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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龙·还没长大就老了》 第一章 人傻钱多 拿命搏 《龙少爷》之后，我合作至今的编剧、老搭档邓景生开始从好莱坞电影中寻找灵感。最早给他启发的就是斯皮尔伯格的《夺宝奇兵》。他希望做一部充满枪战动作和特技打斗的电影，最终我们一起创作出了《海上剿匪记》。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尝试在编剧方面进行团队创作，就像今天好莱坞的工作方式一样。 故事背景是20世纪初，一伙海盗摧毁了一支香港舰队，我饰演的水警队长马如龙只好转做陆警，但他一直设法寻找海盗们的线索，最终将他们一网打尽。这个剧本里面还有两个重要角色，一个是一本正经的警官，另一个是当地的无赖骗子，他们的加入为这个紧张的故事带来很多幽默元素。在我们讨论剧本的时候，就很清楚只有两个人能够胜任角色，他们就是我的大师兄洪金宝和师弟元彪。这不仅因为我们三个人都已经在片场摸爬滚打很久，擅长特技动作表演，更是因为我们非常熟悉对方，只要一个眼神，或者一个细微动作，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这种无敌的默契会让动作戏的拍摄事半功倍。要知道，我们三个可是连洗澡都站在一个浴缸里面洗的那种交情。 在这部戏中有一幕最重要的特技场景，展现的是我在经历过一连串街头追逐，终于爬上旗杆并且跳上一座钟楼的顶部之后，又从上面直直地掉了下来摔到地面。经过多番讨论，我们确定这个镜头没法用替代方式完成，你想要这个画面，就只能用真人来演。我当然要亲自上阵，没有疑问。 动作组开始思考可以怎样在中间增加阻力，降低我下降的速度，让我不至于摔死。最后你们从成片中可以看到，挡在中间的只有两层布篷而已，而整个高度大概是15米。 确定拍摄方案之后，元彪用犹豫的眼神看着我：“你确定这样可以吗？”我一副很有底气的样子：“没问题，咱们可以先试试看。” 剧组先做了一个跟我同样重量的沙袋，从钟楼顶端把它扔了下去，在穿过两层布篷之后，沙袋落到地面瞬间破裂，沙粒飞得满地都是，我有点傻眼。不过我还是坚持：“一次试验不能说明什么，咱们把布篷再绷紧一些试试看。”这次的沙袋比较幸运，它完整地落在了地面。 那时在香港拍电影，如果不是在棚里，而是实景拍摄的话，只要在街上一搭起布景，就会对周围的生活造成很大影响。刚好这次拍戏搭景的地方是个停车场，我拍戏又向来慢工出细活，布景一搭最少也要几个月，这下很多人的车子都不能正常停放了，每天都要把车停得很远再走过来，附近的交通被弄得很糟。还好大家都对我们很宽容，不会来抱怨什么，但这也导致所有人都会来现场围观看热闹。就在准备拍这段戏的时候，不知道是谁透出了消息，说我会从那个钟楼上跳下来，而且不用替身，自己跳。这下可好，每天那些写字楼的人、卖东西的人、过路的人，都跑来现场张望。尤其一到吃饭时间，每人手里都拿个碗跑来片场，一边吃一边抬头看，我就站在楼顶上慢悠悠地说一句“今天不跳”，大家就会很无趣地散掉。 其实尽管已经做过试验，但是临近拍摄这场戏的时候，我心里还是越来越打鼓。每天都会往下看一看，在心里盘算，这么高的距离，底下接住我的就那么一小块布篷，摔得往前一点，头会断，摔得靠后一点，脚会断，到底应该怎么摔？每次给自己鼓个劲儿，心想咬咬牙就拍了，但一站到那个边缘，想到那个碎掉的沙袋，就会不自觉地往后退。 第一次试拍，我爬上钟楼顶端，成家班的人慢慢把我扶出窗外，晃晃悠悠地挂在指针上。在摄影机开始旋转之前，我整个人的重量挂在那个金属指针上，手忽然感到非常痛，我大喊成家班，他们赶忙过来把我拉回了屋内。 第二次试拍，我又是刚刚挂出去就让成家班把我拉了回来。刚好那天邹文怀跟何冠昌两个嘉禾的大老板来现场探班，他们上到楼顶，看到这么危险，简直是不要命，就过来拍拍我：“不跳就不跳吧，要不就用替身吧。”我说：“替身也是人，他们也会怕。放心吧，我可以。” 这样一拖就是6天过去了，我每天都找不一样的借口逃避拍摄，今天是顶光不好，明天是蓝天不好，后天是黄昏不好……反正我是导演，每次我说什么，灯光组、摄影组那些人也都只能表示认同。那不拍干什么呢？就先吃饭吧。连续六天没拍一个镜头，整个剧组都在等。到了第7天，那天阳光很好，我又上到楼顶，心里正在纠结的时候，洪金宝从下面路过，看到我又站在上面犹豫，他就忍不了了，站在楼下大骂道：“你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我每天都没地方停车，都要走路上来，你到底拍不拍？！”当时我被他一骂，那个感觉就来了，就说：“要不然这场你帮我做导演，你来帮我拍。”洪金宝说：“好，我来拍！”接着他一把抓过机器，跟现场的人们说：“准备！” 那时候拍戏还是胶片，也没有现在这么长的胶片，一卷胶片很快就没了，很珍贵的。我必须先把自己甩出去，下面才能开机，不然底片就不够用了。我让成家班离开，不要扶我，不然每次都想跟他们求助，“不行不行放我回去”。这次我决定一个人在那里挂着，挂到自己没力为止。听到四部机器同时动起来，洪金宝大声问我：“准备好了吗？我们这里准备好了！就等你了！”我当时就觉得一阵热血涌上来，抓着指针，把自己甩出去，听到“Rolling，a”，一直等到手没有力气又很痛，抓不住指针了，才慢慢松手滑下来，心里说“算了”，接着整个人自由落体…… 先撞到第一层布篷，布篷瞬间撕裂，接着是第二层，然后就是“咣当”摔到地面。我来不及做下意识的翻滚来缓解落地的冲击，直接摔在了地上。如果你们现在再去看一遍那个镜头，会发现我完全是等到抓不住指针之后才放弃，那个画面完全不是表演，它是真实的。 这一次拍完，我的脖子在落地时重重地折了一下，但我没死。用冰敷了一会儿以后，我告诉大家，准备重拍。“什么？你神经病啊！”洪金宝和元彪都觉得我疯了。我告诉他们，刚刚这个镜头只用了4秒钟，冲击力还不够，我希望这个动作能在电影里用10秒钟的长度，从不同角度得以展示。他们懒得再说服我，于是开始安排重拍。 第二次，一样的过程摔下来，掉到地上的一刹那，我的脑袋完全蒙了，毕竟是相隔不久的两次重创。我就是个神经病。元彪在那场戏里也是演员，他赶忙跑过来拉起我，小声在我耳边说：“快点站起来，快讲对白，不然就白摔了！”我听到他的声音，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样挣扎着起来，嘴里叽里咕噜说了几句话，就被元彪和其他演员拖走了，这个镜头终于完成。 这部电影在发行的时候改名《A计划》，在当时获得了巨大成功，我跟两位师兄弟的勇敢尝试，为功夫片打开了新的创作方向。而对我来说，1983年的这部电影最特殊的地方在于它打造了我电影生涯最重要的标签——亲自表演极度危险的特技动作，不用替身。在那之后的几十年间，我的电影不断带给观众轻松有趣的观影体验，同时也带给他们绝对值回票价的高危刺激动作。 第一章 人傻钱多 “死就死吧！” 1980年，我第一次去好莱坞发展，拍摄的作品《杀手壕》票房失败。1985年，嘉禾已经在美国设立了分公司，他们再度建议我到美国试试看。这一次，他们希望顺应市场需求，把我打造成克林特伊斯特伍德那样的“硬汉”。 我心里却很反感这样的安排。我不觉得自己适合那种冷冷的杀手形象，也不喜欢那样的角色。在电影里做出一副“硬汉”的样子没问题，但那得是出于自卫或保护朋友。可是那时候事情由不得我，我在公司的安排下接演了《威龙猛探》。在这里面我跟美国演员丹尼埃利洛饰演一对纽约的刑警拍档，奉命前往香港追捕一名国际贩毒头子，毒枭为了脱身，劫持了昔日的贩毒伙伴的女儿为人质跟警方对抗。这个剧本里涵盖了过去好莱坞动作片的很多套路，脏话、裸露、暴力动作，我并不认同那个导演的电影风格和拍摄方式，这次合作也不愉快。最终，这部电影再度失败。 我很不开心。回到香港，我马上找到搭档邓景生，希望用我自己的方式去拍摄一部关于警察的电影，也是要拍给那部美国片的导演看。在动作方面我已经有了想法，我希望这部电影里我的动作跟大量的玻璃结合起来，后来我的想法在电影里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而这部片也被我的特技同行们称作“玻璃故事”。在这部电影里有很多非常危险的特技镜头。其中有一段讲的是我饰演的警察陈家驹，在某个购物大楼里面经历一番激烈打斗，发现目标就在一楼大堂，而当时他身在几层楼高的地方，为了防止嫌犯跑掉，决定直接跳到一楼追捕目标。 这个特技动作需要我从高空跳出，抓住大堂中间挂满圣诞彩灯的立柱滑向地面，穿过一道玻璃结构的隔离物，落在购物中心的大理石地板上。这次的起跳高度是大约30米。这个画面很多人都看过，但你们不了解当时情况有多恐怖。 首先，我们必须要在晚上商场打烊之后才能进行拍摄，晚上的时间本来就有限，我当时又在同时拍摄另外一部戏，洪金宝导演的《龙的心》，第二天早班还要赶去那边。当天晚上拍完之后，第二天布景就要拆掉，并且在商场开门营业之前清理干净现场。这意味着我不仅没有再试一次的机会，连NG的机会也没有。要拍，就要一次成功。 我们的准备工作就花费了大量时间，要先把人家商场里的大吊灯拆下来，换成吊着的三根铁柱，然后要在上面拉钢丝，每一根钢丝都不能焊死，只能用AA胶粘住，否则实拍的时候不可能拉断它们滑下来。粘好钢丝之后要挂糖胶玻璃碎渣、彩灯、电线，最后挂爆破装置。铁柱的下面要再铺600磅（1磅＝0.4536千克）的糖胶玻璃，再下面是一个小木屋，里面大概装了一万颗糖果，我从上面跳下来，就靠它接住我。在他们准备的过程中，我在旁边等得睡着了。 在刚拉了两三层钢丝的时候，他们叫醒我，在不太高的位置先试了一次，我跳下来发现钢丝刚断了两根就不断了，我的手原本是要紧握住中间的铁柱，但钢丝不断，手自然就握不住，整个人只好松手掉在地上。就在这个过程中，外面的天已经快要亮了，为了防止光透进来，剧组先是在玻璃屋顶上面喷了黑漆，结果忽然下雨了，没干的黑漆被雨水冲掉，剧组又马上找来黑布铺上。这根铁柱的主道具还没准备好，同时又不断有新的问题传来。 灯光组过来跟我说，大哥，用剧组的干电池没办法把整个道具上面的彩灯打亮，我们只能用大厦的普通电源。我说那如果漏电了怎么办？我会被电死的。他们说，我们会有人在插座旁边看着，一旦出现漏电我们就把插座拔掉，把电断掉……道具过来跟我说，大哥，这些钢丝我们必须粘得结实一些，不然会更危险，所以你跳下来的时候一定要用力往下拽钢丝，这样才能顺利滑下来……好几部机器的摄影已经在现场Stand by了很久，尤其在天花板那边还有一个，他已经抱着机器等了两三个小时，全身的衣服都湿透了，有汗滴下来，还被下面的工作人员抱怨，说上面怎么在滴水？！…… 当时我已经连续很多个早晚班拍戏，觉都不够睡，耳边不断传来这样的信息，这些问题都有隐患，都还没有解决，但都需要我做决定，时间慢慢来不及了，现场几百个人在等，我整个人已经从混乱变得蒙掉了。 这部戏还有一个创举，或许到今天它依然是一个纪录，为了确保这个动作能够以不同速度和景别被记录下来，现场有15部机器同时拍摄。这就意味着现场会有15个摄影师，二三十个摄影助理，这到今天依然是非常奢侈的。其中有的是高速摄影，也就是说我只要浪费一点时间，不及时跳下去，底片就会用完。按照剧情，我起跳的地方并不是一个平台，它只是很普通的楼梯把手，不仅是圆的，而且是滑的，人只要一站上去，就要立刻跳下来，没有犹豫的时间。这个起跳点离下落的地方还有8尺远，相当于我要在一个6层楼高的点上做立定跳远，跳出去8尺，再从一个混合着钢丝、彩灯、糖胶玻璃、爆破装置的铁杆滑下去。而且，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我望着下面几百个工作人员和临时演员，我的两位女主角张曼玉和林青霞，他们都在下面看着我，我跟自己说，你可以的！ 一个成家班的人上来说，大哥，准备好了。我跟他说，一会儿只要我在上面一晃头，这就是暗号，你们就开机。 我终于站在了扶手上面，下意识地晃了一下肩膀，就听到下面十几部机器同时启动的声音！我想说其实我刚刚不是在晃头，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你能想象现场有几百号人，但那一刻却可以鸦雀无声，全场只听到机器吱吱咔咔转动的声音。我心里想，“死就死吧”，然后大喊一声就跳了出去，嘴里喊的是——“死吧！” 我腾空而起。 用双脚夹住铁柱，滑落的过程中灯泡闪烁爆裂，玻璃与火花一起飞溅。我先是感觉自己的手很烫，然后很痛，然后就已经麻了。整个过程伴随着我“啊……”的叫声，接着撞到600磅的糖胶玻璃，把它撞得粉碎，再摔到糖果小屋上。成功了。 这个镜头还没有结束。 我要用一镜到底来表现这个情节。从上面跳下来，紧接着抓到歹徒就打。落地之后，我马上起身，抓住成家班的一个武行就开始打，咚咚咚，咚咚咚，直打到那个人说，大哥，你不要再打了，我快要死了。我一松手，那个人就倒下了。我才发现自己当时已经失去理智，好像疯掉了一样。我这时候才转身对着大家，用力地嘶吼：“啊！！！” 这时候我看见林青霞在哭，张曼玉在哭，我的经理人、茶水、化妆师、服装师那些女孩子们都在哭，我很帅气地甩了一句：“有什么好哭的！” 说完转身到旁边，看到自己的手上全都是碎玻璃渣，皮都翻起来了。在现场简单地处理了一下，就已经到时间要接早班了，我上车让司机带我去洪金宝的片场继续拍《龙的心》，车一开动就睡着了。等到司机说“大哥，到了”，我醒过来，伸手开门，发现两只手不仅都是肿的，而且在发抖，完全没有力气，连车门都打不开。这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当时有多紧张，整个人从爆发到透支，已经虚脱了。这个动作带给我的是两只手的二度烧伤、满脸的血和满身的碎糖胶玻璃渣。 现在回想起来，依然觉得很骄傲。我的很多特技动作都是一生只有一次的经历。 庆幸的是，我都做到了。它们被永远地记录在了胶片上。 第一章 人傻钱多 禁令 小时候在戏剧学院，所有男孩都要剃掉头发，大家过了很多年小光头的日子。后来终于离开学校，一有机会我就把头发留长，好像是在故意跟过去对抗，或者是弥补曾经的遗憾。那时因为头发太长，被人叫作“飞仔”。到了台湾和韩国，还因为这个被警察询问，因为那里的年轻人都要服兵役，不能留长发，他们刚开始不知道我是香港人，就过来盘问我。 我很喜欢吹头发，还特地去跟人家学怎么吹。当年自己是长头发，每次都随身带个风筒，很认真地吹，觉得很舒服。后来只要一到外地拍戏，戏里那些搭档们就都不带风筒，每次洗完头就来我房间，我就会帮大家把头发吹干。汪明荃、林青霞、徐枫、秦祥林、洪金宝……我都帮他们吹过头发。平时娇姐和祖名的头发也都是我来吹。 第一次到好莱坞的时候，我曾经模仿20世纪30年代电影明星的发型，把长发剪短，虽然自己觉得很得意，但后来周围的朋友都说很难看，真是讨厌。等我决定回香港的时候，就又恢复了自己的长发造型，说是“造型”，其实就是不修边幅。 直到1986年发生的一次严重意外，我被干爸爸何冠昌勒令再也不准把头发剪短。那是我拍了这么多年戏受伤最严重的一次。电影的片名叫《龙兄虎弟》。当时，关锦鹏是副导演，刘伟强是摄影师，陈可辛是助理制片。 电影讲的是某伯爵希望把失散800年的“上帝武装”寻回，这五件宝物在《圣经》上被记载说可以用来对抗魔鬼。他寻得亚洲飞鹰Jackie从非洲土人中夺得三件，而另外两件在一伙恐怖分子手上，因此而展开一系列救人和夺宝的故事。导演并主演这部片时我33岁，已经自己开创出比较成功的电影模式：全球取景、精彩动作、商业喜剧。 我们是在南斯拉夫开镜，现在这个国家已经不存在了。这部戏的美术指导是奚仲文，他希望我尝试一个新造型，剪一个短头发，我觉得也没问题。对我来说，头发长短没什么所谓。当时的拍摄地条件很艰苦，也没什么专业的理发师，奚仲文就直接上手帮我剪。剪完对着镜子，我默默地说，真难看，跟狗啃的一样。刚好开机后没几天，我因为工作需要去日本出一次差，就顺便请日本当地的造型师帮我重新打理了一下。再回到片场，奚仲文觉得哪里不对劲，就又拿起剪刀给我修了修，总之这次在头发上折腾了蛮长时间，过去从没这样过。 出事那天，我拍的那个镜头其实并不复杂，至少对我来说不复杂。大概就是后面有两个人追我，我需要跳到一棵树上去，这在我演过的那么多动作戏当中也就是个过场戏而已。拍了两遍之后，前期导演曾志伟就说不错，可以了，过了。可我回想了一下，不对，自己跳完之后落地时不够灵活，我希望再拍一遍。通常我说再拍一遍的时候，没人能阻止我，结果这一次就出事了。 其实那棵树也不是很高，对我来说真的不高。结果一跳过去，树枝断了。我一瞬间就掉了下来，在往下掉的过程中，我凭直觉一直在抓树干和树枝，那些树枝就一路跟着断，我一直抓它们一直断，等快掉到地上的时候，我习惯性地用手去挡了一下，但头还是砸在一块石头上。后来想想，可见大家当时多忽略这些动作戏，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很忽略。说跳就跳了，根本没研究应该找什么样的树，可以承托我的重量。 落在地上的第一反应是腰很疼。当时我爸爸在片场，他过去几乎不来我工作现场的，也不知怎么就这次我出事被他当场看到。当时剧组的同事们就赶紧先把我爸爸推走，免得他受到太大刺激。我感觉周围一下围上了很多人，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也许只是一小会儿，也许是很久，我忽然觉得自己没事了，要坐起来，大家赶紧按住我说不要动！我只好乖乖地听话，但就觉得整个人很热，摔下来之后头也很涨。后来大家就发现有很多血从耳朵喷出来，那真的是在喷血，但是我的外表又看不到伤，大家都被吓住了，怕我会死。 那个时候是上午9点多，剧组要从山上把我搬到山下，再坐吉普车送去医院。我记得自己躺在车上，旁边一直有人在用力拍我，说不要睡啊不要睡啊Jackie。我说你们不要打我了，我全身已经很痛了。到了一个小医院就马上先打针，大家都知道我很怕打针的，当时也没力气反抗了。打了很多针之后，我又被送到一家大点的医院，医生看过我的情况之后说，一定要马上脑开刀，不然很危险。我们这没有这么高的医疗水准，最好能找全世界最好的那个脑科医生来开刀，他是瑞士人。 在这个过程中，我的耳朵还在流血。接着又觉得鼻子很痒，原来是血在倒灌，从鼻子流出来，喉咙也在咕噜咕噜地响。直到这时候我才开始害怕，想起有个形容人快没命的词是七窍流血，现在耳朵、鼻子都流血了，我不会是正在七窍流血吧？想到这就赶紧用手摸了摸眼睛，还故意找到手上一块白的肉去摸，还好眼睛没有流血…… 当时曾志伟在现场，他看到那种情况，觉得我可能快要死了，就赶紧打电话回香港，给嘉禾的大老板邹文怀。那时打电话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国际电话没办法一下子就打通，曾志伟第一次打过去，说明了情况，就等着香港那边回电话。邹文怀老板第一次把电话打回来，说正在联系那个瑞士脑科医生，然后就挂断了。电话第二次再打来的时候，说的是这个医生正在世界各地周游讲学，找不到人在哪里，电话又断了。 这个时候，医院的医生就有点急了，问，你们到底还等什么？早上9点多送来，到现在已经是晚上了，一定要做个决定了，不然伤者很危险。有人建议包机飞到法国做手术，医生说伤者现在的情况没办法承受机内压力，出血会更快。大家僵在那里，没人能拿这个主意，害怕一旦上了手术台，我没办法活着出来。那部戏的武术指导叫冯克安，他打开门进来跟我说，大哥你撞到了脑袋的骨头，需要开刀，先把骨头取出来，再放一个什么东西进去，几年之后再把那个东西取出来……这些话如果是用平淡的语气讲也没有什么，可冯克安当时是一路讲一路哭，呜呜哇哇的，那时他是成家班的主力，响当当的硬汉啊，看他哭得那么可怜，我就知道情况严重了。 最后，医生进来征求我本人的意见。我记得当时他说了一大堆话，大部分我也听不太懂，只能听懂Operation，等他说完，我只说了两句话，现在我能相信谁？我只能相信你。好，我做手术。 接下来就是剪衣服，推进手术室，时间应该是晚上8点多。当时迷迷糊糊地看着房顶上的灯，那时才知道原来手术室里面的灯泡有9个。后来就感觉有个老头子在问我，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声音越飘越远，他对我说，你好好睡一觉。我就没有知觉了。手术做了多久也不知道。 第一次醒了之后，听到床头有铃声，睁眼，好像有4个护士的头在看着我，我想要起来，她们就把我的头往下按，我又睡着了。再醒来的时候，耳边响的是口哨声。那是谭咏麟在旁边吹口哨，吹的是他那首。 我睁眼，看到大家隔着两层玻璃在跟我招手。我知道自己没死，就又睡了过去。第三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换了病房。谭咏麟和曾志伟在旁边，看我清醒了，他们跟我说：王八蛋，你知道你的运气有多好吗？给你做手术的，就是那个瑞士医生！他刚好就在南斯拉夫讲学，是他帮你做的手术！ 不知道在我决定进入手术室的那段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而那个医生又如何神奇地出现在我的手术室里，这一切就像是个奇迹。 我彻底清醒过来没多久，就跟护士说饿，想吃东西。她们震惊了，说我们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人。你是近左耳头骨凹陷，碎骨内移，一般人经历了这么大的手术之后，都会有很严重的排异反应，要么就是吐，要么就是没食欲，哪有你这样一醒过来马上就要吃东西的？可我当时胃口还真的挺好的。他们给我拿来的食物，我很快就吃完了，也没有什么想吐的感觉。 做了手术的7天之后，我就回到了剧组。当时大家想了一个办法出来，可以只拍我一半的脸，因为如果要等我的头发长出来，还需要4个月到半年时间，剧组里100多号人，是没办法等的。拍了几天，发现效果不好，大部队才一起撤退回香港。那部戏一停就是一年。 我现在脑袋还有一个窝，是软的，没有骨头。耳朵到今天也还有后遗症，听高音会痛，低音听不清。这是当时那个手术留给我的纪念。 自打这一次之后，我的干爸爸何冠昌，也是嘉禾公司的老板，就不批准我剪发了。不仅如此，他当时还立了一个规矩，说成龙不能演会死的人，剧本里如果我这个角色会死，那就不能接。其实我一直很想演西楚霸王项羽，也有很多人拍这个题材就会想到我，但是因为楚霸王会死，干爸爸就不准我接。干爸爸的这两个禁令，尽管我自己不迷信，但觉得还是听他的话吧。1997年，干爸爸去世了。在那之后，这两个禁令也逐渐被我打破，也是时候改变了吧。《新宿事件》《大兵小将》里面我的角色都死掉了。2012年，拍摄丁晟导演的《警察故事2013》，演一个公安特警，需要把头发剪短才符合角色形象，不然所有人都是短发就我一个长头发也很奇怪，于是就剪到了板寸的长度，这是在南斯拉夫开刀以后的第一次。 第一章 人傻钱多 豹口脱身 1986年，我在《龙兄虎弟》的南斯拉夫片场经历了职业生涯中最严重的一次受伤。这件事现在许多人都知道，不过在拍这部电影的过程中，我还差点被豹子咬伤却是很多人不知道的囧事。 我们拍电影喜欢现场即兴创作一些桥段，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忽然就想到一个点子。当时要拍我和谭咏麟一起到伯爵的大古堡里去，需要尽量去表现伯爵家的奢华。我想到可以这样表现：一走进大堂，我们两个就被满墙的动物震住了，仔细一看都是已经被杀掉的动物制作成的标本。我们两个人就一边走一边讨论：“哇，这个灯很漂亮！”“对啊，这个地砖也很漂亮啊。” 接着走到一个豹皮地毯前面就说：“哇，这块地毯也好漂亮！”这时候呢，那块“地毯”就忽然站了起来，吓我们俩一大跳。这个是我最初的设想。 剧组的工作人员按照我的要求，找专业人士带了一只豹子到现场。刚刚见到那只豹的时候它很乖的，被训练得很听主人的话，我甚至可以左右用力扯它的脸，或者请它躺下去揉它的肚子，它都是一副很老实很纯真的样子。这让我觉得很放心，请剧组准备开拍。 开机之后，豹子的主人就抓着链子躲在旁边，那个豹子就趴在指定位置。接着我就开始演了：“哇，灯很漂亮，地砖很漂亮，地毯很漂亮……”结果到需要它配合站起来的时候，那个豹子就一动不动地趴在那里，主人拉它也不起来。第二条还是如此。我就过去跟它的主人商量，到时候你能不能更用力地拉它，让它站起来？主人说好。 如果是现在的话，我就可以找个人穿个蓝衣服把它抱起来，将来再做后期处理，这点特效对于现在的电影制作来说太简单了，可是当时我们还没有这样的技术，就只好用笨方法。 拍到第三、第四次它还是不动的时候，我就有点着急了，要知道那时候底片很贵的。我又走过去跟它的主人讨论，我们到底怎么让它站起来啊？ 刚说完这句话，忽然之间那只豹子就站起来了。它一站起来，我马上大声说，这就对了！这就是我要的！在大吼的同时，我的手也指向了它。说时迟那时快，那只豹哗的一下就朝我扑过来！它要咬我的手指，幸亏我退得够快，真的很恐怖！ 大家都知道豹子的动作有多敏捷，它的动作就是一瞬间的，我刚一说完话它几乎就扑过来了，张着大嘴，现场所有人都吓呆了。幸好它的主人拉着链子，赶紧上前安抚它，让它慢慢趴下。我本来也想过去安抚一下，但是看到它用很凶的眼神看着我，还是算了。 自从那一下之后，这戏就没法拍了。接下来每次我一喊A，它从很远的地方就要扑过来咬我。这样一两次之后，大家也都不敢拍了。这个情节无法实现，但是豹子和它主人的工钱已经付了，不用又很可惜。况且这是我的创意，我也不想轻易放弃。怎么办呢？就决定改一下情节。 我说咱们就改成在走廊里面拍，我和谭咏麟走着走着忽然这只豹走出来，吓我们一跳，伯爵家里竟然养着一只活生生的豹子，这也可以表达他家的奢华。大家刚好找到了一个有洞口的走廊，豹子可以藏在里面，需要它出现的时候就让它从洞口走出来，忽然出现在镜头里。我就安排它的主人抓着链子，把豹子藏在洞口里面。 我记得那个走廊并不是很宽，但是很长。开机之后，我和谭咏麟两个人就在里面走，一边走还一边说台词，“哇，这个东西好好看啊，那个东西好厉害啊”。结果这次又遇到险情，我们两个刚刚走到那附近，它就忽然扑出来了，飞快地扑到墙上，爪子在墙上抓出好多印子，把我们两个吓得呀！本来我和谭咏麟应该直直地穿过走廊，可是接下来每次实拍，我们还没走到跟前它就扑出来，很凶地要过来抓我，这可怎么办？最后只好请它主人把它死死拉住，我和谭咏麟刚走到附近就吓得不敢直着走了，就忽然改成走曲线贴着对面的墙绕过去。这样才勉强过关。 那时候我就知道你真的不能吓唬这些有野性的动物，它会马上记住你并且开始恨上你的。这种情况后来在拍摄《十二生肖》的时候再度上演，我因为必须要对着古堡里的两只大狗面露凶相，结果被它们咬了好几口，为此我还被强迫连续很多天注射狂犬疫苗，这对我来说是比拍戏受伤更加惨痛的代价。 现在你们可以拿出《龙兄虎弟》，找到那个片段，就能看出我俩当时吓得有多惨！ 第一章 人傻钱多 这一跳，献给师父 1997年9月，我在戏剧学院的师父，几乎朝夕相处10年的于占元先生去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正在荷兰拍摄电影《我是谁》，那一刻脑子里浮现出自己7岁时被带到师父身边的情景。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自己会在那里度过漫长而痛苦的10年，当然也不会知道如果没有那10年就没有今天的成龙。身在世界各地的元家班成员，包括当时已经声名鹊起的“七小福”，都在尽一切力量赶到洛杉矶，参加我们共同的师父的葬礼。我也停下电影的拍摄，从荷兰赶到美国。我的制作公司嘉禾因此损失了几百万港币，但是我的老板很清楚他们无法阻止我回去。 我曾经说过，陈志平是陈港生的父亲，于占元是成龙的父亲。 尽管在戏剧学院的10年里，每天都在经历魔鬼训练，被体罚到流血流泪是常事，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大家都会在心里默默地咒骂师父，但是随着我们渐渐长大，才明白这一切经历带给我们的并不仅仅是痛苦，还有很多很多珍贵的东西。除了一副足以闯荡电影圈的好身体、大量可以自如表演的动作特技，更多的是已经渗入我们血液中的坚韧、胆量、气魄和纪律。所有这一切，都在那之后的人生里帮助我们渡过一道道难关，走到今天的位置。 经历了师父的离去，让《我是谁》的拍摄有了更多的意义。我比过去更加希望在这一部电影中拿出最好的表现，而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去挑战更高难度的特技动作。 这部电影除了在荷兰取景，还有很多场景是在非洲拍摄，全片充满大量的视觉奇观和惊险而富创意的动作场面，后来我听说这部片的动作设计甚至被评为“武打艺术”。其中经常被大家津津乐道的场面，包括大厦上的天台格斗、高楼玻璃外墙的急速飞落、从直升机上跌落原始森林等等。 其中在鹿特丹的一栋大楼外拍摄的就是上面提到的第二个场面。那栋楼总共21层。我要从顶层往下跳，沿着这栋大楼整个的外斜面冲下去，等冲到下面的边缘时，脚一定要刚好停住，再从边上爬玻璃跳进大楼里面。 尽管这一年我已经43岁，理论上已经过了强拼危险动作的年纪，而我面对的高度是70米。不像《警察故事》有东西可以抓住向下滑落，这次，几乎什么都没有。 我自己心里很清楚，这一跳，我要献给师父。 实拍之前，成家班的伙伴们在身上绑上绳子，慢慢地从顶楼往下滑，用手去细细地摸那个斜面，看有没有凸起的钉子或尖锐的东西，这样试过一遍之后，确保安全。准备拍摄。动作组正在做着周全准备，最基本的就是在地面上铺好垫子。我站在楼顶往下看，那几块垫子也就半个手掌那么大。我忽然感到一阵不适，心脏咚咚地狂跳，太阳穴就像打鼓一样。我看到下面挤着所有的剧组成员、当地的消防队员、警察和救护车，以及很多赶来看热闹的观众，当地政府甚至为了我的拍摄而封桥封路。 他们都在期待见证我的这一跳，而我即将以飞驰的汽车般的速度冲下去。有工作人员过来询问我准备好了没有，我点了点头。接着，我听到来自地面的声音，除了那几句口号之外，周围只剩下呼呼的风声。“Camera！”——“Rolling！”——“A！” 我纵身跃入风中。 后来我也曾问过自己，这一跳真的有必要吗？答案是，有。其实这不仅是为了师父，为了我们的荣誉，也是为了我全世界的观众们。他们渴望进入影院，在两个小时的黑暗里，看到大银幕上有一位真正的英雄。当然，我这样做，更是为了对得起“成龙”这个名字。 第一章 人傻钱多 暴发户 我20多岁就已经是千万富翁了。 一个没念过书的大老粗，忽然间一个晚上就有了1000万，那是什么概念？我恨不得在一个礼拜之内把人生中想买的东西全买了。 有天我拿了50万现金，让成家班用口袋装上，跟在我后面走，大摇大摆走到杨受成的表铺，20多个成家班的人站在外面，我进去表铺就问，“什么叫十大名表？这个是不是最贵的？是最多钻石吗？好，来7个，不用打包，给钱！”然后转身就走了。一个星期，每天换一只戴，还约以前一起做武行的朋友吃饭，一见面就故意把袖子卷起来给大家看。 整天喝酒开车，早上撞保时捷，晚上撞奔驰，每天人都是晕乎乎的状态。 那时候有媒体记者拿着相机冲过来，我叫成家班的人脱下衣服把车牌盖起来，还吓唬人家，你敢拍一张就打一拳，现在看来多嚣张多讨厌啊！我从小就喜欢身边围着一群人，爱热闹，有钱了就开始讲究排场。那时香港影坛有很多动作组的班底，刘家班、洪家班、袁家班，我当然要自己的成家班最有钱最有面子。比如说一部车子7万，我出5万，你自己供2万，每人一辆。他们问我，我们要那5万块，但是不买车行不行？不行！这样的话5万块就不给了。后来就变成每天出去的时候，成家班一共16辆车子，加我一共17辆，一模一样地开出去，多威风！那时候我只要一出门，人家都知道是成龙的成家班来了，要的就是那个威风。少年得志，就是那个样子。 香港有一大堆的名牌店，当我还是小鬼头的时候，跟着罗维大导演去买东西，他进去慢慢看，我就坐在一边慢慢等，在那里看着每样东西都很贵，人都不太敢站起来大步走的感觉。我坐在那里等了很久实在无聊，就站起来看看那些衣服，有一件还蛮好看的。我走过去指着它跟售货小姐说：“我能不能看看这个？”那个女孩子就爱答不理地说：“很贵的哦，你买不起的。”一脸鄙视的神情。我“哦”了一声，退下去又坐回座位上，心里觉得很挫败。是很贵啊，我也知道很贵啊，我只想看一看不行吗？ 罗维导演还是没出来，我又不敢赌气走掉，就只能坐在那里。看着那个售货小姐，越看越讨厌，越看越丑。她在那边擦擦东西啊，收拾收拾啊，一会儿又瞄瞄我，也许当时她瞄我也没有什么恶意，但我就觉得她那个样子是看不起我。 等罗维导演一走出来，她马上就迎上去，声音很嗲地说罗导演啊，怎样怎样啊，我心想这人怎么这么坏，真恶心。 想不到我在短短一个月后就成名了。那时候才22岁，片酬是天价，480万。有天忽然想起这个售货小姐的事，就带着成家班又去到那家店，他们像保镖一样站在两边跟着我，我就很拽地走进去。 现在商店卖的衬衫已经没有别针了，以前的衬衫在包装好的时候是有很多别针的，包在胶纸袋里面。我找到之前那个售货小姐，跟她说：“这件这件这件这件，我每一件都要试穿。”她就把每一件都打开，我拆开扣子随便试一试，然后就像垃圾一样丢在一边，她先后拿了几十件下来。接着又要试鞋子和裤子，总之试了一大堆之后，我随口跟那个女孩子说：“这个要这个不要，这个要这个不要，包好帮我送到酒店。”然后转身就走，那个女孩子看起来都要崩溃了。店里的经理赶紧过来跟我说：“成先生，对不起，你讲的她没记清楚。”我说：“我讲得很清楚，怎么她就没听清楚？这边要，那边不要，我要每一件都包得像新的一样，一个别针都不能少，全部给我封好。”说完就出门走了。 今天这些衬衫还在我家里某个角落放着，买了从来没有穿过。当时只是为了报复这个女孩子，谁让她看不起我，哼。那一堆衣服，你知道那个女的要叠多久吗？想到就觉得很开心。你看那时候我多坏，多幼稚。现在再想那时候，你以为是报复了，出气了，其实是无知而已。你跟一个女孩子生什么气呢？如果是现在，我肯定会原谅别人。当时主要还是没信心，总怕被人看不起。 有钱之后我每天还是一副大老粗的样子，这都是故意的，跟那些势利眼们对着干，让我有种报复的快感。当时邵逸夫大老板约我在半岛酒店见面。以前做武行的时候，经常路过半岛酒店，想走进去看一看都不敢，好不容易有机会进去了，连地毯都不敢踩。红了之后竟然会被邵氏大老板约去那里喝下午茶，我就觉得很开心，带了8个成家班的人，故意穿着牛仔裤和背心大摇大摆走进去，所有人都看见是成龙来了。服务员赶紧过来说：“对不起成先生，我们这里不能穿背心的。”我说：“哦？不能穿背心啊？那你给我找一件衬衫来啊。”人家就拿了一件衬衣给我，我随便穿上，也不扣扣子，就跟邵逸夫聊天喝茶。第二天，我又去那里跟人见面，上身穿着衬衫，下面穿着一条短裤，又是大摇大摆走进去，服务员只好又过来说：“对不起成先生，我们这里不能穿短裤的。”我又说：“好啊，那你帮我找一条裤子来啊。”人家把裤子给我，我就在酒店里面喝咖啡的地方穿裤子，穿起来之后故意拉链也不拉。这两次旁边都有很多人在看，指指点点的，我心里就觉得很爽，那些有钱人每天打扮得衣冠楚楚，我偏不这样，就是要破坏你们的规矩，你们也不敢因为我这副样子就看不起我。 后来到了美国，发现根本没人知道Jackie 是谁，尽管那时我在香港和东南亚已经红透了。当时也不太会说英文，整个人都是蒙的，也就嚣张不起来了。那里的电影世界深深地打击了我，我以为自己拿480万港币片酬已经是大明星了，到了好莱坞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大明星，人家拿的是500万美金！那时候我就在想，哇，我能不能有一天也拿到500万美金的片酬？现在看来，只要你敢想敢拼敢努力，梦想还是可能实现的。后来别说是500万，我甚至拿到了2000万美金的片酬，加上分红大概2600万。 自打有钱，直到今天，我身上的现金永远是五六万。一是因为人穷惯了之后，有现金就觉得有安全感。在香港的时候，钱包里面永远保持10万港币，在美国就是三四万美金，在北京就是保持1万人民币，主要是我的钱包1万人民币就塞满了，如果塞得下，我也会放10万人民币。港币面值大，5万港币才很薄一沓。二是我不习惯用信用卡，过去因为没读过什么书，不会签名，有卡也不会用。以前用信用卡不像现在这么简单，你刷完之后就给你随便一签，那时候是要填写一个完整的表格，什么名字啊地址啊还有各种英文的内容，我一看就怕了，有时候我签完名，人家一对照，就说我这个签名对不上。其实是因为我不太会写字，每次写得都不太一样，这就弄得很麻烦，后来我买东西就是用现金，一要买什么我就开始唰唰唰数钱。美国人平时最多带50美金在身上，其他都是用信用卡的，看我这个阵势都会吓住，心想：“Oh，my god！这人是谁呀？”可是谁让我不会填表呢？只能现场数钱，需要花更多钱的时候就叫成家班一人抓一堆。以后名气越来越大了，很多人都知道我是谁了，刷卡也就没那么麻烦了。现在我的信用卡就是没有名字的，我不在卡片背面签字，都是空的，反正大家都会相信我。我钱包里有一张黑色的信用卡是无限额的，谁捡到都可以拿着它去买飞机，不过就要看到时候人家相不相信你，哈哈。 我喜欢热闹，任何时候吃饭都是一大群人。房祖名好像还跟他的朋友讲过，说自己从小到大就没有一家三口吃一顿饭的印象，全部都是跟一群人。十几年前，我每年请人吃饭大概就要花掉1600多万。那时候经常有世界各地的朋友来香港，我肯定会带着大家吃饭，吃完之后就去卡拉OK唱歌，去夜总会喝酒，带朋友们玩就要玩得尽兴，平均一天五六万是跑不掉的。家里人老是说我太浪费，别的地方咱们不省，难道吃饭都不能省省吗？ 有那么一年，我下定决心要省钱。每天就跟朋友们说，今天就不跟你们吃饭了。大家就说好啊，就各自撤了。结果大家一走，我不知道该干什么了，就回公司一个人剪剪片子啊，找一些事情做啊，以为过了很久，一看表，时间还那么早。那一年过得好辛苦啊，最后算一算，吃饭的钱省了800多万。我就跟自己说，何必呢？干吗这么委屈自己呢？打那之后就再也不省了。 有一阵在北京，几家常去的餐厅吃烦了，同事带我去一个越南小馆，我们七个人点了一堆，最后结账是700多块，我说，“好便宜啊！”大家就说，大哥，这样一个小馆子700多块哪里便宜。我就想自己平时请大家吃饭，哪一顿都要好几万，也不看账单，就直接签字。平时只要我晚上去会所跟人开会，每天也都会请那里的工作人员吃宵夜。这些都算我账上，怪不得娇姐曾经跟我的朋友开玩笑，就希望我多开工，进了剧组天天拍戏，不仅把请人吃饭的钱省下来，还能够赚钱。 我喜欢送人礼物，答应要送谁什么都会记得很清楚。十多年前，我想做一批自己品牌的皮衣。从2000年开始，设计了一年多，用最好的羊羔皮，在香港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做，就拿去日本做，当时做完大概6000块港币一件，算是很贵了。那批衣服做得很好，每一件都有编号和签名，我就不舍得随便送人，而且送这个不送那个，就会得罪人，所以我就决定一定要送给特别的人。 刚好那段时间我到伦敦，看到羽毛球队总教练李永波，当时大家都在赌拿了五连冠要怎么样，我说我也加入，不用五连冠，三连冠就每人送一件皮衣。结果最后他们就拿了五连冠。我说话要算话，当时他们在深圳参加一个活动，我就把皮衣全部拿过去送给他们，自己也穿上，跟他们一起上台唱《真心英雄》，给他们鞠躬。尤其看到那几个负责陪练的球员，心里觉得特别感动，有种说不出的感觉。一个冠军已经很难拿了，五连冠真的很厉害！ 从没钱到有钱，从乱花钱到做慈善，我也在一路成长。我不介意别人说我没文化、暴发户，我自己也确实有过那样的阶段，但现在懂得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了。 第一章 人傻钱多 物狂 最早当武行的时候，5块钱一天，后来涨到35块。一天下来流血流汗拿到这点钱，就去跟人家赌博。赢了30就押60，赢了60又押100，但最后永远是我输，特别衰。有时候一下子输掉300多块，相当于10天的人工，就觉得特别沮丧，饭也没的吃了，更别说买东西。那时候就好羡慕那些有钱人，想买什么买什么。 等我自己开始有钱了，买东西是哪一种买法呢？ 去伦敦逛那些名牌店，整个店直接封掉，最后会买几大箱。毕竟要对得起人家这种封店的待遇啊，难道人家把店关掉，最后我就只买一个皮带吗？ 我通常都是跟导购员说，这面墙上的包，这个，这个，不要，其他的都要。这些眼镜，这三个不要，其他全要。这几双鞋子不要，其他全要。买完之后回到酒店，一群朋友或同事就帮我分东西。这一件是要送给谁的，那一件是要送给谁的，我都会记得特别清楚。这么多年我已经习惯了，别人欠我东西我记不住，但自己答应要送谁什么，或者想要送谁什么，都会记得特别清楚。 拍《一个好人》的时候，我跟成家班在澳大利亚逛街，路过一家名表店，门口刚好站着一个中国人，见到我就说，哎龙哥龙哥，进来看看啊。我说我不买东西，他说不买没关系啊，就进来看看嘛。我想人家这么热情，好吧，那就去看看。一进去之后店员就倒咖啡倒茶给我，很殷勤，我就不好意思了，就去看看他们的表，最后结账的时候一看花了58万。结果就是成家班一个人一块名牌表，那时候一块大概两万块。本来我只带了三个成家班的人逛街，我想一人送一块也就行了，他们三个就说：“那其他人呢？”我说：“好吧，那就全送吧。”回去之后每人分一块，看他们挤在那里讨论，我要换那个款啊，我要去换那个颜色啊，每个人都开心，我也跟着特别开心。 有一段时间，在澳大利亚拍戏，无所事事的时候，就去美术指导Oliver的房间晃晃。他跟我合作很多年，也是《十二生肖》电影里面铜首的设计师之一，电影上映前他去世，我哭了很久。 当时去他的房间，他是个很爱收藏的人，我就看到他收藏的一些杯子，很好看，就问他为什么要买这些杯子。他就给我讲了很多跟杯子有关的文化，还有一些品牌方面的知识，说自己收藏的这些都是小古董。他还跟我讲，为什么现在英国人的杯碟是平的，而以前是弓起来的，以前人们喝茶是要在杯碟里面都倒满，连碟子里面的都喝的，以前的杯底是不写什么的，到了后面就会有点红的，有点蓝的，再后面就有Made in England，如果你看见有一点或一撇的那些，就是老的，只写England也是老的，Made in England就是新的……我听了就觉得很有意思，完了之后他还送了我一些。我就从这时候开始有兴趣了，就开始专门找人学这方面的知识，学完还自己去研究那些杯碟，接着就是狂买。人家收藏这些，是10年收不到10个20个，我是短短一个月买了1200只，经常是看到一家店里的杯子好看，我就把整个店全买了。一边买一边学习。后来我把这些杯子拿回内地，给宜兴做紫砂壶的人去参考，他们做了三四个紫砂壶的英国式茶杯、德国式茶杯给我，很特别。 在美国买电筒，一次买了五六千美金的，人家都像看神经病一样看我，那时候在美国也没人认识Jackie 是谁。后来在全世界都有名了，就喜欢做各种著名品牌专属于“成龙”的东西，我的红酒、我的豪车、我的眼镜、我的衣服……有时候人家出一批成龙限量版，刚一上市就卖得很好，但是就只出这一批，卖完就算，我就又开始紧张，怕它们很快卖光，就又开始从全世界往回收购，这样的事情在红酒上干过一回，最后用几倍的价钱往回买。我喜欢经常戴的那款蝙蝠墨镜，当初是两个品牌合作帮我出的，后来想要继续做的时候，两家品牌没谈拢，翻脸了，眼镜也没法再做了，我就把市面上所有剩下的买回来，现在那款眼镜只有我才有，外面已经买不到了。 现在想来，那时的做法是吃过苦之后，想把曾经受的苦都弥补回来，所以什么都想要，什么都想买，一买就买很多。我买红酒是到酒庄里把一仓库都买掉，有时候买红酒都不是为了喝，而是要把自己的酒库塞满，塞满之后就不要动不要喝，再另外买别的去喝。有一阵又喜欢买书，把家里的大书架都塞满。装修房子的时候，我买那种家装的书一买就是三本，书架上放一本，我自己看一本，再给设计师看一本，这样才方便沟通，那些外国书都很贵的。 其实书架上几乎所有书买了都没看过，都是装饰而已。我记得当时有媒体来家里采访，我还让同事帮我拿下来几本书，把外面的胶纸撕掉，故意在里面放个书签，装作这些书都在看的样子，就怕人家看出我的书只是摆设。 有一年，tVB搞了一个宴会，那时候他们每年都有宴会。刚好那段时间我正在跟杜琪峰谈合作，他说他当天会去那个宴会，那我说我就去那里找你好了。当时我并不是受邀嘉宾，也不想跟主办方增加麻烦，就没告诉什么人，自己悄悄地过去，看到杜琪峰在的位子，就半蹲着很快地溜过去找他，那时候还没有手提电话，我就蹲在那个地方跟杜琪峰说话，约好我们晚一点再在哪里见面，然后就起身准备离开。这时候台上的人看到我了，就说，咦？成龙大哥来了，那你不如捧捧场吧！我当时还没明白怎么回事，站起来本来是举手想跟大家说hi的，结果台上的人就说，好！成龙大哥出50万！我愣了，怎么回事就50万？那个年代50万是蛮多钱的。我就当他们是在开玩笑，跟杜琪峰又说了一声就转身往外走，这时候我就听到上面“一次，两次，三次”，铛，就敲槌了，还说“谢谢成龙大哥”。我当时就有点尴尬，但是也不好说什么，就很无奈地走了，跟工作人员说，不管什么，回头就送到我办公室去吧。后来我还跟杜琪峰抱怨，你看我就是因为来见你，不见了50万。等我看到他们送来的东西，我才知道我买下的是一幅徐悲鸿的画，一个大幅的马，这就是缘分吧。 今天，很多人来我家看到这幅画，都说很值钱，我也不知道值多少钱，有人说值个几千万，有人说值好几亿，对我来讲，这都已经无所谓了。后来有一些慈善活动，我还想拿出来拍卖，不过都给一个人阻止了，这个人就是房祖名，他说：“老爸，我不要你的钱，以后你留这幅画给我就行了。”那我就说：“好吧。” 我很喜欢收集各种古董，但是自己又没时间去参加各种拍卖会，就总是找朋友帮忙去参加。有一回就闹了一次乌龙，搞得大家每次都拿这事笑我。忘了当时是个什么拍卖会，我请朋友帮忙去参加。朋友跟我报告的时候，就说上面有个拍品，是千字文的紫檀镶黄杨的桌子，起价50万，我想竟然有这么好的事情？这么好的东西居然只卖50万，就跟他说，直接开到100万！他开完价之后，竟然没人跟他抢，那件东西就是我的了。我就很得意，还跟身边的人说，看我多厉害，100万就买了一个紫檀的桌子啊！接下来就是安排运货，我特意打电话回香港公司，请他们安排工人帮我好好地放回家里，接电话的是我公司一个女孩，叫Maggie，她说：“不用找人了啊，我已经帮你摆好了，放你窗口了。”我就愣了，什么情况？你一个人把一个桌子摆好了？还摆在我窗口？她说，对啊！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个很小的小炕桌，女孩子一个手就能拎起来，怪不得我出100万都没人抢…… 我经常因为性子急又爱买东西，犯这种很傻的错误，让人家笑话。 现在心态早就跟原来不同了，香港家里的东西太多了，几个货仓摆在那，觉得都成了负担。如果你去看一看会吓死。现在我把自己的博物馆设在上海，叫“成龙电影艺术馆”，把我40多年来所有的电影道具全部搬过去，47个货柜全部送到艺术馆里，这之前还要花钱维修那些坏掉的东西，包括脚踏车、摩托车、汽车、头盔、眼镜等等。我还要找一个地方盖起“成龙世界”，把我这么多年来所有的收藏全部捐出去，摆在那里给大家欣赏。我家里那些自己买来的老房子，除了已经捐给新加坡的四栋，其余也都捐出来放在内地。 总之就是原来什么都想买，现在什么都想捐，所有这些东西，房祖名说过他什么都不要，就只要徐悲鸿的一幅画，既然他要那就留给他。其实十几年前我已经把一半家产捐到我的慈善基金会里面了。 这方面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成名之后有一个很好的家庭，房祖名已经可以自己赚钱了，老婆本身又很有钱，她和儿子都不需要用我的钱，现在就只要够公司的开支和自己家庭的开支，让他们两个没有后顾之忧之外，剩下的就是捐。我看过太多那种有钱人死后家人争家产的事情，妈妈告儿子，儿子告女儿，我们家一定不要这样。现在我的愿望就是我死之后银行存款是零。 第一章 人傻钱多 人傻钱多 大哥这几年住在北京的时间越来越久，很多人会跟他说，北京有什么好？又雾霾又堵车。大哥却说，我去过全世界很多环境很好的地方，但那里是“好山好水好寂寞”，我在北京呢，有一大群朋友在，是“很雾很堵很开心”。 2013年7月29日，大哥请北京的朋友一起吃饭，吃完之后大家一起去他的会所聊天。大哥说起原来年轻的时候如何沉迷赌钱，后来有钱之后玩的赌注变大了，就发现自己根本不适合赌钱。毕竟一起出去赌钱的都是朋友，当初一群武行混在一起每天输不了几块钱，也赔不上身家性命，那时候无所谓，可后来一晚上就能输几百万上千万，自己就不好意思再赢人家了。看到自己手里的牌特别好，别人快要输大了的时候，他就会很没有“职业操守”地跳出来提醒别人：“你不要这样押了，我的牌太好。”摊开发现果然，如果对方那把押下去一定损失惨重。 沉吟了一会儿，大哥又说：“可是别人就总是好意思赢我的钱。”娇姐就在旁边逗他：“那是因为你人傻钱多啊，不赢你赢谁呢。”我在旁边看着这一对，已经在一起几十年，眼睛里依然还有星星点点的小幸福，很令人羡慕。干脆把娇姐这句话拿来做本章标题。 大哥钱多是肯定的，那人傻不傻呢？通过我这三年的观察，结论也是肯定的。只是他的这种傻，往往都是出于对别人的信任和对生活简单的热爱。这一点常常是白羊座的共同特质，只是在他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如果有人给你一份空白合约，你看不到其中的条款，你会不会签字呢？相信所有人的答案都是否定的，但大哥就做过这样一件傻事。 当时他20多岁，还在跟罗维导演工作，做武术指导，也开始做男主角。 有意思的是，做男主角的片酬只有3000块港币，但做武术指导片酬就是12000块，只不过还要再从其中分出8000块给两个副指导。有一天去公司，他看到公司的老管家很沮丧的样子，就过去问为什么，老管家说是老了要退休回乡下，想跟公司最后要一些钱，就当是这么多年工作的退休费，但是公司给不出来，觉得很难过。大哥看他的样子，心里也跟着不好受，但是知道那时公司的情况确实挺惨，甚至老是向高利贷借钱去拍戏。想了想，大哥就跟他说：“我银行存款只有3000块，我给你3000块。”老人家很惊讶，连说不要不要，后来大哥坚持要给，他就收下了。那时大哥跟他认识才一年多，每天在公司碰个面聊个天，有时候老人会讲一点笑话给他听，大概也就是这样的交情而已。 连续拍摄《蛇形刁手》《醉拳》《笑拳怪招》三部电影之后，大哥在香港忽然爆红，这几部电影也都卖出了当年的超高票房，这让他一下子成为诸多公司争抢的对象。在看到成龙二字的潜力之后，罗维导演希望与他续约，每部戏的片酬提高到5万港币，最终他们达成协议，如果大哥违约离开公司，将要赔偿公司10万港币。 罗导演拿出的是一份空白合约，上面只有一条虚线，他让大哥在虚线上签字，“我刚从国外回来，还来不及备齐合同资料，你先在这上面签字，等我把副本都准备好了，再把你那一份交回给你。”大哥没想太多，觉得一路带自己的前辈不会骗自己，就提笔在合约上签下了名字。 接下来事态的发展让所有人意外。嘉禾给大哥开出了签约费——240万港币一部戏，不久之后，又提高到了480万。这对当时片酬只有几千块的大哥来说，简直就是做梦都想不到的天价，但是如果跟新的公司签约，就意味着要跟原来的公司解约。一方面，是以为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一方面，则是跟罗维导演公司的交情，大哥陷入两难。 很多朋友都劝他，演员的红常常是一时的，一定要趁着能赚钱的时候赚啊，有什么好犹豫的？！大哥那时候也不过是20出头的年轻人，对未来也没有把握，几番思考，终于决定跟嘉禾签约。 听说了这些事情，罗维导演要告大哥违约，这本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可怕的是，他提出的违约金已经不是10万，而是——1000万！ 原来他后来更改了合约条款。听到这个消息，大哥备受打击，他那么信任且一直追随的前辈，竟然真的做出这种事。1000万，不要说还没跟新公司签约，就算是签了，他也筹不出这么多钱，而被那么信任的人欺骗，对他来说是比赔钱更严重的伤害。 一筹莫展之际，那个老管家忽然来找大哥。老人家告诉他，他在公司还兼任出纳的工作，确实是罗导演更改了他的合约，这件事就是他本人经手的。那时候的合约都是用毛笔写的，老人家就是写合约的人，罗维命令他在“十万”的“十”上面加了一撇，就变成了“千万”。 那个老人家对大哥说：“你放心，如果他告你，有任何问题，我会出来帮你做证。” 傻人有傻福也好，好人有好报也好，1000万的事情不了了之。也正因为这件事情，促使大哥最终下定决心跟嘉禾签约，开始了全新的成龙电影时代。 写到这里，想稍微跑个题。 如果要送给大哥一个外号，我们曾经总结过一个，那就是“全世界最直的直男”。怎么解释呢？他对女生都非常尊重，也都很照顾，不管是已经跟他几十年的同事，还是一些新认识的朋友，都一视同仁。可是对男生，用“视而不见”来形容也不夸张。在休息室的时候，除非满屋子没有女生，他才会跟男生聊天。做访问的时候，他连指着身边的人举例子，都会习惯性地跳过男孩指女孩。《十二生肖》宣传过程中，有一次我们带他去拍杂志，部门内两个男孩、一个女孩跟我一起。几个小时的拍摄结束之后，大哥带上我和那个女孩一起去吃饭，两个男生被无情地遗忘在了现场。大哥吃饭总是一大群人，少则十几个，多则几十个，他一般都是坐在包间里面，我们一群人坐在外面。席间两个男同事打电话来，诉说他们在寒风中看着我们的车呼啸而去时绝望的心情。其实大哥也不是不尊重男生，《十二生肖》准备庆功旅行的时候，他特意提醒我要带上帮他剪预告片的男孩一起去。工作归工作，生活中大哥也有一大票好哥们儿，但他习惯性地认为男孩不需要照顾，女孩就要多关照体贴一些，所以我们封他“全世界最直的直男”。可就是这位“最直男”，却有过一段特别尴尬的往事。 那时候大哥才20岁左右，在香港的发展不顺利，决定去澳大利亚的堪培拉找爸爸妈妈。没有什么钱，买的是很便宜的机票。那张机票不能直飞，需要在印度尼西亚停一天，第二天再飞澳大利亚。那是大哥第一次一个人出国，原来的时候都有同事在身边，这次只有自己，而且还不太会英文。他请朋友帮忙订好了机票，问好终点是降落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就一个人上了飞机。那时的大哥的外形，用他的话说，是“头发还很长，穿着一个大大的棉衣，很帅气的”。 当时他坐在经济舱很窄小的位置，把行李塞进行李架，手里还抓着一只16磅半的保龄球……上了飞机需要填写入境表格，大哥不太会写字，不知道该怎么填，他见有个空中少爷看起来人蛮好的，就请人家过来，跟人家比画“You help me”，那个人很礼貌地说没问题，就在他旁边一直帮他填完，填完之后大哥就一直跟他说谢谢。接着那位空中少爷还过来送他一个小瓶的香槟，包得很好，装在一个纸袋里面，大哥就很开心，觉得真是遇到了好人。 中间飞机开始广播，讲的都是英文，他也都听不太懂，事先也没搞清楚这趟飞机是要经停印尼的。 等了一会儿他看大家都在拿行李，他也就跟着拿行李，后来大家居然都在下飞机，他也就跟着下了飞机。下去之后就有点蒙，要到哪里去也不知道，正好看到刚才那位空少走出来，大哥就像抓到救命稻草一样赶紧向人家招手。空少过来慢慢跟他解释，说这是安排好的行程，需要经停印尼一晚，航空公司会帮你安排酒店，接着又帮大哥叫了一辆计程车，跟司机讲怎么去那个酒店，大哥就觉得更加感激。 到了酒店之后，发现那个房间很小，这倒也无所谓，就一个人跪在窗户那边，看窗外，黑黑的，忽然就觉得很孤单。这时候听到外面敲门，去开门发现是那位空少，大哥觉得好开心，赶忙把人家请进来，终于可以有人说说话了。空少进来之后就询问房间怎么样啊，都OK吗？大哥英文也不太好，就说OK啊都很好。接着两个人就坐下来聊天，“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是拍戏的。”“哇，拍戏的很厉害啊，那你认识不认识姜大卫、狄龙他们啊？”“认识啊。”“真的？他们都很棒啊，你也很棒啊，你的肌肉练得好厉害啊……”说着说着，空少的手已经放到了大哥腿上。 大哥忽然反应过来，情况不对了…… 空少已经开始摸向他的大腿，大哥一下子变得浑身别扭又紧张，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人家继续摸，他就绷不住了，脸拉了下来，站起来跟那人说：“请你出去！” 那个人倒没觉得不好意思，站起来很有礼貌地说：“我能不能摸一下你的肌肉？”大哥凌乱了：“不行！Go！！” 那个时候他英文很差，就只会说“Go”。接着把人推到门口，没想到空少走到门口还转过来说：“Just one kiss.” 大哥终于抓狂了，大声喊：“No！No！No！” 那人走了之后大哥赶紧把门锁上，再用椅子把门顶上，一整个晚上都觉得浑身别扭。一个年轻气盛、满身功夫的武术指导居然会被“吓”成这样，可见当时受到的心灵创伤多严重…… 这也可以作为大哥“人傻”的一个佐证。说到“钱多”，大哥说他这辈子被骗过很多次。我问他，你为什么会被骗呢？他答：“我笨呗。” “我是一个不懂怎么理财的人。不仅不懂理财，还很容易受骗。有一年在香港拍《玻璃樽》，在一个海边，拍我和舒淇开着车的那一段，一边开我就看到海边有个破房子，海滩又很脏，就想如果这边稍微搞一下，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的旅游区，给人家用来休闲。当时剧组里面有个布景师就说，这很容易啊，我认识那个人。这边的地是不卖的，只能租，我认识的那个人就有这块地的牌照，只是他没有经营下去。我说那你帮我谈一谈吧，我把它租下来改造一下。他说好。后来就告诉我手续费要300万，我说没关系，就上了律师楼交了300万，接着就是每个月交一万多块的租金。等办完手续之后，有一天我经过那边，就看到有人在那边烧烤，乱七八糟的很脏，我又马上花了钱用铁丝网围起来，找人去设计，想等设计完了，就找认识的人，从撒哈拉沙漠买沙子回来堆在那边，把整个海滩都弄得很漂亮，再把旁边的地租下来做停车场。那时候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带人去看，给人家讲这块地我怎么发展。一晃几年过去了，我每次问那个人，他每次都说在申请中，再问，他就说在改图纸，只要改图纸就要再申请。这一放就是七八年。直到有一天我遇到当地的一个议员，讲别的事情的时候，我想起那块地，就请那个议员帮我看看有什么问题，为什么那块地的申请一直没有进展。他问完之后告诉我，这块地从来没有人申请过。等我再找那个布景师的时候，人已经不见了。就这样，我被骗了几百万。 “很多人都知道我被骗了300多万的那件事。我有一个朋友，以前是在三菱工作的，跟我很好。我们常常一起吃饭，认识十几年，到了后期的时候，就常常听到别人说他这个人有问题。我没太去理会，有时候明里暗里也会去提醒他，不要用我的名字去做不合适的事情。后来因为一些原因，他不在三菱工作了，那时我就跟他说，我有部旧的劳斯莱斯希望翻新一下，他就主动说要帮我弄，于是我给了他50万去买零件，这一买就是一两年没消息，每次问他，他就说还在订货，我就叫卢惠光去帮我看订回来的东西，结果他打开每一个包装，没有一个是劳斯莱斯的零件。我就跟他说，我在外面听到很多关于你的闲言碎语，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过不去的，你就跟我说，需要钱的话我可以给你。我们十几年兄弟，不要为这些谣言伤了感情。他说，没有没有，大哥你放心吧，我怎么可能骗你呢？那些人就是对我有成见。紧接着他就问我，大哥你不是要换一部新的宾利吗？ “我原本是在遇到宾利的代理商时，人家说要给我做一个成龙特别版的车，我说我要两部宾利干吗呢？他们说你可以把那部旧的折价啊，再加一些钱就可以换一部新的，我说这样不错。反正我那部宾利也很新，是四门的，他们跟我说给我换一部双门的，我想也挺好，反正我家里已经有很多四门的车。我那个朋友也知道这件事。真的就是在他跟我保证绝对没骗我的下一秒，他就问我，你不是要换新的宾利吗？我说对啊。他说那你要快点换，不要老开，那个公里数多了，值的钱就少了。不如我先帮你把它折了价，等新的车来了之后，你直接开新的。我就说好啊，马上就把钥匙给他，还签了一个授权书给他。后来他告诉我，这部车折了250万，我说好，到时候新车来了，再补几十万就行了。一年多之后，我的特别定制版的宾利来了，人家把车开到我家跟我收钱，要收320万，我说我不是已经给了你们250万吗？人家说，没有啊，从来没有人给过！后来一查，我的上一部宾利也不在他们那边，再找那个朋友，已经找不到了。继续去查才知道，他拿我的车子卖了280万，他当时跟我说250万，应该是想赚这中间的30万，结果人家把280万都给他之后，他一时贪心，就把全部的钱都拿了。 “我非常非常生气。就决定要告他。其实当时我曾经被骗过更多的钱，但是我没有想去告。我甚至被一个人骗过4000万，后来再见面依然可以打招呼聊天。公司的人问我，为什么没有去告骗我更多钱的人？我说因为那时候我自己也有个贪字。人家跟我讲投资可以赚钱，我就信了，这种上当被骗就算了，而且那人跟我不熟，但这个人不一样，他是我的兄弟，怎么可以这样骗我？他前后骗我300多万，我说就算花1个亿也要告倒他。结果后来我真的告到他破产。” 说到这里，杨受成先生刚好跟大哥在一起。他们回想起一件趣事：“有一天我跟杨先生去跟阳明山庄的老板开会，经过大堂的一个咖啡厅，很多人坐在那边看球，杨老板也停下来看。当时我是不赌球的，他就讲说，这个比赛谁赢谁赢，我就顺口说，我不相信，我偏说就是另外那个队赢。他就说要跟我赌。我说好啊。他问赌多少，我说那就20万吧。反正我们俩之间是无所谓的，我也不跟外人赌钱，只跟自己人赌钱。他说，你先买，我说我买红队，其实我也不知道里面是哪个队，他说好，我买蓝队。完后他就问，说好了？我说，说好了。然后就进去开会了。开完会走出来一看，我输了。他说，你现在写支票。写完之后，他把支票塞在口袋里，说，你个笨蛋，这场比赛是重播的。啊，把我气的！我说要把钱拿回来，他也不给我。他说这就是给你一个教训，别轻易跟人赌钱。再后来我就知道了，看到打球的我就先看电视的角上有没有一个卫星的标志，看是直播还是重播。” 玩笑归玩笑，其实从小到大，大哥永远选择先去相信别人。“如果你骗了我，没关系，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我不会因为你是这样的人，而变得不再相信别人。那么多人骗我，他们也没有因此变富，我一直被骗，也没有因此变穷，而且我相信那些人做骗人的事，自己这辈子都不会好过的。”这就是大哥。 大概也只有这个人，才会去以身试险，挑战那么多搏命动作。也只有这个人，会任何时候都能走在阳光下，带给周围人满满的正能量。 第二章 凡人一个 小小“女朋友” 小时候，我们住在香港维多利亚山顶上的法国领事馆。爸爸在领事家里做大厨，妈妈做佣人。 领事一家对我们很好，他们有个小女儿，长得很漂亮，跟我年纪差不多大，总是跟我一起玩，我们两个很喜欢彼此，她总是把我称作她的“男朋友”，我也觉得她是我最亲近的伙伴。“男朋友”这个称呼，让小小年纪的我觉得很有一种责任感，尽管那时候还不懂什么叫作责任感。那时候我们生活在富人区，周围几乎都是有钱人家的外国小孩，在他们眼里我只是一个很穷的中国小孩，所以他们并不爱跟我一起玩。在这种情况下，领事夫人鼓励她的小女儿跟我一起玩，对我来说是一种很温暖的鼓励。 爸爸年轻的时候曾经练过武术，身手很好，我小的时候他也会利用有限的条件来训练我。加上我天生身体条件就好，所以在小孩子之间的打斗中我往往可以占到上风。不过我从来不会主动去欺负别人，总是别人找我碴的时候才会还手。只有一种情况例外，就是有小男孩欺负了我的“女朋友”时，我就会马上替她出头。不管是谁不知天高地厚地敢把她气哭，管它是谁的错，我就会立刻冲出去打他们，用我胖乎乎的身体使劲压在他们身上，直到他们哭着求饶，向我的“女朋友”道歉。 有一回就是这样的情况，不巧被我爸爸撞见了，他看到我正压在邻居小孩身上，那个小孩脸和脖子都憋青了，嘴里在大声号哭。我老爸赶紧走过来，一手拎起正在作恶的我，一手忙把那个小孩扶起来。我看着自己的手下败将一路哭着跑回家，心里很得意，完全没想到自己会因此受到爸爸的严厉惩罚。 就这么一路被拎着往家走，我还在满口大叫：“爸爸，我打赢了我打赢了！” 本来以为爸爸把我拉回家只是为了替那个小孩解围，没想到到家之后，他用皮带把我抽了一顿，然后关进了领事家的垃圾房。那是平时我犯了错误之后被爸爸惩罚的地方。我很意外，跟爸爸说：“爸爸，我赢了啊！”结果他的反应严肃而又冷淡：“我教你武术不是为了让你欺负别人。”“可是爸爸，是他们先欺负我的朋友，我才教训他们的！”爸爸瞪了我一眼，没说什么，转身关上了垃圾房的门。 我就跟一堆垃圾袋坐在一起，听到门外母亲赶过来的声音，她替我跟父亲求情，但是两人吵了起来。过了一会儿，没有声音了。 这不是我第一次被关禁闭，其实还蛮熟悉这个窄小的环境。待在这里倒没什么好怕的，我只是担心自己已经咕咕叫起来的肚子。好饿。好想吃东西。我盯着房门上方透进来的一点点光，心想，不如先睡一会儿吧，睡着了就不饿了。爸爸真讨厌，我保护自己的“女朋友”，就像大英雄一样，为什么他不表扬我呢？ 恍惚之间听到有人在敲门，我迷糊着醒了过来。走到门边，我问：“是谁？”外面传来妈妈的声音：“炮炮，你往上面看。”我抬起头，看到门的上方有一条窄缝，就是刚刚光透进来的地方。那里有一团东西被塞了进来，掉在了我的身上。我赶忙捡起来，还没打开就闻到一阵香气。我三下五除二撕开包在外面的纸，里面是一块大大的烤肉三明治。天哪！这对当时的我来说简直就是最棒的礼物！我大口大口地吃着，听着妈妈轻轻离开的声音，觉得无比幸福。 后来我才知道，爸爸之所以那么生气，因为被我打的是领事馆官员家的孩子，他担心自己因为这个丢了工作，毕竟我们过的是寄人篱下的生活，要小心看人脸色。所以那一次，我不仅被爸爸打了一顿，关了禁闭，后来还被爸爸带着去给人家道歉。到了人家家里，在道歉的时候，爸爸当着领事馆官员的面，故意还要再打我，好在那个官员人很好，赶紧过来拦住，说没事没事，小孩子之间打架没关系的。 有了这一次的经历，并没有阻止我此后为了“女朋友”打架，只不过我学聪明了一点，在动手的过程中会严密关注周围有没有爸爸的身影。随着整个院子很多小孩儿都吃过我拳头的厉害，跟我打架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这是我所记得最早的，为了女孩子出头的故事吧。 第二章 凡人一个 初恋 十四五岁的时候，我还在戏剧学院。 这个年纪本应是情窦初开的时候，但我从小就跟一群男孩子混在一起，在师父的监督之下过着很艰苦的训练生活，每天不挨打就已经万幸了，所以完全不会去想女孩子这件事。尽管学校里也有一些师姐妹，但对我们而言她们就像自己的亲姐妹，不会有任何其他想法。 偶尔听到师兄们说些这方面的悄悄话，我的脑海里会浮现出来的女孩形象，就是很久以前那个山顶上的小伙伴，法国领事家的女儿，那个我曾经为了保护她而跟别人打架的“小女朋友”。在我的概念里，女人应该是像母亲那样温柔体贴的样子，总是在我受到伤害的时候关心我。我也希望将来长大以后可以保护她们，就像故事书里的大侠那样。 当时在香港，潮州戏已经有了几十年的传承。