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岁月·陈香梅自传

春秋岁月·陈香梅自传 - xp1024.com

《春秋岁月·陈香梅自传》

第一篇人世间第一章父母的婚姻·童年·异乡·惊恐年代

重温旧梦在儿时记忆中，母亲是那样年轻漂亮，外祖父北平的深宅大院，和日后父亲外放时我们在国外的家，都因为有了她，而倍增光彩。

数年前我们姊妹6人又再把母亲的墓地重修重建。母亲在时我们年幼未能尽孝道，真是“子欲养而亲不在”，心痛不已。

大概是新年过后的第三四天吧，日本人来了。当晚我们刚刚准备上床睡觉，门外有人呼喝着日本话，而且用枪杆打大门，修女们要我们赶快上床，盖上被子装睡，女院长领着两位修女、两位女工前去开门。修女吩咐我们不要乱动，躺在床上，不要出声，但我们都在被中发抖。

廖家20年代在北京是大户，外祖父母又喜欢交际。外祖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还在古巴当公使（其时两国没有交换大使，公使就是全权大使），交了不少外国朋友。我的父母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结婚，据说婚礼举行时遇到使馆的道路都封锁了，以便客人出入。九姨、十姨当年是花童，父亲穿着大礼服，母亲梳着西式的卷发，穿着一套在巴黎特别订做的白纱通花嫁衣，非常漂亮（父母的结婚照是我在多年颠沛流离的岁月中仅存的家庭照片之一）。

有几个学生和家人联络上了，她们离开了修道院，到后来只剩下我和4个妹妹。人口少了，我们就稍微安定下来，每天想办法，希望拿到离港证。香港已成孤岛，日军不准年轻力壮的人离境，因为他们需要人手工作；但老弱妇孺假如有领队，是可以拿离港证的。修女们是死守阵地不走的，因为没有接到命令，但爱护我们的修女也千方百计协助我们逃离这个非人生活的环境。

如今女权抬头了，我们有了公开爱与恨的自由、跟祖母的时代比起来，委实不可同日而语了。更有甚者，在欧美国家同性恋也可以公开宣扬了。近年来同性恋运动的男男女女常常到街上游行，争取社会的同情与政府的支持。最近有几宗同为男性结婚的妙事。1991年初在华府还有一对男子到市政府登记结婚，《华盛顿邮报》除写了新闻，也把两人的合照登在报纸上，堪称一绝。假如祖母还在，看到这种情况不知作何感想。

那时北京人口不像现在人满为患，空气也没有大污染，虽然还是烧煤球时代，但厨房和起居室隔离得很远，因此对于所谓“空气污染”这个名词还未用着。

夫妇两人住在上海静安寺路的一撞三层楼的弄堂房子里，与女儿女婿（上海名律师钱乃文）一同过日子。壮年时代的富贵荣华，以及北京时代外交部街上大宅车水马龙的盛况，都成了过眼云姻，但廖公处之泰然，日以诗文自娱，寄情诗酒，不为利诱不为名谋，更不为五斗米而折腰。

三叔陈应凯和家人解放前后曾到香港居住了一个时期，后来还是回到广州。陈家祖居在广州，有一栋三进的大房子，在广州市桃源上街。我于抗战时，在广州未沦陷于日军控制前，曾和母亲一同到过广州看望祖母曾老夫人，她于祖父逝世后即长住广州，那栋房子是地道的南方大户人家宅第。祖父陈庆云是南海世家，年少得志，30出头就掌管了招商局，除了正室曾夫人之外，又讨了两位妾侍（即姨太太），全家大小共住一处。两位如夫人都无所出，而祖母则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

母亲住院那几个月当中，主治大夫从来没有确切地告诉我们，她究竟得了什么病她吃不下，睡不着，身上觉得痛，整个人一天天消瘦下去。起先他们告诉姐姐和我，母亲也许得了胃溃疡，接着又怀疑内脏出了毛病，迟迟不能决定是开刀呢，还是不开刀。日子就这样拖了下来，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月。我永远没法了解，母亲在医院病了这么久，为什么父亲始终没有回香港看一看，难道工作真的那么重要？如果是为了钱，我相信他一定可以从朋友那儿周转一下，我在心慌意乱的同时，更觉得伤心不已，我们还只是孩子，就得负起成人的重担，战争再残酷，也不该消除人的感情啊！我这样想。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渐渐原谅父亲当时所做的和他没有做的一切。

30年代后期，大家对癌症所知不多，事实上，我敢说替我母亲治病的那些医生对这种病的了解也有限。如果没有战争，如果不是日本侵略中国，我相信父亲或外祖父一定会让母亲接受最佳的医护治疗，她的病也许可以治好，或许她不会这么早就离开我们。但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中国战事己进行了漫长的4年，中国大陆上的人民在炮火下，奋勇作战，为国捐躯，各地都成了火线，触目皆是家破人亡的惨剧，儿童在饥饿边缘挣扎，伤员乏人照顾，人问凄惨，莫过于此。精疲力尽的士兵从战场穿过冰霜泥浆，一步步爬回家，但是回到家中，哪儿是自己的家？已不复可辨。外面的世界对这些好像一点不在意，让中国单独打它的仗战争夺去了我们的一切，包括经济援助。没有钱，要给母亲较好的医护治疗，谈何容易？在当时，简直不可能，唯一支持我们活下去的只有勇气与决心，它使我们相信希望在明天——冬尽春来——黑夜之后即是黎明。

我们领到每周发一次的粮票，到指定的地点去领粮食。粮食很简单，有黄豆，包心菜和一些沙子混合的米，运气好的时候可以拿到半瓶花生油。每次女佣人带着空瓶子出动，拎着盛着油的瓶子回来时，我们都非常高兴，就像被邀请去吃喜酒一般。若是拎着空瓶子回来我们就很沮丧，因为整个星期我们就只好吃白水煮的豆了，吃加点盐、和着沙子的粗米饭，改一天又换个口味，吃使人想作呕的又黄又老的包心菜。有些店铺在日人的统治下又重新开张了，但物价很贵，修道院又穷，偶然买得一两斤肥猪肉或者腊肉，那就是大喜的日子了。

1942年正月中旬，大姐静宜和我们联系上了。她1941年底刚在香港半山的英国人办的圣玛利亚医院护士班毕业，毕业后就被医院留在那儿工作。香港沦陷前后我们无法联络，也不知道她的情况。1月中旬她托人带了一封信来说她还好，但要留在医院工作，照顾伤兵，暂时无法到学校来相聚。我也托人带了信给她，算是互报平安。

1941年12月8日清晨，日机群猛炸香港九龙的启德机场，3天之后不但占领了启德机场，而且整个九龙也被日军控制了。

一个春天的下午，放学回家途中，我想着要母亲给我买一件和同班同学雪莉一模一样的绿外套，都种款式很特别，雪莉是我的好朋友，两人常常一同读书，一同做功课。

当外祖父出使日本时，我们这个大家庭就散了。而父亲因为到北京师范大学做教务长，我们也跟着搬了家。那时我们住在东城贡院，房子是中西合璧的四合院，很宽敞，院子在房子的中央。我还记得大门前是一片空地，房子四周有围墙，来客进入大门后须经过一条长廊，这些长廊是人力车和马车停放的地方，长廊的尽处另有一道门，两旁是听差和车夫休息的地方，通过第二道入口才入正房。我们在那儿住了三四年，因此我对这栋房子印象深刻，如今合上了眼睛还能依稀记得那房子的结构、桂花开时的馨香、秋天梧桐叶落满地的景况，一切仿如昨日。

父亲在北平做过英文日报编辑，好像当时叶公超先生也在该报做事，后来又在北师大做教务长及英文系主任。父亲和叶先生都是留英学生，不过叶先生比父亲年轻，我们喊他乔治叔叔。父亲入外交部时，我们还是未入学的小孩。记得他曾到缅甸做领事，我们全家大小一同从天津乘船到印度再到仰光。那段任期不太长，好像是因为外交部没有经费，我们在那儿只过了大概一年，又转回北平。回北平后我才上小学。在北平东华门大街孔德小学上一年级。

在仰光住了几个月后，父亲又带我们去越南，我记不清楚，似乎父亲有事到越南公干，于是母亲领着我和姐姐也一道去，记得我们曾去河内和海防，后来又去西贡。越南是法国属土，一切都是法国风味。法国人最会享受，从前如此，现在也没有改变。他们把越南也花园化，的确别有韵味。但因此也使越南人学会了许多法国人的贪污和风流，好的没有学，坏的却都精益求精，这或许就注定了越南的命运吧。

亲戚朋友的帮助有限，姐姐和我必须安排一切丧葬事宜，结算医院的帐单，选墓地、墓碑，对一个像我这种年纪的孩子，那实在是一段痛苦又可怕的经历。失去母亲的打击，很可能使我变得愤世嫉俗，幸赖朋友们始终如一的关爱，我才没有消沉下去。有时候想起来，中国及其人民在长期战争中受尽日本军阀的欺凌，母亲能在战事进行到一半时离开人世，未始不是幸运，成千上万的同胞吃不饱，穿不暖，至少我的母亲能作永远的安息。

其后我又听到母亲低声和那人说些什么，我站在门角，女佣要我走开，我死也不肯。

我初次去印缅和东南亚时年纪太小，毫无印象，但第二次大战后旧地重游，更亲见了那些殖民地的人民争取自由与独立的那段辛酸的过程。

小时候，我大概是个倔脾气，最讨厌姐姐管我，我不听她话的时候，她总是说：“我要告爸爸。”我知道父亲一定护着她，因为她是老大。有时候，我给逼急了，也会说：“我要告诉妈妈。”听了这话，姐姐会带着揶揄的口吻说：“啊！你见不到她的。”这是实情，母亲经常午夜12点以后才回到家中，很少起来吃早餐，她不是外出购物，参加宴会，就是在家里忙着接待客人，我一直到上了学，才逐渐认识母亲。她去世前几年，我们非常接近，在那短短几年里，我对她敬爱交加。

他们和翻译咕哝了几句。翻译说：“他们还要。”

母亲说：“也许要好几天。”然后她搂着我说：“假如我要在医院待久一点，你会照顾家里和妹妹们吧？”突然之间，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个大人了，“当然，妈，您别担心。”接着我说，“也许我该留在家里，等您进了医院再走，或者今天就不要上学了。”她说：“不，你现在还是去学校，下了课再来医院看我。”

母亲死后，我常在星期天做完弥撒之后，步行很长一段距离，去到母亲墓前。有时候，我的感情似已枯竭，空洞洞的一片，我总是驻足良久，不忍离去，我意识到，她的梦想和希望，已在不知不觉中传给了我。

<h3>童年</h3>

那个时候正值二次大战期间，我虽只髫龄，己饱受战乱之苦，很自然的，我认为我这样受苦他应该负点责任。记得即使在我们生活优裕时，他也经常对我们讲说贫穷的苦恼，教练我们要节省用钱。母亲比他达观豪爽，这也许和她出身名门有关。

每月每人食宿费50元，五姊妹总共250元，剩下的钱，每人分得10元——衣服、书籍和其他日用品都包括在内。那段时期，如何使收支平衡，成为每个月的一大威胁，我对自己发誓，有朝一日，我如果有了钱，再也不要做预算，我算是做到了。

日本兵把手表凑到耳边去听那声音，又把墨水笔扭开来查看一番。他们仍在嘀咕着，他们大概知道这个地方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抢了，商量了一会儿后，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房间。在室外，翻译大声对修女说：“他们明天还要再来。”

后来学校门口多了一位宪兵守门（可说是守卫兼监视），任何人出入都得经过这道关口，而且还得向那些日本人鞠躬行礼。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我们要受英国人的歧视，因为我们要逃难；现在日本人来了，我们又成了他们的阶下囚。于是，我决定，我们非逃走不可，不然一辈子的命运只有被别人摆布。

那时我常想如果外祖父在那儿就好了，他一定知道该怎么办，但当时外祖父母还在北平，二老觉得自己年岁已大，精力已乏，无意离开老家，何况他们即使逃到香港，又何以为生？

外祖父和母亲是我印象最深的两个人，小时候我最敬爱他们。

12月25日圣诞节，信奉基督教的教徒该是个欢乐的日子，但那一年真是个充满苦难而又倒霉的节日。

和我较为熟悉的是九姨和十姨，她们是母亲的亲妹妹。

走进医院，我直奔母亲的病房，她躺在床上，半醒半睡。

当年父亲在北京师范大学当教务长，并兼任英文系主任，工作很忙，但他对于教授工作似乎很愉快，我记得每逢周末常有学生到家来向父亲讨教，有时假日也常有些教授来家串门子。父亲喜为人师，我相信这是他一生较为愉快的时光。

再说廖家。

外祖母弹钢琴、玩桥牌，回到中国又学会了搓麻将，但她最喜欢的是跳舞，而且常穿红缎做的高跟舞鞋，据说那都是在巴黎订做的。外祖母穿洋装、烫头发，喜欢用各种名牌香水，为此她的儿女们都有点洋化。外祖母读过很多英、法名著，也和一些英、法作家通信。早年在北京，外祖父娶了这么一位新潮女郎，使得廖公馆常常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外祖父也很自傲有这么一位出众的娇妻。

大概是夜幕来临，轰炸暂时停下来了。修女领着我们上楼，来到餐厅。大家急忙排队上洗手间，又累、又僵、又饿，虽然餐桌上只有白面包和牛奶，但饿了近12小时之后，大家都饥不择食，狼吞虎咽地把一切吃个精光。

躲在宿舍内我们唯一的消遣是读书、读圣经，但外面时有枪声，也可以听到日本兵的呼喝声，还有会说日本话的中国人替他们做帮凶、做翻译，这些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大家喊的“汉奸”。我们知这日本人正到处抢夺，他们哪一天会到我们的校舍来，那是时间问题了。

我的母亲廖香词和她的兄弟姊妹多在欧美上学，父亲陈应荣也在英国的牛津大学得了法学博士，后来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了哲学博士学位，深受欧美文化影响。母亲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读音乐和绘画，对于欧洲有一分情缘。她对于中国的盲婚自然有莫大的反感。父亲是长子，13岁丧父即被寡母送到英国的伦敦读书，也深受英国习俗的影响。我的父母都是“奉父母之命”自欧洲回家，其时外祖父在古巴当公使，结果父母便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结了婚。

父亲老记着在特殊的日子打个电话来，比如说我的生日或感恩节等等，走到哪里，也不忘寄张小卡片，告诉我他爱我，也许他这样做，是想弥补我们之间那一段失去的岁月。但是，一心想取悦别人的人，却往往不知如何表露自己内心的情感，从某个角度来说，这也许是父亲的悲哀，也是我的不幸。不过，虽然历经如许忧伤，我的小世界里，仍不乏爱的温馨。

逃亡是多么可怕的名词，但在那个时候，能够逃亡是非常有福的了，因为有些人是根本不准离开香港的。

我照顾母亲、奉养她老人家的心愿，在母亲进医院检查身体时，就注定永无实现之日，她进医院还是好好的活人，出来时即被送进了殡仪馆，这一切就恍如昨日。还记得那天早上，上学前，我和平常一样到母亲房里向她说再见。通常，时间那么早，她都还在床上，但那天，她早起来了，正在收拾衣服，整理出一只箱子。我对她说：“我以为你只检查一天就回来了。”

整整一天，我人在课堂，心不在书本，恍恍忽忽上了一节又一节的课，老师在上面讲，我心神不能集中，根本听不进去，只焦急地坐着等下课。4点钟，铃声一响，我头一个冲出教室，老师把我叫了回来，问我为什么这样没规矩。依照旧式传统，学生一定要等到老师下课后才得离开，我难为情极了，眼泪几乎夺眶而出，记得我转过身去，用全班同学都听得到的声音，吼着：“我妈病了！”就跑了出去。

我记忆中的印度、缅甸、马来西亚和越南像是一片动物园。也是英法人逞强称霸的地方。那是1930年左右。亚洲到处是殖民地。除了中国、日本和泰国（时称逻罗）不是殖民地之外，其余地区都是英、法、德、荷等欧洲国家的属地。白种人至上，黄种人受尽种种歧视与压迫，在自己的土地上反而受侵略者的驱使。第二次大战后许多殖民地国家独立了，但外人在当地的潜势及遗毒根深蒂固，以致许多地方的英雄豪杰虽有志革命来改造自己的国家，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谈何容易。

通过楼梯平台的窗口，我们可以看到对岸九龙的浓烟，只好你推我拥地往地下室飞跑。

<small class="right">——</small>

我最喜欢听他讲故事，讲他第一次到欧洲大陆和美国的经历，我百听不厌，有时候我倒在他杯里睡着了，老妈子就会来把我抱上床去。

日本人对我们这群无辜的修女和学生算是特别施恩了。

每回姐姐或老妈子弄得不高兴的时候，外祖父就成了我唯一倾诉的对象。因为母亲经常不在家，他会抹干我的眼泪，说：“宝宝最漂亮，不要哭。”外祖父只给母亲和我取了乳名。

我上中学时才开始了解母亲，对她生出一份无比的爱心。伦常的关系可以说是最微妙而深刻的，它对于双方经常是一种考验，而在人类所有感情中，父母对子女的爱心该是最无私的，可惜的是，它并不是一条双向线或互惠的。我想小孩对父母的观感，多半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形成了。我们幼时最亲近的人，可能就是塑造我们一生的人。

还有一事记忆犹新：热带蚊虫既多，老鼠更大，每天晚上园丁把抓老鼠的工具吊上了食物，第二天清早抓老鼠的人来收拾被压死了的老鼠。那些老鼠好大，有些简直像一只小猫，可怕极了。我看过一两次，以后不敢再看。到现在事隔数十年，回想起来仍心有余悸——我是一个最怕老鼠的人。

午夜修女们领着我们40多个女孩子到小教堂祈祷。那时不知道是电厂被炸，还是停电，总而言之，我们只靠点蜡烛做火光。我们跪在寒冷的水板上，夜晚特别寒冷，窗外可以看到天空有数点星光。在不断的祷告中我暗自问道：“上帝啊，圣母啊，难道你们没有听到我们的祈求吗？为什么不来救救我们啊？”

从圣诞节到新年，我们都躲在宿舍里，虽然可怜，但至少我们不需要再整天坐在地下室的冷板凳上了。外面的消息说日本兵扛着枪，有些拿着刀，到处横行，占领了不少豪华住宅，又说这些日本兵多半是粗人、农村人，没见过抽水马桶，他们还喝抽水马桶的水。

在那个年代，中国男人常为了要儿子而讨小老婆，父亲受了西方教育，母亲娘家又非常西化，当然小老婆在陈家是行不通的，但在我弱小的心灵中，我对那个女佣人很感激，因为她一直陪伴在母亲身旁，对父亲我却有点反感。六妹出生时母亲大概刚满40岁。母亲的名字——香词是外祖父取的，我们姊妹6人的名字也是外祖父取的，大姐香菊（她不喜欢这名字，后改名静宜），我是老二香梅，依次香莲、香兰、香竹、香桃。

我无意中发现了母亲的秘密与苦恼。

祖母30出头丧夫，57岁过世。在这20多年的岁月中，除了主持家务，念佛读经之外，不知她是怎样挨过来的。有些女人喜欢玩牌九、搓麻将，东家长、西家短地说是论非，祖母对此一无所好，我想诗中所谓“心如止水”正是祖母守寡的后半生的写照。

父亲有两个弟弟，二弟应昌，三弟应凯。他的二弟即我们的二叔陈庆昌，他于留学美国后回到中国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他参加了中国空军，抗战时被派到印度当武官，接待了不少当年到中国参战的美国空军志愿队飞行员。抗战胜利后加入陈纳德将军组织的民航空运公司，在上海虹桥机场做站1949年民航空运公司奉美国政府命令撤退，总部移到台湾，在香港、日本、东南亚等地成立分部，经过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二叔当时与一位新寡的梅夫人（共产党员）发生恋情，已伦婚嫁，决定不与公司同进退而留守沪滨。20年间因为中美两国之间的复杂政情，海峡两岸对峙的形势，我和大陆的亲友消息完全断绝。后来间接由香港方面传来讯息，才知道二叔在“文化大革命”时去世，他的第一任夫人先患癌疾去世，他后来与温风鸣女士结婚。二叔去世后温风鸣女士定居南京，并被委任为南京政协委员和南京海峡两岸联谊会理事。我第一次回诅国访问时，有关当局还特别派专员送她由南京到北京和我会面，后来我多次回祖国也有机会和她聚首。地已80高龄，但仍参加很多活动，身体还健康，有一子从商，生活过得不错。我每次到南京得到省市领导招待时，她也经常应邀做陪容。

1941年，又有一项改变，我发现自己无法兼顾家务与学业，在父亲首肯之下，我和妹妹们都进了圣禄女书院住校。

母亲未嫁前和三姨都在英国女校读书。又到意大利学音乐和艺术（母亲弹钢琴，画油画，三姨学音乐）。据九姨在母亲去世后告诉我，母亲在英国伦敦认识了一位英国贵族，交情颇深，对于父母的指腹为婚提出过抗议。当时父亲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博士，也已在牛津大学取得了法学博士学位，但和母亲很少接触。母亲和三姨这对姊妹在欧洲过着青春少女的梦幻时光，不愿回家，但父命难违，只好乖乖地回到古巴。母亲在古巴结婚，一年后三姨和姨丈沈觐鼎在北京结婚。

廖家是广东惠阳的客家人。外祖母邱氏是外祖父唯一的夫人，而且两人相守至80多岁。外祖父廖凤舒，又名奉舒，号忏庵，讳思灵，别署珠海梦余生，与廖仲恺先烈是亲兄弟，同是革命党人。民国成立后，在北京政府及南京政府任职，入外交部后先后任古巴公使和日本大使。清末曾被派往美国，而认识了邱家小姐，他们在旧金山结婚，外祖母受的是欧美教育，婚前从未到过中国，是个地道的土生华侨，和陈家祖母刚好是个鲜明的对比。外祖母穿的是法国服装、高跟鞋，祖母有的是三寸金莲；外祖母能用英、法、日、德、西班牙、葡国话与人对话，祖母则专念佛。外祖母养了两只哈巴狗，又坏又淘气，而且宠到极点，这在当年的东方社会并不可多见。

小时候照顾我和三妹的是李妈，她和照顾么妹的奶妈——张妈是姑嫂。李妈先来，六妹出生后，李妈又把她的亲戚张妈介绍来做奶妈，而她自己的孩子就另找别人照顾（我们家里的男女佣人大概最少也有七八个，或许还不止此数）。

外祖父母家中的大宴会我还有些印象：我和姐姐在楼上偷看楼下舞厅的俊男美女闻乐起舞，并躲在门后偷听母亲弹琴、三姨唱歌。我们姊妹两人有时也不禁拍着小手助兴，直到老妈子半拉半扯地把我们送到睡房睡觉为止。

回到家，我听到一个陌生女人在客厅里和母亲谈话。那女人嗓门很大。她说：“陈太太，就是这个价钱了。这对钻石手镯很好，也难找到。不过这年头，有闲钱来买这样东西的人也不多呀，你将就这个价钱吧。”

女人的担子很重，因为她们不但要理财、担家计，还得为丈夫解决许多乡里间的大小事务。中国女人以前真不是弱者，虽在压迫中仍得挣扎求生存。我的祖母可算是那个时代的代表性人物，不过她还算有远见，丧夫后把大儿子送到外国去读书，因为她不想大儿子受旧社会的影响，她已失去了丈夫，不愿儿子步其后尘，这一点我很佩服。

我几乎是跑着去医院的，迎着冷风，双颊感到一阵阵刺痛，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跑——只知道急于见到母亲，我从来没有感到自己和她如此接近。人世间凡是能够有机会相爱的人，应该珍惜自己的幸福，因为一旦人天永隔，那就只有一寸相思一寸灰了。可叹的是，我们少有懂得珍惜每一刻宝贵的时光，春在怕愁多，春去怜欢少，这是人之常情。

我们陈家共有6个丫头（北方人称女孩为“丫头”）。我排行老二。大姐比我大4岁。她出生美京华盛顿，我是父母自美国留学回到北京，和外祖父廖凤舒（又名奉舒）同住，生活较安定后才出生的。那时我们住在外交部街，也有一说是住在东总布胡同。我只知道这两个地方都是外祖父的住址，到底住在哪儿，我也搞不清楚。廖家人口虽然众多，但半个世纪的离乱，各散东西，大家对往事都有点模糊，远亲甚多，近戚则寥寥可数，而且多半年事已高，对五六十年前陈家与廖家的往事就无啥记忆了。

母亲死前一周，大部分时间已不省人事，我记得一个飘着细雨的午后，我带了一束她最喜爱的康乃馨去医院看她，她在睡觉，我坐在床边静静地陪着她。黄昏时，她醒了，仿佛知道我在旁边似的，向着我说：“宝宝，让我握看你的手。”我握住她的手——可怜全是骨头，她紧紧抓着我，好像害怕我会走掉，那一刻，她的神智很清楚，而且想和我说什么，但是声音非常微弱，像是耳语一般，我说：“妈，您休息会儿——别多说话。”她将我的手抓得更紧了，“让我说，过了今天晚上，我可能没法和你说了。”难道她已知道自己时间无多？难道她是要向我交代后事？生何其奥妙，死又何等哀伤，然而我们都将走上同样的道路。我仍记得母亲对我说的话：“宝宝，你就要14岁了——不再是小孩子，我走了之后，希望你能好好照顾妹妹。”我哭着喊：“妈；您不要离开我们。”她说：“宝宝，勇敢点，你会把这个家照顾好的。”接着，她又气喘吁吁地说：“我唯一的遗憾是不能看着你们姊妹长大成人，我真想念留在北平的外祖父母，再见到他们时，别忘了告诉他们我爱他们。”这是母亲最后一次对我说话，当天晚上，她陷入昏迷状态，再也没有醒过来。

据祖母说，她3岁时就被缠足了，当时痛得喊救命，但她母亲为了女儿的“幸福”，只好忍痛把这活罪一代一代地交接下去。祖母又说，半夜里，忍无可忍时常试着把缠脚布解下来，后来被她母亲发现了，干脆将她的双手也绑起来。这种痛苦维持了很久。刚缠脚不仅疼痛，而且无法走路，只好由丫头背着走。两三年后再学走路，一步一声哀嚎，有时痛得晚上想上吊，真是可怜。

母亲去世后，我成了一家之主，每月靠港市300元，维持全家生计。现在我才知道，母亲为何要变卖首饰，6口之家，单靠300元微薄收入，怎能活下去？有件事我永远忘不了，妹妹香兰和我都想学钢琴，但家里一个月只能匀出10块钱缴钢琴学费，换言之，只能一个人去学，我决定牺牲自己，把机会让给香兰。日后，我的经济能力足够负担学钢琴的费用时，我却抽不出时间来了。

九姨现定居美国康州，她嫁给广东钱家，丈夫是名律师，叫钱乃文，现已去世。十姨嫁一香港商人，抗战时离异，现居加拿大。七姨是一个神秘人物，很少和家人往来，据说现在住在上海，我已40年没和她见面了。六姨是去年才去世的，她嫁给许崇清，许曾任教育厅长，后来又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很有学问；他们的几个孩子都在科技和学术界颇有成就，到美国留学后就返回中国服务。我的表弟许锡挥现任中国中山大学校刊编辑，正着手写中国对日8年抗战史。希望台湾学者和他合作。我母亲是老二，和三姨感情最好，可惜她们两个都是红颜薄命。三姨患肺病去世，死时只有29岁。我的母亲则死于癌症，享年45岁。三姨嫁给外交家沈觐鼎，沈家是福建望族，但三姨丈和我的父亲当年大概都靠外祖父资助，因为我们两家都和外祖父母住得很近，而且我的父亲和三姨丈也常常要到岳丈大人那儿去求救，这是我印象中比较深刻的一件事，后来求证于我的六姨、九姨、十姨，她们也说当年大家的确都靠外祖父提携。

有段时间里，母亲的病况既未好转，亦未恶化。两个礼拜之后，我去见主治大夫，他是母亲的一个远房表亲，不过年纪大得多。他看到我一个13岁的小女孩去和他谈母亲的病情，十分惊讶，但是我告诉他，我还有个17岁的姐姐，也会和他谈。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父亲呢？”我告诉他，父亲在新墨西加利任领事，不能请假回来，当时我对政府的战时法规不甚了解，但对父亲不能回来探望病中的母亲，心中有说不出的气愤。

不过据父亲后来告诉我，这些身居异国的华人，他们爱国心切，对于国事既肯出钱又肯出力，心地也非常纯洁善良，这是老一辈华侨的特点。他们在异乡做异客，受尽了异族的排挤，总希望政府替他们出口气，可惜政府当年内忧外患，对于这些忠贞侨胞也就无法有多少援助。缅甸侨胞多半是米商，有些经济情况很好。父亲左等右等，不见外交部汇款发薪时，有些侨领就愿解囊相助，但父亲觉得这有失国家体面，只好心领而婉谢了。

父亲因为常常接不到薪金而闹穷，领事馆的开支又大，常常要求外祖父接济，在任不到两年，请求调差，到底内情如何，我不清楚。总言之，父亲第一任的外交生涯很短，离开缅甸后，我又跟着父亲回北平。父亲再入教育界当教授，他是一个内向的人，培育青年是他的第一志愿。他的确造就了不少出色的青年，我想这是父亲生命中的最大安慰。

我们家里有好几个佣人、车夫、门房、厨子和听差，之外还有负责打扫、洗熨衣服的老妈子，当年还没有洗衣机，全家大小的衣服、床单……，都靠老妈子的双手去洗熨；夏天有太阳，衣服可以在户外吹干、晒干，冬天的衣服常得在炉边烘干。这个习俗在中国大城市当然已由洗衣机、烘衣机取而代之，但在穷乏的乡下农村则没有多大改善，一切还得要靠老天爷。

我们每天的食物是早上一片面包和一块饼干，罐头牛奶放点糖，再掺点水；晚上睡觉前每人半碗米饭，放点酱油。没有尝过饥饿的人是无法体验到饥饿的滋味的。

服侍母亲的一位女佣是城里人，长得眉清目秀，口齿伶俐，因为她是母亲的近身女佣，其他佣人对她都有点酸溜溜的味道，她也常常狐假虎威。李妈和张妈常在背后骂她，说她是鬼灵精，她们说她时就说“太太房里的”，喊惯了，真的很难记得她姓啥名谁。那个女人总是穿戴得很整齐，白上身，黑长裤，头发梳得黑亮亮的，一个圆圆的髻，髻边常有一朵茉莉花或是其他花朵，一条手帕扣在衣襟上。她只照顾母亲，对我们小孩也是爱理不理，但对母亲倒真的照顾得很周到：母亲若是在休息，她就不准我们在母亲房外吵闹，常常说：“到外面去玩，你妈妈在休息。”她的丈夫大概不务正业，到了月底发薪水的时候就来找他的老婆，我们放学回家时，就会见到他坐在门房里和男工说三道四。我年纪虽小但也不禁奇怪：为什么一个精明标致的女人会嫁给这么不中看的男人。

空气中仿佛弥漫着一丝悲凉的气氛，我觉得孤单极了，但为什么，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如果当时我若是知道不到一年时间，整个家计和照料4个幼妹的责任，将落在我一个人肩上，我除了孤单外，或许还会不胜惶恐。

以后的岁月里，母亲的死使我和外祖父母更加亲近，同时将我和父亲与继母的距离拉得更远了。母亲死后，我变得比以前更独立，不一定是我想要这样做，而是出于现实的需要。

圣保禄书院是属于比利时修女管理的，日本人并没有对比利时宣战，而且这个修道院一无所有，只有几名修女和我们这几十个无家可归的女孩子。但谣言满天飞，听说残暴的日军不但强奸妇女，而且用刺刀和利剑杀人……我们听了这些真是不寒而栗。

我对父母的感情很小就已形成。小时候，我和父亲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父女之情，甚至可以说，幼时父亲于我就像一个陌生人，仿佛我根本不认识他似的。后来自己年岁大了，为妻为母，方体会到我当时许多观念实在幼稚，可能甚伤父心。

修女说：“都给你们了，没有了。”彼时，修女脸上流着汗水。

祖母在我的印象中是最典型的旧式中国妇女，她缠了一对三寸金莲的小脚。有几次我在门缝中偷看她洗脚，那真是一门大学问，而且很费时费事：丫头先将一盆热烫的洗脚水端进祖母的睡房，然后协助祖母把那数丈长的白缠脚布一层又一层地解开。祖母坐在圆型的三脚凳上，光是解开缠脚布大的就要10多分钟，整个过程态度非常谨慎。祖母偶尔会叹一口气，那轻微的叹息，正象征着中国旧时代女性的无限哀怨！

夏天我们全家到北戴河避暑，当时还没有冷气机，只有风扇，六月天北京最热，七月是暑天，到了八月就开始凉快了。

不一会儿，10多个身穿军服的日本兵，后面跟着两个中国翻译，他们就在我们睡房外面的课室。而课室本来是会客室，现在为了集中管理，改成了我们日间唯一活动的地方。他们对修女问了些话，然后那翻译说开门，那是我们睡室的门，门打开了，他们走了进来；我闻到酒臭味，并把头缩在被窝里偷看，我看到他们的皮靴，沾满着污泥。修女把我们珍藏着的手表、自来水笔（那时还没有圆珠笔）从柜里拿出来，用颤抖的手奉送给那些无赖。

还有缅甸的壁虎也是一绝，其大无比，夜间出现在天花板和墙壁上，我最怕它掉下来。因此我们每夜都放蚊帐，一则可以防蚊虫，二则可以避壁虎。

晚上，躺在宿舍狭窄的木板床上——蓝色的床单，蓝白色的墙壁，我会思潮起伏，茫茫来日，何处是归程？

缅甸人与印度人大有分别，虽然他们是比邻，缅甸人爱好和平，而且比较友善。

接下来的景况可用“每况愈下”来形容。第一、第二、第三天修女院院长还对英军有信心，她说英军会把日军打退的，但到了第四天，外面传来消息，日军不但占领了启德机场，而且已在九龙登陆，半岛已全部被日本占领了。

我中学读英国名小说家毛姆（Somerest Maugham）所写小说，更佩服这位作家对于那些假仁假义的英国绅士入木三分的描写。毛姆小说的取材大部以英国殖民地为背景。故事中的角色就是那些人面兽心的殖民官和小市民，加上那些在英国无法立足的男盗女娼，从小故事中反映人性的黑暗面，读后使人拍案叫绝。

日本统治者宣布英国正式投降了。日军进入香港接收并维持秩序，不少地区有人放火和偷抢食物，有些地区秩序很糟糕，日军杀人、强奸又抢东西，不少暴徒也乘机打劫。

我替母亲担心的同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外祖父，这或许是因为他老人家一直是这个家的支柱，无论直接间接，我们全依赖着他。外祖父那时对留在敌后，也许有点后悔，但是要离开沦陷区已经太迟了。一直到1945年7月，太平洋战事结束后，我们祖孙才在上海再度团聚。

我走上前，向她请安：“妈，我来了，您好吧？”她回答：“我很好。医生还要作些检查，得在医院再耽搁几天——完了之后，就可以回家。”她接着又说：“不要担心，不会有事的。”她握着我的手，好像是向我保证，不会有问题，但她的声音却不能令人心服，我有个预感，她没有把事情全部真相告诉我。

现在父亲和我的继母贝茜定居在加州碧埃蒙，我也关注他们。此外，我也趁此犹未太晚的时候，向他二老表达我的爱与关心。有时候，我也告诉父亲我多关心他，然而这并不太容易，爱的感情是如此强烈脆弱，有时很难将它诉之于言辞，而且当你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一切言辞都是多余，所谓尽在不言中。

陈家祖籍原为福建，后经祖父陈庆云移居至广东南海。

祖母穿的衣服只有3个颜色，夏天白色，冬天是深蓝和黑色，好像终生带孝似的。但她的衣着非常简洁，而且无论是布是绸，总是洗得光亮整洁；头髻是“二妈妈”（祖父的二妾）每天早上替她梳理的，梳好后，用一种“刨花”使头髻发亮，跟我们现在用的发胶差不多。祖母很少出门，没有串门子的习惯，出门不是上寺庙烧香，就是去参加喜事和丧事。她知书识字，因此也读些古书。我小学六年级时开始看张恨水的《啼笑姻缘》和《京华春梦》，我把这两部书给祖母看，我想她一定看过了，因为有一天她说：“北京的戏子比广州的开放。”这可能是读过张恨水的小说后所得的结论。

母亲在我心中就像一颗美好无疵的钻石，聪明美丽，从各个角度散发迷人的光芒，但是钻石冰凉坚硬，她却清新温柔如一朵出水芙蓉，在我心目中，她代表着“淑女”这个词真正的含义。

修女们开始指挥我们数十个住校女生，要我们赶快到地下室去——那就是我们的临时防空洞了。我从衣柜内拿出了一件暖和的外套，又为几个小妹拿了毛线衣，全部集合在长廊上，修女何着急地说：“你们还不快快地走，快！快！快！”

母亲认为，女人应该有女人的气质，随时随地像个淑女。

外祖母邱碧桐三代都住加州，她是在加州受的教育，当然非常西化。外祖父和外祖母在加州结婚后才随着外祖父回到中国，我记得外祖母为了要学习中文，还请了一名中文教师；那位标准京片子的中文教师除了教授外祖母中文之外，也跟着外祖母学习英语和法语。

母亲名香词，适陈。祖父陈庆云，原籍福建，后来移籍广东。祖父曾任招商局局长，在香港算是大商贾。父亲是长子，踢名应荣。陈家也是一个非常守旧的大家庭，当年与外祖父私交甚殷，两人的妻子都有喜时，便相约若一儿一女则结为亲家，若都是男的或同是女的，则认为义子或结为金兰。后来陈家是男，廖家得女，为此我父母的婚姻是道道地地的指腹为婚。

父亲因为年少出国，在英美受教育，所以国学根底不深，后来虽然回国在北平做教授，当报纸编辑，又转入外交部做领事等职，但因为中文不能与人较高下，总有点吃亏。先母也是在欧美长大，上洋学堂，所以我上学时读中文只好靠老师，在家里除外祖父外，其余都是半洋人。连我的妹妹在抗战后期也都到美国读中学和大学。我的教育都是在中国学校完成的，后来再到美国苦习英文写作与演讲及公共关系时，我已是两个小孩子的母亲了。这是后话，以后再讲。

记忆中，祖母长年念佛吃素，每天清晨即起，烧香、拜佛、念经，佛珠很少离手，除了吃饭和吸水烟筒。

外祖父精通外语，他的中文根底也极深，当年和梁寒操、汪精卫、叶公超等文人有诗词往来。抗日战争，廖公退休，避居上海。汪精卫投敌，组伪政府，一再到上海请外祖父出任伪外交部长，但为廖公婉拒。他在上海8年全靠变卖家藏古董名画度日。汪氏送年礼，廖公也不收。

外祖父家里，很少讨论金钱这种小理，父亲则一生坎坷，经常为钱发愁，在这种情形下，很难将两人的观念拉近。父亲和我虽然不是非常亲近，但内心深处，我知道他是很爱我的，只不过表达方式比较特别罢了，也许他之所以不大愿意表露内心情感，为的是怕得不到回报或受拒。母亲和父亲的性格真是南辕北辙，我自小就常怀疑他们在一起是否快乐。

我做学生的年代和一般流亡学生没有两样，是在战火和炮轰中度过的。在北京念孔德小学时，便逃到香港；在香港的圣保禄女中和真光中学完成学业后，又逃到大后方读岭南大学。都是兵荒马乱的岁月，也都是避难兼读书。当时大部分的学生都很穷，没有什么好比较，虽然过着“出无车，吃无肉，居无屋”的贫乏生活，反而有知足常乐的心态，并不觉得太苦，倒是常常听到一些沦陷区的状况，以及日本人对沦陷区老百姓的残暴手段。和那些在日本人统治下的苦难同胞及那些做地下工作、被日人施以酷刑或残杀的爱国分子和斗士相比较，我们是较幸运的了。

晚祷时，我常会问：“啊！上帝！我们的祈祷有用吗？”但是谁来回答我？此外我知道，自己需要母亲，远胜于她之需要我，我感到害怕，但是她已无法消除我心中的恐慌，母亲的大限之期将至，马上就要离开我们了。星期天早上，姐姐和我到了医院，好像母亲有意选中这个我们两姊妹都会在她身边的日子，她咕哝了几个字，但是我们都听不出她讲了些什么，几分钟之后，护士摸摸她的脉搏，告诉我们，她已经走了。姐姐和我跪在床边，不住颤抖，欲哭无泪。中国人常说，福乐遭天忌，我知道母亲不愿意死，我知道她不愿意离开我们，但天意如此，夫复何言？这是一段漫长旅程的结束，也是我生命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章，母亲死了，我却必须面对许多可怕的明天。

<h3>父母的婚姻</h3>

印度当年是英国属地，缅甸也是英人势力范围，所以该地英国色彩非常浓厚，马来西亚也是英人天下，该地的橡胶园使许多在英国根本无法谋生的英人，摇身一变而为百万富翁。

母亲的身子愈来愈弱了，冬尽春来，但是春天并没有带来阳光或希望。那是一个没有花朵的春天，大夫终于告诉我们，母亲得子宫癌，动手术已经太迟了。我连那是什么病都不知道，这是我头一次听到癌症这个名词。母亲去世前一个月，已是奄奄一息，大部分时间，身上疼痛难耐，有时护士给她注射吗啡止痛，真叫人不忍卒睹，我想陪着她，和她一道受病魔的煎熬，却不忍见她痛苦万状的样子，有的时候，她痛得实在按捺不住了，会高声叫护士再给打一针，这时我会跑出病房，心中有无限的害怕与惊恐，而大人们让一个小女孩面对这一切人间的惨剧，又是何等不公与残忍！亲戚朋友未看看，又走了。唯有我，每天放学，就去医院陪母亲，我在病房里做功课、吃晚饭，等病人会客时间终止时才回家。我多希望有个人和我在一起，让我倚在他的肩头，哭诉心中的委屈，但是身边没有一个人，香港的亲戚朋友嗅到战争的危险，多半已到大后方——重庆或昆明——去了。

丫头若发现我和姊妹们在偷看“脚员”便向祖母说：“又来了。”祖母就说：“快到外面玩，这儿没啥好看的。”可是我们对这项每日进行一次的活动充满好奇，愈是不难看愈想看，据说当年祖父就非常欣赏祖母那双三寸金莲。可怜的中国女人，为了取悦男人，为了要做正室，只好忍受那刺骨的痛苦。

幸好母亲忙着变卖东西，老佣人又因为我不听她话，在那儿生气，没有人注意到我，也就在那个时候，我暗地里下决心要做个好学生，努力求学，将来奉养母亲，永远不要做金钱的奴隶。当时，这也许只是孩子气的诺言，但是一直到今天，我在金钱方面，从来不愿孜孜为利，同时，对于那些锱铢比较的有钱人，常常为他们惋惜。

圣诞节前夕，轰炸停止了。跟着来的是恐怖的沉寂，传说英国人已全部投降了。

地下室既寒冷，又霉湿得令人窒息，我们都坐在木板凳上发抖。虽然在地下室，仍可听到炸弹爆炸声、机关枪的扫射声，每次地动山摇的爆炸后，一股股灰尘就从天花板上掉落下来，地下室只有三两盏昏黄的灯泡，受到震动后摇摇晃晃好像就要掉下来的样子。当时只有五六岁小妹妹香桃吓得哭了起来。修女手拎着念珠，要我们一遍又一遍地祷告，我们向圣母玛丽亚祈祷，不停地呼唤着我主耶稣，我们的喉咙有点发干，声音也愈来愈沙哑。时间过得好慢，木板凳却变得愈来愈硬。

清朝男人玩女人、吸鸦片、聚赌……可能是与“父母在，不远游”有些关联。做父母的多半不愿儿子远游离乡，希望他们守在身旁，一方面可以帮助管理田产或生意，一方面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也好有儿子照应、继承家业，不致让外人欺侮家中妇孺。因为中国到底是个农业社会，不但要有儿子送终、传宗接代，还得靠子孙扫墓、继承香火。孔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此男子可以有借口娶妾。做娘的想儿子守着祖业，不要东奔西跑，便容忍他们卧在烟床上，吞云吐雾，虽无壮志，最低限度不会大有精力去外边闯祸。这是一种多么愚昧的办法，久而久之，抽大烟已不光是有钱人家的专利，贫穷的人也来这一套，清朝的灭亡是注定了的。

父母亲结婚后，父亲又到美国纽约和华盛顿深造，学习新闻工作。我的大姐陈静宜就是在美京华盛顿出生的。两年后父母亲带者两岁的女儿回到北京，投靠外祖父，那是一个短暂大家庭生活的开始。

学校女工是我们唯一的包打听，她偶尔走出校门去探听消息，消息很坏，据街坊传说，日军不但占领了九龙全部，而且香港的浅水湾、深水湾，以及山顶的英国人住宅都已被全部占领，又说很多英军已被集中到赤柱的集中营，又说许多外国人（如法国人、德国人等其他欧洲人）都被召集到九龙的半岛酒店，等待遣散或处理。女工虽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她又听说不少以前在商店内做店员或小老板的日本人都穿上了日本皇军的军装，原来这些人都在香港做地下工作，是间谍，现在摇身一变竟然是香港的统治者了。

1937年夏，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进攻华北，我们一家从北平逃到香港，我还记得我们住铜锣湾金龙台。我们在香港安顿下来后，父亲单独前往美国新墨西哥州任中华民国驻新墨西加利领事。临行前，父母向我们解释，我们必须留在香港继续学业，待父亲在新墨西加利安定下来，就会接我们去团聚。日本侵占华北，陈廖两家的家产几乎荡然无存。我现在怀疑，当时父亲没有接我们去的原因，可能不在住处无着落，而是经济拮据所致。在中国战时公务员的待遇低得可怜。早几年，父亲从来不靠薪水维持8口之家的生计，抗战开始后，情况才有了改变，但那时候，我只是个孩子，对家中经济发生问题，毫无所悉。不过，从母亲那儿，我感觉得出，事情有点儿不对劲。我印象最深的是，母亲不断地从保险箱中取出她的首饰，却很少见她戴用，偶尔，我听见她在电话上和陌生人谈论某几样首饰的价钱，心中极为不安。

母亲对这个女佣很好，因为她很会照顾母亲的一切。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六妹出生的那一天（六妹香桃出生时陈家没男孩，只有五个丫头，中国人说是五个赔钱货）。父亲白天把母亲送到协和医院后就回家等候消息，把那女佣留守在医院陪着母亲。我那年大概也有8岁了，说不懂事也有点懂事，那个女佣一直等在医院里，六妹出生，母女平安她打电话回家。是父亲接的电话，我还没睡觉，我和大姐同床，父亲到我们的睡房来说：“你妈又生了一个妹妹。”

外祖母一共生了四男六女，长子不成器，可说是个败家子，为外祖父带来很多苦恼；长女就是母亲；老三是次女，即沈觐鼎大使（曾任驻日本、古巴、巴西等地大使）原配，年29岁即染肺结核，死于北平协和医院；老四是男儿，未成年即夭折；老五廖承鎏也做过外交官，与北平名媛贺小姐成婚。五舅母出身名门望族，仪态大方，我对她印象很不错，后来五舅在联合国做事，另与韩国女人相好，于是这段姻缘也告结束；老六、老七是女儿。许家儿女即我的表姊妹、表兄弟，都在大陆；老八是男的，现在美国；老九、老十都是女的，九姨嫁钱家，即广东名律师钱树芬之子钱乃文，九姨丈己去世，九姨住美国纽约，十姨现住加拿大，子女都非常上进。陈家、廖家都是大族，与我同辈的堂兄弟姊妹、表兄弟姊妹我数也数不清楚，更不要说是提名道姓了。

我记得母亲在河内和西贡有些亲朋，他们带着我们到处去观光，母亲似乎非常高兴，玩得很开心。母亲说得一口标准法语，当年又是一位飘飘的美人儿，因此大家都设宴欢迎她，我想越南之行，母亲心情非常愉快。其后我在二次大战后与陈纳德将军再去越南，又是一番滋味。

后来大姐知道我们宿舍的粮食短缺，有一次设法从医院里托人带了些杂粮给我们，但杯水车薪，只够我们打牙祭；而且也只此一次。我想她每天也只能吃个半饱，无法再有剩余粮食接济我们了。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妹妹们在做功课，佣人也在等我。两个佣人在我们家已经很久了，非常关心母亲的病情，妹妹们年纪都还小，懵然无知，我自然觉得没有必要把医院里的事情和她们讲，姐姐念护校，平常不住在家里，我虽只比妹妹香莲长一岁，却必须肩负起主妇的责任。

廖家不但排场大，而且又有几朵待字闺中的金花，当然惹来不少惨绿少年。顾维钩、叶公超和当年年轻的外交家是廖家的常客，这些故事都是后来叶公超告诉我的；当然健在的九姨也告诉我不少住事。10多年前我也从三姨丈那儿打听到一些零星后事，但这些年来他年岁大了，记忆力衰退了，所记不多。另外己故的刘锴、郑宝南也是常客。郑宝南在担任驻意大利代表时，我还带着女儿去罗马访问过他，他殷勤地招待我们，我们还在罗马的大喷水地中抛下了银市，许个希望再访罗马。那是1960年底的事了，等我再造访意大利时郑宝南已退休回台北。我在台北多次见到过他，现在他也作古了。

母亲去世时只有45岁，因此我们母女的恩情，可以说是很短暂的。但在这短暂的15年中，有四五年我和母亲的感情非常接近。尤其是她去世前的一年，她在病中，缠绵病榻，都是大姐和我陪伴着她。父亲其时已被调到旧金山当领事，据说因在战时向外交部请假未获准，因此一直没有回来看母亲的病，内中情节到底如何不得而知。父亲如今年事已高，往事如烟，我也不愿多追问了。

日本侵略中国，又在发动对美战争的同时（珍珠港事变），也进攻了英属香港。当时香港政府对日本的抗战只维持了不到两个星期。

在床上我们可以听到沉重的皮靴声由远而近，有人在喊道：“他们上来了！”

就像许多大户人家的儿女，我小时候很少看见母亲，这情形尤以在当时人力充裕的国家为然。母亲社交活动频繁，都是需要花精神的，因此，她虽然爱儿女，却没有什么时间和我们在一起。住在北平外祖父家中的那几年，比我年长4岁的姐姐静宜早已上学堂，妹妹香莲比我小一岁，也和我玩不到一块儿，因此，多半时候，只有一屋子玩具和姨娘陪伴着我。

母亲和她的兄弟姊妹都是在极优裕的环境下长大，从小住的是轩门巨宅，用的是进口欧美家具，踏的是厚厚的中国地毯，起居室玻璃柜中陈列着中国的古玩。家规很严，吃晚饭时都需穿戴整齐如赴宴一般。阿姨舅舅每年和母亲同到欧洲旅行，他们接受东西合璧式的教育，我记得母亲精通多国语言，外祖父常说她该是家中的外交官。

缅甸华侨不少，他们常来找我父亲，谈些什么我不清楚。

再说说我们在缅甸首府仰光的生活。我记得我们的房子很大，一部分是领事馆的办公室，一部分是我们的住宅。院子也很大，院子里有许多果树，尤以芒果树及木瓜树为多。园丁每天都把木瓜和芒果采下迭到厨房来。我记不清楚我有多大年纪，总言之，还未到上学的年龄。有一个广东老妈子带着我，我和园盯司机和门房（都是土人）学缅语，小孩子学语言进步很快，几个月下来我已可以用缅语交谈，但离缅后就忘得一干二净。

当时我心想：明天，明天，后天，后天，还有多少个生死未卜、做囚犯、做难民的明天、后天？我不敢想，但又不能不去想。难道这就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该受的折磨和灾难吗？

香港的情况仍不明朗，据说英军还在抵抗，而日本飞机每天仍目中无人地抛炸弹。我们每天大清早起床，穿上暖和的外套，到地下室避难。差不多所有的店铺都关门了。校中的存粮不多，我们的食粮来源短缺，校中女工常常冒着生命危险到店铺求情，请他们卖些罐头、饼干和面包给“那些可怜的孩子们”。我们晚上睡觉的常常因为吃得不饱，肚子饿得睡不着。

子宫癌在今日医学昌明时代已不是不治之症，但50年前却算是绝症。母亲去世后我和姐姐安排把母亲安葬于香港跑马地天主教坟场，该坟场大门前有一对联，文曰：“今夕吾躯归故土，他朝君体也相同。”

父亲在仰光做外交官，我们有机会到附近地区游览，我们去过印度的新德里，也去过新加坡及吉隆坡。印度的贫困使我对印度人充满怜悯。这个民族有几百种语文，多种宗教，满街都是乞丐，到处向人伸手要钱，使人心中起恶感。

外祖父母虽是西化但不脱离传统习俗，而父母年轻西化，可能都希望自由婚姻。但清末民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代，中国仍是非常封建的社会。母亲是由外祖母亲自到罗马把她带到古巴去的；父亲也奉母命自伦敦回国省亲，然后自广州到古巴。这些往事都是我的九姨亲自告诉我的。

当时，我们的母亲已去世，父亲在美国旧金山当领事，我和四个妹妹都在香港铜锣湾的圣保禄女中当寄读生。那天早上，我们寄读生部在梳洗穿制服准备上课，就在那时我们听到了第一响沉重的隆隆声，一响接一响，随着又是高射炮和机关枪的尖啸声，每次剧烈的爆炸声之后，宿舍的楼房就随之震动起来。房外、房内、走廊上人声嘈杂，收音机的声音很大，播音员用英语又用粤语大声广播：“香港居民注意！大家注意！今天不是演习，我们已面临战争，日本飞机来袭，请大家到防空洞去！”播音员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他的警告，当然警报的呜呜声也不断地响着，混在炮声中更为刺耳。

祖母当时说这事来得太突然，因为她是小脚，小跑步到窗口前只拉到祖父的长褂一角，但人己从窗口跳下去了。祖父去世后祖母一人承担了一个大家庭，虽有产业，但孩子们都未成人，只好负起一切责任。祖母为了大儿子的前途，特别安排把年仅13岁的父亲送到英国伦敦上英国的私立学校，接受外国教育。这个安排对父亲的一生有甚大影响。年轻丧父，又被寡母送到异邦求学，这一切我想在一个年轻孤儿的心中一定非常伤痛。父亲到外国留学后从中学到大学都没有机会回家，因为要节省费用并要在暑期工作，直到大学毕业后，外祖父才给了旅费要他回家省母。

在中国较为高雅的男人玩花鸟、下棋、吟诗、饮酒唱和。

从学校搭乘公共汽车赴医院时，我初次尝到了贫乏的滋味。我口袋里只有一毛钱，是从学校返家的车票钱，如果我要从学校坐车到医院，回家就得走路。我决定先走到医院，因为两相权衡之下，从学校到医院距离短，从医院到家距离要长得多。

表面上，母亲一径是那么高兴愉快，然而现在回想起来，她并不是真的快乐，事实上，她即使在笑的时候，也有点悲哀的样子。中国有句俗语：自古红颜多薄命。母亲和她妹妹维德丽亚就应了这句谚语。母亲撒手人寰时，才45岁。阿姨死得更早，29岁就离开了人世。记得我13岁生日过后不久，母亲就病了，那段日子回想起来，恍若昨日。1937年到1941年，抗日战争早已爆发，但日本偷袭珍珠港是在1941年12月7日，因此，对其他国家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始于1941年冬天。

<h3>惊恐年代</h3>

我一直伴着母亲，直到护士进房要我离去，他说：“小妹妹，天色已晚，你该回家睡觉啦。”我对她说：“我若回家，你会照顾我妈妈？”她说：“那是当然，你别担心。”母亲笑了，对我说：“你长大了，不再是小孩了，因为我还仰仗你帮我照顾这个家呢。”我当时哪里知道以后的6个月，我会每天放学之后，就得到医院去呢？我从学校直接去医院，陪母亲一直到黄昏时分，有时我困极了，却不敢睡去，唯恐一合上眼，她会在我睡着的时候，悄悄离开人世。

<h3>异乡</h3>

所有产业投资都在大陆上，带不出来。当然，没有人会想到这场仗一打就是8个年头。抗战期间，沦陷区人民和外界通信几乎完全中断，一封信穿过敌人阵线，到达收信人手中，至少得要一年半载，多半时候，信件中途就遭遇变故，永远到不了目的地，投不到收信人。

记得有一次我在母亲面前说一位穷酸表兄的坏话，她当即告诉我：“淑女应该居心仁厚。”接着她又说，“一个人的出处和成就，都是次要，要紧的是能把握人生的真义。”那时我还不完全了解其中的含义。但她去世以后，我常常想到她的睿智，和她生前对我的训示。

母亲去世时正是抗日战争的战乱年代。她死时只有45岁，是子宫癌。当时香港虽然还未被日军占领，但已人心惶惶。

祖父是商贾，年轻得志，做过中国招商局局长，在任时认识了外祖父。祖母曾氏和外祖母邱氏当时都怀着孩子，于是两人相约若是一男一女则结为亲家，若是两个男儿将让他们结为兄弟，若同是女的则结为姊妹。其后陈家得子、廖家弄瓦，我父母的婚姻可以说是指腹为婚。

1942年3、4月间我们拿到了离港证，也和大姐相聚（虽不是欢聚，但可以一起共患难）了，真是如获大赦，终于可以逃离开这个充满杀气的孤岛了。

第一篇人世间第二章初恋青春·逃亡·初识陈纳德·相爱

<h3>初恋青春</h3>

在香港最后一年中（1941年夏到1942年夏）的前半年我有一段甚为欢乐的日子，我尝到了初恋的滋味。十五六岁的少女，青春是如此美丽，爱意是如此温馨甜蜜。初恋大概是一个女人终生难忘的回忆吧。

在我写的回忆录——《一千个春天》英文本中，我给了他一个英文名字，我称他为毕尔（Bill），在此就称地为毕君吧。

1941年的夏天我代表中学参加全港中学生中文演讲比赛，在20多名的竞选代表中我获得了冠军。一位岭南大学的学生应他妹妹——也是我的同班同学之邀来听这些男女中学生演讲，与他同来的是他的中学同学毕尔，他是中国著名的工程学校唐山交通大学的毕业生。借着暑期之便米香港省亲，暑期结束之后他就打算入内地参加抗战行列，他的目的地是重庆。

我在演讲比赛中得了冠军，当然同学们替我高兴，我也喜出望外，因为在决赛中只剩下男女各一名，男生是圣士提凡男校的高材生林君，我们以前也在比赛场中互争雌雄，那一次我们打了平手，评审员给我们的分数不分高下，我们握手互贺。

真是无巧不成书，这次我们又来比高下，他发言后，圣士提凡的男生拚命鼓掌，等到我最终上台讲话时，真光女校学生也为我加油。我讲完后不久，评审员宣布最后分数，我得了冠军，林君当然只好屈居第二，是亚军。女生们大声喊：“香梅第一，香梅第一！”我的女同学旁坐的两位男生也跟着喊起来，而且使劲地鼓掌，我太紧张了，也着不清楚他们两人的面目。林君很知礼仪，他走过来和我握手，并说：“你今天讲得真好，我甘拜下风了。”我说：“谢谢你，你也很不错。”其后林君和我做了文友，常有诗词往来。（我婚后他还在我们上海的民航公司做过编辑和翻译工作。大陆开放后林君和我又联系上了，我们又再做文友，他仍从事教育和笔耕工作，最近我们还相约在中国再晤，他还说要再和我做一次诗词或对联的比赛）。

大家向我道贺之后，曲终人散，我的女同学领着两位年轻人向我走来，女同学先介绍她自己的大哥，然后又介绍毕君。

我和他面对面，四目相看就像一股暖流、一道电力使我觉得我们前世似曾相识，我一时竟呆了，说不出话来。我的女同学说：“走吧，大哥今天要请我们到香港酒店庆祝。”

当年的香港酒店是香港最高贵的酒店，比现在的半岛酒店有名，我只在门前走过，还来到过里面去。大姐有一次和她的男友到那儿吃晚饭，她回来告诉我们那儿的豪华，又说那儿的食客多半是洋人，侍应生穿着白得发亮而又光滑的制服，上餐时总先称小姐，然后又呼先生，很有礼貌。我们怎么去香港酒店的我已记不清楚，只记得我们是在靠窗的一张餐桌被安排坐下。那天是接近中秋的日子，我们中学毕业典礼已举行过，我也接到岭南大学的入学通知书，是靠近学校开课的时候了。本来演讲比赛是安排在7月的，后来因故延期，但若是演讲比赛没有延期，我和毕尔今生今世都不会会晤。就是因为比赛延了期，而毕君又刚刚在此时来到香港，这或许就是我们东方人说的缘分吧。

侍者把下午茶的餐单送过来，那是香港英国人享受下午茶的时分。毕君说；“我想今天该喝点香槟来祝贺陈小组。”我的女同学说：“你不要喊她陈小组，喊她香梅，也可以喊她安娜！”一边笑，一边用指头指着我的鼻子说：“我们学校的才女安娜，我们学校的冠军安娜。”毕君望着我微笑，他问我：“安娜，今天喝一点香槟可以吧？”我点点头，只感到脸颊发热。

我们吃了什么东西我也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喝了香槟后我又喝了一杯浓茶。两位年轻男人在谈他们一同去重庆的计划。毕君还抽烟，吹出来的烟圈在我面前像雾一般迷惘。我记得母亲生还常对朋友们说不要空着肚子喝酒，因为空肚喝酒容易醉，这话我还记得，因此在未喝香槟前我先吃了小碟内的核桃粮。毕君酒量好，和他的男同学说：“小姐们慢慢喝，我们兄弟俩干杯。”他们两人一饮而荆我的女同学说：“不要管他们，他们两人志同道合，现在又要到重庆去抗日。”他不停地说话，但到底说了些什么，我完全没有听进去。我是在做白日梦吧，我只觉得毕君虽然和好友在交谈，但他的双眼一直在看着我，我有点不好意思，数次低下了头，我抬起头时他多次望着我微笑，那些烟圈不知怎地总是往我这个方向飘福“安娜，你上大学选什么课？”是他问我。

“当然是文科了，你还不知道她还是我们校刊的总编辑呢，她的文言诗、白话诗都是一流，噢，还有她还是写情书的高手，有几位女同学的情书都是我们这位才女捉笔的。”我还未回答，她却抢先代我说了一大串，我的双颊红得发热。

“你们什么时候开学？”毕君又问。

“很快了，岭南大学没有课室，我们是借用香港大学的课室，因此多半在下午和晚间上课。”这次我鼓起勇气回答了，我从来没有像那天那样如此羞答答的，真有点莫名其妙。

两位男人又谈到他们的行程，大概他们准备10月底出发，因为毕君是长子，要等为母亲做了寿之后再离开香港。

毕君又问我：“安娜，你有没有打算到内地读大学，比如说昆明和重庆，许多者名校都搬到内地去了，而且香港并不一定安全，时间问题而已。”

我只听到重庆两个字，因为他是要到重庆去工作的。我说：“现在我还没有什么打算。”他还不知道我们在香港姊妹6个相依为命，在抗战的大后方，举目无亲，我们能够靠谁。在香港，至少每个月父亲会从美国汇款过来让我们缴学费和在学校的住宿费。母亲去世一年，父亲就在美国的旧金山续弦了。母亲病危，母亲身后他都没有回港，一切后事都由我和大姐两人承担了，可怜大姐才刚过20岁生日，而我离15岁还差好几个月呢，这桩事我一直无法释怀。读了太多诗词，又熟读了吧，青春时期的我真有点多愁善感。而毕君呢，他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虽然父亲是有名的中药店老板，又开了珠宝店，该是个公子哥儿了，但他不是。我们相识后不久，我就对他的品格非常欣赏，而他的乐观个性也使我有更大的勇气战胜后来许多不幸的疾苦和悲惨的遭遇。

我们到底在香港酒店停留了多久也记不清了。走出大门时已是黄昏了。毕君对那对兄妹说：“明天再见了，让我送安娜回学校去吧。”他知道我住在学校的宿舍，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自告奋勇要送我回学校。校规甚严，男客来访是要预先报告，要修女批准才可以入会客室的。我和他在宿舍门口道别。

毕尔问我：“你喜欢音乐吗？下星期天名声乐家斯义桂在娱乐大戏院演唱，我一点半来接你。”

我还未回答他我是否喜欢音乐，更没有答应他我去不去，他却说要一点半来接我，好像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了。是的，好像我们真的认识很久了。

晚上我整夜难眠，睁开眼睛想着他。我已经暗暗地爱上他了，他会爱我吗？我不知道。或许，或许他已经有女友在重庆等着他了，不会的，不会的，我又傻子似地这样安慰自己。

好不容易终于等到星期天。从早上我在教室听宪弥撒后就一直望着室内的时钟，时间好像停止了，这就是所谓度日如年吧。我已试过三四件夏天的旗袍，白色的、浅蓝色的、粉红色的、浅紫色的，左照镜，右照镜，颇有点顾影自怜。我选择了浅紫色的有几点小白花的旗袍。我把母亲遗留下的高跟鞋拿了出来，还可以穿得上，但在室内走了两步很不自然，还是穿上了自己的夏天凉鞋。学校是不准化妆的，我只有面霜和浅色的口红。母亲留下的香水还没用过，那天我撒了几滴香水在手帕上，母亲喜欢擦香水在耳后，我第一次依样画葫芦。

唉，要去爱一个人多么费心机，多么辛苦，再说我还不知道他会不会爱我。

这就是初恋，是我的初恋。

斯义桂那天的演唱很成功，是满座。我们两人坐在中排，全心在听他的演唱，他唱了一首《教我如何不想他》，很自然地，毕君握住了我的手，好像我们的手好久好久以前就曾握在一起，有一种默契，有一分温情，我的心快要从胸口跳出来了。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单独在一起，四周的听众与我们无关。我只希望这个音乐会永远继续下去，好让我们依偎而坐，好让他握着我的手。

音乐会散后他建议我们乘坐缆车到山顶去，他说他离家多年，许久没有到山顶上去了。山上有点凉意，他脱了外套披在我的身上。我们居高临下，四周静寂无人，他的手围着我的腰，他望着山上飞过的浮云，说：“你知道我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了，我希望你能到大后方读书，香港不安全，你该离开，我们会帮助作和你的妹妹们入学。”他怎么知道这么多，一定是从他同学兄妹那儿知道我的处境，我感激得流下泪来。我知道他家中富裕，但我们只有两面之缘，怎么可能谈这么长远的计划呢。

我说：“毕尔，未来是如此渺茫，有谁能预言明天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他没有回答，他用长吻对住了我的双唇。我还是第一次被一位男性亲吻，这一吻终身难忘。

九月中旬我开始到大学上课，他也忙着和他的好友、同学准备各种到重庆的事项，可是他无论多忙，总设法到学校来看我，他已成为常客，修女们对他很客气，而且他时常带些鲜果和巧克力糖等送给修女，又给女工赏钱，大家对他都很欢迎。

有一天他问我：“我想带你到我家里看看我的父母，我离去后有什么需要可以去找两位老人家。”他想得多周到，我心中充满了感激，此外他又介绍另一位好友冯君让我认识，也是他的同学，人很厚道。有时我们三人一同到浅水湾消遣。

大姐的男友是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医生，也是大企业家的独子，他拚命追求大姐，常常送她贵重礼物，但大姐以事业为重，对他若即若离。毕君有时建议找他们一起去跳舞、看剧、听音乐会。两三个月下来毕君已和我无所不谈，他关心我的学业，更担心我留在香港不安全。这事我的父亲看法也一样，我们买了船票，准备乘船到旧金山投奔父亲和继母，我虽有一百个不愿意，但父命难违，大概我和毕君要暂时离别了。

秋天的10月和11月，香港暑天已过，气候转凉。我在大学的课多半是在下午，我上午时间准备功课，多半在港大的图书馆。下午上完课毕君就来接我出去吃小馆子或是去看电影、看话剧。上海、北京相继沦陷后，当时许多有名的舞台演员都到香港献艺了，毕君虽是工程师，他和许多习工科的人一样，喜欢音乐。我则喜欢看话剧，因为话剧的故事多半是我读过的名著改编。当然我们也不能每天见面，因为我的功课很忙，而他除了要办些公事和私事之外，还得找些时间来陪伴双亲。我的女同学有一天对我开玩笑说：“大哥怪我把毕尔介绍给你，他说毕尔整天和你在一起，连和大哥见面的时间都没有了，你们两人是不是在闹恋爱呀，你可小心点啊，大哥说不少女同学都在追求这位潇洒而又多金的大少爷呢。”

