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蜘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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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蜘蛛的人》

正文 01 北大荒的纪念

1981年我离华赴美之际，直想把我们这代人昔日做过的梦通通抛却脑后。这些我们从父辈那儿禀来的梦，当年曾使我心血翻涌，热泪长流，而今却已化作一堆恶魇。踏上美国的土地，我发誓要翻开生活的新篇章，让旧日的恐惧、愤怒和锥心的悔恨随风飘去，化解人我之间的防范与隔阂，在麻省这座美利坚的文化大熔炉中再造一个新我。但不久我就发现：这愿望不过是另一场美梦。

往事殊难忘怀；就像我在凌晨3点会不由自主地醒来，那是我70年代初在东北养成的习惯。梦回时，我浑不知身系何乡。空气中的寒意使我想起了北大荒。慢慢地，惨淡的夜色渗人帘拢，涌上心头的是阵阵忧虑。

我离开中国时被迫无奈改换了J－1签证，因此我毕业之后必须回国工作两年。这规定使我根本无法和世界各国来的留学生平等竞争，在美国谋个好职业。

我还听说不久前中央情报局曾派人来麻州大学调查我，当时我们系主任是位浪漫的左派诗人，他不但拒绝回答特工人员的问题，而且指着对方鼻子让他们从大学滚出去。听了这话，我不胜懊恼，又不便对人言说我其实私心希望这位教授能为我美言几句，好让我从此免受中情局的青睐。

在社交和文化上我觉得自己简直是格格不入，在此后的岁月里，任我多么努力，也永远难以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只能做一个孤独的边缘人。

一向心高气做的我有时简直对自己全然失去了信心，甚至怀疑我的头脑是否天生不如别人。

连绵不断的忧思明白无误告诉我此时此刻身在异国他乡。再造一个新我谈何容易！前途既如此渺茫，过往的回忆，尽管时时使我愧悔，倒又显得实在。

于是我任思绪回返故国，回到北大荒我打夜班的养猪场。对一个在伯尔尼、日内瓦和北京娇生惯养长大的17岁的女孩来说，打夜班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头天我先得跟其他人一样干足10小时的活儿，把猪群赶到草甸子上去放牧，回来再喂它们饲料，清扫猪圈。天擦黑，同伴都放工回村吃饭休息了，等最后一个人一走，我就只能孤零零与几百头猪为伍。我的任务是保护它们在夜间的生命安全，外加把它们打起来三次——午夜一次，凌晨3点一次，天亮又一次——逼它们在圈外“方便”，免得这帮家伙把自己的“卧室”弄脏。

在这样的夜晚，我手中的马灯织出一个昏黄的光环，闪烁晃动在北大荒无边无际的黑暗里，四面都是大片的沼泽。天风呼啸，月色惨白，有如一个鬼魂在漫游。猪号周围的草到夏天长得有一人高，觊觎猎崽的饿狼常常躲在草丛里伺机进犯。窗外，我的狗在夜半会像狼一样地厉声嚎叫，引得村里其它狗和它们遥相呼应；又或者呼应的根本就是驰过荒原的狼群，我着实分不清究竟是狗群还是狼群在这磐石般的黑夜里引颈长嗥。

冬日来临，长夜漫漫了无尽头。下午4点我就得点起马灯，直到次日9点。户外的平原积雪茫茫，总有二尺多深。第一场大烟泡刮过之后，猪场茅屋的南边就会形成一面坚硬的雪坡，坡顶几齐屋檐高，整个冬天都不会完全融化。午夜后的气温往往降到零下40度，只要一出屋门，朔风扑面，妈妈给的那件厚实的羊皮大衣立刻变得像一张薄纸。

有时暴风雪笼罩着整个地区，我就会想起老乡们讲的故事：有些人在风雪里转了向，恐惧使得他没命地狂奔，跑着跑着终因体力耗尽倒在雪地上，长眠不起，他们的尸体被冰雪封存，颜色如生。来年4月，如果狼群未曾光顾，人们还能在荒原上再度见到这些失踪者的遗容。

还有更倒霉的。有时遇难者距家门仅数步之遥，但因漫天狂风暴雪打得人睁不开双眼，辨不清东西，这些人明明觉得在往前走，其实却在一个地方打转，当地人称之为“鬼打墙”。此时，若无他人及时援手，迷途者难免死路一条。

我独自打夜班的时候，脑子里闪过的尽是这些怪异的传说，耳边猪群的鼾声气势恢宏，此起彼伏。我右手持鞭，左手提马灯，在猪圈间巡行。贴身的衣兜里还藏了把锋利的剪刀，这是用来防身的最后一着。

当时我虽只有门岁，也还没天真到居然相信一旦被袭击，剪刀就能救我一命或保我清白。但除此之外又有什么别的法子呢？我曾经想过放鞭炮，这倒是个高招，但如何保证既不让鞭炮受潮，又能在情急之下点着它，我实在想不出个好办法。

猪号茅屋的墙上不知谁留下一面锣。我冲着这面锣开心了一阵，琢磨它能派上什么用场。村子里离猪号最近的房子起码也有一里多，由于天气寒冷，这儿的人即使在大夏天睡觉也关着门窗。严冬时节更是把木屑填在两层玻璃窗中间保暖，也就是说冬天的屋子几乎处于全封闭状态。要是夜里猪号真出什么事，敲锣打鼓放鞭炮都无济于事。所以我最好面对现实，别抱什么幻想。

其实我若一开始不主动请缨，谁也不会让我来猪号打夜班，我也就用不着伤这份脑筋了。在我来猪场以前，这儿从没人想到女人还能在猪号打夜班。到了1969年，不知怎么一来二去男劳力不够了，我便向猪号的陈头儿自告奋勇说我也可以参加打夜班。这话开始他听了也没当真，后来他弄明白我不是在闹着玩，便上下打量我，好像他以前不认识我一样。

说起来这也不是我第一次自告奋勇了。1968年夏我就自愿不留北京而来到了北疆。当时我之所以决定这么做，是觉得城乡差别对千千万万的人太不公平，为什么我和我的同学们生来就享受中国所能提供的一切上佳待遇，包括在大城市生活，进重点学校，用一流图书馆，逛各类书店，参观博物馆，以及假日去公园游园和观看各种歌舞戏剧演出，而另一批年轻人只能在穷乡僻壤自生自灭，永远得不到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新中国理应人人平等。我们若真立志改造社会，便须先从自己做起，放弃我们已有的特权，把进城上大学的机会让给贫下中农的子女。至于我们自己，则应到农村去艰苦磨炼，一如革命战争曾经磨炼了我们的父母。最终我们定能消灭中国的城乡差别。我就是抱着这样的信念来到乌苏里江边一个叫做凉水泉的小屯。

来凉水泉不到3个月，我又自告奋勇了一回，要求去最脏的猪号工作。这回我是打算向自己溺战，因为从小我就习惯住整洁的房子，用干净的盥洗设备。我所做的恶梦中最让我恐惧的莫过于被劾稠腥臭的粪便所围困。一脚踩下去，热烘烘的大粪渗透鞋帮，蒸腾的臭气令我几欲晕去。惊醒时，周身都是鸡皮疙瘩。

在我看来，这种折磨比革命先烈所受的严刑拷打还要可怕一百倍。我知道这种思想是错误的，属于剥削阶级无疑。中国的农民历来以大粪为肥料，喜欢它还来不及。所以我认为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去猪号工作是最好的办法。

打夜班是我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自告奋勇。此后我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快的规律：不论在哪个单位，当你第一次站出来自告奋勇时，领导会惊讶地表扬你，但随即，自愿便成了义务。他们觉得这是你分内之事。更糟的是领导会利用你的榜样，对别人施加压力，让人人都成为“自愿者”。几个月后，猪号里所有女职工都“自愿”参加打夜班了，可我知道她们中好些人是出于无奈。我开始后悔，觉得我这么做实在有点对不起大伙儿。

事实上我真正悔不当初是在1971年夏，老眯子打夜班出了事的时候。老眯子是当地老乡给猪号的一名哈尔滨女知青取的外号，意思是说她的脑子颇有些迷糊。像多数北方姑娘一样，老眯子长得高大丰满，18岁已发育得很好。一天晚上她在猪号打夜班，事后谁也不知道那天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只知道第二天老眯子对村里的人说老陈把她给强奸了。

出事时正赶上我第一次回家探亲。等我从北京回村时，老眯子已经调走，调到一个极远的农场去了。当时领导常采取这种做法，说起来还是为她好。不过因此我一直都没机会听她本人讲起这件事的本末。

我听到的都是些不胚而走的流言。猪号的其他女知青告诉我，老眯子那几天哭得很伤心，一边哭一边反复叨叨：“这我可怎么办呀？我没脸见人了。我把我爸我妈的面子都丢光了，以后还怎么做人呢？我不想活了！”

村里的老乡们则说这事不可能是强奸，老眯子准是当时半推半就而事后又反悔了。理由呢？老陈的又不是陌生人。他是猪号的头儿，平日里手把手教她干活哩。晚上大伙儿也常见她去老陈家吃个饭，用缝纫机补个衣服什么的。

这固然不假，不过猪号的女知青谁没跟老陈一起干过活，向他学过手艺？晚上我们也都去他家串过门儿，吃过饭，这在当时叫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正是领导大力提倡的。老陈出身贫农，又当过志愿军，堪称我们“结合”的首选人物。

后来，村里又传开另一种说法，说老眯子忒傻。头一件，她不该跟老陈发生关系，老陈有妻有子，岁数恐怕比她爹还大；再说了，就是有了这事，也犯不着逢人就说老陈把她给强奸了。看看结果好了，领导把她调哪儿也无济于事，这种事一传十，十传百，早晚会传到她的新单位。将来谁还要娶她？她将来名声扫地，没脸见人，也怪不了谁，只能怪她自己不聪明。

事发之后，老陈也曾让村里的第一把手赵指导员盘问了一番，后来他就被调到基建队盖房子去了。有人见此便评说赵指导员袒护老陈，因他俩都是扬州人，是老乡。又有人不以为然，说你还能把老陈怎么着？在中国，一个臭农民你能怎么惩罚他？开除党籍？可他又不是党员；降级撤职？他本来就是平头百姓一个；吊销城市户籍？也不可能；干脆开除国籍，哪个国家又会要他呢？正应了一句俗话：死猪不怕开水烫。

于是老眯子事件就这么不了了之。最后人们把她的闲话说腻了，她也就渐渐被遗忘了。也许这正是她所希望的吧。她离开后再没回来过，也不给任何人写信，完全从我们的生活中匿迹销声了。但她淹留在我的记忆深处，几年之内，时时出现在我的梦里：红扑扑的脸蛋，粗手大脚，一个初长成人的妙龄姑娘。她飞红了脸在笑，开开心心的，我确实从来没见她哭过。

除了这场风波，另一件事也让我对打夜班颇为懊丧。此事起因极小：猪号没有闹钟。这对别人似无大碍，但对我来说，半夜3点让我醒来真比登天还难。

有时一睁眼发现已是红日当窗，这种睡过了头的惶恐我至今记忆犹新。结果所有猪圈都一塌糊涂，其他人得在低矮的棚顶下忍受着蚊子的袭击和臭气的熏蒸，数小时才能把猪圈都清干净。唉，这红着脸向同伴连连道歉的滋味真不好受。即使大家嘴上不说什么，他们的眼神却让我无地自容。这种场合，解释是于事无补的。

可是闹钟哪里是说买就能买得起的？当时，我一个月32元的工资得应付所有的日用开支：伙食12元，剩下的需要拿来买衣服、鞋子、劳动手套、邮票、牙膏牙刷、肥皂洗衣粉、手纸卫生纸、蜡烛电池，再加几听令人绝难抗拒的水果罐头。这还不算，两年内我还得攒下至少30元作为回家探亲的路费。我掐指算算，10块钱一只的闹钟还是买不起。看来我得像别人一样不用闹钟自己醒。

日复一日，有志者事竟成，我终于把自己训练得能在半夜3点准时醒来，就像有谁在我脑袋里装了一只看不见的魔钟。开始我对这一成就兴奋不已，但很快我就倍尝苦果：不管我打不打夜班，这只魔钟准在半夜3点把我闹醒。3年后我离开猪场下大田干活，可我不知怎样才能将此消息通知这永不停摆的魔钟。

又过了两年，我离开北大荒回父母身边读书，仍旧甩不掉这个该死的习惯；80年代，我发现即使远渡重洋，到了地球另一边，这习惯仍像一个幽灵跟定了我。无奈，我只好接受北大荒送给我的这件推辞不掉的纪念。

多少次半夜醒来再也回不到渴望的“黑甜乡”，恼得我掉眼泪。1973年我开始自学英文，这之前有整整7年时间我没摸过课本，当时我已经22岁了，重整学业对我殊非易事。我实在不愿夜里失眠，缺了觉我第二天准保头重脚轻，脑袋成了一桶浆糊。这种时候，我真想和上帝也好魔鬼也好达成一笔交易：宁愿少活10年，只要有谁让我不再受此煎熬。

如今我重温旧事，尽管有着酸涩的无奈，却也觉得半夜3点醒来并非一无是处，至少梦回之时我还清楚地记得那醒来前的梦境。回想它以及我平生做过的许多白日梦，我开始思考，我不会再遗忘。

在农场，白天干活干得晕头转向，几乎无暇回味梦境。晚上，我们的宿舍是十人一屋，南北两张大通铺，各睡五人，中间隔条四五尺宽的走道。在这样的房间里要想点自己的心思，只能是半夜三更梦醒时。

此刻周围没有警惕的眼睛和竖起的耳朵，我尽可以在夜色保护下们心自问：我到底是什么人？是奶奶那样顽固不化的旧贵族，还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有文化的新农民？是共产主义的可靠接班人，还是骨子里极端反动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否只有为人民服务，做革命的螺丝钉，人生才有意义？生活的目的究竟在哪儿？为了理想，我情愿作出哪些牺牲？又有什么是我几经反复才明白，即使为了父辈和我们的理想，我也决然不能放弃的？为使梦想成真，我们做了多少蠢事？作了多少孽？如果是为了想解救天下受苦人而铸成大错，上天是否会宽恕我们？纵能逃过报应，一个人又如何面对自己良心法庭的审判呢？

正文 02 老猴子精

说到梦，谁能不想起那梦蝶的庄周？彩蝶翩然，舞蹈春风，游戏花丛，饮浆吸露，憩息于绿叶之下，其乐也融融。俄然醒来，依旧是庄生，身着青衫，头戴方巾，冥坐书斋，神游北海，玄想天地万物之本性，自问“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

我回头打量自己走过的人生路，亦不免时时陷入迷茫。记忆中的景象历历如新，却是连贯不起。昨日的我，何者为真，何者是幻？

50年代，日内瓦湖畔有个黑眼睛黑头发的中国女孩。她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忠心耿耿的保姆寸步不离跟随其后。一袭粉红色的纱裙，白色皮鞋，漂亮的发夹，矜持而又不乏友善，令游客啧啧赞叹，一个个将她摄人镜头。

1966年她是一名叱咤风云的红卫兵，跳上火车，南下千里去广州传播文化革命的火种。她曾当面批评省委第一书记是资本主义的保护伞，眼见豆大的汗珠从这位高级干部的脑门上渗出、滚落，心中暗自好笑。她和战友们一纸通令，如飓风席卷，全市几千家私营小店顿时关门。

70年代初她又变作养猪姑娘，面色黝黑，筋骨强壮，头发焦黄像晚秋的干草，十指粗糙有如挫刀。她孔武有力，一肩能扛二百斤的麻袋。说话高声大嗓，最爱就是和着生蒜吃狗肉，连于数杯烈酒而面不改色。虽然衣服和鞋子又脏又臭，她干的活儿却干净利索，而她也弓似为荣。

到了90年代，她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并取得了终身职位。她的爱好是听古典音乐，写作和到世界各地旅行。在美国人眼里，她是地道的中国人；而在中国朋友看来，她又西化得可以。有人甚至怀疑她是个女权主义者，盖因她过分独立。离婚之后，她并不急于再嫁，而是自己抚养儿子，广交朋友，生活一样过得有滋有味，许多人觉得实在难以置信。

以上这几张肖像画的可能是同一个人么？这个人难道是我么？这些图画中，哪些是本真的我，哪些是粉墨登场的我呢？有时我简直怀疑自己的记忆。然而我清楚记得，早在少年时代就分明感到，我这个人天生矛盾重重，将来肯定不会一帆风顺。

我于1950年12月1日在北京出生。父亲40年代就离开辅仁大学跑到晋察冀去参加革命；母亲在4D年代末毕业于燕京大学，那时她对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也是满腔热情。像很多知识分子一样，她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实现男女平等，让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发展经济，控制通货膨胀，解决知识分子的失业问题。因为这个党的干部都那么廉洁奉公，朝气蓬勃，跟腐败、专制的国民党真有天渊之别。

我小的时候，大人总爱说我们这一代最幸运，因为我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到了我身上，情形却有些不同。我的确生在新中国，但刚一岁，父母就把我带去了瑞士。我也是长在红旗下，却不是革命的五星红旗，而是红底白十字的瑞士国旗。这也许是我日后颠颠倒倒，命运多舛的滥觞。

在瑞士我们住过伯尔尼和日内瓦，均为恬静舒适之地。那时家里有4口人：父亲、母亲、二姨和我。星期一到星期六我很少见到父母，他们都在中国领馆忙于工作。一清早他们就匆匆离开，到了晚上，未完的工作、会议、宴请使他们一样难以脱身。等他们到家，我早睡熟了。星期天，母亲会睡到中午，而父亲更要睡到下午两点左右。那些年，只有亲爱的老二姨从早到晚陪伴着我。

后来我才知道二姨并不是我家亲戚，而是我的保姆。我出生前不久奶奶把她请了来。从我出生的第5天，也就是我从医院回家的当日，母亲就把我交给她了。此后日日夜夜，都是二姨给我喂奶、洗澡，把我抱在怀里轻摇，我在她呢喃的曲调中入睡。我儿时的记忆充满二姨的音容笑貌。母亲生下我不到一个月即飞回瑞士继续工作了。至于父亲，等到他回国述职第一次见到我时，我已快满一岁了。后来父亲给我在北京过了周岁生日，就把我和二姨都带去了瑞士。

甫至新家，父亲便说：“现在新中国人人平等，今后咱们在一块儿生活，就是一家人，让我们的小瑞叫您二姨吧。”

就这样，我学会了叫二姨。对我说来，二姨两个字真比父母加起来还亲。而二姨也把我当成她自己的女儿，5年、10年过去了，渐渐地我居然真的取代了她自己亲生女儿在她心目中的地位。不知道我的父母什么时候才发觉我和二姨之间竟变得如此难舍难分；也不知道他们发觉后作何感想：他们献身革命，多年来勤于职守，到头来却让一位保姆赢得了他们唯一爱女的心。

当然也不能说我不爱父母；我爱他们。不过这种爱是理性的爱，跟我和二姨血脉相连、魂魄相依的关系完全不同。我和二姨之间有一种神秘的感应，假如一人在千里万里之外横遭不测，另一个人立刻会觉察一种不祥之兆，变得心神不定，恶梦缠身。这种预感难以言表，但在1978年果然应验。而我母亲1976年猝死，我却并无预感，直到第二天父亲拍电报来，才得知这一噩耗。

1957年，我回到北京上小学，才发现我对二姨的依恋不是个别现象。我就读的西苑小学中有不少高干子弟也都跟我差不多，他们对保姆、阿姨，对奶奶。姥姥的感情远胜过父母。有时做父母的受不了，就把保姆赶出家门。也有些为了孩子把老太太留下。这些人后来不少得益匪浅：“文革”中父母受牵连的，孩子却让好心的保姆带回家中当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抚养长大。

二姨对我的宠爱使她盲目，对我的一切缺点视而不见，总觉得天底下谁家的孩子，也比不上她的小瑞。我弟弟小炼当然也挺棒，但说来说去，最聪明最漂亮心肠最好的是我，永远是我。我的一切所为，无一不使二姨容光焕发地为我骄傲。据她说，我记事特早。可这些早年的记忆都是一幕幕孤立的情景，悬浮在我的脑海中，像散落的岛屿，其间联系被忘泉之水淹没，待我提及，便有二姨和父母为我补充并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

在凉水泉，最常在我眼前闪现的是我们在伯尔尼的公寓。晨光透过大扇的玻璃门窗长驱直入，我一睁眼就感到暖洋洋的温馨。见我醒来，二姨脸上绽开温和的微笑，眼角漾出层层细密的鱼尾纹。我知道她一会儿就会去附近的法国面包房买我爱吃的“小老鼠面包”了。

她出门那短短几分钟是我一天中最兴奋的时刻，我想方设法找地方藏起来，藏在衣柜里、阳台上或哪扇门后，等着二姨回家把我找出来。剩下的时间就没有什么好玩的了，我虽有整整一屋子的玩具：洋娃娃、布猴子、八音盒、小房子、大皮球、绕着房间跑的小火车……，但问题是没人跟我一起玩。

有5年时间我是家中唯一的孩子。倒是有邻居，但我父母从不和他们来往。是外事纪律不允许，还是当地居民害怕赤化，不得而知，总之我童年几乎没有朋友。于是，孤独的种子早早在我心里生了根，日后那幼苗破土而出，长势凶猛，任我怎样奋力锄砍仍枝繁叶茂，终成参天大树。多少年，我曾为此烦恼、自责。直至不惑之年，方知此树为我命中所有，不可去除。我不妨在此绿荫下逍遥自得，修身养性，远离尘世的去来纷争，忘却那错综复杂的人情恩怨。

其实撇开孤独不论，我的童年不可谓不快乐。父母和二姨都爱我，我也爱他们，特别是二姨。那时二姨已年近半百，鬓边有几缕银丝夹杂在满头黑发之中。每天早晨我都在一边瞧她梳头、抹头油，她的头油带着一股淡淡的甜香。抹完头油她便开始盘头，发髻用卡子固定住，再套上一个细细的小网，看着真是又典雅，又古朴。二姨说，自打她出嫁，她就梳这样的发式，已经梳了快30年了。

二姨的穿着也很传统。在我记忆中，似乎总是一袭棉布旗袍，有时银灰色有时深蓝色，因她亲手剪裁，极其合体。在瑞士5年，她对欧洲的时装无动于衷，唯一的洋服是件短裘皮大衣，这也还是我父母送给她的礼物。

像大多数旧式女子一样，二姨没上过一天学。她来我家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可是她却有一肚子故事，讲也讲不完。有些故事是她听戏剧听来的，也有些是她奶奶、姥姥那一代传下来的。我从二姨的这些故事中得知远隔重洋的中国是我们祖辈居住的地方：那儿农民和他们的老牛亲如一家；书生们要进京赶考，考中了状元可以招驸马；皇帝出行要用黄土铺路；一般人家逢年过节都要祭拜祖宗；孝子贤孙有苍天保佑，做了坏事要遭报应。

我百听不厌的是老猴子精的故事，至今我仍记得真切，二姨怎样绘声绘色讲这个故事：

“从前呀，大山里住着一只老猴子精，山下的村子里住着娘儿俩：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和她的妈妈。有一天，老猴子精在村里见了这个小姑娘，看上了她。这老猴子精呼啦啦起了一阵狂风，一时间刮得到处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村里人眼睛都睁不开，这会儿功夫，老猴子精卷起小姑娘，腾云驾雾，回到大山它那又黑又深的猴窝。”

老猴子精想要小姑娘嫁给它，小姑娘不答应，说那可不成。老猴子精生气了，他把小姑娘关在山洞里，不让她出来。

“一天早上，老猴子精出去采野果了。小姑娘的妈妈找到了山洞里头，她是跟着老猴子精的黑风一路追了来的。娘儿俩见面，抱头痛哭一场。做娘的然后教女儿等老猴子精回来后如此这般，教完她就躲了起来。”

“不一会儿老猴子精驾着云回来了。它一走进洞来，就四下闻了又闻，说：怎地有生人味儿？可别让我逮着，不然我非扒皮吃了他！”

“小姑娘开口道：别胡说，今儿是我妈来看咱们来了。你不是眼睛红红的老爱流泪吗？我妈她可是有个秘方，专治你的烂眼呢！”

“老猴子精一听，心里这个高兴！它的两只眼睛多少年了，一直又红又烂，总也治不好。于是它急忙间小姑娘：你妈呢？她在哪儿？快叫她出来？我不吃她，我让她给我看病！”

“听到这儿，小姑娘的妈妈就走出来了。她一路来时采了不少树胶，现在放进一口大镬里熬得黏黏稠稠的，然后把胶涂在长长的裹脚布上。她叫老猴子精坐好，两只眼睛都闭牢，上药时可不能睁眼。好啦，她用布把老猴子精的眼睛一圈一圈缠个严严实实。”

“你得就这么闭着眼，三天三夜一动也不许动，要是你不听话，你的眼睛就别指望治好啦！说完后，娘儿俩手拉手赶紧逃出了山洞，平平安安回到村里。三天后，老猴子精想睁眼了，它哪里还睁得开？树胶早干透了，跟布呀毛呀粘在一起，粘得紧紧的！老猴子精用手撕，怎么也撕不开，它的眼睛彻底没治了。从此，小姑娘和她妈妈在一起高高兴兴生活了很久很久。”

我喜欢听这个故事。每次听起来，二姨的声音总让我感到危险降临，吓得大气不敢出。我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小姑娘，被老猴子精一阵狂风活活攫了去。但我知道我没事儿，二姨在身边呢！她用两只手臂把我搂住，我相信二姨爱我一如小姑娘的妈妈爱自己的女儿，二姨也是智勇双全的人物，比小姑娘的妈妈毫不逊色。将来不论遇到什么神通广大的妖魔鬼怪，二姨也能把我给救出来。

儿时岁月留痕的另一景是伯尔尼郊外的人行道。春雨绵绵时节，路面上蚯蚓爬出爬进，我不敢伸脚往下踩。遇到这种情况，父亲就让我坐在他的肩膀上，我真喜欢这种感觉！父亲当年三十才出头，高高瘦瘦，衣着考究，我很为他自豪。他大步流星，轻快地走在人行道上，三下两下便超过其他行人，还不时地将我左右晃动，我挺怕，死命搂住他的脖子。

我怕的东西，除了蚯蚓，还有很多。大人们在家冲厕所都得事先发出警报免我受惊，二姨更是得看清楚我不在厨房才敢将菜下到热油中炒。小公园里的滑梯我是无论如何不敢上到顶的，对秋千也退避三舍；翘翘板还能尝试，但也只能很慢很慢地升起，且决不能让我的脚离地太远。唯一令我感到安全的地方要算房前草坪上的沙坑了，我每天做的沙糕比对面马路法国面包房出炉的还要多。

雪霁的冬日，母亲有时会带我去屋后一个小斜坡玩雪撬。我穿一件小巧的白色毛皮短袄，母亲则穿墨绿色的羊绒长大衣，新下的雪松松软软，地上留下母亲和我一大一小两行脚印。我们经过一棵树，红透了的苹果还挂在枝头，树叶却落光了。玲珑的小鸟啄着这些果实在玩儿，母亲向鸟儿打一唿哨，鸟儿竞也喳喳作答。我们这就走到了斜坡，雪橇开始滑动，凉风扑面，我紧闭双唇，敛住呼吸。害怕的眼泪不由自主淌了一脸。

二姨说我4岁那年我们真的有过一次大难临头。“5月的一天，”二姨说，“你爸你妈带了我们去山上的湖里划船，那天天气真没得说，有太阳，又暖和，你爸打起了瞌睡，小船就自个儿飘呀飘的。突然你爸看到一块警告牌，写着下游是瀑布。他这下醒了，猛地坐起使劲往回划。但这时已经很难了，湖面已经变窄，像条大河，水流得很急。你妈也起来帮着划。太阳慢慢下了山，周围看不到一条船，我们都怕极了。”

“我紧紧抱着你，心想要是我们真掉下那瀑布，我就跟你死一块儿了。那一刻，我真后悔离开家乡北京跑到这么远的外国来，要是咱们死在这儿，可成了回不了家乡的孤魂野鬼了！”

“那会儿，你妈也沉不住气了，她不停地骂你爸，你爸后来也不耐烦，两人吵了起来，而且越吵越凶。但他们嘴上吵架，手上还是同心协力拼命加劲把船往回划。”

“后来怎么样了？我们掉下去了吗？”我问。

“当然没有，你这傻丫头！一艘汽艇来把我们的船拖了回去。”

“二姨！我那个时候很害怕吗？”

“你倒没有，”二姨说，“你那时呼呼大睡呢，我没把你弄醒。”

原来在我们的生命到了真正危急的关头，我是唯一一个不感到害怕的。我倒乐意听到这个结果。后来我父母带我去的地方渐渐多起来：公园，餐馆，戏院等等。这些地方我都爱去，倒不见得是我长大了，有了品味，而是我感到外出时别人喜欢我。多年后我们谈起往事，母亲也认为当时的我人见人爱。

“大家喜欢你是因为你那时候特别乖，”她说起来不由得生了气，“想不到回国以后你简直变了一个人，变得连我都不认识了。究竟为什么你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无言以对。到了7岁，我的脾气的确开始变坏。不知为什么，我就是不想再做乖孩子了。

我是5岁那年随父母回国的。我们一家包了火车的一个软卧包厢，爸爸。妈妈、二姨和我各睡一个卧铺，我的弟弟小炼还不满一岁，睡在二姨铺下的摇篮里。白天，我整天贴着车窗看风景，欧洲繁华的大城市一个个离我而去，冲上前来迎接我的是西伯利亚和满洲里一望无际的荒原。荒原上有黄色的花，蓝色的湖，六月飘雪，莽莽林草延至天的尽头。旅途用了整整半个月，火车最后在北京的永定门火车站嘎然停下。

我们回到了王府井的奶奶家住下。爷爷早一年已死于肺癌，现在奶奶成了一家之主。其实即使爷爷在世时，奶奶也早已是这个大家庭实际上的当家人了。

正文 03 奶奶的故事变成了恶梦

在我记忆里，奶奶的家一直是1956年时的模样，那时我们一大家人——奶奶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两个儿媳妇、四个孙儿孙女——都住在这儿。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奶奶家的旧貌已荡然无存。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六户自称“革命群众”的人家未任何人许可，强行搬了进来。他们把患糖尿病卧床不起的奶奶赶到了一间连一扇小窗都没有的储藏室去住，在旧社会，那是连下人都不会住的房间。5年多时间奶奶就一人躺在那儿，直到最终孤独地离开人世。

而那六家人却大模大样瓜分了奶奶的家。一住进来，他们就砍倒了奶奶种的牡丹红，铲了姑姑栽的月季，把游廊封了堆杂物，在院子中间搭起简易厨房，信手拈来什么材料就用什么材料：水泥、半截子的砖、三合板、油毛毡。整个院子丑陋得不堪入目。

时光倒流到1956年我们刚从瑞士回国那会儿，奶奶家仍未失其古典美。院落中，四排平房都用青砖灰瓦和上漆的木柱建成。平房前面有廊子，晴天可在此纳凉，雨天则赏雨景。廊子两头连着游廊，游廊的横梁上的花鸟山水，还是太爷爷活着的时候请高手画的。岁月的刻蚀已使雕梁画柱大褪其色，倒是栏杆的扶手被人坐得光溜溜的。游廊之外，灰色的砖墙围住整个院子。老北京城里，这种被称作“四合院”式样的建筑无处不在。

奶奶的四合院里共有三进，第一进中临街的平房是“下房”，这排房比宅中其它房子略矮，窗户面北，冬天晒不到太阳，夏天吹不到凉风。听说我太爷爷在世时，此处住的下人有十几口，除了佣人、门房，还有司机、裁缝、园丁。有位从扬州雇来的厨子颇让众人眼红，因为他一个月能拿一百块银洋，这在20年代的北京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扬州厨子烧得一手色香味俱佳的菜肴，父亲却不欣赏。父亲上大学时就偏爱在下房就着咸菜吃窝窝头。他和佣人一起吃饭聊天，从他们那儿学到许多在大学里学不到的东西。他了解到旧中国劳动人民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社会是如何毫无公正可言：富人花天酒地，挥霍无度；穷人当牛做马，潦倒一生。很多人累死累活，还是填不饱自己肚子，养活不了一家老小，到上了岁数，血汗被榨干，就只有倒毙街头，连一个亲人，一口棺材也没有……

父亲在下房吃了两年窝窝头，思索着他所目睹的不公。最后他决定：坐而思莫若起而行。他毅然离开北京到了晋察冀，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为打败日本、建立新中国而斗争。在父亲的憧憬中，新中国自由平等，人人有其尊严，没有剥削压迫，没有主人仆人，大家亲如姐妹兄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奶奶家遣散了所有的佣人。只有两位老太太例外，一位我们都叫她老奶奶，是姑姑的奶妈，另一位是奶奶陪嫁的丫鬟，是奶奶的父亲早年从南方买来的，她们都坚称自己生是奶奶家的人，死是奶奶家的鬼，说什么也不肯离开，奶奶只得让她们留下。我见到她们时，已都是70开外的人了，白发苍苍，脸似核桃，背驼腰弯，尖尖的小脚。家里谁也不让她们干活了，但她们总闲不住，包揽了洒扫庭除家务种种，而她们还真是帮手，所以那时奶奶只须请一个壮年女佣，日间给这一大家子人买菜做饭即可。

奶奶家另外三排房屋算“上房”，高且向阳，冬暖夏凉。第一进的上房是客房，近街，也近佣人房，既方便客人，又不碍着主人家的私隐。虽然过去中国人的字典里找不到私生活这类词，奶奶家的房屋格局使我相信国人嘴上不说罢了，心仍系之，只是这种主客空间上的疏隔迹近奢侈，非大户人家不能尽情享受。

1956年我的外祖父母从上海搬到北京，就住了奶奶家的客房。当时我的舅舅考上了北外的俄语系，外祖父母想住得离两个孩子近些。俄语在50年代的中国红极一时，人人都想学，连我父母也赶时髦学了一阵。可此景不长，几年之间，老大哥成了修正主义者，贸易中断，专家撤走，俄语失宠。舅舅的很多同事找不到工作，只好改行，英语又热门了起来。真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世事升沉，殊难逆料。

第二进院子由奶奶自己带着未嫁的姑姑住，姑姑是医生，当时在北京的协和医院工作。据说她在从业前读了整整8年的医科大学，读这么久的书真令我难以想象。1956年姑姑30多岁，肤色白皙，面容和善，言语温柔，男女老少朋友众多。每逢星期日朋友们就来看她。有些是她的同行，有些则是她妙手回春的病人。他们就在游廊里坐了啜茶，高谈阔论。说笑的声音，隔老远都能听见，那是人们还没学会关起门来轻声密谈的年代。

没人上门时，姑姑则穿上蓝罩衫，在院里忙她那些花木。她和奶奶都喜欢莳花弄草，两人把最宽敞的第二进院落辟成一个大花圃，从早春到暮秋，花圃里迎春、丁香。紫燕兰、牡丹、月季、菊花等流芳溢彩，常开不败。

家里的饭厅也设在这一排。饭厅很大，朝南有一排窗，北墙还隔出一小间，这一小间房没有窗，顶上吊了盏15瓦的灯泡，白天晚上都是黑黢黢的。1949年以前这间房用来储藏食物。那些年，市面上米面时时因战事突发而告缺，随之价格暴涨。北京的大户人家因都存了粮油以备不时之需。到了50年代，粮价稳定，储藏室遂成了被遗忘的角落。若非文革时发生在奶奶身上的事，我压根儿就忘了家中还有这么一间小房存在。

我家和叔叔家合住最后一进院落。我家住东头，叔叔家住西头，中间是颇为幽暗的过堂问。

我有两个堂兄弟小牛和小强，小牛比我大一岁，小强比我小一岁。我对小牛极其佩服，因为他是个攀爬太湖石的好手。太湖石产自南方，几千年太湖的浪蚀风化使它们千疮百孔，具有一种独特的病态美。过去人们不惜千里迢迢将它们通过大运河运至北方，装点皇家园林和大户人家的庭院。奶奶的院里就有若干这样的大石头，其中三块最有味道，瘦皱露透兼备，放在第二进院落的游廊外，其余的则堆砌在第三进院落中间一棵老槐树下。太湖石因其多孔，使我很容易就跟小牛学会了由此爬房上树的秘诀，也使捉迷藏玩出许多花样来。从此，我就告别了那个只敢在沙坑里扣沙蛋糕的安静而腼腆的旧我，变得胆大妄为起来。

奶奶家房间里，所有的家具都是硬木制的，柜子高及屋顶，桌面床侧镶嵌了大理石，石板上自然形成的黑白斑驳的纹路看上去就像一幅幅传统的山水画。床栏、条几。圆桌、方椅四周的木头经过精心雕琢，其图案有的状若云霞，有的状若波浪，又有的状若松枝或蝙蝠。奶奶房间中有一面香樟木雕成的隔断，我曾久久站在这木壁之前意会出花瓶、画扇、香炉、挂轴等等图案。听说这面墙是前屋主溥雪斋设计的，博是一位晚清艺术家，沾点皇亲国戚。夜幕降临，木料的幽香，总被奶奶供养在瓷瓶中大把雪白的晚香玉盖住。

晚香玉的清香于是常使让我回忆起奶奶讲过的故事和灿烂的夕晖在奶奶家的庭院中投下的长长的影子。奶奶早年跟塾师读过书，我在她的床头不时见到像《唐诗三百首》和之类的书。但奶奶讲的故事都是真事儿，不是书里看来的。

听了奶奶的故事我才知道她的祖先是蒙古旗人，原本生活在东北。他们世世代代都是牧民和好猎手，在马鞍上生，在马鞍上长，在马鞍上死。广袤的草原任他们的烈马驰骋，他们弓开如满月，箭去似流星。他们一诺千金，不惜为朋友两肋插刀。而一句侮辱，他们会让对方白刃进，红刃出。

1644年，旗人一路杀向南方，长城也挡不住他们的铁骑，不久便饮马南海。奶奶的祖先必是骁勇善战，屡建奇功，因在清朝建立之后，他们的后人世代高官厚禄，并与皇室通婚。又过了两百来年，奶奶家不再有骠勇骑手降生，他们鲜红滚烫的血液日渐稀薄，脸色也变得苍白起来，家族不再尚武，男儿成了文官，女儿成了闺秀。

奶奶的祖父官至刑部尚书，官居一品。但奶奶说饶是这样，老人家日子过得并不舒坦，因为他是个老迷信，坚信所有的人死后都会变鬼，善终之人变无害之鬼，或呆在阴间，或投胎转世，与人无犯，横死的则变为厉鬼，早晚会回到阳间找人雪恨。

这一迷信使得老人常年提心吊胆，在秋审时节格外坐卧不宁。秋风肃杀的日子，全国的要犯都会递解到京，进行最后一轮审讯。讯毕，即将男女死囚拉至城南菜市口当众行刑。奶奶的祖父此时身不由己，只得到场监斩。

刑场上，奶奶的祖父身着官服，高高在上，正襟危坐。众将官如狼似虎，侍立两旁。他每出一言，士兵们都山呼响应，他手握朱笔，刽子手将人犯提至堂前，他只须验明正身，朱笔一点，以示最后判决。笔落之际，犯人的命数算是到了尽头。刽子手一拥而上，犯人顷刻间身首异地，鲜血狂喷，痛苦而恐怖的尖叫被利刃拦腰截断。

刽子手杀头杀红了眼，四周则里三层外三层围满看热闹的男男女女。有人扯着嗓子高声叫好，有人则面色苍白直犯恶心。黄土地将血当酒饮，最后连土地都吸得烂醉了，血积成塘，其色玄黄，微风徐来，腥气弥漫。

施刑过程中，奶奶的祖父俨然是大清帝国的化身，令人敬畏，可谁知他内心正经受着剧烈的煎熬。刑部的职位是太后和皇上赐的，欲罢不能。左思右想，没有退路，唯寄望有朝一日太后和皇上将这一思典转赐他人。此时他被即赴黄泉的男犯女囚怨怒的目光牢牢盯住。这些目光有的祈求，有的绝望，有的被泪雨遮蔽，有的被怒火烧红。在狂乱和苦痛中，偶尔也有一两双异常冷峻、锋利如刀的眼睛，奶奶的祖父不禁为之震慑。

死囚们的目光无一不像尖利的长钉刺穿了尚书大人的灵魂。他高高在上，无处逃匿；他如坐针毡，心中惶惶。他明白用这样目光看他最后一眼的人永远也不会宽恕他，纵使再投胎三次，这些人生生死死都不会放过他，终有一天他们会找到他，讨还血债。

奶奶讲的关于她祖先的所有故事中，这个故事对我震撼最为强烈。在60年代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几年中，我真希望从未听奶奶说起这些故事，这至少可以使我的思想改造不那么艰难。我有时甚至希望没有这么一个奶奶和她的祖先，他们是吸血鬼、寄生虫、残渣余孽、牛鬼蛇神……要是我能把他们从记忆中统统抹去，我就能像同学们一样成为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1966年，我正暗自庆幸终于与奶奶和她的祖先彻底划清了界线，却得做些千奇百怪的梦。那是“文革”开始后不久，我作为一名红卫兵，白天四处串连写大字报，参加万人大会，批斗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我对文革可谓一片热情，真心相信经过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将彻底消灭官僚和特权，为全世界树立一个光辉的榜样。

然而到了夜晚，我完全没法控制自己的梦。一次，我梦见我正参加一个万人大会——那些日子这种集会司空见惯，但这次会上，批斗的对象不是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而是我自己。我周围是热血沸腾的革命群众，他们愤怒地高呼口号，对我切齿痛恨，不共戴天。我是一叶扁舟，行将沉没在巨浪翻滚的海洋中。我挣扎着想说话，想辩解，没一个人愿意听，他们定我有罪，罪大恶极，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接着我就被押去刑场。不知何时原来的绿军装和红袖章换作了一袭白色的长袍，传统剧目里这无辜的囚犯常作此装束。我戴着锒铛作响的手铐脚镣，在长街上行走。萧瑟的秋风平地而起，长衫飒飒有声，发带也飘忽不定。沿街观看的怕不下数千人，我看不出这些人脸上是悲是喜，他们似乎个个都戴了面具。

梦中我怨愤难平：我是冤屈的！我还这么年轻就得去死！但我转念又想：既然判也判了，那就慷慨就义罢，生命已到了尽头，别再丧失我的尊严，至少我还能在最后一刻保持一个好的形象。

就这样我一命归西，虽是横卧街头，似乎还残存着意识。我看见人们从我尸体旁走过，像是游行；这次他们没戴面具，于是我认出他们原来是我的同学，我的朋友，我的邻居，还有我的亲戚。没人停下看我一眼，没人发出一声轻微的叹息，亦没人为我掉一滴眼泪。他们个个都将目光投向高远之处，我竭力呼喊，欲唤起他们注意，却是半点声音都发不出，这是一个无声的世界。人群渐次离去，灯光转暗，我知这下是死彻底了。

正文 04 奶奶愧对祖先

单从我无论如何也难以将奶奶讲述的往事忘怀这点便可看出，其实我对奶奶的依恋程度比我以前愿意承认的要来得深。我是她唯一的孙女，她给我讲的陈年旧事，比给家里男孩们讲的要多得多。

在一般人看来，奶奶在旧时代的生活堪称优裕。她未嫁时，祖上有权有势；出嫁后，夫家又数京城首富之一。但我知道，她的生活并不真像外人想象得那么潇洒，由于世事变迁，时局动荡，加上她又是女儿身，她的生活也有着道不完的艰辛。

奶奶年轻时，到过中国不少地方，那是她的韶华好时光。20世纪初叶，奶奶的父亲沾得祖上福荫，出任官职。他先在湖南一带做一小官，几年后准升为贵州的桌司，又称桌台，算是省里的第三号人物，像他的父亲一样，也主理刑法。

他的妻子儿女于是随他一起南下。开始乘的是官舟，在大运河航行，其后又换乘带蓬的马车。一路上的风土人情都让奶奶陶醉：桃花流水的沉江春色，奇特难懂的各地方言，独具特色的湘川菜肴，五光十色的异族风情，还有就是农民的辛苦劳作，特别是南方妇女的聪明能干，她们不但下田干最繁重的体力活儿，还得编席织布，养猪喂鸡，生儿育女……

奶奶在旅途见的世面使她有别于其他大家闺秀，那些小姐们一概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三从四德的古训让她们不敢正眼看陌生人，守身如玉。再加上一般女子从五六岁起开始缠足，更使她们身心俱伤，一如鸟儿折断了翅膀。

奶奶幸运地逃过了缠足这一关：旗人虽对汉文化推崇备至，对“三寸金莲”却一向不以为然。不少老北京都觉得旗人中女人比男人更有心计，有手段。最突出的例子是慈禧太后，她几十年玩弄整个国家于她的股掌之中。也就在她统治之下，大清帝国日薄西山。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王朝。奶奶的父亲失了官，举家又迁回北京。他们在京城安顿下来才发现改朝换代了，大清帝国土崩瓦解，旗人的权势也尽付东流。他们统治了中国267年，一夜之间成了一个可怜的少数民族，受到四周千百万汉人的唾恨。

革命之后，清朝的贵族过着心惊胆战的日子。他们的钱财成了无源之水，很快用干了。很多人不敢去想将来，将来是万丈深渊，等着吞噬他们。奶奶就在那些年里嫁给了我的爷爷。此后，奶奶从不向人言及她对自己婚姻的感受。她那个时代的人不作兴谈论这类事。但事实却摆在那儿：我爷爷是个商人，旧中国，商人的地位极其低下；而且他还不是旗人，祖上也没有任何贵族血统。他生于山东诸城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幼年失其估恃，在故乡存身不得，只好像别人一样闯关东，寻求发财机遇。

到了东北，幸运之神果然降临。他认了一位跟他一点儿亲戚关系都扯不上的中年穷汉子作义父，两人联手做生意，十年荏苒，父子俩居然赚了大钱，在京城购房置业。他们究竟靠的什么发迹？这在我家几十年来一直是个谜。两位老人对此缄口不言。这使得我父亲一辈人相当好奇，常在老人背后议论猜测，但直到我祖父1953年去世，也没给后人在这方面留下半点线索。

有时我忍不住任想象驰骋，想到半夜三更血淋淋的谋杀，或动刀动枪打劫了一座金矿，否则为什么两位老人对自己创业发家的故事要如此守口如瓶？但姑姑不同意我的猜测，她认为他们俩准是开了家餐馆或裁缝铺，她这么说是因为我的曾祖精通厨艺，对服装也在行。他们不提旧事也许是因为从前这都是些下九流的职业，若传出去，下人们短不了有许多闲话，而京城的达官显富则可能从此不再和他们交往。

且不管爷爷靠什么起家，他和奶奶不般配仍是显而易见的。奶奶是知书达理的名门闺秀，爷爷则一介村夫，目不识丁，脾气火爆。奶奶嫁给他若非为了钱财，断无其它道理。

辛亥革命之后，京剧曾一度火爆，曾祖和祖父就在京剧的鼎盛时期拥有京城赫赫有名的吉祥戏院，戏院的进账每月就有900块银元。此外，他们在王府井还有一家大绸缎庄和其它产业，家资何止百万银元！

而奶奶的娘家在此期间则每况愈下。革命后，她父亲断了俸禄，骄奢的积习却难摒除。他抽鸦片，抽得比过去还凶；又难舍弃珍馐佳酿、歌舞戏剧。如果生日那天没有大宴宾客，他就感到颜面扫地；如果家中少了几个佣人使唤，他也会感到老大不便……就这样不出几年，他将祖上的遗产坐吃山空，值钱的东西悉数进了当铺。最后他什么都典尽卖光了，唯一剩得一个女儿。

于是他就给奶奶说下了这门亲事，而奶奶从此也就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跟我爷爷生儿育女，一过就是几十年。她出嫁前也许根本就没见过我爷爷，仅凭父母之命。媒灼之言成婚。不过有一点她心里明白，在谈婚论嫁这件事上，她首先得恪守伦常孝道，其次才顾及男女私情：现在她父母和弟弟都指望她了，如果她不嫁一个有钱人，过不了多久，一家老小就得沿街乞讨。

奶奶嫁过去很是委屈，在夫家，所有人都生活在我曾祖父的淫威之下。我父亲、叔叔和姑姑都说我的曾祖父是个典型的专制家长。家中事无巨细都由他一人说了算，别人的一举一动必得经他首肯。

“因为创家立业是他，他觉得家里每个人都欠他该他！”多年后父亲对我说此话时还很动气，“家中的仆人欠他的，因为他给他们一份差事；奶奶也欠他的，因为如果不是他逢年过节以送礼的名义接济奶奶家，她家几口人都得喝西北风；连我也欠他的，因为我是长子长孙，有朝一日我得继承这份家产。他永远不相信我压根儿不想要他的钱，对他的家产毫无兴趣。我宁愿自食其力，过清贫的生活。说实在的，我可怜他，他整个儿成了金钱的奴隶，金钱毁了他的一生！”

这位老太爷认为是他养活了这一大家于人，而家里谁都不对他感恩戴德，于是他就生气，喜欢谩骂别人，父亲说，除了抽鸦片，爷爷就是以骂人为乐，一肚子的恶言恶语，一有机会便劈头盖脸地甩给周围的人。只有在骂人时他才流露出心满意足的神情。

多少年来，奶奶在他手下，或说在他那张毒舌之下，一定没少受罪。依传统观念，人了人家的门，天大委屈都得逆来顺受，她不能顶撞公公，不能在其他人面前数落公公的不是，奶奶就这样在公公的嘲诟下默默地生活。这段时间内家里所有人都怕老太爷，恨他，躲着他，而奶奶却在不知不觉中赢得了大家的心。

奶奶不仅受到丈夫和子女的敬爱，她的慷慨和仁慈在邻居和佣人中间也是有口皆碑的。她虽是家中的女主人，却极少发表意见，总是带着耐心和同情倾听别人的想法。然而人们迟早都会明白她不是没有主见、任人摆布的傻子，她条理分明，对周围的世故人情洞若观火。她的所为正应了“大智若愚”那句中国成语，在西方的谚语里，叫“流静水深，人静心深”。