一路唱下来，到我们那个阶段，顺应观众的喜好，开始加入武打动作，就需要我们这种会打的演员了。当时这种加入了武打的戏码被称为“神功戏”，每年鬼节的时候，就会有人邀请我们演出，大家在街上贴出海报，当街搭一个棚就现场表演。“神功戏”一出现，很快就变得很受欢迎，慢慢地，名声就从香港传到了东南亚。 那时我在戏班里做小兵，其实就是负责打的临时演员。有一年，我们被邀请去泰国演出，就在那时候，我喜欢上了戏班里的当家花旦。 她也是香港人，比我大一岁，如果我15，那她就是16。 那时大家都很小，也很单纯，我每天都要跟她配戏，打来打去地混在一起，就忽然喜欢人家了，人家喜不喜欢我呢？当时也不知道，但就每天想办法靠近她。 泰国演出结束，我们回到香港。我又要开始四处混片场，每天早上6点会有大巴车来接我们开工，晚上收工再把大家送回去，回去之后要把赚的钱交给师父保管。 回到香港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已经开始谈恋爱。那时候懵懵懂懂的，每天都想着怎么能跟她多待一会儿，但师父管得严，我就每天6点多假装出门开工，其实半路就溜去九龙公园。她每天都要早上10点以后才能从家里出来，我就一个人坐在公园，从6点等到10点多，等待的时间里，看到旁边很多人在打太极，我就在旁边打功夫，旁边的人都停下来看我打。就这样耗几个小时，看到她来了，就特别开心。那时候两个小孩子，只是一起肩并肩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常常用手搭着她的肩膀，一搭就是五六个小时，手都麻了，都不好意思把手拿回来。中午两个人一起买点吃的，就这样一直坐到晚上10点，她要回家的时候，我也就假装收工回去。回去之后还要跟师父讲我“过钟”，就是说今天开了工赚了钱。我还把爸爸从澳大利亚寄来的生活费抽出一些，交给师父，假装是当天赚的钱。 你看那时的我们，真的好单纯。 爸爸不久之后回来香港，帮我买了一个小房子。她就每天10点钟来我家，帮我收拾房间，洗衣服，下午4点钟回家。就在那个阶段，我离开了戏剧学院，开始混片场，做武行。 有一次，我们在一起被她爸爸撞见，事情瞒不住了，遭到她父母的强烈反对。她爸爸甚至当面对我说，你做武行没有出息的，不要碰我女儿。我的自尊心极度受挫，差点当场掉下眼泪。 家长的反对给她很大压力，我们坐在一起聊天，说着说着她就会哭起来。看她哭我很心疼，就说，咱们两个私奔去澳大利亚好不好，你回家拿了passport我们就走。她说不行，不能这样对待自己的爸妈。 也就是在那个阶段，我跟着各种剧组，地方跑得越来越多，发现外面的诱惑也越来越多。所谓诱惑不是指女孩子，而是发现原来外面有那么多好玩的东西！我天性爱玩，过去在戏剧学院每天苦哈哈地练功，动不动就被师父打，哪里会有什么娱乐。现在发现打保龄球那么好玩，打台球那么好玩，地下赌场那么吸引人，跟那些狐朋狗友混在一起也有好多乐趣。 这样一来，我就开始找借口躲着她了。总是跟她说“我忙”，“我要出去开工”，其实就跑出去跟朋友打台球了。我也想带她一起去玩，但她不喜欢那种地方，就在家等我。 可是那时候我很坏。假如我回家，一看到上面亮着灯，马上就转头悄悄溜走，去找朋友玩，小孩子心性，像刚脱了缰的野马，总觉得跟她待在家里没意思。有时候跟她逛着街，就无端地找个理由和她吵架，接着就以此为借口跑去玩。要么就是走在街上的时候，我忽然间就躲起来，她当然就找不到我了，那时候不像现在有手机，可以随时联络。我躲在一个地方看她找不到我，只好自己上车离开。看她上车走了，我就又兴高采烈去打保龄球了。 晚上打电话到她家，还要算准她父母不在的时候。她接到电话就很着急，问我去哪里了。我就说：“不知道啊，一回头就不见你了，我还找了你好半天呢。” 现在回想起那时的自己，真的是很惭愧，很对不起她。 再后来我就慢慢红了，跟她在一起的时间少之又少，她还是不离不弃。 其实她是很红的花旦，那时也一直有很多有钱人追她，她从没答应过。她曾经说过，你不娶，我不嫁。 等我真的开始大红大紫的时候，跟她的距离已经慢慢拉开。 后来我跟娇姐在一起，她听说我们俩有个儿子，就开始躲起来不再见我。虽然不见我，但她会见我的爸爸妈妈。我的爸爸妈妈都很喜欢她。那时只要我的父母从澳大利亚回到香港，她都会每天去陪他们，反而是我因为工作太忙都没时间照顾父母。她跟我身边所有的朋友也都很好，我只能通过朋友去打探她的消息。 当初我们在一起，我还是穷小子的时候，曾经对她说，将来等我买了车，第一个一定给你坐。等我真的有钱买了车的时候，我们两个已经分手了。我不断打电话给她，想跟她说我终于买车了，我一定要遵守承诺，我想请你第一个来坐我的车。她一直不肯。最后这个承诺也没有达成。我们还曾经走在香港的街头，路过那种名表店，我也跟她说，等我有钱了一定要买一块给你。后来我买了一款名牌女表给她，她也拒绝接受。 有段时间，听说她开了个服装店。打听到地址之后，我就开车过去，把车停在服装店对面的马路边看着她。她有时候在跟顾客交谈，有时候会出来倒个水，有时候一个人发呆，很孤单的样子。我坐在车里看很久，心里很难过。 回到公司，我就招呼所有同事下班去她店里买衣服，买完回来所有单子都由我付。还让大家每天都去买，随便买。那时候她应该很奇怪，怎么忽然之间生意这么好？ 看她孤单，我也会找一些人去店里跟她聊天。“服装店怎么样啊？我也很想在哪里开个服装店，你要不要开个分店？我们一起帮你开啊。”她只是简单地说：“不要，我连一个都搞不定。” 后来有一天，同事回来跟我说，她的店门口贴着“清货”，不知是不是要关门了。我赶紧叫同事去看看是怎么一回事。同事回来后说，她不想做了，生意很难做，每天都是在消耗，不如把剩下一点东西卖完，干脆关掉。 我叫同事去她店里，商量能不能把铺子买下来，但由她来继续打理，被拒绝了。最后，只好让同事去把她店里剩下的所有衣服全都买下来，包括衣架在内。她这才答应。 我最近才知道，她当时是知道我派人去买衣服，才决定关门的。不然明明每天那么多人去买她的衣服，生意怎么会不好做？ 我请朋友转告说希望买一栋房子给她，或者送她一些什么，都被拒绝了。她甚至搬去香港一个很乡下的地方，变得不太出门。娇姐托朋友请她来家里吃饭，她也从来不肯。 服装店门口那次，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她真是一个很有骨气的女孩子。听说她到今天都还没有结婚。我依然很想找到她，再见到她。 第二章 凡人一个 “九号”小姐 有时候坐在车上，看到窗外滑过一家家港式餐厅，里面灯火通明，很多人热热闹闹地吃饭，就会想起一个女孩。 那时自己不过十六七岁，还属于师父的戏剧学院管理。 刚开始做武行，日子过得很辛苦，也不知道未来在哪里。日子就是重复地练功，等工，开工，拍戏，挨打，收工。每天清晨6点，跟师兄们就去一个地方集合，等车子来了之后就坐在车上等，车子一开动，就说明今天有工作了，可以赚到五块钱。晚上收工之后，还是这部车子把大家送到上车的地方，大家再一起回学校。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算是到了现场，化好了妆，都准备好了，只要机器不开，就没有工钱拿。比如有时候男女主角忽然有事不能来，我们就等于白来了，没有钱赚，这样对大家很不公平，后来我们所有武行一起去争取权利，最终争取到了只要车一开，就算是开了“半工”，就能拿到一半的工钱，30块，到了片场，机器一开，就算是开了“整工”，就能拿到65块了。 上车的集合地周围有很多家夜总会，一群血气方刚的男孩子每天混在一起，很快就发现一个窍门。与其每天很费劲地走回学校，第二天一大早过来等车，还不如直接去旁边的夜总会，在那里洗个澡，跟女孩们厮混一下，第二天出来等车又方便。也许你会好奇，大家每天赚那么少的钱，怎么还会舍得花掉，为什么不攒起来留一些积蓄呢？其实原因很简单，我们每天的工作都是在拿命去拼，尽管大家不会说破，但每个人都知道，也许下一个危险动作之后，你就没机会看到明天的太阳了。既然如此，当然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有多少钱就马上挥霍掉，不必留给明天。 刚开始的时候被师兄们带到夜总会，人家介绍女孩给我，心里其实很害羞，但在大家面前又要装大人，那是种很有意思的心态。 我记得第一次去，遇到的女孩是九号，很漂亮，人也很温和。第二次去，我就直接问“九号在吗”，之后很多次都是如此。好像是一个承诺一样，我完全不想换别的女孩。慢慢地所有人就开始拿我们开玩笑，只要看到我去，就说，九号，你男朋友来啦。 那个夜总会的条件并不是很好，毕竟以我们当时的经济实力，也消费不起太贵的地方。我和九号每天就挤在她昏暗的小格子间里面，抬头就能看到矮矮的天花板。小房间也不隔音，周围的声音几乎听得一清二楚，有时候大家犯坏，还会扒着门缝偷看别人，很幼稚。即使条件普通，但是跟戏剧学院的日子比起来，已经像是天堂一样。我觉得很开心，好像有了自己的一个小家。每天早上5点多，九号就会先醒来，轻轻拍拍我的肩膀，叫我起床准备开工。我马上爬起来洗澡，然后跟师兄们一起出门去等车。那时候也没什么未来规划，爸爸妈妈人在澳大利亚，自己每天就是无止境地练功和拍戏。这片昏暗的红灯区，其实让枯燥无味的生活有了很多温暖。 有一天下午收工早，跟一帮兄弟大摇大摆去吃东西，进了一家港式茶餐厅。过了一会儿，看到有个人走进来，是梁小龙，我就跟他打招呼，这时候就看到他后面跟着一个女孩，也抬手跟我打招呼，我当时觉得有点奇怪，也没多想，就坐下顾着吃饭。这时候我就感觉那个女孩一直在看着我，旁边还有人跟我开玩笑说，哎，有女生在看你呢。我就有点搞不明白，她干吗看我呢？自己又有点害羞，也没好意思多看。 晚上照旧去找九号。一见面，她就问，今天在餐厅遇到我，我跟你打招呼，你为什么不理我？ 我先是愣住，然后恍然大悟。这么久以来，每次跟她见面都是在晚上，夜总会里面灯光从来没有亮堂过，她也都是化着妆。这天下午变成在明亮的阳光下见面，她又是素颜的样子，我竟然完全没有认出来…… 相处那么久，其实我一直不知道她的名字、年纪、从哪里来，我只知道她是九号。那时候就忽然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 这个故事没有结局，后来拍戏越来越忙，见面机会越来越少，直到有天自己忽然成了大明星，开始四海为家，不常在香港。全世界飞来飞去，有时一觉醒来，要想很久才知道身在何处。睁开双眼，再也不会有矮矮的屋顶、局促的格子间。 这世界变化已经很快，我的世界变化更快，这些陈年往事如果不再说起，只怕有一天都会慢慢忘记。九号，不知道她如今人在哪里，是否已经过上好的生活，有个男人疼爱。 第二章 凡人一个 Latisha 那时候我大概18岁，刚刚开始在香港做武术指导，天天带着8个兄弟。那时候还没有成家班，其实那几个人就算是最初的“成家班”。我记得当时的副武术指导是元奎，元彪年纪还小，在跟着一起做武行。晚上收工没事做，一群男生就一起出去玩。 在那个时代，香港一些高级交际场所里，有很多漂亮又有气质的舞小姐。她们当中很多都有很好的修养，爱读书，有品位。 她们往往受过高等教育，我们这群武行大老粗，都喜欢跟这样有学问的女孩在一起说说话，喝喝酒，很多时候还能学到东西。有句话说：“风尘之中，多是性情中人。”那时的舞小姐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风华。 有一回，也是大家结伴去玩，我们正在包厢里唱歌，当时香港的僵尸片有个有名的演员叫钟发，他过来传话给我，说外面有位小姐让我过去请她跳舞。我觉得这个要求还蛮特别的，不是要请我跳舞，而是叫我过去请她跳舞。我这个人向来无所顾忌，就走过去看一看，发现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坐在一个角落里面。走近了看，能看出脸上有一点疤痕，但她很好地用化妆盖了起来，还是很漂亮。我就请她跳舞，跳完舞之后，她约我第二天再来。 第二天，我就又去了。这次去的时候，看她身边多了很多姐妹，我一坐下来，所有人就都叫我“白衣人”。其实那时候我还蛮帅的，而且喜欢穿白色衣服。原来她已经注意我很久了，不知道我叫什么，但看我每天都爱穿白色衣服，就跟姐妹们称呼我“白衣人”。那次就变得很熟了。 这个女孩名叫Latisha。不仅漂亮，也很有文化，英文讲得特别好，我觉得她什么都懂。她曾经是学家政的，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就连吃完个鸡腿以后她都会把骨头摆得整整齐齐。她很知书达理，对别人又有礼貌，我很欣赏她。现在回忆起来，这都是40多年前的事了。那时她一个女孩子，已经有自己的房子和车子。她是当红的舞小姐，赚很多钱，很厉害。你想，40多年前，她陪人吃一顿饭是500块，去夜总会的话一天可以赚到一两千块，那时候我自己的工钱一天才几十块，做一整部片的武术指导，片酬也不过几千块。后来我常常去找她，她也越来越多时间跟我在一起，慢慢就变成像男女朋友一样。那时我还没出名，她带我见识了很多没有体验过的生活。两个人在一起感情很好。我也会把赚的钱交给她，其实只是象征性的，她比我有钱得多。 后来这件事怎么传到爸爸耳朵里，到现在我也没搞清楚。我猜他可能偷看了我的信件吧。他没有当面跟我说什么，但有时候会故意在我面前跟别的朋友讲电话，或者在跟朋友聊天时说，“谁谁跟一个舞女在一起，结果被骗光了所有的钱，很惨。千万不能跟舞女交朋友啊，她们一定会骗你的，就像不能赌牌九一样，最后就会上瘾输个倾家荡产……”这类例子他旁敲侧击举了很多个，一次又一次。 那时候我年纪不大，也不成熟，慢慢听爸爸说得多了，心里也开始担心。现在想来很幼稚，也觉得爸爸的观点是片面的，毕竟不能一竹竿打翻一船人。那时我只是个每天赚一点工钱的武指，人家已经是有房有车的红舞女，干吗要来骗我一个穷小子的钱？不过当时自从心里有了戒心，就开始瞎猜是不是有别的陷阱，这当然会影响两个人的关系。我是个守得住别人秘密，但藏不住自己心里话的人，终于有一天跟她说了实情，说爸爸反对我们在一起。 我一直记得那一幕，她没说什么，只是转身到房间，打开抽屉，把我曾经交给她的钱都拿出来，全部还给我。她是把钱一张一张夹在一个本子里，那个薄薄的本子里是我很久以来的收入。我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走到这一步，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两个人就这样分开了。 很多年以后，竟然在香港再遇到她。已经嫁了人，有了孩子，依旧很有气质，漂亮。我看她过得好，就安心了很多。 第二章 凡人一个 她是谁 在Latisha之前，我曾经认识一个舞小姐，个子高高的，头发整齐地梳到后面，两鬓各有一缕挑染了颜色，那个发型很像跳Flash dance的Jennifer Beals。那是20世纪70年代，这个造型对我们这些大老粗来说，很洋气也很漂亮，有种领先时代的感觉。 那时候，很多舞小姐也像普通的女孩子一样，喜欢看爱情小说，憧憬着美好的恋情，她也不例外。那段时间，我们偶尔会在一起。后来我有更多机会拍戏了，有时候会去韩国、台湾，到处跑。那时候也没有手机，打个电话很难，在酒店打长途电话又贵，联络得少了，感情也慢慢变淡了，后来就失去了联系。 直到有天她忽然再度出现。 那年是《少林木人巷》的午夜场，离我第一次主演电影已经是几年以后了，算是我第一次正式做男主角的首映。我回到香港的家里，深夜接到一个电话。她在那头说：“是我，我刚刚看完你的午夜场。”我一下子就听出了她的声音，很惊喜，没想到她还留着我家里的电话：“哇，很久不见！你最近好吗？”她声音低沉地说，不好。跟某某没有联络了，跟某某也不再见面了。现在就只剩下我一个人。我说，我明天晚上的飞机要去外地，你早上要不要出来见面。她说，我早上都不出来的。我就觉得她讲话声音怪怪的。接着她说，就这样子吧，很高兴在电影院见到你。就把电话挂了。我都没来得及留她的电话号码。 第二年，是《蛇鹤八步》。又是香港的午夜场之后，我回到家，电话又来了。同样还是那句话：“我刚刚看了你的午夜场。”我就说：“明天早上见面吧？”“不。”“那晚上吃饭？”“不了，我就等看你电影吧，这样就可以了。”电话又挂了。 第二天她电话又来了。我说你很奇怪，为什么这样？要么就给我个电话我跟你联络。她说：“我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跟你聊聊天就可以了。现在我都不出来了，都躲在家里。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你会害怕我的。”我说：“不怕啊，不管你现在变成怎么样，我又不是不知道你以前的样子。就算我们不再是男女朋友，也还是朋友。你现在就来跟我见面。” 她沉默了一会儿：“好，我几分钟就到。” 结果等了很久，直到快凌晨三点。 我在门口，看到来了一辆出租车，一个女孩从车上下来，夜里居然戴着墨镜，大冬菇头，长度到肩膀。我不确定是不是她，在我印象中她还是以前的样子。看她的装扮，我就觉得怪怪的。她一下车就低着头，走过来，远远地跟我打招呼，说hi，也没有过来抱我。我就转身往里走，她跟着我，上楼梯，开电梯，一进电梯她就躲在了我后面。我按了电梯，也没有转身看她，但低头看看，发现她还戴了手套。等出了电梯，到了客厅，她就站在我后面，说，能不能把灯关得暗一点。 那时我的房间很小，只有一个矮板凳和床，我进去就在收拾东西，转头，看到她坐在我房间的小凳子上，我就坐在了床上，床很高，而她坐得矮，一低头，头发就把脸全部盖起来了。 她说你不要怕，我变了。 我看她额头露出一些疤痕，就有一点预感，知道发生什么了。 她终于拿下眼镜。那是一张完全毁容了的脸。 她的皮肤都是皱起来的。我一点都没怕，我知道一定有严重的事情发生在她身上。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她讲的并不完整，只是说：“我有天晚上看了一个小说……后来就到电油站买了电油，我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了，就到了一个大厦的后楼梯那里，点了火自杀，后来被一个看门的给救了。现在我已经不怎么跟朋友联络了。”我没有追问到底是什么原因，我想要么是失恋，要么是被人抛弃，她没细说，我也没有再问。心里只是觉得很难过很可惜，心狠狠地揪着，一个那么漂亮的女孩子，才20多岁……而这些事就发生在我们疏于联络的那两年，我不在香港的日子。 我问能为她做些什么。她摇摇头。“这几年里看你发展得越来越好，我就觉得很开心。我会看你的新闻，看你的电影首映。其实上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给你打电话，也不确定你是不是还住在这里，试试看，竟然就打通了……” 就这么一直聊着，直到早上六点。她说，天快要亮了，我要走了，我不想见到光。 我了解，就把她送下楼。 那天白天我还有很多工作，做一些访问之类。晚上跟一些朋友喝东西，凌晨一点多才回家。到家之后，她的电话又打来了。我想可能她已经打了好几次。她问：“我能过来跟你聊天吗？”其实当时我还蛮困的，前一天整晚没睡，今天也已经很晚了，但是我不能拒绝她。就说，好。 她来到我家，我就陪她说话。当时聊的什么我也忘了，可能是说到感情的事，她很动情，我摸摸她的头，伸手去握她的手，她还下意识地往回缩，但我还是握住她的手。她忽然抱住我大哭，一边哭一边想要亲吻我。 看着她已经毁掉的脸上满是泪水，我慢慢地回应她的动作，拥抱她，回吻她，最后把她抱到床上，她身上的皮肤已经毁掉了大半…… 当时我脑子只有一个念头，不能拒绝她，不能让她觉得我像别人一样看不起她，不能让她觉得人生无望，难过伤心。 那天晚上，她一直在流泪。 第二天，我又要飞离香港，去别的地方工作。留了她的电话，但是后来再也没有联络到，她也许搬走了，也许是不愿再见我，成为我的负担。那之后，她再也没有出现。 记忆里的她，曾经是那么漂亮，却为爱付出那么惨痛的代价。那一把火让她的人生彻底断裂，我只希望自己曾经给过她一丝温暖。 第二章 凡人一个 再见，邓丽君 前几天跟一个朋友吃饭，他说自己有一台哈苏相机，很得意的样子。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的一个黄昏，我和邓丽君一起在洛杉矶的海滩边，看着夕阳慢慢往海平面跌落。她说，这实在太美了，我们应该把它拍下来。那时我刚好买了一台哈苏相机，赶紧把它拿出来，手忙脚乱地上胶卷，那个机器很复杂，等我把胶卷弄好，太阳已经落下去不见了。我们两个人在海边笑了很久。 有时候我常常会想，如果有这样一种可能，或那样一种可能，我们俩会不会最终走在一起。不过生活就是这样，它不会给你那么多种可能。你的人生早已被你的性格决定。 那是刚到美国的时候，日子过得很苦闷。白天学英文，晚上就关在酒店看电视。偶尔会去外面学习滑旱冰，为了新片《杀手壕》进行练习。有一次休息，我跟一帮从香港来的朋友去迪士尼，大家一路走一路聊得很开心。这时候我听到周围有人在讲汉语，也是一群人嘻嘻哈哈的，抬头一看，迎面走来的竟然是邓丽君，身边也有好几个朋友一起，有男有女。我们一对看，真是特别意外。我说，怎么你也在这里？她也愣了，当时我们还不熟，身边又都有朋友，简单打了招呼，就先说拜拜了，各走各的，也没留电话。 过了两天，我在estwood看戏，又碰到她。当时我进戏院，她出戏院，两人又碰到，觉得很惊喜。我要看的电影还没开场，两个人就站在那边聊天。那天她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我进去看电影为的是要学英文，估计她也是这样。聊起来之后，就知道她住的跟我特别近，大概就在三个block之外而已。那天就彼此留了电话。 这真的是缘分，我们俩在国内没见过面，居然会在美国连续碰到。后来就约她吃饭、聊天。当时她妈妈跟她一起在美国，有时候她妈妈还会煮汤给我喝。她知道我在练习滑旱冰，说自己刚好也在学，我说那正好我教你啊。 有天我干脆踩了个滑轮鞋就去找她了。她那时候滑得还不熟练，我要一直扶着她。你想想，那时候成龙和邓丽君，在洛杉矶的路边滑旱冰，完全没人认识我们，多好，多开心。 那之后的一段时间，是我第一次去美国时最开心的日子。我们俩经常一起学英文，去海边散步，拍照，一起去吃螃蟹，去中国城吃中餐，我开车去接她，两个人还在半路迷路…… 那段日子想起来很好玩，我也不知道算不算谈恋爱。当时公司没有给我任何一个工作人员在身边，我在那里也没有认识的中国人，她是唯一一个跟我讲中文的人。每天看到她，是当时唯一开心的事情。她可能也有这样的感觉。 可惜不久以后，我的电影要在圣安东尼奥开机。临别时，她也要回台湾了，我跟她说，拍完戏我就去台湾找你。 《杀手壕》卖得很差，我很沮丧地回到香港，一心想着重整旗鼓再拍一部电影挽回面子，并且很快就组建了新电影的班底，先是去韩国聊剧本就聊了3个月，那个时代都是香港韩国合作的，在韩国拍摄会有投资补助。当时我们筹备的那部片，组成了韩国有史以来最庞大的香港外景团队，比如灯光师就有12个，连木工都有16个，前后大概去了四五个月。可惜正式开工没两天，就鸣金收兵了。因为我们当时是冬天拍夏天的戏，零下15度，太冷了，大家都扛不住。到第3天的时候，我说，收工了，要是这样拍下去我会拍个烂戏出来。回到酒店，大家都缩在我的房间一起烤暖气。那时候已经花了大概200万港币，以当时的环境来讲，这是很多钱了。 当时我打给何冠昌商量这件事，他先是关心我和大家有没有冻坏，然后放下一句话，不拍就不拍。就是这么一句话，真的是能“买”到人心。我和大队一起回到香港，把剧本改掉。这时候我就想，去哪里拍呢？ 台湾。 当时我认为自己是以电影为主的，说只有台湾有戏里需要的布景，我们很适合去那里拍。现在想来，其实也是有私心想去找邓丽君。 到了台湾，除了看外景，就会跟她一起约着吃饭，两个人都安安静静的。那时候我还曾经去看过她的表演。我是坐在特别的包厢里面，在楼上的地方，她唱歌的时候，除了会看台底下的观众，也会往上看，我知道她在看我。我就坐在那边，看着台下的观众为她用力地鼓掌呐喊，心里想，她是我的女朋友。当时外界并不知道我们在一起，看这场演出我也是没有等到结束就离开，在当时的台湾，如果被人拍到我们在一起，会是爆炸性的新闻。 后来我曾经想过，我们分开也许是最正确的决定，因为从一开始两人性格就很不同，又无法为了对方妥协。换句话说，她太好了。 她总是彬彬有礼，说话轻声细语，我却是个大老粗；她总是气质优雅，而我刚从武行变成明星，终于可以享受大把花钱的奢侈生活，恨不得买一堆金链子挂在身上；她喜欢一个人出门，享受私人空间，但我总是爱热闹，喜欢那种有一群人跟随的感觉，觉得自己像个老大，走到哪都有人毕恭毕敬地帮我拿衣服、拉椅子。 记得有一天她打电话给我，问能不能一起吃饭。我说，我不是每天都跟你一起吃饭吗？她说，单独吃饭。我说好吧。她就带我到了一个法国餐厅，进了一个包厢。那时候的我，餐牌也不会看，红酒也不会点，服务生把什么都拿给我，我不懂，就有点尴尬。她就把餐牌拿过来，跟服务生点东西，说的话里面会穿插一些英文和法文。我那时候就像闹小脾气一样，她说牛排五成熟好吃，我说，不要，我就要吃十成熟。她说要喝红酒，我就说要啤酒。她拿着红酒杯，细细地闻，我拿起酒杯一口就灌进去。她问我好不好喝，我说很难喝。汤上来了，我看她很优雅地用汤匙舀着喝，我就故意直接拿起来往嘴里倒。牛排来了，她还没吃完第一口，我已经把整块肉都吃完了。西餐的规矩是那种两个人不吃完，第二道菜不会上来，所以看我吃完，她也只好说吃完了。最后那顿饭，我是撑死，她没吃饱。人家吃顿法餐两三个小时，我们不到半小时就吃完了。一出门我就跟她讲，从今以后，永远不要带我到这个餐厅，现在我要回去开会了，然后转身就走了。 那时候，我做出这些奇怪的举动，跟内心深处的自卑感有很大关系。从小就被有钱的小孩歧视，在戏剧学院的10年生活清苦，刚进社会的时候做最底层的工作，所以我打心眼里讨厌那些有权有势的人瞧不起别人的样子。他们越是摆出一副自己很了不起的模样，我就越想跟这种人唱反调。这种心态影响了我和邓丽君的相处，对她很不公平。 有一天，我正在跟兄弟们聊剧本，她打了个电话来，说她要离开台湾一阵，今天想来见见我。我说好啊，来吧！她来的时候，门没锁，推门进来，我看她还穿着晚礼服和高跟鞋，应该是刚刚表演完，非常美丽。我旁边所有的兄弟都惊呆了。 我也不知道是犯了什么神经，好像故意要在大家面前显得自己很拽，就只说了一个字，坐。她就一个人坐在角落那里，我就继续跟大家聊剧本。我们一聊就是很久，差不多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没有跟她讲一句话。一个多小时以后，她站起来说，Jackie我先走了，我说好啊。 她站起来转身就走出了门。这时候我旁边一个兄弟叫冯克安，他说，大哥，你是不是应该送一下人家？我想，对呀！礼貌上怎么都要送一下。我赶紧站起来，走出门口，看到电梯已经关门了。我只好回了房间，从八楼的窗户往下看，看到她刚刚上了一辆凯迪拉克，车开走了。 当时也没觉得怎么样，就继续跟大家聊剧本。不久，电话响了。我拿起电话，听到那边是她的声音，Jackie，我看你并不需要我，你就跟你的兄弟们在一起吧。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回话，电话就挂了。 第二天，她又打了个电话来，说给我留了一个东西，放在酒店的前台。我收工回到酒店，拿到的是一盒卡带。“你心里根本没有我，把我的爱情还给我……”里面是她的那首歌，《把我的爱情还给我》。 那时候我在台湾拍的是《龙少爷》，每天都很辛苦也很累，加上拍摄过程中很多人受伤，医院里躺满了剧组的人，我每天想的都是怎么把工作顺利完成，几乎焦头烂额，哪有心情去谈恋爱。就这样，跟邓丽君也一直没再联络。 几个月之后，她在香港有个演唱会，我的经纪人去看了。演唱会完了之后，她们一起出去喝东西，她跟我的经纪人讲，你知道吗？我恨死他了。经纪人回来讲给我听，我才知道，原来我这么坏，伤了人家的心，自己却不知道。 后来再跟她遇到，是一个颁奖典礼，林建岳办的。那时候他叫我去颁奖给邓丽君，我心里想的是，不要，因为我知道她应该还在恨我。林建岳知道我和邓丽君之间的事，我就问他，她知道我会颁奖给她吗？林建岳说，知道啊。我说，真的吗？如果是这样，那我就去给她颁奖，就当是有个机会可以表达抱歉，弥补一点我的不懂事。林建岳还说，你可以想办法在颁奖环节给她一个惊喜。 当时她先是演唱一首歌，我就悄悄地躲在后台。等她刚刚唱到中间，有一个点是在间奏的时候，我就忽然走出去，拿着奖杯，她一转身看到我，在台上转身就走，我就只好在台上追着她，她就绕着那个舞台一直走，一直不肯接受我给她的这个奖。我跟在她后面，嘴里一直讲，不要这样，teresa，不要这样，很难看啊……后来她终于拿了这个奖，也没有跟我握手，也没有说谢谢，就转身走掉了。气得我回去就骂林建岳，她根本就不知道是我要给她颁奖！ 我们这段情，就这样裂掉了。 几年以后，在香格里拉酒店的门口，我又看到过她一次。那时候她刚刚上电梯，我刚刚出电梯，就这么巧。大家互相看一下，她笑了，我也笑了，没有讲话。当时她身边有很多人，我身边也有很多人。我转头目送她上电梯，电梯门关了，我跟她笑一下。就这样子。 1995年的5月，有一天我的助理Dorothy告诉我有这通电话，让我打给她，我说好的，结果当时手边有其他事情，一时忘掉了。 没想到，几天之后，竟然听到她去世的消息。我整个人呆掉了，一瞬间很多往事涌上来，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自那之后，只要谁说让我回电话，我都会马上打回去。 因为拍戏，我没能去参加她的葬礼。 2002年，我在内地发行的专辑中与她“合唱”了一首《我只在乎你》，希望那首歌可以穿越时空，帮我带去对她永远的歉意。 第二章 凡人一个 爱唠叨 <h3>■一对一</h3> 我的电影里面总是会传达一些信息。有时候片子粗剪出来了，给投资人或发行方去看，他们也会提出这样的意见：“能不能把那些说教的内容删掉？”我每次都会非常礼貌地告诉大家，我会认真听取，但是坚决不改。我拍电影几十年，现在终于可以自己做主了，我就是要把想要传达的信息告诉观众，即使你们觉得我很爱唠叨，很爱说教，那也没关系。 《玻璃樽》和《十二生肖》等很多电影里，都提到要公平决斗，不要一群人欺负一个人，这些都是讲给大家听的。我们即使要竞争要打斗，也都是要公平的，而不是像烂仔一样打架。我有时在网上看到有那种十个男孩打一个小男孩，一群小女孩打一个小女孩，我不懂为什么要这样？有本事你就一对一。 <h3>■行业培训</h3> 《天将雄师》首映礼那天，所有明星都在一个VIP影厅里休息，我发现有个人怪怪的，我故意走进走出，就发现那个人一直跟着我。过了会儿，我招呼现场的保安过来，提醒他们注意一下。果然，那人不是任何主创的工作人员，而是跟着一群人混进来的，我之所以注意到他，就是因为他一直在休息室里偷拍。最后工作人员礼貌地请他删除了手机里的视频。 我把休息室的门关起来，对着满屋子的经纪人和助理做起了培训。“这个房间里这么多工作人员，竟然没有一个人发现。你们一直围在演员身边是没用的，房间一共就这么大，一群人堵着，主创之间聊天交流也不方便，你们也不方便观察周围的情况。好的经纪人和助理应该是怎样的？他们永远都是站在房间的角落，找一个可以眼观全局的角度，观察周围的环境有没有问题。你们看我的团队，他们不会一直围在我旁边，但眼睛一直都在我身上，只要我一个眼神，需要什么，他们马上就心领神会。” 说到这里，我跟大家讲起很多年前在美国的一件趣事。那是一部电影的首映礼宣传，我跟一个女演员一起。当时的行程安排很匆忙，发布会、看片、观众见面、访问等，整个过程都有一大群人跟着。终于访问完了，一群人就跟我一起上了房车，里面有我的团队，也有那个女演员。整个过程里面呢，一直就有一个女孩坐在我旁边，穿得也很光鲜。在车上的时候，大家聊天，她也跟着一起聊，到了一个地方吃饭，她也跟我们一起吃，完了大家还一起拍照，临走前她还过来抱着我说拜拜，还亲了我一下。看她走了，我问那个女演员：“你怎么不跟你女儿一起回去呢？”她说：“啊？她不是我女儿啊，我以为她是你的朋友！”我也愣了，“啊？不是啊！我以为她是你的朋友！”最后问了一圈，发现没有一个人认识她。她就这样全程跟着我，坐我的车，吃我的饭，拍我的照片，还亲了我一下，最后走了。 <h3>■不要耍大牌</h3> 有很多演员，合约规定每天工作8个小时，到了时间不管你拍完没拍完，头套一摘就走了。这个规矩以前没有的，我曾经连续拍过15个日夜班，这是电影圈很多人都知道的事情，不给吃饭，24小时工作。后来我去美国，也把美国的规矩学回来。后来很多内地和香港的演员，也自动学了美国的工作方式，每天工作8小时。这是保护艺人避免超时劳动的一种方式。 我觉得不管在美国还是中国，都应该是规矩不外人情，要谅解当时的情况。如果你不规定法定的工作时间，有些导演、有些剧组会太过分，连续拍24小时、36小时，拍通宵，所以规定时间也是保护大家的权益，但是有些艺人一到现场就先问导演几点收工，要么是有约会要么是有其他事，这样也不好。没规矩的时候把演员累死，戏也演不好，拍打戏也容易受伤；有了规矩之后又容易把人惯坏，所以应该有一个合理的空间，既体谅导演和剧组，也体谅演员。 刚开始拍《新少林寺》的时候，我曾经问过陈木胜导演：“怎么你老拍别人，都不拍我？”导演就说：“大哥，帮帮忙，他们要过钟（拍摄时长有限制，到时间就走）。” 我一听这个就懂了，就跟他说：“没关系，你先拍他们，把他们拍完再拍我，而且我可以帮他们做戏，只是需要拍到我脖子或者侧脸的也没事，我来帮你们拉背，不用找替身，等他们白天拍完走了之后，你晚上再拍我。不管别的演员怎么样，到我的时候，你就慢慢拍，不要怕，我全天时间都给你。”陈木胜就很感动。 因为我自己做导演，知道导演的辛苦，所以我不给导演任何压力。演员们没做过导演的，可能就意识不到这一点。到了时间，经纪人、助理都跑来提醒了，“过钟了，超时间了……”就把演员带走了，要么就是去房车里面睡觉，要么就是去赶别的工作。 后来有一天我在现场，又故意当着很多演员的面问，为什么你都不拍我呢？导演就笑了。我就是故意当着大家的面说，没关系，我有大把时间，人家没时间，你先拍人家，我不赶时间。 我自己做导演也做演员，所以很清楚，其实拍摄现场导演是最累的，演员是最舒服的。晚到早退，吃最好的，坐个椅子，4个化妆，6个梳头，8个助理，12个保镖，一群人给你服务。现在我们的演艺圈每天都在比排场，不管是谁一出来都是跟着一大堆人，大家就在比看谁的跟班多。我出门工作永远只有多姐一个人。 有一回我看房祖名身边跟着4个人，就被我骂了：“你老爸才只有一个助理，你带那么多人干什么？”他现在也只带一个助理了。 你看现在一些国内演员走出来，永远都是七八个人围着，都不知道那些人是干什么的。原来有一回，范冰冰带着很多人出现，我曾经挤对过她一次：“哇，一看这个场面，就知道大明星范冰冰到喽！”从那以后她只要一见到我，就会马上朝着身边的人挥手，“走开走开，不然大哥又要骂我了。” 其实，有什么好比的呢？讲究这些的、比较这些的，都是一些没有信心的人。我年轻的时候也试过戴上帽子、口罩、眼镜，但还是会被认出来，自己也觉得挺傻挺无聊的。干什么呢？后来我就不管到哪里都是这样直接出去，人家也不会把你怎么样。不管是到高级的场所还是艰苦的地方，我都是一样的打扮，身边人也都是一样的那么少。 <h3>■每一个访问都是第一个访问</h3> 现在看到身边这些后辈，我欣赏的，觉得可以算得上朋友的，就会教他们一下，不喜欢的我就不教。我喜欢勤奋又有才华的年轻人，就会跟他们唠叨一些事。 我曾经跟他们说：“记住，做任何一个访问都是第一个访问。”这也是自己的经验，我原来曾经试过不认真对待，后来就很后悔。那时候刚到美国拍电影，好莱坞的那种工作方式，一排访问就是几十个，每家媒体只有5分钟、10分钟的时间。大的媒体他们给的时间长一点，小的就给的少一点。记者们在访问的时候也都很有规矩，上一个在访的时候，下一个已经在旁边准备，时间一到，工作人员一提醒，他们就会站起来，说声谢谢，收拾东西离开，也不会说一定要多问几个问题，接着就是下一个记者，这就是西方的工作风格。最多的时候我一天做了79个访问。 几十个访问做下来，一直在说一些重复的话，状态就越来越差，回答问题也就越来越敷衍。“Oh，yes……”“Nice……”尤其上一些电视节目的时候，可能前面已经说话说累了，几个嘉宾共同坐在一起，人家主持人把问题给你，自己也不愿意说，就老是几个字带过，请旁边的别人去说。收工了之后就兴高采烈去吃饭，结果等回头再看那些节目回放的时候，见到自己那张无精打采的脸，就特别恨自己，整场看下来就是两个字——无聊。人家还打趣我：“一看就知道他不习惯接受我的访问，如果我是个漂亮点的女孩子就好了。”这句话到现在我还记得，每次想起就觉得很不好意思，知道自己错了。 不管你是做了多少个访问，记者都是第一次访问你，你没有理由不去尊重人家的工作，人家并不知道你前面已经说了多少遍，对人家来说这是第一遍，而且看你访问的观众也是第一次看到，如果你就是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那人家凭什么要看你呢？你就算本身再有魅力，也没有通过访问体现出来，所以那时候我就告诉自己，从今以后，每一个访问都是第一个访问。每个记者问我一个问题，只要时间允许，我都会把整个故事给人家讲出来，下一次另一个记者再问同样的问题，我还是会再讲一遍。作为公众人物，别人可以不尊重我们，但是我们不能不尊重别人。 <h3>■好好学习</h3> 我在美国、加拿大、德国、捷克、日本很多地方拍戏的时候，经常会在外面遇到中国的年轻人，这里面有内地的、香港的、台湾的。这些年轻的留学生的样子很不同。 有那么一群人，一看就是家里有钱的孩子，在国外根本就没在学习。 一个香港仔，在大街上开个跑车泡个妞，看到我就是很轻佻的：“大哥，怎么样？”内地和台湾的也有这一种。上几年学之后，除了玩的那些东西进步了，其他的什么都没进步，就连英文都没学好。我看到太多去美国的小孩，最后“中不成英不就”。满口广东话，英文说个半吊子，也不太会写，中文更是不会看也不会写。包括房祖名在内，什么都是学个一半半。我就想说，你们就算把一样学得很好也行啊！ 这时候，如果我看到一些留学生说我在这里要好好学习，父母拿这么多钱给我出来上学不容易，将来回去一定要好好回报他们，就会觉得很开心，很喜欢这样上进的年轻人。几年前我去哈佛讲课的时候，碰到一个中国女孩，名字叫Sophia g，她负责帮老师一起来接待我们。我听她那满口的英文真的太厉害了，所有在工作上的安排也都非常专业。我问她来了美国多久，其实也不过才三年，在国内的时候英文还完全不行，但是到了美国就很努力，后来就变成哈佛的学生代表、同学会的会长。看到这样的学生我就会觉得很佩服，也很欣慰。 <h3>■偶像</h3> 国内为什么出不来很优秀的年轻偶像？因为很多都不是从小就训练的，大家都是先要上学，毕业之后才出来学跳舞唱歌，18岁开始学，学完也20多岁了，这个对年轻偶像来说就已经老了。日本、韩国那边是10多岁就一边读书一边练习唱歌跳舞，不行的就淘汰，最后选10个最优秀的出来重磅推出，怎么会不红呢？（这时娇姐在旁边打趣：对啊，他6岁就学功夫，所以他就出来啦，不然就来不及了。） <h3>■支持国货</h3> 这方面我们应该学习一下韩国人。韩国人出门一定坐大韩航空，手机一定是三星，开的车子一定是现代、大宇。很少人开外国车。有一次我去韩国，跟他们电影界的一个制片人聊天，他带我去看韩国当地专门卖盗版的商店，我进去一看所有的盗版电影全是外国的，没有一部是韩国的片子。我问这是为什么。他很自然地说，我们从来不盗版自己国家的电影。那时候我就想，我们能不能也做到这样呢？ <h3>■环保</h3> 我在很多场合看到很多喝不完的矿泉水，最后都丢在那里，很浪费。 我和我的工作人员，都会在瓶盖上写上名字，一瓶水随身带着，喝完为止。实在喝不完的，瓶子里的水一定是用来浇植物，再把瓶子踩扁扔进垃圾桶。原来这些我都会自己做，后来人家说我是作秀，有时就交给身边的同事去做。在美国拍《功夫梦》的时候，威尔史密斯的儿子也跟我学会了这一招。 我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是当初自己的几场演唱会。前面在哈尔滨、上海的时候，我跟全场观众说，请大家把喝不完的水倒了浇植物，把身边的垃圾带走。这两次之后，主办单位都来跟我说，大哥，我们过去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演唱会，在结束之后，现场这么干净。除了一些演唱会的票留下了，其他都没有什么垃圾。 接下来鸟巢的演唱会，我特意让团队在票面上都盖了“成龙”的章，这样大家就觉得票有收藏价值，也就不扔掉了。后来他们告诉我，那场演唱会的垃圾至少比别的活动减少70%。此外，我举办演唱会，在前期策划的时候就会要求尽量不要纸屑、烟花等不环保的东西。 有的朋友跟我说，其实英国、美国那些国家办完户外活动，现场也都是一大堆垃圾的，不是只有我们国内这样子。我跟他们说，我们不能去跟发达国家比这方面，为什么呢？因为人家的垃圾分类做得比我们好很多，人家七成的东西都可以回收再利用，我们可能只有一两成。如果我们可以赶上人家的水平，那也可以放松一点标准。 整个社会的环境需要大家一起努力。像我自己设计的手机壳，都是用米糠之类可以回收再利用的环保材料做的。 <h3>■入乡随俗</h3> 我老是跟成家班讲，我知道我们很勤劳，但是到任何地方工作都要尊重人家的规则。 比如在内地拍戏，如果是我自己的片场，大家都习惯了快速反应，我说把那个台子搬开一下，成家班就会马上冲上去做，这当然是好事，会很有效率，我也喜欢看到大家这样的工作态度。可是到了美国或欧洲，人家讲究的是各司其职，你不能去插手别人的工作，那是对人家的不尊重。在自己的片场，你们可以灯光机器一把抓，我也是一着急就会把摄影机端起来就拍，摄影指导也不会有什么意见，但是你到了别人的地方，就还是要尊重人家。 我们刚到国外拍戏的时候，有时会跟当地的工作人员产生摩擦，因为成家班总是眼里有很多活，我一说什么他们的反应就很快，可是这样会让老外很不爽，甚至会被人家骂：“这是我的工作！” 后来我就教育他们一定要入乡随俗，你也不要觉得人家磨蹭或者笨，这就是人家的游戏规则。也许人家还觉得我们那么勤快也是一种笨呢。 <h3>■业界典范</h3> 拍的时候，我们是第一个在现场有茶点处的剧组。那时候也会有些工作人员趁人不注意偷装一大堆吃的走，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后来时间长了大家习惯了，慢慢地也就没人去拿了。 拍的时候，我第一次在内地也做这样的尝试，也看到过有人把速溶咖啡一下子抓一大把拿走的，我要给大家时间去慢慢改进。等到我拍《十二生肖》《警察故事2013》《天将雄师》的时候就没人去拿了。 所有来我《十二生肖》探过班的人都说，大哥的片场太厉害了，其他的剧组都没办法像他的剧组一样。抽烟有抽烟的地方，喝茶有喝茶的地方，有小吃部，有咖啡部。我尊重人家抽烟的习惯，但在现场绝对不能抽烟，我会给你单独的地方抽烟。吃饭时要排队，吃完要排队去把碗碟摆好。有些同行来探我的班，看到之后会说：“大哥，你这是军队。” 你刚刚开始一部戏，要这样去做管理，第一个星期一定最辛苦。我就会站在那里监督，摆放碗碟的时候，如果你一个人盘子摆歪，下面的就都歪了，所以我很快吃完之后就在那里看着每一个人，他们就很自觉。 我的剧组吃的是非常好的，饭菜、水果餐、茶、咖啡、水、汽水，随便吃喝，那么你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就要遵守我的规矩。一个礼拜下来，大家都已经形成习惯了，杯盘、碗碟、筷子全部都摆得很好，大家也都会越来越方便，拍戏中间所有来的临时演员也都跟着学习，甚至我们到拉脱维亚去拍戏，拉脱维亚的电影人也都会跟着学。他们很惊讶地说：“哇，原来你们中国拍戏都是这样厉害的！”我说：“Yes！” 总之，我希望从自己开始，为整个业界做出一个典范，所有来过我片场的同行，他们回去也会慢慢地学习，这样我们的产业环境就会越来越好。到目前为止，其实我已经影响了很多部戏，很开心。 <h3>■饭前吃水果</h3> 有一阵子我只要一吃过饭就吐，不知道为什么，以为自己生了多严重的病，赶紧去看医生。医生检查完之后，跟我说，你以后不要再饭后吃水果了。我说，啊？你怎么知道？ 他说所有的肉要两个小时才能消化，但水果几分钟就消化了，如果你在饭后吃水果，那你吃下去的肉在胃的下面，水果就在上面。水果很快消化之后就下不去，这样就会开始发酵，然后就变成胃酸，所以你就吐了。人家吃东西都是慢慢咀嚼，还能消化得比较快，但我吃东西都是囫囵吞枣几乎不嚼的，一大块肉我是一下子就吞下去，等它下去之后在胃里面慢慢自己消化，再把一大堆水果吃下去就埋单走人了。（此时唐季礼导演在旁边补充说：对，他是大白鲨，先吞了再说。）每次又都吃得特别饱，恨不得吃到嗓子眼那里，一站起来肯定就吐了。从那之后我都改成饭前吃水果，到现在也是这样，你们以后也要吃“饭前果”，不要吃“饭后果”。 <h3>■东西趁热吃</h3> 我很受不了大家吃东西不趁热。每次热热的东西端上来不吃，非要在那里聊天，明明又不是急着走，为什么不趁热吃完，再叫个茶一边喝一边聊？ 关于这个还有一件好玩的事。我在上海拍《醉拳2》的时候，身边有个叫阿根的武行，长得特别凶神恶煞，满身都是文身，乍一看很吓人，但其实他人很好。有天我在片场忽然很想吃小笼包，就请他帮我打电话订一份，拜托一定要热热的送过来。结果我在片场等了半个多小时，送外卖的女孩才来，我也忘了是什么原因，总之小笼包拿到手里的时候就已经凉了，我就很不高兴，阿根就很紧张地站在旁边。接着我打开袋子一看，里面居然没有醋！我崩溃了，大声问阿根：“醋呢？我要白醋！”他一听就更紧张了，马上转头去追那个小姐，嘴里大声喊着：“操！给我操！我要白操！”这下把那个女孩给吓得啊！原来我们讲的粤语里面，“醋”的发音很像“操”，阿根本来普通话就不好，再加上紧张，就闹出这样的笑话。你想象一个满身文身、流氓模样的人追着一个女孩这样喊，那景象…… 说到这里，顺便再说一件阿根的糗事。也是在拍《醉拳2》的时候，我要从火车顶往下掉，阿根就在旁边跟着我，我要指挥内地的武行们摆海绵垫，有的需要打横，有的需要打竖，我跟阿根用广东话讲，让大家把海绵打直了放，那个词的粤语发音听起来像“打洞”，他就跟所有的武行说，快点，你们把海绵都打洞！当时香港的电影人来内地拍戏是很有权威的，尤其动作指导这方面，我们算是专家，所以当时内地的工作人员收到这个指令之后，虽然都觉得很奇怪，但也还是照办，想说打洞可能是为了穿绳子把海绵绑起来吧…… 等我走过去的时候，看到大家正在咚咚咚地给海绵打洞，我问为什么，大家说，阿根让我们打洞的。我简直哭笑不得…… 第二章 凡人一个 管“闲事” <h3>■鸡毛掸子</h3> 十七八岁的时候，我们一群武行没什么钱，一帮人蹭着别人的车出去兜风。 那时候在香港，女孩子们流行穿迷你裙。我们经常在大街上看到很多女学生，也在那里穿个迷你裙，抽着个香烟，扭来扭去地走，我就很看不顺眼，很不喜欢。学生不应该是这样的，怎么急着学这些坏毛病？ 我们就趁着等红灯的时候，故意把车停在她们旁边，拿出车里面的鸡毛掸子，照她们屁股用力一抽，绿灯了马上开走，一边开还一边看倒后镜，看她们在那里吓得尖叫大骂神经病，我就觉得特别开心。 <h3>■斑马线</h3> 这么多年我在全世界各地跑，真的很少看到哪个国家有斑马线上的行人给车让路的。在美国和很多别的国家，只要是斑马线上有行人，你车子就要停。在澳大利亚，如果你在斑马线上撞到人那叫意图谋杀，如果撞死人是会判终身监禁的，但在我们国内，你看斑马线上，只要行人看见车来，他就不敢走了，这种时候我就会特别急。有时候我一些外国朋友来北京，大家一起出去，过马路的时候他们看到这种情况就会不由自主地说出“O”，“Oh, fuck”，我就很不舒服，觉得很惭愧。 我真的很讨厌北京路上的车不让人行道上的人。有一回在西大望路那边的天桥上，看到下面又是红灯，但还是有车在挤那些行人，我忽然很生气，就很快地走下天桥，故意到人行道附近，等着信号灯已经变黄，但有些车还是迫不及待要开的时候，我一个跳跃翻到其中一台最着急的车子那边，用手大力地拍了他的机箱盖。那个司机吓傻了，在驾驶座上看着我，我就在外面瞪着他，我指着他，给他看，这是人行道！然后转身就走了。 <h3>■红灯停绿灯行</h3> 以前年轻的时候在香港，我也是会随便过马路的那种，不管红绿灯。因为香港的路一般都很窄，我两三步就跨到马路对面了，哪里还顾什么红绿灯，只要看两边没车就过了，动作很快。 后来我去了美国就受到了教训。美国的马路就像中国内地的很多大街一样，很宽，每次过街都要花很多时间，有时候看着那个红灯就觉得哎呀要等那么久，现在又没车，不如冲过去，反正自己速度快。其实就算有车来，我也能跑过去。 结果有一次，红灯了我还在过马路，走到一半，路边的警察就抬起手一指我，让我过去，这时候又有车在过，我回也回不去，走也没法走，刚想趁没车转头回去又变成绿灯了，人家都哗哗地过马路了，还有人看着我在笑，当时那种尴尬啊，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我被叫到那个警察面前，他就问我：“ again”，只好不停地说“Sorry”。 我到现在还很清楚地记得这个画面。很丢人。 <h3>■乱停车</h3> 很多年前我去台湾，是20多岁的时候，在拍《龙少爷》。那时候我每天住在台北华国饭店，附近的路有一个转弯，每次我们收工的时候开车回来，就总有一辆车停在那里，堵着路口，车就转不过去。他一部车把整个巷子全堵死了，我们只能慢慢退后。 刚开始的时候我找了一张纸，用糨糊粘在上面，写着“请你尊重大家，不要把车停在这里”，贴在那个人的车上，我们就下车走路回酒店，让司机去慢慢倒车。 贴过之后发现没有用。好几天还是看到这辆车，有那么一天巷子里又是大排长龙地往后退，我就很生气，想给他点颜色看看。 我上楼拿了一把餐刀下来，叫成家班在周围放风，趁着没人把他四个轮胎捅爆了。在那之后那辆车子就不见了，再也不敢停在这里了，我们的路变得畅通无阻。我这样做其实也不对，但有些时候就是要用这种方法对付那些不守规矩的人。 对于台湾很多乱停车的现象，我在电视台接受采访时给他们出过主意，说乱停车的人，你就把他的车吊走，运到旁边的城市去。他们居然真的采纳了，后来乱停车现象真的少了很多。你看，有些时候还是要用一些更狠的方法。 以北京举例子，如果有那种很过分乱停车的，就把他的车吊起来运到天津去，刚开始的时候政府部门也不要嫌麻烦，车主要把车拿回来，他除了要自己出运费，还到那边去领车，现场再缴一次罚款。这种为什么有效呢？因为大家都怕麻烦，有些时候罚款本身没有用的，尤其那些有钱人他们根本就不怕你罚钱，但要是让他去另外一个城市把车取回来，那就麻烦很多了，今后大家在乱停车之前就会很慎重地考虑一下。 在欧洲的某个国家，乱停车的第三次，政府会拿个坦克车把你的车压扁。你看多厉害！ <h3>■治理交通</h3> 有时候看到北京的交通那么混乱，我就很想去做交通部长，把这些问题好好治理治理。 看见堵车，我真的很想走下车，去做交通警察。北京的堵车很多时候就是自己在那儿卡来卡去，是人为的，为什么不能互相让一下呢？很多交通事故也是因为你不让我，我不让你，就顶到一起了，这一下几公里就跟着塞住了。很多人开车不守规矩，乱并线乱加塞，本来路上只有三条行车道，能被他们挤成四五条，在这中间再加塞，就又导致堵车。如果大家都能按照规则开车，互相让一让，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堵。 现在北京路上的车越来越多，我就又想起新加坡。当然他们那里地方小，公共交通也好，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但是他们对私家车的管理方式也值得赞赏。 首先他们买一部车就很贵，你买一部劳斯莱斯花300万，但只能从晚上的7点到第二天的早上7点开，如果你花600万，那就可以全天候地开。新加坡很多小富二代都有很多“僵尸车”，比如说买辆兰博基尼就花一半的钱，本来1000万的车，500万就买到，只能晚上开，就叫“僵尸车”。 其次，在新加坡，一部车子过天桥100块，但如果车子里面坐了4个人那就免费。像这种方式北京也可以借鉴啊，只要是车里面坐满人的就可以免费过。新加坡那种坐满经常就是互相搭顺风车，如果大家住在同一个社区，出门上班的话，今天坐你车，明天坐他车，没有车的就付一点油费。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很多堵车的现象。 <h3>■追贼</h3> 很多年前在西班牙的拍戏现场，我刚刚完成一个镜头，在大概隔着100米的地方，就看我们的制片一直啊啊啊啊地比画，我就远远地问：“怎么啦？”他也说不出来，我赶紧走过去才知道他是被抢包了，接着就指给我那个贼跑的方向。一看那个小偷已经兜了个圈跑了挺长一段，我和元彪当时立刻就跳过去追，就跟拍戏的场景一样，从很高的地方跳下来，我先是爬，再踹一下电线杆，再踹一下墙就下去了，元彪从旁边抱着电线杆一滑就下来了，我们两个动作都很快了。结果我们一路追，贼就一路扔我们的护照，他扔一个我们只好捡一个，最后就没追到他。后来我俩还在讨论，觉得当时不应该去捡的，就应该直接抓到他才对。 <h3>■交通小事故</h3> 这么多年在路上开车，难免会有剐蹭。所有这些小事故，数不清多少次了，没有一次叫人家赔过钱，每次都会放人家走。不过有两次的经历倒是蛮有趣的。 有一次，我开车在香港，看见旁边一个货车，前面驾驶室坐着两个文身的，后面车斗里面也坐着两个文身的。那辆车从我们身边超过去，超的时候就蹭到了一起。 车停下来。我们还没说什么，那边的人已经过来找碴了。我的司机是当时一个老演员的儿子，叫阿孝，性格很老实。他看那几个文身大汉走过来，战战兢兢地，说：“你们怎么没有看呢，就这样靠过来……”对方很嚣张：“是吗？是我们没看吗？” 我一看这个情况，就把墨镜戴上，从车里走出去，他们4个人就看着我。我说：“你们看看那个线，你们是怎么开过来的？你们还这么大声？没礼貌！” 4个裸上身的大汉一句话都没说，眼睛一直看着我。我想自己戴着墨镜，他们看不出我是谁，就继续说：“你们这样是蛮不讲理。我的车子坏了，有人修，也不需要你们赔钱，但你们这样开车，出了人命怎么办？你们不要这种态度，恶人先告状！” 其实一边说着，我是随时准备打架的。反正真打起来，他们4个人，我不会占多少便宜，但他们一定也会吃亏。 一会儿，其中那个带头的忽然说：“对不起，龙哥。” 原来还是认出我了。我说：“没事。我的车你们不用管，但你们以后不要再这样，走吧。” 几个人就散了。一上车，我马上跟阿孝说：“快开车快开车！” 还有一次是在大清水。晚上我们去拍戏，在很黑的没有灯的路上开车，一边走就一边看到好多摩托车从我旁边一辆一辆超过去。半夜三更的，我很不喜欢这种摩托车的声音，很吵。嘴里就骂：“臭飞仔。”这句话还没讲完，就看一辆摩托车想从我旁边切过去，但是方向没弄好，直接直线撞到我车门上，那人就翻到我的车盖子上面了。还好当时速度不算很快，那人看起来也没大碍。我的车门已经全部凹进去了。 这一来，所有摩托车就都停了，全部人都围过来。他们先去看那个人的情况，把他扶起来靠在一边。我把车停下来，车门打开，这次墨镜也没戴，直接招呼他们，“年轻人！”他们所有的人一起转头看我。我说：“你们怎么没人关心我的车怎么样了呢？你们这种行为是非常危险的知道吗？你们撞到我的车没关系，如果他死了怎么办？” 那群人就很沉默地听我的“教训”。其实我心里还是有点怕的，毕竟寡不敌众，他们一群人要是冲过来，分分钟都可以抢我、打我，甚至把我绑走。 忽然间，也是有个人站出来：“对不起，龙哥。” 我又问：“要不要帮你们送他去医院？”他们说：“没事没事，还站得起来。”我说：“好，以后小心一点啊，再见！” <h3>■打架</h3> 香港有一段时间很流行骑电单车。那时候我还很小，十七八岁血气方刚，每天都感觉身体像充了牛血一样的，有使不完的劲。 有一天我们3个人一起过马路，看到路边有7个人，旁边停了7辆电单车。我一边过马路就一边指了一下，跟旁边的朋友说等我长大有钱了，我也要买一辆这个，结果那群人忽然来挑衅，居然对着我骂脏话。我当时倒没觉得怎样，也没动，结果我旁边一个朋友一脚就已经踢过去了，7部电单车就跟骨牌一样倒了下去，这下两拨人就打起来了。 大概不到30秒吧，对方7个人都被我们放倒了。我当时就觉得打完手也痛脚也痛，大家看看没打死人，就赶紧跑了。其实我自己也有点害怕加兴奋，一边跑浑身一直在发抖，跑到一半才发现自己流血了，大腿给人家拿尖棒插了一下，就干脆去一家牛仔裤店里面，买了条新的牛仔裤，把伤口扎起来。这时候我们已经跑到了对面，远远看着打架的地方，有救护车把他们抬走了。当时大家也有点害怕，怕打死人，还好第二天报纸也没登。 等我跑回家就看到手肿得很厉害，手背居然连骨头都露出来了。当时也不敢去医院，就自己用东西包了一下，结果两天之后竟然都臭了，里面有红的血和黄的脓一起流出来。我打开仔细看了看，发现那个骨头还在，我自己拨了一下，居然掉了，原来是一颗门牙！也不知道哪个倒霉鬼吃了我一记重拳，竟然带下他一颗门牙…… <h3>■公路救援</h3> 在香港，有一次中午我要赶着去剪片，开到一个斜坡的地方，就碰到一对男女骑着电单车摔在地上，看起来女人伤势很重，躺在地上，电单车的轱辘还在转。 我赶紧下车把她抱起来，放在我新买的吉普车上，让她的男朋友也一起上车，中午直接就打开大灯和双闪，一路闯着红灯往医院开，直接开到我常去的浸会医院，把女人抱下车往里冲。我抱的时候是横着抱的，低头就看到她大腿的骨头都露出来了，她男朋友在旁边，一路一直叫着她的名字，说你千万不要死…… 到了医院，里面的人见到我就问：“大哥，在拍戏吗？”我骂了一句脏话，朝他们大喊：“什么拍戏？赶紧救人哪！”接着把她抱进急救室，医院还有人说我们是私家医院，这样的普通病人不能收。我说你敢不收，你们必须管，一定要救她。 帮他们安顿好我就走了，继续去剪片。晚上路过那个地方，看到有人在烧香，我心里想，希望不是那个女孩子吧。一周之后，警察来公司问话。我才知道那个女孩已经去世了，才二十出头。很可怜。 还有一次也是碰到交通事故，男人在外面瘸着腿，女人还卡在车里，当时我和元奎在一起，就叫上他跟我一起去救人，拿千斤顶把车先撬起来，然后用力把变形的车弄开，我想把女孩子拉出来，可一碰她的腿就说疼，我也不敢碰，就赶紧把大哥大给她男朋友，让他打电话叫救护者和消防车，后来才把她救出来送去医院。 遇到这种紧急情况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做，都是出于临场判断。这跟我们在现场做的判断是一样的，“太阳没有了，机器来这边抓拍”。平时经常要同时做八样事情，已经养成临场反应的习惯了。看到这样的事情，每次都会很难过，大家平时不管开车骑车，都要注意安全。 <h3>■雨夜救援</h3> 我家里有很多辆吉普车。原来在香港的时候，碰到刮台风下大雨的夜晚，我就把吉普车开出去。我有辆吉普车的排气管在车顶上，所以完全不怕水。在路上走着，看着雨刷器慢慢地划来划去，接着就陆续看到有车在大风雨里抛锚，我就会下车问他们需不需要帮忙，然后就一辆辆帮他们把车子从水里顶出去。 <h3>■教育小女孩</h3> 还是在香港，有一次晚上开车上山，在半路上看到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正拎着东西一个人在走。我觉得怪怪的，就停车问她要去哪里，她说要去大清水，我说你上来我送你。她当然看得出我是谁，所以也不会觉得我是坏人。 路上我问她去大清水干什么，她说约了朋友在海边见面，要一起过生日。我往她指的方向开去，快到海边的地方就看到聚集了很多飙车的人，看起来都不像是好人。我觉得不安全，就问她，你确定你自己要去这样的地方吗？她说我约了人。我说你从山顶望下去，你看海边一个人一个灯都没有，你如果要过去，就还要穿过这群人，很不安全。她说我的朋友会来的，我说不行，今天这样的情况，我不会让你去，我要送你回家。她想了想，决定听我的话，说，那还是不去了吧。我又掉转车头把她送回观塘的家。可能她的爸爸妈妈到现在都不知道我曾经做过这样一件事。 <h3>■出门在外要小心</h3> 很多年前，我们在西班牙拍戏，看到报警说被抢的都是日本人，有的人因为被抢东西鼻子都摔烂了。那时候在欧洲都是抢女孩子，看你穿高跟鞋，拿名牌，在西班牙、意大利，都是那种骑摩托车的飞贼，路过你身边一手就把你的包抓住，你如果不松手，就会摔在地上。现在，很多被抢的都是中国人，因为又拿名牌又拿现金。 有一次陪罗维导演在意大利，他在机场要Che，打开公事包，里面有用信封包着的现金。准备Che的时候，他就看到我的经理人陈自强（以前是他的经理人）走累了，坐在一个排队的马路边。他觉得那个画面很好笑，就打开包包，拿出相机转身拍照。也就是用相机“咔嚓”一声的时间，再转头回来，整个公事包就不见了。 在外面，那些贼看到我们这种的不会抢，但是看到女孩就一定抢，看你穿个高跟鞋，拿个包，知道你也追不上也打不过，他们一定会抢你。有些贼他们不一定是在闹市区，他们有时候就在没人的地方偷或者抢，所以出门在外，一定要把钱包等贵重物品放在视线内，要么挂个腰包，要么把皮包挂在前面抱着。 我还在某个国家的酒店大堂，看到有个很漂亮的女孩子，牵着一只狗，穿个迷你裙，坐在沙发上。很多人都围上去，有看狗的，说好可爱好可爱，也有偷瞄女孩子的，那个女孩也会跟他们搭几句话。等都看完了吧，转头发现所有身边的包都不见了。人家就是故意找个女孩出来，转移你的注意力，你过去看狗看女生偷瞄人家底裤，人家同伴早就把你的东西偷走了。 <h3>■随口“骂”制止无公德行为</h3> 有一次我去上海工作，在机场看到有人就在“禁止吸烟”的牌子下面抽烟。我走过去，指着牌子说：“你不认识字吗？这里不能抽烟。”那个人瞥了我一眼，转头就走了。剩我一个人站在那里像个傻子一样。 到了上海跟王力宏约了见面，我们两个一起坐在车的后排，无聊就看着窗外。结果我就看到窗外经过一辆大公共汽车，里面有个女人抱着个孩子，随手就把擦了脏东西的纸巾扔到了窗外。我就跟王力宏说，你看，怎么会这么没有公德心，我一会儿赶上这辆车，一定要说她几句！师傅，开快点，追那辆公车。 等我们的车追到那辆车的旁边，我打开车窗，还没来得及说话，就看王力宏对着那个妈妈说：“喂！你怎么能乱丢垃圾呢？你这样会给小孩子做不好的榜样知道吗？……”说了几句，我们的车就开到前面去了，把那个扔纸巾的妈妈愣住的表情甩在了身后。 <h3>■生活总监</h3> 我在一部电影里面的职务太多了，除了导演、编剧、演员、武术指导之外，我还会做生活总监。什么叫生活总监？每个人的衣食住行我都要管。我要每个人都吃得很好，每个人都住得很好，每个人在片场用餐的时候都要有座位。350个工作人员，现场要有350把凳子。400人吃饭，现场要有400人坐的台子。不能坐在马路上吃饭，要有帐篷给他们挡风遮阴。 这么多年下来，我看过太多不好的事情。有很多制片主任把饭钱扣一半，把临时演员的钱从80块压到20块，这样的情况在我的剧组不允许出现，我都要亲自去管。每个临时演员都是自己领钱，你不要把10个人的钱让一个人代领，这个人也许会把人家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坑掉。也正因为看过很多这样的情况，我才要在成龙的片场树立一个典范，给所有现在开工的制片、导演、老板知道，毛病是存在的，但我们要懂得去管理。 <h3>■当人是人</h3> 拍《十二生肖》的时候，我们要在中影一个摄影棚搭一个巨大的景，那天制片通知我去看现场。一进去我就看到所有工人在烧铁焊，因为我的景要求搭得真实，并且满足拍动作戏的要求和强度。摄影棚1500平方米的大空间，我刚走到门口就受不了，要马上戴上口罩。我先去看那个模型他们搭到哪里了，再一看里面没有灯，只是靠射进来的太阳光在工作，越往里走气味越严重。 我当时就心头一阵怒火：“谁是负责人？”他们就把这个景的总负责人叫到我面前：“大哥什么事情？”“开灯，开抽风。”那个人就说：“大哥，这个要钱的。”我说：“马上开！没人给钱我给！开个风扇要很多钱吗？你们这样是在谋害人你知道吗？你们让这些工作的小孩子起码短命10年！烧他妈一个月，没他妈眼镜戴，就这样烧！闻的都是这种气味啊！我今天下午就要看到现场有抽风机！” 他们看我真的生气了，马上就想办法在现场放上了抽风机。 第二天我看到韩三平，就跟他反映这个事情。那天，韩三平和张宏森局长，又跟我一起来现场检查，我看他们确实把现场条件改善了很多。现场负责人过来说：“大哥你看，这里是我们吃饭的地方，这里是我们休息的地方……”我说：“你对我好没用，你要对工作人员好。” 几天之后，我正在现场工作，旁边有个很年轻的工人走过来，说，大哥谢谢你。我转头看，也不认识他，后来才知道是烧焊的工人。 我每天在现场，后面恨不得有800个人看着我，我老是时时刻刻去想人家的感受。我常跟自己剧组的人说，咱们拍戏的，要当人是人，不要当人不是人。这是我拍戏的一个原则，很要紧。尤其在今天，我拍戏既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奖项，我都是为了完成自己的理想，这个原则就更要遵守。 第二章 凡人一个 拔刀相助 跟张静初合作《尖峰时刻3》的时候，她的英文已经很好了，我听着觉得很不错，但是对于好莱坞来说她还是个新人，难免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我就尽量帮她出头。 当时剧组总是先拍我和克里斯塔克，她算是配角，就先在现场等。拍我们的时候，如果只是拉背的那些镜头，其实她也不用亲自来演，但她每次都坚持要自己演，帮我们做背景。有一场戏讲的是她在我对面哭，镜头只拍得到我，她只是一个背而已，本来也可以不用哭的，但导演一喊A她就已经开始哭了。Cut之后我就跟她说，小姐你别哭啊，没拍你正脸，你先不要哭，省着点眼泪，但她还是很入戏地在那边哭，也是希望给我提供一个好的情绪。 美国拍戏很讲究分镜头，每次都是“远景、中景、近景”做完一遍，正面做完又是反面一遍。她就一直陪着我拍，坐在对面哭。那场戏从一早拍到晚上，到了晚上她已经很难受了。终于我们的部分拍完了，我和克里斯塔克该收工了。 一说我们俩要收工，大家就从严阵以待变得立刻松弛了下来。 拍张静初正面的时候，我们的背影可以找替身，不用我们坐在那边。剧组的人也有这个思维习惯，觉得我们是大明星，肯定不会愿意给别的演员去配戏的。我当时留了一个心眼，虽然收工了但是没有马上走。我想她刚刚来到这里，不管过去在国内有多少经验，在这里的第一场戏都一定会怕，会紧张。我自己是过来人，了解那种感觉。我就站在外面的一个角落里看现场的情况。当时就看到现场所有工作人员都是一副放松了的样子，导演也是一下子就歪在椅子上：“来吧，拍。A。” 当时要拍的是张静初推门进来的一场戏，出现在镜头里的时候眼里就要有眼泪。我躲在旁边看，她还在点眼药水呢，听到一喊A就很慌，赶紧把眼药水藏起来，旁边也没有助理和服装、化妆，都是自己在弄，藏好眼药水就赶紧准备推门出来。我看到这个情况，马上走回现场说咔咔咔，人家还没准备好。“S ready yet。 en，w's ready。” 回到位置，点好眼药水，情绪到位，她跟我说：“大哥我准备好了。”