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阳如血·长征前后内幕大写真 - xp1024.com
《残阳如血·长征前后内幕大写真》


第一章 “大决战”前夜的权力交割 1、宁都会议，毛泽东与苏区中央局针锋相对

1932年10月初。赣南宁都偏僻山村小源的一个祠堂。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正在举行。

从清晨到黄昏，会议开了十多个小时，几乎谈论的每一个问题，都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争论的双方，一边是苏区中央局在后方的成员任弼时、顾作霖、项英和邓发，另一边是苏区中央局在前线的成员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和王稼祥。

毛泽东独自坐在一边，一个劲儿地吸烟，脸色异常阴沉。会上，后方中央局成员都集中火力向他攻击。

任弼时、顾作霖、项英和邓发，四个人坐在一块。他们握着“尚方宝剑”，以中央进攻路线的代表自居。

夹在中间的周恩来、朱德和王稼祥，也是挨批评受谴责的对象。他们很多问题与毛泽东的想法一致，同情毛泽东，但又不能公然违抗中央路线，处于两难境地。

毛泽东是第二次遭到苏区中央局一些同志的激烈责难和攻击了。眼前这种唇枪舌剑、阵垒分明的架势，这种一阵浓似一阵的火药味，使毛泽东联想到一年前赣南会议的那一幕，竟是那么相似。

1931年11月，在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又称赣南会议）开始了对毛泽东的全面否定。

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博古上台后，为推行其“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对各级领导实行“改造”，向全国各地都派出了他们的“钦差大臣”。1931年4月初，临时中央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来中央苏区，即所谓“四中全会代表团”，简称中央代表团。

中央代表团刚进苏区，还是能与苏区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和平共处”的。正如后来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所说的：“四中全会后，中央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央苏区。代表团有三个人，任弼时同志、王稼祥同志、顾作霖同志。第一次反‘围剿’结束后，他们就来了。王稼祥同志参加了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的战斗。在当时，我们感觉到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任弼时、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反对‘削萝卜’的主张就不会那样顺利。

“所谓‘削萝卜’，就是主张不打，开步走，走到什么地方碰到一个‘小萝卜’，就削它一下。那时，我们主张跟敌人打，钻到敌人中间去，专找敌人的弱点，打击敌人。主张‘削萝卜’的人反对我们，说我们的办法是‘钻牛角’。当时，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王稼祥同志，信任我们，赞助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得以接替项英担任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的行为与中央路线的距离越来越远，开始与中央代表团发生矛盾冲突。临时中央和中央代表团对毛泽东开始失去信任。毛泽东本人也有察觉。4月，毛泽东提议增加苏区中央局成员，临时中央未置可否。7月，毛泽东再电临时中央，请求增加苏区中央局成员，临时中央未复电。1931年10月11日，毛泽东第三次致电中央，提议：“彭德怀、林彪（第四军军长）、周以栗（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曾山（江西省政府主席）、陈毅（赣南特委书记）为中央局委员，请批准。”临时中央仍未批复。毛泽东所推荐的这五个人，都是毛泽东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但是，中央对这一提议，迟迟不作批复，其实是不想在苏区中央局加强毛泽东的势力。

1931年9月1日，中央曾对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发出指示信，根据王明反“右”倾的纲领，指责中央苏区犯了“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的“最严重的错误”，这一指示，虽也肯定了中央苏区工作的一些成就，但在土地问题，政权问题，根据地与红军、工人运动和党内斗争等一系列问题上，全盘否定了毛泽东、朱德直接领导的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的伟大功绩。于是乎，中央代表团在赣南会议上，开始第一次向毛泽东发难。

当时，会议完全被持有“尚方宝剑”的中央代表团把持，通过了与中央指示精神一致的《政治决议案》等五个决议案，全面否定毛泽东的路线。

顾作霖首先站出来，攻击毛泽东是“丝毫马克思主义也没有”的“庸俗的保守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这位年仅24岁的青年，实际工作经验不多，但利用马列主义只言片语扣帽子的本事却颇大。

王稼祥指责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路线是一条“富农路线”。“抽肥补瘦，抽多补少”，“分配土地给一切人”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阵线。

任弼时说，毛泽东的作战原则是“狭隘的经验论”，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提出，要教练红军阵地战、街市战、白刃战、夜战的技能，要坚决反对落后的阻碍红军技术进步的“狭隘经验论”。

任弼时的一番指责，让毛泽东百思不得其解。任是经历过长期革命考验的年轻的“老资格”，中共自己培养出来的领袖人物之一，也可以说是中央代表团的核心人物。初来乍到，任弼时很积极地赞助过毛泽东，但此时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完全站在与毛泽东对立的立场上去了。会不会打仗，任弼时自己心里有数，毛泽东心里也明白。为什么一个不懂军事的人，却对指挥数万红军连续粉碎蒋介石三次“围剿”的毛泽东的军事原则大加否定呢？

这一点，在1941年9月的延安中央政治局整风会上，任弼时作出了解释。

当时任中央政治局秘书的胡乔木回忆说：“弼时同志在9月12白的发言中，检讨了到中央苏区后毫无军事知识，却不尊重毛主席的意见的事。他说，在赣南会议上，毛主席反对本本主义，即是反对教条主义，我们当时把毛主席的思想当作狭隘经验论加以反对是错误的。弼时同志检讨说，从党的二十年的历史看，作为主观主义的思想统治，其中有些是经验的主观主义。做过许多实际工作的狭隘经验者，便是狭隘经验的主观主义。”

总而言之，赣南会议指责毛泽东的路线是“极其严重的机会主义”，强调苏区党要集中人力反“右”倾。这次会议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由项英和任弼时等主持苏区中央局工作。

赣南会议，标志着打击、排挤毛泽东揭开了序幕。首任红一方面军代理参谋长，前三次反“围剿”与毛泽东朝夕相处的郭化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四中全会后，王明统治了党中央，派任弼时等同志来江西，对项英同志进行打击。于是，项英就被王明路线俘虏了。苏区中央局形式上是项英同志掌权，实际上权力掌握在任弼时同志手里，由王稼祥同志出主意，顾作霖同志打先锋。毛泽东同志曾对任弼时同志说过一句幽默的话：任弼时同志说我是‘狭隘经验论’，我到延安后就发奋读书了。”

赣南会议后，毛泽东虽被封了个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头衔，但已不在中央苏区党和红军最关键的领导岗位上。毛泽东“病了”，到瑞金郊外东华山“疗养”，直到第二年春红军打赣州吃了败仗，才再度出山……

这次宁都会议，又扯上了赣州战役。

缄默良久，毛泽东把烟头用布鞋踩灭。“不管怎么讲，打赣州失利，这是事实。仗打败了，就说明打不得，是错误的。我早就劝过，你们就是不听，根本不承认嘛！”毛泽东不服气，说话很冲。

毛泽东话音刚落，任弼时、顾作霖、项英、邓发坐不住了，立即群起回击。

“打赣州失利，要从主观上找原因。正是由于思想不统一，有人竭力反对，你毛泽东同志为首，所以造成进攻不积极，组织不得力。”

“打赣州是符合中央指示精神的，是配合中央的整体部署，虽然没打下来，但我们扩大了政治影响，路线是正确的……”

“打赣州，依据当时情况是绝对需要的。”

打赣州问题，会议争论最激烈。正是年初的这场浩大的城市攻坚战，引发了宁都这场“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斗争”。

1932年初，远在上海的临时中央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于1月9日作出了《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一方面军改变原来不攻打大城市的观念，积极以攻取中心城市为目标，占领一两个重要的中心城市。

临时中央在作出此决议的当日，便立即给苏区中央局发出了“急攻赣州”的命令。

苏区中央局积极响应，在接到中央指令的第二天，就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出了《关于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

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首先夺取的目标为什么是赣州？

赣州城，位于江西南部，是赣南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粤赣通行要道。它三面临水，山丘环抱，城墙高坚，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素有“铁赣州”之称，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执意打赣州，实际上也是为了否定毛泽东一贯不同意打赣州的主张。

半年前，周恩来还在上海。他作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就曾主张打赣州。

他在给毛泽东的指示信和与苏区赴上海中央汇报工作的同志谈话，都曾谈到打赣州。1931年8月间，周恩来在听取中央苏区代表欧阳钦的工作汇报后，批评中央红军“还没有完全抛弃游击主义传统”，主张红军打下一两座城市。

临时中央，包括周恩来在内，坐在上海，是不了解中央苏区的实际情况的。

毛泽东没有执行中央打赣州的主张。作为苏区中央局的代理书记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他又何曾不明白攻下赣州的重大意义呢？然而，他了解中央红军的实力，他有过惨痛的教训。1930年3月中旬，红四军曾强攻赣州不克。撤围后，3月19日，毛泽东和朱德以政治委员、军长身份发布《红四军司令部布告第二号训令》即《关于第一次攻赣州的经验教训的训令》，深刻总结了此次打赣州的七点教训。正因为此，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毛泽东打了许多地方，但唯独不碰赣州。他不愿做赔本的买卖。

周恩来到苏区后，又与毛泽东谈及攻打赣州的问题。毛泽东还是那句老话：赣州打不得。

周恩来同意了毛泽东的看法。他在给中央的复电中说，目前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确有困难。

中央执意要打城市，当即给周恩来任书记的苏区中央局复电，说无论如何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攻克。抚、吉、赣均为江西重镇，分别位于赣东、赣西、赣南，都驻扎有国民党军一个师以上的兵力。

中央接二连三地指示，几近下了“死命令”，不打不行了。

苏区中央局专门召开会议，讨论攻城问题。

会上，毛泽东唱对台戏，坚决反对打任何一座城市，特别反对打赣州。

他说，赣州城坚，红军武器装备差，占不了便宜。

朱德支持毛泽东，反对打赣州。

苏区中央局的大多数人和一些红军将领，包括周恩来、任弼时、项英、王稼样、彭德怀在内，都主张打赣州。

聂荣臻刚到中央苏区，不了解情况，未表态。

此前，周恩来、任弼时曾多次征求过彭德怀的意见。

彭德怀是红三军团总指挥。红三军团与红一军团是红一方面军的主力军团。彭德怀被共产国际誉为“最能打仗的军团长”。打大城市，攻坚战，彭德怀有经验，1930年8月试图“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时，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曾一度攻占过湖南省会长沙。

彭德怀是中革军委副主席，在红军中的地位仅次于朱德总司令。他的意见，举足轻重。很遗憾，彭德怀没有投反对票，而是积极主张攻打赣州。

彭德怀为什么认为可以打赣州呢？后来他在回忆中这样写道：赣州守军马昆旅估计有六千人，地方靖卫团两千人，共八千人，如有时间，蒋介石不来增援，是可以打下的。当时我想，赣州城是赣南的商业中心，也是反动中心。打下赣州，对发展和巩固赣甫十二县有利，又能使湘赣苏区联成一片，巩固后方，使中央苏区形势更好，党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在瑞金就比较安全。红军再向北发展，不仅无后顾之忧，而且有了一个新的态势，更有利于机动作战。这样，我们占江西省一大半：即南有中央苏区，西有湘鄂赣边区，东北有闽浙赣边区，左有湘赣边区作依托。

因此，早些时候，苏区中央局负责人征求他的意见，彭德怀就说可以打；这一次更是信誓旦旦，表示“三军团包了”。

彭德怀片面的想法脱离了实际，给头脑发热的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以军事上的支持。

毛泽东、朱德反对无济于事。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一致通过了攻打赣州的决议。

当时，苏区的口号是：打下赣州，把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搬进赣南首府。

气氛狂热，士气高昂，攻克赣州，志在必得。

然而，赣州战役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发展。

赣州守敌马昆旅并非八千人，而是一万八千人，超过预计的一倍以上。

攻城的主作战军红三军团仅一万四千人。

赣州的地势易守难攻，城墙高达两丈。守军以优势兵力据险防御，红军苦战一个月，四次爆破城墙，发动强攻，付出了惨重代价，但终未能攻下赣州。

1932年3月初，蒋介石嫡系陈诚、罗卓英第十一师两个团偷渡赣江，突入城内，第十四师随后开到。

红三军团腹背受敌，不得已于3月8日撤出战斗。

历时三十二天的赣州战役，非但没有“势在必得”，反而成了三次反“围剿”以来，红军最大的一个败仗。红军伤亡逾千，红三军团第一师师长侯中英被俘，惨遭杀害。

部队集结赣县江口后，瑞金中央局的首脑们都赶来了。项英奉周恩来指示，专程到东华山请来了毛泽东。

在江口，周恩来主持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

会上，又发生了意见分歧。

毛泽东“老调重弹”，说夺取中心城市是较长远的前途而非目前行动方针。现在是准备革命战争，提出夺取中心城市的口号为时过早。

苏区中央局大多数人观点依然如故，认为打赣州绝对需要，而且还要继续准备打。

江口会议在讨论红军发展方向问题时，毛泽东主张红三军团向北发展，占领资溪、光泽、邵武地区，同赣东北联成一片；苏区中央局则认为，红三军团出赣江以西，占领上犹、崇义，发展河西苏区，同湘赣苏区联成一片。

江口会议与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有着直接的关系，作为军团长，彭德怀的意见举足轻重。遗憾的是，彭德怀没有支持毛泽东，却站在了苏区中央局一边。他回忆这次会议时说：“当时我为什么同意中央局的意见，而未同意毛主席意见？也还是对攻占赣州的想法。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四中全会（王明路线）实际是立三路线的继续。当时四中全会的中央，把它称为国际路线，布尔什维克化的。实际上它同样是反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是反对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的，也是依靠红军打天下的单纯军事路线，我当时完全没有这样去想。”

江口会议把红一方面军一分为二：一个是中路军，由红一、五军团组成，担负赤化赣江东岸地区任务，林彪为总指挥，聂荣臻为政治委员；另一个是西路军，由红三军团组成，挺进湘南及桂东、汝城一带，扩大湘赣苏区，彭德怀任总指挥，膝代远任政治委员。

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身份，领导中路军行动。

一路上，毛泽东在考虑中路军的行动。他认为沿赣江两岸发展，余地不大，不如依托闽西苏区，打到闽南去。

毛泽东首先把这一设想告诉了老部下林彪和聂荣臻。几番考虑，林、聂支持了毛泽东。

林、聂立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改中路军为东路军，进军闽南。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连开两天会议，最后同意了林彪、聂荣臻的建议。

东征征何方？毛泽东看好福建第二大城市——漳州。

毛泽东确实很想打仗，他早已憋了一肚子气。赣南会议以来，有近半载不在军中。他决意要打一仗，而且要打一个漂亮的大仗。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一直喊攻打大城市，毛泽东也就选一个大城市来打。当然，毛泽东心里有数，他不会打赌气仗，更不会干赔本买卖。要打，还是老经验——“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毛泽东在给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的电文中说：“漳州地形易攻难守，于我有利，守敌第四十九师张贞部实力较弱。”周恩来批准了毛泽东的方案。

漳州战役共分两步：先打龙岩，再取漳州。

1932年4月10日，东路军发起攻击。从拂晓到傍晚，一个白天，攻克龙岩城。

这场漳州外围仗，共歼敌一个多团，俘敌近七百人，缴获步枪、机枪九百余枝，炮两门，子弹七万余发，无线电台一部。

漳州之役，同样快捷。4月19日发起总攻，20日凌晨，林彪即把告捷电话从漳州城打给了毛泽东。

敌师长张贞见大势已去，化装出逃。这一仗，红军共俘敌二千六百七十人，缴步枪、机枪二千三百余枝，山炮、迫击炮、平射炮六门，子弹十三万余发，炸弹四千九百发，飞机两架，电话机十部。

红军伤三百四十九人，亡一百零三人。

漳州一战，是聂荣臻进中央苏区后参与指挥的第一个胜仗。他十分高兴，在缴获的敌机旁照了一张相。

漳州之役，中共福建省委功不可没。福建省委不仅把守敌的兵力、部署调查得清清楚楚，而且还在很短时间内动员苏区群众保障了数万红军的粮食供给。

因为打漳州，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与毛泽东相识。罗明与毛泽东一见如故，相见恨晚。

不到一个月，连克龙岩、漳州，打了两个胜仗，毛泽东很痛快。4月22日下午，红三军、红四军和总部连以上干部在漳州戏院开祝捷庆功会。毛泽东十分风趣地说：“有人说，我们只会关上门来打狗，怀疑我们在白区不能打仗，可你们看看，我们在白区不是打得蛮好嘛。”

1932年7月，周恩来以中央局代表身份到前线，中央局书记由任粥时代理。当时，毛泽东只是以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身份指挥红军作战，这对前方统一指挥十分不便。为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我们认为，为前方便利作战指挥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

此前，苏区中央局决定周恩来兼红一方面军总政委。7月29日，周恩来又单独写信给中央局，陈述如自己任总政委，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无事可做”。而毛泽东“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泽东的经验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并强调说：“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

在周恩来的一再建议下，苏区中央局最后同意。

1932年8月8日，中革军委发布《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已到军中工作的命令》，向全军宣布了这一决定。《命令》还决定在前方组织最高军事会议，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以周恩来为主席，负责处理前方的行动计划与作战方针。毛泽东一上任，即在一系列军事行动上，与中央局的方针大相径庭。

毛泽东一贯的作战原则是不啃“骨头”而吃“豆腐”。漳州一役后，毛泽东又把攻击目标对准了赣东宜黄、乐安一带孙连仲部高树勋第二十七师。

该师在第二次反“围剿”中曾被红军歼灭过半，遇“朱毛”有惊弓之鸟之恐惧。这一选择，也正是江口会议毛泽东所提及将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联成一片的战略目标。

乐、宜战役，完全在周恩来、毛泽东意料之中，进展顺利。8月16日凌晨发起攻击，17日拂晓乐安城头便飘起红旗。

19日傍晚再接再厉，20日晚高树勋率残兵弃宜黄而逃。

乐、宜两仗，歼敌五千，缴枪一千七百枝，高树勋师基本被歼。按中央局的意图，紧接着应打南城，这也是原在毛泽东的计划之中。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南城守敌一下子集中了毛炳文等三个师十七个团两万余众，且构筑工事，防备红军攻坚。

红军兵临城下，试图引敌出城，在运动中歼灭之，但守敌龟缩不动。南昌方面，陈诚迅速集中二十个师向南城开来，企图与红军决战城下。

旷日持久，屯兵坚城之下，乃兵家之大忌。毛泽东和前线总部当即立断，决定撤离南城，分散兵力，待机而作。

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不从实际出发，却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北上，威胁南昌。

于是，以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为一万，以在前线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为另一方，在作战方针上形成了尖锐对立的看法。

9月23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陈述看法：“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的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

第二天，周恩来又从宁都给苏区中央局写信，再次强调前线总部的观点。

这一来，临时中央、苏区中央局同前线军事领导人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

9月25日，任粥时、顾作霖以苏区中央局名义复电周、毛、朱、王，不同意前线总部分散兵力，待机歼敌的做法，认为这是退却，而不是积极进攻，并指出这样做可能造成严重错误。

前线总部接到电令的同日，周、毛、朱、王再次致电任、顾，坚持原看法。

当天，毛泽东、朱德发布《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提出对第四次反“围剿”要做充分的准备工作，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布置战场，造成更有利于与北面之敌决战与消灭敌人的条件。

中央局深感前方总部失控，其行动方针屡与临时中央和中央局相违背，几乎是顶着于，于是采取了坚决果断的措施。

9月29日、30日和10月1日，中央局连续三次致电前方，指出“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坚决不同意，也不准执行朱总司令、毛总政委联名发布的《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命令前方“停止一切行动”，等待中央局赴宁都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几天后，任弼时、顾作霖、项英和邓发从瑞金赶赴宁都，召开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这就是宁都会议。临走时，还拉上了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等，让他们列席……

这次宁都会议上，后方中央局成员之所以能占上风，把毛泽东压制得喘不过气来，让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左右为难”，是因为他们手中有“尚方宝剑”——临时中央的支持。所以，会议所涉及的关于打赣州、江口会议、打漳州、乐宜战役、南城撤围、朱毛训令、第四次反“围剿”的战略准备等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对毛泽东的“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恐慌动摇失却胜利信心”等“错误”进行了总清算。而这样做的实质，就是要毛泽东离开军队，交出军权。

会议在讨论毛泽东是留在军中，还是调回后方问题时，争论进入了高潮。

苏区中央局后方成员一致认为，“前方同志以等待为中心，泽东表现最多。”而这种观点是“极不正确的观点”，“是动摇并否定过去胜利成绩，掩盖了领导上的错误”，是“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点的错误”。因此，提议：“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前方“由恩来同志负战争领导总责”，以求得前方战争领导能够“专一独断，迅速决定问题”。

朱德、王稼祥不同意这一提议，坚持要毛泽东留在前线。

毛泽东不愿意离开军队，不愿意放弃兵权。这不是从个人名利出发，而是以党和红军的利益为重。他据理力争，郑重地说：“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在过去七个月的军事战略方针都是错误的。红军不能积极进攻，而应该积极准备；不能冒险攻坚，而要打有把握之仗……”

毛泽东话音未落，便掀起了轩然大波，责难声四起。有人责问：“中央错了，中央局错了，就你毛泽东对了，红军听你的，还是听中央的？”

作为会议的主持人和苏区中央局书记和前方最高军事会议主席周恩来，认为后方同志太过分了，很不赞成后方同志对毛泽东的态度，也不赞成他们的提议。

周恩来竭力宣扬毛泽东的长处：“泽东同志的多年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也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

周恩来提出在两种办法中选择其一：“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然在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两种办法都是一个目的，让毛泽东留在前方。

任粥时、顾作霖、项英和邓发等多数人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

列席会议的刘伯承等也同意多数人的意见。

毛泽东见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便坚决不赞成周恩来提出的后一种办法。

在周恩来一再坚持下，会议通过了周恩来的第一种办法，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苏区中央局的一些人对周恩来仍很不满意，致电临时中央，抱怨他在会上“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认为他“在斗争中是调和的，是模糊了已经展开了的斗争战线”。又说：“恩来在斗争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最大的弱点。”

周恩来在给中央的电报中也说：“在会议中我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

宁都会议后不久，10月12日，中革军委通令：“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

宁都会议，毛泽东兵权失落。

前方战事，他再也没有发言权。

第一章 “大决战”前夜的权力交割 2、残酷打击，醉翁之意不在罗明，而在毛泽东

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被剥夺了军权。对“左”倾领导人说来，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然而，他们也明白，毛泽东苦心经营中央苏区多年，其思想不仅在红军中，而且在地方上也根深蒂固。临时中央的路线要在苏区贯彻执行，还必须清除毛泽东在地方上的拥护者和支持者。

博古选中了罗明——福建省委代理书记。拿他开第一刀！

罗明，何许人也，值得临时中央总书记大动干戈？

罗明，广东大浦人，原名罗善培。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月任中共闽南临时特委书记。南昌起义部队南下途经福建上杭，罗明前往迎接。周恩来、朱德指示他筹措物资，配合起义军作战。八七会议之后，特别是获悉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他当即仿效，在上杭、永定、龙岩、平和等县，建立农村据点。1928年2月，罗明赴厦门任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书记。同年4月，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11月，从莫斯科归国，深入闽西，更加积极地开展游击战争，扩大游击区。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向赣南闽西进军，开辟新的根据地。从此，罗明归属了毛泽东。他的闽西游击队，发展成了主力红军；上杭、永定、龙岩等游击区，成了革命根据地。闽西，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在革命斗争实践中，罗明认识到毛泽东路线的正确，成了毛泽东路线坚定的拥护者、支持者和执行者。

1930年6月，中央推行“立三路线”。为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不顾一切地命令各地红军以攻取大城市为目标。朱毛领导下的闽西苏区被划归广东省委领导。罗明接到中央命令，要他率闽西红军主力向广东东江出击。出席在上海举行的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的闽西代表和省委宣传部部长回来传达中央精神，要求坚决执行中央路线。罗明反对，认为：厦门、福州工人运动正在恢复，不同意在城市发动武装暴动，不同意将闽西苏区划归广东，不同意把红军主力拉去打东江。几个不同意，与中央唱了反调。李立三看了罗明的报告后大发雷霆，指责福建省委“右倾保守”。

1931年1月，罗明奉命到上海，听候中央分配工作。此时，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刚刚闭幕，王明、博古上了台。临时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找罗明谈话，说：“福建省委受‘立三路线’影响所采取的一些过左的做法，倒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错误，严重的是你们福建省委犯了右倾错误，在农村搞游击战争！你承认路线错误，中央就给你分配工作；你不承认错误，中央就不给你分配工作。”

罗明立场依然如故，自然未能被委以重任留在中央，而被派回闽粤赣特委任组织部长。

福建省委书记卢德光携巨款潜逃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任命罗明为临时省委书记。1932年3月，在福建省苏区党代会上，罗明又一次被推举为省委代理书记。

崇拜毛泽东，热衷于搞游击战争，这就是罗明！无怪乎博古要拿他开第一刀。此时，毛泽东离开红军，来到闽西汀州傅连暲的福音医院疗养。

说来也巧，罗明也在这里治伤。这年4月，罗明在配合中央红。军主力进攻漳州时，跌伤了腰部，进医院开刀治疗。

真可谓因祸得福，罗明与他敬仰的毛泽东住进了同一所医院，难得这么好的机会与毛泽东再次相逢。此时，第四次反“围剿”正在较劲的时候。蒋介石亲率五十万大军，已兵逼中央苏区北大门，寻求与红军作战。

人在“休养”，心系战事。毛泽东牵挂着前线，牵挂着第四次反“围剿”战争。

罗明常到毛泽东房里坐坐，聊聊。一天，毛泽东竟和罗明谈了整整一个上午。

毛泽东说：“我们同蒋介石打了不少仗。第一、二、三次‘围剿’，他都失败了，我们胜利了。我们积累了不少经验。实践证明，这些经验都是正确的，比如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实行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等等。”毛泽东掰着指头，详细地总结了几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经验。

“福建和江西一样。”毛泽东渐渐把话题移到罗明负责的工作上来，“应该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红军打运动战。在上杭、永定、龙岩老苏区开展广泛的群众游击战，牵制和打击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和粤军陈济棠部队，保卫中央苏区的后方，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毛泽东把想到的都谈了出来，谈了很久，很多。

罗明听着听着，后来干脆拿出纸笔，把毛泽东的话记录下来。他觉得，毛泽东说得很对，很重要，应该让省委其他同志都知道并把它贯彻到省委工作中去。

第二天一大早，罗明再也等不及了，伤还未痊愈，就匆匆告别了毛泽东。

回到省委，罗明立即召开会议，原原本本地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刘晓、张鼎丞、谭震林、李明光、郭滴人、李坚真等党政军负责人一致拥护、支持毛泽东的主张。

会后，罗明作为省委特派员，去上杭、永定、龙岩具体领导游击战争，省委由组织部长刘晓主持工作。

罗明辗转长汀、新泉、上杭、永定等县，分别召开了各县县委扩大会议，向当地干部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检查、部署工作。随后，和方方、谭震林等在杭、永、岩前线成立了前敌委员会，具体领导政治动员和军事行动。

福建省委如此不折不扣地搞毛泽东那一套，而把临时中央的新指示、新精神撂在一边，自然引起了“左”倾领导人的极大不满和恼怒。博古刚到闽西，就觉得“空气”不对，一见到罗明，就一肚子火气。

1933年1月，傅古从上海向瑞金转移途中经过福建上杭白砂村，秘密交通站负责人告诉他，省委代书记罗明也在这里。

博古很奇怪，问：“罗明在这里干什么？”

“主持前敌委员会，很长一些日子了！”

“胡闹。”博古一听就不舒服，“你去把罗明找来。”

博古等人到达白砂，罗明还不知道。听说总书记来了，他匆匆赶到博古下榻处。

见到博古，罗明很兴奋。尽管这位总书记比自己年轻四五岁，但罗明仍然毕恭毕敬。一坐下，罗明就准备详细汇报闽西的工作。

还没等罗明开口，博古便一本正经地问道：“罗明同志，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在省委领导全省工作，跑到杭永岩来干什么？前敌委员会是怎么回事？”

罗明未加思索，开口就搬出了毛泽东。

“我们是按毛主席指示搞的。”见博古有些茫然，罗明赶忙解释：“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省委开过会决定的。前敌委员会主要领导开展闽西的游击战争……”

“游击战争？”博古又皱了一下眉头，他显然不高兴听到这个词，更不满连省一级领导干部都这么热衷于毛泽东的一套。临时中央早已推行新战争原则，即进攻路线，下面却还这么津津乐道游击战争。

“你对中央新的指示精神有什么意见？”博古又问道。他没有具体指哪一方面的新指示精神，以为这早已是尽人皆知了。

罗明有点摸不着头脑，支吾着：“新精神？……还没有听到传达。”

博古颇为不悦。堂堂一个省委书记竟然不知中央最新指示的精神。

“你对当前的斗争有什么看法，我们应该怎样领导这场斗争？”博古又问了一个模棱两可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回答，即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或共产党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显而易见，博古是指后者。这能检测一个人的政治嗅觉是否敏感，立场在哪个位置。

罗明未能领会年轻上级的真正含义，脱口道：“苏区的革命战争要和白区的斗争结合起来，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关于抗日、民主、停止进攻苏区三个条件很明确。我们要同各党派、各军、地主要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好了，好了。”博古摆摆手，很不耐烦：“不谈了，吃饭罢！”

罗明与中央总书记的第一次会晤，第一次谈话不欢而散。罗明给博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太右！

不久，一道命令从瑞金传到福建省委，要罗明立即纠正错误，彻底改变“退却主义”的游击战术，执行中央新原则的进攻路线。

福建省委和罗明未执行博古的进攻路线。

博古到瑞金后，正值第四次反“围剿”决战时刻，为了实行进攻路线，变被动为主动，临时中央提出了“扩大百万红军”的口号。

命令如山倒。整个中央苏区扩红运动热火朝天。罗明领导的闽西苏区被硬性分配了3000～5000个扩红指标。由于时间紧迫，杭永岩地区被迫把各县、区独立团、营、连，连人带枪编送到主力红军。

地方武装全给拉走了，一时来不及补充，敌人乘机大举进攻。闽西苏区又被敌烧杀劫掠，损失惨重，群众产生了很大的恐慌情绪。闽西苏区干部群众对这种改编地方武装，扩大主力红军的做法，意见很大。

针对闽西的实际情况，1933年1月21日，罗明在新泉给省委写了一封信，即《对工作的几点意见》。接着又写了《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由省委转呈中央。

不约而同，闽西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也给省委写了封意见信。

罗、杨的报告，省委很快呈送给了中央。

罗明、杨文仲的报告认为：要在闽西扩大主力红军，完成中央：规定的任务是困难的，而只能扩大游击队。因为群众要保家乡，愿意参加游击队，不太愿意参加主力红军离开家乡。群众这种低落的情绪，必须靠我们很艺术地组织胜利的武装斗争来提高。

罗明强调说：“如果不抓紧我们最弱的这一点，集中比较多的力量，很好地配合起来，发展武装斗争，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请列宁复活，一齐到上下溪南，或者到其他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说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的情绪。”

罗明在信中建议：“把长汀东部、连城南部和新泉县打成一片。其目的一是配合江西苏区向北发展，打破敌人‘围剿’；二是防止龙岩敌十九路军向连城、汀州和瑞金进攻；三是巩固这个后方，使杭永岩不致陷于孤立。”

罗明在信中说：“我拥护、传达和贯彻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巩固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及反‘围剿’斗争的各项指示。实践证明，毛泽东向志总结的三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和关于第四次反‘围剿’的指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是完全正确的。杭永岩在第二次反‘围剿’时，受‘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采取分兵把守的战术，以致被迫退出虎岗，就是活生生的教训。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闽西苏区认真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部署工作，取得了许多胜利。1933年1月下旬，连城群众的游击战争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的运动战，在湘口消灭了由漳州经龙岩向连城进犯的国民党十九路军一个旅，这也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指示的正确。

“我们总结了五个月来杭、永、岩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和胜利经验，其中主要的是运用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取得了三次较大的胜利。”

所谓十六字决，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的创造。

罗明的报告是公开写给省委、中央的，在组织程序上是合法的；报告和意见的内容，也是实事求是的。所以说，罗明尽了一个党员、下级的应尽之职责。然而，这些意见却与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大唱反调。博古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

看了罗明的意见信，博古十分恼怒，在中央会议上说：“这是对革命的悲观失望，是机会主义、取消主义、逃跑退却路线。可以说，这是一条彻头彻尾的罗明路线。这条路线的形成，有其悠久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省委要在组织上开展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

博古所指的“罗明路线”实质上是指“毛泽东路线”。慑于毛泽东的地位、声望、影响和共产国际的态度，博古不便公开点毛泽东的名。

1933年2月，在博古的发动下，一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在中央苏区及邻近苏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1933年2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了《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

《决定》指出：“省委是处在一种非常严重的状态中，在省委内的一小部分同志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这条路线对于目前革命形势的估计是悲观的，对于敌人的大举进攻表现了慌张失措。他们主张党应该放弃这一苏区根据地，向着后方退却逃跑。这一路线甚至公开走向了取消党，取消群众革命团体的取消主义道路。为此，中央局决定，在党内立即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2月16日，博古亲自到红军学校第四期毕业生党团员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报告的题目为：《拥护党的布尔塞维克的进攻路线》。

博古宣称：“在我们党内（很可惜的，甚至在党的领导同志内），有一部分动摇懦弱无气节的小资产阶级的分子，受着阶级敌人的影响，充分地暴露了那种悲观失望，退却逃跑的情绪，以致形成他们自己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反抗党的进攻路线，妨害党的布尔塞维克的动员群众。这个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最明显的代表者，便是福建省委的代理书记罗明同志与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同志。”

博古还号召：“每个中国的布尔塞维克应该团结在共产国际和党的进攻路线的周围，用十倍努力，十倍坚定，十倍积极，勇取地去克服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我们不仅是手拿枪支来保卫土地革命与发展苏维埃运动的战士，而且是拥护党的进攻路线的坚决战士。今后我们将要更加坚决地更加积极地为着党的路线而战博占指责福建省委”“是最有害的腐朽的自由主义”，“拥护党的路线不彻底”，“完全成为机会主义退却路线的俘虏”，“多少感觉到罗明、杨文仲等同志的错误，多少温和地批评了他们，东一点西一点，但是缺乏为拥护党的路线而斗争的布尔塞维克的彻底性与坚定性，因此在实际工作中犯着许多极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

2月20日，少共苏区中央局也作出了《关于开展反对罗明路线斗争的决议》，决定改组福建团省委，同时在苏区团系统内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

中央作决定，博古作报告，党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登批判文漳，“反罗明路线”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然而，作为这条路线“头头”的罗明，竟然一点也不知道。发起这场斗争是突然的，中央没有人找罗明谈话。直至罗明从新泉回到上杭，看到《斗争》上连篇累犊的文章，才大惊失色：党内开展了一场批判自己的斗争。

接到通知，罗明匆匆赶回省委驻地汀州。

途中，恰巧遇到从汀州来的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

罗明问：“鼎丞，我犯了什么错误，《斗争》都发表文章批判？”

“中央说我们犯了路线错误，说我们不扩大红军，只顾打游击战争。看来，来势很凶，苏区中央局派人到了省委，说要亲自抓这场斗争。”张鼎丞说。

罗明非常激愤。二人相对默然。罗明回到汀州，又得到通知，连夜赶往瑞金进行检查。

罗明刚到瑞金，苏区中央局的几位负责人便找他谈话，批判他的“错误”。

罗明当然不服，据理力争，替自己和省委作了应有的申诉、辩解。

中央负责人洛甫（张闻天）找他谈话。洛甫说：“中央提出进攻路线，你却唱反调，搞退却逃跑。”

“我没有逃跑。”罗明辩解道，“我提出成立前敌委员会，省委开会同意的。我从汀州赶到最艰苦的边缘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怎么是退却逃跑呢？”

洛甫不容罗明分辩，说：“从路线上来说，就是退却逃跑。用辩证法的观点看问题，过去打游击战争是需要的，现在再搞游击战争就是错误的了，是地地道道的游击主义了。”

洛甫又把话题转到扩大红军上：“你说边缘县不能和中心区一样扩大红军，这实际上是地方保守主义、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

“这不是富农路线，这是我们永定县金沙乡贫农会议总结出来的，是贫雇农血的教训。”罗明的声音有些激动，他不得不搬出列宁语录：“群众本身的政治经验，这是一切大革命的基本规律。”

博古听说罗明居然搬出伟大导师列宁的语录来为自己辩解，非常恼怒：“罗明懂什么马列主义！”

博古找到罗明，劈头就说：“你犯了路线错误，不深刻检讨，还引用列宁语录来证明自己的正确！你读过多少马克思的书？读过多少列宁的书？列宁是怎样论述富农的？这个道理你能说出来吗？”

博古接着说：“你们山沟里，有什么马列主义？马列主义，只能在大城市无产阶级队伍中诞生。农村，只能产生小资产阶级，而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格格不入的。你们的错误，就在这里。”说到这里，博古提高了嗓门：“还有比你更高的领导干部，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显而易见，博古指的是毛泽东。最不能令博古容忍的，就是罗明竟然将毛泽东列为“最好的领袖”的头一位，并把毛泽东与斯大林甚至列宁相提并论。

在博古看来，毛泽东没出过洋，不懂外文，没有到过马克思和列宁的故乡，是山沟里的土包子，顶多不过是一个农民领袖而已。有一次，博古和王稼祥在瑞金沙洲坝中央局住地打乒乓球。毛泽东来向博古借马列著作，因为曾有人讲他不懂马列理论。博古借给了毛泽东一本恩格斯的《德法农民问题》。毛泽东一边翻阅一边出了门。博古嘲笑地对王稼祥说：“瞧，老毛也想读马列？”

博古训斥愈加激烈和轻蔑：“你为什么把毛泽东与斯大林相提并论？这怎么能比呢？作为一个布尔塞维克，一点常识也没有！”

罗明这一相提并论，后来遭到了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的讽刺谩骂：“企图将罗明与斯大林相比较，那正是把狗子同猛虎比较，同样的觉得不伦不类吧！”指桑骂槐，昭然若揭。

罗明在瑞金期间，批斗会一场接一场。白天，由中级干部开会批；晚上，由一般干部开会批，一连批了好几天，连轴转。

一天晚上，就在罗明住的中央局叶坪村的一个大屋子里，中央局动员了上百人参加斗争罗明的大会。罗明一进会场，顿感气氛森然。口号喊得震天响，吓人的标语贴满墙。发言者声色俱厉，长篇大论。

轮到罗明做检查，他实在忍不住，争辩了几句。

“太猖狂，太嚣张了，简直不可救药！”有人义愤填膺地呼道。还有一个青年干部叫着：“再不认罪，就拉出去枪毙！”

一时间，会场上乱起来。

中央局党校副校长杨尚昆赶忙走上台，连声喊：“大家安静，不要激动。”

一番解释，才将人心安定，缓和了气氛。

罗明在瑞金叶坪被批得“体无完肤”的时候，毛泽东也正好在叶坪。2月中旬，他从福音医院出院后，经周恩来多次斡旋，方回到中央政府所在地。

当时中央来了人，毛泽东满怀期望，但不料想，眼下却面临着更加难堪、尴尬的局面。期望成了惆怅。

2月24日，在临时中央的高压下，福建省委万般无奈，作出了《省委对（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的决议》，被迫接受了中央不公正的指责，“全部同意”中央对省委的估计，决心“迅猛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

2月28日，根据苏区中央局决定，福建省委在长汀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公开批判罗明。中央局派洛甫及陈寿昌等参加了大会场设在长汀县城水东街龙岩会馆内，到会者二百余人。会开了整整三天。国家政治保卫局福建省分局派人设置了专门警戒。

大会对罗明进行了批判。按照中央的意思，罗明含含糊糊“检讨”了一番。对大多数与会者说来，根本不懂什么叫路线斗争，只知道中央说错的肯定是错了。

会议涉及到具体问题时，批判会开始发生了分歧，各地代表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也曾给省委写过意见报告的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说：“新泉就是罗明同志传达了毛泽东同志指示后，才紧急动员起来，开展游击战争，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否则，新泉根据地就不能巩固。”

上杭的代表发言：“毛泽东号召打游击是正确的。我们打游击战，就打胜仗，打出了苏区。”

永定的代表说：“我们发动了群众，对敌人每次进攻的时间、地点、兵力都侦察估计得一清二楚，打击敌人的部署很细致。打游击战，我们知道敌人在那里，而敌人找我们像大海捞针……”

没容永定代表把话说完，洛甫即把话打断：“对敌人的估计，是一般参谋人员的常识，这没什么经验可言。”他觉得，再这么畅所欲言下去，批判会不但要走题，而且还可能成为一场罗明路线的申辩会。

洛甫来时，口袋里已经装着中央的决定。他草草地作了会议总结，说：“由于罗明犯有严重的路线错误，与中央进攻路线反其道而行之，经研究决定，撤销其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的职务。”

撤销罗明省委代理书记职务，已在人们意料之中，总书记都作报告点了名。在此会前，省委已有所传闻。但杨文仲也被打成罗明路线的人，大家还未曾料及。

洛甫继续宣读中央决定：“由于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与罗明有小组织活动，同样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是罗明路线的代表者之一，经研究决定，撤销其新泉县委书记职务。”

在罗明给省委和中央写意见信的同时，杨文仲也给省委写了信。博古认为罗明和杨文仲联合向中央发难，存在着一个“小组织”。其实，杨文仲写信给省委，罗明根本就不知道。

根据中央的决定，福建省委被改组，陈寿昌任省委书记。罗明、杨文仲被遣送到瑞金中央局党校学习。

罗明被打倒被批臭，博古并未就此罢休，他说：“苏区不仅一个罗明，还有很多。这场斗争必须长期深入广泛地开展下去。”

1933年6月，福建省委扩大会议和军区党代表大会同时召开。会议的主题仍是清算罗明路线。首当其冲的就是省委常委、军区政治委员谭震林和省委常委、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等与罗明生死与共的战友。

在6月12日省委扩大会议上，苏区中央局负责人开场白便称：“谭震林是罗明同志的好徒弟，是腰痛脚软的机会主义者……”

与罗明一样，谭震林非但不承认“错误”，反倒振振有词，说：“在井冈山的时候，我们就打游击战争。从没有根据地，到后来打出了湘赣边界六个县。到中央苏区，我们还是靠打游击战争，打出了几十个县，红军壮大到几万人。没有游击战争，就没有今天的根据地。这难道是机会主义？是退却逃跑路线？”

谭震林又奋笔疾书，向省委递交了一份《书面声明》，从战略战术角度，进一步阐述毛泽东的游击战争战术是正确的。

博古看了《书面声明》，气急败坏他说：“福建省委要痛加批判这份黑材料。”

接替罗明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陈寿昌，亲自赶写了长篇文章《为加强党对革命战争的领导而斗争》，登在福建军区的刊物上。与此同时，还具体指导筹划了几场批判会。陈寿昌疾言厉色他说：“谭震林实行诱敌深入，各个击破，是单纯防御路线，是临事动摇，退缩畏怯，落后于时代及革命战争的急剧发展，阻碍了我们创造铁的红军的任务的实现。我们必须发扬反罗明路线斗争的火力，给以当头一棒，让他清醒过来。”

不久，谭震林被撤销军区一切职务，调瑞金党校学习。

省苏维埃系统的“反罗明路线”揭批斗争也紧锣密鼓。省委常委、省苏主席张鼎丞被作为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揪了出来。

张鼎丞拒作检讨，反而说“反罗明路线”是错误的。

中央代表恼怒万分，指着张鼎丞的鼻子斥道：“你张鼎丞之流，中央对你一次又一次地教育，你就是不改，仍然坚持错误，搞机会主义，搞官僚主义。”

中央代表在省苏机关批判会上进而厉声说道：“同志们！我们要对张鼎丞机会主义、官僚主义作无情打击，用铁拳粉碎……”

根据中央决定，张鼎丞被撤销省委常委、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送瑞金中央局党校学习。

福建6月会议期间，除谭震林、张鼎丞外，省委常委、省苏副主席郭滴人，被说成是罗明路线的拥护者，对他进行了斗争。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兼军区政治部主任李明光，不愿在连城前线“反罗明路线”，又不敢开展游击战争，在同优势敌军的死打硬拼中英勇牺牲。省苏土地部长范乐春，省苏军事部长游端轩，省军区的霍步青、杨海如，上杭中心县委书记方方，长汀县委书记李坚贞，武平县委书记陈玉梅，永定县委罗禄山、关坤林，汀东县委陈玉珍、熊丁州等都遭到不同程度打击，或批判，或调离，或撤职。

在这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中，临时中央还实行了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大改组、大换血——打击、撤换了福建从省到县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在“加紧深入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口号下，福建省比较高层和比较老的干部几乎都不能幸免。

临时中央发起的这场残酷无情的“反罗明路线”斗争，在中央苏区持续了一年多时间，直至红军长征时才不了了之。

然而，历史又何其富有戏剧性。“反罗明路线”的总导演博古，在十二年后作了坦诚的解剖：“苏区中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实际是反对毛泽东在苏区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

这是博古1945年5月3日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一个深刻的反思，一个彻底的检讨。

历史，终于给这场残酷的党内斗争划上了一个公正的句号。

《红军人物志》这样介绍罗明的后来——1934年10月参加长征。遵义会议后，任红三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1935年3月因重伤留黔北地区养伤。后辗转去上海，因叛徒告密被捕入狱。后经同乡保释出狱回家乡，在大埔百侯中学当教员。1946年夏到新加坡任教。1949年6月回国，参加革命工作。全国解放后，历任南方大学副校长、广东民族学院院长、广东民委主任等职，是广东省第二、第三、第四届政协副主席，第三、第四、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五届广东省人大副主任。1987年4月28日于广州病逝，享年83岁。

第一章 “大决战”前夜的权力交割 3、省委会上，邓小平等被当众缴枪

1931年8月，邓小平从上海抵达中央苏区中心瑞金。他担任的第一个职务，是瑞金县委书记。

1932年5月，邓小平又被调任中共会昌县委书记。两个月后，又任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

然而，好景不长，半年后，横祸飞来，邓小平被打倒了。他的“错误”，是“执行毛泽东的退却主义”，是一条“江西罗明路线”。

当时，罗明正在中央党校学习。他在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上看到了中央宣传部长洛甫的一篇檄文《罗明路线在江西》。文章不但批罗明，而且还把斗争矛头指向了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和李富春力首的江西省委。

罗明大惑不解。他找到洛甫问：“我根本就没到过江西，怎么说罗明路线在江西？我的‘流毒’从福建跑到了江西了？”

洛甫回答很干脆：“江西省委的错误，邓毛谢古的错误，与你的错误一样，都是搞退却逃跑，和中央唱反调，所以叫江西的罗明路线，也要痛加批判。”

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江西罗明路线”之“四大金刚”。

毛泽覃，毛泽东的胞弟。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八一起义，在井冈山任红四军三十一团营党代表。后任中共东固区委书记，赣西南特委委员，红六军政治部主任、代理政治委员，中共永（丰）吉（安）泰（和）特委书记等职。

谢唯俊，湖南耒阳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跟随毛泽东参加过井冈山斗争，任红四军二十八团连党代表、红四军一纵队政治部主任、总前委秘书等职。1932年8月任江西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五师师长。

古柏，江西寻乌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广州起义，1929年10月任中共寻乌县委书记。1930年5月，协助毛泽东作著名的寻乌调查，后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有毛泽东第一任秘书之誉。1931年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部长兼内务部部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

“四大金刚”，邓小平为首。临时中央拿他开刀的借口是所谓寻乌事件。

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广东军阀向苏区南部紧逼。会昌中心县委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领导三县群众坚壁清野，以灵活的游击战术粉碎敌人的进攻。但是，“左”倾冒险主义者片面地强调扩大中央红军，把会、寻、安的地方武装编入正规红军。同时又命令守在苏区南部前线的红军独立师离开会昌和筠门岭，开往北线。1932年12月，粤军大举进攻，敌我力量悬殊，寻乌城失守。

临时中央负责人抓住这个“寻乌事件”，诬陷会昌中心县委“在敌人面前惊慌失措，准备退却逃跑”，执行的是“单纯防御路线”。

从这里开始，拉开了会、寻、安反对“江西罗明路线”的序幕。

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不是偶然的，它是江西苏区党内坚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人，同“左”倾教条主义者长期斗争的总爆发。

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上台，邓小平对其路线持保留态度，结果被指责为“散布对四中全会后中央领导的不信任，实际上就是在反对共产国际和四中全会”。

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毛泽东受到排挤打击，毛泽东的路线被斥为“富农路线”、“狭隘经验论”，并讥笑“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却对那些身居大城市“洋房子”、不深入实际、专门给各地找岔子的教条主义者的无理指责，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驳斥说：“大城市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结果，他们被指责为“拿‘洋房子先生’的口号反对中央局的领导，拿‘找岔子’的口号，反对中央对工作的批评。”

后来，邓、毛、谢、古又在一系列问题上，对王明路线进行了抵制和斗争。

在革命道路问题上，他们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提出的“夺取一两个中心城市，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左”的口号，认为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向着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苏维埃是没有可能的”，主张“向敌人弱的地方发展”，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

在红军作战原则问题上，反对王明冒险主义所鼓吹的“正规战”、“阵地战”，继续坚持游击战、运动战、“诱敌深入”等战略战术原则，因而被诬为“实行退却逃跑”、“纯粹防御路线”。在土地革命问题上，反对对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土地政策，主张按“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原则解决土地问题。因而，他们负责的地区，被“左”倾领导者指责为“土地问题没有彻底解决”，“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

在扩大红军、推销公债和征粮等实际工作中，反对脱离实际、指标过高、强迫命令等错误做法，主张体恤民情民力，减轻群众负担，因而被“左”倾教条主义诬为“对扩大红军怠工”，“借口苏区群众负担太重，来反对推销公债，并主张主力红军要把打土豪筹款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

邓、毛、谢、古等人对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坚持和对王明“左”倾错误的有力抵制，是临时中央在江西苏区全面贯彻“左”倾错误的障碍，因而他们无疑要被当作反“江西罗明路线”的主要打击目标。

1933年2月20日，即中央作出“反罗明路线”决议五天后，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刊载了中央组织部部长任弼时的长篇论文《什么是进攻路线》。

文中点名批判邓小平领导的会寻安中心县委犯了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毛泽覃领导的永吉泰与会寻安长期陷在纯粹防御的泥坑中，提出要“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动摇，反对机会主义逃跑和纯粹防御路线，反对对于这些路线的调和”。

2月28日，根据中央局指示精神，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对自己的部下，进行了不上纲不上线、低调的批评。博古对此很不满意，认为江西省委给属下定的调子太低，没有直接指出纯粹防御路线就是罗明路线，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并对省委进行了严厉批评，表示极不满意和极不信任。

3月下旬，苏区中央局没有同江西省委打招呼，撇开省委和李富春，直接跑到邓小平所在的会昌，召开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洛甫刚从福建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回来，便马不停蹄再赴会昌。临行时，还拉上了刚进苏区的罗迈（李维汉）。

邓小平不在县委，还在乡下布置工作。洛甫向县委负责人说：“整天忙于事务，能不犯路线错误？快把邓小平找回来。”

邓小平连夜赶回县委。在路上，他问县委负责人：“洛甫来干什么？”

“说是开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中央直接部署的，要批判什么‘会寻安罗明路线’”。

邓小平忐忑不安，他见省委书记李富春也来了，便想探个究竟。邓小平与李富春是留法勤工俭学的老同学，私交甚深。邓称李夫人蔡畅为蔡大姐，称李为李大哥。这位李大哥，在中央批评会寻安逐步升级，调子越来越高之时，为了保护邓小平，决定调他到省委任宣传部长，并于3月初派他代表省委处理宜黄、乐安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今天，这位厚道的兄长，却对邓小平的询问难以答复：“我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会议，准备听取批评意见……”

罗迈主持会议，洛甫作报告。洛甫的开场白便点了邓小平的名。他说：“会寻安三县过去在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这一路线在敌人的大举进攻面前，完全表示悲观失望，对群众与党员同志的力量没有丝毫信心，以致一闻敌人进攻苏区的消息，立刻张惶失措，退却逃跑。这一路线，显而易见，同党的进攻路线丝毫没有相同的地方，这是在会、寻、安的罗明路线。”

与会者大多是农民党员，文化程度不高，见识也不广，只会做具体工作。

听中央领导谈什么路线呀，什么罗明路线呀，还有什么会寻安罗明路线呀，稀里糊涂，议论着：“我们搞得不错嘛，怎么还批邓书记，还斗争呀！”

洛甫继续说：“由于邓小平同志的错误，三县党的工作遭受了重大损失。党中央决定，要在中央局直接领导下，开展一场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斗争。这个斗争要深入下去，一直深入到各个支部。”

洛甫把目光转向坐在会场角落里的李富春。“省委2月28日的指示信是错误的，是对纯粹防御路线的调和，根本没有指出邓小平同志纯粹防御路线就是罗明路线。因此，反纯粹防御路线的斗争不深入，省委也应负很大一部分责任。”

洛甫作报告，作总结，说了一大通。在中央局的精心策划下，会议对邓小平进行了蛮横的指责和无情的批判。

会议通过了《会、寻、安三县党积极分子会议决议》，并决定立刻改组会、寻、安中心县委和三县县委常委，召开三县各级党代表会议，开展反邓小平纯粹防御路线的斗争。

洛甫、罗迈返回瑞金，分别撰写了《罗明路线在江西》、《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登在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第八期。

毛泽覃、谢唯俊挨批后，拒不承认“错误”，并给正在瑞金叶坪的毛泽东写信，反映情况。

这件事不知怎么传到博古那里。他说：“毛泽东犯了错误，毛泽覃、谢唯俊也犯了错误。他们都很顽固，不但不认错，还对党发泄不满，互相通信，这是派别活动。”于是乎，博古提出要亲自主持一场批判会。

博古把罗迈找去，说：“江西省委在宁都召开总结会，你同我一起去。”

江西省委设在宁都县七里村。博古首先找省委书记李富春谈话。

自中央决定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以来，李富春及省委一直采取消极回避态度。《斗争》发表连篇累牍的文章，江西省委却不表态，党内亦未讨论。2月28日，迫于压力，李富春不得已违心地发出对会、寻、安的指示。究其根本，是想帮邓小平过关。不料，这竟引起中央的大为不满。在江西虽未直接点李富春的名，但已有所指了。

博古郑重其事地告诫李富春说：“作为省委书记，你对江西罗明路线的态度是非常错误的。山沟里有什么马列主义？有的只是狭隘经验主义！中央的路线，是进攻路线；进攻路线，就是国际路线。而国际路线是绝对正确，不容置疑的！”

“博古同志，我不是怀疑中央路线，我只是对反罗明路线斗争不太理解，反江西罗明路线是不是要这样大张旗鼓，我觉得……”

没容李富春说完，博古就厉声训斥道：“李富春同志，我警告你，还有江西省委，若不悬崖勒马，立即转变态度，向罗明路线开展猛烈冲击，将受到党纪制裁。”

回到家中，李富春向夫人蔡畅吐露了与博古谈话的内容。他们思索，进攻路线不单是中央指示，而且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代表国际路线。国际的背后是斯大林，难道斯大林还会有错吗？

他们不敢再往下想，不敢再怀疑了。

4月16日的省委工作总结会由博古亲自主持，咄咄逼人，煞有介事。

会议一开始，罗迈代表中央组织局宣布决定：撤销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人党内外一切职务。

十分出乎人们的意料，罗迈在宣读决定之后，大声说道：“把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枪缴了！他们不配带革命的武装。”

省苏保卫局局长葛耀山率人上来缴下了邓小平、毛泽罩、谢唯俊和古柏的手枪。会场气氛瞬时森严起来。

作为省委书记，李富春没有坐在主席台上，而是坐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眼前这一切，使他万分忧愁和矛盾。李富春的夫人蔡畅，时任江西省委常委兼妇女部长，站在另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博古定下会议基调后，人们开始发言批判。

危秀英，当时是省苏妇女部干部，参加了这次会议，专门为主席台上的领导倒茶（解放后，她曾任华南农垦总局副局长，江西省委委员、省妇联主任）。她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妇女部的邓石香也上台讲邓小平怎么怎么不对，她下台后上厕所，我也跟进去说：“石香，你混蛋，我们做妇女工作，跟他们没有工作关系，你怎么可以胡说八道？到台上摆什么威风！”石香不服，一拳打过来，我们俩当场就要打起来，蔡畅大姐听到后，把我拉出来，说，秀英，不要乱说话，要杀头的。我那时年轻气盛，只觉得石香不该胡说。会议结束后，邓石香被调到中央组织局工作。

会议开了数日。博古接急电返回瑞金。临行前，他让罗迈留下主持会议，并又把李富春训导了一番，要他按中央的精神作总结。

罗迈发挥着博古的调子，说：“邓毛谢古，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同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江西的罗明路线，是一条反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条与党的进攻路线没有丝毫相同而完全相反的路线！这条路线根本不相信党的力量，不相信群众的力量，因而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走上了悲观失望的取消主义的道路。”

李富春的总结报告称江西党内有“三个怪物”，即所谓“江西罗明路线”、“自由主义”和“官僚主义领导方式”。邓、毛、谢、古“就是这一怪物的代表”：“省委实际对单纯防御路线（罗明路线）采取了自由主义的调和态度”，官僚主义这个怪物“简直在全江西横行，从省委直到区委都一样”。李富春不得已说了一通违心话。

这场由博古亲自发动、主持的“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尽管“布尔什维克的火力”非常凶猛，但在“左”倾教条主义者面前，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并未放弃原则。他们在会议上和所写的申明书中，以共产党人的坚定原则立场和光明磊落的态度，捍卫和坚持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

中央组织局局长罗迈蹲在宁都，要邓、毛、谢、古作深刻反省，一次，二次，三次，“检讨”作了不少，但总过不了关。

然而，历史是公正的，它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作出谁正确谁谬误的评判。

李维汉（罗迈），曾代表“正确路线”，三次要邓、毛、谢、古作深刻检查；五十年后，虽已耄耋高龄，但在回忆这段历史时，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反所谓江西罗明路线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个大错误。反“罗明路线”，无论是在福建还是在江西，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然而，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误的。遵义会议后几十年，我就再没有反对过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了。

邓小平，当年曾因坚定地执行毛泽东的路线而蒙受政治生涯和个人生活的双重打击，毛泽东却把邓小平因他而挨整挨批之事记了四十年。1972年，邓小平在林彪事件之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自己的一些想法。毛泽东在信上作了批示。其中第一条这样写道：“（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

第一章 “大决战”前夜的权力交割 4、改组军委，周恩来、朱德大权旁落

1933年1月，博古、洛甫等人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一向大权独揽、发号施令惯了的博古，一到瑞金，使把中央苏区党政军权全部抓到自己手中。

临时中央迁入瑞金前，中央苏区的最高领导机关是中共苏区中央局。

1930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决定，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派出设立在苏维埃区域的领导机构，指定项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吴振鹏、余飞，再加上当地的两个人，组成苏区中央局，周恩来为书记。周恩来未到任，由项英任代理书记。

1931年4月中旬，中央代表团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到达中央苏区，项英被免职，毛泽东任代理书记。1931年底，周恩来从上海到瑞金，正式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因周恩来长期在前方领导红军作战，所以苏区中央局实际上由任弼时、项英主持。

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不久，在瑞金召开了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成员会议。博古提议，中共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改称中共中央局，以博古、洛甫为常委，博古为中央局总负责人，任弼时为组织部长，洛甫为宣传部长，顾作霖为少共中央局书记，刘少奇为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

博古深知，在以战争为首要任务的苏维埃区域，军权十分重要，不抓军权，不掌握军队，一切都将无从谈起。过去，军权抓在毛泽东手中，掌握着几万军队，很不听话。中央说往左，毛泽东偏往右；中央要积极进攻中心城市，毛泽东却偏偏要把军队拉到山沟，打什么游击战争，为什么？军队在握。

自古就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说。

宁都会议，解除了毛泽东的军权，博古和中央局以为军队该听话了。没想到，周恩来掌握了兵权，竟也学起毛泽东来。本来，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方针是“拒瞿留周”。即在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里，给周恩来留一席之地——“打他的屁股，而不是赶他走”，没想到周恩来居然如此不合作，与中央和中央局的指令每每顶牛。博古号召反罗明路线，张闻天写文章提出反“军队中的罗明路线”，周恩来却在6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局会议上，当着博古和张闻天的面，说什么“红军中没有罗明路线”，几乎跟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一个腔调。毛泽东在会上企图翻案，说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错啦，打赣州错啦，不能搞“积极进攻”。博古明明代表中央肯定了宁都会议，周恩来却拧着干，说应该让毛泽东留在前线，要发挥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作用。周恩来全唱了反调，与中央路线不协调。

博古很难想象，周恩来留过洋，吃过洋面包，到过马克思、列宁的故乡，当过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团长，长期从事城市暴动工作，照理应该言行与国际路线一致，与中央同步。可怎么一到苏区竟被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的毛泽东同化了，对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津津乐道，亦步亦趋？博古对周恩来放心不下，特别担心他手中的兵权。第四次反“围剿”，周恩来与中央局唱对台戏，但却让他打胜了，而且打得相当漂亮。不可一世的蒋介石，在写给爱将陈诚的手谕上都哀叹：“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沉痛！将馁兵弱，危急存亡，思之心痛，不寒而栗……”一时间，周恩来的名字，在红军中，在苏区内外，如日中天。何况，他还有那么多南昌起义的部下和黄埔军校的学生！为了防止出现毛泽东第二，博古要抓军权，而且必须亲自抓。

1933年5月8日，根据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建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四十一次常委会决定，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前方移到瑞金，增加项英、博古为委员，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指挥作战时，由项英任代主席。

这一来，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就由临时中央在瑞金直接发号施令，指挥一切。

周恩来很清楚，中央5月8日的决定，博古是要掌握兵权，要在后方瑞金遥控前线；前方军事行动的决定权，完完全全掌握在博古等人的股掌之中了。

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早在第四次反“围剿”之际，博古等就觉得周恩来很不听话，屡屡抗命，遂起拿下周恩来、朱德，直接指挥中央红军之意。

1933年1月29日，蒋介石抵南昌，亲任“剿匪”总司令。大战迫在眉睫。

局势的发展，已不容许红军内部对作战方针再进行争论。2月3日，周恩来、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央局，说“连续的战斗立刻就要到”，要求中央局对前方只给以“原则上与方针上的指示”，关于具体布置，“似宜属之前方。”

中央局寸步不让。次日复电曰：“在目前敌人据点而守的形势下，无法避免攻击坚城。”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目前行动先攻南丰为宜”，“乘胜威胁南城、抚州是我们目前的方针。”并斩钉截铁地说：“此新计划经中央局全体通过，请立即讨论并电告执行的具体部署。”

这样，强攻南丰已成为不容讨论而必须执行的硬性命令。

2月7日，周恩来不能不向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提出攻击南丰的军事部署。但他声明：“上述部署不是呆板的，敌情地形有变尚须活用。”同日，他再电中央局，表示：为着寻求机会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似不宜先在攻坚上损伤过大的战斗力，如损伤过大而又不能攻入，则更挫士气。请求你们考虑。

周恩来还同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请求中央、中央局须给前方活动的机动余地和应有的职权，但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充耳不闻，执意不理。

周恩来、朱德只得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向南丰开进，并于12日完成对南丰的包围，傍晚发动全线进攻。

敌中路军总指挥陈诚立刻作出反应：一面命令南丰守军第八师据城坚守，一面令所属三个纵队迅速增援，三路分进，企图将红军主力合围于南丰城下，一举加以歼灭。

这是千钧一发的时刻。敌情突变，周恩来、朱德毅然决然当机立断，不待请示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立刻改变原有军事部署。

2月13日晚，周恩来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南丰工事险要，我军强攻未克，伤亡较大，而敌六个师已分三路前来增援。据此情况，我们遂改强袭南丰为佯攻，决心消灭增援部队。求得干预期遭遇的运动战中消灭敌之一翼，以各个消灭之。

从14日开始，周恩来、朱德留下少量部队继续佯攻南丰，并以一部兵力伪装主力，向东面黎川方向转移，将敌之第二、第三纵队吸引而去；主力四五万人则秘密撤至南丰西南的东韶、洛口、吴村地区隐蔽集结，待机歼敌。

在周恩来、朱德的正确指挥下，第四次反“围剿”完全按照前线总部的算盘来打。黄陂、草台岗两役，痛快干脆，歼敌近三个师二万八千余人，红军取得辉煌战果。

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毛泽东、朱德指挥取得了胜利；第四次反“围剿”，周恩来、朱德指挥也取得了胜利。可以说，红军已有了自己英明杰出的统帅。但是，博古却不以为然，他只相信共产国际，崇拜外国军事家。他要推行积极进攻路线，必须仰仗、依靠洋顾问。在博古的一再催促之下，王明在莫斯科上下奔波，共产国际终于派出了一个总军事顾问。

他的名字叫曼弗雷德。施特恩，简称弗雷德。此人，就是后来在西班牙战争中名声大噪的克勒贝尔将军。

这位总顾问从欧洲出发，经美国、日本，在1933年的春天方才到达临时中央所在地上海。总顾问住在上海的秘密联络点，并没有到中央苏区。仅凭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央苏区红军情况的书面报告，总顾问迅即提出了一个不切实际，完全否定过去，而又标新立异的计划——“两个拳头打人”。不日，将此电告瑞金的中共中央局。

博古乃一介书生，不会打仗，更全然不懂中国苏区这场特殊条件下的战争。接此电文，如获至宝，喜不自禁，不管洋顾问这一军事计划是否可行，遂以中共中央局名义致电前方的周恩来、朱德，全文转达了这一计划，令其坚决执行。

1933年6月13日，周恩来、朱德在前线接到了中央局的指示电。这份长电批评红一方面军“把主力集中于一个单独的作战单位，即方面军，这就不能从各方面配合作战”。并且判断，蒋介石与闽、粤敌人有矛盾，而在中央苏区北部采取守势，不易攻击，所以要求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分成两个部分作战。这就是所谓的“两个拳头打人”。

根据这个电令，红一方面军一部分组成东方军，先到闽西打敌十九路军，然后北上打抚河以东敌人，最后会攻抚州。另一部分留在永丰、崇仁、宜黄、乐安地区进行钳制性作战，待东方军有进展后再北上会攻抚州。

中央这个长电在前方将帅中引起很大反响。周恩来、朱德表示根本不能接受。周恩来说：“‘四反’后，我与敌交战十二次，每次均予以重大杀伤，至少歼敌一团以上。入闽作战地域多贫瘠，给养筹措困难；况且，目前我军已有断炊之虞！”

朱德也说：“集中优势兵力，这是我们过去战争最深刻的经验，不能分开嘛！”

接到长电的当天，前线总部立即召开了各军团领导干部会议，讨论中央的电令。

彭德怀说：“一军团和三军团是两个兄弟。分开打，就要打败仗；集中打，就经常打胜仗。过去的经验告诉了我们这一点。”彭德怀反对中央电令。

他最深刻的教训是打赣州及后来的水口之役。打赣州，一军团放着没打，他的三军团和五军团等部英勇无比，但兵力不集中，歼灭战成了消耗战，吃了大亏。

林彪、聂荣臻、罗荣桓、滕代远、董振堂、朱瑞、罗炳辉等都有亲身经历，与彭颇有同感，都反对一、三军团分开。

前方将帅会议的结论：中央的长电是主观的、错误的，不能执行。

6月18日，周恩来、朱德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局，对长电提出不同意见。

指出：“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目前绝对不应分开。”

同日，周恩来又单独致电博古、项英，不同意他们对前方的无端指责。

周恩来说：“如果我们待机是守株待兔，当然是错误；但自黄陂战后，每次转变阵势，确是有机可待。”

博古见前方拒绝执行长电，大发脾气，说：“中央的指令不容拒绝执行。”

6月23日，周恩来连续两次接到中央局严厉斥责的电令后，万般无奈，表示：“绝对服从你们的命令，并立即执行。我要求在部队调动中回瑞（金）一行，面陈不同意见或改在博生县（即宁都）开军委会或中局会。因许多问题非电文所能详，许多批评完全不是我们愿（原）意也。”

中央局予以拒绝。

7月1日，中央局以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名义，致电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滕代远、周建屏、肖劲光、叶剑英等，断然发布《军委关于东方军之组成及干部配备和指挥关系的指示》，宣告组建东方军，实施“两个拳头打人”的计划。全文如下：朱、周、彭、滕、周、肖、叶并转肖、邵、周子昆、曾日三、薛、黄：为迅速建立和完成抚河以东的作战地区，着以三军团（暂缺第六师）、十九师为东方军组成部分，任彭德怀兼东方军司令员，滕代远兼政委，为配合作战，三十四师及闽赣军区，各独立师团营不论，归彭、滕就近指挥，并以袁国平兼东方军政治部主任。东方军直接受一方面军朱周指挥，望各部通电联络。

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项英竟直接电令彭、滕，彭、滕也径向项英报告，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红军总政治委员兼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连接转电报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周恩来、朱德形同虚设，更加无所事事。彭德怀、滕代远、周子昆、曾日三等则愈发“对上级整个部署无所适从”。

7月中旬至9月下旬，周恩来、朱德与博古、项英等，就东方军预期作战方针、部署与延长时间、扩展区域诸问题，发生了一系列争论。周、朱一次次建议被撂置、遭否决，与博、项矛盾日甚一日，难以沟通。

就在这时，博古盼望已久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即李德）到达瑞金。博古仿佛看到了救星一般。于是乎，把红军指挥的大权，拱手交给了这个德国人。

李德，何许人也？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慕尼黑人，德国共产党员。1928年越狱逃往苏联，1932年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由共产国际派来中国。他根本不懂中国的国情，只是把教科书中的条条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规模阵地战的经验，硬搬到中央苏区强加推行。瑞金的同志们因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对他相当尊重，他就大权独揽，发号施令起来。担任过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在回忆录中说：“李德的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由李德一人躲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红军的许多失利“本来都是李德的主观主义、瞎指挥造成的，可是他却动不动就训斥、处分别人，不断发脾气骂人，根本听不进反对意见。”“当时中央的错误领导，和李德本人的专横作风，使他成了一个地道的‘太上皇’。”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处境的困难便可想而知了。他虽还在前线，但对重大军事行动的指挥权力已被剥夺，只能提出建议，而这些建议又往往不被理睬。

1933年11月20日，福建事变爆发，李济深、陈铭枢和十九路军将领树起了反蒋的旗帜。

11月24日，周恩来向中央局报告：蒋介石进攻福建，将以由浙入闽为主要方向，以由资溪、光泽入闽为辅助方向。建议以红第三、五军团侧击进攻福建的部队。由于周恩来对这样规模的军事行动已无权决定，只能在报告中希望中央局早作决定。

中共中央局却从“左”倾观点出发，对福建人民政府抱着完全不信任的态度，拒绝给予支援。

11月25日，中革军委给红一方面军的训令说：“我们不应付出巨大的损失去同这路敌军作战，还是让十九路军去替我们打击该敌。”这样，周恩来支援福建事变的建议被搁置起来。

12月13日，军委又决定并电告周恩来、朱德，袭击敌运动中的单独部队计划取消，将红军主力西调，由第一、三军团组成西方军，去劳而无功地攻击永丰一带地区的敌人堡垒线，而不去向东配合十九路军作战。

事情弄到这种地步，事实上已使周恩来在前线无法正常地工作了。

12月16日，周恩来致电博古、项英，愤慨地指出：由于中央不了解前线实际情况，“连日电令屡更”，“使部队运转增加很大困难。”请求“在相当范围内给我们部署与命令全权，免致误事失机”。“否则亦请以相机处理之电令给我们。”

这个电报更加触怒了中央局。于是，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提出建议，并经中共中央局决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原前方总部撤回后方，并入中革军委，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中央苏区的各军团和独立师、团作战。

12月20日，项英致电朱德、周恩来等：中革军委决定将原属红一方面军各部组织为东方军、中央军和西方军，方面军司令部即回瑞金。

1934年1月4日，周恩来、朱德从前方回到瑞金。

2月3日，周恩来被任命为中革军委副主席。

这以后，周恩来对前线部队的指挥权实际上被剥夺，只担负一些技术性的组织工作。许多重大问题，如六届五中全会的准备、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等，他都没有与会。

宁都会议，毛泽东丢了军权；李德一来，周恩来、朱德军权旁落。从此，十余万中央红军和数百万苏区人民的命运，掌握在一个不懂军事的人和一个外国洋顾问的手中。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爆发前夜，红军权力的交割，给这场“大决战”埋下了危机的种子。

第二章 两个“拳头”砸“堡垒”——血肉模糊 1、洵口大捷，博古亢奋不已

1933年9月，中央苏区平静了半年之后，终于在这块5万平方公里的赤色疆域上，爆发了一场恢宏壮阔、惨烈空前的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战争。

是年夏天，蒋介石坐镇江西省会南昌，亲任“剿匪”军总司令，调集了六十六个师二十八个独立旅共三百二十个团，计六十万兵力，苦心筹划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蒋介石痛心于以往屡次惨败的教训，一改过去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略战术，而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所谓“以守为攻，乘机进剿，主用合围之法，兼采机动之师，远探密垒，薄守厚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等原则。他还聘请了数十名德、意军事教官，以德国元帅冯。赛克特为首席顾问。

蒋介石在庐山称，这次与中共决战，“三分军事，七分政治，须成功成仁。”倘“大家再不能振发革命精神，再不能立定决心，鼓起勇气，来消灭当前这个最大的敌人——强悍的土匪，那么国家立即就要灭亡了！我们也就不仅是生无立足之地，而且要死无葬身之地”！

经过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之后，毛泽东路线在中央苏区和红军中已被彻底摒弃。临时中央路线得以在苏区和红军中畅通无阻，贯彻执行。面对蒋介石穷凶极恶的第五次“围剿”，博古为首的中央于1933年7月24日，发布了《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认为，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将是一场更加剧烈与残酷的阶级大决战，是关系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胜谁负的大决战，是国家对国家，大军对大军的决战，是两个政权的大决战。苏区党必须粉碎敌人的新“围剿”，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

10月18日，中央政府发布了《为粉碎第五次“围剿”紧急动员令》，号召全苏区人民，集中一切力量，准备一切牺牲，为粉碎第五次“围剿”的全部胜利而战，为苏维埃共和国而战。

博古这回完全抛弃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而实行了一整套全新的战略战术原则：

——“御敌于国门之外”

——“不让敌人蹂躏苏区一寸土地”

——“扩大并保卫苏区”

——“开展民族革命战争，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

——“两个拳头打人”