我对奶奶的好感其实不是自己悟出的，而是受了二姨的影响，而二姨对奶奶的好感又是部分来自她的姨妈，一位我爷爷家多年的老佣人，就是她在1950年把二姨推荐给奶奶来带我的，为此我对这位老阿姨永远感激不尽，虽然我根本记不得她长的什么模样了。

奶奶出嫁后7年，她的父亲去世了，母亲不久也撒手人寰。奶奶便负起了帮助弟弟的责任。奶奶的弟弟年幼时上过私塾，倒也断文识字，听说还写得一手好字，会画几笔山水花鸟。可惜以前他从未想到有朝一日他也须得找份职业维持生计，在他想来，只要大清还在，皇上总会赐他一官半职，就像前朝皇帝赐封给他的祖上一样。

即便没有官职，旗人当年亦毋须为衣食稍加担忧，他们每月可循例领一份钱粮，领了钱粮，就算是在编的八旗兵，不必另谋职业。北京的汉人把钱粮戏称为“铁秆庄稼”，旱涝保收。二百年来，八旗子弟在这个制度的荫庇下游手好闲，成天提宠架鸟，出入于茶馆、酒楼、剧院。古玩店，有些人出落成了艺术家，多数人则打发时日，一事无成。奶奶的弟弟以为他也会这样终此一生，谁知革命一起，一切都成了泡影，他的生计陷入了绝境。

奶奶想帮他找份工作，但这并非易事。自己家中虽有几个买卖，那些活计弟弟却是一件都拿不上手，再说了，老太爷定了规矩，若非确有专长，决不雇用亲戚。奶奶又能怎么办呢？

最后她想出了一个主意。她对我爷爷说戏院晚上要一个可信的看夜人手，她弟弟是个合适人选。他要做的便是晚上曲阑人散时睡在戏院里，白天仍可泡他的酒馆茶馆，演戏时又能大饱眼福耳福。每月能领一份薪金，当然不能说是薪金，得叫谢礼。纵是如此，她弟弟仍不堪胜任：一个晚上他睡觉时受了寒，不出数月，便赴黄泉与父母相会了。

弟弟的死使奶奶悲痛欲绝。她很钟爱这个弟弟，他们小时候乘同一驾马车长途旅行，受业于同一位私塾先生。朝朝暮暮，姐弟俩一起练字，比赛背诗。弟弟体弱多病，冷暖嬗变，若染时疾，奶奶便帮母亲悉心照顾他。多年来，姐弟俩相依为命。

奶奶的伤悼还不止于此。真正的原因是弟弟身后无子嗣，使奶奶的娘家这户曾经显赫一时的满清贵族之家断了香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奶奶虽有二子，怎奈女儿的后代只能承接夫家的香烟。

奶奶的祖宗没了后人，几百年后逢年过节谁来给列祖列宗祭祀，送上美味的供品呢？清明时分谁去为他们上坟扫墓，修葺他们的安息之所呢？谁会记得为他们烧纸钱，迭寒衣，供他们在地府使用？又有谁会为他们焚香念佛祝祷，以超度他们有罪的亡灵？……

奶奶的祖先于是万劫不复了。他们像是枯枝败叶，在阴间的寒风中颤抖、号泣。他们泪流成河，却是再浇不活这棵家族的死树。此后的旭日光芒，满月清晖，春华秋实，太平盛世全都与他们无缘，这些美好年景的福分由别的家族享占了。奶奶的祖先求助无门，他们与人间的联系已一了百了。他们被人遗忘，家族昔日的辉煌刹时风流云散。

正文 05 父亲为什么参加革命？

奶奶嫁后的10年之内共生了10个孩子。父亲和叔叔出生时都有7斤多，姑姑则不到6斤，接下来，每年问世的婴儿，一个比一个小。奶奶又不能不生，生了又养不活他们。有的宝宝出生几天就夭折了，有的只活了几个时辰，甚至还来不及睁眼看看他们母亲毫无血色的脸。

一次次失去儿女的悲痛使奶奶更加宝贝上天留给她的三个孩子。她为先天不足的姑姑找了最好的奶妈，因为奶奶自己太虚弱，无法哺育孩子。两个儿子也分别雇了保姆，而奶奶自己则全力以赴，照顾全局，结果3个孩子都长得结结实实的。

俗话说，三岁看到老。父亲和姑姑的性格像奶奶，待人接物一团和气。而叔叔则像爷爷的火爆性子，高兴时开怀大笑，不高兴时马上给人脸色看。但他说归说，不记仇，对人不满当场开销，过后仍当人家是朋友。

尽管奶奶的3个孩子性情迎异，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对母亲都怀着爱心与孝道。在母亲受公公责骂时，孩子们都知道如何使她用一丝微笑扫却愁容；在母亲对娘家人接连去世感到万念俱灰时，孩子们又围在她身边，抚平她的伤痛。正因了孩子，奶奶心中重新燃起希望之光。她暗下决心，要让自己的子女都上大学，特别是她的女儿！一定不能让女儿再像她那样依附于人，年年岁岁空将羞辱的苦水往肚里咽。女儿长大得有一技之长，自食其力。

再到后来，孩子们大学毕业了都能找到一份工作。然后他们就会择偶婚配，生儿育女。不论男孩女孩，多多益善。孙儿们会欢蹦乱跳，大闹天宫，她家会有一屋子的笑声叫声。她要为每个小孩找一个好奶妈，她会对孩子们讲很多故事。三世同堂，和和睦睦。她理想中的生活，便是如此。

时至1942年，奶奶的理想似乎指日即可实现。父亲、叔叔、姑姑全都上了大学，父亲是辅仁大学西方文学系三年级学生，叔叔在燕京大学经济系读二年级，姑姑则刚开始念医科，奶奶为他们每个人都感到无比骄傲。

奶奶不知道，她的孩子们正计划着远走高飞。是时日本侵华战争硝烟正浓。30年代，先是东北沦丧；接着，上海、南京、天津、北京相继陷落。全国各地民众义愤填膺，既恨日本鬼子凶残狠毒，也恨国民党政府抵抗不力。许多学生都被一句呐喊打动——偌大的中国，已经摆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了。

一日日沦为亡国奴，父亲、叔叔和姑姑忍无可忍。学生们每日都能在街头见到市民被日本兵肆意凌辱，西方国家来的教授相继被迫放下教鞭，爱国仁人志士被逮捕，被折磨，被屠戮。人见人恨的“膏药旗”耀武扬威地飘在头顶，压得每个有骨气的中国人透不过气来。他们都认为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父亲在外面很有些朋友，所以他安排弟弟妹妹先走。在地下工作人员协助下，他们通过了日军的封锁线，直下西南。他们的目的地有数千里之遥，战事纷乱，行路艰难，沿途到处刀光血影。轰炸、抢劫、抓人、翻车，五花八门的敲诈勒索屡见不鲜。叔叔和姑姑或搭车，或徒步，数月后才到达四川，重新进大学复了课。

至于父亲，他没去西南大后方继续学业，而是到晋察冀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他为什么这么做？这又是一个费解的谜。关于爷爷的发家史，我绝少线索，而关于父亲的这段光荣历史，他给过的答案太多，而且互相矛盾。

比如说父亲曾告诉我他入党是因为他相信惟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并创造一个人入享有自由、平等、幸福的社会。

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对日本侵略者满怀仇恨，作为一个热血青年，他得亲自上前线去搏杀。国家危亡，年轻人岂能坐视，让别人去捐躯流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说法给富家子弟的良心预留了宽阔的退路，但父亲对此说极不以为然。

于是他去了正频遭日军疯狂扫荡的晋察冀。那里一方面鬼子兵烧杀抢掠，一方面八路军游击队坚予还击。战火中一批批人倒下，但更多的人自愿参加抵抗队伍，其中不乏像父亲那样的大学生。

父亲到晋察冀时生活条件恶劣到了极点。由于日军的反复扫荡，1942年冬，这个地区所有房子的门窗都被烧光，夜间的气温降至零下10度甚至20度，山风呼啸，战士们打的草帘实难御寒。当时莫道没有煤炭取暖，连冬衣棉鞋都很难得。食物奇缺，士兵村民时靠糠麸野菜度日。上乘的美味窝窝头、贴饼子，白面和青菜根本见不到，连盐也非常紧缺。

另外由于日军封锁，这一地区极度缺医少药，有时受伤的士兵要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进行手术。再加上伤寒、天花、感冒流行，许多人因得不到及时的药物治疗而丧生。

父亲在北京时清楚这种情况，他有位朋友是地下党。父亲离开北京时，不动声色地采购了当时根据地亟需的大量药品。这些药品在北京被日本人控制得非常严，但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父亲既有祖父的大笔银子和生意关系可资利用，把清单上的药品买全倒不是什么难事，难的是带着这些禁运的药品穿过日军封锁线。此举万分危险，鬼子、汉奸屡屡在火车上搜查乘客的行李，若药品被发现，父亲便会被捕，后果不堪设想。

还有一场平地风波，行至中途，联络人之一突然被捕。由于一路上都是单线联系，出现这种情况，父亲他们就不知如何才能和下一个地下党人接上头。他们几个外来人又不敢在当地久留，怕被汉奸发现告密，于是前功尽弃，只得折回北京从头开始。

历尽千难万险，父亲终于带了所有的药品到达晋察冀，二话不说他把药品悉数捐给了当地政府。正是这些药物雪中送炭，拯救了很多人的性命，为此父亲受到嘉奖，这是他在战争年代第一次立功受奖。

其后父亲进入抗大分校——华北联大学习。数月之后，父亲自己也染上了伤寒，差一点不治。

这个时候，父亲带来的药已经罄尽，他只能以自身的力量与病魔抗争。许多天他倒在床上，持续高烧，粒米不进，剧痛搅得他五脏六腑都错了位。他能活下来不啻为奇迹。等他终于离开病榻，移步户外的阳光下，已是形销骨立，衰如槁草，一阵山风都能将他吹倒。

一天他问别人借来一面镜子，镜中的形象使他大吃一惊。这一病，他的头发大把大把脱落，顶都快秃了。两只眼睛深陷成两个黑洞。皮肤又干又黄，脸上皱褶横生，像劳作一世的老农。这副模样，谁能认出他就是不久前大家在舞台上看到的那位英俊潇洒的达西先生呢。

当时根据地有位导演一眼相中了父亲气质不凡，他要父亲在话剧中扮演达西先生一角，父亲被他的约请逗乐了，声明他这辈子从未上过舞台。导演说这不打紧，演就是了，于是父亲就扮了一回傲慢的达西先生。

据父亲说尽管他毫无演技，他们的话剧在当地还是引起不小的轰动。农民们即使看得一头雾水，也还是非常喜欢，倾村而出。他们只觉得话剧这种东西奇怪又好玩，父亲说，我们扮演的英国绅士淑女个个都很滑稽。

父亲康复后被派去延安工作。40年代初，延安地区外语人才不多。晋察冀的领导发现父亲英语不错，还懂一点法语，便立即送他上延安当翻译。因此整个战争时期父亲的从军徒有虚名，他始终就没向敌人发射过一枪一弹。

至于和他一起的同学，有些被派回北京做地下工作，有些则留在农村打游击——什么人去什么地方做什么事，都由党组织来决定。父亲和他的同志们对这些安排并无二话，他们在入党时曾宣过誓：“牺牲个人，服从组织。”

父亲入党不算，连名带姓都改了。他原名刘炽昌，跟祖父姓，名字也是他祖父给起的。一到太行山革命根据地，父亲就改姓于，名山。当时投奔革命的城市青年一般都爱起单名儿，而且笔划简单，叫起来琅琅上口。

以前我总以为父亲改名只是为了与剥削家庭划清界线，后来我的革命热情灰飞烟灭，才意识到父亲改名还在于保护奶奶和在北京的亲人使他们免遭日本宪兵和国民党特务找上门的麻烦。

其实父亲说过他参加革命的真正原因，乃是我曾祖父。日积月累，老太爷对全家人，尤其是对奶奶的欺压侮辱激起了父亲的无比愤恨，他暗下决心有朝一日一定要推翻这个人吃人的旧制度，打倒封建专制，铲除一切大大小小的封建暴君，在旧制度的废墟上建立新制度，再不允许人压迫人，这样奶奶的生活就不会像往日那么艰难了。

带着这一梦想，父亲上了太行山。临别时他并没有告诉奶奶他的去向行踪。多年来奶奶一直以为他像叔叔、姑姑一样在大后方读书，这对奶奶来说倒真是难得糊涂，倘若她对父亲的真实处境稍有所闻，她非担心得折寿不可。

至于奶奶那些年在北京的生活，我从她那的两个忠心耿耿的老太太那儿听到过一个故事。

父亲离家前有一天，动手在院里种了一棵山药。这不过是心血来潮之举，父亲自己也很快忘了。不久他便离开了北京。而那山药十来天后竟抽了芽，奶奶看到后弄了个考究的栅栏将山药围了起来。

山药本是多年生的农作物，登不得大雅之堂。奶奶把它置于花园里，与牡丹玫瑰等名花为伴。不多久，山药的嫩藤便爬满了太湖石。

那段岁月，奶奶对几个孩子牵肠挂肚，其落寞可想而知。战火连天，路途险阻，他们兄妹都渺无音讯。奶奶忧虑难忍时，便去向那棵山药窃窃私语。

有时山药树善解人意似地默默听她倾诉，只是无法开口安慰她；有时熏风徐来，心形的绿叶婆娑起舞，发出沙沙声响，奶奶只把这看作是山药用一种秘语向她吐露天机。凭着深厚的慈母之爱，她听懂了山药所传递的消息。一颗焦灼的心平静了。她感到只要这山药依然枝叶繁盛，向她说着悄悄话，孩子们便都健在，逢凶化吉。

奶奶日夜祈祷，求祖宗保佑她的孩子平安归来，求上苍使得人间战火早日停息。1945年日本投降，叔叔和姑姑终于回到奶奶怀抱，而奶奶等父亲却一等又是十个春秋。

正文 06 叔叔是个纸老虎

我们1956年从瑞士回国，奶奶终于圆了她的心梦：一家人骨肉团聚，三代同堂。此时，我的曾祖父和祖父都已去世，奶奶成了一家之主。

虽然我不曾见奶奶读过《老子》，她的治家之道倒是深得个中三昧。老子主张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也就是说让世间万物自由自在，率性发展，各得其所，各安天命。于是天下太平，皆大欢喜。

偏偏姥姥家就有着许多规矩。饭桌上，我拿筷子的姿势总是不对，手肘不可撑着桌子，一边吃饭一边说话不礼貌，连筷子碗碟也不能碰出声响。吃饭时我自始至终得端着饭碗，水或饮料是不能和食物一起上桌的，汤则必须吃完饭才开始喝。

这些清规戒律使我对姥姥家的饭桌敬而远之。虽说姥姥做的南方莱大人都赞不绝口，我一小孩，对吃什么并不在乎。不是说自由最可贵么？

奶奶家最自由了。我乐意的话，爬石上树、搭梯打枣都不成问题。那年国庆节的晚上，小牛、小强和我还获准爬上奶奶住的大瓦房的房脊，看天安门的焰火。

后院的老槐树，枝桠横逸。那天晚上挂住了几顶被西南风吹来的小降落伞，每一顶都有方巾大，还带了个哨子。对我来说，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我激动万分，焰火放完了还不肯从房顶下来，希望有更多的降落伞飘来。父母对我颇有温色，奶奶则一笑置之，说多呆一会不碍事。

在奶奶的家中我实实在在地感受着一种从未有过的畅快。以前我总是形单影只，现在我可以跟小牛、小强和邻居家的小孩玩儿。那条街上家家的大门白天永远敞着，孩子们随时都能东家西家地串门儿。在这种环境里，我的心里很踏实，不像在瑞士，老莫名其妙地怕这怕那。

偶尔我父母也会对我发脾气，他们觉得我太野了。遇到这种场合，大家庭中总会有人出面为我说情。奶奶是我最大的靠山，她一出面，狂风暴雨无须多久就化为和风细雨，然后乌云四散，我的周围重又洒满阳光。

奶奶年事虽高，思想却开化。比如说，她从不像别的老太太那么重男轻女。我反倒觉得她对我比对男孩们更疼爱。回想起来，这大概是旗人独有的传统，女孩在家中受到优待，因为将来（其实是过去）每个女孩都有人宫的机会，若蒙皇上宠幸，或可成为妃子皇后，那可是件光宗耀祖的事。又或者，奶奶念我是个女儿家，接她的经验，中国的女子讨生活不容易，将来的日子里，有的是飞短流长、明枪暗箭在等待着我。

在奶奶家的其他人也都过得不错。大人们不论男女，全都参加了工作。新社会，受过良好教育身体又没有病的年轻人不工作是件丢人的事。坐吃家底的人被看作寄生虫，尽管有钱，仍遭社会唾弃。时代不同了。

星期一到星期六的早晨，婶婶总是轻手轻脚第一个起床。她在北京东郊一家纺织厂上班，路上乘车足足得花一小时，她6点半就得出门。

婶婶一走，院里又安静下来，父亲、母亲和叔叔都还没醒。他们是夜猫子，清晨睡得正香。挂钟敲了7下，他们才老大不情愿地离开热被窝。然后我就听见他们从脸盆架上取下铜盆，到厨房打水洗脸。之后就是哗哗的刷牙声，呼噜噜往院子地上喷水。再后来，他们会说太迟了，来不及吃早点了，旋即风也似地冲出门去。

这段时间我醒着，躺着，外面的动静声声人耳。奶奶的房子一间间只用木板隔开，顶蓬更是纸糊的。北京的老房子大抵这般建造，大概意谓同一屋檐下，家庭成员之间不应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砖墙是用来隔开外人耳目的。

老人和小孩不用赶时间，起得迟，吃早餐也迟。我们有一整天的空闲玩耍、讲故事，那时还没人听说过有件东西叫“电视”，所以我们也不感到有什么缺憾。没有电视我们已经够开心够忙乎的了。

树上蝉儿在嘶鸣，我们便把猴皮筋用火烧化抹在长竹竿的一头去粘它们；墙脚有蟋蟀在叫，我们又赶去用水灌人它们藏身的砖缝里，将其一一逮住。第二进院子里有两只大瓦缸，金鱼在睡莲间悠游穿梭。屋檐下燕子筑巢哺养它们的儿女。有时我们从槐树上采下槐花，吮吸花蜜；有时我们拿一把杨树的叶茎，玩拔河比赛。

也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奶奶的箱子里寻宝。我们翻到的宝贝有：一枚发亮的桃仁，上面雕了一棵树和五个孩子，奶奶说这叫“五子登科”；一枚银匙，匙柄上刻了一嘟噜梅花；一枚玉坠，碧绿晶莹，状如葫芦；还有珊瑚珠子；墨旋；骨牌；绢花发卡；绣花手绢；长满钢锈的古钱；……许多小玩艺儿都有一段故事。奶奶讲述这些故事时，时间在不觉中逝去。夕照中大人们一个个下班回家了。

晚上6点半，一家人围桌团团而坐，端上来的饭菜热气腾腾，鲜美可口。菜肴放在饭桌中间，大家用筷子随意往自己的碗里挟，没人硬让谁吃什么，还说这样东西吃了对人有好处，也没人禁止谁在饭桌上说话。既然一大家子好容易坐在一起，很自然他们会谈及白天的见闻。即使有人开怀大笑，也不会有失体统，笑一笑，十年少嘛。若人回来晚了——姑姑在医院脱不开身或婶婶误了一趟车——也不要紧，会给她们留起足量的饭菜，这样的晚餐每个人吃得都很香甜。

晚饭后，叔叔有时会带小牛、小强和我去就近的东安市场逛一圈。当时的东安市场内各类私营小店星罗棋布。叔叔偶尔也会解囊，给我们买上点小玩艺儿：泥娃娃啦，面具啦，玻璃做的小动物啦，瓷塔啦……花不了几个钱，我们却能爱不释手地玩上好一阵子。

不然我们则会缠着叔叔请他表演武术。叔叔兴致上来，就去打开一口红漆大木箱，从里面掏出他的行头：一把闪亮的钝剑，一对木制的匕首，一杆红缨枪，一面画着笑面虎的盾牌。然后他便摆开阵势，满院子转着，跟无形的敌人打斗起来。只见他窜高伏低，拳脚并用，还高声呐喊，一会儿像是躲过对方一刀，一会儿却又狠狠追杀。我看得大气不敢出，心生敬畏，直把他当作故事里听到的武林高手。待我长大后，才知道叔叔的招数全是花拳绣腿，他是个京戏迷，这套武打动作是他从舞台上学来在家里逗我们小孩子玩的，实战中根本不管用。

炎热的夏夜，叔叔的观众包括所有在奶奶家院子里纳凉的男女老少，大人们人手一把大葵扇，既驱汗又驱蚊。婶婶是唯一不出来纳凉的，她喜欢呆在屋里自己做衣服。那时她新买了一架缝纫机，晚饭一结束，缝纫机便像蜜蜂似地嗡嗡响起。夜深了，我随着它安稳的节奏入睡，就像以前无数人曾在吱吱呀呀的纺车声中沉入甜蜜的梦乡一样。

在我眼中，婶婶是当时北京最漂亮的女人。她身材苗条，穿着入时，鹅蛋脸没一丝皱纹，眼里总是漾着笑。时至今日，她孩童般甜甜的微笑仍在我的记忆中栩栩如生，但在现实中，自从1957年叔叔被打成右派起，婶婶的笑容就永远消失了。

那一年，几十万学者和干部被打成右派。运动伊始，党号召人民给各级领导提出意见，帮助他们发现和改正错误，然而时日无多，政治风向很快变了，那些听党的话站出来提意见的人成了阶级敌人，他们善意的批评顿时变作“恶毒攻击”的铁证。可笑的是叔叔连批评领导这件事都没做，他被戴上右派帽子全因他不会做人。

“文革”中间，姑姑看我已经懂事，才关起门来悄悄告诉我这件事的原委。反右前，叔叔在中国民航做会计，他的几个上司利用职权，带家人乘飞机去外地度假，让叔叔报销差旅费。叔叔不给报，说这有悻于领导自己制定的规章制度。

这一来可得罪人了。几个领导自己掏钱不算，还丢了面子，因为叔叔在大庭广众中拒绝他们。有道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帮家伙从此对叔叔怀恨在心，而叔叔对此却毫无防范。他当时问心无愧地回家，晚上照常呼呼大睡，第二天就把这件事忘了个干净。

反右运动终于让这些领导得到了报复的机会。他们大权在握，定一份本单位的右派名单真可谓易如反掌。叔叔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扣上右派帽子，尽管他一句右派言论都没有。根据当时的理论，既然叔叔是资本家出身，那他必然天生就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的情绪，意识到也罢，意识不到也罢。

谁也不敢对这一理论说半个“不”字，人人自危，知道领导手里还有不少右派帽子等着出送。整个运动过程中，叔叔始终没有一点机会为自己辩护，更谈不上找地方申诉，控告那几个领导的行径。就这样，虽然我儿时见叔叔舞刀弄枪，觉得他英勇善战，不曾想他在50年代第一轮政治斗争中就一败涂地，20余年不得翻身。

父亲和姑姑则比较幸运。父亲是老革命，政治经验颇多。在晋察冀，他就听到不少关于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的小道消息，所以到了反右运动中父亲小心谨慎，三思而后言。姑姑则性格内敛，秉承了奶奶与人为善的脾性，不见圭角，在单位里人缘很好。

当年我对叔叔政治上的麻烦一无所知，只知道不久他就走了，踪影全无，母亲说叔叔是去一个盐场“劳动改造”。劳动改造是什么意思，我也不懂。但叔叔走后，再没人带我们去东安市场逛店，也没人为我们表演武术了，于是长夜变得有些无聊，而奶奶家的院子也寂寞了许多。

我的外祖母和奶奶一样难过，因为舅舅也成了右派。他是被一个好朋友出卖的，当时他有三位知己，他曾在这三个人面前说学院领导专派家庭成分好的学生出国，而从不考虑他们的学习成绩，这么做难免让人不服。反右一来，这话不知怎么就传到领导耳朵里去了，这可是对党不满的证据。接下来他就有幸成了中国最年轻的右派，那年他才19岁。

22年后，有一次我忍不住好奇心，问他是否心中有数究竟是哪个朋友出卖了他。他一脸漠然，说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反正现在他平反了，“向前看吧，纠缠过去的事有什么意思？对谁都没好处！”

话虽不错，我却禁不住总想把这类事弄个水落石出。大人们越把一些式瞒着我们，我就越要没完没了地刨根问底。

反右给中国的知识分子留下一个大的教训。20世纪以来，这些人反帝反封建，反饥饿反内战，一直敢说敢为，宁折不弯。但经过反右运动，人们学会了夹着尾巴做人，看上头的眼色行事，即使在朋友和家人面前也三缄其口。

老辈们有句成语：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人们突然发现此话乃至理名言，隐含着世故的智慧。出言不当或误信小人，自己往日的大小言论都会成为定时炸弹，不知何时一声巨响，全部理想、幸福、事业、家庭顷刻间便灰飞烟灭。

是否为了这原因，反右之后，姑姑的朋友周末不怎么来串门了？即便有朋友来，也开始感到游廊里说话不自在，他们更愿意把茶搬到屋里喝。姑姑性本文静，在运动前也不露山水。运动之后，她更是沉默寡言，除了埋头工作，就是侍弄她的花草。渐渐地，年青小伙子不再踏足她的领地，她也不怎么在乎。她越来越不爱交际，常一个人静静呆在家里。

再往后，我们就搬出来另住了。父亲对奶奶说他单位分了房，离他和我母亲上班的地方很近。这是实话，但也未必不是另有难言之隐：反右之后，政治气氛一天天紧张，父母都是共产党员，而奶奶是剥削阶级，叔叔眼下又划了右派，能不划清界线？再住在奶奶家显然不合适。孔子有言：“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的父母都是明白人，而奶奶断文识字，天天看报，只怕对此更是心知肚明，故她既不点穿，也不挽留，只说冬天来了，住得离单位近的确方便。这就是我奶奶的作派，她从不使人难堪。

搬出来以后，到了周末父亲仍带我们回奶奶家。但奶奶心满意足的好心情却已一去不复返，平日里她既想念我们，又牵挂叔叔，年复一年，叔叔那边的消息越来越糟。

叔叔初到劳改盐场时，一天到晚拼命干活，好象他不是个文弱书生，倒是一辈子扛活的。他以为这样便能使领导相信他已改造好，可以早日回到北京和家人团聚。但那些年，右派是很难给人留下什么好印象，更不用说感动管制劳改犯的干部了。4年过去了，叔叔的不懈努力换来的只是些渺茫的希望。

转眼到了1962年，一个早晨，全国报纸的头版突然都登了国民党准备反攻大陆的消息。社论竟然警告人们：要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因为一旦共产党和国民党开战，苏联和美国必将插手，原子战争一触即发。一时间，疏散城市人口，部队和民兵都进入战备状态。

战云密布的气氛使叔叔忐忑不安，他恍恍惚惚，脑子里尽是出现抗战期间人川路上耳闻目睹的那些恐怖场景：炸弹呼啸着从天而降，烈火腾空，卷噬着一户户人家，来不及走避的被活活烧死；侥幸逃离火海的，也不免在突如其来的枪雨中丧命。伤者被掳去钱物，死者被剥去衣裳。女人被强暴，孩子被遗弃道旁……

万一打起仗来，远在北京的老母妻儿可怎么办？叔叔不敢再往下想，数夜辗转难眠。噬心的忧虑使他忘记了自己的处境，提笔给婶婶写了一封信，商量战争爆发后的对策。

婶婶永远不会读到这封信，它被劳改队的政工干部扣下拆看了。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文规定公民的私人通信权受到法律保护，这些政工干部似乎从来没听说过有这回事，或者，在他们看来叔叔已不是公民，因为他是个右派。这封信成了叔叔盼望国民党反攻大陆的证据。他们于是得出结论：叔叔是个暗藏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叔叔听到他的罪状，啼笑皆非。他想为自己辩白说他最怕的就是打仗，避之唯恐不速，岂有希望国民党反攻之理。现在他戴了右派和反革命两顶帽子，又有谁会信他说的话呢？

“他准是在说假话！他当然希望国民党打回来啦！他在睡梦中都惦记着失去的天堂。醒着的时候，他更是阴谋犯罪：给大饭堂下毒，在人挤人的百货商店放炸弹，纵火焚烧医院，……反革命分子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什么都做得出来！”60年代初中国人就这么看反革命分子，叔叔真是百口莫辩，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生活的逻辑就这么荒谬，叔叔为了顾家念家，反倒落了个无家可归。当这个可怕的消息传到北京，婶婶关着房门哭了一夜，第二天她出来时却一脸平静，直奔法院申请离婚。因为这是革命行动，法院很快就同意了，并把两个孩子判了给她。婶婶这么做完全是她自己的意思，没人给她施加任何压力，但谁都知道，她如果不和反革命丈夫离婚，她和孩子这一辈子都抬不起头。那时她对叔叔有朝一日还能平反已经彻底绝望了。

然而到了1980年，叔叔居然就平了反，清清白白回到北京。他的档案记载的正式结论说1957年的右派是错判，1962年的反革命分子罪名也不成立。一句错判，轻描淡写，可惜党却花了22年时间才得出这个结论，试问人的一生又能有几个22年？叔叔回到北京后，又和婶婶复了婚。其实那些年中，婶婶从来不曾离开过奶奶家。她不但没有改嫁，还一力带大了两个孩子。如果这事发生在旧社会，人们大概会为她造一座贞洁牌坊，街坊邻里都会为她感到面上有光。现在立牌坊当然谈不到了，但认识叔叔和婶婶的人还是为他们的复婚高兴。

传统上说，中国人一向喜欢大团圆的结局。悲剧总是不大对我们的胃口。所以我愿意这样来结束叔叔婶婶的故事，他们22年历尽艰辛，坚贞不渝，终于苦尽甘来，二人重结连理。小牛和小强跑出来迎接父亲。他们含泪告诉老人这些年他们如何把他的爱深藏心底，终于等到骨肉团聚这一天，一切都像是在梦中。叔叔伸出颤巍巍的手抚摸着婶婶早生的华发，心中涌起爱怜与感激之情。婶婶把叔叔的手紧紧攥住，无声抽泣，涌出的是幸福的泪水。她看到59岁的叔叔满头霜雪，额头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不用说这些年叔叔经历了多少苦楚，她的心同样泛起疼爱的涟漪。自此，他们相亲相爱，白头偕老。这结局连石人听了也会感动得泪流成河。

可惜神话归神话。现实生活中，叔叔和婶婶复婚后并不那么和谐。也许是长时间的分离已经无法唤起婶婶对叔叔的爱？在这个归来的老人身上婶婶丝毫看不到她记忆中年轻的叔叔的影子。他是个陌生人，甚至比陌生人还不如！这些年他给她带来多少屈辱！她无法化解，无法宽恕。

另一方面，我怀疑叔叔心中究竟还存留着多少对婶婶的温情，也许他跟她复婚只是个权宜之计，而实际上他对婶婶怨艾难消，终究她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弃他而去，无异往他伤口上撒盐，使他的处境雪上加霜。20多年间盐场劳改的蹉跎岁月使他倍尝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叔叔对婶婶的爱很可能早在那时就已经彻底绝灭。

他们复婚后争吵不断。丈夫和妻子一个比一个暴躁，两人都像蓄势待发的火山，每时每刻都有岩浆喷薄的危险。孩子们呢，他们其实都已长大。小牛的性子牛一般倔强，这些年他一直拒绝跟父亲划清界线，为此单位里屡屡找他的茬儿，批他，差一点连他也被打成了反革命，但他对父亲仍忠心耿耿。其实他对父亲的爱只是一种反抗行为。他是否真正了解他的父亲，并将他视为一个有七情六欲的活生生的人呢？

小强则对父亲充满怨怼。也许他当时太年幼，记不得叔叔曾带我们去逛街和为我们表演武术时我们的惊喜，他所记得的全是他父亲的过失：他小时候受别人欺负，父亲从没在身边保护过他。稍大一点，学校又不让他入团、当红卫兵，因为他是反革命分子的儿子，婶婶的离婚于事无补，小强仍被同学叫成狗崽子。再往后，到了找工作的年龄，他不但没有一个可以帮忙“开后门”的好爸爸，而且父亲的政治问题使他什么好单位都进不了。

他爱父亲如何爱得起来？小强认为老头糊涂一时，害得他半生困顿。即使后来他明白了父亲的无辜，而已发现父亲是爱他的，这认识为时已晚，他的积怨根深蒂固，感情无法听从理智。芝麻绿豆的小事都会让这父子俩暴跳如雷，然后家中分成两派，唇枪舌战，旧伤未去又添新痕。奶奶没能活到80年代目睹这一场面，也算幸事。

我不由怀疑起破镜重圆这种说法，美满的重逢怎能用此意向来隐喻？镜子既已破碎，拼凑起来，裂痕仍在，玻璃的边缘锋利如刀，碰一小下都会鲜血淋漓。话虽如此，叔叔和婶婶的二度姻缘仍在维持之中，有朝一日也许他们敌意耗尽，便会冰释前嫌，一家人重新生活在和睦之中。

正文 07 机关大院

1957年我们家搬到了北京西郊，很快我就忘掉了奶奶和叔叔面临的烦恼，新的环境充满新鲜刺激，也带来种种不惯。我们的新家在一个大院里，这个大院不知比奶奶家的院子大多少倍。人们管这个地方叫机关。后来我才知道我们住的机关大院其实是某某部，类似美国中央情报局。

当然了，大院里的一切都具有一种神秘感。记得有一次父亲把我叫到他的房间，满脸严肃地对我说不许跟任何外人提谁谁在这个大院工作，其它事更不能提，“这些都是国家机密”，父亲的语气完全不是在开玩笑。

这真令我兴奋。我为父母骄傲不已。在我心目中，他们可以跟电影里看到和故事中听到的那些英勇机智的地下工作者媲美。他们知道很多重要机密，却对敌人守口如瓶，哪怕严刑拷打，甚至面对死亡都不能使他们屈服。只有令人不齿的叛徒才会害怕，出卖同志。

但机关大院看上去可不像电影中那么阴森恐怖，既没有刑具，更看不到血迹斑斑。在我记忆中，大院是一方恰人的天地。我们刚搬进去时，院内还遗留着旧军阀的兵营，它们成了此地沧海桑田的见证。古柳的垂枝梳理着阳光，粉红的玫瑰盛开在低矮的柏树丛中。米色的办公楼很有俄罗斯风格，人们给它们起了别号，诸如飞机楼、马蹄楼等等。这些楼的后面，西山像是梦幻世界中的布景，蓝殷殷的山峦倚着蓝殷殷的天。

大院外，一方方稻田、荷因连成片。二姨告诉我：红花莲蓬白花藕。至于荷叶，二姨拿它代替锅盖熬粥，她熬的粥带了青青的浅绿，清香扑鼻。

虽然大院中风光旖旎，但它毕竟不是世外桃源。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一天24小时在此巡逻把守，凡进出大门的人都必须出示通行证，孩子也不例外。

而我们常常忘带通行证。这时我们就混在人群中或绕到门卫的身后走，有时也能溜进去，一旦被抓住，卫兵就把我们领到岗亭后的传达室，看传达室的老人很和气，他认识所有孩子的父母，我们被发到那里，他便问我们父母近来可好，然后按铃，卫兵也只好让我们进去。

那些年，我们这些孩子给卫兵制造了许多麻烦。如果哪儿的铁丝网坏了个缺口，或墙头哪个地方可以翻得过去，这类秘密总是不胫而走，大家肆无忌惮地抄起近路，一般都是去颐和园游泳滑冰。

1957年秋，我进了西苑小学读书。这儿的大部分学生来自机关，其中不少高干子弟，有些同学的父母在附近的中医研究院工作，我的班上50个学生，工人家庭的孩子极少。

那时候大院里的同学已经多多少少具有一种朦胧的优越感，但这种感觉远不如后来的干部子弟对自己父母地位的意识那么强烈，也许这是因为50年代国人还相信毛泽东所说“我们的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记得一次班上一个女同学被人取笑，她的父亲是位驻外大使。班上的男生们起哄，追着这个可怜的小女孩叫：“喔喔，某某的爸爸是‘大屎’！”一直闹到她大哭，拼命否认自己的爸爸是大屎。弄得老师不得不出面把几个男生狠狠叱责了一通，着他们赔礼道歉。

这事只是无聊，另一个女孩遭嘲弄的事则更为令人不安。这个女孩出身工人家庭，父母收入低微，冬天家里没有足够的钱买煤，她只能去学校附近的垃圾堆拾煤渣。拾煤渣的活儿很辛苦，冬天早上6点半户外仍是一片漆黑，西北风刮在人脸上跟刀子似的。在垃圾堆里，她得把别人家头天用过的煤球一个个砸开，看看还有没有能再烧的煤核。风不时把灰扬到她眼里，她伸手去揉眼睛，脸上黑一道灰一道。她穿着破旧的衣服，为的是省下稍好一点的上学时再穿。捡到一家够用的煤渣要花很多时间，她这么在寒风中苦干的时候，同学们都还在拥装而眠，暖气开得足足的。

偶尔有一天她拾煤渣被一个男生看见了，他忍不住四处张扬，很快全班都知道了这个“新闻”。男孩子齐齐喊：“灰姑娘！捡煤核！”这女孩脸涨得通红，但她既没哭，也不吱声，坐在位子上嘴抿得紧紧的。从此她见班上谁都不搭理，下课转身就回家。第二年，没见她再来上学，不知是转学还是辍学了。我想辍学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就近没有其它学校。同学中没人打听她的下落，她跟班上谁都不是朋友。

这一小插曲不久就忘了，1958年大家的脑子里尽是些宏伟的蓝图，诸如赶超英美、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之类。什么是共产主义呢？按我父母的解释，共产主义是人类的理想社会，每个人都大公无私，因此可以做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并且，按他们的说法，似乎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一样东西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简直太妙了！我向往美好的共产主义，因为我非常渴望得到糖啦、冰棍儿啦，还有很多很多的小人儿书！

小人儿书不贵，一两毛钱就能买到，但父亲每星期只给我一本。星期六是大家伙儿都高兴的日子，吃过晚饭，我便尾随父亲到他房间，眼巴巴看他打开书橱门。橱里放着一大摞簇新的小人儿书，这些书绘图精美，内容有趣，每一本父亲都亲自挑选过，每一本都让我爱不释手。看了这些小人儿书，我开始认识孙悟空和猪八戒，诸葛亮和刘关张，108位梁山好汉，还有哈姆雷特、李尔王、奥赛罗等等。我真想一股脑儿把父亲书橱里的小人儿书和好些我在书店里看到的小人儿书通通据为己有。为这个原因我也要举双手赞成实现共产主义。

大人自然也有他们的奔头，要不然他们为什么废寝忘食，于得这么玩命？当时有个词儿叫“连轴转”，更有一句口号，叫“一天等于二十年”。

这就是大跃进，一个接一个的运动如潮水般涌来。人人兴奋万分，晕头转向。先是大炼钢铁，全国各地，上上下下，每个单位都建起了小高炉，土法上马。我们小学生则四处搜集废铜烂铁，在大院里挖地三尺，这里刨出几枚锈迹斑斑的钉子，那里捡到一只穿了底的破脸盆。有同学怕自己的小组落后，便偷了家中的铁锅铁壶来充数。我没干这事，因为我知道二姨准不乐意。饶是这么折腾，大院的高炉也没炼出什么像样的铁来。

另一个叫做“除四害”的运动倒还见点成效。连续三天学校不上课，我们坐在教室楼的房顶上，敲锣打鼓，把铁盆和铝锅拍得山响，同时挥舞小旗，可着嗓子叫嚷——这是一个统一的行动，全北京所有的人都在这么干，为的是轰麻雀。三天下来，麻雀们精疲力竭通通上西天。无数的其它鸟类也受到池鱼之殃。当然啦，革命就得有牺牲嘛，比起共产主义天堂来，牺牲几只鸟儿又算得了什么？

后来，连二姨也卷入运动了。1958年整整一夏天她没睡过午觉。天天夹着一把苍蝇拍，提着一只小板凳，捧着一个火柴盒，到机关花房假山后边的一个地点去打苍蝇。这个地方以前孩子们大概常在这儿撒尿，有点儿臭烘烘的，不时引来些苍蝇出没，把二姨也引来了。日复一日，她在这儿耐心等待苍蝇。每打到一只，二姨便把它小心地放进火柴盒里。她这么做可不是为了共产主义，而是为了我，我们学校正进行消灭苍蝇的竞赛，各人以火柴盒里的死苍蝇数目见输赢。不消说，我在比赛中常常名列前茅。

二姨总是尽心帮助我。到了1958年，她突然发现自己闲得要命。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共产主义，每个单位都匆匆忙忙建起了大食堂、洗衣房、幼儿园。我父母坚持让全家去吃大食堂，以便习惯过集体生活。而我们全家的衣服则要拿到新开的合作洗衣房去洗，那里的洗衣工人毫无经验，二姨常常抱怨他们把我们的毛衣绸裙洗得一团糟。我父母费了不少口舌对她解释说这是新生事物，开始虽出现些小问题，我们还是应该支持，不要泼冷水。

后来我父母又决定把我的弟弟小炼送去上幼儿园，让他从两岁时就开始培养集体主义精神。他去的幼儿园只收机关的孩子，人人都说这个幼儿园很棒，一切全学苏联，有一个占地不小的游戏场，外加一个颇具规模的儿童嬉水池，池中有蘑菇状的喷泉。还有抽水马桶、浴缸和许多价格不菲的新玩具。

除了设施齐备，幼儿园的老师也年轻，又有知识，每位老师都受过正规训练，不像街道里弄托儿所的老大娘，孩子们做什么都放任自流。小炼的老师们特别强调纪律，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厕所都有固定的时间，一切安排都合乎科学依据。

可惜小炼在这样科学的幼儿园里却度日如年。星期一早晨，他必在家磨磨蹭蹭，赖着不走，熬不过就哭，像只可怜的小羊羔就要走进大灰狼的血盆大嘴一样。父母和二姨必得横哄竖哄，又是糖果又是新玩具，这才勉强上路。

到了星期六，二姨和我去接他。我们总能看见他抓住铁栏杆，眼巴巴望着大路，一旦瞄到二姨的身影，便挥舞小手，兴奋地又跳又叫。一离开老师的身影，炼就开始求二姨：“下星期让我呆家吧，我乖，我帮你干小事儿。”二姨作不了主，只得一次次说不行。

小炼3岁生日那天，二姨早早就起了。她煮了好多鸡蛋，把它们染红。按北京的风俗，红蛋会给“小寿星”带来健康和好运。二姨做的红蛋真漂亮，我恨不得把它们都拿来吃了，但二姨只给我两只，剩下的放在小篮子里，提着上了幼儿园。没过多久，二姨回来了，眼圈红红的，原来幼儿园有规定，星期一到星期五家人不能探望孩子，更别提送吃的东西了，生日亦不例外，规矩就是规矩。二姨求情不成，失望得差点当着老师的面掉眼泪。到头来，所有的鸡蛋果然都归了我。

二姨觉得拿了我父母的工钱不干活儿，心里正是过意不去，扫盲运动又开始了。母亲建议二姨学识字，二姨求之不得，连连答应。于是每个晚上，母亲都在书桌边教二姨几个方块字，二姨则在第二天照葫芦画瓢，一个个记住它。

1958年二姨虚岁56，在以前的人看来，她已经步入老年，可她连自己的姓名都还不会写。在这个年纪再让她像小学生那样一笔一划学写汉字，真真是为难她了。但她咬紧牙关坚持不懈，我从没听她抱怨过课程太难或母亲教得太快。不久，她已能参加专为扫盲开设的夜校了。在夜校里她每次测验都能“放卫星”，拿到老师嘉奖的小红旗。二姨给我看这些奖品时，眉开眼笑，像个孩子似的。可惜一年之内，扫盲运动也像其它运动一样有头无尾，那时二姨已认了一千多个字了，可以读报和写点简单的书信了。

10年后，这件事真成了我的一个福音。说真的，我认为扫盲运动是大跃进年代做的唯一一件好事。1968年，我去北大荒，在养猪场工作了几年之后，越来越觉得孤独和迷们。似乎整个世界都行色匆匆，乘着时代列车，满怀豪情奔向前方，惟有我原地徘徊，坐井观天，寻不到理解，找不到知音。连父母都形同路人，他们的来信和报纸的社论一个腔调，大谈什么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大有作为。再加上我对自己往日的所作所为悔恨交加，一时间，万念俱灰，只觉得四面楚歌。

幸好还有老二姨不断给我写信。她的信总是很短，很简单，说她想念我，日夜盼望我回来，母女们能再团圆。这些信错字连篇，却温暖着我的心，赋予我继续生活的勇气。我简直不敢设想如果二姨当年那阵子没学会写信，我还能不能有今天，也许孤独和绝望早逼我走上自绝于人民的不归路了。

正文 08 饥馑之年

1959年，天灾人祸席卷大地，大跃进不了了之。然而也有很多人把大跃进看作是这场灾祸的诱因。且不论孰因孰果，到了是年末，粮食突然严重短缺，猪肉、鸡、鱼、糖、点心、干果鲜果、罐头食品、菜蔬……，一句话，凡是可吃的东西，全都从货架上消失了。很快食物开始凭五花八门的票券供应，粮票、油票、肉票、鸡蛋票、豆制品票。糖票、烟票、布票、棉花票，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每一票证对城市居民的生活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

这些票券使整个社会发生了变化，钱不再是万能的了，我的曾祖父要是地下有知，准得气得再死一回。如今是没有票证，即便有大把大把的钱，照样什么都买不到。那么票又从何而来？是从人们的城市户口来的。一时间，派出所颁发的这张小小的白纸片儿，突然变作了无价之宝，城里人没有它简直没法生存。而农民却什么票也领不到，他们种了粮食除了养活自己，还必须向政府交售公粮。

全国各地的票券还不一样，河北省的粮票到了北京就不能用。这一制度的实施使得人口流动越来越难，从大城市往小城市调还相对容易，要想从农村和小城市调往大城市，特别是调进北京和上海，简直难于上青天。这样一来，小老百姓就只好“安土重迁”，而各级政府官员则有了比以前更大的权力。

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什么权力，什么自由，大家一时且顾它不上，怎样才能填饱肚子，成了人们最关心的问题。饥荒的年头，大伙儿的胃突然变作了无底洞。吃得越多，饿得越厉害。饥肠辘辘，共产主义的美梦也搁浅了。

有粮票在手，北京的成年人一个月能平价买上约莫30斤粮食，儿童的定量因年龄而异。除粮食之外，每人每月还能摊上小半斤肉、几只鸡蛋、4两油和若干豆制品，这些定量大多还得看供应的情况。

有些时候某些鱼和猪下水不凭票，到货就卖。这种消息在大院里通常传得比野火蔓延还快，邻居朋友奔走相告，人们抓起竹篮，一路小跑，马上店里店外就排起了几百人的长龙，长龙慢慢儿蠕动。二姨和我先轮流排，待得转了几个圈子，过了两三个小时，快到柜台时，我们俩便都加入进来老老实实排着，这样我们便能买双份儿。

排队我倒不在乎，即使是烈日炎炎，或是寒风刺骨，我最恨的是眼看就要排到二姨和我了，东西却卖完了。这时后边的人们都会懊丧得大呼小叫：“哎呀，怎么没啦！”他们会一个个走上前来，亲眼看到一只只筐子里的确空空如也，这才悻悻然离去。好在这种失望有个铺垫，食物快要卖完时，营业员往往会发出通告，让顾客有思想准备。这种场合，我会远远站在柜台外，估量一下剩下的货物，数一数排在前面的人头，只要有一丝希望，都会坚持到底。这时大家的眼睛都睁得大大的，决不让人插队。一有人动这个念头，我就嚷嚷：“自觉点儿，不许加塞儿！”没人会责备我不礼貌，我也觉得这么做没什么不对。

那时，我家已经不在大食堂搭伙了。食品供应这么紧张，在家二姨精打细算，自己做要好得多。其他人大概也这么想，往日熙熙攘攘的大食堂如今门可罗雀。邻居和朋友在大院里见面，常常交换关于饭馆儿的信息，哪家店炒菜的油水足些，哪家店的饭蒸得干些，吃了可以更耐饿。

“去莫斯科餐厅！他们卖高价蛋糕，不用收粮票！”

“上紫竹院活鱼餐厅！这几天那儿有活鱼！”

“清真馆更好，他们的牛羊肉给得多！”

“颐和园那儿有家小吃店卖人造咖啡，喝着跟真的一样，尝尝怎么样！”

下一个周末，父亲就会带小炼和我去其中的一处打牙祭，二姨和母亲总说她们得留在家里看小弟弟，不和我们一起去。那些年，餐馆的莱价贵得惊人，食品质量则每况愈下。一碟没两片肉的炒菜从前最多卖1块钱，现在卖10元，人们还跟不要钱似的抢着买。父亲一向把钱财看得很轻，他的钱来得容易去得快。有了钱给孩子们买点吃的，增加点营养，总比在银行里放着要来得强些，在这个指导思想下，父母在瑞士存下的四五千元很快就告罄。到了60年代他们连个银行存折也没有了，每逢月末，父母还得向二姨借上10块20块的应应急，几天后发了薪就把钱还上，可是下个月底又得再借。

那三年，身体吃了大亏的是母亲，她总是心甘情愿默默省下食物给我们。母亲属牛，她常说：“我是一头老牛，身体壮，吃点儿草就能从早到晚地干活儿，你们别为我担心。”现在想来，母亲真的很爱我们，可惜她生前我却一直没有意识到。