我就跟剧组的人说：“现在OK了。”接着就Rolling， A，她走出去……那天我就一直站在旁边看。导演一喊Cut，我就马上走过去问：“行不行？可以再来一个吗？”她说行，我就说：“好，One more。”我这样做的意思是你们不能欺负新人，我让你们再拍一遍的时候才可以再拍一遍。 中间换景的时候，别人在旁边调镜头打灯光，我就故意走过去抱着她的头，帮她酝酿感情，她陪我拍了一天，那时候已经哭得没眼泪了。最后整场戏我陪她拍完，收工，她抓着我说，大哥，真的太谢谢你了。我说不要谢，我们在这里就是要互相支持跟打气。 这也是我多年来工作的习惯。当年我人在加拿大，陈可辛的首映礼请我去参加。我想中国人一定要互相打气，我一定要去捧场，就从加拿大飞过去LA专程帮他站台。包括那时候周润发的《防弹武僧》，我也去帮他站台，多一个人出席就多一份力量。我是这样想的，但可能很多人并不是这样想。 1992年，我们在长春拍戏，在一个老的火车站，我们在火车上面拍，底下就有那种卖瓜子的小摊，摊主是个老婆婆。休息的时候我往窗外看，就看剧组里很多人都到老婆婆那儿，抓一把瓜子转头就走。我觉得很奇怪，就把他们叫过来：“你们干什么？给钱了吗？”他们说：“大哥，我们给了，给了5块呢！”我走下火车，沿着火车道往两边看，看不到底也看不到头，就问：“老太太你是怎么来的？”“我每天早上推着车过来。”“这些瓜子都卖完是多少钱啊？”“大概几块钱吧，他们给了我5块，我就给他们随便吃。”我那时候也不了解内地的物价，也不知道瓜子真就是一毛钱一大把，就说这个太离谱了，我给你100块，你今天早点收工回家吧。 那时候火车还是烧煤的，片场附近有个废弃的火车头，里面有个大水箱，打开盖子里面都是水，特别脏。拍戏的中间，我就老看见旁边一个小孩子，才八九岁，就在那个火车头的大水箱里面游泳。在片场溜达久了，他也认识我了，每次就看他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有时候嘴里还叼根烟，浑身上下脏得哟，全身都是黑的，还跟着剧组的人管我叫大哥。有天我就跟他说，你干什么的？怎么这么脏？给你300块，先去洗个澡，再去买套衣服！ 没想到他还挺听话，一个下午之后回来了，哇，白得呀，干净得我都认不出来了，还穿着一套全白的衣服回来：“大哥，我洗过澡了！”我说：“不错！” 第二天我再看，又变回一个小黑孩儿了。 我在香港的办公室经常有世界各地的影迷来，等在门口想见我。很多年前，内地到香港还很不方便，所以从内地来的影迷并不多。有一回我在香港拿了个社会学的荣誉博士，领完奖之后很开心，就往办公室走，回去要马上准备庆功宴，还要做一些访问，急匆匆的。路过门口时就看到一个男孩子，年纪不大，那天很冷，他穿得很少，身上只有一件毛衣，已经有点弄破了，也不是很干净。我的车子很快经过他身边进了公司里面。进去之后心里却老在想着外面这个影迷，就叫我的工作人员出去看一下他，问问情况。一问才知道是内地来的影迷，费了很多周折和旅费才来到香港，就希望能见我一面。我一听就先放下手边的工作，让人把他请进来。他走进来的时候，抱了三本大大的剪贴簿，冷得还在不停流鼻涕。我让人给他倒了热茶，让他坐下缓一缓，暖和一下。把剪贴簿拿过来看一看，又站起来拍拍他，这一拍他直接哭了，可能是委屈加上兴奋吧，一下子爆发出来，我也有点不知所措，又找人给他拿了一些签名照片和小礼物。 我是苦出身，所以对各行各业最底层的人都有好感，尤其是像饭店服务员啊，空中小姐啊，都会比较照顾。有一次我们去台湾，当地的朋友招待吃饭，在一个饭店的包厢里面。服务员里面有一个看起来像是刚工作不久，动作还不算很熟练。中间她过来帮大家倒茶，手不稳，个子又小，一不小心就把茶淋到了椅背上的衣服上。我看她一下子很紧张，也不管那件衣服是谁的，马上跟她说：“没关系没关系，衣服都可以洗，你有没有烫到？”我这样一说，在座的别人肯定也不好意思责备她了。她听我这么说，加上原本就紧张，快要哭出来，我赶紧又说：“没关系的，你不要害怕。” 平时坐车走在路上，只要是看到流浪汉或乞丐，我都会叫人拿一些钱给他们。很多朋友也会劝我，大哥，那都是骗人的。可是对我来说，管他是不是骗人的，我自己开心就好。就算车子开走，他在后面骂我傻瓜，那又怎么样呢？ 第二章 凡人一个 为什么要读书 小时候，我是一个很讨厌上学的小孩。 五六岁时的一天早上，爸爸照例很早就把我叫起床，跟他一起去晨练。练完之后他跟我说：“阿炮，你要准备上学了。” 我一听就不高兴了。上学？那不是意味着再也不能随便玩了？我们住的地方有很多有钱小孩已经上学了，我看着他们每天早上起来背着书包，穿着女里女气的制服出门，就觉得他们很没出息，我自己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想玩多久玩多久，无聊了就去帮妈妈叠叠衣服，看爸爸切菜做菜，或者就跟我的“小女朋友”——领事家的小女儿聊天，多开心！ 我跟爸爸抗议，说自己不想去上学，可以在家学东西，结果完全没用。几天之后，我就像自己讨厌的那些小孩一样，穿着制服，背着书包出了门。 南华小学是当地一所很好的学校，老师的素质都很高，对学生很耐心和蔼，教室的环境也非常好，同学们也都是家境好的小孩，一般都有挺好的修养。其实能进这所学校读书，是爸妈托了很多关系才搞定的，算是很幸运。可我小时候哪里懂这些，只是一味觉得不想上学，常常赌气，一走进校门就觉得讨厌。 我从小就是个过动儿，课堂上总是觉得没事干，老师讲的东西根本不想听，很多单词也看不懂，看着老师的嘴一张一合，我的脑子早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有时候实在无聊了，真是恨不得被爸爸拉出去晨练，或者干脆被他打一顿，也比在座位上枯坐着要好。那时候我最爱上的课是体操，终于可以走出门去动一动，很开心。 这样无聊得多了，调皮捣蛋的我就开始自己找乐趣了。在课堂上故意坐在椅子上向后摔倒，逗得全班哄堂大笑，有时向同学做鬼脸，有时噼噼啪啪地敲桌子，搞得大家没法安静上课。这样的招数重复耍得多了，老师也就没那么好耐心了，他把我拖出教室让我在外面站着。为了避免吸引班上同学的注意，他还要压低声音瞪着我：“陈港生，你不要觉得自己了不起！” 后来老师发现我完全是屡教不改，于是我成了展示惩罚手段的最佳样板。有时候上不到半节课，我就已经被命令把凳子举过头顶，在走廊上站着，老师不说停就不许放下。再后来他们还会在我胸前挂块牌子，上面写着我犯了什么错误，例如“我又调皮捣蛋了”“我把课本弄丢了”“我没做家庭作业”，有时干脆就只写两个字“没用”。其实我那时候也认不全牌子上的单词，但老师嘴里骂了什么我是听得懂的，估计跟上面的字八九不离十。 由于经常挂个牌子举着凳子站在门外，我在全校变得很有名。时间久了自己也学会了偷一点懒。假如老师没有盯着我，我就会把凳子轻轻放下来，自己靠着墙眯一小觉。如果说那时候我学到了什么对未来有帮助的东西，那就是如何站着睡觉。很多年后我在片场常用到这个技能。 继调皮捣蛋、不写作业、弄丢课本之后，我开始在学校里打架，虽然也不算是故意欺负人，但还是让学校觉得头疼。放学后偶尔搭不到车，我就会在最后一段路攀岩回家，经常把校服撕破，或者干脆把书包丢在山顶忘了拿。这样通常就会换来爸爸一顿打，或者被丢在垃圾房里关禁闭。 终于，一年级我就留级了。爸爸妈妈看我这个样子，开始意识到儿子可能真的不是读书的料。他们把我领回了家，我简直心花怒放，又可以回到无忧无虑到处玩的日子啦！ 好景不长，我被送到了于占元师父的中国戏剧学院。在那里开始了十年地狱般的训练和生活。 在戏剧学院里虽然每天以练功为主，但我们也是要读书的，不过方式是那种传统的私塾。学习的内容也不像原来学校里的那些数学语文英文，而是四书五经。“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些到现在我还记得。师父可不会像学校里的老师一样，最多也就是让你举着凳子罚站，我们在戏剧学院里如果不好好读书，就像不好好练功一样，都会被师父责打，这些要背的课文哪里敢不背？那时候背下来的东西，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小时候的记性好，现在背一个东西就不会记得那么清楚了。 不过我们这群皮孩子很快就找到了偷懒的诀窍。偶尔没有完成背诵的时候，怕被师父打，就会去恐吓那些已经完成的师弟师妹：“你们都不许说会背，听见没有？！”到了私塾师父检查的时候，“某一章，元楼（我在戏剧学院的名字）你来背。”我就说：“对不起，我还没背会。”老师瞪我一眼，就又叫洪金宝：“元龙，你来背。”洪金宝也说还不会，最后问完所有人，大家都说还没背会，他也就懒得去告诉于占元师父来惩罚我们了。要打一两个那还有力气，全班几十人，打都打不过来。 我们的私塾师父名叫董郎英，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写字非常漂亮，永远都是一笔下来，很流畅。那时候他教我们毛笔字，每个人都懒得去学，心里还想：“谁要学这些东西啊？有什么用？” 后来大家越来越嚣张。上文化课的时候，于师父通常会出去见朋友或赌钱，这时候我们就撒了欢。男生们在课堂上扔书做鬼脸打来打去，女生们则会大声聊天喧哗，老师拿我们没辙。专门负责放风的人会及时提醒大家“师父回来了”，我们马上就乖乖地坐在座位上装模作样。学院能够付给这些文化课老师的薪水并不高，自然就没人愿意忍受我们这群坏小孩了，几年里我们先后气走了11个老师，大家每次都得意扬扬。 长大之后去美国，周围的人都用信用卡，但我每天都揣一大堆现金在身上，那时候用信用卡还要填表，自己不会填那些表格，在单子上签的名字又每次都不一样，搞得人家总要对照半天，最后有时还是刷不成，那时候就开始觉得没文化很丢人。 成名以后经常要为影迷签名，在国外还好，你签英文名字无外乎那26个字母，人家说能不能帮我写上名字，那只需要问她“o spell”就可以了，写起来很容易。在国内就很尴尬，经常是人家说帮忙写上名字，我就问是什么字，人家说了，我常常不会写，还要人家跟你说是什么偏旁部首，我也听不太懂，最后就变成麻烦别人写下来，我再照着写，有时候别人写的是连笔字，我还要麻烦人家写得比较正楷一点才能抄，真的很麻烦，也很糗。对比下来，常常是签十个英文名字的时间只能签两个中文名字。 开始做慈善以后，经常到一些学校或孤儿院去，人家就会让我签名或者留一两句话，我每次都觉得很紧张甚至害怕。这种感觉你们是不会了解的。有时候一推开门看到桌子上摆着纸笔，有些时候甚至还是毛笔，我就吓退了，经常就假装有事溜到旁边去。你看很多有文化的人，经常会留一些墨宝，写得很好看，收到的人也会很开心。我不是不想写，而是不会写，这就真的很惭愧，所以我现在一有机会就跟年轻人说，一定要好好读书。我用全世界影迷捐来的钱和自己的钱放在一起，盖那么多龙子心学校，也是为了让内地的小孩子可以从小就好好读书。现在只要我在世界各地看到那些优秀的华人小孩，有文化有修养有气度，我就会打心底里高兴。 现在回想起小时候那些往事，觉得很遗憾，在有机会读书的时候没有把握机会。以前年轻的时候，我拥有多少财产，拿过多少奖，对我很重要。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东西对我越来越不重要，我早就不在乎这些了。这些年，如果说有没有什么事是我真的后悔，真的想重新来过的，那就是想回到我的童年，把书好好读好，这是我现在唯一后悔的事情。 冯小刚跟我说，大哥，如果当初你把书读好了，就没有今天的成龙了。你应该感谢自己当初没有好好读书。虽然这么说，但我真的很想长远地有那些学问在身上，不像现在的自己，每天都在遗憾。常常词不达意，说出来的话被人曲解和误会。 你看人家李小龙读过很多书，还研究哲学，他讲话就有那种很深奥的东西在里面。他的“Be like er , my friend”那段话讲得多好，那是因为人家读过书，我就讲不出来那么有感觉的话。 我一直都说自己是个老粗，但这么多年来也不断去学，不断纠正错误，不断提升自己。希望年轻的你们可以抓住大好时光，好好学习，不留遗憾。 附李小龙原话： “Because of er is bodiless, you ot catc, you ot it, and it's impossible to it. Like er, make your body flexible, bodiless. Pour er into a cup, its s into a bottle, its stle; you pour er into a teapot, it bees a teapot... er flo also bump, be like er, my friend!” “因为水是无形的，你不能抓住它，你不可能用拳击中它，更不可能伤害它。像水一样，让身体灵活、无形。把水倒入杯中，它就是杯子的形状；把水倒入瓶中，它就是瓶的形状；把水倒入茶壶中，它就是茶壶的形状。水可流动，也可碰撞，像水那样吧，我的朋友！” 第二章 凡人一个 我的理想 小的时候，什么都想做，有好多的理想。 五六岁的时候看电视，那时候是住在使馆区，能看到很多国外的片子，反而很少看国产片，就觉得里面的Cowboy（牛仔）好帅，好喜欢他们，自己就很想当牛仔。缠着爸爸妈妈买了一套牛仔的衣服，出门的时候就美滋滋地穿在身上，觉得自己很帅。 到了学校之后，开始跟大家一样喜欢谢贤那种风流倜傥的帅哥，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变成那样。后来又在电视上看到萧芳芳的电影，她在里面饰演一个盲女，觉得她好漂亮，就希望长大以后自己的女朋友是盲人。 到了戏剧学院，刚开始跑江湖的时候，觉得摔跤手很厉害，就希望将来可以做拳王。我还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拳手，当时可以一个打七个，就只输给一个人，他叫洪金宝。那时候只要是我跟他打，他就会在我面前把拳头放下，这一下我就不敢打了。因为我们戏剧学院的祖训是“尊师重道”，师弟是不可以去打大师兄的，那是欺师灭祖。到现在我见到他都还是叫他大哥，如果你问我们俩谁比较厉害，我还是会说他厉害。 再大一点之后，希望能做一名打手，觉得打手很有型，可以惩奸除恶，很威风的样子。再后来一直在片场做武行，那时的梦想是有一天能做武术指导。等做了武术指导，又希望可以做导演。 结果我18岁就做了武术指导，22岁就做了导演，这在当时算是一个小奇迹，就算是今天看来，这个年纪依然是很年轻的。以前做武行的时候，只赚几十块钱一天，但要拿命去拼，你们无法想象有多难。现在回看当时，觉得信念真的很重要，人就要朝着梦想的方向去努力，永不放弃。 从武行开始梦想做武术指导，是因为爸爸的一个提醒。到现在我还一直记得那个画面。 那是第一次去澳大利亚找爸爸妈妈，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趴在厨房的台子上闷闷不乐。夕阳下，爸爸正在准备晚餐。我从早上就看到他在切肉，挑花，看着他的背影，看着他慢慢地转身过来，穿一件白色的衣服，站在窗边的夕阳下，问我：“儿子，我已经60岁了，但还能做饭，我可以靠做饭谋生。你现在才20岁，你到60岁的时候还能打吗？” 这句话给了我很深的刺激。 那时候我在香港做武行，日子过得快要混不下去，每天到片场又老是跟一群同行赌钱。那时候运气也特别背，每次赌每次都输。爸爸这句话点醒了我，我要找到自己未来的方向和前途。我告诉自己，有一天我要做武术指导。 有了这个目标，再回到片场的时候就不赌钱了，开始看人家镜头怎么摆，场面怎么调度，动作怎么控制，跟导演和演员怎么沟通，这才发现里面好多的学问。我就在旁边默默地学习。 后来有机会真的当上了武术指导，一部片的片酬可以拿到一万多块，这已经非常不错了。从那以后，现场的很多东西我都用心去学，导演、摄影、灯光、美术、道具、布景……什么都去学，再到后来只要我在导演椅上一坐，现场没有一个人可以骗得了我，因为我每一个工种都懂，而且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这场戏是过场戏还是重场戏，这里的灯光应该怎么打，这里的镜头应该是推一下还是拉一下，我都非常清楚。我可以控制整个现场，有效调度每一个部门。 其实不仅是我，今天影坛很多大导演，原来的时候都是现场的小工、灯光助理、摄影助理。像陈可辛、刘伟强、陈德森、关锦鹏，他们当年经常跟我一起混在片场，有的曾经帮我做过资料收集员，有的是我助理，帮我拿包帮我点菜，今天他们都是很有成就的导演，每一个都很棒。因为他们也像我一样，有理想，有目标，并且付出了足够的努力。 年轻的时候，在片场我没有权力讲话，总是拍一些不适合我的电影，但我从拍戏的过程中学会很多，也知道很多技巧，后来觉得很多导演其实不如我，那还不如自己做，就开始找人一起写剧本，把小时候的梦想都写出来，一一去实现。 小时候想做警察，想做CID，想做FBI，想做特务，这些梦想在电影里慢慢都实现了。我自己弄剧本的那些故事，《A计划》《警察故事》《红番区》《我是谁》《大兵小将》《十二生肖》……这些作品让我把梦想在电影里实现，去体验本来没机会体验的生活。电影里的人生总是那么多姿多彩，我也知道自己是多么幸运，可以在这个行业做到今天。现在我还有一个梦想没有在电影里实现，那就是几十年前就想拍的《灭火群雄》，讲的是消防员的故事。也许未来有一天我会把它拍出来。 我很了解自己的优点和缺点，知道自己唯一不能去尝试的角色就是潘安那种大帅哥，所有的女孩子都喜欢我，那是不可能的。我自己也没有这个信心。我就是适合演小人物，所以在电影里演的几乎都是小人物，没有什么女孩子喜欢。 很多年以后，我被邀请去参加史泰龙电影的首映礼，跟着他第一次走美国的红地毯。那时候没什么人认识我，走在红毯上我就尽量走得快一点，不要挡住后面的人，也不要妨碍人家大明星接受访问。那时候，看着周围的热烈气氛、所有热情的影迷、全部的闪光灯，我在心里跟自己说，有一天我一定要在这里走自己电影的红地毯，而且要把自己的手印、脚印也留在好莱坞的星光大道上。 几年以后，这两个愿望全都实现了。那时变成别人来为我的红毯捧场，我是那场活动的主人。柯达剧院外面星光大道属于我的那颗星星，也被摆在引人注目的位置，全世界很多影迷都去那里拍照。 到今天，我每天看着镜子，都会对自己说，你真幸运，这么多年可以如此成功。如果这个世界上有神，我想谢谢他，也要把我的幸运送给别人。这就是我现在的理想。 第二章 凡人一个 我也会害怕 <h3>■打针</h3> 一直以来我最害怕的就是打针。除了打针我没什么害怕的，像那些蛇啊，蟑螂啊，老鼠啊我都不怕，但是一看见针就怕，就想那个针插到肉里面，还要推一管液体进去，好可怕！护士一拿着针走过来我整个人就会发软。 有一次我在台湾拍《拳精》摔伤了，一直流血。大家把我送到医院去，医生说要打破伤风的针。我问能不能不打，所有人都说不行。我记得那个病床很小，是带滚轮的那种，我就脱了裤子趴在那里等。等护士过来的时候，我看到那个针就很害怕，就趴在床上推着床跑，护士是个女孩子，就一直跟在后面追，后来大家帮她把我拦住，她还没把针扎进去我就已经开始大声叫唤了。周围很多人听到了就过来看，发现是我因为打针在大叫，都觉得很好笑。 每次打针我都是能逃则逃。有时候为了逃避打针要忍受别的疼痛，即使这样我也愿意。 在香港拍《醉拳》的时候，把眼角摔伤了，开了一个缝。去了医院，人家说要缝针，我说不想缝，就让人用很大的医用胶布把伤口贴上，又马上回到片场继续拍戏。结果一边拍着，血又流出来了。吴思远就又带我到医院去。医生说要缝针。我就问，除了缝针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医生说只有一种办法，就是把伤口翻开，用电把每一个破掉的毛细血管封上，我说就这样。医生提醒我说，这样比缝针还疼，我说没事。等电的时候，电一下，我就疼得抖一下，但就是不想缝针。 有一次要去拔牙，因为怕打针，我没让打麻药，后来疼得我把人家的椅子都抓出来一个印子，人家觉得我神经病，我还要在那里假装没事。又有一次在片场，拍戏又是伤到眼睛，眼角开了，医生说这次必须要缝针，我这次没赖掉，只好打了麻药开始缝。不知道是缝针的过程慢，还是麻药的量少，总之麻药劲儿已经过了，我已经开始感觉痛了，还有七八针没缝完。医生说可以给我加一针麻药，我说不用，就直接缝完吧。忍受这种疼我也觉得比再打进一管液体要好点。偏偏很衰的是拍《十二生肖》被狗咬，还要连续打五针狂犬疫苗！ <h3>■李小龙的休息室</h3> 李小龙在世的时候我曾经跟他拍过戏，他还跟我说过几句话，夸我的动作不错，胆子很大。 当时的嘉禾公司，原来是一片乱葬岗，很多人原本就爱议论这边发生过怎样灵异的事情，鬼话连篇。后来李小龙在拍戏的中间过世，嘉禾公司里他的休息室就没人敢进去了。我当时想，没有人要，那我要那间休息室。那间房间门口“李小龙”的名牌就换成了“成龙”。 那时候我经常在公司剪片，有一天剪完片已经很晚了，也很累，就懒得回家，想睡在公司算了。大家就都说，不要睡这里，闹鬼。我说，我就要看看怎么闹鬼。 等我睡觉的时候，忽然听见外面有啪啪的声音，我想，是木头在热胀冷缩，在爆炸。过了一会儿，楼上又有哗啦哗啦的声音，我说那是老鼠。一会儿又有节奏有点快的声响，我说那是猫在抓老鼠。只要我可以给自己找个合理的解释，就没什么可怕的。 忽然间，就在我的门口，咚咚咚，像是有人敲门的声音。 这下我就解释不出来了，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会有敲门声？ 不行，我要去看清楚！如果真的有鬼，那我要跟他讲话。 为了壮胆，我一边开门，一边同时“喂”地大叫一声！打开一看，原来是只狗，它一听我大叫，吓得一下子跑掉了。这时候我才了解到，整个走廊都是水泥地，只有我的门口有一块小地毯，狗为了暖和，就躺在地毯上睡觉，等身上觉得痒的时候就抓，抓的时候就碰到了门，这样听起来就像是在敲门。 你看，很多事情要自己去确定，如果我没有开门去看，自己去联想去害怕，那我第二天就会跟人说，原来真的有鬼啊，很可怕啊。可是现在我解开了谜题，以后再睡在那里，再怎么响，我也就不害怕了。 <h3>■雪山遭遇</h3> 当年跟唐季礼拍一部戏的时候，是在雪山。那时候刚开始用那种大哥大，收工的时候，我开着雪地摩托带着他下山，发现大哥大掉了，找不到了。我就说咱们回去找找吧，也主要是喜欢开那个摩托，觉得很好玩，也是胆大，两人开着车就回去了。结果一路找着没找到，天却忽然一下子就黑了，周围什么都看不见，只有雪山。那时候我只穿着一件普通的长袖，没有穿大衣，车要上山的时候又上不去，我们俩还要下来推车，周围大雪纷飞，分不出东南西北，当时那种强烈的恐惧，很恐怖，现在想起来还在后怕。就这么一边紧张地害怕着，一边找路，还好忽然发现路边一根电线杆，就沿着那条路继续走，看到了远处有灯塔的光，继续走，就看到了剧组的人，这才一下子松了口气。 <h3>■差点坠机</h3> 当时我们在非洲的约翰内斯堡。 先是开了10个小时的车去看外景，看完外景，接下来就要去开普敦。在等飞机的时间里，我们在一个酒店聊剧本，聊的正是《我是谁》。一边聊的时候，忽然就看到窗外昏天黑地，接着就是狂风雷暴。酒店也停了电。这时候我的制片人Barbie说，时间到了，我们去机场吧。我看着窗外是这个样子，就说，这种天气我不要坐飞机。我要开车。她说开车要开12个小时哦。我说12个小时就12个小时。 她就不太高兴。“那你是要我们先飞过去在那边等你喽。”我看她那个不乐意的样子，确实那时剧组很多人刚收工，就又跟我一起聊剧本，大家都很累，我犹豫了一下，心想，算了。那就去坐飞机好了。 到了机场，发现是一个很小的飞机，只有十来个座位，一边一个，大家刚好坐满，每个人都紧挨着。虽然地面上是昏天黑地的，飞起来之后看窗外的蓝天白云很漂亮，大晴天，我就欣赏窗外的景色。飞到开普敦附近，就看到那座很有名的table mountain（桌山），山顶果然是像桌子一样平。这时飞机上的广播介绍说，我们的左边就是table mountain，这座山怎么样怎么样，我就听着这个介绍往下看。 忽然间，所有人都升了起来，整个飞机除了我其他人都在尖叫，原来是飞机在急速下坠！ 当时幸好绑着安全带，感觉飞机一直在往下掉。我转头瞪着Barbie说，如果今天我死了，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接着我就看着窗户外面的样子，其他人已经叫得不知如何是好了。我跟自己说，如果我今天摔下去，也要看着自己是怎么摔下去的。 已经看得到地面的时候，飞机忽然停止了下坠。驾驶员又慢慢把它拉升起来。后来据说是在table mountain那边遇到很强的气流，才导致这场虚惊。那是我坐飞机以来最害怕的一次，以为自己要死了。半空中明明是蓝天白云大太阳，哪里想到会碰到这种事。 <h3>■吊环</h3> 我家里一直摆着一个吊环，没事就用它来练一练。 原来年轻的时候，我一抓就上去，随便做几个动作也很轻松。吊上去一伸腰一放松，吊环就会哗哗哗地响。后来有那么一次回到家，一抓吊环想要翻上去，居然上不去了。卡在那里吊了三分钟，叫家里的工人来也抬不起我。我自己也没办法爬下来，总之就是以一个很奇怪的姿势卡在那里，最后几乎是掉下来的。那个时候我就想，真的是岁月不饶人。我拍戏受过太多伤了，现在身体已经开始抗议。原来我健身可以练到把袖口扎住再打开的时候，汗就会像水一样哗哗地流下来。现在膝盖脚踝很多伤，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大强度地健身了。 <h3>■《十二生肖》</h3> 拍《十二生肖》的时候有一次意外受伤。当时我要穿过一个画框去踢一个人，连续拍了好几次都不太满意，再拍的时候忽然钢丝断掉了，我整个人从半空中垂直落在地上，很痛。当时我以为腰椎要断了，那个感觉很恐怖。过了好长时间，我缓过神来，站起来走了几步，好像问题不太大，但背后是被框架挫伤的肉和血，简单包扎了一下，坚持着先把戏拍完。回想这么多年拍戏，往往都是这种小动作出错，越是大的动作和难的动作，大家准备得越充分，反而不太容易出问题。 电影上映前进行宣传的时候，我之所以说《十二生肖》是最后一部这么大动作的片子，是觉得自己不能老这么下去，我也不希望最后坐着轮椅过下半辈子。拍《十二生肖》的时候，我也快要60岁了，这个年纪还在拍动作片，有些远景会用替身，这样即使你们看到，也会原谅我。 你们不知道，经历了这些年，现在满身的伤，每天有多辛苦。三年前医生就说我的肩膀要开刀，放两个钉子进去，我拖到现在还没去。身体上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需要“修理”，但我总是找各种借口一直拖着，总是在逃避，不想去面对。 <h3>■检查身体</h3> 我害怕进医院检查，脚上和肩膀上的伤一直拖着没有好。 最近脚疼得厉害，这次回到香港（2013年7月），就被大家抓住说一定要去照X光。我只好投降。到了跟医生约好的那天，工作人员过来通知我，我就假装在扫地，收拾房间。“大哥，准备好了，要出发了。”我就很不高兴地说：“我在扫地，不去！”他们就说：“大哥，还是去检查身体比较重要！”我说：“不，收拾公司比较重要。”他们看我这样，就只好把预约取消掉，改约在了第二天。 第二天，没什么借口说不去了，他们在旁边一直催，我只好乖乖出发。 到了医院，医生说要先照膝盖和脚，就把我先放进一个小房间，机器嗡嗡嗡地响，我一只手要抓着一个铃铛一样的东西，坐在一个很挤的椅子上，检查了一会儿我就睡着了。接下来又换另外一个膝盖。医生问我，这样你会不会累？我说，睡觉有什么好累的。 接着又要反过来照，要套上一个东西，再把我推进一个舱里面。被推进去之后，我睁开眼睛，忽然间整个人就紧张死了，马上使劲敲舱的内壁，“放我出来！放我出来！”一出来我就说，不行不行，我在里面很怕很怕。医生就说，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有点幽闭恐惧，你要不要吃个药打个针，我马上说“不要”。 其实这种恐惧是因为《龙兄虎弟》那一次受伤。从那之后，每次进这样一个地方就会想起那一次的经历。在南斯拉夫脑开刀那次，医生把我推进一个类似这样的舱里面，我躺在里头迷迷糊糊的，真的好像看到有第二个成龙在慢慢地往下走，底下就有一束光。虽然我不相信那种迷信的说法，但那一瞬间真的有一束光从远处来了，我真的看到有第二个成龙飘起来要往外走，我感觉自己在大声喊“别走，别走，别走！”后来我就被放出来，人也醒来了。 那之后再去医院做检查，如果被推进去的那个舱空间很大就没事，还有那种更大的，你甚至可以看到外面的环境，那就更不会害怕了。这一次因为是帮我预约在医院的旧楼检查，设备是旧的，只是一个很窄小的圆筒，整个人进去之后就被死死地包在里面，一瞬间那个感觉又回来了，真的很害怕。下次如果再回去检查，一定要换个大的舱。 前面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医生说我的脚踝有两根韧带撕裂，已经没的救了。膝盖里面的骨头磨损得也很严重。我现在已经没办法再跑步了，脚老是会很痛。 <h3>■三次晕倒</h3> 我年轻的时候曾经晕倒过两次。第一次是十七八岁的时候，在澳门拍《广东小老虎》，做男主角。那时候就是白天拍戏晚上赌钱，一赌就是通宵。有天早上在厕所上大号，上完之后冲水，一站起来，整个人就倒在地上了。等人家开门进来发现我晕倒的时候，我的裤子还没穿好呢。很糗。 第二次是在美国，二十一二岁，开拍《杀手壕》的前夕，我刚刚健完身，洗了澡，换了干净的衣服，去找两个朋友吃意大利餐。那个时候喜欢光膀子穿“三件头”，露着肌肉，觉得很得意。几个大男人一碰面，肯定是先要几杯啤酒，就开始喝。喝了一会儿之后，我说要上个厕所。结果站起来走了一半之后，整个人就开始走斜线，接着就撞到门上晕倒了。醒来的时候，我靠在门口的一个沙发上，两个朋友一个人一脚踩在自动门那边，另外一个人在往里用力扇风，帮我透气。我就看到他们的嘴在动，但什么都听不见。 经纪人赶紧打电话回公司汇报，嘉禾老板就特别紧张，马上要我去做全身检查。我被押到医院又打针又抽血的，弄得自己也跟着害怕。检查结果出来之后，医生过来问我，y one（21岁）。他告诉我，你的胆固醇是38岁人的水平，太高了。他就问我每天吃什么，我说：“Breakfast，humbugger，lunch，humbugger，dinner，humbugger。”因为那时候我刚到美国，英文又不太会讲，每天到餐厅就只会说：“burger，pizza。”一天三餐都是吃快餐喝汽水。医生听了之后警告我：“你再也不能这样了，千万不要再吃这个。你的体质是喝水都会有营养的那种，不能再吃这种高热量的食品，这对你的健康特别不好。”从那以后我就戒掉了那些东西。这么多年以来吃快餐喝碳酸饮料真的不超过五次。 2013年7月15日晚上，我跟韩三平、冯小刚、李仁港陆续见面喝东西，直到早上7点才睡。睡到12点醒来，又睡了一觉，2点才起床。 北京的家里楼上漏水，家具都泡毁了，在修，我就住在酒店。起床之后就去桑拿房，先是泡澡，本来应该泡几分钟就进去蒸汽浴，但我泡的时候就看到有人进了蒸汽浴。我想，哎呀，不要给人家看到我裸体，那就干脆多泡一会儿吧，前后泡了有十多分钟。等那个人离开之后，我马上站起来准备进去，一站起来想要小便，就先去旁边上厕所，上两个台阶，下两个台阶。可能是因为起得太快也走得太快了，我开始小便之后就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地上，整个人是冰凉的，很轻、很空的感觉。耳朵什么都听不见，灯光的颜色是蓝色的。很恐怖。 我慢慢回想，刚刚在干什么？好像做梦一样。清醒一点之后，就起来去冲冷水澡，冲完又出来站了一会儿，自己是低血糖吗？是因热水泡太久吗？那我要不要再泡热水？要！就又进去泡了一会儿，再站起来看看有没有事，已经恢复正常了。 出来就赶紧打给医生。医生问，有没有失禁？我说没有。有没有抽筋？没有。他说你是泡太久起太快，所有的血都涌上来了，加上又去小便，这叫“便晕厥”。后来他告诉我说，男生最好也坐着小便，最安全也最干净。尤其在泡完澡之后，一定要小心。 这已经是第三次晕倒了。回想起来还蛮可怕的，也幸亏倒下的时候没有撞到什么东西。经过这一次，晚上我回到房间睡觉的时候，躺在床上就想，自己会不会明天一早就醒不过来了。其实这样也不错啊，反正走也走得没感觉，可是又觉得如果真的睡过去就醒不过来了，那我还是先不要睡吧，就死撑着不睡。很好笑。 第二天早上醒来之后，不敢一下子起来，先慢慢地做一些舒展动作，再慢慢起来，看有没有事。去上厕所的时候也是，不敢一下子站起来，也是慢慢起来，感受一下，晕不晕？不晕，再站起来。 <h3>■胡思乱想</h3> 我发现自己有些时候真的蛮爱害怕的，也爱胡思乱想。现在经过一个过街天桥都会害怕，尽量不把车停在天桥下面，能过就赶紧趁绿灯过了，就怕天桥垮掉。过海底隧道的时候，心里就默念快点快点，千万不要堵车，看着周围那些水，自己就开始幻想如果这个水涌来我要怎么办。假如赶上堵车了，车一慢下来我就赶快看周围的环境，先看离哪一个地方近，水一进来应该是往前走还是往后走。万一要是下到水里面之后呢，自己要怎么样往上爬、往上游。在外面住酒店，一到那里就先看后门在哪里，逃生门在哪里。整天就是想这些有的没的，其实蛮怕死的。 <h3>■退休</h3> 关于退休，我一直以来都想找个很好的理由和台阶给自己，也一直在想什么时候退是退得最漂亮。我不希望有一天观众看到我很老了还在打，他们在银幕对面说：“哎呀，求他不要打了吧！好可怜哦！” 全世界的动作明星里，现在还在打的已经没有几个了。好多都已经在拍一些机关枪的戏了，这个还比较容易拍下去，不像我现在这样这么艰难。其实我可能再坚持一两年也就坚持不下去了。这十年来我一直在改变，《玻璃樽》《新宿事件》《功夫梦》《新警察故事》《警察故事2013》这些电影，都是希望让观众知道我不只是一个武打演员，而是一个演员。我希望自己是个会动作的演员，而不是一个会演戏的打星，这样我的职业生涯才会更长久。 四十几岁的时候我就已经想退休了，观众只是看见我打得很潇洒，但这个潇洒背后是无数的伤痛。晚上回去洗澡时的那种痛，早上起来腰伸不直的那种痛，很多人是无法了解的。我经常跟自己说，你做的事都不是人做的，但每一次疼过之后就又忘了。等自己站在影院看观众鼓掌欢呼的时候，所有这些痛苦就都被抛到了脑后，反而跟自己说，我还要拍得更好，跳得更高。 最好的离开方式是什么？像李小龙那样年纪轻轻就走了，他就成为了一个传奇。如果是我，比如拍《十二生肖》跳火山死掉，这也是一种最漂亮的收尾，全世界影迷肯定都在哭，大家也都会说成龙为电影而牺牲。这是最好的，但是又不舍得，不舍得死，也不舍得退休。有时候我想，要不要哪天忽然就消失掉，自己背着包开着飞机去旅行？这也是个不错的方式。 到了现在，经常是一种又矛盾又害怕的心情。觉得如果身体还能坚持，就继续做下去吧，不过放心，我一定会适可而止。自己会小心保护自己，希望观众不要对我太苛刻就好了。 <h3>■生死</h3> 记得很多年前去美国，一看到房祖名，哇，怎么那么高啊！很久没见，他一下子就长了很多。后来我每一次见到他都很怕，觉得很不真实：“原来我有个儿子，他已经长得这么大了。”他不在我身边的时候，常常觉得自己一个人很轻松，也很年轻。可是一见到他我又要做出爸爸的样子，有时候要故意装得很严肃很庄重。现在每天看着他我就更害怕，就怕他结婚生小孩，他一结婚生小孩我就要变爷爷了。好恐怖！ 前几天晚上睡不着，想到自己如果活80岁，那20年后就会死掉，忽然觉得很害怕。想到自己躺在地底下会被虫子咬，就想将来一定要火葬。后来又想，房祖名如果也活80岁的话，那50年后这世界上也就没有他了。好残酷。想着想着就觉得身上像生起了一个大火球一样，烧得难受。我就赶紧爬起来做运动，还好一做运动就会忘掉这些。 祖名小时候跟爷爷在一起很长时间，后来他爷爷离开的时候，他哭得啊……有时我就看着我们全家福的照片，上面有爸爸妈妈，有祖名和他妈妈，就想，现在两个已经走了，之后不知道哪天第三个也要走了…… 第二章 凡人一个 凡人一个 大哥是个凡人。这话说得并不轻巧。 能有今天的成就，他必然有很多超乎寻常的地方，但他身上那些跟寻常人没两样的特点，却让他显得更可爱。 他小时候也不爱上学，也有过各种各样的梦想。作为4月7日出生的白羊座，他现在依然是个急性子。从小就有的多动症陪伴他直到今天。他有强迫症和洁癖。他爱管闲事又爱唠叨，随时随地都在教育人。他也有自卑和遗憾的时刻。在做那些惊世骇俗的搏命动作时也会害怕。他年轻的时候有过一些或浪漫或心酸的爱情故事。现在随着年龄逐渐地增长，他开始更多地思考退休和生死的问题……总之，他就像我们每一个平凡人一样。 在这里列举一些他急性子、多动症、洁癖、强迫症的例子。 有一天他请所有人去吃意大利菜。因为平时他在北京常去的餐厅就那么几家，餐厅里那些工作人员早就跟他很熟了。到了房间，照例是由大哥分配座位，等大家坐定，开始准备点菜。他就先说：“不要那些程序，你先告诉我们主菜有什么。”服务生就开始介绍有哪些，人家说一道，他就大声重复一遍，明明服务生说的不是外国话，每个人也都听得很清楚，但他一定要重复一遍。在座的就有几个人点了各自的主菜。接下来是汤，大哥又是人家说一遍他说一遍。汤点完，他说：“好了，其他东西就照我过去的惯例，按照人数上一些就好了。” 席间，他跟大家说起过去吃西餐的故事。 “我最不喜欢去吃法国菜，不是菜不好吃，而是太浪费时间了。每个人光是点菜就要点半天。我记得有一回跟外国人吃饭，5：30到餐厅，前后差不多吃了7个小时，他们居然还在那里点咖啡！那天我们是5个人，点菜至少点了45分钟，每个人都在那里慢悠悠的，我点什么什么东西，要怎么做怎么吃，几成熟，怎么烤，还要问原料是从哪里来的……妈呀！西方这种点菜和上菜的规矩也很奇怪，那些牛排啊鸡排啊明明都是要很热才好吃，但是他们非要等着每个人的主菜都做好才一起上，我实在忍不了就冲过去把自己那一份拿过来，跟大家说抱歉我喜欢吃热的，冷了不好吃。当然，只有跟朋友们在一起我才是这样，如果要是出去参加那种皇室的、外事的活动我就没办法了，只能跟大家乖乖地等在那里浪费时间。 “30年前，我们在南斯拉夫拍戏。住在一个酒店里，没有中国菜，没有日本菜，这就说明那里已经很不发达了。不过那个餐厅看起来倒是很高级，里面的人也都打扮得像模像样，很斯文。你想想30年前的我和成家班，都是一群毛头小子大老粗，英文更是基本上都不会。收了工一群人坐那边点菜，来来回回就是salad，soup，steak，变一样都不会说，人家问你牛排怎么做，最多会说一个几成熟。点菜的时候，有些人要喝汤，有些要吃沙拉。一会儿，沙拉先来了，我就问服务员我的汤呢。人家说，要等你们吃完那个沙拉才能上。那我是成家班的老大啊，就跟那些点了沙拉的人说，你们快点吃！终于汤来了，别人就看我喝汤。刚收工大家当然很饿了，西餐又总是先给你上一堆面包，大家就猛吃面包，结果等到牛排来了，没人吃得下，每个人只能吃一半，我看着就很不爽，觉得太浪费。问服务员下次能不能把牛排先上来。他们说不行。后来我是怎么整他们的呢？一坐下来，我就先点dessert，甜点。他们就问，什么都不要，直接要甜点？我说对，就要甜点。吃完甜点，我就要steak，完了之后又要salad。我都反着来，搞得他们顺序全乱了。后来因为我在那里拍戏，每天都要去那边吃饭，他们就只好随便我们了，每次点一堆东西，什么都一起上，只有面包最后上，收工的时候大家都快饿疯了，就一顿狂吃，很爽。” 说到这里，大哥看到很多人正在吃面包，就忍不住唠叨：“你看面包一上来你们都先吃面包，一会儿就都饱了，等后面的菜来了都吃不下了，这个习惯不好。”那几个吃面包的人听到这句话，都默默地把面包放下了。 这个人的急性子体现在方方面面，到现在都这么大把年纪了，看着电脑跳出一些搞不定的状况，也会很焦躁地狂点键盘，旁边的人还得去安抚。 如果你想象一下这个急性子开车的情形，一定很有画面感。记得他描述过自己很早以前在香港开车，从地下停车场把车开出来的弯道上都要飙车，而且还用很专业的方式，一手握方向盘，同时不断打闪灯，另外一手叭叭叭地按喇叭，提醒其他的车小心，从地下车库把车开出来也就一瞬间的事。《十二生肖》的女演员张蓝心跟我说起坐大哥开的车的经验，“那就是场灾难。他开车特别猛，特别快，技术又好，我坐车上没一会儿就要被晃吐了。”张蓝心是专业运动员出身，拿过全国跆拳道冠军，身体素质特别好，她已经是这个下场，更别说一般人了。 大哥的多动症常常是跟洁癖绑在一起的。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爱打扫爱收拾的一个人。 2012年7月，我曾经跟他的团队一起去泰国、缅甸做慈善，后来《十二生肖》全程宣传也几乎都在，一路不管是在飞机上、酒店里、餐厅里、休息室里，还是车上，你都见他不停地在拿个纸巾擦啊擦，拿个笤帚扫啊扫。 大哥喜欢热闹，只要是出差在外，除了他工作和睡觉的时候，大家永远都是一起待在他的房间。反正他早就习惯了带着大家吃一日三餐，大家也都习惯了只要回到酒店就去他的房间集合。在泰国的时候，我们在外面买了一些酒带回去，他和几个男生喝啤酒，帮我们几个女孩加冰块倒甜酒。酒瓶和酒杯都是冰的，外面一直有化掉的水滴到桌面上。他手里就一直捏着一张纸巾，擦啊擦，擦啊擦。卧室里面挂着他自己洗的t恤和内裤，别人看到的时候他还很骄傲，总是跟人显摆自己洗衣服洗得多干净。 喝完啤酒，他把易拉罐踩扁收集到一起。看到我准备扔掉买东西用的塑料袋，他走过来唠叨：“一看你就不做家务。”说着就把塑料袋卷成一个个小卷扎起来，摆在旁边。我本想提醒他，大哥，这是在酒店，不是在家里，走的时候又不带这些东西……后来想想还是算了。看他动作那么自然，肯定是早就养成了习惯，就随他吧。 吃饭的时候，他永远是一边吃一边收拾碗碟。吃完的碗碟让大家都摆到转台上，再集中到一起请服务员收拾，一边弄一边说：“你看这样给人家省掉多少事，我们不要麻烦人家总是一个一个摆，一个一个收。这些汤咱们都自己盛自己分，人家服务员每天站那么久，帮那么多人端茶倒水，还要忍受客人的脸色，有时候还会被人家骂，她们很辛苦的，永远都是受欺负的人，很可怜，我们就要对人家好一点。我坐飞机的时候，遇到空中小姐不小心洒了东西给人家骂的时候，我就会过去说没关系，我帮你一起弄，拍拍她肩膀，她都快哭了……”此处省略几百字。 有一年，大哥在美国工作，大家跟他一起住在比弗利山庄，有一个专门帮他拍纪录片的同事，去他家的时候穿了一双特别脏的运动鞋，就放在门口。 第二天早上，他要出门的时候发现鞋不见了，到处找也找不到。跑去问娇姐，娇姐很淡定地往旁边一指——大哥正在阳台上对着一盆水帮他刷鞋…… 每次回到香港，他常常会趁没人的时候去公司收拾大家的办公室。大家第二天一到公司就发现很干净，然后就是此起彼伏的叫嚷，我的笔记本哪里去了？我的计算器找不到了！尤其可怕的是，他会在大年初一收拾办公室，还招呼所有人一起干活。 有一次他从俄罗斯宣传完《十二生肖》，又返回国内继续宣传行程，结果丢了行李，导致他两天没有衣服换，就穿着同样的衣服跑了几个不同的通告，每去一个地方就当众唠叨一次自己丢了行李，没衣服换很难受。 不过这个有洁癖的人只要一到片场就老实了，拍戏时哪能还嫌这个不干净那个不干净，从武行做起到武术指导，从男演员到导演，他在片场待了这么多年，早就习惯了。不过他还是会保证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是干净的，那就是他休息用的房车。拍摄《辛亥革命》的时候，有很长时间的戏是在一个大煤场拍，每天鼻子里面都是黑的，房车里面都是土灰，他知道扫完一会儿又会脏，但只要是休息的时候，还是固执地扫啊扫。 玉树发生地震后，他第一时间调了一架飞机的物资，跟大队一起抵达当地，晚上躺在地上跟官兵一起睡，没被子盖，就盖自己的衣服。那时候洁癖也被抛在了脑后。 有时候大哥的强迫症也跟洁癖搅在一起。 在他香港公司的洗手间贴着一个“男界守则”和一个“女界守则”，每个守则都有十条要求。他曾在一部纪录片里指着那个守则说，如果这个守则不只是成龙公司的员工做到，而是全球所有人都能做到的话，那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好。 “一开始我就是希望男生小便时能注意卫生，所以列了很多很细致的要求，比如上厕所前先把那个圈抬起来，上完后如果有不干净的地方要擦干净，方便后面的人使用。洗手之后不要抓一大把纸巾来擦手，尽量节约。都是诸如此类的要求。” 他可爱的节约，还体现在一些小事上。《十二生肖》宣传期间，我们几个工作人员在他的私人飞机上，大家各忙各的，忽然就听旁边有人笑他：“大哥你的袜子破洞了！”他抬眼看看：“哦，没事。这袜子我穿很久了，很舒服，不舍得扔掉。” 说起袜子，大哥还有他的小心得：“在内地、香港、台湾，我出门前穿袜子，要是看到破洞了，没关系，就穿出去，但如果是在日本或者韩国，一看破洞了，就得马上换，因为那里很多地方是要脱鞋的。哈哈！” 大哥对自己公司的人和成家班的人都很严格，吃饭要吃光，剩下的就一定要打包。在北京请大家吃饭的时候，他总是见不得桌子上有剩菜，第一轮凉菜上完，大家吃过几圈之后，他就开始盯着那些还有剩菜的盘子，分配给不同的人让人家吃掉，他自己也会负责扫荡一些。都吃完之后所有碟子摞起来，再请服务员收走。到了热菜的环节，吃过几轮之后，他就会开始说“一个圈没人吃就打包”，第一次跟他吃饭的人可能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就看到他把桌子转一圈，接着就让人把桌面上剩下的菜都打包走了。最后在吃主食的时候，桌面上已经不剩什么东西了。跟他吃饭你千万不要客气，他经常会把菜转到你前面，说，吃这个，如果你说不用了，心想一会儿再吃，他就会认为你不爱吃这个东西，那么他很可能会在你没尝过一口的情况下把那盘菜自己吃光或打包。 大哥有一阵子在香港装修房子，要买关于木雕的书，每本书都买三份一模一样的。他的理论是，我要摆在书架上一本用来保存，自己要拿一本去慢慢研究，还要给我的装修师傅一本，这样他可以马上知道我想要的东西是什么样，多方便。过去遇到很多喜欢的东西，他都会买双份甚至N份，香港的仓库东西多到吓死人。 有一回又是都在他的房间里，大家正各忙各的工作。他忽然拿了两沓钱出来，让我帮他一起数钱。我在数的时候就看他站在旁边，把所有的钞票摆得朝向同一个方向，人头都朝向一边，正反也不能弄错。我说，你在干吗？难道你要把钱都摆成一个方向吗？他说，我一直都是这样的啊！ 接着又问我，怎么把这个一万一万地扎起来啊？我想起银行的工作人员都是用一个长纸条绑起来，动作很帅很熟练，就满屋子找报纸，试过之后发现太软容易断，接着就又找杂志，试完之后依然容易断，他看我在研究纸条，也来了兴致，说我知道我知道，就跑到旁边找纸，又拿出小刀认真地裁纸，很认真地弄好一个纸条之后，两个人鼓捣了半天也绑不起来，最后他说，哎呀还是用橡皮筋吧！这时候，多姐（大哥助理）在旁边幽幽地说了一句：早就该这样啦…… 至于大哥强迫症最经典的例子，当数20多岁从香港到澳大利亚，在飞机上一路都抓着一只16磅的保龄球那次。我问他：“你大老远的出国为什么要带个保龄球？”他很认真地回答：“我喜欢打保龄球啊，那个时候每天打，我想自己去了澳大利亚可能就再也不回香港了，那一定要把保龄球带去啊！”听了这个回答我和我的小伙伴都惊呆了…… 这就是凡人大哥。 第三章 越挫越勇 那些挫折 <h3>■第一次受挫记录</h3> 小时候我很爱打架。尽管身体很壮，又受到爸爸每天的训练，但偶尔还是有打输的时候。 记得那时刚刚开始上学，住在山顶上的富人区，自己家当然没有车子可以接送我上下学，所以每天早上都要从山上走下去到学校。出发前，妈妈会准备丰富的早餐给我吃，然后再放一个三明治或便当在我书包里作为午餐。可我小时候实在太能吃也太爱吃了，每次都是在下山的路上就觉得饿，接着就打开书包把午餐拿出来吃掉。 妈妈担心我的安全，希望我放学之后可以坐公共汽车回家，所以每天还会在我包里放上坐车用的零钱，这样就不用很晚还一个人走在山上。可等到放学的时候，坐车的钱早就被我拿去买吃的了，所以我还是会一个人往家走，在半路上看到有人开车过来，就竖起手指希望搭个便车，这是跟电视里的西部牛仔学来的。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好心人真多，我几乎每次都能搭到便车，也没有被人拐走或伤害。 当然偶尔也有运气差的时候，途中一辆上山的车都没有，就只好走着回家，全程需要好几个小时。为了节省时间不回家太晚，免得被妈妈发现我每天都把坐车的钱吃掉了，我总是会在最后上山的阶段开始抄近路。所谓抄近路其实就是类似攀岩，我凭借自己小小的身板抓着那些树枝和岩石，像猴子一样很快地爬回家里的后院。有次不巧被刚好路过的爸爸发现，他看见我吊在半空中，就走过来一手把我拎起再放到院子里。当天我就被关了禁闭。后来我学聪明了，爬上来的时候先探头看看有没有爸爸的踪影。 说回打架的事。我的生活环境里有很多富人家的小孩，他们每天当然是穿得漂漂亮亮的被车接车送，有那么几次我放学正在往山上爬的时候，他们的车子刚好从旁边路过，那些小孩就会打开车窗朝我大声喊叫，说一些难听的话。 有一回我觉得忍无可忍了。他们下车后故意在院子里等着我，挑衅道：“喂，你天天爬来爬去的干什么？”“你个穷小孩，没钱坐车，干吗还去上学？”“佣人家的穷孩子！”他们还在喋喋不休的时候，我忽然冲过去揍他们，一群人瞬间厮打在一起，在地上滚来滚去。我把爸爸教我的格斗招数都使出来，但毕竟寡不敌众。他们中有个人忽然抓住我的腿，我一瞬间失去了平衡向后倒去，头撞到了地上的石头。我眼前一黑，躺在那里不动了。这下他们吓坏了。抓我腿的那个人是另一个领事家的孩子，他赶忙跑回家去叫大人来看我，其他人立刻四散跑掉了。 他的父亲很快来到我面前，他脸色看起来很紧张，我当时其实也没完全失去知觉，只是觉得晕晕的，没力气站起来。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很担心我摔出个好歹，毕竟是生活在领事馆区的香港小孩，真出了事可大可小，大的话也可以上升到国际事件。如果我的家人告他们，他们会很麻烦。 他们把我送回了家。我昏昏沉沉睡了过去，不知道多久之后醒过来，感觉后脑勺一直在疼，摸了摸，起了个大包。浑身也都很不舒服。这时听到门吱呀一声打开，是爸爸走了进来。“阿炮，这是那个小孩送你的东西。”我慢慢抬起头，看到他拿着一大盒巧克力。爸爸把它放在我的旁边，摸摸我的头，转身出去了。 巧克力！对于贪吃鬼来说，这简直就是最棒的礼物！尽管我浑身疼痛脑袋发晕，但并不妨碍强烈的食欲。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盒子拿出一颗放进嘴里，哇，太美味了。再来一颗。隔了一会儿，又来一颗，就这样把整盒巧克力吃完了。满嘴都是甜腻腻的糖味，吃完还拼命忍住胃里的翻搅，这么好吃的东西我可不舍得吐出来。巧克力很快抵消了打架失败的挫败感，我甚至觉得有点幸福。 门再一次开了，是爸爸走了进来。他看到我满嘴都是巧克力，惊呆了：“你把一整盒都吃了？你知道自己刚刚受了伤，不能乱吃东西吗？”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好“哦”了一声。他看我那副模样，伤势似乎已无大碍，气得把我又拉起来打了一顿。 这是我记忆中的第一次失败。那时候还不知道，长大之后会遭遇更多次更艰难的失败。不过，那盒巧克力的味道我倒是现在还记得。 <h3>■第二次受挫记录</h3> 1971年前后，我已经当了一段时间的武行。大师兄洪金宝比我资历更深，那时已经跟嘉禾公司签约，成为了一名动作指导。我和元彪两人跟着他在片场混饭吃，也算是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有一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某个著名制片人的助理，这通电话为我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有个制片人想为新片找一个男主角，要会武打动作的那种，我向他们推荐了你，他们愿意见见你。”听到这里，我已经按捺不住地激动了，做了那么久的不露脸的工作，我竟然也有机会当男主角？沉浸在喜悦中不能自拔，我完全没理会人家接下来说的“这部片给你的报酬可能不会很多，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打算给你多少片酬……”我打断了她的话，“没关系的！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机会！” 等我到了拍摄现场，才发觉事情不是我想的那样。我并不是毫无经验的毛头小子，当初在戏剧学院的时候，我和师兄弟们就开始去演一些粗制滥造的影片，那些片子通常几天就拍完。况且，我身为武行也已经在片场摸爬滚打了好一阵子，看得出怎样的电影是好的，怎样的是混的。 我接拍的那部戏片名很有趣，叫《广东小老虎》。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搞不清楚他们找我是要演人还是要演一只小老虎。玩笑归玩笑，这部我人生第一次担纲男主角的电影，明显是一部低成本片。剧情讲的是在帮派之间的打打杀杀中，我饰演的小虎子替父报仇的故事。片子的拍摄过程很让人尴尬，没有剧本，没有武术指导，拍摄环境恶劣，设备陈旧落后，工作经常超时，而我这个男主角，则只是被导演吩咐在镜头前摆出各种动作或姿势，这些连我自己都觉得没劲。很多人随着拍摄的推进陆续退出，最终整个剧组以散伙而告终，制片人和导演带着钱消失了，我们没人领到报酬，这部戏就画上了句号。 那时候武行们开工是当天就收钱的，我还记得最后那场戏，所有武行连当天的钱都没拿到，我觉得很过意不去，就自己掏腰包付了钱。那时候我才赚那么一丁点，还是拿爸爸给我的钱把那场戏武行的钱给付掉了。 结果，这样一部作品当然没能上映，我的第一次男主角经历也就此告终。 <h3>■第三次受挫记录</h3> 回到片场继续做武行的我，最大的愿望是成为武术指导。看他们在现场呼风唤雨那么威风，更重要的是，他们控制着大家的饭碗，有机会赚到更多的钱。对于那时的我来说，这几乎已经是最高理想了。 那时候大师兄洪金宝已经当上武术指导，我和元彪经常跟着他开工。有一天，我刚做完一个特技动作，狠狠摔在地上之后，大家收工，我很累也很痛，就没有马上站起来。这时有个人走过来跟我打招呼，我心里很烦躁，但还是应了一声。等这人说明来意之后，我立马精神了起来。他正在为一部新戏寻找武术指导，竟然相中了我。 “我们的新戏预算不高，负担不起现在武术指导的钱，想尝试跟新人合作。很多人跟我说有个武行非常出色，那个人就是你，所以我冒昧来找你，看你有没有兴趣跟我们签约。”天哪！这不是我梦寐以求的机会吗？“请问我去哪里签字？”我想都没想就冲口而出。那人愣了一下，看得出来他很惊讶我竟然一口答应，于是跟我约好第二天见面讨论细节。 第二天，我早早去到他们的公司，跟制片人见了面，很快就把合约签了下来。我问能否雇一些帮手一起来做，他们很爽快地答应了。我去找元奎和元彪一起加入这个剧组，跟他们吹嘘这部电影的制作将会有多棒，带着他们一起畅想着美好的将来。而我自己，也终于可以体验一把作为老大发号施令的感觉了。 真正到了片场，我开始意识到事情没我想的那么好。剧组内部非常混乱，到处都充斥着争论声。制片人过来干涉摄影师所用的设备，导演又嫌美术组搭的布景太劣质。元彪是我的小师弟，他没说什么，元奎则在旁边叽咕：“你看现场这样子，跟你说的根本不一样。”这让我很没面子。 事实证明，这是一部烂片。尽管我和元奎、元彪在动作戏上用尽了全力，但是也没有阻止这部电影失败的命运。我还在这部片里饰演了男二号，现在想来也很好笑。最终这部电影的票房只有几十万港币。没多久，我以武术指导的身份跟他们合作了第二部电影，票房成绩又是很差，完全没有替公司扭转败局。此时，那家公司已经负债累累，甚至连大家的薪水都快发不出来了。 就在这时候，全世界最瞩目的功夫明星李小龙去世了。随着他的离开，功夫片在香港迅速衰落。观众们仿佛受了伤一样，不再想看没有了他的功夫电影。尽管很多电影人前赴后继地试图打造下一个李小龙，但没有一个成功。很快，电影市场重新被爱情片和喜剧片占领。 我最初做武术指导的经历也以失败而告终。 <h3>■第四次受挫记录</h3> 第一次做武术指导失败后，我的职业生涯跌到了谷底。就在这个时候，我在澳大利亚的爸爸妈妈让我过去找他们，他们那时已经拿到了绿卡，希望我过去也把身份办下来。我在香港也没有什么机会，就坐上了去澳大利亚的飞机。 然而我只在澳大利亚待了几个月，就因为无法忍受寄生虫般的生活，决定再度回港。 再度打开香港那间小公寓的门时，我被结结实实地吓了一跳。几个月没人住的房子原来那么恐怖，里面到处都是灰尘和蜘蛛网，很多我自己做的家具也坏掉了。 我重整旗鼓，先从收拾房间做起，然后给大师兄洪金宝打了电话，请他帮我找一份工作，他那时已经是嘉禾公司的签约武术指导。只是我还没意识到，尽管只是离开了短短半年，周围的环境却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再度回到片场的我，又变回了彻头彻尾的新人。 幸运的是，大师兄很快就帮我介绍了一份工。那部电影叫作《少林门》，洪金宝做武术指导，我是副指导。导演是今天大名鼎鼎的吴宇森，在当时，他还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子。我对洪金宝说：“吴宇森是谁？我从来没听说过他。”“我也没听说过，他是个新手。”后来在好莱坞再度相遇的时候，我和吴宇森聊起这段往事，都觉得非常感慨。 《少林门》是一部不错的电影，我不仅在这部电影里做副指导，还演了一个配角。吴宇森和我都是新人，两个人刚好在片场互相切磋。过去那些导演通常会把动作戏全部丢给武术指导，自己就在旁边睡大觉或者干脆收工，但是吴宇森并没有这样做，他会认真去看我们是如何套招，如何分解，如何完成每一个动作场面，而且他也没有那些老导演的暴脾气，对片场所有人都很温和。闲暇的时候，他会教我一些关于导演的知识，尽管那时候我完全没想过有朝一日自己也会成为导演。总之，我很欣赏他。 好景不长，就在我想在这个行业继续扎根的时候，洪金宝带来了坏消息。“李小龙去世之后，动作片直到现在还是不景气，公司最近拿掉了很多项目……”我明白他要说的话了，尽管我很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现在不要说帮你们找工作了，我连自己的工作都可能会保不住。”师兄叹了一口气。 我颓然倒在椅子上。公司的墙壁上挂着很多照片，记录着动作片曾经的辉煌。而现在，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我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走投无路。继续在片场卖命，也不过还是几十块的报酬，可是未来在哪里呢？挫败之下，我想到了再去找爸爸妈妈。 刚离开澳大利亚没多久，本想闯出一个名堂再回去，没想到这么快就又灰溜溜地打道回府，我心里实在觉得憋屈。手里已经快要没钱了，接下来的一日三餐都成问题。我从小就在戏剧学院，除了武打和动作，我一无所有，难道真的就这样回去吗？ 回家的路上，我看着满街的高楼大厦和霓虹灯，觉得它们跟我没有一点关系。 我还是那个失败者。 <h3>■第五次受挫记录</h3> 第二次去澳大利亚，我不能再靠父母养着了，开始同时兼顾两份差事，一是在工地做水泥工，二是在餐厅当跑堂。几个月后，妈妈在我每天强装出的笑容里看出了我的不快乐。 “孩子，你现在做的事不是你想做的，也不是你应该做的。”妈妈的体贴让我崩溃了。“我花了十年的时间学了一身没用的功夫，我什么都没有了，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就在这之后不久，我接到了陈自强的电报。那时他已经是罗维导演公司的总经理，正在为导演筹备新片《新精武门》，他向我发出了邀约。原本我以为他是要找我做特技人员，正要提醒他没必要隔这么大老远来请我，他的话让我愣住了，“我们想请你来做男主角。”不过，我的片酬只有3000港币。 想了几秒钟，我接下了这份工作。未来到底会如何，3000港币够不够生活，如果电影再度失败怎么办，这些问题我都已经来不及思考，我只知道，要为自己再拼一次。 再度向父母告别，他们没有阻拦我，但是爸爸给了我一个期限，如果在两年之后还是没有闯出名堂，就一定要彻底回到他们的身边。 我又回来了。 尽管拿的是那么微薄的报酬，但我毕竟可以第一次参与业内顶尖的制作。罗维是亲手捧红李小龙的大导演，拍摄过《精武门》和《唐山大兄》这样的作品，我又有什么理由不珍惜这个机会呢？ 尽管罗维导演认为陈自强推荐的这个人不够英俊，鼻子又太大，但还是对我寄予了厚望。他希望用《新精武门》这部宏大的制作再度捧出一位功夫明星，为此他还找来了原班人马，很多曾出现在《精武门》中的演员，会在这部片里再度出演同一个角色。不过这一次，他要拿出的是一个全新的故事。刚刚听到这个宏伟蓝图的时候，我心里也在默默地打鼓，他们说的这个未来要成为明星的人，是我吗？ 在罗维导演的办公室，我签下了人生第一份艺人合约。合约期限两年，每月的收入是3000港币，每部电影的片酬也是3000港币。我必须参与罗维导演的所有作品，并接受他指派给我的任何角色。 今天看来，这是一份很苛刻的合约，但在当时，我并没觉得有何不公平，至少自己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对于旗下这位艺人的外形，我的老板并不是很满意。除了对我满身肌肉表示了肯定之外，罗维导演觉得我有很多地方需要矫正，比如说牙齿不整齐，比如说眼睛太小。他建议我去做一些整形手术，还好我当时找了各种理由逃掉了。 《新精武门》开机第一天，我很早就到了片场。到了那里之后，发现大家正在为武术指导出了临时状况而发愁，我立刻毛遂自荐，他们很爽快地答应了。讽刺的是，我做武术指导的片酬竟然是做男主角的三倍。毕竟当时的我作为武术指导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但作为男主角来说还是个新人。 电影的拍摄过程并不是很愉快。 罗维导演希望把我塑造成李小龙第二，我演的是一个一心想复仇的人，冷血，愤怒，没有人情味，可我自己打心底就不认同这个角色，拍出来的效果僵硬而难看。私底下，我曾经跟陈自强诉苦：“我不适合这样的角色，导演希望让我成为第二个李小龙，可我不觉得那是我的目标和方向。” 票房成绩揭晓，结果一塌糊涂。 在看到数字的那一刹那，我差点直接买张机票飞回澳大利亚。记得当时我紧张得一直在罗维办公室里扫地捡垃圾，这是小时候在戏剧学院形成的习惯。 好在我跟公司签了约，罗维导演立刻给我安排了下一部戏——《少林木人巷》，由一个叫陈志华的年轻人导演。我们两个人在片场迅速熟悉起来，合作得默契而快乐，也在彼此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但这部片的成绩依旧平平。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跟大明星王羽合作了《风雨双流星》，又连续主演了《剑花烟雨江南》《蛇鹤八步》《一招半式闯江湖》《拳精》《龙拳》，这些电影有个共同的特点，它们几乎全部都在讲述复仇的故事，结果要么遭遇票房滑铁卢，要么干脆没有得到上映机会，我“当之无愧”地被外界冠上了“票房毒药”的称号。 <h3>■第六次受挫记录</h3> 20世纪80年代，在香港尝过爆红的滋味后，嘉禾希望把我推入好莱坞市场。为了让我可以摆脱依赖，认真学好语言，他们把我送上了去美国的飞机，没有一个同事陪伴。 到机场接我的人叫David，他一见我就手舞足蹈地耍起了醉拳。为了让我开心，他忙不迭地开始介绍我即将参与的新项目，“他们请来了《龙争虎斗》的班底，阵容很强大，剧本也很棒，我觉得你会在这里很快红起来！”他的话不仅没提起我的兴致，反而让我心里有点发毛，自从经历过70年代一连串的失败后，我真的不想再去走李小龙的老路了。 在美国替我安排工作的是嘉禾国际部负责人Andrew Man，他跟着邹文怀工作了12年，满嘴流利的粤语让我刮目相看，那时候我几乎是个英文白痴。Andrew对我的新片《杀手壕》也信心十足，他认为这部电影的剧情安排，将会给我一个向美国人展示功夫的绝佳机会，而更让他有信心的是，整部电影的制作预算高达400万美金，这个数字对于习惯了港片制作预算的我，也是一个大大的刺激。与此同时，Andrew还希望我可以多做一些访问，上一些电视节目，这会帮助我迅速成名。 然而电影的拍摄过程并不顺利。 已经习惯了港式制作的我，很不适应美国这种条条框框式的拍摄。导演Robert Clouse，是曾经拍过李小龙的《龙争虎斗》的导演，他对每个镜头都会严格按照分镜脚本进行，摄影机的活动进程和演员站位都有严格的讲究，这种工作方式不是不好，只是不适合我。 我在香港拍戏的时候，经常会跟团队一起现场爆发各种创作火花，临场修改剧本和台词是常有的事，但是这些在美国完全行不通。加上我的英文很差，演戏的过程中顾得上说话就顾不上表情和动作，经常打磕巴以至脸部僵硬。回到我最擅长的动作戏部分，他们的工作风格也跟我格格不入，我已经习惯了自己编排复杂而漂亮的动作，但是严格按照剧本拍摄的导演，却经常请我不要随意发挥。我多次试着把自己对动作戏的想法表达给导演，但他每次都是面不改色地说：“不行，就照剧本里写的方式拍。”于是一些原本可以加入很多花哨动作的戏份，变成了我走来走去的过场戏。我对导演说：“没人会花钱去看成龙在电影里溜达的。” 《杀手壕》拍摄结束，公司很快帮我接了下一部戏。Andrew显得很兴奋，“这部电影里会有很多好莱坞的明星跟你搭戏，你演的是一个赛车手，很刺激的剧情，片名叫《炮弹飞车》。”光是听这个片名，我已经很有兴趣，心里默默希望这是一部风格不同的影片。 了解到我对《杀手壕》拍摄方式的不适应，同事们安慰我说：“《炮弹飞车》不是动作片，这下你不用担心了，把精力专注在表演上面就好了。” 可惜事实再次证明没那么简单。我在那部电影中演的是一个日本赛车手，这已经让我有点不舒服，可是想推掉已是不可能，只能硬着头皮演。一起搭档的好莱坞明星每天见到我都会客气地打招呼，但是仅此而已。我知道自己在他们眼中什么都不是。当时有个很有名的黑人演员，是Sammy Davis Jr，他走到我的化妆车，跟我说，我刚从日本回来，我知道你在日本很红啊。我说我是香港来的，不是日本人。他说，嗯，对，你是香港人。Sayonara！结果那之后每次他见我都跟我说日文。我也没有再去解释。在这部电影里不再需要说大段的英文台词，但我要负责做各种鬼脸去搞笑。如此种种，让我在片场的每一天都很不开心，后来我懒得跟所有人说话，就一个人闷在旁边不出声。 后来这两部电影的结果如何呢？ 先是1980年《杀手壕》的票房惨败。片子上映之后，我曾经自己买票溜去电影院，发现整个影厅都没有几个人，还都是中国人，美国观众显然对于这部片毫无兴趣。尽管我自己已经跟导演放过狠话，“没人会买票看成龙在溜达”，但看到影厅里寥寥无几的观众，心里仍然特别不是滋味，我在亚洲已经红成那样，几乎是王了，在这里却没人看自己的电影。 这部电影的问题很明显，除了剧情上面的问题之外，失败的主要原因还是观众不接受那种动作方式。