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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在哪里》 正文 阁楼 十年来，朱丹接了母亲无数个无用的电话，唯一拒绝的，是一次可以避免自己死亡的报信。当时她走在回娘家的路上，午时的阳光使楼面清晰闪亮，没有风、燕子和蝉鸣，就像走进一座使人心慌的死城。她的母亲正疯疯癫癫地趿着趿拉板儿，迎面走来。猛然望见时，母亲已转进侧巷。她停住冲到嘴边的呼喊，何苦多此一举。 她碰见的第二人是社员饭店老板，他蹲在桥边剥鸡。饭店有十几年历史，入夜后，他常和老婆将泔水倒进护城河。这是个软弱又容易激动的胖子，看了眼朱丹，朱丹并不看他。但走过去几米，她还是骂：“断子绝孙的。” “什么？” “断子绝孙。” “又不是我一个人倒，都倒。” “有种你就再倒。” “倒就倒。” 老板端起大红塑料盆将混杂鸡毛的水泼向护城河，后又将烂菜根逐颗扔下去。而她早已走到家门口。十年来每次见面，她都诅咒，他也必有所还击，一直没有报应。按照他说的，自己是有垃圾往河里倒，没有垃圾创造垃圾也要往里倒。 河内早已只剩一条凝滞的细流，河床的泥沼长满草（草上长毛），飘出一股夹杂粪便、泔水、卫生巾、死动物甚至死婴的剧臭。有一任县委书记曾开大会，说这是城市的眼睛、母亲河，修复治理刻不容缓，朱丹当时很激动，但只需进入实地测算，工程便告破产。它牵扯到一点五个亿。 十年前，朱家在河边筑屋是因它占据八个乡镇农民进城的要道。将建成时，母亲与来自福建的建筑工发生争吵，因为通往阁楼的楼梯修得又窄又陡。“有什么用呢？”母亲说，“这部分钱我不可能付，你们觉得划不来，就拆了它。”包工头争辩不过，草草完工，一天后拿着砌刀说：“你要活得过今年我跟你姓。”当时站在面前的是朱丹的父亲，他一脸愕然。 父亲是和善的人，和善使他主动给包工头的儿子取名，也使他无法阻止妻子不义的行为。除夕将近，好像是为了等女儿结过婚，也像是为了兑现自己身为一个男人对福建人的愧疚，他在郊外长河留下鱼篓、钓具和没抽完的香烟，消失于人间。 婚礼燃放鞭炮所留的火药味尚未散尽，新的鞭炮又点起来，客人们再度涌入，收拾、打理、吃饭、喝酒，像成群的企鹅挤来挤去。朱丹仰面朝天，放声大哭，几度要窒息过去，妇女们拿出手帕，不时擦拭她脸上汩汩而下的泪水。当她们散尽，她还在无休止地哭，就像哭是一张保护伞，或者是一件值得反复贪恋的事。 因为父亲过世，已为人妻的朱丹每天中午回娘家吃饭，以陪护母亲。也可以说是母亲让她履行这个义务。她和哥哥朱卫很小便受母亲控制，“休想逃出我的手掌心。”母亲总是说，当然还会补上，“我还不是为你们好。” 这种控制结出两种果实： 朱卫醉生梦死，而朱丹胆战心惊。 朱卫知道什么都不做也会受到母亲保护，索性让她全做了。高二他辍学，被揪着去交警大队当临时工，几年后转事业编。母亲买下婚房，让他和自己一直暗恋的电影院售票员结婚。他只负责长肉，年纪轻轻，便像面包发起来，回家后总是瘫在沙发上，说：“又说我，有什么好说的，要不你别管了。”而朱丹知道做什么都不会让母亲满意，生活中又总是充满这样那样的事情，大到是否入党，小到买青菜白菜，她都感到惶恐。有时不得不作出选择，她便捂着藏着，试图让自己相信母亲没有察觉。 “人总是要结婚的，我留意那小伙子半年了。”一天，母亲说。这是已决定的事，母亲却还是装着与她商量。果然，在她略表迟疑后，母亲大声呵斥：“你知道吗，替他说媒拉纤的一大堆，你算个什么东西！”后来母亲带她去城关派出所所长家，那里坐着一位皮肤白净的年轻人，在镇政府上班，父亲是县委政法委副书记。 大人们离开后，他一直低着头搓手。朱丹说：“我认得你。” “怎么认得？” “就是认得。” 出门后，朱丹听到派出所所长小声问对方：“怎么样？” “我没有什么意见，就看人家怎么想。” 不久他们订婚，试穿婚纱时，朱丹少有地展露出那种女人对自己的喜爱，在镜前来回转圈。“怎么样？”母亲问。她忽然低头流泪。 “不满意？” “不。” “那为什么出眼泪？” “可能是高兴得出了眼泪。”朱丹露出难看的笑。母亲后来侦测几次，确信女儿是满意的。但临办婚宴时风云突变，朱丹呆滞了，这就像一团阴影笼罩在两家人心上。婚后数月，亲家母忍受不下，杀上门来，说：“我知道你是强女人，但今天这事不能不说，丹丹有问题。” “她能有什么问题？” “不肯行房。” 母亲大声说不可能，心下却全然败了。“说是亲家去了，丹丹难过，我们理解，但也不能难过这么久；说是嫌弃我们家晓鹏，我们也不怕嫌弃。这事我不说出去，但总是这样，我看还是早些了断的好。”亲家母说。母亲想起自家两代女人的悲哀，怕是冷淡也会遗传——在嫁给好人朱庆模后，他们一年统共行不超过三次房，都是又求又告的，最初一次她推来推去，差点将他阳根折断。 朱丹回来时，母亲说：“女人都要做这事情的，这是女人的命。” “我知道。” “忍一忍就过去了。” 后来与亲家母说话，母亲知道女儿每次行房后都会呕吐，有一次还呕在床上。亲家母虽然没再说什么，母亲却是羞惭不堪。她又是吓又是劝，与女儿一起研究《新婚必读》，吃肉苁蓉、胎盘，效果并不明显。母亲走投无路，找了个信人求告，却不知这信人听时满脸焦灼，传闲话倒眉飞色舞。不一会儿，一座县城都知道此事。朱丹丈夫陈晓鹏受不住眼光，跟一个农校实习生好上，证据确凿，情节恶劣，朱丹和母亲却不敢闹，倒是那女孩子来到朱家门前叫阵。母亲走下去连抽她三耳光，被推倒在地。母亲便打电话叫派出所所长将女学生带走，关够二十四小时。 事实证明，母亲当初替朱丹选这个丈夫是对的。虽然从无一夜得到欢乐，也总是被教唆离婚，他终究还是像绅士一样护住婚姻。逢年过节，他一手提着很多礼物，一手拉着朱丹，来到朱家。他跟朱家去祭祖，很多事情办着也是向里的。在社会上，他和和气气，人们见多鼻孔朝天的人，见到他这样又有面子又不傲的，总是格外亲热。母亲第一眼看上他时就觉得儿子朱卫不争气，现在看着仍充满慈爱。母亲感恩于他顾大局。 朱丹产子后，母亲松下气来。一个身高一米五七、体重八十斤的人，几乎是刨空身体，为陈家生下一个六斤三两的儿子，怎么也说得过去吧？亲家母要的本来就是香火而不是做爱，现在得到了，家庭便从风雨飘摇进入平衡，甚至比本来就恩爱的家庭还要平衡。她们达成默契，只要陈晓鹏不带女人回家，怎么都好。她们可以围绕新生儿分配好角色和任务： 妈妈、外婆、奶奶； 喂奶，换尿布，带他睡觉。 可是，孩儿一过哺乳期，朱丹又呆滞起来。不但呆滞，还加了惊恐。有时坐着坐着，突然中蛊，捂着胸大口喘气，额头出许多汗。“丹丹你怎么了？”朱丹却是站起，抓过包要走。“你去干什么？”母亲问。 “回家。” “这不是你家吗？” 她猛然站住。 “你这是怎么了？” “我快要死了。”她焦躁地说，随即又说：“死不了的，你看，只是突然有点不舒服。” 这症状每隔几日来一次，有时一日来几次。母亲盘问不出来，失了眠，便幻听到楼上有男性脚步声，来回走几趟消失了。母亲自恃身正不怕影子斜，摸索上楼，在楼梯口摁亮开关，却是什么也没看见。角落摆放着她和朱庆模结婚时的家具，还有一张四脚床。 “老朱，老朱。”她叫唤数声没人应。 母亲再不敢睡，开大电视，吵了自己一夜，次日便让保姆陪住。当嘴角长胡子的保姆在客厅打起呼噜，她感到从未有过的踏实。以后她带着朱丹去坟前祭祖，庙里烧香，那声响便再未来过，女儿却仍心慌不止。 曾有一次，女儿像是下定决心，自言自语走进厨房。母亲问：“丹丹来做什么？”她又呆傻回去，拼命摇头。 “你来厨房做什么？” “我不知道。” “丹丹别怕，有什么事就跟妈妈说。”母亲口气软和起来，朱丹痛苦地看了一眼，落下眼神，“别怕，孩子，你说，说什么我都不怪罪你。”朱丹却是回客厅了。母亲关掉煤气灶，走过去，罕见地捉住女儿的手，说：“你不说怎么能治病救人？我们有病治病，有身体病治身体，有心病治心病。我们妇女都有这样那样的病，又不止你一个。” “没事，你看孩子都生了。” “是啊，孩子都生了。这就说明你什么问题都没有。” “都有下一代了。” “是啊，那就别想了，越想越想不开。” 母亲也就如此了。后来她去找亲家母，亲家母找来陈晓鹏，说：“以后别出去花心了，成何体统。”母亲说：“也别说晓鹏，就是都是夫妻，夫妻应该有夫妻的照应。” “晓得的。” 后来陈晓鹏至少在样子上得过去，接送朱丹下班，夜晚也搂她肩膀睡，可后者并无起色。即使是吃阿普唑仑、百忧解，也不见效。 终有一天，母亲带着朱丹去省城看心理医生。那医生说：“深呼吸。”朱丹做了几分钟深呼吸，果然头晕脑涨，立足不稳。 “是不是感觉就要死了？” “是。” “怕不怕死？” “怕。” “在死之前，你给我做一件事，背着双手，蹲下去，朝前跳一步。” 朱丹有些错愕，母亲说：“让你做你就做。”朱丹背着双手，蹲下去，像青蛙僵硬地朝前跳了一小步，引得医生哈哈大笑。他说：“你觉得一个快死的人还能跳远吗？你见过吗？”母亲跟着笑起来，朱丹看着母亲也笑起来。“什么事都没有。”医生说。 “是啊，一向都是疑神疑鬼的。麻烦医师再开点药。”母亲说。 “开个屁。我跟你说，你女儿的病就是自己暗示自己。身体一不舒服，比如呼吸急促、胸闷——这是多么正常的事啊——就觉得是死亡的征兆，因此惊恐。惊恐得越厉害，她又觉得，要不是快要死了，怎么会如此惊恐？死个屁，死人能跳远吗？” 后来母亲咂摸几天，看见朱丹便恶毒地说：“死个屁。”女儿便低下头。可这也只好了半个月，朱丹有时走着走着，瞧见没人便弓着身子跳一步，次数多了便成强迫症。 此事久了，便由痛苦而厌烦，由厌烦而麻木，慢慢变成生活永恒的一部分。只是到退休那日，睹万物萧条，母亲才忽然意识到女儿比自己老得还要彻底。以前看女儿，觉得今日与昨日并无区别，这一天却像是多年后重访，诧异于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头发已像薄雪盖煤堆，灰白一团。 “你怎么不去染下？” “染了前边是黑的，发根长出还是白的，更难看。” 你还要活很久。母亲想，开始跟踪女儿。女儿总是目不斜视，像鹅，撇着双手沉闷地走。母亲有些不齿。女儿自打第一次骑车摔倒后便不再骑，现在满街妇女都骑电瓶车，只她走路，搬什么都搬不了，像个文盲。女儿早上从夫家走到单位，中午从单位走到娘家，傍晚从单位走回夫家，既不理会人，也不被人理会。没人知道折磨她的人或事是什么。 由她去吧。有一天母亲意识到这样的跟踪早被察觉，便朝回走。她边走边抹泪，后来索性坐在路边水泥台阶上，看红尘滚滚。这些、那些，去的、来的，欢快的、悲伤的，一百年后都不在了。这样痴愣许久，她见着女儿坐出租车一驰而过。她迟疑片刻，像被什么弹了一下，趔趄着下到马路，拦停一辆出租车。女儿若是出门办事，定会有公车接送。打电话至办公室，果然说是回娘家。方向却是反的。 那辆车出了城，驶过六七公里柏油路，转进村道，穿越一大片油菜花地、竹林和池塘，到达一座唤作二房刘的村庄。放眼望去，村舍鳞次栉比，贴着瓷砖，装铝合金窗，各有三四层，独女儿轻车熟路去的这家只有一层，仍是青砖旧瓦。女儿像是融进黑洞那样走入大门。大概也只五六分钟，她又出来，后边跟着一对老人。女老人矮小，笑着，真诚地看着她，男老人骨瘦如柴，只剩一张黄黑的大脸，眉毛、鼻孔、嘴角紧扣着，正将巨大的左手搭在女老人肩上，努力将右腿拖过门槛。 “爸，妈，不用送了，好好休息吧。” 那女老人便回头说：“死老头，小朱跟你说再见呢。”女儿又走上前，捉住男老人瘫痪的右手，唤了一声爸，细声交代几句，他那原本像一块块废铁焊死的脸忽然开放，露出全身心的笑。“要得，要得。”他说。 中午，母亲坐在餐桌边，看见女儿上得楼来，像上演哑剧那样，换鞋，放包，上卫生间，洗手，择菜，淘米，收拾茶几。她既不问母亲为什么不做饭，也不想知道保姆去哪儿了。她说了多少年的谎，骗了我多久啊。母亲心下闪过一丝恐怖，阴着脸坐着一动不动。女儿后来终于流露出惶恐的眼色。 “把碗放下来。”母亲说。 女儿的身躯明显震动。接着她听到母亲说：“给我。”她惶惑地望着，将茶几上的鸡毛掸子递过去。母亲指着她说：“告诉我，这些年你都干了些什么？” “没干什么。” “没有？” “没有。” “那你怎么管那中风老头叫爸？” “我没叫。” 母亲举起掸子劈下，被匆促躲开。“跪下。”女儿便扶着桌沿转圈，像是快要哭了。“跪下，死东西，我叫你跪下呢。”女儿不肯从命，母亲便举着掸子四处追打。此时朱卫恰好归来，说：“打什么，你从小到大就知道打，打得还不够吗？还不嫌丢人吗？”母亲便说：“你问她，问问清楚，她外边是不是有一个野老公？” “没有。” “还没有。”母亲又打将下去，女儿却是仰头挨了。母亲便不再打，只见女儿委屈地抽动鼻子，哭哭啼啼，取过包要走。母亲捉住，说：“别走，今天说清楚，不说清楚，就是死也要死在这里。”女儿挣脱不开，便恼怒地说：“还不是因为你。” 却是因此，母亲知道自己当年拆散了一对鸳鸯。当时她只当提个醒，却不料真的拆散了。她曾毫无来由地教训女儿：“你喜欢一个人时一定要想清楚。你只有一生，就像只有十块钱，一冲动，就花出去了。你脑子就是容易发热，喜欢听花言巧语。记得，你不慎重对待人生，人生也绝不会慎重对待你。”后来朱丹的表姐妹带着男人来做客，个个穿着文雅，举止得体。“你看看他们，要么家财万贯，要么父母当官，一起来，多有面子。”母亲说。 朱丹寻思母亲看出端倪来了。她背地里和同学谈了三年恋爱，那人退伍后到亲戚的电池厂当销售主任，叫起来刘主任刘主任的，颇是好听，却终究还是农业户口。“不过，无论如何，那都是我自己的选择，是我决定的，我不可能没有任何感情。”朱丹说，“现在想起来，我要是跟他过，苦是苦了点，也会比现在好。现在人不人鬼不鬼的。” “那你当时怎么不说？” “我敢说吗？” “你就是处处寻思和娘作对。你想想，要是我死了，不存在，不干涉你了，你还会要他吗？你愿意和这样的人过一生？” “那至少也比现在强。” 他们却是因此又知道朱丹还曾经历一个恐怖的夜晚。那时距离她与陈晓鹏结婚只有半个月，母亲出差，父亲陪同前往旅游，而哥哥则在医院照应妻子，偌大新居只剩她一人看守。她像只兔子，一回家便将门锁死，试图让自己相信男友刘国华并不知情。但后者还是在酒局上听到了，“你的女人和别人拍婚纱照了。” 那众人的目光像是巨大的气体，推着刘国华朝险地走。“算了吧。”一个朋友说。 “算什么？” 他取过蒙古刀，走向朱家。据说他们炸开了锅，除开一人思前想后报了警，剩余人都骑摩托车逃回了家。值班民警说：“口头犯罪不算犯罪。” “难道要等他把人杀了才能算？” “理论上是这样的。” 身高一米八的刘国华凭着一股戾气走到护城河，像野狼一般嘶喊许久。那四周原本有灯火的便都熄了，朱家的那盏也在犹疑中熄了。此时，刘国华的真气已一而鼓再而衰三而竭，他用手拍打防盗门，啼哭起来：“丹丹，你开门呀，我的心被割得痛死了。” 这一两小时，朱丹脑袋一直嗡嗡作响，只觉得无法解脱，人间所有的不快与折磨都涌上来，就像有无数条鞭子在抽打，就像自己躲在逃无可逃的角落，而猛虎不停用利爪拍打脆弱的栏杆。她想撞墙，想有一把手枪对准太阳穴，射进去子弹。她想要通透，一种光明的通透。“我快要疯了。”她对母亲说，“我没办法。”她打开门。刘国华滚进来，抱住她的脚。他除开哭只会不停地问：“为什么？” “我妈不同意。我跟她解释了几年，没用，她不同意。” “那你还爱我吗？” “不知道。” “不知道，你不知道啊。”刘国华的眼泪汩汩而下，“分明是你自己不要我了，你嫌弃我了。” “我没办法。” 随后她又说：“我想过办法的，对不起。” “你嫌弃我。” “我没嫌弃。” “那你怎么还和别人结婚？” “人总是要结婚的，我年纪大了。你别说，你听我说，我等过你，你总是说你会赚钱，你赚的钱去哪里了，你造的房子在哪里，你难道要让我嫁到二房刘去？” 这是分手的好时机，刘国华连口说：“好，好。”就飘到楼下去了。她未曾想如此轻松，出了一身汗，跟下来。他一出去就关门，这是她期盼的，但她强撑着倚在门边目送他，以示并不绝情。 “不行，我还是爱你。”刘国华从黑暗中走回来，“我根本没办法克制自己不去爱你，离开你我完全活不下去。”后来他像疯子一样一意孤行。他找到一个新的武器，那武器挥舞起来是如此自如，以至让他的软弱得到隐藏，同时也让他所有过分的要求得到尊重。 要么你死，要么我死，要么一起死。 “你知道吗？你让我感到害怕。”她摇头晃脑起来。 “我不管。” 起初他像是在表演，后来便彻底陷进去，“搞死我吧，只有这办法了，你看，我根本克制不了对你的爱情。”她去厨房给他倒水，出来时，看见他极其夸张地回到悲伤状态，便完全克制不住嫌恶。她说：“喝口水吧，别说那些傻话了。”他一饮而尽，以一种动物般无声而可怖的眼神看着她，说：“你到底爱不爱我？” “你喝多了。” “你到底爱不爱我？我问你呢。” “不爱。”她突然进入到罕见的平静中，说，“我告诉你，我不爱你，永远不爱。这辈子不爱，下辈子也不。你就是将我杀了，我也会这么说。” “你以为我不敢吗？”刘国华抽出刀子说。 “那就来吧。” 她闭上眼。在那分外寂静的等待中，她像烈士，被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主感包围，她说：“来吧。”刘国华便绝望地嘶吼，他表达够对自己以及对对方的眷恋，猛然一刀刺向自己手掌。 “你干什么？” “滚开！” 那野兽往下便像个出色的行刑人，先后在自己肚皮、胳膊、膝盖以及额头划起线来，初时只觉那线突然变白了，接着便有一排鲜红的血珠窜头窜脑冒出来。“你要干什么？” “滚开！” 在她错愕时，他又喊了一声，“滚开，你这婊子！”她便眼见着他将左手食指置于桌面，像切菜那样切下来。然后他说：“我就是要让自己记得。我将身上弄出这么多疤痕，就是要让自己记得。这样我就永远不会对你心软。我让这些疤痕替我记着，我和你有深仇大恨。从今天起，我们有深仇大恨。我保证，有一天我会回来清算你。我什么时候都可能回来，我可能搞坏你，也可能搞坏你父母、老公，还有孩子，可能搞死也可能搞残，可能搞一个也可能搞全部。搞一个还是搞全部，搞死还是搞残，全凭我的心意。我会等你长成一颗大桃子，再来摘你。我说到做到。到时就是你求我，我也不会原谅你。我以这根指头发誓，我永远不原谅你。” 然后他永远地消失了。 朱丹因此呆滞了。所有人都知道她在婚礼上惊恐不定，她不时张望门口，总是缩在父亲身后，一旦程序走完，便快速走回房间，锁上门。当时大家只当是羞怯。“我怕他来泼硫酸。”她对母亲说，在后者将她纳入怀中时，她号啕大哭：“孩子生下后，我怕他突然窜出来，将他夺下来摔死。这些年，他就像一块钢板塞在我脑子里，让我不得安生。妈，我就像站在孤庙，雨地里到处是马蹄声，我转着圈儿，不知道危险会从哪里来。我怕！” “别怕，我会救你的，我这就来救你。他来过么？” “没。他消失了。我一度想，他当时只是虚张声势，时间会让他的愤怒消失。甚至我以为这威胁本身就是恶作剧，恶作剧就是目的，他依靠这个来惩罚我。这个国家毕竟还有王法。他吓吓我，吓得我过不下日子，他的目的便也达到了。但正当我这样想时，他托人从外地带来一只包裹，那里有一只塑料袋，袋沿滴着透明的黄油，袋内装着一只发霉的手指。那是他剁下来的食指。他就要回来了。” 尽管不太相信这说法，母亲还是在盛怒中召集本族在街上的人，杀气腾腾地去了二房刘村。“刘国华呢？刘国华在哪里？”他们在这青壮年都出外打工的村庄呼吼，找到那矮小的房屋。男老人照例用左手扒住女老人的肩膀，拖着残废的右腿出来。 “你们算什么东西？”母亲说。那老人嘴角瞬时流出一摊水，说：“说些什么呢？” “她说，国华害了她女儿。”女老人说，接着又对母亲说，“你们也要讲良心，我们世代都是农民，我也知道你们是城里人，他们俩没好上，我们从来没怪过姑娘。不是一个条件。” “什么不怪？你儿子说要杀了我女儿。” “不可能，我儿子那么老实。” “怎么不可能？”母亲发了疯，嚷起来，只见那男老人眼中滚下一颗球大的泪水，强忍着说：“你们走啊。” “走什么走？我今天特为来告诉你们，我朱家就没怕过谁。” “走啊。” “我只是来告诉你们，我女儿这些年到你们家来，求你们，讨好你们，好让你们儿子回心转意，不要祸害她。她值得吗？你们配吗？你们哪一点配得上她讨好？” 那男老人怒得不行，颤抖着从随身包里抓出玻璃杯，掷过来，却是在距母亲还有一米时掉下。女老人马上大哭：“都死了人啊，都没一个人出来做主啊。”母亲倒不怕什么村人，就怕人家又要中风了，强上几句嘴，便镇定地钻进车里，一溜烟回了县城。她找到派出所所长，所长二话没说，将刘国华申报为追逃对象。 又过去两年，风平浪静。母亲吃了往日好强的亏，在老年生活中落了单，被一个练功团队召去，每日傍晚大力鼓掌。她又偏偏是无神论出身，因此能在表象上自控，一时使外人不能察觉。