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惊变·毛泽东、张国焘从拥抱到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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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惊变·毛泽东、张国焘从拥抱到决裂》

正文第一章西渡嘉陵江，四方面军撤离川陕根据地

三月的嘉陵江，风寒水冷。初春的柔风，虽然吹绉了一江绿绸，但留给浩森江面的，仍然是冷冽和寂寞。

川北苍溪城南与间中之间的塔子山下渡口边，很远很远的峡谷平坝里，到处搭盖着简陋的工棚。新砍的杉树、青杠树支起一张张调残的褐色篷布，有的木架子上则搭盖着树皮或茅草。人们在工棚内外急匆匆地来来去去，搬运着笨重的木棒和木板。幽深暗蓝的丛林里，这里那里突然响着“叮叮当当”、“乒乒梆梆”的敲打声与锤击声。

早晨，红四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满怀心事地从总指挥部来到一号工地，查看部队造船的情况，身材瘦长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陪同着他。由于张国焘是个胖子，肥头大耳，加之步子走得急，又翻过几座大山，他那白皙的脸面已经开始沁出热汗来了，气喘吁吁。于是他不得不解开棉衣的扣子，摘下军帽，捏在手中。而精干的徐向前却气不长出，面不改色，好像散步来到这里。

张国焘看见一号工地上到处堆放着新伐的木材，有的已经割锯成一块块木板，散发出浓烈的松柏气味。红褐色的崖壁零乱地堆放着无数破铜烂铁。他知道那是用来冶炼准备造船用的钉子。有什么法呢？到哪里去弄这么多急需的铁钉呢？只有靠红军的双手自己去锻造了。

张国焘和徐向前朝崖壁走过去，想看看这些破铜烂铁究竟是些什么？兴许还能发现一两件“宝贝”。张国焘皱着眉头用肥胖的白手翻看着，见是几口破锅，还有一两只硕大的废钟。他注意辨认着一只弃钟上残缺不全的铸文，见是明朝万历年间锻造的，是阆中四十里远一间灵官庙的存钟。他心想，要不是渡江在即，像这样的文物古董，断不会毁掉，应该留给后人去考证。但眼下既要造船，就顾不得这么多了，不得不将它们击碎，投入化铁“炉”中去冶炼了。

然而，这深山野答中有什么化铁炉呢？张国焘抬起那双皮肉松弛的眼睛向崖壁下的平台望去，见那里有一个根深的坑，显然是红军才挖掘出来的。几个女红军正朝坑里投放木材。由于新伐的山柴水分很多，燃烧起来一阵“噼噼啪啪”炸响，像在燃放一串骤响骤停的鞭炮。湿柴的浓烟将女红军熏得眼泪直淌，红黑的脸蛋花糊糊的，山风将浓烟吹得四处飘散，远远望去，依稀的青烟中，似乎开放着几朵红山茶，特别是那顶八角灰布军帽上的红五星，一闪一闪的，极为鲜丽。

一会，几个年轻力壮的战士走过来，看见张国焘与徐向前便一个劲的呼喊，显得十分亲切：

“张主席！徐总指挥！”

“嗯！”张国焘点点头，微笑着说：

“二十天内，你们工地能拿出三十条船吗？”

“莫来头！张主席，不瞒你说，我们已经有三天没有闭过眼了，‘瞌睡虫’老早就被赶到嘉陵江里喂鱼虾去啦。”一个个子不高瘦筋筋的但却挺有精神的战士笑嘻嘻地回答着。

“好！”张国焘满意地点点头。接着又问道：

“你们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砸破铜烂铁来炼铁。”一个大块头的战士立即回答。

“哎——这口钟真可惜！”张国焘喟然长叹一声。

说着说着，这几个战士便挥起二锤、鎯头，铿铿锵锵地捶击起来，不时从扬起的铁锤鎯头下跳出几颗耀眼的金星。

张国焘与徐向前在造船工地上转悠着。一会他们钻进乱糟糟的工地，一会来到拉大锯的坝子，见战士们都在紧张繁忙地工作。一个个脱掉棉衣，光着头在干活。张国焘边走边满意地对徐向前说：

“看来，下个月渡江不成问题。”

“为了策应一方面军，指战员们劲头很高。”徐向前随意漫应着。

张国焘不无感慨地说：

“不是为了策应一方面军，我们也不会放弃川北苏区。前月接他们来电，说准备偷渡长江，要我们与之配合，协同作战。后来不知他们的情况如何？听说正在云贵川交界地区和国民党军队兜圈子，行踪飘忽，方向不定。刘湘的部队，正沿着长江设防，阻拦一方面军偷渡。他们能否偷渡成功？看来还是个问题。如果他们无此力量，我们自不愿贸然放弃川北苏区。”

徐向前思忖着说：

“中央和军委1月22日来电推断，他们必定要渡江。”

这时，三个身穿青布长衫，腰系白布带子，头上包着白布帕子的老头，提着黄黄的粗楠竹筒，从树林那边的小道慢步走来。他们一边走，一边大声武气地摆谈着，很快走近张国焘与徐向前的身边。

徐向前用一口半生不熟的四川话问道：

“老大爷，你们提那么重的东西走人户？到啷格地方去？”

一老者捋着颏下齐胸的胡须大声说：

“我们不到别的地方去，就到你们红军这里来。”

张国焘拍着手说：

“欢迎！欢迎！”

另一个脸色黝黑的者者上下打量着张国焘，见他穿戴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皮肤也白净，心想怕是个大官，于是试探着问道：

“我看你这个红军同志，怕是个首长吧。”

徐向前立刻对老人们说：

“这是我们的张主席张国焘同志。”

那个胡须齐胸的老者伸出大拇指，喜孜孜地说：

“嗨呀！大名鼎鼎的张主席，川北苏维埃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今天在这山旮旯里碰到了，算我们的运气。”

张国焘笑吟吟地对老人们说：

“老大爷，还没开春，天气有点冷，你们来这里做哪样？”

“你说做哪样？还不是为了你们。听说红军造船要桐油，我把自家点灯用的都拿来了，装在这节楠竹里。”那个个头高大的老头迫不及待地说着。

脸膛黝黑的老者吃力地摆动着手中的楠竹筒大声说：

“这也是我自家点灯用的桐油，全拿来了，支援红军。打船没有桐油怎么成？下水不坏事，才有鬼。”

长胡须的者头将手中的楠竹筒搁在地上，不停地摆动着酸软的手臂，深沉地说：

“我家为了嫁孙姑娘，在县城买了好些桐油来漆嫁妆，听说红军需要，乡苏维埃号召支援红军，我全拿来了。”

张国焘、徐向前被川北苏区淳朴的老农这种为红军为革命的奉献精神感动了，内心深处对川北苏区人民升起一层崇高的敬意。张国焘紧紧握着老人们的手说：

“我代表红四方面军感谢你们，感谢川北苏区人民！”

徐向前当即对三个老人说：

“你们献给红军的桐油就放在这里，不要再送到工地了，我们给你们提去。”

三老者拱手齐声说：

“那就多谢了。”

徐向前亲切地对老人们说：

“和我们一道去总部歇会，吃了中午饭再走。”

高个头老者摆摆手：

“不消了，我们家中还有事，不消客气。”

脸膛黝黑的老人说：

“红军和民众，本身是一家人。”

张国焘、徐向前送走了三个老人，手里提着盛满桐油的竹筒，慢慢朝工地走去，心里很不平静。

张国焘查看完造船的一号工地后，在他的特务员小金随卫下，与徐向前一起接着又到二号工地、三号工地转了一圈，傍晚时分才回到总指挥部。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设在县城一个宽大的祠堂里。祠堂全用大块的青砖镶嵌装修，古朴端庄，很有几分气势。歇山式屋顶，四角的檐口微微翘起。祠堂四周用青石镶砌着高大的石壁，石壁外面有一座石牌坊。青石壁上用钢钻錾刻着很多红军标语，字迹浑厚庄重。石牌坊的两侧錾有一幅对联：

张国焘居住在祠堂第二进院落的一间厢房。他拖着疲惫的双腿迈进自己的住室，感到浑身相当困乏，心里也不是滋味。

红四方面军准备西渡嘉陵江的渡江计划，是由张国焘亲自部署的。他亲自参加研究审定每一个可以渡江的渡口，最后终于选定苍溪县城附近地区的渡口。可是这个地段江宽水深，水流湍急，两岸多是悬崖绝壁，不易登攀。川军邓锡侯、田颂尧两部，重兵把守，扼险设防。在选定此处为渡江点的军事会议上，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多数持反对意见，认为这个渡河点太险，利少弊多，恐难奏效。唯有张国焘极力赞同，认为这个地方条件最好。理由是敌人决不会疑心红军会在此渡江，红军正可以利用敌人的疏忽麻痹大意，一举成功。这是张国焘将三国上的“空城计”反其道而用之，是他大胆采取的一个军事行动。这个计划虽然遭到部属的反对，他却不以为然，坚持执行。

张国焘利用敌人的逆反心理作了这个非同一般的选择之后，他的内心其实还是隐隐感到不安。他想到，如遇不测，譬如船只不能按时造好，或者船只修造的质量出了问题，都会功亏一篑。那时遭到袍泽们耻笑还是小事，造成部队的损失确是大事。于是他为之不安，今天一早便约着徐向前去造船工地巡视一番，勖勉激励指战员们认真努力完成任务，以不误军机大事。

为了西渡嘉陵江，早在2月中旬，四方面军总部就作了认真准备，在旺苍召开了水兵连成立大会，加强划船、推船和浮水的训练。水兵连由4个排16个班260人组成，都是从各军中挑选出来的。同时还建立了船工会，专为水兵连造船和修船。接着在旺苍的东河开始训练。时值严冬，寒风刺骨，河面上浮动着一层薄薄的冰块。战士们冒着严寒，破冰练习浮水，竟有两人冻死，但训练未停，一直持续下去。

水上训练看来基本可以了，现在的问题是造船。张国焘曾亲自布置三十军军长余天云和政委李先念去造船工地检查督促，作政治动员。预计渡江的时间一天天逼近了，现在还没造出一只船来，张国焘不免有些焦急。

张国焘清楚地记得，还是在1月下旬，四方面军发起广（元）昭（化）战役，准备歼击丁德隆旅，拟攻占广元、昭化两城，再向甘肃南部地区发展，寻机打击胡宗南主力的时候，突然接到中央政治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来电。电文说：“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计，决定我野战军（中央红军）转入川西，拟从沪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为使四方面军与野战军乘蒋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以前，密切地协同作战，先击破川敌起见，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湘）敌，而集中红军主力向西线进攻，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向嘉陵江以西进攻。”

在接到这一来电之前的十来天，四方面军驻节宁羌的时候，张国焘曾接到中共中央一封电报，说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的遵义召集过一次会议，其内容是确认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军事路线却犯了严重错误，主要是中央红军在江西苏区误用保卫苏区的口号，采取保守性的军事防御策略，放弃了游击战的优良传统，因而招致了军事上的失败。另外，电文还告诉四方面军，中央政治局增选毛泽东为常委。

其实，张国焘决定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还不完全是出于对一方面军的策应。早在头一年的10月，当一方面军脱离江西根据地，向西行动才几天工夫，四方面军就获悉了这一重要情报。张国焘大为震动，立刻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分析一方面军丢掉苏区，突然西行的原委。因为一方面军的这一重大军事行动，事先并没电告四方面军。张国焘是从敌人的材料里直接截获的。高干们在会上一致认为，一方面军的西行，是在敌人的压力之下，不得已采取的军事行动，是一种战略退却。而张国焘更进一步为一方面军在退却路上能否阻止敌人的追击而忧虑。心想一方面军中有那么多干部，共产党的要员几乎都荟萃其中，为何不能粉碎敌人的“围剿”？一方面军之不能在江西立足，应该说是对苏维埃运动的严重打击。苏维埃运动在中国能否胜利？还要打一个大问号哩！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看来大有推敲的必要。张国焘在得知一方面军突围西征的消息后，就开始在琢磨这个问题了。那么，如果四方面军老蹲在一个地方，不积极向外发展，什么时候都在应付敌人的“围剿”，长此以往，是否会与一方面军一样的被动，到头来咀嚼一方面军同样的苦果？而四方面军就地发展，又确有困难。因为四方面军的枪枝弹药，质地愈来愈低，兵力虽有5万，但实际能作战的枪枝不到两万，其中多属土制，几乎差不多是从四川军阀作战缴来的货色。如果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作战，才可缴获较好的枪弹来补充自己。再则川北苏区经过历年的战争蹂躏，粮食及其他物质资财均感匮乏，也不再适应5万之众的部队生存，要想发展，只有另图更张。

于是张国焘在接到中共中央要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策应一方面军的电报后，更坚定了他撤离川北苏区的打算。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既主动配合了一方面军，尊重了中央的意见，是一种听从中央调遣的表现。同时，也是自身的需要，不能不说是一箭双雕的万全之策。

但一旦作出撤离川北的决定，张国焘又不免有些犹豫彷徨起来。

1933年初，酒绿灯红的大上海，鬼影憧憧，租界里密探包打听四出活动，国民党的特务鹰犬横行十里洋场。中共中央由于王明错误路线作祟，以及掌握中央核心机密的顾顺章、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在上海呆不下去，不得不迁往江西苏区，将中央的一些负责干部分别派往各革命根据地去开展工作。作为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成员的张国焘，刚自苏俄归来，自愿去鄂豫皖苏区。他认为过去对这一带情况还比较熟悉，大好中原，正便于他纵横驰骋。如果以鄂豫皖为起点，再向北发展，以期在大江以北掌握更广泛的地区，这更令他心驰神往。因为自他投身革命后，在中共的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他总与党的方针政策相左，比如中共第一次与国民党合作，中共党员参加国民党这个问题上，他持反对意见；以后的南昌暴动，他又阻挠。他自认是中共的“少数派”，一直受到中共与第三国际的指责，被斥为机会主义的代表。加之在党内他又爱搞点小宗派，以致屡遭抨击。可他总是耿耿于怀，对中央与国际的批评不以为然，有时还认为自己受了委屈。因此，共产国际认为需要很好对他进行帮助教育，遂将张国焘调往莫斯科。这样做的结果也是为了让中共的领导好放手去工作，以免张国焘的干扰。张国焘同妻子杨子烈在苏俄一住就是六年，脱离了国内残酷的阶级斗争的异域生活，终不是那么的风平浪静，他又或多或少卷进莫斯科孙逸仙大学（中山大学）的风波，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瞿秋白产生矛盾，又同共产国际东方部中国部的负责人多有龃龉。他对自己在国内所犯错误在共产国际有关负责人面前，总是闪烁其词，或作诡辩。他始终认为自己“高明”，没错；要错也是中共的某些负责人或共产国际，或斯大林其人。这时，正好他所反对的李立三下台了，中共的领导权正由留俄回来的一些年轻人所掌握，他这个老牌的共产党人，应该回去“收拾”中共的“残局”，机不可失。于是在国际领导机构做了一番检查之后，斯大林才向他发放了通行证。

张国焘回国后，并没被国际所赏识，提高到中共领导人的地位，国际所信任的是像王明这样的教条主义的青年。他看到中央没有他的席位，于是当中央自上海迁往江西苏区分发其他高级干部至各苏区的时候，他主动提出去鄂豫皖，他决定在那儿甩手大干一番，打出一个天下来，再与中央理论。

1931年三月中旬，张国焘以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与军委主席的身份，来到鄂豫皖苏区，同他一起来的还有沈泽民与陈昌浩。从此，张国焘开始了他的5年游击生涯。

鄂豫皖苏区，原有曾中生等一批红军将领在那儿领导斗争。张国焘这个“钦差大臣”到了不久，借肃清“立三路线”、“整肃”为名，将曾中生、许继慎等一批重要干部削职的削职，查办的查办，砍头的砍头。曾中生原为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四方面军政委，也因张国焘的排挤打击，不断受到降职、撤职的处分。鄂豫皖军委会皖西分会主席兼四军十二师师长许继慎，竟遭到杀害。

红四方面军在蒋介石第四次大规模进攻面前，最终撤出这片血肉相濡的土地，不得不作开发川北新苏区的千里之行。

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红四方面军辗转来到巴山蜀水，一切又得从头做起。终于又开辟出新的川陕苏区。

四方面军于1932年底入川之后不久，张国焘、徐向前领导四方面军采取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的方针，在长达10个月的艰苦战斗中，四方面军以付出伤亡两万余人的代价，换取粉碎刘湘的“六路围攻”、歼敌人万余人的重大胜利，使川陕苏区空前扩大。东起城口，西抵嘉陵江，南至营山、渠县，北迄陕南的镇巴、西乡、宁强，总面积达42000余平方公里，人口400余万，建立了23个县和一个市的苏维埃政权。此时，红四方面军已从入川时的四个师、15000余人发展到4个军、8万余人。

从鄂豫皖苏区到川陕苏区的建立，四方面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张国焘付出了很大的心力与才思。不管是勾心斗角也好，打击陷害也好，明争暗斗也好，身体力行也好，发号施令也好，心毒手辣也好，甜言蜜语也好，体恤下属也好，虚伪矫饰也好，文过饰非也好，独断专行也好，拉帮结派也好，两面三刀也好，暗渡陈仓也好，明火执仗也好，见风使舵也好，个人奋斗也好，群策群力也好，张国焘终于学会了一套组织领导一支庞大武装力量的特殊技能。他以拥有这支庞大的军队而自豪，他以握有这支重要的武装力量而自重，他以控制这支庞大的军队而自恃。历史，终于没有辜负他5年来的苦心孤诣。当然，作为红四方面军的另一个领导人徐向前的功绩也是不能抹杀的，应该说与张国焘并驾齐驱。

今天，当红四方面军要撤离张国焘与之奋斗的川北苏区的时候，他不免有几分惆怅。特别是在一号造船工地碰见几位送桐油的老人，更牵起他两年来对川北苏维埃的种种回忆与思考，牵动起他的怀念与留念之情。四方面军与川北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使得他不免对这片土地眷念起来，而今又将转移到新的地方去。新的根据地又将建在什么地方？怎样去开辟？怎样去奋斗？苏维埃运动又如何发展？眼前的渡江计划能否实现？种种思绪，纷至沓来。

张国焘正在这样漫无边际、前思后想之际，陈昌浩走了进来。

陈昌浩的个头与张国焘差不多一般高，只是不及张国焘肥胖。面部轮廓分明，显得十分精干。张国焘对陈昌浩说：

“昌浩，我正准备找你呢？”

“张主席，有事？”

“白天，我与向前到造船工地看了看，战士们和工人们热情可嘉，下月渡江，看来问题不大。你要抓紧抢渡的训练，那是个关键，先遣营渡江成功了，全军才有希望。”

陈昌浩回答说：

“这方面的工作，余天云、李先念抓得紧。三十军人十八师二六三团先遣营，正在紧张地进行水上练兵，渡江演习，进一步熟练水上技术。战士们的情绪普遍都好，希望早日渡江。”

“昌浩，你对渡江后的战略方针，有何想法？”

陈昌浩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这个问题不是已经开过两次军委会，专门作过研究，以策应一方面军为行动目标吗？”

张国焘闪着狡黠的眼光接着说道：

“其实，策应一方面军，可以说是一句口号，也可以说是一个战略行动。”

陈昌浩有些困惑：

“此话怎讲？”

张国焘胸有成竹地说：

“接应中央，大义所在。以此动员全军，大有好处。而一方面军处在危难之时，我们也不得不设法与之配合。但一方面军人才济济，战将如云，都打了败仗，也不知他们是怎么搞的？今后，我们的前途如何？吉凶难卜呀！”

“是的，我们今后还要作艰苦的奋斗，四方面军的任务相当艰巨。”

张国焘不无忧虑地说：

“一方面军现在何处？情况怎样？不得而知。如何策应他们，也是个未知数。”

陈昌浩说：

“当然，只有相机行事了。”

张国焘接着说：

“我们渡江之后，完全进入新区，我看，我们只能根据自己的处境，来决定我们的政策，不能再照搬苏维埃的办法了。”

陈昌浩没有回答，似在思考张国焘的话。

张国焘接着感慨地说：

“你我泽民三人，从上海到鄂豫皖苏区，现在刚好4年，4年的光景，我好像做了一场恶梦，泽民在恶梦中殉难了，可以说革命到底了。留下我们后死的人，继续奋斗。这三、四年中，你配合我好，没有你的支持，四方面军不会有这个局面。”

“还不是你领导有方。”

“鄂豫皖我们一起奋斗的人，牺牲的牺牲，投敌的投敌，病死的病死，没有几个老同志了。像你这样在莫斯科系统学习过的人，又有理论，又有作战经验，又有领导才能的，就更少了。四方面军的担子，今后要放在你的肩上了。”

“张主席，你是党的元老，斗争经验丰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都拥护你，尊你为统帅。我水平低，没有当好你的助手，你要多多的指教。”陈昌浩恭维地说着。

张国焘摇摇头：

“其实，我知道四方面军的干部，不是都拥护我的，比如曾中生，就是一个反对派的头子。他现在怎么样？”

“曾中生自肃反以来，一直不服，特别是撤了他的军分会主席以后，意见更大，经常和一些气味相投的人在一起，攻击我们现行的各项政策。”

张国焘气愤地拍了一下桌子：

“曾中生是一个十足的反革命！要把他看管起来，不准他乱说乱动，扰乱军心。”

陈昌浩紧接过张国焘的话说：

“今天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曾中生的事。”

“什么事！”

“曾中生下午找我，说要见你，要你尽快安排一个时间。”

“是不是想翻案！”张国焘愠怒地说，“现在你通知他马上来，看他说些啥？”

“好！”陈昌浩退出厢房，消失在夜色中。

陈昌浩走后，张国焘背着手在屋里踱来踱去，心想如何对付曾中生的“反扑”。

不一会，陈昌浩领着曾中生来到总部，走进张国焘居住的厢房。

曾中生的脸庞，在桌上马灯的光照下，显得一片蜡黄，没有血色，眼神迟顿，精神萎靡。一两年工夫，过去四方面军的一位战将，竟被张国焘折磨成这般模样。

张国焘强装着一副笑脸对曾中生说：

“中生同志，近来身体不好吗？看你气色不佳，要多注意哩！”

曾中生瞥了一眼张国焘说：

“国焘同志，几时恢复我的工作？”

张国焘颇为“关心”地说：

“身体不好就休息嘛！等身体好了再说。”

曾中生憋着一腔怒火大声说：

“我不需要你这种关心，你这是软刀子割人，看起不厉害，实际上很厉害。”

张国焘睁大眼睛、怒视着曾中生：

“你不要血口喷人，对你姓曾的够客气的了。”

“客气？还没被你整死！”

张国焘提高嗓门说：

“你曾中生有那么多错误，还没改正，怎么工作呀？”

曾中生忿忿地问张国焘：

“请问张主席，我曾中生到底有哪些错误？倒想洗耳恭听。”

张国焘指着曾中生说：

“你执行李立三路线；你包屁像许继慎这样的反革命分子；你还有许多反党言行。”

曾中生反驳说：

“李立三是党中央的负责人，他有错，我如何知道？那是全党的事，不是我曾中生的发明。至于说到许继慎，完全是你张国焘整死的，许继慎没有错。”

“砰！”张国焘猛拍了一下桌子：“住嘴！你现在还在为反革命鸣冤叫屈，单凭这一点，就可以枪毙你！”

“你敢！四方面军不是你张国焘一个人的天下；不是你张国焘一个人的军队，你可以随便捕人、杀人！十足的军阀主义！”

屋里充满火药味，陈昌浩看见事情有点不妙，立刻从中进行劝说：

“好好说嘛，不要吵好不好！”

张国焘转对陈昌浩说：

“昌浩，这，你是知道的，许继慎是一个十足的反革命分子，这桩反革命案，还是你发现报告的，今天姓曾的大谈什么搞错了，不知是何用意？”接着又面对曾中生说：

“我看，就是由于你包庇重用了许继慎，他才这么大胆搞反革命活动。今天你曾中生想替许继慎翻案，办不到！你是不是还想听听关于许继慎的反革命罪行。如你不厌烦，我再重复一次。”

张国焘端起桌上的口盅，喝了一口茶水继续说道：

“许继慎师部的吴参谋，就是一个暗藏在我们内部的‘改组派’、国民党特务。前年肃反时，在他的公文箱中发现两封私通敌人的信件和一份通讯密码。信中的词句多是用这个密码写成的。而他的所作所为，许继慎都知道。这个反革命分子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联络许继慎向白军投降，等待时机，准备拖出一支部队。这不是反革命行为，还是什么？这件事，还是昌浩向我报告才知道的。”

陈昌浩在一旁点点头。

曾中生气愤地对张国焘说：

“你刚才说的，完全是一件假案，现在愈来愈清楚了。”

“嗯？”张国焘怒眼圆睁。

“其实，你张国焘并不是不知道，你就会借机整人，与你意见不和的人，你一个个置于死地。”

陈昌浩在一旁极力劝阻着曾中生：

“可不要这么说，我们的肃反工作，中央都是肯定的。”

曾中生否定说：

“但是问题不少，错杀了很多同志！许师长就是其中一个。刚才张主席说的许继慎反革命案，实际上是敌人的阴谋。我们中了敌人的奸计，敌人借我们的刀，杀自己的同志。你们说的所谓吴参谋的事，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有一个叫曾扩情的特务头子，以黄埔军校同学关系，派了一个名叫钟梅桥的人，到英山找许继慎，带着一封诡称许师长已经与敌勾结，表示欢迎许师长投降的信。这个姓钟的特务刚到达英山，即被十二师政治部逮捕。许师长光明磊落，连人带信一并送交四军军部。徐向前总指挥和我一起，立即审问这个特务，认为完全是敌人的阴谋诡计。于是连人带信和军部意见送交鄂豫皖中央分局处理，你张主席不问青红皂白，不尊重军部意见，竟将许师长杀害。我一直对这件事不满，你就说我包庇许继慎，还说我有许多反党言行，也要加以迫害。敌人利用送信的办法，挑拨离间，阴谋破坏红军的事，不是只发生在许继慎身上，国民党的大员刘峙不也曾给张主席送来一封信，说张主席派去的人已经会到，信上还有这样的词句，说张主席肯那样办乃中华民族前途之大幸，请趁早下手云云。当时沈泽民同志看后，付之一笑，认为显然是敌人挑拨我们内部自相怀疑的一种把戏。泽民同志并没把张主席当反革命处理。为什么曾扩情给许继慎送来同类性质的信，却成了反革命的物证呢？”

张国焘余怒未息地搔着脑壳，在屋内踱来踱去，不敢正视曾中生。

曾中生言有未尽，又接着说道：

“请问张主席，你到底要把我软禁到什么时候？再这样下去，我要向中央反映。”

张国焘斜睨了曾中生一眼：

“你的胆子还不小哩，敢密告我。我知道你对撤了军分会主席不满，撤了你的军政委不满，早就怀恨在心。告诉你，我张国焘没有错，是你曾中生错了，中央不会支持你的。”

曾中生红着双眼，饱含着热泪大声说：

“那我们走着瞧吧！”说完忿忿地离开了厢房。

曾中生走后，张国焘背着手不安地在屋子里踱来踱去。陈昌浩也感到不安，蹙着双眉站在方桌边不说话。

张国焘踱了一会，停下来对陈昌浩说：

“曾中生气焰嚣张，立即把他监禁起来，看管起来，防止出现变故。特别是以后和一方面军会合后，更要防止他同中央接近，谨防他向中央报告，如果留下来确实不利，干脆像这样。”张国焘挥起右手做了一个下劈的动作。

陈昌浩会意地睁大眼睛盯着张国焘，久久没有说话。

正文第二章强渡大渡河，历史的悲剧岂能重演

1935年初夏的一天。一方面军的刘英在行军途中突然接到李富春写来的一张条子，要她到中央队去报到，接替邓小平中央队秘书长的职务。

刘英感到有些突然，一点思想准备没有。但不管怎么说，命令得服从。心想去问问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这么大的“官”，怎么派上我啦。

刘英的个子小，好不容易跨上一匹黄膘马，离开驻地策马扬鞭朝地方工作部驰去。

刘英奔到总政治部，一下马便找到了李富春，一迭连声说：

“李富春同志，你是知道的，我一直是做群众工作的，中央队秘书长，我可干不了。”

李富春笑呵呵地说：

“刘英同志也谦虚起来了。不要紧，到了那里，自会有人帮助你的。我看你干得了，一定干得了，而且会干得好。”说完眨着一双神秘的笑眼。

刘英有股湖南辣子的泼辣劲，性格直爽，平时有什么说什么，直来直去，很少转弯抹角。而分配的工作再难从不推辞，总是克服困难去努力完成。如“扩红”，就曾得到中央的表扬。所以李富春笑她这回谦虚。而所谓“那里自会有人帮助你”，则有所暗指了，刘英心里明白。

刘英抿嘴笑了一下，脸上隐隐感到有点潮热。李富春正为别的事忙着，没有和刘英多说，笑着将刘英推上黄膘马：

“去，赶快去报到，人家等着你哩！”

刘英在马背上俏皮地朝李富春呶呶嘴：

“飞的李主任，你真会安排！”

刘英拿着李富春写的条子，来到中央队，恰好遇上毛泽东和王稼祥。

毛泽东一见刘英，就乐呵呵地说：

“刘英，你知道是谁提议你来的？”

刘英回答道：

“李富春同志。”

毛泽东摇摇头：

“不对，是我。在后梯队太累，你一个小女子，要拖垮的。小平上前方了，这儿有个女同志就行。”

刘英紧紧盯着毛泽东：

“小平同志能文能武，精明能干，他的工作我怕做不了。”

毛泽东同王稼祥一迭声说：

“你做得了。”

王稼祥向刘英解释说：

“前方需要加强，小平同志很有才干，调他到前方去，让他更好地发挥作用。”

毛泽东笑着说：

“不要紧，有人会在身边帮助你。”

正这么说着，洛甫走进屋子。

毛泽东当即故意对洛甫说：

“洛甫同志，刘英今天来中央队当秘书长，是我点的将，有何意见？”

洛甫是个腼腆的人，生活严肃认真，不大开玩笑，平时不苟言笑，甚至有时显得有点拘谨。他不好意思地说：

“老毛，你物色的人，还有什么不恰当。”

王稼祥说：

“老毛对刘英了解，他们是老乡。”

毛泽东故意反问王稼祥：

“老王，你的意见是我搞宗派？”说完哈哈地笑了起来，接着又说道：

“我是为总书记物色人啰。”

刘英在一旁也格格地笑了起来：

“毛主席，你硬是爱开玩笑，今后在你身边工作，你要多指教哩？”

毛泽东朝洛甫那边一呶嘴：

“他会帮你，他的水平比我高。”

洛甫亲切地对刘英说：

“你完全能做，工作不多，主要是做警卫队的思想工作。思想工作不做不行啊。你在这方面有经验。再一个就是管我们这些人的生活，开会时做记录。”

刘英点点头：

“这还行！”

毛泽东对刘英说：

“小平走得急，他的工作应该移交给你再走。可是前方有事，等不及了。你赶快去把存放中央文件的公文箱整理一下，特别是那些开会记录，要整理好。”

“是！”刘英遵从地回答了一声，随即走出屋子。

这样，中央队秘书长之职，刘英便算走马上任啦。

刘英走后，毛泽东对洛甫说：

“你没来时，刚才我同稼祥商谈了一下渡过金沙江后的作战方针。鉴于半年来的行军、作战，野战军颇有伤亡，会合四方面军，建立川西根据地，是当务之急。我们曾致电张国焘，要他西渡嘉陵江，策应我们，不知他们的行动如何？现在敌人封锁得紧，消息不灵了，我们如同聋子。”

王稼祥有点感伤地说：

“现在，一方面军的力量是弱了，如果四方面军的兵力强，两军会合，才能更好地创建新的根据地。”

洛甫接过王稼祥的话说：

“刚才，我从恩来那里来，军委总部三局通过各种途径，终于获得四方面军的情报。”

毛泽东与王稼祥同时无比关心地问道：

“怎么说？”

“大意是说，四方面军已于四月从苍溪秘密西渡嘉陵江，向西移动，取道通江、巴中，正向阆中、剑阁、昭化一带活动。”

不等洛甫讲完，毛泽东赶快起身朝悬挂地图的墙壁走去，一手插腰，一手在川北的范围内用心寻找间中、剑阁、昭化这几个地方，看看他们所在的位置。查找看后，毛泽东回到长板凳上坐下对洛甫、王稼祥说：

“从张国焘他们活动的大方向看，是在同我们靠拢。”

王稼祥马上说：

“这就好了。”

毛泽东说：

“我们应加强和四方面军的联系，两军争取早日会师。要随时注意四方面军的动向，把我们的情况及时电告他们。”

洛甫说：

“恩来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作了安排。”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吮吮下唇对洛甫说：

“部队通过彝族区后，很快就要过大渡河了，一会，我们到恩来那里去，研究一下渡河方针，石达开就是败在这里的。”

洛甫说：

“国民党的报纸说，希望我们成为第二个石达开。”

毛泽东说：

“要使蒋介石的梦想落空，我们必须作好渡河的充分准备，因为这又是一道天险。你去通知一下刘英，我们开会时让她作好记录。”

毛泽东不叫其他人去通知刘英，这件小事让洛甫去做，看来是“大材小用”。其实洛甫心里明白，是毛泽东对他的关心。他深知毛泽东是个有心人。

洛甫找到了刘英，把自己身上配带的自来水笔递给她说：

“政治局成员要在恩来那儿开会，老毛让你做记录，这支笔，暂时借给你用。”

刘英接过这支黑色杆子上面罩着一个黄褐色笔套的钢笔，端详着、抚摸着，十分宝贝。她记得还是1929年在莫斯科孙逸仙中国劳动者大学读书时用过这种笔，回到根据地就再没看到了。在根据地写文章做记录都是用毛笔、土纸，突围出来，用毛笔不方便，大部改用铅笔。

洛甫对刘英说：

“开会时，这支自来水笔属于你，开完会，你替我保管。如果不是我每天要写那么几百个字的日记，我可以把它送给你。不过，不要紧，这支笔我们两人共用吧。”

刘英笑了起来，亮着一对黑黑的眼珠。

洛甫陪着刘英朝周恩来住的地方走去。

5月的川西北，春意盎然。沿途的树木长出新的绿叶，葱翠一片。喜鹊鸣叫着在林子里飞来飞去，地上的小草一丛丛四处泛绿。他们穿过一片青杠林，走过一条小河，河上是用两棵木棒搭架的便桥，来到一片开阔的平地。只见坝子里种满一望无际的罂粟，正是开花的季节，五颜六色的花朵争奇斗艳，深红的，浅红的，暗红的，配以绿叶，无比绚丽。一对对蝴蝶在花间款款穿飞，蜂飞蝶舞，春光烂慢。刘英对洛甫说：

“山区不容易有这么开阔的坝子，竟种上这么多的罂粟，实在可惜。”

洛甫点点头：

“是啊！良田美土，竟为毒物所占，使人惋惜。要是种上粮食，该多好啊。难怪川黔两地吸食鸦片的人多。”

停了停，洛甫关心地说：

“刘英同志，老毛调你来中央队，说你在后梯队苦，怕身体受不了。”

“苦什么？苦惯了！我倒不怕，要说苦，二纵队三梯队也真苦，是全军的运输队，几乎苏维埃的全部财产——各种沉重的机器、印刷钞票的、文件的、造军火的，以及文件、银元、粮食、通讯设备等等，全靠运输员和民夫肩挑背扛人抬，负载极其沉重。我这个政治部主任也难当呐。思想工作不好做，硬着头皮也要去做。后梯队不亚于前方作战部队，有时比他们还苦。记得在湖南境内翻一座大山时，我们运输队的人和骡子跌下去不少，一夜只能走五、六里路。那些新入伍的小战士，挣扎着抬着机器一边悄悄走，一边悄悄流泪，都没一句怨言。队伍减员严重，民夫跑的不少，思想工作多哇。”

洛甫深抱同情地说：

“也真是。”

走着走着刘英身子出汗了，她松了松头上的帽子，掠了一下帽下的短发接着说：

“突围出来苦，在苏区不苦？不知你吃过蒲席包饭没有？”

洛甫笑着点点头：

“当然吃过，不吃就要饿死。”

刘英所说的蒲席包饭，指的是在瑞金时，每人只有一点极少的定量，做饭时，每人一个小蒲席包，挂上写着各自名字的牌子，放在锅里煮。蒲席包里，饭不像饭，粥不像粥，本来就是极粗糙的米，还混着不少砂粒。没有盐吃，大家就想法刮砖壁墙脚的陈年硝盐代替。因为饭菜没有味道，大家就拼命吃辣椒，结果纷纷生疥疮。硝盐又苦又涩，弄得疥疮又痛又痒，苦不堪言，刘英尝够了苦头。为此，卫生部长贺诚禁止吃辣椒，少共中央局还专门组织“轻骑队”检查执行情况，发现“违令”的，就以挑大粪作“处罚”。结果有些人就是甘冒挑大粪的“处罚”，也要违令吃辣子。四川、湖南人不吃辣子行吗？何况饭食是那样的粗糙乏味！

回忆起那些难忘的往事，艰苦的岁月，刘英内心冲动不已。

洛甫是个高个子，而刘英则小小巧巧，他俩走到一起显得有些不协调。以致洛甫说话时总是俯下头来，像和小妹妹交谈。而刘英讲话时则扬起头，似向敬爱的兄长、抑或师长请教。洛甫戴着近视眼镜，举手投足，一身斯文，温文尔雅；刘英直率，活泼开朗，有股倔劲。他俩的性格可以说截然不同，却走到一起来了，从在莫斯科认识至今，已有6年的光景了。

刘英回味着说：

“那时咱们的生活，也够清苦，嘴馋的时候，大家只有来一顿‘精神会餐’。”

洛甫笑了笑：

“四川人叫做过干瘾。”

刘英也跟着噗哧地笑了起来：

“过过干瘾也舒服啦，小平最会吹壳子，吹得听的人直咽口水。”

洛甫笑了，笑得比较含蓄，目光中流露出一层温存的意蕴。

刘英是长沙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首批学员，由于校长徐特立开明进步的办校方针，女子师范成为培养革命人才的学校。在共产党员教师罗学瓒、周以粟、陈章甫等人的教育下，加之学生中的共产党员谭国辅等人的影响，抱着读书自主自救思想入学的刘英，不久即被卷入革命的群众运动。刘英是在革命的高潮中参加革命的。1925年，20岁的刘英即加入共产党。大革命失败，中国革命遭到重大挫折，“马日事变”以后，长沙成了全国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地区，曾经与刘英朝夕相处，亲切地叫她“毛妹”的领导人王一飞、夏明翰、郭亮相继被捕枪杀。但是，也正是在许多人落伍、颓唐的时候，严酷的阶级斗争，使她受到一场严峻的考验，刘英变得坚强起来。斗争把她从一名普通党员、女学生推上了湖南省委候补委员、省妇女部长的岗位，成为一个忠贞的女共产党员。

就在这个时候，刘英认识了湖南省委秘书长林蔚，她向林蔚第一次表示了纯洁的爱情。可是他们结合仅仅才一个星期，1928年初，当刘英受省委派遣秘密到上海党中央汇报工作的时候，林蔚被反动派杀害了。刘英完成任务后回到家里，等着她的是无限的悲痛。刘英与林蔚的遗腹子，也因在湖南乡下生病而夭折。爱情，对于刘英来说太短暂了，何其匆匆？像天边的爝水，一闪即逝。可以说她还没有真正享受到爱情的甜蜜，便速尔离开了爱情。爱情对她的打击太大了，太残酷了。于是她抚慰着心灵的创伤，决定走出国门，到世界革命圣地莫斯科去求学，希望用为党的辛勤工作，来填补爱情留给她的空白。可是偏偏在那儿又认识了洛甫。刘英倒没在意，洛甫对她却好感起来。

洛甫在爱情上，也自有他的不幸。

洛甫20岁的时候，正笔耕不辍，以少年文学家身份跻身于上海文坛的时候，家里为他娶了一个没有文化的媳妇。思想活跃、渴求自由、具有新思想的洛甫，难与奉父母之命过门来的妻子相处，不得不离开南汇县祝家桥张家宅这个闭塞而又封建的本家，到大上海呼吸新鲜的空气，撇下嗷嗷待哺的长女维英与次女引梯。以后便孑然一身，投身革命，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中共的要员之一。

洛甫始终认为，他的第一次婚姻不属于他，他从没吮吸过真正的爱情的甜蜜，但自认识刘英后，他封冻的心扉敞开了，一缕春风钻进他的心底，终于唤起他对爱情的憧憬。

他喜欢刘英的人品；

他喜欢刘英的倔强；

他喜欢刘英在同龄人中的成熟；

他喜欢刘英对党的事业忠贞不渝的精神。

3个月前，当一方面军二占遵义的空隙，洛甫叫特务员将刘英找来，请她吃了一顿酸而且甜的醪糟，向她提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否不只做一般的同志。但忠厚的洛甫，说话不会转弯抹角，那样说的结果，竟没有得到刘英首肯，反而在他们之间造成一个颇为尴尬的局面。刘英的回答是：“我早有打算，5年内不结婚。”这似乎是有点唐突而又贸然的回答，使得洛甫吃了一碗“闭门羹”。刘英在婚姻问题上“固执”得简直令人不可思议。难道说，到这时她心灵上的创伤还没痊愈？还没抚平？还是由于环境太严酷，还不是考虑这件事的时候。

洛甫与刘英就这样摆摆谈谈，说说笑笑，不一会儿便来到总部驻地。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刘少奇、邓发、凯丰，都在那里，就缺洛甫和王稼祥。显然王稼祥因伤，行动不便，还没抬来。

洛甫与刘英一进总部办公室，毛泽东当即笑着问道：

“刘英同志，你今天把书记‘拐’到哪里去了，害得我们等。”

大伙哈哈地笑了起来。

洛甫在一旁不好意思地红着脸，像有什么秘密被人窥测到了似的。

刘英微红着脸蛋噘着嘴说：

“毛主席，你就会开玩笑！”

毛泽东接着又说：

“你们这么亲密，注意点啊，宿营的时候，提防我们派‘监察委员’‘监察’你们的行动，别犯规。”

大伙笑得更响了。

刘英的脸庞一下红了，娇嗔地说：

“毛主席，你——”

王稼祥用担架抬来了。

周恩来收敛了笑容对大家说：

“人到齐啦，现在我们开会吧。主要研究野战军强渡大渡河之事，以及过河后的行动方针。请洛甫同志主持。”

通过讨论，政治局责成军委对野战军强渡大渡河的军事行动作了部署。迅速北进，争取战机，早日过江，进到川西北地区，会合四方面军，建立根据地，是目前的战略方针。会上指出，野战军渡过金沙江北上后，敌人已知红军会北渡大渡河入川西。敌人正想利用大渡河天险，大小相岭及凉山等地的隔阻，彝民与红军的隔阂，阻挡红军。企图以刘湘、蒋军两部突击红军于大渡河南岸，另以川军刘文辉、杨森、郭勋祺在北岸层层扼阻，破坏红军的渡河计划。因此，军委特别强调各兵团应以积极、迅速、坚决、勇猛、果敢的行动，消灭阻止野战军前进之敌，以急行军姿态迅速过河。在渡河一时不可能时，必须准备进行较远道的迂回，或留在右岸进行一时期的作战行动，以觅机再渡大渡河。中国工农红军决不能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石达开，历史的悲剧已经终结，不能重演！

开完会，洛甫走到刘英跟前，从桌上拿起刘英的记录认真地看了一遍，审查是否把开会要点全记上了，然后用自来水笔将记得不恰当的地方改了改，温和地对刘英说：

“记录我收下了，交给我保存。”

刘英心想，洛甫工作挺认真。

开会的人，陆陆续续的走了，只留下毛泽东、洛甫和刘英三人。

毛泽东对洛甫说：

“现在没事了，老张，放你几个钟头的‘假’，陪刘英同志玩玩。”说得他们二人很不好意思。

刘英看见毛泽东的头发很长，许久没有理了，后面的长发全遮住后颈，前面的搭拉下来可以盖住嘴唇，几乎和一个女人没有区别了。于是对毛泽东说：

“毛主席，你应该理理发了。”

毛泽东随口答道：

“打了胜仗再理。”

“理了再打胜仗不也一样嘛！”刘英争辩道。

“不一样，是两回事。”

“怎么会是两回事？”

“打了胜仗才理，说明我们的决心，理了再打胜仗，鬼才知道能不能打胜仗。”

洛甫在一旁抿笑了一下，心想毛泽东真会“诡辩”。

刘英看见没有说服毛泽东，不服气地说：

“头发这么长，不卫生，还是理了好。”

“这，你就管不着了，干净不干净，不在表面，在内心。我是不在乎外表的。”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回答着。

刘英嘟着嘴说：

“你叫我当你们的秘书长，不是规定要管你们的生活嘛，这，怎么不该管？”

“嗯！这个——你可把我问住了。”毛泽东嘿嘿笑了起来，接着又说：

“好！好！接受秘书长的监督，等部队顺利渡过大渡河后，一定理。”

毛泽东、洛甫、刘英在总部吃了晚饭，毛泽东因还要同周恩来具体研究抢渡大渡河的计划，今晚就在总部留宿，不回中央队驻地了。擦黑，刘英点亮一盏马灯，与洛甫一道返回中央队。

一路上，刘英心里有些不平静，许多往事一下汇于胸中。想到在苏区与洛甫接触时，同志们总爱拿她同洛甫开玩笑，或者有意将他们二人连在一起。突围西征以来，每次去总政治部找李富春，如遇上洛甫，只要蔡畅在场，蔡畅总是笑着叫刘英。有一次，还要刘英快给洛甫煮醪糟吃，是否要刘英“回报”二进遵义时洛甫对刘英的招待？刘英心里纳闷，心想那次吃醪糟，怎么传到蔡畅耳里？肯定是特务员小彭将她“出卖”了。因为当时只有小彭在身边。

洛甫的眼睛不好，刘英手中的马灯总是尽量照着洛甫脚下的路，生怕他因视力不及而跌跤。开始，他俩默默地走着，各想各的心事，不说话。当然洛甫比刘英想得更多，他还想着下午研究的抢渡大渡河的事，太平天国一代名将石达开就是败在大渡河边，让清朝曾国藩的兵收拾掉的。红军面临的危机依然存在，部队能否过大渡河，这又是一个关键，一道难关，洛甫为此颇为忧心。

洛甫对刘英说：

“我们前面是天险大渡河，敌人有重兵把守，后面有几十万敌军追赶，西面是人烟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我们遇到的困难不少啊。”

刘英十分关心地说：

“听说太平天国的一支部队，就是在大渡河边覆没的。”

洛甫回答说：

“七十多年前，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被清兵逼到大渡河边，他的部队已经渡过去一万多，这个时候他的妻子正生儿子，石达开决定要大庆一番，又召回渡过河的兵士，于是对岸被清兵抢占。就这样石达开失掉战机，进退失据，终于全军覆灭。”

刘英感慨地说：

“这简直是一个历史悲剧。石达开不应该为了一个儿子而葬送全军。”

洛甫调侃地说：

“因为是王子嘛。”

刘英颇为关心地说：

“我们到了大渡河边，不能延误，得迅速渡河，不能让历史悲剧重演。”

洛甫回答道：

“那是当然，下午我们已经研究了渡河方针，周恩来去具体执行。”

他俩既然已经打开了话匣子，也就不像开始时那么拘谨了。刘英看见手中拎着的小马灯很亮，红红的小火苗在山区的夜里一闪一闪，像一只萤火虫在暗夜里飞动着，闪着清亮的光辉。她心想，如果没有小马灯，他们不知要摸索多久才能返回驻地。这小马灯真好，于是高兴地对洛甫说：

“在黑夜里，这小马灯倒是顶亮的。”

洛甫接着刘英的话说：

“这是‘流萤’（刘英）嘛！”

洛甫的意思是暗指刘英的个子虽小，但很有光芒，借题夸耀刘英。

刘英心里暖融融的。

刘英突然想起毛泽东告诉过她的一件事：说的是部队在经过湖南的山区时，一次洛甫骑在马背上打瞌睡，不小心从山上跌下来，所幸马没跌死，人没受伤。毛泽东知道后为此写过一首打油诗，当着她和洛甫的面念过，用这个来开他们的玩笑。刘英想起此事，心里感到一阵温馨和诙谐，竟下意识地格格笑出声来。

“笑什么？”洛甫感到纳闷。

“笑你过湖南从马上跌下来，毛主席写过打油诗笑你这个大书生。”

“那时也太困了，没天没夜的行军，还有不跌跤的！你还记得老毛写的那几句诗吗？”洛甫笑着说。

“记得，我念给你听。刘英有板有眼地念起来：

“洛甫骑马过湖南，

“四脚朝天滚下山，

“人没受伤马没死，

“菩萨保佑你平安。

“是不是这样？”

“大约是这样，你的记忆真好，我差点搞忘记了。”洛甫点点头说。

刘英温存地说：

“毛主席很风趣，真爱开玩笑。”

洛甫笑着说：

“他是‘趁火打劫’，人家跌跤了，还开玩笑，拿人家来开心。”

刘英‘不以为然’地回答说：

“当时你从马背上跌下来，一定很狼狈，惹得大家好笑，毛主席写首打油诗让大伙高兴高兴，赶走疲劳不也很好嘛。”

洛甫说：

“老毛也有严肃的时候，严肃认真起来，使你难予接受。过去在江西苏区的时候，我和他有一些接触，但真正对他有一点了解，还是突围出来，在行军路上。”

刘英侧着头注视着洛甫的脸庞：

“你说说。”

“记得在出发以前，最高三人团决定将我们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毛泽东坚决反对，不同意这么作，说这样不利于集中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最后，三人团采纳了毛的意见。宿营的时候，老毛又提议，要我和王稼祥同他住在一起。于是，我经常听到他批评过去中央的领导，言词相当激烈，有时近乎于尖刻。他认识问题相当深刻，批评起人来，有时也不大讲情面。特别是政治原则问题，观点鲜明，鞭辟入里。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军事上的问题，大家多听他的。虽然会上明确，让他协助恩来指挥，但恩来谦虚，十分尊重老毛，多以老毛的意见行事。老毛对政治问题，一点不马虎，生活倒很随便。”

刘英拎着马灯，一边小心翼翼地走着，一边注意听着洛甫的谈话。

“哐当！”洛甫的左脚不小心踩在一个低洼的水坑，鞋袜全湿了。刘英怜惜地说：

“当心点，不要又来一个‘四脚朝天’哇。”

洛甫站着甩着鞋上的积水说：

“只顾和你讲话，没有注意看脚下。”

停了一会，他们又继续赶路。

洛甫感到对毛泽东的话还没讲完，想了想又对刘英说：

“老毛有时也有点偏激，把问题看得过重。比如前不久的会理会议，林彪是应该批评的，在困难的时候，多走一点路算什么？不应该提改变前敌指挥，对遵义会议的领导不应该产生动摇。在这个时候，直接和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是必要的，林彪不应该大惊小怪。可是老毛说这是右倾机会主义行为。这样就把问题看严重了。同时还连带批评了我和彭德怀。其实，要彭德怀出马，也只是林彪的想法，与老彭无关。我在中央负总责嘛，林彪有意见，自然给我反映，怎么可以说是我们串通一气来反对他哩！当时，我感到受了委屈，想声明，说说原委，但一看老毛在气头上，为了战胜危机，扭转部队的被动局面，老毛和恩来也够辛苦，老毛也焦急，当一听到不对的意见，就沉不住气啦。老毛对我的误解，以后再找个机会说说，我想以后总是有机会的。不过，老毛虽然对我有意见，有事还是爱找我商量，倾听我的意见，只要认为我的意见有道理，他就采纳。我有事，也爱同他商量。他有战略眼光，看得远，有魄力，也十分讲究斗争艺术。这段时间，没有他与恩来的指挥，部队还要遭到更大的损失。”

听了洛甫的一席话，刘英对洛甫又有了进一个的了解：为了领导人之间的团结，合作共事，自己甘受一时的委屈，这种相忍为党，相忍为革命事业的品质，深深打动了刘英的心。

刘英默默地承受着洛甫的爱与毛泽东他们的关心。刘英对于洛甫，已经由尊敬而转变为爱恋了。但她心底打定主意，这个问题，现在不说，一心工作。刘英在婚姻问题上，何其‘固执’啊！

第二天下午，刘英有事到毛泽东那儿去，踏进毛泽东的房间，刘英看见毛泽东刚起床，正在洗脸。毛泽东眨眨眼说：

“昨晚我在总部只睡了两个钟头，今天上午回来补了一下瞌睡，刚睡醒。”

“你昨天不是说，要看看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记录稿嘛，给你送来了。”

“啊——让我看看”。毛泽东乐呵呵地说着。

毛泽东洗了脸，然后又用那张原本是白色，现在染满汗渍已经变成浅黄色的洗脸毛巾洗脚。两只粗大的脚板，在木盆里像个小孩一样交替上下击水，发出一阵“乒乒乓乓”的声响。刘英看见毛泽东用洗脸毛巾洗脚，感到不卫生，当即制止说：

“毛主席，你怎么洗脸洗脚用一块毛巾！等打下了城市，再发一条给你，这样多不卫生呀！”

毛泽东将双脚踏在木盆边沿，扬起头对刘英说：

“你以为上面比下面干净吗？你看，鼻子和嘴这才脏呢？脚板成天套着袜子、鞋子，保护得好好的，比嘴巴鼻子干净。”

刘英笑了，心想毛主席真会讲，横说竖说都有理。

毛泽东边拧毛巾边说：

“这毛巾还是打下遵义发的纪念品，你看上边印着‘遵义纪念品’几个红字，是‘三友实业社’出的。我喜欢它。”

毛泽东洗了脚，穿上鞋子，站起来，然后点上一支香烟吸着，在屋里踱来踱去。他问刘英：

“昨天和洛甫谈得如何？”

刘英眨眨眼，神秘地说：

“我向他说了，我不找爱人，5年不结婚。”

毛泽东停下来说：

“那可不行啊，让人家等那么久，你知不知道，洛甫已经是三十五岁的人了。”

“三十五岁，与我何干？”刘英娇嗔地回答说。

“你是一个革命者，有责任帮助一个同志嘛，洛甫是个好同志。”

“这我知道。”刘英点头。

“知道就好了。”毛泽东笑微微地说。

周恩来走进屋来。

刘英知道周恩来一定有事找毛主席说，便迅速起身告辞。离开的时候，亲切地招呼了一下周恩来。

毛泽东问周恩来：

“有事吗？”

“刚才接到三局报告，四方面军正分两路向北夺取平武，向西夺取北川，正在与胡宗南部队周旋。他们的战略方向是西向岷江地区，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建立川西北根据地，迎接中央红军北上。又闻四方面军已在北川、茂县、理县一带少数民族杂居的地区，成立了‘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

不等周恩来讲完，毛泽东插了一句：

“这又是张国焘的创造发明了。”

周恩来接着说：

“张同焘还在茂县成立了‘中共西北特区委员会’。”

毛泽东感到惊讶：

“他怎么没有请示中央呢？这件事，可能洛甫也不知道，没听他讲过。”

周恩来说：

“国焘看见我们被逼了出来，可能认为苏维埃运动不适合中国，竟怀疑起苏维埃不能在中国成功。”

“不管怎么说，应该给中央通报一下。”毛泽东断然说道。

“中央处于流动状态，他们可能不便于联系。”周恩来解释说。

“这个人是有点独出心裁，有时特别不大爱听招呼，凭个人意志办事。”

“他的行动，还是在配合我们，策应我们，这点还是好的。”

毛泽东沉思了一下，意味深长地说：

“这个人难驾御哟！”

周恩来琢磨着毛泽东的话，没有再说什么。

正文第三章会师在即，四方面军准备迎接中央红军

5月的岷江，已是一派初夏景象。两岸的山绿了，草绿了，映山红在岩畔露出红红的笑靥。江风吹在人身上，像一匹看不见的绸子在轻轻抚摩。

岷江西岸的深山里，有好些四方面军的战士在绿荫深处开采石头。他们穿着灰布军装，也有穿青色的，头上戴着一顶大帽檐的八角帽。他们“嗨哟嗨哟”地用力敲击着石头。一个叫赵海云的青年战士唱起了川北民歌——

“想媳妇啦！”一个长满络腮胡子名叫周炳清的战士对赵海云说。

“你不想？”赵海云笑着挥动了一下手中的二锤，瞅了周炳清一眼，快活地说着。

“光棍一条，想也白搭。”周炳清泄气地说。

赵海云停下手中挥动的二锤，对周炳清说：

“我们要和中央红军会师了，听说中央红军强得很，人马30万。”

周炳清瞟了赵海云一眼：

“谁说的？”

赵海云嘟囔着嘴认真地说：

“你还不知道，是陈昌浩总政委在大会上讲的。‘欢迎30万中央红军’的口号喊得震耳响，你耳朵聋了？没有听到过！”

周炳清想了想，高兴地说：

“30万！好多的人哟，比我们的人多得多。还有中央，本领更大，今后要打胜仗啊。”

赵海云抹了一下额头上沁出来的一串热汗，甩在岩石上，喜滋滋地说：

“我问你，你知不知道我们开石头来做哪样？”

