顶上，也就等于站立在了人类最早生养儿女的那个茅草窝子里。目前青藏高原尤其是喜马拉雅山脉还在继续上升，我们人类也还在继续发展，谁也不知道青藏高原会崛起到哪一步，不知道我们人类会发展到哪一天。但是你是知道你自己的，你最多能活一百岁，百岁之中，如果你不来看看这片和人类同龄的世界最高陆，不来看看那些和我们人类同生同长、两小无猜的大山原或者叫山顶荒原，那就太对不起青藏高原的存在了。 <h3>六</h3> 我一向认为，西部尤其是青藏高原在经济上是落后的，但却有最现代最前卫的观念，那就是它给人类返璞归真的前瞻思想，给人类回归自然的先锋意识，提供了认同，提供了绝大的可能性，提供了足够的理由和条件，提供了信仰的力量和帮助。也就是说青藏高原用它的原始古朴和源清流洁，用它的宗教启蒙和民众意识，呼应了人类走在最前面的思想。如果没有青藏高原，回归自然的前卫思想、返本还原的先锋意识、崇尚光明的净土理想、生命永恒的终极关怀，就将无所适从，就没有附着点，好比一个人拼命举着一个很沉重也很美好的东西，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地方老是不知道往哪儿搁；现在好了，青藏高原朝你走来了，超拔辽远的大地面朝你走来了，你就搁这儿吧，那才是最妥帖的，而且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妥帖，是空前绝后的妥帖。我曾经在一首诗中写道： <em>当回归已然超越了一万年的历史，</em> 照我的想法，对来青藏高原旅行的人来说，意图和观想是最重要的，假定你认为自己是来寻找原始，回归自然的，尽管你仍然是个匆匆过客，你得到的就一定会比别人多得多。因为你除了观光看景，还有心领神会，心与景相碰，情与物相连，那才是情到深处花自俊，意在无限山当远。境由心高是一重，心由境远是一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如是而已。 <h3>七</h3> 在青藏高原，拉萨是永恒的圣地，不管你是佛的信徒还是俗世的人民，都对它怀有蒹葭之思、首丘之念。即使宗教不能成为你的向往，那还有神秘之相、狞厉之美，还有风情之惑、民俗之媚，还有文化之观、艺术之光，还有节日之请、山川之邀。面对如此灿烂而强烈的诱惑，去拉萨的人越来越多了，一年比一年多了，不算做生意办事情的，光是单纯旅游的，每年就有好几万人。遗憾的是，这几万人中的一半是坐着飞机去拉萨的，从成都或者从西宁飞往遥远的太阳城，几个小时就到了，然后大街小巷地到处走一走，寺里寺外地胡乱串一串，很快就回去了，也是坐飞机，几个小时就到家了。家乡的人问他：拉萨有什么？他说有大昭寺、哲蚌寺。这都是废话，拉萨有什么还用得着你来说？随便找一本介绍西藏的书就能看到比你的口述更准确、更详尽的介绍，重要的是你得说说在任何一本书上都找不到的你的独特的感受和新鲜的见闻。遗憾的是你没有，每一个坐着飞机去拉萨的旅行者都不可能有太多的感受、太多的见闻，他们对拉萨乃至青藏高原的描述显得跟没到过青藏高原的人一样苍白而贫乏。由此可见，对一个真正的旅行者来说，飞机是最糟糕的旅行工具，因为它使旅行者失去了旅行的意义；也就是说，去拉萨旅行的人，只要一登上飞机，就注定了什么也不会得到的结果。去拉萨应该是个过程，而不是目的，省略了过程，也就是省略了自然对你的洗礼，省略了拉萨无法给你的关于高原地理的体验，省略了无量山、大悲原对你的感化和指引，省略了你本该阅历的百分之九十九。没有过程的旅行不叫旅行，没有过程的精神朝拜不叫朝拜，即使你双脚踏上了拉萨的土地，也等于没有看到真正的拉萨。就好比我们阅读，诱惑人的地方都在路上，都在九九八十一难的折磨里，要是唐僧一行坐着飞机去西天取经，那还有什么意思？“西天”的意义也就荡然无存了。 拉萨是万山支撑的圣城，是千水托起的胜地；而覆盖整个藏族聚居区的藏传佛教，说到底是一种地理的宗教、自然的宗教，是山水精神、天地精神、宇宙精神的人格化、情感化、神圣化。通俗地说，也就是只有在这样的山脉水流、原野沼泽之间才能诞生这样的宗教。藏传佛教长存不灭的理由不在于任何人为的因素，而在于自然的神秘、狞厉、深刻、浑融、恢廓、精微，在于青藏高原汪洋恣肆又奥义无穷的地理风貌。一个旅行者如果不从自然入手、不从根底上入手去了解藏传佛教，当然也就不会有太多的感想和了悟。按我的建议，走向拉萨，走向青藏高原，最好是坐汽车，走公路，最好是从甘肃的兰州走向西宁，然后沿着青藏公路走过青海腹地走向西藏，到了拉萨之后，再向东沿着川藏公路走出西藏走到四川。或者相反，从四川出发，穿越青藏两地之后，到达西宁（或甘肃兰州），然后返回。如果路途中不遇到天然障碍，比如泥石流当道，积雪封盖等等，不到二十天的时间里，你的旅行就会有大圆满的结果： 你领略了地球之上最壮丽的景观，领略了世界上大部分人一生都没有领略过的高极之山、大极之川、盛极之水、阔极之原；再进一步，你会感悟到自然无限奥秘无穷的真理，会获得水澄明、山虚静、地方圆、天亿重的智慧。形而下地说，你的旅行阅历至少应该有这样一些内容——你经过了中国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分界线以及唐蕃（唐帝国和吐蕃王国）分界线的日月山，经过了盛传水怪出没的中国最大的咸水湖青海湖，经过了柴达木盆地中世界最大、最壮观的盐湖盐景，经过了死寂之最的大戈壁，经过了气势磅礴的莽莽大昆仑，经过了羚羊野驴竞相奔逐的可可西里无人区，经过了寥廓无涯的唐古拉山顶荒原，经过了长江源头沱沱河，看到了和太阳一样耀眼的格拉丹冬雪山，经过了绿野无极的藏北高原，看到了雪山低头迎远客的念青唐古拉山，经过了地热升腾、云蒸霞蔚的羊八井，穿过了山岩嵯峨的拉萨峡谷。这样一番壮阔的经历之后，你才看到拉萨终于到了，才明白原来大昭寺、哲蚌寺还有那么多寺庙，就深藏在这个叫做卧马塘的万山封闭的水边坦地上，才算实现了一次肉体的也是精神的万里大朝拜。更重要的是，到了拉萨你才算完成了旅行的一半，你必须离开拉萨沿着川藏公路走出西藏。 又是一番终生难忘的旅行阅历：你经过了峰峦奇拔的横断山，经过了凌虚而下的怒江，经过了大水横溢的澜沧江，经过了峻急翻滚的金沙江，经过了险峰耸峙的雀儿山，经过了横穿甘孜草原的雅砻江，经过了雪岭突起的折多山，经过了浪涌如峰的大渡河，经过了峭壁连城的二郎山。之后你进入了四川盆地，又走了不到一天的路程，猛然一个惊醒：啊，成都。你见到了繁华似锦的大都市就像见到了拉萨一样激动万分。至此你才可以长喘一口气，才可以自豪地告诉别人，你去了一趟拉萨，上了一趟青藏高原。你会深沉而多情地告诉别人你的独特的体验，那么多那么多：什么是孤独，什么是寂寞，什么是壮美，什么是辽阔，什么是生与死的界限，什么是神与人的亲和。这个时候的你，已经随着步步高的海拔提升了自己，已经随着无污染的空气洗净了自己，已经是今非昔比，跨过从前的精神洼地，行走在另一个境界里，面对人生世界了。 我的一个家住北京的朋友告诉我，他是为了宣泄失恋后的孤独才来到青藏高原的，可是到了高原他发现，不仅他是孤独的，整个人类都是孤独的；不仅人类是孤独的，整个地球都是孤独的；不仅地球是孤独的，整个宇宙都是孤独的。既然连宇宙、地球都是孤独的，个人的孤独又算得了什么？这时候他发现他的孤独突然走到了极至，物极必反，他就再也感觉不到什么孤独了。他想到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绝对不能处在长期隔膜的状态中，沟通和联姻既是人类的需要，也是自然的需要。人与人的和睦相处，人与自然的同舟共济，是抵御地球的孤独和宇宙的孤独的唯一法宝。 朋友的话启示了我。我曾经奉劝许多内地的朋友，当你因失恋而苦闷，当你因失去亲人而悲伤，当你因失败而沮丧，当你因遭受打击而愤怒，当你心情灰暗，当你失意潦倒，当你焦灼不安，当你空虚无聊，你哪儿也别去，你就来青藏高原，人文环境带给你的创伤，自然环境会让你痊愈。这是青藏高原的承诺，是一个旅行者和弥漫高原上空的六字真言的神圣约定，是天地之间唯一的声音——你听到了吗？你应该听到，整个青藏高原，所有的山石水浪都在向你祝福：嗡嘛呢叭咪吽。 <h3>八</h3> 嗡嘛呢叭咪吽是发自青藏高原的声音，是能够代表历史、生活、艺术、宗教的肺腑之声。我认识一个叫马尚春的山东旅行者，他曾经四次来到青藏高原，一方面搜集他的研究对象——废墟，一方面就是为了写一本关于六字真言的书。他在十多年前第一次来青藏高原时就告诉我：“常常念诵和接触六字真言的人，身体和心理都会产生一种神妙的感觉，就像醍醐灌顶、甘露浇身，妙不可言。醍醐是什么？是天赐的牛奶，是一种能让你从迷沌浑然中一下子澄澈透明的慧芒；牛奶是植物的精华，慧芒是思想的光射，是穿透一切精神黑暗的子弹。这些都是需要好好爱护、牢记心间的，因为一切唯心才能运转。至于甘露，那一定存在于高原的眼睛里，高原的眼睛就是佛的慧眼，凡是好男好女，逢甘遇露的机会笃定是很多很多的，就看你是不是把它当作甘露对待了，还是那句话，一切唯心。说实在的，我在青藏高原旅行的最大收获，便是用心灵拥抱了六字真言而不仅仅是用脑子理解了六字真言。” 马尚春曾经给我主持的报纸副刊投过稿，我对怀有信仰并且有所证悟、有所得道的人一向十分看重，毫不犹豫地发表了他的文章，其中的一段是这样的：“有一天我想到，人生差不多是求之不得、得之不求的，既然如此，一切努力又都何苦呢？‘扑向襟怀的不是女人’，‘扑向河岸的不是浪花’，这两句话怎么解释都可以。把真理创造成因果，创造成虚无，那就放之四海而皆准了。佛说：万般神通皆小术，唯有空空成大道。我有时候想，这空空是什么？想通了又想，如果把文章也做成空空，那不知会是什么？更令人焦虑的是，喜欢读文章的人是绝对不喜欢空空的，所以只要文章存在，就好像永远空空不了。难怪古今中外以文章成大道者凤毛麟角。” 我直到现在也无法评判他的话是否可以影响我的观点，但作为一个旅行者在青藏高原的感悟，我很愿意把它引用在这里。他又说： “有一种情绪无喜无忧，这时候你的恋人送来慑人的艳光然后就彻夜不归了，你忧是不忧？有一种文字无拘无束，这时候有权威告诉你，这不是外国你胡写什么？你理是不理？学道须是铁汉，着手心头便判，直取无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那还能写文章？还能著书立说？所以我常常在得道与做文章之间选择，选择没有结果，就变得不伦不类了。有个古人胡扯什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照这样写文章非把自己写成圣人不可。但已经有了圣人，就不必再有了。所以我有时候很载道，很道德，很愤慨，很悲壮；有时候又把所有的都丢弃，都背叛了。是我背叛了古人的胡扯，还是古人背叛了我的胡扯？又有谁说得清呢？当我在青藏高原徒步行走的时候，我发现说不清是对的，时间没有先后，空间没有头尾，我们以为自己正在走向未来，而未来却正在走向过去。未来是过去的重复，明天是昨天的重复，历史是重复，生命是重复，青藏高原的崛起是重复，整个地球的形成和毁灭都是重复，那么宇宙呢？此宇宙是彼宇宙的重复？那么我自己呢？我是谁的重复？一个人要是能够找到自己是谁的重复，那就太有意思了。” 他的思考说明他有一些高度科学化的时间意识和空间意识，开阔而悲壮。但我以为这仅仅是思想的发端，青藏高原馈赠给他的感悟还不是最好的，他必须再来一次或几次，多住些日子，不仅仅是走马观花的旅行。 对他从事的废墟研究他是这样说的：“我在青藏高原看到了那么多圮毁的废墟——两千多年前的古城，发掘于地下的村落，拓荒者的干打垒，土法上马的炼钢炉，知青们的土窑洞，还有被遗弃在大戈壁中的石油城，筑路工人的土坯房，移民的家园，以及荒原上大片大片的墓地，都在风雨的磨损中悄悄地消失着。我曾有过废墟之恋，曾想把中国所有的废墟都拍下来，集纳成册。可是如今，废墟的载体以及全部的思想也都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变成了废墟，我还恋它干什么？还是佛的见解高明：万般神通皆小术，惟有空空成大道。” ——青藏高原，是佛的高原，是空空高原，是大道高原。 <h3>九</h3> 有的旅行者来到青藏高原既不是为了自然也不是为了宗教，而是为了搜集和观赏民族风俗。他们大多具备文化人类学的眼光，当然比我更明白，即使是同一座高原、同一片天空、同一个民族和同一种信仰，其民俗的表现形态也是千差万别的。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屡屡向我打听：哪个地方的藏族民俗是最古老、最有代表性的？我的回答往往是这样的：概略地说，游牧地区的民俗粗犷而单纯，注重的是人畜平安；农耕地区的民俗细腻而繁缛，注重的是春种秋收；中心地区的民俗华丽而隆重，注重的是仪规和气氛的渲染；边远地区的民俗古老而神秘，注重的是内容和心灵的表达。所以对一个民俗爱好者来说，他要想接触到原始宗教统摄下的古老习俗，就必须深入到那些边远藏地的沟沟洼洼、村村寨寨里，等待节日祭祀的到来，等待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的发生。然而，登上青藏高原，并不是越往里走就越边远，因为边远的概念一方面是相对于内地、着眼于全国，一方面又是相对于城市、着眼于藏族聚居区内部。相对于内地的时候，青海和西藏都应该是边远地区；着眼于以藏族为主要居民的整个藏聚居区的时候，它的边远地区就很难一句话说清了。整个藏族聚居区的中心是拉萨，理论上讲，离拉萨越远就越是边远地区，但实际上离拉萨越远就越接近了内地，在这样的地方当然不可能找到最古老、最纯粹、最具代表性的藏族的风俗。据我的见闻，只有在那些离内地很远、离拉萨同样也很远的地方，才是藏族习俗精华的温床和原始习俗经典的保留地。具体地说，就是地处青藏交接处而又属于青海的玉树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以及藏北安多、聂荣以东黑河流域的广大地区，还有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和甘孜藏族自治州靠近西藏、青海的一角（据说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也有不少藏族习俗的古老遗存，但我没去过那里，惴惴乎不敢妄言）。它们离世俗的中心内地有上千公里，离藏传佛教的中心拉萨也有上千公里，是一些具有双重边缘特点的区域。在这些地方，你能看到在拉萨四周甚至整个西藏都稀有其类的古羌人（形成现代藏族的一支古老民族）舞蹈、原始春祭、六月傩祭、於菟（虎）崇拜、生殖崇拜、山神奉祀、说唱艺术、图腾表演、丧葬仪式、婚礼场面、生活习惯、人际关系、部落痕迹、土司制度、藏医藏药、以命价赔偿和血价赔偿为核心的习惯法规，以及服饰、面具、日常用品等等。当然，这些地方的民俗并不是藏族古老习俗的全部，而只是保存完整、异化较少、相当珍贵的一部分。从民俗的数量和品类上来说，更多更齐备的当然还是应该在西藏腹地。如果一个文化人类学者在那些具有双重边缘特点的地方生活一段时间，再去西藏深处以及围绕着拉萨搜集民俗，他的收获就一定是车载斗量的。 祈愿民俗吉祥，祈愿旅行者吉祥，祈愿青藏高原吉祥再吉祥。 第五章 西部人的西部精神 因断裂而凹凸的世界屋脊 <h3>一</h3> 我一直认为，青藏高原的近代和当代是灿烂的巫术年代的回光返照。根据遗存至今的羌人傩舞的演示，在那个透明而空灵的巫术年代，应该有一头野牦牛漫步在高原之野，它是大地和生灵的象征，是一个主宰着草原和农田的神。它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凶猛地冲向了海底沙砾沉淀而成的高大石壁，硕大的头颅顿时迸裂，鲜血哗哗流淌。石壁轰然崩塌了，沙石砾块瞬间掩埋了那个胸腹大起大伏的黑色雄健的躯体。多少世纪过去了，跋涉者发现了它，迷醉于历史的思想者掘起了它，喟然一声惊叹：“哦，化石。” 这样的化石出现在那些被称做荒原的地方，在喜马拉雅山脉，在唐古拉高野，在柴达木盆地，在一切有人类痕迹的荒旷之地。牦牛，不管是家养的，还是野生的，都是人类的伴生物，都是遥远的巫术年代留给今天的图腾。在牛图腾的关照之下，荒原上，原初意识林支撑起了残缺不全的人类理性大厦。在它的四周，草潮无际，悲怆苍茫，被战刀刈折了的最后一颗人头又被马蹄扬起的风尘卷走了，恐怖啊！倏然之间，掠过那个伟大的地理发现时代。古人猿的那一泡滂沱大尿，一眨眼功夫，便被文明人命名成了青海湖。 在那个早晨，在那次血淋淋的分娩中，野牦牛的妻子，那个光艳照人的鹿目女，用白色絮棉的长袖轻拂出了青藏高原的黎明，人类和新生代第四纪和蛋清一样凝固的世纪初一起从迷雾中淡出。而孪生的黄昏和黄风，以不可遏制的情态气势，将鹿目女凌空托起。这是一次只为了和太阳拥抱的升高，这样的升高让鹿目女看清了青藏高原——大地温床的模样。终于可以繁衍了，鹿目女，在雄性的怀抱里，在一切雄性的怀抱里，荡笑出一个个永恒的瞬间，继而喘息，一气呵成，喜马拉雅高赋，珠穆朗玛文章。 诞生了，又一次诞生了，青藏高原那崛起的屋脊和人群。他们是野牦牛的儿女，是阳光照耀和河水滋润的生命。忧伤的太阳神热望着她们的兄弟姐妹，在脸颊上涂抹着世界屋脊的印记，紫晕深深。 走向老时代的末尾，走向新时代的开端，人心全是信息城。荒原之上，鹿目女的眼睛就像一对小太阳，以颤动弯曲的波光，扫视着信息城带来的变化，就像一只白唇鹿望着叉叉猎枪、黑洞洞的枪管。 又是一次真正的创世——用一个个彩色的实体填补着一个个无色的空间：高楼大厦、飞机电话、资源优势、吸引投资、高精技术、国际竞争、贸易大战、反对垄断、工业社会、商业繁荣、电子家庭、全球意识、开发西部、环境保护、财富梦想、反恐联盟、选择缪斯、迎接挑战，古丝绸之路变成了美女钢铁之路，唐蕃古道早已是卫星辐射之道。两大都市——拉萨和西宁正在成为钢筋水泥统治下的中国西陲大都市，连昆仑山脚下的格尔木，连藏北高原上的那曲，以及藏东的昌都和藏南的日喀则，都已经穿起了城市文明的外衣，尽管古铜色的裸体上依然散发着原始阳光照射下的草原气息。人们用难以名状的惊讶、窃喜、怀疑和害怕，跳进沐浴节的暖流里，搏击着被曙色染红的陌生浪花，不由自主地走向了黎明后的嬗变。 这样的嬗变是心理的也是人格的，是传统的集体贫贱主义到现代的个人富裕主义的转换，是边疆政策中“只有封闭和落后才会平安”到“只有开放和进步才会稳定”的转换。过去那种只要“不出乱子”（这在西部历来是上一级领导对下一级领导首要的也是唯一的要求）就是好领导的看法，那种只要不繁荣、不发达就不会出乱子的看法，现在是断断乎行不通了。因为事实早已经证明，越是不发展经济的地方越容易出乱子。而发展经济的意义恰恰就在于使生活从单一而贫乏的政治内容走向多元而丰富的物质追求，就在于随着物质追求的有可能实现和生活水准的有可能提高，使人们更有兴趣关注自身的发展而不是盯着别人的一举一动。过去是穷则思变，不是往好处变，而是往乱处也就是往更坏处变，虽说“不出乱子”是唯一的强调，但在老百姓的潜意识里，期待往往是相反的，因为如果不出点乱子，他们乏味的生活该如何打发呢？这就是近代中国所有的政治运动在边远地区往往比中心地带闹得更凶猛、更残忍的根本原因。更重要的是，内地和边疆在经济生活上过于强烈的反差，往往会使边疆人的心理失去平衡，而失衡的心理往往又是一切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的基础。与穷则思变相对的，是富则思定，只要有了财富的积累和财富的有希望积累，只要有了对私有财产的无尽渴求和守住财产的冲动，老百姓最怕的就是出乱子，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政策千万不要变。”这样一来，人们的视野骤然开阔而目的却变得越来越现实和功利，“不出乱子”就不仅仅是一种施政纲领，更是老百姓的自觉要求。经济意义上的开发西部，获得的结果却远远超出了发展经济的范畴。尤其是当今世界，当反对恐怖主义和维护国家统一已然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分裂而日益成为所有正义国家、正派政府的共同行动的时候，我们对新一轮的创世活动就不能不重新认识并给于一定的评价了。 <h3>二</h3> 然而，我们的准备毕竟不足，对一些人来说，姗姗来迟、缓缓摇摆的嬗变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有着难以接受的迅速和剧烈。两种观点和两种感情针锋相对：难道青藏高原的原始古朴就要消失在开发建设的五光十色中？难道虚静的原野、寂旷的山脉、纯洁的圣地就要消失在泛滥的物欲、世俗的潮流、嘈杂的市声里？一个理性的民族，必须把保护自己和发展自己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不能有效地保护自身的特色也就一定不能有效地实现发展自己的目标，谁也没有权利借口开发建设而让原有的青藏特色消失殆尽。回答这样的诘问是艰难的，因为民风的本色、宗教的传统和自然的高旷，永远是世界注目于青藏高原的三个巨大理由。于是绕开正面回答，以诘问对付诘问的方式便出现在我们的报章杂志和电视节目里：难道越古老越神秘越原始越传统就越有价值？难道因了我们的欣赏，牧民就应该永远去住四面透风的帐房，去过逐水草而居的原始或半原始的生活，而拒绝搬进定居点的雕房或高楼大厦？难道为了满足外界的好奇，就必须让青藏本土的居民永远都是钻进羊皮筏子渡河，背着木桶运水，赶着牦牛去五百里以外换盐易粮？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任何形式的发展和进步都是以牺牲本民族的固有习俗为抵偿的，谁也没有权利借口保护青藏特色而让民众永远生活在颤动的温饱线之下。人类理性的体现只应该是走向现代而决不应该是回归原始。回答这样的诘问同样也是艰难的，因为我们并没有一个值得信任的人类理性法庭，并没有公认的审判一切非理性言行的客观准则。我们的出发点充满了主体精神的膨胀和武断，我们给自己的言说披上了“历史主义+蒙昧主义”和“理想主义+功利主义”的外衣，使它们在受到时间的审判之前，始终都有一种合法的自然也是合乎逻辑的表现形式。然而，言辞的暗淡并不妨碍心灵的灿烂。我们假设理性法庭是存在的，假设它已经给我们至少给我们的心灵提供了一种可能：一切都必须在理性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出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否则就将是一种永远都面临惩罚的存在。 似乎是恍然大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人看到了产生于美国的西部电影，突然意识到，中国也有自己的西部，中国的西部不也是荒原连片、马牛成群的吗？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有自己的西部电影呢？报纸和电视开始大肆鼓吹，关于西部电影以及西部文学的话题俨然成了主流话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的结果是，真正的西部电影倒并没有拍出几部，电影的主角西部牛仔却像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其基本特征便是蓝色帆布对人体的包装——硬邦邦的牛仔服装尤其是牛仔裤突如其来地时尚化、流行化了。可以确切地说，牛仔裤在中国的流行最早的发端便是西部而不是较为发达、较为开放的东部沿海。西部也因此最早有了对牛仔裤的可笑可叹的反动：一个大学二年级的男性班主任居然向全班宣布：“我看穿牛仔裤的统统都是流氓。”一个官员居然提议：“公安局要负起责任来，借这次严打，把那些穿牛仔裤的流氓好好管一管。”这就是先锋的代价，是让我们可以咀嚼一番的历史风波的一尘一烟。 1983年5月，在雄黄万里的柴达木，在石油基地的冷湖镇的那条清静幽冷的街道上，在白天触眼即是的牛仔裤消失以后，我注望无涯古漠那辽远的地平线，突然想到，产生于美国西部密西西比河流域的牛仔裤，在经过两个多世纪的风吹雨淋、更新换代之后，蓦然出现在中国西部的远荒大漠里，出现在以天玄地黄为背景自卑地蠕动生存着的人群里，这是偶然还是必然？是有幸还是不幸？但不管怎么说，这种纵越历史长河、横跨万里大山的联系，让我们的空间意识不由得博大而超然起来，思想也因之无边无际、无古无今了。 牛仔裤是文化之一种，牛仔裤的被接受和被欣赏无疑是文化输入的结果。它曾经无形中影响了一代人的审美情趣，引起了西部人关于美丑观的虽然短暂却异常强烈的冲突。而这种文化心理的变化和冲撞又无时不在体现新观念的萌动和旧意识的动摇，一贯不敢正视人体线条美的东方礼教即使在荒远的中国西部也会神经质地慌悚不安起来。 辐射——文化向心理的多侧面、多角度的进攻，已经征服和正在征服着不同层次的西部人。一个简单的道理直到几年之后才豁然明朗：不是由于牛仔裤造就了流氓，而是即使是流氓，即使是那些在人性崩溃的边缘苦苦挣扎的人痞，也残存着一些对美、对时尚、对牛仔裤的恭敬。如果现在还有人公开站出来，指责只要是穿了牛仔裤的人便会图谋不轨，便属于流氓一类，连真正的流氓也要惊愣起面孔大惑不解了。 遗憾的是，直到现在，即使牛仔服装已经普及得几乎成了一切阶层的便装或工作服，它依然没有在中国西部培养出地道的美国式牛仔；或者说，在中国西部，真正的牛仔都是不穿牛仔服装的，他们依然穿着宽松的皮袍，露着一只臂膀，骑在马上，晨出暮归。他们是牛羊的主人，是牧人，他们至今过着单调而艰辛的日子，从来不知道牛仔是什么，更不知道在内地有些人的眼里，他们便是本国西部牛仔的样板。 这就是文化输入的错位，是传统和时尚的距离。它说明发展新生活并不意味着消灭旧秩序，现代文明和原始古朴并不是一对互相见不得的冤家，我们面对的也并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在生活的潮流里，完全可以做到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关键是认同，是愿望是否已经主宰你的行动，是信息的接受和传播是否已经形成了某一局部、某一区域或某一人群的“国民心理”。在这里，最可怕的，应该是把墨守成规、不思进取说成是忠于传统、尊重习惯，又把真正的忠于传统、尊重习惯说成是愚昧无知、冥顽不灵。也就是说你打算用什么样的“国民心理”来对待青藏高原的“国民心理”，因为国民心理永远是衡量先进与落后的第一尺度。 <h3>三</h3> 酒场，在晚春的飞雪中飘来逸去，像一叶热烘烘的轻舟。抛远了人生的装腔作势，忘却了痛苦的声嘶力竭；做作的张狂，矫情的掩饰，唯我独尊的二郎腿悠悠翘起，尖头皮鞋上闪烁一团航标似的荧光；失意者爽朗的笑声，得意者莫名的叹息。歇斯底里和葡萄美酒的交媾，眨眼间分娩出一个强健的儿子来，那便是瞬间超脱。在这种场合，你可以觅到各种身份的人：整天于书斋独对寂寞面壁悬想的学者，来自草原深处那些科研单位和保密工厂的感伤的小布尔乔亚，已经由粗犷和豪放转向细腻和沉默的石油工人，从课堂中走来的带着浮躁不安的时代色彩的研究生，跻身财富世界的称职或不称职的企业家，整日给七八岁的孙子传播牢骚情绪的离休老干部，还有作家、商人、官吏以及连自己也说不清整天在干什么的自由职业者。他们对酒场的热衷并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只是为了热闹一番，为了证实自己在人群中的存在。就像有人说的那样，在枯燥寂寞地工作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何不向几个熟识的人谈谈自己的苦恼呢，何不来感受一下别人对自己的关心、羡慕或者怨怒呢。而产生这种想法的前提便是那种由经济发展、激烈竞争和心灵隔膜带来的人的孤独感，它让酒场上的瞬间超脱充满了对传统的平静生活的留恋和竞争疲惫后的惆怅。“谁说寂寞出成果？胡说八道。”“我说的。我还说过，明哲之士不在人群里谋求虚荣，而是设法避开大千世界寻找孤独。”“我想起来了，你是在一篇文章里说的，不过你做不到，你也不是什么明哲之士，你是最不能孤独的，坐在书斋里，整天想着怎么捞钱，结果是学问没做成，钱也没捞上。”“你怎么知道我学问没做成？我的学问就是：如何面对失败。”我对这样的对话很感兴趣，它发生在两个知识分子之间，让人多少能够猜测到一点他们内心的尴尬。 也是在酒场上，A君醉了。A君是“第三者浪潮”中一朵灿煜的浪花，既有楔入行为，又有做乌龟的境遇，可悲也可喜。整个过程中，他都在不断强化自己的个性，却又无从体现男子汉的风格，今天在这个女人面前保证，明天在那个女人面前发誓，男人的精神气质在这种无休止的发誓和保证中日益地无光无亮了。他迅速地失恋，妻子和情妇（不止一个）都开始嫌弃他，那指责他的话几乎是商量好了的：“没出息。”于是他也成了一个孤独者，孤芳自赏，孤影自怜，孤寂无告。作为朋友，我曾经指责过他。他说：“你别假正经了，大多数人还不是跟我一样。我只不过是暴露了，而他们却善于伪装和包藏。要知道，喜新厌旧是人类的本性，是一种动力，我们西部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这里的人不敢大胆公开地喜新厌旧，或者说缺少脚踩两只船的艺术。” 道德的牺牲果真能够换来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社会？这是值得商榷的。期望不等于现实，他的痛苦尽管可以看作是文明发展和经济繁荣的伴生物，但直接的原因仍然是没有一个和一己之观念同步发展的环境，心灵和肉体还不能从生存的困扰和社会关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却又要强迫自己放荡不羁，我行我素，怎么能够心情舒畅呢？“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这句话对于我们，对于西部的生活，永远都只是一个寓言。 酒已过半，残汤和剩菜炫耀着自己被人吃掉的荣光。A君拉我来到长沙发的一角，主动“交代”了他跟一个“印象最深刻”的姑娘交往的全过程。那天，他在电影院门前踌躇，想看一场电影又拿不定主意。一个姑娘突然横挡在他面前说：“想看电影吗？”他摇头。姑娘又说：“那……陪我吃顿饭怎么样？”他去了。饭后，在她的单身宿舍里，在她那挂满了小布人、小动物的床上，他明白了这个既有固定职业又不缺钱花的姑娘肉体和心灵的潮动：由封闭到开放的一种畸形爆发——性机能亢进。她以为只有放纵自己才算对得起人生，才算是一个有现代味儿的女性。“她是干什么工作的？叫什么？”我问A君。A君说：“不知道。”又说：“这方面你不懂，你得向我请教。人的生存依赖于人的群体性，过去，男女是以了解和感情为联系纽带的；现在，人追求瞬间温存，追求一夜情，追求那种不需要感情交流和心灵碰撞的纯粹的性交往。也就是说，我们都认为，在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前提下，肉体的融合才会是健康的、理智的和幸福的。”我挖苦地说：“既然这样，你们怎么又分手了呢？”他说：“那是因为她要求我一个星期不要回家，一个星期都待在她那里，这怎么可能呢？太霸道了。” 我说：“那么以后呢？以后你是不是还想继续你的追求？”他说：“我不追求这个追求什么？想出国没钱也没门路，想当官没本事也没后台，想去基层豁命干他几年，再一步一步爬上来，老婆又不让走。那好，那咱就坐下来搞点学问吧，可人家在发展航天技术，在折腾商品经济，在办公司搞企业进军世界五百强，我只能捣鼓几篇研究汉藏史的文章，有什么意思呢？没劲，真没劲，现代社会是不需要了解历史对今天的意义和作用的。你知道，上大学时，我写过一篇《唐番古道流变考》，因为想发表在校刊上，还去校刊编辑的家里帮他打煤砖，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可笑。有一段时间，我又想搞哲学，想从哲学的角度诠释藏传佛教，结果我发现，佛理是清高的，它提倡一心观照缘起性空的谛理，不为虚妄的外界所迷惑，提倡‘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的功夫。而对一个没有慧根的俗人来说，一旦明白了藏传佛教的哲学含义，你就什么心思也没有了，你就会感到，面对一切你只能有一种态度，那就是无所适从。” <h3>四</h3> 有人说，哲学就是寻找家园，而且是带着乡愁寻找家园。家园是什么？一个人造宇宙，一处心灵归宿，一种精神寄托。在这个一切都还不能以好坏论处的年代里，在这片滞重的高原厚土上，寻找家园时的无所适从显然要比拘泥成法、固守卑陋更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更能代表一部分人的精神状态。也正是在这种无所适从的迷茫中，那些认识到了命运的残酷而去向残酷挑战的人，才显得多愁善感、思虑重重。 正是春天，我来到了位于塔里木盆地和柴达木盆地交界处的茫崖石棉矿。