那些话我怎听得进去，我相信毕君只爱我一人，虽然我们是一见钟情，但我想我会爱他，直到永远。

我告诉了毕君我的身世、处境，他同情我、鼓励我。他对中国充满了希望，但他也知道战事不会在短期内结束，他告诉我内地已不断喊着“长期抗战到底”的口号。他似乎对于当时局势很清楚。我也和他谈到是否该到美国去依靠父亲和继母的问题，我对父女之情不深，有美国回来的亲戚告诉我继母是一位名医，长相不好，而且很凶，但很能干，我心中悸悸然。

我又告诉毕君我若留在香港或到内地去读大学，我想都不会成为大问题，我可以拿到奖学金，而且还可以找一份家教工作，如此我就可以开始自立了，也不需要靠父亲了。我真的不想去应付那位素未谋面的继母，一定是她影响父亲连妻子父亲曾来电告诉我们姊妹们说，抗战时期外交部不准请假，大姐和父亲较接近，她相信这谎言，但我不相信，我虽年幼，我也知道中国政府不至如此荒唐，连妻子的丧事都不准官员请假去办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久久未能原谅父亲，更何况当年廖家大富大贵，北京大宅前车水马龙的时代，父亲得了多少外祖父母的提携；我提到母亲病危和身后事就禁不住眼泪潸潸而下。毕君常安慰我，他对我说要尽量照顾我，但他认为该让妹妹们去美国投靠父亲，因为她们年纪太小他的态度已表明白了，我太年轻，我该怎办？何去何从？

我只知道一天见不到他我就心烦，这就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吧。

一切计划都因珍珠港事变而全部变卦。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12月8日本军机来袭香港，改变了我们两人以后的一切。相见相爱是缘分，未能有始有终是命运。

1941年12月初，毕君接到重庆的电话催促他去上班，他也回了电话告诉有关部门他在12月底一定报到。我们姐妹6人订了美国总统邮船公司的船票，启程日期是12月27日。毕君说要等到我们都上了船他才能安心离港。12月了，大家都该走了，而我还是犹豫不决。毕君当然希望我到重庆升学，不要到美国去。这是大事，不能由他决定，但他买了三张到重庆的机票，他和他的同学每人一张，另一张是我的。机票很难买到，但他为我准备好了，船票、机票任我选择，鱼与熊掌，我该如何取舍。

命运之神替我们解决了一切，根本没有再选择的余地与机会。星期日的下午我和毕君在校院内又谈到去重庆还是去美国的问题。那天大姐因为医院有了周末假期，回到学校的宿舍来，她也和毕君熟悉了，而且也很喜欢他。大姐知道我心事重重，但她劝我去美国，不赞成我去重庆，她认为把我一个留在中国实在不放心，因为我太年轻，又太无知，也许还有点感情用事。大姐私下对我说，“你跟着他去重庆，你还没有选择好哪所大学，你住到那儿，假如他被调到别的地方工作，有谁来照顾你。”大姐说得对，那我就留在香港吧，反正学校会照顾学生，那我暂时就继续到岭南大学上课。

毕君不赞成我留在香港，他说香港安全大有问题，他肯定日本迟早会向英美宣战。他说：“你若留在香港，我不放心，这儿迟早会有战争，太危险了。你若不去重庆，我宁愿你到美国去，那儿至少比较安全。”

我当时并没有感到战局如此紧张，我说：“在香港很好嘛，你也可以来看我。”

毕君摇摇头，他说：“我大概不可能再回香港了，”我大吃一惊问他：“你说什么？你怎么会不回香港？难道你不要回来探望你的爸爸妈妈？”我没有说还有我。我是第一次听他说不打算回香港。

他用手绢替我抹眼泪说：“你不要哭，我因为爱你才宁愿和你暂别，我的父母不愿离开香港，因为父亲在照顾他的店铺，这是他的家，你留在香港是最坏的选择，我不能让你这样做。”

我说：“你不是也为我而留在香港了吗？”

他说：“安娜，你该知道我这是暂时的，我12月一定要走了。”

我没话说，心中很乱。

大姐和毕君都离去了。

那是星期天，12月7日，我和妹妹们走到饭堂吃晚餐。我们做梦也没想到这是我们在饭堂内吃最后的晚餐。

第二天12月8日（珍珠港与香港有时差，美国时间是12月7日），日本同时对英美宣战，谁也走不了了。战争替我也替毕君作了最后、也是最坏的决定。

从香港被炸开始，直到英军投降前后近三个星期我没有见到毕君。一切电话都不通，我想他，他也担心我，但彼此暂时失去了联络。虽然住在校内，我们也听到不少惊心动魄的谣言，不少人已开始逃难，但只可以偷偷地走，因为日军驻守着每一个出口。

毕君没有消息，大姐也没有消息。我真是担心。

学校停课了，我们更不敢随便到外面去，从宿舍的窗口外望到处都是日本兵，其中也有不少印度阿差（香港人语，香港在英人统治下，有不少警察都是印度人，现在他们是替日本人做走狗了）和替日人翻译的汉奸。我知道整个市面在戒严，我也知道日军在抓壮丁，听说年轻力壮的男子都要去一些指定地点报到，不准离境。毕君该算是年轻力壮的男子，是否已被日人带走？我禁不住胡思乱想。

为了打发时间，我整日看书，、《聊斋》、、、，又读了不少英文名著，如英译的俄国名著，法国名作家莫泊桑的著作也是那时开始欣赏，我最喜欢他的短篇小说，比如《项链》和《一把梳子》的故事真是太动人了。张恨水的小说如《京华春梦》、等也都看了。我还写了日记，可惜逃难时这些日记本都不能带，失落了。

我曾提及当时在校中的伙食，是豆子、粗米饭和包心菜，莱心大概由日人自己做了泡菜了。这些东西我现在都不再想吃，豆子和包心菜我见到都恶心。试想一连6个月、半年的时间，每天都在吃这些来饱肚，怎不想吐。

此外，还有一件事也影响了我终身的习惯——水。

江河之水可以泛滥土地、淹没房屋、淹死人，但人不可以一日无水。在沙漠地区旅行的人，最重要的是要带着一瓶水，这比钻石黄金都更可贵。日本人大肆轰炸香港时我们水源断绝，还好校内有口井，不然我们不被炸死也会因无水喝而死。

饥可忍，渴不可忍，在我家中有手电筒、洋蜡以防万一停电；有盛水的缸，以防万一没水。

除夕前一天，女工到外面买到了几斤猪肉和一些菠菜，还有香肠，慈心的米铺老板还给了她两包白米，说是让学生们也过个年，这些景况不是身历其境是无法想像的。

毕君终于来了，这是我最大的喜悦，没水、没电、没饭吃都不是大事，我的心中人无恙，见到他一切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没有被炸死、炸伤，没有被日人抓去。

唉，我们分离不到一个月，但忧如隔世。我在10多岁的青春岁月中，就尝过与相爱的人生离死别这病心滋味了。母亲去世是死别，和毕君那一阵子也可以说是生离吧，以后的日子里就是因为继续的生离，使我们无法不说再见。

毕君的住家在香港的铜锣湾，而我们的学校也在同一地区，但这地区相当大，日本人分域控制，他数次想办法到学校来看我，都被巡逻阻止了，我也曾请工友试着到他家里去看个究竟，但也因戒严令而无法通过。

修女们经过这场战争，对于我们的监视也比较放松了一点——她们让我和毕君单独在会客室交谈。

“你是怎么通过那闸口的？”我问他。“我送了一支钢笔。”

他答道。他告诉我家人都平安，又告诉我日本已炸了美国的海军基地珍珠港，美日已正式宣战了。他又说日本和美国作战对中国战场会有利，现在情势大有改变，美国可以正式协助中国抗日了。在香港我们也知道南京大屠杀和上海大轰炸的惨案，还有些将士死守阵地、壮烈牺牲的事迹。但香港的中英文报纸对欧洲战场的战事报道较多，中国的战事没有太多的报道；还好有爱护我们的老师们常常为我们灌输一些国事常识，以补不足。

“我们真的要想办法离开香港了。”他握着我的手，我望着他。我们如何出走，我如何到内地继续学业，一切都得靠他来安排了。我说：“大姐还没有消息，她从医院回来，我们就好商量了。”他说：“希望她那儿没事。”我们又担心大姐了。

还好，过了约一周，大姐也和我们联络上了。她和一位护士一同从圣母玛利亚医院步行到圣保禄女中，她们两人从早上出发，到了中午才和我们相见。那位大姐的同事是印度人，在香港长大，说得一口流利的广东话。我们留她在宿舍休息一下，和我们一同吃中饭，吃的仍是红豆粥。女工给加了一道菜，说庆祝大姐平安归来。她又给每人一个烤白薯，还有一点自糖，那是难得的甜食。

大姐告诉我医院里住满了病人，还有许多伤兵。医药短缺，医生和护士们都不眠不休地在照顾病人，她又说医院没有被日军接收，但每一层楼都有日本人在监视，还有几位日本医生和护士，他们是英军投降后才出现的，或许这些日本人早已来到香港，不过没有表明身份。后来我们才知道不少日本人在香港都是以经商为名，是在香港做各种地下工作的；英军一投降，他们就公开表明身份，而且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

大姐又说日本人很凶恶又野蛮，粗声大气地骂人，女护士们不敢一人独行，晚上有机会休息时都是集中在一起，以此相互保护，或许他们得到上级的命令，不敢对女护士强暴，因为香港需要护士和医生。

那位印度护士对我们说日本军官已一再宣布他们攻击香港是解放亚洲的殖民地，他们是对英国直战，在香港的中国人和印度人不是他们的敌人，被送去集中营的是英国人，他们是战犯，是俘虏。那位印度护士又说她和她的家人不打算离开香港。她的父母离开印度到香港来就是因为印度的生活太苦，非常贫困，又常受英国人的欺侮。她说：“日本人不会比英国人更坏。”我没有答话，我自小即对殖民地这个名词憎厌，英国人、日本人在中国都横行无道。我还记得“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了东北三省，我们姊妹随着父母逃到天津避难的情景，后来中国政府正式割让了东北给日本，我们才得回到北京。我那时年纪虽小，但印象却深刻。在北京到天津的火车上，我永远忘不了日本宪兵那种傲慢、凶恶而又蛮横的脸孔和态度。我没有时间和心情与那位印度护士辩论，我该感谢她伴同大姐安全地回到校舍，使我们虽在忧患中仍得重聚在一起。

忧患中，寒冷的2月到来，是农历的冬至吧。太平岁月中，香港人是随俗过农历年的。我记得母亲在世时，我们逢年关家中就开始热闹起来，佣人们忙着做年糕、千堆（是油炸的糯米做的甜点心，像个圆球，可以摆放很久）、萝卜糕，又准备了各种糖果、瓜子、还有很多莲子。百果盒中都是些好吃的小东西。年夜前各家各户都互相送札，由女佣人担着礼盒送年礼；当然客人不会全部收下，只收取一些以表谢意，然后又得把一份红包（内有礼金）放在礼盒内，又得给来人赏钱（广东人曰“利是”），再请来人多谢主人，皆大欢喜。这样你来我往，从腊月中开始，直到除夕。

除夕前我最喜欢和母亲一同去逛花市。为了图个来年大吉大利，家中要有串钟花（取其长久之意）、要有小桔子树（取其大古大利之急），还有水仙，水仙是吉祥的植物，放在云石盘中别有一种幽香之气。

毕君家中富有，又是长子，他在交通大学毕业后，当然可以去美国留学，但他没有去。他的弟弟大学毕业后投效中国空军，参加抗战行列。这些都可以代表第二次大战的热血青年。华君之弟后来在空军战役中牺牲了。我和毕君相识时还不知道他有一弟己是中国空军的飞行员，直到有一天我们在讨论如何离港入内地大后方读书和工作时才谈起，而且也是非常偶然的。

我曾提及大姐在香港认识了一位医生，他是马来西亚的华裔，他不懂中文，但会说广东活。父亲是吉隆坡的富户，有几处大橡胶园。他出入有汽车，在香港还有一栋华丽的房子在半山上。他对大姐很好，我们觉得他为人和善，很风趣，常常爱说笑话，当我们伤心失意时，尤其是丧母之后，他常常想尽各种方法逗我们开心。他也会在假日驾着他的敞篷汽车带我们去浅水湾、深水湾兜风。我想他很爱大姐，但大姐对他有点若即若离。

真是无巧不成书。有一天这位医生来到宿舍看望大姐，他仍继续在医院工作，跟着毕君和他的同事，还有同事的妹妹，也是我的同学一起来了。这两位兄妹我也该给他们一个姓名了，男的是邱有耐，女的是邱慕华。那位医生姓杨，我们就称他杨医生吧。

大伙儿坐在宿舍的会客室内，毕君带来了一包花生米，还有两盒饼干。工友说是特别招待，还泡了一壶茶。

毕君和邱有耐都已设法替我们领取了离港证。邱慕华已探听到一些消息，我们的大学已决定搬入内地自由区，到广东的粤北，或到广西的梧州还未决定，要学生们自己设法到桂林集中。大姐希望到大后方找工作。毕君对大姐说：“你这种人才国内最为需要，内地医院设备简陋，医生、护士奇缺。”他又对杨医生说，“你可知道在中国有一个美国空军志愿队，他们的领导人是美国有名望的飞行教练，名叫防纳德。他是蒋介石和蒋夫人宋美龄特别邀请来中国训练中国空军、并助中国抗日的。我的弟弟在空军做飞行员，对这队美国军人赞不绝日，听说这批志愿队也急于在重庆和昆明征募医生和护士，你和静宜（即我的大姐）一定可以在那儿找到工作，尤其是你的英语比华语还流利，是他们求之不得的。”

我是第一次听到美国有一支空军志愿队替中国打仗，也是第一次知道毕君有个弟弟在空军当飞行员。这对我是新闻。

大姐先发问了，她说：“你想我们真的可以在重庆或昆明找到工作？”毕君说：“内地正需要很多人才，可惜有些青年却到美国去避难了。”大姐说：“我想去内地工作。”毕君说：“这个决定是对的，我们自己不救中国，谁来救中国。”我心中暗想我真的没有看错人埃杨医生一声不响，他似有所思，大家望着他。这时他说话了：“我不准备走。听说大后方生活很苦，我是做医生的，我不懂政治。无论英国人、日本人我们都是为病人服务。”

毕君说：“你错了，日本人要征服中国，也想要征服全亚洲，和德国人要征服欧洲同一路货，你知道吗？”

大姐面色很难看，我想他对杨医生的想法一定很失望。

这时她也说话了，这话是对杨医生说的，她像是问他，也像是警告，她说：“我们大家都决定离开香港，你真的要一个人留下吗？”

杨医生苦笑道：“我希望你也留下，我们将来可以一同回到马来西亚去。我想这场仗不会永远打下去的，无论谁胜谁败，我们不愁没钱过日子的。”

毕君说：“这不是钱的问题，难道你愿意一辈子做亡国奴！”杨医生着急了，也发怒了，他说：“谁是亡国奴，你的弟弟是空军，你来香港大概也是做地下工作。你把6个女孩子都吸引到内地去，你真能照顾她们吗？你父亲有钱，你有理想，值得几文钱！”

大姐把杨医生拉到一个角落，他们两人在低声争论。

毕君坐到我的身旁，他的两只手握着我的两只手说：“到内地去生活会很苦，但我相信我们会经得起考验的。这儿不能久留，美国空军将来一定会大大轰炸这个孤岛的，到那时想逃都逃不出去了。你明白吗？”我点头，我明白。我问：“那些美国空军志愿队很有办法吗？他们真的会协助中国空军打退日本鬼子吗？”毕君肯定地说：“当然啦，我弟弟常常说这队志愿军真是了不起，内地的老百姓都喊他们叫飞虎，比这儿香港的英国空军不堪一击强多了。”

邱氏兄妹又和我们商量了一些准备事宜，就先告辞了。

毕君离去时杨医生还和大姐在那儿争论不停。他对静宜大姐道别后又对杨医生说：“你的决定是错误的，你会后悔的，到那时恐怕太迟了！”

是的，杨医生的决定是错误的，他后来真的后悔了，不到一年他也追到内地来，但他已追不到静宜大姐了。直到抗战结束他还千方百计希望大姐会原谅他，但他的努力是徒然的。杨医生决定不离开香港那一个时刻，他就已失去了一样宝贵的东西，那是千金万金买不到的：爱人的信赖和尊重。

<h3>逃亡</h3>

1942年6月初我们离开了香港，开始了逃亡的生活。我们首先从香港乘船到澳门，每人限带行李一件。在这之前我们把家里历年保存的古玩、古董书画装满了几大箱存放在大姐的印度女同事家中，因为这家印度人不打算走，也答应替我们保管，此外有些母亲陪嫁的贵重金银器皿也装了箱，交给毕家保管。母亲有不少钻石、翡翠、珍珠、蓝宝、绿宝以及金银首饰，我和大姐商量要带走，将来需要生活费时或可变卖。我和大姐两人偷偷地把这些宝物缝到冬天穿的较厚的棉袄里，我们又想到一个妙法，在几本书册当中剪穿一个洞，把一些钻石耳环和戒子放入洞中，再用绳子把书本捆好。还算幸运，没有被日人查到，过了关。

后来一部分首饰虽然贱价而沽，倒是救了燃眉之急。而那些留存给印度人家的东西则被那家印度人全部吞没，他们说是被日本人拿走了，当然是假话，因为我们存在毕家的东西他们原封不动地全部交还给了我们。这也可见忠厚人家终究是忠厚人家，而不老实的人就会趁火打劫。总而言之，我在久经忧患之余得到一种哲理，那就是人亡物在是伤心事，而物丢人在总算是有福分了。我们全家6姊妹能数度逃出虎穴，而多次遇到善心照顾我们的人，也可以说是很难得的了。

去澳门的船很挤，也没有头等、二等之分，总之拿着行李能够挤上船就算是幸运了。我们好不容易挤上船，但船舱内已挤不进去，只好呆在甲板上，把行李放在身旁；坐定后根本不敢再移动，因为后面还有不少人你推我挤地要抢着上船来，假如稍微移动一下，位置就会被别人占去了。

船行得很慢，大概人太多了，一定超重，还好没有沉船，不然大家都完蛋。我还记得1949年大陆人从上海逃到台湾，有一条重庆轮就在行驶到台湾的基隆港途中，还未到达，船就沉了。全船旅客都送了命。船上还有一位中央通讯社上海分社的同事也同归于尽，葬身鱼腹，悲惨之极。

我们的计划行程是先到澳门，再由澳门去广州湾，再由广州湾入广东的郁林，由郁林再入广西的桂林。这条路线有领路人可以不经过日人统治的沦陷区，那些城市当时还未被日人占领，到了1943年湘桂大战，许多广东、广西城市相继失守，当然那条路也就行不得了。

到了澳门，我们又脏又累，暂时栖身在天主教室内。父亲有过来电告诉我们已把我们的旅费汇到天主教堂内，由天主教室转交、但天主教堂内的神父说根本没有收到，这事使我们非常丧气，但天主教堂也不能久住，我们也不能多等，只好先到了广州湾再作打算。还好我们稍有积蓄，大家商量澳门不能久留，走为上策。

1942年夏的广州湾挤满了来自各地的难民。大家都在等交通工具或领路人再往前进。领路人既要回避日军占领区，也不敢走近共产党（当时是第八路军）游击队出没的地带，这样当然要绕圈子、走远路。我们姊妹6人的目的地是桂林，要和学校联络上，然后还要安排几个妹妹的去处，她们也得上学，在内地等候父亲的消息，再作长远的安排。毕君目的地是重庆，邱氏兄妹也去重庆，因此我们这一行人可能在桂林就要分手了。

有段小插曲值得一提。在广州湾邱君说认识一位生意人，有意买些珠宝，我和姐姐两个傻瓜把母亲名贵的钻石戒子和一对钻石手镯、一条钻石项链全套交给了那位商人，他说第二天会把现金送来，我们还庆幸天无绝人之路。当初我们姐妹两人商议把首饰交给那陌生人还是瞒着毕君的，因为毕君说他有存款，吩咐我们非不得已时绝对不要变卖珠宝，但邱君却对我说我们姐妹已连累了毕君这么深，不当再向他借钱，我心中实在有歉意，因此才偷偷地拜托邱君找人来买母亲的首饰。当然也该怪我们这些年轻人无知，更不认识人心之险恶，我们第二天左等右等，那个拿了宝物去的家伙根本不见踪影。

邱君到他住的旅社去找他，掌柜说那人已于当天大清早走了。

走到哪儿，没人知道，到哪儿找他，更是大海捞针了，这是我们活该上当。

毕君晓得了这件事把邱君大骂一顿，然后又对我们姐妹说：“你们两人也不对，我不是早已答应会照顾一切吗，你们为什么不相信？”那一晚上他很生气，一人坐着不断地抽烟，也不和我说话。我说：“就算我们倒霉吧，人说破财消灾，钱是身外物，可有可无，你也不要生气了。”

钱财真的是身外物，我的一生对于这身外物看得不重，大难之后，虽然没有像不少朋友成为亿万富翁，但也没有什么短缺，反而有些守财奴钱虽多，但并买不到快乐。

从广州湾到郁林这段路很不好走，所过之处都是小村落，贫穷、落后，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中国农村的真面目。我们姐妹生于官宦之家，生活在北京、天津和香港，都是进步的城市，从来没有体验过中国的农村生活。我对中国农村的认识除了读过赛珍珠女士的《大地》和《龙子》之外，就是看过中国电影如《渔光曲》等等。我们现在亲眼看到，亲身体验到中国的贫穷，老百姓生活的艰苦，又沿途听到日军的残暴行动，而中国的军队虽然坚勇但武器不如日本，组织不如日本，加以日本空军又不分昼夜地狂炸，我真担心这个苦难的中国，苦难的老百姓能够支撑多久。唉，那时也想不了这么多，只有匆匆逃命。

第一个晚上落脚的地方已不记其名，那个下榻的旅馆就像中国章回小说的黑店，我们姐妹6人共得两张木板床，邱氏兄妹就只好和毕君挤到另一个角落去了。我们走了几近一天的路，累得有气无力，只想象头大睡。不料人还未躺下便觉一身奇痒难忍，揭开那张半灰白的床单一看，唉呀，全木板上尽是千千万万只虱子在爬动，用手一抹，全是血迹，这些虱子不知已吸饱了多少逃难人的鲜血。

我们只好和衣睡在泥地上，真是太累了，在泥地上也睡着了。第二天继续赶路。诗人说的“鸡声茅店月”很够诗意，逃难时偶尔听到鸡啼，但茅店月就无此心情去欣赏了。

逃亡的第八天我病了。是难民的通病，打摆子。这是由蚊虫传染的病，发烧头痛，一阵子热、一阵子冷，全身不断发抖。

人也随之衰弱而没有气力，虽然服食了一些随身带着的药片，但也不能马上见效。同行的不光是我们这一队人，大家要赶路，我也只好扶病而行，毕君找了两个脚夫，让我坐在滑杆上，勉强支撑着。真是祸不单行，过了两天我又得了痢疾，当然也是由食物或茶水那儿传染过来的，加上我体弱，没有抵抗力，我整个人都瘫了，无法再前行；我不但有点昏迷，而且肚子痛得厉害，真的不想活了。

我不想活的时候想起了留在香港的杨医生，我想他或许没有做完全错误的决定，这种日子是人过的吗？我想假如这就是自由区的后方，我真的不想活了。大家见我病得相当重，同意找个地方停留两天，找个医生。

我已记不清楚我们下脚的地方是个什么村落，只记得那儿的客栈都已住满了人，连床位都分不到一张。当地有一位商人是开鞭炮店的，他见我怪可怜的，毕君又拿了些钱给他。

他说他有两个空着的仓库，答应让我们住到他的仓库里去，并且找了些帆布床让我们睡觉。

住进仓库后，毕君和邱君设法去找医生和买药，那个地方哪有医生，只有郎中，他来把脉，给了我两贴中药，吩咐大姐煮给我喝。喝了药晚间肚子痛得更厉害，仓库内没有厕所，只好扶病到荒地上解决。晚上来往出入10多次之后我已没有气力了。在又热、蚊子又多的仓库里，我们靠数支蚊香来驱逐蚊子，仓库没有窗子，不通风，只好把门开着。我仍发着高烧，昏迷中，我知道大姐和毕君守在我身旁，我想我大概不久人世了，但我并不想死，我只有10多岁，我还没活够呢，虽然多灾多难，但我却不愿向死神投降。

我得为毕君活着，我得为我的姐妹活着。

半夜，我对毕君说：“你先走吧，我好了会跟着来。”他用手盖住我的双唇，不要我说话。大姐也在旁，她说：“你好好休息，你会好的，大家都等你。”

我泣不成声，大姐也在流泪。

好不容易到了第三天，不知道是那郎中的中药真灵，还是奇迹出现，我竟然热退病除，出了一身冷汗。大姐用热水替我抹脸抹身子。我除了感到虚弱外，不再打摆子了、也不再拉肚子。我口渴时只喝些开水。我起来了。

继续往桂林前进。

桂林是抗战时期的重要地区。广东桂系首脑白崇禧将军，后来做了副总统、代总统的辛宗仁，现在中国大陆做政协委员的程思远，当年做广西省主席的黄旭初都是广西人，桂林也是中美空军西南的大本营。

我们大伙儿在桂林租了一栋房子暂居，一方面从桂林打电报到美国和父亲联络，另一方面也等候学校开学的消息。

毕君和邱氏兄妹见我们大致安定了下来，也就和重庆联络上了。定了去重庆的日期。是大家各奔前程的时候了。

美国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受家父之托，在桂林找到了我们。在大后方昆明是十四航空队（即飞虎队）的大本营，其次是重庆、成都、西安、桂林、芷江……。来看我们的是两位陈纳德将军的副官，一位少校，一位上尉。两位洋人来叫门，把房东吓了一大跳，她又不会说英语，还好那位上尉会说几句中国话，他说：“陈小姐，我们找陈小姐。”这一来房东听懂了，赶着上楼喊我和姐姐。他们满头大汗，大概地方不好找，街坊的儿童和一些邻居围着他们那部吉普车，孩子们都说：“哈罗，哈罗！”那两个人也举起大拇指说：“顶好！顶好！”

他们首先交给我们一封父亲的亲笔信，然后又有一封十四航空队总部的手令，当然这是非常慎重的命使。他们非常有礼，我们请他们两人到楼上我们的住处坐坐。他们带来了好消息。他们带来父亲请陈纳德将军转交给我们的生活费，并说以后还会继续寄来。其次正如毕君所说，美国空军急需会说英语的护士和医生，十四航空队征求大姐的意愿，想不想到昆明或重庆的十四航空队医院工作，这当然是大姐求之不得的。对我们几位在学的女儿们，父亲要我们随着学校的迁移暂时就读，他的最后决定是请陈纳德将军设法把他的孩子们送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再乘船或军机去美国。

最兴奋的是大姐，她有了工作，而且是到美国空军的基地服务，她生活在美国华盛顿，是美国公民，有了这份工作，她又兴奋又骄傲，我们也替她欢喜。

这儿值得一提的是大姐的男朋友。那位当初不愿离开香港的华裔马来西亚医生不久又从香港追到桂林来找大姐，但大姐已离开桂林到重庆去了；他又千辛万苦地追踪到重庆，但大姐认为他虽多金却缺少勇气，对他很冷淡。这位痴情的医生一直守在中国，虽然后来大姐到了美国他仍在中国大后方工作，以便能和美国的大姐通讯（沦陷区不能通讯）。抗战胜利后他回到马来西亚，不久又再回到香港自设诊所，做得很成功。但大姐一直没有再和他联系，倒是后来六妹香桃婚后在香港工作并定居，还和他有往来。

毕君和我的一段情则不是三言两语的事，这其间有不少波折，也有不少误会。李商隐《凉思》一首：“客去波平槛，蝉休露满枝，永怀当此节，倚立自移时；北斗兼春远，南陵寓使迟，天涯占梦数，疑误有新知。”可以稍见当年双方的心境。他到滇缅公路去工作了，而我又随着学校东奔西跑，好不容易抗战最后一年跑到昆明，在中央社找到工作，而毕君又被调回重庆了，聚少离多，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

毕君对我采访美军消息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我只该采访教育文化消息。在昆明有多少教育和文化的新闻呢？而战地新闻，新闻局和报社都不准女记者去采访，认为太危险。记得有一次妇女组团到前线劳军，当然都由将领的夫人们做领队，那些将领夫人看见中央社派来的记者竟是梳了两条辫子的小女孩，就当着众人问我：“中央社就只你一个人来？没有派男记者？”我听了这话真是又气又恼，而且觉得这些娘子军太盛气凌人，但也不敢发作，只好回答说，“美军新闻都是我采访的，中央社认为各位夫人去劳军由我未报道更为得体。”后来我回去对总编辑说：“以后凡是那些妇女的新闻请不要再派我去了，她们自己是女人，却看不起女性。”

采访美军的新闻反而比较方便，我也感到胜任愉快。静宜大姐和妹妹们都由陈纳德将军安排由昆明飞印度，再由印度的加尔各答乘美国邮船到美国加州旧金山和父亲与继母在一起了。我没去，我留在中国，等待战争结束，因为我想将来从事新闻工作。在那个时刻完全没有出国的念头。1945年春就听到美军传说欧洲的战事很快就会结束了，德军已在欧洲战场大撤退，盟军亦已收复了不少失地。美军已光复了菲律宾，亚洲的战事也很快会结束了。

美国十四航空队协助保卫大后方重庆和昆明，西审、西北地区日本飞机来袭时受到迎击，已经很少出现。我经常报道美军的消息，当然也窜到十四航空队的司令部，但和飞虎将军相熟、相识以至发生感情，都是抗战胜利后我们在上海重逢之后的事。在那些年代中国人对于异族通婚的事还是坚持非常保守的态度。

有一天十四航空队的一位官员送来一包衣物，是大姐从美国寄来的，托十四航空队的飞行员送来给我，和来看望我的毕君刚好相遇。那位军官走后毕君一面吸烟，一面就教训我说：“美国人来援华我们当然感激，但有些家伙不但到处找女人，还居然到大学里去找女学生，太不像话了。”我听了这话很不是味道，就回答说：“他们对我都很客气，都很有礼貌。我每次去采访，他们常派车子接我，又送我回报社，很守规矩的。”毕君冷笑一声说，“他们哪敢对你不规矩，他们都知道‘老头儿’对你们姐妹多好，他们当然不敢妄想。”飞行员都是壮丁，大家喊50出头的陈纳德将军做老头儿，是尊敬而又亲切之称，但毕君这样称呼他似乎又别有用心了。

这也可以说是情变的导火线吧。

胜利来临时，我在昆明，毕君在贵州。8月，中央社要我去上海工作，那个地方有大新闻，而我又有幸得到美国空军的照顾乘坐军机去上海。我要到上海工作，也要去上海看望久别的外祖父母。我知道不少人都希望早日回家乡，但苦无办法，火车、柴油车、手推的轮车，甚至步行或乘坐小船、坐黄鱼车，这些我都尝过了。毕君希望我们一同回香港再作打算。他人在贵州，我在昆明，怎样聚合，聚合之后又如何去香港，这些问题都是我担心的，更何况若我不马上去上海，我大好的工作机会会被别人捷足先登，我不愿放弃的。

我爱毕君，但我还年轻，若去香港，再见他的父母，可否就会把两人的终身大事定了呢。在战乱中多灾多难地捱过了近4个年头，我要到上海痛痛快快地过我的青春。我告诉毕君我已决定乘军机去上海，他若来聚，我答应在上海等他。我告诉了他我外祖父母在上海的住址。我回忆到我们的初遇，我更不会忘记我们一同从香港逃入大后方那段辛苦的经历。但这次我也有我的选择，我刚过双十年华，我还想看看浪漫的世界。

毕君说：“有谁在上海等你？”我说：“没有，只有外祖父母。”我说的是真话。

毕君说：“我还想到英国或美国再多念点书，你也可以和我一道去。但你得和我在香港聚面，我们再商量。”

我想我欠他太多了，我在香港举目无亲，若到了美国还得投靠父亲和继母，那是我绝对不想做的，那是下下策。在抗战的洪流中我捱苦、捱饿都捱过来了，父亲不接济我因为我违反他的命令，但我也战胜了考验，我知道我能自食其力；但我没有资金到外国留学，我也不能靠毕君；他若出国留学当然得靠父母供应一切，我能靠别人长久的接济吗？虽然他爱我，但我能接受别人长远的资助吗？除非以身相许，但我还想要自自由由地活一下，我就是不认命。

毕君说：“那我们再会了，你好好照顾自己。”

我说：“我会的，你不用为我担心。”我说不下去，我已泣不成声。

1948年我们在上海再见面时，我已和陈纳德将军结婚。

为了上海虹桥的新房，为了民航公司在虹桥机场的停机楼，公司找来了一位建筑师——毕君，他拿着一个烟斗，比以前更成熟了，见到他我还有点初见他时的那点震荡。我们握手，他说：“你一点没变。”他说谎，我们都变了。他还握着我的手。

那些过去的事，就像昨夜的星辰，好像许久以前的梦；和着清亮无邪的记忆，和着哀怨，我将永生好好地收藏。

<h3>初识陈纳德</h3>

我是中央通讯社第一位女记者，因为40年代新闻机构还很保守，不愿女性作采访。1944年我在昆明加入中央社昆明分社时是试用，在编辑部做助理。我的工作是在晚上把所有来稿阅读后再加标题。因为在中学和大学多年来一直负责校刊编辑，因此对这项工作也可以说是驾轻就熟。

当年中央社昆明分社社长是陈叔通，总编辑是邵冀之。

我们在昆明的办公室靠近金碧路，我住的地方是西坝，那儿是高级住宅区，并非是我住得起的地方。因为要找一地栖身，所以应征做一家云南富户两个孩子的家庭教师，替两个小男孩补习功课。这家人家的男主人抽鸦片烟，脸色苍白，真是满脸烟容；年纪不大，但显得衰老。女主人长得很标致，但教育水平甚低，说话时嗓音很高，有点刺耳。她对我很关心。我有自己的房间和浴室，和他们的住处有些隔离，就如北方的四合院，中间隔个院子。两个男孩子很淘气，不太用功，倒喜欢我为他们说故事。晚间我和他们一同吃晚饭，然后再到中央社上班。男主人睡得很晚，大概中午才起床，晚上吃饭时却会和大家在一起。他对我也很客气，还称我做老师，我还未到20岁已被称为老师，实在有点不好意思。但作为流亡学生能在云南的昆明找到一个舒服的栖身之地，实在是不幸中之大幸了。中央社虽有员工宿舍，也依规定配给我一个房间，但非常简陋，而且空气不好，我没有接受。

我入中央社后不久，省府的某个机构为了庆祝新年，送给中央社一部吉普车，指定由中央社员工摸彩、谁摸到幸福号码；吉普车就由得主领用。当年在战时的昆明有一部吉普车多神气，而且价钱也很惊人。我是幸运儿，摸到了头彩，但中央社总编辑却做了另一个不公平的决定——吉普车由全体采访员使用，司机和汽油由中央社负责，当然我个人没有钱雇用司机，也无法买到汽油，但我可以把吉普车转卖，大赚一笔。

只是因为我是一个小职员，又是个女的，所以没权说话。吉普车被抢走了，根本没有人帮我抗议，若在今日，这种情况一定会被女权组织来个制裁。还好，我做晚间编辑工作不久就被升调到采访部，因为我会英语，因此顺理成章，被派到外事组采访美军的工作和中美空军共同抗日的一些消息。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9月，日本在南京向中国政府呈了投降书。8年的对日苦战终于告一段落。而我也被派到上海中央通讯社工作，因为当时中央社总社正急于复原，欲搬回南京，上海是个大分社，也需要人手，我被派到上海算是升级了，其他同仁还未有新任命，我是第一人。论资历，我是最浅的，但在复员的条件中，在交通便利这方面我占了便宜，因为在昆明的美军答应协助我乘坐美国的空军飞机直飞上海，那比乘坐火车，或是乘坐黄鱼车走公路要方便多了，而中央社上海分社正急于要采访记者，当然我就被选上了。

1945年5月陈纳德将军已离华回国，当然他知道战事已近尾声，但其中还有不少复杂的政府因素。他亲自告诉我，他会再回中国，我对他虽认识不深，却对他敬仰万分，因为他满腔热血，不远万里而来，到中国是为了协助中国训练贫乏的中国空军抵抗日本恶霸。几次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我见到他时，就觉得这个美国男人实在是一个好男人。我也以中央社记者的身份写了不少介绍陈纳德将军和美国飞虎队和十四航空队在华作战的系列报告新闻，深赞他对中国的援助，是有情义的。我想我们之间的遇合算是缘分吧。

1937年，陈纳德将军被邀来参战时，我还在香港念书，由于香港也被日军占领，我便辗转入大后方求学。后来又因为在昆明以中央社记者的身份采访美军战地新闻而得见陈纳德将军，而他又受我父亲之托照顾我们姐妹，所以父亲可以说是我们的介绍人了。

我记得有一次我访问陈将军时，他的一名秘书会速写，为我画了一张像，陈纳德将军说：“这张漫画就送给我吧。”但我认为不太传神，后来一位摄影记者在旁马上为我们两人拍了几张照片，记得当时我还是梳了两条辫子的黄毛丫头，他是穿着军服的将军，那些照片我留了许多年。

陈纳德将军是美国30年代杰出的年轻飞行员。早年在美国没有空军总部，空军是附属陆军的，而许多年老的陆军对于航空这个新技术有很大歧见，不甚接受，因此从事飞行工作的青年受到很大的压力和挑战，陈纳德也是随例由陆军转入空军。

对于飞行这项新技术陈纳德非常有兴趣，不但努力学习，而且和他的同伙发明了多种空中表演的技巧；其中两人和陈纳德组成三人小组，到各地表演，非常受欢迎。

30年代航空工业进入一个发展时代，许多青年都热衷飞行，因此陈纳德的声誉也在此时起飞，并做了飞行员的教练；他还预言国防将来一定会倚重空军。就在30代的中叶，苏联（今俄罗斯）也急于发展航空工业，苏联政府还特别派代表到美国来找他，聘请他到苏联去做教练，当时陈纳德曾出版了一本手册，解说飞行的细则，莫斯科空军还把此手册从英文译成俄文，他们非常佩服陈纳德的见解，要重金聘请他去俄国，并答应供应住宅、汽车和司机，月薪美金1000元。那时陈纳德是空军少校，月薪只有360元，这个升官发财的机会多么大，但陈纳德没有接受，原因是他不愿把他的飞行经验供给俄国，他认为美国与苏联之间迟早会有对峙的局面，他宁愿暂时守在美国，他也知道他的所长终有大展宏图之日。

1937年春他接到蒋介石、宋美龄和毛邦初的邀请函，请他和另外两个伙伴到中国亲察中国空军，当时没有谈任何条件，只希望他尽早到中国一行。

这一纸合约可以说改变了他的后半生。

当时陈纳德将军只打算到中国去3个月或1年，就要返回美国的。但后来变成为中国服务8年。而当时去中国时，为了防备日本情报人员的耳目，在他的美国护照职业项目上，填写的是务衣。他到达中国时是1937年5月，同年7月抗日战争的序幕展开，“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陈纳德到了杭州笕桥看到中国的空军航校，也遇到了英、法、意、美、苏的飞机商人，把一些旧飞机向中国推销，在他看来很不是味道，认为那些外国商人是在做趁人之危的投机生意。

日本对上海大轰炸、南京大屠杀使陈纳德增强了协助中国的决心，但他是美国人，若要援外一定要得到美国政府的批准，也就是说要得到美国国务院的同意，这并不简单。同时中国空军虽然只是初试啼声，但请外国人来指导中国人并不是易事，也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这一点中外无别。

陈纳德视察了中国空军情况后，蒋介石请他据实报告，陈纳德说一切比他想像的更糟，于是蒋介石大怒，把毛邦初训斥了一顿，但于事无补。

陈纳德在中国3年后，直到1940年初才得到美国罗斯福总统的特许令和政府的正式支持。他在美国召集了年轻的飞行员共100多人，此外还有机械人员和文职人员等约300人左右，到中国来协助训练中国空军，这就是后来有名的飞虎队（原名美国空军志愿队）。飞虎队总部设在云南省会昆明，因为美国空军是在印度集中受训，以顺地利之便。这些飞行员穿的皮夹克背后有一面告示，是中国政府发的，上面写着：“来华助战洋人，官民一体照护”。在美国的华府航天博物馆现在仍有当年用来击败日本人的P-40战斗机在展览，有一处还展览着这个皮夹克和陈纳德将军的一些勋章。

到了中日正式宣战后，又将空军志愿队改为十四航空队，与中国空军并肩作战，英勇地将敌机赶出中国的领空；更在战后，协助中国的复原工作。

1990年美国民意测验，选出了美国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和在亚洲的美国英雄，欧洲英雄是艾森豪威尔元帅，亚洲英雄是陈纳德将军。同年9月6日美国邮局也出了纪念邮票，陈纳德将军的首日封邮票在他的冥诞发起，在他的故乡路易斯安那州梦诺城举行典礼，有数千人参加。台湾当局派了当时驻华盛顿协调处的代表丁悉时，美国政府有些意见，国为没有外交关系。但我认为当年陈纳德将军是和蒋介石政府合作的，关系颇深，不该拒绝。缘于此，也有不少中国空军代表到场参加，非常热闹。

台北新公园有陈纳德将军的铜像，在路易斯安那州省府也有他的铜像，都是官民合铸的纪念铜像。

<h3>相知·相爱·相依</h3>

抗战胜利后我离开昆明到了上海，不久，陈纳德将军也到中国来了。他是回到中国来组织中美合作为航空公司的。我们的恋爱该说是在上海开始的。

当时在上海新闻圈中已盛传我们恋爱的消息，因为在许多社交场合中，我们偶尔一同出现。陈纳德有个司机，姓王，是云南人，陈将军来华时他就替他做司机，后来陈将军返回中国在上海成立了民航空运公司，老王就来上海当他的司机，连家眷一妻一儿一女也来了上海。陈将军还特地在屋旁另建了一个两屋楼的小房子让老王安家。老王是个忠心的司机，每次他该派去接我或送我回家时，就会滔滔不绝绝对我述说他的老板如何英勇，性情既好，人又忠厚，而且就只有我是他唯一的女朋友，若能嫁给他真是前世积福云云。这些话我都听腻了，可是却不好意思去斥责他，因为他是个老实人。

有一次我生病住院，是胃溃疡。大概多年在内地的营养太坏，回到上海外祖母又每天要我喝鸡汤和补品，饮食前后失调反而闹出胃病来了。那次的胃病是慢慢发作的，我说过到了上海，我对自己许愿要快乐轻松地活一下，因此经常和亲戚朋友们到夜总会跳舞（我到如今仍然喜欢这项运动）或是去看电影。在工作之余一定会安排娱乐节目，家中和办公室找我的电话日夜响个不停。大概节日排得太满了，所以才会生病，胃部开始夜间作痛，直到有一天痛不可支，才被送入医院。大夫说这是长期生活不正常、饮食不协调的毛病，吃药、休息该会复原，外祖父母都说：“这个大孩子在这儿玩疯了，就让她在医院好好休息吧。”

我病在医院里，不少朋友送来鲜花，陈纳德将军每天差王司机送花篮来，房中花篮、花盆堆积到连走道都占满了。一个黄昏将军来看我，见到满室花丛，就笑着问我：“是谁送了这么多花儿？”我也开玩笑答说：“是你的司机，我还未死你就想以花葬我。”从此他再不要王司机去买花给我，但这个笑话后来也变成公开的秘密。

我病后出院，医生嘱咐要多休息，外祖父母也和我约法三章，不准天天和朋友有约，除了工作外要多在家休息。这一来倒给陈纳德将军很多上门拜访两位老人家的机会，当初我还不敢请他到家中来，而且还得找机会说服两老；首先至少让他们在最低限度之内能接受这位比我年长30多岁的外国人。

结果我们想出一个妙计。

陈纳德是桥牌高手，外祖父母也都喜欢玩这玩意儿。于是一个周末我和外祖母商量是否可以请我的意中人到家里玩桥牌（我和陈纳德搭档，两人商量好要让外祖父母做赢家，我们要多输一点，好让老人家高兴）。经同意后，他来了，我迎出去，他手中捧着一大束红色玫瑰花，我说：“多么漂亮的玫瑰，是我的吗？”他说：“对不起，不是给你的，是给廖夫人（即外祖母）的。”我们相视而笑。

外子彬彬有礼地称外祖父母廖大使（外祖父曾任驻日本、古巴等国大使）、廖夫人，他们用流利的英语交谈，外祖母还考了一下他的法语和西班牙语。坐下来玩桥牌时，我有时忘记了让外祖父母多得分，还抢着做庄，偶尔他会在桌下碰我的脚尖，以提醒我。有几次叫牌他装傻，分明多过15点而不叫牌，就这样使两位老人家大赢。他说：“你们的牌术真好。”外祖父说：“今天我们的牌运还不错。”于是有了第一次愉快的会面。

之后，陈纳德一有空就到外祖父母家来，有时候我不在他就和外祖父聊天。外祖父讲他的外交经历，陈纳德回忆抗日时的惊险，两人谈得相当投机。他还会陪着外祖父喝放冰块的成士忌，渐渐地，他就像家中的一员了；连在二楼居住的九姨和九姨丈偶尔也来凑热闹，我想两老对他已没有太多成见。

一天晚上外祖母到我的卧房来和我单独谈。他说：“你妈是我最钟爱的女儿，和你一起，有你在身旁我就像看见了依莎芭（母亲小名）。你若和美国人结婚，就是远嫁，我们就少有机会见到你了；知道吗，宝宝。”我的小名是Bo.Bo，因为据说我牙牙学语时常说Bo.Bo。大家随着小孩说话，因此家人都喊我宝宝。大姐是贝贝——Baby，虽然到了我们年长为人母，这小名仍是习惯地使用。

外祖母对陈纳德印象甚好，但舍不得我远嫁。我告诉她，我的爱人有志留在中国协助中国的重建，即使回美也是暂时的，我们计划留在东方。后来我没有食言，我和外子一直以上海、香港、台北为家。大陆巨变后，外祖父母移居香港坚尼地道，我在香港九龙塘有一栋房子，但因工作的关系，还是定居在台北。

当年外祖父不适时，我还常去看望他老人家：后未能随侍在侧到他临终，是因为外子也病重在医院，而他们两人同在1958年去世。

四五十年前，中国人并不赞成异族通婚。1947年末父亲携着继母回外交部述职，他将被调到太平洋英国属地古晋做公使。继母张碧茜想了一个理由，说是父亲到古晋需要一位中英文部好的人刍私人秘书，她认为我是最适合不过了，藉此希望能分离我和陈纳德将军的感情。

在那个年代，我可以抗议不去美国，留在中国读书，但婚姻大事若得不到双亲的祝福将会引来不少闲话，不但在中国人面前抬不起头，到美国去也会被人看不起。因此要得到双亲的点头真要下点苦功夫。当时父亲、继母和外祖父母谈论我的婚事时常常办红耳赤，几乎翻了脸，父亲说他这个不听话又任性的女儿都是被丈人和丈母娘宠坏的。

陈纳德将军为了讨好双亲，还派了专机到香港把两人接到上海见面，又替他们在当年上海一流的宾馆——国际饭店订了最好的套房，让他们休息。

在国际饭店的套房里，我和父亲开始谈判。他要我考虑和他们同去古晋1年，假如1年之后我仍维持原议，他就答应我们的婚事。我说古晋我是不会去的，五妹刚好入大学，她可以休学1年到古晋为父亲服务。我们父女一再地讨论，直到陈纳德到旅馆来接我们去国际饭店的十四楼吃晚饭，才稍停歇。

乐队奏着我们喜爱的歌曲，他牵着我的手入舞池。他在舞池中低声问我：“进展如何？”我说：“不太顺利。”他说：“绝对不要妥协。这样吧，明天让我单独和你继母谈；你的父亲在她面前像绵羊，她若同意，其他的就好办了。”我想他的话也有点道理。

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将军家中晚餐，饭后将军请继母进入书房，他们在那儿谈了许久，出来时将军笑着对我说：“你现在仍是民航公司的职员，我批准你请假一星期，陪你的父母去杭州西湖玩玩，再仔细商量一下我们的结婚大事吧。”

他真是比我有办法。

我陪着父母去了西湖。那正是初冬时分，西子湖畔游人不多，但我对湖光山色了无心绪。花前月下，枕畔窗前，尽是相思，尽是离绪。每天晚上，有时早上将军数次来电话询问归期。

父亲知道我已有所决定，而且不会让步，后来是他让步了。他说：“我想作主意已定，我嫁了你这个女儿，我也要去古晋就任了。”

在杭州西湖停留了5天之后，我们回到上海。

陈纳德坐着他那辆老式顺风牌轿车到火车站接我们，车上后座跳出未的是小乔，它是我们心爱的德国腊肠短腿、短毛小狗，毛色黑得发亮，蹦蹦跳跳，猛烈地摆摇着它粗短的小尾巴，和它的主人一样高兴地欢迎我归来。

我们和家人一起筹备婚礼，那是上海1947年底，不但是迎接1948年新年的来临，更迎接那陌生而又充满着考验的未来。

我们从1944年初识，直到1947年12月底，除夕前一周才得到外祖父母、父亲和继母的准许，举行小型的婚礼。那年他54岁，我23岁（结婚日期分12月21日），婚礼是在陈纳德将军在上海的私寓举行，由基督教士和美国驻上海总领率证婚。参加婚礼的除了父亲、继母外，还有大姐和当时的外交部次长叶公超叔叔及陈纳德的助理舒伯炎上校和他的夫人；另外还有他的好友，也是他的私人医生詹德狄上校。

我披上白色的婚纱，穿了上海有名的服装设计师法国绿屋夫人为我缝制的雪白嫁衣，陈纳德穿了美国空军中将的军服；在1000朵白菊花的花架下，互相许愿终生相守。他替我戴上了结婚戒指。乐师用小提琴奏了几首我们都喜欢的曲子如“允诺”（Promis E）、“你的眼睛是甜酒”（Drink to me on1yhy eyes）和“你是我的阳光”（You are my sunshine）等爱情歌曲，我和他在大厅中起舞。

当天晚上我们邀请了几位朋友共进晚餐。我们并不想劳师动众，也不想制造新闻，但却不知道何时走漏了消息。在我们用餐时，佣人报告有新闻记者找陈纳德夫人，当时我还在和客人交谈，我的新婚夫婿笑着说：“陈纳德夫人，有人找你，你去应付一下吧。”大家都笑开了。

这之后中外记者和摄影师来拍照，中外新闻、美国各大杂志都登载了一张陈纳德将军和我接吻的照片，在那年头，加上他的身份和我们不同的背景，实在是一件大新闻。为了不曝光，我们两人没有去度蜜月，第二天星期一，我们照常到办公室上班。当时我已辞去了中央通讯社的采访工作，转到民航公司的新闻部上班，婚后，更跟着外子在工作上同甘共苦，一起为民航工作尽力。

婚前外子住的是公司的房子，但我们已商量过该有一栋自己的房子，于是就在虹桥路美华新村找寻。美华新村共有十二栋精致房屋，都是英国式的房子，价钱相当昂贵。

1947年圣诞夜，我们坐在客厅内，圣诞树下闪着红绿色的灯光，大包小包五色缤纷的礼物堆积如山，有从中国各地进来的，也有从美国各地邮寄来的，还有不少是上海亲朋和民航公司职员送来的。我想光是打开这些包裹，就要花上整个圣诞日。

夜静，客人散去，外子拉着我的手说：“我先把我的礼物送给你。”那是一个淡黄色绸子做的小盒子，系着一条红丝带，我心想那一定是一件首饰，但我错了，那是一把金钥匙，是美华新村五号的门匙，有一张小卡片写着：“送给我亲爱的小东西，连同我完整的爱。”我说：“啊，那所房子！”他微笑着说：“亲爱的，圣诞快乐！”我送他一个金制打火机，但我对他说：“不要吸太多烟！”

19年流浪，我终于有了一个家，有一所我自己名下的房子。虽然因为战事，我们在那所房子里只住了不到两年，又得再搬家，但我有一个关心我、爱我的人与我同在。

外子那时虽已过50岁了，但他仍是一位优秀的运动家，网球场上，他身手敏捷，技术娴熟，而且常单打。公司又组织了一个棒球队，他亲自参加球队出征，担任投手，在上海和其他商业界组织的球队比赛中多次获得冠军锦标。

我们的经济情况也因公司业务的开展而大有进步。在中国大陆一共有47个站。上海虹桥机场是大本营，此外北京、南京、西安、桂林、贵阳、兰州、太原、包头、沈阳、长春、烟台、青岛，整个大东南、大东北、大西南，如昆明、重庆、成都、广州、青海、宁夏、绥远、西藏……，都有民航公司的班机。我有许多机会到每个地方随着外子视察业务，也为公司的周刊写报告。

能亲眼看到中国的美丽山河，再亲自走过中国的贫乡僻壤，看到富沃的农田，贫脊的土地，农村里的鸡犬牛羊和田中插秧的男女，成群跑着、跳着的男女小孩，还有瘦小的女孩背后背着小婴孩……，这些人一辈子可能生老病死都在不到10多平方里的地方度过。这些对我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主人们对我们的礼遇愈重，我对他们的同情更深。虽然我远嫁美国，脱离了贫穷，也稍微脱离了中国重男轻女的社会，但我的心中永远无法忘记那些贫困的同胞，对于祖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观点上的一些改革和变化都使我无法忘怀，无法置身事外。

第一篇人世间第三章情义夫妻·台湾·蒋介石与陈纳德·不测

<h3>情义夫妻</h3>

陈纳德为了建立中国民航公司，促进中国的民航事业，来往中美之间，我也跟着他大洋两岸不断飞来飞去。外子对于国共之间的恩怨矛盾非常担心。他当初希望国共能暂时收兵，互相妥协，先把国内的经济搞好，社会安定，让老百姓先安饱再论其他。他当时提出长江以北让中国共产党管理，长江以南让国民党统治，但双方都无法接受。马歇尔三次来华，三上庐山，希望作调人，也都失败了。

民航公司在大陆的工作很快、中国大陆一方面在复员，一方面又展开了内战，有些地区又已开始做疏散工作。陈纳德要亲视47个地区的业务，我追随着他在大陆东南西北各地奔波，有机会见到许多大小人物，有机会亲睹中国的河山。在那个时候从中西的东北到西北，中国的东南到西南。北至包头，南至海南岛，我相信很少中国人有这机会。我和西北的马步芳、马鸿逵，中原的阎锡山、挂系的自崇禧、南方的张发奎等大军阀都见过面，做过他们的客人。此外在越南在泰国也做过上宾。韩国的李承晚也和外子有私交，这些人俱往矣，但当时我20刚出头，见到不少大场面，也深感中国分裂的伤痛。

中国的军阀实在权大势大，但第二次大战后他们也都担心中国的前途。我还记得1948年初我随外子去宁夏和青海作客。宁夏是马鸿逵的天下，当时他是省长，我们被安排住在他的公馆，由他的四太太接待我（据说他有六位太太，四太太得宠当家）。

马鸿逵那时还没有感到局势的严重，不过我想他也知道国共的和谈大概没有多大希望，在那个时候，大家就想——走！之后马鸿逵带着一家大小逃到香港，后来由外子帮忙他们去美国。

国共和谈决裂后，国民党政府一度再回重庆，其后又到广州。蒋介石为了使国共和谈有空间还曾一度引退，由李宗仁任代总统，蒋介石退隐到自己的家乡溪口，但为时甚短。1949年蒋介石和全部大员陆续退到台湾。我和外子先把民航公司的支部移到香港，在广州和上海仍继续坚守，协助国民党官员撤退。兵败如山倒，场面相当狼狈。蒋介石的军队从东北与解放军对抗，但为了很复杂的因素，杜聿明被捕，东北失守；北京是和平解放，为了要保护北京的完整。汤恩伯在上海到处布置了沙包，说要保卫大上海，但我们离开上海时上海已是危城。民航公司的飞机每天不停地运载官员离沪。但民航公司没有权，一切由政府控制。不到3年光景，国民党会部弃守大陆。毛泽东和他的部队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在上海凡是有黄金和美金的人还会被定罪，大家排长龙到银行去兑换金圆券，所谓金圆券，后来等于废纸。上海人大大囤积食物，柴米油盐都在抢购，每天上班，看到那景象真是触目惊心。

我正杯着第一个孩子，外子要我先走。我没有走得很远，我到广州等地，不想离他太远；每天和他通电话，消息一天比一天惊人。我想我们在大陆的时日不会太久了，美国政府也通令美国侨民和商业界疏散离华，这是命令不是劝告，并且说明了一旦有事美国政府不负责任，可见事态之严重。

1949年2月8日我们第一个女孩子在广州诞生了，因为上海已不安定，外子把我送到广州待产，同年5月底我再回上海整理简单行李。民航公司开始撤离上海总部了。

不久国营的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都已定义，只剩下我们独家民航公司替国民党服务，忙着空运官员到台湾。

此外我们还免费空运了不少文化人和教士离开大陆。

初生的婴儿还不足一个月，我又跟着外子到处救灾救难，把女儿交托那时尚未结婚的大姐和三妹替我照顾。我们两人虽然工作辛劳，但有了爱，似乎可以征服一切困难。在他教导下，我学习了不少知识，也成熟多了。他常常对我表示歉意，他说：“你嫁给我，我带给你的尽是些国际问题，我真的对不起你，总希望有一天对你有所补偿。”其实和他一同工作，我有一种成就感和满足感，我们之间不仅是夫妻的关系，我视他如师如友，他对我如妻如女。他对我的教益，使我后来在他逝世后，在做人做事时都有能力，不依不求，即使在最艰巨的时刻也不会倒了下去，站不起来。

我的第二个女儿是在1950年3月10日在香港出生的。

第二个孩子出世的日子渐渐临近时，我很高兴，因为这次将军可以陪伴我。直到临蓐前日我仍照常工作，有天却突然有电话打来，催迫将军立刻到台湾。

“等一等，”他说，转身向着我，“你什么时候生，小东西？”

“我想是明天。”

“上午或下午？”

“我没有办法极度准确地指定轰炸目标。”

将军向着听筒说话。他终于决定飞台湾，但午夜时需赶返九龙。

“不会比那时更早吧，会吗？”

“我想不会。”

午夜，他没有回来，我分娩的阵痛已开始。我急切地注视时钟，1点刚过，他走进来。

早上5点钟，我喊醒他。

“亲爱的，我想最好赶到医院去。”

他陡然一下完全清醒过来，惊慌到了神情极度紧张的样子。他一跳，跳下床，扭亮电灯。

“好吧，现在，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先吃早饭吗？我给医院打电话。”

他穿着睡衣，就住门外走。

“等一下！”我喊道。我很疼，可是看见他神经过敏的样子，又忍不住大笑。这是一位曾经轰炸扫射日本人的老将，一个在战火中如此冷静的人，曾经享有“从不紧张：从不恐惧”的美名，如今竟为一个送上门的婴儿，而极度慌乱困扰！

他一转身：“什么事？”

“我最好马上走。”我说道，下了床。在睡衣外面罩上一件薄外衣。

“好罢，来罢。”他急促地说。

“我好啦。你穿上外套吧。”

他随便披了一件衣服，我们向着房子前面走去。刚走到起居间的一半，他停下来。

“我最好不要开车，小东西，我简直紧张得要命。你先坐一下。”

“车夫7点钟以前不会来。你要做什么？”

“找别人开车送你去。”

“快些！”

他一冲而出，现在轮到我紧张了。我想象孩子要生在起居间，只有一个没有训练的阿妈，和一个心神分散的丈夫照应我。看来差不多好几小时过去了，实际上只不过四五分钟，外子回来了，带着一个睡眼惺忪的守卫。

“老范会开。我去穿衣服，马上跟你来。”

我不知道守卫会开车，就用中国话问他。

“是的，夫人。”他郑重向我说，“我开得很好。”

他的确开得好，快速并且平稳，把我送到九龙圣·德利撒医院，又回来接外子，刚刚使他及时赶到。

我们这次原希望有个儿子，但6点钟不到，在1950年的3月10日，我生下我们第二个小女孩雪狄雅·露青丝。

<h3>台湾宝岛</h3>

第一批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人员大概是在1948年。当然台湾光复后一部分政府官员是直接自重庆到台湾的。

抗战胜利初期，台湾对一般人来说真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在地理教科书中，英文称之曰FORMOSA，据说是葡萄牙人起的名字，意即美丽的岛屿；在历史教科书中，我们也读过郑成功这位明末遗巨英勇抗清的事迹，但只此而已。其次就是有关山地姑娘的记载。民航公司以台湾做大本营后，上下同仁都努力研究台湾的地理与历史，有些更上进的就开始学习台湾话，我无语言天才，好几位同事已能用台湾语与本地人交际，我唱起：“高山青，涧水蓝，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

还常会走了调，真是惭愧之至！

我们的房子，武昌新村12号是一幢高大的两层砖造楼房，有四间卧室，一间宽敞的起坐间，餐厅、书房，及客房，另有分开的仆人卧室。正像在中国许多同类型的房子，一堵高大的砖墙环绕着广阔的前院，以及后面的花园。这幢房子成了我们居住最久的地方，至今我返回台湾时，仍旧住在那里。我的姐姐静宜偕同她的丈夫，一位华盛顿首府的医生，也住在里面。

它距离位居台北市商业区的民航总公司有10分钟的汽车路程。包括装备好的航线的保养厂库，则设在台湾南部的外子虽希望有一个男孩子，他好像也对我们第二个小女儿很满意，并且戏称终必要和我父亲有一样多的女孩。可是事实上不致如此。怀雪狄雅·露青丝使我体力极度衰弱，而不能再有小孩，所以接连以后的两次妊娠都是流产的。

雪狄雅·露青丝几乎立刻成为家人及友辈的宠儿，在她诞生后不久，外子与我从九龙搬到台湾的台北，在此地，在武昌新村12号，我们定居下来，过着我曾希望的婚后愉快的家庭及社交生活。

外子在此地终于被捆缚位，所以他不再做通常需要的赴美旅行，或往太平洋及远东地区不同地点视察，我亦得以参与他的工作及闲趣，而他也得与家人共度时日。

台北有我们许多好友，还有我的姐姐静宜，她已嫁给李医师，及我的妹妹香莲，她与冯先生结婚。蒋夫人是我们两个孩子的教母。依据中国的传统习俗，孩子们在本质上等于获得一种慈祥的爱护，她曾送她们生日礼物，对她们各方面的福祉予以仁慈的关注。中国教母很重视她的责任，遇到孩子的生母故世，常以干妈的身份，料理孩子们的抚养事宜与教育问题。

蒋介石对于我们的孩子也颇感兴趣。我们卜居台北后不久，他问到我孩子的中国名字。我承认她们还没有取时，他当即为她们取了两个名字，中国名字都深具意义，听来悦耳，并且含有赞颂的意思。蒋先生代克奈尔·安娜取名美华，他为雪狄雅·露青丝命名美丽。两个名字含义颇为接近，表示美丽与娴雅的意义。

虽然外子的工作繁忙，旅途劳顿，我们在台北消受的是风趣和快乐的社交生活。将军尤其喜爱与蒋夫人共玩桥牌，认为她是技艺卓越的牌手。

外子好玩桥牌并非全无意义，它进而引申至别种牌戏与运动，譬如软式棒球、网球，及羽毛球，都是他所擅长的。他游戏运动以获捷为目的，少说闲话多聚精会神，结果常是胜利在握。有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是在上海发生的，就为了这种好胜的习惯，他放弃扑克牌戏，再不沾手。

是一个特殊的晚餐后，4位太太们玩起桥牌，而在坐的5位先生在外子的书房打扑克。那晚的聚会结束时，外子如往常一般赢得胜利。

“这场牌戏你玩得很痛快吧？”我问道。

他摇着头答道：“不。”

“你不高兴？为什么不？你一向高兴玩，并且你几乎总是赢的。”

“原因就在于此。我要停止不玩啦。我不要从朋友手至赢什么钱，同时我也不要跟我的敌人玩。”

他再也没有玩过扑克牌，可是逢到好手，他仍继续他的桥牌游戏。他是一名天生的竞争者，极为赏识真正的竞争，不论是牌戏、棒球，或打击敌人。

桥牌桌上，他经常采取守势，而很少作攻势。一如在真实的战场上，在补给与物资严重的缺乏下，与敌众我寡悬殊的局面里，他制造辉煌的成果。终其一生，他从未有充分的“资本”——不论是飞机、战士、汽油、弹药或金钱。尽一己之所能，达成至上的收获，已经变做他的第二天性。

玩桥牌时，他细心地玩，善为利用他手中的牌。

“玩的时候不要放过你手里的牌，”他不止一遍地忠告我，“拿稳你自己，认识并重视你的敌手。假如你手中的牌不好，不宜叫牌，不要打算自己赢，得想法击败你的敌手。”

对于愚蠢的牌手，外子没有什么耐心，可总是尽量保持客气。然而，也不常是这样。一天晚上，一位有势力的太太，她是位地位非常高的将领太太，带有几分羞涩地坚持外子与她搭伴。我知道她的牌艺不高明，我感到意气沮丧。整晚坐在另一张桌上，知道外子与他的伙伴三局牌已经吃了两局败仗，我简直无法全神贯注于我自己的牌上，不断地揣摩，他能忍受多久，而不发作。

不知何故，他一言不发——反常的沉默——整晚如是。辞别时，这位太太说道：“将军我知道今天晚上我的牌打得不大好，可是下次我会打好些。”

“你有把握吗？”外子答复她。

除了台北的潮湿天气，对于外子缝绵不断的支气管炎，招致不良影响外，我发现我们的生活情调，非常吻合我的兴趣。

在这里，恰似沪上，我和他在民航公司共同密切合作。假使他在星期假日一定要去办公，我陪他同祝假使在晚上，他需要单独研讨解决一项问题，我就代替他款待来访的友好。他想外出打猎时，我清晨4时起床，料理早餐。假使他想谈谈，我在一旁静听，逢到他没有闲话的兴致，我们会相对而坐，静静地翻阅手中的书，或是默默地领略夜花园的清新与美丽。

60岁以上的人会记得台湾三四十年前的情况吧？

我印象最清楚的是早年台北的安静与简朴。那时台北人口少，治安很好，真是可以做到夜不闭户而无忧，若在今日小偷不来给你搬个精光才怪。再说交通，那时台北仍是三轮车的全盛时代，也有黄包车，不过已在逐渐淘汰中，汽车很少，自行车也不太多，摩托车好像还是新鲜玩意儿，既无交通拥挤之苦，行人过马路时随时昂然大步过去可也，毫无马路如虎口的威胁。

外国人到台北来多住“中国之友社”，那旅馆兼俱乐部就在新公园附近（那时还没有新公园），圆山饭店初成形时规模很小，也有一个圆山俱乐部和游泳池。金龙厅、麟麟厅都是后来才加添的，外子的女秘书还负责协助内外的陈设及美观等等。圆山一带真幽静，在圆山左右还有一条“情人路”，早晚上圆山都可以看见情侣双双，在幽静的圆山公园中散步谈心。

现在你若敢那样做，准会被计程车撞个死去活来，不该说死去活来，很简单，一定干脆会做车下鬼！

在外面请客，吃西餐就是“中国之友社”，还有“美而廉”，中餐大家上“状元楼”。“状元楼”的生意真好，常常客满。此外三条通、四条通及其他住宅区有私人住宅改做的餐室，但要早先预定，每日只做一桩生意，由名厨亲自下厨，这种口福当然要靠识途老马才可享受，外来人是无法问津的。当年《自由谈》的老板，也是《新生报》的社长赵君豪先生还健在，他组织了一个午饭团，我也是团员之一，其他有《新生报）采访主任张明，名记者徐钟佩，徐柏园先生和他的夫人陆寒波，陈长桐夫人费宝琪，名伶顾正秋，《新生报》的赵景，《大华晚报》耿修业，名作家陈纪滢、雷震，后来加入的还有孟瑶教授，剧人金素琴，以及报人曹圣芬、余梦燕、王民、律鸿起（已故）、潘焕昆，艺术先进、我们的老师黄君璧教授，魏景蒙、林海音、钟梅音，已故画家孙多慈，名作家姚朋也曾一度参加我们每周举行的午餐叙会。大家吃饭前后，很轻松地谈论世界大局，国事前途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情趣及好书和好文章，既热闹又多风趣，真可以说是“淡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午饭团的全盛时代是由赵君豪先生主持，我门大家喊他豪老，其实他一点也不老，拉文章也有一套，可惜他壮年早逝，我们好不怀念这位风趣的报人。我们有几次还到效外玩耍儿，例如到阳明山（时称草们）去赏杜鹃，到北投观光一番等等。上阳明山就算是去郊外了，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可惜好景不常，也无不散的筵席。如今午饭团的团员，也难得一聚：有的老了，有的去了，有的出国了，有的是大忙人了，有的退隐了。正如王勃《滕王阁序》的末四句：“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能不感慨系之？