只是那疯癫像肥肉，时常勾引着她心甘情愿地走，一不朝前走，便如万蚁钻心。 那朱卫见情况如此，回家便少了。人们只道闺女是小棉袄，见着朱丹每日仍归来。母亲开始无休无止地折磨保姆，比如怀疑投毒。那保姆嘴角长胡子，大字不识的一个村姑，哪里受得了这般侮辱？卷起铺盖要走，被朱丹拉住，加了两百工资。朱丹说：“三姑，你好歹在这里服侍八年了，就当她是个小孩，作弄你吧。”那保姆一听，心软了，后来还能开玩笑：“老怪，你说我下毒，我要下毒早就下了，轮不到今天。” 母亲说：“哼，你先吃，你下毒先把你毒死最好不过了。” 保姆便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然后她们在宅子里旷日持久地玩游戏。母亲总是出其不意在角落放上画过奇怪图案的人民币，装作忘记了。保姆总是将它们收集起来，还她，她便蘸口水一张张地点，要是少了，便大叫：“我早就知道你是个不诚实的东西，你就这样贪心，连主家这点钱都偷。”保姆便打电筒去找，不久便真找到五块钱。 却说一日，母亲灵感来了，怀疑保姆将农村的亲人接来住，便闲不住，四处搜寻。她从一楼翻至四楼，一无所获，便去了阁楼。通往那里的楼梯又窄又陡，她一手扶着脑袋一手扶着台阶，爬上去。她一打开锁，便见里边灰蒙蒙一片，一只壮硕的乌鸦扑棱棱飞出窗户。 两只用不干胶粘得严严实实，又被包装带捆死的木箱躺在那里，暗红色的油漆尚未剥落。看得出来，它时刻等待被搬走，却像是不幸的孩子被永久遗忘。母亲抹抹盖上的灰，心说：“我可是从来没整理过这两箱东西。” 她下楼找保姆，没找着，便提着剪刀上来，撕裂不干胶，剪断包装带，将箱盖揭开。一股陈气几乎将她熏翻。接下来她所见的，让她痴愣。她先想到保姆父亲是宰牛的，接着判断这绝不是动物尸骨。她感到有意思了。这时，在她囫囵的脑海中，有两件事正相向而游，游到一块她就明白了。 尸骨……女儿。 但楼下此时正好传来保姆爽朗的笑声。三姑你还笑，你干的好事，你杀了人，还藏尸在此，坑害我朱家！她跌跌撞撞下楼，手翻笔记本，找儿子朱卫和女儿朱丹的电话号码。朱卫的手机一直没人接。朱丹的手机也一直没人接。第二次拨打时，朱丹已关机。母亲便在一阵强似一阵的恐惧中下楼去，走进光明的中午。她穿过护城河，走进知书巷，就快要撞着女儿了，却是侧身转进侧巷。兹事重大。她抄近路去城关派出所了。而朱丹走完知书巷后，走过护城河，和社员饭店老板交锋几句，便走到家门口。慵懒的保姆提着毛线及时闪现出来，谄笑着说：“丹丹回来啦？” “我妈今天怎样？” “还不是老样子。” “我看她跑出去了。” “不怕，她会跑回来的，她怕我偷她的东西。” 果然不久，母亲高叫着“别跑别跑”，带一伙警察跑来。这事有诸多蹊跷处——疯子报案从来没人理，即使那老所长是她一世情人。他们从初中好起，没牵过一次手，拥过一次抱，亲过一次嘴，却像世间最亲的兄妹，一向都由他来忍让、迁就她的骄横。这天她啼哭着猛然跪下，所长便老泪纵横：“如果是儿戏，就当是陪你儿戏吧，反正我也早退居二线了。”他带着一名警察和两名实习生走进朱家大宅。上楼梯时，他们看见朱丹正汗如雨下地朝下走，便一起退到转角处，让她先下。 “丹丹你这是怎么了？”他问。 “没事。” 她凄苦地笑着，扶着栏杆软绵绵地走。大约十分钟后，那四员警察在查看现场时茅塞顿开，争先恐后朝下冲，其中一位还拔出枪。他们看见朱丹刚走到桥边。这十分钟啊，她只走了十米，她的脚就像粘着巨大的口香糖，她就像在噩梦里那样无望地逃跑。 “我们发现死者的西服里有刘国华的名片，他是不是你的初恋？” “是。” “他死了多少年了？” “十年。” 据说在朱丹被铐起来时，母亲突然清醒了，她扑在女儿和警察之间，以极其正常的语言号叫：“是我干的，是我干的。” “是我。”朱丹说。 那老所长几乎像拎一只兔子那样将她拎开了，她便抱紧他裤腿，大叫：“是我杀的，我一刀一刀地杀，一刀一刀地剁，我将他剁得稀巴烂。” “是我。”朱丹说。 此后母亲便像扎进没有终点的深雾，再没正常过。她曾经去看守所门口守候，但并不知道守候的是自己的女儿，是保姆牵着她去的。当囚车驰过时，朱丹透过铁窗，看见母亲甚至在笑，这笑容冷淡而做作，像是笑一个血缘之外的人。这件事轰动了整个县城，甚至整个地区，每天都有许多人插着裤兜，来朱家门前，仰着头参观，有的人还掏出手机拍照。刘国华的亲属早就在这里贴满“血债血还”的标语，也拉上了横幅。母亲这时就像是他们中的一个，好奇地看着每一个细节，有时还用手抚摸白纸，用脑海里残存的对知识的记忆，念出一些字来。 案件在地区中院审理。出人意料的是，陈晓鹏忽然不顾母亲的指责，动用父亲及自己在政法系统的一切关系，替朱丹运作起来。他请来一位名贯三省的大律师，那律师在法庭上只一句话便使审理进入僵局： “死者系服食大量安眠药自杀。我的当事人在死者昏睡后，探了他鼻息，才知他已断气。在慌乱中，我的当事人将他拖到床底，藏好。后来出于害怕，将他分尸，试图运走。如按照现在的刑罚，她构成侮辱尸体罪，但在当时，法律并未规定这一罪名。” “胡扯。” 那本来就已闹过事的刘家亲属，在旁听席上鼓噪起来。法官这时敲打木槌，用一种长辈人的慈悲问：“被告，是不是这种情况？” 朱丹转过脑袋，看见刘国华的母亲正揪着一团白手绢，捂着唇鼻哭泣。哭着哭着，她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捉住鼻尖，清脆地擤下鼻涕，然后继续歪头歪脑地哭。在她大腿上有一张缀着白花的死者遗像。在意识到朱丹看她后，她站起来，大声说：“可恨这女子，这些年来总是到我家来，不是骗我儿子在广东，就是骗我儿子在福建，说是我儿子一定要赚可以买下一个县的钱才肯回来。你骗了我们多久啊。你这个骗子！” 朱丹说：“对不起。” 接着她转过来，对法官说：“我现在呼吸平稳，神态放松，医生说得对，当我转身面对恐惧时，恐惧便也如此。” 此后，公诉人要求出示证物。那两箱子白骨便被抬来，其中一只下肢还套着皮鞋，多数骨头被剁裂，裂口像开放着的喇叭花。“可以想见当时用力之猛。”公诉人说。 “这并不意味什么。你并没有证据表明此案系他杀。”律师说。 “我们有被告总共八份供述。” “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重证据而轻口供。” “被告，你自己怎么看呢？”法官这时又慈悲地说，他的态度引得旁听席上一片震动，一伙由刘家邀来的亲友拍起桌子来，纷纷批评起这世道来。却是这时听到朱丹说：“我要说是我杀的，你们就会判定是我杀的；我要说不是我杀的，你们也就很难判定是我杀的。我如今要说，是我杀的——你们可以知道，我家地板上有一块划痕，那是他皮鞋蹭的。你们可以看见他的鞋跟有蹭掉的痕迹。那是我勒死他时，他的脚在本能地往地上蹭。他喝了我泡过安眠药的茶水，睡过去了，我扯下电话线，缠住他颈部，勒死他了。当时他的脑袋靠着我这边肋骨，这块肋骨现在还痛——人是我杀的。没什么好说的。你们刘家提出要赔偿，我这些年一直在积，积了有七万，算是对你们的补偿。” 她说完后，现场一片安静。那刘母举起遗像，想说却不知道说什么，便摇晃着它。“别让我看到他，恶心。”朱丹说。在处决她前，她写了一封简短的信，说：晓鹏，你一定要相信我是爱你的，我一直就在爱你。我们的儿子属于你。 她在牢里一直跪着，死命地闭着眼，就像枪决在即，但最终她是被注射处死的。 （感谢C先生为我讲述这个故事的雏形。） 正文 杨村的一则咒语 一只虫子贴地飞行，在这个世界莫名失踪，一只鸡跟着失踪。这是故事的起源。鸡的主人钟永连断定邻居吴海英将它偷了。证据有二：一、钟永连一直寻到吴海英菜园，发现爪印消失于此；二、吴海英家飘出炖肉的香味。吴海英是不好惹的女人，喜欢打架，打不过烧人屋。钟永连想自己那阴沉得像杀手的儿子在家就好了，他很久没打电话回来，也不汇钱。 黄昏降临时，瘦弱的钟永连想到两个问题：一、这看似和睦的关系不是她钟永连破坏的，也不是靠她一人就能维护的；二、一只鸡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拖明天处理，就过期了。因此她到村里兜一圈，说：“你有看见我家的鸡么？”或者，“说来奇怪，好好一只鸡，偏不见了。”人们问她找了没有，她说：“我只知道它最后朝东边园子去了。”这是丈夫教的策略。他临终时交代，如果非要找个道理，最好先去村里转转，做做群众工作。最后钟永连来到吴海英家门口，连唱三遍：“也不知道是谁偷了我家的鸡。”吴海英问：“二娘，出什么事了？” “也不知道哪个狗瘪偷了我家的鸡。”话说出口时，钟永连感觉自己正朝可怕的深渊滑去，但在吴海英说鸡自己会回来时，她反而更狠，“死了怎么回，都吃到肚子里怎么回？”钟永连说话时头是偏向一边的，吴海英似乎懂了。“二娘该不会认为是我吧？” “谁做了谁自己心里清楚。”钟永连下达判决后要走，被吴海英扯住衣袖，她甩掉，“死开。”吴海英便吼开了：“今天你说清楚，我什么时候偷吃了你家的鸡，说清楚再走。” “我没说你吃了，是你自己说你吃了。” “我哪里说我吃了？” “吃了就是吃了，不就是一只鸡，对不了证的。” 杨村此时正下着雨，雨像大排大排省略号斜刮过来。吴海英捉住钟永连衣领，冷静地看那张湿漉漉的脸，狠抽了一记。后者的眼泪和鼻血涌出来，脸也变形，这样便有了双重耻辱。当吴海英要扇第二记时，她又想自己终归死了丈夫，因此悲啼一声，撞向吴海英，后者连退数步，坐倒在地。吴海英匆匆爬起，揪住钟永连的头发（像揪一把稗草），又扯又拧，直到将钟永连拽倒在地。人们赶来时，发现钟永连匍匐于地，一会儿叫丈夫的名字，一会儿叫儿子的名字，那吴海英在一旁搓手，她的丈夫叫她回，她不回，说：“是她先诬陷我偷她鸡的。”钟永连便连续拍打泥水，说：“还说。”有几个女人去拉，刚拉起，她又扑下，不一会儿手脚抽搐。 “装。”吴海英说。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她的丈夫将她往屋里捉，她却仍说：“大家今天在这里，她诬赖我偷她的鸡，我要偷了我撞死在她面前。”钟永连坐起来，用手指戳她：“好，要是你偷了，今年你的儿子死；要是没偷，今年我的儿子死。” “要是我偷了，今年我的儿子死。”吴海英说。 “看是谁的儿子死。”然后钟永连又说，“我就不信。”她说得如此果决，以至回到家后多少觉得讨到一丝公平，她顾影自怜地抽泣，睡过去。第二天早上，那只鸡回来了，羽毛湿答答的，腿上扎着红布条，像落魄的隐士孤独地刨土。她将它偷偷抱回家，弄死了。 钟永连以后见吴海英总是愧疚，直到一天醒过来：吴海英没偷鸡，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她若真是个贼，仅仅因为没偷这只鸡，就应该是个好人了？她有意识去想那腥的味道，吴海英揪她头发，将她拽到泥水里，让她吃这味道。 在重新遇见吴海英时她抬头挺胸，像对方一样轻蔑。后来兴起，还在篱笆上扎薄膜，防止鸡飞走，并让女婿在每只鸡腿的红布条上写字：偷鸡者死。 她们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进入腊月，整个杨村为吴海英儿子国华从东莞归来而激动。他开着白色别克车，轮胎将冬草和石块碾进土地，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国华像国家领导人那样稳重地拉动手刹，嘭地关上车门，按响遥控器，静止的车便像受惊一样啾啾直叫。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外地女子站在旁边，含情脉脉地看他。她皮肤细嫩白滑，脸盘小到单手可握住，眼睛散射着外国女郎那样的光，头发短促浓密，染着晚霞一样的红色。她大冬天穿一身扎住腰部的灰色长t恤以及一条黑皮裤，显现出玲珑的曲线和瘦长双腿。她不拒人，总是露着石榴细牙，天真地笑。 “熙熙，进去。”国华召唤着。她迈着羚羊步子，乖乖消失于吴海英家。再没有比她更美的人了。杨村的男女一整天心间空荡，总是刮让人痛苦又心醉的风。而她从此不再出门，直到吴海英催促出来多转转，国华才带着她潦草地走了几家亲戚。吴海英倒是每天红光满面，控制不住地到处走。大家知她想要什么，便赞，她说：“哪里，哪里，女孩子的父母还没同意呢。”要是别人不说“迟早的事”四个字，她便接下去说：“交换了戒指的。”这时，大大咧咧的她根本顾不上嘲讽钟永连，后者却觉得没有比这更大的羞辱。 钟永连去了镇上，掏出纸条让老板拨打。她想命令儿子国峰今年无论如何带一个姑娘回来，哪怕是租。电话一直不通。钟永连说：“你再拨一次呢，是不是拨错了？”老板重新拨，结果更坏，对方关机了。国峰是冷性的人，从来不说在哪里打工，也不打电话。要是担心，他就说：“你一把老骨头，我不担心你你倒担心我，是不是吃撑了？”有年春节他去镇上玩，天黑才赤脚跑回，脸上有伤口，但就是不告诉钟永连发生了什么事。还有一年他没出门，跟舅跑运输，舅病了，他将车开到安徽，抛锚了，打电话回来。舅千里迢迢赶去，发现车门开着，钥匙插在方向盘下，人早已不见。后来国峰还说：“你说这样的破车是不是早该扔了？” 钟永连走进派出所。她将围巾围在头顶。一位联防队员接待了她。 “我来报案。” “你是谁？” “你不要管我是谁，我来报案。”接着她用手掌遮住嘴，凑到对方耳根说，“国华回来了。” “哪个国华？” “赌博跑了的那个国华，回来了。”想想她又说，“还带回来一个女的，我看像是做鸡的。” “谢谢老婶。” 他们是该谢，这派出所从设立开始便靠罚款运转，去年捉一桌，每人交四百罚款，独国华跑了。影响不好，好多人都说国华不交他凭什么交。 几天后，派出所派来警察、司机、联防队员各一名，突然袭击，像逮一只活蹦乱跳的兔子那样将国华逮出门，那个叫熙熙的女人跟在后头像电视剧里的女人那样说：“为什么？为什么？” “滚开！”蓄着一簇斯大林胡子的联防队员吼道。熙熙便不停拍打他。她的普通话很好听，即使是在说恶狠狠的话时也很好听。她咬紧腮帮，眼泪迸出来，说：“警察就可以随便抓人啦？警察就无法无天啦？”那帮人如果说有迟疑，也是迟疑于美色和她孩童般的认真。不一会儿他们将国华抬走，留下一堆尘烟。 吴海英割完猪草回来，听说了，腿脚打颤，昏死过去，熙熙则蹲在一旁哭。钟永连透过窗户看，冷笑几声，心说活该，想想没什么好怕的，在屋里走来走去，大声说活该活该。 半小时后，国华窜回来，在熙熙额头一吻，跑到二楼，藏进谷斗。不一会儿他推起谷斗说：“就说我翻山跑了。”黄昏时，小分队果然杀回杨村，他们闯进吴家，粗暴而潦草地搜查一遍，提起吴海英的衣领问：“你儿子去哪里了？” “我不知道。” “你儿子去哪里了你不知道？” 吴海英偏过头。 “翻山跑了。”那个四川姑娘悲伤而冷静地说。 “跑了？” “是，跑了。” 联防队员凑过来，将手电光射向她的面庞。她闭上眼，咬着嘴唇，紧绷的脸皮不时颤抖，长长的睫毛留下一道阴影。 “跑了？” “是，跑了。”她加重语气。然后联防队员说：“你的暂住证呢？” “没有。” “必须有。” “没有。” “那你跟我们回去调查调查。” “为什么？” 电筒猛然打向她嘴巴，她瘫软在地。他们说“走，走”，拖起就走。一双高帮皮鞋蹭来蹭去，蹭不动时，她的眼神浮出绝望，就像砧板上的鱼望见菜刀。她就是这样向一堆陌生的亲人浮出一枚绝望的眼神。后者全都受不了，一个个跑回家。当她被拖到晒谷场时，他们像骑兵从四面八方涌出，围住小分队，提起笤帚、晒衣杆、木棍甚至烟袋不停打。混乱中只听见警察喊冷静点冷静点，但是谁也没办法冷静。他们最终停下来还是因为从遥远处传出一声喊叫：“住手。”他们闪开道，让那开着别克带着美姬回家却一度躲在谷仓的王子高举菜刀，像个真正的勇士冲过来。他还没站稳，就一刀，毫不迟疑，一刀剁向联防队员的胳膊。所有人闭上眼。事情走向不可逆的恐怖。就连国华自己也不敢相信，举刀顿在那里。只有钟永连在心里鼓励他：“剁呀！剁！快剁！剁死了，你也跟着死。”他又连着往下剁。 没有血。没有话语。这个剁死人的过程极其漫长，以致连受害人也忍受不了。联防队员夺下菜刀，说：“有种别用刀背剁。”国华忽而觉得受了奇耻大辱，生生又抢来一把柴枪，要捅死他们。派出所来的三个人这下全醒了，像牛四散奔逃，好一会儿才知会合，争先恐后地消失在远处的小径。 国华带着受惊的尤物，仓皇离开乡村。 打工的人慢慢归来，在孩子们面前变出会唱歌的纸、黄金手机以及不会燃烧但是也会吸得冒烟的香烟，这些东西修改了杨村。钟永连每次都跟着到村头张望，寄望于高大的儿子出现，始终没等到。她问可曾知国峰在哪里打工，他们都不知道。 她去镇上拨打国峰手机，老板说停机了。他说停机的意思是手机停用了，可能没交费，也可能是因为被抢了，广东抢东西都是骑摩托车将人拖倒在地，拖几十米。 她抵挡不住持续性失眠的折磨，一天坐在椅上睡了。在梦中，国峰变成小孩子，脸色苍白，说话喑哑。她舀出一勺稀粥，掺上药，细心吹拂，“吃啊，孩子，吃一口，吃了就好了。”但国峰总是凄惨地望她，轻轻摇头。这时她就陷入到一种无奈的焦灼中。她端走碗，回来时见床上趴着一只酱油色的巨大怪物——它的胸部嵌着枯瘦的肋骨，脏器急剧起伏，一些肿囊被刺破，暗红的血沿着经脉滴下来，四肢则像剥了皮的兔子。它半蹲着，右手扶住床板，试图站起来，一直曲着的双腿像筛子那样颤抖，盖在身上的棉被滑落下去。它的粘着几根毛发的鹅卵形巨大光头，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鼻子，只剩长着利齿的嘴大口喘气。它喘气时，腮部令人揪心地开合，四周涌出腥气。它晃着晃着，将要倒掉，手猛然一伸，捞住她，她便醒来。她感觉手腕又冷又痛。 她匆匆去姑娘家，找到正在阳光下打牌的女婿。 “国峰这么久不打一个电话回来。我梦见他长了血淋淋的翅膀和尾巴，有些担心。”女婿看着她。“他姐那么疼他。”女婿想说什么最终没说。“你去把他找回来，我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婿。” “怎么找？” “你总会有办法的，你快去帮我找。” “中国这么大怎么找？我连他在广东福建都不知道。” “你总会找到的，你们年轻人有办法。你就把他找回来跟我过个年，过完年他跟你干什么都可以。我身体不好，就是想看一眼他，看到就踏实点。” 女婿站起来，钟永连忽然跪下捉他裤腿，拖着膝盖，眼泪汪汪地说：“我怕是国峰死了，真的已经死了。你外父死得早，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要是死了我可怎么活啊。” “乱说什么？”女婿说。看到妻子走过来后他又说，“好吧。” “你一定要去找。” “好，我这就去。” 女婿拿着钟永连的五百元，到县城转了一天回来，还回五百。他撒谎，说在火车站碰见邻乡李元戎，得到信，国峰再做几天就回。她不信，他拿手机拨给李元戎，李元戎说：“二娘啊，国峰快回了，现在一天能赚一千，他要赚够才回。”小年过去后，村里在广东打工的国光回来，印证了李元戎的说法，国峰在国光的隔壁厂，国峰这几天正加班，工资翻倍，一天能赚四百。是国峰托他带信回来的，大年三十准回来。 “国峰现在怎样？” “还是不爱说话，留了长发，气质像诗人。” 钟永连知道国峰赚钱是为着去佘村推牌九。每年正月初一，佘村庙前便摆十张桌子，吸引四面八方的打工仔去，有个叫志刚的人坐庄几年，去赌的人开始几百几千，后来几万上十万，辛辛苦苦打工一年就为着到此输光，然后借钱买火车票再去南方。国峰去年头四天赢，第五天输光。回来时眼睛通红，喝了一碗粥便走了。 大年三十这天上午，钟永连摆出炉子炖鸡、鹅、牛肉和肘子，洗菜，看着火候差不多，将腐竹丢进汤锅。中午，菜都凉了，她仍待在家里，慢慢做着已经做完的事。这时她就像恋爱中矜持的女方，即使有再多的欲求，也只藏在心里，绝不迈出家门一步。她要等他心急火燎地闯进来，叫一声娘，才转过身，将桃花般的笑容打开。 “回了啊，国峰。” “是啊，回了，娘。” 她只在等待这两句话。但是光阴下陷，村外的路与空气灰暗而凝滞，没有车辆的声音，也无喧哗，只有几个孩子悄悄放鞭炮。然后天黑了，像倒下很多墨汁。钟永连坐在门槛上，眼泪往下掉。 夜晚十一点时，家家户户闭门，钟永连也要掩门，却见远处天空射出一束笔直的弱光。她僵立着，直到它越来越大，分明朝这边射来，才振奋起来。“这车灯像金箍棒，在天空搅来搅去啊。”她想，然后小跑，跑了一会儿觉得慢，索性放开步子像男人那样跑。 这是辆面包车，路过她时停都没停。 她坐在路上开始哭，她痛，全身痛。她的鞋跑掉，石尖割坏脚，还摔了一跤。她的儿子不回来了。但在她感到再没什么能告慰自己时，那辆分明是驶向别地的面包车又折回，朝着村里开去。