有时我兀自琢磨为什么母亲从不像二姨或别人的妈妈那样搂我抱我，亲我吻我，叫我的小名儿，她甚至羞于对我们说任何表达温情的话。也许她是职业女性，国家干部，这么做会使她感到尴尬？又或者她的儿时别有一段情怀形成她日后刚硬的性格？1960年，母亲生了第三个孩子，产妇比普通人多了一些鸡蛋和鱼肉配额。母亲不顾自己还在哺乳期，硬是不声不响地将这些食物全部推到了我们的碗中。几个月后，母亲由于营养严重不足，全身水肿，血压升至二百多，脸色由昔日的红润变得蜡黄。用手指在她额头上压一压，陷下去的坑半天都弹不回。见到她的每个人，特别是父亲和二姨，都吓一跳，觉得她的健康大成问题，于是母亲被重点照顾。但她的血压一直居高不下，喝海宝、打鸡血都无济于事。她的体质从此再也没有复元。

父母为襁褓中的小弟弟取名跃，这个名字今天听来着实具有讽刺的意味。但在60年代，许多城里人不了解大跃进和饥荒之间的联系，了解实情的人又不敢说话，各级地方干部谎报成绩。农民因忙于修水库或大炼钢铁，很多地方稻谷烂在田里。不科学的深耕密植破坏了土质。少数几个敢于直言、为民请命的，如彭德怀将军，得罪了毛泽东，不免被罢黜。

结果在60年代北京市民只能相信报纸的宣传：饥荒是因为天灾，再加上苏修的背信弃义，逼我们还债，但困难是暂时的，有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报上又说：这么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们都没饿死一个人，如果这种情形发生在旧社会，还不得饿殍遍野？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北京居民的定量比别处高些，这些话哄哄北京人还听不出多大的破绽。至于这个机关，在西北有工作站，那里的士兵可以开车出去打黄羊，然后用大卡车直接拉回北京在院里分给干部。即便如此，我翻开相册，仍惊讶地看到自己1960年前后一下子变得很瘦，我说“惊讶”，是因为我没有印象当时感到过饥饿。除了母亲的自我牺牲，父亲也“勒紧裤带”。作为高干，父亲享受每月多两斤肉的特权，是谓“肉干部”；而母亲作为普通干部，每月只得两斤大豆，是谓“豆儿干部”。父亲的“肉”，有如母亲的“豆儿”，最后都进了小炼和我的肚子。

如果说在困难时期父母唯一的办法就是花钱，那么二姨，一个旧社会过来的穷寡妇，则远比他们足智多谋。好几回，我跟二姨去历险，我们在黄昏时分偷偷潜出大院，手提包里藏着米袋，到当地农民那里买黑市米。

我们来到村里，天色已晚，二姨轻轻敲一扇门，有人从里打开，我们便快步溜进院子，一声招呼都不打，也没人发问。人得里院，农民便拿出一袋米给二姨看，二姨将手伸向袋底，抓出一把，摊在掌心细细看过，挑出毛病，然后双方压低嗓门讨价还价。几个会合，价钱谈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最后农民还会从他的园里给我们弄上些黄瓜扁豆以示友好，希望我们下次再去光顾。

大人们忙于交易，没人留心到我。这种方式买东西我以前从来没见过，平日见到的国营商店都是明码标价，而这里则是“漫天要价，落地还钱”，而且二姨对农民的米挑出越多的毛病，他们倒似乎越开心。有时二姨会说：“拉倒吧，你开的价儿这么离谱，我不买了！不买了！”而对方也就作些让步，于是成交。争归争，不伤和气，也谈不上什么交情，完完全全是一桩生意。

我们回家的路上，米袋沉甸甸的。二姨背大袋，我背小袋，得走好长的一段路。尽管我浑身透湿，却不敢放慢脚步。二姨见状，便说真高兴看我长大，成了她的好帮手。走着走着，她又叮咛不让我把刚才看到的事告诉任何人。她的话使我感到责任重大：我当然不会告发她，给她惹麻烦，她是为我们全家着想，甘愿冒这个险。我已经10岁了，这些事儿岂有不懂之理？

我想父母对此也心知肚明，但为了面上的原因，他们还是得对二姨表明立场，指出买黑市米是非法的。作为党员、国家干部，他们不赞成这类行为。

“我一不是党员二不是干部，”二姨申辩，“觉悟不高，也不怕犯错误，反正我不能眼看小瑞和小炼吃不饱。再说了，现在机关好多人家都从农民那儿买米，领导不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么？”

这倒是实话，我父母此后也不再提这事儿了。我们的定量一到快用完，二姨和我便又在天黑时溜出去找农民。父母只是每月多给二姨些钱，对钱的去向则不加闻问。二姨也不报帐，彼此心照不宣。

有时二姨会起个大早，挎上竹篮出门，我知道她是去大石桥买回鸡腿。60年代大院周围环绕着大片大片的水田和荷塘，无数青蛙在这些池塘里安家。早春时节，我最爱看小蝌蚪在清澈的溪流中穿梭。一连几天它们都一个模样，突然有一个早上它们的身上长出四条小腿，皮肤也由黑而绿，变作了可爱的小青蛙，蹦蹦跳跳，一个猛子扎进水里游开去，一路狐狐唱着歌。

星光夏夜，青蛙们在水田这个如沸如羹的露天剧场大显身手。清凉的微风裹着稻香和荷香，将蛙鸣送出很远很远。整个世界似乎都在侧耳倾听，月亮也从柳树梢后渐渐探出头来，小草挂了感怀的泪珠。夜复一夜，我就在这既嘈杂又平和的催眠曲中入睡。

如果说1958年北京的鸟儿绝了踪迹，那么饥荒岁月青蛙也跟着遇了大劫。农民的孩子每个晚上都带了钓竿捕捉这些小歌手。日出前，它们从竹编的囚牢中被拎出来活活剥去皮，在溪中冲洗一下，然后用竹签串起。顾客陆续登门，很多是像二姨那样的老太太。五只一串的田鸡约卖两元，相当北京一个熟练工人一天的工资。

买卖有利可图，露天剧院日渐空旷。夜间，零星的几声蛙鸣令人感怀此地昔日的繁华。不过坦白地说，那几年一见到二姨提落着一包滴血的荷叶回来，我的兴奋远远盖过了怜恤。桌上到底有一盘美味佳肴了，那可是肉类！吃的时候，我不但大嚼其肉，连小骨头都不放过。

困难时期，二姨除了四处发掘购买食物的途径，还自己动手养鸡、种自留地。这使她变得忙碌不堪，连读书识字也让了位。有父亲和我做帮手，二姨在大院内开了两块荒地，加起来不到半亩，周围竖起栅栏，与邻家的神圣领土秋毫无犯。接着我们便讨论地里该种点什么。二姨决定种上玉米，因为玉米产量高，且无病害。玉米抽芽后，她又在垅间点下豆子，以期最大限度利用土地。豆子也长起来，二姨更是闲不住，每天施肥灌溉，兼看青防盗。

离我们地块不远是一排用残砖破瓦和油毛毡搭成的鸡舍，其中有一小间是我们的。看守这些能飞会跑的家禽比看庄稼又要难上一层。有天一只名叫风头的芦花母鸡不见了，二姨和我满大院寻找，“咕咕哒，咕咕哒，”二姨直喊得声嘶力竭，就是听不到半点儿回应。

二姨很是惴惴不安。搜索了3个小时，两人无功而返，累得精疲力尽。二姨刚坐下不到10分钟，又跳起来冲了出去。这次她孤军作战，挨家挨户的自留地都看了一遍，连别人的鸡舍也偷眼瞧了一轮。天黑下来，二姨两手空空，悻悻然回到家，沮丧得就像丢了个孩子。

二姨的母鸡确实有点儿像她的孩子。小鸡是她从农民手中买来的，刚孵出的鸡小得连雌雄都辨不清楚，饥年灾月的，养大一只鸡有多不容易！二姨和我常常在大院里左寻右觅，挖些可以吃的野菜，带回家洗净、剁碎、煮烂，小心翼翼地拌上些许玉米面给它们吃。二姨还常挖了蚯蚓来喂它们。饶是这样，也只有四只母鸡长大。二姨分别给它们起了好听的名字。这四只母鸡还算争气，为二姨忠心耿耿地下蛋。现在有一只突然失了踪，八成已经炖在别人的锅里，就等端上桌被那些家伙美美地品尝。念及此，二姨义愤已极，茶饭不思，整个晚上都咬牙切齿地咒骂偷鸡贼。

正文 09 坏女孩

大跃进和饥饿像两场洪水，浩浩荡荡，殃及全国几亿人。而这段时期我自己的生活则是水下的潜流，充满了烦恼和焦虑，不可救药。

烦恼源于我的弟弟小炼。小炼活泼可爱，3岁的他闪着两只深褐色的大眼睛，一头柔软的黑发衬一张红扑扑胖乎乎的脸蛋。他笑的时候，嘴角有对深深的酒窝。大人们都喜欢孩子脸上有酒窝，可惜我没有。小炼的俏模样使他从小自信过人，什么时候都大大方方的，人来人往的交际场合表现尤为出众。无论在公共汽车中，在路上，或是在百货店，在幼儿园……他走到哪里都招人喜欢。

父母的同事，也是我们的邻居，只要一来我家，准逗小炼唱歌，让他背唐诗，或跳一段舞，小炼求之不得，总是欣然从命。我不得不承认他的表演确实出色。这种场合，对他的赞扬声不绝于耳。他是舞台上的小明星，唱主角，我则被冷落在一旁。为此我心里老大不快。

这简直太不公平！我唱歌跳舞绝不比他差，诗词知道得也比他多，还能背诵好多篇古文。怎么没人请我表演呢？也许他们认为女孩子不会背诗，就知道玩洋娃娃，过家家，但父亲呢？他应该了解我呀。我才不是那样的女孩儿。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亲自教我诗词，母亲也教了我很多歌曲，为什么他俩不提议让我也来上一段？连他们似乎也忘了我的存在。当那些讨厌的客人一个劲儿为小炼鼓掌叫好的时候，他们忍不住含着笑为小炼得意。过去让他们得意的可一直是我！

当然，我在那个年纪不可能了解中国社会一向重男轻女；我更想不到这些客人，虽然他们嘴上大谈共产主义，骨子里却还守着老规矩。恭维人家的儿子，这样才是识相的客人。而恭维人家的女儿有时会适得其反，小心眼的主人会误认为这是客入有意挖苦。女儿大了总要嫁人，赞美她等于说主人在做无益的投资。世故的客人都避免这种尴尬。

如果当时有人对我讲明，即使我不能全懂，多少会知道小炼的受宠与传统文化有关。但我满耳听到的却是新社会妇女解放啦，男女平等啦，妇女能顶半边天之类。所以我认定别人赞扬小炼而冷落我，必是我有错，要不就是小炼的错。可不是？千错万错都是他的错，我能有什么错？

从此，我们姐弟之间的持久战拉开了序幕，从顶嘴发展到了拳脚相加。在我看来，小炼既虚荣又狂妄，根本不把我这个当姐姐的放在眼里。我总想教训他，让他懂点规矩，可是父母偏偏并不想树立我的威信。

父亲有个理论：两个孩子打架，姐姐比弟弟大5岁，不消说，错一定在大孩子身上。她应该哄着小弟弟，照顾小弟弟，得理让三分。小炼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秘诀，并把它发挥得淋漓尽致。

有父母作后盾，小炼有事没事向我挑衅，扯头发，从背后撞我，翻我的东西，恶言恶语，这些都是他的看家本领。我奋起反抗，他又踢又打地还击。然而只要听到父母中任何一个的脚步声，他的眼泪说来就来，真是天生当演员的料。（197年北京头牌剧院“人艺”只面试了一回，就决定要他，可惜父亲极力反对。父亲哪儿知道小炼演戏的天赋！）就凭这，他使父母深信：他是一只可怜的羔羊，就快被我这头凶恶的老虎撕成碎片吞进肚里。（无巧不成书，我属虎，他属羊。）

只有我清楚他的花招，但我懒得向父母解释，说了也白说。反正他们有成见在先，惩罚就惩罚好了。我不会向他们求饶！我变得越来越固执，破罐子破摔，我就是要招他们讨厌！不再想做日内瓦湖畔的乖女孩儿，我甚至恨自己是女孩儿。从此我喜欢跟男孩们一起爬房。上树、弹球、打弹弓这类游戏。我玩得比大多数男孩都野，跑得比大多数男孩都快，可惜我仍然不是个男孩子。

记得有一回我和一帮男孩在大院里捉迷藏，轮到我捉人，找呀找，找了好久怎么一个人影也不见？最后我才醒悟过来：他们全躲在男厕所里。“好啊！这帮臭不要脸的！这么狡猾！欺负我不敢进男厕所？非教训你们一下不成！”我回家找出一把锁，把男厕所从外面锁了个严实。真痛快！出完这口恶气，我潇洒地回家吃饭。也不知后来他们怎么逃出那个臭烘烘的鬼地方。我不问，他们也不提，这毕竟是他们没面子。但我真正的敌人还不是他们，而是小炼。日复一日，我肚子里窝着一把无名火，小炼成了我的眼中钉、肉中刺，我饶不了他！

星期六又到了，小炼从幼儿园回来，一家人坐下吃饭。一见到小炼，二姨做的菜再香，到了我嘴里也味同嚼蜡。瞧他那德行！他又在臭显摆谱了，故意在饭桌上对别人有说有笑，眼睛也不朝我翻一下。我默默吃着碗里的东西，让他们把我晾在一边。突然，我站起身来大声宣布：“小炼一定活不过5岁！”

这一来，语惊四座，片刻的死寂。随后一声霹雳，母亲跳起来，喝住我：

“你说什么？你敢咒你弟弟？想让他死？你这么黑心！你这个恶毒的孩子！……”

她气得声音发抖，脸扭作一团。过去有种迷信，说不吉利的话会应验，原来母亲身为党员，口口声声信仰唯物主义，到头来也还免不了迷信。轮到父亲，他用拳头砸着桌于，碗碟乱颤。他一把拽住我的胳膊，把我拖离饭桌。拉到另一间房间，他用力把我的手掰开，在我的掌心狠狠地打了一巴掌。

这一巴掌把我吓坏了。虽然不疼，但疼不疼不重要，重要的是父亲第一次扬起手打我！过去我是父母的掌上明珠，父亲连一个小手指头也不曾碰过我。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巴掌是我生活的转折点，是我不幸的发端。无论如何，这是我自讨的。

从那以后，父母打我一发不可收拾。有时打我是因为我不听话做了坏事，有时只是他们臆断我心怀恶意，在动歪脑筋。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是怎样冤枉我的。一天晚上，父母在外边开会，深夜始归，这段时间我躲在他们的房里看书，看着看着睡着了。大概一阵风把门吹得锁上了，父母到家时，径直走向卧室，但发现门是锁着的。

他们一定是敲了半天门才把我叫醒，我打开门，还没来得及张嘴说话，父亲就一把抓住我的手，边打我手心边呵斥：“你现在怎么越变越不像话？竟敢把我和你妈关在门外？我告诉你这是我的家！下次你要再干这事，我非狠狠揍你不可。你给我好好听着！”

我当然知道这个家是他的，是妈妈的，是小炼的。这个家就是不是我的！想想自己还是太小，没法养活自己，只好依赖父母，吃他们的饭，穿他们的衣，受他们的气，简直窝囊死了！

平心而论，我对父亲并不太怨恨。他每次打了我的手心，便会到我房间来和我讲理，为我提供一个辩白的机会。如果我讲得在理，证明我是被冤枉的，父亲会向我道歉并说他态度不好，太急躁了，下次一定注意。只有这一刻，我的眼泪才会扑簌簌地落下来。这些眼泪都是滚烫的，因为我忍了很久很久。我下定决心不在我的敌人面前掉一滴泪。

如果我不能使父亲相信我的蒙冤，他便开始教育我，让我知道做错了什么什么事。讲完之后，他多半会加一句自责的话，说他自己不够耐心，打人总是不对的，他只是气不过；其实他和母亲都很喜欢我云云。

每次我听他这么说，总有一阵感动。但我已不再相信他和母亲都喜欢我这句表白。母亲，我早就对她彻底失望了，我发现她绝少有自己的主张。虽然她的学历比父亲高，她只是一味崇拜父亲，把父亲的每句话当作金科玉律。父亲若说我是个坏孩子，她便说我简直不可救药。父亲打我，她说应该，我是自讨苦吃。父亲对我抱有什么成见，她便对我抱有什么成见，休想指望她来帮我说服父亲。在我们家，什么都是父亲说了算，母亲惟有言听计从。

回首往事，我感到我那时亦如一头纸老虎，外强中于。表面上看，我锋芒毕露，人人都说我是个假小子，疯玩野跑，没心没肺。又有谁看到我的内心？我的内心深处充满困惑和悲哀，无所适从。

夜深人静时，我会拥着被子掩面而泣，把自己想作是可怜的灰姑娘。早些年，我是个小公主，父亲母亲全都那么爱我；现在我是在后母的淫威下，灰头土脸，辛苦劳作，而我那丑陋的姐妹们却满身绫罗绸缎，在皇宫翩然起舞……我遭受这样的苦难是因为我的亲生父母已不在人世，他们在九泉之下，爱莫能助，他们也在为我流泪……

我在脑海里一次次排练着这一个悲惨的故事，既苦涩又带点儿甘甜。八九岁的年龄就怀疑自己是件很糟心的事。谁知道大人们会不会不幸而言中，我真是那样一个坏心眼的女孩？为什么我会这般痛恨小炼，以致把整个世界分为两大阵营：那些喜欢他的人与我不共戴天，那些不喜欢他的人才有可能成为我的盟友？此外我还有其它烦心事：是不是我的确没有小炼聪明？所以在校成绩平平，三四年级的语文课本一点儿也提不起我的兴趣，我写的汉字丢三落四，这儿一竖竖少了，别字连篇。父亲笑我是“花盆脑袋”，盖因花盆的底部有个洞，盛不住东西。

我的书法更是一塌糊涂。想想也奇怪，两年来，不论我怎么刻苦练习，就是没得过一个四分，最好的分数是三加，幸好老先生手下留情，最差是三减，让我勉强及格。我于是得出结论：我就这点天赋，再练也白搭。

如果说我写不好汉字还可以自嘲一番，那么数学上的窘境使我只想躲起来大哭一场。那时我们在学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同学们驾轻就熟，老师一出题，大家都举手，抢着在黑板上写出答案。而我却丈二和尚，一脸茫然。

一堂课接一堂课，情形始终不见好转。时至今日我还清楚记得在课堂上的感觉：又恐慌，又羞愧。缩在同学背后，避免与老师的目光接触。哪怕闪过一下老师会叫我回答问题的念头，我都会紧张得心狂跳，脸通红，50分钟的课在我看来简直像100年那么长。

二姨是唯一向着我的人，她从不说我坏，也不说我笨，可我那时确实有点失去理智了，不但不思感激，还专跟二姨过不去。其实我是在跟自己过不去，想方设法让二姨相信我就是大家想的那样一个坏女孩。我一天到晚对二姨粗声粗气；把刚穿上的干净衣服弄得一塌糊涂；她给我洗头时，也不肯好好坐；到点了不肯上床睡觉。诸如此类还嫌不够，我开始偷她的钱。

偷东西，我知道真正的坏孩子才干这种事，可不知为什么，我却偏要这么做。第一次，我从二姨的大衣口袋里拿了1块钱，下一轮，我拿了3块。我并不是想买什么东西，我拿了钱，一点儿用都没有，随便就把它花了。记得我买过荔枝，那是南方来的鲜果，很贵，但我根本不爱吃荔枝，把它们都给连朋友都算不上的同学分吃了。我买的其它东西更是莫名其妙。

然后我就一心等雷霆爆发，电火从天而降，等二姨也加入讨伐我的行列。那时我心里充满恐惧，我知道只要二姨也开这个口，我便彻底没救了。但日子一天天过，风平浪静，二姨一如既往疼爱我、信任我。

渐渐我悟出来了，尽管那时我还说不出所以然：二姨对我的爱与父母对我的爱是很不一样的。如果我是个失败者，或为社会所不齿，诸如成了右派或反革命分子，我父母早晚会面对现实，承认我的确不成器。尽管这对他们来说很痛苦，因为他们也是爱我的，但他们对我的评价建立在我是否真正优秀的基础上。

二姨对我的爱全然不同。哪怕我命途多舛，哪怕我被法庭判罪，哪怕我遭全世界唾弃，她对我的爱不会稍有动摇。甚至，她会比从前更怜惜我，以补偿我在别人那儿受到的冤屈。她只听信我的一面之词，从不起二心。世上没什么能让她相信我不是最杰出的。她对我的爱是盲目的，简直不可理喻。人们会说这种溺爱足以宠坏一个孩子，但实际上，正是她的这种爱拯救了我。她对我有这么高的期许，我如何忍心让她失望！

当我明白了这点，就像一个在惊涛骇浪中行将灭顶的人突然踩到了一片坚实的陆地，恶梦逐渐消退，宁静重新回归。我不再因别人的幸运而心怀妒忌。他人纵有金山银山，我自有我的一方永不沉没的小岛，在她绿色的港湾里，静静停泊着我的心灵之舟。在她的甘泉滋润下，我可以放松休想，恢复信心，获取力量。以前我也许失去过一个家，如今我又找回了自己的家园，这么安全，这么美好。我知足了。

后来我向二姨坦白了偷钱的事。父母若是闻知此事，那还了得？他们非大发雷霆不可，二姨却平心静气地听完，对我说了朴朴素素的一段话：

“你需要钱，拿我的去用。不过你得记住：将来要是你不得已跟别人借钱，千万不能忘了，而且你得尽早还给人家。过去我们家很穷，我对这种事特别当心。一个人受穷是她命不好，那也没什么。可一个人要是没有志气，不要强，那她就没出息，一辈子完了。”

二姨说这番话时轻声细语，毫无造作，却在我心中镂下难以磨灭的印记，成了我此后安身立命的指针。其实，真正教我如何为人处事的还是二姨自己前半生的故事，这故事我从小耳熟能详，它在不觉中教我什么是自强，什么叫志气。除了自尊自爱，这故事还向我灌输了不少别的东西，比如“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还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等。作为女子，贞节操守比眼睛更珍贵。

正文 10 二姨的名字叫贞

二姨姓田，名奚贞。一个贞字，暗合了她的品格。她生于1904年，那一年光绪帝还在位，大权却牢牢握在慈禧太后手中。二姨娘家上几代都是皇家工匠，他们祖传的手艺是搭席棚。夏季来临或有重要的活动，比如红白喜事，大户人家都要搭棚。在老北京，一家的席棚是否气派，显示了这家有无经济实力。对这类门面上的事，人们可津津乐道了。得了夸奖的人家洋洋得意，被比下去的则会感到颜面大失。

御用的席棚，勿庸置疑，一定是首屈一指的，这里也寄托着二姨家祖先的骄傲。“席棚奚家”在老北京遐迩闻名。满清时期，奚家隶属内务府，住在皇城外筒子河西边，那一带当年住着许多这样给皇上家当差的手艺人。

二姨小时候，邻居肯定短不了在背后嚼舌头，说奚家祖上不积德。所以一连生了5个女孩，到最后才得了个男孩，男孩长大了没什么出息，反是奚家这五千金，受了她们母亲的调教，个个心灵手巧。

她们的母亲也是手艺人家的女儿。跟奶奶家不一样，他们不是旗人，无权无势，唯有一技傍身。祖传的手艺是他们安身立命之本，光宗耀祖之源。只要后辈肯学，家中就不愁没饭吃。在这个意义上，手艺便是这些匠人们的“铁杆庄稼”。

二姨的母亲多才多艺，她擅长的并非琴棋书画，而是些居家度日的技能。她有心把这些技能通通传授给几个女儿，但俗话说，“五个指头不一般齐”，二姨的5个姐妹各各只领得了母亲的一招两招。

二姨的大姐长大成了烹饪里手；二姨排行第二，和四妹一样精于女工；二姨擅长裁剪，四妹擅长刺绣；二姨的三妹三十而殁，我还没出生；最小的妹妹做出来的点心则堪称一绝。

回过头看，二姨母亲教给女儿的手艺就是一份无形的嫁妆。若是她们嫁得个好人家，丈夫有身分有才干，那她们就安安分分做家庭主妇，这份嫁妆备而不用；若遇不测之风云，就像二姨的苦命，至少她们还能凭一双手养活自己。

二姨唯一的弟弟鹤立鸡群，从小受父母骄宠，又有五个姐姐将他伺候得无微不至。他去学堂读了几年书，因为日后要肩负承接香火和祖业的大任。而女孩则早晚是别家的人，替他人传宗接代。

二姨长到17岁，便许了人——父母将她许给“饽饽田家”。这家世世代代在宫廷里制造糕点，跟奚家可谓门当户对。男家着媒人前来提亲，二姨的双亲心中愿意，于是纳彩下定，单等择了吉日完婚。到这时，二姨未来的丈夫长的什么模样还全然不知，也没人觉得这是个问题，中国的旧式婚姻一向如此。作女孩儿的就该听父母之命，否则便数不孝。当然二姨也可以默默地祈祷上苍赐给她一位品行端庄的良人。

到了二姨的“大喜日子”。依照古风，新娘出嫁时要痛哭，以示对父母的孝心。二姨上轿时泪如泉涌，想到她从此背井离乡，去与一个从未谋面的陌生人厮守，她把眼睛都哭肿了。

也许上苍听到了二姨的默祷：她的丈夫果真是个正人君子。他受过几年教育，不算文化人，至少觉得自己不能一辈子做糕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不管怎么说，他是个慎微而守法的人，不喝酒，不赌博，也不打妻子。

他和二姨结婚时，宣统皇帝已经退位，内务府自然也瓦解了。二姨的丈夫在国民政府找了一个差事，虽说他只是教育部下面一个科的一个不起眼的小职员，挣一份微薄的薪水，却仍被很多人羡慕。那时要谋一份公务员的职务殊为不易，年轻人的出路只有当兵，盖因军阀割据，混战连连。但二姨的丈夫显然不是当兵的料，他能谋到一份赖以糊口的职业真的很走运，至少让他和家人过了几年太平日子。

二姨因此也做了几年传统的贤妻良母。她先是生了个儿子，3年后又生了个女儿，丈夫的收入维持四口之家捉襟见肘，端赖二姨勤俭持家，量人为出。她自己一手把孩子带大，操持一日三餐，买最便宜的菜蔬，管大小所有人的缝补浆洗，把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二姨从没在商店买过衣服和鞋子，一家四口的衣服和鞋子全是二姨亲手做的。

几十年后，她的手艺仍那么纯熟，在我父母花完了他们的积蓄之后，二姨就也为我们制衣纳鞋。我还记得二姨戴了老花镜，中指上套着银顶针，就像一只闪光的戒指，她在布上飞针走线，针线在她手中似乎都有了生命，像一条小银鱼在溪流中奋力向前游。她时不时将针在头发上刮几下，润一润，针于是穿得更欢。

二姨一生都没碰过缝纫机，在瑞士时，母亲提出为她买一架。

“千万别！我不用那玩艺儿。”

“这能省不少功夫，试试看，一学就会的。”

“学得会，省功夫，是不假，可死机器怎好跟人比？你瞧这针脚，我缝的针脚外边一点也看不见，机器能行？”

于是母亲放弃了买缝纫机的念头，二姨仍对机器做活儿比她快这一点耿耿于怀。过去她的邻里姐妹谁也不敢夸口说比她做活儿快，二姨很为这事得意。受她影响，若干年后，我也喜欢用手穿针引线的感觉，我做的针线活儿慢，但感觉在那儿。一针一针，和着心跳的节奏，做针线时心总是平的。我倒是有一台美国产的缝纫机，能缝出各种针脚，我却几乎不用，偶尔借给从国内来的朋友，但多数时候，它坐在阁楼上招灰。

二姨和她丈夫住的房子很普通：灰色的砖墙，小小的院落，三间北房，一个厨房。房顶的瓦隙长出了一蓬蓬的草，雨天常常会渗漏。窗上没有玻璃，用高丽纸糊着。不管怎么说，这房子归二姨丈夫所有，这一项简直帮了他们的大忙，他们不用交租。二姨还能在小院中种几畦菜，养几只鸡。二姨勤俭持家，几年下来，她居然还为孩子的教育攒下一小笔钱。别人家孩子去上学，她决不会让自己孩子呆在家里变成文盲，这是二姨的志气。

二姨的儿子长到6岁、女儿3岁时，一夜间国民政府要迁都南京，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使二姨一家面临两难的局面。如果继续留在北京，丈夫要失业，他上哪儿再找一份工作呢？中央政府也搬了，僧多粥少，故都就业机会何其渺茫！

若搬到南京，丈夫的工资又哪里够一家的开支？他们首先得租房，首都的房价怎么也不会便宜。再者，二姨和她丈夫谁也没离开过北京，他们想都不敢想将要生活在一个远离家乡的城市，没了老邻居，街道和店铺又都那么陌生。举目无亲，缓急有点事谁给帮忙？“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既没钱又没权的人，有人愿意帮你才怪呢。

二姨的丈夫愁眉苦脸，似乎一下子老了20岁，走起路来弯腰驼背。二姨也没了主心骨，她想到家庭面临的窘境，只会急得伤心落泪。最后丈夫决定还是留在北京另找工作，却是四处碰壁，一无所获。

就在他失业的日子里，一家人坐吃山空。二姨攒下的那一小笔钱很快就用完了，继而是卖家具。二姨的细软，计有几只银镯子和玉耳环，加上几身体面点儿的衣服，悉数迸了当铺，再也没能赎得回来。紧接着他们便不得不向亲戚和熟人告贷，过不了多久，这些亲戚熟人开始躲着他们，亲戚们也都不是富得流油，可不能把钱扔在水里只图听个响声。

真是祸不单行，在这节骨眼上，二姨的丈夫又病倒了。这时他们家已穷得揭不开锅了，哪里还有钱请大夫给丈夫治病呢？只几星期，丈夫就撒手人寰，留下一个年仅25岁的寡妇，一双未成年的儿女，和一间一贫如洗的空屋。

这对二姨来说无异当头一棒，上天招走了她的男人，从今往后谁来支撑这个家？谁来养活孩子？二姨日夜饮泣，也想一走了之。千百年来，殉夫赴死对于未亡人不失为一条光荣的出路，使二姨为之心动。但她还是放不下两个可怜的孩子，他们可怎么活呢？他们既已失估，母亲便成为他们唯一的倚靠。她理应守在孩子身边，不管生活有多艰难，一定要把孩子拉扯大。

此时二姨要养育孩子，一个办法便是再嫁。这当然脸面上不大光彩，却是切实可行的。二姨还年轻漂亮，父母公婆都不会责难，因他们也无力帮她。然而，她最终放弃了这个机会，决意为死去的丈夫守节。直到二姨在74岁去世，她的生活中不曾有过第二个男人。

一次我读完一本爱情小说，忍不住问她：“二姨，你很爱你的丈夫吗？”

“你说什么？尽瞎说八道。我压根儿都不记得他了。”

“那你为什么不再嫁？”

“我不想让人指着脊梁骨说三道四，指桑骂槐，我受不了这些。何况我也怕再嫁的丈夫对我的孩子不好，打骂他们，给他们吃残羹剩饭，穿芦花絮的棉袄，就像我给你讲的京剧《鞭打芦花》那狠心的后娘一样。这种故事听得真是太多了，我不敢冒这个险。”

这就是二姨为丈夫守了50年寡的原因。后来我发现，二姨根本就不爱她的丈夫。“他真窝囊！遇上些难处，他一个大男人，半点办法都想不出，就这么死了！留下我们孤儿寡母自己熬日子。过了多少年！看看你的四姨五姨，她们过得多松心滋润。我还爱他？做梦吧！谁会爱这样的男人？”二姨说这番话时一脸不忿，好像她丈夫之死也是他的过错，是他没能耐的证明。

正因为男人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坚强，二姨决定靠自己。她必须想法谋生，挣钱养家，抚育儿女，她不能像那不争气的父亲一样让子女没着没落。

从那时起，二姨开始为别人做裁缝。虽然她的手艺没得说，但仍得克服羞怯，主动找客户。慢慢地她学会了与陌生人周旋。揽活的时候，她得十二分小心，因为她的身分是寡妇。男人可能想占她的便宜，而女人则总要对她捕风捉影。但她又不能闲呆在家，她得靠主顾们过日子。生活中左右为难的事多了，可二姨处理得无懈可击。这么些年，她的门前无风可捕，无影可捉。她终于使街坊们相信她是一位满身志气的贞洁自爱的女性。

二姨做裁缝生意的价钱合情合理，交货准时，最吹毛求疵的客户对她的手工也难挑出毛病。日复一日，她在街坊有口皆碑，主顾日多。

能做到这一步是不小的成功，命运给了二姨重重的一击，但她没有趴下，反而变得更为坚强。她爬起来，站稳脚跟，不再依赖丈夫的力量，或是乞求亲戚的施舍，这些看人脸色的事实在让她感到难堪，她完全可以靠十个手指养活自己和孩子。

二姨第一次上奶奶家便是去做裁缝的，我曾祖父去世时，二姨来帮着奶奶家的裁缝一起赶制孝衣。那时候，大户人家的服孝期得持续七七四十九天，这段时间内，家里上上下下都得戴孝：白衣、白帽、白鞋。不惟如此，连峙慢、窗帘、桌布、椅套、床单等等都清一色是白的。几天内要赶出这么多针线活，二姨没日没夜地做，她的实诚、本分和手艺给奶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奶奶的大度和善良也赢得了二姨的敬爱，这就是为什么几年后母亲怀上我，奶奶要找帮手时，老二姨一推荐二姨，奶奶当下就同意，两人一拍即合。

二姨这次赶做孝衣收入甚丰，但类似机会千载难逢。老北京多的是穷人，做不起新衣裳的人家比舍得大把花钱做丧事的不知要多几许。再说，大户人家自有专用的裁缝，除非遇上急事，是不会去找二姨的。所以更多的时候二姨没有做新衣服的客源，只能为普通人改改旧衣服，收费很少。有时甚至连改旧衣服的活儿也找不到，二姨就得帮人洗衣服勉强度日。

传统方式洗衣其实非常辛苦，数年后二姨向我娓娓道来，倒显得别有一番情趣。二姨用一个大筐装满了脏衣服拿到溪边，将它们一件件浸湿，在一块平整的石头上铺开，用木样轻轻地敲打。溪水潺潺流过石面，摇动衣杉，漂净浮尘汗渍。不用“洋肥皂”，也没有怪味儿，衣服洗净后在太阳下晾干，闻上去一股太阳的香味。对二姨来说，这样洗出来的衣裳永远是世界上最好的。

二姨的怀旧，并未使她忘记严酷的现实。而我也正是从二姨的故事里，最先了解到旧社会劳动人民生活的艰辛，这比后来一度风行中国的“忆苦会”要有效得多。面对那些捶胸顿足的人，我总感到别扭压抑。二姨讲她的身世时，却是平平淡淡的，讲的人，听的人，都自自然然进入角色，我不必装出一副咬牙切齿痛恨阶级敌人的样子。

二姨说，对她而言，北京的冬夜寒冷而漫长。蒙古吹来的西北风，呼号着在人们的屋顶掠过，穿透了薄纸糊的窗户，从木门的缝隙长驱直入。二姨有时为了赶活儿，不得不做到深夜。油灯黯淡的光嗦嗦发抖，炉子剩的一点儿余火眼看就要熄灭，二姨的十指冻得僵硬，双脚像两个冰索。她低头干得太久，肩膀和脖子热辣辣地发疼，但她连揉一把或动弹一下的功夫都没有。

夏天也一样难捱。手上出的汗弄得针涩涩的，干活速度要慢下好多来。二姨的货要交不及了，每晚邻居在院子里乘凉，她只能在油灯下苦干。月亮升上枣树稍儿，外面夜已凉了，但屋里仍像大蒸笼似的懊热难当。二姨身边放着一把大葵扇，可她又哪里腾得出手来扇上一把呢？

千针万针，千千万万无数针，二姨养家的钱真是来之不易，每一分钱都得用在节骨眼上。二姨告诉我过去北京的炒花生很便宜，一个铜板便能买一包，用旧报纸包成三角形，又香又热又脆。她的儿女们多少次求她买一小包来解解馋，多少次二姨都得狠狠心回绝他们。

一年到头，一家人靠棒子面窝窝头度日，只有在生日和过年才吃上白面。夏季蔬菜便宜，二姨就在小贩们收摊贱卖时多买点腌起来，一年余下的时间就吃腌咸菜。肉更是难得吃上，春节那几天才开开斋。

就这么千省万省，二姨不但把子女拉扯大了，还送儿子进了学校。后来又在儿子的帮助下，送女儿读中学。像所有中国旧式母亲，二姨把全副希望寄托在儿女身上。儿女也很争气，即使家境贫寒，他们既没有结交损友，又没有沾染恶习。我想，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二姨所说的志气。由于她的榜样，儿女不单诚实知礼，还很孝顺。两个孩子都盼望将来能找一份好工作，有足够的收入，让二姨不再劳碌，晚年能安享子孙带给她的清福。

最后二姨的女儿也中学毕业了，使二姨欣慰的是，女儿在海关找到一份报酬优厚的工作，后来又跟一位年轻的同事结了婚。1949年女儿怀孕了，二姨迫不及待地等着她的外孙出世。然而就在婴儿躁动于母腹时，共产党的军队从东北打了过来，国民党的海关将迁往台湾。如果二姨的女儿女婿不走，两人都得失业，当时国内的失业率比20年代更甚，达到历史最高点，谁也不知要过多久他们才能再找到一份工作，也许几个月，甚至几年，而婴儿即将呱呱出世……

在中国，历史总在轮回，恶梦不断重现。对年前二姨和她丈夫曾进退维谷，现在同样的难题再度摆在二姨和她女儿面前。不过这次二姨必须作出决定。事不宜迟，她得立刻选择，以她的亲身经历，二姨深知这是生死攸关的抉择。

过去她丈夫死于穷困和绝望，这幕家庭悲剧一定不能再次上演。经过几个不眠之夜，二姨眼圈红红地跟女儿说：她应该和丈夫一起去台湾。女儿和女婿听她的话走了，不久大陆和台湾断绝了往来。二姨直到1978年去世，再也没有得到她女儿的片纸只字，既不知她女儿的生死下落，又不知她外孙如何来到人世，她那无比疼爱、做梦都想抱着亲他的外孙。

二姨送走女儿后，整个心便放到了儿子身上。儿子初小毕业14年来，一直竭尽全力帮着二姨撑起这个家。他先是做报童或给人当差，后在一家自行车铺当学徒，几年后又在一家照相馆做事，虽然上下班得走很远，只要薪支好一点他就于。最后他在北京动物园找到一份工作。

从1937年到1949年，中国的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抗日烽火紧接着内战狼烟，经济萧条，物价飞涨。原先粮食和日用品的价格月月攀升，后来发展到上午和下午都大不相同。失业者不计其数，许多人无家可归，冻馁街头。二姨一家不但挺过来，而且女儿还读完了中学。二姨清楚，这一切如果不是儿子作出巨大努力和牺牲，简直难以想象。

1949年后，内战止息，通货膨胀得以控制，人们的生活逐渐回复正常，二姨的儿子却差不多过了成家的年龄。他28岁，还没一个女朋友，虽然他长得不难看，但这些年他简直没有积蓄，要想赢得女孩的芳心并不容易。二姨知道，才子佳人的浪漫爱情只能出现在戏剧里，在舞台上，而现实生活中的婚姻考虑的问题要实际得多，她深为儿子将来的幸福担忧。二姨决定要帮儿子挣钱娶亲。

于是她答应跟着我父母去瑞士。她和我父母的协议上写明，一旦他们带她出国，二姨要为我们做满5年。这其间她的收入，按中国当时的生活水准会相当可观。但二姨若非为了儿子，她是不会接受这份工作的。

过去她从未离开过北京城，飞机的声音能把她吓得半死，火车、汽车、轮船等等都会让她着晕。现在她要去到一个她根本不知道在哪儿的外国，跟洋鬼子生活在一起，吃他们的饭，住他们的屋，看他们骇人的白脸，闻他们刺鼻的膻味，听他们叽哩咕噜讲话，不知所云，他们也听不懂她说的中文。除此之外二姨还顾虑在瑞士被人当下人，支使她，呵斥她，那时她又不能辞职回家。但所有这一切担心都抵不过成全儿子幸福的决心，二姨义无反顾地辞别儿子飞往欧洲。

到了瑞士，她拼命干活，一个子儿都不花。四载寒暑，她在银行的存款达到了近2000元人民币。攥着这些票子，二姨幻想着返家后幸福的一天。她要如数将钱交在儿子手里，他会兴高采烈地拿来娶媳妇。儿媳妇准是一位温柔贤惠的姑娘，刚过门，她大概还有点儿羞答答的样子，很快她就会像蜜糖溶在牛奶里一样，完全把这个家当成自己的家。二姨想着想着，竟喜欢上了这个未来的儿媳妇。第二天，二姨到商店为这个虚构的儿媳妇买了一块名贵的瑞士手表，浪琴牌的，和她早些时候买给儿子的作对儿放在一起。

就在二姨沉浸在这美好憧憬、等待我父亲即将工作期满之际，命运再次和她开了一个无情的玩笑。二姨的儿子在北京得了一种奇怪的热病，后来听说是从动物园的动物身上传染得来的，医生无法确诊，对他的病情发展束手无策，得病后他根本没活几天。

部里的领导闻知此事，竟没把消息通知二姨。他们怕二姨听了噩耗，无法再工作，那就得万里迢迢派人过去替换她。

几个月后二姨回到北京，发现她家空无一人，当她问起邻居和亲戚关于儿子的去向时，他们都支支吾吾，不知如何向她说出事情的真相。于是他们东拉西扯，推说她儿子去了东北出差，走得很急，会很快回来的。

当然她的儿子永无归期，也没有片言只语的来信。二姨一个人呆在家中，越来越不安，不祥的预感有如一条巨蟒缠住了她。阒静的屋子显得这么空旷，这么阴冷，住了几天，二姨决定搬到奶奶家，一边帮奶奶干活，一边等儿子回来。为了安慰自己，她替儿子寻了好些理由。

终于二姨在一个晚上获知了儿子的死讯。告诉二姨这个消息的是奶奶家新雇来的帮厨女工，二姨几乎不认识她。这位女工完全没有料到二姨竟会不知自己儿子已经不在人世，这路人皆知的事实本不是秘密，她无非想好心安慰二姨一下罢了。但这个消息对二姨来说不啻晴天霹雳。

犹如一道眩目的电光划破黑夜，一切都变得雪亮。不再有任何疑惑，也不再有任何希望。不用说他已成了阴间一鬼！如果他还活着，怎么可能不立时扑进老母亲的怀抱？那是怎样的一位慈母呵：千针万线、千辛万苦地一手将他带大，背井离乡，操劳五载，为的是帮他娶亲。只有死神的力量才能阻止他来与老母团聚！她早就应该想到了！

也许她儿子在弥留之际也曾作过拼死挣扎：他怎么能不见母亲最后一面就魂归九泉？至少他得对母亲道别，请她老人家好生珍重，颐养天年。他得请求母亲原谅，恕他不孝，未能如他所许诺的那样为母亲养老送终。现在他不能再照拂母亲了，那么母亲年迈体衰时谁会替他尽孝？他死不瞑目。无奈死神威力无穷，他已气若游丝，母亲远在万里之外，他坚持不住。绝望弥漫在他心头，使他意志崩溃，灵魂随一阵风飘出了躯体，翻越关山重洋，去与母亲在梦中相会。但是路途实在太遥远，人们的梦就像亿万只漫天飞舞的萤火虫，他捕捉不到它们，他不得不走了。就这样二姨一直没能得到儿子托来的梦。

我仍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的情景。奶奶家所有人都赶到二姨房间，设法劝慰她。二姨面白如纸，嗓子沙哑，头发从小圆髻里散落出来，她在床上来回翻滚着，撕心裂肺地嚎啕不已。我那时还不太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二姨为什么这样大哭，我吓坏了，因为在此之前，我还从没见过大人哭的样子，所以我对这个场面至今记忆犹新。

等我长大些，从二姨自己和其他人那里知道了她的遭际，我的心也为此变得沉重起来。在中国，人们常说“养儿防老”，二姨含辛茹苦养大了一双儿女，而到了垂暮之年，竟没了可指望的亲人。虽然我父母答应为她养老，我知道二姨不敢大把这话当真。

从1958到1966年，我和二姨睡在同一房间里，有时半夜醒来，我会听见二姨轻声长叹。她一定又被心事所扰，无法成眠。二姨的忧伤每每使我动情，但我找不到合适的话去安慰她。终于有一个晚上，我摸着黑，走到她床前，用手臂搂着二姨的头轻轻说：“二姨，别难过，等我长大了，我会挣很多钱，你老的时候我会养活你，照顾你。我就是你的女儿。”

二姨听了这话，止不住涕泪纵横，她一把抱住我，喃喃地说：“我的好女儿！我的亲女儿！”她以前从没说过我是她的女儿，此后在别人面前她也不敢这么叫我，但我知道自打那一刻起，她在内心深处已经把我当作了她的亲生女儿。这种母女间的骨肉深情哪怕天崩地裂，海枯石烂也不会泯灭。

正文 11 北京一零一中学

小学五年级对我来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11岁那年，某天我睁开眼睛，突然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惊喜：曾是滞重混浊有如泥浆似的思维忽地变得清朗起来，像一道小溪在山间流淌。金色阳光跃然其上，紫月清辉蕴含其中，五彩星、七彩虹缭绕四周。这是个美妙绝伦的时刻。我像睡美人般醒来。按二姨的说法，是我的心“开了窍”。中国人相信智由心生，情与智就像孪生姐妹，都是在心中孕育而成的。

从那以后，数学成了我最喜爱的学科，成绩几乎保持满分，所有的题目都迎刃而解，我直纳闷过去怎么会觉得数学这么难。至于语文，尽管汉字写起来还是会出错，但眼下写字已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做作文，而作文靠的是一个人的思路和品味。

意识到这点后，我的语文老师便也开始对我刮目相看。他常在全班50个同学面前抑扬顿挫地朗读我的文章，还时不时加几句激赏的评语。每逢这种时候，我心跳加剧，满脸绊红，低着头，敛住笑，耳朵却如天线般竖起，一个音符接着一个音符地接收那美妙的韵乐。

我到底不笨，在春风得意的自信中，我踏入了12岁的少女时代。我身高日增，胸部隆起，初潮降临。在过去，这意味着我已到了论婚嫁的年龄。也许好几个媒人已经登门拜访过我父母，在背后议论我的终身大事。

再不然就是早在我出生前，父亲已为我“指腹为婚”了。几杯浊酒下肚，一时兴起，他便会对老朋友说：“我们两家不论谁生姑娘，谁生小子，日后都让他们结为夫妻，我生女孩是你家媳妇，我生男孩是你家女婿。”这种朋友间的诺言比契约还管用，倘使日后有一方背信弃义，他便有辱祖先，为众人所不齿。

幸亏我生在新中国，到了12岁时，既不必做针线来准备嫁妆，也毋须祈祷上天赐我以良人，我自有另外的目标：在即将来临的入学统一考试中夺魁，考上一所尖子学校。当时北京市有二百多所中学，其中四所收分最高：城里的第四中和师大女附中，西郊的一零一中学和清华附中。西郊的两所中学离我家都不算远，但我们班的同学和他们的家长都把眼睛盯在一零一中学上。

听人说，一零一中不但在北京数一数二，乃至全国都颇有名气。学校的老师是从几千名中学教师里遴选出来的，他们教学经验丰富，工作极端负责。学校的设施也是一流的。至于学生，他们不限于西郊，而是全北京的学习尖子，八成的学生是住校生。

如果一个人能考上一零一，他的前途无疑一片光明，三年初中足以使二流三流中学的学生望尘莫及，这样又可以在接下去的高中入学考试中稳操胜券。再过三年，大学之门将为你洞开。这么说是有依据的：历年来一零一中学百分之九十几的学生考上大学，许多人考上了全国最有名的几所大学，如清华，北大，哈军工等等；而在二流学校，升学率仅为百分之二十；到了三流学校，不少学生干脆不参加高考了。

小学六年级时，满耳朵听到的都是这同一种论调，我周围的人，包括我的父母、同学的家长、小学校长、老师和所有的邻居都这么说。渐渐地我也觉得即将到来的升中学考试于我生死攸关，我一生的命运都由它决定。如果我考不上一零一中，我便完了，上不了大学，前途无望。一切让人艳羡的职业，如科学家、医生、工程师、教授、外交官等等，全都与我无缘，我只配卖卖杂货、扫扫大街。补补臭鞋。这叫自作自受，怨不得旁人。从此我的脸上便刻了羞耻二字，一辈子都洗刷不掉。

这种预期给我造成很大压力。随着夏日的迫近，懒散而颇为自负的我也开始刻苦用功了。每天早上天蒙蒙亮，不用人叫，我就跳下床，草草吃几口二姨做的烙饼，便来到校园背书。通常我6点半到的时候，大部分同学已经到了。每人都有一方自己的风水宝地，我喜欢在秋千上闭着眼睛大声背诵。我们的琅琅读书声汇成一条大河，在清凉的晨风中淌得很远很远。一个半小时后，火热的骄阳普照大地，校园铃声响起，8点钟正式上课。

7月中，关键时刻终于来临，我豁出去背水一战，不成功，便成仁。接下来是一个月坐卧不安的等待，有时我信心十足，陶醉于远大前程的憧憬之中，突然一阵阴影掠过，我的心会哆嗦一下，似乎从云间跌落深渊。晚上我睡不踏实，白天也免不了情绪低落，这种心境真可谓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我父母貌似镇静，其实比我还焦急。终于有一天来了一封信，是录取通知书！多么不可思议，这么重要的文件原来是这么小，这么不起眼。然而我一生的命运就维系在这张纸片上。母亲急切地撕开信封时我几乎透不过气来，“北京一零一中学！”母亲兴奋得流出了眼泪。此刻，压在我心头的千钧巨石顿时化作了千枚彩蝶，在屋里欢快地起舞，飞向高远明媚的蓝天。当我回过神来，才发觉我已经走在去同学家的路上。