——“全线出击”

——“以堡垒对堡垒”

9月26日，蒋介石亲赴赣南前线督师。28日凌晨，蒋军嫡系陈诚部第八纵队三个师攻击苏区黎川城。大决战序幕一拉开，蒋介石试图“旗开得胜”，占领中央苏区的北大门。

这时，彭德怀的东方军还远在福建将乐、顺昌围城攻打闽系军阀刘和鼎部。

彭德怀围城已多日，敌第五十六师师长刘和鼎几乎弹尽粮绝，频频向上司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求援，并打算弃城突围。

刘和鼎是红军的老冤家。第二次“围剿”时，毛泽东指挥红军横扫七百里，从江西一直打到福建建宁，令其丧魂落魄。后来，刘与红军交手，都是连战皆败。蒋介石得悉彭德怀东方军围攻将乐，遂急电刘和鼎，令其死守，同时又调五个师精兵驰援。

就在此时，中央苏区北大门告急。为“御敌于国门之外”，博古电令彭德怀速回援赣，“消灭逼近黎川之敌，进而会合抚河以西力量，全力与敌在抚河会战。”

9月28日，东方军开始北移。彭德怀、滕代远率东方军右纵队（辖红三军团第四、第五师和红七军团第十九师），取道大干、桥头、泽坊，于10月3、4两日，集中于泰宁县新桥地区。红五军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朱瑞率东方军左纵队（辖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和红三军团第六师），经将乐县的高滩、积善，亦于10月3、4两日集中于泰宁县大田地区。

也就在这一天，黎川失守，红都震惊。彭德怀再接急电：日夜兼程，迅速向黎川前进。

10月4日，彭德怀、滕代远部东方军右纵队与董振堂、朱瑞部东方军左纵队，同时开抵闽赣交界之福建泰宁集结完毕。次日，向江西黎川以北硝石进发。

就在东方军集结泰宁的前一天，陈诚部第八纵队司令周浑元获悉，洵口地区有红军千余人，并判断为非红军主力部队，乃决定派所部第六师第十八旅旅长葛钟山率第十七旅第三十一团和第十八旅第三十四团及第五师第二十七团与黎川保卫团一部，赴洵口游击侦察。

4日午夜，敌自黎川轻装出发。5日晨，先头部队第三十四团到达洵口后即向湖坊飞鸢方向警戒，并派出侦察分队。随后，敌第二十七、第三十一团等部也先后到达洵口、石狭地区。6日晨，葛钟山发现飞鸢有红军活动，即令第三十一、第三十四团向飞鸢攻击前进，第二十七团为预备队，置于洵口待命。

红三军团第四师为右纵队的前锋，在向硝石进发途中，一抵飞鸢，即与敌第三十一团遭遇。此时，是中午13时许。

张锡龙、彭雪枫指挥所部对敌展开猛烈攻击。接火后，敌三十四团也赶来参战。激战四小时，敌不支，溃退洵口，就地组织防御，企图固守待援。

东方军乘势围攻麇集洵口之敌。彭德怀总指挥立即用无线电向所属各部下达了战斗部署：张锡龙、彭雪枫部第四师由飞鸢东向西面攻击。

粟裕部第二十师取道飞鸢至横亭由北向南攻击。

陈伯钧、宋任穷第十三师，周昆第三师由报高经湖坊进抵海岭、白沙间占领阵地，截断洵口至黎川通路，并侧击由黎川前来增援之敌。

洪超、陈阿金第六师，周建屏、吕振球第十九师分别置于王秋窟、飞鸢，为预备队。

7日拂晓，东方军各部向困守洵口之敌发起总攻。激战至10时，葛旅三个团除第三十四团一个营据守山顶土寨负隅顽抗外，其余悉数就歼。

正当东方军围歼葛旅之际，驻黎川之敌第九十六师两个团奉命星夜赶赴洵口增援。7日9时，援敌进至白沙以北之马鞍岭、鹅峰岭时，遭东方军第五师寻淮洲、乐少华部第十五团顽强阻击，未能通过。

东方军在歼灭葛旅后，除一部兵力继续围困洵口山顶残敌外，主力转兵白沙方向，围攻援敌。敌仓皇逃往黎川。

洵口之役，红军共歼敌三个团，俘敌旅长葛钟山以下一千一百余人，缴获机枪二十九挺，迫击炮二门，长短枪一千零八十四枝，无线电台一架。东方军伤亡七百余人。

蒋介石受此打击后，命令部队严加守备，严防红军进攻硝石等地。

1933年11月11日出版的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用了第二版三分之一篇幅，这样报道了洵口遭遇战大捷：

<small>前方通讯飞鸢沟口战役的经过转战数千里的红军，今日已奏凯歌回师江西了。刚到江西的第一天中午，恰恰吃过午饭，在继续向飞鸢前进中，忽然枪声远远地传来，前兵与敌人遭遇。好勇敢的战士，立即就抢夺了敌人的阵地。我们向俘虏弄清了敌人的部署后，便登山向敌人侧翼运动，几十挺机关枪向敌人扫射，一声冲锋号，就冲到了敌人身边，手榴弹似暴雨般向敌人洒去，雪白的刺刀，杀到了敌人的头上，敌人的血染红了我们的刺刀，敌人的尸体，摆满了山腰。这时太阳西下，暮色渐浓，敌人便乘此持枪仓皇向林山窜退，而我们乘胜猛追，直追得敌人屁滚尿流。一天的战斗告一段落，结果击溃了敌人三个团，打伤了敌人的团长，缴获无从计数。</small>

<small>第二天天还是漆黑时，我们便又出发了，一个个都精神抖擞，向洵口前进。在距洵口两里的地方，前兵已接近敌人的排哨。那时天渐明了，大地笼罩着浓雾，只影影焯焯，瞧见敌人在对面山上运动。不上一点钟，敌人的四周都已经摆布着成千成万的红色战士，有的在那里开党员五分钟会议，有的在那里高唱冲锋杀敌歌。不久，总攻开始了，不上三十分钟，我们的队伍便冲到了敌人身边，特别是我们四、五连的动作真是飞快，悬崖峭壁的高山，一个冲锋就上去了。炸弹打得好激烈，刺刀拼得真带劲。杀得敌人断头断手，粉身碎骨。呜呜的嚎声、杀声、唉哟声，震动了大地。一霎时，敌人便落花流水滚了下去，我们顺利占领了敌人最重要的阵地。</small>

<small>妈卖屁的反动派，还企图死灰复燃。他们约莫集结一营人又向我们反冲锋。但我们丝毫不为他动摇，沉着地应战，一顿炸弹、轻机关枪，就把敌人压了下去。</small>

<small>今天敌人真该死。四团人和一个旅长，一个都没有跑掉。我们友军打到了敌人的后路，一个一个都把他捉了起来。</small>

<small>但洵口战斗刚结束，由黎川增援的敌人又来了两个团。但这算什么呢？我们立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给他以迎头痛击。不上一点钟，又打得他落花流水，两团人去了一大半。不是他们溜得快，又是一个不留呢。</small>

<small>今天是杀得如何有劲呵，每团指战员都与敌人肉搏了一二次。二连连长一投梭标便杀伤了敌人六七个。七连排长曾顺生同志已经病了七天工夫，在战场上还能马刀一举，就随随便便杀伤敌人几个。一连有两个年纪不上十六岁的小英雄，当敌人反冲锋时，他俩实行拼手榴弹的比赛。打得好，又抛得中，打得敌人连头都不敢抬。</small>

<small>看！人山人海的俘虏兵，遍山遍地的胜利品，这又是一个惊人的胜利呵！</small>

<small>不过还有无数的更大的胜利就摆在我们面前呢。</small>

初战大捷的喜讯传到了瑞金，红都顿时一片欢腾。博古亢奋不已，激动地对中央宣传部部长洛甫说：“这个胜利充分说明党的进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要利用这个胜利，大力宣传，鼓舞苏区人民，要以百倍的信心，粉碎敌人的进攻，夺取最后的胜利。”

胜利冲昏了人们的头脑。

在前线，在瑞金，人们多次召开了祝捷大会，庆祝初战的伟大胜利。各种红色报刊对祝捷大会作了广泛报道。1933年12月12日《红色中华》，又以显著位置，刊登了苏区“大笔杆子”、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徐梦秋的长篇特写：《热烈的祝捷大会》。特写称：“此次胜利……是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胜利开端！”

这场祝捷大会隆重热烈，精采纷呈。

场景之一：“营长没有带高帽子的资格”——洵口胜利消息传到后方后，兴奋了全直属队战士与全赤色××城的工农群众，于是便狂热地筹备开祝捷大会，却有千余俘虏兵已经送来后方，而旅长葛钟山与第一营营长亦解抵××赤色城，因此更助长了大会的热烈空气。

开会前，为着使每一个群众都能亲切的参观这些活的胜利品，便将旅长营长带着游街。保卫局的小同志真会想，他们说旅长应该带个漂亮的高帽子，营长没有资格带高帽子，给他做件五彩的背心罢！于是带高帽的长个子在前面，花花绿绿被写标语的穿背心的矮个子在后，这样更轰动了全城，围观的人山人海！

场景之二：“死乌龟与活走狗”——保卫局的同志真会想，他们扎了一个大乌龟，壳上大书蒋介石，用棍子一打，便首尾爪子都缩进乌龟壳里去了，这象征敌人一出现便被我们消灭，只能死守在乌龟壳内（堡垒中）不敢出头。另又牵一条白狗，穿以特做的五彩衣服，上书国民党，另装一个帝国主义牵着他。这两个活的新颖的标本，更发动了全会场的观众。

场景之三：“活胜利品的自供！”——大会在掌声雷动中开会了，在几个革命首领短而鼓动的讲话后，群众要葛钟山报告国民党军阀卖国及屠杀摧残工农的罪恶，于是高帽子将军挺直地站在万众瞩目的台口，讲述国民党怎样与日订密约，出卖华北，怎样在上海压迫屠杀自动抗日的士兵，以及如何压迫欺骗工农的抗日反帝情绪与到苏区抢劫杀戮革命工农的事实。听了小走狗的这一些自供，群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粉碎敌人五次‘围剿’”！战斗情绪，顿时紧张而高涨起来。

场景之四：“铁拳剧社的余兴”——直属队铁拳剧社刚筹备就绪，便在这个壮烈、战斗的祝捷大会上做第一次初试公演，剧名“只有斗争”。以敌人侵占赤色黎川作背景，演出白军的抢劫奸淫与工农斗争的积极勇敢性。“收复赤色黎川！不让一个敌逃回去！全部消灭进扰苏区的恶兽——白军！……”的雷样口号，于是大会便在太阳己隐入西山，朔风渐厉的冬日黄昏中欢呼散会了。

整个苏区都在狂欢。然而博古万万没有想到，“胜利”一词从此几乎再也与他无缘。

第二章 两个“拳头”砸“堡垒”——血肉模糊 2、“决战”三轮，彭德怀焦头烂额

洵口大捷一阵兴奋之后，博古又忧心忡忡起来，因为黎川还在敌人手中。

他与李德和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谈及这个问题。李德见他焦虑，说：“苏区北大门至关重要，一定要夺回来！”

博古很想听这样的话，项英也点头赞许。博古坚定地说：“红军要不停地进攻，不能给敌人喘息的机会。”

“收复赤色黎川”，就这么决定下来。

博古不懂打仗，项英虽说是中革军委代主席，但几乎有职无权，军委的权力实际上落到李德手中。第五次反“围剿”的重大作战计划，都是由李德在“独立房子”里凭想象制定出来的。在他的计划中，似乎士兵不要吃饭，不要睡觉，不要休息。他命令部队到达指定作战地点，从不考虑前面是否有高山大川河流阻碍，不考虑士兵靠两条腿行军的速度。二百里路，说一天赶到就必须一天赶到。至于赶了一天路，还能否打仗，他不管。无怪乎红军指挥员骂他“瞎指挥”。

为夺回黎川，中革军委决定先攻打其外围据点硝石和资溪桥。

硝石位于黎川、南城之间、扼黎、南交通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资溪桥位于硝石东南、黎川之北。敌军占领黎川后，为防止红军反攻，立即在硝石、资溪桥、黎川一带，筑起了大量堡垒。当时，硝石驻有敌第二十四师许克祥部。许部右侧之黎川有敌三个师，左侧南城、南丰各有敌四个师，均可速援硝石。

因为急于收复黎川，不待洵口之役完全结束，中革军委即于10月8日电令彭德怀率东方军攻打硝石。

东方军转战数千里，从福建赶回江西。入赣第一天，就打了一场遭遇仗。

如今战斗尚未完全结束，部队未能休整，又奉命去打硝石，疲惫不堪。彭德怀起了火，对政委滕代远说：“上头怎么搞的，电令一个接一个，像个催命鬼。这么打，士兵要累死。”

毛泽东的主张是打一仗休整一下，养精蓄锐，集中力量，再打第二仗。

博古、李德不考虑这个，恨不能一夜间夺回黎川，进而普遍陈兵于苏区之外，与敌决战，迅速打破敌人“围剿”。

10月9日12时，东方军第四师师长张锡龙、政委彭雪枫，第五师师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率部开始从北面向硝石发动攻击；第十三师陈伯钧、宋任穷和第二十师粟裕部从东面发起攻击。但由于敌人凭借坚固工事顽固抵抗，东方军各路进攻均未奏效。

这就是蒋介石堡垒战术的一个特点：守住工事让红军攻坚，消耗红军的力量。白天在飞机、大炮和新式装甲车掩护下，向红军猛攻，夜间则龟缩在堡垒中一动不动。

彭德怀屯兵万余在硝石堡垒前沿两天两夜，白天挨飞机炸，夜晚露宿荒野，被弄得疲惫不堪。彭德怀恼怒了，说：“这么打，老本都要赔光。”不等军委同意，彭德怀下令将主力撤出攻击阵地。

就在这时，敌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下令南城之第九、第十、第十四、第九十四四个师与黎川境内一个师分三路向硝石增援，企图用硝石许克祥部牵制东方军，待援军到后与攻坚疲惫的红军决一雌雄。

彭德怀、滕代远分析，敌南城援军其中一路，可能走黄沙、上桐早、河家边增援硝石。于是，集结主力准备打援，在运动中予敌以歼灭。硝石只留小部兵力迷惑敌人。

然而，这一判断失误，彭德怀率主力在黄沙一带等了两天，却未见敌踪影。原来，敌未走黄沙，而是经包坊、章家庄直达硝石。

打援落空，硝石，一下集中了敌薛岳、周浑元五个师。

彭德怀立即将这一敌情报告军委，并提出：“硝石不宜再战。”

守在中革军委作战室的博古和李德，一心只想与敌决战。博古说：“硝石不打，就打资溪桥。资溪桥无论如何要拿下来。”

未作任何休整，彭德怀又接到中革军委电令：攻打资溪桥。

敌北路军总指挥陈诚，此时也一心想与红军主力决战。一来洗雪第四次“围剿”惨败之辱，二来不负“天子门生”之誉。见红军撤出硝石，他立刻命令第五纵队罗卓英四个师向资溪桥开进；令第八纵队周浑元三个师由黎川向资溪桥靠拢，两天后，陈诚部第五、第八纵队七个师近八万之众麇集资溪桥地区，拉开了与红军决战架式。

博古、李德获悉陈诚调兵遣将，欣喜万端。李德说：“要打就打一场大的，把林彪的一军团也调来。”博古也很激动，说：“一、三、五军团加起来有十个师，势均力敌，这场决战打定了。”

10月18日，林彪、聂荣臻率红一军团向黎川东南移动，并指挥新成立的红九军团第三十四师及独立第一、第四团等部，协同红三军团、红五军团及红七军团第十九、第二十师和红十军南下独立团，在狭窄的资溪桥与薛岳、周浑元纵队决战。

中革军委任命：彭德怀为前线总指挥。

10月22日，彭德怀下令进攻。下午4时，陈伯钧、宋任穷率红五军团第十三师首先从资溪桥北之苏元坑向敌猛烈攻击。第十五师、第三师也积极向敌攻击。但均因敌堡垒坚固而退下阵来。

这一仗，又像硝石一样。薛岳、周浑元率部坚守工事，不主动出击，让红军攻坚。

激战了三昼夜，双方阵地依然如故。红军浴血奋战于堡垒阵地前沿，损失惨重。

中革军委一份又一份电报飞到彭德怀的指挥部，催问前线进攻的进展状况。

彭德怀头都是麻的。硝石攻坚，打了两天；攻资溪桥，又打了三天，堡垒没打掉几个，损失却不小。更重要的是，这种浩大凌厉的攻势丝毫未能牵动敌人，更未能达到“待敌展开在旷野运动或由资溪桥向东、北运动时歼灭之”的预期目的。过去打仗，大步进退，运动自如，痛痛快快。如今，让人家当靶子，被牢牢地拴在堡垒面前挨飞机炸，被动窝囊。

硝石、资溪桥的教训，使彭德怀、滕代远认识到不能再这么打下去了，应该跳出堡垒，寻求无堡垒区域的外线作战。

10月23日11时，彭德怀、滕代远致电中革军委，要求根据敌人的特点，采用集中兵力，配合地方武装，阻挡敌兵延伸。

对这样一个富有战略意义的建议，中央和军委没有予以答复。

就在彭德怀、滕代远向军委建议的当天夜里，敌第七十九师正由金溪经南城东进，企图增援资溪桥。根据这一情况，彭德怀、滕代远于第二天再电军委：

<small>1.敌人正大举集中的时候，利用堡垒掩护，使我求得运动中各个击破机会减少，我军需要充实主力，结集力量与敌人大规模作战。</small>

<small>2.切忌主力摆在敌垒周围，疲劳兵力，日间暴露，受敌机轰炸；晚上大多数露营，消耗兵力特甚。对敌应坚决采取游击动作，动员群众起来配合红军支队，封锁敌，截敌，捉敌采买人员、侦探，夜间袭击。使群众了解战争是自己的事，有特殊意义，红军在群众掩护之下更可发挥其机动、秘密作用……</small>

<small>3.重要工作是发动群众参加武装斗争，扰敌、袭敌、截敌、促敌、坚壁清野，不卖一粒米给白军，断绝交通，监视富农、地主分子，报告消息，所有一切男女、大小都武装起来，为保卫苏区而战，为粉碎第五次“围剿”而战……</small>

彭滕彭德怀、滕代远上述建议是从实际出发，是可行的，如果被采纳，对红军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斗争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认为，彭、滕建议不符合他们的既定方针，因而予以否定。

10月24日下午6时，中革军委致电朱德、周恩来并转彭德怀、滕代远，称：“军委肯定地认为，彭、滕23日11时来电所提议的动机，目前是不能实行的。”

博古、李德、项英担心，主力部队一旦出动，寻求外线作战，广昌、建宁、泰宁地区没有掩护，敌人将随时可以窜入中央苏区腹地，危及红都瑞金。

彭、滕从中革军委电令中，察觉统帅部顾虑重重，复于25日再次致电中革军委，进一步阐释红军主力跳到外线机动作战的建议，并针对中革军委的顾虑，对23日建议作了一些调整，提出在充实现有兵力条件下，一、三军团实行分离作战。

彭、滕特别强调，一、三军团分离作战的前提，是充实兵力，否则不宜分离，恳请军委“以远大眼光过细考虑”。

然而，博古、李德对彭、滕一而再，再而三火急火燎的热诚建议，无动于衷。10月27日，他们以军委代主席项英的名义，电告在前方的朱德、周恩来：“军委已决定了战役问题，望转告彭、滕，停止建议。”

资溪桥一战，从10月8日至26日，打了18天，守敌始终未被牵动出来。

而红军主力摆在敌堡垒之间，无法施展，疲劳不堪，挨打挨炸，十分被动。

10月26日，在彭德怀的坚决要求下，军委决定放弃在资溪桥与敌决战的意图。迫不得已，资溪桥决战即告结束。

博古、李德一心想要决战，硝石、资溪桥等决战计划连连落空，中革军委又决定在抚河上游地区寻机与敌主力决战。

根据军委指令，受彭德怀东方军指挥的红七军团寻淮洲、肖劲光率部于11月11日向浒湾进攻。

浒湾，位于敌第三路军指挥部驻地南城以北，敌北路军总指挥部驻地抚州以东，敌第八十五师驻地以西，属敌后方，距中央苏区北沿约五六十公里。

为切断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自10月下旬起，陈诚陆续调第三十六、第四、第八十五师进驻抚州、浒湾、金溪地区，并在此一线构筑了堡垒群和坚固工事。

浒湾战斗打响后，中革军委急令彭德怀和滕代远率主力第四、第五师，星夜兼程八十里，赶赴浒湾参战。

连日来，彭德怀劳累过度，病倒了，部队由彭雪枫指挥。

脚跟未稳，三军团即与敌第四师接火。彭雪枫未能与寻淮洲、肖劲光取得联系，便组织部队发起攻击。一夜间，连续攻击四次，均在敌坚固工事前受挫。

红七军团听见枪炮声骤起，估计三军团主力赶到，也随之发起猛攻，同样未果。

正在较劲的时候，东方军接到总部22时电令：“今夜必须解决战斗，13日晨准备投入新的战斗。”

军令难违。彭德怀带病指挥，改变总攻计划，决心拂晓前完全解决战斗。

13日3时30分，东方军全线出击。红五师攻入敌阵地，与敌肉搏至清晨5时，终因后援不足，退下阵来。

上午8时，敌人出动十三架飞机支援地面部队，低空向东方军猛烈轰炸扫射。空旷无遮的阵地上，红军指战员无处藏身。被困之敌第四师也乘机向红七军团阵地八角亭反扑。彭德怀在指挥所里看见英勇的战士成排成群地倒下，乱糟糟地四处躲藏，气得跺脚骂娘。

这一仗，彭德怀窝火透了！历时三天，毙伤敌五百二十人，俘敌仅七人；而东方军伤亡和失踪一千零九十五人，阵亡三百零九人。第四师政委彭雪枫负伤，第四师第十一团政委吴宗泰牺牲，十一团政治处主任甘渭汉负伤。

彭雪枫负伤后，黄克诚继任红四师政委。他回忆说：“从硝石，浒湾两次战斗的指挥上，我明显地预感到红军前途不妙了。过去红军作战，前线部队有很大的机动性和机动权，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明知道会吃亏，就决不蛮干。可现在不同了，不管大仗小仗，统统由上边制定作战方案。下达具体作战命令，部队在执行中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机动。本来是按上边命令行事，但仗没打好时，却要追究下面同志的责任，真是咄咄怪事。李德指挥军队完全照搬德国军事学上那一套，毫不顾红军当时的具体情况，打阵地战，与敌人拚消耗，红军怎么吃得消？李德今天命令部队去攻打这里，明天又命令部队去攻打那里，又不集中使用兵力。结果，哪里也吃不掉，白白疲劳、消耗了部队。”

第二章 两个“拳头”砸“堡垒”——血肉模糊 3、大雄关之役，林彪军旗险些被拔

1933年7月，根据共产国际总军事顾问弗雷德的指令，中央红军被编组为两大集团，即东方军和中央军，实施“两个拳头打人”战略方针。

彭德怀东方军这个“拳头”，入闽作战一路上打得很辛苦；而林彪中央军这个“拳头”，却留在原地，闲置了两个月无所事事。直到8月31日，中央军才寻得战机，捞到一场仗打，这就是乌江战役。

8月29日，敌李思想第八十师进至吉水乌江一线修筑堡垒，试图在中央苏区北线从赣江到抚河联起一条封锁线。

奉命在乌江一带活动的中央军第一师侦察部队获悉情况后，立即向师长李聚奎、政治委员黄甦作了报告。李、黄认为关系重大，迅即报告中央军总指挥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

林彪、聂荣臻分析了乌江的情况：敌刚进入乌江地区，堡垒尚未修筑完毕。乌江一带地形易于红军隐蔽潜入。中央军组成后，一直没有动用，敌极可能麻痹、疏忽。

林、聂决心奇袭乌江，并围点打援。

8月30日，林彪、聂荣臻率中央军第一、第二师秘密进入乌江地区。李聚奎、黄甦第一师，切断乌江至吉水的交通，由东向西攻击，并钳制枫坪的敌军；徐彦刚、胡阿林第二师和李、黄师第一团从正面攻击乌江。

林、聂中央军总部随二师行动。

天助中央军。红一师发起攻击这一天，适逢大雨倾盆，雷电交加，敌第八十师全然放松了警戒。

总攻从8月31日下午4点开始。红一、二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李思愬师团团围住，不到四小时，就结束了战斗。这一仗毙敌千余，俘敌三千，俘虏中有敌第二三八旅旅长何文鼎。可惜李思想乘天黑混乱之际，化装潜逃。

乌江战役，是林彪第五次反“围剿”前夜的最后一仗。两个月后，这位所向披靡、骁勇善战的“常胜将军”，竟也在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下，在云盖山、大雄关之役败走麦城，狼狈不堪。

1933年11月中旬，中央军第一、第九军团奉命在崇仁附近突破敌堡垒封锁线。敌第七纵队薛岳、吴奇伟发现红军主力后，迅速调集了五个师，欲与红军决战。

第七纵队是陈诚部第三路军主力，是蒋介石中央军的嫡系精锐，武器装备优良，兵力充实，一个师强于杂牌军一个军的兵力，有一万六千人。薛、关纵队在第四次“围剿”中遭到重创。此次，陈诚吸取了以往教训，与红军作战，绝不打运动战，只打堡垒战、阵地战。

相比之下，红军处于劣势。林彪部第一、第九军团五个师不过三万人。

打乌江，红军与敌是3：1，中央军林彪占绝对优势，而且还是奇袭；这一回，红军与敌1：3，薛岳大大强于红军，守在堡垒里，以逸待劳。

林彪、聂荣臻不愿意在敌强我弱条件下与敌决战，决定不打薛岳，退守云盖山、大雄关。

进入了堡垒区，主动权就在薛岳、吴奇伟手中。林彪尚未到大雄关，敌三个师已抢先一步，占据了云盖山、大雄关各要隘和重要制高点。林彪不得已，与敌交火。云盖山、大雄山一带，均系崇山峻岭，地形险要，易守难攻。红军不易展开，且无树林隐蔽，易暴露；而敌军则依托堡垒线，进可出击，退可进入堡垒固守。

中央军第一师李聚奎、黄甦部和第二师陈光、胡阿林部同时猛攻敌制高点，中央军第十四师程子华、朱良才部阻击钳制敌西进，配合主力侧击敌吴奇伟部。敌出动20余架飞机和10余门普伏式山炮、野炮及重迫击炮，向红军部队猛烈轰炸，与步兵阵地形成交叉射击火力网。红军英勇冲锋数次，均无一奏效，败下阵来。激战中，红二师四团团长萧桃明、红二师政治委员胡阿林牺牲，红一师师长李聚奎、红二师师长陈光负伤，营连级指挥员伤亡甚众。

林彪在指挥部里看到部队伤亡这么惨重，心急如焚。自反“围剿”战争以来，他还是头一回这么熊。

聂荣臻说：“不能再打了，赶快撤退。”随即，命令红九军团第十四师长作掩护，让退下来的红一、二师向西南方向转移。

突围中，在通过敌毛炳文第八师阵地时，发生了险情。敌一个营突然冲到了林彪指挥部跟前，整个指挥部受到了威胁，殿后的第二师也有被敌切断在隘路口突出不来的危险。

千钧一发。林彪急了，霍地拔出了勃朗宁手枪。聂荣臻大声吼道：“凡有战斗力的，不管是炊事员、饲养员，全部上去！”他也拔出了手枪。

林彪又气又急地骂骂咧咧：“这打的什么鸟仗！”他命令身边的参谋：“往下传，让二师四团赶紧上来！”

林彪、聂荣臻身边只有一个警卫排，排长叫刘辉山，江西永丰人，解放后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刘辉山的警卫排真能打，在这节骨眼上，硬是把一个营的敌人堵住了，没让敌军抄了林彪的指挥部。

第四团第一营首先赶到，一个冲锋，化险为夷。

这次战斗，给林彪留下了极深的印象。1950年，他在《悼左权同志》一文中谈到：

<small>多少次险恶的战斗，只差一点我们就要同归于尽，好多次我们的司令部投入了混战的旋涡，不但我们的前方是敌人，在我们的左右后方也发现了敌人，我们曾各亲自拔出了手枪，向敌人连放，拦阻溃乱的队伍向敌人反扑。</small>

<small>子弹、炮弹、炸弹，在我们前后左右纵横乱落，杀声震彻着山谷和原野，炮弹、炸弹的尘土时常落在你我的身上，我们屡次从尘土浓烟里滚了出来。</small>

11月22日，林彪、聂荣臻向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作了长达万言的《一军团云盖山、大雄关、沙岗上等地附近战斗经过详报》，列举了一大堆失误：自军团直接以号音催五团速攻后，五团曾两度夺取3575高地之一部，但其第一梯队在击退敌人夺取阵地后，未能继续前进，以白刃拼搏与火力战斗追随败退之敌；其第二梯队也未同第一梯队跟进扩张战果。在冲锋时及击退敌人而占领其阵地后和在敌反冲锋到来时，均未发扬火力。指挥员忘记了运用机关枪，没有指示机关枪的射击目标及阵地机枪在战斗中随便摆在阵地上无人过问，枪口有的还朝着后方（二师）。全师机枪只两枝枪带了水，其余均未带水。在阵地上临时派人去山下打水，但哪里有水呢？这就让咱部队对随时准备战斗的指示是不充分的，对火力的运用是不注意的。战斗中火力与运动的配合是差到惊人的程度。

一遇到敌人较强的火力抵抗时，或较有火力的阻拦时，就在敌前停止起来了，也不发扬火力，也不跃进，大家挤在一堆，让敌人最有效的火力射击和遭受敌人的手榴弹的掷，炸死炸伤枕藉。等到敌人的反冲锋到来，敌人走近我们人堆的附近，以集束的炸弹投入我们的人丛间，一个炸弹就能炸着我们几个人。我们当敌接近前，既不知以火力压制敌人。当真接近时，又不以刺刀手榴弹进行肉搏的战斗，乘胜猛追过去。反在这时无组织地溃退下来，并且把机关枪也失了。在这战况的过程中，师团虽命令冲锋前进，但部队并未前进冲锋。这方面固然因为干部伤亡，部队无人指挥。证明我们的部队的顽强性是不够的，指挥员对部队的掌握是很差的，战斗中的绝对服从指挥的纪律也是不够的。

战斗时关于伙食担于及卫生队的指挥很差，很多的部队整日未得到饭吃。伙食担子找不着队伍，卫生队把收容所设在敌人附近，致使撤退时伤兵抬不出来。

这一次战斗前大疲劳和临时仓促出战及连上人数不充实。18号，一军团奉命至演口演源经神岗以西之内外演溪大山到党口杨场之线待机，但因山大路弯，整整走了一天。到19号晨出发作战时，先头部队自宿营地出发，而后面部队则才由大山上下来。这些部队便有一天一夜未寝未食，18号又马上接着出发作战，故部队疲劳达于极点。在战斗中动作之迅速与猛烈远不及过去战斗。

连上原来人数不充实，故战斗中表现缺乏强大之突击力与持续力。一个连用上去均区区只有二三十人，力量是非常单薄，稍遭死伤便更表现得零零落落了。干部的死伤特别大，也是因战斗员太少为其原因之一。在一个阵地上，虽只一百人中，却包含了好几个单位。只看着指挥员、轻机枪，却不见有好多拿步枪的战斗员。

干部，尤其是连排干部，在战斗中不知履行自己的职责，只是亲自打枪，打手榴弹，表现个人勇敢，成了战斗员的作用，而未按照战术去指挥战斗和抓紧各种重要时机（如冲锋和对付敌人反冲锋）进行及时鼓动工作和维持战斗纪律。

十四师在神岗向罗坊麻坑警戒之连哨，既不派出侦察前去搜索，又不站在便于展望之地点，对抵抗阵地之选定与发现敌人时之处置均无准备。19日晨被敌之第九十师之侦察部队袭击，全连人员武器大部分损失，使敌于正式战斗尚未开始之前即将我军情况得知。这是警戒疏忽的严重教训。

……

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起家的最精锐主力第一军团，辗转在敌人堡垒与重兵之间寻求作战。由于敌人不轻易离开其堡垒地带，红军又缠住敌人死拼死打，仗一般都打得不好，反而疲惫和消耗了自己的兵力。

聂荣臻回忆说：“在福建事变期间，我们一军团被西调至中央苏区北线的永丰地区作战，企图在那里突破敌人的堡垒封锁线。在战术上，李德强调要以堡垒对堡垒，实行‘短促突击’。为此，军委于八月下旬专门下达了命令，要部队用这种战术作战。这个战术，就是敌人修碉堡，我们也修碉堡，待敌人进至距我碉堡二三百米，我们即短促突击去消灭敌人。采用这种战术，我军消耗很大，又打不出什么结果。1933年12月25日在永丰南面打的丁毛山战斗，就是和宋子文的两个美械装备的税警团及唐云山的第九十三师打。

“面对他们修筑的堡垒线，我们也修筑堡垒与之对抗，打了一个多星期，结果完全是得不偿失的消耗战。敌人有飞机，又有大炮。国民党军队从德国买了几门普伏式山炮、野炮，还有几门一零二口径的重迫击炮，数量并不多，但调动很灵活，侦察到我主力到了那里，他们就把它调来了。我们的部队打得很英勇，但伤亡很大。三团有九个连，却阵亡了十三名连级干部。当时就有人听到三团一个当排长的瑞金老俵发牢骚说：‘不知捣啥鬼哟！我们一夜不困觉做了一个堡垒，人家一炮就打翻了；而人家的堡垒，我们只有用牙齿去咬！我们没有重火器，天天同人家比堡垒，搞什么鬼！’后来，遵义会议作总结时，把这次战斗也归入‘拼命主义’战斗之列。”

第二章 两个“拳头”砸“堡垒”——血肉模糊 4、丢失黎川，肖劲光被押上军事法庭

李德在《中国纪事》一书中这样写道：“第五次反‘围剿’中，肖劲光不战而弃，带领他的独立部队仓皇撤退，而让地方部队听任命运的摆布。”

当时《红色中华》更是作了耸人听闻的报道，说：“肖劲光把赤色的黎川城，以及红军用血肉换来的一部分军用品送给敌人，做了敌人的内应。”

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总书记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正是根据这条“罪状”，对红七军团政委肖劲光，在瑞金最高临时军事裁判法庭实行了公审、判刑。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黎川事件”。

“大决战”伊始，蒋介石和博古都看中了黎川。黎川位于瑞金的东北部，与福建毗邻，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它既是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结合部，也是蒋介石包围中央苏区东线与西线的汇合部。

闽赣省委和省军区司令部设在黎川，省委书记是顾作霖，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是邵式平，省军区司令员是肖劲光。

大敌当前，要不要黎川城，中共内部发生了分歧。博古和李德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要求死守黎川。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则主张放弃黎川，诱敌到福建建宁、泰宁一带，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消灭敌人。

黎川前线军事负责人肖劲光，赞同毛泽东的看法。他给前总发电，建议让出空城，从侧面打击敌人。

然而，毛泽东和肖劲光的意见，丝毫未被考虑，肖劲光接到的命令是“死守黎川”。

1933年9月中旬，敌周浑元三个师乓临黎川城下。

就在黎川告急的前一个星期，肖劲光的主力部队全被博古调走，第十九师往福建，另一个独立师参加硝石战役，黎川只剩下一支七十人的教导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

不日，闽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率机关撤出黎川城。

周浑无三个师，开始还是小心翼翼，但后来发现“空城”的秘密，于是大胆进攻。

肖劲光无法“死守”，率教导队撤出黎川，退到六十里以外的溪口。

9月28日，黎川失陷。

失守黎川，肖劲光一时还未被“问罪”，因为理由不充分。七十人抵挡三个师，怎么也说不过去。

肖劲光被召到瑞金接受任务。根据中革军委关于把小团小师整编成大团大师正规部队的决定，肖劲光奉命以原赣东北红十军、闽北独立师和他所领导的闽赣军区为基础，组建红七军团。1933年10月28日，红七军团正式成立，寻淮洲任军团长，肖劲光任政委，下辖第十九、二十、三十四三个师和红十军南下独立团。

1933年11月10日，红一方面军“前总”发出“收复赤色黎川”的命令，要求肖劲光率红七军团，配合彭德怀红三军团攻打黎川之外围据点浒湾。然而，浒湾一战，肖劲光非但没有“将功补过”，相反又吃了一个败仗。

浒湾失利后，肖劲光被召到“前总”所在地福建建宁。

一位“前总”负责人在谈话之前递给肖劲光一本《铁拳》刊物，这是“前总”的前线刊物。接过《铁拳》，肖劲光大吃一惊，刊物的总标题是《反肖劲光机会主义》专号，并载有闽赣省委书记顾作霖等三人的文章。

其实，批肖劲光的“机会主义”斗争已经开始，他还蒙在鼓里。

一个星期前，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就召开了党员干部会议，进行反对以肖劲光为代表的“机会主义”的斗争。红军总部负责人亲自参加并主持会议。

会上，“揭发了肖劲光机会主义动摇的性质”和“这一机会主义路线所造成的罪恶”，“会场充满了斗争精神”，强调要把“反肖劲光机会主义”的斗争深入到每个支部每个党团员以至每个红军战士中去。

顾作霖作为闽赣省委书记写了批判文章。文章说：黎川失守，虽由于我们许多错误造成，但肖劲光实为直接的责任者。

当时肖劲光不仅有一个师兵力足以拒止至少可以迟阻敌人于硝石之线，黎川附近地方部队和群众，亦可广泛发展游击战争与坚壁清野，以滞止敌人前进。

肖劲光是红军中罗明路线的最典型的代表……

阅罢《铁拳》，肖劲光心里说不出的怨气。“这是什么意思？！”肖劲光问，“丢黎川，浒湾失利，原因在哪里，前总调查了没有？事情没弄清楚，问题就定了胜，批判文章也出来了，而且这么快，才两天。这不是早已准备好了的嘛。”

“我是机会主义？！我觉得这种打法就不对。”

肖劲光不服气，言辞尖锐地进行了辩解。

“你应该服从党的决定。”前总负责人一锤定音。“尽管事实可能有出入，但是党已决定在军队中开展反对以你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以教育全党和全军。”

“如果不讲事实，我还有什么可说呢。”肖劲光说。

谈话后，肖劲光被关押了。

“前总”一批肖劲光，闽赣省委紧接随后。

闽赣省第一届工农兵代表会议上，省苏政府主席邵式平指责肖劲光为首的“机会主义的罗明路线”，使“赤色黎川落入敌手，造成了省革委工作史上的污点”。会议强调对与肖劲光一样退却逃跑的政府工作人员“应当给以指责”。

彭德怀首先为肖劲光鸣不平，他跑到“前总”，说：“浒湾一战失利不怪肖劲光，不是他的责任。这一仗是怎么指挥的，要红三军团仓促赶到浒湾，敌人有飞机，有装甲车，还有森林工事，便宜全让别人占了……”

其实，浒湾一战失利，博古和李德想借机整彭德怀。他们把红三军团政委滕代远、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整掉了，还想再把彭德怀也整掉。由于彭德怀影响太大，未敢动手。为了在军内反对“机会主义”，打击拥护毛泽东路线的人，于是抓肖劲光开刀。

对博古和李德来说，很难理解曾二次到苏联，并毕业于苏联列宁军事政治学院的肖劲光，怎么就不热衷于正规战，而对游击战执迷不悟。

肖劲光于192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2年转为中共党员。在列宁逝世时，他曾和任弼时、刘少奇等人一起作为东方民族的代表为列宁守灵。他参加过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师党代表。1930年从苏联回国被派往中央苏区，曾任闽粤赣军区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红军学校校长、红五军团政委。在反“围剿”战争中，肖劲先很快认识到毛泽东军事思想比在苏联军事学院学到的要更适合中国国情。所以，他成为了毛泽东路线的坚决拥护者和执行者。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博古、李德为全面实行其军事路线，借“黎川事件”在军队里“动手术”，抓一批人，处理一批人。数十年后，肖劲光在谈及此事时说：“‘黎川事件’问题不是我个人，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而是反‘罗明路线’，反‘江西罗明路线’从地方到军队的继续。”

“反江西罗明路线”时反了“四大”——邓毛谢古，博古说还有“四小”——肖劲光、李井泉、陈正人、余泽鸿。

李井泉曾往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政委办公室秘书长、师政治部主任、师政委；陈正人曾任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长、省委代理书记、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余泽鸿任建宁中心县委书记、建（宁）黎（川）泰（宁）军分区政委兼建宁警备区政委。

博古一点名，他们都少不了挨整。

肖劲光被押送瑞金后，中央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对肖劲光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博古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提出在军队开展反“退却主义”、“游击主义”的斗争。凡对临时中央军事路线不理解或执行不力者，都为“右倾机会主义”。

这次会议之后，“活动分子”在部队中都贯彻执行博古的报告。

一时间，对肖劲光的斗争危言耸听，贴出了博古首先喊出的“打倒蒋介石的走狗肖劲光”的口号和标语，还运用报刊、漫画、戏剧等各种形式，大张旗鼓地对肖劲光进行批判斗争。博古对此觉得还不够“残酷”、“无情”，他对肖劲光说：“党决定公审你。”

1934年1月4日上午，瑞金最高临时军事裁判法庭，对肖劲光实行了公审。

公审规模之大，气氛逼人，在中央苏区还是头一次，参加大会的有中央和各后方机关代表、群众近千人。一阵口号后，书记员宣布了对肖劲光的控告书，其“罪状”有二：黎川失守和浒湾战斗“丢伤兵”。

公审前，军事法庭并未进行预审，所以肖劲光不知何罪之有。

读毕控告书，执行主席问肖劲光有什么可说。肖劲光大惑不解，当着众人面为自己辩护：“黎川失守到浒湾战斗，先后一个月的时间，并没有追究我的责任，还让我去组建红七军团。我被撤职查办的罪名，是浒湾战斗失败，怎么又跑出黎川失守的说法呢？”

开始给肖劲光定的“罪名”是浒湾失利，但这一仗肖劲光只是配合三军团作战，不是总指挥，负总的责任或全部的责任没有道理，彭德怀也说不怪肖劲光。于是，李德对博古说：“黎川失守要问罪肖劲光。”

执行主席又问：“不管怎么说，黎川是不是你失守的？”

肖劲光继续辩解道：“我的部队全都调走了，敌人是三个师，我只有七十人的教导队，怎么守得住？差不多快被敌人包围的时候，我才带队伍撤出黎川城，这有什么错呢？”

“为什么不发动群众？”又问。

“省委、省政府都撤走了，我怎么发动群众？即使发动了群众，他们赤手空拳，怎么能对付得了有枪有炮的敌人？……”

大会执行主席无话可问。

“至于伤兵的事，”肖劲光继续辩解：“八角亭我们伤亡三百多人，我派周子昆师的一个营，护送伤员经过敌占区到后方，途中遭遇敌人袭击，有十几名伤员掉队，其他大部分都安全到达后方根据地……”

经肖劲光这么一说，两条“罪状”都不成立。开始不明真相喊口号的群众也不再作声了。

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大会执行主席宣布公审结果：开除肖劲光的党籍和军籍，判处五年徒刑，无上诉权。

公审肖劲光，毛泽东开始并不知道。虽然挂有中央政府主席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但军委根本就没有开会讨论过这事。博古对李德说：“不要在中央军事委员会谈及这个问题，毛泽东对此很敏感，他们都是执行同一条路线的。”还说：“肖劲光是毛泽东比较亲近的老乡。”

公审会后，毛泽东才知道这一情况。他十分气愤，说：“打击肖劲光是杀鸡给猴看，打击肖劲光，就是打击我。”

毛泽东委托贺子珍去看肖劲光，并转达话：黎川失守是“左”倾军事路线造成的，撤出黎川，做得对。

对肖劲光的处理，李德很不满意，他对博古说：“判五年刑，太轻了，要杀一儆百，要枪毙肖劲光。”

在此之前，红三团第五师十四团政委麦农本就因浒湾失利而被军事法庭处以极刑。

这个问题提到了中央军事委员会上讨论。毛泽东坚决不同意，力保肖劲光。王稼祥也不同意，他拒绝在文件上签字。王稼祥既是中共军委副主席，同时又是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在毛泽东、王稼祥等人的保护下，肖劲光非但没杀，还获释放，并到红军大学任教员。

肖劲光怎么也没想到，情况会发生如此变化。一个“罪犯”去当红军大学教员！数十年后，他谈及此事，感慨万千地说：“我得以释放，能活到今天，是毛泽东等同志同‘左’倾教条主义者坚决斗争的结果。如果没有中央这些领导同志的保护，我很可能被杀掉了。当时有许多好同志受打击，多少好同志被错杀啊。我是一个幸存者。”

红军大学设在距瑞金县城十多里的一个山坡上。这里原来荒无人烟。学员们自己动手，搭起了一排排茅草屋。

红军大学是根据李德和博古的意思办起来的，所以，从指导思想到教学方法，几乎都是仿效苏联红军学校的那一套。校长是张宗逊，后由何长工担任。

说来有趣，肖劲光、宋时轮、周七第、苏进、冯达飞等犯有严重“错误”的红军高级指挥员，此刻都成为了红军大学的教员。

1934年秋，中央苏区形势日趋紧张，红军节节败退，肖劲光的心情越来越沉重。10月10日，肖劲光与部队一起参加了长征。1935年1月，肖劲光抵遵义城。当天晚上，周恩来约见了他。周恩来握住肖劲光的手，说：“中央这次会议为你平反了。你的问题过去搞错了，中央取消了对你的处分，决定恢复你的党籍和军籍，还要重新安排你的工作。”

四渡赤水之后，肖劲光被派到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接替叶剑英任军团参谋长。

解放后，肖劲光担负起创建人民海军的重任，任海军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第三章 福建事变，一次改写历史的绝好机遇 1、蔡廷锴与彭德怀，不打不成交

国共“大决战”刚打两个月，蒋介石便后院起火，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联名反蒋，爆发了震动全国的福建事变。

十九路军替蒋介石卖命打内战，也可谓是朱毛红军的老冤家。

第一次“围剿”，蔡廷锴迟到一步。刚进苏区，张辉瓒即告全师覆没，十九路军闻风而逃。

第二次“围剿”，十九路军刚打完淞沪保卫战。中共曾声援过这些抗日将士，故不愿使其雪上加霜。尽管蒋光鼐、蔡廷锴深入苏区宁都境内，但红军未曾动他，而让第五路军王金钰、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第六路军朱绍良伤筋断骨，丢盔弃甲。

第三次“围剿”，红军不再客气。彭德怀、滕代远的第三军团和陈毅的江西军区，与蔡廷锴三个师，在兴国境内高兴圩激战三天两夜，几万大军在弹丸之地杀得天昏地暗。后来蔡廷锴在其自传中叙述这场血战时写道：红军以其最强悍之部队及彭德怀之军官队，向我猛冲。我军受其强烈压迫，全线略为动摇。第六十师沈光汉师长及师部不明前线情况，又不沉着，在此千钧一发之际，竟受溃兵之影响，擅自向兴国方向退去十余里。甚至总部人员及我之随从亦有逃跑，颇为紊乱，无线电亦放出紧急电。当时我见此情景，危殆万分，愤欲自杀以殉国……

十九路军确实能打。高兴圩一战，红军虽歼其三千，但也伤亡千余。彭德怀的第三军团，仅排以上干部就伤六十六人，亡四十三人。第三军团第四师代理师长邹平阵亡，三军团政治委员滕代远等负伤。

从此以后，彭德怀与蔡廷锴两军对垒，兵戎相见，势不两立。

1933年7月，彭德怀东方军入闽作战，兵锋直指老冤家蔡廷锴。攻泉上，克朋口，收复连城，东方军所向无敌，势不可当，动辄吃掉蔡廷锴一个团、一个旅。蔡部最精锐主力区寿年第八十七师，被东方军红五师李天佑、毛贲虎第十二团打得狼狈不堪，一昼夜狂奔九十公里，形同丧家之犬。师长区寿年痛心疾首地说：“这次失败，是本军最大的耻辱。”

8月中旬，东方军连克洋口、峡阳，围困将乐、顺昌、延平，守敌第五十六师师长刘和鼎惊恐万状，魂不附体，一封接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请求蔡廷锴速发援兵。

8月18日，蔡廷锴的王牌军，号称从未打过败仗的“铁军”——十九路军第六十一师第三六六团，在芹山地区被彭德怀东方军第五师李天佑团一举全歼，该团团旗和二十余挺轻重机枪，全部成了红军的战利品……

回首“围剿”红军，蔡廷锴头皮都是麻的。打了几年，什么也没捞到。

既损兵折将，又遭到全国人民和下级的唾骂、怨恨，真可谓两头受罪，里外不是人。老蒋在屁股后面不停地催，责怪他“进剿”不积极；前面彭德怀东方军严阵以待，兵不可犯。蔡廷锴说：“打，也是被红军消灭；不打，蒋介石面前交不了差，也活不下去。”

老蒋不仁，十九路军也不义。于是，逼上梁山，蔡廷锴干脆走第三条路：联共反蒋。

十九路军反蒋联共，颇费了一番周折。

1933年8月30日晚，黄琪翔在上海家中请客。同席的有章伯钧、彭泽湘、刘伯垂和麦朝枢等。正在吃饭时间，晚报送到，登载：十九路军在闽与红军作战，打了大败仗；区寿年部在连城全师覆没，谭启秀部在延平战败，退出水口；红军指日可下福州。大家看到这条消息，异常震惊，因为在座各人和十九路军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无论在私在公，都必须设法挽救十九路军。大家当时估算，蒋中正蓄意消灭十九路军，现在正好借红军达到目的，一定不会增调援兵。广东军队也在赣南受到红军牵制，无兵可调。这样，十九路军就只有坐以待毙了。最后彭泽湘说：“现在种种想法，都很难收实效，最好是在上海找中共中央负责人谈判，说明十九路军是抗日反蒋的，应说是革命同路的军队，红军不应该把它消灭；如果红军消灭十九路军，正好中了蒋介石借刀杀人的毒计。要求中共中央转电红军领袖，先行下令停止进攻，然后再商量具体条件。这样决然可以得到中共中央的接受。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但不知十九路军方面是否能够照做，又一致商定由黄琪翔写信寄香港陈铭枢。陈接信后，函复已派梅龚彬到上海与中共接头，可就近配合进行。但多次商谈，未获得积极的结果。

蔡廷锴心急如焚。陈铭枢一到福州，就责问道：“你口口声声说己和共产党取得联系，如今红军全力向东，想消灭我军，这是合作吗？”

陈铭枢无可奈何：“合作没有成功，当然不会停止敌对行动嘛！”

费了很多心思，陈铭枢想到一个人，这就是陈公培。陈铭枢对陈说：“十九路军想与共产党合作，但没有关系，找不到合适人选。你曾经在周恩来、朱德那里干过事，你想办法联络他们。”

陈公培从香港来到福州，会见蔡廷锴和蒋光鼐。因是陈铭枢推荐的，蒋、蔡觉得靠得住。于是，决定由陈公培作为十九路军的代表，赴前线与东方军彭德怀部接洽谈判。

此事关系重大，要十分慎重。蒋光鼐用绸子给彭德怀写了一封密函，表示愿意接受中共中央和红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并提出双方先行停止战争行动，互派代表和谈。

为了万无一失，蔡廷锴用汽车亲自将陈公培从福州送到水口前线，并交给他一个密码本。

陈公培化装成一个闽中农民模佯，绸子密函藏在内衣腰带中。

延平前线十九路军补充第一旅旅长司徒非，奉蔡廷锴命令，将陈公培秘密送过前线。

9月22日，陈公培抵达东方军司令部——延平县西南六十里之王台乡。

在这里，他见到了东方军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滕代远，政治部主任袁国平。

彭德怀看了蒋光鼐、蔡廷锴的和谈信后，立刻致电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和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

次日凌晨，彭德怀接到中共中央局关于与蒋、蔡谈判的电示：

<small>关于蒋蔡谈判，请提下列先决条件：</small>

<small>（一）停止军事进攻与经济封锁，在军事上立刻停止前线及后援之前进，集中沙县之部队，可撤至相当地点，沙县仍可维持其统治，谭师亦应作向后退，我们可允许不再前进……经济上应允许停止一切对于苏区贸易之封锁。</small>

<small>（二）释放在福建牢狱中的政治犯，及保证反帝运动及反帝组织之自由。</small>

<small>（三）发表反日及反蒋之政治宣言。在允此项条件后，双方订立协定，磋商后作战协定，及其他具体问题之具体步骤。但蒋蔡此种行动极有可能，像求得一时缓和，等待援兵之狡计，我方得警戒并须严加注意。谈判时依据上述条件及政府屡次宣言，但过分及一时不能接受之条件，可不提出。</small>

中央局当天上午，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与陈公培进行谈判。

陈公培说，此次来的原因有三：共产党有联合抗日声明；十九路军愿意同红军联合，打倒帝国主义及其最大的工具蒋介石；我自己也想到苏区来看看，联系联系。

彭德怀重申了中共中央局抗日三条件后，指出：十九路军抗日是对的，进闽“剿共”是错误的。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抗日必须反蒋。用十九路军“剿共”是蒋介石的阴谋。“剿共”和消灭十九路军对蒋介石都有利。

陈公培进一步谈到蒋光鼐、蔡廷锴的一些保证，比如“停止进攻苏区”，“释放共产党人”，“取消经济封锁”等，但同时要求“红军退出洋口”，“以泰宁、将乐、建宁、清流、连城为界”，“保守条约内容的秘密”等。

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根据中央局电示精神，对陈公培所提各款予以答复。彭德怀指出：“为了扩大民族革命战争，实践苏维埃中央政府之屡次宣言，红军与十九路军在抗日反蒋的谈判基础上，订立共同作战协定，以首先打倒蒋介石为罪魁的南京卖国政府，驱逐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出中国。”

陈公培见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言辞恳切，入情入理，毫无意见，遂用东方军的电台，致电蒋光鼐、蔡廷锴，要求在四十八小时内予以答复。

行伍出身的彭德怀，还是头一回搞谈判。他作为东方军的最高指挥官，专设午宴，热情款待了炮火中厮杀了几年的福建使者。

彭德怀在《自述》中回忆说：招待吧，我们就是用脸盆盛菜，盛饭。用脸盆洗脸洗脚，一直沿袭到抗美援朝回国后，才改变了这种传统做法。

我们请他吃饭，大脸盆猪肉和鸭子，都是打土豪打来的。

后来中央听说这种招待法，很不高兴，认为太简单了，责备彭德怀对此事不够重视。这一点，在中央局9月25日给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滕代远对谈判的指示电文的第三条有反映：请你们特别注意，勿因谈判而妨碍我们积极行动，同时应将谈判看成重要之政治举动，而非简单之把戏。在谈判中只用红军名义指挥，特别注意在言谈及条件中勿泄露我军任何军事秘密。

中央的态度说“重视”，但改变也快，有点儿朝令夕改。上午电告说“看成重要之政治举动，而非简单之把戏”，晚上9时又以项英的名义，致电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滕代远，要彭“耍一个滑头”：目前在我军结束东线向北消灭蒋敌援闽部队（军委已另有命令），对公培之事绝不能存大希望，可在我撤退时，顺带耍一个滑头，向公培表示红军履行以前宣言，诚意与他们来订立反帝反蒋作战协定。可首先撤退西芹一带之兵。但绝对注意不要暴露我军之企图，而实际来集中我之兵力，请你们酌情进行。

彭德怀性格直爽，坦坦荡荡，喜欢明白人不做暗事。中央反反复复的电令，把他弄得有点儿稀里糊涂。他后来听滕代远说，博古讲“第三党比国民党还坏，对民众带有更大的欺骗性”，彭德怀愈发觉得摸不着头脑了。

彭德怀在回忆中写道：我虽然不同意他们这种关门主义的看法，但又觉得提不出什么理由来。

这时我有一种自卑感，觉得知识分子总有他二歪道理。如上次来电责备招待不周吧，不够重视吧，现在又说，第三党比国民党还坏。这才是不够重视哪！

他反蒋抗日对我们有什么不好呢？当时我要是读了《中国农村各阶级的分析》这本书，我就要批判他们，可是我那时根本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任何批判能力。我入党前，就只看过一本《共产主义ABC》，看过一本《通俗资本论》，当时我也是第六年的党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没摸边，多么需要革命理论武器！革命的热情吗，自问还是有的。

彭德怀首次谈判便写下了出色的一笔。27日，彭、滕致电朱德、周恩来并转项英，报告十九路军方面“在我们让步之下，有可能接受我方相当条件”。

28日，彭德怀派人护送陈公培出苏区返回十九路军。陈公培带去了一封彭德怀给蒋光鼐、蔡廷锴的书信。彭德怀赞扬了蒋、蔡反蒋抗日的主张，同时要求蒋、蔡从速派出代表，到瑞金同我党中央正式谈判。

红军与十九路军停止了敌对行为，并开始了一定程度的互相支持。

第三章 福建事变，一次改写历史的绝好机遇 2、红都瑞金的使者——潘汉年、黄火青、张云逸

正在红军第一步兵学校任政治委员的黄火青（校长为陈赓），深夜忽然接到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的电话，要他立即赶到军委驻地沙洲坝，去执行一项紧急任务。

当时，黄火青正害恶性疟疾，发着高烧。刘伯承顾不了那么多，口气很硬，说：“坐担架也要抬来。”

黄火青确实是被担架抬了三十多里，到瑞金沙洲坝的，并在红军总医院往了一星期。

出院后，黄火青到军委总部报到。刘伯承告诉他具体任务，要他随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潘汉年到福建十九路军做联络工作。黄火青这才知道尚属“秘密”的来龙去脉。

一个月前，陈公培带着彭德怀的信回到福州。蔡廷锴阅罢，旋即电告在香港的陈铭枢。陈铭枢喜出望外，当天乘飞机抵榕城。他对陈公培说：“你为十九路军办成了一件大事。”

根据彭德怀信中所说，派代表赴瑞金与中共正式谈判，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商定，让也曾与中共关系甚密的徐名鸿作为十九路军的全权代表。

徐名鸿，广东丰顺人，早年参加过共产党。南昌起义时任第四军十一师党代表，后又任军政治部主任。南昌起义失利后脱党而参加第三党，并长期在十九路军工作，时任十九路军秘书长。

陈公培已顺利往返了一回，熟门熟路，陈铭枢命他二度入赣。第三位使者名叫陈小航，一个文化人。

10月上旬，福建使者一行三人抵达红都瑞金。

徐名鸿带来一封蒋光鼐、蔡廷锴给朱德、毛泽东的信。蒋、蔡并不了解中共内部的复杂矛盾，以为瑞金是朱毛说了算，因为多年来都是与朱毛在战场上打交道，对朱毛大名久仰。

博古看了此信后，打电话给毛泽东，说：“我不出面了，福建使者由中央政府接洽。”

在博古看来，十九路军此举，并非什么大不了的好事，不值得过于重视。

或者说，他压根儿就反对。因为博古向来对十九路军厌恶。

早在九一八事变时，十九路军不愿再做蒋介石的炮灰同红军打仗，在赣州喊出了“不打内战”，“共同抗日”的口号。博古却说，中间派比蒋介石还具有欺骗性，是更危险的敌人。

一二八抗战，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在上海作了一二八决议，不是支援蒋、蔡抗日，而是号召士兵起来推翻“长官”。蒋介百企图消灭十九路军，把蔡廷锴从上海调到福建“围剿”中央苏区。博古不是促使其接受中共提出的共同抗日三条件，而说：“国民党军队的上层军官，是决不会接受我们的条件的，我们也不会同他们谈什么条件。”

毛泽东作为中央政府最高领导人会见了徐名鸿等。毛泽东说，十九路军过去替蒋介石打红军，压迫人民是错误的，但现在不愿打内战，积极抗日，中国共产党是欢迎的，支持的。苏维埃中央政府愿意与十九路军合作，双方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反蒋抗日。福建使者广泛地与中共和红军领导人进行了接触，会见了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

周恩来负责了这次谈判工作，并派潘汉年为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全权代表，与徐名鸿等具体谈判。

潘汉年，江苏宜兴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过小学教员、报馆编辑。1926年冬，往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写股股长、宣传科长兼《革命军日报》总编，参加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长期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域左翼文化运动，历任上海文化工作中共党困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委书记、中国“左联”党团书记等职。1930年冬任中共中央《红旗日报》采访部主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央特科委员会委员、第二行动科科长等职。1933年进入中央苏区后曾任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

双方谈判进行了数日，协议条款已拟定。

到了这个份上，博古等人仍然对十九路军表示怀疑。在中央讨论条款时，发生了争论。

博古说：“哪有猫儿不吃腥，哪有军阀不反革命。十九路军过去是我们的敌人，今天就不可能成为我们真正的朋友。”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左”倾关门主义者的观点完全相反，极力主张与十九路军合作，抗日反蒋。

毛泽东提出，我们联合十九路军，不仅在政治上对全国人民和对国民党军队会起到重大影响，在与蒋介石的军事斗争上，也会产生直接的对我们有利的作用。

毛泽东的意见，在争论中得到大多数人支持。

博古终于同意与十九路军签订协定。但他解释道，与蔡廷锴联合，仅仅是为了“在群众面前证明苏维埃红军忠实于自己的宣言，借以揭破十九路军的真实面目”。

1933年10月26日，潘汉年与徐名鸿签订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及人民革命军的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初步协定》共十一条：

（一）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军事疆界线（如附件），在该线不得驻扎主力军队。同时，十九路军必须运用各种方式，排除或消灭存在福建与苏区接壤地间妨碍贯彻该协定之一切障碍势力。

（二）双方恢复输出输入之商品贸易，并采取互助合作原则。

（三）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立即释放在福建各牢狱中的政治犯。

（四）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赞同福建境内革命的一切组织之活动（各民族抗日反帝团体及一切武装组织，并允许出版、言论、结社、集会、罢工之自由）。

（五）在初步协定签订看，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即根据订立本协定原则发表反蒋宣言，并立即进行反日反蒋军事行动之准备。

（六）初步协定签订后，互派全权代表常驻，应由双方政府负责，保护该代表等人员之一切安全。

（七）双方人员有必要往来时，由各驻代表要求签发互照通行证，双方负保护安全之责。

（八）本协定在福建及十九路军方面反日反蒋军事布置完成前，双方对于协定交涉应严守秘密，协定公布经得双方同意。

（九）在完成上述条件后，双方应于最短时间，另定反日反蒋具体作战协定。

（十）双方贸易关系，应依互助互惠之原则另定商业条约。

（十一）本协定在双方全权代表签订草约后即发生效力，正式协定共计两份，经双方政府军事机关正式负责人签名盖章后，各执一份执照。

这个协定，对蔡廷锴来说，并未实现其意图。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共中央代表具体和徐商谈，主要谈判闽西苏维埃区与闽西善后处（即闽西善后委员会）双方划界而治的问题。我希望徐名鸿谈判十九路军和红军共同抗日反蒋大计，能与红军取得一致意见。惟中共代表人对我们的意图不够了解，却很少谈到这些问题（和红军没有达到攻守同盟，是“闽变”迅速失败原因之一）。于是10月间草草订立一个临时划界协定。

根据《初步协定》，中央决定派潘汉年为正式代表，黄火青为秘书驻榕。

黄火青住医院一个星期，潘汉年不能久等，与徐名鸿、陈公培先行。因为蔡廷锴来电催徐名鸿速回福州筹备举事事宜，陈小航留下来在古田等黄火青。

为了便于秘密工作，潘汉年让黄火青改用化名——黄一青。临行前，中央局秘书长邓颖超交给了他电报密码，并教以使用方法和如何写密信。

黄火青是独自一人上路的。队瑞金经福建新泉到上杭。黄火青靠两条腿走了两天才到古田。在古田，他找到了陈小航。那段日子，黄火青与陈小航来往较多，比较熟悉。但一直到将近五十年后的1982年冬天，才知道他就是著名的外国文学翻译家罗稷南。

赶了两天路，黄火青着实累了。他到古田后一觉睡到大天亮。起床时，陈小航要他看看身后。黄火青一回头，墙上写着四个大字：“消灭共匪。”

两人哈哈大笑。

几天后，黄火青赶到福州，找到了十九路军司令部，同潘汉年住在一块儿。

草签了《初步协定》，十九路军解除了后顾之忧，加紧策动福建事变，终于1933年11月20日举事。

福建政府成立的第二天，潘汉年代表瑞金苏维埃政府，徐名鸿代表福建政府正式签订了《抗日反蒋停战协定》。

福建事变反响甚大，震惊中外。潘汉年及时地通过十九路军电台，向瑞金发了两份电报。

中央回电，要潘、黄二人回去一人详细汇报。十九路军迫切需要与红军合作。福建政府一成立，蔡廷锴即致电瑞金，要求红军派一个军事代表驻福州。

中央决定，派张云逸作为苏维埃政府的军事全权代表驻福州。

张云逸，海南文昌人，曾与邓小平等领导左右江起义，任红七军军长。

1930年率部进入江西苏区，与湘赣红军会师。曾任湘赣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红三军团第七军参谋长，江西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革军委副参谋长，红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等职。他早年和李宗仁、白崇禧同在桂军，和西南部队都有关系，与福建军人也相当熟悉。

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代表方方随同张云逸抵榕，与福建人民政府订龙省省长和汀龙省政府秘书长陈小航，根据《初步协定》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这个条约的签订，基本解决了中央苏区经闽西、闽南而达福建沿海的通道，打破了蒋介石的经济封锁。

十九路军有飞机，福州有机场。博古说，我们也要有飞机。于是，由周恩来负责，在瑞金修建了飞机场。

中共中央委托国家银行福建省分行行长赖祖烈去福州买飞机。他带着百余两金子乘汽车去福州，不料在泉州境内被土匪抢劫一空。赖祖烈后来受到严重处分。

瑞金与福建政府的交通打开后，开始了经贸交流。

毛泽民可谓中央政府的理财家，中央政府国家银行就是他一手筹建起来的，并任行长。赣南有丰富的稀有金属——钨砂。毛泽民领导开发钨砂资源，任中央政府钨砂公司总经理。

赖祖烈以“中华商业总公司”总经理身份，与副总经理刘秉奎等人，去龙岩与徐名鸿、陈小航商谈贸易。苏区用钨矿石、樟脑油、毛边纸同福建政府交换食盐、煤油、西药、布匹等。

除了两个政府间官方贸易外，老百姓和商人的贸易也十分频繁，通商集市颇为热闹。

罗明在中央党校学习后，担任了中央党校教育处处长。由于他长期在福建省担任领导工作，对福建地下工作也很熟悉。福建事变后，他再度出山，被派往福州，执行两项任务：其一，与我党驻榕代表联络；其二，恢复发展地方组织的工作。

潘汉年、张云逸、黄火青，与福建人民政府领导人陈铭枢、李济琛、蒋光鼐、蔡廷锴等，就政治、军事、外交、贸易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接触和交谈。

罗明组织我党在福建的地下党员陈昭礼、龚饮冰、靖任秋、何奋、邓拓等人，分别在福建人民政府里或公开或秘密地开展工作。

在罗明尚未到福州时，当地党组织还是提“反蒋蔡，反福建人民政府”口号。罗明抵榕，即刻召集福州、厦门两中心市委负责人会议，传达党中央对“闽变”的指示，并对今后的地方工作做了布置：（1）利用“闽变”时机，开展抗日、反蒋的宣传活动；（2）注意秘密活动与公开活动相结合，不要将地下组织全部公开；（3）目前首要任务是争取在押政治犯的释放。

于是，在中共的敦促下，福建人民政府高等法院和闽侯地方法院，根据《初步协定》第三条精神，于12月4日、5日、7日分别释放了在押政治犯，其中有我地下党员马立峰、范式人、蔡明善、杨赫光等。

罗明不仅协助地下党安排这些出狱同志的工作，而且推动地下党开展支持十九路军反蒋抗日活动。

福州中心市委于12月16日收到中央10月30日的来信。

信中指出：“我们党在福建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总方针，应该是一方面尽可能地造成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南京政府。”

又指出：“我们要无情地反对‘左’倾关门主义。”

根据中央来信指示的精神，福州中心市委领导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福州分会”，以“远东反帝非战反法西斯同盟福州分会”的名义，公开活动，并在公开发行的《反帝新闻》等刊物上发表《为号召广大民众建立反帝非战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宣言》，提出八条纲须，福建人民政府机关《人民日报》和《国光报》曾全文转载此《宣言》。

福建人民政府知道“非战会”是我党的外围组织，但他们依照《初步协定》第四条的规定，允许其公开进行活动，而且还邀请其负责人到他们的中国青年反帝反法西斯大同盟去做报告，并参加他们外围组织的核心成员会议。

由于中共地下组织充分利用“闽变”的有利时机来宣传抗日救国，使福州群众性的反日运动得以迅速发展，先后建立了公共汽车抗日反帝同盟会，凤岗农民抗日会，甘蔗农民反日会，福建学院检查日货会等组织，并都展开了公开的活动。

第三章 福建事变，一次改写历史的绝好机遇 3、福建政府独树一帜，更改民国年号

鼓山会议，“闽变”的头一天，决策层还在进行要不要“举事”的争论，而且十分激烈尖锐。

李济深、陈铭枢等十九路军的老前辈，与蒋介石积怨甚深，迫不及待地要尽快举起反蒋的旗帜；十九路军实权在握的蔡廷锴，则以为时机尚不成熟，草草行事，恐难成功，主张推迟举事。

蔡廷锴的意图，被李、陈误解，以为他想打退堂鼓。因为蔡从上海调福建，委员长“十分器重”他。

造成十九路军内部矛盾与隔阂，当然有历史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蒋介石“抬举”蔡廷锴，排挤打击陈铭枢、蒋光鼐。

十九路军的旗号，是在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树起的。它的根底是广东国民政府时期的粤军第一师。后来，第一师扩编为第四军，李济深为军长。

下辖第十师（师长陈铭枢，副师长蒋光鼐，第二十八团团长蔡廷锴，第二十九团团长范汉杰，第三十团团长戴戟）和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

北伐战争中，第四军战功卓著，把吴佩孚打得连连败退，受到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多次嘉奖。

1930年中原大战，蒋光鼐，蔡廷锴第一次打出十九路军旗号，为蒋介石力挫阎、冯于山东、天津战场，立下汗马功劳。

在十九路军，若论资排辈，当依次为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1920年陈铭枢在粤军当营长时，蔡是其部下一个排长。十多年的战争风云，其三人在十九路军中形成一种格局：陈铭枢主政治，蒋光鼐主运筹，蔡廷锴主督战。

陈铭枢倚老卖老，与蔡廷锴产生了矛盾。

蔡廷锴在回忆他与陈铭枢的关系时说：陈长期以家长自居，把军队看做私人资本，领袖欲强，野心勃勃，不体念官兵牺牲奋斗的艰难，多疑善变，遇事投机，总想侥幸地孤注一掷。这些是非、成败、利害上我和他有重重矛盾，在私情上也彼此有隔阂，不如我和蒋光鼐做到鱼水相依，同甘共苦。在闽变过程中，如不是蒋光鼐从中调解就搞不起来。

福建事变，陈铭枢是首领。他之所以急于举事，是因为陈蒋矛盾太深。

陈铭枢开始是拥蒋的，并积极参与替蒋介石打内战，树立与巩固蒋介石的统治地位，但后来却成了反蒋的急先锋。

从1927年宁汉分裂，到1932年宁汉由分裂到合作，陈铭枢是拥护蒋介石的。如果说，一二八抗日是十九路军队拥蒋到反蒋的分水岭的话，那么陈铭枢的分水岭也如此。

一二八抗战前后，陈铭枢曾一度代理行政院长，孙科组阁时，又任副院长兼交通部长。他利用十九路军及结交一些进步文人为政治资本，提出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意见，多少有和蒋介石、汪精卫等争夺权力的野心。因此，不容于蒋、汪政权，被迫愤而出走。

出国后，陈受到苏联政府礼待，研究了苏联政治制度，懂得了一些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道理，同时受欧洲当时反法西斯人民阵线运动启发，1933年6、7月间回到香港，就想联合第三党、国民党内反蒋派系的民主人士和神州国光社一批知识分子，组织反对独裁的人民阵线，企图推翻蒋介石的统治。

陈铭枢出国前，原想推选宋庆龄出来领导这一运动，宋不同意；回国后，又想推胡汉民出来在广州组织独立政府，但由于陈济棠以保持广东半独立为满足，胡不愿出来。于是，乃联络李济深，想通过李济深拉李宗仁、白崇禧和福建一道反蒋。

7月间，李济深派亲信幕僚尹时中为代表，携带政治纲要到南宁进行联系。李、白鉴于陈铭枢的作法过分，就以广东不愿合作，没有后方为词，不愿参加。

李济深和陈铭枢取得一致意见后，在香港利用西南政务委员会，联络西南各省实力派——湖南何键、贵州王家烈、云南龙云、四川刘湘等派驻广州及香港的代表，与山东韩复榘、陕西杨虎城也直接有联系。与同情反蒋的如泰安冯玉祥、天津方振武、上海方鼎英、李烈钧等也派有专人联系。

第三党的领袖邓演达和陈铭枢私交颇好，邓被杀害后，该党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湘等人和陈也有来往，并支持十九路军。1933年春，该党曾介绍大批干部到福建搞农村工作，并帮助十九路军办军官训练班，取得一定成绩。

1933年9月间，李济深、陈铭枢等已邀该党负责人黄琪翔、章伯钧、麦朝枢等到香港商量反蒋之事，该党成为陈铭枢可靠的支持者，虽然各有各的一套，然而在反蒋抗日，对农村采用计口授田的纲领上，基本还是一致的。

陈铭枢是以十九路军起家的，有了该路军才有福建这一块地盘。他认为政权有了蒋光鼐（时任福建省主席），军权有了蔡廷锴（时任十九路军总指挥），当会事事如意，由他支配。然而，事实上内部却是矛盾重重，斗争尖锐。

“闽变”前夕，陈铭枢从国外回到香港，蔡廷锴不避外界闲言，亲往迎接，以示敬意，蔡廷锴和他联袂到闽。他即以太上皇自居，办事专断，不按手续，不择手段，不顾蔡的威信。今日在某团体演讲，明日又到某军某师讲话，大有不谈革命，不谈抗日民族就不能自救，自身就不能保的神气。

陈铭枢表示应迅速组织政府倒蒋，最好是联合广东，广西一道干，如广东不合作，即和广西合作，两广都不合作，也要单独干。

蔡廷锴和蒋光鼐则主张当前不应公开反蒋，只有维持现状，搞半独立来聚积力量，联络四方，训练干部，等待时机，有了充分准备再干。

陈铭枢一看蔡廷锴与之计划不合拍，颇为恼怒，与蔡发生争执。

蔡廷锴说：“十九路军是中华民族的军队，不是私人的军队呀！”