它恰好停于她家门口，不肯熄火。 她跑回去。 国峰将一只简单的包拎出来，丢在地上，从裤兜翻出两百，给了司机。他还是那么冷漠。钟永连捡起包，说：“师傅要不要在家吃个饭？”那司机没应，将车开走了。 “怎么回得这么晚？”她问。 “坐一天一夜火车，在县城一直租不到车。”儿子有些烦躁。 “饿吗？” “饿。” “我去给你热菜。” “喝粥。” “大过年喝粥做什么？” “喝粥。” 国峰的声音小，但还是威严。他又说：“困，做好了叫我。”然后他闭着眼，熟练地走向卧室，轰然倒在床上。钟永连用了很久才将他身下的被子扯出来，盖在他身上。然后她怀着极大的踏实与极大的空虚去熬粥。她洗锅，淘米，倒入大量的水。她知道儿子喜欢喝清汤一样的粥。越清汤寡水越好。她等候着，觉得磨人，就去摇煤气罐，有时觉得熟了，揭开锅盖，一股白汽冒出，用汤勺舀出来，却还是硬的。稀饭做好后，她盛上一碗，忍着滚烫端进卧室，唤了一声。被窝里传出细微的响动，他遥远地唔了一声。 “峰，起来喝粥。” 他没回答。她坐在床边等待。坐火车起码三千里，从县城回少说又六十里。她悄悄掖被子。窗外开始飘落大雪，这时多宁静啊，我的儿子熟睡着。窗外飘着大雪。 过了一阵她又唤：“峰。” 没有回答。 她便像老母牛那样，将脸庞凑去，温柔地唤：“峰，快起来，先吃点，吃过了再睡。”这样唤着她有些瘆，去摸他脸，却是冰块一般冰。探鼻孔，气息已微弱了。她摇他，就像在摇一只晃来晃去的水袋。因此她急，去拉他，手从滑雪衫上滑下，便捋起他的衣袖，捉住他手腕。她用了好大的力，感觉对方意外地轻，却怎么也捉不上来。 忽然她全身僵住，哭泣起来。 她捉的不是人手，而是死狗、死猫、死耗子的手，她的指头沾满滑烂、臭烘烘的脂肪。她的大拇指正死抠着儿子破烂的手腕，直抵白森森的骨头。他的手臂全然紫掉，像茄子那样紫，一划就烂。她推上他的羊毛衫，身上也这样，紫色的血管像是紫色运河，在胸口纵横交错。等到她匆忙爬上去从后边抱起他，他的头颅已像被斩，猛然垂落，在那被迫张开的嘴里，呕出一股化肥才有的气。 医生观察三分钟便走出病室，找到钟永连后愤慨地说：“你儿子身体全部烂了，器官、皮肤、骨头都烂了，活活腐烂死了。”后来她租车将国峰运回，悄悄埋了。 开春后，立志要成为全国大律师的县法律援助中心吴主任来到杨村，找到白发苍苍的她。他解释着含铅量、周工作负荷量、防护措施这些词，发现对方根本不懂，因此打了个比方，就像是日本人侵华时的毒气工厂，这个比那个还毒。钟永连摇着头走开了。 “我这也是为你好，又不要你出一分钱。” “不啊。” “难道你儿子就这么白白死了？” “不啊，不需要。”钟永连很固执。后来她走向邻人家，像大病初愈那样，极其缓慢、小心地让屁股落在石槛。吴海英看见，端凳子出来，“坐着冷，二娘。” “要说，还是我不该疑你。” “二娘，到这时了还说这种话。” 吴海英蹲下来，去摸钟永连的手，钟永连让她好好地摸。吴海英没再说话，不停地出眼泪，而钟永连一直像烈士仰着头。这时在村头，在那家还没走的打工仔家里，音响正在放Beyonce的《halo》： Everywhere I'm looking now I'm surrounded by your embrace Baby I see your halo You know you're my saving grace You're everything I need and more It's ten all over your face Baby I feel your halo Pray it fade away 她们就像两块石头那样听着。 （感谢杨继斌先生为我讲述这个故事的雏形。） 正文 发光的小红 <em>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em> <em>此奴终身发轫之始，不可草草。价由母定，客则听奴自择之。</em> <em>——蒲松龄《聊斋志异·瑞云》</em> “我已经老了。” 他一直揉搓脑袋，打过摩丝的头发乱成一团，不久，一滴黄泥似的泪水从他眼窝下深重的褶皱里滚出。在昨天的面试会上，他戴着粗金项链、鸽蛋大的钻戒，以一副我养着你们的气势扫视众生，对我说：“我知道你好赌成性。”今天却像条可怜的狗蜷缩在我面前，反复说他老了。我觉得我他妈才是老得不成样子了。 他说：“这件事至今还让人不敢相信，却是确切地发生了。”随后他跟我讲了这件事。 二十年前，天空比现在还粗鄙，整个社会充斥炫耀的气息，我是一名清瘦的诗人，将自己养得又穷又倔强，不过在终于有重金意外掉下时，还是沦陷进去。宁波商人胡海云仅因为在《诗刊》上看见我的一首长诗，派司机千里迢迢来接，让我给他写一部传记。我允诺了。 这是一名让人不寒而栗的司机。个子粗矮，右眼皮留着疤痕，黑黄的脸坑坑洼洼，像是有不少肉虫随时要钻出来，而且后脑勺处有块斑秃。他不吭一声，敲开我家的门。我问是不是胡先生派来的，他点头，然后带着我飞驰。他一直专注地把着方向盘，看前方，我怎么说话他都只慢腾腾地“嗯”。如果不是车辆显得气派，我会以为他是将我拉到屠宰场默默杀掉。 胡先生的庄园建在离海远点的乡下，将一座山包围起来，山上的水坝将湍急的水流稳重地分成五道，从雕成龙口状的管道放出，砸落于底下水潭。园内植有大量青竹。在夜晚，琉璃瓦上的彩灯点亮，配合法式街灯，使竹间的小径犹如梦境。沿石径走，穿越拱桥，便会找到一块半个球场大的露天剧场。可以放电影、办舞会，也可以聚赌。就是在那里，我的一生开始毁灭。 我以为胡先生会像电话里那样热忱，老远出来迎接，但是到达他的办公室前，我被命令等一会儿。大约二十分钟后，他送客出来，才顺便握了下我的手。“我是——”还没等我介绍完自己，他便松开手，转头说：“娟，招呼一下他。”然后走回办公室。这让我几乎马上要离开。这些老板就是这样，习惯于将任何人当成棋子安排，一旦谈妥，全无尊重。但我还是跟着他的女秘书走了。我得说服自己是来赚一笔可以养我五年的钱的。在那书房果然摆着五万元订金和三条中华香烟，当然还有一堆关于他和紫檀的报道材料。 “你吃和住都在这里，写到什么时候都可以。”她说，然后走了。她穿着海关制服一样的白衬衣（带软肩章），扎蓝色短领带，没有系胸罩。因为是个呼吸和说话都急促的女人，乳头总是大规模挺上来。当她转身而去时，套裙下的长腿像豹子般迈开，高跟鞋极有节奏地钉向瓷砖地面。如果不是眼睛沾染上他的傲慢，脸上也扑许多粉，她一定是可爱的女人。诱敌深入又拒人千里，我这样想。 第二次见胡先生是在食堂。我一直在这里吃，以为是安排下人饮食的场所，这天见着才知是他的禁脔。他拉着当地日报总编的手，介绍大厅的巨画出自张大千。进包厢后，我们便见墙壁挂满他与各种闻人的合影，其中一位说来颇让人不安。“你现在坐的位置就是当时他坐的。”胡先生说。总编腾跳起来，被胡先生按下去。 很难想象，这些燕窝、鲍鱼也是那个粗鄙厨师做出来的，他平时也给我做些普通盖饭。胡先生拍着厨师的肩膀说：“这是我多年的随部。”这正像胡先生抽的烟，仍是一块八一包的大前门。“重情。”总编竖起大拇指说。 “是顺手了。”胡先生说着，将手插向女秘书领口，“不过这个还是新的好。”女秘书将他的手打下来。但在我蹲下去捡筷子时，看见她的手插在他拉开拉链的裤内，像蛇一样游泳。后来，我终于说：“胡先生，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聊一下么？” “聊什么？” “我写传总得和你聊一下的。” “你就随便编，别问我。” 他大手一挥，将它搭在总编肩膀，哈哈大笑，后者虽毛骨悚然也赔笑起来。我不知他们笑什么，心想编吧，倒撇脱。但他似乎猜出来，指着我说：“你要编不好，剩下的五万就不给你。”我告诫自己不要开口，我就怕自己一激动站起来说：“连这五万订金我也不要了。”但我的眼睛分明因为自尊受伤而鼓突，脸色也红了。司机拍打我的肩膀，说：“你怎么这么不懂事？”他说得极为严肃，就像要将我镇压得死死的。这是此前此后我在庄园听到他说的唯一一句话。我想他过去可能是黑社会的，对忠诚有着粗硬的信仰。 国庆将至时，我习惯了这里的生活，任务也完成得差不多。庄园上下开始布置。竹子扎上彩纸，小径边摆花盆，一条绵延的红地毯从门口铺到露天剧场。司机开大巴接来一支纯女子乐队，她们穿黑色长裙，提着松黄色的大提琴、小提琴、长笛，像鸟儿一样散开，又聚拢，坐在竹林深处演奏。不久调酒师、灯光师以及其他人等也赶来，将此地弄得像巴黎郊外上流社会聚会的庭院。十一当天，那个叫娟的女秘书穿着红得发紫的旗袍挽着胡先生，一整天站在庄园门口，像女主人那样面带职业微笑（这是她心底真实的微笑，因此比一般职业微笑还要用力），欢迎那些自己开车或由刘师傅接来的贵宾。他们或从政，或从商，或琴棋书画颇有声名，或高居山庙是众多女人心灵上的父，穿着温文尔雅，走来走去，来回碰杯。 而我不敢到案台取走一杯。假如酒保问，我定然没法解释，说起来我是客人却更像下人，穿着一件有点皱的衬衫。我想回书房修改作品，却耐不住喧嚣，这样站着又尴尬。是日报总编路过时将我肩膀挽住，他什么也没说，仅以肢体语言表示，不要害羞，这是你应得的。我因此取到一杯像桃汁的酒。我很感激这来自长者的庇护。在他消失于一堆人中时，我靠在树上，静静地饮。这酒有很多盐粒，咸，喉咙内却像有火柴擦刮着了。我觉得它可能是配料而不是酒。一名看来只有二十一二岁的年轻人走来，斜着眼说：“你喝的是玛格丽特。” 我默然以对。他用手指弹弹我的杯子，继续说：“用龙舌兰酒配的，是给——”然后将这只手收回，插进裤兜，另一只手继续举着红酒，带着诡异的笑容走掉。在碰见熟人时，他悄悄指我，那人目光便循着过来，看我手中颤抖的酒，他们相视一笑。因此我想这酒可能是喂狗的。那公子叫索寰，长得标致，鼻梁高挺，每根发丝都像用顶级梳子梳理过。我觉得他越漂亮便越轻薄，我的愤怒便也越多。比这愤怒来得更多的是自卑，我充满误入的耻辱。 聚会一直进行，仿佛要终止时，又有新的高潮出来。娟像一只红色野雉在黑色的身影中踏来踏去，有时谈着谈着声音猛然变大，张着紧密的牙齿放浪形骸地笑。我觉得她就是在火熄灭后将它吹燃、在大家沉默时拼命挠痒的那个人，累而满足。有一次，她对着远处的乐队点头，一只大号凌烈地吹响，她猛然半歪身子，将双手交叉摆放在胸前，一动不动。这是她的终极演出。她像迈克尔·杰克逊在布加勒斯特舞台上那样静止不动，耐心等待所有人，等他们的期望积压得不可排解时，才会祭出下一个（或下一串）动作。那必然狂野而爆裂。但这时四周出现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像是有不少老鼠匆匆奔过。是坐着的人在转动屁股，站着的人踩过草丛。 最后一对客人正缓缓走上红地毯。一位上了岁数的女人和一位年轻的女子。我感觉心脏被枪击了。年轻的女子穿着白色露肩无袖拖尾长裙，戴绛红色长手套，皮肤比衣服还要洁白柔和，就像一团静谧的雪或者一束光飘过来。有一阵子，旁边的女人拉住她，我们便见灯光在她长睫毛和高鼻梁下制造出神秘阴影，这时如果不是她的脸皮微微颤抖，左手紧握右腕，胸脯也随着呼吸急促起伏，我们会以为自己看见的是一尊只应远观的雕塑。挽着她手的人应该是她的母亲，或者说是仆人、看守、狱卒。后者狮背熊腰，仰着头，紧扣宽大的唇线，露出粗野的鼻孔，正像老虎那样警惕地看着大家，仿佛知道大家都是什么人。 这个女儿总是低垂眼睛，畏葸不前。这是我第一次在美人身上看到谦卑，甚至可以说是凄楚。一种根深蒂固的凄楚。就像她亏欠着大家什么，她一直明白自己亏欠而大家还不知情，她感觉没有资格与我们为伍。我仿佛听见她内心的声音，像沉下海去的绝望的手，或者被马车拉到天边的哭泣，因此在猝然间爱上她。我对这样一个无法企及的她怀着巨大的悲悯与同情心，想拢住她肩膀，护卫她，永远不让她经受风雨。而别人呢，目瞪口呆，集体性精神干渴，觉得自己在尘世生活过长，是块干裂、可鄙的土地。 不远处，音乐稀稀落落响几声，穿红旗袍、皮肤焦黄、身材好而一直僵硬的娟，像是在默片里做了几个破落的舞蹈动作，气急败坏地走掉。没人理她。 “这是小红，我的外甥女。”胡先生拉着年轻女郎的手说。女郎旁边的母亲低下高昂的头，摆出一个恐怖的笑。胡先生松手时，小红的手像受惊的鸟儿飞回巢，悄然缩在身后。她对我们鞠了一躬。好一阵后，大家才回过神，匆匆举杯聊着，却不知道聊的是什么。 娟像是被打了一棒。她再次出现时极其狠毒地看了眼小红，一定是用目光搜遍对方，想找到一处缺陷，却是更加惶恐起来。她拉胡先生的胳膊亲昵，被甩开（就像要将她甩到泥地里）。接着她讨好地缓缓蹭上去，问：“你还爱我吗？”胡先生用极其陌生的眼神看着她。 “难道你不爱我吗？” 胡先生厌恶地走掉，她待在原地出了眼泪。她意识到出眼泪了，还凄惶地笑，却是有人安抚时，忽而爆发出莫名其妙的委屈，拍着桌子哭，声响大得像是示威。胡先生老远问：“怎么了？”她只是哭。胡先生便将杯子掷向假山，快步走来，揪起她头发，“滚！”她像个猎物挣扎。他便将她丢下，用脚踩。像是觉得自己的脚不够脏，他去土地上蹭了几遍鞋底，回转身再踩，直到将旗袍踩得满是土印。“你跟我外甥女斗什么斗？你跟一个五岁就父母离婚的女孩子斗什么斗？”他吼道。正是这吼声使我明白为什么在小红眼里会隐藏那么大的怯懦与哀楚。我的心开始收紧。此时小红坐在远处，隔着手套缓缓拨弄指甲。她是低着头的，却知道有人看她，悄悄偏过头，像一只极其安静的猫。 胡先生走后，无人再敢理娟。她爬行一段，站起来，跌跌撞撞消失了，后来几天都像被扒光的鸟翻着可怖的眼白，待在角落不时嘶鸣。小红曾试图示好（也许是路过），这个神经质的女子便凶狠地吐痰。小红提起长裙，按照原有节奏走过去。 十一当晚，乐队缓慢演奏，剧场中央循环投影小红从小到大的照片。除开最后一张，全部是头像，全部是一种歉疚、哀楚的表情。最后一张是全身照，小红穿着黑色芭蕾服，踮着脚尖，挺胸仰头，将双手藏于背后绵密的羽毛中，像拉满的弓站立在镜头前。大家端着杯，借着路灯、廊灯、彩灯、地灯走来走去，不经意看上几眼，累了坐下吃点心。忽然，音乐的节奏加快，就像从远处山谷闪出一支庞大的马队，蹄声一次比一次迫近，跟随着的是投影机飞快地转动。小红一次次长大，一次次变回襁褓时期。大家像被鞭子抽到，惊惧地站起，仿佛看见乐器一只只炸飞，机器因为承受不住而猛烈燃烧。啪。灯光熄灭，音乐声戛然而止，投影定格在最后一张照片上数秒，也消失掉。四周死一般黑，就像汽车驶入隧道猛然刹车，到处都是沉闷的呼吸。 几十秒后，同样是啪的一声，一束灯光像炮弹从后方天台射出，穿越一只手后，打在舞台中央的白墙上，留下一道曼妙的黑影。小红穿着那件裙子，埋头蜷缩在舞台，举着失去手套保护、孤零零抖着就像是第一次独自出来猎食的小动物的手。说起来这真是一只好手，像被温热的牛奶或者新鲜的山泉浸润过无数遍，又被暖光烘得透明、鲜嫩、光滑、洁白、温顺、妖娆、神圣，同时无尽合适。它不能再长了，也不必再短，只有像这样，它才会无休无止像清凉的风探进每人的心脏，攫紧每人的灵魂，使人们既不是因为痛苦也不是因为喜悦而哭泣。我已忘记舞曲的名字，只记得它每次起舞时都带走我们内心最深的期望，每次降落又召唤我们走向飘满大雪的幽静葬礼。它跟随它的主人，犹疑、痛苦、挣扎、尝试、飞跃，我相信正是因为她逐渐强大的自信（或者说是对艺术的全然献身），这双手爆发出巨大的奇迹：在它们翩然滑过时，黑暗的空中跟着出现一道绵延、流畅的光芒，流光溢彩。我们正沉浸其中，无以释怀时，它们猛然平摊打开，光芒随即跑上去，使它们成为发光体。而她笔直站着，颈部和下颚不停抽搐，脸上像被泼了一盆水那样长时间抽泣着。随后灯光隐灭，剩下我们的心灵在无尽沉默中穿行。 很久以后，当往日的灯光和乐声出现，掌声才响起。大家无以酬报，唯有迫不及待让手参与到这心灵的契约中。这时那名司机显得多么讨厌啊，他蹲在角落啄吸香烟，不时咳嗽、大声吐痰，就像一个实打实的聋子。一会儿，胡先生走过来，人们涌过去祝贺，其中一位问：“有没有男朋友？”胡先生说：“我正要说这个。”他取过话筒，对着它吹几下，以极大的声音接着说：“我今天请这么多亲朋好友来，就是想为小红挑一个配得上她的男人。”底下随即出现隐秘的骚动，胡先生沉吟一下，颇为压抑地说：“所有人都有机会，包括那些我请来工作的人。”骚动声便全然爆发出来，甚至出现呼哨。 “一切尊重小红自己的意愿。我会给机会让你们接触，也给机会让她接触你们。她会选择好属于她的一生的伴侣。她懂的。”他这样补充，意外地哽咽起来，就像是她真正的父亲。他强调：不要轻易承诺，如果承诺，就必须做到；应该承诺的是，你能在她年轻貌美时爱她，也应该在她年华老去时爱她；能在她顺风顺水时爱她，也应该在她落魄潦倒时爱她。我相信是根植于血缘的深刻柔软，以及小红不幸的家庭现实，使这个世故商人说出如此煽情又空洞的话。虽然他明显看起来喝多了。来到庄园的男性都觉得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事，这简直是将她白送出去。“我强调是所有人。”胡先生的话让有权有势者蠢蠢欲动，也让我跃跃欲试。我仅仅为着拥有这不带门户偏见的机会而对胡先生生发出一种卑贱的感恩。我想如果可以，可以终生报效他和小红。但仅过一夜我便清楚，一只名贵宝器，它在拍卖交易所以零元起拍，所有人包括贩夫、走卒都有机会，但是一个上午过去，竞价抬到百万甚至千万，有资格参与的便只能是少数人。 次日清晨，我在一阵激昂的广播声中醒来。是一家我们熟悉的电台在播放昨天庄园演奏的交响乐。主持人温存地说这是化名为Z的先生献给小红的。如果只有这一首，我会认为只是一个情种在连夜排队打电话，但接下来整整一上午，电台播放的所有乐曲，包括巴赫、莫扎特、柴可夫斯基，都是由这位Z先生点的，由此我想到巨大的钱与权势。 这是号角。那些彼此观望、按兵不动的人一个个焦灼地往外打电话。此后一整日，庄园里运进各式奇物，有黑而锃亮的钢琴、比小红穿的还华贵的白裙、好几箱精致的芭蕾舞鞋，也有海景别墅模型及代表产权的金钥匙。一次，一辆粗笨的卡车遥遥驶来，装载着一座因为过于红而显得紫黑的山脉，人们奔去看，才知是堆积的玫瑰。来自花茎和花瓣的清香阵阵涌来，使人恍如葬身大海。我紧张地看着小红。这会儿我就像总统套房的清洁工，或者高尔夫球场的建筑工，身在其中，却被粗暴地提醒身份。由此而来的是愤怒。我时刻等着女神臣服于世俗的财富游戏。我从未想到属于人类灵魂深处的爱情（这唯一庄重的领域）会被诠释得如此恶俗，而且看起来难以抵挡。那些财富拥有者正在疯狂追加筹码。她正在被不停议价。这样的价格以一千元一万元体现会显得粗鄙，但等它涨到几十万上百万足以媲美一个普通家族几代的财富时，它就让心灵不那么顽强了，她的神经就会被软化、摧垮。说起来她舅舅很富，却并不意味着她也很富。爱情这玩意儿也不是上帝仅仅赐予穷人的，它也属于富人，富人就是这样表达着他们的爱情观。我抱着头，痛苦地看小红。她由母亲陪同，静静穿行于庄园，摩挲着令人赞叹的礼物，像西方人那样将手捉在腰边，带着礼貌的笑容轻轻屈膝。我随时等着给她下结论，而她始终保持着这稍显冷漠的礼节。 只差一件一锤定音的东西罢了。 试图得胜的是索寰。这位数笔丰厚遗产的继承人，像挽着缰绳的骑士将一辆奶白色礼车引入庄园。夜色下，两个仆人搬下沉闷的保险柜，将它在长圆桌上打开，那些来自古今中外的大小饰品便争先恐后地放出光芒。每当有一件取出，大家便惊呼一声，到最后一颗鸽蛋大的钻戒被摆放出时，四周因为惊愕鸦雀无声。它是天空中最灿烂的星星，放射辉煌而脆弱的蓝光，就像静止不动的深深苍穹，或者屹立于悬崖的瓷瓶。它让人们控制不住自卑的心情，像臣服真正的君王那样臣服于这有着十二个侧面却不说话的它。 “来自南非。我想，它只应当属于小红。”索寰侧过脑袋向小红的母亲介绍，后者眼睛发痴。这是这张恶狠狠的脸第一次出现可怜兮兮的表情。她恳求着看了眼女儿。小红正紧紧捉着手（她又戴着那只绛红色手套），一动不动盯着它，不一会儿，仿佛受到什么巨大刺激，一颗眼泪从她眼窝迸出。这和她在舞蹈最后时刻的陶醉是一样的。她松动了，整个灵魂因为出现贪婪和占有欲而濒临散架。但她还是强撑着默然走掉。四周发出低叹，像有一阵雪吹落到地上。索寰脸色苍白，不过马上明白这是女人的矜持，重又开心起来。 我孤独地走向书房。我有很多话要跟她说，这些话庄重、浓烈、深情，连句末的感叹号也应该读出来，但它们现在只能永久地憋回去。这里不属于我。可耻的是，在回去的小径上，我还听到小红在接受一个熟悉的声音的献词。日报总编拜倒在地，攻击庄园里每个献礼的男人，然后大声咏叹爱情。他歌唱的，就和我想歌唱给她的一模一样。这个人年纪很大，有家有室，我一度对他很尊敬，现在却猥琐如斯。我又觉得假如说这些话的是我，不是一样猥琐么？