一连几天，都是荒风暴起，粉尘弥漫，一片混沌景象。就在这种天地未开的景象中，我和石棉矿的副矿长张居安进行着一种心灵感应式的接触。我发现他有自己独特的笑声，尖细得有些滑稽，像是自我解嘲，又像是傲观人世的豁达。他还会怪模怪样地耸肩，寓意复杂：自鸣得意、无可奈何、悲观伤怀、逢场作戏，好像什么都在其中了。但不管我怎样感觉他，他都是一个典型的西部企业家，为人讲信用，处世重义气，自信自负，又具有落荒人的狡黠和幽默。还有就是，和内地企业家的油头粉面、西装革履不同，他留着一头艺术家一样的长发，紧裹着一件米色风衣，一副随时都在行动，从来不知道养尊处优的样子。 他说：“我是浙江宁波人，上海建材学校毕业，留校工作了一年，月工资只有三十五元一角，除了自己吃用和赡养家中老人，还想买书，想抽烟，想看电影，想逛苏杭，还想穿好吃好玩好。穷，没钱，开始是自轻自贱，后来就想摆脱，摆脱那种打着赤脚想天堂的境况。这样，在1966年当有人动员我支援大西北时，我说，你不用费口舌，我去就是了。来石棉矿的头几年，我当司机，一月一百零六元的工资，高兴得很哪，订了一份报纸，买了许多书。别人奇怪，这个跑车的，看书竟比睡觉还过瘾。……1983年，我当了副矿长，名利思想雪淡，也无所谓身份感。但我还是希望这个矿好起来。我读了许多书，包括马列主义的，虽然没有深钻，但作为某种场合的辩论需要还是够用的。我是个有毛病的争议人物，但这并不影响我开展工作。在矿上我有强大的实力，所有部门都会被我指挥得团团转。我有威望，关键时刻能和工人一起冲上去，待人以诚，不说谎话，对工人的要求从不以‘研究研究’来搪塞，要办就办，不办，一二三，说明情由。我精通业务，还有一套随时掌握第一手材料的本事。在我周围，有几个人起着智囊团的作用，哪些问题该找哪些人商量，我一清二楚。老实说，论我的能力，当副矿长，是轻而易举的。对钱，我也有考虑。钱对人有好处，我个人，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吃亏就吃在没钱上。我在石棉矿干了几十年，似乎已经干够了，很想回上海，回到老婆身边去工作，苦于没门路，要有，哪怕降职降薪，也在所不惜。我不想把自己的骨头埋在这个天荒地老的矿上，也不希望儿子来这里工作，这里毕竟是落后的，这里的人毕竟缺乏从落后中奋起的意识。矿上许多人也都想走，有的我放走了，有的我以朋友的名义挽留住了，但我感到对不起他们。原因很简单，保持现状，不求发展的干法是没多大意思的。或者说，我们的很大一部分精力都要花在补救失误上。现在的失误是很严重的，主要在于冒进，像是又一次‘大跃进’。……对我们矿的现状许多老百姓是满意的，但我不满意，很多问题是他们所不能预见的，更看不到企业潜在的危机。我们这个矿是一个社会性企业，凡是一座城市所具备的我们都应该有，大量的投资要花在非生产设施上。可是，建矿这么多年了，我们还在创业，还搞不出一个像样的石棉城来。更严重的问题是，我们的职工来源大部分是矿区子弟，子孙相传，近亲繁衍，长期下去，智力低下，人种退化，弊病不少。对此我只能叹息，我无能为力。搞现代化大工业，必须要有铁腕人物，必须由一个人决策，决策过程和决策人不是一回事。当然，铁腕也需要感情扶助，刚上台，要铁，到后来，必须动之以情。可叹的是，作为一个领导人却要把很多精力花在党政争权上。太多地关心议论别人，挑别人的毛病，而不关心重视自己，发展自己的个性，这简直就是自杀。……平时，我喜欢吹牛（聊天），也希望身边有几个吹牛的朋友，这大概是感情上的需要吧。好在我很忙，实在没时间去想别的。如果我清闲的话，也许会的，比如，女人，人人都应该有寄托嘛。但我不存在孤独，我会在可靠的合适的小圈子里发表高论，也常读些书，读得很杂，有兴趣的话我一天能读完一本书。我不会跳舞，想学又不敢学，人总怕舆论，尽管我是个不怕丢乌纱帽的人。在猜疑的社会里，什么事情都会变得很复杂。不能以诚相见，尤其在官场上，这是个悲剧……” 西部，到底是谁的乡愁、谁的家园？是张居安他们的吗？好像还不是。但不管怎么说，张居安他们是一代“付出远远大于得到”的人，是一代奠定了西部未来基础的人。他们有资格也有充足的理由使自己成为一个冷静的悲观主义者，正如张居安表述的那样：“这里毕竟是落后的，这里的人毕竟缺乏从落后中奋起的意识。”而落后不仅仅表现在经济指标上，更是一种国民的心理状态，一种社会关系即人的本质的体现。 离茫崖石棉矿不远，就是素以乡情浓厚、民风淳朴著称的阿拉尔草原。草原上有个叫索巴措的老人，他无儿无女，吃饭穿衣的事儿全由草原上的人管着，今儿东家请，明儿西家叫，要不就把吃的用的送到老人家里来。老人享受着同情和友善带来的幸福生活，打心眼里感激他们。要扶贫了，上面要求必须落实到人。乡政府的人说，送给索巴措一头从德国进口的奶牛吧，让老人有奶喝，有钱花，生活有靠，安度晚年，我们大家也就放心了。可是，在奶牛光荣做了扶贫畜的第三天，老人就叫来几个汉子把它放翻了：宰牲煮肉，邀请草原上的男女老少来家里做客，好一番大块吃肉、大碗喝汤的热闹。老人高兴地说：“我天天吃你们的喝你们的，心里老是不对劲，老是想，这欠下的人情，怎么还呢？现在好了，我有牛了，我也可以请大家吃一顿了。”乡政府的人听说了，火速赶来，一见搁在案板上还没有来得及燎烫的硕大的牛头，禁不住喊道：“老天爷，这是头优质高产的奶牛，价值一万多元呢，你就这样宰了？”乡情浓，民风淳，心灵被仁德之光华所环绕，还有什么可指责的呢，西部的现状就是如此地温情脉脉而迷惘不醒。 更加迷惘的还是西部的一些文人。当现实的需要已经放弃了对忧郁、深刻、厚重的赞美和对历史的迷恋，当越来越多的人把理想主义以及忧患天下苍生的高尚情怀推向滑稽可笑的地步，在青藏高原，有那么一部分曾经在文字的海洋里表达过真诚和勇敢的人迅速改变了自己。他们丢弃了历史的沉重感和抗争命运的深刻性，丢弃了曾经有过的挺拔、正直和清高的气概，丢弃了牛角号似的雄浑和悲沉，丢弃了责任、义务和愤世之慨，一下子变得轻浅了，无聊了，浑浑噩噩了，不那么让人有交流恳谈的欲望了。他们羡慕奢华，羡慕腐败，羡慕权势，唯利是图，唯俗是趋，唯官为大，思想令人遗憾地退化着，处世的态度风快地滑向庸俗，精神向懒惰和麻木投降，说什么这是“不愿酒中有圣，但愿心头无事”的潇洒，说什么这是“看透了”、“认命了”、“现实了”、“会过了”的结果，其实不过是“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的糊涂罢了。过去有人对西部的文人说：“你们虽然贫穷，但精神却富有无比。”现在呢？贫穷自然是早就有了变化，但精神资源却迅速干枯着，灵魂也随之堕落了，知识分子的魅力正在失去，正在不间断的吃吃喝喝、拉拉扯扯中向着净尽处消散而去。 <h3>五</h3> 历史和地理的形成是西部现状的保姆。这就是为什么在难以拒绝的大趋势面前，我们却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伤和忧虑的原因。假如我们把喜玛拉雅山轰开一道大裂隙，假如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与它的地理中心相吻合，假如自然界最优良的物种都以高寒带的冷凉气候为它们的最佳生态环境，假如丝绸之路和唐番商道的拓展不是往古的记忆而是现实的作为，假如让西部人而不是让沿海人首先接纳来自中国之外的西方文明的信息、技术以及操作方式，西部将会怎样呢？我的回答是：不仅西部，整个中国都早已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了。 然而假设毕竟是虚妄的，一切建立在不可能基础上的假设都只能是一种自我安慰。西部在本质上是孤独的，这孤独首先导源于滞重的历史和拒文明以千里之外的地理，而和孤独近似的意义则是落伍。由于落伍，历史在时代面前的惭愧和可怜以及悔恨，如此浓郁地浮现于大地的表层之上。 苍茫的日月山，寂静的山顶。高空下，一块日月碑，两座分别以“日”和“月”命名的孤寒之亭。远方，是青海湖，雾岚飘飘逸逸；湖面浩渺，风日里，涌浪沉沉地拍打着湖岸。“青海，海周七百余里……水色青绿，冬夏不枯不溢，自日月山望之，如黑云冉冉而来。”这是一千五百多年前，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对中国最大的咸水湖——青海湖的描述。 青海湖的茫茫水域中，有一座苍然独立的山，名曰海心山。山上，荒草萋萋，鸥雁惊飞啼鸣。庙宇和经幡在豪风中抖动，青灯的孤光明灭闪烁，佛像和法器入眠了，永不苏醒。水域四周，平阔的草原连接着绵延不绝的山峦；那在云端耸立的，是亘古及今的雪峰。雪峰之下，云雾一般飘荡着羊群和牛群，骑马的牧人缓缓走动，永远都是缓缓走动。 在青海湖的南部草原，残留着曾经威震遐迩的吐谷浑王国的国都伏俟城。伏俟城，吐谷浑语的意思是王者之城。遥想当年，作为一个盛极一时的民族的政治文化中心，它盘踞一方，行伍从通衢中经过，时时响起铮铮的铃浪和清脆的蹄潮。高宫大殿里，有几次蛮风野味的酒筵？有几个颠鸾倒凤的男女？转眼之间，金戈铁马的厮杀征战便让它荡然无存了。惊沙入面的年月被时间挤压，被学者榨取，被热风熏炙，被霜雪浸润，梦魇般的浩劫终于浓缩成了几堵圮毁的城垣、几座荒败的坟冢、几件变了形的文物。 沉寂的切吉草原——大非川——著名的唐蕃古战场，便是又一处功绩和耻辱交汇的地方。公元六六〇年，逐渐强大起来的吐蕃王国武力袭扰吐谷浑。吐谷浑国主向唐王朝请求援战。唐廷遣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领兵十万进击吐蕃。两军激战于大非川。寄身锋刃，暴尸荒野，在吐蕃四十万大军的围攻下，十万唐军全军覆没。从此，传世几百年的吐谷浑王国宣告灭亡，环湖草原的主人由吐谷浑人换成了吐蕃人，吐蕃王朝终于迎来了一个辉煌的黎明。历史的每一次递进，都伴随着一场水与火的拼搏，都是一次灵与肉的残杀，都让我们感到紧张而伤感。我们在伤感的挽歌里，在紧张过后的平静中，理解了历史。 切吉草原上缓缓起伏的合尔那安山脚下，羊群如豆，骑影点点。一条牧狗安详地守护在一顶帐房前。帐房内，珠玛姑娘用龙碗盛着奶茶，一碗一碗地双手捧给几个男人。男人们在说唱《格萨尔》，居中抚琴领唱的是珠玛的阿爸。阿爸身前的油漆木箱上，供着一尊佛像，佛像左边贴着一张藏戏《霍岭大战》的剧照，右边是一张《格萨尔射箭称王》图。他们唱的张贴的，都是关于他们的祖先格萨尔的故事。格萨尔史诗般的传奇生活，集中了这个民族早已丢失在岁月中的勃然向上的精神气质、征服意识和尚武习性，倾注了他们崇拜祖先和崇拜英雄的全部感情。那么，在他们英雄的祖先格萨尔之后，在吐蕃人驻牧于环湖草原并创造了吐蕃盛世之后，在无数次历史的悲剧性的碰撞之后，在出现了一个烽火消弭的和平年代之后，他们是怎样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呢？ 还是切吉草原，沙尘弥漫，萧萧马鸣。一群羊被狂风吹得顺风逃窜。远处，狼嗥声声。寻求保护的羊群朝一顶孤独的帐房跑去。帐房门口，珠玛姑娘和阿爸吃惊地望着羊群。突然，他们朝前跑去，大声吆喝着，拼命地在风中拦住了羊群。整整一夜，为了不使这群无主的羊和自家的羊混在一起，阿爸裹着皮袄，守护在两群羊的中间。珠玛则带着一条狗来到另一端，警惕地注视着黑洞洞的远方。远方的狼叫声一夜不息。天亮了，风住了。那群羊的主人一个剽悍的小伙子飞马而来。他望着守护羊群的姑娘和老人，愣了片刻，小声解释道：“昨天晚上风太大，我有点害怕，抱着头蹲了一会儿，羊群就找不见了。”珠玛说：“快把你的羊群赶到你家的草场上去。”小伙子告诉珠玛姑娘，他家分到的草场沙化严重，已经不长牧草了。珠玛说：“那你总不能在我家的草场上放牧吧？你又不是我家的人。”小伙子说：“要是我想做你家的人，你要不要我呢？”珠玛愣了。阿爸嘿嘿嘿地笑起来，说：“要，当然要，为什么不要？” 在小伙子和珠玛成亲的第二年，阿爸就带着女儿和女婿出现在朝圣的路上。他们全身仆地，起身，前走三步，又一次全身仆地。身边是枯黄的草，草绿了，他们还在三步一磕头地朝着东方趱行。阿爸就要走不动了，他痛苦地扭曲着脸上的皱纹，摇摇晃晃地爬下，吃力地将粗糙龟裂的双手举过头顶，慢慢合十，突然，手松了。女儿和女婿惊呼着扑了过去。泣声阵阵，泪如泉涌，接着就是挖坑掩埋。阿爸死了，他死在朝圣的路上，死而无憾，因为他本人和儿女们以及认识他的所有人都相信，他是奔来世去了，因为有佛的关照，他的来世一定非常非常的美好。后辈们也因此更加坚定了朝圣的信心。要知道，圣地在千里之外，而他们必须寸土不落地留下全身仆地的痕迹。爬千里路，磕数不清的头，坚韧的毅力令人叹为观止。 珠玛的丈夫文登次仁告诉我，在他认识珠玛之前，他从来没有远行朝拜的经历，他只在家中的佛堂前祷告念经，觉得这样已经够了。但是珠玛说不够，在家中拜佛只能保证你下一个轮回不至于成为畜生，如果你想在下一个轮回做一个一生都美满的人，就必须朝拜塔尔寺，必须朝拜拉萨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文登次仁相信珠玛的话，也相信人这一辈子不会有什么比朝拜更重要、更充实、更幸福了。朝拜让他无所畏惧，让他在面对风雨雷电、天灾人祸时再也不害怕了。 五个月以后，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黄教胜地塔尔寺。高高在上的佛陀神秘地藏匿在金碧辉煌的氛围中，那温存仁慈的面孔，那永不消逝的笑容，那万载不灭的精神，被独具一格的宗教艺术赋予了一种永恒的魅力，历经劫难而光华愈亮。多少世纪过去了，在他的微笑面前，人间的动荡、自然的兴衰、朝代的变迁、帝王的更迭，风风雨雨，朝朝暮暮，都成了昙花一现的幻景。而在人们心里，永存的，和天地日月一起永存的，只有这微笑，这佛陀神秘而超然的微笑。 文登次仁和珠玛来到塔尔寺时正赶上一场大型的法王舞表演（俗称喇嘛社火）。这是一种藏传佛教独有的跳神活动，是一种把许多艰深抽象的宗教义理形象化的表演艺术。包括文登次仁和珠玛在内的许多人跪伏在地，向那些戴面具的表演者磕头致敬。宗教的热情被激发，面对大千世界时的恐怖心理被唤醒，看表演的人一个个诚惶诚恐。那表示“生死轮回”的骷髅舞，那象征“四大皆空”的四鹿舞，那解释“苦集灭道”的尼泊尔人舞，那说明“诸法无我”的护法神舞，似乎在告诉人们：没有魔障，哪来神佛？人们寄希望于神佛，是由于天地之间亿万魔障正在霸道横行。魔障是什么？是活着本身，是一切对幸福的外在限制，是我们所有的肉体和心灵的痛苦。而佛尊对人世间的忧愤深广，对苦难和不幸的感慨和默认，说明苦难是不可免除的，痛苦是必须的，一切不幸都是人生经历的同义词。 结束了对塔尔寺的朝拜之后，珠玛一家回到了家乡切吉草原。依旧是放牧，依旧是迁徙，依旧要说唱《格萨尔》，依旧在围着土泥锅台吃手抓肉喝酥油茶。这里不是文明前哨，这里还持续着繁重而艰辛的体力劳动；凶险的环境还在一次次向牧家发出挑战。牧家的心理素质还不足以承受时代潮流的无情冲刷。金刚怒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萨低眉，所以慈悲六道；牧家拜佛，为求时来运转。珠玛一家的境况已经告诉我们，佛陀向幸福微笑，也向苦难微笑，当日子还要过下去的时候，祸福夭荣总会不期而至。这是任何一种哲学家的理念和艺术家的造诣都无法企及的真实。 <h3>六</h3> 黑压压的一片牦牛阵出现在地平线上，渐渐近了。剽悍的文登次仁骑在马上，刚毅的表情中掺和着一丝忧郁。生活的磨难全在他那张黝黑粗糙的脸上隐隐显露。离他不远，是妻子珠玛和几头驮着行囊的牦牛。行囊比牦牛的身体还要大，一左一右地摇晃着。一个三岁的小孩被缚在行囊中间，他将脏腻的手塞到衣服领子里挠着痒痒。珠玛一家又开始了长途迁徙。草枯了，他们要回到低洼处的冬窝子；草绿了，他们又要登上地势高的夏窝子。逐水草而居，视气候而行。这些游牧民的子孙们过惯了马背上动荡的生活，并不觉得跋涉之苦，更不会想到这种落后古老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不结束，他们走向未来的脚步就会越来越沉重。有人骑马从前方飞奔而来，在文登次仁面前停住，告诉他：“我们的草场已经被人抢占了。”两个男人策马前去，来到一片鲜嫩的牧地上，跳下马背，吆喝着驱赶那些先入为主的畜群。马上，几个牧人怒气冲冲地跑了过来。双方对峙着，眼中都有凶光，谁也不肯相让，文登次仁和人家打起来了。 这就是草原上年年都会发生的草场纠纷。如果不是珠玛赶来，死命拽住丈夫，结果一定是动刀动枪，以死相搏。且不论这片草场到底是属于谁的，我们关心的是，以淳朴厚道为立身之本的草原牧家，为什么会对乡友邻人变得这样凶狠刻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生活使然。他们苦苦挣扎在一个恶性循环的圈子里——牲畜繁育过多，草场严重超载，被采食过度的牧草失去了更新能力，草场退化了，迅速变成一片荒漠了。吃不饱肚子长不上秋膘的畜群，在冬春两季只能被冻死、饿死。死了再繁育，繁育了再死。羊越多，草越少，人越穷，盲目发展牧业生产的恶果就是这样。而牧人们却异常情愿地承受着这种人为的灾难，在他们的意识中，牲畜是佛爷的恩赐，是财富的象征，自然是越多越好。所以，他们宁肯在这种恶性循环中居守贫困、忍辱负重，也不想把多余的牲畜卖出去，变成钱，变成身上的衣服，变成生活的享乐。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看来，精神的寄托才是永恒的追求，来世的幸福才是唯一的目标。由于对来世是否幸福的担忧和对今世还会遭罪的恐惧，由于担忧和恐惧的经久不散、镂骨铭心，他们对神灵的朝拜和生活一样绵长持久。只是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他们无形中改变了朝拜的方式。二十一世纪初，珠玛一家又进行了一次艰难而神圣的远程朝拜。这次他们是去拉萨，是搭乘手扶拖拉机去的。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牧家都像珠玛一家这样用历史的沉默面对着现实骚动不宁的生活。在草原深处旅行，我们随处都可以觅到新文明的痕迹，草原给人的印象是那种沉甸甸的亢奋和哲人的洒脱——激越的藏族现代音乐，锦袍者踢踢踏踏的脚步声，西装革履的人们粗犷的“锅庄”。剪毛房里，机声隆隆；羊毛从羊体上滚下来，堆在地上，须臾变成了一座小山；小山突然崩溃了，人们将羊毛抱进了打包机。卡车在公路上奔驰，上面装着整包整包的羊毛或者毛纺织品。药浴池边，牧人们拿着喷雾器，把圣水喷向羊群，涤除疾病。还有，改良羊、青贮窖、风能发电机、奶油分离器、人工牧草、优良的种畜场、灰色低矮却是文明象征的定居点，以及制止草场沙化的一次次行动——在青海湖北岸的克土沙漠，人们采用围栏封育和人工种植两种办法，稳住了沙丘的流动。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到现在，牧草以每年平均十米的速度，向沙漠深处吃进。白佛寺的夏知布喇嘛还在沙漠中培育起了第一片绿洲似的新生林。菩提本无根，明镜亦非台；僧家不植树，佛荫自何来。 是的，彼岸就在眼前，此处即是西天。历史走向今天的鹅行鸭步，在我们的意念中已经成了人类走向文明的迅跑。也是在塔尔寺，我看到许多朝圣的牧家已不是风尘满面、一路劳顿。他们坐车而来，穿着华贵的藏袍藏靴，膝下铺着纹饰美丽的羊毛卡垫，跪倒在释迦佛殿的门口。佛陀依旧在微笑，生活依旧在沉思，他们依旧在膜拜。但是，从他们那水獭皮镶边的袍服中，从铺在地上生怕弄脏衣袍的鲜艳的卡垫中，我们不是可以看到某种变化已经发生了吗？爱惜衣袍，也就是说爱惜生活。生活终于值得爱惜了，阿弥陀佛。他们已经给“解脱”赋予了新义，而塔尔寺也由目的地变成了一处远行的驿站。大草原在他们心里变小了，胸襟却不断扩大。光华熠亮的外部世界从陌生的远方向他们闪现佛光一样迷人的色彩。奇诡魔幻的现实已不仅仅是神山圣地、寺院庙堂，还有兰州西安、北京上海，已不仅仅是佛门金刚、禅境偈语，还有家用电器、宇宙飞船，以及霓虹灯的荧荧烨烨。 <h3>七</h3> 哲学的尺度有时候是用来衡量逆差的。跟社会和宇宙相比，生活的逆差当然是微不足道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喜欢把眼光放近一些，喜欢谈谈关于我们自身的问题即认识论和生存哲学的问题——人的觉醒和寻找家园的活动到底有没有意义？本体素质的升华和心理变革的节奏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人类的天平上什么是最有分量的？贫困者的精神活动和富有者的精神活动到底有没有区别？西部和内地、历史和现状的反差是否就是喜剧和悲剧的反差？世俗的人生态度和宗教的人生态度是否有着水火不容的区别？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是否就应该是世界对我们的要求？假如高原人就这样一如既往地活着，是否就意味着生存的质量、“人”的质量的大大降低？文明的高度发达是否能够造成人生和心灵的高度欢喜、肉体和精神的高度幸福？一切都可以用肯定来回答，一切又都可以用否定来回答。人的选择往往是由不得自己的，我们被环境决定着，被不可测知的命运决定着；人的思维和灵魂其实仅仅是历史以及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蘖生者。 中国西部是一块倾斜的高原，由地域因素、民族因素、历史因素所制约的人的心理开放机制漂浮在不同的水平面上。这些因素有时是现实的动力，有时是现实的后赘。而对一个民族来说，后赘的价值往往优胜于动力的价值。当后赘反弹为动力的时候，它的作用就大不一样了。对此，我们的思考是不是应该有这样一个开端：因断裂而崛起的世界屋脊必然会因断裂而凹凸而塌陷，过去许多人往往很傻地为自己居住在世界屋脊而骄傲而感到光荣无限，现在却更傻地为自己居住在世界屋脊而灰心而愤愤不平。其实光荣无限和愤愤不平都是没有意义的，都是一种没有把高原当作家园的表现。真正的高原后代，那些格萨尔的子孙，从来都是平静地生活着也平静地崇拜着——就像崇拜祖先格萨尔那样崇拜着世界屋脊。 藏族的《格萨尔》是世界屋脊的镇脊之宝。从理性和想象出发，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视为整个青藏高原各个民族共同的史诗。因为它反映的是属于全人类的征服意识、进取精神和对真善美的古典看法，反映的是在神话年代进入史诗年代之后，人的生存意识突然被日益强化了的发展意识和创造意识所代替，从而让悲壮和崇高占据了人生制高点的那个岁月里的人类的历史。更重要的是，无论我们怎样富于想象，怎样喜欢用抽象的义理代替直观的事实，我们不得不承认，迄今为止，我们还无法从汉族的历史中找到一部威武雄壮的可触可摸的史诗。也就是说，汉族的历史是断裂了的，在它的神话年代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年代之间，缺少一个史诗年代作为衔接。如果我们还想和本土的居民一样愉悦而伸展自如地生活在高原，就必须像接受高海拔一样接受《格萨尔》史诗对我们的熏陶，就必须在《格萨尔》的熏陶和启示中，寻找和发现属于汉族自己的史诗。 汉族的史诗大概是亡佚了的。如果这个说法不会太离谱的话，我们便有理由作出这样一种猜想：汉族太古老了，在它创立文字之前，所有的神话和史诗都已经被漫长的时间淘洗干净了。就在这个时候，另一支正处于神话时代的民族参予了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运动，他们那诅咒太阳的传说，那治理洪水的故事，那盘古开天的臆想，被这个古老而先进的民族堂而皇之地接受了过去，并用文字记录了下来。于是，那支沉湎在神话幻景中的民族，在进入悲壮而理智的史诗年代之前就有了一个超越历史的心理激变和主体跃进，文明的强光辐射使他们失去了一个拥有史诗的机会，不然古老的汉民族一定会把别人的神话和史诗一起搬进自己的历史宝殿的。一个只产生了神话而来不及产生史诗的民族就这样和一个早已被时间淹没了神话和史诗的民族融为一体，在共同的历史文化中领有着共同的骄傲也领有着共同的遗憾。尤其是当它在世界文化发展趋势的逼迫之下，渐渐萌生了民族的寻根意识之后，便更为史诗的遍寻不见而大为惋惜了。聊以自慰的是，他们从藏族的史诗《格萨尔》中觅到了自己祖先的身影；他们似乎有根据这样设想：全世界所有具有史诗的民族的猿祖，从树上爬下来的时间比起亡佚了史诗的民族的猿祖来，晚了将近一百万年。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一起下树，我们不是一起直立而起，我们不是一起发现了火种，我们不是一起走向了滋生智慧树的原野。 然而，不管是早进化了一百万年，还是晚进化了一百万年，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人类的史诗精神虽然能够强壮我们的肌体，提升我们的境界，却不能代替我们今天的脚步；我们也不可能在对彩陶纹饰的欣赏和对英雄祖先的崇拜中获得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一切。正如识见者所说：“在走向未来的过程中，穷国和富国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这对地区，对民族，对西部，对青藏高原，对人的心理，当然也应该是适宜的。 那个骄傲的拥有史诗的藏族，那个古老的亡佚了自己的神话和史诗却赢得了他人神话的汉族，在青藏高原挺拔辽阔的土地上，以相差不远的心理状态，吃力地进行着寻找家园的活动。 关于神话和史诗的反差，关于民族的反差，既是历史的反差，也是现实的反差，却不一定是未来的反差。人们的创造活动和理性世界的真正建立，将会首先在心理上裨补或跨越那个悲剧性的文化断裂带。 人类历史的最后一个辉煌阶段，一定是戏剧的收场。 第六章 信仰的追求与心灵的挣扎 在吟诵真言的合唱里 ——创作谈 一直想抵达目的地却从未见过目的地的模样。永远都在路上的感觉让我想到抵达是不可能的。如果你认为生活不仅仅是吃喝拉撒性，精神家园就会出来感召你。这又是为了什么呢？我常常写小说却不知道为什么写小说，我屡屡去西藏却不知道为什么去西藏。我发现正是这种“不知道为什么”，才让我活到了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我会写得很勤很好，也会活得很踏实很快乐。 快乐的睡梦里常常会出现我住过的某一顶帐房，那一定是黑色的牛毛褐子缝制的。我站在门口，一遍遍向草原发问：啊嘘，我是什么民族？ 很小的时候我就对我的汉族身份感到失望，心说我生活在藏族聚居区为什么不是藏族呢？我不能穿着光板的羊皮袍在马背上蹿上蹿下，不能扬起冻紫的脸膛拉着鼻涕带着藏狗朝着失群的牛羊追奔而去。我不能抱着羊羔睡觉，骑着牦牛走路，嚼着风干肉嘎嘣嘎嘣磨牙。我只是一个来到草原的城里娃在羡慕一种异陌而自由的生活。我的自卑由此而来。 有一次父亲告诉我，我们也是游牧民的后代，我们的祖先曾是驰马如风、投身疆场的蒙古人。由于战争，祖先把他的后代丢在了黄河以南的孟津渡；由于和平，后代便把攻城略地变作放马南山，后又变作稼穑屯田。父亲像是要找回祖先的影子那样一路西去，到达青海草原多年后才知道有将近四百年的时间，这里曾是蒙古人的牧场。那就是这里了，我们被文字考证过的祖先最早的时候就生活在一座被征服的高原上。征服是互相的，蒙古人征服了藏族人的领地，藏族人征服了蒙古人的心灵。蒙古人一接触西藏人，整个民族就都信仰了喇嘛教。当然，还有通婚，还有混血。 父亲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待在草原。于是我就成了草原的常客。又因为母亲是医生，便常有牧区的藏族人来看病。他们一来就住在我家，一住一大片。让他们睡床，他们不肯，一定要睡在地上，也不要铺盖，裹着自己的皮袍就可以了。我知道这不是客气，他们是真的睡不惯床。我于是很惭愧，我不仅没有席地而卧的习惯，也没有这方面的自由。但他们一来，我就自由了，我跟他们一起睡，如果他们带着孩子的话。他们的许多病比如肝包虫、胃包虫、风湿病，我母亲是治不了的，就把他们带到医院别的医生那里。最终治好了没有呢？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这是一个不小的牵挂。当然被牵挂的还有奶皮子——我永远都记得饥荒年间藏族人送来的香醇无比的奶皮子。我常去草原，有时候就是为了吃一口记忆中的奶皮子。 后来我发现我的天性是那么得牧民，那么得具有地道的藏式人格。我发自内心地热爱草原，热爱牧民那种散淡缓慢的日子，那种所求不多而又异常艰辛的生活。我在不断向自己证明：生活并没有因为我在各种表格里填着“汉族”而让我不是一个藏族。我在复杂人际、繁缛应酬方面的笨拙，我的简单、耿直、虚静、沉默的日常姿态，我对雪山、草原、帐房、牛羊近乎魔怔的迷恋，还有我的写作——那种只要一触及藏地就似乎永远不会枯竭的表达，都让我明白我其实一直没有离开过单纯而辛劳的游牧，只不过我把游牧变成了游走或流浪。流浪是生活的，更是精神的。 我有着藏族人的情怀、藏族人的思维方式、藏族人的信仰。我曾经这样定位自己：我是一个顶着汉人名分的藏族人。“藏族人”这三个字，是我一生永远的情结。很多时候，只要想起这三个字，我就会泪如泉涌。这是一个高寒民族最简单的称谓。拥有这个庄严称谓的民族有多少苦难，就有多少面朝天空的祈求；有多少幻想，就有多少对着神灵的跪叩。它用无法抗拒的魅惑，让我跳进了洗刷灵魂的河流，让我加入了吟诵真言的合唱，让我成为经幡部落的一员，匍匐在即将陨落的太阳燃烧而起的地平线，流水冰晶，地久天长。于是，我写了我的“荒原小说系列”和“藏地小说系列”。是其中最新的一部。 面对这场发生在一百多年前的战争，判定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反侵略并不困难，写出战争的残酷并在残酷中发掘覆盖敌我双方的人性也不困难，困难的是再往前走一步。因为即使展示了赤裸裸的人性，作家也无法避免以暴易暴的循环，无法避免在血酬定律中盲目迷恋鲜血和死亡致使文学成为复仇杀戮的收藏器。而战争文学最大的忌讳便是陷入过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而不能自拔。那么再往前走一步又是什么呢？这个困惑让我一直漠视着这场我所熟知的著名战争，最初的激情也被置放在仓库里渐渐冷却了。直到2009年我在写作时无意中触及到“佛光西渐”的事实——藏传佛教宁玛派和噶举派在欧美多处建立禅坐中心，以静息烦躁焦虑的西方心情。与此同时，我在江孜白居寺看到了当年被英国人抢走后因为遭到（也可能仅仅是惧怕）报应又还回来的法器，让我想到基督教的忏悔意识和佛教的果报思想在“还回法器”这件事情上的天然统一。一个曾经多次思考过的问题复燃在即：为什么英国人在占领拉萨七个星期后又主动撤离了呢？是信仰，是神与神的商议和妥协。信仰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善良、诚实。在信仰的顶端，既没有基督教，也没有佛教，只有爱与慈悲在飘荡。信仰挽救了西藏，也挽救了作为侵略者的英国士兵，现在又挽救了已然进入死胡同的我对历史和现实的认知。当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人类的多数战乱都与宗教有关而且还在无休无止时，我看到了西藏的战争对当下世界和人类和平以及所有信仰者的启示。 写作是顺利的。投入就是回到从前。还原历史和还原生活，对我并没有太大的难度。西藏并不神秘，只要你有藏族人的思维和信仰，一切都显得稀松平常。 还是那种在路上的感觉，抵达是不可能的。并没有让我抵达什么。在依然“不知道为什么”的生活里，我还是越来越藏族人地一边写一边读，一边哭一边笑，一边行走一边居住，一边低贱地吃饭，一边高尚地信仰。日子就这样过去了。 第六章 信仰的追求与心灵的挣扎 《伏藏》：我们的精神出路 ——对话《文学报》记者傅小平 傅小平：继系列图书之后，著名作家杨志军带着他的长篇新作再次进入大众视野。作为一个宗教术语，书名伏藏指的是“把信仰或经典埋藏起来，让千百年后的信徒发掘而成为当代的精神资源”。小说讲述的则是一个拯救布达拉宫、拯救灵魂信仰的英雄故事。它以西藏历史上最富争议的人物，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情歌为线索，力图拨开历史迷雾，超越爱恨情仇，以式的悬疑手法破解神秘的西藏。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杨志军称，写作是一种“冒险”，因为小说采用了时下很流行的悬疑手法，容易引来读者的误解，以为又一个严肃作家开始向市场、金钱妥协，开始哗众取宠了。“其实，只要读者耐心读下去，会发现在这样一个貌似通俗的悬疑故事背后有着沉重的主题和饱满的思想容量，我只是把它们装在了一个时尚的容器里，为的是让更多的读者了解西藏。