蒋光鼐出来调解双方矛盾，他劝说蔡廷锴：“事至如今，只好按陈铭枢的意思办了，大家共同推李济深主持反蒋抗日大计。”

蔡廷锴明知军事、财政毫无办法，草率行事必致失败，但也不好坚持反对，因为陈、蒋都说“不计成败”。

蔡廷锴到漳州召开各师师长会议，征求下属意见。

率兵打仗的人多不问政治，更没有政治头脑，纵便不满意，也不表示态度。

蔡廷锴深感处境维艰，很想挂印逃官。

蒋光鼐对他说：“你一旦离军，各师师长论战功论资格，互相伯仲，无人可以统帅。”进而又劝：“我们虽军力、财力不足，但孙中山先生手无寸铁也干起来！”

从大局出发，蔡廷锴同意举事……

不料，各方人马云集福州，在此箭在弦上之际，蔡廷锴又唱反调，提出推迟。陈铭枢暴跳如雷。

李济深、陈铭枢担心蔡廷锴变卦，也不无道理。因为，就在“闽变”紧锣密鼓筹备之时，蒋介石两度请蔡廷锴上庐山、赴南昌会晤。对十九路军将领，蒋介石是采取了一打一拉手段。

1927年北伐和1929年蒋桂战争，蒋介石紧紧笼络住李济深、陈铭枢，使其为打败吴佩孚、李宗仁冲锋陷阵。

李济深、陈铭枢不听话了，于是蒋介石又在十九路军中开始拉拢蒋光鼐和蔡廷锴。中原大战，蒋介石封蒋光鼐为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为军长。

十九路军孝忠“委员长”，直把冯阎打出中原。上海一二八抗战，蒋光鼐又不听话，与时任京沪卫戍司令长官的陈铭枢一道与日本人血战，在全国出尽了风头，而丢尽“委员长”的面子。于是，蒋介石开始打击蒋光鼐，“栽培”蔡廷锴。

这段经历，蔡廷锴回忆说：1932年1月，蒋介石调蒋光鼐为福建省主席，命我升任驻闽绥靖主任，当时陈铭枢在中央也已被迫辞职。绥靖主任是指挥全省军政的，以一个多年领导我的上级长官，一变为受我领导，十分不便，我当然不愿干，蒋光鼐要我以大局为重，力劝就任。蒋介石把我提拔上来脱离陈铭枢、蒋光鼐的控制，以便利他的指挥与宰割，阴谋是非常明显的。

约在2月上旬，蒋介石在武汉来电要我到汉口见面，当面询问十九路军进入闽西的情况，并告诉我福建人事极为复杂，宜多用闽人帮忙，对军纪尤当切实整饬，办过福建事的人，方知办福建事的困难。他查问我两次回广州关于陈济棠、李宗仁等对中央态度怎样？我借词搪塞，他得不到要领。最后，他告诉我对待两广事情，你不及他们的策略，不可太率直轻信外间一切谣言等语。此行明确两个问题，一是知蒋介石重用我，为的是调动福建全力进犯苏区；一是知道蒋介石怕我和广东、广西互相勾结。蔡廷锴的确受了蒋介石的“重用”，让他身兼四职：浙闽赣粤湘五省南路“剿共”前敌总指挥，福建绥靖主任，十九路军总指挥，十九军军长。

蔡廷锴深知，委员长的“重用”无非就是利用，利用他打红军，为他当炮灰。蔡廷锴的诸位上司，也曾被蒋“重用”过，但到头来，都落得被人取代的下场。蒋介石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消灭十九路军。

蔡廷锴对蒋光鼐说：“老蒋把十九路军调到福建来打红军，如果不打，必授之以柄，被他消灭；如果听从命令积极打，官兵不愿意，孤军深入，后无援兵，又必为红军所消灭。剿也难，不剿也难，打也完，不打也完。”

蒋介石一打一拉的惯用伎俩，刺激推动了十九路军挺而走险，举事兵变。

陈铭枢及其使者频繁穿梭于香港与福州之间，引起了坐镇南昌的蒋介石极大的不安和关注。所以，他竭力拉拢蔡廷锴。

10月上旬，陈铭枢一到福州，蒋介石即致电蔡廷锴，查问陈抵榕具体活动，并派飞机到榕接蔡廷锴上庐山会晤。

蔡廷锴借口有病，身体不适，不能前往，婉言将飞机打发走了。

数日后，蒋介石又从庐山来电特别说明，蔡如不能离开军中，可另派亲信代表一晤。

蔡廷锴为了解蒋介石对待十九路军及对陈铭枢的意图，乃电令十九路军驻北京办事处主任黄春和（广东梅县人，系蔡护国军讲武堂时老同学，相随多年，蔡之得力助手）同陆文澜、宋子文等一道往庐山见蒋介石。

蒋介石在庐山召见黄春和后，又让宋子文托黄送给蔡廷锴五十万元。

蒋介石的算盘很明白：笼络蔡廷锴，只要蔡不起兵，陈铭枢纵有天大本事也无所作为。

此时的蔡廷锴，正在打自己的算盘。他电令黄春和将五十万元款及南京给十九路军的物资全部运往福建。

这笔款，成为老蒋“关照”十九路军的最后一笔。

11月中旬，福建形势如弦上之箭，蒋介石寄希望于蔡廷锴。他几次直接打电话给蔡，蔡的秘书均借口说蔡下部队，无法联系。

就在事变的前三天，蒋介石还派徐康良乘飞机来福州接蔡廷锴到南昌见面，并送来一封亲笔函：十九路军东征北伐以来，十余年中建树雄伟，勋绩彪炳，实党国忠勤奋斗有光荣历史的军队，岂能为一、二人之私产。值此颠危震撼之际，当必能本爱国保民之精神，而矫然有以自立，断不能以私害公，致供任何人叛党乱国之牺牲。尤不应因一二人反复而盲从附和，举已往出死入生所造之勋绩光荣随之毁灭。

蔡廷锴读罢蒋介石的亲笔信，即召集十九路军师以上军官会议，他说：“我虽与陈铭枢作法上有些矛盾，但抗日、反蒋、联共三点基本上一致，我更不能出卖团体自荣。我是福建军事领导人，福建的一切变革，容许陈铭枢在闽活动及十九路军与红军妥协之事，我应负全责。我往南昌自投虎口，无补团体于万一。”

一不做，二不休，蔡廷锴将飞机扣下，飞行员也被看管起来。

蒋介石在南昌不见蔡来，也不见回音，暗忖福建定有重大事变，一个劲地骂蔡廷锴“娘希匹”……

福建事变的重要人物，几乎都出席了鼓山会议。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徐谦、陈友仁、李章达、蒋光鼐、蔡廷锴及十九路军各军长、总参谋长等共十余人。

陈铭枢竭力主张刻下举事，他说：“组织政府的人员已集中，各方代表已到齐，时间刻不容缓。蒋介石在江西的‘围剿’部队抽不出来，义旗挂出，西南、西北、华东、华北必有响应。”

陈铭枢侃侃而谈：“蒋介石七八年来政治已弄得天怒人怨。假使蒋军十个师来犯，我一个师可去破敌两个师，加上红军沿途阻击，也有战胜希望。”

最后，陈铭枢说：“即使失败了，我们是抗日反蒋的，失败也无尚光荣。”

蔡廷锴不主张11月发难，力主再拖一两个月看看情况，最好到翌年1月，他说：“现在举事，蒋介石必定武力解决，加之我们联络了红军，两广半独立状况也难出现，更不用说议和希望了。再者，部队未调整，防务未布置，财政未筹措，后方工事未构筑，杂牌军未就范，内部敌人未肃清……”

陈、蔡意见大相径庭。会上七嘴八舌，议论纷纷，辩论不休，争执不下。

陈铭枢火了，耐不住了，耍起政客的恫吓手段：“革命，就不要怕死；胆小鬼，就不要革命。”进而骂了起来：“丢那妈几大就几大，尽地一煲（粤语拼命之意）。不同意立即举事通电，你就把我们统统送到南京去请功。”

事至如今，蔡廷锴不能再争辩了，于是，举起了赞同次日发难的右手。

福建事变决策层的不团结，意见分歧，种下了其迅即土崩瓦解的种子。

陈铭枢的智囊团王礼锡、胡秋原、梅龚彬、彭芳草等拟好了一系列政纲，准备在会上讨论。

蔡廷锴很厌烦，说：“冗长的条文无济于事，成败在于军事。”

鼓山会议开了一整天。深夜，下得山来，众人匆匆准备。

蔡廷锴后来说：“‘闽变’就是这样筹备未周和特别是蒋介石派飞机来接我，我竟将飞机扣留的情况下，陈铭枢排除一切，一意蛮干地发动了。”

11月20日，十九路军举事，在福州南校场召开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发表了《人民权利宣言》。

《宣言》提出：（一）否认南京国民政府；（二）号召全国人民及反帝、反卖国之革命势力，即组织人民革命政府，打倒以南京政府为中心之国民党系统；（三）于最短期内召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解决国是。

11月22日，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通称“福建人民政府”），设首都于福州，改年号为“中华共和国元年”，废除原来的青天白日党国旗，改升新国旗，推定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蒋光鼐、蔡廷锴、戴戟、黄琪翔、徐谦、李章达、余心清、何公敢等十一人为人民革命委员会委员。公推李济深为主席。

政府下辖军事委员会（李济深兼主席）、经济委员会（余心清代主席）、文化委员会（陈铭枢兼主席）、财政部（蒋光鼐兼部长）、外交部（陈友仁兼部长）、最高法院（徐谦兼院长）、政治保卫局（李章达兼局长）等机构。

举事不久，所有参加福建事变的国民党员宣布脱党，第三党也宣布解散，另行组织了“人民生产党”，由陈铭枢任主席。

十九路军扩编为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下辖第一、二、三、四、五五个军，总司令由蔡廷锴兼任。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张炎、谭启秀升任各军军长。

将福建省改建为闽海、兴泉、龙漳、延建四省，以何公敢、陈公培、徐名鸿、萨镇冰兼或代省长。

随后，福建人民政府还派十九路军参谋处长尹时中为代表驻瑞金。

但当新国旗在举行庆典仪式的南校场上空升起时，与会的两万之众顿感惶恐。就连事变的主要发起人之一的蒋光鼐，都大吃一惊，颇为不满。因为此事以前根本就没有讨论过。国旗的样式，谁设计的，蒋光鼐也根本不知。

关于是否改变国家名称，福建决策层内部分歧较大。蒋光鼐和蔡廷锴认为：中华民国是孙中山一手缔造的，国民党旗不应因蒋介石反动而废除；陈铭抠则表示，中华民国已名存实亡，国民党已变质，应取消国旗党旗。

于是乎，陈铭枢和他的智囊决定，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共和国。取消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采用国家主义派分子翁照垣设计的上红下蓝中间嵌一颗五角黄星的新国旗。

泱泱大国，一时竟出现南京、瑞金、福州三个政府，各树旗号，三足鼎立。

第三章 福建事变，一次改写历史的绝好机遇 4、毛、周、彭建议无效，“太上皇”独断专行

夜已经很深了。瑞金沙洲坝乌垅村，一个大树环抱的小村子，格外宁静。

洋顾问李德，就住在这里。总部的参谋、干事们习惯于把他住的房子，称为“独立房子”。这栋房子约一百多平方米，位于军委总司令部和红军总政治部之间，是博古下令专为李德修建的。

“独立房子”烛光摇曳。博古召集的中革军委紧急会议正在进行。博古很推崇洋顾问，军委会也搬到他家来开。

博古、李德、项英、洛甫、王稼祥、毛泽东、刘伯承等出席。

福建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举事，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通电全国；南昌的蒋介石怒发冲冠，大军进剿。面对这样一种新的形势，中共该怎么办？

这就是军委紧急会议的议题。

第五次“围剿”苏区，蒋介石运用堡垒战术，正打得上手的时候，忽然后院起火，拥兵近十万众，占据福建一省的蔡廷锴，哗啦一下倒戈联共，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真是当头一棒，不由得令他心惊肉跳，惶恐不安。

时任“南昌行营”主管作战业务的第一厅副厅长晏道刚，在回忆中这样描绘当时精神紧张的蒋介石：

<small>约在1933年冬，十九路军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在福建组织“人民政府”，发动反蒋，使对中央苏区北路军的进攻计划受到很大影响。当时蒋介石进驻抚州指挥，深恐十九路军与红军联合，神色异常紧张。好几次，我与他同坐汽车时，见他忽而自言自语，忽而挥拳舞掌。</small>

<small>他坐在房子里就不时拿出他自己所著的“剿匪手记”中的军歌高声歌唱。每逢他出现此态时，宣铁武（蒋的侍卫长）就找我去看。说他又在发神经了。</small>

<small>宋美龄到抚州，发现蒋的床下隐藏着他的原配老婆带给他的宁波小菜罐坛，都被宋美龄掀出打破了。在痛苦中还夹杂着“吵架打罐”的小插曲，确实使蒋介石的日子不太好过。</small>

<small>每天晚上后，蒋介石就找我和林蔚去问是否有红军与十九路军联系的情报，嘱我们密切注意，并每日派飞机轰炸红军，侦察其行动方向。</small>

蒋介石是在南昌获悉闽变的消息。他即刻召回了前线“剿总”司令官顾祝同和陈诚、林蔚与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商议对策。

蒋介石气急败坏地说：“李济深、陈铭枢早就反对我，蔡廷锴也不识抬举，他们联合起来跟我作对，这次我决不姑息养奸。”

“我决定，通缉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撤销蔡廷锴、蒋光鼐所兼各职。”

顾祝同、陈诚附言道：“这件事，非同小可。福建起事，两广陈济棠、李宗仁都会幸灾乐祸，怀有异心。不平福建，两广就要步其后尘！”

熊式辉、林蔚等也纷纷点头，赞同蒋介石的意图：先荡平蔡廷锴，杀鸡给两广看，再回头对付红军。

蒋介石亲自入闽，在福建建瓯设置行辕。

“围剿”中央苏区之蒋军嫡系主力组成“讨伐军”西进入闽。

以蒋鼎文为第三路军总指挥，率李玉堂的第三师、李延年的第九师，由赣东进入闽北集结于建阳、建瓯一带；以张治中为第四路军总指挥，率王敬久的第八十七师、孙元良的第八十八师，由南京、杭州地区，经浙进入闽北的浦城、建瓯一带；原驻闽北刘和鼎部亦归张治中指挥；以卫立煌为第五路军总指挥，率冷欣的第四师、李默庵的第十师、宋希濂的第三十六师、刘勘的第八十三师、汤恩伯的第八十九师，经金溪、资溪进入闽西的邵武、顺昌一带集结；派毛邦初为空军指挥官，集中蒋军的大部分战斗机及轰炸机于建瓯，侦察十九路军的调动情形，并轰炸福州等地；将原驻南京的两个德式装备的炮兵团大部，运到建瓯集结；派海军舰队到福建海域侦察登陆。

以上，为入闽第一批兵力，约十万之众。

此时，蒋介石对福建政府之恨，大有超过瑞金苏维埃赤党之势。他巴不得一夜间，就把长在自己身上的这块“毒瘤”割掉。

宋希濂，时任蒋介石嫡系第三十六师师长。该师奉命在第五路军的编成内入闽。他回忆说：大约是在闽变发生后的第九天早晨7点多钟，蒋介石亲自从南昌打电话给我，问我部队的装备情形和部队的战斗力如何。我一一答复了他，并以自信的口吻对他说：“官兵的战斗意志是旺盛的，部队是有战斗力的。”

过了两天，他乘汽车来到抚州，立即召见我，又问了一下部队的情况，随即下一手令，发给三十六师轻机关枪二百挺，驳壳枪三百枝，叫我立即派人到南昌军械库去领取。同时，他嘱咐我，将在抚州附近的队伍于明天上午9时集合，听候他的检阅。当天我就派军械官乘辆大卡车挎蒋的手令前往南昌领运武器。

翌日上午8时半，部队在飞机场集合完毕，蒋介石于9时偕顾祝同、林蔚等乘汽车来到机场，随即乘马巡阅一周。当时三十六师官兵精神颇为旺盛，服装也相当整洁，因之军容颇盛。蒋介石检阅后，显得很满意，笑着对顾祝同、林蔚说：“看来这个部队不错。”继而集合官兵讲话，说的是勉励大家要英勇杀敌，保家卫国，严守军纪那一套。

下午4时，蒋介石叫我带各旅团长去他那里开会，参加的有旅长伍诚仁、傅正模，参谋长钟彬及四个团长。会上，蒋宣布李济深、蔡廷锴等公开“叛党叛国”，在福建组织什么“人民政府”。国民政府已明令授权于军事委员会负责讨伐叛乱，随即说明讨伐十九路军的重要意义；继而又命令三十六师归卫立煌指挥，日内由抚州出发，经金溪、资溪进入福建。

他反复叮咛，此行要经过共军区域，也可能与共军发生战斗，务要特别小心戒备，行进时两侧要多派搜索队伍，宿营时必不可过分分散，宿营前要先做好工事，布置好警戒，夜间要严密巡查等语。

最后，他下了手令，发给各旅、团长特别费各一千元，师部特别费一万元。

蒋介石很担心，守卫京杭的禁卫军张治中部的两个师也投入了讨伐行动。倘若红军突进浙皖苏一带，他可就危险了，南京老巢都将不保！

然而，蒋介石多虑了，因为红军最高统帅部根本就没有“乘人之危”的打算，别说到“委员长”后院南京去烧一把火，就是惊弓之鸟蒋军嫡系从眼皮底下走过，他们也不曾想去打一下。正因为此，老蒋暗自庆幸，蒋军将领们也觉得不可思议。

宋希濂第三十六师顺利抵达蒋介石指定的集结地域邵武。蒋介石对顾祝同说：“真没想到，林彪、聂荣臻网开一面，宋师不伤一兵一卒，通过他们的防地，天助我也！”

宋希濂从红一军团眼皮下通过，林彪曾电告中革军委，要求袭击，以报大雄关、云盖山一箭之仇，但博古、李德不准。博古说，蒋介石打蔡廷锴，是狗咬狗，我们不必去为福建政府损失兵力。

天未必助老蒋，倒是博古、李德等人的“左”倾关门主义帮了他的大忙。

蒋军与蔡廷锴十九路军反目为仇时，博古和李德仍然抱着“哪有猫儿不吃腥，哪有军阀不反革命”的观点。

福建政府成立后，上海出版的中共机关刊物《红旗周报》刊登《福建事变与我们的任务》的文章，说：“十九路军和陈铭枢、李济深辈的‘人民政府’也是反动统治的一种新欺骗。”

基于此，后来中共中央在《告全国人民书》中也断言，福建人民政府“它不会同任何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有什么区别，那它的一切行动，将不过是一些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与政客的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推翻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正是为了维持这一统治，为了阻止全中国民众的革命化与他们向着苏维埃道路的迈进！”

在李德“独立房子”召开的军委会，围绕怎样对待福建政府的时局，依然出现两种迥然各异的观点。

毛泽东不愿意丧失这样一个天赐良机，他说：“不管十九路军今后有什么打算，抗日这一点不容忽视，既然他们敢于打出旗号反对蒋介石，我们就应积极支持。”

博古认为，“福建政府是要阻止民众革命斗争的发展，麻痹与欺骗群众，使反帝反蒋的斗争陷于失败，而帮助帝国主义国民党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们的政策与步骤与蒋介石国民党是没有区别的。”

正因为此，博古在与苏维埃驻榕军事代表张云逸谈话时，只交待他：“此行的目的是设法争取点队伍过来。”至于如何利用这个契机推动革命形势发展，支持十九路军反蒋抗日，却只字未提。

毛泽东详尽地分析了当时的敌我态势，建议：“红军应该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调至外线，打到敌人的后方，到赣、浙、闽、皖四省的交界地区活动，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而绝对不能采取堡垒对堡垒的错误方针，才能使敌人的堡垒政策归于失败。”

博古不禁想起几天前在前方的周恩来、彭德怀等人更为具体的建议。

彭德怀建议说：“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两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托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

周恩来以红一方面军总部名义，也致电博古、李德、项英，通报福建事变后敌情变化，建议红三军团、红五军团迅速出动，侧击国民党蒋军入闽部队。

然而，这些建议遭到了博古、李德的拒绝。

周恩来再次建议，不要分割突击兵团，应立即集中方面军主力红一、三、五、七、九五个军团主力，在东乡、得胜关一线，拦截蒋军部队，与入闽的蒋军主力决战。

想到这里，博古更加不悦，说：“打到外线去，打到闽浙皖赣边，这不是置中央苏区于不顾吗？瑞金还保不保了？这是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

李德更有“高见”：“蔡廷锴的福建政府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蒋介石还坏还危险，对群众有更大的欺骗性，红军决不能支援蔡廷锴。”

博古听李德的，而李德则听其上司总顾问弗雷德的。

当蒋介石兴师入闽之际，弗雷德从上海电示中央红军，在一个月内集中主力，向江西西部迅速挺进，直至湖南边界，除占领南昌外，还要尽可能攻占长沙。

李德忠实地执行了这个指示。

博古唯李德之命是从。

毛泽东的建议被拒绝了。彭德怀的建议被拒绝了。周恩来的建议也被拒绝了。

无论毛泽东或彭德怀的外线出击，抑或周恩来的内线决战，都可能直接或间接支援第十九路军。而博古、李德都不愿介入这场“军阀混战”，更不愿替蔡廷锴去打蒋介石。

这次军委会，最后由李德个人拍板说了算。所有中央红军主力，全部从东线调往西线永丰地区，去攻打蒋介石的堡垒。

这是一次重大的决策失误。

“围剿”中央苏区的敌北路军十余万众，在没有遭受任何阻击情况下，大摇大摆顺顺当当地通过了彭德怀、林彪的防区，向十九路军“讨代”过去。

蒋介石消除了一切后顾之忧；蔡廷锴面临大敌，红军坐失战机。

第三章 福建事变，一次改写历史的绝好机遇 5、十九路军兵败如山例，博古顿感“唇亡齿寒”

福建政府独树一帜，撑起来迅速，但倒下去也快，其寿命仅仅五十天。

有史学家这样评价它的失误：“由于事变准备不周，策略失当，一开始就另立共和国改换国旗，新组政党，使国民党内一些不满蒋介石统治的地方实力派，如桂系西南及北方各军阀势力，都不敢响应而取观望态度，在政治上十分孤立；在对红军的态度上也无确定的决策，疑虑重重；在军事上过高地估计了十九路军的力量，以为蒋介石不可能于很短时间内抽调大批部队入闽，即使来了也可以据古田、水口一带，支持相当时间，因而采取了消极保卫福州的错误作战方针。”

闽变的主要领导人蔡廷锴和蒋光鼐在后来总结这一段历史时，也深感如此。

蔡廷锴在回忆中写道：

<small>闽变开始，我电告各师扩为军的番号命令下达，同时电饬各军官兵取下青天白日帽徽及孙中山遗像，停止每周的总理纪念周，取消党旗国旗。平时没有说服工作，一旦说是反对南京政府之事，当时据报官兵颇为惶惑。</small>

取消党旗国旗，放弃三民主义，给蒋介石讨伐“大逆不道”以借口，福建政府成立的第二天，蒋介石便使出杀手锏。

汪精卫、孙科之流，平素虽与蒋介石格格不入，此时竟也慷慨相助。汪精卫在南京咒骂说，“闽变”是继袁世凯以来所谓洪宪、张勋复辟、苏维埃、伪满之后第五次变更国体制度的叛国行为，提倡最高权力属于农工的政策，乃是主张以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任意屠杀。孙科在南京叫嚣，对陈铭枢非用军事镇压不足以扫击其野心。

整个国民党中，除上海李烈钧发电表示声援和张学良在欧洲来电支持外，几乎再也没有支持者。湖南的方鼎英，原准备在湘西发难，但见形势不对头，陈铭枢怎么策应，也发动不起来。远在海外的闽粤籍华侨，平日都是热情支持十九路军的，这会儿，声援者也寥寥无几。

特别是广东陈济棠，原本与福建政府订有盟约，但他在收受蒋介石一百万补助金后，与福建政府变友为敌，按照蒋介石的部署，实行封锁闽粤边各陆地交通要道，封闭十九路军驻粤各机关。

蔡廷锴见陈济棠背信弃义，电责其“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福建政府原以为盟友中共会给予援助，但结果令其大失所望。瑞金的最高决策层，非但没有雪中送炭，反倒有落井下石之嫌。

博古说：“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

十九路军代表应邀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开幕式时，会上有人提出应当援助福建政府的提议，但“左”倾关门主义者以“福建政府也是军阀”为由撤销了。甚至有人还当着福建代表的面，骂福建政府：“比公开打着反革命旗号的反革命还要坏。”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和《红旗周报》发表一系列文章，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的《政治决议案》中，都把福建人民政府说成是“为挽救破产的反革命的统治，并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强盗行为施放烟幕弹”，“是为反对苏维埃，替法西斯铺平道路”……

福建政府尚在摇篮之中，便四面楚歌，政治上孤立无援。陈铭枢“只要一通电发难，全国将一呼百应”之幻想化为泡影。

仅仅一个月，国民党的“讨伐军”各部已各就各位。

（1）蒋鼎文所率第二路军，辖李玉堂第三师、李延年第九师，由赣南窜入闽境后，经崇安、建安、建阳，通过建瓯南进，先头部队已抵延平附近。

（2）张治中所率第四路军，辖王敬久第八十七师、孙元良第八十八师，由浙江窜入闽境，经仙霞岭、浦城、建瓯，前锋已追近古田附近。

（3）卫立煌所率第五路军，辖宋希濂第三十六师、李默庵第十师、刘勘第八十三师，由赣东窜入闽境后，经邵武、顺昌等地，先头宋希濂部抵延平附近。

（4）被蒋介石计为三十九军军长的刘和鼎，率第五十六师已由建瓯南进到达延平北部地区，有进攻延平模样。

（5）后续部队汤恩伯纵队，所辖冷欣第四师、王仲廉第八十九师，由赣东窜入闽境后，已在由邵武向顺昌前进中。

说来也有意思，这些“中央军”曾与蔡廷锴是并肩作战打日本和打红军的盟友，如今剑拔弩张，你死我活。

与此同时，日、英、美军也对福建政府炫耀武力，予以威胁。福建沿海日本第三舰队球磨、时风、安云诸舰，英国兵舰白宫号，美国兵舰杜沙尔号，以护侨为名，在闽江口及厦门等地进行威胁。

蒋介石如此大兵压境，为陈铭枢、蒋光鼐和蔡廷锴所不曾料及。十九路军虽说有七万之众，但步调不一致，有的不听指挥。部队散落四方，处处设防，没有机动性，十分被动。

福建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主要讨论作战方针问题。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黄琪翔等均出席。面对不利的军事形势，会议意见分歧很大。

蔡廷锴提议：集中主力在闽北采取主动，先行消灭狡猾多端的危害十九路军最大的刘和鼎杂牌部队，继而南下，与东进之敌在建瓯以南、顺昌以东地区作战，将敌第一批先头部队击败，争取有利的战略形势。

蒋光鼐则提出：敌既决心用军事来进犯，迎头痛击即便胜利了也还不能解决战场问题，因敌军后续部队力量强大，如过早使我军主力激战，损失我有生力量后，等于不攻自破，全局失败。因而，宜将主力撤闽西南，背靠红军持久抵抗，或将主力往闽东方向，突入浙东，打乱敌之进攻计划。

陈铭枢、李济深、黄琪翔等人则认为，福州乃人民政府首都，非万不得已，决不放弃。我主力有限，不宜分散，应集中确保福州，扩大政治影响。

他们认为蔡、蒋的计划过于冒险，撤闽西，又过于消极，影响革命士气。

围绕上述三案，展开了激烈辩论。军委会及参谋团大多数人主张守福州，于是便正式通过了放弃闽北守福州的方案。蔡廷锴、蒋光鼐见大家如此，亦不再力争。

这次会议所决定的军事方针，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不到一个月，十九路军在福州外围战中，遭受蒋军的沉重打击，福州危在旦夕。

1934年1月10日，李济深、陈铭枢等匆匆布置疏散政府人员，决定放弃福州择地再战，重要人员先回香港，等局势稳定下来再计。于是，人民政府便开始解体。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黄琪翔等乘飞机，陈友仁、徐谦、章伯钧等乘海轮，何公敢则乘车，于1月13日先后离开福州。

未足两月的人民政府，就是这样的结局。

福建政府的委员都走了，蔡廷锴不忍心抛下数万十九路军将士。在“讨伐军”的强大攻势下，蔡率部向南撤退。在泉州涂岭，蔡廷锴的警卫队遭受卫立煌部李默庵第十师袭击，他的坐车中弹数处，夺路而逃。

蒋介石采取速战速决策略。

“讨伐军”尚未到达时，便派大批飞机对福州、厦门进行轮番轰炸，这样，原归顺蔡廷锴的福建地方杂牌军，便诚惶诚恐，军心动摇。事变后第三天，杂牌军除卢兴邦、卢兴荣等尚能与福州维持电话联络，其余都呼叫不通。有的撤出防区，有的则干脆受蒋介石收买而掉转枪口。

福建马尾、厦门两个军事海港的海军部队，也被南京海军部长陈绍宽争取，叛变蔡廷锴，率舰队脱离闽境。

蒋介石“讨代”大军尚未与十九路军接火，十九路军内部却先乱了阵脚……

福州一失陷，广州西南执行部胡汉民提出，只要十九路军恢复同国民党的关系，陈铭枢、李济深离境，其余可以免究，停战，并保持十九路军抗日光荣番号。

广东陈济棠请蒋介石保留十九路军名义，划闽西南为该军防地，由戴戟、陈维远收编。

此时，蒋鼎文部由厦门登陆，汤恩伯部先头挺进安溪、同安，包围十九路军，蔡廷锴部下漳厦警备司令黄强投降，沿海有蒋军舰艇游弋。

鉴于这种情况，蔡廷锴在泉州毛维寿第三军军部召开紧急会议。

此时，毛维寿已打着自己的算盘。他不愿为蔡廷锴而与蒋军嫡系硬碰；况且，委员长已对他有加官晋爵许诺。当蔡令其火速派兵驻洛阳桥布防时，他态度暧昧，说：“现在身陷重围，打没办法打，退没办法退。”如今，毛维寿拥兵自重，蔡廷锴光杆司令，明知他有通敌之嫌，也奈何不得。

言谈中，蔡已察觉对方迫使自己出走。为顾全大局，避免内乱，蔡廷锴表示：“我们做事为团体为革命，虽败无憾，请你放心。十九路军除谭启秀第五军被击败不能存在外，其余四个军损失不大，我全交你带领。在敌未合围前，应冒险向西急进，徐图再举，否则就干脆投降，受敌人宰割。我今晚飞漳州，退龙岩，作最后反对独裁的措施。”

毛维寿见蔡在他压迫下有离军决心，当即眉飞色舞，洋洋得意。兴泉警备司令翁照垣、毛的参谋长赵锦雯等也在旁毫无表示。

蔡廷锴出走前，派副参谋长范汉杰赴厦门找蒋鼎文商洽，说明自己已离军，要求保留十九路军番号，进行和平改编，保存抗日力量。

范是黄埔一期生，是蒋介石最赏识的门生之一，为黄埔生中最早任师长的人。范汉杰到厦门后，并未见到蒋鼎文。

事情果然不出蔡廷锴所料。他到龙岩的第三天，南京就传来消息：毛维寿率十九路军归顺中央，脱离福建政府，促李、陈、蒋、蔡先行离开，推戴戟出来维持，除停止军事活动外，静候和平处理。

毛维寿投降后，廖启荣、石抱奇等团长，抗命率部西逃找蔡廷锴，不幸在途中被蒋军截击消灭。

最后，堂堂的十九路军仅剩四千余人。

十九路军败得这么快，出乎博古、李德的意料，博古顿有“唇亡齿寒”之感。他对李德说：“蒋介石这么快就打垮了蔡廷锴，这对我们太不利了。十九路军放弃福州西撤到了龙岩，这可是苏区边缘”

“福建政府垮台，蒋介石定会加紧围剿红军。”李德也有同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周恩来在此之前，多次建议博、李不能再拖，应立即派彭德怀东方军入闽作战，支援蔡廷锴。

1934年元旦过后，博古、李德终于同意周恩来的建议，让东方军第二次入闽作战。

彭德怀入闽第二天，即给福建政府秘书处打电报，说红军已出动，向光泽、邵武方面蒋军两个师尾追打击，预计一两天即可追上，要求十九路军派飞机配合作战。

蔡廷锴接到电报很高兴，当即指令空军出动。可新购置的六架飞机还未起飞，就出了故障被送进修理厂。蔡廷锴顿足捶胸，气不打一处来：“这是什么飞机，简直是一堆破铜烂铁。”一气之下，竟将负责购置飞机的军需处长撤职查办。

十九路军早已方寸大乱，蔡廷锴竟连一个完整的团也抽不出来，再次失去与彭德怀配合作战的机会。

蔡廷锴在大他，手下仅四千兵马，感到大势已去。他同幕僚商议今后的出路，分析有三：1.进入苏区参加红军行列；2.留在闽西打游击；3.回广东再积蓄力量，卷土重来。

蔡廷锴退居大池，闽西党和红军负责人张鼎丞即派代表与其接洽，表示欢迎他进入苏区，与红军一道联合反蒋。此时，蔡很矛盾，认为“闽变”时红军未能全力支持他，十九路军败得这么快，这么惨，他对红军迟迟不发兵增援是有怨气的。今残部无多，进入苏区更无份量，怕难以立足。蔡廷锴的参谋长邓世增从广东赶到大池，危言相劝，竭力反对入苏区与红军合作。所以，这个计划被否定。

关于在闽西打游击一事，蔡廷锴曾专程到蛟洋，在傅伯翠处小住几天，试图与他联合，傅表示同意。

傅伯翠，福建上杭人。早年参加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192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6月参与领导上杭、蛟洋暴动。后任闽西暴动副总指挥、闽西红军五十九团团长、红四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前委委员及闽西苏维埃政府执委、财政部长等职。1930年12月因拒绝工作被开除党籍。1931年3月脱离革命，后任国民党永定县县长、宁化县县长及保安团团长等职。1949年5月参与发动闽西起义，后任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司令部高级参谋、福建省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政府委员、文史馆馆长、省人大副主任等职。1986年重新入党。1993年1月30日在福州逝世。

傅伯翠当时手中有千余人马，也控制着闽西一些地盘。他偏重中间势力、与红军和平相处，互不侵犯，与蔡廷锴关系也较融洽。

蔡对博说：“蒋介石知道我在闽西，必然全力来犯，我们队伍太少，很难抗衡。我又没有红军打游击战的本领，在粮弹补给困难条件下很难生存。”

蔡廷锴其实在为傅伯翠考虑，他留在闽西，傅的地盘必遭蒋军清洗。

商议再三，蔡廷锴决定回广东。

关于回广东这一企图，在蔡廷锴初退闽西时，陈济棠曾来电想收编蔡的残部，蔡廷锴致电参谋长邓世增和他接洽。2月初，邓世增和军需处长黄和春回到闽西大池并带来二十万元经费。

邓世增告诉蔡廷锴，陈济棠拟将十九路军残部编为广东第一集团军独立第三旅，归驻闽粤边独立第一师黄任寰指挥。

蔡廷锴几经考虑，为保存十九路军最后一点种子，带回广东去徐图再举反蒋大旗，便同意此案，并派黄和春为旅长。这个旅编成后即移永定。蔡廷锴去香港。

还在十九路军撤出福州时，中共代表潘汉年、张云逸、黄火青、罗明等，奉命分别各自取道，返回苏区。张云逸随十九路军云应霖师西撤，并由其派员护送回苏区。潘汉年、罗明取道香港再转入苏区。

轰轰烈烈，震撼朝野的福建事变，竟以这般悲怆凄楚而告终，一改写历史的契机，竟如此失之交臂。

第四章 广昌血战——“胜利或者死亡” 1、陈诚闯三军关隘，兵临苏区北大门

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解决福建事变竟会如此迅捷，如此轻松。两个月前，他还坐立不安，诚惶诚恐，现在却洋洋得意，神气起来。

福建战场还在硝烟弥漫的时候，蒋介石就在盘算着把进攻重点转向中央苏区。他断定，蔡廷锴败局已定。

1934年1月底，蒋介石召集蒋鼎文、顾祝同、陈诚、何键、陈济棠在福建建瓯部署新的战略计划。蒋介石说：“闽变业已平定，我军应照既定计划继续围剿苏区红军。”

根据蒋介石的军事部署，其嫡系第三路军总指挥陈诚、副总指挥罗卓英率十一个师又一个旅十万余众，首先从福建战场杀回马枪进攻中央苏区。

战局急转直下，为博古、李德所未曾料及，更没想到会变得这么快，这么猝不及防。于是，中革军委十万火急，命令彭德怀东方军回援泰宁，配合第一、九军团阻击陈诚部南进。

陈诚可谓是红军的老对手了，虽说是蒋军的精锐嫡系，在北伐战争、中原大战、蒋桂战争中所向披靡，有常胜将军之称，但在中央苏区却连连败北，威风扫地。

1931年6月，蒋介石亲自坐镇南昌，担任“剿总”，发动第三次“围剿”。陈诚第十八军也从湖北开到江西南部，其气焰甚嚣尘上，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红军实行“避其主力，打其虚弱”的原则，与陈诚玩了一场“捉迷藏”的游戏。

7月初，红一方面军主力集结于宁都，陈诚率部急速奔袭。抵宁都不见红军，却闻红军在古龙岗；进古龙岗，又闻红军在富田；到富田，又说红军返回古龙岗；折回古龙岗，旋接电知上官云相和毛炳文师在莲塘、良村遭红军攻击；陈诚兵分两路奔抵莲塘、良村，红军又去向不明。

两个月下来，陈诚第十八军在赣南疲于奔命两千里，转了一个圈，一个红军未见着，一场仗未打上。他沮丧万分地退回南昌，叹息：“胖的拖瘦，瘦的拖病，病的拖死。”

初来乍到，陈诚的锐气叫红军的“见面礼”挫去一半。

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红军不再“礼让”，连斩陈诚三个“手指头”，令他痛心疾首。

当时，陈诚任中路军总指挥，辖罗卓英、吴奇伟、赵观涛、李延年四个快速纵队共十个师十万余众。

红军主力首先在皎湖伏击其第一纵队第五十二师，击毙师长李明，击伤、俘获该师参谋长、旅长、团长、营长数人。次日，红军又在霍源再打第一纵队第五十九师，俘其师长陈时骥，击毙击伤旅长、团长、营长数人。3月下旬，红军主力五万余人，抓住陈诚王牌军罗卓英第十一师孤军深入之机，全力发起围攻，击伤其师长肖乾，旅长黄维、莫与硕，歼其赖以起家的第十一师大部。

蒋介石大为震惊。陈诚十分狼狈。蒋介石在给陈诚的手谕上写道：“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将馁兵弱，危急存亡……思之心痛，不寒而栗……”

第四次“围剿”惨败，陈诚丢掉了三个师数万精锐，蒋军内部有人对陈诚大肆攻讦，特别是何应钦、熊式辉等，要求裁掉第十八军两个师。

陈诚一气之下，打电报给蒋介石，辞去职务，请求撤消中路军总部，并不待蒋复电，即返回南昌寓所，闭门谢客。

南昌行营参谋长贺国光，见蒋介石颇为心焦，揣摸蒋意，对蒋说：“前方指挥非陈莫属。”

贺国光登门找陈诚夫人谭祥，请她邀陈出外散步。三人来到宋美龄住处，蒋介石出见，与陈诚面谈，要他不要计较得失，速回前方主持。

1933年秋，陈诚随蒋介石上庐山，等划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在谈到战略战术问题时，他说：“一，正规军与红军打游击战是打不过的。因为红军地形熟，爬山越岭，一夜可走百里，这是我军所办不到的。二，惟有采取碉堡政策，逐步推进，稳扎稳打，现在这个办法已行之有效，所以前线较少战事。三，现在我军实力，约为红军的四倍（估计红军约二十余万，国军近八十万）。用碉堡封锁政策，来压迫红军，并增加红军补给上的困难，限制红军的游击活动。这样，旷日持久，红军一定被困死而无法作怪了。”

“长驱直入”的战术，让陈诚吃尽了苦头。所以，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伊始，陈诚一再告诫部下，切勿冒进，需稳扎稳打，三里一推，五里一进，与红军打阵地战、正规战，拼火力，拼消耗。正因为此，陈诚在第五次“围剿”之初的硝石、资溪桥、浒湾及云盖山、大雄关等战役中，与彭德怀、林彪交手，频频得赢，一扫过去红军手下败将的名声，而成为蒋军中“打不动的堡垒”。

陈诚所部作为“进剿”中央苏区的先锋，在第二阶段作战中，再度在蒋军中“独领风骚”，一个月来，连破红军第一、五、九军团关隘，把堡垒推到了中央苏区的北大门。

1934年元月底，陈诚第五纵队四个师突然袭击苏区建宁之樟村、邱家隘、将军殿防线。突破这道防线，中央苏区之东方门户建宁便洞开了。

在这里驻守的红军是董振堂、朱瑞的第五军团第十三师。师长陈伯钧，政委赖传珠。

陈伯钧是秋收起义随毛泽东上井冈山的，后历任红军连长、团参谋长、师长、红六军参谋长、红五军团参谋长等职。建国后，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被授予上将军衔。

赖传珠，井冈山时期任红军连党代表，后历任红军团长兼政委、师参谋长、红五军团第十三军第三十七师政委。建国后，历任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政委，被授予上将军衔。

根据李德“堡垒对堡垒”的要求，这道“国门”防线，也修筑了一些土木结构的“堡垒”。中革军委原来的设想是要十三师担当守备樟村到邱家隘一线的任务，准备利用邱家隘附近山地和堡垒工事，迟滞敌人，争取时间以便集中优势兵力迎击并歼灭该前进之敌。

事与愿违，这一线堡垒如此不经打，仅仅五天时间，阵地便土崩瓦解，红军被迫从樟村、上湾、邱家隘一直退到建宁大道附近的将军殿。将军殿之所以得以暂时守住，也是因为陈诚、罗卓英认为推进太迅速，不想冒进而停止了进攻。

仗打得太“熊”，陈伯钧、赖传珠憋了一肚子的火：一个师蹲守在土木结构的堡垒阵地，在四个师优势敌军和重炮、飞机的进攻下，被动挨打，连连失利，节节溃败。

苦战下来，陈伯钧大发牢骚，说：“这样的阵地战怎么打？我的战士每个人只有十排子弹，敌是飞机加大炮，土木堡垒谁能守得住？”

陈诚接着攻占了将军殿。他更加趾高气扬。将军殿硝烟未散，便挥戈再犯鸡公山——罗炳辉、蔡树藩红九军团防地。

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可谓是“老国军”了。他是云南彝良人，1913年加入滇军，参加过讨袁护国战争、讨伐陈炯明和北伐，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九师第五团第二营营长。1927年7月，任吉安靖卫大队大队长，同年11月5日率部近二百人起义参加红军。曾任江西红军独立第五团团长，红六军第三纵队司令，红十二军军长，红二十二军军长。1944年6月病逝于华东前线，时任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陈毅曾吟诗赞曰：“戎马三十载，将军滇之雄。”

红九军团政委蔡树藩，湖北汉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赴苏学习。参加过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出席过党的“六大”和赤色职工国际“五大”。1931年入中央苏区后，历任红二十二军政委、红一军团第一师政委、红九军团政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建国后，任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共“八大”候补中央委员。1958年10月，率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代表团访问阿富汗时因空难殉职。

红九军团是个新编成的部队，武器装备较差，虽说有两个师，但还不足一万人。陈诚部第十四、第九十四师又一个旅以近三万人的优势兵力向鸡公山发起了猛攻。

没有多大的工夫，红九军团的阵地，就被陈诚的新式火炮炸翻了。鸡公山守卫战，从2月9日上午10点到下午5点，仅仅打了七个小时，红九军团的阵地就插上了青天白日旗。

红九军团丢失鸡公山，继而退守东华山鹅公寨。陈诚第十四师、七十九师乘胜穷追猛打，使红九军团再度蒙受重创。

罗炳辉、蔡树藩的第九军团生不逢时，一组建就碰上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在李德的瞎指挥下，被动挨打，几乎没有打过什么胜仗，直至长征途中断后，奉命殊死抵挡，把整个军团都差不多给葬送了。

陈诚连破红五军团、红九军团防线后，愈发不可一世，纠集其第十八军十一、十四、九十四、七十九、六十七共五个师，于2月下旬，向红军主力林彪、聂荣臻第一军团防线三甲嶂、凤翔峰阵地扑将过来。

红一军团这道防线约二十华里，均为高山大岭。林彪在向军委主席朱德的报告中称：“三甲嶂、芦坑凹、曾坊、前坊、撑坊、石古坑、凤翔峰一带均有我相当坚固之工事。除鸡公山外，其余至高点主要之山地均在我手，且隐蔽道路网颇为稠密。”

在林彪看来，固守凤翔峰是有些把握的。为了守住这道防线，中革军委命令红五、九军团协同一军团作战并统归一军团指挥。与凤翔峰对峙的，便是落入陈诚之手的鸡公山堡垒阵地。陈诚依托鸡公山堡垒群向红军凤翔峰阵地进攻；红军则依托凤翔峰堡垒向敌实施反突击，红军的这种战术，就是李德发明的“堡垒对堡垒”或曰：“短促突击”。

中革军委和李德十分看重这道防线，在为期一个星期的战斗中，有时一天两三个电令从瑞金发到林彪的指挥部。然而，林彪、聂荣臻无法抵御陈诚飞机大炮的疯狂进攻；前沿堡垒阵地也不断传来失利的电话。

红一军团司令部作了这样的战况记录：时已十六时，敌人在其飞机猛烈的轰炸掩护之下，已接近我第二、六团阵地的前沿，向该阵地猛烈进攻，我守备队因遭敌人飞机的轰炸损伤甚大而部队以致混乱。当时第一师即令第三团派两个营先后增加协同第二、六团固守该阵地，第一、四、五团此时即准备由两侧翼进行反突击。

十七时半接第六团团长电话报告：敌约六团之众由宜古坳分三路经含福向我右侧移动有抄袭我归路模样。

接第一师师长电话报告：凤翔峰左翼阵地在三团增援营进入战斗约半小时，因未能顽强抵抗而受敌机猛烈轰炸及步兵猛烈进攻之下失守，但第六团尚在凤翔峰右翼庙子抵抗。

第一师接今后即以第一团占领凤翔峰右翼阵地，以第三团在现阵地担任掩护第二团及受伤人员先撤退，并派师参谋长通知一团与六团取得联系，并以适当兵力掩护其后撤，于二十时全部撤出战斗。

第二师之第四团及第五团应立即停止突击而撤至杨家排附近集结待命。

第六团所固守之阵地因受敌左右侧火力射击和威胁及敌在夜间组织数个梯队向该阵地攻击，遂在第二团掩护之下于二十时许放弃。

红军退出战斗后，敌人占领凤翔峰全部阵地，于十六日继续攻占司令岩阵地。

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李聚奎、代政委谭政率部防守三甲嶂。五十年后，李聚奎回忆这场恶仗时写道：

敌人有三个师的兵力向三甲嶂攻击。敌人一旦占领了三甲嶂，对建宁方向我军的作战威胁很大，因此一军团首长命令我师必须迅速占领而且坚决守住。我接受任务后即命令杨得志同志率领的红一团迅速占领三甲嶂从正面顶住敌人，坚守阵地；命三团从侧后佯攻，二团从右翼打击敌人。杨得志接受任务后，马上率红一团先敌占领了三甲嶂。敌人看到三甲嶂被占领，就拼命攻击企图夺回来。红一团的同志作战非常勇敢，敌人的屡次冲锋都被他们打下去，阵地前尸横遍地。但敌人并没有死心，更加疯狂地向三甲嶂进攻，敌的飞机成群地在三甲嶂这个千米不足的小山上空盘旋轰炸。由于二团从敌侧翼攻击力量不足，所以使敌人一下子冲到我阵地前沿。正在这时，杨得志同志给我来电话，说子弹打完了，正用石头打击敌人。我对杨得志同志讲：“你们一团一定要顶住，军团首长答应派四团来支援，你们再坚持一下。”杨得志同志坚定地回答说：“请你放心吧！”随后我又马上询问四团的情况。由于四团距三甲嶂的距离较远，待赶到时己是两个小时以后了，这段时间里，红一团的战士用石头打退了敌人无数次冲击，阵地始终没有丢。待四团赶到后，我命令三、四两团从侧翼向敌人狠狠打过去。红一团从正面压下来，三、四团从侧后攻击敌人，一下子把敌人打退了，追击了几里地。由于敌人龟缩到碉堡里，我们按上级命令撤回了。第五次反“围剿”中，像这样所谓短促突击的仗打了不少，每次都没痛快地歼灭敌人，红军广大指战员都很恼火。像这次三甲嶂算是打得比较好的了。尤其是红一团在杨得志同志指挥下，英勇作战，不怕牺牲，坚决完成了任务，战后总政的报纸上还表彰了红一团的战绩。当然，不只是一团，二、三团也打了许多漂亮仗。这两个团中也有不少同志后来担任了我军的高级指挥员，有的在战斗中光荣牺牲。三团团长黄永胜也曾立过战功。

在三甲嶂战斗中，奉命增援杨得志红一团的是耿飚任团长、杨成武任政委的红四团。耿飚这样回忆当时的紧急情形：接到命令后，我们从自己固守的那些堡垒里撤出来，边跑步边整队。因为我知道：红一团历来是能攻善守的部队，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临阵告急。

当时，我们距他们只隔两三座山头，敌机俯冲后正好从我们头上拉开。我令部队扔掉一切负重物资，分三路朝烟火弥漫的三甲嶂猛进。当时正值大雨过后，遍地泥水，马都设法骑，赶到三甲嶂右翼一师指挥所时，李聚奎师长已经等在那里了。他顾不得打招呼，用手一指：“耿团长，你们顺山瘠上！”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命令，因为一团已经坚持了两个小时了，每一秒钟都是宝贵的。我们以一营为突击队，一下子冲进敌侧翼，一师二团也从另一侧突上去了，三团作包抄，立刻形成一个包围圈。当时战场不大，互相之间可以目视。掌旗兵前导，十几个司号员吹起冲锋号，阵势形成。一团见援兵到，士气大增。战士们跃出战壕，从正面压过来，只有这种集中优势兵力，与敌人近战、肉搏战的战法，才能发扬我们的长处。敌三个师的兵力，刚才还气焰嚣张，这下即将成为瓮中之鳖，他们眼看形势不好，仓促撤退，溃不成军。

然而，个别战斗的胜利，挽救不了第五次反“围剿”整个战局的被动局面。三甲嶂战斗，虽打击了陈诚的气焰，但并不能有效地遏制其推进。凤翔峰防线失守后，不但苏区东北门户建宁洞开，就是北大门广昌也危在旦夕。

血的教训，促使林彪、聂荣臻进行了深刻反思，并电告中革军委，提出了“关于用运动战消灭敌人的建议”。

军委很快回电了。对林聂这种有局限性的建议，军委也未能接受。军委复电，只承认林聂在原则上是对的，同时告诫他们要坚决服从军委命令，并以种种理由，否认军委在战术指导上有错误，更不会承认是战略方针错误。

红军仍然进行着耗大于补的被动的堡垒战，陈诚大喜过望，将北路军推进至黎川南部康都一线，直逼苏区北大门——广昌。

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

第四章 广昌血战——“胜利或者死亡” 2、李德、博古亲赴前线，“御敌于国门之外”

前线一天天吃紧，瑞金沙洲坝那栋“独立房子”变得异常繁忙。“独立房子”的主人、洋顾问李德也愈发坐不住了。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李德才是奥匈帝国的一名小兵。两年后，李德作战中被俄国军队俘虏，送往西伯利亚。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德加入红军，开始了革命生涯。在鏖战中，李德作战勇敢，晋升为骑兵团参谋长。

1919年，李德成为德国共产党党员，在慕尼黑参加过街垒战。他曾两度被捕。

1924年，他在德共中央从事情报工作。1929年春，李德被派往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春，他毕业时接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命令：到中国去，担任军事总顾问施特恩手下的一名顾问。于是，李德怀揣着奥地利护照，登上火车，横穿西伯利亚，经东北来到上海。

李德之所以被选中派往中国，大抵有三个原因：一是他有过街垒战经验，而当时统治中共全党的王明路线正在搞“城市中心论”、“夺取城市”，很需要“街垒战专家”的指导；二是他会俄语、英语。便于在中国工作；三是他有过地下工作的经验。

其实，李德从上海派来江西时的使命只是一个没有什么权利的顾问。但一至瑞金，博古因不懂军事，将军权拱手让出，才使之成为凌驾于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之上的“太上皇”。

李德后来返回德国。1973年，他写成《中国纪事》一书，全面回顾了他在中国的经历。李德在《中国纪事》上说：我表示同意去苏区，但提出一个条件，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尤尔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发出了几封电报。1933年春天，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大意是：我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其他的命令和指示我没有得到。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我的行期推迟到秋天……

这就是说，李德是一位“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而且还要接受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但是，李德刚到瑞金，博古、洛甫（张闻天）跟他长谈，便把共产国际的指示撂在一边了。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这样回忆：当天晚上，我们还规划了一下我们的工作范围，我们一致同意，由我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问题。

博古把李德奉若神明，而李德根本不懂适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战术，他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

据李德的翻译伍修权回忆，李德身边人员的工作程序是：不论白天黑夜，只要前方来了电报，都迅速送到“独立房子”来。首先由工作人员译成俄文，并根据电文对着地图查证地理方位，绘成简图再送给李德。经他批阅提出相应的建议后，再由工作人员译成中文送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由他在军委或政治局会议上将李德的建议提出讨论并付诸实施。

博古当时是总书记，但他对军事一窍不通，就把军事指挥大权拱手让给了李德。李德有了作为中央总书记博古的支持，博古又有来自共产国际的李德作军事顾问，两人相互支持。

李德来到“独立房子”不久，便博得一个“雅号”，曰“图上指挥家”。

他成天围着客堂间里的大地图转来转去，一边抽着烟，一边用红蓝铅笔勾勾画画，然后用尺子量着距离，规定着部队行军的进度。他甚至连一挺机关枪该放在哪里，一门迫击炮放在何处，都按地图作了规定。

殊不知，他用的那些地图，全是国民党部队“供应”的，好多地图都不准确！

李德是一位“街垒战专家”。他曾到过红军大学、红军第一步校、第二步校、特科学校等军校讲课。讲课内容都是正规军打阵地战的战术。这是他的拿手好戏，又有街垒战的实战经验，又有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条例条令。斯诺见过李德后在《西行漫记》中，写下这样的感受：“李德无疑是个有个人才能的军事家和战术家。”南京的国民党将领们看到李德的一些分析他们战术的著作时，颇为钦佩地承认：“想不到李德准确地预计到了这次巨大攻势的每一个步骤。”

李德的悲剧在于他在伏龙芝军院没有学过游击战、运动战的课程，而他到中国后又对中国的国情、民情、军情知之甚微。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以来，“地图上的指挥家”并没有给自己和博古带来听希冀的那种胜利局面。相反，硝石、资溪桥、浒湾、大雄关、邱家隘、鸡公山、凤翔峰等战斗，红军使用的“短促突击”、“堡垒对堡垒”的战术，在蒋军的堡垒面前，显得软弱无力，那么经不起对抗。几个月下来，红军在“新战术原则”的指导下，没有一次战役能像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在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战争那样，痛快淋漓，动辄就吃掉敌人一个师、两个师，而且还尽是嫡系、精锐。洵口大捷，虽让人着实兴奋了一阵子，但也不过吃掉一个旅，而且好梦不再来。

李德、博古所推行的新战术原则，在你死我活、炮火连天的战场上经受了实践的检验，让红军得到了以生命为代价的血的教训。人们逐渐对“两个拳头打人”、“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等洋战术发生了不满和怀疑。

1933年12月，在黎川城东的团村战斗中，由于没有集中红一、三军团主力，而且分兵作战，致使彭德怀红三军团孤军奋战，结果只打了个击溃战，丧失了围歼敌两个师的良好战机。为此，周恩来和朱德致电后方的中革军委负责人项英说：“昨日团村战斗，如一、三军团会合作战，战果必不至如此。”

1934年2月7日，周恩来在谈到红军目前实行的堡垒战、阵地战时，强调指出：“我们的主要作战形式还是运动战，”“我们反对单纯防御路线，我们要进行运动的防御，”“从运动战中来消灭敌人，这是最有把握的。”

1934年2月10日，林彪、聂荣臻致电军委，提出利用运动战消灭敌人的建议。

4月1日，彭德怀致信中革军委，要求改变现行战术。

4月30日，林彪就战术、指挥等问题再次致信中革军委。

然而，掌握中革军委实权的李德根本听不进红军领导人和前方将领的建议，一意孤行地按照自己的军事经验和“洋教条”指挥红军，指挥战争。他根本不相信自己的战略战术会有错，他要亲自上前线，在广昌这个苏区大门，集中红军主力九个师与敌人十一个师进行一场决战，用红军将士的热血和生命再搏一回。

博古闻知大加赞许，并要求军委另组一个“临时司令部”。同时，决定自己亲自陪洋顾问到广昌前线坐阵。

广昌，位于黎川之南，宁都之北。县城坐落在群山环抱的盱江左岸，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为兵家必争之地。红军守住了它，便“御敌于国门之外”了；蒋军占据了它，便打通了通往中央苏区腹地瑞金之门。在第二、三次“围剿”中，蒋军曾一度攻占过广昌，但不久便被红军收复。

广昌和建宁，作为苏区的两个战略要地，李德都曾亲临视察过。

1933年11月底，博古和李德为了直接控制对前方的军事指挥权，来到了朱德、周恩来所在的红军总部所在地福建建宁。这次前方之行的目的，按李德自己的话说来，是要“同周恩来、朱德讨论军事战略战术的问题”，进而解决“中革军委和前线指挥部的合作中含糊不清和容易引起误会的问题”。其实，真实情况远没有李德说的那么动听。

李德在回忆这次建宁之行时这样写道：我的意见是，前敌指挥部应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执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和命令。但是我很快就发现，情况并不是这样。前敌指挥部完全按自己的判断行动，至少是中央红军的调动上是这样。前敌指挥部所依靠的是它对不断变化的军事形势比较了解，因为它拥有利用无线电技术进行侦察的一切手段，以及通过特务和侦察员获得补充情报的一切力量。因此，作为军事委员会机关的总参谋部，实际上只是独立部队和地方部队的作战领导机关，只是兵源补充、给养供应和战士训练的组织机构。最高军事领导如此分成两部分，使得一切军事行动很难一致，更促使游击主义现象产生，而且便于毛泽东挑起争端，从中渔利。

从建宁一回来，由李德建议并经博古同意，前方总指挥部被取消了，博、李通过设在瑞金的中革军委对红军各部直接发号施令。周恩来、朱德也只得返回瑞金。

十九路军垮台后，蒋介石再度集重兵于苏区边境。1934年2月初，李德再上北线视察，到达广昌。这次到广昌，李德亲自向红一、五、九军团的将领们灌输他的战略战术。

两次前线之行，促使李德下了决心：建宁和广昌，都是战略要地，必须坚决守住。因此，应该在广昌地区构筑工事，以便阻止敌人的主攻部队在对敌最容易而对我们最危险的道路上继续向我苏区的心脏地区进攻，并在盱江东西两岸保证自己部队发动突击时安全过江。

4月上旬，敌北路军陈诚部和东路军蒋鼎文部相继进到黎川南部的康都西城桥至泰宁一线。4月10日，敌集中十一个师进攻广昌。

其中，以第十一、第十四、第六十七、第九十四、第九十八五个师为河西纵队，沿抚河进攻；第五、第六、第七十九、第九十六、第九十六等五个师为河东纵队，沿抚河东岸进攻，预备队第四十二师在河西跟进。敌人进攻正面约五公里，采用河东受阻时河西推进，河西受阻时河东推进战法，交替筑碉堡前进。

从战争之初的硝石战斗开始直至广昌，陈诚逐步意识到红军这次完全与以往不同，他给蒋介石致电，说红军开始与他打正规战、阵地战了。

蒋介石最头痛的就是红军的运动战、游击战。打正规战、阵地战，他信心十足，不禁心中大喜。他对南昌行营的高级幕僚们说：“红军想打正规战与我拼实力，那还不好？把重炮兵全给我开上去！”

于是乎，蒋军嫡系在北线和东线，特别是陈诚所部配备了大量德国造的卜福式山炮。

打正规战、阵地战，武器装备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起决定作用。那么广昌战役中，双方的武器装备和兵力对比情况如何呢？

根据1934年红军总司令部的统计数字：红一军团约一万六千人，一万枝步枪和三百挺机枪；红三军团约一万五千人，九千枝步枪和三百挺机枪，三十门追击炮；红五军团约一万人，七千枝步枪和一百五十挺机枪；红九军团，约九千人，七千枝步枪和一百五十挺机枪。在弹药上，每名战士配发手榴弹一至二枚，子弹七十至一百发，机枪配发三百至四百发子弹，炮弹约三千枚。

这便是广昌守军——红军九个师总的兵力、装备情况：共四万余人，步枪三万五千枝，机关枪九百挺，炮三十门。

陈诚军方面，每一步兵连配备轻机关枪三挺，其类型有德国造自动步枪、捷克式轻机关枪、法国造哈乞开斯轻机关枪，以团为单位分批改用德造或比造七九步枪，排连长配备德造二十响快慢机枪一枝。蒋介石并将军政部直辖的炮兵第一团及炮兵第五团以营或连为单位配属各“围剿”部队。这两个团是用从德国购进的卜福式七五山炮装备而成，这种炮配有全副观通器材，最远射程为九千米，炮弹是复装药，能适应对各种目标的射击，命中精确度极好。此外，蒋介石又将宋子文财政部税警总团所属迫击炮营调到前线参加战斗。这种炮是法造八一口径，装有瞄准具，较之蒋军所用八二迫击炮以垂球规尺瞄准者更为精良。

陈诚投入广昌之役十一个师近十二万人，配有大量山炮、野炮、迫击炮，还有数十架飞机的空中优势。从兵力和装备上说，与红军相比，占有绝对优势。

在这样一种极为悬殊的阵地对抗中，红军无疑处于相当劣势的境地。毛泽东竭力反对这种拚消耗的阵地战，并把它讽刺为“叫花子与龙王比宝”。

然而，毛泽东的忠告根本不可能更改李德、博古的决心。

盱江两岸，从建宁前线返回的红一、三、五军团和从龙岗调集的第二十三师，协同原在广昌的守备部队红九军团，向陈诚所部发起一次又一次疲劳已极但顽强无比的短促突击。

战役之初，敌河东纵队向大罗山、延福嶂阵地发起猛攻，红军拼死抵抗，使敌进攻受阻。敌河西纵队乘红军主力集中抚河东岸作战之机，突破红军第九军团防御阵地，于4月14日占领广昌外围要地甘竹。

19日，东岸敌之河东纵队又占大罗山、延福嶂阵地。当日黄昏，红军向大罗山之敌发起反击，多次冲杀，反复肉搏，但终未能阻止敌之进攻，被迫撤退。

第二天黄昏，博古、李德到达广昌头陂。与博、李同时到达的，还有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顾作霖等。

顾作霖原是闽赣省委书记，因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负重伤后长期住院治疗，因此博古就让他代理王稼祥之职。此次上前线，还有个新头衔：野战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野战司令部司令员是朱德，野战司令部政治委员则由博古亲自兼任。实际上，朱德已不能发挥多大作用，不过是一个陪衬而已，李德实际上成为真正的总司令。

4月21日，即博、李抵达第二天，便以中共中央委员会博古、军委主席朱德、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顾作霖的名义，发布中央、军委、总政《保卫广昌之政治命令》。

《命令》指出：

（一）敌人已尽力采用一切方法企图占领苏维埃的广昌。

（二）我们的战斗任务，是以全力保卫广昌。为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一切战斗员、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应有最大限度的紧张与努力，我们的坚定的坚决的英勇的战斗，非但能够保卫赤色广昌且可能消灭大量的敌人及最后粉碎第五次“围剿”。

（三）我支点守备队，是我战斗序列之支柱，他们应毫不动摇地在敌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有生兵力。

（四）我突击力量应努力隐蔽地接近（爬行跑步利用死角等等），以便避免在敌火之下不必要的伤亡而进行出于敌人意外的突然的攻击。在攻击时，应不顾一切火力，奋勇前进，坚决无情地消灭敌人。

（五）战斗员、指挥员及政治工作人员应记着革命战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对于任何动摇犹豫胆怯更不必说，个别的混入的敌人奸细，在战斗中之反革命行动应提高最大的警觉心消除之。在战斗中，谁都应该与最先进的战士比。

（六）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应无例外在自己的部队中，不脱离自己的队伍亦不落后自己的队伍。他们不仅应以个人的勇敢且特别应以正确战术动作给战斗员以身作则。在他们及先前的战斗员领导之下，我们的部队应继续并提高我中国工农红军之光荣传统，高举光荣的红旗向着伟大的胜利前进。

胜利万岁！

当天，野战司令部又以“万万火急”电令，下达了两道《消灭敌向广昌前进的布置》和《保卫广昌的部署》。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下达了《给战地党和苏维埃的指示信》。《指示信》称：反对第五次“围剿”的决战，已经进到更加剧烈的决定胜负的紧急关头，全苏区的工农劳苦群众在党与苏维埃的领导之下，热烈地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围剿”的战争，中心区域正在积极动员模范少先队开到前线配合我们英勇的红军作战。你们正处在这一剧烈的决战的最前线，与工农红军一样地担负着历史上最伟大最光荣的任务。你们的英勇的战斗是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有决定意义的因素之一。为“保卫广昌”“保卫建宁”“保卫会昌”“保卫和发展全苏区”而战的责任，正放在你们肩上。

中革军委《战斗报》，苏维埃中央政府《红色中华》发表社论，提出口号：“为着保卫广昌而战，这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胜利或者死亡”……

蒋介石夺取广昌志在必得，李德保卫广昌孤注一掷。一场空前规模的殊死血战拉开了帷幕。

第四章 广昌血战——“胜利或者死亡” 3、历时十八天，兵刃十余次，朱德、彭德怀痛心五千五百个热血男儿

到达广昌后，李德、博古并不是认真地总结以往失利的经验教训，而是屡屡把责任归咎于部下，大搞“惩办主义”。第一位被李德撤职的红军高级指挥员是唐天际。当时，他担任红九军团第十四师师长兼广昌警备区政治部主任，是最早坚守广昌的高级指挥员。

唐天际，湖南省安仁县人，1925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入黄埔军校学习，1926年转为中共党员。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湘南暴动。1928年3月随朱德上井冈山。曾任红四军二十八团营党代表，红五十团团长，红一军团第二十二军四十四师师长，红五军团第十一军第四十师政治委员，建国后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以来，唐天际对堡垒战术、短促突击持有异议。

罗荣桓作为总政的巡视员，也随野战司令部来到广昌前线。唐、罗是老相识了，都是随朱、毛从井冈山下来的。老战友相逢，推心置腹地彻夜交谈。在谈到广昌决战时，两人都对李德的战术打法很不以为然。

李德来第十四师防御阵地视察时，唐天际正在指挥部队修工事。唐见广昌北面山上孤零零地修了一个被动挨打的碉堡，觉着不妥，遂命令在广昌南河边修个工事，准备一旦顶不住敌人时，可掩护部队撤退过河。

这个工事竟惹来一场大祸。

晚上，李德视察归来，在第十四师师部召开会议。他拍着桌子问：“谁让在河边修工事的？”

唐天际不知怎么回事，站起身答道：“是我。”

“你是什么人？”李德大动肝火。随行的参谋告诉李德，“他是广昌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叫唐天际。”

李德毫不顾及唐天际的面子：“我说过要修这个工事吗？谁让你这么做的？这不是准备退却，准备放弃广昌逃跑吗？都留了一条后路，还怎么誓死保卫广昌？”

博古也参加了这个会。但对蛮横无理的李德，他没有任何反应。

李德对博古用英语说道：“这个广昌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应该撤职。”

第二天，来了一道命令，唐天际被“撸”了。

罗荣桓并不知道这件事。他见唐天际情绪不太高，以为他身体不舒服，关切地询问。唐便一五一十说起来。罗荣桓听罢气愤地说：“太霸道了！”

无独有偶，几天后，罗荣桓也碰上了一桩类似的倒霉事。

这天，李德上前沿阵地视察，罗荣桓也陪他去。在阵地上，李德用望远镜扫了一番，回过头来正好见到罗荣桓。他也不问罗荣桓是干什么的，便命令罗带一个工兵排去埋地雷。

罗荣桓执行了命令，埋完雷回来报告。不料，李德又变了卦，命令罗荣桓再去把地雷起出来。

这时，敌人离埋雷处已近在咫尺了。罗荣桓实在不理解李德为什么要下这个命令，让战士们去做无谓的牺牲。因此，没有理他。李德见状大发雷霆，跳着脚指着罗荣桓的鼻子喊道：“你不去，杀你的头！”

这时，敌人的前卫已经踩响了几个地雷，而敌人的炮弹也已打到李德所在的工事周围。去起雷已经不可能了，这件事才不了了之。

至于罗荣桓耳闻目睹的此类事，更是不胜枚举：轻则处分、撤职，重则开除党籍，送军事法庭，送运输队罚苦工。

李德身边工作人员对他的作风也颇有看法，也常受他的气。伍修权曾说：“李德动不动就训斥、处分别人，不断发脾气骂人，根本听不进反对意见。我们在他跟前的工作人员更是常受他的气。对于他这种太上皇的姿态，凌驾于我党中央之上的架势，我们都很反感，实在不想和他共事。有几个同志常闹情绪，多次要求调动工作。组织上总是做我们的工作，要我们安心留下。其实我们个人受气是小事，他给我们党、红军和苏区造成的损失才是大事。”

尽管李德、博古到了前线，甚至多次亲临前沿阵地，但也丝毫不能阻挡敌军的推进。设在广昌三宫殿的博、李野战司令部，接二连三地收到外围阵地失守的报告。至4月23日，红一、三、五、九军团相继退出了抚河东、西两岸的甘竹、大罗山、延福嶂、饶家堡、苦竹坑、长生桥等防地。

坚守甘竹防线的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团长耿飚回忆说：

“当时我们在甘竹‘守备’。敌人前进半里多一点，便开始修乌龟壳。他们有炮火掩护，修好之后，李德便让我们‘短促突击’与敌人‘寸土必争’。这点距离，对英勇善战的红军来说，本来不算什么。然而敌人有碉堡依托，火力猛，我们的部队由于弹药匮乏，根本无法对射。等我们冲锋部队冲到双方中间地带时，敌人的大炮便实施集火射击。由于敌人事先早已设计好了战斗层次，炮火很准。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被炮火压下来，除了增加一批伤员，牺牲一些同志外，一无所获。”

“4月16日，我团的当面之敌，在炮火掩护下，竟冲到了阵地前沿，包围了我的团指挥所，当时电线已经炸断，我亲率两个连拼死抵抗，其他部队撤往二线‘堡垒’。由于敌人脱离了乌龟壳，我们还可以顶住。战斗中，我突然觉得右腿一软，几乎跪了下去，但立即又站住了，只是一个劲地指挥部队射击。敌人的第一个冲击波被打退，二梯队又黑压压地涌了上来。我正想利用这短暂的间隙，让部队撤下去，可是右腿怎么也不听使唤。低头一看，只见裤管里、鞋子里全是血浆。开始，我以为是哪位同志牺牲在身边了，便大喊警卫员杨力：‘快来看看，这是谁的血！’杨力见状大惊，背起我就跑。我说：‘放下！放下！搞什么鬼？’杨力边跑边说：‘别动！你挂花了！’’”

精锐军团的主力团团长带伤作战，战斗之残酷可想而之。

原国民党将领杨伯涛，这样描绘广昌外围阵地争夺战的激烈场面：罗卓英的进攻部署是，先使用第十四师、六十七师、九十八师为第一线攻击部队，九十四师、十一师为预备队。这里的地形是岗峦起伏的小丘陵地带，其间遍布水田耕地，没有突出的高地可资双方利用。因而胜败的因素，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火力的强弱。

蒋军的武器远比红军精良，拥有充分的弹药，以炽盛的火力对红军组成弹幕射击。红军部队表现了惊人的英勇精神，一拨接一拔地前仆后继，向蒋军猛冲。以稳健著称的国民党第十四师阵地，一部分被冲垮。红军冒炮火跟踪追击，逼近该师师长霍揆彰的战斗指挥所，流弹击中在附近休息的预备队多人。霍急令控制在附近的预备队增援反击，并亲自到迫击炮阵地，督促迫击炮手猛烈射击。因发射速度过快，炮手一时慌乱，以致一门炮发生炸膛，当场炸死十余人。霍此时刚离开这门炮位数十步，幸于苟免。战况的激烈于此可见。

红军的战斗员无比英勇，但在炽盛的火网压制下，且又寡不敌众，伤亡极为惨重。不到五百公尺的阵地正面上，阵亡红军的尸体纵横密布达数百具之多，断头缺足，惨不忍睹。其中发现有佩手抢和望远镜者，乃为中上级指挥员，亲自参加冲锋而牺牲者。红军由于伤亡过大，冲击力量遂以削弱，未能乘势扩大战果，纵深直入击破蒋军。

罗卓英得有时间调动其预备队九十四师向十四师增援，形成兵为火力都占绝对优势。

红军遂被迫后退，转取守势，两军成对峙状态。入夜，红军全部撤走。

广昌外围战士的拼命，红军遭受了重大伤亡。红军高级指挥员对李德的瞎指挥十分不满，认为不能再这么打下去了。

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回忆说：“一军团在保卫广昌时打的一些战斗，如甘竹战斗等，伤亡消耗都比较大。从甘竹到广昌，不过二十里，敌人越接近根据地腹地，越是更加谨慎小心，每天只前进半里到一里，每进一步边修公路边筑碉堡。我们在‘死守广昌’、‘寸土必争’的错误口号下，打了十八天所谓‘守备战’。这就是说，我们在敌飞机大炮轮番轰炸下，死守阵地。如果我们搞‘短促突击’，就是等敌人刚从工事里出来，推进到我们的工事几十或几百米时，我们就像猛虎一样扑上去打击敌人。可是等敌人一缩进碉堡，我们又得暴露在敌人飞机大炮的火网下战斗。”