那天我看到了几多幸福的笑脸，也目睹了不少苦涩的眼泪。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学生考上了一零一，这也算差强人意了。校长笑逐颜开，我们要感谢的老师反过来感谢我们，因为我们为母校争了光。

好消息传开后，邻居们纷纷来祝贺。不少家长趁机将我听到的那套理论灌输给他们将要在下一年参加统考的孩子。二姨又倒茶又端点心，脸上洋溢着开心的微笑。晚上，二姨拿出一个漂亮的铅笔盒，那是她早买好了藏起来的，这会儿给我一个惊喜。第二天，父母带我出去吃饭，父亲还奖励了我一套盼望已久的一百二十回《水浒》。此后的整个暑假，我又成了家中众人瞩目的明星，父母和二姨都引我为荣，炼黯然失色，退居下风。太可惜了。但他又能如何？他得等5年才有机会和我比试，我倒要看看他能不能考进一零一。

9月1日，我去新学校报到。入学时我们得到一枚校徽，白底红字，锃亮锃亮的，从此我走到哪儿都戴着它。校徽总是招来不同人的或赞许、或羡慕的目光，这些目光颇让我受用。

不久我便发现一零一中与我过去就读的小学极为相似，大部分学生来自革命干部家庭，其余学生的父母也多是科学家、教授、作家和艺术家，因为中科院和几所著名的院校就在附近。有些学生的家长甚至大名鼎鼎。就我所知，这些人的子女都是高分考人一零一的，60年代初，走后门还不大时兴。虽则是公平竞争，班上50个学生中只有两个女孩来自工人家庭，另有一个男孩来自附近的农村。那个男孩姓靳，有一年多我和他同桌。慢慢地和他熟了，不能算好朋友，至少比别的同学了解得多一点。他在班上似乎没有很好的朋友。

不知是因为他比我们稍大还是其它什么原因，他有点儿像羊群中的骆驼。他的衣服是家里做的，不是在商店里买的，样子自然不会时髦，还打着补丁。有些高干子弟也穿打补丁的衣服，那是故意显示自己家多么艰苦朴素，这两种补丁味道就是不一样。我还听说他家经济困难，付不起5元钱的学费。每年他都要申请免缴学费。

除开这些，靳很聪明，脾气也好。有时我们俩觉得课上得没意思，就在桌子底下偷看闲书。我们一目十行，比着看谁读得快，课间休息时才讨论书里的内容。做这种事还得防着老师的突然提问，得保证问到我们头上时我们都能回答得上来，这给我们带来冒险的刺激和不小的乐趣。因为我们的座位靠后，老师从来没有发现我们。

却说到了初二，有一天，靳告诉我他要退学了。他说他父亲身体不好，家里需要他下地干活挣工分，也许他是家中老大。我没问。我有点儿茫然，也有点儿难过，不知该对他说什么。靳才15岁，一零一中可不是随随便便可以进的。他在地里又能干什么！他家需要帮手，人民公社为什么不管？为什么非得让他辍学呢？但靳说这事他爸爸已经决定，明天起他就不来上课了。第二天他果然没来上学，也没给我或其他同学留下地址，从此便断了联系。

班上其余的学生照旧上课。一零一中的课程与外校无异，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我渐渐悟出了一零一中到底是与众不同。这种不同看不见，摸不着，然而却无处不有，弥漫在空气中，每天我们呼吸着它。它融入了我们的血脉，浸透我们的潜意识。要说明这一点，也许我得先从我们的校名谈起。

一零一这个数字是校长王一之特意挑的，王校长年届70，向来备受学生爱戴。（其它学校可没这个特权，它们的校名是市教育局按次序排的。）王校长选这个数字，我听说，是为了让学生永远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即使我们得了100分，也不能固步自封，还得向更高的目标努力。这就是一零一的由来。

学校的老师常对我们说，这所学校不是培养一般学生的，它要把最可靠、最无畏、最优秀的青年培养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科学家、工程师、外交家和艺术家。“你们本来就是出类拔萃的，但我们还要逼你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把你们培养成尖子中的尖子。”这类勖勉使我们自恃才高，不可一世。我记得当时有三类人最为我们所不屑。

第一类是外地人，常遭我们的讥讽，他们操一口滑稽而难懂的地方话，衣着打扮、言谈举止都显得土里土气。他们的想法尤其单纯幼稚，对于中国政治舞台上发生的大小事件一无所知，不像我们这所学校里的学生，总能从高干子弟那儿听来很多的小道消息。

第二类属“小市民”，虽然他们生长在北京，但他们的家庭毫无背景，父母既非干部，又非知识分子。这类人小鸡肚肠，鄙俗，胆小，自私，油滑，奸诈，最爱搬弄是非。他们就知道要小心眼儿，争点蝇头小利，有时还白忙乎，什么都捞不着。他们从早到晚鸡毛蒜皮，什么中国的命运、人类的前途，他们根本就不关心。

第三类是我们的同龄人，那些考不上四所尖子学校的学生。他们显然是竞争中的落败者，与我们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不须说了。即使另外三所重点中学的学生也没有我们幸运：也许学习上他们尚可与我们一争高下，但我们学校的光荣历史可以上溯到解放战争时期，那些学校岂有此殊荣？况且一零一中还和那么多的名人有关联。

我们的校长王一之是张太雷的遗孀，张太雷是赫赫的革命先烈，他在1927年发起著名的广州起义并在起义中牺牲。王校长本人早在1922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的入党介绍人是国家主席刘少奇。1957年周恩来总理亲临一零一中视察。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上学时一零一中尚未成立，但毛的侄子毛远新却在我校上了整整6年学，后来“文革”期间毛远新与“四人帮”联手，弄得身败名裂，但在60年代初我们却为有他这样的校友而着实得意了一阵。我们学校的校歌是郭沫若作的词，当时郭是中国科学院的院长，大名鼎鼎的诗人。这张名人录还可以接着往下开很长，这一切无不使我们感到极为自豪。

在我日间醒着的时候，我深为自己能人一零一中而庆幸。但在睡梦中，我却常为同一个梦所苦恼：一开始，我无忧无虑地飞跑在一条宽阔的大路上，四面鲜花似锦，绿草如茵。我踏出一步，就在我的脚离地的瞬间，突然失去了重力，整个人离开了地面，飘浮起来，飘到有两人多高。我怕极了，全身绷紧，幸好此时我上升的势头减缓，有一两秒钟我悬在半空，然后开始下坠。

我的脚才刚一踏到地，反弹的力再度把我送上天空。这次我升至一棵大树树梢之上，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吊在那里。我的心快要从嘴里跳出来了，想大叫救命，却发不出半点声音，极目处人影鬼影都不见一个。我死死盯住地面，像中了邪。这个高度足以令我丧胆。

上升的速度又一次减缓，我落回地面。下落时我瞪大眼睛，拼命搜索，想在地上找一件可以抓得住的东西：一块石头，一茎植物，一眼鼠洞，任是什么都行，偏偏什么也找不到。我第三次被不可抗拒的反作用力托起，越飞越高，树木从眼前消失，蓝色的地平线半隐在薄暮中。我心知这次摔下去，准得粉身碎骨。惊醒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心怦怦狂跳，不可抑制。

我很不解那些年为什么会频频遭遇这种梦境，古语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而我却记不得白天有过类似的经历。那么是否只好将之归结于当时我心中隐隐感到的不安？我的周围是一群志向高远的青年，在新中国他们每个人都是鹏程万里，而我呢？虽然在学习上我仍名列前茅，但政治上我却对自己少有信心。回想起来，有三件事令我尤为自惭形秽，这就是雷锋叔叔、劳动课和忆苦会。

雷锋叔叔在60年代初是全国人民学习的光辉榜样，伟大的普通一兵，他爱党爱毛主席胜过爱被旧社会夺走生命的亲生父母，时时处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同志春天般温暖。他生活异常俭朴，部队发的一点儿很少的津贴被他一分一分积攒下来，匿名捐给遭了水灾的人家，一捐就是几百元。类似的好事不胜枚举。雷锋还写过一本光辉的革命日记，如果把他当作一百分的话，我永远也达不到一百零一，和他相比，我八十九十都做不到。一事当前，下意识地我总是先为自己打算，然后才有可能顾及他人。此外，如果我说话不欺心，我怎能保证我爱党爱领袖胜过爱二姨和父母？于是我不免对雷锋叔叔暗暗怀恨，他那么完美无缺，使我无法不辜负老校长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除了学雷锋，一零一中还有一门必修课，叫“劳动课”，每个星期整整一下午。上这门课的目的，据说是培养我们的无产阶级思想感情。因为全体工人农民都热爱劳动，只有地主资本家才好逸恶劳。我不敢怀疑这种理论，但这门课却使人觉得无聊之极。整个下午，我们将煤渣从校园的前操场抬到后操场，几星期后，也许又将这堆煤渣再折腾回来。这叫什么事儿！干完活后，整个人灰头土脸，别提有多不舒服。劳动课的那个下午长得漫无尽头，等下课时，我已是精疲力尽。结果连晚上也搭了进去，看不了书，干不了其它事。到头来这门课教给我的只是对体力劳动心生反感，进而怀疑自己。我总想知道我的同学们是否真像他们表现出来的那样热爱这门课。但这种问题，我不便问他们，他们也不便问我。

在校园里劳动不算，每个学期我们还必须下工厂或农村去劳动两周。开始时我很是兴奋了一阵：过去我从没机会接触工农大众，现在我可以生活在他们中间，同吃同住同劳动，跟他们谈心交朋友。多有意思！但事实证明我在一厢情愿。

每次我们下工厂或农村，总被安排住在会议室或小学校，白天还是跟本班学生一起干些基层单位硬为我们找来的杂活儿，晚上谁也不准离开住处四处闲逛。其实老师大可不必担心，我们还能闲逛到哪里去？在当地连一个朋友也没有，谁会邀请我们去作客？晚上的时间真是闷极了。

到了后来，一听说要去工厂农村我就反胃，觉得这种活动劳民伤财，有百弊而无一利。从学生方面来说，我们得中断学习，离开家，天天睡在潮湿的地上，听凭蚊子跳蚤大肆吸血，临时伙房的饭菜难以下咽，无处洗澡，厕所也臭气熏天。而在接待我们的基层单位方面，我们帮不上他们的忙不说，还让他们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有时他们只好让本地的小学停课，让出教室给我们住，又得小心保证我们的安全。我们对当地人简直是个大包袱，但下边谁敢抱怨？接待我们是政治任务，必须不折不扣完成。

到了1964年，突然间全国大讲阶级斗争。毛主席发出指示，各级领导紧紧跟上，大作宣传。一零一中在政治运动中从来都不甘后人，于是便请来了旧社会苦大仇深的老工人老贫农给学生做大报告，以激发我们的阶级觉悟。在此期间我们听到了许多悲惨的故事，有些还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记得听一位老贫农讲述他家如何在荒年卖掉他了年幼的妹妹：小妹妹才6岁，出奇的聪明伶俐，她知道父母要把她卖给人贩子了，就流着眼泪苦苦哀求：“爹，娘，你们不要卖我呀！以后我再也不说肚子饿了！我把所有的饭都给哥吃，我什么也不吃。求求你们了，可怜可怜我吧……”她的父母听了这番话也伤心欲绝，但实在没办法，一家人都在挨饿，家中一贫如洗，不得不把自己的女儿拿去换了几个银元。后来小女孩又被转手，不知是被逼为娼，还是做了大户人家的丫鬟侍妾。或许她根本没能活下来。她被人贩子拉走时含泪的乞求几十年来一直回响在哥哥的耳边。

另一位老贫农和他的寡母相依为命。有一年冬天，母亲得了重病，儿子没钱为她延医买药，母亲奄奄一息，儿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母亲受罪。一大母亲从昏迷中醒来，喃喃道：“要是在临死前能喝上一口热糊糊该有多好……”当儿子的听到这里，奔到地主家求他们施舍一碗玉米面粥，但地主们都是铁石心肠，任他下跪磕头，仍不为所动。于是儿子只能在村里挨家乞讨，村民们都很穷，他很久才讨到一点儿吃的东西。等他跑回家时，母亲早就咽了气。她空着肚子，一个人死在冰冰冷的房间，儿子一辈子都不能原谅自己的不孝。

这种悲剧故事不厌其多。其中有一个曾给我惹下不小的麻烦。讲故事的老工人在旧社会是黄包车夫，有一次他病得厉害，而家无隔夜粮，不去干活，妻儿老小就没饭吃。老工人看看家人，只得咬咬牙下床去拉车。有人叫车了，是一位去戏院看戏的阔小姐。戏院很远，老车夫想快点儿跑，但他一会儿便上气不接下气，脚像踩在棉花堆上。汗水湿透了衣衫，他不但不感到热，还一个劲儿打颤。当他费尽全力把车拉到戏院门口时，戏已开场，阔小姐很生气，她根本不听老车夫的解释，一个子儿也不给就扬长而去。老车夫没有一丝力气再去和她争辩，一头倒在冰凉的人行道上欲哭无泪。他很晚才两手空空回到家，家里冷灶无烟，孩子们失望极了，一家人抱头痛哭……

听到这里，我大为动情：“那阔小姐怎能这么残忍？没有一点人心！”如果换了我，决不会这样待人。我会像奶奶那么仁慈慷慨，把钱包里所有的钱都掏出来给这个不幸的车夫，再给他雇一辆暖和的出租车送他回家，想想他的孩子如果见到父亲带回家可口的食物、崭新的衣裳，他们会高兴成什么样！他的妻子也会容光焕发，一下子年轻10岁！第二天，他家会有一位不速之客，是全城医术最好的大夫。大夫告诉他，有人已经付了钱，请他来这儿出诊。车夫的病很快就治好了，当然为他延医付费的不是别人，正是我……

以后类似的忆苦会还在接二连三地开，我总是一边听一边胡思乱想。有时我任思绪悄然远遁，取代了报告者未完的故事，编造出了一个个我更加中意的新版本。我对这种神游八极的白日梦感觉美妙，可惜好景不长。有天我惊醒过来：故事中，我一直把自己想作是乐善好施的阔小姐，怎么我从未把自己跟工人农民来加以认同？

这一发现使我吃惊不小，我意识到自己的阶级立场大成问题。在阶级斗争中，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人的立场，而我却在不知不觉中站到了剥削阶级一边！幸好及时醒悟，悬崖勒马，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以后我可得好好管住自己的想象力，别让它再出格了！

后来我便将这一插曲渐渐淡忘。就在我对自己稍有一点信心时，一零一中又开展了一场新的运动，叫“暴露第三层思想”。何谓第三层思想，我们的政治老师如是说：

“第一层思想你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老师同学；而第二层思想你只会关起门来向最知心的朋友透点儿口风；至于第三层思想，它仅仅在你脑海中闪过。很多时候你根本意识不到，然而你一旦抓住它，仔细剖析，你会大吃一惊。你不会向任何人承认你曾经有过这样肮脏、这样反动的想法！”

政治老师接着说：“这第三层思想最危险。像癌细胞潜伏在你的体内，如果你不声不响把它掩盖起来，遇到合适的气候这种思想便会发展，会迅速蔓延，会害了你，毁了你！”听到这里，我不禁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老师话锋一转，语气又温柔起来：

“对第三层思想，你怎么办？比方说，如果你发现身上有个肿瘤，你得告诉医生，让他给你治疗，开刀也好，吃药也好，只有医生是专家，最能给你对症下药。好了，我现在要你们认真找一找你们的第三层思想，把它写下来，下星期将报告交给我。”

他的话在我心中掀起一场风暴，我想到自己对劳动课的反感，想到我在忆苦会上编的那些故事，我知道我有“第三层思想”！我该怎么办？要不要写下来交给政治老师，还是装作没那回事？我若隐瞒它们，是不是对党不忠实？但如果老老实实，竹筒倒豆子，不免授人以柄，我怎能傻到这步田地？

我平生第一次陷入痛苦的“思想斗争”。那时我才14岁，而我所受的教育又使我坚信老师总是对的。我父母会有偏见，会犯错误，但老师不会。特别是我们的政治老师，在我们眼里，他几乎是党的化身。我还听同学说他简直神了，可以看穿别人脑子里在想什么。这有点匪夷所思，但我的同学们也都不笨，他们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

说不定他早已把我看穿，知道我的灵魂深处藏着那么多危险的想法？而现在他只是在考验我老实不老实，如果我隐瞒，将来大家都会知道我是个胆小鬼，撒谎，而且思想反动！

这样的前景使我不寒而栗，但我还没傻到甘愿出卖自己。周末到了，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最后迷迷糊糊做了个梦。时间似乎倒流了，我又回到童年，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艳阳高照，我在一个美丽的公园里，周围的一切都使我感到陌生。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会在这儿？是来春游的吗？那么老师和其他同学呢？突然我想起我们正在玩捉迷藏，同学们都躲起来了。我应该藏在哪里呢？我登时好生着急。

慌乱之中，我四下打量着：花丛太低，小树大细。我看到远处有一个亭子，等我一头冲进去，才发现它是用竹子搭的，纤细的栏杆什么都藏不住。而且亭子建在光秃秃的山顶上，公园里任何地方都能看到它。眼睛，一双双眼睛射出的光像又尖又长的钉子，直刺过来，在我身体上扎出无数透明的窟窿。时间紧迫，我得赶快再找一个藏身之所。

绝望中我再次环顾四周，这次我兴奋地发现山脚下有个小茅屋。奇怪，早先居然没注意。我奔过去，很快躲了起来，茅屋里黑乎乎的，我松了口气，庆幸自己终于又安全了，那一刻我才看到我的双脚正踩在一堆大粪上。

我恶心得醒了过来，再也无法入睡，脑子里想着刚才的梦，这个梦显然不是什么好兆头。过去我常听别人说梦能预示人的运气，比方说，梦到水能发财，梦到火则会成功。也有不祥的预兆，梦到鞋子要倒霉，梦到掉牙齿，家里就有人会死。大粪在梦中出现，这个人一准儿会遇到极大的麻烦。这个该死的梦弄得我比过去更加神经兮兮。

即使我这么六神无主，我也从未想到要向父母讨个主意。我知道他们若听我说起梦，准会笑我无知，若我再把事情当真，他们会为我的愚不可及而脸红。那会儿我和父母的积怨虽已冰释了几年，但我仍对他们怀有戒心，若对他们流露我的真实想法，焉知他们不会以此为证据，又得出结论说我不及小炼？就这样，我一直把烦恼埋藏在心底。政治老师说得对，第三层思想，是谁也不会告诉的。

交稿的最后期限到了，晚上，我拿了纸和笔，呆坐了很长时间。12点钟敲过之后，我草草写了几件不痛不痒的小事，第二天，我看都没再看就把思想报告交了上去。我一直在等政治老师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去谈话，我等着他揭露我的罪行……有好几天，我的右眼皮不住地跳，这是又一不祥之兆，中国人不是常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吗？

然而时间一天天过去，政治老师没来找我的麻烦，眼皮也渐渐不跳了。我的心悬在嗓子眼好一阵，也慢慢回落到原位。我终于长长出了口气，甚至有些自鸣得意起来。毕竟政治老师是人，不是神，我这就把他骗过了，保住了自己的面子。但是且莫高兴得太早，还有他说的癌细胞呢？我的心又是一沉。也许我隐瞒了第三层思想，已经给癌细胞创造了滋生的条件，有朝一日我会被它活活吞噬。那时我可不能怪别人不来拯救自己，是我在自作自受。

直到今天我还没弄明白这个深挖第三层思想的运动是怎么搞起来的，我问了不少同时期其他学校的学生，他们并无此番经历。因而我怀疑这是我们政治老师的杰作。若非他对工作如此尽心竭力，我怎会年方十四，便做得这番恶梦？有道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而我只等了两年多就报了这份仇，出了这口气。

正文 12 梦中的英雄

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使我思想负担越来越重，我开始后悔来这所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学校读书。如果要转学的话，附近的清华附中是一个选择。也许他们不这么强调劳动课和思想改造？我偷偷盘算着下次升学考试我得考清华附中，这样我最终可以就读清华大学，成为一名女科学家。

在一零一中我不但对自己不满，对父母也不满。过去我对父亲十分崇敬，因为他是一位老革命，现在我觉得他有点儿莫名其妙。60年代初，他突然决定不再当官，而坚持要改当一名教师。对他这么个老同志来说，这样的选择令人费解。部里的领导定然颇为不快，能够想象他们对他的议论：“这位老同志的革命热情衰退了，”“咳，他原本就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在大学又受了西方思潮的毒害。”过没多久，他们就放他走了。

父亲于是转到了国际关系学院教书。开始想让他当教务长，他亦坚辞了，因为他只想做一名普普通通的教员。最后他真的遂了心愿，做了一名普普通通的老师。

而母亲呢，中国的老话“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到了新社会居然还那么管用，她很快也调到国际关系学院教起了英语。随后，我们搬出了机关大院，这使我伤心了好一阵：我很怀念那儿舒适的房子和我的朋友，没了通行证，星期六晚上就再不能去大礼堂看戏看电影了。但我什么都没说。我和父母之间有些事是不谈的，这便是一例。

按规定我仍算是干部子弟，父亲1949年以前的经济来源决定了我的出身。但自从父母做了教师，我每逢说起自己是干部子弟时便多少有点儿中气不足。当然谁也不会注意到这些，我也懒得跟同学说父母换了工作。然而，我在学校里却越来越感到孤独。我的周围多的是血统纯正、意气风发的高干子弟，在他们中间，我难免有一种“鱼目混珠”的自卑。我暗暗地怨父母，怨自己，更不想呆在一零一中了。

我的一些同学对此有所觉察。他们开玩笑说我成了老师的先行官，每天早上我总是在第二遍铃声响前一二分钟进教室，下午一放学，我跳上自行车便冲回家。不论是春天的风沙或是夏天的雷雨，都阻挡不了我回家的热情。冬天我滑倒在冰上，也心甘情愿：我只庆幸自己不是一个住读生，可以天天回家。住读真是太没劲了，和另外五个学生同住一间寝室，一天24小时，都在老师的眼皮子底下。而我呢，回家后关起门来还有自己的一方天地，可以随心所欲做爱做的事。当时有两件事让我念兹在兹：看书和做我的英雄梦。

10岁起我便对读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时我只重情节，而跳过难懂的字和大段的景物描写。父母的藏书相当可观，我先从中文小说看起，《青春之歌》、《红旗谱》、《红日》。《火种》、《铁道游击队》、《桐江风雨》、《小城春秋》。《平原枪声》、《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听听书名就知道，都是60年代流行的革命小说。这些书成了我们那代人的精神食粮，给我们的幻想打上了难以磨灭的底色。除了读小说，我还翻看父母书房里的回忆录。人物传记等，有写红军战士或地下工作者的，也有领袖人物、革命烈士留下的遗著，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看完这一轮，我就开始借翻译的外国小说来看。我父母收藏的多是些英文或法文的原版书，我当时自然看不懂，后来我的外语水平提高了，书却早在文革爆发时就让母亲论斤卖给了废品站。

我当时读的外国小说中，最喜爱的有、、、、、、《上尉的女儿》、、、、《密西西比河上》、儒勒·凡尔纳的所有科幻小说和柯南·道尔的全部侦探小说，外加整套的希腊神话、莎士比亚悲剧等等。这个书单不仅反映我读闲书的趣味，也可以看出当时社会上能买到些什么书。

我读中学那会儿，北京所有的图书馆都不开架，学生没法自己先浏览想要借的书。要借一本书，首先得去查询书号，把它记下来，然后将纸条从一个厚木门的小洞里递给图书馆员，等他去查找。如果要的书被借走了，只好回去耐心等待一两个星期再来试。走俏的书屡次借不着是常有的事，有不少我想读的书从来都没能借到手。

买书也不容易。首先我能用来买书的钱不多，其次好书总是很快卖完，不再印行。既然弄一本好书要费如此周折，到手的好书自然不能轻易放过。那些年，我花了大量时间抄书。

时间一久，我的笔记本上满是名著的选段。我很是宝贝这个本子，白天把它放在家中抽屉里，二姨会给我看牢它，到了晚上，我把它放在枕头旁边，临睡前还能读上一段。我在脑子里一遍遍过着那些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和英雄们献身的壮烈情景，等进入黑甜乡，所有故事融为一体，一位英雄，像一颗耀眼的星辰，长留在我的梦中。

想想有些奇怪，我梦中的英雄和我处处相去甚远，他简直就是我的反面。比方说我长相平平，他则英俊潇洒。那形象至今如在目前。

他的身材像希腊的武士，颀长而强劲，每一个动作都敏捷却又不失优雅。他的嗓音柔和醇厚，宛若天韵。他的头发漆黑，眼睛像是秋夜高空中最明亮的星星。他的嘴唇红润，透着温暖，像陈年佳酿，沁人心脾。

他充满魅力，他在大庭广众之前落落大方，而我却总是躲避人群。他走到哪儿都像一块磁铁，一片阳光。他屡次不顾个人安危拯救他人，靠慷慨仗义赢得大伙儿的心。我首鼠两端，他却一往无前。到壮士断臂时，他会咬紧牙关，自行了断，虽血流如注，仍面不改色，毫不呻吟。

当然他是一位革命英雄，很早就加入了共产党。那时革命犹如星星之火，而反动势力的腥风血雨正试图扑灭这火种，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白色恐怖笼罩全国，成千上万仁人志士被投入监狱，拉上刑场。于是有些知识分子埋首书斋，或出洋留学，而我的英雄，目睹祖国山河破碎，百姓生灵涂炭，忧国忧民之心顿起，毅然决然献身革命事业。

从此他为劳苦大众的解放而奋斗，他曾经深入矿井，燃亮那些被活埋在煤层中不见天日的矿工们心头的明灯。他也曾在工厂和铁路组织罢工，戴着红色的臂章，站在工人纠察队的最前列。催泪瓦斯，高压水龙，骑兵和马刀，都不能使他退却。他的热血和工人们流在一起，工人们尊他为老师，爱他似兄弟。

他又是一位卓越的军事战略家，踏遍青山打游击，在与敌人周旋中壮大自己的队伍。春天来了，他骑上心爱的黑骏马，去山间练习枪法。警卫员在百步开外扔起一把铜钱，阳光在铜板上烟烟闪烁，铜板在飘荡的柳枝间洒落，他双枪在握，左右开弓，一口气打出二十几发子弹，弹弹命中铜钱。

随着时间推移，他的英名传扬四方。高山水泊中桀骜不驯的罗宾汉闻知其人，便向他搦战。他和他们比武，竞技按他们的条件进行。他高超的武艺使绿林好汉折服，而后他又与他们连床夜话，推心置腹地交谈，向他们讲述革命道理。最后八方的豪杰们连人带枪一起加入了他的革命队伍。

当然他的力量主要来自广大的普通农民，饥荒的年景加上土豪劣绅的压榨使他们走上反抗的道路。对农民来说，他是他们唯一的希望。如果他领导的革命成功，则家家有田耕，人人有饭吃。老人颐养天年，不愁无食果腹；姑娘轻松出门，不愁无衣蔽体；孩子们欢声笑语，脸上不再有啼痕。于是四海升平，正义伸张。为了这一梦想，农民们倾其所有保护他，向他提供粮草和情报，并把他们的子侄送上前线。

我的英雄虽将一生献给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自己却不是苦出身。他的家庭富甲一方，本人受过一流的教育。他在伦敦和巴黎留过学，得到过多少年轻貌美的富家女子的追慕。反动政府的元老赏识他的才华，只要他肯加盟，无论政界还是军界，担保他高官厚禄，青云直上。但我的英雄生来世上不是为个人的荣华富贵，他的使命是将千百万劳苦大众救出苦海。

在他的领导下，人民正在赢得战争的胜利。每天有数以万计的青年农民投奔他的队伍，城市里工人学生运动如火如荼。甚至敌人营垒中也有不少人秘密向他投诚。旧世界分崩离析，反动派了无宁日。

嫉恨我英雄的人中，最阴险恶毒的莫过于他的亲生父亲。老家伙心狠手辣，嗜权如命。眼见他唯一的儿子正在将历代祖先创下的家业毁于一旦，他得先下手为强。老头子梦想着亲手将儿子慢慢折磨至死，将他千刀万剐，让鲜血从伤口淌出，再把脚踏在儿子胸膛上，踩断他的肋骨，最后剖开儿子的心腹，看他挣扎，听他呻吟。

为满足这些血腥愿望，老家伙设了个圈套。他知道病中的妻子想念儿子，儿子也挂念母亲，于是骗她说他可以安排母子秘密会面，在一个无人知晓的地点，儿子可以化了装前来赴约，安然无恙地离开。他只要妻子写一封信，就说想见儿子最后一面。老妇人果然中计，按她丈夫的安排行事，结果，英雄陷入埋伏。乱枪中，他的胸部中弹，整个人失去了知觉，不幸落入敌人之手。

英雄的未婚妻和他一起前来探望婆婆，这时也一同被俘。很多人都听说过他们的爱情故事：她是一位知名学者的独生女，这位富有学识和正气的知识分子是英雄所敬重的老师。她与英雄有着同窗之谊，他们在共同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心路历程上休戚与共。从此后，不论时间、距离或是其他任何人都不能阻断他们彼此的真情。

但现在他们身陷敌人的魔掌中，爱情的鲜花能不凋落？年轻人苏醒后，刽子手们便当着他面折磨他的未婚妻，他们把她吊着鞭打直到鲜血从她身上一滴滴淌下，她昏迷了过去。他们把她绑在长凳上，往她鼻孔和喉咙里灌辣椒水，她咳出来的都是血……年轻人明白，未婚妻的性命系于他的手中，只要他开口叫停，说出地下党的名单，背叛同志和自己的事业，她就能得救。但他怎能这么做？他眼睁睁看着她受罪，看着她被兽行强暴，看着她被恶犬撕咬，看着她……他所能做的一切便是装作毫不在意。

“古往今来，好男儿何患无家？对于英雄，美人儿只不过是件衣裳。今天你把它撕碎，明天我换一件新的，比她更年轻更漂亮的。男人可以风流，三妻四妾，女儿才须从一而终。”

“或者说你们以为这些场面能吓倒我，那可是找错人了！比起战场上的枪林弹雨，血流成河，这又算得了什么？一个指战员的神经比钢铁还坚强，不惜用千百万人的身家性命去赌一场战斗的胜利。如果需要，我会让忠心耿耿的部下，甚至我的亲兄弟去送死而不眨一下眼睛。”

这就是他在敌人面前装出来的一副铁石心肠。他知道万一不慎，让敌人猜出他的真实感受，他和未婚妻的处境会更加无望。他的表演一时骗过了敌人，他们一筹莫展。但仍不肯放弃，希望能折磨出口供来。

此时此刻，只有他的未婚妻明白她所爱的人正在承受的巨大痛苦。日复一日，敌人在将他的心放在滚油里煎，一连几个小时，无休无止，他必须强忍悲痛，他必须坐在那里看着她受罪而面无表情。他决不能让自己的嘴唇颤抖，也不能移开目光，更不能出汗和让心跳失常。虽然他有惊人的毅力，但也总有极限。

尽管他的脸上不露一丝愁容，她却能从他眼睛最深处读出他的哀伤：他恨自己还活在世上，不得不目睹这一切，这种折磨真是生不如死。过去他总是强者，人们誉他为常胜将军，民族英雄。不论局势怎样险恶，他总能化险为夷，稳操胜券。现在他和她居然落到了任人摆布的境地。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敌人的屠刀毫不留情，砍在她身上，疼在他心口。他不可能无休止坚持下去，埋藏在心内的愤怒和惨伤正使他五内俱焚。

她得果断采取行动，不然一切都太迟了。又一天早上他们见面时，她深情地看着他的眼睛，脸上是幸福的笑容。猛然间她挣脱了卫兵的看守，疾奔到窗前，一跃而下。迅雷不及掩耳，没人抓得住她，她像鸟一样飞了出去，飞向自由，回归自然。楼高百尺，她飞翔得很短暂。但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永恒。时间和声音在恐怖中凝住了，世界不再存在，他本人也不再存在，除了他的眼睛在与她送别。水泥地的路面上绽开一朵烂漫的小小红花，其芬芳长垂千古。

在此瞬间，他的喉咙喷出一股热血，奔涌不止。似乎有人攫出了他的心，把它摔在岩石上，他的心成了碎片。天地翻转，日月无光。剧痛之后，黑暗如海潮奔涌，淹没了世界。在深深的黑暗中，唯有一朵小小的红花……

几个月时间，年轻人濒于死亡的边缘，他高烧经久不退，心力衰竭，医术高超的医生坐飞机赶来，几经手术才把他留在人间。

恢复知觉后，他感到心中空空如也。他知道母亲也去世了。当她得知真相后，既不能原谅自己的愚蠢，更难面对丈夫的邪恶，于是她怀着深深的悔恨，恐惧和困惑寻找解脱，离开了人间。年轻人平静地接受了母亲去世的消息，但内心深处，他怨恨命运给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他和未婚妻经历如此艰辛，最终谁也没能见上老母亲一面。如今他最爱的两位女性都从地球上消失了，把他抛下，孤独地在监狱中听凭心口淌血。能与她们在九泉相会成了他一个美妙的梦。但医生并不怜悯他，敌人不会让他轻易死去。

我的英雄坐在一所特别医院的天井里自思自叹，头顶有白云飘过，天空被刺刀和带电的铁丝网框了起来；周围枯叶飞舞，像纸钱烧成的灰。他已形销骨立，穿一身白色的丝袍，有如他的容颜，亦似他的哀悼。

可这年轻人终究是革命英雄，他不能就此消沉下去。得有些事让他猛醒，让他有所作为。一位他保护过的地下工作者给他捎来秘密情报：敌人要处决集中营里关押的全部几百名男女政治犯。这些政治犯饱受血与火的洗礼，坚贞不屈，是党的宝贵财富。将来新中国的宏伟大厦要靠这些人来擎起，我的英雄一定要拯救他们的生命。

他将政治犯组织起来，并跟地下党取得了联系。一个救人的计划已初具雏形，但丝毫不能走漏风声。这所监狱的地牢里有条秘密隧道，是很多年前一位革命先烈为后人的越狱而偷偷开挖的。现在所有的政治犯就准备从这条地道逃出去，外面由地下党和游击队接应。

详细的计划只有极少数最可靠的同志知道。所以当犯人中有一个变了节，他只能含糊地说可能有人在组织越狱。敌人并不真信，但叛徒的话使他们警觉起来。他们也知道如果真有这么回事，英雄一定是知情者。于是他们对他施加酷刑，逼他招供。

他们让他去坐“老虎凳”，把他的腿绑在凳子上，在他脚下加砖头，一块一块，豆大的汗珠从他苍白的脸上滚落下来。他强忍剧痛，狠命咬住嘴唇，鲜血从唇边淌下。他知道同志们夜不成寐，正在暗处倾听，为了不让他们难受，直到双腿被压断，他都没有呻吟一声。

刽子手又将他的手绑在一把特制的椅子上，往他指甲里钉竹签，竹签碰到骨头，碎裂了，再一根一根抽出来。十指连心，极度的疼痛使他一次次昏死过去，每次他被冷水浇醒，敌人得到的回答都是“不知道”。

敌人还不肯罢休，他们又押他去上电椅，电流通过他的全身，一分钟足足有一个世纪那么漫长，刽子手们经验独到地控制着开关，不让他失去知觉，却让他痛楚不堪，他的血脉，他的心脏，他身体的每一细胞都难受到了极点，年轻人呼吸困难，冷汗淋漓，脸上毫无血色。但他始终不吐真情。

最后，英雄被拖到一间黑暗的地牢里。当他一眼看到一只火苗蹿得正旺的炉子时，不由得浑身上下打了个冷战，但他义无反顾。刽子手将他绑在炉子边的一根柱子上，接着他们将一块烧红的烙铁压在他胸前。

他的肌肤触到滚热的铁块马上变得焦黑，屋里弥漫着令人作呕的异味，刽子手们丧心病狂地大笑，将烙铁压得更重，他的皮肉吱吱作响，其惨烈实非人类能够承受。年轻人再也忍不住了，大声惨叫。在绝望中，他默默乞求上天赐他一死，无论何种死法，只要能死得成，对他都是解脱。但是，天地绝情，了无回应。

酷刑还在继续，一块铁凉了，他们又换上第二块，大腿、腋下……英雄已体无完肤，奄奄一息。末了他们把通红的烙铁举在他眼前，威胁说这是他最后的机会，如果再不坦白，他便得悔恨终生。英雄竭尽全力说他实在没什么可交待的，话音未落，伴着一声不由自主的绝叫，他两眼一黑……

草间平地卷起一阵狂风，飞沙走石，吹落了天上两颗最明亮的星辰。从此以后是永恒的黑暗……敌人终于放心了，他们不相信血肉之躯可以经得住这番酷刑而不吐露实情。就在敌人放松警惕的一个月黑风高之夜，营救计划大获成功，所有的政治犯全都越狱进山。但我的英雄却被单独关押在一个秘密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从监狱紧张的气氛中，英雄知道计划已如期完成，他所受的的痛苦有了回报，他在世上最后的一个愿望得以实现，他的心坦然而满足。虽然知道敌人不会放过他，一定会拿他来报复的，但他毫不畏惧。随他们如何处置，他都欣然以对。不论他们让他怎样死去活来，他能失去的只有一条生命。

黎明将至，他从容就义。押赴刑场前，没有历代死囚被赐予的最后一杯烈酒和最后一餐好饭，我的英雄不需要这些来帮他面对死亡。他脸上带着微笑，虽然看不到东方划破黑暗的第一线曙光，但他已分明听到了远处隆隆的炮声，解放大军的队伍正势不可挡地迫近。新中国，像一个弥足珍贵的婴儿，就要诞生。

到了这儿，我的英雄梦似乎已告一段落，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故事其实没有什么条理，只是为了叙述方便我才把它组织成目前的样子。原先我的梦既无开头，又无结尾，各种不同的场景漂浮交织在一起，像银河系里的星星，等着我去将它们一颗一颗地摘取，以想象和激情赋它们予生命。之后我再放手，让它们飘向太空，其面貌就有了些小小的改观。每次我读了一本书，看了一场电影，或从别人那里听来一个故事，我的梦便会增加几段情节；而原有的场面，若久置不用，便会黯淡，失去分量，终至消泯。所以这故事流动不定，英雄的身分也时有不同。头天他是一个痴情的恋人，第二无他会变成一个小女孩的相依为命的父亲，有时他是一介贫寒的书生，有时他是海员，在远洋轮船上做苦工。不论他以什么身分登场，他总是历尽艰辛磨难，年纪轻轻便绝命人间。那时我简直不能想象我的英雄会活到30岁。

多亏有了这个英雄，几年来我过着双重的生活。在现实世界中，我和其他人一样上课下课，吃饭开会，上劳动课。我敢说我显得挺正常的，至少没人觉察出我有什么古怪。与此同时，我的全副身心却沉浸在一个遥远的梦里。日日夜夜，我走到哪儿，这个梦就跟我到哪儿，像一件无形的黑丝绒披风，包围着我。在这美妙的梦境中，英雄与我浑然一体。他的疼痛使我的肌肤为之战栗，悲苦伤着我的心。而这伤心却又那么甜蜜绝伦，这痛苦令人销魂。我兀自扮演着英雄的角色，忘了孤独，不再自卑，甚至忘了自己是女儿身。我既可以扮演女人，也可以扮演男人。我永远与我的英雄同行，他的成就，亦是我的荣光。我简直无所不能，只要我的想象力还没折断翅膀。

经过深挖第三层思想，我明白耽于幻想是件非常危险的事。转眼的功夫，就会大错铸成。但我甘愿冒此大险：试想如果生活中没有了这个英雄，一切将会变得多么乏味和冰冷，这样的生活又有什么意趣？于是我放任自己在梦中与他相悦，一直到“文革”的来临。

1966年夏，有几个月我忙于革命，无暇顾及这位英雄了。其实在那段时间里，我的头脑全被另一位英雄的形象填满。这位英雄不是出自我的幻想，而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他便是毛泽东。“文革”前不久，毛的故事的开始在我们中间广为流传。

毛出身于湖南一个农民家庭，年轻时便赍怀了改革中国的雄心壮志。为了将来的斗争需要，他奋发读书，不但在课堂上，更多是在图书馆里自己阅读思考。他和他的朋友们故意在闹市中读书，训练自己集中思想的能力。有时他们一天只吃一餐饭，露宿在湘江边，为的是锻炼体魄和意志。狂风暴雨或烈日炎炎的天气，他们脱去外衣进行“雨浴”、“风浴”和“日光浴”。有一年夏天，他和一个朋友在湖南省内徒步作社会调察，走访了三教九流各阶层的人士：农民、商人、僧侣、县官、儒学家、算命先生……他们两人身无分文，以考验自己在恶劣环境中的生存能力。而他们的心胸却如此宽广，直可以拥抱整个世界。

这些故事使我怦然心动，这才是年轻人应具的情怀：充满创意、激情和友爱！和我们在一零一中所面对的现实真有天壤之别。在这儿，一点儿独立思考或创新举动都被视为异端。在遵守革命纪律的名义下，我们的自由全被剥夺，友谊也因分数上的无情竞争而遭扼杀。但是这些还不足以说明我在文革初期为什么如此热爱毛。

我敬爱他是因为他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在过去40年间，他有6位家人罹难：第一位妻子杨开慧是他恩师的女儿，杨开慧在1930年被国民党逮捕，当时毛正在井冈山打游击。敌人对她说只要她公开断绝与毛的关系，就可以释放她，被她严辞拒绝，遂遭杀害，时年29岁。

杨开慧牺牲26年后，毛写了一首美丽的“蝶恋花”词纪念她。词里毛想象她就义之后，英魂飞上太空。在月宫里，吴刚为她献上桂花酒，而嫦娥则舒卷长袖为她翩然起舞。

除了这首词，我对毛的私生活和他与杨开慧的关系知之甚少。但这不成问题，我尽可以动用我的想象来填补空白。我似乎看到了他的不眠之夜：孤灯一盏，夜雨淋铃，萤火虫把他的心绪牵向他生离死别的爱人，思念的泪从不肯让人轻见……

除了他的妻子，他的弟弟毛泽民、大儿子毛岸英也相继为革命牺牲，毛泽民于1943年为新疆的军阀盛世才所杀，毛岸英则由毛亲自送上前线，死于朝鲜战场的空袭。毛与杨开慧还另有两个儿子，一个在杨牺牲后失散，另一个被迫害得精神失常。

我听了这些故事后深为感动，此后便以两种不同的方式热爱着这个人。和当时全国人民一样，我尊其为赋予大地万物以生命的红太阳，他是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1966年他虽是72的高龄，仍然伟岸健硕。他额头丰满，神采奕奕，透着一派伟人的睿智、健康与从容。

而在这个形象后面还有另外一个毛泽东，他是一个15岁少女暗恋的偶像。他永远年轻英俊，身材削瘦颀长，头发乌黑，眉心微攒，也许他在思索中国的未来和人类的命运？亦或正伤悼他早逝的妻儿？他重重的双眼皮，眼神温和，甚至带点忧郁。这个形象，全然不是光芒四射的太阳，而是一个有血有肉、会受伤害的人，一个悲剧英雄。像普罗米修斯，他把火种播向人间，自己却不得不忍受着宙斯的怒谴，被锁在高加索的山顶，肝脏夜夜受恶鹰的啄食。但他义无反顾，九死不悔。

我愿为这样的英雄作任何牺牲：去睡在墓穴里，喝下一瓶毒药，将利刃刺进自己的胸膛。是像朱丽叶那样殉情么？不对不对，我是说我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了捍卫他的革命路线，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我的身体可以被枪弹射穿，骨头可以被砸成粉末，但我的一颗红心海枯石烂也不会改变，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息，我仍要高呼“毛主席万岁！”

比较这两种热爱，我不知哪一种更为强烈，我只知道当它们的能量汇集之时，我便好像成了一块燃烧的火炭，熊熊地散发着太阳的光焰。当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满天星斗便悄然隐人苍穹。开始我根本不曾意识到我梦中的英雄已被我遗忘，直到有一天，他不期然而然地又出现在我的梦里。

这时我在参加一个批斗大会，记得早些时候我曾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参加过这类集会。是6月还是7月，批斗的是谁，我已全然记不得清楚。（1966年从早到晚就是开这些大会，挨批的人数不胜数。过不了多久我就将它们全弄混了。）我只记得那天晚上一直下着瓢泼大雨，会议连续进行了好几个小时。大雨淋在来自北京各地八千人的头上，真像是火上浇油，随着一声声霹雳，“打倒某某某”的口号响彻云霄。愤怒的人们还时不时冲到球场中间对小一排黑帮们拳打脚踢，并拼命按他们的头。发言被迫中断，反正也没人在听。

批斗会仍在继续，我在雨中从头到脚瑟瑟发抖。为什么会感到这么冷呢？不是冷，是害怕。我不明白这些人何以对我充满仇恨？我做了什么坏事？哦，对了，昔日的革命者现在就是走资派，我们过去的奋斗牺牲现在全成了罪状。我的四周群情激奋，人们高喊着：砸烂狗头！炮轰！油炸！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

革命群众把我团团围住。他们拽住我的胳膊，将它们扭在背后，把我的头使劲按低。这是有名的喷气式。他们解下皮带，用力抽打，结实的军靴踢在我的背上，旧日的伤口再度开裂。那是过去敌人留在我身上的创伤。我想开口说话，但我没法说，满嘴都是鲜血，而且根本没人要听我的。我的脖子上挂了一块沉重的木牌，上面写着我的罪行。细细的铁丝嵌进我的肉里，我并不感到疼，但我流泪了。过去我被敌人摧残得死去活来，从来都流血不流泪。如今我挚爱的人民对我恨之入骨，怎能让我不悲哀？“人们啊，我爱你们！你们被党内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蒙蔽了，你们危险哪，党和国家危险哪！擦亮眼睛好好看看。认清那些暗藏在你们身边的敌人！”我不在乎自己的性命，但我得捱过这一轮羞辱折磨，活下去，有朝一日我会重新获得人们的信任，把事实真相告诉他们。革命的伟业万不能付诸东流……

我的英雄就这样又回到我的梦中。其后，我白天想着毛，晚上则与我的英雄同在。这两位我挚爱的人儿似乎势同冰炭，不能相容，害得我开始患上了失眠症。

正文 13 在风暴中心

1966年5月至12月间，也就是文革最初的7个月，我所经历的一切使我终身难忘。奇怪的是在当时，我几乎第二天就忘了头一天是怎么过的，身边发生的事实在太多了，形势变化太快，我太激动，大欢欣鼓舞，太忙，太累，太糊涂，太不知所措……但这些当时忘却的情景并非一去不复返，有些事后来偷偷地潜回我的记忆中，使我蒙受莫大的痛楚和羞辱。我敢说这7个月是我一生中最不堪回首的日子，却又是最令人怀恋的日子。此前我从没对自己有过这么良好的感觉，此后也再不会有了。

“文革”一开始就使我激动，令我神往，是因为我突然感到思想解放了，说话自由了。过去一零一中的老师兢兢业业地教育我们，出数学、几何、化学、物理中最难的题来给我们做，然而我们的智力提高了以后又如何？比如说我们从来就不可以质疑老师得出的结论，如果有人胆敢这么做，即使他说得完全有理，也会被扣上骄傲自大、不尊敬老师的帽子而受到批评。与领导意见相左那就更不得了了，各级领导都是代表党的，反对他们就意味着反党，这个罪名足以把人送去劳改，关进监狱，甚至判处死刑。

如此，老师们制造着一个悖论：一方面，他们想把我们培养成聪明的、理性的、有头脑的人，另一方面，他们又强迫我们做老师的小绵羊。他们这么做，实际是栽了一棵病树，不久就会尝到结出的苦果了。

“文革”在1966年5月爆发，我感到自己活像传说里的孙悟空，被一座大山压了整整500年，现在终于自由了。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解放了我们，允许我们造反。作为一个学生，我第一个要反的便是我们的班主任林老师，她除了教书还管我们班上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天天叫我们要又红又专，德智体全面发展。

班上其他同学可能还会以为我是林老师的红人儿。她教我们语文，时不时会在班上念我的作文，这倒不假。（当然，只有她和我知道即使是这些范文，她打的分也不会高过85，由此可见班上其他同学的分数会有多么令人沮丧。）她还选我作语文课代表，说明她对我这方面的信任。虽如此，我仍不喜欢林老师，她曾当众羞辱我，让我耿耿于怀。

我认为林老师就是毛主席所说那种与学生为敌的人。1965年我们去北京石景山首都钢铁公司劳动，有大晚上，突然有地震预报，上面让我们都坐在户外等消息，不得进屋睡觉。半夜时分，不见动静，凌晨两点、三点、四点。五点……夜长得了无尽头，在冰凉的水泥地上坐了这么一夜，我昏昏欲睡，疲乏不堪，那时唯一的愿望就是放我们进到宿舍里，倒头睡一觉。我几乎是脱口而出地咕哝了一句：“唉，怎么还不地震呢？”

谁料想这么一句有口无心的废话叫林老师听了去！她突然提高嗓门教训起我来：

“工人和贫下中农会说出这种话来吗？你想想地震会给国家财产造成多大损失，会有多少人员伤亡，你居然在盼望地震！只有阶级敌人才盼望地震！你的阶级立场站到哪儿去了？你到底还有没有一点儿无产阶级感情？……”