同时，我还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可以不皈依宗教，但是必须要有信仰。” <h3>是用严肃的姿态写通俗，用通俗的方式写严肃</h3> 傅小平：出版方把你的新作比之为中国版的，且不说这种称谓包含了多少炒作的成分，单从谋篇布局、情节设计等上面看，两本书的确有一定的相像性。当然相比而言，有更强的隐喻色彩。比如，同样是解密，的“密码”隐藏在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传奇故事里，这个故事由后来被证实为仓央嘉措传人的香波王子讲述和阐释，本身蕴含着丰富的宗教思想，更具严肃性。 这大概就如你自己所言，借用悬疑的壳，抵达的却是真正的西藏精神，亦即把深刻的思想置放在一个时尚的容器里。与此相仿，读，则更像是剥洋葱。作家的层层叙述展开故事，读者参与其中，充满一种解密的快感，其中更是饱含了强烈的娱乐精神——悬疑推理小说必备的核心要素。由此，从小说的写作艺术上来考量，你在写作之初即立意追求的严肃和深刻，行文中体现出来的偏于外露的隐喻气质，对“娱乐精神”会否是一种消解？ 杨志军：其实和只在两点上相似，一是手法都悬疑，二是内容都宗教，其他方面区别是很大的。这里有个问题，如果没有，是不是我就不悬疑了？就不涉及宗教内容了？第一，悬疑是小说的基本手段，也是小说的天然品质，几乎所有作家都绕不开悬疑。只不过有的作品在有意淡化，有的作品在刻意强调，区别就这么简单。第二，悬疑首先是由描写对象来决定的。西藏幽闭深邃的地理、隐秘复杂的历史、神秘独特的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悬疑资源，我不过信手拈来，想不悬疑也不行，悬疑了才真实，才符合小说解读的需要。 在中，我很在意图书知识传递的作用、精神陶冶的作用，以及人物情感和历史命运对读者的穿透力。我首先要把仓央嘉措和香波王子的故事讲好，要把发掘伏藏的文化解码过程写好。对我来说，悬疑的方法和传递思想、叙述故事是一种自然融合的状态，谁也堵不住谁。我觉得我们应该边思想边娱乐，应该流着眼泪娱乐。“娱乐精神”强调的是精神，就是说在娱乐中获得精神，并不是说娱乐就是精神。我把文化符号、思想密码、信仰追求融化在小说的悬疑里，就是为了最大限量地体现“娱乐精神”。 所以我的悬疑设置不是一般的生活逻辑，而是知识逻辑、文化逻辑和信仰逻辑。我希望这样的悬疑，给“悬疑”本身提供另一种思路和风格，开辟一条新路子，让认知能力和文化水准日渐提高的读者感到一种棋逢对手的满足。 傅小平：其实，即便是在通俗小说界，也不乏对精神探索有着浓厚兴趣的作家。他们通常会在小说的开始部分，给读者呈现一个充满悖论的命题，对这个命题的追寻和解释，也最能考量小说的深广度。在的开端，你由乌金喇嘛这个人物的人生轨迹引发开去，揭开了信仰危机这样一个“潘多拉的魔盒”，打开之后，在正文的叙述中，却似乎忘了关上。这就像里那个无意间打开魔瓶放走魔鬼的渔夫，并没有用智慧把他收入瓶中，而任由他的阴魂在人世间随处飘荡。 杨志军：的开端的确是一个严肃的命题，小说中的所有阴谋和暗杀都与“开端”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最后由乌金喇嘛的暴露作了照应。我想告诉读者：信仰危机是世界性的危机，信仰追寻也是全人类的追寻。人类的精神史就是这样写下去的：在不计其数的失败和挫折中，追寻，追寻，追寻。 傅小平：在这部书里，你有一个大的抱负，通过故事的讲述，让读者看到一个明明白白的西藏。这就势必要求小说拥有很大的知识容量。当然，对于常年浸润在西藏文化及藏传佛教背景中的你来说，知识储备或许不是一个大的难题。然而，如何把这些知识不落痕迹地“化解”在小说故事的叙述里，却是一个大的挑战。毕竟，对于普通读者而言，他当然更愿意还是把当成一部有料的小说，而非是众多西藏文化读物当中的一本来读。 杨志军：每个人的阅读姿态是不一样的，有的为了获取知识，有的为了陶冶性情，有的为了实用。而你的阅读肯定是职业性的，有很强的目的感。但不管怎么说，当一部小说的推理以知识和文化为支点的时候，作者对读者的期待就是耐心。在我的设计里，我想尽量做到每个知识点的出现都与发掘伏藏有关，都是“七度母之门”的一环，区别在于有的是明晰的，有的是隐喻的，还有的是跨越情节的。我希望读者用由浅入深的姿态，获得深入浅出的效果。 傅小平：从我国的写作传统看，悬疑写作的根基并不深厚，这一点从当下风起云涌的类型小说写作终究还没能摆脱学习西方的窠臼上就可以看出。所以，作为一个以纯文学写作起步的作家，转而用这样一种看似通俗的手法写作，绝非想象得那么容易。以我看，你的这种选择与其说是放弃叙述的难度，是媚俗，不如说是对小说就是要讲述精彩故事的一种回归。据我所知，这是你第一次尝试用悬疑的手法讲故事，不可避免地会碰到很多的难题。在最后的落款中，你就写道在写作过程中“不知多少次修改”，我感兴趣的是，你作了哪些修改，有何取舍？为何要作这些修改？ 杨志军：我本人对中国传统小说并不特别推崇。“四大名著”因为缺乏信仰目标和精神高度不可能成为世界名著。就小说艺术来说，无论技巧还是思想，西方都远远处于领先地位。悬疑和不悬疑，你都在学习西方。试图摆脱西方，你就连学习的对象也没有了。所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国际的”说法，对艺术和其他文学式样或许行得通，对小说行不通。中国传统小说并不具备让世界共享的条件。 我没有转向通俗写作，运用悬疑也并不是放弃叙述的难度。就小说来说，最难的还是叙述一个好故事，一个好故事必须具备如下条件：吸引人或感动人，传递作者独特的经历和感悟，不重复自己，有饱满的生活容量，有深刻独立的思想，有属于你自己的叙述方法。而很多文学往往是顾此失彼的：为了好看流畅，忽视了思想容量；为了思想容量，忽视了好看流畅。 小说有无限的可能性，作家必须接受小说文本对自己的挑战。不是悬疑了就必然浅薄，也不是好看了就必然流俗。思想越有意义，就越要让它好看；内容越有价值，就越要让它流畅。有时候我们用“不好看”的文字遮掩起来的，往往是我们思想的贫乏和表现的苍白。我想在中实现的目标是：给读者一个引人入胜、欲罢不能的悬疑故事，尽可能丰富地让他们得到西藏文化和西藏历史的知识，在信仰的诱惑下抵达彼岸，这个彼岸就是西藏精神。 的内容涉及西藏历史、仓央嘉措的故事及其情歌、西藏文化的神秘符号、藏传佛教的传承和知识、寺院的隐秘等，但这些对我来说差不多都是一遍写成的。修改最多的是现代人的故事，他们的掘藏和历史的伏藏的对应，他们的爱情和仓央嘉措爱情的对应和延续，世俗生活和信仰追寻的对应等，尤其是最后两章，我是改了又改。 总之，是我命中注定要写的作品，我的所有作品都是命中注定要写的，这里除了追求，还有一种宿命。用好看的小说故事包孕深刻的思想，传达严肃的主题，这是我的努力。从开始，在我的写作中已经没有了通俗和严肃的区分。因为我发现写作中的作茧自缚，往往是一种虚弱和不自信的表现。我们为因缘而来，对一个作家，所有的作品都应该是可遇不可求，都应该是随遇而思、随缘而写。我尊重所有作家的追求和个性化的表现，这都是我们和文学的缘分。我们因为缘分而千差万别，其实没有多少道理可讲。 傅小平：悬疑题材的小说特别讲究故事推进的速度，要形象一点讲，该是情节如过山车一般惊险刺激，同时文字能如水一般的顺畅自然。在小说中，香波王子在疲于奔命的旅途中讲述仓央嘉措的故事，这意味着作者需要对故事讲述的氛围和背景有一层层的铺垫，其间的承接、流转维系着小说的元气通畅。就我的阅读感受看，仓央嘉措的故事部分，对于小说的进程有一定的阻隔，尽管这种阻隔客观上也让阅读产生了顿挫的效果。 杨志军：仓央嘉措的故事往往是由伏藏密码引出来的，香波王子如果不讲出来，秘密无法破解，发掘伏藏就无法进行下去。在发掘的逻辑上应该是这样的：仓央嘉措伏藏了“伏藏”——他的情歌是密码，他的故事是发掘动力——香波王子奔波的动力和仓央嘉措遗言现世的动力。只有不断的“阻隔”和“顿挫”，才会引出后面的奔泻。说真的，我开始也在“阻隔”和“顿挫”面前疑惑，但当我意识到那是仓央嘉措故事的“阻隔”和“顿挫”，是整部小说的眼目时，我的疑惑没有了。就应该这样，读者读第一遍时，完全可以跳过去，直奔香波王子发掘伏藏的结果，知道了结果再读一遍，收获就不仅仅是故事的结局，一定是文化和精神的，一定是让人有所升华的。好小说应该是那种值得读两遍以上的小说。我希望我写的是好小说，是值得放在书架上的图书。 从约定俗成的观点看，通俗和严肃是有文野之分的，所以许多严肃作家对“通俗”避之唯恐不及。所以我曾说，让我欣慰的并不是它的畅销，而是畅销了以后它仍然是严肃作品。也一样，我希望它是一部模糊了严肃和通俗界限的作品。我并没有转向，我仍然在严肃地写作。是用严肃的姿态写通俗，用通俗的方式写严肃。真正的通俗作家有一特点，就是不断重复自己。我是不会重复的，就此一部，整个构思已经完成，不会再延续下去。仓央嘉措，香波王子，我所深爱的情歌，在我这里，已经结束了。 <h3>信仰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只是机缘到没到的问题</h3> 傅小平：仓央嘉措是藏传佛教史上最富争议的一个传奇人物。在你的笔下，他同时还是一个宗教革新人物。从我们惯常的理解看，宗教革新关乎对教义的重新阐释，关乎从自我到大我或无我的心灵救赎，诸如此类。仓央嘉措的故事，更多关乎打破宗教束缚、追求个性自由的主题。我感兴趣的是，他这种即使在民间也时有发生的爱情故事，怎样与宗教的革新关联在一起？他又怎样从一个宗教的“叛逆者”，最终成了为藏族人敬仰的英雄人物？ 杨志军：人类拥有信仰是为了更放松、更自由、更如意地生活，而不是拿绳子绑缚自己，或者套上紧箍咒，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所有的清规戒律都可以不要，我们只要爱与和谐。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仓央嘉措无怨无悔，无私无畏，只爱不恨。这就是仓央嘉措的启示。我把它概括为西藏精神或仓央嘉措精神。抽象地说，它就是终极目标和世俗生活的统一、现实姿态与理想境界的统一、崇高与平凡的统一、人性和佛性的统一、深厚宽广的爱情和舍命追求的统一，更是信仰追求和道德标准的统一。 中我提出了“藏獒精神”，中我又致力于表现“西藏精神”，我就是想建树一种我们非常需要而又十分缺乏的精神价值。仓央嘉措从来没有叛教，他始终都在身体力行地履行一个活佛的义务。只不过方式不一样。别人是摸顶祝福，他是情歌祝福。还有，仓央嘉措出身于可以在家、可以婚娶的宁玛派，有着把世俗的情爱和信仰之爱交融起来的天然素质。他做得自然而然，而我们却以为那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目标。 傅小平：小说中，贯穿整个故事的仓央嘉措的情歌，似乎有一种坚不可摧的魔力，作为阐释者的香波王子，正是借助情歌俘获了众多美貌女子的芳心，于是就有了种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爱纠葛。换言之，情歌在仓央嘉措的创作中有着相当的神圣性，到了香波王子那里，却似乎成了一种感情和性的征服。 杨志军：香波王子当然不能一开始就很神圣，作为一个普通的藏族人，他只能由世俗走向神圣，由低层面走向高层面。情歌本来就是唱歌给情人、获得爱情的。变成信仰之歌，那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小说情节的延伸。主人公如果一开始就很神圣崇高，往后就没有发展的空间了。就是在仓央嘉措那里，情歌的首要功能也仍然是为了获得世俗爱情，其次才是教化民众和信仰表达。 傅小平：作为一个风流倜傥的男主人公，香波王子深受女性的喜爱，梅萨却似乎是个例外，当她和智美发生关系时，心里幻想的却是香波王子。然而，等到香波王子向她求爱时，她又表达了爱的不可能，但最后又是她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子弹救了香波王子一命，怎么理解这种复杂性？ 杨志军：信仰从朦胧到清晰，灵魂从浑浊到透明，人物是一天天变化的，思想是一步步升华的。欲望之爱和信仰之爱有完全不同的区别。仓央嘉措一开始就把人性和佛性对接了起来，把生命的欲望之爱和人生的信仰之爱铆合了起来。但现实中的香波王子不是，尽管他开始觉得自己是仓央嘉措的传人，但怎么做都是一个欲望之爱的化身。但是后来变了，因为梅萨的拒绝，还因为梅萨的真爱，他升华了自己的爱，最终继承了仓央嘉措的信仰之爱。梅萨用身体挡住子弹救香波王子一命的举动，完成了她自己的使命，也完成了香波王子的转变。这也是的严肃所在，所有的解密都是为了人性的完美和爱的辉煌，都是为了走向一个莎士比亚式的悲剧。而悲剧的含义就是崇高和感动。 傅小平：从情节设计上看，有一个问题是让我颇感疑惑的。你在小说一开始就写道，香波王子正是在情人姬姬布赤半裸的照片显示的“深深的乳沟”里，看到了佛母的法音。这种描述，其实特别符合我们武侠或是言情小说的写作传统，小说中的主人公身上常会有胎记，这个胎记往往隐含了一段不同凡响的身世之谜。不过，通常胎记都是在背上。你设计这样一个充满性意味的印记，是否因为在西藏真有存在这样的习俗？与你对佛教的理解有关吗？是不是同时也暗含着一种反讽的意味？ 杨志军：姬姬布赤胸前的法音“嗡”，是六字真言的第一个字，也是许多经咒的第一个字，蕴含了“爱”的读音和意义。在此我想暗示大法如心、大法如爱，也暗示“七度母之门”的伏藏即仓央嘉措遗言的内容。 傅小平：小说重点写了香波王子、梅萨和警察王岩这三个人物的灵魂拯救之路，在这条充满险隘与玄机的皈依之路上，他们最终被仓央嘉措的情歌所感染和慑服，以不同方式各自收获了他们的信仰。应该说，这是我们所期望看到的一大结局，但我隐隐有一个疑问。信仰，真有那么容易吗？ 如果放到一个大的背景上看，信仰是一个但凡有责任心的严肃作家必须追问的一个问题。在西方作家的笔下，对信仰的追寻，最后留下的多半不是和解，而是更深层次的精神探索，比如托尔斯泰，比如黑塞。相比而言，在我国，或许跟我们儒释道的文化背景有关，小说写到最后，总是以主人公寻得了心灵的宁静、平和而收场。相应地，小说的意义也随之被冲淡了。对此，你怎么理解？ 杨志军：对信仰的人和有信仰机缘的人，信仰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是日常生活。所以说不是容易不容易，而是机缘到没到的问题。对没有机缘的人，信仰就是一轮夏日骄阳，不仅高不可攀，还因为惧怕照耀而时刻想远远躲开。 许多西方作家是在信仰的背景上探索精神出路的，当然是更深层次的探索。但任何探索都不是给信仰增添什么，而是去掉信仰的污垢，匡正时间对信仰的扭曲。终极的一定也是原初的，精神探索总是绕很大一个圈再回到原地。如果宁静、虚无、恬淡、和谐以及爱是信仰的一部分，是最初的状态，我们为什么不能回去呢？许多西方作家都经过了一个“上路”、“回家”以及“寻找家园”的艰难的精神历程，最后的信仰都是纯粹而简单的，也就是他们始终不放弃人性和道德的坚守。而我们是缺少这样一个历程的，我们在文学中很容易就放弃了人性的标准和道德的坚守，以为那是浅层次的追求。于是信仰空白的我们愈加空白了，还谈什么小说的意义呢？ 傅小平：我想在设计这三个人物的经历时，你是有特别考虑的。香波王子，从小在西藏文化的熏染中长大，而后来到了北京深造，因卷入北京雍和宫的“七度母之门”事件成为疑犯，被一路“追杀”回到拉萨。梅萨，血液里流淌着西藏文化的精魂，却成长于繁华都市，因了这一事件与自己的“母语”文化有了深深的交集，并牺牲在了自己曾为之备感困惑和向往的圣洁之地。王岩，起初对西藏文化几乎绝缘，他一路“追捕”香波王子，到了布达拉宫却接受了洗礼。对主要人物的命运安排，是否体现了你对于当下汉藏文化互相交融这一问题的理解和思考？ 杨志军：汉藏文化的交融由来已久，也是必然趋势。藏族文化的魅力永远吸引着汉族，汉族文明的魅力也永远吸引着藏族。香波王子的掘藏、梅萨的走向牺牲、王岩的追捕罪犯，都是寻找信仰的过程，是他们有意无意靠近仓央嘉措精神的举动。他们必然获得拯救，也必然会去拯救别人。梅萨拯救了香波王子，香波王子拯救了王岩。王岩要去拯救谁呢？他是警察，当然应该拯救罪犯，这是我留下的一个空白。 傅小平：一个缉拿疑犯的警察，最后却被疑犯感化皈依宗教，这是小说中很有戏剧性的一个地方。王岩这个人物的蜕变过程，也颇能体现身为普罗大众的灵魂拯救之路。遗憾的是，或许是过于专注于叙述的技巧，我没能从小说中理出他思想转变的过程。 杨志军：首先王岩是个本性良善的人，他追杀罪犯自然是为了惩罚邪恶。但当他发现原本认为的邪恶其实是高尚是美好的时候，他自然会转变。他的追捕也是寻找信仰的过程，是洗涤灵魂的过程。他洗涤了自己的污垢——抛弃珀恩措以及珀恩措的哑巴妹妹、无意中酿造了车祸等。他有很深的忏悔，忏悔让他更加迫切地寻找解脱，解脱的办法就是依附信仰，坦诚地面对自己的过错。他和古茹秋泽喇嘛一直保持着很友好的关系，正是古茹秋泽喇嘛启蒙了他，让他成了一个有信仰的警察，一个护法金刚似的正义的警察。 傅小平：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保持自己独立特色的地域文化愈加稀缺，随之也愈加引起人们强烈的兴趣。或许，正是在好奇心和窥视欲的驱使下，近年探秘西藏文化的热潮是一浪高过一浪，不少作家也正是得益于对西藏的书写，在文坛上声名鹊起。他们在作品中大都声称自己试图揭开西藏的神秘面纱，给读者呈现一个明明白白的西藏。然而在阅读的过程中给人的感觉却往往是让人越看越玄奥、神秘，作者也似乎有意渲染这种迷离、错乱的异域风情。这里是不是存在一个对西藏过度阐释的问题？ 杨志军：你的感觉有一定道理。但我认为这不是过度阐释，而是发掘不够，阐释不清。越神秘越写，越写越神秘，不写西藏的许多作家也在这么做。但是文化可以繁复再繁复，宗教可以神秘再神秘，但信仰却必须清透。就是想告诉读者一种清透的信仰、一种明快的思想，那就是人性的起点和终点：爱。或者彼此相爱，或者大爱。 傅小平：鉴于当下中国社会道德滑坡、信仰缺失的普遍事实，一些作家力图从被主流所遮蔽的边缘文化中寻求精神资源。比如，前些年张承志写的，发掘了回族哲合忍耶的悲壮历史；比如，张炜在很多小说中对齐鲁文化的激扬。也是出于同样的追求，在中，你通过讲述一个悬疑故事，意在发现一种真正的西藏精神。 可以说，这种追求未必能真正疗救人们的灵魂，其姿态本身有着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但我不免感到一种隐忧。放眼世界，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它的优长缺失，必有其值得反思和批判之处。然而，无论是张承志、张炜，还是你，都对自己认定的精神资源，持一种近乎无条件的激赏与推崇的态度，这似乎背离一个严肃作家所应具有的独立的文化立场。 杨志军：我没有放弃文化批判的立场，无论是，还是，或是我过去的作品。本身就是反思文化、宗教和信仰的结果。但反思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揭露吗？摧毁吗？不是，是建树。因为我更在乎的不是历史的黑暗，而是灵魂的拥有、爱情的永恒、人性的魅力，是我们永远都在期待的光明和感动。从开始，我就认为建树一种心灵比摧毁一种心灵更迫切，也更艰难。用几天、几个月的功夫摧毁几百年的建树，这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从“藏獒精神”到“西藏精神”，我就想努力建树一种具有普及意义的精神价值，建树一种人人明白的信仰理念。为了建树，我睁大眼睛盯着历史，有一点光辉我就要放大。因为这是照亮现代人心的需要，也是我和别人的不同。也许我的建树说服不了任何人，但我能说服我自己。没有信仰建树的冲动，就没有《藏獒三部曲》和。作家应该是悲情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就是这样放大了悬疑的价值。 <h3>为了建树道德信仰的媚俗，自然是一种伟大的媚俗</h3> 傅小平：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信仰真空的问题日益引起关注。这些年，明星、名人参道、信佛几成一种时尚，旅游爱好者去西藏朝拜的热度也一直不减。前阵围绕信仰的真伪之辩，道士李一辟缙云山清修的事件就闹得沸沸扬扬。这乍一看是大好事，人们至少对信仰的构建投注了自己的热情，但细想下，所谓的信仰，又似乎只是有钱有闲人士的特权。作为一个信仰的身体力行和忠实追随者，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杨志军：你说的都不是我理解的信仰，你说的是宗教，是急功近利的临时抱佛脚。有钱有闲人士的烧香磕头，和信仰从来不沾边。在我看来，人可以没有宗教，但不能没有信仰。宗教和信仰要分开讲，宗教归宗教，信仰归信仰。不是说皈依了宗教就等于有了信仰，信仰并不等同于宗教。皈依宗教是寻找一个集团，而皈依信仰才是真正的精神出路。作为一种精神现象，信仰首先关注的是人类精神的纯洁与高尚，是虔诚的自我奉献，而不是可耻的损人利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清贫、节制、利他、救度、和谐，等等，而不是相反。 我们这个时代并不缺少宗教，而缺少真正的信仰。我们需要一种更加大众化和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信仰，一种博爱、泛爱、兼爱的信仰。所以，我的主人公掘藏大师香波王子是个世俗的人，而非高僧大德；修炼“七度母之门”的古茹秋泽喇嘛甘愿放弃布达拉宫峰座大活佛的职位，去做一个改变家乡面貌的乡长；仓央嘉措最终由教主领袖变成了平民百姓，由宗教进入世俗，由佛性回归人性。信仰因此而更加纯粹、更加赤诚美好地凸显了出来。 傅小平：就信仰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再追问下去。或许因为信仰的难以界定和缺乏可操作性，它同时也容易被滥用。比如，我们有过社会主义信仰，这种信仰有段时间却成了盲从，最终导致了“文革”这样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正是冲破这种信仰，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人性得到了解放。然而，失却了信仰，我们却感到如此的茫然。 于是，我们开始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思想资源，“国学热”应运而生，曾经失落的儒释道的文化理想，似乎又从国学大师们活灵活现的宣讲中复活了起来。细一看，“国学热”热了那么些年，其实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民的素质，倒更像是成了一种时尚的争逐。其实，这也用不着奇怪，试问在我国，信仰即便是在我们从物质困境中解脱出来后，又何曾从实用和功利的色彩中被剥离出来过？ 当然，你说的信仰，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信仰，是一种美好的设想。但以我看，信仰是否真是一件值得大力倡扬的事，也是值得警惕的。因为，信仰更关乎个体生命的完善，却不具有对他人的约束力。而群体性的信仰，可能使社会趋于完善，也可能导致恶果。对此，你是怎么考虑的？对于如何重建我们社会的信仰，你又有着怎样的思考？ 杨志军：首先国学不是信仰，因为它先天缺少主宰灵魂的力量。国学因其古老而日益变成了一种学问和知识，而不是改变国民素质的法宝。是期待出了问题，不是国学出了问题。信仰要解救的首先是人的心灵，而不是物质困境。实用和功利并没有错，错就错在很多人把它当成了唯一追求和最高目标。 任何脱离人性、扭曲人性的信仰都不是真正的信仰。那么什么是人性呢？人性不是人的吃喝拉撒睡，所谓“食色性也”，是指人的动物本性。人性是人的道德性和社会性的综合体现。我们说“这个人坏得没有人性”，就是指他丧失了道德性和社会性。道德性好理解，社会性就是人和人、人和环境的理想关系。真正的信仰，不仅在乎个体生命的完善，更在乎一种平等、利他、尊重、包容、爱人的良好风尚。这不是我的发明，是包孕在西藏文化和历史中的不朽的精神价值观。 许多西藏人都能把日常生活和理想追求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你若问一个磕着等身长头、千里迢迢去拉萨朝拜的普通牧民：为什么要这样？他会告诉你：为了所有人的幸福。当他为全人类祈求幸福的时候，他自己也得到了幸福，那就是一种自足宁静的心境和一个好的来世。很多人一生都很干净，从心灵到举动：不贪、不恨、不起恶念，只做好事不做坏事，道德水准浸透在骨血里，自然而然地助人利他。这就是一种精神，精神来源于信仰。正是西藏让我有了坚持不懈地表达信仰的冲动，让我看到了实现信仰的可能和意义。 傅小平：在谈到为何写这本书时，你说你想通过来填补我们时代的精神空缺。你也说过，现在社会缺什么，就得补什么。这一方面凸显了你写作的救世情怀和使命意识。但也容易给人留下急于事功的印象，会让人认为这是你的一种写作策略，而非心灵使然。有人就把的走红，归结为迎合了这个时代的主流文化价值。当然，如果抛开这样的成见不说，你的使命意识反映到现实生活中也可能是悖谬的，比如你极力宣扬的藏獒精神，导致的却是藏獒成为一种富人的新宠。对于近于执拗的这么一种写作姿态，你自己是怎么理解的？ 杨志军：藏獒成为富人的新宠，甚至失去原初存在的任何意义，说明真正的藏獒已经和新宠们区别开了。当我总结藏獒的特点，把它看成是一种精神符号时，就已经有了失去的悲哀。正是由于失去的悲哀，才让我那么激动地写了《藏獒三部曲》。契合这个时代的生存法则、精神趋向和主流文化价值，是我的愿望，可惜完全没有契合。难道我在中描写的高贵典雅、沉稳威严的藏獒仪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藏獒风格，大义凛然、勇敢忠诚的藏獒精神，已经成了我们的生存法则和精神趋向？要是那样，就太好了。可惜没有。正是因为空缺，所以才深深契合了读者的期待。为了建树道德信仰的媚俗，自然是一种伟大的媚俗，我倒是愿意扛在肩上的。至于是“写作策略”，还是“心灵使然”，我的新作会告诉大家。什么样的人写什么样的作品，仅靠“写作策略”，只能越写越假。 傅小平：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是一个缺乏信仰的民族。要这么说，如果身处其中的个体有信仰，多半也是后天的修炼，而非基因和家族的遗传。在多年的创作中，你始终不渝地坚守信仰之道。我想问的是，你有信仰吗？如果有，那信仰又在何种意义上成就了你的生活和创作？ 杨志军：写作，生活，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爱和信仰的确与物质世界是冲突的，精神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物质日益丰富的副产品，我们的焦虑就是无法在物质和精神之间找到平衡的支点，或者根本就没有这个支点。物质在膨胀，人欲在膨胀，道德却在沦丧，信仰却在消失。这就是我写的理由。我说过，精神的冲突每天都在以最激烈的方式发生着，而我们却毫无察觉。蝇营狗苟的人际以强大的力量拖累着我们，迫使我们用最明亮的眼睛去侦察最浑浊的事态。无聊纠缠着，庸俗纠缠着，乏味纠缠着。我们死了，精神早已在冲突之前就死得一干二净。这个世界上有多少行尸走肉，有多少没有灵魂的躯壳，我不敢数，一数就会把自己数进去。也许仅仅是为了当别人在清点行尸走肉时，不至于把我也算进去，我才想到了仓央嘉措，想到了“伏藏”。 傅小平：自走红以后，你一直深受媒体和图书市场关注。从一定程度上说，你是名利双收了。而你所倡导的爱和信仰，与物质世界多少是有冲突的。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很可能会面对类似晚年托尔斯泰所面对的难题。基于此，我想了解，你有着怎样的名利观？你对生活持何种态度？ 杨志军：伟大的托尔斯泰应该是一切作家的榜样，但他在晚年陷入深深了自闭和忧郁，他其实非常绝望，他的离家出走和客死车站就是证明。我有时想，托尔斯泰挽救了数代人的灵魂，却没有能力挽救自己。他陷入信仰、家庭、妻子、庄园等精神和物质的冲突之中，痛苦地走完了一生。他和仓央嘉措的精神一脉相传，都是挚爱、博爱、大爱，为此有了我们早已忘却的“托尔斯泰主义”，有了我们赞唱不已的仓央嘉措情歌。 但他们都是典型的悲剧人物。他们的存在让我们恩爱、崇敬、向往、感动，却又让我们忧惧和害怕；他们是悲壮的，我们是悲怯的。写作有时候是寄托，有时候是逃避，有时候是谋杀自己。拯救的是别人，戕害的是自己。得之我幸，失之我命，随遇而安，随遇而喜。我常常处在虚无和幻灭之中，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启迪人的生活态度，能让自己平凡、平淡、平静地活着，就已经不错了。 傅小平：最后，来谈谈你的生活经历吧。你在青海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常年定居青岛。有意思的是，两个地方起头都是一个“青”字，给人一种纯净的感觉，跟着的“海”和“岛”似乎也有种内在的对应关系，用佛家的话说，这也算得一种因缘。然而，这份因缘，也有几分特别。你现在生活在青岛，青岛的生活经历却始终没有进入你的写作视野。而你远离了青海，笔触所及，却全是青海时期的生活记忆。这是为何？如果说，这两个地方是你生活和创作经历的两个重要关节点，不妨由从青海到青岛这样一种生活的变迁引发开去，谈谈你所走过的心路历程。 杨志军：我对都市有一种天然的排拒。生活在青海西宁时，我就很少感觉到都市气息的存在。乡村和草原、大山和大漠，似乎都在触手可及的地方。我的理性告诉我必须生活在城市，但感觉却常常放浪不羁地跑向远处的寂寞和荒凉。可是，一个人的一生怎么能不经历都市呢？当外面的喧嚣朝我频频招手时，我便从青海来到了青岛，十几年一晃过去了。我发现我仍然感觉不到都市气息的存在，不是它不存在，是我感觉不到。我仍然觉得青藏高原就在脚下，就在衣怀里面。所以我说，青藏高原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代表思念和寄托的家乡故土，而是生命的一部分，是我的灵魂所在。我依靠青藏高原，写出了迄今为止的所有作品。有时候想，我非常庆幸自己出生在那片高峻、寒冷、缺氧的原野，并在那里摸爬滚打了那么久；非常庆幸我的妈妈和兄妹以及许多亲友迄今仍然生活在青藏高原，促使我年年回归，看望他们，也看望家乡故土上每一寸不变的古老和速变的新奇。我的写作常常是为了报答，报答滋养了我的一切，也不例外。 关于青岛的生活经历，我现在还顾不上，即使将来顾上了，也还是一个草原游牧者走进大都市的感觉。强烈征服的欲望和无奈落败的沮丧，会让我的内心悲风阵阵。忘记说了，我的祖先是驰骋草原的蒙古人。 第六章 信仰的追求与心灵的挣扎 《骆驼》：生命的价值 朋友们再三再四撺掇我为他们写一部类似于青春文学的藏地小说。于是写完以后，便把“骆驼”挂在了心上。及至竣稿，我发现我错了，我不该勉强自己写一种我根本无法中规中矩的东西。 检点自己的同时，又冒出另一些疑问来：谁能告诉我青春文学的标准是什么？为什么要有青春文学和成人文学的区分？少男少女就真的不需要成人一样的阅读，成人就真的不需要少男少女一样的思考吗？诚然天真和幼稚是少年人的天性，但成人非得老谋深算、练达周到了才够意思？反过来说，难道少年人就不应该有一点残酷之情、血性之爱的储备，免得他们长大以后，面对必不可少的惨惨西风、烈烈红日的时候显得惊慌失措？ 我少年时代最喜欢的读物是《水浒》。“文革”期间，偷着看的。我偷来了遇穷困仗义疏财、为朋友两肋插刀等等，迄今还影响着我的人生。《水浒》里尽是人杀人，但我看了也没有变成杀人犯。如果我们人类丛书中见了刀子就去杀人，见了鲜血就去死亡，或者见了罂粟就去吸毒，见了剪径就去打劫，那就真该焚书坑儒了。实际上人性的向善是一种自发的趋势，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它一定是只接受美好而杜绝丑恶的。少年人有天然的道德免疫力，除非后天的扭曲超过他的免疫极限。因此刻意的励志、人为的净化以及道德说教的形象演示等等，都有可能是对文学本身的伤害。人在毫无杂质的环境里生活，最容易失去的就是抗体。过于温热绵软的成长往往会让男人丢失阳刚，让女人少了阴柔。 