红三军团第四师政治委员黄克诚回忆则激愤溢于笔端：开始，敌军发动进攻，我军奋起反击，将敌击退。但在敌军后面一两千米处就是堡垒群，敌人钻入堡垒里，我们就无计可施。就这样，敌军从堡垒群里轮番出来，并用炮火轰击我军阵地，敌人的飞机也在空中投弹扫射。敌我双方反复拼杀，整天炮声隆隆，枪声不断。同敌人搞堡垒对阵的结果，虽然也杀伤过一些敌人，但红军总拼不过在数量和装备上都占绝对优势的敌军。我军伤亡日增，仗打得越来越艰苦。我曾说过“短促突击，红军送死”一类的话，再三要彭德怀同志出面讲话。

4月24日，彭德怀再也按捺不住了，他亲自到了野战司令部，向李德建议不要死守广昌。

彭德怀说：“广昌既无坚城可守，我军子弹又很少，仅靠土木构筑的工事，是根本经不起敌人飞机、重炮轰击的。”

彭德怀再三对李德说：“广昌是不能固守的，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红三军团一万二千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

李德、博古面面相觑。他们到达广昌前线也有三四天了，前线的战况要比远在瑞金从无线电中了解得多，了解得全，也了解得更加真实。他们明白彭德怀说的完全是真实情况，但就这么偃旗息鼓，鸣金收兵，又于心不甘，无法向部下和苏区人民交待，真可谓骑虎难下也！

彭德怀见李德、博古默不作声，又建议道：“我应采取机动防御，派一部分部队进占工事，吸引敌人进攻，主力控制于城西南十里之山地，隐蔽集结，待敌进攻我守备阵地时，则相机突击敌外侧一点，求得消灭敌人一部。”

第五次反“围剿”开战以来，彭德怀提了一次又一次建议，不是被置之不理，就是遭到训斥，但这个建议总算被李德接受了。

广昌战役极为不利的严峻态势也日益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警觉。周恩来没有随野战司令部上前线，被留在瑞金后方。广昌前线一个接一个失利的电文，使周恩来预感到广昌血战的严重后果，他认为这种拼命主义的阵地战不能再打下去了。

4月22日，周恩来致电前线的博古、朱德、李德，提出两项建议：1.最紧急时须调第十三师主力加强广昌守备；2.第一、三军团要能在一起突击敌人。

红军野战司令部判断：敌将于4月27日晨，从盱江两岸会攻广昌。敌第五纵队共四个师从西岸长生桥、里堡地段出犯，其主要突击方向可能是大熊地域；敌第三、第八两纵队共四个师将从东岸的李堡、香炉峰地域出犯；敌第六师之一个旅于长生桥地域保持与两个纵队的联系；敌第九十四师在甘竹地域作预备队。敌用同等兵力沿盱江两岸向广昌进犯，准备一旦一岸部队与红军主力接触，另一岸部队则乘机迅速前进。

根据以上判断，朱德总司令于4月26日11时发出广昌作战命令，将全部红军主力组成三个集团：

1.东方集团。由红九军团及红十三师组成，由红九军团首长罗炳辉、蔡树藩指挥。其任务是在东岸钳制敌人。

2.西方集团。由红一、三军团及红二十二师组成，由总司令直接指挥，其任务是在西岸广昌以西及西北地域消灭进犯之敌。

3.广昌支点地域守备队，由红十四师等部组成，其任务是坚守广昌工事区。

命令还对各集团的作战行动作了具体部署。

此前一天，红十四师首长下达了《保卫广昌的命令》。命令完全按李德的要求在广昌两个重要支点配备了两个团的部队，并且要求“各支点指战员的配备，须选政治坚定，技术熟练，富有战斗经验的团一级首长”，“十二时以前完毕进入阵地。”

27晨，盱江两岸敌军，在其空军、炮兵配合下，同时向广昌进犯。敌第十一师向巴掌形山，第九十七师向摇篮寨、西华山，第十四师向莲花山，第六十七师向清水塘地区，发起猛烈攻击。

红三军团之巴掌形阵地首当其冲。红军指战员冒着敌人的密集炮火英勇抗击，战至10时左右始力量不支，退离战场。11时，敌集中火力攻击红军西华山阵地。彭德怀、杨尚昆亲临阵地指挥，战斗异常激烈。入夜，双方在西华山地区对峙。进犯清水塘地区的敌六十七师，于中午时分遭红三军团第四师和红一军团第二师截击，伤亡惨重。14时，后敌派空军和炮兵向红军阵地狂轰滥炸，并以第九十七师增援，红军被迫后撤。向莲花山进攻敌十四师，进抵莲花山南端时，遭红军猛烈抗击，死伤甚众后得其第十一师主力增援，转与红军对峙。与此同时，盱江东岸的红九军团阵地被敌攻破。15时30分，敌占领广昌东北面的姚排洲、藕塘下一带，与西岸敌军相呼应。至此，广昌处于敌东、北、西三面包围之中。

蒋军空军和远程炮兵还实施了纵深打击。红十四师的阵地一片焦土，断壁残垣，伤亡甚众。有一个营坚守在所谓“永久工事”中，在敌机和炮火轰击下竟全部壮烈牺牲，无一生还。战后，由于第十四师伤亡过大，难以为继，中革军委不得已撤销了这个具有光荣战史的部队。

仅仅一天的血战，红军竟付出如此代价，光红三军团就伤亡一千余人。

当红军按李德的命令向敌人“短促突击”时，成班成排成连的战士们，在飞机大炮的轰击下英勇悲壮地倒下去了。

解放后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北京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的肖锋，当时是野战司令部直属队政治处主任。他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上午8时，汤恩伯指挥八个炮兵旅和三十五架飞机，同时轰击我军阵地。工事、堡垒一个个被炸毁，广昌城被炮火硝烟所吞没。在血与火的狂涛中，十一团的两个连队，坚守城北的356高地，因工事被敌人炮弹炸塌，几乎全部被掩埋；坚守广昌街79高地的红五师一个连，也被埋在工事里；我军的医院、兵站也被敌人炮火炸毁。李德急忙跑到头陂的野直电台，责令彭德怀指挥部队，坚决守住广昌，否则要撤职查办。这时，其他各军团首长纷纷来电，向李德请示仗怎么打，还要不要突击，往哪里突击？李德彷徨徘徊，无计可施，他在电台旁边转来转去，自言自语地说：‘这一仗打糟了，怎么办？往哪里突？用什么办法才能打败蒋介石的围困？’我当时心里很纳闷，自己当了六七年红军，可从来没见过我们红军打这样的败仗；也没听说工农红军会这样愚蠢，集中主力去投敌人的罗网。”

进攻红三军团巴掌形阵地的是陈诚嫡系第十八军之第十四师。黄维是该师师长，他在给上司的战报《广昌附近巴掌形山及新人坪之役》中虽有不少诬蔑夸耀之辞，但也客观反映了对手的英勇顽强，现节录于下：四月二十七日拂晓，第十一师之靳团分三路兵力向巴掌形攻击。匪凭险顽抗约二小时，我军三路同时向匪阵地最高点之堡垒突击冲锋十余次，匪伤死颇多，乃退窜会合该山南端之匪，企图顽抗。我官兵奋勇战斗，激战又两小时，速破匪堡十余座，占领该山最南阵地。匪复结集重兵向我猛烈反扑，我乃运用机枪火力压迫，匪始不支，向南山中溃窜，时上午9时30分，巴掌形一带已为我完全占领。

广昌保卫战，历时十八天，红军伤亡五千五百人，占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彭德怀的三军团，损失最为惨重，伤亡二千零五人，占军团总人数的四分之一。

朱德在广昌红军野战医院看到源源不断抬下来的伤员，痛心地说：“红军从未打过这样的仗呀，伤亡太大了！”

“永久工事”的梦幻被炮弹炸得粉碎，赤色广昌也危在旦夕。博古、李德不得不接受了彭德怀的建议，放弃广昌。

4月27日深夜，野战司令部命令：撤出广昌城。

次日上午10时，陈诚部队开进广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在这一天的社论中，还向苏区的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号召：

“保卫广昌！”

“我们的口号是‘胜利或者死亡’！”

“无论如何要胜利，要粉碎敌人！”

撤出广昌后，野战司令部于29日晚在头陂召开会议，总结广昌战役，讨论下一步行动计划。

参加广昌战役的各军团主要负责人被通知与会。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李卓然；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参谋长邓萍、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朱瑞；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等，分别从各自驻地赶到野战司令部所在地头陂。

野战司令部设在头陂村的一个祠堂里。野司的首脑们——朱德、博古、李德、顾作霖等都住在这里。

博古提出开个会。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以来，尤其是眼下刚刚结束的广昌战役，直叫博古闷闷不乐，压抑万分。苏区北大门被撞开，他问李德，今后怎么办？以后的仗该怎么打？保卫黎川，保卫广昌，结果一个都没有保住，“御敌于国门之外”几乎成为泡影，怎不令博古焦急？反“围剿”战争的策划者李德，面对一连串的失败，面对博古的问题，手足无措。他所有的看家本领“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短促突击”一个也不管用。

尽管如此，无论李德也好，博古也好，都不肯承认他们的军事方针、战略战术原则是错误的。

该来开会的人基本都到齐了。博古环顾了一下四周，见有近二十人，但唯独不见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杨尚昆见博古询视的目光，便起身解释道：“彭德怀同志到军团医院看伤员了。我们出来时他还未回，他知道要开会。”

博古很不愿听这种影响情绪的话，他立即言归正传：“我们开会吧！”

没过多会儿，彭德怀脸色阴沉地进来了。待他弄清会议议题，便向旁边的人发牢骚：“这个李德，你怎么不从苏联带几架飞机、坦克和大炮到中国来打正规战呢？”彭德怀声音并不大，但周围的很多人部听到了。

红军中，谁也不敢这样对洋顾问无礼，彭德怀是第一个。

对这样一位骁勇善战、心直口快而又怨气冲天、愤闷至极的将领，博古也有些无可奈何，他连忙说：“广昌一战，我们虽然最终放弃了，但连日来，我三军团和一、五、九军团各部，予敌以沉重的打击，消灭了很多敌人；而敌人也暴露出很多弱点。敌人越疯狂，就说明敌人越没有出路，黔驴技穷嘛。”

说这番话，博古无非想宽慰一下各位将领，尤其是宽慰一下彭德怀。广昌失利在他心中投下的阴影实在是挥之不去，刻骨铭心的。但作为一个政治鼓动家他不得不这样做。末了，他极力掩饰苦涩的心情，继续说道：“眼下，虽然我们暂时退却，但敌人得到的是一座空城。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苏区的前途，是光明的！各部队要很好地总结一下，休整补充一下，迎接新的更加残酷的战斗……”博古话音刚落，各军团指挥员们便纷纷议论起来。显然，人们很不满意博古的总结。

“广昌战役，我军伤亡五千五，敌军伤亡两千六，怎么能说给敌以沉重打击呢？”

“今天在这里突一下，明天到那里突一下，我们军团突得差不多了。”

“广昌战役赔了老本。”

议论声越来越高，言辞愈发尖锐犀利。

朱德，作为野战司令员，坐不住了。他很反感李德那一套。李德到苏区后，朱德多次跟他谈过去反“围剿”的成功经验，不主张照搬照抄世界大战的正规战原则，更反对拼老本，搞阵地对抗，但李德听不进。中央红军是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还有其他同志一手拉扯起来的军队，从八一起义、井冈山斗争至今已艰难奋战八年之久，好不容易才有这样的规模和力量。眼下，被拿到阵地上去死打硬拼，去无谓地牺牲，一死就是好几千，能不心疼？

朱德严肃而又沉重地说：“黎川决战，我们打输了，广昌决战，我们又打输了。”

作为前线最高首脑的博古、朱德、李德、顾作霖等，朱德第一个这样表态，博古心里自然不高兴。他没料到朱德会这么说。会前碰头时，朱德没有说明这个意思。会场上此刻紧张的气氛，总司令发这种言，岂不是火上浇油？

朱德没有顾及那么多，他继续说道：“野战司令部宣布撤出广昌是明智的，但太晚了。早撤，三军团就不会受那么大的损失。彭德怀同志虽建议过，但司令部没有及时采纳，我也有责任。”

朱德一表态，各军团指挥员又七嘴八舌议论开了。

在这种情形下，李德觉得再推诿不作声难以平复会场激愤的情绪，终于通过伍修权叽哩咕噜地说了一通：“广昌战役没打好，我要负责任。”

“为什么没打好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工事没有做好，我们的堡垒不够结实，敌人进攻的队伍很密集，我们没有办法实施突击。”

“现在，我们还是要加强防守，要修筑更好的工事，阻击敌人的南下攻势。”

李德还没说完，博古就把话题接了过去：“敌人占领了广昌，下一步他们向哪里进攻？他们要攻占建宁，威胁我赤色首都瑞金。敌人侵入我赤色区域，要把我们苏区和红军分割开来，所以，我们要很好地研究对策，粉碎敌人的进攻，保卫苏区，保卫瑞金……”

这个会，开了几个小时，到深夜才散。

会开完后，博古、李德又找彭德怀谈话。李德无丝毫自我批评之意，闭口不谈广昌战役失败的经验教训，仍然大谈他那老一套，譬如如何进行短促突击，如何组织火力等等。

彭德怀一下子火了，气愤地说：“在敌人碉堡密布下，进行短促突击，十次就有十次失败，没有一次是得到成功的。”

“彭德怀同志，你的看法太偏激了吧？”李德根本不容这样否定自己的战术。

彭德怀对这种固执的上司，也毫不留情：“怎样去组织火力点？根本没有子弹！”

彭德怀继续批评道：“你们的指挥从开始就是错误的。我军自第四次反‘围剿’后，就没有打过几次好仗。”

说这番话，彭德怀是冒着极大风险的。在《自述》中他写道：“我尽情地、毫无保留地讲了自己的意见，大胆地准备个人的不幸。”

彭德怀指出指挥上的最大失误就是兵力不集中，把亲如兄弟的一、三军团分开，尽打击溃仗，劳而无功，有耗无补。他说：“团村的待伏战斗，如果一、三军团不分开，集中使用，就能消灭敌军三个师十五个团。我们就能缴枪缴弹，俘虏敌兵，补充自己的战斗消耗。敌有全国政权和帝国主义帮助，我则靠取之于敌，你完全不懂这样的道理。

“洵口遭遇战消灭敌人一个旅，想延滞半天消灭最后被围的一个营都不准，前方指挥都没有这样的机动权，硬要叫军队钻到硝石，几乎把三军团让敌消灭掉。

“你们坐在瑞金指挥的第二次南丰进攻战，几乎造成一军团的全军覆灭。连迫击炮放在地图上某一点上都规定了，实际上这一带十万分之一的地图，就根本没有实测过，只是问测的，有时方向都不对，如果不是红军高度自觉，一、三军团早就被你送掉了。

“这次广昌战役你们看到了吧！你是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中央苏区从1927年开创到现在八年了，一、三军团活动到现在，也六年了，可见创建根据地之不易。‘崽卖爷田心不痛’，被送掉！”

这段话，大大地激怒了李德。《彭德怀自述》中描述当时的情景甚为精彩：这段话，是伍修权同志翻译的，李德没有发火。我知道没有全翻，如果全翻了，哪有不发火的道理呢？我请杨尚昆同志重翻了。这时李德咆哮起来：“封建！封建！”他跳我高兴。他继续骂我，说是因为撤掉我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不满意（撤职是事实，但不知为什么），我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现在是究竟怎样才能战胜敌人，这是主要的。我骂了他下流无耻，鄙视了他。那次，我把那套旧军衣背在包里，准备随他到瑞金去，受公审，开除党籍，杀头，都准备了，无所顾虑了。

怒不可遏的李德并不能把彭德怀怎么样。回到瑞金后，李德逢人便造谣说彭德怀右倾。

广昌血战，并不能使博古、李德警醒。李德在他拟定的1934年5～7月作战计划中，仍然贯穿着“不放弃苏区寸土”的“短促突击”的思想。

中革军委理论刊物《革命与战争》上仍然在积极卖力地宣扬着“短促突击”理论。这回，李德不再是孤家寡人地自拉自唱，他开始发动群众了——动员所有主力部队的指挥员替他吹，证明他新战术的正确性——动员一军团长林彪、五军团长董振堂、总司令朱德，甚至地方部队诸如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闽浙赣军区总指挥方志敏等，当然也包括他的老“对头”、三军团长彭德怀。

高虎垴阻击战胜利后，彭德怀被指令写一篇文章。彭德怀在《自述》中这样回忆：这是利用特殊地形，采用反斜面山脚边，完全出敌不意的情况下打的。

他们抓住了这点大做宣传，来说明他们所谓“短促突击”如何如何，借机会指定我写一篇证明他们的“短促突击”战术正确的文章。当我写了以后，他们就把适合他们口味的部分保留了，而不适合他们口味的部分却被删去。特别删去了“这是特殊情况下取得的胜利，而不能证明短促突击是合适的”一句，修改为相反的意思，即证明“短促突击”是正确的，同时经过修改后，没有取得我的同意就发表了。

第五章 “赋闲者”毛泽东和邓小平 1、毛泽东“病”了，住进福音医院

在赣南会议上横遭指责的毛泽东心中甚为不快，加上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前后的忙碌，使他身心极为疲惫。毛泽东向别人透露了想休养一段时间的意思，本来就嫌他碍手碍脚的中央代表团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立即顺水推舟，很快就批准了他的请求。1932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偕妻子贺子珍及十三名警卫战士登上了东华山，从此开始了他“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隐居生活。

东华山，位于瑞金县叶坪乡南三十里处，是一座红岩山冈。山顶上有一座古寺庙，坐东北朝西南，庙四周翠松古柏环绕，树木葱郁，一条山间小道蜿蜒而下。毛泽东就住在古寺庙左厢房，警卫战士居右厢房。

“真是个休息的好地方啊！”毛泽东情不自禁地赞叹。

当晚，毛泽东召集全体警卫员开会。他问大家：“你们到这里干什么来了？”

警卫战士异口同声地说：“保卫主席安全，让主席休息好！”

毛泽东笑着又问：“还要做什么呢？”

警卫战士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说什么好。

毛泽东说：“我想利用这段时间，给你们上文化课，学时事，你们还年轻，要抓紧时间学习。”他见大家还是不吱声，又说：“你们不要为我担心，如果你们学习得好，我心情就愉快，心情一愉快，病不就好了嘛！”会上，毛泽东亲自为他们安排了学习计划，上午——文化学习，两个小时；下午——时事学习，两个小时；晚上自习——一个小时。

第三天，警卫战士便开始了紧张的学习生活。“毛老师”耐心、认真地言传身教，东华山小住五十来天，天天如此。

读书、看报是毛泽东从小养成的癖好。以前忙于指挥作战，难得闲暇静下心来享受读书乐趣。现在有时间了。他津津有味地读着不知看了多少遍的《孙子兵法》、、《水浒》等古典名著，如饥似渴地读着他的老朋友“郑爱群”送来的报纸。

“郑爱群”就是傅连暲，汀洲福音医院院长。福音医院是一家教会医院，傅连暲是那里的名医。1925年底，傅连暲在连城认识了邓子恢，邓子恢把瞿秋白著《新社会观》推荐给傅连暲，从此傅连暲思想日渐激进。1927年8月，他收留了在南昌起义中负伤的陈赓。1929年3月，毛泽东率红四军打下汀州后，专程前往福音医院拜会傅连暲。从此两人便“称兄道弟”，当时毛泽东就拜托他代为订报。毛泽东后来几次大病于生死之间，都是傅连暲妙手回春，使毛泽东几次幸免于难。后来傅连暲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毛泽东说是来养病，其实根本坐不住，除了读书，看报，教警卫战士学文化外，还经常出入东华山附近各个村落，走村访户，关心着老俵们的柴米油盐。附近老俵听说毛主席在山上养病，便经常三五成群，携带猪肉、鸡蛋上山来看他，毛泽东总是热情接待，并借机询问他们的生活情况。

阴历正月十五是元宵节，毛泽东破例放了一天假，对警卫战士说：“我们和老俵一起闹元宵去！”他们兴致勃勃地来到黄沙村。老俵们听说毛主席要来和他们一起过元宵，纷纷拿出家藏的干鲜果品请毛泽东品尝。毛泽东与老俵们看戏，观花灯，度过了难忘的元宵节。

东华山休养期间，毛泽东处理了一件重要的事。一天，毛泽东在1932年2月16日出版的《申报》读到一条启事，引起了他的警觉。原来这天的《申报》刊登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伍豪”即周恩来。当年他在天津参加《觉悟社》时，入社的社员皆以“××号”为笔名，周恩来排第五名，便以谐音“伍豪”为笔名。此时周恩来已在中央苏区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正在指挥红军作战，怎么会脱离共产党呢？显然，这启事纯属捏造，混淆视听。

毛泽东感到事关重大，当即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起草了布告，为周恩来辩诬：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进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徒的造谣污蔑……

后来在“文革”中，江青等人为打倒周恩来，便翻历史旧账，遭到毛泽东的断然驳斥，说：“此事早已查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毛泽东在东华山一住就是五十来天。3月中旬的一天，项英突然飞马而至，对正在给警卫战士上文化课的毛泽东说：“恩来同志请你下山。”

原来，正如毛泽东所料，红军攻赣州不克，而且伤亡惨重，周恩来遂派项英搬请毛泽东下山。

“我一有工作，病就好了。”毛泽东不顾贺子珍的劝阻，当天便下山，于是便有了漳州大捷。

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上受到重创的毛泽东没有回到瑞金，而是策马东行，来到汀州的福音医院。

“郑爱群”——毛泽东的老朋友傅连暲院长一见毛泽东，便连声道喜。

原来，贺子珍十四天前产下一男婴，毛泽东喜得贵子！

贺子珍祖籍江西永新。家境尚可。小学毕业后又进入永新城一教会学校——福音学校女生部学习，毕业后当了小学国文教师。

1924年，与贺子珍哥哥贺敏学过从甚密的共产党员欧阳洛来到永新，使永新有了共产党的种子。通过贺敏学，贺子珍认识了欧阳洛。这年夏天，贺氏三兄妹贺敏学、贺子珍、贺怡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贺子珍还担任了永新县第一任青年团书记，不久她转为中共党员。

四一二大屠杀的冲击波也波及到永新，贺敏学等人被逮捕入狱。贺子珍在经过中共永新县委同意后，写信给井冈山的“山大王”、贺敏学的同学袁文才，求他搭救永新监狱中的共产党员。

袁文才果然讲义气，1927年7月27日，他会同王佐率部攻打永新监狱，救下了贺敏学等人。后来贺子珍与贺敏学随袁文才、王佐一起上了井冈山。

这年10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脚下的宁冈古城。毛泽东与袁文才在大仓村会面。袁文才将手下部将一一介绍给毛泽东，最后介绍到十七岁的贺子珍：“这是中共永新县委委员。”

毛泽东连声说：“看不出！看不出！”便又问了她的姓名，自言自语地说：“哦，祝贺的‘贺’，善自珍重的‘自珍’！”

毛泽东住在茅坪八角楼。毛泽东一天总要往袁文才住处走上几回，见到贺子珍总要跟她聊上几句，贺子珍也常常充当袁文才的通讯员，给毛泽东递个消息传个话什么的。贺子珍佩服毛泽东的才智学识，毛泽东喜欢贺子珍的俏丽坚强，两人相爱了。

袁文才洞察秋毫，便充当月老，将他们俩推入洞房。

1928年初夏，毛泽东与贺子珍结合了。婚后，贺子珍担任井冈山前敌委员会秘书，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转战赣南闽西。

1929年，贺子珍产下一女孩。当时正值红军二打龙岩，战事频繁，贺子珍只得把女孩寄养在一当地老百姓家，说日后再来接孩子，并送上十五枚银元。

后来，毛泽东之弟毛泽民去接孩子，回答是：“孩子已不在人世了！”

贺子珍痛哭了一场。实际上这女孩并没有死，而是几经转卖，历尽劫波生存下来，解放后被中共中央办公厅确认为毛泽东之后，如今她已儿孙满堂，在福建安度晚年。

1932年，贺子珍再次怀孕，临产前，毛泽东将贺子珍送到福音医院。十四天前，傅连暲亲自接生，贺子珍顺利产下一男婴。

心情倍受压抑的毛泽东见到了患难与共的妻子及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心里暂时得到了宽慰。

贺子珍生下孩子后，身体虚弱，便请了一个奶妈，奶妈给孩子取名为“小毛”。

毛泽东听说“小毛”之名的来历后，也忍不住笑了：“人家喊我‘老毛’，我的儿子当然就是小毛罗！”

毛泽东立即给儿子取了大名，叫毛岸红意即生在红区，长大当红军。当然，也沿用了岸英、岸青、岸龙的岸辈。

傅连暲将毛泽东安排在离福音医院半里路的一座幽静的小洋楼住下。

在福音医院，傅连暲仔细地为毛泽东检查了身体。毛泽东发低烧，傅认为这是过度劳累的结果，劝他好好地休息。

毛泽东还是闲不住，每天要看大量的书籍报纸，再加上对红军和根据地前途的优虑，身体日见消瘦虚弱，有一天竟吐起血来。

看着自己的丈夫遭受着病痛与不公正待遇的双重煎熬，贺子珍只能暗中落泪，她所能做的，就是抱着小岸红给毛泽东逗逗乐。

红军长征时，贺子珍不得不忍痛将小岸红托付给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妹妹贺怡、妹夫毛泽覃。1935年一次战斗前夕，毛泽覃将小岸红临时托付给一老俵看管，说战斗结束后来接，并记下地址。不料想毛泽覃就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从此小岸红下落不明……

1950年，贺怡出任吉安地委宣传部部长。她心中始终惦念着岸红，在一次乘吉普车寻访岸红途中，车翻人亡……

在福音医院，毛泽东与攻打漳州时有一面之交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重逢。罗腰部有伤也在福音医院治疗。他们谈得十分投机。罗明对毛泽东的才干很是佩服。出院后，他便回到福建省委，雷厉风行地贯彻执行毛泽东“那一套”，结果横遭打击，成为毛泽东的“替罪羊”。

1934年4月，正是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保卫战的关健时刻，可毛泽东却“悠然自得”地云游到了苏区南大门会昌来“养病”。

粤赣省委书记刘晓与毛泽东井冈山时期的老部下、粤赣省军区司令员何长工热情地迎接毛泽东的到来。

会昌，是中央苏区粤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所在地，中央苏区南大门。第五次反“围剿”前夕，国民党粤军不断向北挺进，先后占领了会昌以南的寻乌、安远、信丰等县，威胁到了中央苏区南线。毛泽东来会昌时，其南门重镇筠门岭已失守。

尽管不在其位，但毛泽东在会昌却成功地谋了一次政。

在粤赣省委驻地文武坝，毛泽东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调查南线战事情况。

当他闻知南线主力红军第二十二师是在闽粤敌军强大压力下被迫退出筠门岭的，便打电话给二十二师政委方强，告诉他们撤是对的，并仔细询问了南线情况。

后来，毛泽东亲自来到二十二师驻地宫山塘，指导红二十二师进行整训，布置战略战术。

“毛总政委。”二十二师官兵还是这样称呼他。

“毛大帅。”师参谋长孙毅称呼毛泽东更是特别。

也就在广昌保卫战阵地战、堡垒战、短促突击打得惨烈的时候，毛泽东却在对二十二师布置李德等人根本瞧不起的战术。毛泽东说，要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打游击，钳制敌人。他还说：要采取游击战和游击运动战的打法，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弱点。他还说：什么“堡垒对堡垒，”什么“集中对集中”，这叫以卵击石！

十几天后，从南线传来消息，第二十二师在四五天内连续打了几次胜仗！

南线暂告平稳。

在会昌，毛泽东又一次将他久违了的游击战术发挥到了极点，算是过了一次瘾。毛泽东到会昌一住就是两个月。1934年7月23日，毛泽东登上了会昌后，会昌城一收眼底，绵江如带，奔涌而下，一派江南秀色！然而此时反围战况日益恶化，中央局已急电要毛泽东返回瑞金。

同天异景。这里的风景却如此之好！

回到文武坝，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清平乐·会昌》：

<small>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small>

<small>会昌城外高峰，巅连直接东溟，</small>

<small>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small>

第五章 “赋闲者”毛泽东和邓小平 2、毛泽东说，打仗也要搞建设

尽管毛泽东没有了党权、军权，但博古没让他闲着。

1933年2月，博古找毛泽东谈话，让他在苏维埃政权系统领导查田运动。

博古特别交待毛泽东，要根据共产国际和中央指示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原则来搞，对老区要重新分田。新区要实行“正确的土地分配”，“要使豪绅地主分不到一寸土地，富农分不到一丘好田。”

博古明明知道毛泽东是不同意这种土地分配政策的。

毛泽东犯难了。他清楚，博古他们的主张实际上就是要全盘否定他领导的中央苏区的土地分配成果。名曰查田，就是指责过去的土地分配不正确，看你毛泽东敢不敢于自己否定自己……

毛泽东是个很守纪律的人，博古是代表党组织来谈话的，下级必须服从上级。何况毛泽东是中央政府主席，领导查田运动，是地方事务，名正言顺。

毛泽东雷厉风行，但没有按博古交待的原则去办，而是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一番。他派土地部秘书王观澜到瑞金叶坪乡，和县、乡负责人杨世珠、朱开铨选点试点。毛泽东反复交待他们不要急于铺开。

然而，博古等人早在查田运动开始之前，就在《红色中华》等大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舆论，结果查田运动初期就走入歧途，各地越查越“左”，变成了查阶级。一时地主富农越查越多，许多中农、富裕中农被升为富农、地主，有的地方一代没查出名堂，就查二代、三代，甚至三、四代，直到查出第几代祖先是地主、富农为止，然后以“古”论今。实际上贯彻了一条“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从肉体上消灭地主，从经济上消灭富农的“左”倾土地政策。

许多中农、贫农、工人叫苦不迭，地主富农面临绝境，小商小贩纷纷破产。苏区一时怨声载道，他们不明白，共产党本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何以一下子变得如此……苏区出现了动荡不安的因素。

不断有人来找毛泽东，求毛主席为他们作主。

原来就不同意这种搞法的毛泽东愤怒了。眼见得“左”倾政策损害了中央苏区人民的利益，损害了苏维埃事业，也影响了党在苏区的形象，毛泽东坐不住了。他说：“查田运动是查阶级，不是按亩查田。按亩查田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

“查田的目标是查阶级，而不是查分田。”

“不应该把富农成分当作地主对待。”

“侵犯中农利益是绝对不许可的。”

毛泽东大声疾呼：“要坚决反对查田运动中的侵犯中农、消灭富农的‘左’倾机会主义！”

毛泽东不顾“左”倾路线占上风的势态，尽力减少“左”的土地政策带来的损失。他根据实际情况，区分三种区域，作了不同的部署：在发展区域的中心工作是没收与分配土地，在斗争落后区域的中心工作才是查田。毛泽东还为一些农民“平反”，使许多被人为拔高成分的“地主”、“富农”重新回到了贫农、中农行列。叶坪乡一位贫农因为其曾祖父有一些土地，在查田运动中被定为地主，没分到田。在毛泽东的关照下，还了贫农的本来面目。这位农民带着全家跪在毛泽东面前……

毛泽东的所作所为又惹恼了博古等人，他们指责他又犯了“右倾路线错误”。在他们看来，毛泽东是“不可救药者”，后来干脆将他的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也撸掉了，只剩下了有名无实的“国家元首”一职……

毛泽东专事后方工作，有声有色。

前方打仗，后方也要建设。在他的领导下，中央苏区成立了各级国民经济部，下设设计局、调查统计局、粮食调剂局、合作组指导委员会、对外贸易局、国营企业管理局等单位。

战争状态中的苏维埃国家怎样进行经济建设，马恩经典中没有现成的答案。毛泽东经过一番思索，从中国农村实际出发，制定出苏区经济的总方针和一系列政策。他说：“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经济力量供给战争。”要“加强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

毛泽东还提出了具体目标：

第一，要把农业放在经济建设第一位。他说：“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应，森林的培养，畜产的增殖，也是农业的重要部分。”

第二，发展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与保护私人经济同时并进。国营经济要尽可能加以发展，合作社经济可以成为苏区经济的巨大力量，要加强；私人经济是上述经济的补充，只要不违法，就应加以提倡和鼓励。

第三，大力发展赤白贸易，调剂商品和货币流通。根据地日用工业品奇缺，农副产品又滞销，工农业剪刀差扩大，毛泽东据此情况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利用私人资本，保障贸易自由。

第四，发展根据地的财政金融事业。毛泽东认为光靠打土豪、没收筹款不行了，要靠税收和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财源。

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中央苏区经济建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国营企业发展到三十二家，各种生产合作社二千二百个，私营工商业发展迅猛，赤白贸易搞活，每年有三百万石粮食出口，各种生活日用品源源不断地进入苏区，金融事业蓬勃发展，发行了公债一百八十万元，经济建设公债三百万元！

根据地经济建设及其成就，不仅维系了红色政权，支援战争数年之久，而且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既懂政治又懂经济的治国之才。毛泽东作为这场经济建设大舞台上的主角和导演，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打仗是行家里手，经济建设，毛泽东也是内行。

中央苏区时期，各项事业都很红火，还办起了两所大学，一所是苏维埃大学，另一所是红军大学，都是毛泽东提议创办的。

中央苏区建立初期，毛泽东就指示各地要想尽一切办法来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保证工农及其子女享有教育的优先权。一时，各类新型学校相继建立，义务教育、社会教育普遍开展。

随着各项事业的发展，毛泽东思考着筹办更高层次的学校。1933年8月16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人民委员会会议，提出在瑞金建立苏维埃大学的设想，毛泽东亲自兼任校长。

大学校址选在了沙洲坝上一片黄土岗上。茅草当瓦、竹片为床的大学于1933年9月正式开学，共招学员一千五百名。毛泽东每星期都要为学生讲一次政治课。学校为部队和地方培养了大批军政人才。

1933年4月，毛泽东随中央政府机关从叶坪搬至沙洲坝。毛泽东住沙洲坝元太屋。

这是一个具有赣南乡村特色的标准农家住屋。一棵高大挺拔、浓荫蔽日的古樟挺立在屋外，从树旁的小门进去是一个小院子，院里铺满了鹅卵石，显得整洁而又宁静。毛泽东与贺子珍就住在小院后面的正厅。

一天傍晚，毛泽东正在院前大樟树下与村里的杨大伯聊天。只见一个老俵挑着一担浑浊的水从身边经过。毛泽东很奇怪，便问道：“这么脏的水，做什么用呀？”

“吃呗。”老俵答道。

毛泽东往水桶里一看，浊水里竟有小虫在蠕动！忙关切地问到：“没有干净一点的水吗？”

这时杨大伯接口说道：“唉，毛主席，不瞒你说，我们沙洲坝就是缺水，人吃、浇地、洗衣、洗菜，全靠那边池塘里的水！”

担水的老俵放下水桶，指着前面的山脚补充说：“那边山脚下有一股山泉，就是路远水少，半天才能挑上两担。自中央机关搬进来以后，村里一下子多了上千人，吃水就更困难了。”

这一晚，毛泽东怎么也睡不着，中央政府机关的进驻，增加了群众的生活负担，毛泽东愧疚不已。

第二天，毛泽东在村里村外转了一圈，尔后找来乡主席、杨大伯等人，商议水的问题。

毛泽东提议说：“能不能在村里打井？”

“打井？唉！我们这里自古以来都没有打过井啊！”一位长者说。

“这井怎么打法？”

“我看可以试试。”

“就怕打不见水。”

大家七嘴八舌，最后同意毛泽东提议，决定在山脚泉水边打井。

几天后，果然打出了水。可是吃了几天，就没有人再去挑水了。就连红军战士送上门的水也被偷偷地倒掉了。人们又回到塘里去挑脏水吃。原来，山脚井边是墓地，群众犯疑，认为那水吃不得！

毛泽东体察群众的风俗和心境，重又找来乡干部商议，寻找新井位，再打一口井。

井位选好后，毛泽东带领中央政府工作人员一起动手，提的提，挖的挖，毛泽东还亲自下到井底，铺上沙石、木炭……

井打好了，见到清澈的水溢出来，老俵们个个喜笑颜开，围着毛泽东表示感谢。为了铭记毛泽东和红军的恩情，乡干部给这口井取名为“红井”。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后，敌人多次填塞这口水井，沙洲坝人民为了保护它，与敌展开了一次次激烈的斗争，最终还是将它保留下来了。

1950年，瑞金人民为了迎接毛泽东派来的南方老根据地慰问团，对这口水井行了维修，并在井旁树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吃水不忘挖并人，幸福想念毛主席。”

在沙洲坝，毛泽东还率领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帮助当地修了一座桥，为乡政府起草过《春耕生产大纲》，为一对对新人当过证婚人毛泽东干地方工作期间，花了很大精力下乡搞调查研究。白天，毛泽东走村串户，晚上开座谈会，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后来根据调查，毛泽东写了《长冈乡调查》，收入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第五章 “赋闲者”毛泽东和邓小平 3、邓小平手上只剩下一份《红星》

1933年盛夏的一天，正在宁都接受“劳动改造”的邓小平突然得到通知，要他返回瑞金红军总政治部报到，担任总政治部秘书长。

“又可以工作啦！”满心欢喜的邓小平一扫受压抑打击的不快，兴冲冲地来到白屋子——红军总政治部，向中革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报到。

“王主任，您好！”邓小平迎上前去，与正在卧床养病的王稼祥紧紧握手。

见到这个充满活力、目光炯炯的年轻人，王稼祥特别高兴。

邓小平到红军总政治部任职，是王稼祥亲自点的将。

王稼祥，安徽泾县人。青年时参加学生运动，1925年10月先后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回国后一直在中央从事党的理论宣传工作。1931年他与顾作霖、任弼时一起，以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身份进入中央苏区。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曾追随过王明“左”倾路线，对毛泽东说三道四。但到中央苏区后，通过与毛泽东交往，加深了对毛泽东的理解，转而支持毛泽东的工作。1932年在宁都会议上，他不顾多数人的意见，反对剥夺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正因为如此，便开始受到博古等人排挤。

1933年3月，他在第四次反“围剿”前线负重伤，被送到瑞金养伤。王稼祥对博古等人各种排除异己，变着法整毛泽东的做法十分不满，对很有才干又遭不公的邓小平等人的遭遇十分同情。他亲自打电话给博古，要求将邓小平调到红军总政治部任代理秘书长，兼《红星报》主编。邓小平就这样来到了红军总政治部。

听说自己来红军总政治部的主要工作就是办《红星报》，邓小平十分高兴。他办报可以说是行家里手。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他就因为办小报出色被周恩来、李富春等封为“油印博士”。在瑞金任县委书记时，又领导创办过《瑞金红旗》报。长期的党务工作和军队政治工作的实践，炼就了他敏锐的观察、思维能力和生动、朴实的文字风格。

《红星报》是红军总政治部的机关报。它是1931年12月11日由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创办的。创刊之初，定为五日刊，但实际上是不定期，一般是四开四版，有时两版、六版或八版。邓小平接手《红星报》时已改为三十二开油印期刊。

白屋子一间十多平米的房间成了《红星报》编辑室及邓小平的卧室。

上任第二天，邓小平便同他手下三名办报人员分头深入红军指战员中，搜集对《红星报》的反映，听取他们办报的建议。经过反复调查研究，他对如何办好《红星报》心里有了底。

根据调查所得来的对《红星报》的反映及当时的形势，邓小平对创办《红星报》有了改革思路。

首先，就是将《红星报》恢复成原来的四开铅印报纸形式。原来的油印期刊式报纸虽便于携带保存，适应部队频繁的战斗生活，但出版周期长，不能及时有效地报道、反映部队生活。恢复四开铅印五日刊，加强了《红星报》的时效性。其次是建立通讯员队伍。邓小平认为，通讯员是报纸的主力军，所以他把目光盯在了广大指战员身上，注意充分发挥广大红军指战员的积极性。他亲自起草了一则《优待投稿同志》的启事，经王稼祥同意后发出，产生了热烈反响，一些文化水平较高的指战员纷纷加入到通讯员队伍中来。邓小平还协助一些军团配备了战地记者和通讯员。在邓小平的努力下，《红星报》通讯员队伍最多时达五百多人。

邓小平还发现，以前出版的《红星报》内容比较单一，形式较呆板，一些长而空的文章既占了版面又没有针对性。针对这种情况，他先后办了“最后通讯”、“捷报”、“前线通讯”、“革命战争”等二十多个栏目。邓小平办报还有一个原则，就是文章一定要短小精悍，通俗易懂。重要的文章不得超过四千字，一般的报道只有几百字。说是办报，其实人手极少。连邓小平在内只有四个人。报纸每五天出版一期，每期近万字，数十篇文章，从征稿、写稿、编辑加工、版面设计甚至校对，邓小平都要亲自动手，工作量很大，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

1933年8月6日，停刊几个月的《红星报》以崭新的面貌与广大红军指战员见面了！朴实无华的文风，短小精悍的文章，鲜明的观点博得了广大指战员的一片赞扬。

文如其人。《红星报》受到广大指战员的欢迎，也鲜明地反映了邓小平的政治态度。《红星报》复刊第二天，邓小平就前往距白屋子约四华里的元太屋——中央执行委员会机关所在地，他要向毛泽东约稿。

此时的毛泽东已被“左”倾领导者排挤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只保留中央政府主席一职，对军事工作无权过问。但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及其一整套战略战术十分钦佩，邓小平不顾自己因为是“毛派”而横遭打击的处境，勇敢地向毛泽东约稿。

见到邓小平来访，毛泽东十分高兴。博古等人批“江西罗明”，批邓毛谢古，毛泽东知道是指桑骂槐，冲着自己来的。对邓小平等人无端地当了自己的“替罪羊”，毛泽东又是气愤又是愧疚。他拉着邓小平的手关切地询问他的近况。同是落难之人，两人谈得十分投机。

毛泽东说：“听说你到红军总政治部去了？”

“是的，主要是办《红星报》，今天到这里来就是为这事，希望主席为我们撰写一篇关于红军战斗实例方面的文章。”

毛泽东慨然应诺：“好啊，我一定写，吉安一仗对我们现在反‘围剿’有借鉴意义，我就写打吉安吧，你明天来取稿。”

邓小平没想到毛泽东会这样爽快地答应他的要求，高高兴兴地回到白屋子。

在几天以后出版的《红星报》第二期第四版“红军故事”栏目里，邓小平用了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毛泽东以笔名“子任”撰写的长篇通讯《吉安的占领》。该文详细介绍了1930年10月4日红一方面军攻打吉安的战斗过程，特别是文中总结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以不硬拼，选择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歼灭敌人”的军事思想，与当时“左”倾领导的“御敌于国门之外”和“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错误的军事指挥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篇文章在广大指战员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他们纷纷称赞邓小平办报办得好，盼望着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军队伍来指挥。

善于抓典型，是邓小平办报的又一特色。

为了粉碎敌人第五次军事“围剿”，在中央苏区掀起了大规模的扩红热潮。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的李富春带头响应中央的号召，在苏区党政机关中第一个报名上前线。邓小平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亲自采访李富春，并连夜赶写了《扩大红军的领导者的消息》。文章刊出后，在苏区党政机关引起强烈反响。当时兴国县县委书记谢名江和水丰县县委书记钟循仁等也积极报名上前线。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领导干部的带领下，苏区广大群众踊跃报名参军参战，掀起了参军参战的高潮。

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由于“左”倾领导错误的军事指挥，红军被迫打阵地战，被动应敌，每仗都伤亡惨重，唯独1934年9月1日至3日，朱德亲自指挥的温坊战斗是运用运动战术，打得主动、漂亮，大获全胜。邓小平敏锐地抓住此战例，立即约请李聚奎等战地指挥官提供战斗情况，然后综合整理，以《温坊战斗的胜利》为题在“前线通讯”栏目发表，既鼓舞了全军的士气，又批评了“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指挥。

邓小平还采用社论、署名文章和开辟“党的生活”、“支部通讯”等栏目，从各个侧面全面反映红军党的建设、青年工作、政治工作、教育、生活娱乐等方面的情况，使广大红军通过报纸获得了更多的军事知识、文化知识和生活知识，使红军部队中的文化生活更加生动活泼。

邓小平对红军队伍中存在的官僚主义、消极怠工、贪污浪费、贪生怕死等不良现象深恶痛绝，为此他在《红星报》开辟了“铁锋”、“自我批评”等专栏，对上述现象进行曝光，为加强红军政治思想建设、作风建设作出了贡献。

在邓小平卓有成效地组织编排下，《红星报》犹如战火中绽开的奇葩，在苏区大地争芳斗艳，受到苏区军民的热烈欢迎。它的发行量，1933年仅在中央苏区就达一万七千三百份，在苏区数十种报刊中，仅次于《红色中华》和《青年生活》，名列第三。

1934年9月下旬的一天，正在编排第六十七期槁件的邓小平突然被告知，《红星报》暂时停刊。

原来红军未能打破敌人第五次军事“围剿”，中央红军主力被迫转移。

邓小平将随红军一起转移——长征。

长征开始后，苏区中央局决定将《红色中华》和《斗争》停刊。这样，《红星报》实际上成为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唯一的报纸。身为主编的邓小平，感到担子更重了。

邓小平将来不及编发的稿件及一些必要的参考书和文房四宝，收拢整理好，装入行军挎包。他准备在突围途中出版《红星》专号。他还专门准备了蜡纸、油墨、纸张，以代替不能搬走的印刷设备。

10月10日，他跟随“红星”纵队，从云石山田村出发，踏上了漫长征程。

在长征路上，邓小平不顾行军作战的劳累，边行军边编排《红星报》，每期印刷七八百份，成为红军战士的主要精神食粮。红军进入贵州后，《红星报》以大量篇幅报道了红军连战连捷的消息。邓小平职务变动后，《红星报》由陆定一继任主编。

这段办报生涯，令邓小平永生难忘。三十八年后，邓小平“文革”后复出前夕，于1972年重返赣南中央苏区。在瑞金，他专程前往当年《红星报》社址——白屋子……

第六章 苏区“五老”和首脑的夫人们 1、掌管经济的林伯渠

1933年初，中华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成立，刚从苏联回国进入苏区的林伯渠被任命为国民经济部部长。不久，苏维埃政府财政部原部长邓子恢受王明路线打击改任副部长，林伯渠又兼任了财政部部长之职，担当起苏区财政和经济建设的重任。

林伯渠原是国民党的一位元老。当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时，他毅然参加了南昌起义，并担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财政委员会主席。起义失败后，林老化装潜入香港，从日本到达海参崴，与徐特立、何叔衡、叶剑英等同志一道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来留在苏联远东边疆中国苏维埃党校任教。

1933年初，林老决定放弃在苏联安定的教学生活，回到国内参加第一线的战斗。由于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并为党的成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党内赢得了崇高的威望，因此，苏区的广大干部群众把他和先唇来到苏区工作战斗的董必武、徐特立、何叔衡、谢觉哉尊称为苏区“五老”。

林老一上任，便制定了领导苏区发展国民经济的两条原则，一是集中力量保证战争的需要，二是适当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

为此，他首先狠抓了粮食问题。当时，中央苏区有三百多万人口，红军已扩大到十万，粮食需求量很大。中央苏区虽然盛产粮食，但存在时多时少、时贱时贵的现象，一些奸商乘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因此，粮食问题成了苏区财政中头等重要的大事。林老一面采取得力措施，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一面布置开展粮食的收集调剂工作。1933年5月，国民经济部相继发出第一、二号训令，布置各县国民经济部召开区、乡代表联席会议，发动群众节省谷物卖给粮食调剂局，倡导筹办粮食合作社，制定《谷仓管理委员会规则》，对粮食的运输、保管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这些措施对根据地内粮食的收集和贮存起了重大作用。

其二，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运动。为了推动苏区经济建设运动的迅速开展，1933年8月，林老在瑞主叶坪主持召开了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林伯渠主持并致开幕词，毛泽东作了《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林伯渠作了《发行二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与发展合作社》的报告。大会就发展合作社、推销公债、健全粮食调剂局、开展对外（白区）贸易、筹款、培养干部、加强新区与边区工作等问题作出了决议。这是一次成功的会议，对于促进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其三，组织群众熬硝盐，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林老在苏区主持财政经济工作时期，经常深入群众，调查情况，了解和解决实际问题。有一次，他和国民经济部的工作人员一起到群众中了解情况，来到一老百姓家，这家老百姓见他们是苏维埃中央政府的领导同志，便端出鸡汤请他们喝，林老尝了一口，没有咸味，经询问，始知无盐可放。当时，由于敌人的经济封锁，苏区的食盐特别困难，广大的干部、群众经常吃不到食盐。林老知道后，心情十分沉重。回到机关后，他在人民委员会议上提出了这一问题，并提出了解决办法：一是成立对外贸易局，加强与白区的贸易工作，采取各种手段从白区进口盐、布、药品等苏区急需品，进口的盐既供给红军部队也供给老百姓；二是发动群众熬硝盐，打破敌人的封锁。毛泽东在会上支持林老的意见，说：没有盐不好吃饭，就是有鸡汤也吃不下去。

不久，一个群众性的熬硝盐运动在苏区开展起来。林老带头和群众一道动手熬制，并把节省下来的食盐送给红军部队。

其四，抵制王明“左”倾领导者在财政经济工作中的错误路线。王明等“左”倾领导者不但在军事上推行其“左”倾路线，在经济建设方面也制定了一套“左”倾政策。如认为战争年代无闲工夫搞经济建设，军事斗争占领一切；反对和限制导白区的贸易往来，战争的保障和供给全靠向群众征粮和发行公债；对稍大点资本的商店实行没收封门，老板当作资本家打倒，等等。

林老在理财实践中深深感到“左”倾领导者的一套做法不切实际，说：“吃过洋面包的人的办法看来不行。”他对毛泽东提出的“以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的财政工作方针十分赞赏。为了在实际工作中执行毛泽东制定的一系列关于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林老一方面通过财政部配合和协助有关部门，组织工农业生产，发展合作社，开展对外贸易，另一方面抓了纸币的发行，建立金库，健全预算、决算、审计、调配、供给、会计等一系列财政制度，开展“四个月节省八十万元”的运动等。通过这一系列开源节流的措施，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财政需求，并使前方部队、后方机关和群众生活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召开。林伯渠出席大会并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经济建设》的报告。此后，他根据全苏“二大”制定的经济建设方针政策，领导财政经济部门，发动和组织群众搞好工农业生产，开展对外（白区）贸易，打破敌人的封锁，为支援革命战争，改善群众生活做出了积极贡献。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林伯集随着红军部队离开了中央苏区，踏上了长征之路。

第六章 苏区“五老”和首脑的夫人们 2、中央党校校长董必武

董必武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苏区“五老”之一。他功高德重，但从不摆老资格，总是虚怀若谷，严于律己。

1928年夏，董必武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徐特立、吴玉章、林伯渠、叶剑英等同班学习。这时，他已逾“不惑之年”，但学习很努力刻苦，深得中国同志和外国同志的敬佩。学习期间，他经常深入工厂、农村调查研究，和工人、农民一起劳动、生活。他常对人说：“要演好一场戏，主角固然重要，配角和跑龙套的也少不了。我好比一块碎布，哪里有洞，党和人民要我去补，我就去补。轰轰烈烈的工作需要人去做，补洞的工作也不可缺少啊！”

1932年夏，董必武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毕业后，由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分派，经汕头、大埔、长汀，抵达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一到瑞金，他就找到毛泽东、周恩来等请求分配工作。周恩来说：“红军大学有一个军以上干部组成的高级班，班长是彭雪枫同志，你去担任该班的政治委员吧。”

董必武二话不说，携行李就去报到了。

红军大学坐落在瑞金城东北约十五华里的一片丛林中，学员们给红军大学起了个雅号叫“森林大学”。一天中午，留着胡子，年近五十的董必武来到学员中间，他风趣地说：“小伙子们，你们欢迎我这个长胡子的新兵吗？”

一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

红军大学的办学条件相当艰苦，但董必武丝毫没有畏难情绪。每天一大早，他总是早早地来到操场，皮带系得紧紧的，绑腿打得利索结实，穿着草鞋，军容威武，精神抖擞，下巴上两撇八字胡随晨风飘舞着。学员们见了，心中油然升起一种敬佩之情。

在红军大学期间，董必武承担了党的建设、社会发展史、红军政治工作和时事政治等七八门课程，他的讲课内容充实，别开生面，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3年3月，中央党校（即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开办了。校长任弼时对董必武说：“你来这里工作吧。我已向中央局领导积极建议过，你来最合适。”就这样，董必武调到了中央党校，先任教务长。不久，副校长杨尚昆调到三军团任政委，董必武接任副校长。

中央党校是为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培养训练工农干部，提高广大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创办的。学员有苏区和白区的工作人员，有党、团、苏维埃和工会的工作人员，还有各省委、省苏领导干部，人员庞杂，文化素质参差不齐。为了搞好教学，帮助学员们实实在在地提高马列主义水平，董必武费尽脑筋，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设置了一系列适合苏区革命战争和工作实际需要的课程；同时，他还很重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经常把有着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中央领导人如毛泽东、刘少奇、陈云、朱德、任弼时等请到学校来上课。这种现身说法的教学方法，给学员们以巨大的鼓舞和教育。

不久，校长任弼时调往湘赣苏区，校长由博古兼任，党校的实际工作全部落到了董必武一人身上。

博古来党校后，要求改变教学内容，要以苏联共产党党史为中心，将中共党史、中国苏维埃革命史压缩下去。董必武反对说，中国人不研究中国的革命史，不研究本国的具体实际，怎么能搞好中国革命？

董必武坚持党性原则，实事求是，刚正不阿。当时，临时中央领导人执行的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受到排斥。当有的学生受人煽动准备攻击毛泽东军事路线时，他教育学员要明辨事非，不可盲从，从而使一些学员避免了因思想幼稚而可能产生的偏向。

对受“左”倾领导者排挤、打击的干部，董必武总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对待，从不人云亦云。原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因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遭受“左”倾领导的打击，被撤掉了职务，调任党校教务长。董必武没有歧视他，多次同他亲切交谈，耐心开导，鼓励他大胆工作。罗明为难地说：“我这个犯有路线错误的人当教务长恐怕不合适，我的水平也不胜任。”董必武说，遇到困难不干，就是战场上的逃兵。共产党员干革命，越是困难越要干。我们当干部的，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沉得住气，要有“三顶”精神，即要顶得住表扬，顶得住批评，顶得住困难。董必武的话言辞恳切，充满着共产党人的革命乐观主义，使罗明肃然起敬。从此，他放下思想包袱，积极协助董必武工作。

董必武对“左”倾错误路线的抵制，引起了临时中央“左”倾领导人的不满和忌恨，诬蔑他“图谋不轨”，让他作检查。董必武义正辞严地驳斥了这些不实之词，说：“我图的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我宁愿不做党校校长，也要坚持原则，坚持实事求是。”他那崇高的风范，赢得了苏区党员干部的敬仰。

董必武身为党校校长，又是德高望重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受到党校学员和教学工作人员的普遍敬重，但他从不以此摆老资格，居功自傲，相反，他时时处处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出现，兢兢业业地为党的事业忘我工作。有一次党小组过组织生活。党小组组长李宽和考虑董必武工作忙，没有通知他参加。第二天他知道了，就找到党小组长说：“宽和同志，昨天过组织生活怎么没有通知我？我也是咱们小组的一个党员呀！”党小组长解释说：“您的工作那么忙，又常到中央开会，我就没有通知您。”董必武听了，十分严肃地说：“一个党的领导干部，首先是个党员，工作再忙也要过组织生活。不参加党的活动，那算什么党员。”在下一次党小组会上，他对上次没有参加组织生活的事，主动作了自我批评，并恳请大家对他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

1934年1月，董必武出席了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和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和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同年2月，被任命为最高法庭主席、最高法院院长。

1934年10月，年已半百的董必武离开瑞金，踏上了战略大转移的征途。

第六章 苏区“五老”和首脑的夫人们 3、毛泽东的先生徐特立

徐特立进入中央苏区时，已有50多岁。他中等偏矮的个子，头发斑白，有点秃顶，门牙脱落，戴一副老式眼镜，走起路来有些摇摇晃晃。见到毛泽东时，毛泽东仔细地打量着自己年轻时的老师，用亲切的湖南口音爽朗地说：“徐老呀，我们又碰到一块来了！”徐特立风趣地说：“润芝，我虽然头发白了，但我还是一个参加革命不久的新战士，你可要让我多为革命做点工作哟。”

当时，恰逢第一次反“围剿”战役取得胜利，红军俘虏了许多敌军官兵，毛泽东和朱德就请徐特立去担负教育俘虏的工作。

这给从事教育工作多年，有着丰富经验的徐特立出了一个新课题。但他并没有畏难。为了摸清这些俘虏兵的情况，以便对症下药地进行引导教育，徐特立来到俘虏兵中间，逐一调查询问。他态度和蔼，耐心细致，很快赢得俘虏们的信任，有什么话都愿跟他说。几天下来，徐特立发现，这些人大部出身贫苦，为国民党当兵打仗或出于谋生考虑，或出于强迫无奈，被俘后有的气恼，有的悲观，情绪相当低落。

徐特立当即把负责看守这些俘虏的同志都找来，告诉他们说：“这些俘虏兵原来都是穷苦人，只不过被国民党欺骗愚弄了。对他们的教育不能简单粗暴，要采取交朋友、谈心和民主讨论的方式，真诚坦率，平等相待，通过我们的热情诚意去开导、启发他们，使他们了解共产党，信任共产党。”

徐特立的教育方法很快取得了成效。不少俘虏兵原来沉默寡言，士气消沉，经过一番和风细雨式的开导、启发后，他们纷纷主动找徐特立和看守的同志谈心，吐露自己的想法、认识，而徐特立总是笑咪咪地听着，从来不厌烦。他抓住每一个机会一点一点地加以启发、开导。

后来，这批俘虏大都成了“解放战士”。离别之时，这些特殊的学员恋恋不舍，含泪和徐老告别。

第三次反“围剿”战役胜利后，中央革命根据地进入巩固发展阶段。1931年初夏的一个夜晚，毛泽东找到富有办学经验的徐特立，围绕着如何发展苏区教育问题进行了彻夜的深谈，并把发展苏区教育的重任交给自己尊敬的老师。徐特立欣然接受了这一重任。为了制定切合苏区实际及适应革命战争需要的教育措施，徐特立不辞辛劳，深入兴国和于都等地，详细调查，细心研究。很快地就掌握了苏区群众的文化状况：百分九十以上的农民不识字，劳动妇女几乎全是文盲。针对这种情况，徐特立认为发展苏区教育首先要开展扫盲运动。为此，他亲自起草扫盲运动方案，在兴国办了一个九十多人的训练班、培养了一批扫盲骨干。他还经常深入到各区乡，指导和组织成立扫盲协会、识字委员会和识字小组，把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学文化，并规定每人识字三千就算脱盲。在徐特立的大力倡导下，苏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出现了“老公教老婆，儿子教父亲，秘书教主席，马伕教马伕，伙伕教伙伕，识字的教不识字的”的扫盲局面，深得毛泽东的赞赏。

1931年11月，在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徐特立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任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主持中央政府教育部的工作。

凭借多年的教育工作经验，徐特立认为，在中央苏区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要普及人民教育，首先要培训出一批人民教师。于是他亲自抓了苏区师范学校的建设。1932年3月，徐特立在瑞金天后宫举办了师资培训班。

这个师资训练班的全部教学工作由徐特立一人承担，一切教材由他一人动手编写，一切课程由他一人讲授，一切问题由他一人负责处理。他与学生同甘共苦，自己种菜、煮饭、摇铃、扫地，参加熬硝盐。

不久，这个师资班发展为列宁师范学校，先后为苏区培养了六百多名教师，学员毕业后分派到各县、区、乡创办列宁小学，使中央苏区的教育事业如竟相开放的烂漫山花顽强地发展起来，“创造了中外教育史上的奇迹”。

徐特立到苏区之前已经名重教育界，受到人们尊敬。到苏区时，他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但他仍然处处以普通战士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生活朴素，廉洁奉公。当时，每创办一所学校，都是千辛万苦，白手起家。为了解决办学所需要的经费，他带头节衣缩食，把自己极其微薄的伙食津贴拿来补充经费。自己则经常吃白菜、萝卜、辣椒之类，穿的是粗布衣服，与普通老百姓一样。但在工作上，他却是兢兢业业，诲人不倦。他当校长时，有的教员常把半截粉笔丢掉，他却不声不响地捡起来留给自己上课时用。在教学上，他言传身教，耐心细致，注意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他编写的教材，把识字学文化与掌握革命常识相结合，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如列宁小学国语教材是新编：“天地间，人最灵。创造者，工农兵。男和女，都是人。一不平，大家鸣……”

在苏区主持教育工作期间，徐特立处处提倡并坚持实事求是。他要求教育部的工作人员，做任何事情，都要先作调查，摸清情况，然后制订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工作方针和方法。他常告诫周围的工作人员说：“不调查研究，不注意情况，不和群众打成一片，即不能生活。几座山，几条路，几家人，哪条路好走，哪些村子可住，都要调查，不然敌人打来就没有办法。”

他自己深入到各县、区、乡进行调查研究，进行面对面的指导，从不随意发号施令；对于边远山区的工作，他就通过书信往来，在详细了解情况后才发表自己的意见。

徐特立就是这样一个处处以身示范、为人师表的革命楷模。谢觉哉曾赋诗颂扬他是：“孔子不足高，墨翟差可比。”徐特立不愧为中央苏区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杰出的无产阶级教育家。

红军长征时，徐特立以58岁的高龄，编在总卫生部的干部休养连，随队长征。

第六章 苏区“五老”和首脑的夫人们 4、红色法官何叔衡

在中央苏区，有一位老者，他年近花甲，稀疏的头发和浓密的胡子衬托着一张威武、善良的脸，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充满着丰富情感。毛泽东说他是“感情一堆”，萧三则称他是一头不辞辛苦的“牛”。在苏区的群众中则广泛流传着他执法严明，裁决准确的故事。他，就是我党的创始人之一何叔衡。

1931年秋，正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何叔衡根据党的指示，经香港、广东等地辗转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瑞金。时值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何叔衡被任命为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部长，不久，又兼任内务部代理部长和最高法庭主席。面对一个个重大任务压过来，何叔衡二话不说，一一愉快地接受下来。他说，有毛泽东领导，担子再重也能干好。

在这众多的工作中，何叔衡对工农检察工作是特别细心和重视的。他召集全体工作人员开会，发动大家分头下去摸底，检察各种贪污浪费、违法乱纪、偷税漏税、失职渎职的行为，调查落实各种检举、控告材料。他自己也背上随身携带的三件宝：布袋子、手电筒和记事簿，深入到各县、区、乡进行调查研究。白天，他和群众边干边谈；晚上，召集干部群众座谈会，发动大家反映情况，检举揭发干部中存在的贪污腐化行为。

一次，各路人马纷纷返回检察部，汇报下基层调查的收获。根据自己了解掌握的情况及工作人员的汇报，何叔衡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县、区苏维埃政府存在着命令主义、强迫主义作风的问题，有的干部存在吞没公款、多吃多占、贪污腐化现象。何叔衡认为，这些问题如不及时克服，将直接威胁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于是，他随即将这些情况向毛泽东、项英等领导作了汇报，引起了他们的高度注意。

1932年2月1日，人民委员会召开第八次常务会议。会上，何叔衡将了解到的情况作了全面汇报，有事实，有根据，并提议：中央政府要对那些执行上级命令和国家法律疏忽懈怠的现象和一切贪污腐化分子给予严厉打击。

这项建议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接着，人民委员会发布第五号命令，要求各级政府对工作中存在的强迫命令问题及干部中的贪污腐化现象进行一次严格的检查，及时消除政府工作中的不良现象，并责成工农检察部具体抓这项工作的督促、落实，处理检查出来的各种问题。人民委员会的指令发出后，何叔衡又一次率领人马深入各县、区检查落实。对那些初犯或情节不甚严重的，何叔衡尽力进行争取教育，对那些不称职的干部，坚决撤销他们的职务，对贪污犯罪分子，予以严厉的打击，使苏维埃政权的威望进一步提高。

担任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的职务后，何叔衡的工作更加繁忙。但不管工作如何忙碌，他对经手的每一桩案件，总是先进行认真仔细的调查了解，在掌握各方面的情况后再根据法律法规裁决。同时，他也要求工作人员对所办的每一个案子，尽量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执法严明，裁决准确。

当时，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已在中央苏区逐渐贯彻，在“左”的肃反政策影响下，一些司法机关干部认为，宁“左”勿右，多判重刑、死刑保险。

何叔衡对这种做法很不满意。

一次，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送来一份判决书请何叔衡审批。何叔衡接过判决书一看，“被告人朱多伸，瑞金壬田人……判决：朱多伸处以枪毙。”

对朱多伸这个人，何叔衡在壬田检查工作时曾有过多次接触并有所了解，知道他是一位参加过游击队，为革命立过功的老人，怎么一下子会犯死罪呢？

何叔衡决心查个究竟。他背上袋子来到壬田进行调查核实。原来老朱头虽然年纪不小，但心直口快，对看不惯的事喜欢指点批评，因此得罪了一些区干部。这次他犯了一般刑事罪后，少数区干部嫉恨在心，企图报复，便判了他死刑。何叔衡了解到这些情况后，立即在县苏裁判部的判决书上写下了“朱多伸一名由枪毙改为监禁二年”的批示。

其实，何叔衡心里也很清楚，由于“左”倾政策的推行，加上宗派主义的影响，苏区的乱杀错杀的情况比较严重，他也没办法一一杜绝。但他拿定主意：只要自己当一天法官，就绝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

1932年7月7日，他在审批“江西省裁判部字第二号关于温×、余××等六犯并案分别判处”一案时，经过查阅案卷，发现判决书中所列的只是些偷牛偷鱼的事，没有其他反革命的罪证，便批示“不能判处死刑”。但是，对于真正反革命分子的处置，何叔衡认为决不能心慈手软。同年秋，瑞金县黄柏区的干部群众，联名揭发该县县委组织部部长陈景魁有严重问题。接到告发信后，何叔衡亲自组织人员进行调查，结果证实陈确是一个混进革命队伍，罪恶累累，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民团”团长。这时，有一些领导出来说情，并拿出“某某领导讲了不能杀陈部长”的话相挟。何叔衡非常气愤，这样的人不枪毙，人民不会答应。他毫不犹豫地排除种种阻力，将陈景魁依法逮捕，经公审后执行枪决，广大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由于何叔衡在审案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左”倾肃反政策进行过抵制，于是，“左”倾领导者便指责他为“右倾机会主义者”，犯了“政治上动摇”，“拿法律思想代替了严重的阶级斗争”，“在肃反中没有起积极作用”等错误，并于1932年冬发动了对他的批判。面对“左”倾错误的淫威，何叔衡毫不畏惧。他在批判会上公开声称：“在政治上我从来没有动摇过。”

在以后的工作中，他依然坚持实事求是，依法办事。

“左”倾领导者见批他不服，斗他不改，终于在1933年冬撤掉了何叔衡全部领导职务。长征前夕，又没有同意他随军出征。

红军长征以后，根据地很快便沦陷了。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与翟秋白、邓子恢一行从苏区转移到上杭县水日镇小径村时，不幸被地主武装包围，突围中，何叔衡壮烈牺牲。

第六章 苏区“五老”和首脑的夫人们 5、毛泽东的秘书谢觉哉

1933年5月中旬，一个留着平头，鬓角和八字胡已经花白的老人，从上海辗转到达苏区瑞金。他就是谢觉哉，当时虽然不到五十岁，但艰苦卓绝的斗争生活使他显得像六十多岁的老人。

来到瑞金后，谢觉哉与阔别五年的毛泽东会面了。两位战友纵情畅谈，不觉到了午饭时分。为了招待这位一路饱经风霜的老战友，毛泽东特地吩咐钱希均到老乡家买了三个鸡蛋，又从食堂打来饭和辣椒炒酸菜，算是加餐，为谢觉哉接风洗尘。饭后，毛泽东对谢觉哉说：“我这里正缺人，我们继续合作吧。”就这样，谢觉哉在毛泽东对面的一间空屋住下，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不久，被任命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秘书长兼内务部部长。

刚到苏区时，谢觉哉对这里的环境和情况不大熟悉。他第一次为毛泽东起草一个关于查田运动的会议通知，送给毛泽东审阅后，被毛泽东删改得面目全非，几乎只剩“通知”两个字。原来由于他不大了解查田运动的内容，只在通知中写了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参加人员，对于会议的目的、要求和与会人员该准备的情况等内容写得不完全、准确，结果被毛泽东作了大量的删改。谢觉哉顿时感到自己苏区革命斗争实践的知识还很不够，颇感不安。

毛泽东安慰他说，不要着急，多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情况就熟悉了。从此，苏区的干部群众会经常见到一个言语不多，却整天笑呵呵的老人，出现在田头地角、百姓家中，看着，问着，往本子上记着什么。

1933年11月的一天，谢觉哉受毛泽东的指派到瑞金县苏区检查工作，经过几天了解，群众反映瑞金县有些干部利用职权侵占群众利益，贪污浪费现象严重，谢觉哉决定蹲下来认真地查一查。几天下来，清查的情况使谢觉哉愤怒难忍：瑞金财政部会计科科长唐仁达，光吞蚀各军政机关交来的公款、群众退回公债、谷票款、变卖公共物件款及隐瞒地主罚没款等就有三十四项，合计大洋达二千余元，其他小数目的贪污浪费情况就更多了。这简直是一本罪恶帐，苏维埃政府竟混进这么一个可耻的家伙，干部群众，上上下下都在勒紧腰带节约，却养肥了这个贪官污吏，谢觉哉的肺都快要气炸了。

这天晚上，谢觉哉将县苏维埃主席杨世珠和财政部部长蓝文勋留下来。

灯光下，谢觉哉的脸绷得紧紧的，慈善的眼神突然冒出一股火焰，两撇花白胡子一抖一抖的。杨世珠和蓝文勋见状，知道谢觉哉要发火了，他们呆呆地坐着，等待着谢觉哉的批评。

“你……你们还算是共产党员吗？你们还配做苏维埃干部吗？现在大家都在节省每一口粮食、每一个铜板支援前线，你们这里却存在这样大的贪污和浪费，你们都知道吗？会计唐仁达所造的帐目是真是假，你们都检查过吗？身为领导干部而不了解情况，这是犯罪呀！”谢觉哉越说越激动，责令他们向组织作出深刻的反省，并要他们立即将唐仁达关押起来。

回去后，谢觉哉将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了也十分气愤，下令将唐仁达送到中央政府最高法庭接受审判，蓝文勋撤职查办，杨世珠受到警告处分。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谢觉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拟定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训令》颁布实施后，一些贪污犯罪分子被检举出来了，反对浪费、厉行节约的风气形成了。谢觉哉的脸上又浮现出乐呵呵的笑容。

在苏区，工作非常紧张，生活十分清苦，毛泽东的生活标准和大家一样，每天三钱盐、二钱油、十二两米（十六两一斤）。每餐这么一小碗饭，伴着清汤菜水，身材高大的毛泽东仅几口就吞喝完了。每当此时，谢觉哉常强忍着饥饿，笑着将自己碗中的饭拨一些给毛泽东。

毛泽东习惯晚上工作，谢觉哉常常陪他办公，夜以继日，又困又乏。一天晚上，毛泽东看着胡子花白的谢觉哉那清瘦的脸庞，深情地说：“谢胡子，你白天吃这点粮食够吗？”

谢觉哉乐呵呵地说：“够了。”

毛泽东笑了笑说：“我去弄个南瓜，你去弄点柴草来，咱们煮南瓜吃。”

于是，他俩分头弄来南瓜和柴草，在月光底下煮南瓜，吃了后又接着办公，直到深夜。

谢觉哉不但是毛泽东的好助手，而且是人民政府的好秘书长。他在担任苏维埃中央政府秘书长和内务部部长期间，经常深入基层民众中调查了解情况，并参与主持中央和地方各级政权的建设工作，制定了根据地第一部《选举法》，领导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人民民主选举，为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倾注了心血，作出了贡献。

1934年10月，谢觉哉随大部队告别了中央苏区，踏上了长征之路。

第六章 苏区“五老”和首脑的夫人们 6、毛泽东夫人贺子珍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有两个好助手，一个是“贤外助”谢觉哉，一个是“贤内助”贺子珍。

贺子珍是江西永新人，她不仅人长得窈窕秀美，而且学问很好，干起工作来大胆泼辣，百折不挠，有一股巾帼豪气。

1931年9月，贺子珍随同毛泽东来到中央苏区瑞金，住在叶坪村。在中央苏区的峥嵘岁月里，贺子珍更忙了。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又是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总前委书记，工作十分繁忙。贺子珍除了担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外，还兼任了中央政府的机要科科长。在中央政府的办公室里，各种电报、文件、信函、报纸等像雪片般飞来，每天一大叠。这些材料，很多都须贺子珍首先过目，然后报毛泽东处理。从早到晚，忙个不停，但贺子珍从未有过怨言。

贺子珍除了做机关工作，还要做群众工作。当时，群众工作人人都要做，贺子珍还是个做群众工作的行家里手。苏区群众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宣传、动员广大青壮年参加红军，以扩大红军队伍，壮大红军力量，几乎每年都有几次扩红突击。

一次，贺子珍身穿浅灰色的军服，戴着嵌红五星的军帽，背着一个竹斗笠，腿上打着绑带，来到叶坪村动员青壮年参加红军。她把青壮年、老婆婆、媳妇分别请来参加座谈会，宣传扩大红军的重要意义。她还挨家串户，针对不同人的思想，细细地做工作。

叶坪村妇女干部刘香发的新婚丈夫杨荣连，在她的动员下参军走了，家里剩下一个老母亲和一个耳聋的弟弟。刘香发经常到别的有困难的军属家里帮助做事，自己家里反倒顾不过来，贺子珍就把她家挑水、烧火、扫地、补衣服、洗衣服的活都捡起来干。老婆婆很过意不去，贺子珍就笑着说：“你儿子为革命走了，媳妇工作忙又顾不了家里的事，我帮点小忙不是很应该吗？再说，大家都是为了革命呀！”

老婆婆喜得到处夸贺子珍：“这个同志嫂真好，我送走了个儿子，又来了个女儿。”

在扩红运动中，瑞金有的干部对中央政府颁布的婚姻条件有点意见，要求把男女结婚年龄从男20岁、女18岁改为男18岁、女16岁。他们说：“要兵就得有人，要人就得生崽，这样就不愁兵源啦！”