我们初到台北时就住在林森北路附近，那时统一饭店还未兴建，原址只一庙宇而已。我们的邻居包括阎锡山、蒋纬国、徐柏园、沈恰等人。后来台北都市繁荣，那一带渐成闹区，大家也就迁地为良了。

陈诚先生推行土地改革，“三七五减租运动”使耕者有其田，这是台湾经济稳定的先声。

在经济方面，人才济济，尹仲容、徐柏园、杨继曾、李国鼎、李干、俞国华、孙义宜、蒋梦麟，等等。

台北市长高玉树也做得有声有色。不过因为台北的迅速繁荣，继之而来的是许多都市的麻烦，记得高玉树曾对外宾发表过一篇妙论，他说孔夫子当年周游列国，为那些诸侯作顾问，不过孔夫子当年没有交通管制问题，没有污染问题，也没有人口问题，不然的话，那老夫子一定会说：“我不干了。”

石门水库在北部大劝告成后，解决了台湾北部的用水问题。在南部黄杰做台湾省主席时，实实在在地为南部做了一件未雨绸缪的事，那就是建筑曾文水库，这工程是由荣民工程处负责的。

现在让我再来点明一下十几年前的台湾十大建筑：

（一）高速公路。

（二）铁路电气化。

（三）北回铁路。

（四）桃园机场

（五）核能发电厂。

（六）石油化学工业。

（七）大钢铁厂。

（八）高雄造船厂。

（九）苏澳港。

（十）台中港。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家中的家具，那真是非常简陋的。我们的客厅里有台湾做的（那是41年前的木工）藤木梳妆椅一套，香港买的椅子二三，台湾山地人做的茶几三四，地上铺的是当年台湾流行的草席，灯光不够亮，有时还常常停电。饭厅是台湾做的木台木凳。窗帘布也是本地料子做的。有一天徐柏园夫人来访，她是心直口快的人，有话就说，他说：“你们府上的布置可太简陋了，何必这么做人家！”

我对外子好说歹说，最后得他同意才添了些新家具。

当年驻在台湾的美军，包括海陆空。美第七舰队经常在太平洋海峡巡逻。驻台美军全盛时代大概有1万人以上。来台初年，还有美援，经台分署就在联合大楼办公。当年的联合大楼是很了不起的建筑。后来成了几位艺人的办公处。

四周围都已盖了大楼。这一带渐渐繁荣起来了。

记得我曾和新成立的经建会副主任委员王章清先生谈起这联合大楼的历史，他说：“我们这地方连小巫见大巫也说不上呢！”

中华民族数千年来饱经内忧外患，虽分而复合，合而又分，但中华民族的历史仍照旧演变下去。“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用这两句诗来形容中国今日的局势是最恰当不过了。

外子打猎的朋友有白崇禧和杨森，如今这两人都不在了。打高尔夫球的朋友可多了。好像在台湾的人都会打高尔夫球，只有我一人是笨蛋。

他战时的朋友如彭孟缉、王叔铭、薛岳、黄仁霖、何应钦、周至柔、晏玉琮、毛瀛初、徐焕升、赖名汤、罗英德、黄杰、衣复恩等经常也串串门子，其余如叶公超、黎玉玺、黄少谷和于斌枢机主教等也是谈话的对象。陈诚夫妇也经常见面，陈辞公在战时因患胃溃疡，还是由外子派了专机把他接到美军医院由外子的医师协助开刀动手术的。外子对于俞大维、叶公超等人的智慧与口才都非常佩服。

士林和阳明山的蒋介石官邸我们去过好多次。蒋介石和夫人对外子真是亲如子弟。当分子患癌的消息传到蒋介石那里时，他和夫人特别召见了我们两人，蒋介石还劝外子试用中药，并关照我说：“你好好地照顾他。”

此外有一位好朋友是张岳军，我和他可以说是忘年交。

记得十几年前我到医院看望岳公时他说自己耳朵太差，听不到多少话。我对他说：“你还记得吗，陈将军因为飞行的缘故，很早就有点聋，不过他常说，他要听的都听到了，少听一点也好，省得自寻烦恼。你还记得吗？”

他说：“你这一提起来我也记得了，他的话很对。我就这样做吧。”

岳公是个和蔼的长者，也是个幽默风趣的人，记得有一次我笔记了他一篇谈喝酒的文章，在杂志上发表，获得很多读者的好评，兹将这篇文章摘录于后：有人说喝酒是一种享受，也有人说喝酒有损健康，我认为喝酒必须具备以下八个条件。

第一、身体好。喝酒确实与个人的健康有关系，假如身体有问题，当然你就不能也不该随便喝酒。所以谈到喝酒，必须身体好，没有障碍，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人要好。好朋友在一起喝酒最能引起酒兴，大家一道吃酒，很随便，没有什么客气，可以畅所欲言，无所不谈。

第三、菜要好。不管什么地方的菜，要合乎口味。

第四、酒要好。无论是中国或外国，都有各式各样的美酒，你可以挑选你所喜欢的酒来喝，如果喝酒的人不择酒，那便是酒徒了！

第五、时间要从容。假如一口一杯，两口一杯，喝得太急，不但容易醉，而且喝酒的情趣也没有了。时间从容也是喝酒的条件，边喝边谈，没有什么重要的事等称去办。

第六、光线要柔和。我们中国人向来很少在中午喝酒，因为光线太强了，不适宜喝酒。外国人晚上吃饭，把电灯关了点蜡烛，光线很暗，很柔和，一点刺激都没有，心情舒畅，酒也可以多喝一点。

第七、喝醉了要没有事。不呕吐、不头痛、不吵闹、不耍酒疯，回家休息。一觉醒来什么事也没有。

此外还有一个条件，也是最后一个条件，喝酒要没有人反对，夫妇两个人，如果一个喝酒，一个不喝酒，甚至反对喝酒，你也不能不有所顾忌，否则你喝了酒回去，太太和你吵架，那怎么办呢？如果两个人都喜欢喝酒，那问题就没有了。假使一个喝酒，一个不反对，也可以平安无事。这是我喝酒喝了大半辈子的一点经验。

此外，在喝酒吃菜的时候，讲讲笑话也是很重要的。这要看情形而定，这是一种艺术。为什么要讲笑话呢？假使大家都是喜欢喝酒的，也没有机会给你讲笑话。假使大家不喝酒，则面对这桌菜，不讲讲笑话，你怎么过呢？不过，假使你看大家喝酒喝得太多了，想缓和一下喝酒的情势，说说笑话，便可以把喝酒的目标移开了，免得闹得不可收拾，这也是喝酒的一个秘诀。

我还为岳公写了一些有关他的日交涉回忆，纯是抛砖引玉的性质。

如今每到台湾，总不免怀念许多去了的人。“花径尘香鸟自啼，屋廊人去苔空绿。”这就是人生的另一面吧。

<h3>蒋介石与陈纳德</h3>

1893年9月6日，陈纳德生于美国南方德克萨斯州东北部的一个小城镇erce ，他老家的房子现由该市保管，算是历史遗迹。假如他仍健在的话，已99岁了。蒋介石生于中国浙江省，已过了百岁冥寿。这两个人，一个在亚洲，一个在美洲，却于1937年5月，也就是抗日战争的前两个月（卢沟桥“七·七”事变算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正式开始）在中国会面了。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1958年，他们共同合作了21年。陈纳德一直到病危，仍深信中国人有一天会团结起来，他也相信蒋介石和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会再淡统一。陈纳德和毛泽东只在重庆会过面，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他选择了支持国民党与蒋介石，终其一生为这个信念而奉献。他比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早走，去世时只有64岁。美国国防部以最隆重的军礼把他葬在华盛顿的威灵顿军人公墓，与他同葬在一条大道上的有肯尼迪总统和名将小麦克阿瑟元帅的父亲麦克阿瑟将军。

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在陈纳德病重时，远从台北到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市医院探望他，在新奥尔良停留了一天一夜。10天之后，陈纳德去世，宋美龄和许多美国军政要人一同参加了他的葬礼，素车白马，极尽哀荣。

宋美龄不但亲自探望陈纳德，同时也带来了蒋介石致陈纳德的手书，要他安心静养，若西医无法医治，可以到台北试试中医。陈纳德对老友的热情非常感动，但当时他的癌细胞己蔓延到了喉部，不能说话，只能笔谈。宋美龄倒很风趣，她说：“你平时话说得太多了，今天你不要说，让我来说。”陪着宋美龄来的有董显光夫妇、路易斯安那州的众议员和前任州长等，他们对宋美龄万里前来向老友话别都极为感动。陈纳德虽然后来升为三星中将，但宋美龄二十年如一日称他“上校”，因为陈氏领导飞虎队时，官阶是上校。

陈纳德于30年代初期即考入美国陆军所属的空军部学习飞行，成绩斐然，成为教官，而且亲自出了一本空军空战手册，被空军采用，许多空军飞行员都由他训练。他又和两名空军好友成立了三人空中演习小组，声名大噪，连苏联都想以高酬争取他去莫斯科训练空军，但为陈氏婉拒。

30年代中国驻美大使是胡适，后来由顾维钧接替。军事采购团团长是毛邦初（也是空军），他和宋子文代表蒋介石夫妇邀请陈纳德到中国协助训练空军飞行，那是1937年春天的事，陈氏就在当年5月乘美国总统邮船经东京到上海，然后由上海乘火车到南京谒见蒋介石夫妇。宋美龄那时是中国空军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全权指挥的是周至柔将军，后来组织了飞虎队，飞虎队员的衣食住行统由励志社主任黄仁霖主理，和陈氏共同合作作战任务的中方代表是王叔铭将军。

陈纳德到中国时，德国的希特勒已攻占了东欧好几个国家，英国首相张伯伦对纳粹采取退让政策，大家称之为“雨伞外交”，因为这位老先生手中不离雨伞，正象征着英国阴沉的天气。既然英美对侵略者采取观望态度，而德、意、日又结了互不侵犯同盟，为此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对军人的行动特别注意，陈纳德是辞了军职才去中国的，他在护照上的职业栏填的是“农业”。

根据陈纳德的日记，他第一次见到宋美龄的印象是：一口南方口音的英语，美丽大方，与他一见如故。对蒋介石的印象是“严肃”，问到中国空军的情况时蒋介石非常震怒。陈氏回忆录说：“蒋介石知道中国需要组织和训练，而且也短缺战机。中国花了不少钱把英、法、德、俄、意所谓的空军专家找来，但他们大都是投机者，希望把旧飞机转卖给中国赚钱……”陈氏参观中国的空军装备后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即下令积极整顿空军，同时请那些投机者走路，其中包括一些美国的投机商人，这样一来，陈纳德便间接地和一些想混水摸鱼的人结了怨。

抗战8年，蒋介石建陪都于重庆，陈纳德的总部在昆明，以便就近的印度军用配给，因为当时美军供应都得经过印度，飞越驼峰才能运抵中国，而美、中空军自杭州失陷后，空军的训练只好借角印度的基地，当然后来有不少人直接被送到美国受训，这批空军老将现今有不少人仍在服役，算来已是四五十个寒暑了。

蒋介石不会说英语，陈纳德不会说中文，陈纳德有一名随从翻译舒伯炎上校，是由中国空军专派的，他还健在，居住于加州旧金山附近的老人公寓，据说最近有人筹拍飞虎队纪录片，记者还特地去访问这位老人。舒伯灸经常追随陈纳德往返于重庆、昆明之间，也到各基地视察。可笑的是舒伯炎最怕坐飞机，但又不能不跟着上司飞来飞去，后来舒伯炎就训练了几位副手，不但为他分劳，同时也可以让他少坐飞机，陈氏常常以此为笑谈。

陈纳德与蒋介石夫妇总是以诚相待。但他也和我提到一些宋、孔两家的事，尤其是那位孔二小姐，他简直不敢恭维。

有一次蒋介石对陈纳德说：“不要理她！”因为孔二小姐要陈纳德教她飞行，陈氏认为大家忙着抗日，哪有闲情去陪小姐玩耍。

抗战胜利，国共和谈。陈纳德和蒋介石意见有些分歧，当时美国派了马歇尔元帅到中国做调人，马歇尔三上庐山，要国共休兵合作，当然这事说来容易做来难。陈纳德劝蒋介石同意和谈，只要解放军保证不渡长江，这样中国虽然可能造成南北分峙，但最低限度可让国民党及其部队有个歇息的机会。

可是蒋介石不愿接受马歇尔的和谈建议。后来魏德迈将军也曾建议由联合国的军队来协调国共之争，当然这是空中楼阁，不切实际。蒋介石对陈纳德说，“我和共产党已多次和谈，但都无结果。我们只好做最坏的准备，退守台湾。”

陈纳德认为这是下下策，但他知道蒋介石凡事做了最后决定，任何人都无法改变，包括宋美龄。1988年我在中国，大陆电影公司要我看他们写的宋家三姊妹剧本，当然他们对宋庆龄有所偏爱，剧本写未家三姊妹道：孔夫人霭龄爱钱，孙夫人庆龄爱国，蒋夫人美龄爱权。孔夫人和孙夫人我都只在和陈纳德婚后见过几次面，但没有深谈，蒋夫人认了我们的两个女儿陈美华、陈美丽做义女，她们两个人的名字就是蒋介石亲自取的，是承袭美龄的“美”字而来的。另外，还送了两枚图章给美华和美丽。

1947年圣诞我和陈纳德在上海准备结婚，陈纳德曾先到南京向蒋介石夫妇报告，得到他们的祝福，他们送了象牙雕刻和一对江西瓷制灯台做贺礼，还派了叶公超先生从南京到上海来致贺。

陈纳德在第二次大战后，声名响彻美国，他有很多机会回美国发展，例如：美国有人要他出来竞选州长或参议员，也有大公司请他做董事，还有许多正在筹组的航空公司……这一切对他都很有吸引力，但他却选择了再回中国服务这一途径。从1948年到1958年，我们结婚10年，日子之所以过得相当困苦，就是因为他选择了留在中国。

1951年美国两家大航空公司都找他，一家是东方航空公司，一家是Delta南方航空公司，两家老板都是他的好友，他们一再以电话、电报、航空信劝他回美国航空界服务，但他觉得中国更需要他。台北的气候对一个患有严重气管病的人来说是很不适宜的，他常常咳嗽，心情不好，对美国的政局与台湾的情况也难免失望，对中、美的前景更是非常悲观。1957年在美国华盛顿陆军医院做体格检查时，医生发现他肺部有一个小黑点，于是马上开刀，切片后，证明是肺癌。

他一生正直，于私于公都是坦诚一片；他为中国付出了许多，甚至他的健康与生命。1965年立于台北新公园的陈纳德铜像，就是中国人对他的一点追思。

大陆已有不少学者和历史研究员要把陈纳德在抗战时的贡献重新定位；虽然他支持的是蒋介石和国民党，但他更支持中国人和中国人所追求的民主与自由。

<h3>不测风云</h3>

按照有经验者的说法，男女之间的婚姻以相同的种族、宗教、年龄，以及一般的背景，比之于任何其他的结合，常是易于成功。既然我们的婚姻缺少这些“相容因素”的每一种，我确知，若是事先我们求教于专家，他们善意的忠告必是“不可一试”。

幸运地，我们所咨询的只是我们的心灵与意志。

宗教信仰迥异所呈现的问题，我早已预见。克奈尔·安娜诞生后，犯罪的情绪开始蠢动，自雪狄雅·露青丝出世后，它渐为炽烈。

为我丈夫拥有的爱心不断地弥补，在教堂门外教养两个孩子，令我感受痛楚与罪行。虽然如此，我越过下去越为这事烦心，以至几月来，我总想自己和将军商讨。但是不知怎的，我做不到。

挨到克奈尔·安娜5岁，雪狄雅·露青丝4岁时，我只有求神父的忠告。他极富同情心，但也很坚定。我只有一条途径，可以去掉我意志与心灵的烦恼与罪行的重压，我一定要使两个孩子受罗马天主教徒的洗礼。

我久久犹豫不决。我从未在将军背后做任何事。我依旧畏缩，不愿坦率和他讨论这件事。假定他拒绝，那么事情就明朗化，我们中间可能有严重的不谐，以致造成永不痊愈的心灵创伤，那是我所不能忍受的。

我不复记起，与神父谈话后的几周里，我的片断思想过程。我知我受尽困扰、惊惶，以及折磨。我不能安眠。我仿佛绊在混乱中的一头动物，我感受一种孤苦伶订的绝望之情，以致祈祷也不能减免。

我记不起怎样达成了明智决定。我想容或是在知觉残存的一种精神麻痹状态里，我只有发自本能地做出来，不管怎样，有一天我又去路易斯安那城的小教堂，拜访神父，并且做了必要的事先安排。

我将永不忘记，孩子们受洗礼的礼拜日上午，是晴朗可人的春天，孩子们穿着白衣服显得极为漂亮。事后，他们明白刚经历过不寻常并且重要的事情，热切渴望告诉她们的父亲。

我们一到家，她们就向他奔去。将军正坐在书房里看他的晨报。

“现在不要吵爹爹。”我说话时毫无决心。

两个孩子顺从地想往她们的游戏室走，可是将军对着她们笑。

“来吧。”他说。她们兴高采烈地回转身。

“哎呀！多么漂亮的白衣裳！新的，是不是？你们都很兴奋。告诉爹爹你们今天干什么去的？”

于是她们就对他讲。我转过身，茫然地望向花园里将军为我栽种的花卉。我默然地祈求他的宽耍不久，孩子们跑向她们自己的房间，书房里一切寂静。我听见将军的打火机在宁谧中“啪”地作响，可是我没有转身。

我竟然风马牛不相及地想起那些各种花式的打火机，有我送给他的金制品，后来我才知道，他只偏爱那种价格便宜但是不怕风吹的打火机。

“小东西。”他说道，他语调中透出来的慈祥令我泪如泉涌。

我慢慢地掉转身，透过模糊不清的泪水看着他。然后，我快步地走向他，他握起我的手，吻着。

“好啦。好啦，亲爱的，为什么流眼泪？”

我摇着头：“我应该告诉你。”

“告诉我你要孩子们受天主教的洗礼——看着我。”

不知怎样，我竟与他的目光相接。它们是深棕色而且和蔼的，粗糙深皱的脸孔是温和的。

“小东西，你以为我不知道，家里有不寻常的事——我是经常注意到整个十四航空大队所发生的事的。”

我向他注目而视：“你知道？”

“我猜出来的。几天前我看到衣裳，我留心到孩子们是多么地激动。我看出你是多么地烦恼——我把它们都连在一起。”

“你不会看不起我？”

“看不起你？为什么，我爱你，记得不？我只希望你早告诉我。”

“我应该的。可是我怕。怕你会说不，那么就太可怕了。”

“我会说好的。”

“为什么？”

“因为若是对你如此重要，那么对我也是好的。”

我说不出话来，泪水汩汩地流下来，那些都是对于我的丈夫以及他的宽恕，以及他深爱的安慰与骄傲的眼泪。但，也混淆着歉悔的眼泪，为了没有事先告诉他而做的事，为了低估他对于我的爱。

在接踵而来的日子里，将军全然接受我的决定的态度，令我轻易地就把这些事完成，我们心里安置遗弃事物的地方，那里通常是深藏着我们不需要和不欢迎的东西。他永没有再提这件事，他对于孩子们宗教训练所表示的赞许态度，尤使我喜悦并再度获得保证。我再感到骄傲，为了他曾以多种方式向我表现的不减的爱念。

1956年阴雨连绵不停的春季期间，将军的慢性支气管炎日趋恶化。他剧烈咳嗽，可是他似乎推动自己赶上每天自拟的沉重工作表。春天以来我不断地催迫他，过了台北这一段令人衰弱的冬天气候后，赶紧动身到梦洛，休养一阵。

结果我们在6月中旬带着孩子们动身，将军整个放途中咳嗽不止。在梦洛度过几周后，他似乎好得多，但并不像我愿望的那样强壮。

他的精神，还有他对生活的热心却没有稍减，所以他坚持我们完成去加拿大的汽车旅行计划。

我竭力主张再多休息，可是被他批驳。

“孩子们会欣赏的，”他说，“而且那边的空气可能对我有益。”

我们从路易斯安那州一路开车，直到加拿大风光绮丽的路伊司湖。这种漫长的旅程足令将军疲倦，所以在过了一周悠游安闲的日子，在我们回程对，我显明地看出，将军已是极度疲惫。

通常都是将军自任全部驾驶工作，如果我对他每小时时速66英里有所抱怨时，他会戏言我“老起来了”。可是这次回程中，我们轮流驾驶，而将军温顺地听任我操纵驾驶盘，不时在我脑中响起可怕的钟声。

每晚他都比过去咳得厉害，同时他开始诉苦，头痛剧烈。

俟我们抵达梦洛时，我太为他的支气管炎担心了。

我们离开加拿大，他吹毛求疵地批评一些道路：“将来他们把路修好些，我要和你再来一趟。”

但是我们永未再来一趟。

我们差不多刚抵家门，将军即搭机飞赴华盛顿，在华德里陆军总医院，做每年例行的体格总检查。

他动身时，我向他说：“我很为你的咳嗽与头痛担心，记住给我来电话，立即告诉我医生的诊断。”

他微笑：“不要替我担心，小东西。你知道，我是一匹多么强壮的老战马！”

“给我来电话！”

几天后，晚上9点已过，电话铃声作响。很可能是我们任何一个朋友给我打来的电话，但是不知怎的，当我拿起听筒时，我觉得那不会是个普通电话。

“陈纳德夫人吗？”是女人的声音，一个电话小姐的自然音调。

“是的。”

“华盛顿给你打来的电话。请等一下。”

我紧张地握着听筒。接着有一个男人说话的声音：“陈纳德夫人，我是海顿将军，华德里陆军医院院长。”

“陈纳德将军是——是……？”

“他很好，他等一下就同你讲话……”

慰藉，剧痛夹杂着一种无形的缠绵的惊慌流遍我的全身。将军很好。可是海顿将军不停地往下讲时，我的心脏仿佛收缩起来。他们已在将军左肺的上半截发现一个小肿瘤。他们要尽可能地赶快把它切除，以备检查用。他们希望我在常问我什么时候能赶到华盛顿。

“我明天可以到，”我说，“明天上午。”我的胃感到冰冷，我的脑子都僵麻了。癌症——当然，有生癌的可能。没有人提到这个字，但是在隐讳不言中，它存在这里，然后将军的声音传过来。

“安娜？”

“亲爱的，你好吗？”

他大笑出声：“当然，我很好。我觉得很舒服，好得多。”

“我明天就能陪你啦。”

“你能到这里来？真是太好啦，小东西。”

“好好注意你自己。”

“我会的。两个孩子好吗？”

“她们都很好。一定要好好的啊？”

他咯咯地笑起来。

“安娜，亲爱的，我会注意自己。你想我在医院里，是做什么来的？”

“我懂，亲爱的。我只是不安。我明天就看见你了。”

“不要着急。现在让我向我的两个女孩说声晚安。”

克奈尔·安娜及雪狄雅·露青丝都守在我身旁。“向爸爸说晚安。”

一个孩子说“晚安”，同时另一个喊着“喂，爸爸。”然后她们两人一齐抢着讲话。我想像出他在电话的另一端，一定莞尔而笑。“爸爸，我们爱你。我们想你。你什么时候回家来？”

最后，她们挂上听筒时，我听见，从多少英里外的电话线里，他咳嗽的声音传来。这天的日期是1956年8月25日。

次日，动手术时，我守在医院。他们用轮椅把他推向手术室时，我俯身吻他，他的笑容令人增强信心。

“不要着急，”他说，“我会好起来。”

“你当然会，亲爱的。”

白色的门在他身后闭上时，我缩回脸上的笑容。我感到一种深邃、渐渐扩大的惧怕。我走回他的房间，我想找点事做，就伸手铺平他的床单和枕头。于是，我不期然地看见，他亲笔写着“安娜”的一个信封。

这封信内签署的日期是1956年8月26日。

<small>我并不怀疑，明天手术后，我仍会活着，与你以及我们挚爱的女儿们同过许多岁月。然而，你是明白的，一切事都掌握在上帝手中，没有人知道他将于何时被召返他所由来的地方。</small>

<small>设若一旦我不能再见你或与你同在，在精神上我将永久伴着你以及孩子们。我以任何一个人所可能付出的爱，爱你和她们，我同时相信爱将永妻于死后。</small>

<small>要记住并教导我们的孩子们，生命中确切的真谛——要品行端正，要诚实、忠贞，并以慈爱及于他人。生活不可过分奢侈，不要嫉妒别人，享受人间生活的舒适以及不以匮乏为忧。要谦和并全心致力于你选取的职业……</small>

在朦胧的泪水里，我无法读完下面的话。从这次后，我曾读过多少遍，可是最后的话总是变得模糊不清。

医生切除他的大部分左肺时，整整3小时的冗长时间他躺在手术台上，对我，它是3小时的炼狱辰光。最终，主治外科医生蒙克利夫上校走出手术室。我站立守侯着，盯望着他的脸色，紧张惊吓得无法开口。

“他会好起来的。”

我因此放下心来，心脏猛然地摇晃一下，医生把手搭上我肩头。

“现在——我好了。”我向他说道。

两位护士用轮床推出将军，向着房间走去，我跟着往前移动。他安静的面貌与遮及他下颚的床单同样惨白。

“我亲爱的，”我在极度痛苦中心想，“他们在你身上做了什么事啊！”

3天过完，他们才允许我与他说话，我握住他的双手，热泪湿遍两颊。

“亲爱的，你为什么要哭？我会好起来的。”他说道。

“我知道，亲爱的，我知道。”

我们又在等待检定化验结果，9月1日，我们终于知道了。

恶性癌！这个词的本身发出丑陋可怖的声音。生长在我丈夫胸脏里的，那个坏不堪言的东西是“恶性癌”。但是，医生已将它以及它周围的肺脏组织全部切除，现在它已死灭，它的凶邪实体被宣告终结。

感谢神，医生们找出它，割掉它，使它不能进而蔓延它致命的触须。

医生说新的肺脏组织还会长出来。假如十二个月内没有恶性癌的复现，我丈夫可能是没有问题的。“可能”，其所含有的不吉意味未免太清楚了。将军住在华德里医院三周。日渐康复之中。我只有断断续续地睡眠，日夜为梦魇所苦。

两个月以后我们返回台北，一直留到度过圣诞佳节。这年我们欢庆民航公司10周年纪念，将军为许多航程的老将，佩挂服务10年奖章，然后他感到疲累，无力分切庆祝蛋糕。

“你代我切蛋糕，”他轻声低语，“没有你，根本就没有民航公司。”

我懂得他的意思所在。他曾屡次告诉我，我是他战后重返中国的理由之一。他为中国战后恶劣的情况深感惊惶，因此留在中国筹组民航空中航线。

我含着泪水，分切那个大蛋糕。留心这事的客人们必感惊奇，他们没有听见他向我说的话。

他们无从知道突然袭上我心头的恐怖预感，有一天病魔要从我身边把他带走。他们也无从感受那份思潮的戮心之痛。失去他，即是失去我的一部分。没有他的日子将不复如往昔。挚爱的神，我心中默祷，不要让它发生吧。

1957年过年后不久，我们即归返梦洛，将军栽种他的园地。他偶事垂钓，多做休养，他从前的一些精力似又恢复。他秉有一贯的决心，戒绝香烟，只是间或吸两口那只用旧了的石南根烟斗。他每月赴医院做定期检查，一月又一月，结论都是没有疾病的征候。我每月急切地等待结果，深深地惧怕回答是死刑的判决。

4月的一个明朗的早晨，无意间偷听到的几句话，带给我无限的忧虑与无眠的长夜。——那是将军绝不知道的。

我正在厨房里，安静地站在靠窗的工作台前，仔细地阅看一份新食谱，我想试做一道海味秋葵羹。安娜与露青丝都在学校，房里房外都是静悄悄的。桃树林间有一只红胖的知更鸟吱喳鸣叫，和风吹来紫丁花夹杂着新刈青草的香味。

我听见一辆车子停下，刹时，将军和另外一个男人的声浪传来。他们进入花园，走近窗口时，我辨出那是诺伊州长：“当然可以信赖我。我定会做我能力所及的每件事，照顾安娜和女孩子，和我自己家里的人一样。”州长热诚地说道。

他们近窗口时，停下来，于是我听见将军打火机的咔嚓声。一会儿，我闻到板烟的味道。

“安娜有你想象不到的力量，”将军说，“她会知道如何料理她自己。但是我仍要有人照顾她，一个在她需要帮助时，可以让她依靠的人。”

男人们缓缓地向屋里走去，声调随着逐渐低沉下来。我茫然地凝望着花园里一片灿烂缤纷的色彩，想不出他们话里的意味。难道是将军计划一趟旅行，一趟远途旅行，因而约请州长，在他外出对照拂我吗？那又像是不可能的。自从他动手术后，他似乎尽可能地要我陪伴他，不会的，长途旅行他会带我同去。而且，一次过长的分离，看起来最近似乎也不会发生，他目前至少每月需赴医院检查一次。

那就剩下一件事：他已获知病情的恶化，而在我面前严守秘密。他快要死了。我用力撑在台子边，挣扎着想拼命压服自己。我听见他们走入前门。刹那间，他们就要来到的，我一定不可透露知晓的神态，那会令他受窘。我还必须等着。

他们穿过起居间，忽然爆发的欢快气氛万分逼真。他们充满热情地向我招呼。

“什么时候吃午饭，小东西？”将军问道，勿匆吻我的面颊。

“大约一小时以内，好吗？”

“好极啦。州长，你知道现在差不多是中午？尝点‘野火鸡’你认为太早吗？”他这是指他们两人都喜欢的特殊威士忌酒，一种从玉蜀黍及裸麦蒸馏而成的酒。

“将军，尝野火鸡不算太早。他们是提前出生的鸟！”州长也附和着，“安娜，你把那些高脚杯摆在哪里？”

“州长，你应当知道的——就在那个橱子里。来，我给你们拿点冰去。”

不知怎的，我也落入他们欢欢喜喜的情绪中。可是，他们刚才的话仍然萦绕着我。将军向我说过，他4月份的检查是没有病菌的迹象。难道为了不要让我着急，他在蒙骗我？不过假如他们又发现癌症的复现，他必然又要进行治疗，或者——我感到全身的颤栗——又动一次手术。

白天以及漫漫长夜在消逝中，将军不说什么。从八个月前动手术后，有关他的病情，我们谈得非常的少。他是不喜欢老想拂人心意的事，从来没有病态的心理，一向乐观。一月再一月，他动身赴医院向我吻别时，我俩之间有着不言而喻的理解。

“给我来电话，亲爱的。”

“我会的。”

然后，他走了，我一直紧张地等着他的电话，通知我一切没有问题。

那么他和诺伊州长的谈话又是什么意思？“安娜有你想象不到的力量。”他说过这话。然而，他未必不明白，给我力量与信心的就是他自己。只是因为他在我身边，支持我，保护我，我才会不畏惧。我的力量原出于他，失去了他，我的勇气会动摇单是失去他的思想便令我茫然若夫，而且惊惧万分。挚爱还要活一阵。

当我冷静下来时，我说道：“他们不能再施手术，再切除吗？”

他点着头：“可以的，但是他们认为弊多益少。”

他说话时的镇静好似在说：“他们认为今天有下雨的可能。”令我敬慕与爱意油然而生。面临这样一蹶不振的消息，他还像往常一样地平静与坚定。他的勇气与刚毅诚是至高无上的。他像是不会不光荣地杯有恐惧的情绪、并让它陪衬于他伟大力量之侧。我感觉脆弱，太女人气，我向来爱他至深，但，在他生命历程中悲伤的黄昏黯弱时期，我的爱意几近崇拜。

两月后，我们赴波士顿城著名的拉希医院，做精密的检查。将军对华德里军医朋友们有充分信任，而对新奥尔良医生，名震遐迩的癌症专家，网尔敦·奥其勒，尤倚重为特殊私人朋友；但是拉希医院是另一救人们，过去与他并不熟识，可能更接近于提供他一个爽直而确切的回答——还能活多久？

他并未向我说明这点，但我是知道的。他的典型风格会使他要求整个实情。

至于我，我则是畏缩地藉以躲避实情，因为在我们知道以前，我仍能佯装，我丈夫的病不致恶化尚且会转好，他余下的短促人生犹在不定之中，他将不为可测知的癌菌蔓延进展所限制。

然而我非常明白，佯作不知也是没有用的。为了他的缘故，为他经常这样表现出自己的这种人，我们知道最坏的，才是最好的办法。

“认识你的敌人。”将军一向有此信念。

他无畏惧地面对当前奸诈的敌人，一如往昔他曾面对其他全体的。他必须得知它的力量，它的潜在力，以及战争可能的时限。

不错，他必须得知。而现在我们两人都宁愿早获答案：现在人间生命的道路上还给他剩多少年，或是多少月，或是多少星期？

甚至在如此重要的时候，将军尚匀出时间在纽约及华盛顿，为公务暂作勾留。我预拟数天后赴波士顿与他相晤。于是，我给他写信，其中的片断是：

<small>我不知如何向你说出，我爱你如许之深，因为我对你的爱不是言语所能表达的。仅你一人曾造成我整个的幸福，我将爱你至我死时。还溯我们结合的一日，我们的生命恰似两条溪水，互相汇流，流成一条江河。我们根深蒂固地愿偕白首，只为我们的爱不仅是表面上的美好，而是灵魂的真实，这是上苍可为明证的。亲爱的，我真情地，深深地、完整地爱你，一如你之爱我。亲爱的，我与你同为你的病痛受苦难……</small>

<small>我无从思及没有你的来日，或没有你存在的生命——你一定要活下去！真实的爱绝不畏惧死亡，因为爱的主要责任是生命。亲爱的，请打败这场仗——以爱心、坚毅、信心与希望做为武器。人类最大敌人是恐惧与怀疑。亲爱的，我将不再恐惧与怀疑，因为你站在我的身旁。</small>

<small>历经许多梦幻的岁月，我们曾共同生活，共同珍爱；我们曾互相分享偷悦欢乐，我们也曾共同饮泣……啊，我至爱的。</small>

<small>愿望在来日，我要和你共度更多的喜乐以及苦难，一如往昔。</small>

<small>愿望我们的心灵常是坚强，我们的爱心纯真，我们将不畏怯。</small>

<small>有一天若是我年老，安娜与露青丝将陪伴我。没有孩子的家正如没有前途的爱，我极为感恩，为了我们享有两个女儿。她们自她们挚爱的双亲学会爱，我将关注，让她们纯良地，美丽地，并且自由地长大起来。</small>

<small>你不仅是一个凡人，而是一个挺身而出，为真理以及为你所信仰的事而战斗的人。唯其如此，我愈加珍爱你。我是最最幸福的，有你这样的人做我的丈夫，以及我孩子的父亲。你知道，我一向引你为骄傲，并尊崇你所代表的一切。</small>

<small>亲爱的，我要再三再四地告诉你：我以我的全心全力爱你。</small>

在1957年11月19日，他在威拉德旅馆写给我一封信，令人叹赏的信：

<small>昨夜我刚抵达纽约的旅邸，就读到你美丽的信。</small>

<small>你用温情、爱恋的话语说出我为你怀有的相同感受——但是不能常常用话语表达出来。不知怎的，我最接近心灵的事情，总是不能用话语说出，我竭力以事实表现，我爱你以及我们两个女儿远胜今生的任何事。我一向最大及最常有的恐惧乃是我会失掉你——以及，她们之中的任何一个。</small>

<small>纵使我没有了你和女儿们，我绝不会在不战之下，投降于致命的疾病或任何其他敌人。你可以确知，我决定在最艰苦与最绝望的情形下，为与你们一同生活更多的年月而奋战。</small>

<small>离开你的残酷和寂寞是太可怕而不敢想象的。</small>

<small>倘若我必须过早地离去，我将仰赖你，尽你完善的爱心，抚育、引领并教导她们，令她们以她们的先人为荣耀，并过着诚实、光荣的生活。我也将仰赖于你，保存我将留给你的财产，如此你们所有的人都将有舒适的生活，享受完全使人满意的生活，并帮助那些凡是需要帮助的人。</small>

<small>当我与你结婚时，我在生活里实在只有唯一的志愿——找到一个值得尊敬的妻子。她会给予我情感，尊重，以及深爱。当然，如果我们彼此得有幸福与爱情，我盼望我们会有孩子。你已给予众所想要的一切，甚至远过之。我了解我已在你身上，获得丰富的幸福，了解与挚爱，远胜世上许多男人，我是如此的幸运，上帝在我晚年还这般仁慈地对待我。</small>

<small>因之，我现在以笨拙的语言，业已说出我对你怀有的情怀。此刻，我仅能再加一句，我以每一口气息与每一种思念爱着你。</small>

一个白雪纷飞的下午，我们到达波士顿。翌晨，在拉希医院开始详细的检验与复查。一切告终后，医生宣布答案。

他们告诉陈纳德将军，就大多数的人而言，他们获知的结果必须要附上一点还有希望的诺言。可是，他不需要，他们供给的乃是不加伪饰的真情，因为他们知道他亟须晓得真实情况，同时他能承受听到这个消息的震惊。他们擅长于判断病人。他们知道病人的勇气有多大。

医生们说，就他这种情形，他只有三个月可以活。

“我们的祈祷有任何力量吗？”我实在并不想问将军这个问题。

“永远不要怀疑全能的神，小东西。”

“对不起。我等一下会好些的。”

“我晓得你会的。”

时间缓慢地过去，我贴近他，不停地发抖，于是他紧紧搂着我。

“安娜，亲爱的，”他终于说道，“听我说，我们向来都在台北过圣诞节，这个圣诞也不要有所不同。”

他已决定如此，我们带着孩子跨上越太平洋的长途飞机。

1957年圣诞节早上，他到办公室，处理几小时的公务，好像生命仍有好多年而不是几个月一样地工作着。中午前，他回到武昌新村家中，于是我们吃混合鸡蛋拌乳砂糖及火酒的冷饮，与孩子们打开我们每人的礼物。我一直到事后才知道：民航公司的李医师告诉我，圣诞日的上午将军第一次咳嗽咯血。

“不要告诉安娜。”他曾经请医生答应他。接着有更多的早晨他咳嗽咯血，可是我也常是不知道的。

我们最后一次动身返美前，将军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我问他原因，他正坐在写字台前，处理一堆民航公司的公文，于是他心不在焉地回答：“为什么？因为这是最后一次。”

“天啊！”我像骨鲠在喉，泪水刺痛我的眼睛，我在一片朦胧中转过身去。他从未像这次一样的明白说他的死亡，这次的失言令我一谅。不知怎的，医生们虽已失望，可是，只要他，克奈尔·陈纳德还没有失望，我仍然是一直在希望里的。我对他的信心是如此之大，对他的力量是如此坚信，以致我始终没有面对最终的结局。此刻，他无意中承认，他是顺从死亡的，似乎将我一向依附的不合理的希望，剥夺得一丝不存。

我感到他的手臂向我围拢来。他立即意识到，他刚才已把我吓住“小东西，即使我们战斗必获胜利，我们在战略上也一定要准备最恶劣的。我并没有放弃，靠神的佑助，我仍要征服这该死的东西！”

我这时已能控制自己。

“我懂得，亲爱的，假如有人能做得到，那就是你。我们必须努力祈祷。我可以参加你的记者招待会吗？”

“当然可以，如果你能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不要流泪！”

“我答应了。”

我极为困难地遵守这个承诺。我坐在他身边时，我的思潮跌回在昆明，1944年的另一次记者招待会，那时我第一次与他相逢，并且，我想，我爱上了他。那时，他是一名飞虎将军，强壮、健康，所向无敌。而此刻呢？……我望着他，微感惊讶地意识到，他的改变很少。同样凝神的深色眸子，同样坚定的下颚，同样有着对于自己及命运的信心。他的健康已经丧失，但是这位真实的人，这人的灵魂，毫未改变。他的精神仍在燃烧中。我为他感到无限骄傲。他挺直地站在桌前，结束会议时，对着记者们说道：“我计划还要活许多年。”

我内心在想：“他不能死去。他太强壮也太骄傲，并且太勇敢。”

我开始默祷奇迹的出现。

1958年1月10日，记者群们在旧金山机场迎接我们，探询陈纳德将军“最近一场战事”的消息。

“陈纳德将军，报导说你得了癌症。是吗？”

我们站在寒冷的1月的蒙蒙细雨中，我听见将军的声音：“恐怕是，医生这样告诉我。”

“将军，你计划做什么？”

将军微微一笑：“做什么？我打算活久了将它忘掉。假如上帝给我充分的时间，我要把这个敌人也打败。现在，我们谈点重要的事——”记者们都笑了，那天的郁闷气氛一扫而光。他说话的方式，不知怎的，会令他们相信！

他当天的日记有如下的记载：

<small>乘tA飞机抵旧金山，于机场举行记者招待会——记者们向我逼问。</small>

<small>整日有三次轻度溢血。安娜电询新奥尔良的奥斯勒医生，放通知立即动身直赴奥斯勒医院。乘A.A.L.飞机于11时45分起飞。哈佛特将军，当地政府首长于新奥尔良迎迓我，并驶车送我赴医院……安娜需将孩子们送梦洛友人处照拂，然后才能赶来陪我……事情对她很是艰苦。</small>

<small>每日的记载都连续不辏1月13日，他写着：1958年1月13日新奥尔良晨间未进早餐。气管炎于9时30分开始，10时10分结束。无重大痛苦，但麻药令人不适。刘易士医师的确很好。</small>

<small>接到许多信函、电报及花束。有许多探访者来，但医师未允会客。</small>

几天后，我们飞赴华盛顿，在华德里医院开始100万伏特的X光治疗。高电压的治疗使将军发烧。1月与2月许多夜间的咳嗽似乎要撕裂他瘦弱的身体一以及拆开我的心房。

但是他拒绝屈服。他仍对于每件事，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具有急切的兴趣。在华德里医院卧床的两个半月期间，包括10万句话以上的录音记录，有关他与我，以及他与朋友们的谈话，这些人都是对于他自己所持的多方面观点发生兴趣的。

按照医生们的看法，将军在他为生命战斗的末期，近乎神迹一般地，鼓起充分的肉体力量与他不能征服的精神相颉须。一天黄昏，他从床上起来，走向医院病室的窗前。他已骨瘦如柴，两个颊骨满布红热的斑点，他的声带由于正在杀戮他的东西作祟，好像刺人耳膜的留声机废唱片。

“医生会不高兴的，”他说道，“但是我要去参加民航公司在纽约举行的董事会。他们要商讨购买一架喷射运输机，要把订货单发出是很重要的事。我们不能拖延。”

1958年1月20日，他以民航公司董事长的身份投下了他绝不能活着看到的购买新机的一票。

5月里，离开华德里医院，返回我们梦洛的家中，过几天幸福的日子。但是将军的精力日见衰退，所以10天后哈佛脱将军派来他的私人座机，将我们又送到新奥尔良的奥斯勒基地医院。

和在华德里医院一样，我每日陪伴将军，夜晚很迟才返回靠近医院的招待所里的卧室。

有许多可以缅怀思想的时光，悲苦的以及甜蜜的。我常思及人类幸福的短促，与悲痛的伤感。

我屡次想到，像克奈尔·陈纳德，一个飞鹰样的人，生来就真实地和象征性地站立于众人以上，翱翔于空际，竟然一寸又一寸地死于可怕的疾玻也许当年他在飞行中一下子坠地结束生命还要好得多。但这是神的意旨，假如将军也产生过同样的思想，他是绝不会提起的。他的天性就是勇敢地，丝毫不抱怨地面对生命。他用同样的方式面对死亡。

一夜，不断转剧的胸部疼痛使他不能入睡，我握着他的手，坐在他的床前。

“我找医生给你点帮助眶眠的药，亲爱的。”我说道。

“现在还不要。”

恶性毒物现在延及他的呼吸器官，他的声音变成嘶哑的低语：“小东西，我离去后，你计划做些什么？”

这不像是他，“亲爱的，不要这样讲话，你会好的。”我说。

他摇摇头：“不会的，”他低声说道，“我的确很喜欢再和你同过许多年，并且照料你和我们的两个小女孩，但是现在我认为已经不可能了。”

他略停片刻，接着说道：

“无论有什么事发生，我要你记住，我是十分爱你的，远胜我曾爱过的任何人。”

我吻他：“我亲爱的，我从未像爱你一样地爱过任何人。你必须好起来，亲爱的。”

他没有回答，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他的眼神很动人。稍后，医生给他服食止痛镇定剂，于是他睡着了，发出粗哑的呼吸声。那天夜里，我没有离开他的房间，我睡了一下，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默祷，我深知如今只有神迹可以拯救他。

在这一段时期星，他从旧故友好与从未见过的好心人中，继续不断地收到千百封信。我们尽力答复每封来函。同时各阶层的人士也来探望他，其中还有蒋夫人。

他至为欣愉，因为他的“女皇”不辞长程跋涉，前来看望他。

缓和的6月一下子变成了燠热的7月。7月25日华盛顿的白宫打来电话，国会及美国总统已颁予克奈尔·陈纳德少将佩有条三颗星的中将官阶，总统并表示恭贺，祝他早日康复。

将军不能再谈及他的升迁，因为他的咽喉已被毒癌完全封闭，他此刻是通过气管切开部分，为呼吸进每一口空气而战斗。他极为欣赏这份荣誉，以及大批涌来的贺电，其中有许多发自他的老部下，里面有一封电报声称，早在中国的时期，在他麾下服务的人们，就认为他已有资格跻身四星将领之群。

人无分中外，时不计古今，相术、论命、求神、问卜，是一件无法以科学来解释的奥妙。

一位外国人曾对我说，我的父亲与大夫虽然同年，但我与外子无缘白头偕老。

我平生不愿看相或问卜，因为有了预言，凶吉如何总会心中悸悸然，造成患得患失的心理，而且我有过一次非常奇异的经验，这经验我想是无法用科学辩证法来解释的。

1958年的夏天，我有一个预感：他将不久人世。但替他治病的医生，却一再对我保证他仍有康复的希望，最低限度他暂时不会有危险。

我对于那位权威的癌症专家有点怀疑，他知道的是病理，我知道的是病人，外子是一个好强的人，但他既已去了一半肺，如今又把声带割去，连说话的本能都被夺去，这对于他是太过分了，他绝对不愿意做一个废物，更不愿意成为我的终生累赘，所以我知道他已不愿意再活下去，也可以说是他在等死。假如一个病人没有求生的愿望，那就一切灵丹都无效用。

医生每天为他打止痛针，他倒神志非常清醒，而且勉强可以说话，不过声音不清，常常只好用笔谈。

我搬到医院里住，为了可以日夜陪着他。为此我和医生之间也每日保持联络，我有时也不尽同意医生的一切措施以及对于病人的处理。我认为勉强用各种方式来延长病人的生命，只有增加病人的痛苦，对于病人毫无益处，假如认为已病入膏育，那就应当让病人早点结束那无边的苦海。医生的理论是只要病人一息尚存，他们仍得想办法让他活下去。

有一天，我问外子的主治医师奥斯勒，外子还能活多久，他说：“他还可以维持三个月到六个月。”

我不敢置信，我说：“这可能吗？你不知道他多么痛苦。——你看他的时候都是在他刚刚注射了止痛药之后。他现在每隔一小时就要打麻醉针。你真的相信他能活三个月吗？”奥斯勒医生说：“他仍想活下去，他暂时不会有危险。”我答说：“医生，你错了，他已不想再活下去。我知道。他太痛苦了。”

奥斯勒医生拍拍我的背，他说：“你太累了，你也该休息休息。”

他又给了我几颗安眠药片，那些日子，没有安眠药片，我无法入睡。

数日后，隔房病人的太太来看我，她的丈夫也患重病，我们两人偶然一起吃中饭，或到医院的园地上散步。那位太大名露芙，为人和善可亲。她告诉我她的一位表姐要从另一个城市来看望她，这位表姐是个未卜先知，她要带这位女相士来看我。

我说：“我生平最忌求神问卜，还是免了吧。”

露芙说：“你不要太认真，逢场作戏而已。我晚上领她来看你。”

医院的晚上是最长的，9点钟是安息的时候了。外子由护士给了安眠药，注射止痛针后刚刚入睡，我也回到隔壁自己的睡房去。我刚准备休息，露芙和她的表姐叩门而入。这位女相士穿着简朴，就像一位中年的家庭主妇。不过她看人时双目有点逼人。其余一切就和普通人一样。她手中拿着一套扑克牌。

她问我：“你信不信命？”

我说：“信则有，不信则无。所以还是不信的好。”

她说：“你随便想一个问题。你自己集中注意力想这个问题。我在5分钟内会给你答案。不过你千万不要把你心中的问题告诉我。你自己想着就是了。”

我想着当时每天都在想着外子的病况，医生说可以维持数月，我却不相信，到底哪一个的看法是对的呢？我就问问外子的命数吧。我想着，想着。那个女人把手中的牌给我。她说旅馆里，安娜及露青丝正与一些好友在等候我。

“妈妈，妈妈。”她们高喊着，跑向我。

“爸爸没有了。”我紧搂着她们，与她们一齐哭起来。地面在我们脚下震动，世界把我孤单地撵下了。

黑夜来临。

人们走向我，与我谈话，试着劝我进食，我仅是摇头。我知道他不想死去，我知道他不愿意离开我，可是我和他都无能为力。一段漫长、漫长旅程的终结，只是发觉我自己，站在死亡的尽头，面对多少即将来临的明天。

朋友们带走两个孩子，这样我可以休息，但是没有休息。

朋友们催着我吃东西，但是我吃不下。他们安排各种事情，轻声地安慰我。在许多友爱与忠实的朋友群里，我感觉全然孤零零的。我的丈夫已离开人间。

我想，藉伊丽莎白·白郎宁的诗句，说出我心中的写照：“如果上帝愿意，我将于死后多爱你些。”

在将军故去数月后，一个阴晦的日子，我负有一件难熬的使命，遄赴阿林顿公墓——选择一块石碑。从他离我而去，我一直佯装他在远道旅行，终有归返的一日。但是挑选一块纪念碑，就是全然了解并接受死亡的终极意义。只有在来日，更幸福的那边，我会得以再晤我心爱的人。

我写过一首诗，该算是我对外子灵的祭礼：

<small>雪，轻轻地、寂寂地下个不停，从清晨到静夜，从静夜到清晨，静静地；轻轻地；树梢上，屋檐上，大街小巷都已白了一片，白了一片。</small>

<small>雪埋葬了绿叶、花朵、与温馨。</small>

<small>有一个人，和我度过许多个冬天；</small>

<small>有一个人，和我度过许多个雪天。</small>

上面这首诗在作品杂志和其他刊物刊载过。好坏勿论，但今日的情怀写不出那种格调的诗了。并非失去了诗人的情怀，但拿起笔来，心事太多了，从何说起。这就是“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的境界了。

1990年6月上旬，我回到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梦洛市——外子陈纳德将军的故乡。为了陈纳德纪念邮票的首日封，市长和大学校长请我和邮局负责人开会，筹备庆祝典礼。

我和外子曾在南方的小城度过几个忧喜参半、哀乐与共的冬天。现在我每次回来，总会到那栋曾经住过的平房徘徊再三，有一两次甚至想走进院子里去按按门铃，看是谁住入了我们的故居，但我没有这勇气，站在门外，起码还可以把过去的美丽时光留住我们不幸生于乱世，最大的遗憾是相聚苦短。如今外子已去世32年了，在那些似梦似真的岁月里，我们分享过光辉喜乐，也分享过失望与凄伤。

密西西比河流经小城的高处。密西西比河是美国最长的河流，经过好几个州，美国南方的名作家田纳西威廉斯常以沿河的市镇做背景，写些动人而又深刻的小城故事。

当年我们在靠近堤岸不远的地方有一栋小屋，和数十亩种的是外国核桃的果园。美国的农田种麦子、玉米、花生、棉花，果园种外国核桃、桃、橙、甘蔗。南方未解放黑奴以前，在农地耕作的都是黑人，南北战争后，林肯下令解放黑奴，但几乎经过了一百年，黑人才取得平等待遇，可见要做一件改革社会的大事谈何容易。

陈纳德的祖先来自法国，母亲是南方名将李将军的后裔，因此家族多半分散在南方。

现在国际婚姻很普遍，但在50年代一般观念还相当保守。美国的外交人员或国防部的官员就不准与外国人结婚。

特殊情况也得请求特许，否则只好辞职、调职。而在中国，女子和外国人结婚，假如有何意外或不幸，别人是不会同情的。

怀着半忧半喜的心情随着外子第一次访问他的南方故乡——一个只有8万人口的小城市。我该感谢外子的好友、前任路易斯安那州州长诺尔（Noe）夫妇和他们的子女。诺尔州长退下来后做油田生意，并经营电视台和广播公司，他们的子女与我年龄相仿，给我很多照顾和指点，帮助我了解南方习俗。

外子研究李将军，他们兄弟而人收藏不少有关李将军史事的书籍，也鼓励我多读一些美国历史，有时晚间茶余酒后，炉边灯下谈到美国的开国历史、南方在内战前的繁华、内战后的困苦，许多“田园潦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的惨况。当然有些名门的南方后裔也常常谈到当年他们养了上百个黑奴的往事。

我踏进了这个与中国文化迥异的社会，接触到的白人多是显贵或半显贵，其他就是教育水准不高或根本没有读完小学的黑人，中国人只有一位，就是我。

外子衣锦逐乡，大众捧他、赞美他，对我自然不敢轻慢，但我知道假如自己不是陈纳德的妻子，他们对我是不屑一顾的。即使如此，他们对这个异国女子还是充满了好奇，而且在我的背后一定品头论足。

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人，往往被视为次等人，被称为弱者，或许在这种环境中成长，也养成了中画女子有毅力与勇气去克服、甚至战胜一些不寻常的际遇。外子虽爱我，却无法了解我心中的感受，我只好独自计划如何去争取邻居以及和我们交友的南方人的友谊。

我决定先做三件事：

第一，充实自己的英语能力。我有空时即朗诵英语诗文，邻居住着一位文学教发，她比我大20多岁，是个很有修养的学者，治学又认真。我朗读诗文发音不准确时她指正我，并要我多读数遍，直到正确为止。她帮了我不少忙，使我至今充满了感激。

她喜欢借用政治家或演说家的演讲稿来和我讨论。她说：“政治家是说谎专家，他们的演讲稿多半不是自己写的，而是有学问的人执笔，所以可以借用。”

我数次应邀去这小城的大学讲中国问题，慢慢也应邀在许多场合讲讲中国文化、中国风俗和第二次大战的经历等等。每年该市有一天是“中国日”，纪念外子到华作战。如今小城已有不少东方人，有了中国、韩国和越南餐馆，大学里也有了亚洲研究院。东风西渐，与我当年在该地“顾影自怜”的情况大不相同。

近年来，中国大陆流行学习英语，广州、上海、北京都设有英语学院。50年代大陆流行学俄语，现在的年轻人则人人手中一本英文字典，学好英语不但容易找到好工作，也可以直接和外国人谈外交，谈贸易。

第二，加强了解美国的历史、了解南方人的一些习俗。

“入乡随俗”说易行难。以驾驶汽车为例，三四十年前中国的太太小姐们会开汽车的不多，当然我到美国时也不会开汽车，外子自告奋勇做老师。他是飞行员，喜欢开快车，常嫌我开得太慢。有一天，我们练车回家，他又说我开得不够快，我一气之下飞快驶进车房，把车头都撞坏了。此后每天清晨我自己一人在附近练习，一星期后终于考到执照。

州长夫人有两名男厨，我数次下厨请益。大师傅等闲不肯传秘方，我除了保证绝对不漏天机，每次去时还把钞票放在信封里作为见面礼。有一天州长夫妇到舍下做客，我做了南方炸鸡和玉米煲，州长夫人对州长说：“安娜做的这两道菜是不是比我们的阿当（他们的厨师）更可口？”

第三，学打桥牌。假如说打高尔夫球是南方男人的交际运动，那么打桥牌，则是女人闲下来的最佳消遣。我知道，若不会打桥牌永远是栏外人，于是我交学费去上课。

话扯得远了。

我为外子学做美国南方人，等到众人都说我比南方更南方时，外子已经病在医院。

外子每天要吸三包骆驼牌香烟。他患的是肺癌，开过两次刀，后来癌细胞蔓延到喉部，又再开刀，一年有半年躺在医院病房中，直到64岁去世。

第二篇华府风云第四章定居华盛顿·肯尼迪·高华德·约翰逊

有些记者们说：“我们总统的脸皮太薄了，他太经不起批评了。”这当然也不是完全无据。但外交方面，从越南战争到多米尼加政变，内政方面从总统的亲信积肯斯出毛病到各地的民权先锋滋事，约翰逊的处境也够辛苦的，假如他怕舆论攻击，而不当机立断，恐怕问题更多。所以约翰逊总统上任后，他的措施虽然不是样样如意，可是他的快刀斩乱麻的精神是值得支持与赞佩的。

第二个家也在北平，是父母的家（1930至1935年之间），漫漫夏日，直耸入云的枣树梢，传来阵阵蝉鸣，春日煦煦和风，吹绽4月的花朵，旧时燕子在空中盘旋良久，终于识出每年春天栖息的朱檐。秋天10月里，泣血的夕阳，满山枫叶红似火，菊花做放霜枝——对我来说，这些就代表着家，家中的一切至今仍历历在目，园中一草一木、一沟一壑，是那么熟悉，午夜梦回，叫人怀念不已。

<small class="right">——</small>

杰奎琳入白宫做女主人是1961年的事。她嫁给肯尼迪时他是麻州的参议员，当时两人已闹意见，老肯尼迪尚在，他知道假如儿子离婚则白宫宝座免谈。30年前选民较今日保守，前任副总统洛克菲勒做过加州州长，而且是美国有名、有财、有势的大家族，但洛克离过婚，共和党不敢冒这个险，后来他于1973年做了福特的副总统。

我只身在华盛顿，离开北平万里迢迢，我已从一个少女变成少妇，单身带着两个女儿，既无钱又无势，只拥有受人尊崇的陈纳德这个姓氏。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总统就职典礼。以后的每4年，我都是座上嘉宾。但是惬意的是，1969年1月和1973年1月尼克松就职大典，因为我算是功臣，而且也负责主持他的就职事项，非常有趣。其后尼克松又派我代表他到菲律宾，到韩国、到泰国参加各项大典。都是有历史价值的。以后再谈。

肯家的风流是公开的秘密，但在60年代，新闻媒体对一国之尊的私生活往往多所保留。肯尼迪夫人杰奎琳对于丈夫的拈花惹草当然心里有数，但肯家当时似乎有一不成文规定，那就是做了肯家的媳妇，有名有利，但必须付出代价，那就是得容忍男人的风流。

现在我知道当时自己在许多方面都太天真，例如男人要我到他们的办公室去谈一份工作，或是关于我要出版的书，最初我都信之不疑，谁知他们大都想借机会吃豆腐，我那时太天真而年轻，但我也知道着想保有好名声，必须谨记一点，那就是：自重。这并非说我是个讲道学的人，自命清高，但是我有我的原则，我只是不愿随随便便地和人有任何瓜葛。在我看来，两性之间的关系虽是两个人之间的事，但总也得保持一份尊严。这也许太守旧，但是我始终觉得，人如果能谨守自己的原则和标准，一定会赢得他人的尊敬。

从肯尼迪总统到约翰逊总统、尼克松总统、福特总统，至卡特总统，每位总统都有一份有职无薪工作派给我，这是一份荣誉，同时30年来我一直是美国共和党内的主任委员，也是财务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之一，并任共和党少数民族委员会主席。这不是我的荣誉，是中国人在美国的荣誉。现在且先追述初到华府时的种种。

肯尼迪一气绝，约翰逊马上就接任做总统，这是美国的宪法。所以约翰逊宣誓就任时是在自德州回华府的总统专机上。肯尼迪夫人还穿着当天早上参加德州群众欢迎会时的那套衣服，衣服己染上了血迹，那是肯尼迪被枪杀时流的血。

康纳利当年任德州州长，他们夫妇是招待肯尼迪总统夫妇的地主。为此康纳利州长夫妇和肯尼迪夫妇同乘一部敞篷的大轿车，副总统约翰逊夫妇的座车随后，当然前后左右还有数不清的侍从人员和警卫。

词人辛弃疾这首词我最欣赏，少年时代的愁滋味的确是无病呻吟，虽然我在15岁时就丧母，其后又在香港身受日本侵略军占领的横行霸道，接着是到大后方却做流亡学生，直到1945年大战结束，中国抗战胜利。这期间我和姐妹们都是饱经战乱，不过年少无知，对于一切感受都无深刻印象，因为无论生活如何艰苦，希望都寄托在明天。

竞选期间，民主党指责高华德好战，理由是他主张美国在越南采取强硬立场，然而事实却是，当约翰逊人主白宫之后，他所采行的越战政策正是高华德在竞选期间提出的政见，这就是政治！

这是我第一次住狭窄而拥挤的公寓，过去，我们住的都是平房，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北平外祖父家。在中国，大家庭数代同堂不足为奇，大家住在一块儿，除了热闹，也多个照应。

在华盛顿，我开始找工作，70年代军方对遗族的生活照顾得很周到，但在陈纳德将军去世那个时候，美国军方对于照顾军方遗眷的生活乏善可陈。我领到300元丧葬费，此外空军方面派人来询问我的经济状况，并告诉我如果我一年收入在1200美元以下时（那是1958年），可以通知空军，领取救济金。我的天，1200美元一年够做什么！外子生前可领的退休金，死后即告中断，外子原有一份保险金，但他的产业却被冻结了——5年内不得提用，因为他的家人甚多，大家都想分些利润。幸好我还有一点积蓄赖以度日，只是我知道自己得赶紧找份工作。

我们目睹这位46岁的总统在阿灵顿军人坟场的葬礼，民众30多万人沿途相送，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毫无保留地哀哭。他那戏剧性的一生就此结束。

60年代肯尼迪做了总统之后，他的夫人与他兴趣不同，但为了保诗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大场合仍尽量一同出现，同时每次出现在荧光幕时，都带着年幼的一子一女亮相，使人对美国第一家庭有种亲切之感。

约翰逊总统的外交政策是强硬的，不妥协的。许多与他接近的人都知道他一向是主张强军卫国，同时他的政策是反共的。他对于越有的政局的宣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首先，居处就不容易决定，我的父亲和继母住在旧金山，妹妹、妹夫定居德克萨斯州，妹妹从事科学工作，妹夫服务于当地银行界，另一妹妹和妹夫也在加州。我该住在父母附近，还是靠近妹妹、妹夫？最后，我选择了华盛顿，主要是因为一些牵扯到陈纳德将军遗嘱认证及产业等法律问题，需要我就近处理，由于陈纳德将军在华盛顿有一处办公室，故决定就在该地以便处理遗嘱之各项事务，反正我们在美国也没有正式地址或寓所，陈纳德将军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海外，除此以外，我们的律师顾问全都在华盛顿，于是我听从了友人的建议，就在华府定居下来。

我们的朋友对她说：“对不起，我们只是向你借用你的先生4年至8年而已。”

约翰逊夫人不但是一位老练的女政治家，而且是精明的女老板，她有电台，有农场。她待人接物恰到好处。大家对她也都有好感。

其后在好几次要会中也见过他，但最后一次是在1963年夏天。那时他的背痛病发作，行动起来有点不太自然。但在他百忙的公务中，他还是很详细地问及我们的近况与工作。临别还送给我一支有他亲笔签名的原子笔作为纪念。

多奇怪的一个机构？先是想尽办法要我离开，不到一个月时间，又把我的办公桌搬到另一间办公室，要我和另一人共用。公司里的台湾职员见此情形，都气愤非常，但他们的职位不够高，无法挺身而出，为我仗义执言。我知道他们的惊讶一定不下于我，居然有人会如此对待公司创办人的遗孀。

我这个学文学的人能做些什么？学理工，学数学，学法律的人，都比较容易找出路，甚至会速记和打字也不难找到工作，而我只拿着一枚笔，这问题就不太简单了。悔当初没有用功读三角几何，又没有在实验室里多花些时间，如今已太迟了。

美国人说林肯被杀后，美国差不多费了近100年的时间才把元气恢复，因为林肯的继承人不知好歹，对南北大战后怨声载道的南方人加重压迫，以致美国虽说南北统一，但还是四分五裂。还好，肯尼迪的继承人是一位老练的政治家，他30年前到华盛顿来时只不过是一位众议员的助手，但在这30年中他做了众议员、参议员，又做了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后来虽然竞选总统候选人时被肯尼迪击败，但他接受肯尼迪的邀请，竞选副总统。在副总统任内，他并没有完全被肯尼迪重用，因为肯尼迪有自己的兄弟，自己的亲属，和自己的亲信。可是他代表肯尼迪访问了许多国家，做了许多睦邻的工作。他甚至把一位巴基斯坦的马夫请到美国来做他的嘉宾，虽然有点近乎噱头，但十足表示他做政治做得非常到家。

话说回来，美国当时也实在是个多事之秋。约翰逊总统与新闻界的纠纷大概由没有派副总统韩福瑞到伦敦去吊邱吉尔之丧开始。邱吉尔世界名人也，也是美国友人也，他的丧礼当然隆重，但在当时美国正是多事之秋，约翰逊总统既派了大法官华伦等人做代表，新闻界实在不该小题大做。报纸上有好几天议论纷纷，说约翰逊总统不够大量，不重用韩福瑞，这一来，不但使韩福瑞左右为难，而且使约翰逊总统大为生气。

肯尼迪是波士顿的天主教徒，当时许多人认为天主教徒不可能被选上，因为美国人信新教者为多，但肯尼迪打破了这个观念与成见。约翰逊的个性与肯尼迪完会两样，但两人各有建树，各有千秋。

约翰逊总统任内，美国的情报局局长换了新人，是个海军，民航局局长也换了新人，是个空军。其他的任免也有好几个。西内人批评约翰逊总统独揽大权，没有和有关当局商量，使许多人心中不受用。我不是圈内人，所以无从定真假，不过想来这些更动中的枝节也是新闻资料。

参众议院往时有一句话：“约翰逊所想要的，约翰逊必得。（w Jos，Jos．）”除了两年多的副总统任内不太得意之外，在朝人物大家都敬他三分。想不到做了总统之后，众目所视，众手所指，他的一言一行都成为头条新闻，而且他的外交与内政有时也受到责难，有时记者们还来个不合作，于是使得约翰逊总统大伤脑筋。

这些都是康纳利夫人亲口告诉我的。

我记得初次与肯尼迪总统正式单独会面会谈是在1962年的5月，那时我因事蒙总统在白宫召见，他留给我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整个白天和晚上都下着大雪，刮着大风，但来自各地观礼的人仍是兴高采烈。

本来在美国，新闻记者和一国元首意见相左也没什么大不了。在以前，罗斯福总统算是最会对付记者的，有时也不免挨骂。杜鲁门在位时，有一次因为专栏作家皮尔逊批评他的爱女马格丽特的歌声不好，杜鲁门在记者会上把皮尔逊骂了一顿。肯尼迪总统的人缘不错，与记者们甚为相得，可是有时因为取消记者招待会，或是因为哪一个白宫记者受了专宠，得到独条新闻，也有几次受到“群起而攻之”的袭击。

共和党于1964年7月13日在加州的旧金山举行竞选大会，公选下届总统的候选人。民主党的开会地点是芝加哥，大家都在招兵买马，真可以说是各地英雄好汉大显身手。

陈纳德将军死后，我年纪轻轻的就变成一个独身的女人，置身于一个陌生的城市——华盛顿。30岁守寡是太年轻了，更何况是只身在异国。记得二次大战在中国做流亡学生的时候，任何失落都让人觉得难以忍受，因为，周遭没有一处你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没有任何力量支撑着你，在这种情形下，新到一地，更觉得它陌生，充满敌意。