《骆驼》是个爱情故事，有点悲，有点沉，让人思念那时候人的爱情和动物的爱情是多么伟大啊——爱的价值，就是生命的价值。 我曾经的生活告诉我：骆驼作为人的伴侣，是所有役使动物比如牛马骡驴象中最出色的。只要你拉过它，让它为你驮过东西，或者你用缰绳抽过它的屁股，用巴掌拍过它的肚子，用呵斥让它跪下再骑上去走南走北，它就会长久地记住你。更重要的是，骆驼从来不浅薄地显示它们对人的超长记忆和由此而生的感情依恋，一辈子都不显示，它们用大智若愚的姿态把这种能耐深深地潜藏起来，致使人类在很多时候都以为它们是笨拙而低能的。 只有一种例外，那就是你遇到了危险，你需要它们的求援，它们就会不要命地从远方跑来，尽其所能地帮助你。到了这种时候，你才会吃惊地发现，骆驼的感官和记忆是动物里最发达的，它们能闻出地下水的流淌，能在逆风时嗅到一百公里之外的青草，能记得十几年、几十年前走过的路、经历过的环境以及役用过它们的你。而它们记住你的目的，决不是要依赖你或者投靠你，求得你的豢养，不，它们完全不需要。 它们是在荒天旷地里吃粗粮的——梭梭杆、骆驼刺、芦苇叶、红柳枝，它们是十天半月才喝一次野水的，它们在了无草迹的沙漠里跋涉的时候是可以一连四十天不吃不喝的。它们根本用不着你为它们操心，不必恩情和宠爱相加，甚至都不需要你的一瞥青睐、一丝安慰、一种爱抚。它们记住你的目的就是为了毫无索取地为你服务，就像你的母亲——她的为你着想完全出于一种仁爱的本能。它们活着，终生都是为了报答人对它们的信任，而且是无偿的报答，是毫无功利心的报答。 然而我要讲的骆驼，却与以上的种种优点无关。因为只有我知道，骆驼的生命里，那些出现在人类意料之外的精彩，才是它们原来的样子，正如我在《骆驼》结尾时所写的那样： 现在，让我们翻开地图，仔细看看青海的柴达木，找一找那些我们已经熟悉的名字： 夏日哈、香日德、诺木洪、乌图美仁、格尔穆、大柴旦、小柴旦，还有库尔雷克、娜陵格勒、察汗乌苏。是的，我们用骆驼和骆驼客的名字命名了这些地方，好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个美丽而凄恻的故事，记住那些因爱而获得了生命尊严的骆驼和拉骆驼的人，记住在不朽的荒原，有着我们从不曾丢失的爱的流传。 第六章 信仰的追求与心灵的挣扎 人文精神的普世光亮 写下这个题目时我有些踌躇，毕竟关于“什么是人文精神”一直是众说纷纭，而且今天我重拾这个话题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是当我阅读周昌义的长篇小说《江湖往事》时，却被一种深刻的怜悯和关怀所震撼。这是我们当代的作家中、当下的小说里罕见的人文情怀，它就像一缕剑芒刺中了我的心，顷刻间让我抛却了那些复杂纷繁的理论探讨，从而直取简明真实的心灵意义，那就是对人类生命的普世关怀。 《江湖往事》是一部语言简洁生动、气韵饱满丰盈、故事流畅跌宕、人物真实可信、严肃的命题和通俗的手法浑然一体的小说，但在我看来，所有艺术上的成功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一本关于底层生命艰难生存的书，它承载的是沉默的人群沉默的悲惨、绝望、希冀和抗争，是人类在现实的苦难面前应有的心灵良知和道义勇气。周昌义无疑是一个有着极为鲜明的平民视角的作家，他关注的不是某一个高尚的或卑贱的人，而是社会整体的生命，他因此得以深度探究底层生命的生存真相。一个知识分子有责任把他对社会的思考和忧虑说出来，他的声音也许不足以覆盖大地，但正是这样的声音让我们听到了厚重冰层之下的痛苦呻吟，让我们直接感知了繁华热闹的浮沫之中隐现着怎样的“原生态”。我们常常探讨什么样的人是知识分子，在周昌义的这部小说里，我看到了一种独立、真实、不虚妄的书写姿势。他站在那儿，凝神倾听来自底层的呼喊和挣扎，撞击与疼痛是同时刺入他心脏的利器，他有什么理由拒绝说出他的痛楚和忧虑？也许正是这样的姿势决定了周昌义的知识分子角色，对着世界，他说出真实的话，发出锐利的声音，以践行一个作家的良知。周昌义在遵行着他的信仰，与宗教无关，与人的生命有关，这是他思考与写作的基石，他信仰生命，所以面对生命的苦难，他不能保持沉默。 《江湖往事》触及的是我们当下的社会极其敏感而复杂的现实之一——关于农民工的问题。这个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早就不是一个新鲜话题，它所产生的持续思考也说明这是久悬未决的难题。周昌义在此时把他的目光和笔触伸向这个区域，无疑有着某种探险的意味，与其说这是周昌义的一次非常书写，毋宁说这是他对于自己勇气的挑战。《江湖往事》呈现的是一个名叫仁城的城市里的农民工与命运抗争的故事，无论是赢得城市还是失去城市，都还没有进入这群农民工的期待之中，他们只要求最基本的生存和生活，这是他们对于仁城的极限想象。然而这个标明“仁”字的城市，却以最大的冷漠和蔑视拒绝了他们。当穹小的哥哥穹大被钢筋穿透身体的时候，整个城市的躯体也被穿透。周昌义以一个“仁”字来为这座城市命名，其中的含义不言自明。在“仁”的城市，穹大们不仅没有被仁慈地接纳，反而丧失了卑微而贫贱的生命。这是极为悲惨的事实，它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几乎每天都能通过各种渠道知道那些在最底层挣命的农民工，是用怎样恐惧或漠然的心理面对随时降临的灾难，他们的血汗托起了一座座城市的大船，而他们自身却陷在沼泽中被淤泥吞没。 这是一种绝望的生存，它遭遇的不仅是生之艰难，更重要的是对未来无所希望的全面崩溃。穹小们是一个穷人群体的象征，这个群体散播在各个城市的缝隙，用他们沉默的力量，成为支撑城市庞大躯体的难以或缺同时又微不足道的分子。他们从事着城市最危险、最卑贱、最脏累的工作，得到的回报却最可怜，不仅身体承受苦难，个人没有尊严，就连生命都一文不值。他们在城市建起的高楼没有一间属于自己，以蜘蛛人的性命相搏擦洗的窗子没有一扇为自己打开，他们流血流汗付出劳动甚至生命的城市把他们隔绝在城市之外，他们甚至拿不到用生命搏来的微薄的血汗钱。周昌义敏锐的视角触碰到了城市震颤的神经，他没有蒙住自己的眼睛，而是用他的眼睛和他的灵魂一起喊出了底层人生的苦难。在这样的呐喊中，有他清醒而警觉的表达：一个社会的和谐与幸福取决于全民的普遍幸福，如果我们肆意地剥夺另一个人群最基本的生活权利，无视他们的生命存在，必然会导致社会的不安定甚至更大的震荡。穹小们最终对生活的选择正是不幸而残酷的验证。 当穹小在医院面对垂死的哥哥因为没钱而得不到救助，用刀一点一点划开自己瘦骨嶙峋的身体时，也把仇恨一点一点注入了自己的身体，从这个时候起，他要完成对城市、对一切不公、冷漠和践踏的复仇。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过程。周昌义显然更为重视这个过程，这也是他探究人性的最初视点；他看到的是人性从善走向恶的子弹是如何射出的，它所击中的又是怎样的目标。在这个艰难的路途，周昌义洞开他的人物的心灵，让我们看到里面深藏的屈辱、不甘和真实的诉求，看到一个羸弱善良的生命如何在一夜之间面目全非。穹小们终于用以恶制恶的方式赢得了他们在城市生活的权利，却永远不可能占有城市的一寸土地——这个城市没有他们的位置。他们用暴力来获取财富，以为有了金钱就有了人应该拥有的尊重、权利、地位和幸福，殊不知这全是他们的一厢情愿，他们在获得金钱的同时，也沦为文明社会和“普世伦理”要急于清除的毒瘤，尊重、权利、地位和幸福等期待也就荡然无存。 当然周昌义的思考远比这显明的事实宽大，他关注的焦点是我们的社会究竟为这个群体做了什么？对生命持有的平等和尊重的态度，使周昌义在底层民众身上寄予了深厚的同情，也因此，他试图通过另一组农民工高粱们的图像打开另一个通道，看能否到达梦想的彼岸。高粱的出场似乎打破了穹小们制造的邪恶和恐惧的阴郁氛围，他是否会在社会认同的道德和正义的道路之上，带来农民工命运的阳光灿烂，不仅是一个悬念，也是一个令人焦灼的等待。遗憾的是，现实比我们知道的还要残酷，它不仅粉碎了高粱们的理想期待，也把一个在社会潜流中运行的冷漠无情的生存法则呈现给我们：拿不到工钱的农民工们，即使手持法院的生效判决照例是一分拿不到。我们的法律通过一张表面上对农民工有利的判决文书，给农民工打了一个必然会扭曲他们灵魂的白条。周昌义试图告诉我们：白条上欠了农民工的，不仅仅是属于他们的工钱，还有整个社会的道德和良知，还有原本是保护弱小、保护公正的法律。当一纸空文的生效判决最终成为彻底绝望的理由时，作为农民工的外乡人也就失去了对城市及社会最后的信心。 走投无路的高粱们只有拼尽全力愤然一搏——跳楼，用并不卑贱的生命换取应得的权利。农民工跳楼讨薪是在社会中经常发生的事实，对此很多专家都有过精辟的论述。因着周昌义对底层生命的深刻观照，我再一次注意到，他把笔触刺向了城市的内核——人的良心。面对高粱们在仁城最著名的大楼跳楼讨薪的悲惨，轰动的仁城成了一个大马戏场，没有人关心这些农民工的生死，抱怨、冷漠、哄笑、讥讽的看客们用声音汇成的洪流，淹没了高粱们微弱的生存呐喊，把他们生死攸关的挣扎当成了一幕活剧。他们的生命与城市文明生活的享受者有什么相干？这是令人不寒而栗的书写。周昌义深切地体察到，鲁迅先生所处的“看客”时代仍然没有结束，只是在今天披上了更加文明也更加冷漠的外衣。 由此我想到，欠了农民工的，不仅仅是那些建筑公司、那些为富不仁的老板、那些不作为的机关单位，还有我自己，还有我们这些享受着农民工的付出和创造、却又漠视着他们的所有城里人。农民工的要求并不高，可惜我们没有做到。面对令人寒心的一切，周昌义不是摆出一副精英文人的训世姿态，而是真正与生命之艰、与民生之苦相依为命，知冷知暖。他就像一个农民工出身的知识分子，写了他的亲兄弟，写了他的侄儿侄女，更写了他们的心、他们作为乡下人对一座陌生城市的良心，写了他们几辈子的希冀和明天的愿望，写了他们在城市里不想变坏却又不能不坏的全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周昌义显示出了他的现实主义水准和力量，他坚持了写作的平民立场，也坚持了一个作家面对真实的风骨。 周昌义通过《江湖往事》忧心忡忡地警告我们：不要让农民工进了城市就流离失所，不要让人家累死累活却不给工钱或少给工钱，不要漠视他们的生命、他们的价值、他们生存的基本条件。周昌义让我们想到，中国的美好未来，如果没有农民工的幸福，就等于零。换句话说，农民工的未来，就是中国的未来，他们的幸福和处境就是整个中国农民的幸福和处境，自然也是中国人的幸福和处境，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奔小康，不是商家在奔，不是老板在奔，不是知识分子在奔，是包括农民工在内的老百姓在奔。百姓的小康，农民的小康，所有弱势群体的小康，才是真正的小康。 跳楼的农民工高粱终于没有跳，因为政府出面了，政府以工钱的形式来到了用性命讨要工钱的农民工面前，所有悬吊在高楼之上的农民工都感动得潸然泪下。读到这里，我也为之动容，眼泪唰啦啦濡湿了书页，不禁长出一口气：这些农民工的宝贵生命终于保住了。可是，可是政府啊，你怎么才来？ 我相信，正是因为高粱们的跳楼才唤起了政府、媒体以及全社会对农民工问题的高度重视，更相信农民工的工作会有的，工钱也会有的，他们的处境也会一天天好起来，因为至少有周昌义这样的作家来提醒我们，有《江湖往事》这样的作品来警示我们。《江湖往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中国当代文学少有的现实主义文本，它所彰显的人文精神让我们看到了穿透寒冷和迷雾的普世光亮，它是美丽的，也是孤独的，同时又是持久而坚定的。它通过底层民众的真实生活启示我们：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需要人文精神的关怀，需要普世之光的照临；而持久坚定的普世之光——能让我们期待、能给我们信心的普世之光，既是知识分子之光、农民工之光，也是社会之光、生存之光、一切弱势群体之光，更是政府之光、法律之光。 祈愿“江湖往事”永远成为往事，祈愿农民工兄弟月月都能拿到工钱，年年都能回家过年——笑着，而不是哭着，回家过年。 第六章 信仰的追求与心灵的挣扎 触摸骨头 这本书的名字叫《骨子里的青岛·青岛艺术群落文献》。 就前卫和先锋来说，艺术永远走在文学的前面，因为艺术的空间是自造的，文学的空间是别人赐予的。 黯昧需要发光，破碎需要整合，迷茫需要清晰——心灵的表现如此强烈，它给现代艺术提供了动力和另类组合。真正的另类是心灵的不可复制，它是现代艺术的源泉，无论你和你的艺术选择怎样的生存方式，你都无法拒绝走向极端的魅惑。自由奔放、个性张扬、标新立异、赫然醒目，艺术的民间殿堂里，错位即是规范，颠倒就是秩序。或者，你颠倒了别人颠倒的，你规范了别人规范的。 是勇气主宰了他们的灵魂——脱离传统、开罪于生存环境、走向莫名其妙、投身于人格分裂、呈现非理性状态。他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线条、色彩、结构、光影和行为，艺术和自我没有什么区别。 我由此想到，现代艺术最大的挑战并不是不自由，而是庸俗。从这个意义上说，主流的虽然很容易显要，却也很容易流入庸俗。非主流的艺术——如果它还是艺术，那就一定要杜绝庸俗。众人循规蹈矩的祈祷声中，那个用怪异的号叫引起上帝关注的孩子，其实就是艺术家。他用旁门左道更加便捷地完成了皈依，发现皈依原来就是忠于自己。——上帝啊，没想到你就是我。为什么不能像上帝那样思考呢？这样思考的结果是：我们有了艺术的爱与悲悯，有了亚当与夏娃般的裸男裸女和接受惩罚的人类。这就是说，所有的现代性，都意味着必须站在上帝的起点上思考人类和世界的命运。 不应该把追求自由、张扬个性、叛逆时代冠冕在他们头上，因为那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心情，是本该如此的常态，不需要刻意标签。对于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自然地生发比自由地追求更重要，尊重艺术就是尊重人的天性。因此，“艺术的生命是自由”和“艺术死于自由”的命题同样都是真理。他们是真理的孩子，唯一需要警惕的是：圣殿的祭司并不是顽固的守旧派，他随时准备接纳他们。一旦被接纳甚至被供奉，他们基本就结束了。所以拒绝庸俗就是拒绝接受进入圣殿的结果。伟大的艺术家到死都在追寻的过程里，他们不为圣殿而活，不为结果而生。他们激昂、有力、饱满、灵动、飞扬地走在路上，并因为自己从不废止的行走而让所有观赏的眼睛闪闪发亮。 当然他们也需要休息，路边的驿站，那间四面写着黑色大“拆”的茅草房，就是民间殿堂、草根雅舍——温馨而灿烂的归宿。永远的草根，才会有永远的生命力。那种“苦日子终于熬到头”的感觉其实就是坟墓。 现在可以提到“骨头”了，那就是热衷于拒绝、说“不”和自甘草根的理想精神，就是面对豪门盛宴而吃糠咽菜的精神。它在大家还看不懂的时候，悄然成了艺术的支撑，让我们在旷天野地里泛滥的寂寞背后，看到了时而枯枝蓬勃、时而野秀峥嵘的大树和大树的“群落”——森林。 森林再寂寞也是森林。 盆景再喧天也是盆景。 一句话，真正的艺术精神，就是为了理想和真理的牺牲。 一切为了牟取而不是为了牺牲的人，都不是艺术家。 第六章 信仰的追求与心灵的挣扎 帕慕克的贫乏与丹·布朗的富有 接触了几个作家，他们几乎都读过或正在读。中国作家是全世界模仿能力最强的作家，我敢说过不了多久，我们中间就会有人写出类似于《红》的小说，它必然会包含以下几个要点：一、出场的主要人物全都用第一人称说话；二、死去的人阴魂不散以主人公的姿态参与人世的纠纷；三、让人物成为小说的视角，有多少人物就有多少视角；四、拉扯一些情节之外的书本故事以增加小说的历史和文化厚度。其实这四个要点由《红》提供给我们，早已经不新鲜了，在西方现代作品中，这都是用滥了的手段。写出了以上的话，我才意识到，我是那么不喜欢《红》这部小说，但它又是我越读越不喜欢却还是坚持读到最后的一部小说。 我没看过有关帕慕克的其他资料，但读了《红》就知道他是一个离生活很远的作家，属于读小说、写小说、书斋里创造生活的那一种人。所以在小说里，我只能看到虚构的事件，却感觉不到扎实的生活。作者好像在写一个他根本不熟悉的伊斯坦布尔，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可以随便更换的地理环境和人文背景，有点表面，有点模糊。而一部优秀的小说却不能这样，它应该清晰而透明地凸现世俗生活，让那些异国他乡的读者虽然不熟悉那里的生活，却可以身临其境，酸甜苦辣全能感觉，风土人情皆可触摸。再就是叙述的啰唆，那个谋杀案读者早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但还要调动所有的人，全方位地啰唆下去。我想也许啰唆是有道理的，啰唆的目的是为了出人意料，结果什么也没有，多少有些蒙人。作者把叙述转换成了各个人物、动物、钱物的心理，你想我想他想它想，大家都在使劲想同一件事情，从所有的方位朝着一个地方去想，却蛮横地把读者的想象排斥在了小说之外。我们的阅读经验告诉我们，让读者把小说中所有人物的内心活动都看明白，这其实是败笔。可以说《红》里的骨干情节——那个谋杀案——是无趣而乏味的，爱情也显得太生硬、太意象、太平淡，人物是平面而单一的，不是立体而饱满的；走的是抽象和哲理的路子，却没有抽象出他们各具特色的符号价值，除了职业、地位、姓名的不同，各色人等并没有什么区别。《红》的叙述成熟而老道，但因为过于成熟就带来了无法容忍的平庸。表面上是以人物观人物，而不是以作者观人物，避免了作者的武断和干预，掩盖了作者的观点；实际上作者只是假性隐蔽，就像一个具有无量之变的神祇，化身了许多形象，但万变不离其宗，全是作者自己的心思、自己的语言，露出了“垂帘听政”的迹象。 不管采用什么样的叙述技巧，作为一个阅读人，我要求我心目中的小说营造者应该这样：若是写故事，就应该把故事写地道，让人有兴趣奔着故事走，在你的情节魅力面前流连往返；若是写情绪和感觉，就应该把情绪和感觉磨砺到家，让人能从字里行间碰撞出痛楚、凄迷、忧伤或者爱怜、激奋来。但《红》给我的感觉是费劲写了故事又不吸引人，专注于情绪和感觉又无法迷惑人，有一点不伦不类。 当然读完了《红》我还是看到了我想看到的，那就是作品中所拥有的宗教、艺术和历史的内容，艺术和历史成了小说进展的原始动机和人物行动的支点，它们明确了帕慕克完全西方化的创作态度，无疑中消减了小说在其他方面的缺憾，帮助他走向了极大的成功。不尽如人意的是，艺术和历史拉扯得太多，繁缛而尽显枝蔓，尤其不该的是，对艺术和历史的过度迷恋妨碍了宗教情感的呈现。宗教不是人物的灵魂自然也就不是作品的灵魂，在标签似的游离状态中显得可有可无，这对一部以宗教文化为背景的小说来说，显得少了一些精神的根基和拓展思想的条件，最终让《红》变成了一部技巧多余、思想贫乏的作品。 在这里我想推荐给读者三本我喜欢的同样写宗教或沉淀着宗教情感的作品，一本是波兰作家显克维奇的《你往何处去》，一本是瑞士作家赫尔曼·海塞的《纳尔齐斯和歌德蒙德》，两位作家都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第三本出自西藏的《伟大的医圣宇妥·云丹贡布传记》，此书其实就是一部纪实小说。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西藏人的信仰写作是多么自然天成，那种天衣无缝地把自然、宗教、科学、人生以及历史和现实交融在一起的能力，在世界上绝无仅有。它体现了一种把灵魂与肉体、自然与人文、世俗与宗教浑然于一个头脑、一种情感的魔幻式写作姿态。 行文至此我想提到给我带来极大阅读快感的丹·布朗，尤其是他的和。丹·布朗在作品中和我们探讨了关于宗教与艺术、宗教与科学、无神与有神、思想与实践、信仰与专制、罪恶与人性等问题，这些问题困扰了人类几千年，始终都处在人类的精神前沿而成了每一个普通人无法回避的心灵话题，它既是本源的又是终极的，既是高深的又是浅显的。丹·布朗娴熟地运用了一种为更多读者喜闻乐见的手法，也就是小说的悬念推进法，富有魔力地让我们在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的命运中毫不吝啬地投入了全部兴趣，然后再去思考。我们发现本源就是终极、世俗就是宗教、浅显就是高深、故事就是思想、人物就是主题。丹·布朗把感性发挥到了极致，用来承载他超凡脱俗的理性世界。他的成功是把思想嫁给小说的成功。他又一次告诉我们，纯技术的好小说是不存在的，泛滥成灾的纯技术的小说都是糟糕的小说。 大家都说现在是娱乐时代，但很少有人知道真正以坚顽的生命力流行天下、穿越时空的却不是娱乐，而是思想。丹·布朗的流行是思想的流行，不是悬疑色彩、惊悚手段的流行。不管你是认可还是反感，是接受还是批判，他对时间和人心都有着很强的穿透力。相比之下，以叙述技巧见长的帕慕克就有些相形见绌了。技巧让帕慕克贫乏，思想让丹·布朗富有，小说的世界里最容易淘汰的就是新颖的技巧，而永远不会过时的恰恰就是被当下的许多作家和读者弃如敝屣的心灵的表达和思想的穿越。 好在现在的流行阅读百分之八十是偶像阅读，当诺贝尔文学奖已然在世界范围内成为文学标杆的时候，帕慕克就成了倾倒在河床里的水，无论是什么水，他都会顺势往前走，而且是以偶像的姿态大步往前走——帕慕克还会流行。更何况帕慕克还有其他作品，也许他的另一些作品能让他在丹·布朗面前高出一头，能继续坚定我对诺贝尔文学奖的信心，能支持我多少有点苛求的文学标准。 第六章 信仰的追求与心灵的挣扎 鞭醒我们，然后自己救自己 ——有感于一个德国学者对中国作家的失望 前些日子在接受某报记者采访时我说：“对德国汉学家顾彬就中国文学现状的批评，我以为还是应该袒胸面对，反躬自省。就整体而言，我们中国当代作家是利益写作，而非信仰写作。精神残缺、思想空洞、缺乏建树是普遍现象，我指的是对真理、理想、信仰的建树，甚至连基本的道德人格的建树都没有。没有了这些，就等于没有了骨头，没有了意义和思想价值。当我们无法给人类日益空缺的心灵填补什么的时候，我们的作品自然会被时间和社会淘汰。被时间和社会淘汰的东西，不是‘垃圾’（顾彬语）是什么？” 是的，面对我们这个庞大而复杂的群体，面对日以百计、年以万计的文学作品，我有痛彻肺腑的感喟，我有密云不雨的失望。 我们大都是技巧性作家，鲜有思想性作家。我们言必称“叙述”、“语言”、“结构”、“细节”、“人物”、“手法”等等，而很少谈及“哲学”、“思想”、“精神”、“灵魂”、“道德”、“宗教”、“理想”、“终极关怀”等等。最多也只是有一点高高在上的悲悯，甚至连这一点极其有限的悲悯，也受到了某些作家的公开唾弃。关于“作家都是思想家”的一般规律，在当下的中国成了无稽之谈。 人类信仰的守望者到哪里去找？人类精神的导师到哪里去找？荒漠的甘泉、夜航的灯塔、指路的明灯到哪里去找？也许他们诞生在中国人群的其他部落中，却唯独不会诞生在以生产精神产品为目的的作家群落里。 作家一要忠于社会良知，二要忠于人类理想，干净、善良、正派是最起码的要求，便是这一点就很难做到。我们比普通老百姓更不知道什么是高尚、纯洁、美好，我们忠实于名气、金钱、利益、虚荣，却忘了做一个真正的“人”才是最最重要的。文学据说是“人学”，但我们对人、对做人、对好人和坏人以及中间状态的人又有多少了解？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是争名逐利者、夜郎自大者、写一套做一套者、不知荣辱者、尸位素餐者、持禄养交者、冷漠无情者，很少有建树理想者、信仰真善美者、为民代言者、赤子之心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者、“俯首甘为孺子牛”者。 我们没有表里如一、诚实表达、献身真理的勇气，没有感情高尚、身体力行的色彩，甚至都没有一个是愿意独善其身的。当我们在不可遏制的自我放纵和精神滑坡中，在失去理想和信仰时，也就理所当然地失去了关注者的信任，失去了社会价值，更失去了俗称广大读者的民众。 文学精神说白了就是具有普世意义的道德精神。道德和信仰的一体化创造了人类的普世伦理，也成就了先哲们的思想，成就了所有的文学大师。但我们已经不懂得这个基本道理了，我们忽视了文学史的常识。我们在贬斥信仰、践踏道德、掩饰丑恶。我们需要启蒙，谁来启蒙我们？ 人类的先驱、伟大的作家们早已经建树了足以让我们终其一生向风慕义的理想精神和理想人格，但我们却轻而易举地丢弃了。建树理想对我们来说几近天方夜谭，当别人精神堕落时我们抢着堕落，当别人灵魂污染时我们唯恐有一丝干净，当别人生活腐败时我们垂涎欲滴。我们多数人只不过是个码字匠，哪里是精神产品的制造者，哪里有一点点高风亮节让我们的读者心折首肯呢？ 我们勇于投入现实，却乏于表达现实；善于成为现实的一部分，却更善于让自己和自己的作品成为批判的对象，而不是批判的武器。我们越来越远地背离了生活，也就背离了作家这个称号。 我这样说首先是说我自己，我在指责自己的时候，无意中也捎带了那些我素来钦佩的师长前辈、同道方家，这让我惴惴不安。但有一个真理我们大家都应该明白：一个作家只有不断否定自己、批判自己，才能不断丰富自己、强调自己。我们没有理由、没有任何资格固步自封、得意忘形。 遗憾的是，我们最最缺少的，就是自省精神，就是自救意识。 我坚信什么样的人写什么样的作品。一个灵魂卑污的人永远写不出品位高尚的作品来，假仁假义是一眼就能看穿的。虚伪的美酒、庸俗不堪的美酒、腐败堕落的美酒，我们到底喝了几壶？ 我们常常把写人性挂在嘴上，搞了半天，原来我们把吃喝拉撒、满足七情六欲当成了人性，其实这不是人性而是动物性。人性指的是作为有道德的社会人的基本属性，指责某人“没有人性”，就是说他没有道德性。忽视了伪道德的批判和真道德的建树，我们的文学也就是“人学”，便成了“行尸走肉学”。 一个德国人说，德国每一个作家都代表着“德国”，代表着“德国精神”。可是我们呢？精神残缺、思想空洞、道德低下、感情苍白，哪一个能代表中国？能有我们期待的“中国精神”呢？什么是中国精神？知道吗？我问过几个作家，他们瞠目结舌，坦然告之：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我们都在谈诺贝尔文学奖，殊不知任何文学奖都不能把一个低劣的作家创造成一个好作家、大作家；缺少了对社会良知和人类理想的建树，时间的淘汰并不在乎它获得了什么奖。所以我们还是不要谈什么诺贝尔文学奖了。怎么做一个诚实、善良、勇敢、忠于生活、富有精神气质的人，写出诚实、善良、勇敢、忠于生活、富有精神气质的作品，才是作家们应该谈论的话题。 我们中很多有才华的作家，写着写着就改行干别的去了，把九鼎大吕的才情令人惋惜地浪费在了灯红酒绿之中、蝇营狗苟之上。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信仰的支撑，没有理想的提升，没有道德精神的再造和鼓励，更没有明晰真理和创造真理时的陶醉，甚至都没有同情弱小、怜悯苦难的感情驱动。 时至今日，我们为什么写作，仍然是一个无法面对的问题。中国作家和世界优秀作家最大的区别在于：人家为理想、为真理、为信仰而写作，而我们基本都是为名气、为利益、为地位而写作。其结果是：名气越大，精神越低下，精神随着名气锐减，堕落随着名气递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产生不了大作家的根本原因。 为名气写作的我们，名气有了之后就一落千丈；为地位和利益写作的我们，地位和利益得到之后，就会随着利益进入暮年，而不管他的年龄有多大——老掉牙的“60后”、“70后”、“80后”不是已经出现在我们面前了吗？无信仰、无思想、无道德、无感情的四无状态，严重妨碍了才气的发挥，抵消了本来就没有多少的表达的欲望和感动的力量。我们的精神气质走向衰败，文学的力量也就微乎其微。而迷惘的民众却还在等待，他们需要作家们奉献的，并不只是文字和故事。 尽管苦苦等待了许久的民众还必须苦苦等待，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作家泛滥的年代。作家泛滥了，好作品却越来越少了。我们制造了无数美丽而有害的泡沫，就在这种有害泡沫的包围中，有人期待着太阳在冉冉升起的刹那照亮我们昏暗的心。是的，我还是不甘心地期待着，期待好作品的出现，期待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出现，期待人类的精神导师引领我们攀援上升，向着高高的彼岸，向着悬在天国门口的彼岸。 诚然作家不是救世主，但也不是毁人的鬼、坏世的魔，所以还是要说一点佛。佛法就是思想之法，斗法就是比拼德行，藏传佛教菩萨道里使人彻悟的基本四法便是德施、善语、美行、无私，哪一项都关乎我们凡俗人生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水准。精神残缺、思想空洞的我们，难道连信仰真善美的勇气都没有了吗？创作就是展示思想和德行，思想和德行的高低好坏就是作品的高低好坏。 ——是时候了，我们的自我鞭醒和自我救赎。如若不然，精神将淘汰我们，民众和社会将淘汰我们，现实和历史将淘汰我们，人类文明将淘汰我们。我们将万劫不复，成为尘埃之下粪土不如的一堆骷髅。 第六章 信仰的追求与心灵的挣扎 在两极之间挣扎 公元2005年是藏历木鸡年，木鸡年的正月初一和汉族农历乙酉年的正月初一恰好是同一天，这样的重合并不多见，而重合之年对我来说有着另一层含义，那就是我和我的朋友德吉才让喇嘛约定的日子悄然来临了。半年前德吉才让就在电话里对我说：“你们汉历年和我们藏历年重年的这一天是最最好的日子，是汉神和藏神聚会喝酒共同欢娱的时候。这一天你来我们塔尔寺，我给你点灯。” 于是我欣然前往。大年初一的塔尔寺不收门票，所有的殿堂门口僧宝隐退，佛宝出世，幽静得就像最古老的历史。德吉才让喇嘛念着经替我在宗喀巴的法座前点了两盏灯，我们献了酥油和哈达，在静默中享受了一会儿佛境的深寂与超然，然后就去踢足球。塔尔寺寺门内的广场上，早就开始了一场不拘人数的喇嘛足球赛，我立刻加入其中，和几十个红袈裟的喇嘛纠缠在一起，正所谓“其乐也融融”。晚上，素宴之后，我们住在了德吉才让的僧舍里。聊到夜深人静，我仍然没有睡意，便打开电脑修改《敲响人头鼓》。金刚铃的声音随风入耳，值夜的喇嘛把经念成了神秘的悄悄话。我突然意识到，我的责任编辑周昌义是对的。他说：“庄严的宗教气氛和作者的调侃是不协调的，寻鼓人自称‘七匹狼’的描写应该淡化。”我立刻决定把调侃全部删去，把“七匹狼”全部删去。虽然不怎么幽默了，却少了许多“眼障”和“落差”。美就是和谐，虽然喇嘛是吃肉的，但正儿八经的素宴上，最好还是不要有荤菜。一个作家毕生要做的，大概就是把永远的不和谐变成短暂的和谐，把真实的不和谐变成虚幻的和谐。 写到这里，我才发现，我这个人最不擅长的就是创造和谐，最擅长的就是在不和谐的两极中挣扎。过去我习惯于在抒情与叙事之间挣扎，现在我又习惯于在真实与虚构之间挣扎，在表达与掩饰之间挣扎，在世俗与宗教之间挣扎。我是挣扎一次完成一部作品，所以我永远不能耐着性子花几年或者十几年时间去酝酿琢磨一部作品，因为挣扎是一个急于解脱的过程，我怎么可能让一根绳子捆绑我那么久呢？解脱了一根绳子，再去寻找另一根绳子，在自我绑缚和自我解脱中获得最大的满足与快乐，这大概就是我了。文学是戴着镣铐跳舞，所有的作家都一样。不同的是，别人一生只需要一种镣铐，而我是希望一年换一种，这一种镣铐舞还没跳好，就又去跳别一种镣铐舞了。好处在于我的经历和体验比别人丰富一些，不好之处在于也许所有的舞蹈我都跳不精道。“十年磨一剑”是我对自己的勉励，但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往往做不到什么才会标榜什么。比如，最清醒的人通常要把“难得糊涂”作为座右铭，最不能忍的人通常要把一个大大的“忍”字挂在家中最显眼的地方。我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表里不一的人，常常忍不住扪心问自己：“铁棒自有铁棒的用处，为什么非要磨成剑呢？”一直关心着我的《当代》编辑希望我一把又一把地拿出寒光闪闪的宝剑来，可我总是辜负他们，拿出来的仍然是粗铁。好在作家不似官员、演员和运动员，年龄对他们的限制不是太严格，他们任何时候都可以说：“我这才开始呢。”是的，我这才开始。梦是大家都可以做的，一根粗铁梦想成为宝剑，这本身就是一个饱含激情的过程，是一次幸福快乐的旅行，而不是结果。还是食指说得好：“相信未来。”“相信未来”的重点在于“相信”，而不在于“未来”。未来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也没有必要知道。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就是那些知道的太多的人。我一无所知，所以我是幸运的。 