还有小红，她端着沉静的面孔毫无择别地接受这些不也猥琐么？后来总编终于哽咽，我想，这他妈是个什么世界，人们为什么会这么贱？小红母亲用脚拨开捧着小红裙角的手，哼哼地带走她。我回房疾书，将传记草草收尾。 次日一早，我拿着书稿匆匆走向胡先生办公室，却在穿出竹林时撞见小红从拱桥走下。我想退回，又想走过去，最终像被下了咒呆住。她低着头，眉头紧锁，脸色通红，正小声嘀咕着，而她的母亲大声说：“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她轻轻摇头，好像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她的母亲则不依不饶，“你这样怎么对得起你舅舅？”凶狠的样子就像老鸨对待一名雏妓。也就是此时，她抬起头来。这张脸就像她初来庄园时一样，充满悲苦，好似染了严重隐疾的病人，心灵深陷于泥沼。我再次被这气质所撼动，心灵震颤不已。在她们走过去后，我猛然喊：“所有人爱的都是她的容貌，只是将她当成玩物，你为什么还要将她往火坑里送？” “难道你喜欢的不也是她的容貌么？”她的母亲轻蔑地说。我鼻孔张开，呼吸紧促，眼睛蹿着愤怒的火苗，却说不出话。小红回头看了一眼。那眼神既有审视的意思，也有些微感激，最终收走时带着犹疑。就像我最终也不值得信任一样。但这已足够了。我找到胡先生，撒谎说稿子还需修改，却是在他问还要多久时，老实地说只需一周。他将草稿丢进抽屉，说：“那好，改完结钱。”这让我很后悔。 此后数日，我待在路边或窗前，眼神忧虑地看着。有时她一路走过去，有时则张望一下。这张望让我意识到彼此心里已有了契约，所差的只是走上前去倾吐。但这一步如何走折磨着我。我束手无策，归罪于她如狼似虎的母亲（这样跟着，小红怎么可能找到自己要的爱情），但其实她就是不跟着，我也无法接近。我开始为自己的懦弱悲伤。在止不住对镜自视时，又觉得这是自作多情。不说财富，单论相貌，我也差索寰很多，就是与这庄园里的大多数人比，我也没有特别的地方。我究竟有什么资格博取人家的爱情？ 傍晚的景色加深煎熬。天地模糊，像有很多分子掉下，远山变成深沉的黑色，在它们背后是太阳暗橙色的光芒，就像有艘巨轮在那里缓慢地下沉。只有一两天可待了。我焦躁地走来走去，几近神经崩溃。这时小红恰好离开一个肥硕的商人，独自抱着一大捆花走回去。 “离开他们。”话冲出口时，连我自己也吃惊。她连退两步。但我好像受到这勇敢的鼓励，连续说：“这样下去，你不过是他们饰品的一部分，是他们的一枚钻戒、一件皮尔卡丹、一瓶XO，甚至是一条宠物狗，值得炫耀的宠物狗！他们找你，就像找一件为自己长面子的物品。当有一天你长不了面子时，他们就会像丢块抹布那样将你无情地抛弃。”她诧异地看着我，低头绕过去。我却像魔鬼紧跟着。那个傍晚，大家休整完毕，正从房里走出来吃饭。我感觉目光像密集的箭射过来。就是这样一个请来的下人、一个穷困的外地佬也迸发出可笑的爱情，在紧紧跟着庄园的女神。他们一定这样想。她似乎也这么觉得，暗自加快脚步，甚至是有些狼狈地跨上通往居室的台阶。 在阴暗的楼梯道，我停下脚步，将羞愤一股脑儿宣泄出来，说：“没有人会怜惜你，没有人像一位父亲、一位奴仆那样为你守护终生，没有。” “是，是没有。” 她回答我，然后快步走上去。她的声音低沉、哀伤，就像整个声带都浸在痛苦的浆水里。我相信她不是在还击，而是真的承认这是事实。在她的身影完全消失后，我全身乏力，很久才知像老鼠那样沿着墙壁慌张地窜进食堂。在今天看来，这都是一件莽撞的事情，我在心里培育她已久，就像她是由来已久的爱人，因此说话时就像和心里虚拟的她说一样，却不知现实中她连我的名字都不清楚。 我坐在食堂最边远的桌子边（待会儿厨子们过来吃的地方），埋头吃饭，那些贵客高声喧哗，彼此劝酒，间或压低声音议论。我不知道议论什么，却听见议论结束后大家一起爆发的笑声，因此猜想我是那个笑话。我的脸因此发热。而就在我要离开时，索寰端着一只空杯子走来。他年轻的眼睛温柔慈爱，嘴角挤满和善的笑。所有人的西服都是为着遮掩某种局限，于他却是彰显健美的身材。他真好啊。他走来，像武侠那样坐如钟，将空杯摆到我面前。 “我不能喝的。”我歉疚地说。 “没让你喝酒。”他高扬手臂打了个响指。那后边的人们便停止讲话，看过来。接着他喊道：“服务员，上醋。” “上醋干什么？”这可能是我问得最蠢的一个问题。厨子忙不迭送过来一瓶醋。“给他满上。”索寰指挥着厨子给空杯子倒满醋，然后抬头说，“我听说有人要吃醋了。”我的脸瞬间红透，就像有一根点燃的火柴被扔进汽油。这是很幼稚的进攻，我却完全受着这幼稚的伤害，感到羞愧难当，像是被当众扒光了衣裳。索寰一直静静看我，好像科学家静静观察试管里的虫子，细细观察我脸部的每个细节，忽而又抽风一般向后仰，整个身躯筛糠着，从喉管挤出一阵抽紧的笑声。他这样笑得没力气了，又冷静地看我，说：“祝你成功。”如果这时有一把刀，我会毫不犹豫捅死他。但我一直坐着，看着他颠儿颠儿地走回他的阵营。他们对他投来赞许的目光。我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将小红得到，拉她的手，傲慢地走过庄园。我当时是这么发誓的。因此站起将醋饮了，笔直走出食堂。 夜晚在露天剧场有一场舞会。宾客们穿燕尾服，打领结，半鞠躬，伸出会说话的右手，像一堆乌鸦整齐地围住小红。她笔直坐着，露出窄小的肩膀和柔弱的背部，头发是梳起的，银环缠住发髻，耳垂戴着繁密的绿色耳坠，雪白的长脖子上则挂一大一小两根项链。她显得手足无措。后来是胡先生过去耳语，她才从羞涩中逃脱出来，挽住一只。那得奖的人便点头向四周致意，然后用右手将小红戴着手套的左手提到耳高处，优雅地退步。音乐随即奏响，灯光紧紧跟随他们。这时她的表情还是犹豫的。此后好几个和她跳舞的人得到的也是这待遇。 我没有勇气过去，衬衣最下边的扣子掉了。我坐在角落像狼一样盯着她，就像一位丈夫痛苦地看着妻子陪官兵们跳舞。我身边是娟。白天时，她幽灵一般跟随胡先生走了一路，后者连脚步都不停一下。现在她画着浓黑的眼影、绿色的口红，脸上像僵尸扑着很多粉，戴着粗鄙的耳环，正像死人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在索寰邀请到小红后，我的心陡然下沉。这个身高一米八的瘦长男子和这个白皙的女子天造地设，一进入舞池，四周的声音便停下，甚至那些正在起舞的人也自觉转移到角落。索寰霸气外露，怀着深刻的自信试图将小红的舞步带大，两人因此不协调。但当索寰低声说了句什么后，她跟随他的节奏应和起来。这让我极其痛心。如果肮脏地想，这就像性爱中沉睡的女人苏醒过来，正以比他还热烈的动作回应着他。有一会儿他们猛然贴近，他对她耳语，在分开后我看见她爽朗地笑，眼光也是亲近的。“她既然跳得这么熟练，也笑得这么露骨，那就意味着她本质上就是这样的人。”我将眼睛紧紧盯住她的面孔。这会儿我倒不是为着发现她的什么放荡，而仅仅只为着放射出仇恨、蔑视的利箭。无论她朝哪个方向旋转，那恶毒的目光都会追随过去。 她陡然发现这恐怖的目光，惊诧了一下，在重新看见我时，已然没了那喜气洋洋的模样。她像是被打击到，有意识地低头，又总是不放心地瞅过来。我因此柔和起来。我知道我早已进入她的内心，她正害怕这不得不进行的行为（跳舞）会伤害到我纯真的情感，使我自动离开她。她可能正是这样想的！可当这一曲消隐，当索寰拉着她的手将她留在舞池，她又几乎没作什么推辞便应允了。在等待的空当，她明明是背对我的，却偏过头来苦楚地看我一眼，而一只手又是搭在他肩膀上的。这是一个什么场景？这就像里任性贪婪的凯瑟琳·恩肖，既因为虚荣不愿意放弃英俊、年轻、活跃、有钱的埃德加·林敦，又因为某种骨子里的东西爱着希斯克利夫。她觉得嫁给希斯克利夫是自降身份，却又在灵魂深处渴望希斯克利夫保持对她的爱。 然后灯光暗下，教堂的钟声从远处传来，一束灯光从上空像飞雪慢慢洒下，笼罩在他们身上，使她的面庞边沿起了一层类似茸毛的光圈。他礼貌地褪下她的绛红色手套，那手便再次像光闪耀在众人面前。有个仆人端来一只波斯盒子，他将手套搭于仆人手腕，然后轻轻翻开盒盖，让左手的拇指、食指像镊子一样小心夹出那只南非钻戒。她的手从袒露之时起便颤抖，总是需要他轻轻捏住，在他试图将钻戒套向她中指时，它开始逃避——如果它果断撤下去并给他一记耳光那多好啊。但在他躬身吻了一下后，它便温顺了，像鸟儿缩在他手心。这从来没人碰过、摸过、握过的手如今被一个有钱的人占有了，而我近在咫尺，被彻底遗忘了。 他将戒指慢慢套向她的中指。她的手重又颤抖起来（这因为激动而颤抖的手啊），大家都看到这漫长的戴的过程。索寰像长者那样耐心地等它安静，最终使戒指固定在它的根部。人们心里都像被抽了一鞭子，但还是鼓起掌来。索寰高仰头颅，睥睨天下，而她痴怔着，脸上挂着泪花。这是难过，我判断出来，这是因为过度幸福而出现的难过。她就僵立在那里，享受着她的难过，就像站在几十年后享受今日这一刻一样，享受着现在的难过。 所有女人都是一样的。从本质上说都是男性的附属物，从原始社会开始就是这样。她们没有足够的能力获取粮食和水，因此渴望庇护。这就是她们热爱毛发茂盛者的缘故，茂盛的毛发意味着在竞争中突出的力量。她们喜欢已知、成熟的保护，而对那些未知、不可测的美好的可能性则不抱信任。这是她们的经验。没有女人愿和男人一起奋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见很多美女嫁给秃顶肥肚男、宁愿成为一个玩物的原因。这一切都因为安全感。 现在她为着这钻戒哭了。少说也值几百万吧。而像我这样的人，一年下来的收入恐怕连给她买件衣服也不够。他拍着她的肩膀，试图劝慰她。她却淘气地越哭越厉害，以至肩膀出现明显的抖动。她的母亲和舅舅站在一旁亲密地看着他们。她不再看我，就在她可能想起要看我时，自己又将头低了下去。“你没什么好羞愧的。”我想。 音乐重新奏响，是一阵欢快激越的舞曲，人们像孩子扑向海水一样纷纷扑向舞池。我站起身，准备跑掉。但这时突然看见娟那比我还恶毒的眼神，她正在仇深似海地咕哝脏话。我将手伸过去，她毫无反应。我索性蹲下，像守着一个呕吐的人那样守候着，我看见她不耐烦地挥挥手。那意思是你算什么东西。我勉强说：“她真做作。”娟仍旧低着头弹烟灰，一滴泪掉在地上，像花瓣一样炸开。她刚刚就已莫名其妙流了很多眼泪。我叹息一声，起身走掉，她却猛然拉住我的指尖。她的手又硬又凉，就像一根浸湿的木头。我既不兴奋也不害羞。她整个人也像是放在冰箱隔了夜的豆腐，散发着僵硬的气息，我感到憎恶，但还是由着她将我带进舞池中央。人们停下来看，小红也看见了。我不用看她，也知道她看见了我。虽然我跟娟只是临时性的舞伴，但这一刻，我感觉自己就像永久上了这条陌生、可憎的船只，而永远地与小红再见了。我有多热爱小红，就有多厌恶这个舞伴，却像块赌气的糖跟她粘在一起。我们跳得很好，滑稽而野蛮，娟将那软绵绵就像没有的巨胸一遍遍撞向我，而我的鹰爪扯紧她后背的系带。胡先生站在远处，脸庞阴沉，隐藏的怒火就像要将我们用石头活活砸死。 在今天想来这是多么疯狂而不可能的一件事。 娟后来将高跟鞋踢甩掉，狰狞地笑着将我带走。我的身心好似也涌现出一种希望全部死绝的快感。他们惊诧地看着胡先生跟出来。他赶上来将她从我身边拉开（也许要说是我将她丢给他更好点）。她扭动着身躯，被结结实实抽了一耳光。我冒着汗仓皇地走了，身后没有喊叫哭闹，出奇地静。在走到暗处时我回头，她已扑在他的怀里，用一只手狠狠捶他肩膀。 次日我的酒全部醒了，因为害怕和羞愧不敢去胡先生办公室。但后来我想到一个有尊严的办法，勇敢地走进去。我跟他说：“稿子改好了，剩下的五万我不要了。” “为什么？” “不为什么。” 他饶有深意地看着我，说：“年轻人。”我以为他还要说什么，他却是不说了。他将钱塞进我手里，送我出门，又说：“没有男人是值得信赖的。”我不知是什么意思。当天，我坐着来时的轿车回到那已像是异乡的故乡。我就像从梦中掉下，再也回不去那水声鸣响的庄园。 后来小红像谜一样长久活在我心里。我觉得她可能纯粹，也可能世俗；可能喜欢我，也可能完全不。这一切取决于我下什么结论。我雕刻着她。有时追悔，有时愤恨，最后心如死灰。她终归是会跟着索寰走，住豪宅，慢慢变得毫无意义，在某天她说“为什么你们都说我不普通”时，被抽了耳光，他气恨地说：“我真不明白你对男人的口味。就像当初，你连一个穷酸的诗人也不放过。”我觉得在她沉静的面容下潜藏着放荡的灵魂。最后她打打牌、织织毛衣，生儿育女，皮肤松弛，永远地老了。 时间使一切消失，二十年后当我再次来到宁波时，就像从不曾来过。说起来它只是我跑过的两百个国内外城市之一，那段岁月也仅只是大海中的微小波浪。我征服了很多年轻女人。她们无疑有着原则，一开始甚至对我持完全的蔑视态度，但只要总是将钱塞过去，她们便会瓦解。每次将阳具塞进这些悲痛的阴道时，我都仿佛听见大楼倾塌之时那隆重而沉闷的声响，心间会涌出一股由得罪人带来的快感。尔后万念俱灰。无论她们怎么讨好，都好不起来。有个女子哭着说：“你以为我在乎的是你的一辆车子和几件首饰么？”我说：“可不是么？”另一个女子以同样的表情说：“为什么你就不能稍许喜欢我？”我便捉起她的手，说：“你看，你的这双手又肿又粗糙，好像十来岁就开始刷碗、洗衣服了。” 我再次来宁波时总是被人陪着。有天他们带我去了乡下一块工地。那里有很长的围墙，现在只剩墙基，墙内停着几台推土机，土地像是被牛耕了上百遍。如果不是在附近的山上看见一座废弃的水坝，我不会想到这是胡先生当年的庄园。那五只龙嘴仍在，但已没有水源，嘴角因此像是生锈了，很孤单。他们像说传奇那样说着这里往昔的场面，我说我知道。我甚至连胡先生现在做什么去了也没问。这并不是世界末日，人生贵在及时行乐。 在我住的宾馆，门口铺着红地毯，摆着花篮，门楣拉着红色条幅，大厅立欢迎牌。我一进去，那些穿套装或旗袍的女子便鞠躬，唇红齿白地打招呼。房间有两百多平，甚至有一座可以控制流水的假山，什么都很华贵，使尊贵的客人哪怕一点不舒服也感受不到。但是宾馆永远是让人迷失的地方。我一人待着，时间便凝滞起来，就像天花板在往下一层层地下着细雨，因此我总是走向窗边。在宾馆后头，仿佛是为了作对比，立着一排低矮的红砖平房。每家屋顶都有黑乎乎的铁皮烟囱，门口挂着脏黑的草帘，春联被洗刷白了。门口是泥地，有密集的轮胎印。门前有两棵树，拉着生锈的铁丝。 我看着这些就像没有看见一样。可能我长时间站在这里，只为着将肥硕的肚子顶在墙上，享受胖子才会有的快乐。有天下午，天空阴沉，地面变得像地狱，灰而透明。可能是要下雨了，但不知为什么还是有位妇女用脚推着水红色的大洗衣盆从平房走出来。盆里有一件蜷缩的白色长裙，跟她铁灰色的头发、红硬的面庞以及过于粗壮的腰身并不匹配。她像是世上最懒的懒子，低着头，左一脚右一脚缓慢地推着洗衣盆，将它推下门前台阶。但是当风吹过时我知道并非如此。风使她两边的衣袖像纸无依地飞起来。 她不再推塑料盆子时，像一株树茫然站着。很久后，她才稍微活动一下。一个粗矮男人回来了。他径直走进她刚才出来的屋内，重重甩上门。她还是站在那里，渐渐又仰起脸默默地哭。她一哭我便也跟着哭起来。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拥有哭泣的冲动，一边哭一边将头撞向墙壁。我看到，她在尽力地张开双手，就像当初在庄园舞台上那样尽力地将它们张开。就像它们还存在一样。 一会儿，男人气急败坏地走出，粗声埋怨着，她止住哭泣，用脚踢他。他便不服气地将白色长裙捞起，扔到两棵树之间拉着的铁丝上。他也不拉，也不抖，就像扔件垃圾那样将它扔了上去。她走到长裙面前久久站着，神情悲哀而沉静，就像一位母亲在默哀死去的孩子。她永恒的时光早已过去，现在她年华老去，落魄潦倒。 那男人再度走进屋时，我看见斑秃，心里像是被塞入了一块巨大的铁砣。 “这所有一切都让我不敢相信。”他抽泣着，“小红当时那么漂亮，为什么每天还愁眉不展？为什么她的母亲着急地要将她嫁出去？为什么她那自负的舅舅会为她对大家说出甚至是恳求的话？难道不可以让小红自己慢慢找么？她难道还需要相亲这种方式么？还有，小红最后嫁的为什么是一位粗鄙、年老、丑陋的司机？我解释不清，也接受不了。但后来在做了一个梦后，忽而明白——我想他们，他、她、她，都明白了她今天会残疾的事实。这就是谜底。而我本该是最先发现这个谜底的人，却因为偏执而负气离开。” 他接下来说：“在那个梦里，我看见生姜。它被挖出土地但还没有剁开，黄黑、干硬、扭曲、伤痕累累，就像烧坏的手掌。我看见小红赤身裸体朝我走来，乳房下垂，肚层挤出油腻，两只象腿静脉曲张，没有手腕，没有胳膊，在两边肩膀那里正长着这样孤零零的生姜一样的手掌。这就是她的结局。我早该看到这结局。看到这个结局我才明白，为何她过去的每张照片都不会出现手，为何一出现在庄园时便光芒万丈，为何在光芒万丈时还要痛苦地哭泣？为什么？因为诅咒。在里，匹诺曹渴望成为活生生的男孩，找到蓝仙女，她答应了，却附加了一个诅咒——每当他说谎时，鼻子便会不断地变长。而小红受到的是相反的诅咒，她从很小时就长出极长的手，每当她长大一点，这手才会缩短一点。在整个童年，她都盼望长大。她终于让它长到最合适，那时恰好她的年华最好，容貌也最好，而我也就是在她这一生最灿烂的时刻遇见她。她在发光。此后诅咒的规律却是仍在运行，她的手越长越短，最终只剩两只奇怪的生姜。会说话的生姜。像珊瑚那样，在走向我时，紧张地舞动。我没办法再用别的理由解释这悲伤而可怕的事情了。” 他说着说着，被自己的奇怪想法感染了，像妇女号啕起来。最后他说：“当初离开庄园时我对自己说，‘不就是钱吗？’或者‘要是你认真起来，就会毁了自己！’现在我却想对她说，‘我还想做这世上唯一怜惜你的人。’现在我已经老了，但我还是想试试，将她买下来。” “神经病。”我觉得我多少应该说说话。 正文 正义晚餐 <em>性爱按其本性来说就是排他的。</em> <em>——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页）</em> 吕伟朝西走的时候，彭磊在朝东走。他们交会时，想的是同一个女人。吕伟想起女人临别时意外地温顺，“晚上想吃点什么？”他回答：“可能不回来吃。”她接着说：“那路上记得小心。”而彭磊看着小区三楼的一间阳台，上边挂着一件绿色内裤，那是通行证。可以来了，我老公出门了。 在郊区有一所讲堂。十年前它是教堂，天顶很高，空间辽阔，长着青苔的墙壁渗出阴气，人进去就像受到提醒，不由自主地肃静。当扇形的座席坐满时，那里像坐满虔诚的饿狼，包围着狭小、孤零零的讲台。天顶总有一道大光照下来，使演讲者格外暴露，包括嘴角细微的抖动——就像被剥光了，吕伟想。有次他仅仅上去领奖，握手、鞠躬、退台，就那么一点时间，便心律不齐，呼吸急促。 吕伟反复看演讲稿。谨慎地表扬和批评，自己不失风骨，别人不失面子，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演讲时可能出现的状态。上中学时，他便注意到一位二十五岁的老师容易面红耳赤。当时他想，一个人过三十岁就不会这样了，岁月使人脸皮变厚。但现在他四十多，却仍旧害怕演讲。有几次说着说着结巴了，大脑不受控制，跑出一堆被剁裂的词汇，让大家瞠目结舌。他希望路上出点事，交通工具却毫无商量地将他快速运到——除开在搭乘公交时坐过了一站，什么也没耽误。他走进通往讲堂的寂静巷道，心脏跳得怦怦作响。一名担着猪肉的农夫走在旷野，一只饿狼跟着，农夫扔得筐里只剩一根骨头了，狼还跟着。吕伟感觉就是这样，手里没几分钟了。他进公厕小便，出来后紧张地抽烟。 来早了点。紧闭的大门前聚着一伙人，看见他，带着沉默的兴奋围过来。吕伟将手插进裤兜，轻轻踩地上的石头，外表矜持，心里还在祈祷讲座取消（这怎么可能呢）。有个戴鸭舌帽的人说：“吕先生您好，我是您的读者。”吕伟点点头，眼睛里是空中细密的树枝，没看见对方，伸出的手。那双手便尴尬地搁置在半途，不知该继续搁着，还是收回去。不一会儿，来了位脸长得像板子的凶悍女子。奇迹出现了。 “都回去，讲座取消了。”她说。 吕伟一时舒坦，冻僵的血液全部苏醒，身上冒出热气。怎么形容呢？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押上校场，却在士兵举枪前听到沙皇的特赦令。但几乎与此同时，一种被羞辱的愤怒也涌出来。也许（sóng上尸下从）人更易在危局解除后表现出勇气，他口吃着质问：“那你们通知我来干吗？你知道对一名研究人员来说，时间是多么宝贵吗？