我后来曾经找过一些专家问原因，他们说观众认为你的拳头没有力量。我问此话怎讲。他们说，你跟那个人已经打了十分钟，踢了他八脚了，他居然还站在那里，你还在继续踢。观众印象中的动作戏还是李小龙那种，“咚”的一脚出去，人已经被踢飞了！我心想，早说啊，这种拍摄方法多容易，一拳一个一脚一个，但这不是成龙电影的风格，我拍不了，也不喜欢拍。那既然这样，就承认失败。 再说1981年上映的《炮弹飞车》。我在电影里的华人搭档是许冠文。海报上有我和他的名字，就可以保证亚洲市场，而在美国，海报上的名字就变成了以Burt Reynolds为主打。最终，这部电影在美国和日本获得了成功，在香港却彻底失败。我的本土观众不愿意看我演一个日本人，用无聊的逗趣方式去做戏，沦为一群美国演员的陪衬。 这就是我第一次闯荡好莱坞的经历，总结为四个字就是：铩羽而归。 <h3>■第七次受挫记录</h3> 离开好莱坞三年之后，我的同事们希望说服我再试一次。“美国观众现在最习惯硬汉形象，就像克林特伊斯特伍德那样，这不正是你最擅长的吗？” 我只能说，那个时候的他们，甚至我自己，都不够了解我自己。“硬汉”形象也分很多种，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是那种冷血气质的杀手，但我已经演惯了面对生活不屈不挠的小人物。尽管我的外在形象看起来很“硬汉”，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也可以去尝试那种人物形象。 这次接的戏叫《威龙猛探》。制作团队结结实实地把我打造成了他们心中的“硬汉”。导演是James Glihaus，我跟他在拍摄过程中产生了很大的不愉快。中间我曾经打电话给嘉禾老板，如果这个导演不离开剧组，我就不演了。当然，这也只能是对自己人的一次撒娇，大家都已经签好了合约，我还没有那个能力说走就走。 我最不满意的是剧组只给动作戏预留了四天拍摄期，这对以动作为生的我来说简直就是开玩笑。过去在香港，只要是我能掌控制作的剧组，每一个画面都要追求完美，从最开始的套招到真正的实拍，我们都想尽一切办法让动作更漂亮更有张力，每一个细节都反复地研究，一个镜头拍摄十几遍是常事。 然而到了这里，导演却认为动作戏并不重要，而且他也不会拍。在我眼里完全无法过关的镜头，在他那里竟然一路绿灯。眼看着电影朝着不可控制的方向滑去，我却无能为力。我很讨厌这种无法掌握局面的感觉。 最终我耐着性子完成了电影的拍摄，但我不认为这是一部成龙的代表作。 这部电影将在美国和亚洲两地上映，为了避免重蹈《炮弹飞车》的覆辙，我决定尽一切力量出手挽救这个局面——我要亲手制作一个与美国版本不同的亚洲版本。我请片中的部分国外主演来到香港片场，重新进行动作戏的拍摄，这一次，要完全按照成龙的风格来。 我的搭档，编剧邓景生为影片新增了一些情节，为了照顾亚洲观众的喜好，还邀来当红的叶倩文饰演了其中一个角色。当然，所有美国版本里面那些少儿不宜的恶俗画面也全都被我删掉了。最终，这个版本在香港和日本获得了好评。 现在我已无意让大家比较两个版本的好坏。那只是我职业生涯中的一段插曲。经过这一次之后，我跟公司严正声明，我再也不要去什么好莱坞了，更不要为了他们所谓的市场牺牲掉自己的电影风格，这是最得不偿失的事。 如果说一定还有下一次，那我也不要再走任何人走过的老路。李小龙和克林特伊斯特伍德都是伟大的演员，但他们不是我应该模仿或试图超越的对象。我是成龙，如果想要有一天在全世界成功，那也只能是因为——我是成龙。 第三章 越挫越勇 没钱的时候 我总是有很多想法。年轻的时候没钱，想过很多赚钱的方法。 我18岁就想做上门清洁公司了。那时候，元彪、我、元奎，五六个朋友总是在一起混，当时功夫片不景气，大家经常没事做，也没钱赚。那之前我在澳大利亚，发现一到周末，每家都是自己在铲草，因为那边的法律是草高过了多少米要罚钱的，这就变成你上了一个星期的班已经很累了，周末还要自己铲草。可是我们有力气啊，如果你用我们的话，就是一个星期多少钱，你给我一把钥匙，我们就负责打扫。买菜、买水果、洗衣服、修理东西啊，都帮你弄好，就是一种家政服务，这非常有的做啊，而且也不用雇人，我们几个自己做就行了。 当时还没钱，申请执照也难，这个想法想想也就过去了。后来有了钱，我还真的试过，投了几十万，后来发现一个问题，很多人不放心把钥匙给你，还会有人说不见了东西之类的，在当时还没有现在这样一种接受家政服务的习惯，后来就不做了。不过我也想过改进的方式，每次都安排专门的人把钟点工带去家里，到了别人家里之后，把摄像头先摆上，才开始收拾，你可以看到一举一动，这样就避免了信任问题，而且服务也更专业。有人来负责接线和安排，记下你需要的服务，再安排钟点工过去。不过这个就需要慢慢做出来品牌，让大家接受才行。 在澳大利亚的时候，还曾经想到做毛巾。因为那时候澳大利亚自己不生产毛巾，那些毛巾还挺贵的。我就想，自己买一些毛巾，再弄一个洗衣机，每天给那些中国餐厅送干净的毛巾，再把脏的收回来清洗消毒，每天就这样循环也可以赚钱啊。 你看那时候人穷，会想多少东西，其实很多想法都还蛮有前瞻性的。 再后来出名了，我又想弄保安和保姆车的公司。买十几二十辆保姆车，一模一样的。每天就负责接演员，我包司机。每天不同的车牌一样的车，狗仔队就没法按照车牌来跟人了。今天出来一辆车，他们也不知道里面是谁，而且当你被狗仔队包围的时候，我还可以再叫一个车去帮你。 比如，你最近总是被跟拍，那出门的时候，门口就摆两部一样的车，你进哪一部他们也摸不清。如果是在地下停车场，干脆三部一样的车一起出来，他们也不知道哪部车里面是你。我这边就负责管理，第一，你训练的司机都是自己人，都有经验了，他一上车就会看，有没有人跟车啊什么的，就会有警惕性。第二，以后还可以加入保安，看到你出来就给你开车门，你坐进去他帮你关门，然后自己坐到前面副驾驶，再开车。这也有个明星范儿，很多人就会喜欢，时间长了大家也会更加信任。 这样的服务，你不需要管车的维修，而且还省出一个车位，我收你五六百一天很不错吧，很多明星每天可能只是用两三个小时而已，我的车就可以轮换着开。这样很好赚钱啊！将来还可以自己做车行，收很多二手车，大修完了之后去喷统一的颜色，再弄一个维修部，每天负责清洁、保养和维修车子，所有车子都是干干净净的。我20辆车子起码养20个人，再养5个保镖，维修中心又可以养七八个师傅，四五个助手什么的，能提供很多就业机会啊。不过这些我也只是想想，没有去尝试。 十几岁刚开始做武行的时候，我还很想发明坐巴士的时候那种放脚的、顶膝盖的东西。那时候老是坐巴士开工，喜欢把膝盖顶在前座上，时间长了就很痛，经常在车子上面睡觉，又总爱撞到头，所以就想发明一个东西，挂在巴士座位的后面，有个塑胶的东西撑住，上面有个东西可以放头睡觉，下面有地方可以顶住膝盖或者放脚。后来我听人家说，一个人坐巴士的时候，拣到一个女孩子的发夹，那个人就抓着发夹玩，后来就发明了一个新的夹子出来，弄了一个专利，卖了钱。我就想，其实我也有很多想法啊，可是又不会做。人家科学家想完之后，有一个团队帮他实现，我又不是科学家，想完就算了吧。 后来我有能力了，就会全世界搜罗很多有趣和实用的东西，请人找厂商帮我做出来。除了拍戏要用的那些成家班的专用设备，生活里面其实随处都可以体现创意。很多朋友都有我送他们的手机壳，那个就是我自己设计的。因为自己常年在片场，都是住各种酒店，出门的时候不需要带什么东西，一个手机，一张房卡就可以了。我就想怎么能在手机壳上面装一个放卡片的东西，现在这个手机壳就是这样想出来的，背后有一个卡槽，你出门旅行的话也会很方便。其他像是我自己品牌的各种衣服、包、文件袋、红包袋、贴纸、围巾、杯子、U盘、行李贴，各种东西全都有我的想法在里面，拿来送朋友，外面买不到，朋友也会特别喜欢。这算是满足了当年自己想去创造的愿望，把那些奇奇怪怪的想法付诸实践，让我很开心。 第三章 越挫越勇 在片场 <h3>■《师弟出马》</h3> 那时候我有一个段子叫“饭前一，饭后一”。 比如早上7点通告，我11点半或12点才到现场，所有人在现场等我，我一到就戴个墨镜，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为什么戴墨镜呢，因为前一天晚上喝酒，脸肿得不像样子。那时候片场的人管我叫小老板，我一来，大家就说“小老板来了”。那时候我自己还是导演，到了现场就说，来，拍一条。那时候我刚睡醒，脸也肿着，就拍。一定不能拍大特写，而是拍大全景。拍完12点半了，就放饭了。 吃完饭我要午睡。那时候我在嘉禾的休息室，原来是李小龙的，他去世后没人敢用，我就很“脸皮厚”地要了那间。就在那里休息。这一觉醒来就是四五点了，再准备拍，不拍也不好意思，就套招，套完之后一身汗，就拍一条，打一个。打完，收工。再想一个明天早上拍的大全景。 这就是“饭前一，饭后一”。 那时候我们在山头上拍戏，我要睡觉，他们就搭个帐篷给我，帮我挡着光，所有人一定要离我八丈远，不能吵到我。还在旁边摆个风扇给我吹着。陈德森那时候是我的助理，每天拿个公事包，人模人样的，要么是我睡他也睡，要么就远远地跟人闲聊。 有一天，也是前一晚喝酒，第二天又是“饭前一”，突然何冠昌来探班了，忽然就出现了。我当时很紧张，怕被老板骂。灵机一动，就假装身体不舒服，脸色也很差，很辛苦的样子，突然间，“当”地就倒在了地上。何冠昌就说，赶快赶快，送医院送医院，叫车来！大家就赶紧扶我上车，等上了车，我就眯着眼问，他还在吗？大家说走了。我就坐着车到医院，洗了把脸，又回到片场。你看看多坏多不懂事，现场几百号人就等着我一个。 直到拍摄《杀手壕》的时候，到了美国才知道自己不是大明星，那时候才知道什么叫一山更比一山高。那部电影在美国惨败，再回到香港的时候，我就彻底“洗心革面”了。 现在很多年轻的明星，去过外国之后就知道自己是多么渺小。当我从美国回到香港，看到很多自认大明星的人，我常常跟他们讲，请你们去美国走一趟，才知道什么是大明星。 <h3>■《我是谁》</h3> 我们白天在非洲的约翰内斯堡附近拍摄，说是附近，其实有大概12小时的车程。从驻地到外景地要再开一小时的车。当时我们是在一个土著的村落，荒地上搭了一个景，陈设道具的时候，把很多鸡啊羊啊都放在那里，邀请很多土著当群众演员跟我们一起拍。当时每天都要重新陈设布景和道具，因为每天拍完了，那些鸡和羊就都不见了，土人们说是被豹子叼走吃了。这还挺恐怖的，当时为了保护我的人身安全，还专门派了保镖给我。 怎么形容那个环境呢？非洲大部分的地方都是沙漠，我们拍摄现场的自然条件也很恶劣，如果想要上厕所的话，最起码要半小时。因为我要用直升机航拍，整个镜头内能看到的地方都不能有车轮印，脚印就没关系。当时剧组所有的车子都停在很远的地方，大家下车之后再走路。在这样的环境中拍戏，上厕所就是一个问题。那些土著群众演员想上厕所都可以申请，反正他们化了装之后看起来都一样，现场少一个多一个也没什么问题，我就不行了。如果我要上大号，就要先走到停车的地方，再开车往外走，这就很麻烦。 到了晚上的时候，如果要上厕所，就要去村落里的一个草堆那边。我自己手里拿着个电筒，两个当地保镖一前一后跟着我，手里都拿着枪，这不是开玩笑，他们怕我被豹子袭击。到了可以上厕所的地方，他们放了一把枪在我手里，又教我怎么用手电筒，一定要保证自己周围都有光，然后就在旁边等我。 我一边上厕所就看到前面有东西在晃晃悠悠，心里一紧张，赶紧问他们是什么，他们说没事没事，那个是我们自己放的牛。他们在那里生活惯了，眼力非常好。那大概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上大号经历，一只手要拿着很重的枪，又怕枪走火，另一只手还要拿个电筒，也不敢全蹲下去，怕地上有什么蝎子虫子之类的，只能半蹲着，最后拿厕纸的时候又要把电筒咬在嘴里，那个电筒又大又重，给我痛苦得呀！上完之后脚也麻了，胳臂也酸了，嘴也好疼…… 有一天收工，我坐在车里，看见车窗外面怎么有个人那么高，往外一看，原来他骑了个犀牛。我心想，犀牛好啊！就跟司机说，停车停车，我要下车去骑犀牛。当时还跟摄影组的人说，把机器摆在前面，所有的土人都躲到旁边去，我要骑上犀牛拍一段画面。刚开始试骑的时候，哎，感觉很不错，那个犀牛也很乖，你摸它，抓它耳朵都行。 等周围人都走开了，准备开拍时，大家把一根长矛递给我，这在试骑的时候是没有的。等我拿着长矛一打横，为的是显得很有型，那个犀牛看到了长矛，就忽然跟受惊的马一样，开始发癫狂奔，还好我当时动作快，马上就从上面跳了下来，结果它看到我下来，转头就要跑过来撞我，我看到附近有棵树，就赶紧跑过去，兜着那个树，左转完右转，直到土人们来把犀牛拉走。好险啊！惊魂刚定，我赶紧问前面的人拍下来这一段没有，结果他们竟然都光顾着看我被犀牛追，忘了开机！气死我了！ 在拍戏的时候，如果要拍动物，除了要尊重它们，还有就是一定要训练。我在拍《上海正午》的时候，戏里面需要拍到很多马。当时大概提前半年时间，我让剧组专门找了一个片场，去训练那些马适应拍摄现场。在它们周围，每天安排很多机器推来推去，灯光闪来闪去，有开枪的声音，有人打反光板，这样子训练一段时间之后，那些马都习惯了，在片场就不会怕了。 <h3>■《飞鹰计划》</h3> 这部电影主要的外景地在西班牙和摩洛哥。 在摩洛哥的时候，全部都是在沙漠拍摄。每天凌晨4点起床，5点45分出工，拍到中午12点就不能再拍了。因为12点之后沙漠的太阳会越来越烈，所有的机器开始烫手到没法摸，再拍下去所有的底片都会熔断，大家就只能收工躲起来，整个下午都在休息，这对于习惯了赶戏的香港剧组来说，是件很不适应的事情，感觉都在浪费时间。我自己也会觉得坐立不安。 我们在那里连续拍了一个多月。按照摩洛哥当地的工作习惯，剧组每个礼拜都要休息一天。休息的那天我就浑身难受，一走出住的酒店，前后左右全都是沙漠，哪里都去不了。酒店的室外游泳池里全是厚厚的沙子，什么娱乐设施都没有，待着就特别无聊。我找来制片，请他跟当地的工作人员商量，能不能以后这一天就不休息了，大家继续开工，我们付双倍的工钱。那些当地员工就在游泳池旁边坐着，喝个东西聊个天，听到制片的询问，他们觉得很奇怪，“休息日就要休息，我们不开工。” 到了下一周，又是休息日，我在房间里又是抓耳挠腮地待不住，就自己去找他们聊天，“你们看，咱们早点把戏拍完，大家就可以早点收工回家，我们又付双倍价钱，你们也可以多赚一些钱啊！”他们问我：“我们要赚那么多钱干什么呢？”我愣住了：“我也不知道你们要拿去干什么……”他们说：“对啊！我现在赚的钱已经够了，我要那么多钱也不知道拿来干什么，今天是休息的时间，我们就要休息。”这下换我哑口无言了。 <h3>■《燕尾服》</h3> 在美国做演员跟在香港完全不同。在香港片场我习惯了什么都管，到了美国要适应人家的工作习惯，我是来演戏的，那就乖乖地当个演员。每天一到现场，剧组就有人请你到你的房车，如果你说想先去现场看看，他们会说，现在还没准备好，等准备好了我们会通知您。那我就坐在房车里面等，他们就送来报纸、杂志、水果，而且还老会有人上来问，需要什么吗，我说谢谢不需要。就这么干等着，终于等到有人过来通知，“5分钟之后准备出发”。 5分钟之后一开门，马上就看到两个服装化妆组的人在门口，“我们可以上来吗？”就请他们上来，他们就对着我摆弄一会儿，但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好弄的，我的造型总是很简单，但按照人家的规矩，这就是人家的工作，你就要给人家去弄，像我的助理习惯了帮我弄头发和衣服，在这里还被人家嫌弃，觉得很不喜欢，“this is my job。”等他们忙活一阵，我就下车到现场，准备拍戏。现场也是会把你的椅子啊，需要的零碎东西啊都摆得很好，很专业。 在现场看着老外工作我经常觉得难受。如果是在香港，现场有什么活要干，大家都习惯了第一时间冲上去，也不太去管什么分工不分工，活在手边就直接做了。比如我说，把那个龙头搬开，管道具的不一定在旁边，那成家班的人在，他们就会冲过去搬开。我自己也是这种工作方式，手边有什么活经常随手就做了，而且我也喜欢这样的工作方式。 美国就不同了，导演说，把那个东西搬开，场工就会答应：“好，来了！”就慢悠悠地走过来，他们永远不会用跑的。按照美国的工会条例，如果你要人家做这个事情，还要让人家跑着做，那如果人家摔伤了就是你的责任，你就要赔钱。 我就看他们慢慢走过来，还得两个人一起，才把东西搬走。 拍《燕尾服》的时候，我吊在空中，风特别大，摄影师要换镜头，朝下面喊：“我要75的镜头！”我就看下面摄影组的人，手里拿着镜头走过来，走到半路上还跟别人打了个招呼，聊了几句天，才又继续接着走。这要是在香港，早就被我骂死了，我们几百个人等你一个人，我还吊在半空中！但在这里，这是人家的工作方式，你就要尊重。 <h3>■</h3> 我们去印度拍，看到了那里的人有多穷。剧组的车开在路上，我透过窗户往外看，站在马路边的人衣衫褴褛，抱着孩子的女人眼里也没什么光彩，路边人们的房间特别简陋，真的就是家徒四壁，没有凳子，没有桌子，没有装饰，什么都没有，几乎就是空的，地上就铺个席子。反正那里天气热，也不用盖被子。原来人家的生活就是这样。不需要太多东西。原来觉得人家穷，现在看来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任何一种生活方式都应该被尊重。 一大早我们4点钟起床准备开工，坐上车子我又习惯性地往外看，远远就觉得马路边上有很多白色的东西，乍一看也没看清楚是什么东西。走近了才知道，那些白色的东西全都是男人的屁股……原来他们都蹲在路边大便…… <h3>■《十二生肖》</h3> 《十二生肖》为了拍火山，我去了瓦努阿图。这个国家如果不是通过我的电影，可能很多人都不会知道。那里的生活条件特别差，去之前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到了那里之后，几乎每过5分钟或者10分钟，就会听到火山爆发的声音，或者小地震的声音。很响，轰隆隆的。整个马路上都是火山灰。我问当地人，什么时候有过火山爆发？他们说10年前有过一次大爆发。 我们住的酒店是个澳大利亚人开的，有酒店也有餐厅，但整个住宿就只能容纳28个人，那你就可以想象那个规模了。进到我的房间，看到竟然有一台风扇，心想还不错啊，接着就放下行李，去餐厅跟大家集合。到了餐厅，我看到大家居然都在那里，各自交头接耳聊着拍摄的事情。我心想，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几十个人，没有一个在看手机，居然都在聊天讨论工作。我心里就很高兴。坐下来，我拿出手机准备报平安，就听到几十个人一起跟我说：“没信号……”我这才反应过来，怪不得！ 过去一到酒店大家一下子就冲回房间，抱着电脑的，抱着手机的，都有一阵子要忙，现在原来是都没的玩才跑来餐厅。我一看这样就更高兴，平时大家的交流已经越来越少，这是所有现代人的问题，现在刚好什么信号都没有，大家就可以好好交流一下了。 晚上吃过饭，走出酒店看看，周围什么都没有，全都是黑的。一抬头就能看到整个银河系。我拿了个电筒回到自己房间，走廊上也都是黑的，没有灯。当时我手里拿着一根笔，不小心掉在了地上，举着电筒找了半天没找到，忽然后面有个人碰我，说，嘿，你的笔。我转头看，开始都没看见人，瓦努阿图全都是黑人。过了一下才看出那是个酒店的服务员，跟着我就更惊了，走廊那么黑，他怎么看得见我掉的笔啊？后来才知道，他们所有人的眼睛都比我们好很多倍。在那样的环境里面生活久了，他们每个人都练就了在黑暗里看东西的本事。 整个剧组在那里拍了10天，我从没见到一个人戴近视眼镜。 也许你会觉得他们穷，但其实他们很开心。他们的交通工具就是自己的脚，也不穿鞋子，每天我开车就沿途看到所有人都是走路。那里的路没怎么开发，都很不好走，从酒店到片场，我们要开一个多小时的车，就算是越野车也开得很慢，没有比人家走路快多少。等到下午的时候，片场的人会越来越多，都是走路过来看我们拍戏的。瓦努阿图是海岛气候，天气很没准，经常现在还是大太阳，一会儿就下倾盆大雨。我们是在一整片大的空地拍，如果现场下起雨来，他们也不避雨，就淋着雨看。 他们会看云，知道何时下雨，何时会出太阳，那是他们天然的智慧。 那里每个人的脚趾都特别大，脚底板特别宽，基本上都不穿鞋。不管大人还是小孩，每人都会随身带一把刀，不是用来打架的，平时走路的时候用来砍树枝开路，有时候还可以拿来换东西，大的刀可以换吃的，换衣服。有时候我坐在车上往外看，看到他们走累了停下来，随便就在路边堆成小山一样的椰子里挑一个，用刀咔的一声砍开就喝，喝完又吃椰肉，吃完了就继续走。 整个岛15000人，大家都互相认识。看着他们，我心里很羡慕，这才是世外桃源。 第三章 越挫越勇 我的电影态度 我6岁半开始拍电影，到现在拍了50多年。如果说主演或导演的，应该有100部左右。如果是从小时候算起，加上做武行、武指、演员、导演，可能超过200部了。 到今天依然有想拍没拍的题材，比如《灭火群雄》，已经想了30年，总是由于各种原因无法实现。再比如项羽的故事，也一直没拍。像《大兵小将》也是酝酿了20年才拍成。我对电影要求很高很严格，这大概就是原因吧。 像《警察故事》《飞鹰计划》《龙兄虎弟》《十二生肖》这种都是我的拿手题材，也是我喜欢拍的题材，手到擒来。我喜欢拍一些合家欢的东西，最后大家看完开开心心的，而不是那种你杀了我我杀了他，大家非要报仇雪恨的那一种。现代社会每天大家都已经很烦了，不要到了电影院，还看到一些负面的东西。我希望大家看了成龙的电影，嘻嘻哈哈之余，收到我传达的一点信息，就够了。 我拍戏从来不惜工本，这点电影界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拍成龙的片子千万不要拿片酬，你一定要拿月薪。拿完月薪你就发财了，可以买房子了。”在香港电影圈就流传一句话，“拍成龙大哥的戏，拍一部就可以买房子”，就是因为我老是拍很久。《醉拳2》，一场10分钟的打戏，我们拍了三个半月，两天拍一个镜头。没有人会这么做，只有我这种神经病会这么做。 我还可以七天拍一个镜头。这个镜头是在里，表现归亚蕾那个角色的生活环境，我的设想是用一个移动的长镜头，从一楼升到四楼的房间穿进去拍一个特写，中间要看到有黄包车，有人在一楼二楼吃饭，晾衣服的地方有鸽子，到四楼归亚蕾的房间之后，去拍一个特写，一气呵成。当初搭台的时候条件很有限，美国有一种搭建布景的器材，一伸出去100多米，我们没有他们那样的技术，但又想要好的效果，就要生生搭一个出来，后来租了一整条街道搭那个平台，拍完之后再转移到另一边重来一遍。 每个镜头在拍摄的时候，都要满足我全部的调度要求，片场的临时演员常常都是成家班的人扮的，拉黄包车的啊，叫卖的啊，路人啊，全部都是成家班，他们比普通临时演员更能了解我的要求。里这个镜头，我一喊开机，炒菜的火就要起来，镜头一路移上来到二楼，要有两个人在吃饭，这时候鸽子飞进去停在里面，镜头跟着伸进去，转一圈回来，再去拍墙上照片的一个大特写。结果这个镜头拍了七天才满意。 里面很多场戏都是一镜到底。当时我要拍梅艳芳在拍照的那场戏，需要一个人走上去挂一个帘子，剧组里有个剪辑师跟我说，大哥，反正这个戏也看不到正脸，我想试试拍戏是什么感觉，玩一下。我说好啊。结果那次他挂了26个小时。我们拍了一个通宵。那次之后他说，我再也不要拍戏了。 另外还有一群女孩子，都是在银行做会计文员的，她们来现场探班。我问她们要不要试试拍戏，也玩一下。她们觉得很新鲜，欣然答应，结果那次她们就在现场走啊走，走了一个通宵。拍完之后也说，这辈子再也不要拍戏了。 在电影中，动作和表情是属于全世界的，是通用的语言。为什么今天我的动作可以去到全世界？因为我在用我的身体语言跟你说话，你不用看我对白，你看我的身体，看我的动作，就可以明白发生了什么。我一翻台子过去茶一倒，然后把茶杯扶正，做出一个很烫的动作和表情，可以让观众看得清清楚楚，也有幽默的成分在里面。 拍了几年的动作戏之后，我的要求是“有动作不残忍，有笑料不下流”，不要那些低俗的东西。刚开始拍电影的时候，票房也很好，但有次听到一个朋友跟我讲，Jackie你的电影很好，但我没办法给我的小孩子看，因为里面有一些暴力的东西，或者一些不适合小孩看的玩笑。我当时就很受震动，那之后每拍一部电影都会问自己，拍完这部电影能不能让小时候的房祖名看？如果我的孩子可以看，那人家的孩子也可以看，全世界的孩子就都可以看。 很多年之后再看《醉拳》，我觉得当时那样不好，为什么要教人家喝酒打拳呢？到拍《醉拳2》的时候，我就改成教人家不要喝酒，不要打拳。纠正自己的一些错误，也会让自己很开心。就像我以前拍戏是为了赚钱，现在拍戏是为了兴趣，好剧本就拍，不好的就不拍。剧本有意思的，钱少一点也拍。 时下很多功夫片都是飞来飞去，我不会说这样的电影不好，但我自己不会拍这样的东西，也拍不出来。从原来到现在，所谓“成龙式的电影”为什么与别人不同？就是我什么都真的去拍。这一点全世界我的观众都知道。 年轻的时候拍的那些戏，很多搏命的动作大家都津津乐道，拍《十二生肖》的时候我已经50多岁了，但是很多动作还是要亲自上。《十二生肖》开场穿着滑轮衣在车底的那场戏，车的速度极快，你稍一不慎，动的方向不对，手就会一下子卷到车轮下被轧到。我要一直保持速度跟着那个车，很危险。这个时候心里难道不害怕吗？肯定是害怕的，但是这么多年来拍戏早就习惯了，反正只要人家一喊“Rolling! A!”我就冲到车子底下去了。拍完了之后也会后怕，也会跟自己讲，刚才可能一不小心就会断手断脚，但拍电影就是一个梦想，一个承诺，要对观众负责。 拍《十二生肖》，在世界各地取景，到哪里都受到大家的支持，是对我这么多年工作的一个回报。可能因为我是Jackie ，到哪里人们看到我都会说“ele Jackie ”，那就要对得起人家这种信任。比如法国那个古堡和花园，几百年的历史，一般人他们不可能给你用，所以我一开始就说一定会尽量小心，尽量干净。 我知道在这样的地方拍戏，需要准备更多的东西和材料。就拿一个最小的东西来举例——胶布。拍戏需要到处粘贴东西，粘墙纸有墙纸的胶布，粘木头有木头的胶布，每一样东西都有一种特别的胶布，如果用错了，将来一拆下来的时候，人家的东西上面马上会留一个印子，这你就要赔偿人家。听说制片团队确定了在那个有几百年历史的法国古堡拍戏时，我人在美国，就马上在美国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胶布，请他们带到剧组，免得很多工作人员不懂，到处乱贴，给人家增加麻烦。这些小东西也是很花钱的，我们的电影工业比好莱坞落后的地方，也体现在这样的细节上。 我们国内有些团队他们也懂这些技术，可是几乎没有哪个制片团队舍得花这些钱。我的剧组就要这么专业，所以这些我一定会管，该花的钱也一定要花。 刚开始拍的时候，古堡的管理团队会在现场看。在现场我会示范给所有人，如何小心保护人家的东西，胶布这种小东西的用途我也示范给大家，那个是粘木头的，那个是粘墙纸的，古堡的人看了之后直说：“Orust you。”如果不是这样的工作态度，人家怎么肯呢？当你有经验，有专业水准，你尊重人家的时候，人家就会尊重你。 其实现在不管是好莱坞还是国内，在拍戏上做到不惜工本的不多。大多数人投资，几千万拍一部电影，拍完就算了。包括我在美国拍片的时候，我也会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们是要按照天数完成那部电影，还是要拍好的电影？他们当然是要后者。那为了更好的效果，再多拍一个礼拜行不行？不行。这是在财务计算上面的专业，但我不是这样，我自己做导演、做投资人的电影，永远是不惜工本地拍下去，一定要拍到最好，所以真正的成龙作品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跟外国人的去媲美，同样获得很高的知名度和票房成绩。我们在《蝙蝠侠》《蜘蛛侠》这样的电影上面拼不过他们，但是这种真拼真打的动作戏功夫片，他们拼不过我们。好莱坞没有这样的电影，可以自己做导演，自己设计动作，自己亲自上阵去打。 有个小故事我常跟大家讲，是关于我和斯皮尔伯格的。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很紧张，觉得人家是大导演，也不知道该聊点什么。结果一开门，他就很热情地过来叫着“oton, button, button。接着他说，那你在拍电影的时候，那么多危险动作，要么就是从楼顶跳下来，要么就是从峡谷跳下来，你又是怎么做到的呢？我说，哦，我的更简单，就是Rolling，a，jump，cut，al！ 第三章 越挫越勇 什么是成龙电影 “成龙电影”形成完整而独立的风格，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 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武行、武术指导、男主角的不同洗礼之后，我依旧没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名堂。那段时间很沮丧，拍过的电影都不是自己想拍的，尽管能够看出其中很明显的问题，但自己人微言轻，没有说话的机会，更没有空间去拍自己真正想拍的东西。直到有天独立制作公司的吴思远先生来找，他希望向罗维导演的公司租借我去拍新片。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意外的机会，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如果让你拍一部完全自己主导的电影，你会想拍什么呢？”吴思远开门见山地问我。我一时没答上来。过去的生活经验总是让我告诉自己，你不重要，你的意见也不重要，在前辈们面前，你只有乖乖听话的份儿。 沉思片刻，我把自己的想法娓娓道来：“吴先生，现在所有人都希望制造第二个李小龙，我也被迫去做了很多这样的尝试，但没有人可以成功，他已经是一个神话，不可能有人真的超越他。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不去开辟全新的路呢？” 看得出来，吴思远对我的观点很认同。我干脆站起身，用表情和动作向他做更细致的说明：“李小龙总是把腿踢得很高，那我就要把腿踢得低一些，李小龙在跟别人打斗时会大喊大叫，表现的是他的气势和愤怒，那我在打斗的时候就可以一边叫一边做鬼脸，表现的是自己有多疼。李小龙在观众心目中是超人，那我就要做一个普通人。我希望去演那种小人物，他们也有很多缺点和无奈，他们不是万能的，更不是什么大侠或英雄。” 看完我的表演，吴思远用力地握了握我的手，“你说的没错！我们就要拍这样的电影！” 在这样的创作理念带领下，我与吴思远合作，连续拍摄了《蛇形刁手》和《醉拳》。这两部电影大获成功，有的甚至超过了李小龙电影的票房，我再也不是“票房毒药”了，一夜之间，我成了大家争相抢夺的对象，变成了票房灵药。 签约嘉禾的当天，何冠昌先生向我保证，只要是我拍摄的电影，他们不会在预算上进行限制。我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拍到满意为止。这样短短一句话，确实是作为电影投资公司最大的魄力。我的电影从那时起，就逐渐形成了不惜工本的“坏毛病”。 当时我跟吴思远合作的几部电影，正在引领当下的功夫片潮流，但刚刚签了新公司的我，则希望再度开启一些全新的创作思路。不再执着于怪师父和懒徒弟的角色设置，也不再专注于练功场面的陈述，我希望拍摄一部情节相对简洁，但价值取向很正面的电影，这点完全有别于李小龙系列电影和邵氏那些老的功夫片。在这样的想法驱动下，我拍摄了《师弟出马》，再次获得成功。这部电影也成为我向过去告别的一部里程碑之作。 《A计划》的尝试帮我确立了更新的电影风格——亲身上阵尝试极度危险的特技动作，这也成为我至今不同于别人的安身立命之本。观众来看我的电影，除了希望看到正面的故事、有趣的桥段、精彩的打斗之外，也都会期待看到我在新片里又做了怎样不要命的尝试。大家从最开始的惊声尖叫，觉得我是个疯子，后来也慢慢习惯了。我给自己设了一个走不出的迷局和难题，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挑战身体和胆量的极限。 当然，《A计划》还有很多地方被人称道，比如舍弃了古装改拍现代故事、动感十足的街头打斗，以及我和洪金宝、元彪的完美配合等，它在很多方面为功夫片打开了全新可能。 准备拍摄《快餐车》的时候，大师兄洪金宝提出了新的看法：“我想把剧组带到西班牙去拍摄。在香港拍片太麻烦了，到处都拿不到拍摄许可，这个地方一共就这么大，这里不让用，那里不让用，电影没有特别的场景怎么可能会好看！我们要去外面看一看。” 我特别赞同他的话。更进一步来说，我们不仅应该更多地加入国外场景，还应该加入国外的演员，让电影更加具有国际气质和异域风情，这不光对于本土观众来说是好事，也为电影增加了海外发行的可能。 最终，《快餐车》在全球范围取得了成功。我们用自己的亲身体验证明了，虽然拍摄预算远远低于好莱坞，没有他们那么好的特效技术，也没有全球背景大公司的营销发行，但我们依然有别人不具备的核心竞争力，那就是必须由人来完成的精彩打斗和危险动作。 实际上，在《龙少爷》之后，就已经没有哪家保险公司会为“成龙电影”承保了，我上了全世界保险公司的黑名单。 那么总结下来，到底什么是“成龙电影”呢？我认为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我从来不是无所不能的英雄，反而每部电影里都被打得很惨。我没有形象包袱，从来不会顾忌自己在镜头里是否难看。我演的通常都是小人物，有很多弱点和毛病，他们一般不会主动介入纷争，常常是被迫出手，最后绝处逢生。 第二，我的电影剧本从来不对动作场景进行细致描述，因为我永远都更喜欢临场发挥，跟伙伴们现场进行创作。一场重要的打斗，在我剧本里常常只有两个字的描述，比如“大打”，或者“小打”。过去美国电影里的打斗经常很快就结束，这是为了表现主角有多厉害，我的电影里经常是从头打到尾，而这些画面正是观众想看的。再后来我去美国拍戏，美国人的剧本在动作戏的段落也变成只有一句话——“let Jackie design”（让成龙设计）。 第三，搏命动作。别人的电影经常会用多个镜头表现一个动作，但在成龙电影里，只要这个动作够精彩、够危险，我一定是亲身上阵，并且用一个完整镜头把它记录下来。举例来说，如果剧情需要我从楼顶跳下来，那我就会在电影里展示跳楼的全过程。 第四，别人的剧本创作都是从故事剧情出发，但我的剧本创作则是从动作场面出发。我和搭档们经常会在精彩动作的基础上去构思剧情。这乍一听显得很不靠谱，但这就是我这些年的创作历程。 第五，我的电影永远会在全世界取景，我希望跑遍世界每一个有意思的角落，把它们放进我的镜头里。 第六，我的电影价值观永远正面。我从不在自己的片子里表现低俗、下流、残忍、负面的东西。我跟成家班的人讲过，这辈子，我不要做第一，我要做唯一。 第三章 越挫越勇 献给影迷 2012年12月，《十二生肖》到达沈阳站做宣传，进影院做见面会的时候，我见到了传说中的“刺青哥”。他是我多年的影迷，把我很多部电影的名字都文在了背后，最新一个就是《十二生肖》。那天他带着孩子一起来看我，我送了他一件自己品牌的羽绒服。 有时候回想起来，从开始拥有影迷到今天，跟他们之间有太多故事。疯狂的，离奇的，感人的，吓人的……都有。我很清楚地知道，没有影迷们的支持，就没有今天的成龙。 当年我在东南亚迅速蹿红，所有的影迷里面就数日本的女孩们最疯狂。 她们总是神通广大能拿到我的行程，之后就买机票全世界地跟着，打听到我住在哪个酒店哪个房间，那一整层楼就会被她们包掉，三四个女孩一起分一个房间。她们不会过来打扰，但只要我一出现在走廊，所有的门就会“咔嗒”一声一起打开。有时候一天工作结束，当地朋友要带我出去吃个饭玩一玩，我也很想去放松一下，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很难做到。所有活动完成，要先回房间换衣服，不然穿那些西装礼服出去多傻。影迷们通常是跟着我活动的步伐，从外面一起回到酒店。回房之后，只要我一开门要出来，她们就都打开门看着，这样我就不敢往外走了，我知道自己去哪里她们就会跟去哪里。 大摇大摆不可以，我就试轻声轻脚的，悄悄打开门，小声跟朋友说，“走了走了”，但只要一站到走廊上，所有房间的门就又打开，她们又都出来了。我有点尴尬，只好说：“啊，我是出来跟你们打个招呼，然后就要回去睡觉了。” 反复这样几次就觉得很惨，到了国外哪里都不能去，想去吃点好吃的都不行。晚上只要我的房间的灯亮着，她们就都不睡觉，一直等着。我又是个喜欢晚睡的人，不想让她们在那里陪着熬夜，就去洗手间拿毛巾出来，把房间门口下面的缝隙堵住，光透不出去，这样我就可以在房间里想待多晚就多晚。 那些女孩看我房间没有光了，也就都慢慢休息了。发现这个办法之后，我有时就会等很晚以后再跟朋友悄悄出去。 到今天，很多日本影迷已经是抱着小学生的妈妈了。我去日本做活动的时候，她们有的会抱着两个孩子一起来，有的甚至是带着女儿和外孙一起来，她们真的很忠诚。 我在香港的公司有两个门。因为经常有很疯狂的影迷跑到公司等我，如果赶上我要进公司开会谈工作，同事就会提前给我打电话，说门口有影迷在等，大哥你今天最好从后门进来。我就会听他们的话。 曾经有一个德国男生，每天站在我的公司门口等，手里拿个箱子。同事让他进门去喝点水，拿点签名小礼物之类，他也不听，不进去。好多天路过前门都看到他站在那里，我觉得很可怜，心里不忍，就让同事把他请进公司里面来，说大哥今天在，要见你。他进来之后看到我，全身都在发抖。我问他为什么每天站在这里，他说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加入成家班。这次来香港之前，我已经下定决心，如果见不到你，达不成愿望，我是不会回国的。 我转身跟助理说，安排他明天到现场。当时正在拍《重案组》，我就真的把他放进剧组里。他问要不要表演功夫给我看，我说不用，你就在现场先学东西。第二天一早，他就到了现场，就跟成家班在一起，拿海绵啊，搬东西啊，做一些琐碎的事情，表现很好。那时候我已经有了一些跟影迷相处的经验，对一些很疯狂的影迷，不能一下子跟他们太亲密，不然担心他们的情绪会出问题，所以在片场我也不跟他讲话，吃饭的时候也不跟他坐在一起，他就跟成家班坐在一起吃饭。 过了一阵子，助理跟我说，那个德国男生要回家，他的妈妈生病了，但他没钱买机票。我说，好，给他买机票让他回去吧。一个礼拜之后，他居然又回来了。我问他怎么回事，他的理由把大家乐坏了，“我从来到这里见到你，到进入片场，再到回家，好像做了一场梦一样。回国之后的这一个礼拜，跟所有人讲这个经历，没有一个人相信，都说我在吹牛。弄得我也不相信自己来过，你真的收下了我，还带我一起在剧组工作。我竟然忘了跟你拍一张照片来证明这件事。现在回来就是为了跟你拍一张照片，带回去给他们看。” 我跟他拍了一张照片，他就带着照片离开了。几年前我带《功夫梦》去德国宣传，居然又见到了他。他站在人群中大声叫我，看到他我也很惊喜，我问他怎么样，他说自己已经在拍电影，在德国的片场做武术指导了，我一听就觉得很开心。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他的功夫还真的不错。 有个日本女孩，每天都来现场看我拍戏。她来到香港，找到嘉禾公司的片场，那时片场附近有个斜坡，那里总会竖个牌子，每天贴出来明天的通告，几点是什么戏，演员是谁。大家收工之前就会去看通告，这个日本女孩也很快学会了看通告。 我每天都能在片场看到她。她总是倚在一个墙边，只露着半个脸，看着我，我走到哪里，她的眼光就跟到哪里。我换个地方待着，她就会换到附近找一个墙倚着，再继续看着我。片场要是哪个女孩跟我讲话，她就会拿很恨的眼神瞪着她。久而久之，我就觉得她很可怜，很不容易，就让工作人员叫她一起吃饭。我从很早的时候就是一大帮人一起吃饭，那时候我坐在里面，让工作人员带着她一起坐在外面。 有时候她一见到我，就用日文打招呼，“哦哈呦”，接着跟我一握手，就动作很快地塞个纸条给我。开始的时候纸条内容还比较正常，大概就是一些祝福的话，后来内容慢慢就变了。比如她会写，“我知道你不方便公开跟我怎样，没关系，只要你看着我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们两个心里都有感应。”她那时候为了我去学中文，写的句子虽然会有不通顺的地方，但也可以看得明白。开始的时候她的落款是Yumiko，到了后面就开始写“陈太”了。到了我的片场，她也会跟人家说“我是陈太”。 她拿普通的旅行签证到香港，到了一定时间要离境，她就先去一趟澳门，再从澳门转回香港来，后来就干脆不理签证了。等到移民局的人找到她请她走，她就跟移民局的人说是我老婆。移民局的人很莫名其妙，啊？成龙的老婆？虽然不太相信，但居然也给她一次护照延期。后来她总是这样，移民局就打电话到公司来查询，公司同事就说没有这回事啊。再后来她已经慢慢快没钱了，住的酒店从好的变成中等的，最后变成很差的。我开始意识到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不能再一味地出于不忍让她沉迷下去，丢掉自己的正常生活。 后来有一次她把我们吓坏了。我的戏拍完了，进入后期阶段。她在片场看不到我，就打听到了我住的地方。一天晚上我们大家去看剪辑，凌晨4点才一起收工回来，下车就急匆匆地往房间走。一进走廊，她隐在墙边忽然从暗处走出来，跟我说“hi……”，把我和几个同事吓了一大跳，很恐怖。如此几回之后，大家就开始害怕了，她总是坚称自己是陈太，已经开始有点妄想症了。公司同事只好报告移民局，请她回国。现在想起来也蛮难过的，可是当时真的没办法，怕她那样下去会做出什么傻事。 原来我每年都会组织一个给影迷的圣诞Party，全部都是几百人上千人的规模，最多的时候达到过4000人。大家从全世界各地来到香港，我会安排十几辆巴士去机场接他们，车上挂着“成龙国际影迷会”的标志。香港才有多大？每次我一办这种活动就会满城皆知，很多酒店爆满。有时候如果赶上我在拍戏期间，还会安排巴士带着影迷来探班，先是两辆巴士，大家看完之后离开，再来两辆巴士，如果十几辆车一起来，现场会挤不下。 每次影迷大Party都有16个成家班的人，站在我身边做保镖兼助理，我负责握手，他们负责送礼物和拍照。影迷都会排好队，过来之前把相机调好，我跟她们握手，成家班就拿相机拍照，再送出礼物。那么多人参加的活动，一定要有这种效率和流程。过来，握手，拍照，离开，拿礼物，下一个。成家班跟我配合得很好，很默契。最早的时候我还签名呢，那样整个弄完就要差不多一天的时间，后来就不签了。 有一次，一个女孩走过来的时候，用英文问我“May I……”，人很多，我听不清楚，就说可以可以。她就抬起手，“啪”，轻轻地打了我脸一下。我就愣了，成家班也跟着愣了。大家都没想到，我就说没事没事，这个女孩就走了，就换下一个。第二年，她又来了，排队签名。到我给她签的时候，笔掉了，我就弯腰去捡笔，起来之后，她“啪”地打了我一大巴掌，很重的一下。我很惊讶地看着她，她就朝我一笑。成家班想过来抓她，我拦住说没事没事，她又一笑就走了。后面排队的女孩看见她打我就开始哭，我就跟大家说没关系没关系，咱们继续。 第三年，她居然又来了。还是这样的情况，又是一大巴掌。我就觉得不行了，这人怎么这样呢？活动结束我就跟成家班说，你们要留意一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连续几年都这样？他们就把这三年的录影带全部看了一次，把她找了出来。原来她每年都会变不同的样子过来，不同的头发，不同的装。第四年，她一下飞机刚上巴士，工作人员就认出她了。到了活动现场，成家班已经知道她是哪一个，等她走过来的时候，大家就严阵以待地盯着。她走过来又朝我笑，刚一抬手就被成家班一把抓住，带到了旁边。影迷会的负责人问她：“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她很淡定，“现在证明你们记住我了，他也记住我了。”大家目瞪口呆，竟然还有这样的影迷。“可是你这样的话，以后不能再参加影迷会的活动了。”她很平静地说：“没关系。我远远看着就可以。” 他们告诉我情况之后，我忽然就想起约翰列侬被歌迷开枪打死，心里就有点害怕。跟他相比，我被打一巴掌还算好的了。 以后的影迷活动，握手都改成用左手。拍照的时候，我的右手放在后面，拍完一个，右手把她们轻轻推一下送出去，就换下一个。过程中如果她们有什么意外动作，我左手抓着她们的手，右手也可以反应得过来。那时候做活动，工作人员也开始做比较细致的检查，看有没有人假装影迷携带危险品之类的。 现在，我不做这种活动已经很多年了，这些年也开始放松警惕。没想到前段时间又遇到她。我去参加一个活动，站在舞台上，她就在舞台下面。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在台上挥手说再见，就看台下有个女孩拼命朝我招手，我走过去问是什么事，她忽然跳起来想要打我，幸好当时反应快，“哎哟”往后一躲，仔细一看，竟然又是她，又变了装。时隔那么多年，都快忘了的时候，竟然又遇到，她还是那么执着地想要扇我巴掌…… 还有一个菲律宾的女孩。买了单程机票，来香港一定要找我，每天站在公司门口等。 同事说我在美国，她又买了机票飞到美国。到了美国，她以为我在旧金山，但我当时住在洛杉矶。有一次到旧金山做“成龙日”的活动，市长跟我一起参加，活动结束之后我坐了一辆敞篷车在路上，忽然之间就看见这个女孩，正在马路对面对着我大叫。 我原来曾经在香港见到过她，心想，她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第二天我到Sacramento（萨克拉门托）参加慈善拍卖会。一到举办活动的酒店大堂就又看到她，红色的嘴唇，红色的衣服，红色的皮鞋，红色的皮箱。她看到我就冲过来，“我是为了你才来这里啊”，我说“谢谢谢谢”。活动结束之后她一直跟着我。我要进电梯时，她也跟着冲过来，酒店保安说对不起小姐你先不要上来，她指着我说“我是跟他一起的”，但还是被拦住，我就先上楼去了。 后来酒店的工作人员过来敲门，说那个女孩没有地方住，跟我们说她是你的女朋友。我说不是我的女朋友，你们看能不能安排她一下。 第二天早上我6点钟的车要离开，保镖过来跟我说，那个女孩子还在大堂。 我觉得她很可怜，就说一会儿下去的时候去跟她打个招呼，保镖说：“你还是不要去了，车子已经停在门口，一下到大堂我们就带你马上上车。我们的工作是保证你的安全，希望你能听我们的意见。”本来想争几句，但听他们这么说也就算了。 我站在酒店房间往下看，一个红色衣服的女孩正在马路边站着。她看到我的车子开到酒店门口，就知道我快要出来了。我看了心里就有点不忍心，又跟保镖商量，一会儿下去还是跟她见见面吧，人家等了我一天啊，她一个女孩子能怎么样呢。他们坚持说不行，“不能见，万一出什么问题我们承担不起责任。”“好好好，算了，你们说怎样就怎样吧。”“现在一出门你就上第一部车子，我们马上就开车。”我说：“好吧。” 我们总共有三辆车，停在了路的两边，我一下去就上了路对面那一辆，车子马上开动了。那个女孩本来是站在门口这边等我，一看我上了另外一部车，车已经开动，她很错愕，马上冲过来，那一幕到现在我还记得。 我转头，透过车的后窗，看着她用力跑着追过来，跑了几步，皮箱掉了，再跑几步，高跟鞋掉了，再跑，人又摔倒了……就像电影里的画面一样，我看着真的很心痛，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觉得自己很残忍。 没多久，她又追到我在洛杉矶的家，在门口站着，怎么都不肯走。工作人员最后只能报警，让警察带她离开。 再后来我在拉斯维加斯开演唱会，她跟工作人员说自己在场地里面放了炸弹。大家赶快报警，清场之后又封场，警察带着警犬在里面搜，最后也没有搜到，弄得虚惊一场，给那场活动造成很大麻烦。那时候她已经开始失去控制，大家只好严密地防备她，以免哪天真的做出傻事。 这样的事情经历多了，经验也越来越多，成家班的人有一句话，“Eye always on Jackie”。他们保护我，我自己也会留意，遇到可疑的人，他们也没办法近我的身。 去世界各地，酒店房间门口总会放着一些花和卡片，上面写的内容千奇百怪，有一类就会写：“我在几号房间等你，我没有别的要求，只想要你的小孩，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跟别人说。”各种语言的都有，看到觉得好笑又可爱。跟他们之间的故事太多讲不完，但在我心里一直为他们保留着一片空间。如果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一场缘分，我很感谢这辈子你们愿意追随Jackie 。 谨以此文，献给我那些疯狂又可爱的影迷们。 第三章 越挫越勇 越挫越勇 我们这一代人，从小看成龙电影，只是知道这个人很敢，竟然亲自上阵去做那么多危险动作，关于这个人的成长历程，他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其实并不了解。慢慢地熟悉起来之后，我发现他在人生中不止一次遭遇严重失败，有几次已经跌到谷底，放在别人身上，可能早就放弃了，但他就是有种韧性，一次次跌倒，一次次爬起来。这也许是大哥的运气，也许是天降大任，注定要经历这些磨炼才让他有今天的成就。 有的人可能会说，因为你是大哥，所以你这么多年的艰辛和努力才会有人看见，但其实在伴随失败而成长的过程中，大哥会慢慢去发现一些人，把他们聚拢到身边来，给他们更多的发展机会。这时候，大哥自己好像成了一面镜子，镜子里面反映出来的人，有的很努力，有的很勤奋，有的很敬业，有的也像他一样，遇到困难百折不挠。他把自己面对挫折时的态度投射到了别人身上，在这个世界上不断寻找同类。 坐在监视器后面的大哥，看似在自己的世界里忙，其实眼睛就像雷达一样不断观察周围。多年来积累下来的经验已经造就了一种直觉，只需要扫几眼，就知道谁在偷懒，谁在认真干活。不管是打光的、推轨的、弄道具的，还是各岗位上的工作人员，一举一动都在他的观察之下。 多年前大哥还在做武行的时候，在片场就是靠工作态度征服了大家，咚的一声摔在地上也坚决不叫疼，人家问有事没事，他会装作若无其事地说没事，再站起身自己躲到旁边龇牙咧嘴。其实这些人家也会看在眼里，那么重摔在地上怎么可能会没事？但这个人的态度够好，下次开工就还会叫上他，给了他更多的工作机会和学习机会。现在换自己坐在导演椅上，也换成自己去发现这些可造之材。他经常说：“今天你们所做的点点滴滴，千万不要以为人家看不见。”现在成家班所有的武行都是他在拍电影的过程中找来的，平时看到那些总是在默默做事而不去邀功的人，就会把他们请来自己的公司做事，其中很多人从被发现到今天，已经跟着大哥工作了二三十年。 当初会找丁晟来拍《大兵小将》，很多人都很惊讶。其实在决定合作之前，大哥已经默默观察了这个人很久。最初丁晟是广告导演，跟大哥合作过几次广告的拍摄，拍的过程中，丁晟并不知道大哥正在远处观察他，而大哥慢慢发现他的现场调配能力和沉稳的性格，跟当下很多焦虑毛躁的人相比，显得非常特别。再接触下来，发现这个人竟然是个全才，会演戏、填词、唱歌、画画、导演、剪接、篆刻……想到《大兵小将》这个故事自己已经酝酿了二十几年，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来做，就跟丁晟谈了谈，给了他一个比较成型的剧本。一个月之后，丁晟给大哥提交了详细的计划报告，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服装应该是怎样，道具应该是怎样，还帮大哥挑出了剧本里一些跟时代相关的小错误。看到这份详细的报告，大哥当即决定这部戏就交给他。2013年，两人又合作了《警察故事2013》。 大哥经常会教育身边的年轻人，细节决定成败。 在片场他每次看镜头的时候，基本不太去看主角是怎样，这些重要的部分相信大家已经准备得很好，他会注意的是旁边的临时演员和道具陈设，这些反而更加要紧，穿帮和漏洞往往都出在这里。一个大将军站在前面威风凛凛，后面站了两个兵却是无精打采，帽子戴得都是歪的，这就不行。拍古装戏的时候，就要去检查大家妆容上的问题，现场有没有现代化器具的穿帮，每次大哥站在镜头前演戏的时候，都会提醒摄影师：“别看我，帮我看看后面的景和群众演员。” 大哥很欣赏敬业的人，工作态度在他眼中非常重要。 《十二生肖》里的张蓝心就是因为这一点被选中。当时选角导演给大哥看录像，看了前面三个人的表现，大哥就拍板定了张蓝心。“我的选角导演和动作组去挑人的时候，镜头摆在旁边是不停在拍的，不是说你表演动作的时候才拍，我就是要通过这个看细节。很多人没有留意到这一点，当听到说‘再来一遍’的时候，就会面露不悦，等再被要求‘能不能换个角度再来一遍’，甚至就会有点不耐烦。每次看到这样的人，不管她打得有多好，我都会马上按快进，后面演戏的部分看都不看，直接跳到下一个。看到张蓝心的时候，她很不一样，拍完一个之后会很主动也很有礼貌地说：‘老师对不起，可不可以给我再来一次？’接着看到她转身对着镜子练踢腿，然后说：‘可以了老师，我再来一次。’看到这里我转头就对制片说，就她了。制片跟我说，其实前面和后面都有几个技术比她好的。我说不管前面还是后面我都不要了，我不喜欢她们那样的人，就算功夫再比她好也没有用，我就要这个人，我喜欢她的工作态度！” 一直以来，大哥在拍戏方面都爱用新人，他不喜欢跟大牌合作时那种麻烦。跟他们拍戏会很累，自己也不开心。今天没期明天没期，你只能一直拍替身，要么就是把戏拨给其他主演，这样出来效果自然不会好看。他的电影已经不需要别人帮忙撑市场，所以不如跟新人合作来得干脆，新人可以一天到晚跟着在剧组，随时学习东西也随时上阵去拍，这样就省掉很多麻烦。 新人们可以得到跟大哥合作的机会，可能凭借一部戏就被全世界的观众认识，这在行业内是极为难得的福气。大哥在很多时候会想起当年的自己，是多么盼望别人能给自己一次机会，尤其在经历了那么多次的挫折之后，如果没有那些站出来拉他一把的贵人，很难一次次渡过难关。现在自己变成了那个可以给别人机会的人，他也一直尽量地去帮助别人。 在经历了多次严重挫折之后，大哥一次次重整旗鼓走到今天，逐渐找到了属于成龙的独特电影风格。这么多年来，大哥的影迷作为一群独特的存在，在追随大哥的过程中，竟也透着一股越挫越勇的精神。大哥不只在工作中永不放弃坚持到底，在生活中也经常为小事执着。 二十一二岁刚到美国的时候，大哥发现有个店的游戏机很好玩。其中有个游戏，据他形容是用一个三角形的火箭去打石头，一打过去那个石头变两块，两块再变四块，然后每一块再变四块……刚开始玩的时候，他总是刚一开机就死，一开机就死，这下斗志被激发了，他天天跑去那里玩。当时是两毛半美金玩一次，他一天能花掉五六十块美金。 打到后来变成什么情况呢？先是一台机器里面排行榜的10个排名全都是JC，接着他又从第一台机器打到最后一台机器，整个厅里面的20台机器全部都是JC，那时候变成他只花两毛半就可以打一整天。那个游戏里，玩家每得到10万分就能得到一个飞机，到最后大哥有二十几个飞机，分数高到故意让自己死，开机之后先走到旁边叫个比萨可乐，跟aiter说等一下过来拿，回来看着机器继续打，比萨来了就吃，一边吃一边看着屏幕，等旁边人说快点快点，马上就要死啦！大哥就很轻松地把它救过来。 别以为20多岁的他才会这样，其实在《十二生肖》宣传的途中，大哥在私人飞机上的时间除了跟大家聊天，就是抱着一台iPad打游戏，依然要把所有的排行榜上都打上自己的名字。 大哥在内地的合作伙伴綦总，曾经给我讲过一个小故事。有一回，他们俩一起坐飞机去国外，上了飞机之后，綦总拿着iPad给大哥介绍一个游戏，说这个游戏特别难打，属于排阵的那一种，你如果想打的话，应该怎么打怎么打，用哪些技巧，不然的话肯定很快就挂掉了。说完，綦总就去睡觉了。等他睡醒之后，大哥已经玩这个游戏玩了十几个小时。綦总把iPad拿过来一看，傻眼了。整个排行榜全都是JC的名字。这已经是好几个月以前的事了，到现在，綦总依然没有破掉大哥在他iPad上留下的纪录…… 你说他幼稚也好，强迫症也好，其实这些打游戏的小故事，也透着一种越挫越勇、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呢。 第四章 大智若愚 黑社会 很多年前，香港和台湾的黑社会都很猖獗，很多时候跟演艺圈搅在一起，我们避不开。 有天我们几个人吃牛扒，忽然有个小孩，胸前挂一个口袋，手就塞在里面，哐当一脚踢开门，我们抬头看他，他也看着我们，就觉得有点不对劲。我旁边的人就说：“你别走！你干什么的？”“没事。”“操！你拿出来，别他妈的吓人，你把手拿出来，说你是干什么的？”那小孩转身就走了，结果他是要去旁边的房间，刚开始过来开错门了。我那个牛扒吃得是心惊胆战，完全吃不下去。就在他们俩对话的时候，我还把烟灰缸啊杯子啊都偷偷藏起来。那个小孩袋子里面装的应该是手榴弹，如果对方人多火力强就直接丢手榴弹了。 有一年我拍戏，住在林肯酒店，做武术指导。那天快要收工了，天气很热，我就站在外面。这时候就看两个人走过来，问，谁是武术指导？我说我是，什么事？他们就说，兄弟什么都没有，扁钻一根，你们看着办。“扁钻”就是像戒指一样的圈，外面有很长的三角形铁刺，用大拇指勾着，用来捅人。如果只是想伤到你，但不害你性命，他们会在尖头上绑一团布，露出来只有一两公分，能把你的肉都捅烂，很长时间都好不了。看他们两个很嚣张的样子，我就说，哦，我去跟制片说一下。进去就问大家，这些都是什么人啊？那时候片场有些工作人员也是有帮派背景的，大家就跟我出来看，对方看人多，就先转身走了。 那个时候我爸爸在澳大利亚做厨师，台湾有一种菜刀很有名，我忘了是什么牌子，就买了两把菜刀放在行李里面，准备杀青之后送给爸爸。平时在剧组的时候，我的房间门要么就是开着的，要么就是听到人按铃，过去就直接开，也不看门外是谁，开了就转身，反正都是自己人才会来我房间。像现在也一样，知道工作人员会过来，我就会把房间的锁拧出来别住门，就不管了。 那天早上6点多，听到门铃叮咚一声，我想应该是有人来接我拍戏。我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回事，就很自然地趴在猫眼看了一下，这一看不要紧，外面两把三尺六的武士刀！两个人一人抓着一把，就站在门口。我当时下意识地往后一仰，整个人就觉得浑身发麻，接着就轻轻往后退，一退之后整个人就在发抖，看着门下面的两只脚的影子正在晃。 我当时就想，怎么会这样子？不要慌，定！之后就回房间，把要送给爸爸的两把菜刀拿出来，把武行的那种保护身体的护具戴上，每样戴两个，小臂大臂都护好，跟自己说：“我有菜刀，不要怕。”我练习武术的，自己知道，如果你用两把刀，很容易伤到自己，比如说你右手拿刀往左方砍，就容易砍到自己的左臂，所以我又跟自己说：“我有两把刀，我有两把刀。” 这时候就已经不怕了，一拿武器在手里整个人就很定。再轻轻地走到门前，想的是只要一开门马上就砍。等我走过去再往外面一看，发现外面已经没人了，那两个人已经走了。我就把菜刀放下，拿个枕头捂住电话，小声说，喂，我出事了，你们快来。放下电话，又拿着菜刀站在门口，看着底下有没有脚的影子，心想，你们敢回来我就砍你们，甚至还想追出去砍他们。 等了二三十分钟吧，叮咚，门铃又响，一看，是我的两个徒弟。我开门，看两个都是穿西装，但走进来的样子很好玩，好像一条腿是瘸的，就问，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原来他们也带三尺六，但不能拿在手里明晃晃的过来，就插在裤管里面，搞得走路是僵硬的。我跟他们描述了刚才的情况，他们说，没事，不怕，我们刚刚在下面也没看到可疑的人。 他们进来了，我就回房间换衣服，换完就下楼，下去一看，整个大堂都是背着武器的人，他们跟我说，大哥，都是自己人！哇，我就像个黑社会大哥一样，带着人往外走，带他们去餐厅吃饭。 后来确认那两个人就是冲我来的，因为白天我在片场没给面子，晚上就过来寻仇。还好我没马上开门，他们待了一会儿就走了。如果我像平时那样不看是谁，一开门转身就走，那就完了，肯定就被砍了。之后继续开工，剧组就找来两个年轻人，身上带着武器，每天守在片场。 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 除了这种人身的危险，有时候还要防备骗局，跟他们斗智斗勇还蛮精彩的。有时候一收工，当地的制片就会很热情地邀请我去他们家，一进去发现没什么人，只有一个人来开门，我就问，大家干什么呢？他说在里面赌牌九。 我从小出来跑江湖，见多了各种各样骗人的，自己就留了一个心眼儿，小心被人家捉黄脚鸡。走到里面房间，确实一大群人全部都在赌。我就故意说：“这样子吧，咱们先吃晚饭，吃完再赌好不好？”他们就说“好好好”，接着马上把牌放下，我心里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如果你真的是在玩牌，怎么会这样？比如你们现在几个人在玩斗地主，有人说咱们先吃饭吧，你们是不是会把手里这把牌打完再走？结果他们都特别干脆，把牌一放就说：“好，吃饭！”我心想，哼，连设计都没设计好。 接着就坐下来跟他们吃饭，吃的时候故意喝一点酒，吃完之后就说，哎呀，改天跟你们赌吧，我今天赶着回去，喝了酒有点不舒服，咱们明天再约。第二天就直接坐飞机离开。 好几年以后，当时的制片自己跟我讲，大哥对不起，那一次我们是全部人在那里要设计你的。那时候有不少人上当，到那边就被人设计，一下就输1000多万。输了之后你的责任就是把其他明星拉来赌钱，就像传销一样，台湾叫做会。 有一次，在台湾有朋友陪我吃饭，一坐下来就介绍这是什么帮，那是什么帮，我一听就知道是什么情况了。吃完饭之后他们带我们逛街，一逛街就逛到那个地下赌场，一去马上就先给我50万台币的筹码去赌。我说我改天再来吧，我今天喝了酒，就躲过一劫。 第二次，又是同一帮人跟我吃饭。我当时就想，如果我今天吃完饭，肯定还是被带到那个赌场去，于是我马上二话不说，直接12杯威士忌，倒得满满的，每人跟他们干一杯，干完一坐下我就吐，一吐我就被送回酒店了。这样就最好。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还真是不容易。还有很多故事，如果能够拍出来，真会是一部“武侠片”。也幸亏自己从小出来跑江湖，见过很多场面，也听了很多事情，所以自己总是小心小心再小心。尤其爸爸那几句话，一直在我的耳边提醒我：“别沾赌，别沾毒，别沾黑社会。” 第四章 大智若愚 要学习 做武行演死尸那会儿，只要不拍的时候，我就躲在旁边看导演拍戏，一说要开始的时候，就又躺回地上。看人家怎么打，怎么安排镜头，怎么布置方位，怎么演戏……每天都像在上课一样，久而久之就学了很多东西，慢慢铺成了我未来做武术指导和导演的路。后来在全世界接触的人多了，就跟所有人学习不同的东西，只有这样，你才知道自己懂的永远都不够。 刚到美国的时候，点餐只会说鸡蛋、牛奶、培根、烤面包四个单词，人家问我鸡蛋怎么做我都听不懂，闹出不少误会，自己也觉得很丢脸，还因为这样不愿意去餐厅吃饭，饿得半夜打电话回香港跟同事诉苦。 后来人家又教我说汉堡、炸薯条和可乐。就又只会这几个词，连续吃了很长时间快餐，吃到胆固醇超标。美国人一般都很热情，陌生人之间也会互相打招呼，假如是在电梯里面遇见，他们也会先跟你打招呼，Good M，我也回一句Good M，接着人家就会问，where are you from之类的，说的话稍微多一点，我就听不懂也答不上来了，这样就觉得很尴尬。从那之后，只要我在电梯里面看到人家走进来，就赶紧低头假装在系鞋带，人家出去了再站起来，等有人再进来，我就再系鞋带，就是为了躲过人家的眼神，避免跟人家交谈。 跟一些年轻人合作拍戏，我就发现他们简直太厉害了。学东西的速度和认真程度，我都很佩服。拍《尖峰时刻2》的时候，我想找新人，他们就跟我说，现在新人里章子怡很不错，我说好啊，就把她推荐给导演，老外就同意找她来做反派。她刚开始的时候英文还不行，但合作起来就觉得这个女孩很聪明。英文学得快，招数学得快，你教她什么都学得像，摆出来的架子像模像样，在外国那些观众也都很喜欢她。再比如张静初，她刚刚跟我合作的时候，英文就已经说得很好了。这两个都是跟我拍美国片，到现场一讲都很厉害。拍《新宿事件》的时候，徐静蕾和范冰冰讲日文也照样叽里咕噜很流利，我就觉得自己很丢脸，我还算是学过一些日文的，到了现场还要写大字报，不然记不住。我很欣赏她们这种爱学习的人。 雪茄和红酒都是后来才培养的兴趣。开始喝红酒是因为医生的建议。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红酒不好喝，喜欢喝甜的白葡萄酒。那年我要去澳大利亚，需要在新加坡过境，中间接了个电话，要我检查身体，因为我要去美国拍戏，剧组需要拿到我的全身检查报告，这之后才能买保险。那时候每拍一部美国戏，就都要检查一次身体。那次检查完了之后，医生说我没事，结果我的经纪人就很多毛病，他当时喝威士忌、白兰地都是一整杯一整杯地喝，医生就跟他说，你不要再这么喝烈酒了，如果一定要喝酒的话，可以喝少量的红酒。 我听到了这句话，就问医生，红酒比较好吗？医生说，对，降低胆固醇。我就记住了这件事。接着就到澳大利亚去看爸爸妈妈了。在澳大利亚收到美国一封信，人家说新加坡的检查报告在美国不被接受，结果我又要重新在澳大利亚检查，又要抽血检验一大堆，又要去做我最讨厌的事——打针，真的很崩溃。查完医生问我，你平时吃什么？我说什么都吃啊。那你平时习惯长期吃的是什么？我想了想，说红豆汤、绿豆汤啊。他说，怪不得你身体这么好，血小板很好，就是喝这些喝的。那时候我就知道，选择正确的食物对身体是很重要的，于是又想起之前那个医生说的要喝红酒。 那喝什么红酒呢？法国的那些红酒的名字，我都记不住也很聪明。英文学得快，招数学得快，你教她什么都学得像，摆出来的架子像模像样，在外国那些观众也都很喜欢她。再比如张静初，她刚刚跟我合作的时候，英文就已经说得很好了。这两个都是跟我拍美国片，到现场一讲都很厉害。拍《新宿事件》的时候，徐静蕾和范冰冰讲日文也照样叽里咕噜很流利，我就觉得自己很丢脸，我还算是学过一些日文的，到了现场还要写大字报，不然记不住。我很欣赏她们这种爱学习的人。 雪茄和红酒都是后来才培养的兴趣。开始喝红酒是因为医生的建议。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红酒不好喝，喜欢喝甜的白葡萄酒。那年我要去澳大利亚，需要在新加坡过境，中间接了个电话，要我检查身体，因为我要去美国拍戏，剧组需要拿到我的全身检查报告，这之后才能买保险。那时候每拍一部美国戏，就都要检查一次身体。那次检查完了之后，医生说我没事，结果我的经纪人就很多毛病，他当时喝威士忌、白兰地都是一整杯一整杯地喝，医生就跟他说，你不要再这么喝烈酒了，如果一定要喝酒的话，可以喝少量的红酒。 我听到了这句话，就问医生，红酒比较好吗？医生说，对，降低胆固醇。我就记住了这件事。接着就到澳大利亚去看爸爸妈妈了。在澳大利亚收到美国一封信，人家说新加坡的检查报告在美国不被接受，结果我又要重新在澳大利亚检查，又要抽血检验一大堆，又要去做我最讨厌的事——打针，真的很崩溃。