贺子珍听了，不禁哈哈大笑。她对云石山乡苏维埃主席李赞海等人说：“赞海同志，你也有你的理由。依我看，你们动机是好的，办法却不大妙。要知道，过早结婚，对男女双方都没有好处，发育不完全，像个老鼠仔，又瘦又小，大了如何能上前线杀敌拼刺刀？打个比方，刚灌浆的稻子，不等它长饱满，长成熟，你就把这稻子割下来，一晒干，一把空壳，风吹四处飘，这种谷子做不得种，长不出米。我们的民族在这方面有教训。不讲科学，早婚生下的伢崽身体都不大好，所以常受帝国主义的欺侮，骂我们是‘东亚病夫’。我们现在不单要考虑眼前，还要想到子孙万代，振兴民族。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一席话说得李赞海等人直点头，说：“贺子珍同志，你说的话在情在理。我们收回目己的意见，拥护婚姻法，绝不影响扩红。”

此事传到毛泽东耳中，毛泽东也不禁由衷地称赞道：“子珍，你还真是内外一把手哩！”

“是吗？这还要谢谢你这位‘先生’呢！”贺子珍也笑了。

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召开了宁都会议，毛泽东受到了错误的处置，被解除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离开前线到后方专做政府工作。这时，贺子珍在长汀福音医院分娩，生下了小毛。三个月后，毛泽东来到福音医院附近的老古井休养。贺子珍看见毛泽东虽然目光仍是那么炯炯有神，却消瘦多了。眼窝下边有一道黑圈。贺子珍心痛地说：“润芝，你受苦了。”

“受苦？我现在是无官一身轻，来到桃花源了。”毛泽东幽默地笑着说。

贺子珍从毛泽东爽朗的笑语中，却体察到一种难以言状的忧愤之情，她轻轻地叹了口气。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撤离苏区，毛泽东在于都随“红星”纵队先行出发了。临行前，他让警卫员通知贺子珍，说中央已批准她随总卫生部休养连的同志一起行动，嘱咐她把小毛留在江西苏区安顿好。贺子珍接到通知后，匆忙把小毛送给妹妹贺怡收养，便赶上长征的队伍出发了。在长征路上，她以顽强的意志、惊人的毅力，克服了种种困难，坚持走完了长征之路，胜利到达陕北。

第六章 苏区“五老”和首脑的夫人们 7、周恩来夫人邓颖超

在中央苏区为数不多的妇女干部中，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以其睿智过人但又质朴无华的高尚品质，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一致称赞和敬重。

邓颖超在五四运动时，是天津最早的共青团员之一。由于她在爱国学生运动中的出色表现，1925年天津地下党组织批准她为中共正式党员。她曾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1928年赴莫斯科列席中共六大后回国，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2年5月到达中央苏区长汀，随后到了后方瑞金，先后担任苏区中央局宣传干事、组织干事，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等职。

邓颖超到瑞金时，身体状况不好，常常吐血。但她一直忠于职守，顽强地带病坚持工作。

当时中央苏区的生活很清苦。由于敌人连续不断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红军战士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经常吃不饱饭，每天只有五分钱的菜金。

为此，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曾在全苏“二大”发出号召：“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也在动员全苏区掀起一个节省运动的高潮。

为了响应毛泽东和中央政府的号召，身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的邓颖超，立即和在中央局宣传部工作的陆定一等同志商量，带头节省，提出了两条具体措施：

第一，“每天节省二两米，使前方红军吃饱，好打胜仗。”

第二，“今年公家不发我们热天衣服，把这些衣服给新战士穿。”

这个提议，立即得到了苏区中央局领导人和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热烈响应，他们纷纷在决心书上签名。邓颖超和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投入了节省运动。

1934年3月20日，《红色中华》表彰了他们的模范事迹。

邓颖超在苏区中央局工作期间，经常关注苏区各部门的工作，逢有重要会议和纪念活动，她都要抱病参加，并撰文纪念，热情宣传。

1933年11月，中央苏区备省第一次工农妇女代表大会召开前夕，邓颖超以喜悦的心情，撰写了《怎样领导各省第一次工农妇女代表大会》的文章。

她在文章中热烈赞扬了苏区妇女“在苏维埃革命的发展中，在四次粉碎敌人的‘围剿’中，发挥了她们的积极性，贡献了她们的热情，表现了她们的英勇和伟大力量。”她号召广大苏区妇女“坚决的为保卫与发展苏维溪而战斗”，“一分钟都不要放松扩大红军与归队运动”，“完成三十万双草鞋慰劳红军”。

她还要求普遍地建立和健全苏区女工农妇代表会的组织，检查了解妇女的生活，解决她们的实际困难。邓颖超的这篇文章在《红色中华》发表后，对苏区各省的妇女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33年8月10日，正值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创刊百期纪念之际，博古、洛甫等许多中央领导人纷纷撰文纪念，邓颖超也撰写了一篇题为《把

邓颖超这些文章中的话语，像一阵阵温馨的春风，吹拂在苏区的红土地上，流淌在苏区人民的心坎里。

1934年10月，邓颖超离开中央苏区，随主力红军长征。

第六章 苏区“五老”和首脑的夫人们 8、张闻天夫人刘英

刘英是个坚强的女革命家。她于192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妇女部部长，1929年赴莫斯科劳动大学学习。后又转至国际无线电学校，1932年毕业后回国。1933年6月受组织派遣到了中央苏区瑞金。

一到瑞金，刘英就和中央局秘书长邓颖超联系。她们早在1928年在上海时就认识。时隔五年，一见面，邓颖超就认出了她，亲切地叫道：“哟，小杰回来了。”刘英原名叫郑杰，“刘英”这个名字，是到中央苏区才起的。

开始，博古要刘英到电台去工作。但刘英生性好动，而且能说会道，喜欢做群众工作，她就向组织局局长罗迈提出去干群众工作。于是，罗迈便派她到少共中央局担任巡视员。

一次，刘英前往福建省委巡视工作，发现福建团省委的工作比较被动，便主动帮助团省委的负责人出主意想办法，很快把发展团员的工作开展起来，完成了任务。由于她的工作能力强，表现出色，少共中央局就任命她为福建省委常委、团省委书记。

1934年1月，刘英回到瑞金，先列席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后又参加了“二苏”大会。会后，她被任命为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部长。

有一次，刘英去看望毛泽东，并向他请教开展宣传工作的方法。毛泽东对她说：“你嘴巴子很伶俐，能说会道，不过当了宣传部长，讲话的对象不同了，可要注意通俗化啊。你宣传的对象是农民，长篇大论不灵，学生腔也要不得。就是湖南人的口音也要变一变，要向江西老俵学说话呐！”

少共中央局的主要工作是培训青年干部。为此，刘英办了一个红军青年宣传干事训练班，系统地进行团课教育，还主编了一本《青年读本》，并到马克思主义学校（党校）去讲授青年团的任务和团的建设等课程，充分显示了她较强的宣传能力和组织能力。

1934年4月底，第五次反“围剿”在错误路线指导下，形势极为不利。

为了支援前方，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发起了扩红运动，并派刘英到于都任扩红突击队队长。

刘英受命后，立即带领十多个突击队员，赶到于都。她决定首先开展轰轰烈烈的政治动员，掀起一个欢送红军、优待红军家属的热潮。于是，在县里召开了突击队员和区委书记联席会议。刘英在会上作动员报告，讲了第五次反“围剿”的严峻形势，中央的决心，扩红突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然后将突击队员发派到各区，层层动员，落实分工任务。在扩红中，特别强调党团员带头，起骨干模范作用。同时注意解决参军青年的切身问题，做好优待红军家属的工作。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扩红突击的热潮掀起来了。由于苏区群众觉悟高，刘英的扩红工作做得很好，原定三个月完成的任务，仅一个半月就超额150％完成了。

6月21日，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一消息，并称赞刘英的工作实现了“于都县的破天荒”。刘英带着完成任务的喜悦，从于都回到瑞金。路上遇到邓小平，他伸着大拇指对刘英说：“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并说这是项英在政治局的会议上说的。

后来，在扩红运动总结时，中革军委武装动员部还奖给刘英扩红突击队一面光荣旗，上面写着“干都扩红超过二倍半”，每个突击队员还得到军帽、手中和书等奖品。

1934年8月底，中央苏区形势更加严峻。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挥，第五次反“围剿”接连受挫，敌军已逼近兴国、会昌等中心区域。

为此，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再次研究决定，进行一次新的动员，在9月份再扩大红军六万人。9月2日，《红色中华》发出动员令，在9月27日以前动员三万新战士武装上前线！于是，中央局再次派刘英到于都扩红，任务是动员四千五百人参加红军。

刘英立即骑马赶到于都，当地才动员二百五十五人参军，离四千五百人的任务差距很远。刘英急得团团转。她把这些情况向正在于部养病的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作了汇报。

当时毛泽东患疟疾刚愈，身体还很虚弱。他靠在床上听完刘英的汇报后说：“要开会，把突击队员、区委书记都找来开会。”

刘英焦急地说：“再开会，时间就来不及了，现在离规定期限不到十天了。”

“不，一定要开会，思想打不通，再有时间也完不成任务。”毛泽东坚持要开会。

刘英又说：“突击队员都分散到各区去了，通知也来不及。”

“这好办，我有几个警卫员，叫他们骑马到各区，口头通知。”说完，毛泽东立即通知几个警卫员马上出发。

这一着果然奏效。9月19日，全县活动分子紧急会议如期召开。毛泽东抱病参加了会议。

会上，刘英作了报告。她把扩红中的情况，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及中央局的意见融汇在一起讲了一遍。刘英讲完后，与会的同志们一个劲地鼓掌欢迎毛泽东讲话。

这时，毛泽东站起来说：“好，我就讲五分钟，讲‘决心’两个字。”

他围绕着为什么要下扩红的决心，深入浅出他讲述了第五次反“围剿”的严峻形势。又从对待困难的态度，讲下决心的重要作用。最后鼓励大家下定决心，不怕困难，去完成扩红任务。

会后，区委书记和突击队员分赴各地，层层动员，并做了争取后进群众的工作。很快，于都的扩红运动有了起色。到9月底，已动员将近一千人参加红军。9月26日的《红色中华》还报道了于都的做法，说于都“过去最严重的问题是群众逃跑登山，自会议后各地争取逃跑群众回来的工作，取得了最大成效”。

10月初的一天，正当刘英为完不成扩红任务而焦虑时，毛泽东找到她，神情严肃地说：“刘英同志，告诉你，马上回瑞金，有特别任务。”

刘英说：“扩红任务还没有完成，我怎么能走呢！罗迈没有通知，我可不能走，随便回去要挨批哩！”

毛泽东见她不肯走，也没有再说什么，带着警卫员先走了。但一会儿又折了回来，说：“刘英，你一定要走，不能不走，有特别任务啊！我也要回瑞金了。”

毛泽东把“特别任务”几个字说得很重，刘英不解其中的含义。

过不多时，罗迈来电话，通知刘英速回瑞金。

回到瑞金的第三天，刘英即被分在中央“红星”纵队，随主力红军长征。

第六章 苏区“五老”和首脑的夫人们 9、朱德夫人康克清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这一光辉著作中曾经提到：万安“有八十个革命农民跟随到井冈山”。康克清就是万安暴动后上井冈山的八十个革命农民之一。

康克清1912年出生于江西万安的老塘湾。1926年，她15岁时就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当了少年先锋队的队长。1928年1月，曾天宇、张世熙等领导了著名的万安暴动，康克清参加了这一暴动。后来，国民党调集大批军队前来镇压，农民军被迫放弃县城，转入山区坚持斗争。康克清等八十个农民军，随陈毅部队上了井冈山。

上山后，他们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的热烈欢迎。上山的八十个革命农民，被编入万泰游击大队，康克清从此便由一个贫苦的农村少女，成为井冈山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游击队员，时年17岁。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万泰游击大队跟随红四军下山打游击，后改编为红军地方正规部队。这时，朱德的前妻伍若兰已在战斗中牺牲。在战争的岁月中，朱德与康克清产生了爱情，并于1929年3月在闽西长汀结成了伉俪。从此，康克清跟随朱德转战于中央苏区各地。

1930年底，红一方面军来到黄陂、布一带休整。康克清当时在方面军总部特务团第三连任指导员。

这时，中央苏区刮起一股打AB团的恶风，说“赣西南党、团和各级苏维埃政府里充满着富农反革命分子”，“必须严厉地镇压AB团，处决AB团的一切活动分子”。总政治部秘书长李韶九负责打AB团的工作。他采用极“左”

的政策，用欺骗和严刑拷打两种办法使人招供，整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所谓“AB团骨干分子”，这些人被当作“死硬的反革命”处决。

当时三连正在进行军政训练。保卫局来人说，三连有一个战士是AB团。

康克清想问个究竟，回答却是：“AB团的事，你无权过问。”就这样，人被带走了。没有两天又来逮人，被逮的两个年轻战士哭叫喊冤对康克清说：“我们连什么叫AB团都不知道，怎么会是AB团？指导员，你帮我们说说话吧！”

康克清了解这些年轻战士，不相信他们会是AB团，便上前说明他们的情况，请求不要把他们带走。来人把眼睛一瞪，说：“你少管闲事！”蛮横地把人带走了。

对李韶九的所作所为，人人痛恨，可是无人敢说。谁说，谁就会被打成同情AB团的反革命。康克清把发生的事情对朱老总说了，老总听了心情沉重地说，这样的事，他暂时也无法可想。

终于，抓AB团抓到朱老总身边。一天，保卫局的几个人跑来，说朱总司令的勤务员李少清是AB团，要把他带走。李少清才十五六岁，是从农村来的，勤劳质朴，康克清认为他绝不是什么AB团，于是不顾一切地站出来替他担保。

“如果日后发现他有问题，你们找我好了。”

那几个人根本不听，说：“我们只执行李秘书长和保卫局的命令，你有话跟他们去说吧。”

没有办法，只好去搬朱老总。老总听了，出来气愤地对那几个人说：“他跟了我这么多年，还是个小孩子，腿又有点残疾，怎么可能是AB团？如果你们要从我这里抓他走，必须拿出证据，没有证据不能随便抓人。”

他们拿不出证据，说是某某说他是AB团。

“不行！我要的是事实证据，不是这种不负责任的口供。没有证据、谁也不准把他带走！”

李少清就这样被保护了下来。

1932年春，红军不断胜利，苏区日益扩大，许多青年妇女跑来要求参加红军，她们大半是农村姑娘，也有一部分红军家属，多在十八九岁左右。其中有一部分是红军攻打赣州时，出来做支前工作的，攻打赣州失利后，她们纷纷要求留在部队里。经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江西省委协商，成立女子义勇队，把她们集中起来培养成既懂军事又能做地方工作的妇女干部。组织上委派康克清担任队长，吴仲廉任指导员。这支一百八十人的队伍，在康克清、吴仲廉的带领下，根据朱总司令“治军必须严格”的指示，勤学苦练，从严从难，无论是队列训练、实弹射击、内务卫生、日常作息、夜间查哨等，都一丝不苟，很快就训练成一支出类拔萃、具有一定战斗力的队伍，受到了红军学校领导的好评。

1934年春天，中央苏区形势开始紧张起来，根据地一天天在缩小，原来的后方渐渐变成前方。刚过端午节，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交给康克清一项任务：检查赣县北部的工事。据说那里的工事碉堡里的枪眼，不是朝向敌人、而是朝着自己，要她尽快查实纠正并追究原因。

接受任务后，康克清即带了几个人迅速赶到杨殷县，检查完工事和碉堡后，来到赣江边的索粹乡。她发现这里街上萧条冷落，群众流露出惊慌不安的神色。在索梓乡政府，康克清见到乡苏维埃主席和武索区黄武游击队长游联煜。从他们口里知道，前几天敌人过江来抢劫，还烧了两家红军家属的房子，临走时声言明天还要来。

“你们看到白匪烧杀抢劫，为害百姓，为什么不打？”康克清忍不住严厉地质问。

“白匪有两支队伍一百多人，我们只有五十几条枪，从来没有打过仗，也不知道该怎么打。”

游联煜让康克清问得有些下不了台，犹豫了一下，马上又说：“康同志，你是总部派来的，见过世面，打过大仗，请你指挥我们打一仗，可以吗？”

康克清这时感到有点突然。虽说经历了不少战斗，也带人捉过逃散的零星白匪军，可是还从未指挥过几十人以上的战斗呀！但转念又一想，红军有帮助地方游击队的责任，眼前这场战斗是非打不可，只有当仁不让了。

“好吧！战斗由我来指挥，我们大家共同来打好这一仗。先弄清敌我双方兵力，再去看地形，研究如何打。”

趁天未黑，康克清带领大家去看了地形，边看边研究，并制订了周密的作战方案。

第二天天未亮，白匪军就从良境偷渡过来，在岸边一带进行抢劫。康克清当即命令兵分三路，同时向良境之敌进攻。敌人是一群惯于打家劫舍的拥有一百多人的靖卫团和守望队，平时从未吃过亏，狂妄自大。这次遭到突然袭击，顿时慌作一团，狂喊：“红军来啦，快跑啊！”丢下五具尸体，仓皇逃至江边，登上船夺路而逃。这一仗缴枪五枝，敌人死伤二十多人，我军大获全胜。这一仗充分显示了康克清出色的组织指挥才能。

事后，敌人知道是朱德的夫人康克清指挥的，一个个吐着舌头说：“原来是朱德的老婆来了，难怪这样厉害。以后遇到她，可要当心了。”以后很久，敌人不敢从良境一带过河。

第六章 苏区“五老”和首脑的夫人们 10、李富春夫人蔡畅

在中央苏区，蔡畅曾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她外表优雅端庄，颇有大家闺秀的风范。但她为人谦和，艰苦朴素，才华横溢，深为江西人民和苏区妇女界所推崇拥戴。

1931年11月，蔡畅奉调进入中央苏区。当时，苏区军民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根据地有了很大的发展。刚到苏区，蔡畅在瑞金的红军学校任政治教员，负责讲授社会发展史。她知识丰富、口齿清晰流利，上的课很受学员们欢迎。

同年底，正是寒冬季节，组织上调蔡畅到中共江西省委担任妇女部部长并代理组织部部长。于是，蔡畅便随同李富春策马来到江西省委机关驻地兴国牛坑塘。那时，李富春担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陈毅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

当时，苏区的妇女工作开展得很活跃。在江西省委妇女部，蔡畅有两位年轻的得力肋手，一位是危秀英，一位是邓石香。她们都是兴国人，贫苦出身，革命热情很高，又善于做群众工作。蔡畅常带着她们走村串户，宣传和发动广大妇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生产，支援战争，建设革命根据地。

她常说：“妇女要发挥半边天的作用。凡是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要力争能够办到。”

第一次全苏代表大会通过《婚姻条例》后，蔡畅又带着省委妇女部的干部走村串户，访问调查，大力宣讲。当时苏区的婚姻纠纷很多，有卖到地主富农家的贫雇农女儿要求退婚、离婚的，有因包办强迫而要求离婚的。每遇上这样的事，蔡畅总是根据《婚姻条例》的规定，给广大妇女撑腰，积极支持她们争取婚姻自主的权利。对虐待妇女的行为，蔡畅就发动群众开展说理斗争，严重的还开公审大会进行批判。由于蔡畅的努力，苏区妇女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妇女受压迫、受歧视的现象得到了纠正和改善。蔡畅也因此在苏区妇女中赢得了崇高的威望。

平时，不论是在机关还是在基层，蔡畅总要把妇女干部中的积极分子召集在一起，聊叙家常，研究问题。她总是亲切地对大家说：“你们别称我的官衔，叫我蔡畅，或叫我蔡大姐就行，我岁数比你们大一些哟！我很喜欢听你们说话，我到了兴国就要拜你们为先生，教会我听懂兴国老俵话。否则，我就真不懂你们的‘国家’语言了！”

大家见这个留过洋的蔡畅这么坦率、诚恳、随和，都很乐意和她谈心，并亲切地叫她蔡大姐。

春耕到了。那时苏区百分之八九十的青壮年男子都参加红军上了前线，家里只剩下老、弱、妇、幼，田地面临荒芜的危险。怎么办？蔡畅就大力号召妇女下田，挑起生产重担。江西的妇女都很勤劳，会干很多农活，可是一说顶上男子去犁田、耙田，她们却往后缩了。蔡畅起初不知道什么原因。经调查了解才知道，这个地方历史上就有一种迷信的说法：“妇娘学犁，母鸡学啼，触犯天理，要遭雷劈。”这种说法对妇女精神上的束缚和威胁很大，乡间没有女人敢摸犁耙。为了破除这种迷信，宣传科学思想，蔡畅带头挽起裤脚下田，拜老农为师，学习犁耙。学会之后，把各乡妇女代表集中起来分批训练，传授操作技术。她们都是本乡本土人，思想通了，很快就掌握了操作方法。她们回到乡里，又采取同样的办法对妇女进行轮训，全省上下迅速形成了妇女犁耙田的高潮，适时地播了种，插了秧，当年就取得了粮食丰收。全省也没有一个妇女遭“雷公打”。苏区妇女也在实践中破除了迷信，发展了生产。1933年12月，在江西省第一次女工农妇代表大会上，兴国县被评为全省妇女工作模范县。

江西苏区的妇女，有劳动习惯，有革命热情，就是没有文化，给工作带来不少困难。为了提高妇女的文化知识，蔡畅要求各级妇女组织会同文教部门，普遍办起夜校，每天晚上学习一小时。师资不足，就采取能者为师的办法，把初通文化的人也聘为教员；缺少煤油，就点上松明子照明，在艰苦的条件下，使苏区不少妇女识了字，学了文化。

蔡畅还极为重视培养妇女十部。她通过举办各种妇女干部训练班，组织妇女干部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以及群众工作方法等。经过培训，妇女干部的素质和水平有明显提高。到1933年，江西苏区十六个县，就有县一级妇女干部二十七人，兴国一县有二十多名妇女担任乡苏主席，她们在苏维埃政权建设方面发挥了骨干作用。

蔡畅在江西苏区工作时，生活相当清苦。当时省委领导干部不多，吃饭时到齐还坐不满一桌。大家经常同桌进餐，同盆吃菜，有时菜不够吃，就找来几个辣椒切碎拌点盐吃，照样吃得很开心。

1934年10月，蔡畅和李富春一起，随长征队伍告别了中央苏区。

第六章 苏区“五老”和首脑的夫人们 11、李维汉夫人阿金

阿金，即金维映，浙江岱山人、一个颇为干练、出色的女革命家，我党历史上早期的女县委书记之一。

阿金在1931年8月同邓小平一起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先后担任中共江西于都县委和胜利县委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长，中革军委动员武装部副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在中央苏区，阿金以扩大红军和收集粮食的“突击模范”而闻名遐迩。

当时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曾多次在显著位置上报导阿金的先进事迹。

1933年10月，正值中央红军开始第五次反“围剿”之际，为了支援前方战争，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在全苏区开展一个扩大红军的突击月活动，阿金被任命为瑞金突击队总队长。阿金受命后，立即在瑞金县委的配合下，投入了紧张的扩红动员之中。她夜以继日地走村串户，向苏区群众宣传扩红的重要意义，动员广大青壮年积极参加红军队伍。在她的努力下，瑞金的扩红任务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就超额完成了。由于阿金出色的工作成绩，她受到中革军委的表彰，名字上了苏区“光荣的红榜”。红军的各种小报、小册子都宣传了她的工作成绩与工作经验。

由于“左”倾领导者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推行的是一套“左”的冒险主义路线，导致战争连连失利，根据地范围日渐缩小，红军伤亡很大，兵力急剧减少。为了保证战争的需要，中央苏区又一次掀起了扩红的热潮。阿金再一次担负了扩大红军二千名的任务。阿金又忙开了。她以火一样的热情和旺盛的精力，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宣传鼓动与说服工作。在她的具体领导与努力下，瑞金再一次超额完成了任务，共扩大红军三千名，获得了惊人的成绩。

1934年5月底，《红色中华》报派记者专访阿金，请她介绍瑞金扩红的宝贵经验。她很谦虚，介绍了下面同志如何深入宣传鼓动，如何发动妇女做工作，如何抓中心带全局，干部们如何模范带头等，但她很少谈到自己。阿金介绍的瑞金扩红经验在《红色中华》登出后，在中央苏区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极大地推动了苏区各县扩红任务的胜利完成。

6月2日，瑞金突击队召开总结会，朱德、罗迈、滕代远等参加了会议。朱总司令在讲话中称赞了瑞金的扩红工作成绩显著，罗迈也表扬瑞金在扩红突击中“走上了模范县的道路”。会上，朱总司令代表中革军委给瑞金县授了扩红优胜奖旗。阿金不仅领导突击扩红，还领导突击征粮。她忘我工作，同样出色地完成了征粮任务，被誉为中央苏区收集粮食突击运动中的光荣模范。

1934年10月，阿金和罗迈（李维汉）一起，随着长征的队伍离开了苏区，踏上了新的征程。

第七章 决策长征的“三人团” 1、5月书记处会议，李德第一次提出“大转移”

进入中央苏区不过一年光景，主宰苏区的“莫斯科回来的同志”，便由“铁板一块”开始分化。

首先从王明集团中觉悟分化出来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在瑞金召开了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

博古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洛甫（张闻天）作了《中国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的报告，陈云作了《国民党区域中的工人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的报告。

可以说，这次会议，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发展到了顶点。博古在报告中说，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是“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形势十分严峻，但博古却不正视现实，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这次会议决定中央由博古负总责。人们习惯上称之为总书记。同时设立中央书记处，博古、洛甫、周恩来、项英四人任书记处书记，成为中共最高权力核心。

在中央，张闻天的地位仅次于博古。

张闻天，上海南汇人，又名洛甫，192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并参加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张闻天是个才华横溢的人。在莫斯科，他的优异成绩和才华颇受共产国际东方部和中山大学领导人的赏识。回国后，很快得到王明器重并经王明指定进入临时中央。

还在1933年1月，临时中央刚进入苏区，张闻天和博古就发生过分歧。

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33年1月17日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宣言》号召：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

中央政府主席是毛泽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是朱德。朱毛联名发布的三条件，张闻天认为很好，很正确。作为中央宣传部长，他认为三条件既是宣传口号，也是行动指针；既是对下层士兵与广大群众讲的，也是对国民党上层军官讲的。

但博古不以为然。他以临时中央总负责人的口吻对张闻天说，三条件只是一个宣传口号而已，只对下层士兵和群众，不对也不可能对国民党上层军官，并声称，统一战线，只不过是一个策略问题。张闻天认为博古的观点是一种机会主义。

张闻天到苏区后，写了一些文章，关于经济政策方面的观点，与毛泽东的调子很相近。博古看了以后不悦，专门为中央机关刊物《斗争》写了一篇文章《关于苏维埃的经济政策》，观点完全是从苏联搬来的，目的是为了驳斥张闻天。

在对福建事变和十九路军的策略上，博古似乎采取了开玩笑的态度，在军事行动上完全不配合；张闻天则主张慎重其事，在军事上主张积极配合。

尽管博古、张闻天在一系列政治原则问题上开始分道而行，但毕竟都是“莫斯科回来的同志”，都是王明“钦定”的临时中央主要成员，张闻天和博古还没有在公开场合和正式会议上发生争执。

张闻天后来这样表白当时他与博古相处的心态：“我却从来没见过一次博古反对过任何问题上的‘左’。相反的，他的拿手好戏，就是把你的反对‘左’，曲解为右而加以打击。我平时就怕他这一点，怕他找到我的‘右’打击我，所以我的反‘左’，常常是胆怯的，在反右倾中附带说及的，或者反一下‘左’，赶快转过来说要反右。我现在反省，这主要的还是由于我的思想基本上没有转变的关系，但他的极左态度摧残着一切新思想的生长这一事实，是无可怀疑的。”

其实，博古早就开始排挤张闻天。

六届五中全会后，紧接着召开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博古看来，党权、军权至关重要，所谓政权就无关紧要了，凡坐“冷板凳”者，都放在中央政府里面。毛泽东被剥夺了军权，给了一个中央政府主席头衔，实际上被架空。张闻天不听话了，也到中央政府去坐“冷板凳”。

1931年11月召开的“一苏大”，毛泽东可谓政权“独揽”：中央政府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两职一肩挑。如今“二苏大”，毛泽东的权力被分割。根据博古的意见，中央决定毛泽东继续担任中央政府主席，但人民委员会主席要交出来由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职权如同“总理”，掌管外交、军事、劳动、土地、财政、国民经济等二十一个部委厅院。

博古的这一手真可谓“一箭双雕”：派张闻天去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既可以把张闻天从中央排挤出去；同时，又可以把毛泽东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

然而，博古万万没有想到，张闻天被派到中央政府工作，非但没有与毛泽东产生“争权”的矛盾摩擦，相反，张闻天却完全站在了毛泽东一边。后来，他竟与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了与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唱对台戏的“三人团”。

中央政府设在瑞金沙洲坝，作为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在这里住了很长的日子。张闻天上任后，从中央机关驻地搬到了中央政府驻地，就住在毛泽东隔壁。

在进入中央苏区以前，张闻天就知道有个会带兵打仗的毛泽东，把农村根据地从井冈山一直扩大到瑞金。囿于历史的局限，张闻天同样不可能超越“城市中心”思想的樊篱，与过去的李立三和现在的王明、博古一样，认为毛泽东的老办法老经验，在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革命高潮马上就要到来之时，已经过时了，不适应新的形势了，与党的进攻路线格格不入，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

进入中央苏区之后的一年里，张闻天与毛泽东在工作上并没有多少直接的接触，不过听不少人说，毛泽东知识渊博，各方面经验十分丰富。尽管博古曾经说，毛泽东很难对付，但张闻天相信，只要做人正派，坚持真理，宽宏大度，就一定能与毛泽东相处好。张闻天初到中央政府，可谓“客人”。

毛泽东尽管年长他五六岁，但还是先去拜访了他。

张闻天很谦虚，见毛泽东来看他，开口便道：“我初来乍到，情况不了解，政府工作还要向你多学习。”

毛泽东称张闻天笔名“思美”，张闻天感到很亲切，也改称“毛主席”为“润之兄”。

一番亲切的寒暄之后，毛泽东把话题转到了政府工作方面，说：“我喜欢在下边跑，了解一些情况，比如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呀，盐的问题呀，米的问题呀，房子的问题呀，衣的问题呀，生小孩的问题呀。我想，如果群众中的这些问题解决好了，他们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自己自身的事。”

这次交谈以后，毛泽东又找张闻天长谈过几次，向他详尽地介绍苏区各方面的情况。张闻天认真倾听了毛泽东的几次谈话后，发现毛泽东是一个循循善诱的领导者，对一些问题的见解非同一般，特别是对根据地的情况十分熟悉。这些都是书本上没有的。他心里想，毛泽东在根据地里一定做了许多具体、实际的工作，不然，他不会掌握那么多的材料，于是也就对毛泽东产生起好感来。

由于毛泽东处于被排挤的地位，坐冷板凳，中央的一些负责人多有歧视他的，侧目以视。洛甫则不同，由于工作的接触，加之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他俩趋于一致，他并不觉得毛泽东事事都会错，相反地认为毛泽东有些见解还高人一筹。于是在人民委员会开会时，常常请毛泽东参加和指导，尊重毛泽东的意见。譬如根据地的经济工作，本来是人民委员会分管的，有人向他请示工作时，他还指示同时要请示毛泽东，因为毛泽东过去管过这方面的工作，很有经验。

张闻天与毛泽东在政府共事的一段时间，通过互相接触，达到了互相了解，一些看法和做法逐渐走向接近，并没完全按博古的意图去办。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以来，作为“文官”，张闻天没有上过前线，前方战况，他都是从电报、战报和会议上得知的。残酷的激烈战争，使一介书生的张闻天不能不对军事问题也感起兴趣。在与毛泽东相处的日子里，接受了不少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毛泽东的寒舍里，没有苏联军事学院大部头的理论著作；毛泽东谈军事，论打仗，不像李德那样，扯古罗马凯撒，扯法国拿破仑。毛泽东的床头，很容易摸到一本《水浒》、《三国》或《孙子兵法》。毛泽东能绘声绘色他讲述“围魏救赵”的故事，能脱口而出：“兵者，诡道也。”“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佚而劳之。”“攻其不备，出其不意。”……

1934年5月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莫斯科回来的同志”之间的矛盾，终于爆发出来。张闻天公开指责起博古、李德亲自指挥的广昌战役是拚命主义。

由于这次书记处会议主要是总结广昌战役，所以李德作为军事顾问和广昌战役策划者出席了会议。他在回忆这场初次正面公开交锋时写道：洛甫在军事上没有经验，但对军事著作比较熟悉；他盲目地接受毛的论点，而他的表达能力却比毛好，因此容易获得听众，尤其是他避免了毛在讲话中一直带有的那种民族主义语气。洛甫和博古之间，由于广昌战役发生了激烈冲突。洛甫说，在地形条件和兵力对比不利的条件下，根本就不应该作战。博古反唇相讥，说洛甫采取了1905年莫斯科起义以后普列汉诺夫对列宁采取的态度，当时普列汉诺夫有一句典型的孟什维克名言：“人们根本就不应该拿起武器。”同时博古提醒洛甫，关于广昌战役的决议，当时经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一致通过，洛甫和毛也是同意的。

面对出乎意料的博、洛之争，周恩来、项英等人没有表示意见。

这次会议，几乎是博古和张闻天你一言我一语争论不休，毫不相让，唱完了一台不欢而散的戏。

但博古对李德的信任却丝毫未减。

这一次书记处会议后不久，李德受中革军委的委托，制定了1934年5月～7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三个月的季度计划。

这个计划要求：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独立部队深入敌后作战；部分放弃直接在前线的抵抗，以利于在苏区内开展更灵活的行动。

这个计划还包括：储备粮食，冬装，新建兵工厂，加强武装动员工作及部队的整编等等。最后，还草拟了一个战略战术指示，这个指示在夏天传达给了军队的高级领导人。

5月～7月的军事计划，已提出了“大转移”，即后来长征的初步意向。

“大转移”的问题，在5月下旬的第二次书记处会议上进行了讨论。会议批准了5月～7月的军事计划，同时决定把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寻求外线作战。用李德自己的话来说：“此时此刻还要寻求在苏区内进行决战是毫无意义的。”

大决战伊始，李德和博古全盘否定毛泽东的游击战、运动战，提出所谓新的军事原则，即打堡垒战、阵地战、短促突击，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到如今不过半年工夫，红军节节败退，苏区日见缩小，当初的豪言壮语仿佛痴人说梦一般。

但博古、李德并没有从一连串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从主观上找原因，相反，认为失利的原因主要是敌人过于强大，苏区物质条件不好。但事实是：从力量对比来看，第一次反“围剿”，敌军十万，红军不足四万，敌我力量是2.5:1；第二次反“围剿”，敌军二十万，红军仍不足四万，是6:1；第三次反“围剿”，敌军三十万，红军三万多，是10:1；第四次反“围剿”，敌军三十余万，红军四万多；是8:1；第五次反“围剿”，敌军五十万，红军四万多（未计地方武装），也是10:1，另外，第五次反“围剿”时有十九路军在福建和蒋作战，还有广东军阀陈济棠宣布自由行动，对蒋威胁。第一至四次反“围剿”时，则无此有利条件。

在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的口号下，中央政府领导后方倾尽一切力量支援前线，支援红军，基本保障了前方的物资、粮食和兵员供给。

由此可见，李德、博古为自己推诿的理由难以成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真正原因是不言而喻的。

5月下旬的书记处会议，李德提出的“大转移”，并非后来“二万五千里”那么遥远，只是迫于内线作战失利，而企图到湘西会合第二、六军团，寻求无堡垒的外线作战而已。

其实，寻求无堡垒区域外线作战，早在第五次反“围剿”之初，毛泽东、彭德怀等人就提出过。前前后后，还不只一次，但都被博古拒绝了。

第七章 决策长征的“三人团” 2、博古、李德、周恩来——至高无上的“三人团”

“大转移”计划的保密极其严格。最初只有博古、周恩来和李德掌握。5月间，党中央常委会成员张闻天、项英和军委领导人朱德、王稼祥可能知道。

8月间，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陈云、刘少奇及候补委员邓发、凯丰等才知道。担任中央组织局主任（中央组织部长）的李维汉，是个别透露给他的。

直到9月初，才个别向主力军团首长透露。

林彪和聂荣臻9月3日打完温坊战斗后，奉命回瑞金待命，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找他们谈话。

聂荣臻回忆说：“周恩来同志找我们单独谈话，说明中央决定红军要作战略转移，要我们秘密做好准备，但目前又不能向下透露，也没有说明转移方向。”

“三人团”把保密工作看得万分重要。

李德这样回忆：突围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保守秘密。只有保守秘密，才能确保突然行动的成功，这是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前提。因此，当时关于突围的传达范围只限于政治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其他。人，包括政治领导干部和部分高级干部，只知道他们职权范围内需要执行的必要措施。但是从9月初开始，中央红军的军团已经陆续回到休整地点。9月底10月初，最后的决定作出后，这些军团被调到待命地点。同时，向主要干部进行了相应的传达，而中层和基层干部，不管是民政干部还是军队干部，直到最后还不知道上面提到的政治口号以及关于蒋介石企图大举进攻的情况说明，出发前一星期，他们才知道其中的含义。

1934年夏天，为准备中央红军主力撤出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政治上博古作主，军事上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实行。

这一临时性的组织，实际上是统一指挥苏区党、政、军、民一切事务的最高权力机构。在“三人团”开会时，他们不用翻译。博古精通俄语；李德会讲德、英、俄三种语言；周恩来英语最为流利，法语、日语次之。他们用俄、德、英、汉四种语言，可自由地进行交谈。

博古即秦邦宪，江苏无锡人，出身书香家庭。1921年考入苏州省立第二工业专门学校，在这里，他受党的杰出宣传家恽代英、萧楚女影响，开始变得热情活跃起来。1925年，博古成为苏州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上海五卅惨案，他热血沸腾，表示：“国之将亡，焉顾我身，宁愿生为中华人，死为中华鬼。”在声讨会上，博古登台演讲，情绪激昂，当场口吐鲜血不止，听众莫不动容。同年秋，博古考入上海大学。在这里，他听取了瞿秋白、恽代英、李达等人讲授马克思主义。他刻苦学习，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博古被军阀逮捕。获释后派苏联学习。从此，开始了博古革命生涯的巨大转折。

博古极具读书的天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他以优异的成绩，与王明一道博得校领导米夫的赏识而受到器重。1930年5月，他从苏联回国，先后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中央局书记。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扶持下，六届四中全会上，他与王明一道进入了党中央领导层。顾顺章叛变，总书记向忠发被捕，王明自感危险离开上海去了莫斯科，周恩来又早已决定赴中央苏区。就这样，博古被不正常的历史巨手在仓促而偶然的情况下，推上了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峰巅，担任了党中央总书记。

1945年5月，在党的“七大”上，博古这样描绘自己当年登上总书记位置时的情形：在上海中央破坏以后，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指定我做临时中央负责人。当指定我做这个工作时，我并没有感到不能担任领导整个党这样的事情。

相反的，当时背了相当多包袱：反对李立三的英雄是一个包袱；李立三把我处分了，四中全会取消了我的处分，这时又洋洋得意，再加上四中全会后我在青年团做了一个时期工作，少共国际的决议上，说我们的工作有成绩有进步，这又是一个包袱。说我领导团还行，难道就不能领导党？

做了临时中央负责人以后，更发展了自己品质坏的方面，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不请教任何人，觉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要是有人有老子第一的想法，那就是我这样的人。发展了刚愎自用不愿自我批评，不愿听人家批评，对于一切错误，采取文过饰非的态度。也因为这样，在临时中央到了苏区以后，这个时候我只是在形式上推一推。“请别的同志担负吧！”别的同志说，“还是你来吧。”我说“好，就是我。”（笑声）所以这个时期，我是中央总负责人，我是这条路线所有一切错误发号施令的司令官，而且这条路线在这个时期所有各方面的错误，我是赞成的。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

“三人团”中，李德掌握着军事指挥大权。李德有很高的威望和权力，他在军事方面的特长是能言善辩，他举例时可以引用凯撒、塔西陀、拿破仑、弗雷德里克大帝、克劳塞维茨和毛奇等一连串名人的话。他决定问题从不犹豫不决。据熟悉李德的人们介绍，李德并不是只知道堑壕战和只赞成打阵地战。但是，李德确实顽固地反对毛泽东的游击战、运动战，确实反对红军将领们继续开展或恢复毛泽东那种随机应变的作战体制。

博古不懂军事，完全迷信这位共产国际的街垒战专家，把红军指挥权拱手让给了一个不会说中国话的外国人。一局中国象棋，请来了一位国际象棋高手。李德还未弄清车马炮的关系，便仓促上阵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棋局”的处处被动和失利，乃至于最终失败，无可挽回，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人团”中，周恩来的职责范围仅仅限于监督军事计划的实施。政治决策权在博古手中，军事决策权在李德手中，周恩来实际上只相当于一位“总参谋长”。

周恩来是中共久经考验的领袖之一。他的一生与中国共产党探索和领导中国革命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历程密不可分，可以说是这一历程的一个缩影，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则是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党在这一时期自身尚未成熟的特点，同样也在周恩来身上表现出来。身为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他亲身经历了党内发生的三次“左”倾错误。

周恩来是在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形成之时，即十一月扩大会议后，开始参与中共中央核心领导的。

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是中共中央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所犯三次“左”倾错误中的第一次，是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在危急关头，坚决纠正和结束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总方针的过程中发生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它是对历史的矫在过正，是党为了挽救中国革命，在实行正确的战略转变的同时而走过的一段弯路。

当时，周恩来并未参与中共中央领导，而是倾其全力领导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十一月扩大会议召开前夕，才奉命赶来参加，并且在会上遭到惩办主义的打击，以他为首的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受到警告处分。只是由于周恩来投身革命以后，特别是在领导南昌起义过程中所显露出来的才干为党内所公认，才被增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开始参与中央核心领导工作。

在“左”倾盲动主义形成以后，作为已经参与中共中央核心领导的周恩来，对此负有一定责任。体现“左”倾盲动主义主要论点的《中国现状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是十一月扩大会议一致通过的，作为会议的参加者，周恩来是举了手的。

“左”倾盲动主义是在十一月扩大会议以后，作为全党的指导方针，贯彻到各地执行的。这一点，从周恩来在这一时期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议、通告和给一些省委的指示信中也可以看出。在对中国革命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上，周恩来与党内绝大多数人基本上处于同一认识水平上。

在革命性质问题上，周恩来同意十一月扩大会议提出的“无间断的革命”的口号。

在对革命形势的估量上，周恩来同样接受了“不断高涨”的提法。

如果说对于革命性质、革命形势这一类抽象的理论问题，周恩来一时未能弄清的话，那么对于在实践中导致严重后果的举行全国武装暴动的“现时的总策略”，尤其是其中一些过火的做法，周恩来则是从一开始就有所察觉，并且在实际工作中有所制止和纠正。周恩来在批评共青团内存在的先锋主义倾向时指出：青年团大部分主张试验，认为失败也不要紧，这也是孤注一掷的错误。

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一些省委的指示信中，对暴动的定义作了明确的规定，指出：“暴动这一个名词必须用在群众斗争发展到最高点，以武装形式推翻统治阶级夺取政权这一意义上。”“暴动的发动是要在工农群众继续不断的斗争中才能产生，暴动的时间也要依着环境情形、斗争程度、革命情绪、组织力量如何而定。”如果“斗争还没有起来，暴动便先决定，不是误解暴动，便是玩弄暴动。”

促使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在全局上对实行武装暴动的方针有所修正，并且开始实行转变，是由于广州起义的失败。这一转变突出地表现在对待武汉暴动的问题上。这是实践中认识深化的结果。

在讨论共青团湖北省委控告罗亦农和长江局制止武汉暴动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批评了共青团湖北省委不顾主客观条件的可能，轻率举行暴动的做法，指出：“估量时局，共青团实有无动不暴的意见，可见他们的暴动观点并未成熟。”

稍后，周恩来等又决定停止原定的两湖年关总暴动，并对两湖的暴动重新加以部署。

周恩来对“左”倾盲动主义的认识和制止，为我党后来纠正“左”倾盲动主义准备了思想基础。这就是后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传达到中国后，中共中央能迅速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基本结束“左”倾盲动主义的内在原因。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干预下，王明等人打着“反对立三路线”和“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开始夺取中共中央领导权。周恩来、瞿秋白等对这种反对中央的非法组织活动，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并且在尽可能范围内，抵制了共产国际扶持王明上台的做法。

1930年11月18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共产国际来信。周恩来针对王明等人的活动，特别强调指出：“已经知道了国际来信的同志，必须召集一次会议，要他们站在巩固党、帮助中央的领导的立场上来做工作，不允许不经过组织而走到分裂党的方式上去。”

其后，周恩来又多次在政治局会议以及中央工作人员会议上，一再点名批评王明、博古等进行反对中央的非法组织活动和拒绝组织分配的错误，指出他们联名写给中央的信，“中心是不承认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反没甚揭发”，“他们把这认为紧急任务，简直可以放弃中心任务”。揭露王明借以为资本的与李立三争论中的许多“左”倾观点，“与立三同志同样是错误的。”强调指出：“政治意见可以发表，但不可妨害工作。”目前“尤其要反对有小组织倾向的同志之超组织活动”。

在12月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上，周恩来坚持按照原先的组织决定，要王明到中央苏区去接受实际工作的锻炼。

然而，立三路线已经严重损害了中央的领导威信，周恩来的这种努力已经无力扭转整个局面。更为严重的是，党内许多对立三路线出于激愤的同志，也纷纷卷入了王明等人掀起的反对三中全会，要求改组中央的风潮。

为了消除党内分歧，周恩来舌干唇焦地到处做说服解释工作，但仍无济于事，而且许多人的矛头越来越集中对准三中全会的主持者瞿秋白、周恩来二人。

党陷入了一场面临严重分裂的空前的危机之中。

周恩来看到了这一点。面对党内斗争中对自己的种种误解和泼来的污水，他没有作什么辩解，没有计较个人的荣辱毁誉，而是忍辱负重，竭尽全力维系党的团结。这一心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照顾大局，相忍为党”。

正是在这一思想支配下，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的一段日子里，他表现得近乎软弱，不仅对三中全会所犯的“调和主义错误”承担了责任，甚至对种种恶意中伤，也报以忍受和缄默。他努力说服党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不应意气用事，而应转变态度，在中央的领导下团结起来，避免党的分裂，帮助党度过这一困难时期。

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于1930年12月中旬来华后，周恩来与瞿秋白又一道提出退出中央政治局。

对于共产国际在六届四中全会支持王明上台，意味着党因此陷入了一次危害更大的全局性“左”倾错误这一点，周恩来也不可能超越历史条件的限制，在这一危害的全部后果尚未充分暴露前，从政治上得出这一结论。

这种认识上的局限性，党的组织原则的约束以及党内生活不正常的状况，构成了周恩来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接受并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基本原因。应该说，这种个人的失误，更多的是历史给整个党造成的悲剧，是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形成自己的领袖和成熟的领导核心之前，无法摆脱因历史原因而形成的过分依赖共产国际这一状况的必然结果。

应该看到，对“左”倾错误的贯彻执行，周恩来往往是被动的和不得已的，即使执行，也并不是简单机械地照搬，而是在执行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力所能及地在实际工作中有所抵制和补救。这构成了周恩来在这一时期，乃至整个政治生涯中的一个显著特点。

对于王明路线的错误，周恩来在进入中央苏区后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他也可谓上海中央来的“钦差大臣”，但周恩来担任了中央苏区最高首长——苏区中央局书记后，并没有像其他地方那样开展以反右倾为主的反倾向斗争，而是首先纠正了肃反扩大化。为。此，他受到上海临时中央的多次斥责和指名批评。

军事上，周恩来更是赞同毛泽东的一套军事原则，而每每与中央闹顶牛，于是乎才有了宁都会议，有了取得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辉煌胜利，有了反对“两个拳头打人”的建议，有了与博古、李德唱反调的支援十九路军的意见，有了不同意阵地战、堡垒战打法而主张运动战的一系列电报……

正因为此，周恩来在1934年初奉调回瑞金，失去了军权，改为负责一些技术性的组织工作。

正因为此，诸如六届五中全会的准备，“二苏大”的召开，都未令与闻。

之所以在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是由于周恩来具有的组织才干，在党内无人替代的缘故。这一点正如同六届四中全会周恩来之所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是由于王明所说的“为了实际工作的便利”一样。这种情况，从为准备长征而成立的“三人团”内部分工亦可看出：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

自从成立“三人团”，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实际上已经没有重大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的决策权。从此时至长征，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再也没有开过会，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的成员被排斥在外，一切均由“三人团”说了算。

“大转移”，如此重大的问题，只由“三人团”一锤定音。“三人团”只开过两次会，一次在李德的“独立房子”，一次在中央局驻地。当时决定，主力西征，留下项英等组成苏区中央局，率领红军一万六千人，留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斗争。研究留人名单时，军事方面的干部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其他方面只告诉他一个数字。

李维汉这样回忆：长征的所有准备工作，不管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军事的，都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少数领导人知道，我只知道其中的个别环节，群众一般是不知道的。当时我虽然是中央组织局主任，但对红军转移的具体计划根本不了解。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情况，他们也没告诉过我。据我所知，长征前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战略问题没有提出讨论。

1934年7、8月间，博古把我找去，指着地图对我说，现在中央红军要转移了，到湘西洪江建立新的根据地。你到江西省委、粤赣省委去传达这个精神，让省委作好转移的准备，提出带走和留下的名单，报中央组织局。他还说，因为要去建立新苏区，需要选择一批优秀的地方干部带走，也让省委提出名单。听了博古的话，我才知道红军要转移了。根据博古的嘱咐，我分别到江西省委、粤赣省委去传达。那时，江西省委书记是李富春，粤赣省委书记是刘晓。

政治局之所以对“大转移”如此重大的问题“没有提出讨论”，是因为5月书记处会议后曾致电向共产国际汇报，但共产国际却迟迟没有回电。

尽管如此，周恩来还是着手最初的准备工作。

第七章 决策长征的“三人团” 3、“大转移”，在匆忙中加紧准备

“三人团”中，周恩来负责“大转移”的具体事宜。他从五个方面做了准备工作。

组织上的准备：

为了适应主力红军战略转移中行军作战的需要，1934年9、10月间，中革军委命令各军团成立后方部，规定：“在各军团内组织野战后方部，凡军团医院、兵站运输队、教导队、补充团、修械所均包括在内。”

“这些后方勤务机关，由军团司令部实现其领导，由军团干部中，任命一后方部长，统一指挥后方机关的工作，并于其转移中及配置中，负责管理。”

命令具体规定：一、三军团的后方部下应有“包括四个所的军团医院……共七个所，其收容总数为三千五百人”；“一个中站三个小站”；“军团运输队三百六十名。全军团内共应有扶子一千三百八十人”；“两个充实的补充团（10月1日编入），新战士共二千八百人”；“中等的修械所工人十名”等。

命令要求：“军团后方机关应于10月1日组织好。”

这一由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签发的命令最后强调：“这一命令完全是秘密的，只限于给军团首长，军团首长应依此命令下达个别命令，分别施行。”

兵员上的准备：

1934年夏秋，中央苏区再次掀起猛烈扩大红军的运动，从5月至9月，召集了红军新兵近十万人。

1934年5月18日，中革军委发出宣言“武装起来，到红军中去”，号召青年踊跃参加红军。

9月4日，在“大转移”前夕，中革军委为扩大红军发出紧急动员令，并宣布成立独立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三个师，组成了红八军团。军团长周昆，政委黄甦，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罗荣桓。

物资上的准备：

为确保红军“大转移”，后方赶制了弹药、被服，筹集了粮草，赶做草鞋，准备了大量军用品。

叶季壮时任红一方面军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他回忆说：在长征前几个月当中……特别是整理了兵工厂，造炸弹（每月5万个），翻造子弹（每月达70万粒），修理迫击炮弹（共三千个）等，保证了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弹药及长征前得到比较充分的补充，成了红军有史以来兵工厂空前的成绩。8月9日《红色中华》报道：“福建胜利完成了借谷运动，完成七万五千余担”，“中央各机关号召募集二十万双草鞋慰问红军。9月15日前完成十万双。”

1934年春夏，中央银行行长毛泽民，同毛泽东的警卫员吴洁清从瑞金附近大山里，取回1932年埋藏在山洞里的一百余万块银元，搬回瑞金。长征前夕，这些银元都被分发给各军团。

军事上的准备：

1934年5月，周恩来派程子华赴鄂豫皖，领导红二十五军突围转移。

8月，任弼时、王震、肖克、王首道，率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转移到湘鄂西，与贺龙、关向应的红二军团会师。

9月，寻淮洲、粟裕率红七军团北上抵赣东北与方志敏会合。

这些军事计划都是为了配合红一方面军的战略大转移，因而成为长征的前奏曲。

同时，对红军主力转移后中央苏区的斗争，从军事上也着手部署。5月17日中革军委命令，重新划分了江西、福建、粤赣、赣南军区及所属分区，明确其目前任务分两个方面：一要在敌远方创造、扩大游击区域，开始游击战争，牵制吸引敌人高度兵力于自己方向……二要在敌近后方翼侧及局部正面上建立强有力的作战分区。新成立的赣南军区，由项英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及军区司令员，指导党政工作。

舆论上的准备：

1934年7月至9月，中央红军以“北上抗日”为基本口号，深入进行了思想动员。

7月4日党中央《关于苏区纪念“八一”的决定》，要求提高部队的战斗情绪及加强部队政治与军事的训练。每一个赤色战士都要深入地了解工农红军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时期是更加迫近了。

7月8日，博古在瑞金演讲时指出：“目前的阶段中，我们已不能满足于宣言与协定。时机已经成熟，工农红军已经必须，而且能够分拨一部分的力量直接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在这方面作了相应的决定。”

由红七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于7月15日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郑重宣称：“只要进攻苏区的武装队伍接受我们提出的三个条件，那我们工农红军的主力，即可在先遣队之后，全部出动，同全中国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中央苏区纪念八一建军节，突出了“红军北上抗日”这一中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命令“将北上抗日宣言和抗日的誓词，向全体部队宣布，并要传达到每个战士中去。”

8月1日在瑞金举行了阅兵典礼，红军总司令朱德亲自率领受阅红军举行了抗日宣誓。毛泽东讲话宣称：“苏维埃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已下令全国红军随时准备随着先遣队出发。”

这些舆论实际上作了红军主力准备离开中央苏区的思想准备。

主力红军大转移，谁去谁留的问题最复杂也最敏感。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谁愿意留下来呢？

党的高级干部谁走谁留，由博古说了算。

李维汉在回忆中写道：

长征前，干部的去留，不是由组织局决定的。属于省委管的干部，由省委决定报中央；党中央机关、政府、部队、共青团、总工会等，由各单位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报中央。决定走的人再由组织局编队。中央政府党团书记是洛甫，总工会委员长是刘少奇，党团书记是陈云。这些单位的留人名单，是分别由他们决定的。部队留人由总政治部决定，如邓小平随军长征就是总政治部决定的。我负责管的是苏区中央局的人。中央局有组织局、秘书处、宣传部。组织局还管妇女工作。中央局的秘书长是王首道，当时机要工作是邓颖超管的，李坚真也搞机要工作，他们三人都是随军长征的。

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留下一个领导机关，坚持斗争，叫中央分局。成员有项英、陈毅、瞿秋白等同志，由项英负责。关于留人问题。我没有参加意见，也未过问，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决定的。但我负有直接责任的有四个人，他们是毛泽罩、周以栗、陈正人、贺昌。

毛泽罩在组织局工作，我问过博古，是否让他走。博古不同意，我就没有带他走。以后毛泽罩在保卫苏区的战斗中牺牲了。对毛泽罩同志的不幸牺牲，我长期感到内疚。谢唯俊也在组织局工作，我把他带走了。

周以栗曾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是李立三领导中央工作时派去的。他是主张打长沙，攻大城市的，后来毛泽东把他说服了，放弃了攻打长沙和大城市的计划。我在湖南时就认识他，而且很熟悉。1933年我到中央苏区时，他己在养病，没有工作。长征时，博古决定把他留下，我也同意了。

陈正人，原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原来我不认识他，与他没有什么工作关系。我到苏区时他在养病，长征时，也被博古留下贺昌，我对他很熟悉。立三路线时，他是北方局书记，六届四中全会时被撤职。长征前他负了伤，曾到我那里要求随军走。我问过博古，博古不同意。后来他牺牲了。

上述四个同志当时都在养病，没有工作，归组织局管。他们可以留下，也可以带走，病人可以坐担架长征嘛。他们如果不应该留而被留，我是负有一定责任的。虽然博古不同意他们走，但我是组织局局长，还有一定发言权，我可以争一下，但我没有争。

古柏，当时是江西省委决定把他留下的。我与古柏没有打过交道，但我曾在江西反对过邓（小平）、毛（泽罩）、谢（唯俊）、古（柏），我也是有责任的。古柏留在苏区，后来也牺牲了。

何叔衡留下，是博古他们决定的，我没有参与其事。

除了苏区中央局机关归我管以外，我还分管中央党校，从这儿调来的干部归我负责，我把他们都带走了。长征时中央宣传部部长是潘汉年，我把这个部的正、副部长都带走了。

中共高级干部的去留问题，就这样被决定下来。

根据“三人团”的计划，“大转移”安排在10月底11月初实行。由于蒋介石已发觉红军有转移的意图，命令各路军加紧进攻，前线战局急转直下，红军主力很可能被四面合围，不走不行了。于是，“大转移”提前了近一个月。

蒋介石获悉中共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将突围出中央苏区的情报，是在破坏中共上海局以后。李德这样回忆：当时上海局的领导人李竹声和盛忠亮，在或者被枪杀或者叛变二者必居其一的情况下，选择了后一条路，投靠了国民党秘密警察。他们供出他们一切熟悉或者知道的情况，导致了白区很多领导干部被捕，中央和地方党的组织被摧毁，很多重要文件被丢失。

蒋介石很可能就是这样知道了我们的突围意图，幸好只是一个大体轮廓，因为具体的细节，特别是突围路线和日期，当时尚未最后决定，所以也没有告知上海局。从很多情况来看，蒋介石其实已经得到一些关于我们基本决定的情报。第一，我在上面已经提到，8、9月分第六和第七军团开始突围以后，国民党在后方加强了封锁区的堡垒设置。第二，陈济棠突然递交停战声明。第三，我们从破译的电报中获悉，蒋介石指示把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的日期提前了一个月。

在9月的最后几天中，蒋介石的主攻部队的确同时行动起来了。由于我们的侦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党和军队的领导才能及时对计划作出相应的修改。

广昌战役后，蒋军的进攻速度尚不敢“长驱直入”，还是逐步堡垒推进，但后来得知红军要突围，才各路军齐头并进，直驱中央苏区的心脏——瑞金。

李德制定的红军8、9、10三个月的作战计划，依然命令红军全线抵御，分兵把守，但前方接连而至的失利，令其惊慌失措。

林彪、寻淮洲、罗炳辉的红一、七、九军团，在福建建宁与敌蒋鼎文、汤恩伯第二路军六个师拼杀一个星期，无力抗衡，失守建宁城。

彭德怀红三军团与敌刘和鼎第九纵队四个师交战永安失利，永安城陷落。

敌南路军陈济棠部占领会昌筠门岭要塞。

敌李延年第四纵队占领福建连城。

敌薛岳、吴奇伟第六路军占领江西永丰龙岗。

8月的高虎垴、万年亭驿战役，彭德怀、董振堂红三、五军团仿佛又打了一场“广昌战役”。红军以步枪、机枪、手榴弹和大刀，阻滞汤恩伯、樊崧甫第十、第三纵队五个师近八万人的进攻。在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下，红军与敌血战，击溃敌军多次集团冲锋，虽杀敌数千，但红军也付出了重大代价，伤亡二千三百人，其中干部就达六百余人。最终，广昌以南阵地全部失守。

10月6日，石城沦陷。

10月14日，兴国县城失守。

中央苏区仅剩瑞金、会昌、于都、宁都、长汀等狭小地区，人力物力资源濒临枯竭，中央红军的处境十分危急。

突围，——只剩下这一条路，且刻不容缓。

第七章 决策长征的“三人团” 4、“大转移”乎？斯大林一道模棱两可的指令

“大转移”非同小可，5月书记处会议虽然作了决策，但还不能最后算数，必须共产国际同意，还得斯大林点头。这是组织纪律，也是惯例。自1922年中共“二大”作出决议加入共产国际，中共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后，凡重要的问题和重大决策，都必须向共产国际请示报告。

5月书记处会议作出把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的决定以后，即通过中共上海局向共产国际请示报告。

共产国际对瑞金这种燃眉之急的问题，并没有作出迅速的反应，迟迟没有回电。

在尚未得到莫斯科指令的情况下，李德和博古不敢贸然执行“大转移”的计划。正因为此，李德在制定红军5、6、7三个月的作战计划中，丝毫没有把“大转移”的问题考虑进去，战略上依然是六路分兵把守，试图“御敌于国门之外”；战术上仍然是“短促突击”，打“阵地战”、“堡垒战”；提出的口号是“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发展游击战争，加强辅助方向的活动，来求得战略上情况的变更。”

一个月后，即6月25日，一道模棱两可的电令从莫斯科传来。共产国际认为：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甚至说到对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这唯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

在讨论国际十三次全会和五中全会的决议案时，关于斗争的前途及目前国际的情形以及红军灵活的策略，首先是趋于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条件下来巩固的扩大自己，以待进行广大的进攻，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

这个电文实际上包含两层意思：可走，亦可不走。

这个模棱两可的指令，使博古和李德在决策上造成了失误。在8、9、10个月的作战计划中，一方面作了“大转移”的准备工作，但另一方面，却又依然同当时应取的战略方针相反，提出“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命令红军继续分兵守关，与敌人拼消耗。

由于博古、李德的决策错误，使红军失去了几个月的时机。

博古和李德没有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果断的决策，抓住战机实行突围，而过于拘泥于共产国际的指示。所以当1934年9月中共上海局被国民党特务机关一举破坏，中共完全失去与莫斯科的电讯联络后，就立即显得六神无主、惊慌失措，仓促实行“大转移”。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曾产生过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党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正因为此，尚不成熟的中国共产党，过于迷信共产国际，过于迷信斯大林，把苏联的经验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教条化。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悲剧所在。数万里之外的莫斯科的遥控指挥所造成的决策失误，给中国共产党人留下的教训是极其沉痛的。

这一方面，“三人团”中，周恩来的感慨可谓最深。

周恩来不会忘记1926年3月的中山舰事件。倘若当时苏联代表团和共产国际的顾问不是那么软弱，主张退让的话，而采纳张太雷、周恩来、毛泽东等坚持以武力对付蒋介石的主张，也许，那段历史就要改写，可能就不会有后来飞黄腾达的蒋介石。

1926年3月，以布勃诺夫为团长的苏联使团抵达广州，视察和指导广东革命运动。

布氏在苏联享有很高声望，是苏共中央委员、苏联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苏共中央组织部成员。他是十月革命武装起义和攻占冬宫的五人小组成员。

在苏联内战期间，他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领导红军取得了多次战役的胜利。在中国期间，他化名伊凡诺夫斯基。使团成员共十余人，其中有苏共远东区书记库比亚克、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列普谢、苏联红军指挥员隆格瓦、苏联驻华武官叶戈罗夫和他的助手特利冯诺夫等人。

在广州，张太雷对布勃诺夫说：“右派现在准备采取行动了，不久前他们曾试图在第四军和第一军之间制造分裂。现在的形势与谋杀廖仲恺前夕的形势相仿，到处都是谣言和传单。”

但是张太雷的警告并没有引起苏联使团和苏联顾问的注意和警惕。

几天之后，蒋介石便制造了“中山舰事件”。

3月18日，蒋介石指使其爪牙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给海军局代理局长、政治部主任李之龙传达一道命令，要李之龙调中山舰到黄埔候用。

但是，当中山舰开到黄埔后，蒋介石又矢口否认下过调遣命令，并指使他的党徒散布谣言，说中山舰是擅自行动，共产党阴谋暴动，要推翻国民政府，建立工农政权等。

3月20日，蒋介石调动军队，宣布戒严，断绝了广州内外交通，搜查了中山舰，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团的住所，逮捕了李之龙等多人，扣押了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这是蒋介石等国民党新右派反对共产党，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而制造的阴谋事件，是蒋介石阴谋夺取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最高领导权的重要步骤。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布勃诺夫使团处于被软禁状态。蒋介石派部队去东山包围顾问团司令部，并在顾问住宅附近布置了岗哨。苏联驻华顾问团的一位译员回忆说：当时顾问团司令部前面的小花园站了一队士兵，被缴械的卫兵垂头丧气地站在一边，其中一个稚气未消的士兵差点没哭出来。

不仅如此，蒋介石甚至在布勃诺夫门前也布了岗，虽然蒋知道布氏在苏联身居要职。

事件发生后，布勃诺夫使团既没有提出抗议，也没有打算进行反击。

与此同时，广州的共产党人却作出与苏联使团相反的动作。

周恩来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中山舰事件后，他向蒋介石提出质问。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和聂荣臻在广东区委开会，主张对蒋进行反击，认为从力量对比看，于蒋不利，反击取得胜利是可能的。在李富春家中，周恩来还和毛泽东等进行讨论，大家都主张反击。

这一主张提出后，中共中央和苏联顾问未予采纳，而主张妥协让步，以致蒋介石在军事上的地位更加巩固。

3月22日上午，苏联驻广州领事馆派人去见蒋介石，询问蒋介石，这是对人还是对俄的问题？蒋狡猾地回道说：“对人不对俄。”并希望鲍罗廷速回。

同一天，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开会，蒋介石提出撤换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和顾问罗加乔夫、拉兹贡，并要求加仑回任。

面对着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变的反革命行为和要求撤换苏联顾问的无理要求，布勃诺夫一再妥协退让，甚至还为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辩解。

布勃诺夫一面承认：“广州20日事变，黄埔军队于短时间包围罢工工会及东山俄人住宅，逮捕李之龙及其他五十余人，都是事变。”另一方面，他又说：“但也只有这些事实，周恩来、邓中夏并未逮捕，均尚在广州，更无杀人之事。”

在他看来，蒋介石似乎并无恶意，只是孙文主义学会不断挑拨离间、制造事端。他说：“蒋介石表示：他此次举动只是防止有叛乱之事发生，他本人并不反俄反共。”

事件发生时，鲍罗廷不在广州。事发后，鲍离开北京，绕道张家口、乌兰巴托、海参崴，经海路于4月29日抵穗。

鲍罗廷一到广州，便根据布勃诺夫提供的处理意见同蒋介石进行会谈，毫无原则地实行妥协退让政策。

直到1927年10月，鲍罗廷仍然坚信：“当时如与国民党中派分子分裂，那就是大错误。”“如果中国共产党不作出让步，那就意味着同国民党合作的终止，革命的力量就会局限在一个省里。”

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既打击了共产党，又打击了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革命左派，逼走了和他有矛盾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从而控制了广东。

苏联代表团决策的失误，给中国革命留下了祸殃。

周恩来也还记得，1927年7月末，正值南昌起义爆发的关键时刻，斯大林又来了封电报。

当年挟共产国际指令从汉口赴南昌阻止周恩来举行南昌起义的中央代表张国焘这样回忆道：由于罗明那兹的发动，中共常委会于二十六日下午四时在汉口一所住宅里秘密举行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常委我和瞿秋白二人，李维汉、张太雷两中委，罗明那兹和另一少共国际代表，俄顾问加仑、范克，另外还有两位翻译人员。

罗明那兹发言，首先说到目前没有经费可供南昌暴动使用，莫斯科已有电令禁止俄顾问们在任何情形下参加南昌暴动。除了这两件不如意的事外，他更进而报告共产国际的回电，其内容是：倘若这暴动无成功希望，最好不要发动，张发奎部的共产党人可全部退出，并派他们到农民中去。

罗明那兹那个实干的小伙子，也学会了一些官僚手法。他说：“看来这两件事及国际电令不能用信件通知在前线的同志们，我们只有派一位得力同志当面告知。”他说话时望着我，并问是否可以派我去。

我看清当时情况，立即回答：“这任务既然是送信，那就不必派我去。”

罗明那兹听了，显得有点丧气地说：“这的确是一封阻止南昌暴动的电报，是一个严重的训令，是斯大林亲自决定的电报，由布哈林署名拍来的。”

张国焘带着共产国际的指令于30日急赴南昌，阻止起义。

这天夜里，前委会围绕着是否起义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吵。

周恩来、李立三、谭平山等人坚决反对共产国际的指令，主张立刻起义。

谭平山竟气愤地表示：把反对起义的“钦差大臣”张国焘绑起来。

周恩来最后愤然以辞职相抗争，说：“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们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行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要立刻回汉口向中央报告。”

由于周恩来和全体前委成员的据理抗争，南昌起义没有被阻止住，于8月1日凌晨2时终于爆发了。

南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宣告了一支共产党军队的诞生，发出了共产党人武装反抗蒋介石叛变革命的信号！

南昌起义的成功，完全出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意料，他们因此而大失体面。

张国焘后来写道：在共产党圈子里，谁也不好再说南昌暴动不应当举行，更不愿提到曾被阻止过的事。共产国际和其代理人都觉得曾经阻止过南昌暴动，究竟是不体面的事，如果在共产国际各支部中宣扬出去，更要引起许多是非。因此，他们再不愿提起这件事了。

周恩来违抗“圣旨”，坚决果断地干了一件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意愿完全相悖的事。他的英名也与南昌起义一道，载入了光辉的史册……

七年后的今天，共产国际这份“625指令”，与南昌起义前夕的“指令”如出一辙，使远在江西瑞金的中共领导人左右为难。然而，历史的悲剧总有谢幕的时候。“625指令”也成为教条主义者把持的中共中央所接到的最后一道共产国际的指令了。中共与共产国际联络中断，一直到1936年才得以恢复。但那时的中共中央决策权已不在王明、博古手中，中国革命的命运掌握在了代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手中。

第八章 红白战线上的秘密握手 1、陈济棠与周恩来言和的秘密使者

出瑞金城往西走三十里，有个林木参天、石山环抱的地方，这便是梅坑。

梅杭原本是个名不见经传、闭塞贫寒的小村庄，1934年夏天，这里却日见光彩，不可小视，成为中央苏区史上值得一书的地方了。

1934年7月，中革军委巡视员孔荷宠、中革军委总动员部部长杨岳彬相继叛变投敌。蒋介石根据孔、杨提供的情报，下令在南昌机场的航空队出动机群，接二连三地对以瑞金沙洲坝为中心的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驻地进行疯狂轰炸。

党中央和军委得悉孔、杨叛逃，立刻下达了疏散隐蔽与修建防空洞的命令。

尽管敌机投下的炸弹命中率较低，但也造成一定破坏，对正常的工作秩序构成严重威胁：开“二苏大”的礼堂一角被炸坏；乌石垅村军委驻地周恩来、朱德办公室三米处，也落下一颗五百磅的炸弹。虽未爆炸，但叫人捏一把冷汗。

于是，中央决定：马上将所有中央机关全部撤出沙洲坝，迁往沙洲坝以西三十里外的梅坑区。

中央机关迁梅坑后，毛泽东、张闻天等所在的中央政府驻梅坑高围乡云石山，博古等所在的中共中央机关驻梅岗乡马道口，周恩来、朱德等所在的中革军委机关驻梅坑田心乡岩背厅下。

9月下旬的一天，军委周恩来、朱德驻地来了个陌生人。他完全有别于平日进出的红军官兵，从头到脚一副商人模样：质地考究的长衫，别致的礼帽，锃亮的皮鞋。

来人不与任何参谋、干事打招呼，便在红军保卫局局长李克农的陪同下，径直走进了周恩来的房子。

不一会儿，李克农从屋里出来，向好奇观望的作战局、机要局的参谋们和警卫队的战士们，传达了周恩来的一道命令：没有紧急情况，任何人不得入内。

军委总部，原本就是个森严神秘的“禁区”。今天，这位神秘客人的到来，更增添了这个“禁区”的神秘色彩。

周恩来伫立窗前，凝望远山。

“周主任。”来人一声称呼，打断了他的思绪。

“周主任”是黄埔学生对周恩来的尊称、惯称。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颇受学生们爱戴，故“黄埔生”一直都这么亲昵地叫他。

周恩来记忆力甚强。一见来人即想起曾在瑞金与之有过接触。当时是陈济棠通过在广东做生意的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的舅子引荐，派他来同红军作试探性和谈的。

“幸会！幸会！”周恩来握着“陌生人”的手，客气地说道。

接着，“陌生人”撩起长衫，从内衣袋里掏出一封密函，双手呈给周恩来。

周恩来接过来函，先请客人入坐，然后开始阅读。

信是陈济棠写来的。

信使动身前，陈济棠非常慎重，单独召见。陈济棠当面交代任务，反复叮嘱：“途中千万小心，人在信在，不可有丝毫闪失。信一定要面交周恩来，速去速回。”

信中说：我准备派总参谋长杨幼敏和黄质文、黄任寰三人为谈判代表，你们最好派你们的粤赣省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为总代表，进行谈判。

信的内容，正合周恩来所想。

第五次反“围剿”一年来，中央苏区连连丢城失地，无数战士血洒沃野，红都瑞金亦陷重围。眼下，除南线局势较为平缓外，东、西、北三面则越来越紧张。如何退敌，如何破围，能否发挥党的统战政策和策略，利用陈、蒋矛盾，在南线找到突破口？连日来，周恩来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这个问题。

看完信，周恩来忙吩咐警卫员：“快，快去请朱老总！”

非常巧，周恩来话音刚落，门外即传来朱德的接话声：“报告周副主席，朱德不请自到。”浓浓的四川口音，诙谐而爽朗。

“朱德！闻名已久的红军总司令！”陌生人眼前一亮。

等不及周恩来介绍，“陌生人”便“冒昧”地迎上前去，双手握住朱德的手：“久仰！久仰！”满脸敬佩之色。

“这位是——”

未待朱德下问，周恩来忙将房门掩上，然后转向朱德悄声说道：“和平使者，陈济棠派来的。”

“欢迎！欢迎！”朱德亦热情地握着“陌生人”的手说。

一番客套过后，双方就谈判中的具体事项、主要内容等开诚布公地交换了意见，并讨论了当时的形势及反蒋办法。朱德还亲自致函陈济棠。交“陌生人”转呈复命。

这位神秘的“和平使者”到底是谁呢？由于当时的会晤、交谈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现今已很难查证。