她滔滔不绝地说呀说，尖锐的声音驱走了每个人的睡意，不但我班上的同学听到，其他五个平行班的学生也都听到了。当时所有的人都在外面坐着，所有的人都将目光投向我们。300双眼睛！我无地自容，只感到脸颊在发烧。我真想为自己辩解，想对林老师说她的话虽然听上去有道理，但我从来没经历过地震，根本想不出地震是怎么一回事，我只是困得实在支撑不住，想让整件事早点过去，而且我说话的时候半睡半醒。我根本不是盼望地震！

其实我最想对她说的是我看穿了她的用心，我这句随便发发的牢骚话像一片轻烟，本可一下散在晨风中无影无踪，现在却被她揪住这么大惊小怪地做文章，她无非想在其他老师同学面前显示她的政治觉悟，将来好借此作为政治资本来兑现。也就不管我有多么难堪，多么下不来台

当然如果我作如此顶撞，我大概是活腻了。这样一来我的麻烦还有完吗？我把转到了舌尖的话强咽回肚里，低下了头。热泪直欲夺眶而出，那是忿怒的眼泪，委屈的眼泪。我狠咬嘴唇，将它们忍住。林老师，咱们走着瞧，有朝一日我会跟你算这笔帐，你等着吧。

现在轮到受压迫的人扬眉吐气、伸张正义了。我当即拿起毛笔，蘸饱了墨汁，写下一张长长的大字报。用了林老师教我们的一些修辞手法，控诉她对学生缺乏无产阶级感情，与学生为敌，用高压手段抑制不同意见。我写完后给班里的同学一看，他们大表支持，纷纷签名。随后我们就将大字报拿到林老师家贴在她屋里，让她白天晚上读个仔细。这当然不能算作泄私愤，这只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如果林老师为此有几个晚上睡不好，那她也该！这场革命不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么？不受学生爱戴的老师尤应“触及灵魂”。

林老师虽然算不上好老师，但她还不是最坏的。平空搞出个暴露第三层思想的政治老师比她更坏！过去学生中盛传他能看穿别人脑子里的想法，所以做起思想工作来百发百中。现在真相大白了：有位初三学生贴出了一张惊人的大字报，揭露他怎样会有这种特异功能的，那真是让我猜一万年也猜不出，原来他趁我们出去做课间操的当儿偷偷翻看学生的日记！写大字报的同学这天突然身体不适，提前回到教室，他亲眼看见政治老师将一本学生的日记从课桌里抽出来大看特看。这个学生当时不敢声张，政治老师正是他们的班主任。

这位老师的所谓“政治思想工作”原来如此！它除了教人卑鄙和虚伪，还能教我们什么？过去我们那么尊敬他，他竟为我们树立这么一个榜样！想想他给我制造的那场恶梦，义愤油然而生。拿起笔作刀枪，我也给他来了一张大字报。

几天之内，大字报像雨后春笋遍布校园。学生、老师、行政人员、工人，人人都投入了写大字报的热潮。埋藏得很深的隐私和污垢统统都挖出来曝光，每天都有令人震惊的新闻传出。教师头上神圣的光环，原可上溯到2500年前的孔子，现在消失殆尽。老师必须放下臭架子，向他们的学生请教；连父母都得向子女学习。当官的以前高高在上，现在须得洗耳恭听老百姓的意见。天地颠倒了，美猴王横空出世，法力无边。一场大革命已经发动，山雨欲来风满楼。

回想起来，“文革”开始时我感觉相当良好，体验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和优越感。但就在这些新鲜的自由和热闹之下，我也遇到了使我深为不安的情形。

7月的一天，我去学生食堂吃午饭，快走到喷泉的时候，远远瞥见那儿围了一群人，便走近看看发生了什么。喷泉过去是我们学校的一景，飞溅的水花飘忽在风中，背后映衬的是摇曳的绿色垂柳，周围空气洁净清新。在北京，这可不是普通中学能够享受到的奢侈。“文革”开始后，喷泉的水源被关闭，水池底部积了厚厚的一层淤泥，夹杂着乱抛的纸屑和玻璃碎片。

此时我看见一位中年教师正在喷水池里，衣服泥迹斑斑，头部鲜血淋漓，周围有一些学生在向他扔砖头。他左闪有避，在泥浆里爬来爬去，不觉中，绕着喷泉转了一圈又一圈，像动物园里关着的野兽。目击此景，我一阵强烈的反胃，如果不是立刻掉头走开，我差不多要当场呕吐出来。我没心情再去吃饭，一丁点儿食欲都没有。

回来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我暗自思忖为什么会突然这么六神无主：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文革”中打人，被打的而且不是生人，就是我们中学的老师。我是不是在同情他呢？也许有一点，也许根本没有。毕竟我对他毫无了解，万一他是反革命或坏分子呢？万一他真犯了什么弥天大错，因此罪有应得呢？所以还不单单是这位老师的遭遇使我忐忑不安。那么究竟是什么？

我突然意识到我是对刚才一幕的丑恶不堪忍受。就是这么回事！从前我读小说，看电影，里面讲到英雄受难时，总是那么壮烈，那么崇高，给人以浪漫和美的遐想。但是在现实中，在我眼皮底下，这种折磨竞表现得这么肮脏，这么卑劣。我真希望我什么也没看到，以免破坏我心中的英雄梦。

这位教师大难不死，但另一位教美术的陈老师却没这么好运。陈老师瘦高个，黄皮肤，留着长发，那是颓废的标志，所以有人说他像电影里的间谍。他总是神情忧郁，抽烟抽得很凶。“如果一个人不是心怀鬼胎，不是对新社会不满，他干嘛这么一天到晚不停抽烟？”一个同学这么问我，期望着我的由衷附和。“更别说他过去还让学生照着裸体女人的石膏像画素描，分明是毒害我们青年！”就为这些“罪名”，他被一群高年级学生活活打死。

我听到这个消息，再次感到极度困惑。整件事简直就像一个拙劣的玩笑，可这却不是玩笑！陈老师头一年还在教我们，他不像林老师，爱做什么政治思想工作，更不曾与学生为敌。他彬彬有礼，为人宽容，如果学生显出一点绘画天分，他会非常高兴，但即便学生没有艺术细胞，他也不会为难他们。就这么一个沉默寡言的人，竟莫名其妙地成了文革中我认识的第一个死于非命的人。

住在陈老师旁边的蒋老师教地理，陈老师高高瘦瘦，蒋老师却矮矮胖胖。两人都是单身汉，又都教辅课。“文革”前，蒋老师有两个特点广为人知，一是他的不修边幅，二是他上课从来不带讲义，只带一支粉笔。然而，很多同学都认为他是一零一中最有学问的教师，他的大脑袋里装满了地图和书籍。如果说蒋老师从前就颇得学生敬佩，那么“文革”开始，陈老师被打死，蒋老师受欢迎的程度却有增无减。到了1966年8月，红卫兵开始在全国大串联。出发前，人人都想从蒋老师那里讨得几条锦囊妙计，回来后，我们去找他聊天，回赠他几段路途的见闻，能借机在蒋老师面前显露一下我们的见识总让我们得意非凡，这样在8月到12月这段时间里，蒋老师的来访者络绎不绝，欢声笑语隔着宿舍楼的池塘都能听见。晚上，他房间的灯光总要亮到一两点。艺术给陈老师带来灾难，地理却给蒋老师以福祉。

1966年间，与那些对自己生命都把持不定的老师们比起来，我们学生突然威风了许多。即将来临的入学考试取消了，现在时间完完全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这一转变非同小可，过去总是老师。家长、领导叫我们做这做那，学校的课程门门都是必修的，时间排得很紧：一天6节课，一星期上足6整天。将来上大学也自由不到哪儿去。大学毕业后，国家会给每个人分配工作，人人有只铁饭碗。不论你喜不喜欢，往往一干就是一辈子。

一夜间，那些决定我们命运的老师、家长、领导居然通通靠边站了，现在我们自己说了算，自己定计划，自己来执行。那么我们在学校该做些什么呢？课自然是不上了，就围在一起讲家史。当然在会上发言的全是干部子弟，其他人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姓吴的女生所作的发言。1942年日军扫荡华北抗日根据地，当时吴的哥哥只有几个月大。他长得可爱极了，白白胖胖的圆脸，跟他妈妈一样有一双深棕色的大眼睛。他妈妈管他叫宝宝。宝宝的妈妈日盼夜盼，就盼孩子的爸爸早点从前线回来看看他的第一个孩子。

爸爸未进门，日本鬼子先来了。吴的妈妈抱着孩子跑进了大山，跟其他人一起藏在一个山洞里。日军在搜山，越逼越近。这时孩子醒了，张嘴就要哭。他妈妈情急之下，只能用手捂住婴儿的嘴，若被鬼子发现，所有的人都性命难保。

孩子急了，本能地使出全部力气反抗。他的小脸憋得通红，然后发青。他的小手紧紧抓住妈妈的手，想把它推开，呼吸自由空气。他两条胖乎乎的小腿拼命乱蹬。他母亲万箭穿心，但她不敢松手，直到日本兵离去。而那时，孩子已经在她怀里变凉了。

吴哭了起来，我们也都掉下了眼泪。

她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我能理解，还不是为了她哥哥。他死得这么冤，这么惨。他是父母的心肝宝贝，这么个白壁无暇的孩子，竞也被父母奉献给了革命。吴和其他兄弟姐妹也许都很聪明可爱，但怎么都比不上这个死去的孩子……

当然这不是那天我们和吴一起哭的原因。我们流泪是因为被父兄们的英勇奋斗、壮烈牺牲所感动。这样的家史故事我们听得越多，就越坚信：倘若我们允许革命倒退，国家变修，万恶的帝国主义和豺狼般的国民党就会卷土重来。就像30年代他们提出的口号那样，把我们统统斩草除根。那时他们不但会杀害我们的父母，连我们也不会放过，以绝来日复仇的后患。

我突然觉得这些同学比我的亲兄弟姐妹还亲，我爱他们！他们也爱我！今天我们在教室里一起流泪，明天我们在战壕里一起流血。“文革”前，我对他们毫不信任，把他们一个个都看成竞争对手，如今我却愿为他们中的任何人牺牲性命。

其实使我们热血沸腾的不是对死的畏惧，而是一种自豪感和使命感。毛主席说我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中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担在我们肩上。苏联和东欧已经改变了颜色，只有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还坚持马列主义。若我们拯救了中国的革命，我们就创造了人类的历史。我们要铲除官僚和腐败，取消一切剥削和特权，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党政机关……总之我们要让中国变得更加纯洁，更加民主，为全世界树立一个光辉的榜样，为人类历史开创一条崭新的道路。

除了讲家史，我们每天就是骑自行车到北京各大中学校看大字报，参加群众集会。在这些集会上，林彪、周恩来、江青都曾露面作演说。我第一次听到“红卫兵”这个词是在6月下旬的清华附中，比大部分中国人听说这个词要早近两个月。一个多么教人为之神往的字眼！在回来的路上，我们的自行车越骑越慢，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个新概念。后来我们干脆把自行车停在一条小河边，当时我们三下五除二就把红领巾撕开，把撕出来的红布条缠在左臂上，像20年代的工人纠察队一样。这样我们就算造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工作组的反。打这一刻起，我们不经任何人批准就把自己变成了红卫兵。

街上行人很快注意到了我们的新装束：父母穿过的褪了色的旧军装，红袖章，帆布军皮带，绿军帽，女孩也像男孩一样把帽舌压得低低的。人群中有向我们微笑的，也有向我们挥手的，他们的眼神透着惊讶、新奇、激动和羡慕。我想我没有在他们脸上看到恐惧？？那时还不曾有。

行人向我们微笑，我们也报以悦色，感到神采飞扬。我们的眸子闪亮，目光清澈，脸颊红润。每人都骑着一辆锃亮的新车，飞驰而过，军装、袖章被风吹得噗噗作响。当时自行车算是奢侈品了，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的。（父亲送给我一辆新车来表示他对“文革”的支持，他是个理想主义者，相信，或者毋宁说是希望，“文革”能纯洁党的队伍，挽救中国的革命。）

时不时地我们同时按响车铃，散发出一长串的叮吟声。我们不是要行人让路，也不一定是想引起人们注意，仅仅想听那悦耳的铃声。铃声直上云霄，清脆欢快，像一群带哨的白鸽在蓝天上盘旋。那时我怎么也想不到这铃声竟成了一曲前奏，不久便引导出一场吞噬全国的暴风骤雨来。

1966年8月18日，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头天晚上午夜过后，我们从一零一中徒步出发，拂晓前到达天安门广场。在黑暗中，我们焦急地等待着。毛主席究竟会不会来，是悬在每个人心中的大问题。星夜璀璨，我们唱起了歌：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

我们把全部感情都倾注在歌里，毛主席爱人民，他一定能听见，这可是我们的肺腑之音。

也许他真听见了，凌晨5点，东方将明，像奇迹般他突然走出天安门，走向广场，和他周围的人握手。广场顿成欢乐的海洋，所有人都在叫“毛主席万岁！”我身边的女孩哭，男孩也哭，我热泪奔涌，视线模糊，看不真切。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城楼太高了，我们在下面的观礼台看不清楚。

于是我们热切地齐声呼喊：“我-们-要-见-毛-主-席！”他听到了，走过来站在天安门一角，向我们挥手。这下我可看清楚了，他一身绿军装，戴着红袖章，和我们一模一样。我热血沸腾，和广场上百万人一起雀跃欢呼，那一刻，小我不复存在，一切人我之间的障碍都不复存在。我像一滴水终于汇进了波涛汹涌的大海，奔腾澎湃，永不止息。我不再孤独。

当晚，我们自发地在一零一中狂欢庆祝。篝火旁，人人都扭起了秧歌。没人害羞，没人怕自己跳得不好。到这会儿，我们已经40多个小时没合眼了，我却仍感到精力充沛，别人也毫无倦色。跳了几个小时的舞，我又一路骑车回家，跟父母分享这巨大的幸福。这些日子他们也不怕半夜三更被我吵醒了。事实上，他们还叮嘱我不管什么时候回家，都要叫醒他们，告诉他们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新动向。

见到毛主席极大地鼓舞了我的革命热情。第二天，我们几个红卫兵伙伴在一起开会，研究下一步行动。如果我们热爱毛主席，光叫口号显然是不够的，我们得采取点儿行动。可是采取什么行动呢？到了这会儿，一零一中的老师都已批过了一轮，有的进了牛棚，连老校长王一之也被拉下了马，因为她与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有牵连。在校园里我们已找不到什么对象可供造反的了。于是有许多红卫兵冲出校门到社会上去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我们怎么办？破“四旧”吧，可是得先找到目标。我建议去附近的饭馆儿移风易俗，大家都说好，一行人跳上自行车，绝尘而去。

饭馆里的食客见一彪红卫兵突然闯了进来，不由一阵紧张。到了8月，人们开始害怕这些呼风唤雨、到处制造红色恐怖的年轻人了。饭店里顿时鸦雀无声，一双双眼睛都盯在我们身上。

我向前迈了一步，煞有介事地大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接着我就开始即兴演说了：“同志们，今天的世界上还有很多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吃不饱，穿不暖，所以我们不能浪费粮食，我们尤其不应该像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那样让人伺候。从现在起，想在这个饭店吃饭的人必须遵守新的规则：一、自己去窗口拿饭菜；二、自己端到桌上来；三。自己洗碗洗碟子；四、要的饭菜必须吃完。否则，不准离开饭店。”

我一边说，有几个顾客一边开始变色，额头都渗出汗来了。他们点了大多菜，现在他们得在红卫兵众目睽睽之下吃完所有的饭菜，这可不是什么让人羡慕的事儿。不过顾客们没人敢跟我们争辩。顶撞一群霹雳火似的红卫兵，那他真是活腻了。于是他们个个埋头猛吃，肯定有人为此得了消化不良，但我觉得他们活该，谁让他们在饭馆儿摆谱，点了饭菜吃不完，浪费劳动人民的血汗。这下给我们逮住，让他们丢丢丑，下次接受教训！

就在我和战友们在饭馆儿破“四旧”的同时，其他红卫兵正在全市范围内进行着声势浩大的抄家活动。一时间捷报频传：红卫兵抄出了枪支弹药、变天帐、金条外币、黄色书刊等等。听到这些消息，我那个小组的同学坐不住了。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对抄家怎么也提不起兴趣。我也没往深里分析，只道：“我们在饭馆儿闹革命，不也有很多事干么？”

后来有一天，我们在大街上被一个老太太拦住，她叫我们跟她一块儿去一户大资本家的家中破“四旧”。对此我们却也不好拒绝，于是跟她去了一位知名华侨的家里，原来她所谓的“四旧”只是一些花花草草而已。

我们走进一个偌大的院子，庭荫蔽日，碧叶飘香，芋绵婀娜的竹子倚着太湖石，鹅卵石曲径通幽处，兰菊丛生。回廊边，有一架藤萝，古色古香的鱼缸里，金鱼在睡莲下悠游……

奇怪！这个地方我从来没来过，为什么似曾相识？难道我在梦里到过这个院子？……

我进而恍然大悟：这个院子十足像是奶奶家的格调。奶奶的家恐怕早被人抄过了，可能还抄了不止一次。还在那儿住么？有没有被赶出去呢？现在不知她身体怎么样了，还有那些花，她和姑姑种的那些牡丹月季……想这些又于事何益！我现在反正也帮不了她的忙，她是资本家，我是红卫兵，得跟她划清界线。

眼下的问题是拿这些花草怎么办？砸烂它们！连根儿拔了它们，再踏上一只脚？花鸟鱼虫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玩艺儿，未来的新世界里没有它们的容身之地。我的伙伴们都已经动手了，我可不能落后。

于是我举起一个花盆，朝太湖石摔过去，乓！声音震得我心一跳。别怕！万事开头难。乓！乓！其实也没什么。我这不就砸起来了，我还可以再砸下去。说真的，摔花盆原来这么解气！以前谁又会料到呢？……

摔了一会，我们都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于是我们勒令花园的主人在三天内自己把剩下的花草处理完，并保证几天后一定会回来检查。就这样我们扬长而去，身后是一片狼藉，破瓦碎砾，落英残茎。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

回家的路上，钟馗遇上了捉鬼的：我被一路不认识的红卫兵迎面拦住，他们指着我的长辫子说这也是资产阶级的玩艺儿。我环顾四周，当街两边的红卫兵手里都拿着剪刀。任谁留了长发或头发带了卷儿的，都被他们一一喝止。随即操起剪刀，在周围看热闹孩子的嘘笑声中，当场三下两下把头发剪短。我不由涨红了脸，在街上被人剪头发真是太丢丑了。我于是求他们，保证一回家马上就自己剪。他们放过了我。作为权宜之计，我当即把辫子盘在头上，用军帽遮得严严实实。

我生怕走在街上还可能碰到其它事，便径直回了家。一进门，见二姨一脸晦气，原来她也在街上看见红卫兵剪别人的头发，吓得她不敢出门，眼看家里的青菜萝卜就快告馨。

“叫我怎么办呐？”她问我，“我要是剪了头发，不成老妖精啦！一头的老白毛扎煞着，还不吓死人？”她一脸愁容使我想到二姨自小就留着头发，婚前是一条油光水滑，又粗又长的大辫子，婚后改成盘在脑后雍容典雅的发髻。即使在瑞士，她也从未变过发型。可是眼下，她和我似乎都别无选择。如果我们不想在街上丢脸惹事，还是在家里自己处理为妙。

就在二姨和我相互剪头发的同时，父母则在厕所忙着烧东西。想法都是一致的：与其被人抄出来，既惹麻烦又没面子，不如自己先把“四旧”除掉，防患于未然。于是他们把几本旧书烧了，还烧了一些过去的信和照片，灰烬从厕所冲了下去。这叫未雨绸缨，实为明智之举。谁也说不准下次抄家会挨上什么人，作最坏打算大抵是不错的。

我家似乎突然人人自危起来。连11岁的小炼都陷了进来。他的麻烦是我们家养的一只猫。小炼3年前在一个堆放木材的货场地里玩捉迷藏时发现了一只刚出生不久的小猫，它小得连牛奶都不会喝，二姨教我们将牛奶倒在瓷汤匙里，让牛奶沿着匙柄的槽慢慢流进小猫的嘴，它尝了尝，还行，于是往下咽。日复一日它长成一只大猫，黄色的毛间杂了黑色条纹，前额有三条横线，活像汉字里的“王”，所以我们给它起名叫虎子。

虎子的生命现在受到了严重威胁，因为宠物也被列入资产阶级范畴。那天早上，炼收到了邻居家孩子的最后通牒，通牒说我们若在三天内还不把虎子处理掉，他们就要采取革命行动了。这下我们慌了神，虎子是我们家的一份子，我们总得给它留条生路吧。

二姨建议我们将它装在布袋里，带到很远的地方，把它放了，让它变成野猫算了。这个主意不坏，但我可不愿被人看到一个红卫兵偷偷摸摸在书包里藏只猫。我吩咐小炼去干这事，自己回了学校。“文革”伊始，我便在学校宿舍弄了个铺，晚上几乎都呆在那儿。

几天后我回家，二姨告诉我虎子的悲惨下场，小炼躲在一边，不理我。当小炼提了布袋出门，被那几个下最后通牒的孩子看了个正着，他们见布袋在蠕动，猜到是猫藏在里边，于是他们抢过布袋，水流星般地转了几转，狠狠地砸在砖墙上。“喵！”虎子惨叫一声。男孩们开心极了，他们一次次将布袋砸在墙上。小炼哭丧着脸求他们住手，没人肯稍加理会。虎子的血把布袋染得斑斑点点，墙上都留下了深色的印痕，它还活着，叫得一声比一声弱，一声比一声可怜。猫有九命，算它倒霉了。顽强的生命力只能延长它的痛苦，给这帮男孩增加几分快乐。嘭！嘭！虎子终于没声没息了。小炼跑回家趴在二姨身上哭了好久。

我家的猫被恶作剧地弄死后一星期，一个我唤她作姑妈的邻居自杀了。那天我正巧在家，忽听得一阵喧闹，探头看去，楼下站了许多人。我一下楼，清清楚楚看到姑妈把自己吊在厕所的水管上。这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印在我的记忆中再也抹不去。

她为什么自杀？没人知道。死之前，她是学院的打字员，本本分分，不惹是非，既没有历史问题，也没人和她过不去。人们猜她的死是为丈夫的缘故。

她与丈夫的爱情故事颇有戏剧性，我听母亲说一位作家曾经采访过他们，想为他们写本书。姑妈的丈夫，我称作姑丈的，是法语系的教授。我过去很喜欢他，因为他举止斯文，涵养极好，藏书又丰。却不知为何，最近查出他有严重的历史问题。他年青时在法国参加过共产党，但后来脱了党，远离政治，因此他被指控成变节分子。后来我听到了一个关于姑丈的故事，使我觉得他果然有几分像我在革命小说和电影中看到的那些贪生怕死的叛徒。

故事说就在姑妈自杀后，姑丈也动了轻生的念头，他去了颐和园，一头扎进湖里，可是他跳的地方水太浅，不一会便爬了上岸，说这儿的水实在大凉。学院的人把这事传为笑柄，连二姨都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姑妈这么个弱女子，决心恁地大，而姑丈这么个大男人，连这点子勇气都没有。”

这话有些不祥之象，说真的，我当时就有所觉察。几天前，附近的农业大学里一个保姆自杀了，她可是彻彻底底的无产阶级，那她又为哪般？

她可以说死于破“四旧”。近日来这场群众运动又揭开了一个新篇章，其实这倒有点合乎我的想法：过去资产阶级都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让别人伺候。新社会这种生活方式应该彻底破除，劳动人民不应再受资本家的剥削。于是定下个新规则，规定资本家不准雇保姆，而不是资本家的实际上也雇不成保姆，因为雇了保姆就意味着你成了资产阶级老爷太太，少爷小姐。这样一来等于说什么家庭都不允许雇佣保姆了。

结果就逼死了那位老太太。她没了工作，又没孩子赡养她，就算存下一点儿养老的钱，另一个新规定又把这些钱冻结在银行里。

二姨也面临着完全同样的窘境。她来我家时才46岁，现在她62岁，儿子死了，女儿又音讯全无，按说她已步入老年了。目前她所有的钱都冻结在银行里，能不能、什么时候能取出这笔钱，都是未知数。红卫兵定出的要所有保姆走人的期限却越来越近，二姨教我感到不安，我怕看她的眼睛，它们看上去一下子离我非常遥远，似乎存在于另一世界，我捕捉不到她的目光，而且她还总说些奇怪的话，诸如决心什么的，她不是也……？

二姨走的前一晚（幸而她还留着老房子，不致无家可归），父亲把全家召集在一起，十分严肃地向二姨保证，只要她活一天，我们就赡养她一天。虽然她现在不得不离开，但她永远是我家一员，她不必为老来无靠担忧。

这话真是说到点子上了，至今我仍为30年前那个炎热的夏夜父亲说的这番话叫好。那时北京就有成千上万名保姆被赶出雇主的家门，全国就更不计其数了，但能作出父亲那番慷慨承诺的雇主能有几人？

二姨虽然什么也没说，但她很感动。此后她便一心一意把我家当成了她自己的家。她不是负担，而是支柱，在我家风雨飘摇的10余年中，为我们苦苦撑着它，直到耗尽全部精力。

正文 14 红卫兵不言性

二姨走后，我回家次数愈见其少。家，不再是我一度流连不舍的避风港，却成了是非丛集的烦恼巢，许多事我都爱莫能助，住在这儿往往还一夕数惊。既然如此，何不抽身远避呢？有道是眼不见，心不烦。

从8月起，红卫兵可以免费乘车，全国性的大串联开始了，我们的任务是煽风点火，把这场革命推向全国。我们是火种，毛主席是春风。春风猎猎，笛声长鸣，只待找到一个目的地我们就要启程了。

我选中了广州，一个亚热带城市。珠江两岸，椰子树高高成行，棕榈叶迎风沙沙作响。一百多年前，道光皇帝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在此销毁外国人的鸦片烟；其后，为推翻清帝制，志士起义，七十二先烈为一个共和国的梦想捐躯沙场。对我来说，广州的魅力主要在于它的地理位置，它在祖国的南端，远离北京，我在那儿闹完了革命，回家的路上，可以尽情饱览沿途风光。

决心已定，我问我的红卫兵伙伴都打算去哪儿，有人说去上海，有人要去湖南，去四川，还有人去东北。一个女孩说她准备去西藏，那得花一个月时间才能到达拉萨。也有说想去云南，看能否过境去越南打美帝。最后，一零一中有将近30人打算去广州，我们编了一个战斗队。

过了一晚，车票便弄到手了，我们准备好了第二天出发。这次出门行程四千多公里，我们却全部轻装上阵。我带的全部物品是一本小红书、一支钢笔、一个笔记本、两套内衣裤、一条毛巾、一把牙刷和一支牙膏，再就是父亲给我的30元钱。一只绿色的挎包把这些东西一股脑儿全装进去还绰绰有余。

我们不是观光客，出门又不是去游山玩水，我们是一群战士出征，向旧世界宣战。事实上，我们中的许多人都认为这次征程将成为我们人生道路的转折点，是我们“职业革命家”生涯的第一步。

从今往后，我们不必只是羡慕父辈在革命战争中的英雄行为，不必再为自己出生太迟而遗憾。像我们景仰的革命先烈一样，我们奔向黑暗势力猖獗、危机四伏的地方，我们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挖出隐藏的敌人，为文化革命的最后胜利不惜流血牺牲。

火车在傍晚时分驶离北京，我们弄到的是硬卧票，在车上睡了一夜。次日黎明我即醒来，大兴奋了，不想再睡。我凭窗而坐，左手支着窗沿，清凉的晨风扑进车厢，拂动着我的红卫兵袖章，把它变成了一小团熊熊的火焰。我摘下军帽，任风吹乱我的发梢。

这时我的头发已经剪得很短，头顶上约莫寸把长，下边更短，而我还不算一零一中最激进的女将，我知道有几个女孩把头发剃光，她们很以此为骄傲。我佩服她们的勇气，自己却实在下不了这个决心。

头发短了不算，我的脸也晒得黝黑，四肢结实而灵活。我骑车在北京大街小巷穿行了两个月，炼得一身紧绷绷的肌肉。我的衣服成天散发着汗味，指甲藏垢，脱下球鞋来臭气熏天，不比男生逊色。我知道如果母亲和二姨见我这副模样，她们一定大惊失色。但我偏就喜欢这副模样！

过了一会，10岁光景的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走到我跟前，我给了他们几块糖，他们管我叫“红卫兵叔叔”，连他们的妈妈坐在我对面，也没有注意到我不是“叔叔”，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我没有纠正他们的误会，甚至无缘无故地喜欢这两个孩子这么称呼我，尽管我只比他们大四、五岁。

广播说开始供应早餐，队里的3个红卫兵自告奋勇去餐车为大伙买盒饭。后来我们问多少钱，他们却说：“免了吧，钱算什么，私有观念已经过时，你我的钱不就是大伙儿的？既然咱们是战友，就是一家人。”我们都认为这主意不错，之后大家便轮流买饭。

两餐之间没什么可干的，只好望着窗外的风景出神。旅途漫长，40多小时后才到广州。就这么干坐实在无聊，我们决定在车上闹一番革命。

我们的计划是在卧铺车厢调查旅客的出身和阶级成分，叫那些成分不好的旅客让铺位给坐硬座的工农兵旅客。说干就干，而今我们不需要浪费时间征得任何人同意。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他老人家的“红小鬼”，他把大权交给我们，我们只听他的号令。

不到一小时，我们就把卧铺车厢清了场，至少是基本清理干净了。原来旅客中几乎一半都有问题，我们勒令他们离开，他们也不争辩，拿上行李走人。但有5个上海男女青年却很刺头。

因为这几个人不理解我们革命行动的意义，我们决定和他们论论理。

“工人、贫下中农是国家的主人，他们旅行的时候就应该像一个主人的样子，而不能只当二三等公民。你们想想，这辆火车上有年纪大的，有身体不好的，有拖儿带女的，你们年轻力壮，让他们在硬板凳上坐两个晚上，你们却舒舒服服躺着，这应该吗？”

“话可不能这么讲，”其中一人反唇相讥，“我不觉得现在这样有什么不对。他们想舒服，也可以买卧铺票睡到这儿来，他们想省钱，这才买硬座。既然他们要省钱，你们就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至于我们，我们就是想旅行得舒服一点，我们的权利受法律保护，而法律是神圣的。”我们开始在已经空了一半的卧铺车厢里辩了起来，红卫兵在过去两个月没学别的，就学如何辩论。我们都喜欢把事情争个水落石出。

“你说法律是神圣的，这并不全对，”我针尖对麦芒地反驳道，“不是所有法律都能称得上神圣，我们得先作一番阶级分析。如果为保护资本家和地主阶级权益而制定的法律，对革命人民来说就谈不上神圣二字。我们应该反对它们！废除它们！这是革命的宗旨！否则旧的制度怎么能够推翻？工人农民怎么能够当家作主？新中国又从何诞生？我们又怎么解放全人类？……”

唇枪舌剑就此展开，我认为我们的观点很有说服力，如果对方不接受，那是他们缺乏无产阶级感情。毕竟他们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现在他们没话说了，但他们并不打算让步。过了几分钟，其中一个突然说：“既然你说了让位给工人农民是革命行动而不是受惩罚，那你们自己怎么不让？为什么光勒令别人这么做？你们比我们更年轻！你们也不需要睡卧铺。红卫兵应该对工人农民怀有最深的感情，红卫兵要做其他人的榜样。要让你们先让！”

听了这番话，我们个个义愤填膺。这些人真无耻！他们已经不是辩论了，简直是寻衅！这算不算阶级报复？我们要提高警惕。谁听说过有这等事？红卫兵居然被一群资产阶级狗崽子撵出车厢？我们当然不能让他们得逞，在原则问题上我们决不让步！

就在我和几个战友准备以更猛烈的炮火反击时，火车驶进了一个大站，武汉或长沙，我记不太清了。车门一开，才发现原来硬座车厢也有红卫兵在闹革命。他们也调查了旅客的身分，查出了一批地富反坏右，现在正把他们赶下火车。

这些牛鬼蛇神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被革命群众赶出北京。所有人都已经在火车上遭到过毒打，他们经我们的车窗在站台上走过时，一位老妇人引起了我的特别注意。她是中国所谓长得很有“福相”的人。而今她这微肥的身躯和一双小脚使她步履蹒跚。从她一头银白的头发下，鲜血像小溪一样流着，把她的白衬衣染得一片狼藉。她似乎马上就要倒下，从此不起，而一个与我年纪相仿的女红卫兵还在拿一条带铁扣的军用皮带狠狠地抽她的头。

我不忍看这类惨象，却又不甘将目光移开。尽管从理论上讲，我也明白暴力之于大革命是无可避免的，也是必需的，内心深处我对那位老妇人怀了极大的恻隐之情，我觉得应该帮她一把。“这位可怜的老太太，”我想，“已是山穷水尽，大概活不成了。她在北京的家人和在农村的亲戚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她悲惨的结局，不过这样其实更好。那个女红卫兵怎么这么心狠手辣！”

铃声一响，火车继续前行，我不由长吁一口气，回过神来再想与我们的辩论对手交锋。不曾料，他们几个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大概是看到站台上的一幕后溜出了卧铺车厢。那么还是我们赢了，我们似乎战无不胜。但这次好像不太过癌，我们还没逼得他们认输呢，而且辩论最能打发时间。

今天我写这一段，真不敢相信1966年中国老百姓会这么的老实。在火车上陌路相逢，谁又知道谁的家庭出身和阶级成分？大部分旅客都是单个儿出门，根本无从稽查每个人说的是不是实话。我们甚至都没想过要去核实，只是他们说什么我们便信什么，然而这么多人说了实话，我们竟以此来惩罚他们。10年以后，这类情景全然是匪夷所思的。人人都学会了圆几句谎，有时假话说得充满自信，说得激情澎湃，开始是为了保护自己，后来则习惯成自然了。当今中国数以百万计的人相互欺骗，一点儿也不脸红地在那儿重复大大小小的谎言，为了利益，为了吹牛，为了愚弄对方。谁应该对我们道德的退化负责？文化大革命吗？资本主义的影响吗？我们这些当年的红卫兵应该负什么责任？我自己应该负什么责任？今天的年轻人不会相信中国人曾经那么诚实那么傻，每每想到我对这些年轻人的亏欠，心中便生出许多的内疚来。

我们到了广州，临时驻扎在一所中学里。我们认为一个职业革命家应先花几天时间考察形势，然后再谈动员群众。白天我们分头去中学、大学和各类单位看大字报，找人谈话问情况。

9月初，广州仍又问又热，像个大蒸笼。当地人穿的是汗衫短裤，大多还不穿鞋，便是穿得少，他们还都喜欢在荫凉处摇着大葵扇。老人们喝午时茶，那是一种极苦涩的饮料，小孩则吃赤豆刨冰来驱暑。

我们外出，总是穿戴着红卫兵的全副行头：长袖军装，长裤，军帽，帆布腰带，红袖章，军球鞋，帆布包，小红书。当地居民带着同情的惊讶打量我们的装束。汗珠从我们额头上大滴往外渗，衣裳全湿了，但我们还是不穿裙子、衬衣和凉鞋。任何使女孩显出女孩风韵的打扮都是资产阶级的。我们把自己严严实实包起来，我常常忘了自己的性别。我是一员红卫兵小将，其他人也是红卫兵小将，就这么简单。

这副“捂”装有一次差点儿让我当众晕倒在一所中学的运动场上。这天我对着上千人作形势报告——那年头人人都是演说家，可以滔滔不绝地讲上几个小时，讲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党内党外斗争，征引历史教训，分析国内外形势，讨论政策与战略。把听众鼓动得热血沸腾，是我们的拿手好戏。我的长篇大论持续了3个多小时，听众还不断提问题：

“打人究竟对不对？”

“是不是除了毛选外所有的书都是封资修的？要不要全都烧光？”

“是不是所有干部都属于走资派？”

诸如此类。

午后3点，太阳有如一个大火球，简直像民间故事中描述的，太阳有一包又热又长的针，这些针扎在我的头上，突然我耳朵嗡嗡叫，天地变色，呼吸困难。我连忙一屁股倒在地上，算是没当众大出洋相。

晚上，一行人回到住所，睡在同一个教室里。这队人马有男有女，最大的18岁，最小的14岁，男生睡一边，女生睡一边。中间既没有屏风，也不拉帘子，没有这个必要。我们都是和衣而睡，没人动什么歪脑筋，我们根本不曾想到性的问题。

毫无疑义，性是资产阶级的玩艺儿。在我看来。性又肮脏，又下流，而且危险之至。在我看过的书和电影里，只有坏人才对性感兴趣，革命者与之秋毫无涉。革命者的爱情是崇高的、浪漫的，只能用心灵去感受，他们连手都不碰一下。

当然那时我从来没想到过，如果我们的革命父母没有性生活，我们这些革命后代又从何而来？事实上当时我这方面知识的匮乏使我根本问不出这样的问题来。学校从不开教这类科目，家中也不谈论这类话题。所以其实我并不真懂性究竟是什么意思。只是隐约从二姨的故事里，从书上或者新闻中知道女人会为它自杀，男人会为它判刑，10年、15年、20年的都有。最近更有许多领导干部为它颜面扫地。因此我希望自己永远不要与之沾边，就像红卫兵不能抽烟喝酒一样道理。

当时我的理想就是像毛主席教导的那样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这些闪亮的词儿出自他的名著，我们早已熟记于心。几年后，我才知道这种对性的态度放在女人身上还有另一个词，即贞洁，那是我亲爱的老二姨的名字。女人要守身如玉，这种观念显然是“四旧”，奇怪的是我们这伙女红卫兵不但不想去破除，还竭力维护它，好像它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我们到广州后第5个晚上发生的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

那天晚上，两个高三女生到了9点多还没回来，我们正有些着急，突然看到她们押回来一个30来岁、又粗又壮的“俘虏”。原来当天下午两位女红卫兵在市里走迷路了，她们向这个男人问路，结果走到了郊区一座废弃的教堂附近。暮色降临，两位女生在废墟边一路琢磨怎么回事，怎么才能回到驻地，周围风摇树影，野草丛生，虫声一片。突然她们听得身后一阵嘈杂，一群当地居民抓住了一个男人。

就是这个人给她们指的路，他居然一路跟了来，而她们还不曾觉察，当地人的革命警惕性却非常之高，他们注意到他一直鬼鬼祟祟跟着两个女红卫兵，联想到这儿曾发生过强奸案，于是采取了行动。

听到这里，我吃惊不小：强奸，在我眼里，这简直比谋杀还坏。我们开始审问这个人，他说的姓名、年龄和职业我已全然没有印象，我们应该还问了他的阶级成分，似乎不属于“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烈士），不然就不会发生后来的事了。

我们问他为什么要引我们的两位战友去那么偏僻的地方，他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所以然，这使我们更相信他对我们的阶级姐妹不怀好意。我们缩小了包围圈，一手叉腰，一手指着他的鼻尖，有些人已经开始解皮带。问题越问越尖锐：

“这么说你仇恨红卫兵？是不是？你老实交待，不然就砸烂你的狗头！”

“是是，我恨。”

“那么你也仇恨文化大革命了？你想破坏文化大革命么？”

“是是，我仇恨……我想破坏……”

“你是不是阶级敌人？”

“我是阶级敌人。”

“你是不是国民党特务？”

“我就是国民党特务，我是台湾派来的。”

“你想国民党打回来吗？”

“对对，我想……”

“你有没有枪？”

“哦，有的，有的，我有枪，有手榴弹，我还有机关枪。”

“有没有和台湾联系的发报机？”

“当然有啦，我有一台发报机。”

“你把这些东西都藏在哪儿啦？”

“我埋在我家的后院里，你们跟我去，我带你们去看，你们可以把它挖出来。”

再审下去，这个人问什么招什么。他的口供在我们脑子里全变成了事实，这些“事实”令我们对他满腔仇恨，他不再是一名嫌疑犯，他变成了真正的犯罪分子，一个不折不扣的阶级敌人。我们开始动手揍他。

接下来的一幕令我们所有的人瞠目结舌：在雨点般的拳打脚踢中，他突然站起身来，把白色的短裤往下猛一拉：他竟没穿内裤，露出来的是他的那样东西，他的生殖器，又粗又黑，在一丛黑毛中突将出来。它似乎硬着，立着，在向我们点头。

我不由自主地盯着它看，完全不知所措。我又羞又恼，手冰冷，脸发烧。几秒钟内谁都没动弹，大家都僵在那里。随即像堤坝决口，洪水外泄，女红卫兵一窝蜂逃出教室，站在走廊里，男红卫兵则拿了竹竿冲上去收拾他。

我们都恨透了这家伙！也不知是女生更恨他还是男生更恨他，女生恨他是因为他侮辱了我们，男生恨他因为他是男性中的败类，他这么一暴露，不啻把所有的男性全都毫无羞耻地暴露在大庭广众之前。他们都像是被他扒得一丝不挂，多么令人难堪。这次他们真的发了狠，打打打，往死里打，他罪有应得，这个败类！

又一通答鞭，竹竿如雨点般落下，只一会儿这人就瘫在地上。棍子悬在半空，有人帮他拉上短裤，我们涌回教室张望，这人纹丝不动。他没了气。

这下我们面面相觑，慌了神：人怎么这么容易就死了呢？简直不可思议！我们惹了乱子，闯了大祸。赶快叫公安局来，这家伙不是个阶级敌人么？我们还有他的口供。当然上面没他签字，成点问题，但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不都可以作证么？我们个个都亲耳听见他承认犯下了那些滔天罪行。

于是我们鼓起勇气打电话给广州市公安局，告诉他们这儿刚有个人死了，实际上他是被我们打死的。我们请求他们派人来调查这件事。“越快越好，”我们说这话时嗓音不禁有些颤抖。

电话那头，警察一定要先弄清我们是何许人，我们说是北京来的红卫兵。听到这句话，他们的声音突然变得热情友好起来。原来他们是造反派，刚造了公安局的反，夺了他们的权。他们说坚决支持从毛主席身边来的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这个案子就这么了结了，不必再费事调查。他们会叫火葬场的人赶快来把尸体运走。

闻此，我们心里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不费吹灰之力就摆脱了麻烦，叫人实在难以置信。反过头来，我们倒有点不安，再次请求警察能来笔录一下案发经过。“真的没必要”既然他们一锤定音，我们也只好作罢。

那个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倒不是怕闹鬼，我从小受的唯物主义教育使我相信世上并没有什么鬼神。是我被自己纷乱的思绪扰得夜不成寐。

这人竟死了！他实在太傻了。他要是对我们所问的问题一概否认，不就没事了吗？无论如何都不会把一条命搭进去。态度不老实也许会惹恼我们的人，一顿打是免不了的，他得咬咬牙坚持一下。要是他任凭我们拷打不松口，即便别人无动于衷，我想我也会帮他说句话，放他一马。红卫兵都敬佩英雄，我的同志们也决非不可理喻之辈。可这家伙，一副熊样，窝囊废！可惜他太不了解我们红卫兵了。

其实就算他承认了那些问题，只要他后来不那么下流，不脱他的……也不至于当场送命。所以回想起来他说的做的没有一件是对的，他被打死也只能说是咎由自取。这么个流氓，恶心透顶！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强奸犯，反革命。罪有应得，死有余辜！

我们晚上打死的这个人，夜里我还得把他在我心里再杀一回，不然我就没法睡觉。当我把他送上良心的法庭判了死刑的时候，我可是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从来就没把他招认的罪行当真。其他人也不信他编的那些鬼话，不然我们会拿了他的地址去查他的后院。公安局的人根本就没向我们要他的地址，他们一准也知道他说的不是真话。

第二天早上，我们搬出了中学住进广东省委所在的大院。这个大院和我从前住过的机关大院大同小异，也有解放军站岗。但哨兵拦住的全是“国家的主人”，“人民的公仆”则坐在四个轮子上进进出出，接受卫兵的敬礼。我们是从北京来的红卫兵，我们说要驻扎在这里点文化革命之火，谁敢阻拦？不久有关部门就通知卫兵让我们自由出入。

于是我们移师省委，扎营在一处叫冰室的地方，因为这儿可以一天到晚买红豆冰吃。安顿下来之后，我们对大院巡视了一番。这地方挺不错的，一个颇大的湖，湖畔栽满了茉莉花。一眼望去，铺天盖地的小白花蕊，清风送爽，遐迩飘香。外面的世界闷热羹沸，这儿却宁静恰人，好一个世外桃源。这正是我们到此一游的目的，我们就是要搅乱资产阶级的太平，在司令部里掀起红色风暴。

从我们调查得来的结果来看，广东省的气氛很不对劲。所到之处，听不见“文革”的呐喊，嗅不着战场的火药味儿。盘旋在街头巷尾的是软绵绵的粤剧清唱和广东音乐，街市熙熙攘攘，吃的，喝的，聊天的，买东西的，什么人都有。不少私营店铺生意做得红红火火，资本主义在这儿大行其道。

于是我们起草了一份文件，通令全广州所有的私营商店从即日起停止营业，谁若对我们的命令拒不服从，一切后果由他自己承担。接着，我们把文件拿到一家印刷厂去，厂里的工人全力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头头们也不敢干预。工人们放下手中的活，为我们赶印了一万份这样的传单。

再下来，我们叫大院的交通队给我们派车，一会儿开来了一辆吉普。我们把传单搬上去，在市里转圈，沿途散发。传单像雪片一样飞落，行人争抢，先睹为快，孩子们跟着我们的车跑，一大群孩子，赤着脚，叭哒叭哒，像鼓点砸在街上。他们伸着手拼命叫，“给张我！给张我！”喊声热切而整齐，这一消息野火般在全城蔓延开来。在繁忙的街头，十字路口，本地红卫兵手持话筒，站在木箱上用广东方言宣读我们的通告，这都是我们组织起来的。

天擦黑我们才回到驻地，感觉真不错。广东不再是资本主义的温床，社会主义必胜……这边厢我们正在欢呼，那边厢鱼贯进来一帮中年干部，腋下夹着大大的公文包，说他们是广州市委派来的人，傍晚时分，市委被几百个私营店主围住，店主们强烈要求政府将他们的商店收归国有。

“那好哇！国家早就应该接收它们。”

“事情哪有这么简单？市里没有资金去收购这些店铺。店要是收归国有，店里的老板伙计就都成了国家职工，将来不论商店盈亏，国家都得付他们固定的工资，还有医疗费、福利奖金、养老金、住房、孩子读书等等。要不然这些店主这么积极让国家来接管他们的商店？这等于说从今往后他们捧上了铁饭碗……”

我们压根儿没想过事情还会这么复杂，但我们又不愿半途而废，那不等于革命流产了么。于是我们和这些干部展开了对话，一直谈到半夜。我们给这些干部讲大道理，让他们认识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和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让他们不要让经济凌驾于政治之上。干部一方，则想用各种数据来说服我们，坚持说此举将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损失。我们洋洋洒洒高谈阔论，他们一板一眼算着细帐。大家总是谈不拢。

后半夜，他们好歹说服了我们：实施这一革命步骤的时机尚不成熟。也许我们根本没有被说服，只是我们太困了，头脑发木。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给了资本主义当头一棒，让吸血鬼们知道他们的好日子不长了。说实话，我们还真没想到大人们（市委干部和那些私营店主们）把我们的命令这么当回事。市委把我们当钦差大臣，连夜派人来说服我们，使我们感到不无满足。最后我们答应这个命令暂缓执行，意思就是我们不会再去把它付诸实施了。

虽然没能根除广州的私营企业，我们仍在广东省委的后院点了一把火。当地干部从我们这儿得到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内部消息，他们很受鼓舞，也跟着起来造反。有些人却非要做“保皇派”，同事操戈，朋友分道，夫妻反目，孩子和父母闹翻，盖因他们参加了不同的派别。红卫兵推波助澜，整个大院折腾得像开锅一样。

孩子们了无心机，大人们在他们的既得利益受到威胁时，却可以使出极其卑劣的手段。有一张大字报指控我们从北京来的红卫兵抽烟喝酒，偷公家的东西，还乱搞男女关系。所有这些都是无耻的造谣。特别是最后一项指控，简直恶毒透顶。在中国，说一个人男女关系不正当，乃是破坏他或她（尤其是她）名誉的最有力的武器，这个人从此臭不可闻。

不用说，我们火冒三丈，如果能查出这个蛊惑者，我们非砸烂他的狗头不可。但是大字报是匿名的，落款只写“几位革命群众”，我们去砸谁的狗头？我们又不能袖手不管，让流言蜚语把我们弄得名誉扫地。在这个大院，没几个人真正认识我们，可是很多人会看到这张大字报。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大字报并不是总讲真情实话，也可以用来诬陷栽赃。人们用它来闹革命，也用它来作人身攻击。读者又怎能明辨真相？它可以给无辜的人带来不可挽回的伤害。

我们只能星夜赶写一张大字报反戈一击。我还记得很清楚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当时觉得掷地有声，今天看来，却是毫无逻辑可言，我们的论点是：我们都是红卫兵，来自红五类家庭，根正苗红。我们对毛主席有天然的深厚感情，对阶级敌人无比仇恨，我们决心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由于这些原因，我们对坏习气有天生的免疫力，决不会沾染抽烟喝酒偷东西乱搞男女关系等恶习，那些匿名造谣诽谤红卫兵的人别有用心，革命群众应该提高警惕，挖出他们的黑后台。这个事件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走资派正在进行垂死挣扎，我们一定会把这件事搞个水落石出。

大概我们的威胁惊动了高层领导，没几天，我们接到邀请去和中南局党委副书记吴芝圃谈话。他对我们的态度和蔼亲切，几个小时坐着听我们批评广东省委，还建议为我们安排一次“接见”，当面对广东省委领导进行帮助。

“我们可没有时间‘接见’他们了，我们还要做更重要的事呢。”我记不得究竟还有什么大事等着我们去做，回想起来，那时我已开始对政治斗争感到厌倦。这远不是我想象中的斗争：理论和宣言，灵感和激情，真理的追求和崇高的牺牲。这是对权力的争夺，既丑恶又冷酷无情。够了，够了。9月还没过完，我们已决定离开广州。