果然第二天星期六大清旱，代表肯尼迪的摇椅已被搬了出来，到了中午，那间肯尼迪曾经用过将近3年的办公室已空无一物，只剩下搬不动的红地毯和总统用的电话。

乔治城大学是一个试验的开始，两个孩子那时候还小，教育费用尚无需我太操心，但是来日方长，我必须挑起这生活的担子。最初几年，我靠自己的积蓄，节俭度日。当然，我的姐妹和一些朋友都来问我有无需要他们帮忙的地方。最使人啼笑皆非的是，外子去世后还不到一年，就有好几个人向我求婚，那些不识相的家伙会说：“安娜，你一个女人住在华盛顿，怎么应付得了？让我来照顾你。”我总是泼他们一盆冷水，笑说：“我要葬在阿灵顿军人公墓陈纳德将军的身旁，不能改名换姓。”他们会说：“老天啊！你怎么会说出这种鬼话？”我的回答很简单：“我就准备这样做。”

我认识高华德夫妇时，他还没有像1963年那么红得发紫，因为他是空军里的人，官阶少将，而且他们的朋友中有的也是我的朋友，所以我们也常有往来。高华德的住处与我的只隔一箭之路，所以我们也可以算是邻居。高华德太太和我用的是同一个理发师，有时我们就在理发店中聊天。1963年下半年来，他们夫妇而人都忙着政治活动，因为大选就在1964年。当时民主和共和两党都在大忙特忙地作准备。

现在我要把它好好地收藏，因为我们和他永别了。

权势是一桩孤独的冒险，而在死神之前，无论王者之王也罢，一个平民也罢，都只有低头。

纽约州长洛克离婚再婚后，声望大减。本来他是共和党中呼声最高的人。但自从他在一年之内与他的30年老伴离婚又与一个离婚而又有4个孩子的少妇结婚后，他就马上被大部分共和党人放弃。这是他意料中所不及的。我说这项措施出乎他意料之外，并不是说他没有料及后果，而是说他没有想象到后果会如此严重。有人把他比作弃位的英皇爱德华，不爱江山爱美人，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比喻，因为洛克既爱“美人”，又爱“江山”。我没有见过新的洛克太太，但许多人说她与前任的洛克太太很相似，只不过年轻十多二十年而已。美国人离婚再婚的很多，可是却对洛克州长如此苛求，我当初也有点不解，后来我问了许多人，他们都给我同一的答案，那答案是：“美国的选民一半是妇女，而且以中年妇女为多，这些中年妇女都认为洛克此举给中年男子一个坏榜样，那就是说中年男子假如想休妻时会说：‘我们的总统都可以离婚、再婚，难道我不可以吗？’这对美国中年妇女是一个要挟，所以洛克若出未竞选，中年妇女是不会投他票的。”

这在当时还是一项很新的研究。同时申请这份工作的连我在内一共有6人，只我一人是女人，很幸运我被录取翻译时，经常会遭遇许多困难，有些句子很难从一种语言翻成另一种语言，例如英文中的成语或口头禅如It's raining cats anddogs ，或barkingup tree。

凶手奥斯华到底向肯尼迪开了几枪，至今仍为悬案。有些人说凶手之外。还有别的同党，这也是有关当局意见分歧，至今未得真相大白的一件事。由此可见虽然贵为美国总统，其生死也只是一发之间而已。后来奥斯华在狱中被另一人开枪打死，而杀奥斯华的凶手劳比也不久病死狱中，于是有关该案的人证都很奇妙地先后惨毙，造成美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谜。

谁是？谁非？总言之，肯尼迪的时代只是一个很短促的时代，但这个短促的时代给美国人带来了朝气，带来了多彩多姿的历史。因为，肯尼迪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统。他走马上任以后把许多年轻的教授、律师招罗门下。他这虽然短促但却异常轰动的朝代可与罗斯福的硕长（14年多）朝代相媲美。

<h3>定居华盛顿</h3>

听来也许是一件不可置信之事，我居然不知道公司已经卖给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我在公共关系部门工作，陈纳德将军说过：“你学航空这行，该从下层做起。”他不曾给我一个副总经理或其他高级职位，他不是那种人。我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但是许多最高阶层的决定，我一点不知道，回想起来，我想陈纳德将军是为了不让我操心，才把许多事情瞒住我。后来，甚至在越战期间，还有人问我：“你难道不知道你先生的航空公司被迫卖与中央情报局？”我的确不知道。

当然他们说那是逢场作戏，无伤大雅，可是据说约翰逊总统就是满肚子的不高兴。

报纸、电视和广播日复一日地分析这场可怕的梦魇。两年后，我得识当时在场的德州州长康纳利夫妇，单只听康纳利夫人讲述那可怕的一日，就足以打消人们当总统的欲望。话又说回来，政治与权力的诱惑委实太大了，成为美国国家元首，在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住上个4年或8年，是政界许多人梦寐以求的。

康纳利州长当时因为与肯尼迪同坐一车，也受重伤，子弹穿过他的胸，再入背脊，虽然送到医院开刀，无法取出。不过他大难不死，为的是康纳利夫人听到枪声后，立即把康纳利的头按下来，所以第二枪只从上面射过，而没有再打到康纳利。

我初次到美国是在40年代，那时我和陈纳德将军新婚未久，我在东西两个世界中都觉得很安全，因为美国是我丈夫的祖国，而他是我寄托终生的伴侣。现在他走了，情形迥然不同，留下我和两个稚女，我必须先作一些重大决定：未来的日子，我该如何打发？我们要定居在哪里？我应该找什么样的工作？这些都是待解答的问题。

我白天从事翻译研究，晚上教中文和读书，也没有太多时间参加社交活动。但我深知年轻而聪慧的独身少妇，在华府的确很吃香。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一页历史收场，新的历史在上演。

我们认识旅馆里所有的侍者、柜台职员和经理，对它有着一份亲切感。1968年，美国大选之后，它关门大吉，我还为之黯然神伤了好一阵子。当尼克松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时，委员会即以维拉旅馆作为尼克松竞选总部。

旅馆对我特别优待，八零零号套房包括一大间起居室，两间卧房，和一小小的书房，只收我每月1200元，算是相当公道和优待了。美中不足的是没有厨房设备，我相信许多住过旅馆的人都知道，旅馆中的餐食，吃久了，实在叫人倒胃口。除此以外，房钱我们也许还负担得起，食物的价钱，当时以我经济情况而言，却有点触目惊心。

美国是一个极度提倡言论自由的国家，因此美国的新闻记者就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无冕皇。约翰逊时代，曾经有一段时间，新闻记者们不知怎的，忽然太岁头上动土，和约翰逊总统大闹别扭，和一国元首过不去。各地的报纸与杂志纷纷评议总统，有的说他控制新闻，有的说他不礼待新闻从业员，有的甚至说他独裁。约翰逊总统在应付越南战事与多米尼加政变之外，还要应付一群对他诸多批评的记者，于是乎有一段时间美国总统的心情是不太舒畅的。

约翰逊总统这个人有非常的魄力，有时喜欢独断独行，这是他的长处，也是他的短处。

但政策有点分歧，所走路线也有异。这在民主党中也有同一现象，即他们分南北两派，尤其是1963年那段时间因为闹黑白种族平等运动，南方议员多主张用温和政策，北方议员支持政府，非要把南方的黑白问题解决不可。这样一未，激怒了不少南方人，本来南部各州90％是民主党人（副总统约翰逊即是德克萨斯州人，上次肯尼迪为了要拉南方人的票数，特地把约翰逊捧出来做他的副手），他们还没有完全忘记林肯解放黑奴后他们祖先所遭受的灾害，所以很少人愿意加入因为林肯而享盛名的共和党。可是自从黑白之争开端后，许多南方人已改变了主张，他们说：“我不管是共和党也罢，民主党也罢，我要选能干而合适的人。”他们都认为现在的政府对他们太强词夺理，把州的权力削减。所以都说要支持高华德。从当时的情况看，肯尼迪若要把南方的人心收拾，还得大费心机。这是一个很少有的现象——南方人要选共和党人做总统——也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可是南方的票数并不能操纵竞选者的成败。票数多的地区是纽约州、加州、伊利诺州……南方的大州是德克萨斯州，自从出了一个保守派的共和党参议员陶尔之后，这一州几乎全部是拥护高华德的。这一州由陶尔领导，首先展开了拥高华德运动，这是1963年四五月之间的事，想不到俄顷之间，一呼百应，高华德不到一年工夫已成为共和党中炙手可热的人。据联合社的调查所得，共和党领袖中有85％强是支持高华德的。

那时我对国际间的权力争端一无所知，接着我收到律师的一份通知，要我到华盛顿去几天，处理与陈纳德将军产业有关的问题，在这时候，我决定我必须到美国去。当然，除此以外，陈纳德将军和前妻育有子女8人，其中最小的和我同年，也是要考虑的因素。我就是抱着准备面临这一切问题的决心，到了华盛顿。陈纳德将军的产业并不大，加以被分割成这许多份，所剩也就无几了。我和他的前妻始终未曾晤面，倒是他的8个子女后来我渐渐熟了，我们现在仍然偶尔见见面。

或许，因为我太年轻了，也太天真了，因此根本就不知天高地厚，竟然向华盛顿进军。

当时，高华德54岁，但看上去只不过40多岁，他通常戴着一副黑边的大眼镜，说起话来声音响亮。他给我的印象是豪爽、热诚、有毅力。他反对签核子禁试条约，他反对卖麦子给苏联，他反共……有些人说，他反对的事很多，我们要听听他的计划、他的政策，这当然也有道理。

华府酒店的办公室对我帮助不小，办公室里两位秘书小姐，追随陈纳德将军已有多年，杜琳·雷诺兹太太早在我认识陈纳德将军之前，就在替他工作了，她对陈纳德将军一直忠心耿耿，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杜琳后来加入美国国务院工作；费安·希尔太太也是在50年代初期就进民航公司工作，她们二人对我非常帮忙，尤其是在我最艰苦的那段时期，她们给了我不少安慰与鼓励。不过，在婚后的9年半中，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东方，虽然我们也偶尔因为业务前往美国，我在华盛顿的朋友并不多。此外，在华盛顿，忙着处理业务，我从来没有机会去多结交一些朋友。

白宫报道说，当时肯尼迪总统的两个孩子卡露琳和小约翰都在睡午觉，对于父亲的亡故毫不知情。事情发生的两天前，小约翰的照片还在报纸上出现，他正蹲在总统的大书桌下玩耍，总统却在办公桌上埋头处理要务。想不到两天之后，这个天真的小孩和姐姐便做了无父的孤儿。

1959年，我开始在乔治城大学主持一项机器翻译的研究，主要目的是把各种语言的教科书用科学方式译成英文。

陈纳德将军去世后，他一些挚友个个衷心愿意帮助他年轻的遗孀，但是你能只依赖别人的友情吗？我一个陌生人，在异国，我需要找个栖身之地，也需要一份工作，维持生计。

许多新闻记者常在记者招待会上问有关的机密问题，这对约翰逊总统无形中是一种刺激，我听某参议员告诉我说，有一天约翰逊总统在招待参议员的晚宴中问艾度奥（Idoho）州的参议员法兰克却其（Frank Church）说：“你近来发表反对我们的言论，请问你是根据谁的看法？”却其答曰：“我曾和德华利蒲曼谈过好几次。”（按：利蒲曼是华盛顿的权威专栏记者，是犹太人，“两个中国”等谬论他也有份。）约翰逊总统说：“贵州（指艾度奥州）将来若要建筑大桥，你也去问利蒲曼好了！”却其大窘。这种离散民心士气的论调，当然不免使有决断的约翰逊感到不安。

我之选择在华盛顿定居，倒非一定出于个人的喜好，而是因实际上的需要，因为陈纳德将军的遗嘱得在华盛顿听候查验，我必须留下来处理他的产业，当时看起来那也许算不上什么，不过它却让我有一段缓冲的时间，给自己找份工作，找个栖身之地，再给两个小女儿选所学校，让她们上小学。

古人说：“百无一用是书生。”我初到华盛顿打天下，真有这一份感觉。从中国到美国不止8000里路，有1万里路，旅途终点更觉彷徨，真是“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最近美国国会又旧案重提，要再彻查肯尼迪被刺案，但到哪儿去找人证物证，真非易事。

肯尼迪夫人与她的丈夫在医院中吻别时，她自无名指上脱下了一枚戒指，放在已安息了的爱人手中。

1965年3月间，一年一度的新闻界同乐会在华盛顿举行晚会，虽然没有成文法，可是每年在任的总统是固定的上宾。

我想：总统也是人，他也有他的喜怒哀乐，尤其时值多事之秋，总统若发点脾气，也是无可厚非的。

一个东方女子想在这既复杂而又充满人种歧视的美国求发展并非易事。不过有时命运对每一个人的安排有说不出的奥妙。我在华府当初只想有一份工作，能够维持生活，并继续记得肯尼迪总统遇刺的前天晚上我在家里请客，在华盛顿的餐会上，只要有议员在座，大家三句不离本行就会谈到1964年的大选，当时我曾对总统南部之行表示关心。我曾说：“南方这时期因为黑白平等运动境况不太安定。肯尼迪去南方似乎时间不太合宜。”有人笑我杞人忧天，想不到不到12小时，总统竟被杀身死。

肯尼迪夫人未嫁之前做过小报记者，父母离婚后母亲再嫁，继父是做地产生意的，颇有积蓄，因此杰奎琳和当时的肯尼迪参议员缔结连理可说是门当户对的。杰奎琳的母亲是出了名的势利眼，女儿做了第一夫人之后更是目空一切，但她忽略了华府的当仅派女主人，而大家对她们都不敢等闭视之，连总统也另眼相看。

约翰逊是一位老练的政治家，做了多年的议院南面王。

那时我住在教堂大道4201号屋顶的公寓，我的居所，成为许多共和党高阶层人士经常聚会的地方。高华德竞选期间，许多支持他的人常在我那儿喝咖啡、喝酒讨论战略与计划。高华德出师不利，对许多保守派共和党人士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不过，也因此使高华德成为共和党一位有力的代言人，甚至我们可以说，高华德这次失败，为4年后尼克松的东山再起，铺了一条路。

当时，共和党里有两派，一派是保守派，以高华德为代表；另一派是自由派，以洛克州长为代表，这两派虽同属共和党。

我初次参加白宫晚宴，是在约翰逊总统第一个任期内，我相信对任何人，初次以总统宾客身份参加白宫宴会，都将是终生难忘的。以后在尼克松、福特当政时期，我经常是白宫的座上客，吃午餐、饮茶、参加酒会和晚宴。虽然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一般老百姓对于总统仍旧怀有无比尊敬，对总统宫邸日常发生的一切，感到钦羡和好奇。肯尼迪文化中心总统的包厢我也用过多次，这是白宫对功臣们的一种礼遇。

陈纳德将军在1958年7月27日去世后，我的确尝尽了人生的苦果，一个年轻的中国女人到美国，一个最现实，最缺乏人情味的国家去打天下，而且是到华盛顿去，单枪匹马地面对未来不可预卜的命运。现在回想起来，我真不知道，我是哪儿的勇气！

有一天，一位朋友和她开玩笑，问她对于高华德的将来如何看法，她说：“都是你们这些人搅的，还问我！”

为了参加肯尼迪总统的就职大典，我牺牲了一双价值美金75元的高跟鞋……那天，华盛顿下大雪，空前未有的大雪。共和党败北，而且票数相差甚微，使我心中非常懊丧，但友人一再邀请，我勉为其难地参加了就职大典。肯尼迪夫人有她的风度，但许多审美专家认为她的一双大脚，是美中不足。

参议员高华德与纽约州国会议员来勒获得提名，代表共和党竞选总统、副总统。民主党则推出了约翰逊和韩福瑞做总统和副总统的竞选伙伴。

回头再看肯尼迪这短暂的一生，50不到，正是生命的光华时代，贵为美国总统，富贵荣华，可说一生享受不尽，但一颗无名子弹就结束了那灿烂的一生。人生如梦，富贵尘土，只看肯尼迪家族的许多不幸就是明证。

1963年下半年，参议员高华德成了美国新闻报道中的热点。每天翻开报纸都可以在第一版至最后一版读到他的消息。当时他是亚里桑那州的参议员，也是共和党内希望最高的总统候选人。华侨报纸把他的名字直译为金水（Gold ater）。他是半个犹太人，但信奉基督教。他的太太芭妃（Peggy）是印地安那州人，两人已结婚近30年，有两子两女，大女已婚，且有4个孩子。但他们夫妇两人都长得非常年轻，高华德太太是个美人典型，在大学里学的是艺术。高华德是在电话亭里向她求婚的。他们两人在记者招待会上和女记者们聊天，高华德太太非常得意地把手上戴着的金链让记者们传观。金链上有7个小如意，一个是钻石的，一个是绿宝石的，一个是红宝石的，一个是珍珠的，一个是玛瑙的，一个是玳瑁的，还有一个是什么，我一时也记不清楚了。

<h3>约翰逊总统和新闻记者</h3>

有一位记者说，“约翰逊总统请我们到他的家庄去野餐，我们当然去，可是受了他的招待之后，我们若写反对他的文章，或是对他有所批评，他就不高兴了。”

我在华府西北麻萨诸塞大道四零零号看中了一幢公寓，它和同一条街上其他公寓建筑没有两样——毫无特别显眼之处，就是一幢14层的红砖建筑物，背后环着高大的树木，面向宽阔的麻萨诸塞大道，许多人就以此地为他们的家，有暂时住一阵子的，也有长期定居的，而我之选中它主要是因为天主教区附属小学就在对街，我的两个小女儿一个上一年级，一个上二年级，早晨上学再方便不过。当时空出来的只有一套两间卧室的公寓套房，月租375元，那是1958年秋天，我急于迁入，因学校开学在即。9月1日，我们搬进麻萨诸塞大道四零零号，劳动节一过，两个女儿就开始上学了。

从1950年到1958年我和陈纳德将军婚后这几年里，我们每次到华盛顿，都住在维拉旅馆，这是早年美国历任总统之家。陈纳德将军在华府酒店另有一间办公室。许多住在华盛顿或到过华盛顿的人当还记得，维拉旅馆至今仍被视为是许多总统的寓所，富有历史价值。它位于第十四街和宾夕法尼亚大道的街角，离白宫只有一箭之地。八零零号套房通常是为我们保留的，因此，当我到华盛顿处理先夫产业问题时，很自然地，我先下榻维拉旅馆。

美国人觉得安心，因为翰逊的性格人品虽并不像肯尼迪那么富有传奇色彩，但这位当年55岁的南方人是一位老练的政治家，他对内对外都有见地。他声明他将继续肯尼迪的政策去做。当然肯尼迪也有他的短处，在他的新朝代中拥有不少“书呆子”，古巴的失败是一个例证。

肯尼迪做了总统之后，就推选他最亲挚的抱弟罗伯特为最高法院法官，有些人批评肯尼迪任用私人，肯尼迪直认不讳。肯尼迪被刺杀后，罗伯特竞选参议员，后来于1976年在加州竞选总统时被枪杀，与乃兄一样死于非命。肯氏家族虽然有财有势，但似乎注定匮运笼罩，比方说，大儿子在第二次大战中于英国空难死亡；大女婿也死于空难；两个女儿都有婚变；大家称做teddy的最小儿子爱德华，现任麻州参议员，他在10年前酒醉后与女书记同车出游，人车同坠河中，爱德华大难不死，但他却没找人去救那个女书记，数小时之后才由友人陪同到警局报案，酒醉驾车失事已不成体统，又带了女友夜游，坠了河不但见死不救，而且带着律师投案，并非亲自报案。当抢救人员把那女子捞上岸时已气绝多时。这件事假如发生在别人身上，极可能以谋杀论罪，但爱德华再竞选连任时竟依然当选，你说奇不奇怪。办这个案子的证人和警察，退休者有之，病死者有之，不知去向者有之，而死者的父母也默不作声，其他和爱德华共度那疯狂周末的人也都一声不响，只有爱德华的夫人不久之后提出分居，其后离婚。她受了这个刺激之后常常借酒消愁，几次入院戒酒都不太成功，有三四次被警察开罚单，因为她酒醉驾车出事，有一次还撞倒一棵大树，被警察局罚款，并限制她在一个月内不准驾车。新闻媒体对肯家总是手下留情，不过肯家的女人并不太好做。

于是我提出史蒂文生，他不是也离了婚吗？他们说这不可以并论，因为，史蒂文生虽然离了婚，但孩子都已长大成人，而且他没有拆散别人的家庭云云。不过，史蒂文生也三次失败。

数年后康纳利脱离民主党，1972年加入共和党，而且入阁为尼克松服务，做过尼克松的顾问，也做过商务部长。1976年，很有希望做福特总统的竞选伙伴，可惜有些党内人反对，所以功败垂成。

在我的客室里有一帧我和肯尼迪总统合照的彩色照片。

现在，外祖父母和丈夫都离我而去了，何处是我的家？

约翰逊就任总统时，我在华府已住了4年。

“一国元首的责任与工作太重大了，为了不失去一天时间，他们这样做是情有可原的。”

其次是我和陈纳德婚后之家，上海虹桥美华村5号的新居。

高华德太太很喜欢故乡亚里桑那州，她起先对于丈夫的竞选总统这件事并不太热心，可是大局已定，她也和她的丈夫一齐出马。她人缘甚好，对竞选颇有帮助。

<h3>悼肯尼迪总统</h3>

<h3>高华德真人真事</h3>

丈夫去世之后，我才知道自己是多么怀念他，需要他。爱情临到你身上时，你从来不会觉得它十全十美，因为人的希求总是永无满足，在爱情方面而言，那是“春在怕愁多，春去怜欢少”。等有朝一日爱情突然离你远去时，任何事、任何人也改变不了它的时候，回忆会使失去的爱情变得分外的美好，伴随你直到永远。在恋爱中的人们要问的问题实在太多了，对彼此的要求也太过分了，及至他们终于得到问题的答案，那似是而非的神秘色彩已变作阴暗，爱情也随之消失了。存在于我们之间的是一段未完成的爱意，如诗如画，才开始，就中断了，那些了解并能体会爱的痛苦与欢乐，以及男女间微妙关系的人，会珍惜那些美好的时刻，曾经爱而又被爱过的人，今生今世当无遗憾。

肯尼迪夫人在百般伤感中却表现得无比的勇敢，她已于葬礼完毕后迁出白宫。她在维琴尼亚（离华盛顿不远）有一所新居，是总统遇刺的上一个月才完全布置好的，当时在麻省也有房子，而她自己的母亲与继父则住在美京的高尚住宅区乔治亚城。大家都认为前任的第一夫人应当得到哀伤中的安静。她的男孩子那天刚好3岁。

我当时曾对一位参议员说：“你们西方人太现实了。最低限度，等总统葬礼完成再搬也不迟。难道多等一天都不可以！”

1963年11月22日晚上，新任总统约翰逊刚回到华盛顿，被刺的总统还未入土，白宫里有一些人已在讨论要把肯尼迪办公厅里的东西搬出去，好让新任总统用白宫的办公室。

约翰逊总统破例不参加，而且到了自己的家乡德州去。晚会后有余兴，当晚只招待男宾，第二日也邀请了一些女宾，我也在场，新闻记者们在台上把约翰逊总统大大地挖苦了一番。

我这个有时连加减乘除都会出毛病的人，大概一切只有从头做起了。亡羊补牢，只好一边工作，一边再分出点时间来做学生了。

第二篇华府风云第五章尼克松·基辛格·水门事件·副总统悲剧

<h3>尼克松大胜</h3>

1960年在华盛顿对我而言是相当兴奋的一年，也算是新旅程的开拓。肯尼迪总统击败了尼克松走马上任。一年前，我加入了共和党。陈纳德将军生前一直是南方的保守派民主党员，父母均为浸信会教友。他代表美国南方的独立与保守精神，我对于南方政治态度与思想的了解，主要即是得自于他。

不过陈纳德将军从未踏入政治界，虽然有许多人一再要他出来竞选议员。

初搬到华盛顿时，我对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认识仅止于过去与外子同来华府时，碰到的一些国会领袖。准备入籍美国公民考试时，我读了些美国宪法方面的书，记得从前在学校里，历史是我最喜欢的课程之一，而历史又和政治脱离不了关系。1960年美国总统大选，我替共和党的尼克松与洛克菲勒助选，算是首次在美国参加了政治活动。

我为什么加入了共和党？因为共和党里有人一再鼓励我入党。1959年，我在宴会上碰到几位共和党人士，他们问我在哪儿工作，我告诉他们乔治城大学，这时有一位名叫施薇亚·赫曼的女政客，她是马里兰州共和党妇女会主席，问我对政治有无兴趣，我回答颇有兴趣，我希望尽可能地了解美国的一切，政治似乎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施蔽亚接着对我表示，她正在组织少数民族团体，为尼克松助选，请我参加这个团体，我欣然答应下来。回顾1954年到1955，尼克松以美国副总统身份赴台访问时，我曾和他有数面之缘，外子和我在台湾还参加过欢迎他的宴会。

这以后，我和他即无进一步往来，但外子去世时，尼克松寄给我一封辞意恳挚的唁信。从那时起，他不时与我联系，而且似乎比其他候选人，更关心亚洲事务。为了这个缘故，当赫曼太太问我是否愿意入党时，我当即同意了，记得她说：“你正是我要找的人。”

我初见尼克松是50年代初期。他奉艾森豪威尔总统之命访台时，那是与艾尼初次搭档。尼克松偕夫人碧特抵台进谒蒋介石及夫人，外子与我应邀出席蒋为他们所设的宴会。前面说过，外子是生长在南方的民主党员，眼见尼克松在政坛上一步步起来，他对此人并不很欣赏。记得欢迎会结束，返家途中，他对我说：“这人有点不对劲，但是哪里不对劲，我又说不上来，我对他不十分信任就是了——事实上，我觉得和他在一起挺不自在。”我问：“为什么？”他说：“我也无以自解。”

在党里，起初我也只是做些竞选时的简单工作——打电话，请人们去登记、投票，对少数民族团体发表演说。我开始了解初选的重要性，如果选区内某人年纪太大，没法出来投票，你就自告奋勇去接他，诸如此类的事，使我在那二年里，知道一般人民在政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实在是很好的教育。同时，也使我在侯选人之外，认识了许多美国人。当时，支持尼克松的人不少，他以些微之差，败给肯尼迪，大家不免都感觉失望，我自然也不例外。有关伊利诺州库克郡偷票的传说，传遍了全美国，尼克松拒绝追究此事，这是为顾全大局，否则闹起来，只有对国家不利，我认为尼克松此举，令人钦佩。

电视权威大卫·佛斯特1977年采访尼克松之前，曾数度打电话给我，我都没有回他，因为尼克松辞职后，我即未与他联络。

人们经常问我：“尼克松是怎样的一个人？”我的回答是：“我真的不清楚。”1968年，尼克松再度出马时，许多和他共事的人对他的交情，远比我深，但出人意料之外，其时我入党历史只八九年，即被他选为全国妇女支持尼克松竞选委员会主席，这个组织的会员包括所有共和党籍参议员的妻子，以及妇女领袖，鲁斯夫人亦在其中，秀兰邓波儿也是由我推荐入会的。当时我还很天真地向竞选干事建议：“尼克松在公众场合为什么不和夫人亲密一点，适当时，也可吻她一下呢？”他们对我说：“你别跟他提这事，他不愿在公共场合做这些事，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尼克松夫妻俩都是在交际场上较保守的，使人有点陌生之感，因为他们总是过于一本正经。

尼克松那些来自加州的友人中，有一对傅勒夫妇，也觉察到了这点，他们也是我的好朋友，傅勒先生乔治和尼克松是多年知交，1962年，尼克松有意竞选加州州长，遭到几位好友坚决反对，傅勒先生也是其中的一个，他劝尼克松：“等1964年卷土重来，不要这样早就竞选州长，你也许应该从现在起就打下一点经济基础——找些人来，为下一次的总统大选进行准备。”但尼克松不顾朋友力阻，终致竞选加州州长失败。

在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尼克松已穷途末路，不可能东山再起。不过他们错了。

对于尼克松出任总统的功臣，首推他的竞选委员会主席约翰·米契尔。尼克松从加州迁移到纽约做律师就是和米契尔共事，他策动东山再起也非一朝一夕之事，那是经过许多长远的计划，他可以说是深谋远虑，无日不以此为目的。尼克松夫人当初是苦劝夫婿退出政坛的，但尼克松对于政治一向热中，急流勇退实非易事。再加上许多支持人也认为他大有可为，连我在内，于是1966年至1967年我们就开始为共和党铺路，替尼克松做开路先锋。

1965年，我因业务到台北时，再度与尼克松相遇，当时他是以普通公民身份到世界各地，推销百事可乐，且已完全不涉足政治。亚洲人们都还记得他在加州竞选失败后，那场著名的记者会，会中他向记者们宣布，从今以后，他们再也不能把尼克松踢来踢去。很不幸，这句话不但成了全世界报纸的头条新闻，日后且变成他政治生命中一个无法摆脱的污点。

尼克松私人访问台北时没有被邀请到美国大使寓所居留，而是下榻俯瞰淡水河的圆山饭店。

我得知尼克松来访的消息后，就在他离开台北的当天早晨，打了个电话给他。我说要到饭店接他赴机场，他答应了。

我记得当时和他一道的还有二三位百事可乐的高级职员，名字我已记不得了。不知为什么，尼克松那天早上很紧张，我到达圆山饭店，注意到并无重要官员在场给他送行。当他俯身进我汽车时，一个不小心，头撞到车顶，他大概很容易流血，因为突然之间，我发现血点从他的额前滴下来，我以最快的速度从皮包中掏出一块手绢儿，压在他的额头，把血止祝他露出尴尬的表情，口中一个劲儿地说：“不要紧，不要紧。”事情发生得太快，大概没有人注意到这小小的意外。我却记得非常清楚，因为在那个炎热的夏日，我穿了一袭白色衣裳，他的血滴在上面，分外刺眼，我担心待会儿下汽车时，如何使别人不致注意到我身上的血迹。尼克松拿着我的手绢儿，压在额头上，过了几分钟，血总算止住了，车子也到了机场，他似乎很感激我在百忙中抽出时间给他送行。

我们一直到1966年底才取得联络，尼克松本人自纽约打电话给我，要我到他办公室，讨论他下一次竞选总统事宜。

1967年初当共和党的圈内人正议论纷坛地筹划该让谁出来做1968年的总统候选人时，支持洛克菲勒（当时为纽约州长）的和支持尼克松（当时在纽约当律师）的两派声势最浩大。洛克菲勒代表自由派，有钱也有势，但有些共和党人认为他走的是比较靠左的中间路线，不可能得到南部与西北部较为保守的选民的支持。尼克松论钱论势都不能与洛克菲勒分庭抗礼。但自从他自加州迁居到纽约之后，他也结识了不少有钱有势的人，这些人认为他大有可为，愿意做他的后台，帮忙他招兵买马。另外还有一人来头也不小，他就是当年的密西根州州长乔治·蓝尼。蓝尼于1959年被选为密州州长。在此之前他是美国汽车公司的老板。他们夫妇两人都是非常真诚的摩门教会（Jesus C of Latter-Day Salnts）教徒，不喝酒，不吸烟，严守星期日为安息日。他的夫人萝莲与我交情颇深，他们俩夫妇都曾多次到我家来。我很喜欢萝莲蓝尼，她是一位有智慧、有人格的杰出女性。她也曾竞选过参议员，1966-1968年间，她全心全力支持蓝尼竞选总统。

在民主党方面，一般推测都认为约翰逊会再竞选连任，所以在1968年初，民主党人大都支持约翰逊，但有两个民主党的参议员出来与约翰逊挑战，一个是明尼苏达州的麦卡锡（Eugene Mccart Kennedy）。麦卡锡是反战最力的，他自名为和平使者；罗伯特·肯尼迪与约翰逊两人间的磨擦。是美国报界经常讨论的新闻，所以罗伯特·肯尼迪宣布他也要问鼎总统宝座时，大家并不惊奇。

但这场政治战的前前后后都与越战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是美国人甚至越南人始料不及的。

约翰逊在1968年3月底那戏剧性的宣言中，宣布退出竞选连任，并在党人大致同意之下，把棒子交给了副总统韩福瑞，这就是因为受了越战的影响，这份压力实在太大，左派分子所造成的反战怒潮已有星火燎原之势，约翰逊是个聪明人，与其竞选失败，倒不如急流勇退。后来许多他的亲信又说他的引退是因为健康关系，这只是面子问题而已。不过约翰逊对美国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政治的斗争继续进行，蓝尼州长自越南方问归来后不久，宣布退出总统竞选，洛克菲勒在千呼万唤始出来后，不久又在当年早秋宣布无意问鼎。罗伯特·肯尼迪是在为翰逊未宣布弃权时就宣布竞选的，这对约翰逊固然是挑战，即在党内而言也有点越俎，很不幸罗伯特·肯尼迪的政治生涯比他哥哥的更短，真是昙花一现。他3月出山，声华四射，但同年6月1日，他在加州洛杉矶大使酒店演讲完毕，和他的侍从绕道从酒店的后门（厨房的过道）准备离去，就在那一刹那间，一个名叫沙哈的青年举枪袭击了他。那时群众还未散去，在一场混乱中救护车把伤者抬出去，但已太迟了，又一个肯尼迪死于枪弹。死时还未到50岁，遗有一奏和9个子女。

现在再看1968年的后半期。

在这后半期美国总统竞选已到了白热化。

8月民主党在芝加哥开大会，推出韩福瑞为总统竞选人。

7月共和党在迈阿密开大会，选出了正副总统竞选人，他们是尼克松和安格纽。

要了解这一时期的历史，该看看那些台上的主角。

尼克松做了美国总统，许多人对他成功的议论各有千秋。

但有两个重要关键，可以说直接或间接成全了他做白宫主人的愿望。一个是越战的打打谈谈；一个是越南领袖阮文绍和阮高祺和我的私人交情。

说来话长，现在只好先从尼克松说起。

1967年12月7日，星期四，我在日记上记着以下数点：

（一）尼克松约我去纽约会谈。在办公室内只我和他两人私谈。

（二）办公室会晤一小时余，讨论下列事项：

⑴他告知我他已决定争取共和党总统提名。

⑵请我在其竞选活动中帮忙，并负担一项任务。

⑶要求我以演说家及亚洲报纸的专栏作家身份，提供他有关越战的一切消息。

⑷请我代表他与亚洲各国领袖联络，尤其是韩国总统朴正熙及越南总统阮文绍。

（三）当天下午自纽约返回华盛顿，参加约翰逊总统夫妇为韩国总统朴正熙夫妇所设的晚宴。从白宫回到家之后，又接到朴正熙总统自其下榻的布莱尔宾馆打来的电话，他要我赴他处一晤，我请好友汤姆士·葛柯伦伴我一道前往。我们谈得很愉快，直到凌晨1时30分才告辞出来。

现在，再回到我与尼克松的会晤，在他办公室，我提出几个问题和他讨论。他认为越南问题将是两党候选人辩论的主题之一，因此急于要听取我对越南的意见。

我记得当时问他：“尼克松先生，你若当选，对结束越战有何计划？”

他说：“如果我如愿以偿获得提名，我希望以胜利来结束这场战争。”

我接着问：“你觉得如何才能达到此一目标？”

他回答：“我需要对越南的实际情况有更深入的了解，你也知道，我不能从约翰逊政府或国务院处获得完整的情报。至于你，经常演讲亚洲事务问题，又得亚洲首领的信任，在这方面，一定能给我很大的帮助。我希望有更多正确情报，以便研判目前的情势，然后才可以讨论怎样对付越局。”

我问他：“你愿不愿意到越南去会晤阮文绍？”

他答道：“愿意，我实在需要和他面对面地谈一谈，我从未见过他。”

我对他说：“也许你应该先派一组精选的国会领袖到越南去，然后再计划与阮文绍会晤，这样你可以有时间研究全盘局势，越南战事实在比我们在电视或报纸上看到、听到的，要复杂多了。”他觉得这个意见很好，问我：“你认为这个代表团该由谁来率领？”

我推荐德克萨斯州参议员陶尔（tower）及前任大使希尔（hill），两位都是共和党资深党员。尼克松认为这两个人选都甚恰当，并嘱我继续进行此事。

我接着告诉他，我将有一趟亚洲之行，他建议我回来之后，我们再谈。分手时，他说：“我很高兴你答应帮我忙。”在当时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帮他这个忙把我害得好惨，而且惹来不少是非。

翌年初，尼克松打电话给我，与我谈他的竞选活动。电话是他亲自打到我家里来的，后来我在亚洲时，他要我尽速把事情处理完毕，返回美国，因他要再见我，商量要事。我知道他是真的想请我帮忙，我呢，则以很严肃的心情研究尼克松这个人。

为了多了解尼克松这个人，我到路易斯安那州梦洛拜访我的好友州长詹姆斯·诺尔（James A Noel）。我有许多问题要问他，诺尔宦海浮沉多年，先是路州参议员，著名的州长休·龙恩（Long）去世后（也是被刺），由他出任州长。他在路易斯安那州拥有电视及广播电台，他的儿子詹姆斯早已在新奥尔良组织了民主党支持尼克松委员会，我知道诺尔州长会对我坦诚相告的。

一天晚上，用过晚餐之后，我们坐在火炉边谈天，我请诺尔州长告诉我“Checker Speech ”——“棋子演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现在尼克松决定再度出马：所到之处，人们都在谈论尼克松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担任副总统的那些年。关于这段插曲。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单只在我的朋友中间，对尼克松的看法就不一而足。诺尔说：“‘棋子演说’是尼克松政治生涯中的一大里程碑，在那次演说中，他使自己由艾森豪威尔的政治累赘一交而为其政治资产，那次的表演太精彩了。”

“请再讲得详细点。”我说。

“唔，尼克松认为那次事件是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他受到很大的伤害，一点不假，成败就在此一举。”诺尔继续说。

“1952年，东部共和党人士推举尼克松与艾森豪威尔搭档竞选，你还记得纽约州长汤姆·壮威（Dewey）吗？尼克松就是他推荐的，但后来发生所谓的尼克松经费丑闻案，摆脱尼克松不遗余力的也是他，那时，大家都视杜威为‘拥王者’。”

“整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我问。

“你记得加州华伦州长吧？后来被艾森豪威尔任命为大法官的那个华伦？他是属于共和党内的自由派。”

“我见过他和他的女儿，他们夫妇和我在一些社交场合碰过面。”

诺尔州长继续说下去：“1952年总统大选有趣得很，事情是这样的，俄亥俄州参议员塔夫特（taft）向艾森豪威尔挑战，加州的华伦亦插上一脚。当时，华伦是加州赴芝加哥参加共和党代表大会的首席代表，他希望赢得加州代表的支持，因为这缘故，他的立场就像是在赌博，如果艾森豪威尔和塔夫特竞争过分激烈，或形成相持不下的局面，则华伦就可在相互折衷之下，取得候选人的资格，有点渔人得利的野心。1948年，华伦曾以副总统候选人身份，与杜威搭档，那年，出人意料之外，他们败给了杜鲁门。因此，后来当东部人士推举尼克松出来与艾森豪威尔将军搭档时，他挺身而出，支持艾将军，此举使杜威和华伦的支持者大为愤怒。竞选期间，尼克松一些政敌悄悄地建议报社记者去调查尼克松一部分加州友人们为他募集的一笔特别经费，消息当然在竞选期间传了开来，尼克松身陷危境，百口难辩。”

“当时募集特别歉项是非法的吗？”我问道。

“不然，事实上，民主党候选人史蒂文生也有一笔特别经费，我还是赞助人呢，这其间的差别只是民主党全力支持史蒂文生，艾将军却没有给予尼克松全部支持。你们共和党的毛病在于自己人出了事，大家都不挺身而出为他讲话。”

诺尔州长又向我作进一步的透露：“安娜，美国的副总统向来没有什么分量，这你也知道，当记者问艾森豪威尔将军副总统尼克松负责作哪些决定时，艾克回答，‘如果你给我一个礼拜时间，我或许能想出一项任务来，我一时记不得了。’这两人一直不大亲近，因为个性不同，趣味不同。”

1968年，我被任全国妇女支持尼克松顾问委员会主席时，我曾邀请玛咪·艾森豪威尔出任荣誉主席，她对我说：“我喜欢尼克松，外子将他训练得很好。”

艾克在军中曾任高级将领，总是给人一种权威的感觉，他也很注意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印象。尼克松则不然，在海军只做过中尉，但他是一个经验丰富、深谋远虑的政客。他当选总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华尔特里德陆军医院去朝圣，去探望病中垂危的艾森豪威尔将军。

诺尔州长给我看一本书，其中包括一部分所谓的“棋子演说”，现将尼克松演讲的一部分原文译介如后：“另外有件事，我也许应该告诉各位，因为如果我不说，有些人很可能以此诟病于我。竞选时，我们全家的确收到了一样东西，这是一件礼物，在德克萨斯州有一个人在收音机上听到内子碧特说，我们家里两个小孩想要养一只狗，信不信由你，就在我们出发从事竞选旅行之前，巴尔的摩的联合车站通知我们去取一个包裹，取来之后一看，你们猜是什么？纸盒里面是只远从德州运来的小猎犬，身上黑白点子交杂着，我们的大女儿翠茜亚那时才6岁，给它取了个名字叫‘棋子’，孩子们非常喜欢那条狗，我现在只说一句话，那就是不管他们怎么说，我们要把这条小狗留下来。”

全场听众鼓掌，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尼克松脱身了。

这就是尼克松著名的“棋子演说”。

你愈了解他们，愈难对他们有所尊敬。这或许不完会是他们的错，他们经常得在二三项选择中折衷而行，而其折衷的决定不一定就是最佳或公正选择。

我也得承认，当时我在政界的资历尚浅，只想帮助共和党，并无任何野心。因为我过去和越南人一直是好朋友，他们都信赖我，愿意和我谈，而作为一位演讲人和专栏作家，我又可以获得某些旁人着不到的资料，当时我不知道，由于我向米契尔报告有共和党竞选工作人员骚扰越南大使馆，这些人受到米契尔严厉的申斥，后来他又告诉他们，以后只有我才能和裴艳大使及馆员联络，别的共和党员不得接近使馆一步。

树大招风，我在当时一点都没有想到这一点。

当然这件事招致了许多人不满。有一天，米契尔、希尔大使和我三人作一个电话会议，说了不久米契尔叫希尔挂上电话，并告诉他，电话会议现在结束了。他要和我单独谈几句话。还好，希尔大使和我是老朋友，不然又因此得罪人。他后来对我说，已经有人抱怨米契尔和我谈话的时间太多。别人想找他谈事情，却非常困难，希尔大使说：“安娜，现在竞选总部有些人已在嫉妒你了，你要当心。”

1968年的春天，我们奉命组织了全国妇女支持尼克松顾问委员会，仍由我担任主席，委员会中不少是在社会上有名望、有地位的妇女，艾森豪威尔夫人玛咪是我们的荣誉主席，会员包括鲁斯夫人、秀兰邓波儿等妇女领袖，还有共和党国会领袖的夫人，如福特夫人、狄克逊夫人、陶尔夫人等等。

1968年8月9日，尼克松在迈阿密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一天后，他选择安格纽为其竞选伙伴。现在竞选活动进入白热化阶段，共和党方面是尼克松、安格纽；民主党是韩福瑞、穆斯基。尼克松接受提名的演说十分感人，他讲到自己出身寒微，努力奋斗，一心要为这伟大的国家贡献已力，他讲到这些机会唯有在美国这国家才能实现，代表大会上许多妇女感动得热泪盈眶。我坐在记者席旁边的一个特别席区内，当全体起立为尼克松鼓掌时，我注意到记者们坐在椅子上，丝毫不为所动。我高声请他们起立。

会议大厅里气球四处飘扬、人们互相拥抱、高声欢呼，尼克松多年来的梦想终告实现。下一步是要赢得总统宝座。稍早在代表大会上向尼克松挑战的除洛克菲勒之外，还有其他人，但都失败了。尼克松以一个请贫的律师，成为加州国会议员、参议员，当副总统8年，然后1960年竞选总统败给肯尼迪，1962年竞选加州州长，又告失利。经过一连串的挫败，现在终于扬眉吐气了。我们也替他高兴。

他从加州搬到纽约，是他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我常想，当他加入穆基、罗斯、顾斯理、亚历山大与米契尔的律师事务所时，有没有想到再度从政，或者一心只想赚点钱。1969年1月20日他就正式上任做总统了。所以在1969年1月1日，他的名牌将从第二十街五楼事务所的办公桌和大门上移去。

那幢大楼坐落于世界最重要的金融区中心，旁边就是纽约股票交易所。据我所知，尼克松是由他的好友华纳·朗伯特药品公司董事长鲍伯斯特推荐进入这家律师事务所的，鲍伯斯特是那里的重要客户。

尼克松加入律师事务所时，带来两位女秘书，一是跟了他许多年的路斯玛莉伍兹小姐，另外是位动人的小姐莎莉·史卡妮，史卡妮小姐后来嫁给了白宫讲稿撰写人保守派共和党员布肯南竞选活动展开后，我和尼克松又见了几次面，一次在堪萨斯城，他偕夫人同来，对高级妇女助选人员发表演说，派特·希提和我两人把他们二人介绍给所有志愿工作妇女。尼克松演说完毕，他要我接着讲越南问题。

早先米契尔告诉过我，争取提名的其他共和党人士会在越南问题上大作文章，尼克松则不预备这样做，尼克松与米契尔要我继续提供他们有关越南的新资料，并希望与越南保持更密切的联络。这是交代给我的任务之一。

为了争取有利地位，使越局有转机，约翰逊总统想要保护越南的米仓——湄公河三角洲，但摆在他眼前的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局面。越战已经拖得太久了，美国民众愈来愈不耐烦，左派、右派均对约翰逊展开攻击。重整军备，向前推进，美国报纸也多不支持越战。

我还记得美驻越空军司令约翰·罗卫尔将军为此事遇到麻烦，而且因此去职。国务院以其不遵守命令，将之召返，他们称罗卫尔将军在停火令下达之后，仍未停止轰炸。

3月底，约翰逊宣布他不打算竞选连任，但是他对越战局势甚为担忧，在这同时，他当然希望民主党能够赢得总统选举。于是又有新的政治花样——到巴黎去和谈。

竞选期间，各项问题辩论日趋激烈。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我们在华府维拉饭店设置了全国公民支持尼克松——安格纽委员会总部，不过，大部分命令仍由纽约方面下达，竞选总干事米契尔、财务委员会主席史丹士的办公室均在纽约。我每周自华盛顿去纽约一次。

当时，我拥有三个头衔：共和党政务问题委员会顾问，全妇支持尼克松——安格纽顾问委员会主席，全国妇女财务委员会主席。记者们写了许多篇有关我的访问报道。很多竞选工作人员都奇怪米契尔为何经常打电话给我，他们自然不知道，米契尔和尼克松是要从我这儿得到关于越南局势最新发展的消息。同时我们的保密工作也做得很到家，或许是因为我和尼克松之间，还有我和米契尔之间的保密工作实在做得太到家了，因此许多尼克松左右的人也不清楚我们在什么时间谈话，什么时候见面。即使见面与谈话，也无第三者在旁。

其实，越南的阮文绍早就说过他不准备参加巴黎和谈。

而民主党则认为越葡若参加这项“巴黎和会”可能增加韩福瑞获选的可能性，因为选民可能会因为越战有一线和平曙光而投民主党的票。

共和党的看法刚好相反，他们认为巴黎和谈该在大选后进行（其时离开大选只有10天），不然的话无论谁做总统都会有更多麻烦。因为在大选前的那10多天内，美国朝野，说实话，哪儿有空去处理越战，更哪儿有时间去安排巴黎和谈。

大选前10日，约翰逊总统在电视上表示巴黎和谈已经在望，他说他有理由相信越南南北双方已同意到巴黎去。美国民众不了解越南整个局势，听了这番话，以为如果巴黎和谈能在总统大选前展开，或许就表示越战即将结束。这是一项对民主党有利的声明。可惜阮文绍不愿低头，使约翰逊和党内人甚为气愤。

约翰逊的国情咨文演说方结束，我就接到米契尔的电话。那天晚上的事情我记得相当清楚，当时我正在史利顿公园饭店参加柏儿·梅丝塔夫人的晚宴。米契尔通过我的私人秘书，把我给找到了。由于在梅丝塔家中不方便讲话（梅丝塔是民主党人），他问我能否回个电话给他，我匆匆记下一个私人电话号码——914——07——0909。又是米契尔的一个新电话号码，他常换电话号码，怕人偷听。

我和男友葛柯伦一同参加宴会，他建议我到他哥哥大卫的公寓打这个电话，大卫也住在史利顿公园饭店，当时正好他不在家，等其他宾客都去观赏电影时，葛柯伦陪我到了大卫家打电话。电话一下接通，讲话的是米契尔本人，他说：“安娜，我现在是代表尼克松打这个电话，我们的越南朋友必须了解共和党的立场，这点非常重要，我希望你能让他们知道这一点。”我回答说：“我只负责传递消息，现在我们要想影响他们，无论怎么说，都非常不智。我们必须记住一点，他们的行动也必须符合国家本身的利益，我相信阮文绍总统会为他的国家着想，我的看法是，共和党或民主党都没有办法左右他，毕竟，越南有越南的政治立常”但米契尔只关心他们会不会到巴黎去，我说：“这我不知道，不过，我不认为他们会这样做，因为许久以前，阮文绍总统告诉过我，如果他们觉得这是一项政治行动，那么他们去巴黎是有害无益的，我想他们暂时不会参加和谈。”米契尔随后对我说：“如果明天你有什么消息，一定要打电话给我，切记！切记！”我说：“我会尽力去打听。”

我们谈话时，我的朋友葛柯伦在一旁用分机，听到了我们之间整个的谈话内容，因为在华盛顿这么多年，我也学会了一些智慧——当你和别人作这类重要交谈时，最好是有位证人在场，当然如果是律师，那就更好，为的是以防万一。

选举前几日，阮文绍公开宣称，越南政府不会派一位代表到巴黎去出席所谓“和平谈判”。民主党对于阮文绍这项宣布。大感愤怒，继续对越南政府施加压力，要他们派代表前往巴黎，并声言若民主党获胜，阮文绍不得美援，但阮氏仍不低头。共和党这方面，从尼克松到米契尔，自然是大受鼓舞，认为是我之功，因为彼时民意测验显示，尼克松与韩福瑞的声望，相去不远，胜负只一发之间。阮文绍总统拒绝派代表团赴巴黎，他的这项行动直接间接造成了尼克松的获胜与韩福瑞的失败，是无可讳言的。

当年的竞选布局大致如下：当时美国各州中有32州的州长是共和党人，每一州都设有分部。分部之外，各大小城市又设有支部。但总指挥部是在纽约，第一因为尼克松住在纽约；第二因为米契尔的律师事务所也在纽约，人家向他们看齐。

1968年11月5日是美国总统大选日，因我住美京，必须在美京投票，于是一大早我先在华盛顿投了票，然后飞到纽约，和米契尔、莫理斯·史丹士及其他共和党领袖会会在华尔道夫大饭店，一同等待选举结果揭晓。那是一个凛冽的冬日，大家都紧张而兴奋。

在办好旅馆登记之后，我应米契尔之请，到竞迭总部去看他，那时许多人正等着见他，但他走出来，先谴我进入他的私人办公室。他对尼克松在这次大选中旗开得胜，十分有把握，然后他以严肃的口吻对我说：“这次整个总统竞选活动的焦点放在越南，在这方面，你为尼克松做了许多事，帮他不少忙，我认为你已经为美国完成了一项伟大的任务，相信选举结束后，尼克松会召见你，让我们保持联系！”然后他和我一同离开办公室，许多人仍在那儿等着。他告诉我他要去理发，我俩一块走出来，经过那些访客身边时，他告诉他们，他很忙，晚一点再和他们谈。他说：“走吧，今天的事是忙不完的了。”

下午我见到许多这一年里为尼克松竞选的工作人员，其中包括尼克松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汤姆·伊文斯，伊文斯担任米契尔的助理；我也见到了宣传部的赫伯·柯莱恩，他跟尼克松做事多年，是一个很正派的人，掌管新闻方面的事务很有功。另外，莫理斯·史丹士是财务委员会主席，也来找我倾谈。墨雷·邱提纳是尼克松的政治顾问（已于1974年去世）；伊莲娜·威廉姆斯负责照料捐巨款给财务委员会的人士。她正忙得团团传。

选举揭晓是日晚上，共和党要员毕集于纽约华尔道夫大饭店，饭店各部分设立了临时酒吧与电视接收机，依各人资历的深浅，分派至各层楼，因为我与米契尔、伊文斯等人比较接近，所以拿到一个金蓝色的缎带，凭此带即可自由出入各区。

从午夜到翌日清晨，米契尔与伊文斯忙着注意各地的选举结果，且不时与工作人员交换意见。下午，米契尔又来找我，告诉我说，尼克松在金室发表获胜宣言之后，即要接见我。但是西海岸的选举结果报告到得很迟。等到所有票开出来，尼克松在华尔道夫饭店大厅宣布他获胜的消息之后，时间已晚，他得立刻赶往佛罗里达州。当时，大厅中挤满了新闯记者和竞选总部工作人员，根本无法动弹，秩序也很乱。

我怀着欢愉和满足的心情回到华盛顿，深庆我们支持的候选人获胜。

选举之后，大家又忙着准备总统就职大典，我又被派担任特别顾问及就职委员会主席成拉·马里奥特的助理，此外，还要协助州长欢迎会副主席乔治·欧姆斯泰将军进行筹备事宜，我从华盛顿竞选总部搬到西南区潘兴大厦的就职委员会总邻工作。

1968年12月，发生了许多事情，有些是我竭力想忘却的，但总是缠绕在我的记忆中。当时谣言四起，众口纷纭，竞选活动告一段落，但民主与共和两党的政治权力斗争正方兴未艾，像我这样无助的人物就被夹在中间。我常想，如果我是个男子汉，如果我不是华裔，情形是否会不一样，我得不到任何答案。

一天，我接到《圣路易快邮报》记者的电话，要来访问我，最初我以为他要谈就职典礼的程序等事情，因此我要他去找潘兴大厦就职委员会主管公共关系的人员洽谈。但是这位记者坚持要见我本人，他到投资大楼我的办公室，给我看一篇他才完稿的新闻报道。

这位记者告诉我，他自民主党处获悉，韩福瑞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在大选前10日，越南政府拒绝参加巴黎和谈，他并进一步指出，越南政府受到共和党候选人的鼓励与影响，才不参加巴黎和会。

民主党人并且告诉他，我的任务即是影响越南阮文绍，他并且说，尼克松大选前一个月，要我去越南一趟。这些指控不但无稽而且荒诞，我不禁怀疑，除了两大政党之间的权力斗争，是否共和党内部也有人恶意中伤我，为了怕我要就高位？

因为我有理由相信，其时我的名字曾被考虑做白宫某个职位，但我自己并没有去争取记者问我有没有话要说，我答称没有，因为他的报道与事实相去甚远。我又问他，这些不负责任的话他是从哪里听来的——民主党抑或共和党？他笑笑，说：“啊！两边都有。”

12月初，总统当选人尼克松任命资深外交家罗勃·墨斐负责新旧政府交接事宜，总部就设在白宫对面的新行政大楼。

尼克松、米契尔、狄克逊都担心我在压力下会向新闻界透露实情，发表对新政府不利的言论，他们想使我缄口不语，承担他们的错误的责任。那时，我仍旧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葫芦里卖些啥药，我一概不知。

墨斐接任后，他代表尼克松来见我，问我是否有兴趣加入新政府。我说：“罢了，何必再惹是非。我谢了。”

墨斐于是表示，以我对亚洲的认识与了解，希望以后在这方面多多效力。我告诉他，我会的，因为我爱我的国家。

<h3>基辛格访华</h3>

尼克松在宣布访问中国大陆前一周曾召见我。和我在他白宫的办公室谈了差不多一小时，但他对于大陆之行一字未提。

我在他的椭圆形的办公室也很随便地发表了一些意见。

本来在白宫通知我总统要召见前一天，我心想尼克松或许要和我谈越南问题，但出乎我意料之外，他问了一些有关台湾及大陆的问题，说是有些新的构想。我问他有何新的构想？

尼克松说：“我和基辛格谈过，也想听听你的意见。”

我没说话。

平时他召见总有其他助理与顾问在旁，这次很特别，只有他和我两人单独会谈。会谈快结束时他说：“我让基辛格也来谈谈。”

尼克松按了一下桌下的铃，基辛格推门进来。客套一番，基辛格说：“陈纳德夫人，你是亚洲专家。”

哦，不喊安娜，称夫人了。我笑笑：“这年头大家都是专家，反而没有专家了，不知道基辛格博士以为然否？”

他说：“你喊我亨利，我们已见过好几次面了。”

我还在等他说话，但他一直没有进入主题，东扯西扯，谈到了蒋介石，又谈到了毛泽东、周恩来，问我见过毛泽东和周恩来没有。我说国共和谈时，我替中央社做采访，当然见过。

那时基辛格只任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并未兼任国务卿，办公室就在白宫里，原来是在最低一层，后来才搬上二楼。

尼克松又批评国务院的一些措施，认为有许多要改革，基辛格也点头赞同。他们两人都在搞鬼主意，召见我只是个姿态。

有人扣门。

“我非常感激你的支持。”这是尼克松第一次私下对我表示谢意，但太迟了，一切都太迟了。尼克松忽然说：“我请基辛格过两天再来看你。”

我们握手。

尼克松又按铃。白宫的摄影师进来。

一周后尼克松宣布访问大陆，基辛格爽约，他没有来看我，到北京去了。

现在让我简单地谈谈基辛格，他是一个谋士，也是洛克菲勒手下的智囊，当年肯尼迪上任时曾一度用过他，但他并未受青睐。他在尼克松春风得意之时一步登天做了谋士。他在纽约，经过洛克菲勒推荐，近水楼台，于是外交大权就落在他的手里。我一直到新政府迁入白宫后才见到基辛格。新旧政府交接期间，他约定一个时间来看我，说是尼克松如此交代云云。后来因有事不得分身，所以我们直到1969年初才初次会面。第一次他亲自到我的寓所来看我，这倒不是因为我们不喜欢在办公室谈公事，而是他要在周末才有空，有关越南的问题现在落在他的肩膀上，尼克松要他和我谈一谈。那时他正奉命到西贡去见阮文绍。

此外我的日历上又记着与基辛格会面的其他日期：1969年4月8日，星期二——下午5时与基辛格在白宫办公室晤谈。

1969年5月16日，星期五——会晤基辛格。

1969年5月17日，星期六——在寓所宴请共和党领袖福特，客人有基辛格、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克莱恩夫妇。

1969年6月2日，星期一——早上9时与基辛格在我住处晤谈。

1969年10月30日，星期四——早上与尼克松总统单独在白宫会谈。后来，尼克松要基辛格进来，加入会谈。

尼克松上任后，基辛格“奉总统之命”到我的水门住宅来看我。他说：“总统要我来请教你，我们该如何处理阮文绍的事？”

我说：“我已和总统谈过了，他该去一次西贡，或是请阮文绍来华盛顿访问。”

他说：“总统没有对你说吗？他让我先去西贡安排一下，特别要我来看你，因为我们不信任国务院的人。”

他又问我许多有关越南的事，如到西贡去该送阮文绍什么礼品等。“送他一根鱼竿好了。”我说。

基辛格有点惊讶：“你是说鱼竿？”

我说：“是呀，钓鱼的鱼竿。”

又说：“他喜欢钓鱼，可惜鱼竿不灵，鱼都溜了。真可怜。”

他没听懂，也没再问，只自说自话：“噢，一根鱼竿。没问题，没问题。”

基辛格到华府来工作，还领了洛奇州长5万美元，在听证会上被询问到这笔钱，但不了了之。那时候，他还不懂如何穿着，短短的袜子、裤脚不够长，坐下来就有点寒酸相。但他很有办法，很会逢迎尼克松的圈内人，把每一位新贵都巴结得飘飘然。对于新闻媒体也颇有一套，今天给纽约时报一道特讯，明天又给华府邮报一个专栏。他最喜欢说的笑话，也就是他演讲时的开场白：“我的父亲假如还活着，一定不相信我这个从德国来的犹太孩子如今竟然是白宫的要人……”于是大家为这位来自德国的犹太移民鼓掌。

我记得一天晚上，我请几位总统顾问吃晚饭。吃饭时，尼克松打了两个电话到我家里找人，但是却没有一个是找基辛格的。饭后，基辛格开玩笑地对我说：“下次我到你这儿吃饭前，要预先与白宫总统讲好打个电话给我，免得别人都接到总统电话，而我落空。”纵使这是开玩笑，但也可显示当时他多么没有安全感。后来他开始与电影明星及来自巴黎与世界各地的女人频频约会，报纸就把他称为尼克松政府里的花花公子。有一天在宴会中一些单身朋友问我对他观感如何，我答道：“我喜欢绅士们穿的袜子能够遮住他们毛茸茸的腿。”说完这话，我注意到身旁的先生们，个个都开始注意自己的裤脚与袜子，看看毛腿有没有露出来。我哈哈大笑。

1968年尼克松未进白宫之前，亨利·基辛格这个名字是名不见经传的，等到白宫发表了让他来做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的任命后，新闻记者才忙着找有关这位博士的资料。有些人还问：“亨利·基辛格是谁呀？”但一登龙门，身价百倍，不到一年，不要说美国，全世界都在谈亨利·基辛格了。他被誉为“欧洲专家”，“亚洲专家”，“中东专家”，“东南亚专家”，“专家的专家”。当然，这位外交博士并不是没有料子，他为人聪明，做过哈伟大学教授，也有著作问世，而且又有洛奇州长做后台。入了白宫之后，受到新闻界的捧场，真是炙手可热。

尼克松用威廉·罗杰斯做国务卿。罗杰斯与尼克松相识多年，论交情当然要比基辛格深，但基辛格后来居上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后来罗杰斯挂冠，于是基辛格还兼任国务卿，一身兼两职，到后来有许多人对此表示不满，于是基辛格才放弃了安全委员会顾问之职而专做国务卿。这是尼克松第二任内的事。

尼克松宣布访问北京是1972年初，他有一个新口号，那是和平共存，还有以谈判代替对峙。他的外交路线有点近乎赌博性，一个素以反共知名的人来求亲共，实在使许多支持他的人大为惊奇，尤其是许多保守派的共和党人。但党内人都为了顾全大局，而且马上就要准备竞选，所以大家只好一致支持总统的外交政策，虽然对于他去北京朝圣暗中表示不满，但对外则是没有任何异议。

我也是和其他人一样在电视上看到了基辛格去了北京回来，为尼克松北京之行铺路。其时巴基斯坦的驻美大使夫妇与我相熟稔。他们两人在我家吃晚饭时，把在巴基斯坦做拉线的工作详详细细地告诉了我。

<h3>水门大厦与水门事件</h3>

美京最有名的地方包括白宫、航天博物馆，五角大厦是全世界最大的办公室，可容纳5万以上的工作人员，但并不开放给游客参观。其次较为现代化的建筑物，要算是肯尼迪文化中心和与肯尼迪毗邻的水门大厦了。

水门大厦包括六幢，其中住宅区共有东楼、西楼、南楼三个单元，只能做住宅，不可以做办公室、做生意，即使出租也不可以超过1年，限制很严。住宅区之外另有一幢水门大厦酒店和两幢办公室。

水门大厦住宅区底层有游泳池、菜尝药房、美容院、健身房、点心店、花店，无论下雨、落雪、刮风，都不用开车到别的地方购物，下楼即可买到一切日用品，非常方便。这个办法后来成为许多建筑商的蓝本，例如今日台北新盖的大厦。

华府的华贵住宅多在乔治亚城区（Gee town Area）即乔治亚城大学区，100年前，此处是黑奴的集中地，后来自人把黑人赶了出去，自己在那儿建筑豪华的住宅。水门大厦位于国务院与乔治亚城区之间，离开两地只有一箭之隔，许多官员与有影响力的权贵多住在这两个地区。

我在国外旅行，外国友人常问我关于水门的事：这是幢什么样的建筑？里面住了些什么人？1974～1975年，部分水门商店挤满了观光客）一车车游客来到我们这幢大厦，照几张相，买几瓶酒，好拿回家向亲戚朋友炫耀，表示他们已到了著名的水门了。

我有些朋友甚至问我要有水门标签的空酒瓶，留作纪念。

《大阴谋》一片拍摄期间，许多男女演员都暂时下榻水门饭店，到处都是摄影人员、电影明星。这些游客把冷饮瓶罐、包装纸、烟蒂扔得到处都是，可怜的水门居民，只好乖乖地交付清洁费用，对这种侵犯私人的行为，大家都拿不出什么办法。

下面谈谈水门大厦的来历及建筑情况：

1966年，一家意大利企业公司买下石溪公园与弗吉尼亚大道转角处、面向波多马克河的一块土地，部分系向水门餐馆购得，计划在此建筑一套由多幢大厦组成的多元性建筑，包括住宅和办公的大楼，还有酒店。他们首先积极展开推广房屋出售运动，宣传极广泛。

建筑师莫瑞蒂来自意大利的罗马，另一位意大利的米兰人，塞奇则是开发部经理。两人都极端精明。

雾底计划公司接下了旧华盛顿瓦斯电气公司的原址，建造水门大厦。数年间这幢建筑已成为美国政治史的一部分，而且有一阵子天天在电视和报纸上亮相。

多元性大厦建筑在当时的华盛顿来说，还是一个相当新的观念，颇引人注意。但是房屋竣工之后，不尽完善之处很多，诸如屋顶漏水、水管堵塞、空气调节系统设计错误等等。

住户纷纷对房屋开发公司提出控诉，许多是花了大笔诉讼费之后，才在法庭和解，住户关心的是房屋将来转手的价值，开发公司则是担心讼案拖下去，免不了影响水门其他房子及新建筑物的销售。

1967年，我搬进华盛顿西北区弗吉尼亚大道上的水门大厦，我本希望在新环境中找到一点城市烦扰中的安静，结果是事与愿违。水门竟因政治祸端而世界知名。

搬进水门之前，我住在大教室街4201号。这是幢名为“塔楼”的高耸公寓建筑，虽然我对那里的管理很满意，但是左右邻居吵嚷不休，我夹在中间，那滋味委实不好受，偏偏冷气发动机又装在我住宅屋顶上，且就在我卧房上面。每晚我听着机器的隆隆声，不能入睡，等那声音停止了，隔壁电话铃半夜又响了，而且响个不停，没人接，那家的主人不是懒得接，就是从不在家。我打定主意，下回如果再住公寓，一定选顶楼，而且是这间，庶几能免受邻居干扰之苦。当我看到水门建筑平面图时，心想这下可以如愿以偿了，边间和顶楼使我不必担心受邻居骚扰。那时工程尚未开始，我付了订金。自己设计一层住宅，闹中取静，楼顶有白色的花园。以后几年，水门声名大嗓，是我最初没想到的。

塞奇是个很厉害的意大利人，我记得他给我那间长40尺的客厅装了个3个小壁炉，我要求更换，他硬是不答应，反复说了好多次，一点用没有。末了，我要他和他的助理在工地与我的律师汤姆·葛柯伦谈判。葛柯伦告诉塞奇，如果他们不把壁炉换个大一点的，就要控告他，塞奇终于低头承认他们弄错了。走出尚未竣工的公寓时，我无意中听到塞奇的助理对他说：“你为什么要向他们让步？也许她的律师只是唬唬人，不会真的去控告我们。”塞奇回答：“这你就错了，为什么今天你在这里做小工，而葛柯伦却能够有他的很高的成就，差别就在此。没有把握，不能随便吓人的埃”塞奇毕竟有他的一套，他绝不打没把握的仗。

东水门1967年最早完工，运输部长伏尔普是我的隔壁邻居。伏尔普入阁前是麻州州长，他与白宫助理艾立克曼与哈德门相处得不甚愉快，大家都称这两人是“官廷侍卫”。1972年，尼克松二度连任，伏尔普被奉派出使意大利做大使，离开了美国。