查完医生问我，你平时吃什么？我说什么都吃啊。那你平时习惯长期吃的是什么？我想了想，说红豆汤、绿豆汤啊。他说，怪不得你身体这么好，血小板很好，就是喝这些喝的。那时候我就知道，选择正确的食物对身体是很重要的，于是又想起之前那个医生说的要喝红酒。 那喝什么红酒呢？法国的那些红酒的名字，我都记不住也棒之类的，如果没有话题聊，每个人都会有一点尴尬。大家就讲酒和雪茄这种，你看哪种红酒好啊，1982年的某种酒好啊……每个人嘴里都说得一套一套的。我不懂就只能笑一笑，傻呵呵地坐在那里，之后就暗暗下决心，不行，要学！ 学雪茄怎么看、怎么抽、怎么选，学红酒怎么闻、怎么喝，学好之后再跟他们见面。那时候他们都是讨论法国红酒的，我就故意说，tralian is very good（澳大利亚有一个红酒很不错啊），叫什么什么品牌。他们就傻掉了，都问我这是一种什么酒。我说这就是澳大利亚的一种酒啊，有哪种哪种，特别是某一种最好喝，他们听完了就说，那我们要试一试。 那时候他们没有人懂澳大利亚红酒，我就故意跟他们不一样，接着就请他们喝我的存酒，后来一下子就把澳大利亚红酒炒起来了，价格翻了几十倍不止。那家红酒品牌很感谢我，还帮我出了一个成龙酒，用他们其中最好的一种酒的葡萄，一样的工序，整个酒庄帮我做出那一批酒。我的这批红酒跟人家的不同，后面写了一句“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只有我的酒后面有写这个。 这个酒当时就出了那一批，现在已经不出了，我自己还剩了几百瓶存在香港，很好喝，现在谁能有一瓶就不得了啊。刚开始酿造好这一批酒之后，他问我要多少瓶。说计划要送我100箱，问我还要多少，我想100箱很多啊，就说够了。结果这100箱真的就是一眨眼的工夫，没了。 这一批酒只出了22000箱，大概26万瓶，香港是600箱，台湾是2000箱，法国是3000箱……眼看卖得很快，我想，不行，我要往回收。刚开始收的时候已经是800块一瓶了，我说，好，收！到后面1200块一瓶，1600块一瓶，最后回收花了我几百万。现在我可不卖了，这批酒全世界只有我有。这批酒是1989年的，放到现在是最好喝的时候，现在我都拿来送礼物。 年轻的时候，我们经常一群人一起飙车，当时没什么人管这些，也不算是非法飙车。我们一起拍戏的那些人，收工了之后经常是在郊区，洪金宝、元彪、我、陈勋奇、曾志伟，大家就自己去玩，有时候也内部赌赌钱。后来去美国拍一部片子叫《炮弹飞车》，里面用的都是三菱的车，完了之后他们就请我做形象代言人，一直代言到现在，我所有戏里面的车都是三菱。那时候我们就一起搞了一个“成龙杯”，是职业的赛车比赛，这个比赛弄了几年就变得不好玩了。我就想，怎么好玩呢？不如弄一个都是女明星赛车的“成龙杯”。 当时是在澳门举办，马上就大火，到了后来，很多去澳门的人看完“成龙杯”几乎就都走了，其他的职业比赛都不看了，觉得没什么好看的。连续做了好几年，每年他们都收我很贵的费用，场地费多少钱，各种费多少钱，后来有一年又涨价，我就觉得不太想做了，我给你带来效益你还收我那么多钱，后来就改到珠海、上海做。这个是慈善的用途，做一场赛事很辛苦，最后筹集不到一两百万元，我想这一两百万元还不如自己捐了算了，到处求人弄得很麻烦，最后就不做了。再往后就是我跟三菱车队一起参与职业比赛，巴黎—达喀尔拉力赛，我赞助国内的车队。 如今回头看，其实我反而想提醒大家，不要沉迷于玩这些东西。不管是红酒，还是雪茄，还是什么别的，都当作爱好就好，不要陷进去。你买了酒，就要酒箱、酒库，还要花费精力去保存。 当初我买很多好酒给爸爸。记得有一回，我接到澳大利亚打来的电话，是我的朋友，在我爸爸的家里，朋友就打给我说，你买给你爸爸的某一瓶很贵的酒，被打碎了。我说没关系啊，我下次再买一瓶。结果半夜我爸爸又打电话来，他说，其实那瓶酒没有打碎，我只是不舍得拿出来给你的朋友喝，我就哈哈一笑。很多年后，爸爸过世，我去澳大利亚安排后事。下葬之后，回到爸爸的家里去收拾东西，等我到他的酒库打开一看，我那么多年买给他的所有好酒都放在那里，他从来一瓶都没有舍得喝过。我当时非常伤心。就拿出了两瓶，跟我的经理人、所有陪我来送爸爸的人坐在一起，一边哭着一边喝。大家提醒我说，你确定要打开吗？我说，开啊，再留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现在，我已经不喜欢存红酒了，也几乎不再买了。家里还是有一大堆，我就尽量把它们都送掉，或者拿出来慈善拍卖，要么就是跟好朋友们一起分享。 除了雪茄、红酒、赛车，我还学了很多别的东西。打保龄球算是半专业，打入过香港地区的决赛，到了澳大利亚也打入过决赛。台球我算很擅长，现在眼睛花了，有点影响水平。羽毛球打得也不错。滑旱冰我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花式，翻跟斗之类的都可以。侧脚滑水、滑雪、单板滑雪、潜水、电单车、脚踏车、跳伞，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因为拍戏学回来的，平时没有时间去学，但拍戏要做什么就学什么，而且我学什么也都很快。 第四章 大智若愚 为什么穿唐装 为什么这些年我总是爱穿唐装呢？ 去美国拍《炮弹飞车》的时候，好莱坞还没有人认识我。我在电影里饰演一个日本人，在片场就被国外演员当成日本人，我解释了也没什么用。那段时间，我出席很多活动都穿西装。大家问我是哪里人，“ of Japan?”我就要解释说不，香港是香港，日本是日本。那个时候他们都不知道香港在哪里。在很多地方，亚洲人在他们眼里长得都差不多，再都穿西装，根本分不出来。 那时候我就想，不行，以后我要你们一看衣服就知道我是中国人，所以就开始穿唐装。久而久之，人家一看就知道，哦，你是中国人。后来真的在全世界都有名了之后，唐装就变成了我的一个标志，到哪里都不会跟别人撞衣服，永远是很特别的。你们看很多女明星害怕撞衫，但我很少会跟别人撞衫。 有件事情很有趣，其实很多年前，我还没开始穿唐装的时候，经常穿女装的衣服。 如果你看到我以前的照片，会发现很多都是女装，所以那时候我也不会跟男明星撞衣服。我都选女装的便装来穿。那个时候在法国拍戏，那里有女装的大码，我就能穿。颜色也都很好看，粉蓝色、粉红色，我很喜欢这些鲜艳的衣服，而且我那个时候还年轻，二十一二岁，还可以去尝试这些亮色和比较特别的款式。这就好像别人都在模仿《A计划》的时候我就拍《警察故事》，等他们模仿《警察故事》的时候我就拍《醉拳2》，永远跟人家不同，英文叫Outstanding，这也是从美国学回来的。 我记得当时美国有一本书，叫作《Dress for success》，讲关于穿衣服的成功学，非常有名，教你怎么去穿衣服，才会比较容易成功。当时我也看不太懂英文，就叫经理人把这本书买来，他一边看一边解释给我听。里面写的是，男人，一个领导者，穿蓝色的衣服、白色的条子代表至高无上的权威。如果两个人都穿同样蓝色的衣服，那么穿白色条子的那个就是至高无上的。女孩子在Office一定要穿过膝的裙子，戴眼镜，你戴眼镜给老板的感觉是你很用功，而且有书卷气。咖啡色的衣服不要穿，我已经忘了是为什么。那时候就看这些理论，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其实你看很多成功的艺人，他们都有自成一派的着装风格。迈克尔杰克逊、张国荣、梅艳芳、王菲……都是这样。王菲最早出道的时候叫王靖雯，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特点，等到她又改回叫王菲，慢慢找到自己的风格之后，就变得越来越有辨识度。很多国际明星都是这样，包括现在的很多韩国明星也是这样。你要抓出自己的一个特点，这样观众就会对你留下印象。一定要走特别的路。走别人的路容易，走自己的路会有点难，但假如你成功了，别人就会记得你。这也好比电影，大家一看我的电影，就知道是成龙式的电影，那么我就成功了。 第四章 大智若愚 与儿子相处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小孩子是要打的。父母管教小孩子，都是希望避免他们走一些弯路，尤其像我年轻的时候犯过一些错，现在就不希望他们重蹈覆辙，让他们更好地面对人生。可是如果你只是用讲的，那他其实不太会听，等到将来某一个年纪，发现自己闯祸了，那就已经晚了。 你看我们这一代人，我、元彪、洪金宝，我们吃饭不会掉一粒饭在台子上面。小时候在戏剧学院，我们掉一粒饭，师父的大嘴巴就抽过来了。看到老人家永远是恭恭敬敬，就连鞋子也永远是整整齐齐摆好的，但你看房祖名一回到家，永远都是一下两下把鞋子踢飞，然后永远穿个白袜子走来走去，新的白袜子，底马上就黑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不是他自己洗袜子，他不知道多难洗。如果叫他自己洗，他就不会这么做。我都是自己洗袜子，知道白袜子很难洗，所以每次穿的时候，都尽量不要碰脏东西，回去用肥皂搓一下，就干干净净的。 现在的小孩子很多时候不听管教，就是应该打，但是看到电视上那些虐童的又太离谱了。房祖名很小的时候，我打过他一次，下手很重，直接举起来往沙发上扔。那次把他和他妈妈都吓坏了，我自己也很懊悔，心想要是这样我会把他打死的，自己怎么能这样呢？反思之后就再也不打他了，还跟他们做了保证。 现在时代也变了，你打房祖名一巴掌试试看？人家是可以告你的，如果以前我们也可以告，那大家都会告我们的师父，可是那时候投诉无门啊，看见师父都会吓得发抖。 房祖名一直都很怕我，一听到老爸发出声音和指令就很怕。他从小跟我聚少离多，当时是为了避记者，他妈妈才到美国去把他生下来。他在我身边的时候，小时候永远都是半夜2点才见到我。他在美国读高中和大学，做事情很像美国人那一套。我每次都是满怀开心地见他，他每次都是吊儿郎当的样子，两天之后我就受不了了。就想得有人治他啊，告诉他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讲话的时候不要这样动来动去，可是这样一来，搞得他都不会讲话了。 他小时候，我经常买一些国内的电视剧给他看，把《康熙王朝》这些寄给他看，有时候也给他看我做的慈善活动，通过这些把一些话讲给他听，可能你当面讲他未必听，但我不在的时候他看看这些东西，就能有一些效果。下次再回来的时候，走路说话就不像原来那样晃了。 很早以前，香港还没回归的时候，我曾经跟他讲过一次，香港人很惨，经常一个家庭里有很多种身份。比如我们家，我是香港人、老婆是台湾人、爸爸是澳大利亚籍、儿子是美国籍，都没有一个国家作为后盾的感觉。当时在香港有好多人都是这样的。他可能是把我这些话记在了心里，最后那次从美国回来，他跟我说，老爸，我要把国籍还给美国政府。接着儿子放弃美国籍，加入中国籍，我就觉得很欣慰，觉得自己的这种管教方式有效了。 他小时候我是怎么教他东西呢？都是跟林凤娇做配合。 看见他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待着，我就跟他妈妈假装聊天：“哎呀，那个谁的儿子死了。”她就说：“啊！怎么会？他很年轻啊！”“车开得太快，出了车祸。他妈妈哭得都进了医院……”“唉……开那么快干什么呢？”这种时候我都会注意到他就在旁边听。我们是这样一种教育方式，我不会指着他鼻子说，你要记住啊，你不要怎样啊，这样效果并不好。 有时候我也会跟人家取经，比如跟李嘉诚学，他教育小孩说你们要独立，要自己赚钱。我就等带着房祖名出门的时候，自己坐头等舱，让他去坐经济舱，告诉他，等你自己有钱了，你就可以坐到前面来。 我一辈子都很爱收拾房间，见不得屋子里是乱的；房祖名跟我相反，他房间里面永远乱成一团。如果我在家，就会跑去他那里帮他收拾，东拣拣，西拣拣，没人去的犄角我都会进去看看。那时候他住的地方有个阁楼，里面没放东西，也没有人进去过，特别脏，我有天无聊就把阁楼整个清理了一遍，弄得干干净净，当时心里还想，光是这个阁楼就可以做一房一厅了。 这时候居然在角落里看到一个盒子，打开一看，里面是登山用的绳子，我就纳闷了，房祖名用这个东西干吗？想了一会儿，我走到他窗户那里，看看外面的砖墙，上面果然有磨过的痕迹，绳子放下去一看，长度刚好。这小子肯定是晚上先早早回家，跟妈妈说休息了，等他妈妈睡着之后，他又溜出去玩。 第二天我做了件什么事呢？我把成家班的伍刚叫来家里：“你看一下，这个绳子稳吗？”伍刚试了一下：“大哥，是稳的，因为这是他找我们拿的绳子……”我又问伍刚，你教他打的安全绳，他学会了吗？伍刚说，学会了。这样我就放心了，最起码是安全的。我把他的绳子原封不动放回去，放回原来他放的位置。还怕他其中一个扣环不结实，偷偷给他换了一个钛合金的扣，故意换的是一样的颜色。弄好，我看了伍刚一眼，说，别告诉他我知道了，就当我没说。 到现在房祖名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如果他看到这本书，估计心里会后怕，也会会心一笑吧。 长大以后，他在我眼里永远不够努力，我老觉得自己比他勤力，也希望他能像我一样。我工作一天，晚上回家还继续跑步，回去之后就看到他早睡觉了，才九点多。我就很不高兴：“现在睡觉？是不是为了睡到半夜再起来出去玩啊！”他妈妈就讲：“没有，刚刚拍完照回来，累了。”我就气嘟嘟地去跑步了。有时候就很想让他跟在我旁边，看我一整天都在干什么，我也工作了一整天啊，恨不得开八个会，一直坐到晚上十一二点，回家运动完还要看剧本。 他小的时候，我负责供他读书上学，他不需要担心吃得饱不饱、学费能不能交出来、出门有没有人接送，这些我都是会安排好的。可是后来我就后悔，不应该一上来就给他这么好的生活，让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穷，也不会为了他的明天去努力。我看郎朗、李云迪钢琴弹得那么好，就买钢琴给他，他没弹过。我看到王力宏小提琴拉那么好，就买小提琴给他，他也没拉过。我看科比布莱恩特篮球打得好，我就做一个篮球架子给他打，这个他倒是喜欢，也是他的强项，篮球打得很好。后来我发现这可能是我不对，我要他做王力宏、郎朗、科比布莱恩特，给他要求那么高，但没有搞清楚这是不是他的兴趣所在。他喜欢篮球和音乐，三分球投得很好，十几岁写的歌也很有想法，这些才是他的兴趣，我不能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他。尤其看到人家威尔史密斯是在怎样帮自己的儿子和女儿，我又觉得自己一直那样苛求也不应该。 我不是一个好爸爸，但我自认是个负责任的爸爸。当儿子在顺境中的时候，我会严厉地教育他；当他在逆境中的时候，犯了错，应该受到惩罚，如果认识到错误并且改正了，我也会站在他的背后，用亲情的力量支持他，陪他一起渡过难关。 第四章 大智若愚 处世哲学 我没有文化，平时会拿一些名言来当座右铭。 这些年来时刻会影响我的有几句话。一个是年轻的时候，神父的那一句：“不要谢我，以后你有能力的时候，要去帮助别人。”再是父亲的一句话：“不要赌钱，不要吸毒，不要加入黑社会。”后来拍戏，董骠送我一幅字：“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我也喜欢这句话。还有一句是“宁人负我，我不负人”。我也喜欢肯尼迪曾经说过的：“不要问你们的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这几十年来，除了这些名言之外，我的处世哲学都是从生活中慢慢积累来的。 如果有人跟你说，只要你现在努力，那你十年以后就变得像迈克尔杰克逊那么有名，那你一定会非常努力，但是我们的人生中没有这样的事，你只能自己一步步去走，看你能走到什么程度。 我做临时演员的时候，告诉自己不管做什么，都要做好它。那时候是吃着这一餐不知道下一餐，家徒四壁，只有一张烂沙发、一只矮板凳，天天在家里等电话。坐在矮板凳上看电视，一边看电视一边打拳，在家就穿个三角裤，挤在很小的地方练功。电话一响，才有工开。 早上6点钟起床，在一个地方集合，车子来了，上了车还要等。就在一家小店那里，门口有个电话，小制片就站在那边等，电话来了，现场有工开，那就开车。进到片场，化了装，坐在那边继续等，人家忽然过来说，收工了，因为大明星不来了，我们一毛钱都没的拿。后来我们一起争取权益，变成接我们的车一开就有钱拿。那时候才五块一天，坐在车上就盼着车子启动，轮胎一动就意味着今天有五块钱拿了。那时候就是这么活过来的，不知道有没有明天，只知道我要做好它，希望导演赏识我，明天可以多开一天工。 没有地位的时候，在片场经常被人家骂粗话。有一次我站在女主角旁边，当时头发长，跑到指定位置之后，不自觉轻轻甩了一下头发，导演就很愤怒地喊“咔”，然后就开始骂我，一直到祖宗八代都骂了。我当时就傻掉了，跑出去以后就哭。我在那里哭，旁边的武行们还笑我，我就更加难过，恼羞成怒，拿起一把木头的道具刀，要冲进去砍导演：“你骂我就行了，为什么骂我妈妈？”洪金宝当时是那部戏的武术指导，他抓着我：“神经病，不能去！”第二天，我就不干了。有了那次的经历，我到今天在现场都是不骂人家脏话的，也奉劝大家不要去骂脏话。 当时就是这么可怜，但我一直坚持，这辈子要给自己找一个梦想，那时候就想做一个好的武术指导。在片场就看人家怎么用机器，有时候还写下来放在口袋里，每天想一想看一看。等机会到了就能用，如果机会没到，也要坚持，不要放弃。 那时候在片场觉得武术指导好威风，开一部很漂亮的跑车呼啸来去的，我就看着人家的车眼馋。有一天那个武术指导从我身边经过，忽然又倒车回来，看看我就问：“你是我们那一组的吗？”我说：“是。”他就叫我上车，我一开车门，屁股先坐上，把脚伸在车外，拍拍腿拍拍裤脚。上车之后从出发的地方直到片场，我保持一个姿势动都没动，下车的时候还朝人家鞠躬，很有礼貌地说：“谢谢指导。”那之后每天他都接我一起开工，一路上跟他聊天就学到很多东西，后来变成片场只要有他就有我，接着又变成他的副武术指导。就通过当时的一个小动作，人家就会欣赏你，觉得你是个懂事的人。 年轻的时候也调皮，爱整人。 那时候看到片场那些女演员，每次见了导演都嗲得不行，看见我们就像看见蚂蚁一样，一脸不屑的样子，我们就会想办法整她。本来吊威亚可以给她吊得比较舒服，我们就故意给她吊得很紧，勒得疼到不行。吊在空中要往下放的时候，明明可以慢慢地放下来，我们就故意快到地面的时候，给她猛墩一下。有些要拍打戏的女演员，要跟我们这些武行套招，如果是要保护她，我们的拳脚就会长眼睛，保证让她不疼，但如果她得罪了我们，那就对不起了，这边用身体挡住，那边就下拳头，一场戏拍下来，让她有苦说不出。有时候也会有单纯的恶作剧，平时挤血包，可以挤得很有技巧，但为了整人就故意挤她们一脸一身，她们要去换衣服，我们就乐得休息。这真的挺坏的，但反过来自己也学到经验，如果你将来成名了，千万不要看不起那些你认为地位比你低的人。那时候像是郑佩佩这种很聪明的女演员，到了片场总是带着一堆甜品和汤，给导演和武行们一起吃喝，对我们也都很客气，我们就会在拍戏的时候特别照顾她。 其实现在也是这样，电影圈很小，你做人怎么样，大家都会知道的。你看我筹备一部戏的时候要选演员，墙上会有每个角色的名字，下面就有几个备选演员的照片，当你提到某某某的时候，就听到后面的人说：“呃……”我一回头，一看大家的表情，如果所有人的嘴都是撇着的，那我就明白了，就把那个人拿掉了。很多时候事情就是这么简单，照片这样一撕，你就已经没有机会了，所以无论做什么事都好，先要学做人。我们一定要对别人好，而且是发自内心的关心，人家会知道的。对老板反而不需要怎样，这么多年我也从来不懂巴结什么领导，但你一定要对周围的人很好。 我从小在戏剧学院就是一个人，爸妈都不在身边，等自己成名了，跟着我的人越来越多，自己就开始慢慢分析，什么是良朋益友，什么是酒肉朋友，什么是聊剧本的人，什么是拍电影的人，什么是玩的人，开始学会分类。人家教我的话也会记住，比如“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利用不如善用，有些人可以重用，但是不能做朋友”等等。这么多年来，我的性格喜欢交朋友，也跟他们学到很多东西。跟成家班没东西聊了，看到旁边有人是做服装的，或者做道具的，就去跟他们聊。以前有书不好好读，现在就是通过交朋友，慢慢去丰富自己。现在看全世界，只要你点一个人，我都能有个朋友认识他。 我不喜欢循规蹈矩，别人清明节拜山，我大年初一去拜山，别人生日送礼物，我在平时送礼物。我说一个事情，可能你们都不会相信，我到今天已经60多岁了，但我依然不知道我爸妈的生日是哪天，因为我不是用这种方式去孝顺他们。有一年的父亲节，房祖名从美国打电话来，大声说：“her's Day!”我在电话这头朝他吼：“以后不要等到父亲节和生日时打给我，希望你平时打给我！”结果原来一年还能收到两通电话，现在一通也没了，哈哈。虽然这是玩笑话，但我只是想说，为什么一定要等到节日，才想起对你很重要的人？如果我对你好，那就每天都是情人节、圣诞节、母亲节。 第四章 大智若愚 慈善没有止境 当年刚红的时候每天就是买奢侈品喝酒泡妞……妞不用泡，女孩子就像蝴蝶一样围过来，甩都甩不掉。 那时候因为有名了，就开始有人叫你出席一些慈善活动。刚开始的时候，人家过来跟我说，大哥，香港大口环儿童医院里面有很多小朋友想见你，叫了好几次我都不想去，那时候每天晚上喝酒，第二天哪里起得来。 后来人家求了很多次，我就想，那就去一次吧。晚上去，还戴着太阳镜，都不晓得去干什么。结果一走进去我就被震撼了，看到孩子们的样子，真的很难过，他们一看到我就拥过来，还围在我身边摸我，身上有很重的药味，我开始还有点害怕，但慢慢又觉得他们很可怜。他们就讲，“我喜欢你啊，我爱你啊，我能不能摸摸你啊”，我一下子就被感动了。再一听人家那边工作人员的讲话，我都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成龙大哥非常忙，他昨天拍戏拍通宵，都没睡觉，所以眼睛是肿的，只能戴着眼镜，一会儿他还要赶回去拍戏，我们欢迎成龙大哥。”我心想，什么没睡觉，都是喝酒喝的，太丢人了。 下面小孩子们就用力拍手，工作人员又说：“成龙大哥买了礼物给你们哦！”小孩子们就很高兴：“买的什么礼物啊？”我也说不出来，因为没有一样是我买的，都是人家帮我安排好的。当时就觉得太内疚了。小孩子又问：“你什么时候再来看我们啊？”我说：“圣诞节吧。”回去之后，一个礼拜没开心起来过，每天就想，我自己怎么这么坏？ 到了那年的圣诞节，我搬了一大堆东西又去那个儿童医院，他们看到我就特别开心。这次我知道自己带来的每一箱都是什么东西，一点点发给大家，我自己也跟着很开心。这时候才把上一次的愧疚感放下来，就从那时候我开始做慈善。后来影迷再送来的东西，我都存起来，自己用不上，都捐给老人院、孤儿院这些地方。 以前我公司有个很大的墙，我希望有一些装饰的画来当墙面，于是就跟全球的影迷发起号召，以爱与和平为主题，希望他们能画画寄来给我，公司就一直不断地收到作品。后来我号召大家一起盖学校，有的人就说，我们没有你那么多钱，我说一块钱也可以慢慢盖起学校的。于是又跟影迷发起号召，他们捐多少钱，我就捐一样的，他们捐一块，我就捐一块，他们捐100万我就捐100万，接着他们就寄全世界不同的钱来给我。再后来因为很多人会把钱跟A4纸放在一起，做成很漂亮的花，或者有特别的设计，或者把钱和他们画的画放在一起，很好看，我就舍不得把人家的钱拆下来，就变成他们给一块我给两块，他们的一块钱跟画放在一起，那一块我来给。来自全世界的画，就贴在我公司的外墙，很多人都见过。后来因为下雨那些画会被洗掉，就舍不得贴了，改成放在房间里面的墙上或铺在地上。今后在成龙世界、成龙艺术馆，或者我的公司的墙上，大家依然有机会看到这些年我存下来的影迷的画。 当我开始认真做慈善，加上人生经历一些波折，学到很多东西，也看淡很多东西。现在经常一件衣服穿很多次，出席很多颁奖和活动都穿同一件，不再浪费。有一次去参加王力宏演唱会，人家说，大哥怎么和去年穿的衣服一样？我觉得这样就很好，没必要去追求这些外在的东西。比如我去云南送水，看到那里断水断粮断电，也没有电话这些东西，但那里的小孩子一直都是笑着的。回程的路上，我就在想他们接下来的冷天怎么过。晚上跟朋友们吃饭，听到的就是菜不好吃啦，汽水不够冰啦，要换车换电话啊……大城市的人们不断地去追求一些奢侈品，这些东西没有止境，大家也永远不会满足。我们拥有的已经够多了，但还在不断要求，真应该带他们去山区感受一下，也许他们就会更懂得关心别人。更有甚者，那些吃饱饭没事做打砸抢的人，就应该模仿澳大利亚，把他们流放到一个没人的荒岛上，让他们去开荒或者盖房子，省得他们满身的力气无处发泄只会做坏事。 随着做慈善的深入，也开始积累一些经验。玉树地震那一年，我在出事的第二天就调集了一架装满物资的飞机，带上工作人员和“新七小福”他们，大家一起出发去当地。到了那里发现自己其实在给人家添乱，那些部队战士们原本正在救灾，看到我们来了，就要拨出来一部分帮我们发物资，那些指挥救灾的干部们也要抽出时间接待我们。第二天，我们带过去的飞机要运送一批伤员离开，大家都登机之后，发现飞机超重无法起飞，我就带着所有自己人下了飞机，大家阻拦说，大哥你不能下啊，我说我们是最没用的人，所以我们一定要下去。他们说，接下来不知道几点才有飞机，我说没关系，我们可以等，伤者不能等。自从那一次之后，再遇到这种天灾，我都会先看前方的情况，如果去了会添乱，就不会马上跑过去，等过一段时间再去，到时候再送去他们最需要的东西。 这些年我也会常去国外做慈善，有人质疑说国内自己有那么多需要帮助的地方，你为什么还要去国外？这一方面有我自己的人生体悟。当初我在国外的时候，遇到很多人帮我，泰国人、日本人、美国人都有。慈善这件事情没有国界，人家帮助过我，我愿意帮助回去。另外一点，其实我自己偷偷把它当作一种平民外交。当你遇到困难，有一个外国人来帮助你，大家会是什么感觉？所以印度尼西亚海啸、日本地震、国内的四川地震，我都会去现场。政治归政治，民间归民间。到现在还有很多越南、柬埔寨、老挝、日本、韩国、德国、俄罗斯等世界各地的孩子们，年年月月都会寄钱给我的“龙子心”工程，帮助了很多国内的小朋友。 印尼旁边有个国家叫东帝汶。有一年他们邀请我去那里做和平，那时候他们国内的两个民族正在打仗，我就问人家，我去有用吗？人家就说，我们也不敢说是不是有用，但是如果你不去，那根本连机会都没有。结果半年之后，他们的总统写信来告诉我，他们已经停战了。我不敢说这是我的作用，但至少我曾经为这件事情出过力。 当然也有遇到小挫折的时候。原来每到情人节，我的日本影迷就会寄来一大堆的巧克力、一大堆的花，最后巧克力吃不完都会化掉，后来我就呼吁大家，不要再寄东西来，可以把那些买东西的钱存起来做慈善，结果她们就开始寄钱给我。收到的日币越来越多，就让工作人员拿去换，再后来收到的更多了，我就说不要再去换了，我拿出500万，就跟这些钱放在一起，在日本成立慈善基金，请《读卖新闻》做我们的监督人。 那次在记者招待会上，我跟大家说：“首先谢谢日本影迷这么支持我的慈善事业，现在我把基金设在日本，希望能够帮助一些日本人，大家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也请尽量告诉我。”这时候有一个日本记者站起来跟我说“In Japan， have poor people”（在我们日本没有贫困的人）。我听完这句话，心里很不是滋味，但还是要很有风度地对待。后来那笔钱帮到了日本在中国的残留孤儿。不只香港和日本，我的美国影迷、欧洲影迷都帮我在世界各地成立了基金会。 现在我在北京的一帮朋友，每次遇到需要做慈善的时候，他们就是我“化缘”的对象，不管我捐什么，他们都会跟着捐。 也有无奈的时候。你们看媒体上的新闻，如果是演员的八卦，版面永远都是那么大；要是做慈善的新闻呢，每次都是豆腐块。明星的绯闻大家都追着做访问，但如果你是做慈善，那人家就觉得没意思、假正经。我们每次还要去求人家去关心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在这一点上，真的很希望媒体可以多分一些精力到需要关心的人身上，那些穷乡僻壤，那些自然环境恶劣的地方，他们更需要我们的关注，了解了之后，就可以去帮助他们。刘德华结婚跟你没关系，吴彦祖的老婆生孩子跟你也没有关系。有能力的话，多捐一些钱给真正需要的人，给那些忍受病痛的孩子们该多好。 年轻的时候拼命赚钱，什么都想买，现在年纪大了，是什么都想捐。钱不是最重要的，给这个世界留下一些东西才更重要。 第四章 大智若愚 感谢骂我的人 2013年上半年，我发了4条微博，宣布捐了4栋老房子给新加坡，这件事引起轩然大波。很多人可能以为我会后悔公布这件事，其实恰恰相反，当时我就是想要借助微博，看一看这件事情的回响。 我知道会有人拿这件事来攻击我，因为大家不了解其中的来龙去脉。他们只知道我有一些老房子，给了别的国家，我怎么有的这些老房子，为什么要去买这些老房子，一两句话是讲不明白的，至少要说一个小时吧，还要给大家看图片和视频资料才能说得清楚。后来我决定接受白岩松《新闻1+1》的访问，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好好说一说。 这个故事的起源，是很多年前，我爸爸终于要回国了。我说回国后你住四合院就最好了，就让我的助理去找四合院，找了一个地方又一个地方，要么就是巷子太窄，没有停车位，要么就是没有室内厕所，没有冷气、暖气等，总之就是觉得不够好。那时候四合院还很便宜，大概50万到100万。我的朋友就说，不如这样子，买一些现成的旧房子你自己去盖怎么样？我说也好啊。他们说我们去帮你找找看。开始他们找了一栋，要价9000块。才9000块，但是呢，所有柱子都烂掉了，修都没法修，所有值钱的比如牛腿都卖掉了，整个房子只剩下一条横梁。我9000块就买了一根横梁。后来又分别以10万、15万、45万、100多万的价格前前后后买了十几栋房子，买了之后就在上海搞了一个仓库，请了一大帮工人来负责洗刷维修。 那些房子很大一部分是这样，主体的大梁框架等还是原来老的，但是我要为此投资新做很多东西。比如哪里的头不见了，我就把头补上去，如果这个是樟木的，我还是要用樟木的旧木补上去。先把它拆下来，拆下来之后运到上海，一根一根拿出来洗、泡、修，再摆在那边，整栋修好之后，再晾起来给我看。光是每一根木头都要泡15分钟的药水，而且需要有工人戴着手套，再伸到药水里面去，一直滚动那根木头，连续滚动15分钟，可想而知这是一个多么费时费力的大工程。 20年来，这些房子摆在那边，我每天都着急怎么办，看见它们给白蚁蛀，没有地方摆，每一次搬迁都是个非常非常大的工程，看着它腐烂，还要维修再维修，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和负担。花了多少钱，更是已经算不清楚了。一两年的时间才能维修一栋，完了之后搭起来给我看，再画号码，然后拆下来寄到香港给我。寄到香港，我没有地方摆。主梁、冬瓜梁、横梁，就摆在一个很好的仓库，其他那个外木，就摆在一个很远的地方。这么多年就是这样，弄一栋，搬过来，再弄一栋，再搬过来。 选择新加坡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的诚意。 几年前，我在新加坡买了一些旧房子，是那种英式的建筑，没有投资价值的那种旧房子。当时新加坡官员过来说谢谢，说看来你很喜欢老房子，我说对，我其实还有一些更老的在中国内地。刚巧当时那些资料我都带着，就拿给他们看，也跟他们说我一个人负担这些古屋的照顾和维修，压力蛮大的。她看完就问，你能不能让我试试看想想办法，我说好啊。她把资料拿去，不到一周之后，就说有块地可以送给你，位置在新加坡科技大学，你可以把古屋搬过来，我们负责搬运、维修和所有的费用。他们愿意把它做成文化交流的形式，在整件事情里给我很大的自由度。等我看到他们给我的具体反馈，就觉得更感动，他们那种保存、维修、电脑扫描、种种资料收集和准备，都太用心、太专业了，人家真的把这些当成宝，真心地希望摆在他们那边，去思考怎么去弄好每一个细节，这样的态度太难得了。 这是5年前发生的事情，那时候我处在一个有点特殊的心理状态中，觉得自己年纪越来越大，不知道哪天忽然就不在了，所以急着想把我所有东西都捐出去，能给的都给出去。新加坡可以政府担保，又把古屋落在学校里作为文化交流，这让我很放心，当时我就马上选了4栋给他们。这个新加坡科技大学很有名的，我听说自从有了这个大学，很多东南亚的学生就都不到纽约了，都去这个大学留学。 我离开新加坡之后，他们马上派了旅游部长和文化部长带着专业团队过来，你能看得出他们真的是很当一回事。所有的那些文物保护的人员、所有的工程人员全部来香港挑，给我拿出了很好的解决方案。他们的团队中学习古建筑的那些人学问都很好，你在旁边听一听都会听傻了，他们实地考察之后就能说出我的这个地方缺什么，那个地方少什么。这样老房子的复原，需要学习中国的工艺，他们愿意跟中国的工匠一起合作，就在中国招标，找最好的人来恢复。 如果你问我，自己辛辛苦苦搜集来，多年来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金钱在维护的东西无偿捐出去，我会不会舍不得？我是真的舍不得，但是当我看到人家新加坡那种认真和珍惜的态度，每一样东西拆开，人家来包装好，然后运到新加坡，在大学里专门空出一个大场地，搭一个大库房，把每一根木头拿出来做记号，再维修，电脑扫描，每一根木头，撒上防虫粉，还有风扇吹着它，我就觉得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我现在还在国内找一些新的石雕送给他们，要做就做全套。我跟他们讲的是，希望做一个“中国文化交流园”，这也会对世界文化交流有帮助。不一定要把东西拿回来才爱国，不只是这样子，我现在也要不断把文化外放，让人家了解我们中国文化，这就一定要把一些东西拿出去，只要这些东西不是唯一的国宝。唯一的国宝，比如十二生肖兽首，这种我们就一定要拿回来。 这4栋房子必须留在新加坡，因为我讲话不能不算数，我讲过要给那就是要给，而且我很放心，这4栋房子，在新加坡会保存到永远，他们会保存得很好，你看他们怎么样去保护他们现有的那些文物，你就会明白，他们做得真的非常好，我对他们有信心。 一些网友说，成龙不是天天说爱国吗，怎么这4栋房子不留在国内呢？ 其实我最早想到的是要捐给香港，但是最终没有成功。在香港，我的家本身就是一个旅游景点，每天我的那些全世界影迷，在外面叮咚叮咚，就在敲门。于是我就想，不如我就做一个旅游景点，把我所有的东西捐出去，比如古屋摆在这边可以做一些乡村石洞，可以有一个博物馆，我把所有东西都摆在那边，可以参观。 为了我说的这个房屋，我已经跟两位特首见过面，喝过咖啡。我说我希望留点东西，我也知道他们的顾虑和担心社会舆论的压力，比如说为什么没有给李小龙做类似的东西，为什么没有给张国荣、梅艳芳去做，为什么只给成龙做？我了解他们的担心，怕怎么做都是错，所以最好不做。以香港现在的环境，给我地，会被骂，我把房子拿走，也会被骂。况且香港地小人多，也不可能给我15亩地去做这个工程，开始他们说要给我放在海洋公园，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希望到晚上当游客走了，我自己一定要能够进来。他们说这个不行，我就很郁闷，我都捐了房子我还不能进来看。那我就问我在里面有个自己的办公室行不行，办公室作为我的工作地点。比如说房子我要去换东西，今天换一下这个，明天看看有什么东西不对，可以换换那个，他们讨论了一个月后也说不行。我就想我自己已经花了那么多钱买这个房子，我捐出来，总要有一个权利吧，他们就还是在讨论，没有结论。后来又说要给我一块公园，我看又不行，原因就是太小，我又想自己去申请租地，最后也没有成功。终究我也不懂这些东西，尽管我跟香港一些官员讲过，也跟特别行政区政府谈过几次，还是不行。在我心里也觉得，这样真的很可惜，我生在香港，成名在香港，但最后香港没有成龙任何一样东西。我连拍戏那么几十年的那些道具，现在也是放在上海的成龙艺术馆里。 我也试过跟内地的机构谈。在宣布这4栋房子给新加坡之前，我已经跟不同的人谈过不止一次，但是没有一个是真心诚意地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他们要么想的是把这些东西商业化去开发地产赚钱，要么就是嘴上说得好听但实际上置之不理。每次都是等我要落实的时候才发现，人家是以地产项目来把我勾进去，做个成龙什么什么园的，我在这边摆一个“成龙园”的和平园，旁边他们就有别墅区准备要销售，这算什么？这样，事情做成我还不是又给人家骂？我就退了。被糊弄得多了，我自己也慢慢学会判断，很多人希望我把房子放在他们那里，那首先我会去看他们有没有把他们本身现有的文物保护好，这是很重要的一条衡量原则。如果他们做到了，那我会对他们有一个基本的信任。总之我要看他们是利用我去谋利的成分多，还是真心希望保护文物的成分多。 自打我发了微博，宣布4栋给新加坡，大家就开始格外关注，愿意跟我坐下来谈的机构也一下子多了起来。这样恰好说明我用的方法是有效的。其实国内那么多老房子，我真的希望各地政府能重视起来，好好地去思考怎样能更好地保护它们，比如各地政府可以有一笔基金去专门做这件事。平时我全世界各地跑，去法国小镇、意大利小镇、德国小镇，你都可以看到人家几百年前的古建筑，都保护得特别好。现在我们国内这种保留着原貌的小镇真的很少了，被毁的毁，卖的卖。我收的那些老房子，你看照片就知道有些梁、牛腿等已经没了，早就已经被拆去卖了。因为我这个行动，引起国内政府和人们的关注，我其实非常开心，我很愿意呼吁更多人去爱护我们这些文物，把现在原有的那些保护好。让所有的民众和外国的旅游者也看到原汁原味的中国小镇。 现在跟北京这边谈得比较有进展了，方向也已经比较清晰，不会出现我担心的那种商业行为。现在初步定的是放在一个公园那边，把它做成一个“成龙和平园”，既有环保元素，又有文化元素，它不单纯是我自己的一个博物馆，而是包含世界各地文化的东西，也会有人在那里讲课，可能过年的时候安排一个敲钟盛典，我希望把这个公园弄好。 这些东西在当年我买的时候，都放在原来的地方风吹雨淋不被重视，很多如果不是我买来，可能现在已经坏掉了。其实刚开始我买的时候，没有认为这是一个国宝我才要把它买下来，不是，这些几乎都是20年前买下来的。那时候也没有人去说这是历史古建筑，需要保护啊等等。只是因为现在我的身份，大家才开始关注这些。现在这些老房子在新加坡已经开始施工了，2015年就能完成。关于很多人争议的“老房子到底是不是文物”这件事，我也专门跟国家文物局的人咨询过，我买下的这些东西是过去一些有钱人的民居，它的工艺很美很少见，它是一个很有中国文化韵味的建筑物，但并不算是文物。 十多栋老房子，捐给了新加坡4栋，剩下的这些，有一部分我会捐给北京，一部分可能捐给国内其他地方，2200万拍卖了一栋，也依然希望留两栋在香港，我真的很想找一个机会，留一些东西在香港。当年爸爸妈妈在世的时候，我着急，不知道几时才能维修好，几时才能让他们住进去。后来妈妈去世了，爸爸前两年也走了，最初的愿望终究没有达成。我想，再不捐出来，我都60多岁了。如果不捐，不知道哪天自己不在了，那些房子木头就都变成废物了。我看每次房祖名经过公司，都用不屑的眼神来看我弄这些，就知道他是不会接手这些东西的。在我有生之年，我希望快点把东西捐出来。 我的朋友们会抱不平，说大哥你从开始买这些房子到后来的维护，自己大概花了几千万，最后全都捐出去，自己也没得到什么，还要被那么多人骂，你不委屈吗？我早就习惯了。不要说是我，连我身边跟我这么多年的工作人员也早就习惯了。反正我总是会跟人家讲“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人在做天在看”，“清者自清”。我现在做任何事情，没有对不起国家，没有对不起民族，最重要的是，我没有任何个人私利在里面。我所做的，都是我觉得对的事情，只要没有违背自己的良心，我就觉得很开心，这么多年来都是这样。 走到今天，我还求什么吗？求名吗？我已经很有名了。求钱吗？我早就不缺钱了。只要我高兴，我可以背一个行囊，开我自己的飞机，我就走了，退休了。我今天不断地还在做事，也做得很开心，而且这么多年来，我就是在一路的批评声中走过来的。我很感谢骂我的人、讨厌我的人，因为有他们，我会检讨自己做的到底对不对，如果有不对的，谢谢大家的提醒，我会改正。也感谢赞美我的人们，因为有你们，我才会更加努力，也有动力把所有事情做得更好。 第四章 大智若愚 国宝回归 圆明园最重要的标志性文物就是十二生肖兽首。中国有12个时辰，乾隆皇帝希望做一个计时的东西，让它可以喷水，一个时辰喷一次，最后中西方的工匠共同合作，就做出了十二生肖。 铜首2000年第一次被拍卖的时候，我开始关注这件事情。那一年，虎首拍卖了1000多万，后来就发现它的价格一直在飙升。有一次跟保利的人吃饭，他们就说，大哥你拍部电影吧，这是个很好的题材。我就回想起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去埃及，去柬埔寨的吴哥窟，看到很多佛像半个头没了，好好的一个菩萨半个脸没了，去到其他的地方又发现，法老王的胡子居然在那儿，就问：“为什么不送回原来的国家呢？”他们回答得很漂亮：“这是世界的遗产，是属于大家的……”可是我想说：“既然是属于大家的，你摆在自己那儿干吗？为什么不送回去呢？”大家的提醒让我动了拍这个戏的念头，不仅是为了中国的国宝，也为了别的国家流落在外的国宝。其实我曾经真的花钱去拍过兽首，但是没拍下来，太贵了。一开场就太贵了，马首6000多万，我本来请朋友帮我看，说3000万以内我都可以，结果一下子就已经过了这个限度，最后好像是6800万成交。 电影开始筹备了，首先面临的就是做道具。我不能弄几个粗制滥造的东西放在电影里，这对自己和观众都是一种不尊重。从2009年开始，我就自己花钱制作铜首，到后来电影上映的时候，还在继续做，花了五六百万吧。不管你做1套还是100套，都需要先去开模，这是最贵的。前面刚开始做的时候，我的团队也是边学习边摸索，倒硅胶啊，脱蜡啊，好多程序。第一批做出来40多个，只有6个可以用。我听他们说的那些专业术语，自己也不太懂，什么脱蜡脱两次之后硅胶就坏了，就要重新做一个硅胶，如果硬度不适中，把铜注进去的时候，就不能把每个鼻孔都注满。当你打开之后就发现少了一块，但是又不能修补，只能重做。最后我花了三年，才做成了两套。一套拿来拍戏用，其他的继续做，就陆续捐给一些机构。比如鸟巢、圆明园、军事博物馆，甚至看将来要不要送一套给法国，送一套给英国，提醒他们这些文物是我们中国的。 电影拍摄的过程中，12个铜首只有7个知道下落，有1个是模糊的，剩下的4个根本不知道在哪里，而且再发现它们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因为媒体的力量越来越大，不管哪里在拍卖，只要这个东西在别人手里，人家一定不会轻易拿出来的。又或者根本不在别人手里，它很可能就随着历史湮没了或者毁掉了。 制造一段历史可能需要100年，但毁掉一段历史，一把火、一个炸弹就够了。拍戏的过程中，我也不止一次地想过，有没有可能通过电影的力量，让铜首回到国内？假如有天有人出来捐献兽首，哪怕只有一个，我的使命也完成了。 其实大家可以回顾一下，从30多年前的《师弟出马》开始，就有讲到一帮人要把国宝偷运到外国，被两个黄毛小子保护了下来，到后来的《醉拳2》，外国奸商想把国宝运出去，被戏里面的黄飞鸿保护了下来，到里那段被很多人关注的台词，“没有人可以从别人的国家抢走人家的文物，摆在自己国家的博物馆，说是帮人家保管，其实想据为己有，这是可耻的行为”，再到《十二生肖》，一路走来我都在通过自己的电影传达这样的信息。早在上映的时候我就跟媒体说过，如果有哪个国家的人看了我的电影，还给我们一件文物，岂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当时很多人觉得这是异想天开。 2013年4月，法国皮诺家族宣布将兔首和鼠首送回中国。就在《十二生肖》这部电影上映几个月后，两个兽首真正回归，我的梦想就这样实现了。不管是不是我电影的原因，我就当它是吧。 第四章 大智若愚 大智若愚 用“大智若愚”来形容大哥再合适不过。 如果不是他的影迷，那么提到大哥，很多人都会冒出个印象，这个人老爱说错话。当初我跟他不熟悉的时候，也这么觉得。那大家就会想，这个人是不是很笨呢？后来我发现，他其实不是笨，而是脾气太急导致说话也急，往往都是脑子里想了十句，说出来的只有五句，加上他讲话自成一派风格，经常颠三倒四，那被人抓住话柄断章取义就太容易了。 在他看来，自己所有的智慧都来源于从小出来跑江湖，看得多了，学得多了，被骗得多了，自然也就懂得了很多东西。而在我看来，其实他做过的很多大事小事都透露着智慧，只是他懒得去说，或者也不太会说而已。 2013年4月，大哥连发四条微博，宣布已经将个人收藏的四栋古房屋捐给了新加坡。此事引起轩然大波，一时间引来批评无数。有人攻击他为何把“国宝”捐给外国，有人质疑他没有这个资格，更有人直接认定他这种行为是违法的。一个月后，大哥接受中央电视台《新闻1+1》白岩松的访问，将这件事情娓娓道来。自那之后，关于这件事的争论也就渐渐销声匿迹了。 很多人开始也会讽刺：“你看，又说错话了吧！真笨。”可是私下聊起这件事，大哥笑笑说，那几条微博我是故意发的，就想丢出来试试反响，如果大家真的会讨论，这件事就会引起社会的关注，那么首先，所有还保存着这些老建筑的地方，当地的政府和文物保护部门就会重视这件事。其次，我家里剩下的那些老房子才会被关注，将来有一天才能找到合适的地方被接纳。之所以想出这个办法，主要是我过去曾经数次跟国内的相关单位谈过，他们要么就是一口答应下来后就没了下文，要么就是有那种商家想拿我的名头去开发房地产赚钱，如果不想办法解决，那我自己花了几千万收藏的这些古屋就会慢慢坏掉，毕竟我不可能永远靠自己的力量去保护它们，我需要在自己百年之后为它们找到一个去处。 看到这里也许大家会明白，其实他并不笨，他很清楚自己想做的是什么，只是很多时候懒得解释。现在看来，这件事情发展的态势与结果，与他的预期几乎完全相同。 《十二生肖》是大哥筹备了7年、拍摄了整整1年的电影，可见其重视程度。他还特意邀到黄永玉老先生出山为他亲笔题写片名。影片于2012年贺岁档上映，最终在中国内地取得了9.12亿元的票房。就在这部电影上映几个月之后，2013年4月，法国皮诺家族宣布将兔首和鼠首送还中国。 弗朗索瓦皮诺（Francois Pinault）在法国富豪榜名列第五，资产超过70亿美元，著名奢侈品牌Gucci集团就在他旗下，他酷爱艺术收藏，拥有的艺术品超过2000件，是佳士得拍卖行的最大股东。这次他们宣布捐回的两个铜首曾于2009年在巴黎以2亿人民币被拍卖，当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如今皮诺家族从持有人手中买下了两件兽首，并宣布无偿捐赠回中国，这让很多人拍手称快，最高兴的当然是大哥。 2013年7月，大哥有个新加坡富豪朋友刚好跟Gucci的老板碰面，提到两个兽首回归的事情，对方告诉他，皮诺之所以想要把两个铜首送回中国，就是因为有次坐飞机的时候看到了《十二生肖》，这部电影让他下定决心这样做。 想要拍摄《十二生肖》的缘由，就是圆明园十二生肖铜首的拍卖事件。大哥在制作这部电影的漫长过程中，也曾经想过有没有可能因为自己这部电影，影响到一些人，最终让国宝回到中国。他一直觉得这只是一个美好愿望，没想到有一天真的成为了现实。 发生在2013年的这两件事情，外界并没有去为他歌功颂德，他也没去反复强调自己做过什么。我以7年宣传工作的职业病，条件反射地想到，这些事如果放在别的艺人身上，大概已经发了N篇新闻稿做了N次访问了吧……可这对他而言，只是两件很开心的事情，仅此而已。 这些年来，大哥有自己独到的处世哲学。他喜欢交往各行各业的朋友，跟顶尖的人们学习不同的东西。他从很多年前就开始做慈善，他的基金会大概是全世界唯一不收取任何管理费用的机构，所有的运营成本都由他自己承担。他年轻时曾经巧妙地与黑社会周旋，经历过不少惊心动魄的时刻。跟很多有钱人、大明星不同的是，他从来不迷信，不去看什么风水，也不去找什么大师。 在这里，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40多年前，看看这个“笨人”与生俱来的智慧。那时候的大哥还只是片场的一个小武行，所做的事情，是那样的微不足道。 从师父的戏剧学院离开之后，大哥每天嘻嘻哈哈混在片场，跟着武术指导们打零工。演的都是那种看不见脸的人肉背景，或者当小偷给别人打一巴掌，或者在一群人中被主角一脚踹开。白天没事做，就混在片场观察所有的人在怎样干活，后来慢慢看明白，原来拍一场戏有那么多学问。单讲“A”好了，就分“开机”“Rolling”“开始”几个阶段。那时大家常常要在片场扮演死尸，死尸当然是不能动的，但很多人因为没经验，导演刚刚喊开机就开始闭气，等到真正开始的时候，就快要憋不住了，尤其有时身上还横七竖八插着刀和剑，一起一伏地动，导演自然就发飙了。自从学到A是怎么一回事之后，大哥每次都等到真正“开始”的那一刻再闭气，然后就是死也坚持住不动，一条结束之后，导演就会指着大哥对旁边的人说，那个人死得不错！ 有一次在某个片场，导演要拍两个大侠在雨中对打，一群死尸在后景处横七竖八，身上都插着刀。那天特别冷，所有群众演员都泡在水里，很多人没办法坚持闭气，再加上冷的缘故，就看到满地的刀在那边上下动。导演大吼：“咔咔咔，不要动啊！你们已经死掉了明白吗？”接着，导演指着大哥跟副导演说，就那个人，他死得最好，明天叫他来继续开工！ 后来大哥在武行里的名气，就是从“死得最好”慢慢累积起来的，跟着大家演死尸演得多了，自然就有机会去做一些露脸的戏。而当年那段经历，后来被放进了周星驰的电影《喜剧之王》里。 1998年，大哥和周星驰同时开拍新戏，大哥拍的是《玻璃樽》，星爷拍的是《喜剧之王》。两个剧组片场离得很近，两人就说好各帮对方客串一场戏，于是就有了后来大家在《喜剧之王》里看到的那一幕，“成龙”被副导演叫到导演面前。“喂，过去死给导演看看。”“导演，你想我怎么死？”“中枪死。”他做了一遍。“这样才对嘛，换衣服！”“谢谢导演。”“这位大哥，你在哪儿学的戏啊？”“我没学过戏。”“哎呀，你真是天才。”“你用点心就行了，用点心。” 当年经常有人嘲笑他，演个死尸演那么认真，真是傻到家了。你再怎么努力，不还是那个一天只拿几块钱的小武行吗？但也许正是这样的“大智若愚”，让他一步步走到了今天吧。回想起当初从一个穷小子忽然变有钱的过程，也非常有“大哥本色”。 “《笑拳怪招》上映之后，其实我已经很红了，但自己还不知道，还在拿几千块的片酬。忽然有一天何冠昌去找我，那可是香港的影坛教父，所有香港明星见到他没有不鞠躬的，我自己也是很小就跟着他拍戏了。当时他约我在美丽华饭店二楼喝咖啡，我一个人去了，没有经纪人也没有助理，一坐下来，就先很尊敬地叫‘何先生’，他就递给我一张支票。我拿过来刚要看的时候，服务员走过来了，何先生就抓起支票塞进了我的衬衫口袋，当时还都没看清楚。就听他说，你出来到我们公司，我们会怎么怎么打造你。我说哦。当时脑子里想的是支票上面写了个‘1’，后面多少个零也不清楚。记得当时自己叫了个橘子水，他叫了个咖啡。我就跟何先生说，我想上个厕所。等一到了厕所，我就赶紧把门关起来，把支票拿出来，个、十、百、千、万、十万……好多个零啊！10万啊！我简直开心死了，我有十万了！等我回到座位，何先生说，你回去考虑一下。我说，好。回到公司里，跟我的同事陈自强说，我刚刚见了何冠昌。他说，怎么样？我说他给了我一张十万的支票，他拿过来一看，说，这不是10万，这是100万。哇……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要疯掉了！ “我就去跟当时的老板罗维导演讲，我刚见了何冠昌先生。他说，怎么样啊？我说他们给我100万。罗导演说，那有什么了不起？我现在就给你开户头，先给你两万，两年以内给你存10万，这样几年后你就有100万了。我说，哦，那好吧。当时觉得一直跟着罗导演工作，自己也不好意思离开公司，我就拿着那张支票出了门，跑去街上的影印店去影印，影印完了留给自己做纪念，还送了几张给朋友做纪念。有朋友跟我开玩笑说，我靠！你就把它花掉啊！反正也没有合同，这张支票就是Cash啊，他们就算知道了也告不了你的！我说，不行，做人不能这样子。我爸爸说，出来做事情要讲诚信。回到公司，我请陈自强还了那张支票给何冠昌，自己还不好意思去见人家。 “不到一个礼拜之后，何冠昌他们又来找我了。他们说，我们不是说只给你100万，这100万只是你的定金。我说，啊？他们说，是的，如果你跟我们拍，我会给你200万。听了这个数字我愣住了，可是要跟他们合作，就要跟原来的公司解约，这让我觉得很别扭，也不知道该跟谁商量，就找当时的好朋友秦祥林和曾志伟聊。这两人都是我的死党，我不会谈生意，后来整个过程就是他们俩帮我谈。秦祥林是当年的第一小生，他的最高片酬到达过10万。听我讲了我有100万的定金，他吓死了，说：‘我靠，我的10倍！还是定金！’他说，我是过来人，做演员的有这样的机会不容易，你现在这一刻红，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不如趁现在拿到自己想拿到的东西。这样吧，今天晚上你想一想，你就想，自己这辈子想要多少钱就够了，明天一早你答复我，我尽量帮你达成目标。 “我记得当时自己还在拍戏，第二天6点起来就要出工，可是晚上就怎么都睡不着，当时年纪也小，哪里敢想这些，就觉得特别慌张，但是又特别兴奋，心花怒放。起身去到洗手间，对着那里的镜子，就跟自己说，人家竟然给我200万啊……就这样子想，也不知道是想了多长时间，忽然间听到外面门铃‘叮咚’一声，居然已经6点了。我一开门，秦祥林就说，你没睡觉？我说我想了一个晚上。他说，那你快跟我讲，多少？我说，我这辈子有500万就够了。他说，行！ “结果大明星秦祥林成了我第一个‘经纪人’，带着我去跟何冠昌他们见面，一开始他们开给我的片酬是240万。那时候我每天都是6点的早班拍戏，自己编剧、导演、主演，压力很大，晚上好不容易收了工，就被他们拉着在老爷酒店谈，谈到后来我就已经受不了了，觉得很烦，就说好吧好吧就签了吧。签完之后就没人缠着我了，收工之后也轻松了。签完之后，何冠昌他们就飞回香港了，大概是两个礼拜之后，我当时还在台中拍戏，有一天回酒店，发现酒店的整个玻璃全部砸烂了，是罗维导演找人砸的。当时他的太太来骂我：‘我们怎么对你？谁他妈的把你从澳大利亚请回来的？那时候没人要你，是我们给你机会！你这样对我们！’我当时又羞愧又懊恼，一直哭，觉得自己是个没信用的人，哭完以后就通过曾志伟跟何冠昌他们说，你们告我吧，那240万我给你退回去，我不要了。 “直到我发现罗维导演改了我的合约，把十万改成了千万，要让我赔1000万违约金之后，我发现他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才一狠心离开了公司，去跟嘉禾合作。拍第一部片子《师弟出马》，片酬480万。你看我是不是傻人有傻福，100万没要，240万没要，后来竟然得到了480万，在当时，这已经是我一辈子的梦想了。” 这位傻人有傻福的大哥，在我眼里正是大智若愚的典范。 第四章 大智若愚 世界永远不荒凉 “小时候我很穷，没有好的衣服穿。记得有一天，街上有个神父在派送衣服，我很开心地凑过去，远远地看着那些衣服，心想穿在自己身上该多好。排队领到衣服之后，我不停地跟神父说谢谢。神父对我说，不要谢我，以后当你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一定要去帮助他们，那就是对我的感谢了。”这是大哥对“慈善”的最初印象。 那时的他，还不是现在这位全球影响力最高的华人巨星。那时的他，还只是一个十几岁，到处帮人做苦力的年轻人。就像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一样，不知道未来在哪里。 如今的大哥，已经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担任了8年全球亲善大使。与他有同样使命的，还有已故的戴安娜王妃、美国影星安吉丽娜朱莉、阿根廷球星梅西等等。他是唯一的华人代表。 2012年7月5日到9日，正忙于新片《十二生肖》后期工作的大哥，特别抽出时间来到缅甸和泰国，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当地机构共同展开慈善工作。这几天的旅程里，有很多人们看不到的故事，值得拿出来分享。或许通过这些细节，你会了解到所谓的慈善，不是名人喊出的几句口号，不是明星眼中的几滴眼泪，不是随便捐出的几张支票，更不是在镜头前摆出的各式Pose。慈善应该是一种最简单的真情流露和几十年如一日的不懈坚持。 <h3>■孩子们大哥教你的事</h3> 大哥说，社会上有两种人最需要我们的关心，一是孩子，一是老人。这次的慈善之旅，就是从关注孩子们开始。 第一站，是缅甸北部的曼德勒。UNICEF的工作人员带他来到当地佛教僧侣办的学校，那里收留的都是被拐卖之后千辛万苦才回到家乡的孩子们。这里收留他们学习两年，可以重新回到普通学校复学，也可以在这里学习一些职业技能，将来重新融入社会。 原本担心这些孩子身心都受过伤害，不愿意与人交流，事实却正好相反，孩子们都围在大哥身边，想把自己的经历讲给他听。 有一个小孩只有13岁，被亲戚骗说可以带他到外面赚大钱，他怀着美好憧憬被装进车里几天几夜，再见天日的时候才知道已经到了马来西亚，而亲戚所谓的赚钱就是让他做乞丐，他每天必须至少乞讨到100块马来币，否则就会被毒打，不给饭吃。这样的日子过了八个月，才终于找机会逃走，向警察求助，最后被送回家。 还有一个女孩，不愿意被别人听到自己的过去，于是把大哥拉到一边去讲悄悄话。她几年前被拐卖到中国，被迫跟人结婚，几个月之后终于找到机会逃出来，却因为不认识路，又被另外一个人收留，无望之下只能跟这个人生活在一起，暂时安顿下来，后来还生了小孩。两年之后当她知道这个人其实跟之前的人都是一伙的，才彻底绝望，苦寻机会逃了出来，辗转回到缅甸。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孩子们愿意把内心最痛苦的记忆告诉大哥，不是因为他的到来可以让伤口痊愈，而是至少他们找到了一个情绪出口，因为获得关心而看到了希望。 “我在缅甸见到的这些孩子已经算是相对幸运，毕竟有很多机构在关心他们，其他国家还有很多比他们还不幸的孩子。来到这里，我的责任就是要告诉全世界的家长，一定要关心和照顾好自己的小孩，不要因为任何借口掉以轻心。也要告诉孩子们，不要轻易相信周围人的话，更不要急着去外面赚钱，认真学习才是你们应该做的。希望各地政府都能严厉打击这些贩卖儿童的人，你怎么忍心让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去卖淫？你怎么忍心让一个几岁的儿童去做乞丐？对于这种人，一定要用重刑严惩，然后让全社会都知道。贩卖人口是全世界都存在的普遍问题，这个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所以更加需要有影响力的人们都站出来说话，绝对不能再让作恶者继续猖狂下去。” 第二站，是缅甸首都仰光。大哥到艾滋病儿童收容中心探望孩子们。这些孩子或者是因为父母遗传，或者是因为输血感染，小小年纪患上病痛，被周围的人歧视，承受巨大的社会压力。大哥挨个拥抱他们，告诉大家不要害怕，现在的医学很发达，艾滋病是可以控制的，大家只要认真学习和生活，将来一定会有希望。 这之前，大哥曾经在媒体上看到一篇新闻，讲的是在广西，有一个6岁的艾滋儿童叫阿龙，独自一个人在山上简陋的房子里生活。白天他自己洗衣做饭，养狗喂鸡，读书认字，晚上一个人入睡，身边没有任何家人。自从患了艾滋病的父亲去世之后，他就一个人住在山上的家里，再也没有下过山。 “你可以把他视作千万个艾滋儿童的缩影，他们真的需要很多鼓励和关心。”这是大哥第一次到缅甸，所到之处，影迷都拥挤得水泄不通。在他眼里，缅甸是一个干净、漂亮、土地肥沃、资源丰富的地方，现在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只要各个政治团体通力合作，相信缅甸一定会越来越好。 离开仰光的那天早上，天空下起了雨。街上四面透风的公交车里，挤满了出门去工作的人们，简陋的生活条件并不能磨灭他们对生活的热情。这片经历过天灾人祸、战事沧桑的土地，时刻散发重生之后的强大能量。 第三站，是泰国的佛同。大哥探访的是一家位于偏远郊区的孤儿院。炽热的骄阳之下，孩子们在简陋的屋顶下一排排坐好，五彩斑斓的拖鞋摆在外面，提醒着人们这是一群多么鲜活可爱的生命。他们被遗弃，再被收留，他们的天空被划破，再被缝补完整，他们注定将拥有不一样的人生。 大哥一到，周围立刻锣鼓喧天。现场有小影迷拿着《警察故事续集》想请大哥签名。人群中，有一群小女孩格外显眼，衣服是暗淡破旧的，但每个人都在头发上别了一朵漂亮的花。今天对她们来说，应该是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小小年纪对美的追求，让人怎能不心动？ 大哥在台上的发言很简短：“现在对你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好好读书，将来回报这个社会。”走下讲台，大哥把甜甜圈、蛋糕、饼干挨个分发给大家，孩子们吃得很开心。吃完之后，大哥问大家是否还记得自己的话。孩子们用泰语参差不齐地喊出来，那画面刹那间就抵消掉舟车劳顿的辛苦，让你的心柔软起来。 无论世界哪个角落，孩子们的面孔都是一样动人。离开之前，大哥跟孩子们拍了一张大合照。所有人一起欢呼雀跃，这一刻在明亮的阳光下得以定格。 <h3>■老人们世界不会将你遗忘</h3> 在泰国期间，大哥探访了一家老人院，给他们送去水、米、洗衣粉等最需要的生活物资。 院墙上的一句话“为善最乐”，让他想起小时候在这里度过的日子。9岁和16岁的时候，大哥曾经在泰国生活过一段时间，跟着一个断了腿的拳手学拳，后来又来这里拍戏，受到过很多人的照顾，现在回到泰国做慈善，是对当年曾帮助过自己的人的一种回馈。 “老人家当年为社会做了很多工作，最后因为各种原因老无所依，我们千万不要遗忘他们，每个人都会变老，你尊重老人，将来年轻人也会尊重你。”住在这里的老人很多都是泰国老华侨，他们见到大哥都非常开心，颤巍巍地走过来跟他握手，用广东话说着些什么。老人院的外部环境看起来还可以，把捐助的物资放好之后，大哥一个人悄悄走到老人们的房间，进去仔细查看。 当天的行程很满，他并没有多说什么。离开泰国的前一夜，他特别把当地志愿者叫到自己面前，讨论起如何改善那间老人院的环境。“老人们的居住条件还是太差了，房间里面太简陋，被褥都是很旧的，电器也缺乏。我询问了他们的负责人，说最早这里有100多个老人，现在只剩下50多个。我离开这里之后，希望你可以继续跟进这件事，回去那里，从其中一个房间开始进行改造，不要一下子贪多，你要先摸出经验，然后再慢慢普及其他房间。需要什么样的支持随时跟我说。” 有多少人做慈善，是把东西放下，拍张照片，接受媒体采访，然后就匆匆离开，那个地方，也许他今后再也不会来。又有多少人可以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把最细致的需求都记下来，一直放在心里面，并且付诸行动。 就如这家老人院，我们也许一生只来一次，但这里是老人们度过余生的地方。这里的花草树木、小猫小狗，这里来过的每一个人，对老人们来说，都是除了世人们的善行之外，最大的温暖。 大哥用他的实际行动告诉大家，世界不会将他们遗忘。 <h3>■他们说You make our life so easy</h3> 这次在缅甸负责接待的联合国工作人员Janine和Jeff，是第一次与大哥的团队合作。最初，他们的全部行程都是按照一般嘉宾的惯例安排，结果第一天的现场状况就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 人们不知都是从哪里了解到大哥要来的消息，从酒店门口到大堂再到楼梯走廊，到处都挤满了人。好不容易冲出住地的重重包围，驱车抵达第一站的孤儿院时，小朋友们早早在房间里一排排坐好等大哥，但整座孤儿院的门里门外都被热情的人们挤满，车子开进来之后就再也无法移动，车门也无法打开。外面的人簇拥在一起，完全不顾工作人员的疏导，就这样一直“僵持”了很长时间。眼看下一站的行程已经接近，路途上还要花去不少时间，无奈之下，联合国的工作人员临时决定先离开这里赶赴下一站。即使如此，车子依然是无法移动。 大哥说：“不管了，我下车。”大家担心他的安全，试图阻拦，他说：“我不下车，我们今天就完全动不了，只能卡在这里。你们注意，我下去之后，你们就趁人们的注意力都在我身上，把车原地掉头。”紧接着车门打开，大哥走下去，瞬间就被热情的人们团团包围。他试图往孩子们的房间走去，发现完全徒劳无功。车在此刻趁势掉头，大哥费力地挤到车门口，跟他周围的人们一一握手之后，跟大家说再见，接着转身上车，车子终于缓缓驶离。 但是这时候，孤儿院里面的小朋友们，还在继续等待着，他们没有见到大哥。 车开在路上的时候，Janine和Jeff开始紧张，一方面担心事先对情况估计不足，出现这样的意外让大哥不开心；另一方面也想象不出下一站情况会怎样。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人们的热情可以达到这种程度，这是过去从未见过的场面。大哥身边的工作人员安抚他们：“没关系，不要担心。” 中午，他们询问大哥对于午餐的要求，得到的答复是：“什么都可以，只要是热的就行，省时间省钱的那种最好。”饭后他们拿出未来两天的日程表，希望讨论接下来的时间安排，得到的答复是：“我相信你们的专业判断，你们怎么安排我就怎么配合，不需要讨论。”按照过去的习惯，为防止嘉宾迟到或拖延时间，联合国的工作人员总是会把日程排得宽松一些，每一站之间的休息时间也预留得比较多，以免太过辛苦。再次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当天每个活动环节，大哥都是准时抵达，加上工作效率很高，第一天的全部行程结束时，竟比预计时间整整提前了四个小时。 马上就要收工了，大哥还惦记着那些早上没有见到他的小朋友，他让司机重新开回那家孤儿院，给了孩子们一个失而复得的惊喜。这趟旅程结束的时候，联合国的工作人员跟大哥说：“You make our life so easy.” <h3>■大哥说慈善是停不下的脚步</h3>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大哥包了一架飞机，载满水、食物、急缺物资，第一时间飞到那里，发给在场的人们。他是第一个抵达灾区的社会名人。 