近五十年后，人们从《朱德选集》中只发现他姓李。

时至今日，他的真名实姓、军衔官阶仍然是个“谜”。

送走陈济棠的使者，周恩来、朱德连日来那种忧虑、烦闷的心情，似乎舒坦了些。周、朱商定：将陈济棠其人其事，跟博古、李德谈谈。

5月书记处会议决定，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红军战略转移的所有工作。这样重大的问题，不通过博古、李德二位决策者，从组织原则上说不过去。

陈济棠，广东防城人，字伯南。早年加入同盟会。曾在粤军中任连长、营长、团长、旅长。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师师长，1928年后任粤军第四军军长等职。此后，长期追随蒋介石，鞍前马后，冲锋陷阵，直至1950年随蒋逃至台湾，1954年暴病去世。

然而，这位粤系军阀中最有实力的“南天王”，却绝非蒋总司令手下驯驯服服、点头哈腰的走卒。“南天王”与蒋总司令，同床异梦、若即若离乃至于反目成仇、兵戎相见也时有发生。

1929年春，陈济棠任第八路军总指挥。自打退了张发奎和桂系联军进犯后，统一了广东全省，并占据了梧州，扼制了广西唯一通向海口的咽喉。

随着军事的胜利，陈济棠在极短时间里，迅速扩军，将原有的一个师扩充至五个师。与此同时，还控制了广东的空军和海军陆战队。

1930年夏，蒋、冯、阎大战中原。陈济棠投桃报李，命部下蒋光鼐、蔡廷锴率两师之众，开进津浦线，帮助蒋介石，与阎锡山部作战。陈济棠部下出奇兵，攻克济南。不久，又出平汉线，与冯玉祥部大战。结果，大胜冯军。

战事结束后，陈济棠部下又全部开往江西与红军作战。真可谓东征西讨，汗马功劳。蒋介石为笼络陈济棠，并使其能替他牵制住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部，故指定中央政府将粤税收全部拨给陈济棠作军费。广东为富庶之区，税源甚丰，连同省收入项下拨给的一部分，每月共达四百三十万，加上广西梧州税款，陈济棠可收入达五百万以上。按当时规定，每师军费为三十万，而陈不过五个师，只需一百五十万，剩余超额的经费多达三百五十万，这足够陈再养十个师！

1931年2月，蒋介石扣留胡汉民于南京汤山。消息传到广州，军政各界震惊。不几天，蒋介石由南京来一通“解释电文”，说：“胡先生对国民会议，坚持主张不得议及约法，恐因此引起党内无穷纠纷，28日晚特与详细讨论，胡先生以政见不合，欲辞本兼各职，并欲择地静居，谢见宾客，故于本日往汤山暂住。乃闻谣传扣留，殊觉失实。”此文欲盖弥彰，反证实胡汉民确已和李济深相同命运，被囚汤山了。陈济棠等人，无不怒形于色，愤慨万分。

胡汉民和李济深本有师生之谊，而粤军将领，包括陈济棠等大多数实权人物，多系李之旧部，感情自然容易冲动。加之胡派首脑古应芬之流，上窜下跳，点火煽风，不久，广州等地便掀起反蒋高潮。陈济棠部下将领，纷纷主张用兵干政。省主席陈铭枢外出时，古应芬、黄居素等说动了陈济棠。

4月30日，国民党四位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林森、萧成弗、古应芬以通电形式发布“弹劾蒋中正提案”。

5月3日，陈济棠率先发表响应通电。

一时间，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唐生智等人亦发出响应通电。孙科以调解宁粤争端为名南下，到港后与汪精卫合流，相继抵达广州。27日，广州组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通过国民政府组织大纲，推汪精卫、孙科、唐绍仪、古应芬、陈济棠、李宗仁、李烈钧、唐生智等十六人为国府委员，成立国民政府。28日，发表宣言并对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电，限于二十四小时内即行引退。后来，蒋介石被迫于12月15日下野。

这便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宁粤分裂”。

蒋介石对这位昔日盟友恨之入骨。陈济棠已“分庭抗礼”，后来则索性无毒不丈夫——成立“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西南军事委员分会”等机构，以“均权分治”的幌子，行拥兵自重、军阀割据之实，将广东搞成半独立状态。陈济棠的如意算盘是：控制这些机构，保持广东地盘，永踞“南天王”宝座。

陈济棠就是这样一个称霸一方的割据军阀，一位中国政坛上不可等闲视之的人物！

陈济棠也非常惧怕蒋介石的晴算。陈自知论政治、军事、经济实力，绝非蒋的对手，更知自己对蒋反复无常、由拥蒋、反蒋到“分庭抗礼”，蒋绝不会轻易放过他。陈济棠对蒋始终保持高度警惕，采取若即若离态度。第五次“围剿”，蒋介石虽把他绑在战车上，并授以南路军总司令的桂冠，但对于围剿红军，陈济棠思想上是很矛盾的。

一方面他知道由于有闽赣红军拖住蒋介石的主力和隔断蒋介石从江西进攻广东之路，广东才得以偏安一时。对他来讲，赣南粤北红军的存在乃是他抵御蒋介石的最好力量和屏障。况且，红军英勇善战，战术灵活，与之作战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若一棋不慎，广东地盘则有被毁的危险。因此他不想替蒋卖命，消耗实力。

另一方面，陈济棠又不敢过于得罪蒋介石。蒋介石手握重兵，又掌管国民党中央机构，其政治、经济、军事等力量都远在他之上，若公然抗命又怕蒋介石翻脸。于是，只好对蒋耍起了阳奉阴违的手法。表面上对蒋“服从”、“恭顺”，甚至在蒋军攻占苏区北大门广昌时，亦向红军南方军事要地筠门岭进犯，摆出一副打的架势，以增加他在蒋介石面前讨价还价的筹码。而暗地里又给红军送来一批弹药，甚至医药、食盐、布匹等，以表示对红军的“友好”姿态。1934年春，福建政府垮台，十九路军迅速溃败，蒋介石嫡系部队李玉堂第三师部立即调闽南边界，对广东构成威胁。陈济棠闻之大惊失色，对蒋介石不能不作进一步的恭顺表现了。蒋介石此时双管齐下，一方面以粤糖免税办法压迫，另一方面以军事上进一步威胁，摆出一副出兵粤境架式。陈济棠在蒋威逼利诱下，只得对蒋俯首贴耳，增编李扬敬纵队即粤军第二纵队，发动向红军南方战线重镇筠门岭的进攻。

陈济棠进攻筠门岭时，还留着一手。陈深惧驻粤东兵力抽调后，蒋介石嫡系乘虚突袭，便示意李扬敬夸大驻寻乌、筠门岭地区红军人数，向蒋虚报。在寻乌、门岭一带的红军约有四千人（包括地方武装），李扬敬却虚报为一万多人。同时，又增调第二军第五师加入第二纵队，名为加强前线作战，实为增强粤东兵力，以防蒋军突袭。特别是当陈济棠完全看清蒋介石在兵力部署上北重南轻的企图是想把红军逼入粤境，然后一箭双雕时，其媾和的心情便更加迫切了。

带着陈济棠的密函，周恩来、朱德充满信心地兴冲冲地向五百米外的李德住处走去。

李德住处是一栋颇为宽敞的民房，建于清末年间，虽很陈旧，却也气派舒适。李德正在教夫人萧月华烤制德式面包。

周恩来、朱德说明来意，不料李德竟哈哈大笑起来：“和陈济棠谈判？和军阀合作？”

在他眼里，这简直像天方夜谭，太不可思议了。军阀就是军阀，是穷凶极恶的敌人，只能用枪、炮、刺刀和他们说话，怎么能跟他们携手并肩呢？

李德耸耸肩，摊开双手，作了个带有嘲讽意味的姿式。

一个连中国话都不懂的外国人，是很难了解中国复杂的政治心理和独特的传统观念的。周恩来、朱德见顾问不大理解，也不多解释，遂起身告辞，去博古住处。

周恩来简单介绍了与陈济棠接触的一些情况和此次使者所携函件表达的陈济棠最新动态。

博古只是静静听着，面部毫无反应。从心里说，博古对与陈济棠谈判，也不抱什么希望。一年前的福建政府，不比陈济棠的旗帜大么？结果怎么样呢？还不是应了自己的那句话：中间派、第三党，比蒋介石还坏！除了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军阀官僚豪绅地主的空喊外，并没有任何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官僚地主的实际行动。

他们的一切行动，只不过是一些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如此而已！

“我也给陈济棠写了封信，”朱德见总书记不吭声，有些着急，“信中除陈明利害，分析时局外，还向他提出了五个条件。”

接着，朱德向博古有条不紊地一一道来：“第一，双方停止作战行动。第二，立即恢复双方自由贸易。第三，代购军火。第四，即刻开始反蒋政治运动……”

博古耐着性子听完，不冷不热地说了句：“陈济棠，不也是军阀吗？总司令，我们跟军阀打交道可是有教训的。”

显而易见，博古是指福建政府，第十九路军。

“博古同志，福建政府失败我们是有教训的。”周恩来恳切而又激动地说：“教训就在于没有给予有力的军事援助。如果我军及时截击、阻拦蒋介石嫡系部队入闽，福建政府不会那么快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已失去了一个盟友，这个盟友不能再失去了。”

周恩来继续说道：“陈济棠拥护今年6月总司令和毛泽东提出的三条件，也就是说拥护‘订立停战抗日联盟’，拥护‘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拥护‘立刻宣布对日绝交作战’。另外，从项英同志最近从赣南、粤赣前线发回的几个电报看，陈济棠是能够履行诺言的。朱总司令提出的五个条件，据我分析，也是可以兑现的。”“好了，好了。”博古摆摆手。在他看来，退出中央苏区，共产国际已经批准了，走，只是时间问题，再商讨和一个小军阀合作的问题，仿佛有些小题大作。

博古说：“恩来呀，和陈济棠谈判的事，就交给你吧！你和总司令全权处理。”

尽管最高领导人博古和李德对陈济棠表示怀疑，对于此次与陈和谈不感兴趣，但周恩来和朱德却非常重视。

在周恩来、朱德的亲自主持指导下，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开始了和谈的周密筹划和准备。

第八章 红白战线上的秘密握手 2、朱德给陈济棠的密函

9月底，使者李君终于回到了粤军大本营广州，见到了他的总司令陈济棠。陈济棠盼星星、盼月亮般盼回了使者。李君将朱德的信交给了陈济棠。

陈济棠快速展读，喜上眉梢，不能自己。

堂堂红军总司令，朱德非常重视中国传统礼节，客气地称这位对手为先生，而且尊称他的字“伯南先生”。信的全文如下：

<small>贵使李君来，借聆尊旨。年来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愈趋愈烈，蒋、汪等国贼之卖国，亦日益露骨与无耻。华北大好山河，已沦亡于日本，东南半壁亦岌岌可危。中国人民凡有血气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抗日救国舍民族革命战争外，实无他途，而铲除汉奸卖国贼尤为民族革命战争胜利之前提。年来，德与数十万红军战士苦战频年者，莫非为求得中国民族之彻底解放、领土完整及工农群众之解放耳。德等深知为达此目的，应与国内诸武装部队作作战之联合。二年前苏维埃政府即宣告，任何部队，如能停止进攻苏区，给民众以民主权利及武装民众者，红军均愿与之订立反日作战协定。惜两载以还，除去冬蒋、蔡诸君曾一度与红军订立初步协定外，红军乃成为抗日反蒋而孤军奋战唯一力量。且间隙而图我侧后者，亦颇不乏人。</small>

<small>比者，先生与贵部已申合作反蒋抗日之意，德等当无不欢迎。惟情势日急，日寇已跃跃欲试于华南，蒋贼则屈膝日本之前，广播法西斯组织，借款购机，增兵赣闽，若不急起图之，则非特两广苟安之局难保，抑且亡国之日可待。故红军粉碎五期进攻之决战，已决于十月间行之。届时我抗日先遣队已迫杭垣，四川我部将越川边东下，威胁武汉，贺龙同志所部及在湘各部均将向湘敌协同动作，而我主力则乘其慌乱之际，找其嫡系主力决战而歼灭之。若贵部能干此时由杭、永出击，捣漳州、龙岩，击蒋鼎文之腹背，而直下福州；另以一部由湘南而直捣衡阳、长沙，则蒋贼将难免于覆亡也。事不容缓，迟则莫及，福建之役可为殷鉴。为求事之速成，德本两年前政府宣言之宗旨，敢向足下为如下之提议：</small>

<small>一、双方停止作战行动，而以赣州沿江至信丰而龙南、安远、寻乌、武平为分界线。</small>

<small>上列诸城市及其附郭十里之处统归贵方管辖。线外贵军，尚祈令其移师反蒋。</small>

<small>二、立即恢复双方贸易之自由。</small>

<small>三、贵军目前及将来所辖境内，实现出版、言论、集会、结杜之自由，释放反日及一切革命政治犯，切实实行武装民众。</small>

<small>四、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之政治运动，并切实作反日反蒋之各项军事准备。</small>

<small>五、请代购军火，并经筠门岭迅速运输。</small>

<small>如蒙同意，尚希一面着手实行，一面派负责代表来瑞共同协商作战计划。日内德当派员至筠门岭黄师长处就近商谈。为顺畅通讯联络起见，务望约定专门密码、无线电呼号波长，且可接通会昌、筠门岭之电话。匆促陈辞，不尽一一。尚祈裁夺，伫候回示。</small>

陈济棠自派出“使者”后，一直都悬着一颗心。直至读罢来信——红军总司令的亲笔来信，悬着的心顿觉踏实下来。

事不容缓，必须进一步加紧同红军的联络。

10月1日，陈济棠又通过驻筠门岭的第七师给红军来电，再次建议：先行会商军事问题，并催促红军速速派出军事负责代表前往广州面商。

为呼应对方的要求，周恩来选派何长工、潘汉年为代表，并约定了电台的通讯代号。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特地调来了钱壮飞等老无线电工作者为译电员，以确保通讯联络无误。

何长工，湖南华容人。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归国，任中共华容县委书记，组织开展农民运动。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随毛泽东上井冈山，历任红四军连党代表、团党代表、军委委员。1929年6月后，历任红五军纵队党代表、红八军军长、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委员，参加过中央苏区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1932年3月后，历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军政委、红军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等职。曾荣获中革军委颁发的二等红星奖章，是一位军政兼优的高级指挥员。当时，担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粤赣省委常委。而粤赣军区是与粤军最近的红军防区。其最高军事长官何长工，自然是与粤军谈判的最佳人选。

潘汉年，时任中共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是中共与福建政府接洽的全权代表。

钱壮飞，浙江吴兴县人。同潘汉年一样，也是一位充满神秘色彩而又精明强干的中共隐蔽战线上早期革命家。1914年，18岁的他考入北京医科专门学校学习。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医生职业便成了他从事地下工作的很好掩护。1929年，他根据上级指示，同李克农一起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局的前身），并成为中统头目徐恩曾的机要秘书，为中共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1931年4月，当顾顺章被捕、叛变之际，从武汉发给南京徐恩曾的绝密电报落在钱壮飞手中，他跳上驶往上海的列车，通知周恩来、瞿秋白等立即转移，挽救了党的不少高层领导，而他自己也通过秘密交通线，安然无恙地进入中央苏区，并在瑞金担任中革军委第二局局长。

周恩来选潘、何二人为谈判代表，调钱负责通信工作，足可看出此次谈判的重要性和秘密性。

周恩来还亲自起草了复电。电文除催促对方对朱德信中提出的五个协商条件迅即予以答复，以便红军依此根据准备协商外，还建议将谈判地点由广州改在寻乌。

陈济棠复电：同意在寻乌会谈。

周恩来旋即召来何长工、潘汉年，并当面交待了谈判任务。他说：“陈济棠电约我们，要举行秘密军事谈判，这很好，我们可以利用陈、蒋之间的矛盾。朱德同志已给他复信。根据目前党的统战策略思想及政策，我们准备与陈谈判。对方的代表是第一集团军总部少将参谋杨幼敏及两个师长，一个是独立第七师师长黄质文，另一个是独一师师长黄任寰。”

接着，周恩来又郑重地说：“这是中央给你们的重任，望你们沉着勇敢，见机而作。”

红军总参谋长叶剑英亦嘱咐道：“此去白区谈判，任务重大，谈成了，是很有益处的，要尽力而为；谈不成，也不要紧，关键是沉着灵活。”

10月6日，何、潘等人经过一番准备后，带着朱德亲笔署名的介绍信，肩负和粤军代表秘密谈判的重大使命，骑马上路了。

第八章 红白战线上的秘密握手 3、周恩来的电报暗语：“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

10月7日，一队人马从红区进入白区，驰至赤白交界地——筠门岭。

为首的，便是何长工与潘汉年。

筠门岭，属会昌县的一个小镇，扼会昌南部咽喉，东南西三面贡水围绕，水流湍急，河的南岸高山环抱，足为屏障，地势十分险要，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又有“铁门岭”之称。

陈济棠独一师二旅旅长严应鱼早已令其心腹、旅特务连连长严真率部下及四名轿夫，两顶轿子在此迎候。

何长工、潘汉年一来，严连长就悄悄地说：“何先生，我们听到和看到了红军关于团结抗日的宣传，我们与贵军都是炎黄子孙，真不愿意看到中国人打中国人。我们欢迎何、潘先生前来会谈。”何、潘二人坐上轿子，由特务连护送前行。每遇哨岗盘问，严连长便高声喊道：“这是司令请来的贵客。”

喝令哨兵退去。轿夫一路跋涉，两顶轿子顺利通过哨卡，被抬到离筠门岭四十里地的罗塘镇，在一幢崭新的两层小洋楼门前停下了。轿中出来的何、潘二人，都是一身西装，一副墨镜，一顶草编礼帽，一副阔少爷派头。

粤军代表扬幼敏、李宗盛早就恭候在屋前。

双方见面，握手，互致问候。

礼毕，潘汉年递给杨幼敏一封朱德亲笔信：

<small>兹应贵总司令电约，特派潘健行、何长工两君为代表前来寻乌与贵代表幼敏、宗盛两先生协商一切，予接洽照拂为感！</small>

信中的“潘健行”，就是潘汉年。

一年前，潘汉年曾受毛泽东、洛甫之命，和吴亮平一起与十九路军秘密谈判，签订联合反蒋抗日的协定。蒋光鼐、蔡延锴希望共产党支持他们。遗憾的是王明“左”倾路线的领导者既不懂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同盟者，又完全听命于共产国际顾问的指令。当首席军事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表示反对时，便失信违约，坐失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战机，使得蒋介石在镇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之后，得以从容地调转枪口，重新集中力量进攻中共根据地，造成现在这种危机的局面。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此次谈判能否成功，潘汉年心里在默默地祈祷着：但愿不虚此行。

第二天，谈判在何长工、潘汉年住的小洋楼二楼一间不大的会议室进行。

旅长严应鱼深知事关重大，专门派旅参谋长兼军法处处长韩宗盛负责接待和保卫工作。为了加强警卫，严旅长还将站岗的士兵一律换上了与自己最亲近的客家子弟。

谈判在秘密而紧张地进行着。何长工、潘汉年遵照周恩来、朱德的指示，沉着勇敢，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同陈济棠的代表就停止作战、解除封锁、恢复贸易、恢复通讯联络、互通情报及抗日反蒋等事项都进行了反复商谈，双方都各自提出了建议和条件。

经过三天三夜的谈判，终于达成了五项协议：1.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2.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3.解除封锁；4.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5.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四十华里，让红军通过。红军只借道西行，保证不入广东腹地。红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

当谈判进入到逐条确定时，周恩来通过红军总部电台向粤军电台发来了事先商定的密语电报：“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何长工看了密电，心头不觉一惊。因为他知道，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瞎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终于遭到失败，红军很快就要进行战略转移了。但是，沉重、愤恨、痛切的情绪在谈判桌上却不能流露丝毫。

尽管如此，粤军代表还是敏感地问道：“你们是否要远走高飞了？”

何长工反应极快，马上口气平静而婉转地回答说：“不是的。这是说谈判成功了，和平鸽上天了！”

对方代表见何长工镇定自若，对答如流，听起来又合情合理，也就不再言语了。

何长工、潘汉年有些坐不住了。待五条一确定，目的已达到，便马上结束谈判，心急火燎地赶往会昌。

可还是迟了一步。中革军委已从瑞金转移到于都去了。周恩来特地派人在此等候，并留下一张条子：长工同志，我在于都等你们。

于是，何长工、潘汉年又马不停蹄地赶至于都，向周恩来详细汇报了谈判情况。周恩来得知谈判成功，达成了五项协议，异常高兴。他格外有力地握住何长工、潘汉年的手说：“这次谈判谈得很好，将对我们红军、中央机关的突围转移起到重大作用。也就是说，将使中央正式确定长征开始的时间和突围的方向。”

战情的发展，正如周恩来所言。

10月中旬，红军开始向赣粤边进行战略转移，选择了蒋介石自认的“不利之路”，这是蒋介石事先连做梦都未想到的。9月底，蒋介石即因认定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胜利在望而洋洋自得，并于10月5日偕同宋美龄放心地从庐山到华北、西北，兜售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方针。未料，不出一星期便接到南昌行营报来红军主力有突围迹象，且前锋已过信丰江的紧急情报。

蒋介石再也坐不住了，撇下宋美龄便匆匆赶回南昌，立即召集他的幕僚研究对策。蒋介石想当然地判断红军的行动方向定会从赣南入湘南或入湘南后出鄂皖苏区再北进，于是便急速调兵遣将，将阻止红军西进和北上的重点放在湖南。

谁料，红军早有“借道”之约，偏偏选择了广东作为突破口。

蒋介石更未料到的是，奉命进剿的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竟“私下通共”，与红军达成了一项又一项协议，并将这一项项协议传达到前线少将以上高级将领。同时，严令各部“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敌不向我出击不准开枪”。

从而，使红军不费吹灰之力，便于10月21日顺利突破了蒋介石布置的第一道封锁线，进入粤北南雄境内。

蒋介石得知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大为震惊。蒋急令南昌行营电令粤军陈济棠、湘军何键两部火速出兵，在湘粤边之汝城、仁化至乐昌间设置第二道封锁线，予以阻截。下令江西、湖南境内所有航空队全体出动，协同作战，妄图把红军堵截在第二、第三道封锁线内，予以全歼。

这时，陈济棠令北区绥靖主任、韶关战区司令官李汉魂率独立第三师、独立警卫旅等部到仁化、乐昌、汝城附近设防。

李汉魂向部下下达任务时称：陈总司令已同共党达成了协议，互不侵犯。

共党只借道，不犯我广东境内。我方保证不截击。在粤湘、粤赣边境上划定通道为红军经过路线。

李汉魂郑重告诫警卫旅：仁化一线，为我军前哨，估计红军大部要通过你旅防区。跟共党打仗好办，但要做到完全不接触，很不容易。因此，你们要加倍小心，一定要认真执行协议。同共党谈判之事，不必下传。敌不向我射击，我不开枪；敌不向我袭击，我不出击，要作为战场纪律执行。

独立第三师、警卫旅各部抵达乐昌、仁化一线后，主力布于百顺、二塘一线之南。警卫旅少将副旅长黄国梁还把一些平日憎恨共产党的军官留在韶关，不让他们上前线。

红军进入广东境内后，认真执行谈判协议，不入广东腹地，只沿粤、湘、赣边西进，于11月8日和15日未遇粤军顽强阻截即通过第二道、第三道封锁线。

蒋介石的计划又一次落空了。

蒋介石的计划一次次遭落空，部署一次次被打乱，终于察觉到陈济棠企图保存实力，不禁大为恼怒，急令手下发去一封责电，措辞甚是严厉：“此次按兵不动，任由共匪西窜，不予截击，贻我国民革命军以千秋万世之污点。着即集中兵力二十七个团，位于蓝山、嘉禾、临武之间堵截，以赎前衍。否则，本委员长执法以绳。”

陈济棠惟恐日后难以向蒋“交帐”，迅速销毁了与红军谈判的所有文件，乃令叶肇、李汉魂、李振球等师，分头沿乐昌唐村、坪石尾追红军入湘。

可是，此时红军西去已远矣。

第九章 出征者与留守者的生离死别 1、瞿秋白能走乎？毛泽东爱莫能助

1934年9月初，中央苏区四周除南线形势较为平缓外，东、西、北三线战况则更加惨烈。

敌加速南下，前线坏消息一个接一个飞报而来。

情况已万分危急，突围转移的秘密工作进入了最紧张的阶段：确定干部的走、留名单。

谁走？谁留？中央高级干部的名单基本上由博古圈定。

当瞿秋白的名字被博古圈入留守者之列时，张闻天希望博古再郑重考虑一下，但博古坚持已见，并理由十足地说：“瞿秋白正患肺病，身体很差，怎么能长途行军呢？”

听起来合情合理。其实，当时身体有病或重病的又岂止瞿秋白一人呢？

像邓颖超、王稼祥，还有董必武、徐特立等年高体弱的同志，不都参加了长征并安全到了陕北吗？

这完全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一伙的宗派思想在作祟。瞿秋白曾因反对王明、博古一伙的宗派活动而蒙受打击，并一直受到他们的歧视和不信任。特别是1933年9月22日，中共临时中央作出的《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更是对瞿秋白新的沉重一击。

决定指出：“根据狄康同志最近在《斗争》上新发表的几篇文章，中央认为狄康同志实犯了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的错误……中央认为各级党部对于狄康同志的机会主义错误，应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

狄康即瞿秋白。他原名瞿船，1899年1月29日出生于江苏常洲。1919年在北京俄文专修馆读书时参加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是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领导成员。1920年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以北京《晨报》记者身份赴苏俄采访考察。其间，曾写出《俄乡纪程》、《赤都心史》、《俄罗斯革命论》等作品及数十篇“旅俄通讯”，并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他是十月革命后第一个直接考察报道新生苏维埃国家各方面情况的中国人。

1922年2月，瞿秋白经同乡张太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1月回国后开始职业革命家的生涯，并很快成为中共一支笔，成为中共中央三家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和《向导》的主要撰稿人。1923年6月，出席中共“三大”，主持起草了党纲。1924年，出席国民党的“一大”，并参与了大会宣言的起草。

文才的显露，影响的扩大，瞿秋白在党内的职务也随之逐年上升。1925年1月，他在中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任中央局委员。1927年4月，中共“五大”时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大革命失败后，主持召开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会后，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实际上成为继陈独秀之后的中共第二任领袖。1927年冬至1928年春，虽犯过“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但他和战友们一道，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为恢复党的战斗力，开辟革命的新时期建立了巨大的功勋。

1930年9月，同周恩来等一起，主持召开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和停止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全党的执行。但是，在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他却受到比李立三更“左”的王明等人的无情打击，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此后，在上海同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

1933年，上海日益吃紧，国民党中央特派员史济美（化名马绍武）坐镇上海，以侦破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机关为行动目标，设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的行动日见艰难，就连鲁迅也受到中统特务的严密监视。

在此情况下，党中央电令瞿秋白离开上海，转移苏区。

1934年1月上旬，瞿秋白化装为医生，沿着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于2月5日到达瑞金。当时，“二苏大”刚刚开过，他一到就担起了教育部部长的重任。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他同教育部副部长徐特立一起，从苏区实际出发，制订出一整套《苏维埃教育法规》，并使之落到实处。

在从事教育工作的同时，瞿秋白还将房间里堆积闲置的书整理上架，办了个中央图书馆。毛泽东告诉他，这些书有些是从各地收上来的，大多数是打漳州时的缴获，费了大劲，一担担挑回到苏区的。

图书馆办起来了，毛泽东是“常客”。他喜欢读鲁迅的书，他最早读的鲁迅作品是1918年5月发表在《新青年》上的白话小说。鲁迅也读过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署名的文章《体育之研究》，此文也发表在《新青年》上。瞿秋白是鲁迅的亲密战友，在上海曾四度避难于鲁迅家。他为《鲁迅杂文选集》写过序言，并得到鲁迅的高度赞赏。鲁迅所书联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即是对瞿秋白的深情表露。

瞿秋白也为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书写过序，序中说：“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他曾称赞，中国有两个“农民运动的王”，那就是彭湃和毛泽东。

相识贵相知。在瞿秋白看来，毛泽东堪称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战友，碰到什么困难，遇到什么问题，或有什么心里话，他总想找毛泽东谈一谈，吐一吐。

长征前，瞿秋白并不知道中央决定突围转移的战略意图，更不知自己是走还是留。直到部队出发前夕，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青山会议”（毛泽东叫的名称）上，宣布政府各部人员留守名单时，瞿秋白才知自己的名字已被决策者们圈入留守者之列。会上，瞿秋白虽有些激动，但没有吭声。会后，他找到毛泽东，希望能和大部队一道行动，并指望毛泽东能出面说说话。

毛泽东能说些什么呢？他的弟弟毛泽覃、弟媳贺怡被留下了，贺子珍年迈的双亲被留下了，亲近他的周以栗、陈正人、阮啸仙、何叔衡、古柏夫妇、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梁柏台夫妇、刘伯坚都被留下了。

他说话的份量、作用又有多大呢？自博古进入中央苏区以来，他亦被排斥在中共高层决策圈之外，他的权力早已被架空了。中央苏区的党、政、军三权，党权已在博古手中；军权李德是“太上皇”；政权，毛泽东虽仍是中央政府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但博古指派张闻天“分管”政府工作，后来又安排张闻天出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由此，毛泽东只是一个徒有虚名的政府首脑了。

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说了。他找到博古，对瞿秋白等一些干部的安排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可是，博古仍然是一点也听不进去。

毛泽东非常惦念着瞿秋白的艰难处境。据聂荣臻回忆，当部队即将出发时，他到瑞金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听我们说到转移，就说‘你们知道了？’我说：‘我们接受任务了。’我们这次去见毛泽东，本想打听一下转移去哪个方向，可是他就谈到这里，不往下谈了，却提议一同去看看瞿秋白同志办的一个图书馆。”

毛泽东提议去看望瞿秋白创办的图书馆，一方面表达了他对瞿秋白在中央根据地艰辛开拓文化教育工作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表示了临行前他对战友的惜别之情。

瞿秋白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他虽然对“左”倾教条主义者不让他参加长征很有意见，但他最后仍然服从了组织的决定。

他送别了主力红军，送别了毛泽东等多年奋斗在一起的革命战友。

不幸的是，这次的送别竟成了永别。

主力红军撤离后，蒋介石调动了十万兵力向瑞金一带进行“清剿”。瑞金周围几百里山区的男女老少在中央苏区分局的领导下武装起来，同敌人展开了顽强的斗争。至1935年初，在瑞金、于都很难再继续坚持下去了，中央分局决定瞿秋白、何叔衡、周月林、张亮等几十人向福建长汀以南的山地转移。

2月24日，在转移途中，瞿秋自不幸在长汀濯田区水口镇被俘。敌人把他解到长汀国民党军三十六师司令部。他化名林其祥，自称是医生。后被叛徒出卖，暴露了身份。敌人把他单独关在一间囚室里，严加看守。他每天写点杂感或诗词，有时刻图章，神态悠闲自若。敌人对他诱降，他说：“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甚，请勿撕破我的历史！”敌人以死威胁，他回答说：“古语云‘朝闻道，夕可死矣’。我不仅闻了共产主义之道，并为它奋斗多年，而且还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为它牺牲奋斗，共产主义总有一天会成功的。我纵然一死，又何足惜哉！”

敌人用尽一切手段，丝毫也不能摇撼瞿秋白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1935年6月18日晨，当敌人出示蒋介石“就地枪决”的电令后，瞿秋白淡然一笑，镇定地说：“一个革命党人很难得一个休息的机会，被捕监禁，不过是暂时的休息。死，才是给他一个安静的长期的休息。我们革命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午餐后，敌人把他押到长汀西门外蛇王宫旁边的一块草坪上，叫他跪下，他严辞拒绝，盘腿挺胸而坐，并点头微笑道：“此地很好！”继而高唱《国际歌》，打破了沉寂之空间。随后，在一排枪声中饮弹洒血，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36岁。当地人民怀着深深的敬意，把他埋葬在西门外罗汉岭盘龙岗的山坡上。

1950年，瞿秋白就义十五周年。为纪念瞿秋白，毛泽东为瞿秋白遗著出版题词：“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著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

1955年，瞿秋白就义二十周年时，党中央把他的遗骨迁葬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第九章 出征者与留守者的生离死别 2、毛泽东的岳父母暝目他乡

转移在即，确信无疑。各机关都在清理文件、器材。人们见面后都在互相打听：你是走还是留？整个苏区笼罩着一片紧张而又神秘的气氛。

9月23日，正好是中秋佳节。贺子珍特叫住在塔下寺村的爸妈做了一桌酒菜，准备请毛泽民、钱希钧及妹妹贺怡、妹夫毛泽覃，连同心爱的小毛，一家人热热闹闹吃顿团圆饭。菜都上桌了，可是一个人也没有到。

贺父贺焕文正哄着小外孙——毛毛在玩耍。

贺焕文是个憨厚老实的读书人，早年当过安福县县长。因替穷人讲了几句好话，办了点好事，被革职。回到永新后，在县衙门当了个“刑门师爷”，替打官司的老百姓写状子。后被一场官司牵连进去，坐了班房。出狱后，看透了尔虞我诈的官场，弃官经商，在永新县城南门租了一个店铺，名曰：“海天春”，开起了茶馆。

小毛是在中央苏区比较安定的环境下生的男孩。这是个奶名，大名叫毛岸红。“岸”字辈：“红”则是生于红区，长大了当红军之意。已经两岁多了。毛泽东受到“左”倾路线排挤时，没有多少事可做，小毛给他带来了很多欢乐。

不一会，毛泽民、钱希钧夫妇俩匆匆赶来了。毛泽民时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国家银行行长，钱希钧亦在银行兼做会计工作。银行与财政、后勤编在十五大队，他俩特来见个面，要贺父贺母多加保重。钱希钧送给贺父贺母一块布料，还给小毛一件夹衣、一包糖果，连饭桌都没碰一下，就走了。

一对前脚走，一对后脚进，毛泽覃、贺怡来了。他们被通知留下坚持斗争。当毛泽覃听说哥哥泽民刚走时，便急着追了出去。

贺子珍急忙叫住，劝他吃了饭再去也不迟。

贺母说：“边吃边谈，菜都凉了。”

贺怡知道贺子珍要走，问：“小毛怎么办？”

贺子珍心情沉重地说：“爸妈年纪大了，随军不便，只有留下。组织上规定不能带孩子，小毛也只能留下，交给妈妈去管吧！”

贺怡赶紧接话：“姐，你们放心，我和泽覃，还有爸妈都在，小毛尽管交给我们。”

“只有这么办了。”贺母应允道。

10月8日，贺子珍接到通知，调卫生部干部休养连，随军转移。

很快就要出发了，时间迫在眉睫。

这时，随着一阵得得的马蹄声，毛泽覃和贺怡来了。贺子珍来不及寒暄，开门见山地说：“我们要走了，小毛就拜托你们了。”

“珍嫂，你们放心，家中诸事我们自会照料的，请你转告哥哥不必挂念！你们自己路上要保重！”毛泽覃这个未到而立之年的红军独立师师长，颇有几分像他哥哥毛泽东，器宇轩昂，也是粗嗓门。

转移就这样开始了。红军离开了他们在过去几年中赖以生存和蓬勃发展的根据地。

贺氏三兄妹，除贺子珍随军远征外，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均留守苏区。

贺敏学在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后，跟随陈毅在赣南坚持游击战争，任红七十一团参谋长、湘粤赣边游击总指挥。其间，在南雄的一次战斗中，队伍被打散，贺敏学负伤被俘。后设法逃了出来，在一老乡家养好伤后，四处寻找部队的下落。他装扮成补鞋匠，挑着担子游街串巷，探听消息。无论他走到哪里，都做群众工作，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国共合作抗日后，贺敏学随赣粤边红军游击队下山编入新四军，在陈毅的领导下，转战在江西、安徽、江苏一带，打击日本侵略者。建国后曾任华东军区防空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党委书记，华东建筑工程局局长，西北建筑工程总局局长、党委书记，福建省副省长等职。

贺怡，原名贺银圆。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与毛泽覃结为伉俪。

1935年4月，毛泽覃在一次战斗中牺牲，贺怡又临近分娩，组织上为了她的安全，决定让她同其父母一起到当时还是根据地的于都一个红军战士家暂避。于是，贺怡领着两位老人在组织的安排下，与原瑞金武阳党支部书记赖芝湖装扮成夫妻，同船下赣州。

船至于都梓山石灰窑下安全停靠后，即与设在梓山附近的红军联络站取得了联系。站长黄跃亮说：“国民党军队已在对岸封锁航道，不能通航，要等候时机再走。”并立即上禾丰办事处汇报了护送情况。

项英、陈毅听了黄跃亮的汇报后，联想到贺怡走时仓促，没有开具组织介绍信，预料这将会带来许多麻烦，便立即派王贤选（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局中央委员会委员长，赣县水西人）携带介绍信赶赴梓山，将信交给贺怡，并转达项英的瞩附：“到赣后可与赣县河西支部取得联系，他们会很好安排你们的。”项英交待完到赣后的任务外，还特别强调说：“胡招娣的真实情况，绝不可外传，若他人问及，只说是同事的家属。这应作纪律对待，切记。”

“胡招娣”即贺怡当时的化名。到达赣州的第二天，先由党员刘家发到水西去联系，找到王贤选的胞弟王木生，再经王木生与河西支部取得联系，找到河西党支部负责人何三苟，商妥接待等事项。

贺怡装扮成一老妪，身穿大面襟布衫，头扎包巾，在约定地点与何三苟相见。交谈中间清情况后，贺怡方出示介绍信。

在何三苟、王木生的陪同下，贺怡一行沿河直下，很快就到了王木生家。

贺父贺母隔日相继上岸，来到水西王家，暂且住下。

约一星期后，贺怡召请王、何前来商量。她说：“三个外乡人长居于此，会使外人生疑，要另想办法，找个较隐蔽的地方。”

何三苟说：“我有一位叔母，名叫李金友，为人忠厚老实可靠，大家习惯叫她毛笃姆姆，曾在九江为人做保姆多年，无儿无女，夫死年老归里，可否拜她为干娘，就说在九江结识的干女儿，以携亲生父母来赣探亲为由，可久居于她家。”

贺怡思忖再三，同意照办。于是何三苟就领着叔母来到王家与“胡招娣”相见。经过一番寒暄，贺怡认为尚好，从此，贺怡就拜李为干娘。贺家三人即搬至水西石人前村居住。

在水西，在一片白色恐怖，而且是同上级党断绝联系的情况下，贺怡挺身而出，整顿党的组织，坚持地下工作。从1936年起的一年多时间里，水西各村先后发展党员近三十人，建立了十一个党支部，并成立了中共水西区委会。

贺怡常以“闺女”身份深入山坑指导斗争。长而久之，当地的几位长老，见贺家三人清苦伶仃，便产生了“恻隐”之心，提出要替“闺女”作媒，牵线联姻。迫不得已，贺怡只好借故迁居，搬到水西岗边排村的宝经堂，落住于庙内空间的僧房里。庙内有位罗斋公，信佛，不问政治，为人老实。贺父贺母也吃斋信佛。就因势利导，搞些朝神拜佛的活动，热热闹闹，掩人耳目，一直隐蔽到1937年7月。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8月间，项英、陈毅等同志，根据中央指示，来到赣州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下榻于赣州城内中华大旅社第二号房间。谈判的消息登载在赣南《民国日报》上。贺怡闻讯，欣喜若狂，好似重见天日，旋即赶至赣州中华大旅社。

陈毅会见了她，并听取了她的“贺氏三迁”及组织发展工作汇报，非常赞赏。以后，贺怡往来于南昌、吉安、广州、韶关等地，出生入死做党的地下工作。

1940年6月31日，贺怡在韶关被特务逮捕。被捕时，她宁死也不愿落入敌人魔掌，急吞下一个金戒指以图自尽，结果倍受痛苦又遭敌酷刑，胃部严重下垂，身体受到了极大摧残。当时，正值国共两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出面与顾祝同谈判，用国民党高级战俘换回了贺怡。

出狱后，贺怡来到延安，住进了医院。医生说，必须尽快动手术，把金戒指取出。按规定，手术前须有亲属签字，可当时贺怡身边并无亲人。毛泽东去看望了她，并说：“为了贺怡同志能够多工作几年，这几个字我来签吧！”

于是，提笔在手术单上写下了“毛泽东”三个字。这张充满了兄长厚爱的手术单，贺怡曾珍藏多年。

术后，贺怡的胃只剩下三分之一，人瘦得只有八十多斤，但她仍不倦地工作着。

贺氏父母在贺怡离开于都后，因年老体弱，不能随女奔波，但在当地人面熟悉，相处亲近，便留在岗边排村。

1938年2月，贺父因病去世，葬于原住宅附近的后山上。项英、陈毅、杨尚奎等同志在油山得悉噩耗，因公务未能亲临吊唁，便各凑了一百银元作为丧葬之用。1984年清明节，贺敏学曾来扫墓，缅怀父亲。

贺父去世后，贺母孑然一身，甚觉凄苦。组织上把她送到延安，想让她同贺子珍一道生活。不料，她抵延安时，贺子珍已经到苏联养病去了。毛泽东对她很关心，亲自照料她的生活。不久，贺母病逝于延安，又是毛泽东把她安葬的，还为她立了一块石碑。

第九章 出征者与留守者的生离死别 3、邓颖超母亲落入敌手

1940年旧历十一月十八日清晨，天空低沉，浓雾笼罩着山城——重庆。

往日繁忙而紧张的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肃穆。

在红岩嘴路上，一群人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去赴杨振德女士的葬仪。

杨振德，曾用名宝峰、梦醒。人们怀念她，不仅因为她向人民奉献了自己全部的身心和热力，还因为她无私地培养并向人民革命事业奉献了一个真正的好女儿——中国革命的女杰邓颖超同志。邓颖超每当回忆起母亲时说：“我妈妈是一位平凡的妇女，慈祥的母亲，她的一生是很曲折坎坷流离的一生。她具有独特的性格，反对一切封建习俗，追求进步，向往大同世界，有助人为乐的精神。自强自立，勤奋阅读，深研医术。她对我的教育和影响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

1876年，杨振德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一个仕宦家庭。幼时就酷爱读书，祖父因吃错中药致死，父母便希望她学习中医，既可为己，又可救人。到了青年时期，她进入社会，奋发钻研医学，渐渐地能够给人医病，并以此作为自己谋生自立的手段。后随着家业的破产，父亲在长沙流离失业，举家来到广西。不久，父母先后去世。从此，杨振德只身一人，孤寂地走进了无依无靠的社会，步入了一条布满荆棘、风雨飘摇的独立奋斗的人生之路。

1901年，25岁的杨振德与一位死了妻子、有三个儿子的广西武官邓庭忠结了婚。邓庭忠时任广西南宁镇台（相当于现在的军分区司令），杨振德作了镇台夫人。但她清醒地知道，上等的荣华富贵和有权势的丈夫都是靠不住的，最可靠的是自己。

1904年，振德生下一女，取名邓玉爱，学名文淑。这是她的独生女。

文淑3岁时，父亲因与上司关系不好，以回家扫墓为由，自行离职，到云南昆明另谋了一份差事。谁知被人向朝廷告发，说他犯有欺君之罪，结果被流放到新疆三年。

朝廷是不可违抗的，诏书一到，就得启程。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杨振德不能带着年幼的女儿随夫充军。她强忍悲痛，将所有的首饰衣物变卖成二百两白银，给丈夫作盘缠。谁知从此便与丈夫永别了。

丈夫的死，她感到无限哀伤，并第一次在女儿面前哭了。

为了母女的生存，为了把爱女抚养成人，她横下一条心：纵使千辛万苦，也要自食其力；任凭风吹浪打，也要宁折不弯。她要带着女儿文淑走一条中国人应走的路。

文淑即邓颖超，她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在天津女师读书时，正值五四运动爆发，她和周恩来等领导了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她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年龄最小的会员，当时只有15岁。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天津最早的团员之一。1925年初转为中共党员。

女儿的出类拔萃，做母亲的感到由衷的快慰。杨振德再也不是一位孤独漂泊中的迷茫寡母，像她的女儿邓颖超一样，她已经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拴在了人民革命的战车上。

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四处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邓颖超已无法在广州立足。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母女二人登上了赴上海的轮船。

到上海后，周恩来、邓颖超的工作一度转入地下，杨振德便在党的地下秘密工作机关安了一个伪装的家，以行医为名，掩护党的工作。后党的地下工作机关几度遭到破坏，她严守党的纪律，几经转移，躲避敌人的盯梢和搜捕。直到1934年5月间，党组织才把她接到中央苏区。

在中央苏区工作时，杨振德到红军总司令部当了一名医生，她给战士们治病，有时还亲自熬药。她为同志们日夜操劳，大家都被她那公而忘私，将个人溶于集体之中的精神深深地感动。

1934年9月，主力红军准备突围，组织上决定让杨振德等同志向地方转移。10月10日，邓颖超随着浩浩荡荡的队伍出发了，母女二人依依惜别，但谁也没有掉一滴眼泪，只是在心里默默地互相祝愿。她们不知道何时还会团聚，但彼此都深知将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

转移途中，杨振德不幸于南昌附近被俘。押至南昌不久，反动派很快把杨振德送到了九江感化院（即反省院）。当时，邓颖超并不知道母亲的下落，直到1936年长征胜利结束，才从一张报纸上看到母亲被捕的消息。那时在陕北根据地无从打听情况，西安事变后，才从白区来的同志那里得知母亲同许多同志一道，如陈潭秋的爱人及古柏的妻子曾碧漪等被关押在九江感化院里。

在三年的拘禁生活中，杨振德时刻关心着红军的命运，对革命前途一往情深，一片丹心。敌人对她软硬兼施，丝毫也不能动摇她的革命信念。在狱中，她还不忘宣传革命，对顾祝同派来的年轻看守讲革命道理，鼓励青年多读鲁迅的书。当谈到在中央苏区的感受时，她说：“你们没到过苏区、没有亲眼看见他们的革命行动，当然百闻不如一见。他们那种艰苦斗争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气概简直把个人一切生死安危置之度外。他们在那种被围困着的环境下，能上下团结，与士兵同甘苦，战士们深明大义，知道闹革命是为了救国救民……”她还怀着钦佩的心情说：“像我女儿邓颖超现在那样的革命行动，简直和当年求学时代，大不相同，我真佩服他们。为了革命，经受那么多艰难困苦，吃的是粗米淡饭，无油缺盐；穿的是粗布破衣、麻草鞋，骑马奔驰在那崎岖不平的山林道路上，简直不顾个人的一切生死安危……”

杨振德无限深情地赞颂那些革命战士，她自己亦以同样豪壮的气概和行动，鼓舞着监禁中的难友们。

在感化院，不管敌人怎么审问，她都镇定自若，不失气节。反动派劝她给周恩来、邓颖超写信，让他们不要再当共产党，杨振德义正词严地说：“儿女之事，如今老人怎么管得了？蒋委员长的儿子不是也参加了苏联共青团，他不是也管不了他的儿子吗？”

1937年，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双方谈判时，提出释放被捕的政治犯，但需要有人出保。杨振德不愿连累别人，对敌人说：“我无亲无故，没人出保，你们要放就放，不放就算！”直到感化院解散，她才最后一个被放出来。

1937年6月初，周恩来与蒋介石谈判，得知岳母出狱后住在九江一个尼姑庵里，即去看她，并将这个消息写信告诉了正在北京西山养病的邓颖超。

以后，侵华日军进逼九江，占领了芜湖，人们纷纷逃难，党组织想方设法把杨振德接到了武汉。那时，邓颖超已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

一天，邓颖超开会回来，传达室的同志告诉她：“你母亲来了，在你的房子里。”

邓颖超惊喜异常，一口气跑到房间，见母亲安详地坐在办公桌前的圆椅上。久别重逢，母女二人紧握双手，不知说什么好，激动的泪花在眼前闪动。

1939年，武汉形势日趋紧张，杨振德同武汉的工作人员一道撤退转移，几经周折，于1940年到达重庆，住在红岩村。

几十年的奔波、劳累，杨振德——杨老妈妈的身体已愈来愈衰弱了，加上环境的险恶，老人家经不住折腾，终于病倒了。她高烧不退，却又不让相距里许的女儿知道。

一天，女儿去看她，她拉着女儿的手说：“小超，我要去‘老家’了，你不要难过啊！”

邓颖超知道母亲危在旦夕，心情十分悲痛。经与组织商议，决定把母亲接回办事处来住。当警卫战士们用椅子抬着她回办事处，问她感觉怎样时，她连连说，空气真好！

她高兴极了！她的一生曲折坎坷，东奔西跑四海为家，没有家庭生活，这一回，她能在革命的大家庭中，在亲人们的爱抚中死去，她感到由衷的快慰。

在重庆工作过的许多同志，都知道周恩来同邓颖超的母亲之间，有着一种特殊的真挚的感情。岳母的去世，周恩来无比哀伤，他站在不断流泪的邓颖超身边，站在杨老妈妈的遗体前默哀了很久很久，虽然没有说一句话，但在场的同志看着这一切，都不由地落下泪来。后来，周恩来还对美国著名记者李勃曼专门介绍了自己的岳母，予以很高评价。

在办事处的小楼里，悼念祭礼在极其浓重的悲壮气氛中举行。追悼会上，熊瑾玎代表办事处同志致祭文：邓母志洁行芳，思想前进，性情刚强。早入社会，艰苦备尝；自食其力，毋怠毋荒，或执教鞭，或施岐黄，稍有所得，不敢或藏。抚女入学，教女有方，引女自立，训女周详。救援志土，尽力相将。追随革命，曾坐监房。不惧威胁，不畏风霜，法庭传讯，慷慨激昂。意志坚决，孤处浔阳，江西迎迓，欢跃无疆。日寇来袭，虽老不慌，关心国事，无日或忘。方期寇败，得睹安康，岂料一疾，遽尔云亡。回溯往昔，悲痛异常。爰备花果，敬献灵旁。呜呼哀哉尚飨！

这悲切豪迈的悼词，概述了杨振德坚毅奋进，高风亮节的一生，寄托了革命同志对杨振德——杨老妈妈的无限敬佩和深深的怀念。

追掉会之后，一百多人的长队，在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的带领下，随灵柩朝重庆小龙坎伏园寺葬地哀进。

1958年11月，遵照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嘱托，将周恩来父亲的遗骨和邓颖超母亲的遗骨火化并就近深葬。

1984年6月11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又将杨振德的骨灰迁葬于红岩公墓，以志纪念。

第九章 出征者与留守者的生离死别 4、刘伯坚摆酒送剑英

1934年10月18日，暮色苍茫。在惨淡的月光映照下，宽阔的于都河面上架起一座座长长的浮桥。浮桥上，军委“红星”纵队的队伍，正在源源不断地通过。纷沓的脚步、散乱的马蹄踏踩得它发出“扎扎”的声响。河岸边，有着数不清的火把，数不清的人。苏区的父老乡亲们从四面八方涌到渡口，不停地挥手，不停地呼喊，为出征的亲人们祝福送行。有的送茶水，有的送草鞋、斗笠，有的帮着挑担，有的往战士怀里塞鸡蛋，有的则高唱《十送红军》等欢送红军出征的歌曲。

随着涌动的队伍，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好不容易挤到“红星”纵队司令员叶剑英跟前，两位多年战斗在一起的战友，紧握双手，依依惜别，热泪盈眶。

1962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叶剑英回想起当年出征时的悲壮场面，为怀念刘伯坚于都河边热情相送的感人情景，慨然命笔，赋诗一首：

<small>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于都溅溅鸣。</small>

<small>梁上伯坚来击筑，荆卿豪气渐离情。</small>

刘伯坚，四川巴中（今平昌）人。曾留学法国、比利时、苏联。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的早期党员。1930年回国后，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任中央军委秘书长。1931年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任苏区工农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同年12月，在策动宁都起义后，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是红军卓越的政治工作者。叶剑英非常了解刘伯坚。

早在苏联留学时，他们就已相识。回国后，又一起在中央军委工作。当时，一个任军委总参谋部部长，一个任军委秘书长。同志又同事，使之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情。

1934年5月17日，根据中革军委命令设立赣南军区，下辖第一、二两个作战分区和信康、南雄两个游击区。刘伯坚出任军区政治部主任，并被“左”倾领导者指令留守苏区坚持游击战争。

军区政治部驻扎在于都附近的黎板桥，担负着于都河的架桥任务。对于工作，刘伯坚没有二话，为了护送主力红军渡过于都河，他每天来到架桥工地，筹划着架桥和后勤支援等事宜。但对于留守，他的心情是闷郁的。

他很想和主力红军一道远征，也希望有人能替他说说话，争取争取。

他首先想到了叶剑英。叶剑英时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他的话应该是起作用的。

刘伯坚对叶剑英说：“你是军委四局局长，主管训练、人事工作，请求你向军委反映我的要求，我还是随主力红军走吧！”

叶剑英很同情刘伯坚。他知道，伯坚在苏联留学时，曾顶撞过王明、博古等人。博古到苏区不久，便将伯坚调离了红五军团，这次将伯坚留下，又是博古亲自圈定的。他更知道博古一惯刚愎自用，听不进良言，善用“无情打击”之手段。

但是，不管怎样，于情于理于道义，叶剑英还是向博古转达了刘伯坚的请求，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不出所料，博古一听，立刻将脸拉得老长：“那怎么行？留下刘伯坚是中央的决定。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不留下，地方工作谁来做，根据地的游击战争怎么开展？”

叶剑英知道多说无益，一转身，默然而去。

刘伯坚似乎早就料到结果，他准备了一桌酒菜，有鱼有肉，还有几样新鲜蔬菜，这在当时已经是很丰盛的了。两位老战友把酒问盏，相对而坐。他们为中央苏区即将沦陷而痛心，为党内“左”倾错误继续推行而担忧，为分离后的前景而挂虑。什么话都讲过，又好像什么话都没有说，三番四复地相互祝愿，总觉言犹来尽。因为他们知道，留下来固然生死难卜，但随军远征同样是艰险重重，要冒很大风险。

主力红军转移后，几十万国民党大军猛扑过来，中央苏区的形势急剧恶化。1935年2月，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赣南省委机关、部队被敌人围困在狭小的于都南部山区，陷入非常严重的危险境地。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央分局决定分路突围。

刘伯坚被安排在最后一批行动。3月3日午后，赣南省党政军机关和独立六团开始突围。当时的领导分工是：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和少共书记陈丕显率领前卫部队先突围，省委书记阮啸仙和刘伯坚在后随机关前进。突围战打得艰苦激烈。由于敌众我寡，苦战了一天一夜，蔡会文等冲突了重围，阮啸仙壮烈牺牲。

4日上午，刘伯坚在战斗中左腿负伤，不幸落入敌手。

次日，敌人把他押至信丰小汾——粤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部。此前，蒋介石曾以五万光洋悬赏“缉拿”共产党留下坚持战斗的军政领导，并将项英、陈毅、刘伯坚等重要人物的照片发到官兵手中。因此，刘伯坚被俘后，即被敌人认出。

敌团长假惺惺地说：“刘先生，你的一切我们都弄清楚了。眼下你可要顺潮流，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以你这样的才华，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只要你暂时办个脱党手续，便可得到自由和重用，再不要去为什么共产主义冒这么大危险，去作那种无谓的牺牲了。”

刘伯坚听后，哈哈大笑起来。说道：“我干革命就是顺应历史潮流，共产主义事业必定胜利，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扭转的历史潮流。我们共产党人干革命从来就没有想过怕危险怕死。没有危险就没有革命；没有牺牲就没有工农大众的解放！”

敌团长听后，摇摇头惶恐地走了。

3月9日，刘伯坚被解往粤军第一军军部大庾（今大余县），囚禁在大庾监狱。

刘伯坚从被捕的那天起，就自知必死无疑。在狱中，他念念不忘突围的同志和长征远去的战友：陈毅和同志们是否顺利地到达梅关？战略转移的战友们是否一路顺利？王明“左”倾路线还要统治多久？

3月19日夜，月明风清，牢门深锁，一抹苍白的月色透射在牢房外的高墙上，反映铁窗一片虚白。面对这难得的狱中月夜，刘伯坚辗转床间，想起自己再也不能与同志们一起并肩战斗了，他感情迸发，侧身坐起，借着这朦胧的月光，慨然命笔，写了一首七绝《狱中月夜》：空负梅关团圆月，囚门深锁窥不得；夜半皎皎上东墙，反映铁窗皆虚白。

3月21日，敌人终于对刘伯坚下毒手了。临刑前，敌人问他还有什么后事要办。

刘伯坚说：“有！第一，我要写封家信，交代我的子孙后代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第二，我死之后要把我葬在梅关。”

“为什么要葬在梅关？”敌人问道。

“葬在梅关站得高望得远，使我死后也能看到革命的烈火到处燃烧！”

敌人摇头叹气道：“刘伯坚这个人，死到临头还这么硬。”只好给了他纸和笔。

刘伯坚稍加思索，挥笔疾书，写下了临刑前两封动人心魄的家书。一封是给凤笙大嫂的，另一封是给他尚在闽西山区坚持敌后斗争的亲密战友、革命伴侣王叔振的。信中说：

<small>我的绝命书及遗嘱，你必能见着，我直寄陕西风笙大嫂及五、六诸兄嫂。</small>

<small>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尽一切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的革命事业。</small>

<small>12时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small>

这封信经过反复辗转，终于得以保存下来。信中文笔流畅，字迹潇洒，正气凛然。

宋任穷后来深有感触地说：“刘伯坚真是了不起，快要上刑场了，还那样镇定自若地写家书，信上的字迹和笔划，跟平时一模一样，一点都没有变，真称得上是一个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员。”

遗憾的是王叔振最终都未能读到此信。刘伯坚殉难不久，她亦不幸去世。

信中提到的三个孩子——虎（生）、豹（生）、熊（生）曾寄养在赣南老百姓家里，1936年底，由烈士的亲属找到后转交给正在西安与蒋介石谈判的周恩来。谈判结束后，周恩来将烈士之子带回延安，由陈云、李富春同志抚养长大，后又送苏联留学。

第九章 出征者与留守者的生离死别 5、林伯渠赋诗别叔衡

主力红军就要西征了。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次出发，不是一次短时期短距离的行动，很可能要长时期地分别。共同的战斗生活，深厚的阶级感情，一旦要分开，都感到依依惜别，难舍难分。走的和留的同志都想在分别前各自为对方做点什么事，或留下点纪念的东西。

中共创始人之一、党的“一大”代表何叔衡，因为不被“左”倾领导者喜欢，被留下了。

何叔衡是迫切希望随军远征的。当他在《红色中华》上看到张闻天的文章《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后，感觉到主力红军有转移的可能，他就在和董必武的闲谈中，谈到了愿意随军转移的愿望。那时他和董必武在同一机关工作，有一天，他这样问董必武：“假如红军主力移动，你愿意留在这里还是愿意随军去？”

“若有可能，我愿意随军去。”董必武回答。

“红军跑起路来飞快，你跑得么？”

“一天跑六十里毫无问题，八十里也勉强，跑一百里怕有点困难。这是我进苏区来时所经历过的，”

“我跑路要比你强一点。我准备了两双很结实的草鞋，你有点什么准备没有呢？”

“你跑路当然比我强，我只准备了一双新草鞋，脚上穿的还有半新。”

尽管何叔衡准备了两双结实的草鞋，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名字被决策者们圈入了留守者之列。

“左”倾领导者为什么不喜欢何叔衡？何叔衡和“左”倾路线有什么原则分歧？

最主要的就是何叔衡敢于坚持真理，公开抵制“左”倾错误路线，尤其是“左”的肃反路线。

何叔衡的公开抵制及一次次“不听话”行为，“左”倾路线的领导者和执行者显然不会放过。

1933年初，“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下的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苏区。他们为了打击毛泽东在人民群众和地方组织中的威信，错误地开展了所谓的反罗明路线的斗争。

不出所料，反“罗明路线”由地方而中央政府机关，何叔衡亦被作为“罗明路线的另一种倾向”接二连三地遭到批判和打击。到1934年初，又被撤掉一切领导职务。长征前，在讨论决定谁走谁留名单时，尽管毛泽东希望何叔衡和瞿秋白等能一道随军出发，且何叔衡又作了行动的准备，但由于“左”倾领导者不同意，何叔衡和瞿秋白等最终还是被留下了来。

何叔衡是个极重感情的人，毛泽东曾经说过“何胡子是一堆感情”。当他知道自己被留下后，特到集市上买了点肉、鱼，杀了只自养的鸡，还准备了清酒、花生，在梅坑设便宴与好友们告别。大家心情都十分沉重。午饭后，何叔衡将自己的两双草鞋送给了远征的战友。他还用马亲自将谢觉哉送回住地叶坪，并将自使用多年的怀表和小钢刀赠送给谢觉哉留作纪念。

当天晚上，何叔衡又备了一壶清酒，一碟花生米，请来即将远征的老战友林伯渠。二人促膝对酌，彻夜畅谈，互道珍重。临别时，何叔衡又脱下身上一件女儿何实山特地为他织的毛线衣，慷慨送给林伯渠。

林伯渠，又名林祖涵。早年参加同盟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确定三大政策，作出过重大贡献。

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财政委员会主席。1928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何叔衡、徐特立、吴玉章、董必武等编在特别班。1932年回国后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和财政部部长，是党内一位很有威望的老同志。

面对何叔衡的真挚情意，林伯渠感动不已，当即赋《别梅坑》诗一首：

<small>共同事业尚艰辛，清酒盈樽喜对倾。</small>

<small>敢为叶坪养政法，欣然沙坝搞财经。</small>

<small>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small>

<small>赠我绨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small>

没料到，二老梅坑这次相聚，竟成永别。

红军西征后，根据地很快沦陷，何叔衡和其他同志处在极其艰难困苦的处境中。1945年2月，何叔衡的老友李六如在致谢觉哉的信中真实地再现了何叔衡等同志坚持斗争的情景：

叔衡同志于三五年苏区沦为游击区时，随队伍住在江西于都县公馆乡一短时期。党派他帮助该乡政府作动员工作，他每天扶一根拐杖，朝出晚归，虽很辛苦，但却无半点怨言。已近60的老人，还派这种工作给他，我们当时虽不敢说，心里是很难过的。最令人痛心的就在该乡派他同秋白、张亮、周月林出白区时，脚上没有鞋子穿（穿一双破鞋子）。

当动身的头晚来问我：“六如，你有鞋子么？”话犹未了，眼眶就红而湿了。

我随即把江口贸易局局长陈祥生送的一双灰色新胶鞋给他，他长叹一声：“唉！六如，不料我这副老骨头，还要送到白区去啊！”

1935年2月，何叔衡等在从江西转移福建途中，不幸被敌人包围。张鼎丞曾听邓子恢讲过，他们在福建某处渡河时，敌人追来了，何老头跑不动，邓子恢扶着他也跑不动。他怕邓一同牺牲，定要邓跑，并责邓：“你快跑，莫连累了，我没办法，只有为共产党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何叔衡就这样牺牲了，时年59岁。他的不幸遇难，引起了许多同志的悲愤。他的老战友董必武在长征到达陕北后，得知其确已牺牲的消息时，以无比悲痛的心情说：“在中央苏区，因叔衡、特立、觉哉、伯渠和我五个人年龄稍大，诸同志都称我们为‘五老’。出发时，我与特立、觉哉、伯渠等，都随着红军移动，经历了千山万水，苦雨凄风，飞机轰炸过无数次，敌人扫袭过无数次，苗山蛮荒的绝地，草地雪山的露营，没有阻碍住我们，我们都随着大军到达了目的地。只有叔衡同志留在苏区，落到了反革命手中，竟成了他们的牺牲品，这是怎样的令人悲愤的事啊！叔衡同志的肉体被消灭了，他的精神不死，现在有几十万、几百万的人踏着他的血迹前进纪念着他。他个人死了，他在千万人的心坎上还活着。”

第十章 红旗，一面面倒在血泊中 1、江西军区司令员饮弹沙场

1934年10月26日的傍晚，秋风瑟瑟，寒气袭人。

在博生县（今宁都县）西甲村的一所简陋的小房子里，聚拢着几条十分精干而又略显疲惫的壮年汉子。居中的那位个头颀长，体态匀称，脸部清瘦，目光有神他名叫曾山，系中共江西省委代理书记兼军区政委。在他旁边落座着一位身材高大，脸膛方正，体格健壮的汉子，他就是刚上任不满两个月的江西军区司令员李赐凡，依次下来分别是省苏主席刘启耀，省委组织部长刘球贤，省苏政治保卫局局长娄梦侠。

原来，江西省党政军领导正聚集于此召开军政工作会议，研究部署全省部队的行动方向和行动计划。

曾山表情严肃，他一字一顿地说：“同志们，当前斗争形势十分严峻，我们必须研究出一个灵活、机动的应变计划，才能使部队生存下去。”

对于形势，在此前不久，在座的诸位并非个个都十分清楚。就连当时的中央高层领导中的部分同志，乃至曾山本人也都认识不清。然而，经过半个月来的战斗，危险的局势已十分清晰可见了：10月上旬，敌军在西、南两路猛烈进攻以后，又在东、北两路加紧了对苏区的合围，企图实现对苏区红军的围歼；10月7日，中革军委根据中央决定，及时命令各地方部队接替红军主力的防御任务，将一、三、五、八、九五个军团从阵地上撤离，向瑞金、干部、会昌、长汀、兴国集中；10月10日晚，中共临时中央、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率领五个军团和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部队共八万七千余人，向湘西实行战略大转移。

主力红军战略转移以后，国民党北路军陈诚、罗卓英部队以第八、十四、九十四、九十八四个师的兵力“清剿”江西军区。

这样一来，江西省委、江西军区面临着很大的压力。苏区已基本失陷，江西军区部队只能在西北线的公略、万泰、龙冈、宜黄、洛口和永丰一带进行游击，而中心区域更只剩下了博生县的西北边缘的永丰、乐安南部以及兴国东北和吉水南部山区等小三角区。

10月26日这天，宁都失陷，江西省委、省苏、江西军区及所属部队由军区司令员李赐凡、政委曾山率领来到了博生县安福地区，并在此召开党政工作会议。

在分析清楚了当前紧张的形势之后，会议统一了认识，最后，曾山、李赐凡决定：进一步整顿党政武装组织，肃清部队中的不稳分子，提高军队战斗力；发动群众，坚壁清野，尽量储备粮食，以备长期艰苦斗争之需。更为重要的是，会议确定了前往东固的计划。

东固，对江西省委党政军领导来说并不陌生。它地处吉安、吉水、兴国、泰和、永丰五县交界地带的山区，这里四面群山环抱，到处是茂密的杉木和竹林，恰似一座天然的屏障，十分有利于灵活机动作战。这里地势十分险要，北有东固岭、钟鼓山，东南有山势险峻的“狐狸十八歇”，南有大乌山、方石岭，西南有白云山，西有观音崖、东固山，腹地有养军山，宛如一个大脚盆。东固周围仅有五条羊肠山道通向山外，无论从哪一条道进山，都要攀越大山，穿过隘口，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更为重要的是，这里有十分良好的群众基础，它是赣西南最早创建的根据地之一。

江西省委、省苏和军区把东固作为发展的目标，这种决策应该说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如果部队能如期到达东固游击，那苏区史上或许又该添上精彩的一笔。然而，这个目标并未实现，当然，这是后话。

西甲会议以后，曾山、李赐凡在安福地区对部队进行了短期的整顿，加强了部队的侦察警戒工作，进一步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这天，曾山、李赐凡正在安福甘坊的临时指挥部商议部队下一步的具体工作。忽然，一侦察员前来报告：宁广兴游击队今天将前来会合。两人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振奋，因为这样一来，部队的力量又要增强不少了。于是，他们立即派部前往接应。

宁广兴游击队，是由宁都、广昌、兴国三县游击队汇合而成的。10月初，博生县委书记肖瑞祥响应中革军委和江西军区的号召，将县政府军事部改为游击司令部，并汇合广昌、兴国小部分游击队，组建了“宁广兴游击司令部”，形成了一支五六百人的部队。在得知江西省委、省苏、江西军区已到达安福后，就立即前往会合。

历经硝烟战火磨难的苏区战友们见了面后，十分亲热，又是握手，又是拥抱，他们将拧成一股绳，在省委、省苏、军区的领导下，继续在敌人的夹缝中战斗不息！

经过几天的整顿和与宁广兴游击队的会合，部队的战斗力有了明显的提高，人数也增加到了三千多人。

10月底，曾山、李赐凡开始实施西甲会议确定的行动计划。他们率部三千多人，分兵两路，先后经朱源、小布、麻田、肠斋等地，于11月初到达洛口金竹坑村，并与先行到达的洛口县游击队会合。江西省委、省苏、军区机关也就临时驻扎在金竹坑。

于是，金竹坑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苏区小村庄，就频繁地出现在奉命“清剿”江西军区的国民党第三路军副总指挥罗卓英的视野中，他发誓在此消灭江西省委、省苏、军区机关，消灭洛（口）、南（丰）、广宁乐永龙苏区，然后再实施向西南延伸的计划。

12月初，罗卓英命令国民党军陶岳峙、夏楚中、霍揆彰等部，进占洛口东韶、阳水、黄陂、君埠等地，然后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推进政策，在短短的几天之内，金竹坑南部就矗立起了成百个新碉堡，立起了一道道的封锁线。

同时，又下令孔令恂第九十七师进占金竹坑东部的尧山、苦竹、洽村，建立起了多道封锁线，协同南部的陶、夏、霍部形成了对金竹坑的合围之势为了突破敌之重围，12月中旬，曾山、李赐凡决定重新调整作战区域，划分组织机构，新组建中共公万兴特委（徐达志、胡海、谢名仁先后任书记），领导指挥公略、万泰、兴国毗邻地区的游击战争，把中共杨赣特委从赣南省划归江西省委领导，罗孟文任书记。

接着，曾山、李赐凡继续组织突围。根据侦察，南部敌军力量较弱，是包围圈上的一薄弱环节，他们就率部从南部突围出来，转到永丰的梨树北屋，后转到沙溪。国民党军和各地保安团、还乡团，迅速对沙溪进行包围。这样，还未站稳脚跟的曾山、李赐凡部队又匆忙转移到洛口小布树陂村。

前面已经交待过，小布地区早已为国民党军陶、夏、霍诸部分区占领，并设立了多道封锁线，此地并不安全。

为了摆脱穷凶极恶的敌人的围歼，部队一至树陂，曾山、李赐凡、刘启耀等就立即在一起碰头，召开了紧急会议。

曾山心急如焚，说：“时间十分紧迫，我们必须尽快作出决定。”

李赐凡沉吟片刻，说：“当前，罗卓英部对我们是穷追不舍，我们已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应当精简部队，轻装前进。因此我建议把老幼妇少全部留下就地疏散，然后分兵三路，直取东固，实现西甲会议确定的计划。曾书记率一路，由杨洲坝上下湖向东固转移；我、刘启耀同志、刘球贤同志为二路，从塘窝、大沽过肠斋到东固；宁青延同志率洛口游击队为三路，从钓峰、杨林、湖背到东固。三路人马会合东固后，进行短期休整，然后再追赶主力红军。”

曾山、刘启耀都十分赞同李赐凡的建议。

刘启耀补充说：“如果万一东固计划实施不了，我们可以往西经吉安进入湖南，与贺龙部队会合。”

第二天，三路部队各就各位，按计划直往东固而去。

司令员李赐凡率领二路部队一边在小布、钓峰地区展开游击活动，一边向东固方向靠拢。

1935年1月，罗卓英所属陶、夏、霍、李（树森）诸部分途进占大金竹、南田、小布、读书坑等地。由于执行“清剿”任务多年，他们变得十分狡猾。

“各部前进，都极审慎，首先构成网状封锁线，制其流窜，再抽调精悍部队，分区进剿。”这样，在小布、钓峰地区打游击的李赐凡的二路部队就被严密地分割包围在几个山头。

在被包围的日子里，李赐凡部十分艰苦。山下每条道路，都被敌人封锁了，每隔几百米就有碉堡，山前山后，十步一岗，五步一哨，游击队很难与群众联系，衣食住行都发生了严重困难，储备的粮食很快吃光了，只能吃野草野菜维持，晚上只得露宿荒山野岭，还要密切注意敌情。时值冬未，天气十分寒冷，部队战士们只能用树叶防寒。

十来天过去了，到了元月中旬，敌军的包围愈来愈严密了，部队的处境也愈来愈困难了，弹尽粮绝的危险局面出现了。

在这种情况下，司令员李赐凡忧心忡忡。他组织了多次突围，终因敌人太强而失败，他自己的脚也负了伤，行走不便。

为了便于部队轻装突围，李赐凡带着妻子邱珊珊、两个警卫员及一个班的战士就地隐蔽，钻进了深山中。

元月下旬的一天，邱珊珊和一个警卫员带两个红军战士下山去搞吃的，不慎被潜伏守候的敌人发现。三个战士跑进丛林脱身，身怀六甲的邱珊珊却被抓住。

敌人对她进行突击审讯。审讯时，邱承认自己是江西军区司令员李赐凡的妻子。敌人要她带路去捉拿李赐凡，邱不同意。

凶残的敌人扫视了一眼邱珊珊，最后，眼光落在她那微突的肚子上，威胁道：“你不去，我们就揍你。当然，不会立即置你于死地，而是要把你肚子里的小孩剖出来，一块一块割给你看。”邱珊珊心里不禁一颤，只得带着敌人向李赐凡隐藏的地点走去。

李赐凡发现邱珊珊带着敌人向他走来，十分愤怒和痛苦。他猛地掉转身子对身边的警卫员说：“快向我开枪！”

警卫员下不了手，摇了摇头，拔出手枪，却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他倒在了血泊之中。

目睹这一切，李赐凡不禁热泪滚滚。他拾起身旁的一根长枪，将枪口顶在喉头，用右脚趾踩动了扳机。就这样，这位身经百战的年轻红军指战员带着遗憾和痛苦为苏区这片红土地洒下了最后一滴血！

李赐凡，湖南宜章人，又名李锡凡、李嗣凡。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初参加湘南起义，后随部队上了井冈山，任红四军教导队党代表。1929年初转战赣南、闽西，历任红四军第一纵队一支队党代表，红四军十师政委、师长，红四军十二师政委等职。1933年调任江西省苏军事部长。1934年5月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同年9月，临危受命，任江西军区司令员，留在江西苏区领导游击战争。这位红军的优秀指挥员牺牲时年仅28岁。