“咹！赵海云，今天你考起我来喽，采石头，熬盐巴嘛。”

赵海云笑了笑：

“我还以为你当真的不晓得哩。因为连欢迎30万中央红军那样响亮的口号，你都不知道。”

四方面军为了筹集慰问中央红军的物资，部队一面走家串户，发动群众，一面筹集粮食，羊毛、羊皮、牛羊、茶叶等物品。但这一带少数民族地区，盐巴极缺，部队决定到山里开采石头来熬盐，不是说所有的石头都能熬盐，仅有一种白色的石头才含有盐分。所以战士们将开采出来的石头还要筛选一遍，去掉杂石。

盐，对于红军来说，太金贵了。食而无味（应该说是食而无盐）的日子，红军是尝够了。为了迎接一方面军，四方面军首先想到的是一定要将盐准备好，采集不着，就发动战士甩石头来熬制。

山下的红军驻地更是热火朝天，有的坐在草地上敲打着山上运下来的石头，叮叮当当地响个不停。他们要将石头锤成细细的石粉；有的在地上垒起来的土灶里填柴，柴火烧得旺旺的，火势猛烈，灶上大铁锅里的水沸沸扬扬，一个劲的翻滚。这里就是红军食盐“加工厂”。战士们忙碌地走来走去，搬这搬那，有说有笑。他们心里装着一个信念：“作好准备，迎接中央红军。”两支部队就要会师的喜悦，荡漾在驻地的每一个地方，弥漫在深山老林里。

在草地边缘远远的地方，一个30多岁的中年人离群索居地坐在那里敲击着碎石，几乎不被人发觉，他的嘴边丛生着长长的胡须，缭乱不堪；双颊瘦削，眼睛凹陷，没有光泽，身上的军衣皱巴巴的。他一个人不声不响地敲着，和谁也不说话。大伙累了，起身休息，他也不起来，一个人不紧不慢地敲打着，像一只孤雁。

赵海云和周炳清抬着满箩的白石，来到熬盐的工地，看见战友们都在歇气，没有干活，唯独一个人低着头仍坐在草地上敲石，感到奇怪，赵海云走过去，吃了一惊：

“这不是曾政委嘛，好久没有见了，瘦成这个样子。”

周炳清迎上去，大抱不平：

“曾政委，谁安排你干这苦活？”

曾中生向他们点点头，表示对他们关心的感谢。然后平静地说：

“我自己来的，我也要为迎接中央红军尽一点力。”

赵海云不解地问曾中生：

“听说你犯了错误？”

曾中生摇摇头，苦笑了一下。

驻地上敲石、熬盐的战士，一听说曾中生的名字，都围了过来。因为他们开始在鄂豫皖斗争时，就是在曾中生的领导下。以后，就逐渐没有听到他的大名了，好像一缕青烟倏忽被一阵巨风吹灭了。

昔日红四军赫赫的统帅，今天为何变成这般模样，战士们不解。

有的在窃窃私语：

“听说是执行李立三路线，犯了错误。”

“包庇重用反革命。”

“听说是反党分子。”

“不单是反党分子，还是反革命。”

在战士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的时候，曾中生似乎朦朦胧胧地听清了一两句。他感到有些悲凉，像严寒的冬天浇了一身冰水。但他不想和战士们多说什么，因为在这些对上层“斗争”可以说一无所知的战士面前，任何解释都显得苍白无力，搞不好还会引来麻烦。于是，他决定对自己的事咬着牙，守口如瓶。

曾中生站起来对大伙说：

“同志们好好干吧，中央红军很快就要来啦，党中央很快就要来啦，给他们多准备一点礼物。”

曾中生在提到党中央时，声音特别大。

曾中生作为一个老同志，老上级，他感到任何时候都应该鼓励战士们的热情。何况他日思夜盼的中央红军即刻就要来到。他殷切期望着这一天的到来！见着中央领导，他要赶快报告他的问题，澄清他的是非，重新好好为党工作。以致，当他在被张国焘派人看管的期间，一听说为迎接中央红军而采石熬盐时，他便说服看管他的战士，请假来到制盐的工地，干起活来。

曾中生将他的一腔希望，全部寄托在两军会师上，他多么想冲出牢笼，重展翅羽，再上疆场，为党效力！

战士们将熬制出来的盐，用木瓢一瓢一瓢地从大铁锅里舀在箩筐里，一片灰白色，凝聚成不规则的盐坨坨。一个战士用食指沾了一点口水，再抹抹盐块，放在嘴里尝了尝，高兴地说：

“哟！还相当咸呢，要得！”

一个战士拍起手来，边拍边喊叫：

“成功呐！成功呐！这下中央红军有盐吃呐！”

战士们用包箩将熬制好的盐巴，挑到总经理部去。

总经理部（即四方面军后勤部），负责筹集慰问中央红军的物品，当战士们挑得满头大汗上了大路经过总经理部分设的粮店时，看见战友们将一箩一箩的青稞、玉米正往粮店抬，还有一些汉族与藏族的青年小伙夹在中间。粮站内的玉米、青稞堆成一座座金黄色的小山，快漫出粮站的大门。后来的战士不得不用力地往玉米堆上倾倒，高处的玉米便一个劲的往下滑落，只听一片玉米“哗啦啦，哗啦啦”的向下滚落声，像一道道金色的小瀑布在不断向下倾泻。

歇歇气，送盐的战士继续朝总经理部走去。一路上，他们看见战友们在驻地四周忙碌不休。有的在打草鞋，有的在剪皮衣，有的在撕羊毛，有的在捻毛线，有的在学织毛衣、毛背心、毛袜子。他们心想，这些可能都是战友们为了迎接兄弟部队而在作准备吧，因为过去从没看见大伙干这些活。这一带地区是藏汉杂居区域，以藏族为主，还间有回民与羌民，他们以畜牧为主，多牛羊皮、羊毛，这些都是过冬御寒极需的物品。如果照陈昌浩宣传的那样，迎接中央红军30万，那么，该需要多少东西啊，因此忙坏了四方面军的战士。

为了进一步做好迎接中央红军的工作，张国焘在茂县四方面军总部召集了一次总指挥部会议，他在会上对大家说：

“据总部电台报告，目前一方面军正欲偷渡大渡河，搞不好，会走石达开的下场，但愿他们成功。从他们的战略方向来看，决心向北发展，来与我们会合。我们应立即实施策应计划，三十军由汶川渡岷江，经理番、懋功，直指大渡河，扫除这一带敌军，以便一方面军安全渡河；第九军和第三十一军，则由江油、平武前线撤至北川、茂县地区，对付这方面的敌人。第四军北向松潘，作为我军北面的屏障。这样的部署，诸位有何意见？”

徐向前说：

“同意国焘同志的安排，我们自撤离川陕苏区后，敌军对付我们，简直是如影随形。我们前进一步，敌人则跟进一步。我九军与三十一军如撤至茂县、北川地区，势必与处于优势的川军在这一带的东南地区发生激战。这些地方，林茂竹丰，山高岭峻，我们可乘此复杂的地形同敌人展开游击战，分头截击敌人。”

陈昌浩说：

“四军如果北向松潘，胡宗南的军队会及时赶到，那么，四军将与胡敌激战于松潘县城或附近地区。万一胡宗南占领了松潘县城，四军可控制松潘以南的险要阵地，扼住敌人不至于南下威胁茂县。”

张国焘面向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问道：

“树声同志，你的看法呢？”

王树声说：

“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冒险犯难，说明来与我们会师志坚。他们走了六、七个月，难免有所损失，我们除在军事上做好策应的部署外，在物资上，也应作好接应的工作。”

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接过王树声的话说：

“总政治部已经作了一些安排，己动员部队做好两军会师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要求各部队层层深入动员，坚持战斗岗位，多多消灭敌人，认真执行民族政策，大力筹集和捐献慰劳品，用这些实际行动来迎接兄弟部队。”

傅钟在汇报的时候，张国焘满意地不断点头。

徐向前又说：

“川西北高原，气候多变，昼暖夜寒，我们要多筹集些羊毛、皮，用来制作毛衣、毛袜、毛背心。另外，根据我军西征转战的经验，炊具易丢失，伙夫不够用，部队经常开不上饭，直接影响行军和作战。估计一方面军，在转战途中，也会遇到同样的困难。基于此，我提议从各部队抽调一批炊事员，带上粮食、盐巴、炊具，同前卫部队行动，会师后立即补充到一方面军中去，先行解决吃饭的问题。”

“赞成！”

与会者异口同声说。

陈昌浩说：

“向前想得周到，连中央红军吃饭的事，都考虑到了。这倒是件大事。不过，要解决30万军队的吃饭，也不是那么容易。”

这是徐向前第二次在会上听到陈昌浩讲30万中央红军的事了，有点反感、心想这简直是吹牛皮，于是提醒陈昌浩说：

“中央红军恐怕没有那么多吧，还是留点余地为好。”

陈昌浩不以为然地说：

“中央红军到底有多少？现在准也不清楚，多说点，好鼓舞我军士气嘛，这叫做政治思想工作。”

徐向前说：

“宣传也要根据事实。”

张国焘说：

“中央红军到底有多少，会师就知道了。现在不去争论它，我看总不会比我们少吧。现在我们再研究一下，哪支部队去接应？我考虑是否由李先念率领三十军的第八十八师及九军的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各一部，西进小金川地区，扫清敌人，迎接中央红军北上。”

陈昌浩说：

“李先念的部队一直是主力，只好让他去打头阵了。”

徐向前、王树声、傅钟都分别表示没有意见。

四方面军自撤离川北苏区以来，辗转巴山蜀水之间，上上下下，一方面对付敌人的进攻，一方面积极准备迎接中央红军。

开完会，张国焘回到自己的房间，心情有些异样。自接到中央命令上月西渡嘉陵江以来，他就在为四方面军的前途考虑。想到自己来到鄂豫皖以后的奋斗，东拼西闯，南征北斗，最后闹到一支七、八万人马的队伍，也不容易啊。个人费了几多心血，指战员们牺牲了几多性命。难忘的战斗往昔，不期然地一幕幕浮现在他的脑际。最难忘的是那些出生入死的战斗场面，惊心动魄，险象环生。印象最深的要算王树声向他描述的亲身的经历，其艰苦曲折的程度，可以说令人难以想象，深刻而生动反映出四方面军成长发展的过程。

1926年北伐军占领武汉不久，麻城也光复了。王树声正在麻城中学念书，是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参加农民协会工作。后因工作积极，升为农民自卫队大队长。年轻气盛，王树声他们于得非常起劲。“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减租减息！”等口号，响亮地叫遍各地。他们捉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街，真是风风火火，改变了世道。

但由于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武汉政府宣布分共，反动派罪恶的黑手，伸到鄂东北的黄冈、黄陂和麻城等县的农协。农协干部、中共党团员，也有一些国民党左派分子，不甘反动派的屠杀，纷纷跑到黄安麻城北部的大别山，他们有的带着一支农民队伍，托着破旧的枪枝和梭镖，东一股，西一股，没有统一指挥，也没有一定的行动方针，时而抵抗，时而躲藏，完全是出于自觉，出于义愤。

不久，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实行湘、鄂、赣、粤四省秋收暴动。提出“平分土地”、“杀尽土豪劣绅”、“组织工农苏维埃”等革命口号。于是，这些从鄂东北跑出来的中共党团员，农协会员，便集合这些分散的农民队伍，进攻黄安麻城县城。那时农民队伍素质极差，毫无作战经验。敌人枪声一响，丢盔弃甲，便四处逃奔，损失颇为惨重。而当时的中央，由于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常常鼓励他们去暴动，也是遭致失败的一个根本原因。

1927年末与1928年初，白色恐怖笼罩着鄂东北一带，革命处于低潮。夏斗寅的第十三师开到黄安麻城一带驻防，夏本人就是麻城人氏。这一师的官佐也多是本地人，地方情形相当熟悉，又与当地地主民团相勾结，危害极大。他们捉到农协的人就杀就砍，毫不手软。有的全家被杀，有的房屋被焚，血雨腥风、惨不忍睹。手段最毒的是，还要分区分乡实行搜山清乡，欲捕尽杀绝革命分子。中共的一些老党员和重要的农协干部，纷纷被杀害，农民被杀害的就更多了。在反动派的屠刀面前，很多农民被逼上梁山，跟着农民队伍上山。

但反动力量强大，农民武装力量弱小，难斗过强大的敌人。农民队伍，有的被打垮，不少人埋藏了枪枝，改名换姓，纷纷逃亡，逃出这个恐怖区域。逃不出的，藏在山林深处，岩居洞穴，东藏西躲，以免遭杀戮。王树声所参加的这支农民武装，算是最坚强的，藏匿在大山之中，借林木峭岩的掩映遮护，昼伏夜出，有时集中行动，有时分散战斗，偶尔还能消灭几个敌人。但由于缺乏训练，匮乏供应，纪律较差，在敌人的打击下，队员颇有损失和逃亡，他们由百余人的一支队伍，减少到50多人，最后只剩下18个人了。

这18个人中，恰好一半是党团员，一半是大别山中的绿林好汉。在队伍人多的时候，这些好汉还占少数，大体还能循规蹈矩地跟着多数人行动，不致于胡作非为。现在人少了，他们就原形毕露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山林之夜，那9个土匪坐在王树声等9个共产党员面前，声言要谈判。土匪中的头目说，你们共产党都是傻瓜，性命朝不保夕，还谈甚么“土地苏维埃”、“共产”。我们要的是吃喝玩乐，从现在起，再不跟你们共产党当傻瓜了。把你们9个人的枪枝子弹和钱财全交给我们，好说好分手，各走各的路，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否则，我们就来分个高低。原任这一队的队长见形势不妙，见机行事地对土匪们说：“请给我们一点时间，让我们考虑考虑。”

王树声他们9人得到土匪的同意，进行密商。结果认为如果火并的枪声响起来，四周的民团必乘机围捕，可能会同归于尽。即使民团不来，他们与那些枪法高明地形熟悉的土匪火并，也必定是凶多吉少。横想竖想，他们都不宜同土匪较量。于是不得不采取让步政策。那个队长只得和颜悦色地向土匪说了一些好话，要求不要火并，应允将所有钱财，如数交出，但枪枝子弹则需保留，以便对付白军。几经谈判，结果将全部钱财交给土匪，所有9人的子弹，还分了一半给“伙计”，才获得了妥协。他们在分手的时候，还相约以后不互相敌对，不互相破坏，于是18人便兵不血刃，分道扬镳了。

王树声一行与土匪分家之后，像一群离群的大雁在莽莽苍苍的大山里无依无靠，一个个垂头丧气，每人的子弹只有十几粒了，又无法补充，形单势孤，前途迷茫，不知所措。王树声当时只是个队员，心里有说不出的凄惶与苦痛，只有埋怨队长无能，如若队长能好好驾驭这些土匪，处境就不会至于这样。就在大家感到绝望的时候，队员中有个叫符定一的，是个广东籍的老农协干部，提供了一些新的希望，他劝大家不要悲观，认定打游击是有前途的。他指出土匪迟早要离开，现在和平分手，就是不幸之中大幸。思想不同，步调决不会一致，硬凑在一起，可能还会遭致更大的危险。符定一还说，他自己在广东办农协时，就积累了一些游击战争的经验，这里的情形，经过一年来的经历，也已相当熟悉，可以帮助同志们解决许多游击上的困难。而且符定一有一种特异本领，善于夜间识别方位，宜于昼伏夜动，且懂得江湖上的一些窍门，会说江湖上的一些黑话。他自告奋勇可以设法到汉口去购买枪支弹药。王树声他们听了符定一的话，才又于无望中依稀看到一线曙光，纷纷振作起来，并推举符定一担任副队长。

王树声在张国焘面前讲起符定一来，十分敬佩，认为是广东农民运动产生出来的一位杰出人物。

个子矮矮的、敦厚、忠诚、勇敢的符定一，初系广东农协的职员，武汉时期，被调到湖北农协任干事，平时一声不响，老实巴交，办起事来，全心全意，埋头苦干。他自任副队长后，一切安排都较妥当，还教大家开展游击战争的知识。虽然队员中大多是知识分子出身，也打了几天游击，但经验仍感不足。不久，符定一坚决建议，要大家设法劫夺一些金钱，他好去汉口购买枪弹。因为他深深感到，没有武器，是难以斗过张牙舞爪的反动派的。为了弄钱，王树声他们又被迫过了一个短时期的土匪生活。

有一次，队长派王树声和另一个队员去抢劫。这两个知识分子想了半天，深感无处下手。想来想去，王树声最后想起他自己的家乡，那里有一个地主，系他的远房叔父。小时候，王树声常去他家，一切路径都很熟悉。王树声和另一名队员躲在他远房叔父家屋后的树林中，等到天黑，便蒙着面从后门溜了进去，看见一个老太婆，他们掏出手枪，对准老妪，叫她不准声张。不料老妪认出这两个蒙面客中有一个是他的侄孙王树声，竟颤抖着叫出了王树声的小名。东窗事发，立刻使得王树声羞惭得无地自容，满面通红，身子像筛糠似的。自然这个老妪是王树声的叔祖母，她知道了他们的来意之后，转头和他的儿子商量，认为这个侄孙是由于急得无法才来的，老鸦不打窝下食，兔子不食窝边草，如果让清乡团知道了，更要惹出许多麻烦来。不如赶紧给他们所需要的，打发他们快点走。于是老太婆拿出密藏的一筒袁大头五十元和一包金银首饰，要他们赶快离开。这时的王树声却不忍心拿走那包首饰，只取走了那筒大洋，并冲口而出的说了声“谢谢你家”，便与他的同伴，急从后门溜之大吉。

符定一带着队员们几次劫夺来的金钱，只身前往汉口，采购枪枝子弹。由符定一这样一个说广东话的人潜往武汉购买武器，是一件十分危险的工作，令队员们为之担心。可符定一相当自信，离开的时候满怀信心地说，约定10天准能完成使命归来。符定一秘密的走了以后，队员们翘首以盼，到了第10天上，没有消息，多数队员担心他的安全，也有人怀疑符定一是个骗子，腰缠他们冒着生命弄到的金钱逃之夭夭。可是到了第11天晚上，符定一背着两支新驳壳枪和几百发子弹回来了，全队人大为振奋。

原来符定一在来回汉口的途中，完全不走大路，也很少走小路，都是在夜间认定方向，通过没有路的地段，跋山涉水，昼伏夜出的弯弯曲曲地行进，避免了一切盘查，甚至没有遇见过行人。他饿了的时候，偷吃一些田野间的瓜果之类食物，渴了，则痛饮一口山泉，忍饥挨饿，餐风饮露，含辛茹苦，吃尽苦头，才将武器偷运回来。

符定一在汉口期间，用江湖一套办法，找到广东同乡，介绍他与日本军火商人接洽，才成了这笔买卖。

由于王树声他们能购买军火，腰干也似乎硬了起来，观念也随之改变了。于是他们计谋着如何扩充实力，如何展开行动。他们迅速将这个好消息传布出去，要那些躲藏起来的同志们，把他们埋藏的枪枝和金银拿出来，重新参加队伍。而同志们知道他们所缺乏的子弹，可以想法得到补充，还可望得到新的枪枝，心里也就比过去踏实了，劲头比从前更大了，充满了希望，这样大家都乐于参加斗争，他们的队伍于是也就陆陆续续地扩大起来。

符定一从此专门担任这项跑汉口的工作，每月至少跑两次，有时还带一个助手去。风里雨里，寒天炎暑，从没歇脚。他这样跑了半年的光景，便给部队增加了30多条短枪和各种子弹；还购得指北针、望远镜、怀表及救急药品等，使一支希望破灭、濒于解散的农民队伍重新获得极大的生机，生气蓬勃地战斗在大别山的心脏里。

符定一采办武器，不但给队伍增加了无穷尽的力量，提高了队员们的战斗勇气，而且还由他的来来往往，恢复了他们与白区党组织的关系，建立了交通线。从此，王树声所在的这支农民武装，获得了中央和湖北省委的领导，成为一支正规的红军武装。

符定一还想购办更多的武器，武装这支农民队伍。他心里装着一个计划，他要凭借他的双脚双手去一步步完成。就在他心劳日竭地往返汉口途中，一次竟没有再回来，他的计划还没有全部完成，便在途中被国民党捉住杀害了。

1929年春，武汉一带发生蒋桂战争，黄安县的七里坪镇和麻城北部张店镇的驻军撤走了。于是，王树声他们这支队伍，开始向民团进攻，不断取得胜利。他们终于占领了一些乡村，组织苏维埃，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

这年夏天，王树声所参加的这支游击队，扩大到300多人，中共中央委派徐向前去领导他们，成为他们的大队长。徐向前将大队编为3个中队，王树声便升任为其中的1个中队长。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徐向前教给他们许多军事知识，并发挥了他的优越的军事天才，指导他们打游击。从此，他们的军事行动便节节胜利，大队的人马也迅速增长起来，由几百人发展到一两千人，苏区也随之扩大起来，其他各地的同志也聚集到他们这里来。

张国焘回忆起部属给他讲的这些革命草创的往事，筚路蓝缕，备尝艰辛，每每激动不已。现在，他带着这支各路人马汇集起来又在他领导下不断扩充发展起来的8万大军，没有根据地可以依托，离开川陕苏区再次作艰苦的转战，要不多久，就要同中央红军会师了。今后的路，又将怎样继续走下去？但愿与中央红军不要产生分歧，和衷共济，合作共事，度过难关。中央红军之被迫突围西行，说明中共的政治路线有些问题，俟两军会师以后，再作检讨，帮助中央端正政治路线，不致误入歧途，难以自拔。张国焘想得很多，他期待会师，但又担心会师以后意见不能统一，产生龃龉。他一直处在矛盾冲突之中。但他有一个极强的观念，就是不管怎么说，任何时候，必须坚持自己的主张。

正文第四章抚边相会，毛泽东和张国焘热烈拥抱

一望无垠的冰雪世界，呈现在红军面前。

群峰银装素裹，冰雕玉砌，耀人眼目。红军的指战员们，上山前，虽然吃了辣椒，有的还喝了一点饶酒，但还是抵挡不住雪山的严寒，一个个冻得直打哆嗦，有的牙齿不由自主地像在不停地打机关枪：“咯咯咯咯”。

这白雪皑皑的莽莽大山，根本没有路，没有人迹，没有飞鸟，只有冰雪塞满了山谷。有的地方结着硬梆梆的冰疙瘩，踩在上面，稍有不慎，便会滑倒；而那低洼地方，积雪厚厚的，不小心踩在上面便会陷进去，很难拔出来。寒风挥舞着一条条“钢鞭”，不时抽打着红军的脸面、身子，像刀割似的难受。

那些体弱的战士，跌倒在雪山上，很难爬起来。而直立着没有跌倒的，想救起跌倒的战友也显得没有一点儿力气。他们伸出救援的手，握住雪地上的战友，怎么拉也拉不起来。平时这只手能提起几十斤重的东西，但这时不知怎么竟变得手无缚鸡之力了。而那些顺着雪坡滑倒在深深雪谷里停止呼吸的战友，则很快被飞雪所掩盖，白雪，为他们缝制了一件吊哀的大毫，轻轻盖在他们身上。

越往雪山上去，红军脚下的路越艰难了。

个子小小的刘英，拄着一节竹杆随中央队在雪山上跋涉着，她不断吁着热气，愈来愈感到吃力了，心力不济。渐渐的她的头开始晕眩，白花花的雪色，长久地刺激着她的双眼，感到刺痛肿胀，眼角边不由自主地渗出几滴眼泪，她很想在雪地上坐下来，休歇一会再走，但一想起临行前部队的纪律——雪山上不准停步，停下来就会有危险。生的渴望，意志的驱迫，使得她不敢在这座“神山”上稍有疏忽，她悄悄地暗下决心，立下誓言，就是手脚并用，也要爬过雪山。

上山前，由于她多吃了一点辣子，加上湖南人平时又喜欢这种东西，她过去得过的疥疮这时又复发了，身子痒痒的，被热汗频频刺激着、炙灼着，又痛又痒，浑身真不是滋味。她的心烦躁极了。心想，部队怎么走到了这个鬼地方，今天，怕要倒在雪山上了。一种恐惧、绝望的思想，开始苦苦折磨起她来。倔强的刘英，不愿将自己的痛苦告诉别人，她深知，讲了也白搭，大家都在“受罪”，何必又在他人痛苦的心上又去增添一丝痛苦呢？

刘英默默地忍受着，咬着牙艰难地迈动着双腿。

刘英实在走不动了，她大口大口地出着气，脸颊苍白，心跳厉害，背心沁出阵阵冷汗。就在这时，中央队的一匹骡子驮着一对沉重的公文箱从她身边擦过。那匹骡子瘦瘦的，周身的毛显得特别长，它不停地喘息着出着粗气，两眼望着前方，没有神采，嘴里不时淌着一丝丝酽酽的唾液，干瘦的双腿每前进一步便颤巍巍地打一下闪，刘英心疼地望着它，心想这骡子怪可怜的，这缺吃少粮的畜牲也在忠诚地为红军效力，人畜都在“受罪”。

骡子缓慢地擦着刘英的身子爬上一个陡坡，黑黑的尾巴调皮地扫了一下刘英的身子，刘英感到一阵恶臭，手背有些痒酥酥的。她突然想到。何不拉着骡子的尾巴爬山，以减少一点登山的疲累。她几步追上骡子，拉着它的尾巴试了试，确实不错，脚底生风，脚下的力量倏忽减轻了，不费力了。刘英的脸上露出笑容，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而那匹骡子也显得特别温驯，特别听话，任刘英拽着，不跳不躁，乖乖的迈着干瘪的双腿，吃力地一步一步朝雪山顶峰走去。

刘英紧紧地拉着骡子的尾巴在雪峰上攀登着，一边走一边在想，今天要不是这救命的骡子，恐怕过不了山，要倒在白雪上。她深深感到，这骡子的尾巴，比什么都要宝贵，赛过了所有的灵丹妙药。雪山上，这匹骡子是她最亲最亲的伙伴了。

突然，天上的冰雹大砣小砣的劈头盖脑地打下来，打得刘英的脸面生痛，骡子东跳一下西跳一下地躲闪着身子，直“咴咴”地唤。地方工作部的刘群先和蔡畅走在刘英稍前的一个地方，身子被冰雹打得歪歪斜斜的，不断打着趔趄。刘英拽着骡尾巴一扭一扭地擦过刘群先和蔡畅身边，刘群先像发现新大陆一样高兴地说：

“刘英，你真聪明，拉着骡尾巴走。”

刘英回答说：

“你们试试，省力得多。”

于是刘群先和蔡畅停立在雪山的隘口边，等地方工作部的骡马经过她们的时候，赶快各拽着一匹马的尾巴，朝前走，确实感到轻松许多。

刘群先边走边对刘英和蔡畅开玩笑说：

“嗨呀，这骡子比老公好！”

蔡畅一撇嘴：

“咳！看你说的！”

刘群先眯着一双俏皮的大眼对蔡畅说：

“拽着马尾巴，就不愁过雪山啦。你家老李会背你过去？博古才管不了我哩，他都自身难保。”

刘英、蔡畅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蔡大姐！蔡大姐！”她们身后突然响起一声声惊呼。

几个巾帼立即停止了脚步，朝身后不远的地方跑去。原来是蔡畅的小卫生员殷桃晕倒在雪山上，脸色煞白，嘴唇乌紫，呼吸急促，不省人事。

蔡畅赶快俯下身子，抱起昏厥中的殷桃，连声呼喊：

“殷桃——殷桃——殷桃！”殷桃微闭着双眼，长长的睫毛遮盖着大大的眼睛，嘴唇在微微颤抖，唇边吐着白色的泡沫，冒着一股腥臭，渗透着淡红的血浆。热泪在蔡畅的眼角滚动着，刘英和刘群先也热泪盈眶。干部休养连的几个女政治战士，也围在殷桃身边擦眼泪。看着看着，殷桃干瘪的脸膛完全失去血色，变成一张白纸，微露的乳房原本还在起伏抽搐，蓦地不动了。几个女伴一下“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蔡畅涌动着热泪把殷桃平放在雪地上，然后从挎包里取出一件旧衣，轻轻盖在殷桃脸上。巨风在雪山上呜呜地乱刮，搅起团团雪花扑打着雪地上殷桃的尸体，眨眼工夫，雪花便将殷桃的身子全部覆盖，雪山口隆起一个白色的小丘。再过一会工夫，小雪丘的四周也填满冰雪，白茫茫一片，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往日的容颜。这神秘莫测、亘古不变的大雪山上，仿佛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一般。

毛泽东拄着一根竹杆，一步一步朝雪山顶峰登攀，特务员小陈和小吴紧跟在后面。毛泽东脚下的白雪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他不时地招呼着从他身边经过的人：“加把油，不要歇气，一鼓作气，翻过山顶就好了。”其实，他也感到体力不支。爬山，对于他来说，倒没什么，但这空气稀薄，变幻无常的大雪山，他却也是第一次遇到。当毛泽东快要爬上雪山峰顶的时候，突然一阵狂风铺天盖地而来，掀舞起漫天的雪花，凌空四下播撒，冰凉的雪粒，灌进他的衣领、衣袖、裤腿，他感到阵阵揪心的冷冽，身子仿佛掉进冰窟窿里面一般难受。霍地，巨风戛然而止，冰雹又没头没脑地打来。打得他全身很不好受。毛泽东心想，这雪山真像魔术师在玩魔术，说变就变，变化莫测。转瞬工夫，风止雹停，太阳透过稀薄的云层，投下万道金光，雪山上又晴空万里，冰雪在阳光照射下闪着粼粼银光，世界一片琼楼玉宇，煞是壮观。毛泽东站在雪山之巅，举目四顾，环字白茫茫，好像自己的整个身子也被白雪所净化，要羽化而登仙，一股豪迈之情，立刻涌动于胸。但他此时还没有兴致来写诗填词。待日后他一定要将此情此景溶于他的诗词之中。目前他的心思完全在考虑一两万人的命运，寄托在迅速与四方面军的会合上。他与他的战友们之所以选择走雪山这条险路，也是为了尽快同兄弟部队会合，减少一点敌人的拦截，争取少一点牺牲。但他不曾估计到会有那么多病弱的同志长眠在雪山之上，他为之难过。他多么盼望赶快与四方面军会师啊！

在下雪山的路上，毛泽东边下坡边在考虑两军会师后的行动方针，向何处发展最为有利？到底应在什么地方建立根据地？

毛泽东边走边在寻思，那些青年战士为了下坡省劲，坐在雪坡上往下滑落时不断经过他的身边，他扬起手和他们打招呼，并不停告诫他们：“小心点，谨防滑到峡谷里起不来。”战士们微笑着向他点头致意。

快下到雪山脚下的时候，总部的罗参谋急急跑来向毛泽东报告：

“前卫团在山下碰见了四方面军部队！”

毛泽东吃了一惊，喜出望外地说：

“啊！，会师啦！是哪个部队？”

“李先念率领的三十军。”

毛泽东迫不及待地说：

“好啊，走！我们赶快走！”毛泽东边说边大步云飞地朝山麓迈去。

6月初，李先念率领的迎接一方面军的四方面军部队，攻占懋功，歼川军邓锡侯部近千人，继占达维。一方面军翻过夹金山，前卫部队已来到达维。

驻节茂县的张国焘得知会师的消息后，立刻打电话给屯兵于理县的徐向前，要他代表四方面军领导人写一份报告，火速派人前去懋功，转送中央。

徐向前接到指示，极为兴奋，于是连夜赶写报告，介绍敌军和四方面军在川西北的部署情况，并请示萨军会合后的作战方针，热烈表示欢迎艰苦转战的中央西征大军。

徐向前在致中央的报告里说：

“目前我军之主要敌人为胡宗南及刘湘残敌，我军之当前任务必先消灭其一个，战局才能展开，因之先打胡或先打刘须亟待解决。西征军万里长征，连克名城，迭摧强敌，然长途跋涉，不无疲劳，休息补充，亦属必要。最好请西征红军固阵休息补充，把四方面军放在前面消灭敌人，究以先打胡先打刘何者为好？请兄方按各方实况商决示之为盼。”

徐向前又找了两幅川西北地区的地图，连同他写的报告派人给中央一道送去。

过几天，一、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便在夹金山下相会了，驻地一片欢腾。四方面军将各部队的慰问品集中起来，赶着牲口，一批批送往会师地区。仅三十一军，一批就送去衣服500件、草鞋1400双，毛袜500双，毛毯100条，鞋子170双，袜底200双。

不久，张国焘接到洛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联名自达维的来电，要他赶快驰往达维见面，商谈会师后的作战方针。电文最后说：“弟等已至达维，候兄速来一见。”

张国焘阅罢电文，心情既兴奋又复杂。各种思绪，纷至沓来。对于这些者战友，算起来有的已经十多年没有见面啦，最短的己有三、四个年头。毛泽东，他还是1923年在广州出席中国共产党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时见过面，以后就各奔东西，从未聚首。洛甫是他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后，于1931年在临时中央匆匆一晤后，他便奔往鄂豫皖苏区去了。他想着他们这些中共要员，经过数年的游击战争，筚路蓝缕，千辛万苦，肝脑涂地，想不到今天竟在这荒僻的西陲相会了。大家都变成游击专家，游击英雄了。两路英雄，今后将统一在中共的麾下，去奋斗，去抗争。数年战争血雨的磨硕，大家竟活着聚首在西睡，患难相逢，也属难得，几多兴唱。而目下的战略方针，也亟须研究决定。以致张国焘怀着一种极为复杂的心情，简单收拾一下，带着参谋长黄超，挑选了十余个强健的卫士，骑着马自茂县总部出发了。茂县总部则由徐向前、陈昌浩等留守。

张国焘由茂县经位川、理番前往懋功。沿途经过很多藏族聚居的村寨。通过一条条湍急的河流。这些河道，没有固定的桥梁，简便的竹索桥、悬空架设的木桥、牛皮艇和吊索等，是河上的交通工具。当张国焘肥胖的身子在吊索上滑动时，吊索下垂，同行的人都为他捏了把汗，生怕吊索断裂，坠于河中。而张国焘更格外的紧张。还好，一道道河流，总算通过了，没出问题。位川以西，是一片原始森林，林木蓊郁阴深，遮天蔽日，但被当地人乱伐不少，横一棵，竖一棵堆放在地上，张国焘他们通过时，极不方便。有些砍伐的木材，又被推入河中，伐木者欲借水势冲运至下游。河道由于木材的阻塞，河边的道路又被急流所冲毁，于是更增加了他们行动的困难。张国焘赶路急切，有时不得不绕道很远的密林山道。

翻山越岭，渡川跨河，张国焘一行，马不卸鞍，人不歇脚，一路之上他们领略了不少藏族风光，但由于要急急驰往懋功，张国焘无暇在沿途多所观察，走了3天多时间，来到懋功北面的抚边。

且说毛泽东等翻过终年积雪的夹金山，来到懋功会见四方面军迎接的部队，欢悦的心情，自不在话下。当得知张国焘已由茂县出发至懋功途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洛甫、博古更感到由衷地高兴。为表示对张国焘的敬意，实际上也是对四方面军的敬意，毛泽东等人决定离开抚边驻地3里多远的地方去迎接。连在下雪山时感受了风凉正在病中的周恩来也去了。他们还带去总部、总政治部的工作人员40余人一同前往迎接。因为毛泽东想到：张国焘是中共的元老人物，四方面军的统帅，加之他在这几天与三十军指战员的接触中，感到这支兄弟部队经过数年的艰苦奋斗，兵强马壮，装备也好，精神状态不错。比之他在的一方面军要强。他深深感到张国焘、徐向前等一批四方面军将领，在领导这支部队是颇有成绩的。今后两军合作，共同战斗，实现中央未来的战略方针，开创新的局面，一定大有希望。为今后前途计，为今后更好的合作，也应该远出驻地迎迓，以表示尊敬与友好。

抚边这个仅有几十户人家的镇子，今天打扮得格外漂亮，墙上用石灰水刷出大幅的欢迎标语：“欢庆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街上也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有的房屋前还挂着红旗，红旗上用白字写上欢迎口号。村与村之间还装上了电话，以便随时保持联系。镇中央的草地上，搭起了一个讲台，讲台四周用苍松翠柏镶起一个绿边，缀上一束束鲜花。

当毛泽东等人从抚边驻地步行3里多路来到一个小山村，天空突然下起雨来。开始时淅淅沥沥的，继而点点滴滴起来，不一会儿，便滂沱如注，倾盆而来。随行人员不得不赶快在路边撑起油布帐篷，毛泽东等人踅身其中，焦急而喜悦地等待着张国焘的到来。

毛泽东在帐篷里蹲着点燃一支香烟对大伙说：

“天公不作美，有点扫兴。”

周恩来咳嗽两声接着说：

“也怪，好好的晴天，突然下起雨来。”

朱德关心他说道：

“恩来身体有病，其实今天可以不来。”

周恩来认真他说：

“不来不好，国焘是党的元老。”

博古也说：

“恩来是带病出山，说明我们的心诚。”

毛泽东笑着说：

“今天红军的党政军首脑，倾巢出动。”

大家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一会，他们听见村头一阵骚动声，“嘚嘚嘚”的马蹄声由远而近。洛甫探头一看，急急说：

“来啦！来啦！”

毛泽东等冒着下个不停的大雨，走出帐篷，接着前边一匹白色骏马迎着他们冲驰而来，溅起的泥浆射向毛泽东的裤脚。毛泽东定睛一瞧，马上坐着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要迎接的张国焘，于是赶快叫了一声：

“国焘兄！”

张国焘闻声控制住了马缰，翻身跃下鞍鞯，微笑着向站立在路边的毛泽东等人拱拱手：

“诸位仁兄久等了，这么大的雨，实在对不起。”

接着张国焘赶快上前拥抱毛泽东。毛泽东的大手拥抱着的是一堆肥肉，实实在在，几乎捏得出油来。而张国焘的大手拥抱着的，则是一副高大而又结实的躯体，似乎有些精瘦，几乎能顶着骨骼。于是张国焘关心他说：

“润之兄，近来身体欠佳吧，看你有些消瘦。”

毛泽东莞尔一笑：

“有得关系，我经常是这样。”

毛泽东打量着张国焘：个头不矮，身材魁梧，脸庞白净肥胖，穿戴整洁，精神也好。比1923年在广州见面时，身体还要强健，于是高兴他说：

“国焘兄，看你这副模样，混得不错哩！士隔三日，当刮目相看，十年不见，不胜抖擞！”说完扬起一阵爽朗的笑声。

大家也跟着笑了起来。

张国焘含蓄地微笑一下，没有立即作答。他观察着毛泽东等人的容颜。见毛泽东脸颊颇为黄瘦，少有血色，头发很长，棉衣的袖口破损，露出的棉花已经不是白色，变得污浊。周恩来一副病容，胡须快长到胸前，俨然是一个老者的样子。老实巴交的朱德依然和南昌起义时差不多，身子虽然结实，但显得苍老，几年工夫，仿佛又老了一头。学者模样的洛甫也很消瘦，面皮青白，像一个穷教书先生。博古呢，由于脸庞瘦削，眼镜后面的眼睛显得特别大。几个人的穿著都极随便，不修边幅。

张国焘深感诧异，难道说一方面军真的打了败仗，眼前的这几位大员，好像都经过大劫大难，处境不妙。他的心里虽然这么在想，但却不这么说。

“中央红军的奋斗精神，四方面军备受鼓舞，我经常教育部队，要好好向中央红军学习。”

周恩来说：

“相互学习，四方面军也有不少长处。”

毛泽东接着说：

“那是当然！取长补短，共同奋斗。”

雨，渐渐的小了起来。

朱德说：

“欢迎会在等着我们，边走边聊吧。”

大家说一声好，顶着飘飘洒洒的的小雨，沿着泥泞的小路朝抚边走去。

毛泽东和张国焘走在一起，有说有笑，显得很轻松。

毛泽东说：

“广州一别，你我分别各奔东西，我在井冈山当‘山大王’，你后来也到了鄂豫皖，当起了游击司令。我们虽未谋面，但彼此的情况，还是知道一些。”

张国焘回答道：

“1921年我们一起在上海开会的人，脱党的脱党，叛变的叛变，牺牲的牺牲，剩下继续干的人，已经不多了。润之兄不屈不挠为党奋斗，实属党内中坚。”

毛泽东微笑着摇摇头：

“国焘兄不要夸奖。我也是凭着一股劲头，在那里瞎搞，也有不少失败。这些年，老蒋在拼命对付我们，斗争也很艰难。老同志牺牲的不少，像国焘兄这么奋斗有成绩的，尚不多见。我看随你来的特务员，个个精强力壮，精神饱满，一眼便知四方面军是支精锐之师。”

张国焘听说毛泽东夸奖他的部队，是出自内心，不是虚与委蛇之词，也就诚心诚意他说：

“中央红军如果有些减员，需要补充，我可以拨一点部队，武器装备也可给一点。”

毛泽东点点头：

“两支部队会合了，就是一家人，好说好商量。”

毛泽东问张国焘：

“嫂夫人杨子烈呢？随军行动否？”

张国焘听见毛泽东提起妻子杨子烈，为之动情，沉思了一会说：

“这些年，辗辗转转，东飘西荡，子烈不便随行，留在武汉。好久音讯不通了，也不知近来她的情况如何？”

稍停一会，张国焘问毛泽东：

“尊夫人呢？”

毛泽东回答说：

“西征以来，贺子珍随行，身体不好，在干部休养连。”

张国焘不解地问道：

“杨开慧呢？十多年前，不是开慧在你身边吗？”

毛泽东黯然答道：

“开慧牺牲了，贺子珍是在井冈山认识的。”

张国焘接过话：

“你老兄续弦快。”

毛泽东嘿嘿笑了两声：

“孔夫子说，‘饮食男女，人生之大欲存焉。’这有古训嘛！”

张国焘转对身旁的周恩来说：

“恩来兄，南昌暴动那一幕，什么时候我都不能忘怀，你那时是扮演主角啊。”

周恩来笑笑，摇摇头：

“没有经验啦，那时蒋介石四处抓人，杀人，共产党人不拿起枪杆子跟他干，不行啊。”

张国焘接着说：

“我记得暴动失败后，大家分头退出来，由汕头跑到汤坑，相会流沙，在流沙的一个小庙中，你病倒在担架上劝我和李立三赶紧离开部队，潜返上海。你坚持带病留下，随队行动，相机处理。当时我问你的病怎样？能应付吗？你说不要紧，能支撑得住。坚持不愿离开部队。我们就这样分手了，想不到8年后的今天，我们又见面了。”

周恩来无限感慨他说：

“还好！我们没有被蒋介石斩尽杀绝，以后又拉起了队伍。”

张国焘兴喟他说：

“是哇！咱们的队伍越拉越多，越闹越大，弄得老蒋也不得安宁。”

周恩来笑了一下：

“老蒋为了对付我们，不是几次兴师动众，想把我们一网打尽，难呐。”

张国焘颌首：

“也是。”

张国焘想了想，眨巴着眼睛试探着问周恩来：

“恩来兄，中央红军现有多少？”

周恩来想了想，没有立即回答，反问了一句。

“四方面军呢？”

张国焘寻思，周恩来不作回答，是否有隐衷？恩来是红军总政委、军委副主席，难道还不知部队的人数？现在却反问起四方面军来，是什么意思？难以揣摩。于是随便答道：

“人马10万！”

张国焘回答的这个数字有点夸张，有意显示一下四方面军的实力。其实，四方面军是8万多人。

周恩来眨眨眼，高兴他说：

“嗬！不错嘛。国焘兄领导有方。一方面军西征以来，几经征战，有些损失，现在还剩下三万多人，但保存了一大批干部。”

周恩来回答的这个数字也有些夸张，实际上，这时的一方面军由开始出发时的八万多人，减少到只剩下一万多人了。但周恩来心想，不能告诉张国焘这个实际的数字，以免他产生轻视中央和一方面军的思想，今后不好打交道。周恩来多了一个心眼。

张国焘听了周恩来的回答，脸色一下变了，顿生疑窦。心想一方面军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为什么减员如此厉害？不及四方面军人数的一半，他为之不安，同时自身也感到很有力量。张国焘虽然这么在想，但他讲出来的竟又是一个样：

“一方面军既然有那么多的干部，今后可调一些到四方面军中来，我们正缺干部哩！”

周恩来不假思索他说：

“不成问题。”

他们这样一边走，一边摆谈，久别后在患难中重逢，话自然很多。

张国焘转身对朱德说：

“玉阶兄，你的身体和过去一样，依然强健，就是黑了一点。”

朱德笑了一下，露出一口白白的牙齿说：

“经常日晒雨淋，哪有不黑的道理。”

接着朱德又自言自语他说：

“两军在达维会师，很有意思。”

张国焘问朱德：

“玉阶兄，你的意思是——”

朱德马上接过张国焘的话说。

“达维！达维！达到苏维埃嘛。让我们共同为实现苏维埃而奋斗。”

张国焘皮笑肉不笑地笑了一下。

“苏维埃究竟是什么模样？哪个说得清楚？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的苏维埃，没有成功一个。”

洛甫插话道：

“主要是我们的策略有些问题，性急了一点，冒进了一点。”

张国焘不满他说：

“还不是斯大林指手划脚造成的结果。”

博古接嘴说：

“国际的指示谁敢不听？”

张国焘看了一眼博古说：

“当然喽，我们都是忠诚的布尔什维克，国际的指示，岂敢不执行？”

渐渐的骤雨初歇，绯红色的天边洒下几缕阳光，照着西陲的小镇，毛泽东、张国焘一行披着雨后阳光，摆摆谈谈，不觉来到抚边。

当毛泽东、张国焘一行走进事先布置的欢迎会场，数干红军立刻欢呼起来。毛泽东、张国焘、周恩来、朱德肩并肩走上青松翠柏搭就的主席台，不断向欢呼的红军招手致意。毛泽东首先致欢迎词，他说：

“一、四方面军的同志们：

“中央红军突围西征，半年多来，击退无数次敌人的围追堵截，战胜了自然界数不清的艰难险阻，为实现自己的战略方针，不惜牺牲，艰苦奋斗，初步取得战略转移的重大胜利。大渡河边，蒋介石希望我们变成第2个石达开，英勇的红军，没有让敌人的阴谋得逞，终于闯过了大渡河，翻过了大雪山，和英雄的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四方面军的指战员，为了迎接中央红军，作了许多艰苦的努力，为中央红军准备了大量物资，热情支援兄弟部队。我谨代表中央红军全体同志，衷心感谢四方面军，感谢张国焘同志。今天召开这个欢迎会，就是为了欢迎国焘同志。两军终于会师了。今后，一、四方面军要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为实现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并肩战斗，结前进。我们一定会成功！我们一定会胜利！胜利永远属于兄弟的一、四方面军。”

毛泽东讲话完毕，台下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毛泽东请张国焘讲话。张国焘谦虚地对身边的洛甫说：

“总书记讲讲。”

洛甫谦和他说：

“我不讲了，泽东讲的代表我们几个。”

张国焘微微一笑：

“好嘛，我讲讲。”于是用一口江西话说：

“党中央、中央红军及四方面军的同志们：

“我们今天在这里胜利大会师，是两军广大干部、战士英勇西征的结果，我们欢庆我们的成功！我们欢庆我们的胜利！我代表四方面军全体同志，向党中央致敬。四方面军，过去一直远离中央，没有直接接受中央领导，现在好啦，中央就在我们身边，和我们在一起。今后我们要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去战斗，去奋进。对艰苦奋斗的一方面军，我表示深切的慰问。胜利属于一方面军！胜利属于四方面军！胜利属于一、四方面军大会师！”

台下又是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

欢迎会后，在抚边镇尾的喇嘛庙里聚餐。毛泽东和张国焘有说有笑地并肩走进庙里，见大殿的地上东一堆西一堆地摆着丰盛的菜肴，冒着热气，散发出诱人的香味，大殿神龛一侧的一张长方桌上，摆的菜比地上的还多。大碗大碗的牛羊肉，炖鸡、烧肉，辣椒拌酸菜，还有大瓦钵盛的米豆汤。毛泽东、张国焘等人来到桌边坐下，毛泽东喜滋滋地对张国焘说：

“今天国焘兄准备这么多美肴，我等真要大饱口福啦。”

周恩来笑着说：

“还是在遵义，吃过这么多好菜。”

张国焘高兴他说：

“一方面军的同志辛苦了，加几个菜以示慰劳。”

张国焘从桌上的大罐里倒出一杯白酒，递到毛泽东面前：

“润之兄，我代表四方面军敬你一杯酒，向英勇奋斗的一方面军表示一点敬意。”

毛泽东双手接过土杯，微微一笑。

“国焘兄，鄙人没有海量，但今天的这杯酒，非喝不行。”说着说着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吮吮嘴唇说：

“哟！好烈！看来比贵州的茅台酒度数还要高。”

毛泽东随即倒了一杯酒，递给张国焘说：

“四方面军，为迎接中央红军，竭尽全力，本人代表中央红军，深表感谢，回敬国焘兄一杯酒。”

张国焘也用双手接过土杯，说了一声：“谢谢！”并深深鞠了一躬。

然后便是周恩来、朱德、洛甫、博古、黄超等人的相互敬酒，美酒佳肴，流觞交错，杯盏频传，喜笑连声。

欢宴固然显得有些轻松，但张国焘感到有些奇怪：席间毛泽东等人不说说当前的战略方针，不告诉他一方面军的有关情况，不说说年初在贵州遵义召集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有关细节，也不盛赞四方面军的成就。他感到不快，感到沉闷，感到困惑。

正文第五章风波骤起，凯丰的文章引来张国焘不满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夕，蒋介石根据一、四方面军行动的去向，作出两军“急图合股川西”，“不外横窜康、青，北向甘、陕两途”的判断。因而以胡宗南部二十七个团，布防于松潘至平武一线，扼四方面军北进；另以刘湘、孙震、李家钰等部九十余团，固守江油、汶川、灌县一线；以杨森、邓锡侯部五十余团至名山、芦山、雅安、荥经一线，防四方面军东出；以刘文辉、李抱冰、薛岳等部，自南而北推进，追堵一方面军，并策应氓江东岸；以甘、青两省的马家军、防四方面军西出青海。蒋介石积极调动各部兵力，对一、四方面军形成分割包围之势，企图压迫两军在川西地域而消灭之。

四方面军处于北面的四军及三十军一部，在松潘以南的镇江关、松平沟地区，与胡宗南部对峙；东面的四军、三十一军各一部，在汶川、观音梁子、千佛山、土地梁、北川、片口一线，与川军对峙。敌人不断向四方面军进攻，激战一直不停。四方面军另以一部主力南下接应中央红军，一部兵力在茂县、理番、汶川一带发动群众，筹集粮食、物资。由于前线的兵力有限，只好暂取守势。

对于战略发展方向问题，两军会师前夜，四方面军总部虽然没有讨论过，但张国焘已经有所考虑。当四方面军刚进入川西北地区，张国焘就忙着成立“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西北特委”。张国焘本人任联邦政府主席。出布告、写条例、发指示，建立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忙得不亦乐乎。给人的印象，似乎要铺开摊子，在这一带立脚生根，开创新的根据地。但张国焘又考虑到川西北山大地广，人稀粮少，地瘠民贫，物产匮乏，不适合大部队久驻。而这一带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不易消除，红军偶至这里，时有摩擦，还动过刀枪，要建立根据地，也属不易。徐向前曾与李先念交换过意见，认为还是原来的川陕甘的计划好。如果一方面军上来，以两军的力量，北上消灭胡宗南一部分主力，不成问题，这样就可争取在川陕甘边创建根据地，再与四方面军西行后留在通南巴的游击队取得联系，另图发展，似为上策。而张国焘对目前四方面军的战略发展，则举棋不定，有时想立足川西北不走；有时则想北取陕、甘；有时又欲折转川西南边，苦苦运筹，徘徊犹豫，终拿不出一个成熟的方案来，心想等两军会合后再说。这时张国焘与四方面军高级将领们的心态是焦急与等待。

就在中央红军前卫部队抵达懋功与四方面军会师的这一天，1935年6月16日中央和军委致电四方面军，提出两军会合后的总方针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乓力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目前的行动计划是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至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以坚决的打破，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如发展受到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坚决地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红军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并且指出，以懋功为中心的地区，均为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至于西康，情形更差。邛崃山脉地区，只能用小部队活动。红军主力出这些地区，均非良策。如敌人完成封锁计划，则将使红军北出机动，极端困难。中央的初步打算是以夺取岷江和嘉陵江上游的中间地区为立足点，伺机向甘南与陕南发展。

张国焘在茂县接到中央和军委指示，只和陈昌浩商量了一下，便于次日复电中央，表示同意向川陕甘发展，但认为东出北川和北打松潘，地形与敌情均极不利，因而主张一方面军沿金川地区北进占领阿坝，四方面军则从茂县、理番北上进占松潘以西，然后两军去青海、甘肃，以一部组成远征军占领新疆，至力觅机东向陕西发展。为解决给养困难，隐避作战企图，暂时可南下先取岷江以西的夭全、芦山、名山、雅安地区。

张国焘的这一计划，显然与中央的方针有别。

在张国焘复电中央和军委的第二天，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指出“目前形势须集中主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北向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的部队，速经马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否则兄我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雅、名、邛、大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望即下决心为要。”

显然，中央的来电对张国焘提出的战略方针持有异议，指出张国焘为执行自己的计划，于红军的发展不利。

在中央致电张国焘的次日，川敌猛攻北川县城，四方面军弃城撤至笔架山、神仙场一线，继续凭险阻敌。南面的一方面军，亦被杨森部压迫，撤离宝兴，形势紧迫。翌日，中央复致电张国焘，强调力争红军主力出东北，实现川陕甘计划；如绝无办法，暂时只好向川西南发展。要求四方面军速向懋功开进，两军集中20个团以上的兵力，突击雅、名、邛、大地区，迅速打开战局。由于这一行动关系全局，事关重大，中央急电张国焘立即赴懋功面商。于是张国焘不得不离开茂县总部，带着黄超及十余骑卫士，走了3天多时间，来到懋功与毛泽东等人会晤。

但张国焘在抚边与毛泽东等人见面后，久经患难，双方互诉一番别离之情，披肝沥胆，一阵赤诚的欢欣，大家都未谈及当前的战略方针。因为这是一个十分重大而棘手的问题，需开会解决。

张国焘到懋功休息数日，分别到两军驻地查看了一下部队的情况，深感中央红军长途转战至此，消耗损失甚大，亟待休整与补充。而四方面军撤离川陕苏区以来，虽频频与敌人作战，但损失不及中央红军大。他暗暗为四方面军比一方面军优越而庆幸。这几日，他又拜访了中央的几个要人，向他们打探中央及一方面军的一些情况。

张国焘来懋功与毛泽东会晤之前，中央已知张国焘对军委的战略方针持有异议。电报频传，羽书交驰，不得而决，以致通知他亲赴懋功开会解决。6月26日，中央不得不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研讨会师后的战略方针，共商大计。

开会的地方是一所两进院落的喇嘛庙。四周有高高的围墙，第一道院落的大门外，有一道影壁。整个院落的房屋，均系木柱木板装嵌，开间很大。警卫部队驻第一进院落，会议则在第二进院落后面的屋子里举行。

因为是政治局会议，自然是由在党中央负总责的洛甫主持。等开会的人到齐后，他拿着一份讲话提纲站起来对大家说：

“同志们，野战军同四方面军的会合，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胜利。这一会合，不但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大大加强了我们同敌人作战的力量，便利于我们更大规模的消灭敌人。由于我们的会合，大大的提高了全体红军指战员与政治工作人员的战斗情绪，胜利的信心；使两大主力在过去长期革命战争中所取得的丰富经验，得到了相互的交换与总结；使过去在两个战线上分开的两大主力，现在完全放到党中央与军委的统一指挥之下。

“这一会台虽是在松潘等县，地形上不利于作战，物质给养上非常困难，但正是这一地区，使我们能够利用地形，箝制追击与进攻我们的敌人，使蒋介石刘湘一切阻止我们会合的企图归于失败。使野战军得到整理休息的机会，我们在川陕甘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就有可能实现这一战略方针。这就大大的缩短了我们野战军从无后方的大规模的游击战，转到有后方的运动战的时间。

“红军主力不利于长久的停留在这一地区，在这一地区建立苏区根据地，显然也是不利的。因为这种不良的地形，使我们不能以大踏步的进退，去求得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这种地形，是便利于我们箝制敌人，但同时也便利于敌人封锁我们。给养的困难，在这一地区内是不容易解决的，并且在我们的西北与西南，则是广漠无际的青海草原与西康，很难成为我们后退的依托。

“现在，敌人正在使用全力，力图把我们封锁在这一地区。杨森、邓锡侯的部队，正在从南面建筑工事，逐步推进。东南，刘湘、孙震、李家钰等部队，正在完全封锁岷江以及威州到北川以南的地区。胡宗南指挥二十七个团的兵力，盘踞在平武松潘一线，而蒋介石的主力，也正在川军的后面集结待机。在我们的西面的西康与丹巴一线，刘文辉、李抱冰也集中了约15个团的兵力，防止我们向西康发展。综合起来判断，蒋介石封锁我们在这一地区内的企图，是十分明显不过的。