你知道你们在干吗么？” “我不知道，也懒得知道。” “那你说，是因为什么原因取消了？” “数目字。” “什么？” “不懂就算了。召集来听讲座的数目字不够。” “你读黄仁宇读坏脑子了吧？” “你才读坏脑子呢，你这老东西怎么不去死呢？” 吕伟举起手，想起一生不曾打人，僵在半空。她抬头挺胸，说：“打啊打啊，大学者打人了。”他便像蒸汽机咝咝冒气。若不是那伙人过来数落，将她骂得落荒而逃，他还不知要气成什么样子。鸭舌帽一直劝慰，他则不停地说：“她以为吃亏的是我吗？他们的钱不是已经打给我了吗？” 这会儿，在他家中，彭磊和女人刚刚上床。 彭磊敲门时慎重地采用了一个节奏，一二三，一下，间隔，两下，间隔，三下。她打开门，彼此没有拥抱。门被反锁时，他甚至感到恐慌，好像是被非法拘禁，要杀要剐由她。说起来他们并不熟，只在网上聊了几小时。她说：“你瞎站着干吗呢？”他才不像一棵树那样呆站着，坐向沙发边沿。 她洗澡去了，卫生间传出哗哗的响动。想到水流正一遍遍冲过她赤裸的胴体，他呼吸急促起来，可也感受到另一种压力，想临阵脱逃。屋里长满眼睛呢，那些沉默不语的家具、电视、茶几甚至空气都瞪着仇恨的眼看他，它们由男主人购买、整理，是驯化的结果。他心里涌起一股乡愁，想回到自己破败的寝室。每个人都有块属于自己的领地，可以平安地睡眠，赤裸着身体走来走去，而自己悍然闯入的正是别人的领地。为什么要在这里偷情，这和猎物自投罗网有什么区别？这是一种怎样的过失？ 他和她没有商量过地方，只是说她老公上午九点走，傍晚回，他便来了。也许对她来说，在危险中背叛还是乐趣的一部分。她走出来时，偏着脑袋，用毛巾擦拭头发，旁若无人地寻找梳子。就像和他没有丝毫关系。寻到茶几时，弯下身，血冲上他的脑袋。但他没有动作。他们像初恋中的男女，在接触前让心灵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直到她的身躯干了，不再有香皂的味道，她才在他粗重而有节奏的呼吸声中轻轻拉住他。在吉列尔莫·马丁内斯笔下，这种亲密接触会让指尖不断传来强烈的信号，在全身形成炽热的潜流。但他感觉的却是沉没。这是一双像牛皮纸壳的中年妇女的手。他感到后悔，倒不是因为道德，而是为着要和她往下发展关系了，他就要陷于这个泥沼，和朝气蓬勃的姑娘永别了。但他还是努力回捏她的手指，为着完成一种程序。 她跨坐于他双腿之上，扑着他吻，他偷偷睁眼，发现她紧闭双目，鱼尾纹都出来了，脸就像起伏的火山表皮。她是贪恋我的，如此贪恋，他判断道。我在给她服务。 “我很久没做了。” 在床上他这么说。此前他将前戏做了很久，像面无表情的建筑工人，将她身上每个部位都认真地糊上一遍，等到她微闭双眼，全身起伏，像个饥渴的人哼叫着伸出双臂，他又来了这么一句。 “是吗？” “有半年没做，都不记得怎么一回事了。” 她心急火燎。他感觉像要去一场灾祸，他咬牙切齿，让身躯像块巨石紧紧压着她，“等我适应一下，适应适应就好了。”以她这样的年纪，早洞察出背后的玄机，但她也有着这种年纪才有的智慧，装作浑然不知，像处女轻轻抱他，间或深情地在他肩窝吮吸，就像最终爱着的还是他的灵魂。他颇感恩，想到开店的舅舅，舅舅总是说：想发财就都发财，做生意不是做仇。 走出巷了，鸭舌帽还跟着。吕伟说：“有什么事吗？” “也没什么事。” 走就走吧，走到地铁站，相忘于江湖。他现在很想家，家里有书桌、床铺和女人，每次在外遍体鳞伤，就格外想她。每次写完论文亦如此，衰竭欲死，但只要看眼她熟睡的温热的肉身，心下便涌起永恒的宁静。他想这次回家得长时间搂住她，什么也不说，就是抱着她。上午出门前，她曾抱紧他，颤抖着说温柔的话，好像生离死别了。女人是地震前的一些动物，能准确预感到什么，虽然这次算不得什么灾祸。 就要跨进地铁站时，鸭舌帽轻轻拉住他。“有什么事吗？”吕伟说。那人搓着手，说：“就是想找吕老师看样东西。” “什么东西？” “一件启功先生的藏品。” “不了，我得回家。” “这样啊。”对方苦苦笑着。 “都是假的。”吕伟判断道，但在对方眼里的光快要熄完时，他想起这人是帮过自己的，因此没有真走。“我花不少钱买的，就想知道它是不是赝品。真要是，也就死心了。”说得这样哀伤，吕伟心软了，去吧，胜造七级浮屠。地方不远。那人走得快，像是怕耽误吕伟的时间，接着又控制不住地欢喜起来，摘下鸭舌帽，露出秃顶来，没有发根、毛孔，就像一张光溜溜的鼓皮闷在上边，他真想拿钉子钉进去。就像有人楚楚可怜地找自己借钱，借到手了又忘乎所以，他后悔得要死。心里说不，为什么嘴里说是？为什么不拒对方于千里之外？阿根廷数学家兼文学家吉列尔莫·马丁内斯是这样写的。吕伟想自己在受教养之苦。 他跟着走进一个棚户区，地面泥泞，石块像尖刀，到处飘浮垃圾场才有的味道。鸭舌帽拉了几次才算是拉开破败的木门。“吕老师，我给您泡杯茶。” “不了。”他说，“不渴。” 鸭舌帽拿出那幅书法，刚一展开，吕伟便轻蔑地判决：毫无价值。对方惊愕不堪。“潘家园这样的东西只卖三十块。”吕伟补充道。即使是无价之宝，他也会这么说，何况本来是赝品。“我得走了。”他说。对方呆站着，像鹅一样晃着失落的脑袋。可刚刚出门，这人便冲出来叫唤：“大家快来啊，文物鉴定专家来了。”吕伟有些惶恐，四周是宁静的，接着便听到各户深处躁动的声音。不一会儿这一片收破烂的蜂拥而出，搂着座钟、铜佛还有老旧的衣服叽叽喳喳围过来，争先恐后，不停说：“你看这个值多少？” “我要走了，真得走了。”吕伟心里因为凄苦而抽搐起来。好像情人正看着手表等着去远方的火车站，而自己被乡下的朋友一杯杯地劝酒。 彭磊很久才敢缓缓动作，觉得不行又停下，直到真可以了，才采取对她来说足够刺激对自己而言又没多少摩擦的动作。音响放出昂扬的交响乐后，他静听一会儿，猛然按照节奏，连续冲刺，她像被杀害了，四肢翘起，尖叫起来。 “你坏。”她捶打他，声音是少女才用的假声。他嘿嘿笑着，像个强奸犯，又大刀阔斧地弄，她摇头晃脑，全身扭摆，直到把眼泪也甩出来了，“你坏。” “厉害吧？”他说。 她吱吱地笑起来。他觉得是在耻笑刚才自己的紧张，愤恨地咕哝。她眼如桃花了，迷离地问：“你在说什么呀？” “贱人。我说，贱人。” “我喜欢你这样叫，你叫。” “贱人，贱人，贱人。” 他弄得背上出汗了，说：“我要完了。” “不。” “可以了，我累了。” “不嘛。” “我真的累了。” “那就歇一会儿。”她拍打着他的背部，声音苍老、疲倦得像尖声细气的老太婆。后来他抱着她，靠在床头，看墙上挂着的油画，夕阳映照在无边的海面，像有一条金黄色的道路通往沙滩，一对衣着整齐的男女背对着他们，像他们这样搂抱着坐着。室内正飘荡着《Betty et Z》，一部法国电影的配乐，稀疏、缓慢、深远。他极其平静地看着她发丛后边数根白丝以及保存完好腐烂在即的身躯，心下生出永恒的寂寞。就像他们孤独地活在荒无人烟的加油站，相依为命已久。这是这天出现的唯一诗意的时刻。 地铁在甬道高速行驶，猛然刹车，齿轮长久地发出撕心裂肺的摩擦声，好像长指甲在黑板上一路擦刮。原本仰着脸一动不动挤在一起的人们，个个探出脑袋，紧张地看着车窗外黑黢黢的前方。不知道出什么事了，或者更可怕的是，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了。吕伟心跳加速，想到可能的爆炸物，也许有位穿迷彩服的人正抱着滚烫的包裹争分夺秒地奔向防爆桶，一条健硕的狼犬蹦跳着追随。也许巨大的气浪要将整个地铁站翻过来。他掏出手机拨打女人电话，想说，我爱你，无论如何，你要记得我爱你。 但地铁没有信号。 不久，车灯像日光灯那样忽闪忽闪，一下亮了。一阵毫无感情的青年男子声音通过广播传来：刚刚有人跳轨身亡。哦，他放下心来，嘴里说：“要死，什么时候死不好，死在哪不好？死在这儿。”每个人也都这样埋怨死者。大约十分钟后，地铁重新启动，停靠到站，他走下来，看见的场景和往日任何时刻看见的一样，干净、沉默、规整，有着永远微笑的广告美女和行色匆匆的路人。只是在一处的铁轨和墙壁上有着新鲜水印，它们一定是冲走了喷溅出的血迹。一具躯干就在刚才被齿轮切割得整整齐齐，工作人员仰着脖子，眼望着天，像抬一袋发臭的垃圾那样仓促抬走它。要是有化尸水的话，他们一定愿意将它当场化掉。一个人消失掉了。没有姓名、性别，也没有年龄。对一切没死的人来说，他毫无价值，不值得纪念，只是个耽误人出行的麻烦，就像地铁运营负责人讲的，乘客跳下站台，影响的不仅仅是一列列车的运营，更是大量市民的正常出行。 难道一点悲伤都不应该有？吕伟忽然感到不公平。走出地铁站后，阳光猛烈地照向他这具运转正常、生机勃勃的身躯，使他生出极大的不真实感。因此在走过花店后他又折回来，买了束菊花，回到地铁站，将它放在地上，并像真正的默哀者那样看着光溜溜的铁轨。 “你干吗停下来？”女人说。 彭磊双手笔直撑着，双腿并拢，身体弓成一座桥，脑袋偏过来望天花板的大顶灯。那是只圆灯，散发着乳白色的光芒，如此安静、沉稳，以致让他心慌。就像它是只得了白内障的巨眼，深处藏着一枚无形而敏锐的小眼。 “你看它干什么？” “里边是不是有摄像头？” “神经。” 女人抱住他头颅，将它扭过来，“看着我。”但他还是扭过头去，“我有点害怕。” “怕什么？” “总觉得不安全。” “有什么不安全的？这一天都属于你。” “我怕他回来了。说不定那个讲座取消了。” 她笑起来，“讲座取消了，他来去也得两小时。” “你看现在距离两小时只差十分钟了。” 他指着墙上嘁嘁嚓嚓走着的钟，那玩意儿走起来就像铡草。他像处在大雾之外，听见马蹄声渐近，却不知它们在哪里，“外边只要车辆一刹车我就怕，隔音也不好，连电梯门关上的声音我都听得见。” “他没车。” 他还要说，她已溜出来，推翻他，自己跨坐上去。他悲哀地看着她像个碾磨，前前后后地碾起来。他们身体结合处发出单调乏味的声响。一切变化为程序，就像打台球，开始还想推球入洞，后来灵魂像是被球杆操纵，再也找不到得分的兴趣，仅是杆子伸出，手臂便得跟着摆起来。每次不得不这样坚持时，心里都会涌起不如去死的恶心。他想。他甚至想到小时候在家压水泵，压一下出来一小捧水，而水缸是那么大。这女人就是一只巨大而无法餍足的缸。她说：“我就喜欢你这样不急不慢的，就像沿路看风景，一路走走停停，看了很多。不像他，一上来就直达目的。” “他把你当性器了。”他本来还想说，而我们是互相爱着，但没说。 吕伟买了一捆蓝色玫瑰。 以前没见过玫瑰还有蓝色的，这次见着，叹为观止。他以为是漂染的，用手指搓捏花瓣，却是辨别出它的货真价实。说起这造物的神奇，即使是世上最好的染匠，也染不出这样的颜色，即便天空与大海，也到达不了它的辉煌。它沉稳严肃，含蓄内敛，却无处不展现灵魂深处的妖艳；说轻佻热闹，招蜂引蝶，又能从骨子里辨别出恒久不渝的忠贞。这就是对她的比喻。诱惑与庄重，矛盾的统一体。 我爱你。他心里想。她从十九岁跟他，经历过吵架、分手、复合和平淡，生活了十三年。现在他感到愧疚，她是将整个青春——那人生最好的几年——付给他，而他这些年来孜孜不倦的不过是狗屁不是的研究。一堆出土的文物、十几篇论文、一些破烂的名声，这些很重要么？在和她好时，他发誓要像奴仆或者爸爸一样呵护她，但仅过三个月，他便从床上跑下来，为着突然出现的灵感挑灯夜战。现在，他还是没有成为欧几里得、达尔文、牛顿、尼采，仍然只是一名微不足道的文物研究员。那些文物是前朝的垃圾，自己不过是垃圾的寄生虫，而她跟着自己老了，不再是那个站着身上就能冒出青气的孩子了。 花店的姑娘气喘吁吁跑过来，拦住他，说：“先生，这钱不好使。” “怎么不好使？” “你看，差一根金属线。” “这里有金属线的么？” “你看这张，这张就有。” 他们对着阳光分辨，手指像镊子夹着两张人民币。 “这绝对是真钱，你摸摸。” “我知道是真钱，可是先生，我们好难找得出去。” “那是你们的事。” “先生，你说，我只是一个打工的。” 她说着哭起来，虽然没有眼泪，表情的哀伤却是真切的。他心想不是大事，换掉一张。那姑娘便跟他鞠躬，像个小驹子跳走了。他等到公交，这次不会坐过站，他当然清楚自己小区所在的那站，但车辆摇摇晃晃开到一半，轮胎爆炸了。第二辆公交跟上来，命令他们上去，为着不挤坏花朵，他决定等出租车。 说起来今天真是不顺。在吕伟走进小区后，一个哇呀呀叫喊的小孩又骑着自行车冲来。小孩懂什么事？他仓促跳进旁边花坛，皮鞋沾了好些泥。他掰断枝条，耐心刮鞋上的泥，又在地上来回搓，直到差不多了，才走回去。他按了几遍电梯，电梯总是停在十楼。门口有辆搬家公司的车，哦，一定是有人搬家。吕伟出来走楼梯道，他往上走没有声响，人家往下走却是踢踢踏踏，有着解放才有的欢快回响。那是彭磊。在那奇怪的瞬间，他像旁观者看着自己房子似的疯狂晃动，轰然倒塌。此后，他像尸体躺在战场，天空飘落大片灰暗，地板浮起更深的灰暗，他空空荡荡，无可念之事，无可想之人，可以死，可以活，极为消沉。当她继续触碰他时，他感到厌烦。就是和这样一个女人度过一上午，就是和她。来之前口干喉燥，结束了破败萧条，形同骷髅两只。 仅仅觉得要懂点礼貌，他没有立马下床。而女人像吃饱而未尽兴一般，侧卧在他腋下。她提议给他做顿饭。 “不了，我得回家。” “才十二点不到，你急什么？” “真的有事。”想想，他又补充，“我倒想没有那事，我哪里舍得走？” “什么事比我还重要？” 她的眼神在失望和愤怒之间跌撞。他盼望她判决他，让他滚，嘴里却绵软得不行，“是真的有事。”一时编不出事来，又说，“下次我还来，乖。”她这才将信将疑地抱他，像只小猪在他胸脯拱啊拱。而她刚一松手，他便像训练有素的军人，跳下床，几秒钟穿好衣服，蹬蹬皮鞋，扭开门溜了。 外边空气真好啊，外边空气是流动的，从遥远的海边和森林飞过来，穿过他的肺。他噔噔噔地下楼。手机猛然响了。一定是她打来的。女人怎么这么烦呢？他压抑着愤怒说：“好，我这就上来。” 在她家门口，她一把抱住他，啃他，她的眼睛闭得死死的，舌头搅来搅去，一副烂醉如泥的模样。他被迫跟着搅合几下，却是搅得她兴致更高。他就不搅合了。她品尝够了，依偎在他胸前，软软地撒娇：“瞧你慌的，也不吻我一下就走。”这时候，一个男人悄悄站在他们身后，捏着一捆玫瑰花，因为手剧烈抖动，那些花瓣像是被狂风吹过，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 “你们坐着！” 吕伟反锁好门，取出橱柜里的白酒，咕咚喝着，面无表情地说。他们蹲在沙发边。吕伟走进杂物间后，女人凑过来，要握彭磊的手，他偏过头，移开一定距离，女人便摇他膝盖，他掸开它。没必要再掩饰嫌恶了，事情本已过去，偏生又打电话。也许这么想可以缓解内心的忐忑，在转身看见气得险乎中风的吕伟时，他大脑空白，陷入到极度恐惧中，像个只会执行简单命令的机器人，他命令朝哪走，他便往哪走。进正厅后，他还用眼神请示，是朝卧室走还是应该待在正厅。“你们坐着。”吕伟命令道。 在彭磊的注视下——这会儿他就像被绑缚的牛，看着屠夫准备刀具——吕伟摆好一只长杆台灯，插上插头，按开关，将灯光照到他们脸上。吕伟的手总是颤抖，后来沉稳多了。是盏高瓦数的灯泡，光芒像灼热的银针一根根刺进他们脸庞，使他们分外战栗。 这是要干什么呢？ 吕伟拖着长鞭，提着一把私藏的民国时期德国造手枪，走向正对他们的藤椅，用枪抹掉椅上的玫瑰花，坐上去，或者说是躺上去。他仰着头，胸腔起伏，大口喘气，不一会儿神情衰竭，眯着眼将枪口抵到下颚处。“别啊！”彭磊展开双手低呼。吕伟像是从久远的睡眠中醒来，睁眼仔细辨认他。枪随后垂下来，在指尖颤动，若有若无地指着彭磊，后者因此跪下去。而女人似乎是第一次认识到有这样一个丈夫，眼神既惊诧又愤怒，既失望又恐怖。她对他没把握了，不能掌控他，不再是相濡以沫的夫妻了，裂痕一打开，永无修补。就像有次在梦中亲热地抓妈妈的手，妈妈说：“你是谁啊，走开。” “脱。”吕伟命令道。 “什么？” “脱。” 彭磊看了眼女人，觉得不可思议，但女人是理解的，她咬着牙，脸色红透。彭磊又用眼神咨询吕伟，后者阴沉地笑着，将枪口指向他一只眼睛。他试图避开，该死的枪口又总是准确指回眼球，因此他恍惚了，觉得枪口像涵洞，越长越大，大得一切都可以爬进去。不一会儿，他猛醒过来，心急火燎地撕扯衣物，好像晚一秒都要坏事。他光着身子，讨好地看吕伟。吕伟给他眼色，他便像家奴焦灼地催女人。女人捉紧浴袍，瑟瑟发抖。“脱啊。”彭磊轻声说。 在她也脱光后，吕伟将枪放下，摆动鞭子。彭磊知道要鞭打他们，可能还会用皮鞋踩踏。这一切都是应得的，也是吕伟他应该做的，没什么。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说：触怒之后立刻发火是最为宽宏大量的，因为这样可以使冒犯者不会过于内疚，也不需要生气者息怒。对彭磊来说，判决虽然来得有点晚，但总比一直等待好。判决来了，事情就会收官。打吧，鞭打我吧，度过这一刻，度过这一天，从明天起，砍柴喂马，关心粮食和蔬菜，好好生活，锻炼身体，甚至比以前生活得还要新鲜、茁壮。彭磊想凑上去接受这鞭子。一切惩罚终归是仁慈的，都可以换算为固定的时间，早点开始意味着早点结束。这是倒霉的一天，但不是最糟糕的。 “接吻。”吕伟命令道。 “什么？” “他叫我们接吻。”女人摇着头说。 “怎么接？” “就是接。” 她颤抖着将身躯凑来。他往后退，听到她喊：“接啊。”他看到这张已完全陌生的脸闪现出极度失望才有的悲哀。她和那个他建立了深刻的仇恨，又觉得这个他不能争半点气。她闭上眼，眼皮形成的褶皱清晰如木刻，脸色蜡黄，像病了很久，病得透明了。彭磊背着双手，哆嗦着嘴凑上去，沽了对方嘴唇一下。 “要搅。”吕伟说，“用舌头搅。” “不会。” “刚刚你们不是会吗？” “不好。”彭磊摇晃着低垂的脑袋。 “你听不听话？我许可你做，为什么不做？” 这时，女人果断捉住他脑袋，用舌头拨他嘴唇。他挣扎着，她抱得更紧。他感受到那动作里不容分说的力量，意识到她才是逃亡途中的指导者，得听她的，便让舌头进来了。让她搅。她喉腔里有股复杂的霉味。 “你也得搅，不能让她一个人搅。” 彭磊艰难吐出舌头，它像绑了重石，勉强才进了她口腔。她的牙齿像订书机，死死钉住它。他摇她胳膊，她咬得更厉害，像要连根拔起。他哎呀哎呀叫唤，卑贱死了，她才松口。 “好了，你们可以松开了。” 彭磊松弛下来，心下涌出成就感，好像任务完成了。他听到吕伟评论：“我自己接吻时，觉得真他妈美。在街道上看见别人接吻，闭着眼，又像两个傻逼一样吸来吸去，我就感觉是两条狗。” “是啊。”彭磊说。他还想说，吃方便面也如此，看见别人吃口水横流，自己吃索然无味。可这是错误的比喻，而且以现在的身份也不便多发言。但劲儿是在的，他讨好地看他，想他给出个手势，让自己走。 “做爱。”吕伟命令道。彭磊蒙了。“什么？”女人尖叫起来，“你也太过分了吧？” “你怎么不说你过分呢？” “我就是跟他做了又怎样？难道你还能把我杀了不成？” 彭磊紧张地看着。也许厮打起来才好，自己可以穿上裤子，悄悄消失。但是，嘡，枪口发出八十年代剿匪电视剧里才有的那种声音，子弹射出一道直线，钻进沙发，一路上冒着巨大的青烟。子弹射进去，就像射进鸵鸟巨大的肉身。站起来的女人摇晃着软下去，瑟瑟发抖，眼神惊恐地看着吕伟。彭磊吓得站起来，忽而懂了，扑到地上不停磕头。 “没事。我不会伤害你们，只要你们听话。” “我听话。”彭磊说。 “那就快。” 彭磊爬过去掰女人的身体，她缩得紧紧的。他便安慰：“听话，听话。”女人的脸逐渐木然，身躯像弹簧失去弹力慢慢松开。她将它交出来时，就像交一个别人的身体。吕伟兴奋了，提枪走来，扳过台灯，使光芒照射得更清楚。“做啊。”他鼓励道。彭磊轻轻压在女人身上，她偏过头，眼神僵硬。 “硬不起来。”彭磊说。 “硬不起来也做。”吕伟踢他屁股，走回到藤椅上，“做。” “怎么做？” “你们平时怎么做就怎么做。” “我们今天才第一次做。” “那就按照你们今天做的再做一遍，认真点。” 他装着很用力。 “喊快点。” 她便像复读机大声而快速地喊。 在这个下午，吕伟一直像国王坐在藤椅上，撕碎每朵玫瑰花的花瓣，直到手里剩下一根根秃秆。他一次次发出简短的命令。 彭磊每模拟完一个体位，就重新衡量一遍惩罚的长度，觉得结束的时间可以期待。但在吕伟泡了一杯热茶并细心吹拂滚烫的茶叶时，他心间的希望全然熄灭。他意识到这是恒久的任务，不再挣扎，像西西弗那样疲惫地将石头推上山，又麻木不仁地看着它滚下，再把它推上去。周而复始。彭磊甚至觉得很久以前他就在干这份工作，以后也会如此，就在这里不停地用失效的器具性交，从早到晚，从春季到冬季，绵延不绝，直至永生。 她也如此。不反抗，不吵闹，一直沉默地做着姿势，让他沉默地劳动。很寂寥。只有吕伟间隔发出一两声干笑。他们身上属于人类的快感，那一部分让人在苦难世界勉强活下去的快感，不可阻止地消失了。二战时，德国军官将一对孤男寡女赤身关进一间监室，放冷气，迫使他们拥抱，进而发生性交。