1971年，伏尔普与我在华府推出1972年运输大展，非常成功，我也因此认识了伏尔普的助理巴瑞·洛克，洛克办事能力特强。

助理国务卿欧文（Erwin）二世也住在同一层楼，后来他被任命为美国驻法大使。白天我们都上班去了。他的韩国女佣和我的佣人也就聚在一起聊天，我想他们对顶楼发生了些什么事，知道得比主人还清楚。法兰夫妇是顶楼另一对住户，法兰后来出使伊朗和土耳其，另外还有伍德博士夫妇，伍德是奇异公司副总裁。顶楼很大就只我们五家住户。

约翰·米契尔和他的妻子玛莎住在七楼，同一层楼的邻居包括联邦储备局局长勃恩兹，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龙恩夫妇，密苏里参议员史迈顿夫妇。此外，参议员布鲁克、克拉斯顿、杜尔、汉森、贾维茨、瑞比可夫及其他国会议员、政府官员也多住在同一大楼。

米契尔与勃恩兹两人是抽烟斗的同好，有时你走进电梯，烟味扑鼻，那准是他们其中一人才用过电梯。

从1969年初到1973年初，水门是权力的象征，人们甚至戏称东水门是“西白宫”。一大早，亮晶晶的黑色轿车已在外面等着，送男主人去上班和女主人去开会，参加社交活动。其他住户用羡妒的眼光望着他们离去，水门的民主党人其实比共和党人多，但那时候，共和党人要风光得多了。

米契尔当时担任司法部长（当时被视为是最接近尼克松的亲信）。自然受到相当的瞩目，他的太太玛莎走到哪里，新闻记者就跟到哪里，都制造不少新闻。女儿玛蒂也成为记者采访的对象，有关米契尔一家的新闻几乎天天出现在电视、报章杂志上。

同一幢大楼住了这许多政府要人，整天只见安全人员进进出出。米契尔和玛莎有他们自己的安全人员，随时保护，他们的电话号码也是每隔数周就换一次，频频更换的结果，有时连玛莎自己也记不起家里的电话号码。

围绕在尼克松周遭的权贵之士，如米契尔、艾立克曼、哈德门，过去从未在政府中做过事，这是他们第一次尝到华府权力的滋味。把大权交给缺乏政府行政经验的人手上，不但有欠公平，且易生弊端。我常想，如果米契尔对华府的一切，能有更深入的了解，或许可以有效运用他的权威，哈德门与艾立克曼亦不例外。哈德门一家人已另谋新生，艾立克曼已与太太离婚，他在美国的新墨西哥州做社会工作。这一场戏，每一个人的下场都好惨。

尼克松任内发生的“水门事件”就发生在一幢办公室的五楼，那是当年美国民主党总部的办公室。

水门事件说穿了是“偷听事件”。事发于1972年6月17日总统竞选运动如火如荼之际，位于水门办公大楼的民主党部办公室半夜里被人撬开了大门，企图装设窃听器。那几个家伙因为第一次没有成功，同夜又第二次再冒险入室，被守夜者发现报警，把那几个次流的密探一网成擒。水门案发后牵涉到白宫，而且引出来的枝节真是罄竹难书，美国、甚至世界的传播界对水门事件吵了将近10年。美国民众不怪尼克松是否直接或间接牵连，而怪尼克松事后的各项掩饰，因此有尼克松被迫辞职的悲剧下常这件事实在太可笑、太幼稚，而且使人费解。权力与财力的滥用，后患无穷。水门事件使尼克松失去白宫，几乎被审，还好福特总统是个好人，把他赦免了，使他不至于和其他官员一样遭官司缠身或牢狱之灾。然而10多年后的今天，尼克松卷土重来，到处演讲，俨然是国际事务的专家。

米契尔是我介绍他住到水门来的，他当年做梦也没有想到水门事件竟会使他身败名裂，遗恨终身。水门事件后他被判刑坐牢，出狱后搬到乔治亚城区和他的女友同居，并供职于一所律师事务所。1989年有一天在下班回家时心脏病发，送医院后就去世了。

尼克松从纽约来参加米契尔的葬礼。当年尼克松两次竞选失败时，米契尔把他从沮丧中振作起来，劝他从加州搬到纽约去，另起炉灶。如今繁华事散，新一代的权贵又有不少人住到水门大厦来，但这些人已没有当年的气派，抚今追昔，真有“屋廊人去苔空绿”之感。

米契尔的夫人玛莎个性爽直，她当然对大选的秘密有所闻，曾当着她丈夫大骂。水门事件发生后玛莎更为光火，地宣称要向新闻界透露尼克松的白宫丑闻，于是共和党的核心人士就大放空气说玛莎是酒鬼。玛莎和我是水门大厦的邻居，绝对不是酒鬼。

有些记者还访问水门门房，整整两年时间，每天晚上打开电视，荧光幕就出现水门大厦的照片。作为水门调查案新闻报导的背景，许多人不知道水门原来是由这么多幢建筑组成的，计有住宅大楼、饭店，及办公大楼。水门居民和水门案现唱—办公大楼毫无关联。

现在水门住户的生活已逐渐恢复正常，我真不懂当年民主党为什么选择水门办公大楼做他们的总部，因为水门的租金比其他办公大楼贵得多。我前面提过，住在水门里面的民主党员比共和党员要多，但他们都尽量避免出风头，许多共和党人士在看到报上新闻之前，甚至不知道民主党总部是在水门办公大楼内，我就是其中之一。读到水门案后才知道隔壁大楼就是民主党总部。

我想在这儿以共和党财务委员和共和党竞选委员会董事（Republi Senatorial trust ）的身份来谈一下水门事件。在我个人看来水门事件是莫须有也不该有的事，搅这些无聊事件的人，不但是党的罪人也是大糊涂虫。我想当年假如尼克松在1972年竞选成功、1973年1月走马上任后，来个向国人谢罪，并把白宫人事整顿一番，他也不会下台，可惜包围他的人个个自危，无一人敢忠言直谏。到后来正应了“树倒猢狲散”的老话，这是非常使人痛心的。

我还记得“水门事件”发生后不到一周，共和党要员被召到白宫开会，讨论1972年8月在迈阿密海滩召开总统选举大会事宜。那天我也在场，参加该会议的有尼克松的全部左右手。当大家讨论了大题目之后，散会之前，尼克松的助理亚历门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我站起来说：“约翰，我有一个小问题，因为我和好几位白宫要员都住在水门，上周我读到水门发生的案件，心中有点莫明其妙。你是否可以替我们解释一下？”

约翰·亚历门说：“安娜，这事你不需要担心，在我们到迈阿密开会之前，这件案子想就会被解决。”走出白宫，大家一齐去吃中饭，有一位来自南方的代表对我说：“你问了大家都不敢问的问题，可惜你并没有得到答案。”另一位要员说：“我希望约翰的答案不是骗我们的。”

当然，事后大家知道，水门事件在我们到迈阿密开大会前并没有得到解决，只是那颗炸弹并没有爆炸。尼克松也算幸运，因为他的民主党对手是麦高文参议员。麦高文的路线太左而且他在选择副手时出尔反尔，给选民一个很坏的印象。

尼克松获得了49州的选票，只有麻州和华盛顿区投了麦高文的票，可见选民对于尼克松仍是信任的。向全国人民认错，我相信选民会原谅他。可惜他选择了掩饰这一招，这真是大错特错。害了自己，也害了多少支持他、为他鞠躬尽瘁的人。

许多人说，“共和党错了得不到原谅，为什么民主党所做的各种勾当却得到原谅？”这话很难口答，只好说民主党对于政策的运用比较经验丰富吧。

1974年8月初尼克松为了水门事件告别白宫，于是副总统福特接任。

水门事件的案外案是那些录音带，而管理那录音带的人是亚历·巴特菲。亚历是一位年轻的空军上校，曾在台中及关岛服役。为人沉默寡言，性情非常爽直。尼克松上任后他为罗拔·哈德门所罗致，视为忠心耿耿的助手，并指派他兼管录音带的处理。

尼克松也是一位有条不紊的人，对于白宫内的管理也很严，录音带之由来也是因为想对于各项谈话有个记录。大家知道基辛格在接电话时也有秘书在做笔记，有人说这是小题大做，难道他和女朋友在电话里聊天也算是制作历史不成。

这话只好让基辛格自己去回答。

回头再讲我那位空军朋友亚历。他入了白宫之年轻的新贵，因为若要找哈德门，常常要通过亚历，于是巴结亚历上校的人就多于过江之鲫了。

亚历并不是一位爱弄权术之人，他做事有板有限，有条不紊，是个非常规矩的人，因此甚得老板的信任。因为他是空军，又是一位飞行员，所以他和他的太太和我也颇有往来，我对他无所求，因此他们夫妇常来我家小叙。水门事件发生后他被调职，新职是民航局长。我因为是民航局的顾问，于是大家见面的机会更多了。他调任民航局长，外界以为他高升了，其实不然，他是被放逐了——因为录音带之谜是他无意中说出来的。真是所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亚历老实，被几名审问的律师寻到了白宫的秘密。

据说当初审问团并不知道白宫有这么完备的录音制度，只以为总统与人谈话时偶尔录音而已。当亚历被盘问那一天，他心想自己光明磊落，又没有做什么错事，一切据实以答好了。所以在应付之时连律师都没有带，只是单枪匹马去受审讯。他被审讯了三四小时，问的都是些白宫内行政方面的细节，等到他以为问答完毕，可以走了的时候，其中一个人忽然问他：“你是怎样处理录音带的？”

这只是一个试探，他们根本不能确定，只是听传闻似有些录音带而已。亚历被他们这一问，以为他们已知道白宫这项安排，于是从头至尾把他处理白宫录音带这件工作报告了一番。当时他一点也没有想到后来录音带竟成为尼克松的致命伤。

亚历被盘问完毕当然就回去报告，这才知道自己闯了个大祸！录音带可说是尼克松的私人记录，因为在以前的尽位总统也有些录音带，但并未归政府所有，他们都有自由处理之权。但审判团说这是公家的东西，政府有没收及用来做为尼克松“欺众”的证据的权力。这一来事件可大了。

人们为了录音带所属权之事争论了许久，后来当然尼克松失败了——要把全部录音带交出来。

当时有些人曾问：“尼克松为何不把全部录音带烧掉？”

是的，他为何不把它烧掉？

这个疑问只有尼克松自己才可以回答了。

亚历失职之后我曾推荐他到一家银行去工作，因为我是那家银行的董事，他非常感激，但后来他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移居到加州去了。

为了录音带之事，尼克松的私人秘书露丝玛莉也吃了不少苦头，那就是所谓“18分钟的空白”。审查团硬追问为何在一卷重要的录音带中有了18分钟的空白，这一定是有人存心消灭证据云云。

露丝玛莉为尼克松服务有近20年的历史，她对她的上司真是忠心耿耿，但有不少人后来居上，使她受了不少冤枉与苦头。

我相信有一天是是非非会真相大白，我这个拦外人也不愿再多置评了。

<h3>副总统的悲剧</h3>

我想在此略谈1968年的竞选大会，并借此讲述一点美国政坛的悲剧人物。

1970年我到菲律宾参加马可斯总统第二任就职大典。该年美国的代表团由美国副总统安格纽夫妇做领队，非常热闹。我同时也收到马可斯的特别请帖，美国人因私人关系而被邀参加的除了我之外就是前任国务院礼宾司司长莱德夫妇和一位作家（他写过《马可斯传》）。我们受到隆重的招待，那个时期也可以说是安格纽一生中最光芒灿烂的高峰。

安格纽是马里兰州人，原任律师，后来参与地方政治活动，做了两任马里兰州州长。1968年共和党内竞选总统的人除了尼克松之外还有洛克菲勒州长等人。安格纽是支持洛克菲勒的，但当洛克菲勒忽然宣布退出竞选时，在召开新闻记者招待会时根本连他那些台柱都没有通知。这一招使那些替他招兵买马的人既汗颜又恼怒，安格纽马上也宣布他改变路线，支持尼克松。

安格纽那天临时招待记者，以马里兰州长身份，宣布他将全力支持尼克松竞选他这一着棋下得很准，也因此奠定了他后来做副总统的基矗1968年共和党召开总统竞选大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海滩城开会7日，各州选出的代表有1000多人，外加候补委员以及共和党各地领袖共有五六万人。所有大小旅店全部都被征用。没有人事关系，而又没有派到职位的人，根本休想找到住的地方，该地做生意的人也乘机抬高物价。

这是题外话了。

我还记得当时该地的计程车、餐馆及各种行业都乘此机会，大敲竹杠，尤其海滩一带的旅馆，更是老早就被共和党租订下来，共和党将它们分配给各州代表及要人使用。这里，我想跟各位谈谈美国每4年一次的总统大选的事情，比方讲，美国现为两党执政，民主党人数较多，与共和党相较，约为2：1。近年来，许多人自称自由派，标榜不参与、不入党，选举总统时，不以党派为主，唯人才是眩可是美国的总统竞选制度也有许多不恰当的地方，比方，大城市代表人数较多，可是大城市的居民并不能代表全国的意见，只是因为大城市分配到的代表名额较多。所以总统竞选人多半要争取大城市里的票数。举个例来说，竞选总统，若得不到纽约州或加州的支持，当选的机会就比较少，因此，纽约州、加州、伊利诺州、俄亥俄州、德州，这些票数较多的大州，就成为大家争取的对象。

1968年尼克松竞选总统，他与韩福瑞票数相差并不太多，可是，到1972年总统大选，尼克松与麦高文参议员对抗，尼克松得到除麻萨诸塞州、华盛顿特区以外49州大多数代表的支持。美国的竞选制度是如此，比如我们假定纽约州有150个代表，倘若其中130位代表要投某一个人的票，则其他20人即使不愿意拥护他，这州的票也还是要全部给他，所以这制度也不是完全很合理的。

我们再回头讲1968年在迈阿密举行的共和党代表大会，当时，因为1964年共和党的高华德出马竞选时，败给民主党的约翰逊，而且可以说是惨败，这一次尼克松代表和党卷土重来，大家对他的期望自然很高，尤其约翰逊领导的民主党因为越战关系，声望低落，而韩福瑞本身对越战亦无特别见解，所以民主党问题相当复杂，造成共和党有重新进入白宫的机会。

当年所有共和党领袖集中在迈阿密海滩开代表大会，时为1968年8月初，民主党是年7月底，也在同一地点开过代表大会，新闻记者，电视访问人员，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专栏作家，都齐集该地，采访重要消息。那年我是代表美京华盛顿前去参加大会，同时也是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之一，此外也是尼克松竞选委员会妇女委员会主席，我所做的事情，所负责的职位，有好几个，所以党方面不但给我住最好的旅馆，又分派到旅馆里最好的套房，同时还有汽车和司机。

讲起这些司机，也颇有趣味，他们并不是职业司机，许多年轻小伙子志愿服务，藉此机会看看政治活动，另方面也可以亲近亲近共和党的要员。我这司机是一位大学生，他很想见识一下共和党选举总统侯选人的情形，便毛遂自荐，提供服务。当然，他们对一切政治活动都杯看好奇心，并且回睹这许多政党要人，也使他们耳目一新。

那时水门事件尚未发生，年轻一代对搞政治的人很有一种羡慕并且尊敬的心理，自水门事件发生后，这种态度自然完会改变了。负责布置大会会场的人，尤其是那些事务人员，早在两星期前，就已抵达会场着手布置，我并且被推选为共和党政纲委员会的主任秘书。当时所有党的内政、外交各方面政策，都要在开会期间表决，这份工作实在非常辛苦。我们在会前一星期即已抵达，每天从早到晚开小组会议，讨论各方提案，党部即以此提案作为将来总统对内对外行政的方针，所以非常重要。

那次，我也可以说是首次担当重任，带了我的两位秘书，自华盛顿搭机到佛罗里达州，这项经验对我而言，可说非常有意义；不过有些人参加这种大会只是来看热闹，藉此机会与要人们握握手，见见面，回到本州之后，便可吹嘘自己和什么人见过面啦，和什么人谈过话啦，有朝一日，总统侯选人竞选成功，这些人便可说他们对于总统的竞达成功，与有荣焉。那年8月在迈阿密海滩天气特别热，各方面为担心暴力、游行、抗议等活动，所以便衣警察、保护人员也都大批涌到，做他们地上、地下的工作。当年，总统侯选人有好几个，有的自己虽不愿竞选，可是当地拥护他们为人将其名字提出来，称为“宠儿”（Favored Son），比方说，纽约州提出州长洛克菲勒、密西根州推出其州长蓝尼、加州推出其州长里根。

开会时，大会秘书唱票，也很有意思，入场证章分好几种，有金色的，有红色的，有蓝色的，记得那几天身上挂满了各种证章，这就表示你可以出入任何地方，当时尼克松住的地方可说禁地，也是警卫最森严的区域。一般而言，总统候选人总要等到开会最后两天才抵达会场，表示他们身价很高，不请不来。

大会第一天首先是各州代表报到，然后大会主席宣布大会开幕，再由当地州长（时亦为共和党人）欢迎各代表，会议前后4天，第一天早上主要是形式方面的手续，下午开始由名方面重要人物发表演说，第二天才正式进行选举总统候选人的投票，大会开会时间多半在晚上，因为白天各小组分组讨论，各有各的会议。有时因开会投票有许多争执的问题，选来选去选不出来，甚至会搞到天亮。这一次起初也有好几位代表投其他党内侯选人的票，不过到最后，还是尼克松声望最高。当天清晨两三点钟时，大家一致推选尼克松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消息一经传出，尼克松已经等在旅馆中，警卫立刻护送尼克松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女儿到会场，在大家热烈鼓掌中，接受代表们的拥护，并且宣布1968年接受民主党候选人韩福瑞的挑战。

我记得尼克松夫人讲过好多次，她不希望自己的丈夫再参与政治活动，因为在1960年尼克松竞选总统失败后，1962年他又参加加州州长竞选，再遭败绩。这次失败之后，他曾对记者宣布，今后永不参加竞选，记者们再也没有机会对他进行任何批评指责了。当时，尼克松夫人很高兴，以为自己的丈夫再不会有政治野心，想不到1968年他又卷土重来，并且大大地成功。我还记得会场热闹的情形，大家都很兴奋，从会场回到旅馆，又要准备次日的工作，大家根本没有睡觉。

第三天，总统侯选人在大会宣布他选择的副总统候选人竞选搭档的名字，尼克松选择了马里兰州州长安格纽。当时确是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此人当时可以说是名不见经传，忽然因为被尼克松选做竞选伙伴，马上受到广泛的注意。我记得当尼克松宣布了竞选伙伴的名字以后，安格纽夫妇与尼克松夫妇一同站到讲台上，接受欢呼，然后安格纽对大家发表谈话，接受尼克松的邀请，携手问鼎白宫。当时许多人都问：“安格纽是何许人？尼克松为什么选中他？他对尼克松会不会有帮助？”这一连串问题像连珠炮一样发出来。

尼克松自己召集了比较高级的竞选人员，与他们谈话，我亦为其中之一，他说要选一个副手，实在不容易，因为每一个被考虑的人都有资格做副总统候选人，使他的选择加倍困难，不知选谁较合适。他当时讲了个笑话，说是好像进了服装店，看见各式各样的衣服，眼花缭乱，不知选哪套好。我觉得他这比喻并不十分恰当，不过大家当时也没注意到，现在回想当初的情景，尼克松选择安格纽，也许就是让大家出其不意，因为许多人觊觎此位，选这个，不选那个，可能会得罪许多人，尼克松索性不要那些希望高的人，反而选了安格纽，这也可以说是非常聪明的一招。

我们再来看看安格纽的政治生命与历史、安格纽在水门事件发生后，当然是首先被牺牲的人，当年他在马里兰州政坛上也有多年历史，本来也是律师，可是他下面的人一直与尼克松手下处不好，就是在竞选时，他们之间也有许多磨擦，不过竞造成功了。

1969年1月20日总统与副总统就职大典举行时，倒是一团和气，记者除赶写尼克松夫妇的新闻外，也有许多报道花边新闻的记者去访问安格纽夫人茱迪。安格纽夫人是个非常平易近人的妇女，她虽未念过大学，可是在我看来，华府政治圈内的贵妇人当中，她可以说是出污泥而不染，并且心地善良。他们夫妇有两男两女，小女儿当时年纪尚轻，也成为记者采访的对象。

我还记得当时安格纽夫人体重稍胖，她与记者谈到她节食的各种妙方，我觉得安格纽夫人也是美国政坛上的牺牲者，当年他们任副总统时，大家拚命捧他们，可是水门事件发生后，大家又来检举安格纽，掀旧帐，说安格纽在马里兰州州长任内，有贪污情事，逼他自动辞职，许多自由派及左倾人士更是将他骂得体无完肤，中国人说“打落水狗”，安格纽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

当年的副总统不如今日，没有官邸，只是住在自己家里，安格纽当选后在华盛顿附近买了幢房子，比他原来的住宅稍微大一点，新闻记者针对这点又大做文章，说他怎样浪费。我倒觉得安格组夫妇蛮可爱的，他们也到我家做过客，尤其安格纽夫人到我家来过好多次，她从不道人长短、讲人坏话，总是和和气气的，就是有时记者对他们有所批评，她也从来没有恶言相向，及至安格纽去职后，安格纽夫人身体欠佳，曾至医院开刀。后来事情平静下来之后，我曾在私人宴会中看见他们好几次，不过安格纽夫人总是有点郁郁寡欢的样子。

安格纽后来发展自己的事业，也就离开政治舞台了，也可以说是离开了是非之地，可是记者一直不饶他，他到哪里，他们还是有所报道。安格纽也喜欢打高尔夫，他打球时，有时球会打落到观众地界去，和福特总统有相同的毛病，这也成为记者取笑的对象之一。

我记得他们退休后，我曾到他们家中作客，那时他们已决定将房子卖掉，搬到原来住的地方，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世态炎凉在这种情形下，看得更为透彻。我想安格纽夫人对于这些荣华富贵、功名地位看得并不重，得失之间也看得很淡，她所希望的就是能够和她的丈夫好好地过比较与世无争的日子，可是安格纽自从做了副总统，交往的人和以前当州长时来往的一群自然不同，尤其是他在好莱坞结交了许多花花草草，像歌星法兰克辛纳屈和几个电影明星，大家常在一起打球，当然也遇到很多漂亮的明星，所以我想安格纽夫妇自副总统位置退下来后，便很难恢复旧日的时光，这就是功名的代价。

现在的副总统已有自己的官邸，大家对副总统也有点另眼相看，副总统地位也比以前高得多，也稍具权力。以前当副总统实在没什么味道，只是例行公事，除杜鲁门和约翰逊，分别在罗斯福总统与肯尼迪总统去世后继任总统，而这些只是历史上的例馐录？

第二篇华府风云第六章米契尔夫妇·福特·卡特·女人，女人

<h3>米契尔夫妇</h3>

我翻阅一本1970年11月30日出版的杂志，封面人物是玛莎·米契尔夫人。7年后，玛莎已逝，患的是癌症，死时孤苦伶仃。她的丈夫约翰·米契尔还在吃官司，尼克松则已在电视上接受佛斯特的访问，提出他这一方对水门案的说法，并己出书。

回顾尼克松当政时代，米契尔夫妇可说是最红的风云人物，也是最多采多姿的一对了，我是在1969年尼克松就职典礼上才认识玛莎的。但我和她丈夫在尼克松竞选期间，已经共事了一年多。

初见米契尔是在纽约的公园大道尼克松寓所，尼克松亲自介绍我们认识。因为米契尔是尼克松竞选活动总干事，他和我一直保持密切接触。有时候，他会一天打两三个电话给我。虽然1968年、1972年两次竞选活动期间，我们在工作上密切合作，但我始终摸不透他这个人，他时而待人很热诚，有时却又显得非常冷漠，不过他真是一个努力工作的人。

竞选活动期间，米契尔保窗一个私人电话号码，号码若有变更，他一定先通知我。每次我拨某个号码，不是他本人接，就是有人告诉我，他会打回来。起初，我并不知道米契尔手里握有如此大权，我去看他，和他联络，似乎毫无困难，但后来我才发现大家都对他有点批评，认为他抓权抓得太厉害，有些工作人员常请我带信给米契尔，或要求他批准某项竞选提案，我也天真地替他们效劳。想不到“满招损”这话可为当时写照。

在迈阿密共和党代表大会上，尼克松顺利获得提名，他挑选安格纽作竞选搭档。我还记得是尼克松还有米契尔建议应该与越南驻美大使会晤，最后决定由我来安排。这些我在前面都已说过。

现在再来谈米契尔夫妇。当时米契尔的私人秘书是苏·莫里森，人非常能干，也很称职，她是米契尔忠实而又能干的女秘书，我想在当年，若是她继续担任米契尔的秘书，或许能够阻止一些权力中的冲突，可惜米契尔办公室迁至华府不久，她就结婚了，婚后随夫婿到佛罗里达州，于是米契尔失掉了一位好助手。竞选期间，共和党成立了一个外交政策特别委员会，由德州参议员陶尔任主席，东尼·朱瑞奇任执行秘书，委员会成员多半是共和党党内有力人士，计有麻州州长伏尔普（后来成为运输部长），马里兰州的莫顿（日后的内政部长），国会议员赖德（后出任国防部长），纽约州参议员顾德尔、希尔大使及哈洛等，我也是委员之一，委员会每周在国会山庄俱乐部开会。每次开会都是两三小时，讨论问题很多。

米契尔忙很少参加这些集会，但是大家都可以感觉到他的阴影笼罩着整个会场，大家经常提到他的名字，任何重要决定均须获得他的批准。偶尔他会派他的副手、米契尔律师事务所一位律师伊文斯，来参加我们的会议，参院少数党领袖伊利诺州的狄克逊参议员也时常来参加会议。

大选之后，共和党全体欣喜若狂，墨斐大使奉尼克松之命，负责新旧政府交接事直，我被派担任就职委员会主席马里臭特的特别助理。那时我与米契尔渐渐熟起来，等他们夫妇也迁至水门公寓，我们变成了邻居。

后来，除米契尔夫妇外，商务部史丹士夫妇、交通部伏尔普部长一家、尼克松私人秘书伍兹小姐、勃恩兹一家、参议员汉森夫妇，及白宫主笔布肯南一家，都搬到水门来住，许多民主党人士也陆续迁入，其中有参议员龙恩及其新婚妻子卡洛琳、加州参议员葛兰斯登等。

米契尔夫妇搬进水门之后，玛莎就成了新闻人物，要不是尼克松政府内阁阁员的妻子都不愿做新闻人物，玛莎可能不会如此抢镜头。当初大家还觉得有趣，到后来就发生了问题。

她口无遮拦地说话，玛莎在来华府之前毫无准备，她是被推进了陷阱，这真是件既不公平而又不幸的事。

从1969年到玛莎去世前几个月，我和她常常碰面，但我对她了解并不深，不过我可以说，玛莎是个很热情的人，她有脾气，有时候做起事来很感情用事，但是作为朋友，她倒是蛮可爱而又讲道义的。

我们私下谈过好几次，有时她来我家，有时我去她家。在晚宴和酒会上也常碰到，她请我吃过饭，喝过茶，我也回请过他们夫妇几次。有次在我家吃饭，玛莎和约翰·米契尔最后才离去。两人竟然发生了一点争执，玛莎脱下高跟鞋，向她先生摔过去，米契尔一副不在乎的样子，只告诉她说该回家了。

玛莎又脱下另一只鞋，往沙发上一坐，说她不想回家了。那是玛莎的另一面，相信很少人知道，她很有点孩子气。

我还记得在我家的另一次晚宴上，一位来自越南返国的陆战队将官向大家报告越南局势。他讲到一半，玛莎开始嘤嘤啜泣，说我们不该加入越战，坐在她身边的客人，感到非常尴尬，但玛莎就是这么一个人，口没遮拦，想到什么说什么。

她常对我说，白宫有人不但嫉妒她先生，还试图加害于他。当她当着米契尔的面这样说时，他只叫她安静点，不要太认真。

我最后一次看见玛莎是在纽约，水门事件已发生，米契尔当然也下了台。她觉得不太舒服，希望见见我，她一定要来我住的地方，因为她那里老是有人偷听，或窥探，她和米契尔已经分开了，她告诉我她需要律师给她一点意见。那时水门案件正闹得翻天覆地。我去纽约，而且请她吃中饭，我们谈了很久。

权力来了又走了，我常想，如果米契尔这一对，从不曾涉足华盛顿这座政治丛林，他们或许今天还在纽约过着他们安静的生活。这也是命运吧。

<h3>福特总统</h3>

1974年8月尼克松垂泪别白宫，那真是一个非常悲切的场面。多么艰难争来的荣耀，竟会如此容易地丧失，在许多共和党人来说，那简直像一场似是而非的恶梦！

尼克松的一家人：他的太太碧特，他的两个女儿翠茜亚和茱丽，还有两个女婿葛斯和大卫·艾森豪威尔站在白宫直升机草坪俞与僚属一一道别，那情景使人感到凄恻而悲愤。昨日之日不可寻，昨日他还是美国总统，他的一言一动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会人类的安危，可以使股票市场涨跌，他的名字与照片天天在电视机前和报纸、刊物与铁幕内外的人见面。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他一出现，群众就不顾一切试图冲过便衣警卫和武装巡捕的防线和他握手，即使能够模一摸他的衣服，也与有荣焉——不是因为他是尼克松，因为他是美国总统，美国总统在当时还代表权威，还代表自由与希望。突然间，把他的权威解除武装，他竟是如此地落寞！那些当年拥护他的群众都到哪儿去了？他们正忙着福特的就职典礼——福特要在国会发表接任新职的演说。许多半府权贵正忙着想办法弄得一两张贵宾券好去国会恭听白宫新主人的第一篇演说。

我的心好须，好乱，实在没有想到要到国会去。等到福特的一位助理问我曾否拿到票子时，我看那票子并非太理想的座位。我打电话给回会议长（其时是民主党的众议员卡尔艾拔，来自俄克拉荷马州）问他要两张票子，他倒很爽快，他说“你就请坐到我的特别座位那儿好了。票子马上差人来拿。”

那时已是下午3时，当晚9时新任总统就要讲话了。我把三位参议员给我的票子都退掉了，好让别的人使用，而对于国会议长卡尔艾拔衷心感激。他是民主党领袖，我是共和党人，他不久我半分半厘，只因我们是朋友而已。后来卡尔艾拔退休，我特地从华府远道去俄克拉荷马州参加为他举行的晚宴。——华府也不是一个绝无人情味的地方。

福特对国会说他知道总统和国会之间不可能有长久的蜜月，可是他希望双方都能保持长久的婚姻（大致如此，记不大清楚）。在场两党都一致起立鼓掌这四五分钟之久。福特又亲切地介绍他的重要助手：他的夫人贝蒂。他们两人一同举手向参众两院议员以及外交团和阁员们致谢意，又是一阵热烈的鼓掌。

福特夫妇满面光彩。

散会后，在走廊上遇见了不少熟人，最后我还是接受了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财务委会主席洛斯郎尔夫妇的邀请，到他的办公室去聊聊天。——当晚大家都有点兴奋。又是一个新朝代的开端。

我坐在前排，看着美国历史在我眼前演变。

走出国会时夜已深沉。背后有人在喊我的名字，回头一看，灯光下我认得那是福特的一名助理，他说：“你看我们的新总统棒不棒？”

我说：“今晚好精彩。不过，我们要牢记，民众是最犀利的评判员，我们以后可能天天要演好戏。”

他说：“你怎么来的，何必这么早就自己先泼冷水，1976年咱们还会胜利的。”

我说：“但愿如此，大家好自为之吧。”

福特任内也曾找我入阁，请我做财政局长（U.S．treasurer）。这份差事是专管美国的公债和签订新钞票，他们正要找一位女性共和党员来担任这份工作，而且希望是少数民族代表。于是就想把我推出来。但我也婉拒了。

无官一身轻，这句话中外都通用。更何况我深感宦海浮沉的惊险，实在不敢问津。当然支持我的人都认为太可惜了。

后来大家推举了一位原籍墨西哥的女党员来担任这份工作，不过当福特落选之后，她也只好卷铺盖了。只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假如我当年做了财政局长，今日的美钞都将有我的签名式，不过如今美钞身价大跌，我也无足轻重了。一笑。

1976年美国又来一次总统竞选，当然这是民主政治必做的工作，但初选以及竞选后公民投票的时间拉得太长，劳民伤财，真有改善的必要。近年来许多做过助选工作的人，也一再提到最好把总统的任期改为6年，但不可以连任，那么每一届新总统上任可能会专心去处理要务而不再分心去筹备下一届的竞选假如任期从4年改为6年，至少可以让选民多休息一下，多喘一口气，也少花一点钱。但这建议得不到太多官方的支持，因为在位者总想永远做下去。比如说美国的大法官都是终身职。他们的年龄平均在70岁以上。有一位大法官德格勃期，病到糊里糊涂，但仍不肯退休，后来还是同行大家说好说歹请他回家休息，照常拿退休养老金才算解决了这公案。

福特因为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出任总统，同刚走马上任，席不暇暖即刻就要准备竞选工作。招兵买马姑不待说，而且还得研究党内的政治情况，先把内部的布局处理好才能向外发展。福特左右的人都不错，可惜没有杰出的人才，而且在筹备工作上用错了几个人，对于重点估计错误，到后来把宝座送给了卡特。

<h3>卡特总统与其弟弟</h3>

比利卡特没有胜，是福特不该输的却输了。

福特第一着棋出错了，是把洛克菲勒，他的副总统先得罪。

这是福特竞选总部主委贺乐维的第一张错牌。当记者问贺乐维是否要请洛克菲勒做福特的竞选副手时，这位仁兄却口无追拦地说：“我们另有人眩”洛克菲勒很识趣，他马上公开宣布他不打算参加竞眩我们党内人当然不是每人对洛克菲勒都满意，但洛克菲勒有他的班底，有他的财团，有他的组织，有他的群众。岂可随便一句话就请他走路，这一来把洛克菲勒的同路人都得罪了。

事后有许多人分析这一招，有些人说这不是对付洛克菲勒而是对付基辛格，因为基辛格是洛克菲勒的人，他的太太也是洛克菲勒的干部。假如这是他们的想法，那他们错了。因为以我个人的观察来推测，基辛格是个功利主义者，谁对他有利，他就跟谁。我甚至可以说他不是共和党也不是民主党，他是我们这个混乱时代，无信无义的悲哀时代的产物。他利用了尼克松，一举成名；他利用了洛克菲勒做他的跳板，有人说当然洛克菲勒也利用了他，但这项交易看来并不太公平。无论如何，我知道在当时有许多保守派对于基辛格的外交政策不满。洛克菲勒与基辛格的关系深到如何程度我无法解答，但洛克菲勒之去对于福特的选票总有点影响。

里根州长在1976年试图卷土重来，先声夺人，在共和党竞选大会上与福特论雌雄，两天两夜，双方代表在大会上辩得脸红耳赤，甚至几乎动武。后来福特被选出来了，一是有人请福特去，说服里根出来做到手，我也是其中一员。但福特与里根的左右手都有点固执，因此影响到一个挑战者的动向。当福特没有恭请里根出来一同竞选而又把阿肯色州的参议员罗拔渡尔（据说是里根的人选）做副手时，大局筑不甚乐观了。

福特答应了卡特的挑战，在电视机前与选民一较高低。

这事我们在竞选总部也多次提出讨论，我反对这个卡特的圈套，这岂不是白白便宜了政敌，让他有机可乘，值此机会多多在选民前亮相。这岂不是卡特同人求之不得的机会。我的意思是福特不需要再在电视机前找麻烦，他是老实人，口才并不是太上乘，何必自找麻烦。

我的反对无效，大部分助选人，尤其是竞选总部的大亨都认为福特一定可以在电视台前把那花生农人击败。电视节目共分三次，第一次谈内政，第二次淡外交，第三次谈经济。第一次还好，平分春色，第二次是外交，福特的左右认为福特一定可以应付，但正如我所忧虑，福特失败了。

第三次再来个回合已无足轻重，因为在第二回合中福特已差不多失去了江山。

1975年卡特是谁，大家还得待考，但他的准备工作做得很不错。而福特竞选总部的人物真是不太敢恭维，加以两雄对抗，使共和党元气大伤，于是共和党占领了白宫8年之后，又双手把它送同给民主党。

“一朝天子一朝臣”，在华盛顿一点不假。卡特上任，马上把所有共和党任内所派任的官员，一一去职，甚至连当个小职员的四级五级打字小姐和秘书也请走路。卡转入主白宫有一年之久，许多部门个个是新面孔，有些机关且有真空情况，因为找不到适当人选，到后来不管是张三李四都有点沐猴而冠的现象，临时拉夫，没有几个有行政经验，华盛顿一时大乱。

内政、外交、经济、能源无一是处。无论你走到哪个部门，你都可以听到浓重的南方口音，有些乔治亚州人还是第一次到美京，真是刘姥姥入大观园。

1968至1976年华盛顿是共和党的天下。尼克松因我无意入阁，因此给了我好几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闲职，例如联合国文教委会委员（每年开会4次），航委会顾问（每年开会两次），交通部长特别顾问，商务部长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常开会），卫生教育福利都精神与服务辅导会委员（管经费，管机构，卡特夫人曾做这个委会的名誉主席，是个不受薪的肥缺，常常开会，为了讨论如何分配政府的辅助经费，这是大家都想要的差事——经费很多），能源委会委员（这也是个好差事，因为大家都在关心这个能源问题。每年开会4次，我们有些颇有脚踏实地的提案，可惜新政府另有高见，把我们的建议都冷冻起来，可惜之至），肯尼迪文化中心顾问委会委员（是终身职，但卡特上任却把这条例改了，因为他要对他的支持者有所交代，而顾问委会只有100个名额，实在不够分配），此外还有空军委员会顾问，亚洲事务顾问等等……名堂之多，我也记不清了。加上其他所谓社会贤达的职名，光是开会就忙死人也，不过总统分派到了，自然不能推辞。我自觉才疏学浅，又不是百科全书，对于无济于事的开会实在烦透了。有些不识相的所谓“专家”之流，在开会时最喜欢发长篇大论的提议，不但浪费别人的时间，而且浪费政府的纸张和印刷费，我相信华盛顿是全世界顾问委会以及其他小组委员会数目最多的城市，市民实应检举一番。所不幸者，代表市民的团体也有许多成为变相的政治机构，被少数野心家所利用成为自己的终生职业。

会员数目增加之后，又可以影响选举，控制票数，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比方说20多年前在华盛顿有一位穷律师（姑隐其名），忽然妙想天开要检查通用汽车公司所造汽车的安全。

这不算坏事，可说是为老百姓做些公益。这律师把他的报告送到众院去，众院来个公开的听证会。本来这种事情天天有，开会之后，大家争论一番，通过一两道提案也就算了。但通用汽车公司却急了，于是想尽各种办法去联络这位律师，这一来这家伙有文章可做了，他在听证时公开指控通用公司在收买他，报纸的新闻来了，这位本来找不到工作的律师也一夜成名了。——再说谁能说“为民众服务”不是好事，于是议员先生们为了选票也一致支持他，他成为汽车安全专家，这人连汽车都不开。假如他专心研究汽车的安全倒罢了，他一不做二不休，一会儿研究药品，叫会儿检举航空公司，一会儿又去控告国防政策，一连组织了好多“人民阵线”，美国的老百姓是最容易被利用的，当然也成为反政府或别有企图的各类组织的利用目标。

也得陇望蜀，天天打发横财的主意。

以卖落花生而能成为百万富翁，又登白宫宝座，这是美国的政治制度的最高表现。

美国的乔治亚州本来除了以出产蜜桃闻名外，就是棉花。花生米并非名产，只因卡特总统有个花生农场而得名，平原镇更是小村落，但因为是卡特的故乡，而且又出了一个卖汽油和啤酒的比利弟弟，于是平原镇乃成为世界上人人知晓的市镇了。

近年来几位美国总统都有个“问题兄弟”（采用“问题儿童”成语）。比方说约翰逊总统的弟弟山姆，是个酒徒，常常无端生事，大哥无奈，只好把他软禁，以免败坏家风。山姆死前还写了一本关于乃兄的传记，对于约翰逊颇多刻薄语。后来这本书销路不太好，但山姆真的把家丑和盘托出，而且上电视如数家珍，约翰逊家人也无可奈何。

尼克松也有一个不太成器的弟弟，但由尼克松的友人帮忙，给他工作，因此尼氏在任职期间除了我们圈内人知道这事之外，报章偶有报导，但并没有大问题，因为尼氏的幕僚有权控制，不让这位弟弟乱来，所以没有发生大问题。

卡特的弟弟比利和其他总统弟弟不同，水鬼升龙王、刘姥姥入大观园，看哥哥样样都好，样样都受用。更何况花生农场本来就要关门大吉，不得不另谋生路，于是有好些无聊之人在打比利弟弟的主意。比利弟弟正想发横财，古语所谓两相情愿，一拍即合矣。

当初只是由经纪人为比利安排电视市，或为啤酒及其他货品做广告，还到些游乐场所露脸，收些宣传广告费。商人们因为他是总统的弟弟，一掷千金，在所不惜，于是比利搬出了平原镇，在另一地区买了一所大房子，花天酒地，乐了好一阵子。记者们问总统，对乃弟行为有何置评。卡特说：“我的弟弟个性很强，他的生活，我不好多管。”

比利为了戒酒，找医生入医院，于是报端传开来说是虔诚信奉上帝的卡特总统有一个不但不入教堂的弟弟，而且是个酒鬼。卡特的妹妹以传道为生，但竟对自己的弟弟没有发生感召，这也算是她的败笔吧。

比利闹酒，比利出丑，比利藉白宫之名去淘企，美国老百姓都不愿乡置评。但比利竟去做外国人的掮客，而且是利比亚的掮容，还拿了人家22万美元（说是借的），又利用国务院、使馆的关系……这一切当时在记者招待会上卡特总统说“不知情”，后来又由新闻官改说“我不清楚”，再后又说“有待查证”，于是事件大矣。水门事件重点不在水门案，而在案发后白宫有所掩饰，比利案也差不多大同小异。

卡特做梦也不会料到比利弟弟会使他这么头痛。

<h3>女人，女人</h3>

卡特总统上任后不久在白宫一个聚会中对他的全体职员宣布他对于道德重整这项运动非常重视，并动他的阁员们不要搅桃色事件。有一记者问他对于同居而没有结婚的人有何意见，他说我希望这些人赶快结婚。不久之后，卡特的儿子先闹婚变；然后他的得力助手佐顿和太太（也在白宫工作）宣布离婚，而且在离婚之前佐顿经常有花边新闻；接着是财政部长布蒙特和太大的离合，后来正式宣布离婚。这些白宫的内幕新闻多多少少使一般选民对于高高在上的长官有点不是滋味的估价。若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准绳来看今日的美国政府首要，那么今日世界之乱，真是其来有自了。

再说从事电视电影娱乐及宣传工作的艺人，有一部分其私生活则实在不敢恭维也。他们大都以制造新闻来吸引群众，有时使人不免有劳民伤财之感，就拿十几年前好莱坞的桃色官司来做例子吧。这项官司在法庭上前后听证一个半月，法庭法官的费用都是美国老百姓的税收，也可以说是我们在美国工作而付重税的民脂民膏。这场桃色官司总算在1979年4月18日宣判了。法官判令男方赔偿女方10.4万美元，女方原来的赔偿要求是100余万。

这件事的过程是这样的：多年前在好莱坞的名影星李马文，爱上了一位女歌手蜜雪色奥纳，两人同居共6年之久。据女方的控诉，她因为做了李马文的情妇之后，就放弃了她本身的事业而专心做家庭主妇来照顾她的情夫。但好景不长，同居6年之后，两人分手了，于是女方控告男方，为了破裂的爱，要求赔偿。

问题就在这个法律上的悬案：没有结婚而同居，在法律上是否也可算做夫妇？同时分手后男方是否对女方负有经济的责任。在此女权至上的前进时代，有些女人要独立，要自由。

但同时又要男人供养她们，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似乎都不能有理直气壮的立脚点。为此，洛杉矶的地方法院法官，在听取40多天的证词后宣布了他的裁决。他判决李马文付给蜜雪10.4万元，算做教育费，因为这项经援可以协助她重新再学习新的技能、自主谋生云云。

有些人觉得这项裁判对于女方来说是不无小补，但对一般女人来说，似乎有点近乎侮辱。凡事有了双重或多元的标准，就失去了平衡的真义。

法官既不承认这对冤家在法律上有夫妇的地位，那么，这个女人当然也就没有权利去享受离婚妻子所应得的所谓赡养费。为此，法官只判李马文给女方要求的1／10的数目，名之曰：“教育基金”，等于妓女从良，要重新教育，以谋别的生路。

而受钱的这个女人，却不单受之无愧，甚且万分的欣喜。

与人同居，该是个人的私事，却要公诸全国，甚至全世界，而且在法庭上绘影绘声地把两人之同的一切私事也来个大暴露，实在使人心寒。世风日下以至如此，而争取男女平等权的急流中，处处有些破泥冷沙，使不少女人为了同流而合污，可叹，可叹。

女人就是女人，只要做一个光明磊落的女人，不必去做次等男人，也不必仿效男人。男女平等的真义是使女人在服务家庭之外，也有机会去为国为民服务，也有选择职业的自由，从而得到同工同酬的待遇，假如有些女人却借此来做些不体面的宣传，那就错解女权的真义了。

美国人天天在高喊民权、自由、民主，而在这过程中却有这么多的丑剧。做艺术工作的人更当洁身自爱，李马文是大明星，但私生活却如此恶劣，而一名小歌星为了几文臭钱竟在法庭上真戏真做，太对不起其他女人了。

女人，你真的是弱者？

第二篇华府风云第七章中美建交·里根·中国驻美使节·在美华人

<h3>中美建交</h3>

1978年12月15日民主党卡特总统宣布正式与中国建交。那天是星期五，刚好共和党领袖们都集中在华府西北区第十五街的梅德逊酒店开财务会议，我也是召集人之一：这个酒店就在我的办公室附近，只过一个路口即到。我们早上8时就开始会议，为了充分准备共和党下届的总统大选，而且为了加紧筹募日益上涨的竞选费用，财务委会的大财团老鹰委会召开秘密会议。当时老鹰委会的会费每年是1万美元，另外每一会员还要招募会员5～10人，现在的会费已增至20万。十五六年前会员只有200多人，现在差不多有1000人；当时亚裔会员只我一人，现在有20多人。

那天参加会议的有前任总统福特夫妇，还有田纳西州的参议员哈护贝克（当时他是参院少数党主席，后来又出任里根总统的末期幕僚长，现在华盛顿设有律师事务所）。早上11时贝克宣布下午会议议程有些改变，因为福特和贝克都要到白宫去，卡特总统有事相告。

福特两天前在白宫和卡特见过面，而且答应卡特，当卡特宣布与台湾断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时，福特会以前任总统身份支持他这项外交政策。

午餐前，贝克和我私下交谈了几分钟，他说：“你想今天的事是中东还是伊朗？”我说：“都不是，大概是宣布承认中国。”

这时其他会员也各自猜测，议论纷纾。

下午2时半贝克打电话给我：“今天晚上总统有要事宣布，你猜对了。”他没有再多说。下午4时左右我打电话找沈剑虹先生，他刚好出差到亚利桑那州去了。当天下午已有许多记者找我，我家中和办公室的电话响个不停，我说：“一切要等卡特宣布，现在我也不便发表意见。”

<h3>里根总统</h3>

狄华在里根任加州州长时，即替里根做公关。1976年里根也有意问鼎总统大选，但共和党内大多支持福特竞选连任，因此从加州来到德州参加竞选大会的里根队伍并没受到太多的礼遇与重视。福待竞选总部的总指挥还一再吩咐不准福特的部属和里根的部属有所交接，以免有“遍敌”之嫌。

我是支持福特的，但与里根夫妇也是朋友，我认为串串门子无伤大雅，可说是少数“不服从命令的人”之一。里根夫妇走入会场时，为了奏乐欢迎之事也有所争议，当时狄华对此非常气愤。他对我说：“你告诉坐在我们对面的那些家伙，里根总有一天会做总统的，到那时他们也别来找我！”其时福特的手下大将是罗伯哈门，是爱尔兰后裔，也有些趾高气扬的架势，他对我说：“安娜，这一次他们来争宝座，太不够意思。”我说：“这是民主政治嘛，何必大动肝火。”

当然事后两败俱伤，1976年10月，民主党的乔治亚州长卡特当选总统。福特退休，搬到加州做寓公，过他打高尔夫球的悠哉游哉生活；里根回到加州，准备卷土重来，狄华和一些人马也默默地在加州做更好的准备工作。1964车高华德参议员以保守派主脑，被选为共和党总统侯选人，惨败给政治老手约翰逊；里根虽然也是保守派的代表，而且大家都及高华德替他做了开路先锋，但狄华不代表保守派，而且和里根的保守派支持人常有意见，但他有自知之明，他说：“我的职责是把里根推进白宫，做宾州大道1600号大厦主人。”

1980年秋，里根击败了民主党的候选人麦高文参议员，一帆风顺地做了两任总统。而狄华就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宠臣。

大概是缘分吧，狄华对别人爱理不理，但对我却非常友善，我们总是保持联系。他未入白宫时如此，入白宫后也如此，等他离开白宫后受到不少挫桥时，我们仍然是互相关怀的朋友。狄华少年得志，做了总统府的幕僚长之后，当然更有一番雄心大志。里根身旁有的代表保守派、有的代表自由派、有的是代表自己的私人名利，走南茜夫人路线的亦不乏人，而南茜对丈夫是有相当影响力的。假如说米斯是里根的人，那么狄华则是夫人派，他除了每天要安排总统的重要节目外，南茜夫人也经常打电话到东厢去，直到狄华离开白宫，另组自己的公共关系公司为止。

现在华府的公共关系组织真是五花八门，有以律师事务所兼公关的，有财团以协助投资名义来做公关的。日本人、英国人、以色列人都有人替他们跑腿。狄华就是因为替韩国、加拿大做公关而遭眼红的人告了一状，台湾也刚好准备和他签约，代价从50万美元到200万美元一年。我当时对他把新租来的办公大楼布置得如此富丽堂皇有点意见，我说：“米可，小心点，姿态不要太高。”他说：“我们夫妇替里根辛劳工作一辈子，现在也该让我们赚些钱了。”

狄华出事后还有些朋友替他筹款付律师费，去年狄华的夫人前露莲又再被召回到国务院做副礼宾司长，我替他们两人高兴。茄露莲曾因乳癌开刀，后来算是康复了。狄华也在慢慢地东山再起，他50刚出头，来日方长。

里根总统上任后，人事部主任James Pandotan请我到白宫商谈我的出路，其实里根未就职前就亲自和我谈过，但我不是做官的料子，而且在华府多年，看尽宦海浮沉，真有点惊心动魄。尼克松上任后也曾问过我愿不愿意出任马来西亚、新加坡或泰国的大使，我都婉辞了。我有两个孩子，身兼父职，责任重大，无法到衙门去打工。于是尼克松给了我一两个有职无薪的工作，而且常常代表他去参加外国的就职典礼或葬礼、婚礼；国内有些隆重的典礼也要我去参加，代表总统说几句话，算是回报帮他竞选的汗马功劳吧。

1981年2月初的早晨，我到白宫去，那时我刚从台北回华府。当时的人事处地位比现在重要，效率也比现在高，对每一个支持里根总统而且有相当分量为人为背景及功过都很清楚。詹姆斯是我的好友，他、我、后来做了大法官的米斯（EdMeese ）和已故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契斯（illam Casey）都常在一起开会。那时我又刚刚被少数民族全国委会选做第二任主席，走马上任时所有阁员都到酒会来祝贺，这该说是共和党族裔委会的全盛时期。当时我也邀请许多亚裔的新生代入会，做些草根工作，然后鼓励这些亚裔移民进入主流、参与政治。这份工作很吃力，但成效不错。假如美籍华人没有一步登天的想法，并且不自相残杀，那么华裔公民的地位会比现在更高更好，只可惜不少中国人爱搞小圈子，爱自相残杀。有一位朋友对我说：“中国人不需要敌人，中国人就是自己的敌人。”真是一针见血。

James先把一本红皮书给我看，党内叫Plum Book，即桃李册，又叫红书。这本册子把新总统所有比较考虑分派的工作单位和职务都记录得清清楚楚。当然，像总统的幕僚长及几个不需要国会通过的重要职位，在总统未正式就职前，早就有腹案了。新任总统很少留任旧人的，因为那些人并非他的班底和亲信，再者许多人帮总统选举而立了大功，正等着论功行赏呢。最好的例子是布什总统把白宫最重要的职位给了前任新罕撒州州长苏奴奴，此人只是一个小州州长，但该州对布什的提名做了很大的努力，因为当时布什本来在中西部和其他竞进人角逐的结果并不太理想，但到了新罕撒州时却一路领先，于是在共和党的提名大会上90％的各党代表都支持布什，苏奴奴功不可灭。本来是布什参谋长的福来因只好卷铺盖走路了。

苏奴奴大受党内党外和新闻媒体检举，因为他假公济私，到处旅行都搭白宫专机，两年内共用了100多次，受到警告之后还不道歉，还用白宫司机和汽车到纽约参观邮票展览，据说买了一份价值5000元的邮票。苏奴奴夫人的工作也是由政府派任的。虽然群情大哗，但布什仍说支持他。不过许多人预测，苏奴奴在白宫还能待多久得端视布什对1992年竞选连任为看法了。当然有不少官员也常利用自己的权位做些不合法的事，假如没有被新闻界发现，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苏奴奴的越权行为，实在有损布什的声誉，因为布什在竞选期间一再向选民保证他的内阁要用最守法、最清廉的人。

当时华府有人开玩笑，说布什天天跑步，以步当车，是因为他的白宫轿车被苏奴奴拿去使用了。虽然言过其实，但权势、金钱对任何人都是一种引诱，如何自善其身就得好自为之了。

James又再旧事重提问我愿不愿意入阁，当时各部长都已内定，副部长和大使尚有空缺，但我还是坚持不做委任官。

我们商谈许久之后，他建议我做白宫出口委员会主席。我问他现任主席是谁，他说：“这人是奇异公司的董事长，我们不久他什么，你若愿意做主席，我们就给他一封信谢谢他即可。”

我说：“算了，就让我做副主席好了。”他说：“这是你自己决定的哦！我会向总统报告。”两星期后里根亲自在白宫委任我做出口委员会副主席，委员共有20人，这份差事对我来说轻而易举。在任期间我多次组织美商海外访问团，到过欧、亚许多国家，也到过非洲和苏联，并且两度去中东，为美国争取了不少商业市场，也有机会见到不少国家领袖和商界名人，跟许多国家签了不少投资和合资条约。记得1981年我到台北时，台湾鞋业公会对我说，台湾出口的鞋子是廉价鞋，美国本身并不出产，因此下会对美国鞋业有何威胁，希望美国不要对台湾鞋子的进口设限。我听了他们的汇报后，觉得颇有道理，回美后我便向有关当局建议不对台湾鞋类进口设限，这对当年靠出口的鞋商我算是做了一件公平的好事。后来我再到台湾时，还有一两家鞋商要送我鞋子，可是我并没有接受。

我做了6年的出口委员会副主席，这期间美国对外来的挑战已渐感沉重，但美国企业界还有点优越感，不肯以破釜沉舟或快刀斩乱麻的精神自求多福，出口委员会的问题开始复杂，商务部、财政部、对外协调处都来插手，大家对这个工作虎视眈眈。免费服务还招来不少麻烦，我告诉白宫说，我无法再做下去了。于是我转任白宫学者委员会委员，委员共24人，每年花两三天时间看卷，选出100多名杰出青年（每州两人，一男一女，再加上华府特区、关岛、海外区也男女各一，和20名艺术成就奖）。这100多名青年每年6月初受邀到华府4天，并到白宫拜会总统，由教育部长亲自在白宫的玫瑰园颁奖，其他节目如前往国会参观、副总统参加他们的午宴、在肯尼迪中心表演等，并由他们的家人同来庆祝，我倒觉得这是一份很有意义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每年在考卷中最少有10～20名是华裔青年，可见中国家庭对子女的学业比其他民族的家庭更为关切，而影响也更深厚。

<h3>中国驻美使节</h3>

我第一次回北京时，负责全部行程安排的是外交部冀朝铸，那时他是外交部国际司司长，但我想他的工作与欧美关系较密切。

冀朝铸是山西人，但说话没有山西口音。他的童年是在纽约过的，小学到中学都在美国读书，后来还入了哈佛大学，因此八年抗日战争他一点也没有经验。他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回国的。

在北京有机会和冀朝铸交谈，他告诉我，他的哥哥是冀朝鼎，曾是抗战时期孔祥熙的左右手。这些人物我不清楚，因为抗战时期我只是一名流亡学生，对孔祥熙一无所知。他说：“朝鼎是我的大哥，跟我年龄相差20岁，怪不得你不认识他。”

1983年冀氏出任中国驻美公使。他到华盛顿时带来了我的舅父廖承志的一封亲笔信，要我多多协助冀氏。在大陆大家称廖承志为廖公，他为人豪爽，对上司与下属都很亲切，而且能诗能文，又诙谐幽默，因此人缘甚好，凡是追随过廖公的人对他都心存敬爱，冀氏当然不例外。

冀氏夫妇来华府时，柴泽民是大使，柴泽民也是山西人，山西口音甚重，他是我在华府正式接触的第一位年共高级干部，中美建交后第一位被派到美国当大使的外交官，是中共绝对信任的党员，曾任驻埃及大使。柴氏虽然不懂英语，但出入有翻译，口若悬河，笑口常开，因此在外交圈中很活跃。他喜欢和朋友讨论问题，即使你不同意他的见解，他也从不发怒，只会说：“这个，这个值得研究。”有时他也会说：“这是不同的观点。”但他从来不在美国人面前批评美国人不了解中国。

柴泽民在任的那5年，算是美、中关系较为密切的时代。

他只带夫人上任，没有一个孩子跟他来美国，这在外交圈中是少有的事。他一直住在使馆里，冀氏夫妇来华盛顿后，他们常到我家中作客。柴泽民在任时，馆内有些空地用来种花种菜，每逢有新鲜的瓜菜他都会亲自写张条子让秘书送到我家中。

后来章文晋大使接任，他们搬入了大使宫邸，章大使夫人张颖常常让园丁送盆花来，最漂亮的是菊花，比市面上的艳丽得多。

冀朝铸最喜欢吃朱古力糖，也喜欢吃冰淇淋，每次饭后就连吃多颗朱古力。他说儿时在美国常吃这个东西，回国后那些糖果不似美国，吃朱古力糖使他回忆起在美国的童年。他和章文晋都是周恩来和廖承志的爱将。

章文晋出任驻美大使不到3年，我党得章氏夫妇非常平易近人，两年的感恩节他们都来我家作容。章氏逝世于1991年3月。他喜欢游泳和跑步，还打网球。那天他从外面跑步回家，跌倒在搂梯下，就这样逝世了，去得很快，没有一点痛苦。

他们家中，没摆任何的照片，只有一张他们夫妇和周恩来的合照。

冀朝铸离美后，改任斐济岛大使，我认为是大材小用，果然后来被派到英国当大使，在英伦期间表现优异，外交部和中央领导对他都不错。冀氏现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直属联合国，由联合国支薪，这算是冀氏迟来的福分吧。

现任大使是朱启桢，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在外交部服务40年，在欧洲及非洲都当过大使。他一到任就处理天安门事件带来的困扰和冲击。虽然布什总统支持和中国继续维持友好关系，并延续优惠国条款，但参众两院以推动人权与民主为借口的反华声滚，一波接一波，直使这位熟练的外交使节难于招架。

当中国在华府建联络处时，就在华府的麻州大道找房子。英、法、英菲律宾、韩国和越南的使馆都在这条大街上，当年伊朗和美国外交关系密切时，也在那条大道上设有使馆，因此就被称为“使馆大道”。

中国在麻州大道找不到合适的房子，但却在附近的住宅区买了两幢。一幢是大使公馆，另一幢由新华社使用，后来新华社在维州买了房子，有办公室，么有职员宿舍，原新华社的房子，就改为公使公馆，现任台办副主任唐树备回国前即住在那里。柴泽民带着夫人来华府上任，但却不愿住大使公馆，大使不住公馆，公使也只好陪着住在使馆的楼房内。中国的使馆设于华府的康州大道，原是一所叫温莎旅店的建筑，60年代只花了美金约500万，如今已经水涨船高。中美双方的使馆问题己达成协议，北京提供土地给美国盖大使馆，但中国想在闹区找商务部及武官处的办公楼房却有困难，不是没有房子，而是价钱问题，中央约预算就是那个数目，实在难于找到合适的楼房。不像台湾一掷千金，最近在纽约成立的文化中心位于络基大厦，年租百余万，连日本人也自叹弗如。此外，蒋经国基金会的把门人个个神通广大，让那些做研究工作的专家教授们趋之若鹜，还找了中国之友丁大工做董事长，这位好好先生深谙中国处世哲学，四平八稳，实在难得。

<h3>在美国的华人</h3>

1959年当我最初想在华盛顿找幢公寓时，一无可取，最后我的姐姐替我去找，她告诉我，有些公寓不租给有色人种，有些则排斥东方人，我身为陈纳德太太，在这方面，当然是占了点便宜。但是那时美国人对东方人如此歧视真使我非常不舒服。歧视中国人的现象至今仍然存在，不过已大有改进，在华盛顿也不例外。比如说致力学术研究的中国人待遇比美国人低，就连在所谓做亚洲研究工作这方面，中国人的意见也经常得不到重视。其实令我觉得诧异的是，这个圈子里大多数所谓东方专家乡是卷发蓝眼睛的犹太人。我问过一些中国教授和专家，他们为什么没有论文发表，他们的回答是不是没有，只是文章有时被冠上了别人的名字，如果提出抗议，饭碗就可能不保。这种情形今天仍然有，但已大有改善。中国学者出人头地者颇不乏人，不过，有的时候，问题出在中国人自己身上，他们往往只顾自己，不像其他团体一样，互相团结、关切，以及彼此合作。

前几年，我向美亚协会发表演说时指出，中国人已对替人洗衣服和做蛋皮春卷等事感到厌倦，日本人也不愿再多替人整理花园，我们必须走出这个小圈子，为争取社会平等、机会平等奋斗。就为了这，我被某些人称为急进派，并有人对我说：“你太激烈了”，而且指出，“你错了，因为中国人毕竟还是有他们的机会。”我的回答是：“我们不是寻找机会的中国人，我们是华裔美人，应该享有和其他美国人同样的机会。”

过去20多年中，我一直在发表这类的言论，某些人说我过于好辩，但对有些问题，我不是好辩，而是挺身而出，打抱不平。即使在今天，我们也看得出来，有些问题正在此间逐渐形成。举个例子来说，美国政府为了越战失败，不得不收容一些难民，可是这许多越南难民，因为离乡背井来到异邦，当然他们没有归属感，这种情形尤以在种族成见过深的小地方最为明显，这些越南人，他们必须做许多方面的适应，他们需要教育和时间去适应新的环境。反过来说，大多数中国人在美国已有长远的历史，除了开洗衣店，和卖杂碎之外，他们该有同工同酬的机会。我在全美各地以此为题，发表演说，我说：“让我们给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一个平等的机会，因为当他们的下一代长大成人，这些年轻人可不会像我们这样逆来顺受，若仍受歧视，他们将会成为问题人物。”

但是，某些少数民族在这方面已有长足的进展，如西班牙人，波多黎哥人，尤其是黑人，中国人就没有这样幸运。在一些联邦政府的条规里，中国人甚至不曾被列为少数民族。在美国200周年时，我建议修改小学一二年级的教科书，因为其中给人的印象是，东方人来到美国，只是干些挖矿和修筑铁路的工作，然后就抽大烟。当然所谓美国西部的开发，中国人的功劳实在不小，多少中国劳工死于矿中和铁轨之下。我提议政府提供一些基金会的经费，纠正一些教科书上的错误观念，使美国人对东方人有比较正确的印象。但是我的提议没有得到多数支持，没有政治实力，一切都谈不上。十几年前在国会中，没有一位华裔参议员或众议员，郑友良议员那时已退休，日本人至少还有井上、松永、早川，他们虽然不是中国人，但至张。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感到西方船坚炮利，积极整建海军，本世纪初国力已强，也觊觎中国的领土。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一方面要和军阀作战，另方面又得对抗“洋鬼子”，他们固然羡慕外人为洋房汽车和一切现代化装备，同时却对外人在中国土地上享有的种种特权，怀有无比痛恨。中国人的心情是多么的矛盾。

1931年，日人侵略东三省，当时父母带着姐姐和我逃离北平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我们这一代，有太多沉痛的回忆。

战后，外子和我重游最大的一座防空洞，桂林的七星崖。

从洞的这端走到另一端，约需45分钟，可以想见其大。日人入城之后，将两个洞口封闭，灌入烟雾，将近1万人因此丧命，我们看见有人从防空洞里将尸体拖出来。战争固然可怕，但是人类的残酷更加可怕。犹太人被迫害，有电影，有小说，有电视未为他们作证，可怜的中国人，他们所受的灾难千万倍于犹大人，可是有谁来代他们控诉！

第二篇华府风云第八章一千个春天·樱花·华府友人·华府万花筒

<h3>《一千个春天》</h3>

我于1979年出版了《住事知多少》，十多年来已由《中国时报》印行了22版。1963年英文版的《一千个春天》在美国出版后，成为纽约畅销书，后来有多种中译本，还有韩文和日文译本，台视在四五年前还把故事编为连续剧。80年代我用英文写《陈香梅的教育》（Education of Anna），由纽约时报出版公司出版，并由美国华府的《华府晚报》连载。1983年中国时报出版公司出版了我的近作《陈香梅的散文与诗》。中国大陆的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中篇小说集，又重印了我的长篇小说。

六七年来，国事家事，无一是处，每有开卷问苍天之感，该写的不能写、该说的不能说，能写能说的又不尽如人意，砚墨未浓，书不成章，每每掷笔。

近读《曾文正公家书》，这位清朝重臣做人处事正直严肃，从他致诸弟的家书及家训日记中有很多值得学习的精神。他说做人不可有骄气，也不可有暮气；又说文章学问之事以日知为要，而文章之助力是以多读书、多积理，才能达到敬和的境界。无骄、无暮、有和、有敬，这是今日文人比较忽略之处。

记得秋瑾烈士曾有一首遗诗：

如今乱世已无秋瑾，但是我们在关心世局之余，安能无“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期待。

现在再谈谈我写《一千个春天》时的情怀。

外子去世后的第二年我开始写《一千个春天》这本书，原著是在美国用英文写的。1962年秋天在纽约出版，这本书是我为纪念外子而写的。当时只是把自己心中的感念记之于文而已。书出之后，竟然成为畅销书（1962年《纽约时报》书评中的十大畅销书之一），这在我自己固然没有料到，就连我的出版商也没敢奢望，因为我曾遭一家大出版商退稿，他认为这种纯情的作品在美国没有市场，不过他介绍我给一家中级出版公司。那家的主编，看了原稿后马上打电话给我，那时我正在东南亚，他半夜里打长途电话把我找到了。我记得他的长途越洋电话半夜里吵醒了我，他好紧张地说：“你的稿子我一夜读完，好极了，好极了。我要出这本书，现在特别打电话和你商量版权，你让我为你出版……”他一口气说了许多话，使我连答话的余地都没有。等他说完了后，我说：“你再说一遍你的名字好吗？”我真的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他说：“我叫艾诺逊，纽约出版公司。你的书稿现在我这儿，我看完了，希望替你出版，你怎么说？”

我想人家倒好热心，反正我也不懂这一行，就让他去做吧。于是我说：“好吧。你是否可以和我的律师谈淡，他在华盛顿。”

艾诺逊说：“没问题，没问题，那你是答应了。”

我说：“就算由你来出版吧。”

他说：“我很喜欢你这个书名，设计封面的人我也有数了……哦，对了，你什么时候回美？”

我告诉他日子，于是就这样出了一本书，没有谈价钱，没有谈条件，这是美国作家、经纪人、书商、出版家都会摇头大不以为然的事。

在华盛顿乔治城大学做事时，替他们编了两本简单的中英文字典，是为外国学生习中文用的，字典由该大学出版，自己也没有版权，只觉得字典上印着自己的名字，十分满足。后来《一千个春天》竟在美国出到第十版。

古人说：“文穷而后工。”这个穷字该包含了许多注释。不一定光是物质上的穷困，不一定光是生活上的潦倒，不一定光是事业的不顺意或情意上的伤杯。我想这个穷字，是包括生命中的多种经验与感受，要时间，要求进取，要大彻大悟才会有好文章。在这种种条件之下，文而求其工那就不是易事了。