“同志们，我们不能长久的停留在这一地区。今天请大家来，就是要好好的研究一下目前的战略方针，朝有利于野战军与四方面军的发展来考虑。下面，请总政委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军委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然后大家再讨论，发表意见。”

洛甫的这段开场白，是有准备的。他在开会前两天，就在懋功认真分析研究了当前敌我双方的态势，为了解决会师后的战略方针，曾写下《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由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印发向部队宣传。刚才讲的，基本是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

张国焘听了洛甫的讲话，心想，过去一直认为洛甫是个书生，肚内马列主义的东西倒装了不少，但军事方面的事，知之甚少。今天，当着大家，竟大言不惭地谈起战略方面的问题来了，不简单！说明过去对洛甫的认识有片面的地方。但他隐隐感到不快的是，洛甫开场白里讲的，明显不同意他对目前战略方针的看法，还影射了数日前他给中央电报里提出的问题。他在心里说：洛甫表面看起来温良谦让，是一个谦谦君子，但实质上思想却很敏锐，看问题尖锐，讲起话来也不躲躲闪闪，态度鲜明。

洛甫点了周恩来的名，周恩来代表中央与军委回顾了一方面军离开中央苏区以来，战略方针的几度变化之后，着重讲了目前两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战略行动与战争指挥三个问题。他说：

“四方面军决定西去懋功，再转到西康，一方面军决定到岷江东岸，两个方面军的战略方针是不同的，应在什么地方建立苏区呢？这是当前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建立苏区的条件中央和军委认为应该是，第一，便利于我们作战，现在一、四方面军会合了，建立根据地的地区应该比较大，以便于机动。松潘、理番、懋功地区虽然大，但多是狭路，敌人容易封锁我们，使我们不易反攻。敌人正企图在这些地方逼死我们。第二，群众条件，要人口较多，有利于红军本身的发展，便于我们做好扩红的工作。但是，松潘、理番、懋功、汶川、抚边一带，据我们初步调查，人口只有20万左右，其中少数民族还占多数。第三，经济条件，应是能解决军队供给的地方。而这一带粮食奇缺，牛羊有限，解决我们的穿衣都成问题，军事上的补充更困难。因此，在岷江两岸的懋、松、理地区，是不利于建立根据地的。长久陷在这里，没有前途。我们新的战略方针应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

“至于谈到战略行动问题，目前一、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向南发展不利，向东过岷江对我亦不利，因敌在东岸有130多个团；向西北是广大草原。现只有转向甘肃，向氓山山脉以北，背向西，争取这一地域。这里道路比较多，人口多，山少。在这些地方，我们可以开展运动战消灭敌人。可向陕西还击敌人，再向北行动，背向西发展，南可以以青海南部作依靠。四川方面，现有地区可以成为游击区。得到的地方，是否再扩大，到时再决定。我们现在是反攻，是无后方的运动战，我们要勇猛果敢，巧妙机动，毫不迟疑地打击敌人。消灭蒋介石的主力，是我们的任务。现在，我们战略转移的具体要求是：第一、向松潘同胡宗南作战，向松北转移，行动要迅速。第二，要高度机动。现在敌人已先我部署，因此我们要高度机动，使敌人对我们的估计发生动摇，让他们的部署赶不上我们。我们不要被敌牵制，不要因此妨碍我们的机动。第三、要坚决统一意志。两个方面军部队大，要特别坚决的统一指挥，如遇到困难，也要统一意志来克服。

“关于战争指挥问题，我想简单讲三点：一是应集中统一，指挥权要集中军委，二是为使作战更有力量，须组成左中右三个纵队。三是要实现战略计划，须有政治的保证，当前的一些困难，须从政治工作的加强来克服。”

周恩来最后说：“同志们，我就讲这些意见，供大家研究，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

周恩来的报告结束后，洛甫用严肃的目光扫视了一下会场说：

“针对恩来同志的报告，请同志们发言。”

张国焘对洛甫说：

“我讲讲。”

洛甫转对大家说：

“现在请国焘同志发言，大家注意听。”

张国焘操着一口江西话说：

“我首先向中央和诸位报告一下四方面军的情况。四方面军于3月28日开始强渡嘉陵江，然后进行了彰明、中坝战役。3月末攻克剑阁，进占阆中，接着克南部。当时面对的敌人是邓锡侯部三个旅和军部所属部队，他们布防于梓潼、魏城、中坝、绵阳一带。4月10日，我军占梓潼，派一部进入绵阳县境。敌人误以为红军将攻取成都，而我军却强渡涪江，包围了江油县城武都镇，接着克中坝，占彰明。另一路军则袭占青溪，继而克平武。敌军大败，邓锡侯几乎被生擒。敌人为防止四方面军在嘉陵江与涪江之间建立根据地，组织了对江油、中坝地区红军的围攻。刘湘主力王缵绪部为右路纵队，邓锡侯、孙震两军各一部为左路纵队、胡宗南则南下青川、平武配合。当时我军的处境有些不利。于是便于5月先后撤出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向岷江地区西进，攻下茂县。接着兵分三路，一路北上松潘，一路西北上黑水，一路南下威州。此时得知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已渡过大渡河的消息，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即令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三十军的八十八师和九军的二十五、二十七师各一部，迅速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兵分两路，一路克理番，一路从汶川向卧龙方向前进。6月初，攻克两河口，懋功，歼灭邓锡侯部两个营和地方武装近千人，继而占领南部要镇达维，同中央红军会师。

“以上就是四方面军撤离川陕苏区、西渡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最后与中央红军会合的简略情况。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恩来同志刚才已经谈得很多，本人同意政治局关于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决定。但是，目前接近我们的敌人主要是胡宗南与刘湘，其他都是配角。如果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向南，向成都方向进攻，这些敌人是不成问题的。向东发展，我们要受地势所限制；向西边发展，要越过茫茫草地，一片泽国，如果过冬没有帐篷，部队无法生存。现在松潘以北的情况，还没调查清楚，估计胡宗南至少有15到20个团的兵力牵制我们，我们也要集中20个团在松潘地区对付胡宗南，不然会吃亏。如果我们要向甘南发展，一定要打下胡宗南的几个团，才能站稳。两大主力红军会合以后，力量增强了，指挥统一了，经验增加了，但另一方面，敌人也不会让我们很容易占领大的区域。”

接着彭德怀、林彪、博古相继发言，均赞同周恩来对当前所处的环境与敌情的分析，以及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要继续北进，歼灭敌人，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在博古发言之后说：

“恩来报告及国焘等人的发言，我同意。下面我想着重讲五个问题，即建立根据地问题，战争性质的问题，高度机动的问题，集中兵力的问题，统一指挥的问题。

“关于根据地的问题，现在要用全力放在川陕甘这一地区，这样可以把苏区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国焘同志准备去打成都，这个计划我看应该放一放，向四方面军做好解释工作。我们的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去创造的。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的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为使我们更好地向甘南发展，部队必须高度机动，以游击战或带游击性的运动战去应付敌人，要保持红军游击战的传统，不能跟敌人硬拼，我还是那句老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我们不是已经走了好几千里了嘛，搞不好已经上了万里，你强大，让你一下嘛，忍耐着点。目前，我们主要是集中兵力去进攻松潘，打开北进通道，迅速打破胡敌向前。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因为等到天冷了，解决皮衣困难，国焘同志说，如攻松潘，要集中20个团是对的。应力争在6月突破，虽然那里要经过草地。而我们现在所处的地区条件太差，后退不利，现在就是要力争经过松潘到川陕甘去建立根据地，实现我们的战略方针。要完成我们的计划，必须统一指挥，这是个不言而喻的问题。相信一、四方面军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统一指挥下，为实现自己奋斗的目标，做出优异的成绩。”

毛泽东发言之后，又有王稼祥、邓发、朱德、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洛甫等人相继发言，都表示同意周恩来钓报告和他提出的北进的战略方针。最后，周恩来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作了总结。

开完会，张国焘回到住处，在与参谋长黄超共进午餐时，黄超拿一张事先准备好的《红星报》递给他看。张国焘接过来看到第一版上刊登有一篇《列宁论联邦》的文章，署名是凯丰。他指着文章问黄超：

“你看过没有？说些啥？”

黄超不动声色他说：

“张主席，你看看再说。”

张国焘简单浏览了一遍，脸红筋涨地大声说：

“嗬！我一到懋功，中央就唆使人写文章反对我，看来是有预谋的哟。”接着将竹筷朝桌上一拍：“列宁反‘欧洲联邦’，是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面，建立联邦是不正确的嘛，列宁也并未根本反对联邦制。我们成立的西北联邦政府，主要是承认西北少数民族的自治政府为联邦的一员嘛。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宣言里，不也提出过中华联邦共和国的口号吗？这怎么能同列宁反对欧洲联邦相提并论？”

黄超看张国焘生气了，“劝慰”道：

“张主席，把饭吃了再说，中央的同志怎么能随意批评我们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哩，不像话。”

张国焘余怒未息他说：

“中央的留俄人物，就会生硬地拿着列宁的教条来打人。我们的西北联邦政府，有哪点违反列宁主义？有哪点违反中共的苏维埃路线？居然无中生有说我搞西北联邦政府，是否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生性多疑的张国焘，认为这不是一件平常的小事，一定是中央在他未到抚边之前，就策划好的一场“反张国焘的机会主义”的斗争。凯丰，只不过是一个马前卒而已。这篇文章也不过是在两军会师表面欢乐融洽的空气里，升起的一颗信号弹，他仿佛闻到了一点火药的味道。他气得只吃了一碗饭，便停箸急匆匆离开用餐的地方。

黄超紧跟在张国焘的身后边走边说：

“张主席，这张报纸，是一方面军的一个干部私自交给我的。中共中央在两三天前就印发了，规定只发给一方面军的干部看，不给四方面军的干部看。”

“噢！有这等事！怎么将一、四方面军分别对待？这是小组织活动，是违反组织原则的。中央越搞越不像话了。”张国焘气冲冲他说着，不安到了极点。

张国焘回到下榻地方，刊登《列宁论联邦》这张《红星报》，像一幅巨大的阴影，罩在他沉郁的心上，怎么也不能拂去。路上黄超的话，又在这浓重的阴影里，猛抽了他一鞭。他心烦意乱，莫可名状，正在这时，洛甫一脚迈进他的屋来。

张国焘勉强和洛甫打了一下招呼，随即将报纸递给洛甫：

“总书记，我正准备找你呢！你先看看这张报纸再说。”

洛甫接过报纸，看了一下文章的标题，偏着头微笑着说：

“怎么啦，有意见？”

张国焘劈头劈脑他说：

“《红星报》发表凯丰这篇文章，其用意是不是要展开对西北联邦政府的辩论？如果是这个意思，那我就准备做篇文章答辩。”

洛甫看张国焘说话的势头不对，当即说：

“凯丰所引列宁的话，没错。”

张国焘辩护说：

“问题不在列宁的话错与不错，凯丰的文章，并未提到西北少数民族，也没有确切表示赞成民族自治，更没有承认少数民族可以组织单独的政府，他只是不顾实际情况，生搬硬套的引用列宁的话，来反对少数民族与汉族组织联邦政府的权利。”

洛甫说：

“国际的指示，要我们建立苏维埃政府，如果在中共领导下，又出现一个联邦政府，似与中共中央的总路线不符。”

张国焘不以为然地说：

“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嘛，怎么生搬硬套国际的教条来束缚我们。一方面军离开江西以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事实上已经不能行使职权。现在，我们根据实际需要组织的西北联邦政府，将来，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能行使职权的时候，仍是它的一部分。”

洛甫一边注意听着，一边暗暗佩服张国焘的诡辩之才。

张国焘不等洛甫回话，接着又讲：

“这篇文章，是不是根据中央的决定写的？如果是，为什么不等我们到了抚边，让我有机会参加讨论之后，再行发表？又为什么我已到了此地20小时，还不拿一份给我看？难道在中央机关报上，可以随便公开批评一个政治局委员的政治主张？通常是在一位政治局委员不服从多数决定，坚持自己的错误见解时，才会有这样的事。我已在今天上午的会上，公开提到西北联邦政府这个问题，但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并无一入发表批评的意见。现在却在报上公开登出反驳我的文章来，我不知道中央为什么要这样做？”

张国焘“义正词严”地当着中共中央第一把手的面，指责了一通，感到快意。他痛快淋漓地发泄了胸中的“积愤”。

洛甫心想，一、四方面军刚刚会师，目前的形势还相当严峻，两军应加强团结，一致行动。此时，不宜讨论这些容易引起争执的问题。于是用一种劝慰的口气对张国焘说：

“四方面军英勇奋斗的事迹，很值得中央红军学习，这次又竭诚拥护同中央红军会师。国焘兄领导四方面军有方，成绩斐然。我一看见四方面军，就感到是一支强壮的部队，非常高兴。中央哪里会随便批评一个政治局委员呢？凯丰同志的文章，是他个人的意见，今后还可以探讨嘛。”

张国焘一听，洛甫称许他及四方面军，扭曲的心态，仿佛得到了一点平衡。但他内心深处还有一点不满意的是，洛甫还没以中央的名义正式褒扬他与四方面军，如果是那样，他的气可能会全消了。

第二天，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与三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突然接到张国焘的邀请，请他们二位吃饭。

聂荣臻、彭德怀应邀来到张国焘的住处。张国焘显得非常热情地握住聂荣臻的手说：

“聂政委，我们还是南昌暴动时见过面，那时你在起义军第十一军当党代表，潮汕失败后，我潜逃上海，你转赴香港，一晃就8年啦，想不到今天在这里，我们又重见，难得！”接着赶快握住彭德怀的手说：

“彭军团长，你的大名，我早有所闻，很早就知道你，但一直没有机会见面。今天得见，分外高兴。”

聂荣臻说：

“张主席，南昌暴动那阵，你是中央特派员，多在起义军指挥部，我当时在军中，因战事突发，我们也只匆匆一面。”

张国焘点点头，然后对聂荣臻、彭德怀二人说：

“你们太辛苦，很疲劳，今天略备小酌，以示慰劳。林彪与聂政委率领的一军团，同彭军团长、尚昆同志率领的第三军团，是一方面军的主力，开路先锋，西征以来，立了大功喽！林彪与尚昆，今天因执行军务，不在这里，不然，请他们一道来聊聊。”

接着，张国焘请聂荣臻、彭德怀入座，陪客有参谋长黄超。

张国焘准备的这台筵席十分丰盛，除了当地的特产牛羊肉外，还有一些猪肉炒菜。饭食除青稞外，还有几个白面馍馍。聂荣臻、彭德怀有好久没有看见白面馍馍了，心想，张国焘的饮食标准真不低哩！也可能是特意为他们准备的，以示一份“厚爱”。

张国焘打开一瓶土陶瓶子的五粮液酒，屋里立刻散发出一阵喷香。张国焘笑容满面地给聂荣臻、彭德怀二人各斟了一杯酒，然后又给自己与黄超的杯子斟满了酒。

聂荣臻拿起五粮液酒瓶端详着对张国焘说：

“这是我们四川的好酒，听说从明代万历年间就开始生产，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你从哪里弄来的？”

张国焘笑笑：

“在江油县打土豪搞到的，就剩这一瓶了，舍不得喝，留作会师喝。那天，在抚边迎接朱毛等人共进晚餐时，我都没有拿出来，今天特意拿出来招待二位将军。”

彭德怀似笑非笑地看了聂荣臻一眼。

张国焘端起酒杯：

“请！二位西征大将请！薄酒一杯，不成敬意，聊备小酌，算是洗尘。”

聂荣臻呷了一口酒，微笑着说：

“张主席也太客气了，今天准备这么多好菜招待我们，美酒佳肴，感谢你的一片盛情。”

“没有什么，大家随便喝喝，聊聊。”张国焘摆摆头。停了一会，又接着说道：

“年初，中央在贵州遵义召集的会议，你们二位都是参加了的，我们是在宁强地区接到中共中央的来电才知道的。来电说，中央政治局增选毛泽东为常委，看来，以后便是毛泽东主其事了。”

聂荣臻和彭德怀点点头。

张国焘边进食边说：

“中共中央给我们的来电还说，中共苏维埃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只有军事路线犯了错误。我不明白，政治路线如果正确，中央就不致于被蒋介石逼出苏区，正确的政治路线下又产生了一条错误的军事路线，不知二位作何解释？”

彭德怀在一旁感到纳闷，心想张国焘今天请他们吃饭，讲这些是什么用意？说实在的，一下他也说不清楚这个问题。但那次会议，对当时错误的军事路线的批评，基本上是一致的，这点，他记得非常清楚，于是说道：

“那时的军事路线错了，大家都有同感，特别是前线的指挥员，更身受其害。那次会议，集中解决的是军事问题。”

彭德怀作这样的解释，张国焘似通非通。

一会，张国焘又说：

“前几天在抚边，我看见刚到的一方面军甚为疲劳，形容憔悴，一眼便知历尽艰辛，说明西征以来，你们碰到的困难很大，损失不小，不知现在还有多少兵力？”

关于一方面军会师后的兵力，张国焘在抚边问过周恩来，周恩来告诉过他。但张国焘这时故作不知，其实是想通过聂彭二人落实一下，看周恩来讲的是否属实？

彭德怀又看了一眼聂荣臻，没有当即回答。

聂荣臻用眼神回视了一下彭德怀，对张国焘说：

“我们突围出来，蒋介石用主要兵力对付我们，半年多来，减员不少，部队在贵州接受缩编，后来走到云南扎西，又进行整编，至于兵力多寡，总司令部有个数字，周恩来同志最清楚。”

张国焘“啊”了一声。

彭德怀说：

“会师以后，我们看见四方面军的装备很好，特别为我们准备了那么多慰劳品，两支部队，亲如兄弟，今后斗争，大有希望。这要感谢四方面军，感谢张主席哩！”

张国焘嘿嘿笑了起来，脸庞上的肌肉一闪一闪，说道：

“老大哥部队到来，小兄弟岂敢不迎？更何况中央夹在其中，这叫风雨同舟，同甘苦，共患难嘛。”

黄超在一旁连忙说：

“张主席说得好，说得好！”

几杯酒下肚，张国焘的兴致来了。特别是听到聂荣臻和彭德怀夸奖他的部队，黄超赞美他的言谈，更感到甜滋滋的，他乘兴对聂荣臻和彭德怀说：

“你们的部队有减员，不要紧，我拨一部分兵力给你们补充。今后有困难，找我。”

餐毕，聂荣臻与彭德怀从张国焘住处出来，聂荣臻边走边问彭德怀：

“老彭，你说张国焘今天为什么请我们二人吃饭？”

彭德怀笑笑说：

“看得起我们嘛。”

聂荣臻摇摇头：

“这里面有文章哩。”

彭德怀说：

“老聂，人家拨兵给你，你还不要？”

聂荣臻思忖着说：

“我也要。”聂荣臻往下再没说下去，因为他的脑子里正在打转转。

彭德怀呢？也在深思。

正文第六章牛肉换子弹，张国焘借故大做文章

送走了聂荣臻与彭德怀，张国焘的头有点晕乎，脚也显得有些飘飘然。但他心里明白。他感觉自己似乎是微醉了。昨天，《红星报》上凯丰的文章引起的不快与不满，瞬息又袭上心头。一种孤立的感觉，不禁油然而生。但一想起自己掌握了8万大军，浑身又立刻充满了力量，认为这是谁也敌不过的资本，于是内心一下又充实起来，自己又感到好像无比庞大。会师前，身为一部主力红军的统帅，几万大军全凭他的意志行动，更何况他又认为这支部队是他一手经过数年的惨淡经营才发展起来的。不消说，这又是他可以与任何人抗衡的本钱，是可以以此啸傲于任何人的。张国焘非常清楚，他眼中的一方面军，怎么可以与他领导的部队相比呢？不管人数、装备、人的精神面貌等等方面，由此他得出一个结论：四方面军为什么比一方面军强，说明他的政治路线正确，中央的政治路线有问题，此外不能作其他解释。其他的任何解释都是“诡辩”。想着想着，他的脸上又露出笑容来。他在心里说，会师那天，毛泽东和洛甫等中共要员，为什么会冒着倾盆大雨来迎接他，无非是看得起我张国焘的力量。如果我张国焘没有掌握这支强大的兵力，他们会这么礼贤下士么？今后，无非是想借助我的部队、我的武装力量去为中共的路线奋斗。如果今后中共中央的路线正确，四方面军还愿意跟着去卖命，一旦有问题，我张国焘是不会跟着去乱干的。中国革命到底如何闹下去？大家都在摸索，没有一个谱。谁敢担保说自己干的完全对，没有错。各路红军犹如各路诸侯都在自己的地盘上作英勇无畏的抗争，成功与失败，现在还难以定论。中央的“北上”方针，到底能否走通，还是一个未知数。聂荣臻、彭德怀、林彪、杨尚昆这样一些一方面军的干将，今后还要多多接触，因为今后要合作共事嘛。不消说，今后我张国焘还要领导他们，少不了有用得着他们的地方。互相要多增进一些了解。

酒后，张国焘正躺在铺上作人生道路上这么漫无边际的思想的时候，朱德走进屋来。

朱德比张国焘年长，张国焘见朱德屈尊来到自己的住处，心里自然不安，立即起身相迎：

“玉阶兄，请坐！今天有空来小弟处。”

朱德温和他说：

“特立兄来懋功，已经有好几日了，今天是专程拜访。”

张国焘双手揖道：

“岂敢岂敢！总司令大驾光临，国焘只有清茶一杯。”

“很好，很好！”朱德坐在一条长板凳上连连说。

朱德嗅着屋内有一股未散的酒气，余香未灭，微笑着说：

“特立兄，我看你眼睛微红，醉眼朦胧，想必刚喝过酒，想不到你还是一个酒仙哩。”

张国焘摇摇头：

“平时，我不大喝酒，怕醉了误军中大事。刚才是请你的部下彭德怀与聂荣臻两员大将在寒舍小酌，他们在前线奋斗，相当辛苦，聊示慰问而已。”

朱德夸奖他说：

“你真想得周到。”

“不是我想得周到，是现在还有这个条件，请他们吃饭，以后说不定就难啦。”

朱德说：

“这倒也是。”

张国焘紧接着说：

“玉阶兄自南昌暴动开始，在红军中奋斗了七、八年，戎马疆场，纵横驰骋，劳苦功高，我看中共没有谁人可与你相比。”

朱德摇摇头，苦笑了一下，沉痛他说：

“可不要这么说。这两年，红军的损失很大，就拿一方面军来说，过去好比一个巨人，现在全身的肉部好像掉光了，只剩下一副骨架。8个月前，一方面军由江西西行，人数约为9万，一路之上，遇到数说不尽的险阻艰难，牺牲很大，现在可以说干部多于战士。”

停了停，朱德又继续说：

“一方面军在一路之上，所有的炮都丢光了，机关枪所剩不多，又几乎都是空筒子，每支步枪平均约有五颗子弹。就是说少的只有两三颗，多的也不过十来颗罢了。这些少得可怜的子弹，现在可以说只能用作保枪之用了。”

稍停，朱德接着说：

“想起8年前的南昌暴动，我们在三河坝分手时，一些打过游击的同志，在敌军的压力之下，悲观失望，逃亡甚多。最惨的时候，我的身边仅剩下28人，甚至这28人中还有人疑心我也会逃跑。因而放哨对我实行监视，真凄惨啊。后来，我们上了井冈山。情形才逐渐有所好转。经过多年奋斗，才完成一方面军的局面。现在的情形，可以说同当年不相上下。但时移势易，现在敌方力量远较七、八年前为强。要杀出一条生路，也属不易啊。”

张国焘极力安慰朱德说：

“四方面军脱离鄂豫皖西进通南巴时，也是狼狈不堪。今天，一方面军所遭遇的敌军压力，远胜四方面军，并且艰苦转战已达8月之久，能留下这支队伍，也不简单。四方面军正缺干部，一方面军多余的干部，可以抽调到四方面军来任职。同时四方面军也可以拨一些士兵和弹药补充一方面军。一、四方面军完全是一个整体嘛。”

张国焘感到朱德的心情有些郁闷，而他自己在屋子里又已经呆了大半天，头昏脑涨，于是提议说：

“玉阶兄，我们出外散散步，如何？”

“好！到外边走走。”朱德附和着说。于是两人起身一同走出房间。

他们两人沿着抚边的小街踽踽而行。头戴大帽沿的四方面军战士与头戴小帽沿的一方面军战士，看见穿着随便，形同炊事员的总司令与穿戴整洁的张主席走在一起，战士们满脸笑容，眼中充满对领导人的热爱，纷纷向朱德与张国焘敬礼。

穿过一条坎坷不平的小街，他们来到郊外，见坝子里的青稞开始成熟，由青变黄，那些高低不平的小丘上，乱石纵横，杂草丛生。一条小河淌着清清的流水，在村边唱着娓娓的轻歌。他们漫步来到河边，见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群战士正在围攻十余条牛群。战士们正用子弹在那儿捕杀。牛群因受惊而四处狂奔，发出哞哞的惨叫，践踏坏地里的青稞，一个劲朝山下奔去。

被射杀的那条牛的腹部，殷红的血从洞穿的地方外溢，肠子也掉出来一截，呻吟着在地上乱滚，想是在作痛苦的挣扎。朱德与张国焘急急赶过去，想看个究竟。见一方面军的几十个战士七手八脚地围着气绝的牛儿，正在进行宰杀。朱德有些生气地责问他们：

“为何乱射杀牛儿？”

一个战士兴冲冲地回答说：

“总司令，土豪的牛，该杀，改善一下伙食，肠子都快生锈啦！”

朱德皱皱眉，没有再说什么。

张国焘“哎”了一声，摇摇头走开了。

离开了尸解耕牛的场地，他们踏着河边软绵绵的小草，披着一身夕阳，又继续在郊外散步。

张国焘一边走，一边慢吞吞地说：

“射杀一条牛，竟用了十余发宝贵的子弹，实属浪费。在弹药奇缺的今天，根本不应该这么作。更何况，这种杀牛的方法，也容易引起当地人的反感，因为有些野蛮。”

朱德叹息道：

“一方面军的纪律，现在是有些松弛了，因为长途行军作战，不及刚出发的时候了。”

张国焘接过朱德的话说：

“其实，四方面军已学到杀牛的方法，他们先引导牛群分开，然后收绳子将牛拖倒，再行宰杀。这样，就一颗子弹也不费了。”

朱德微微一笑：

“你还内行哩！”

张国焘摆了一下头：

“四方面军长期在这一带活动，向藏民学的。藏民就是用这个办法宰杀牛的，我不止一次目睹过。”

朱德颔首。

接着张国焘又说：

“刚才那个战士说，土豪的牛该杀。其实这个说法也不对。据我所知，这一带藏人，通常拥有几十条或上百条牛的，才算富有，才，称得上是土豪。仅有十几条牛的，不一定是土豪。十几条牛者，这是否属于土豪的财产？大可怀疑。”

朱德当即解释道：

“一方面军刚到，对这个地区的情况不熟，看来需要加强学习，加强纪律教育。”

走着走着，他们已经离开抚边很远了。身后的木楼，茅舍像一幅幅朦胧的剪影，在夕阳余晖的映衬下，依稀贴在酡红色的天边。

朱德对张国焘说：

“我们该回去了，晚餐后还要开会。”

夕阳照着他俩肩并肩的一对身子，在崎岖不平的草地上投射出一双长长的影子。

晚餐后，张国焘正准备去毛泽东住的地方开会，博古的特务员小康与另外两名战士提着一块牛肉兴冲冲地跑来，与走出门的张国焘撞了个满怀。张国焘推开小康，擦着身上粘糊糊的牛肉油腻不高兴地问道：

“什么事，这么急？”

小康连连道歉说：

“哟，碰着了张主席，真对不起。我找你们通讯班的战士。”

“干什么？”张国焘不解地问道。

小康眨巴着一双神秘的眼睛说：

“张主席，这，你就不用问了。”

张国焘心想，博古的特务员真好，给自己的特务员送牛肉来了。肯定是下午他与朱德在抚边河边看见宰杀的那条牛身上的肉。张国焘的嘴朝屋后一呶：

“他们在后面。”

张国焘走了不远又回来取衣服，心想中央的会不知晚上开到什么时候，这里是高寒地区，天气多变，有时夜间特别冷。他未及跨进门槛，就听见屋后在争执，声音特别大。

张国焘只听见他的特务员用一口四川话大声武气地说：

“牛肉换子弹，从没遇到过这种事，被发现了，要倒霉。”

小康和另外两个一方面军的战士操着一口江西、福建话说：

“牛肉换子弹，公平的买卖。”

通南巴的战士不大听得懂江西福建话，而江西福建的人也不习惯听四川话，双方遂因语言的隔阻，你一言我一语仿佛在那儿争吵。双方的话又是重复，又是解释。

张国焘在隔壁一听，感觉颇有意思，心里好笑。这种趣事居然留住了他的脚步。他决定再听听，看他们到底还说些什么？

只听他的特务员说：

“上级决定，不准用武器弹药跟别人调换东西，我们不敢。”23小康不服气地说：

“有什么关系？你们不肯，是瞧不起我们一方面军，不把一方面军当自己人。骄傲兮兮的做些什么？有什么了不得！”小康他们气冲冲地吼叫着退出了房间。

张国焘无意中听了这场隔壁戏，悄悄的一点没有吭声。

第二天午饭后，博古来看望张国焘。一见面张国焘笑着对博古说：

“邦宪老弟，今天你也有工夫来敝处？”

博古比张国焘小7岁，张国焘自然称他老弟。有时他在背后戏称博古为中共中央的小伙子。

博古一听张国焘称兄道弟的，内心立刻感到不快，开玩笑说：

“国焘同志，你是怎么搞的，你仍和国民党军阀一样，喜欢称兄道弟的。”

张国焘用鼻子哼了一下：

“你老弟的这个批评，我可不能接受。称兄道弟，是中国人表现友爱的传统习惯，这与国民党军阀作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博古认真地说：

“共产党人，一般都称‘同志’。称兄道弟，不免有些江湖气，这与中共布尔什维克的意识，极不相称。”

张国焘反驳说：

“我看你这个政治部主任，真会做政治工作。我所说的这种传统称号，是表现彼此之间的平等关系和亲切友爱，其意义与‘同志’是一回事，你不必小题大做。”

博古继而又说：

“听说四方面军称炊事员为‘伙夫’，称饲养员为‘马夫’，称特务员为‘勤务兵’，为什么还要沿用这些旧有的军阀观念呢？特别是‘勤务兵’的称呼，会使人产生‘马弁’的感觉。‘马夫’的称呼，会使人感觉自己所做的工作是‘贱役’，这些，都应该统统改掉才好。”

张国焘看了看博古，心想，你这个中共中央的小伙子，说话直率倒有几分可爱之处，无非是喜欢玩弄一点小聪明，挑一点小毛病。说起话来，满口这个同志那个同志的，充分流露出莫斯科的气味。在中共中央坐了几年第一把交椅，遵义会议遭到贬谪，也不学乖一点，现在仍还神气十足地在教训人。于是毫不客气地给博古顶了回去，一开口就改口了：

“博古同志，沿用旧名称，不一定就是保留旧的观念。我们虽然还沿用一些旧的称呼，但如果你愿意蹲下来考查一下，四方面军的干部与下面的工作人员，生活完全打成一片，有时彼此还互称小名和诨名，说话谈笑毫不拘束，这些情况在国民党军阀军队中是一点看不到的。我们并未接到中央有关这方面的改革命令。如果我们自己制订一些名称，很可能与中央制定的有出入。那么，今日我们在想功相会，作为政治部主任的博古同志，便会以为四方面军妄立名目，迹近造反，你又要大张挞伐啦！”

博古认为，这是张国焘在诡辩。从有红军之日起，早就改变了旧有的称呼，七、八年啦，可四方面军还不改变，这不是地道的军阀主义思想在作怪，还是什么！他轻轻掀了掀鼻梁上的玳瑁眼镜，瞅瞅张国焘又说：

“前天，我亲眼看见四方面军的一个连长，高声怒斥一个士兵。说明上级对士兵缺乏说服教育的精神，实行的是军阀统治。我还听说，更严重的还有打骂的情况，这在一方面军就根本看不到这种现象。”

张国焘偏着头看了一眼博古，不以为然地说：

“博古同志，难道一方面军就没有违犯纪律的事情发生？”

博古用肯定的语气回答道：

“我敢担保没有。部队外出在藏民的土地上‘打粮’，这是总部的决定，红军为了生存采取的权宜之计，不得已而为之，这不能由战士们来负责。”

张国焘摇摇头：

“我说的不是这个。”

博古用困惑的眼光瞧着张国焘：

“你指的什么？”

张国焘说：

“一方面军违犯纪律的事发生在我这里。”

博古更加不解了，闪着惊诧的目光急问：

“你具体说说是怎么回事？”

张国焘答道：

“你的特务员小康，带着两个战士，提着牛肉，来向我身边的人调换子弹。”

“有这等事？”

“我会造谣？博古同志，你回去问问就知道了，事情就发生在昨天。”

博古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点燃猛吸了一口，一扬头，喷出一口浓烟说：

“如果真的如你所说，这倒是个问题。不过，一方面军确实匮乏弹药，战士们用宝贵的牛肉去换子弹，连自身吃的都不顾，这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去战胜敌人。”

张同焘反驳说：

“红军的枪支弹药，如同生命一样的宝贵，怎么能随便调换呢？我们的管理十分严格。”

博古申辩道：

“记得你曾经说过，可以拨一部分部队给一方面军，枪支弹药也可以支援一些。这些在未兑现以前，一方面军急着需要子弹，战士们未经请示，在下面做这样的交易，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张主席不必太多虑了。”

张国焘笑了一下：

“好，这件事的是与非，我们暂且不说。就说你刚才讲的，你看到四方面军的一个连长训斥士兵，这只是个别的，并不是普遍的现象，更不能因此就认为是军阀式的统治。四方面军的打骂事件，过去在鄂豫皖时很少发生，到川北后，由于新兵太多，缺乏教育，再加上强迫戒鸦片烟，这种现象是有些增加。但不能以偏概全。一方面军内，博古同志敢担保没有个别的打骂现象？我就不信！难道就可以因此说一方面军是军阀统治？”

就张国焘的年龄、资历来说，博古在他面前，可以说是一个“小伙子”。张国焘完全可以在他面前摆老资格，可以完全不听他这一套。张国焘早年在北京大学学习时，参加过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0年初参与组织成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任书记。同年10月，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到上海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局成员，留在上海负责中共中央的组织工作，兼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并主编《劳动》周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22年1月，率中共代表团到苏联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同年7月出席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1923年2月，参与领导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6月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5月，在北京被北洋军阀逮捕，变节自首，留下一段不光彩的历史，他悄悄隐瞒下来。

张国焘变节自首的经过是这样的。

1925年5月初，直系军阀北京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发出通电，要北洋军阀政府通令查禁“过激运动”，派出反动军警，分别包围汉口德润里23号湖北共产党组织的秘密机关和刘芬律师事务所，逮捕了共产党员许白昊、刘芬和原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杨德甫等几个工人。并通缉包惠僧和廖乾吾。杨德甫被捕后，在肖耀南的军法处，投降敌人，供出了北京全国铁路总工会的秘密机关和张国焘等负责人。

北洋军阀政府接到京汉路局密函后，当即通知京师警察厅派出侦缉队，前往查抄北京全国铁路总工会秘密会所。在腊库16号杏坛学社内逮捕了张国焘和他的妻子杨子烈。在张国焘等人住处搜出20件重要信函。

张国焘和杨子烈被拘于鹞儿胡同的侦缉队中，由于在狱中惧怕敌人严刑拷打，很快就向敌人屈服了。他在向国民党的亲笔供词中写道：

国焘历年受学校教育，研究经济学，颇以马克思主义与“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之言相符合，固信仰之。当独秀去京赴沪以共产主义旗帜相号召时，于民国十年间曾来函邀国焘一致进行。国焘亦随以提倡平民教育，进行社会事业自任。去年，陈独秀加入国民党后，国焘亦随之加入，故国焘可谓国民党内之共产派。按国民党内容复杂，共产派系新加入，主张偏重反对外国侵略。国焘自去年加入该党后，并未任何项职务，可谓之挂名党员。按中国共产派现尚幼稚，既无若何组织，人数亦尚少，故从来并无何项革命行动事业，多偏重研究学理及宣传。国焘在此派内，担任劳动教育及平民教育诸事。又国焘因曾做劳动教育事业，各处工人亦有很少数与国焘相识者，故亦颇知所谓铁路总工会。

杨子烈的供词投敌变节更为露骨：

我的丈夫张国焘因受人之愚迷而研究这种邪学说，而得像现在这种结果，我既是他的妻子是脱不了干系的，我也不愿意脱离干系。政府诸大人是人民的父母，人民做了错事，是应该求诸大人的宽恕，使其有改过自新之余地。铁匠营二十一号是铁路总工会暂时通信机关，张国焘因受人之愚而为干事，到现在我才知道。我的丈夫张国焘，此次做错了事是应该受惩罚的。但是青年阅历尚浅，诸大人素来德量宽洪，许人改过迁善，故敢请诸大人念张国焘初犯，特别加于宽恕。那不但张国焘和我铭感不忘，就是稍有知觉的人，也当感德无涯矣。

经过数日审讯，加之张国焘与杨子烈写了供词，于是北洋军阀政府京师警察厅认为，张国焘等确系共产党，犯有“鼓吹革命煽惑罢工”罪行，立刻将张国焘、杨子烈解送京畿卫戍司令部讯办。

在京畿卫戍司令部的审讯中，张国焘进一步向敌人供出了在北京的共产党员名单，其中包括中共北方区委的主要负责人和领导骨干。

根据张国焘向敌人这一招供，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密咨内务部总长，“请转令严拿共产党李大钊等归案讯办”，内称：

案据京师警察厅解送拿获共产党人张国焘等一案，业将审讯情形函达在案。兹经派员将张国焘提讯明确，据称：伊等以私组工党为名，实行共产主义。陈独秀为南方首领，有谭铭（平）之等辅助进行；北方则李大钊为首领，伊与张昆弟等辅助进行。北方党员甚多，大半皆系教员学生之类，一时记忆不清。查李大钊充膺北京大学教员，风范所关，宜如何束身自爱，乃竟提倡共产主义，意图紊乱国宪，殊属胆玩不法。除张国焘等先行呈明大总统分别依法判决外，其逸犯李大钊等相应咨行党部查照，转令严速查拿，务获归案讯办，以维治安，而遏乱萌。

接着张国焘又向敌人供出全国铁路各路在党工人名单，其中包括京绥路7人、京奉路21人、胶济路3人、正太路2人、京汉路8人、津浦路2人、粤汉路1人、道清路2人、陇海路1人、京广路24人，每个人都有具体姓名和通讯地址。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孙云鹏和其他铁路工人运动的领导人，如项德隆、李振瀛等，都在名单中，被张国焘一齐出卖了。敌人如获至宝，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再次密咨内务部，要求按照张国焘供出的名单，转令严拿讯办。

北洋军阀政府内务部，按照《张国焘供出在京党员名单》以及《张国焘供出各路在党工人名单》，南北配合，迅速缉拿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在敌人所要缉拿的“要犯”中，除李大钊等少数人在党中央保护下逃脱外，孙云鹏、范体仁以及道清路的吴鹏九，津浦路的叶云清等人被敌人逮去。

这是张国焘用自己的行为写下的叛徒历史。

中国共产党利用第二次直奉战争，冯玉祥联合奉系军阀发动北京政变的机会，设法从北京、天津保定等地监狱中，营救出被捕的工会负责人和共产党员，张国焘也随着出狱了。

太复杂也太困难了，中国共产党未及很好审查被捕的重要党员在狱中的表现，也由于张国焘善于伪装与躲闪，1925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又当上中央执行局委员、中央局委员，任中共中央工农部长兼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同年底兼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接着在次年的1月，张国焘任中共出席国民党二大的党团书记。10月任中共中央驻湖北区委代表。同年底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1927年7月，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后任中共中央代表参加南昌起义。在中共“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9月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1928年6月出席中共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1931年初回国，任中共中央常务委员。5月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

林林总总，张国焘自出席中共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在党内的地位一直不低，甚至还愈来愈显赫。而博古呢？1925年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初才开始出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列席中共六届四中全会，4月任共青团中央书记。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忽然直线上升，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中共中央书记。这时博古才28岁，可谓少年得志，平步青云。在张国焘眼里，博古完全是一个“小伙子”，他怎么会买博古的帐哩！

本来，博古是专门来找张国焘谈军中的政治工作问题，但张国焘压根儿听不进去，博古反而被碰了一鼻子灰。最后张国焘反以教训的口吻对博古说：

“我劝你不要有这些误解，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隔阂，你作为一个政治部主任，对于两军的政治工作，应该提出建设性的工作计划，决定积极奋斗的目标。如果企图根据这个或那个理由，再指责四方面军是军阀主义，那是不公平的，是有害两军团结的。”

对于张国焘这样的中共元老，说实在的，博古也不敢吹胡子瞪眼睛，也只有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去进行说服。说服不了，他也无法，只得回去向中央汇报了。

正文第七章拉拉扯扯，张国焘请彭德怀、杨尚昆吃饭

张国焘参加两河口会议之后，在懋功地区小住几日，上上下下了解一些情况以后，返回茂县四方面军总部。途经理县下东门，见到徐向前。

徐向前关心地问起两河口会议的情况，张国焘懒洋洋地不愿多谈，显得颇为疲惫的样子。只是简单地说：

“中央红军一路很辛苦，减员很大，和我们刚到通南巴时的情形差不多。”

徐向前非常关心目前的战略方针，问道：

“下一步，部队向哪个方向打？”

“中央的意见，要北出平武、松潘，扣住甘南，再图发展。依我之见，还是先取川西南为好。否则，粮食、给养都成问题。”

徐向前说：

“北打有北打的困难，南打也有南打的困难。平武那边，地形不利，硬攻不是办法；松潘地区不利大部队展开，我和昌浩商量，准备扣住黑水，分路迂回突击，或许能够取胜。南下固然能解决目前供应上的困难，但一则兵力有限，二要翻过雪山，且不是长久立脚之地，万一拿不下来，北出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

张国焘听了徐向前的意见，沉思良久，最后表示同意先打松潘，但仍坚持南取邛崃山脉地区的方针，他对徐向前说：

“你将我的这个意见草拟一份给中央。明天你亲到懋功，当面向中央陈述。”

徐向前按张国焘的意见办了。谁知翌日因李家钰部猛扑四方面军威州前沿阵地，战局紧张，徐向前要指挥部队作战，无法脱身，结果没有去成。

张国焘回到茂县，反复琢磨两河口会议上中央政治局要员们的意见，特别是毛泽东的讲话，深感个人如果一再坚持南进的方针，恐不被中央所接受。特别是在下东门听了徐向前一番分析北进与南进的利弊之后，认为当前北进较之南进为好。到底向北还是向南，真颇费推敲，弄得他心神不定。想来想去他握起电话无可奈何地给徐向前说：

“向前，还是仍按中央的决定，攻打松潘。你不去懋功了。”

两河口会议之后，张国焘对中央的北进方针小有反复后，还是勉强接受了。

两军会师以来，中央的一些同志在与张国焘的接触中，明显地感到张国焘在今后的战略方针上不与中央保持一致，还对中央生出些意见来，两军的指战员之间，甚至产生一些不利于团结的言论。为了加强团结，改善关系，中央决定派出王稼祥、李富春、林伯渠、罗迈、刘伯承、周兴、金维映等人组成的中央慰问团，抵达四方面军总部驻地杂谷脑，慰问四方面军，以示关怀。

且说在1933年8月就遭到张国焘监禁的四方面军将领曾中生，听到中央慰问团来到杂谷脑的消息，激动万分。当晚，推开桌上一叠正在写作的《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稿子，在一盏昏暗的马灯下，颤抖着手，立刻给中央写信，他在信中述说着自己的经历与对党的一片赤诚。

曾中生原名曾钟圣，1900年生于湖南资兴，1922年毕业于郴州第七联合中学，一度到军阀沈鸿英部队当参谋。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经过半年严格的入伍生训练后转入第四期政治科大队学习。在校期间，积极参加周恩来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活动。1926年黄埔军校毕业，投入北伐战争，在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生智部前敌指挥部政治部任组织科长，参与建立政治机关，发展中共组织。北伐中进驻武汉后，曾中生任《汉口民国日报》主笔，以极大的热忱在报上发表宣传北伐胜利、报道工农运动的文章。1927年9月，他被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参加了次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1928年冬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1930年4月，党派他到南京工作，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积极整顿南京党组织，制定在敌人统治中心进行斗争的策略和方针。同年10月，调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建立中共鄂豫皖临时特委和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曾中生任书记兼军委主席。

1930年12月，国民党军队从西、南、北三面向鄂豫皖根据地发动进攻，曾中生领导红军英勇抗击，组织军民与敌人周旋。此时，由蔡申熙、陈奇率领的红十五军从鄂东南经皖西、豫南转到黄麻地区。全军千余支枪，平均每支枪仅三发子弹，战士们大部分没有御冬的棉衣，又匮乏粮食，很多时候填不饱肚子，条件险恶。围绕十五军的行动方针，地方和军队之间又发生分歧。地方同志主张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游击；军队同志则主张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另谋发展。曾中生主张赶快整顿部队，集中兵力突破敌人包围，与红一军会合。红十五军根据曾中生意见，整顿三日，统一了认识。曾中生又两次与十五军领导研究突围方案，并布置地方党组织和群众配合部队行动。1932年1月初，红十五军东袭麻城福田河成功，消灭数百敌人，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胜利转到了外线。

红十五军与红一军会师，合编为红四军。曾中生任政委。他与红四军领导一起，及时总结反“围剿”斗争经验，正确分析形势，决定红军转入反攻，以主力突击根据地周围敌人弱点，打歼灭战，扩大根据地；以部分红军结合地方武装扫除根据地内敌人孤立的据点。在此作战方针指导下，红四军主力首次有组织地“围点打援”，围攻磨角楼；首次采用“坑道作业”，爆破攻城，攻克新集城；又以“飘忽战略”出击平汉线，袭占李家寨、柳林河站，尔后选择冒进之敌，大胆迂回包围穿插猛进，在双桥镇取得首次歼敌一个整师，活捉敌师长岳维峻的巨大胜利。

双桥镇胜利后，曾中生主持召开了鄂豫皖临时特委扩大会议，正式成立鄂豫皖特委和军委，曾中生任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会议总结了各方面斗争的经验，制定了新的斗争方针。为培养红军干部和地方武装干部，紧接着红四军又成立工农红军人事政治学校第四分校，曾中生兼任校长。1932年春夏之交，曾中生等红四军领导人领导鄂豫皖军民又取得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根据地得以进一步巩固和扩展，人口达200多万，红军发展到近2万人。

张国焘自派到鄂豫皖后，以王明路线的钦差大臣自居，下车伊始，对反对张国焘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曾中生排挤打击。曾中生虽身受其害，仍和军长徐向前一起，通力合作，从实际出发，率部南下作战，1个月内连克英山、浠水、罗田、广济四城，歼敌七个多团，有效地牵制了敌人，支援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张国焘不放松对功勋卓著的曾中生的迫害，接着降曾中生任独立一师师长。此期，曾中生身患肺病，病痛与政治打击双双折磨着他，但他并不因此而颓丧，以病弱之躯，整训部队，使独立一师在四次反“围剿”中起到主力军的作用。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被迫向西转移，随军西行的曾中生，在陕南城固小河口师以上干部会议上，他和旷继勋、余笃山一起，义正词严地批评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错误和军阀式的领导作风，又一次冒犯了张国焘，又为自己种下了一颗“受罪”的种子。

善于玩弄两面派手法的张国焘，此时并未马上报复和收拾曾中生，表面装着“欢迎”曾中生等人提出的意见，实际是在窥测时机，准备报复，到时一起算帐。

1933年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后，曾中生仍被张国焘“重用”，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他感到部队发展得快，新战士的大量拥入，为指导部队开展军事训练，提高干部的指挥组织能力，于是便致力于军事理论的研究，认真总结红四方面军的作战经验，研究红军的战略战术，写出了《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的要诀》等军事著作。

曾中生何曾想到（应该说在意料之中），就在他对党对红军一片赤胆忠心，孜孜不倦地正在写作《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的时候，张国焘下了毒手，突然将他逮捕，罪名是“托陈取消派”、“右派首领”，并施以严刑拷打，长期关押。

曾中生就这样被人看管着“带罪”上了征途。他的冤屈向谁申诉？沉冤何时昭雪？张国焘一手遮天，曾中生向何人告状？当一、四方面军在懋动会师的时候，他听到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悄悄地流下了高兴而难过的眼泪，当即给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诉说他的悲惨遭遇，并告之张国焘的种种错误，希望中央明镜高悬，认真查处他的“问题”，明辨是非，洗雪他的“罪愆”。但曾中生这封用血和泪写成的信，一经落到张国焘手里，不但被扣了下来，反而又成了他新的“罪行”，又种下了一颗被进一步陷害的罪恶的种子。

信发出后，曾中生在那间又窄又暗的牢房里，成天倚窗而望，希望中央派人来接他出去，进一步清理他的案子。但每天得到的总是失望与悲叹！他哪里知道，他的那封涌动着字字血、声声泪的书信，早已在张国焘那里灰飞烟灭了。

现在，又听说中央派慰问团到四方面军总部来啦，曾中生在狱中是怎样的狂喜，于是不得不赶快推开呕心沥血之写作，迅速给中央写信，并要求见中央慰问团的领导一面。

曾中生又一次给中央的信，同样被张国焘扣下，同样遭到灰飞烟灭的命运。张国焘并嘱咐黄超等人说，中央慰问团的人来了，要特别注意看管好曾中生，不让与中央派来的人有一丁点接触。

张国焘为了表示拥护中央，欢迎中央慰问团的到来，他指示四方面军总部欢迎的场面要十分热闹。于是王稼祥、李富春等在一阵口号声、欢呼声中，喜笑颜开地步入欢迎会场。

台上台下自然十分亲热，场面颇为热烈。

中央慰问团的同志，除向四方面军指战员表示真诚的亲切慰问外，还传达了两河口会议精神，解释会师后的一、四方面军为什么要执行北上的战略方针的道理。

连续不断的握手、问好、欢呼、讲话之后，热闹的场面归于冷静，张国焘在欢迎会结束后同李富春说：

“两军会合，摊子大了，为便于统一指挥，总司令部须充实、改组，必须加强总司令部。”

不等李富春回答，张国焘接着又成竹在胸地说：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依我之见，朱德仍为总司令，另可委任徐向前为副总司令，陈昌浩为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当总参谋长。这样便集中了两军中的主要军事人才，有利于今后合作。”

李富春一听，张国焘这话中有话。他琢磨着，从会师之日起，张国焘一直闹“统一指挥的问题没有解决”，他通过发电报，以及找中央的人反映，或由四方面军的头面人物建议等方式，欲将自己捧上红军的最高领导岗位。李富春记起了有这样一件事，是朱德告诉他的：陈昌浩曾致电朱德说，“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请焘任军委主席，朱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

中央慰问团临行前，毛泽东也曾对李富春讲过一段话：张国焘是爱争权的，要注意。中央已经作了研究，为了团结张国焘，团结广大的四方面军，也为了今后两军的更好合作，同时考虑到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中的影响，洛甫提出主动让出总书记一职，但毛泽东虑及张国焘是不喜欢没有军权的党内第一把交椅这个角色的，朱德说那么就让张国焘当军委主席吧，把自己的职务交给他。毛泽东不同意，说军委主席不能让他当。周恩来则表示愿意让出总政委，毛泽东说可以考虑，张国焘可能愿任此职，但须慎重研究，下一步开会再定。中央慰问团到了杂谷脑，如果张国焘提出解决组织问题，就说中央已经有新考虑，不要让他失望。

李富春记起毛泽东的交代。果然欢迎会后张国焘便迫不及待地提起这个极为关心的问题。他推荐这个那个出来的后面隐藏着他的一个庞大的影子。他和陈昌浩向中央相互荐举，实际是在演一折蹩脚的双簧。

李富春平静地对张国焘说：

“国焘同志，你所关心的统一指挥问题，据我所知，中央正在考虑，相信不日即可解决。”

张国焘听李富春这么一说，稍稍感到放心。

两河口会议，张国焘勉强接受北上的方针以后，总参谋长刘伯承受军委委托，拟定了“松潘战役计划”。“计划”指出：我一、四方面军根据目前的战略方针，以运动战消灭敌人的手段，北取甘南为根据地，以达赤化川陕甘之目的。首先进行的战役，就是要迅速、机动、坚决地消灭松潘地区的胡敌，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北向作战和发展。为此，将一、四方面军分为左、中、右三路军和岷江支队、懋功支队。

岷江支队的主要任务是在岷江衣岸钳制和吸引胡宗南部，并隔阻许绍宗部队从片口向镇江关前进，以便我两岸主力顺利的进到松潘及其东北地带，以突击胡敌之背。懋功支队的主要任务是掩护红军北进作战及其后方，并隐蔽红军企图，在夹金山、巴郎山、懋功、祟化地区活动。

左、中、右三路大军由岷江两岸进攻松燔，尤以左路及中路为中心。左路军由16个团组成，司令员林彪、副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聂荣臻、杨尚昆。该军第一步应于7月中旬集中箭步塘。中路军由10个团组成，徐向前任司令员兼政委。第一步应于7月10日前集中于上壤口。左、中两路军的主要任务是从松潘以北之两路口、黄胜关迂回攻击松潘地区之敌，并坚决消灭之，先机切断平武、南坪东援之敌的来路，从而取得北出甘南的道路。右路军由11个团组成，陈昌浩任司令员兼政委，其中8个团经芦花、毛儿盖向松潘前进，3个团经松坪沟、红土坡、小娃沟向松潘前进。左、中路军的向北迂回和右路军的由南进攻，将对胡敌形成夹击之势。如胡敌坚守城堡，不利攻击，红军则监视该敌，严防截击，并缩短行军里程，以利迅速北出甘南作战。为了达到战役目的，“计划”还要求尚在岷江东岸的属于左、中、右三路军的部队务必在7月3日以前，渡过岷江并按期赶到第一步集中点。

另外，“计划”还规定后方地区以理番、卓克基、阿坝为中心，目前暂以卓克基为总后方，杂谷脑为临时后方，留养不能行动之伤病员。凡笨重不急用的器械、资材应留后方，体弱的女同志留在后方工作。并要求留在这一地区的警各部队，应采取游击战争方式，掩护后方并扩大自己，并加强少数民族工作，将这一地区造成苏区。

左路军在林彪、彭德怀率领下，由懋功地区出发，经卓克基、马塘、马河坝等地，到达黑水（芦花）。左路军中的三军团，进到黑水寺时，彭德怀接到军委命令，要他率三军团一部沿黑水河右岸东进，迎接徐向前率领的部队渡黑水河。

彭德怀得悉徐向前部正向黑水河边的维谷开进，当即亲率一个团来接应。这时维谷渡口的索桥已遭敌人破坏，两军只能隔河相望。这一带水流湍急，滩多浪涌，水声很大，隔河两岸说话根本听不清楚。徐向前见对岸有个身材粗壮、头戴斗笠的人，走路不慌不忙，估计是彭德怀，于是迅速抬手致意。对方也频频挥手。徐向前赶快掏出笔记本，撕下一页，蹲在岸边一棵树下写上：“彭军团长，我是徐向前，感谢你们前来迎接。”然后将纸页捆在石头上，扔过河去。彭德怀拾起对岸扔过来的石头，十分高兴，于是两岸的人立即相互喊话，招手致意。

第二天清晨，徐向前急匆匆喜切切从维谷赶到亦念附近，找到一条绳索，坐在吊桥的竹筐里用力滑过去，与彭德怀相会。两位将领在沙场上纵横驰骋，神交已久，但从未晤面，在中国西部边陲的黑河边，这时才第一次相会。当然有说不出的高兴，双方都留下很好的印象。

徐向前与彭德怀见面后，当即商量架桥事宜，让两支部队尽快会合。徐向前刚与彭德怀分手，黄超又匆匆赶来，他的特务员走在后面，手提几斤牛肉干和一袋大米，还有二、三百块银洋。黄超一见彭德怀就亲热地说：

“彭军团长，张主席听说前线给养艰难，派我特来慰劳。”

彭德怀心想，这是干吗？张国焘还挺关心人哩！于是笑着说：

“张主席也真想得周到。”

黄超进而说：

“张主席很知道你，很赏识你，说你能打仗。”

彭德怀不以为然地说：

“我主要是胆子大，不怕死。”

黄超接着马上问道：

“听说会理会议毛主席冒火啦。”

彭德怀心里暗暗一惊，揣度着黄超怎么知道会理会议？是谁告诉他的？他看了一眼黄超说：

“你问这个干吗？”

黄超尴尬地回答道：

“随便聊聊，没有什么，只不过听说你在会理会上挨了批评，替你抱屈。”

彭德怀一笑：

“啊！承你关心，谢谢你的一番好意。其实也没什么，主要是那时仗没打好，大家非常疲劳，有点情绪。”