在我们离开广州时，我们这一干人个个鸠形鹊面。我的嗓子全哑了，张开嘴什么音都发不出，真是种怪异的感觉。大概是因为发表了太多的演说，终日跟人辩论，高声引用毛主席语录来压倒对方，加上睡眠少，饮食又无规律。有时我们连续两、三晚不睡觉，有时一天只吃一餐饭，甚至不吃饭。

其实我觉得能活下来已属万幸。我们离开广州前的一个晚上，我跟着一队红卫兵在中山路上走。后半夜，整个城市都睡了，街道昏昏暗暗，我走得精疲力尽，两条腿像拖了两块大石头，越走越慢，另一个才14岁叫武良的女孩和我走在一起。结果我们腿一软，竟在马路中间睡着了。

其他红卫兵走出两里多，发现我们丢了，回过头来找。还好在他们找到之前我们没让汽车或卡车压死，不然我们就成烈士了。像这样莫名其妙地死去，在后人眼里是愚不可及的。为了一个荒谬的信仰而牺牲了生命，而今历史已几乎完全把他们遗忘了。我庆幸自己还活着，可以写出这些书来。

正文 15 半透明之夜

我若能在1966年倒头睡着在广州城里的大街上，第二年回到家中又何以夜夜失眠？这真有点儿不可思议，但事实如此。躺在床上，睡眠像是跟我捉迷藏。我只好和自己论理。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去年，红卫兵是毛主席的小闯将，领导着千军万马冲锋陷阵，每天都有于不完的事情，即使一天给我们48个小时，我们还是没时间睡觉。现在却镇日无所事事，这么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事物总是要走向它的反面”，毛主席的话一点不错。老革命变成走资派，老红卫兵为了保爹保娘开始反对文革，虽然不是每个干部子弟都这样，但也为数不少。这些人真做得出！好了，现在我们又恢复学生身分了，毛主席说“复课闹革命”，但复什么课呢？老师们全都学乖了：什么也不做的人永远不会犯错误，日后也不会有人找麻烦说他们与学生为敌。

敌人……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革命……1966年我的第二次串联是为革命还是为旅游？说实话，我登华山的初衷纯是为了游山玩水，可到了那儿却阴差阳错地又闹了场革命。都是那些老道士，不然我也不至于……他们自以为聪明，以红卫兵之道还治红卫兵之身，结果引火烧身，悔之晚矣。

他们让我在山顶上填的那张住宿表得回答他们多少问题？60个？也许还不止。我父母的阶级成分，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七大姑八大姨，他们的姓名年龄职业单位政治面貌，是否参加过反动组织，有无历史问题，有无海外关系……问得没完没了。去他的！无非在他们的寺庙里过一夜，要一个在寒冬腊月连炭火都不生的房间。他们给的被子又冷又潮，我整个晚上都在簌簌发抖，阴气深入骨髓。窗外，山风横起，松林咆哮，西北气流雷霆万钧般碾过峰峦。

我通宵目不交睫，咬牙切齿一遍遍咒骂那些老道士：你们以为自己是什么人？是为我立档案的干部，还是公安局的户籍警？胆大包天，竞敢以阶级斗争为名耍我，一个红卫兵，来填写三代人的出身，这问题最让我没面子。哼！咱们走着瞧。山下华阴县中学有500名红卫兵，扫平这座道观人手足够了。把他们动员起来，半夜出发上山，到山顶10来公里，黎明时分给他一个突袭，搜查一下看能不能找到枪支弹药、电台或其它反革命罪证，否则也可以破除迷信。哈，这个主意不错。

三天后，计划如期执行，虽然没有找到枪支电台，仍然不失为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所有的道士，那些精神鸦片贩子和寄生虫，都由当地的红卫兵押解山下，扫地出门。那天晚上，我睡到了道长的大床上，暖和舒适，腥红色的丝缎被面，棉胎是新絮的。房间里，淡淡的檀香味仍在缭绕，古老的铜盆里，炭火熊熊。冰天雪地，春意融融，骑驾跨鹤飞越四海，山巅的青松，五彩的云霞，阴阳的和谐，甜美的梦境……

睡觉！睡觉！我一定得让自己睡着才行。5点半以前，别去想5点半！想想我全身的神经都紧张起来。放松，数数字，1、2、3……16，我今年16岁了。

我16岁生日是在贵州的遵义度过的，花了一分钱，买了一粒水果糖，自己庆祝了一下。那时我身边只剩一分钱了。11月间我和另外5名红卫兵一起离开北京，瞻仰了毛主席的故居就分手了。“东方红，太阳升……”别去想那首歌！它简直能让我发疯。我们一行人个个有自己的主意，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分道扬镳，说好回北京再见。

生日过后的第二天，天刚破晓我便起了床，自己一人大踏步走进遵义城。我打着绑腿，脚穿草鞋，头戴竹笠，时下步行串联又大行其道。我也想亲历一番，选定的路线是当年红军走过的长征路：娄山关。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在此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四渡赤水，殊死奋战。寡不敌众，饥寒交迫，几千名红军战士长眠沙场。他们的墓碑树在路两旁的山坡上，有些墓上刻了姓名，更多则写着“无名烈士墓”。

站在墓前，我仿佛听见每一位烈士在讲述一个英雄故事：子弹像蝗虫般飞过，河谷回荡着战斗的呐喊。日色昏黑，流水血红，痛苦和绝望深不见底，爱和梦驻留在青山翠谷之中。我被深深打动了，觉得自己的一切都是这些没有能够活着看到新中国的先驱们给的。我发誓要继承他们未竟的事业，让先驱者的热血在我身体内流淌。为了牢记这誓言，我决定把名字改掉，从此不再叫瑞，不管是瑞士还是吉祥，这些意思全不合我心意。从今以后，我要叫红军！脱胎换骨，面貌一新。山河日月，请鉴我心。

红军，我第二次串联途中就一直用的这个名字，从云南边唤来的红卫兵也这么称呼我。我在路上与他们相遇，边走边谈，几个小时后我们已经彼此十分了解，成了好朋友。那时，我们脑子里不存在“隐私”这个概念，聊起来百无禁忌，有疑必问，有问必答，五句句是肺腑之言。

我一路与之同行的15个云南红卫兵都是硅矿工人的孩子，家乡在个旧。带队的年轻人17岁，高挑英俊，其他队员有的简直就是孩子，最小一个女孩才13岁。

人小志不小，我的这些新朋友雄心勃勃地计划从云南一路走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先沿长征的路线到延安，然后取毛主席在解放战争中行军的道路进北京。好一个宏伟的计划：全程300多公里，全凭双腿步行！

“不打紧，我们能走。每迈一步，就离毛主席近一分。今年如果走不到，明年也一定能走到！我们有决心！”

这番话是一个14岁的女孩带着浓郁的云南口音对我说的，她的发音绵软轻柔，所表达的信念却是谁也不会误解的。“我们每天走100里，一星期走7天，明年3月准能走到北京。”

好个主意！我暗想，没准我也可以试试。毕竟我比这里多数女孩都大，她们能行，我难道就不行？这可是一个对我毅力的考验。

在陡峭的山路上一天走100里决不是闹着玩的事。当天下午我就意识到自己有多么无能，真是一个典型的口头革命派。不论我如何紧赶慢赶，就是赶不上我这帮新朋友。他们抢过了我的背包（背包里装满了老三篇，我原打算一路上散发给农民看的，后来才发现有好多农民根本不识字），又抢过了我的铺盖卷儿，即便如此，我还是拖了他们的后腿。又走了一段路，我死活坚持让他们先走，不要再等我了。

天黑了下来，山峦化作大片的暗影。星星布满天空，没有月亮，脚下的路也沉到黑暗中去了，极目处看不见一座村落，听不见一声狗叫，还得走差不多10里才能到达今天的目的地。我几乎要哭出来了，不是因为怕鬼怕坏人，而是感到实在力不从心。“红军会哭吗？当然不会！红军流血不流泪。”

“毛主席教导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那个年代，无数的中国人遇到困难都会背诵这段语录给自己打气。话音刚落，奇迹出现了！我突然看到前方闪出一点灯光，开始时灯光在暗夜中飘忽不定，再走近一点，又亮了一点。最后我看到一盏马灯，映照3名云南红卫兵的笑脸，那个带队的小伙子也在其中。他们告诉我他们早就到了目的地，左等右等不见我的人影，天这么黑，他们决定返回来接我。

他们陪我一起走到村里的红卫兵接待站。女孩们已经为我准备好了一切：热水倒在木盆里，一只小板凳放在边上，她们坚持要我先泡泡脚，说这是走长路的人应该做的第一件事。之后她们又给我在桌上摆好了饭菜和开水，连床单和枕头都帮我从接待站借来了。这时已近午夜，所有的女孩都走足100里，3个男孩为了找我，走了120里，他们也都精疲力尽，然而他们为了照顾我都还没睡。我感动万分。

此后的日子，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山路弯弯，数十万红卫兵向着北方日夜兼程，为圆一个共同的梦。在这漫漫征途上，人们萍水相逢，却真心地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一句“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便使大家情同手足，心贴着心。如今回首往事，明知自己也曾经沧海，这记忆却已恍若隔世，中国变了，我也变了。

第二天，我们又走了100里，我的脚打起了大大的水泡。咬紧牙关，我强忍剧痛朝前走。这次我不再坚持让云南红卫兵先走了，免得他们半道又得回头找我。我们在天完全黑下来之后才到达目的地。

第三天，我遇到了怪事。不管我怎么努力，就是起不了床。背毛主席语录也不起作用，两条腿像不是长在我身上一样。我难为情极了，不用说，云南的红卫兵不会把我扔下，于是我们在桐梓县住了下来，一住住了3天。我心里好着急，这次我真的把大家的行程都耽误了。

第四天，我对云南红卫兵说，我决定坐火车去重庆。我作出这个决定有一部分原因是我需要钱，虽然步行串联能在接待站得到免费的食宿，但身无分文终究是老大不便。只有到了大城市，我才能让父母给我汇钱。

我的新朋友送我到火车站，看他们站在车窗口，我颇为惭愧。但同时我也感到一种优越：北京的红卫兵事务繁忙，我不必像他们那样徒步大半个中国走到北京。我们毕竞有所不同。

开车之前，我给他们留了北京的地址和电话，相信第二年春天我准能在北京见到他们。但事与愿违，第二年开春，一个同学从延安回来，他说在延安遇到了一队云南的红卫兵，那时，红卫兵已不让串联了，步行也不让。云南的红卫兵被迫返回。而他们在离开前，曾托我的同学给我捎一顶竹笠。

“他们说那是你的帽子，再三嘱咐一定要捎给你。”

“帽子呢？”

“喔，那斗笠已经不成样儿了，旧得一塌糊涂。给雨一淋透，全发了黑，边上也有好些地方磨破了。我想你不会要它的，就把它扔在车站了。”

那是我在桐样县和他们分手时落下的帽子，这么说，云南红卫兵把这顶帽子一路带去了延安！他们完成了长征的壮举，走了差不多2000公里。无尽的山道，迈出的步子何止以百万计！雨雪风霜，日出日落，竹笠是这一切最好的见证。它又是我们友谊的象征。我把这段不寻常的历史讲给我的同学听，他立即失悔。可惜已经太迟了。我也心中难过，还不是为帽子，而是为我的朋友，我知道他们一心想走到北京见毛主席。这场梦竟无法实现。他们被送回家时，其伤心失望可想而知。

我们去年路遇时，那些云南红卫兵以为我见多识广。去年，一个从毛主席身边来的红卫兵那可是号人物。所有的人都对我们敬佩不已，不论是老干部还是青年学生。连我也以为自己见过大世面。但事实上，我究竟懂得些什么呢？现在我算是知道我很多事都闹不明白。第二次串联回来，我便感到如坠五里雾中。

文革伊始，红卫兵起来反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打倒走资派，破“四旧”。现在，红卫兵在斗红卫兵，四三派，四四派，联动派，三者必居其一。昨日的战友，今日的死敌，友爱化成了一腔深化大恨。

吴和我现在见面招呼都不打。“文革”前，我们是知心朋友，曾一道在东北义国的桃林里复习功课，其他女孩可不敢去那儿，因为那儿是一大片坟地。我们也曾漫步在荷塘畔，冒着蒙蒙细雨吟了诗来送给对方。“文革”刚开始时，我们还在一起讲家史，像阶级姐妹一样相互挚爱。但后来，她参加了联动派，我加入了属于四三派的毛泽东主义公社。从此我们俩便势同水火，彼此的轻蔑与日俱增。

吴看不起我，这我心中有数。她认为我太天真幼稚，不了解上层的路线斗争：江青不光彩的历史啦，林彪的个人野心啦，周恩来的机会主义啦，等等，等等。他们关起门来谈论起这类话题总是一副津津乐道的样子。我想如果我附和进去，就不天真了。其实我岂能天真到看不出他们这些高干子女高谈阔论背后的动机么？这些人若唱什么解放全人类的高调，我半点都不信。当“文革”触及他们的既得利益时，他们马上就背叛革命，转而关心父母的官运。他们心目中哪里有人民的位置！他们想的就是如何保住特权。他们在乎中国的命运仅仅因为在这个国度里他们曾经是天之骄子。他们自私伪善，虽然如此他们仍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我简直受不了这帮人！

不管怎么说，吴和我再不喜欢对方，至多也就是白眼相向罢了，我们还没到恶语相加的地步。在其它地方，革命群众用棍棒和砖头对付革命群众，有些甚至动用步枪和机关枪。最近一零一中就有一个学生在江西被人用机枪打死，他和另外一些人在卡车上中了伏击，死的时候才16岁。

他属于我们这一派，我参加了他的葬礼，当时这派的许多红卫兵宣誓要去江西完成烈士未竟事业，我没吭声。真是可耻！不过我实在不想这样去送死。

哒——哒——哒——哒——哒——哒——哒——

在漆黑一片中，我的胸膛突然被一串子弹打得千疮百孔，周围的人在痛苦和混乱中尖叫。血流如注，像消防龙头喷出的水。我呼吸困难，强忍着不喊出声，但恐慌的人群把我踩在脚下，他们的皮靴揣开我的伤口，虽然我的心已停止跳动，我仍能感到剧痛。是谁杀了我？为什么要杀我？我永远也搞不清。

我是个懦夫吗？我将来会叛变吗？……在酷刑下会招供我的同志么？……谁是我的同志？谁又是我的敌人呢？……这些事一辈子都想不出个结果。风车一个劲地转呀转，堂吉珂德大战风车……像这种混沈状态我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几点钟了？唤，不！不能看钟。听也别听，滴咯声会越来越响，我最恨这响声了。

深深吸一口气，就像准备潜入海底一样。定定神，水克火，火克金……火在我的心中间烧，夜复一夜……红烛滴泪……还是换一个姿势试试，两只手臂都放在枕头下，有时这挺管用的。

夜又开始泛白了，几乎是透明的。奇怪。过去我老觉得夜昏黑而浑浊，现在才知这是误解。透过薄薄的蓝色窗纱，微光流入我的房间。我像在海洋的深处，暖流寒流，漩涡暗礁，我的思路随波飘荡，了无定向。记忆沉浮，珍珠闪亮，鲨鱼游过投下一片阴影。

我的房间过去多么温馨。冶人，现在却冷冷清清。虎子死了，似乎还能感到它卧在我被子上留下的那种温暖和分量。孩子们怎么能这么残忍？什么可爱的天使，祖国的花朵，这些小孩全是混帐王八蛋！我要能逮住他们，非把他们的牙打掉，把他们屁股踢歪。得用皮带狠抽他们，抽得他们求饶，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也好泄泄我心头的无名火。我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恨这帮小混蛋，也恨我自己，我简直是废物，连一只猫的性命都救不了！

二姨也走了，我也留不住她。不知此时此刻她是醒着呢还是睡着呢，她呆在她的老房子里，那是她曾经和丈夫儿女一起生活过的地方，每一个角落都堆积着回忆。抽屉啦，衣橱啦，床底下，蚊帐边，像蛛网一样，粘住了瞌睡虫。在二姨的故事里，这些看不见的小虫飞到人的鼻子里，人们就睡着了……快睡吧！我的房间里也有蜘蛛网么？

我明天要去看看二姨，她见到我一定会高兴，她会跑上街买肉买菜，切呀切，炒呀炒，出锅的尽是我最爱吃的菜。“尝尝这个，尝尝那个，多吃点！”二姨脸笑开了花，眼角里却残留着许多寂寞。她不敢来探望我们，邻居兴许会打小报告，给我们造成麻烦。我应该多去看看她。

上次我去看她……我像是被蝎子蜇了一下。我没敢跟谁说起，一种偷了人家东西的感觉，其实那只箱子里每件东西都是我们家的，母亲的钻石婚戒，一只金手镯，父亲的德国照相机，几本珍藏的旧书和古典音乐唱片，一只新的瑞士手表，林林总总。箱子放在二姨那里是最安全不过的。没人抄家会抄到一个在旧社会贫困不堪的老太婆身上，二姨深受居委会的信任。她答应帮我们保管这只箱子，问题是怎么把箱子弄到她家去呢？

父亲和母亲朝我看看，一言不发，我心领神会：只有我去最合适。我真不爱做这种事，不过我还是做了。在街上，在公共汽车里，所有人都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和那只箱子。人民群众的眼睛雪亮而犀利，他们在我身上扎出了一个个洞，我则活像一只纸老虎。外表上看，我武装到了牙齿，一个杀气腾腾的红卫兵；但在内心深处，我且疑且惧，惶惶不可终日。

我知道自己做的事不地道。李叔叔的女儿就没这么多私心，她揭发她的父母，把什么都报告了她父亲单位的红卫兵，包括父母晚上说的话，他们藏东西的地方。

说她“大义灭亲”也罢，说她“落井下石”也罢，这一切都是她父亲多年来对她教育的结果。“你可以不相信任何人，但不能不相信党；不论发生什么事，对党一定要忠心耿耿；热爱毛主席要胜过爱你的亲生父母……”

李叔叔被“拉下马”之前是某学院的党委书记，做政治思想工作的行家。我认为他的女儿背叛出卖了自己的家庭全是他的错，现在他和妻子对女儿恨得牙根痒痒的。他们应该以她为荣才对，我就很佩服她，这样的事我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我承认我是个是伪君子。可是我宁愿做伪君子，也不愿做傻瓜。

毛主席和我的父母，我究竟更爱谁多一点？哈，这倒是个难题。老实说，我真觉得我爱毛主席胜于爱父母，要是毛主席、父亲、母亲和我坐在同一架飞机上，这架飞机马上就要坠毁，而机上只有一顶降落个，我会毫不犹豫地把它给毛主席，宁愿我和父母在烈焰中被炸得粉身碎骨。又比如我们在汪洋大海中航行，我们乘坐的船即将沉没，我会把唯一一件救生衣给毛主席穿上，我和父母当含笑葬身鲨鱼之腹。可这会儿，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中南海里安然无恙，我父母却危在旦夕，我当然得帮助他们啦。他们并没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事实上，他们的麻烦大半是因为他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力。文化大革命招来的。

直到去年父母还不见有什么宿敌，学生都喜欢他们，同事亦相安无事，其中一个原因是我父母不与任何人争。遇到提级、分房和长工资等事，父亲的哲学是“激流勇退”，母亲虽则勉强，也只好听父亲的。因此，去年父亲的许多老战友被打成走资派，挨了斗之后，都说父亲棋高一着。

高？哼！“文革”开始时他们批判学院的领导这一着就高不到哪里去。他们这么做，顿时就给贴上造反派的标签，学院里有一半人与他们不共戴天。对这些人来说，将我们碎尸万段都不解恨。

为达目的，我父母的同事翻起了陈年老帐，还搬弄出许多新的是非。他们成立了专案组，到全国各地调查我的父母。至于他们当不当权，这无关宏旨，打不成走资派，至少可以戴顶“幕后黑手”的帽子，或是叛徒、外国特务、现行反革命等等，各种各样的帽子多着呢。

有一点值得庆幸，我父母没有历史问题。母亲在解放前是燕京大学的进步学生；父亲给派去了延安而不是回到北京去做地下工作。这实在帮了他的大忙——做地下工作难免会和党失去联系或被敌人逮捕，碰到这种情形，谁又说得清楚他有没有叛变，是不是国民党特务？只要有人对他的清白产生疑问，他的罪名就成立了。父亲许多老朋友的厄运就是这么来的。有些还给抓了起来，实行逼供信。

延安相比之下安全得多。很多人都认识父亲，他们可以证实父亲从未离开过解放区，也没有脱党，更没有被捕过。鸡蛋里怎么能挑出骨头来？且慢！若是采取逼供信，鸡蛋里什么东西挑不出来？子弹、匕首、机关枪、无线电台……你随便说好了。

延安又怎么样，安全在哪里？单是认识很多人这点就已经让父亲招架不住了。在延安时，叶剑英是他的上司，王光美是他的同事，又是他辅仁的同学，伍修权是他和母亲的结婚介绍人等等，这张名单可以开半天，即便父母在这些人当了大官儿之后再没与他们联系，专案组的人魔镜在手，定要找出他有历史问题的蛛丝马迹。

跟这些人说实话？专案组的有些人就会勃然大怒。他们拍桌子，跺地板，薄薄的门板挡不住从父亲房间传出来的声音。父亲态度和蔼忍让，审问他的人却声色俱厉：“我们警告你，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们的问题！要是想包庇叛徒和走资派，你决没有好下场！小心你的狗头！”嘭！嘭！

要父亲诬陷老同志，他所受的压力莫可言状，泰山相形显其轻。父亲何去何从？他态度坚决。

“我得讲实话，"他对我说，"不能无中生有。捕风捉影的猜测，不负责任的说法，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会置人于死地的，也会毁了别人的家庭。我不能这么做，我是共产党员，我必须对党负责。我知道坚持真理也许是要付出代价的，很惨重的代价，也许你也要受到牵连，瑞，你明白么？”

我明白，父亲，便是付代价，你也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敬佩你的勇气和正直。但是别人也会像你一样讲真话么？你们学院的红卫兵对你的老战友施加压力时，他们会怎么办？只要他们说些似是而非的话或者干脆编造点什么来迎合这些人以求自己过关，我们便完了。千钧一发，一把利斧此刻正高悬在我们头上，每一刻都可能落下来。我好怕这一刻，日日夜夜提心吊胆。

红卫兵来了，为数甚众，嘭！嘭！嘭！响声惊醒了每一个人。“开门！”“快点儿！快点儿！”沉住气，越慌乱事情就变得越糟。门一开，人群蜂拥而入，皮带解了下来，绳子和手铐也都备齐了。搜捕令？没必要，有人坦白交待了，法律不再保护我们。抽屉拉出来了，箱子打开了，东西倒了一地，他们逮捕了父亲，他们逮捕了我，把我们押上因车，在电影里见过的那种，解放前国民党用来抓人的。“再见了，妈妈！再见了，我的同胞！不要哭，坚强些！黑暗就快过去……”

黑暗。我被黑暗完全笼罩住，地牢里伸手不见五指，只闻到血腥味儿。我的眼睛瞎了么？严刑拷打……实在是不堪忍受……我的血肉之躯……但是我必须坚持住，不能让同志们遭殃。

“我得讲实话，不能无中生有！”

“我不会告诉你们，我决不出卖同志！”

他们在父亲面前拷打我，他们拷打父亲……拷打我……父亲……我失去了知觉，两眼漆黑，从高山之巅跌下落入万丈深渊，像一片羽毛，飘忽而下。气流摆动。晕眩……睡……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毛泽东……”

噢，真倒霉！我刚要睡着，这首曲子就响了起来，每天清晨5点半，准时得很。一星期七天，天天如此，不让人有片刻喘息……。现在我真烦透了这首曲子，以前我对它曾那么钟情。……事物总是要走向它的反面……红卫兵，阶级敌人……大概没有一个反革命有我这么痛恨这首曲子。这不是音乐，这是对人的摧残，我卧室窗外的松树杆上给安了一只高音喇叭，曲子就从里面没遮拦地泄出来。它快把我弄疯了。这所学校还有没有一个能睡觉的地方？不受高音喇叭搅扰的？恐怕没有。

黎明时分，学院的每个角落都沉浸在这首震耳欲聋的乐曲声中。老师、学生、工人、家属，都不得不就此醒来。北京其它学校的情形也大同小异，东方一红，每个人都必须早起。

高音喇叭里的广播，一巳开始，没两小时别指望它停下来。乐曲过后紧接的是新闻联播，然后是本地新闻，各种声明、宣言、通令、最后通牒、节选的大字报等等，没完没了。

我的头用被子蒙住，藏在枕头下，还是不管事，声音硬是钻进耳朵里去。我的脑袋像是一个战场，顽固的声波和我的瞌睡展开一场殊死的搏斗，搅得我头疼欲裂，忿火中烧，神志濒于崩溃。

“打倒某某某！”

“砸烂某某某狗头！”

我恨不得砸烂这个喇叭！把它踩扁，踢出墙外。这下它就哑巴了，让它躺在阴沟里像个没人要的夜壶，让它烂掉……

“工人阶级，起来夺取政权！”

“革命人民……提高警惕！”

“反对……破坏……阶级敌人……”

如果他们逮住我砸这个喇叭，他们一定不会放过我，现行反革命，当场抓获。他们会开我的公审大会，游街，判处死刑……那又如何？完事之后，砰地一声，一了百了。死人可就听不见音乐，我于是长眠不醒，多美妙！

这个学院的红卫兵司令，他居然也会自杀。这件事神神秘秘，谁也说不出个究竟。有人说他患了严重的失眠症，准是这病把他逼疯的，不然一个四岁的有为青年，率领着学院里上千名战无不胜的红卫兵小将，怎么会从校园主楼的楼顶纵身一跃而下？在一个绚丽的早晨，在一大群目瞪口呆的观众面前，他扑向绊红的云际，以一个极漂亮的跳水动作落下，像是要夺取一枚奥林匹克金牌。他这个姿势一直保持到坠落在20多米下的水泥道上，目睹的人都说这简直不可思议。

他手臂折断了，头骨摔破了，颈椎错位了，大量内出血，但他却没有马上断气。他大口喘气，大声呻吟，疼得全身是汗。人们将他送往医院，两个小时后他终于死了。这两小时一定是他长眠之前最恐怖的一段时间。

如果魔鬼能教我怎样使这个喇叭沉默，我情愿把灵魂出卖给它。使它接触不良？从里边切断它的金属线？拉掉它的磁铁？……怎么才能爬到树上去呢？什么时间做这件事最好？午夜过后，星月无光，风高放火，月黑杀人，我的祖父和曾祖父，你们干嘛不教我几个恶毒的诡计！

我的脑子里转了千百个念头，有许多荒诞不经。幸好我还残留了一点儿常识，没有把这些想法付诸行动。两小时后，广播冲破了我瞌睡的防线，我起床了：头重脚轻，睡眼朦胧。新的一天还没开始，就已经被糟蹋得差不多了。

正文 16 “壮士一去不复还”

失眠症缠了我一年半，到了1968年6月，我再也不愿受此煎熬。我对自己说，得想点什么办法改变一下现状。这点办法便是自愿报名到东北的一个农场去，那地方人称“北大荒”。

我用“自愿”这个词，是因为我这番下乡还不同于后几届的中学毕业生，在1968年那会儿我们仍有选择的余地：不愿远行的可以留在北京。当然，分配的工作不是什么叫得响的，也就是补补鞋子，修修自行车，扫扫街道，卖卖豆浆油饼之类，而且共事的多是些大字不识一箩筐的老头儿老太太，典型的“小市民”。这些人鸡毛蒜皮的事可以从早聊到晚，茶杯里都能掀起风暴。我想到这样的前景就不寒而栗。原本以为考人了一零一中就可以永远告别这种生活，谁又料到5年后我仍旧摆脱不了它的威胁，唯一的出路就是去北大荒。

于是我选择了北大荒。在我想象中，这是一方遥远。神秘而令人神往的水土。辽阔的处女地，一望无边的雪山松林，小木屋，篝火，狩猎和滑雪，野兽出没，暗藏的敌人，夜间苏修特务偷越国界，殊死的战斗……

死？我倒不怎么怕。与其一天天地熬这漫漫长夜，倒不如轰轰烈烈像个荚雄似地去赴死。最近我的身体每况念下，生病令我心烦，父母令我心烦，小炼和小跃更是令我心烦。我不想在这个家再呆下去，呆着徒然浪费时间。是该走了，而且越早越好。

1968年7月15日，我登上征途。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我的家人都到北京站为我送行。父亲。母亲。小炼、小跃从西郊过来，二姨从市里她自己家中过来，还有几个同学。吴当然没露面，我记不太清同学中都有谁来了，只记得有两个工人出身的女孩，她们的父母比我们的家长要实际，让孩子留在北京工作了。

那天火车车厢里挤满了像我一样的年轻人。约有千把人吧，都是奔北大荒去的。站台上的人更多，亲朋好友纷至沓来。开车的时刻逼近，有人哭了起来。我的同学中，那两位留在北京的女孩哭得眼睛都肿了。

她们究竟哭什么呢？难道她们是因为不忍与我分别才伤心？我无法相信这一点。犯得着么？众目睽睽之下丢人现眼的。也许她们是为自己伤心。想想将来的平庸生活，再没机会去冒险和体验做荚雄的乐趣。不管怎么说，我不喜欢别人在这儿哭我，我也不喜欢别人在我面前哭他们自己。我只觉得浑身不自在，不知该拿他们怎么办。

我只好仰头望天。天色晴朗，万里无云。无数红旗迎风飞舞，锣鼓喧闹声搅得我什么都听不清。这倒正中下怀，反正我什么也不想听。

有那么一瞬间，我的思绪游离到了另一个世界，两千多年前的一幕展现在我眼前：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豪气干云的荆轲在易水边长叹，他刚刚离开燕国的首都。为他送行的人中有燕国的太子丹和荆轲的好友高渐离，他们一身缟素，深知荆轲此次远征断不会生还。他要去咸阳行刺秦王——中国历史上一个臭名昭著的暴君。

河岸上，盛开的芦花一片茶白。风刮得正紧，高渐离击筑，荆轲即兴引吭而歌。他的朋友们止不住垂泪涕泣，荆轲却沉静从容。曲毕，他慨然登车，绝尘而去，终不回顾。

“文革”前，我在《史记》里读到的这段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像荆柯一样，我从此离去，也再不回头。历史上，荆柯为了拯救万民于水火，舍命刺秦。他被秦王手下残忍的卫士剁成了碎片。今天我们作的牺牲乃是为了一项更崇高的事业：建立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不再有上下贤愚之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成为过去。在我们的社会里，城市的知识青年志愿到农村去，农民的孩子进城上大学，这样城乡差别最终消弥。也许我们这代人看不到这一幕，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白白付出了。但这样的牺牲是光荣的。历史会铭记我们这代人，就像铭记长征的红军战士一样。

铃响了，我的神游嘎然而止。最后3分钟，火车即将开动。二姨再也忍不住了，在此之前她勉为其难地挤出一副笑脸，好让我在未来的日子里常常记得它，现在笑脸断裂开来，尽管她在努力克制，眼泪还是无声地淌下来，一发不可遏制。她靠在小炼的肩上，一下子显得这么苍老，这么无奈。她向我伸出一只手，像是要在最后一分钟把我从火车上拽下来……

火车向前冲了一下，慢慢移动了。突然我的英雄情怀烟消云散，泪水夺眶而出。我周围的人都哭了，站台上有人追着火车跑，拉着车上人的手。车速加快，牵着的手终究分开，我把脸上的眼泪抹掉，家人和同学都不曾看见我的泪水。

母亲这时也偷偷哭了。她后来在给我的一封信里说起这件事，她也不想让人看到她落泪。“有其母必有其女”，这么形容我们的性格大抵是不错的。她是个感情内向的人，我也一样。

火车驶出了我的故乡北京。灰色瓦房和柳树、枣树。古城门、护城河一起渐渐从视野中隐退。这些景致熟悉得就像我身体和灵魂的一部分。从今日起我可能再也不能目睹它们了。一念及此，淡淡的忧伤涌上心头。

未来日子里，我深知，我若后悔此时此刻的所作所为，回头已是不可能，像荆轲一样，我踏上的是一条不归的旅途。自我注销了北京户口的那一刻起，便自动放弃了作为中国人在那个年代里所能享受的最大特权，为自己的命运划上了句号。从此我成了农村户口，一个农民。我落户的地点在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多年以后，即便我不在人世，我的子子孙孙仍得生活在那里。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都生活在农村，社会主义制度在目前的条件只能保障百分之二十的城市居民。

我离开北京并非全是一时冲动，但那时我确实未曾意识到此举带来的严重后果。在我的感觉中，下乡的旅途和“文革”初期的串联并无二致。歌声和笑声很快就回到车厢。每个人看上去都兴高采烈，我却有点心不在焉，我在想前天父母和我交谈的一席话。

开始是父亲把我叫到他的房间里。

“瑞，下乡是革命行动，我和你母亲坚决支持你！”他的开场白首先昭示他的政治态度。他说话时不时也会打点官腔。

“其实，过不了多久，我们也会像你一样到农村去。去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出发，现在还不清楚。学院已经决定搬到农村去办，成为一所五七干校。”

听罢此言，我心一沉。太糟了，这样一来，我在北京的大本营都给端了。将来如果我想回北京小住几天，哪儿还有我落脚的地方。我感到整个家被连根拔了起来，但我不能对父亲流露出这种忧虑。

“去五七干校同样是革命行动，我也坚决支持你们！”

“很好，”父亲往下说，“将来我们都做农民，这样更好。工人农民襟怀坦白，不像知识分子那么虚伪狡诈，两面三刀，口蜜腹剑。我跟这些人在一起真呆腻了。”嘿，父亲，您和母亲不也是知识分子么？当然了，我理解您的意思，你们俩特立独行，和他们还不一样。

“瑞，我得给你几句忠告，”父亲接着说，“你要记住一点：根据我过往的经验，我们党永远是正确的，毛主席永远是正确的，不论将来情况怎么千变万化，你一定要相信党和毛主席。这样你才不会犯政治错误，不会惹麻烦……”

“知道，我知道，你不用再对我说这些。”

父亲欲言又止，看得出，他还有难言之隐，我等他说出来。他看了看门，门已经关严实了，当时家里也再没别人，然而父亲还是把声音压得很低很低。

“目前我的处境不妙。专案组想方设法找证据对付我，你走后，情况也许更糟，他们会把我关进牛棚，甚至会逮捕我。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我们得作最坏的打算。将来如果有人到你的农场去对你说，你的父亲是叛徒、间谍。反革命，你不要信他们！我来告诉你一点关于我自己的事：在我过往的生涯中，只受过一次党内处分，那是在瑞士，我和一个女人有婚外情，她是中国人，不是外国人。我不想说她的名字，那是小炼出生前后的事。我为此被记过，这之后我就和她断了关系，这算是我历史上的一个污点。这件事是真的，其它不论别人跟你说什么你都别相信。今天你要走了，我得跟你讲清楚。你千万记住我的话。”

可怜的父亲！过去他在我们3个孩子面前多么威严，像中国其他做父亲的一样，他总是扮演一言九鼎的角色。若非朝不保夕，大难临头，我敢保证他永远也不会对我说这番话。谁听说父母对自己的孩子谈这种事来着？“我和一个女人有婚外情。”多么难堪！怪不得他挑了一个家中无人的时间跟我说这些。是不是母亲故意把两个弟弟带出去了呢？

母亲回家后，她也来找我谈话。这是不常见的事，在家中谈话一般是父亲的事儿，母亲只在一旁做他的后盾。这次有所不同，母亲亲自出马，她走进我的房间，和我一起并排坐在床上。她先拿出一只瑞士手表，把它给了我。

“你看到这只手表，就像看到我一样。好好爱护它吧。”“我会的！”（1968年的时候，即使是一零一中，也很少有学生戴手表，17岁的学生戴一只瑞士表真是绝无仅有的事。）

然后母亲说：“我知道你已经长大成人，你也出过远门，但这次还是有点不同，你要离开我们很长一段时间。记住：将来你要是碰到什么为难的事，不想让其他人知道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你答应我：你如果需要帮助，一定得让我知道。”

“好吧，好吧。其实你真的不用担心，我能照顾好自己。”

这些谈话在我脑子了盘旋了一会儿，后来便不知去向了，像我们适才一路见到的山间和湖面的轻烟，风吹四散。三天后，我们到达北大荒。从850农场场部，不同的生产队派各自的拖拉机把我们载走。约有50人左右分去了第三生产队，这个队在场部西北边一个叫凉水泉的村里，离场部有30来公里。

我们这就出发了。过不了多久我便发现眼前的景物与我的想象的迎异：这儿既没有高山，又没有森林，北大荒原来是一片绵延无尽的沼泽。其中有一部分开发成了农田，从远处看，麦田橙黄，豆田碧绿。未开发的处女地上杂草蔓生，黄绿参半。草又细又长，有半人多高，在风中摇曳。我们的拖拉机穿过草丛，惊起一群沙雁。

拖拉机里的每个人突然都起了一种引吭高歌的冲动，我们于是拉开嗓门，齐齐唱起歌来。有些人的嗓音像夜莺，有些人的嗓音像破锣。这无关紧要，我们在北大荒，不在北京。没人笑话，不必脸红。歌声直上云霄，天际高阔，天空不是浅蓝色的，却像是紫罗兰色的，浓郁而湛美。我从没在世界上其它任何地方见过类似的景致。东边，阳光斜映，晔晔生辉；西边，浓云密布，雨帘低垂。我们新的故乡如此多骄！我已经爱上它了！

然而我们抵达的村子却显不出一点诗意，看不见树，看不见花，连菜地也看不见，只有几座平房向外排开，像一个方阵。饭堂的顶高些，昂首在前，像个军官，其余的平房一模一样，像一队步兵。每座平房约25米长、15米宽，里面有4个单元，4扇门窗，坐北朝南。因此地气候恶劣之故，其它三面墙一扇门窗都不设。

村里的每一户人家都能分到一个单元，不论是两口之家还是六口之家，总之是一个单元：一个房间和一个过道。过道没窗，又窄又暗，用作厨房；它也是一个中间地带，将房间和外面隔离开来。进了大门得从过道一直走到北头，才摸到房间的门。

比起过道的暗无天日，房间有一扇窗可以见到阳光，家家户户都让宝贵的阳光照在炕上。炕很大，占了整间房间朝南的一半。炕下其实是烟囱，人在过道的炉灶生火做饭时，烟和余热首先经过炕，把炕烤得暖乎乎的，睡在上面很舒服。因此，当地人不单在炕上睡觉，他们几乎什么事都可以在炕上做，客人来了，也招呼他们齐齐上炕取暖。

像这样无电无水的房子，当地人每月付1元5角的房租，相当于当时的75美分。租金对所有家庭都一样，各户人家的收入差别不大。不过毛主席说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依然存在，于是我们这帮北京青年（多数是出身革干的前红卫兵）决定应该先摸一摸村里的阶级斗争形势，看看哪些人是地富反坏右，对这些人我们要严加提防。而贫下中农则是我们的老师，我们是来向他们学习的。

我很快就和贫下中农混熟了，村里有一大半人划归这个阶级。奇怪的是刚开始他们给我的印象和我的想象大相径庭。我对他们的概念完全来自报纸和曾在一零一中诉苦大会上作报告的那几个人身上，总觉得贫下中农的阶级斗争热情很高，可是这儿的农民并不如此，他们和我们交谈时，从不出现“阶级斗争”的字眼，也不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或“思想改造”等词语，有些人偶尔会表达对党和毛主席的感激，不过我只听到过有数的几次。

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对我们关怀备至，常提醒我们多穿衣服，戴上帽子，还敦促我们晒被子，这样可以少得风湿病，风湿病在这种湿冷地区非常普遍。他们教我们怎样用乌拉草絮在靴子里保暖，提醒我们在尚未习惯农活前不能干得太猛。类似的关照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

我最为感动的还是他们的慷慨。每次他们做了好吃的，像蘑菇或百合之类从平原上摘采到的东西，还有他们自己在家擀的面条、包的饺子，都忘不了和我们一起享用。那些年，当地人自己和孩子都吃不上什么好东西，家养的鸡和鹅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中给没收了，自留地也惨遭同样的命运，很快都荒废了。

冬季到来时，有些村民外出狩猎，夏天则设法捕上几尾鱼。更多时候，他们只是两手空空地回来。这个地区到60年代末，就已经没什么野生动物了，我真是难以置信，10年前村民们曾编过这样的歌谣：

棒打狍子瓢舀鱼，

野鸡飞到饭锅里……

但只要老乡们运气好，速到只把野鸡或野鸭，他们总会支孩子来宿舍叫我们。他们完全可以不叫我们，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他们又不是不知道我们无从报答他们。我问村民这个问题，他们的回答都是一样的：

“你们北京学生家住在大城市，娇生惯养。现在你们大老远的来到这儿，天天在地里于这么重的活儿，没什么好东西吃，还挨蚊子咬，哎呀！瞧你腿上起的大包！还有这手上的冻疮！要叫你们的爸爸妈妈看到还不得心疼死？”

这样的话听得真是太多了，我不由得想：这算不算我们批判过的虚伪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呢？一种所谓普遍的儿女情长？若在“文革”伊始，我会毫不犹豫地谴责这类情感，在我看来，它抹煞了阶级斗争。可是现在真正的贫下中农也这么看问题，毛主席说他们是我们的老师。如果他们这般言行，这般言行便是对的。我有什么资格评判他们？我是来向他们学习的！

想罢，我深深吐日气，说心里话，我真庆幸这里的农民有情有谊，而不是一味大讲阶级斗争。到了他们家中，我可以随随便便在他们又大又暖和的炕上歇息，大嚼他们给我们吃的东西，听他们讲述的故事。当地人讲的故事和我在报上看到的全然不同，他们爱讲村里发生的事。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两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一只手表。

那是1958年的事，约有10万复员军人来到北大荒屯垦戍边。话说这些人中有两位契若金兰的山东籍战士：山东人一向以义勇著称，这两人过去在朝鲜战场上并肩作战，现在他们一同来到凉水泉开拖拉机。其中一人年长几岁，已结了婚。他到此地不久，妻子也从家乡跟来了。稍年轻的一位还是单身。

一天晚上，结了婚的那位上夜班时，他的妻子一人在家煤气中毒，死了。中国的北方，每年都有不少人死于煤气中毒。做丈夫的悲痛万分，他很爱自己的妻子。令他特别伤心的是，过去他妻子曾想要一只手表，说了不止一次，但直到她死他们也还没能攒够钱——那时好的国产手表也要上百元，这对一个月工资也就30来元的农场工人来说不啻是件奢侈品。村里买得起手表的人家也不多。现在他妻子已不在人世，做丈夫的决定送她一只好手表作为陪葬。

他于是借了钱，买来了手表。他将手表戴在断了气的妻子手腕上，就把她连枕头被子一起被放进棺材里。由于北大荒冬天天气奇冷，地冻三尺，当地人无法掘土安葬，只有待到来年开春。丈夫的同事帮忙钉上棺盖，把棺材抬到村南一处一个叫小南山的地方，当下算是把后事处理完了。

晚上，年轻人来安慰大哥，两人喝起了白酒。一两瓶下肚，大哥对兄弟打开了话匣子，他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诉说心中的悲伤，说来说去便说到了那只手表。说完他倒头睡了，年轻人却合不上眼：他也正需要一只手表，也是不够钱买。他想到了棺材里的手表，但马上就自责：大哥把心里话都掏给他，他却想偷嫂子的陪葬，人怎么能这么下作？……

前半夜，年轻人在炕上辗转反侧，后半夜他下了决心，从床上爬起来，拿了几件工具，直奔小南山。他边撬棺木，边向里面的女人陪不是。

“嫂子！你原谅我吧！你已经死了，戴着手表也没有用，你就当把这块表送给我吧。我真的太需要一块手表了。我会给你烧纸钱，烧很多很多的纸钱，你在阴间用得着哩……”

他边喃喃自语，边打开棺盖，看到了躺在里面脸白得像一张纸似的女人，她的眼睛居然睁着！突然，她从棺材里坐了起来！伸出手，手心里正是那只手表，在月色下闪着寒光。

“手表在这儿，你拿去吧！”她说。

年轻人惊吓得当场晕厥过去，女人跑回了村。其实，前天晚上她只是一种假死，村里没医生，别人看着她觉得她是死了，而实际上她的生命还在，小南山的冷空气一激，她又苏醒了过来。无巧不成书，这时年轻人来了。要不然，零下40度，她当晚就得冻死。

她回到家，把丈夫摇醒，告诉他事情经过。丈夫立即赶到小南山，年轻人还在棺材边不省人事。他把他背了回来。

年轻人醒来后，无地自容。他向兄嫂道歉，请求他们的宽恕。他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而那对夫妻却一个劲儿谢他的救命之恩。他们一定要年轻人收下手表，作个谢礼。年轻人坚决不肯，脸羞惭得像猪肝的颜色。但最后他拗不过大哥，还是收下了手表。从此以后，他们还是最好的朋友，彼此情同骨肉。

虽然村里的人爱说这个故事，我想证实一下谁见过这几个人物，却是谁也说不出个究竟。“这批老兵在850农场建起来以后就都撤走了，他们去了新的地方开荒建新农场去了。”这批人走了以后，又来了新的人马。他们是老复员军人的兄弟姐妹，亲戚乡里。他们来自中国的四面八方，特别是人口稠密的省份，像山东和四川。

新人马扎下根来成为农场工人，他们不再是普通农民，而是职工，不论旱涝每个月挣32块钱，那可是铁饭碗！尽管严寒刺骨，蚊蚋猖獗，风湿病成灾，虎林热（一种致命的地方病）蔓延……他们还是乐意呆在这里。这些艰难困苦比起铁饭碗来真算不得什么。

铁饭碗真那么结实么？未必。在某些情况下，铁饭碗也会砸烂，或应该说也会给端走。

比如说1959年饥荒席卷中国，北大荒农场所有的女职工都奉命辞退工作，“减轻国家负担”。当时上面对她们说只要形势一有好转，就立刻招回她们，于是女工都同意了。其实同意不同意，只要你是女的，也无计可施。第二年饥荒仍然持续，但过了第三年，形势好转了，女工复职的事却再也无人提起。原来领导早就觉得女职工是个负担，自然灾害成了个让她们离职的借口。就这样，妇女的地位从原来的农场职工变成了家属。作为家属，她们只能做临时工。于同样的活儿，工资却只能拿28元一个月。她们还没有劳保，不能报医疗费，不能享受带薪产假，也不可能指望加工资。这个地区约有10多万这样的妇女，我们来的时候她们对当地干部怨气冲天。

除了妇女，另一批被称为盲流的人地位也比较低下。盲流指的是在三年饥饿时期从家乡出来逃荒的。他们来到北大荒，开始做临时工，干一天算一天，挣的钱比妇女还要少。即便如此，他们有口饭吃，就已经感激不尽了。

几年后饥荒过去，盲流从原籍拿到户口。男性盲流造册成了农场职工，女性盲流便依旧例作了家属。他们于是定居下来，凉水泉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家庭原来是盲流。

花儿的家庭就是这样，她比我小1岁，我们初次见面时她年方十六，干农活已是的一把好手。她长得结实，干活却十分灵巧，弯下腰来用一把锋利的小镰刀左一下右一下地割麦子，动作娴熟而有韵律，看上去跟玩儿似的。她一阵风般就割到前面去了，刚开始我们觉得无论如何也赶不上她。

3个月后，我的身体逐渐适应了体力活儿，到了割豆于时，我咬紧牙关，决定跟花儿比个高低。4个小时下来，我们几乎同时割完了长长的一条垄。花儿直起腰来，用手擦去额头的汗，冲我笑了。我也咧着嘴还她一个微笑，尽管我的腰像已经断成了十八截。打这以后，我们肩并肩在地里干活，成了一对好朋友。

既是伙伴，我便也常常上她家去玩儿。我喜欢她家的每一个人。她父亲老季是个能工巧匠，会于木工活儿，也会于瓦工活儿。她母亲，我们管她叫季大娘，虽不识字，心地却极为善良。旧社会他俩都是苦出身。花儿的弟弟那时还很小。

后来我听村里人传说老季在他家乡山东曾当过党支部书记。我几乎不相信这一传闻，党员身分在1968年是一种殊荣。我做梦都想入党，但我知道自己不够格儿。若是党支书，那更是村里的一把手！老季怎么肯放弃这一切的一切，跑到北大荒来当个盲流呢？这实在令我百思不解！

我带着这个疑团问花儿，开始她支支吾吾，避而不答。但我穷追不舍，因为我们是好朋友，她最后还是说了：三年自然灾害中，她家乡很多人饿死了，包括她的祖母、一个小姨、还有她的堂兄妹。他们吃完了第二春的粮种，吃了家里的老黄狗、小花猫，然后吃树皮，树也死了，最后挖草根吃。还活着的人只能外出逃荒，但上头又有指示，不准逃荒。留下来无疑是死路一条，不管是党支书还是普通老百姓，要活下去，必须走。于是他们来到北大荒，至少这儿能填饱肚子。

这段故事令我更加难置信！我甚至为她的故事夜不成寐：直到那时，我对政府文件和报纸上的宣传从未产生过怀疑，报上说饥荒时期中国没有饿死过一个人，这是伟大的胜利……我父母和其他身居京城的人也都相信这种说法。现在突然花儿告诉我，饥荒时期她的家乡饿死好多人，其中就有她自己家的亲人！这两种说法互相抵触、矛盾，不能并存，必有一方在说谎，那么骗人的是党还是花儿？我简直不敢再往下想。

在我内心深处，我知道花儿说的是实话。她父母又不是地主，他们都是苦大仇深的贫农。毛主席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我正是从贫下中农那里受到的教育：党居然也会说谎，而且是一个弥天大谎。