《一千个春天》出版以后，我在美国渐渐有了名气，许多美国人请我去演讲。艾诺逊也因为出版了我这本书，而名声大震。他后来又给我出了好几本书，我们相处得很好，现在仍然是朋友。渐渐地，我觉得光写东西还不够，于是我重新进入航空界，到飞虎航空公司去做事。许多人认为飞虎航空公司是我的，其实不然。事实上，飞虎航空公司是陈纳德将军的飞行员在美国组织的。当时，美国航空界也很保守，女人在里面除了做航空小姐之外，其他的工作根本无份。经过试用，我进入了飞虎航空公司。因为我在航空公司与亚洲方面的业务交往中的成功表现，我被提升为航空公司的副总裁。这也是美国航空界第一位女的副总裁。我在飞虎航空公司一直工作了十几年，后来才慢慢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所以说，我在美国是自己单枪匹马打出来的天下。

旧欢如梦，外子去世已34个年头了。现将我1978年写的一篇怀念外子的文章附录于后，以示哀悼：1958年7月27日外子陈纳德将军国肺癌病逝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如今已有整整双十年头。

陈纳德将军生于1893年9月6日，逝世时论阳历只有64岁，在今日医学昌明时代不算长寿。而在他个人来说，有许多志愿未了就告别人世，也很可惜。而我呢，和他相聚只不过10个寒暑，恩爱逾恒，竟遭此大变，死别生离又岂是笔墨所能形容。

古语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外子的一生也真是劳碌无已。外子祖籍法国，他的先人随拉斐叶将军来美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兄弟两人在佛吉尼亚州落籍。外子的外祖母与美国南方名将李将军是近亲。李将军当年在南北战争时领导南方与北方对抗，其威武使北方将领也大为折服，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风云人物之一。外子年少时即以李将军为其心目中的英雄。

陈约德的祖父与父亲都务农，先在美国南方的德州，外子即生于德州东部的一个小镇，离开德州的大都市达拉斯约有百里。他还未上学，他的父母即移居路易斯安那州，仍是务农为生。外子共有兄弟4人，他居长，他的生母逝世后，父亲续弦，第一个继母因难产去世；父亲又再娶，这位我称为“婆婆”的老人家如今仍在世，已90多岁了。外子的父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去世，其时外子正在中国作战，其父有子扬威海外，死亦瞑目了。

外子家境清贫，上小学时每天要徙步四五里路去上课。

过圣诞时，所得礼物也只是苹果一个、书一本、糖果少许而已。但他喜欢读书，又爱作户外活动，诸如钓鱼、打猎、赐足球、打网球等等都有兴趣。但他没有太多的时间，因为除了读书之外还要帮助父亲下田工作，有时还要附带帮助继母照顾比他年幼八九岁的两个弟弟。

据外子告诉我，他幼年时有机会就喜欢离群独处，周末常自己一个人带着鱼竿到河边垂钓，或带着父亲送给他的一枝旧猎枪到野外去打猎，要不然，在晚上一个人在寂静的户外看星星。当他只不过八九岁时已知道天上很多星星的名字。因为他爱看书，在那小镇上他也读到有关航空的新书籍，同时到处找寻有关在天空飞行的报道，他心中暗暗自许，有一天他也要飞向天空。

15岁，他中学毕业了，还未到入大学的年龄，但他长得又高又大，父亲不愿他虚度时光，于是替他虚报年龄，15岁报了18岁，考入了大学，是师范大学。他的父亲希望儿子不再作田里的工作，拿个学位，好去做教师，也可以改善生活。

他大学肄业时实际年龄只有18岁，马上得去找工作，他应征去做一所三家村学校的教师，五六年级的学生在同一教室上课。那些学生们都是农家子弟，因为入学较迟，所以虽然是五六年级的小学生，但都是高头大马的大人，好几个学生比外子的年岁还大。他们看见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大人来做教师，马上联合起来和他捣蛋。首先，他们上课时不听讲，大家高声谈笑，根本不把老师看在眼里。

外子心想要和全班顽皮学生斗法，一定斗不过他们，于是他细心观察哪个是“祸首”，他找到了一个又壮又高的男孩，看来比他还高出一个头，但外子心想若不把此人制服，将来无法留下去。第二天一清早上课时大家又来给他过不去。外子把那个大男孩叫出来，他说：“来，我们到外面去一试身手！”

那个高头大马的学生不知道外子曾经学过拳击，而且技术不差。他们两人来到户外一较身手，其他学生也跟着走到外面看热闹。两人只不过打了一两回合，外子就把那个淘气学生打倒。于是大家喝彩，外子一摇身成为他们的英雄，那个为首捣乱的学生也服输，不再淘气了。外子一再调查，原来这群学生已撵走了好几位老师，那些老师都因受不了这些淘气的大孩子起哄，皆挂冠求去。外子想这些孩子们该有些运动来调剂他们的生活与时间，于是他组织了一个球队，下课后教他们练球，并鼓励他们和其他校队比赛，于是这些本来爱捣蛋的学生都安心读书，而且对于这位只有18岁的老师也非常尊重了。

我特别提到这一件事，因为外子实在是一位很好的导师。

其后他在航校做教官时，对于习飞行的学生也是训导有方。

经过他教导的学生有好几位后来都特别出人头地。反过来说，他对于不该习飞行的学生也有很公正的一套，他说不具有飞行员才能的人，学习飞行只有害己、害人。不如趁早劝他们改行为是。数年前，我遇到一位大公司的老板，他说：“陈纳德将军劝我不要习飞行，我当时很气愤，但后来我想假如我做飞行员大概早就死了。我今日的成功该感谢你的丈夫。”

外子加入航校时美国的航空事业仍在襁褓时期，美国空军是在陆军部之下，而那些陆军将领对于倡导飞行的官员都有点不满，认为这是不足道的玩意儿。而外子对于飞行是无限向往，他已决定献身航空事业，他知道，终有一天空军会在国防与交通双方都有很大的贡献。

30年代，外子已是美国空军少尉，他在陆军部空军组做飞行教官，而且有许多飞行论文发表，并编有飞行教材和空防战斗术等书，为当年飞行员手册。

那时大家对于这位蓄有小胡子的陈纳德少尉都另眼相看。连苏联空军也耳闻其名，并派人来和他商议，聘请他到莫斯科去做空军教官训练空军。那是1935年的事，其时美国的少尉月薪260元，吃不饱，饿不死的，而苏联人的合同是月薪1000美元，还答应供应汽车与司机和其他杂费。那真是使人心动的合同，但外子婉拒了，因为他不愿意把他的技术教与苏联人，他早知美苏绝不能成为友人。

苏联的将官盯了他一年之久，常常送些伏特加酒、鱼子酱和雪茄烟给他，但他不为所动。

1936年他接到蒋介石先生与蒋夫人的邀请书，请他到中国视察中国空军。他答应了，因为他已看到中日战事迫在眉睫，他知道美国也将被卷入漩涡。

1937年初春外子乘船自美经东京，转上海，赴南京。这是他第一次到东京，也是第一次到中国。这一旅程，改变了他的一生。

他本来的计划是到中国视察三个月，然后回美工作。但当他所乘的船抵横滨时，他已目睹日本人准备作战的种种，日本是一片战时景象，他知道战争随时可爆发。那时到东京去接他的是他多年同事与好友麦当奴。麦当奴已在中国服务，他是外子三人飞行技术小组之一员，两人交称莫逆。麦当奴说蒋夫人急于要和他们商谈，于是他们马上由东京去上海。

外子的美国护照上写着他是到中国“考察农业”的！

外子和蒋夫人的见面也是非常戏剧性的。蒋夫人给外子升了级，任命他为中国空军上校，并嘱他马上开始考虑如何改善中国空军的成长。于是外子和麦当奴到杭州笕桥、汉口及其他许多空军单位视察——他们得到的结论是中国的空军真要大大调整，他们有的是旺盛的空军精神，但没有飞机，缺乏支援。这是急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这些，外子都亲自向蒋夫人报告，并一直与周至柔将军会商。

来华不到一个月，外子对国人发生了密切的关心。——一个美国南方的飞行教官，现在决定要在亚洲对日抗战，这也可以说是上天的安排吧。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展开了8年抗日战争的序幕。在南京外子亲眼看到日本空军向没有防卫的民房与学校、医院投弹，伤亡不计其数。他愤恨极了，他认为这是最不人道的事。蒋夫人和他谈，他们谈到美国志愿队来华参战的计划。但这只是计划而已，因为美国其时还未向日宣战。

蒋夫人促外子马上回美设法取得白宫与国会同意，让他组织美国空军志愿队来华作战。这不是一件易办的差事，因为美国人仍保持中立主义，不愿牵连到中日战争的漩涡里去。

但外子有一位好友葛柯伦律师，是罗斯福总统的亲信，他被外子的精诚所打动，愿意完成这份任务。葛柯伦不但建议罗斯福总统批准组织美国空军志愿队去华作战，而且予以武器及飞机的协助。这真是一项壮举。

使命完成，外子即返华报告。几经挫折，“飞虎队”终于在1940年初成立，在缅甸受训，1941年初正式参加作战，与中国空军名作，在天空上击落无数敌机，建立了辉煌的战绩。陈纳德本来准备在中国停留三个月，但他的居留竟延长到8年之久！

日本投降之后，日军方面承认，他们在华作战，在空中他们是大大地失败了——这是中美空军合作的结果。

外子常对我说，他在中国最宝贵的体验是和中国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更可珍贵的是中美合作那一段永留史册的经验。

他去世后，中国友人在台北市新公园为他立铜像留念，这是台湾唯一的外国人铜像。外子曾说，“我虽然是美国人，但我和中国发生了如此密切的关系，大家共患难、同生死，所以我也算是半个中国人。”

用什么来纪念这位我敬爱的人呢？在这风雨飘摇的世局，我用以下的诗句来追悼陈纳德：“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

<h3>樱花依旧</h3>

华盛顿4月的樱花不管谁来谁去，每到风传花讯，雨濯春尘的时候就会迎风怒放。日本人什么年月送来樱花，我不大清楚，但住在华府的人常开玩笑说，华府主人的面孔数年一换，华府堤岸的樱花却年年照旧，开了又谢，谢了又开。

政治是残酷而又现实的，当然住在华盛顿更有身受之感。

卡特总统上任之后说是要推行节约，首先是减少了白宫的私人座车与司机，后来又出卖了总统私用的游艇，但白宫的职员数目大增，而且薪金也大涨；那么减少两三部座车岂不是骗骗孩子，后来国会又提议要把游艇买回来，因为有历史价值云云。

这艘总统游艇“席瓜亚”使我想起了几段颇有历史价值的往事，如今事过境迁，我想道来也无伤大雅了。且让我慢慢道来。

1977年读到一则新闻：

从报上知道，总统游艇“席瓜亚”号业已卖给了佛罗里达房地产商人马洛埃，售价28.6万美元。这艘五二船龄的总统游艇，曾是许多美国总统和他们的知友游乐的场所。

我曾多次在总统游艇上作客，卡特政府拍卖这艘104英尺、桃花心木门窗游艇的决定，可说是结束了华府上流社会一个光灿的时代。

肯尼迪总统、约翰逊总统及其内阁阁员都曾经充分利用这艘游艇。尼克松上台后，我更多机会应邀参加在艇上举行的宴会，许多内阁阁员也在那儿宴客，大家一同欣赏波多马克河上迷人的夜景，据我所知，胡佛总统（1929——1933）就曾在上面大宴宾客。

参院领袖也在上面举行宴会，我最后一次到“席瓜亚”上赴宴是1976年高华德参议员夫妇庆祝结婚40周年纪念。他们请了大约30位好友，我非常荣幸，亦为其中之一。那是初秋时节，总统大选前不久，大家都为这对结婚40载、恩爱逾常的夫妇感到高兴。“席瓜亚”带给人们的回忆总是甜蜜又温馨。

对那些没有上过这艘游艇的读者，让我来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这艘船是在60多年前建造完成的。

我听说尼克松总统辞职前，最后的那些日子里，他在“席瓜亚”上度过许多个孤寂的夜晚。

福特总统夫妇也常用它，她们的掌上明珠苏珊有次用它在波多马克河上举行了一次月光晚会，少年男女在船上亦歌亦舞。

这艘美丽的游艇有12张床位，最多可容纳230人，150人在上面，毫无拥挤之感。

据报道，“席瓜亚”每年管理费用就将近百万美元，这当然包括维护、工作人员、船员、海岸防卫队、安全等费用在内。有次我问艇长一共要用多少人，他告诉我约50人。

美国总统有他们远离市嚣、清幽宁静的消闲去处，他们有夏季别墅，他们有大卫营，多一艘游艇，又算什么？

我想当时卡特总统是要表现给美国民众和纳税人看，他是如何努力在节省公帑。可笑的是，我曾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急，说马洛埃先生非常懊恼，他付了游艇和家具的钱，但是当“席瓜亚”拿到他手时，所有具有历史意义的物件全不翼而飞，马洛埃先生觉得自己受骗了。他告诉记者，他已要求政府“把所有该我的东西都放回原来地方。”他又说：“我不知道艇上居然会有扒手。”

马洛埃将这艘游艇开出海军船坞，航向罗德岛的普罗维登斯。他原计划把这艘总统游艇改装成一座巡回博物馆，好好赚一笔钱，结果政府却把上面大部分家具搬走了，害得他只好根据照片，复制一套，他说人们喜欢在家里摆些纪念品，但是把纪念品从一艘具有历史性的游艇上搬走是太缺德的事。

据报载，当时有9人出标，马洛埃以最高价得标，他后来后悔得标时没有讲明政府可以拿走多少家具，如他告诉记者，政府是说一些家具要搬走，“你如何标明什么叫‘一些’，什么叫‘大量’？”报纸引述马洛埃的话说。“他们把餐桌还给我，却拿了其他桌子，把总统舱房的床搬回来，又拿走了两张小椅子和靠墙小几，杜鲁门那架钢琴说不定现在正摆在某某要人家里呢！”我想这世界上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偷鸡摸狗的小人，可怜的马洛埃！

好几个夏日晚上，我们在“席瓜亚”上共庆美好时光，波多马克河静静地流着，月色朦胧，耳边传来轻柔的音乐，一切是那样美好，叫人永难忘怀。

你支持的党执政，你也与有荣焉，觉得自己与大家英雄所见略同，此外又可享受某些特权，如果有人说他不喜欢特权，那一定是违心之论，机会平等固然不错，但特惠更胜一筹，这是人之常情。

如果你有朋友在白宫，到白宫餐厅吃顿饭，或是安排友人参观白宫，只要一个电话，事情就圆满解决了。

偶尔，你会受到邀请，坐进肯尼迪中心的总统包厢。当然，更美妙的是，在总统和家人不用包厢的时候，你可以拿起电话，问问某天总统包厢有没有人用，假如没有，那就是你的了。你可以带着朋友到肯尼迪中心，坐进艾森豪威尔戏剧厅、歌剧厅、或音乐厅的总统包厢，舒舒服服地坐着观赏。1972年我曾用总统包厢招待过华航的空姐。在每个总统包厢里，都有8——12张红丝绒的座椅，旁边有一间小客厅，可以在休息时招待朋友，冰箱里有香槟、冷饮，只要前一天派你的秘书去白宫取来钥匙，第二天，你和你的朋友就可以享用这些东西，用完之后，锁上冰箱，差人将钥匙送回白宫，附上一张谢条。

卡特政府当政后，这方面已与前大不相同，他们甚至规定进总统包厢该穿什么衣服。有些人连怎样才算是适当的穿着都不知道，把总统包厢弄得一团糟，啤酒罐和空瓶随处乱扔，以往这种情形从来不会发生，但时代变了。

当我初到华盛顿时，人们眼中的华府是个政府机关城，至少50％的人，不是在政府中担任公职，就是在业务上间接与政府机关发生关系。

华府的政府机构首推总统和内阁阁员办公的白宫，其次是坐落在所谓“雾底”的国务院及五角大厦的国防部。

各部之中，以健康教育福利部预算最庞大，超出国防部、商务部、财政部、运输部、劳工部、房屋都市发展部之上。后者的用度也大得惊人。

此外还有司法部、最高法院、参众两院，参院办公室在狄克逊大楼、罗素大楼，众院办公室在雷朋大楼和朗涯斯、坎农大楼。访问华府的人想都到过这些地方。

除了公务员外，华府尚有为数众多的律师、游说者、会计师及新闻记者，各国驻美大使馆也座落于此。真是壮哉，盛哉。

华府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住在那儿的人把周遭的美景不当一回事，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它和纽约大不相同，市中心有许多喷泉和小型公园，雕像比比皆是，很多我连名字都叫不出来。华盛顿纪念碑、林肯纪念堂、杰佛逊纪念堂是众人皆知的名胜，反光池之出名，是因为传闻一个女孩与一议员争吵而跳进池中。但我最欣赏的还是史密松尼安这类的博物馆、柯克兰画廊、佛瑞安画廊，以及肯尼迪艺术中心。

60年代我初到华盛顿时，与其说它是城市，倒不如说像乡下地方。午夜过后，全市寂然无声，一直到现在，华盛顿城内的国家机场夜间10时后，即不许飞机起降。

那些曾任职政府机构的人，很少迁离华盛顿，即使白宫易主，他们仍然做他们的公务员。每隔4年，我们就会收到许多原在白宫及内阁的朋友和相识的人寄来的通知，说他们现在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公共关系事务所任新职，或是替各种企业作游说工作，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信然，信然。

对那些才气横溢的青年男女，只要肯苦干，华府有的是绝佳的机会。在这里，人人玩弄政治，追求权力，乐此不疲。

华盛顿和纽约、芝加哥、旧金山这些灯红酒绿的大都市不同，因为大多数的宴会都是在家里、大使馆举行，有时也在政府机构举行，不过，近些年，乔治城区和附近地区已开了许多家相当不错的馆子。白宫对街的Sans Souci餐馆是共和党、民主党权贵之士经常光顾之处，有些人午餐时间在那里长期订有桌子，经理保罗对那些老顾客都直呼其名，一派相熟的样子。但陌生人则无法订到位子，有时要预早两周先订好，不然休想问津。

华盛顿还有许多私人俱乐部，诸如F街俱乐部、宇宙俱乐部、大学俱乐部、大都会俱乐部、乔治城俱乐部、碧茜俱乐部等。

我到华盛顿时，卡维特街与康涅狄克大道转角的笑涵旅馆蓝色舞厅还开放，乐团奏出动人的舞曲，绅士淑女翩翩起舞，气氛高雅，指挥鲍伯柯罗斯和谁都熟。夏天，笑涵屋顶花园为我们这些爱跳舞的人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去处，但这一切现在都已成为过去。

十几年前“协和式”飞机已从巴黎与伦敦，飞杜勒斯国际机场，他们也获准在纽约肯尼迪机场降落。

华盛顿还有其他引人入胜之处，现在游客到华府，航空与太空博物馆也成了必游之地，这是华盛顿最美丽的一幢建筑，里面展示了航空史上最杰出的科技成就，每天排队参观的游客比参观白宫的还多。夏季里海军陆战队大游行是值得一看的节目，当我的朋友华特将军任海军陆战队司令时，我常去捧场，也做过座上客。

改朝换代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肯尼迪之死，他的未亡人对于葬礼的安排有条有理，所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元首一律步行到阿灵顿墓地。在那墓地特别装置了永恒不灭的火焰。

读者们可曾在电视上看到卡特总统上任时，夫妇两人携手同行的那一段，本来总统就任是坐着车子去游街的，安步当车还是创举，这也是迎合大众的心理，所谓民主，这也是一招。

<h3>华府友人</h3>

对一个年轻的单身妇女，在华府谋生住家，和异性朋友建立友谊并不困难，但是要与同性保持良好关系，则非易事，这或许因为女人天性善妒使然，她们视其他具有吸引力的年轻妇女为劲敌，有时甚至觉得那是对自己的威胁，不过，我却很幸运地在这里赢得许多异性以及同性朋友的友谊。

我这一生有幸认识两位胡佛，两位都值得敬佩，一是已故美国总统胡佛、一是创办联邦调查局的胡佛，当我初到华盛顿认识他们时，两位都已进入生命的暮年。

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是外子陈纳德的挚友，他喜欢和我谈亚洲方面的问题，他的秘书海伦·戈蒂追随他逾40年，由她为我们安排见面时间。

我常到胡佛办公室去看他，和他谈亚洲问题，他好奇心极大，总有问不完的问题，我知道他晚年面临许多棘手的问题，但他自己也知道来日无多，他常把使他烦恼忧心的事情讲给我听。

当1968年总统大选，我有理由相信我的电话遭人窃听时，我跑去见他，当面问是不是真有其事。他好像很苦恼地对我说：“没人窃听你的电话，如果有的话，也不是我下的命令。”这答复分明话中有话，难道他是在暗示命令来自他的上级？他一定知道其中原委，可是不能告诉我，如果他真是不加分辨地听命于上级，窃听我的电话，这无疑是他判断能力上的一个污点，但是我总相信胡佛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我相信他是我的朋友，尊重我的人格。

选举结束后，我还是常去看他，可是谁也没有再提起这件事。1976年调查联邦调查局部分活动期间，报上提到此一窃听疑案，说法不一，有的说是约翰逊总统直接下令，有的说是司法部长蓝姆西·克拉克的意思，我也曾想查个水落石出，可是共和党也好，民主党也好，似乎大家都极力规避这个问题。

一言以蔽之，他们心中有鬼。

我再与胡佛见面是1969年。那时大选已经结束，胡佛和尼克松的手下闹得很不愉快，米契尔下面有些人想要请他下台，可是胡佛并不傻，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没有哪个敢碰他。

1973年，胡佛在家里于睡梦中去世，从那时起，联邦调查局再也不是从前的样子了。

另一位是胡佛总统。

外子去世不久，我接到胡佛总统自纽约打来的电话，要我去看他，后来我从他朋友口中得知，他因为重听，平常很少打电话给别人。我们约好12月我去看他，一天下午，我从华府飞到纽约，在他华尔道夫大酒店寓所共进下午茶。华尔道夫三十一楼，三十一A号是胡佛总统的办公室兼寓所。

当我抵达时，首先迎向我的是他的私人秘书米勒小姐，米勒小姐是个很诚恳的人，我们后来成为朋友。在客厅，我见到了胡佛总统，他第一句话就是对外子的去世表示悼念，说陈纳德是他的好朋友，但最令我感动的是他问我过得好不好，需不需要他帮忙，要不要帮我找份工作等等。我听了真有说不出的感激，彼时我虽然已在乔治城有一份工作，他还是说：“如果你需要任何帮助，一定要来找我。”

胡佛总统与中国渊源颇深，早在1899年，他就到中国，以工程师的身份在大陆前后待了3年，他告诉我他亲身经历过义和团运动，他们夫妇在中国这段期间非常愉快，并且爱上著名的青花瓷，日后拥有不少这方面的珍藏。他去世后这份珍宝转赠与加州斯坦福大学。

那次拜访后，我们时有住返，只要我去纽约，一定去看他，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64年10月20日他逝世为止。

他的丧礼是在家乡爱荷华州西湾举行，应邀参加的只有至亲好友，他家人知道我们的交情，特电报邀我参加，不数年，当地的胡佛图书馆竣工，我再度应邀参加落成典礼。

1969年1月20日，美国第三十七任总统就职，身为就职委员会高级委员之一，我应邀参加在不同的饭店举行的7个盛大庆祝舞会。我的舞伴是威斯康辛州州长华伦·诺尔斯，诺尔斯州长与妻子离异将近一年，我们有时聚一聚，就谣言满天飞，我们只好尽量躲开记者的耳目，但那并非易事。

七个就职舞会分别在“五月花”、“喜来登公园”、“希尔顿”、“柯克兰艺术馆”、“史密生博物馆”、“史戴特勒酒店”和“美利坚酒店”七处举行。当尼克松总统一家前来向观众致谢时，米契尔和妻子玛莎分任男女主人，就站在舞池中央的台子上。米契尔看见我和诺尔斯州长，招呼我们上台，他对诺尔斯说：“我能否和安娜单独谈一会儿，有点私事。”然后他对我说：“尼克松总统对你非常之感激。”

就职典礼之后不久，伦敦《泰晤士报》出版了一本关于1968年大选的书，其中有一章描述共和党如何利用陈香梅，影响越南政府迟迟不参加巴黎和谈，因为这个缘故，共和党始克获胜，这不失为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事实上，共和党也曾加以否认，可是新闻界始终没有采用共和党的否认声明。

《芝加哥论坛报》罗伯特·麦考米克的遗孀玛莉莲是我的好朋友。丈夫死后，她移居华盛顿，起初在R街买了幢房子，经常宾客盈门，热闹非常，那是60年代初期。后来她买下麻萨诸塞大道2501号旧日本大使馆，我们相处甚欢，自1960——1972年她迁回芝加哥这段期间，常有往还。

玛莉莲很喜欢狗，她有一条名叫“小情人”的拳师狗，还有两三条非常讨人喜欢的北京狗。她女儿有年圣诞节送她一只长尾鹦鹉，她替它取了个“山姆”的名字。司机、厨子、女仆、秘书、狗、鸟，加在一起，玛莉莲家人口还真不少，她为人爽朗大方，很得人缘，参加她宴会的多半是华府权贵之士。

她心直口快。不论远近，人人都知道她和已故的麦考米克上校——大家都这样称他——是死硬派的共和党员。1952年，麦考米克上校支持塔夫脱竞选总统，因为他觉得艾森豪威尔太过倾向“自由派”。不过，玛莉莲对尼克松始终缺乏好感，1968年，她支持共和党，可是不赞成推选尼克松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她常对我说：“你不能信任那家伙！”

麦考米克太太也是已故华府著名女主人柏儿·梅丝塔的好朋友，我第一次认识梅丝塔，就是在玛莉莲的晚宴上，梅丝塔很想知道一个年轻的中国女人打算在华府做什么。当我告诉她我在乔治城大学工作时，她说：“像你这般年轻貌美，若是有意再婚，就该到别的地方去闯，可是如果你想做点事，应该留下来。”我一直没有忘记她的忠告，后来几年，我用同样的活劝告过许多年轻朋友。

初到华府时，如果没有许多朋友的友谊和支持，我大概不会有今天，特别是空军里的朋友给我的帮助。

另一对朋友是卡杜里夫妇（Dr.Mrs.Majid Khadduri），两人都是见重于士林的中东问题专家，卡杜里太太和我对跳舞有同好，常在一起玩。1973年她不幸去世，死时年纪尚轻，令人惋惜。卡杜里博士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执教，已经出版了20多本关于中东问题的书籍。

大卫·李后来和楚蒂·鲍尔（Mts.trudie Ball）合开餐馆，“帝后饭店”（Empress Restaurant ）由是诞生。现在我们有大卫·李的“帝后饭店”，又有楚蒂·鲍尔的“帝后饭店”，两家菜肴不分轩轾。

杰克和我也拥有“帝后饭店”一小部分股份。

1963年我开始公开演讲有关亚洲问题，柯斯顿·列是我的经纪人。

1968、1969年间，美国各大报几乎不约而同地抨击越南问题，指我是越战中的鹰派。安德森在写关于越南的专栏，或涉及有关越南的传言时，偶尔会先来问问我的意见，查证一下，我记得当战俘问题成为大家激烈争辩的问题时，杰克·安德森写了一篇关于战俘家属的专栏，文章刊出之后，本地战俘家属团体的会长噙着泪水来找我，说那篇文章报道不实。我打电话给安德森，告诉他这种情形，他立刻请我陪那位战俘的妻子去他那里，好坐下来，大家谈一谈。几天后，他的另一篇专栏出现在报端，对自己先前的论点做了一番修正，战俘及其家属因此获得一点公正的报道。这件事情显示，在这个民主社会中，我们可有不同意见的权利，可是大家都应该平心静气地有容纳别人意见的雅量。

另一个对我不错的记者是玛克芯·齐歇尔，她虽然希望采访到我的社交新闻，可是从不和其他记者一样，乱打高空，凭想象力写文章，她能在《华盛顿邮报》有一番作为，我为她高兴。

当莎莉·奎恩初次为《华盛顿邮报》写文章时，我立刻注意到她在文学方面的天份，她是少数几位我认为具有十足潜力的女记者，她写作的风格能使读者感到趣味盎然，不管你对她的看法是否伺意，总是读得津津有味。莎莉·奎恩决定留在报社，不愿去电视上做个明星，这点我觉得是对的。

雅曼达·狄克森最初在《华盛顿明星报》开始写专栏时，很吃了一番苦头，她有次对我说，在这个人吃人的世界里，也许她不像其他人那样会张牙舞爪。或许是出于人类的天性，人们似乎能从阅读别人的不幸当中，而获得乐趣。雅曼达·狄克森的丈夫乔治也是一位很有风格的专栏作家，生前有很多朋友。

我自己喜欢小型聚会，晚宴人数在8～12之间，至多不超过14人，周末看完戏后的宴会多半很有趣。每次参加鸡尾酒会，看来看去也就是那几张熟面孔，大家嘴里动着，可是没有人真正在听别人讲些什么话，实在无聊。然而话又说回来，这也许就是华府生活的一部分。有件事例值得一提，那就是政界人士很少举行宴会，有些人甚至从来没有做过主人，他们只出席别人的宴会，吃别人的，喝别人的，最气人的是，其中一些人还觉得他们来你宴会中露露脸，是给你面子。这些人我少惹，他们是不该被请的。

多年来，我的宴会一直遵守一个原则，即酒会最久不过一个小时，太迟来的客人也不候。我通常在晚餐后放点音乐，增加气氛，我始终觉得让那些准时到会的客人等上个一二小时，是不公平的、至于有些参众议员为公务耽搁，我通常建议他们的夫人先来，我们先坐下来吃着等，绝不久等。

晚餐后来点音乐可以便气氛更加轻松，如果客人之中有人想在饭后高歌一曲，或是跳跳舞，尽可以留下来，有事想先走一步，也毫不受拘束。这是一道经验之谈。

一次一位记者访问我使晚宴成功的秘诀在哪里，我回答：“当女主人和客人玩得一样尽兴，这晚宴就是成功的。”倘若客人谈来谈去，就是风湿、背痛，再不就是儿女问题，那宴会也就该结束了。

参议员约翰·陶尔夫妇是我在华盛顿的好友。露·陶尔在我办公室工作过一年，约翰是南北战后德克萨斯州选出的第一位共和党参议员，当他初抵华盛顿时，是属于年轻一代的参议员。陶尔夫妇离异后，约翰再娶康明斯太太，康明斯太太也是我的朋友，是位能力高强的律师。现在政治场中的离合已不足为怪了。

参议员史卓姆·塞蒙（stronm thurmond）和他太太南茜也一直与我维持良好的友谊，他们的小女儿茱莉是我的教女。当史卓姆决定让他那秃头上长点头发时，他问我该怎么办，是买顶假发来戴，还是费点功夫植发呢？最后他选择了费事的方法，后来他头上长出了密密麻麻的头发，好不高兴。

阿拉斯加参议员泰德·史蒂芬斯（ted Stevens）夫妇是我在华盛顿另一对时常往来的朋友，泰德·史蒂芬斯曾在十四航空队陈纳德将军下面做过事，当他出来竞选参议员的时候，我远赴阿拉斯加州为他助眩泰德·史蒂芬斯曾学过柔道，段数相当高，走夜路不用害怕。

我一直很钦佩亚利桑那州参议员高华德，1964年，他的一群朋友聚在我家，拟出竞选总统的战略。我的看法是，像他这样的人永远当不了总统——他太诚实，太率直，而且不愿轻易妥协，我希望他能继续做共和党的发言人，在碰到重大问题时，出来仗义执言。

我的朋友当中，也有许多民主党人士，如前众院议长卡·艾拔（CarI Albert ），他对我十分友好，每次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发表国情咨文，他总是邀请我坐在特别席上。

当然，我也怀念我的朋友曼穗尔，瑞佛斯（Mendel Rirers）和他的遗孀派琪。十几年前派琪住在南卡罗莱纳州哥伦布市，我们常有书信住还。当我应邀到哥伦布市主持曼德尔·瑞佛斯公园破土典礼时，派琪在她自己的花园里摘了些花，放在我旅馆房间里，美国南方那种好客的美德，令人温温的，我将长记这份情谊。

古语说：“大丈夫流血不流泪”。我不是大丈夫，也做不到大丈夫，所以我有时难免流泪，有时不但流泪，甚至会痛哭，不过总是避免公开流泪，或公开地哭，不敢说“珠泪偷弹”，最低限度不愿对人落泪。

一个人在世上活了几十年假如没有点情感上的波浪，没有爱而被爱，那么不管他封候封官，总是白活了。因为即使享尽了富贵荣华，假使没有人和你分享，那又算什么。中国人说升官受禄，为的是光耀门楣，但当你独处之时，能得几个知心？

男女之间的情与爱有的可圈可点，有的无一是处，但同性之间的友情则是另一回事，而真挚的友情颇不易得。我30岁以后的岁月大部分在美国，时间流转，我在华盛顿的岁月中，从东方的生活气氛转到西方的生活习惯，这个过程真是一种教育，而在这项教育过程中，我很幸运没有失去我自己固有的东方文化传统，在异邦真是可以立足。

苦闷的成果是自己算有了自己的事业，有了自己的办公室，不须寄人篱下。在交通与航空方面是走出了一条路，但这路还很长很远，一步一步地来吧。

如今虽然世界不安定，读报纸的人除了关心中美关系，中东又出什么乱子，谁又在竞选，黄金、奖金价格等等之外，最使人感到兴趣的该是有关男女之间的新闻了。比方说十几年前，摩洛哥公主的婚礼这段新闻就连载了好几天，她穿的什么礼服，如何打扮，到哪儿去度蜜月等等都是大家有兴趣的新闻。

电影明显伊莉莎白·泰勒新婚之后和她的夫婿约翰·华伦到我家作客多次。于是大家问长问短，对于她的一切比对总统的新闻还要关心。英皇爱德华八世不爱江山爱美人，这虽是多年前的事，但至今还使人迫怀不已。

今日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在近代史的演变中我们扮演不同的角色。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真有说不尽的感怀。

<h3>华府万花筒</h3>

我在美京华盛顿住了30多年，1992年为止我的半辈子就消磨在华盛顿的万花筒中。

很多朋友问我：“你住华府多年，华府的特色是什么？”我肯定的回答：“是人。”

为什么？因为华府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半世纪以来，不只是美国的京都，也是国际性的都市。华盛顿的人种类繁多，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比任何国家的首都都复杂，他们所做的事小则是地方消息，大则是世界新闻。瑞典有货真价实的金发女郎，巴黎有特别的时装，好莱坞有伊莉莎白·泰勒，伦敦有披头歌星，雅典有使人玩味的皇旅新闻，东京有女人，印尼有苏卡诺，古巴有不刮胡子的男人，纽约有摩天楼，阿拉伯有油田，香港有水的问题，许多地方有学生游行请愿……以上所述，华盛顿无一不备，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有时以另一种形式出现而已。

每一年在华府召开的国际会议数不胜数，诸如世银会议、美苏高峰会议、中东会议、泛美会议……不一而足。此外，每年世界许多国家的元首也都要求来华府作客。当然，做总统的客人，一切细节都由白宫的礼宾司配合国务院的札宾司来安排的。但富如美国，用在招待贵宾的预算仍有其限度，白宫如此，国务院和国防部亦复如此，其他如商务部、交通部等，光是靠有限的预算要招待外宾是捉襟见肘的，为此许多宴会就靠一些较有名望而且肯花钱的社会人士出面做东。这个不成文的惯例从罗斯福总统开始，其后有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卡特、里根等都有几位可以随时派上用场的女主人。布什总统上任之后，因为经济不景气，大宴小宴都不如往昔，而新闻媒体对社交新闻亦不多报道，同时社会治安日败，大摆排场可能招惹是非之外，亦不甚安全。于是布什上任后，可说没有正式委任哪一私交做非官方的女主人。两党为了募捐筹款而举行的宴会不在此例，因为政治筹款的宴会外国人是不能参与的，除非做不付款的客人，但这也很不方便，一经对方查询，可能会有麻烦。为此，华府说客虽多，但其效能的运用是非常谨慎的。

华府每年出版一本“绿皮书”，名曰Green Book，里面除了总统府的重要人物清单，外交使节和参众两院议员的人名地名外，就以英文字母先后顺序把华府有地位有资格的人选入册中。挑选标准相当严格，闹离婚或出了丑闻的一定除名，这和世界名人大辞典不同。册子页数不多，物以稀为贵，因此这本绿皮书是华府社交秘书的圣经，人手一册，很多大宴会、筹款会等都以此为参考书。

华盛顿到处是单身男女，有人说，华府男人比女人少得多，其实这只是男人编造的鬼话，不过事实上，大多数单身男女到华盛顿来，都是抱着投机心理，或是想追求更好的事业发展机会，其中大多数希望找到一个比自己强的伴侣，提高名望，增加财富。可是有钱有势的人哪里有那许多，于是乎，许多男女的终身大事就这样磋跎下去。以前说两人过活和单身一般者，现在已经不适用了，何况单独奋斗要比两个人互相拖累来得容易呢！想到华府找个权大位高对象的女孩，通常都会失望，因为这样的人多半家有妻室。不过话又说回来，这种人大多生活得不愉快，只好把精力放在事业上，追逐权势，不然就是让酒精来麻痹自己，以酒消愁。

来到华府的年轻男子耳濡目染，自然不免受到权力的诱惑与影响，结果他们一个个变得野心勃勃。他们想尽办法参加社交宴会，特别是由一些大名鼎鼎的女主人开的宴会，只为了和白宫官员、国会议员、大使、将军摩肩接踵，握个手，打个招呼，想在其中找到进身之阶。

聪明的女人会选择去爱一个没有太大野心的男人，因为野心家没有时间谈情说爱。

杜鲁门总统时代，名女人大出风头，尤其是一位叫柏儿·梅丝塔的，她后来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驻卢森堡大使。人人都以参加她家的宴会，为无上光荣。百老汇还以她的生平写了剧本，名曰《称我夫人》（Call Me Madame）。这位名女人嫁的是俄亥俄州的油田大王，夫婿去世后就到华盛顿定居。

杜鲁门总统喜欢弹琴，女儿喜欢唱歌（当年名报人杜尔·皮尔逊写了一篇文章说马格利达的歌喉太差，不该公开演唱。杜鲁门为此大为愤怒，指名道姓地在记者会上把皮尔逊臭骂一顿，当时是一条大新闻），杜鲁门偶尔到梅丝塔家作客，这位夫人的身价就此水涨船高，她不但替民主党筹募基金，也常常大宴宾客，她的房子后来卖给美国政府，做为副总统官邸，约翰逊当副总统时住的就是梅丝塔的房子。60年代副总统是没有房子可住的，到了卡特时代才把美国海军总司令住的房子要了过来，改为副总统官郏房子位于麻州大道与英国大使馆隔邻，基地甚广、草木扶疏，确是华府黄金地点，中央政府要取用，海军当局只好退让，这就是现在美国副总统的官邸，布什任副总统时也住在那儿。

我记得我初次见她，她问：“你的大名是不是登记在绿皮书中？”当时我根本不知绿皮书为何物。自然，1960年，我名不见经传，梅丝塔夫人再问我一遍：“我要打电话给你，你的大名是否收录在绿皮书中？”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因为如果我告诉她，我连绿皮书是什么都不知道的话，我们的友谊也就到此为止了。于是我说：“我相信你可以找到我的电话号码。”她的确打来了，我不知道是谁推荐我的。两年后，绿皮书上，我算榜上有名了。

柏儿·梅丝塔是个风云女人，不过比起其他名女人，她还算是温和派。

华府过去另一位著名的女主人波斯特太太（Mrs.Merri），她承继了父亲的财产，华盛顿的房子其气派可与白宫相媲美。丈夫曾出任美国驻苏联大使，家中收藏苏联帝俄时代的古董与名画甚多。她前后四度结婚，每年在家中举行的大小宴会无不车水马龙，有时连总统和副总统都大驾光临，当然各首长也恭逢其盛。她有的是钱，而且仪态万千，每一位国务卿和知名人士都稍作拜倒石榴裙下之势。波斯特夫人去世时已年近80，只有一女。她在华府的私宅和在南方的别墅都送给美国政府保管，华府的大宅是博物馆，南方的别墅做开国际会议之用。但听说光是维修费已让政府有点吃不消，将来如何处理是一个谜。

葛薇·卡弗瑞兹亦为其中之一，她的大夫凯是华府首屈一指的地产商，许多华府的高楼大厦、办公楼寓都是凯家的产业。葛薇喜欢跳舞，她的丈夫就是和她在私寓的舞池上舞兴正浓时，一命呜乎的。

凯老板去世后，葛薇仍住华府大宅，也照常请客。她梳的是比较旧式的头型，头发向后梳，后面一个大髻。据说她的母亲是匈牙利人，本来凯老板要娶的是葛薇的妈妈，后来移情女儿。葛薇在世时和柏尔·梅丝塔不睦，两人各争雄长而不交谈。当年华府上流社会都能见机行事，凡有宴会总是尽量不让她们有面对面的机会。1969——1976年间我因替共和党效劳不少，升为“共和党的女主人”，我把这两位结怨20年的仇人请来家里吃晚饭，并请她们两人与我站在一排迎接贵宾，我对她们而人笑说：“我们三人行，没先没后，我还得向你们两位多多学习。”于是这两人化干戈为玉帛，当时华府记者都目瞪口呆，拍案称奇。其实世间事何必太认真，如今这两个人都过世了。葛薇的儿子为争家产已打了3年官司，被控的是前任国务卿罗杰斯的律师事务所，他被委任管理凯氏的遗产。葛薇的3个儿子意见不同，官司可能会拖得很久，这是古今中外常有之事，到后来谁都没好处，最后的赢家还是律师。

60年代在华府，哪个要人的宴会邀请了你，或哪个要人参加了你的宴会，仿佛是非常重要的事。不过，我也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真理，那就是：真正的要人任何人的宴会他都不必要参加，问题在于华府想要攀龙附凤趋炎附势的人委实不少，这些宴会提供了他们大好机会。

当时，大使馆的宴会颇爱人欢迎，不少人会打电话到某些使馆，说：“我没有接到请帖，请你再寄一张给我，好吗？”使馆的社交秘书对这些人，必须应付很得体。有个在华府住了很久的老太太，父亲非常有钱，她本人除了嫁给一位外交官外，一无所成。每次大使馆举行酒会，她是不请必到的客人，女主人明知没有请她，但只好假装不知道，为的是可怜她。她来喝杯酒，吃两块三明治而已。此乃华府一景。

通常，只要你的照片或有关你的报道上了报纸与电视，每个人都成了你的朋友，但是一旦你病了或是声望下跌，人们很快就忘记了你。柏儿·梅丝塔夫人就碰到了这种情形，她一病才发现自己的朋友如此的少。这时有些报纸就说我已取代她之位置，成为华府社交圈最成功的女主人，这自然有点挑拨离间作用，其实我对女主人的头衔无兴趣。梅丝塔夫人在《时代杂志》、《新闻周刊》，甚至《纽约时报》上都看到了这则报道，她打电话给我，她说：“我不喜欢记者们关于我的报道，我要和你谈淡。”我到她家，要她“别为报上的消息烦心，无论共和党或民主党当政，你都是大家公认的华府女主人”。这之后，她对我亲切极了，我发现只要你以诚待人，别人也会以诚待你。

梅丝塔夫人生病的时候，我打电话给她，去看她。不过，后来几年，她闭门不见容，并且迁回老家俄克拉荷马，和弟弟相依为命，然后，她寂寂地离开了人世。名与利，所值几何？

1965年，约翰逊总统在位时，我写了一篇短文，名曰《华府万花筒》，载于1965年7月27日及28日的《新生报》，现在重读，仍有不胜今昔之感。

在华盛顿这些年，我注意了第一家庭与民众接触的情形，得到一个结论：总统夫妇和各阶层民众保持接触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华盛顿。当然这并不是说第一夫人主要的工作就是交际，今天的第一夫人身负更重要的责任。当年卡特夫人对心理卫生有很大兴趣，我认为这是好现象，她应该继续从事这方面的努力。当时我在电视上曾作此表示，同时我还说：“我希望她继续在心理卫生方面有所贡献，把外交事务留给国务院去处理。”

尼克松夫人对志愿工作兴趣颇浓，当然在华盛顿与全美各地，这问题已与往常大不相同。今天，有些人认为志愿工作已经过时了，既然做了事，理所当然应当获取报酬，他们所持的态度是，志愿工作者之所以志愿，是因为缺乏工作能力，当然也并不一定如此。只是我们也要知道，今天，我们负担失业与社会福利经费，为什么对那些真正在工作的人，反而不给予报酬呢？

我从未见尼克松当众跳过舞，但约翰逊总统，大家都知道，常和美丽的女士翩然起舞，福特总统夫妇更喜欢和他们的宾客共舞。我相信尼克松夫人一定喜欢跳舞，但那些年，为了帮助丈夫一步步爬升，她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喜好，她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

在多位第一夫人中，我较喜欢平易近人的福特总统的夫人芭蒂，我初认识她时她只是密西根州众议员的夫人。有一次我在家中请客，她问我有什么事可以帮忙，我请她在门口请来客签名，我开玩笑地对她说：“你今天就暂做我的秘书吧。”

福特做了20多年众议员，芭蒂身兼父职教养4个孩子，真是难为她了。后来她很有勇气地承认自己借酒消愁，上了瘾而不能自拔，退出白宫后在加州得到不少私人和团体的捐助，而成立了“芭蒂治疗所”，专为酒鬼服务，不少名人、艺人、政客和默默无名的人都曾在那儿歇过脚戒了酒，这是芭蒂的社会贡献。约翰逊夫人爱好园艺，她的“绿化美国计划”大受欢迎，如今华府许多地方春花怒放、绿树成荫，实该感谢她的推动。

布什夫人是个道地的家庭主妇，对儿童教育、国民健康等问题最表关切，也鼓励身旁的人多做点务实有益的事。她和里根夫人不同，南茜想降低全国吸毒人数，名曰Say No to Doug（“对毒品说‘不’”），钱花了不少，但毫无成效。布什夫人比较朴素，因此在衣着方面并未被那些时装专家利用来做广告；南茜夫人则爱试新装，许多名贵服装店都以南茜穿着他们的新装为号召，后来因为接受时装专家的衣物赠送，牵涉到税务纠纷，又因为雇用星相家而遭非议。这些事件多少都使里根蒙受阴影，但里根夫妇两人确实是恩爱夫妻。

南茜的女友多半是来自加州的女明星，没有一个是被华府上波社会认为配做华府女主人的，因此围绕南茜身边的男人与女人除了利用她之外，并没有在华府成气候。加以时代改交，社会需求有别，妇女们要为环保游行、为人权抗议，社交感会朝花夕落，接棒无人，怎不令人感慨万千呢？

华府地区总共有167个使馆，虽然鸡尾酒会通常是6时半到8时半，或6时开始，8时结束，可是许乡不是挺受欢迎的客人会早到迟退——有的时候比预定时间多一小时。大规模的酒会，通常主人根本没法分辨谁是应邀而来，谁是不速之客。因此，无可避免地、总有一些白吃白喝的人，把烟蒂掉在你的地毯上，碰坏家具，打破杯碟等等。也许因为我受的是东方式的教育，我总觉得在大庭广众间，喝醉酒，露出各种丑态，是最不雅观，也最丢人的。但几乎每次鸡尾酒会，都会发生这种事，有些人酒喝得太多，有些人话讲得太多，有些人两样毛病都犯全了。

华盛顿的使馆各有千秋，肯尼迪总统时代，法国大使馆经常冠盖云集，是大家喜欢去的社交场所，肯尼迪夫人甚至还有位法国厨子。60年代初期，法国大使是赫伯·阿尔方，阿尔方大使本人似乎谦和有礼，可是他的夫人我实在不敢恭维，十几年前他们就劳燕分飞了。记得我在一个月内三度经人引荐给她，可是到了第三次，她仍然装出似曾相识的样子，因此后来在一次社交场合中，我也还以颜色，视而不见。

约翰逊入主白宫，西班牙大使馆取代了法国大使馆的地位，西班牙大使瓦勒侯爵（Marquis de Merry des Val）夫妇在华府人缘甚佳，他们经常将大使馆开放，作慈善用途。后来他们奉调日本，我还在东京碰见他们，那是在他们退休之前。

尼克松刍选总统，菲律宾浪了一对最迷人的夫妇驻节华府，那就是恩奈斯托·拉达米奥大使夫妇（Ero Lag-dameo）。早在他出使华府之前，我们就是朋友，拉达米奥是菲律宾数一数二的商界名人，和马可斯总统私交甚笃。他们一来，风靡了整个华府社交界，也给菲律宾使馆带来新的生命，他们的宴会乐声不断，而且充满趣味。1973年，5年任期届满，他们束装这回马尼拉，给朋友留下无尽的怀念。大概华府每一位大使都会告诉你，他们预算有限，的确，如果自己没有经济来源，在华盛顿当大使是一件苦差事，拉达米奥曾经告诉我，在华府5年，他贴了不少钱，除宴客外，装修大使官邸也用了不少钱。

华盛顿有好几个上流社会“公用”的人，一个是经常被各使馆雇用的听差，他是个又白又胖的高个子，使馆请客总由他来做“唱名”。他当这份差事已多年，因此对于华府的熟面孔，他都能称名道姓。有时私人举行较大的酒会，他也“出差”。他总是站在客厅的大门口，把客人的姓名弄清楚后，再大声地往里面报告。这对请客的主人的确是很大的帮助；不然的话有时生张熟魏，识与不识，一时见到了人忘记莫名，实在是件非常尴尬的事。因此，这种职业性的“司仪”，在华盛顿是绝不可少的。

这个胖子“司仪”是个犹太人，还有一个黑人“门僮”也是华盛顿的宝贝之一。我想凡是在华盛顿有点声望，或是常常参加盛典的人一定不会不认识亨利。亨利也是上流社会公用的仆人，专管替客人开汽车门，搀扶女客人上下汽车。亨利除了笑脸常开外，还有过人的记忆力，他对人名可说是过目不忘，比许多外交人员还有办法。假如当他为你开汽车后你塞到他手里的小帐是个大花边数目，那他对你的名字更记得清楚。你若要采访新闻，那么亨利的资料一定比任何人都丰富。

许多要人对于亨利也特别客气，不把他当仆人看待。他为你开汽车门；会说：“某某先生，某某夫人您好！”认识亨利的人当然也回答说：“亨利你好！”

无论是100或1000人的宴会，只要有了亨利来管制交通，那就万事停妥。亨利连什么人坐什么汽车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在美国，除了特殊阶级的人有司机之外，其余的人大都自己开车，因此替客人停车放汽车，又把交通处理得有条有理不是件易事，由此可见亨利的确是个天才。

华盛顿共有167个外国使馆，光是每个使馆每年大宴客一次来计算，亨利就够忙的了，何况还有许多私人的宴会也要找他，因此亨利真是能者多劳，席不暇暖。

说到门房与听差，美人统称之为Footman，我想中文可译为跑腿。华府的大酒店跑腿与纽约的大酒店跑腿两样。纽约太大了，跑腿们是只认衣冠不认人的；在华盛顿的跑腿，有些一做二三十年，不但认人，而且连汽车号码都清清楚楚。

比方说华府的五月花酒店，有一名跑腿，他做了40年开关汽车的工作，不但见过了数任总统，而且和许多大亨开玩笑，道家常。他每日的收入也颜可观，儿女都进顶好的大学读书，他退休时，许多客人还依依不舍。

华府最名贵的旅店萨恒（Sel）的两名跑腿，一个是小个子，一个是大个子，他们对于常来的客人都熟记不忘，客人的汽车牌子也了如指掌。萨恒的夜总会“蓝厅”不错，乐队算是华府顶够气派的，我想许多中国朋友们也到那儿去过。有一天晚上，我和几个外来的朋友到那儿去，那天我开的不是自己的汽车，刚好又下雨，到了门口，我的朋友先下来，请跑腿代我们把汽车放到停车处（这是跑腿们对特别客人的优待），那个高个子说：“请先生自己停车，我们今天很忙。”

这时我也下了车，我说：“查利，你今晚怎么不认得我了？你是不是只认汽车不认人？”

查利这时才看到我，他非常难为情地说：“陈纳德夫人，这不是你的汽车嘛，你开的是白色的林肯。对不祝”查利还是替我停了汽车，而他的袋子里也多了几块钱。

佣人是华府的大问题，不但在小宴会上你可以听到主客之间讨论佣人之难找，有时在办公厅里，男人们也谈到佣人问题。于是老练的公用男女仆人是大家争取的对象，这些人有一个节目表，今天到张家帮忙，明天替李家做菜；凡是要借重他们的人，必须预先和他们约好，不能临时拉去，因为他们差不多天天有事，男的出差一个晚上15至20元，女的也是10元以上。按3个钟头计算，时间多的，再以钟点计算。他们对于哪位部长喝的是白酒或黄酒，哪位将军的威士忌放苏打或是放冰，哪位夫人只喝蕃茄汁等等不用吩咐，都会一一替你安排，实在方便。

这是冠盖京华中的一个特色：公用的男女佣人，不单知道你喝什么酒，连你哪天生日，交什么女朋友他们都清清楚楚，再加上那多如过江之鲫的所闻记者天天制造新闻，因此想在华盛顿有何秘密是很难的。肯尼迪总统葬礼完结后，肯夫人就搬到纽约去卜居，华盛顿是个是非之地，也是她决意离去的原因之一。纽约也是个大城市，但纽约的社交圈子是多方面的，不如华盛顿那么狭校有人说，华盛顿是许多小乡村组合而成的大城市，这话一点都不错。

约翰逊总统与肯尼迪的作风完全两样，肯尼迪年轻有为，可惜在位时日太短，未能尽量发挥才华，同时因为他到底比许多议员们年轻，有时他要做的事未必一定行得通，推得动。约翰逊在华盛顿已经有30多年，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政治家。

在华盛顿有一句话：“约翰逊要的，约翰逊就能得到《Jobnsons.Jos.）”。

熟悉约翰逊的人知道，约翰逊要做一个使人佩服的总统，他是一个喜欢受人称赞的人，他要慢慢地把肯尼迪的影子除掉。当肯尼迪死后，约翰逊第一次发表书面文告时曾说，他要继续完成肯尼迪未竟的任务，对于这一点，大家绝无怀疑，但约翰逊不是一个跟在人家后面走路的人。当他竞选获胜，而且以极多票数把他的劲敌高华德击败之后，他要做一个不借重别人的领袖。肯尼迪夫人所做的事，不一定是以帮助她的丈夫为出发点，但约翰逊夫人则不同。约翰逊夫人是一位贤妻良母，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要帮忙自己的丈夫成为成功的领袖，同时把白宫由肯尼这时代改为约翰逊的德克萨斯时代。约翰逊夫人很会处世，她把白宫的玫瑰园改为肯尼迪花园，并请肯尼迪夫人来参加命名典礼，但肯尼迪夫人没有到十几年以前，肯尼迪夫人写给为翰逊夫人的一封信，被纽约一家专卖古董及名人事迹的犹太商店公开拍卖，惹起了一场风波。这封信是肯尼迪竞选总统对，他的夫人亲笔写给约翰逊夫人的一封请柬，约输逊夫人当时没有亲自作答，而把那封信交给了一名女秘书。那女秘书于三年过后却想以1500元的代价把那墨宝变卖。报纸传闻后，白宫马上派人去向那商人索回那封信。信几经波折才物归原主，而这在约翰逊夫人与肯尼迪夫人的友谊上不免又加了一些暗影。

约输逊夫人会说西班牙语，肯尼迪夫人擅长法语；前者喜爱黄色，后者喜爱白色。她们也是女人，他们也和其他女人一样。

中国人形容官场的老话：“狐假虎威”和“树倒猢狲散”，也能适用于华盛顿。

这儿举一个例子：约翰逊总统就职，当然来华府参加的贵宾不知凡几。美政府为了处理就职大典各项节目，特别成立了筹备委员会。有一天，一位来自西北部的农人，手中拿着的翰逊总统的亲笔签名信，信上总统答应他假如他当选的话，一定请他来观礼。

那位农人对招待人员说：“如今约翰逊获选，我也来观礼了。请问票子在哪儿？”

这一来可把负责人急坏了，不招待他吧，总统信内己答应了他；招待他吧，把他放到哪儿去？而且此例不可开，消息传出去若是总统竞选时写过很多封类似的信，岂不是更了不得？如何去安置那些不速之客？

在以前，那个巴基斯坦沙漠的驼夫岂不是也来过了！谁叫美国总统如此好客！

到后来，作好作歹，还是送了一张免费票给那个种田的人。

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一件事，十几年前《新生报》王民社长到华盛顿看我时，曾问起我关于约翰逊总统统职大典时的请帖。因为报纸上曾说，华侨中只有一人收到请帖。这是不正确的。我的女儿坐在特别座位的第四排，而我虽被邀却因伤风没有去参加。我记得那天天气很冷，所以索性在家里看电视还看得更清楚些。

女儿回家后，我曾问她的观感，14岁的女儿说：“妈妈，他们都说话说得太多，连总统在内。”

今日在华府有些只与约翰逊有一面之缘、或是握过一次手的人都要到处宣传，美国人形容这种人为Name Dropper，最是不受欢迎的人。

记得十几年前民主党参议员陶德（Dodd）曾来远东及东南亚访问，有一天一位朋友对我说，他很想和陶德谈谈他对越南的观感。我说：“让我约他到家中来吃晚饭，你们也可以谈谈。”

我的朋友说：“你和陶德原来相熟，为何不告诉我？”

我说：“你没有问起，我怎么告诉你，我又不是Name Dropper。”

大笑而罢。

肯尼迪在白宫时，有一位不受欢迎的名女人，白宫宴客从来没有她的份；还有一位不受欢迎的女记者，她是写社交新闻的，不入白宫如何能写头条花边新闻。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两个人后来都非常活跃，而且开口闭口离不了约翰逊总统，离不了白宫，此华府倒胃口事之一也。

身经两个朝代而地位不但不变，而且更为稳固的当推彭岱（Bundy）二兄弟。大哥二哥分任助理国务卿及总统特别助理。大权在握，却毫无架子，平易近人。他们是跟着肯尼迪入白宫的哈佛学者，但因为有过人的智慧，而且脑筋清楚，对于约翰逊的确帮助不少。

美国人对于“民主”与“自由”这两个名词非常重视。美国宪法规定战时美国总统是当然的三军统帅。朝鲜战争美国派兵参战，是杜鲁门总统的手谕；后来不准麦帅渡过鸭绿江，并把麦帅撤职，也是杜鲁门的命令。但左右美国元首的各机构力量都很大，总统的各项任命以及提案都得参众两院通过才可执行，所以做总统的人也常常得敷衍两院的中坚分子，使他们和他合作，并支持他的各项提案。

美国国务卿鲁斯克、国防部长麦纳玛拉、总统特别助理麦克、乔治、彭岱、中央情报局长（最近由雷班继任）是经常在白宫会议的座上客。

总统的提案有时为了要两院快点通过，或是不受阻挠，就得总统对某一部分议员进行“疏通”。我们用“疏通”两字并非过甚其词，总统喜欢找某些议员单独谈话，希望有对化敌为友。比方说参议员邱池就是一个好例子。这位年轻的议员是个“和平论者”。总统一面加强越南军事，他却天天在后面打退堂鼓，主张美军退出越南，而且不断地公开攻击约翰逊在越南的政策，使约翰逊非常懊恼。据说有一天总统请参议员吃饭，邱池也来了，于是总统问他：“你近来发表很多对越南政策的议论，请问你曾和谁谈过话？”

邱池说：“我和华德·李普曼（美国有名的专栏作家，但对越南是主和不主战）谈过。”

约翰逊说：“你们以后造大铁桥也去问李普曼好了。”

说完之后，不等那参议员回话就走开了，那位邱池先生大窘。

后来约翰逊去旧金山开会，在联合国20周年纪念大会上演说，也把邱池带了去。那位先生与总统同机一次之后，后来的确比较沉默了。

记得多米尼加政变后，约翰逊总统晚间召开紧急会议，派海军陆战队去多国。那实是一件大事，当天晚上共和党人正在华府的沙利顿大酒店为参院共和党领袖狄克逊做生日，来宾一千多人，每人捐助美金500元（各日餐券）来参加这盛典。狄克逊刚来不久，白宫就有紧急电话找他，于是我们只好一边吃，一边等他回来，10点钟寿星回来了，同时向在场的共和党员宣布总统的决策。当时他说：“我们虽是反对党，但假如总统的政策是对的，我们愿以反对党的地位支持他。今天晚上，总统作了一项贤明的决断。”

于是全场一致鼓掌。

约翰逊时期，华府的人事变动很大。白宫一连串地发表了不少新任命。因为还有不少空缺尚待决定人选，于是想做宫的人大忙特忙，到处找关系，到处拜托，到处找人推荐，看来非常有趣。但约翰逊的抉择有时是非常出人意料之外的。下面是一个例子：前美国的民航局局长何乐彼（horuby）不但是一位喷射机的驾驶员，而且很有才干与抱负，肯尼迪当了总统后他也走马上任，美国的民航局规模甚大，权力也重，所有民航机构都受它辖管，是份重要差事。局长有专机而且常常自驾专机到各地出巡，约翰逊被选为三十六届总统后，阁员们循例是一致应景儿地向新总统递辞呈，然后再由总统决定留用或另派新人。

何乐彼递辞呈时不是例行公事，他真的要挂冠不干。可是总统请他暂留，等找到了接任的人再走。这么一等就是半年。有一天何乐彼到南部总统的老家德克萨斯州出巡，忽有长途电话来说总统找他说话。

“我们花了3个钟头才找到你！”这是总统的第一句话。

“对不住，总统有何吩咐？”何乐彼只好道歉。

“我已找到了新的民航局长。你看麦琪（Mc Gee）将军如何？”总统在长途电话中问何乐彼。

那位请辞的局长说：“总统你是问我对麦琪的意见，还是告诉我你已决定任命麦琪呢？”

总统说：“三个钟头以前我已决定用麦琪，我现在打电话先通知你，然后再发表。”

以上的事未有见报，而是当局者的亲身经验，由此可见约翰逊有时在用人时取舍之间是很出人意料之外的。

我曾坐在何乐彼的专机上和他的部属一同自纽约飞回华盛顿。那天晚上，何乐彼自己驾驶，他说：“我有一天将不做办公室的事，回去驾驶飞机。”

他如愿以偿了。

在华盛顿每一个人都是被役于人的，连高高在上的总统在内。

我卜居华盛顿时，是艾森豪威尔的共和党时代。共和党被置散在冷藏箱内20多年，于1952年把艾森豪威尔将军捧了出来竞选总统，击败了民主党的史蒂文生而搬入白宫。前前后后在白宫共两任8年。1958年秋我到华盛顿时，共和党的黄金时代已过，大家正忙着准备尼克松的竞眩民主党方面后起之秀是肯尼迪，他那时只不过一届参议员，但少年英俊，口才犀利，而且老父多金，广交游，网罗智囊，有孟尝之风，而太太又年轻漂亮，兄弟姐妹全家总动员，在票数相差不多的竞争下击败了尼克松，于是民主党又再上台。

肯尼迪就职大典那两天，华盛顿下大雪，可是从世界各地来参加典礼的人，并不因冰雪而不前，整个华盛顿的交通简直成了僵局。就职后当天晚上有一个大舞会，我也被邀参加了。

与我同坐的一位太太是个百分之百的民主党员，不知怎的，我们谈到以前的总统就职盛典，她问我艾克就职时可曾参加？我告诉她我在外国，没有回去。她说：“参加艾克就职大典的人，他们身上所穿的燕尾服都有一股樟脑味儿。”

我当时还不大明白她所谓“樟脑味儿”的意思。后来一想才恍然大悟。她是讥讽共和党人闲散20多年，连穿燕尾服的机会都没有。到了艾克上台，才从箱子里把多年未穿的大礼服拿出来穿用，吐气扬眉一番。

她那句话来得幽默而又刻薄，对于“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官场冷暖，实是“一针见血”的描画。

约翰逊总统登宝座，华府面目又来一次大革新。肯尼迪时代，总统左右，白宫上上下下尽是哈佛口音，说那时是哈佛的天下并不为过；肯尼迪夫人少时在法国读书，精通法语，于是法国大使夫人终日到白宫左右串门子，得意非凡。肯尼迪夫人穿的是法国时装，用的是巴黎香水；肯尼迫夫人成为女性的偶像，后来少女们流行的短短的简单的直发式，就是这位美国第一夫人的理发师为她别出心裁的产品。

有一阵子，谣传肯尼迪夫人还有意在巴黎另找一名厨师，后来各方有所评议，乃作罢论。

肯尼迪在美国历史上像是昙花一现。但他为华盛顿带来了蓬勃的朝气，为美国文化开了一条新路。他的是是非非我们且不去评论，但40多岁的美国最年轻的总统，的确为白宫开了新纪元。是他首次大规模地在白宫的玫瑰园招待文化界、艺术界人士，是他提倡政府官员减肥，做远足旅行，是肯尼迪夫人把白宫重新布置，并发起美国历史古物回白宫运动，白宫因此收到许多有历史价值的家具（例如华盛顿的书桌、林肯夫人的椅子等等都有人亲自捐送回来）。这是别开生面的创举，当时有些年纪较大的人，曾批评肯尼迪夫人标新立异，但比起前几任的第一夫人，她的确做了不少事，最低限度，使美国人对于总统的官邸有了新的评价。

美国总统竞选所花金钱不可数计，而且愈来愈厉害，这对选民真是一项严重的负担。不捐吧，伯那人将来真的做了总统，岂不坐失机会；捐给他吧，他可能把钱用光了，而且失败，一去不回。为了两全之计，美国的大公司多半采取公平对付的方法，即两党来相求都一律应付，那就不怕将来吃亏。这在富有的机构来说不难，但此外还有市长、州长、参众议员的竞选，他们也得请老百姓掏腰包，一个参议员的竞选费三四百万不足为奇，选民们真是叫苦连天。

在美国，另一个有趣的事情，便是许多美国官员到国外访问，外国人都是多礼的，常常送些礼物给那些大员。我想，很少人知道美国官员是不准接受礼物的，但为了不让主人面子过不去只好勉强收了下来，回到美国，一张清单，全部给政府保存，自己一点也不能保留，连勋章也不例外。许多军人受了外国勋章之后都得交给政府，由政府决定是否可以保留，如今政府的保藏室内摆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礼物。

有人主张把这些礼物来个大拍卖，那才有趣呢。

第二篇华府风云第九章总统祈祷会·华府市长·护花使者·美京

<h3>总统祈祷会</h3>

1991年1月的最后一天，一年一度的美国总统早餐祈祷会在美京华盛顿举行。参加的人比1990年还多，而且因为中东战局紧张，总统布什又在会场上宣布2月3日（星期天）全国民众为和平祈祷、为出征军人和他们的家眷祈祷。我们当时的心情很复杂。假如战事速战这决，我们的和平愿望早日实现，那我们多多祷告又何妨！只是战争易打，和平难得，这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担忧。问苍天？问鬼神？

总统祈祷会本来规模不大，虽然早先只是美国参众两院议员每周三早上上班前的两个聚会，交换心得互相勉励，读一两段圣经为有困难的同僚祷告，不谈政治，但经常也有政府部长级人物参加，一切保密。后来这种类似的周三祈祷会逐渐发挥影响力，流风所及华府的企业界、妇女团体，各自有不同方式的早祷会、午祷会、晚祷会等，总言之，这都是为祷告而聚，为互相鼓励、安慰而聚。

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基督教基金会初对规模不大，而且活动范围只在国内，但1970年初国内因为助战与反战声浪高涨，外国权贵访问华府次数增加，许多外国领袖不时也参加了小型的晚祷会。现任国务卿贝克的夫人安妮是一位非常虔诚的教徒，她对组织读经会及祈祷会兴趣浓厚，而且发动力甚大，那时贝克刚加入德州政治阵营，为福特总统竞选连任。贝克和安妮两人都是二度结婚，两人的子女年纪还小，同处在一个屋檐下，当然常使为人父母者困扰，安妮承认，祷告对她心灵的帮助甚大。其后不少名人也当众报告他们借助祷告而获得心灵的寄托。基金会主持人是一位和善的清教徒叫德格斯柯尔，他的儿子因癌症去世，年不满30，儿子去世后德格斯柯尔的精神领悟又更上一层楼。他夫妇两人除了协助国内的祷告者之外，同时展开了一个更大的国际组织，和各国人士结交，为世界和平工作，为人类福祉努力。