黄超进一步问道：

“听说毛主席批评林军团长更厉害，洛甫总书记也被点了名？”

彭德怀更纳闷了。心想这些一定是两军会师后，张国焘向一方面军的人千方百计地打听到的，他特别留心党内的这些纷争干啥？现在又进一步派黄超前来打探。张国焘既然关心这些事，干脆趁机说个清楚，不让有些事以讹传讹，不利团结。于是他在屋子里踱了一会，思忖了一会对黄超说：

“会理会议，毛主席的批评有点过火。林彪是应该批评的，那时提出改换领导不对嘛！其实，林彪给中央写信，建议我当前敌指挥，当时我并不知道。我并无反对他的意见。林彪也无把他拉下马的意思，是要他同朱德、周恩来一起主持军中大计方针，前线指挥要我们这些干将去作。”

黄超不满地说：

“毛主席的疑心也太重，生怕别人又来夺他的权。”

彭德怀连忙解释说：

“可不能那么说，那时大家的心情都有些不好，有些烦闷，毛主席也着急啊.生怕党内又出现分裂，闹不团结。毛主席虽然批评得重了一点，这叫矫枉过正嘛。”

黄超替彭德怀抱不平：

“你应该在会上声明一下。”

彭德怀摇摇头说：

“说它做什么？有什么了不起，让历史来证明我彭德怀的为人，事久自然明嘛。”

黄超又对彭德怀说：

“现在两军会师了，应该在川康一带好好休整，西征以来，大家都很疲乏，但中央坚持北进，北进的阻力大哇。”

彭德怀回答说：

“对此，中央作了慎重考虑，北进才有出路，川康一带，不宜部队生存，又无回旋余地，只能解决暂时的问题。”

黄超接过彭德怀的话说：

“说实在的，北进，我们也没意见，我们并不反对北进，但现在时机还不成熟。三国时，孔明不是说过，欲北伐必先南征嘛。”

“那是诸葛孔明为了巩固蜀国后方的计划，我们并无南下川康建立根据地的意图，因此，南征没有必要。”

“大军北上，会遇到马家骑兵，我们没有和骑兵作战的经验，难以制胜。”

“现在说起这些，还为时尚早，到时可能就有办法了，不必害怕。”

黄超想说想问的，彭德怀都一一给予回答。似乎不太令人满意。

最后黄超神秘兮兮地对彭德怀说：

“老彭，张主席说，你的部队从江西出来，打得很苦，损失很重，准备给你3个师，听你指挥。”

彭德怀一听张国焘以个人名义拨给他3个师的部队，由他指挥，他警惕了。心想，红军又不是哪个人的军队，可以不经研究，凭个人的意愿随便调动。只有军阀才是这样。张国焘把我老彭看成什么人啦，把我当军阀！我老彭要当军阀，就不当红军啦！于是嘿嘿笑了一阵，大声对黄超说：

“啊！张主席真瞧得起我彭德怀呀，我可没有本事，指挥那么多部队，现在的几个团，都指挥不好呀。”

彭德怀为了表示感谢张国焘对他的“关怀”，当天下午，留张国焘的“特使”黄超在三军团司令部晚餐，还特意叫炊事员多加了两个菜。

晚上，彭德怀的心情有些不平静，加上喝了两盅烧酒，更是思绪难平。想到两军会师前，都极盼会师，力量大了，好开展新的斗争。但一旦会师，又为了战略方针，意见不一，矛盾纷争，时有所闻。今天张国焘派黄超来，又是送礼，又是拨兵，又是打探，情况复杂呀。两军会师后，他已经听到下面讲的一些不利于团结的话，比如因一方面军的帽子小于四方面军的，四方面军有的战士就讥讽说一方面军是“小脑袋”呀，说一方面军打了败仗呀；而一方面军有的战士则认为，既然四方面军说我们是“小脑袋”，那么四方面军则是“大脑袋”呀，说四方面军瞧不起中央呀，瞧不起一方面军呀，甚至还有说四方面军是军阀部队呀等等。说四方面军瞧不起中央和一方面军，多是从张国焘那里流露出来的，因为他已经听到一些张国焘不满意中央的话，不同意中央关于北上川陕甘的战略方针的言论。今天黄超来意非善，特别是问起会理会议，更觉得这里面大有文章。张国焘这么“器重”我老彭，要拨三个师给我，哎！居心叵测呀！黄超送点吃的东西来，倒没什么，送二、三百银洋来，是什么意思？是想收买我老彭不成！看来，还得提高警惕，保持清醒的头脑，谨防上当！他深深感到，目前军内的情况相当复杂，他不安起来，这一夜竟没睡好。

三军团屯驻黑水的第二天，张国焘在镇子里见到杨尚昆，高兴地说：

“哟！‘表弟’，你现在投笔从戎了啊——哈哈！”

张国焘戏称杨尚昆为“表弟”，这里有一段简单的故事。

杨尚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就认识了张国焘。张国焘那时是中共中央驻第三国际的代表。1931年，他俩先后回国，杨尚昆在上海临时中央任宣传部长，张国焘是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他们以表哥表弟关系作掩护相往来，过从甚密，因此感情也不错。故张国焘心目中的“表弟”，还是四年前的印象——一个握笔杆作宣传工作的文化人。

杨尚昆莞尔一笑：

“‘表哥’你混得不错嘛，拿起枪杆子，成了一路‘诸侯’了啊。”说完打起一串哈哈。

张国焘拍了拍杨尚昆的肩胛：

“老弟，我请你吃饭，走，到我那里去坐坐。”

杨尚昆欢喜地说：

“好！老兄有请，我也就不客气了，到府上拜望拜望。”

杨尚昆与张国焘并肩而行，来到黑水镇头的一个大院，杨尚昆瞧了瞧院房宽大的门楣，对张国焘说：

“你老兄住的这间房子好大，想必是个大财主的，比在上海那阵住的亭子间阔气多啦。”

“上海滩十里洋场，有钱也不敢住大房子，何况那时囊中羞涩，只好挤亭子间。”

几年不见面了，黄浦江畔一别，东奔西走，走南闯北，各自为自己的理想在不同的地方作明的或暗的抗争，今天竟在中国西南的小镇晤面，老朋友自然高兴。由于张国焘的条件好，当然要请“表弟”吃饭了。

他们就这样随便地叙谈着，戎马倥偬，不期而遇，话自然很多。但无非是别后各自的行止，时事的沧桑，岁月的忧患，还有他们所经历过的或听到过的许多稀奇古怪的轶闻趣事，但更多的却是患难相逢中的友情。

一会儿，特务员端来饭菜，杨尚昆一见，直咽口水，因为好久以来，都没见过这么丰盛的菜肴。其实，也没有什么，无非是炒牛羊肉，炒青菜，猪肉汤，稀饭馍馍。但七、八个月来，杨尚昆哪里见过这些东西？成天与粗食为伍，肠子早已锈迹斑斑。苦的时候，有几棵野菜一口炒面，就算不错啦。但眼下张国焘的生活，过得真不错哩，难怪养得一肥二胖，不像一个生逢乱世的红军将领，倒像一个财主。不像一方面军的领导人，一个个饱经沧桑，面黄肌瘦。

进餐的时候，杨尚昆嚼着白面馍馍欢喜地说：

“在莫斯科，我们中大的学生只能吃黑面包干，你这个中央代表，可能吃的是这种白面馍馍。”

张国焘笑了笑：

“苏联经济恢复时期，他们的生活也苦，你讲的那种黑面包干倒没吃过。”

席间，张国焘向这个老朋友、小老弟问起一方面军的情况，杨尚昆将所知道的有保留地告诉了张国焘。因为杨尚昆对张国焘毕竟有一些了解，彭德怀昨天又对杨尚昆讲了黄超来亦赠送东西的事，以致杨尚昆不免多了一份戒心。

张国焘从杨尚昆这里得不到什么更多新的消息，也就没有再问什么，只顾热情地招呼杨尚昆多吃点东西。既然见到了多久不见的老熟人，杨尚昆也非常高兴，礼貌地应付了一下张国焘的盛情。

张国焘在两军会师以后，一有机会，就广交一方面军中的“朋友”，特别是对一方面军的主力——一、三军团的首领，更是青睐，优礼有加。又是送东西，又是请吃饭，热情备至。

张国焘听杨尚昆说洛甫住在离黑水不远的一个小村，他送走杨尚昆后，决定到洛甫那儿去，因为他有好些问题思想不通，想与中央的总负责人交换意见，看能否说通洛甫，改变中央北上的方针。

张国焘迈进洛甫的小屋便开门见山地说：

“洛甫兄，我今天是来请教一些问题，望不吝赐教。”

洛甫放下手中正在阅览的军事详报，笑盈盈地招呼张国焘坐下，并说：

“国焘同志，不必客气，有事我们好好商量，互相切磋。”

张国焘坐下后说：

“那天，我们在抚边谈到，凯丰写的文章批评我，不应该背着中央成立西北联邦政府。其实，苏维埃运动的政策是否正确，倒值得考虑。根据四方面军的经验，苏维埃和分配土地的口号并没能发动广大群众，倒是红军军事力量的壮大和废除苛捐杂税等口号，却能轰动一时。难道说苏维埃政策就一定正确？而西北联邦政府就是一定不正确？”

不等洛甫回答，张国焘接着又说：

“苏维埃和红军之所以遭受挫折，为何不从政治上去寻求原因！我看这是由于我们把政治观念僵化了。军事观念也随之僵化。我们死守着一个公式，认定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无可非议，不可怀疑。于是，大家坚持北进，退到岷江以西，目标是到毛儿盖那里去集结，下一步又该怎么办？为什么不能在川北和茂县地区打击川军，向川康一带发展呢？”

洛甫摇摇头，温和地苦笑了一下。心想，张国焘想的与中央的方针总是格格不入，大相径庭，甚至怀疑起中央的政治路线来了。对于政治路线这个问题，洛甫认为比较复杂，一时也难以讲清楚。有些问题，目前他也还没有弄通。但他有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中央必须保持一致。如果否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大家就会无所适从。况且遵义会议以来，虽然部队仍不免有一些损失，一路减员，但终于度过了一道道难关，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天险，击败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追堵截，毕竟按预定的计划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些，不能不说是中央政治路线的正确。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是他接替博古的工作之后，是他一人的成绩，相反洛甫认为是中央政治局的诸同志风雨同舟、和衷共济出谋划策的结果。毛泽东与周恩来出的力尤大。一想起这些，他非常反感张国焘所提的所谓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的说法。他沉住气平心静气地对张国焘说：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主要考虑的是军事行动问题，大家都推崇毛泽东主持其事。遵义会议以后，中共中央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张国焘本来对遵义会议就有些反感，他认为这个会议是否合法？还值得考虑。当他听到洛甫提起这次会议，便立即攻击说：

“参加这次会议的人，除周恩来与陈云两人是六大选出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外，其他的政治局委员都是六届一中全会以后增选的，包括你洛甫兄在内。”

洛甫谦和地点点头。

张国焘继续说：

“既然是如此，六大选出来的政治局委员项英同我都没参加，这样的会议有效吗？”

洛甫当即解释道：

“战争环境，形势紧急，不可能都通知来，多数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到了，会议应该有效。虽然朱德等同志是六届一中全会以后增选的，那是在党的高级会议上增选的，不是个人指定的，应该说是合法的。”

张国焘进而诡辩说：

“这不是中央全会，可以增选政治局常委吗？”

显而易见，张国焘指的是毛泽东。

洛甫回答说：

“遵义会议，既然是政治局会议，就可增选毛泽东进常委。因为毛泽东打仗有办法，毛泽东能应付当时极为困难的局面。遵义会议上，还增补王稼祥为政治局委员，取消了候补两个字。如果照国焘兄的说法，那次会议，增补王稼祥为政治局委员也不合法了。”

张国焘似通非通地瞧了瞧洛甫，摇摇头说：

“好了，我们不谈这个。你说遵义会议后中央没有不同的意见，我不同意这个看法。其实，据我所知，党内政治歧见早已存在，遵义会议并没解决。目前，中央只注意军事行动，闭口不谈政治问题，这也不是个办法。应该说，这是极为忧虑的事。如果政治路线不解决好，我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将遭到惨败，不易翻身。搞不好还会引起一、四方面军的隔阂和党内纠纷。如果我们能根据实际情况，摆脱既定的公式束缚，放弃成见，大胆从政治上作一番研究，也许为时不算太晚。

“一方面军之所以弄到这个下场，目前我们大家的处境都有些不妙，为什么不从政治上去寻求解救的药方呢？难道政治方面，就没有增强我们力量的步骤了吗？1932年，我们到川北的时候，觉得我们的力量不能再打了，但我们补救的办法不是绝对避战，而是提出入川纲领和其他政治办法。不久以前，我们又提出争取建立川康新根据地的口号和成立西北联邦政府的主张，这有什么可指斥的呢？”

张国焘越说越来劲，看来，这席话是早有所准备的，有“感”而发，是他思考很久郁结于胸的一些重大问题，就是没有找到适当的机会宣泄。他认为在中共中央的要人中，洛甫对人平和、宽厚，又有理论水平，也善于倾听别人意见，张国焘相信他改变中共政策的主张，“拯救”中共与红军的谋略，能够得到党中央采纳。因为张国焘以为，这时只有他看清楚了党中央“存在的问题”，他必须起来“挽救”处于危难与危机中的中国共产党。

洛甫没有立即回答张国焘提出的问题，在作深深的思考。他在琢磨张国焘这些话的后面，到底隐藏着什么更深层的东西？

张国焘看洛甫不说话，以为自己讲的一套，一定说服了洛甫，于是乘兴继续讲下去：

“中央为什么一定要死死抱住苏维埃这个‘左’的躯壳？我看实际执行的都是军事上极右的退却路线。我的话，听起来有点刺耳，可能认为我是在唱反调。是啊！中共有的人历来认为，张国焘是机会主义！红四方面军是军阀部队！什么入川纲领，甚么西北联邦政府，甚么西进川康，都是大逆不道！”

张国焘越讲越有些气了，脸上多余的肌肉抽动着，眼睛睁得大大的，声音带着明显的火药味。

本来洛甫有很高的马列主义理论，张国焘讲的这些，完全可以给予反驳回去。但考虑到张国焘当前的固执，加之虑及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以及要实现北上的战略方针这么一些重大问题，他把很多话咽下去了，心想以后有机会再说吧。比较成熟的洛甫，此时只得沉住气对张国焘说：

“国焘同志，如你所讲，中央的政治路线如确有问题，也要俟军事情况稍有转机时，才能讨论。现在提起这些，党内容易发生纠纷。现在，我们面前困难重重，大敌当前，还是不要提出这些引起争论的问题为好。”

张国焘看出洛甫对目前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不感兴趣，也没再说什么，只是一个人在那儿唉声叹气。

正文第八章风波迭起，洛甫著文激怒陈昌浩

松潘战役计划规定：左、中两路军应分别由阿坝、壤口经草地绕攻松潘。当时红军粮食无着，长途转战又未得到很好休整，要穿过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而又缺乏后勤补给的水草地，没有相当的时间准备，势不可能。由卓克基向西北到阿坝，再横过草地东向松潘，路遥数千里，且有泥泞沼泽为阻，即使给养有保障也需时近月才能到达。左、中两路军若按此方案于7月初经草地绕向松潘，将自伤其力而又给敌以从容防堵之利，更无迅速机动灭敌可言。因此军委在发布此计划不久，即迅速修正了计划中左、中两路军的部署，指挥北上部队经黑水直趋毛儿盖。

7月初，一军团和三十军奉命由康猫寺等地出发，越海拔4800多米的亚克夏山，经马河坝、寡古、生长寨、羊茸、昌德等地，翻昌德梁子，再经上、中、下之打古，翻拖罗岗，到达沙窝。一路胼手胝足，含辛茹苦。7月9日，先头部队抵达毛儿盖，与驻守该地的胡宗南一部展开战斗。

毛儿盖位于松潘之西，是红军由南向北绕攻松潘或出甘南的必经之地。国民党第一师补充旅补充团第一营，在此筑碉设防。红军与敌接火，不久即拔除敌外围据点，继而攻占该地。续向松潘前进。一军团在距松潘不及百里之羊角塘与胡宗南之廖昂补充旅一部相遇。敌因毛儿盖已失，正于羊角塘一带加紧修碉堡筑工事。红军鏖战竟日，攻克未遂，不得不撤回卡龙。同时，四方面军也按计划要求，由松潘以南的红土坡、小姓沟一带，向北发起猛烈进攻，给胡部的丁德隆独立旅以打击，将战场推进至离松潘二、三十里的牦牛沟。红军在岷江以东的部队也向镇江关以北进攻，与胡部李文第二旅展开激战，毙其第四团团长李友梅及两个营长。从7月中旬到下旬，在从西到南的弧形战线上，战况甚烈，呈拉锯之势，有时枪声距松潘仅一箭之隔。胡宗南也急得把指挥部迁到城南山上，还出动飞机对红军进行侦察轰炸。

由于胡宗南凭借优势火力和坚固工事拼死抵抗，红军始终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不少阵地得而复失。7月下旬，红军攻势停止，在西起腊子山、羊角塘，向南经包子寺、牦牛沟、镇江关一线与胡敌形成对峙。至此，松潘战役实际上停止执行。红军除三十军一部和三十三军大部沿岷江西岸向东警戒，九军一部位于抚边、党坝之线，主力部队主要集结在毛儿盖、黑水地区，另有部份在理番、卓克基等地。

松潘战役，由于准备不足，十万大军行动，粮秣得不到很好保障，加之胡宗南大部云集松潘，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又率部策应，使得先机之利为敌所获，红军的战役计划未能最终贯彻。

其间，张国焘又频催中央解决所谓组织问题，无非是争个人的权力，使得中央难以统一指挥红军，延捱了四方面军的行动。而张国焘西进川康的心又不死，时时有所闪露，造成他在不得已而北进的行动中犹豫徘徊，迟疑不决。这样也使得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很好执行。

为了争取张国焘，团结四方面军一道前进，而两军会师后组织领导的调整与加强，也实属必须。于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决定，增补张同焘为军委副主席。不久，军委又发出通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应了中央慰问团到达杂谷脑前毛泽东对李富春所讲的话。中央并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取消一、四方面军番号，将一、三、五、九军团分别改为一、三、五、三十二军，原四方面军各军番号不变。中央又根据徐向前与陈昌浩建议，从四方面军抽调3个团编入一方面军，即四军三十二团，三十军二七零团，三十三军二九四团，同时又从一方面军抽调一些具有指挥和参谋工作经验的干部到四方面军各军任参谋长。并对红军领导机构和干部也作了一些必要调整。

两军会师后，张国焘为了争个人权力，借口所谓组织问题没有解决好，一路吵吵嚷嚷，或派人游说，或致电中央，或在会上公开提出，不达目的不会甘休。中央为红军的命运而计，为中国共产党的前途而计，作了必要的妥协。大公无私、相忍为党的周恩来作出了必要的“牺牲”，主动提出让出自己的职务，以“委曲求全”，以满足张国焘的欲望。洛甫亦主动提出过让出党中央的第一把交椅，让张国焘来坐，因毛泽东认为张国焘不喜欢这个没有兵权的空中楼阁而未能实现。毛泽东的考虑是对的。他太熟悉张国焘了，因为他们不止一次打交道，而张国焘个人所写的历史早就充分说明了这点。

洛甫的“禅让”，虽然没有兑现，但他的心地，他的人品，他的风格，比起张国焘来，始终不可同日而语。

这样，张国焘就由一个方面军的首领，擢升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巨头之一，总政委而又兼军委副主席，权力可谓大矣，而且中央还规定“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中央面对恶山凶水，内忧外患，为了更好地前进，对张国焘不得不作必要的退让！

张国焘个人在红军中的权力得到解决，洛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又在芦花会议上，一致肯定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执行中央路线英勇奋斗、不屈不挠的大无畏精神。中共中央的种种让步、苦心孤诣，使得张国焘自认为他在懋功会师以来的种种努力，终归没有付诸东流。他希望得到的，终于攥到他的手里。会师后的两支兄弟部队，应该团结得像一个人了，步调一致很好向前进了。

但历史并不如诗人想象的那么美好！并不如预言家美好的预言！多灾多难的中国革命，多灾多难的中国工农红军、多灾多难的中国共产党，在这多灾多难的远征途中，到底蕴藏着多少多灾多难的故事？

无情的历史，最终给中国共产党人的让步以嘲弄。

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为了加强政治工作，总政治部办了一个叫《干部必读》的刊物。洛甫、凯丰、陈昌浩、博古、杨尚昆几个人，组成了一个编辑委员会。每出版一期刊物时，编委会对每一篇文章都要进行讨论。这是鉴于《红星报》上刊登了凯丰的《列宁论联邦》一文后引起张国焘反感作出的决定。洛甫系于两次与张国焘交谈的感受，深感张国焘总怀疑党中央北上川陕甘的战略方针，在思想和行动上表现得是那么的迟疑不决，总抱着他的西进川康计划下放。西进川康，针对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实质上是一条南下退却避战的路线。洛甫认为，北上与南下，是两条对立的路线，很多干部对此一定缺乏认识，思想可能模糊不清，搞不好，四方面军的一些同志还以为张国焘的主张对，是党中央“故意”与张国焘过不去，“故意为难”四方面军。特别是松潘战役又没打好，上上下下有一些烦闷，是否会因此怀疑起党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部队自懋功北进至毛儿盖、黑水一带以来，由于没有解决好粮食供给，战士体力消耗得不到应有的补充，加上疾病瘟疫流行、部队减员很大，损失不小。洛甫听汇报得知，一军团直属队18天的行军中，就减员120人，占全队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作为党中央总负责人，一想起这些，他不无优虑。如果有谁还在北上的问题上产生动摇，老纠缠这个问题，全党全军不能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不能全力以赴去贯彻党中央既定的北上战略方针，那就更麻烦了。于是行军有暇，他写下一篇《北上南下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文章，交《干部必读》编委会诸同志讨论。

讨论会上，当洛甫简单介绍了一下他的写作动机与文章的要点之后，陈昌浩怒气冲冲地拍了一下桌子，指着洛甫的文章说：

“你这是什么狗卵子文章？什么狗卵子两条路线？你如果要发表这篇文章，我就号召四方面军同志起来反对你这个狗卵子中央。”

陈昌浩的话，骂的够粗俗够难听的了。陈昌浩是湖北人，他有一个习惯，说话一急了，就爱骂“狗卵子”。

洛甫的文章，一讨论就吵翻了，好像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陈昌浩为什么对洛甫的文章这么反感？气这么大？讲起话来似乎比张国焘更少讲策略，简直可以说是开门见山，真枪真刀地干了。

凯丰当即出来制止：

“有话好好说嘛，发脾气骂人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凯丰的文章《列宁论联邦》受到张国焘非议的事，他是知道的，不消说是洛甫通的气。他虽然与陈昌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一块学习过，曾经剪烛西窗，有一番旧雨情谊，但由于他受到张国焘的指斥不服气，而他又始终认为陈昌浩是张国焘的左右手，可以说是张国焘的代言人。洛甫的文章并没点张国焘的名，你陈昌浩何以发这么大的火？于是这时当然要理直气壮地起来为洛甫说话了。

洛甫耐着性子说：

“凯丰同志讲得好，有意见心平气和地讨论，骂人于解决问题无补。”

博古也沉不住气了，接过洛甫的话说：

“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文章的观点对不对，如果有问题，就改正，不必动那么大的肝火。”

陈昌浩余怒未息地说：

“动不动就扣上路线斗争的大帽子，是不是想整人。”

杨尚昆在一旁解释说：

“洛甫同志的文章，无非是想统一全党北上的思想，我看没有其他恶意。”

陈昌浩争辩道：

“北上就谈北上嘛，何必又端出一个南下来批判。”

凯丰给陈昌浩顶了回去：

“党内有的同志，就喜欢谈南下嘛！这是事实，不是人为制造的矛盾。”

洛甫看见陈昌浩思想不通，怕文章发表出来引起一些同志的误解，更增加不必要的思想工作，于是退让一步说：

“我的水平低，文章可能没有写好，但没有什么不良动机。昌浩同志既然有意见，我看就不要登载了。”

善良、诚挚、谦和、宽厚，颇有涵养的洛甫，始终以革命大局为重，没有坚持发表他的文章。

洛甫的文章，就因陈昌浩的坚决反对而束之高阁。因为没有刊登出来，也就无法为世人所知。但从题目可以论断，这是红军长征途中，关于北上与南下之争的第一篇与张国焘论战的著述，应该说是中共党史上第一篇反对张国焘错误的南下路线的文章。令人不无遗憾的是，战乱兵燹，湮没了它的存在，让后人无法读到它的全文。

讨论会后，杨尚昆不服气，约着洛甫一道跑到毛泽东那儿去通报此事，想听听毛泽东的意见。因为他们认为，毛泽东看问题总要高人一筹。

毛泽东听了杨尚昆与洛甫对讨论会生动的描述后，哈哈大笑起来。当即指着洛甫说：

“你这个张闻天，就是个书生，你不懂事，你现在写这些文章干什么啊！一点用处都没有！”

洛甫不服气地说：

“统一思想，更好地贯彻党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仍然笑着说：

“张国焘、陈昌浩等人听得进去吗？他们现在是人多枪多，财大气粗。陈昌浩为什么动口就骂人，还不是仗着张国焘的势力。”

杨尚昆说：

“他们坚持南下怎么办？”

毛泽东回答说：

“忍耐，斗争，等待，不可操之过急。”

通达事理的毛泽东，看问题的确又比书生型的洛甫高了一筹。

洛甫写文章谈北上与南下斗争一事，不消说很快传到张国焘耳里。张国焘由于组织问题的解决而少了一点浮躁，多了一点平和的心海，又激起了一层层波浪。

张国焘综合会师以来的所见所闻，他深深感到自己的意志得不到伸展，甚至觉得中央有急于“控制”四方面军的意图。一个多月来，他认为中共中央的要员们的“表演”够精彩的了。他总认为中共中央由于苏维埃政策的错误，才招致了军事失败。如今只有乞怜于“控制手段”。两河口会议上，博古讽刺他的西进川康方针是“麻雀飞进阴沟里头”，曾经使得他大动肝火。心想你这个中共中央的“小伙子”，也敢大言不惭地说风凉话，出言不逊，对我张国焘讥讽打击；凯丰又在《红星报》上写文章批判西北联邦政府，说是反对列宁主义；今天洛甫又粉墨登场，紧锣密鼓著文说我西进川康是犯了路线错误，真是罪该万死。老谋深算的毛泽东，虽不像留俄派一样拿着教条主义的鞭子抽打我，但同他讨论问题时，总坚持自己的主张，说东道西，保留自己的意见，难于改变他的主意。他往往不出面，摇着鹅毛扇在幕后掌握中共的活动，按他的意志办事。所有这些，凡此种种，无非是毛泽东等老游击家联合洛甫、秦邦宪、凯丰等留俄学生，一致对付我张国焘的表现。既然，中共中央的要员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起事端，我张国焘也不能保持沉默，姓张的在中共的舞台几经摔打，什么没有尝试过，连斯大林的味道，也领教过了。难道我张国焘是砧俎上的鱼肉，可以任人宰割！我这个中共的元老有责任出来“纠正”这些要员们的“错误”，挽救中共的“失败”。今天，我既然在军内负有要职，又是六大选出来的老牌政治局委员，就要为解决党的“错误”披荆斩棘，迎着艰难奋然而前行。

张国焘与中共的裂痕正在剧烈地扩展。

张国焘个人的野心在不断膨胀。

红军对敌斗争的松潘战役计划又没有付诸实施，敌情正向着对红军不利的方面快速发展。

中共中央与红军正面临着历史险恶的考验。

7月上旬，蒋介石在成都连续对薛岳部队九十师、九十二师、九十六师、九十九师、二九五旅等连以上军官作题为《中央军追剿赤匪之意义及其经过之成绩》的训话，大谈“剿赤壮举”，以励将士效命。同时，召集师部以上头目会议，蒋介石在会上对川西北地区的红军动向，作出了两种估计：一是从毛儿盖、松潘经腊子口出甘南，一是从理番出平武、青川、碧口，沿阴平古道再出文县、武都，以会合在陕甘活动的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会上，蒋介石命薛岳率部于8月上旬将二路军前敌总部推进至文县，周浑元纵队推进至武都，对红二十五军实行堵截。吴奇伟纵队则北进至平武、青川，与胡宗南部联络。三路军胡宗南部第二纵队归薛岳指挥，集中松潘、漳腊、黄胜关，并以胡部进出上下包座担任封锁。蒋介石妄图以此来堵住红军可能突围的两条路线。

蒋介石的部队，正在频频地调动。此时薛部欧震师周化南旅已先后到达江油；吴奇伟纵队一部进至平武阔达一带，接替胡宗南部在平武的防务，胡宗南则集中主力在松潘一线，并派第一师补充旅补充团第三营驻守上包座；游击第二支队张莱孝部驻防阿西茸，李家钰部进占威州；王缵绪部进占茂县；刘文辉部进占崇化；杨森部进占懋功。各路敌军正步步缩小对红军的包围。

严峻的敌情，不得不要求红军改变计划。中央军委于8月初决定放弃攻打松潘的部署，改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以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敌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

红军各部按照夏洮战役计划，辗辗转转向北移动，来到毛儿盖。暂时摆脱了敌人，部队得以喘口气。

毛儿盖位于大小金川之内，当地藏人称毛革阿按，土司的姓名叫索朗，辖地18寨，方圆800多里，红军来时，此地有468户人家，1200多人。清高宗乾隆年间，四川有大小金川之变。藏人凭巢踞穴，对抗清兵，清廷用兵5年，糜费白银七千万两，用反间计，筑长围，断水道诸办法，将藏兵困毙于勒乌围噶尔崖，才将乱事平息。早在清圣祖康熙年间，大小金川毛儿盖一带土司就曾不断骚乱，清帝又不得不劳师十载，用兵五路，一由灌县至懋功为东路；一由打箭炉（康定）至丹巴为南路；一由理番至抚边为西路；一由松潘至卓克基为北路；一由木坪至鄂克什为中路，五路会攻，始将土司的扰乱平定。两三百年来，毛儿盖一带未尝绥靖过。今红军至此险地，应该说为国民党军队所求之不得的，可是却刚刚相反，红军倒赢得一个短暂的休养生息的机会。

松潘七十二土司之一索朗盘踞的毛儿盖，是一个藏族聚居的高原山区。藏民的碉楼，多数筑在山腹，高三四丈许，分层而居，每层四面留孔，可施放枪支或抬炮。楼层之间，以独木为梯，挖成锯齿形，凹处仅能容趾。从外地迁徙来的汉民，则以木板作屋，上压以石片，木板房的下层饲养牲口，上层住人，居室里散发着牛羊的膻腥与牲畜的粪臭味。木板房屋四周，到处是平缓起伏的山峦和疏疏落落的草地。还有一块一块不太规整的坝子里生长着青黄色的待熟的青稞。山陬地角，开放着一簇簇淡紫色和菊黄色的小花，白色的羊群与黑黄色的牦牛群，在倾斜的草坡上漫游闲逛，倒也有几分悠闲自在。

部队进驻毛儿盖后，由于无战事，张国焘感到进一步向中央争权的时机已到，于是便向中央提出要彻底“解决政治路线问题”，要求“审查中央的路线”。他以为“挽救中央”的时机到了，是“清算”中央的“错误”的时候了，他这个自以为代表中央正确路线的人物，自然要粉墨登场了。

而洛甫、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自两军会师以来，在与张国焘打交道的过程中，也深感张国焘其人不好对付，一会提出这个问题需要解决，一会又提出那个问题需要研究，经常节外生枝，难以应对。但考虑到张国焘是七、八万大军的一个统帅，是一方诸侯，他代表的力量不可小视。而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一些思想分歧以及下一步的战略方针等等问题，也需要开会研究解决。于是中共中央决定，趁部队在毛儿盖地区筹粮，准备过草地之机，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党内争端。

张国焘在毛儿盖住了几日，便接到开会通知，他与陈昌浩一道带着十余卫士，策马赶到离毛儿盖一、二十里之遥的沙窝（俄灯寨子）去开会。

沙窝是毛儿盖18寨之一，是一个藏人居住的小村庄，群山怀抱，林木丰茂，自成天地。

张国焘与陈昌浩一行进入沙窝山沟，沿途通过几道岗哨。张国焘心想，开会这个地方戒备还相当森严哩。

会场设在俄灯寨子一间喇嘛庙里。这间喇嘛庙是毛儿盖有数的寺庙之一。参加会议的有洛甫、博古、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傅钟、凯丰、邓发共计11人。

会议首先由洛甫作报告。他着重讲了这次开会的宗旨，主要是统一对党的政治路线的认识以及解决组织问题。

会议召开之前，中共已经委托洛甫起草了一份《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案》，洛甫根据他所草拟的决议案精神，在会上讲了一通。洛甫报告完毕，毛泽东将决议案手稿，递给张国焘看。

张国焘留心看了一遍，见上面所写的要点是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苏维埃运动和土地革命已获得重大胜利，红军在反“围剿”中也获得重大胜利；中央在过去一个时期中曾发生过军事路线的错误，遵义会议已经适当的将它纠正过来了；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所执行的都是正确的路线；全党全军都应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苏维埃中国而继续奋斗。

张国焘一边看一边细细琢磨着决议案上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措词。心想，洛甫真不愧是中共的秀才，笔杆子。其间文字不管多么巧妙委婉，总要虚与委蛇地维护中共的苏维埃政策，千方百计肯定遵义会议的成绩。关于遵义会议，前不久他才与洛甫讨论过，遵义会议是否合法？他一直持怀疑态度，现在洛甫又在他“炮制”的决议案里大加肯定，并“扬言”“遵义政治局扩大会纠正了党中央在军事上所犯的错误以后，在军事领导上无疑义的是完全正确的。因此一方面军在遵义会议后得到了许多伟大胜利，完成了党中央预定的战略方针。”

在张国焘看来，这简直是一派“胡言”，中央和一方面军被蒋介石的部队撵到中国的西陲，在会师以后他目睹的“狼狈”状况，能说明是伟大胜利吗？这简直是自欺欺人之谈，是在为中共的错误政治路线辩护。

张国焘对决议草案有了这个基本看法之后，没有吭气，若无其事地转递给其他与会者看。但参与会议的周恩来、朱德、博古、凯丰、邓发等人，一个个都回答说已经看过。张国焘心里一惊，立刻感觉到到会的衮衮诸公不仅看过，也许还讨论过，只他一人不知道罢了。看来这是毛泽东等人事先准备好的——欲以多数压倒少数的方式，强迫他接受意见的一场戏。他再审视大家的表情，除毛泽东在那儿抽烟，好像显得若无其事外，其他诸君较为严峻。他立即体察到会场的气氛有些紧张，不同寻常。

洛甫扶了扶眼镜，望望大家说：

“请大家讨论，谈谈意见。”

毛泽东第一个要求发言。

毛泽东说：“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大大地增强了苏维埃革命的武装力量，展开了苏维埃革命伟大胜利的前途。两河口会议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造陕甘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以此彻底击破蒋介石国民党的包围与封锁，从而取得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

“然而，一、四方面军兄弟般的团结，是完成创造川陕甘新苏区的必要条件，一切有意的和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

接着毛泽东对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在反对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长征途中所取得的伟大成绩，给予充分的肯定与赞扬。同时肯定了遵义会议后党中央的政治路线的正确，对当前的中心工作还讲了几条具体的意见。毛泽东还特别谈到当前必须在部队中要坚决反对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具体的表现在对党中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抱怀疑态度，不敢大胆地前进，而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对创造新根据地没有信心。毛泽东着重指出这种有害的倾向，是执行目前战略方针的最大危险。

张国焘注意听着毛泽东的发言，留心他每句话的含意。他已经有所思想准备，心想毛泽东会含沙射影将四方面军特别是他本人“攻击”一番，这是他以扭曲的心态看人对事的一种必然反映。毛泽东的发言，很多地方他不能接受，本想起而反击，但回头一想，听听诸公的高论再说，看看他们还有些什么精彩的言论。

毛泽东发言后，没有人接着讲话。

周恩来因过雪山时受了风凉，是带病参加会议，精神有些不济，坐在那里间或还有点咳嗽。朱德微低着头，似在深思。博古皱着双眉在那儿抽烟，眼镜后面的目光显得格外冷峻。凯丰瞧着窗外，一眼不眨，似在思考什么。毛泽东讲完话后，点燃一支烟慢慢吸着。张国焘瞧瞧这个，然后又瞧瞧那个，心里不停地在打鼓：看来，今天我国焘是赴中共的“鸿门宴”了。

洛甫再次启发与会者发言，针对他的报告发表意见。

朱德讲话了，接着是邓发、凯丰相继发言。他们三人都赞同洛甫所作的报告和毛泽东的讲话。特别是凯丰的发言里又提到张国焘所成立的西北联邦政府一事，三言两语又批评一通。

张国焘坐在那里，感到特别不舒服，虽不是如坐针毡，但心里颇感浮躁与郁闷，他耐不住了，在凯丰讲话之后接着说道：

“梁山泊的好汉不打不相识，争争吵吵并无关系，我们之间发生的歧见，丝毫不值得大惊小怪。我们都有多年奋斗的经历，寻求谅解应该不是一件难事，我们在这里举行会议，就是为了获致谅解，并不是要扩大分歧。”

大家点点头。张国焘停了停继续说下去：

“然而，我惋惜我们没有在抚边初会时，就痛痛快快地把问题说清楚，因而酿成一些不必要的隔阂，甚至产生一些不应有的言论。譬如凯丰同志著文批判西北联邦政府；洛甫同志著文批判南下是错误路线；更有人说张某人是军阀，要凭借军事实力要挟中央；也有人肯定张某人是老机会主义，非打击不可；又有人说张某人自恃资格老，瞧不起所有政治局委员，要在纠正中央错误的名义之下，摧毁整个中央；还有人说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完全抹煞军委会主席和整个中央的职权等等，凡此流言，完全把我张国焘描绘得不成样子，简直是一个大白脸了。”

不等张国焘说下去，毛泽东立刻插话说：

“这种流言是很多的，譬如有人说姓毛的是曹操，中央成了汉献帝。有人说中央的政治路线错了，现在只有用军阀官僚的手段来统治全党全军。这次开会，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张国焘接过毛泽东的话说：

“中央的政治路线可能是错了，也可能是共产国际错了，或者是我们执行错了。再者就是时移势易，我们还死抱着教条不愿改变。今天，我们在这里检讨中央的政治路线，决不等于推翻整个中央。我们大家都经历过惊人的艰苦奋斗，都为共产主义卖过一番气力，党不能舍弃我们，我们也决不能舍弃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就有人说犯过错误的同志，仍是党内最好的同志，而且这样的同志，现在更加少了。因此，我们在讨论政治问题的时候，不要把责任问题牵连在一起。”

大家一听张国焘的这番高论，确实有“水平”，无非是在否定党的政治路线的同时，替执行路线的同志放“思想包袱”，好让这样的同志“反戈一击”。

张国焘还振振有词地说：

“这次会议，我们似乎不宜贸然地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但可以肯定一点，苏维埃运动不是胜利了，而是失败了。我们今天之所以退到古西戎的番人之地，这失败的事实是谁也无法否定的。至于苏维埃运动遭受挫折的原因，既不能说成是敌人的飞机大炮如何厉害，也不能当作只是我们军事上的失算，依鄙人之见，主要是这一运动不合时宜，没有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我看，苏维埃这面旗帜，还是暂时卷起为好。遵义会议肯定中央政治路线正确，却说军事路线错了，这似乎是倒果为因。”

博古极不满意张国焘的这种说法，当即反驳道：

“国焘同志说苏维埃运动完全失败了，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其实，苏维埃运动的各项政策，是共产国际决定的，又经过中共六次代表大会通过，决不能说它错了。我们的苏维埃运动，只是部分地区遭到了一些挫折，不能因此而否定。如果持有这种看法，是实足的悲观论调。”

凯丰也说：

“政治路线问题，已经在遵义作过结论，当时我的思想不通，经过半年的实践，我认为那次会议所作的结论是对的，现在没有再讨论的必要。”

毛泽东立刻插话说：

“中央的政治路线错与否，也不能只由一、四方面军来检讨，即使有问题，也只有留待以后有条件时，大家坐下来再研讨。”

周恩来说：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来，党中央的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不然，两大主力红军就不可能胜利会师。”

大家几乎是众口一词，肯定遵义会议以来的政治路线，连陈昌浩都不好起来反对。因为会前陈昌浩和傅钟都看过洛甫拟的决议案，基本同意，没有提出更多的反对的意见，所以这时也不便为张国焘呐喊助威了。

张国焘感到有点孤立，看来他想检讨中央的政治路线是个问题，于是避开这个一时扯不清楚的问题，讲起别的事来：

“依我之见，中央还应遴选一些新人参加政治局工作，这样可以加强中央的领导作用。”

洛甫插话说：

“增加政治局委员，必须由党的代表大会决定，不可随便处理。”

张国焘当即反驳说：

“在座的秦邦宪、王稼祥、朱总司令，包括你洛甫，也不是六次大会选举出来的，而六大选出来的政治局委员，在座的只有我和恩来同志。其他诸君，都是以后的各种会议增补的。这在中共的历史上，也不是什么新发明，不值得小题大做。既然中央存在一方面军里面，只要召集一次政治局会议就可以决定，这样的事过去是常有的。”洛甫感到奇怪，上个月部队屯驻芦花的时候，张国焘找他谈起遵义会议时，认为那次政治局会议不合法，理由不是党的代表大会，会议的选举是否生效？存疑。主要是对毛泽东进常委不满。而今，张国焘为了将他手下的人塞进中央，又说不通过中央全会可以增补，只要召集一次政治局会议就可以解决。出尔反尔，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党中央的组织原则，可以根据他的需要随心所欲去作解释，典型的实用主义！张国焘的诡辩，简直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洛甫摇摇头，心里暗自感到好笑。

毛泽东一听，张国焘在这里无非是为四方面军争权，其实质是争取在中央多找几个他的代言人。不然，在中央的会议上，他总是居于少数。何况在向毛儿盖进军途中，张国焘已经向中央提出进政治局的四方面军干部的名单，还来回商量过好几次，于是说道：

“政治局增加四方面军的干部，这个我没意见，但不宜过多。是否增加陈昌浩和周纯全两同志就行了。因为中央还包括二方面军和全国白区的秘密组织。中央委员，可考虑增加一些四方面军的同张国焘的这个建议，毛泽东只同意了一半，因为在下面，张国焘提出四方面军的六、七个干部可以进政治局，于是不服气地说：

“四方面军的干部，如果只同意一两人进政治局，那么，是否立即召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呢？特别是现在，一、四方面军的干部互有隔阂，对中央也有不满，让大家发表发表意见。由一、四方面军干部组成的高级干部会议，应该是合法的，也是必要的。如果有人过度敏感，以为这样的高级干部会议将由四方面军的同志占多数，不免是想入非非。我可以声明，四方面军的同志，决不会在高级干部会议中要求占多数。只是想有发表意见的机会而已。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将是实施党内民主，解决党内各种歧见纷争的有效途径。”

毛泽东看了一眼张国焘说：

“现在是在军事行动中，不能谈什么党内民主，一切只有以中央的命令行事！”

张国焘白了毛泽东一眼，没有再继续讲下去。

会场静了一会。

洛甫抬头问张国焘：

“国焘同志，你的意见发表完了没有？”

张国焘淡淡地说：

“暂且就说这些，以后有机会再谈。谬误之处，请诸位批判。”

洛甫转向大家：

“还有些什么意见？”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说：

“我再讲几句。其实洛甫同志的这个决议草案在开会前同昌浩、傅钟几位同志商量过，他们是同意的。国焘同志对苏维埃运动的看法，与我们略有分歧，如果认为苏维埃运动是失败了，将使一般同志失望。我看，今后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将苏维埃旗帜高举起来。卷起苏维埃旗帜的作法，我们似乎还没失败到这个地步，大可不必。至于对遵义政治局会议的评价，我看，我们也不要勉强国焘同志接受，留待以后党的会议来做结论吧。”停了停，毛泽东以一种调侃的语言说：“国焘兄说得好，梁山泊好汉不打不相识，今天，我们算是又一次相识喽。”说完嘿嘿笑了起来。

张国焘也不得不苦笑了一下。

洛甫最后说：

“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这个草案基本上算是通过了，同志们提的意见，由常委修改后，再转发下去。”

正文第九章患难相随，邓颖超为病中的周恩来分忧

深夜3点多钟，周恩来从沙窝的喇嘛庙开会出来，头感到有些昏痛，高原的夜风一阵一阵地袭击着他单瘦的身体，他哆嗦起来，“咯咯咯咯”的不断咳嗽。

天边的月儿洒下清冷的光辉，几颗寂寞的寒星在沉沉的夜空眨着不眠的眼睛，深情地注视着几个疲惫的夜行人。

周恩来的身子软软的，腿脚好像没有一点力气，抬脚动腿都感到有些困难，似乎还有点儿恶心，想呕吐。特务员小魏在马灯的光亮中看见周恩来走起路来身子摇摇晃晃的，咳嗽声不断，赶快扶着周恩来的手臂，无比关怀地说：

“周副主席，我叫担架来。”

周恩来挥挥手：

“不消了，慢慢地走回去。”

从开会的地方到军委总部驻地，本来没有多远，可是他们竟走了好几十分钟。

周恩来吃力地摸回到自己的房间，头一阵剧痛，身子感到特别寒冷，胳膊和腿脚的关节，也开始疼痛起来。他实在支撑不住了，身子不自觉地倒在木板搭的铺上，嘴里喃喃地叨念着：“小魏，冷得要命！快给我加盖一点东西。”

小魏迅速将周恩来的一床黄色棉毯搭在薄薄的灰夹被上，亲切问道：

“想喝水吗？周副主席！”

周恩来摇摇头说：

“还冷，再盖一点。”

小魏又将周恩来的一件灰布大衣盖在棉毯上。

周恩来半睁着红红的眼睛还在一个劲地说：

“冷——冷——好冷哟！”声音逐渐微弱下来，双眼紧闭着。

小魏急了。他在周恩来身边一年多日子，还没看见周副主席病得这般模佯。于是用手在周恩来的额上试了试：

“哟！头好烫，发高烧！”他不敢怠慢，拔腿便朝卫生部驻地跑去。

突围西征以来，周恩来异乎寻常的辛苦，和在中央苏区一样，军委的主要责任全落在他的肩上。傍晚，每到一个驻地，他就叫人架起电线，接收各军团的电报，同时，挂起地图，以便观察和抉择行军、作战的路线。然后他才坐到椅子上稍事休息。等各方面的情况来齐后，经过分析研究再找毛泽东商量，然后起草作战命令，下达行军路线，直到向各军团的电报都发出后，他才睡觉。这时天已接近黎明，新的一天忙乱的生活又将开始。本来，刘伯承是总参谋长，但眼睛不好，晚上工作不方便，所以周恩来不要刘伯承起草作战命令，而由他自己承担起来。白天，他又要和部队一起行军。清晨太困了，有时在担架上躺一会儿，算是对熬夜的补偿。因为睡眠不足，骑马时常常要打瞌睡，容易摔下来。一到驻地，他又顾不得休息，等到把事情处理完毕，常常是下半夜啦。周恩来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周而复始，夜以继日地操劳。有时刚刚躺下，来了情况，又不得不把他叫醒处理，不然要贻误军机。在贵州黎平附近，总部一局的罗参谋为了向他请示一个急事，曾热泪盈眶地三次叫醒周恩来。第三次渡赤水河的时候，罗参谋有事向他请示，周恩来在睡梦中“嗯”了一声，小罗以为他已同意，退了出来。第二天，周恩来说他完全不知道这件事。于是周恩来从此规定，以后必须将他喊醒坐起来，才算叫醒，或者干脆让他站着听参谋们请示或汇报工作，以免又睡着了。大军西征以来，他常常彻夜不眠，实在支持不住了，就伏在桌上打一会儿盹，又赶快抬起头来继续工作，西征中的周恩来，就是这样夙夜匪懈，宵衣旰食！

周恩来的身子，由于忘我的工作而显得十分虚弱了。翻过夹金山时，高山缺氧，风雪的肆虐，又将他躯体折磨一番，他因感受雪山的风寒开始生病。部队到了毛儿盖，由于粮食的极端匮乏，周恩来不得不同大家一起吃野菜和青稞，虚弱的身子终于再也无法支撑了，彻底垮了下来。

小魏请来了卫生部的戴医生，一量温度，竟高烧到四十度。戴医生对小魏说：

“周副主席患的是疟疾。”接着他从挎包里取出一包还是在遵义“太平洋药房”购买的奎宁丸，交给小魏说：

“对付疟疾，只剩下这么十几颗奎宁丸了，我一直留着，舍不得用，赶快给周副主席吃，过几天，烧就会退的。”

小魏照戴医生的嘱咐，精心照顾着周恩来，还替他熬了一碗青稞面，加放了几滴酥油。

但周恩来的高烧一直不退，且不能进食。小魏急得哭了，赶快跑去找毛泽东。

毛泽东得知周恩来病重的消息，急派卫生部的王斌与李治两位医生前往诊治。王斌和李治替周恩来检查后发现肝部肿大，皮肤发黄，两人商量研究一番后确诊为肝炎，这时已发展成阿米巴肝脓肿，急需排脓，不然有生命危险。

但在这一无设备二无医药的环境里，不要说开刀或穿刺，就连消毒工作都无法进行。怎么办？王斌考虑了一会急对站在周恩来身边的特务员说：

“快到雪山上取些冰块来。”

小魏与小范简单商量了一会，决定让小魏留下照顾周恩来，小范他们到60里外的大雪山上去取冰块。

王斌和李治取出几粒易米丁，扶起昏迷中的周恩来，让周恩来用温开水吞下。这种易米丁，实际上是治疗痢疾用的，但这时到何处去找治肝炎的特效药，没有法只得用它代替了。

王斌与李治一直守护在周恩来身旁，不敢挪动一下脚步，注意观察着周恩来服药后的变化。他们不断用湿毛巾敷在周恩来的额头，一直等到下午，小范和小吴才气喘吁吁地抬回几大块晶莹的冰块。王斌和李治迅速将亮晶晶的冰块冷敷在周恩来脓肿的肝区上方。一会，便听见周恩来响起一两声微弱的呻吟。

邓颖超在休养连得知周恩来病重的消息，急急从驻地赶到军委总部。一路上，心情格外沉重。本来，她的身体也不大好，西征开始，她患了肺结核，吐血，以致编在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行军，没与周恩来在一起。

十来个月，邓颖超与周恩来见面的机会也不多，主要是周恩来太忙，邓颖超不愿意去打搅他。有几回，毛泽东和周恩来走过休养连，连里的同志看到直叫唤：“毛主席和胡公来了！”（周恩来长征中因蓄胡须，同志们亲切地叫他周胡子，或称胡公）周恩来走到邓颖超身边，三言两语简单地交谈了几句，又分手了。记得部队在抢渡贵州的北盘江以前，国民党的飞机向休养连驻地掷弹，贺子珍、钟赤兵等人受伤，还死了几个战士。周恩来闻讯，在夜半提着马灯来看望休养连的同志，同邓颖超也只交谈了几分钟，便分手了。

十来个月的戎马岁月，邓颖超同周恩来就这么简简单单地见过几次面，都是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似乎少了一点夫妻的情份。他们没有工夫去低回缱绻，周恩来和邓颖超就是这样！

这次，因周恩来病势严重。沉疴不起，邓颖超才不得不来看他。

邓颖超忐忑不安地迈进周恩来的房间，见周恩来睡在木板床上昏迷不醒，双目紧闭，那双终日审视战争风云的累眼暂时休息了。她用手轻抚了一下丈夫的额角，感到烫烫的，有点烧手。她凝视着丈夫那张长满胡须的面颊，感觉越来越加消瘦了，似乎只有一张手掌大，皱巴巴的干瘪的脸上，仿佛涂了一层蜡黄，邓颖超的眼角不自觉地滚动着几颗热泪。

压在周恩来腹部的冰块，受着高烧体温的消溶，清亮的雪山之水，便嘀嗒嘀嗒地掉在床下的一只木盆里，停泊在邓颖超眼角的泪珠也随之掉了下来，滴落在她风尘仆仆的征衣上。

这时小魏才“发现”邓颖超在身边，于是轻轻说道：

“邓大姐，请坐！”

邓颖超颔首不语，一直倾身伫立在丈夫身旁。

天色渐渐地黑了下来。落向西陲的余晖，渐次隐没在浓重的大山的荫翳里，遥远的雪山，失去它白灿灿的光芒，在天边留下一重重巍峨的剪影。

小魏对邓颖超说：

“邓大姐，我送你回休养连。”

邓颖超平静地说：

“不！今晚我不能回去，我要照顾恩来。”

“那你怎么睡呢？”

“我在恩来的床前铺点稻草，将恩来的包袱皮盖在稻草上作垫单就得啦。”

小魏不安地说：

“邓大姐，你也有病。”

“没关系，今晚，你们都去休息，我替你们值班，恩来生病的这些日子，你们也真够辛苦啦。”

小魏噘着嘴说：“邓大姐不走，我们也不走。”

邓颖超说：

“好！今晚我们大家一起照顾周副主席。”

邓颖超坐在周恩来床边，把周恩来脱下来的灰色羊毛背心拿过来看看，目的是趁机替他找找虱子。突围出来，部队根本谈不上讲究卫生，上上下下全生虱子，疾病缠身的周恩来，更不例外。邓颖超在闪闪烁烁的马灯光下，见背心的羊毛线眼子里，一只只虱子在有气无力地蠕动，有的虱子肥肥的，似乎喝够了血浆，行动不便，大腹便便地斜插在毛线衣眼子里一动不动。看见这么多害人虫、寄生虫霸占着周恩来的衣服，邓颖超难受极了。心想，西征以来，恩来的身子本来就弱，怎经得起这么多虱子的咬噬、折磨，哪有这么多的热血来喂养这些可恶的家伙。她一边听着周恩来的呻吟，一边用双手的大指甲挤掐虱子，挤掐一个，心里就默记着数字，心想看看究竟能找到多少？每掐一个，静静的屋子里便响起轻微的“咔吧”一声。那些肥虱的血浆甚至溅到她的手臂上，她擦了一下，摆摆头，微微叹了口气。

伴着周恩来时断时续的呻吟，大约花了两三个小时，邓颖超在周恩来的灰羊毛背心上找到170多个虱子，虱子的血把她的两个指甲都染红了。虽然如此，但邓颖超怀疑是否把毛衣上的虱子都捉光了。因为那些白色的星星点点的虱卵，还一簇簇牢固地粘在毛衣的皱褶地方，任你怎么弄也弄不干净。邓颖超只得在虱卵集中的地方，用大指甲一团团地挤掐，于是，房子里便响起一阵咔咔吧吧的声音。她又一次摇摇头，唉声叹气起来。

翌日清晨，周恩来苏醒过来，呻吟声中夹着一声声“肝疼”的叫声。邓颖超和王斌、李治赶快把周恩来扶起来，终于排出半盆绿色的脓来，屋子里弥漫着一股异样的臭味，大家心里一下掉下一块石头，心想周副主席得救了，接着他的烧也慢慢退下来。周恩来睁开眼，发现邓颖超在身边，感到有些意外，用一种微弱的声音问道：

“小超，什么时候来的？”

邓颖超双眉舒展开来：

“昨天下午。”

周恩来慢吞吞地说：

“我怎么不知道呢？”

“你发高烧昏迷不醒，什么都不知道。”

周恩来有气无力地说：

“这阵，我感到腹部舒服一些，不像昨天那样疼痛了。”

邓颖超看看王斌和李治，会心地点点头。

周恩来服了易米丁，用冰块降了温，排出脓液以后，疾病慢慢的有所好转，烧已开始退了，可以进一点软食。邓颖超在他身边照顾了三天，便返回休养连驻地。邓颖超离开的第二天，毛泽东来看望周恩来。

毛泽东走近周恩来的床边，轻声问道：

“恩来，好些吗？”

周恩来眨巴着一双无神采的大眼：

“好多了，看来暂时不会去见马克思了。夏洮战役计划，执行得如何？一、三军团离开班佑北上没有？”

毛泽东慢慢对周恩来说：

“前两天，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的索花寺开会，讨论了一下战略方针和夏洮战役的作战行动问题。”

周恩来关心地问道：

“没有吵架吧。”

“还好，这次开会，没有吵架。”

毛泽东下意识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随即又插入口袋的烟盒中，决定不抽了。因他突然想起周恩来咳嗽，唯恐因烟味的刺激而加剧。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

“我在会上，依据中央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强调红军北出后，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建立根据地。因为这一地区，背靠草地，川敌不易过来，而临近青海的回民区，党的民族政策得当，回民不致于反对我们。如东进受阻，以黄河以西作战略退却，也是好的。所以向东向西是一个关键。我们应采取积极的战略方针，争取向东发展。”

周恩来躺在床上注意听着毛泽东的陈述，不断点头。

毛泽东接着又说：

“会上诸公，基本上都赞同我提出的主张，陈昌浩的态度尤为坚决。他主张我们应快速北进，集中最大兵力，向东突击，以实现中央的既定方针。”