李赐凡牺牲以后，二路部队更是群龙无首，立刻被冲散了。结果是十分残酷的，这里摘录1935年3月16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上刊载的罗卓英对中央社记者谈的当时二路军被围歼的情况：

……伪江西军区与伪江西省苏全部消灭，击毙伪军区司令员李赐凡，伪省苏主席刘启耀，伪执行部长霍彤光，伪供给部长曾伯诚等队下二千余人；俘获伪中委兼伪江西省苏农工检查委员会主席林国宗，伪中委兼江西政治保卫局长娄梦侠，伪组织部长刘球贤，伪省委夏候咏、李美群及李赐凡之妻等各级男女匪首一百三十八名，匪员三千零五十三名……宁古线以北一带残匪，至此全部肃清……组织全部摧毁。

与此同时，由洛口游击司令员宁青延率领的第三路：洛口游击队，在行动中部分队员开小差，中途逃走，只剩八十余人，后均被围捕，可谓全军覆灭。

当第二、三两路均被“剿灭”的时候，曾山率领的第一路部队也面临着十分危险的局面。树陂会议以后，曾山率部准备从杨洲坝上下湖向东固转移，但由于国民党军集中兵力围追阻截，部队无处立足，不得不经东折西回，于1935年2月才转入兴国县，与中共公万兴特委书记胡海为首的三县游击队会合，在公略、万泰、兴国一带进行游击活动。

1935年2月下旬，曾山、胡海部队在兴国齐汾又与辗转前来的杨赣特委书记罗孟文率领的红军独立十三团会师。之后，由曾山主持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讨论了几个月来的游击战争形势，并决定组织突围向南移动，经过杨赣地区，与李乐天、杨尚奎领导的赣粤边游击队会合。

为向南转移，曾山、胡海、罗孟文组织部队突围，按计划进行斗争。当时正值雨季，气候十分恶劣。加上路途不熟悉，突围了多次，都被敌军封锁线挡了回来。于是，曾山、胡海、罗孟文不得不率部分头行动。

3月上旬，胡海所部突围未成，在兴国桥头岗被围，部队被冲散。当时，胡海和身边的几个同志隐蔽在山洞中，一直坚持到天黑。敌人也不敢贸然搜山，胡海他们便借着夜色攀悬崖摸出了包围圈脱险。之后，到雪溪迳村岳母家暂时隐蔽。3月6日，叛徒周世祥出卖了胡海，胡海在岳母家被捕。3月底，胡海被传解囚禁到南昌军法处第一监狱。在狱中，胡海受多次审讯，毫不屈服。6月15日，敌人气急败坏，便枪杀了35岁的胡海。方志敏烈士遗稿《记胡海、娄梦侠、谢名仁三同志的死》一文，对胡海在狱中的情形作了记录：“……他是矮小的人，满面的麻子。他自入狱后，即患肠炎症，卧在栊门外竹床上有二十余天。他因这一场重病，黄瘦得不像人相。……我隔着栊塞子与他谈了十几句话。他表示愿意坚决就死。……接着娄同志（娄梦侠）死难的第二天，我才起床，就看到八个卫兵，手持着枪，都上了刺刀，知道法西斯又要杀人了。……后听到叫胡海同志的名字，知道是他临难的日子了！……一刻钟之后，他们就被敌人的枪弹，断送了性命！”

4月上旬，中共杨赣特委书记罗孟文率部往兴国突围到老营盘，最后在龙头山被层层包围。在战斗中，罗孟文腿部受伤，不能行走，但他们带伤指挥作战。后特委决定罗孟文离队养伤，等伤愈后再随部队行动。罗孟文执意不允，最后经会议表决，才不得不离队到茶芜岗珊坑谢山下的吴才生家中养伤。不久部队即被打散。罗孟文在群众掩护下，潜出杨赣苏区，化妆到泰和县马家洲一带埋伏，一面种田，打长工，做短工，一面利用一切机会，联络失散的苏区干部，开展地下斗争。

5月，曾山所部突围到新干后，被国民党军包围，部队被冲垮。经过艰苦的战斗和周旋，曾山只同一名游击队员冲出重围，最后在群众掩护下，经过家乡吉安，潜往南昌，转赴上海，找到了党组织。后经陈云批准，他被送到莫斯科，进入列宁学院学习。

至此，江西省委停止活动，历时七个月的江西苏区游击战争归于失败。

第十章 红旗，一面面倒在血泊中 2、福建军区政委、司令员双双捐躯

1934年10月的一天，在福建长汀四都镇前往汀州城的山间小路上，一前一后走着两个风尘仆仆的红军青年军官。走在前面的那位约莫30岁左右，身材魁梧，行走如风，他是福建军区政治部主任兼青年部长李萍，紧跟其后的是一个年仅二十二三岁的小伙子，看上去还带着一脸稚气，他叫陈茂辉，参加革命已好几个年头了，时任独立第十七营政委。他们正前往六七十里外的汀州城执行上级布置的一项紧急任务。

前一天，福建军区政治委员万永诚叫来了军区政治部主任兼青年部长李萍，指示他说：“李萍同志，目前红军主力已经实行了战略大转移，敌人已集中了七八个正规师，十来万兵力来‘围剿’我们，现在包围圈已经越缩越小，汀州城危在旦夕，随时都有被攻破的危险。因此，组织决定安排你和陈茂辉同志到汀州城去动员群众，进行坚壁清野。第一，要把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统统抓起来，斩草除根，不留祸种；第二，各处桥梁都要毁尽，石拱桥要拆毁，木桥要烧光，阻止敌人进城；第三，城内所有水井都要倒进大便，把它搞污，不让敌人喝上一口水。”

听完指示，李萍心中直犯嘀咕，这关、杀反动地富，倒说得过去，这毁桥、污井，可是关系到汀州城千家万户群众日常生活的大事情啦，这样做能行吗？

万永诚政委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补充强调说：“这个指示，你们一定要不折不扣，百分之百地执行！”

福建军区政委万永诚，也是一个老革命了。他是江西人，原本是上海纱厂工人，1927年参加了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并在斗争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奉组织派遣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军事政治特别班学习，后转入莫斯科步兵学校，任中国连团支部书记。1930年回国，1931年4月由上海调赣东北苏区，先后任赣东北省委书记、闽浙赣省委书记，1933年春调任福建军区政委。而此刻，他不仅继任了福建军区政委一职，还代理了福建省委书记（这是因为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前福建省委书记刘少奇同志随主力出发，中央决定由他接替此职），统一领导福建地区的党政军工作。因而当时福建省的一切大事，都是由他说了算。

然而，万永诚这样一个手握权柄的老革命，此时缘何会想出这样一个不顾群众死活的馊主意呢？

这还得从当时的政治环境说起。

1934年深秋，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0月10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为了继续中央苏区的斗争，中共中央指示在中央苏区成立了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分局和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南方诸省的游击战争。

主力红军转移后，项英和中央分局被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临时中央赋予的“保卫中央苏区”的任务约束，对当时整个斗争形势估计不足，把希望寄托在主力红军远征大捷和等待主力回师反攻上，而没有适时地引导和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由苏区向游击区的战略转变，反而不适当地提出“创造新的师，新的军团”，进行大兵团形式的正规战。

由于王明的“左”倾路线和项英为首的中央分局的不恰当方针的影响，加上万永诚本人时时局判断的失误，万永诚仍然坚决执行“保卫中央苏区，等待主力回头”的错误方针，因此在汀州即将落入敌手时，把省委军区机关转移到长汀四都镇，并把军区所属的第十九、二十团约四千人集中到四都山区的狭小圈子里，命令部队天天埋伏在山头，等待敌人进攻，企图打个歼灭战，以改变战局。同时，对行将失守的汀州城，则实行不顾汀州工农群众生活的“坚壁清野”三条措施。

执行这样不合情理，不切实际，违背群众利益的措施，理所当然地受到汀州工农群众的坚决抵制。当时，刚从中央分局回来的张鼎丞听到李萍和陈茂辉的汇报后，十分担忧和愤慨，他说，“若照万永诚同志的话去做，苏区的人心都会从我们手中失去，那就不要等敌人来打，自己就会不打自倒了！”

张鼎丞，这个名字在福建省工农群众和红军官兵中，可谓是妇孺皆知，人人敬仰。

他是福建永定人。1927年5月参加广东大埔农民武装暴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6月领导了永定县农民武装暴动，成了闽西革命群众领袖。

1929年7月，任中共闽西特委委员、军委书记、红四军四纵队党代表。1930年2月被选为中共红四、五、六军共同前委委员，9月任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1931年1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土地部长。1932年当选福建省苏维埃政府首任主席。1934年10月主力红军转移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委员。

1934年11月，长汀、瑞金相继失守。12月间，中央分局指示张鼎丞回福建省委分配工作。其实，张鼎丞心中早有此意。主力红军转移前，毛泽东找到张鼎丞，对他说：“你还是回到闽西去吧，那里情况你更熟悉，可以坚持，可以发展。”因此，张鼎丞一接到中央分局的指示，就立即从瑞金突围赶回闽西，来到福建省委、军区机关所在地——长汀四都镇。

一到四都，张鼎丞立刻找到了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万永诚，向他汇报了毛泽东同志和苏区中央分局要他回闽西坚持游击战争的指示，并要他在组建队伍、武器装备方面给予支持，最好拨百把人枪。万永诚同意张鼎丞以福建省委委员的身份到永定上杭、龙岩边界地区发展游击战争，但他告诉张鼎丞：“目前，军区所属部队在四都，还有十九、二十两个主力团和几支游击队，但基于保卫中央苏区的需要，我们准备在四都与蒋鼎文部决战，鼓舞士气。因而，不宜分散力量。但你可以在永定留汀的难民中去动员一些愿意跟着走的人，再到红军修械所去找一些修好的枪支和土造的手榴弹。”

这样，张鼎丞就只好带了范乐春、刘永生、简载文、陈茂辉等几个老部下和从永定留汀难民中动员来的群众一共十几个人，背着从红军修械所拣来的八支残缺不全的步枪和几十颗手榴弹悄然地回到永杭岩边。以后，他们就和红八团领导人邱金声、邱织云、魏金水等密切配合，在杭、岩、永一带建立了游击根据地。1935年3月间，又与吴胜、方方、谢育才、赖荣传等率领的红九团、明光独立团会合，成立闽西军政委员会。不久，又与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从江西突围带来的红军独立二十四师一个营会合。4月，将闽西军政委员会改组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统一部署领导闽西南游击战争，一直成功地坚持到抗战爆发。

再说率领红十九、二十团一直等在四都准备同敌人决战的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万永诚。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和对时局判断的失误，没有及时转变斗争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1934年12月间，在基本控制了江西苏区以后，敌东路军各部先后从赣南回师闽西。12月24日，蒋介石电令撤销东路军的战斗序列，将闽赣划为十二绥靖区。福建省委、军区所在的闽西则划为第十绥靖区，蒋鼎文任驻闽绥靖主任，卫立煌、李默庵为正副指挥官，下辖第三、十、三十六、五十二、八十三师，对闽西红军游击队开始第一期“清剿”。

1935年3月，宋希濂的第三十六师及地方保安团对长汀四都地区进行了压缩包围，把福建省党政机关和红军游击部队围困在四都山区狭小的圈子里。

这时，年轻的红军独立师师长毛泽覃率领一支一百来人的小部队从江西于都南部山区突围来到了长汀四都镇。

毛泽覃，号润菊，毛泽东的胞弟。192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后上井冈山任红四军三十一团营党代表。1929年1月任中共红四军前委农运科科长，4月任中共吉安东固区委书记、赣西南特委委员。

1930年初任红六军政治部主任，代理政治委员。1931年6月任中共永（丰）吉（安）特委书记兼红军独立五师政治委员，后兼任师长，中共公略中心县委书记和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秘书长，并当选为江西省委委员。1933年春与邓小平、古柏、谢唯俊等一起被指责为“江西罗明路线”代表，受到“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批判，被撤销领导职务。1933年秋，调到中共中央组织局工作。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主力红军决定实行战略转移。这样，苏区红军干部就面临着一个去与留的问题。当时，中共中央已经由博古、周恩来、李德组成最高“三人团”，负责政治、军事诸事务。谁个留、谁个不留，凡高级干部，由“三人团”定。中级干部则由所在部门提交名单，交“三人团”批准。此时，毛泽覃由于1933年春受到“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批判，被撤销了在地方党和红军的领导职务，调到中共中央组织局搞机关工作，当然还不够资格直接由“三人团”定去留问题。他的顶头上司中央组织局局长李维汉曾专门就此事请示过博古，是否让毛泽覃随军行动。博古当然不愿意这个专门同他唱反调的并把他们揶揄为“洋房子先生”的“江西罗明路线”的第二号人物留在身边，因而没有同意。这样，毛泽覃就留在原地坚持斗争，并担任了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和中央军区红军独立师师长。

主力红军转移以后，苏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及其所属部队担负起了阻击敌人，策应主力红军在湘西胜利进军的任务。当时，必须改变斗争方式和组织形式，然而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主要领导人项英仍然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式，进行消极防御的阻击战，致使苏区红军力量严重消耗。尤其是1935年1月底，牛岭战役失利，红二十四师和独立三团、独立十一团遭到重大损失，形势极端恶化，致使在1935年2月初，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中央办事处机关和部队，被敌军十二个师包围在于部县南部山区西江、宽田、黄龙（今黄麟）等狭长地带。

在血的教训面前，项英和中央分局不得不正视残酷的现实，开始认真考虑转变战略方针问题，并将自己的设想电告党中央，并请中央给予指示。1935年2、3月间，经过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错误的党中央多次指示分局：“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之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要动员广大群众用游击战争思想顽强地反对敌人的堡垒主义与清剿政策。”这样，项英和中央分局终于决定改弦更张，实行彻底的战略转变：中央分局等机关人员、部队分散突围，分别转移到赣粤边、闽西、闽赣边和湘南，会同当地革命武装进行游击战争。作为中央分局委员的毛泽覃则被派往福建，担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协助福建省委工作。

这样，毛泽覃便于1935年3月率领一支百余人的小分队，从于都县山区突围，辗转来到了长汀四都，同福建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万永诚、军区司令员龙腾云（他是1934年春接替叶剑英同志就任该职）率领的机关部队会合。

毛泽覃一到四都，就立即向万永诚、龙腾云传达了中央分局的决定，并就当时的危险处境，对万永诚建议说：“永诚同志，现在处境太危险了，再也不能死守在这了，我们应趁敌人部队还未完全站稳脚跟立即放弃四都，把部队进行整编，分成几支小分队，分散行动，四处打击敌人，扰乱敌人部署，领导中心也立即移到闽粤赣边的深山老林中去。”

“不行，我决不能让根据地断送在我手中，况且，我们还有四千人马，据险而守，完全可以歼灭来敌，扭转不利形势。”或许根本没有把这个“江西罗明路线”的头头放在眼里，万永诚当场拒绝了毛泽覃的建议。

“永诚同志！……”毛泽覃心中忧愤，一时语塞。

时机就这样悄悄地错过了。几天后，准备就绪的宋希濂第三十六师及地方保安团向长汀四都发动了猛烈的攻击。顿时，这个重山环抱、风景如画的苏区小镇便笼覃在战火和硝烟之中！

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万永诚、龙腾云、毛泽覃等全力组织抵抗，但结果是可以想见的：正“势如破竹”、“一路顺风”的优势敌军，又岂是福建军区属部几千人枪靠死打硬拼所能抵挡得了的！

这天清晨，敌人又再一次发动了猛烈的进攻。顿时，密集的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夹杂着敌人的嚎叫……充斥着朦胧的天空，四都再一次被战火的烟雾包围了，到处都是刺鼻的火药味。红军官兵们仍坚守在阵地上，没有丝毫退缩。战士们已经很久没有好好休息了，嘴唇烧干了，耳朵震聋了，眼睛熬红了。伤亡也是极惨重的，毛泽覃不断接到各个阻击区的告急报告！

毛泽覃看到这种残酷的局势，他头脑十分清醒：这仗，不能再打下去了！

他立即找到省委军区的主要领导人万永诚、龙腾云，对万永诚真诚恳切地说：“永诚同志，你带同志们赶快突围吧！我在后边掩护！”

此时，万永诚目睹连日来的战斗情况，心中十分悔恨。他注视着面前这位忠诚、坚定、毫不顾已的毛泽覃，紧握着他的双手，眼泪夺眶而出：“泽覃同志，请多保重！”便同司令员尤腾云率领部分红军战士向东突围。

在毛泽覃他们的掩护下，万永诚和龙腾云率领部分红军战士突围到了武平，本来想向永定靠拢，与永杭岩边的张鼎丞会合，但是当行至湘坑时，被土匪出身的钟少奎率领的福建省第六保安团围追阻截。4月10日，万永诚、龙腾云及其部队在长汀腊口附近的分水垇被重重包围。在突围过程中，部队被打散，万永诚、龙腾云壮烈牺牲，随军突围的省苏主席吴必先被俘，8月份在九江被害。

四都突围，毛泽覃挺身而出掩护万永诚、龙腾云他们率省委、省苏机关突围。当掩护任务完成之后，毛泽覃立即带部队向西突围到田心一带进行游击。4月中旬，得知省委被围歼，万永诚、龙腾云牺牲后，他立即宣布继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闽粤军区司令员，率领余部转战在长汀和瑞金边界的一片大山之中，等待有利时机，同中央分局领导的部队会合。

1935年4月25日，寒风嗖嗖，细雨濛濛。毛泽覃率部来到了瑞金黄膳口红林山区，当晚便在山顶的一个小屋过夜。战士们由于几天穿山越岭，都十分疲惫，一躺倒就呼呼大睡。

此时，毛泽覃却睡意全无，他安顿好警戒后，就坐在一旁，默默思索着下一步的行动方案。

26日凌晨，毛泽覃派战士小何下山去侦察敌情，不想被路过的国民党毛炳文的二十四师一个排长发现抓住，何叛变投敌，供出了毛泽覃及其部队的情况。敌人立即派兵包围了小屋。

担任警戒的战士发现情况不对，赶快向毛泽覃报告。

毛泽覃立即指挥突围，并把敌人引向自己，让队员们安全突围。不料，正当他向前面敌人射击时，一个国民党兵绕到后面，向他开了一枪，子弹打进了他的胸膛。这位年仅30岁的优秀红军指战员顿时倒在了血泊之中。

当敌人发现这个“红军大官”就是毛泽东的胞弟毛泽覃时，欣喜若狂，立即把他的尸首运回瑞金，向上司邀功请赏。

至此，苏区福建省委和省苏、福建军区终于被国民党军彻底“剿灭”了。

第十章 红旗，一面面倒在血泊中 3、闽赣省委书记下落不明

宁化，是中央苏区境内的一座典型的南方小城。一条溪河从城中缓缓流过，把小城分成两半。溪河上一座别致的拱桥连通着这城区两半。溪河的岸边坐落着一尊古塔，这古塔也不知矗立了多少年。

1934年8月间，宁化城突然异常热闹起来，城内穿军服的人明显增多了，来来去去，十分忙碌。原来，闽赣省委、军区机关转移到了这座苏区小城。

1933年秋，蒋介石纠集了五十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军事“围剿”。闽赣省处于最前线。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红军节节失利。闽赣省北部的闽北分区、信抚分区相继丢失，闽赣省工作重心不断南移。省委、军区机关驻地也几经搬迁，1934年8月又转移到了宁化城，现就设在河边的几所大民房里。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内大片苏区失守，中央主力红军被迫进行了战略转移，从此，闽赣省面临的压力就更大了。

10月17日，一道电波从于都传到了闽赣省委书记赖作昌、省军区司令员宋清泉的手中。这是中央和军委给闽赣省委下达的最新指示，说：在新的战略之下……闽赣党和军区应独立地坚持领导斗争，它目前的总任务是组织和武装广大工农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不仅各县要建立独立营，实现有独立团，每区建立基干游击队，……还应……吸收广大群众参加游击战争，胜利地保卫闽赣苏区。

很明显，当时的中央和军委已经意识到了闽赣苏区的严峻形势，比较及时地指示他们进入游击战争状态。

接到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后，赖昌作、宋清泉立即对军区所属武装进行了整编，将建宁、泰宁、泉上、宁化、彭湃、清流等县的独立团、营，闽中独立团，泉上、归化军分区和省军区直属部队编为闽赣第十二、十六、十七、十八四个团，各县则建立了基干游击队。同时，确定：第十七、十八团在归化、清流、宁化一线阻击敌军第五十二师，第十二团在建宁、泰宁抗击进犯敌军，各地游击队则配合主力部队攻敌侧翼和扰敌后方。

然而，把持军权的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政治部主任彭枯，参谋长徐江汉等人并未认真贯彻中央和军委10月17日的指示。

宋清泉，江西瑞金人，店员出身。1929年参加工农红军，193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项英（一说彭祜）的警卫员。1934年8月调任闽赣军区司令员，当时才20来岁。他没有什么实际工作经验，不懂军事，但此人能说会道，口才十分不错，因而在军中还有点威信。

彭祜，湖南宜章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4月参加湘南暴动，随着朱德部队上了井冈山。1933年秋，调任闽赣军区政治部主任、闽赣省委委员、政治保卫局委员。这个人擅长做群众工作，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在军中的影响也不可小视。

徐江汉，湖北襄阳人。1927年在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中任职，1931年12月参加宁都起义，加入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红军学校第五期上干军事班学习。1934年8月间，调任闽赣军区参谋长。此人十分骄横、奸滑，军阀作风严重，看不惯当时农工出身缺乏战斗经验的省一级领导人，也瞧不起工农群众。

此等三人牢牢地控制着军区的大权。他们无视中央和省委的正确领导，继续奉行“左”倾军事路线，面临强敌的猛烈攻击，他们仍命令部队“备足粮食，坚守城池”，与优势敌军打硬仗，拼消耗。因此，闽赣苏区损失惨重，恶讯不断传来：11月27日，清流县城失守。

12月2日，宁化县城失守。闽赣省武装和机关转入艰难的游击斗争。

12月中旬，敌第五十二师攻占泉上。

12月27日，敌第五十二师由泉上水茜合围枫溪，闽赣军区武装严重减员。

为了加强闽赣苏区党的领导，1935年1月，中央分局决定钟循仁到闽赣省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接替赖昌作的工作。

钟循仁，江西兴国人。1927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春在家乡兴国组织秘密赤卫队，任大队长。1932年任中共兴国县委书记，颇有业绩。1933年先后任中共公略中心县委书记、永丰中心县委书记。这年冬天，又调任福建省苏副主席。1934年2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8月奉调赣南省，任省委书记。1935年1月临危受命，任中共闽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

1935年2月初，钟循仁在项英派出的一个营兵力的护送下，辗转来到了闽赣省机关驻地安远。

钟循仁一到任，闽赣苏区领导层内部便爆发了一场关于部队去向的争论。

1935年3月，闽赣省接到了中央分局最后一个电报指示，指示上说：闽赣省要独立自主地坚持斗争，哪怕十年，十五年，如果万一不行，可前往闽南，与陶铸领导的闽南特委会合。

据此，军中掌握实权的宋清泉、彭祜、徐江汉他们认为应该往闽中、闽南发展。

而当时的省委委员、彭湃县委书记方志纯则提出，应该向闽北或闽西靠拢。他分析说，闽北、闽西是老根据地，黄道、邓子恢等同志在那里坚持斗争，加上群众基础好，地形有利，便于继续游击，保存力量。而闽南敌人力量较强，缺乏斗争基础，“开辟新区”是十分困难的。

宋清泉、彭祜、徐江汉拒绝了方志纯的正确意见，领导部队向闽中、闽南方向前进，部队便流动在顺昌、尤溪、德化、永泰等地。

在这样一次争论中，新到任的省委书记钟循仁充当了一个什么角色呢？

据方志纯回忆，钟循仁当时是“动摇于两者之间”。钟循仁何以会这样呢？

实际上，当时闽赣苏区领导权并未掌握在钟循仁手上。

尽管钟循仁革命多年，有一定的斗争经验，是个“好人”，但此人“很忠厚，没有能力，抓不住权，统不起来”。而且钟循仁初来乍到，情况不熟悉。更何况闽赣苏区领导层之间不团结，闹派性，由来已久，根深蒂固。

当时任省苏主席的杨道明回忆说，当时的闽赣省有两派，省军区为一派，省委、省苏为一派，宋清泉、徐江汉、彭祜等把持着军权，他们蔑视省委的领导，不把省委放在眼里。省委、省苏指挥不了军队。省军区领导人甚至做出一些共产党人不该做的，违反组织纪律的事，省委、省苏也拿他们没有办法。

很显然，在这种“枪指挥党”的不正常的局面中，钟循仁是很难起到左右局势的作用的，他只能对宋、徐、彭等的意见表示默许，即使不表赞同。

再说宋、徐、彭指挥着部队向闽南方向移动，一路上被敌军围追阻截，损失惨重。

3月间，闽赣省机关人员和部队从将乐出发，往顺昌、南丰移动，被敌两路围追，被迫返回将乐，转往归化的沙溪、梓口坊。

4月间，部队在沙溪与敌人战斗，队伍被打散，第十七、十八团与省领导机关失去联系，军区部队只剩下六百余人。军区对所属武装再次整编，成立闽赣新编第一团，下辖三个营。之后，部队继续向闽南方向移动。

5月初，闽赣军区新编第一团进入德化永泰交界的戴云山区，然后从德化的水口经永泰进入紫山。

紫山，是德化、永泰、仙游三县交界处的一座大山。海拔千余米，山峦起伏，森林茂密。按说，此地也是个绝好的游击场所，如果闽赣军区余部能上下齐心，团结一致，那也未必不能在此重新打开局面，干一番业绩。

然而，更大的不幸又降临在闽赣省苏及其属部身上，一个阴谋正在酝酿之中。

在闽赣军区新编第一团上山不久，仙游、德化、永泰的白军和民团就把紫山团团包围了。

此时，闽赣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政治部主任彭祜，参谋长徐江汉等再也忍受不了这种在敌人的夹缝中求生存的游击生活的折磨，他们对前途悲观失望，没有信心，当敌人大张旗鼓对他们施行诱降手段时，他们就把注意力转向求生的捷径——把队伍拉出去投降。

在此，仅录彭祜叛降后在国民党福州反省院关押“感化”期间写的自首反共文章《误入歧途与悔祸来归》一文中的一部分，此中较详细地描述了该三人阴谋反叛的过程：初我等三人（按：即指彭、宋、徐三人）均未正式会议过……亦系暗合；盖均有是种衷曲，互相心知，不谋而同；不过中以宋往返于我与徐之间，因彼在司令部与徐同属一处；迄至五月初旬，军次际上，入夜因宋至伪第二营与该营长、政委（按：营长吴仁金、政委王为生均于此次事变中叛变）相谈，出言不慎，为伪保卫局侦探偷听而迅报于伪保卫局，此时政治部之某特务员又适在保卫局，因与宋有同乡关系，窃听侦探之报告后，知宋有危险，又飞告于宋，于是我等三人，方正式密议，宋、徐先将伪第二营拖出，我负责伪第一营。从起事日起，至完全拖出止，前后共约五天。与在仙游击第四行政督察公署接头，全团员兵五百余名，概归中央。……

叛徒彭祜的这些表白，大体是可信的。不过，被率投敌的人数不只五百余名，而是六百三十多名。而且，被带投降的全团官兵并非由国民党第四区行政督察公署接收。实际情况是当国民党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孟平接洽投降后，“该专员一面虚与委蛇，一面深虑人枪众多，该署实力有限，解决不易，正报告请示办理间，适第九师二十五旅五十团搜剿……至仙，遂于二十四年（1935年）五月十一日将其全部包围缴械……”也就是说，5月11日，被宋、徐、彭等叛徒带到仙游投降的六百多人是被国民党第九师缴械抓走的。

“紫山事变”爆发后，大部队都被宋、徐、彭等拉下山投敌而去，闽赣省革命力量的活动就此结束，一面经过多少烈士的鲜血浸染的红旗，就毁在这伙叛徒手中！紫山在呜咽，闽赣人民在呜咽！

当叛徒们率部投敌时，省委书记钟循仁，省苏主席杨道明和省委工作团的部分人员未随之下山投敌。杨道明等七人突围出来，其中五人转回原籍，杨道明、黄家法（兴国人，省委机关一般干部）流落在永泰山区，后在永泰县闇亭寺当和尚。1984年后，杨道明还担任了永泰县政协委员、常委，永泰县佛教协会会长，福建省政协委员，福建省佛教协会副会长。

省委书记钟循仁则下落不明，至今他的去向依然不清楚。

据档案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词典》上说：“同年（指1935年）5月在福建永泰边界突围后，因部队打散，隐姓埋名，在永泰县入闇亭寺出家，化名王家法，法号妙圆。1981年4月29日在闇亭寺病逝。”

此说似有误。据杨道明回忆：“当省军区他们率部投敌后，钟就去向不明了。……我看被杀的可能性大。……钟循仁是否被杀害，最好花些时间在紫山开些群众调查会，问题应该会弄明白的。……”可见，在闇亭寺当和尚的杨道明并不认为钟也在闇亭寺，而认为他“去向不明”、“被杀的可能性大”。而那化名王家法的妙圆和尚则应是他的兴国同乡、和他一起流落在永泰山区的黄家法。

又据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江西英烈》一书：彭祜则以布置岗哨为名，强要省委书记钟循仁同志察看地形，至离工作团驻地较远之一个山坡时，钟走前，彭走后，这个十恶不赦的叛徒，……向他射出了罪恶的子弹，钟循仁不幸牺牲。

这可能是目前较为具体的描述钟循仁牺牲的文章，而其史料来源则又不得而知。但在叛徒彭祜的“自白书”中对诱杀钟的情况只字未提，因而颇值怀疑。

还有其他一些史料，或语焉不详，或说不知下落，钟循仁的去向终究未水落石出。

最后，还必须交待一下几个变节者的下落：

宋清泉，叛投后被国民党当局送往福建省反省院“感化”监禁三年。1937年5月被释。抗战爆发后，加入新四军二支队。1939年春，在查清其叛变罪行后被处决。

徐江汉，叛投后被国民党当局关在福建反省院“感化”三年，1937年8月被释。1938年前往延安，12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抗大教员、大队长、步兵科主任、东北铁路吉林站军代表。解放后先后在天津、北京铁路分局任车务段长、车务处副处长等，后查清叛变投敌历史后，被安排到天津车务段工作。

彭祜，叛投后被国民党当局送往福建省反省院“感化”三年，1937年5月被释，1941年加入国民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湖南省民政厅工作，查清叛徒历史后，1953年3月被处死。

第十章 红旗，一面面倒在血泊中 4、湘鄂赣军区司令员惨遭毒手

1933年7月，苏区中央局专门召见了陈寿昌、徐彦刚等人，向他们介绍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形势，并告诉他们，地处中央苏区左翼的湘鄂赣苏区省委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犯了严重错误，在肃反中搞了扩大化。为了适应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形势，纠正湘鄂赣省委的错误领导，捍卫湘鄂赣革命根据地，配合中央苏区的斗争，苏区中央局决定派他们率领一批年轻精干的干部组成工作团前往湘鄂赣苏区，去加强湘鄂赣苏区的领导。1933年10月，临危受命的陈寿昌、徐彦刚带领四十六人组成的工作团从红都瑞金出发，奔赴湘鄂赣。由于途经敌占区的多条封锁线，这支小部队辗转两个多月，才于1934年1月上旬到达湘鄂赣省委所在地小源。

苏区中央局决定由陈寿昌、徐彦刚率领这个工作团赶赴湘鄂赣，显然是作过慎重考虑的，陈徐二人都是年轻、资深的优秀干部，在苏区有着较高的威望，足以担当此行的重任。

陈寿昌，浙江镇海人，又名陈希堪，1924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才17岁。大革命失败后，先后任中共中央秘书处秘书、中央特科交通科长。

1931年春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中央特科情报保卫工作。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磨砺，也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斗争经验。之后，进入中央苏区，参与了苏区中央局工会领导工作，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局执行主任、党团书记。1933年3月起调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

徐彦刚，四川开江人，黄埔军校毕业生。也是大革命期间入的党，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参与改造了袁文才、王佐部队。1928年初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二团参谋长，5月任红四军三十二团参谋长。1930年初任红六军第三纵队司令员，10月任红三军第九师师长。1932年任红三军军长，该年年底任红一军团参谋长。

到了湘鄂赣省委以后，陈寿昌、徐彦刚等率领工作团的同志和原省委同志一道，迅速开展了工作。1月14日，陈寿昌、徐彦刚在小源主持召开了湘鄂赣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了苏区中央局对湘鄂赣省工作的指示，撤销了林瑞笙的省委书记职务，改组了湘鄂赣省委，成立了湘鄂赣第三届省委，陈寿昌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徐彦刚任军区司令员，刘玉堂任少共省委书记，严图阁任军区参谋长。同时，会议对当前苏区的各项工作也作了简要的部署和安排。

新、旧省委刚刚接交完毕，国民党刘膺古部组成五个支队向小源发起了总攻，湘鄂赣苏区形势日渐恶化，危机四伏，险象环生：1月下旬，湘鄂赣首脑机关被迫分批撤离小源，向湘赣边区的幽居、祖庄一带转移；1月28日，湘鄂赣省首府小源被敌占领；3月，湘鄂赣省级机关搬至幽居、祖庄一带，不久又被敌人包围，只得经湘鄂边，再折向东南，向修铜宜奉边转移；5月，湘鄂赣省级机关转移到修水画坪，与红十六师师长高咏生率领的四十六团和四十八团会合。然而，不到一旬，即被国民党军队几个师的重兵包围。红十六师为掩护首脑机关向鄂东南转移，在作战中遭受严重损失；6、7月间，湘鄂赣首脑机关和红十六师余部相继到达鄂东南，并在此与敌周旋。6月14日，在修铜边境的黄龙山突围战斗中，红十六师师长高咏生牺牲，红十六师再遭重创。6月下旬，省级机关和部队向东南转至龙门山百丈、西塔一带，随即即被尾随而来的国民党军十八师、五十师、六十二师、七十七师等部包围。省委被迫分三路向平江黄金洞方向转移。在转移中，屡遭截击，损失惨重，省委机关和红十六师指战员一千多人，仅剩一营人，唯一的一部电台也被打坏，从此同党中央中断了联系。7月间，湘鄂赣余部由陈寿昌、徐彦刚带领辗转来到了平江黄金洞。

自1月以来，尤其是6月、7月间的一连串的失败，被当时的省委和陈寿昌、徐彦刚等人称为“六七月事件”。这次失败导致湘鄂赣苏区根据地基本被敌人占领，被分割成十一块，最大的为平江黄金洞，横直二三十里，小块只有几里宽。“六七月事件”标志着湘鄂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和提前进入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

面对“六七月事件”的重大失败，陈寿昌、徐彦刚心急如焚，他们开始细细地思量着下一步的行动方案。

为了总结“六七月事件”的教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1934年8月，湘鄂赣省委在平江黄金洞的何家垅召开紧急会议。陈寿昌、徐彦刚、傅秋涛、涂正坤、刘玉堂等同志出席了会议。省委书记陈寿昌亲自起草了总结报告，会议总结了“六七月事件”的严重教训，揭发了省委工作中的错误，同时也批评了因暂时失败而产生的悲观失望情绪。会议确定了湘鄂赣苏区当前的战斗任务是“恢复与壮大红军主力，保卫并联系苏区”。

此后，湘鄂赣省委以黄金洞为中心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扩红运动。11月初，陈寿昌、徐彦刚正式恢复了红十六师，由徐彦刚任师长，方步舟任政委。

尽管恢复后的红十六师仅有一千余人，但这表露了湘鄂赣形势的好转。

然而，当形势略有转机的时候，又一个不幸降临到湘鄂赣苏区，那就是省委领导人陈寿昌的牺牲。他是在重建后的红十六师向西南发展的过程中，在崇阳、通城之间的老虎洞和国民党三十三师两个团遭遇时，在激战中中弹牺牲。

陈寿昌牺牲以后，原省委副书记傅秋涛继任了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的职务。

傅秋涛是一个工人出身的干部，湖南平江县人。年轻时给店主当雇工，做豆腐，杀猪，很能干。1925年参加革命，1927年组织店员工人纠察队领导工人运动。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9月任红十六军八师师长，1932年任湘鄂赣省总工会委员长。1934年1月被任命为湘鄂赣省委副书记。陈寿昌牺牲后，他就挑起了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的重担。

1935年上半年，新任省委书记傅秋涛更加注意扩红工作，在他的领导下，湘鄂赣省委在后方连续实施了“一二三月扩红战斗计划”、“红五月冲锋计划”，取得十分显著的效果。对上半年扩红的效果，当时任湘鄂赣省扩红突击队总队长的江渭清同志的回忆文章中作过描述，他写道：当年苏区各地红五月动员扩红的情景真是令人难以忘怀。许多县、区、乡的村子里都出现过“锣鼓震天响，标语贴满墙，妻子送丈夫，父母送儿郎，昨天拿锄头，今天上战场”的动人场面……不到二个月，全省就动员到两千五百多人参加红军主力……

在后方扩红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时，军区司令员兼红十六师师长徐彦刚率领红十六师在前线也取得一次次局部战斗的胜利。

2月1日，徐彦刚师长指挥红十六师在崇阳大源桥，利用马刀战全歼敌第五十师第三零零团两个半营，俘敌二百多人，缴获三百多枝枪。

2月18日和3月3日，徐彦刚指挥部队两战崇阳的高枧，两战两捷，全歼敌第一零五师刘多荃部一个连，俘敌四百余，把修水、崇阳、通城和咏生县苏区连成一片。

4月，红十六师转入黄龙山幕阜山地区活动。国民党李觉第十九师的陈铁侠王牌旅和湖南两个保安团尾随而来，扬言要“活捉徐彦刚，消灭红十六师”。徐彦刚以四十六团、四十八团在虹桥两侧设伏，消灭陈铁侠旅两个整团，俘敌五百余。

在前方不断取胜和后方扩红顺利的条件下，1935年5月下旬起，红十六师在虹桥、长庆等地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整训，重新恢复了三个团建制，下设第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三个团，全师发展到近五千人。同时，各地县、区、乡游击队也得到了较快恢复和发展，各方面工作均得到不同程度的进展，湘鄂赣苏区进入了比较旺盛的时期。

然而，这种旺盛并没有持续多久。6月上旬，敌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苏区的形势急转直下。

虹桥大战以后，蒋介石对湘鄂赣边区的红火复燃十分震怒，在大骂一通“娘希匹”之后，于1935年6月上旬，下令“追剿”中央红军的汤恩伯、樊松甫主力部队回师湘鄂赣，会同何键的西路军以及湖南、湖北、江西三省保安团共六十多个团的兵力，疯狂“围剿”正在乎江虹桥、长庆地区整休的湘鄂赣省委和红十六师。他们疯狂叫嚣“车干塘里水，捉尽塘中鱼”，发誓要把湘鄂赣省级机关和红十六师消灭在虹桥、长庆地区。

由于同党中央和其他革命根据地联系的中断，加上1935年上半年接连不断的胜利，使省委某些领导沉湎于胜利的喜悦之中，思想上产生了麻痹松懈情绪，湘鄂赣省委对苏区敌情的巨大变化，失去了应有的警惕。

整训期间，当时任湘鄂赣省扩红突击队总队长的江渭清向省委书记傅秋涛建议，不宜长时间把主力部队集中整训，而应分别转移到各地区工作，告诫说：“长安虽好，却不是久留之地啊！”很可惜，傅秋涛并未采纳他这个颇有见地的建议。

直到敌人的合围计划接近完成时，省委才被触动，匆忙研究对策。

6月中旬，省委和军区在长庆召开团以上干部紧急会议，研究摆脱困境的方案。参加会议的有徐彦刚、傅秋涛、涂正坤、曾国旗、邓洪、严图阁以及省委、省军区和红十六师其他领导同志和有关人员。当时任傅秋涛警卫员的韩云对这次会议有一个比较详尽的回忆，特录如下：

我作为傅秋涛同志的警卫员目睹了会议情况。……主持会议的徐彦刚同志说：“大家都知道，现在蒋介石集中了第五十师，六十三师，第四师和几个保安团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包围，想把我们消灭在这一带。省委、省军区已经决定要坚决突围出去。”他举起紧握拳头的右手朝桌子狠狠地砸了一拳说：“同志们不要看敌人来势汹汹，从数量上虽然多于我数倍，武器装备也比我们好，但这些敌人，我们同他交过不少次锋，他们的战斗力和士气无法和我们相比，这是敌人的致命弱点。虽然敌人有几个师的兵力，但他们总不能手拉手把我们围住吧！”这时傅秋涛同志插话说：“敌人就是手拉手，我们也要斩断他们的手冲出去。同志们，为了保存革命有生力量，为了坚持湘鄂赣苏区的斗争，只有坚决粉碎敌人‘围剿’，突出去就是胜利。我们党团员干部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坚决执行命令，完成这次突围的光荣任务。”徐彦刚接着说：“……能不能完成这次突围任务，关键在于我们的领导与指挥，因此有勇还要有谋……”会上还有许多其他领导同志发了言。军区参谋长严图阁同志最后说：“……当前要特别提高警惕，加强侦察，随时掌握敌人的动态。”又说：“各部队和机关要抓紧时机做好一切突围的准备工作……”

会议还制订了两个突围方案：先是向东南的修铜宜奉边突围，然后候机南下高安、奉新，打开几个县，开辟一个新区。如不行，则向北经通城转向鄂东南迂回游击。

6月14日，红十六师和省委机关按第一方案向修水方向突围。由于准备突围的时间过长，贻误了战机，突围遭敌火力严密封锁，未获成功。当夜，部队执行第二方案，翻越幕阜山，再由天岳关向北走，到达通城盘石、云溪。在通城再分兵三路：徐彦刚率第四十六团和傅秋涛率省直机关干部、特务团为中路；严图阁、刘玉堂率第四十七团为右路；方步舟、钟期光率第四十八团为左路，分别从麦市一带渡河突围。

16日晚，中路和左路的第四十六、四十八团都渡过河去。四十七团赶到河边天已大亮，敌人迅速封锁了河面，无法渡过。傅秋涛率的特务团会合第四十七团共一千七百余人转向南行动，冲破敌人封锁线，转移到平江周坊、横江地区，不久又被敌人包围。傅秋涛沉着冷静地指挥了这场突围战，这次突围战除了傅秋涛的夫人曾湘娥（妇女部长）和军区副参谋长郭子明牺牲外，部队伤亡不大。7月，这支部队就转到黄金洞一带休整。

徐彦刚、方步舟率领的四十六团、四十八团于6月16日晚渡过麦市河后，便向阳新太子庙地区转移。

在太子庙，徐彦刚和红十六师政委方步舟在行军路线上发生了很大的分歧。方步舟认为红十六师应前往鄂豫皖苏区大别山下落脚，而徐彦刚却认为红十六师是湘鄂赣的红军，不能离开湘鄂赣苏区，主张从长江边黄颡口顺江而下，再到靖安、奉新一带开辟新区。徐彦刚的意见得到了大多数人赞同。

之后，徐彦刚就率领红十六师四十六团，从阳新黄颡口乘船沿江而下，在瑞昌码头镇上岸，再转往永修、靖安一带。不久被强敌包围，损失惨重，徐彦刚在突围中也受了重伤，行走不便。

为了不影响部队的行军速度，徐彦刚决定潜伏养伤。6月底的一天，身心憔悴的徐彦刚把四十六团政委明安楼叫到跟前，握住他的手，十分沉重地说：“明安楼同志，现在我把部队交给你。这是革命的本钱，你要把这支部队带回黄金洞，交给党，交给湘鄂赣人民，坚持下去。只要我还活着，我一定要坚持在这一带斗争，你们以后来找我！”

明安楼紧紧握住徐彦刚的手，不禁热泪盈眶，哽咽着说：“彦刚同志，你放心，我一定把部队带出去！你……你也要保重！”

于是明安楼带着部队和徐彦刚洒泪而别。后来，这支部队经过近一个月的辗转突围，终于返回了黄金洞，同傅秋涛率领的省委机关会合，到此时，部队只剩下七十余人。

望着部队远去的背影，徐彦刚心如刀绞，一阵空前的沉重的失落感袭上心头，让他难以承受！

送走部队以后，徐彦刚带领警卫员、卫生员，隐蔽到了云居山区，一边养伤，一边坚持斗争。1935年9月，由于叛徒告密，最后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下。他被杀害后，敌人并不知道他就是湘鄂赣省军区司令员兼红十六师师长徐彦刚。当敌人从他遗体上搜出一技刻着“李明”字样的小手枪时，才判定他是徐彦刚，因为这枝刻有“李明”二字的手枪是徐彦刚从在江西作战打败仗的国民党师长李明手中缴获来后一直佩戴在身上的。徐彦刚的牺牲，是湘鄂赣苏区的又一大损失，湘鄂赣苏区从此失去了一位文武双全的优秀指挥员和领导人！

再说6月下旬阳新黄颡口突围，由于船只不够和敌军追兵迫近，红十六师政委方步舟率四十八团和师部被迫向位于阳新、大冶县交界处的龙角山方向转移，被敌军围追堵击，损失惨重，只剩政治部主任钟期光、第四十八团团长魏平等十几个干部和少数战士于11月间辗转返回黄金洞与湘鄂赣省委军区机关会合。

这样，省委、军区机关和红十六师余部共四百余人，再次聚集黄金洞。

至此，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基本被敌分割占领，又一次进入艰难时期。

后来，这支四百余人的队伍，在傅秋涛、严图阁等人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湘鄂赣苏区的斗争，一直到抗战爆发。国共和谈以后，这支屡经考验的队伍被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开赴抗日前线，建立了新的不朽功勋！

第十章 红旗，一面面倒在血泊中 5、湘赣省委仅剩下了谭主席

1934年7月下旬的一天，湘赣省委机关驻地永新县牛田圩。

这天深夜，整个牛田圩都陷入了静静的沉睡之中，忙乎了一整天的红军官兵都早已进入了梦乡。

然而此刻，省苏维埃主席谭余保却无法合眼入睡。吃过晚饭后，他就一直坐在屋门口的那棵大樟树底下，闷声不响，吧哒、吧哒地一袋接一袋抽着伴随着他多年的水烟筒。他的心头正在翻江倒海，过去和未来两个互不相容的极端，同时在他的心头交错着，混淆着，扰得他心绪不宁，难以成眠……

几天前，湘赣省委终于接到了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虽然为时已晚，但总还算正确的“七二三训令”。训令指出：红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的中部去发展、扩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

接到训令以后，湘赣省委和红六军团立即按照训令的精神，召开了全军团政治工作会议，进行了深入的思想工作动员，整顿和补充了军队，把军团扩大到近万人。同时，还进行了紧张的行动准备，打草鞋，做干粮，补充弹药和进行各种演练，对突围的方向和方法也作了缜密的研究。

当然，对西征的红六军团的组织领导和留守的湘赣省委的人事安排，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也作了明确的部署：由原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任弼时，红六军团军团长肖克、政治委员王震三人组成了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中央代表任弼时任主席。留守的湘赣苏区省委则以陈洪时为书记，谭余保为省苏维埃主席，彭辉明为军区司令员，领导坚持苏区斗争，等待主力红军的凯旋。

时间已经十分紧迫了。昨晚，谭余保已经和任弼时，王震、肖克、甘泗淇、张子意这些率军转移的老战友们一一话别。几个小时前，王胡子王震打前锋走了，明天任胡子也要走了，再过几天大部队也要走了……

想到此，谭余保心中更加郁闷，他猛吸一口烟，然后长长地吐了出来。

他本也不想留。显然，留下来是要冒很大风险的，甚至于生死难卜。因为主力红军一走，十几万的国民党大军便要猛扑过来，而留守部队只有独立一、二、三、四、五五个团，区区三千来人枪。当然，谭余保不想留并不因为这个。自从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就已经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党。他1927年入党，当年就被选为家乡湖南茶陵县洮水乡农协筹委主任。后又先后任过中共茶陵县第五、六、七区区委书记，中共茶安酃特区书记，中共茶陵县苏主席。1932年8月，当选为湘赣省苏副主席兼财政部长。从1933年4月起，当选为省苏主席。参加革命这么多年，冒着枪林弹雨，出生入死，他又何曾怕过！他是舍不得离开那些患难与共的亲密战友啊！

当然，他对留守的人事安排是不满意的，他不愿意和新任的省委书记陈洪时搭对。

陈洪时，江西萍乡人，萍乡中学毕业后，考入湖北美术专科学校，因在校领导学潮被逮捕，后被中共解救送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历任中共泰和、万泰、乐安县委书记。1933年4月，苏区中央局委任他代理中共湘赣省委书记，5月任省委副书记。陈洪时和任弼时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曾是不同届的同学。任胡子看起来很深沉，而陈洪时却有点阴沉，谭余保不喜欢陈洪时，尤其是陈洪时任代理书记期间，整湘赣省湖南方面的同志是不择手段的，这给谭余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外此人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个人主义严重，喜欢自以为是，和许多同志关系也处得不好。

因此，当省委按照中央指示确定陈洪时任湘赣省委书记时，任弼时、张子意、吴德峰、肖克、王震等同志都不同意，谭余保还专门向任弼时请示过这个事，但最后还是按中央的指示决定把陈洪时留下来往省委书记。

“留就留吧，不想那么多了。在当前这种危急关头，我尽力同他搞好协调就是了。”谭余保心中默念道。

不知不觉，天已经大亮了。谭余保立起身，晃了晃沉重的脑袋，走到屋内用冷水擦了把脸，草草地吃完早饭，没有休息也没有搭理劝他休息的警卫员，就重新开始了工作。

8月7日，红六军团大部队九千多人从遂川横石和新江口出发，在红独立第四团的配合下，踏上了西征的漫漫征途。

红六军团的突围，并没有减轻湘赣苏区的压力。国民党当局致力“围剿”中央苏区多年，很清楚湘赣苏区对中央苏区的战略意义，要彻底打垮中央苏区，对处其右翼的湘赣苏区不进行彻底“清剿”是不行的。因此，国民党当局在湘军大部追击红六军团的同时，并未给湘赣苏区留下喘息的机会，仍然用重兵“进剿”湘赣苏区。

9、10月间，国民党正规军李云杰的第二十三师，李抱冰的第五十三师，罗霖的第七十七师，王东原的第十五师，朱耀华的第十八师分别驻扎在吉安、安福、遂川、泰和、莲花、茶陵等地，在江西地方反动武装的全力协助下，以六七万的总兵力，在湘赣边四周形成了对湘赣苏区的新包围圈。

然而，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陈洪时并没意识到形势的恶劣，他仍然乐观地认为：目前苏区形势开始趋于好转，红军主力牵制着几十万的白军尾追而去，苏区的活动中心可以暂时平静。在这样的情况下，苏区部队应四处出击，扩大影响，保卫苏区，等待主力回头，再一举恢复失去的根据地。作为湘赣苏区一把手的陈洪时还利用自己的权力把这种思想形成决议，用以指导湘赣苏区的斗争，而丝毫不接受谭余保、彭辉明他们的立足打游击战争的劝告。

在这个“左”倾决议指导下，苏区红军四处出击，和敌人死打硬拼，虽英勇作战但终因力量悬殊，以卵击石，恶果就立刻显露：红独一团、红独二团被打散；红独三团被迫从永新石灰桥突围，转移到泰山根据地，中余被阻，团长刘启明牺牲；红独四团则被迫转到桂东，在汝城、资兴一带活动。

这样，湘赣苏区便被国民党军分割包围成了十几块。省党政军机关所在地牛田圩与上下左右的联系也被割断了，党政机关在牛田圩难以立足了。

10月中旬，垂头丧气的省委书记陈洪时召集谭余保、彭辉明等党政军领导在牛田圩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部队的转移问题。

当时形势十分紧迫，对转移，大家是一致的，只是对向哪里转移还稍有争议。部队转往何处的问题一提出，会场内便议论纷纷。有人提出向老根据地井冈山转移，谭主席当即起身表示反对，他说：“井冈山离牛田很近，游击条件也很好，但现在不能去。1930年王佐、袁文才被杀，其旧部一夜之间全部反水，既打国民党，也打共产党，我们在那里已没有群众基础，我们不能去！”

谭余保望了望在座诸位，然后说：“我以为，我们应该挺进武功山。”

说完，他疾步走到墙上那幅破旧不堪的地图面前，指着地图说：“武功山位于湘赣两省边境，与罗霄山脉交叉而过，由东北向西南横跨赣西、湘东，延绵一百六十多公里。山高体大，丛林茂密，山峦重叠，山势险要，周围还伴有太平山、柑子山、棋盘山、铁镜山、五里山等数十座大小山峰，方圆八百余里，回旋余地很大，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进行游击活动的理想天地。”

停顿片刻，谭余保接着说：“这里还盛产粮食，山上还有野菜、竹笋、蕨根等充饥之物。更重要的是，这里山民纯朴，又是老苏区，人心向着共产党，有很好的阶级基础。”

在旁边默不作声的军区司令员彭辉明此刻接上话茬补充说：“在武功山区游击，我们还可以利用湘赣两省敌人的内部矛盾，保存自己，发展自己。”

省委书记陈洪时没有作声，但也没有表示反对，当然他也不想表示反对，一来武功山西北附近就是他的老家，但已是十年有家不能回，很想借机回家看看。二来，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他的确也不知道部队应该往哪里走，更何况“三巨头”中的二人都同意了，他又何必成为众矢之的呢！

这样，1934年10月18日，湘赣省委党政军机关和红独五团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离开湘赣苏区长期经营的中心地带，向武功山方向移动。经吉安的天河、敖城，越过安福的金田、严田、浒坑等地，突破了多条封锁线于31日进入泰山根据地，与先期突围到达的独立三团会合。省党政军机关驻安福袁家村。

然而，到了武功山区之后，深受“左”倾错误影响的湘赣苏区的主要负责人、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陈洪时老毛病又复发了。他没有把当初进军武功山区的初衷放在心上，在军事上也没有采取游击战的方法，而仍然奉行“左”倾路线的那一套斗争策略和斗争方式：白天作战，夜晚宿营，烧碉堡，打民团，斗恶霸，分粮食，贴标语，搞宣传，轰轰烈烈，声势浩大，使部队目标显露。当强敌进攻时，又采取碉堡对碉堡，死打硬拼的消极防御手段，对整个斗争前途缺少一个总体的把握，总寄希望于“红军打几次大胜仗，敌就会撤走，苏区就得以恢复，轰轰烈烈的革命局面就会到来”。结果，千里迢迢奔赴武功山区的湘赣红军游击队一进武功山就处于被动挨打之中，败绩不断传出：11月中旬，江西保安团二个中队偷袭袁家村，红军进行了阻击战，省委机关暴露，转移到安福境内的长源头、芦台村一带。

12月下旬，国民党军第五十三师一部纠集莲花、萍乡诸地保安团，直扑湘赣省委机关驻地长源头、芦台村。独立三团、五团与之展开阵地战，从上午一直打到夜晚，终因寡不敌众，趁黑撤出，至此，湘赣苏区全部失守；1935年1月下旬，国民党第七十七师罗霖部坐镇武功山区，放火烧山，采取蓖梳战术“进剿”红军游击队。2月初，省委派到山外指挥作战的军区司令员彭辉明，在莲花境内的虎头岭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2月9日，省委率领独立三、五团在观音形、双树坪一带活动时，遭国民党军第七十七师四六零团偷袭，在撤退中，仅有的一部电台被损坏，从此湘赣苏区便与党中央和红六军团失去了联系。

战斗连接失利，被敌人称为“丧家之犬”的湘赣苏区部队已是疲惫不堪，军威荡然，尤其是军区司令员彭辉明的牺牲，在部队中产生了沉重和巨大的冲击波。

彭辉明，广西人，中共党员，1929年12月参加邓小平、韦拔群、张云逸领导的百色起义。1931年随红军进入湘赣革命根据地，并留在湘赣边区工作，任永新县赤卫大队大队长，红十七师五十一团团长，第三分区司令员等职，1934年10月，被中革军委任命为湘赣军区司令员。彭辉明是个文武双全的红军指挥员，打仗冲锋在前，平时对部下十分和蔼，而且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在部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彭辉明司令员的牺牲，在湘赣红军中引起了一种悲观失落的情绪，部队中的“反水”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开来，尤其是一些重要负责人的叛变。先是省苏副主席肖行麟，再是红五团政委谭富英，红四团政委旷珠权，红四团团长李宗保……这样，不到半年，红六军团转移后的五个独立团的领导干部，或牺牲或叛变，便只剩下了两个：一个是红三团政委刘培善，一个是红五团团长曾开福，兵力也从当初的五千人退减到几百人。

整个湘赣部队迷漫着一股失败的气息！

1935年5月，湘赣省委常委会在湘赣党政机关临时驻地——太平山召开，省委书记陈洪时（此时已兼了军区司令员）主持会议，省苏主席谭余保，省委宣传部长谭汤池，妇运部长旷金媛，白区工作部部长刘炳高，省委秘书长龙承绪和团省委书记王用济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就在太平山上参天古木下用毛竹临时搭起来的茅棚中召开。与会者个个正襟危座，表情严峻，气氛显得凝重而又紧张。

省委书记陈洪时叹了一口气，苦笑着首先开腔，他说：“同志们，当前情况越来越严重了，我们的部队都被打得差不多了，而主力红军还不知在哪里，和党中央联系不上，看来我们有必要改变一下斗争的方式。”

他略微停顿了一下，望望四周，然后缓缓地说：“我想，既然目前形势不利于我们，与其在山里坐以待毙，不如将省委机关转移到安源去，依靠工人，开展城市斗争！”

话音刚落，省苏主席谭余保就“呼”地一声，站了起来，他指着陈洪时，说：“当初，部队还有实力，你要死打硬拼，现在，老本被你拼光了，你却要往白区转移，你这算什么？”

谭余保显得很激动，声音宏亮，双眼圆睁，接着厉声斥道：“你这是逃跑主义！省委机关搬出武功山，决不是斗争，是逃跑！党中央要我们留下来，就是要湘赣边区坚持红旗不倒，就是要让苏区群众看到希望！红旗卷起来了，还谈什么斗争，还谈什么希望！武功山这么大，湘赣苏区这么大，我们为什么要到白区去？”

团省委书记王用济也立起身，用缓和的语调责备说：“老陈，那样做是不对的，将来是要犯错误的！”

面对谭余保的怒斥和王用济的责备，陈洪时冷汗直冒。他强打笑脸申辩道：“老谭，不要那么大火气嘛，这咱们不是在商量吗？况且，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如果不行，我们再另行打算嘛！”

此时，茅棚中又一片寂静。当时，其他同志心态如何，已无法考究。

过了片刻，陈洪时欲言又止，最终还是开腔了，不过这次语气上显得更加谨慎。他说：“同志们，我这里还有一个方案，提出供大家讨论。鉴于当前的恶劣琅势，为了湘赣红旗不倒，我建议咱们兵分两路，避免作战目标太大。一路由我和龙承绪、旷金媛、刘炳高几位同志留守太平山，联络北路，开辟白区；一路由老谭和政治保卫局局长刘发云同志前往湘南与蔡会文、方维夏联系，寻找失去联系的红五团，收拾残局，整理武装再图发展。另外，谭汤池、王用济几位同志可到莲安萍特委去开展群众工作。”

这个建议最终被与会同志接受。

会后，谭余保、王用济、谭汤池都离开省委朝计划的目标而去。

谭余保他们走后，陈洪时又把白区工作部部长刘炳高派往萍乡一带做群众工作，把旷金媛派往攸县温水地区工作，还把几位女同志如易湘苏、段初英等安置在山上交通员家中。1935年6月上旬，他自己便带着老婆张运秀、秘书长龙承绪和医生及特务班的人员共十二人离开太平山来到萍乡、攸县边界的蛤蟆山。6月14日陈洪时便在老家萍乡投敌叛变。

当时任秘书长的龙承绪有个回忆，较详细地描述了陈洪时叛变的经过，文中这么叙述：

谭余保走后，陈洪时带我们在南山住了五天……农历初五这一天，陈洪时带领我们从太平山的茅棚里出发，到了离茅棚不远的一个姓龚的家里吃中饭。中饭后，陈洪时找到我和译电员，说这次行动是到萍乡去组织省委，转入城市地下活动，并要我和译电员就地留下，等萍乡那边搞好了再下山去萍乡。于是……我俩被留下，当天傍晚，陈洪时便带着他的妻子张运秀、特务班长、医师以及士兵共九人，夜行到萍乡陈洪时的家里。

农历五月初十晚上，陈洪时便派了一个便衣到了龚家。便衣说是陈洪时要他来迎我们去的，说那边已经搞好……

这天晚上，我俩在便衣的带领下，连夜往陈家赶，天亮时到达……吃完饭，陈洪时叫我、译电员、医生及特务班长、士兵等一起谈话。陈洪时说：“红军离开这里很久了，我们在这里不能工作，不能生存，要想救自己的命，只有向国民党投降。”

十一日，在陈洪时的家里杀了猪，摆了七八桌酒席。同吃的除我们外，还有……国民党政府官员。早餐后，国民党政府派了两个排的军队，一个排陪同我们步行到老关站搭火车到萍乡，向萍乡县政府投降。另一个排则留在陈洪时的家里，进行保护工作，深怕谭余保派红军来抄陈洪时的家。

我们到达萍乡的第二天，危宿钟（萍乡县长、江西省第二区“剿共”司令部司令官、第二行政公署专员）便专程去南昌请示我们投降的有关问题。

等了二十多天，却未见危回萍乡。据招待员说，我们这些投降的人不是一般人，陈是中共中央委员、湘赣省委书记，江西省府主席熊式辉也处理不了，要报告南京政府才能解决……

后来，陈洪时叛降之事果然捅到了南京，蒋介石亲自过问，并电令危宿钟，准委陈为湘赣边区上校招抚员，留在保安四团工作。陈洪时便鞍前马后，极力为国民党反动政府效劳，天天带着地方保安团队反动武装上山“清剿”红军游击队，并专做“招抚”工作。

陈洪时就这样叛变了。长征途中的任弼时同志知悉陈洪时叛变后，曾沉重地对肖克、王震、张子意等同志说：“谭余保同志当时就不同意陈洪时留下，我们没有听他的意见……”

由于陈洪时的叛变，中共湘赣省委原来的“三巨头”到现在只剩下谭余保一人。湘赣边区各地党组织也都被破坏，湘赣的革命斗争陷于混乱、溃散之中，湘赣地区的革命火焰行将熄灭！

然而，湘赣苏区这面红旗是歪而不倒，最终却又被人高高擎起！

此人就是湘赣省苏维埃主席谭余保。

太平山常委会以后，谭余保和政治保卫局局长刘发云就往湘南寻找蔡、方部队。6月20日，他们来到了茶陵县尧水花棚村边的山上。刘发云借口回家看看，便一去不复回了。谭余保意识到南下的行动已经暴露，同时又担心太平山上的省委机关，于是日夜兼程赶回武功山。当他在棋盘山与茶攸莲县委书记吴金莲会合后，才得知省委书记陈洪时已经叛变投敌。于是他就留在棋盘山，并派吴金莲下山，联系失散的同志。7月，谭余保主持召开了湘赣省委紧急会议，这就是有名的湘赣边“棋盘山”会议。这次会议宣布撤销原省党政军机关，成立了以谭余保为书记的临时省委和以谭余保为主席的省军政委员会、以曾开福为司令员的游击司令部。新的领导机构重新确认了以武功山为依托，相邻地区为回旋开展游击战争的斗争战略。

从此，湘赣边区斗争走出低谷，由衰转盛，一直坚持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2月，湘赣边区游击部队改编为新四军一支队一大队，奉命开赴抗日前线。

1938年9月，在湘赣苏区坚持斗争十几年，时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的谭余保赶赴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由于肺病发作，留下疗养，并进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解放以后，谭余保先后担任了湖南省政府副主席、监委主任、省纪委副书记、湖南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副省长等领导职务。1963年，调任中南局监察组组长兼中南局常委。1978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务委员。1980年1月，谭余保病逝北京，走完了他八十一年极富传奇色彩的光辉人生历程。

第十一章 中央苏区惨烈大突围 1、项英，唯一留下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4年5月书记处会议后不久，项英便知道主力红军将实行“大转移”。但什么时候走，谁去谁留，他不得而知。是年7月下旬，项英以中央代表身份，赴闽赣前线巡视。此前，张闻天曾在闽赣巡视，项英此行是接替张到闽赣巡视，帮助工作。与项英同赴闽赣巡视的还有毛泽东的胞弟、中华苏维埃中央银行行长毛泽民。毛泽民的主要任务是督促征粮、扩军工作。

9月中旬的一个夜晚，项英忽然接到中央电报，要他速回。他策马疾驰，星夜兼程，赶到瑞金梅坑中共中央所在地。

博古单独找项英谈话。“项英同志，前方情况怎么样？”

出乎博古的意料，项英的回答及表现的神色竟然是那么乐观。“前线将士很英勇顽强，誓死保卫苏区的决心很大。”

“是的，很好。”博古感到一丝慰藉。

停顿少许，博古把话题一转，把这次谈话的中心意思说了出来：“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敌人，保卫苏区，近期主力红军将离开中央苏区，寻求外线作战。中央决定，留下一部分部队牵制敌人，保卫苏区，同时决定你留下来，领导苏区的斗争。”

项英是没有思想准备的。因为中央高层领导谁去谁留的问题，博古没有提到政治局会上讨论，也未征过他本人的意见，这两个月以来，他一直在前线巡视。项英为之一怔，的确感到突然。从博古郑重的语气中，他感到这已不可能改变。

博古望着项英，等待着表态。

双方目光凝视，一阵沉默。

“我没有意见，服从党的决定。”项英坚定地表示。项英的回答，令博古由衷地欣慰。他握住项英的手，信任地说：“项英同志，你肩上的担子很重呵！”

在博古和李德看来，中央政治局成员中，项英是留下来主持工作的最佳人选。

1937年4月，继埃德加·斯诺之后，斯诺的妻子尼姆·威尔斯也到陕北采访，她后来写成了一本《续西行漫记》。她未能见到项英，但在陕北的项英的战友们向她介绍了这位传奇式的领袖人物。

尼姆·威尔斯是这样描述项英的：项英，从前一个武汉工人领袖，据说是共产党中最有趣的人物之一。他作为一个兼具军事和政治才能的人，是跟毛泽东并肩的。有人告诉我，“他在共产党内地位仅次于毛泽东。”

现在四十出头的项英，是最早的无产阶级共产党之一。他的父亲在他孩子时便死了，把孀妇遗落在极端的贫穷之中。她试当裁缝来养活她的孩子们，儿女到山中去采集干草和柴当燃料出卖。

项英十五岁做典当学徒，几年后地位升高了些，学会稍能读书。他敏锐地自觉到自己是穷人却帮助富有的重利盘剥者去剥削别的穷人的这一种矛盾；大半便是这一种对于重利盘剥的不平的洞鉴，使他后来在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平汉铁路罢工的时候加入了共产党。他即辞去典当伙计，离开湖北黄吱县他出生的乡村，以便把全部时间贡献给党的工作。

虽然他据说外貌并不动人，可他有一种有力的个性，懂得怎样获取社会一切下层阶级的信任和援助。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他是在各种工会里的党的组织者，一九二六年是战斗的湖北总工会秘书，这工会支配武汉区的工人运动。虽然向忠发那时是个工会的主席，据说工会的所有计划和政策，都是项英所草拟的，他以“向忠发的灵魂”而出名。一九二六年末上海工人运动极度高涨的时期中，项英当上上海总工会书记，并是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之一。那以后，他一向是中国同业协会运动方面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做过支配这个运动到一九三一年的李立三信任的副手。

项英进苏区时，他做政治局的委员，在苏维埃政府中占着负责的地位，在红军主力于一九三四年离开南方去“长征”之后，项英留在后面，指挥一切余下的苏维埃活动……

在中央政治局成员中，除了毛泽东、朱德，就数项英在中央苏区的时间长。眼下，数十万大军如乌云压顶，人心思动。

在这种情形下，谁愿意留？

谁不想走？留下来，意味着死亡！

然而，项英却危难受命留了下来。

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分局，由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组成，项英任书记。

与此同时，中革军委还划定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最基本的地区和必须最后坚守的阵地。

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林彪、彭德怀、董振堂、周昆、罗炳辉所属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先后撤出前线阵地，向瑞金、会昌、于都等地集结。周建屏、杨英第二十四师和独立第三、第七、第十一团等部，接替了主力的防务。

1934年10月10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项英发布“大转移”命令。

命令指出：“兹将军委总司令部及其宜属队伍组织第一野战纵队与主力红军组成野战军同时行动，即以叶剑英同志任纵队司令员。”

第一纵队下辖彭雪枫、罗彬、武亭、陈赓和宋任穷领导的四个梯队。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李德等都编在这个纵队，邓颖超、康克清以及电台、干部团也编在这个纵队。

与此同时，又编了军委第二纵队，由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成。李维汉任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邓发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张宗逊为参谋长。

第一纵队代号“红星纵队”，第二纵队代号“红章纵队。”

10月10日下午5时，“红星”纵队第一、第四梯队率先由梅坑、九堡等地向于都进发。

前所未有的长征开始了！

“三人团”中，李德走得最迟。他还应项英之约留了下来，作了一次深深的长谈。

谈话只有三个人：项英、李德和翻译伍修权。

李德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当中央纵队从瑞金附近的禁区出发时，项英约我进行一次个人谈话。因此护送我的人员就落在后面了，第二天才赶上了纵队。中央纵队像所有的长征队伍一样，也只是在夜里、在黑暗的笼罩之下行军。同项英的谈话几乎进行了一整夜，伍修权担任我们的翻译，留守部队的指挥员陈毅没有参加，除了我们三人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

项英显得非常乐观，虽然蒋介石这时已经开始了新的“围剿”，并且于我们的独立部队在各处只能与敌人进行周旋，粤军此时在南昌也同样加紧向前推进，兵临会昌城下，他仍然认为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并非不利。未被敌人占领的连成一片的苏区还有两万五千至三万平方公里，另外还有一些是被敌人或多或少截断还存在的苏维埃地方政权的“岛屿”。把这些地区都算在内，留下的居民仍有二三百万人。当然也应该估计到，这个数字会相当快地减少下来，因为可以肯定地说，进攻的敌人不仅会占领和“清洗”少数还掌握在我们手里的县城和所有比较大的村镇，而且也会把沿途的村庄和这个地区中心的富庶平原扫荡一空。然而，项英并不气馁。一、两个星期以来，所有危险地区的撤退工作已经在进行。民政机构、干部和储备物资都转移进了难以通行的山区。自愿跟随他们撤退的还有老百姓中最有觉悟，特别是参加了地方自己组织的那部分人。当然，项英对迟早会来的经济困难，也感到颇伤脑筋。

那天晚上，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前途是多么乐观，可是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又是多么忧虑。顾及到我们是通过翻译进行交谈，因此他在谈话中选词是十分谨慎的，他特别对瞿秋白重病卧床必须留下感到非常惋惜。

无疑，项英的“乐观”是不切合实际的。后来，项英在反省这段历史时这样说：当时我们接受党中央给予的训今，执行保卫苏区的任务，可是没有明确的、深刻的对当时的环境情况和整个斗争的前途有一个正确的估计，以为野战军出动在湘西建立了新的苏区，必然使中央苏区的周围环境有个大的变化，进攻的敌人便大部被吸引到湖南去，这样便于我们战胜敌人的进攻。我们估计敌人只能占领大的圩场和城市。最低限度我们可保持许多不相联系而偏于乡村的苏区，准备在适当条件下配合野战军举行反攻，恢复被敌占领的城市和己失的苏区。因为这样的估计和认识，自然不能正确地决定我们整个方针。

因为对斗争形势估计有了错误，就不能迅速转变我们在军事上群众斗争上应有的转变，以迎接新的斗争，必然照旧继续过去大规模的作战方式来反对敌人的新的进攻。游击战争的口号虽然叫得很响，但真的游击战斗没有在各地广泛发动起来，这样在敌人新的进攻之下就遭受了不断的打击和损失。

在军事上，正因为对斗争形势的估计有了错误，必然使游击战争不能正确地实际地开展起来，对于群众的游击战争的领导和发动更是差得很。虽然我们己放弃了阵地防御战转变为运动战，放弃了李德的“短促突击”战术转为游击战术，但是在总的方面仍然是采取大兵团的作战的方针，实际上是消极的防御。

1937年11月7日，项英到达延安。12月7日，他向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了《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报告详细地汇报了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过程，并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严于律已的精神，总结了经验和教训。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对于南方区游击工作的决议》，指出：项英同志及南方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贵的胜利。

决议还强调指出：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主要的领导同志，以及在游击区长期艰苦斗争之各同志，他们的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

第十一章 中央苏区惨烈大突围 2、10月10日，陈毅才知道“大转移”的秘密

送走了李德，项英顾不上彻夜未眠的困倦，便立即到中央医院探望陈毅。

陈毅是8月28日在兴国高兴圩战役中坐骨中弹负伤的，他当时任红军西方军总指挥和江西军区司令员。起初陈毅认为自己的伤情无关紧要，便在前方野战医院治疗。不几天伤势骤然恶化，几乎不能下地，由担架抬到了瑞金梅坑中央总医院。那儿住的，全是从前线下来的省军级高级干部。

转到中央医院，虽说比野战医院强多了，但当时战争环境，条件很差，医院虽有X光机，但没有发电机，照样开不了刀。陈毅住在中央医院个把月，但一直未能动手术，弹片在体内，伤势总不见好转。

中央医院离中共中央机关仅两百米，陈毅住院这么久，始终都未见中央主要负责人来看望过。在博古眼里，陈毅是毛泽东路线的人。

陈毅跟随毛泽东可谓久矣。1928年3月，他与朱德领导湘南暴动上了井冈山。朱毛会师成立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兼第十二师师长。在红四军中，陈毅的地位仅次于朱毛。1929年1月，他与毛泽东、朱德向赣南闽西进军，创建中央根据地，含辛茹苦，功勋卓著。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陈毅与毛泽东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陈毅成了毛泽东忠实的战友和毛泽东路线的坚定执行者。

红军主力“大转移”，博古、李德把陈毅留下来，借口很简单，负了伤，行动不便。但同时还有一种考虑，项英政治上领导，军事上毕竟有些欠缺。

陈毅虽身负重伤，但打仗有一套，在苏区很有影响。他留下来，有一定的号召力，也可稳定人心。博古、李德对陈毅也有顾忌：他毕竟与中央路线不合拍，军事指挥大权交给他不放心。所以，中革军委离开了，成立了中央军区，统帅留守的所有红军及地方武装，项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未能挂职。