玉树地震发生后，他又是第一时间赶往现场探访受灾民众，晚上跟所有人一起睡在地上，没有被子。离开灾区的时候，一架“空军一号”负责运送伤员和家属，大哥和工作人员也是搭乘这架飞机离开，机内空间非常拥挤，大哥坐在副驾驶员的位置上，听到塔台说飞机超重无法起飞，马上带着所有工作人员站起来：“整个机舱只有我们是没用的人，我们下飞机。” 云南旱灾，那里的人们每天喝的都是常年积攒下来的污水。大哥带着大批纯净水来到灾区，当他把水送给乡亲们的时候，有80多岁的老人家向他跪下来，大哥瞬间湿了眼眶。 不只是中国，印度尼西亚海啸、日本地震、韩国洪灾，大哥都会赶到现场。 因为这一点，他被人质疑，中国有那么多需要帮助的地方，为什么你要去帮外国人？他说：“我小时候很穷，在很多地方都曾受到很多人照顾。在我心目中，没有你我之分，我们都是地球人，应该互相帮助。” “如果说除此之外还有更多期望，其实在国外做慈善，我自己偷偷把它当作一种平民外交。我到世界各地帮助别人，大家都会知道，我是一个中国人，是中国人在帮助我们。” 很多年前，大哥曾经宣布过一个一元计划，告诉全世界各地的小孩子们，你们寄给我一块钱，我就捐出一块钱。直到现在，大哥每一天都还会收到世界各地影迷寄来的钱。小孩子们都很可爱，他们常常会把钱贴在一幅画上寄来，一开始的时候，大哥会拿着每一幅画拍照，再寄回给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善心已经被收到。后来收到的钱越来越多，就只能隔一段时间把那些画集中到一起拍一次照片。“现在这个计划的规则，已经成为小朋友捐一块，我捐两块。只凭这一点，我做慈善就已经停不了了。” 多年前房祖名从美国回来，一见面就跟爸爸提了两个要求，要买一台新电脑，再买一辆新车。那时候，东南亚海啸发生没多久，大哥没说什么，就直接把儿子送去泰国受灾地区，让他去看那里的人们正在经历的一切。回到香港之后，儿子对他说，爸爸我什么也不买了，那里的人们连水都不够喝，我要把自己所有的钱都捐出来给他们。“你看，慈善也是一种教育方式。不需要我跟他多费口舌，他已经可以看明白这些道理。” 十几年前，大哥去美国拍摄电影《尖峰时刻》，有一天在片场得到罢工的通知，大家就停下工作，回到车里去看电视。后来才知道当时是美国演员工会上街游行，队伍里有麦当娜、史泰龙这样的大明星。“经过那一次之后，我就跟着得到了DVD的分账权利。当时我就在想，是他们的游行帮我争取到了权利，等我回到香港，也要帮助下一代的同行去争取他们的正当权利。一回到香港，我就组织大家成立了演艺人协会，到后来编剧、剪辑、灯光、摄影都有了自己的组织。其实我做慈善的道理也是这么简单，别人帮我，我就要帮别人。如果为了我自己，我已经完全不用这样做。” 如今，坚持做慈善超过30年的大哥，已经越加清楚自己的出发点。他的成龙慈善基金会，大概是全世界唯一不收取任何管理费的机构。“慈善教会我做人，教会我看世界。现在我除了拍电影之外，没有什么其他嗜好。不拍电影的时候，我有很多事都不能做，不能去吃饭，不能去逛街，不能去Shopping。做慈善让我有机会去到世界很多不同的地方，看不同的人。现在我做慈善是为了让自己快乐，因为看到别人得到帮助而快乐，我就会跟着开心。这样的生活让我自己变得更充实。” 正因为世界不够公平，人心才更要足够美好。只要拥有彼此的爱，世界就永远不会荒凉。 第五章 本性难改 三个奇人：蔡澜 马云 马未都 <h3>■蔡澜</h3> 我十六七岁第一次认识他是在邵氏片场。他那时候就干电影了，新加坡人，不知道为何来到香港工作。后来邵氏把他派到日本去读书，读完回来就在邵氏做监制，跟邵氏有很多缘分。他在邵氏20年、嘉禾20年，香港电影的那些年代他都经历过。 他很佩服邵逸夫先生，曾经跟我转述过邵先生的一句话：“你很喜欢电影，我也很喜欢电影，你喜欢电影的话就要做长久一点，在电影低潮的时候，你要想办法生存。”后来他到嘉禾工作，那在香港是黑帮盛行的年代，我因为合约的问题遇到一些麻烦，嘉禾的邹文怀先生就跟他说：“你带成龙离开香港去拍戏吧，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这样一个契机，就有了我们在西班牙拍摄的《快餐车》。当时觉得很奢侈，连城堡都租来做拍摄场地。 1997年，何冠昌先生心脏病突发去世，当年正是他把蔡澜从邵氏请到嘉禾，大家一直合作得很好。何冠昌离开之后，蔡澜也离开了电影圈。 他本身是书法家，很有学问，会诗歌、篆刻，玩古董、古玉，很懂这些东西。 以前我不知道他是这么有文化的人，只知道他是一个制片。我到了嘉禾之后，他已经在嘉禾，就监制我的片子。我们俩经常在一起混，跟他在一起学了很多吃的东西、喝的东西、玩的东西，他都很懂这些。包括怎么看世界、看人生，我也都在跟他学。这个人太会享受生活了。我跟他合作过饮料啊，饭辣椒啊，包装啊，帮他做代言啊，跟他很好，他是我半个师父。 <h3>■马云</h3> 我知道他是一个奇才，阿里巴巴的老板，当初是经过朋友介绍认识的，会互相邀请对方吃饭。反正我把他当奇才，他把我当奇才，他跟我说大哥你真厉害，我说我不厉害，你才厉害，动动脑子就赚几百亿，太厉害了。现在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了，很恭喜他。 《十二生肖》去杭州宣传的时候，我们一起吃饭。饭桌上他讲起怎么做了天猫，包括那个天猫的标志是从人民币上来的。我就惊了，他当场找人拿了一张100块出来，在上面还真的有一个猫的标志，就是他现在天猫的样子。这个人太有意思了。 有朋友跟我讲过，曾经有媒体翻出了很多年前杭州电视台采访马云的录像。那时候他还只是一个普通小青年，电视台在路边暗访，看哪个路人敢于制止偷井盖的坏人，结果别人都不管，那个站出来管了的人就是马云。他当时是作为勇敢的路人接受电视台访问的，太可爱了。这件事说明，伟大的人都会有一些过人之处。 <h3>■马未都</h3> 我跟马老师是因为搞收藏认识的，跟他学了很多知识。像是那些人怎么造假，也学了很多，最后就知道现在市面上已经几乎没什么真品了，99％都是假的。 《十二生肖》里面有一些关于文物的内容，很多东西都是我从马老师那里学来的。这部电影宣传期间，我跟他一起做了一期对谈节目。他跟我说，电影的传播力真的很大，居然连非洲那么远的地方的人都认得你。 他又说起有一次去希腊，在郊外玩的时候，拿着我送他的相机拍照，碰见一个人，那人一直指着相机，一开始他还误会，觉得这相机跟你有什么关系，肯定是我的，我没拿错啊。后来看那人是指着相机上面我的名字，他就明白了，就请翻译拿着相机跟那人说，这是成龙先生送的，上面是有编号的，那个人就觉得很羡慕，后来马老师还跟那个人说，你要是有机会到北京去就来找我，还留给他一个名片。 马老师就是一个对陌生人都很好的人。他的人生经历很多人都已经很清楚，我很佩服他。现在有那么大的一个博物馆，里面全都是好东西。他跟我说，他将来要把整个博物馆捐给国家。 第五章 本性难改 见面熟：威尔史密斯 我跟很多好莱坞明星在之前都是没有见过面的，但是一见面就很熟，很有意思，可能他们都看过我的作品，所以有种亲切感吧。跟史泰龙、斯皮尔伯格、威尔史密斯等都是这种。 当时我在美国的时候，经纪人说威尔史密斯找你，希望一起合作。我说，真的啊？他那时候已经是大明星了。不过反正经纪人讲的话呢，我永远就半信半疑。拍电影这个东西，不开机就都是假的。造型了，定妆了，就算布景搭好了都可以停掉不拍的。 有一天我在日本，知道他也在日本做宣传，好像是《我是传奇》那部电影。刚巧我们都去NOBU吃饭，我坐在房间里面，他坐在外面。我吃了一会儿，餐厅的人就进来跟我说，威尔史密斯在外面。我说真的吗？就走出去，两个人一看到就大大地拥抱在一起。他跟我说，我要找你合作。我说，好好好。这些话我听太多了，每一个见到我都说要跟我合作，每次我也都会Ah~ yeah~，道别之后这事就常常没下文了。 结果没过多久，我真的接到他的正式邀请，找我拍《功夫梦》，他做制片人，跟他的儿子合作。 拍戏之前的4个月，我先叫成家班的武术指导，跟了我十几年的伍刚去美国，帮我去训练他的儿子Jaden Smith。伍刚很了解我的想法，我的那些东西他基本也都会，让他先去打前站，带着Jaden训练了4个月，这样伍刚的英文也学会了。一开始的时候他爸爸还不太放心，后来我再去了美国，又带Jaden前前后后练了两个多月，尽量跟他长时间混在一起培养感情。 跟他儿子在一起的时候，威尔史密斯每天都在旁边看，可能还是不放心。不过我跟他儿子很快就混得很好，他是家教很好的小孩，懂得尊师重道，练习的中间想去厕所，会跟我说，“Master，我可以去厕所吗？”反正动不动就是Master，很乖。他看过很多我的电影，对我很尊重。慢慢他爸爸就放心了，也就不天天在旁边看着了。 电影从筹备到拍摄，我都发现这个小孩真的是很有悟性，也很刻苦。拍摄期间赶上Jaden的生日，我送了一张自己年轻时的照片给他，上面的我全身都是肌肉，祝他像我一样也练出8块腹肌，没想到电影拍完没多久他就已经练出8块腹肌了，才12岁的小孩子。 《功夫梦》宣传期间，有天我们大家都在飞机上，威尔史密斯说，我给你讲个剧本，已经构思好了，想请你来演，是这样这样一个故事……哇，光是听他讲，就把我们几个讲哭了。那部电影里没有一拳一脚，全部都是文戏，叫《最好的礼物》，英文叫Greatest Gift。现在还在写剧本阶段，他会做监制，可能也会身兼导演。这个剧本对我来讲，是个非常大的挑战，但我很期待。 把这个故事讲给身边任何一个人听，他们也都说大哥你一定要演。 第五章 本性难改 “魔鬼制作人”：李宗盛 跟他怎么认识的我忘了，就记得一直很欣赏这个人。 因为他的关系，我经常帮滚石唱一些慈善歌曲，后来他张罗帮我出唱片，就跟滚石签了约。第一张专辑叫《第一次》，他做我的制作人，卖了100多万张，是当时的销售冠军。后来又合作了第二张专辑，慢慢就变成很好的朋友。他在音乐上对我要求特别严格，所以我也叫他“魔鬼制作人”。 我那时候一张唱片恨不得能录3年，这在别的歌手身上是不能想象的。哪有人录个唱片到台湾录、澳大利亚录、香港录、美国录，全世界各地录，到哪里都是录几句。因为我太忙了，只能挤出时间来慢慢磨，一有空就录。 《第一次》他们让我尝试录了两首闽南语歌，当时我在整个东南亚都很火，在台湾出专辑，入乡随俗一下，我觉得也不错，结果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一直都在笑我。他们说我的闽南语有山东腔，还加一点京剧小调的味道，讲出来就变成很像小孩子刚牙牙学语的语调。专辑出来的时候卖得那么火，我想那时候可能全台湾的人都在笑我吧。 有一天我就是录闽南语歌，为了专心，就把录音室的帘幕拉上，一个人在里面唱，一口气唱完，发现外面一点声音都没有。过去我唱完，李宗盛他们通常就会说哪里要改进，再录一遍的时候要从哪里开始之类的，那天就没有声音。我打开录音室的门走出去，发现他们全体笑得躺在了地上。我就纳闷了，我的闽南语真有那么好笑吗？ 录第二张专辑的时候，我发现李宗盛他们给我选的歌难度都很高，比如让我唱“拍拍身上的灰尘，振作疲惫的精神”这种，他们写的“嘿呦嘿嘿嘿呦嘿”是跳板的节奏，我每次都抓不到那个拍子。要不然就是有些歌把音写得很高，每次录音就觉得很辛苦。 有一次我录完出来，觉得不行，就跟李宗盛说：“你们就编《明明白白我的心》这种多好，我也记得住，也可以上台表演。我不想要录现在这种歌。”李宗盛说：“你不能老是唱原来那种，《明明白白我的心》啦，《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啦，我要帮你Upgrade，要给你升级。”我说：“我不要Upgrade，我要Downgrade，我就要唱普通的歌。你要编一首歌让所有普通大众都会唱，你不要编每一首歌出来都这么难唱啊。我拍的电影就是所有普通大众都会看的，我不要拍艺术片，艺术片就只有一小部分人会看，你不要把我搞得在那里嘿呦嘿嘿嘿呦嘿、啊啊啊地飙高音，我就要唱《明明白白我的心》那种！” 我对着他们讲了大概45分钟吧，他们就很耐心地听我说。说完，李宗盛问我：“发完牢骚没有？”我说：“发完了。”他说：“好，进去录歌。”我说：“哦。” 结果以后我在全世界只要唱《壮志在我胸》就带着李宗盛一起去，就算是跑去美国拉斯维加斯也都带着他去。他每次到这首歌的时候就站在台下，等快到“嘿呦嘿嘿嘿呦嘿”的时候，他就在台下Stand by，一到那个节拍，就做一个手势给我，我一看到他的手势，就马上跟着唱“嘿呦嘿嘿嘿呦嘿……”他看我跟上拍子了，转身就走了。下一次还是这样，他就只管站在台下“嘿呦”的时候给我一个手势。 录《怎么会》这首歌的时候，我人在美国。 每天就到录音间里唱，今天收工，明天又来。一个月之后，李宗盛说：“好，今天正式开始录歌。”什么？那我前面那一个月都是在干吗？原来我前面那一个月都是在练习。 最后只这一首歌就录了一个月。人家录歌很多都是一段一段录，每次他都不让我一句句唱，非要让我从头唱到尾，一唱一整段。真是神经病。我也没办法，就只能跟他撒娇：“你先唱给我听！”他就进去唱。每次唱得都不同，但每次都很好听，他可以跳板，也可以慢板，完全自己掌控节奏。他还会用各种不同的语言告诉我“再来一次”，英文、粤语、闽南语、普通话，每次都是“刚刚唱得很好，但我们再来一次”。 有一天，我又把录音室的帘幕拉起来，这次是赌气故意不看他，就自己在里面唱。录到一半，他忽然跟我说：“收工了。”我问为什么，他说，你歌声带有恨意，今天不录了。我被他气笑了。他说，你自己说，是不是带有恨意？我就说，对！当时唱的就是满腔怒气，劲儿特别大，咬牙切齿的，“怎么会？怎么会？……”心想我又不是靠唱歌生活的，费这个劲干吗呢？ 我不会把自己列为歌星，尽管我比很多歌星都唱得好，哈哈。尽管我没有特别要去当歌手，但是真的唱了很多好歌，也有很多传唱很广的歌。《明明白白我的心》《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真心英雄》……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可以有机会唱这些歌。最近我又准备要出新专辑了，会跟很多年轻人合作。反正我不懂的东西我就不参与，让懂的人去弄。 今天我可以到处去唱歌，真的要谢谢李宗盛。如果大家觉得我唱功还不错的话，也是要衷心谢谢他。他是我的老师、朋友、兄弟、死党、铁哥们儿。 第五章 本性难改 第一个助理：陈德森 当年刚刚签了嘉禾，经纪人陈自强想帮我找个助理。那个年代是没有助理的，只有李小龙有过经纪人，没人有助理。陈自强帮我找来的助理是谁呢？陈德森。 他跟我工作的第一部戏是《师弟出马》。那时候我刚刚尝到走红的滋味，还不太懂事，每天收工都带他去喝酒，我买一件衣服，就有一件买给他。那时候我才22岁，他也就18岁吧。我们俩都不算是大人，就两个小孩在一起。拍戏住在希尔顿酒店，我睡觉，他也跟我睡一间，反正大家喝醉了就睡。第二天，我不醒，他也不醒。就像一个老太爷一个小太爷。 那时候陈德森觉得自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十几岁的小鬼头，很多人巴结他，把剧本递给他，然后追着他问我的意见，对他毕恭毕敬。那时候其实他也没什么正经工作，帮我看看车子，看看房子，我有朋友来香港，他帮我招呼招呼，送送飞机，有国外的影迷来找我，他稍微会些英文，就帮我陪陪影迷。 那时候我很喜欢赛车。有一天晚上，我开车带着他去山上，一边开车，就看他神情有点紧张，说有事想要跟我商量。我说，你讲。他说，我不想做了。我当时有点惊讶，就把车一下子停到一个避弯处，看着他，问，我对你不好吗？他说，没有不好。我说，没有不好为什么不做？他说我没机会进片场，但我想进片场学习。我说，学习什么？他说，我想做导演。 后来据陈德森形容，我当时那个表情，白眼都要翻上天了。他当时年纪小，一下子自尊心受不了，感觉都快哭了。我那时抽着一根烟，很潇洒地把烟弹掉，问他，你想怎么做导演？他说，我从基层做起。我说，什么是基层？他说，我做场记。我说，好啊。 一个礼拜之后，我就推荐他去一部电影做场记。之后我就换了别的助理。第二个助理叫Angie ，女孩子，美国回来的，现在也是导演了。 陈德森说我后来20年看到他都不理他，他觉得是彻底得罪我了。我回想一下，其实刚开始确实很生气，觉得我对你那么好，你居然要走，但是后来慢慢也就没事了，没有他想的那么严重。 直到有一天，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把他吓坏了。“在干吗？”“我在吃饭。”“要不要来跟我吃日本菜？”他就有点纳闷，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听说你有个剧本很不错，叫《特务迷城》，嘉禾要投资。你过来跟我聊聊吧，我想拍。”他有点语无伦次，说那大哥你是嘉禾股东，你想拍就拍啊。我说你先过来吧，过来再讲。 他出门之前先在家里灌了半瓶酒，喝得有点摇摇晃晃地就来了，可能是为了壮胆吧。 一见他我就问，你喝酒了？他说，对。我说，来，再喝。“就是这部戏，我做演员，你做导演。”他听了之后惊呆了。接着大家就越喝越high，他还一直跟我确认，你有没有搞清楚？不要酒醒了之后又忘了。是你叫我做导演的哦。 后来我跟他说：“其实这20年，我都有在看你。你他妈真的是做到了一个好导演。我看过你的上部戏，真的不错。你去嘉禾讲了两次《特务迷城》的剧本，我也在关注。大哥错怪你了，你这些年真的是努力了。这一次我不是大哥，我是你这部戏的演员，你是我的导演。我们好好地把这部戏拍出来。” 看我这样说，他就有点得意的样子，我又马上补一句：“我这一辈子，没有人跟我说辞职的，你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 第五章 本性难改 兄弟、儿子：吴彦祖 吴彦祖算是我挖掘的新人里最成功的例子。我跟他是在一个Party上认识的，当时有个朋友过来说，介绍一个男生给你，他是你的影迷，专门从国外来香港的，很想见你。我说好啊，吴彦祖就被带到了我面前。 那时候他中文还不太好。我看他的外形实在是很不错，就说，不如来香港发展吧，你可以先给我留个电话。回公司之后我就把他的电话交给我的经纪人，说有个年轻人不错，你打电话给他，叫他来公司，把他签下来。签完约没多久，他就接了杨凡导演的《美少年之恋》，之后很快就红了。那时候他每天都在公司里找个房间，坐在里面很认真地学广东话，后来又很努力地学普通话，有时候也会出去上语言课，很勤奋，我很欣赏这样的人。 《新警察故事》是我们第一次合作，他把反派演得很到位，大家的评价很高，到了《新宿事件》又再次合作，两个人的关系也越来越好。我们俩之间的关系，最初是偶像与Fans，后来就成了朋友。平时我把他当儿子一样看，在剧组里大家又像兄弟。认识这么多年，他总是说最欣赏我是个什么都不怕的人，其实他不知道我害怕很多东西。 《新宿事件》里有一幕我和他在澡堂洗澡，按照剧情我们是在日本的澡堂里，每个人都脱光光那肯定是很正常的事，如果我们俩包着浴巾那就很奇怪。 我就建议两个人都背部全裸，他一开始还扭扭捏捏的，我说有我陪你怕什么？最后还是裸着拍了，他在宣传的时候就跟大家说是我逼他裸的。 拍完《新宿事件》之后，有一回他跟我说，拍戏的时候最难的是把我当成平辈的朋友。原来他一直拿我当偶像，这个概念很难甩掉，还好我不断跟他聊天，天天跟他们在一起，他就会慢慢适应。可是等到我们出去外面，我一下车就被一大群人包围起来，他就又会慌神，觉得我又变回了大明星，他又变成了小粉丝。 那部电影里面，有一幕是讲吴彦祖被一群人打得很惨。我拍戏这么久算是见过很多场面的了，那天不知道为什么，看他那个样子，觉得特别心疼，心里总在想，“假如我的兄弟性格很善良，却无端被人残害到只剩半条命，我会怎么样？”一想就止不住了，看着他满身是伤，身上绑着绷带，就一直哭，哭到刹不住车。拍完后一整天都不能讲话，那时候我才体会到别的演员说的那种感觉，太投入角色之后，原来真的需要时间才能抽离。 这些年回顾起来，其实我还蛮擅长发现帅哥的，也喜欢这种又帅又努力的男生。当然也因为大家关注我，如果我老是去发掘美女，那一定会出现绯闻。男的就没事，你看后来的新七小福啊，刘承俊啊，我可以随时把他们带在身边。拍戏的时候、剪片的时候，他们都可以跟着学东西。要是个女的天天跟着我，那绯闻就大了。 所有这些新人们，我都希望他们做恒星，不要做流星。现在不管是中国、韩国、日本，全亚洲的流星太多了，今天红了，下个月就不见了。我们这辈人，到现在可以站那么久，是因为有本事。如果没本事，只是漂亮英俊，那很快就会被人家盖过去，有本事你就可以永远站在台上。 第五章 本性难改 爱死你了：王力宏 年轻的明星里面，我跟王力宏最熟。我很欣赏这种很勤奋的年轻人。从认识他的时候一直到今天，他永远都是那么勤奋。 我们认识大概是2000年，他刚刚到香港，那时候还不红，到现在已经有十几年了。他去了香港，别人介绍我们认识，我就带他吃饭，吃完就带他到我们自己的歌厅，是我和曾志伟等几个朋友开的。当时就觉得这个小孩子真是不得了，没有一首歌是他不会唱的，粤语歌、英文歌、普通话歌，全都能唱。上台就弹钢琴，完了就打鼓，还会拉小提琴，好像乐器里面他也没有不会的，当时我就觉得，哇，厉害！唱歌又好，又英俊！将来一定红。 拍完《大兵小将》，我们变成很好的朋友。他在片场是很敬业的演员，有很多戏我们俩都很辛苦，他都跟我一起坚持了下来，没叫苦叫累。他在演戏的时候没有那些偶像包袱，电影里我们俩总是要在尘土飞扬的路上摸爬滚打，老是一副灰头土脸的样子，特别邋遢。每次化装之后还嫌自己不够脏，就用手抓把土往身上扬，指甲里、头发上都是黑泥，他也玩得挺开心。 他自己很高兴能跟我在电影里合作，觉得那个角色可以让观众看见不同的他。跟我过去的电影相比，《大兵小将》的打戏并不算多，而且多数都是走轻松幽默的路线，没什么危险。不过这对王力宏来说也不容易，毕竟是他头一回拍动作戏。虽然事先都会一遍遍地套招，实拍的时候他还是经常找不准位置，这下惨的就是我了，老是被他打到，而且每次都打在我没戴任何护具的关节上，给我疼得呀！我就老在片场追着他打。加上他是美国长大，从小左撇子，剧组事先没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套招的时候肯定都是按右手套的，到了现场才发现他是左撇子，那就很别扭，他后来还经常在片场练习右手拿武器，挺不容易的。 我到他家，看他房间乱得一塌糊涂，但有一个专门做音乐的房间，他可以24小时都泡在里面练歌。像我们到哪里都会去找健身房，他到哪里都会带着移动的音乐工作室。我们的房间里面是摆沙包，他则是摆录音的机器和乐器。那时我们都在新加坡，我请他帮《十二生肖》写歌，他就是在自己的移动工作室里面，很快把《十二生肖》那首歌做出来了，做完马上拿个Demo给我听，我一听觉得很好，马上就确定是这首。 他是那种白天工作，晚上回去还要练歌的小孩。不管在哪里，都是收工之后回到房间就在那里编曲。我特别欣赏这种勤奋又谦虚的年轻人。现在不管在美国还是中国，只要我们在同一个城市，就会见面，平时也经常联络。如果人家不知道真相，会以为我们两个是情侣。我们的短信都是“在哪”“想你啊”“爱你啊”“爱死你了”这种。 第五章 本性难改 真功夫打星：杨紫琼 杨紫琼是马来西亚人，从小就特别喜欢运动，语言天分也很高。小时候就把粤语和普通话讲得很好。长大之后因为当选马来西亚小姐，进了演艺圈。原本她是学芭蕾舞出身的，23岁那年受过一次伤，复原之后就跟我和洪金宝学功夫，每天都很刻苦地练足9小时。那时候我们每天都要练功，她和张曼玉也被逼着跟我们一起练。杨紫琼因为有芭蕾舞的底子，功夫练得不错。 要筹拍《警察故事3：超级警察》的时候，我把她找来跟我一起搭档，两个人都有功夫，演两个性格迥异的警察，戏剧效果很好。电影里她的动作场面不比我少多少，那场开摩托车直冲火车的戏，也是亲自上阵演出，很有拼劲，我很欣赏她。这也是我电影里的女主角第一次不再“能看不能打”。后来她在好莱坞发展得很好，演了《007》系列里面最能打的邦女郎，《卧虎藏龙》更是给她加了很多分数，我很替她骄傲。 在这里想起跟她之间一个小故事。那时候我们都在香港，她依然很爱各种运动，有一次就跟我说，大哥，咱们找时间叫几个朋友一起去国外滑雪吧。我说：“不，我从来不滑雪。”她问为什么，我说：“我才不要去做这种危险的运动，我自己的生活每天就是在做这些危险动作了，好不容易有空歇一歇玩一玩的时候干吗还去做这种？再说了，如果我去滑雪、滑冰、爬山出事死了，那多冤枉啊！就算我要有什么事情，也要有片子记录下来才行，起码人们知道我做了什么。我在片场做危险动作，至少还有机器在记录，大家看到之后还会说你很勇敢。”她有点不以为然，我说：“你要去可以，一定要小心。” 下一次再见面，我约她吃饭，就看她拄了两个拐。原来就是她那次说去滑雪，结果把脚筋摔断了。我说：“你看你多冤枉啊。”她就苦着脸：“大哥你说得对……” 脚筋断了要休养很久，她迫不得已只能休息一年。当时没人知道，她还要藏起来，不然万一给媒体知道了，大标题出来——“武打女明星杨紫琼滑雪摔断脚筋”，多糗啊！结果她躲起来一年没拍戏。 我这么多年拍戏，很多运动都试过，知道滑雪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当时我们在澳大利亚拍戏，那边的医院每天都有因为滑雪伤到各种地方的人去看医生，我就特别注意，也会“恐吓”剧组的工作人员，谁要是在休息的时候滑雪受伤，就马上回香港。 说到这里，多说几句。俗话讲，行船走马三分险，我拍了很多年马戏，在这方面也非常注意。刚开始训练的时候，觉得熟悉了，下马之后教练问，现在还害怕吗？我说不怕了。他说，错，每一天骑马都是第一天骑马，永远都要保持警觉，不能掉以轻心。直到现在，我每次上马之前都要把马的情况、马鞍的情况检查好。这就像人家飞行员，每次开飞机之前都要一项一项地确认所有设备，我在日本的时候看到开公交车的司机，每次到站都要把前、左、右的倒后镜仔细地看好几遍，每一步都用手势提醒自己，很值得赞赏。 不过真要是拍戏的时候，遇到那些危险动作，那种害怕已经是第二种怕法。怕，也会去做。哪有人会主动跳楼、跳飞机、跳海的？我敢拼、敢试。就算出事也是为了电影，会被永远记录在镜头里。 第五章 本性难改 敢豁出去：张曼玉 张曼玉是个为了戏很敢豁出去的演员。最早我们合作的时候被我带得蛮惨的。 《A计划》第二集，张曼玉、关之琳、刘嘉玲都在里面。有一场戏是我和张曼玉、关之琳在屋顶被追，三个人都吊在那边，那场戏拍的时候很有意思。 当时我们是站在高处，走走走，追追追。这种戏通常有两种拍法，一种就是跳帐幕，另一种就是坐篮子。当时我们几个一跑出来，关之琳在最前面，我跟她说，人家一追，你就跳下去。她说，啊！我不敢！我又跟她说，我给你这个戏很好啊，你从这中间下去，只需要跳一下就可以很抢戏啊。结果她上到屋顶往下一看，马上就傻眼了，瞪着我先讲了一句粗话，接着骂我神经病：“你当我是你们成家班啊！”转头就走掉不理我了，把我晾在那里，弄得我很没面子。 我一转身看到张曼玉，就跟她又说：“来来来，这个很抢戏的，而且很简单。你先看看啊，我叫人示范给你看。你看那个帐幕啊，棚啊，都弄好了，到时候你就跟玩滑板一样。”她半信半疑地点点头。 当时我们的布景从上到下连着三层，我先让人把纸皮盒铺到第一层，让她去跳一下试试，她试了一次，说：“行哎。”接着我又说：“你看啊，咱们不能你自己跳一层，第二层又让替身做，这样镜头连不起来就不好看啊，观众也会觉得假。咱们应该一个镜头把它完整拍下来。” 我让人把纸皮盒挪到第二层：“你从第一层先跳到第二层，不是很高的，再往下面就是纸皮盒了，肯定没问题。”她咬咬牙说：“行，我试试。” 我一听很高兴，赶紧让大家行动起来，把布景弄好。这时候关之琳就在下面的化妆间看着我们，我当时心里想：“哼，我就要把她拍得好一点，把你的戏抢掉，谁让你不听我的话！” 接着我上去，喊A，张曼玉一横心就跳了下去，很重的咚咚两声，最后落在了纸皮盒子上。我说：“好！咱们能不能再来一个？”她缓了缓：“好，可以。” 她上去再做了一遍，我又过去故技重施：“很好！你现在有信心了吧？”“有。”“那咱们再来一个。我把纸皮盒去掉，到最后一层的时候没有纸皮盒，但是我在下面把你接住，怎么样？” 她看看我，一秒钟之后，忽然哇地大哭起来！ 我被吓住了，赶紧说“好好好，不跳了不跳了啊”，安抚了半天，她委屈得要死。其实她真的已经蛮够胆了，也很相信我。虽然那时候我也不是百分百有底，但我绝不是为了伤害她们，都是为了她们的戏好看。请她们做的动作也都是比较安全的，我心里设想过很多种可能，都不太会出什么问题，才会叫她们去做。就算真要那么拍，我情愿自己有事，也一定会把她接住。 还想起一个小插曲，当初我在台湾制作音乐专辑，有一首歌叫《是你给我一片天》，准备拍MV。我对原本制作班底的拍摄不满意，坚持要自己用胶片拍摄，当时就找来张曼玉帮我演女主角，全程都是电影的设备和制作规格。我俩的那次合作应该创下了史上最高规格MV的纪录吧。 第五章 本性难改 “见死不救”：林青霞 这个故事我原来讲过，但是没有人相信，后来就不想讲了。最近朋友告诉我，林青霞在她的书里写到这件事，那我就可以讲了。 1978年，我们一群演员被组织去泰国义演。同行的有很多人，徐枫、秦汉、秦祥林、林青霞等等。那时候我刚演完《醉拳》，开始走红，大家都叫我“醉拳小子”。 我们一起去海边玩，那里有很多项目，水上单车啊，快艇啊，还有空中气球。空中气球呢，就用一个超快的快艇，把人从地面上用降落伞一样的大气球拖起来，拖到空中之后一直往上放，放到一定的高度再停，接着快艇带你从空中慢慢地兜一个圈回来，再降落到水面，接着换第二个人。 那时候我还不会跳降落伞，也不会控制，但我想到将来拍戏可能用得上，就想趁此机会试一试，学一学。排队的时候，大家都有点害怕，都说Jackie你先你先，我说，好啊，我来！ 我先是被绑好，然后站在沙滩边，等着快艇开。船一开，速度很快，很迅速就把我拉起来了，拉起来之后就慢慢地放。 刚刚放到最高点的时候，我忽然听到叭的一声，有个东西断了，断的同时打到我左边的嘴和眼睛、额头，啪的一下，很痛，接着我整个人往上一蹿，就碰到了气球的顶部。应该是断掉之后的弹力把我弹了上去，好像橡皮筋一样。 一瞬间，那个气球一下子就把我包了起来，我整个人从很高的地方咻地摔了下去。 可能是有气球包着的原因，摔下来的时候不觉得怎么痛，但一瞬间就到水里面去了。 可是我不会游泳。 一开始我很急，因为气球上面所有的带子都捆住了我，而且眼睛、额头都花掉流了血，浸在海水里很痛。 接着我想，别急，我现在掉下来，岸上有那么多人看见，大家知道我不会游泳，一定会有人来救我的。 虽然是被气球包裹着下了水，但里面还有一点空气，我刚巧就在那个空气的小包包里边，用力地吸了一口，然后憋住气，身体一直往下沉。 不知道沉了多久，忽然间，一大堆手把我抓了出来，接着抬到了岸上。 我一上去才知道多恐怖！ 大家告诉我，我是在两个船的夹缝中间掉下去的。当时海面上很热闹，很多大船、小船、水上摩托车……我就刚巧掉在那个缝的中间！你说我是不是走了狗屎运！ 所有的朋友都跑来看我，秦祥林当时是第一个跳下水救我的，后来我跟他变成了很好的兄弟。我看到林青霞在旁边，就问她，大家都来救我，怎么就你不来呢？ 她说，我也想啊，但我里面穿着比基尼，脱衣服脱到一半，旁边有个记者一直说只要我脱掉她就拍我照片，我就不敢脱了。再说我看那么多人都赶过去了，不差我一个，哈哈。 这个故事我过去也讲过，但大家却说哎呀大哥你不要总把自己的经历说得那么神奇，你是编的吧！气得我就不讲了。其实到现在我游泳也不是很好，我只会潜水。 第五章 本性难改 永远的传奇：张国荣 梅艳芳 把他俩放在一起讲，因为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又在同一年先后离开。 很早的时候我跟张国荣就很好。那时候陈百强还在世，他们俩都特别爱跟我开玩笑。我那时候头发长，张国荣每次见到我，就凑过来，用手轻轻撩开我的头发，把嘴巴贴在我耳边轻轻说话，一边说还一边吹气，故意整我。我被他闹得浑身僵硬，起鸡皮疙瘩，但又不能生气。我看网上还有一张早年间我们俩的照片，他在捏我的脸，其实那只是很多个小片段之一，他很爱逗我玩。 原来只要是在香港，我跟张国荣就经常吃饭、见面、Party，也喜欢跟他们一起玩。后来先是罗文生病，到医院去看他，他那时候已经到末期了，看见心里很难过。我跟他说，快点好，等你喝酒。过去他每次见我，都要喝一大杯威士忌，我也陪着他喝。聊了一阵，我说，改天再来看你，就回去拍戏了。等我拍完戏回到香港，他已经走了。那时候我就想，唉，朋友们有空就多聚聚吧。 有一天我就请了张曼玉、梅艳芳、张国荣、莫文蔚等几个朋友一起吃饭。大家一起围坐着一个长台，我右手边是张曼玉，对面是梅艳芳，斜对面是莫文蔚，她旁边还有两个朋友，张国荣坐在边上。大家知道长台是不方便讲话的，你只能跟旁边的和对面的人讲话，所以我觉得中国人最伟大的发明就是吃饭用的圆桌，可以看到所有人，大家都可以说话。 当时那个长台很不方便。我中间去上厕所的时候就看到张国荣不见了。当时是请他们在一个地下酒窖吃饭，朋友就跟我说，他觉得不舒服，坐在那里很压抑，觉得是坐在地下面，就先走了。我觉得有点奇怪，但也没多想，我自己是不迷信这种东西的，以为他也只是心情不好而已。那次之后我回到德国拍戏，到了德国就听说他跳楼了。我心里特别痛苦，怎么当时没有看出他情绪有问题呢？这么好的一个人，说走就走了…… 接着没多久梅艳芳就生病了。我回到香港，一下飞机就赶到她家去看她。家里的人来开门，说她在房间，我推开她的房间门，一看到她的样子，马上就忍不住了，眼泪哗哗地往下掉。她当时因为在做治疗，头发全部都没有了，整个人也变得特别瘦。 我心里特别难过，走的时候两个人都好好的，回来的时候，一个不见了，一个又病成了这样…… 她在开最后几场演唱会的时候，把所有的朋友都邀请到现场，用那种方式跟大家告别。演唱会上她穿着婚纱的样子，让很多人心碎。那时候我还在德国拍戏，没能去参加。最后那几天，我一直在医院陪着她，一直到把她送走…… 他们两个现在都已经是香港影坛的传奇。我很幸运曾经有过他们这样的朋友。 第五章 本性难改 我的父亲母亲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想过自己会有兄弟姐妹，更没想过爸爸妈妈曾经历过那么多乱世情仇。 爸爸从澳大利亚回到香港之后，我发现他有时会从公司拿些钱寄回内地，他还曾经亲自回去过，但他没说为什么，我也懒得去问。我是个对八卦没什么兴趣的人。 有一天我在公司看到一封信，上面写着“亲爱的父亲”，我就纳闷，自己没给爸爸写信啊。拿着信问爸爸：“这是谁啊？里面还有照片，照片里的人都是谁？”爸爸没有回答我，只是含糊地说：“哎呀，问这么多干吗？”我想老爸不愿意讲就算了，反正我也无所谓。其实当时香港还是有很多人娶好几个老婆的，我想大概也就是这样的事。 后来就听到传言说，我其实不是姓陈的，我应该姓房，我想：“不会吧？怎么会？”后来找到机会问老爸这个问题，他又笑笑说：“哎呀，你问那么多干吗呢？这件事跟你讲一天都讲不完，以后有机会慢慢告诉你吧。”我听了就觉得很好奇，到底是什么事？ 终于有那么一天，我和爸爸一起开车走在香港的路上，他开口说：“儿子，找时间我讲些事情给你听吧。我年纪大了，怕哪天睡睡觉就睡过去醒不过来了，那样你就不会知道你的身世了。”当时我听他这么说，想肯定是个复杂的故事。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要把他讲的这些都拍下来，让它们永远留存。 刚好那天我请香港导演协会所有的人吃饭，席间我就在观察，看谁可以做这件事情。看来看去最适合的就是张婉婷，我就跟她说了这件事，问她有没有兴趣拍摄这个纪录片，她一听就很兴奋，欣然同意。我们就这样商定了。 拍摄的过程并没有我想的那么顺利。每天摄制组把机器摆好，打好光，做好一切准备之后，还要看爸爸当天的心情。他经常就很不耐烦地说，“录什么啊录”，转头就走了，大家就只好在那里等着。有时候他又忽然跟我说：“唉，我跟你讲啊……”这时候就要马上对着他拍。有时候他讲着讲着又停了，我问：“爸爸，还有呢？”他就不耐烦了，说：“哎呀，不要打扰我钓鱼。”加上我一直是全世界地忙，最后这部纪录片断断续续拍了三年才拍完。这部片都是用胶片拍的，你想想有多贵啊！ 爸爸1915年出生在山东，先后在安徽和江苏生活过，16岁开始学洪拳直到19岁。20岁在南京开始做国民党的勤务兵，后来曾进入情报处工作。 随着日军侵华，爸爸也辗转回到安徽，在那里与第一任太太结婚，生下了两个儿子房仕德和房仕胜，之后不久，太太因为癌症去世。解放战争开始后，父亲因为曾经的身份原因，在当时处境并不安全，他只好忍痛离开两个年幼的儿子，开始颠沛流离的生活。两个哥哥8岁时就没有了父母陪伴，很可怜。他们曾经受到过追查，但因为找不到父亲而不了了之。直到2013年8月，我终于回到安徽，见到两个哥哥和很多老家的家人，很感慨。 我的妈妈是个遗腹女，我的外婆很疼她，把她当儿子养。外婆当时经营一家杂货铺，经济条件不错。妈妈的第一任丈夫是个鞋店老板，日军侵华期间不幸被流弹所伤离世。当时她婆婆看儿子不在了，就想把我妈妈卖掉，妈妈从家里逃了出来，戴着孝开始跑单帮做生意，赚钱维持生活，供两个女儿读书。 妈妈离开家乡后，只身来到上海，在外国人家里当佣人，同时自学英文。那时候，正在躲避追踪的爸爸也来到上海“打码头”，就是守着一块地方当打手。 他们两人的第一次相遇很有意思，当时爸爸负责查岗，抓到妈妈在做鸦片生意，原本应该把她抓起来，但看她一个女人戴着孝还在做这样的生意，肯定不容易，就偷偷把她放了。后来他才知道妈妈当时在上海已经很有名，在场子里面混，外号“三姐”，抽烟赌钱是常事。 两个人机缘巧合越来越熟悉，有一回爸爸刚好看到妈妈有一大堆当票，他就偷偷拿走把东西全都赎了回来。妈妈看到他这样，自那之后再也不赌钱了。生活比较安定之后，妈妈就把两个女儿接来了上海。 1949年，很多国民党陆续撤退到台湾。爸爸也把名字从房道龙改为了陈志平，跟随大队逃亡到香港。两年后，妈妈从澳门偷渡到了香港，当时船舱挤了很多人，空气稀薄，同船的死了5个，妈妈到最后上岸时已经快要昏倒，但最终顽强地撑了下来。来到香港后，爸爸通过朋友介绍，到山顶的外国领事馆工作。从来没有进过厨房，也不会干家务的爸爸，开始做清洁工、园艺工，并且开始学做大厨，后来妈妈也到领事家里做佣人。 两个颠沛流离多年的乱世儿女，终于在香港成婚，并在1954年生下了我。 现在回想起来，从小到大妈妈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节俭。我看过她用爸爸的破内衣修补其他内衣，内衣烂了也不扔，就洗干净摆在那里。等另一条烂了，她会用那条来补这条，可以补很多条。我看到爸爸内裤后面有很多补丁。 我长到十几岁的时候，妈妈还穿着我小时候她穿的衣服。她把做佣人得到的所有小费都攒了起来，跟她多年来的全部积蓄放在一起。我记得在澳大利亚的时候，她常常会把一个箱子拿出来，告诉我说这里有一个手镯，那里有几百美金。忽然有一天，她问我，儿子，你能不能给我130块？我问为什么。她说，“你给我130块，我刚好可以凑够1000美金。”我就看她把那个箱子搬出来，里面全是2块、5块、10块的纸币，那是她10年来存的小费，大概870块。我心里很难过，就拿了10000美金给她，换回了她的1000块。 2002年2月28日，妈妈走了。2008年2月26日，父亲也离开了我。他们辞世的时候，我都没能陪在身边。 妈妈生病的最后阶段，我的私人医生对我说，不行了，接下来就是熬着，能熬多久是多久。我在妈妈耳边说，我走了，电影还没拍完，现场还需要我。也不知她是不是可以听到，但我知道她能理解我。如果我每天坐在这里，陪在她旁边，摸着她的手，跟她说话，她就可以醒过来，那我一定会在这里。但这不可能。 当时我正在泰国拍《飞龙再生》，正布置一个镜头的时候，别人跟我说“大哥，家里有电话来”，我接过电话，那边佣人。 两个颠沛流离多年的乱世儿女，终于在香港成婚，并在1954年生下了我。 现在回想起来，从小到大妈妈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节俭。我看过她用爸爸的破内衣修补其他内衣，内衣烂了也不扔，就洗干净摆在那里。等另一条烂了，她会用那条来补这条，可以补很多条。我看到爸爸内裤后面有很多补丁。 我长到十几岁的时候，妈妈还穿着我小时候她穿的衣服。她把做佣人得到的所有小费都攒了起来，跟她多年来的全部积蓄放在一起。我记得在澳大利亚的时候，她常常会把一个箱子拿出来，告诉我说这里有一个手镯，那里有几百美金。忽然有一天，她问我，儿子，你能不能给我130块？我问为什么。她说，“你给我130块，我刚好可以凑够1000美金。”我就看她把那个箱子搬出来，里面全是2块、5块、10块的纸币，那是她10年来存的小费，大概870块。我心里很难过，就拿了10000美金给她，换回了她的1000块。 2002年2月28日，妈妈走了。2008年2月26日，父亲也离开了我。他们辞世的时候，我都没能陪在身边。 妈妈生病的最后阶段，我的私人医生对我说，不行了，接下来就是熬着，能熬多久是多久。我在妈妈耳边说，我走了，电影还没拍完，现场还需要我。也不知她是不是可以听到，但我知道她能理解我。如果我每天坐在这里，陪在她旁边，摸着她的手，跟她说话，她就可以醒过来，那我一定会在这里。但这不可能。 当时我正在泰国拍《飞龙再生》，正布置一个镜头的时候，别人跟我说“大哥，家里有电话来”，我接过电话，那边说“妈妈走了”。我把电话放回去，转头跟大家说，“镜头摆这边，继续拍”。现场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 拍完那场戏，我在片场随便抓了一辆吉普车，开车门，坐上去，眼泪哗就掉了下来。在车上哭了很久，第二天马上飞回澳大利亚安排出殡。 爸爸最后的日子是在香港。那时候他住在医院，我每天都去看他，眼看着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在他还能讲话的时候，我跟他半开玩笑地说：“爸爸，等你走了以后，我不会去拜你的哦。”爸爸说：“好，不要拜，没有用。”那时小房子坐在我后面，我转过头跟他说：“将来等我走以后，你也不用来拜我。要是真的孝顺，现在就孝顺我，不要等人走了以后再去拜。” 有时候我也会问自己，是不是应该在最后的日子里，每天陪在他们身边，看着他们，直到最后一分钟把他们送走，把所有事情处理完，这就叫孝顺呢？其实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是个非常孝顺的儿子。爸爸妈妈在世的时候，我对他们很好，尽量陪着他们，让他们在有生之年享受所有可以享受的。很多人会讲那句古话，“子欲养而亲不待”，没错，就是要趁长辈在的时候对他们好，不要等失去他们的时候，再去弄那套形式主义的东西，比如烧纸钱，你烧了他真的会收到吗？那都是假的，只是一种心理安慰，或者是做给别人看的。到现在我都不记得父母的生日，因为我每一天都当是他们生日在对待。 爸爸妈妈的故事平凡又不平凡，我能想象在那个年代会有多少类似的故事发生。我很幸运成为他们的儿子，也知道他们一直以我为荣。 第五章 本性难改 像父亲一样：何冠昌 1978到1979年，我的3部电影《蛇形刁手》《醉拳》《笑拳怪招》连续大获成功。这让我尝到了什么叫一夜爆红和巨星待遇。 首先是嘉禾公司提出要以100万港币的天文数字做定金与我签约，这个数字是个什么概念呢？我当时一部电影的片酬是3000港币，那时在香港买一个小公寓大概只要几万港币，100万对我来说好像是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一样，但这仅仅是个开始，后来嘉禾的价码从240万飙升到了480万。 当时也有其他电影公司找我，我的经纪人陈自强建议我加入嘉禾。他认为这家新兴公司将对我未来的发展更有帮助，邹文怀、何冠昌是值得信任与合作的伙伴，而他们也向我承诺了香港及东南亚之外更广阔的市场。他们希望把我推向国际，成为李小龙之后第二位可以征服世界的华人巨星。 再度回到嘉禾公司让我感慨万千。 在这之前，我是嘉禾旗下无数个小武行之一。每天用生命冒险，换取微薄的收入，默默期待有一天可以出人头地。没想到这一天这么快到来了。 我们要去见时任嘉禾副总裁的何冠昌先生，他与邹文怀共同创立了这家公司。两个人性格互补，分工明确。邹文怀负责公司的商业开拓，何冠昌主管电影制作。他们当初一起在邵氏工作的时候，已经是非常完美的搭档，他们的合作让嘉禾有了全新的可能。 见面简短寒暄之后，何冠昌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今天我是来听你讲的，我想听听你的想法。”那时的我哪里说得出什么想法，每天还沉浸在梦幻般的成功中不能自拔，可是听到他这么说，我也想尽量表达一些东西出来，好让人家觉得我还是很有见地的，支支吾吾了一会儿，我开始觉得胃疼。现在想起来蛮没出息的。 陈自强注意到我的不自在，连忙帮我解围：“他最近几部电影非常成功，很感谢你们的赏识，我们其实想听您说说喜欢他电影的哪些地方，未来嘉禾希望在他的电影里看到怎样的东西，这可能对咱们即将展开的合作更有帮助。” “他在成为一个明星之前，其实在武行里面已经很有名了，我从那时候就很欣赏他。不过，我认为目前的电影还远远没有开发出他的潜力，我希望能够帮他找到并确立属于他自己的风格。比如他已经开始尝试把动作元素跟喜剧风格结合起来，未来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入手，争取每一部电影都给观众一些新鲜的东西，找到真正属于成龙的风格。” 这几句话完全打动了我，他说出了我想表达的话。接下来他说的话更是让我惊讶。 “我们开公司当然是为了赚钱，但是我向你保证，只要是你为嘉禾拍的电影，我不会去干涉预算方面的事情。你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拍摄和制作，我不会给你强制性的预算审批和制作期限。你负责拍片，钱的事交给我们。” 我几乎无话可说了，对一个初出茅庐的电影人来说，这就像是天堂一样。 从那之后，我们之间展开了长久的合作。尽管邹文怀是公司的大老板，我跟他见面也非常频繁，但是很多跟电影制作息息相关的事情，我都是跟何冠昌一起商议解决。尽管我们两个看起来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他永远穿着非常体面、剪裁得体的西装，搭配很有品位的领带和手表；我尽管已经很有钱，但每天看起来还是像个暴发户一样，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两个人之间私交越来越好。后来他干脆把我认作干儿子，我对他也像对父亲一样尊敬。 正式加盟嘉禾之后，我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是《师弟出马》。我倾尽全力希望把这部电影做好，以对得起两位老板对我的信任，也让电影界知道我的成功不是一时运气。记得当时有个镜头拍了50多次，只是为了表现我把扇子踢向空中并且漂亮地单手接住。《龙兄虎弟》的那次严重意外，让何冠昌为我定了两条规矩，第一，不能剪短头发；第二，不能演会死掉的角色。这两条禁令我也一直遵守到他去世。 平时在生活中他也教我很多东西。我还记得他曾经告诉我，任何时候买房子，要先看消防车能不能到，再看消防梯能不能到，不要去买那些很高的楼。这一条到现在我都记得。我在新加坡买的房子就在四楼，这样万一有什么事情，只要窗外面有个树或者栏杆，我一抓一踩就跳出去了。 最早去美国发展的不顺利让我非常挫败，回到香港一心希望可以一雪前耻，当时干爸爸给我的建议却是希望我去看看朋友，度个假，享受一下生活。那时的我完全不想听，他叹了一口气说，“我希望你有一天能够明白，生命中不是只有工作，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你不要一直忽略它们，等有一天发现晚了就来不及了。”可在当时的我看来，什么都有可能转瞬即逝，只有记录在胶片上的作品可以永远留存。事业对我来说几乎就是全部。我没有听进他的话。 以后，随着年纪的增长，我越来越能体会他的话。这些年，我花很多精力在跟家人朋友的相处上，也开始珍惜一些工作之外的生活，幸好还不是太晚。 第五章 本性难改 一生所爱：林凤娇 当年香港有一本杂志叫《银色世界》，有一次，编辑王安妮小姐打给我，说要给我看她拍的一些照片。我去沙田的世界花园找她，走进去就看到两个女孩坐在那里，一个是王安妮，另一个就是林凤娇。那时候就觉得，这个女孩长得好纯，有种惊为天人的感觉。 秦祥林是我的兄弟，因为他的关系，我也看过林凤娇演的电影。后来我有机会去了台湾，就打电话给她：“你说过如果我来台湾，你要尽地主之谊请我吃饭的。”她说好啊，想吃什么我们去。 我还是习惯性地带了一大帮兄弟，她也带了妹妹一起来。虽然说是要她尽地主之谊，但我带了那么多人，就跟她说，这顿饭我请，她也没反对，就张罗着大家点菜吃饭。年轻的时候我很爱讲究排场。记得很早以前，我跟大家说过我不爱吃鱼，怕腥，后来成家班那帮兄弟就把这个当成了禁令，每次出去吃饭就跟人家说，大哥不喜欢吃鱼，不要点鱼。看到周围有海鲜，也赶紧说，快快快，拿到旁边去，大哥不喜欢。久而久之，我自己也很享受这种有派头的感觉，也真的相信自己就是不吃鱼。 点菜的时候，我那帮兄弟就跟她说，我们大哥不吃鱼的。她却说，为什么不吃鱼？这里的鱼很好吃的！我来帮你们点。哇，一帮兄弟就觉得很开心。一群人在一起热热闹闹，那顿饭很快就吃完了。吃饭的过程，好像也没聊太多东西，但很奇怪的是，吃完饭以后，我的那帮兄弟都对她印象特别好。大家都在旁边跟我说，大哥，她好漂亮啊，人很好啊。我就故意说，对啊，她在追我。那时候就是这么幼稚。 后来就又约出来吃了几次饭。在与她相处的过程中，我慢慢发现了她的与众不同。她的性格很温和，平易近人，没有明星的架子，她不喜欢奢华的衣服或装饰品，平时打扮得很朴素。尽管我的行动做派一直很老粗，但她不在乎，总是顺着我的方式来，让我觉得很舒服。她从来不会纠正我在发音、语法或礼仪上的错误，外出吃饭的时候也经常跟我去一些不那么高档的地方，跟我吃一样的东西。我喜欢和朋友们混在一起，她就在旁边陪我，看我们一群老粗在酒吧里喝酒打牌，她在旁边很开心。不管我讲什么话她都笑。 所有这些，都让我觉得可以做自己，而她对于我的欣赏，不是因为我是什么明星，而是因为我这个人。我没有问过她为什么喜欢我，但我心里有时候常常在想，她怎么会喜欢我呢？可她好像也没有拒绝。 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她提到自己正在拍一部片，第二天有场动作戏，她没有经验，不知道该怎么保护自己，让我给她一些建议。我问她，你明天在哪里拍？她就告诉我地点。我说好，我明天带点东西给你。第二天，我带着整个成家班出现在了林凤娇的片场。所有人都震惊了。 这算是我追女孩的方式。那时候我已经开始主动进攻了。那段时间，我在香港拍戏，她在台湾拍戏，我有空就去探她的班，带东西给她吃，有时候也会叫她来探我的班，两个人对彼此都有了明确的感觉。有一次很好笑，她来我的片场，我们俩找了个地方聊天，那天是个大太阳，我特意自己站在太阳底下，让她躲在荫凉的地方，结果收工的时候，我没事，她晒伤了，后来满身都痛。 与此同时，媒体上的各种八卦报道接踵而来。很多人不喜欢我跟她在一起。她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演员，形象又很正面，我却是个靠功夫闯出来的粗人，看起来并不值得托付。很多人觉得我和她怎么都不般配。更可怕的是，有家日本媒体刊登了一篇我已经结婚的新闻，导致两个日本影迷接连为我自杀。这让事情变得很严重，我开始担心这些流言会持续对林凤娇、对影迷造成伤害。如今看来，如果当时的媒体环境像现在这么发达，我们可能早就分开了。 就在那个阶段，有一天她告诉我，她怀孕了。我就讲，我要这个小孩。她讲，好，为了你这句话，我会把他生下来。那时候我虽然看起来镇定，但心里其实有点六神无主，不知道怎么办。结婚的假消息已经让影迷自杀，如果怀孕这件事曝光，不知道又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去问干爸爸何冠昌的意见，他建议我先让林凤娇到美国，把小孩生下来再说。我跟她商量，她没有拒绝。那时她是正当红的时候，就忽然间推掉所有的戏，飞到美国去。当时我在拍戏，只有我经纪人陪她飞过去，把她安顿好，经纪人回来，那边就剩下她自己，身边没有人照顾。 她怀孕的整个过程中，我一直在工作，没有去过美国一次。直到她快生的时候，我才飞去美国。生小孩是要填表的，她说，能不能儿子生下来，表上有个爸爸的名字。我说好啊，那要怎么做呢？我经纪人说，那就先结婚吧。 我们找了个牧师，就在洛杉矶某个顶楼的Coffee shop，外面像是茶餐厅一样很多人，大家正在吃午饭。我们到了一个小包间，依然是很吵的那种，还能听到隔壁座的人讲话。牧师就在那里帮我们主持了仪式。你愿意吗？两个人都点点头，仪式就算完成了，很敷衍。 当天晚上，她进了医院。我也跟着进医院去陪她。等了半个晚上也没生，我有时差觉得很困，就叫我一个朋友，说你在这里陪着，我先回去睡觉。 回到住处其实也睡不着。我跟经纪人就想取什么名字。我曾经想过，人没有花名不富，马没有野草不肥，怎么样可以给他起一个响亮的名字呢？我想了很多。想了两个陈，叫陈陈，要么是陈点，一点的点。名字就直接点一个点，要么就叫陈撇，这样就算将来给老师罚写名字，写得也会很快。我经纪人告诉我说，你想的这些都不是名字，没法登记。那我就不知道该叫什么了。后来去问我爸爸，才有了祖名这个名字。那英文名字呢，Peter啊，David啊，讲了一大堆，都觉得不好。后来我想，不如就用我Jackie 里面的J和C吧，就取了Jaycee，既有J又有C。 正想着，就接到我朋友从医院打电话来，生了！我赶忙跑去医院，一去就看见了，就是那个房祖名了。 小孩子刚生出来都很丑的，我看了也没什么感觉，也不太在乎男孩子长什么样，我首先去看他的骨头是不是“双骨”。像一般人都是“单骨”，但别人都说我是“双骨”，就是说我骨头很粗。练武的人一定要骨粗。我一看，他是“双骨”的，我就很开心了。就那个时候，一看是双骨，再看看那个小孩子，很不经意的，居然流下两滴眼泪。我的经纪人在旁边也哭了。我也想不到，今天的成龙，有自己的小孩了。掉完眼泪，又哈哈一笑。 那时候林凤娇还在病房里面，我没有多陪她，只是嘱咐我的朋友好好照顾她，自己又回到香港继续拍戏。 我是武行出身，身边的朋友也都是武行，大家在感情上都有过惨痛的经历，凑在一起聊的时候会听到各种故事。比如拍完一部戏回来，家里什么都没了，钱、存折、家具都没了，都被女朋友“洗劫一空”，人也不见了。那时候，连很有名的大导演罗维都被女人骗，他可是捧红李小龙的人啊！有天拍完戏回到香港，发现房子和钱都没了，他当时的女朋友把所有钱都偷偷转移走了，临走时还写了一张50万的支票丢给他，这对他是多么大的侮辱！他破口大骂那个女的，把50万撕得粉碎，丢到她脸上，“我一毛钱都不要！”结果那女的一笑就转身走掉了。讲这件事的时候，他跟我们哭得特别伤心。“女人怎么可以这么坏？” 那时我们一群男人在一起，听到拿命换来的血汗钱就这么被骗走，也跟着觉得坏女人真多。有时候讨论到我，他们会说，林凤娇怀孕就是为了绑住你啊，她肯定早就有计划啦。这些话听多了，我也开始怀疑她跟我在一起是不是有什么目的，从心理上就有点防着她。我赚来的钱都是自己挥霍掉，每个月给她固定的家用，让她和儿子有车有房有钱花，但是从来不会把所有钱都交给她。如果离婚的话，她也分不走我的钱。你看那时候我多坏，多笨，总是想尽办法转移财产。现在回想起来很幼稚，我怎么没有想到她当时事业正红，她自己是很有钱的，图我的钱干什么呢？她愿意跟我在一起，就是因为真的爱我啊。可我当时周围环境就是那样，自己不由自主受了影响，根本不会想到这些。这就像有时候女孩子凑在一起骂男朋友或老公，骂完也觉得男人怎么都这么坏一样。 一直以来，不管我对她如何，她做人的方式从来没有改变过。我有时候甚至很幼稚地想找理由跟她离婚，这样就可以恢复自由了，但她那么多年没有做错任何事，让我有理由跟她离婚。她对孩子那么好，对家庭那么负责，又不干涉我工作上的事情。 直到我犯了那次严重的错误。 当时媒体上的报道像爆炸了一样，我想要打电话给她，但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没有办法解释。这个错误不是我说对不起就能弥补的。我没有任何办法去弥补。后来我就想，不用解释，就离婚好了。我犯了这么大错，一定是要离婚的了。一想到这个，整个人忽然轻松了，因为我不用解释了。我只需要打个电话，只要她在电话里质问我，说你怎么会这样子之类的话，我就直接说离婚，然后电话挂掉，“两全其美”。 我打电话给她。 “喂”，对方是很平静的声音。“喂，你看见报纸没有？”她说“看见了”，之后就沉默。她一沉默，我反而说不下去了。当时我心里想的是，你骂我呀，为什么不骂我？但她没有任何声音。那我只能继续讲话，说：“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你不需要解释。你不要去伤害人家，也不要人家伤害到我们。现在任何时候，只要你需要我，需要儿子站出来，我们马上可以站出来。我知道你现在很烦。你不要管我，我没事，你先去忙你的事情。” 她讲到一半，我眼泪已经掉下来了。我没有再说任何话，把电话挂了。挂了之后，我看见有第二个成龙站在我面前，对我自己说，你真是个王八蛋。这么多年来，你这样子去防人家，人家却是这么真心为你。 就在那个时候，我心里对她的态度180度转弯。我觉得自己实在太坏了，太坏了。我实在是对不起她。 隔了两天，我回了家。她打开门，看到我，说了一声hi，没有任何表情，就回到厨房继续做菜。问我要吃什么，我说不出要吃什么，就一直站在她身边，也不知道说什么，站了一阵子，就回到客厅坐下，一直等，她就一直在忙，一直等到儿子放学回来。他还是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看看我，也说一声hi，然后把书包一丢上楼了。这么久不见，他回来也没有过来抱一下我，也没有说更多的话。整个房子那么大，就剩下我自己在客厅。 我走到厨房，把她叫出来，把儿子也从楼上叫出来，大家坐在一起。 我说，能不能第一次开我们的家庭会议，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我说，我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也不想去解释，谢谢你们对我的谅解和体谅。我知道你们会承受很多压力，现在会、将来也会，我先跟你们说对不起。说这段话的时候，儿子一直看着我，林小姐一直流着眼泪，儿子的手一直拍妈妈的背，然后我也不敢再讲下去了。我说，这个家庭会议，开完了。然后站起来，“我们去吃饭吧”。 在我说话的过程中，她始终没有说话。这是我们唯一一次三个人谈这件事，以后再也没有提起过。 在那之后，我马上找律师改遗嘱，把我所有财产所有东西都给她。后来的生活里，我在各方面也越来越尊重她，体谅她。那时候，也开始意识到应该多去了解她的世界。 一直以来我都活在自己的世界，带着成家班天南海北东奔西战，今天做一场大爆破，生存下来了，大家很开心，第二天又是另外一部戏，没停过。过去拍戏她都不敢来探班，只有我叫她来她才敢来。我不想让她看到我在现场拍那些危险的戏。 《龙兄虎弟》我出了那么严重的意外，差点挂掉，脑开刀一个礼拜后她才知道消息。她打电话来问为什么不告诉她，我还赌气说：“你不用管我。我开刀，你知道了，就会让我避免手术吗？就能保证手术一定成功吗？不会啊！既然这样我为什么要让你担心？我是个大男人，死了就死了，好了就好了。”她在电话那端哭了。听她哭我也不高兴，还说：“你哭什么？难道你要我每天跟你报告今天手划破了，明天腿断了，工作好辛苦啊，这样吗？这是儿子跟妈妈撒娇才会说的话，我不会跟你这么说。” 后来有一天，我问儿子长大要干什么，老爸希望你好好读大学，他说：“我不想读书。”“不读书你想干什么？”他对着妈妈说：“我要进电影圈。”我说：“好啊！你先把大学读完。”他说读完还要进电影圈。那天晚上，我忽然听见厕所有人哭。走进去，看见是她。“我又做错什么了，你哭什么？”她说：“你没听见早上儿子说什么吗？”“说什么？”我已经忘了。“他说他要进电影圈！”我说：“这很好啊！”哇，她哭得更厉害了。“进电影圈你有什么好哭的？”她说：“因为电影圈，我已经没有一个老公了，儿子再拍电影，我连儿子都没有了。”我只好说：“傻丫头，不会的。” 我和她很早就定下一个规矩，生活里不要因为一些小事赌气，有什么不满意就讲出来。平时我不拍戏的时候，只要在家里，就会跟她约好，每个礼拜开一次会，其实就是一起聊聊天，把她不喜欢我的地方、我不喜欢她的地方，都说出来。我们俩就坐在阳台上，她会说，这个礼拜有什么什么事情，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等轮到我的时候，我居然一个都说不出来。等到下一个礼拜，我还是这样，一条都说不出来。 这么多年下来，她对我真的是不离不弃。慢慢随着人越来越成熟，也不再那么在意拥有的东西，而是更愿意给出去东西。15年前我已经把一半财产捐给了基金会。遗嘱里哪些东西给谁全都写好。这也是从社会上学回来的，看见那么多富豪的家里人因为财产打官司，有钱的打，没钱的也打，我绝对不能接受自己的家人变成那样，有一天老婆告儿子，基金会告公司，这样绝对不行，所以我很早就全部写得明明白白。 林凤娇息影30年之后，在《十二生肖》露了大概一秒钟的脸，我为了拍这个镜头求了她一年。原来她怎么都不肯演，觉得息影就是息影，不能违背，而且自己也不愿意再上镜头了。终于有一天，我请她到工作室看我拍摄的一些片段，看到我在里面受伤的样子，她很心疼，我顺势跟她说拍这部电影有多么不容易，又是我自己投资并且做导演的作品，也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去演那些危险动作，她才被我打动，勉强答应下来。 为了她能演得舒服，我还把整个片场从北京搬到香港我自己的摄影棚里去。拍摄那天，她到下午才出现在片场。为了防止她反悔，我提前跟所有工作人员讲好，只要我说试一下，那就是实拍了。看到她过来，我就说：“来来来，试一下戏。”她就走了一圈，走完我说，好了，拍完了！原本她一直坚持只露背影，我耍了个机灵，等她走过来的时候，故意顺势抱着她亲了一下，把她的脸转向了镜头这边，这才有了电影里那不到一秒种的画面。 过去我大部分时间在全世界飞来飞去，即使人在香港，也会排满各种事情，没法每时每刻跟她和儿子在一起。如果有人问我，现在有没有后悔？我后悔过，但也许这样也挺好的。没有经历这个过程你就不知道，失与得，成与败，都有它的道理。如果我那时候每天都跟她在一起，可能两个人早就分开了。现在林凤娇常常跟别人讲，她投资的这个股票是最好的。回忆起这么多年我跟她在一起，刚开始的时候是个老粗，后来一路走到今天，因为有她为我无怨无悔地付出，才让我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取得今天的成绩。小时候被人歧视，长大后穷困潦倒，当终于等到机会的时候，我渴望成功，渴望拿出一部又一部好作品给这个世界，证明自己的价值。 我曾经说过，我对得起很多人，但是我对不起自己的家人。年轻的时候我自私，不懂得体谅别人，又容易受周围声音的影响，但她放我去外面闯天下。到今天她为我所有的付出，令我更加尊敬她。我不是一个好丈夫，不是一个好父亲，但我对他们母子是负责任的。这么多年来，很多恩爱无比的夫妻离婚了，我们俩风风雨雨走到今天仍然在一起，很多时候比一般的夫妻都开心。 我不敢说我和林凤娇的婚姻是最完美的，但至少我们一路走到了现在，越来越珍惜对方，我们是永远的家人。 第五章 本性难改 我和房祖名 全世界都知道的一个故事，是他抱怨我从来没去学校接过他放学，等有天我终于有空了，跑去他学校门口等，却没有等到他，回家才知道他已经升中学了，而我去的是他小学门口。跟他之间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事，现在想起来还会笑。 <h3>■两三岁</h3> 房祖名长这么大，我就打过他一次。 那时候因为很少跟他在一起，他跟我不是很亲。有天我跟他妈妈吵架，两个人闹得很僵，我摔门走了。去找干爸爸何冠昌，他开导了我很长时间：“你这是干吗呢？没必要啊。赶紧回家两个人互相道个歉就好了。”我就听他的话回家了。 一推门，看见林凤娇跟她一个女朋友正坐在沙发上咯咯地笑，我就很不高兴，你把我弄得一肚子火出去，那么婆妈地找人家聊天，你现在居然已经笑呵呵的了。刚要发作，房祖名跑过来，好像要替妈妈报仇一样，用手比一个手枪的样子，“啪啪”地对着我做开枪的手势。接着跑过来抢我手里的钥匙，拿到之后往地下用力一丢，我去捡，他居然一脚踢开！这下彻底惹怒我了。 我大步走过去，一手把他拎起来，往远处沙发那边，砰的一声扔过去。 以我当时的力度，如果他过去撞到沙发背，或者撞到沙发帮，都可能摔得很严重，但我早就看准了位置，刚好把他丢在沙发正中间，就是丢给他妈妈看。他落在沙发上吓傻了，我又过去把他拎起来推在墙上，他在半空悬着，眼泪就在眼眶里面打转。 他妈妈吓坏了，赶忙站起来跟房祖名说：“快讲对不起！跟爸爸讲对不起！”他不讲。“快点讲对不起！”他妈妈就重复这句话，她的朋友也吓得愣在那里。 我看着房祖名，他一直不讲对不起，这下我也下不了台了。我一松手，他咚一声掉在地上，我转头就走掉了。 其实当时我心里已经后悔了，可就是觉得没面子。他妈妈等我心平气和之后，过来跟我说：“他小孩子不懂事，你怎么能这么打他呢？”我也在心里问自己，你这是干什么呢？我就跟林凤娇说：“对不起，我发誓，以后永远不再打他。”林凤娇就跟祖名讲：“不会有第二次了，你爸爸发过誓了。” 我发誓就是当真，讲过的话不会不算数。这个他们都了解的。 <h3>■三四岁（一）</h3> 那时候他老是不乖乖吃饭，常常一顿饭要折腾一两个小时。 有一次，他在该吃饭的时候不吃，老说要上厕所。给他嘴里放一口饭，他就说，我要小便。去了厕所之后很长时间才回来，他妈妈叫他张嘴喂饭，他就张开嘴给我们看，嘴里还有饭。再喂不了一两口，又说要上厕所，这一去又是十几分钟。嘴里就老是那一口饭含着。 我在旁边看着很生气，就把他拉到厕所，把他裤子脱掉。“你不是要小便吗？你小给我看！”结果他站在那里尿不出来。我看他这样就作势要撸袖子，他忽然看着我说：“你不要动哦，你发誓不打我的！” 我心里暗自骂道，妈的，这么小就知道抓我的话柄。我瞪着他说：“你给我好好吃饭，不要给我来小便这一套！我告诉你，我是大古惑，古惑仔，你知道吗？！”他低下头委屈地说：“你是大古惑，我就是小古惑喽。” <h3>■三四岁（二）</h3> 小时候他很皮，最爱翻我的东西。皮包啊，钥匙啊，桌子啊，柜子啊，反正所有我的东西他都要翻。 那时候干爸爸何冠昌送了个古董柜子给我，大概十几万，在当时蛮贵的。我没地方放，只能放在家里。柜子运来的时候，房祖名就在家里，他看着人家搬进来放下，就一直盯着那个柜子。 那个柜子的样子很特别，玻璃是不规则的，如果弄坏了，买都买不到一样的。我担心他又乱翻，就想出一招对付他。 