三年前柯尔访东南亚，他告诉我想到缅甸去，我说那儿没有基督徙，他说他要带些圣经去分发。他从缅甸回来之后，我问他：“你分发了多少本圣经？”他回答：“5本，但这总比一本都没发出去好些吧。”这就是他奉献的人生。

让我们来看看每年参加总统祈祷会的各路人马是何许人也，这真是很有趣的华府政治写照。我协助安排华府的总统祈祷会已多年，可谓看尽人生百态。

我已说过祈祷会最初是小型的，后来因为总统参加，在朝的文武百官也一律奉陪，参众两院的议员也不甘寂寞，于是雪球愈滚愈大；后来索性把各国使节（大使级）也请来，不管佛教、伊斯兰教，大家一起来和总统祈祷。国会每年选出参众议员代表一人，做为节目主持人，也以这小组的名义分发请柬，请柬只说祈祷会于某年某月某日在华府举行，它并非发自总统府。有些人在报上说是应白宫之邀来华府参加总统祈祷会，这说法显然有误，因为美国总统与副总统每年都参加，也是客人，因此邀请函是由小组经过考虑才发出的。许多人是向大会要求才被邀请的，许多人被邀请是因为在财务上有所奉献，凡此种种，大家心照不宣，勿需多作宣传，未被邀请过的人也不必太在意，三千多人挤在一个大餐厅里，位子排得远的，不要说看不到总统，连想和要员握手的机会都难。但每年都有一两千人不远千里而未，就是要吹一下“我接到白宫的请柬”，假如明年我们宣布总统不准备参加，我相信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也就不必再为安排位次而大伤脑筋，而且保管大半参加的人都不会6时起来参加7点半的早餐。

我是天主教徒，早年住台北时，星期日只到天主堂做弥撒，从来没有参加过蒋介石夫妇在士林的礼拜，但当年有不少朋友虽非教徒却以被邀参加高官的析祷会为荣。宗教该是无我、不沾人间烟火的，如果也染了深浓的政治与金钱色彩是相当可悲的。

卡特总统和布什总统都有上教堂的习惯，尼克松喜欢邀请葛尔的支持者到白宫参加礼拜，那份请柬是大家争取的。

里根夫妇在位8年，似乎没有上过教堂。美国最负盛名的布道家比利·葛尔已近80高龄，但他是每一任总统的精神支持者。原为布什总统做礼拜的教堂主持，在中东战争展开后，参加了白宫反战者的游行队伍，布什当然不便请他为参战者做祷告，于是就把比利·葛尔夫妇请到华府来，参加了早餐祈祷会。

<h3>吸毒的华府市长和米茨自杀</h3>

1990年春夏之交，华盛顿发生了两条引起全国、甚至全世界注目的地方新闻。

第一件是华盛顿市长贝利尔因吸毒及说谎而被审判。贝利尔是华盛顿特区第一任民选市长。她的前任也是一位黑人，由政府委任，这位名为华盛顿的市长，奉公守法，与护士出身的太太，同受市民的尊重。

数年来，我和贝利尔及其夫人菲菲曾在公共场合有过多次接触。有一次我和菲菲同桌吃饭，她说她正在写自传，我问：“这不会影响你丈夫竞选连任吗？”

她说：“我不打算马上出版，不过我也得为自己的前途着想，而且我们的儿子也快十岁了，他已受到很多压力。”

这是1989年的事，是伏笔。那时里根任内的一位法官和我相当熟悉，他被委任专门调查贝利尔市长与吸毒者、毒贩的关系。这位法官调查了约三四年，弄得筋疲力尽，又斗不过华盛顿的黑人社团势力，后来干脆辞职不干，到一家大律师事务所赚大钱去了。

贝利尔风流成性，虽然已三度结婚，和菲菲也有了一个儿子，但身旁总少不了女人，而且多半和他有不寻常的关系，这是贝利尔的败笔之一。大家应该还记得198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有一位民主党竞选人参议员哈特（），闹婚外情，但又说谎不肯承认，后来记者把他和女友拥抱以及女友坐在他膝上的照片公开，他才承认有这回事，并向他的夫人道歉，但选民并不宽恕他，哈特只好退出选举。

贝利尔事件从1989年开始酝酿，1990年初成为每日的新闻，等到法院宣布公审贝利尔市长时，华盛顿这个黑人占多数的城市就像一座即将爆炸的火山了。

首先，联邦调查局人员在华府一家叫维斯特（Vista）的酒店，逮捕到贝利尔和一位女友在房间内吸毒。那是1990年1月18日的事，联邦调查局事前早就准备了录影机，搜录一切。那个女人叫露丝妲慕儿，也是一位瘾君子，和市长发生关系有年，直到1988年两人关系才告一段落。露丝妲慕儿原是70年代红得发紫的模特儿，许多时装画报都用她做封面，是纽约各经纪人争取的客户，不幸她和毒贩混在一起，而且下嫁一名走私贩毒的黑道人，虽然后来分手了，但她的前程也跟着完蛋了。当报纸公布出她当模特儿的照片时，我们都说：“这个女人真漂亮！”但再看到她和贝利尔市长同在房间吸毒的照片时，我几乎不敢相信那是同一个人，前后不到三五年光景，妲慕儿已经变得又胖、又老；毫无动人之处，这就是吸毒的结果！

许多黑人仍然支持这位吸毒的市长，而且自动组织了教会、工会以及黑人的新闻从业员、电台、电视台、出版社等等，以种族歧视为口号，控诉美国法律以不同尺度对待黑人，并且攻击联邦调查局以引君入瓮的手段来诱捕贝利尔。但控方律师说将有100多名证人，其中有三四名女性已出庭作证、宣誓并说明她们经常供应华府市长毒品，而且和他发生性关系。

去年在华府被捕的路易士（贝利尔的朋友），他曾和贝利尔在巴哈马岛上的另一家旅店玩女人、吸毒。但路易士为了减刑，后来反而是控方的证人，其他的女性与控方有类似的协定。

这些京城丑闻，成为美国报纸、电视台每天报道的焦点、与国际新闻一同在黄金时段播出。这代表什么？代表黑人在美国的政治力量已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同时也说明了华府的一举一动，无论好坏都将暴露在全世界的眼光下。

这一场官司结果很难定断，惊人的花费最后还是得由倒楣的纳税人来负担。光是选择12名陪审员就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

贝利尔夫人菲菲曾上电视接受访问，记者问：“你对你先生和女人胡混有何感想？”

她答道：“他真傻，我已多次警告他，有朝一日政府会用‘女人计’来找他麻烦。”

记者又问：“他经常和女人发生关系，你如何处理？”

她说：“在华盛顿，你若有名有位，总有女人自己送上门来。还好他每晚都回家。不过，我们结婚12年来，大概只有八次在家中一起吃晚餐。”

菲菲的话并不说明偌大华府里有名位的人皆是如此，但却是华盛顿危机日渐加深的警讯——由吸毒而犯罪，再借权势不择手段去枉法。大家若再不警惕、改善，华京极可能沦为罪恶之城。

另一件大新闻发生在1990年7月5日。最有名的流浪族领袖米茨·史纳德（Miteh Synder ）在华盛顿的流浪者之家上吊自杀，年仅46岁。

大家会问，美国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无家可归的人，而每年缴纳重税的公民会更问，假如我们国内自己的问题都不能解决，今后如何继续肩负经援贫穷国家的重担？

米茨留了一纸遗书，但当局并未将全文公布，只说他结束生命并不是因为公事，而纯属私人事件。什么样的私人事件会使得他自我结束生命呢？当然大家就要问和他同居多年的女友嘉露芬丽妮了。米茨不但和她一同工作，而且分分合合之后，不久前竟宣布将于1990年9月结婚。但据说后来两人又有争吵，米茨非常沮丧，而且说过几次要自杀的话。

他的女友在他死后接受访问，但她不谈私人事件，只说米茨之死对他们的蜗牛运动是一大损失。去年她曾和米茨一同绝食，向政府抗议，后来两人都被送入医院救治。嘉露芬丽妮在乔治亚城区有自己的房子，有儿有女，已和丈夫离婚。

1990年4月，报上曾登载过税务局正在调查他组织下的税务。不久前，电视台以米茨为主做了一项电视节目，提到这些收入原则上是捐赠予流浪者之家的，但数目还未搞清。

米茨之死代表今日美国社会所面临的严重问题：吸毒、爱滋并犯罪、贪污、日月激增的流浪族，而这些流浪在各大城市的人中，有些是真正的流浪汉，有些则是不务正业的社会败类，可是我们怎么去分辨哪些人才是真正该被援助的？

在华盛顿第二街和西北区D街有一所很大的流浪汉收容所，建于1986年。那儿收留了一千余名的精神病患者、酒鬼、失业者、老年人、少年人以及刚出狱的罪犯，据说只要一入此境甚难自拔。有一天，一位朋友问我要不要进去看看，我说免了。君不见城中每一个角落都有这些人，就在我们办公大楼的门前，每天都坐着一两个流浪汉，他们仿佛活在另一个世界。

米茨的世界并不会因为他的死而完结，他的去世只是一记警钟。在今日全世界人口日增、环境污染严重、经济不景气的阴影下，有谁能化解这些危机？

米茨代表这个时代的悲剧，而这似乎才只是序幕，以后会怎么发展，全世界对无家可归的人将如何处置，都是短期内无法解决的难题。

有人把米茨和修女德瑞莎相比。德瑞莎真是个圣人，1988年我在香港国际合作基金会上颁世界和平服务奖给她，她一生默默工作，不求名利，只在奉献，和米茨的作风有点不同。米茨近年来天天上报，而且有许多好莱坞的大名星正替他筹款。当然他的贡献不少，但出世入世之同，两人还是大有差别的。米茨的情人泪洒电视台，为了哀悼他的早逝。我们希望她继续做米茨未尽的工作，为流浪族更尽心力。

<h3>护花使者</h3>

我30出头就到华府打天下，单枪匹马且不知天高地厚，更杯着一片赤子的心情。

10年的花样年华我有一位爱我护我的丈夫，一旦他走了，我以为只要自己能坚强地活下去，努力学习、勤奋工作，总能把苦痛的日子挨过去，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30年前的华府还是男人和白种人的天下，我虽独善其身，但一个年轻的单身女郎难免会受到些狂蜂浪蝶的骚扰，有些人稍假以颜色还可对付；但有些权贵常常自作多情，应付这些政要就得大费周章了。

美国上流社会宴客时，宾客总是一男一女赴会，即使白宫的国宴上也是如此安排。舞会时你若没有舞伴干脆就别去参加，不过女主人也常会替你安排，于是在宴会散后同坐的客人或舞伴，就很自然地请求送你回家。有些人因为这一面之缘，并不找你的麻烦，但仍有不少人自作多情，送花、送糖果，打电话约你吃中饭、晚饭，或参加另一个晚会。找你10次，万不得已只好勉强应付一次，这些人大都是单身汉、离了婚或是丧偶的，你只要对他表示没有兴趣，很多人也就知难而退。最讨厌的是那些已婚的男人，仍常有非份之想。而那些贤内助或许还猜疑我这个东方小妇人和她的老伴私下有约，瓜田李下令人含冤莫白。

我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

华府当年红得发紫的名律师葛柯伦是外子的好友，情如兄弟，他的夫人比外子早去世一年，我们两人都独身，虽然他比我年长30岁，但最低限度仍可权充护花使者。我们约法三章，他有宴会时我做他的女主人，我有宴会时他做我的男主人，这样追求他的女人也就会死了心，找我麻烦的男人也不敢太无法无天，而那些猜忌我的中年妇女从此也对我另眼相看。

不再设莫须有的“马奇诺防线”了。

许多人以为我和葛柯伦已有婚约，对这些谣言我们两人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他和我皆尊重各人的自由，他有时“有女同车”，我也经常换一下“舞伴”。葛柯伦是政界的一流教授，我从他的经验和指导中学到不少社会常识及政海的运作，70年代许多报章杂志称他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政客和律师，共和党和民主党的白宫主人都请他做顾问，声誉40年如一日。

1981年圣诞节前夕我在台北开会，葛柯伦急病入院开刀，我赶回华府对他已过世了。我们这段情前后维持了20年之久，谁说男女之间没有友情。

我回想，他真的不只做护花使者，心中确曾爱我。有一年，我生日时他请我去纽约百老汇观赏莎士比亚名著改编的歌剧《My Fair Lady》，中文译作《小家碧玉》，那歌剧在纽约一演数年盛况不衰，一票难求，两位作曲家也是一时之选，因此剧中名曲至今仍是大众喜欢听的谰调儿。那天早上，我们从华盛顿到纽约，他带我到纽约有名的第五街，逛世界知名的珠宝店芭素娜狄首饰店（总行在意大利罗马）。此店创业百余年，每样首饰只制造一件，不大量倾销，每一个女人都以拥有芭素娜狄的珠宝为荣。

我问他：“我们来这儿做什么？”

他说：“你进去选一样自己喜爱的东西嘛。”

我说：“芭素娜狄的珠宝我已有好几件了。谢谢你，我真的不要你送我什么东西。”

他望着我，有点惊奇地说：“你真是一个使人费解的女人！你大概是第一个拒绝接受芭素娜狄名贵珠宝的女人，假如他地下有知一定会非常失望。”

我笑说：“他失望，我却替你省了一笔钱，对不对？”

他说：“我总得送你一份生日礼物。你想到哪儿去挑选？”

我说：“前面是‘双日书店’，我们去那儿看看。”

他说：“书何必自己去买，打个电话让书店送来好了。”

我说：“你每天都这么忙，今天就陪我逛逛书店，给我一点你宝贵的时间，这就是我的生日礼物，好不好？”

他看看表，我知道他下午还有公事。我说：“只要1小时。”

他说：“好吧，今天让你随心所欲。”

他虽然如此说，但我知道，他仍以为我是一个令他费解的女人。

在“双日书店”我选了两本书，他说：“我们到泛美大楼的‘云天阁’去午餐，晚上我回旅店接你去观剧。”

我没说什么。

今时今世，男人聚在一起时谈的不是球经（尤以高尔夫球为最时髦的话题），就是股票、政治和女人；女人谈的则是时装、牌经和男人。有情趣去论诗品茶或逛书店的人已不多见了。

在纽约泛美大楼的“云天阁”，我临窗外望勿忙熙攘的人潮，想起许久以前和那很遥远的地方。

抗日战争8年，我从中学而大学，在香港，在抗战的大后方，生活都很苦，经济更困难，爱看书，但常常没钱买书，于是只好到书店浏览，但书店主人对于只来看书而又买不起的人并不太欢迎。

有时为了买一本书，我就只好节省午饭钱。我有一妙计，吃两片面包，两片面包当中洒些白糖，吃起来不致太淡然无趣，然后喝一杯开水，很奇怪，不知是何道理，开水比冷水有味道，尤其是吃白面包的时候。

有一次为了想买一套中译的俄国名著，那套书共有4册，厚厚的4册，价钱太贵了，只好和另一位同学约好，两人合买，于是两人一同节食。但她对于白面包、白糖和开水的午餐无法欣赏，只吃了一天就要中途撤退。我对她这样放弃当然不甘，于是答应她替她到图书馆去手抄李清照的词笺共21首，她这才同意继续牺牲到底。

大后方的书本纸张之劣无法形容，印刷也极差，但我们每得一书就如获至宝。等到我的女儿在加州斯坦佛大学读东方语文时，随时开个书单，今天要一套二十四史，明天要一套文选，后天又要一套诗品，顺手拈来，得之毫不费功夫，与我们当年做学生时的境况真是天壤之别。可是也许为此，他们也无法享受我们当年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乐趣。

在岭大的校园内，我们读文科的学生常爱到吴教授的宿舍内听他谈诗论词。而他的福州茶泡在小小的茶壶里，再倒入玲珑的小杯中也别有一番情趣。

他从屈原说到杜甫李白，从东方文学说到西方文学，兴致来时还要挥毫写一两首诗。有一次他还开我们女生的玩笑，他写了一副对联：“几生修到梅花福，添香伴读人如玉。”

我说：“老师该罚。”

他说：“该罚，该罚。”喝浓茶一杯。

此情此景，何处追寻。

在纸乱金迷的“云天阁”，用的是英国最名贵的瓷壶，和镶了金边的茶杯，但茶叶却是放在纸包里的——我认为茶包是最煞风景的品茶方式。

零乱茶烟，昨口脏今日，今年老去年。奈何，奈何。

<h3>油荒中的美京</h3>

华府是世界经济的寒暑表，当中东局势告急、1990年世界油荒步步紧迫之际，华盛顿的经济专家天天上电视，警告经济不景气已经开始。美国政府从白宫到参众两院都互相指责，没有解决问题的对策。这时总统还去缅因州度假三个星期，而国会诸公也各自散会返乡竞选，要到9月上旬劳工节后方复会。虽然白宫己派兵到中东协助沙特阿拉伯“保护领土”，又派海军封锁伊拉克，实施经济制裁，但美国已人心惶惶——油价带动物价上涨，美国储蓄银行相继倒闭，许多靠存款利息过日子、靠银行贷款买房子的市民已面临绝境。其实，中东变局只是一个主要的导火线，有识之士早已警告世界不景气的来临，如今大家想极力延迟处理的问题，已到了面对现实的时候。

从华府餐厅和美容院的生意好坏、顾客的多寡，就可以观察美国股市和经济的起落。1990年七八月间华府发生了两件大事——不是华盛顿市长的受审，不是布什总统的儿子牵连银行贪污案，而是一家有名的美容院，和一家高级的法国餐厅同时宣布破产。

伊利亚沙伯艾登是华府历史悠久的美容院，许多名女人和要人的太太、情妇都是那儿的常客，美容师也常被召到白宫替第一夫人美容、理发。这家美容院因为有名女人棒场，门庭若市，想去“修理”一番，得提前一星期预约时间，生客还不能随便上门，否则除了得吃闭门羹外，还会看冷面孔。20多年前，水门大厦的美容院开业时，抢了一些这家名店的生意，但在尼克松时代，朝中财主不少，还可平分财源。

女子美容院可能是广播新闻与谣言的好地点，有些美容师遵守白宫约定，勉强守口如瓶，但大多数都爱东家长、西家短，在熟客面前表示自己见闻广博，以及受名女人青睐。当然，他们的消费价格十分可观，没有100美元休想进去。时移世易，如今手头能一掷千金的女人已不多，而且任何行业都不能永保江山，这家在华府闹市中的美容院已于两年前宣布关闭分店缩小营业。

一位在那儿服务多年的理发师说：“现在的新潮女性根本不注重美容。”我想，现代妇女比较注重自己的钱包吧。

至于那家一流的法国餐厅，开业不到10年，女主人是越南人，说得一口流利的法语和英语。这位嫁给美国人的越南女子工作勤快，长得非常漂亮，把那些大公司的老板安抚得服服贴贴，午餐和晚间皆座无虚席、门庭若市，要讲排场，非此店莫属。美国唯一的女大使张之香赴尼泊尔上任前，女主人替她饯行，当时许多政客与巨贾、权贵都参加了。

这家餐厅开业之初，是向我担任董事的那家大银行贷款。董事会知道他们的财务出问题时大为惊奇，一位董事说：“他们生意不是很好吗？”另一位董事说：“这年头有谁能够吃七八十元的午餐和一二百元的晚餐？”

另一人说：“现在我们发现汉堡一样可以充饥。”

时代真的变了。

美国首都确曾有过数段歌舞升平的繁华时代。60年代虽因越战而有各种游行与抗议，但当年各国使馆经济较宽裕，竞两个女人爱荻曼斯1990年出版的美国《幸运杂志》评定83岁的福乐德曼斯是世界第二大富，私有财产20多亿。他的夫人爱荻1989年秋天去世，享年77岁，也算福寿了；她一生虽然享尽荣华富贵儿孙满堂，但她并不太快乐，去世前不久刚和她丈夫度过50金婚，但他们的婚姻并不是最恩爱的结合。还好他们有的是钱，在美国东、西岸和南方都有房子。爱荻喜欢华盛顿，一年总有四五个月在华盛顿小居。她是我的芳邻，住在美国有名的水门大厦。

喜欢吃糖的人，尤其是喜欢吃朱古力糖的一定对M＆M这个牌子很熟悉。彩色而圆形的小粒朱古力糖不溶你手、只溶于口，这是较普通的糖果；其他各种精装的叫做艾多乐（Eathel），乃是曼斯老先生为纪念他母亲而命的名。当然，这只是他们家族的企业之一，他们也是宠物（猫与狗）。食品的大商人，这两项生意足以做视欧美其他商人。

一般富豪多半喜欢炫耀自己的财富，尤其是暴发户；但真正的阔佬是深藏不露的，而且从来不谈“钱”这个字，有些甚至故意衣冠不整，免得引人注目。数年前我到他在赌城拉斯维加斯的别墅作客，那个80岁的老头儿居然开了一部旧汽车到机场来接我，司机替我放好行李后，坐到后座去，这位仁兄要自己开车。他说：“你看，我这部旧车顶管用的，比其他的新车都好，因为你第一次来我们家作客，所以我自己来接你。”

后座的司机说：“曼斯先生喜欢这部老爷车，我们佣人是不准动用的。”

曼斯加了速笑道：“什么老爷车！这部车子何时上过修护厂？那些劳斯莱斯反而常进厂修护。英国人以为自己什么都了不起。”

到了一条幽静的大道，又转入一幢种满了奇花异草的别墅，两部旅游车的游容刚好参观完毕。一一上车，站在入口的警卫向曼斯先生打招呼，我一看那儿不但有各种热带花木，而且有许多不同造形的石块。曼斯对我说：“到了，这是我家。我就喜欢大自然。”好一个大自然，他自己买下一座公园！他又笑说：“我的太太——你的密友喜欢城市的繁华，因此她选择了水门大厦，我可不欣赏华盛顿那些伪君子和充阔佬的废物。”

我说：“我也是来自华盛顿的，那你连我也骂了。”

他忙说：“对不起，对不起，你不同，你不同，不然我怎会请你到我这儿作客？”

爱莎有两条小狗，雪白白的，爱莎到哪儿这对小兄弟就跟到哪儿。女主人还未下楼迎客，那两条小狗已叫个不停，老先生说：“他们对你熟悉，表示欢迎你呢！”

我在那儿度过了轻松而又愉快的周末。

男主人陪我去参观他的糖果厂，清洁、明朗、效率一流；那间工厂是他到了75岁半退休时才盖的，现在已一本万利了。

对经营生意这位老兄真的很有一套。他又亲自陪我去参观他的“大观园”，这个“大观园”每天早上开放给游客参观，但一定要预约，不是随便可以进来的。

他把一花一木，一山一石都当成新朋旧友般的对待，他说：“我就是喜欢这儿的清静和花香鸟语，比那苟苟营营的上流社会好得多了。”我说：“假如我有一座这么美的私人公园，我也不做华盛顿的游客了。”

他说：“你也劝劝你的老友，请她多在这儿住些时日嘛。”

我无言，我知道爱荻不喜欢赌城这个地方。

晚餐就只有我和他们夫妇俩，一个很好的倾谈机会。

老先生喝了两杯酒，大谈谈当年追求太太的浪漫史。

他说：“我是在跑马场上看到她的，啊！她真漂亮，而且骑马的英姿真把我迷住了。”

爱荻的确是个美人胚子，一举一动都是名门闺秀的样儿。她笑说：“你不要扯这些陈年往事好不好，你这家伙除了懂得赚钱之外实在一无可龋”老先生又说：“你告诉安娜你捐了多少钱给台湾的癌症医院，我们去台湾住的那家圆山饭店并没有特别招待我们，大概根本不知道我是老几。”

爱荻说：“你不是说别麻烦人家吗！怎么又来找碴儿了。”

老先生说：“我们到大陆时他们可真会招待呀！欢迎我们的晚会有许多的政府官员，不就在那个什么宾馆请客的吗？”

爱荻说：“那是北京钓鱼台宾馆，都是你的面子嘛。”

我说：“你们下次再去时先告诉我，我来替你们安排一下。”

老先生说：“我们下次去北极，南极我们已去过。”

这两人真是游兴不浅。

选大会，这年8月共和党竞选主席团推出布什做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整整一个星期我们一同参加各项活动和宴会，夫人兴趣甚浓，老先生说这种政治活动一生参加一次就够了。他还笑说：“这次我来都是你和我夫人请客（意即我们两人捐了不少钱），否删我才不干呢。”

爱荻说：“你这家伙怎么最近一反常态，斤斤计较，口不离钱？”

老先生说：“你看我们的孩子和孙子愈来愈要充阔，根本不知道我们两人当年的辛苦埃”对的，老先生心情不好是有原因的——一个女儿已三次结婚，一个儿子两次离婚，另一个儿子最近也三度结婚，可是他们两老已共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

1988年的冬天爱荻病了，是乳癌，开了刀，也做了治疗。

但不久发现癌细胞己扩散到其他部位。她不愿去西部，而老先生又不肯搬到东部来，只有她入医院接受治疗时他才来水门“作客”。在她患病期间，我们相聚的时间较多，她精神稍好时晨间照样跑步，晚间去看戏、听音乐会、宴客……她说：“我不要把自己当病人。”

她真有勇气。不过我知道，她也知道，她来日无多，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谈到死。

一天晚便后，她打电话请我去看她，我们是邻居，当然很方便。女佣人说夫人在卧房等我。卧房外尽是各色各样的花朵，在水晶盘里、在瓷瓶中，我说：“我明天开始不再送花来了。花太多对你不好，快请佣人把它们搬到客厅去吧。”

她说：“你说得对。今天，我一直在床上，所以佣人才把花放在这儿让我看的。”

我坐在她床沿，她握着我的手，她说：“我想在我还不太难过的时候和你私下道别，以后人来人去，大概我们说私心话的机会都没有了。”

我把我另一只手盖在她的手上，我流泪，说不出话来。

她说：“我这一生并没有白过，虽然和我的老伴常有争吵，但大家不常在一起，各做各的，也无所谓了。这10年来得一知己如你，也算有福气了。”

我仍说不出话。那两条小白狗窝在我的脚边，不吭声。

她把整盒纸巾给我，我看到她眼中也有泪水。

她说：“人生总不能十全十美，我初认识你时常想问你，你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丈夫，为什么不再嫁。现在我明白了，你自己独立，能够有朋友，不寂寞，又有自由，这样很好。”

我终于说话了：“你我能知心，因为大家都无所求，只是缘分，中国人相信缘分。”

她说：“我也相信，假如我是男人我一定会爱上你。你知道，我那老家伙对你也相当另眼相看呢。”

我笑了，她也笑了。

他说：“我相信我不能过完这个夏天，你什么时候又要出远门？”

我说：“你不要担心，你生病我不会出远门。”

她说：“我想我不会耽搁你太多时间，你是否可以等我眼睛闭上了再出国。”

我点点头，没再说话。窗外的雨下得很大。

她的病势急转直下，每天医生都说随时会去，但她仍然很清醒。

丈夫、孩子、孙子都来了。她说得对，以后我们即使两人独处一室，她已有气无力，不能再多说话了。

一个周末的清晨她与世长辞了，不在医院，是在自己的卧房里。

我晚间离开她时，她轻轻地说：“安娜，我们再见了。”

她的丈夫站在门外，痴痴地。

许多人帮忙处理后事，一切都与我无关，我要帮忙也帮不上。

于是，我离开美京，出国办我的事。

两周后我回到美京，老先生急着找我。

我和他吃中饭。

他谈了些她的身后事，忽然问我：“你知道吗？她把全部遗产都捐给慈善机构了，而且交给芝加哥一间律师事务所去分配，不准我过问。你知道吗，她那4000万全是我给她的，她一句都没和我商量就捐了出去，而且又不要我来管理。”

他似乎有点生气。

我说：“爱荻和我之间从来没有谈过钱的事，她只说要把自己的所有捐给社会，因为你的钱用不完，孩子们的钱也用不完，而且这是你给她的钱，她当然有权自己处理。对不对？”

我心想你们这个家族是世界亿万富翁中排行第三（1990年8月的美国《财星》杂志公布世界亿万富翁的财富，第一位是文莱的统治者贺山纳柏加苏丹，拥有250亿财富；第二位是沙特阿拉伯国王法德和法德王的家族，有180亿财产；第三位就是美国的曼斯家族，有125亿元财富；第四名是英国女王伊丽莎自二世，她不需要纳税的个人财产总值117亿元），每年都是前5名亿万富翁中的翘楚。爱荻真有智慧，她就是怕子子孙孙连4000万也要瓜分，才把自己的私房钱捐了出去，而且水门大厦的自有公寓也声明只可以在她的丈夫去世之后才可出卖。两个照顾房子的佣人照常上班，清理房子。

爱荻的确是个善良而富有智慧的女人，我怀念她。

<h3>赵银梅</h3>

赵银梅是民国初招商局局长赵铁桥的女儿，排行老五。

抗战胜利后，美国军事顾问团到中国协助战后接收及救济工作，顾问团中有一位广东台山籍的中尉，他是美国威斯康辛州人，在上海认识了赵银梅。

一年之后，两人在南京结婚，赵银梅随着新婚夫婿回到美国中部的威斯康辛州去。赵五小姐是上海长大的姑娘，她的夫婿叫黄亨祥，不识中文，连台山话都不太幢。赵小姐不但要下厨作羹汤，还得照顾丈夫及婆婆。婆婆是个道地的台山婆。

儿子从中国娶了个“上海妹”回来，她老人家真不是味道。老人家英文不太幢，只会说台山话，于是黄家少奶奶只好猛恶补台山话了。银梅的英语马马虎虎，而台山话不仅不会说，连听也听不懂，除了和丈夫尚能对话外，简直成了哑巴。婆婆把她当作外来人，因为其他女婿和熄妇都是道地的台山人，而银梅是外省人，说的是上海话和国语。但这个年轻外来熄妇很懂事，很灵巧。她远适异地，一定要尽力适应环境，于是她除了学习台山话之外，也找了英文教师补习英语，又到学校去学家政，为此和一位专授缝纫的女家政教授成为莫逆之交。后来，银梅的时装设计、剪裁皆在水准之上。她又习西洋画，我看过她的几张油画，实在很有天分。

1954年我与黄氏夫妇相识时，黄家老太太已去世，而黄亨祥已脱下军装，成为该州数一数二有名的牙医生。

很少人知道赵银梅的中文名字，大家都喊她茱丽亚。

茱丽亚和我初见时就觉得我们两人很相像，我们在一起时别人总会问我们是不是姐妹。

茱丽亚住的美国中部50年代中国人还很少，于是她也得多和美国人交际。黄医生喜欢各种运动，尤其是每年的狩猎季节一定和那些喜欢打猎的人去打野鸭、猎鹿等，夏天则去加拿大有河有溪的地方钓鱼，冬天又去滑冰。总之，除了工作就是那做不完的户外运动。茱丽亚也学会了滑冰、钓鱼，但打猎去了一次之后就再也不敢奉陪了。

1964年我的密友做了威斯康辛州长，他一连三任，三任完毕决定不再竞选，当时州长没有限期，只是他对政治生涯有了倦意而转入企业界。既然好友是州长，我去时当然就往在州长官邸，后来州长夫妇两人离婚，我为了避免瓜田季下，婉拒再到州长家作客，于是黄民夫妇请我住到他们家中。直到州长夫妇办妥离婚之后，我才再到那华美的官邸作客，为此该州州长以及其他政要也和黄医生建立了很好的友谊。

周末我到该州作容时，男人出去打猎或钓鱼，我和茱丽亚两人就有聊不完的话。她喜欢作画、做女红、织毛衣，是一位贤慧的主妇。他们的一男一女和我的两个女儿年龄相同，因此他们若到华府作客，也把两个孩子带着。那时我们的孩子都是十二三岁的小孩，但又不完会是小孩，是最不好管教的阶段。有一天茱丽亚和我说：“孩子在12岁到18岁这阶段，最好把他们都冷冻起来，等到了19岁较懂事时再放出来。”

我说：“假如真能如此，那就该谢天谢地了。”

他拉夫妇在那时期就常为了孩子的事而发生争执。

有一天晚上我们4人（黄氏夫妇、州长和我）吃完晚饭回家，已是12点多了，黄家女儿出去，讲好11时以前一定回家，左等右等仍不见人影，后来还出动了警察，因为怕孩子驾车出事。结果女儿自己回来了，原来她和同学去跳摇滚乐，忘了时间。太太于是怪丈夫宠坏了女儿，倒是女儿乐得轻松，回自己房间睡觉去也。

茱丽亚的丈夫养狗，女儿养金鱼，儿子养鸟，家中经常要有佣人清理，还好房子大，不然就像住在动物园中。

银梅的两个孩子，都和美国人结婚。男的有一个女孩，女儿则没有生小孩，几年前先后到台北数次由天主教会协助领养了一男一女，男孩已有五六岁，小女孩也4岁多了，都是正统的台湾人，非常可爱，也非常顽皮，可能是父母太宠爱之故。我每次到威斯康辛州都和黄家人相聚，而我和银梅真是生死之交，如今回想，只可说是“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了。

第二篇华府风云第十章访问板门店·访问原苏联·修女德瑞莎

<h3>访问板门店</h3>

我记得朝鲜战争结束后，我和外子曾于1955年初访板门店。那时从汉城到板门店沿途戒备森严，汉城到汶山这段路还好，过了汶山之后，沿途都是崎岖不平的泥沙路。而且是单行道，前面若有车辆，后面的就得饱吸黄土。后来局势渐趋和缓，虽然偶有争论，但双方正尽力改善关系。

有一次我到板门店时正是元月雪后，气温在零点以下。

北方的天气有一特点——四季分明，汉城美艳的菊花已盛开，虽是寒冷的晨冬，却有温馨之感。

大家都穿了厚重的大衣、皮靴子，以便面对板门店的冬天。

板门店是中立区，朝鲜和韩国的分界点，就如原东西柏林的围墙一样。如今柏林围墙已倒，朝鲜和韩国也开始接触，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当年，在这所谓的中立区，双方代表每天都得开一次会，但据说只争议一些芝麻绿豆的小事，大问题谈何容易解决。

那天，驻该处的美军领了10个警卫，带我们去看他们开会的地点。那儿有几幢临时盖起来的房舍，是双方一起驻防的非武装地带，无论是哪一方，每人只许带一枝枪，分配一颗子弹。而所谓联军也者，几乎全是美军，因为暂时停战后，其他各国的军队都已撒离了。

我们站在冷风中，从窗外看窗内的开会情况。朝鲜共派了3个人，由一位少将领头；联军也派了3个人，由一位少尉领导。中午12时正，双方同时从反方向进入会议室，面对面坐下且互不打招呼，只交换一些报告与公文，由双方的翻译传达，前后不到半小时。散会后大家又各自从来的方向离开会常由小会开到大会，许多的国际会议劳民又伤财，到底解决了些什么问题呢，天晓得！

会后我问联军代表：“你们今天谈些什么？”他说：“我们报告联军人员的更换，他们也报告他们人员的更换以及一些抗议，我们也回敬数项，如此而已。”

韩国与朝鲜的这个局面相信是有史以来最长久的非正式停战协定。美军在该地驻守了30多年，简直是和平的耻辱，也是历史的悲剧。

<h3>访问原苏联</h3>

1983年冬天，我代表白宫出口委员会第一次访问原苏联，同行的有两位参议员，一位是共和党，一位是民主党。我对原苏联的认识除了来自报纸新闻之外，就是从一些到过原苏联服务的使节口中听来的。最多也不过是和原苏联使节在宴会上有短暂的接触，但这都是非常皮毛的。百闻不如一见，而这一见使我感受极深。

我第一次到莫斯科就体验到经济问题的严重。先谈他们的吃住环境。

我们住在红色广场对面的大酒店，是美国使馆替我们安排的。这酒店共有1000多个房间，但设备比三四流的旅店还要简陋；枕头毛毯都是稀薄的，不过还算干净，浴中已洗得不能再用了，而且每个浴室内只有一条，洗手间的用纸是硬粗粗的，肥皂小小的一片。那么多的劳工，不知在做什么。

酒店有一规定：每一位客人有一把房门钥匙，但外出时要把钥匙交给该层楼的管理员，然后换一张入门证，为了避免闲人进出旅店，所以门口派有守卫，检查每一个人的证件，没有入门证者，甭想进去。据他们的解释，这不是监视我们，而是为了保护我们。

我在晚宴中对美国大使报告了这个新的经验，他说：“这是他们的安全政策，我们进出一样也要出示证件。”旁边一位公使对我开玩笑说：“你有天大的本领也无法把旅馆的钥匙带出来。”

他有点向我挑战的意味。我笑着说：“明天我试一试。”

第二天早餐过后，我们又要出门开会，我拿了两包香烟到柜台前面，管理员是一个又肥又大又凶相的女人，她正在抽烟，我把一包香烟给她，她只拿了一根，以为我只给她一根吧。我说：“全包给你。”她笑了，于是把入门证给我，我又再送她第二包香烟，她乐极了，忘记问我要房间的钥匙。

两包香烟算什么，但在莫斯科却如此可贵，我虽然赌赢了，但我并不高兴，反而觉得很悲哀。大家都说中国人穷，但从大陆去原苏联的中国人常被原苏联人围着要穿的、吃的。

不少大陆朋友对我说，他们在原苏联临走时，原苏联人几乎什么东西都请他们留下。因为很多东西在莫斯科根本连排队也买不到。

我们到城外参观古教堂，那天是星期天，许多教徒在做礼拜，礼拜完毕，牧师请我们参观教室，用茶点招待我们，然后有一个小男童拿着劝捐箱到每一位客人面前鞠躬，我们把美钞放入盒中，牧师继续和我们谈话，这倒是别开生面的施恩。

报纸曾报道过，美国在莫斯科新盖的使馆不但不能使用，而且要拆掉重建，因为完工后才发现屋内被装了新式的窃听器，而且每个房间都有。据说当时曾有人告密，但美国使馆并没有太注意，等发现时已经太迟了。

不久前，白宫也曾出了一段有关安全问题的小插曲。白宫的职员在晚间带了几个外国人到白宫的办公室去，这几个外国人后来就到处宣传说晚间进入了白宫。于是安全措施又重新检讨。

大家都知道，在美国的共产党国家如原苏联、中国的使节若要到其驻节地50里外，都得预先向国务院打招呼，而美国驻原苏联及中国的使节也是如此。这大概是礼尚往来吧。

<h3>修女德瑞莎</h3>

投资考察、投资访问团这种交流组织在美国引起官方和民间的兴趣，多少也与我有点渊源吧。

1969年初尼克松走马上任。第一任商务部长是莫尼斯·史坦（M·Stans），交通部长是约翰·渥尔贝（John Volpe），两人都请我当他们的义务顾问。我向莫尼斯建议组织国际贸易交流团，先请些外商和在国外工作的美商到华府来开会，大家交换意见，也让他们看看华府的政经组织。他采纳了我的意见，而且慎重地组织起来，得到很好的支持与反应。此后各部门认为商务部可做，为什么我们不能做，于是国务院有国务院的访问团，参众两院各小组也纷纷成立了访问团，商会更认为这是大好的谋利公关，岂可渔利于他人？同时欧亚国家各种团体也纷纷组团来美访问，风光一番。原来是商务交流，后来就有点变相，成为各公私团体营利的正常途径，这点本来也无可厚非，不过文化交流、贸易会谈有时变相为大旅游团就有点非牛非马了。

当时交通部长是我的邻居，我们商谈到每年在巴黎举行的航空展，我说这笔钱每年让法国人去赚太可惜，我们何不每两年一次在美国举行？约翰认为这是个好主意，没想到提出后，法国人还没作声，美国航空界反对之声哗然，原来每年航空企业界连带参众院议员、空军将领等人都名正言顺地去参加巴黎航空展，参观之余又可在巴黎玩乐一番，若在美国举行岂不是把他们游欧洲游巴黎的机会平空取消掉，怪不得大家都反对。我当时真是太年轻，太天真了。

1972年，我们还是在华盛顿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国际航空展览，各国都派航空界、交通界代表来参加，我还请华航来参加的空姐在肯尼迪中心的总统包厢做了一次贵宾。

1988年初夏，美国国际友好交流协会在香港召开国际会议，我是大会颁奖委员会主任委员。这个组织在日本、韩国、台湾等东南亚各国和地区及欧洲各国都有分会，周际会议两年一次，轮流在欧亚地区举行，其余的大会大多在美国举行。

每年艾森豪威尔的和平特奖颁给一个对世界和平服务有特殊贡献者，此外另有艾森豪威尔服务奖状给各国杰出人物，这个友好协会因为欧亚会员甚多，因此争取杰出奖章的人也不少。欧洲会员提出了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亚洲会员有人提出邓小平，其余的提名则不足道哉。我提名修女德瑞莎，这位行医数十年的修女，一生为贫苦疾病之人服务，不辞劳苦、不求闻达，到普通人不要去的贫穷地区，做救贫救苦的善行；一身奉献圣主耶稣，终生努力解救人间疾苦。我的提名得到全体一致赞成，而修女德瑞莎也答应亲自来领奖，我们都在香港恭候她，但就在她准备自印度的一个小村落前来领奖时，尼泊尔发生地震，这位善心的修女又赶去救灾，她派了4名修女前来代她领奖，可见她对这奖项的重视。这几位修女只来领奖，却不愿参加盛大的晚宴，她们对我解释说，她们是现身说法的苦行僧，从来不参加宴会。这种出世入世的精神真使我们这些衣香珠光的参宴者汗颜。那次我也颁了奖给妇联会主任王亚权女士、铭传商专校长的包德铭女士，台湾代表30多人，韩国代表也不相上下，日本代表每年闹双包，那一年也不例外。香港的新闻记者对于友协大会新闻不太有兴趣，倒是天天向我追踪大陆新闻，可见香港人对1997年的运数多么关切。

第三篇留云借月第十一章保密到家的访问·廖承志·血浓于水

邓老没答话，他又把话题转到中苏的关系，他说：“你们知道中苏的边界很长，现在为了边界的防线我们和苏联有很大争议，现在我们还有50万中国军队在中苏边界巡逻，有时还有些冲突。不过有一点要声明，我们中国人从不侵犯别国的领土，但我们要保卫中国自己的领土，这是我们新中国的原则，我们绝不可能有殖民地。”我们当然洗耳恭听，旁坐的书记和各有关人员人手一卷，都在细心记录我们的讲话。

我的母亲与廖承志为表姐弟，我们称廖承志为表舅父，他则称我为香梅甥女，这是我们的亲戚关系。但在政治上，外祖父与父亲则是瓜务国民党，而廖承志的母亲（我们的二叔婆）何香凝和廖承志本人及他的姐姐廖梦醒却于杭战时期效忠共产党。抗日战争后，国共谈判分裂，中国人民再度被战火侵压，逃亡的逃亡，迁徙的迁徙，国民党人迁到台湾，共产党政权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当然从命。其他伴同人员都有预先安排的席次。坐定后他对史蒂芬斯解释，他说：“贵国有100位参议员，可是全世界只有一个陈香梅，而且她也有一半是属于我们中国的，你懂不懂？你同意吗？”史蒂芬斯也很会说话，他答道：“安娜是我的老板娘，我在第二次大战末期，曾在飞虎将军陈纳德的十四航空队服务。陈纳德是我的顶头上司，安娜当然是我的师母，她有事随时都可以吩咐我的。我很有幸能和她一同来访中国。”

邓老说：“那你是共和党，你们两人合伙干了这桩事，对不起自己的祖国啊！美国国务院都同意这是中国政府的财产，该归还中国。你们偷天换日的手段可大啊，我不能不佩服。台湾是怎么感谢你的？”

邓老说，“谢谢你们的邀请，你记得我在卡特总统时代去过华盛顿，但卡特总统不太了解中国的国情。今后即使我自己不去美国访问，我们也会有领导去拜访里根总统的。请你告诉里根总统我们中国欢迎他和他的夫人来中国访问。我想他的到来会对中美关系有大帮助。”

舅妈说：“邓老你也过言了，我真管不着承志，他不听话。”

于是，里根总统正式声明：他派我做代表到北京来，我是总统特使。

<h3>廖承志</h3>

我离开祖国30多年后，第一次回来，北京方面安排我住钓鱼台国宾馆（10号楼还是12号楼我记不清了），极尽礼待。当时章文晋、冀朝铸都是派出来接待我的，他们跟着我一起走。在北京3天，我做完了一切以后，就到台湾去。

其后10多年的岁月中，我也有机会见到邓老，也和他的子女熟悉，尤其是大女儿邓林（她是画家）和她的夫婿吴健常（中国企业家）、大儿子邓朴方和三女儿萧榕，即邓椿，她曾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工作。她也是《我的父亲邓小平》的作者，该书除中文版外有日文版、法文版、西班牙文版，由美国出版商经理，销路甚好。

我对邓老说：“里根总统希望台端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知道他的宗旨，他会遵守上海公报的精神和中国合作，一切没有什么改变，他希望中美两国能为和平努力。我离开华盛顿前里根总统亲自召见两次，吩咐我要向贵国保证他会为中美两国关系的进展努力。但他也强调他对台湾的成就也很欣赏，因此，我们离开北京后还得到台湾去一次，要和蒋经国先生见面。”

起程前一周，贝克夫人要入院开刀，临时请副主席史蒂芬斯议员代他出马。史蒂芬斯是阿拉斯加资深参议员，当年在十四航空队做过飞行员，也是陈纳德将军的老部下，他带了新婚才一日的夫人葛德莲娜同行，新郎当然对于新婚夫人处处迁就，为此我们秘密之行差点曝光。

邓小平对廖承志说，“原来你的妈妈这么凶。”大家都笑了。邓小平又说：“承志，你那时在打游击，也很少在家中吧？”

1995年海峡两岸已有多方面的接触，我们曾是开路的人，猛然回首，能无感慨。

前人种树，后人收果，现在香港地区人，日本人、欧洲人、澳洲人、美国人都有不少去海南发展。我们总算做了开发海南的开路先锋。当年和我们一同逃离香港入内地的两位工程师也曾参加这项艰苦的工作，也是义务的贡献，国内不少大建筑物也是他们设计的，值得骄傲，人生能得如此知己总该满足了。

第二天官方安排史蒂芬斯夫妇到长城游览，由美国大使作陪。我的舅父和舅妈来接我。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内一间较小的会客室吃饭，服务人员把饭菜送入后就走了出去，在门口待命。

邓老说：“你是坐牢专家，不过苦了你的夫人经普椿。可是你的漫画可在狱中大有进步埃”大家又是一阵欢笑。

在华府替我们处理行程的，台湾方面有好友夏功权夫妇和胡旭光；中国大使馆有柴泽民和他的副子冀朝铸（冀现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当过周恩来的助理和翻译，人甚风趣）。1980年除夕，我自美京起程到东京，在东京羽田机场与史蒂芬斯夫妇会合，我们是总统当选人里根的代表，但双方都没有带秘书与随员，选择这个日子，是因为美国朝野都忙着过圣诞佳节和新年，华府的政客以及里根身边的新贵不会有太多意见。我在华府宦海一直以圈外资自居，但一个东方女子在华府是非圈稍有长才远见总难免招人之忌。当时，我和史蒂芬斯就是怕节外生枝，也怕替未正式上任的里根找麻烦，才绝对保守秘密。

台湾方面也很重视我的大陆之行，问我谈了什么事情，怎么怎么。

我说：“邓老，这件事说来话长，除了双橡园的产权我们协助处理之外，台湾关系法也是第一次在我水门大厦秘密起草的，当时还有高华德参议员等人。我受台湾之托，也觉得要为他们留个面子，因此才义不容辞地挺身而出。当时不但受到美国国务院的阻拦，连台湾的外交部也不领情，因为他们办不到的事，我办到了。为了这件公案我真的受了不少冤枉，假如我当时知道这个后果，我就绝对不白帮这个忙。”

在中国有不少人常受批评，但廖承志人缘甚佳，他古道热肠，又不失赤子之心；喜欢作诗、作画，又好书法，除此之外，他还喜欢狗；他爱朋友，爱吸烟、喝酒，爱开玩笑。这样一个豪爽乐天派的人，不管是何党何派，总是一个好人，一个多才多艺的中国人。我很后悔没能早些和他接触。但从1981年初开始到1983年夏天，我们多次见面交谈，又有书信往来，使我对他有一番新的认识，对舅婆何香凝也有新的评价。

邓林是一个艺术家摸样，穿着甚随和，我多次在北京的国宾馆钓鱼台和她独自见面。她说她的父亲就是喜欢和子女们同住在一起，而且对于孙儿孙女特别宠爱。

我问：“邓主任何时再访问美国，我代表里根总统表示欢迎。”

我的舅父廖承志插话了，他说：“香梅还是小学生时，我在家母（即何香凝，廖仲恺之妻）香港的寓所见过她多次，香梅常常跟着她的母亲廖香词到我们家中串门子，过年过节，大伙儿都在一起。香梅你还记得吗？”我说：“当然记得，而且我们对二叔婆（即何香凝）都很尊敬，她常教训晚辈，并且要我们随时准备再逃亡，对这一些我印象很深。”

我看着舅舅说：“他很好嘛！什么时候有了气管炎？”

这位风趣的邓小平和我开玩笑说：“你的舅舅有气管炎，你知道吗？”

邓老问：“他是共和党吗？”我答道：“他是民主党。”

北京方面我的舅父廖承志（时为全国人大常委副季员长兼侨委会主任）也和我有书信往来，他说一别30年，很想见见这位被选出来的美国共和党少数民族主席并叙叙旧。

廖承志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在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关系和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他在党内外和国内外都享有盛名。

新华社的报道如下：

邓小平很幽默，很会讲笑话，我记得当时他对史蒂芬斯参议员说：“你们那儿有100个参议民，只有一个陈香梅啊，所以陈香梅坐主位。”他让我坐主位，并说：“你（史蒂芬斯）坐在旁边。”因为我是代表里根总统，史蒂芬斯是副的。这个倒无所谓，我们谈得很好。

我在10多年来，除了中国的第一人物邓小平之外，对于胡耀邦等都有亲切感。其他如江泽民、李鹏夫妇、朱熔基、邹家华、李岚清、姜春云、李瑞环、丁关根、乔石、刘华清、胡锦涛、荣毅仁、钱其琚吴仪等北京领导人也有不少接触。军委方面如刘华请、迟浩田、徐信等人也在军事工业转为民用工业的研讨中和我们的机构有过接触。中国在以前苏联的影响下，大事整军，大家吃惯了大锅饭，是所谓“铁饭碗”，现在一时之间要全部改变换新实在不容易，这一个阶段使中国领导人相当头痛。一个体制的改革都需要一段过程。

廖承志同志的逝世，是我党和我国人民的重大损失。他的逝世适值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之际，更引起了代表们的痛悼。

我们那天的宴叙很轻松，也很随和，我对我舅父廖承志的随和、诚恳、关爱永记于心。他为了民族大义，为了一项忠贞的信念而坐牢9次，英国人的牢、日本人的牢、国民党的牢、共产党的牢都坐过了，尝尽了苦头，但始终意志坚强。他于1983年去世时也是两袖清风。他和他的父亲廖仲恺父子两人真是中国人值得学习的好榜样。

邓老沉默了一阵子，他说：“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不能否认的，不过我们暂时不谈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中国自己的事，我们自己日后解决，希望美国不要多插手。”

邓老大笑：“他说，不是气管炎，是妻管严。你看他又抽我的香烟。你舅妈每天只给他3根香烟，他常常偷我的香烟，我不怕太太，我就是喜欢抽烟。”

台湾方面希望我大陆访问以后到台湾去，我答应了，说两方面都可以。到了北京，新闻还是保密。我是低姿态的关键人物，来北京后，就在北京过年，大家关起门来聊了很多。后来，他们说我来了以后，新闻记者都晓得了，他们都在机场等着，可是北京还是有办法控制的。直到第二天元旦的早晨，邓小平和其他官员在人民大会堂与我们会谈时，中外记者才齐集会堂内抢镜头。

廖承志是有名的孝子，大概因为父亲早亡，母亲年轻守寡，母慈子孝是很顺理成章的事。中国“文革”期间廖承志受“四人帮”的追捕，幸好有周恩来保护，住到中南海避难，才免遭毒手。但廖承志的儿媳妇，即廖晖的妻子赵汝衡是有名的芭蕾舞蹈家，遭江青强迫上台表演，伤了腿也不准请假，之后就只能做幕后工作，无法再上台表演了。1987年中国芭蕾舞团由北京来美表演，赵汝衡为副团长，以美京肯尼迪中心演出天鹅湖而大受欢迎，不久前这舞团又到香港、日本、英国演出过。赵汝衡对我说：“公公真好，对我很关心，也鼓励我不断地吸收新知识，他是一个处处替他人着想，而且又非常有爱心的人。”

廖公说：“这是旧帐了，不算了，对不对？”

我想我该解释一下了。

双橡园的后遗症也为我增添了不少麻烦，我不愿多讲。

我说：“我回国后一定会向里根总统报告。”

1946年7月他们夫妇两人去了延安，廖承志任新华社社长。他们原定搭乘一架美军军机飞延安，后来因周恩来派廖承志去广州，他们没有乘上那班飞机，那班飞机共有乘客17人，包括叶挺、王若飞等人都在空中遇难。

第一次回中国大陆之后的3年（1983年），我和我的男朋友——美中航运董事长郝福满先生（Irving Kaufman），又领着北欧航空公司和一些欧洲航空界专家到还未建省的广东海南岛的最南唱—三亚市协助筹备三亚机场当时中国的海南既穷又落后，我觉得光是协助沿海的开发特区如上海、天津、广州、福州、汕头是不够的，海南是个宝地也是个宝岛。我说服了北京的中央政府考虑把海南建省，把三亚的军事机场搬到另一个地区。我和一些专家们7次从海口（行政区的都会）到三亚。行政区的主任是孟庆平，是矿业专家，文化大革命下放到海南就一直在那贫乏的地区工作。我们一见如故，每次我们大伙儿到海口就由他安排住在特区的政府宾馆，招待甚周到，派了助理和工程师等和民航局的官员陪着我来回于海口和三亚之间。其他人都在想办法赚钱，我只想为祖国做些有意义而且是基础建设的工作。

廖公说：“报告主任，你知道我后来在粤北被国民党抓到了，在牢里困了几乎3年多，后来母亲去和蒋介石说情才把我放出来的。”

座位是邓小平亲自安排的。他用浓重的四川话对我说：“你坐第一位。”然后又对史蒂芬斯参议员说：“你坐第二位。”

蒋经国先生在办公室接见我，他和我多次见面，我总觉得他为人诚恳，对朋友有道义感，并不像报章上所呈现的那么严厉，当然他做事考虑仔细，每回答一个问题时都沉思一阵，不是马上回答。有些时候他喜欢用“可以考虑”这句话。

抗战时期廖承志在广东被捕，先后在广东的韶关、乐昌坐过牢，后来又押到重庆，直到1946年初，才从重庆监狱被放出来，这是国共两党交换政治犯的结果。

我首次向蒋经国先生提出让居住在台湾的“大陆同胞”回家乡探亲的建议时，是在他身体还甚康健之时。那一年我自华盛顿到台北办事，有关当局为我安排单独晋见蒋经国先生。

中国驻美苇一任大使是柴泽民（现任中国对外外友协会长），他带来了邓小平的请柬，要我到北京访问。我向里根报告、并建议少数党议长贝克同行。

廖承志去世后，北京方面打了数次长途电话给我，柴泽民和冀朝铸也一再请我回北京奔丧，但台湾当局则劝我绝对不能去，因为我若在那种大场合出现，将使台湾当局难堪。后来我私下和美国官方商量了一个两全的办法——我到大使馆致悼，再派我住在香港的妹妹陈香桃代表我去北京参加追悼会和其他送别仪式。一个月后我才亲自到北京吊丧，廖公灵位设于家中的会客室，我亲自向廖公行三鞠躬礼，我为分裂的祖国难过。

邓老又谈到越南问题，他爽直地说：“我们中美两国为了朝鲜战争，双方对敌，1965年到1975年为了越战使中美关系再落入低潮，其实我们两国为了打越战都有了重大牺牲，到如今我们对于中越的问题很烦恼，这该说是法国人先闯的祸，不过我们现在也尽量想办法处理。”

（这是15年前的历史了，我只尽我自己的记忆写出来，可能有小出入，大致是如此。）那真是一段历史性的会晤，我是永不会忘记的。

他的话题不断，我们只好让他讲，他讲：“请你们两位告诉美国政府，我们中国人是不会侵略其他国家的，这有历史为证，你们是很清楚的。”

廖仲恺是外祖父的亲兄弟，我该喊他舅公，可惜我没见过他，1925年春，他在广州遇刺身亡，那时我还没出生。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是香港望族，他们因志同道合而结婚，这在当时是很不寻常的。廖仲恺为革命奔走，在广州为了争取民众的福利，引起地方军阀的不满而惨遭毒手，但到底是谁刺杀廖仲恺至今仍是一个谜。

当时，我是他竞选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之一，所以他说希望我先到中国大陆来，我说一定要有正式的邀请。

廖公苦笑，他说：“我是左右做人难，自从心脏搭桥后医生要我少抽烟，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埃”我们一边吃饭，一边闲聊。

里根总统要“选一个对中国情形很清楚，对美国情形也很清楚，并且对他也是一个很忠诚的支持者”，于是，就找了我。

我得到里根的同意后又建议共和党参院主席贝克（ed Stevens）同行。我和史蒂芬斯通电话，他说：“我12月底要结婚，我还得去度蜜月，这怎么办？”我说：“这样好了，你和你的新婚夫人到中国度蜜月如何？”史蒂芬斯于1944年到1945年曾在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服务，在中国停留了一年多，对中国及中国人有感情，同时又因为是我的邀请，盛情难却，于是答应了与我一同到中国去。

1980年我应邀到大陆访问，穿针引线的是中共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柴泽民因不知道我的反应如何，因此又打了一位在美国居住多年的退役将领蔡文治将军。蔡文治和外子相熟，他们夫妇两人于中国改朝换代后即来美定居，两人都替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多年，而且又和大陆的官员相当接近。为此柴泽民大使请他先找我谈淡，并约我到他家中吃晚饭。

经普椿的哥哥并不赞成自己的妹妹和革命分子交往，廖承志给她的电讯和书函被扣压了。直到1937年的秋天，他们才在香港相会，翌年两人就在香港结婚，经普椿从此便和廖承志一起从事地下工作。廖承志一生多半在狱里度过，他进过英国人的监狱、日本人的监狱、共产党的监狱、国民党的监狱，一共9次，只是时间长短不一样罢了。

我在北京常见到廖家人，还有醒姨，她一生替宋庆龄服务，做她的助手。孙夫人和廖家很亲密，孙中山本来希望廖仲恺做他的继承人，不幸廖仲恺被谋杀。醒姨的丈夫姓李，是周恩来的助手，他和周思来于抗战后到重庆开会，在重庆不幸亡故。廖家母女两代都是早年丧夫。

我知道中国两岸的统战都做得很到家。对于双橡园复杂的来龙去脉现在不想再提了。总而言之，一句话，当年负责参与这个大计的人心中明白，若不是我，双橡园今天当是中国大使的公馆，台湾根本不能保有双橡园。这一件事台湾对我实在太不够意思了。

后来舅父廖公说因为陈香梅对祖国的贡献，勿再追究，这才算了事。

<h3>血浓于水</h3>

他留下了3封信，分别给柳亚子、何香凝和女友经普椿（经亨颐的女儿）。给经普椿的信中说，假如她真的爱他，希望能等他两年，信中并没有说他到哪儿去，但经普椿知道他到延安去了。这一别不是两年，而是4年，经普椿果真痴痴地等。

<h3>保密到家的访问</h3>

蔡文治夫妇住在马里兰州，离华府不远。那天晚上我到他们的住宅吃晚餐，座中只有他们夫妇两人。蔡文冶那时大概也有60多岁了。他们夫妇两人大概因为多年与美国人打交道，所以英语非常流利，我记得国共和谈时他也是一位重要角色，他和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也很熟悉。谈话中他转传了柴泽民的信息，并希望我们两人能在他的家中见面，亲自会谈，原则上我同意了，于是约定了见面的日期。在蔡家见面时，柴泽民带来了两瓶贵州的茅台酒做见面礼，还有两罐云南火腿，他说他知道我于抗战时曾在云南读书。

<small>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同志，因心脏病突发于1983年6月10日5点22分于北京逝世，终年75岁。</small>

这是他生平所作的最后一首诗。

在东京，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有人接我，台湾方面有人接我，美国大使馆也有人接我，三方面很秘密地分开谈。

史蒂芬斯夫妇受不住了，于是他们在钓鱼台宾馆休息。

这话说得很明显了。

邓小平对我私下的问话可见他对于台湾的情况很清楚。

史蒂芬斯说：“我一定会为此不断努力，因为中美两国一定要合作，世界才有和平。”

廖承志每年到南京为父母亲扫墓，1983年5月清明节曾写了一首诗：金陵无限好，来到正清明；信笔纪心事，鲜花唁老亲。

里根很快就要正式上任总统，对双方都要有所交待。大家以为他是保守派，好像台湾方面有人说，可能池又要重新承认台湾啦。他和他的幕僚认为，这事该在宣誓就职前澄清一下。

1989年6月底，一切都已就绪，北欧的贷款也要正式在瑞典签约了，然而发生了“北京风波”，北欧的三亚机场投资人全部退出，后来把一切转让给法国接手。我们贡献了5年的时光，近100多万美元的投资，还有无尽的心力就只好让别人去接手了。如今海南已大大繁荣，三亚机场亦于1992年启用。

临别前，舅父廖公对我耳语说：“明天邓老请你单独吃饭，只有我和你舅妈作陪，我们还有些私人话要谈谈。你不用和别人多说，我会到钓鱼台来接你。”我点头答应，于是我们一行离开人民大会堂又到外交部会见，后来又到中国的国防部、人大、政协等机构，总而言之，没有一分钟休息。

邓老忽然对我说：“陈女士，你做错了一件事，你怎么可以帮助台湾把中国的产业双橡园给了台湾，我知道这是你和你的好友、那位总统参谋律师干的事，那位律师叫什么名字？”

当天晚上，中美电视都有了我们访华的新闻。1981年1月2日《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把我和邓小平握手的照片当作头条新闻。我们回到华府，一位刚卸任的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henry Byrold对我说：“早上吃早餐时打开报纸，看到你和邓小平握手的照片，我简直来了。后来我静静想一想，里根这一招真是了不起，两边都关照到，这项任务，除你之外真是不作第二人想。”

邓老说：“陈女士，你看你做好人，台湾不领情，还说是会议员高华德做的，是高华德的功劳。你以后可不要再做这些傻事，台湾人太忘恩负义了，你说对不对？”

邓小平又对史蒂芬斯夫人葛德莲娜说：“听说你还是不到3天的新婚娘子，你们好好地在中国度个快乐的密月。”史蒂芬斯夫人有点脸红了，在座的章文晋、冀朝铸及礼宾司人员和翻译人员都笑了。

廖承志于1983年6月10日清晨5时因心脏病发逝世于北京，年75岁。

史蒂芬斯答道：“我们是除夕前两天在阿拉斯加州结婚的，安娜吩咐要我们准备来中国，我们马上就告别家人收拾行李上路了。我们本来有计划到美国别的地方度蜜月的，但我说服了葛德莲娜。我们来到北京非常高兴，能见到阁下，我们感到非常荣幸，而且我是第一次到北京。在第二次大战抗日时期我们是在中国的大后方，我在中国的桂林和昆明担任飞行员，到了大战结束才离开中国回到美国，那时我们都只是十八九岁的小家伙。现在一转眼有30多年了。”邓小平说：“你们美国飞虎队在中国的功绩我们都很清楚，中国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协助中国所做出的贡献，希望你今后仍一本中美友好的原则为中美关系努力啊！”

我重新把里根的外交政策讲清楚，说只有一个中国，这是个大前提！可是，对两方面的意见我们都可以采纳，都可以考虑，都可以听，我们是里根总统的耳目。

史蒂芬斯插话说：“台湾的国防是要保卫台湾在亚洲的地位，因此我们美国今后还会供应台湾该有的飞机和武器，这是为了防卫。”

柴大使首先祝贺共和党里根州长竞选总统胜利，说了不少赞美的话，然后说邓小平主任委任他邀请我回国访问，有何人随行由我决定，日期愈快愈好。里根是11月初在全国竟举大胜，击败了卡特争取到连任。我和柴大使的会面是11月下旬了。我告诉柴大使我将于一周后再给他答复。我心想我得请示里根，还得通知共和党主席。

廖承志同志的父母是国民党籍著名元老廖忡恺先生和何香凝女士，因而他同包括蒋经国先生在内的现在台湾和其他地方的国民党重要人物，都有过交往。他同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也有广泛的交往。

第三篇留云借月第十二章大陆访问团·从亚运出发·李可染大师

<h3>开风气之先的大陆访问团</h3>

我组团到大陆访问是1989年初，台湾方面报名的人不少，但后来备受各方压力而不得不放弃。

大陆之行的成员都可以自傲，着不是他们开风气之先，两岸的接触可能会迟一两年，因为没有人敢做开路先锋，开路先锋要有勇气，有胆量。第一次团员名单如下：罗焯、陈健心、陈雅芬、云震球、林士坤、刘北平、张慧文、谢明道、花宪章、顾大宗、刘传志、刘蔡淑美、许汝学、林仲言、筒文雄、黄成华、James E.Bronghton 夫妇、Lo Yu、Mam Chem等。副团长是朱伯舜与郝福满，领队晏明，顾问陈春发、刘春华，随团医师杨联胜，秘书张福贤，总务张中兴、刘水木。

我要北京当局给这些人最高的礼遇。我们住进钓鱼台宾馆的总统楼，总统楼是18号楼，比白宫还漂亮，除了接待国家元首外平时是不开放的。对各国退任元首和总理最高礼遇时也只招待住12号楼或第8号楼。但全体团员会住到18号楼，我和团员开玩笑说：“你们此生大概只有这一次住这幢宾馆，除非有朝一日你做了总统。”

团员们受到隆重的礼遇，如接受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的款待，在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留下了足樱当时台湾还有点醋溜溜的，为此许多成员不敢把和李鹏、江泽民合摄的照片带回台北。我想现在官民都有大陆热，见到王兆国、丁关根和唐树备就皆大欢喜了。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这个团从北京到上海，也受到上海市的热情招待。当时上海市长是朱熔基，他设宴欢迎全体团员，又请外经贸正副主任沈被章和叶龙飞向团员做简报，交换意见。

汽车大王、上海工商联主委刘靖基老先生在他的会馆张灯结彩地接待我们一行人，而且请了不少工商界大佬出席，大家边唱边吃，好不热闹。大家称刘老靖公，是台北女企业家吴舜文的姐夫，刘夫人已去世。靖公家中收藏的古董与名画甚多，红卫兵大乱上海时被拿走了一部分，后来由政府追回。他的珍品使人目不暇接，我每次到上海一定先去拜望他，也藉此一饱眼福。

团员中有3位上海人，他们离乡已久。朱伯舜还特地去看望90高龄的母亲，母子分离近40年，真是“少小离乡老大回”，感人之至。

下一站是福建，我们访问了福州和厦门。在厦门的鼓浪屿可以看到对岸的金门，现在两岸已无炮声，只有歌声。团员们本就已有人在福建投资，但未能亲睹庐山真面目，如今知道福建是个大有可为的地方，离台湾近而且言语又相通，一见如故，当然是理想的投资地点。那时的福建省长是现任北京对台办公室的主任王兆国，这人很有魄力，中央选他来担任这项工作具有双重意义。

最后一站是广州。

当时的省长是叶选平，他是叶剑英的儿子，广东人，在广东颇有建树。中央数度要调他到北京，他都不愿离开，但1991年3月间人大开会后仍然调他到中央做政协副主席。在他的晚宴中有人到台上唱“梅花”，叶省长年轻的秘书走过来说：“你听，这是国民党的国歌。”叶省长也很幽默，他说：“国民党的国歌我听过也唱过，这是梅花歌，你不要乱说。”

有名的粤剧花旦红线女被请来了，她亦善于辞令，她对我说：“叶省长有命我可以不来，但今日听说是欢迎陈香梅一行人，我不请自来了，而且要为大家唱一曲。”