另一件事花儿开始时也不愿讲。有一次她警告我：“你一个人晚上别去小南山，那儿有鬼。”

“有鬼？怎么会？”

“有个后生死了埋在那儿，都说晚上他常出来缠人。”

“有这事儿？他是干什么的？”

“喔，别刨根问底儿了。俺爹俺娘不让提他哩。”

看得出花儿很害怕，这愈发激起来我的好奇心。我求她跟我讲讲这个后生的事，但花儿不肯。

“俺不讲，俺怕鬼！”

“得了！你知道世界上没有鬼这回事儿！告诉我他是谁吧。”

“讲鬼的人会招来晦气，他听你讲起他了，就会来找你。”

“不关你事，是我要你讲的，如果他来找，就会来找我。这总行了吧？快说说他的故事。”

“反正他是个劳改犯，右派还是什么的，俺也闹不清。前几年这疙瘩这样的人多了去了。看守不让俺们走近他们。”

“这当然，那又怎么了呢？”

“嗯，有一年大夏天，在玉米地里，这个后生把看守弄人了，不知是顶嘴了呢还是干活没干好，左不过是这路事。看守把他五花大绑，撂在地头上，让他在日头底下晒着，罚他。其他劳改犯吃午饭去了，吃完了饭他们就又锄地去了，往回锄，一垄锄到头儿，天也黑了。劳改犯回村吃晚饭，看守也跟着他们回去，压根儿忘了地头上还有个人。”

“第二天早上点名时看守才想起他来，他们回地头找他，发现他人还在那儿，不过早断了气儿了。一准是头天晚上让蚊子咬死了，听说挺吓人，孩子儿都不让去看，他们当天就地把他埋了。后来，劳改犯和看守都走了。现在谁也说不准他埋哪儿了，反正在小南山儿。他死得惨，死后冤魂不散，晚上出来迷人。好多都人亲耳听见过他在那儿哭，俺们都不敢提他，你可别告俺爹俺说了这事。”

一个人被蚊子活活咬死？对那些没去过北大荒的人来说，这简直是天方夜谈。我听到这件事时，已经在那儿呆了几个月，我不由浑身打了个冷战，什么也没说。

北大荒的蚊子，在我看来，和我在北京见到的那种秀气的小生物根本是两个物种。北大荒的蚊子又大又黑，凶猛无比，嗜血成性。它们在这个巨大的沼泽地里数百万计地繁殖。白天它们还不太活跃，即便如此，它们都会透过我的厚厚的工装叮我，使我的皮肤上肿起像杏干似的大包，一个星期都消不下去。当地人说这里的蚊子是毒蚊子。

夏秋之际，有时我们从田里收工晚一点，太阳一下山，尽管全身都裹着劳动服，头上还包了层尼龙丝巾，而且两手不拿东西，饶是这样，也抵挡不了这些蚊子的袭击。成百只蚊子在空中飞舞，像一团乌云，追着我咬，嗡嗡声酷似电影里日军轰炸机发出的声音。

想想那个后生的遭遇，巴，手脚被绑不能动弹，被遗弃在沼泽地边上，太阳下山后过了整整一个晚上，孤身一人，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只得听任这些恶蚊来叮咬、吸血，直至死去。虽然过去我竭尽所能设想过千百种严刑拷打和死于非命的场景，这种死法仍教我不寒而栗！

他在那样的场合又能怎样？在地上打滚？那只有更糟。一出汗，会招来更多的蚊子。叫喊？诅咒？求神？祈祷？什么都不管用了，整个人类都弃他于不顾，天聋地哑，他惟有独自饮泣，哭他的苦难，哭他的命运。

他死之前想了什么？也许他回忆起爱过的人，回忆起父母妻儿，他们在梦中是否听见他绝望的哭声呢？难道他们也抛开他了么？与犯罪分子划清界线，就像当年的婶婶一样？是人总不该落得这么个死法！右派也不该！杀人犯也不该！

也许当地人说得对，他会变成一头鬼。他受了如此冤屈，在地下身心不得安宁。他必不断哭泣，呼号，让这个地方同样不得安宁。他是不是要找个替死的，好让他去复仇，但是找谁复仇呢？找蚊子？找看守？找那些送他来这儿的人？找出卖他的朋友？低毁他的同事？背弃他的家人？这个年轻人是罪犯，不是英雄，但是一如壮士，他踏上的也是一条永无回归之日的苦难里程。我真为他难过，为他悲伤……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一个人的血肉之躯……我不能再胡思乱想了，这么想下去会走火入魔的。难道他的鬼魂真就附在我身上了吗？

正文 17 做个地地道道的老农民

知青下乡的运动过去17年了，许多人谈起此事依旧怨气冲天，他们把这场前后持续10年、有200万年轻人卷入的运动称之为“荒谬的错误”，或至少是“蹉跎岁月”。这么说大抵错不到哪儿去，然而我还是不能完全同意。老子有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到美国几年后，我对这场运动的愤懑逐渐平息，甚至庆幸我曾经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

在农场我学会了阉猪崽，砌耐用的火炕和打好烧的火墙，用木铲扬场，使镰刀割豆……我并不是说在农场学到的农活把式现在对我还有多大用，但是知道自己会干这些活儿，而且还能干得颇出色，我便打心眼儿里有一种安全感。我不会在评终身职时睡不着觉，我不仅仅会教书，还会做农民和工人的活儿，如果我不能用头脑和笔杆糊口，我还能用肌肉和筋骨养活我和儿子。

北大荒的年头教会我如何在极紧的预算下从容地生活，现在我便不必整天为挣额外的。其实并不一定需要的那部分钱发愁。在很大程度上使我有时间做我最想做的事，如沉溺于文学中，写我现在写的故事。不然的话，生活在没有铁饭碗的外国，恐怕我得力挣更多的钱而从事一份不感兴趣的职业。

当然，在1968年，我不可能看到今天。我感激北大荒有别的原因：我的失眠症不治而愈。到850农场后两个月，只要午休还剩5分钟时间我都可以打个盹，另外9个同屋就挤在我旁边，有人听收音机，有人洗衣服，有人聊天，有人哼小调，有人在磨刀石上磨镰刀……一眨眼的工夫，我便睡着了。没什么值得奇怪的，我用的处方只是大剂量繁重的体力劳动。

北大荒的夏天，白昼奇长。3点钟天就蒙蒙亮了，一般在11点吃午饭（在中国境内，所有地方都使用北京时间，东北11点吃午饭，西北则要到下午两三点），晚上8点过后太阳才落山。麦收季节，我们早上5点就起床了，一星期七天，天天如此。起床后一小时，我们已经在田头了，午饭歇晌的时间很短，为抢时间，通常有人将饭菜送来，我们就在地头上扒拉几口。午饭后接着干，一直于到太阳快下山为止。

晚饭后，如果打谷场有活儿堆着，晚上还得接茬干。我们先得沿打谷场上风一侧点几大堆篝火，然后将湿草扔在火上，弄出许多浓烟，以达到驱赶蚊子的效果。这样整个村子的人都会出来干活，几乎要干到半夜。

由于紧张的劳作，我又面临另一个麻烦：入睡是毫无问题了，但早上起床要花极大的毅力。我倒不为这个抱怨，农场里的知青早上起床个个都很困难，我想我正常得很。

我治好了失眠，睡在我边上的一个女青年却得了梦游的怪病。刚开始我们觉得这没什么，只是稍有点儿受惊，因为我们都听过一个故事，讲一个梦游的人把别人的头砍了下来，还念念有词说地里的西瓜熟了。我们对这种病的了解就这么多。这个梦游的女孩会不会也把我们的脑袋砍下来呢？她当然不会。

梦游的女孩姓曹，她从我们嘴里听到自己梦游的事，坐在我们的大床上，好一阵不说话，随后便默默垂泪。看她哭成这样我们都于心不忍，我尤其希望自己能帮她点什么。自从她分到我边上的铺位来，她就对我很友好，像个宽厚的大姊。我喜欢她，信任她，部分原因是她和我都曾住在同一个机关大院，而且她也是一零一中的学生。她不像我的其他同学，从没有咄咄逼人的时候。现在我看得出她很害怕，比我们所有人对这件事都紧张。

农场里没有医生懂得怎么治这种病，领导于是使出旧招：把她调到一个离我们很远的地方去。也许他们以为这么一折腾她就会丢下原来的病，像扔掉一件旧衣服一样。但这个方法不顶用，大豆收获季节过后，我们听说她的病情有增无减，于是我们有4个女生跳上一台拖拉机，在一个下雪天匀一天时间去看她。

当我们走进曹的宿舍，只见她一个人向隅而坐，面壁发呆。我们叫她，她一动不动，再叫她，这才慢慢转过身来。不到3个月时间，她瘦得皮包骨，更糟的是，刚开始她似乎不认识我们，过了一会，她突然大声说：“我坦白！我反对毛主席了！我有罪！我该死！我罪该万死！……”

她在胡说些什么？！她一定是精神错乱了，在这儿，她没朋友，没同学，周围都是陌生人，得的又是这么一种病！为什么领导……我们见此情形不知所措，都吓得哭了起来。曹倒是唯一不哭的，她怔怔地望着我们，眼睛睁得大大的，目光非常隔膜，既不高兴也不悲伤。第二天我们回去，赶忙写信告诉她的家人。后来我们听说她父母来把她带去了山东的五七干校。这件事说明并非每个人都能适应北大荒的生活，只有那些体格强硕、精神健全的人才得以在这片土地上生存。

曹和那些半道上走的毕竟还是少数，坚持下来的人为多。我们主流，就像口号说的，“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茁壮成长”。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例子，但我还不够茁壮，我又遇到了新的难题：下乡的最初3个月，我没有吃早餐的习惯，所以很难坚持工作到中午。

从前我在家里一向晚睡晚起，早上基本不吃东西。我来农场后才意识到早餐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如果我早餐不吃上两个大馒头，到了9点钟肚子就咕咕叫了。捱到10点，就像没了油的拖拉机，尽管在大夏天，都会手脚冰凉，虚汗直流。有时我会头晕目眩，喘不过气来。遇上这种情况，我得马上坐下来将头架在双膝上休息一阵，不然我会昏厥过去。

我知道后果，颇为害怕，但是凌晨5点钟强迫自己起床后，真是一点食欲都没有。馒头在嘴里嚼呀嚼，就是咽不下喉咙去。这当口，别人已经狼吞虎咽了两三个大馒头，有的甚至要吃4个。我真是恨自己的身体，这么不可理喻！我发誓要克服这个毛病。改造！我必须把自己改造成一个新人。想贫下中农之所想，爱贫下中农之所爱，这还不够，我必须从精神到肉体学习做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农民。

接下去的几个月，我向自己的身体开战，把自己的体力用到极限，再突破极限。当我精疲力尽的时候，就把自己想象成一架独轮车。“小车不倒只管推！”哪位英雄人物说的这句话？的确有点哲理，只要我的骨头没有散架，只要我身上还剩一分力气，只要我还有一口呼吸，我就要赶上别人，决不落后！

于是我干活时不松劲，用足全部力气，同时有一个声音大喊着从我心底冲出：我真希望此刻一跤倒在地上，像一口袋麦子那样落在地上，就这么躺着，永远不再起来！体力劳动的确使人头脑简单，我所有的想法都消失了，只有这个想法盘踞在心中。但这个想法是错的，我不应该纵容自己这么想，这不是鼓劲的好方法。

那么怎样鼓劲才对呢？我对自己说，这是一场考验，是一次审判，是一条火线，如果我能坚持住，我就是胜利者，是英雄，如果我倒下，就什么也不是，是狗屎堆！毛主席教导我们：“下定决心……”二姨说一个人要有志气……村里的农民怎么说来着？“人的力气和别的东西不一样，力气是用不完的，只会越用越多。”这些话使我看到了希望，我坚持住，果然慢慢越于越有劲，农民的话真是金玉良言。

其他的知青想必也经过类似的艰苦历程，他们不知用的是什么话给自己鼓劲。初到村里，我们4个人凑在一起抬一袋11多斤重的麦子都很吃力，到了第二年，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能单独扛着麦包走了，而且还能走一两块跳板，把麦子扛到卡车上去或倒在谷仓里。

农场的活儿十分累人。有个比喻很形象：一颗汗珠子摔八瓣。于如此繁重的体力劳动，我们一个月的工资是32元。“三百二十大毛”，北京青年不无挪揄。我不知别人怎么看这点点辛苦钱，我的感觉是棒极了！我终于自己养活自己，完全独立了。我内心的自豪难以言传。

我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按中国传统，我给父母和二姨各寄去10元，剩下的12元交了伙食费。（农场里的知青，不论男女，每人每月交12元，一日三餐在饭堂管饱，吃什么则不论。）父母和二姨收到钱后都给我来信，他们对我的评价比自己的还高。

说到独立，农场的女青年绝对独立过人。男女同工同酬，我们中大多数与男生比在哪方面都不比他们差。男人能做的事，我们一样能做，而且我们还做得更快更好。

农场的活儿要数割大豆来得辛苦。只有在秋雨连绵，机器没法下地收割时，才需要人工出动。我们双脚陷在泥泞里，一把镰刀在手，慢慢往前挪，整条垄割完要挪一两公里长。这种时候，全村男女老少都走出家门，下田割豆，肩并肩你追我赶地跑这场马拉松。一天下来，割得最快的总是些“铁姑娘”。

开始时，男人试图与我们较劲儿，一段时间下来，他们知道不是对手，只好放弃，作出满不在乎的姿态。有个从上海来的叫老冯的女学生在割豆子上独占鳌头，谁也别想比过她，男人送她一个“橡皮腰”的外号，因为不管田垄有多长，她从不需要直起身子歇口气。她的毅力简直惊人！除了她之外，还有花儿和我们好几个人都是硬手。那些年里，有谁听说过“铁小子”如何如何？在中国，只有“铁姑娘”创造奇迹，叫大伙儿心悦诚服。

年纪大一点的妇女，那些家属，却毫不恋战。她们拖拖拉拉，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样子，男人都烦她们。“些臭家属没治了！”老职工们说这话时带着明显的轻蔑。当面叫这些女人臭家属的，却正是她们的丈夫和兄弟！

我们第一次听到“臭家属”这个称呼，不免有些吃惊。在中国，若在孩子的小名前加个臭字倒无所谓，往往还表示亲呢；而以此称呼大人，岂止是大不敬，简直可以说是种辱骂。毕竟这些妇女不也是贫下中农么？她们不也是毛主席说的“半边天”么？理论上说，革命也要靠她们出一份力，打江山的也不仅仅是男人……

但慢慢我们耳熟了这个称呼，甚至我们也在背后半开玩笑地管她们叫臭家属，反正也不是我们先这么叫的。一度我觉得这个称呼并不太冤枉她们，她们虽然并不依赖男人，但有些人的确散发着臭味，衣冠不整，蓬头垢面，好像很久没有梳洗过。离得近一点，你能闻到她们身上的洋葱味、大蒜味、煤油味、小孩的尿味，有些人满回黄牙，早晨张开嘴，宿臭刺鼻。那么我们知青是否就没臭家属那么臭呢？不尽然。我们到了村里几个星期后，身上也开始有一种怪味了。

我们的衣裳尽管新，但也搞得很脏，在村里洗衣服可是件大工程。首先我们得去井台上打水，将水匀在桶里，用扁担挑回去。然后把冰凉的水倒在一个大铁盆里，打了肥皂用手慢慢搓衣服，再将衣服漂洗干净。一次打的水不够，还得再打。洗完后绞干，用绳子晾起来。这个过程每一步都耗时费力，而从地里干活回来，时间和精力都所剩无几。

我们于是想出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我们发现衣服脏了，便把它们脱了，塞在床下，等后来的干净衣服穿得更脏了，又把先前穿过的衣服比较一下，挑一件看得过眼的再穿几天。这样一轮一轮转了两三个月，期间我们便免除了洗衣的麻烦。

而且这段时间我们谁也没洗过澡。我们完全没概念应该怎么洗澡：村里既没有公共浴室，宿舍又没有盥洗设备。到了10月的一个晚上，我们宿舍的人在衣服缝里突然发现了一个个奇怪的白色的小东西，体积虽小，却有着一个大肚子。它们慢慢爬过，还留下些光亮的小卵。“这是什么玩艺儿呢？”我们不得其解，上上下下挠痒痒。突然有人惊叫一声：“是虱子！”这一说我们头发都倒竖起来，一身鸡皮疙瘩。“真恶心！那怎么办？太可怕了！怎么办？”

最后还是“臭家属”向我们伸出救援之手。“别怕！别怕！我们来帮你们的忙，弄干净就是了，有办法的！”她们来到宿舍，把我们的衣服和被单都拿回自己家，在大锅里用沸水煮了又煮。从此我们学会用大铁盆在众目睽睽的宿舍中轮流洗澡，这也没什么，犯不着害羞。在村里，要想洗澡，唯有如此，别无选择。

“入乡随俗”，我发现北大荒的民俗和北京的真真不一样。比方说，这里的人不喜欢客套。你到一户正吃着晚饭的人家中，他们若邀你一块儿吃，你最好就坐下，抄一双筷子，二话不说，吃。而已要放开肚子吃，让男女主人知道你不跟他们见外，而且喜欢他们的饭菜：让他们知道的方法不是言语，而是行动。这样他们才高兴。

在北京，那是另外一番规矩：如果我到什么人家中，他们正在用餐，我应该道歉，尽快离开。如果我事先接到邀请，那当然可以坐下吃，但在赞扬菜肴的同时，我必须吃得很有分寸。切不可像俄狼一样大嚼大咽，不可将筷子伸过桌子另一边夹菜，不可吃完任何碗碟中的最后一点菜肴……这些在北京的好习惯到了这儿全行不通。

除了吃饭，还有喝酒，喝白酒。如果村里人给我喝酒，我最好别拒绝。当地人几乎个个善饮，喝酒是哥儿们义气的标志，表示一种对人的尊重和信赖。不过若知青不会喝酒，村民也不勉强，白酒在农场是奢侈品，一块钱一瓶，他们决不愿意看到好东西给糟蹋了。

其实知青也不等村民劝饮。几个月下来，我们都喜欢上了白酒，女青年也不例外。也许是气候的原因，这里半年时间极其寒冷，余下时间则潮湿不堪。恐怕还有别的原因，农场生活到底不比家中。只是开始几年谁也不想承认，人人都说喜欢北大荒，要在这儿扎根。

白酒不能空腹喝，中国人喝酒时吃很多菜。在这个地区，最好的佐酒菜肴是狗肉。在这之前，我从未碰过狗肉，而在农场，因为没有其它肉供应，村民们只能宰自己的狗来吃。他们请我尝尝时，我没有稍加迟疑，将狗肉蘸在酱油里，就着生大蒜，大口大口吃将起来。往下吞的还有白酒，三杯，四杯。干了干了！酒肉可真是好东西！道理很简单，几个月时间不沾半点荤腥，只吃蒸馒头和见不到油花儿的水煮萝卜，如果有人给我吃耗子肉，没准我也吃得很香。

就这样农场里的生活一天一天改变着我。像花儿和当地女孩一样，我说话山响，笑起来没遮没拦，想唱歌就吼它一嗓子。我喜欢这种生活方式！每天我们和太阳一同醒来，在地里挥汗劳作，风吹日晒使我们体魄健壮，漫天的雨雪和飞扬的尘土都挡不住我们劳动的步伐，甚至蚊子也都不在话下。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村里的文化生活贫乏，其他知青也有同感。

尤其到了冬日降临时，昼短夜长，下午4点以后，天就黑了，户外滴水成冰。村里没有电视，没有电影，没有图书馆，没有乒乓球桌，连棋和扑克牌都没有。有的只是马拉松式的政治学习，晚饭后无所事事，当地人家为了省油，早早就吹灯睡觉了。

“有什么办法改变这种状况呢？当地贫下中农对我们亲如一家，也许我们可以在晚上表演几段节目来回报他们？”这个主意不错。在北京时我们多少都学了些歌舞，会唱几段革命现代戏。我们决定把节目串起来向村民们做个汇报演出。

文艺晚会成了凉水泉一件空前的大事。演出那天晚上家家户户倾巢而出，将大食堂挤得水泄不通。几个拖拉机手头天早晨开车去场部借来了发电机，在大食堂架起了照明的电灯。许多村民提前一小时就搬了小板凳来，为的是占一个好座儿。

可以想象我们的演出相当蹩脚，有人忘了台词，在台上抓耳挠腮，也有人演到半中间忍俊不禁。逢到这时，台下的观众也一同爆发出善意的哄堂大笑，没人会向老戏迷那样喝倒彩，我们的观众对我们全情支持。孩子们的眼睛睁得滴溜圆，老人和妇女紧张得嘴都合不拢。每一段表演结束后，大伙儿的掌声、叫好声经久不息……

看到这一幕，我突然想到父亲和他的同志们1943年搬上山村舞台的。现在我才理解他说的演出引起强烈反响的意思。尽管距他演出的年代已过去了四分之一世纪，新中国成立了，开展过许多场运动，但是这里的农民仍然生活在文化沙漠里。他们中很多人直到今天晚上才第一次看到真人现场表演。我们应该做更多的事来改变现状，也许我们也能排一出戏？当然不能排，要排一出革命的剧目。

我们再聚在一起时，我建议我们排演话剧《年青的一代》，演话剧可比演节目复杂多了，但我的知青伙伴都赞同，于是我们着手挑选演员。

剧中的男主角是一名大学毕业生，叫肖继业，他志愿来到遥远的边疆勘探矿藏。在一次事故中，他冒着生命危险抢救队友，一条腿受了重伤，医生要对他进行截肢手术。当然，英雄人物的肢体怎么能残缺不全呢，最后医生想尽办法保住了他的腿，使他重返边疆。

这个角色，人人都觉得应该由周来担任。周是北京来的知青，长得一表人才，更重要的是他热心而有激情，总是乐意帮助别人。在我们心目中，他就是肖继业的化身。他来演肖继业再合适不过了。

这出戏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叫林育生。他是大学的高班学生，和主角形成对比，他怕边疆的艰苦，毕业后想留在大城市。当然他转变了思想，因为他后来得知他的父母都是革命烈士，最后他也志愿去了边疆。

我们认定这一角色最理想的人选是文，一零一中的高材生，在校时成绩优异。他的父母都是大学教授，文本人架一副白框眼镜，看上去颇有书生气。但在那个年代，说一个人有书生气并不是恭维话，这等于说这个人软弱、犹豫、不中用。所以当我们提出由文演这个角色，引得他老大不高兴，“为什么要我来演？在你们心目中我像他么？”他抗议地反问。但是他那些一零一中的哥儿们都为他中选而兴奋，他们最终说服他接受下来。（8个一零一中的男同学住一间房，他们自称“8只快乐的大苍蝇”。）

这个剧中的女主角也很关键。她叫林岚，是林育生的妹妹，一个热情奔放的革命青年。这个角色我有意让花儿来演，但一开始这个主意遭到一些北京青年的质疑。

“什么？让花儿演？你觉得她能成么？她初小都没读完，能记得住那么多的台词吗？”

他们说得不错，花儿12岁她父母就让她辍学在家带弟弟。村里好多女孩有类似的经历，反正不管男孩女孩，很少有读完小学六年级的。离村最近的一所初中在十几公里之外。但我相信花儿能演好这一角色。花儿嘴上不说，我知道她心里别提有多想参加我们的演出。

花儿爱唱爱跳，过去她老在地里模仿不同的人物逗我们乐，一会儿学我们都熟悉的她爷爷的咳嗽，一会儿又学头天隔着打谷场和人骂架的一个肝火甚旺的“臭家属”的腔调。我总觉得她聪明，善于观察，是天生的演员坯子，只是没被发现罢了。

如今有这样天份的女孩该模仿港台歌星挣大钱了。而在1968年，花儿为能在我们的剧中扮演一个角色兴奋不已，直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为能让花儿出演，争辩说我们来这儿是为了结合贫农，所以我们的演员阵容里至少要结合进他们中的一位。我还答应亲自辅导花儿。

我于是帮花儿熟悉台词，然后是彩排，接下来就要正式献演了。这是村里的又一桩大事。但开演以后，周和文尽在那儿呆板地背了台词，戏演得了无生气，我在台下于着急。

轮到花儿出场了。她一走上舞台，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林岚，像一阵春风，一阵急雨。她冲上舞台跑过去质问林育生：“哥哥！你知道吗？肖继业他的腿很快就要被截掉了！”花儿的嗓音变了，大滴的眼泪涌了出来。每个人都被她感动，其他男女演员顿时进入了角色，激情从他们胸中奔涌而出，挥洒自如，即使在我挑剔的眼光看来，话剧演得也相当成功。更重要的是，人人都说花儿功不可没，她简直浑身都是戏。

花儿的成功对我来说意味深长。不是因为我对她的判断胜人一筹，而是我为全体知青感到骄傲，我们的牺牲是有回报的。过去我虽然也是自愿来农场，却总认为农村长大的孩子不如城里的孩子聪明，真是大谬不然！我很高兴证实我原先的看法是错的。

从那一天起我就幻想有朝一日花儿能去北京电影学院或解放军艺术学院上学，经过4年科班训练，她会出落成舞台或银幕上一颗耀眼的明星。为了实现这一愿望，我决定教她语文，从教她背一些我记得起来的唐诗开始。

凉水泉的聪明孩子不止花儿一个，另一位老唐夫妇的独生子小唐也是聪明过人。村民告诉我，在小唐4岁时，有一天他父母把他反锁在家，出门下地去了。这种做法在农村很普遍，不像城里的单位，农村没有托儿所。话说这天小唐找到一盒火柴，擦着了火，引燃了棉被，黑烟从炕上腾升起来，很快充满了房间。他想往外逃，可是铁将军把门，他叫救命，没人答应，谁也听不见双层密封窗里的动静。

但小男孩没有慌张，他跑进厨房，在炉子边找到一根拨火棒，然后跑回房间，爬上炕，打碎了一扇窗，又打碎另一扇窗。他这么做与他父母平日的反复告戒背道而驰，于是他逃过一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村里人讲完这件事后总爱加上这么一句。

4年后，同样的灾难发生在老王夫妇的两个男孩身上，两个孩子都窒息而死，一个5岁，一个3岁，我们目睹了这场悲剧。这时小唐已经读小学二年级了，他有时会和其他孩子来我们宿舍玩智力游戏。

“树上有7只鸟，猎人举枪打死1只，树上还剩几只鸟？”

“6只！”“5只！”孩子们七嘴八舌，小唐看看我，会意一笑，好像说他知道其中有诈，然后大声宣布：“一只鸟都没有了！”他当然答对了。

我也有些恶作剧的谜语，比方说：远看像个灯笼，近看尽是窟窿。村里没人猜得出，甚至知青也没人能猜对。小唐一听，立刻就说：“哦？不就是个破灯笼么？把它扔了得了。”人人都笑了起来，恍然大悟。从那时起我就对这个早慧的男孩刮目相看。

后来发生的事却令我大失所望：小唐被卷入一宗大案。从一开始，村里教他的老师就不喜欢他，说他骄傲。而其他村民却认为这个老师根本不够格儿，仅因为他是政委的红人儿，才得了这份美差。对小唐问他的各种问题，他答不上来，便恼羞成怒。后来他居然在小唐的作业本里“发现”了一条反动标语，把这件事汇报给了赵指导员。赵又反映到了农场总部，很快就在虎林县公安局立案，公安干警奉命进村调查此案。警察甫至，就拘留了小唐，日夜审问，连老唐夫妇也未能幸免，警察怀疑他们是教唆犯。他们当然竭力否认，调查继续进行。而那条反动标语则一直是个谜，没人见过它的庐山真面目。领导似乎觉得只要我们看一眼这条标语，我们对党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就会立即崩溃。他们对我们可真够信任的！

有道是“打草惊蛇”，“顺藤摸瓜”。时间一天天过去，村里的人越来越紧张：“谁说得准这孩子被这样审讯下去会不会胡说八道？万一他说……”

甚至连知青也有点儿惶惶然，并不是我们不想与贫下中农同呼吸共命运，而是近来我们与赵指导员的关系颇为紧张。我们有点儿担心他会记仇，给我们制造麻烦。

其实，与赵的关系不好，我们也有部分责任。刚来凉水泉，我们对指导员怀有一种过高的期望，这多半又是受了电影和小说的影响。在文学作品中，指导员总是一位对战士体贴人微的老大哥，和煦如春风，他对战士们的喜怒哀乐了如指掌，他及时给他们引导，善意地指出他们的不足。遇到危险，他冲在前面，将生的希望留给战友，将死的威胁留给自己……总而言之，他是位高大完美的英雄人物，加上相貌英俊，身材魁梧。而我们眼前这位赵指导员与之有着云泥之别。

我们初次见到赵时他40出头，身材矮小，肤色蜡黄，一张脸又瘦又长，像一条倭瓜。他有一双小小的老鼠眼，总爱趁人不备从旁边或背后打量别人。我们不单止烦他这些，还有其它：他对人冷漠，不爱理人，整天见不到他的笑脸，一副村里一把手的架式。

也许以外表取人失之公允？有些人天生就不苟言笑。如果赵指导员不来联系群众，我们是不是应该主动去接近领导？大概就是带着这个念头，一群北京知青有天去“赵府”登门拜访。

他们一去先在他家门口碰到他妻子，“第一夫人”的脸上也看不到一丝笑容，好像这些知青欠了她很多钱没还。她冷冰冰叫他们进去，自己却出了门不知去向。好一个敬客的主妇！

知青进得门来，只见赵躺在炕上，架起二郎腿，品着他的饭后一支烟，看见有人进屋，也不起身，连眼皮都没抬，只是从鼻子里哼出俩音：“啥事？”

一干人甚是尴尬，他们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留也不是，去也不是。“我们来向您汇报思想……指导员……希望想得到组织上的帮助……”有人结结巴巴地说，别人则站在那儿大眼瞪小眼。

“说吧。”赵的声音又干又冷，眼睛望着天花板。烟圈从他鼻眼儿里冒出，一圈又一圈，完全没有请知青坐下的意思。

这时北京知青已被这种简慢气得话都说不出来，根本无心汇报什么思想，他们三言两语就告辞了。回家路上，这帮人默默无语，对这番经历简直难以置信。进了宿舍，他们全都炸开了锅：

“去他妈的赵！他是什么玩艺儿，竟敢这样对待我们！他以为自己是村里的一把手，父母官，就摆这么大的臭架子！中央首长我见得多了，哪个不是客客气气的？真没见过像他这样儿的。”

“就是！他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不过是个小萝卜头！他算什么东西？一个二十四级干部，就差垫底了！我们大院看门儿的都比他高三级，有什么可神气的？”

最后这段话是“8只快乐的大苍蝇”中的一个说的。除了文，其他的7只“大苍蝇”都是高干子弟。不知为什么，单单这句话在凉水泉不胫而走，就像安徒生的童话里小孩子说的：“皇帝什么也没穿。”刚开始还只在知青里传，我们一笑置之。后来不知谁说漏了嘴，在老职工中间也传开了。他们喜孜孜地到处传播这段话，随后声明不是他们编的，是北京的知青说的。终于这话经过赵的亲信传到了赵的耳朵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感到惴惴然的缘由。

我希望赵别把这些话大放在心上。毕竟在这儿他是一把手，大权在握，我们才是小萝卜头。他究竟怎么想的，我无从得知，他的脸总是阴云密布。思想汇报？真无聊！这帮人在一零一中难道还没吃够苦头么？他们真是自找！赵不把他们放在眼里，让他们大丢面子，也是活该。他们倒恼羞成怒，挖苦赵的级别，这样只怕真把事情异糟。没听老话说“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吗？古训总有几分道理在的。现在如果赵秋后算帐，我们都得搭进这些是非中去。看来我们必须谨言慎行，好自为之了。

正文 18 树欲静而风不止

虽然我觉得知青同伴对赵的挑衅行为有欠明智，这决不意味我赞成赵。在我看来，赵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土皇帝”，他一向视“他”村里的农民如草芥尘土，所以我想那天他也并非在特意刁难北京知青，这只是他的一贯为人。村里许多人也不满他的霸气，却敢怒不敢言。慢慢地我们和村民混熟了，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这才关起门来给我们讲一些赵和他的心腹的所作所为。

8年来，赵把他的亲信安插在凉水泉的关键部门，诸如拖拉机队、会计、食堂、养猪场、养马场、打谷场、统计、机修、小学，这些部门的负责人都是赵一手安置的。这样一来，整个村变成了赵的天下。分配来的干部要不跟他同流合污，要不就会觉得这儿的生活实在难以忍受，迟早另谋出路。普通农场工人和他们的家属没路可走，只得乖乖就范。“如果你们惹了他，他准给你们小鞋穿。”

“小鞋？什么样的小鞋？”

“多了去了。最简单的，派给你一份又累又脏的活儿，或者同样的工，派你一个夜班。你要请病假或事假，他拖着不批。分给你家的柴禾正巧是潮的，而土豆的个儿又小得不能再小……这种芝麻绿豆的事情要多少有多少，你只有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你永无出头之日，这还不算，还可能更糟，看看老唐夫妇，他们也是下中农，可他们就是不讨赵喜欢！”

如果进入了赵的小圈子，又另当别论，村民们也说不清赵究竟给了他们多少好处。有一件事大伙儿都清楚，那就是在1959年到1962年的饥荒年月，这些人家顿顿有饭吃，其他村民家则常常揭不开锅。在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上面派干部下来查帐，他们查出了很多在食堂和仓库里不翼而飞的东西：面粉、大豆、食油、糖……食堂的管理员陈理应对此负责，村民们说在1960年那会儿常看见陈晚上背了东西去赵家。到了陈要受处分了，赵马上将陈和养猪场的头儿对调一下职务。事儿就这么结了。

我耳闻目睹赵的这些行径，暗暗掂量我们有没有可能改变一下现状。如果现在还是1966年，一切都好办得很，动员农民，揭发赵，定他个走资派，夺了他的权。可惜今时非同往日，我们不再是红卫兵，而是来这儿改造思想的知识青年，赵则代表了当地党组织。但他是这么个土皇帝！我们看着他滥用职权，欺压贫下中农，难道只能置若罔闻么？若要和他斗法，又能怎么斗呢？手中没有了尚方宝剑，我们还不是和村民们一样无权无势？思来想去，我们斗不过姓赵的，这种念头纯属心血来潮，打消它吧。

我主意已定，远离赵和村民的是非，但有了这个主意并不管用，我还是身不由己地陷了进去。毛主席说得不错，“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个比喻说的是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想躲都躲不了。

10月底的一天，赵突然把我找去了。他找我有何责千？这有点不同寻常。我想不明白，他葫芦里卖什么药，我还是小心为妙。

我到了他家，这次他颇有礼貌，让我坐下，他也坐了下来。哈！他上次对北京知青也这般招呼，他便不会丢面子了。

“你来这儿3个多月了，农场工作很辛苦，是吧？”他发问。

“嗯哪，不过现在慢慢习惯了，有点摸着门路了。”

“除了体力劳动，你们还有什么问题？”

“我没什么特别的问题，这儿的贫下中农对我们很好。谢谢您的关心。”

“你的思想呢？有没有什么想不通的地方？如果你对我说，我也许能帮你解决。明白么？”

赵今儿是怎么啦？他像是变了个人。他究竟是什么意图？该不是意识到不应和知青过不去，想要挽回影响，巴？但为什么对我说这些？我又没在那一伙找他汇报思想的人中。

“我每天都读毛主席著作，它解决了我的所有问题。要是将来我碰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会来请您帮助的。”

“你对村里的领导没什么意见么？毛主席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在我面前应该实话实说。”

“我知道，我想目前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改造自己，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不是对领导提意见。”

话说到这会儿，赵似乎没着儿了，他沉默了几分钟，突然发话：“如果你对我们的工作没意见，那你为什么说你在这儿是个劳工？”

“劳工？”这话从何说起？我大吃一惊，“我没说过这种话。”当然没说过！我怎么会这么说？劳工指的是那些日本侵略期间被日本人抓来做苦工的中国老百姓。很多人死于繁重的劳动和恶劣的生活环境。

“你保证你没说过这话？可是你写过这样的话！白纸黑字，还能抵赖？”

他的小眼珠斜着看我，尖锐得跟钉子一样，似乎要在我的身体和灵魂钻出洞来。

“我在哪儿写的？什么时候写的？”我的声音都发抖了。“你最好自己想想。”

“我一点都想不起来有这种事。”

“就在你前几天填的表格里。你在你的职业一栏里填的是劳工！”

表格！该死！真有这事儿？我怎么一点儿也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填的。想想这种表格没什么太重要，也忘了检查一遍。我好蠢！

“我写的是农工，不是劳工，如果写错了，一定是笔误。请让我看一下儿我那张表好吗？”

“不行，表格已经送到场部去了。现在这份表格很可能在虎林县公安局手里。”

我的心猛往下沉，知道自己闯祸了，这祸还闯得不轻。我一时语塞。

“现在你仔细听着：你要好好深挖思想根源，问问自己是否对现实不满，是否对党把你送到农村来有怨言。”

“我是志愿来的！我热爱党和毛主席！我的父母都是革命干部……”

我一边说这番话一边止不住浑身颤抖，房间的温度似乎突然降到了零下40度，从骨头里透着寒意。我使劲咬着嘴唇，不让牙齿咯咯作响。

“革命干部家庭？哼！我告诉你吧，从现在起，北京来的青年，家庭成分得看三代。不单看你父母解放前是干什么的，还得看你祖父母、外祖父母。如果你祖父解放前是地主，你的家庭成分就是地主；但是如果你祖父是贫农，到了你父亲成了地主，你的成分还是地主。”

这又是当头一棒！我脚下的地似乎正在崩溃，突然我好想放声大哭。但我不能在赵的面前哭！我不能让他看出我心里害怕。完了就完了，我不必再给他提供弹药来朝我开枪。我默不作声。赵过了一会又说：

“你回去想想问题的根源，随便说一句，我们可不认为这是什么笔误！写一份自我检查，你应该清楚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谈话结束了，我走了出去。全身怪怪的：手脚冰凉，面颊发烧，失神的双眼呆呆直视前方，仿佛看到了万丈深渊，我正站在其边缘。

过去我耳闻目睹了很多人因口误或笔误而在眨眼之间成为反革命分子，小唐是最近的例子。在他之前是张，一个1964年来凉水泉的北京知青。“文革”爆发后有一天，他在场部废弃的图书馆里拿了一本百科全书。在书里他看到国民党的党歌，便哼起来。有人叫他不要哼，他面子上一时下不来，便和别人争辩说国民党在孙中山建立初期是一个革命的党，因此这首歌一度是革命歌曲。就因这几句话，他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剥夺了所有的权利，不许参加一切政治活动，工资降到了一个月18元。打那时起，他就在革命群众监督下过着劳动改造的生活。

难道我也要步他后尘么？果真如此，我这辈子便算交待了。更糟的是，我还会累及家人，父母定会受牵连，小炼和小跃的前途也被我毁了。二姨呢？我会伤透她心的。我们全都完了，赵就是要看我们的好戏，这条毒蛇！

“杀鸡给猴看”，老话是这么说的。如果他能把我打成反革命，其他北京知青都会被震慑，被打断脊梁，从此俯首帖耳，没人再敢挑战他的权威地位。这一群傲气十足的前红卫兵，曾领受毛主席的御旨走遍全国，到处掀起红色风暴。我们对他和他的小独立王国该是多大的威胁。即便没人提到他的级别，仅是我们的存在也足以使他晚上睡不着觉……

门岁的年纪，我对政治还不是一无所知，我想自己是被选来做靶子了。我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的同伴怎么看待这件事，如果他们能意识到我刚才想的这些，我还有希望，否则我就永无出头之日了。

我边盘算边回到宿舍。一进门我就趴在床上嚎啕大哭。我的舍友都紧张起来，她们问我出了什么事，我于是和盘托出。她们把这事儿看得很重，马上就有一群北京知青聚集在我们房里商量，这些人是我们的智囊团，大家得出结论赵在故意挑衅，此举并非针对我一个人，而是针对所有北京知青。如果我们退让，他就会得寸进尺。我算走运，知青伙伴也都有些政治头脑。

事实上，他们很多人听到赵想查三代来改我们的家庭出身，都觉得气愤不堪。高于子女中不少祖父一辈有问题的，这是他们的心病。

“按赵的说法，毛主席的孩子也是富农啦！如果周总理有孩子，那他们不都是资本家？这有多么荒谬！赵的这个发明简直反动透顶，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北京的知青同伴决定采取联合行动。他们向村里所有领导讨个说法。（当时村里还有一位队长，八九位副队长。）他们要求领导对我的错误性质作明确表态，并澄清我们的家庭出身。如果村里的领导不及时作出回应，我们就把问题捅到场部去。

几天后，赵软了下来。接下去的会议上，他表示我的错误属于笔误，不是故意行为。而我们的家庭出身也维持不变。除了我们的团结外，还有一点可以解释我们的胜利，那就是又有一轮新的政治运动迫在眉睫。赵不想树敌过多，村里已经有不少反对他的人，叫他大为头疼。

我幸运地躲过一劫。太悬了，真可谓虎口脱险！好运气是北京知青同伴给的，村民在这件事中不置一言，沉默得像一座山。直到几星期后我才知道他们的态度。

几星期后，场部发了一个文，要求下属各生产队选派一名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选上的人会参加大会，四处巡回讲述他的心得体会。文件还说这位积极分子必须由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于是整个生产队聚集在饭堂，干部、老职工、家属、知青，一人一票。黑板上写着几个候选人的名字，我的名字也赫然其中。

不一会儿，投票就结束了，先选两人担任唱票的角色，又有一人负责在黑板上划“正”字，一票一笔。

唱票一开始，我就听到我的名字反复被“唱”到，很快，大厅安静下来，聊天的声音也轻了许多，人人都竖起耳朵，他们听出了弦外之音，黑暗中，人们眼睛在闪光。我得了这么多的票！我的名字回旋在大厅里，像一阵春风，传递着一个秘密的信息。在场的人，不论喜欢与否，都得到了这个信息。冰消雪融，大地解冻了。多数人心花怒放，少数人垂头丧气，最后我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这默默显示了村民抗衡赵和他一伙的力量，他当上皇帝的日子屈指可数了。

不出所料，下一轮政治运动来临时——我甚至都记不得是什么运动了——赵被人从皇帝宝座上拽了下来，免除了官职。往后3年，轮到他在革命群众的监督下劳动改造。他的罪名之一是迫害知青，相应的另一罪名是干扰学生上山下乡运动。

其他人还在村里与赵斗法时，我已开始在美丽的乌苏里江畔巡回讲用，受到英雄人物一样的礼遇。事情的结局如此，我满意么？当然！但我是否愿意被历史或命运再次选择扮演英雄角色呢？一百个不！

我心里明镜似的，在整件事中，我决不是什么英雄，而是一个身不由己的傀儡。木制的傀儡受人摆布，却没有思想和感觉，而我清楚知道危险所在。我其实怕得要命，如果说坐过山车令我胆战心惊的话，那么在中国，卷入一场这样的政治风波要骇人十倍。坐过山车，至少我还知道它往哪儿开，也明白这游戏其实是有惊无险，一会儿我就能毛发无伤地从车上下来。而在政治运动中，你永远不可能得到这种保障。几年来，发生了多少家破人亡的惨剧，说真话，那时我就开始厌倦了政治斗争，发誓将来离它们远远的，而且我得小心检查我写的每一句话，白纸黑字，不是闹着玩的！

尽管我决心远害全身，但当我一回到凉水泉，我便知道要退出政治谈何容易！对反叛者来说，半途而废的革命比不革命更糟，这是我们都明白的道理。推翻了赵，还得清算他的影响，他的有些亲信仍占据着重要岗位，大权在手，等他们的主子卷土重来。考虑到这些问题，我主动对新来的严指导员提出去养猪场工作。

这一决定有两重意思：其一，我想试试自己有没有能力干全农场最脏最累的活儿；其二，去养猪场意味着与陈较量，这几年陈一直是赵的死党，开始的一段时间我得低首下心，忍辱负重，先学会怎样管理猪号，不久我们就会把他取而代之，把权力归还人民。

人算不如天算，我万万预见不到此后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刚到猪号与陈接触时，我对他毫无幻想可言，他是赵的心腹，与赵有千丝万缕的利害关系。政治上他是我们的敌手，但他又是一个贫农，干庄稼活儿的好把式；一个已婚的40来岁的男人，3个孩子的父亲。在我看来，他是个势力眼、狗腿子，狡猾奸诈，利欲熏心。我应该像很多村民一样对他嗤之以鼻才对。

荒唐的是我在养猪场干了几个星期，竟发现自己整天做着关于他的梦。还不单止梦到他，更梦见那些两人之间夜里才发生的事。这多半在我值夜班的场合，孤身一人睡在猪场当中的小屋里。这儿，炕是热的，是陈和我一起砌起来的，很棒的一张炕！夜深时分，这张炕挡住户外的冰天雪地，使得小屋温暖如春。

一片漆黑，夜无边无际。狗悄没声的，猪也不闹。事先全无征兆，小屋的木门突然开了，他走了进来。我的心凝住了，整个人呆若木鸡。叫喊是没有用的，村里不会有人听得见。他抓住我，把我拽进怀里。他热得像火，而我却软得像水。他的整个儿身体都在燃烧，我的力量挥发殆尽，无力挣脱。他把我压在炕上，重得跟一座山似的，那胀胀的东西擦着我的双腿。他撕开我的衬衫，拉下我的内衣，我赤身裸体，他就要来了！我是刑场上的囚犯，喘着，战栗着，怀着痛苦的想望，等着最后致命的一击。

我的小洞穴有如洪水泛滥。我扭动身子，狂乱地缩紧肌肉，关上那扇门，想把强暴者关在体外，保持我的贞洁！但强暴者硬挤了进来。粗大、炽热、充满野性……现在再抵抗也无济于事，让他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巴。我总是被糟蹋了，完事后我得自杀，但此刻我身在九天之上，龙凤纵舞，欢情无限。一次又一次的高潮，我的灵与肉都耗尽了，以后的事，由它去，巴……

如果陈对此有所觉察，他也许会来强奸我而不是老眯子。如果他真的来，后果会怎样？最有可能的是我会动用那把藏在身上的剪刀，让他的血或我的血染红那张炕。谁知道呢？我也许迷了心窍，发生在老眯子身上的一幕就会发生在我身上。

有时我怀疑陈对我的内心活动并非毫无党察，也许这是他预谋的一部分，他设了一个圈套，让我和其他在猪场干活的知青往里钻。又或者我高估了他，他并没有这么多心计，只是猪号活计的性质影响了我们的身心。

在猪号里我们干的什么活儿？每天我们都得密切注意发情的母猪，确保它们和公猪正常交配后全都怀胎。到了产期，我们把猪崽接生下来，为幼猪找到奶头，看它们吃奶……

这活儿使我大开眼界！看猪的活动，我突然明白了男人和女人间的一切隐秘。我长大的年代，性是一个禁忌的话题。没有一个长辈愿意和晚辈谈论与性有关的事，我母亲也不例外，（她甚至连女人每月有例假这件事都不跟我说，害得我初潮来时吓得半死，）二姨，奶奶，我的任何一位老师，包括教我们生理卫生课的老师，通通不肯越雷池半步，给我们些许暗示。我看的书和电影也都是消过毒的清本，完全回避性的话题。

但用另一种角度仔细想想，还是有很多线索可循的，古典文学中，民歌里，有些比喻，如巫山云雨、蜂儿采蜜、饿马奔槽、露滴花心、男女相与驰骋……大人懂得性，也许能理解这些隐喻，我当时只觉得它们奇怪，纳闷于这些意象的荒诞不经和离题万里。

我也曾追问过所有孩子都问过的老问题：婴儿是从哪里来的？稍大一点后我的问题变成了：“女人怎么会怀孕？”这不单出于好奇，我真的为此担心。我犯了不该犯的错误会不会怀孕？又如果吃错东西，站错地方，或者睡错了床呢？记得读过一篇故事，说从前有个女孩儿家吃了一棵梅子，结果有了一个男孩，她唤这个男孩作杨梅子。又有一个传说，讲一位少女踩着了神的脚印，她感到内心一动，立刻就怀上了胎。我有个一零一中的朋友告诉我，女孩怀孕是因为男孩吻过她的嘴唇。也有人表示异议，说女孩怀孕是因为和男孩在同一房间午睡。

现在我才知道过去这些猜测有多傻。我们的同学在家多半都有自己单独的卧室——到了农场我才意识到这对大多数中国家庭来说有多奢侈。即便对性略有所知的男女知青也一样受到我们所从事的日常工作的影响，干这活儿就像是天天在看黄色电影。事实上，我们不单看，陈还要求我们参与。

他时不时分配我们帮公猪和母猪交配，陈是猪号的头，这儿的一切都是革命工作，他派下来的活儿我不便拒绝。我也不想拒绝，我怕这样做会泄露了消息，让他怀疑我其实并没有那么坚强。否则任他绞尽脑汁，也拿不出证据。

我便干起了这份工作，陈在背后看着我，我讨厌他的这一举动，然而又没有抗议的理由，他会说他只不过在看我于得对不对。他的脸上会流露出一丝微笑，当然这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

公猪母猪圈在一起，疯也似地发泄着兽欲。我和陈则相互提防着。公猪跃上母猪的背，我得用手帮它把抖得满是泡沫的生殖器塞进母猪的阴道，于这话时我得保持呼吸正常，不能脸红，好在这点还能做到。但我很难压制自己内心的冲动，压制突如其来的欲火。我非草木，已经年满十七，身体健康，七情六欲俱在。尽管我为人清高，尽管我理智健全，有所谓良好的家教，我依然抑制不住像猪般泄欲的疯狂的念头。甚至可以就在当时当地，和任何男人。陈就在我身边看着我，半步之遥，他能看穿我的身心么？我说什么也不能让他看穿我的这些念头！