等人们都走了以后，他还在看着那个柜子。我就跟他妈妈挤个眼，他妈妈心领神会地走过来，我指着柜子说：“Remember，nobody touch。”那时候房祖名是读英文的，我就故意说英文。他妈妈赶忙回答：“Oh，ok ok。” 过了一会儿，他还在旁边，他妈妈故意经过，用手去碰了一下那个柜子。她一碰，我马上拿个报纸卷起来打她。报纸打下去声音很大的，一边打一边说：“I told you, nobody touch！”他妈妈就假装呜呜地哭。 自此以后呢，他每次往自己房间走的时候，本来可以从柜子旁边经过，那样比较方便，但他永远不直着走，每次都要兜一个圈，碰都不敢碰那个柜子，我看了觉得很开心。接着就很安心地把干爸爸送的一些古董小物件，那些零零碎碎的东西，都放进柜子里。他每次经过那个柜子，都还是远远躲开。我很得意，这个办法真有用！ 有一次，忘了他是犯了什么错，我吼他：“出去！Out！”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发誓不打他了，只能吼，吼完把他推出房间。推出去之后，我把门半掩着，开个小缝往外看。那时候外面的灯是亮着的，我的房间灯是暗着的。我能看见他，他看不见我。 我就看他在不远处回头，眯着个眼睛，皱着个眉头，愤怒地看着我房门。先是看看我，又回头看看那个柜子，再看看我，再看看那个柜子，忽然他快步走到柜子前，转头再瞄一眼我房间，很快地用手“嘣嘣嘣”打了那个柜子好几下，打完又看看我房门，见没动静，又“嘣嘣嘣”打了一通！ 我赶紧叫他妈妈来看，我俩躲在房间里笑得前仰后合。现在那个柜子还在我家摆着呢。 <h3>■五六岁</h3> 我有一群“坏”朋友。他们有时候来我家，就逗房祖名说你妈妈又要生小孩了，等生了新的小孩你爸爸就不疼你了。房祖名就在那里气鼓鼓的。有一天，又有朋友来家里，跟他说：“你看你妈妈的肚子都大了，肚子大了就是要生小孩了。”结果他马上跑到他妈妈面前，对着他妈妈的肚子，举着小拳头就打，一边打一边嘴里还喊：“Punch！Punch！Punch！” <h3>■六七岁</h3> 有一次我跟房祖名坐飞机，他坐后面的经济舱，我坐前面的头等舱。 那时候我看李嘉诚教育自己的小孩，要他们自力更生，不能依靠父母的钱。我也是在学人家的教育方式，尽量言传身教，所以我就先带他看我的位子，他看着我的座位说：“哇，你这边好大啊！”我说：“对啊，你看，我这里是头等舱，等你有钱了，你就可以坐在前面，但是你现在没钱，只能坐在后面。”他“哦”了一声，就去坐后面了。 过了一会儿，我感觉旁边有个小东西拱过来。转头一看，发现房祖名坐到我旁边来了。我说：“你怎么过来了？你不要坐在这里，人家会骂的。”他说：“我也不知道啊，是小姐把我摆上来啦。”我问那个空中小姐，人家说：“没事，反正这里也有空位子，就让他坐过来吧。”原来是人家给他升舱了！ 后来他跟我一起出门坐飞机，票总是买经济舱。可能是他长得可爱，也可能人家知道他是我儿子，很多时候就有人帮他升舱。他还会跟我很了不起地说：“你看，人家又帮我Upgrade啦，我不用有钱。”我就跟他讲：“你不同，是因为你有一个我这样的爸爸，但是很多人没有，他们就是自己奋斗，自己奋斗到坐头等舱才光荣。” 到现在他有时候还会买经济舱，人家有时候也会给他升舱。不升舱他就坐经济舱也无所谓。 <h3>■七八岁</h3> 何冠昌送我一对琉璃雕刻，是一对鹦鹉站在树上，我特别喜欢。 有天他打篮球，一个球过去，“嘭”一下打烂了一只。他妈妈就在旁边说，吼吼吼你完蛋了，让你爸爸看到你就完蛋了。 他很紧张，赶紧问怎么办。他妈妈说，你快点打电话给爸爸，跟他认错吧。 我一拿起电话，就听他在里面呜里哇啦地哭，赶紧问怎么了，他说，我把你的鹦鹉打烂了呜呜呜……我赶紧说，你手有没有事？人有没有事？他说，我没事，但是我把你的鹦鹉打烂了一只，呜呜呜……我赶忙又说，别哭别哭，没关系没关系，赶紧扫掉，不要伤到，我再买个新的就行了。 等我回到家，赶紧问他妈妈，儿子没事吧？这么小的小孩子，可别吓着他。 他妈妈嘎嘎大笑。 我问，你笑什么？他妈妈说，你知道你儿子做了什么吗？我叫他打给你，他一拿起电话听筒，还没接通的时候，先转头问我，妈妈，我要不要哭？我说，好啊，你哭。他就等，等你一接电话，他就啊啊啊地开始哭。 妈的，原来是假的！不过我后来也没有拆穿他。 <h3>■八九岁</h3> 有一天他忽然问我：“Daddy，are we rich ？”（爸爸，我们有钱吗？） 我看着他觉得很奇怪，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考虑了一会儿，我说：“e are not ric I have some money。”（我们没有很富，但我自己还算有些钱。） <h3>■九岁</h3> 拍《重案组》的时候他九岁，那应该是我第一次带他到现场。很多人看见他，说，哇，小少爷来了。那是他长那么大，第一次出现在人群面前，倒没见他怯场，挺镇静。 当天那场戏，我是拍水下，冷天。把他安排着跟成家班待在一起，我就下水了。 我拍的时候他就在旁边看。看我在水里挣扎，做出痛苦的表情，拍完一条，出来，摄影换镜头，换好之后再拍，我再进入水里挣扎…… 其实那个水是温温的，不是很冰，但出来的时候有风吹着，还是会冷。每次我一出来，大家赶紧用毛巾给我捂上，我就在那里发抖，牙也咯吱咯吱地打战。想起房祖名在旁边，我故意装得更辛苦，抖得更厉害，牙床和整个身体都在抖。其实如果我想控制，也是可以不抖的。剧组就拿两个很大的灯，远远地打着帮我取暖，我身上就在冒气，像烟一样。 拍着拍着，旁边不见他了，我也没管他去了哪。 当天收工，我和他一起回家。回去就跟他说，你看老爸开工多辛苦，以前你什么都不知道。他妈妈也在旁边说，对不对？你爸爸在现场真的很辛苦！ 他说，是啊，所以老爸拍到一半我就跑到厕所哭去了。 <h3>■十岁</h3> 小时候他给我打电话，第一句话永远是“here are you?”，这句话每次都被他加上重音，显得很有怨气——“你又在哪里？” 有一次我说，我在澳大利亚的雪山拍戏。他马上很遗憾地说：“哇，雪山啊！我这一辈子都没有见过雪。”后来我们又说了几句别的，就挂电话了。可是我在片场，他的这句话就一直在我脑袋里面，觉得很心酸。小时候我都没陪过他。 我马上又打个电话回去，这次是他妈妈听电话，我跟她讲：“明天你买机票带他飞过来。”他妈妈说：“神经病，不行，他要上学。”我说：“这可能是我唯一一次跟他旅游，少上一天学不要紧，还可以补回来。错过这一次，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时间陪儿子玩。现在我能做的，就是你明天带他来片场。”他妈妈听了之后就说：“好。” 第二天他就飞来了，到了片场之后，我站在一个地方，他没有过来跟我打招呼，我以为他会马上跑过来抱着我呢，结果也没有。他直接躺在大雪地上，躺了很长时间。我就在那边等他。 等他从雪地上起来，我开始教他玩那些东西，滑雪啊，开雪地摩托啊等等。他很聪明，一学就会了。你看那几张照片，可以看到他妈妈多开心。我跟他妈妈说，你看，这样多好。 <h3>■十几岁（一）</h3> 有几张他打篮球的照片，那时头发还长长的，人还在美国。 大家都说他打篮球很厉害，尤其三分球很厉害。我不相信他真的有那么厉害。 有一次我跟他说：“1000美金1个球，如果你连进10个三分球，我就给你1万美金，但是只要掉1个就不算。”他说好，接着站在三分点，我负责抛球给他。他进1个我再抛1个给他，他一接球，一拍，一投，一接球，一拍，一投，哇，9个都进去了！到第10个的时候，我故意不抛给他，而是从地上滚过去。这下他没料到，赶紧弯腰捡起来，等捡了球再站起来一投呢，位置已经偏掉了，最后这个就没进。他说我赖皮，我说哈哈，差点输1万块给你。 若干月后，我想再来一次。“这次我真的10个连续抛给你，你进10个就1万美金。”结果他真的就连进10个三分球。等他进了第10个球之后，根本就没过来找我，而是马上转身跟他妈妈说：“Daddy oen thousand。”（老爸欠我1万美金。） 他妈妈马上拿了个纸条写下来，“我欠儿子1万美金。”还叫我签字。 结果这1万美金我到他二十五六岁才给他。 <h3>■十几岁（二）</h3> 那时他从美国回到香港，我就分一半的房子给他住。 每天晚上看到他的灯都是亮着的，过去看他在干吗，发现人也不在，可是房子里面没有一个灯是不亮的，连厕所和橱柜的灯都亮着。等他回家，我就说：“你能把灯关一下吗？”他说：“灯开着人会精神一点啊。”我说：“这个钱是我给的，你才会这么说。你不要浪费资源。你明天如果不记得关灯我就让你自己给钱。” 第二天又是灯火通明。 第三天我就叫电工过来，把电表分成两边，给他房子那边弄了一个电箱：“从此以后你这边所有电费都是你自己付。” 从那以后他所有房间的灯都记得关了。 <h3>■十五岁（一）</h3> 在美国的时候，Coco（李玟）很照顾他，常常去陪他，他就认Coco做干姐姐。 那年他从美国回来，说要请干姐姐吃饭，去一个意大利餐厅。我说好啊你去。他去了没多久，就打电话给我，说老爸你来，Coco想见见你。 我说你们年轻人吃饭关我什么事啊。他坚持说，你来吧来吧。我一去，看李玟带了十几个人，就明白了，房祖名是叫我来埋单的。那时候他没什么钱。 这之前我在经过走廊的时候，已经看到金庸和他太太在吃饭。一看见他，我马上过去打招呼，跟他鞠躬。金庸就跟我笑笑。打完招呼我才进了里面房间，进来之后就跟服务员讲，金庸那个台子的账单也是我付。 意大利菜是那种长台子，我进来就坐在进门的第一个位置，房祖名坐在最里面。大家吃得差不多的时候，忽然金庸走进来，跟我说，阿弟（上海话），你太客气了，谢谢你。我说应该的应该的。 我一站起来，房祖名也跟着站起来。看他站起来，我马上叫他从最里面的位置走出来，过来打招呼。他看见我毕恭毕敬地鞠躬，也跟着毕恭毕敬地鞠躬。 金庸说，这是你儿子啊，长这么大了，我说对啊对啊。寒暄几句，他准备走了。我赶紧送出去，房祖名也赶紧跟着送出去，一直送到老先生上车。 我俩往回走的时候，他问，老爸，这是谁？我说，查良镛。他问，干什么的？我说，啊？！金庸啊！！！他说，哦，银行家啊。原来是帮你管钱的，怪不得你那么怕他。 <h3>■十五岁（二）</h3> 我送他到上海跟李宗盛学音乐，那时候香港还没回归，对内地也不了解。身边很多人提醒我，祖名刚刚回国，要注意安全。我就派了几个保镖每天跟着他，怕他被绑架。 保镖们都很尽职尽责，他到哪里都不行。他说要到西湖看看，大家跟他说危险，他说想去哪里哪里，也说危险不让去。每天就把他骗回家里关着。等其他人都走了，就剩他一个人，哪里都不能去。 他就写了一首歌叫《人工墙》，歌词是这样：“四面人工墙，不让我的躯体灵魂自由地飞翔。想去的地方，也只能透过人工墙的窗远远张望。空无人的房，时间一分一秒滴滴答答过得特别慢，墙外的浪漫，我只能轻叹，祝福他们永远幸福美满。我把小鸟给放，它聪明却无情地一去不返，墙外鲜花怒放，我却闻不到丝毫的芬芳。谢谢你，人工墙，不让我乱冲乱撞去受伤。谢谢你，人工墙，就算我跌倒还有地毯免我受伤。我不希望我的梦想只能这样凭空想象，我不希望我的眼眶总是看到呵护的铁窗。我不怕跌倒，我不怕受伤，我不要特权，我只求平凡。我要自由，我想自由，你要自由，人要自由，我们要自由，自由地飞翔。” 他当时说，第一个墙是我，第二个墙是妈妈，第三个墙是李宗盛，第四个墙是保镖。他在写歌的时候看到人家房东有个小鸟，还把人家的鸟放走了。 我听完这首歌，就决定不管怎样也把保镖们撤掉，让他自由。 写这首歌时他才15岁。 <h3>■十五岁（三）</h3> 我拍《上海正午》的时候，让他在里面当了一次临时演员，就过了一下镜头的那种。 那时候他放暑假，每天都来片场，刚开始的时候觉得什么都新鲜，每天跟着成家班学这个弄那个，搬海绵啊，抬机器啊，看我套招啊，我就很开心。 晚上也跟成家班一起玩。我让成家班教他打拳，没几天我就听着打拳的声音不见了，变成“砰砰砰”的声音，过去一看，原来他教着成家班跟他一起打篮球去了。我训他，他还顶嘴：“这个也是运动啊！”虽然教他功夫不爱学，但那时他比较喜欢练习枪法，我还偷拍了他一个人在花园练打枪，现在我还有那个录影带。 在片场乖乖学了几天过后，人就不见了。他觉得无聊又很困，就跑去很远的一个车子睡觉。那时因为我们拍的是古装片，地上不能有开车的印子，所以都把车子停得很远。他就跑回车里睡觉。 当时我拍一个镜头，一个后翻下来，被东西砸到了头，很痛。我心想，我受伤的时候他怎么能看不见？一定要让他看看老爸工作多辛苦。我就找了个人，说你快去叫他，就说我受伤了，然后我就抱着头假装很痛的样子。 那个人过去之后把他拍醒：“祖名祖名，你爸爸受伤了！”他吓一跳：“啊？”赶紧站起来往这边走，很着急的样子。走着走着我就看他脚在打圈，等走到海绵垫子那里，他居然直直躺倒睡着了！居然看到海绵垫就睡着了！！ 现在想起来，觉得当时那个画面要拍下来就太好玩了，可惜当时没拍到。 这事发生的第二天，他不好意思到片场来了，就在周围抓地鼠。地鼠都躲在洞里，他在每个洞口摆个圈，再放一些东西引它们出来，竟然真的给他抓到4只。 我想，怎么骗他把地鼠放掉呢？开始怎么说他都不放：“我不要，我这么辛苦抓到的，我不放！”后来我想，我讲没有用，那就请别人来吓唬他。 于是我就跟我的英文老师一起骗他。英文老师装作很恐慌的样子，“哎呀！你碰了它没有？快点洗手！有毒！地鼠身上有种细菌，你千万不要给它咬到，我有个朋友被地鼠咬了之后，整个手指都切掉了！” 他听了就有点害怕，马上就放掉了。地鼠经过我们身边的时候，我和英文老师还假装很害怕地说：“哎呀！不要碰到我们。” 把地鼠放走后又觉得没事做，他又写了一首歌，叫。“我独自一个人走在马路上，看见车来车往，人们各有各忙，各有各的方向，各有各的思想，和我所想的不一样。我走，走到野外上，只是我已经忘记方向，妈妈有她忙，爸爸去上班，而我就在野外上，边走，边唱，边走，边唱。”歌里说妈妈忙的其实是打麻将，我又工作没空管他。等我们听到那首歌后，他妈妈就不再打麻将了。 那时我就发现，他把很多想跟我们说的话都写进歌里，那里面都有他要表达的思想。 第五章 本性难改 宠物们 我年轻的时候兴趣很多，看很多人养宠物，但我不想养那些普通的，觉得不够酷。那时就有人来给我介绍各种不普通的动物。 曾经有个朋友卖给我一只小狮子，刚刚出生没多久，要了我1万块。我觉得也蛮可爱的，而且很特别，就很高兴地带回公司养，每天喂它吃东西啊，喂它吃奶啊，照顾它。有天我抱着那只狮子捏它的脸，我很喜欢捏动物的脸，扯来扯去，结果它当时抬起小爪子过来挡我，大概意思就是“哎呀，别搞了”，用爪子轻轻扒拉了我一下，哇，当时我整个脸被它的爪子从这边划到那边，满脸都是血印。 我看着它，它就那么小一只啊，像只小狗一样。要是3个月之后长大了再来这么一下，我整个人不就没了？我赶紧打电话给卖我狮子的那个人，“还给你，我不要了。不敢养了。”最后1万块也没了，他就带回去养了。 后来有段时间朋友送我一只鹰，很帅的样子。每天我在片场它就飞过来，停在我肩膀，我抖一下肩膀它就飞走了。有时候我在剪片子，它也飞过来，抖一下肩膀它又飞走了。再后来养过一对懒熊，两只眼睛很大，很可爱，就是照片里趴在房祖名胳膊和腿上那个。 再后来给我推销动物的越来越多，我就养了飞狐啊，白蛇啊，飞鼠啊之类的各种动物。动物越来越多，我干脆在嘉禾的后山搭了个大笼子，花了7000块，把它们都摆进去，在里面给它们隔开。每天工作结束还会去看看它们。 结果有一天香港刮台风，过了一晚上之后我去看，都死了…… 我本来以为动物对台风无所谓的，原来它们在森林里什么恶劣天气没遇到过，可是我没想到森林里面有树，它们可以躲起来，现在它们被放在大笼子里，风一来也没地方跑，在山上什么遮蔽都没有，对着大风口都被吹死了。我也没弄房子给它们，只是一个大铁丝网的大笼子。我想可能是台风之前天气很热，它们已经被热到了，后来又被风吹被水泡，就都死掉了。看着它们的样子我难过坏了，之后就什么都不想养了。 过了一阵子，我又养过两只圣伯纳犬。那种狗是什么概念呢？一大早起来，我给它弄6个大大的鸡蛋，跟很大一盒鲜奶倒在一起。它就等在旁边，很乖的样子，等你把吃的给它，它真的就是一口，眨眼就没了，喝光了。为了养它，我要花3000块钱一个月的人工。 有天我要去遛狗的时候，一个副导演来找我，我就叫他一起。那两只狗加起来能有300多磅重。那时候我很瘦。一开始我牵着两只狗，结果其中一只停下来小便，我就跟那个副导演说，你帮我抓着另外一只。 等我再抬头的时候，听到啊的一声大叫，只见那个副导演抱着一个电线杆子，那只狗拼了命地往前走，他根本拉不住，也不敢松手，一松手自己就会被拖到地上。我在旁边笑死了。 现在我有3只狗、2只猫在家里，有5只猫在公司。 我的两只大狗是金毛。它们是很早以前别人送我的，我家里院子大，狗有地方跑。这两只大狗是两兄弟，已经养了七八年了。我不在香港的时候它们都很想念我，其中一只还因为不能常常看到我而得了忧郁症。 在这之前我养的第一只狗，辛辛苦苦养大了之后，有一天跑出去不见了。我登报纸给重赏，在住的那条街贴满它的照片，最后还是没有下落。看我那么难过，我朋友家的狗Jones刚刚生了一窝，就送我两只，他知道我对狗很好。我给它们取名字，一只叫JJ，一个叫CC。后来Jones死了，我就让ame after her，让它改叫它妈妈的名字Jones。 得忧郁症的那一只是JJ。它曾经差点因为跑丢了而被人道毁灭。有天晚上，外面那个自动门不知道怎么给开了，一大早起来发现两只狗都不见了，我赶紧让所有人出去找。几天之后，找到了Jones，但是连续两个礼拜都找不到JJ。我特别着急，想起第一只狗跑丢之后再也没找回来，怕这次再丢一只。 香港有个机构“防止虐畜会”，他们会监督那些有主人的狗不被遗弃，但如果是收容了走丢的狗，很久又没人来领养的话，狗就会被人道毁灭。我同事想到了这个机构，就去这里帮我找。那边的人说，没有你要找的这一只。同事回来跟我报告，看我很难过，就说，我再去一次，这次我一定要进到里面，去亲眼看到每一条被收容的狗。 第二次去，他求工作人员给他看一下里面的狗，开始人家不让看，他磨了半天，说只要看一眼就行，人家才终于放他去看。他进去一眼就看到了JJ，赶忙说这个就是我要找的狗！工作人员说不对啊，这里面登记的地址跟你说的不一样啊。 后来才搞清楚是因为我搬了家，JJ体内的芯片地址还是原来的，跟现在的住址对不上。 同事赶紧把JJ领回家，那时候它就开始有点小小的忧郁，可能是在防止虐畜会里面环境不好，吃的也不好，又脏又害怕，加上可能别的狗也欺负它，就很可怜。 回家之后，JJ老是提不起精神，看到什么都害怕，连我家的猫都怕。如果猫挡在它前面，它就不敢走路了。如果我在这里叫它，中间站只猫，它就不敢直接过来，而是往后面绕一大圈再过来找我。如果猫在我这条腿的旁边，它就躲在我另一条腿旁边绕着走。后来房祖名养了一只很小的小狗，JJ就连那只小狗都怕。小狗经常会骑在它身上。 现在我每次回香港都会开车带JJ和Jones兜风，它们都很开心。我专门为它们买了车，后面有车斗，可以带着它们出去玩。每次它们只要看到我在门口穿鞋，就会扑过来不让我走。它们知道我这一走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 现在每次回香港，看到车库里面一排车，刚犹豫要开哪一辆，看到两只狗很兴奋地跑过来，很渴望的眼神看着我，好像在说“带我出去玩吧”，最后就只能开那辆吉普车。有一回，有个朋友来香港，我想到自己那么多车都在家闲置，就说把某一辆借给他开几天，结果人家一开，已经发动不起来了，放太久已经坏掉了。 我在香港的时候，如果从家去公司，也会开车带上JJ和Jones。它们对于从家到公司的路已经很熟悉。Jones很活泼，路上只要有风景和人的地方，它就会一直迎着风大叫，特别开心。只要是一过隧道或高架桥，没什么东西可以看了，它就会趴下休息。到了公司里，我走到哪里Jones就跟到哪里，JJ则比较安静，一般都是自己四处逛，有时候也会来跟着我。 养猫就是为了治老鼠，自从养了之后，家里就没老鼠了。 我家里有两只猫，一只叫叮叮，一只叫当当。叮叮很乖，当当就很调皮，很爱到处乱跑，这次回来这边少块肉，下次回来嘴边一个洞，都是跟别的猫打架打的。每次我都要帮它治，休养一个来月，好了之后又往外跑，打完架回来我再给它治。最近一次跑掉就再也没回来。我想它要么是在外面成家了，要么就是因为打架横死街头了。 公司的5只猫里有4只怕我，只有一只叫小黑的完全不怕。我第一次去公司见到它们，4只全都跑掉了，只有小黑站在那边看着我，我就觉得这只小猫很有种。 有人不理解为什么我跟宠物感情那么好，宠物病了走了会哭得很伤心，那是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养过，不能体会这种感情。在美国宣传《功夫梦》的时候，我去做了两只小熊猫，给它们起名叫Lazy，这些年到哪里都带着，给它们跟很多世界名人和地标拍了照。 第五章 本性难改 本性难改 说起大哥，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这人爱泡妞，爱管闲事，总是说错话，但真正跟他相处过的朋友，却觉得他不懂拒绝，对人太好，爱打抱不平，总是给人面子，对大家很细心，是个较真又可爱的人。当我们顺着这些或公正或偏颇的印象慢慢认识这个人，就会发现他今天的性格很多都是很小就形成的。这应了那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先从爱泡妞说起好了。大哥的这个名声流传在外，跟他对女孩子总是特别关照有关。他的这种照顾，跟女孩子的年龄、外形、身材、地位都没关系，只要是个女孩子，在大哥面前就会得到额外照顾。他对女孩的关心体现在方方面面，其中最令人受用的，就是细致和嘴甜。 大哥的台湾经纪人Emma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很多年以前，他在台北参加一个活动，在一个很大型的体育馆举行，看台上有不同的学生方队，负责不同的任务，其中台湾最有名的女子中学“北一女”的同学们负责用纸板排字。方队前面有个指挥的女孩，带领大家用手中不同颜色的纸板排出不同的图案。当天是胡慧中和张菲做主持人，同场表演的还有刘德华、郭富城等明星，大家都要上台唱歌。 前面的人快要唱完时，大哥忽然想起自己要唱的那首《向着阳光走》间奏特别长，上台之前就问Emma，“等到间奏的时候我要做什么呢？我是傻傻地站着，还是要晃来晃去呢？”接着又询问台下一些重要嘉宾的名字。轮到他上台，到间奏的时候，他说道，“感谢今天到场的各位长官，×××、×××和×××，但我们最要感谢的，是我身后这1000多个北一女的女孩子们，你们今天真的很棒！” 所有的女孩们先是愣住，接着全场就疯掉了，大家把手里的纸板放下，一起跺脚鼓掌尖叫，欢声雷动！感觉要把体育馆掀翻了。女孩们完全没想到大哥会提到她们，而且还把学校的名字说得那么准确。此时Emma在后台，就听到旁边的人议论：“这个成龙对女孩子太厉害了吧！”“他怎么想出这招的？也太会做人了吧！” 唱完后大哥走下台，Emma问他，你怎么知道那群孩子是北一女的？大哥很神秘地笑笑：“我刚做武术指导的时候，还没什么名气，有一段时间在台湾拍戏，就有两个北一女的学生来片场，说是要约我做专访，放在校刊上。我记得她们穿的校服是白色加绿色，很显眼，两个女孩也是清汤挂面，很漂亮，气质很好。我喜欢这种很有书卷气的清秀女孩，那时候就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也很感谢她们来访问我。今天站在台上一看，马上就看出她们穿的是北一女的校服。” Emma讲这段故事的时候，大哥刚好走过我俩旁边，我们逗他：“大哥，你对女孩真是有与生俱来的天分啊！”大哥很认真地说：“这不是与生俱来的天分，这是看你平常有没有真的在关心别人。” 大哥平时对女生嘴很甜，这好像已经成了他的习惯。“哇，你今天怎么穿得像个芭比娃娃？”“这个巧克力是我特地送你的啊。”“哇，你的裙子显得你身材很好。”这样的话都是信手拈来。 有一次在出差的路途中，我问大哥，你觉得哪种女孩子最漂亮最有吸引力？他笑一笑：“其实我从小就蛮受女孩子欢迎的，在戏剧学院的时候就有师姐对我特别好，那时候自己也不懂。长大之后做武行，收工之后就跟着师兄们混在各种夜总会。到二十来岁忽然成名，变得特别有钱，女孩子就像蝴蝶一样扑过来，挡都挡不掉。经过这么多年，其实早就麻木了。我看太多漂亮女生了，中国的外国的都有。现在我已经不会觉得谁特别漂亮。” 大哥在很多人心目中是个硬汉，但在熟悉的人眼里，却是一个心肠太软又不懂拒绝的人。 平时大家都爱拿他开玩笑，说在大哥面前，哭是最有用的。在法国拍《十二生肖》的时候，有天他收工回到酒店，看到剧组里有个工作人员在哭，很伤心的样子。一问才知道是电脑被偷了。法国的部分拍完，大部队回到香港，开工的第一天，那个工作人员面前就摆了一台新电脑。 又是有一天，大哥的一个朋友对着多姐哭，说她的iPad不见了。第二天大哥就买了个iPad送给她。大哥公司里的同事，这个人手机丢了，他送，那个人相机丢了，他也送。聊到这里的时候，多姐在旁边怂恿我：“墨墨，下次你就跟大哥哭，说你的iPhone啊iPad啊那些丢了，他马上就会送你。” 《十二生肖》拍完的时候，旁边的人说：“大哥，杀青了！”这个硬汉忽然一下子掉下眼泪，怕在大家面前哭没面子，赶紧推开身边的人躲回自己车上，平复心情之后才又走下来，跟大家一起开香槟庆祝。 后来我问他，你当时为什么会哭？他说：“我拍了那么多年戏，杀青了无数次，只有这次特别感慨。不是别人猜的那些原因，比如年纪大了啊，这部戏很辛苦啊，而是忽然觉得自己很不容易。拍《十二生肖》的过程里面，碰到很多自己人在闹矛盾，今天他和他不高兴了，明天他又和他闹掰了，大家各有各的立场，不能武断地说是谁的错，我总是要夹在中间处理这些问题，不希望任何人不开心，结果搞得自己很辛苦。那天一说要杀青，忽然就觉得自己很委屈。” 一位跟他工作很久的同事跟我说：“大哥对自己人特别抹不开面子，就算他知道有些人有问题，已经不适合再留在身边工作，自己也说不出口，往往都是拖了又拖，实在不行了也是请别人出面解决。” 大哥跟我讲过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故事。那年他要拍《上海正午》，想找一个女演员，最好是个没合作过的新鲜面孔。他跟剧组的副导演说：“我们找一个特别的吧，最好是在东南亚很红的歌星。对了，王菲！”副导演是个老外，不知道王菲是谁，大哥就说：“她很红的，唱歌很好，人也像剧本里这个角色，她英文名字是Faye ong。”副导演说：“Faye ong是吗？好，我们去找。” 有一天，大哥接到副导演电话：“找到Faye ong了。”“哇，真的啊！”“她说她听见你的名字，知道是你要找她合作，特别特别开心！”“真的啊？好好好。”“她现在人在新加坡，很快就可以来剧组见你。”“没问题。” 听到敲门的时候，大哥正在剧组的化妆车上。副导演说：“Faye ong刚下飞机，马上就来拜访你。”大哥说：“好。”过了一阵，副导演又来敲门说：“她来了。”大哥赶紧下车，不要让人家上来，自己先下车迎接比较礼貌。 下车之后，他心里嘀咕：“哎？没看见王菲啊。”副导演开始介绍身边的几个人，这是谁，这是谁，这就是Faye ong。大哥心想：“不对啊，这不是王菲啊？”此时那个女孩已经走过来，握着他的手：“大哥，谢谢您的欣赏，点名要跟我合作。”大哥只能跟她握着手一直笑，说“是啊是啊是啊”…… 寒暄几句之后回到化妆车上，大哥跟副导演说：“这不是王菲啊！她不是我要找的王菲啊！”副导演一脸茫然：“I got . 你不是要Faye ong吗？你要谁我给你找来了啊。怎么不是她呢？”大哥说：“真的不是她啊……” 原来剧组闹了一个大乌龙，给他找来的是新加坡女演员范文芳，她的英文名字是Fann ong，听起来很像Faye ong…… 那时候大哥不太看电视，不熟悉电视剧的明星，也不认识范文芳是谁，后来才知道她是在新加坡和中国都很红的演员。当时副导演很沮丧，不知道这个烂摊子怎么收拾，一直问大哥“怎么办”，大哥说：“没事，不换了。就用她吧！” 后来范文芳在电影里的表现很好，现在讲出这段往事对她有点不公平，但相信这么久过去了，她依然会感谢大哥当初跟她的合作。这件事，恰恰证明了大哥是多么不懂拒绝。 写这篇文章的前一天，我们陪大哥去参加某个短片颁奖活动，主办方通知他6点到场，7点就能离开。大哥准时抵达，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先是多了一堆原本没沟通过的流程，尽管被工作人员挡掉了，但也意味着活动根本不会那么早结束，最后大哥在休息室里等到了夜里10点半，才轮到他的环节。在房间里的时候，他问我们，为什么我每次都这么好骗呢？他们为什么总是骗我呢？ 我说不是你好骗，而是这个行业早已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不管大牌小牌的艺人，都非常擅长迟到，活动主办方为了保险，总会把时间说得提早很多，反正知道艺人会迟到。两边都用骗的，最后结果就是八九不离十。这时候就苦了你这种守时的人。 前几年流行一个“控”字，我觉得大哥是个“爱帮人控”。这点跟有钱没钱、身份地位都没关系，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还在赚65块一天的时候，有天他走在香港佐敦道的一个拐角，转过弯要去嘉禾戏院。在那里看到有个年轻人趴在地上，用粉笔在写自己有多惨多惨，希望大家给他一些钱。围观的人很多，给钱的人很少。大哥看他一手字写得很漂亮，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觉得那人很可怜，就走到他面前，放了一张50块给他，所有围观的人都看着他。大哥放下钱没有停留，转身过马路就走了。走的时候觉得心里很痛快，感觉帮到了别人，很开心，过了一会儿才开始想现实的问题，身上的钱都给了别人，接下来几天的日子要怎么过？那时候并不保证每天都有工开有钱拿的。 有一回，我们一起去某个工作现场。车停在桥下等红灯，看到窗外有乞讨的人走过来，大哥跟助理说，给他一些钱吧。旁边人说，这种很多都是骗人的，不要给了吧，大哥。他还是坚持要给。我跟他说：“大哥，这种情况下应该有一个标准，如果是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不管他们是不是骗人的，我都愿意给他们钱，但如果是有劳动能力的年轻人，那我一定不会给钱，他完全可以去找一份工作。” 大哥听了我的话，沉默了一会儿，说：“你们不懂的。就算是年轻人，有时候也会没有办法，很可怜的。” 现在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很久，在了解大哥的成长经历之后，我忽然明白他为什么会这么说。也许我们真的没有沦落到走投无路过，所以能轻易说出那番听起来颇有道理的话，但他曾经在年纪轻轻时就跌到谷底，所以更加将心比心。大哥说：“我们那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空有一身力气，但是很多事情想做却做不了，你根本没有机会。” 拍《十二生肖》的时候，有一段盘山公路的追车戏是在京郊拍的，拍摄过程中封路，大哥看附近有个卖水果的老大爷，就过去把一车水果全包了，让人家早点回家，可以不这么辛苦。前些天在广州，有个年轻人在乞讨，大哥让助理塞给他500块，车子慢慢开走的时候，大哥就看着倒后镜，开始脑补各种故事，也许他拿着这500块买了急需的东西，也许他只是在心里暗自窃喜又一个傻子上当，不管哪种都好，对大哥来说，他已经把钱给了出去，“我把钱给别人，自己很开心，何乐而不为呢？我现在做慈善，如果每天都听人们说这个是骗人的，那个是骗人的，那就不要做了”。 当年在美国拍戏，大哥忽然收到罢工通知，片场的演员们都回到车里去看电视，大哥也跟着大家回去，但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当时是麦当娜、史泰龙他们上街游行，抗议演员在音像制品上面没有版税。那次抗议之后，大家在Video上就有的分了。到现在为止，大哥还会陆续收到《尖峰时刻》的一些版权费用，每次几百美金的支票。这就看到人家工会制度的厉害，让大家的权益得到很好的保护。 大哥想，是人家的游行帮助我争取了权利，我回到香港也要帮同行们去争取他们的权利。美国演员工会从最初的11个人起家，到现在已经成为全美国甚至全世界范围的大团体，人家可以，我们就可以。回到香港，大哥成立了演艺人协会，后来慢慢地编剧、剪辑、灯光、摄影都有了自己的组织。中间有一度撑不下去的时候，大哥跟他们说，必须撑下去，没有钱我来给，到后来演艺人协会都还是大哥在给钱。香港的金紫荆奖办到第八届的时候，他们的主席在台上说感谢成龙大哥，如果没有当时他对自己的鼓励，就没有这个奖。“当时大哥告诉我，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你如果不做，怎么知道自己会不会成功呢？不要被周围的声音打击，想做就去做。” 大哥爱给人面子。平时不管在哪里，总有各种人过来跟他很热情地打招呼，他也会特别热情地回应人家，握手、拥抱、拍照，但其实大多数情况下他根本想不起来那是谁。 2014年底，我从伦敦回国，在北京见到大哥。我迎上去说，得好好抱一抱。綦总在旁边赶忙提醒：“轻点啊，大哥肋骨伤了。”我问，怎么弄的？大哥笑笑，没说话。过了会儿跟他的工作人员聊天，我才知道是在拍摄新片《Skip trace》时，大哥觉得难得回到香港拍戏，希望带着早期一批武行兄弟一起开工，可大家很久没在第一线工作，已经没有那么熟练，在某场戏拉威亚时出现了失误，让大哥吊在空中撞上了钢片，弄伤了肋骨。大哥受伤之后，这群兄弟不断跟成家班的伍刚发微信道歉，说对不住大哥，大哥就一直跟大家说没事没事。 对待别人的工作他常常很宽容，平时参加活动无数，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靠谱或临时状况，他总是一群人中最淡定的一个，“就算你准备得再充分，每一次也都会有问题，就像我拍了五十几年电影，每一次到现场也还是会有问题，所以我不会去苛求人家一定要完美”。 我在华谊兄弟工作的七年里，见过各种各样的导演演员，大哥是最好合作的一个。 略微有点知名度的演员，往往都是各种要求一大堆，单独休息室啦，出场顺序先后啦，媒体访问提纲啦，吃饭标准啦，工作时长啦，指定化妆师啦，修改活动串词啦……总之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提不出的。 《十二生肖》宣传过程中，我们发现他一概没有这些要求。他只要相信你是专业的，就会全然地配合。只要时间允许，他会配合所有访问，每一个采访都用最佳状态面对，吃饭喝水这些东西自有身边工作人员安排，不需要麻烦别人。去拍杂志的时候，他一般都是自己整理头发，一把梳子，一小瓶喷雾就搞定，不太需要化妆师帮忙。杂志社安排的衣服，他也照单全穿，不会嫌这个难看那个不是他的风格。三下五除二工作结束，他总会主动招呼大家拍张大合影，免得别人不好意思开口。 有一次我们跟某视频网站谈了合作，他们希望大哥能配合拍摄一条视频，将来在网站内作为硬广推出。当天拍摄的团队是一群年轻人，从导演到摄影师看起来都很稚嫩，他们来指挥成龙大哥演戏，心理压力之大可以想象。不过大哥全程无条件配合所有要求，开始导演喊“A”“Cut”的时候声音还会发抖，后来看大哥如此没有架子，大家也都放松下来，工作进程非常顺利，比预计时间提早了很多完成。好多次《十二生肖》的发布会上，大哥都在台上夸奖“华谊宣传部”，谢谢我们想出了好创意，把活动安排得很好，这让台下的我们心里特别感动。 说起大哥的可爱、细心、爱较真，故事实在是太多了。先说爱较真。 《十二生肖》第一次开拍是2009年，大队人马集合在上海，剧组也建了，布景也搭了，三四个月之后忽然停拍，差不多停了9个月。投资人杨受成先生有点不高兴，因为这个项目的筹备从2003年就开始了，他当时就已经投资了3000万，这在当时的电影投资中不是一个小数目，大哥叫停的时候已经差不多用了2200万，停拍之后大哥就去拍《辛亥革命》了。后来他回香港，直接拿了一张2200万的支票，加800万的银行存折，摆在杨先生面前。 杨先生说：“你干什么？”大哥说：“我不是赌气哦，第一，我对不起你，这么多年来没拍到一个镜头就停拍了。第二，接下来我打算自己投资了。我受不了投资人一直要压缩预算，压缩拍摄天数，回头又拿上映档期来跟我要求必须尽快拍摄、尽快剪辑等等。我拍戏拍了这么多年，现在希望是等我真的拍完的时候才拍完，到时候赶上什么档期就什么档期，我不需要去挑选什么档期。一部好的片子不能这样压缩又压缩，所以我要自己投资。” 杨先生说：“那这样子吧，你自己投资，但这3000万我放进去，做个小股东好了。”大哥这才把3000万拿回来。等到2011年电影再度启动的时候，前面那个3000万早已经浪费掉了，一切重新开始。大哥的投资也已经从两亿升到两亿五，后来又升到三亿，但他跟杨先生讲：“你放心，你这3000万，我当两亿算。” 在别人的事情上，大哥总是很较真，到了自己的问题上，有时又得过且过。这么多年，他经常被抓住话柄，受到很多攻击，其中不免有事实被歪曲，自己被冤枉的时候。身边的人总是替他委屈，他的理论却永远只有一个：“这么多年，我早练就金刚不坏之身了，早就被骂得习惯了。我不会再为这些事情生气，别人骂我或者是误会，或者他真是那么认为，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容易，如果我为骂我的人提供了一个发泄的出口，那也算是做了好事！” 话说回来，大家都知道，事情不做就不会错，话不去说也不会错，但他每次遇到一些问题，还是忍不住发表自己的看法，不管这些话是否会引来潮水般的攻击，他依然我行我素，这也算是他较真的一面吧。 洪金宝有三个儿子，老大洪天明是袁和平的干儿子，老二洪天祥是元彪的干儿子，老三洪天照是大哥的干儿子。他在北京的时候，常常跟大哥一起打台球，大哥也会跟别人介绍：“这是我儿子。”有一回他说：“我就只有这么一个干儿子，这个认了就是要负责的，所以我不能像别人那样，一下子认好多个。现在他跟我很好，祖名跟他也很好……”连认干儿子都这么较真，算是到达一定境界了。 再说他的可爱。 “这是楠楠。”“这是欣欣。”“这是小小。”大哥说：“你们好，我是龙龙。” 很多朋友都会介绍演员给大哥，他每次也都给面子，跟大家见面聊聊。这就是其中某次的开场白。 在拍摄《十二生肖》的时候，人在拉脱维亚的大风洞上，被吊在空中连续吹了好几个小时，收工之后他饱含泪与血地给制片人王中磊发了一条信息：“好兄弟，这几天天气不好，赶得很，今天赶到下午终于下雨了！4点不到就没办法拍镜头了，昨天5点半就到现场，大阴天，从6点半就是拍我一个人，一直都是吊和飞在半空中，直到下午放饭才放下来，今天天气只有2℃，吹着280风速的大风扇在空中飞来飞去，吹得脸都变形。我觉得这是给女孩子做美容的一个很好的方法！你可以想象我有多冷、多苦、多累、多痛！下午饭都没有吃，因为吹和吊着头很疼。饭后又吊又飞一直赶赶赶！拍到晚上打着所有的大灯也还在拍，10点半终于大功告成，收工还要跟所有没有吃饭，又挨饿受冻守候了一整天的一大堆影迷合影签名道别。晚上23:45我们才吃饭，之后一大堆人在我房间聊接下来的后期工作，本以为拍完了很兴奋，大家却很失落，筹备7年拍摄1年多的电影终于画上了句号！这是你们这种每天在办公室里，冷天有暖气，热天有冷气，吹着空调炒着股票，午饭后泡澡按摩，晚饭后喝红酒抽雪茄，吹着牛泡着妞的人所感受不到的！” 大哥很爱撒娇。这条短信只是他跟朋友撒娇的很多条之一。 这几年在内地参加一些活动，在后台就能听到某某一出来，现场一大片尖叫声。他偷偷出去看看，发现不认识。上台前还假装很担心：“哇，这些人是谁啊，那么多人欢呼，一会儿我上台没人喊怎么办？”有次去一个音乐颁奖礼，他在台下看着所有粉丝都分区坐，这边全是李宇春的，这边都是周笔畅的，那边是周杰伦的，偶像一上台，大家手里举着各种名字的牌子就大喊：“杰伦！杰伦！”“春春！春春！”“笔笔！笔笔！”大哥就跟旁边人说：“你们看，就我没有牌子。”结果大哥一上台，全场一起尖叫，声音是最响的，他就很开心：“刚刚要出来之前我很害怕，看现场有杰伦的歌迷、春春的歌迷，但就是没有我的歌迷。可我一出来，发现你们全都是我的影迷，谢谢你们！” 年轻的时候，大哥跑得很快，那都是被洪金宝追着打练出来的。祖训有规定，不能打师兄，那总可以跑吧。香港演员们组织明星足球队的时候，大哥当然入选，他跑得特别快，大家叫他黑豹，但是他脚法超差，曾经有过空门不进球的记录，这导致他总是上场踢几分钟就被换下场，他总是很生气，明明我出场的时候气氛最热烈，尖叫声最多，你们为什么让我下场？后来就因为这个跟人家闹别扭。有一次大家去国外比赛，在场的外国观众只认识大哥，别人都不太认识，结果他又是踢了一会儿就被换下场了，这下气得他退出了足球队…… 这个人气性大，但很有自嘲精神。 当时在美国拍摄《尖峰时刻2》，刚好赶上大哥生日，剧组在现场庆祝，大家都知道有媒体在，但是也没避讳什么，一起玩得很开心，结果照片到了镜头里就变了味，被拿来大做文章。八卦媒体绘声绘色地描写了大哥吃葡萄把葡萄皮吐在章子怡手里的情景。几个月后，大哥到台北宣传电影，发行公司帮他安排跟记者们吃饭，他台湾的经纪人Emma也在，席间，大哥故意当着所有人的面喂Emma吃葡萄，还让Emma把葡萄皮吐到他手里，再揶揄记者们，让他们拍照片。 有天我跟他说：“大哥，那天我回家，迎面就看见小区宣传栏里贴着你呼吁环保的招贴画，我给吓一跳。”他说：“其实我自己也老被吓一跳。有时候回家一开电视就听到自己的声音，这个台在播我的电影，换一个台还是我的电影。一开车，就听到电台里说，‘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他的朋友去澳大利亚玩，路过一片别墅区的时候，导游指着外面跟大家说，那是成龙的房子。大哥说：“我多冤枉啊！当时我只是在那边拍戏，周围围观的人太多，剧组就用车把我拉到旁边，等现场准备好之后再回去。我刚好看见那里在盖房子，就溜达过去看看，那边的人就很热情地跟我介绍，我就说，不错啊，很漂亮啊。从那之后那就成了成龙的房子，好多人还因为这个去买了，可我只是在那边站了一下，到现在他们还在拿我做宣传……” 嘲弄完自己，就开始捉弄别人了。 除了动不动爱忽然大声吓别人一跳，站在人背后突然踢人家膝盖后侧，他还有很多招随时捉弄人。在酒店健身房做运动，完后下楼来，满头大汗，见谁都说，“来来来，我有事跟你说”，接着就把汗蹭到人家身上，满意地笑笑，转身回房洗澡去了。 有一回，大哥跟岑建勋、陈勋奇、曾志伟、杨受成等一帮好朋友吃饭，大哥忽然说，以后我一定要先死，因为我死了之后，你们一定会帮我办得风风光光，大家赶忙说，别别别，不会的不会的，结果大哥接着说，到时候等我下葬好了，你们一群人就都死掉来陪我。他这人，就是这么无所顾忌。 有一次跟他出差，我穿着一双平底鞋，他一见面就说：“你就像现在六岁小孩子的身高。”自打这一次之后，他每次都爱拿我的身高开玩笑。“我们在澳大利亚打猎的时候，那里最大的兔子就跟你差不多高。”“我家养的那只大狗站起来都你比高。”去多伦多电影节宣传《十二生肖》的间隙，我们走路去外面吃饭，路过一个咖啡店的凉棚，还蛮高的，他故意停下来，转头跟我说：“低头啊！别碰着头！”跟他的美国经纪人Philip一起坐车，我坐在前面的副驾驶，Philip坐在我后面，大哥故意跟他说：“你可以往前一点，她太矮了，占不了那么多位置。”下车之后看外面风和日丽，天气很好，他说：“墨墨，在你身上拴个绳子，我就可以把你当风筝放起来……” 最后，写一写在我印象中，大哥细心的十个瞬间吧。 （一） 第一次跟大哥一起出差，去的是缅甸这个刚刚开放的国家。即使是那里，酒店外也挤满了影迷，大家都堵在门口希望看到他出来。他房间里堆满了当地影迷送来的礼物，看到我进门，他拿起一束兰花送给我：“拿着，这是大哥送你的礼物。” （二） 私人飞机上，他会帮每个第一次坐的人调整椅子高度，看到你有困意，会马上把毛毯盖在你身上，吃饭的时候照顾每个人，帮空姐传菜上菜……到任何一个地方，他都是坐在最方便下车的位置，打开车门，只要周围没有一拥而上的粉丝，他就会转头把每个女孩子扶下来。 （三） 在泰国，我随身包的拉链坏了，大哥看了会儿，转头去自己背包上拆下一个拉链头，低头研究半天，帮我系在了坏掉的拉链上，改造成功。那个包是个还蛮贵的名牌，但我没把它拿去店里修理，上面现在还系着大哥弄的那个降落伞模样的小拉链。 （四） 跟大哥出差，无论到哪里，他都是朋友遍地，每一餐都带着所有工作人员一起吃。每天晚上收工之后，大家都会自动聚集到大哥房间里聊天，偶尔抽个雪茄，喝个小酒。在餐厅里的时候，他会安排好每个人的座位。在泰国的一次晚餐，我们被带到当地一家很有名的餐馆，大哥照例安排所有工作人员的座位，他特地把我放在两个老外中间，跟我说，你不是说要好好练习英文吗？这样你就可以很方便地跟他们聊天啦。中间我去洗手间，听到外面传来一阵阵欢呼，出去看才知道是大哥正在满足所有人的合影要求。 （五） 当时离《十二生肖》上映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他给餐厅里所有人看预告片，还顺便帮忙上菜。那时我的手机总是很快就没电，吃完饭回酒店的路上，在昏暗的车里，大哥打开电脑放音乐，夜行的旅途瞬间就有了感觉。音乐一直从车里到电梯再到房间。一群人进到房间，他第一件事就是问我手机还有电没有，接着把他的充电手机壳拿过来，套在我手机上，嘴里还唠叨着，“你看，我变成给你服务的了。” （六） 前几天去找他开会，他看见我另一个包的侧面皮带断了，被我用胶带胡乱粘住，他很认真地说，你可以拿去店里换啊，或者让他们修理。我说，没事，这样粘上就可以了，我懒得去。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很方便的，你可以让他们帮你换。我说，算了，不去了。其实我知道在他这个强迫症的心里，那块胶带难看得难以忍受。果然，他终于忍不了了，拿过来摆弄一番，胶带重新粘一遍，弄得不那么难看了为止。 （七） 跑《十二生肖》巡回宣传的行程，我一路跟大哥他们同车。有时候路途无聊，大家会唱歌，我提起特别喜欢他一首歌，是他和范晓萱合唱的《特务迷城》主题曲《身不由己》。结束国内宣传那天，是在深圳站，他带着所有工作人员，去他朋友的山庄里大吃大喝大玩，用他的话说，就是“我到全世界各地都要找这种凯子朋友招待大家”，玩笑归玩笑，吃完饭在唱卡拉OK的时候，他特意把我叫过去，“墨墨，我们来唱一首《身不由己》吧！” （八） 2012年9月，与大哥、姚星彤、张蓝心、大哥助理多姐一起飞往多伦多，宣传电影《十二生肖》。这之前，我曾经跟他发短信说自己遇到一些事，那段时间有点不开心。在机场见面，他第一句话就是，你的忧郁症好了吗？ （九） 2013年春节过后，大哥带《十二生肖》剧组去东南亚庆功旅行。见面第一天，他就塞给我一个装了厚厚一沓美金的红包，红包是带“龍”字Logo的，这简直是最好的开年礼物。 （十） 我准备到英国留学，大哥主动提出帮我写推荐信，这让我受宠若惊。3月，我一直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各种材料，而推荐信要在一定时间之前请他签字才来得及，于是把截止日期告诉了他。当时他正在闭关开政协会议，隔了十来天，刚好到了我说的截止日期，那天晚上10点，他忽然打电话来：“我现在有机会可以被批准出来两个小时，你在哪里，快把东西拿给我签字。” 这样一个成龙，怪不得全世界那么多人爱他。 第六章 大哥炼成 阿炮 我1954年4月7日出生在香港，属马。爸妈给我取名陈港生。 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我就不是个老实孩子，很爱折腾。这倒也没什么稀奇，稀奇的是，妈妈怀胎到了12个月，我还不肯出来。有天妈妈肚子疼得受不了，爸爸赶忙把她送进医院。她在床上疼得直翻滚，后来疼得钻到了床底下，医生检查之后说婴儿太大，有难产的危险，建议马上开刀做剖腹产手术。 爸爸在同意书上签了字，整个手术花了将近两小时，我才从妈妈肚子里被拿出来。刚出生的我重达12磅（1磅＝0.4536千克），让医生和父母都有点傻眼，后来还因此登上了当地的报纸，文章标题里把我称作“巨婴”。因为一出生就这么大块头，爸妈给我起了个小名叫“阿炮”，“炮弹”的炮。有时也会叫我“炮炮”。 20世纪50年代，父母从内地逃到香港，找到一份工作是在法国领事家做厨师和帮佣，这在那个年代的难民里已经算是非常幸运。尽管爸妈的经济条件窘迫，但我一出生就是在维多利亚山顶的富人公馆里，只不过别人的家是在前面，气派而宽敞，而我家隐藏在后面，狭窄而简陋。生活在同一个地方，领事一家对我们也很好，但我们从一开始就身处两个世界。 这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 剖腹产的费用是几百块港币，当时爸妈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那位外科医生是个女士，没有小孩，她跟爸爸商量，如果把我送给她，她不仅不收手术费和住院费，还会另付500块港币。这是个很高的价码，爸爸竟然认真地考虑了这件事。其实那时候很多穷人会把小孩送给有钱人抚养，这样不仅自己可以拿到钱，也可以保证小孩有好的未来。幸好，爸妈没有接受这个交易。毕竟我是他们第一个小孩，又长得生龙活虎，他们舍不得。爸爸的几个朋友也很支持，他们说，这可能是你最后一个小孩了，那时候我妈妈已经40岁了。“怀孕12个月，生下来12磅重，这个孩子将来也许会很了不起！”朋友们借了钱给爸爸，让他得以付清欠款，我也得以在亲生父母身边长大。 我的家很干净，也很拥挤，三口人挤在十几平方米的空间里，爸爸亲手做的家具总是被妈妈擦得很亮。家里摆不下两张床，我们就睡上下铺，爸妈睡上面，我睡在下面。晚上我总是大声哭闹，折腾得一整栋房子都不得安宁，吵到爸妈也就算了，还经常把领事一家吵得无法入睡。他们尽管很有修养，但有时也会下楼来，看我到底是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这让爸妈感到非常不好意思。有时候我的哭声大得甚至吵到其他楼的住户，半夜就会有很愤怒的吼声传出来：“谁家的小孩在哭啊！烦死啦！”每当这个时候，妈妈就赶紧把我抱出门，带到远处的花园里，轻轻帮我扇着风，唱着歌，哄我入睡。我那时候已经很重了，妈妈白天要不停地干活，晚上还要抱着我，很累。 打记事起，我就对爸爸整日在厨房忙碌的情景印象深刻，妈妈则经常是在洗衣房里对着成堆的衣服。我稍微长大一点之后，她就把我带在身边，自己又洗又涮，熨烫折叠。我就在她脚边爬来爬去，经常会险些绊她一跟头。有时趁她不注意，我一会儿吃个碎纸片，一会儿又吃个肥皂块，这让妈妈很苦恼。后来她终于找到一个方法对付我，只要把我放进盛满水的浴缸里，我就会开心得不得了，在里面啪啪地拍水，自己跟自己玩，这样妈妈就可以稍微安生一阵。 爸爸说我小时候比较像妈妈，一出生头发就很长，眼睛小，人很胖。还有件很丢人的事情，妈妈因为溺爱我，让我吃奶吃到三岁那么大，明明已经没有奶水了，我还是不撒手。有时候妈妈好不容易有个闲暇，跟邻居们打打麻将，我也会跑过去掀起她的衣服要吃奶。 长到四五岁的时候，爸爸开始对我严格起来。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他就会把我拽起来，跟他一起晨练，有时还会一起洗冷水澡。爸爸的手很巧，他用一些废旧材料帮我做成健身器械，每天就在旁边监督我练习。爸爸曾经学过小洪拳，也会教我一些简单的套路和招数。 五六岁的时候，我老大不愿意地上了小学。每天不是在学校调皮捣蛋，就是在回家的路上把书包丢掉，爸妈给的车钱都让我买了鱼蛋粉。平时在家的时候也不老实，山顶附近有个水泥的斜坡，我总是会去那里沿着斜坡往下滑，最后把球鞋磨得鞋底全是洞，还去找一个补鞋的老人家帮我修。 小时候邻居问我，你长大想要做什么？我说我想做飞人。人家又问，怎么飞？我就说，就是飞得很高那种飞啊。人家说，现在先不要去飞啊，不然会摔伤的，等你长大了再去做飞人。我就点头说好。那时候的老街坊都说我虽然很皮，但也很聪明。 熊孩子阿炮的童年很短暂，当爸妈发现我不是上学的材料之后，帮我想了另一条出路。那条出路让我过了十年“暗无天日”的生活，但也是那十年，造就了今天的成龙。 第六章 大哥炼成 戏剧学院 小学第一年我留了级，之后没多久又因为太调皮捣蛋而退了学。也是在这个时候，爸爸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工作，去澳大利亚帮美国领事做厨师长。 这份工作可以让爸爸赚到更多的钱，获得更好的机会，但也意味着他要离开香港，暂时与我和妈妈分离。也是在这个时候，父母开始认真思考我的未来。如果完全无法在学校乖乖待着，那我的未来到底在哪里？ 爸爸的朋友们给了他一个建议，把我送进于占元师父的中国戏剧学院。在那里，有师父的严格管教，我的顽劣习性肯定大大收敛，还能学到一技之长。不过，那里是包吃包住的封闭式管理，一旦爸妈把我送进去，就相当于替我签了卖身契。这听起来很残忍，但对当时的爸妈来说，未尝不是一个选择。 一天早上，爸爸破例说要带我出门去玩，我开心死了。回房换上最心爱的牛仔套装，手里抓了一支玩具手枪，兴高采烈地出了门。一路上，爸爸竟然一句都没训我，要吃豆沙包也马上买给我，简直不可思议。到了戏剧学院，爸爸把我带进门，我进去看到满院子白衫黑裤的男生女生，正在排着队踢腿练功，好威风的样子，觉得特别兴奋，在那里四处溜达着玩了半天，临走还特别舍不得。爸爸问我，如果以后送你来这里，你觉得怎么样？我说太棒了！ 第二次去学院，就是签约的时候了。师父说合约期限有3年、5年、7年、10年之分。爸爸问我，炮炮，你想在这里待多久？我想都没想就说道，我愿意一直待在这里！爸妈眼里闪过一丝痛苦和不忍，但还是跟师父签下了合约。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个合约签下去之后，我不仅将会成为师父的“私有财产”，而且在未来10年里，就算把我打死，师父也不用偿命。 我的童年在那一刻正式结束了。 等我明白过来的时候，一切已经来不及了。爸爸很快去了澳大利亚，妈妈暂时留下来，陪我经历过渡期。那时我每天的作息是这样的：早上5点起床吃早饭，一直训练到中午12点吃午饭，饭后继续训练到夜里。每天只睡6小时，周而复始。我和所有的师兄弟一起打地铺，睡在一个角落里。房间的地毯多年来从未换过，大家吃饭睡觉起夜撒尿发噩梦都在那里，上面有各种脏东西，比如剩菜、剩饭、师父的痰……几年的脏东西沉淀下来，我想那块地毯应该比出厂时重了很多倍吧。 还好那时候妈妈每星期会来看我一次，带着我爱吃的糖果和零食，到学院里分给我的小伙伴们。不仅如此，妈妈每次来还会拎着一大袋开水，跟师父要来浴盆帮我洗澡。当时香港水少，开始是一周洗两次澡，后来变成了一次。妈妈常常边给我洗澡边哭，因为总是在我身上看到一些伤痕，比如藤条的印子之类，我就跟她讲，没关系，我已经习惯了，妈妈就哭得更厉害了。 没几回之后，妈妈来帮我洗澡的事开始引来大家的嘲笑，说我是个娇生惯养的小孩。在那之后，我就跟妈妈闹开了脾气：“你不要每次来了就像抱小孩一样抱我，也不要再拿水来给我洗澡了好吗！我已经长大了！”妈妈没说什么，只是轻轻点了点头。现在想起来，当时是多么的不懂事啊。妈妈每次要在领事家烧好热水，很烫的那种，再从山顶开始走，走25到30分钟的路程，坐一毛钱的缆车到缆车站，再走30分钟到天星码头，再坐一毛钱的船到九龙，再从码头走路到美丽都大厦，整个路程要走很快，不然水会变凉，一桶水起码四五十磅重，她只是希望儿子能洗一个热水澡…… 两三年以后，爸爸回来了。他跟妈妈一起来学院看我，这一次，他们是来真正道别的。妈妈也要跟他一起去澳大利亚了。再次分别之前，爸妈请师父和师兄弟们吃了一顿饭。送他们去机场那天，妈妈给我买了一袋水果。看着他们走进闸口，我的眼泪一直流，流到他们的飞机飞走。 爸妈离开之后，我每天晚上躲在被窝里哭，哭了一个礼拜，也就慢慢接受现实了。那时候，他们每周都会给我寄来录音带，收到之后，我就拿着爸爸送的录音机，躲在后楼梯那里去听。听到他们说：“仔啊，好挂住你啊！”就又开始哭。后来爸妈还会寄钱来给我，慢慢地我就开始只拿钱，不再仔细去听他们说了什么，反正每次说的内容都差不多，既然一听就哭，还不如不听算了。那时候，一到周末就会有点不适应，看着别人有家长来探望，甚至可以跟家人回家，心里就是一阵难过。 戏剧学院的日子很苦，除了没完没了的严格训练，还有各种各样的体罚。 在学院的那10年里，我只病过一次。现在想来很不可思议，但其实根本就是吓得不敢生病。那时我八九岁，有天吃过饭之后就吐了，觉得很不舒服，身上也没力气，学校里白头发的方妈过来摸摸我的头：“哎呀小鬼你发烧了，快睡旁边去，我给你拿点药。”我一听，心里一阵高兴，病了岂不是可以逃避练功了？起码可以休息个两天吧。我挪到房间犄角那边躺下，听着别人在外面拉顶啊打飞脚啊的练功。 待会儿师父来了，看到我躺在那里，就问：“你怎么了？”我虚弱地回答说：“我病了……”还故意演得夸张了一点。师父说：“哦，病啦？”方妈就在旁边说：“对对对，他发烧了。”“发烧了？这样啊。好好好，其他人都别练了，停下。”大家哗啦一下全起来了。他转头跟我说：“你起来，左扫堂100。”我傻了。左扫堂完了，又右扫堂100。接着就左飞脚100，右飞脚100。完了之后问我：“你好了吗？”我马上说：“好了好了好了！”从此以后，不光是我，学院里的其他人也都不敢生病了。 在戏剧学院里的生活，大家有个共同的盼头，那就是早日登台表演。那时候的梨园行还算兴盛，剧场里经常会有一些演出，对我们来说，那是最大的目标。 有一天，师父宣布我们将要展开第一次公演。这让大家着实兴奋了起来，更让人期待的是，师父说要在所有人里面选出最优秀的几个去扮演主角。听说了这个消息的那个晚上，很多人都没有睡好，大家都在默默盼望自己可以是其中一员。 第二天，大家早早起来，等待师父宣布结果。因为师父名叫于占元，所以我们在学校里的艺名都以元字开头，比如我叫元楼，洪金宝叫元龙。那几年里，大师兄元龙没少欺负我们，但大家都顶着祖训，绝对不敢还手，还手就是“欺师灭祖”。直到很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依然把他尊为自己的大师兄。我们之间的故事多得说不完，就像那句古文“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一样，不管我们自己打成什么样，一旦对外的时候，我们就是坚不可摧的兄弟同盟。 时间回到那个早上，师父一个个叫出了那几个名字。“元龙、元泰、元华、元武、元奎、元彪……”他们一个个站了出来，底下一阵骚动，只剩最后一个名额了，会是我吗？师父清清嗓子，让大家安静：“还有最后一个，元楼！”我一跃而起，一个前手翻腾之后，也站到了大家中间。 “你们7个，向同门的兄弟姐妹们鞠躬！”我们深深弯下了腰。现实就是这样，我们几个有机会上台演主角，就意味着其他同门只能跑龙套，或者是做一些拉幕布、管道具、化装之类的幕后工作。尽管大家心里会有点不是滋味，但那一刻，集体的荣誉感已经超出了一切，台下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大家为我们感到骄傲！ 今后将名震影坛的“七小福”就这样诞生了。 我的这群师兄弟各有神通，元彪可以完成极高难度的杂技动作，倒立就像走在平地上一样轻松，元华跟斗翻得很高，元泰是冲劲特别大，元彪和元武都擅长各种武术套路，元奎则是精通勾脸谱，我呢，没有哪一样很强，但是哪一样都不差。大师兄元龙长得英俊挺拔，是那时候的美男子，也是学院里最厉害的拳击手。当时的我没有哪一样非常突出，但算是各方面都均衡发展，而且我有一样东西最擅长，那就是跑得快。这都是被大师兄打得多了练出来的，既然不能还手，那我总可以逃跑吧！根据各自不同的特点，我们被分配到了不同的角色，大师兄常演的是皇上或者大将军，元彪则因为身材瘦弱灵活而常常饰演彩旦。如果是，大师兄演的就是美猴王孙悟空，我演猪八戒，元泰演沙僧。 元彪进入戏剧学院之前，我是学校里最小的师弟，每天被各个师兄欺负。他来了之后，成了最小的师弟，就变成他被欺负。 他性格看起来有点软弱，刚来的那天，跟爸妈告别之后就一直在哭。我看他那个样子，想起自己父母离开时候的难过，就马上走过去向他做了自我介绍，安慰了他几句。吃过午饭，他看着我们训练，大家鼓励他也试试看，没想到他很有天分，翻跟斗翻得很专业，这让他得到了师父的夸奖，也引起了两个师兄元龙和元泰的不满。 元彪跟我关系很好，我经常为了他在学校打抱不平。有一回，大师兄洪金宝借了元彪的钱，我们当时在巴士上面，元彪没钱买车票，就问他拿，他不拿，还讲脏话，我去帮他出头，结果被追着打，我不敢还手，那就只能跑。那时候洪金宝已经开始胖了，我们先是从巴士跑下来，接着跳过栏杆，等他爬过栏杆之后，我们已经跑了，结果就一直被追到学校，最终还是无路可走，被他捶了一顿。 大的欺负小的，小的服从大的，已经是学院里多年来不成文的规定。之后的那几年，我们还是经常被师兄们欺负，我也经常会站出来保护元彪。对于师兄们的“淫威”，我们虽然不敢还手，但是练就了一身逃跑的功夫，有时候跟他们对骂几句转身就跑，他们追不上也就拿我们没办法。现在想来，虽然大师兄经常捶我，但他依然是我的师兄，是我最敬仰的人。 尽管已经入选“七小福”，成了小小的角儿，但我们这群人也没少闹事。 有个阶段我在学校里被叫作“小外国人”，因为小时候在法国领事馆，喝牛奶吃面包长大，比其他人体力和营养都好，吃东西总是“双料”，大家就给了我这个称号。那时候他们经常看我不顺眼，不喜欢我。有一次，我跟元奎两个人打架，忘了是为什么。大家就把我们围在中间看热闹。 我的剪刀脚很厉害，打起来的时候，旁边就有人说，“不许你用剪刀脚”，我就不敢用。打着打着，师父来了，所有人吓得全部站起来往两边跑。他先是喝住大家，然后转头问我们：“怎么了？”我和元奎还在喘着粗气，互相仇恨地瞪着对方。师父说：“行，喜欢打架是吧？所有人闪开！你们两个站出来，打！”我俩先是愣住看着师父，忽然见师父大吼一声：“打啊！”我们两个只好开始打。 你们不知道，其实打架很累的。打个30秒40秒还好，如果是连续打下来真的很累。那时候我们也小，不太懂步伐啊呼吸啊那些东西，就是拳拳到肉的连续猛打，到后来两个人都躺在地下没劲儿了。师父说：“不打了？”“打不动了。”“打不动了？好，跪下，面对面，抽巴掌。”我和元奎只好互抽巴掌，左一巴掌右一巴掌地打，打到后面手的力气也没有了。开始的时候还使劲抽对方，他力气大，我力气更大，到后面他力气小了，我也力气小了，最后脸也肿了，牙血都打出来了，两人又累又痛就开始哭。看我们确实没力气了，师父命令我们趴下，一人再打十藤条。十声响鞭之后，我俩差点昏过去。不仅如此，师父还暂时取消了我们“七小福”的资格，另外找了两个师兄弟顶上。我们俩简直后悔死了。 从那以后，大家都不敢随便打架了，如果非要打也绝对不敢再让师父看到。 不知道是哪一天，元奎跟元彪结拜了兄弟。十三四岁的时候，我们去台湾演出，在一个叫永和镇的天台上，三个人一起看公仔书，就是那种漫画小人书，书是元彪的。我看书看得很快，也不太在乎顺序，总是元彪一看完我就拿起来看，这时候元奎说：“我们俩是结拜兄弟，他看完就该轮到我，几时轮到你？给我先看！”我一听就很生气，看他过来抢书，我不给，他再抢，我干脆往地下一丢，他刚刚想捡，我又一脚把书踢走。这下他也怒了，要过来打我，他刚一探身，我咚地一闪身就给了他一拳。 那时候在学校里，除了不敢打洪金宝，剩下的人里面我身手已经是最好的，身体又壮。结果我一拳过去，他一摸鼻子说：“我现在下去照镜子，如果鼻子肿了，我一定回来打你！”我站在原地等，待会儿他上来了：“我鼻子肿了！我要打你！”这时候我们打架，已经不是小时候那种滚在地上乱抓一气了，动作都已经带有套路和招式。逐渐他打不过我，要去拿板凳，一看他要拿板凳，我回身就抓起一个水泥铁罐子，很重，摇摇晃晃地叫嚣：“你来啊！来啊！” 这时，忽然听见师父在楼下的声音：“你们在干吗？”我们三个人一瞬间“咚咚咚”就从五楼下去了，真是不夸张，就几秒钟，已经连滚带爬地出现在师父面前。师父问：“干什么呢？”我们说：“在上面练功啊。”“元奎你脸怎么了？”“哦没事，我自己撞的。”他看看我们几个，懒得理我们，转身走了。等他走了，我俩又继续打。 再长大一些之后，除了戏曲演出，我们还会去电影剧组里打些零工。那时候的交通工具是双层巴士，我们认识了一个开车的管工，他负责带我们上车看我们坐好，再让师傅开车。上车后他负责帮我们买票，三四十个人，每人一毛钱一张票，一共就花三四块钱。他的儿子叫崔六，是司机，工号1033。每次上车他就会说，“家属，崔六，1033”，这样他就免票了。 我们大家记了下来，有时他没法带我们，会把车钱分给大家自己坐车回去，我们就把车钱拿去买吃的，等上车的时候，就一本正经地说：“家属，崔六，1033。”有一天，一起上车的人有点多，大家都用这一招，售票员就觉得不对劲了，开始讲粗话：“我就不信崔六他妈能生十几个小孩！”拉着我们非要买票，我们稍一出手，他卖票的包就被弄翻了。我记得当时车是开在太子道上，他大声嚷嚷着不让司机停车，要直接开到警察局。我们把车门一拉，直接跳下巴士，几个人连续“啪啪啪”跳下去，滚一下，马上很稳地站起来，一点伤都没有，还叉着腰挺着胸气人家。现在想来，这大概是我们最早的特技动作练习了。 有一回，大师兄洪金宝在训练中把脚摔断了，疼昏了过去，送到医院之后养了很久。那时候的他本来很英俊的，断了脚之后，他爷爷每天来看他，给他做打卤面吃，每天吃打卤面，他的身材很快就像吹气球一样胖了起来。脚伤好了，身材却回不去了，师父只好停止他的演出。这让他非常挫败，终于有一天，他背着铺盖离开了学校。临走的时候，他依然用大师兄的口气跟大家说：“戏曲的时代快要结束了，以后电影才是真正的事业！以后等我混出个名堂，你们就来找我！” 那时候我们在片场打零工，每个人的酬金是65块钱，师父会扣下60块，只给我们5块钱零用。元龙离开学校之后，元泰成为了我们的大师兄，有一回，他对大家说：“我们应该拿到更多的钱，5块钱实在太少了，师父扣下了那么多。”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响应，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我们决定一起去向师父请愿，由元泰带领大家开口。这对在师父的威严之下生存了近10年的我们来说，是极大的心理挑战，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师父并没有大发雷霆，他只是慢慢地背过身去，说：“你们是大人了，翅膀硬了，要飞走了。”我们听到这句话，眼里马上泛出了泪水，但这一次之后，我们每个人的工钱涨到了35块，这已经是一次伟大的胜利了！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越来越体会到元龙那句话的英明。的确，戏曲表演的机会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电影事业的蓬勃发展，学院里的学员一个个陆续离去，投身到这个新的前景里面去。