那天晚上大家极为尽兴。

1990年我再度组团到大陆访问，正式开始了海峡两岸的交流。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谁曰不然。

<h3>从亚运出发</h3>

1990年9月，第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举行，由于台湾选手准备参加，从年初开始，两岸有较多的接触，新闻报道也不再畏首畏尾。我虽是本届亚运理事，却一概不参加商业方面的事情。台湾选手终于可以到北京一显身手。

海外的中年华人，无论是入了美籍、英籍或加拿大籍，多少有些怀乡心结，这种怀乡病使许多华裔外国人即使功成名就，仍不免偶然会“想家”，这是一种“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家国忧思吧。家国忧思之外，童年的追怀每每与日俱增——除夕的爆竹、元宵的灯火、父母的恩情、师长的关注、青梅竹马的故事……历历宛如昨日，这更加深了海外中国人对故乡的牵挂与眷恋，这种无可奈何的心情或许就是许多海外中国人要回乡去“看看”的原因吧。

北京是我的出生地，我们住在东总布胡同16号，后来搬到贡院。我在孔德小学上学，孔德小学在东华门大街，离东安市场不远，现已改为27中学。

华盛顿是我单枪匹马、历尽沧桑的战场，有血有泪、有悲有喜，但更似一片浮云暂时停驻的地方。

台北是我婚后的小窝，也是我和外子离开大陆后的“家”。三四十年来，我在美、台之间来来往往，既非完全是圈外人，也不愿做圈内人，因为地方虽小，是是非非可大，即使是一片浮云，也可能被阴霾所掩盖。

我在北京度过无忧无虑的童年。1980年冬天，我第一次回北京，近乡情怯，抬头只见灰色的云、灰色的天，感慨之余作了一首诗：别时心情沉重；离恨浓似秋云；谁知又再相逢，不是一年，一月，竟如隔世——三个十年！

我的姐姐和姐夫住在台北，他们在美国华盛顿出生，是道道地地的华侨，两人都出自医科，当年随着民航空运公司自上海撤退到台湾后，一直留在台湾工作。我要去大陆访问，他们比我还紧张，担心会引起官方的不快。我说：“我这辈子好像从来都没替自己想过，一切都是为了奉献，一切都是为了‘别人’，而‘别人’又何尝设身处地替我着想。”

1989年8月，我自华府去北京。

我对北京的朋友说，台湾有许多理由不到北京参加亚运，但我想台湾有更多理由要到北京参加亚运，因为台湾非常讲究实际，非常重视参与国际活动，因此官话说完、人骂够了之后，最终还是一个字——“去”，然后再加三个字“我们去！”甚至大家抢着去。

1989年12月，我领了访问团自台北到北京。这个好事多磨的访问团是中小企业的开路先锋，虽然台湾有人表示：“我说不能去，就是不能去。”也有人落井下石，但团员们还是到了北京、见了江泽民、李鹏。团员们在台北从未受到如此的礼遇。

我没得名，也不要利。我的收获是一份自足；我并不自命为勇者；但绝不是弱者，我不曾向任何人低头，只要我自认为是正确又大公无私的事就该认真去做，毕竟生逢乱世，费解的事太多，既无需大惊小怪，也不必多求甚解。

第一次在民航局那座破旧的民航大楼见胡逸洲局长时，他说：“久仰了。”我想奇怪，何时见过面？

他笑说：“我是央行的，当年从香港驾机回国的机师之一，中国大陆称我们‘起义来归’，台湾说我们‘叛变’，而你先生陈纳德还帮蒋介石打官司，把100多部飞机扣留在香港。唉，一转眼30多年了！”言下无限感慨。

我本来想告诉他，我先生多么冤枉，两边做人难，到头来大家都不领情，他实在太天真了。自己把民航公司的股份卖掉替国民党打官司，3年下来，停留在香港启德机场的100多部飞机风吹雨打，只剩下了空壳子，而且香港政府不准这批美国公司的飞机运去台湾，只许整船运去美国，最后以废铁出卖，卖的钱还不够付律师费。当时台湾当局和吴国桢先生闹意气，吴国桢出国后我们才知道他要反蒋，蒋介石以为陈纳德同情吴国桢而生气，有两三个月不理他，弄得外子有点莫名其妙，后来我去找张群先生，他安排蒋介石接见陈纳德，才解了一个结。后来外子心情一直很不自在，不但白忙一场，还如此被误解。当年蒋介石派叶公超到香港，要陈纳德答应负责立刻把飞机接到台湾，以防全部被运去大陆，外子快人快语，一口答应了，没想到后患无穷，更没想到要打官司。

外子去世后，由于他在民航公司已无股份，我只好离去；离去是温和的说法，该说是“扫地出门”。外子一生喜爱航空，别无所好，假如他真的爱财，自大陆撤退时大可发财；他不但没有，还救济了许多医生、教士，我们到台湾后和大家一样苦。外子去世，我年纪轻轻的带着两个小女儿凄楚离开台北，那种心情，如今回忆起来仍不禁悲从中来。这就是“两航事件”留给我的灾难。

北京的民航局在老城区，那幢旧房子也真够破旧，4部电梯仿佛老牛拖破车，常常像快走不动的样子。有一天我问胡逸洲：“你们什么时候搬家？”他说：“搬到哪儿去？航空公司可以搬到新大楼，我们仍留在这儿办公。”

我多次建议他，民航局该政经分离，让各地区自组航空公司，不要全部由民航局负责，这样不但有竞争性，也可拓展航空企业的发展空间，后来他们接受了。如今中国有中国国际民航公司（总部在北京）、东方航空公司、上海航空公司（总部在上海）、南方航空公司（总部在广州）、西南航空公司（总部在昆明），厦门航空公司，西安航空公司等等。较大的对外国际机场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主，其他的机场都在改建中。中国很需要一个合乎国际标准的机场，这一点也是民航局和胡逸洲局长努力的方向。

我和胡逸洲讨论过海峡两岸的通航，他期待两岸直航。

我认为亚运是个好时机，建议韩国和台北都能正视此事。汉城很精，马上行动，韩国选手从汉城直飞北京。

开幕典礼时看见大家一起来竞赛总是好事。胡逸洲说：“总有一天，我这个民航局长和那边的民航局长会坐下来谈谈的。”但愿如此。

<h3>我所认识的李可染大师</h3>

《传记文学》1990年12月号，刘绍棠所编《民国人物小传》中有一篇李可染的传记，根据关国煊和林铭章的稿件，对李可染的一生有很详细的报道，在此我不再赘述。但我在他去世前两年开始与他和他的家人结交，包括他的夫人和儿子李小可及两个在日本读书的孙女（也在习画）。最大的憾事是，我未能完成他到台湾开画展的愿望。他的同行黄君璧老师（本人是君璧老师不成大器的学生）的门人吴休（现为北京艺术学院——又称中国画院的专业画家和教授）和艾轩（名油画家，名诗人艾青之子）都为此事叹息不已。对李可染，我只能说：一万个抱歉，一万个对不起。而台湾的艺术家和鉴赏者，也是眼福错过，无以补偿。

我是在北京首先看到李可染的画的，后来经朋友引见才见到李可染其人，并且和他一见如故。中国近代书画家中，近年来我特别欣赏李大师的画、启功大师的字，当然，黄永玉也是个天才。他们三个的书画，我从1980年初开始收藏，其余黄君璧早年的工笔花卉，张大千的仕女和他早年的泼墨荷花，溥杰的秀丽书词，我都珍藏着。60年代，为了响应美国国家博物馆（Freer）东方博物馆的捐赠，我送了两张名画给该馆，一张是徐悲鸿30年代画的“八匹马”（长八尺，宽两尺半），另一张是溥心曾所画的工笔仕女图，现在仍由该馆收藏，未曾展出。

1990年冬节前，在北京和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女士见面，后来她又到我的住处“钓鱼台”来找我。据她说，徐悲鸿的画作及徐氏的收藏，都已捐给国家，现在由徐悲鸿纪念馆保管，她本人只留得一两张作为纪念。她送了一本徐悲鸿的画册给我。

李可染不但是一位出众的艺术家，而且也是一位慈祥敦厚的学者，他的夫人更是他的贤内助，李氏虽已去世，在北京我还和李夫人往来。李氏的作品将来就是国宝，不能出国，除非国家特准到国外展览。我有一张何香凝和廖承志母子合作的“岁寒三友”图，是由廖氏生前赠送，特别从北京带回美国来的。

1989年初，我开始和李氏夫妇商谈把李氏的画作送到台北展览，李氏其时已到过日本开画展。他有一个条件，希望他们夫妇俩能一同到台北，同时希望卖一部分作品做李可染奖学金基金会之用。在台北，我和一些朋友商量，大家都愿意支持，但对李可染夫妇访问台北一事，则无人愿意负责。大陆方面，经多次奔跑之后，李氏和中国文化部有关部门商量，官方同意让他的作品到台北展览，一共50张，图片都交给了我。但台北仍对李氏去台有意见，于是，我建议由他夫人与儿子李小可跟随李氏的作品到台北。这个妥协的办法还在商议中，12月6日我约他在其寓所见面，商谈细节。12月5日中午我到达北京，他却于12月5日11时左右在寓所去世。缘悭一面，痛哉，伤哉！

据李夫人后来告诉我，李大师为了作品能到台北展览非常兴奋，同时也一直和各有关方面商淡，做些准备工作。台北方面也有人经过其他管道与李氏联络，但李氏夫妇坚持“只相信陈香梅，假如陈香梅办不成，宁愿不把作品送出去展览”。

12月6日是我们大家约好的见面日期，12月5日文化部几位负责人先到李氏寓所商谈展览和李氏奖学金事宜。李氏本有心脏病，来客谈话过久，李氏也有些激动，刚好李夫人不在身旁，李大师谈了几句话后，头垂了下来，来客还以为老人倦了，等到见情形不对再去找李夫人，叫救护车来时已经太迟了！未到医院，李大师已呼吸停止与世长辞了！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第二天（12月6日）新华社发表了简短的新闻，报告李可染病逝的消息，在《人民日报》及《北京日报》等登载。他病逝的消息，我是5日下午才知道的，我中午到北京时大家还在抢救中，这些细节都是李夫人亲口告诉我的。

李氏去世后，香港曾有中国画展，据说有一张李可染的作品高价（100万港市？）卖出。但据李氏母子告诉我，李氏去世后，他的作品全部都由国家登记保藏，想是早年港人或新加坡人买去的作品，据说日本也有一些他的作品，都是他生前的画作，而今他的作品是不许被当成商品般拍卖的，全由李可染纪念馆保藏，我只希望有一天他的画作能在台湾做一次高水准的展览，让大家欣赏这一代艺人的神笔。

海峡两岸的风风雨雨，大家都想做中介者，我希望有人能为文化交流而努力，不为名、不为利，让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看看我们中国人中有多少国宝了！

第三篇留云借月第十三章访西安·中国人·金圆券·文物展

<h3>访西安</h3>

1990年5月底，我赴西安访问，这是我多年访华最大的收获，不但看到代表中国文化的古城，也看到不少珍宝。

西安就是历史上的长安，所谓“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国诗词有关长安的杰作太多了，历代君皇既选择此地做都城，自然吸引了不少骚人墨客竞求进身。西安是陕西中部平原被山带河的要津，地势优越，汉、隋、唐等王朝都以此为首都，有1200年的建都史，不但是“秦中自古帝王州”，也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

如果西方是“条条大道通罗马”，那么东方可以说是“条条大道通长安”。这个地区除了土壤肥沃，有利于农业发展，交通方面也占了地利，据说长安是和亚洲、欧洲甚至非洲其它城市有商业往来及文化交流的最早的城市，远在2000年前就和外国有了交往，可说是国际交流的开端吧。

秦代长安还只是一个乡名，直到汉高祖刘邦在位第五年（公元前202年）才采居娄敬和张良的建议，建为首都。

西汉时期，蚕桑大量生产，丝织的丰美多彩到了一个高峰，西汉皇帝常把丝织品赏赐给各国君长和臣僚。据说在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批西汉前期的丝织品，就充分显示了当时纺织技术的高超。

所谓丝绸之路是由西安北经陕西的分县、长武，进入甘肃的泾川、平凉、过六盘山，又下厉河，再渡黄河，经景泰、大靖、武威，再沿河西走廊西行。另外一路西经镇县，有些不同。张骞出使西域，霍去病击败匈奴国，唐玄奘赴西域取经。走的都是陇西路线。

张骞出使西域时，陇西（甘肃边界）常有匈奴出没，张骞带领随从进入甘肃，就被匈奴的骑兵搜捕，押迭到匈奴单于王庭，被囚禁多年后，才逃出匈奴国。翻山越岭，忍冻挨饿地穿过沙漠，前后十有三年才返回长安，去时100多人，回归汉土只剩下张骞和一名随从。

张骞建了大功，被升为中即将。公元前119年，再度出使西域，这时离开他第一次西征已有18年。这次他带了随员300多人，大批金币、布帛，主要目的在联络邻邦，以断匈奴的左右手，虽然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大功告成，西汉王朝也增加了许多与异族的交往，丝绸之路更是一片繁荣景象。

但好景不长，北匈奴在边界陈兵数十万，剑拔弩张，使汉朝丝绸之路大受威胁。当时的青年名将霍去病18岁从军，24岁早故，他短暂的一生屡战匈奴，屡败匈奴，使西汉的河西走廊与外界保持交通。

我到西安时刚好他们在举办“丝绸之路”纪念之旅，西安的历史博物馆展出许多有关丝绸之路的古物、壁画、珠宝、玉石、衣物、用具、仪器、刺绣，以及外国使节贡献的礼品等等，真是洋洋大观。

在西安时，省府外务主任陈祥林先生要我去看看霍去病的墓陵，因为祁连山的茂陵有16大件石刻都是2000年前的作品。他说，画马的艺术家都会去流连鉴赏一番，因为这些石刻充分表现出战场上游牧民族与马群不可分的结合。

虽然中国习俗对掘墓有大忌讳，但人口众多，不少墓地都被破土建筑，秦始皇的陵墓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发现的。据说，在泥土之下深藏两三千年前的东西，一旦见光可能会受损，因此文化部已决定要等科学再进一步发展，能完璧保全古物之后，再继续出土工作，现在光是秦始皇的陵墓就够专家去做二三十年的研究了。

不看兵马俑，无从想象古代皇侯的穷奢极侈。那天，我去看兵马俑古迹，感慨与上长城等深。

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古中国、埃及、印度都有残酷的陪葬之风。古代帝皇死后，宠妃、侍卫和其他生前喜爱的东西都要一同葬入墓穴里。如今中国为俗要烧些金银元宝、车马用具给死者使用，大概是受到这个流传习俗的影响。

<h3>中国人</h3>

已故名报人、艺术鉴赏家魏景豪先生，70年代在电视节目中有一项非常精彩的评论，名为“中国人”；1988牟伦敦电视也做了一项深度不错的中国节目——“龙目”，分别介绍近代中国人的生活，除了衣、食、注行之外，也旁及文化和政治，使外国观众有机会多了解中国人。可惜大陆和台湾两地的电视台都没有播送，但海外的中国人看到了后而且给予很高的评价。这充分显示外国人对中国很好奇，并不断进行探讨，中国人对于自己的过去及未来也不能不加深了解和做些该做的、能做的工作。

我第一次感受到中国人的外来压力是东北事变。1931年我在北京东华门大街的孔德小学读一年级，我们的教师叫李洁吾（已退休，现仍健在，我在北京时曾回母校看望他），他是北大的文科毕业生。虽然我们只是小学一年级，他仍尽量在文学作品中使我们初步接触中国文学的精华。我们都是六七岁的小孩，天真、无知，但常在家里、在校内听成年人议论纷纭，有些同学说家里来了些东三省的亲朋，使我们幼小的心灵无形中蒙上一层阴影，因为大人讲到日本人时都面有忧戚。

父亲当时在北大任教，同时也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务长，晚间常有客人来访。他们在谈论什么当时我并不清楚，但我和大姐常常偷听，好像来客们总在讲避难的事。我和姐姐不知道为什么要避难，但我们知道这和日本人有关，使我对“日本人”三个字有了恶感，当时心中也有个大问号，我们为什么这么怕日本人？

母亲带着我们姐妹数人暂时避难天津，因为当时大家都担忧日本军队会入北京。我年事渐长才了解，当时的情势是中日谈判若破裂，日军可能会攻入北京。这就是东北事变，中国东三省被日本人侵占，当年的少帅张学良大概是不到30岁的少年郎吧。第二次大战后，西方史学家对“西安事变”有不少报道，但直到近年来才有较多的中文史料公诸于世，尤其是台湾在党禁、报禁解除后。很可惜老年多病的张学良三缄其口，差堪告慰的是与他相厮守的赵四小姐，终于在他们两人都步入暮年时正式结为连理，并由四川人瑞张群老先生做他们的证婚人，这真是段佳话。

我在台北住过多年，但从未有机缘见到张少帅。1989年我在北京和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小弟溥杰见面，他们是旗人，而且在东北住过多年，据他说、他和张学良很熟悉，并要我带话问候张帅。我把话传给了张群先生，张群对我笑说：“我们现在成为病友，常在医院见面，真是同病相怜噢。”

同年我访问北京时，也在一个宴会上见到了中国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他在得奖影片《末代皇帝》中饰演中国战犯的狱长，负责管理溥仪和溥杰兄弟等人，演得有声有色。在北京王府饭店的宴会上他对我说：“我的本业是演员，现在文化部做官，不是我的本行。”但我想，人生本来就是演戏，有些人是好演员，可以假戏真做，或是真戏假做，很使人动容；有些人不会演戏，有时不免吃点亏。英若诚一切都会做得很好。这使我想到不久前才辞职的文化部长王蒙。王蒙是一位很有成就的作家，出了很多本书，数年前还到美国访问，他说他最喜欢的美国城市是波士顿。波士顿有浓厚的文化气氛，是历史名城，王蒙是一位较开明、有创意的作家，喜欢波士顿自有道理。他以名作家步入仕途，中国的文化人与作家都对他予以厚望，希望他在位时多关照文化人；而中央政府又希望借重他与文化人的关系做些对文化人的公关工作，这就难了。我读过他的小说，觉得他不可能是一位适于做官的人，果然后来他辞职了，有一阵子还回到他的故乡。前一阵子北京召开人大和政协会议，他才又露面。文化部的人说他现在无官一身轻，可以专心写作了。

中国的文化部在北京旧城的一座四合院，一切都保持北方旧时风味，我每次到那儿去，常常会回想到儿时的京华。记得初，在香港念书，常常看到张恨水写的长篇小说，其中有一本《京华春梦》，写起北方的人物呼之欲出，这也是中国文化的另一特色。张恨水的小说人物代表中国新旧交替时代的军阀、梨园角色，和潦倒的骚人墨客、烟花柳巷的可怜人。林语堂后来曾用英文写了一本，林语堂的文笔当然一流，可是他对北京的三教九流人物没有张恨水那么深入体验，因此张恨水的章回小说确有它的代表性。

话扯得远了，现在回到我们在天津的那一段遭遇。我记得我们是坐火车去天津的，月台上和火车上到处是日本兵，他们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一副目中无人的模样，旅客们对这些日本军人不是视而不见，就是敬鬼神而远之。我们到天津后住在什么地方已记不清楚，只记得过了不久，局势平静后，我们又回到北京上学了。

老师在课堂里说，东北已被日本人占领，并为我们讲读名作，使我终身难忘。1937年卢沟桥事变，展开了中国的全面抗日战争，那时我已是香港的初中生，每周三有音乐课，一位戴近视眼镜的青年老师把许多抗战歌曲传授给我们，有《长城谣》、《满江红》、《流亡三部曲》和许多慷慨激昂的歌曲。这些歌曲代表了成长在悲愤时代年轻人的心声。这场抗战的洗礼，使那一代的人对国家民族有深刻的热爱，而这种情怀是要真正体验才能获得的。二次大战结束后，亚洲和欧洲都有不少描写欧亚战场的电影，西方编导着重描述德国纳粹党的残酷和犹太人所遭遇的苦难，例如海明威名著改编的电影《战地钟声》和另一部得奖电影《女童日记》，都使人心神震撼。中国电影如《一江春水向东流》和《桃花江》等也算不错。

近年来我曾看过一些中国的电影和电视剧，编者和导演尝试把抗日时代的真人真事搬到银幕上，但很难抓到当年人种精神。有些富家子弟抗战一开始就被父母送到美国读书，等到他们回国时战争已结束，他们连半点炮火味都没嗅到，回国后因为有硕士或博士学位，于是当上政府官员，这和受过八年抗战苦难的公仆感受自然迥然两样。

<h3>金圆券与美国签证</h3>

我初到美国时常接触土生土长的华裔美人和入了美籍的华人，他们好像生长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不但相处对格格不入，即使在中国人的圈子里还分广东人和外省人，60年代后期、70年代初又有了台湾人。在这些圈子里又可分为两大类：靠左和靠右。靠左的当然是支持大陆共产党，靠右的支持台湾的国民党。尼克松未与大陆接触之前，在美国的中国人多半无须选择，因为反正一般美国人不能到大陆去，也就无所选择。但尼克松访华之后，大家对这个神秘的古国有了更多的探求，尤其是卡特政府正式与中国建交之后，大家都纷纷去大陆旅游、探亲或做文化教育交流，好不热闹。这种情况下，住在美国的中国人开始有了争论，有时无形中被迫选择，这也是中国人的无奈与痛苦，这种心情、这个包袱不是国民党或共产党官员所能了解的，也不是一般与政治毫无关联的人所能了解的，中国的政治背景实在太复杂了，有些中国人根本不去想它，免得自寻烦恼。

中国人的包袱很沉重。我成年后第一次深深对中国人的命运有了哀感是在上海。或许有人会问：难道抗战时期流亡学生没有哀感？可以说没有。因为那时大众一心，共同目的是打败日本人，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非但毫无哀感，而且有一股希望——就是苦尽甘来。抗战胜利后我到上海担任中央通讯社记者，采访接收大员和上海审判战犯的消息，忙昏了头，没有时间去想其他的事。我第一次深深被悲哀击痛是1948年冬，看见上海老百姓前呼后拥地在银行门口排长龙换金圆券。我当时想，难道我们八年抗战，辛辛苦苦所换来的就是这个悲惨的景象！

名作家赛珍珠的作品《大地》，描写中国农村的疾苦，尤其是中国妇女的可怜命运，但对读者来说这只是一本小说，或是一部电影，并不如自己亲身感受来得悲切。那年我已结婚，陈纳德将军所办的民航公司就在上海外滩，我自己虽不需要排队去挤换金圆券，但每天上班经过银行门口时，总看见许多老百姓在天未亮即赶来排队。当时假如被查到家中藏有金圆券或金条等物，是可能会被判坐牢或枪毙的。我对枪毙这个字眼非常厌恶，而有些官员似乎很惯用这个字。

另一使我悲哀的是各地美国使馆前等候签证的中国人，排队的长龙里包括了男女老幼，有些老年人走都走不动了，还让人扶着在排队。这些人，尤其是老年人，他们已走到人生的尽头，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家到异乡漂泊？如今在大陆排队等候签证出国的多半是年轻人和学生，并不是大陆的老年人不想出国，只是经济不许可，也很少有亲人愿意协助，他们只好寄望下一代有更好的机会受教育。

三四年前，台湾还在争论在位的高级官员不该持有外国护照，也不该有绿卡，后来条例放宽了，因为持有台湾护照旅行签证不太方便，所以台湾政府也就没有太固执。

台湾的政策承认双重国籍，而大陆的政策不承认双重国籍，但双方都有处理侨胞事务的机构：台湾的侨务委员会、海基会都是极有势力的组织，大陆的侨务办公室，工作也很积极，这是中国的一大特色。我想是与当年孙中山先生推动革命、反清建立民国时，得到海外中国人大力支持有关，假如当年孙中山先生流亡海外没有侨胞襄助，革命可能不会成功，我想侨胞关心国是至今未变。

一年前，我与朱抚松先生和他的名作家夫人徐钟佩女士谈话，他们表示无意远游，准备在台湾终老，并婉拒了许多欧美友人邀请他们出门做客的计划，这在台湾是很不多见的例子。

中国的希望在谁身上？这是一个常被提及的问题，我想凡是有中国血统的人都有一点责任吧，当然，我们更寄望于年轻人。但年轻人也需要较年长的人来领路，因此这些领路人的责任很重要，最要紧的是不可把年轻人领入迷途和绝路。在美国的中国知识青年，他们大都是土生土长的华侨，其次就是海峡两岸来的留学生，主要影响这些人的当然是他们的教师。土生土长的华侨99％是纯粹的美国人，除了不是黄头发、蓝眼睛、白皮肤之外，他们和美国人无大差别，不过因为美国多少年来对种族的歧视与偏见，他们仍不能得到完全的平等待遇，因此这些人之中常过于自卑或自大，这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华侨早年除了做奴工之外，较好的是开洗衣店和餐馆（早期称为杂碎店）。现在洗衣店已式微，但开餐馆的仍为数不少，而且颇有成绩，有些已不在中国城开餐馆，而转移到繁荣的市区。纽约就有好几家中国餐馆开设在繁华的第五大道，这是更上层楼的挑战，他们的子女也都入有名的大学，转行做医生、工程师、科学家和律师。近十年来，来自台湾的学生得天独厚，由于家庭经济好转，很多学生已不需要再到餐馆打工来维持生计了；大陆来的学生则较清苦，但也很能应付环境。大致来说，这一代的中国青年能到美国深造是有福的，不过他们的将来是否回归乡土，这就要看中国准备如何接待这些精英了。

我来美之后两度被选为共和党族裔党部全国主席。我当选主席后许多亚裔党人加入，因此我很了解他们的心情，他们虽大部分已成为美国公民，但仍有深厚的乡情，而且不断在海外从事争取自由的工作，有时使共和党和民主党都不知道该怎样应付。美国倡导人权，但有许多情况又不能不屈服于现实，于是有了多种标准，常常吃力不讨好，两边做人难。

<h3>天子文物展</h3>

中国音乐家许斐平很能代表现代中国人的失落。

许斐平在大陆已是一位优秀的青年钢琴家，来美国学音乐时更是胸怀大志，在纽约著名的音乐学院进修，教授认为他是20年来朱莉亚学院最有成就的学生。毕业后他准备返回家乡，但六四风波使他有点担忧，他不知道是否能够有一个安静的环境教育英才。

1980年冬，他在华盛顿肯尼迪中心的演奏，全场爆满，一连4次“安可”听众仍不肯罢休。散场后我请许斐平夫妇和他的伙伴到我家消夜，他说：“我不甘心在美国教书，这儿的美国孩子不用功，无啥可取，但现时我不能回中国，只好暂时在此栖身。”这话使我感慨不已，中国人为什么都有失落感！

1986——1988年间，我们的机构开始筹备两个访问团，一个是美国工商访问团，一个是文化交流访问团。文化交流方面做了一次中国出土文物展览，名为“天子文物展”，本来美方很希望台湾的故宫博物院能将收藏品选择一部分运到美国各大城市来展览，但台湾方面很担心古物运到美国后会有麻烦，又怕到了美国是否能再运回台北。我数次和秦孝仪商量都无结果，只好作罢。

中美文化交流委员会与中国文物局商议，将出土文物运到美国巡回展览，白宫虽未正面支持，但希望我能做主席，把展览搞得有声有色，台湾方面知道这事后，劝我不要支持这项展览，一时使我左右做人难。为了顾全大局，我退出了，让其他机构去做。这项“天子文物展”，在美国前后共展出一年多，成绩不错，后来物归原主，全部运回中国了。这次展览共200多件文物，包括兵马俑、金缕玉衣以及许多珍贵的出土文物，这些都是近二三十年来在中国发现的古物，我希望不久的将来能到台湾展览，让台湾同胞们也见识一下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遗迹，也了解一下中国帝王的穷奢极侈。

<h3>共患难不易，共安乐更难</h3>

孙中山先生鼓吹革命、创立民国，是先知先党的豪举，但其中所经历的挫折很值得今日的中国权贵借镜。当年孙中山先生以推翻暴政、建立民主为目的，一定没有料到中国政治的复杂与纷乱。后来果然有袁世凯图谋私利，想做皇帝；之后又是各路军阀割据，中央政令无法下达。而追随孙中山先生的廖仲恺也于孙氏逝世后在广州被刺，两人均于1925年离开人世。他们无我的精神，很值得今日的中国人省思。

廖仲恺是我的舅公（外祖父廖凤舒先生之弟），少年时在三藩市读书，深受异族的歧视，后来回国学中文；虽然生在富有的家庭，但对当时贪官污吏的腐败非常气愤与不平，同时也深感传统教育不足以救国，于是又去香港，再习英文。在香港，他又厌恶英国殖民地的习气，于是又东渡日本求学，在日本期间不但结识了孙中山先生，也结交了不少革命豪杰，参加同盟会，献身中国的革命运动。

廖氏一生充满了传奇。他的夫人何香凝女士出身名门，虽在封建时代，但关怀国是不让须眉，她反对妇女缠足，并于婚后与廖氏同去日本求学深造，两人充满了改革中国的理想尤其是对改造社会及革新经济很有一套。他们当年和孙中山先生谈到“平均地权”的理想，可以说是后来台湾所办的“耕者育其田”、“三七五减租”的先声。

后来我有机会读到廖氏所提出的换契案，并向我的舅父廖承志求证过，知道当年廖氏想先在广东省实施。他要求广东的地主以两个月至四个月为期，把旧的土地印契交与政府，再另发新契，由业主自行呈报地价，政府则按地价抽税2％。

当时广东省的财政入不敷出，非常困难，但商会领袖和地主势力甚大，不支持孙中山先生的改革，对廖仲恺的新方案也诸多为难，所以廖仲恺改良地租的计划无法实现。孙氏与廖氏的失望和挫折，不但反映了中国革命的艰苦过程，也反映了中国人的复杂性和投机心态，可见共患难不易，共安乐更难。

1951年，我从香港搬到台北定居，直到1958年离开台北的工作，前后7年。那时离抗战胜利已有6年，国共战争也因蒋介石领着国民党到台湾而告结束，毛泽东于1949年10月1日正式在北京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欧洲国家由北欧的瑞典、挪威、丹麦相继与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断交，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1931年，日本占领东三省，1937年卢沟桥事变，1945年日本投降，1946年解放战争，到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中国人前后经历战争近20年。生长在这期间的孩童、流亡学生，如今多垂垂老矣，除了少数在战时还有特权享受的人之外，其他都是半生劳碌，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战火中虚度了。如今繁华的台湾车水马龙夜夜灯红酒绿，不知他们在高楼大厦畅饮之时，对于30多年前的台湾有没有一点印象！

当年从大陆来台的人多已作古，其余不是定居海外，就是在养病之中；新起的一代有新的政见、新的作风，但饮水思源是中国的美德，我想以这句成语和现代的新贵们共勉。

台湾经济在继续成长的同时，文化素质是否也应同步成长？书香不能只是文人雅士的赏玩，高官与巨富最好也能多读些圣贤书，多在科技与金融之外研究些学问。岳飞曾概言：“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矣。”假如岳飞生于今日，不知他有何感想？

第三篇留云借月第十四章谈中国人·有容乃大·中国人，日本人

<h3>谈中国人的前途</h3>

中国人民或许生于地大物博的中华，有5000年的文化与历史，又受孔孟礼教之熏陶，因此无论从文从武，学剑学书，在野在朝，无时无刻都有一种使命感，这种使命感超越了党派，超越了地区，甚至超越了时空，使炎黄子孙都有一种为国为党奉献的精神，服从领袖、服从党是每个人对自己的自勉，即使领袖不一定绝对无错，即使党不一定有合适的政策。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中国人的使命感比任何民族更深刻、更贯彻。

中国人在海外有成就的实在不少，尤以在学术与科技方面更有杰出的贡献。但中国人到处受排挤，到处受到有形与无形的歧视。东南亚的难民群中不少是当年在东南亚雄踞一方的豪富，但他们都没有军权，更没有政治力量，无论其成就如何高人一等，到头来还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在美国，中国人已渐渐地提高警觉，开始认识参与政治的重要性。20年来我和少数友人为了这工作曾不断大声疾呼，从不泄气，现在才略有成果。但中国的前途、命运不在美国，不在海外，而该从中国的核心政治做起，我们在海外只能做些打杂零工，中国的领导人该拿出勇气与智慧来。

美国底特律城的陈果仁被杀事件，就是中国人在海外受气的最明显的例子。白人父子硬生生地把一个无辜的中国人活活打死，法官在人证物证俱全之下只判两个杀人者3000美元罚金，无罪释放；假如被杀的是白人，是黑人，或是犹太人，法官绝对不敢如此荒唐。我为了此事曾亲自见了司法部长史密斯，并请他调查此案，他答应了。虽然也还有不少人游行抗议这种种族歧视，但我可以预期后果，那就是不了了之，其原因是中国人在国外太没力量了。

更可气的是两个杀人者把中国人误认为日本人，说是因为日本汽车工业侵占了美国汽车工业，使无数汽车工人失业，所以要报仇，我们中国人还替日本人做替死鬼，而日本人也没说半句公道话。虎落平阳，今日中国人所受的冤气比起百年前大概是大巫小巫而已。

我早年丧母，抗战期间做流亡学生，受尽战火迫害、生离死别之苦。抗战后到上海中央社工作，再与离别多年的外祖父母廖凤舒两老重聚，并承欢膝下，直到3年后我与陈纳德将军结婚才搬出廖家。因此与廖家的渊源极深，外公生前常和我谈到廖家的人与事。他说：“中国政治上的恩恩怨怨总会有一天解决的，作为一个中国人该要有奉献与牺牲的精神，大家才有希望。你还年轻，等你将来有出人头地之日，就会明白我的话。”外公去世已近20年了，现在外舅父廖承志也走了。我回忆在北京重逢时他对我说的话：“我年纪大了，有生之年当尽我一己之力为中国人做些事，以后的责任就要你们晚辈去努力了。”

举一个例子，香港因为1997年租约期满，人心惶惶。廖公曾多次和我谈到这个问题，他也很想在他有生之年把这个棘手的问题解决，很多港人纷纷就这件事去中国请教廖公，他也为此而心劳力瘁。

中国人的命运是一连串的悲剧，清朝腐败无能，中国领土香港人的彷徨香港有“东方之珠”之称，是到亚洲旅游必经之路，也是西方人最向往、最喜欢的东方城市。凡是从事国际贸易的机构，若要在亚洲设立分公司，香港是第一个被考虑的地点。这个挤得透不过气来的小岛，竟然有600万人口，而且可能还更多，因为有许多无法统计的偷渡客及非法居民。

从飞机上看香港，除了一衣带水、大船小舟满布港口外，就是那样比鳞次的高楼大厦，这些不断增加的建筑似乎把太阳和海水都掩盖了，人车像蚂蚁在夹缝中冲锋陷阵。

到香港的游客大部乘坐飞机，因此启德机场的拥挤、繁乱实不亚于东京的羽田机场；飞机起降之频繁，依比例而言可算是世界第一。香港讨论、研究增建第二国际机场的议案是中英双方两年来争议不休的新闻，为了选择新机场的地点而意见不一。现在，机场的地点算是定了下来，第一期扩建工程也已上马，但是还有许多具体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

香港人被迫做英国殖地的公民，100多年来在大英帝国的统治下，升英国的国旗、唱“上帝保护帝后”的国歌，英国的港督比任何地区的督办都要风光。我读过一些近年来以香港为背景的英文畅销小说，例如《大班》和《朝代》，虽然内容生动，而且充满了传奇色彩，但我心中却有一股无法平息的愤怒与反感，因为香港的中国人做了这么久的次等公民，有些人居然就因此麻木了。美国人对英国皇族也有点说不出所以然的崇拜，但那是因为美国人的祖先多来自英伦，200多年前还是皇土皇民；但香港人不同，香港人与英国人除了帝臣的关系外，根本就没有血统的渊源，但有些香港人对英国人却那么“臣服”，这一点实在不能不佩服英国人统治殖民地的技巧和经验了。

我小学和中学大都在香港读书。初到香港时，我并不会说“香港话”，费了一段时间才慢慢地听懂老师的课，还好小孩学方言的能力比成年人强，不多久我就可以说很流利的“香港话”了。我在香港做了七八年的学生，但我并不喜欢香港。珍珠港事变后，逃难到抗战的大后方读书，生活比在香港苦多了，但我们却不以为苦，因为那片土地、那片青天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那是我们的中国！早上升国旗、唱国歌、背读总理遗嘱……这一切，使我觉得有一个国家让我爱是一件多么骄傲的事。在香港，我就没有这种归属感。在电影院里，观众都得起立听英国国歌奏毕后才可坐下。我幼小心灵中常有一个问号：英国除了在鸦片战争中掠夺了无数的中国土地和民权之外，替中国人做了什么？

亚洲的“四小龙”都有人满之患，据说已有许多香港人移民，可是到底走了多少人？或许走了又回来，真的到外地作寓公的并不太多。大家一方面担忧1997年之后香港的前途，一方面又心存观望。中国为了实行经济开放政策，和香港的关系日渐密切，同时也尽量争取台湾的投资，除了经济特区受到特别照顾之外，现在又设立了免税区，以招撩外国资金并藉此引进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基础设备。但外国人深怕的是资金投进去后却受到中方的控制，及各级官员的刁难，这些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新问题，将是大陆经济发展的隐忧。1997年之后，中国的角色扮演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中国应努力于安抚民心以及做好公关，而且要言行一致，否则恐怕很难赢得香港人的信任。倒是香港人现在对所谓的民族与国家已有了更多的体认，也渐渐热衷参与香港的政治与选举，这应是好事一桩。

香港也是政治流浪汉和革命运动者的避风港，像抗日战争时，就曾使许多地下工作者有了发挥力量的空间。50年代，亲国民党、亲共产党的派系更是在这里各显神通。

写到此处，让我想到抗战时期做视中国西南的龙云。他是云南省主席，因为一只眼睛看不清楚，大家就喊他独眼龙。

先夫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后来改为美国十四航空队）即以云南昆明为总部。他和龙云建立了交情，十年如一日。

英国在全世界的殖民地中，香港算是她首屈一指的金库。其他如印度、马来西亚、南非、缅甸等地都已在第二次大战后纷纷独立。香港地位特殊，在经济与金融的运作中，有人把它比喻为亚洲的瑞士。我想瑞士在欧洲虽然是国际银行的大本营，但其复杂的国际关系，近10年来已有渐走下坡的趋势。

1949年开始，香港来了不少大陆人，香港人称之为“外江佬”，尤以上海人数目最多。上海人做生意比香港人精明，于是广东帮和上海帮曾经互相拼斗过一阵子，但久而久之，也就和平共存，大家一起做买卖了。大陆出来的人当初都是暂时性的，但香港居大不易，所以有些人又往回跑。

“移民”是香港人、台湾人最流行的话题，无论在任何场合都谈论。多次在香港友人的晚宴上，大家高谈阔论的无非是，谁已拿到美国绿卡、哪家人已在加拿大买了房子、某某人是空中飞人……有些人还自豪地说在哪儿已存了多少美钞、在哪个城市也投资做生意……以证明自己如何有办法，但他们可曾想到，一旁服务的侍应生他们的心中有何感受？他们到哪儿去？

<h3>中国人务读、多说、多写的时候</h3>

国共分家之后，40年来两岸都出了不少有名英雄，也有更多无名英雄。这些人都为一个目标而奉献、而牺牲小我，可惜中国人没有写自传的习惯，而且也不鼓励当事人去写传记，这是中国近代史的缺憾，对中国的年轻人来说是一大损失。

他们心目中的依归除了急功近利之外，还有什么灵感？我们没有把前人的功过、奉献以及是是非非坦白地告诉他们，再过些年月，中国近代的史记可能会失传，或是让外国人去写？更可惜的是，近50年来，许多仁人志士确实有可圈可点的伟绩值得作为中国青年的模范。最近我常见年轻人手握一卷孙运智先生的自传，孙先生本来很谦虚，不肯写自己奋斗的70年，但我们说服了他。

1989年4月7日我结束了在台北一周的访问，公事办完后，准备搭乘当日下午华航班机回美国。但在离台北前我还得去看望一位多年老友，那就是孙运智先生。

1985年冬天，当孙先生从荣总医院病房搬到外面去继续接受护理时我去看他，当然那时友好只希望他能早日康复，其他事都不多计较。不久他情况好转，但心情很脆弱，也易激动。我建议他利用时间写自传或回忆录。并告诉他随时用录音机录音，想到什么就把所思所忆记录下来，以后可以整理。

我还对他说每人的心路历程时过境迁很容易遗忘，但慢慢回忆时，许多住事就会不绝如缕地仿如昨民，因此写回忆录并不难，而且他有这么多的亲身经历可以与年轻人分享。

当时孙夫人俞蕙萱在旁说：“香梅的建议很好，你该做嘛。”

我又说西方人最爱写回忆录和自传，中国人在这方面很保守，不愿自我宣扬，但我觉得他对中国历史也该负责，不然将来学者研究中国现代史该向哪儿找资料？为此孙先生出书可说是一壮拳，而我能在他病中首先向他提出这项要求也引以为荣。近年来凡是有关中国近代史的书册，多半是“外国专家”的手笔，读来有如隔靴搔痒，是是非非总难免有点不平之鸣——为什么中国人不支持中国历史学者来写中国近代史？

为什么中国政要在退位后仍然守口如瓶？

近一世纪来中国人经历了不知多少次大动荡、大浩劫，孙先生是这个时代的代表性人物。诚如殷允巩在他的传记序中所说：“八年抗战的艰辛团结和建设台湾的克难打拼，对年轻人而言，似乎是一片空白。如果能透过对孙运智先生经历的忠实记录，是否会帮助年轻人增加些对大时代的认识了解？帮助读者增加些对社会的共识和国家观念？”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认同的。

《天下杂志》驻美特派员扬艾俐女士是本书的作者，她曾亲自来看我，并把孙先生签了名的书送给我，她说这书出版后，大家都一读为快，真有洛阳纸贵的盛况，这真是喜事。

这本书实在值得一读。我们作为孙先生的朋友，读来更觉亲切，而且有许多大小事情虽然相交多年，若不是读了这本书实无法了解孙先生“数十年来家国”的苦心。

我相信身为孙家子女也未了然于胸，只有蕙萱夫人心中有数，但她是我所识的贵夫人中最谦和的一位，《孙运智传》问世大家该谢蕙萱夫人，此外就是孙先生的助理严孝京女士。孙先生有如此贤慧的内助，又有如此能干的助理，可说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我们罢卷之余当不要忘记这两位功臣才对。

中国人！是我们多读、多说、多写的时候了，这是我们的义务，也是我们的责任。

103岁的张岳公尝遍了近百年来中国的沧桑，肚子里藏着许多故事，真希望台湾方面替他整理文稿的人早日出版他的手记；又新闻界前辈如马树礼、马星野、魏景蒙诸公更有不少珍贵的典故、嬉笑怒骂的趣事，可惜都没有记下来。最近读报，说马树礼先生在专心写回忆录，可喜可贺。近年来，海峡两岸有些了不起的人物，他们不是总统，也不是元帅，只是公仆，虽然现在多已作古，但他们一生都为他们的信仰，为他们的国家奉献，值得尊敬。

每一个人的心目中都有他的偶像，当然历史中的伟人不少，但都不够亲切，我对叶公超与廖承志这两位先生的认识较深，而且在他们无奈的晚年和他们常有深谈，亦师亦友。相信百年后历史会对这两位有血有肉的长者有公正而崇高的评价。

张群先生，大家称他“岳公”，我和他相识近40年，可说是忘年之交。

1990年11月中旬还到台北他的住宅，特别去看望他，当时他精神还不错，他对我说：“我近来身体特别虚弱，这次恐怕要对你说再见，而且，恐怕你再来时，我不一定能再见到你！”

我怕他疲倦，因大家已交谈了一个小时。但他拉着我的手不让我走，我心中也非常难过，所以又再停留了一小时，从上午10时至近中午才离开。

我自50年代和他相识后，与他交情特别深切，岳公先生为人风趣，平易近人，七八十岁时还常和他人谈诗词书画及人生哲学。我常劝他写自传，把中国近代史做一个总交代，尤其是他对中日关系的一段历史更值得大家参考。后来在1975年，他的《我和日本六十年》一书出版了，他在书后特别感谢我，我写了《与张岳军先生谈话》一书，也在台北出版了。

<h3>义务奉献</h3>

我1949年离开大陆，到1980年再旧地重游，回到我的出生地北京市。30年代，我们生活在北京，对北京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们小的时候，夏天经常到青岛去避暑，这些几时的回忆，至今仍让我心潮激荡。

自从1980年回到祖国来以后，我每一年都回来很多次，各方面邀请的也很多。比如说海南岛，我们建议中国政府把海南开发起来，因为我觉得台湾是第一宝岛，海南是第二宝岛。所以我们免费设计了海南岛凤凰机场搞机场不但不会赚钱，还要花很多心力，并且要有专业，我们就找专家进行设计。国家对我们很重视，我们不是来中国赚钱，我们是为祖国做事情的。其他人来做进出口贸易什么的，我们一样也没有做，我们都是义务奉献。

李鹏先生1984年访问美国的时候，就三峡工程问题和美国的有关方面签订技术协定，准备中美合作事宜。我们请匡本先生去三峡考察。他写了很长的报告，认为三峡工程在当时的情况下还不能上马，又是移动人口又是经费什么的，问题大多，应该缓一下。中国政府接受了我们的意见，还是缓了一下。后来因为水灾的问题，三峡工程就被提上来了。上海开发、特区建设，以及民航局建设，我们都有很多建议。我们说交通搞不好，四个现代化怎么实现？所以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搞好交通运输，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第一步。

我在美国30多年了，各方面的人都很熟。我现在虽然是一个美国人，但是能为我的祖国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也心甘情愿。尤其是里根时代，凡是中国的事情，他们多半都去问我。我觉得中国跟美国的关系搞得好，对亚洲、对整个世界都有好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我尽力促进中美关系向好的方向发展。当时，邓小平、杨尚昆、李先念等领导人访问美国，我都参与的。

“北京风波”以后，我顶住各方面的压力，带台湾、香港的两个代表团到大陆来进行投资访问，当时台湾方面就有好多人骂我，可是我不反应。好多人就说你为什么不反应啊？我觉得没有必要，一切由时间来验证好了，因为当时尽管有好多人反对我，但也有不少人赞成我，李登辉先生就赞成我，但是他不讲。现在大家都感激我了，可是在当时，有两个人跟我们回去以后就被台湾当局扣留了，台湾当局警告他们一年内不许离开台湾。北京方面对我们的大陆投资访问团很重视，安排我们住钓鱼台18号总统楼。现在回想起来，在当时的情况下，不是我开这个路大家不敢走。所以有时候做事要有点勇气，有了勇气以后呢，还要眼光看得远一点，并且没有私心，正所谓“无欲刚刚”。

当时的投资访问团副团长朱伯舜先生，后来写了一本书——《与陈香梅两访中国大陆》也成名了。他是上海人，生意做得很好。我这个人比较超然，甘心做一名学者，我如果做生意不晓得能赚多少钱！可在生意场上，我只是给他们介绍一下，让他们去做，穿针引线而已。

国家旅游局局长刘毅今年7月份访美，是我安排的，这是“北京风波”事件以后第一个部长级官员到美国去访问，所以现在很多事情我是在暗中帮忙。总之，一个人想要做点好事，老天都会照顾他的。

12年来，我到大陆来了多少次，已记不清楚了，反正不下几十次了吧，因为我每年都来好几次。就说今年吧，到6月份为止，我已经来了4次，我在大陆交了许多朋友，许多省市请我做他们的顾问，可是，我时间不够用，多半是从北京到上海，办完事就走。我自己觉得，晚年能够回到大陆来，能为祖国做点事情，是我的本份。就中国领导人方面来说，有时候听我讲一讲，我做他们的眼睛，做他们的耳朵，大家关起门来聊一聊，也不无好处。

<h3>有容乃大，无欲则刚</h3>

有两句话，我经常跟中国人讲，那就是“有容乃大，无欲则刚”。这两包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尤其是头一句，一个人心里能够容得人，人家来讲是非，你听了能不生气，听了以后还不去计较，这是很困难的。虽然心里讲不要计较不要计较，你还是有点不痛快的。不管做什么事，你真能做到自己没有私心，你就站得稳。

我在华府30年，风风雨雨经过了许多，虽然，这两句话没有完全做到，可是我觉得最低限度做到了一半，这样才能比较风平浪静，不然的话，一个亚裔女人在美国这么多年，怎么过？美国现在还是有种族歧视，什么对黑人呀，反亚裔啊，搞来搞去。当然这也很难怪人家。比方讲，自种人到我们中国来，我们对他们可能也会有点歧视。

进入主流以后，我一直都是我做得对的就不怕，就站出来讲，所以大家对我还是比较看得重的。就是说，有理我就气壮！当然，没有理你不能去胡闹。1980年，里根总统派我做代表到北京来，许多人都很妒忌，连基辛格都很妒忌，因为他心里老是想着我像他一样，想名又想利，其实我心里根本没有这些。

尼克松曾跟基辛格讲：“亚洲的事情你一定会问陈香梅。”因为当时越南的事他都是委托我办的。基辛格认识尼克松的时间没我这么久，他是1968年由副总统安格纽介绍进去的，当时他没有钱也没有名。尼克松给他讲，你要去问这个女人，他心里边讲：“唉，问她？”他当然不高兴，心里一直很低估我。我心里却好像根本没有这回事。后来，基辛格几次到水门去看我，因为尼克松叫他去，他不敢不去，但他心里还是有点渣滓。

基辛格是犹太人，犹太人在美国的势力很大。他们很团结，控制着报纸、广播、金融、银行等行业，所以我心里想我怎么可以斗得过他呢？那个时候，尼克松让我入阁我都不要，因为我到国务院去一定在他手下干，受不了啊！后来里根上来了，他竞选的时候，我是他竞选核心小组的核心人物。他们里面只有七八个人，我是其中一个，况且只我一个女的，所以里根对我也很重视。他跟我做朋友差不多20几年了，他还没有出山的时候，我们经常在洛杉矶碰面。后来里根总统请我出来做事，我就接受了，出来做出口委员会的副主席。布什做总统的时候，就请我做白宫学者委员会主席。这些都是有职无薪的工作，我自己还得另外做事情，目的就是不需要被人家管。

这几十年来，可以说在亚裔里面，有的人做大实业很成功，比如香港的霍英东、李嘉诚、包玉刚等，他们做实业赚钱都很成功，可是能够在政治方面有一个地位的，我想除了新加坡的李光耀，他是自己打天下的，不做第二人想。

美国也有很多电影界人士，要给我拍电影什么的，我说现在还不到时候。在美国，大家提起我的名字，还是比较尊重的。我已经67岁了，有一点我觉得我这一生人缘很好。也许因为我比较平易近人，新闻界从来不会骂我，我跟他们处得很好。在政治方面呢，我小的事情不去计较，所以也就没事了。

不然，限他们去争吧，那怎么能争得过人家？现在布什总统又去竞选，这个说代表什么，那个说代表什么，我都不去争，光是亚裔共和党就有几十个，他们就是不能够集中来做事情。不管怎么说吧，“有容乃大，无欲则刚”这两句话，不失为做人的一条最基本的准则。

<h3>中国人，日本人……</h3>

有一个笑话，说是一个中国人对一个日本人，中国人肯定能赢；两个中国人对两个日本人，打个平手；三个中国人对三个日本人，中国人一定失败。就是说日本人团结，中国人不团结，现在还有这个问题。

我们的文化有传统的问题，比如说“各人自扫门前雪，甭管他人瓦上霜”，就是告诉你不要管别人的闲事。中国地方很大，看起来像一个欧洲，每一个地方有每一个地方的特色。以前语言不统一的时候，大家连言语都搞不清楚。你是山东人，我是北京人，他是广州人，地方观念很强。一直到今天，包括进入政治圈子里的人在内，还是有点不团结。比方说我介绍一个人给总统办公用，别的人又吃醋了，唉呀，怎么不介绍我？现在，韩国人、日本人已经进入政治圈子了，民主党里面有许多日本人了，韩国人现在慢慢比中国人还团结，中国人整天要拿个什么名啊利啊的，争来斗去。现在很多华侨回来，名堂一大堆，其实都是没有什么办法的。

日本军国主义把我们中国害得好惨。日本这个民族很有自己的持点，它内部不管怎么争斗，对外却是一致的。日本人接受能力很强，很善于吸收各种外来文化的补养。日本以前也是模仿人家，学习人家，现在它的经济腾飞了，要改写历史，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日本人卖点东西给你或者是贷款给你，可是他技术不转移，他不是什么东西都给你，总是有所保留。

美国人个性比较开朗一点，他说这个东西转移就转移，不转移就不转移，讲得比较清楚。美国尽管还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但也有她好的地方。今天之所以有那么多人想到美国去，是因为你只要有能力，肯吃苦，你不会饿死。

我到以色列去，发现这个犹太人的国家实在了不起。犹太人到底有办法，也真能干，他们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使一个四面被包围着的国家，由沙漠变成了绿洲。新加坡的李光耀也是一个很有办法的人，使你不能不佩服他。

第三篇留云借月第十五章勿忽略近代史·巨腾龙腾飞

<h3>勿忽略近代史</h3>

1994年5月我应中国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朱开轩之邀到北京和教委谈中国教育问题。刚好中国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开了一个星期后结束，各省市的教育工作人员都参加了会议，而且有不少建议和提案，这是可喜的现象；因为光是经济提升，教育不能普遍，不能配合起飞的经贸，那么今后中国的前景是相当值得忧虑的。数年来我做了些推动和促进的工作，使我感触最深的印象之一是当代人对于近代历史的肤浅认识，甚至可以说迷糊。推动教育，了解历史真是重要。

199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50周年，美国在太平洋的珍珠港、关岛等地都会举行纪念典礼，中国大陆和台湾海峡两岸有何准备？

且看在美国，为了纪念1944年美军在法国诺曼地海滩展开登陆战，也是协助欧洲盟军收复失地，展开双管齐下的殊死战来对付德国纳粹军队，是盟军胜利的先声，也是德军败退的号角。为了纪念这一系列壮举的50周年庆，美国总统克林顿夫妇和一些还健在的美国退伍军人也到欧洲向英雄烈士致敬。可见美国人对于欧战这段历史的重视以及美国人为协助欧战胜利的重大意义。

而海峡两岸因为中日友好，尤其是近年来日本在大陆的大量投资和给与某些贷款，在几个要地近乎有独霸和经济侵略的情势；台湾和日本的关系则更微妙，台湾企业不少是台日合资，但日本数十年来少有技术转移，买了日本的器材就只好永远依靠日本，大家公认的该是早年的裕隆汽车公司罢。后来台湾当局政策改变，不再让裕隆专利，吴舜文女士创造了飞羚汽车，但日本的汽车早就进入了欧美市场亚洲市场可说全世界的市场台湾被日本控制了近30年，何时外销，大有问题。最近日本官方还想一再尝试改写历史，口口声声说没有侵华，而是“协助中国改变中国的殖民地位”，使人啼笑皆非。

年轻的一代既少读历史，更不知道前人的壮烈牺牲和10多年的血泪，难道中国人就让日本人欺负，一点都不吭声，悲哉！

为了多了解，多看看历史陈迹，我应美国国防部第二次大战结束50周年纪念委员会之请参加了他们的筹备小组，开始准备1995年在珍珠港和其他地区的纪念典礼。

<h3>寻访抗日遗迹</h3>

为了多了解抗战后日军投降的详情，我请教了一些历史学家，大家都建议我该到湖南的芷江去看看。

芷江是什么地方？为什么我要去芷江？

1994年春中国华南、华东水灾为患，洪水淹没了广东、广西、安徽、江西和湖南各省区。就在此时我要依照原订的计划到湖南长沙，再去访问湖南芷江。

芷江是抗日战争结束，日本正式向中国军方投降的受降城。当年最后的一次大决战就在芷江，在历史上称为“湘西会战”。1945年春，中国经过8年艰苦抗战，对日军誓死抵抗，真是一寸山河一寸血，使日军在空中、在陆地都面临彻底崩溃的局面。于是日本侵略军为了挽救败局，并从各方阻止中国全面反攻的序幕，企图作垂死的挣扎。而湖南芷江是华南铁路的要道，也是进入中国大西南的要道，除此之外也是当年中美空军合作的基地。美国空军总司令飞虎将军陈纳德的队员——中美空军混合大队和美国十四航空队一部分即以此地为重要攻守基地之一。

湘西会战该说是中国军民8年抗战最后一次规模较大的战役，中日双方围绕着夺取和死守芷江基地而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战争，双方伤亡惨重，结果是日军掺败、中国爱国军民胜利，1945年6月7日参加作战的日军被迫撤回原阵地。湘西会战结束后两个月，8月6日和9日美国空军两次用原子弹袭击日本广岛和长崎，8月8日苏联斯大林迅速正式向日宣战，并得到美国罗斯福总统的同意（1943年开罗会议时波茨坦宣言内的协议，同意苏联以盟国身份协助中国接收东北），即日大队苏联红军进入东北。

我到芷江的目的是亲自到这个历史名城，一方面是凭吊，一方面也想看看美国空军当年在该地的遗址，物是人非，但我们对于现代历史总得有个交代，更不能任日本人乱言胡道，改写战史。日本人连在南京的大屠杀和在上海的大轰炸都想不认帐，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我知道今日芷江的机场早已作废，到芷江去只有乘坐飞机到湖南的长沙或乘坐火车到怀化。1994年7月湖南张家界机场已启用，比较方便了。

铁路局和湖南省府知道我去芷江的意愿后非常重视，不但派了芷江行政专员和宣传部主任和我联络，并发了专函邀请，同时安排专用火车和随行人员及安全人员10多人陪同我到芷江去。与我同行的除了我的私人秘书之外，还有好友3人，我们算是浩浩荡荡入芷江了。那一次乘坐的专用火车既舒适，而且时间较长，但江西水灾，大桥折断，我们的火车只好绕道而行，长沙、武汉、井冈山、张家界等地曲曲折折地走了32个小时，我是被强迫休息，倒也痛快，而且又有朋友聊天。

清晨及日落时，看着中国的农田、农舍、农人，大豆黄、玉米熟，牧童放牛、孩童追逐，和李可染大师画中的农村景象非常相似。

1994年10月中旬美国国防部长佩尔斯访中国大陆，他们一行要到飞虎队当年的基地重庆和昆明去致敬，可惜那些地方50年来失修，剩下的是断垣残壁，无可凭吊。于是他们去了重庆的史迪威研究所。这是史迪威的女儿和重庆市政府共同合作筹办的，规模不大。

芷江受降城是日本向中国正式投降的第一站。那儿一切维持原状，受降馆内还挂着国民党的党旗，受降碑刻着蒋中正、何应钦等人的题词，但馆址已老旧。我捐了些款项让该地政府重新修理该馆，以便来年让凭吊的游客参观。

<h3>未见报的旧闻</h3>

我第一次知道国民党内不和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不到一个月，在云南昆明就发生了龙云事件。正当市民们狂欢胜利和平之际，一天早晨昆明市突然有了枪声，此起彼落，街上也戒严了。我们在中央社报社内大家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件，后来街头巷尾有些谣言说龙云叛变，采取反蒋行动，已被制服，送到重庆，龙云的职位由他的表亲卢汉接替……云云。

当年新闻管制非常严格，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作为一位小新闻记者是不甚了了的。

我离开昆明去上海之前，反而从美军方面听到一些消息，那消息说蒋介石的国民党和毛泽东的共产党双方进行的谈判并不乐观，双方都不肯让步：而当年为了抗日，各地军阀勉强同意与蒋合作，现在把日本人打退了，各地头头对于蒋介石的大独裁主义并不苟同。龙云要重整他在西南的势力，而蒋介石先下手为强，要把他调到重庆工作，他不就范，中央军和云南地方军发生了对抗。后来还是由宋子文专程把龙云“请”去了重庆。这件事表明了中国内部的磨擦。

我和外子数次到北京。我是伴同他到北方视察民航公司的业务。每次到北京傅作义将军都招待我们。他和外子有两次私下谈话，是自我当翻译的。我记得他对蒋介石有很多不满的批评，他说蒋对他不信任，还派人对他监视。傅作义是山西人，出身保定军校，不是蒋的嫡系，也因此蒋和傅之间原本就有矛盾。我想当时共产党已对傅做了大量的争取工作。

1949年正月北京城“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于1月31日举行入城仪式，这给后来长江以南及其他地区被解放军“和平接收”做了先例。

龙云的例子是有所不同的。龙云是反共也反蒋的。因此蒋先下手为强把龙云“引波”去重庆，便他“虎落平阳”，还都南京时也把龙云一同带去南京。在此情况下龙云已被软禁了。

不过龙云也有一些幕僚，仍为争取龙云的“自由”想尽方法。

最后他们想到了龙云的战友陈纳德将军，于是他们拿着龙云的亲笔信函来到上海找他的美国朋友——民航公司的董事兼总经理陈纳德将军。

龙云之能“出走”香港，其情况是相当富于戏剧性和传奇性的。首先龙云的作者把龙云的情况向外子报告了，并恳请外子派飞机协助他去香港。当时外子答应协助龙云“出险”到香港，他将来可以到外国去，但要他不能投奔大陆，当时美国只承认中国国民党政府是合法政府。这一点来人说龙云一定会答应，于是外子吩咐他的总机师设法安排，一切都在秘密中进行。

外子派了他的两位飞行员到南京探问龙云，龙云个子瘦小，两名美国大汉，一左一右，把他挟在中间，守卫根本没有看到。他们先飞广州，再飞香港，神不知鬼不觉地，龙云由民航公司驾到香港。在香港，已有人替他安排了一个在浅水湾的秘密住处。民航公司的老板真是够朋友了，而龙云也对这位战友感激不已。

蒋介石方面又如何处理呢，他对此大发雷霆，要陈纳德将军向他解释一切。外子说：“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龙云不准出境，他要去香港，我只是义务送他一程，而且民航公司没有收他分文。”这倒是实话，蒋介石并没有说不让龙云离开南京。

1950年底龙云又找外子，那次约定在龙云浅水湾的住处会谈，当时也是由我做翻译。外子在中国多年，因为公事繁忙，没有时间学习中文，加以经常有助理和翻译，和我婚后他又靠我，因此一直不会说中国话，有得有失。

龙云避居香港，算是逃过一劫，没有遭遇到和张学良、孙立人的长期软禁和被监视的命运。但1950年初香港是各派系情报人员、暗杀集团密集的地方。有几位左派的、右派的代表在香港遭暗杀，但一直没有破案。龙云告诉外子他在香港感到非常不安全，他与“老蒋”（这是他对蒋介石的称呼）绝对没有妥协的余地，到台湾去只是再入虎口；他也不能到美国去，因为龙云每天要抽鸦片，这是公开的秘密，在美国是犯法的。

他继续说毛泽东已找人来请他“回归祖国”，替“新中国”建设，也为他自己的家乡服务，他在香港既不能久居，与其将来被迫回大陆，不如趁此机会堂堂皇皇地回去。但他对外子以前有过承诺，他想向外子解释他进退两难的处境。外子劝他多加考虑，那是我们和龙云主席的最后一面。

桂系的组织较复杂，当时李宗仁不干代总统，和夫人郭德洁去了美国，后来他的助手程思远亲自秘密由北京到美国奉陪李宗仁夫妇“回归祖国”。龙云和李宗仁都已作古，但程思远仍健在，是政协委员，中央分配了一幢还算宽大的四合院给他，我到他那儿去过两次。他的夫人是作家，比他年轻，但身体不好，一直在生病前几年北京拍了两部电影，剧本还由剧作者寄来美国请我参阅，一部是“龙云与蒋介石”，另一部是“宋氏三姐妹”，大陆的老百姓对宋家三姐妹的一生充满好奇。据外子告诉我，在重庆时，宋美龄和宋庆龄两姐妹即因政见不同而时有争论，宋庆龄和毛泽东、周恩来、何香凝（廖仲恺之妻、廖承志之母）较亲密，倾向共产党。宋美龄是亲美派，和外子相处甚融洽，但和马歇尔、史迪威则处不来。这些复杂的政治因素，现在说出来还过早，我只想提一件事。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病危时由她口述，请我的舅父廖承志代笔写信，信由宋庆龄签了字，请我带回美国交蒋夫人。这封信说她已不久人世，希望宋美龄到中国见最后一面，若不可能也望宋美龄把孙中山的私人文件交还给她。我等了许久才有一句回话：“告诉宋庆龄信收到了。”

不久，宋庆龄在北京逝世。

<h3>巨龙腾飞</h3>

自1980年以来，我到中国大陆来了几十次，各方面看了许多，也交了许多朋友。我认为中国还是大有希望的，东方巨龙正在腾飞。

在中国大陆，我认识了许多省市的领导人，以及其他部门的负责人，我认为中国的希望在中年一代。他们这些人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有过对动乱的深切体会，他们的未来就在中国。我到中国大陆来的时候，不是经常住在北京，我到处去看看，给他们讲一讲，并且给他们一点鼓励。中国不是每一样都好，还有许多缺点。可是，每个国家都有缺点，包括美国在内也有许多缺点，所以我说，中国人不要急，要慢慢来，一切都会改变，一切都会好的。

我喜欢到学校去，喜欢跟学生们讲话，希望他们不要失望，要好好学习，报国之日方长。告诉他们能够有机会上大学，实在不容易，一定要好好地珍惜。11亿人口的大国，衣、食、住行都是大问题，能够搞得好，也确非易事。在今天的中国，基础建设、交通、电信、能源，这些问题都要解决，可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也不是一天一日的事。中国政府大胆改革，加大速度搞经济建设，搞沿海开发，搞特区，这当然很好，可是假如内陆地区不想办法开发的话，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还是很遥远的。所以，我认为中国西北、东北、东南、西南，每一个地方都很重要，要尽量加快这些地方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地方很大，可是很多地方都是不毛之地，不能耕种。再就是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是内陆、海岸线很短，这是中国不幸的地方，这一点从地图上可以看到。所以，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些缺点都要克服。但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现在，许多年轻人到英国、美国等国家去，他们觉得那边机会好就不愿意回来，这一点我能够理解。我希望中国政府简化一下出国手续，就是说中国人出国不要这么难，对回国人员尽量多地提供一些机会，慢慢地，情况就会发生变化。台湾以前也是这样，出去的人就不愿意回来，可是现在情况不同了，出去的人都想回去，台湾却不能够接受了，你就是拿几个博士，我也没有位子给你了。

我到农村去，发现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记得抗战时的中国农村，那真是穷得让人寒心，比如说当时的贵州，一家人只有一条破烂不堪的裤子的人家并不罕见。现在，大部分人的生活好多了，至少可以说丰衣足食吧，人们再也不用为吃穿发愁了。

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教育最要紧。现在我们说实行小学义务教育，可是，各种学杂费并不少。有好多种田人家的孩子已经不愿去念书了，你还要收这么多学杂费，他们没钱付，当然就更不愿去念书了。所以呢，实行小学义务教育，各种各样的学杂费应该少收一点。

我看到有的中国人，尤其是大城市里的人，有时候脾气很暴躁，为什么？大家挤在一起，父母之间、夫妇之间，完全没有一个空间能够透气，这一点我很能够理解。

中国现在搞改革开放，努力学习外国的长处，这很好。可是，外国并不是一切都好，外国人也有许多坏习惯，所以，中国人在接受外来东西的时候，要学会辨别良莠，不要好的坏的都要，一篮子收。比方说外国人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啦，一切向钱看啦，等等，你就不要学。好的习惯带来，坏的习惯摒弃，这才是健康的道路。现在，大陆的许多人也染上了一些不良习惯，大家一切向钱看，尤其是许多年轻人，一心钻进钱眼里，别的甭跟我谈，我不要听。应该说赚钱，甚至于赚大钱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太看重钱也不好。还有，中国的家庭。

尤其是城市里的双职工家庭，一对夫妻只有一个孩子，现在很多小孩被宠坏了，这将来也是一个大问题。

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关系来看，我认为海峡两岸统一之日已为时不远。随着经济、文化、教育、技术等领域的交流，海峡两岸的关系慢慢地就会好起来。现在，海峡两岸在许多方面不是已经从根本上统一起来了吗？

所以我说，中国人不要失望，慢慢地来，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中国是大有希望的！巨龙腾飞，我相信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天下！

免责:该文章采集于网络,相关权利归相关人所有!!!本站不承担任何责任!!
更多文章: 1024社区 xp1024.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