《敲响人头鼓》便是一次幸运的寻访。我们借用人头鼓填补了我们的无知，却暴露了我们更大的无知。说得形而上一点：这是一部横穿青藏高原的书，横穿是为了抵达，抵达彼岸。可是我们抵达了吗？我们的追问是这样的：深藏不露的人文源头在哪里？表达未来的神语真言在哪里？灵异巫统的血脉、藏地文化的骨髓、古老宗教的密码在哪里？今天的人文平台是否能够开演昨天的戏剧？当辽阔的原野和壮丽的雪山成为人文机密的避世空间时，我们的全部精神就是去聆听已在万山丛中被隐隐敲响了的人头鼓。 人头鼓正在敲响的雅鲁藏布江一如既往地流淌着，喜马拉雅山托起的天空上，那原始云朵背衬着的已不再是无边的混沌而是文明的湛蓝了。而对苦苦寻访人头鼓的我们来说，这是一次生命历险和激情出走，是一次肉体漂泊和灵魂放逐，在文化上是寻根，在精神上是寻梦。——流浪没有尽头，而回家的路就在身后。<strike>rike> 至于《敲响人头鼓》的写作过程，就不想再啰唆什么了，因为作品本身就足以说明一切。唯一想说的是，文中那九首用楷体和诗歌的形式排出来的歌词，其实不是唱出来的，而是吟出来的，也就是说它们还没有被作曲家谱成歌曲。我希望在这部作品出版之后，它们能够成为真正的而不是虚拟的歌曲，进入我们的音乐世界。 第六章 信仰的追求与心灵的挣扎 五种作家的五种境界 在我看来，古今中外的作家有五种分类，即名作家、作家、大作家、大师、精神导师。五种分类产生了五种境界、五种精神现象，其表述如下： 精神导师——救世姿态、信仰写作、舍己之心、无人之境 大师——创世姿态、理想写作、利他之心、自如之境 大作家——醒世姿态、理性写作、悲悯之心、风格之境 作家——愤世姿态、感性写作、怨望之心、性情之境 名作家——入世姿态、才情写作、名利之心、雷同之境 这个表述应该从下往上读，它是一个金字塔，名作家（名为作家者）在最底层，不计其数；精神导师在最高端，凤毛麟角。 “救世姿态”、“创世姿态”、“醒世姿态”、“愤世姿态”、“入世姿态”，指的是行事原则和写作姿态。 “信仰写作”、“理想写作”、“理性写作”、“感性写作”、“才情写作”，指的是精神现象和思想层次。 “舍己之心”、“利他之心”、“悲悯之心”、“怨望之心”、“名利之心”，指的是心体表现和主体意识。 “无人之境”、“自如之境”、“风格之境”、“性情之境”、“雷同之境”，指的是文本境界和叙述特点。 作家的五种分类和五种境界让我们思考以下一些问题： 境界是精神的，层次是心灵的，有些人写了一辈子，著作等身，说不定也仅仅是一个“名作家”（名为作家者）；有些人一生只写了一本书，说不定就已经是“大师”或“精神导师”。在这个金字塔上，有些作家是从下往上走，有些作家是从上往下走，有些作家是忽上忽下地走。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作品是作家行事原则、写作姿态、精神现象、思想层次、心体表现、主体意识、文本境界、叙述特点的综合体现。作家面对的主要不是一个外在的世界、一种外在的生活，而是自己的心灵。心灵的优劣决定了作品的优劣，心灵的内涵决定了作品的内涵，作品是心灵闪光的显现和物化，而不是生活本身。任何生活都必须经过作家的选择和提炼，对生活的选择和提炼往往比生活本身更重要。对作家而言，和自己作战远远超过了和外部世界作战。 而对读者来说，你可以把自己熟悉的作家按此五种境界排序，并把它看成是一生阅读的一条便捷之路，根据自己此时此刻的需要做出选择。你若是仅仅需要没有思想坚守的才情滋养，就没有必要阅读“精神导师”和“大师”的作品，比如但丁的作品、歌德的作品、托尔斯泰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它们会让你不忍卒读，因为你的心灵不需要它们的指引。相反，如果你要的是补缺心灵、圆满精神，就完全可以忽略别的，而直取“精神导师”和“大师”的作品。我的意思是说，作家有五种境界，读者也有五种境界。一个作家的作品，只会在相同境界的读者里生根、流传。 同样，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对不同境界的作家有着不同的衡量标准，你如果是一个仅具有“入世姿态”或“愤世姿态”的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就无法理解具有“救世姿态”的精神导师和具有“创世姿态”的大师，更无法做出正确的评价；你如果已经具备了“救世姿态”或“创世姿态”，也不可能只热衷于评价具有“愤世姿态”的作家和具有“入世姿态”的名作家。总之，你具备什么，才会正确评价什么，你不具备什么，就很容易忽略什么。作家有五种境界，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也有五种境界。 一般来说，一部作品只体现一种境界，但有时候也可能例外，它会成为多种境界的综合体，甚至把精神导师的救世姿态、大师的创世姿态，大作家的醒世姿态、作家的愤世姿态、名作家的入世姿态全部吸纳在一部作品中，比如维克多·雨果的。 中国当代作家百分之八十五处在“名作家”这个境界，即入世姿态、才情写作、名利之心、雷同之境；百分之十处在“作家”这个境界，即愤世姿态、感性写作、怨望之心、性情之境；百分之五处在“大作家”这个境界，即醒世姿态、理性写作、悲悯之心、风格之境。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大部分中国作家争名利，争地位，却不争姿态，不争境界，懵懵懂懂一路写下去，到死也不知道自己住在几层。我们还没有“大师”，更没有“精神导师”，因为并不是你想做“大师”和“精神导师”就可以做“大师”和“精神导师”，大师和精神导师必须是知行合一、身体力行的。他们会为了“创世”和“救世”献出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会把自己的全部生活托付给“理想”和“信仰”，而成为人类精神暗夜里的灯塔。 我这样说肯定会有人诘问我：你杨志军也是写小说的，你说你属于哪一种境界？我的回答是：我首先是一个阅读人，我对五种作家五种境界的划分依赖于我作为一个阅读人的立场，我和许多阅读人一样，得到过作家作品的精神引领，我期望这样的引领伴随我的一生乃至人类的世世代代。至于身为作家的我，如果不得不对号入座，那我也就是“名为作家”而已。略有不同的是，我希望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平民写作者，我的原则是：“平凡的姿态、平淡的对待、平和的往来、平静的存在。”我更愿意在一种“非作家”的氛围里从事写作，因为写作对我来说是内心的需要，是不断袭击我的表达欲望的满足，就像面对一个刻骨铭心、日思夜想的爱人不得不袒胸露怀那样。这样一来，似乎又有了第六种作家，第六种“作家”算不算作家？算与不算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对自己的总结：出世姿态、入世写作、无求之心、空了之境。总结其实也是期许，现在没做到的，以后我会做到。 第六章 信仰的追求与心灵的挣扎 藏獒从荒原走来 <h3>一</h3> 当“网谈”无意中把“知识分子”变成“知识藏獒”的时候，在别人眼里，我大概就成了那只从“困境”中走出来的“藏獒”。然而时刻纠缠着我的自省告诉我，我不是。有时候“网谈”和“妄谈”并没有太多的区别，但我们的心灵就在网谈抑或妄谈中裸露了真实，一步步靠近了真理。所以我不是，不是那只代表真理的藏獒。 人生犹如一次无法预知前途的旅行，那些供人栖息的驿站不知道停靠在哪里。我一直在青藏高原行走，突然有一天漂泊到了黄海之滨，这其中漫长曲折的经历已内化为我心灵的强硬支撑，似乎再也没有什么能够轻易触动我了。然而，2004年的秋天，这个黄叶满地的季节却让我在看到驿站的同时有了一次小小的惊讶，而且这个惊讶越滚越大，最后像滚雪球一样延续到了2005年的秋天。 惊讶源自于青岛新闻网大漠的帖子《一个青岛作家的困境》。这篇发自2004年1月底的帖子从对个人和文本的解读出发，以我的写作状态作为契机，最终走向了对城市文化的质疑。这个结果对作为楼主的大漠来说也许始料未及，对于我而言更是出乎意料。当网上的争论如火如荼的时候，我尚定定地坐在城市的某一个角落里静静地写作，纵使外面雷电交加我亦全然不觉。10月初，大漠通知我要在青岛新闻网与网友进行一次网谈，我用了将近四个小时的时间看完了全部的网帖，内心的震动也可用“雷电交加”来形容。 这是一次颇有意味的集体话语，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满怀热情，无论什么样的观点都传达出他们对文化的关注和期待，对此，我充满敬意。我的写作生涯已逾历二十余年，此中的风霜雪雨抑或阳光灿烂都不足与外人道，唯有内心的信持历久弥坚，常常引发一些滔滔不绝的文字洪流。由此，大漠的命题便拨雾而出：在当下的文化现实中，一种写作姿态的坚守是否要以作家的困境作为代价，换言之，作家的写作与现实的关系是什么？这是一个传统的话题，但在今天被重新提出却有其尖锐的背景与话语的力量。也正因为如此，此帖的出现引发了一场持久而深刻的文化讨论。 我以为，这是一次超越了作家个人困境层面的众声喧哗，我作为一个被置评的对象，实际上越来越成为一个舞台的背景，所有发言的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在舞台中央发出自己的声音，以此拓展和延伸大漠的命题。我很满意我所在的位置，也很愿意自己能够成为一个靶子，为网友提供操练的机会。这是大家给我的荣幸，它使我不是高挂于上下无着的半空，而是成为众声中的一种声音。多种声音的汇聚形成了一种景观，一种罕有的人文景观，我能够感觉到大漠理想的“场”的存在，尽管脆弱了点，但却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一个确乎其然的事实。由对一个作家困境的关注，进而讨论到作家精神的出处以及作家群体的现实处境，再到一个城市文化的建构，相信每个人的声音都充满了真诚的焦灼与关怀。这是每一个思考着的人对一座城市最初的也是最后的良知和责任。“最初”意味着最基本的关怀目光，它不包含有任何杂质，是对自己生存的城市直接单纯的情感抚摸；而“最后”则是艰难持守的道德底线，它最终决定了我们的价值判断和价值指向，也决定了一个城市的文化方位，这恐怕才是此次网帖的意义所在。我不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个体生命，而是一个众目睽睽的符号，符号所引发的人们对城市文化激烈而深刻的探讨，是大家的收获，也是城市的收获。 在网谈的时候，很多网友的问题都聚焦在了青岛文化，这也是我所感兴趣的话题。从青藏高原的荒原背景突兀地出现在青岛的蓝天碧海，我应该是这个城市旁逸斜出的一枝虬干。文化视角的转换有个艰难的过程，走近这座城市的文化并能浑然其间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作为对高海拔的荒原寄予太多理想的作家，在这座零海拔的城市里，我更像是一个茫然无措的探路者。也正是这样的探路，让我逐渐明晰了青岛的文化脉络，走近了青岛的文化内心，开始看清和思考这个城市的疾病与康复。 <h3>二</h3> 青岛在两千多年的发展史和一百多年的建城史中，积淀了多种丰厚的文化元素，这些元素在延伸扩展的历史河流中，一直负载着城市的文化之重。比如以齐鲁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以现代移民建构的外来文化，张扬经济大旗的品牌文化，异域印记鲜明的殖民文化，彰显人文精神的精英文化，具有宏大自然背景的海洋文化……所有这些都成为滋养一个城市文化大树的肥沃土壤，每一种文化的有限性构成了城市文化精神的无限可能。无庸置疑，所有这一切使青岛作为一个文化城市的理想期待有了依恃。 而蹒跚着的市民阶层也在传统河流的走向中坚定了自己的文化品位。市民文化的拥趸者不执着于向上的攀登，他们在人类物质力量的积聚中品味着世俗快乐的文化大餐，并以此成为岛城无处不在的民间声音。一场又一场盛大而狂欢的民俗文化，演绎出波涛汹涌的人海的巅峰，生活的意义就在这些盛宴的铺排中被诠释得通俗易懂、酣畅淋漓。这仿佛是支撑这个城市的基础脉搏，并以此生长出枝繁叶茂的文化丛林：糖球会、萝卜会、樱花会、上网节（祭海）、湛山庙会、红岛蛤蜊节、崂山旅游文化节、青岛国际啤酒节、青岛金沙滩文化旅游节、青岛海洋节……传统与现代的硕大花朵让人们在突兀极致的风景中获得简单而纯粹的愉悦，张扬的是市民内心最为本真的生活诉求。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殖民文化的浸润染红了青岛的屋顶，德式风格的城市氛围确立了一百多年后青岛的基调。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意颠覆，虽然不彻底却从此改变了青岛的城市走向。一百多年前当青岛还是一个小渔村的时候，也许我们还无法预测，青岛作为一个城市的建立，它最终会以怎样的形象示人，但有一点可以确知，与今天众多的中国城市一样，在传统文化和传统心理的背景之上，必然会诞生又一个千篇一律、面孔相似的孪生子。殖民者的进入对一个国家而言是一种耻辱和灾难，但是当这个国家根本没有太阳升起并且照耀它的人民的时候，国家的意义已经名存实亡。于是某个特定的区域便因此而受惠，尽管在殖民文化推进的过程中会遭遇各种对峙，但拒绝和冲突也为最终的和解奠定了坦途。百年后的今天，一座张扬着民族内涵与外来文明的独特城市正与久远的历史呼应，殖民文化的深刻印痕遍布于我们的视域，百年来青岛的发展正是得益于德国的文化输入，那个遥远的国度从一开始注视青岛的土地，就致力于德国精神和德国品质的建构，从建筑、铁路、教育、宗教全方位的倾力打造，到物质和精神领地的全面覆盖，青岛在沉重的城市迁延中获得了超越性的经验和发展。这是我们无法拒绝的事实，尽管在某些特定的时候或某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我们的记忆会显露出血色的创痕，但我们依然不能抹去青岛百多年来城市发展的醒目标记。 此时我最能清晰地看到的恐怕就是青岛的品牌文化，这是这个城市张扬内外的经济支撑。它把握着人们的生命律动和生活节奏，也朝向着城市民众的心力和欲望。海尔、海信、青啤、双星、澳柯玛……它们在青岛的经济版图中占据高台，各领风骚，更多的时候它们的目标锁定已不局限于本土的方寸之地，而是开始走向或者已经实现了先声夺人的国际目标。这是当下最具活力的城市之声，也是青岛众多文化支流中最富市场价值的文化黑马。 我的理解，青岛是一个典型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海洋城市，这是天赐的资源，如果有一天，人们一提起海洋城市就想到“青岛”这个名字，青岛就独一无二了。记得网友萧树说过：“时间从来都是锋利无比的剃刀，它审视和淘汰着一切过往的人和事。在时间的此端，我能够清晰地看到储存在时间彼端的历史印记，从最初偏于黄海一隅的小渔村，到德、日、美争相侵占的东方良港青岛，逐猎于这片土地的狂暴风云无不裹挟着海洋的咸腥气味，同时也遗留下了富有海洋色彩的城市文明。文明的每一次进步，都必然呈现出两种对立和相反的倾向，人类的血腥冲突导致了无数无辜生命的丧失，然而却也雕刻着一个城市的沧桑历史。发生在这个海岛的每一次生命搏杀，比如田横和他的五百壮士的集体自刎，比如1919年的‘五四’运动……都有着大海风起云涌的深度背景，他们呼吸着海洋的呼吸，挑战着海洋的挑战，在肃杀的海风中推进了城市文明的进程。” 时间行进到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历史沉淀的精华，在走过生命绝地之后，注定又有新的生命与历史相遇。然而，这个相遇的时机尚在奔赴青岛文化盛宴的旅途中，历史的雾霭逐渐散去，时间也是最好的过滤器，它在等待那些能够进入其中并且呈现光芒的生命。每一座城市都是有生命的，它们的沉思倾听，它们的呼吸起伏，它们梦想飞翔的欲望与激情，最终决定了它们对世界说话的方式。青岛拥有大海，也被大海接纳，在时间的链条上，我看到了燃烧于海天之间的蓝色火焰，它使青岛以宿命般的力量承接着海洋的惠予。而演义中的文化告诉我们，青岛已经领有了生命最好的音乐，却还没有实现最好的弹奏。 2008年，青岛作为北京唯一的伙伴城市承办了第29届奥运会的帆船比赛，与北京“人文奥运”的核心理念相呼应，青岛提出的“人文青岛”，恰好击中了青岛文化的软肋。如前所述，青岛的历史文化资源非常深厚，这本该是我们文化发展的极好土壤，然而，青岛文化的现状和青岛城市的水平有相当大的差距。在漫长的文化漂流中，厚重的传统文化在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后反而成为阻滞现代人格建树的屏障，而市民气极重的城市氛围，也使得人文精神的呼唤成为海上遥远的回声。这个城市有着过去世俗的文化背负，故步自封的农耕文化和安时顺处的殖民文化困囿着城市行进的脚步，其追星文化、演出文化、节日文化的造势，更是放大了表面富丽堂皇的假象，堆积起一层被大海扬弃的泡沫，凸显的是一个城市瞬间即逝的风光热闹。这的确不是青岛的真相，相信有很多人和我一样在置疑青岛文化的内在实质到底是什么？青岛文化“沙漠论”的争执已不是几个人的声音，众声喧哗的背后有着这个城市深藏的创痛，人文氛围的缺失是城市最无奈的伤口。遍览网帖，有一种感受深深地触动着我，因为那也是我内心沉重的块垒：大漠等人的声音虽然宏大，但在青岛却没有众声的回响，反而从那些与青岛不相干的城市传来了遥远的呼应。我相信，他们不是仅仅出于对我个人的评判而参与发言，我已经无关紧要，就像有的网友说的，我只是一个载体，被许多人用来盛放他们思考的结果。他们所关注的，已经远远超越了地域的局限，只有对人类人文理想和文化精神的尊重与敬意。这是一种大胸怀、大境界，如果把他们集中在一座城市，人文氛围的形成就不再是“光荣的梦想”。 海洋赋予了青岛先天的优越环境，但海洋文化通过人群表现出来的强悍形态并不特别显著。推动一个城市的发展需要所有合力的焊接，我此前表述的每一种文化元素，在被单独放大的时候都具有不可低估的能量，一旦汇聚在一起，却又奇怪地消解了各自的内力，它们无法形成海啸般的强势，共同席卷传统的惰性和因循的守成，因而也在心理和行动上拒绝着海洋力量的进入。关于青岛城市的文化缺失，我已在网谈中说到了八个方面，同时我也看到了一些让我惊喜并且给我启发的帖子，萧树、撒哈拉之心、三色云、少而又少、胡侃一刀、上海寂寞哲人、摩纳哥王妃、魔镜等等都在帖子里有过极其深刻的表达，大漠的沉痛尤其令我动容，他完全是以一个生活于斯的知识分子的情怀呼吁着城市的责任与良心，更多的网友呼应了这些声音，甚至在网谈过后，《青岛早报》也以几周的版面继续讨论着青岛文化，这些都昭示了一点：青岛文化确实有它先天不足的贫血症，所幸已经有人努力用自己的声音去传达一种责任，同时也警醒更多的人，为这个城市的文化生长担当走卒的使命。 网友撒哈拉之心表述过这样的意思：沿着海走，是行走，也是栖居。这样的一种漂泊状态，恰好诠释了海洋文化的真义。人类诗意地栖居是一种理想，中国城市的同质化在今天已经是一种常态，青岛要想独赋异禀，给人类提供一个诗意栖居的范本，起决定作用的大概还是人性和人心。的确，城市能够造就文化，文化更能造就城市。对于一个独立思考的城市生命而言，我唯一的期望就是，我们栖息的这座城市能够成为历史的光阴中最结实的文化存在。因为卓越的文化是一个城市最恒久的品牌。 <h3>三</h3> 在经过一年的沉寂之后（我相信海底的潜流仍在悄悄运行），由于我的一本书的出版，大漠又一次在网上发帖引发了网友的争论。一本书和一篇文章《现在谁还需要藏獒》，成为另一个更具有挑战意义的“知识分子公共性”话题的源起。我又一次体会到了惊讶的感觉。与此同时，我更为深切地感受到，在这个城市里，确实有一些因为责任而思考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声音也许孤独，但却有着最为纯粹的质量。 的出版所呈现的景观既是意料之外也是意料之中的，在写作的路上走了很久，以后肯定还要走很远，我似乎找到了一种非常合适的表达方式。其实，的基本精神是我一直坚持和表达的，它们是我灵魂的支撑，也是我写作的支点，只是这次却有些令人惊讶的热闹。大漠在青岛新闻网发帖后，“现在谁还需要藏獒”成了网友们质疑文化现实的中心话语，同时再一次触及到了一个城市的文化命题。坦率地说，我很感谢网友们的关注和期待，但我也深知，这次的掌声不是给我一个人的，它是大家对一种精神的渴望的结果，我只是先于大家表达出来并且获得了真诚的认可。因此，此后由青岛早报、青岛作家协会、青岛书城发起组织的“作者读者见面会”就有了特别的意义，我把它理解为网帖的延续和现实的对接。随后又有网友继续在大漠的帖子里表达自己对“见面会”的看法，这一次，青岛新闻网作出了快速反应，加了版主说明重新置顶，于是，就有了关于知识分子公共性问题的激烈争论。 我的确没有想到，对一本书的讨论会牵涉出一个全球性的敏感话题，此次网帖的讨论，视角之开阔，语言之犀利，争论之激烈，在一般的评论中还非常少见，尽管参与的人不是很多，但关注的人却迅速攀升，点击率非常高。我再一次品尝了置身其中又置身事外的充当背景的滋味。 知识分子问题已被世界很多国家的专家学者论述，焦点一般集中在知识分子的含义、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知识分子的公共性等问题上，其实最基本的核心就是什么是知识分子？美国阿拉伯裔学者萨义德在他的《知识分子论》、英国学者保罗·约翰逊在他的中都对知识分子问题做过最直接尖锐的阐述，国内就我所看到的文章在论及知识分子问题时也有很多人承接了他们的观点。萨义德的知识分子理论一般被人引用的有四种含义，即知识分子为民喉舌，作为公理正义及弱势者、受迫害者的代表，即使面对艰难险阻也要向大众表明立场及见解；知识分子的言行举止也代表、再现自己的人格、学识与见地。他认为，知识分子才智出众，特立独行，秉持独立判断及道德良知，不攀权附势，不热衷名利，是对权势说真话的人。王岳川在他的《知识分子：思想命运与精神定位》一文中，依据其价值取向而非职业特性把知识分子分为四类，其中一类是人文知识分子，他们关注生命意义、依凭独立不倚的人格精神完成对社会的批判。撒哈拉之心大概也是偏重于萨氏的知识分子定义，并且热烈地推崇萨氏的行藏。而大漠关于知识分子的指向似乎更明确一些，他着重立足于本土，希望脚踏实地地为一个城市担负起力所能及的责任。照我看，这两种态度实际上都建立在对自己生活的城市的爱痛之上，正是有了这样的关切和目光，他们才以最大的热情和良心，寄希望于这个城市的知识分子焕发公共意识。 我很赞赏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以及他的知识分子实践，他是一个既有话语同时又付诸实践的典范，应该说，今天的中国已经很难找到几个像萨义德这样的知识分子了，因此2003年萨义德去世的时候，有很多人包括我都感觉到一团火焰熄灭了，他带走了这个世界上最具有穿透力的声音，也带走了知识分子心灵最猛烈的燃烧。萨义德的存在和离去，都沉重地影响着世界范围的知识分子对诸多问题的思考，也由此看出，一个知识分子只有在具有了公共性之后，他的声音才能对世界产生影响，他的言说才能在推进世界历史的进程中放射光芒。 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在当下缺失已久，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专业知识分子在自己的专业领域的建树，许多专家和学者确实为人类知识的建构贡献着自己一生的心力。但是，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有些专业知识分子越来越专业化，在走出他们的专业领域后，对世界表现出一片茫然，在知识之外，社会责任、公共关怀、批判精神都如风过耳，更遑论为此所要付出的代价。我以为，当作家、学者、教授不再为真理而思考、而写作、而言说的时候，他们就不是一个知识分子了。在遍布世界的危机面前，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和言说勇气尤为重要，社会良知决定了你对公共事业的责任和参与，言说勇气则决定了你在思想与利益之间的取舍态度。我觉得，不管哪一类知识分子，无论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还是在社会领域，都应该具备最起码的公共意识，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更应该为弱势者呐喊。 做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肯定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所知道的知识分子大多局限在学院、科技、新闻等单位，他们依靠体制生存和实现价值，享受着体制所带来的一切好处，吃穿不愁，如鱼得水，很难跨越体制的框限表示公共关怀；即使有一小部分人游离于体制之外，以纯粹的精神立场坚持言说的权利，也只能游走在社会的边缘。知识体制是一个庞大坚固的怪圈，一方面你必须是一个被体制认可的专业权威，你的声音才会有到达和影响社会的机会，而另一方面体制又不看好你在体制之外的批判声音，因此你的发言就不会非常自由。萨义德坚持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搅扰现状的人”，但是他的身份也没有能够脱离学院的局限。然而，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象征，他仍然给我们显示了特殊的智慧：我们可以尝试在知识体制之内与社会的链接。也就是说，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必须超越一己的私利，质疑既定的秩序，在精神上保持流亡的状态，以放逐者的心灵探索事实的真相，从而构成对公众事业的业余关怀。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公共角色似乎更难承当，也更需要是非坚持和责任言说的勇气，但却不是无法逾越的鸿沟。只要你坚持了一点点，就向真理靠近了一大步。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称之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但是我希望能够靠近这个目标。也许我不能像萨义德那样奔走呼号，影响大局，但是最起码我可以关注普遍的社会文化症候，用自己的声音传达和提倡社会应该守候的文化理想。一个时代应该有多种声音，一个城市也应该有异声的搅扰，这个声音会打破许多人沉醉的享受，会让许多人睁开蒙眬的睡眼。清醒的认知和理性的判断是一个城市选择文化方向的基本尺度，也是知识分子批判言说的根柢。我渴望生命的舒展，也相信生存于斯的众生都渴望生命的自由与奔放，然而这样的愉悦不会从天而降，它必须让我们经历痛苦的扬弃甚至撕裂才会走向实现的可能。正如大漠所说：“作家应该勇于承担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对一个城市的文化负责。文化的外延与范围应该进一步扩大，让尽可能多元的文化观和立场一起显现出来，来共同制造这个城市的文化繁荣。这样的公共参与也许会增加我们的负累，也许会让我们多一些骂名，也许还会让我们付出更大的代价，但是，当一个城市因为你的声音和牺牲而有所改变，并且让精神的领地能够广阔而持久地传承，我们的灵魂就获得了超越时空的安宁。” 一种文化的倡导不是某个个人的力量能够完成的，它必须而且肯定是众人合力的结果，但是首先每个个人都要有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那就是身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这种良心不是简单的道德良心，它是每个知识分子有勇气质疑和挑战世俗及既定生活秩序的底座，也是把握社会文化方向的矫正器。因此，一个有责任的作家就是要让自己的文化表达具有最大化的覆盖面积，不管接受与否，无论侮辱赞美，我相信，只要声音到达的地方，总会长出绿色的青苗，也许将来的某一天，还会连起一片参天大树。当然，这是我乐观的臆想，也是我对未来的祝福。 <h3>四</h3> 我注意到，在这两次网帖中，大漠有一个中心表达，就是作家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一个青岛作家的困境》和《现在谁还需要藏獒》都描述了作家面对世界的态度以及在现实中的思考与写作，所不同的是，前者表现了作家与现实的疏离，后者则阐发了作家对现实的呼应，两种态度产生了两种结果。这种言说正好契合了我对作家与现实的关系的解读，也成为我对自己写作态度的参照和反思。 作家作为人文知识分子，据守独立的生命体验进行写作，这种体验里包括经历、阅历、思考、想象、情感等等，因此比普通的人群更能洞悉现实真相，直面社会文化危机，无论是体验还是写作，都是对现实的高度精神认知。这就决定了作家既要与现实保持距离，又要在现实中发现存在的痼疾并且勇于表达，不能流俗，更不能随波逐流。一个作家应该既是出世的，也是入世的：出世是要有超然清洁的生活，坚守纯粹独立的精神品格；入世则是对现实怀有关怀的热情，守住自己的良知，坚持批判和质疑的态度。 这种态度无疑会使一个作家的写作从一开始就具有尖利的生命疼痛。这种疼痛迫使他不断地寻求一种可能的方式完成他的使命，并且在疼痛中感受生之悲欢。作家的使命就是听从现实的切割和驱使，把他听见和看见的社会与自然的内核昭示于人类，他的疼痛就是现实的伤口。作家对现实的发现是孤独而饱满的，这正如我的独自行走，既遗世独立又与荒原深处的生命之核遥遥呼应，仿佛我是大地遗落在民间的一个孩子，在精神血脉上与大地紧密相连，气息相通。我向着荒原的腹地出发，渴望与大地的精魂相遇，我知道只有荒原才能以高昂的精神引领我向上飞翔，才能锻造生命的纯粹与高贵。我也知道，我与荒原的对话总会在人类对自然挤压的缝隙中发出声音，因为我对于生命以及使命的领悟来源于荒原的启示、宗教的灌顶、感情的交付和精神的承担。 一个这样的生命注定了其写作的向度：一方面，他要艰难地捍卫内心的自由，这使得他几乎是必然地要与现实的生活产生各种各样的紧张感；另一方面，他又看到了社会文化症候，他必须坚持真正体现独立人格的写作。因此作家的声音必定是孤独的，他常常要破坏很久以来人们遵循的戒律和规则，比如我在我的多部小说中写到过的个体生命的意义实现，因为作家更为尊重的是人的生命、尊严和权利。每一种文明的进步都必然伴随着人的生命的巨大牺牲，但是我们不能把这种牺牲看作是理所当然，不能在崇高的名义下驱使生命怀着绝望和恐惧走向内心的崩溃，走向黑暗的深渊。我对撒哈拉之心的网帖印象很深，他在大漠第二次的网帖中曾经说到我和王小波的精神相通，我非常喜欢王小波的。这次我特意重读了王小波的《个人尊严》，他说：“人有无尊严，有一个简单的判据，是看他被当作一个人还是一个东西来对待。这件事有点两重性，其一是别人把你当作人还是东西，是你尊严之所在。其二是你把自己看成人还是东西，也是你的尊严所在。”王小波认为，“中华礼仪之邦，一切尊严，都从整体和人与人的关系上定义，就是没有个人的位置。一个人不在单位里、不在家里，不代表国家、民族，单独存在时，居然不算一个人，就算是一块肉”。东西是被拿来用的，而生命才是鲜活的本体。任何经历了中国文化秩序和非常时期的人，在内心深处都会保留某种人被作为“东西”的记忆，并且深知这种记忆的历史延续性。于是更多的人持有的姿态是驼鸟政策，要么浑然不觉，要么屈己顺从，恐怕很少有知识分子像王小波的那只著名的猪一样“特立独行”。而我希望的作家就是要在现实中看到常人不能看到的事实，以自己的言说方式唤醒社会对既定存在状态的思考，他的独立、自由、敏锐、尖利的声音注定了他必然处在边缘地带，他因此成为精神荒原和现实空间的孤独的行走者，他是一个因孤独而惊讶、而害怕的号叫者。 这恐怕就是大漠所说的作家的困境，是被许多优秀作家证明了的现实处境。大漠的评论常常一针见血，有着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敢于直言的勇气，目光又非常犀利，批评起来虽然表面上温良恭俭让，但内里却暗藏机锋，入骨三分。他对我的解读理性而到位，从不会因为头脑发热而遮蔽真相，这也是我欣赏他的理由所在。 