我，也到了跟师父说再见的时候。 那个特殊的日子，爸爸来了。他跟师父在外面聊天，我在房间里收拾东西，把这几年的全部家当塞进箱子之后，我特意在身上穿了3条牛仔裤。照旧时的规矩，出师那天是要挨10下藤条的。 我拿着板凳端着藤条跪在那里，跟师父说：“师父，我走了。”他过来摸摸我的头：“唉，免了。”我松了一口气：“多谢师父。”爸爸跟师父又寒暄了几句：“走了，有空回来探你啊。”我抓着行李箱：“师父，我走啦。”鞠了一躬之后，转身走出了学校。 出门之后，转身望望学校的门，心里一阵害怕。爸爸叫了的士，我上车之后再转头看，依然害怕。车在佐敦道转弯，再转身已经看不到学校了，我在车里大喊：“啊！啊！啊！我终于离开啦！” 1988年，已经定居美国的师父返港举办寿宴，大家齐齐到场参加。那一刻，我们才意识到，师父为整个香港乃至亚洲影坛培养了一大批动作人才。加上在我进校时已经离校的袁和平等人，“元”字招牌几乎遍布各大片场和影片演职人员表。单从这个角度来说，师父的成就已经很伟大。1997年，师父在美国病逝，我停下正在拍摄的电影，赶去参加他的葬礼。 正如我曾经说过的：“陈志平是陈港生的父亲，但于占元是成龙的父亲。” 第六章 大哥炼成 小武行 10年时间里，我没有真正离开过戏剧学院。 17岁那年离校，我忽然自由了。爸爸原本希望带我回澳大利亚，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但我希望留在香港闯荡电影圈。毕竟学了10年的功夫，片场可以给我施展拳脚的机会。爸爸看我态度那么坚决，就在新蒲岗给我买了一间小公寓，花了大概港币4万块。那里面有我妈妈多年攒下来的小费和爸爸辛苦做饭炒菜近10年的8000澳元存款。那一刻，我忽然理解了当初爸爸妈妈离开的决定，毕竟他们没有能力赚大钱，只能靠日复一日的体力劳动，用辛苦攒下来的所有积蓄，给我买一处容身之所。 多年后，爸爸回到香港，一直住在那间小公寓里。我很多次希望他搬家，搬到给他买的大房子里去，有更好的居住环境，他每次都拒绝。后来我只能骗他，那个小房子卖掉了，他这才搬出来。直到过世，他都以为我已经卖掉了，但其实直到今天，那间小公寓仍然在我的名下。那是爸爸妈妈留给我的纪念。 在这间公寓之前，我从来不曾有过属于自己的房间。小时候跟爸妈睡一张上下铺，后来在学校睡大通铺，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尽管房子窄小破旧，但我已经非常开心了。刚开始的几天，我到处去找了一些材料，自己做了几件简单的家具，然后就在家里等待片场的工作机会。也是从这时候开始，我从热热闹闹的群体生活忽然变成一个人，开始学着适应孤独，但其实直到今天我也没能学会这一点。 每天早上，我很早就起来，买些吃的带上大巴车，跟着大家一起来到邵氏片场。当时邵氏是最大的电影公司，旗下有规模很大的电影城和摄影棚，我们一群相熟或不熟的武行，天天混在那里等待机会。所谓的机会，不过就是当不露脸的各种人肉背景，或者是被踢被打被砍被抽的临时演员。有时候也会被制片叫去做一些体力活，帮着搬搬东西之类。无论如何，只要在现场有活干，我们就很开心了。 也是在那个阶段，我遇到了自己的初恋。跟她在一起的日子无比美好，我经常为了跟她约会而逃避开工。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会把在片场发生的好玩事情讲给她听。直到有一天，她父母听说我的职业之后，断然要求她跟我分手，毫无商量余地。她爸爸说的话我到现在还记得：“一个武行，不会有出息的。你不要碰我的女儿。” 片场的辛苦与危险，都比不上这一句话给我的打击大。我终于第一次体会到现实的残酷，这种对自尊心的践踏，杀伤力远远大过在学校被师父痛打一顿。我把家里的一只椅子砸得稀烂之后，慢慢冷静下来，开始思考未来。也许在那之前，我没敢想过要出人头地，功成名就，但在那之后，我知道自己未来只有这一条路可走。 第六章 大哥炼成 龙虎武师 在片场，龙虎武师是动作组里地位仅次于武术指导的人。他们作为高级特技人员，是武行们羡慕的目标，也是一部动作戏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龙虎武师”，光看这个名字，你就可以体会到那种威风凛凛。这成为我给自己定下的第一个目标。 失恋之后，我把所有的精力和体力都用在了工作上。每天都是最早到片场，最晚收工，表现得特别积极，希望给人们留下一个好印象。有时我会自告奋勇去尝试一些高难度的危险工作，并且事先说好不收钱。完成动作之后，我总是装作一副很轻松的样子，绝不让人们看出我身体上的痛苦。 终于有一次，机会来了。 那天，剧组要拍摄男主角翻越很高的阳台栏杆，先背部朝下再空中翻转，最后稳稳落地，再继续打斗的一组画面。那部戏的导演出了名的不专业，经常会滥用职权，命令武行做一些不安全的动作，这一次又是如此。真正的男主角坐在旁边喝茶的时候，他命令剧组的动作指导安排一个人，身上不带任何钢丝，把这个动作完成。更过分的是，他要求地面上不许铺任何纸箱或垫子，他要把画面完整收入广角镜头。 武术指导一脸不悦：“这个动作如果没有钢丝就没法完成，我的人不能去冒这个险。”这位前辈是我们非常尊敬的对象，他不仅是很有名的武指，而且对兄弟们很好。私下一起喝酒的时候，他曾经反复嘱咐我们一句话：“如果将来有一天，你们也成了武术指导，一定不要去勉强你的武行做他们不愿意做，或者做不到的动作。” 导演显然不想接受：“你们收了钱就要做事，这个画面如果用钢丝的话就会很不真实！”武指还没回应，我忽然站了出来：“对不起，我愿意试一下。” 这句话立刻招来武术指导的愤怒：“你怎么回事？不要命了？”我完全理解他的情绪，我那句话等于当着大家的面给他难堪，毕竟这些动作戏的安排是他说了算。我把他拉到旁边：“您说的一点都没错，但是我想请您听听我的想法。如果我这个动作成功了，那是因为您教得好，如果我失败了，那说明导演就是个白痴。我不想永远在片场当个小人物，我想去证明自己！即使失败，摔伤了，我至少尝试过了！” 听我这么说，他无奈地点了点头，转身对导演说：“这个年轻人不要命，想要试试看，那就给他这个机会，但是我和我其他的武行现在就不干了。你不要以为自己是导演就了不起，我们是靠自己真本事吃饭的，你没有资格瞧不起我们，不把我们当人看！” 说完，他转身嘱咐我：“身体尽量放松，一落地就打滚，不要用头或背部着地，记住！” 化妆师开始为我上妆，服装师拿来了衣服，我慢慢走上阳台，看向下面围观的人群，默默对自己说：“一定要证明你可以！” “A！”我被反派飞踢一脚，转身翻过围栏！同时脑袋飞速运转，后背拱起，空中翻转，头部朝上，双脚落地，尽管脚下略有不稳，但是——我成功了！ 人们为我大声尖叫喝彩，我听到同行们在喊我的名字，武术指导跑过来用力拍拍我的后背：“你很棒！你会成为龙虎武师的！”我的内心一阵狂喜，但还是按捺住激动的心情：“我想再试一次，这次一定要稳稳地站住！” 这一跳赢得的声誉，让我成为一个非常年轻的龙虎武师。从那之后，我开始真正了解自己未来的生活——充满刺激，但变幻无常。那时候，我们赚来的钱全都用来喝酒赌博泡妞，因为不知道下一次危险动作之后，自己是否还能好好地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天享受单纯的快乐，尽量不去想将来，只是肆意挥霍青春！ 第六章 大哥炼成 第一次远行 成为龙虎武师不久，在朋友的介绍下，我居然得到一个出演男主角的机会，只是那部电影《广东小老虎》最终一败涂地，连上映的机会都没有。我回到片场继续拼命，中间又得到机会成为梦寐以求的武术指导，但参与的两部电影再度遭遇失败。 那时候，我感觉自己跌到了谷底，除了爸爸买的小公寓，其他一无所有。一个人在香港的生活忽然变得很难熬，我给远在澳大利亚的爸妈拨了电话，告诉他们我要回家。准备出发的那几天，我没再联络片场的同行们，只是每天给自己洗脑——除了电影，我还有很多别的工作可以做。 那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单独出远门。 朋友帮忙买的是打折的便宜机票，我稀里糊涂就上了飞机。在飞机上，空乘让大家填表，我不会英文，没法填，还要麻烦一位空少帮忙。飞机上的广播说了什么我听不明白，也不敢睡觉。后来就感觉飞机在下降，接着就降落在了一个在那个年代都算很落后的机场。我跟着人群出了飞机，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应该去做什么，但我感觉那里不像是澳大利亚。 这时候，飞机上的空少看到我，好心地告诉我这趟航班经停印度尼西亚，第二天才继续飞澳大利亚，现在要去航空公司安排的酒店。我英文也不太会说，他就帮我叫了计程车，之后到了一个条件很差、房间也极其狭小的酒店。人家还提醒我，印度尼西亚那段时间正在反华，让我晚上不要随便出门。进了房间的门，害怕护照丢掉，就把一个台子掀起来，把护照藏在里面，钱绑在身上，不敢拿出来。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很无聊也很孤单。忽然有人敲门，是那个一路都在帮我的空少，我很热情地把他迎进门来，接着就发生了这本书前文提到的那尴尬的一幕。 把人家赶出门之后，我又累又困也就睡了。第二天一早五六点醒来，叫了计程车到机场，到了之后才发现护照忘了拿！还好我会说护照的英文，赶忙跟计程车司机大声说“Passport！”，司机帮我找了一个路边的电话亭，打电话给酒店，央求酒店派人给我送来。护照送来之后，司机说我得给人家钱，就拿了我50镑澳币给那个送护照的人，接着又跟我要车钱，我给了一些，他说不够，最后从我手里又抽走100镑。当时的我毫无概念，后来才知道是被骗钱了。 再上飞机的时候，跟一个很胖的人坐在一起。他很傲慢的样子，两个手撑在座位两边的把手上，挤得我只好缩在自己座位上。下了飞机，终于到澳大利亚了，很开心，排队拿了行李就往外跑，但没有看到来接的爸爸妈妈，就自己去了等计程车的地方。 那时候我知道自己要去堪培拉，它的英文发音跟摄影机的Camera差不多，这是我知道的少数几个英文单词之一，就一直默念Camera，Camera……找到车，把行李摆好，再把我家地址给计程车司机看，就听司机讲了一大堆英文，我也听不太懂，后来才勉强明白，大意是你现在在这里，这里叫悉尼，你要去的堪培拉，在地图上面很远的地方，他用手比出飞机的手势，说你至少还要再飞一小时…… 我几乎要崩溃了。 把行李从车里拿出来，心里忽然觉得很怕，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还要再飞，去哪买机票呢？怎么转飞机呢？到哪里转飞机呢？全都不知道。 再走进机场里，忽然看到之前那个胖子，我赶紧跟到他身边，看他先是到了一个柜台，把行李往磅秤一摆，就跟柜台的人讲话，接着就把行李送了进去。我心想，如果我的行李交给人家，人家收下的话，就说明是对的。我也跟着把行李摆在那里，果然收下了，人家又给了我一张登机牌，告诉我说大概几点再回来之类，但我整个人是蒙的，也没听太懂人家在讲什么，工作人员跟我讲话的时候，我就一直看着那个胖子。拿回证件和一堆票卡之后，我赶紧跟上那个胖子，他逛街，我也逛街，他去一家餐厅吃早餐，我就站在门口等着他，大概等了一个多小时，他才走出来，我继续跟着他走。看他到一个登机口坐下来，我也跟着坐下来，接着是过关，上车，我也跟着上了车。在车上，那个胖子递给人家一张票，我也不知道自己的票在哪里，又稀里糊涂给了人家钱，这才终于上了飞机。其实我手里的一堆票子里就有车票。 就这样，几经波折，转了两次飞机，我终于真正降落在堪培拉的土地上。 那是一个杳无人烟的小机场，房子都小小的，只看得到机场跑道、森林和沙漠。出来之后，我远远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人，那是我的爸爸。几年没见，他头发已经都白了。我走过去，感觉有个人抱着我，低头一看，是妈妈。原来这些年之后，我已经长高了这么多，以前妈妈抱着我的时候，跟我是一样高的…… 看到他们俩，回想这一路坎坷的遭遇，我号啕大哭。 终于来到父母身边，我整天无所事事，在家靠父母养自己。不想学英文，也不爱吃那里的东西，最重要的是，我开始偷偷想念片场的生活。终于有一天，我骗父母说香港有工作机会，需要我回去。他们也许看出我是在说谎，但没有拆穿我，爸爸只是安慰我说：“这里永远都是你的家，香港不好混就赶快回来。” 刚开始回到香港，我跟着大师兄洪金宝混，得到了一些工作，但随着李小龙的去世，动作片迅速衰落，我们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直到有一天连师兄都劝我回澳大利亚，至少饿不死。我知道自己要接受现实了。 这一次回去，我不希望自己那么落魄，但手里连机票钱都不太够，怎么办呢？ 初恋女友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她塞了两万港币给我，那是一笔巨款，我极力推托，但她坚持说这钱是借给我的，今后赚了钱还她就好。我收下了那笔钱，心里很不是滋味。临行前，我去表店花了几千块给爸妈各买了一只名牌手表，又买了一些礼物送给自己小公寓的管理员，心里默默地跟香港道了再见。 那块表把妈妈惊喜出了眼泪。那是她第一次收到我的礼物。爸爸也拿布不断地擦拭表盘，我知道他们很欣慰。 接下来的日子，我先是报了一个晚间的语言培训班。上课时老师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吧，我说好。其实我在爸妈工作的美国领事馆，所有人都叫我Paul，包括很多美军，他们都对爸妈很尊重，也叫我Paul。我的小名叫阿炮，一直以为大家叫我“Paul”是在叫我的中文小名，不知道其实Paul是个英文名字。于是在家里人家叫我Paul，到了语言班上大家就叫我Steven。 语言班上的老师讲得很快，我根本没可能跟得上，后来就不去了。在一个台湾驻外机构司机的介绍之下，我找了一份水泥工的工作。到了那里，人家问我叫什么，那个司机就说，他叫Jack，于是我在工地上又成了Jack。其实是因为那个司机自己叫Jack。那时候我对英文已经有了一点粗浅的认识，觉得Jack Chm，于是自己在Jack后面加了一个y，就变成了Jacky。 那时候，我每天早上5点起床，站在马路边搭个顺风车去工地，在寒风里弄那些泥水，学会了推独轮车，尽管身上的功夫可以加快干活效率，但还是很累。看着师傅们在旁边砌墙，心里觉得很羡慕，也在旁边跟着学。 那段时间的生活很有规律，但我有时在晚上会失眠，想起自己曾经的梦想，对比现在的处境，觉得有点心酸。后来想与其如此，不如多打一份工，既能多赚钱，又能让日子更充实，这样就没空去烦恼了。我又找了个餐厅的工作，那时变成白天在工地盖房子，推水泥搬砖，下午4点半收工之后回家冲个凉，5点多赶去餐厅继续打工，赚大概800块一个月。 每天4点半回家的路上，会经过一片树林，我知道妈妈每天那个时候会在门口等我，所以每天走到那里的时候，不管多累多沮丧，我总是停下来把身上的灰拍干净，振作起精神，吹着口哨嘿嘿哈哈地进门，再给妈妈一个大大的拥抱。她问累不累，我就很大声地说“不累”，让她知道儿子过得很开心。洗完澡再出门赶去莲花餐厅，那里的老板是爸爸的朋友。刚开始的时候，我在那里负责拣菜洗菜，但我生性闲不住，等做完手里的活，就去帮别人干活。餐厅晚上10点以后就不接单了，厨房里面没事做，就去外面转转，看吃饭的人们要咖啡、茶、冰淇淋，大家忙不过来我就去帮忙顶上。 帮忙帮得多了，大家开始对我越来越有好感，也就开始教我很多东西，慢慢我就混成了二厨，负责配菜。那时候餐厅生意很不错，尤其到周末的时候，面前总是贴着一大片纸条，上面写着顾客点的菜，我要把原料配料准备好，迅速递给两个炒菜的大师父。当时其实看不太懂英文，也看不太懂菜单，纸条上通常只用一两个字来简写，比如芙蓉蛋可能就是个“egg”，扬州炒饭可能就是个“rice”，当时竟然就那么连蒙带猜地混过去了。 那时我就发现生意人真是会赚钱。一个小小的玻璃杯，里面装着一个冰淇淋球，再放两三颗荔枝，就卖澳币两块五，大概合20块港币。我心想：“哇塞，赚死了。”就趁人不注意，故意把冰淇淋装得满满的递给人家。后来不小心被老板看见，还警告我以后不许这么自作主张。 直到今天，我在世界各地吃饭都不会点炒饭，除非是我认识的餐厅给我现炒。我知道国外那些中餐厅是怎么做炒饭的，每次都是放一堆边角料，炒完恨不得一放一个星期，有人点了他就给你热一下。只要我在餐厅点炒饭，就会说“不要青豆，不要虾仁，不要叉烧”，这样他们就没法拿剩饭去热，只能重新炒给我。 在澳大利亚打工期间，也认识了不少朋友。餐厅的同事老爱跟我开玩笑，说很多来吃饭的女孩都是因为喜欢我才来。我很爱在工作的时候跟大家讲笑话，一讲得兴起，大家就都听我说话不干活了。老板杜月祥还因此跟我说过：“Jacky啊，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做事的时候不要讲笑话，收工的时候再讲。” 那段日子每天都像机器一样连轴转，回到家倒头就睡。爸爸看我这个样子倒是挺开心，妈妈却慢慢看出了我的落寞。直到有一天，我忽然接到来自香港的电报。 对方希望我回去拍摄罗维导演的《新精武门》。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天大的机会。妈妈非常干脆地支持我，她知道那是我真正想做的事，爸爸则给我设了一个期限，如果两年之内还没闯出名堂，就要彻底回到澳大利亚。 临走前，杜老板给了我一个皮包，里面装了10镑，他说希望我以后可以用这个皮包装更多的钱回来。我离开澳大利亚之后，妈妈就像过去一样，把我的照片摆在床头，每天摸我的照片，亲我的照片。 还好，这一次我没有让他们失望。 第六章 大哥炼成 是成龙 再次回到香港，我签约了罗维导演的公司，陈自强担任我的经纪人。他们希望把我捧成新一代功夫明星，星路开始之前，我的名字成了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小时候，爸爸妈妈叫我“阿炮”“炮炮”“山东炮”，我爸爸小名叫“老山东”，大家有时也会叫我“小山东”。大名就是“陈港生”。进了戏剧学院，师父给我起名叫“元楼”，大师兄离开学校，给自己起了名字“洪金宝”，我就把他曾经用过的“元龙”拿来用，于是“陈元龙”成为我最初做男主角和武术指导时候的名字。现在回到香港重新开始，我的老板认为不能再叫“陈元龙”了，我要有新的名字。 罗维导演找到当时很有名的作家潘柳黛，帮我想了几个名字。我叫她潘姐，她儿子蒋金也是演员，还跟我在片场合作过。那天我去她家选名字，看她写了好多个带龙的名字贴在墙上，问我想要哪一个。“你原来的名字元龙不好，元同圆，圆了就是完了的意思。小龙已经死了，大龙又不好听，你自己选一个吧。” 我先挑了一个“文龙”，显得很有文化的样子。她说，不行，“文”字太小了。我说那就“子龙”吧，《三国》里面的大将军赵子龙很威武，她说，“子龙”也太小，你怎么老是往小了挑？为什么不挑一个大一点的？我心里想，我哪敢啊。其实我早就看见了那个“成龙”，可我不敢挑啊。 我说，那就叫“云龙”吧。她说，这也不好，你永远出不了大头，在云里面见头不见尾，见尾不见头，你出出进进，进进出出，永远都在云里面。我说，可是我觉得云龙很好啊。她说，这样吧，我就替你选了，就是成龙了。我说哎哟不行不行，太大了。她说，其他的没有一个适合你，你就叫成龙吧！ 我推托几句，最后说“好”。其实那时我觉得名字无所谓，赚钱最重要。 回港拍的第一部戏《新精武门》里，我就开始叫“成龙”了。后来电影成绩不好，我又连续演了好几部戏，都是失败。那时候人家对我的批评声简直是一浪高过一浪：“成什么龙啊！成还差不多，要不就成虫！”“大鼻子小眼睛，长成这个样子还好意思叫成龙！” 《新精武门》配音的时候，我想去现场看看。那时候的录音室有好几道门，打开第一道，还有另外一道，我悄悄溜进去，先是看到控制室，再开第二个门，就看到所有配音演员坐在里面，再往里就是录音室了。那时候大家工作都是在半夜，我走到隔间里面，透过一个小窗口偷看。等到我出现在画面里的时候，就听到配音演员们议论：“你说这个罗维大导演怎么想的？为什么要找这个人？还成龙呢！成吧！大鼻子小眼睛的，怎么会红啊，浪费钱！”我一边听眼泪就一边流，他们也不知道我在外面，还在继续骂，我只好转身轻轻走掉。 连续演了好几部戏，每部我都会去看配音，想看自己做得好不好，里面大家还是继续骂，我就流着眼泪躲着听。其实也可以理解他们，配音往往都要把一个镜头翻来覆去地看，人家本来就不喜欢我，还要十几遍几十遍地看我，自然会不爽。时间久了之后，我听也听皮了，反正说来说去也就那几句话，有时候他们骂着骂着，我居然能在隔间睡着。 时隔几年，我连续拍了《蛇形刁手》《醉拳》《笑拳怪招》，这三部戏连续爆红，票房大胜。马路上的人们开始涌过来找我签名拍照，走到哪里都能看到朝我耍醉拳的人，喜欢做八卦的杂志也开始派出狗仔队天天跟着，我终于尝到了当明星的滋味。也许是这个原因吧，录音棚里的声音忽然全变了，大家开始争先恐后地夸我：“你看这个小子，真不错，连手都会做戏！” 不久之后，我加盟嘉禾公司。那时候我的英文名字还是Jacky 。老板邹文怀说，Jacky这个名字感觉不会红。况且你到了嘉禾，要重新开始，不如把Jacky改成一个女孩子的名字Jackie好了。这就是Jackie 的由来。 到了嘉禾，我终于开始拍摄自己想拍的电影，录音的时候还是那帮演员。他们见我已经非常尊重，我也没有再去生他们的气，那时候已经学到一个词叫“以德服人”。不仅要尊重人家的专业能力，也要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和工作态度去服众。在录音间里面，我是导演，只有我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摆开阵势之后，大家都要听我指挥。“起……收！”“声音小，再大声一点！”像是“馒头，豆包……”这种环境音，或者打斗时发出的衣服摩擦声，我也会下去跟他们一起配。何时起脚步，何时起音乐，何时有动作，何时有环境，全部都等我的一声号令。收工之后，我会派人买消夜给大家吃，他们变得很喜欢跟我一起工作。 作为“成龙”红起来之后，我依然会做自己电影的武术指导，那时候就有了“成家班”。我是香港那么多动作班底里面第一个给团队做制服的，那时候也没多想，就是喜欢整整齐齐的派头，于是想着帮所有人统一制服。现在我香港的家里还有那些几十年前的照片，那时候买好开胸的短袖衫，送到很好的绣匠那里，请人家帮我绣上“JC”，再分发给大家。我准备了白色、黑色、黄色三种，大家一起走出来显得特别有型。<strike></strike> 不论如何，成龙的时代正式到来了。 第六章 大哥炼成 重整旗鼓 20世纪80年代，我两次闯荡好莱坞，都以失败而告终。在那里带给我最大挫折感的，不是影院里稀稀拉拉的观众，而是美国的媒体。 拍完《杀手壕》，公司希望我趁势在美国展开一轮宣传，他们帮我安排了很多访问。同事在这之前提醒我，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面对美国记者。当时我觉得他在小题大做，我年轻的时候什么苦没吃过，什么场面没见过？区区一些媒体记者，又能把我怎样呢？ 事实证明我错了。 “你的名字怎么念？”“你是李小龙的弟子吗？”“你能徒手打碎砖头吗？”“你能表演一下空手道吗？”“请你秀一下功夫！”……诸如此类的问题同时袭来，我有点招架不住，心里也非常地烦。我已经是红遍亚洲的明星，所有人都对我尊重有加，你们凭什么像耍猴一样耍我？当时有一档电视节目，我专程从洛杉矶飞到纽约去录制，出于对主持人问题的反感，加上自己英文差，我全程没说几句话，最后人家把我的专题直接砍掉了。 那天晚上，我趴在房间大哭一场。所有这些都超出我的预料。我是犯了什么病，放着好好的亚洲市场不顾，跑来这个没人喜欢我的地方？ 回到亚洲，又拍回成龙式的动作片，自己觉得很爽，但我的同事们从来没放弃把我推向世界市场，而好莱坞无疑是无法绕过的一块宝地。80年代的两次失败之后，终于在1995年，我再度重整旗鼓来到美国。 这一次，我要自己选择电影项目，不再任人摆布。我知道哪一种电影才是适合我的。 刚到好莱坞，对我的邀约就一直不断，全部都是当红的导演或演员。迈克尔道格拉斯希望我在《黑雨》中饰演日本杀手，史泰龙希望我与桑德拉布洛克合作，扮演一个超级罪犯，之后又希望我在新片中饰演毒品贩子，这些电影都被我推掉了，我觉得角色不适合。与此同时，我自己做了一个剧本，那就是和唐季礼合作的《红番区》。 这部电影虽然是香港制作，但从一开始就立足国际市场。影片主要场景设置在纽约（后来是在加拿大完成拍摄），很多演员都是老外，很多对白都是英文。嘉禾的两位老板邹文怀跟何冠昌认为，这部电影有可能帮我敲开西方市场的大门。 1995年，《红番区》在美国上映，首周末即拿下980万美元的成绩，成为首部登上美国电影票房榜首位的香港电影，而且还是配音电影。美国的发行公司New Line ema为这部电影投入了强大的宣传力量，我再一次面对美国媒体时，这次的情况与之前有了巨大变化。我成为当地杂志的封面人物，出现在很多电视访谈节目中，大家都在用热情和欢迎的目光迎接我。 也是这一回，我在美国参加了真正的“成龙电影”的首映式。走在红毯中间，摄影机照相机不断地闪光，人们大声尖叫着我的名字，这一刻，我知道自己成功了。在那之后，我的三部香港电影《霹雳火》《警察故事4：简单任务》《一个好人》也陆续在美国发行。拍摄《一个好人》期间，我受邀在好莱坞的中国剧院外面留下了掌印、脚印和签名。 1998年，我与克里斯塔克合作的《尖峰时刻》在美国上映，电影获得空前成功。影片的续集《尖峰时刻2》和《尖峰时刻3》分别于2001年和2007年上映。尽管这并不是我最喜欢的电影类型，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在美国和欧洲获得了很高的票房成绩，我也借助后两部片子的机会，把两个国内的年轻演员章子怡和张静初介绍给了西方观众。2002年，我的电影《燕尾服》刚刚上映，首周末就以1500万美元的成绩登上北美票房榜亚军。同年10月4日，我受邀在好莱坞的星光大道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一次的美国之旅，终于没让自己失望。 在那之后，几乎我的每部电影都会在全世界的主流市场上映，《上海正午》《环游世界80天》《功夫之王》《邻家特工》《功夫梦》《尖峰时刻》系列则都是美国制作。现在想起这些年的经历，跃进脑海的不是那些台前的尖叫或掌声，而是幕后那些大家并不了解的时刻。 我带着成家班刚到美国的时候，一开始也被别人瞧不起。第一，英文不够好；第二，人家也不知道你到底有多大能耐。刚到那里，只是给人留下不守规矩的印象。这是因为东西方工作风格的差异。举例来说，西方的片场讲究各司其职，每个人都有非常明确而细致的分工。抓电线的就负责抓电线，装镜头的就负责装镜头，打灯的就负责打灯，你不能去碰人家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方式则是大家都是全才，现场需要做什么活，都是随手就干，为的是效率。 我希望什么都很快，但人家不是这样的，就连说话的语气都不同。在国内片场，大家是“来了来了来了！”在美国片场，人家就是慢悠悠地拿，慢悠悠地走，慢悠悠地说。刚开始的时候，因为这种差距，我们在老外眼里是不专业，老外在我们眼里则是没效率。后来大家天天工作在一起，我们也慢慢适应他们的工作方式了，大家就相处得很好，关系也越来越融洽。尤其在看到成家班真正的本事之后，他们没有人不佩服不鞠躬的。我们用真正的能力来服众。现在你在国外只要一提成家班，大家都会竖起大拇指。他们都不需要申请，已经是各国特技演员工会的荣誉会员。 我过去是从武行做起，在片场看过很多很原始的工作方式，在拍动作戏的时候，武行们几乎都是不要命的。一个危险动作下来，摔伤了，没事，马上换下一个，大家觉得很正常。这在西方人眼里当然是不可思议的。我刚去那里的时候，希望给老外一个下马威，让他们看看成家班的厉害。拍摄《上海正午》的时候，我想拍摄一个空中翻腾一周半，脸摔地的动作。我跟摄影组要求把机器往后拉，他们说不行，这样地上的垫子就穿帮了。我说：“对，我就是不要垫子。”我点名成家班的伍刚做这个动作，不戴任何护具。因为我自己懂这些，心里有底，知道他不会出什么问题。果然，伍刚成功地完成了这个动作，并且凭借自己的专业能力护住了头部和脸，全场瞬间爆发热烈掌声。 我看了看监视器，脸上很平静：“不够好，再来一个。”大家都傻了，过来说：“明明很好啊！为什么要再来？很危险啊！”我没理他们，用中文低声问伍刚：“行不行？”“大哥，没问题。”伍刚又做了一遍。我面不改色：“不行，再来。”第三遍之后，我喊OK，过了。伍刚的手、肘、膝关节全部肿了在流血，我也很心疼，但我知道这三个动作之后，没有人敢再看不起成家班。其实对我们这些从小就受艰苦训练的人来说，这点小伤真的不算什么，但在老外眼里，他们觉得我们简直不是人，完成的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果然，从那一刻起，剧组所有的人都很尊重我们。后来好莱坞在拍动作片的时候，都会拿着成龙电影的录影带去找能胜任的动作团队，并且跟他们说，我就要这一种——Jackie Cyle。 第一次见到史泰龙的时候，是在他的片场。 在那之前我们没见过面，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请我。可能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在西方有点名气，媒体上面也有一些报道吧。有天我在香港，公司同事说接到史泰龙的邀请，请我到美国去看首映礼，我说你开什么玩笑，他们说，是真的，大哥。我就觉得很兴奋，他在我看来就是超级巨星啊，也是我的偶像，他竟然邀请我去看首映礼？同事又说，为了表示他的诚意，史泰龙让自己的秘书从美国飞来了香港，还带了两张机票，要陪你一起飞回去。我就觉得很感动。他那个秘书也很惨，三十几个小时就光坐飞机了。 在飞机上我想，他为什么要请我去呢？想不通。就跟经纪人商量，如果到了那边情况不对，人家根本就不知道我是谁，我英文又那么差，咱们就转身就跑怎么样？ 到了机场，已经有车等在那里。第一步，工作人员先把我带到史泰龙的家，说是要带我参观一下，给我介绍这是他的收藏，这是他的画，这是他的健身房……我还去他的健身房里面做了几下运动，心想，我居然在用史泰龙用过的健身器材。过了会儿，他的助理走过来，看了看表，说，我们现在出发去片场吧。 我当时心里有些嘀咕，他没有来接我的飞机，去他家里他也不在，是为什么呢？到了片场，刚好看到他正在拍摄。他远远地看到我，跟我打了个手势，意思是稍等一下。很快，我听到他喊Cut，接着说，OK，luncime now！然后他走过来，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当时他们正在拍摄的是《超级战警》（Demolition Man），同戏的主演还有大明星韦斯利斯奈普斯（esley Snipes），他看到我，也过来大力地拥抱我。当时史泰龙一把把我从韦斯利身边拉开，那个样子的意思是“这是我的朋友，只能我来抱”，很可爱。接着，他拉着我的手，站到剧组所有人面前，像是介绍一个重要人物那样，把我推出来，对大家说，hey，Jackie 。现场爆发热烈掌声。然后他拉着我穿过很长很长的帐篷，两边都是演员和特技人员，那些人都唰地一下站起身来，齐齐向我鞠躬！我被震住了。一边走，很多特技人员都过来握我的手，我心想，原来自己这么厉害！ 原来史泰龙是故意要让我到片场看他，还特意把上午的戏份延迟，就掐着时间，让我抵达的时候正好看到他们拍最后一个镜头。后来他带我去他的化妆车，一上去他就把电视打开，里面正在播放一盘录影带，我一看，竟然是我的电影！接着他把柜子拉开，里面齐刷刷都是我的电影！ 他说：“每当没有灵感的时候（ of ideas），我们就会看你的录影带。我们都在学你的东西，我真的很欣赏你，谢谢这次你能来。”那时候我英文很差，我们俩对话还要通过翻译，自己就只能说两三句“thank you so much, I'm so happy。 You are my idol ”之类的话。 那时候我才知道，美国所有的动作组都在拿成龙电影做教材。我很自豪。 第六章 大哥炼成 爱恨好莱坞 对我来说，好莱坞是一个奇妙的存在。它让我狠狠地受过伤，也给过我最高的荣誉，它让我的片酬达到2000万美金，也让我有过强烈的不安全感。因为看到它们电影机器之强大，也让我为华语电影深深担忧。 从前有一段时间，同行们都在议论“港片死掉”，我是身在其中的人，看到过最不敬业最丑陋的一面，当然知道它为什么会死掉。那时候洪金宝拍过一部戏，四个大牌明星做主演，但都只给很少的档期，所有的打戏都变成替身蒙上脸在打。这样下去，怎么会不死？有个曾经的大明星，我跟她合作时，每天晚上她都出去喝酒，早上起不来，一直到晚上6点还不来片场。我那时候还要给她面子，怕她不好意思，还跟她说，“你要是不舒服今天就不要来了，反正我也病了”，结果她还反过来嘱咐我好好休息，自己睡一天觉，当天晚上又去喝酒。有些导演自己把合同签了，片酬拿了，找个别人来现场拍，自己已经准备赚下一部了。 我就碰到过这样的人。到了现场一看，导演椅坐着一个不认识的人，我问“你是谁”，他说“我是副导演”，我当时就怒了：“导演呢？”“在那边。”我走过去一看，他正在现场写下一部戏的剧本。刚接的这个戏还没拍，就开始写下个戏的剧本，如果都是这样的人充斥在行业里，电影怎么会不死？ 面对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呢？我会说：“你走开，我来拍。”这样他们最开心了，我来拍，保证质量，自己又省事。有好几部戏，都是这种情况，我拍戏，不挂名，还是挂原来导演的名字。片子上映卖座了，别人来问我的评价，我就是四个字，“不予置评”。后来开始有江湖传闻，说我爱炒掉导演自己接手，还有人说我戏霸，我都无所谓了。 拍《新宿事件》的时候，尔冬升导演跟我说：“大哥，我知道你爱炒导演，会自己下来拍，但如果你一接手，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拍了。”我当时就表示：“你放心，我全程不会讲一句话，不会指手画脚，都听你的。”那部戏是钱嘉乐做武术指导。当年我做武术指导的时候，他还是小孩子，结果到了现场，他在我面前紧张得发抖，但我一招都没有改他的。我知道尔冬升真的爱电影，为了拍电影他可以卖房子，可以花几年做一个剧本，这种导演是我尊敬的，所以在片场我会完完全全地尊重他们。 我拍戏的时候，没想过我为什么要跳这个楼，为什么要跳那个桥，即使知道跳下去会断手断脚，也还是会义无反顾地跳。我就是这样，对每一部戏都用负责任的态度，对任何事情都很认真地去做。从十几岁混在片场打零工，到后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说话也开始有人听，一路走来很不容易，所以我很讨厌那些混事儿的人。有时候也很想骂一些同行，你们拍的是什么电影？你们根本就是在欺骗观众！今天我们华语电影还不够好，就是因为这些人造成的。混事儿的人、忽悠的人我见太多了，对着我讲得天花乱坠，最后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他们是“讲起来天下无敌，做起来无能为力”。每次碰到这种人我就很生气，很希望市场能尽快淘汰这些人。 十年前，我们很多人都在好莱坞，吴宇森、杨紫琼、周润发、李连杰、林岭东、袁和平、徐克、洪金宝，一大票人都去了，我也输出了很多成家班的人在那里。现在呢？人家把我们的东西学会了，变得比我们还厉害，人家已经不需要我们了。现在我们跟好莱坞去拼武术动作，你以为自己一定有胜算的吗？根本没有。我现在去看他们那里的武行、那些特技人员，说功夫，可能比我们国内的很多武术班都强，少林也好，咏春也好，我们的套路和招式人家都已经学过了。 说特技动作，人家的年轻人也可以翻980度的跟头。他们现在是全才，武术、体操、街舞、跑酷……全都会。我的成家班看完也都惊得目瞪口呆。这就是好莱坞的学习能力。那么多中国的故事被好莱坞拍红了。我们拍那么多《花木兰》，不卖座，美国人拍《花木兰》，大卖，还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有个花木兰。《功夫熊猫》一部一部拍下来，卖得全球都疯掉，功夫和熊猫都是中国元素。现在全世界那么多人学英文，不是没有理由的，别人比我们强的地方，就是要承认。 去美国，卡梅隆邀请我去参观《阿凡达》片场，我觉得自己就像幼儿园的学生一样。一进去先要签一份保密协议，我想，有什么了不起？我没看过拍电影吗？走进去之后，发现没有一个人，全部都是蓝的布景，再往里走，三四十个人对着电脑在工作，看见我进去，他们都起来向我鞠躬。人家就开始向我介绍，我几乎一点都听不懂，但人家当我是大师，我就要扮大师啊，也不能总是问为什么，就只能说“yes，yes，ok”。 他们介绍了一部摄影机器给我，不大，一开机就看到里边都是人，但外面又是没有人的。我就靠自己的经验去操作，他们就在上面控制。那种体验只能用疯狂二字来形容，我可以拍人的正面、脖子、手，但是外面根本看不到人。还有一部机器，有四个镜头，我从来没见过。再抬头一看摄影棚，顶上挂了无数摄影机，我没数，但我觉得有几百台，在国内你怎么可能会有几百台摄影机？最后我只能说，好了，你们忙，我不打扰你们了，我先走了。卡梅隆过来跟我说，我是看你的电影长大的，我只能很谦虚地说谢谢，可心里真是五味杂陈。 我的成家班已经算是华语电影里很专业的团队，设备也都是用世界顶级的，但是看到人家那样的机器照样傻眼。我们最好的设备，不过就是拍动作戏的时候用的威亚、滑轮、扣子、绳子……即使那些威亚要十几美金一尺，我也坚持去用，要把每一个人保护得非常好。时代不同了，现在的武行我不能让他们再像我们当年一样，在片场一味地拼命，一味地忍受痛苦。 在美国看人家拉威亚我也被震撼到，一个人站在房顶往下跳，先是跳到一个梯子上，然后落地，再做一个后空翻。这一连串的动作对拉威亚的技术要求很高，角度要足够，还要防止跑着跑着动作被卡住。我就看人家，起，放，起，放，动作特别流畅。再去看才知道人家早就按照这个动作做好了模型，现场拉威亚的人不需要靠蛮力，只要照着技术模型去顺着做就可以了。我们到今天还是要几十个人拉来拉去，人家一个轻轻松松的小东西就把事情搞定了，这中间的差距真的太大。我问了那套东西多少钱，其实并不贵，两三万美金，可是买回来之后没有人会用，你有什么办法？人家的知识产权保护做得太好，我到现在也只能使用自己发明的东西。 拍了这么多年电影，到了人家的片场，自己就像个白痴一样。我多想国内也有一部让他们目瞪口呆的机器！或者至少，我很想把这些机器和技术都带来国内，让我们的电影团队也都能学会，去拍出更厉害的电影！真的很希望我们的年轻人多去国外学习，把人家的东西学回来，变成自己的。我们也有自己的专利产品，也可以多在片场玩一些高科技。我很希望中国跟好莱坞多一些合作，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多学习人家的技术，请他们也帮我们培养一批科技人员。 华语电影有很多好题材，我们只是欠缺技术和专业。况且现在学习技术已经不像过去那么困难，一部机器的使用要学几个月，现在根本不是这样。一些学电影的年轻人，我特别希望他们早点学习团队作战，不要把拍戏当作要给老师交的作业，那都是在为自己而学。如果有一群同学，有学编剧的、导演的、摄影的、美术的、制片的，大家就可以组成一个团队，拿一个剧本去尝试，学习真正的实战中应该怎样分工协作。大家一直都是各自为战会非常辛苦，我们要像美国人一样集团式地作战。我在美国的时候跟人家聊剧本，一个会议室里面几十个人，大家围在一起去讨论，最后各取所长，这样聊出来的剧本能不好吗？ 我一直在强调技术，技术，但如果我去拍一部都是特效的电影，观众根本不会喜欢看，他们早就习惯了看我亲自表演的危险动作，我已经被自己绑架了。这一点让我也觉得很无奈，但是既然已经在动作片上面立了一个先锋，那就要坚持做下去。我也知道大家都拍的那种飞来飞去的很简单，像我这样实实在在的套招，还要每次都有创新就很难。每个人都可以吊上威亚就飞，大牌演员甚至都不需要亲自上阵，找个替身就行了，到你的时候就只需要摆几个Pose，可是就因为这样，我们的动作片才会慢慢弱势，美国的动作片才越来越强。 有时候我的影迷会说，大哥什么都会，滑水、跳伞、潜水、开车、摩托车、各种门派的功夫……这是因为我对自己有高要求，希望每次都带给观众惊喜。最近这十几年当中，不断有人说成龙老了，打不动了，我不会去解释，只是用作品来证明给大家看。年纪越来越大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但我依然会在这个年纪去飞风洞、跳火山，我还是不比那些年轻人差。 别人说，大哥你是超人。其实我不是，我只是肯去拍而已。科幻片、卡通片甚至有些动作片，我们都拍不过好莱坞，但是有一种我们可以赢过他们，就是人的身体真实表演出来的动作。那些冒险的特技，美国那些大明星没有人去做，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去做。他们有高科技的帮助，很多东西做出来比我们好。现在只有我这个蠢蛋还在做这种玩命的东西，我也没有时间去学那些高科技了。 这些年来，我的电影观众一直在翻新，有从很早就一直追随到现在的，也有刚刚才开始看的。有些喜欢标准的成龙式动作片，有的喜欢我拍好莱坞制作。我把他们分成基本观众和新观众，对于所有观众我都要负责。这就是为什么我拍完《尖峰时刻》还是会拍，拍完《功夫之王》还是会拍《大兵小将》，拍完《功夫梦》还是会拍《十二生肖》，在《天将雄师》之后又拍《Skiptrace》。我希望尽量满足喜欢我的人的期望，给他们看到不同的我，我也要对得起全世界各个角落里那些正在看我电影的影迷。 现在的我已经非常幸运，不需要再为了赚钱拍戏，而是为了兴趣。就像《十二生肖》，我从一开始就跟制片人说，我已经做好了亏钱的准备，我们什么都要最好的。筹备了7年，最后去了全世界5个国家8个外景地，拍了整整一年。连电影里面的十二生肖铜首道具都要做最好的，自己花了几百万。我不能说自己的动作最好，投资最高，但至少可以用尽自己的资源和力量，一天天去打磨，一点点用心去拍，最后拿出一部对得起观众的作品。这也是我自己默默在跟好莱坞比拼的方式吧。 第六章 大哥炼成 全身受伤地图 自从《师弟出马》开始，我的所有电影都会在片尾放上幕后花絮，除了说错台词或NG的那些笑料之外，很大一部分内容是我在特技动作中的失误，于是大家经常可以看到我以各种狼狈的模样摔倒在地，片场所有人一拥而上的画面。这些年，有人帮我整理过全身的受伤记录，这些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有意义的回顾。 头部：拍摄《少林门》时被人打得当场晕厥。最严重的是《龙兄虎弟》那次严重意外导致脑开刀。 耳朵：《龙兄虎弟》那次摔伤让我左耳留下听觉障碍。 眼睛：拍摄《醉拳》时眉骨受伤，差点连累一只眼睛瞎掉。 鼻子：拍摄《剑花烟雨江南》时鼻子断了。拍《龙拳》又一再伤到鼻子。 人中：拍摄《简单任务》时被戳穿，通过人中能看到露出了牙齿。我用大力胶粘住继续拍戏，晚上的时候就快要长好了。 颊骨：拍摄《超级警察》时颊骨脱臼。 牙齿：拍摄《蛇形刁手》时被踢掉一颗。 下巴：拍摄《龙少爷》时弄伤，好长时间疼得没法说话。 喉咙：拍摄《师弟出马》时受伤差点窒息。 脖子：多次受伤。最严重的是《A计划》和《一个好人》的两次跳楼。 颈椎：拍摄《一个好人》时受伤。 肩膀：拍摄《城市猎人》时脱臼。 手部：拍摄《警察故事》时被烧伤。拍摄《威龙猛探》期间伤到了手和指骨。拍摄《A计划》时整个手都翻过来了。 胳膊：拍摄《蛇形刁手》时被剑砍伤，到处是血，被摄影机拍了下来。 胸部：拍摄《师弟出马》时胸骨受伤，拍摄《飞鹰计划》时从悬索上摔下造成胸骨错位。 后背：多次受伤。《警察故事》那次差点摔断第七和第八节脊椎。《十二生肖》威亚断掉坠地受伤。 骨盆：拍摄《警察故事》时骨盆脱臼。 大腿：拍摄《重案组》时被汽车挤伤。 膝盖：多次受伤，最严重是在拍摄《城市猎人》时。 脚部：《红番区》里摔断脚踝，整个脚都翻过来了，打上石膏继续拍。无聊时我把那个石膏套上袜子画成了运动鞋。拍《我是谁》的时候拿瑞士军刀扔着玩，一不小心掉地上，我也不知脑子怎么想的，用脚去接，结果直接戳进脚面，脱掉鞋子看看只是流了一点血，就贴上胶布继续工作。 …… 我这几十年来受的伤无法一一尽数。上面这些信息里，也可能有些是错的，很多都已经记不清楚了。外面的报道有些也不准确。有人说我身上的每一块骨头都断过，那有点夸张，但我可以说的是——我从头发尖到脚指头，身上每一寸都伤过，但我相信这是每一个特技人都有的经历，不止是我一个人。 平时走在路上脚踝经常脱臼，就自己扭一扭，扭回去。有时洗澡的时候脚又脱臼，自己使不上劲儿了，就把助理叫过来咔嚓一声推回去。肩膀说要开刀已经说了三年，要打两根钉子进去，到现在还拖着不想做，拿不了重东西。膝盖软骨磨没了，不能跑步了。身上的伤数也数不清。 年轻的时候意气用事，总是拉着大家一起玩命。如果以前流行拍纪录片，你们看到我们那种做法，简直就不是人，现在回想，当时没死真算是幸运。 那时候从上到下大家都很豁得出去，现场随时准备着担架，连车门都是随时开着的，现场伤一个抬下来，立刻送走，下一个顶上。拍《警察故事》的时候，有一系列动作很有难度，武行们第一个跳下来，手断了，抬走。再下来一个，头破了，抬走。看着他们开始畏手畏脚，我骂句脏话换上衣服就自己上。砰的一声跳下来，也给抬到医院去吐血。我就要那种老大的风范，你们都不敢上了，我可以自己来，我敢！那时候就是玩命赚钱，大家都年轻气盛不肯认输。当时香港的动作班底多，大家互相之间也会攀比，我除了要让成家班开好车戴名表，有这种派头和威风，也要成家班是最敢拼命，做动作最危险最厉害的！ 经历过那个阶段，自己受了太多的伤，知道那种滋味不好受，也意识到自己的幼稚和简单。现在不管是我自己的成家班，还是跟别人合作的时候，一个很小的危险动作，跟我们原来比大概也就十分之一难度的那种，也要算来算去思前想后，把现场安排得万无一失才让人家尝试。我不想让他们再走自己的老路，去吃那种苦，让人家的家人去担心。以前成家班没胆的人都不敢加入，有时候想新招一些武行都招不进来，现在成家班有最安全最先进的器材，四部房车里装着全部的设备，到哪里都是把东西直接带去，每一个轱辘、每一条绳子、每一个扣都是最安全的，慢慢地教给别人也跟着使用，不仅保护大家的安全，也尽量让他们不苦不痛。 2013年，《十二生肖》连续拿了两个动作指导的奖，我在台上说，这个奖要跟全世界的特技人分享。他们在幕后每天拼命，做的是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有时还会被人欺负被人骂。今天我算是非常幸运，可以从幕后做到幕前，让大家在银幕上看到我。受伤了，大家可以通过新闻知道。很多特技人员断手断腿甚至死掉都没人知道，也没有人去关心。我很希望全世界的电影观众能了解他们的贡献，多给他们一些掌声。我还希望能办一个只有动作电影参赛的颁奖典礼，而不仅仅都是文艺片去拿那些奖。我要设置最佳动作片、最佳动作导演、最佳动作女明星、最佳动作男明星……希望让那些在幕后拼命的人也有出头的一天。 第六章 大哥炼成 炼大哥炼成 王尔德说过：“每个圣人都有过去，每个罪人都有未来。” 大哥不是圣人，更不是罪人，但就是这个人，曾经登上当今世界华人知名度榜首，甚至超过了李小龙。2011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宴请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先生，成龙大哥获邀出席活动，奥巴马对胡主席说：“Jackie 在美国非常非常有名。”胡主席说：“他在中国更有名。” 这个出生时就达到12磅的巨婴，在妈妈肚子里待了12个月还不肯出来，也许从出生起就注定跟别人有一点不同。小时候住在维多利亚山顶的富人区，爸爸妈妈做着最底层的工作，他从小就已经看到富有和贫穷的两个世界。在学校顽劣成性待不下去，被父母一横心送到戏剧学院，这一待就是10年。 那10年艰苦的日子练就了满身的本领，也造就了一辈子的性格。离开学校混在片场，从最卑微的小武行变成职业特技人“龙虎武师”，又变成武术指导、男主角、导演……先后三次闯荡好莱坞，最终获得成功得以名扬全世界。从1994年到2003年的10年间，在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上，亚洲电影票房冠军中的10席，大哥的电影占据了6席，这6部电影分别是《红番区》《警察故事3：超级警察》《警察故事4：简单任务》《一个好人》《醉拳2》《飞鹰计划》。这是至今无人超越的奇迹，也代表了亚洲电影人在国际市场取得的最高声誉。 2012年底，大哥被授予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分别是“还在世的表演特技最多的演员”和“一部影片中身兼职务最多的电影人”，这两个说法都是从英文直译而来，读着略微有点拗口。不过仔细想想，这两项纪录刚好概括了大哥的两大性格特征，一是拍起戏来不要命，二是凡事喜欢亲力亲为。 在颁发证书的活动现场，大哥说：“工作人员从《十二生肖》纪录片里面发现，怎么哪儿哪儿都有大哥，最后他们算了一下，我正儿八经担任的职务竟然有15个，这连我自己都很惊讶，我都不知道！在拍戏现场我每天已经习惯了拿起摄影机就拍，拿起灯光就打，道具我也能参与做，替身我也干，对我来说都是很简单的事情。可能在别人眼里这也是一种不专业，但我自己这么多年已经习惯了，这个奖给得很意外。不过呢，‘还在世的表演特技最多的演员’最好笑，幸好我还活着，可以自己来领这个奖，不然他们还要找房祖名代领。” 大哥这一点很有意思，他很喜欢自嘲，拿自己开玩笑。这么多年经常被各种人攻击谩骂，他每次也都觉得无所谓，身边的人觉得委屈，为什么大哥要承受这些？他总是笑笑说，我都不管那些的，只要自己做得正，对天对地对良心，就是骂不死推不倒的。人在做天在看。 “成龙大哥”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看过他的故事之后，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在这里，我却想说一说他的工作人员们。 我在电影界工作近十年，见过很多大导演、大明星，发现大哥跟他们有一点很不同，那就是他身边的同事。他的得力干将遍布世界很多地方，这跟他的影响力和工作量直接相关，但神奇的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是二三十年的“老人儿”，这在“合久必分”的娱乐圈实在非常罕见。 大哥1998年曾经出版过一本英文传记，扉页上写的是：“谨以此献给我的母亲和父亲，他们给了我生命。献给我所有的同事、朋友、影迷，有他们的关爱和支持，才有我的今天。”在这里，“同事”被排在了家人后面，朋友前面，可见地位之重。我问他，你会怎样用一句话形容你的工作人员，他说：“他们是Family。” 跟随大哥去缅甸和泰国做慈善，是我第一次跟他们真正相处。不过是几天时间，已经感触颇深。只要是跟他们在一起，你永远不用担心自己少带了什么。出差在外，大哥助理多姐身上永远前后各背一个大双肩包，这两个包就像哆啦A梦的口袋，里面各种东西应有尽有。当时我的手机经常很快就没电，多姐那里光是充电设备就有好几种，车载连接线、充电板、充电式手机壳……总之，在任何环境之下都能立刻解决问题。宣传期拍杂志的时候，多姐会随身带着某顶级品牌的小音响，直接连到大哥电脑上，随时放他喜欢的音乐出来听。有时候坐在车上刚刚觉得饿了，多姐就会像变戏法一样从包里掏出几个小三明治，我问这是哪儿来的，她轻描淡写：“刚刚在机场休息室我请他们打包的啊，今天路上车程长，说不定大家会饿。” 除了生活和工作上的方便，跟他们在一起还能学到很多东西。我记得他们教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只要跟大哥出差，一定要穿方便的鞋和裤子，因为你不知道在哪里会遭遇大群粉丝，他们会把你的衣服踩坏鞋子踩掉。所有的活动现场，一定要走在大哥前面，因为人群永远是跟着大哥的，如果你落在后面，不仅很可能被后面的人群踩到，而且动作慢的话，还有可能被各地的安保人员拒之门外。假如你身上没贴什么标签，也没带工作证，人家不确定你是谁，你就要在门口解释半天，或者请里面的人再出来接，这样就会很麻烦。 在这里列举几个大哥的得力干将。 编剧邓景生先生，从《师弟出马》开始，跟大哥合作已逾30年。年近70岁的他，看起来总是精神矍铄，我们这些小朋友会叫他“阿公”，其他人叫他“邓Sir”。20世纪80年代刚跟嘉禾签约时，公司把他介绍给了大哥，两人从一开始就合作融洽，此后这么多年，大哥的很多戏都有邓Sir的参与。他最擅长把大哥的零碎想法拼成一个完整的作品，他也是最早从好莱坞电影中攫取灵感的人。邓Sir现在帮大哥兼任“管家”，在大哥眼里，他是一个非常忠心耿耿的人，某些时候甚至达到了“愚忠”的程度，“这么多年里，他不是没犯过错误，但对我来说，每个人都会犯错，只要是无心的，也没有对不起公司，就要允许别人犯错”。平时如果是出去玩，大哥一定不会叫上邓Sir，“他不爱玩，也不会玩，我叫他一起出去，他也只是待在那里，所以我就不去为难他。不过如果有什么重要事情要办，我知道只要交给他，他一定会办得很好”。 大哥在台湾的经纪人叫Emma，最早在嘉禾的台湾分公司工作，负责影片的宣传企划。大概是1989年，那时候的华语影片非常兴盛，大哥电影的台湾发行就由这家公司做，Emma负责带着演员跑宣传，两人合作的第一部是《警察故事续集》，之后两人又常常在金马奖上碰面。有一年大哥入选台湾的“华裔杰出青年”提名，活动在高雄一连办了几天，都是Emma在帮他安排各项事务，后来大哥在台湾录制专辑，工作上的交流越来越多，就变得很熟悉了。这之后台湾嘉禾关掉，大哥就让她自己开公司，帮他处理个人公关事务。在Emma看来，大哥是个特别正面的人，不管对任何事情，他都不愿意也不习惯给出负面回应，“他是有一颗赤子之心的人，就算到了七八十岁也不会改”。很多时候台湾媒体会揪住大哥的话柄大做文章，Emma气得流眼泪，觉得是自己工作没做好，大哥就会劝她，“不要难过，这些事大哥担得起”。 按照工作年头算，资历排在邓Sir和Emma后面的是袁农。我们都叫她袁姐，大哥也跟着这么叫。大哥最早认识袁姐的时候，她是在《醉拳2》做副导演，“我看她特别勤快，我喜欢勤快的人，而且不做作，我讨厌那些很‘装’的人”。袁姐跟大哥工作多年，依然对他有种“盲目的个人崇拜”，在她眼里，大哥现在已经活到了一个新的人生境界，无欲无求，很多事已经不在乎了。在我看来，大哥对她影响最大的，是面对问题时一种淡定的态度，好像没有什么是很严重的问题，任何时候天都不会塌下来。当初从戛纳回来，袁姐看到我写大哥的那篇文章，她跟我说：“我当时看得眼泪哗哗地掉，真的特别感谢你把这些写出来，我们这么多年跟在他身边，好多东西都已经习惯了，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但是看到你从旁观者的角度去写，还是觉得特别感动。” 现在帮大哥做贴身助理的Dorothy，大家都叫她多姐，最早是在香港的片场做制片助理，当时大哥对她印象很好。后来电影杀青，大哥刚好开了一个车行，就请她帮忙管车行。结果没开多久，车行就倒闭了，都是因为大哥对所有朋友都免费，最后总是赔钱只好关掉。聊到这里的时候，多姐在旁边打趣说：“车行关门跟我没关系啊……”关门之后多姐就开始帮大哥做助理，就像我前面写的，多姐的包真的就是百宝箱，我从来没见过大哥要什么东西她那里变不出来的。去英国读书之前，多姐一再嘱咐我在国内带些汤料包过去，这样到了伦敦就可以买些食材，炖汤给自己喝。 现在负责大哥电影事务的Joe姐，原来在tVB做监制，很早以前在香港，曾经帮大哥做过一次演唱会，当时就给他留下很好的印象。之后有次大哥要在内地举办演唱会，对于当时的制作团队不满意，就跟身边的人说：“不如找阿Joe来啊？”从那之后Joe姐开始跟大哥工作。他们经常去世界各地做很多活动，有时在一些国外的慈善活动上，尤其是面向小朋友的活动，大哥总会被要求唱歌，尽管语言不通，小朋友未必能听懂，大哥也总是不推辞。这种要求往往是很即兴的，这时候麦克风、音响、伴奏音乐这些就都是Joe姐安排。 邓Sir和大哥香港公司的一个会计，算是资历最深的工作人员了，两人都有三十几年；大哥日本的经纪人Nobu是从一个小女生开始，一直跟大哥工作到现在，也有30多年了；韩国的经纪人Ms.Lee，从《飞鹰计划》起开始跟他工作，现在在韩国经营大哥的事务所；新加坡的经纪人Simon跟大哥工作超过20年；美国的经纪人Pton，跟大哥工作也有十七八年了。 除了这些管理经纪事务和公关事务的同事，成家班是大哥一手创建并多年传承的品牌，从最早期的阿耀、阿文、小彭，到最新一批20出头的Max、Andy等混血帅哥，一代代传承到今天，成家班已经到了第七代。随着时代发展，成家班对武行的挑选范围也变得更广泛，标准也更严格，最新的成家班成员里面就有来自全世界的各种混血帅哥，功夫好，人也漂亮。成家班里两位年轻的动作指导，一个是前面提到过的伍刚，现在除了继续做动作指导，也在帮大哥打理在上海的成龙艺术馆；另外一个叫何钧，他凭借《十二生肖》拿下了包括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动作指导在内的很多奖项，每一次上台领奖，大哥都把他推到台前，让他多说几句，现在他正帮大哥筹备成家班动作影视培训中心和动作特技训练基地。 北京的生意搭档綦建虹綦总，用大哥的话说：“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黄毛小子，那时候香港还没回归，每次我来内地都是他招待我，他去香港的话就是我招呼他，到现在认识也十几年了。当时他对我来讲算是酒肉朋友，也没有生意上的来往。香港回归以后，我来内地的次数越来越多，2008年奥运会，为了能随时随地听候召唤，我推掉了一部戏、两个广告，长住在北京，那时候他每天都陪我一起，在聊天中就成立了我们的公司，又一起合作开了耀莱成龙影城。我在旁边观察他，发现他这个人脑筋很快，我跟他讲的很多东西，他一学就会，比如跟电影有关的那些事情，档期啊，院线啊，影院啊，他很快就能学到里面的门道，后来甚至比我还熟。我们俩的合作模式是，我去外面拿生意回来，他负责运营。很重要的一点是，他这个人几乎说到做到，不爱出风头，我很欣赏。现在我们又一起合作了电影公司。其实很久以前我就总结过一点，如果要跟人在生意上合作，那我要跟比我有钱的人合作，跟比我聪明的人合作。他就是这样的人。” 这么多年一路走来，大哥能到今天的位置，除了自己的努力，也离不开这群伙伴的陪伴和支持。他们是我见过最不耍大牌摆架子的团队，也是最专业最敬业的团队。他们跟大哥保持着同样的生活节奏，全世界飞来飞去，没有时差概念，到哪里都是随时随地开工。他们甚至跟大哥一样，不工作就“闲”得难受。2013年底，我跟大哥团队一起去香港，抵达时已是深夜，第二天大哥告诉多姐，让她休息一天，陪陪家人。别人放假都开心，多姐却在那头犹豫：“休息啊？家人都在上班，我也没事做啊。”大哥看她这样反应，想起家里有线电视出了问题，就麻烦她去修理，多姐接到工作任务，马上开开心心地出了门。 有意思的是，这支战斗力极强的队伍，却是以最原始的家庭式管理而存在。以《十二生肖》的拍摄为例，大哥不断在改变拍摄计划和外景地，一会儿去了拉脱维亚，一会儿又去了瓦努阿图，这放在别的剧组里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对投资人来说也意味着灾难，但大哥的制片人Barbie总是很淡定地说，“放心，我们已经安排好了。”这么多年下来，大哥的制作班底已经自成一派工作体系，虽不是好莱坞那种严谨模式，但一切又在按照秩序进行。这在电影圈堪称一个神奇的存在。 大哥喜欢热闹，除了工作和睡觉，其余时间总是跟同事们混在一起。多年的默契积累，让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奇妙气场。大家既知道怎么让工作万无一失，也知道关键时刻怎么对付这个老板。在这里以三件小事为例，说说这群人的厉害之处。 有次在某个活动上，大哥又被要求唱歌，Joe姐请他们准备伴奏音乐，工作人员打包票：“您只要把DVD给我们，到时候我们放进机器，肯定没问题。”Joe姐当天带了一份DVD，又用优盘拷了一份音乐备用，以防万一。果然，到了现场，机器不知出了什么问题，怎么都放不出声音，她马上从口袋里掏出优盘，说，没事，我这里还有一份。不抱怨，也不批评。 大哥是这几年才开始学习用电脑，很多功能还在慢慢摸索，用得不是很熟练。有一次，他指着一个文件夹，问我怎么看这个档案的大小，我刚要回答，多姐碰碰我：“不要告诉他，让他自己想。”大哥冥思苦想了一会儿，想起来了，很开心。 有一天，大哥跟一群朋友吃饭，吃完又很开心地去喝酒。第二天已经定好了录音棚要录歌，周杰伦的制作人也已经特地从台北飞过来。可大哥聊得正在兴头上，怎么劝他都不去睡觉。这时候Joe姐就故意在旁边说：“没关系，你好好玩啊，我打给某某把明天的录音取消好了。”大哥刚听完还假装没事，但没过三分钟就站起来回房间睡觉了。 《十二生肖》宣传结束后的某一天，我开车往公司去的路上，电台里忽然播起《真心英雄》，心里忽然很感慨。就像日本作家伊坂幸太郎写的《庞克救地球》那样，也许你不会想到，一首歌最后也可能拯救世界，而大哥建立起的这个独立王国，大家从世界各个角落聚集到他的身边，又回到各自领域去认真完成自己的工作，这样一种奇妙缘分，又何尝不是在改变世界呢。 这么多年来，家人对他无条件的爱，造就了今天的大哥。 2015年初，小房子出来的时候，大哥正在《天将雄师》的宣传途中，他没有刻意推掉工作去接儿子。事情发生之后，小房子一直没有见过他。2月初，大哥自己录了一段视频，为的是让儿子刚出来就马上能看到。在视频里，他对祖名说了这些话：“儿子，好久不见。老爸还是像过去一样，去工作了。就像你小的时候，老爸在拍戏，很久才能见你一次，每次见你，你都会比上一次长大很多，也成熟很多。这一次也像以前一样。我想告诉你，老爸没有生你的气。我年轻的时候也犯过错，犯了错，改了就好。接下来你要像个真正的男子汉，坚强独立地去面对应该面对的一切。记住，态度要谦卑，犯了错就要认。无论怎样，我和你妈妈是你永远的后盾。等你忙完，我也收工了，我们全家一起过年！” 今年3月的一个晚上，我跟Joe姐去找大哥开会，马上要开两会了，在进入驻地之前，他有不少事情要安排。我们几个聊到很晚的时候，忽然他问，你们有时间吗？有个东西可以给你们看看。我俩说，可以啊。他把电脑里的一段视频打开，自己转身就去别的房间了。画面一开始，是看起来只有七八岁的房祖名，在跟大哥一起洗澡，娇姐在用摄影机偷拍，房祖名睁眼看到对面的镜头，“惊慌失措”地大叫……这段视频很长，是从房祖名很小的时候，大概三四岁的样子，直到十几岁的所有家庭纪录片的剪辑。出于对隐私的尊重，视频内容不在此透露太多，但我看着十几年来他们一家人在一起的画面，其实跟任何一个普通的家庭没什么区别。我心里默默地想，这个全世界都知道他没时间陪小孩的爸爸，其实从没有缺席儿子成长的重要时刻。视频快到结尾的时候，大哥走回我们在的房间，说这段视频是他给儿子准备的“礼物”。今年过年一家人在台北相聚时，第一个晚上就一起看了这段纪录片，三个人一起看，一起哭…… 大年初六那天，小房子在微博上发了一句话——“从心开始”，配的两张照片，是大哥在帮他剃头，娇姐站在旁边。很多人看到之后，都默默觉得感动。后来大哥跟我们说起这件事：“娇姐这么多年来都是很长的头发，因为我很喜欢她长头发的样子。我经常跟她开玩笑，说你哪天要是把长发剪掉，我就跟你离婚。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可能因为我妈妈一直就是很长的头发，从我出生，到她过世，她的头发从来没剪过，有到地上那么长。或许是因为这样，我很喜欢女孩子长头发。这一次，娇姐跟我说她要剪掉头发，我说，好，剪吧。她就把头发剪到了齐肩的长度。祖名在里面六个月，娇姐在家不接电话、不见人、哪里也不去，她陪着儿子关六个月。有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大家聊天，祖名说我要剃掉头发重新开始。我说好啊，我来帮你剃。第二天，就剃掉了。” 大哥说，这次的事情，现在想来，是坏事变好事。原来娇姐所有的心思都在儿子身上，自己对她也不够关心。过去的半年，祖名不在身边的时候，他忽然懂得应该如何去关心娇姐，每天发照片给她，说自己在看什么剧本、吃什么饭、跟什么人开会，一直陪她聊天，好让她觉得不寂寞。对儿子，他也懂得不再求全责备，不再要求他完美，而是应该像看到别人的优点一样，也去看到祖名的优点。过去，总是忙完一个工作，接着是另一个工作，而现在，他在忙完一件事之后，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回香港看看家人…… 听到这里，我忽然想起第一次跟他们一起吃饭的情景。当时我刚巧坐在娇姐的旁边，她身上有种平静而淡定的气质，让人觉得她坐在那里就有一种风范。席间大家讨论起保持年轻的各种技术，娇姐说：“我觉得什么年纪就应该是什么年纪的样子，所以我不化妆，不打针，不做美容，更不去整容。平时不如多吃一些蔬菜，睡得好好的，心情好，人的状态自然就会好。”别人说现在有那种储存自己干细胞，将来再用到自己身上，可以让人变年轻的技术。大哥开玩笑说：“那我要试一试。”娇姐嗔怪道：“试什么试啊？自然变老就很好。”接着两个人开始讨论将来谁先走，娇姐说：“我真怕将来有一天我不在了，没有人照顾你。”大哥说：“没你我才开心呢。”娇姐笑道：“你嘴上这么说而已，没了我看你将来怎么办，都没人管，那么孤单，多可怜……” 我在旁边看着这一对携手走过几十年的夫妻，明白了他们之间的感情是怎么一回事。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别人想象他们的生活是一番模样，但我亲眼看到的却是，大哥急匆匆地吃饭，娇姐在旁边盛汤布菜帮他擦汗；娇姐拎着东西走出门，大哥第一个冲上去接过她手里的重物；大哥打出一记好球，娇姐在旁边兴高采烈地喊“Bravo！”，脸上的表情跟刚刚坠入情网的女孩一样……这一刻，你才意识到，也许老天故意用距离帮他们化开了爱情的浓度，才让这一刻的相伴变成最好的时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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