周恩来一听，清癯的颜面立刻绽出一丝笑容。

毛泽东接着说下去：

“徐向前的意见也是主张应当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而不应向黄河以西，我军北出甘南后，应坚决沿洮河右岸东向，突破岷州王均部的防线，向东发展。万一不成，再从河左岸向东突击。”

“看来，会上没有分歧的意见，大家都同意向东了。”周恩来喜悦地说着，欣然一笑。

毛泽东强调说：

“向东还是向西，是全局中的关键。向东是积极的方针，我们必须采取这一方针。否则，将被敌迫我向西，陷部队于不利境地。从洮河左岸或右岸前进，可视情况而定。如有可能，即采取包座至岷州的路线北出。如欲占领西宁，目前是不利的。沙窝会议前，决定由总司令部率领的左路军：五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三十三军，此时应向红军前敌指挥部率领的右路军：一军、三军、四军、三十军靠拢。阿坝可速打一下，后续部队应不经阿坝而向右路军靠拢。我们不应将左路军看成是战略预备队。总之，我们必须坚决向东打，以岷州、洮河地区为中心向东发展，决不因遇到一些困难，便转而向西。”

纵横捭阖，毛泽东对当前战略方针的阐释，周恩来一听，便心领神会。他虽然因病没有参加毛儿盖会议，但经毛泽东这么一介绍，他完全了解了会议精神，心想这是对沙窝政治局会议关于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

周恩来欣然对毛泽东说：

“你的考虑是对的，应该这样，我们才有希望。昨天，徐向前来看我，还带来几斤牛肉，这算是头等补品啦。徐向前也谈到这次会议的一些情况，明白表示他的东进意见。还说你在毛儿盖会议上，特别表扬了陈昌浩的发言。”

毛泽东笑笑说：

“陈昌浩与张国焘不同啊。他虽然跟张国焘紧，但毕竟年轻，容易接受正确的主张。国焘老兄不同啊。”

周恩来问毛泽东：

“听说张国焘没有参加毛儿盖会议，是吗？”

毛泽东哈哈一笑：

“他说肚子疼，躲在四方面军总部，不愿参加。”

周恩来说：

“怕是沙窝会议大家不同意他的意见，闹情绪呢？”

毛泽东摇摇头说：

“不好办啊，张国焘是停停走走，走走停停，一会说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一会又说要开会研究那个问题，总是节外生枝，难以应对。”

毛泽东在周恩来这里坐了一会，由于还要到前敌指挥部去开会，很快便离开了。

8月下旬，根据毛儿盖会议决定，右路军开始北过草地。一军团先行，正在病中的周恩来随彭德怀率领的三军团殿后。

右路军进入若尔盖大草原的边缘，开始了穿越草地的进军。

川西北草原，历史上一直为松潘所管辖，故又有松潘草地之称。它位于青藏高原同四川盆地的连接地段，范围包括热尔郎山以南，浪架岭以西，查针染子以北，面积约15，200平方公里，海拔在3500—4000米以上。其地势由东、南、西三面向北倾斜，起伏不大，一望无际，茫茫无垠，为典型的平坦高原。白河（即嘎曲）和黑河（即墨曲）由南而北纵贯其间，注入黄河。河道迂回摆荡，水流滞缓，汉河、曲流横生，将偌大的草原弄得四分五裂，支离破碎。由于排水不良，潴水而成的牛轭湖星罗棋布，形成大片的沼泽，污水横流。经年水草，盘根错节，结络而成片片草甸覆于沼泽上面。在河间地带，时有相对高度在百米以下的浅丘隆起，其形态多为缓坡平岗，极少棱角锋利的山岩或陡急的沟谷。草地的气候又甚为恶劣，年平均气温在摄氏零度以下，雨雪冰雹，来去无常。时而晴空万里，一碧如洗，烈日炎炎；时而阴霾蔽日，电闪雷鸣。每年的5至9月，是草地的雨季，年降水量的百分之九十，在此期间注入地衣，使本来就泥泞滞水的草原更显出“沧海横流”的景象。四野荒茫，渺无人烟。

中共历史上一场罕见的艰苦行军，就这样开始了。这是一场人同大自然的殊死搏斗，大自然在极其残酷无情地等待着忍饥挨饿的红军。草地边缘偶尔摇曳着一束束鲜花在向着缺衣少吃的红军微笑，其实那是死神在那儿狞笑。在这片神秘莫测的土地上，既显示着大自然的凶猛与冷酷无情，更表现着广大红军指战员的意志、毅力与顽强。

正在患阿米巴肝脓肿的周恩来，由于连续发了几天高烧，五、六日没有进食，身体十分赢弱，不要说过草地，就是在平地上行军也不行，听说要过草地北上，他勉强从床上爬起来，想在屋子里走走试试看，不料一投足便踉跄跌在地上。小魏赶快扶起来，说：

“周副主席，别急，我去报告彭军团长。”

彭德怀在三军团司令部听了小魏的报告，十分焦急，苦苦思索了一阵，然后断然决然地对小魏说一个字：

“抬！”

彭德怀把三军团参谋长肖劲光找来，向他吩咐道：

“恩来同志生病，不能行动，你具体负责，立即组织担架队抬。实在不行的话，宁可把装备丢掉一些，也要把他抬出草地！”

肖劲光接受任务后，回去考虑了一下，决定从迫击炮连抽人组成担架队，把带不走的迫击炮弹埋掉。担架队分成几个组，轮流抬着重病中的周恩来、王稼祥等领导同志过草地。

担架队还缺一个队长，由谁来当？

干部团团长陈赓跑去找杨尚昆和彭德怀，自告奋勇愿意担任担架队长。

杨尚昆说：

“干部团的担子重，还是带好你的部队吧。”

陈赓用恳求的目光凝视着杨尚昆说：

“政委，恩来同志病重，把他抬出草地比什么都重要。”

彭德怀打量着陈赓：

“可以考虑。”

陈赓乐了，进一步说：

“我当过医生，一路上可以照顾恩来同志。”

杨尚昆笑了，对彭德怀说：

“陈赓为了想当担架队长，还会找理由哩。”

陈赓认真地说：

“我真的当过医生。”

“在哪？”杨尚昆问道。

“在大上海，我陈赓挂过牌子开过医院，除了拔牙，接生，别的我都能治。”

彭德怀白了陈赓一眼：

“算了，别瞎吹了，你那是冒牌货。”

杨尚昆说：

“老陈，既然老彭同意，你就赶快去准备一下吧，部队马上要向草地进军。”

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也报名要参加给周恩来抬担架，自愿在陈赓的名下当一名担架队员。

部队进入草地后，几乎是无日不雨。雨水不仅淋透了战士们的衣服，也掩没了部队前进的路线。有些地段，连续几十里水深没膝，藏族的通司（向导）也难以寻找过去游牧留下的痕迹。时值8月，也正是草地冰雹肆虐的季节，鹅卵般大的冰雹，有时铺天盖地而来，红军在这茫茫草原上连个藏身之地也寻觅不着。这一片泽国水乡，除偶尔有堆堆笼笼的灌木丛出现于缓坡平岗之上外，其他什么树也没有。如果有谁偏离了部队路线，陷身淤泥，就难以自拔了。

陈赓领着担架队员，抬着周恩来、王稼祥等重病号，在草地上艰难地行进着。

陈赓、杨立三和担架队员也着实可怜。他们经过长途跋涉，又缺少粮食和盐巴，有时是野菜充饥，好的时候，一捧青稞面便可以果腹。但常常是饥肠辘辘，饿得头昏眼花。衣单乏食，冻馁交加，一个个体质相当虚弱，而脚下的路又是如此的难行。几次周恩来挣扎着要从担架上爬下来，不让同志们多受一份苦，可都被担架队劝阻了。大家总是坚持要抬，好像这是神圣的任务，什么天大的力量也不能动摇。

杨立三本来已经是相当一级的干部了，完全可以协助陈赓，照拂好担架队，作个管理人员就得了。可是，他坚持要为战士们分担一份劳累，把担架放在自己的双肩，尽一份责任。他之所以要这么做，是由于周恩来的人品、人格力量鼓舞着他，支撑着他，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表示一份对周恩来的崇敬，对革命的忠心。杨立三和战土一起，孱弱的肩上放上沉沉的担架，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大雨倾盆而降，陈赓赶快举起一块油布，遮住担架上周恩来的上半截身子，而他们呢？则个个淋得落汤鸡似的。只要保住了周恩来，他们自己，则全然不顾了。

担架队员的脚，在潴淤的污水草地潦乱地跨着，步步吃力。如果被乱石砸破了，那饱含大量毒质的浊水浸进伤口，立刻便会红肿，继之而糜烂，疼痛难忍。钻心的痛楚，常常使肩上的担架颠簸震颤，牙齿都快咬碎了。杨立三始终是个干部，不像战士们经常扛枪抬炮，双肩时时锻炼着。不久，他的肩膀被磨破了，担架放在上面，苦不堪言，战士们劝他不要再抬了，可他坚持着，默默地承受着痛苦的折磨，他肩上伤口渗出的血，与衣服沾在一起，很快结成一层层暗红色的血痂。污垢、血迹、衣服完全凝固在一起了。

晚上，露宿草地的时候，杨立三不但感到肩痛，颈子也疼痛起来，脖子直挺挺的不能动了。一歪就难受。

草地行军，真是行路难啊！何况肩上还放着一副沉沉的担架。

由于周恩来尚在病中，需人照顾，休养连批准邓颖超照顾周恩来过草地。一天，邓颖超接到通知，马上去追赶周恩来的担架，天忽然下起雨来，越下越大，没有一间房，没有一棵树，只有一些低矮的灌木丛，但无法藏身，四野迷茫，到哪里去找一个躲雨的地方呢？想着病中的周恩来，她冒着大雨，撑起那把破旧的红油纸伞，沿着部队前进的路线，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草堆里穿行。走啊，走啊，她不小心陷入沼泽，她不敢再动弹了，她知道如果用力将越陷越深。就这样半截身子插在泥淖里好长时间。她的肺结核病本来就没好，凉水又浸击着她的下半个身于，瞬间她感到透不过气来，头晕目眩，浑身窒息般难过，接着咯咯咯地一阵猛烈咳嗽起来。腐败的草根，经过污水的长期浸泡，升腾起一股恶臭，混合着赤痢粪便的奇臭，一阵阵灌进她的鼻孔，她感到阵阵恶心，仿佛要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才好过一点。

“呀？是邓大姐，你怎么啦——”

休养连的战士小吴经过这里，看见邓颖超这般模样，惊叫起来。赶快伸出手慢慢将邓颖超拉了出来。

“赶路心急，不小心陷进泥沼里，幸亏遇到你，不然还不知要陷多久呢。”邓颖超站在一丛草堆上，一边拧着裤子上的污水，一边说着，不断打着冷噤。

小吴赶快脱下自己的一件衣服披在邓颖超身上。

“周副主席的病，好些吗？”小吴关心地问道。

“我就是去看他。前几天发高烧，肝脓肿，有点危险。”

“我们一道走。”

小吴搀扶着湿漉漉的邓颖超，沿着草地上稀稀拉拉的足迹，一步一步朝前迈去。

邓颖超紧赶慢赶，总算赶上了周恩来。她身上的湿衣，也因体温的不断“烘烤”，渐渐地变得半干起来。她来到周恩来的担架旁，见彭德怀正在向周恩来汇报情况，她不便打扰，也没赶快和周恩来打招呼，只是静静地站在一旁。周恩来默默地看了看她，向她深情地点点头，也没说什么。

周恩来的担架搁在一个小土丘上。周恩来坐在一块干草堆上，草堆上面覆盖着一块油布。彭德怀和他的特务员站在周恩来身边。彭德怀看见邓颖超赶来，亲切地招呼她，问她的健康状况。邓颖超也有好久没有看见彭德怀了，见他的身体比从前瘦多啦，脸色黑黄、憔悴，眼囊浮肿，一看便知是劳累过度，又缺吃少眠，于是关心地说：

“军团长，你要注意身体哩。”

彭德怀回答说：

“不要紧，我比恩来同志好，你要好好照顾一下恩来。”

邓颖超点点头。

彭德怀转对周恩来报告三军团过草地的遭遇。

进入草地，三军团减员严重，每天都有死去的战士，有的走着走着倒下去便起不来了，有的人陷进泥沼，越陷越深，也起不来了。有的吃有毒的野菜中毒死了。有的喝有毒的脏水拉赤痢死了。疾病、瘟疫、赤痢泛滥。草地还没走完，有的干粮告罄，找不着野菜的时候，只得吞嚼火烧水煮后的皮带、枪带、皮鞋、马鞍。战士们饿得没法，为了活命，偷杀牲口的事也出现了。军团政治部作战处长黄克诚有匹骡子跟他好久了，他怕人家偷杀，晚上他睡在帐篷里，把心爱的骡子拴在手上睡觉，有人一拉骡子，他就会惊醒过来，心想，只有这样才会保住骡子的一条命。黄克诚暗自庆幸想出这个办法，晚上大可安心睡觉啦。前几夜，黄克诚在帐篷里睡觉，老不安稳，只要一听见响动，便要爬起来。他时不时地听见这冷酷索寞、无边无际的大草原上，响起一声声凄厉的惨叫声，不消说那是骡马在哀鸣，呼救。这些畜牲，跟着受苦受难的西征战士，越过千山万水。坚强的女战士，有时依附着它们的尾巴，爬过高耸入云的雪山，渡过湍急的险滩，多么可爱啊。这时，它们的主人没有吃的，难乎为继，于是它们的命运就更悲惨了。它们更加没有吃的，更加消瘦，一副皮包骨，它们病痛，但还要挣扎着驮着辎重、伤病员、物件，一步步艰难地前进着。战士们为了活命，这时也顾不得纪律了，不得不痛心地举起“屠刀”，向它们要“粮”，以填补一下辘辘饥肠。它们呢，对于战士们的所作所为，不能反抗，也无法反抗，只有眼睁睁地鸣起一声声伤心的惨叫，算是对这悲惨世界的告别。这惨叫声，是怨恨呢？是控诉呢？是对这艰难岁月的留恋呢？对特别怜爱骡子的黄克诚来说，一听见这声音，便揪心般痛，要在过去，他会立刻去把杀骡马的战士教训一番，甚至给以处罚。可是在这非常时期，严峻的日子里，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战士们的行为，似乎也无可指责，只有悲怜与侧悯。只有严管好自己的牲口不要丢命就行了。

黄克诚想了这个拉着牲口僵绳睡觉的好办法，的确睡了一个安稳觉，消除了几日来极度的疲劳。可是第二天清晨起来，他发现自己的骡子屁股后边有一块肉被人家剐去了，草地上滴着的血有的已经开始凝固，被剐去的地方红翻翻、血淋淋的。伤残的骡子是已经痛过了？还是痛得麻木了？一声儿没有呻唤，看见自己朝夕相见的主人来了，反倒甩着干瘦的尾巴，似乎在向主人报告它悲惨的遭遇。黄克诚一阵难过，抚摩着骡子的头、发现骡子的眼眶里漾着一层晶亮的东西，难道骡子在流泪？责备谁呢？骂谁呢？向谁去发火呢？这时都无济于事了。最后，黄克诚只得心疼地将这头掉了半边屁股的骡子交给政治部处理，终于把它杀了，以急救饥寒交迫中的红军。

周恩来听了彭德怀的汇报，心情沉重万分。他问彭德怀：

“据你们沿途收容和掩埋的死尸，减员估计有多少？”

“一军团掉队、落伍与牺牲的，已有三、四百人，还在逐日增加。”

“啊——”周恩来长长叹了口气，接着嘱咐彭德怀：

“要特别注意改善给养，组织有经验的人挖野菜，尝‘百草’，各人不要乱挖乱吃；要尽量减少一切不必要的辎重和干部坐骑，腾出马匹、牦牛供宰杀食用；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发扬团结友爱精神，不准丢弃伤病员。依靠广大指战员的高度觉悟和坚强毅力，走出草地！在绝望中求生存！在绝望中求胜利！”

周恩来交待完毕目送着彭德怀走下山丘，然后才和邓颖超交谈起来。

正文第十章身陷囹圄，廖承志刻蜡板保住一条命

沙窝会议后，中共中央为了迅速北上，实现《夏洮战役计划》，对左、右两路军作了进一步调整：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领导人有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辖五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三十三军，以及军委纵队一部，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右路军由中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率领，领导人有周恩来、毛泽东、洛甫以及前敌指挥部的徐向前、陈昌浩等。辖一军、三军、四军、三十军、军委纵队一部以及红军大学等，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首先占领包座、班佑地区，再向夏河前进。

张国焘率部来到卓克基，刚在一座寺庙住下，黄超即来报告，说曾中生对扣压他给中央的信不服，押解的路上一直为在杂谷脑未能见到中央慰问团的同志有意见，要求见张国焘，并与之说理斗争。

张国焘的心情本来就有些烦闷，沙窝会议上，他的一些意见未被中央采纳，相反还遭到毛泽东等人的反对。因此紧接着召开的毛儿盖会议，他就不愿意参加，托病缺席。由于他找不到更多的理由来反对《夏洮战役计划》，于是不得不勉强执行。心想，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他始终没有放弃他的退却主张，并未真正拥护北上方，针。黄超这时来报告曾中生的情况，更在张国焘的烦恼上面增添了一层不快。

张国焘看了一眼面前站着的黄超，极不高兴地说：

“这个曾中生，气焰越来越加嚣张，留着是个祸害。有一天，他如果真的见到中央的人，我们就麻烦了。”

黄超心领神会地说：

“张主席，你的意思是把他除了？”

张国焘压低声音说：

“秘密干掉，不留痕迹。”

黄超附合了一声：

“这个好办。”

张国焘又说：

“干掉曾中生与处决许继慎不同。现在有朱德、刘伯承和一方面军的好些人在身边，不能让他们知道。”

张国焘1931年11月，在白雀园杀害许继慎时，手段十分残忍。在白雀园的曹家河岸，许继慎被张国焘捆绑着，叫他的打手一鞭一鞭抽打身子，要许继慎交代他的“反革命罪行”。刚强的许继慎始终没有承认他是“改组派”、“AB团”、“第三党”，压根儿没有“组织一个领导机关”——反革命的军事委员会，自己更没有当这个委员会的什么主席，没有把部队拖到长江边“去消灭缴械，扯青天白日的旗帜，投降蒋介石的计划，”从没召开过什么“秘密会议”。

于是，许继慎被鞭打得更厉害了。张国焘嫌鞭打还不“解恨”，在场喊叫着：“将许继慎绑到马上，拖！拖！拖死这个家伙。”于是，曾经驮过红军指挥员、红军将领的战马，而今又拖着一个五花大绑的、曾经驰骋沙场、叫敌人闻风丧胆的“罪人”，在沙滩上喋血。

曾经驮过红军指战员出生入死的战马，受着张国焘罪恶的鞭子一阵猛抽，不得不在凹凸不平、极为粗砺的沙滩上狂奔起来。不一会儿，沙滩上便留下斑斑血迹，许继慎被折磨得血肉模糊，奄奄一息。等到沙滩上的一粒粒鹅卵石被鲜血染红了时，许继慎已经被活活拖死了。除心毒手辣的张国焘一人外，连政治保卫局执行的“刽子手”们，都惨不忍睹，暗自掉泪。

张国焘在杀害许继慎时，因远离中央，所以敢明目张胆，气焰嚣张。而今他在与黄超策划杀害曾中生时，因惧怕中央知道问罪，所以不得不采用另外的手法。

一个月色朦胧的秋夜，3个夜行人走在卓克基北面的森林里。透过灰白色的月光，可以看出三入中走在中间的是红四方面军将领曾中生。旁边的两人，不消说是保卫局执行“任务”的。由于长期关押，曾中生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体质明显下降，因此步履踉跄，加之又是夜晚在森林中躜行，他更是上气不接下气。曾中生不耐烦了，没好气地问身边的保卫局人员：

“你们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来到这个鬼地方？”

一个押送曾中生的个头高一点的保卫局人员回答道：

“你不是要见张主席吗？”

另一个保卫局人员接着说：

“去左路军总司令部。”

曾中生犯疑，当即问道：

“张国焘会住在这林子吗？”

高个回答说：

“跟着我们走，不会错的。”

秋风届凉。曾中生边走边感到身子冷飕飕的。林子里的葛藤菁草也不断牵扯着他的衣裤。他错误地相信保卫局人员的话，艰难地迈动着步子。

曾中生边走边想，这次见到张国焘，一定要把“托陈取消派”、“右倾首领”等等帽子掀掉。张国焘诬陷我曾中生，以立三路线的观点，反对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形成小组织式的斗争，结果助长了改组派、AB团、第三党。他回忆起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南江县木门召开的军事会议之后，张国焘爬上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宝座，自认已站稳脚跟，对反对他错误作法的干部，可以大张挞伐了。于是便在部队和地方党组织中开展所谓反右斗争，把在小河口会议上抵制他们错误领导的干部，统统打作“右派”、“反党分子”，先后秘密杀害了邝继勋、余笃山等人。廖承志等则长期遭到软禁。

往事历历，曾中生一想起就怨恨难平，怒火横生。心想，这次见到张国焘，非叫他说个清楚，即使遭杀身之祸，也在所不辞啦。这不简单是为自己洗雪冤屈，同时是为被张国焘错杀的同志伸张正义，鸣冤叫屈。我曾中生对革命忠心耿耿，何曾有一点点反党行为？怎由他张国焘一手遮天，胡说瞎道？我曾中生受辱期间，写作的《与“剿赤军”作战要诀》，听说你张国焘看了也认为“本书甚有价值。红军干部应人人手执一本。”并批准于1933年10月正式印成单行本，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下发红军广大指战员。一个真正的反党分子，会写出这样的书吗？何况正处在冤狱之中！

曾中生一想起这些，沉痛的心海，怒浪掀腾，脚下的步子不自觉地加快起来，想尽快见到张国焘，把心中郁结许久的话，赶快倾倒出来。谁知不小心碰着地上的树桩，他打了一个趔趄，跌倒在树叶枝桠覆盖的林地上。

走在他后面的保卫局人员急问：

“怎么啦？”并用手将曾中生拉起来。

走在前面一点的那个个头高一点的保卫局人员不耐烦地对后面的伙伴说：

“兄弟，差不多了吧，老子的脚杆也走软了。”

后面的人回答说：

“随你便，你说差不多就差不多。”

曾中生从林地上爬起来，还没站稳脚跟，对押送他的人说的黑话还没弄明白，接着猛地飞出一条黑黑的绳子，紧紧套住他的颈子，他还来不及问一声这是为了什么，便痛苦地叫了一声“哎哟”。一声惨叫，在寂静暗灭的森林里结束了一个戎马疆场、战功卓著的红军将领的生命。

张国焘听了执行“任务”的保卫局人员回来报告后对黄超说：

“在部队中宣传，说曾中生通敌，掉进河里淹死了。”

张国焘随后又问黄超：

“廖承志近来怎么样？”

黄超回答说：

“廖承志还比较老实，成天在刻蜡板。”

张国焘点点头，说一声“好！”

廖承志是1933年秋天被派往川陕革命根据地去的，开始任中共川陕省委常务委员、川陕省总工会宣传部长。次年初任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因反对张国焘的错误遭到撤职处分，并受到拘禁，失去自由。

26岁的廖承志，因在17岁时就曾赴日留学，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后经中共中央的介绍，转赴德国，在汉堡大学读书。不消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知识分子，字是写得很好的。加之母亲何香凝是个国画大师，少年时的廖承志在母亲膝下看母亲作画，朝夕濡染，也对丹青爱好起来。书法、绘画，对于廖承志来说，虽然算不得精通，不能称为大家，但在被张国焘监禁的日子里，可派上了用场。他虽然不及而立之年，但已经学会了比较丰富的斗争经验。因为他在20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入党前的1925年，还是一个17岁的青少年时，就在广州投身过“五卅运动”，并发动岭南大学工人罢工。他的早熟，应该说是来自父亲廖仲恺、母亲何香凝国民党左派领袖的影响。赴日留学期间，他参加日本社会科学研究会和反日大同盟活动，三次被捕，被日本政府驱逐回国。党派他在中共上海法南区委宣传部及革命互济会工作。1928年冬，也就是在他20岁的时候，中共中央又将他派赴德国，一度转为德国共产党党员。参加德国留学生反帝大同盟与中国语言支部工作。翌年，由中共中央负责人翟秋白派赴汉堡中国海员中做工运工作，曾赴荷兰、比利时等国，在中国海员中开展宣传组织活动。1930年，他在荷兰领导成立“西欧中国海员工会分会”，后任汉堡海员俱乐部书记，领导中国海员罢工获胜。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一个20出头的小伙子，在党领导下，投身异域的革命活动，竟搞得风风火火，又一次遭到德国政府当局驱逐出境的“礼遇”。廖承志回到祖国，党又派他赴苏联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五大。1931年冬回国到上海，次年初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中共党团成员。后接任全国海员工会中共党团书记兼全国总工会常务委员，参与领导白色恐怖下的海员工人运动。1933年春，因叛徒告密被捕，后经营救出狱。同年秋天，来到川陕革命根据地。

从上面的简历可以看出，年轻的廖承志，踏着父辈革命足迹，不管是在远东的日本岛国，还是欧洲的异国他邦，抑或是神州繁华的都会，都留下战斗的足印。一次又一次的被驱逐出境，一次又一次的从别国的土地上撵出来。无形的枪林弹雨，把他铸造得更加坚强，更加成熟。以致当他来到张国焘身边。无端遭到张国焘的迫害时，他便不得不学会另一种斗争艺术，学会怎样与张国焘相周旋，学会怎样的保存下来不遭杀身之“祸”，一朝获得自由后，更好为党工作。

廖承志在与张国焘斗争时，在这个被关押的特殊战场上，充分运用了他的书法与绘画的这个特长。

张国焘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廖承志的画画得很好。那是在廖承志刚被拘禁不久的一个午后，张国焘装着关心来到廖承志被拘押的楼上，发现廖承志正在用铅笔作画。于是皮笑肉不笑地说：

“廖承志，你还会来这两下哩。”

廖承志停下手中的铅笔，回答说：

“少年时代，常看母亲作画，于是也就信笔涂鸦，学着母亲画起来。后来得到母亲指点，于是爱好日浓。”

张国焘拿起廖承志作的铅笔画一瞧，见是红军在向川北的“干人”（穷人）宣传：一个头戴大军帽的红军站在一株树下的板凳上讲话，周围围着一群打着赤脚的“干人”，穿得十分破烂，有的衣不遮体。树旁的祠堂上刻着两条红军标语：“打土豪，分田地！”“赤化全川！”

张国焘笑笑：

“画得不错嘛！今后多画一点画向群众宣传。”

廖承志说：

“我是闲得无聊，没有事干，作画消遣。”

张国焘表示关怀地说：

“你一边闭门思过，好好认识错误，一边画点画，替红军作宣传，将功补过，不是很好嘛。”

廖承志摇摇头说：

“我画的东西，稍有不慎又怕被你认为是反党罪证，吃罪不起，更不敢拿出来示人。”

张国焘回答道：

“不要紧的，这和你的错误是两回事，不要混为一谈。”

廖承志苦笑了一下：

“我的错误，我的什么错误？哎——”本想继续说下去，但欲言又止。

张国焘说：

“反正你的历史不清楚。你父亲是国民党的大人物，你要交代你同国民党的关系。前年春上，你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是怎么出来的，有没有出卖革命同志？这些事都说清楚了吗？来川陕苏区后，你又有一些‘反党’言论。你的错误很多，问题不少嘛。”

廖承志憋着一腔怒火回答张国焘说：

“我十来年的革命经历，党中央最清楚，我没有丝毫隐瞒过组织。没有做过一点对不起党的事。”

张国焘不耐烦地说：

“好了，我们不谈这个，反正你有问题，你犯有严重错误。”随即拿起桌上的一叠画稿欣赏。

张国焘见廖承志每张画稿的题或落款都有一行或几行字，说明作画的时间地点，有的还即兴诌上几句，点点画的内容含义。张国焘赞赏道：

“你的字写得不错嘛，有些诗也写得好。刻写红军教材、党员课本正缺人哩。你不如为政治部做点事，以赎罪愆。”

廖承志笑笑：

“刻蜡板，我倒会，前几年做海员工作时学会的。”

就这样，廖承志这个被张国焘关押的犯人，开始成天在拘禁的小楼上刻蜡板，刻写党员课本与红军教材，同时还为红军画点画。张国焘看着廖承志有用，也就没有加害于他，而廖承志也就靠着刻写蜡板的那支钢笔和一支画笔，保全了他的性命，不然他将同许继慎、曾中生等人一样，遭到极为悲惨的命运。

这又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桩怪事了。一个共产党的“罪犯”，在被拘押的日子里，刻写党员课本让中共党员阅读。当时“左”得出奇的张国焘，怎么又丧失了警惕性呢？难道他不怕廖承志在刻写的课本中放毒？

廖承志靠手中的两支笔，生存下来，他暗自庆幸。于是他格外钟情于这两支日夜摩挲的笔杆。心想，不是因为它们的保护，说不定哪一天就去见马克思了。张国焘的凶残与不人道，他是知道的。许继慎在白雀园被马活活拖死的事，是尽人皆知的。但廖承志不知道曾中生在卓克基北面的森林中被张国焘派人用绳子活活勒死的事。如果当时他知道了，一定会毛骨悚然，怒火万丈！同时加倍对张国焘的警惕！

廖承志在被张国焘关押的日子里，一天他经过一个藏族的喇嘛庙前，他将口袋里仅有的几个钱用来买了几炷清香，几根蜡烛。但他没进喇嘛庙里去进香，而是从庙门匆匆一过。看管他的保卫局人员问他买香烛干吗？廖承志轻描淡写地回答说：

“留作以后用。”

年轻的、不谙人事的保卫局人员，当然不知道廖承志的良苦用心了，一个大大的疑问号挂在他的脸上。他也不便多问，毕竟廖承志没有干什么坏事。于是只得跟在廖承志身后，默默地朝着对于廖承志来说没有自由的小楼走去。

廖承志的一门心事，这个红小鬼哪里猜得着哩！

原来是廖承志准备在飞出牢笼的那一天，将刻写蜡板的钢笔与作画用的画笔，连同画具一起，供在面前，然后点上香烛焚祭，他还想要虔诚地叩上几个头，感谢它们的保护。

廖承志深深地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

经过千辛万苦，右路军终于越过茫茫草地，从死亡的世界回到了人间。部队进入半农半牧的巴西、阿西、班佑地区。右路军中的中央队及军委机关驻阿西。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前敌指挥部驻巴西。两地相距约四、五十里。

距离巴西、班佑100多里的上下包座，是通往甘南的必经之地。胡宗南部在那儿扼守。上下包座相距数十里，包座河纵贯其间，山高路险，森林密布。守敌据此险隘，筑碉修堡，胡宗南又急调驻守漳腊的伍诚仁第四十九师，星夜奔集包座，企图扼住红军北进。

抢在胡宗南增援部队赶来之前，强占包座，出师甘南，是摆在右路军面前的紧急任务。如若失此战机，红军就有被迫退回草地的危险。徐向前、陈昌浩请示党中央，建议由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四军承担攻取包座的任务。必须赶在敌援兵到来之前，速战速决，然后集中兵力打援。其具体部署是以三十军的八十九师二六四团攻击包座南部的大戒寺；八十八师两个团和八十九师另两个团位于包座西北地区，相机打援；以四军一部攻击包座以北的求吉寺守敌。一军作预备队，集结于巴西和班佑地区待机，并负责保护党中央的安全。徐向前的指挥所，设在上下包座之间的一个山头上。

8月末，二六四团向大戒寺一营守敌发起攻击，一夜激战，歼敌两个连，余敌退据大戒寺山后的碉堡里顽抗。30日夜，援敌四十九师先头部队进抵大戒寺南。为诱使援敌全部进入红军的伏击圈内，二六四团略予抵抗后，奉命撤至大戒寺东北。是夜，敌进大戒寺。翌日，敌师长伍诚仁率师部进到大戒寺以南，令3个团的兵力沿包座河东西两岸进击，企图压迫红军于上下包座附近而聚歼之。当天午后3时，红军下令反击。埋伏在山林间的八十八、八十九师指战员，一举楔入敌3个团中间，将敌割成3块，激战至晚，将敌四十九师大部歼灭。

与此同时，四军一部也向求吉寺之两营守敌发起猛攻。很快歼敌1个多营，残敌继续凭险固守。徐向前亲临求吉寺前沿指挥。由于寺庙的院墙又高又厚，敌人又在庙后的山上筑了坚固的工事，控制着制高点，很不好攻，红军打得异常艰苦，十师师长王友钩壮烈牺牲。

包座之战，三十军打得英勇顽强，战果辉煌。是役，共毙伤敌师长伍诚仁以下40余人，俘敌800余人，缴获长短枪1500余枝，轻机枪50余挺，电台1部，粮食、牦牛、马匹甚多，为右路军北进甘南打开了一条胜利的通道。

却说张国焘自沙窝会议勉强接受北进的战略方针后，率左路军越过草地向北开拔，由于中央知道他北上意志不坚，恐中途发生变故，中央政治局在草地艰难的行进中，于8月24日将毛儿盖会议所作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电告他，坚定他北进的思想。电报说：

我军到甘南后，应迅以主力出洮河东岸，占领岷州，水间地区。打破敌人兰州、松潘封锁计划；并依据以岷州甘中心之洮河地区，有计划地向东进攻，以便取得甘陕两省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有力根据地。这一方针是估计到政治、军事、经济、民众各种条件而决定的，而且目前为我们主观力量能够执行。

针对张国焘的西进思想，电报还着重指出：

以主力向洮河以西，令敌沿洮河封锁则我被迫向黄河以西，然后敌沿黄河东岸向我封锁，则我将处于地形上、经济上、居民条件上比较大不利之地位。

电报最后明确表示：

目前应令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岷州间地段，并相机夺取岷州为第一要务。左路军则迅速出墨洼、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后并肩东进。断不宜以右路突出黑错、旧城，致失先机之利。

与此同时，徐向前、陈昌浩也以张国焘的老部属、老关系、老朋友的身份，致电张国焘，敦促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河、洮河、岷州前进。徐向前和陈昌浩在电报中说：

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

就在徐向前和陈昌浩指挥右路军之三十军进击包座的战斗中，陈昌浩为红军的前途虑，再次致电张国焘，殷殷催促“左路军宜很快向此方进，不然前进道路必为敌阻。”

右路军占领了包座，大军北向。然而左路军那边，不见动静。右路军左等右等左路军前来会合，终竟不至，党中央十分焦急。毛泽东派人将徐向前、陈昌浩通知到他下榻的地方，对他俩说：

“昌浩、向前，包座为我军占领，北进已无敌阻拦，你们能否做做张总政委的工作，催他带左路军速来。”

徐向前说：

“如果左路军过草地有困难，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去接应他们。”

毛泽东问陈昌浩：

“你说哩？”

陈昌浩答道：

“令四军三十一团准备粮食，待命出动。”

毛泽东当即表态：

“这个办法好，一发电报催，二派部队接，就这么办。”

毛泽东考虑片刻，用铅笔在军委信笺上拟了一个电报槁，递给徐、陈二人：“你们看，是不是这样？”

徐、陈阅后都表示没有意见。毛泽东然后在电报结尾落上昌浩、向前、泽东三人的名字。

毛泽东草拟的电报指出：敌薛岳主力尚在平武、广元、昭化一线，吴纵队因二、六军团胜利正被抽调中；蒋令胡部绕道开西固，计程近万里，而胡欲待薛岳到松潘、南坪接防后，才集中开进；于学忠仅有一部在两当、徽县设防；目前文县、武都、西固、岷州一带虽有唐维源之十二师，鲁大昌之十四师，但碉堡未成，也较空隙。从下包座地区去岷州仅六天路程，且路大、房多，粮足。右路军须以主力向前推进，以一、三军控制罗达地区，四、三十军主力控制白骨寺地区，其一部控制包座。这样，两条平行向东路线就为我军控制，随时可以与胡宗南有把握地作战。待左路军到达后，以两个支队分向南坪、文县方向佯攻胁敌，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必能争取伟大胜利。

毛泽东、周恩来、洛甫、陈昌浩、徐向前等人不断敦促张国焘北上。这段时间，羽书交驰，函电频催，张国焘不得不有所表示。8月30日，他向位于卓克基、马尔康一带的左路军第二纵队发出向北集中，准备向右路军靠拢的电令。同时，他亲率第一纵队向班佑移动。

但是，张国焘始终不愿放弃西进方针，更不同意党中央关于两路军集中北进，创造川陕甘苏区的决定。

早在8月中旬，毛泽东等就曾电告张国焘，红军主力不宜深入阿坝地区，但张国焘置若罔闻。左路军一路占领阿坝后，为遂其出甘边、青海的意图，张国焘即命新成立不久的中共川康省委以阿坝为中心，大力开展工作，争取“赤化草地”，使阿坝成为新苏区之一部。同时，命令第一纵队一部向黄河以北探进。该部以阿坝格尔底寺和尚罗车儿兄弟俩为向导，由上阿坝翻山沿结柯河北行，进占了黄河东岸之齐哈玛。因缺乏渡河设备，加上黄河北岸有“南番”牧主唐隆古洼的武装阻击，该部红军未能找到渡河点，驻齐哈玛数日后，只得沿来路返回阿坝。

停停走走，踟踟蹰蹰，张国焘率左路军向班佑进军途中，离开刷金寺的第三天，忽然大雨倾盆，噶曲河陡发大水，张国焘站在河边望着滚滚黄水直叹息：“这么大的水，如何过得去。”

站在张国焘身边的刘伯承说：

“我和一些人亲自去试过，河虽然涨水，但有的地方河面宽，水并不深，部队渡河没多大问题。即便是暂时渡不了，稍停几日，等水退了再渡。”

张国焘双手拤腰望着远方不高兴地说：

“算了，算了，还是掉过头去，回到刷金寺再说，我们只好南下。”

一场大雨帮了张国焘的忙，更坚定了他南下的主张，说不定张国焘在心底暗自庆幸这场突降的大雨哩。

和刘伯承并肩站在一起的朱德神色凝重地看了张国焘一眼，望着奔流不息的河水说：

“北上，是经过中央几次讨论后定下来的，现在右路军已经过了草地，我们怎么好翻悔呢？”

张国焘不以为然地说：

“情况变了嘛，过不了河，这怪得了我们？”

朱德坚持说：

“想想办法，还是过得去的，右路军在等我们哩。”

张国焘说：

“不要紧，我给徐向前、陈昌浩发一个电报去，说明一下情况就得了。”

朱德和刘伯承对视了一下，两人疑虑不安的目光碰在一起，没有表态。因为张国焘是红军总政委，对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有裁决权。

当天，张国焘就率部西返，立刻致电徐向前与陈昌浩并转中央：

噶曲河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食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两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侍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且恐多阻碍。

毛泽东收到张国焘来电直摇头，自言自语说，张国焘连北进的方针也不同意啦，实际上是要南下。

其实，张国焘编造的理由并不能成立。毛泽东知道，四方面军有一支100多人的造船队，西渡嘉陵江时立了大功，即是噶曲河水涨，无法徒涉和架桥，这支造船队也可以就地取材，营造简便的渡河工具。所谓粮食缺乏，也是个借口。因为阿坝那些地方，粮食与毛儿盖地区相比要多，张国焘来电也说过。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每人只带了供两三天食用的炒青棵，总算越过了草地，那么大的困难也都克服了，左路军在阿坝筹的粮食，肯定不会比右路军的少。为什么又不能过草地<strike>ｗｗrike>呢？更况右路军还要带粮食去接应左路军。张国焘分明不愿意北上，这两点理由怎么能自圆其说？无非是找找借口而已。这是毛泽东接到张国焘的电报后得出的结论。

毛泽东捏着张国焘的电报找洛甫、周恩来、博古、王稼祥一一商量，大家心里十分焦急，因打开包座之后，如不把握住战机，迅速北进，敌军向北奔集就麻烦了。机不我待，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右路军中的先头部队——一军继续乘胜北向，同时再电催张国焘来巴西地区会台，中央在巴西继续等待左路军的到来。于是右路军中的前敌指挥部令一军一师为先头部队，向甘肃南部迭部地区的俄界探路开进。而敌在文县、武都、西固、岷州一线的兵力不多，又筑碉未成，难以阻挡红军的突击。

右路军久等左路军不至，陈昌浩也特别心焦，他既是新增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前敌指挥部的政治委员，可以说党内军内都任有要职，他与徐向前一样，都希望张国焘率领左路军赶快越过草地北来，因为这不是关系张国焘一个人的事，是关系全局，关系左路军命运的大问题。于是他成天往中央驻地跑，向党中央请示考虑如何使张国焘转弯子，如何说服张国焘迅速北上，寻求出一个妥善解决问题的办法来。

毛泽东、洛甫、周恩来等人与陈昌浩几经磋商，最后研究出一个以前敌指挥部徐向前、陈昌浩的名义，发出一请示张国焘的电报：

胡不开岷，目前突击南、岷时间甚易。总的行动究竟如何？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中政局考虑是否南进。毛、张皆言只要南进便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意北进便有出路；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上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决执行。

在研究这封电报的内容时，毛泽东、洛甫、周恩来、博古几个人，真动了一番脑筋，颇费一番心思，因此措词极为考究。电报有五层意思，但终其一点，是希望张国焘率右路军赶快北上。

电报的第一层意思强调由于一军打开包座，已扫清北进通道，创造了红军向北突击氓州、南坪的有利条件，告诉张国焘，右路军中的一军，已向甘肃南部的俄界进军，是否继续向甘肃南部的罗达前进，让三军跟进，把握时机北进消灭敌人。如果迟疑不决，将贻误战机，令人痛心！但是否能此行动，向张国焘指示，因为他是红军总政委。言词恳切，态度诚挚，希望部队北上的一颗红心，仿佛在电报的字里行间跳动。“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何其急迫！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电报的第二层意思是说明中央十分尊重张国焘坚持南进的意见。“中政局正考虑是否南进。”毛泽东、洛甫认为只要南进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实际上这些话的后面已经否定了南进的主张，因在过去张国焘参加的若干次会上，中央政治局的多数同志都分析过北上、西进或南下的利弊，几乎都一致认为只有北进才有出路。所谓交换意见，不过是一个缓冲，是争取张国焘改变态度的一种变相说法。毛泽东、洛甫这两个在党内军内负有要职的人物，这时不得不以此姿态，表示要同张国焘采取民主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军内争端。因为毛泽东、洛甫知道，张国焘对他俩的印象不好，他俩不可“锋芒毕露”，让张国焘更加反感，在这非常时期，团结高于一切。忍让的策略是必不可少的。

电报的第三层意思，把周恩来抬出来。说周恩来坚持北进：“周意北进便有出路”。周恩来历来在党内军内地位很高，又是中共六大选出来的政治局五位常委之一，其资历至少可以与张国焘平起平坐，甚至比张国焘这个政治局委员还高一点。张国焘就说过，一、四方面军中，就只有他与周恩来两人是六大选出来的政治局委员，其他的都是在以后的会议上增补的。把周恩来这个颇有影响的人物抬出来，看能否“镇住”张国焘。

第四层意思，以徐向前、陈昌浩的口气，说团结的重要，说不愿分散主力，要让左右两路军并肩前进，并直截了当分析了当前的战略方向，何为上策？何为下策？也只有长期跟随张国焘的诤友，才能这么旗帜鲜明地劝谏张国焘北上，因为张国焘不会怀疑他们有什么不良的动机。是否容易接受北上的主张呢？

电报的第五层意思，意在说明迫不得已之时，才实行下策，即右路军南下与左路军一道。但笔锋马上一转，“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这仍然是北进的去向，终希望左路军北上。

看来，毛泽东等人在与张国焘关于北上还是南下的问题上，在拟定一份电报时，也是煞费一番苦心了。

正文第十一章草地“设宴”，毛泽东深夜请彭德怀吃羊下水

铁了心坚持南下与党中央北上方针相抗衡的张国焘，接到徐陈电报，不为电报上中恳的言辞所动。因为他早有自己的打算，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欲避免大的斗争，保存自己的实力，偏安一隅，暂时作个“西南王”，然后窥测革命潮流的动向而取决自己的行动与归宿。

张国焘认真分析了一下电报的内容，措词虽然婉婉转转，但明劝暗催，还不是要我放弃南下的打算，和毛、周、张、博一道北上。不管是毛泽东、洛甫的意见也好，周恩来的主张也好，无非是抬出来压我，要我张国焘就范。什么只要南进有利，可以交换意见，这完全是毛泽东玩的花招，想骗我和他们一道走。如果说可以交换意见，为什么自两河口开会以来，我的意见，他们总是不听，非按他们的主张一意孤行！北上就是对的，南下就是大逆不道！谁对谁错？让历史来作结论吧。中央正确，为什么八、九万人的部队，现在只剩下一两万人，我张国焘才不信哩，走着瞧吧！北上，到底有没有前途，有无出路，还是一个大问号。左路军不愿跟着你毛泽东等人去做冒险的事，什么陕甘根据地，简直是一句空话，一句鬼话。我张国焘自有我的考虑。

于是，张国焘在接到徐、陈电报的当天，立刻致电徐向前与陈昌浩，以总政委的身份命令他们率右路军南下，措词相当激烈，没有丝毫考虑的余地。

陈昌浩先看到张国焘的电报，心里暗暗吃惊，感到张国焘南下的意志十分坚决，没有一点儿可商量的地方，他感到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左右为难，十字街头，真不知怎么办哩。

陈昌浩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党即派他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回国后任共青团中央委员、共青团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31年春，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即开始与张国焘共事，始终是张国焘的左右手，得到张国焘的信任与重用，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共青团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接着担任红四军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与徐向前一起组织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等战役，取得重大胜利。1933年初，红四方面军到达川北地区后，陈昌浩兼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参与张国焘领导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多次反“围剿”的重大战役。在张国焘将开创鄂豫皖苏区和红四军的另一领导人曾中生被打下去后，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自然便是这块根据地和这支部队的领袖。陈昌浩个人奋斗的历史，他的出名，他的功绩，虽然来自于他本人的才能。但与张国焘的提携，与张国焘的关系，也不无相连。以致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处理上，他总是追随张国焘，和张国焘一致。他自编入右路军，成为前敌指挥部的政委之后，由于和中央一道行军，直接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之下，他不得不听从中央的号令。在中央与张国焘关于北上与南下两个相对立的战略方针的尖锐冲突下，何去何从，对于陈昌浩来说，真是进退两难，举棋难定。依了中央的，得罪了张国焘，他始终不愿意；依了张国焘，又如何向中央交代？怎么办？他拿着电报找徐向前，看徐向前如何处置。

徐向前阅罢张国焘来电，也大为吃惊，心上好像坠入一块大石头，沉重万分。感到党中央的北进方针同张国焘的南下路线已经发展到针锋相对不可调和的明朗化地步，成为牵动全局和影响红军命运、前途的斗争焦点。事情发展得如此严重，徐向前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他没有思想准备，心想他和陈昌浩给张国焘的电报，多少总会起一点作用，张国焘会听众人的规劝，率左路军北上。但和徐向前的预料恰恰相反，张国焘根本不接受他们的意见，却坚持南下，以总政委的身份，向他们发布命令。事关重大，不可贸然从之，徐向前心情极为复杂地对陈昌浩说：

“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向中央报告不行，你还是跑一趟吧！”

陈昌浩听了徐向前的话，带着这份与红军命运攸关的电报，策马跑到阿西中央队驻地，见到洛甫、博古，把电报交给他们，让党中央决定。

当天晚上，陈昌浩自阿西给徐向前打电话，通知徐向前到周恩来驻的地方开会。周恩来大病未愈，身体十分羸弱，起不了床，徐向前接到电话，不敢怠慢，草草吃了一点东西，便扬鞭催马，朝阿西赶来。

一路上，徐向前心情颇不平静，前思后想，心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一种不祥的预感包围着他，折磨着他，使他为之忐忑不安。心想，事已至此，只有听中央的了。

徐向前跑到周恩来的住处，已是晚上，马灯光下，见毛泽东、洛甫、博古、王稼祥、陈昌浩都在，大家的表情极为严肃，平时比较随便的毛泽东，脸上也仿佛收敛起了昔日诙谐的情致。他手里燃起一支袅袅的香烟，并没有抽，好像也有许多难以诉说的隐忧。

周恩来半躺在木板床上对走进来的徐向前致以深情的一瞥。徐向前向周恩来亲切地点点头，算是问好。要在平时，他会走近周恩来身边，问问他的上级、红军的统帅的身体健康状况，但在这个时候，好像这个必要的礼仪都须免了，因为关系着红军命运的头等大事代替了一切！

毛泽东对徐向前说：

“就等你来了，我们马上开会。”

接着洛甫对大家说：

“国焘同志来电，叫前敌指挥部率右路军南下，大家看，怎么办？”

博古说：

“北上的方针，国焘同志是同意的，现在又叫南下，是何用意？”

毛泽东问陈昌浩：

“昌浩同志，你说说看。”

陈昌浩回答道：

“既然是中央的既定方针，还是要说服张政委北上。”

毛泽东又问徐向前：

“向前同志，你的意见呢？”

徐向前说：

“我同意昌浩同志的意见。不过，张政委既也下了南下的命令，我们也要想个办法回答他才好。”

周恩来说：

“立刻给国焘同志去一电报，以我们七个人的名义再劝劝他。”

王稼祥接过周恩来的话说：

“目前只有这样，别无他法。”

洛甫接着对大家说：

“我已拟好一份电文，是个草稿，念给大家听听，如果没有意见，即刻给国焘同志发去。”

毛泽东说：

“赶快念来听听。”

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的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弟等仔细考虑的结果认为：

（一）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

（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七百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口、天芦、雅名、邛大直至懋抚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

（乙）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亦如毛儿盖者，仅一磨西面而已，绥崇人口八千余，粮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粮食之虞。

（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严重，决难继续下去。

（丁）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

（二）因此务望兄等熟思深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已远胜西康地区。

（三）目前胡敌不敢动，周、王两部到达需时，北面仍空虚，弟等并拟于右路军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二十五、二十六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面。

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即立断，则革命之福。

恩来、洛甫、博古、向前、昌浩、泽东、稼祥

洛甫念毕，毛泽东问陈昌浩：

“昌浩同志你有什么意见？”

陈昌浩说：

“同意电报内容，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两路军最好不要分开。”

毛泽东点点头，然后问徐向前：

“向前同志，你呢？”

徐向前因对南下问题考虑不成熟，没有表态，不置可否。

给张国焘的电报发出后，毛泽东摸黑回到驻地，深深为之不安。他思考着懋功会师以来与张国焘打交道的种种经过。深感这个人实在不好对付。张国焘不愿北进，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关系广大的四方面军，关系全局、关系革命的前途。张国焘之所以不跟中央保持一致，无非是自恃人多枪多，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能跟张国焘闹翻，要尽量说服他接受中央的方针，团结四方面军一道前进。在与张国焘关于战略方针之分歧的争论上，不能采取任何过激言行，这个时候，稍有不慎，将导致革命的损失。右路军越过草地之后，损失又颇为惨重，活着的指战员的体质都很差，需要恢复。还要对付敌人的进犯。如果红军内部再出现大的矛盾，不能团结一致，将更会铸成大错。今晚虽然给张国焘发去电报，促他北上，但张国焘是否接受？还是个问题。根据这几个月与他打交道的情况看，他是难以改变态度的。如若张国焘不愿接受北上的方针，下一步又该怎么办了。

毛泽东认真思考着、琢磨着，想找出一个万全之计，团结张国焘北上。但思索半天，一无所获，香烟倒抽了好几支。

“砰砰砰砰”，一阵敲门声打断了毛泽东纷繁的思绪。

毛泽东开门一看，见是彭德怀，问道：

“老彭，有事吗？深更半夜的还没休息？”

彭德怀颇为忧心地说：

“睡不着啊。”

毛泽东关心地问道：

“想些啥？”

彭德怀慎重答道：

“林、聂亲率一军开到俄界地区，听说他们找不到向导，问不到路。茫茫草原，何处是俄界呢？我们准备了电台，另编了密本，对外边说是为了与一军联络，实际上是为了防止突然事故。我已派武亭同志带着指北针寻找一军走过的踪迹，务必把电台密本交给林聂。”

毛泽东莞尔一笑：

“老彭呀，有人说你是个粗人，我看你一点不粗。”

彭德怀继续说下去：

“懋功会师以来，我看张国焘的气味有点不正，还有那个黄超更成问题。左路军为什么迟迟不来？张国焘想搞什么名堂？我们简直等得有点不耐烦了。”

毛泽东苦笑了一下说：

“今晚又给张国焘发去电报，催他迅速北上。”

彭德怀不安地说：

“这些天来，四方面军的一些同志听了张国焘、黄超等人的煽动，对一方面军的同志很不友好。一方面军的同志也对四方面军的同志说过一些过头的话。两军的团结是个问题，发展下去，会更加严重。”

毛泽东解释道：

“下边的同志，主要是不了解事情的真象，不能怪他们。一方面军的同志，要主动的与四方面军的同志搞好团结，不利于两军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两军团结的事不做。”

彭德怀有些生气地说：

“我们坚持北进，拥护中央的路线，如果陈昌浩他们拥护张国焘的南进方针，一军己前走了两天，四方面军如果强行解散三军，怎么办？为了避免红军打红军的不幸事情发生，在这种被迫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扣押人质？”

毛泽东思索片刻，回答说：

“不可！和张国焘斗，还得讲究一点策略，处理不当，要坏事的。”

彭德怀认真地说：

“如果张国焘强制三军南进，那么一军就不能单独北进了，中央也不能去。一军单独北进也起不了作用。一同南进，张国焘就可能仗着他的人多枪多，搞掉中央。”

毛泽东思忖着彭德怀的话，严峻地说：

“如果那样，张国焘就是一个十足的军阀、阴谋家了。”

彭德怀进而对毛泽东说：

“谨防张国焘搞鬼，我已秘密派十一团隐蔽在中央队与军委驻地周围，以备万一。”

毛泽东笑着用手点了一下彭德怀的头说：

“老彭呀，看不出来你还相当有心计哩，警惕性这么高。”

彭德怀说：

“和张国焘打交道，是要多有几个心眼。整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毛泽东点点头：

“是啊，我也是随时提防着他。特别是目前，一方面军处于劣势而四方面军处于优势的时候，更要慎之又慎。”

彭德怀对毛泽东说：

“时间不早啦，怕是已经凌晨了，我该走了，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事情。”

毛泽东考虑了一下说：

“有些事，一时还没有想清楚，以后再说吧。你的警惕性高，这很好。目前，我们的处境有点不妙。如果不遇到张国焘闹别扭，情况会好得多。现在，大家的很多时间，都花在给张国焘做工作上。这个人，真有点难办！回去后，你一定要做好团结四方面军的工作。要注意一个‘韧’字，不能学猛张飞，一触即跳。和张国焘打交道，要做‘牛皮糖’，扯不断，切不要当玻璃，玻璃一敲就碎。”

彭德怀认真听着毛泽东的嘱咐，琢磨着每句话的涵义，不断点着头。最后说：

“主席，我该走了，你也该休息啦。”

“不走！”毛泽东当即说：“我肚子饿了，想吃一点东西，我们两人一起宵夜。我请客。”毛泽东脸露笑容又补充了一句：“我请你吃好东西，不容易吃到啊。”

彭德怀心想，过草地以来，毛泽东和大家一样吃青棵，青稞没了，吃野菜，咽草恨，啃树皮。现在供给部为了改善毛泽东的生活，弄点好的给他，我可不能沾边，于是连连说：

“我不饿，我不想吃，我要告辞了。”

“忙什么？”毛泽东赶快劝阻道：“这个东西，不是在我这里，你想吃都吃不到哩。”

这下，彭德怀更感到不安了，非坚持走不行。毛泽东拉住他的衣袖笑着说：

“老彭，我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嘛。”

毛泽东招呼彭德怀坐下，独自走进隔壁特务员住的房间。彭德怀在毛泽东离开的当儿，目光停留在毛泽东床前的小桌上。见马灯下摆着列宁写的《“左派”幼稚病》与《两个策略》两本小书。好熟悉啊，这两本书1933年毛泽东先后寄给他读过。记得毛泽东还在《两个策略》的扉页上写着“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看，就不会犯错误。”在《“左派”幼稚病》这本书上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险性。”

彭德怀翻看着这两本书，心潮起伏，见毛泽东在书上用红蓝铅笔划了很多道道。还在有的页码的天地里写下不少读书心得，龙飞凤舞，密密麻麻。

彭德怀一边翻看，一边心想，毛泽东今夜到底请我吃什么好东西呢？反正肚子已饿了，吃就吃吧，沾毛泽东一次光。

一会，毛泽东从隔壁小屋里走出来，手里端着一个大土碗，碗里的东西热气腾腾的，毛泽东把土碗放在桌上乐呵呵他说：

“者彭，请你吃羊肠、羊肚，这些东西，不容易吃到吧，该不骗你。”

彭德怀不解地问道：

“哪里弄来的？”