在此我想表明，不论是我此前的多部小说，还是这次的，贯穿始终的都是我一直坚守的文化理想和批判意识，我从没有在自己的作品中放弃对生命意义、人生苦难和现实痛楚的思考。生命的尊严高于一切，我活着并且为理想写作，这就是我生命的价值。我由此得出结论，作家既要与现实保持一种疏离关系，也要和现实求得一种平衡，谨慎地选择适合的言说方式，才能最大程度地辐射自己的思想，用自己的声音影响最多的人。 与现实保持疏离关系是作家批判和质疑的基本退守，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呈现生、死、崇高、卑微、大我、小我的所有意义，在对生命的强势关怀中，突出生命本体的价值，有意识地漠视既定现实和世俗生活中的所谓规则，而把所有力量集中到“人”和“人性”之上，回归生命的本源。此时作家的写作标志着他的灵魂的取向，却也同时证明了一种精神价值的坚守，和完成是一个多么艰难的过程。作家必须超越他的孤独，给孤独以卓越的品质，让世界在孤独中看到生命的尊严、自然的灵性，以及人的灵魂在孤绝中的上升和超拔。与此同时，作家不能放弃面对世界说话的声音，一种思想的传播依靠多种方式的努力，每一种都值得我们探索和尝试。每一次的下一次都可能是抵达绿色原野的通衢，都可能在清澈天空里遍响回声；每一次的不放弃，都意味着遭遇更多相同的灵魂，这些灵魂是作家艰难时世中至高的安慰，也是沧海桑田后至深的敬意。 行文至此，已是满天霞光，一夜未眠的阅读和写作，是与众多网友的灵魂碰撞。我突然发现，饶有兴味的是，在第一次网帖时出现的撒哈拉之心颇有PK大漠的味道，而到了第二次网帖就可以看到，撒哈拉之心已经被大漠收服，这种收服应该是一种彼此的激赏和认同，传达的是江湖大侠的豪气（大漠和撒哈拉之心都有关于江湖的议论），他们殊途同归，其立场和视角在不断的碰撞与对话中走向了大同。这确乎表明，对话不是矛盾的开始，而是求同存异的通途。 而所有这一切所呈现的奇迹既有大漠的宽容和思想的魅力，也有众多网友彼此的善待和接纳，更有大家对这个城市和文化的期待。 我从荒原走来，来到城市后我看到的依然是大漠和雪原以及撒哈拉的心，这是我的幸运。我听到一个声音告诉我：你就是那只藏獒，你必须是那只藏獒，跟我们一起走吧，走过这茫茫原野。没有尽头的原野上，魅惑我们的，是那遥远的遥远的未知。 第七章 我的思想微博 藏地情思 今天去西藏。此前我去西藏都是走青藏公路，这次是飞，飞过川藏之天。记得第一次进藏，我激动得在海拔五千多米的唐古拉山口跳起迪斯科。逝者如斯，岁月抛弃了那个青头小子，而今的我已是发不森然、额不平坦了。但激动依旧，西藏是我血脉奔跃的理由。神山、藏川、蕃月、边日，我是远方飞来的小鸟，请你相信我。 刚从西藏回来，还在思考，不想轻率地谈，恰切、真实、独有的感觉需要宁静和绵延的情绪。手头的杂事那样多，等处理完了吧。朋友，当你发现你把灵魂丢在另一方，而只有肉躯飞来飞去时，你瞩望思念的，其实就是你自己，是你那永远伤逝的感觉和藏獒一样深深舔吻过的西藏的心情。我在心情里生活，悲欣交集。 无论在南方的广州、上海，还是在北方的青岛、北京，我都自豪于我的来源。我知道很多人关注的并不是我本人，而是我那寥廓奥博的背景：青藏高原。但是一到西藏，我就陷入了深刻的自卑。我自卑我不是一个藏族人，我有那么饱满的藏族人的情怀却不是一个藏族人。我多少次走进西藏，却连一个“藏漂”都算不上。 我不记得面对电视、广播、视频时我会紧张。但是这一次我真的很紧张，西藏人民广播电台的“今夜有约”让我陷入困惑。我想诚实新鲜地表达，精彩充实地谈吐，但说出来的却是陈词滥调。我知道我让主持人文心失望了。我想在此说：原谅我，我是一棵无根的树、一只不系的舟。我害怕雅江会冲掉我，藏土会抛弃我。 深夜。黑暗中沉沉涌动的拉萨河。河边的酒吧。我和朋友、和音乐、和寂静在一起。默默翻动眼前的书，或者悄悄说话。有个话题让我们心跳加快：你到底有什么秘密诱惑了我——西藏？是蔚蓝的佛天？是洁白的信仰？是仓央嘉措的黄房子？是我远远触摸着的寺庙？是我暗暗热恋着的桑吉卓玛？还是已然觉醒的伏藏？ 拉萨的酒吧文化是魅人的风景。在八廓街、拉萨河边、小巷额头，酒吧就像夜的眼睛深嵌在风情之中，惆怅和暧昧是风情的一角。干燥的人际得到润泽，僵硬被软化。许多心情需要表达，便有了窃窃私语中闪烁的烛光。你永远不想触摸到什么，只是张望着对面的嘴巴，希翼那颗心在柔和的跳动之后，发出真实的哦吟。 每次到拉萨，我最想做的就是像一个真正的信徒，口诵六字真言，磕起等身长头，环绕八廓街，一周再一周。但每次我都做不到。我害怕我是一个伪装的朝圣者，以匍匐在地的戏谑，冒犯了虔诚的磕头妈妈的尊严。我也是害羞的，当着熟人的面，不敢靠紧爱人的身。我更是畏避软弱的，刚要上路追寻就已经败退而归。 当我不能像地道的信徒以等身长头丈量八廓街时，我缺少的不仅是体验的勇气，更是真实而奋起的情感。我们永远都是一个旁观者，没有感同身受的准备和身体力行的精神。所以我们不是释迦牟尼，不是托尔斯泰，不是大作家、好作家。我们功利而怯懦地活着，担当早已离我们远去，死了还是活着？有魂还是无魂？ 喜欢那个叫饶春艳的女孩，沉静而自信，柔弱而果敢。她骄傲地说，就这样我来了，不走了，我喜欢西藏。我说不要忙到深夜，早点回住所，毕竟街上人少车稀。她笑道，没事。她以她的坦然印证着拉萨的宁静。海拔一上四千米，她就会有反应。她说怎么能有一点反应就吃药呢？她要挺着，适应，一定要适应。 她给我照了几张像都很好，照的不是压迫人的背景，而是背景衬托下的人。我说来青岛玩吧，她说一定会的，青岛、大连都会去。在机场我给她短信，希望她的选择就是她的理想。她回道，今天不敢来送，担心经不起离愁别绪。忘了交代，作为记者，她一直跟着我们。人和人相遇，心和心相知。孩子，保重！ 明天起，我将陆续发表我对西藏的蓝天、河流、湖泊、山脉、冰峰的印象，与各位博友共享，并期待锦上添花。那蓝天之蓝、河流之盈、湖泊之净、山脉之伟、冰峰之旷，都是自然的极品，景深而意远。我说过，我瞩望和思念的，是那永远伤逝的感觉和藏獒一样深深舔吻过的西藏的心情。我在心情里生活，悲欣交集。 在飘着浊气、下着尘雨的世界，西藏的蓝天最是我的留恋。干净，纯美，非云不飘，非雨不下。我懂得天空的湛蓝，那是眼光可以放纵休息的远方；也懂得正是因为蓝天，西藏媚悦了全世界。去吧，看宇宙之蓝以最纯粹的姿影注满了苍穹，看放飞的心情在蓝怀里伸作苍鹰的翅膀一展而上。去吧，尘蒙之中，渴饮蓝天的我们。 从尼洋河的末端走向源头，又从拉萨河的源头走向末端。更有雅鲁藏布江陪伴我们从下游大峡谷走向上游日喀则，归途又看到横贯江孜的年楚河。藏土的河流坦荡深广，那是古山冰晶之水的下凡，是西藏的底气、神佛的摇篮、生命的地理脉道。它以母性的慈悲滋润出牛羊人狗、青稞果蔬。西藏，江河耸立，群山滔滔。 去了巴松措、纳木措、羊卓雍措。“措”就是湖。都是神湖、圣湖，在水天一色里荡漾着大地的羊水。清透，蓝绿，莹澈，深深而淼淼，超脱而漂亮。湖都是嫁给山神的女神，水中的鱼便是女神的孩子，所以藏族人不吃鱼。信仰创造了湖的静美和鱼的幸福，和平被共享。哦，爱人的秋波，梦界里的涟漪。原来有善良就有天堂。 西藏没有山。只有崛起的榜样、呼吸的标杆，八千万隆起的乳房，曾是、今是、将是我们吮吸命液的地方。我想那孤拔之态充满男人的欲望，想那群起之势有着吐蕃王的豪迈。它又是岩石之家、土砾之聚，泥石流让我害怕，盘旋道让我心惊。它在人的渺小中王霸而立，把光秃之美和森然之秀凹凸成巨浪的海。西藏就是山。 飞机上就鸟瞰了，冰峰雪巅。我想：晶体的堆积何以如此跌宕？白色的涂抹何以如此苍茫？那些稠绿、灰黄、姹紫嫣红呢？无再生也无死亡，肃穆中浩浩汤汤。告白登山队员，人类最蠢的就是征服。远古，太初，寒武纪，现代与古生代对接。冰是地球的保姆，西藏是保姆的保姆。我愿是一块冰，禅定在西藏，万年不化。 来到卡诺拉冰川。山顶海拔五千五百六十米，公路四千八百米。二十年前冰川就在路边，伸手可摸，现在后退至少三公里。冰川在消融蒸发中流泪，我们在沉默无奈中悲伤。人类是苦难的，命悬一线。这些年的大雨丰雪，都是冰川融水飘上了天，局部的洪涝意味着全球的枯涸。我瞩望时间的尽头，祈祷创世的神王，快来地球再造冰川。 和经幡一样斑斓纷呈，八角街的店铺，是情与爱的卖场。仿佛天下有多少爱侣，这里就有多少俏货：戒指是手指上的甜蜜，镯子是臂腕里的幸福，项链是裸颈上的温暖，胸坠是心房前的缠绵。都是信物，是相思的证明，多少钱不说，真和假不论，倾心爱你，才是一切。哦，现在我要检举：同样的戒指，有人买了两个。 这一瞬，我们身心清洁，没有瑕疵。我们眼里存着喜马拉雅冰山雪浪的莹澈，嘴里噙着雅鲁藏布急弯峡谷的雾汁，脸上铺着江孜平原田园青稞的秋黄，额上顶着拉萨河畔经幡哈达的祝福。我们洗浴过了，从里到外，被藏北高原的蓝天牧野，被藏东森林的阔绿大秀。这一瞬，我们的祈愿诚挚而浪漫：所有的吉祥都来西藏。 我看到仓央嘉措翼然而起，如同吉祥的空行母，飘浮在绿雨之上。很安静，情歌的声音在所有人心底滋漫。我始才觉得书的孤独的灵魂在寻找更加孤独的人的灵魂，于是结伴而行。一个人的一生能有多少书魂的依傍呢？单向街的情思里，灵魂与灵魂的拥抱正在悄寂中绵延，一个声音喃喃不绝：爱你，爱你身后的所有人。 仓央嘉措断喉而逝，却把情歌留给我们，成为久远的滋养。唱起来吧，在那东山顶上。你是谁的玛吉阿米？你是谁的仓央嘉措？让爱在心里扎根长出，无论有花无花，有果无果，绿叶即是证明：哪里有你的心，哪里就有你的爱。伏藏就是埋藏心底有待发掘的爱情。你埋藏了吗？你等待谁的发掘？海枯石烂，情歌不变。 如果仓央嘉措不是二十四岁离世，又怎能保持永远年轻的面影？如果不是用年轻创造永恒，又怎能延续情歌的生命？如果生命不是疯爱，又怎能呈现再生的奇迹？如果奇迹不是跨越历史的感动，又怎能维持爱与痛的秩序？如果爱痛之河仅是情欲，又怎能证明我们是文明的人类？如果人心不作回答，又怎能引发伏藏的开启？ 去沙龙，谈仓央嘉措。朋友问：我发现你的几乎引用了仓央嘉措的所有情歌，怎么没有《十诫》？我说《十诫》和由此改编的《最好不相见》，以及《见与不见》和流传甚广的《信徒》，都不是真正的仓央嘉措情歌，而属于后人的伪托和现代人的编创。或者我们可以宽容地将其理解为仓央嘉措情歌跨越时间的衍生。 我在中提到《信徒》时说，那是仓央嘉措的现世代言对佛性与爱心的深情表达，是代言者和转世者的美丽作品。这样一种姿态也可以用来看待《非诚勿扰2》中出现的两首“仓央嘉措情歌”。但一定要让不知真相的观众和读者明白，它们与仓央嘉措本人吟唱而出的情歌基本无关，只能说它们拥有仓央嘉措的精神。 现代人编创的“仓央嘉措情歌”里，加进去了时代的爱情理念和内地禅宗的意境，即所谓“一切声色，尽是佛事”，“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从而消解了仓央嘉措情歌原本具有的世俗的亲和力。我想说的是，失恋的悲伤和热恋的激昂是我们和仓央嘉措的共有，被压抑的人性才是情歌的魅力所在。 很可能我们会有两种仓央嘉措情歌，一种是仓央本人的情歌，一种是伪托版或现代版的仓央情歌。真正的仓央情歌并不注重爱情与禅机的结合。它源自仓央故乡的门隅山歌，自然清新，唱出来而不是写出来，所以口语化，多比喻：蜜蜂、苹果、老狗等，极少出现“爱”这个词，基本四句一首，套用着原生态的民歌曲调。 封闭的地理、寒冷的气候、缺氧的环境、匮乏的物产，这是一个缺少支撑的世界。当生命无法从外部找到支撑，心灵必然会成为支撑的源泉。这种支撑就是佛。佛是从藏族人内心长出来的支撑，是一个民族延续生命的力量。所以本质上说，藏族人拜佛不是膜拜偶像，是膜拜心灵，膜拜理想的存在方式，膜拜人的未来世界。 夏宗寺位于青海平安县的南部山群里。“夏宗”在藏语中对应的是“鹿寨”一词，指麋鹿生息的地方。山路崎岖，林木茂密，是著名的静修之地。它是山崖的一部分，悬空在陡壁之上，从下仰视，似是天堂丽影在云雾里浮泛。常有西藏青海的高僧来此封门闭关，鸟鸣为经，云影是典，佛念在缠绵之中展翅飘翔。蔚蓝的纸上，鹰是思想的文字。 除了外来闭关的云僧鹤侣，夏宗寺只有三个僧人。八十三岁的土族活佛朱成礼接待了我们。端来清茶，捧来馍馍，活佛说“吃上点，吃上点”。我吃着苦豆香油翻卷如花的馍馍，想起世俗的粮食如何喂养起我们的超逸，让我们幽居于山巅，悬浮在雾里，空中卧眠，天上人间。情思对接宇宙的时候，才知道浩渺的最是人心。 当年，西藏噶玛噶举黑帽派活佛四世乳比多吉应元帝之召，去京途中曾在夏宗寺隐修，有人闻讯而来，希望给自己三岁的儿子剃度授戒。乳比多吉接受了邀请，却没想到由他授予近事戒的这个孩子后来成了宗喀巴，即格鲁派的始祖、达赖班禅的师父。夏宗寺因此而名重教界。时间不居，风烟而去，夏宗盘岖，我来顶礼。 高域夏宗，山巅之上，夜色中，望深空。我想起我跟那只鹿的区别了：它把星星当夜晚，我把星星当思恋。我思恋托尔斯泰远去不见的“主义”，思恋孔子忧道不忧贫的君子之风，思恋神就是爱的基督精神，思恋悲悯至上的佛陀生命，思恋神女的慧情化作语言的刹那——澄碧空廓的境域里，不朽的是那不朽的爱的晴朗。 中国自然生态保护最好的是西藏。信仰的力量给了那里平静生长的岁月。面对自然，你不是强力索得，而是拜恩受赐，是有灵的万物对生命出于怜悯的关照。所以人们心存神圣的善念，深信每一方绿、每一片水、每一座山都是神的居所，破坏自然就是破坏神的家园。它启示我们：大地就是神，神就在脚下，小心啊。 人神共居的自然是最和谐的自然，人兽并存的关系是最融洽的关系。在西藏，得益于信仰的不仅是人，还有昆虫飞鸟、豺狼熊豹。生命存在于信仰的臂弯里，做梦也是香甜的。它让我们意识到生命形态的依赖：一是自然，二是信仰。人对信仰的背弃也就是对自然的背弃。生命、自然、信仰，三位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三个目的决定了那些朝拜者千里迢迢、三步一磕头地走向拉萨：一是今生现世的平安吉祥，二是往生来世的幸福美满，三是脱离轮回、升向天国的坚定信念。其中决定性因素并不在于朝拜本身，而在于朝拜者的高尚心愿：他们必须为所有人所有生命祈祷幸福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这就是精神高度，是信仰的高海拔境界。 高海拔的自然让我们精神开阔，视野高远，不像生活在拥挤的都市里，每天疲于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精神颓靡，心胸狭窄，你争我斗。都市人要提高自己的境界必须从珍视一滴水、爱护一棵树做起。懂得融入自然就是活力再造，践踏自然就是生命自残。人的精神本源于自然。切记，翻过这座山头，我们才有明天。 第七章 我的思想微博 我在路上 雾。总是这样，青岛。雾的阻隔里有软软的迷惘、半透明的猜想：酸甜的凤梨汁、爱人的纽扣。心说，即使没有雾，我们也应该有一双雾蒙蒙的眼睛，去发现间距的必要、朦胧的美妙。而你是一片行动的雾，总有一天你们会在雾里碰头，才发现雾是眼光延伸的曲线。被孤独占领的心，最方便的，便是拿雾做你的保护。 去杭州参加一个长篇小说研讨会。明知我不善研讨，却还是要去了。过去的文人聚首，都是拿了自己的作品朗读。公爵夫人的沙龙里，多少作家朗诵过他们的名著。我现在要是这样，那就傻了。聪明的办法还是把复杂的感性抽象为简单的理性参与研讨。不过哪个作家会按照理论产生灵感呢？好文学都是非理性的产物。 会上我说：南方作家智巧，精雕细刻，人生社会；北方作家大气，天地悠悠，荒漠宇宙。如果两者结合，天资优良的南方作家就能透出生命奔涌的气势，纵横天下。但南方作家自恋而不谦虚，他们陶醉于机巧和精致因而单薄，加上过于现实的姿态，让他们在距理想作家一步之遥时，丧失了迈步的能力。痛惜哉，我朋我友！ 无论体制内的还是体制外的，无论畅销的还是不畅销的，我们这些作家都是追名逐利之人。但我们内心至少还应该保留一片净地空白，来容纳我们对“九死未悔”的景仰，对“广陵散于今绝矣”的惋叹，对“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佩服，对“古来圣贤皆寂寞”的认同。我们不能做不了托尔斯泰就鄙视托尔斯泰，对吧？ 没有被抛弃的飘零、被遗忘的孤单，没有生的绝望、死的恐慌，没有哭泣抑郁激愤、忏悔自杀，没有扒光自己的勇气和血液冷凉的挣扎，没有心的黑暗、眼的忧患。天才有的我们都没有，所以我们不能像荷尔德林拥有诗的年华，不能像里尔克成为哀歌天使的代言，不能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活着便是精神的向量、思想的景观。 最大的不幸是我们活得没有诗意。人类诗意地栖居在苦难的大地上，而我们不。既得利益者的满足监禁了我们，让我们功利而实用地为欲望活着，而不是为价值和意义活着。我们骄傲地领有平庸、世俗、圆通、零度。这样的结果是：我们日日思考，却不是思想者；年年出书，却不是作家；家有万卷书，却不是知识分子。 研究河流的人很在意源头的宏伟、奔流的落差、磅礴的走向。而水只在意自己的深度，即所谓的静水深流。为什么海是深大渊博的？因为它地位最低下且拒绝奔走流徙。所以小说家就是把深刻变成浅显，理论家就是把浅显变成深刻。深刻的都是小道理，浅显的都是大道理。小说只表现大道理：生与死，爱与恨，善与恶，美与丑。 一个天天面对海的人，却来赞美湖。因为海是男人，湖是女人，而西湖更是出类拔萃的美女。所以男人到了西湖就想独立，就不再漂萍无靠了。而在海上，天雄水雄，人不论男女，都是雌弱女柔的，你永远都在寻找伴侣，一个十个都不够。啊，安静，我要告诉西湖：现在是午夜，这里是断桥，就我一个人，孤清守候…… 今夜怀想西湖：大王帝都、吴越南宋、箫鼓烟霞、歌妓人家、市列珠玑、户盈罗绮、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记起亚历山大大帝在印度孔雀河边的悲哀了。在他高头大马视察新占领地时，一个瘸腿的老兵说：“陛下，一切都是过眼云烟。”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白骨。还是赏庭前花开花落，看天上云卷云舒，心境做西湖。 男人对女人的要求似是无理：娇羞婀娜还要落落大方，柔若无骨还要亭亭玉立。女人要是一心为男人活，那就太累；可如果不为男人活，那就太没意思。女人的理想是西湖，西湖为男人生却不为男人守。因为她是永世的情人而不是今生的太太。情人，让我们挽手走向黄昏的苏堤，在芙蓉柳枝的粉绿里，留一个告别的影。 来到西溪湿地，天首先湿了，珠浪在伞盖上丁零当啷，像带着脚链的女子舞蹈而过。从西湖到西溪，从人文到自然，杭州把什么都占了。在西湖脂粉腴厚的景观里，每一棵树、每一叶舟、每一片波晕，都有华丽悲欢的历史。而西溪是水野荒寂、草浪苍茫的，让我想到避世入幽、归真返璞，想到风华自朴素出、西湖从西溪来。 船行水路，在烟雨中穿过。我们指着岸边说：“看啊，柿子。”很奇怪果摊上的柿子怎么挂到树上去了？好像餐桌上的鱼不是来自水，牛奶不是来自牛。世界的确已经变了：道德跟人无关，信仰跟宗教无关，廉洁跟官员无关，理想跟作家无关。当所有的不正常变为正常之后，我们真的很诧异：柿子怎么跑到树上去了？ 我们的船是耐庵号。水网高地，草莽芦苇，让人想起水泊梁山出没的好汉，那是官逼民反、追求自由的模范。但导致的结果却是夺命如麻，《水浒》也就难逃杀人文学的诘难。恐怖主义的李逵做皇帝，自然比假仁假义的宋天子更可怕。招安的是皇帝，不是良知与忏悔。中国人因标榜无怨无悔而失去了多少灵魂进步的机会。 气温骤降，便想到温暖。那年也是十二月，嘎斯车坏在昆仑山，司机去二十里外的兵站求援，丢下我们一男一女俩记者。冷啊，即使穿着皮大衣也好像单寒如纱。我们挤在驾驶室，彼此忘了性别。漫漫长夜，气息和眼睛传递着温暖，纯净无邪。很奇怪我跟她别后再无联系。大概互赠的温暖是唯一的，留下来回忆就足够了。 这里留下了女娲抟土造人的露天作坊，留下了祖辈恭顺祭祀的轩辕后土，那是七彩的峰丛、气势磅礴的丹霞地貌。原来人就是从这里诞生的？无土不成幸，没田哪来福。人一诞生就要追求幸福，但有了幸福就是人吗？不然，真正的人要爱土为德，积德为贵，故名贵德。青海的贵德国家地质公园阿什贡景区令人耳目一新。 阿什贡意为隐藏。谁发掘了隐藏的秘密？回民喇海青。贵德国家地质公园、黄河奇石苑、天地人缘博物馆均由他创建。他有信徒的虔诚：人类喜欢崇拜天物，其实天堂就在脚下。他有哲人的睿智：彻悟人生看山，了却心愿认土。他有文人的情怀：欲见山河千里秀，先保大地一寸土。土文化的意义在于：土就是文化。 七七级，中文聚会。我们抵达的不是母校，是重启人生的踏板、从零开始的机会。热情润滑了三十年分离的僵硬，倾诉被大家聆听，幽默被笑声追捧。蓦然发现，美丽的酒窝已经被时间填平，羞涩的拉手已然是无忌的拥抱，不仅喟然：回不到我们的从前。喧闹是沧桑的句号，眼泪是友谊的开端。我会想你们，女同学。 许多年前，我游走在草原牧区，努力生存，认真工作，日复一日，从未想过我踩踏过的草木、攀折过的野花会成为我生之源泉。蓬勃的自然让我发出了风声雨声雷电声，冰湖在春天里的爆裂声，让我把激动当作癖好、思念当作粮草。突然想，不是我，是它们，是它们的诉说成全了我。而我不过是自然的工具、瞬间的黄绿。 一片土地对一个人的作用完全等同于上帝造人。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貌创造了人，而土地却把自己的品格毫厘不爽地复制在人的灵魂深处。命中注定了我的存在，好比风车，借力而转，那股来自天空的神奇的风啊。我被荒原沙漠改造、被狗马狼豹宠爱，当悲欢离合的滋养让我无以回报，我便紧紧抓住她的手：文学，你好。 又来日月山，向人介绍山口石刻的由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青海劳改系统一片混乱，死人无数。反映上去，中央为之震惊，派公安部副部长王昭出任青海省长。王昭来青海后实行亲民政策，严加整肃，法办了一批草菅人命的干部。百姓欢腾，直呼其为王青天。但接着就是“文革”，王昭因“刘邓黑线”的牵连，被捕入狱，含冤而死。 有雕塑家感慨于斯，勒石纪念，其中有：王昭同志，您慢慢地走。每次来日月山，看到那些石刻，我都会泪如泉涌——为了青海劳改，为了王昭同志，也为了雕塑家的情怀。对王昭整肃过的那段历史，我曾写过长篇小说《隐秘春秋》，如果此书再版，我一定写上： 谨以此书献给曾有过悲悯的历史、曾有过公正的官员。 现在是五月，这里是城南，我和藏獒在一起。主办方《西宁晚报》把车展和藏獒展搞到了一起，多数人奔香车而去，而我却仅仅为了藏獒，顺便扫了几眼香车，突然意识到我关注的不是香车而是代言香车的美女。在我眼里，藏獒和美女才应该是绝配，藏獒因美女而雄奇，美女因藏獒而愈娇。可惜獒展没有这样的景观。 展场右侧某獒园的一只藏獒冲我喊叫，等我走到跟前时它立刻不叫了。我摸摸它的鬣毛，它便吐出红红的舌头，舔湿了我的裤子，好像它是认识我的。连主人都奇怪：它怎么一见你就乖乖的？我说我前世肯定是一只藏獒。有朋友让我为他的藏獒起名字，我想起《原野藏獒》里的藏獒夫妻，就说这只叫鲁噶，那只叫卓娃。 几年前参观獒展，看到藏獒长途跋涉，流离颠簸，疲惫紧张，神情沮丧，我有一种被虐待被出卖的伤感，也曾提出抗议。现在不同了，藏獒经过多次历练，信心大增，就像t形台上的模特、舞台上的大腕、主席台上的领导、讲坛上的学者，沉稳坦然，大家风度，且不因绯闻而躲闪，不因贪腐而无脸，不因抄袭而强辩。 洪水泉清真寺无疑是清真寺的精品。去西宁往东仅四十公里，黄土上，旱山里，村落田畴蔚然，山臂搂抱，伟寺骄骄。中国的现代清真寺多是阿拉伯风格，古老的清真寺常有汉风吸纳，而洪水泉清真寺则是汉式殿宇、藏式形制。我想建筑的融合就是文化的融合，而文化的核心价值就是信仰，是兄弟情谊与和平至上。 兔守白菜（百财）、猫跃蝶舞（耄耋长寿）、梅兰菊竹、凤麟百花、老鼠葡萄（多子甜蜜）、南瓜蝴蝶（瓜瓞绵绵）、貔貅送福、五蝠捧寿、吉祥八宝、暗中八仙，洪水泉清真寺的砖雕集中着中国官民文化的特征。接纳万物而丰饶自己，美好总是追随着美好，最终聚攒为金字塔的坚拔。 唤醒楼也叫邦克楼，一座三层六角砖木塔，由乾隆皇帝颁诏而建，是洪水泉清真寺最有价值的建筑。我们旋塔而上，看到木梯很陡，扶手吱呀摇晃。年迈的阿訇上下不便，就在塔顶按了喇叭，自己在下面喊，声音在上面传。 第七章 我的思想微博 祈祷与忏悔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达尔文主义对弱善者是摧毁，对强恶者是鼓励。它直接导致了两极分化的社会现状，让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像巫师的魔咒紧箍在每个人头上。“你们彼此相爱”的信念面临挑战，并毫无例外地受到戕残。当貌似科学的生物主义对精神取向形成反动时，人类的互相伤害就变得理直气壮、习非成是了。 每个人在所有人面前都有罪，对所有人所有事都负有罪责。任何灾难只要是人类作为，每个人就都应该忏悔。因此，希特勒之后需要忏悔的，就不仅是纳粹党徒，而是整个德国民族，是全人类及其所有个体。它从反面告诉我们：一个不忏悔的民族是一个没有未来的民族。 说到底是红会的官方性质连累了它自己。民众的意识里，官场是浑浊的，只要你是官场的一部分，就必须面对是否透明的质疑。任命委派、高官厚禄是不是一个弊端呢？慈善的力量永远来自辽阔的民间，红会的出路应该是下放民间，成为民间慈善的一部分。因为官方的救助叫担责不叫慈善，官员的工作叫守职不叫奉献。 红会的义务就是保证让捐赠实现捐赠者的愿望。它的手段是救助穷困，目的是传递爱与高尚的信仰。高尚的不是红会，而是无条件信任红会的民众。所以有必要思考一下理想红会的境界：它是爱的化身，它代表人间最美好的感动，它为苦难鞠躬尽瘁，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它是寒天里温暖的一角，永远保留着社会的良心。 我们不相信商家的保证，不相信明星的代言，不相信你我他的表白。助人是作秀，承诺是忽悠，越是信誓旦旦就越值得怀疑。人在精神低谷里生活，高尚便是一件羞怯的事，无力而惨淡的只能是正派、善良、干净。但我们仍然希望做一个泥而不滓的人。假如你是灯光，你最需要什么？是黑夜，因为黑夜里灯光就有了价值。 假鸡蛋假香油假果汁，毒黄瓜毒木耳毒大米，假和毒的泛滥让社会公信度严重下降。这是监管的无力，更是人心的堕落。西藏人常说一句话：这些不讲因果报应的人。报应是信仰的底线，我们连底线都没有了。“从善如登，从恶如崩。”个人和社会都是这样。《易》云：“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灭身就是报应。 我坚信信仰的复活又一次成了人类的期待；坚信不是只有地震洪水雪灾才能唤醒我们的良知，不是只有战争流血死亡才能拯救人类的灵魂；坚信我们不是一个羞于纯真、清透、诚实、守信的民族，我们的国民素质虽然够惨够惨，但在不绝如缕之中，也还抱了一种升华提拔的希望。迷惘和混乱中，我一直在说：相信未来。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因为没有共同的信仰约束，我们已经习惯于诓骗。当许多人因忽悠而成英雄时，我们回报了傻笑，笑得很空洞、堕落、无奈。有时想，我们的生活居然在比赛诡诈和骗术，居然在提高狡黠、油滑和庸俗的能力。当良知走向泯灭，当话语成为骗人的话术，一句平平常常的真话，就能缔造一世豪杰。 盐的传说让我想到：为什么谣言会一次次左右我们？因为我们丢失了主心骨，我们六神无主。不安稳的感觉里，恐慌盘踞在心头，个人无法依靠社会，惶惶不可终日成为常态，不是核恐，是心恐。不应该嘲笑抢购者，而应该看到社会信任已然泯灭的事实。老百姓的头顶，庇护在哪里？为什么永远笼罩着奸商的阴谋？ 说到喜剧，想起了卓别林。我们那些名噪一时的喜剧演员差了卓别林不止十个档次，不是表演技巧不如人家，而是缺乏精神高度和分辨是非的能力，缺乏鞭笞假丑恶的勇气，也就是缺乏信仰。他们屈从于十足的功利心和庸俗的娱乐心，而杜绝了走向艺术家的道路。要知道，艺术商人和艺术家，拥有的毕竟是两个层面的人生。 海吃海喝是日盛一日了，要是把饭局上的浪费全部折价存储，用来救济穷人，至少会有一亿人受惠。中国人的吃喝就像一场旨在消费军火的战争，每百发炮弹才击中一个目标。我有时望着狼藉的饭桌诧异：我们是人吗？电视上说，云南某地的学生从不吃早饭，中午吃水煮洋芋，晚上吃水煮白菜，一周尝一口肉末。悲乎哉，一天之下！ 工商局长为自家制造的坏粽子大闹报社，此官员的无耻真是惊世骇俗。我们可以追究提拔他的上级的责任，也可以追究教育他的学校的责任，却无法追究他的灵魂的责任。他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一个早已在绝望中丧失信仰的人。说真的我很可怜他，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多么可恶，还以为是梁山好汉“该出手时就出手”呢。 我是一棵树，任猴子攀爬，鸟儿筑巢，自己葱茏自己；我是一河水，任礁岬拦阻，两岸喧哗，自己流淌自己；我是一片沙漠，任风卷丘山，寂杀万物，自己浩瀚自己。我是一官员，任腐潮滚滚、败浪滔天，自己干净自己。可是啊，我如果这样，就永远不能提拔。原谅我，百姓！我还想升迁，所以我只能是腐潮里的一朵浪花。 国人最缺乏的就是忏悔精神。污染了空气河流湖泊的企业家为什么不忏悔？坑死工人的煤老板为什么不忏悔？逼死人命、巧取豪夺的开发商为什么不忏悔？诸事不作为、推三阻四的行政官员为什么不忏悔？偶尔我们也会看到忏悔，那是在贪官入狱之后、罪犯临刑之前。“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天国不拒绝任何忏悔者。 我们在指责使用了瘦肉精、膨大剂、塑化剂、三聚氰胺等毒素的商家厂家，却不去追问这些东西是谁制造的？有人用国家上百万的科研经费研制了某种势必毒化人类的产品，国家又必须拿出数亿资金去消除这类产品的恶果。那些对国家、对民生不负责任，只顾自己获奖拿薪、得名得利的科研人员为什么不忏悔？ 蛮荒的“文革”结束以后，我们迎来了“知识就是力量”的时代，却忘了稍有不慎知识就会由善美的力量变成邪恶的力量。核武器是谁发明的？核能力是谁开发的？当我们追溯深远的时候，卢瑟福和居里夫人们该不该出来领罪？他们说：我们有罪。因为他们知道：君子不器。意思是说，君子不是工具，他应该是道义的担当者。 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科技在推动人类发展的同时，也让人类的自杀变得轻而易举。从切尔诺贝利到福岛，我们自杀了一次又一次。任何一种以牺牲环境和自然为前提的科技，都应该是魔鬼的双刃剑。我们建造了核电站，一场海啸便让我们在劫难逃。为什么我们在开发核能的同时，却没有开发出防止核泄漏的能力？ 正是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让科学家远离了良心的谴责。2012，不是世界的末日，而是人类心理依靠的末日。我们依靠土地生存，土地不是洪水泛滥就是干旱一片；我们依靠空气呼吸，空气里却飘散着工业的鬼影和福岛的幽灵；我们逃向大海，迎面游来的却是核辐射的鱼虫；我们必须吃饭喝水，却是一口一勺添加剂。 当恐慌成为我们的影子，我们才意识到很多灾难与科技有关。2012，是个开端还是结果？人类的生存是波浪式的，有高峰也有低谷。文明的高峰之下，是我们生存的低谷。因此，反思文明也就是反思人类。反思的重要在于：一切发展包括科技的发展，都应该以人类和所有生命的平安吉祥为前提，否则就是撒旦的咒语。 想起几天前的麦香了，即使是储存了一年的麦子，做出馒头来仍然麦香扑鼻。是我亲眼看到主人将麦子倒进了钢磨的漏槽，出面粉后就直接进了厨房，一个小时后就传来了麦香。久已不闻了，这香喷喷的味道！联想到我在超市买的馒头，放了一个月居然不长毛，猜想商家并没有在面粉里掺添加剂，而是在添加剂里掺了面粉。 诱人的白馒头已成往事，闻着麦香流口水的日子遥遥远去了。仿佛一个时代的结束，让我在怅惘之中徒增失落之慨。一个民族要是连吃喝都没有安全感，还谈什么社会信任呢？不用说这是因为监管不力。但就算毫无监管，我们就应该当坏蛋做坏事？一个没有信仰的人群，损人利己会成为习惯——习惯性的道德流产。 那么日本人为什么捕鲸？是好这一口，嘴馋得不得了？还是有所谓食鲸传统、杀鲸文化？都不是。海上沉浮、船岛危机是日本民族时时面对的生存现状，当他们将这些现状转换为对陆地、对安全的幻想后，他们便有了扩张心理、海盗文化，最终演变为大东亚共荣圈。战后日本军备受限，强悍的民族情绪被压抑，捕鲸便成了一种宣泄方式。 捕鲸是日本人的宣言和炫鬻。别人越反对他就越要炫，似乎是要做给世界看看的：什么叫日本人。“二战”中他想欺负别人反而被别人欺负，无奈之中矛头转向了动物。日本人的民族心理中超人的欲望盖过了做人的欲望，弱肉强食天然合理。由于危机而倔强，由于忧患而大胆，由于恐惧而野蛮。鲸鱼的噩梦也是人类的噩梦。 都是战败国，日本和德国的区别在于：德国人反思罪恶时，得到了信仰的拯救，使他们顺利回到了神的怀抱。日本也在信仰，但他们的信仰服务于生存，而不是服务于理想精神。武士道是精神但不是民众信仰，神道教是信仰但不是日本精神。日本的信仰和精神就是这样的阴差阳错。所以捕鲸的继续说明神还在抛弃。 捕鲸所代表的国家意志类似于日本官方祭拜靖国神社，潜藏着隐忍、不驯、倔强乃至哭泣和挣扎。