但他们拥抱后并未做出暧昧举动，气温回升后，他们离开彼此，像两块石头默然相处。他们在这意外恩赐的自由空间里没有任何性欲。不是为了不去性交，而是本身就没有性欲。他们的性欲因为摧残被切除了。我也被切除了。彭磊想。吕伟评点道：“真像两条狗，一条白点，一条又黑又瘦。两只狗。”接着，他站起来走动，一切似乎要结束了，却又从抽屉翻出按摩棒，插好电，让它嗡嗡叫着，递给彭磊，“刺激她。”女人像要炸了，全身剧烈颤抖，终究又像没有喷发的火山那样回到静默的状态。因为吕伟跳来跳去，朝着沙发连射数枪，“疯了，疯了，你们还敢不听话？” 彭磊的手抖动得厉害，女人看了眼自己下身，麻木地张开双腿，尔后像是失去灵魂，躺在那里。她死了，眼神直勾勾的，皮肤冷硬，唇角紧扣，没有痛苦，没有反应，什么也没有。但在吕伟捉住彭磊的手，猛然朝里捅后，她条件反射地坐起，真实、准确、依靠本能喊了一声。声音像尖刀插进彭磊的心。接着她轰然倒下。 彭磊跪在地上，无声地号啕。眼泪从她眼窝悄无声息地涌出来，就像人死去必须将体内所有的水分都排出来一样。吕伟揪着她的头发晃荡，“装。”他刚一松手，她便猛然侧过身躯，毫无节制地呕吐起来。她早上吃的鸡蛋、面包、苹果酱，昨晚吃的鱼、西红柿、牛肉、辣椒，以及她的胆汁，像潲水一股脑儿冲出来，落在地上，铺溢、凝固，重新颗粒分明地清晰起来。口水挂在她岩石一般的下唇。彭磊直到这时才知道他和她是可以结盟也是值得结盟的，是可以因为悲惨命运而相伴一生的。他去搂抱她，被推开。 她推开彭磊，对吕伟说：“好玩吗？” 吕伟也说：“好玩吗？” 接着吕伟愤怒地补充：“以后还玩吗？”没人回答。吕伟暴躁地挥动手臂，许久才清晰地说：“滚！”彭磊忧心忡忡地看着她，吕伟连续喊着滚，他仍然不走，直到女人用一种相隔遥远的眼光看他，说你走吧，他才站起身，缓慢地穿好裤子。一切结束了。失败的战士穿好裤子、上衣，将脚踏进皮鞋，茫然拉开门。 后来，当女人推开窗户，让过堂风吹进来，僵硬站着的吕伟才醒酒。他手里有把擦得锃亮的民国旧枪，枪口残留呛人的味道，但他不记得发生过什么。就像柯尔律治说的，一个人梦中去了天堂，醒来后手中捏着玫瑰。我都干了些什么？吕伟茫然失措地看着女人收拾东西。她将阳台晾着的衬衣、裙子、内裤取下，就着膝盖一一叠好时，还是个贤妻良母，但在一件牛仔裤怎么也塞不进包裹时，她便变得凶恶了。她伸出旅游鞋猛踩，直到脚和裤子一起踩进去。她将卫生间的牙膏、牙刷、眉笔、唇膏扒进小包，嫌大的，朝墙上扔。 他恍然若失。像财主看着家产一件件搬走。一会儿她就不在了。“干什么？”他说。她走进卧室，他过去捉她，“你到底要干什么？”她喊：“滚开！”声音像钝刀杀进前头的空气。 “你这是怎么了？” 她捉开他的手，走到床边翻枕头、床单，没找到想要的东西，便背上双肩包，提起塑料袋朝外走。她往哪里走，他就堵向哪里。“滚开！”她说。 “好好的为什么要走？” “滚开！” “这事情说到底还是你错在先。” “滚开！” 他想让路，愣着，直到她大叫：“我叫你滚开呢！”才尴尬地闪开。她不作任何停留，笔直走向门外。以前有次她也是这么走的，到门口突然跺脚，大哭大闹：“吕伟我看错你了，我现在知道就是连你也不要我了。” 这次她很快消失不见了。 走吧，走吧走吧，那就走吧。 可十几分钟后他又像条狗跟在她身后。路人停下看，他不好意思，但还是跟着。她翻过护栏，走进环线公路，他还跟着。他躲避着飞驰的车辆，站在马路中央喊：“你要去哪里？” “你管得着吗？” 他跟着跨过那边护栏，隆重地说：“秦妹，听着，这是我最后一次求你。” 她头也不回地朝水泥坡上走。 “最后一次求你了。” 她爬到顶上的马路。 “最后一次了。”他将枪顶向太阳穴，“最后一次。” 她转过身来，看见他的食指搭在扳机上，嘴角抽动一下，没有说话，只是用力提提鼓起来的塑料袋。然后他扣动扳机，像棵被砍倒的树直通通倒了，她瘫软下去。枪还在他手上，没有枪声和硝烟。子弹早打光了。她开始没完没了地哭，嘴都哭瘪了，“你要我怎么跟你生活，你让我害怕，知道吗？你让我怕得要死。”而他带着歉意爬上来，抱起她，蹭她，说：“我不要你走，不许你走。”她让他蹭着，像石雕的烈士独立寒秋，茫然看着灰暗的天空。 这时，彭磊走到一个小区，一群人仰着头，像乌鸦叽叽喳喳聚在一起。他决定歇息片刻，他已像孤魂野鬼游走两小时了，就像左脚迈出，右脚就必须跟上，就像走是唯一活着的必要。他路过小吃店、摊贩、公交车、骑三轮车的穷苦人，还有贴在电线杆上的性病广告，它们都与这世界有着黏稠的关系，唯独他被丢出来，在街道上分外醒目。 光阴黑掉，像腐烂的水果，霉斑若隐若现，让人阴沉得要命。但是聚集在楼下的人抽着烟，兴奋地交谈，像是要赶个早市。在六楼铝合金窗外，有个裸体男子双手扒住窗台的边沿，用脚踩着一只摇摇欲坠的空调。它无法承载一个成年人的重量，他却总是试图让双腿完全落在上边——晃动使他惊恐地收回试探的腿。他又想让一条腿踩住从墙里凸出来的预埋水泥板，可这伸出来的一点太窄，连鞋面也兜不住。他深吸一口气，想翻回到窗台内，空调被踩得晃动，一只螺丝无声地掉下去，他的腿连窗沿都没够上。 接着他又想让腿落在凸出的水泥板上——刚刚明明已试过。他的支撑腿紧绷，像剥过皮的兔子的腿，肌肉隆起，微微发颤。手则抠住窗沿，像要抠进瓷砖里。间或他还会专心呼一口粗气。 “跳啊，你倒是快跳啊。” 人们开始呼喊。不知谁先打起拍子，所有人跟着打起来。那人一直像老鼠东张西望，不停目测水泥板、空调和窗台，有时还会警惕地望一眼窗台里。人们焕发出更大的激情，像是要唤醒在火灾中熟睡的人，以更大的声音一起喊：“跳啊，跳啊。”这来自大地的恢宏力量，像岩浆一层层、一节节，极为有力地向上涌，终于摧动他的耳膜。他猛然抖直身躯，朝下望来，麻木、惊慌、绝望、孤独、哀伤。这眼神就是我，这人就是我。彭磊拨开别人，走了。我就站在这最后的几分钟、几寸地里，我看见的最后天空，像往日一样辽阔，可以凭鱼跃，任鸟飞，却是关起遥远的门。我看见的最后土地，熙熙攘攘，所有人都是刽子手。 彭磊走着走着，发疯地跑。上牙齿磕下牙齿，喉咙不停咳嗽，汗水和泪水糊了一脸，肉身像是无形了，还是没能躲掉那心底早已出现的一声呼喊。它就像烟花点着火，在空气中极其响烈地飞窜，追上他，越过他，消隐在远处。啊——惨绝人寰的，一个人在极度不甘中结束自己性命的声音。那呼号带着他最后的希望、最后的绝望，带着放纵、自嘲、愤怒、烦躁、仇恨、恐惧、忍受、脆弱、可怜、委屈、痛苦、恶心、悲伤、失落以及歇斯底里，带着人类全部的情感。接下来就不关他什么事了。他作为一件物品落在地上，有如一袋水泥从高空扑地，一些灰尘短促地飞起来。人们同时跳向后边。 正文 北范 最终，父亲带领全家人从横港镇迁移至县城。按照他的说法是乡镇教学质量不行。有一天，他看见镇中数名教师扛着大竹子，骑车从柏油路驰过，便说：“上课时间出来贩竹子，这不是误人子弟吗？”我因此转学到县二中。 我在全家搬迁的路上望见一同升入初中的同学范如意。他全神贯注于书本，所看管的小牛游荡至公路，挡住货车。司机摁响喇叭，他抬起湿漉漉的头，麻木而平静地看我们，然后牵走牛，继续背诵。他是不能被惊醒的痴人，据说一天只睡两小时，理由是“死后自会长眠”。他无论走路、吃饭、如厕，都手持一本书背诵，因此得了神经衰弱，头痛、头昏、健忘，像漏斗，背好一篇，忘掉两篇，因此又焦躁地从头背起，形成恶性循环。初三第一年他距分数线只差几分，第二年摸底考便只排全班中游。镇上人说起来都摇头叹息。范如意可是全县第一个实现跳级的人，初一读罢半年便跳入初三，当时学校举行仪式，请来副县长及市县两级教委主任。那领导们点到哪篇，范如意便背诵哪篇，有时题目还只点出一个字，他已抢先背出一段。他闭着眼，嘴唇像运行欢快的机器开开合合，将汉字一股脑儿排出，而我们一共九百名学生端坐在下边，他背一页，我们翻一页，操场内便响起一片整齐的哗响。当时赶来看热闹的有一两千人，黄土场踩满鞋印，及至仪式结束，还有一辆解放车载着十来人驶来，在他们鼓噪下，范如意又背诵圆周率，一直背到一千余位。 “了不得。”地区教委主任站起来和副县长握手，说，“尽一切财力物力，重点保护，重点培养。”人们只当范如意应付几年，便稳坐大学生，谁料不到一年中考便考砸。“可能是太紧张。”老师、家长，包括他自己都这么看，但第二年专门为他测试三次，还是不行，放进班里一起考，也早已泯然众人。 一九九一年，我从县二中初中升入高中，过去镇中同学写信来，说范如意落榜，总分不足两百。据称他看到成绩，悲愤莫名，去找老师，老师也是悲痛莫名，一时僵直住。这悲伤很难形容，就像一个慈悲的师傅明知徒弟永无所成，或者一个慈悲的医生明知病人死期不远，他无法解释，只能抚摸对方。范如意掸开他的手，恶狠狠地说： “你就说我还有没有希望？明说。” “没有。” 范如意好像挨了一棍，说“好”，转身就走。本是向东一里路便能走到的家，往西错走两三里才折返，老师骑着自行车跟了很久。及至进屋，他哭也哭不出，嚎也嚎不成，在床前猛然一挺，倒向床铺。他父母便猛掐人中。老师说：“告诉他，他一定是有才的，只是读书这条路暂时走不通。”后来范如意便做了农民，有时在路边卖些瓜果、饮料，就像沉渣掉进太空，没了音讯。 二○○一年，我已是县公安局办公室一名秘书，因为横港派出所要创省人民满意派出所，我被派去写材料。故地重游，不禁觉得时光骗人，过去以为高大的叔叔其实只有一米六，而那些幼时同学面孔酱黑，已然像中年人。只有范如意仍旧肤质森白，像是在骨头上披了一层死人皮。“他看人时眼睛就像棍子打着别人。”同是过去同学，如今在派出所当联防队员的聂新荣说。据说从某天起，范如意便白天睡觉，夜晚去山顶，独自对太空静思，然后挂一身露水归来。 “他还是不食人间烟火？”我说。 “咳，哪有这样的人？” 聂新荣便讲了一件事。一九九八年秋，镇政府分来一位外地中专生，十七八岁模样，刚长好，娇嫩欲滴，太阳照下就像照进一堆软雪，稍一喘气便让人想到底下那对软乎乎的乳房。兼之举止行云流水，双目顾盼生辉，便像戏本说的，“使人见了最易销魂”。已婚未婚的都入魔了，挤向宿舍门口，一会儿宣誓一会儿起哄，不久都落得无趣。据说有十三种苛刻条件，男人要攻下，缺一不可。那范如意却是一席话便打破坚壁清野。那话如何说，聂新荣却是说不来，我便去远景村找范如意。 那是一间破旧的屋，青砖黑瓦，门楣上贴着惨白的“囍”字，别家都装了铝合金窗，他们家还是玻璃，漏风处钉了薄膜。我进去时他正在瓦数很低的灯泡下编篾筐，见着我，痴愣住，好一会儿才站起来，说“稀客稀客”，跑到灶间提了开水瓶来，就着温水倒了一杯糖水。“可别就走，我正愁着，这么多事没一个人可说。”他说。 “稍等，我去上个厕所。” 我穿越灶间去寻时，发现他女人又干又瘦，邋里邋遢，被一条粗绳拴住一条腿，正坐在地上抛接小石子，玩一种游戏。她望见我，眼睛放光，欢喜地笑起来，鼻孔下挂着一串鼻涕。我后来问，范如意指着脑袋说：“这里有问题，又发病了。” “你怎么找她做老婆？” “找的时候不犯病，快一年了才这样，退不脱。当时还觉得漂亮。”然后他便不耐烦此，转移话题，说：“你说我当初傻不傻？只知道背。语文、英语背背也就罢了，数理化也背。我背些公式也就罢了，连试卷也背。我背得辛苦，第一步怎么解，第二步怎么解，都背清楚了，心想试题都在心里，考哪一题从脑子里挑出来就是，却是不知道，凡考过的题目断然是不会再考的。我把自己背废了。后来才醒悟过来，可醒悟时已经晚了。我早应该知道背诵是死胡同，思考才是真功夫，才是通往真理、解决问题的捷径。可惜我被自己的记忆力欺骗了，让那毫无用处的知识填满脑袋，连高中都考不上，成了一个对社会没用的人。” “也不能这么说，考学只是检验一个人的方式之一，它绝不是唯一。” “你这么说，我很高兴。我也是想天无绝人之路，只要方法正确，世间未有不通之理。”他却是要洋洋洒洒说下去，我打断道：“镇政府小韩是怎么回事，听说你一席话改变了她。” “嗬。”他一拍脑袋，好像记起这事，先自乐了几番，然后才讲那事： 那时他在村里兼做会计，一日忽然从镇里开来吉普车，是小韩陪领导下来检查。他当时便中了蛊，小韩走到哪跟到哪，却是不敢说话。待吃罢，她走到门口欣赏田野，他犹豫再三，还是走上前，像圣父那样庄重地说：“人生贵在及时行乐。” “怎么讲？”她说。 他本要逃遁，见对方没恶意，便继续搭讪：“你知道人最远能望到多远吗？” “一两里，十里八里？重要吗？” “你可以看下天空。” 她抬头望。 “那白云距离我们有1600公里。”他说。这时她眼里有种东西意外地光明了。他接着说：“你还能看到，月亮距我们38.4万公里，太阳是1.5亿公里，而北极星则有324光年。光年你懂么？” “不懂。” “光年是人类发明的最好的词之一，它说的是时间，指的却是距离。光在一年中所走的距离称为一个光年，而光速为每秒30万公里，相当于一秒钟从地球走到月球，你想想一年有多少秒，要走多少距离？而北极星要乘以324年。这就是你肉眼所能看到的。” “这么远？” “是啊。古诗说手可摘星辰，怎么摘？我们看见的星星，其实只是它发出的光。目前人类探知的最遥远的星，距地球100多亿光年。而在100多亿年前，宇宙才开始大爆炸，我们现在所见的，只是这颗星诞生时所发出的光。一些我们看见的星星，可能已化为齑粉，已不存在，但是它发出的光仍在来到地球的途中。就像一个人死了，他的声音还走在通往我们耳膜的路上。想起来多么可怕啊。” 接着他说： “你有没有想过空间？你觉得空间有止境吗？” “应该有。” “不可能有。比如这间村舍，它是有止境的，它70多平方米，但你不会相信它是整个世界。在房屋之外还有草地和田野呢。地球也是有限的，但地球不是全部，地球外有大气层。银河系也不是，银河系之外还有宇宙。宇宙之外呢，还有更大的宇宙。你很难想到一个尽头，只要有一个物体存在，那包围它的就绝不是虚无，而应该是更大的物。 “我们也从来不是天地的主人，说到底我们不过是无穷大世界里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我们的产生只是无数种偶然叠加的后果，这些偶然意外地带来我们，同理，它们也会必然地带走我们，就像带走恐龙那样。我们和恐龙一样，连起码的地震和海啸都预测不了。你看，在地球上空，在我们所面对的无限大的空间里，既有大量遵规守纪、和我们和平共处的物体，也有很多乖戻而不讲道理的物体。在40多亿年的时间里，它们像是不懂事的孩子，呼啸着飞来飞去，不停威胁地球——它们却已多次和地球相撞，你所知道的众多陨石，就来自那未知世界。陨石算小的，如果是小行星或彗核撞来，人类就要遭殃，就像恐龙曾经遭遇过的那样。它们什么时候撞，撞哪个部位，完全取决于它们毫无理性的运行。作为地球主人的我们，完全无能为力。 “下一个接替我们主人地位的也许是老鼠，也许是一种变异的新物种，也许连地球本身也消失了，它变成无数微小的石块，游散在空中。我时常忧虑于那毁灭我们的物体就要来了。我每天待在山顶看，碰到天气特别好，便会无比恐惧，我看到那遮蔽的云彩全部消失，漫天都是赤裸裸的凶手。我从没想到在我们孤独的家园之外，会挤着这么多蠢蠢欲动、恬不知耻的物体。它们中的随便哪一个，身形哪怕增大一毫米，我都会痉挛，这意味着它正以极快的速度，风驰电掣，朝我们奔来。我常说：但愿这只是幻觉。实际也都是幻觉，我们所见的，其实还算平安，我害怕的是那些一时看不见的，它们像隐身人一样悄然奔来已久，而我们对此毫无察觉。也许明早一觉醒来，在我们的视野上空，在那几百公里的地方，就会有一颗直径几千公里的脏雪球俯冲过来。不是没有可能。从来没有人保证我们能拥有永恒，我们的命运就像毛主席说的，‘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扫帚到了，我们肯定灰飞烟灭。” 说着，他将出了些汗的小韩带到土岸旁，揭开一块石头。一群蚂蚁四散逃窜。不过在意识到没有进一步的危险后，它们又跑回去，重新组成高效社会，有条不紊地运动起来。“你看，它们现在安详自在，过于自信。”说着他将它们逐一踏为齑粉，“一秒钟之后，它们便灭绝了。它们什么时候灭绝，灭绝多少，完全取决于我，它们预测不了，也计算不了。而我们在无穷宇宙里的位置，和一只蚂蚁没有任何区别。我们和蚂蚁的质量，同无限的宇宙相比，都接近于零。我们的智慧也不比蚂蚁高多少。” 这个十七八岁的姑娘一时被汹涌而下的知识震慑住，像冰棱僵立。“这本是古已有之的认识，人生重在及时行乐。”范如意强调道。 “那么，她跟你了？”我朝灶间望了望。 “怎么可能？手都没摸到。她当晚便和县城来的有钱人睡了。而且我觉得她可能更相信千禧年世界末日的传说，她的智慧也就到那一步。” “你岂不是很遗憾？” “是有点，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已经得到她。” “怎么讲？” “因为存在这种概率。” “什么概率？” “就是无穷大所提供出来的概率。这样讲起来会很复杂。我打个比方，如果只有1万平方公里，那么一个村落是特殊的；但如果是100万平方公里，那么就会出现一个和它大致类似的村落，它们所依靠的山的高度、所面对的河的宽度、所占有的稻田的面积、所居住的人口的数目就会差不多；而如果是处在1亿平方公里，那么很可能会出现两个非常接近的村庄，每家每户的财产是多少、生多少儿子、儿子们长什么样，都可能相同；而假如空间是无限的，那么就会出现至少两个完全一样的村庄。当我们认识到空间没有边界时，就应该认识到它存在物体相同的概率。在无穷大的空间，绝非只存在一个地球，而是存在无数地球；在无数地球中，又存在无数发展过程完全一致的地球；在这些相同的地球里，同样存在着无数发展过程完全一致的人类；在这些相同的人类里，又存在无数相同的我。你不要觉得玄乎，只要想想无穷大三个字，便知道一切都存在可能性。而这无数个相同的我，又会分裂出无数个不同的我。就像小径分叉。有的走上东边的路，有的走上西边，最终得到的结果完全不同。在这个地球上，我和小韩缘悭一面，而在别的地球，她倒向我的怀抱。 “但这只是自慰。因为这种相同，就像在宽阔海洋里存在两棵完全一样的水草，它们遥遥相处，彼此孤独，对整个世界来说无足轻重。我们不能占有所有的我，不能占有所有的机遇，我们每作出一个选择，都意味着被迫杀灭其他可能性。无穷大对我们而言没有任何意义。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犹豫而痛苦的原因。我们注定只能选择一种，而这种选择所带来的，注定不幸。无论出现什么结果，都注定不幸。因为——” 这时他显得分外凄惶： “因为总是有更好的。从相对的角度来说，我们所选择的永远是更坏的。我们可以看到比我们选择的还要坏的，但也只是五十步笑百步。我们每一步选择所收获的都是苦果，我们永远活在遗憾中。活着没有意义。” “知足常乐不就好了？”我说。 “不。” “你无视它，它便奈何不了你，你总是想它，当然悲哀。” “不。你完全不懂。你从未像我这样经受侮辱与损害，从未刻骨铭心，从未痛苦，甚至连一滴泪也不曾流过。你还不知道这属于人类的痛苦，而我代表的正是人类。你浑浑噩噩，不像我早已看破，每日只想幻化为石头，躺在山顶，既不选择人，也不让人选择，既不选择世界，也不让世界选择。不过，你迟早会明白的，只要你想到一个字，死，你就会明白。选择除开丑陋，而且毫无意义。活着就是感受伤害，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那浩瀚的宇宙、蔓延的星云、无尽的可能性，和我们都没有关系，我们只占弱水一瓢，饮尽便化为枯骨。我们死时，地球上的人还在载歌载舞，那散落在多重宇宙里的无数个我也在载歌载舞。我们成为永恒的沉默的一部分，再无翻身之日，就像我们的任何祖先那样。” 他争过此理，又长叹道：“我们都是有限的。”接下去他说：“我曾在山顶等待来自外太空的信号，就像封闭自足的土著在海边等待异族的船只一样。我想既然我们已屡次向外太空发射信号，那么外星人也一定会向我们这边发射。” “你依靠什么接收信号？” “收音机。” “收音机？” “是啊，收音机。” “那收到过没有？” 他摇摇头，说：“条件简陋，基本不自量力。而且后来我也觉得，即使目前的人类穷尽智慧，建立最发达的接收设备，也不见得能接收到。信号是微弱的，稍纵即逝，当它平安到达目的地时，可能是两万年以后。没有人会一年四季来监测这种信号，它可能经过那些人，永远地跑掉。而且，即使能接收到，也可能变成无解的密码。就是我们人类自己，现在也很难辨识最初的文字，何况在遥远的未来？和外星人比，我们的智力可能非常优越，也可能非常低劣。我们和他们是鸡同鸭讲，纯属做无用功。 “一度我也觉得时间旅行是存在的。我盼望着回到过去，这样便可以对过去进行修改。但后来我发现这是悖论，一个由A生长成的人，我们叫他A+，他回去修改A，使A变成B，以后在未来出现的一定是B+。那么这个A+便被架空了。又比如电影中那个著名的例子，一个人回到过去，阻止父母相爱，他们不能相爱，就不能生育他，那么他也就被架空了。而且，假使有时间逆行的可能性，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连一个未来的人都没看到？为什么在历史上也没有相关记载？” “人类的科技还没发展到那一步，发展到时一定会有人回来。” “不。我跟你说，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死了也便死了，就像清朝人明朝人那样。等到未来的人掌握回来的技术，并且回来，我们还能活过来去迎接他们吗？这可能吗？所以说，若是存在这种奇迹，我们就一定能看见。我们不能看见，请问他们都回到哪里去了？” “也许等到我们人类即将拥有这项技术时，地球毁灭了。” “不，如果存在时间逆行的可能性，外星球上的人也一定会回到这儿。但是没有。根据爱因斯坦的学说，当人类以接近光速的速度运动时，时间会放慢。比如一个人搭乘飞船去质量巨大的黑洞附近旅行一年，在这期间，地球可能已过去100年。那么他返回地球时就是进入未来，他的孙子将比他衰老。但这不是时间旅行，而仅仅只能说是一种养生。就像医生让人昏睡，延缓他器官的衰竭，那么当他醒来时，他会发现自己比别人年轻。我认为时间旅行的原则是：存在两个自己。如果一个人去往未来能看见另一个自己，那么我承认它是时间旅行，如果始终只有一个自己，那么它便是魔术。” “嗯。” “而且我觉得时间不存在。” “怎么讲？” “你不觉得时间只是人类发明的词汇吗？它和原子、中子不一样，它是抽象的，你能盛载它吗？你能找到一抽屉的时间、一厘米的时间或者一屋子的时间吗？世间万物都可以度量，连电磁波都可以，但是时间不可以，因为时间非物。从地理上说，我们可以从东边去西边，再从西边回东边，可以任意旅行，但我们不能从过往去未来，或者从未来去过往，因为我们既没有起飞的支点，也没有着陆的目标。我们说时间永恒存在，也可以说它从不存在，同时也可以说它时刻存在、时刻死亡。我们都是在用空间的思维去感知它，从来如此，比如它是一枚枚快速燃烧、瞬间熄灭的箭头。这符合我的想象。我们对现在的感受是最清楚的，现在充满光芒，但只要现在一过去，它马上就变成黑洞，未来也如此，未来在尚未到来之前，也一定是暗不见底的深渊。我老觉得时间就是卡拉OK下方出现的字幕，有一道短促的光跟着旋律移动，提醒你该唱哪个字。这道光就是现在。它经过的全部变成黑暗，尚未到达的也是黑暗。记住，只有现在看起来是有光的，是能附着在空间上稍微感知的。你说，我们人类怎么进行时间旅行？倘若我们能回，应该回到哪一段黑暗？回到哪一分钟的黑暗？哪一秒的黑暗？哪1/2秒或1/4秒的黑暗？” “不知道。” “哪里也回不去。因为连分钟和秒这样的概念都不存在。” “不懂。” “我们对时间拥有的一切概念，比如辽阔、短促、浩瀚、扭曲，都是以空间的思维进行的。而时间本身并不认同，时间从本质上说是空。” 接下来他说：“有次，我做了一个梦，不知为何从队伍中掉下去，落后人类一秒。也就是说，我落后现在一秒。那可能是我做过的最恐怖的梦了，我看见刚才还在的你们全部消失，视野之内（上下左右），全是又深又远的虚空。我经过了一层苍穹，又经过一层，一直在无穷大里徒劳地飞——那里既没有万有引力，也没有任何可以感召我的物质。我试图从这虚空中找到出口，因此慢慢幻视出无数管道，那管道每个都有几十里长，我一个个爬进去试探，看你们是不是在那边。我经常游到一小半便撤出来，因为毫无希望。而就在转身时，又觉得，假使唯一的你们恰在那头，我岂不是永远错过了？我就这样像在浩瀚的沙漠中转圈，最终精神崩溃。后来我瞎掉了，像一片树叶在空中漫无目的地飘，许久才听到一阵回声。那是你们在山谷里喊，范如意你在哪里？你们的喊声撞到大山，产生回音，让迟到一秒的我听见。我热泪盈眶地游过去，回应道：我在这里！可你们永远听不见一个人从黑洞里发出的呼喊。” 这时他似乎是在卖弄当初的惊惧，摇头晃脑，张牙舞爪。我起身说：“我得走了，那边所长还要找我吃饭呢。”他哆嗦着，还要讲，见我拿起包，便说：“那些所长、乡长、县长、联合国秘书长，算个鸟啊。” 二○一一年元旦，我已在北京混迹六年，刚要从网站跳槽去一家杂志社。多年前我辞掉了在县城的工作，自由自在地生活了很久，早已将自己视为江湖人。可总还是会有故乡熟人打来电话，说：“猜猜，猜猜我现在在哪里？” “北京。”我冷静地说。我知道往下我将要请他们吃饭、替他们导游。我还知道他们会表扬我出门打工的勇气，并在心里说这是个傻瓜，蠢到连公务员的工作都不要。有时我会厌恶地撒谎：我在外地出差呢。 元旦假期将尽时，又有操家乡口音的人来电：“是艾国柱吗？” “是。” 然后那边出现一阵羞于启齿的沉默，很久才说了： “有件事不知当说不当说。” “你说。” “要是你没有，就当我没说。” “你说。” “我是范如意。” “我知道。” “难得啊，这么多年你还记着我。” “我跟你说，我每月要还月供，没几个子儿了。” “只要一点点。” 他仿佛轻松起来，又说：“我是用公用电话打的，我在北京回不去呢。”我虽烦躁，还是去了西客站。他穿着简陋而干净的西服，正靠在电话亭里瑟瑟发抖，我便带他去买火车票。买罢，看时光尚早，索性又请他吃了拉面。他连汤带面快速灌下去一碗，见我没有吃意，又将我那份也吃了。我说：“你来北京干吗？” “参加亚太宇宙学科研大会。” “什么？” “骗子大会。” 他接着说：“我接到书面通知时，不敢相信，我何德何能，能与那么多院士、专家、博士生导师一同列席会议。因此我打电话给他们，他们说得干脆利落，就是通知您啊，您的文章我们提交评委阅读，评委很振奋，亲自定您来的，车船费我们报。我便找到那文章重读，读一句，疑自己一次，却是读完时，忽然沉浸在自己当初写作时那辉煌的激情了，禁不住泪流满面，谁说世道不公，奈何黄钟长弃的？” 他这样说时嘴角挂着轻蔑，就像嘲笑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我出门前想到破釜沉舟这个词，心想马上就要成名，何苦算计退路。因此砸锅卖铁，倾尽所有，连请了几桌客，买飞机票便来北京了。这可是我头一回坐飞机。那飞机飞到一半，停了，我看窗外，都是棉花一样的云朵，无边无际。我就想，这是地球外的景象，在地球外，确实可能存在芝诺所说的道理，即你要到达某个目的地，必先到达它的1/2、1/4、1/8、1/16……如此细分，你将无限接近静止。可是不久机身便颠簸起来，我才知自己刚才掉入的只是幻觉。” “你出席大会了？” “没有。负责接待的倒是热忱，给我看会议资料，介绍酒店情况，讲了四五分钟，忽然图穷匕见，说这一切，包括讲演、讨论、颁奖、文章发表，等等，需要交纳一定的活动经费。他们说，这也是为了维持这伟大而清寒的事业运转。” “你交了？” “我哪里有钱？最便宜的也要交1万元，我以为自己从此登堂入室，为国家所包养，身上只给自己留了几十元，哪曾想便是入个门也要上万。我说我是业余搞科研搞哲学的，谋生不及，哪来的闲钱。他们说我谦虚，后来见我实在没钱，便找保安将我请走了。” “这样啊。” “是啊，人世可恶，害我要找你借钱。” “算了，一两百块的事情。” 我想他这么冤枉来一趟，几个积蓄都弄光了，便好心劝抚，叵耐他跟着我客套地骂几句宇宙学科研大会，便眼露精光，讲新发现了： “你想，在大爆炸刚开始的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秒内，宇宙还只有豌豆那么大，但仅仅到达第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秒，它便已膨胀至直径达几百亿光年的规模。至第90亿年，地球形成，然后又过去47亿年，人类出现。人类又在19世纪和20世纪分别发明炸药和核武器。炸药可以摧毁比它大几百几千倍的物体，而1000克铀裂变释放的能量比1000克炸药爆炸所释放的能量又要大2000万倍。核武器带来高温和强辐射，在摧毁旧世界的同时，注定创造新世界。我想，人类智慧是呈递进式发展的，终有一天，我们也能通过一粒比豌豆小得多的物质，制造出直径几百亿光年的宇宙。那时的我们便是上帝，我们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这样？” “是啊，过去我看《圣经》，说上帝照自己模样造了人。我只道骗人，现在却觉得有理。人类若是能够制造宇宙，便一定能制造阳光、空气和水，以及像他们一样的人类。” “你的意思是存在上帝？” “是。人是怎么来的？是上帝照自己模样造出来的；而上帝是怎么来的？是人照自己模样揣测出来的。我很想说：他们揣测对了。在很远的地方，可能真的存在着一位上帝，他创造了如今的宇宙和如今的我们。他可能一直看着我们，也可能早死了，他的寿命恐难胜任他所创造的奇迹。” 后来他挤硬座车厢回简陋的乡下去了，直至今日也没给我汇款来。国庆节时，我携一个外国朋友回乡，风光几日，偶遇在县城开超市的聂新荣，才听说范如意失踪了。大概是五月份，他再没回到远景村家里，若不是岳父寻来，他那被拴住腿脚的妻子怕是要饿死了。村长发动上百人沿马路去找，最终找到山岗，发现那里有一顶垮塌的帐篷、一只斑驳的卫星锅（锅内有几根烧黑的细枝条）、几本镇图书室的书、几堆干硬的粪便以及一张由石块压着的白纸。上边用铅笔写着一个单词： M U S t 年轻人认识这个单词，但讲不出意思。众人只道他受够人间凄苦，去寺庙出家、去远方流浪，或者去山谷自杀了。不久听说山上找到尸骨，远景村的人去看，判断尸主应该是一位矮小的女性。众人由此偃旗息鼓。我想，他可能像高更那样，离开工作和家庭，离开这将人弄得越来越平庸的世俗，义无反顾地找寻真理去了。而且我觉得他应该是躺在山顶，以地球为零的起点，摆脱万有引力，一步步走向永恒而沉默的太空去了。 正文 小镇之花 秋天的小镇，天高而阔，每根枝条每颗稻穗清晰地存在于眼前。但是黄昏一到，树木、山岗变得模糊起来，灰蒙蒙的，在它们背后是太阳逐渐微弱呈暗橙色的光芒。对孩子们来说，这是充满遗憾的景色，意味着四肢无用，父母要赶他们回家。 比他们大十来岁的青年，一天的生活则像刚开始。他们三四人挤一辆摩托，呼啸着来到供销社门前，那里有电视、录像、啤酒及霹雳舞，他们时刻准备发生点事情，又懂得在法律高压线前止步。只有三个说话带“么事”口音的人不知轻重。其实应该说是三人里的矮子何飞不知深浅，他喝得差不多，便会问同伴：“今天做么事呢？”意思是下面，我们该干些什么。一天，他找不到更有意思的事，抽出两斤重蒙古刀，划向肚腹。血泡沿着一道线冒出来。 这张恶棍的脸是一部殴斗史。头皮被削过因此留有斑秃，额头缝过十几针，鼻子歪掉，一颗四环素门牙也不知去向。同伴大李、小李则因为适当的谨慎，保全住帅气模样。这天，何飞鼓着鱼泡眼问：“做么事呢？”同伴又叫了些酒，好像事情也要有灵感，需要等待。他们在等待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聊到当地最漂亮的女人。莉丝可聊处有二： 一是美貌。总会有很多称为美女或者说是长得可以的女人，男人们不乏冲动，但她们毕竟还是活在世俗中。只有莉丝不可理解，好像一提及她名字，人就会酥软，就像走过太多泥泞的道路，忽而在山顶望见一望无际的冰川（那些洁白的鸟儿啊在冰上留下清晰的影子）。莉丝的白，是白里滤过一层白，鲜嫩、瓷实、清澈如水流，可以看见皮下绿草似的静脉。人们看见她时总是揪心，仿佛看见瓷器过于辉煌因而忧心它随时摔碎。二是脾气。她可以一整天不说话。到邮电所取报纸的青年想出很多下钩的办法，但这些甚至包括到黄山旅游的提议都遭到羞辱。她分明是听见你说话，却自顾着做事，哪怕是看一眼，哪怕粗暴拒绝也好，她却是连这些也不给你。“好，有种，你等着。”人们气急败坏地走掉。和脾气匹配的是她寡淡的历史，谁也不知道她经历过什么喜悦或痛苦，她是邮电所所长的掌上明珠，死活要读高中，模拟考之后又死活不读，仅此而已。 “像烈士墓上的月亮。”小李说，“有天晚上我看见月亮像晒谷的篾簟那么大，挂在烈士墓半腰，近得让人恐怖，却摸不到。莉丝就是这样。我赌二十元，看谁能带她在镇上走一圈。” 何飞向来不好色，这时却站起丢下二十元，说：“大李，你做个公证。”他骑着摩托车，像喷气的兽飞走了。 “你倒是给我。”小李说。 “不行。”大李将钱拍住。 “早晚都得给，都是我的。” “那也得等他回来。” 他们想何飞很快会回来，顶多十分钟，心里是仇恨的，却得对他们自嘲一番。镇上流传过一个段子，下街的黄治茂碰见哥们儿，总是抚摸湿润的头发，问怎么回事，说是刚洗过头，你闻，还有肥皂味。不一会儿，另一位哥们儿驰来，说出大事了，有个青年在邮电所下吟唱，被推开窗户的莉丝泼了一盆洗脚水。 老板过来时，小李抢去二十元，分一张给老板，说再来几瓶，今日我请。“你的那份还没给呢。”大李说。 “我给你，你还不是得给我。我今日要是输了，把这二十还给何飞，另外再给他二十，这顿还算我请，不单今日请，明日也请。” “说话算数就好。” 两人赶着话聊，一路聊到北京、大兴安岭、火星，好像置身镇外，时间它自己在齿轮上悄然运转，走过去很远。大李看表时，已过去一小时。“一定是躲在角落耗时间。等下回来，肯定说自己去过了。”小李说。 “何飞不是这种人。” “有什么是不是的，人不都是这样。” 两人一时无话。继续闷坐了一会儿，大李说：“我有点慌。” “慌什么？” “你把他的钱给我，把你的那份也给我。” “再等等吧。” “不用等，我想到一个故事。楚国有个人卖兵器，说他的盾最坚固，什么矛也刺不破，又说他的矛最锋利，什么盾也防不住。我想何飞就是最锋利的矛，而莉丝是最坚固的盾，两人都不好惹，要出事。” “看看去吧。” 他们走向半里外的邮电所，它建筑在坡上，像是浓绿色的城堡。月光静谧，莉丝那间面街的窗挂着窗帘，被灯火映黄。二李蹲在路边，想等待窗帘后出现厮打的黑影，或者冒出尖叫声，但始终一无所有。风刮进衬衫，他们站起撒尿，然后回去。他们走到派出所门口。小李拿出四十元，说：“我给你吧。” “收回去，这时候钱是小事。” “那怎么办？” “还是回吧，再烂的兄弟也是兄弟，不能不讲义气。” 两人走回粮站，推开何飞房门，漆黑一团。“怎么办？”小李说。 “能怎么办，睡觉呗。” 他们回到各自房间，脱衣，钻进床铺，试图进入睡眠，却总是被恐怖的想法拦住。凌晨两点，大李去何飞房间看，门还开着，人没回。去小便，看见小李从厕所出来。 “你也睡不着？”小李说。 “是啊。” “何飞是不是把她掐死了？” “不可能，现在正严打呢。” 可他们又知道，何飞不怕死，伏法时一定哈哈大笑。他一定挤开房门，捂住对方嘴巴，重重推倒在床，三两下扒掉裤子，而莉丝太烈性，总是喊，因此索性掐死了。这会儿说不定正坐在尸体旁抽烟，抽罢，将她背到山脚，扔进薯洞。“事情要发生也已发生了，拦也没用，等天亮再说吧。”大李说。他们回房，敞开门睡，黎明到来时还没睡着，粮站铁门被推开，两人跑出来，看见做饭的文师傅。 “什么事？”文师傅问。小李吞吐着说了。“你们干的好事。你们虽然不是主犯，也是教唆犯、从犯，你们跑不了的。”文师傅嘴唇哆嗦，来回走上四五趟，才平复下来，“你们快去派出所自首。” 二李只是走到路上。这时何飞正骑着摩托回来，因为过度疲倦，他毫无精力。“搞了？”小李说。何飞没应，骑进粮站，下来，随手一丢，让摩托自己倒在地上。 “搞了没有？” “滚！”何飞上台阶时脚发软，大李过来扶，说：“收拾东西跑路吧，我们也算交情一场。” “滚！”何飞走进房间，将门重重甩上。 太阳升起时，白色的卫生院、蓝色的工商所和红色的药站都开门，只有绿色的邮电所不开，露水在邮筒下滴落。可怕的消息在买菜和卖菜的人当中传播，以致大家相信已经闻到邮电所里飘出的腥气。 很多人将早餐端到路上吃，也有人到邮电所探视，但也就这样，不会有更多举动。说起来很可惜、很震惊，但说到底莉丝也不是自己什么人。而且知道消息的人太多，轮不到自己出头。他们责怪邮电所不留人，所长去开会，老吴和小张也不知死哪里去了。日上三竿，邓所长才从第一班经过的客车下来。几个人跑过去，可怜的他还微笑着打烟，待明白过来，便像公鸡跳起来，跳到门口时扑倒在地。跟随的人扶起他，他嘭嘭地拍打着门，“莉啊。” 没有回应。 “莉啊，我是你爸，莉啊开门。” 还是没回应。他瘫软在地，几乎背过气去，众人扶起他，下雨一样地安慰。有人说：“邓所长你不是带了钥匙吗？”他才醒过来，翻出包里的钥匙。门打开时，一股阴风自光滑的水泥地刮来，邓所长跌跌撞撞走进去。一些男人要跟去，被女人拉住，“莉丝光着身子呢。” 邓所长听到，返身将门关上。 人们站着，耐心等待门再次开启。楼上传来中年男人可怕的哀号。因为等待的时间过长，一些人终于走掉，不过随后又被警车声势浩大的警报声召回。民警将邓所长喊出来。人们看见他努力控制着泪水以及极度悲哀的表情，说：“没事情，没事情。”民警进门了解了些情况走出来，推散人群，说：“都回去，什么事都没有。” 下午两点，邮电所开门，莉丝红着脸，在一大片目光的注视下在马路边疾走，穿着灰色旧外套。莉丝是会穿衣的，选择这样一件出门大约是因为接下来的事过于隆重。女人都是这样，在隆重的事要发生前，花费一两个小时挑衣服，起初挑极为艳丽的，觉得怪异，又挑暗色的，似乎这样才能将自己隐藏起来。她们比比画画，自我打气，最终死掉冒险的心，还是挑上这件不起眼的、灰色的旧外套。她们觉得这至少是平安的。 她的步态无法遮掩。昨日还是处女，双腿并拢，能夹住一枚鸡蛋行走，今日已是妇女，脚尖向外，像鸭子迈着罗圈腿，两腿间能跑过去一列火车。 “她去粮站讨说法。” “不是杀他，就是在他面前自杀。” “她被狠狠搞了。” “一夜搞了七八上十次。” “她被毁坏了。” 她走进粮站，来到何飞门前，没有敲门。里边鼾声如雷。在敞开的办公室，她挑上角落的椅子坐下，大李倒茶，她说谢谢，小李问等谁，她说何飞让她下午两点半过来等。 莉丝说话时，牙齿紧密而洁白，像医生一样完美。 漫长的等待直至三点结束，何飞穿着背心，提着牙刷，趿着拖鞋出门，莉丝迎上去，他定睛看了几眼才认出来，“来得好，等下跟我到镇上走一圈。” 这件事很诡异，但在南方这样的事很多。人们哀叹好瘪都让狗日了，逐渐习以为常。何飞调到粮油公司，莉丝随着去，就这样离开小镇，很少回来。 在传说中，莉丝住进何飞的父母家，只有六十平米，因此一老一少两个妇女像鸡一样展开翅膀，互相撕咬。莉丝没有这方面的天分，几天便败下阵来，乖乖做饭、洗衣、打扫卫生、倒尿盆。起先是随意应付，后来见婆婆牙尖齿利，便使上十分力，像是个家庭妇女了。有一天，她思前想后，明白吃力不讨好的缘故，因此在饭桌上试着给对方夹菜，还询问盐是放多还是放少了，她恭敬着等待笑脸，却见人家把夹来的菜拨向一边。这是软硬不吃的婆婆，研习一辈子权术，苦无用武之地，今日逢着了，怕是到死也不肯放下手段来。 某日，莉丝洗完碗，在沙发上打盹，婆婆走来，冷气地说：“又没工作，又懒，真不知道谁养你？”莉丝便找尼龙绳，最终没有吊死成。可能她要的就是这个吧，她当着婆婆面给何飞下令，现在就搬出去。她和何飞搬进粮油公司老宿舍。摇摇欲坠。好像每天都有可能出现拎大锤子的工人，却始终没来，莉丝也就在危房住安稳，置办电话、电视和家具。莉丝通过电话和邮电所的父亲联系上，有天，父亲说你妈想听你说话，莉丝就约好时间。时间到时，莉丝等待很久，才等到妈妈的声首。 “莉啊，好不？” “好。” “身体还好不？” “好。” “我想你了。” “说这些做么事。” 莉丝挂上电话。那文盲的妈妈脸色铁青地离开邮电所，走了很久，才遇见一位亲戚，她哗地哭出来。她说：“莉丝现在跟县里人一样，说话带么事了。” 在传说的另一件事中，莉丝去菜市场买某种菜，有五毛一斤、四毛一斤，也有三毛一斤的，莉丝买三毛一斤的，出来时找公平秤称，短二两，因此返回将篮子掷到案上，说：“你好大的狗胆，骗到我们县里来。”对方辩护，莉丝索性将菜摊的菜一颗颗掷下，两人由此极其壮观地扭打半个下午。莉丝仇恨地说：“乡巴佬，乡巴佬，你这个乡巴佬。”事情在何飞赶到后结束，何飞将地上的菜一一跺烂。 而在蜗居，莉丝几乎每夜与何飞吵架。何飞有点钱就打麻将，有多少输多少，莉丝总是压着嗓子喊：“钱呢，都去哪里了，你说过给我买它的，买到哪里去了？”战争总是以何飞胜利告结。何飞不打她，不骂她，只需嘴角带着嘲笑，说一句话。这句话他想什么时候说就什么时候说，莉丝总会悲哀地坐向一边，孤苦地哭。 