“白天到恩来那儿去，回来的路上，发现路边的壕沟里有一副人家扔下的羊下水，冻得硬邦邦的，叫炊事员捡了回来，收拾收拾做了吃。”

“呃！——”彭德怀颇为难受地叹了口气。

毛泽东笑了一下说：

“老彭，你叹什么气！你认为人家扔掉的东西就不能吃吗？其实洗干净后，一样可以果腹，好久没有打‘牙祭’了，来，今天我们好好打一次‘牙祭’，开一次‘洋（羊）荤’”。

彭德怀苦笑了一下，摇摇头。

接着毛泽东用小土碗倒了两碗开水，对彭德怀说：

“来，我们以水代酒，开怀畅‘饮’”。

彭德怀接过土碗说：

“主席，你真乐观！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好像什么事都没有似的。”

毛泽东说：

“不要紧，天塌下来擎得起，只要有你彭大将军在。”

接着毛泽东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一边嚼一边对烧熟的羊下水赞不绝口。彭德怀看见毛泽东狼吞虎咽的样子，心想，毛泽东真的饿了。

毛泽东一边吃一边问彭德怀：

“你吃过狗肉没有？狗肉弄好了，也很好吃哟。”

彭德怀回答说吃过。毛泽东接着说：

“井冈山那阵，成天吃南瓜茄子，喝红米汤，肠子锈的不行，就弄狗来吃。开始不习惯，想呕吐，一阵阵感到难受，后来逐渐就好了。”

毛泽东送走了彭德怀，向侧屋唤了一声：

“子珍！”

没有声音。

毛泽东用手背擦擦嘴，径直向侧屋走去。

毛泽东推开虚掩的木门，见微弱的马灯光下，贺子珍躺在一张门板搭的床上啜泣，马灯一束惨白的弱光，依稀照着她脸蛋上似有若无的两行泪痕。毛泽东心里一惊，试探着问道：

“子珍，我看你快变成贺黛玉了，什么事使你多愁善感，哭哭啼啼的？”

贺子珍没有理会毛泽东，将脸朝向里壁。

毛泽东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卷，摘下马灯罩子，偏着头吸上火，抽了一口，在小屋里来回踱着，琢磨贺子珍今晚为啥不高兴。

毛泽东来回踱了几下，停下来对贺子珍说：

“子珍，是否肚子里的小东西在作怪，害得你难受？”

毛泽东自责起来。想起五、六个月前，部队在第一次渡过赤水河走到四川的古兰境内，妻子在白沙痛苦分娩的情景。当时虽未目击，但听休养连的同志讲起，贺子珍险些丢了命。他由于要部署二渡赤水回师黔北的一场战斗，无法抽身守护在妻子身边，尽一份丈夫义不容辞的责任。妻子分娩以后，当嗷嗷待哺的幼婴托孤于一个四川的老大娘之后，他才赶到柔弱的妻子床侧探视，相对无言，几多心声，征途漫漫，患难夫妻！

今天，妻子又怀孕了，毛泽东何曾希望！但毕竟又是事实。由于环境的险恶和粮食的奇缺，这时更不用奢谈什么营养了，毛泽东为此颇感苦恼，目睹贺子珍消瘦的容颜和行军时艰难的步履，他一阵阵感到不安。

但坚强的贺子珍可却又从未嗔怪过毛泽东！在灾难的西征路上，可以说从未因怀孕造成的身体不适伤心落泪过。可今天是什么事引起她难过？毛泽东再三追问，她总是不说。

原来是贺子珍刚刚听到一个十分不幸的消息，她不愿告诉丈夫，怕分他的心，因为艰难的革命需要他。至少是目前不想告诉他，于是她就将痛苦酿造的一杯苦酒独饮了。

在一军团当号兵的贺子珍的小弟弟贺敏仁被部队处决了，你说胞姊贺子珍听到伤心不伤心？

这是什么回事呢？

贺子珍有兄弟姊妹五人。哥哥贺敏学和她一起很早就参加了革命，是江西的秘密党员。小妹先园被敌人杀害了。还有一个妹妹贺怡和一个小弟贺敏仁。

小弟弟贺敏仁在大革命失败，父亲贺焕文和母亲温土秀逃离永新的时候，寄养在舅毋家里。长到十三、四岁，便和哥哥姐姐参加革命，在黄公略领导的游击队第三纵队当战士。以后第三纵队扩大为红六军，贺敏仁便在红六军中当小号兵。由于他和姐姐贺子珍一样，长得十分标致，兼之他的名字叫“敏仁”，于是战士们便戏称他叫“美人”。由于他年龄小，又长得乖，大家爱跟他开玩笑，加上姐姐贺子珍的关系，他自觉身份似乎要高人一等，生活有点自由散漫，骄傲自大，看不起周围的战士，以致渐渐的和周围的人相处得不大长分好。西证路上，贺敏仁在一个团当司号兵。当部队进驻藏族地区，一次他经过一个喇嘛庙时，发现藏民在国民党的反宣传下逃跑时匆忙遗下一些银元和铜板。其他的战士看见了都不敢动，都知道部队的纪律。可贺敏仁不管这些，悄悄跑进去拿走一些，想以此买点吃食，因为这时他正饿得不行，为了填饱肚子，他什么都不管啦。但就在贺敏仁私自带走银元的同时，被战士发现了，于是告诉了贺敏仁所在的团部。罪名是擅自进入喇嘛庙，取走一千多个花边（银元）。这当然是一起严重违犯纪律的事件，如果不加制止红军私自闯入民宅再拿走其他东西，这支部队还成为什么为穷人打天下的部队，人民怎么会拥护它？再加上红军经过兄弟民族地区，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民族隔阂，部队更要执行铁的纪律，不然便会不攻自破。

贺敏仁所在的团部将这一重大事件迅速报告了师部。师部下令将贺敏仁五花大绑起来，由于贺敏仁平时和同志们的关系不大好，这下又违犯了纪律，于是当即便有人提议该杀。贺敏仁大声呼唤说他冤枉，他只拿了百十个铜板，完全是有人诬告，借机泄愤。他恳求同他一起参军的一个永新老乡，替他写封信告诉姐姐贺子珍，希望姐姐干预这件事，救他一命。团长和政委为这件事也颇伤脑筋，因为考虑到贺子珍与毛泽东的关系，于是建议师部给毛泽东发个电报，听听毛泽东的意见再作处置。殊不知在那困难的环境里要发份电报也实非容易，要先给电池充上电才能发报，有时候电充不足还发不出去。给毛泽东发的这份电报三拖两拖，延误了不少时间。迫于战士的呼声和维护红军铁的纪律，师政委等得不耐烦了，决定马上执行。

师部向毛泽东的请示电报，终于发出去了，但毛泽东并不知道，是中央其他的同志处理的。意见是调查核实，缓期执行。但等中央的电报回来，贺敏仁已经被处决了。而那个永新老乡替贺敏仁写的信，也还来不及写哩。

贺敏仁被处决的时候，痛哭流涕地呼喊着：

“冤枉哇！我只拿了百十个铜板钱，而不是一千多个银元。冤枉啊冤枉！大哥大姐，你们在哪儿？”

贺敏仁的鸣冤叫屈可能是对的。因为西征路上最强壮的民夫，也只能挑七、八十块银元。贺敏仁是一个不满18岁的红小鬼，怎么能拿走一千多块银元呢。

如果说犯罪的事实有点夸大，以后即使弄清楚了，可是人已经死了。西证路上，死人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就连毛泽东的妻弟也难幸免。但这恰恰说明红军执行纪律的坚决，不徇私情，连红军领袖毛泽东的亲属违犯了纪律，同样要绳之以法，在红军铁一般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正文第十二章坚持南下，张国焘密电陈昌浩

张国焘花了三天时间，从噶曲河畔返回到刷金寺后，等着徐向前、陈昌浩南返的消息，不料等着的是毛泽东等七人促他北上的电报。他撇下电报，颇为生气地对参谋长黄超说：

“毛泽东和这些留俄派真是顽固，一天就是讲北上！北上！也不看看当前的环境与条件，我这个总政委的话，没有谁听，还是毛泽东一人说了算，毛泽东就喜欢独裁，喜欢独断专行，发号施令。不行！马上给他们发电报，要他们南下，为什么不听我的？非得按毛泽东的意见办不可！看来北上南下的问题，和毛泽东等人根本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了。既然要我当总政委，我就要行使总政委的职权，到底看准弄得过谁？”

黄超在一旁听着，一声不吭。

张国焘坐在方桌前，打开铜墨盒，用毛笔拟了一份电报给陈昌浩、徐向前并叫他们转中央：

（甲）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彼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击破之；敌是否有续增可能。

（乙）左路二十五、九十三两师，每团不到千人，每师至多千五百战斗员，内中病脚者占三分之二。再北进，右路经过继续十天行军，左路二十天，减员将在半数以上。

（丙）那时可能有下列情况：

1、向东突出蒙西封锁线、是否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冬天不停留行军，前途如何？

2、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稳脚跟？

3、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返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上三项诸兄熟思明告。

4、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懋、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险。南方粮不缺。弟亲详问二十五、九十三等师各级干部，均言之甚确。阿坝沿大金川河东到松岗，约六天行程，沿途有二千户人家，每日都有房宿营。河西四大坝、卓木碉粮、房较多，绥、察有六千户口，苞谷已熟。据可靠向导称：丹巴、甘孜、道孚、天芦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北进，则阿坝以南彩病号均需抛弃；南打，尽能照顾。若不图战胜敌人，空言鄙弃少数民族区，亦甚无益。

5、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如此对二、六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张国焘拟好稿子，字斟句酌地读了一遍，修改了几个字，又在末尾增加了一点：

6、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为何？立候示遵。

张国焘认为，这样要客气一些，因为毕竟是和中央对话，笔墨不可太陡，锋芒不可太露，含蓄一点为好。

他把刚拟好的电报稿置于桌上，反剪着手，在室内走来走去，思考一下行文有无破绽，会不会被毛泽东等人抓住大做文章。因为他想到他一人要对付好几个人，还是谨慎一点为妙。他对第5条的结尾两句颇为欣赏：“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因为在两河口会议上，博古对他的西进方针，曾提出过警告和讥刺，说如果西行川康，红军便会成为瓮中之鳖。他对博古的这句话长时间耿耿于怀，一有机会，便要抬出来予以驳斥。他对博古的另一句话也是怀恨在心的。也是在两河口会议上，博古曾说过张国焘的西进路线，就等于麻雀飞进阴沟里头。当时他在心里暗暗他说：找个机会，还得“回敬”你博古一下，这些教条主义者，就会说这些刻薄话，挖苦人。

张国焘推敲了一下电报稿，认为没有什么问题了，才交给黄超，要他尽快发出。

黄超走后，他一人仍在屋内独步沉思，想到自懋功与毛泽东等人相会以来，争吵的时间多，心平气和地商讨问题的时间少，几个月来，会开得不少，然而每次开会，差不多都是以毛泽东、洛甫、周恩来等人的意见行事。而他的主张，则难以推行。争了半天，讨价还价的结果，只解决了一个总政委的职务，还是有职无权，不能做到令行禁止，我张国焘说话没有谁听！指挥不动军队。本来，洛甫想让党的第一把交椅给他，可他想到战争时朗，这党的工作管什么用？管用的是军权，能指挥调动军队，才最有权力。于是他拒绝了洛甫的禅让，而从周恩来手中接过红军总政委的职权。他本应该心满意足了，然而他认为毛泽东、周恩来还是紧紧抓住军权不放，特别是毛泽东，常常“独断”军委的一切，总司令部形同虚设。毛泽东经常迳行核阅所有军事单位的文件，无论是情报、作战计划、军队行政，以至人事调动等，都要过问，迳行批定办法，然后交我张国焘执行。我姓张的不就变成他的幕僚人员了吗？真是岂有此理！你毛泽东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不过富于想象力，反应倒也灵敏而已。其实，你毛泽东的思维有时也会走到很离奇的境界，你有时甚至会流露出神话式的言论，常用情感丰富的语言，为你的天才主张辩护。你毛泽东常夸海口，自负有过人的军事天才，常以德国近代军事家毛奇自比。实际上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地方，只不过你多读过几本中国古代的兵书罢了。唉！今后要与毛泽东合作难！要同他沟通军事上的见解极不容易，要想同他形成有组织的统一的指挥更是困难。要想从毛泽东手里接过军权更难！

张国焘越想思想越乱。四方面军之所以有今天这个阵势，弄到七、八万人马，不是我张同焘一手一脚搞起来的吗？不容易啊。你毛泽东想一手把部队抓过去，听你的调动，不听我的指挥，办不到！想把我撇下，非照你的主张办不可，办不到！时至今日，南下问题看来同毛泽东等人已经商量不通啦。他们不会听我的，要一意孤行。他们常常以党中央的决定名义来压我，使我屈服，办不到！何况党中央的路线本身就大有问题。党中央的决定难道就正确无误。遵义会议算什么？有几个六大批准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这样的会合法吗？遵义会议后，一方面军的减员还不是相当严重吗？北上！南下！谁对谁错，现在还不是做结论的时候。我就不相信我的南下主张不对。

张国焘踱一会又坐下来思考一会，坐一会又站起来在室内踱一会，焦躁不安到了极点。今后的路该怎么走？心想刚才叫黄超发出去的电报，一定白搭，毛泽东等人会依然故我，我行我素。陡地，一个惊人之举的念头撞入他的脑际——现在和毛泽东等人的争斗，已到了关键时刻，再这样函电交驰，打笔墨官司，不是办法。三拖两拖，四方面军总不免被毛泽东等人吃掉。到那时，欲改变就为时晚了。你毛泽东既然想吃掉四方面军，我张国焘也不是好惹的，我岂能任你打整！机不可失，得赶快给陈昌浩去一密电，逼迫右路军南下，不然就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他不愿再想下去了，认为只有这样，才会主动，立于不败之地，不然就会被毛泽东等人牵着鼻子走。他三步两步走过去关上房门，坐在桌边，重新握起毛笔，心脏跳动的速度也仿佛加快起来，呼吸也好像急促起来。个人的野心催逼着他赶快命笔，一个重大的罪恶的决策出现了。他迅速给陈昌浩拟了一份电报，要陈昌浩劝毛泽东等人赶快南下，放弃毛儿盖北进方案，若仍坚持北上，就“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电报拟好后，张国焘迅速看了一遍，然后亲自跑到总部机要科，监督发报员发了出去，并小声告诉发报员，不准向任何人透露。

就在毛泽东等7人致电张国焘的第二天，陈昌浩和徐向前立即收到张国焘的电报，并要他们转中央。

陈昌浩看完电报，不免踌躇起来。本来他对北上的方针就有点犹豫不决，举棋不定。他的心，应该说始终是倾向于张国焘的，即是有时他同意北上，也是在毛泽东等人的说服下才勉强接受的。这次，当他再次接到张国焘南下的电报，心动了。而陈昌浩的犹豫不决，举棋不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和支持了张国焘的南下主张。从张国焘来电，陈昌浩可以看出张国焘南下的意志很坚，于是他也就坚定了跟随张国焘南下的意念。但他还摸不清徐向前的态度，于是找着徐向前并试探地问道：

“老徐，国焘同志要我们南下，你看怎么办？”

徐向前感到问题有点棘手，不好表态，于是反问道：

“你说呢？”

陈昌浩烦躁他说：

“我们不行动不好啊！”

徐向前颇为忧虑他说：

“中央肯定不会同意。”

陈昌浩果断他说：

“那么我们只好和他们分开喽。”

徐向前忖度着：

“这个——”

陈昌浩带着一种不满的眼光盯着徐向前说：“现在到了关键时刻，你我都用不着犹豫了。”

徐向前深沉地说：

“当然我也不愿意四方面军分开，要走最好一道走。不过，你最好赶快跑一趟巴西，去中央反映一下我们的意见，最好说服他们。”

陈昌浩点点头：

“好，我立马就去。”

陈昌浩策马来到巴西，首先见到博古，向他说了张国焘来电不同意北上的事。博古当即生气地说：

“中央三番五次电催，国焘同志仍坚持自己的意见，简直不把中央放在眼里。”

陈昌浩也有些动气地大声说：

“国焘同志的主张，不一定没有道理，他毕竟是总政委嘛，应该尊重他的意见。”

他们正在大声对话的时候，洛甫经过这里，问他们在吵什么？陈昌浩将张国焘来电交给洛甫：

“总书记，这是国焘同志给中央的电报。”

洛甫阅毕，感到问题有点严重。心想张国焘的工作真难做，为什么老是坚持南下的主张？不愿执行中央北进的方针，到底安的什么心？他焦急地问陈昌浩：

“昌浩同志，你认为该怎么办？”

陈昌浩试探着回答了一声：

“南下呗。”

“你也同意南下！”洛甫睁大一双眼睛，紧紧盯着陈昌浩。

陈昌浩无可奈何地说：

“不南下，你说又怎么办？总不能让两支部队分开。”

洛甫用力摆了一下手说：

“说得对！一、四方面军不能分开，要执行中央决定，一块北上！”

陈昌浩反问了一句：

“张总政委的意见，难道就不考虑了？”

洛甫旗帜鲜明地说：

“还是要令他北上！执行中央决定！”

陈昌浩摆摆头：

“我看行不通，国焘同志是红军的总政治委员，根据规定，他可以和总司令一起下达命令，应该听他的。”

洛甫不满意地说：

“听他的，把中央摆在什么位置！北上，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致研究决定的，国焘同志也举过手，又不是哪一个人定的。昌浩同志，我看，你也想跟着南下，是不是？”

陈昌浩不说话。

洛甫接着说：

“这件事，我立马找老毛和恩来商量商量。不过，你得想通，中央北上的方针，是不能改变的。林彪的部队，已经到了甘肃南部了，难道还要令他们返回？肯定是不可能的。”

听了洛甫的话，陈昌浩怏怏不乐地赶回到了驻地。

洛甫打发走了陈昌浩，立即去找毛泽东，告知张国焘回电不同意北上。毛泽东摇摇头，感叹地说：

“张国焘这块顽石，什么时候才开口哩！”随即心事重重地又说：

“目前，我们的处境有点不妙，老五（红五军）和老九（红九军）留在张国焘的左路军里，林彪的部队虽然北进到了甘南，但还没有很好落脚。现在，我们身边，只有彭德怀的一点部队，不过三、四千人，张国焘知道我们的力量，才这么放肆，三令五申要我们跟着他南下，不和我们一条心，我真有点担心啊！”

洛甫寻思了一会说：

“立刻给张国焘去电，催他赶快北上。”

毛泽东当即答道：

“听听恩来的意见再说，我们现在就去恩来那里。”

毛泽东和洛甫来到周恩来住的地方，见周恩来形骸消瘦，卧床不起。洛甫颇为关心地问道：

“恩来同志，肝病近来可有好转？”

周恩来有气无力地回答说：

“疼痛好一些，看来是消肿了，但不想吃东西，头昏软弱无力。”

毛泽东说：

“要想法多进一点食，增强抵抗力。人是铁，饭是钢嘛。”

周恩来知道毛泽东和洛甫来找他，定有要事，于是问道：

“有事吗？”

毛泽东答道：

“真是多事之秋，和张国焘打交道，麻烦事不少。”

周恩来睁大一双眼睛：

“又遇到了什么麻烦事？”

洛甫接着回答说：

“张国焘来电，说什么也不愿北上。”

毛泽东补充说：

“他命令陈昌浩、徐向前南下。”

周恩来忧心地说：

“陈、徐的态度怎样？”

毛泽东反剪着手在小屋内踱着步说：

“陈昌浩有点犹豫，想跟着张国焘跑，洛甫，是不是这样？”

洛甫点点头：

“陈昌浩找我，讲了这个意见，张国焘是红军总政委，他可以下命令。”

周恩来又问道：

“徐向前的态度怎样？”

洛甫说：

“不大知道。可能和陈昌浩一致。”

周恩来不安地说：

“目前，两军说什么也不能分开行动，张国焘真够顽固的哩，中央的意见，说什么他总不接受。”

毛泽东停下步来，颇有感慨地说：

“这叫挟天子以令诸侯，他讲人多枪多嘛，要中央反听他的。”

周恩来摆摆头，叹息了一声。

洛甫不无忧心地说：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随即以询问的目光凝视着毛泽东和周恩来。

周恩来想了想说：

“再致电张国焘，重申中央北进的主张，中央北上的方针不能改变。”

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

“对！只此一途，别无他径！”

洛甫接着说：

“不知张国焘愿不愿意改变他的主张？”

毛泽东说：

“不愿意也要叫他愿意，不能让中央正确的决定屈服于他。北上与南下两条不同的路线，不能妥协！这是关系到部队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南下，没有出路！”

周恩来接过毛泽东的话说：

“赶快给张国焘去电，你们两位商量一下电文内容，争取这次把张国焘说服。”

毛泽东说：

“好，那我们就要打道回府了，你注意你的身体，赶快把病治好，不是大的问题，我们不来干扰你。”

周恩来微微一笑：

“这段时间，你们够辛苦了，我一病不起，无法理事。”

洛甫谦和地说：

“两军会师后的大计方针，老毛考虑得多。”

毛泽东苦笑了一下：

“有得办法哟！遇着张国焘这样一个大人物，不好办啊。”

毛泽东接着又说：

“干脆我们在这里商量一下电文内容，定了立马发出。”

洛甫说：

“好，趁与恩来在一起。”

毛泽东说：

“电文内容你们看是不是这样：陈昌浩接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

周恩来说：

“没意见，就这样。”

毛泽东问洛甫：

“你看还应补充点什么？”

洛甫摇摇头。

陈昌浩回到阿西，徐向前一见面就急着问道：

“如何？中央同意张总政委的意见吗？”

陈昌浩着急地回答道：

“算啦！算啦！中央根本不愿南下，狗卵子，我还挨博古洛甫批了一顿。”

徐向前莫可奈何地摆了一下头。

陈昌浩的处境也有点难办。

陈昌浩到底该听谁的？一个是中央的决定，一个是红军总政委的指令。如果从一个指挥官的角度来说，他可以听总政委的，而不听其他任何人的。但他毕竟是随中央机关一道行军，中央就在他身边，就不能不听中央的。他深深感到夹在中间不好办，为此而苦恼，大伤脑筋。他与张国焘一起，从鄂豫皖开始，奋斗了好几年。他深知张国焘对他是颇为信任的，他对张国焘有好感，佩服张国焘的领导才干。可以说，因为张国焘，他陈昌浩才有今天。才能进中央政治局，才能在红军前敌指挥部当一名政治委员。过去，他一直同张国焘合作得很好。大家都知道，他是张国焘的一名得力助手，一员干将。所以对于张国焘，他长期有一种知遇之恩的感情。他深感两军会合之后，红军离不开张国焘的领导，他也想再追随张国焘干一番事业，哪怕当前各方面的处境有些困难。他对博古与洛甫的批评怀着一种不满的情绪，他不理解中央为什么一直坚持北进的方针不变，难道说国焘同志坚持南下的主张就一定错了！

作为前敌指挥部的政委，陈昌浩了解部队当前的政治思想工作相当薄弱，违犯群众纪律的事屡有发生。过草地以来，团以上一些指挥员的思想也相当紊乱。在徐向前的建议下，他决定召开一次政治思想工作会议，研究如何向部队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度过难关。这样的会，本来早就应该开了，但他因北上南下的大计方针未定，一直心神不宁，无心召开。后来他想到北上南下这是件大事，短时恐难解决，再等下去，更会问题成堆，就更麻烦了。于是决定开一次会，抓一下部队的政治工作。

操着一口湖北话，陈昌浩在右路军营科以上政治干部的会上对大家说：

“过夹金山以来，我们的政治工作薄弱了，特别是过松潘大草原，违犯群众纪律的事，相当严重。不经许可，到喇嘛庙去拿东西，随便宰杀藏人的牦牛，乱打藏人的羊群。当然，大家饿得不行，这也是事实，但不能一点不顾红军的影响。由于破坏群众生活，群众愤恨，打死红军的事时有发生。一次，我们有的部队开了一个连去抢羊，抢了3只羊回来，藏人打死打伤我们7个战士，结果抢回的羊煮熟了谁也咽不下去。另外，掉队落伍的人数也在逐日增加，生病的缺乏照顾，不愿寄在群众家里，生死要跟部队一块走。伤病员一提起‘寄’，就愿意死，叫给他一颗子弹。”

陈昌浩正讲到这里，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捏着一份电报急急走进会场，来到陈昌浩身侧，轻声对陈昌浩说：

“政委，刚才译电员送来一份电报，是给你的。”

陈昌浩正讲到兴头上，不屑一顾地对叶剑英说：

“等一会儿，你没有见我正忙着哩。”

叶剑英倒退了两步，瞥了一眼电文，看看急不急，如果不急，就不忙给陈昌浩看，让他讲完再说。

叶剑英不看则罢，一看心儿突突直跳，浑身的热血也好像在拼命奔涌，几乎使他喘不过气来。他看陈昌浩还在那儿一个劲的讲下去，于是强抑止激动，把电文朝口袋里一揣，镇定地走出了会场。

叶剑英不敢怠慢，三步并着两步行，大步如飞朝中央队驻地直奔，在路上不小心撞着了总司令部的孔参谋，孔参谋好奇地问道：

“参谋长，走得这么急，干哪样？”

叶剑英步履匆匆地边走边说：

“有事找毛主席。”

叶剑英情急急来到中央队驻地牙弄，正好毛泽东在。叶剑英神不守舍地将译电员交给他的电报递给毛泽东：

“毛主席，这是张国焘刚来的电报。”

毛泽东看见叶剑英的神色不一般，未看电报，心里就“格登”了一下，他接过电报，定睛瞧着，边瞧边说：

“好啊，我们等着你张国焘‘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看谁斗过谁！剑英，这件事不让任何人知道，你干得漂亮。”

随即毛泽东找来一张纸，将张国焘电文很快记下，然后对叶剑英说：

“你回去，把电报交给陈昌浩，看他如何处置？要加倍小心啊。另外，把缴获胡宗南的那份地图设法带去。”

叶剑英眨闪着一对机智的眼睛，“嗯”了一声。

叶剑英百感交集回到指挥部，陈昌浩还在讲话，看来快接近尾声了。叶剑英把电报交给陈昌浩的秘书，叫他转给陈政委。

陈昌浩讲完话，秘书将电报递给他。陈昌浩亮起一双大眼紧紧盯着每一个字。心里顿时紧张起来。他琢磨着电文上每句话的含义与份量，似乎已经感受到了斗争的力量，斗争的风云，他仿佛增加了斗争的勇气。心想，国焘同志的这份电报，份量可不轻呀，他要认真对待，严肃处理。他竟没有想到，事情发展到这般严重的地步！

且说毛泽东自看到叶剑英悄悄送来的密电，心里极不平静，有如翻江倒海。北上的道路，原来就十分艰难，荆棘丛生，芒刺遍地。那十分遥远的一线曙光，在红军前面幻影般若隐若现，饥疲冻馁的数万将士，正为了寻觅这依稀的一线光明，与险恶的大自然，与一路上的敌军，作殊死的搏斗，死神从四面八方伸出罪恶的黑手，时时刻刻在拉扯着他们，他们随时都在从死神手里争夺生命，每前进一步，都在与死神作无情的抗争。

毛泽东眼前的一线曙光，仿佛倏忽幻灭了，将被无边无际的黑暗取代了。他不安地想到，难道太平天国洪杨内讧的事今天会在红军内部重演？如果那样，中国共产党人惨淡经营、殚精竭虑为之奋斗十四年的革命事业，那么将毁于一旦。他决心尽一切努力，要设法挽救这个行将残破的局面，让这微弱的一点革命力量，不致于沉沦下去。他清醒地认识到，目前的斗争相当残酷无情，来自各方面的矛盾，各方面的困难，纵横交错地狠狠地袭击着他和他的同志们，而最大的矛盾最大的困难莫过于来自张国焘的干扰，来自己营垒里面的人的明枪暗箭。张国焘闹分裂，要拖住部队南下，用“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样的话来威胁党中央，企图使党中央改变意志，屈服于张国焘的势力。毫无疑义，像这样的语言，明显地包含了不祥的含义。处于劣势的一方面军不安啊！多灾多难的中国共产党不安啊！毛泽东决心于这极度不安与困惑中寻求出一个解脱的办法来，坚决不能让张国焘所左右，坚决不能让张国焘的阴谋得逞。

毛泽东思前想后，左顾右瞻，心想第一步还是先听听陈昌浩与徐向前的意见，摸摸他俩的态度，如果能将他俩争取过来，问题算是解决了一大半。毛泽东啃了两个青稞馍馍，又吃了一点昨晚与彭德怀一起吃剩下的羊下水，算结束了征途中的又一顿晚餐。只不过这顿晚餐因为心中有事，以致食而不知其味，与昨晚津津有味的夜宵比起来，逊色多了。放下筷子，他急急来到前敌指挥部，找到陈昌浩，好像根本就不知道有密电这么一件事，平静地问道：

“昌浩同志，今天张总政委来电要我们南下，中央当即复电，恳切希望左路军一道北上，你的意见呢？”

陈昌浩口气硬硬地说：

“张总政委坚持要南下，我们就南下吧，南下也并不是没有出路。何必老在这个问题上纠缠。”

毛泽东语气持重地问道：

“那么，你也愿意南下，重过草地？”

陈昌浩有把握地回答说：

“是的，如果中央与张总政委之间，还有些什么分歧，两军南下会合后，召开一次会议，消除分歧，再团结向前进嘛！”

毛泽东一听，这完全是张国焘密电上的话语，只不过换一种方式表达罢了，讲得温和一些，不像那般凶狠。心想，陈昌浩是实心塌地跟着张国焘跑了，再说也无用。于是对陈昌浩说：

“我再跟恩来商量一下，他和稼祥病倒在三军团，要南下，政治局的几个同志要碰碰头，统一统一认识。”

毛泽东说完就离开了陈昌浩住的地方。

借着月色，毛泽东来到徐向前下榻的地方，见徐向前在房前的小院里散步，毛泽东走近二话没说便站在院子里问徐向前：

“向前同志，张总政委要南下，你的意见怎么样？”

徐向前看到毛泽东亲自来找他商量，感到事关重大，不然不会夜晚登门。自两军会师他见到毛泽东后，毛泽东这还是第一次亲自来找他商量问题。他感到问题的严重、像这样牵动全局的大事，徐向前真有点不好贸然作答。

徐向前慎思片刻后对毛泽东说：

“两军既然已经会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不妥。”

徐向前的话，虽然没有正面回答同意南下，但其实质包含了如要南下与张国焘一道走的意思。

毛泽东听明白了徐向前的意思，就再没说别的，嘱咐徐向前早点休息，即告辞而归。

毛泽东约着洛甫、博古，趁朦朦胧胧的夜色，急急来到班佑，路上毛泽东将张国焘密电陈昌浩的事告诉了洛甫与博古。洛甫与博古感到震惊。一路之上，三个夜行人没有多说什么，因为严峻的时刻等待着他们，他们各各在认真思索着如何应付这个危险的局面，摆脱来自张国寿的威胁。真是不同寻常的时刻啊！不下于战场上拼杀的惊险，那是明火执仗的干啊！这是一场阴谋，巨大的阴谋，他们想法要戳穿这场阴谋。

毛泽东、洛甫与博古赶到三军团驻地牙弄，已近午夜。月上中天，一弯月牙落在湛蓝湛蓝的夜海里，星星睁着惺忪的困眼窥探着三个夜行人，似乎想知道他们在今夜里要干些什么？紧紧注视着他们神秘的行动。

王稼祥也被用担架抬到周恩来卧病的地方，于是五个政治局委员在小屋里针对张国焘的密电，严肃地考虑着红军的前途、命运。大家一致感到问题严重，事态危急，事不宜迟，须及时处理。但到底应该怎么办？又终感棘手。大家正举棋不定百恩而不得其解之时，毛泽东突然冒出一句：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们赶快走掉。”

周恩来接着说：

“什么时候走？怎么个走法？”

毛泽东似乎早有考虑，胸有成竹地说：

“立马就走，用林伯渠的名义发一个通知，出去‘打粮’，带着彭德怀的部队出发。”

所谓打粮，是红军进入藏族地区筹集粮食的一种说法。由于长期大汉族主义的结果、再加上国民党的欺骗宣传，藏族人民在红军到来的时候，纷纷躲避，不给红军粮草，红军即使有钱，也买不到吃的东西。民族隔阂很深。红军为了活命，不得不抢割藏族民众的庄稼，有时青稞未熟，也割来充饥果腹。如遇有通司（翻译），就叫通司去做解释工作，希望藏民回家，把银钱交给他们。“打粮”对于红军来说，实际上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行动。为了尽量避免藏族同胞的反感，于是有时红军采取夜间行动，这样阻力就会小些。

毛泽东提出办法后，问大家：

“我说的怎么样？”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在认真思考，想不出一个万全之计来。

周恩来说：

“中央完全有权决定自己的行动。但我们拔腿一走，张国焘肯定会说我们搞分裂。我们一旦和张国焘分道扬镳，最好改变一下名称，叫‘抗日先遣支队’为好。”

博古说：

“这样好，避免张国焘钻空子，攻击我们。”

洛甫接着说：“情况紧急，我看只好这样啦，今晚2时行动，如何？至于还有些什么事需要研究，前进到了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再磋商。”

大家没有表示反对的意见。只是毛泽东补充说：

“今晚你们都走，我留下断后，同时做做四方面军干部的工作。”

洛甫不同意：

“一道走吧，留下危险。”

毛泽东说：

“有得关系，我相信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

周恩来忽闪了一下眼睛说：

“我也留下，陪泽东同志。”

毛泽东摆摆头：

“不消了，你有病，宜早行。”

中央的五个核心人物，就这样简单的交换了一下意见，决定分头做出发的准备工作。

正文第十三章巴西急走，毛泽东率部脱离危险区

“起来！起来！马上出发！”

凯丰向在毛儿盖成立起来的中央三队队员紧急地轻声呼唤着。

不管是挣扎在苦涩的恶梦中抑或浸泡在依稀的甜梦中熟睡着的队员们，被一阵突然的呼唤声惊醒了。

刘英睁大眼睛急问道：

“出什么事啦！”

蔡畅跟着问道：

“到哪儿去啊？这黑更瞎火的！”

凯丰不等大家多问，赶紧说：

“一个都不要问，快走！”

中央三队很快集合起来，凯丰对大伙说：

“不要出声，不打火把，不准咳嗽，一个跟着一个，跟我走！”

邓颖超的结核病，由于缺药治疗，加上雪山草地生活的折磨，营养的奇缺，这时更加严重起来。她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走得这么急。她坐在担架上，模模糊糊地由两个担架员抬着急行。平时，她经常咳嗽，还咯血。这要命的急行军、夜行军，还不准咳嗽，真把她憋得要死。要咳嗽时，她只得用一块布捂着嘴巴，不弄出声来。她大惑不解，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到底出了什么事？心中的疑团越滚越大。

一支长长的队伍，了无声息地在夜雾中急急前进。只听见脚步接触地上的树叶、小石块不时发出的轻微的沙沙声。天边的月儿被一块块乌云隐去，四周一片黑暗。寂寞的几颗寒星，仿佛生病了，挂在黑古隆冬的天边黯然无光，有气无力地在那儿眨巴着一双双困眼。夜雾浸湿了大家单薄的军衣，浸润着夜行人的手和脸面，凉丝丝水浸浸的。

有的不小心跌跤了，但二活没说赶快爬起来又赶路。这在过去，少不了要骂几声，出出气，但这时钢铁一般的纪律根本不允许这么作了。即使跌破的伤口在淌血，也不准呻吟一声。

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只有毛泽东等少数几个人知道。

中央三队一气急行军10多里路，越过一个山口，才停下来喘口气。

浓浓的夜色中，刘英、蔡畅他们听见后面有马蹄声如繁弦急鼓般传来，大家定睛一看，见是洛甫、博古骑着马跑过来，后面紧跟着几个特务员。

大伙见奔跑过来的是洛甫，赶快跟他打招呼，蔡畅急问道：

“半夜三更走得这么急，是怎么回事？”

洛甫在马上喘着粗气急急说：

“现在张国焘搞分裂，我们不得不离开这里。我们当然还是要想办法争取不分裂。但是，现在的情况非常紧急，三十军发觉我们突然行动，李特带了队伍追来，陈赓、宋任穷他们的干部团在那边山头顶着。你们快往北边跑吧。”

洛甫一气说完，不让刘英她们答腔，便驭着马儿朝前奔去。

“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刘英在暗夜里对身边的蔡畅说。

次日凌晨，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率四方面军一部及红军大学学生团部分学员向北急追30多里，跑到中央队驻地阿西，发现三军团及中央机关已离去，驻地一片狼藉。毛泽东以及他的几个特务员站在路边的一座喇嘛庙旁，好像有意在等待李特一行。毛泽东手里燃起一支香烟，表情极为沉静。

天空下起雨来。

毛泽东严肃地望着挎着一把大左轮手枪的李特，向他点点头。李特凝视着毛泽东，不说话。

几个年轻的红大学生，举着一张张蓝纸上写着的“反对毛泽东逃跑”、“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字样的标语，在一旁喊叫，声音不很响亮，似乎还有一点儿颤抖，显然非常勉强。过去他们经常听到毛泽东的名字，知道他的一些事迹，但多数学员还没见过毛泽东。

毛泽东听见学员们喊口号，哈哈笑了起来。

毛泽东对李特说：

“把大家叫到喇嘛庙去，我有话给大家说，站在外面，不要把学员们淋病了。”

顾问李德这时正好骑马经过喇嘛庙，他由于不习惯也不喜欢夜间急行军，故行动迟缓一些，几乎走在最后。本来他在昨晚午夜时分就接到转移的通知，还叫醒了红军大学的政治委员莫文骅，紧急通知莫文骅：“快起来，中央决定北上，命令即到，你把身边的人组织好，要密切注意李特，不要让他把队伍带走。”这时李德听见红大的学员在喊反对毛泽东的口号，有些不理解，因而停住了脚步，看个究竟。李德又看见李特怒气冲冲地站在那儿，对着毛泽东，心想有点不妙，他更不愿意离开了。李德比较了解李特，知道李特的脾气暴躁，喜欢骂人，而此时被谴责的毛泽东一方，势单力薄，可以说孤身一人，他非常担心会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平时大家部认为狂暴、粗心的李德，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倒显得细心而有心计起来。

四方面军的战士与红大的学生，陆陆续续走进路旁的喇嘛庙李特和他的特务员也跟着走进去。

那几个年轻的喊口号的学生，还在奉命呼喊反对毛泽东的口号，声音时断时续，俨若庙里的和尚在诵经。

毛泽东站在人群的中央，手里燃着烟卷不紧不慢地对大家说：

“北上的方针，是党中央早决定的，张总政委也举过手，你们知道吗？现在，为了争取时机，党中央组成‘北上抗日先遣支队’先行北上，三军团已于昨夜开拔了。同志们想南下，请便；愿北上的，也请便，绝不强迫。不过，我要奉告大家，南下是没有出路的。至于不愿意和党中央一起北上的同志，可以等一等，我们作为先头部队先走一步。”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停了停又接着说：“我们先走，去开辟新的根据地。为了完成我们的任务，我们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队伍。我相信，一年之后，你们会来的。”

毛泽东一讲完，李特便跳了起来，一手按住腰间的大左轮手枪，一手指着毛泽东大声说：

“你毛泽东放弃江西苏区，实行逃跑主义，现在又搞分裂，命令一方面军部队偷偷逃走，你——”

李德在一旁看见李特非常放肆，怕他控制不住自己，造成什么不良的后果来。于是大步跨过去，双手像把铁钳紧紧卡住李特的身子，用俄语大声说：

“你准备干什么？”

李特挣扎着用俄语大声回答说：

“不要你管！走开，你这个保皇派！”

李特三十年代初在苏联列宁格勒学过军事，不消说会讲俄语。

李德一听李特骂他“保皇派”，恼怒了，生气地说：

“一方面军北上是对的，南下才是逃跑，害怕敌人，胆小鬼！”双手仍然紧紧抱住李特的手臂不放。

李特冒火了，大声对红大的学员说：

“喊口号！”

受命喊口号的那几个年轻学员，又开始吼叫起来，还是那几句话，只是声音比刚才要大一些。

口号声一停，李特对李德大声说：

“我们不跟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去，他们是苏联的走狗，要把你们带到苏联去！毛泽东、周恩来北上是逃跑，投降帝国主义！”

毛泽东镇定地望着几乎快要发疯的李特，连连抽了几口香烟。

一会李特又对着李德喊叫起来：

“毛泽东在遵义政治局会议上批了你，你还包庇毛泽东！”

李德不服气地说：

“毛泽东现在的主张对，北上没有错。”

毛泽东在一旁向李德投过去会意的一瞥。他目睹李德与李特二人抱着，你一言我一语争吵得十分厉害，走过去用手将二人分开，大声训斥着李特：

“李特，你休要这般猖狂！少在这里胡说瞎道！”

李特看见毛泽东发火了，不再吱声。

在场的四方面军听了毛泽东开始讲的那些话，认为也有几分道理，一个个都不吭声。那几个喊口号的学员也不敢有气无力地叫喊了，这时只好缩手缩脚地站在那里。

李特好像泄了气的皮球，蔫萎了，对他带来的人说：

“走！我们回去。让他们走，看他们有什么好结果？”

接着李特带着人马调头向班佑的路上走去。

毛泽东带着特务员与李德也出发了，踏上北上的路，同李特背道而驰。

毛泽东骑马从喇嘛庙下山，通过一座木桥，过了一条河，然后扬鞭策马，朝东北方向急驰。

毛泽东在马上颇为不安，百感交集。这时他只有一个念头，赶快追上三军团司令部，看看他们到底脱离危险没有？

毛泽东一行溯滚滚的包座河上游急驰，艰难地翻过几座高山。有的山上还残存着夜间的积雪，欲溶未溶。毛泽东为了赶路，没有喝一口水，没有吃一捧炒青棵面。忍受着口干、舌燥、肚饥。中午时分，在一个渺无人烟的小村庄里，终于会见了彭德怀。

毛泽东一见彭德怀就急问：

“叶剑英、杨尚昆来了没有？”

“他们二人在司令部。”

“什么时候来的？”

“也是刚到。”

“带我去看看他们。”

毛泽东下马随彭德怀来到村子中央的一间房子，看见叶剑英和杨尚昆确在那里，毛泽东惊喜地说：

“剑英、尚昆，你们终于跑出来了，我担心着呢！唯恐陈昌浩把你们捉了去作人质。你们是怎么跑出来的？”

杨尚昆此时不在三军团当政委，改在总政治部当副主任，陈昌浩兼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认为杨尚昆和陈昌浩在一起工作，不好脱身，故也特别关心他的情况。

杨尚昆说：

“昨晚两点离开的时候，我也给别人说去‘打粮’。要‘南下’，总要准备点粮食啊，总政治部的人也不能例外嘛。这样也就把陈昌浩给胡弄过去了。”

毛泽东问叶剑英：

“那么，你那个司令部，总不去‘打粮’啊，怎么办？”

叶剑英回答说：

“昨晚一点多钟，我悄悄去找尚昆，商量怎么脱身。我们设想了几个方案。一个办法是早走，但想想不行。我们一走，不是就暴露了企图；一个办法是晚走，后来考虑晚走也不行，晚走就有可能走不出来了。再一个办法是两点钟和大家一块走。两点钟我摸出来找到了尚昆，就赶快离开了。”

杨尚昆接着说：

“从巴西出来，我们走了10来里，剑英突然想起他的行李没有拿出来，有些着急。但事已至此，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主要人出来，就行啦。谁知剑英的那个公务员很厉害，不管人家干涉不干涉，他把行李一卷，用骡子驮起来就走，大约一个钟头以后，就撵到了我们。”毛泽东听了，满意地笑笑。点燃一支香烟，咂了一口，吮吮下唇说：

“你们还算走得顺利，没有被人家捉去。”

叶剑英马上说：

“不顺利啊！从巴西出来，我们走了约莫四、五十分钟光景，听见后面有急速的马蹄声，由远及近传来。幸好天上的月光不明，常被乌云遮盖，地上模糊不清。我们警觉地赶快躲在路边的草丛里。一会，一队骑兵从我们身边跑过，摆动的马尾扫到我们的脸上，痒痒的，痛痛的，我心里一阵发慌，心想这下可糟啦。我憋住气，简直不敢动弹一下，还好，老天保佑，没有被陈昌浩派来追我们的骑兵发现。不然，今天就见不到毛主席啦。”

杨尚昆接着说：

“幸亏路上没有人，就是我们两个在路上走，如果特务员、公务员一大堆，那就糟了。陈昌浩主要想把我们两个抓回去。一旦我们撵上三军团的队伍，陈昌浩的骑兵就不敢追我们了。”

毛泽东苦笑了一下，摆摆头，深深叹了口气，然后又问叶剑英：

“地图带出来没有？”

叶剑英将手中的黑牛皮包朝毛泽东面前一晃，神秘地说：

“装在里面。”

毛泽东喜悦地夸奖说：

“剑英，你真有本事，是怎么弄出来的？”

叶剑英说：

“从胡宗南那里缴获来的这张军事地图，上面有四川、陕西、甘肃等省的情况，非常重要啊。我知道，我们北上十分需要它。这张图，挂在喇嘛庙的前敌指挥部办公的地方。庙堂里，一天到晚都有参谋人员在那儿执勤，陈昌浩也时常进进出出的，怎么拿走，不好行动呐。离出发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我急得没法，急中生智，晚上睡觉时有意将地图碰掉，正好，我的床铺紧挨着地图，我趁机还把参谋们‘训’了一顿，说只有这么一张宝贵的地图，为什么挂在这里，容易碰着，碰烂了怎么办？还不赶快收起来！于是，参谋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将地图卷起来，放在这个牛皮包里。”

毛泽东伸出大拇指：“你叶剑英真有心计！”

毛泽东又关心地问杨尚昆：

“李伯钊呢？”

“李伯钊派到三十军李先念的部队，教歌去了。她是前两天走的。如果晚两天就留下了。但也不行啊，如果留下，不让她去，那就会引起人家的怀疑，为什么突然不让她走了呢？昨天，听说张国焘给中央来电，还是不同意北上，我感到气候不对，情况不妙，于是赶快派特务员去三十军接李伯钊，结果，那个特务员一去，就被抓起来了。”

毛泽东噗哧一笑：

“我说你杨尚昆，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哟。”

杨尚昆也笑了：

“还好，只折了一个兵。”

翌日清晨，徐向前刚刚起床，就接到报告，说叶剑英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啦。徐向前大吃一惊，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走也不告诉一声呀！他毫无思想准备，心情万分沉重，心乱如麻，脑袋麻木。一阵“叮铃铃”的电话声，把他从麻木中唤醒过来。

徐向前走到窗前握起话筒，沉沉地询问对方道：

“喂——哪里？什么事？”

“我是三十军司令部，报告徐总指挥，一方面军昨晚向北跑了，还放了警戒哨，打不打！”

徐向前正要回答，陈昌浩怒气冲冲跑进屋来，向徐向前同样报告刚才电话的内容，并问徐向前：

“怎么办？到底开不开枪？”

徐向前的脑子，仿佛被人猛然一击，“嗡”的一下，似乎要爆炸了，他万分沉痛地用拳头猛打了一下大腿：

“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陈昌浩睁着一双义愤与困惑的大眼：

“狗卵子，真气人！”

一会，一方面军离开的消息，霍地便传开了。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指责声，叫骂声此起彼伏，指挥部从来没有这般热闹过。一会，这个人跑进徐向前的屋子问是怎么一回事？一会，那个人又跑进来问，还说了一些难听的话。有的不明真象的干部甚至挥着驳壳枪愤怒地吼叫着：

“把那些逃跑分子追回来！”

“不回来，就开枪打！”

“总指挥，你赶快下命令！”

是解释呢？是劝阻呢？是制止呢？徐向前也被这突发的事件弄得无主张了。不管怎么说，千条万条，他心中牢牢记住一条，红军不能自相残杀！面对忿激的人群，他挥起一只手说：

“你们出去，让我想想。”徐向前关上房门，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说一句话。一会，陈昌浩闯进徐向前的屋子，脸色铁青，两眼通红，他像有意跑来找徐向前吵架似地大声说：

“毛泽东、洛甫、博古他们，也太不像话了。不说一声，就偷偷跑了。共产党人，做事光明正大嘛，这哪里有一点点布尔什维克的气味？简直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行为！狗卵子！”

徐向前坐在床上双手紧紧抱住头，不说话。内心充满困惑、激愤、不满和不安。

陈昌浩言犹未尽地又对徐向前讲：

“这种事，太气人了，我已给张政委发了电报，告诉他，一方面军向北逃跑了。向前，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徐向前痛苦地摇摇头：

“太突然了，太突然了，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办才好！”

陈昌浩发泄了一阵，盛怒未息地走了出去。

晚上，徐向前在木板床上辗转反侧，彻夜难眠。自投身革命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内，他还从未遇到过这样大的意外之事，从未受过这么严重的“打击”。内心矛盾极了，苦痛极了，难过极了。自己在革命征程上的一些往事，不期然地浮现在他的脑海。

徐向前出生于山西五台山，他的父亲是个秀才，在学校里教书。他一共有5个兄弟妹妹：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他排行老四。

徐向前幼年时代在五台山上了三年私塾，接着念了三年正规小学。以后就在一家书店当店员。不久进入太原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后在五台山壮志中学附属小学当教师，这是阎锡山创办的一所学校。

当时的山西，被军阀统治着，政治反动社会落后，进步的书籍、进步的思想很难传入。但当1915年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乘机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的时候，徐向前作为学生示威游行的一个领导人，第一次在太原街头向人们演讲。一个血性男儿，不甘于日本侵略者的侵略与欺凌，开始起来向罪恶的社会抗争。

为了寻求革命，1924年，徐向前到了当时革命的中心广州，进了黄埔军官学校，并参加了国民党。其时，徐向前才22岁。

徐向前的父亲不愿意儿子做这些“危险”的事情，极力反对他有志于革命的种种行为。徐向前进黄埔军校的事只告诉了他的哥哥，是背着保守的父亲潜逃到广州去的。其时他已经结了婚，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女儿。为了自己的追求，他什么也不顾了。结果，他到黄埔军校不久，妻子便病故了。

徐向前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与后来是他的死对头的胡宗南同班。毕业以后，任班长，开始东征，讨伐陈炯明。以后又对阎锡山作战，年轻气盛，英勇无畏。两年光景，他就擢升为副团长。1926年当国民革命军占领了武汉，徐向前在这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接着赴广州参与领导武装暴动。先后任红军第四师第十团的党代表、第四师参谋长、师长。1929年，被中共中央派往鄂东北，任红军十一军三十一师副师长、中共鄂豫边特委委员、鄂豫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参与指挥部队挫败国民党军队的三次“会剿”，巩固扩大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就在他参与领导鄂豫皖苏区的革命斗争中，认识了张国焘，并与张国焘一起为扩大根据地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1930年春，徐向前任红一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率部连克云梦、光山、罗田等县城。1931年初，红一军与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他任参谋长。参与指挥部队挫败国民党军队的第一、第二次“围剿”。同年7月，他任红四军军长，率部南下作战，连克英山等四城，威震武汉。11月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兼红四军军长，并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此后组织指挥过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1932年10月，他又率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几多艰辛，辗转入川，与张国焘一起，领导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连续指挥红军反击敌人的“三路围攻”、“六路围攻”，奋力拼搏，呕心沥血，终于赢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为了配合一方面军长征，他又与张国焘一道，指挥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一路斩关夺隘，强险飞渡，率领四方面军终于在懋功与一方面军会师。

回首往事，他与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五、六年来，有时配合得好，有时也不尽然；有时没有矛盾，有时也非常矛盾；有时痛快，有时也不痛快。他对张国焘的某些作法有意见，有看法。比如他曾抵制过张国焘的“肃反”扩大化错误，为受张国焘迫害的许继慎说过话。他不满意张国焘为了个人的权势，排除异己的行为。以致两军会合后，他曾对陈昌浩说过心里话，想离开四方面军，去中央做点具体工作。但右路军如果接受中央命令单独北上，等于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他也舍不得呀。四方面军是徐向前眼看着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他徐向前操了不少心，流过不少汗，他和大家费了几多心血，枪林弹雨，出生入死，才形成这么一支队伍，真不容易啊！分成两半，各去一方，无论从理智上或感情上说，他都接受不了，如果接受张国焘的指示，带领右路军南下吧，又违抗中央方针，不与中央保持一致。因为党中央北上的方针，不是随心所欲地决定的，曾经过政治局的同志三番五次的研究，不能说它是错误的。到底北上好？还是南下好？真费推敲，真是进退两难啊！如今，一方面军单独北进，“不辞而别”，他觉得他徐向前好像遭到党的“遗弃”。跟着党中央北上？还是跟着张国焘南下？太难决定啦，难迈步子啊。北上嘛，自己只能带上个特务员，骑马去追中央，因为陈昌浩是政治委员，他不点头，徐向前一个人是带不动队伍的，最多只能悄悄带走几个人。今后到底应该怎么办？路该如何走？一下子，他仿佛变成了一只断线风筝，在巨风中飘浮颠狂，失去依托，暗夜里，徐向前竟在木床上痛哭起来。

却说张国焘在刷金寺给陈昌浩发去密电之后，心绪有些不宁。他自个儿揣度着将会出现的几种情况，几种局面。一种是毛泽东等人在前敌指挥部陈昌浩等的挟持下，乖乖南下，按他的意志办事，终于“大功告成”。一种情形是毛泽东等人不服，陈昌浩正在按他的旨意“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张国焘相信毛泽东等人斗不过陈昌浩，因为他知道一方面军中的一军团已经北进至甘南，毛泽东等人身边只有三军团的三、四千人，而四方面军则有三军、四军等部队两三万人。张国焘心想毛泽东不敢与之较量。还有一种情况是毛泽东不来硬的一套，采用软的一手。如果这样，陈昌浩恐难对付。当然他希望出现第一种局面，迫不得已才用第二种方法，他希望不要出现第三种情况。

张国焘在总司令部一方面焦急地等待着陈昌浩的来电，一方面电令左路军各部暂停前进。左路军花了三天时间，重过草地，归途中又遇大雨，部队极度疲劳，疾病增加，屡有减员。本来已经北进的左路军，在张国焘错误的指示下，二过草地，遭到不少损失。

张国焘终于盼来了陈昌浩的电报。

陈昌浩在急电里说：

一、三两军团违抗总司令部暂停前进的命令，私自北进。

电文里还说毛泽东等人因前敌指挥部已打开北进通道，以左路军为水所阻，不能再事等待而坐失良机为由，竟自动直接下令一、三两军团，以“北上先遣队”名义，单独秘密向北挺进。电报里还说，中央各机关和一、三两军团乘夜秘密移动，一、三两军团原担任的对敌警戒任务，未作交待，就撤守了。使四方面军的某些驻地完全暴露，易受敌军攻击，等到前敌指挥部发觉这件事，一、三军团的殿后人员，才告诉他们这次行动是奉有中央的直接命令的。

张国焘阅罢，暴跳如雷。他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会有这么一招，他气急败坏地在总部办公室里一个人大声骂了起来：

“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连一点信义都不讲啦，还算什么布尔什维克？”

张国焘涨红着脸，在屋子里不停地来回走着，因过分激动，一会儿脸庞又由绯红变得煞白起来。他琢磨着，在心里捣鼓着。这不过是毛泽东使出的金蝉脱壳的诡计：利用四方面军经过重大牺牲所打开的北进道路，悄悄溜走，再也不管其他大多数同志和军队；使用“北上先遣队”的名义，暗中挟带着中央机关和各要人，要蒋介石误认为中共重心仍在毛儿盖，进攻的箭头不会指向他那个支队。真狡猾啊，老谋深算的毛泽东这一步棋走得妙哉！一箭双雕啊。毛泽东等人既可安然溜走，又把敌人进攻的矛头推向我这里。张国焘认为，毛泽东之所以要这么做，一是“失败观念”支配了他，一是“宁肯我负人，不肯人负我”的“权谋”思想在作祟。就由于这种“不健康”的心理因素的主宰，什么共产主义的原则和道义观念，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唉！只有毛泽东会玩这一套“把戏”，现在看来，两军会合后，毛泽东玩的尽是“权术”，而洛甫、博古等死硬的幼稚的教条主义者，不过是供毛泽东“利用”而已。毛泽东等私撤防线，秘密北进，显然是不顾大局的“自私”行为。

张国焘越想越气愤，真想向着北方大骂毛泽东一顿，以平息心中的怒火。正在这时，朱德走进办公室来。

张国焘对朱德大声说：

“毛泽东搞分裂，带领一方面军私自走了。你看看，这是陈昌浩刚发来的电报。”

朱德看完电文十分惊诧，一点没有思想准备。慈祥温和的双眼赶快从张国焘激愤的脸上移向窗外，紧紧凝视着窗外一株高大的楸树，沉默着，黧黑的颜面泛起一种痛苦的表情，身子纹丝不动。