向和平挑战，对历史说“不”，祭拜本质上是政治军事的招魂，而不是让神和人双方欣悦的精神皈依。捕鲸行动便是祭拜的诠释：冲出海岛，占领枪杀。这说明经济发达和技术先进并不能保证一个国家就是文明国度且不再伤天害理。 然而毕竟是徐福到达、鉴真东渡的日本，是夏目漱石、川端康成、东野圭吾、村上春树的日本，是黑泽明、宫崎峻、久石让的日本，是自由民主的西方日本。从未有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让中国人的感情如此复杂：喜欢与怨恨、学习与提防、佩服与畏惧、赞美与诅咒。君不见，鲸鱼凄凄兮物哀绵绵，日本慈悲兮我泪涟涟。 小悦悦被两车轧碾，路人没有施以援手。他们为何如此冷漠？是他们有权利冷漠？是常常被别人冷漠所以必然要冷漠别人？是天性冷漠已成习惯而对他人的痛苦视若无睹？是社会无意中提倡并形成了冷漠所以他们不得不冷漠？是他们没有灵魂成了道德的瞎子根本就看不见？中国，为什么要让小悦悦来拯救我们的灵魂？ 老太假摔讹人遭到国人的唾弃，之后我们谨小慎微，把帮助人看成了走钢丝。我们首先想到的不是拉人一把，而是害怕自己被人拉下去。我们终于为自己的冷漠和麻木找到了堂而皇之的借口。这就是老太效应，它的能量竟可以让多数人拒绝举手之劳的帮助，让本来脆弱的道德更加脆弱。可如果事事以求自保，人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我想，假摔讹人的老太，第一是穷人，第二是老人。她们似乎失去了赡养，即便她们认为假摔讹人不道德也只能这样做，因为生计比道德更迫切，吃饭比品行更要紧。尤其重要的是，或许她们认为，假摔讹人比起那些更不道德的人与事并不算不道德。也就是说她们的行为产生在一个宏大的不道德的背景上，组成这个背景的有： 房地产大亨的掠夺，官高位尊的巨贪，无处不在的商家欺骗，危害生命的吃穿住行，泛滥成灾的尔虞我诈。是众多的不道德产生了老太的不道德，不是老太的不道德产生了众多的不道德。老太并不是底线，相比于日陷日深的道德底线，她可能还是中间靠上的吧？老太背后，是谁靠什么力量，掐断了社会良知的脐带？ 仅仅一个老太的讹诈和一个法官的愚蠢就能让我们冷漠无情，说明我们本来就是冷血动物。所以我们应该反躬自问：如果我遇到一个老太摔倒，是会帮扶一把还是置之不理？在法律面前我们有冷漠的权利，但在神明面前我们没有。不要重复我不信神的老调。神明就是你心里的一盏灯，它能照亮你自己，也能照亮别的人。 活熊取胆汁的场面惨不忍睹。什么叫伤天害理？这就是。我希望颁布严禁的法令；希望医生不开、病人不吃熊胆药——熊胆的作用完全可以用人造药物来代替；希望药厂不是建立在残害生命的基础上。还希望抓了黑熊天天抽取胆汁的人明白：我们是人，人头上有报应。当然最大的希望还是政府：伸出仁慈的双手，救救黑熊。 我是一只黑熊，关在只能站立的铁笼子里。我的腹侧被人剜出深洞，插着抽取胆汁的管道，每天两次，天天如此，已经十六年了。我的爸爸不堪折磨，用熊掌挖腹自杀。从此人就给我穿上箍紧的铁衣，我连自杀也不可能。我伤口溃烂，肝胆剧痛；我拍打铁牢拍烂了前掌，长期站立站断了后腿。我是一只天天哭号的黑熊。 我还是那只痛不欲生的黑熊。给我一分钟自由，我一定撞墙自杀。人啊，你们不忍不弃的恻隐之心呢？你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呢？你们有上帝、佛祖、天爷，怎么就不管一管呢？我想起我的前世，我曾是人的妈妈，是人的妈妈呀。你们残害着自己的妈妈。我祈求死后变成天良与人道，去拯救人心的麻木和残暴。 “取胆汁简单无痛，很舒服。”说此话的人据说是中药协会会长。无怜悯之心无仁爱之德无残忍底线竟至于此！归真堂让上市无耻，此会长让国药蒙羞。医者乃仁者，医术乃仁术。如果用残害生命来治病，小病除，大病到，熊的痛苦一定也是人的痛苦。不要以为不信上帝就没有惩罚，不信佛祖就没有果报。只是时候没到！ 注：从事活熊取胆汁的福建药企归真堂谋求上市，遭到一片骂声。中药协会会长房书亭2012年2月16日辩护道：“取胆汁过程就像开自来水管一样简单，自然、无痛，完了之后，熊就痛痛快快出去玩了。我感觉没有什么异样！甚至还很舒服。” 归真堂说：我们是合法企业，反对我们就是反对国家。照此逻辑：法律并不判处强奸死刑，所以强奸符合法律。国家允许公民喝酒，所以反对醉驾就是反对国家。政府批准熊胆制药，所以虐害黑熊理所当然。它祸害了国家，反说国家教唆了它，它倒悲壮光荣起来。想拿国家吓人却又污损了国家。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 当有人把活熊取胆汁比作人的献血时，我想起了集中营里被实验的犹太人和中国人，原来他们不是被迫，而是主动奉献。当虐待者被称做“熊妈妈”时，我才知道妈妈的另一种含义是残酷与冷暴。当一个行为艺术家哽咽着要求在自己身上开洞抽胆，体验熊的痛苦并向动物谢罪时，金钱的黑暗里终于闪出了卑微的亮光。 一方面是学雷锋的提倡，一方面是讹人诬人的陷阱。雷锋可以捡起螺丝钉，却不能拾起金项链；可以帮助流浪狗，却不能援手老太太。一种道德精神的建立应该是宽广的、透明的、弹性的、圆融无碍的，而不能是狭窄的、浑浊的、尖硬的、捉襟见肘的。社会合理，道德才能合情。雷锋不过是做人的底线，而已而已。 第七章 我的思想微博 神性·兽性·人性 有一种时髦的说法叫“活在当下”。活在当下市侩哲学流行的人际中，活在当下竞相败坏堕落的风气里。当下是毒流就沐浴毒流，当下是浊水就盥洗浊水。我们据此及时行乐、尸位素餐，在泥泞里找到了陷入的理由，在荆棘中找到了刺痛的需要。活在当下就是把未来和理想交给上帝去思考。上帝说你人的不是，你没有未来。 曾说人是感情动物，若是感情动物怎么会父子相残、官民反目？曾说人是道德生物，若是道德生物怎么会瘦肉精发财、地沟油致富？曾说人是文明的创造者，若是文明创造者怎么会化学害人、物理造孽？曾说人是会思想的苇草，若是以思想见长怎么会走向至善的反面、理性的敌方？很可怕，我们正在颠覆“人”的概念。 人是什么？根据它的一贯表现大致可以这样概括：人是地球上可以消灭所有生物包括自己的物种；人是能够利用高端技术进行大规模战争的物种；人是以自我毁灭为目标的物种；人是残酷智慧的拥有者，由于这种智慧主要用于人类内部的残杀争斗，所以它又是智慧的悲剧创造者。人在神眼里是虐他狂和自虐狂的合体。 我们常常把人性误解为食色，因为连古人都说“食色性也”。其实这里的“性”仅指人的动物性而非人性。人性指的是人的道德性和社会性。高义薄云，旱苗得雨。周急济贫，土扶成墙。乐善好施，民胞物与。讲的都是人与人的关系，是人性的构成方式。一个社会如果连互相帮助都成了奢侈品，那就没了人性，就不是人的社会。 自从我出生，听到最多的便是和平，看到最多的却是战争。为什么会有战争？为了占领与反占领、吃掉与反吃掉？动物也会。为了仇恨与发泄、嫉妒与疯狂？动物也会。为了欲望和私心、财富和女人？动物也会。我想人类到底比动物进化了多少？除了动物属性比所有动物超出千倍万倍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自鸣得意？ 战争产生了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独裁主义、法西斯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究竟为了什么？若是为了和平，岂不成了流血的和平？若是为了正义，岂不成了杀戮的正义？若是为了家园，岂不成了死亡的家园？悲哀就在于此：用战争换来和平其实就是用和平换来战争。人类的悖入悖出，才是真正的钢铁枷锁。 悖入悖出的意思是：用不正当手段得到的，必然会因为别人的不正当而失去。古人云：“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神以为悖入悖出，自作之愆；杀人人杀，相酬之道，置不为理也。”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期间杀人如麻的民族英雄数不胜数。但在神的眼里，征伐无豪杰，雪仇不英雄，不过是杀人、人杀而已。 朋友“星明333”说，活在当下应该从佛法而来，佛祖把人生喻作白驹过隙、转瞬即逝，应从眼前做起，珍惜光阴，奋发修行，而不是行尸走肉般无视道德责任。诚哉斯言！所以当我听到堕落的人玷污佛法时，就会想起鸠山对李玉和的奉劝：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上帝给人设计了两条路，一条通向善，一条通向恶。通向恶的路越来越拥挤，以至于原来的路不够用，不得不另辟蹊径。而通向善的路上的人却越来越少。上帝看了说：这样是不好的。就把一笔钱放在了善道之端。于是许多人离开恶道奔向了善道，善道顿时很拥挤。但这样一来上帝发现，世界上没有善道和恶道的区别了。 真正善良的人是无路可走的。所以我常常发问：是上帝放了钱的错误，还是人有欲望的错误？如果上帝不放钱，人就不会有欲望；如果人没有欲望，上帝就不会放钱。可如果说上帝既赋予人以欲望又发明了钱，那为什么还要设计向善之路呢？是自相矛盾的上帝创造了自相矛盾的人，还是人因为自相矛盾才需要上帝？ 这是一个仇恨遍地的世界，没有一天没有战争、枪杀、死亡、流血。然而有人却告诉我们，战争是人类进化的保证，爱与恨都是人类发展的需要。如果真是这样，一群狗对另一群狗的扑杀撕咬，跟我们人类又有什么不同呢？我们不是有精神信仰吗？不是有灵魂诉求吗？不是有爱的繁衍吗？不是在追寻真理和真相吗？ 人类的仇恨一般发生在两端，一端是制造者，一端是拥有者。他制造了你的不幸，又让你拥有仇恨以便让你继续不幸；他夺走了你的爱，又让你继续不爱；他折磨了你，又让你自己折磨自己；他不仅让你眼睛流泪，更让你心中流血；他杀了人，又让你自杀。这就是仇恨的内幕：我们不肯放弃的，竟是杀死自己的那把刀。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恨呢？无论是仇恨的制造者还是拥有者，恨的根源都在于爱。爱财产我们就去抢夺，爱领土我们就去占有，爱权力我们就去争夺。可见世界上的爱大部分是恨的保姆，爱情、爱财、爱人、爱国往往是引发仇恨的理由。他的爱造成了你的恨，如果你要争抢或者报仇，那就是用你的恨制止了他的爱。 我们有无数制造仇恨的办法，却很少有消除仇恨的办法，就像核威胁，你可以拥有，却不能消除。但我们既然已经探究到爱是恨的根源，可不可以说消除恨的办法就是消除爱呢？可不可以说解放人类的办法就是让人离开爱与恨的轨迹呢？可不可以说既不爱又不恨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呢？可不可以说不爱比爱更伟大呢？ 不，即使是最恶的人也不会认为世界可以没有爱。但我们至少应该检点我们的爱，不制造恨就得克制自己的爱。或者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是自己的就不要去爱。然而我们生来一无所有，我们必须经过争取乃至抢夺才能拥有自己的爱。难道我们永远无法摆脱爱与恨的桎梏，而要成为为爱而生、为恨而死的一群吗？ 恨的根源是爱，爱的根源是自私，自私的根源是生命本能，生命本能的根源是遗传基因，遗传基因的根源又是什么——造物主、上帝、神明？很多时候我们离开了他们就无法思考。神明创造了人并教导人们彼此相爱，却又在创造他们时赋予了恨的必然。这真是最大的荒诞：由于爱我们有了恨，且面临无休无止的灾难。 并不是所有的爱都需要我们去否定。爱的第一层是只爱自己，第二层是爱自己也爱别人，第三层是不爱自己只爱别人。只爱自己，就会对世界充满恨；爱自己也爱别人，就会在矛盾纠结、善恶难分中度过一生；不爱自己只爱别人，这是上帝之爱。但上帝出现时并没有人类，人类存在时并没有上帝。是这样吗？是吗？ 我们把爱分为自私之爱与无私之爱，前者属于绝大多数，后者属于上帝宠爱的极少数。这是不是说我们终于找到了消除仇恨的办法，那就是接近上帝？可如果我不是宗教徒，要寻找一个泛人类的神明，它又在哪里？可如果我是宗教徒，又如何解释宗教与宗教、神与神的战争？无神和有神到底孰优孰劣，谁来作最后的裁决？ 人类要是找不到消除仇恨的办法，就没有再生的希望。当自私的爱演变为贪婪和嗜血，黑暗就会如期而来。世界，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从今天开始，我们放下武器，摒绝仇恨；从今天开始，我们不再独裁，仁慈地对待反对派；从今天开始，我们面对未来，宽容全世界。从今天开始，信上帝和不信上帝，都会有辽阔的爱。 人类的存在有两个永恒的坐标，一是有形的动物，一是无形的神明。我把它称做神性、兽性、人性。用一句话概括，神性就是理想之性，它光明而崇高，体现着宇宙的最高目标和价值；兽性就是自然之性，它原始而粗朴，体现着地球的生命形态和存在的必然方式；人性处在神和兽之间，是神性的眷顾，也是兽性的濡染。 在神性、兽性、人性中，人性最复杂。人性是神性和兽性的混合。在兽性原则的驱使下，我们贪婪、占有、疯狂、自私、掠夺，甚而至于嗜血嗜杀。我们放纵自己，让肉躯充满欲望和罪孽。兽性原则塑造了人伦秩序，垄断了物质世界。我们不仅自相残杀，还鄙视轻贱着为师为父的兽类，对它们极尽残害杀戮之能事。 然而人性并不会局限于兽性的超本能发挥，因为神性是如此直接频繁有效地干预着人性的堕落。它让我们清净、无私、善良、慈悲、博爱，以给予为目的，以担当为己任。神性原则提升了人的品格，让我们在获得精神桂冠的同时，再也不是酒囊饭袋、行尸走肉了。眼下和未来、地狱和天堂，精神价值成了更高的理想。 我们一谈到兽性就会有一大堆贬义的词汇，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兽性原则必然而合理的认可。因为人脱离兽性就不是人，社会离开兽性组合就不是社会。在无可避免的人兽结构里，弱肉强食对应着兼并收购，雄雄相争对应着优胜劣汰，保卫领地对应着国家主权，纵欲贪食、性交繁衍等等动物性都对应着我们的日常生活。 既然兽性跟我们如影随形、千丝万缕，神性的内涵就尤其重要。兽性是我们的外在表现，神性是我们的精神内核。兽性让我们活得有意思，神性让我们活得有意义。兽活在吃喝拉撒之内，神活在吃喝拉撒之外，所以神性的灵魂和理想对我们就是必不可少的了。不管我们信不信神，我们都应该有神性的统驭和神性的光辉。 是不是说神性的光临是我们不至于堕落为纯粹野兽的保证？是的。是不是说这样的保证让我们随时面对着天堂的提升和地狱的洗礼？是的。是不是说这样的提升和洗礼是我们活着的幸运，不然我们会比野兽更野？是的。是不是说更野的野兽已经来临，它迫使我们走向爱的反面，正在吞噬我们的良知——也就是神性？是的。 那么一个人怎样才能获得神性？神性是人性的父亲，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光环，我们只需像顶着太阳那样感受它的存在并因此产生美丽和荣耀。但是光环和荣耀会在瞬间丢失，比如你贪窃了别人的财物；又会在瞬间失而复得，比如你走向悔恨和补正。但如果神性丧失太久，它就会永远回不来，而我们就会成为万劫不复的野兽。 我们可以是神，可以是兽，可以半神半兽。但不管怎样，我们都应该骄傲地以神性为人类的终极追求，清醒地以兽性为获取生存条件的低级本能。丰衣足食之外我们不需要更多的兽性。人一旦进入奢侈繁丽，就超越了兽性的必须阶段而进入了兽性的犯罪阶段。一匹野兽，戴着神性的光环，从地平线上走来，那就是人。 欲望的自然属性和欲望的强盗逻辑是我们必须天天面对的困惑。自然属性保证了人类的繁衍生息，强盗逻辑制造了人类的不公、不善、不幸。而贪婪显然是强盗逻辑的伴生物。问题是我们怎样划分自然属性和强盗逻辑的界线？需要和贪婪到底在什么程度上是截然分开的？这是我们最大的懵懂，也是人类罪错的开端。 翻开世界，触目皆是欲望的泛滥，贪婪如同空气就像影子。政治家的独裁、资本家的垄断，巧取豪夺、贪赃枉法、贪得无厌、贪贿无艺，非钱不行、丰取刻与，乃至发动战争、虐杀百姓，无一不是贪婪的作为。贪婪是我们跟上帝的较量，是人与佛的对抗。它让我们在无恶不作之中否定了人的价值，而使欲望变成了人的代称。 贪婪的过程里，我们把物质无限放大，而使自己加倍渺小。那么贪婪是什么？占有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就叫贪婪。然而当许多人都以野兽的疯狂扑向那些东西时，如果我们不是参与而是观望，就会遭人唾弃。在贪婪者眼里，这个世界并不存在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所以贪婪的定义应该是：有权力有机会归己的决不放弃。 欲望让我们不满足、不安分、不守成。我们是欲望的化身，又是欲望的批评者。批判就是要纠正欲望的过剩和扭曲，即贪婪。但纠正永远弱势而无能，因为我们常常回避这样的事实：所谓鸿鹄之志、龙骧虎视、任重致远、做大做强、发财高升等美丽词藻，包裹着的其实也是贪婪。对贪婪的褒贬往往取决于贪婪的资格。 人类没有欲望就寸步难行。欲望创造了文明也创造了人类自身。当上帝造人也可解释为欲望造人时，连上帝也逃不脱欲望的制约。欲望是宇宙的本源，是欲望创造了上帝，上帝又创造了世界以及人类。可见欲望是多么古老奥博、源远流长。我们已知的上帝也许是最年轻的上帝，上帝之外还有无数上帝。神学就是宇宙学。 欲望是生命的本能，又是信仰的最大敌人。无欲则刚的另一面一定是无欲则亡。就在如此矛盾的两困境地中，我们艰难选择着，有人走向了绝望，有人走向了希望。希望者依靠信仰把世界交给心灵，让物质融化在精神熔炉里。它用深刻的悲观缔造着深刻的乐观，让我们有机会逃离，逃离！撒旦的犯罪现场就是你的欲望。 战争和灾难让上帝受到考验。人们发现万能的上帝仅在于有望实现的范围内，一旦超越人类的能力，上帝就一筹莫展。所以就有人宣布上帝死了。上帝真的死了吗？如果把上帝看作是人类精神的标灯，死去的就不仅仅是神祇的关照，而是人类走向真善美的努力。最堕落的时光里，才会有最艰辛的努力和最美好的完善。 第七章 我的思想微博 藏獒·伏藏·西藏的战争 仿佛回到从前，面对限时限字的试卷。再也不能汪洋恣肆，文思可以如潮，笔下却要节制。尝试让一百四十个字拥有一部书的容量，让最简练的表达蓄涵最饱满的思想。时代给我们提供的版面竟是如此悭吝而轻巧。向微博致敬，它第一次让我把叙述的单纯放在了首位，让那些一闪而逝的念头有了归宿，也让我变得更加真实。 荒原系列之后，我写了藏地系列。后一个系列中，我转换观察的角度，不再把自己看成是现实生活的旁观者和历史苦难的承担者，不再聚焦客观事物的表象，忧思的也不仅仅是生命和自然的断裂、人类和道德的分袂，而是精神支柱的崩塌。当生存危机的原因凸显为灵魂的丢失，我试图重塑我们灵魂的聚合体：信仰。 我的荒原小说系列包括了长篇小说《海昨天退去》《失去男根的亚当》《隐秘春秋》《天荒》《支边人》《迎着子弹缠绵》《无人部落》（纪实），以及中篇小说《驴皮记》《大湖断裂》《美丽孕妇》《永远的浪漫》等。生命与苦难、悲悯与声张——这是为了救赎，为了人类能够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 我的藏地小说系列包括了长篇小说《环湖崩溃》《大悲原》《亡命形迹》《敲响人头鼓》《藏獒1》《骆驼》，以及中篇小说《原野藏獒》《情和欲的悲歌》等。灵魂与信仰、建树与追问——如果我们不相信未来，我们还能相信什么？所有的生命都将走向玫瑰花盛开的爱情。 三部曲修订插图本让我又想起冈日森格及其伙伴。那是旷野大风中嘶声鸣叫的大汉，是历经磨炼而初衷不改的勇毅者。它们无私无畏地坚守了我的生活我的梦。我写了藏獒为了爱的生离死别和人的缺憾，写了高大陆之上我的情感的奔驰，写了我稚嫩的精神里最执着的那一种滋长，写了我为什么久久激动的原因。 还是采访三部曲和。关于它们的写作，我已是恍若隔世。我总喜欢把曾经的故事和感动封存在遗忘里，从零开始，就像我什么也没写过，我是一片空白。一个决不把自己的作品顶在头上或装进行囊的人，是否会更加轻松地投入未来呢？文学的高深让每一个喜欢它的人不得不谦卑，不得不保持永远的好奇。 但作家的好奇是沉重的，因为他们在心灵牧场里放牧，唯一要做的，就是把人的心灵需要变成思考与文字。说实在的，我有时会很焦灼无奈。当信仰在物欲中缺失，理想在世俗中沉沦，道德底线在剧烈的生存竞争中下降，我不敢婆婆妈妈、无聊有闲地去写，我脆弱到不敢拨动现实的琴弦，生怕蝇营狗苟的音符摧毁了我的梦。 我的作品便是我的精神走向。灵魂常常在疼痛和飘零中孤拔而起又孤落而下。一直是那种景况：在没有路的荒原寻找家园。小说成为我彷徨无主和流离失所的见证，记录着我的苦闷、激动、性爱、惊恐、愤怒、怀疑、反思、批判、建树。萨特说，话语即行动。在我准备对活着有所承诺时，写作便成为托庇生命的方式。 我担忧的并不是小说写不好，而是追寻和思考不为世俗认同。我是一个遥远的人发出了遥远的独白，空谷足音的时候我并没有庄子说的跫然而喜。我曾经问记者：现在还有几个作家在提倡道德、信仰、理想？所以我虽然是写小说的，却不认为就是个小说家。我希望出发，去给灵魂找路，给精神安家，哪怕再效穷途之哭。 后，有媒体说我是藏学专家。但我知道我差专家十万里。我不懂藏文藏语，就凭这一条，已使我不敢忝列门墙。我书柜里有许多藏学著作，它们是我的滋养。我还有追问的习惯，追问上师追问生活，追问了几十年，可说是恩师遍野。藏学无底，是无数佛创建的学问，堪比宇宙渊深，凡俗如我者焉能专美为家？ 2011年我的浅浅的脚印：完成了和《骆驼》两部长篇小说。在获得泰山奖的同时，繁体字版本在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以及东南亚地区得以发行。我之所以提到这件事，是因为它的装帧风格准确诠释了“伏藏”的含义，是我迄今最满意的关于我的图书的装帧设计。同年还出版了两部旧作：《大悲原》和《迎着子弹缠绵》。 编就了一部诗集和一部散文集，由改编的中日合拍的动画电影《藏獒多吉》上映，的电影改编进入运作阶段。另外两次去青海，跑了许多过去生活过的地方，草原、雪山、寺庙、农田，人非物也非，纵有历历在目的记忆，也还是弃我去者不可追了。苍茫的历史和迷茫的未来之间，是我今天的伫立。 在杀青和《骆驼》后，我无意中总结了以往的创作，基本是两个系列：由十多部长篇和若干中篇组成的“荒原小说系列”和由十多部长篇和若干中篇组成的“藏地小说系列”。关于写作，我始终追求的目标是：放弃一切执着、一切目的，安然沉静，宽坦任运。我知道我还没有做到，但我在努力接近。 新作品的写作已经开始，和以往的作品不一样的是我不知道它有多长，什么时候结束。人物和故事都在自己往前走，我不过是记录他们的一举一动罢了。写一部作品就是一次重新恋爱，可见我是一个多么喜新厌旧的人啊。新年已经来到，借此机会，祈愿所有给我过帮助的人、深爱着我的人和厚爱着我的读者：万事吉祥。 2011年我的阅读经历：《巴斯卡尔思想录》、纪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桑德尔的《公正》、勒佩尼斯的《何谓欧洲知识分子》、克里希那姆提的《生命之书》、帕多克的《苏珊·桑塔格传》、伊利亚德百万字的《宗教思想史》（未读完）。重读托尔斯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 还有帕慕克的、索尔仁尼琴的《红轮》（未读完）、东野圭吾的、洲塔的《阿柔部落社会历史文化研究》。最感失望的是村上春树的《1Q84》，精神诉求的疲软让故事无法坚挺。还读了。（根据《当代》2011年6期和2012年1期，读自己发表后的作品意味着修订。） 朋友说：“用信仰拓宽战争的含义，用战争诠释信仰的目的，是中国战争小说第一部。”这是最好的解读，也是我这部书的创作理由。正是基于以上的想法，我在的扉页上写到：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梦想：让我的河床流淌出世界的期待和未来——西藏，冰川雪域，正是这种流淌的源泉。 喜马拉雅，你旷古的绵延容纳了雪域所有的爱恨与创伤；雅鲁藏布，你无声的流淌孕育了藏族人所有的沉默与信仰。是否能够承载人类丢弃对抗、走向融洽的理想？那么多生命一一离去，如同掉落地面的果实。英国人的枪炮响过之后，西藏还是原来的西藏，经幡坚顽地飘扬着，胜利原来属于宁静与默想。 谁能占领心灵，谁才是最后的胜利者。或者说永远的征服决不追求占领，他只拥有他自己，就让你在向往中膜拜投地。战争中，爱情、人性、神灵、信仰将如何走向终极，走向死亡与再生、归一与大同。西藏，被战争洗礼过的信仰之巅。既是武器之战也是灵魂之战。生命在丢失之后，信仰在挽救之中。 是的，首先是我内心世界的剧烈动荡，其次才是历史的重现和战争异乎寻常的进展。我在战争中升华了信念，在充满渴望的焦灼中祈祷着和平与宁静。我知道是宿命的力量让我有了对侵略和杀戮的极端愤慨，同时也让我沉溺在对人类未来的担忧与梦幻式的遐想中，并因此产生着巨大的包容和透骨的欣喜。 写完作品，再回望一百多年前的西藏战争，我们还能说西藏失败了吗？英国人占领了西藏，西藏人却占领了他们的心灵。占领西藏后七个星期他们就被迫放弃了，而占领心灵却似乎是永远的占领。几十年后当侵略者的后代把抢走的寺院佛像主动送还而口称遭到了报应时，我们看到了佛教思想的花朵在异国他乡的绽放。 2010年夏天带着去广州参加南国书香节时，有记者问我，《藏獒三部曲》之后又写了，下一部作品的名字是不是也带个“藏”字啊？我当时就说，你怎么知道？今年出版后，有朋友说，这是你的“三藏书”了，下一部不会再有“藏”字了吧？我说，恰恰相反，下一部再下一部，可能都还有“藏”字。 我曾说，我们可以没有宗教但不能没有信仰，因为宗教的历史也可能是赎罪史。我又说，信仰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神的存在、因果报应的存在、天堂的存在。有人问：既然如此，你所说的信仰不就是宗教吗？我的自相矛盾让我进入思考的绝境。但我期待的却是绝处逢生：精神需要更新，一种崭新的信仰是人类未来的太阳。 崭新的信仰只有爱与善，没有恨与仇，是人类普世价值观的体现。我在和里追寻的就是这样一种信仰新境界。探讨的是信仰之爱与凡人之爱的统一，是没有宗教羁绊的最高的爱和没有世俗约束的纯粹的爱。探讨的是两种互为异教的信仰在出发点和终极意义上的殊途同归。 获奖感言：获奖是被幸运眷顾，失奖是被幸运抛弃。但眷顾和抛弃都不会永远。今天被眷顾的，明天就会被抛弃；今天被抛弃的，明天就会被眷顾。目的不算什么，过程就是一切。当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精勤不退并享受创造的快乐时，被眷顾和被抛弃同样重要。还是那句话，我们应有的不仅是随遇而安，更是随遇而喜。 最初写作时，我喜欢一个词叫“孤拔而起”，那是想特立独行、有所作为的意思。后来我喜欢的词是“寂然独立”，它是我超脱世俗诱惑、淡定从容的写照，是放弃一切目的又不放弃文学担当的形容。从“孤拔而起”到“寂然独立”，文学始终让我有勇气独立在遥远的荒野之上，拥有寂然之美而坚信诚实和纯粹的可贵。 针对百度我的贴吧里有关狼的詈骂，我声明如下：如果你们真的有恨，就请尽情、放肆、痛快地骂，千万别把仇恨带到别处去。我保证一不删除，二不上诉网管，三不动用法律，四不还以颜色，五不追问你是谁。祈愿骂我的狼和护我的狼跟藏獒一样喜乐、吉祥、平安，今生健康长寿，来世进入天堂。感谢狼，天赐的助缘。 我的圣诞心愿是：来年编就我的文集；完成我之后的又一部以西藏为内容的新作；再去一趟青海或者西藏，看看草原——这是我和朋友的约定。祈望所有亲人、所有朋友活得比我好。我一直以来的座右铭是：“做一个对别人有用的人。”希望今年继续对别人有用。最后希望自己修养有成，更加清净、光明、喜乐。 第七章 我的思想微博 人可以没有宗教，但不能没有信仰 当奥斯维辛集中营犹太人遭焚，当二战尾声波兰人被害，当“9.11”世贸中心坍塌，当复仇之火在阿富汗伊拉克燃起，我要问：上帝在哪里？曾经有人反问：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人在哪里？我相信没有人就没有上帝，但我永远不接受“人在哪里”是人类审问自己时的诘难。人就在这里，在被神流放之后的归途中艰难趱行。 常常，灾难的制造者转眼就是灾难的受害者。常常，我们激进之后接着就颓废。常常，我们必须在“强奸犯”和“性无能”之间作出选择。这时才发现历史秩序中的生命是多么矛盾而荒谬。信仰精神就是两难之间的存在。它既是逃越又是拯救。它要阻止所有的强奸又要挽救所有的无能。常常，我们是在无所希望中得救。 人可以没有宗教，但不能没有信仰。宗教归宗教，信仰归信仰。宗教只在清净和慈悲的意义上才是信仰的一部分。文艺复兴前的教皇专制、反文明的宗教裁判所、十字军战争以及我们耳闻目睹的种族屠杀、恐怖主义等，不过是拿信仰做了旗号，霸王风月、独夫胆虚而已，跟忍辱博爱的信仰精神在本质上丝毫没有关系。 “宗教信仰”这个词长期迷惑了我们，好像宗教就是信仰，信仰就是宗教。其实不然。残害了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的，是教权和政权合一的权力联盟，而不是人类追寻的信仰，信仰精神从来不反科学。中世纪的宗教黑暗早就告诉我们，如果把宗教和信仰混同，我们就会因为拒绝宗教而使自己失去获得信仰的机会。 宗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利益和信仰结合的集团。作为利益集团，他们不可避免地像所有执着于用权势获得一切的政治集团一样，热衷于武力占领和夺取。作为信仰集团，他们的终极目标又不能不说是崇高而完美的：爱与和平、神与公正、精神对物质的绝对统驭权、道德极端化的无私无我。天堂，是所有宗教共有的理想。 宗教的最大失误就是制造了异教，最大罪孽就是残害了异教徒。它把另外的神性看成了对自己的挑战和威胁，而没有想到天国的大殿里所有的神灵都以平等的身份出席着和平的喜宴。信仰是高贵与和平、有爱与幸福的，当宗教集团之间爆发战争和持续冷战而带给地区、国家、民族无尽的灾难时，它们就与信仰无关了。 信仰至少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神的存在，神是善美博爱的象征，是苦难的担当者和道德人性的检验者。二是因果报应的存在，它让“为善必昌，为恶必殃”成为我们的精神律法，把我们的生活约束在诸恶莫为众善奉行的境域内。三是来世与天国的存在，这是伟大的魅惑、灵魂的希望，是我们在尘世忍受痛苦的最后一个理由。 尽管人类关于神的信仰延续了数千年，但神是否存在依然是困惑我们的最大精神难题。佛教告诉我们，你的心就是你的神。如果内心足够平静，世界的喧嚣又算得了什么？当心灵超越世界，一切阻滞都将消散。同样处在穷困之中，基督徒会祈祷上帝的拯救、弥赛亚的降临，佛教徒则以心为牢，认为突破它就能突破一切。 心的突破必然以相信来世为基础：为了来世的美好，这是我必受的煎熬。这种以心代替一切的办法，极大地丰富了信仰的内涵。但佛教的这种有效表达很多时候又是无效的。因为人永远无法摆脱现实的需求，他希望上帝和佛给予满足。这就是人与神的永恒矛盾，也是为什么神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却还有许多人并不信神。 为了满足现实的需要我们信仰了神，但如果得不到满足我们又很容易抛弃神。就像不存在脱离物质世界的精神世界，也不存在超越现实需要的关于神的信仰。那么为什么物质和精神会有矛盾、人与神会有反目呢？因为人的出发点是吃喝拉撒性，而神是不需要这些的。在我们只关注吃喝拉撒性时，神的引领难而又难。 神负责我们的灵魂。有灵魂的人才能感觉到神的存在。但对大部分人来说，只有当肉体面临堕落、有罪、痛苦、灾难而需要解脱时，灵魂才会以觉醒的状态拥抱神的来临。问题是，又有几个人需要解脱？无耻到没有罪孽感是我们的秉性，理直气壮地犯罪是我们的常态。我们向来没有解脱的欲望，也就一直没有对神的信仰。 不管我们爱不爱神，神都是爱我们的。就算你诅咒上帝，上帝也会对你充满爱，敬佛也一样。很多佛教徒在佛像面前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其实佛爱是无私的也是无条件的，他不会因为你没有烧香、你踩了门槛、你大声喧哗而惩罚你。神是辽阔无边的爱，是不怕诋毁的爱，是即使你背弃他他也不会跟你斤斤计较的非凡之爱。 中世纪的教权黑暗让我们领教了有神论制造的灾难，于是我们求助于无神论的信念，寄望于人性道理的自我完善，但结果却是自我完善洪水猛兽般地变成了自我放纵。由此可见，政权和教权的合一必然引来权力的腐坏，必然在肉体欺压的同时伴随着灵魂专制。但如果民族无神，就不仅仅是权力腐坏，而将是全体腐坏。 那么我们到底选择有神还是无神？在我看来，一切有组织意图和集团性质的宗教都可能成为信仰的桎梏。当利益和权柄成为核心，仁爱就会成为可笑的画皮。很多时候宗教体现的并不是信仰而是利益人群的意志。