女儿生下后，一半像何飞一半像莉丝，不伦不类，倒是性格继承莉丝，很小就表现出低眉顺眼来。而这本是莉丝的妈遗传给莉丝的。这个叫何小康的孩子总是站在斜坡上伸出两根手指，无休止地挖鼻屎，黄昏来时，她的妈妈莉丝来接她。在岁月的浸磨下，莉丝失去原有的水灵，需要依靠干燥的粉底和黏稠的油修补。这个美女逐渐皮革化。像本县诗人朱志华吟唱的：二十年后老子还是一条好汉，而你不过风韵犹存。 莉丝有时坐下和孩子一起看。南方的黄昏就是这样，很多模糊的分子往下掉，树木、山岗变得深沉，山后是太阳逐渐微弱呈暗橙色的光芒，就像有艘巨轮从那里缓慢下沉。没有吃上商品粮的莉丝，看完，带着同样没有吃上的女儿回到危房里去。 正文 午后 中午，大人们像是喝过迷药软绵绵地低头，一个个睡着。安安试图甩脱捉着自己的干枯蜡黄的手。奶奶半睁着眼，嘴里发恶，又睡过去。安安在甩动时，感觉那手紧握自己一下，像虫子蜇过。好玩。谁知甩着甩着甩开了。那只老手像瞎子摸黑，摸出几道弧线，疲乏地落向扶手。安安嘿嘿地笑，露出整块牙龈，门牙尚未长好。 这时，座钟的秒针一步一步地走，像有人在一下下地铡草。安安抬起腿，跨到门外，再将另一条腿拖出。阳光像一场金黄的雨。安安跑进道路。因为跑得快，脸上的肉上下晃动，不一会儿跑掉鞋。他心急火燎地将脚塞进去。他感觉他们已走远。后来，他抓起鞋赤足跑，房屋和山峰在眼前晃荡。他像汽车嘀克嘀克地绕过弯曲小道，穿越整个村庄来到村头。阳光被村长家高大的房屋遮挡，留下阴影，安安像猛然失明。等它们（晾衣架、人力板车、蒿草、水槽）逐渐显现出来，他才明白没人。往日，反动、后学和辉东在这里拍炮。炮是硬纸折成的，拍炮就是用手猛拍它，拍翻为赢，赢了拿走。安安不会折炮，总是等别人施舍。因为颜色不好看或者边角磨损，反动会施舍给他，然后赢走，然后又送他。安安再要玩，反动便说去去去。后学与辉东会附和，去去去。 安安走过村长家。屋内正重播电视连续剧《包青天》。一集又开始，台湾人胡瓜在唱。安安一句不懂，跟着哼的只是模糊的调子。安安看见通往河边的道路浮着三个小黑影，大喊：等等我。可他们不停。安安撒开腿追，绊了一跤。道路像楼梯猛然竖起来，痛楚和委屈杀到眼前。安安妈妈妈妈地叫。可是爸爸妈妈去了外婆家。安安哭得没意思，抹掉眼泪自己走起来。他们走了不大一会儿到达水泥桥前。桥是六块预制板连起的，洪水过后，桥墩陷进深泥，预制板七歪八斜。他们喜欢在桥上滚铁环，看谁滚得远，滚得远的可以耻笑滚得近的，滚得最近的必须下水将三只铁环打捞出来。 烦人的安安走来，脸上挂泪痕，嘿嘿笑着。他比画出几道弧线，说：我奶奶睡着了。他们吸着鼻涕，对着眼神，准备比赛。安安抓反动的裤腿，说：我奶奶睡着了，手还像瞎子一样乱摸呢。反动甩动屁股，说：走开。后学与辉东随即附和，走开。辉东推着铁环，快要撞上安安，大喊让开，安安便失神地跳进蒿丛。辉东上桥，推了几步，就让铁环栽进河里。反动和后学大笑，安安看看他们，也笑起来。 笑什么呢？辉东白着眼睛说。安安便不笑。反动说：没什么说的，你自己下去捡。 你们还没推呢，不见得比我远。辉东说。 我推给你看。反动说，小样。然后拿起铁环，小心滚过一块预制板，捞住它，说：比你远多了吧？后学则推过两块预制板。辉东咬牙切齿地捞起裤腿，脱鞋，一步步走下河。安安学着反动的样子，双手抱于胸前，睥睨地看。水像幽井，将光明阻隔于水面。辉东用脚没探到，脱掉衣服，扎猛子进去。反动说：该。 这时安安想起来，说，《包青天》刚放一集，我听到的。 胡说，白天不放《包青天》。反动说。 真放了，我听到唱歌。安安说。 放你妈。后学说。 是啊，放你妈。反动说。 可是他们接着就唱。 反动：开封有个包青天。 后学：铁面无私辨忠奸。 反动：江湖豪杰来相助。 后学：王朝和马汉在身边。 反动背起手走出八字步。安安愉悦起来，好像是终于对他们有用了。等辉东湿淋淋地上岸，他们又不睬安安。比赛几轮，辉东学乖，老说：反正也脱过了。有时反动就是没推到他那样远，他也下河捡，他从水里冒出脑袋，很爽很爽的样子。安安看得入迷，一时觉得河不宽，桥不长，自己也能推过去。可他不敢提出来。下一个节目是去蒿丛比谁尿得高。反动说：你给我看着，不许碰。安安接过泛着光芒的铁环。 蒿丛出现“你妈”的呼喊，辉东像兔子逃脱，反动和后学追出来，三人跑远。安安提着铁环，冰凉、沉重。他将铁环竖放在路上，感觉推一下就会滚动起来，可手一松，它就歪斜倒地。他努力回忆他们的动作，觉得诀窍只有一个字：快。他试得满头大汗。当他终于将铁环放在预制板边沿时，已物我两忘。他咳咳两声，松开捉着铁环的手，它便在预制板上笔直地跑，很顺利。他觉得能平安推到对岸，一定能，而他们不行。他们一中午也没推过去一次。然后他听到大喝：原地站住。他看着铁环像兔子跳进河里，他差点跟着栽下去。 转过来。 安安转过身，看见三双焦急而慈悲的眼。他们匆忙打手势，让他蹲下，他蹲下，才感到不晕。反动温柔地唤：别怕，孩子别怕。他们仨手拉手小心地挪上桥，将他解救上岸。反动点着安安的脑门说：要是滚下河去怎么办？后学说：你会划水吗？辉东跟着点安安的脑门：你要是淹死了呢？反动推开辉东，说：没轮到你。安安你听着，你要是淹死了呢？你淹死了你奶奶怎么办？你爸爸怎么办？你妈妈怎么办？你一家人怎么办？ 安安红着脸。 快给哥哥赔不是。反动说。安安认真摸辉东的手，说：东哥对不起。又摸后学的手，说：学哥对不起。最后摸反动，还没说，反动就说：好了好了，没事了。然后反动看了眼天空，说：我们还要玩什么呢？后学和辉东都没想法，安安也无。他们只知跟着反动走，反动会有办法的。一贯如此。这次反动走回到村口时顿住，示意安安回家。安安不动，后学和辉东便将他架到回家的路上。安安还要跟上，三人回头，发出恶狗般的嗡嗡声。 安安看着他们像是去分享巨大的秘密。失落死了。他愤恨地想，反正我也累了。他往家走，要走回椅子边，将手塞进奶奶的手里。他就是被这干枯蜡黄的手剧烈提醒到，心脏空掉，好像大风刮过，刮得什么也没有。要是他能活二十岁三十岁，就知这感觉叫失恋。可那时他能想到的就是，我的心空空荡荡。他转身回来，沿着他们走过的路走下去。 他们仨勘察过一个又一个稻草堆，闪进最大的一个。他躲在稻草堆后边。传来秒针走的声音。他知道是后学和辉东将稻草一捆捆塞到铡刀下，由反动铡。声音好听极了。不久，声音消失，他想他们是不是走了。他得回家，困了。这时，反动开唱：开封有个包青天。他们便跟着唱起来。安安的血活转起来。他竖起耳朵，听见他们在争执谁该当包公。其实不用争，最后总是反动当，可他每次都要假装以理服人。 我皮肤黑，你皮肤黑吗？他说，我肚子大，你肚子大吗？ 因此后学只能当王朝，辉东只能当马汉。 王朝在吗？ 喳。 马汉在吗？ 喳。 王朝马汉听令，带犯人陈世美，我说，速带犯人陈世美。 这个游戏玩不下去。而安安矜持起来，他要等待反动的一句话，这句话就像一块糖、一个抚摸、一个及时的赞赏。他一定要等到，而不是自己贱兮兮地跑出来。最终反动悲叹道：要是安安在就好了。他一把跑出来，拍打衣袖，跪下，说：陈四美到。反动噎住，不过很快恢复开封府尹的尊严，说：你应该说犯人陈世美到。安安说：犯人陈四美到。反动抛出稻杆，声如洪钟地喊：王朝！后学捡起它，喳。反动喊：马汉！辉东捡起它，喳。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反动仰天大笑，将犯人陈世美押上铡台。 后学和辉东将安安拖到铡刀下。阳光自遥远的天空投射下来，闪耀于刃口，像在那涂抹一层雪花。安安的脖子因为靠在冰冷的铡槽而发痒，他嘿嘿笑。他笑时整块牙龈露出来。笑什么笑？后学和辉东按死安安，可他笑得更加不可控制。反动迈着八字步走来，用鞋尖踢木柄，比画着刃口，拿嘴吹手指。他对眼睛骨碌转着的安安说：犯人陈世美听好，开封府铡刀有三种，第一种是龙头铡，为皇亲国戚准备；第二种铡是虎头铡，为文武大臣准备；第三种是狗头铡，为黎民百姓准备。你是当今皇上的驸马，理当用龙头铡。你可知罪？ 安安哧哧地笑。 后学和辉东说：你应该说犯人知罪。 安安的眼便放出磷火般的光：犯人知罪。 反动抬起手腕，看了眼不存在的表，说：午时已到，铡。说完摇动木柄，刃口挨到安安脖子时停止，算是铡过。接着是后学，将刃口停在安安脖子处也算铡过。最后是辉东，他朝手心吐唾沫。安安不耐烦地说：等下轮到我了。他也像反动和后学那样，将刃口停在安安脖子处，算是铡过。但是他在提起铡刀时感觉吃力，为着不丢面子——不让铡刀压不下来——他使尽力气，几乎是跳着让身体吊在刀柄上。那往下的力气便不受控制，像马车不歇气儿地坠向山谷。铡刀切掉安安的脑袋。笑声消失，像正流淌的河水不见。过了很久，血才从颈口一股股地喷出来。他们仨像大风吹刮的锡纸，哗哗作响，站着尿了裤子。他们看着不敢看的铡台。辉东太入戏，或者说本来就是逆子贰臣。后来，辉东之父吴主任赔偿安安家五万元。 （感谢方舟先生为我讲述这个故事的雏形。） 正文 猎猎人 某某： 从地铁出来已是傍晚，走进街道像走进昏暗的鱼肆。人们普遍发臭。在我眼前总是晃动一个中年妇女的背影。她走形了，腿部像两只纺锤，上身的肉沉积于腰部，可还穿着缀着红点的白连衣裙以及尖细的黑高跟鞋，灰掉一半的头发披挂在肩，脑袋两侧结着哪吒那样的髻。她就在我眼前晃啊晃，走在平路也像是在一级一级地上台阶。 到了深夜，天反倒会蓝，甚至有白云。我坐在阳台，像坐在海底，仰望着这你偶尔也可能仰望的辽阔苍穹。 楚尘有一首短诗《地面上的在空中》： <em>两个本来应该在一起的人却在同一个天空下的两个地方赶路</em> 我今天跟你讲的故事立足于“本不该”。在遥远的时代，有一片森林，森林里有一条赭黄色小道，小道这头有一间房子，住着一位瘦弱的少女。她一直坐在窗前，说起来她不是热闹的人，很少愿意说话。她的五官长得简单干净。一天，一位赤诚的少年走过来，她一看见，便起身，朝着小道走。他一直跟着。 很多年我都在想这艰苦的旅程。天空阴沉，无边无际的荒野被雪掩盖，一路只有几棵黑色的树，既没有黑夜，也没有白昼，永远这样，只剩鞋踩下去的声音，像一次次踩进泡松的软木。他低眉顺眼，言听计从，但这些都是选择性的，当她说出诸如“你还是回吧”之类的话，他停住，沉默不语，不一会儿又跟着走起来。有时她双手垂下（两只胳膊像是断掉），仰着脖颈，微微张开唇，牙齿顶着牙齿，无声地长嘶。她疲倦不堪。 这个故事因为翳障，出现不同的结果。如果以他为主角，则他是不懈的爱神，背负着永恒的城堡，以一种罕见的精神承受刑罚、磨难与绝望。最后愿望已不是得到对方，而仅只是为着将漫长的生命浇铸于修行。知其不可而为之。而如果从她的角度出发，则他是不折不扣的流氓——倘若是粗浅的流氓也好，那意味着推倒在地，凌辱或者殴打，意味着结束。但他并不气急败坏，他笃定能承受任何羞辱，像豺狗一样缓慢而坚决地跟随着。这条艰苦的道路是她带领的，她走到哪，他跟到哪，但毋宁说是他到处赶着她走。他是杰出同时让人恐怖的猎人。 “求求你。”有一天她说。他略微痛苦了一下，轻轻摇头。“求求你了。”她泪流满面，接近歇斯底里，“你不是要我吗？你来。”说着开始脱衣。 “不。”他将她气愤的手捏住。 “那你到底要我干什么？” 他好像也忘记自己到底要干什么。他说：“我们继续走吧。” 在故事的开始，她是强者，是他的主人，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但在后来，她是十足的弱者，束手无策。这是怎样的一种坚韧与偏执啊！就像每天早上有一个人跑来，将鞭子塞到你手上，“请务必抽打我一顿，拜托了。” 人类没有制定任何法律来阻止这种行为。 今天，作为噩梦，我已远去。当你偶尔抬头看这笼括中原、东北、亚洲以及北冰洋的天空时，或许还会为一个想法而心悸。你可能想到我也在抬头看这镜子般的天空，你可能害怕天空会将你的踪迹倒映进去。你去了远地，生儿育女。我早打听到了。但是你用不着害怕，也无须在意识到平安时展现出你固有的慈悲。我大量的纠缠与骚扰后来只停留在自己的卧室，有一年我每天写信，但最终只寄出去一封，说的还是与感情无关的事。我们说起来只见过五次面——本来还有机会见面的，但当你涂满口红在将近一百米的远处浮现出来时，我转身跑掉。那天阳光太过猛烈，道路晒得发烫，一切扭曲，我只一眼便看见你的衰败。时间这东西稳步前进，将我弄得尴尬不已。 我更愿意在没人的时候回忆那万物尚未开化的青春，回忆你干净而简洁的面庞。后来面庞模糊，回忆难以为继——我只剩麻木与空荡。我想告诉你的是，正是这场缺憾，导致偏执的我四处游荡。有时我眼看在一个地方经营好窝巢，账号和密码都设置好，有钱打进来，忽然觉得没意思便跑到另一个地方，从零开始。我和若干女性发生过纠缠，有一天我听到一句话，感觉进入迷宫。 “他也是这么说的，他觉得我有天分，想将我介绍到音乐系。”她这么说。我感到羞惭，因为我刚刚称赞她天生对乐器敏感。其实我连简谱都不识。其实她除开长得好看，别的也寡淡。她需要男人不停地赞扬她，以她为这上帝已死的世界唯一的主。而每个贱兮兮的男人都看见这个信号。我想到有多少次我都在别有用心地称赞对方，只为扯下对方的裤头。我穿上裤子，系好皮带，说：“我好像看见未来你在和一个男人说话。” “未来我说什么？” “你说，‘当时有个编导也觉得我指法不错，想让我深造。’而且——” “而且什么？” “你还会说，‘可我是不信的’。” 另一次，当我和另外一个女人在房间奔跑，手机响了。“嘘。”她伸出食指竖在拱起的嘴唇前。我听见她在和一个男人说着什么，诸如吃饭没有，家中的咖啡机是否修好，是否还准备学梵文，想不想骑电瓶车周游安义县，你要乖。我未曾想一个女人可以将同样的真诚、喜庆与热爱奉献给两个男人。但她只是在骗他，她每句话都是行骗。她骗得如此真诚啊。她说她现在正一个人走在街上，“好累好累哦。” 我便想起多年前我在兰州的女友在电话里跟我说的，也是在逛街，但是周围一点声音都没有，既没有轮胎疾驰的声响，也没有路边小贩的喧闹。“我好想你，嗯，就这样了。”女友说。我仿佛走进时间循环的河流，好像上帝一定要让我看到这些。 当这个女人放下电话来安抚我，我像沉稳的猫盯着她，说：“攻易守难。” “怎么讲？” “你看看这里。”我将一本书翻开，找到画过线的那句，“‘骑士，你懂得怎样迅速地获得胜利，但是，你不知道怎样保牢你的战利品。’” 当然有时我也会大受其伤。有一天我站在阳台的凳子上，俯瞰十一层以下的地皮，我的视力不知怎么特别地好，能看清每颗卵石的纹理——就像大地将自己抬到我眼前。我忘记踩上凳子是为着收衣服还是跳楼，也许两者都有。我既不想这么轻易地丢掉生命，也不想完全忘记誓言。我在最后一次给对方打电话时说：“好，你记着，你会后悔的。” 当然我一贯贪生怕死。 这个伎俩的失败让我很久不知该如何面对她。她万一要说“你不是要去死吗”，我会怎么办呢？但是没多久我便坦然。当我不得不在一个场合碰见她时，发现自己连一点点的尴尬都没有。就是这样一个她，头发稀疏能见着发黄的头皮，用台湾口音说普通话，而她是西北人——只是女人当中无关紧要的一个呀——可我当初怎么就对她那么钟情，还要死要活的？ 我心里有很肮脏的一面。后来我想，世上没有比爱情更扯淡的东西。人类的一切几乎都在为爱情让步，都在哄着它，让着它，以它之名干出的事怎么荒唐都可以，都能得到原谅（或者说至少是同情吧）。但是一结婚，它的功能与意义便清晰无比。它只不过是人类为传宗接代发明的光圈。有天，我衰老的父亲从新疆乡下打电话来。数年来，他每三天都坚持打一次这样的电话： “结婚喏。” “结婚为了什么？” “为了生孩子。” “生孩子为了什么？” “让他结婚。” “他结婚干什么呢？” “他结婚生孩子。” 我感觉父亲像上帝的监工，提着鞭子让我回到苦役营。他也说不出结婚的理由，只能举出反证：“你看有谁不结婚的？”或者，“你总得要有一个孩子吧？”或者，“自古都是这样过来的。”我倒是想告诉他，这全他妈经不起推敲。 先辈生育我们，我们生育后代，后代生育后代，生生不息，无穷匮也，为了什么？为子孙？那子孙又为着什么？为他们的子孙？我们到底在等待什么？在时间的尽头，有一扇金光灿灿的大门打开，还活着的人类带着所有祖先的灵牌进入永生的殿堂？或者，在那尽头，上帝要给你们放一场电影？细想下去，我们和那些我们所鄙视的猪、狗、牛、羊没有什么区别，它们也是一代代生下来的，和我们一样，奔忙于食物，又以罕见的认真，将财富与精力献给生育。我们与它们都不知道为什么。 也许是先有交配，接着有婚配，接着有生育。也许只是为了更好地获取食物（在幼年时期通过父母获取食物，在老年时期通过子女获取食物）。后来为婚配又发明爱情这吗啡。吗啡如此迷人，以至有人分不清是先有婚配还是先有爱情。他们觉得，如果没有爱情，婚姻将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他们因此悲伤，因为婚姻降临之时，他们对爱情的需求便得不到满足。 我觉得这些都没意思。 也许这是因为我在这方面严重失败过。 如果一开始便尝到幸福的味道，也许我会拿起枪攻击这无聊的看法。但是幸福从未真切地来到。我知道人只有一生，五十年、六十年或者更长一点。很多事只够尝一次。当我尝到的是一枚苦果时，强迫自己吞下去。来不及换了。人的一生装不下两个爱人。幸福——那曾经让人心驰神往的味道，只是长久地存在于我的幻想，就像身处地牢的人拥有完整天空。我制造出圣洁到无以复加的你，同时愤恨于现实中那些既得利益者，他们饕餮、奢侈、浪费，将苹果吃到一半，扔进垃圾桶，那些饥汉的眼神便跟着这扔出去的抛物线游动，心里发出愤怒的叹息。后来我又觉得爱情其实就是这样，没什么值得尊重的。我开始任由自己堕落。 倘若当时的结果是另一种（你应允我），我们或许可以好好生活，好好结婚，好好生孩子，周末时打牌，买辆车到郊外游荡，光明地生活下去。但是我也想象不出更多的情趣。那样的生活只是含糊的一大块，有时能看到一两个细节，比如牛奶瓶倒下，流淌在桌面，然后有一滴从桌沿掉下。就像滴墨，滴落在我心里。我不知道抚摸你手时，灵魂会出现怎样的颤动，我尚未品尝到灵魂之火通过指尖传递、燃烧所迸发出的壮烈。我在别的女人那里偶尔尝过类似的感觉，但很快消失。也许你没什么不同。 当初，你欲得到你热爱的人，我欲得到你，有人欲得到我，都遭遇严重失败。我们成为彼此的出气筒。最终，我们一无所获，按照时间或者上帝的旨意，像牲畜给自己套上项圈，选择结婚。在我们尝试望一望星空时，不小心都老了。今天当我从地铁出来看见那个肥肿的中年妇女，我感觉不到有谁还会爱她，也感觉不到她还值得谁爱。时间摧毁一切。在长长的街道，雨就要下来，没人来接她，也没人打电话给她，尽管她一直捏着手机等待。只有她自己，给自己结了一个属于青春时代的发髻，仍然披挂着初恋时的长发，青丝如剁裂的蛇皮袋。当初她是神，如今是一处生育的遗址。 我曾长久活在痴愣中，不知魏晋。但是时间从不留情，十八年过去，仿佛只有一夜。十八年前我想过，要忍住那段时光，就停在那儿不动。但是一夜过去，时间便将我们带到僵硬而冷的今天。时间这个小偷，将我们猛敲一棍，塞进麻袋，一溜烟跑到现在。十八年前的某晚，我看见你。你身上冒着新鲜的气息，像春天雨后一片嫩绿树叶所冒出的气息，它洞彻心扉，让人心驰神往。你的皮肤之下分布着绿色的静脉之河，你的瞳仁明亮而纯粹，像最黑之夜里唯一的星星。你将要吃的食物是刨冰，将要来接你的是你那穿着踩脚裤的妈妈，在你家里，你爸爸还在调试一台两尺宽的巨大收音机。那只是一个瞬间。人生的幻觉。现在那些物质都不复存在，包括我们共同听过的歌，演唱者都死了。 我很多年没写信——这次写仅仅是因为有人组织大家来写一封属于心灵的信，以抵抗物欲横流或者说太过科技的生活方式。我找了很久，没找到一个合适的书信对象，也就是说，人类当中，没有一个值得我去向他倾诉。最终我估计很多人和我一样，将信写给遥远同时无关的你。我喝了很多酒，这时的我油滑、狡诈、自轻自贱，像一块塞满油腻污垢的抹布。而在以前，我写过大量的赞美诗，它们存放在箱子里。有一天，我不识字的妈妈说：“将这些信烧了吧。”我惊诧地看着她，将所有写给你的信烧了。烧的时候感叹号四溅，我感到痛惜，心想以后你要是回头找我，我该如何提供这么多年还在爱你的证据啊，同时，当我年老时，我该如何向自己提供我还曾认真爱过的痕迹啊。但很快我便想开。想让狮子爱上蝗虫，压根不可能。这本应是人间最清楚不过的规矩。同时，即使你想过爱我，我也没办法振作，或者说，我对你对自己都感到厌恶了。而老去以后，也没有比等死更平稳的生活方式了。 某人 2011.6.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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