张国焘看见朱德不说话，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他希望朱德的嘴里响起一串谴责毛泽东不仁不义的声音。骂得越凶，他越高兴；骂得越起劲，他越解恨。可是朱德保持着缄默，因为他不明白事态为什么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党中央竟来个“不辞而别”，这个中的原委是什么？真有点蹊跷呀。他一张饱经风霜的面庞笼罩着一股异乎寻常的严峻而又深沉的情愫，额头上那些纵横交错的皱纹里，好像储满了深邃的思考。

朱德为中国革命历史在这儿打了个结，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朱德为当前红军出现的裂痕，陷入极端的痛苦之中。

朱德为红军这个遭受过极度创伤的巨人被无情的历史刀剑劈成两半，陷入莫可名状的悲愤之中。

豪爽、正直、忠厚的朱德，说什么也不理解当前会出现这个难堪的局面。

张国焘独自又发泄了一阵后对朱德说：

“毛泽东抹煞了总司令部的职权，不顾党的团结，私自带兵北溜，他既然会搞分裂，我们只好单独行动了，不再听中央的那一套。”

朱德凝视着张国焘燃烧着愤怒之火的双眼，严肃地说：

“一方面军进到甘肃地区以后，蒋介石还是不会放松他们，他们仍会遇到很多危险，处境也不会好，斗争依然困难。希望一般同志，不要过多责难，应以党的团结为重，最好大事化小，从而弥补这个裂痕。”

张国焘看朱德是这么个息事宁人的态度，也不好再说什么，加上朱德在红军中的威望，张国焘也不好把朱德怎么样。他只是感到朱德对毛泽东的“分裂”行为不作谴责，有些窝火，心里暗暗地说：你这个老家伙，是个和事佬，一点没有“原则性”。

正文第十四章人困马乏，毛泽东向部属要烟抽

中国共产党中央与三军团，为了摆脱来自党内军内的巨大威胁，采取断然紧急措施，于1935年秋天一个凌晨的2时从巴西及其附近悄悄北撤，走了一段突围西征以来最为惊险的路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所走的一段最为黑暗的路程。这段路程，除了大自然设下的重重叠叠的障碍与张牙舞爪的敌人的追捕杀戮之外，更多了一层自己营垒里面的同志刺来的暗剑。明枪易躲，暗剑难防。一叶而知秋，未雨绸缪。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及时采取行动，摆脱来自咄咄逼人的张国焘的胁迫，率部逃离危险区，迈开艰难的双脚，决心到一个新的区域去创建根据地，再去开展艰苦曲折而又复杂的斗争。

毛泽东在一座大山下的小村落里见着杨尚昆与叶剑英与之攀谈稍作小憩后，又继续前进。崎岖的山间小径，加之昨夜未曾合眼，使得毛泽东非常疲惫，头昏昏然，腿脚疲软。投身革命以来，受着党内同志胁迫，履临如此险境，他还是第一次。如果昨晚不采取行动，偷偷“逃跑”出来，中国革命将会出现怎样难堪的局面，红军将会面临怎样巨大的灾难，真不堪设想！回过头来，再想想这几天来与张国焘的羽书频传，函电交驰，特别是昨夜的异动，他感到惊心动魄，一想起便心有余悸。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有这么多灾难？中国革命的道路为什么有这么多荆棘？不管脚下的路多么的坎坷，周围怎么的黑暗，处境如何的危险，他决心迈开双脚，肩负着万吨困难，与志同道合的同志一块，一步步去迎接光明的到来。

“轰隆！”

敌人的飞机在毛泽东行进的山间投下一枚炸弹。掀起的烟尘与气浪弥漫了山谷。这里是通往甘南的必经之地，敌人设置了封锁线，一座座碉堡里喷出红红的火舌。三军团正在为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作奋力的拼杀。毛泽东不敢再向前进了，与特务员一起在山侧背的岩腔里隐蔽着。毛泽东躺在岩腔潮湿的石块上，掏出口袋里的怀表看了看，时针正指4时。他感到肚子有些饿了，还是昨天下午嚼过两个青稞馍馍，那么离现在快一天了，他还没吃一点东西，没喝一口水。算一算走的路程，至少有八、九十里吧。毛泽东问小陈，身边可有一点充饥的东西；小陈说昨晚走得太急，加上不准点灯，大家打黑摸出来，干粮袋也弄掉了，没有带出来。本来还有2斤多炒青稞面，如果带出来，完全可以打发一下辘辘饥肠。毛泽东丝毫没有责怪小陈的疏忽大意，昨晚那般紧急，谁还顾得到那么一丁点青稞面哩。于是毛泽东只好掏出香烟，点上火，一口接一口的抽起来，借烟“充饥”。

毛泽东在极度疲困与饥饿中行军，红军战士更不例外。饥疲困乏的身子还要对付敌人的侵击，还要去奋勇作战，不然，大家的性命难保。夤夜的悄悄撤走，名曰“打粮”，实际上大家几乎没带一颗粮食。“仓皇出逃”，大家空着肚子溜了出来。走了一天，没有进食，烧口水来润润焦燥的口舌与安慰一下空空的肠胃吧，但为了避免敌机发现烟火目标，连开水也不敢烧。于是每个人都在疲惫、饥饿、口渴三面夹攻之中挣扎。睁着一双双因饥饿燃烧得快要发绿的眼睛，目不转睛地向周围搜索着，看能否发现一点吃的东西。恐怖、惊吓的目光，时不时还注视着飞机炸弹的“光顾”，一个个唉声叹气起来，呈现出一副坐以待毙的样子，死神随时都有可能攫去他们孱弱的生命。

有的战士饿得不行，一边躲空袭，一边悄悄在岩壁寻觅野菜，这黄土漫漫的西北高地，哪里有什么野菜哟，只是在阴湿的地方，生长着一簇簇野草。秋风的洗礼，这些野草已经逐渐枯黄，失去绿色的生命与养份。年轻的战士发现了野草，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般，将野草连根拔起来，有气无力地抖抖根须上的泥土，在肮脏的衣服上拂拭了一下，便贪婪地嚼起来。这又苦又涩的野草，真有滋味又不是滋味。战士们嚼了一会，又趴到岩壁积水的小水坑边，伏下身子，吮吸着浑浊的沙水。

傍晚，轰隆的敌机声消失在远空，渴得要命的战士才敢爬出掩蔽的地方，掳些野草和灌木杆子来烧开水。那些带得有一点青稞麦粉的战士，便用烧开的水调和着吞咽；有些带着炒麦子的，则用开水泡着咀嚼。这时，有青稞麦粉与炒麦子果腹，要算最上等最上等的食物了，简直可以说是赴了一席“华筵”。那烧开的浑黄混浊的水，调和着炒过的黑黄黑黄的青稞麦粉，有似稀泥酱，饿得要命的战士大口大口地吞咽起来。炒过的青稞麦，经开水一浸泡，慢慢开始发胀，在斑斑驳驳的搪瓷缸里，像一粒粒沙子，战士们嚼起来，比什么都香甜，赛过了盛宴上的“八宝饭”、“珍珠粥”。

毛泽东也不例外，傍晚坐在这渺无人烟的黄土丘陵地上吃了一缸开水调和的青稞麦粉，这点青稞麦粉还是供给部听说毛泽东没有东西吃及时送来的。比起其他指挥员来算是奢侈一点的，是毛泽东多吃了几个公务员小陈为他准备的炒辣椒。这几个辣椒还是在毛儿盖屯驻时小陈向藏民购买的。买来后，小陈用酥油煎炸得焦黄焦黄的。毛泽东觉得无味的时候，就拣上两个来解馋。毛泽东喝一口黑糊糊的青稞麦酱，再咀嚼一下小辣椒释放出来的辛辣味，宽宽的额角不觉渗出些热汗来。他用手拂拭着，感到凉凉的，这时背心也开始冒出一阵冷汗来，头一阵晕眩，一阵恶心难受，他知道这是出的虚汗，是体虚极需补充营养的一种生理反应，生理现象。他微闭着双眼，强迫自己镇定，让失去平衡的心态，惭惭恢复平衡。毛泽东以极大的意志努力克制的结果，不见多大成效，双眼阵阵发黑，耳朵也开始嗡嗡鸣叫起来，恶心加剧，极想呕吐，但腹空如洗，拿什么东西来吐哩？他不断打着干呕，“噢噢噢”的声音反复着、间断着，刚刚咽下去的辣椒，又强烈地刺激着空荡荡的胃壁，他的胸口犹如针刺般难受，一阵“噢噢噢”的呕吐的结果，吐出一口口酽酽的黄水来，想必是刚咽下去的辣子、青稞麦粉与胃液的混合物。毛泽东低着头吐了一阵，感觉好受一些。结果，他一天才吃下的一点点东西，全渗进了脚下的黄土，留下的还是一个空胃。他用还残存着一些青稞麦粉酱的搪瓷缸，舀了一点开水，漱漱嘴，慢慢走到一棵小树下，心想，今晚怕要在此过夜了，好好困一觉吧，天明再赶路，到了甘肃南部的高吉（即俄界）再说。

毛泽东坐在小树下，身子倚着碗口般粗的树干，心里对小树说，今夜晚，你就是我的眠床了，紧挨你过一夜吧。这时小陈拎着一块油布走过来对毛泽东说：“主席，地上潮湿，我给你找来一块油布。”

毛泽东赞赏地说：

“今晚有这块油布，可好啦！可以避风雨喽。小陈，你赶快去困觉，明天一早，还要急行军。”

就这样，这支匆忙逃离危险区，赶了八、九十里路程的队伍，在这冷寞空旷而又荒凉的中国大西北一隅，“安营扎寨”下来。这时，他们心中升起一个极为美好的愿望，就是希冀今夜不要下雨，美美睡一觉，解除多日来，特别是昨日半夜以来由于突发的急行军带来的极度疲倦。

毛泽东身倚小树，闭上困眼朦朦胧胧的睡了十多分钟，老天好像有意与他们作对，突然下起雨来，四周便滴滴嗒嗒响个不停，闹得大家无法安寝，坐着的、睡着的都赶快爬起来。夜来风雨声，倦旅尽愁眠。阵阵狂风挟着滂沱大雨，在这墨黑的郊野乱刮乱飘。天公也太不公平啦，为什么要降大雨来折磨这些无遮无盖多灾多难的将士呢！大自然是否用这种种残酷的手段，来考验他们对自己的信仰是否忠贞不二。

毛泽东不仅睡觉未成，还被淋了个浑身没有一处干，他虽然站着用油布顶在头上，但这么大的雨，一块油布根本无济于事。这与他早年在长沙，还是一个青年学子的时候，为了锻炼体魄，有意进行风浴雨浴，完全是两回事啊！

毛泽东在风雨夜中，就这么屹立着，头上顶着一块破旧的油布。在风雨间歇的时候，他想抽支烟，但摸摸口袋，烟卷全湿透。“呵哧——”他重重打了一个喷嚏，浑身冷得直打哆嗦，上牙与下牙，也不由自主地开始打起架来。

露营的红军，个个被淋个彻底，大家忿忿地咒骂着上苍的无情，天若有情应睁开眼，看看下面露营的可怜的红军。指战员们心想，假如上苍是人的活，那么，他们非与之拼命不可了。

翌日清早，毛泽东裹着一身湿衣湿裤，与脱险的红军又继续行军，毛泽东的体温难以烘干一宿淋湿的衣裤，以致迈腿动脚十分不便，好像有什么东西牵制着身子，一路走还一路咳嗽，真不是滋味。他们沿着包座河急急向前进。雨后的小路泥泞而滑，异常难行，不断有跌跤的，好多人都仿佛变成了泥人。他们经过一段左边是危崖绝壁，右边是湍流甚急的包座河的极狭隘的小道，行进非常迟缓，简直是在爬行，稍有不慎，即坠入滚滚的激流之中。行至下午，包座河里的水，陡然澎涨起来，很快淹没了路，路面的水深瞬间便高达数尺，令人无法行走。因为看不见路径，如果脚步踩虚，就会顺势滑下滔滔的黄流之中。这时天色又逐渐暗淡下来，快近傍晚了，暂时停止前进吗？何处宿营？而又不知明日水势如何？倘若追敌趁机赶上来，又怎么办？真是进退两难，步履维艰啊！有的人悄悄怨恨起来：为什么会遇到这么多困难？吃这么多苦？一个困难衔接着一个困难！一道难关扣着一道难关！命运为什么这般不好！到底要被罪恶与困难折磨到何时才是尽头？看来灾难的生命只得交与这些莫大的艰险主宰了。在这般困难与苦恼的境遇之中，大家只好想尽一切方法往前走，挣扎着前进，抗争着前进，因为只有前进，才有出路。

会游泳的人，沿着河岸路面连走带泳，浮游过去。不会水的人，则在峭拔险绝的危崖上冒险攀登，或在崖壁缝隙的草丛中披荆斩棘，困苦地前进。毛泽东摇曳着高大的身躯，连走带泳，在河边的水路上起起落落，这突发的大水，对于他来说，倒没引起他过分的惶恐不安。因为早年他曾在故乡的大河里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他喜欢大风大浪，他不惧怕大风大浪，他认为大风大浪正是锻炼一个人意志与毅力的课堂。这时他担心的是这几千红色的种子，他要让他们尽量少一点损失，赶快转移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他特别担心的是卫生部干部休养连的老人与体弱多病的妇女。还有那些受伤不愿寄下跟着部队前进的伤病员。

这时坐在担架上的周恩来，前进起来就更加艰难了。在大水面前，周恩来勉强支撑着瘦弱的病体，离开担架慢慢朝危崖走去，两个特务员小魏和小范急忙上前搀扶着他吃力地爬上陡削的山崖。周恩来一阵阵气喘，身子一阵阵冒出虚汗，手不时地抵着疼痛的右腹，紧咬牙关，一步步艰难地攀登着。

然而，在水里游泳由于体力不支挣扎半天终逃不脱没顶之灾的淹毙者，与在危崖上攀登因身体虚弱失手坠入激流者的消息，不断传进毛泽东的耳里。他也亲眼看见随水漂流着的红军的一具具尸体，在滚滚的浊流中随波浮沉，他的心一阵阵紧缩。擦黑时分，闯过一道道地狱之门、幸免罹难的红军，终于陆续抵达高吉。直至晚上12时许，五个一群，十个一队的战士，拖着疲惫饥饿的身子，还在向高吉走来。

侥幸免于一死，活着来到高吉的每一个人，都深感极度的倦怠，精力衰竭。这惊险的一幕幕，不亚于跨越湘江，冲过乌江，不轻于大渡河的恶浪，雪山的冷酷，草地的污瘴。还多了一层，提心吊胆地严防着自己的同志悄悄射来的冷箭。自己人打起来，就更麻烦了，更难对付了。外部的，内部的，大自然的种种罪恶，一齐向红军扑来。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又一次面临着巨大灾难的挑战，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毛泽东到达高吉，天已黑尽。这甘肃南部的小村子死一般沉寂。他被安排住进一间低矮的茅屋。当他朝门板搭的铺上一坐，便起不来了。身子好像瘫了一般难受，腰肢酸软，双腿肿胀，夜雨又加浮游打湿的衣裤，被体温的熏蒸烘干了大半。那半湿半干的脏衣，氤氲着一股浓烈的汗酸臭味，身上这里那里不断骚痒，难受极了，想必是虱子被水浸泡后感到不舒服在那儿不断骚动挣扎，抑或是这些可恶的寄生虫饿了，在狠命地咬噬毛泽东饥疲的皮肉。这时的毛泽东，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他的心被红军的命运、中国共产党的前途紧紧拴系着，他在集中思想思考脚下的路该如何走下去！

小陈走进屋来，为毛泽东点亮了马灯，又替毛泽东端来一缸用开水调好的青稞麦粉，毛泽东饿坏了，接过缸子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吃毕，用衣袖擦擦嘴角对小陈说：

“有烟没有？给弄包来，有一天有得烟抽了，憋得慌。”

小陈回答说：

“好，我就去弄。”

毛泽东又说：

“你赶快把洛甫同志找来，我有事情。”

小陈答应了一声，退出了小屋。

一会，洛甫在小陈的陪同下，提着马灯踏进毛泽东的屋子。

洛甫的衣服一样没有干透，身子同样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汗酸臭味。由于巴西夜间的急行军，路上又遇到那么多灾难，以致弄得他很狼狈，脸色更加难看，灰色中夹着一层铁青。一夜工夫，仿佛又瘦了许多，再配上那副近视眼镜，更像一个落难的书生。

毛泽东见洛甫这个样子，踱着步兀自笑了起来，幽默地说：

“闻天，你这个样子，简直像个‘逃兵’。”

洛甫回答说：

“本来大家就是逃出来的嘛，不是‘逃兵’是什么。”

毛泽东苦笑起来：

“对！我们大家都是逃难者，终于逃出了张国焘的魔掌。”

洛甫凝视着毛泽东，见他同样穿着半干的脏衣服，上衣解开，神情憔悴，肩背微微驼着，完全像一个落泊的村中学究，洛甫的良心有些凄恻，心想，目前红军的惨景，完全是张国焘一手造成的，不然，哪会弄到这般境况，这般遭际。洛甫坐在木板床上，用眼镜后面漾起的一缕焦虑目光注视着毛泽东问道：

“老毛，你找我有什么事？”

毛泽东说：

“前天，我们紧急撤离巴西，这一突发行动，为广大干部战士所不知，当时情况危急，我们也有得工夫好好研究，说走就走，放开两腿就跑，看来，政治局的同志，应该在这里碰碰头，统一一下看法，研究一下下步的行动，如何？”

洛甫点点头：

“我也在这么想，从巴西跑出来，部队情绪很糟，一两天来，掉队、落伍和牺牲的人不少，很多人对这一紧急行动不理解，统一一下认识，很有必要，好向下面作解释。”

毛泽东紧接说：“明天就开会，怎样？人都在这里，好通知。”

毛泽东边说边连连打呵欠，显得非常情倦，这时，要是有支香烟给他提神，该多好啊。

洛甫忖度了一会说：

“嗯。如果明天开会，我们还得准备一下，对张国焘分裂红军的行为，要有个明确的意见，作出决议，在一定范围内公布。最好多通知几个人来，开个扩大会。”

毛泽东站起来，挥了一下手说：

“张国焘，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处理不好，会牵连四方面军一大片，我们要慎重。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感情用事啊！”洛甫思考着毛泽东的话，小屋出现暂时的沉默。唯有床头小凳上马灯的火苗，在玻璃罩子里晃来晃去，像一个小小的精灵，在不停地跳动。

次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在村头三军团司令部驻地召开紧急会议，除政治局成员外，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李维汉、杨尚昆、李德、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等各方面的负责人，都通知来了。各人找了一只板凳挤在小屋中坐着，都显得有些儿沮丧。一个个闪动着困惑的眼睛，不安地等待着，仿佛又在焦急地企盼着什么。

洛甫与毛泽东、周恩来简单交换了一下意见，随即对大家说：

“同志们，这一两天，张国焘闹了点乱子，可能有的同志知道了。张国焘的这场乱子，可不简单，他要搞分裂，密电陈昌浩，要胁迫我们南下，不从，就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一句话，要大家跟着他走。南下没有出路嘛，我们怎么能跟着他去。于是，我们不得不赶快离开巴西，情况紧急哟。当时，一决定走，大家就跟着走，不允许解释啊，没有时间。大家听从中央号令，半夜起床，连夜开拔，终于脱离了危险区。这还算不幸之中万幸。

“对这一事件，现在应向广大指战员解释了。第一，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中央的路线，一条是右倾的军阀主义——张国焘主义。国焘同志自退出通南巴起，逐步形成了反对中央的路线。他对敌人是惧怕的。在红军建设上，他不要党的领导。红军变成个人统治的军队。在干部的培养方面，他是要拥护他的人。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充分表现了军阀主义倾向，这是很明显的。

“国焘同志暴露出来的这个问题，应使干部了解。他分裂红军的错误如不改正，其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但有没有其他办法使他转变呢？我看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还有朱总司令在他那里，还有五军、三十二军的同志在他那里，还有广大的好的干部，经过我们的工作，还是有争取他的可能的。我们应尽量争取后一种可能。

“第二，对张国焘同志的错误路线，中央为什么不马上开展斗争？因为过去中央站在布尔什维克的路线上，如同一方面军一样看待他，后来知道他的错误，才用许多办法来争取他。用了许多方式，比如派代表呀，谈判呀，让步呀，等等。但最终还是分裂了。看来，中央争取他的步骤是失败了。但中央是采取了许多正确的办法的。就是现在，只要还有一线可能，我们还要争取他。到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这只是在完全没有可能争取他的时候。

“第三，由于情况变了，我们目前的战略方针不得不改变，因为一、四方面军分开，我们的力量削弱了。

“第四，应该通过对这许多问题的解释，使我们的干部更加团结，坚信我们是唯一正确的。有的同志觉得我们更加团结了，这种看法是对的。”

与会者听了洛甫将一两天来的行动作了这番简明的介绍之后，心里明白了许多。因为洛甫的讲话阐明了中央在处理这个问题上一贯的正确方针，体现了他本人对张国焘错误的原则立场。大家对张国焘的所作所为非常气愤，两军会合，盼望已久，本属不易，今天张国焘竟闹分裂，竟欲挟持中央南下，公然违抗中央北上的方针。特别是叶剑英与杨尚昆两人，逃离出来，路途中又差点被陈昌浩的骑兵追捕，想起前晚情景，还心有余悸。在大家的一片谴责声中，这时也就更对张国焘恼恨起来。于是当洛甫刚刚讲完，叶剑英就迫不及待地站起来说：

“我提议开除张国焘的党籍！”

杨尚昆大声说：

“赞成！张国焘已不配再做一个共产党员了。”

彭德怀接着补充了一句：

“我看出来张国焘有野心。”

会场笼罩着一种悲凉、凄怆与义愤的气氛。

张国焘突然来的这一手，谁人不切齿愤恨呢？眼看会议内容即被这种讨论组织处理的意见所取代，毛泽东站起来，敞开衣襟，腰间叉着一只手，另一只手掌作向前推进式地说道：

“不可开除张国焘党籍，此时提出这个问题不妥，剑英和尚昆，你们这个意见不成样子噢！”

大家以一种异样的目光盯着毛泽东。

毛泽东扶扶鬓边掉下来的蓬松长发，对大家说：

“和张国焘打交道，我还是那句话，奉劝诸君要牢记一个‘韧’字。要做牛皮糖，扯不断，切不要当玻璃，玻璃一敲就碎。张国焘，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关系着几万四方面军。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很好的革命武装啊。我们要注意团结广大的四方面军。此时提出开除张国焘的党籍问题，会把问题复杂化，尖锐化，走到问题的反面，不利于革命的大局。我们还是要尽量争取国焘同志的转变，让他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遇到矛盾，遇到困难，不要一触即跳，要讲点策略，讲点步骤嘛！”

毛泽东这么一说，本来有几个支持叶剑英与杨尚昆意见的人，也不吭气了，他们在心里掂了掂毛泽东讲话的份量，认为毛泽东讲的有道理。

毛泽东接着又说：

“国焘同志闹分裂，肯定是错的。我们坚持北上方针，但国焘却反对，坚持机会主义方针。我们和他会合后，他起初是按兵不动。7月中旬，党中央指示红军集中，结果由于国焘同志从中阻挠，未能实现。他到芦花后。中央政治局决定他任红军总政委，他才调兵北上。但来到毛儿盖，又动摇了。等到了阿坝，他便不愿北上了，而要右路军南下。这时中央政治局的几个同志在恩来那儿开了一个非正式会议，决定给国焘同志发一电报，要他北上。但国焘同志公然抗拒中央决定，私自给陈昌浩电，非但不执行北上方针，还令我们南下，如果不听他的号令，则以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解决之。同志们，大敌当前，环境又千难万险，容许我们自己斗自己的同志嘛！哪将是一个怎样的局面啊，不堪设想。不但会两败俱伤，渔人得利，于革命何补？我们的处境这么艰难，不容许我们闹分裂，闹内乱，张国焘的密电，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哟，它逼迫我们不得不采取紧急行动，脱离危险。不那样做不行啊。张国焘坚持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面地形不好，又是少数民族地区，给养无法解决。红军作战只有减员，补充困难。战略退路没有。如果不迅速北上，部队会大部被消灭。很明显，中央不能把一、三军团带去走这条路。

“由于一、四方面军已经分开，张国焘南下，中国革命因此会受到严重损失。所以一、三军团必须变更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比划，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靠近苏联，在陕甘广大地区求得发展。陕甘一带的地势，居民条件都比川康一带好。只要大家团结一致，依靠游击战争，可以战胜敌人，达到我们的目的。

“张国焘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他在通南巴苏区时，已经犯了严重的错误。在粉碎敌人的六路进攻，退出通南巴苏区后，便开始形成了一条错误路线。我们同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央曾想了许多办法来纠正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倾向，但没有结果。国焘同志的错误，如果发展下去，可能成为军阀主义，或者反对中央，叛变革命。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要采取党内斗争的正确方法来处理。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现在还不要做，我们要尽可能地做工作，争取他北上。”

毛泽东讲完后侧身问周恩来：

“恩来，你说哩！”

周恩来对大家说：

“同意泽东同志的意见，对国焘同志，我们要尽量做争取的工作，我们先行一步，相信他不久会跟着北上的。”

洛甫问大家：

“还有什么意见？”

彭德怀说：

“我们既然已经与四方面军分开，部队又严重减员，为便于统一指挥，应该缩小编制。”

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

“老彭的意见对。过去的机构不适应当前的行动，应该缩小部队编制。”

周恩来在一旁点点头。

洛甫问大家：

“还有什么新的建议没有？”

邓发、李富春、王稼祥、聂荣臻、杨尚昆、林彪、博古等人相继发言，均赞同洛甫与毛泽东的讲话。一致拥护党中央关于北上的方针。最后大家一致同意洛甫起草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发到中央委员。

根据彭德怀提出的缩小部队编制的意见，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林彪任副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副主任。另外又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的“五人团”，作为全军的最高领导核心，亦即在遵义会议后成立的“三人团”里增加彭德怀与林彪二人。另外还成立了以李德为主任的编制委员会，成员有叶剑英、邓发、蔡树藩、李维汉，负责部队的缩编工作。

正文第十五章阿坝会议，张国焘“声讨”毛、周、张、博

1935年9月中旬，左、右两路军（右路军中的一、三军团除外），奉张国焘的命令，分别从阿坝和包座、班佑地区南下，向大金川流域的马塘、松岗、党坝一带集结。徐向前与陈昌浩率右路军的四军、三十军及红军大学部分人员，回头再次穿越草地。

浩渺沉寂的大草原、黄草漫漫，寒气凛冽，弥漫着深秋肃杀气氛。徐向前骑在马上，目睹着草地上荒凉冷寞的景象，想起两军合而后分，分道扬镳，自己又走回头路，心中别是一番滋味。

红军第一次过草地时留下的行军、宿营痕迹，历历在目。那些用树枝搭成的“人”字棚里，堆着些无法掩埋的红军尸体，横一个竖一个的窝在里面，大多已经腐烂，散发出一股浓烈的恶臭，让人嗅着即想呕吐。徐向前不得不掩鼻而过，目不忍睹。

徐向前在马上思索着红军为什么会出现分裂？造成如此难堪的局面？烈士的血迹未干，革命尚未成功，竟闹起内讧来。这一具具阶级弟兄的尸体，不是倒在与敌人拼杀的沙场上，而是殁于大自然恶劣的环境里。而今，衣单食乏、疲惫不堪的红军。又再次投进险恶的大草原，顶风雨，履泥沼，熬饥寒，又一次同草地的恶劣环境搏斗。这是为了什么？是命运的捉弄？抑或天意使然？他亲眼看见在第一次过草地时倒毙着红军尸体的荒草丛里，又倒下一些因疾病或饥饿死去的战士。他们是没有气力再前进了？还是不愿再前进了？那些已经腐烂得快要干枯的尸体旁边，又平添若干面黄肌瘦的阶级弟兄的遗骸。是为了给早已升入“天堂”的弟兄作伴？犹恐将他们遗弃在漠漠荒野感到孤寂？还是以此来“抗议”张国焘造成的罪孽？老鬼新魂，一齐在浩浩渺渺冷冷酷酷的大草原上游荡。第一次过草地时都艰难地挺过来了，是谁让他们重蹈艰难？第一次过草地犹未献出生命，可在第二次过草地时竟无法躲过这场劫难？有的刚刚倒下的红军，似乎还睁着痛苦的双眼，死不瞑目，怅望着乌云滚滚的浊空，作无声的控诉。

朝思暮盼的会师，会师以后又倏尔分开，合而后分，几个月来的冲突矛盾，犹如一场恶梦。徐向前目睹着身边发生的一切，瞻望未来的前途，百感交集，心事重重，抑郁不已。一路上踽踽而行，话都懒得说。

徐向前率部抵毛儿盖，稍事休息后，旋即沿黑水以西的羊肠小道，向党坝、松岗开进。所幸正是苹果、核桃、柿子成熟的季节，部队沿途尚可找藏民购买或交换，倒可解决果腹的问题。

且说张国焘自与中央闹分裂后，心境也很复杂，复杂中溶进了一点儿活脱。他感到甩掉了中央，凭自己的意愿正好大干一番，免受毛泽东等人所掣肘。既然中央来个“不辞而别”，迈出“分裂”的第一步，那我姓张的今后可再不接受中央的号令了。对于他来说，他觉得这不是件坏事。他在思索下一步自己该如何办？

张国焘在刷金寺红军总司令部正踌躇满志之时，忽接党中央自高吉发来的电令：“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并已令一、三军团在罗达、俄界集中。”

张国焘将电报往桌上一掷，生气地对身旁的黄超说：

“左一个贯彻战略方针，右一个贯彻战略方针，每次来电都说是为了贯彻战略方针，难道说，只有北上才是贯彻战略方针，南下，就不是？自己朝北边逃跑了，还要人家跟着逃跑！”

张国焘发怒了，黄超在一旁看着，连气都不敢出。

停了停，张国焘又大声对黄超说：

“你立马给毛泽东他们发报，要他们赶快南下，北上将成无止境地逃跑，不拖死也会冻死。南下首先赤化四川，该省终是我们的根据地。望速归来。”

张国焘接着想到，毛泽东搞“分裂”，把部队带走了，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不了解事件的真象，应该召开一次会议，给大家说说，让大家来谴责毛泽东等人的“分裂”行为，赶快把中共闹“分裂”的真象公开，今后我张国焘要做点什么？也好交待。毛泽东等人既敢铤而走险，不顾四方面军的兄弟，今后也不由得我张国焘了。越想他越觉得有开会的必要，而且事不宜迟，要尽快开，不然，毛泽东等人还会老在那里发号施令。今天一个电报，明天一个电报，催四方面军北上。不把“真象”摊出来，硬是以为我张国焘不服从中央命令，有意闹山头，与中央过意不去。这是毛泽东一贯的行为：宁可我负人，不可人负我。“分裂”的责任，完全在中央，具体点说，是毛泽东！

张国焘思想停当，打定主意，趁四方面军完全结集在阿坝之际，迫不及待召开所谓四川省委扩大会议。

会议以川康省委名义，在阿坝的格尔底寺大殿内举行。格尔底寺，是阿坝最大的一座喇嘛庙，气势雄伟，庙侧有一圆柱形高耸的塔尖。庙前竖起一道道白色的经幡，在9月的秋风中瑟瑟颤动。庙内藏人燃烧的清香，氤氲环绕在一只只鎏金的盘脚香炉上空。一盘盘贡果，满满的堆放在香案上。殿内的圆柱上贴着佛金，镂刻着许多吉祥的图案。入内，使你有一种金碧辉煌的感觉。为了把开会的气氛制造得浓一点，张国焘命令在大殿显眼的地方高挂着一条横幅标语，上书：“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跑”。这样会议的主题就更加明白啦。

开会的大约有一百多人，除省委委员外，张国焘还动员来工会、青年团、妇女部的干部，为的是壮声势。

张国焘还特意通知朱德、刘伯承参加开会。

开会的人陆陆续续的来了。那些不明真象的人，看见高悬在大殿上的标语，十分惊讶地窃窃私语，互相询问：中央到底出了什么事？毛泽东怎么样？

有认得朱德的走过来，悄声问道：

“总司令，中央怎么啦？”

朱德该怎么回答呢？他摇摇头，沉静地望着提问的人，轻声说：

“等会，听张总政委讲话后再说。”

朱德、刘伯承被指定坐在最前排的长凳上，他们的旁边是徐向前、陈昌浩、黄超等。

人还未到齐，张国焘在大殿的前面不停地走来走去，晃动着肥胖的身体。一会又停下来与陈昌浩、黄超轻声交谈着什么。此刻，他完全陷入一场由他发动的“声讨”中央“罪恶”的思想活动之中。在他看来，这是在另外一个战场上发生的战斗，和战场上的真枪实弹差不多。他决心要打好这场战斗。这也是由他导演的一场大戏的第一幕，他决心要开好这个头，让下面的戏按他的意志继续演下去。不消说，他既是即将出台的一场大闹剧的导演，更确切地说，他应该是主角。帷幔既然已经拉开，让我们好好看看张国焘的一出出连台戏吧。

那些住得较远的，也纷纷赶来了。

张国焘看人到得差不多了，走上大殿的一个小平台上，激忿地对大伙说，一开始声音就很大。

“同志们，今天的会，我不消说，大家一看标语就明白了。但我还是要向大家报告，中央政治局的部分同志，具体地说，就是毛泽东、洛甫、周恩来、博古等人，私率一、三军北上，搞分裂，逃跑了。毛泽东等人口口声声说要北上，北上有什么好处呢？一方面敌人已在北面做好了堡垒，集中了相当的兵力；同时地形、气候、物质等条件，都可使我们在北进中陷入不利的境地，使我们在北进时失掉战胜敌人的先机。毛、洛、博、周等同志，继续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不顾整个中国革命的利益，破坏红军的指挥系统，破坏主力红军的团结，实行逃跑政策。你们说，这样的行为，该不该反对？同志们，只有南下打击敌人建立苏区，才是唯一正确的进攻路线，大家要坚决执行。对那些不愿执行党的进攻路线的人，要坚决的斗争，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应当予以纪律制裁，使党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经张国焘这么一渲染，听众有的表现得愤怒，有的则表现出迷惘，不知中央为什么会闹出这么大的事来，以致大多的神情显得有些儿沮丧、不安，纷纷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会场秩序颇有点不好。

张国焘看见会场乱糟糟的，提高嗓门说：

“同志们，大家不忙议论，安静一点，等我讲完后，再发言，我还要告诉大家：

“毛泽东等人制造分裂，向北逃跑的时候，把仓库里面的枪枝、弹药、粮食，还有一些伤员，统统放火烧了。你们说，这叫什么行为？哪里有一点人道？”

“北上是右倾逃跑，是错误的！”

“什么北上抗日，完全是逃跑主义！”

“烧枪枝、烧粮食，烧伤员，军阀主义！”

张国焘的话还没讲完，乱糟糟的会场一下飞出若干顶“帽子”，你一言，我一语，调门一个比一个高。

有人举着拳头高喊：

“制造分裂，没有好下场！”

有的甚至呼出蛊惑人心的口号：

“控诉毛、洛、周、博的逃跑罪行！”

“坚决跟着张总政委南下！”

会场的气温一下便升高了，升到张国焘满意的程度。

张国焘红着眼扫视了一下台下群情激愤的人，又瞧了瞧坐在第一排的朱德与刘伯承。只见朱德镇定地坐在那里听着发言，时而翻翻放在面前的一本书，时而抬头看看台上。张国焘当人们一阵起哄后没有人发言的时候，装腔作势地说：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呀，有意见就讲嘛！”他的话明显带着煽动。

接着，又是一阵起哄、围攻，有的甚至拍起桌子质问朱德：

“总司令，你必须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线！”

“总司令，你必须当众表态，反对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北上抗日的决定！”

张国焘趁机挑动着说：

“总司令，你讲讲嘛，表个态。”

朱德严肃地看了一眼张国焘，随意说了一句：

“你已经定了调子，我还说什么？”

张国焘不以为然地说：

“你要同毛泽东划清界线，反对毛泽东北上的路线。”

朱德站起来，转了个身，面对大家和颜悦色地说：

“中央决定北上抗日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该担当起抗日救国的重任。我是个共产党员，参加了中央的会议，举手赞成过这个决定。我岂能出尔反尔，反对中央的决定。我和毛泽东同志从井冈山会师以来，就在一起，人家都叫‘朱毛，朱毛’，哪有‘朱’来反对‘毛’的呢？遵义会议确定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我是赞成的，毛泽东没有错。”

朱德半侧着身子，反问台上的张国焘：

“遵义会议的决定，中央曾电告四方面军，你看到电报没有？”

张国焘吞吞吐吐，支吾不语勉强地点点头，然后不高兴地对朱德说：

“你必须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承认毛泽东他们北上是逃跑。”

朱德扬起头，大义凛然地对张国焘说：

“我再重复一下，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是正确的，我决不会反对。你可以把我劈为两半，也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

朱德这一掷地作金石声的回答，使得会场鸦雀无声。张国焘气急败坏地在台上大步走来走去，铁青着脸，两眼露出凶光，似要找人决斗的样子。

张国焘十分不满意朱德的回答，但他此刻也不知怎样才好，黄超跳出来没头没脑地大声对着朱德说：

“你是老糊涂！你是老右倾！你是老而不死！”

黄超的话，根本不是什么发言，简直是一种黔驴技穷的谩骂了。

朱德鄙夷不屑地看了身边不远的黄超一眼，正想说点什么，刘伯承实在憋不住啦，站起来怒不可遏地厉声喝道：

“你们是开党的会议，还是审案子？”

于是会场上斗争的矛头，立即转向刘伯承。

黄超仗恃大声质问刘伯承：

“刘瞎子，你既然反对批判毛泽东等人的分裂行为，又为什么不跟着毛泽东的屁股跑呢？原来你们都是一路货色。”

刘伯承有意把目标吸引过来，好让朱德在围攻中喘一口气。

黄超又质问朱德：

“你说毛泽东对，为什么他们走的时候把仓库里所有的东西都烧了，连伤员也不放过。”

朱德激动了，深邃的双眼燃起愤怒的火花，那钢铁般的胸膛剧烈地起伏着，义正辞严地对大伙说：

“这纯粹是谣言！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就主张官兵平等，不准打人骂人，优待俘虏。红军的俘虏政策，就是他亲自订的。对俘虏还要优待，怎么会烧死自己的伤员？过草地干粮不够，动员大家吃野菜，怎么会把粮食烧掉？我们非常缺乏枪枝弹药，又怎么会烧掉呢？这纯粹是造谣！”

朱德的话还没讲完，张国焘生气地冲着大伙说：

“不管怎么说，北上是逃跑主义，只能吃青稞糌粑。南下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打到成都吃大米！”

“打到成都吃大米！”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

“拥护南下的进攻路线！”

黄超龇着一口黄牙，肩背驼着带头呼出了蛊惑人心的口号。

乱糟糟的口号声，充斥着朱德和刘伯承的耳膜，朱德眯缝着愤恨的双眼直摇头，刘伯承鼓着那只战争给他留下的眼睛，盯着一片乌烟瘴气的会场。他们两人也都表现出勇者的愤慨，智者的镇静来。而那些受张国焘蒙蔽来开会的将领，目睹张国焘、黄超的嚣张气焰，不知怎样才能应付眼前发生的一切，感到困惑、迷惘和不安。

在一阵吵吵嚷嚷声中，张国焘结束了由他操纵的所谓川康省委会议。通过了所谓的《阿坝会议决议》。

朱德和刘伯承离开格尔底寺大殿，迈着沉重的双脚走在9月的川西北草原上。傍晚，瑟瑟的秋风，一阵阵拂弄着地上快要枯黄的野草，四野一片荒凉肃杀的气氛，天苍苍，野茫茫。

开始，他俩谁也不想说话，过了一条混浊的小沟，刘伯承实在憋不住了，问朱德：

“总司令，张国焘也太跋扈了，大庭广众之中，公开攻击党中央，说这个错了，那个错了，唯有他正确。又不让人讲话，你顶了几句，就遭围攻。我实在看不惯，军阀作风。”

朱德点点头，深沉地说：

“我看张国焘的戏，肯定还要继续演下去，这才开张哩。”

刘伯承回答说：

“我也在这么想，刚才这个会，不过放了一点烟幕，后面的可能还会更热闹哟。”

朱德不安地说：

“这样闹下去，红军定会受损失，部队的团结是个大问题，我实在为红军的前途担心。”

“哎！”刘伯承叹了口气。

“有什么法子哟，他有权有势，敢于胡作非为。”朱德又补充了两句。

刘伯承回到总参谋部，天也黑尽。特务员小黄替他点亮方桌上的马灯。他的房间十分简单，两扇门板一架就是床铺，床头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桌上放着几张用毛边纸制作的印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一大串字迹的信笺，和一支毛笔一个砚台。另外还有一叠他正在翻译的《苏军野战条令》文稿。

刘伯承有一张方形的脸，圆圆的下颌，戴着一副琥珀黄边的眼镜，右眼下陷，没有光泽，当然也就更无神采。那是早年他服务于川军时英勇作战受伤后换上的假眼，留下一个难忘而又痛苦的纪念。他心情烦躁地想翻看一下昨夜才译好的一段文字，但怎么也无心看下去，他眨眨酸涩的眼睛，鼻梁上便拥起一些很深的皱褶，马灯的光映照到这些皱褶上，使那只凹下去的假眼更加陷下去了，像一个小小的深谷，叫人感到那里面仿佛隐藏着一些根深的什么？也许是痛楚，也许是神勇，也许是追悔，也许什么都不是，是战争的赐予。

白天会上，他忿激地替朱德解围，出于道义，出于对革命同志、战友的手足深情，竟遭到黄超的攻击。黄超极无礼貌地直呼其“刘瞎子”，他虽然为受到的侮辱而痛心，但更为张国焘破坏红军的团结而忧虑不安。

刘伯承感到双眼有些涩胀，特别是那只假眼，很不舒服，似乎有一点刺痛的感觉。于是他取出那颗浑似眼珠的晶体，用土碗盛一点清水浸泡着。大约过了十来分钟，取出重新镶嵌在眼眶里；他才感觉要好受一点。

十八、九年前惊心动魄的一幕，不期然地又重新展现在他的面前——

1916年春，投身四川护国之役，在四川的丰都府北洋军的作战中，厕身川军熊克武部的一个年轻军官，指挥部队向弃城溃逃的北洋军勇猛攻击，身先士卒，一直冲在前面。一颗流弹突然飞来，不偏不倚，击中这位年轻军官右眼，当即眼球破裂，鲜血淋漓，他身边的士兵立刻把他抬到城里一个小邮局养息。恰在这时，这个小邮局的局长闯进门来，见地上停着一个血迹斑斑的人，吓了一大跳，即刻慌忙拖来一领破草席遮盖起来。士兵们知道他并没有死，很快请城里的名中医——恒春中药房的老板治疗护理，后来又转送重庆治疗。

川军中这个受伤的青年军官即是刘伯承。

重庆临江门日本领事馆侧，有一个德国人开的诊所，人称阿医生，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军医，医术高明，外科堪称蜀中翘楚。阿医生第一次替刘伯承动手术，只是摘除坏死的眼球，剐去残存的腐肉，处置好眼底的血管神经。数月后，阿医生自德国捎来为刘伯承配制的假眼，待安装时，发现伤眼重生腐肉，较前糜烂尤重，不得不再动手术，进行处理。刘伯承怕麻药对神经不利，拒绝使用，对阿医生说，救国救民，来日方长，安能伤及神经？阿医生十分惊诧，几个小时手术，不用麻醉，如何挺得住！见刘伯承决心已定，阿医生只好作罢。三个小时的手术过程中，刘伯承手捏椅柄，面无惧色，平静坦然，只是汗水下滴不止，阿医生惊怜地问刘伯承：“不痛吗？”刘伯承微笑着说：“些须七十余刀，小事耳！”阿医生越发惊异问道：“你怎么知道动了七十余刀？”刘伯承安详地回答说：“你每割一刀，我则暗记一数，由此知之。”阿医生瞠目结舌，伸出两手翘起拇指大声称赞道：“军神，简直是军神！”

数月后，丰都县城那个小邮局的局长碰见一个好生面熟的人，左右端详，忽然像发现了什么似的，吓得魂不附体，面色煞白，噗嗵一声，双膝重重跪在地上，捣蒜似的连连叩头，身子像筛糠似地说：“长官，我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你死了，我从床上拿来一条草席盖在你的身上，请你不要吓我，我好生替你烧香。”

丰都，是中国有名的鬼城。城中很多鬼的故事。刘伯承在邮电局长的眼里，也做了一次“鬼”，也串演了一回鬼的故事。

刘伯承还陷在深深的回忆之中，对张国焘白天在会上的所作所为深为气愤。同时感到党中央率领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行动太突然，他担心一、四方面军两支部队会因此而产生裂痕，导致分裂。如果是那样的话，国民党军队就会乘虚而入，革命就会遭到严重挫折。一缕隐忧立刻袭击着他。

“笃笃——笃笃——”

一阵轻轻的敲门声把他从苦恼的氛围中唤醒。刘伯承走过去，打开门，两个活活泼泼的小鬼——特务员小黄领着总参谋部四局的工作人员汪荣华，一闪身走进门来。

刘伯承微微一笑：

“小汪，有事吗？”

小黄替汪荣华回答：

“她找不到总参谋长住的地方，要我领她来。”

汪荣华认真地对小黄说：

“多谢你了。”

小黄瞟了汪荣华一眼：

“有什么谢的哟，客气个啥？我的任务完成啦，你有什么事找首长谈，就谈吧，我该走了。”

小黄离开后，刘伯承温和地对汪荣华说：

“小汪，坐下，有事慢慢说。”

汪荣华在木椅上坐下来，有些拘谨地操着一口安徽话对刘伯承说：

“参谋长，局长要我来报告，部队第二次过草地时，留下一大批伤员，一缺医药，二缺粮食，伤员非常痛苦，有的不愿活了，差不多每天都有自杀的事情发生。好多天来，管理科总在为分发青稞麦犯愁，每天打来的粮食都不够供应，有时连伤员吃的都保证不了。大家都希望参谋部好好考虑一下部队的行动方针，最好迅速离开这些地方。”

刘伯承睁着那只明亮的左眼注视着汪荣华，静静地听着她的叙述。然后说道：

“好，你反映的情况很重要，我们要认真考虑。不过，噢！但问题复杂呀。”

19岁的汪荣华噘着一张小嘴，不解地问道：

“参谋长，我们过了一次草地，为什么又要过第二次草地，这次过草地死了好多人。”

“唉！——”刘伯承长叹了一声：“一时也说不清楚。你刚才反映的问题，明天我找朱总司令谈谈，再向张总政委反映。你们四局对当前部队的行动，还有些什么意见？”

汪荣华掠了一下黑黑的发丝，睁着细长的眼睛紧接答道：

“意见可多啦。这几天，大家都在议论，有的说一、三军团搞分裂，党中央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搞分裂，把四方面军扔下，悄悄向北逃跑。”

刘伯承苦笑了一下，那只明亮的眼睛猛地好像失去了光泽。他扶了扶眼镜，站起来，背着手，在小屋里边踱边说着，仿佛在自言自语：

“还听到些啥子？”

汪荣华认真地说：

“同志们说，一方面军是小脑袋，都是些知识分子；四方面军是大脑袋，都是些工农分子，知识分子整工农分子，小脑袋整大脑袋。”

刘伯承霍地停下来，有些动气地说：

“造谣，纯属是造谣。这是破坏两军团结的言论。不能说一方面军同志头上戴的帽子小一点，就嘲笑人家是什么小脑袋；四方面军同志的八角帽子大一点，就是什么大脑袋。凭什么说一方面军都是知识分子呢？”

汪荣华亮起一对黑黑的眼珠回答说：

“有的人说，一方面军好多人的口袋里，都插着一支自来水笔，不是知识分子是什么？”

“哈哈哈哈，”刘伯承放声笑了起来。“那是什么自来水笔哟，冒牌货，假东西。据我所知，很多人口袋里装着的是一根小木棍，宿营的时候，把它当笔，好在地上划字，学文化。除开像中央的洛甫这样的大知识分子有自来水笔外，有几个人用得起？”

汪荣华一撇嘴：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

刘伯承坐在床铺上，认真地对汪荣华说：

“你刚才讲的这些，都对整个红军的团结不利。以后不要听到风，就是雨，捡到封皮就当信。一、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要加强两支部队的团结，今后要多做对团结有利的事。”

汪荣华点点头：“参谋长，还有什么交待的？我想走了。”

刘伯承一挥手：

“就这些，回去后，多给周围的同志解释。”

汪荣华告辞的时候，刘伯承一双粗大的手，轻握了她手一下。

汪荣华离开后，刘伯承想得很多很多。

汪荣华的身影，依然留在他的脑际。

算起来，这是刘伯承第三次与汪荣华见面了。

3个月前的那个高原上的夏天，金色的阳光，照射着白皑皑的雪山，映着开满野花的草地，映着杂谷脑小镇欢腾的小街。四方面军机关和部队的代表，排着整齐的队伍，在杂谷脑河边迎接中央代表团的到来。

汪荣华当时以川陕省邮政局长的身份，加入了欢迎队伍的行列。

在这热热闹闹可以说人山人海的欢迎热潮中，像汪荣华这样的小人物，说什么也不会被中央代表团中的刘伯承所注视。因为四方面军中的女同志多，不像一方面军中只有30来个，而且多系领导人的妻子，为很多人所知晓。可是汪荣华这个来自大别山的茶山姑娘，一下子见到这么多中央领导人，格外喜悦与兴奋，当不在话下。当周围的战友向她介绍那个戴着眼镜、英姿勃勃的红军参谋长刘伯承将军时，她心里同样涌起对其他首长一样的尊敬与爱戴的感情。因为汪荣华随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转战来到巴山蜀水时，战斗在巴蜀的土地上曾不只一次地听到过“川中名将”刘伯承的许多传奇般的故事。今天亲眼得见，而且距离这么近，看得这么真切，怎么不感到兴奋和荣幸！

如果说刘伯承与汪荣华的第一次见面给汪荣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不为刘伯承所知道的话，那么，他们的第二次见面，就互相留下印象了，而且有趣得多。

一个多月前，总参谋部四局的同志在野外搞到两只毛茸茸的兽蹄，送到一局来，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从没见过。也不知道怎么个吃法。心思，总参谋长辛苦，就送结他打打“牙祭”吧。

刘伯承提起兽蹄高兴地说：

“啊，这是一对熊掌，是顶名贵的上等菜呀，补人的东西啊，哪儿弄来的？”

刘伯承高兴地亲自动手，先用火将熊掌烧焦，刮去皮毛，再洗净砸碎，用脸盆当锅，熬了一锅熊掌汤，叫大伙来吃。刘伯承和一帮青年男女们嚼一口熊掌肉，喝一口熊掌汤，嘻嘻哈哈，兴高采烈。真美！汪荣华和大伙吃得真香，在茫茫的草地上聚了一顿美餐。

刘伯承想起这件事，自个儿笑了。他笑起来的时候，眼镜后面的那只右眼眯缝着，显得比左眼小，是双典型的鸳鸯眼。

正文第十六章奸心毕露，张国焘在脚木足成立伪中央

张国焘在阿坝登台导演的一场攻击中央北上路线的闹剧之后，还嫌不够，紧锣密鼓，又以总政治部、总司令部党总支等名义，召开了“活动分子会议”、“党团大会”、“干部会议”等一系列大大小小的会议，目的是为了诽谤中央，从而抬高自己。

张国焘在这个时候显得特别忙，今天在这个会上作报告，明天在那个会上发表演说，大讲所谓关于反对逃跑主义及今后向南行动等问题。拼力向部队灌输反对“中央政治局个别右倾分子的逃跑路线”、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向北逃跑”。说什么只有南下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并在部队中鼓吹“打到成都吃大米”等具有煽动性的口号，以期在部队中造成广泛的影响。

1935年9月下旬，奉张国焘命令分别由阿坝和包座南下的红军，逐渐集中于卓克基、马尔康、松岗、脚木足（卓木碉）一线。

雪山北面的这几个小城镇，是前清乾隆皇帝劳师远征伤其人、财所克服的小金川七大土司之一的所在地。卓克基土司的宫室建筑在两河的汇流点上，前临急流，后依峻岭，在一块石砌的8丈高、10丈阔的方台之上，构筑着四座俨然西式的高楼。前幢两层，左右后三幢均是四层，屹立于万山环绕中，成为中国西部雪山之侧的一个风景点，点缀着中国西部荒凉闭塞的雪山风景线。

该宫室的一、二两层，都是土司的厨房、贮藏室及农奴的栖身之地。第三、四两层楼，装饰得非常华丽，四面皆有玻璃窗，所有房门与壁板，都有精美的雕刻。右幢数室，陈设颇为精美，沿壁有古董架子，架内置有磁筒、玉石和古玩。室内的床、书桌、椅凳，都是精致的紫檀木做成，显而易见这是土司的卧室。左幢两巨室内有木炕、桌倚装饰得也相当雅致，是土司属员的寝室。后幢楼上为大佛堂，居中有一尊金碧辉煌的佛像，佛像前面垂挂着白色缎面的若干佛幢。佛像两侧的经架上，整整齐齐地摆着许多藏经。佛堂的两壁图绘着几幅壁画，因年代久远，已被烟子熏黑，难以辨认是哪个朝代的古画。左右两幢各有一个小佛堂，堂的两旁，有新美的壁画各一幅，一看便知是近人手迹。因为画上的马、象、狮、虎、豹及英雄甲胄等，颜色还极艳丽，各有生动的体态、姿势。在这座宫室中，还有土司的一间会客室，门媚上悬挂着“蜀饰楼”三个正楷字。会客室的红漆长方桌上摆有一部和一些汉文书籍，足见该室主人有几分汉化，有几分文雅。

该室的主人在成都上过大学，与四川军阀刘文辉交情颇深。他镇守宫室的机关枪与步枪，全是刘文辉送给他的。张国焘南下的部队途经此处。曾派先头部队与之联系，向他假道，但这个土司非但不肯，甚至将派去的人杀了。因而激怒了张国焘，派一营部队进攻，一下就将这个土司打得落花流水，不得不率残余藏兵狼狈窜往深山。红军占据了土司的宫室后，这里自然成为张国焘下榻的处所。

张国焘踌躇满志地踏进土司宫室，登上楼层的高处向四处眺望，欣赏着中国西部少有的风景，感叹藏人的上层人物生活的奢侈。心想，这些上层分子，与藏族下人之间，真有天壤之别。只是护卫宫室的碉堡修建的弊病太多，难收防护之效。比如碉堡的枪眼太小，目标太显，又造在宫室的近处，于是宫室的高楼成为它们的障碍物，防御盗匪都有些困难，更难起到抵抗大军的作用，于是被张国焘的部队一触即溃，完全在意料之中。因为高台一经围困，上台的石级一经把守或用一挺机枪远远监视，守碉及守宫室的一切兵丁，尽成瓮中之鳖。张国焘心想，这些土司太缺乏战略战术思想，匮乏起码的军事常识，真也太“土”了一点。

随即张国焘又想到，毛泽东总指责南下没有出路，好像南下只能到蛮荒、冷僻之地，无处插足。而现在脚下踏着的这座华丽宫室，难道不是一处优美的处所？如果偏安一隅，这里倒是可以作为临时的栖身之地。四周险要的地势，如若屯上一些兵丁，加以扼守，虽不能说是固若金汤，但聊可“盘踞”一些时候。一时兴之所致，他想得很多很多。

张国焘站在宫室楼层的栏杆之上，双手叉着腰肢凝目注视着远方的雪山，起伏连绵，白得耀眼，翻起一层层银色的雪浪。他眨眨目，随之眼前出现一片白晃晃的大道来，脑子也跟着翻江倒海起来。一个重大的决策撞击着他多日来为之苦苦思索的心际：必须赶快与中共中央彻底决裂，一不做，二不休，赶快组建第二党！不能再等待了，不可再犹豫了。他在心里说：“就这么定了，立即开会解决。”他右手紧握着的拳头有力地向下一挥，仿佛手里握着的是一个巨大的权力，挥走的是心中若干日来的苦恼与怨忿。随即他又感到快意起来，因为他认为毛泽东“策马北溜”给他“创造”了这个难得的时机，搞分裂的罪责是你毛泽东等人，而非我张某。我张国焘扯起旗帜是“替天行道”，“顺乎人心”，是水到渠成。就这样，张国焘用手拍了一下胯骨，然后又轻轻合了一下手掌，心里流溢出一种难以诉说的隐悦来。

10月5日晚，张国焘背叛中国共产党，背叛中国革命，公开与中央闹分裂，组建第二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脚木足的白赊喇嘛庙内召开了。

白赊喇嘛庙，是脚木足最大的一个喇嘛庙，可以容纳四、五十人，于是张国焘通知军以上的干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罗炳辉、何长工、董振堂、周纯全、曾传六、傅钟、李特、余天云、刘志坚等人参加会议。大殿内虽然置有几盏马灯，但亮度仍很有限，于是几案上又点着一排排酥油灯，但四周的角落仍显得昏暗，看不清与会者的面孔。