“大转移”前夕，陈毅就有所察觉，因为总医院也动起来了，医疗设备开始装包打捆，不远处的中央机关的东西搬进搬出，忙个不亦乐乎。

陈毅对病友们说：“可能有大动作。”

陈毅正式得知“大转移”的消息，是10月10日，即中央机关撤出梅坑往于都进发的当天。代表中央来看望陈毅并通知他的是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

周恩来对陈毅说：“中央决定自下你坚持斗争。你斗争经验丰富，特别是有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和苏区几次反‘围剿’的经验，相信你一定能依靠群众，依靠党的领导，坚持到胜利。”

周恩来还告诉了陈毅中央的决定：中央和军委撤出后，在苏区成立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委员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副主任梁柏台。

项英在送走李德后，便急匆匆地赶往医院去看陈毅，他知道陈毅是员战将，想看看陈毅对今后有些什么想法。

项英对陈毅很热情，问长问短，亲自端水送药，十分关切陈毅病情，并嘱咐院长用最好的药。项英对陈毅说：“你的病好了以后，我们一同大干一场。”

陈毅第二天就被项英派人用担架接到了中央分局机关。

然而，项英没有料到，陈毅对时局的估计与他相去甚远。

当天晚上，项英在中央分局会上传达中央的部署和讨论今后斗争问题时，就与陈毅发生了意见分歧。

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有第二十四师和独立三、七、十一团；江西军区一、二、三、四团；赣南军区六团；闽西军区三个团；杨、赣军分区十三团以及登贤独立团和各县独立营共一万六千余人。

项英热衷于大兵团作战，他主张“创造新的师、新的军团”，还提出“准备配合红军主力进行反攻”。在项英的计划中，除了扩充队伍，大摆摊子外，还打算搞军事学校，搞兵工厂，一切如同过去，企望再搞起一个大的根据地。

他不愿意把得力的干部分配给地方，不愿把比较像样的武器装备分配给地方部队和游击队。相反，他主张把地方游击队改编成独立团，将勉强出院的伤病员，都充实到红二十四师主力部队。项英说：“我们有主力二十四师，再加上独立团，这十多个团可以消灭敌人一个师。”

项英希望打硬仗，打大仗。他说了很多，谈得很乐观，似乎看见了不远的胜利。

与其相反，陈毅倒把困难想得很多，把局势看得较严峻。

陈毅提出要改变旧的斗争方式。“过去是大规模的根据地，扩大红军，突击征粮，从上面布置，贴标语口号，出版报纸，发布新闻，大兵团正规作战，地图上作业；设医院兵站，积草囤粮；政府摊开办公，门房收发，签字收据，文件抄得清清楚楚、印刷出来，一印好多本发下去；开会要一个星期、十天，一个负责人报告要三天三夜，从国际形势谈起……这一切都不行了，全要收起来。大家全部脱下军装，穿上便衣，背起快枪，打游击去，让敌人找不到目标。地委、县委就是指挥官、游击队长。三三两两，七个八个，搞他几百支、几千支游击队，看你怎么抓得完？我们打麻雀战。麻雀几十群、几百群，你能消灭一群，不能消灭几十群、几百群。”

陈毅对野战军胜利班师不抱希望，他认为野战军到湘南站不住脚，到湘西也站不住脚，到贵州也站不住脚，到云南到四川甚至更远的地方都不行。

根本不要打算依靠主力，联系不上的，只能依靠我们自己。敌人几十万大军紧紧盯住野战军，能够不被消灭就算好了。他们管他们，我们管我们。

陈毅还提出，把第二十四师和独立团分散到各县去，作为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不能打游击的党的高级干部转移出苏区。

陈毅的一番话，令项英很不高兴，认为完全是“失败情绪”。作为第五次反“围剿”前期作战的主要指导者之一，项英当然惧怕别人说“失败”两字，他责备陈毅说：“你情绪不好，悲观失望。”

陈毅不服气，说：“我对革命从不悲观失望！承认失败并不是悲观失望，而是政治上坚强的表现。”

见陈毅这么说，项英问道：“你想走吗，离开中央苏区？”

“我现在不作这个打算。”陈毅说，“我只希望伤口好起来，反正中央苏区搞垮也不是一两天的事，起码也要两三个月。我的伤好了，能走路，能跑，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陈毅又说：“我不走，中央有任务我要留下来，总能起到一些号召作用。中央苏区留下了一万多名伤兵员，我也是其中一个，我留下来，伤员们也就没话说了，我毕竟是高级司令员呀。”

显然，陈毅的观点已经完全改变了中央赋予中央分局的“训令”使命，项英不敢贸然表态。

党的纪律是下级服从上级。项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分局书记，陈毅只是中央分局成员、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中央苏区的决策权由项英说了算。

1934年10月20日，项英在《红色中华》第243期上发表题为《开展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保卫中央苏区》的文章，号召苏区军民“全体武装起来，组织游击队，加入游击小组，发展最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胜利地保卫我们中央苏区”。

就在中央红军主力突破粤军信丰、安远及王母渡封锁线的第二天，项英接到中革军委的命令，正式成立中央军区，由项英任司令员兼政委，龚楚任参谋长，贺昌任政治部主任。

龚楚，广东河源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过湘南起义和井冈山的斗争。1931年底由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先后担任红七军代理军长，红独立二师师长，粤赣军区司令员，赣南军区参谋长、司令员。后于1935年9月叛变投敌，率国民党军偷袭中共赣粤边特委机关，制造“北山事件”。全国解放前夕逃离大陆赴香港等地从事反共活动，晚年从香港返回广东老家定居。

天如人愿，陈毅在动过手术后好得很快。几天后他就能拄着拐棍到处走。

陈毅主持召开了中央政府办事处会议，办事处副主任梁柏台参加了。各苏区省委、省苏维埃政府负责人，因战事紧迫来不及赶到瑞金的云石山。因此，与会者仅有原中央政府一些部门的负责人和瑞金、西江县主要负责人。

时任瑞金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邱进桂回忆说：“陈毅同志对我们大家说：五次‘围剿’，敌人改变了战术，用乌龟壳战术对付我们。我们现在没有打破敌人的‘围剿’，红军主力要转移，要到外线去打击敌人。大部队走了，但苏区还在，省、县、区的党组织还在，苏维埃政府也还在。敌人要进攻我们的，瑞金将会由福建的敌人来占领。将来苏区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如果野战军出动后，敌人将主要兵力对付野战军，我们苏区的压力就小一点，这就可能存在苏区。敌人来了，我们就要同敌人进行游击战争。陈毅同志告诉我们：我们苏区还有四个军区，还有一万四千枝枪，有一个独立二十四师，江西省、福建省、闽赣省、赣南省都有独立团，各县有独立营。我们完全能坚持同敌人进行斗争。陈毅同志鼓励我们这些留在中央苏区斗争的同志，要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的，敌人是一定会被我们打败的。这次会开得很简短，大约只有个把钟头。开会的时间是10月下旬。这时野战军己出动，这次会议的第二天，中央政府办事处就迁到了于都县宽田的龙泉迳。”

陈毅对局势有种不祥的预感，他对中央政府军事工业局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赖绍尧说：“老赖，你还是在军事工业局负责，但是不要像过去那样搞厂子喽，必要时兵工厂还要毁掉。机器可是要保留喽！”

遵照陈毅的指示，赖绍尧将兵工厂、被服厂、卫生材料厂、印刷厂的许多机器陆续埋在于都宽田一带，工人也得到疏散安置。陈毅回忆说：“晓得中央苏区要被敌人占领，就抬着机器跑几十里，到山里挖个窟窿埋起来，还要动员，不要泄露。我还亲自指挥把钨砂埋在水田里。那时已是11月，已经割了稻子，把稻根拔掉，把钨砂包起来埋进去。还对老百姓说，无论如何不要讲，这是革命的财产。”

军事工业局不久自行解体。赖绍尧从中央局级干部被调到瑞金、会昌边独立营担任营长兼政委。这个独立营1935年春奉中央分局指令坚守瑞金铜钵山区。赖绍尧回忆说：“实际上，这时形势已经很紧张了。瑞金县城已经失守，铜钵山被四面围困。按照实际情况，这时独立营应该突围到敌后去活动，开展游击战争。但是，我作为独立营长，机械地执行中央分局的命令，结果独立营很快被敌人打垮，铜钵山也失守了。我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同兄弟部队也失去了联系。后来我转移到崇义、上犹县一带去寻找组织，但没有找到。”

赖绍尧，湖南汝城人，1926年参加革命。曾任湖南汝城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长、中共湘粤赣边特委书记、崇义县委书记、南康和信丰赤卫队总队长、红四军十三师团长、团政委、红军残废医院院长兼政委、中华苏维埃邮电总局局长。解放战争时期曾任热河省邮电管理局局长。建国后曾任江西省财政厅、交通厅厅长、省经委党组副书记、省政协副主席。1992年于南昌病逝。

第十一章 中央苏区惨烈大突围 3、惨败面前，项英终于实行战略转移

主力红军转移后，国民党除薛岳、周浑元十万大军追击外，其他各纵队二十万人依然留在中央苏区，由陈诚指挥组成“清剿”军。陈诚对蒋介石说：“中央苏区必须彻底荡平，不然后患无穷。”

1934年10月26日至11月23日，陈诚军相继占领宁都、瑞金、于都、会昌等中央苏区中心区域的县城。

攻占瑞金县城的是敌东路军李默庵第十一师。1935年1月，国民党第十一师特别党部编辑的《收复瑞金纪事》中这样描写此战的经过：

长汀克复后，本师回驻蔡坊，构筑河田黄管公路。十一月六日下午奉总司令电……第十、第三十六两师归李师长指挥，收复瑞金等因；于是定八日第十师集结长汀城，九日第十师为第一线，先向古城前进，并以有力之一部占领古城西之大岭隘，以为翌十日直下瑞金之准备。八日晚，细雨沉蒙，九日晨，大降滂沱，官兵振奋前进。至九时，与伪古城独立团溪口独立营等股匪在古城东之牛岭接触，当击攘之，毙匪百余，获枪数十枝，旗帜戈矛无算。惟沿途要隘，均经砍倒大树又遍布地雷以为障碍，行进颇为迟滞。

十日本师遂向瑞金前进，伪中央苏区模范营、壬田游击队、九堡独立团、梅坑赤卫营，及昨日残窜部队共约人枪两千余，扼守大怜隘，顽强抵抗。经数度冲锋，始于晨刻攻占之，残匪向会昌于都方向逃窜。已刻我先头第三十旅克复瑞金，此沦陷五年匪之军事政治中枢，进入于我军之手矣。

攻陷瑞金，国民党不可一世，《中央日报》作了大肆渲染，连篇累牍。

敌人的战略企图是从北、东、南三方面向内收缩，以集团兵力据守各县城和交通要道，用堡垒封锁的办法，将广大苏区分割成许多小块，将红军围困在越来越小的地区里，然后分割“清剿”，进而彻底消灭。

敌军每侵占一地，就进行绝灭人性的屠杀。卷土重来的地主豪绅、流氓恶棍，组织了“还乡团”、“铲共团”、“暗杀团”，无数革命干部和群众被活埋、挖心、肢解、碎割，真是惨绝空前。中央革命根据地被杀害的人数多达七十余万！

就在瑞金失陷两天后，留下来的唯一的红军正规主力部队第二十四师，从福建汀州撤回至瑞金九堡一带。这里曾是中革军委所在地。

红二十四师原是罗荣桓等负责组建的。师长周建屏，政治委员黎林（主力长征后由福建军区政治部主任杨英接任），政治部主任袁血卒。

红二十四师有三个团的建制，即第七十、七十一、七十二团，每团有三个营，武器装备较好，兵员充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期间，多次配合红一、三军团作战，有较强的战斗力。其中，温坊大捷，与红一军团第二师一道，歼敌近一个师，成为第五次反“围剿”后期作战唯一的一个大胜仗。长征时，红二十四师作为唯一主力留守中央苏区坚持斗争，可谓留守部队中的“王牌军”。后来，项英又决定将大部分留守伤员痊愈者，补充给二十四师，全师有近六千人。

师长周建屏行伍出身，江西省金溪县人。早年投身滇军，参加过辛亥革命、护国讨袁及北伐战争。1927年春，经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南昌起义。1929年后历任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团长、红十军军长，参与指挥赣东北反“围剿”作战。1933年1月后，历任红十一军军长、红七军团第十九师师长、红军独立第二十四师师长等职，1934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率部参加中央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战争。身经百战，屡立战功，可谓红军名将。

占领瑞金，李默庵第十一师气焰嚣张，趾高气昂，继续向会昌推进。

红军第二十四师指战员，眼看“红都”遭受敌人蹂躏，气得直跺脚，纷纷要求狠狠打击敌人。

师长周建屏召开了团级干部会议，他征求大家意见，打，还是不打。与会者都擦拳磨掌，说打。

项英也主张打一场大仗，他说：“要用胜仗来振奋一下苏区群众，提高大家的信心。”

一场大仗就这么定了下来，战场选择在了瑞金与会昌之间的谢坊，打击对象选择了攻占瑞金的李默庵师。

时任第二十四师政治部主任的袁血卒回忆：

十一月二十二日，敌东路第三师由瑞金向会昌推进。军区命令二十四师赶到谢坊附近埋伏。会昌、瑞金和福建的地方武装也参加了伏击。这次战斗的战场指挥是师长周建屏。但是，敌人尚未完全进入伏击圈内（主要是福建的独立团未及时赶到指定地点），战斗就打响了。这在军事上叫犯了“过早突击”的错误，因而未能全歼敌人，只消灭敌人半个旅，把歼灭战打成了击溃战。这次战斗虽然是我们胜利了，但严格说来不能算是大胜利，因为本来可以消灭更多的敌人。战斗结束后，中央分局给中央发了电报，说是打了一个大胜仗，消灭敌人一个师，《红色中华》报也发了消息。我在这次战斗中负责收容俘虏。原来准备大量俘获敌人，因为打成了击溃战，俘敌不多，只缴获许多骡马牲口。战斗结束后，我挑选了两匹骡子带了回来。

谢坊伏击战，虽然打击了猖狂嚣张的敌人，振奋了苏区人民的斗志，但同时也暴露了红军的实力。

项英开始认识到了“独立作战”的必要性，把一些得力干部派到各地区去领导斗争。于是，张鼎丞、范乐春回闽西；钟循仁回闽赣；胡海回东固；李鹤鸣回公略。

当时，这种认识的转变受到局限，还只限于地方，也还只是部分地区，军队这一块没有动。项英后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才进一步认识到这一点：这种转变仅仅是局部的，而主力二十四师和几个基于团，仍然采取大兵团作战方式，仍然进行消极防御，阻止和破坏敌人对于‘三角地区’筑垒推进。于是在丁陂战斗（即敌由瑞林寨向丁陂至大柏地之线筑垒）中，阻止筑垒敌人而受到一点损失。二十四师经常辗转各地区待机，企图截击和阻滞敌人筑垒前进，但均未获得成就。这时敌人已进占于都并由岭背向于都河上游构筑封锁线以与瑞林寨衔接，便把我们的联系截断了。

面对日益紧张恶化的形势，陈毅一再向项英提出，把部队分散打游击，但项英仍不同意。

项英之所以不同意把二十四师和其他独立团分散打游击，其指导思想，还是拘泥中央的指示，企望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打正规战，以重大胜利迎接主力红军返回中央苏区。

主力红军从粤军陈济棠部防地突破防线后，蒋介石十分恼怒，他责令陈迅速向会昌进攻，截断留在中央苏区红军南面的退路。

粤军颇能打仗。赣南红军和地方武装曾几次与之交战，都退下阵来。

为了巩固赣南和保持会昌河两岸的联系，项英决心集中红二十四师与独立第三、第十一团，在牛岭与粤军打一仗。

然而，出乎项英的意料之外，牛岭一战，竟成为主力红军转移后最大的一次惨败，也在周建屏辉煌的军事生涯上投下浓重的阴影。

项英对牛岭之战追悔不已。他1937年给中央政治局汇报时写道：斗岭战斗是不应有的惨败，而且是不应有的战斗。事前有侦察粤敌向牛岭坳一带游击（约一营到二营之数），准备在其附近埋伏或袭击，可是部队到达目的地后，敌已回到约二十里地之牛岭，这时已到下午，士兵也很疲劳，应该择地宿营，再行侦察情况，决定行动。不料独立团团长徐鸿这个冒死鬼，要跟踪追去。当时二十四师师长周建屏负总指挥之责，也不考虑便随意应允。

最儿戏的，一团埋伏于唐村至牛岭大道旁打击增援之敌，可是将兵力分散，后来被敌各个击破。进攻牛岭的主力约四个团，到达牛岭附近，也不将部队展开，仍以行军纵队（独三团为前卫）直向牛岭汗场冲去。敌人占据房子不动，等到我们冲到面前，敌人即以反冲锋将全团冲垮。退回时自己将后续部队冲散，敌人跟踪追击，一直冲到指挥阵地。周建屏带花，幸杨英率领直属队顽强抵抗，才把敌人打退，收容溃兵，直到两天之后才将全部队集合起来，可是已受了大的损失，以五个团兵力被一团上下之敌而各个击破。这次打败，是我们红军空前未有的败仗，而且绝对不应该打的败仗，简直是把打仗当儿戏的必然结果。这一败仗可以说动摇部队作战的信心，增强对广东军阀的害怕心理，同时也成为我们结束大兵团作战的最后一仗。

牛岭一战惨败，项英对形势的估计清醒了，不再那么盲目乐观，认识到了局势的严重性。

11月底，项英召开中央分局会议，讨论今后的斗争方针。

会上，陈毅提出要迅速地全面转入游击战争，不能再拖，二十四师要分散，独立团也要分散。中央分局要给各地发指示，转变斗争方式，准备大风暴的来临。

陈毅的意见得到中央分局绝大多数成员的赞同。

项英也终于同意了陈毅的意见，并要陈毅起草一个指示，以中央分局的名义发下去，部署各地转入游击战争。

会议决定，中央分局只留项英、陈毅、贺昌三人保持领导，其他成员全都分散到中央苏区的各个游击区。中央分局机关和第二十四师部分部队，以及赣南省党政军机关，迅速转移到上坪地区。

第十一章 中央苏区惨烈大突围 4、危急时刻，遵义传来一道电波

中央分局会议之后，中央分局只留项英、陈毅、贺昌三人保持领导，分局其他成员和办事处成员，均分赴各地领导斗争。

陈毅草拟的指示信已晚，局势恶化太快。中央分局下辖的各省委已失去联系。闽浙赣省方志敏的电台不通了，闽北分区委的电台也不通了。

项英情绪十分低落。

中央分局只能与附近的赣南省委联系。

陈毅把瑞金县委的负责人钟得胜找来，和他进行了长谈，说：“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大山头搞小组，分散打埋伏，到群众中去夺自首队的领导权。地主回来了，你乖乖地在这里，我们不动你，给你粮食，还可以利用地主作掩护；如果他们不安分，就抓，要坚决把老窝搞掉。你们一定要躲到山里，在山里睡觉，风餐露宿，不要下山。地主靠不住，有些自首的靠不住，无论如何不要脱离武装，不要脱离高山大岭。”

张鼎丞、邓子恢根据中央分局会议决定，前往闽西。临行前，陈毅对他们说：“你们的老根据地在闽西，对那里地形熟，在群众中影响大，要尽量坚持闽西的游击战争，使江西方面的压力减轻一点。”

张鼎丞等走得早，在敌尚未合拢之前就已转移出江西，安全抵达闽西，并在闽西地区坚持领导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被派出去的干部还有：赣南省委书记钟循仁调任闽赣任省委书记，阮啸仙从中央分局调任赣南省委书记。成立中共瑞西特委，将闽赣省委书记赖昌祚调回任特委书记，并成立瑞西独立营；派土地部长胡海回东固地区，任中共公（略）万（安）兴（国）特委书记，派李鹤鸣到胜利县负责；中共赣南省委组织部长罗孟文到杨赣特委任书记，还从红二十四师和独立团抽调一些军事干部，派到地方武装加强领导。

主力红军转移时，中央苏区留下了近一万名伤病员。到1934年底，尚未出院的还有六千余人。在敌人包围圈日益缩小的情况下，数千伤员集中在一起是很危险的。中央分局决定，将伤员全部疏散安置。

红军主力长征后，苏区成立了中央军区卫生部。王立中任部长兼政治委员，张凯任政治部主任。解放后，张凯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副部长。

张凯在回忆中写道：这批伤员共六千余人，多数是重伤员，少数是轻伤员。他们分布在中央苏区的于都、瑞金、博生（宁都）、西江、石城、宁化、长汀和后来成立的瑞西等县的红军医院中。后来，这些医院陆续向于都、瑞西、瑞金等县集中，因此大部分伤员也集中到了这些地方。

11月和12月初，也还较平静，到了12月底，敌人开始分区“清剿”。

这时，形势就紧张了。我们预计到了这个情况，为了保护伤员，决定将所有重伤病员都分散到老百姓家中休养、隐蔽，轻伤员则动员归队。

我们将安置到老百姓家中的伤病员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都派有医护人员，他们也住在老百姓家中。同时，发给每个伤病员三个月的钱、粮和一部分常用药品，并向伤病员宣布了纪律。

当时，我和陈毅同志一起到一个医院对伤病员进行动员。陈毅同志自己是个伤员，这时伤已快好了，离开了医院，到了中央政府办事处。

到了1935年1月上旬，所有的伤员都已分散到了于都、瑞金、瑞西以及长汀、宁都等县（主要是于都、瑞金两县）老百姓家中。

红二十四师政治部主任袁血卒也负责了一些伤病员的安置，他在回忆录中说：我负责动员的医院，驻在一个三合大院的龙王庙里，有四五百个床位，几百名伤员在这里治疗休养。为了配合动员疏散，工农剧社的同志也来了。

演出之前，我传达了疏散政治动员报告。不一会，伤病员们转给政治部的意见就有几百个，有毛笔写的，有钢笔写的，大部分是铅笔写的。有的简单介绍了战斗经历，有的在一张纸上写着“立即上前线，保卫苏维埃政权！”

两行大字，下面签上许多名，盖上手印。连躺在床上的重伤员也表示死也不离开部队！这许多意见，表达了一个共同意志：为红色政权战斗到底！

可是，这个神圣的意志，与残废的、不健康的身体相矛盾，与严重的客观形势相矛盾，也与我来医院的任务直接矛盾。我想这些伤病员都是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只要把道理说清，是能够做通工作的。于是，我首先找到周副团长，把政治部决定的疏散名单给他看，疏散名单包括医院院长和政委，周副团长排在第三。我动员他带头服从党的决定，并一起说服别的同志。经过反复动员，周副团长思想通了。这样，整个医院的伤病员迅速疏散到了老百姓家中，有些则动员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家乡。

陈毅自己也是伤员。他拄着拐棍到医院做动员，对前来帮助转移疏散伤员的乡亲们说：“这些红军战士都很年轻，是革命的宝贵财富。你们把这些同志抬回去，藏起来，掩护好，治好伤，给你们做儿子也好，做女婿也好。他们的伤好了，多一个劳动力，也多一个报仇的人。”

伤员们大多不愿分散，说挂彩也要跟部队上山打游击。陈毅对他们说：“野战军出征了，中央苏区的局势今后会很紧张，每个人都要做好准备。回家种地也好，打游击也好，在老乡家养伤也好，一定要生存下去，也许野战军回来，苏区发展了，你们再回来。”

苏维埃政府和苏区群众对红军伤病员的转移疏散和安置治疗做了大量工作。保存至今的一份文件——《瑞西县委给各区乡的一封信——关于保护和安置伤病员事》这样写道：

<small>县苏维埃为保护伤病员在群众家里安全休养及解决目前寒冻一切需要，使其伤病迅速痊愈和恢复他们的身体健康，参加游击工作，更活跃指挥战争，胜利地消灭敌人的“清剿”，保障与巩固苏维埃政权，并保护工农群众的土地财产，生命及自由等……特别是砂星区的工农群众更了解伤病员在前线牺牲奋斗的精神，所以该区的群众很周到照顾伤员，竞赛搞鸡子与米果烹与他吃，好似待遇生客一样。盼望各区把这个精神提出会议上安置具体讨论，并经常检查，发动群众必须很好地保护和安置伤病员，特有如下指示：</small>

<small>（一）每个伤病员都要有一个火笼；</small>

<small>（二）每个人要有一床棉被，无棉被的以蓑衣单被代替；</small>

<small>（三）每五天洗衣一次，无换衣服的借衣裳给他穿；</small>

<small>（四）每三天洗汤（澡）一次，生疮的每天一次或两次；</small>

<small>（七）每十天发动妇女儿童团慰问，支部书记参加；</small>

<small>（八）每个休养员要有一副单架，准备四个人无论任何环境不能使伤病员受危险；</small>

<small>（九）十天召集组长联席会一次检查工作。</small>

<small>上述保护休养员几点工作，望各区乡接此指示后，立即遵照执行为盼。</small>

项英和妻子张亮住在一位名叫谢招娣的农妇家中。中央分局机关也设在这里。

谢招娣回忆中这样记述：当时，项英住在我们新屋大厅右正房，有个女同志同他住一起，后来我们才知她是项英的老婆，姓张，当时大家都称她张指导员。张指导员会抽烟。她有一个女孩子。

过春节时，我家做了一些黄元米果，大年初一，我请项英夫妇吃米果，喝茶，扯家常。我们扯得很亲热。为了答谢，张指导员送了一件上海买的毛衣给我穿，还送我一件旧夹衫，项英同志则将一顶棉纱蚊帐和一床绸子被面送给另一个房东钟正予家。大厅由于是中央分局办公的地方，平时不许我们进去。过春节的这一天，我们要求到大厅里杀牲口敬祖宗，结果被允许了。

项英同志笑话过我们。

正月初八日和初九日，他们离开我们这里，往白鹅梓坑方向撤走了。撤走时，项英的老婆对我说：“同志嫂，这个女孩子送给你带，以后我会寄钱给你的。”我说，“哎呀，我自己现在也有一个小女孩，怕带不了。”我没有接受，这个小女孩后来不知寄放在什么地方了。

何叔衡和毛泽覃住在一个名叫谢带发的农民家中。谢回忆：何叔衡同志年纪较大，快六十了，满口长髯。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何老子”。毛泽覃同志很年轻，身材高大，很喜欢和别人开玩笑。他喜欢骑马，每天下午都要跑一趟马。有一次，他刚跨上马，一个调皮的小孩就在马屁股上用力抽了一鞭子。那匹马跑得飞快，毛泽覃却没有摔下来。

大概是元宵节那天，毛泽覃又带了近百人从白鹅到井塘。还在白鹅的时候，他就给我寄信，要我们做好中午饭等他们回来，毛泽覃来后，很客气地对我说：“同志嫂，搞碗子某来吃。”我给他煮了碗菜干，还放了些辣椒。

他很高兴地给我五角红军票子。我不接，他就说：“你不要钱，我就不要菜。”没办法，我只好将钱收下来。吃完饭后还剩下一些菜干，我说：“这点菜还有辣椒，你喜欢吃，带去路上吃吧。”

午饭后，他带着那些红军战士往小密方向走去。他们是向福建突围转移的。

井塘村是干部南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只有三十来户人家。中央分局迁到此，与外界联系更加困难了。项英、陈毅和贺昌对外界情况的了解，大都是通过无线电台。

还在瑞金时，陈毅就曾建议，要把瞿秋白、何叔衡、陈正人（江西省苏副主席）、周以粟（《红色中华》主笔）等高级干部和一些身体不好的年高体弱者转移到白区去，当时项英未能同意。如今，这些人随中央分局转至井塘村，陈毅再次向项英建议，说应让他们尽快走。项英考虑再三，终于同意了。

随同中央分局一起转移的，还有谢然之，他是中央政府秘书长。项英和陈毅决定，让他突围前往上海找党组织。

临走前，陈毅对谢然之说：“你去打埋伏，要立场稳，要准备牺牲，无论如何不要投降。革命对你有好处，也有坏处，就是牺牲自己，你是中央政府的秘书长，又是我们办事处的秘书长，情况你都知道。”

然而，谢然之被敌人抓住就叛变了。他对敌人说：“项英眼睛近视，夜晚不能走路；陈毅重伤，不能起床。你们只要进得快一点，这两个人就能抓住。”

敌军的飞机撒下传单：“你们的秘书长现已投诚，国军给他很好的待遇。现在项英不能走夜路，陈毅受重伤。你们要抓到项英、陈毅，赏大洋五万。”

项英气愤地说：“应该把他抓到枪毙！”陈毅则劝他：“不要。反正他要投降就投降，要叛变就叛变，不要管他。枪毙也枪毙不了这么多。共产党枪毙反革命也枪毙不完，反革命枪毙共产党也枪毙不完。我的脚还能跑两步，他能把我抓到？共产党员怕死还能干革命？共产党员只要不怕死就有办法。你要怕死就是自己把自己给开除了！”

谢然之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后来，他当上了国民党的宣传部长。抗战期间，国民党败退到重庆时，他是三青团书记。在重庆，他摆了酒宴请共产党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吃酒，但是被清的人没有一个人去。解放前夕，他跑到了台湾。

主力红军大转移后，一路上被动挨打，没有丝毫喘息之机，湘江战役更是元气大伤，出师八万，突破这道封锁后，兵马仅剩三万。在这种自身难保的情况下，自然无暇顾及中央苏区的问题。1935年春节过后，国民党军加紧了对中央苏区红军的“清剿”，局势更加恶化。项英欲改变中央赋予中央分局训令任务，于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请示报告中央，但均未见回答。

陈毅见中央总不复电，便劝项英不要再打电报，还是自己做主，但项英听不进。

就在项英2月5日又一次给中央发出电报后的深夜，一直守候在电台旁的中央军区情报科科长严重，突然惊呼起来：“信号，中央的电台信号！”

项英和陈毅都未睡着，听见严重激动的喊声，不约而同奔进机房。

严重一个字一个字地将电码译出：

<small>政治局及军委讨论了中区的问题。认为：</small>

<small>（甲）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目前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斗争的前途是有利的。这一基本原则不许可任何动摇。</small>

<small>（乙）要立即改变你们的斗争方式与组织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而目前许多庞大的后方机关部队组织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合的。</small>

<small>（丙）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先此电达。决议详情续告。</small>

中央书记处之后，中央陆续给中央分局发出指示。

2月28日，中央书记处致电任弼时领导的红二、六军团，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项英领导的中央军区，正式传达遵义会议决议。远在中央苏区腹地、危在旦夕的项英、陈毅等才得知博古、李德下台，毛泽东重新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

中共中央的电报全文如下：

<small>（一）政治局扩大会议大意如下：五次“围剿”中党的总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固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small>

<small>（二）敌人五次“围剿”中采用了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企图逐渐消耗我们的有生力量与物质资材，紧缩苏区，最后寻求我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围剿”。</small>

<small>（三）然而我们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红军受到部分的损失，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这一路线同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small>

<small>（四）单纯防御路线企图从各方面抵御进攻敌人，而结果一方面也不能防御，给敌以各方面击破的机会。怕敌人占领每一地区与城市，而结果却不能不放弃整个苏区。决战防御的目的首先是在寻找有利时机与敌决战以转入反攻与进攻。在不利的情形下，应该拒绝决战，主力应退却至适当距离或转移到敌人翼侧后方隐蔽集结，以疲劳敌人、消耗敌人、迷惑敌人，使敌人发生过失与弱点，使我们在决战中取得胜利。为了寻求有利时机，就是放弃一部分或甚至大部分苏区的土地也是应该的。只要决战胜利，“围剿”粉碎，那不但放弃的苏区可以恢复，而且还可扩大。</small>

<small>（五）为了要从各方面抵御敌人，所以单纯防御路线经常分散兵力，同样的也拒绝运动战。这种分兵主义主要的一、三军团的分散，使五次战争中失去了许多胜利的机会。华夫同志短促突击的理论实际上取消了运动战。这种阵地战只对于敌人有利，对于红军是不利的。强攻敌人堡垒在目前技术条件下是应该拒绝的。五次战争中轻易的强攻敌人堡垒，只是消耗了红军的有生力量。</small>

<small>（六）粉碎堡垒主义，在目前技术条件下，只有依靠运动战，这即是在堡垒线内，待敌人前进时大量消灭敌人的部队。在堡垒线外，即是红军转到广大无堡垒地带活动时，迫使敌人不得不离开堡垒来和我们作运动战。单纯防御路线取消运动战，就无法粉碎堡垒主义，甚至产生在堡垒主义下我们只能取得小的战术上的胜利的理论，这无异于向堡垒主义投降。</small>

<small>（七）对付敌人持久战的方法，是在有利条件下坚决的迅速的勇敢的向敌，人反攻与进攻，以粉碎“围剿”。在不利条件下则可以以战略上的退却避免战斗以保持红军的实力，等待与争取新的反攻与进攻的有利时机。有着坚强的红军，即使苏区暂时受到损失也可恢复，而且也只有依靠红军，才能创造新苏区。同时为了进行连续的战斗，必须经常给红军以休养兵力与教育训练的时间。单纯防御路线一方面不能粉碎“围剿”，一方面消耗自己的有生力量，正是敌人的持久战所要求的。</small>

<small>（八）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是红军粉碎“围剿”的重要条件之一。十九路军事变给了我们粉碎“围剿”的有利条件，但我们在军事上却完全不去利用。</small>

<small>（九）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犯了原则上的错误。在决定退出苏区后，依然无目的地在苏区内同敌人拚命抗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与搬家式的行动，在于部中群众中关于这种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织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部队变成掩护队。特别战略方针不放在争取必要的与有利时机同敌人决战原则上，而使自己处处处于被动地位，遭受敌人打击，使原定目的不能达到，红军大量减员。单纯防御路线发展的前途或者是拚命主义，或者是逃跑主义。</small>

<small>（十）决议更说到华夫同志恶劣的领导方式在军委内所造成的不正常现象。指出这种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一种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过去书记处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是不够的，最大的力量都放在扩大红军与保障红军的给养以及其他后方工作方面，而很少注意战略战术的直接领导，没有清楚了解战争的指挥关系于战争胜负的全局。战争指挥的错误，可以使最好的后方工作化为乌有。但这一错误主要的负责者是博古同志，同时指出这种错误对于博古同志不是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而是部分的严重的政治错误。</small>

<small>（十一）决议最后说到日前的环境依然有利于我们创造新苏区的。几个苏区的变为游击区，不过是整个苏维埃革命运动中部分的挫折。这种挫折丝毫也不足以使我们对于苏革前途表示张惶失措。实际上帝国主义、国民党就是想暂时停止中国苏革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的胜利，中央红军在云贵川的胜利，以及全国革命斗争，证明整个中国苏革正在前进中。同时在全党前面提出了严重的任务，指出新苏区的创造不是不经过血战可以成功的。目前最中心的问题是用一切力量战胜云贵川滇以及蒋介石的部队。加强红军，扩大红军，发动与组织广大群众的斗争，瓦解白军，坚持中央苏区、湘赣苏区等游击区域的游击战争。正确的灵活的艺术的运用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目前争取胜利的战斗任务。我们相信，这些任务是能够完成的。因此我们必然胜利。</small>

书记处项英回电，表示拥护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

然而，围绕遵义会议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所定性的“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错误的问题，陈毅与项英的看法分歧甚大。

争论归争论，但当此危急时刻迫在眉睫的是突围，立即突出重围，两人已达成了共识。

第十一章 中央苏区惨烈大突围 5、九路突围，留下一留串串血路

工农剧社一直是跟着中央分局走，从梅坑到宽田，再到井塘村，尽管前方炮声隆隆，但剧社依然走到哪里唱到哪里。剧社唱得最多最令人激动的歌叫“胜利的号炮”。歌词大意是：红军主力不久就要打回来，敌人的进攻不久就要被粉碎，前方隆隆的号炮声，表示革命不久就要胜利……

工农剧社隶属于中央政府教育部艺术局（局长赵品三），负责人是石联星，下分火星、战号、红旗三个剧团。

在井塘村，工农剧社驻在中央分局对面的一个小山头，站在两个小山头上，若用哨子吹都能听得见，但跑一个来回却要两个钟头。

中央分局会议决定突围后，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起草了一个突围转移的动员报告。贺昌把传达任务交给了中央军区的敌工部部长袁血卒。袁是宁都起义的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后担任过团长、特科学校政委和红二十四师政治部主任。全国解放后，袁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副部长。

一大早，袁血卒先去了工农剧社，起草动员报告奋战了一个通宵的贺昌对他说：“剧团的孩子们太天真了，整天‘胜利的号炮’（歌词中的一句重句）。你去告诉他们：我们中央苏区的形势是紧张的，任务是艰苦的，过分乐观的宣传是脱离实际的。告诉他们，准备吃苦，准备爬山，准备背包袱打仗……”

主力红军离开中央苏区突围转移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对红军的战略大转移实行严格保密，根本没有在苏区军民中进行思想动员。因此，在苏维埃政权下生活和战斗的人们，满以为红军出征，也不过跟往常一样，一个月或两个月，打了胜仗，带着缴获的武器和俘虏回来，开个祝捷大会，大家欢欢喜喜。工农剧社天真的演员们，为此正努力创作，排演，操琴，练歌，准备胜利后的演出。他们还不知道当时形势的严重和紧张。

贺昌同志将这个任务分配给袁血卒，也有关怀他的意思，因为他爱人在剧团工作。

中央苏区的局势十分严重，但一般苏区的干部群众并不知晓，因为“内幕”一直被掩饰着。“胜利的号炮”的幻想很普遍。直到大突围前夕，不明真相的人们还在争论这个问题。

陈丕显回忆道：一天傍晚，我向山腰走去。走着走着，忽然听到赣南军区政治部的宣传鼓动员唐大炮的声音。他正提高嗓子向战士们说话：“现在正是国民党政府和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最后一次决战，等红军主力大捷，我们就要反攻。打到南京去，直捣蒋介石的老窝！”听他说话的声音，就可以知道他是相信他自己的话，他一转身发现我已站在他的身旁，他情绪显得更加活跃。

战士们纷纷围拢前来，问这问那。有个战士问：“敌人到底有多少？我们能不能赶走他们？”

唐大炮一听这话就开炮了：“你这个脑袋我看要检查检查了，你要知道，不怕敌人千军万马，只怕自己脑袋有问题。”

我开完会回到赣南军区司令部，迎面碰到军区司令员蔡会文。蔡会文同志对我说，中央分局昨天晚上开了紧急会议，反复讨论了中央指示，陈毅同志说了，事到如今，只有突围，冲杀出去，才有希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项英同志已接受了陈毅同志的意见。

最后，蔡会文同志对我望了一望，像征求我的意见似地说：“你跟我一路走，你高兴吗？”我高兴得几乎跳起来，连说：“好极了，好极了。”

蔡会文，湖南攸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随部队上井冈山。曾任工农红军第四军连党代表、支队政委。1930年后任红军第一军团第三军政委，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湘赣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粤赣军区、赣南军区司令员等职。曾荣获中革军委颁布的二等红星奖章。

项英、陈毅等对集中在西江、宽田、井塘村的红军部队和中央分局、中央办事处、中央军区机关及赣南省委机关直属队作出了九路突围的计划：

（1）以独立第七团随李才莲同志由会昌穿插封锁线至汀瑞线边转至闽赣军区，进行游击战，如有可能再穿至博生以北去领导和恢复该地一带的游击战。

（2）以二十四师之四个连随陈潭秋同志到闽西与张鼎丞部会合，在闽粤边坚持游击战；

（3）以二十四师之四个连由汪金祥率领到寻南和平武一带进行游击战；

（4）以二十四师之四个连由李天柱、孙发力指挥，依靠寻南原有的游击区向东江发展；

（5）以二十四师之二个连向云南挺进游击建立游击区，并与信南游击区打成一片；

（6）以二十四师之七十一团（约九个连）由龚楚、石友生领导由安南经油山转至湘南收容三十四师，并在该地发展游击区；

（7）派独立三团由徐鸿、张凯两同志指挥并派在湘赣和湘鄂赣工作的同志，过信河到湘赣传达指示，留在该地领导游击战。

（8）留独立六团在赣南由赣南军区蔡会文及阮啸仙、刘伯坚同志领导指挥坚持游击战；

（9）中央军区司令部直接统帅二十四师七十团，周建屏、杨英兼团长、政委，在苏区穿插游击并与各苏区取得联系和指导工作。中央分局项英、陈毅、贺昌随七十团行动。

大突围就要开始了，人们即将离开中央分局，告别井塘村，各奔东西。

瞿秋白向项英提出，让工农剧社三个剧团作最后一次会演。项英同意了。

2月7日晚，下着凉雨，天气特别寒冷，但井塘村却火把通明，热闹非凡。人们似乎忘记了数万敌军压境的严峻形势。

项英、陈毅、贺昌等中央分局和军区的领导都冒着大雨与大家露天观看这最后一次演出。

演出的节目有《王大嫂》、等，编剧是苏区著名的戏剧家石联星。

晚会由瞿秋白亲自主持，他讲了话，并给优胜单位颁发了奖品。

两天后，瞿秋白和何叔衡、周月林、张亮等一同离开井塘村，在一个排的护送下，向闽西长汀转移。然而，这一去竟不能生还。

韩进，中华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编委，长时间与瞿秋白共事，在瞿秋白的领导下工作。数十年后，他依然深切地怀念瞿秋白同志。韩进在回忆录中满含深情地写道：主力红军长征时，五个编委中，任质斌和徐明正两同志随主力走了，谢然之后来叛变了，编委实际上就剩下我和秋白同志，报纸的工作由我们两人负责，当时也没扩大编制，也不允许扩大编制，增加人员。

记得我还写了一首歌词，题目叫《游击队进行曲》，歌词分三段，每段四句：我现在记得第一段是这样写：我们不许一枝梭标不见血，我们不许一颗子弹不中敌，我们是工人农民的游击队，高举自己的苏维埃旗帜！

这首歌词在报上登出后，瞿秋白同志看了。他说：“这个很好嘛！谱一支曲子让工农剧社的演员们去唱吧！”

我说：“我不会作曲，叫谁去谱呢？”

“让崔音波同志给谱吧！”瞿秋白同志说。

我跟瞿秋白同志共住一个套间，他住里间，我住外间，我们之间相处很好，无话不谈。当时他也受“左”倾领导者的压制，但他始终没有讲过一句对中央、对党不满的话。瞿秋白同志确实是个很好的同志。

2月10日，项英、陈毅、贺昌率红二十四师七十团和中央分局、中共办事处、中央军区机关直属队，离开井塘村，经会昌白鹅转移到于都南部禾丰地区。

按照中央分局的突围计划，2月中下旬，各路部队分途突围。

2月21日，项英向朱德、周恩来、洛甫报告了中央军区各部突围的近况，请中央给予指示。

23日，中央致电项英，给予指示，并要求“不应把分局的人集中在一起，除项英、陈潭秋、贺昌三人外，其他同志可在其他的部队内负责工作。陈毅可独立领导一个独立团。”

但项英还是决定陈毅和自己、贺昌一起走，陈潭秋去闽西张鼎丞处指导工作。

突围，为时已晚。各部一出动，即遭堵截。

北部陈诚部队近十万人由北而南压过来，南部陈济棠部队六万人严加堵截，在于都南部狭小地区的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机关直属队已不能久留。

陈毅回忆此时情景时充满悲愤：四个月时间浪费了，弄得军心涣散，军队瓦解，没有战斗意志了。亡国了嘛！人家万里长征到少数民族区域，到了死亡边缘，几乎灭亡；我们这里也差不多到了灭亡的边缘。这么大的国家亡了。经历了亡国的惨痛。中国这么大，却没有地方去了，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四面是敌人，到处是枪声。

这里喊捉，那里喊杀。咳，老头子、小孩子、妇女，满坑满谷，满村遍野地跑，没有地方去。有的老百姓认识我，问我怎么办？说红军不该走，红军不走不会是这个样子。他们不知道红军不走也不行。动员他们回家，他们不回，跟着队伍走，越这样，越影响队伍。老百姓、伤兵大批跟着走，完全是敌人手上的战利品。真是一片国破家亡，很悲惨的景象。于是决定突围。

突围只能是九死一生。

李才莲所率独立第七团为第一路。第一路从瑞西的铜钵山区出发，原来欲往闽赣边突围，可能的话转至江西省委、省苏所在地博生县（今宁都）领导该地区的游击战争。但行至瑞金九堡时，部队即被打散。李才莲历尽艰难，收集溃部，好不容易与瑞西特委书记赖昌祚联系上，但即在一次突围战中壮烈牺牲。

1986年，当索尔兹伯里写作后来脍炙人口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时，仍然对李才莲其人其事不甚了解。后来，人们请教了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丕显，查阅了数不清的苏区文献和报刊，才略微查询到了李才莲的身世业绩。

李才莲，江西兴武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首任少共上犹中心县委书记，广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儿童局书记，1934年接替张爱萍任少先队中央总队长，红军长征后任少共中央分局书记等职。牺牲时年仅22岁。其妻池育华，自1933年分别后再也未能相见。已70多岁，现仍在其家乡兴国农村。

梁广，当时任全总中央执行部的部长，他担负着去上海为中央局搞电台的特殊任务，要经过闽南交通线出海。因此，他随陈潭秋一路突至闽西。

1979年，梁广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陈潭秋和谭震林带了一个加强营，有四个连，战斗力比较强。大约是春末的一天，我们从瑞金西南的一个地方出发。此时，敌已在闽赣边境一带设置了重重封锁线，用六个整团的兵力对我们进行前堵后追，我们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艰苦的战斗。

“在四都附近的一仗，我们仅有的一挺重机枪被打坏了，营长也牺牲了，震林同志便亲自指挥。晚上，我们突破敌人的防线。插进旧县河南的一座大山里。这座山很陡，崖壁上的路又窄，天黑不见五指。为防止暴露目标，行军一律不准打手电，我们一个接一个，摸着绳子在崖壁上攀行。突然，潭秋同志一脚踏空，哗地一下摔了下去。天亮时才在谷底找到他，只见他浑身血迹，左脚跌得趾断、掌裂，耳朵也受了伤，他忍着痛，被我们搀扶着赶上了部队。

“根据情报，敌人正从四面包围上来，处境仍然危险。潭秋同志与我们商量，为了减少行动目标，决定分两路走：一路由谭震林同志带两个连随潭秋同志走小路；一路由我带两个连从大路穿插掩护，吸引敌人。结果，我们这路先到预定的集合点。等了不久，谭震林同志带着两个连也赶到了，大家很高兴。

“又经过几天艰苦行军，我们终于到达永定赤寨，与张鼎丞、邓子恢等同志会合了。潭秋同志在那里主持召开了有重大意义的闽西南军政会议，研究确定了游击战方针。”

在闽西随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的原福建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伍洪祥回忆说：“在我们这块游击区里，还剩有近两个团的部队和三个县的苏维埃政权，处于分散混乱的状态。在这严重关头，潭秋同志以中央代表的身份立即召开闽西南党军政负责人紧急会议，宣布成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张鼎丞为主席，邓子恢、谭震林为副主席，统一领导和指挥闽西南红军和各地游击队同敌人的斗争。这样，就解决了分散、各自为政的危险状况。这是潭秋同志很重要的功劳和贡献。”

国家政治保卫局中央苏区分局局长汪金祥和原湘赣军区副总指挥李天柱各率红二十四师的四个连，向寻乌南部突围。1935年3月25日前后，在安远、寻乌边境清溪地区，遭粤军独立第四师堵击。激战三天三夜，部队损失惨重。汪金祥、李天柱部各剩二三十人，于月底到达寻乌南部山区。

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和二十四师七十一团政委史友生等，率七十一团从禾丰出发突往湘南。3月2日到达信丰安息、极富；在极富遇敌激战后，突至信丰境内油山，其后转至湘南。

毛泽覃率一个连于3月中旬从禾丰出发，经会昌、白鹅、小密，到达闽西，与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省军区司令员龙腾云等会合。一个月后，毛泽覃在瑞金红林山区不幸阵亡。敌军从毛泽覃身上搜出了其胞兄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

突围前夕，中央军区卫生部政治部主任张凯被调到独立三团担任政治委员，独立三团团长徐鸿，政治部主任陈铁生。张凯在回忆中写道：陈毅同志找徐洪和我去谈话交待任务，要我们立即去三团工作，准备分散突围。

中央分局原决定阮啸仙同志随我们团行动，后来因为他是赣南省委书记，又决定他随赣南省机关部队行动，中央分局另介绍陈正人和彭儒同志同我们走。陈毅同志在向我们交待任务时，反复叮嘱说，突围途中可能遇到敌人追击堵截，要独立自主地处理一切问题，并要与当地党组织及根据地的游击队取得联系，依靠群众求得生存和发展。

我们接受任务后，立即就到了该团。这时，敌已向禾丰地区进攻，独立团的一部分队伍正与敌接触战斗。情况紧急，我们当即决定全团分成两路：一路由徐鸿率五个连，一路由我率五个连，从信丰至赣县王母渡、大埠间，渡信丰河，向南康、崇义、上扰方向前进，然后再到遂川、宁冈一带会合。我们的行动是很仓促的。我率的一路，从于都的小溪出发，到达王母渡、大埠之间渡信丰河。由于敌已沿河部署兵力防守，渡河未成功，损失百余人，只好折回向南走。当时还拟从信丰、南雄之间插过去。

当我们经过龙布、重石、版公、古陂、安息圩等地时，沿途均遭到敌追击堵截，部队损失很大，到达安远西南九龙蟑时，仅剩下一百五六十人。后来又转到安远以南山地，找到了安远县委书记杜慕南，部队仅剩百把人。经商量，我们决定收容被打散的部队进行整理，待后再去湘赣边去，因而就在安远以南地区坚持游击战争。这时，已是3月下旬了。

由徐鸿率领的一路同样没能渡过信丰河，部队损失更大。据有的失散人员说，部队被打散了，有的伤亡，有的被俘，究竟剩下多少人，到什么地方去了，都不清楚。徐鸿在战斗中不知下落。我们出动后就与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失去联系，以后一直没能联系上。

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陈正人（解放后任江西省委第一任省委第一书记）随独立三团突围，幸免于难。他1940年在延安写的《我的自传》中详尽回忆了当时的情景：1935年春间，中央苏区红军第二次突围时，我那时还在病中，中共中央分局项英同志因鉴于时局严重，在苏区无法找得着养病地方，遂决定我和以栗同志分赴白区休养，并决定彭儒（陈正人夫人）同志和我同去。以栗同志后干赴白区途中遭遇敌人牺牲。这个问题的决定和处理是经过了项英、陈毅同志的。当时党给予我两年养病费，给彭儒一百五十元，决定我俩随一部队化装潜往白区。

我和彭儒于是年春间随独立三团出发，预计该部渡过信丰河，到信康赣去。但没有达到目的。我俩随部队折转到安南县委游击区去，中间经数次激战，于寻安边与广东敌独立第九师之一部打了一仗。我军败退，彭儒于是役中被俘去。我们跟上了部队。最后，我乃与独立三团政治部主任陈铁生同志商量，由安远乡间化装潜往白区，与陈一新周时走，由一熟悉往广东梅县的挑夫引道，遂于1935年夏安全到达梅县，后与陈一新经潮汕到达香港。

彭儒同志被俘后，经她哥哥彭瑛营救获释。陈正人便潜往彭儒家乡湖南宜章崎石乡下养病。1937年5月，陈正人历经艰辛，辗转曲折，到达延安。

1935年2月下旬，红军九路人马相继突出去七路，剩下的中央分局和赣南省两路离开禾丰、转往上坪山区。

3月初，红透了东南半壁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区域，只剩下上坪山这么个巴掌大的地方。

围困上坪山的国民党军近五万之众，而此区域的红二十四师七十团、独立团不过三四千人。陈诚打电报给蒋介石称中央苏区的“赤匪”已悉数被围，生擒项英、陈毅、贺昌等“匪首”已指日可待。中央军区决定，赣南省委、军区、省苏及直属队突破封锁，到以油山为中心的赣粤边去。

赣粤边于1934年11月经中共赣南省委、军区批准，成立了中共赣粤边特委和军分区。特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李乐天，特委副书记杨尚奎。

李乐天，广东南雄人。1927年考入江西大余省立第十四中学。1927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2月参与领导南雄县农民武装暴动，同年8月任油山游击队负责人。1930年4月任赣南红二十六纵队政治干事。1932年4月任中共南雄县委书记，1934年6月任赣粤边军政委员会主席，同年12月任信康赣雄特委（后改赣粤边）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和政委。1935年3月起，会同项英、陈毅等，共同领导赣粤边游击战争。1936年1月在信丰小河乡英勇牺牲。

杨尚奎，江西兴国县人。1928年参加革命，曾任兴国县委宣传部长、石城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赣南省委宣传部长、粤赣边特委副书记，与项英、陈毅坚持了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建国后，曾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第一书记，华东局书记等职。1986年在南昌病逝。

3月4日，中共赣南省委、省苏、省军区和《红色中华》、工农剧社等机关部队，在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省委书记阮啸仙、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率领下，开始突围。

蔡会文在突围前，曾作诗吟道：

<small>连天烽火炮声隆，惜别赤都情意浓。</small>

<small>重围突破万千重，挥戈直指油山中。</small>

3月4日，赣南省的人马刚出动，就下起了倾盆大雨。

根据蔡会文的命令，以一部兵力配备重机枪连抢占牛岭制高点，拿下三号堡垒。军区司令部、机关和警卫连，编在队伍中间；另一部兵力，在后面担任后卫和做收容工作。

天渐黑，山路崎岖难行。有的同志爬上去又滑下来，但没有叫苦的。队伍到达马岭附近，已是凌晨3点多钟。稍事休整，吃了点干粮，即投入战斗准备。

东方刚露曙色，战斗就打响了。红军以猛烈的火力压住敌堡垒，机关枪和手榴弹的爆炸声，震耳欲聋。先头部队如龙似虎，猛打猛冲，迅速越过了牛岭、马岭这两道关口。

但是，省党政军机关在过时牛岭时，遭到了敌人的伏击。敌凭借优势兵力和堡垒群，以猛烈的火力交叉射击，弹如雨下。接着，堡垒后面的敌军像疯狗似地猛扑过来，将机关的队伍拦腰切断。

牛岭、马岭封锁线的激战异常惨烈，红军遭受了惨重伤亡，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中央政府办事处副主任梁柏台等负伤被俘，省委书记阮啸仙中弹牺牲。

刘伯坚本来目标就不小，加上骑一匹白马，更加引起敌人的注意。先是，他骑的马负伤，他迅速跳下来，带着大家向敌人猛烈扫射，一鼓作气冲过了第一号堡垒和第二号堡垒。当他冲出山坳到达信丰唐村时，不幸他的左腿又被流弹击中，刘伯坚的子弹也打光了，他落入了敌人的魔掌。

马岭、牛岭之战，前锋与机关被断成两截，蔡会文万分焦急，命令重机枪连组成集中火力，用炽烈的火力从侧背打击敌人，接应机关和后续部队，无奈敌人如潮似涛，疯狂而至，蔡会文高声大呼：“同志们，快往这边冲，快往这边冲！”

战斗一直打到天黑。蔡会文率领的前卫部队突破了牛岭、马岭封锁区。

陈丕显在回忆中这样写道：天黑了，雨还在下着。像头天晚上一样，没有一点星光，找不到任何可以辨别方向的天然目标。

蔡司令员凭借着风雨刮来的方向，看着指北针上微弱的荧光，来确定前进的路线。我紧跟着蔡会文，幸亏他个子高，依稀看得见他的身影。我就跟着他的身影前进。羊肠小道上满是泥浆、断树、草丛和石块，战士们一路跌跌爬爬地向前走去。

天亮时分，省委书记阮啸仙的警卫员余虎带来了阮不幸牺牲的噩耗。

蔡会文望着远方，脸色阴沉地轻声说道：“圣地埋忠骨、浩气贯长虹。阮啸仙同志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同我们永别了。让他们留在革命根据地的土地上吧！他们将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阮啸仙，广东河源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五四运动。参与发起成立广州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为广州学生运动领袖。出席党的三大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农运书记，同彭湃一起领导广东农运。1925年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1927年在“五大”上被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广州起义。六大时被选为中央审查委员。1929年从苏联归国，担任过北方局组织部长等要职。1931年入中央苏区，两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府审计委员会主任。长征后，调任赣南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

梁柏台、刘伯坚被俘，阮啸仙阵亡，国民党军甚器尘上。《国民日报》报道：本月六日，在罗坑、金沙、石寮一带，与伪赣南团及伪二十四师等匪相遇，双方激战三日。直到九日，始将全部解决。查是役缴获械五百余枝，俘匪七百余人，中有伪中央委员兼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击毙伪中央委员阮啸仙等。

广东军阀余汉谋，以此为资本，向蒋介石邀功请赏。他在1935年4月的《绥靖公报》中写道：前经奉钧署转交下伪中央委员会布告悬赏购辑案，当以途远，押解恐有疏虞，经本（三月）二十一日权予判处刘伯坚等五名死刑，即午提验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并经养法电请蒋委员长钧座将阮刘两犯奖金照案领发在案。理合将判处该刘伯坚等五名死刑并执行日期，暨生前及伏法后与阮啸仙尸身相片，供词备文呈请察核！俯赐准予备案；并乞转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核准依此给奖，以励士气，实为公便！

谨呈驻赣绥靖主任顾附呈判处伪中央委员刘伯坚等五名生前及伏法后与击毙中委阮啸仙尸身相片共一十四张供词一扣。

驻赣第六绥靖区司令官余汉谋与刘伯坚一同遇难的还有赣南军区政治部秘书廖昔昆、独立第十六团参谋长陆如龙、中央政府办事处交通科长连得胜、贸易局会昌分局乱石采办处营业主任王志楷等。

刘伯坚就义前，留下了气吞山河的不朽之作《带镣行》：

突围时，《红色中华》报社、工农剧社与赣南省机关的队伍一起，被敌隔断突围出路，绝大多数被俘或牺牲。

韩进回忆：中央分局召开第二次会议后，陈潭秋同志就通知我突围到上海去找党，同时安排突围的还有赵品三同志。我和品三同志安排在赣南军区。

我们到了赣南军区，突围时被编在林华支队。是蔡会文司令员将我们编入这个支队去的。林华是支队司令员，支队下面有好几个连队。我和赵品三同志都化装成红军战士，因为没有枪，手拿一支梭标。除林华知道我们的职务姓名外，别人都不知道。我们从于都南部的山区出发，在安远信丰交界地区被广东军队打散，我和品三及石联星等都被敌俘虏。敌人要我们交枪，我们就把梭标丢给了他们。敌人还从我身上搜走了那一百元票子，把我的一双较好的鞋也拿走了。

我和品三被俘后，押到信丰县城，由于没有暴露身份，所以后来也被当作普通俘虏给放了。我们离开信丰经吉安、九江，辗转到上海找组织，但未接上关系。

支队司令员林华，后来也在战斗中牺牲。抗战时，韩进在山西遇见陈毅，并汇报了林华的情况。陈毅说：“林华是个好同志。”

随这一路突围被俘的还有王贤远，他这样回忆道：我当时任中央苦力运输工会委员长，原先准备参加长征。后来，组织认为我是赣州人，便于在当地工作，才决定我留在苏区。

当时，我带了一个中队，任中队长，陈友生任中队指导员。我们的任务是掩护赣南省机关部队突围，并在于都禾丰、黎村坚持游击。在战斗中我们中队也只剩下十五人了。我们又在于都南部坚持了一个星期，最后，我也被俘了。

我被押解到了大余。在大余法庭上，敌人要我和刘伯坚、梁柏台同志对质。

尽管我和梁柏台（中央政府内务部长）在中央机关工作时经常来往，但在敌人的法庭上，我们都装做不相识。他们保护了我，我没有文化，不出名，敌人搞不清我的身份。对质后，刘伯坚、连得胜等同志在大余牺牲了。但是，我没听到梁柏台在大余被公开杀害的消息。

我估计，梁柏台是被敌人秘密杀害的。那时，贺怡同志每月都到我家来一次看报。她对我说：敌人的报纸上没有看到梁柏台的名字，也没有听到他在大余活动，一定是被敌人杀害了，而且是秘密杀害了。

赣南省机关直属队一路，突围时一千八百余人，但后来随蔡会文突围出来仅八十余人。

数月后，蔡会文及陈丕显等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抵达目的地——赣粤边特委所在地油山。

惨烈的突围，蔡会文感慨万千，赋诗两首。

其一为《渡桃江》：

<small>过关斩将敌胆寒，破贼围千叠，</small>

其二为《突围行军纪事》：

<small>夜行山谷月朦胧，林密坑深敌惊胆，莫辨西东。</small>

<small>血染遍山红，士气豪雄，餐风饮露志若虹；</small>

项英、陈毅、贺昌所率中央军区司令部直属队是中央苏区九路突围的最后一路，他们离开于都南部上坪山区的时间是1935年3月9日。

陈毅回忆当时的情景：当时贺昌同志很急躁，项英同志很拘谨，他一定要发电报给中央（这一点还是好的）。在那样的情况下，无论如何要当机立断。五路已经突围了，当天下午我们就要突围。下午太阳都落坡了，他一定要把电报发出去。从早晨发报，一直到下午4点钟才把电报发出，报告他们这个电台我们不能再维持了，要转入游击战争。他一直呆在无线电台旁边，队伍在大路上等。贺昌不能等了，他说他先走。我说你无论如何要过会昌河。你先过河掩护我们。

我们最后一批走，和项英同志一起走。他带着两个营先走了。

电报发完后，天已黑了，我们这才带上一个营出发。一走就打上了，队伍全散了，营长也不见了。我抓住了一个排长，要他集合队伍，搜集了二三十人。我告诉他，天黑了没有什么关系，不要开枪，别打着自己人，等敌冲过来再打。和敌人打了一阵，抢占了一个山头。这时项英又不见了，到处找不到。这时看见山下庄子里有电筒在照。那时苏区没有电池，我们没有电筒。

我要守着队伍，我一离开，队伍要垮。

我告诉那个排长，那边电筒一晃一晃，可能是敌人，也可能是我们人来联络。你带两个人去看看，可能贺主任（贺昌为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在联络，问清了告诉我。不要慌，不要开枪。我们的任务是过会昌河，现在才下半夜两点钟，三四个钟头天才亮。他去了。

全营共三百人，搞散了一百，剩二百人了，营政治委员还在。人们统统到山里头做饭吃，等着会师。我分析敌人扑空后就会返回去，他们反革命不是那么积极的。他们到了干部、瑞金还可以捞一把，那里有钨砂，有我们的书籍、机器、印刷品等和粮食，他们可以发洋财。于是我们便休息，派人去找项英，他是中央分局书记，眼睛看不到，给敌人抓去了可不得了。会昌河边还有枪声，这个情报证明附近没有敌人，会昌河有敌人，我很为贺昌同志担心。

天开始亮了，可以看到人了。项英同志看到队伍也回来了。我们估计敌人起码要在晚上才能够来，我们可以休息。六点多到七点钟，部队吃了饭睡觉。我和连长、排长开了个会，研究继续突围的问题。

下午跟贺昌走的人也回来了，说贺昌同志牺牲了。

原来，贺昌的队伍出发渡过会昌河不久，就遭优势敌军的伏击。部队被冲散了。在天门嶂山上，又遭到敌合围。贺昌指挥部队奋力突围，行至晓龙的归庄，贺昌身负重伤。这时，敌军愈逼愈近，叫嚷着要捉活的。贺昌高呼“红军万岁”的口号，将枪膛里最后一颗子弹，射向了自己的心脏，显示了他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

贺昌、阮啸仙的阵亡、在陈毅心中激起了强烈的波澜。陈毅当即写了首《哭阮啸仙、贺昌同志》的诗：

贺昌，山西离石人。1921年5月加入共青团。1923年7月转党。早年在太原、北京、安源、上海等地从事青年运动和工人运动，五大时被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任中共中央巡视员，先后主持重建湖南省委和广西党组织，指导井冈山的斗争和广西百色起义。1930年后任北方局书记、北方行动委员会书记等职。1931年到中央苏区，先后任兴国县委书记，河西道委书记，红三军团第五军政委，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主力长征后，任中央分局委员，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中区分会委员，协助项英，陈毅领导南方老苏区的游击战争。

随贺昌一起突围的高级指挥员有周建屏（红二十四师师长）、杨英（红二十四师政委）、李翔吾（中央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袁血卒（中央军区政治部敌工部长）、郭如岳（中央军区司令部作战科长）等。结果，杨英、李翔吾牺牲，周建屏负重伤，郭如岳被俘。

袁血卒回忆：3月9日下午3时许，突围开始了，贺昌、周建屏、杨英等所在的第三大队，先行从上坪山区出发。我和李翔吾带第四大队跟进。我们的任务是抢渡安远河，然后占领会昌天门嶂山，掩护第三大队和项英、陈毅同志。我们出发时，项英同志正发电报。当天晚上，我们安全渡过了安运河，到达天门嶂。我们过河后，敌发觉我们的行动，当晚封锁了河道。这时，天下雨，河水猛涨。项英、陈毅他们没有追上我们，被阻在河西。我们在天门嶂停留了一阵，但一直未能同项英、陈毅同志联系上。

在天门嶂山上，贺昌同志负了伤，誓死不当俘虏，用手枪作了壮烈的自我牺牲。周建屏、杨英等同志不知去向，大部分同志牺牲了。最后剩下我和李翔吾、何侠、陈松林、廖得标、唐继章、钟伟生七人。我们被敌人发现了。

二百多“铲共团”扑了上来，犹豫等于死亡！我向大家说：“为了革命，冲吧！”廖得标第一个冲下去，他背心中了一弹，扑倒在地。李翔吾负伤了。

他勉强跑到山脚下，大声喊道：“为革命流最后一滴血，同志们，前进吧！”

他就这样，在伤势严重的情况下，举起手枪，自我牺牲了。

经过整整十五天，终于走出筠门岭，来到广东梅县的衢潭圩。天大明了，大家互相一看，只见每个人闪着通红的大眼睛，衣衫褴褛，骨瘦如柴，脸黑得像挖煤的炭灰佬一样……我们这四个人，我、何侠、唐继章、钟伟生经过千辛万苦，终于胜利突出敌人的重围，于1935年3月31日早晨到了上海。

后来，我们接上了组织关系，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又继续战斗了。

唐继章，一名死里逃生的红军战士。他当时在中央军区政治部当通讯员。解放后曾任江西省红星垦殖场场长（享受厅级待遇）。他这样回忆当年突围时情形：

我们百多人，牙没沾米，口没进水，顽强抗击着敌人。直到天黑时，敌人从三面上山包围我们。在激战中，有的同志英勇牺牲，有的被敌人分割。

我和另外四位战士跟着李翔梧和袁政委两位首长，最后就剩下我们七个人在一块了。

又过去了两天，我们仍在原地打转。这时，除了我身上背着的突围前组织上发给的两包火柴、半两食盐、小小的一瓶糖精和一些银元，供首长以防万一外，没有任何可以充饥的东西。大家的肠胃，早被折腾得咕咕响了。我们几个年轻战士还挺得过去，但看到两位首长也同我们一样嚼树叶，心里觉得难过，真想去找点东西让首长填填肚子。

晚上，我们五个战士，都请求首长同意我们中派一人去找食物。首长还以为是我们年轻，人挺不住了，就同意派陈松林同志去执行这个任务。出发之前，首长反复交待，不管能不能找到食物，天亮前一定要返回。

陈松林沿着溪水过了桥，朝对岸有几间草房的地方走过去。不料，那正是敌人的一个据点。敌人发现有人，就开枪射击。陈松林不幸中弹牺牲了。

从此，谁也不再提起找粮食的事。

我们继续突围。来到一个山谷口，在朦胧的月光下，我们隐约看到谷口有棵还没长叶的树，树叉好像有个哨兵模样的人，抱着枪在打瞌睡。袁政委低声说：“唐继章、钟伟生，你们爬过去，摸掉他。”

我和钟伟生爬过去。我一看树不高，猛跳上去，一把抱着那个握枪的人。

猛然，一股冰凉的感觉，传遍了我的全身。接着，一股臭味难闻的腹水，从那人口里喷了出来。这下我才知道，这是一具僵硬的尸体，而且是我们自己的同志。我心里一阵难过，小心地将尸体从树叉上抱下来放在地上，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接着，我们六个人就从那位烈士身边走过。

一日清晨，我们又被还乡团包围。突围时，一位同志牺牲，李部长腰腿中弹。我和钟伟生轮着半背半扶地护着李部长往前走。李部长突然把我们推开，喘着气大声地说：“同志们，你们快走吧，革命，一定会胜利的……”当时，我们感到很突然。当我们往前走了几步，转过身要去扶他时，他已拔出手枪，对着自己开枪了。原来，他伤势较重，怕拖累我们，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当时只有29岁。

李翔梧，河南洛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赴苏联学习，1931年夏从上海中共中央机关转到中央苏区，先后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宣传处副处长、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红五军团十四军四十一师政治委员、红五军团政治部秘书长、十三军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敌工部部长。

郭如岳是临出发前被任命为红二十四师七十团参谋长的，没想到他的参谋长没作了几天，便被敌军俘虏了。命运似乎在捉弄他。

郭如岳回忆：向天门嶂前进时，部队遭到敌人的截击，伤亡失散过半。第二天，敌人派大部队沿山脚形成严密的封锁线。第三天，敌人开始清剿。山脚下到处是密集的枪声，我们部队一面阻击抵抗，一面向天门嶂退去，入夜，部队伤亡逃散已尽，只剩周建屏、杨英和我三人，连警卫员、勤务员、通讯员都没有了，我们只好在山头上隐蔽下来。

突围出发时，我们只带了三天的干粮。第四天，我们三人钻进茂密的茅草中，各走各的路，失掉了联系。夜深了，枪声停止了，我在茅草中来往摸索着，低声呼唤着“周、杨，我是郭……”

一夜过去了，始终没得到回声。

山顶上，就剩下我一个人。

第七天，郭如岳只能靠野草和沟里的水充饥，浑身上下无一丝气力而被俘。

被俘后的经历，郭如岳这样回忆：一会儿，来了个军官样子的，问我姓名，职务，我说“姓郭，叫郭守康，是士兵”。谁知过了一会儿，有一个小孩从远处望了我一会儿就走了。小孩走不久，一个敌军官走来对我说，“你不是士兵，你是参谋长。”我没作声。他又说，“那小孩认识你。”我只好承认是参谋长郭如岳。他接着说：“你们的政委杨英被我们打死了，头割下来挂在那里呢。”

我在敌第八师师部关押了三个月。后来，敌人派专人将我押送到宁都，1935年期间送南昌。江西省保安处判我十五年。第二次国共合作，我才被释放出来，我一直到处流浪、乞讨，作短工、零工，也作过长工，解放前夕又流落到上海。

上海解放，陈毅同志当市长，我去拜访陈毅。他将我介绍到九兵团任教导团教育参谋。九兵团赴朝参战后，我于1953年转业回到老家。

项英、陈毅率领的一个营，仅仅一个晚上，就被打散剩下不足百人。项英失踪后又归来了，陈毅总算放下心来。

贺昌所率先头部队失利的消息传来，项英、陈毅放弃了与之会合的打算。

项、陈决定找赣南军区去。项英、陈毅为了减小目标，决定分散开来，只带了三五个警卫员。

在深山中，陈毅遇到一个很面熟的人。只见他面黄肌瘦，光着脚拄着棍子，头戴一顶破钢盔。

这个人见到陈毅，突然放声大哭起来，跑到陈毅面前一个劲地哭喊：“首长啊，首长……”

陈毅定睛一看，原来是曾纪才。陈毅在赣粤边组建红二十二军时，他是赣粤边的一个区委书记。红二十二军离开时，他担任新建的代英县县委书记。

陈毅书记安慰曾纪才，劝他不要哭。末了，又问怎么跑到山里来了？

曾纪才说：“我在代英当县委书记，人家来检查工作，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斗了我很久，这也错误，那也错误，把我的职务也撤了，罚我到红军里去抬担架。抬了两三个月，说我工作还不错，升为担架队长。主力红军撤退时，叫我押送一批土豪劣绅送外地。走到半路，遭国民党飞机轰炸，土豪跑了一半。这一来可糟了。更加证明我是右倾机会主义了。红军主力走了，地方上不要我，给我一张写明是个右倾机会主义者的介绍信，谁看了都不肯收留。这里推，那里推，眼看就要把我推出革命队伍了。”

“为什么不回家乡去？”陈毅又问。

“拿着这种介绍信，回到家乡又怎么办。家乡的土豪劣绅跟我仇深似海，我全家都被反动派杀了，房子也给他们烧了。我离开党，离开革命队伍，还有什么去处？”曾纪财哭诉着悲惨遭遇。“听说主力红军走了，老首长留下没有走，我想找到老首长能收留我。我一路找到瑞金，瑞金县城被敌人占了，又打听到老首长在仁凤山区。我拿着这个破钢盔，一路讨饭，讨到了饭，就用它热一下吃。平时就用钢盔遮风雨。现在总算找到了老首长，我就是死也死在革命队伍里。”

陈毅劝慰地说：“中央革命根据地失败了，将来总会总结经验教训的。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你也就不用计较了。现在我们在一起打游击好了。”

曾纪才点着头说：“革命中发生错误不能怪，特委、县委哪能那么正确。现在中央苏区丢失了，很惨痛，我来算这个帐不应该，我只希望将来重新作个结论。”

陈毅看着这位为革命任劳任怨、出生入死的好同志，亲切地说：“那当然，我虽然不能代表党中央，但我将来可以向中央讲，你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项英、陈毅把突围计划告诉了曾纪才，问他这一带的路熟不熟。

“路我很熟。”曾纪才说：“正面过河怕不行，可以绕到上游去偷渡，我有把握。”

当天夜里，由曾纪才带路，项英、陈毅向油山转移。

在往油山途中，项英、陈毅曾几度历险。

项英、陈毅安全地抵达油山，多亏了曾纪才。后来，陈毅派曾纪才到游击区去做县委书记，发展党组织和游击队。战斗中，他英勇牺牲了。几十年后，陈毅还忘不了他，说：“曾纪才是个好同志。”

中央苏区惨烈大突围，付出了沉痛的血的代价，万余人的队伍只剩下了一千人。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许许多多党和红军杰出领导人、战将牺牲了：瞿秋白、贺昌、阮啸仙、何叔衡、梁柏台、毛泽覃、李天柱、刘伯坚、古柏……

1957年7月，陈毅同志在一篇回忆三年游击战争的讲话中说，那时，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做梦，梦见贺昌、阮啸仙、何叔衡、刘伯坚、李天柱等同志。

从1935年4月开始，项英、陈毅、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刘新潮等人，以油山为中心，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直至国共再次合作，改编为新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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