而无神论的漏洞是，它在放弃宗教的同时也放弃了信仰。能不能设想存在这样一种情况：无组织而有信仰或无宗教而有神明？ 我曾说，人可以没有宗教，但不能没有信仰。当我们面对人类最大的灾难——欲望，当我们在挣扎中痛苦不堪、恐慌无度，信仰会让我们平静、快乐、享受时光、从容度日。要紧的是我们应该拥有走出教会的上帝、走出庙宇的诸佛。我们可以不通过任何外在的仪式直接跟上帝交谈，直接得到诸佛的护佑。这才叫信仰自由。 他无喜无乐，却可以发掘人类持续恒久的喜悲；他无思无虑，却可以抚慰人类所有的思虑；他无缘无故，却可以让世界布满美好的缘故。我不知道他是谁，他是昨夜的一个梦。他在神界的人群里，在人间的神殿中，是不可抵达的彼岸？但假设我就是彼岸，我抵达我自己呢？今夜灵肉分袂，原来是彼岸和此岸的遥眺。 信仰让我们拥有浊世之清、污世之净、闹世之宁、动荡之定。困厄中体现如来，枷锁里追求自由，声色迷离之下才可以金刚不坏，烂泥黑水之中才能有莲花自馨。拥有一种信仰，然后在爱与被爱里缠绵，而不是在它里面挣扎。也就是说，信仰是用来享受的，而不是用来奋斗的。不是你献身信仰，而是信仰舒展了你的心。 第七章 我的思想微博 托尔斯泰和鲁迅：我们的精神父亲 写完，我知道我已远离鲁迅。鲁迅一生都在痛恨和同情，他痛恨了所有应该痛恨的，同情了所有应该同情的，却没有建树让我们可资高攀的信仰。曾经鲁迅先生是我唯一的崇拜，是我人生之砥柱，但现在他已经砥柱不起我那微不足道的人生了。人生需要大爱，爱朋友也爱敌人，爱君子也爱小人，爱自由也爱不自由。 从毁灭到建树，我完成精神价值的转变，竟用了三十年，剜心之痛，孰人知之。任何光彩夺目、深刻如裂的批判，如果不是以建树爱的理想为动机，则都是靠不住的，都会成为另一茬仇恨与冷战的武器。我们不需要天上的恨，也不需要地下的恨，不需要天上地下互相换位的恨；我们就需要爱，让天地、空气和呼吸都充满爱。 对大爱的追求固然是天真的，却值得憧憬。人类为之激动哭泣的永远是“我有一个梦”。我们只能为梦想活着，为希望活着，而不能为权力、金钱、享受、卑微的地位活着，不能为欺压时的牛逼和复仇后的痛快活着。一切仇恨与贪欲，都会用嶙峋的墙、巍峨的山堵住我们的眼、封闭我们的心。所以爱便是信仰的启蒙。 鲁迅张扬了个体精神自由，却没告诉我们只能自由地爱，不能自由地恨。鲁迅是人生抗争的旗帜，不是引人忏悔的导师。他不是我们的信仰，因为他自己也没有神在的信仰。即便这样，我也要说鲁迅绝不会过时，在他走出教科书后，社会将会给他腾出更宽广的天地，来容纳我们对风骨、正义、公道、热血、脊梁的向往。 寂寞才是真鲁迅，就像先生活着时那样。让他继续用思想的力量强壮我们，继续在良知和牺牲的担当中滋养我们的精神，继续以痛苦的省悟为民众请命求法，而不是成为瞰饭的显学和战斗的武器。所以我宁愿鲁迅是神，当然是维护良知、抱诚守真、缺憾示人的神。他使我们的寄托有所附丽，使我们相信神是人的升华。 思想的最大敌人不是不正确，而是平庸。一个思想者除了具备学识和表达的能力，还应该拥有独拔的性情。性情是个性的基础，很难想象一个老成持重的人、一种世故圆滑的观点会和思想有关。思想的穿透力来自尖新的锋芒。对一个思想者，天真和单纯是必要的素质。保持新奇和偏端，比中规中矩更适合思想的存在。 去年是托尔斯泰离家出走、客死驿站的百年祭，俄罗斯举办了国际托尔斯泰论坛，总题目是“托尔斯泰和时代运动：思想家和作家的哲学、宗教、道德遗产”。这就是俄罗斯的特点：它用文学的形象哲学代替了理论的逻辑哲学，用作家的宗教激情代替了神学家的经典教义，用托尔斯泰代替了普世信仰——爱念与爱行。 “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这句话也许错了。其实托尔斯泰是世界信仰的一面镜子。在一生的追寻里，托尔斯泰首先完成了对现实宗教的批判，并因在中揭露官办教会的伪善和对沙皇暴行的遮掩，以及对基督真义的践踏，被俄国东正教圣主教公会革除了教籍。革除伴随着托翁的信仰再造：生命如何永恒？ 在托尔斯泰的文学境界里，最耀眼的品格便是知行统一。如同罗曼·罗兰所说：“在世界文学史上，再没有人能像托尔斯泰那样把作品和生命联系得如此亲密。”他戒烟戒酒戒肉，服装从简，放弃贵族流行的打猎，赈济灾民，和农民一样缝靴耕地，他想把田庄的土地分给农民，又因家庭的反对而无法实现，只好离家出走。 一个八十二岁的老人离家出走，他是想表明：我既然无法把所有的财产分给穷人，那我就只好离开财产。这些财产包括了土地和房屋以及一个世袭的俄罗斯庄园主的全部积攒。财产是罪恶和痛苦的根源，他要脱离罪恶，逃向青天，追逐宁静和高远。超拔于现实之上的精神探索就这样让他猝死于途中，又让他永生在我们的时空里。 穷人信仰是为了祈求幸福、冀望未来；富人信仰是为了忏悔罪孽、洗净灵魂。托尔斯泰是忏悔的典范，比如他著有伟大的。而忏悔是东西方一切经教的根本，连孔子都这么认为：“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潜在的逻辑便是：不问是非曲直一定要坚持到底的，必然是浅薄固执的小人，错了就要忏悔、要改正。 那么，托尔斯泰有什么罪孽需要忏悔？1883年12月，寒冷的黄昏，他来到莫斯科乞丐拥聚的丽亚平夜店。数百个乞丐顿时围住他向他要钱。那些可怕可怜的面孔、褴褛肮脏的衣装、屈辱无奈的举动让他掏尽了所有的钱。然后他回了家，踩着地毯上楼，在燕尾服白领结白手套的仆人伺候下，吃一顿五道菜的晚餐。后来他说： “当周围有几万人挨饿挨冻受辱时，我和另外几万人却在大吃里脊肉、鲟鱼肉，用呢绒毡毯盖马铺地，无论世界上那些有学问的人怎样告诉我，这样的事多么必要，我还是懂了，这就是犯罪，是持续不断地犯罪。只要我有多余的食物而另一个人完全没有食物，我有两件衣服而别人一件没有，我便是个不能自赦的罪犯。” 托尔斯泰又说：“我们用种种诡计掠夺着劳动人民的必需品，用这些诡计给自己弄到了那些不断诱惑不幸者的有魔力的用不尽的卢布。我想帮助人，但首先我应该一方面不去掠夺他们，一方面不去诱惑他们，可我却用些最复杂，最狡猾，最恶毒的世世代代积累的诡计，给我自己弄到了一个用不尽的卢布的所有者的地位。” 托翁还说：“我骑在一个仆人脖子上压垮了他，还要求他驮着我走。我并没有从他身上爬下来，却要自己和别人相信我非常怜悯他，想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唯独不用从他身上爬下来这一手段去减轻他的负担。我，一条吞食树叶的蚜虫，却想有助于这棵树的生长和健康。我站在齐耳深的泥潭里，却想把别人拖出泥潭。” 托翁不断地说：“我惭愧，我用一只手从穷人那里夺来成千上万卢布，而另一只手随意扔给他们几个戈比，居然称做善事。行善之前我应该首先处在恶的外面，但相反我的全部生活都是恶。由于种种我参加了的暴力勒索诡计，劳动人民的必需品正在遭受掠夺，而包括我在内的不劳动的人却绰绰有余地享受着别人的劳动。” 托尔斯泰认为，善举应该是这样：有人要你的裤子，你应该把上衣也给他；你有两件衬衣，就应该把另一件给别人。宽恕应该是这样：当有人打你的右脸，你再把左脸也让给他。生命的运动就是不断走向信仰的完美。地位低下的人比如妓女和强盗，只要生出一颗追求完美的心，他的生命价值就远远高于那些贵族富豪。 受到物欲驱使的肉体生命充满罪孽，短暂而虚妄。精神生命却可以通过道德完善拥有摆脱烦恼、丢开羁绊、穿越时空、走向永恒的可能。财富是枷锁，荣耀是桎梏，哪里来和平、无争？何以息谤、无辩？厚德无畏，仁者无敌。托尔斯泰是读过孔孟、读过佛的人，在他辽阔的上帝之爱、基督之心里，有着佛与儒的烂漫气息。 忏悔是信仰之鹰的羽翼。著名的忏悔者有古罗马的奥古斯丁，他因忏悔而进入上帝的灵光，成为无罪的圣体；还有十八世纪法国的卢梭，他在忏悔中看到了自己与生俱来的罪性。托尔斯泰的忏悔让他变成了俄狄浦斯。俄狄浦斯追查城邦的瘟疫之源——杀父娶母的罪犯，结果发现罪犯就是自己。于是他刺瞎双眼，流放了自己。 托尔斯泰在《我的信仰何在》《基督教的教义》《天国在你们心中》等长篇论文中，全面论述了“勿以暴力抗恶”的主张，指出以暴制暴，其暴更甚。于是有了著名的“托尔斯泰主义”，它告诉我们博爱与无条件之爱是世界上所有伟大信仰的核心价值。而从未间断过的人对人的残害，却让人的价值和信仰价值丧失殆尽。 屠格涅夫是跟托尔斯泰同时代的伟大作家，他比托尔斯泰更富有，是一个继承了大量土地的大地主。作为贵族知识分子，他同情农民，贬斥地主，却始终不肯放弃自己的土地。他是能够分田分地而不想，托尔斯泰是想分田分地而不能。他是坐着行走的人，托尔斯泰是挺着攀升的人。历史就这样让他们有了文野之分。 托尔斯泰评价屠格涅夫的：故事那么虚伪，题材那么不重要。他们去看望朋友费特，席间屠格涅夫炫耀女儿常常为穷人缝补衣服。托翁说一个身着华丽的女孩子把又脏又臭的破衣服放在膝盖上，不过是虚情假意的演戏而已。这种评价所引发的争吵几乎酿成决斗。可见托尔斯泰讨厌虚伪胜过了一切，而他自己要做的就是不虚伪。 和许多大作家相比，托尔斯泰显得更伟大的因素至少有三个：一是他对信仰的献身，他厌恶伪善的教会，为建立真正的上帝信仰而毕生孜孜不倦。二是说与做统一的生命情怀，他拒绝口是心非，倡行真诚勇敢，在他面前那些发誓永不忏悔的人显得那么浅薄而无知。三是他的完全彻底的穷人立场，他是苦难者的代言。 鲁迅是一个抉心自食的忏悔者。他无情地解剖自己，刀尖向内，鲜血淋漓。他把自己比喻成化为长蛇的游魂，口有毒牙，自啮而不啮人，终于自食其肉，殒颠而亡。他认为凡是灵魂的伟大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举劾他的恶、揭发他的污秽，才能发现埋藏的光，显示灵魂的深。所以忏悔就是撕掉假面更新自我。 托尔斯泰和鲁迅，都是救赎人类的巨擘。两人的不同在于：鲁迅是摧毁胜过了建树、批判精神超越了信仰的力量。而托尔斯泰在摧毁一片瓦舍的同时，建起了一座无与伦比的大厦。他们虽然都以其强大的力量干预着我们这个世界，但未来的天平、终极的视野里，虚位以待的依然是人类乃至所有生命最初的愿望：爱与再生。 第七章 我的思想微博 寂美守拙 安贫乐道 我一直认为信奉遁世哲学的佛教从来没有真正遁世过，真正的遁世只能引来脱离民众和避开人间的结果，而佛教再清高也是人间的佛教。佛教不应该仅仅满足于拥有一些明哲保身、独善其法、出世解脱、退避三舍的信仰人群，而应该倡行入世果敢、无私无畏的侠客精神，以情为神，以爱为法，以美意善事为禅，以平等祥和为行。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索性张旗入世呢？现代佛教必须走出庙堂，走出教典，走出烦琐的仪式，走出僧人集团，走出宗教派别，走出袈裟僧衣的包装，走向一切战争、动乱、恐怖、威胁，以及由此造成的饥荒、死亡、病困、绝望，走向众生的需要和一切人的心灵，走向释迦牟尼的本意，把人从物质和欲望的奴役中解放出来。 但现代佛寺和佛僧在张旗入世的时候，却显得力不从心，因为它无法用爱的力量去影响我们这个仇恨遍地、争斗不休的地球，不能自甘贫贱，而后成为穷人的知心朋友，而后拯救穷人的苦难和尊严。饥荒的地区看不到他们，灾难的时候看不到他们，布施的时候看不到他们，由寺院和僧人创办的孤儿院更是少而又少。 更有真人法师喜欢养尊处优，喜欢给达官商贵讲经说法。而底层百姓却永远惭愧，见一法师比见观世音菩萨还要难。过去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现在是“造一浮屠，胜救七条人命”。庙宇越来越富丽廓敞，救度越来越稀缺吝啬。锦衣华服，香车宝马，很多都是披着袈裟的商人掮客，佛门的腐败，是在在可见了。 佛说众生平等。但佛寺却以昂贵的门票拒绝了穷人的膜拜。就算进了门还有挂红、点灯、算命等收费陷阱，还有第一炷香几万、第二炷香几千的巧取豪夺。我就不信佛是见钱眼开的，你们这样做跟佛商量了没有？佛寺是信仰的驿站而不是收钱的口袋。这个世界最需要安慰的是穷人，善心抵万金，千万别败坏了佛的名声！ 还有一些崇尚入世的，把争名逐利看成了分内的义务，办实体，搞创收，秀表演，传播的居然是争雄斗狠的武功，而不是相亲相善的爱心。就算武功是佛教文化，也不过是形而下的机巧，无法代表释迦情怀、佛法精神、三宝境界。佛教少几门武功，根本算不了什么，要是少了爱心和息争罢仇的动机，那就是天崩地坼。 诚然武功可以强身健体，但真正的强身健体是淡泊名利、清净无垢，尤其在这个物质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就更不能乱了自性，坏了佛境。佛是健心的、护生的、施爱的、守空的，守空就是信守无恨无利之空，守空有爱便是金刚不坏。它抗衡的是大强盗的核威胁以及所有的战争，它要实现世界和平，而不是遇难自保。 佛寺的功德应该是消除天下所有以互打互斗为目标的“武功”，而不是弘扬什么“武文化”。让世界通过武功认识中国佛教，其实是佛教的耻辱，它让许多佛教的信仰者深感不安。还是学学人家特蕾莎修女吧，用自身的朴素和清贫，获得精神的华丽和富足，用爱与人性去战胜一切，包括贪婪和瞋恨，包括空间和时间。 献身于信仰的人比如僧人，一定要警惕物质的侵害，断离俗尘首先要在朴实而低廉的生活状态中体现。僧人可以不创造财富，他们是被布施的人群，因为他们从事着高尚的净化灵魂的工作。但如果他们也电脑专车、手机数码地奢侈起来，就违背了为人类精神甘受清贫的信仰契约。它让我们思考：和尚存在的意义在哪里？ 多次听说“僧人也要吃饭”的说法。我以为维持最低生活水准，是僧人取信于社会的首要前提。社会敬重他们，正是因为他们以清贫为担当，以享乐为牺牲。而一旦他们放弃担当和牺牲，混迹于滚滚红尘，自己不敬重自己，那就是对信众的伤害甚至欺骗。一个自陷泥坑无力自拔却扬言救渡众生的人，众生如何信得过？ 佛教流传至今，就因为它坚守了人类的另一种价值：摒绝物质的虚无境界、寂美静雅的精神高度。心安茅屋稳，性定菜根香，僧人也；以不贪为宝，以不财为臧，僧人也；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而犹欢，僧人也；古来芳饵下，谁能不吞钩？僧人也。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非真僧人也。该是整肃自己的时候了，佛门！ 恬淡静守、安贫乐道是僧人对佛陀事业的继承，也是他们对众生的承诺。坚守信仰有时就是坚守原有的生活姿态。只有他们那种拒绝物质污染的生活才是最有影响力的信仰方式。与时俱进的可以是经济和政治，却不能是优雅的清贫、高尚的情操。梅花香自苦寒来的现代意义是：你不苦不寒就不可能梅放花香、万人赞赏。 世界越喧闹奢靡，佛门就越要清净无垢，否则你怎么成为净土呢？怎么会是精神避难的虚舍呢？怎么指导迷众走向物欲之外的澄门妙界呢？怎么能挽救众生脱离贪瞋痴妄的苦海呢？投身商界，放纵物欲，是佛教的自杀。穿着袈裟经商的人，对佛陀、对信仰、对众生都是一种伤害，不如丢开不渡己也不渡人的方舟，直接下海。 在这里我想引用不朽的尊者米拉日巴的临终证悟：轮回的世界里，积攒的要耗尽，造作的要坏灭，聚合的要分散，生了的要死去。无法避免的苦恼啊，什么时候消失呢？就在抛弃苦业，不攒、不造、不聚、不占的时候，就在求证无生之妙谛的时候。除了活命和证悟之需，什么也不要就是最殊胜的方便和禳解之法。 中古茹邱泽喇嘛舍弃布达拉宫峰座大活佛，去做一穷乡僻壤的乡长；香波王子拒绝伏藏大师的桂冠，扑向俗世的妈妈；仓央嘉措脱离宗教而成现实真佛，创办孤儿庄园。他们都是走向理想人性：佛法乃践行之法、济世之法、人性之法。有佛的人做官不贪，有爱的人经商不奸，有耻的人掌权必贤，有信的人为富必善。 为什么不能单纯朴素呢？单纯是因为质量第一，朴素是因为青春常在。不多余，不浮艳，铅华洗净。穿最简单的衣服，男人和女人的魅力就会递增；吃最简单的食物，身体的麻烦就会递减。单纯朴素拒绝张扬傲慢，它是谦逊的伴侣，在节俭而低调的平凡中收敛起高贵与魅力。君不见，水因善下能成海，山不争高自极天。 佛教食素，西藏的喇嘛食肉是因为不食肉就无法生存。天主教和基督教照理也不该食肉，看《创世记》就可知道。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使他们管理鱼、鸟、牲畜、昆虫。”神说：“我将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上帝的旨意很明确：动物是被管理的，植物才是被食用的。 营养学家说人必须吃肉，牛羊猪的肉富含锌铁钙。我想问的是：牛羊猪的锌铁钙是哪儿来的？是不是吃草吃来的？它们能吃来，我们人类怎么就不能？可见即使不吃牛羊猪，人体本身就能产生锌铁钙，这是自然赋予的本能，是生命的自我完善。如果你非要用牛羊猪补充，你自身产生锌铁钙的能力就会下降，这叫用进废退。 对食素，男人比女人更多一重担忧。其实食素并不影响那方面的能力，反而愈素愈强。不用科学考证，动物就能告诉我们：食肉动物大多一夫一妻，子嗣稀缺。食草动物大多以一当十，瓜瓞绵绵。一只公羊能让四十只母羊怀孕，牛马驼鹿类似。人类的祖先早就知道，所以生殖崇拜中有公羊公牛的图腾，却鲜有虎豹狮狼。 麇集越多越感到我不在人群里。来自天性的离群索居的心理，让我常常觉得地球上只有我一人行走，一人面对着所有已知和未知的神。是的，我那么警惕稠人广众，本能地以为人一旦群聚，就没什么好事，就会出现精神“踩踏”。众说纷纭或众口一词时，连呼吸都不是自己的。朋友，听我的话，千万别到人多的地方去。 所以我不喜欢人众、大众、群众这些词，不喜欢聚会、聚餐、聚集这些事。聪明的人一旦聚到一起，就都会变傻。反之，愚蠢的人只要独处，就都会聪明起来。你在独处中澄定而飞扬、雅静而灵动，神采奕奕。偶尔路过镜子，傻了：怎么还有一个人？这说明你真的聪明了，你滋生了幽默，懂得唯有你才是你终身的伴侣。 过去是“三人行必有我师”，因为人都知书达理，再没文化也知道礼义廉耻，就是赳赳武夫，也讲个武德，胜之不武的事绝对不做。现在的人都知书不达理，越往人堆里钻，就越自私越圆滑越提防越排斥。社会的默化、群体的影响基本都是负面的。所以就该是“单人行必有我师”，你的师就是你自己。自主走向清净，独立感悟人生。 宇宙哲学、人生思想、大块文章、最高智慧，都是一个人感悟出来的，不是一帮人商量出来的。释迦冥想而有佛教，耶稣独思而有基督。大禹独步天下，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孟子独善其身，陶潜孤生介立。伟大的孤独者连哭也要“独怆然而涕下”。一般讲，喜欢趋同从众、扎堆商议的人，智商都不高，也没什么大出息。 牛顿、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的成就，哪个是由集体研究获得的？拿破仑在孤岛崛起，雨果在独屿完成，哪个不是靠自己完成的？尼采说，谁终将声震人间，必长久深自缄默；谁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孤云飘走。叔本华说，思想家应当耳聋。孤立是被群体抛弃，独立是抛弃群体。二者都是考验。追慕孤独就是追慕坚毅。人生在世，须懂得自我放逐的价值。 第七章 我的思想微博 清净、光明、喜乐、慈悲 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它给与生俱来的“本有”提供了存在的理由，并使它光荣而流长。那么“本有”到底是什么？是清净、光明、喜乐、善良，是佛与上帝的信仰对人类神圣道德的守卫。在这里，欲望显得卑鄙而无耻。它在温饱祥和等自然需要之外扮演了撒旦的角色，诱惑得我们尽管知道它是罪性的源泉，却还在流连忘返。 人跟欲望的关系最讲究分寸：没了不行，多了便糟。欲望和人性会黏合成分币，并告诉我们分币的两面都是分币而欺骗我们。我想问：要是别人在你的天然秀发中插上满头艳俗的花，你是拔下来扔掉还是继续顶在头上？奢欲是爱情之外的强暴，是自然之外的添加，是人性之外的兽性。如果不是，它为何让我们败坏如斯？ 尽管我们坚信麦琪的礼物比赖昌星的凯迪拉克来得更真切，但我们仍然醉心于后者而孜孜不懈。打个比方，简单生活是你亲妈，奢侈追求是你后娘。你朴素美丽的亲妈还健在，你却给自己找了一个花枝臃累的后娘。为什么？社会越来越繁复华躁、虚伪不实了。但还是要记住，生活越简单越有质量，大境界、高境界都很简单。 人生的目标无疑是虚无，可我们对虚无不仅一无所知，而且避之唯恐不及。我们追求利益之丰、地位之高、房车之阔、奢华之极，直到变成欲望的奴隶和工具，境界低下，精神萎然，生命异化。其实我们更应该做的，一是求缺，二是求无，三是求净，四是求心性光明。在一无所有中求得一无所缺，才是人生的大境界。 如果你打算律己并利他，你就获得了信仰的关注，就不必进庙朝拜。信仰关注的并不是祈求和膜拜，而是仁爱、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以及所有对真理的践行。人活着，无情无爱便是罪。如果我们连有情有爱都不在乎，那么朝拜比不朝拜更糟。神会一眼认出你：那厮居然也来了。说到底你膜拜的不是偶像，而是你自己。 现实的污浊并不是我们放弃清洁的理由。心境和生活的距离也许恰恰就是我们观照自己的平台。如果我们希望别人善良，首先自己就应该善良。做一个好人并不难，有时仅仅做到不同流合污就够了。人活一世，没有必要事事迁就别人。如果你还有余钱，就给她一碗饭，你将自赏一天。被施和施舍都可能是喜乐的源泉。 烧香的人越来越多了。越多佛就越孤独寂寞，那份孤独是众里身单的孤独。因为佛完全被误解、曲解、拆解了。这跟背信弃义是一样的。许多拜佛的人，实际上抛弃了佛。佛一无所有，是断财归真、清净不为的象征，而我们却为贪欲而求、为痴妄而拜，公然拿污垢之心染濡神佛之意。越是万头攒集、香火弥天的寺庙，信仰就越荒凉。 恭敬心决定一切，而不是香火。连人都不愿待在烟尘污染的环境里，何况清洁如高山白冰的神佛呢。虔诚既是前程。心香一瓣足平生，无事澄然对天空。素人素心即可迎来清天丽地。真的信仰属于灵与肉的交汇，是极其私密的人天对话。在卧室静然完成的祈祷和忏悔是最有效的朝拜方式。种佛在心田，你有什么好怕的！ 最初，我们干净得难以想象：冰山来水、森林涌泉、云上高蓝、洁里清风，绿如滴露的翡翠、白似幻空的羊脂玉，晴朗的肉身中是冰心月魂。通透、虚无、光净至极。体无垢，心不染，绝了纤尘，来了光明。画图本无色，音乐石上流。心性纯粹到空空，澄净到你根本不存在，是无有和自性本身的显现。这就是明空赤露。 但我们很快失却清爽，污染来自家人、社会、后天的一切。金钱给你俗色，人际给你庸颜。权欲让你无耻，财欲让你无德。利益侵害而来，争夺发生在每时每刻。你是清澈的水，却被掺杂为酒、为奶、为含滓之泔、为烂泥之污。阴暗、愤怒、嫉妒，伴随着肮脏、下贱、可怜，痴妄不明、贪婪不洁、瞋恨不宁。你是谁？ 那么，就让我们回到从前，看看世间还有哪几样东西纯真而干净：婴儿的口涎、妈妈的奶水、青春的梦幻、初恋的情丝、爱到深处的目光、高山流水的友谊、悲情的眼泪、失悔的光芒。那时候神望着你，也就是天望着你。那时候你的心就是你的天、你的神。那时候你拥有心中的神和神圣的心，谦卑而高妙、广大而慈祥。 如果水中有滓，宁静就能使其沉淀；如果轻浮不沉，过滤即可清净。宁静和过滤便是除尘除垢的方法。如果水中掺奶，奶水不分，发酵并凝固，奶水自分；如果水中掺酒，酒水不分，敞开瓶口，酒精自会发散。凝固和敞开也是除尘除垢的方法。如果是污泥烂水，再也无法区分，那就心做种子，开出一朵芬芳鲜洁的莲花。 常听说修行修到最后就是傻子。理由是你无憎无爱、无牵无挂、无思无虑，你不是傻子是什么？世俗之中人人都在修行，区别仅在于有人有意，有人无意。无思无虑的是自我而不是心性。心性无碍就是禅化人生，做事而不沾滞于事，过水而脚不湿。过水不湿不仅不能傻，而且要有超人的智慧。所以说修行就是修出智慧。 为了使蓝天更蓝，天空有时会擦过乌云；为了使大海归静，狂风有时会掀起怒浪。当裸岩让森林更秀，遮蔽让阳光更亮，你会发现，一切黯然和伤悲都是阳光和开心的准备。如同我们因死别而痛楚时，无意中就分享了走向天堂的喜乐。历练着的人应该知道，在命运面前，人生其实没有幸与不幸的区别。苦难和幸福都是亲密伴侣。 信仰首先是自净的，其次是利他的。慈悲的含义就是：承担别人所有痛苦，给予别人所有幸福。尽管这是菩萨境界，凡胎俗骨万难做到，但至少我们应该明白向风慕义也是一种意境。当我们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时候，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就都与我们息息相关了。想做一个好人和做成一个好人，都有同等的质量。 想做一个好人和做成一个好人，都有同等的质量。善念和善举有时并没有区别。我这样说，是想解决愿望和能力的差距。很多事我们想做，能力却达不到，拥有的仅是同情和祝福。但我们不必沮丧，创造一个善良的气场，让美好显起名，让丑恶露其形，不也是侠肝义胆之举吗？你是高手你就上，不是高手你就喊：好啊。 那一刻我望着天空：在一阵乌云翻滚，雷鸣电闪之后，所有的都被宁静消融，被虚无化解。它们并不曾损害天空。天空把它们改造成阴晴的交替和喜怒的来逝，在向我们显示无常的秘密。永恒的只有阒然之空。空不是没有，空的境域里一切都有。当虚静和光明生起，心便能包容一切，并把一切融化为深刻而久远的喜悦。 放弃一切执着和不执着，放弃一切被执着的对象和不被执着的对象，回归自然天性：工作快乐就工作，思想快乐就思想。要明白你的天性由以下品质组成：从容淡定、平静安详、温文尔雅、乐观向上。贪婪、瞋恨、嫉妒、痴妄、郁闷、恐惧、焦虑等魔鬼还会来，但它们很快被接纳、降服、改造，成为喜悦光明的一部分。 我瞥见我的灵魂，那是净蓝之空，无尽的蓝空。我撕裂我自己，看到我的五脏六腑是那么干净。我清净，世界便清净；我光明，世界便光明；我喜乐，世界便喜乐；我慈悲，世界便慈悲；我脱胎换骨，世界便脱胎换骨。是我给了世界盛大的喧闹繁荣，现在我要给它更加盛大的虚无幻灭。我是神，我创造世界，茫茫空空。 第七章 我的思想微博 还有什么比么爱更悲伤 当我们已不再期待果实，秋天的意义便被看成是夏天的衰退。在这个衰退的季节里，冬天反而成了渴望：丰盈的白雪，充沛的寒冷。如果我们足够温暖，就想有一只冰凉的手能够塞进我们翅膀一样闭合的腋窝；如果我们和天地同凉共冷，就想有一种温暖能够散发在空气里朝我们微笑。孤独着，又缠绵着。这时候，所有的人都是少男少女。 雨巷的情景不多见了。撑着油纸伞的惆怅、芬芳的哀怨、寂寥的彷徨，早已被决绝的取舍驱散。欲望灿烂而有力，爱得狠，爱得干脆，或者干脆不爱。望着窗外的雨丝，我想，我为谁去撑伞守望呢？我爱的人们已是香车宝马了。生活富足着也贫乏着。贫乏的是爱，是爱的情调。你吃过没有咸味的盐吗？那就是你的爱。 突然想，人类至少有一半男女是有性无爱的。但我们不必沮丧。我们即使不能创造伟大的爱，也能收获迷人的性。性与爱分家时，快乐并不歧视任何一方。然而，前面毕竟有更迷人的风景：性爱合一的田园、无性有爱的月光。朋友，记住了，“爱”到最后才会出现，别让性挤掉了爱。因为你是最有爱最会爱的一个。 我们期待着爱情，有时会把它看成生活的全部。爱情却向我们隐藏了一个秘密：那就是失望和悲伤。无奈的悲伤和难言的失望显露了爱情的真相，让我们发现越明亮的眼睛越有天然的狡黠。放下来吧，一切期待，让我们活在还没有喝完最后一杯酒的此刻：莫扎特的《催眠曲》正在响起。睡吧，爱人！还是明天再喝那杯酒。 从生老病死的角度，爱情从来都是悲剧，无论你多么爱她或他，你都得跟她或他分离。从结婚生子或同居上床的角度，爱情又都是正剧，因为快乐伴随着你，延续你生命的孩子伴随着你。可见人世间的正剧是多么短暂，而悲剧又是多么地绵长恒久。没有结合就没有分离，我们找到了爱人也就等于开始了悲剧之旅。 如果我们没有爱，自然就没有悲剧。可是我们怎么能没有爱呢？就这样，我们明知前面是悲剧，却还是要义无反顾地走下去。所以说爱情的真相是悲剧，悲剧的真相便是爱情。现在明白了吧？原来让我们幸福快乐的是悲剧。悲剧主宰着人类，她的眼泪中有我们的笑容。所以人生并不是要防止悲剧，而是要感恩悲剧。 不管是爱情还是生命的悲剧，我们面对的都是时间。人类有可能占领一切空间，却无法得到时间的许可证。空间的无限其实就是时间的有限。诚然给我一根撬杆，我将撬起地球，但我们并没有在宇宙支垫起撬杆的时间。无望的不可战胜的时间要求我们牢牢抓住生活。朋友，每一天都不会白过，只要珍惜，就不是悲剧。 史铁生走了。是腾讯的杨菁哭着告诉我的。为了迎接没有眼泪的死亡，我们修炼了一世又一世。但眼泪还是喷涌而至。悲悯者的意识里，不管是谁的死，都是自己的死。才发现此时此刻，自己跟他一起死了。死去的还有一种傲然不屈的挺拔、一种直立天地的文学精神。天问：一个真正的作家为什么要死？他会转世吗？ 很早的时候，在北京我有缘推过他的轮椅，那天是在街上。1997年，我到青岛不久，他突然寄来一本书，是，用粗硕的蓝墨水签了名。我赶紧回赠了我的《荒原系列》。以后又有过几次通信。妻子去北京出差，我说：“你去看看史铁生吧。”她去了。回来后，我们一直在说史铁生独特的生活和独特的文学。 记得那次铁生在信中详细说明了他家的住址后写道：你来吧，我给你谈的事情很重要。我告诉铁生：我很期待。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期待也许就是我们活着的理由。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去。遗憾留到2010年的最后一天，冷风里他走了。我才意识到他把很重要的事情带走了。回来吧，铁生！我想知道，你要给我谈什么？ 史铁生的意义在于：他把最柔软的感情包藏在最坚定的意志里，像火山岩浆持续的涌流，让我们一再地感受到信力和能量的存在。他用不能行走的双腿完成了超越道路的苦旅，用无法言说的痛苦馈赠了温暖和爱情，用永恒不变的坐姿扛起了中国文坛最硬朗的气质。我们知道他需要来世，却依然自私地希望他挺拔在今生。 春节不过是在时间的丝带上打了一个结，好让我们坐下来，回头看看我们的贫穷和富有。也许我们富有的仅仅是悲伤和叹息，但毕竟我们远走他乡的初衷是不甘贫穷。是的，如果没有春节，就没有车站的排队、旅途的拥挤。在这些烦恼的背后，是我们活着的饥渴。中国人，总是在付出太多太多之后，才会有一点点幸喜。 春晚是包办的婚姻，我们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里进入娱乐。如果真的别无选择，我们就希望这唯一的来临能够满足我们的期待。我们期待艺术，期待幽默和欢笑的瞬间。春晚的质量真的可以用笑了几次来衡量吗？娱乐的兴趣代表国民的素质。在演出和观赏的默契里，有着我们对忧患的拒绝和躲藏在欢笑里的本能。 道德底线的下降，让春晚屡屡拾金不昧。前有郭冬临捡钱包，今有冯巩捡包包。不是想象力衰退，而是这事儿现在严重了：有拾金必昧的，有拾金不昧反遭诬陷的，还有设局讹诈的。只能一声叹息：不是自己的不能拿，如此常识居然也要弘扬？这样的节目不能说它不好。笑中藏悲，能让人冷冷地看到没有幽默的幽默。 在鞭炮的热闹中思考清净：不必张望世界，不必牵挂身外之事，让漂泊的心回家。你发现心在关注你，你也在关注心。打开身心，消散成气，了无痕迹。想我是最大的烦恼，既然我消失了，我的烦恼、痛苦、疾病又在哪里？这时你面对一个巨大的空间，繁星满天或碧空无涯。身心的空白出现了，这便是人生一境：求空。 沙沙雨憩。又看到蚯蚓爬上路面。它们为舒展生命而来，却总被一脚踩死。散步的时候我常会将它们捉起，放进路边的树林草丛。在它们眼里，我就是神。可在人眼里呢？当惊诧追随而来，我知道在对生命的冷漠中，我已经异样了许多。其实我们何尝不是蚯蚓呢！正有一双悲悯的眼睛，在预知灾难后，从天上悄然盯着我们。 柴达木冷湖油田，三十年前，大戈壁的老风口，突然有人喊：蚂蚁。我们围过去，看到一群蚂蚁爬过沙砾的缝隙。这是我们半月以来遇到的唯一生命。我们全体蹲下，看着，忘了吃饭和睡觉，直到夜色弥天、荒月照临。翌日早晨再去看，一个蚂蚁也没有了，失望得不忍离去，搬开沙砾找啊找啊，就像在寻找失散已久的亲人。 冷湖的蚂蚁让我明白：生命对生命的陪伴是如此重要，而所有的生命都有让自己珍贵的理由。当我们一次次地掠夺动物家园，捕杀消灭它们时，我们也就塑造了人类在自然界的魔鬼形象：人的渺小和人对自然界妄自尊大的主宰形成了一个大落差，好比一个愚蠢的国王，在杀掉所有臣民之后，才发现他正在自杀。 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讲义气的人是很难交到朋友的，因为你会给对方造成压力。你讲了义气他怎么办？他可从来没把义气当回事。功利的人只交功利的朋友，这样才可以“礼尚往来”。还因为你会拿衡量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结果发现除了你自己，别人都在标准之外。所以一个愿意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反而是没有朋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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