张国焘自然坐在大殿的中央，他身边的方桌上亮着一盏罩着美孚罩子的马灯。他看人到得差不多了，站起来压着嗓门对大家说：

“同志们，在上个月阿坝举行的川陕省委会上，我讲了毛泽东等同志为什么抛开我们，单独北上的一些真像，以及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南下的道理。现在我还要讲讲这件事。

“一、四方面军未会合前，一方面军退出中央苏区是打退却战。可是当时党的领导同志非常怕羞，把这一铁的事实掩盖起来，不敢说自己是受了打击，自己在退却，反而说自己胜利了，这是在吹牛皮，自欺欺人。我们渡过嘉陵江，向西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一种退却，但我们的退却是有秩序的。但是，我们同一方面军会合后，应该终止退却，反攻敌人。可是当时的领导同志对这一新的局面估计不足，不去研究当时的政治情况，不承认自己的退却。大家讳疾忌医。怕揭发自己的错误，主张继续行军，继续退却。不管他们的退却是在什么北上进攻敌人的掩盖下，结果便发展到不顾一切的分裂红军，向北逃跑，造成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最大的罪恶行为。”

张国焘的一席话，与会者大都感觉不突然，因为在上月的一系列会议上，大都听到过这些言论，只不过现在的调子唱得更高一点而已。

停了停，张国焘继续说：

“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我们发动全党强烈的反对毛、周、张、博的机会主义逃跑路线，是完全必要的。四方面军毅然南下，是完全正确的。毛、周、张、博说南下是死路，南下会成为瓮中之鳖，我们不是活得很好吗？哪一个是鳖？毛泽东等人攻击我们说南下有地形上的障碍，有优势兵力的敌人，同时还说南下是退却路线，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我们要用南下胜利的事实，来击破他们的预言，叫他们的预言绝对破产。我们要用南下反攻敌人所获得的成绩，来响亮地回答他们。”

张国焘身边的马灯灯芯燃了一截黑瓤，光源被遮去了许多，屋子倏忽暗淡下来。张国焘不得不中止讲话，侧身重新将马灯拧亮一些。然后继续说下去：

“目前的苏维埃运动，是受了一些挫折，应该承认这是事实。我们应该把苏维埃运动，转移到比较落后的地区去，这是必然的趋势，毫不足怪。中国落后的地区，我们可以建立根据地，从艰苦斗争中去求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四方面军南下，就是为了创建新的根据地。我们必须要以艰苦的斗争，来保证这一胜利。像那些只能在太平时候工作的牛皮家，我们是不需要的。当革命发展的时候，有篮球、足球打，有菜馆子进，有捷报看，便兴高采烈。可是当革命走弯曲路时，便悲观失望，随时带几个金戒指在身边准备逃跑，这不是一个有准备能艰苦斗争的革命家，而是太平时候的装饰者，我们不需要这个。”

张国焘讲到这里，显得有些气忿，声音也就随之大了起来：

“现在毛、周、张、博私自率一、三军团秘密出去，向北逃跑，党中央已威信扫地，失去领导全党的资格。我们要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组成新的临时中央，重新开展工作。”

张国焘唯恐在座的有的干部不明白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是怎么一回事，紧接着又振振有词地解释一番：

“1905年，列宁在任第二国际执行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期间，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对以调和主义为幌子，贩卖取消主义的托洛茨基，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列宁又揭露了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背叛，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诽谤，1919年3月，列宁毅然抛开机会主义者把持的第二国际，主持召开了第三国际成立大会，也就是现在大家所说的共产国际。

“目前的中共中央，已经被毛、周、张、博等右倾机会主义者所把持，他们的分裂行为，严重破坏了党的团结和红军一致的原则，其根源是失败主义和游击积习，以致堕落到这样的程度。他们的秘密北走，完全是阴谋诡计，是自私的，是不名誉的，是不道德的，是中共红军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可耻行为，已经失去了大家的信用。同志们，我们还再跟着这样的中央做什么？我们完全有理由抛开原有的中央，成立一个临时中央，以挽救中共的失败，到适当时间，再召集党的代表大会，成立正式中央。”

张国焘在昏黄与摇曳的灯影中，睁大眼睛注视着身边的干部，以一种期待的语气询问着大家：

“你们对立刻组成新的‘临时中央’，有何意见？”

另立中央的事，来得这么突然，大家都傻了眼。刘伯承望望朱德，见朱德背微驼着坐在那儿沉思，模糊的光影中，黧黑的面庞上笼罩着一层阴影。徐向前的一只手支撑着头，盯着马灯出神，好像在思索着什么。看得出来，就连陈昌浩也无思想准备，不然他不会朝张国焘瞪着一双惊诧的眼睛。夜风透过窗棂的罅隙，不断吹进屋来，将几案上的马灯与酥油灯苗吹拂得闪烁不定，左右摇晃。似乎欲扑灭这一束束昏暗的灯光。听得出来，喇嘛庙外的几株大树，在夜风的袭击下，发出一阵阵嗦啦啦、嗦啦啦的声响，似有什么妖孽，在那黑暗的角落里发出恐怖的声音。

大家都不表态，会场的气氛既沉闷又紧张。

突然黄超大声说：

“我们再不信任原来的中央了！”

张国焘调头一看，昏暗的酥油灯光下，黄超闪现着一张十分难看的脸面，更像一个大烟鬼。

李特接着说：

“中央既然丢下我们，我们也不再跟中央跑了。”

张国焘满意地点点头，得意洋洋地问坐在不远的朱德：

“总司令，你说说看，怎么样？”

眼前出现的一切，朱德感到痛心、茫然。历史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到这里，仿佛凝固了。他虽然不明白事情的真像，但深感事态十分复杂。目前，他对事态的一些隐情不知，但他心底明白：党中央率军北上是既定的方针。北上，是他一起参加研究作出的重大决策，同时也是张国焘举手赞成过的，怎么可以说北上是逃跑呢？他对张国焘今晚的表演，颇为愤慨，但又深感此时无回天之力。心想这个问题短时间难以解决，只有隐忍下来。总有一天，四方面军是会北上的。现在张国焘既然逼我表态，我就讲讲，管你听不听，说给大伙听听也好。这么一想，朱德反倒平静下来，于是语重心长、心平气和地说：

“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须导下，是个整体嘛。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全国、全世界都知道。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难办到。无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的办法来，可不能让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我赞成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手只能举一次。”

张国焘听了朱德的发言，感到不是滋味，但又不便发作。因为朱德讲的毕竟有些道理。而朱德又身为红军总司令，人称“红军之父”，在军中威信极高，即使张国焘的资格再老，再人多枪多，也对朱德莫可奈何。

张国焘在昏暗的灯光中，觑着微微浮肿的眼睛瞧了瞧朱德，然后将目光转向刘伯承，急不可待地催促着：

“总参谋长，你说说。”

刘伯承看看会场，虽然此刻他不完全洞察张国焘的全部奸心，但这只犀烛燃烧的慧眼，已经看清了张国焘的一些诡计，特别是听了刚才朱德的发言，在这个特殊困难的时候，总司令显然不可能是大义凛然，仗义直言。但他的讲话，其中深含着规劝、讽谏、希望张国焘不要走得太远。当前至关重要的头等大事，是红军的团结。刘伯承也深为红军即将走向分裂的深渊而忧心、痛心！于是他说道：

“目前，大家都知道，部队经过长时间的行军、作战，一路颇有损失、特别是走过大雪山、水草地，减员更重。国民党的追击军，在我们身后，又寸步不离。革命形势，对我们来说，相当困难，我们可以说，举步维艰。这个时候，红军只有团结对敌，才有出路。”

“好了，好了，你不要再讲下去了，谁要你在这里作政治动员报告！”张国焘极不耐烦地打断了刘伯承的发言，阴沉着脸面对坐在不远的徐向前说：

“徐向前，你讲讲。”

本来，徐向前对张国焘召集这样的会，就感到突然，没有思想准备，也有点不大理解。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既不晓内情，又很痛心。拥护吧，没有多少道理，原来就有党中央，这边又成立一个，算什么名堂？反对吧，自己有些事还没弄清楚，说不出所以然来，真是左右为难。于是只好答复张国焘说：

“让我想想。”

开会的人，张国焘差不多一个个都点了名，要大家对他兜售其奸的事情表态。

除了黄超外，只有几个被蒙蔽的干部发言支持张国焘的主张。

张国焘见有人附合，立刻站起来拿着一张事先写好的一大串名单，振振有词地说：

“现在我宣布成立临时中央，委员有张国焘、朱德、刘伯承、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周纯全、李卓然、罗炳辉、董振堂、余天云、傅钟、何长工、曾传六、李特、黄超、方强、刘志坚。”

接着张国焘又说：

“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私带部队北行，分裂红军，拒不执行军委和总司令部南下的决定，宣布开除其党籍。临时中央主席由本人暂任。适当时候，再正式选举成立中央，报第三国际批准。”

会场立刻阒寂下来。与会的大多数人听张国焘这么说，都感到吃惊，谁都没有想到，张国焘的思想一下子竟滑得这么远。

刘伯承不安地瞅了朱德一眼，看见朱德脸若秋霜，坐在那儿端然不动。

张国焘有些心虚地问朱德：

“朱总司令，你有何意见？”

朱德平静地回答说：

“你既然喊我叫总司令，我这个总司令，岂能反对中央？我不能当你这个中央委员。”

张国焘火了，大声说：

“难道你死心塌地硬要跟着毛泽东跑？”

朱德仍然平静地说：

“毛泽东有什么不对？”

张国焘气急败坏地说：

“毛泽东搞分裂，难道你还不明白！”

朱德激动了，以极大的忍耐大声说：

“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张国焘生气地说：

“你说说，你承不承认我们现在成立的中央？”

朱德马上给顶了回去：

“你在这里硬要弄出一个中央，我不赞成，我按党章的规定保留意见，以总司令的名义做革命工作。”

朱德当着大伙的面给张国焘一个钉子碰。张国焘为了改变一下被动的局面，生气地转问刘伯承：

“参谋长，你有什么意见？”

刘伯承激忿地说：

“我怕不配做你的中央委员吧，不够格吧！”

张国焘指着刘伯承大声嚷道：

“你——你——”随即对大伙说：

“今天，临时中央就算成立了。不管怎么说，在坐的，无论愿意不愿意，都是中央委员。我们要立即通报原来的那个不顾信义的中央，说明我们今后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他们发生关系，要他们不得再‘冒用’中央的名义。”

处心积虑，张国焘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演出了一出沐猴而冠、黄袍加身的丑剧，不幸为毛泽东和洛甫所言中。毛泽东前不久说过，张国焘的错误发展下去，必然反对中央、叛变革命。洛甫也说过，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错误如不改正，其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毛泽东和洛甫看问题真是尖锐，入木三分。

正文第十七章漫漫征途，朱德身不由己意志坚如钢

张国焘成立伪中央后，即率部南下，制定了一系列的作战计划，比如《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计划》、《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殊不知遇着了强硬的川军，在名山东北百丈镇与敌决战，被三面包围。敌飞机、大炮、步兵连续攻击数日，我损失惨重。广大指战员浴血奋战，付出近万人的伤亡代价才得以突围。部队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可歌可泣，然而也改变不了张国焘南下错误路线的悲剧命运。“去成都吃大米”的道路不通，只好退到宝兴、天全、芦山一带。

冬天来临，部队缺衣少食，天寒地冻，生活无着。很多战士为筹集粮食冻死在雪地里，而活着的又大都得了雪盲症。

冻馁中的部队，一直艰难地挨到第二年的春夏之交，仍然是饥肠辘辘。

肥胖的张国焘，也因营养的欠缺而消瘦下来。他深知部队缺粮已经不是一日两日了，作为大军的一个统帅，他不得不为部属的生存而忧心起来。

张国焘忧心忡忡地迈进朱德的房间，见朱德正伏案写着什么，问道：

“玉阶兄，还在用功，写哪样文章？”

朱德搁下手中的笔答道：

“刘伯承叫我总结一下山地战斗经验，他们红大教学需要。你找我有啥事？”

张国焘关心地说：

“玉阶兄，看你近来越发黑瘦啦，你要留心身体哩。”

朱德不满地说：

“大家都在饿肚皮，岂有不瘦的道理！”

张国焘点点头：

“是啊，得想法让部队活下去。”

朱德问道：

“你看怎么办？”

张国焘试探着说：

“玉阶兄，发动大家出外挖野菜，你看如何？”

朱德回答说：

“野菜能度日，当然是好事，但也不能维持几天。”

“那么，我们成立一个野菜委员会，如之何也？”

“当然可以。”

张国焘问朱德：

“玉阶兄，近闻有的战士因乱吃野菜而中毒，昏迷不醒，危及生命。如果我们组织起来去挖野菜，鉴别一下，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就会减少很多麻烦。”

朱德想了一想说：

“近来前方无战事，我正没事干，闲得无聊，能为大家做点事，也是应该。”

张国焘一拱手：

“一言为定。”

朱德温和地笑了一下：

“好说。”

次日，以朱德为主席的一个二十几个人的野菜委员会，向漫山遍野的野草地进军了。

二十世纪新的神农尝百草的活动开始了。

朱德和大家一起，离开驻地，缓步来到山边的野草地。春草正绿，一簇簇丛生在向阳的坡地。牛耳大黄伸出肥大的叶子；苦蒿支起纤细的腰身；野葱在石缝中耷拉着青葱的头发；灰灰菜交叠着粉绿的小叶；芨芨草在地上弯折着坚硬的身子，像一条条僵硬的绿色蚯蚓；蕨苔从地上伸出一只只小手，有的紧握着带绒毛的小拳头，掩映在一张张鱼翅般的蕨草之中；雀雀菜贴地而生，似一朵朵绿色的小毯；蒲公英从绿叶中伸出一个个毛绒绒的小球，在风中飘飞出轻盈的灰色细毛；荨麻平撑着一张张褐绿色的叶子，直立着一株株粗糙的腰身；人参果在枝蔓上挂起一串串像马粪蛋撒落在绿草碧藤间。还有许多不知名的野菜、野草在地上繁衍着绿色的家族，在它们的根部隐藏着一颗颗血红色或淡红色的蛇泡，像一颗颗珍珠抛撒在草地丛中。但要警惕啊，这些有艳丽色泽，炫耀着自身可爱的蛇泡，往往渗透着毒汁。那些乌黑色的菌子，从潮湿的地方冒出头来，顶着一把小伞，有的仿佛侧起耳朵，在悄悄地谛听着什么，似乎在观察草地风云的变幻。

朱德和他的野菜委员会的同仁们，认真采撷并辨认着各式各样的野菜，朱德凭着他幼小时在四川仪陇马鞍山老家的郊外认得的一些野菜，一种种仔细考察着。突然，康克清从老远的地方赶来，朱德感到奇怪，从草丛中直起身子，问走到身边的康克清：

“克清，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有什么事？”

康克清着急地说：

“有几个伤员来到总司令部门外，说饿的不行，吵着要宰杀总部留下的马。我劝说半天，好说歹说他们总算快快走开了。”

朱德耸了一下浓黑的眉毛，有些吃惊地说：

“唉！部队断炊已有半月，一日无粮千兵散。伤员也确实可怜，他们要杀就杀我的马吧。”

康克清拉起朱德的衣袖，走了几步，避开寻找野菜的人，悄悄对朱德说：

“是有人故意支使伤员来搞鬼。”

朱德眨眨眼睛：

“我知道。伤员无知，不要责备他们，他们有困难，要尽量设法解决。”

康克清不满地说：

“我看你就是个和事佬，人家欺侮到你头上来了，你都不管，让人随意打整，一点气不吭，行吗？”

朱德和颜悦色地说：

“这算哪样嘛！要注意团结。只要不把我朱德置于死地，我也要尽量说服四方面军的同志一道北上，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

康克清一撇嘴：

“我没你的度量大，但我不得不提醒你，要多有几个心眼，别的同志为你担心啊。”

朱德不以为然地说：

“我相信张国焘不敢把我朱德怎么样，无非搞点小动作，制造一点小摩擦，小困难，我看不算什么。”

康克清提醒着说：

“好多反对他的人，一个个都被他收拾了，听说总部的侦察科长胡底，由于说张国焘是军阀，是法西斯，被张国焘秘密毒死了。彭绍辉、郭天明、陈伯钧说了张国焘的坏话，遭到排挤打击。陈伯钧被解除了九军参谋长职务，调到红军大学当教员。你要警惕啊，张国焘整起人来，不择手段。”

朱德点点头，露出一口白白的牙齿说：

“张国焘不让刘伯承当参谋长，调到红大当校长，实际上是一个教员。”

康克清告诉朱德说：

“上午，张国焘通知我，要给我另行分配工作。我看实际上是为了限制我和你的接触，把我们分开，让你少一个耳目，少一个帮手。”

朱德认真地问道：

“是正式通知，还是随便说说？”

康克清肯定地说。

“是正式通知。”

朱德问道：

“你的意见呢？”

“我一听实在憋气，我不愿去。”

朱德深沉地说：

“不行，你要去，如果你单独行动，他就会借刀杀人。你去了，和战士们在一起，他们就不敢随便动手。”

康克清忧心地说：

“我担心你。”

朱德会意地点了一下头：

“不要紧，我会和张国焘相处的。我这个总司令，不是他封的，是全体红军选的，党中央认帐的。他张国焘不会把我怎么样！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团结他，和他搞好关系，让整个四方面军回到党中央身边。”

康克清注意地听着朱德的解释，认为讲得很有道理，从心里感到自己的丈夫看问题深远，钦佩朱德始终如一地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精神，心情也就逐渐平静下来，放弃了自己的想法。

朱德又继续说：

“你去到那里，要向同志们宣传党中央北上的正确方针，注意团结身边的同志。我们内部不能再斗了啊。”

停了一会，朱德问康克清：

“啥时候走？”

康克清回答说：

“叫我明天去报到。现在来是向你告别，你还有哪些交代？”

朱德深情地说：

“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能考验和锻炼一个人，我送你四个字：‘革命到底！’”

康克清一双大眼深情地凝视着朱德黧黑的面庞，没有再说什么。

傍晚，朱德一行挑着满筐野菜，踩着夕阳，蹒跚地朝驻地走去。

朱德在返回总部的小路上，遇见休养连的王师长，形销骨立，身瘦如柴，衣服褴楼。他左手提着一个羊头，一看就知不是刚宰杀的，因为肉色已经变乌，且有一股异味。右手拿着一个土罐子，颇像一个乞丐，走起路来好像脚不生根，歪歪倒倒的。朱德在他面前停住步子，放下竹筐，王师长赶快亲切地叫了一声：

“朱总司令！”

朱德问道：

“老王，身体不舒服吧，看你这般模样。”

王师长蔫萎萎回答道：

“生病一月多了，又没吃的，真倒霉。”

朱德指着他手中的羊头说：

“从哪里拣来的？”

王师长手指身后说：

“那边的水沟里。”

朱德摆摆头，深深叹了口气说：

“唉！部队没有吃的，像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然后关心地说：“这羊头要用大火烧烧，再用开水猛煮，不然会吃出病的。”

王师长感激地点点头，热泪盈眶。

朱德还未走到总部的木楼，老远就听到一阵吵吵嚷嚷的声音，渐近声渐大。通过一天的劳动，朱德的肚子早就饿了，再加上路上见着王师长的境遇，百感交集。现在又听到战士们在吵闹，心情烦躁极了。心想，饿着肚子还有力气争吵，不留着气力养养神，难道说是哪些人吃多了没事干？

近了，朱德依稀看见自己的特务员小范正和几个战士在拉拉扯扯，不远的草地上躺着一堆东西，似在那儿挣扎、蠕动。

朱德快步走过去，小范气咻咻地大声对朱德说：

“总司令，我刚从三局回来，见这几个战士正在宰杀你的骡子，怎么都制止不住，真气人。”

一个战士见走过来的是令人尊敬的总司令，吓得直咋舌，赶快退避三舍，连忙声明道：

“朱总司令，我们真不知道是你的骡子，大家饿得不行，一发现就拉着宰了。”

混在战士当中的张国焘的特务员悄悄溜走了。

朱德平静地问大家：

“是谁叫你们干的？你们懂得红军的纪律吗？”

战士们左顾右盼，不见了张国焘的特务员，一个个低着头，连气也不敢出。

朱德见大家这个模样，也没多作责备，只是轻描淡写地说：

“如果没有人指使，就算了。但不经批准，随便宰杀牲口，是违犯纪律的行为。你们的胆子真不小，敢杀总司令的马，太岁头上动土。”随即淡然一笑。

战士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儿在突突地跳。

朱德又对他们说：

“我知道大家都在挨饿，部队的马都杀得差不多了。要生存下来，大家就得想办法哟。”他指指地上的竹筐说：“大家要出去挖野菜，想法填饱肚皮，度过难关。”

朱德说完，迈着沉重的步子朝躺在地上的牲口走过去，见自己心爱的骡子，已奄奄一息。被剐割的身子，到处血肉模糊，惨不忍睹。他眼眶一阵发热，赶快抬起头来，回到盛满野菜的竹筐边。

朱德见战士们还没离去，似乎在那儿忏悔，于是走过去对他们说：

“你们知道这匹骡子的来历吗？我告诉你们。是你们二七四团的周时源团长在黑水芦花送给我的。当时，他看到我骑的马儿又瘦又小，就把自己的红毛骡子送给了我。这匹骡子是周时源在川北千佛山阻击战中缴获的战利品。为这件事，周时源还挨你们的余天云军长大骂一顿哩。”

战士们一听，不安地耷拉着头。

晚上，朱德啃了两个粗糙的青棵馍馍，喝了一碗酸而带苦的野草汤，独自在马灯下修改《康沪天芦雅邛大战役中战术上应注意之点》的文章，此文是应红大校长刘伯承之约而写作的，用来作红大学员的教材。不知为什么，今晚朱德写作起来，思绪总感到不是那么顺畅，精力难以集中。白天在草地上康克清对他讲过的一些事，挑着野菜返回驻地碰见战士宰杀坐骑的事，以及那个可怜的王师长的形象，不断变幻着在他的眼前展现出来。他回想起一、四方面军自懋功会师以来，不过才半年多的光景，张国焘南下没有给部队带来什么好处，虽然一些战役取得一些胜利，但百丈一战，损失可谓不小，使得四方面军由原来的战略进攻转变为战略防御。在西康一带辗辗转转，粮食又缺，去冬以来，天寒地冻，难以为继。立刻他又思念起党中央的同志和一方面军的指战员来，不知他们北上到了何处？站稳脚跟没有？自张国焘另立中央以来，据他所知，张国焘以中央的名义，向一方面军发号施令，不承认原来的中央。而党中央以大局为重，作了最大的克制和忍耐，尽量和张国焘取得联系，说服张国焘北上。两支劲旅像这样分裂的局面，不知何时才能结束，最终统一在中共中央麾下，为实现自己的战略方针去英勇奋斗。目前既然和张国焘处在一起，为了四方面军的利益，为了几万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部队的一个统帅，也得去认真工作，认真对付四周“围剿”红军的敌人。从这一点出发，朱德能与张国焘一起研究作战方针，制定战役的计划。而且自己身体力行去努力贯彻执行。他坚信总有一天，两支部队会汇合在一起，当然其间少不了要走一条弯弯曲曲的道路。于是朱德能与张国焘一起工作、言谈，甚至在闲暇无聊之时，两人还可在楚河汉界的疆域棋盘上杀一盘。看起来，表面上老实巴交的朱德似乎对张国焘不存二心，关系处得虽不能说融洽，但不是关键的时候，也不会红眉毛绿眼睛。很多时候，朱德倒表现出一种慈样平和雍容大度来。但不管怎么说，朱德对张国焘是比较了解的，他在心灵深处提防着张国焘。当张国焘在会上要朱德表态反对中央和毛泽东等人时，他始终旗帜鲜明地表明他的态度，不让张国焘的阴谋得逞。朱德用自己的言行，时时遏制着张国焘膨胀的野心，为大部份受蒙蔽的四方面军指战员竖起一道坚实的堤防——扼止张国焘带领四方面军向绝路上迈进，尽量不蹈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历史既然将朱德、刘伯承与张国焘拴在一起，朱德就要用自身微妙的处境和张国焘共事、相处。如果他俩随时反目，天天都在吵架，可能四方面军的遭遇还要坏。朱德以自身的形象在中共这段曲折的历史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朱德握着手中的铅笔，正在马灯下沉恩，突然响起一阵笃笃笃的敲门声，他走过去打开房门，刘伯承一闪身踏进屋来。

刘伯承响起一阵四川话说：

“老总，打扰了。今天是来索稿，学员们等着你的教材哪。”

朱德蔼然回答道：

“伯承，请坐。稿子修改得差不多了，还剩一点尾巴。本来今晚就可以杀青，但思想老是不能集中，一个字都没写。”

刘伯承抬头问道：

“什么事分了心？”

朱德将白天遇到的一些事，详详细细讲给刘伯承听。

刘伯承沉思了一会说：

“老总，你要警惕啊，张国焘在想法整我们。一会伤员吵着没有吃的要杀马，一会战士不知是你的牲口，又宰了。康克清又调走，我看有点蹊跷呀，这些事看来不是孤立的。张国焘这个人我了解，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你好好想想嘛，连另立中央的事他都敢做，其他还有哪样事他不敢做。这个人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朱德想了想，回答说：

“伤员没有吃的，生活凄惨，这是事实。所以战士们杀了我的骡子，我没追究。目前，救命要紧。到底张国焘安的啥心？只有他才知道。不过，我心中有数。如果我的骡子真是张国焘唆使人干的，确实说明张国焘在向我朱德下毒手，不可不防啊。”

刘伯承忧心地说：

“狗急跳墙，提防张国焘捉人。”

朱德凝视着刘伯承：

“如果是这样，你准备怎么办？”

刘伯承反问道：

“你身边有几支枪？”

朱德伸出三个指头：

“一支小手枪，两支驳壳枪。”

然后朱德反问刘伯承：

“你哩？”

刘伯承神秘兮兮地说：

“五支。”

朱德淡然一笑：

“呵！你还有所准备啦。”

刘伯承回答说：

“整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不可无。”

第二天清早，朱德到张国焘那里去看电报，由于有好几天没有到张国焘这里来了，朱德一看就是半天，中午回不去了，就在指挥部和战士、参谋们一起吃青棵馍馍和野菜。饭后，朱德在伙房门外遇见黄超。黄超冷笑一声对朱德说：

“总司令，怎么不开小灶呀？怎么和大家一起吃呢？”

朱德剔着牙齿慢条斯理地说：

“和战士们一起吃饭，有什么不好？”

黄超进一步挖苦说：

“张总政委也没请你吃一顿小灶？”

朱德认认真真“回敬”了一句：

“我可没资格和张总政委开一个标准。”

黄超讨了个没趣，快快地走开了。

一会儿，张国焘从他住的房间走出来，发现朱德在这里，问道：

“玉阶兄，什么时候来的？用过饭没有？”

朱德随便答了一句：

“和战士们一起吃过了。”

张国焘显得颇为关心地说：

“你也是，怎么不找我，和我一起吃嘛。”

朱德微笑着说：

“不打扰你了。”

张国焘试探着说：

“玉阶兄，到我屋里坐坐，下盘棋如何？你我又有好久没有对杀啦。”

朱德点点头。

朱德来到张国焘下榻的地方，见屋里刚用过餐的碗筷还没收拾，桌子一角置着一个土陶酒瓶，朱德似乎嗅着一股酒的味道，问张国焘：

“特立兄，今天你喝酒了？”

张国焘点点头：

“喝了几口。”

朱德笑着瞅了张国焘一眼：

“你还有雅兴哩！”

张国焘皱皱眉：

“心情不好啊，我是借一杯苦酒，浇心中块垒。”

朱德不解地问道：

“不知特立兄有哪些不愉快的事情？”

张国焘摆了一下头：

“一言难尽！”

朱德关心地说。

“能不能讲一点给我听，让我替你解解。”

张国焘一摆手：

“现在不提这些事，先下棋。”

其实，朱德明白张国焘目前的处境，当然也就明白他的心情。张国焘成立的这个临时中央，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百丈战斗后，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曾经收到党中央发来的一个电报，说中央红军在陕北直罗镇打了个大胜仗，全歼敌人一个师。说明党中央和一方面军北上的路线是正确的。而四方面军呢？南下川康以来，日见碰壁，日子越来越难过。两支部队的行动成了鲜明的对比。张国焘散布的中央“率孤军北上，不会拖死也会冻死，至多剩下几个中央委员到达陕北”的谬论，不攻自破。近日来，朱德听到不少议论，说“还是中央的北上方针对头”，“南下没有出路”，“我们也该北上才对”等等，特别是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来电，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中央北进路线是正确的，赞扬中央红军的英勇长征，张国焘更感到是个极大的威胁。

张国焘在楚河汉界两边摆好棋子，朱德坐在一把靠背椅里，张国焘坐在床上，两人对弈起来。

张国焘平素喜好下棋，技艺也还可以，朱德于戎马倥偬之际，也喜欢对弈，棋艺在常人之上。两军会师以后，朱德和张国焘在闲暇之时，只要前方无战事，两人就要下棋。几番较量，张国焘几乎都败在朱德手下。好强的张国焘，总想找个机会报复一下。于是今天碰上朱德，便摆开阵势，两人鏖战起来。

你来我往，渐渐的枰上烽烟四起，楚河汉界，杀声震天。张国焘深知朱德斗顺炮的厉害，早有所防范，祭出杀手锏，飞车骑河的新招，回报朱德，大有当年张飞在长坂坡喝退40万曹兵之勇猛。朱德处于不利境地，但不露声色，稳扎稳打，与张国焘大斗车马双炮，使战局向纵深发展。张国焘一看朱德此招不凡，于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佯作当头炮攻击，暗杀回马枪，妙咬双炮，一石投二鸟。他自鸣得意，不禁喜形于色，面带微笑。哪知朱德成竹在胸，毫不理会张国焘这一手，“啪”的一声，将马将入帅位。张国焘一下脸色变了，鼓着双眼，双手托腮苦苦思索。原来朱德暗伏“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杀手。无论张国焘的马擒那个炮，踏入帅位的马穿宫复出，为生还的炮做炮台“将军”，与呼应的车双管齐下，就置王于死地了。张国焘见到嘴边的双炮，犹如一口吞三个青稞馍馍，吃不下，只好弃之，三军班师回朝护驾，想不到朱德还有一手“蹬里藏身”的绝招未露哩！朱德这招委实令人叹为观止。他将炮藏在车底后，摆车一杀，炮也现杀机，一招双杀，纵使张国焘有天大的本领，也抵挡不住这投鞭断流之势。即着，张国焘的九宫内廷，一片风声鹤唳，面对形同决堤的洪水飞瀑千泻，他不得不折戟沉沙，败走麦城。

朱德温和地抬起头来，望了一眼张国焘说：

“怎么样？”

张国焘脸微红着摆摆头：

“玉阶兄确实厉害，不是你的对手。”

朱德笑了一下：

“孙子曰：‘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意思说战法经常变化，计谋要不断更新，使人们无法识破机关。特立兄开始时倚仗一阵气势，先声夺人，以为士饱马腾，可以纵横驰骋，立收直捣黄龙之效。殊不知中间少了一点战法的变化，缺了一点韬略，时移事易，仍一意孤行，哪有不败北的道理哩。”

张国焘问朱德：

“你是在说弈棋的奥妙？还是在暗喻我们的部队？”

朱德平静地答道：

“两者兼而有之。”

张国焘以一种商量的口气对朱德说：

“玉阶兄，自从毛泽东等人不顾信义，策马北溜，你能否做做党中央的工作，要中央承认我们的‘中央’是合法的，是全党唯一的领导，这样才好开展工作啊。”

朱德叹了口气说：

“你这个‘中央’不是中央，你应该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要另起炉灶，闹独立性。”

要是几个月前，张国焘听见这样的话，会大冒其火。百丈战斗前，刘伯承曾提出反对意见，张国焘不是讲过“不念你是南昌暴动时的参谋长，我可要毙了你”的话吗！可是今天，由于他的处境不佳，好像理不直，气不壮，矮了一截子。

稍停，朱德又说：

“我劝特立兄还是改弦易辙为好，一意孤行，没有好处。”张国焘起身在屋子里盘桓，一团巨大的阴影紧紧笼罩着他。

正文第十八章甘孜会师，任弼时贺龙促张国焘北焘上

由贺龙、任弼时、肖克、王震等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二方面军），离开湘鄂川黔之交的根据地，转战到滇西北地区，听说四面方军在川康一带活动，于是计划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朱德从四方面军电台得知这一消息，即向张国焘建议，四方面军暂时在原地休整补充，接应二、六军团北上。朱德自有他的考虑，待四方面军与二、六军团会合以后，让贺龙、任弼时等说服张国焘，放弃原来主张，一同北上。张国焘正处在左右为难之际，前进不能，后退无着，只得同意朱德的意见，别无长策。

四方面军为策应二、六军团北上，即派出四军及三十二军一部，由道孚南下，阻止敌李抱冰部堵截。四方面军总部进行了动员和布置，要求各部队大力开展迎接二、六军团的组织准备工作。

且说此时中央红军已经结束东征，回到陕北，开始西征。1936年5月下旬，党中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当即给四方面军去电，提出二、四方面军迅速北进的战略方针，其内容是：

（一）国内及国际的政治形势均取着暴风雨般的姿态向前发展。党的反日统一战线策略有第一步的成就，目前议事日程上的具体任务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二）红军西渡后，向陕、甘、宁发展，策应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猛烈发展苏区，渐次接近外蒙。外蒙与苏联订立了军事互助条约，国际盼望红军靠近外蒙、新疆。

（三）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气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在兄等大计决定之后，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出动，进一步策应兄等，使蒋军不能拦阻。至于奉军，已与秘密约定，不加拦阻。

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会合的日子，日渐靠拢，中央又来电敦促四方面军迅速北上，张国焘真是忧心如焚。这几日，他食不下咽，睡不安寝。他想到他的部队在懋功同中央红军会师时，兵强马壮，虽然是8万多人马，但号称10万，有这个强大的资本，他讲起话来，气壮胆大，以致敢于同中央毛、周、张、博等人讨价还价，甚至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在脚木足那个地方，鬼使神差，敢于另立中央，与毛泽东等人抗衡。可是，现在情形，时移事易，百丈大战之后，四方面军损兵折将，辗转川康，挨冻受饿，可以说溃不成军。南下以来，真不是滋味。他一方面想与二、六军团会师，见一见好久没有见面的老朋友，可以向他们倾诉衷肠，同时可借助他们的力量，看是否有一点转机？况且，这又是朱德坚持要这么作。总司令的意见，他也不好违忤。但另一方面他又怕与二、六军团会师，自己背着个另立中央的包袱，怎么去向二、六军团的首脑交代？何况中央又来电频催北上，两支部队会合后，二、六军团的同志一定要执行中央命令北上，自己又怎么办？如一起北上回到党中央身边，又怎么向党中央交代？一想起这些，张国焘真是矛盾重重，五内俱焚。

张国焘蹲在甘孜的“临时中央”里，举棋不安，束手无策。他不得不找比较贴心的陈昌浩商量，颇为忧心地对陈昌浩说：“昌浩，眼看我们就要同贺龙、肖克的部队会合了，你看怎么办？”

张国焘的问题好像还没有提出来，就问陈昌浩处置的办法，不知内情的人，仿佛感到有点滑稽。

但陈昌浩完全领会张国焘的意思，从四方面军决定策应二、六军团北上以来，陈昌浩就发觉张国焘心事重重，担心着“临时中央”这个包袱。

陈昌浩想了想，关心地回答说：“我们是否与中央磋商，同二、六军团会合后，由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组成西北局。”

张国焘不等陈昌浩说下去接着说：

“你的意思是取消我们的‘临时中央’？”

陈昌浩用不安的眼神盯着张国焘说：“事到如今，只好如此！不然不好协调各方面的关系。”

张国焘痛苦地摇摇头，叹了一口气说：

“我们南下不遇着强硬的敌军，也不会如此。”

陈昌浩赞同地点点头，补充了一句：

“气候又恶劣，给养也困难。”

张国焘接着说：

“再加上毛泽东闹分裂。真是天时、地利、人和，我们一样都不占，哪有不输的道理？”

陈昌浩苦笑了一下。

张国焘期盼地问陈昌浩：

“你说‘临时中央’什么时候取消为宜？”

陈昌浩直截了当地回答说：

“越快越好，最好在与二、六军团会师前。”

张国焘沉思了一会儿，毅然说道：

“马上召开会议宣布。至于毛泽东等人在巴西闹分裂，悄然率兵北走之事，以后再同他们理论，我看总有个是非曲直。”

陈昌浩满意地说：

“这样好！不然我们背着‘临时中央’的包袱，容易被人指责，有点被动。取消了，我们主动得多。”

张国焘颔首。

6月上旬，张国焘在西康的炉霍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上，正式宣布取消伪中央，终于结束了他8个多月的党中央主席梦。

7月初，二、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胜利会师。张国焘、朱德、陈昌浩即从炉雀赶去甘孜，与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等人相会。

张国焘一见任弼时，听见大家叫“任胡子”，笑着紧紧握往任弼时的手说：

“过去我常叫你小弟弟，几年不见，居然蓄起几根胡子，青年老成起来，现在我也要跟着大家叫你任胡子了。”

任弼时扶了扶眼镜，笑着说：

“那时我刚留俄回国，任少共中央书记，还是一个青年小伙子。”

张国焘说：

“那时你极富青年气味，做青年工作很适宜，经过历年的磨炼，现在看来，已脱尽青年气味。”

贺龙在一旁说：

“人家是六大以后的政治局委员，已经升为中共的要员啦，岂不刮目相看。”

张国焘打量着贺龙，浑身上下已看不出一点“绿林气味”，简直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军人，于是幽默地说：

“贺龙，你也变了不少，脱尽绿林气，成了中共的一方诸侯。”

贺龙莞尔一笑：

“我现在是共产党员，早已不是绿林好汉了。”

大家开心地笑了起来。

张国焘注视着肖克，看他斯斯文文的，于是说道：

“肖克，你不像个军人，倒像个文人。”

朱德说：

“肖克是个知识分子，会写文章哩。”

张国焘接着说：

“我一看就知是个文人。”

贺龙、任弼时等二、六军团首领，在同四方面军会师前，已粗略得知张国焘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从毛儿盖开始为战略方针一直与中央发生争执。后来发展到两军分裂，张国焘另立中央等事，虽然不完全明白个中原委，细枝末节，但大的方面是略知一二的。由于二、四方面军辗转迂回，于患难中刚刚相会，大家都不愿谈起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张国焘更是谨慎，由于有懋功会师以来的许多经验教训，更是讳莫如深。心想等大家喘口气之后，再详细告诉贺龙等人毛、周、张、博的“分裂”行为，好为自己的另立中央洗刷一番。再加上他的心是虚的，又有点怕涉及这些敏感的事情，于是见面时更是闭口不谈。

却说中央得知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的消息，张国焘又将拟建立西北局的事电告中央。党中央考虑二、四方面军的命运前途，考虑到张国焘已宣布取消了“临时中央”，服从中央领导。为了进一步团结张国焘，团结广大的四方面军指战员，中央很快批准成立西北局，以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

会师不久，贺龙收到张国焘派人送来的一堆材料，他认真看了一下，见其中有四方面军刻印的《干部必读》小册了，上载反对毛、周、张、博‘搞分裂’、‘北上逃跑’的文章。贺龙皱皱眉，拿着这份《干部必读》来到任弼时下榻的地方。

贺龙将小册子递给任弼时：

“任胡子，你看看张国焘送来的这份材料。”

任弼时接过来一瞧，心情沉重地说：

“唉！国焘现在还在散发这些东西！你准备怎么办？”

贺龙断然说道：

“我不准备往下传。”

任弼时马上接着说：

“应该这样，不利于团结嘛。”

贺龙关心地说：“你是政治局委员，应该做做上层干部的思想工作，找他们谈谈话，了解一下情况，毛泽东等同志为什么中途与张国焘分道扬镳，这中间到底产生了哪些矛盾？谁是谁非？”

任弼时点点头：“我已经找朱德、刘伯承、陈昌浩、傅钟、李卓然等同志谈过，了解不少情况。我还要找徐向前、张国焘谈谈，听听他们的意见，了解一下张国焘同中央发生分裂的经过，以便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来。消除隔阂，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大敌当前，团结至关重要。”

贺龙接着说：

“你赶快找他们二人谈。”

任弼时找到徐向前，他们是第一次见面。任弼时早就听说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徐向前在四方面军中大名鼎鼎，战功卓著。是张国焘的左右手，以致格外敬重。见面后，他们说了一些相互仰慕的话之后，任弼时对徐向前说：

“向前同志，你认为张国焘同志和中央的分歧，究竟在哪里？想听听你的看法。”

徐向前说：

“首先，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北上的方针是正确的。自己当时没有跟中央走，是不想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其次，大敌当前，应以团结为重，国焘同志另立中央，很不应该。党内有分歧，可以慢慢地谈嘛！但是我说话他不听，朱老总的话，他也不听。现在取消了‘临时中央’，对团结有利。现在，张国焘同志既然已经同意北上，最好不谈往事，以免引起新的争端。第三，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当时我们非常高兴。但中央有的同志说四方面军是军阀呀，土匪呀，逃跑呀，政治落后呀，这又太过份了，伤害了四方面军的感情。我和四方面军的许多指战员都想不通。”

任弼时认真听着，并用自来水笔将徐向前的话记在一个小本本上面。

任弼时记完后抬起头，冷静而又诚恳地说：

“你讲得很好，谈意见就要像这样开诚布公，才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只有把问题暴露出来，才好对症下药。我已向中央建议，召开六中全会，请求共产国际派代表参加，从原则上解决以往分歧。”

徐向前满意地说：

“我赞同你的倡议。我们从参加革命起，就表态拥护第三国际，臂章上也是那样写着的。由共产国际出面解决以往的分歧，我赞成。”

任弼时进一步说：

“我一定要在这方面作出努力，尽到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你还有什么意见？”

徐向前摆摆手：

“就这些，我可是和盘托出了。”

任弼时关起自来水笔合上本子说：

“向前同志，今天算是打扰了，准备告辞了，我还想找张国焘同志谈谈。”

徐向前恳切地说：

“大家的思想问题解决了，放下包袱，好一同北上。”

任弼时说：

“但愿如此。”

任弼时来到张国焘住的地方，开门见山地请张国焘谈谈懋功会师以来的争执，以及事态演变的经过。张国焘风趣地说：

“任胡子，今天你是不是想做‘包拯’？”

任弼时温和地微微一笑：

“我可扮演不了这个角色。不过，我是没有参与这一争端的人，现在研究一下，也许将来可以为大家的和好尽些力量。”

于是张国焘从四方面军如何准备迎接一方面军，谈到两军在懋功相会，毛儿盖会议的争执，凯丰的文章，毛泽东等“私率”一、三军团北上，以及阿坝会议四方面军“群情激愤”，再谈到脚木足另立中央。讲起四方面军如何准备迎接中央及一方面军时，好像袒开了赤诚的胸怀，无比真挚；谈到北上还是南下的争端时，则强词夺理，为自己的南下路线辩护；讲到毛泽东等悄然率一、三军团撤离巴西北上时，又“义正词严”，将毛、周、张、博诸人大加挞伐一番，“逃跑”、“分裂”、“不顾信义”、“可耻”等等言词全用上了。可是对他的“密电”、则避而不谈。好像压根儿没有这件事。中央和一、三军团从巴西急去，全是毛泽东等人疑忌太多酿成。他在脚木足另立中央，是由于四方面军反对中央的呼声太高，他不得不采取这一断然措施，仿佛理所当然。虽然有点出轨，似乎也是在情理之中。

侃侃而谈，张国焘讲了一两个钟头，算是将一年来的积怨全倒了出来。任弼时注意听取了张国焘的意见，经过认真分析、思考后对张国焘说：

“四方面军策应一方面军是真诚互助的行动，由于双方都有成见，最先表现这种成见的，应该说是凯丰的文章。一、四方面军彼此的批评很多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公平的。但毛儿盖开始以后的争执，势所难免。因为北上和南下，是两种不同的战略方针。由于四方面军坚持南下，毛泽东等不得不率一、三军团北上。脚木足成立‘临时中央’，似乎太过份了，在中央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次严重的教训，值得大家警惕，从中吸取教益。”

张国焘一听，有些不满地说：

“任弼时.我看你这个‘包拯’断案有点不公，怎么不指责毛泽东的‘分裂’行为呢？我们成立‘临时中央’，分明是由于毛泽东私率一、三军团策马北溜所造成，我们是被逼上梁山的。”

任弼时哈哈一笑：

“国焘同志，这段公案，留待以后再说吧，现在有些情况不明，我也说不清楚。刚才的意见，是我向朱德、刘伯承、陈昌浩、傅钟、李卓然、徐向前等同志了解后，又搜集了有关资料，研究一、四方面军争执的症结之所在，然后得出来的结论，可能有不尽恰当的地方。但我认为，问题应该这么认识，你好好想想。‘临时中央’既然已经取消了，这就有助于问题的解决，这一点，你做得还是对的。”

张国焘听到任弼时最后又表扬了他，强颜一笑：

“任胡子，我看你是想以调人自居了？，希望你多了解一些情况，不要偏袒任何一方。”

任弼时点了一下头：

“那是当然。不过，你那些谴责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博古的材料，最好不要再向下发了，不利于大家的和好嘛，你说哩。”

张国焘有点不自然地说：

“问题终有澄清的一天，不发就不发嘛。”

任弼时诚恳地说：“还是北上才有出路，你看一方面军到了陕北，立即打了一个胜仗，已经站稳脚根。现在，大家对党在组织上的统一，极为关心。建立最高集体领导，我认为是当前最为迫切重要的问题。陕北的同志，也同样认为是迫切需要的。在这一基础上，我党团结一致，想来可能得到顺利的成功。我向陕北的同志建议在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时，召集中央全体会议，已得到他们的同意。现在国际正在讨论这一问题。那时大家再客观冷静地作些批评与自我批评，想来有助于问题的圆满解决。”

张国焘思忖了一会说：“你是说要二、四方面军迅速北上，去同一方面军会合？”

任弼时点点头：“是这个意思，我们一起走。”

张国焘不无忧虑地说：

“那么，四方面军要三过草地啦。”

任弼时肯定地说：

“路要这么走，有什么法呢？”

张国焘想了想说：

“再过草地，又要同马家的骑兵作战，二方面军缺乏同骑兵作战的经验，可叫伯承到二方面军去讲讲打骑兵的战术。”

任弼时高兴地笑了起来：

“你愿意把川中名将刘伯承派到二方面军中来当教官，我代表二方面军表示热烈欢迎。”

张国焘说：

“请总司令下一道命令就行了。”

刘伯承来到二方面军。在认真向广大指战员讲解打骑兵的战术之余，一日宿营后，他处理完公事，心里老是平静不下来，脑子里总是闪出一个健壮、活泼的青年女战士来。他想起第二次过草地时，在一次行军途中，这个年轻的女红军掉队了，他走过去，看到她行走很艰难，便让她骑自己的马。年轻的女红军怀着无比感激的心情辞谢了，首长的关怀，鼓舞着她加快步伐，迎头赶上前进的队伍。一会，刘伯承又想起去年夏天，总部四局的参谋们得到两只毛茸茸的熊掌，他亲自动手，用脸盆熬了一锅鲜美的熊掌汤，和参谋一起包括那个年轻的女红军，美美的吃了一顿。想起这两件事，刘伯承温馨地笑了。

任弼时的妻子陈琮英走进刘伯承的房间，看到刘伯承脸上挂着微笑，喜悦地问道：

“参谋长，你在笑哪样？”

刘伯承收敛起笑容回答说：

“陈琮英同志，请坐，是哪股风把你吹来啦？”

陈琮英笑着说：

“我是给参谋长送喜事来啦。”

刘伯承开怀笑了两声：

“我刘伯承有啥子喜事啊？”

陈琮英说：

“你看汪荣华怎么样？参谋长，你也是四十多岁的人啦，应该找个对象了。”

刘伯承嘿嘿一笑：

“哟，陈琮英同志，今天你是来当红娘啊。”

陈琮英睁大一对眼睛说：

“如果你一旦同意，小汪那里，我可以做工作、保证她会答应。”

刘伯承试探着反问道：

“我这一把年纪，人家看得起吗？”

陈琮英伸出大拇指说：

“大名鼎鼎的参谋长，想高攀怕都高攀不上哟。”

刘伯承风趣地说：

“试试看吧，看我刘伯承有没有这份艳福。”

陈琮英高兴地说：

“我马上去找汪荣华谈。”

小个子陈琮英说完，一闪身走出刘伯承的房间。陈琮英离开后，刘伯承独自笑了起来，心里甜滋滋的。他赶快磨了一盘浓墨，提起笔，工工整整地写起蝇头小楷来。不消说，这封信是写给汪荣华的。

刘伯承一口气写了好几篇，停下来叫了一声：

“小黄！”

特务员小黄走进房来，看见刘伯承写字时极为认真的劲头，亲热地说：

“首长，你又在抓紧时间练书法？”

刘伯承抬起头来看了一眼小黄，笑眯眯地说：

“今天不是练书法，是写一封信。”

小黄乐呵呵地说：

“参谋长，看你挺认真的。”

刘伯承抿嘴笑了一下：

“不认真不行啊，这是一封不寻常的信。”

刘伯承一个字一个字的默念了一遍，叠起来，装进信封里，然后对小黄说：

“你一定要当面交给汪荣华同志，马上去。”

精灵的小黄，好像明白了什么，带着这封沉甸甸的信，立即跑步来到汪荣华住的地方。

汪荣华拆开一看，脸蛋刷地红了。

8月，二、四方面军终于走出了茫茫草地。在一个霞光灿烂的傍晚，五彩的晚霞倾泻在清源河里，波光粼粼的河畔，并肩走着刘伯承和汪荣华。

汪荣华和精通兵法、能征善战、才华横溢、学识渊博，心中崇敬的刘伯承走在一起，激动而又害羞；刘伯承与一个年轻、健壮、来自大别山的农村姑娘走在一起，温馨而又甜蜜。

汪荣华羞赧地低着头对刘伯承说：

“我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儿，只读过一年私塾，上过两年洋学堂，14岁就当了红军，什么都不懂，不配你。”

刘伯承爽朗地笑了两声，俯首温存地回答道：

“这有啥子关系嘛！我家也是穷苦农民，祖父还当过吹鼓手，就因为这点，我考秀才被县官赶出了考场。”

汪荣华不解地问道：

“为什么？”

刘伯承亲切地对她说：

“吹鼓手是下九流，低贱的职业，和戏子、剃头匠一样，被人瞧不起。正因为我们穷，活不下去，才起来革命，才走到一起来了。”

汪荣华认真听着，不好意思抬头看刘伯承。

刘伯承继续说下去：

“只要我们有共同的理想，志同道合，就能结成革命伴侣，永远战斗在一起，白头到老！文化水平低一点，可以学习嘛！你自己努力，我尽力帮助你。”

汪荣华会心地笑了。

他俩沿着清源河畔渐渐枯黄的野草地，漫步着，谈着推心置腹的话。汪荣华心中的顾虑，也随之烟消云散了。

夕阳灿烂，伞形的粉彩将他俩的身子在河畔拉出一长一短的两道影子。

汪荣华问刘伯承：

“你原来是总参谋长，怎么又调到红大来当校长啦？”

刘伯承笑笑：

“张国焘这个人，为了征服我，要我拥护他的临时中央，对我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法。软的时候，他可以流着眼泪给你说好话，其实这是猫儿哭耗子，假慈悲。”

汪荣华问了一句：

“那么硬的时候呢？”

刘伯承回答说：

“硬的时候，他威胁要挟，咄咄逼人，甚至狂言，‘我要不看你是南昌起义的参谋长，就把你杀了’，我不理他这一套，他就把我的总参谋长给撤啦，叫我去红大当校长，实际上是个教员。”

刘伯承追求真理，不惧张国焘淫威的高尚品格，深深打动了一个19岁姑娘的心。汪荣华心里涌动起一阵阵复杂、甜蜜而又难言的情愫。

刘伯承见汪荣华不说话，不知她在想什么？于是自个儿又说起来：

“我是带兵打仗的人，敌人千军万马都不怕，还怕什么排斥、打击、撤职、杀头么？！”

汪荣华细细咀嚼着刘伯承的话，心里热乎乎的，心想能和这样的人结成伴侣，不是很幸福么？

戎马岁月中的两颗心，紧紧贴在一起了，虽然年龄差距大了一些。

汪荣华问刘伯承：

“你眼睛不好，给我写信还用毛笔写那么工整的小楷，多费眼睛呀！”

“哈哈哈哈！”刘伯承爽朗地笑了起来：“生平第一次写这样的信，当然要严肃认真！”

汪荣华甜甜地笑了。

红二、四方面军并肩北上，三个纵队近6万人，从康北出发，再度进入茫茫草地。从一开始，就受到党中央的极大关怀和注视。党中央曾电示正在草地行军中的红军总部，希望北上后，“二、四方面军以迅速出至甘南为有利。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时，即令一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击，消灭何柱国、毛炳文等部，取得三个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伟大的局面。”并告诉二、四方面军：“我们正动员全部红军并苏区人民粉碎敌人之进攻，迎接你们北上。”

以后，共产国际又批准了夺取宁夏和甘西的计划。中央认为，第一步应由一、四方面军合力夺取宁夏：第二步进据甘西。鉴于一方面军兵力有限，需固守现有根据地，抽不出更多兵力与四方面军共同夹击胡敌，故决定派红一师向静宁、会宁一带出动，策应四方面军主力北进，控制以界石铺为中心的有利基点，在通谓、庄浪、静宁、会宁地区迎敌。9月18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发布了通庄静会战役纲领，四方面军开始行动，准备向静宁、会宁地区转进。这样，一、四方面军主力南北夹击敌人的计划，就变成四方面军北进，在西兰通道地区，独立迎击胡敌。

徐向前正忙着调动部队北进，一天，张国焘急匆匆赶来漳县，进门就忙不迭地说：

“赶快把李特、李先念等人找来，我有话同他们说。”

徐向前见张国焘一副沮丧的样子，摸不着头脑，急问：

“总政委，怎么回事？”

张国焘气愤地说：

“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让昌浩干吧！”

李特、李先念、周纯全等人进屋见张国焘气冲冲的样子，都感到吃惊，莫名其妙，你看着我，我望着你，大眼瞪小眼。

徐向前安慰着张国焘说：

“到底是什么事？慢慢讲嘛。”

张国焘坐下说：

“刚才开完岷州会议，陈昌浩主张北上甘肃静宁、会宁地区，会合一方面军，与敌决战。既然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只来一个红一师，四方面军在西兰通道地区作战，十分不利。我主张西渡黄河，进据古浪、红城子一带，伺机策应一方面军渡河，夺取宁夏，实现冬季打通苏联的计划。”

不等张国焘讲下去，李特接着说：“你的这个计划不更好嘛，可以减少损失，另辟新的根据地。”

张国焘摆摆头：

“会上，多数人支持陈昌浩的意见，不同意我的主张。陈昌浩还说，夺取宁夏和甘西的计划，是共产国际批准的。不北上静宁、会宁，就是反对共产国际。陈昌浩拿着共产国际这顶大帽子来压人。”

停了一会，张国焘又说：

“和陈昌浩共事以来，这是我和他第一次红脸，第一次发生剧烈争执，不知陈昌浩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跳出来反对我。”

张国焘越讲越激动，心情似乎有点凄凉起来。身后事，一桩桩，一幕幕，不断变幻演映在他记忆的荧光屏上。特别是那个另立中央的沉重包袱，几乎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怎么也控制不住，眼泪也就不自觉地从彷徨苦闷的眼眶中淌了出来。他抹了一下眼帘，辛酸地说：

“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牢，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

大家看到张国焘难过，虽然没有参加岷州会议，都觉得陈昌浩在岷州会议上对张国焘的态度似乎太过份了。心想，陈昌浩这个时候和张国焘闹得这么僵，是否有取而代之的思想？如果是这样，也未免过份。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劝了张国焘一番。徐向前最后说：

“关于军事行动方针问题，我们还可以继续商量。”

张国焘一听大家还比较理解他，心里好过一些，心想还是这些老熟人、老朋友、老部下能善解人意，同情他的处境，他的遭遇。于是劲头又来啦，指着地图，边讲边比划：

“四方面军北上静宁、会宁地区，面临西兰通道，与敌决战不利；陕甘北地瘠民穷，不便大部队解决吃粮问题，如果转移到河西兰州以北地带，情形会好得多。”

徐向前听了张国焘的打算，赞同说：

“我看这个计划可以通知总司令与昌浩同志前来会商，他们如若同意，就可调动部队。”

翌日清晨，陈昌浩接到通知赶来，见徐向前同意张国焘的方案，也就不再坚持原来的意见。朱德随后赶来一看，岷州会议通过的方针，张国焘在这里给否掉了，又提出他西进的方案，这是与中央令四方面军北进方针相悖的，于是提出异议，未果，就建议把张国焘的方案报告中央批准。

张国焘心上的一块石头落地了。大家离开后，他急急起草电报向中央报告。于是一波甫平，一波又起，张国焘总想离开中央远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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