说实话，我一直弄不清陈到底知不知道我的这些心里活动。有时我几乎敢断言他对我们没安好心，但有时我又推翻这一结论。有时我甚至觉得他对我和另一个北京女知青袁怀有特别的好感，我们俩是他的得意门生，跟他学会很多活计，除了养猪，他还教我们兽医、瓦工、木工。他这些事样样拿得起，公道地说，他蛮聪明，也很勤劳。

我们刚到养猪场不久，陈就开始教我们基本的医药知识。然后他教我们给猪打针，这绝非易事，我们得用粗针猛劲扎透厚厚的猪皮，在眨眼工夫将药液完全推进去，猪感到疼后会踢腾起来。经过一番实践，我们做这活儿完全得心应手了。而后，陈又教我们施行手术，如治疗脓疮。疝气，阉割仔猪。这些活儿中，要数阉割母猪仔的手术最棘手：用一把锋利的柳叶刀在一头吱哇乱动的小母猪肚子上恰到好处地切入，刀口不能太深，也不能太浅，这样在刀口处使点劲，卵巢和输卵管就跑了出来，然后在血流如注中将这些东西去除干净，再一针针把刀口缝合起来。整个过程不用麻药。

出起差错会很致命，第一次动这个手术我就失败了，不知是割得太深还是割得位置偏了，我一刀下去，血便狂喷出来，一两分钟，刚才还活蹦乱跳的一头肥嘟嘟的小猪就在我手中一命呜呼了。我浑身发抖，不知所措，告诉陈我不干了。但陈说谁干这第一回都难保不弄死一两头猪，“别灰心，再试一次！”

我哆哆嗦嗦又抓起另一头猪。陈站在我后边，右手有力而准确地把着我的手，一直做到手术结束。袁则死命压住挣扎的小猪。这次手术很成功。我们直起腰来，我不由得对陈发出会心的微笑。3个人此刻的模样定然颇滑稽：一头一脑的汗，眼睛亮闪闪，乐不可支的样子，手上血淋淋的，像刚参与了一场凶杀案。

然后轮到袁操刀，又一头小猪的灾难降临。但一次次我们的经验越来越丰富，信心也越来越强，到后来我们做的手术与陈做的难分仲伯。听说单是这一技傍身，在中国农村的任何一地我都可以生活得像模像样。

随后几年中，有大量知青从上海、天津、杭州、哈尔滨、青岛等地来到这儿。1969年，村里的知青人数超过200人。其中有八九个人和几个本地女孩经常在猪号干活。如果陈喜欢炫耀，教年轻人活计，为什么他从没教其他人，而独独教袁和我？我们不在同一个政治阵营中，还准备把他拉下马，他该心中有数的。难道他知根知底还诚心教我们手艺？还是完全蒙在鼓里呢？他是不是别有用心？是什么用心呢？一个人就是一团谜。有时阶级分析也分析不出来。一个人的行为并不一定能用政治立场来解释。我应该憎恨老陈亦或感激他？我们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正文 19 壮士之死：奶奶最后的故事

养猪场里我们一人负责一群猪，这上百头猪一出生我就得管它们的吃喝拉撒。春天来到时，我把它们赶到野外吃草，夏天出工更早，每天4点不到就起床了，4点半，我的猪已经全在草地上了。

晨风徐徐吹来，清凉而沁出芬香，6月里的北大荒是一片鲜花的海洋。金百合娇艳亮丽，红百合则像蜡制的一样，透着结实。鸢尾花有紫色有蓝色，在清浅的水塘边顾影自怜。野生牡丹更是怒放得跟小脸盆般大。这片沼泽地中的黑土壤从不缺水，植物的个儿都硕大无朋。荒园风光美不胜收，至今我还梦见她斑斓的颜色。

然而在沼泽地里放养这上百头猪可不是件容易事儿。猪儿不像羊，猪又固执又任性，不愿成群结伙。它们常常会走丢，隐没在高高的草丛里。要把它们拢在一堆，我得前追后赶，一口气不停地奔跑四、五个小时。晨露打湿了我的裤子，粘在腿上，跑都跑不快。丝丝凉意侵入着我的筋骨，脚下的球鞋在吱吱叫唤。但湿透的球鞋还是胜过于爽的橡胶靴子。靴子太笨重，每天要跑这么多路，每增加一分重量都要付出许多体力。

我不追赶猪儿时，便会一展歌喉：民歌、外国歌曲。样板戏……其他人也在放声歌唱，我老远就能听到飘过来的歌声。不知别人为什么唱，我其实并不是因为欢乐，而是因为只要我唱出美妙的歌声，猪儿就不乱跑了，也不再互相争斗，它们竞会安静下来竖耳倾听，还一左一右甩动尾巴，像是为我在打拍子。这使我相信猪很聪明，懂得欣赏音乐。

我在养第一群猪时，给它们分别起了名字。有一只猪看上去很可爱，长了一对低垂的耳朵，腆着大肚子，我管它叫小资本家；另一头猪高挑而有威严，我叫它王子。娜塔莎是中的人物，这只小母猪模样俊俏，活泼风骚。林妹妹一度病得很厉害，它走起路来摇摇摆摆，似弱柳扶风。它抬起头用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望着我时，我真觉得它通足人性，因而对它充满爱怜。陈认为它的病没治了，想把它杀掉，而我却不肯放弃，盼着有一天我们能把它的无名病痛治愈。信不信由你，我的猪听懂它们的名字。我叫一声林妹妹，它果然就病骨支离地晃了过来，知道我唤它定是有好东西给它。慢慢地我藏起一些我认为对治它的病有帮助的药，它居然全吃了下去。陈和猪场的其他人都啧啧称奇。我大受鼓舞，又试了几味药，其中有一种见效了——我也弄不清是哪一种，总之，尽管小说中的林妹妹没能熬过风刀霜剑，我的林妹妹却病体康复如初了。

北大荒常常下雨。有时一下就是几天，甚至几星期。遇到这种天气，猪儿们只能呆在圈里，饥寒交迫，凄凄惶惶。它们把圈弄得一团糟，泥水中搅和着屎尿和虫蛆，踩下去会没过脚面。

这种时候喂猪真是苦差事。我一脚插进猪圈，立刻就被挤得动弹不得，上百头猪围拢来，每只猪都抢着吃我挑来的两大桶猪食，我得把猪先赶开，把盛满猪食的桶挑进去，将猪食倒在槽里。猪栏长宽各有几十米，槽在猪圈中间，我摇摇晃晃，像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有时能冲得过，把猪食撂在小岛似的槽里；有时冲不过，翻倒在地，变作一只泥猴。

泥尚可洗掉，更糟的是有时栅栏上的木板落下，带钉子的木板藏在泥里，不露锋芒。母猪发情时，常常把围栏撞坏，倘若一脚踩在钉子上，那才是一番恐怖的经历。隔三差五我们就会尝到这种滋味，防不胜防。一瞬间，尖利的钉子刺透胶靴，扎进脚心，顿时恸彻心肺，冷汗直冒。我试图把脚从泥里拔起，但肩上重重的猪食担子却把我向下压，等得不耐烦的猪又会把它们的巨嘴加在猪食桶上……

之后，其他人会帮我挤伤口，再将它洗干净。第二天我的脚准会肿起来，钉于上有锈，泥又这么脏，难免感染。我只好请病假躺着，几天下不了地。那时请假总是很难为情的。幸运的是，尽管我有过若干次这样的遭遇，我竟没有得破伤风。

1969年10月，我养的第一批猪长成了。一天从佳木斯开来一辆大卡车，该我的猪为世界革命作出贡献了。那天早起下了场雨，圈里泥泞不堪。肉食加工厂的工人开始抓猪，我的猪警觉起来，它们在栏里撒蹄于飞奔，尖声怪叫，踢起一团团泥浆。工人在后面追，气急败坏，满身满手都是泥，他们骂骂咧咧，收住脚步。

看着这一幕，我叫工人们离开猪圈，然后一只一只叫着猪儿的名字。我的猪停了下来，它们瞪着惊恐的眼睛望着我，一时间，它们犹豫不决。也许它们已经感到大难临头，直觉告诉它们不能相信人类。但它们还是慢慢向我走来，一直跟着我走上跳板，走进卡车的车厢里。林妹妹、娜塔莎、王子、小资本家……我所有的猪都在这儿。工人们高兴坏了，冲我鼓掌，他们谢过我，闩上车门，卡车开走了。

猪圈空了，我的心也空了，胃胀鼓鼓的。我晚饭也没吃，一头扎上了床。

“你怎么啦？生病了么？”

“没病。”

“出什么事了？”

“没事儿，没事儿。”

如果我告诉人家我爱着我养的猪儿，我的心在为它们哭泣，没人会理解，只会把我当笑柄。我怎么才能使人们相信猪既不懒惰也不愚蠢？它们真的有智慧哩！它们还有感情！看它们在最后一刻都信任我，而我却背叛了它们，成了杀它们的一个帮凶！我开始后悔我做的事，我恨自己。

我的猪儿们此刻在哪儿呢？也许正被人赶进屠宰场，它们正拼命号叫，求我去拯救它们，把它们领出那台森然的机器，那台机器正等着扒它们的皮，碎它们的肉，把它们制成猪肉罐头。支援世界革命？去他的！

试试还有什么别的说法可以为我开解？我的猪儿们，你们前世作孽，今生不幸为猪，命中注定被人喂大，就要拉去宰了。或早或晚，无可逃避。村里现在是连种猪老了都宰来吃。这么说你们早死也不失为好事。可以早日投胎，下一世，做一羽鸟，做一尾鱼，哪怕做一条虫，一只蚂蚁，再也不要做猪！做什么都比做猪强！我从哪里得来这些命运和转世的怪念头的？当然是从老乡那儿得来的。我知道这属于迷信，但这么想想似乎开释了很多。

这之后我还是一如既往照料猪群，但我再也不会称呼它们“我的猪儿”，也无心给它们起名字了。让它们在我心中占据一席之地实非明智之举。猪到底不是宠物，养它们就是为了吃猪肉、猪肝、猪心、猪肚、猪耳、猪舌、猪蹄、猪血、猪骨、猪皮……相信猪又懒又蠢的人才是明白人，知道得越多，对我越没好处。

如果说在猪号工作的第一年还有几分新鲜，接下来一切都变得司空见惯：母猪秋天怀胎，冬天产仔，我们在春天和夏天把它们喂大，到了秋天卡车来把它们拉走，母猪又怀上了，新的一轮开始。

虽然这一循环周期亘古不变，我们还是设法做得精益求精。在报上读到糖化猪饲料，我们也动手试做。我们在猪圈里搭起木地板，让猪睡在上面，冬暖夏凉。我们还大力消灭了猪肺疫，否则一次传染会死几百头猪。我们保证每头猪都有足够的运动量，饮食均衡。从早到晚，我们不停细致观察，发现问题于它的端倪。总之，我们把大量的心血倾注在猪身上，有一天，我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悲哀：我们这么关心猪，怎么就没有人来关心我们一下呢？当然这么想问题真是荒唐，我马上就排遣开了。

除了制作糖化猪饲料，我们还做豆腐。豆渣用来喂猪，我们天天吃豆腐。颇似和尚尼姑的素食，他们吃斋是为了礼佛，而我们是别无选择。10月底就吃光了大白菜和洋葱，再过多一个月，连萝卜和土豆也告罄。从12月到来年6月，豆腐就是我们的副食：煮豆腐、炒豆腐、炸豆腐、酱豆腐、冻豆腐、熏豆腐、豆腐干、豆腐馅做包子。豆腐花，……一周七日，一日三餐，在饭堂工作的知青想方设法多翻点花样，可是“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他们却难为无豆腐之菜肴。到后来，我们个个都对豆腐倒了胃口，只要一提豆腐两个字，就觉得反胃，烧心，直冒酸水。

天天吃豆腐斋不算，我们还得干繁重的体力活儿，睡觉很少，几乎没有节假日，没钱，没性生活——1971年以前有个男朋友或女朋友绝对是大忌。如果这还抵不上和尚尼姑的清心寡欲，那么冬天没有炉火就真是十足的苦行僧了。我们的煤块用完时，屋子变成了冰窖。晚上人人都穿着皮帽子缩在床上，第二天早晨醒来，帽沿一层白霜。盖三床棉被，再压一件羊皮大衣，还是冷得直打哆嗦，手脚痉挛。屋里的水缸结成冰蛇，毛巾冻得僵硬，挂在绳子上像一排冻藏鱼，要想取下来往往把它们拦腰折断。

回忆这段日子，凉水泉有如一只深山古洞，我们在里边修行：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苦其心智，荡涤我们的灵魂，憧憬的是一幅人间天堂的绚丽画面。每天都长似一年，而每一年过得天天都一样。我就这么坚持了3年，如果我能像达摩大师那样面壁9年，对外部世界不加闻问，我或能修炼成佛，或得道成仙，要不就干脆发疯。谁说得准？到了1971年，我们却突然接到通知，说可以休24天的探亲假，于是我在8月回到北京。

我想见的第一个人自然是二姨。一听说有探亲假，我这才意识到自己有多思念她。我扑人她怀抱中的感觉，恰似梦想成真。那一刻，我才知道自己这些年已长得高大结实，二姨却缩得又矮又小，但她把我搂在怀里的动作还是把我当成20年前奶奶家那个无助的女婴。我感到有些异样和尴尬，却又很受用。

“哎呀！我的亲女儿回来啦！”她一见面就大嚷一声。（“我的亲女儿”既可以理解为“我的亲爱的女儿”或“我的亲生女儿”，也可以兼指。）她的眼泪掉了下来，融化了我的英雄面具。3年来我一刻不停地戴着这副面具。现在我回家了，作些儿女情长的娇态也无妨，没人会批评我，没人会笑话我。能放纵感情是件美妙的事！但我不想和二姨一起哭，相反，我要让她绽开一个大大的笑脸，就像小时候她哄着我一样。

我打开带回来的旅行袋，一袋全是黄豆，另一袋装满红豆和绿豆，外加一小桶豆油，一包巨大的土豆，金针菜，山蘑菇，……二姨瞪大了眼睛，仿佛我是个魔术师。她的脸上泛出笑容，这些东西在北京的商店里消失已久。那时市面上连像火柴、肥皂、洗衣粉、卫生纸等生活必需品都成了珍稀之物。

二姨这下开心了，我仔细端详她，岁月无情地留下道道刻痕。她67岁了，还在独自照顾小炼和小跃。1969年，如果不是她在我父母下乡时同意让小炼和小跃和她一起住，我的两个弟弟都得跟着下乡，不单丧失北京户口，教育也大成问题。这会儿，小炼是16岁，小跃刚满11。他们给二姨平添了无数麻烦，让她有操不完的心。二姨劳累不堪，我感觉得到。她需要我帮她一把，我真想帮她一把！我曾答应为她养老。我可如何践言？

说实话，这3年我仍一直没离开二姨的呵护。每逢节日，她都没少给我寄巧克力、奶粉。点心、果脯等等，每次我收到包裹都给她写信，叫她无论如何不要再寄了。但下一个节日来临之际，我却不由自主地引颈盼望。劳动节、端午节、国庆节、中秋节、我的生日、元巳、春节，在这些古今中外的节日之前我的企盼总不会落空。

旧历年前，几乎所有知青都会收到家中寄来的包裹，我总是收双份，另一份是我父母寄来的。几百只包裹从全国各地涌向距我们十几公里的一个小镇，邮递员不可能一次送这么多，村里派出马车一天接一天往回拉。

二姨除了寄包里外，还给我写信，告诉我她做了些什么事，有多想我。但是信里还是有许多事不能言及，白纸黑字，会给我们两人都惹麻烦。我回北京的当晚，小炼和小跃睡着后，二姨便和我谈开了。

她说最近北京发起了一项新的运动，叫什么“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据说是一个家庭妇女带的头，志愿去大西北。上头用她的事例对其他没有固定工作的市民施加压力，让他们都“志愿”到大西北去。

二姨很是有些心虚，我听说后也六神无主。她这把年纪要是去大西北，一准受不了这个罪，那简直等于杀了她。还有她那些老街坊，老邻居，二姨说不少老头老大半夜三更偷偷地哭，他们吓坏了。如果她和邻居们在劫难逃，不免一死，他们宁愿死在北京。这是他们的家乡，是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二姨在小炼和小跃睡着后也常独自抹眼泪。她很高兴我回来，可以一诉愁肠。

“我能帮上什么忙？”我听二姨说完，难掩内心的困懑，“我什么都帮不了！”一家六口，三个大人已经志愿下乡，这还不够，他们还想把老二姨和我的两个幼弟也赶出北京。这样他们好大模大样地进来，取代我们，在我们的故乡，这个古老而美丽的城市安家落户，这真太过分了！

我说的“他们”，指的是当时成千上万进驻北京的军代表。他们前脚还没站稳，后脚就利用职权把在农村的一家老小全弄了进来，外加他们的“七大姑八大姨”，北京人对此不无讽刺。结果我1971年回来，见到北京的人口比3年前还要多，但其中真正我们想与之交往的有天分的农民子弟却屈指可数。这一事实令我沮丧，我在这儿受到的冷遇更令人心寒。在汽车上、商店里或大街上，人们看到我都翻白眼，好像我是个什么世面都没见过的乡巴佬。他们的眼神暗示我的衣裳不入时，脸黝黑，鞋破旧。但我就不愿妄自菲薄。

岂有此理！如果不是我们志愿离开城市，哪儿有你们进北京的份儿？如果不是我们在农场累死累活种庄稼、养猪，你们都喝西北风去！这些人怎能如此不思感激？但回过头来想想，过去我们一零一中的学生不也和这些人一样无知愚蠢？我在这些丑恶嘴脸中仿佛照见了自己当年的样子。

二姨的老邻居对我倒是一如既往地关心，但他们的话同样令我感到无所适从。

“你找到‘门路’了吗？”他们一见面就问，语气中透着急切，“把你自己调回来。张家刚把儿子弄回来，办的是‘困退’，老两口儿年纪大了，需要一个孩子在身边照顾。王家正给女儿办‘病退’。你还不抓紧点？叫你父母找找能帮得上忙的人，或找找你的姑姑，她不是医生吗？弄个证明……”这些话听多了，我渐渐明白了：当我们还在农村埋头种地，外面的风气可就变了：上山下乡不再光荣，而是一种耻辱，证明你家无权无势，没有门路，没有关系，你的孩子别无选择，有门路有关系的，就能把孩子调回来。无怪乎那些新贵们视我们如粪土，在他们眼里，我们是失败者。

这一发现使我有好几天睡不安稳。如果这些老北京的话是对的，那就太惨了，我无路可行。父母无权无势，而且他们自己也在农村，连“因退”的借口都找不到。我寄望他们的言论是错的，毕竞他们是些小市民，以前我们看不起他们，就因为他们目光短浅。我何必太把他们的话放在心上？还是先听听父母的意见。巴。

几天后我去探望父母，我们谈到这个问题。他们的态度给了我不少安慰和鼓励，虽然没什么新鲜内容，听来颇像报纸的社论：“坚持下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别犹豫，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些话正是我想听到的，然而又是我不想听到的。

那时我父母双双下放在河北省饶阳县一个叫北歧河的小村。我感到他们也一样生活在深山古洞里。地图上这地儿离北京不算远，但我先得搭7小时的长途车，车破旧，路颠簸。到得县城，我还得坐“二等”，即雇个人坐在他的自行车后，再花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目的地。

我到村里，发现父母的模样变得几乎认不出来了。父亲像个在田里干了一辈子农活的老农，皮肤黧黑，人精瘦，留一板刷头，皱纹爬满了前额。一件发了灰的白汗衫，外加一条短裤和一双黑布老头鞋。这绝对不是我记忆中的身为外交官和学者的父亲。但他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虽然干的是农活，政府每月还付他近200元的工资。当地农民一天的工分才8分钱，即使每月干足31天，也不过挣不到2块5毛钱，所以那时农民都欠生产队不少钱。

母亲的变化更大。过去人人都说她比实际年龄小10岁，她本身段苗条，烫一头卷发，脸颊红润，考究的衣着，配上精心挑选的饰物挂件……现在这一切都去影无踪。3年时间，母亲变得像一个十足的“黄脸婆”，45岁的年纪，看上去快60了。她的背有点儿驼，走起路来一瘸一瘸的。脸肿肿的，嘴唇发紫……我见母亲这般模样着实大吃一惊。

“究竟什么事使她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变得面目全非？”我忍不住想问，但我若真个动问，母亲一定不高兴。我只好东猜西猜：因为高血压，或是更年期，或是近期在腿上开刀，割了一个瘤于，听说她还崴了脚……是不是得了什么病尚未诊断出来？村里又没有医生，她恐怕很难适应艰苦的农活。但依她要强的性格，这些她都不会承认的。也许还有其它原因：家人天各一方，诸事都艰难。

搬家以及维持一家三地的日用开支，母亲卖了她的几件首饰。最后连镶有钻石的结婚戒子也卖了。二姨知道这件事，偷偷告诉了我，“文革”来临时，二姨为她保管这些东西。戒指在一家二手店只卖了100元，“简直像抢一样。”二姨看不过眼，愤愤地说。但母亲还是把它卖了，因为她刚接到我的一封信，信里说我需要一件羊皮大衣。

母亲在回信中没有提过戒指的事，但她详细描述了买这件大衣的壮举。头天晚上，她在二姨家用几把椅子拼在一起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5点她便搭头班车去东四的人民商场。母亲到商场门口刚6点，已经有人在门口排队了。母亲暗自叨念，希望商店那天有几件羊皮大衣出售，而且前边排队的人都是买其它东西的。1968年，几十万北京知青奔赴东北、西北和内蒙古，这些地方都极其寒冷，一时间，人人都需要大衣，越厚越好。结果羊皮大衣脱销，在北京所有商店里都难觅踪影。

7点后，等的人越来越多，队开始乱了，所有人都像沙丁鱼罐头一样在大门前胸贴着背。8点整，门开了，母亲跟在别人后边一直朝店里跑，来到出售大衣的柜台。她一眼看到柜台后挂着几件羊皮大衣！太棒了！母亲急奔过去，拉下一件看上去最厚的，双臂紧紧抱着。其他人也迫不及待地搂住一件，他们都是家长，每个人都抱着一件大衣，仿佛抱着的是千里之外在寒风中冻得发抖的他们心爱的孩子。母亲高高兴兴付了钱，大概85元，像刚在一场决定性战役中凯旋的将军。

如果母亲1968年时是为我操心，后来她对小炼和小跃则更加牵肠挂肚。但是她和父亲“学习”的五七于校规矩森严：除非奔家人的丧事，任何人不得离开村里。1970年母亲甚至没机会在她父亲弥留之际见他最后一面。

我从村里回来在北京探望了外祖母，听她数落母亲：“她怎么这么没有心肝？你知道你外公最喜欢她，把她当掌上明珠，送她进上海最贵的中西女子中学，又送她上全国最好的燕京大学。你外公1949年没跟公司迁去香港，提早退了休，也是因你母亲一句话，说他应该留下来。后来我们又从上海搬来北京，就想离她近一点。到了他临终前，想见你母亲最后一面，拍了一个、两个、三个电报，可她总也不露面！她难道要和我们划清界线，因为她是党员，我们是资产阶级？你外公真是死不瞑目……”

外祖母边说边掉泪，不停地讲了两个小时，我向她解释于校的纪律，但她根本无法理解，我只得静静地听下去。外祖父去世后，外祖母非常孤独，我很同情她。可是我与她略有芥蒂，因为20年前她让奶奶辞退二姨，用一个她们从上海请来的职业保姆带我。对此二姨和我一直都耿耿于怀。两年后，外祖母去世了，我这才彻底原谅了她。

奶奶才真是我的救星！就是凭她的一句话，二姨才得以留下来带我，而上海保姆则被辞退。这会儿，我听父亲说奶奶还活着，就住在原来的地方，我答应父亲我会在回东北前去看望奶奶，父亲也一样不能请假探亲。其实我自己也很想奶奶，自从“文革”爆发后，我就再没见过她。

二姨听说我要去看奶奶便难掩兴奋，她马上忙碌起来，做了荷叶蒸肉和三杯鸡，这些都是奶奶爱吃的菜。她又买了点心和水果，“快去吧！下午就去，代我问奶奶好！”二姨对奶奶向无二心，政治运动也不能改变她的立场。她把东西一样样包好，放入篮里，几乎把我推着出门。一小时后，我站在奶奶家四合院的大门前。

灰色砖墙仁立如昨，门牌号码依然如故，我将大木门从中间推开，吱吱作响的声音唤起我遥远的记忆。但当我一走进院子，眼前所见与我的记忆别如天壤。

第一进院子现在拥挤不堪，三户人家瓜分了面对面的两排平房，煤炉、脸盆、尿布……孩子在院里跑来跑去，大人向我投来狐疑的眼光。我是一个擅自闯入的陌生人。

第二进院子原本是一个多姿多彩的花园，现在却满目芜杂。白色的丁香树和迎春花早被连根拔起，奶奶的芍药和姑姑的玫瑰也了无痕迹。取代花草的是些简易棚，用残缺不全的砖瓦和油毛毡拼搭起来，也不知是厨房还是储物间。

有一个五口之家住在奶奶的房间里，“原先住在这儿的老太太，你们把她弄到哪儿去了？”我刚想启问，但看到这些人对我敌视的眼神，硬是将话咽了回去。最好还是别惹这些革命群众，我一踏进这个院子，就回到了一个大资本家孙女的身分，顿时比人矮了半截。也许这就是5年来我不愿涉足这座院子的原因？我一壁想着，一壁垂下眼睛，绕过他们，去敲姑姑的门。

姑姑打开门，一脸惊恐，也许我敲门敲得急了。弄清楚只有我一个人，她这才舒了口气，引我进屋。等我坐下后，才发现在这间屋里根本无法交谈，这个房间原先与奶奶的卧室毗邻，中间的隔断墙是一件工艺品，许多处故意镂空了，比一层纸强不了多少。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会教隔壁人家听个真切。

所以我只简单说我回来看奶奶，不知她在哪里。听罢，姑姑站起来对我做了个手势，我跟着她一直走到原先的大餐厅北头，这儿原来还有一间储藏室。一路上姑姑告诉我：因为患上了严重的糖尿病，奶奶这5年来一直卧床不起。我们到了门口，姑姑帮我开了门，我走进屋，她将门轻轻带上，离开了。

起先，我所看到的只是一点摇曳的烛光，我这才意识到这间屋又没窗，又没灯。待眼睛稍稍适应了昏暗之后，我看到了奶奶。半躺半坐地倚着些枕头，她看着我，我们对视着，她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这么熟悉的、属于她的微笑！

“奶奶！”

“小瑞，你来了。我知道你会来，今天来。”

“奶奶，你好吗？”

“好，好，我挺好。”

但是我在这间屋子里看到的每一样东西都教我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屋子又窄又小，中间放着一个黑炉子，火炉的烟筒应该在春季到来时就挪走的，现在夏季都快过完了，烟筒还留在那儿。看着这只不起作用的炉子，我突然感到一阵透心的寒意，这间屋子即便是8月，也是湿冷湿冷的。屋里空气不流通，弥漫着一股奇怪的味道，奶奶的床边放着一只夜壶，白天没人来清理，姑姑要上班。靠近奶奶床头的小桌上点着一支蜡烛，还有几只馒头，这就是她的伙食了，把冷馒头在蜡烛的火上烤一烤，吃下去，没有蔬菜，没有汤，连茶水都没有。

原来这5年来，他们把我亲爱的奶奶扔在这样的风洞里！活活地把她埋起来，不见天日，不分寒暑。她因病卧床，一天中绝大部分时间却没有一个人在身边照顾。父亲和叔叔都不能来：一个是老革命，一个是反革命，他们两人谁也不能获准离开。谢天谢地，还有姑姑在，但她是医生，邻居们都虎视眈眈，她只能一天来一两次。而我呢？我可以来，我应该来！我只是忙于干革命，忘了还有个奶奶！这么些年，我居然一直不知她的悲惨处境！

奶奶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她说：“小瑞，你听我说，我这儿什么都有，你别难为自己。你看，这是《人民日报》，我每天都看报。还有这本地图册，剩下的时间看看地图，特别是这张——湖南——我生长的地方。那个地方山清水秀，春天，湘江和沉江流着桃花，一江水都是红的。夏天，河岸边的竹子青翠欲滴。湘竹又叫斑竹，竹子上的斑点是娥皇和女英的眼泪。

“她们是古代尧帝的女儿，姐妹俩都嫁给了舜。舜死在南方，娥皇和女英泪下不止，投入湘江，遂化为女神。湘竹沾了她们的热泪从此斑斑驳驳。死是永恒的生；生的每一步都在走向死。湘水女神在桃花中翩然起舞，姿容妙曼。看！她们在落叶上飞，悠悠地打着转，待还我自由身了，我便去和她们相会，相会于空朦的湘天楚地……”

“奶奶！你在说些什么呀？”

“我在说湖南。当地的女巫法力无边！有一位女巫看中我，她在我身边做了5年的嫫嫫，晚上等别人睡着后，她教我怎样打开天目，这样我可以看到天上地下，前世今生。我小时跟她练得人了门，可后来我回北京结了婚，又生了孩子。我的心绪不佳，没有再练，我天目中的光黯淡了。但是？？现在我又把天目打开了。

“你过来，其实每个人都有一只天目，就在这儿，在你额头的中间。这只眼睛是竖着的，不像其它两只眼睛是横着的。深吸一口气，让‘气’慢慢沉入丹田，闭上眼睛。你能感觉到么？”

我似乎真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一小团火球在我前额处燃烧，火石电光划破黑暗。也许这只是我在异想天开？这又何妨？这么多年，我对奶奶这般不孝，现在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弥补的机会，不论奶奶要我做什么，我都会答应，不问因由。

“很好，你有点开窍了，有朝一日你也会拥有这种能力。告诉你父亲他不必来看我，我可以看到他。我白天黑夜都和他在一起。我和你叔叔、小牛、小强、小炼和小跃在一起，特别是和你在一起！

“我不但看到在东北的你，还能看到你的前世。你的上辈子不是女儿身，你是个男子，一个非比寻常之人。你很小的时候，你的父亲就教你武功，7岁那年，你开始跟一位高人学习兵法韬略，七八年后，你便出入真正的沙场，屡建奇功。20岁上下，你已是一位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将军。哦，不，我不太喜欢你的前世：总是右手一杆长枪，左手一把短剑。在战场上你叱咤风云，杀开一条血路。谁要拦你，必死无疑。

“但我不怪你，你是忠臣，一个正人君子。你重义气，轻钱财；你英勇善战，虽然你大字不识。是呀！你的前世是文盲来着！所以你才写字屡屡出错。你25岁那年，皇帝赐你爵位，你有一所官院，光宗耀祖，荫庇门桅。但是两年后，你在战场上结束了一生。

“那场战斗你方寡不敌众，敌人包围了你守的城池。你拼死守了七七四十九天，等待后援。最后，弹尽粮绝，你的士兵和城里的壮丁都相继战死在城墙上，城门洞开。大火吞噬了半座城，烟雾笼罩。你的士兵仍在浴血奋战，但是你心里明白天数已绝。

“你在几个侍卫掩护下手持短剑杀回宫邸，那口剑是你祖先传给你的无价之宝。你的妻妾出门相迎，见你刀剑在手，以为你会先杀她们，这是传统。可是你说：‘别怕，我不伤你们，逃出去，躲起来，跟着别的男人走吧，我不怪你们。赶快！不然就来不及了！’说完，你将剑倒转，对准自己，一下刺进了胸膛。”

一刹那，我感到心口剧痛，仿佛真有一把利剑穿透其中。刀刃冰凉，却又如火般炽热，只有剑柄露在外面，我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剧烈燃烧。天黄地苍，碧血丹青。利剑像一条饥渴的蛇，噬吸着我的每一滴热血……

奶奶发出一个善解人意的微笑，“剑的名字叫饮碧，这口剑是几百年前为你而铸的。它系着你的生死大限！你一旦离开人世，这口剑也就此沉埋，不复存在。

“我来告诉你死后发生的事吧。你的妻妾没有逃走，她们爱你。你的绝命使她们痛不欲生。她们将你的尸体投入近旁的一口古井，这样在敌人来到时，你能得以全其身。那口剑于是随你沉入了井底。这时敌人已经包围了宫院，四面一片火海。你的妻妾纵身跳进井里，宫墙坍塌，盖住了这口井，于是井成了你最终的栖身之地。这就是为什么在你的今世，每当你走近一口井时，你总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你忍不住要朝下面张望，总觉得井底有样东西吸引着你，同时，恐惧又紧紧攫住你心，你想逃得离它越远越好。”

这倒是千真万确的事，奶奶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难道我们之间真有神秘的血链拴住，她能进入我的感觉，我也能进入她的世界？我好像突然“回忆”起在我的“宫邸”中的那口古井，井口是六边形的，用六块青石板砌成。井水深深，晶莹透彻，井边不远处，几株桂树花开烂漫。一阵风起，小黄花蕊如香雨洒落，洒在我的脸上和身上，落在血泊中。英魂不朽，百世留芳。

我还“回忆”起诀别这个世界时我那锥心的悔恨，那一刻似乎有一生那么长。留芳百世？百世后谁还记得我，谁又在意我做过些什么事呢？再一刻，我即葬身九泉之下。我将永远见不到阳光，沐浴不到风雨。唯一的此身此生，我竟用它换取了功名和权位。我好愚蠢！我不愿这就死去，我还年轻，洋溢着活力，精气弥漫。现在我的力量正离我而去，一切都行将结束，在我自己的手中结束。我不得不这么做。我这才惊醒：人类相残相杀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我悟得了这一道理，恨为时已晚。上天！我咎由自取。我认我命。唯请许我来世变作女儿身，这样我可以远离兵燹战乱，我要生活在和平宁静之中，我要读书明理。仁爱爱人。

“你总算想起一些事儿来了，”奶奶说，“很好，不过也别走远喽，否则你的心会受伤的。有些事忘了也就忘了，你能悔过，上天见怜，你的遗愿已经实现。你身为女子，不让须眉，知道吗？旗人家里的女子个个聪明能干，坚毅非凡，我在过去照顾我的父亲和弟弟，你将来也是一样。你还会帮你叔叔。有朝一日你的羽翼丰满，会飞过关山重洋，你会得到自由的。”

我情不自禁朝奶奶笑了，这是心底里发出的充满自信的微笑。奶奶也在微笑，她目光里爱意绵长，智慧无限。她的脸苍白，又不能算苍白，几乎是半透明的，渗出些晶莹温润的光来。在我眼中，她是一尊玉菩萨，坐在黑暗的神龛里。这是奶奶留给我的最后印象。

我走出奶奶的房门，很快就又心烦意乱。姑姑建议我们去北海公园走走，在那儿至少还有一席之地可以坐谈，让行人在你面前穿梭而过。

“你看见了吧，”姑姑看着我说，“你的奶奶脑子已经糊涂了，我告诉了你爸和你叔叔，他们也还是不能回来看看。我会为她送终的，从她的血糖和心肾的情况看，也拖不了太久了。”

停了一小会，姑姑又说：“有时我真想还不如让她一了百了。5年来，陪伴她的惟有孤独和疾病，这种日子5个月我都受不了，邻居从不帮忙，他们不帮忙也罢，有一次一个以前的老佣人让女儿来帮忙，邻居都要汇报到居委会，找她们麻烦，以后她也不敢再来了。这些邻居就想叫你奶奶早点死，因为她活着，他们就觉得不自在。她是这儿的房主，这些人根本没有征得她同意，强行把她赶出去，自己搬了进来。一共6家人，打着阶级斗争的旗号。”

“你是说奶奶脑子不清楚了吗？你能肯定么？”

“哟，你没听她讲那些故事？你说呢？不觉得它们有点匪夷所思么？”

“她有没有跟你提到一把剑？”

“什么剑？”

“一把名叫饮碧的剑。”

“没听说。”

“那么井呢？”

“也没听说过什么井。”

听到这里，我放心了，而且一阵高兴：奶奶跟我讲的事从来没向第二个人提及，连姑姑都无从得知。这是我们俩之间的秘密。她说的故事兴许怪诞，但我喜欢它！还不曾有另一个故事这般打动我的心。因此，我宁愿相信这个故事有些真的成分在里边。但我也不能自圆其说。我没法跟姑姑解释，她是医生，只相信显微镜下看得见的东西：病毒、细菌、组织、细胞等等。抽象的东西，如命运、前世、天堂，甚至“气”，她都会归在迷信一类。于是我没有再继续谈这个话题。

我离开北京不久，奶奶就谢世了。她是9月死的，死在那间没窗的储藏室里，死前她终于没有机会和父亲、叔叔见上最后一面。没准她真见到他们了？就像她自己说的一样。没准她的天目一直追随着他们，没准也一直瞧着我哩？

正文 20 悔恨

我从北京回到村里，不知为什么，觉得凉水泉样样不对劲，我像是突然换了一副眼睛。也许如四季膻递，在我离开的这阵子这个地方真的起了变化？一个早晨我睁开眼睛，夏天嘎然到了尽头，每一样东西都沾上了秋的气息：花儿从野地里消失了，落木萧萧，风的刀口也磨快了。虫鸣凄厉，仿佛知道自己的大限将临。

迎接我的头条新闻便是老眯子被强奸了，调去了一个偏僻的村子。陈丢了职位，他总是躲着我，也许他自己也感到难为情？

我被任命为猪号的班长，安排自己和其他人干活，于是不再做关于陈的梦。毕竟，这不叫爱情，我很快把他给忘了。忘了老眯于则不太容易，有时我们心自问，如果我不带头值夜，今天她是否会安然无恙呢？现在她前途黯淡，虽然没人会想到来责备我，我是否在某种意义上也应对此事负责呢？

如果老眯子事件只在我心中搅起些微澜，那么，另一场路人皆知的“九一三”事件则在我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回头看看，这成了我们这代中很多人一生的转折点。

“九一三”是指“我们最敬爱的林副统帅”企图暗杀“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严重事件，结局是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摔死在蒙古。这件事使我极为震惊，并随之对“文革”的实质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这究竟是不是一场人类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伟大革命，而它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们是一群目光如炬、高尚无私的人？我此前一直如是相信。亦或它竟是一场自上而下、最后弥漫全国的权力斗争？如果文革仅仅是一场权力斗争，这就意味着我们受了大骗，被一小撮别有用心的权术家利用了。林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谁能想到毛主席亲自提拔、党章中已经确认的接班人会是这样一个包藏祸心的阴谋家？如果林彪是如此，那么其他像他一样在文化革命中青云直上的人呢？

至于那些政治家们炮制的理论和口号，也许只是他们攫取权力、击败对手的工具，而我却一直对之高度重视，活学活用。林彪和他的追随者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当权派则坚持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有作为，这一指导思想永远不会改变。

林彪死后，新闻媒体继续教育知识青年扎根农村，但在凉水泉，订报刊的人数骤降，从1969年的近200份降到了1972年的不到10份。严指导员对此颇为不满，他召集会议专门强调订报的重要性。但只要他不给掏钱，我们才不理他的茬。谁舍得把辛苦得来的血汗钱花在这些空谈和可憎的谎言上，这些话我们都能倒背如流了。

报上的谎言之一是说所有知青下乡都是出于自愿，其实不然。许多人是迫不得已。和我在养猪场一块儿干活的一个哈尔滨来的知青女孩对我说了她的经历。

1969年她来凉水泉时才15岁，长得又瘦又小，人们叫她小猴子。两年后她来猪场顶了老眯子的位置。农历新年快到来时，我注意到了小猴子家什么也没给她寄。除夕夜，见她很忧郁的样子，我悄悄把她叫到一边，与她分享我收到的糖果花生。这使她脸上浮起些许惨淡的笑容，那天晚上，她向我解释为什么她家没给她寄东西。

“我家有6口人，爸爸是工人，妈妈是家庭妇女，她身体有病，是精神上的病，不能上班。我是老大，从读小学起家里所有的家务活儿都归我干：买东西，做饭，洗衣服，缝缝补补，买煤，带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我爸每个月才挣70来块钱，他请不起保姆。”

“1969年我初中毕业时，爸爸到学校找领导说了我们家的困难，请求领导让我留城。但领导发话了：今年分配有统一的政策：长子长女都必须下乡。只有最小的孩子才允许留城。就这么回事。这个政策还有个名儿，叫做全国山河一片红。我爸回来跟我一说，我们都很为妈妈担心，怕她听了这个消息受刺激，又要发病。我们就瞒着她，一直瞒到最后一个晚上才告诉她。”

“我妈乍一听到这个消息，还挺平静。她说她会给我做茶叶蛋，让我带了在火车上吃。见她这样，我和爸爸都松了一口气。可是第二天一早，我妈还是发病了，又哭又笑，胡言乱语。当然，也不会有茶叶蛋了。爸爸抽不开身到车站送我，我自己打了背包，就这么来了。”

“后来我爸给我写信，说我妈的病好一点儿的时候，她想起了答应给我煮茶叶蛋的事，她很后悔自己在我走那天发病。打这以后，我爸说，只要她精神病一发作，就煮茶叶蛋，把家里所有的鸡蛋都煮了，然后拿到火车站，送给像我这样年纪的女孩……”

说到这里，小猴子声泪俱下。这真是一个凄惨的故事，我也陪着落泪了。到了这步田地何必再硬充什么英雄？又何必假装我比她站得高，看得远？现在我们不都一样了——自愿来的和被迫来的，我们都陷在这沼泽里！从目前的宣传看来，北京一些领导已经把自己的政治前途押在了这场知青上山下乡的运动上，不管我们付出多大代价，这场运动必须成功。我们变成了他们政治游戏中的筹码，他们错了也得死硬撑着，否则就会给对手抓住把柄。所以要想改变这一政策谈何容易！这太残酷了！想想。巴，他们的赌注是中国几百万青年的前途，而我们的命运又紧系着几千万父母和亲朋的心。谁知道在这个除夕之夜，又有多少人像我们一样泪下潸然。而政治家们对此却无动于衷，他们只在乎权位是否牢固。

这会儿，北大荒的农场已经更名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850农场变成了36团。军官们也来了，进驻场部，那儿好歹有电，有暖气，有医院，有综合商店，有礼堂，可以放电影，还有火车站。他们只是偶然下到村里来，指导一场运动什么的。

有一次一个军官来我们村（我们村变成了三连）指导麦收，几个月时间，他都让我们早上4点钟就起床，围着打谷场跑步，一直跑到我们几乎要晕过去为止。跑完步后我们接着下地干活，他则回到村里。他整天干什么，我们无从得知，当兵的无权过问当官的事，只是我们从没见他和我们干过一次活儿。

另一军官是冬天下来的，看我们还没收完苞米，他命令我们夜里到苞米地去“突击”。行动于午夜12点整开始，气温已经降到零度以下，没有月光。我们背负沉重的竹筐，摸黑消灭“敌人”。几个小时下来，我们在雪地里挣扎前进，滑倒无数次。黎明时分，看看我们的战斗成果，才知道大失水准，好多“敌人哨兵”还高高站立在玉米杆上，我们不得不从头再干一遍。

我对“亲人”解放军又怨又恨，他们对农场管理一无所知，而他们手中有权，我们就得听命。在他们的“领导”下，北大荒的农场进入负债经营，周总理每年亲自冲销几亿元的坏帐。雪上加霜的是，这些军队干部飞扬跋扈，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和他们相比，以前的赵指导员真是“小巫”一个了。而这次谁也不敢再喷有烦言，若想攻击“长城”，“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这个罪名足以判任何人现行反革命。在敢怒不敢言的万马齐暗之中，有一次我们却斗胆出了一回声。

1972年早春，猪号的一位当地青年小李操作饲料粉碎机时出了一起事故。这机器的危险性我是知道的，它在高速运转时，我们得把玉米杆或大豆杆不断塞进机器口，周围没有任何防护装置。机器口就像老虎口，任何东西伸进去立即会被咬断，在几秒钟内嚼得粉碎。可是因为猪号只有这一台粉碎机，而猪总得有饲料来喂，我们也就一直用着。事实上农场的其它机器也一样险象环生。

那天，小李的白线手套不知怎么和豆杆缠在了一起，他还没意识到，手套就被机器卷了进去，右手也跟着进去了。他感到剧疼，抽回手臂，只见自己半截手腕的白骨露在外边，整只手不见了！血从伤口处喷出。

每个人都被这一幕吓坏了。我们心狂跳，脸发白，冲过去把小李扶到赤脚医生那儿。赤脚医生哪见过这种阵势，也骇得浑身发抖，但她还是勉力将小李的伤口包扎上，叫我们快送他上医院。医院在团部（以前的场部），离这儿30公里，村里没车，只有拖拉机。

拖拉机手很快在拖拉机后挂了一节车斗，我们20多人把李弄上车，一起坐了进去，有知青，有本地青年，有男有女，我们胡乱往车上扔了几条被子，拖拉机就开走了。

一出村，风格外冷，像小刀一样打在脸上。我们拥住伤员，设法用身体挡住寒流，但起不了什么作用，小李全身战抖，止不住一阵接一阵地呻吟，泪水从他惨白的脸上滚下。拖拉机在冰雪覆盖的土路上像蜗牛爬，照这个速度我们3小时也到不了医院。若天黑了，看不清路，拖拉机陷在雪坑里怎么办？

正在我们急得要死的时候，有人眼尖，看见地平线上有一辆吉普正向我们开来，“老天有眼！”吉普可开得快多了，也暖和多了。我们跳下拖拉机，站在路中间拦车。

吉普停下后，我们发现我们的团长——一个40来岁的矮胖子——坐在里面。他满脸不快，我们向他解释事发突然：一位战士的手切断了，他必须马上送医院。我们请求团长搭我们的拖拉机进村，让伤员坐吉普去医院。

听完我们的话，团长眉心拧得紧紧的，一言不发。我们断定他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于是请他无论如何下车看一下小李的伤势。我想他只要亲眼看见小李痛苦的模样，一定马上让出吉普的。这还用怀疑么？

在我们再三再四的请求下，团长终于挪出吉普，察看了一眼小李的伤情。看过之后，他竟然重新爬上吉普，没好气地对我们说：“就用拖拉机拉他去医院好了，我还有急事，我得走了，别再啰嗦，就照我说的做！”说完，招呼司机上车。

吉普扬长而去，掀起一团雪雾。我们站在原地，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他看到小李的伤势，看到小李的痛楚，他什么都亲眼看见了！他怎么可以拒绝我们的恳求，把一位负伤的战士扔在雪地里？他的心是铁石做的么？还是根本没有心肝？“急事”，见鬼。他骗不了我们。我们清楚得很，在这种穷乡僻壤，能有什么急事？天寒地冻，他只是不愿意坐在又慢又颠的拖拉机上。而这人竟然是我们的团长！一位“最可爱的人”！一个陌生人也不至于如此冷酷！

一时间我们义愤填膺，剩下的路程大家噙着眼泪咒骂这位团长，把他祖宗十八代都骂了个遍。

“他简直就不是人！绝对不是人！只披一张人皮，里面是畜生下水！有朝一日叫天打五雷轰！他要有儿子，也是个没屁眼儿的！”

我们把能想到的传统的、本地的、流行的骂人话都搬了出来，第二天回到村里，想想还生气，又把这件事告诉了其他知青。但渐渐我的怒气平息后，反思一下这件事，我渐渐看清了我们的处境。

不论叫我们“兵团战士”还是“知识青年”，我们事实上已经成为农民。中国独独不缺的就是农民。1960年，天知道究竟多少农民死于饥饿。几百万？几千万？但中国还是有好几亿农民。一个农民，不但他的肢体不足惜，连他的生命也是不足惜的！我们是“蚁民”，我们的生命是“蚁命”，谁造出这些词来真可谓洞察事物的本质。

你自己又怎么看待这一个问题呢？你讨厌被人当作蚁民，没有尊严，没有同情，没有价值。但是你自愿下乡的时候，不是下决心放弃特权么？你在日记里抄了一段英雄话语：“我愿做一片绿叶，映衬着红花；我愿做一块基石，支撑着大厦。”难道你改变主意了吗？

仔细思量，我依然情愿做一片绿叶，让别人去出风头。我不在乎默默无闻地生活，一片绿叶至少头顶一方蓝天，日见阳光，夜享月华，风雨滋润，吾心平矣。但是我再不想做一块基石了：被埋入深深的泥土中，任人在我身上肆意践踏，一辈子承载着大厦的巨重，不见天日，不闻声息，永无出头之时。这不叫生活，这样的生活生不如死！

不管情不情愿，我已经没有选择。我把户口迁来这里，便把自己交给了当地领导。平等？这个词依旧动听，若他们不赐予你平等的权利，你又能拿他们怎样？我们乃至我们的子子孙孙便成为“劳力者”，而他们则是“劳心者”，他们可以视我们如草芥，如马牛。我们既是自愿牺牲，只好吞下这苦果。

我真是自作自受，一头扎进这泥潭，还自我感觉良好。理想主义，无知与虚荣，我为这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下次，我一定三思而行，但对我来说，今生今世，究竟还有没有下次？！

一失足成千古恨。

这句俗语描述古代女子失身的痛苦，任何作为，甚至自杀，都不能稍赎她的罪愆，改变公众舆论。谁曾想时至1972年，这种海洋一样深广的追悔之情竟将我淹没，白日它似块垒郁积在我的胸中，晚上睡觉时我辗转难眠，想的就是那句老话。这时我只能私下揣度别的知青是怎样看待自己前途的。在公开场合，所有的人都宣称要一辈子扎根北大荒，当时谁不唱此高调肯定会受批评，被打人另册。但“九一三”之后，“8只快乐的大苍蝇”很快飞走了7只，只有文还在，成了一零一中留下的唯一男生。

其他人和文不一样，他们有父母的高干背景。即使他们的父母有些尚未平反，总还是有几位老战友不那么势利，愿意雪中送炭，助一臂之力的。这7个人都是先以探亲或探病的名义请假回家，后来他们就在其它地方参了军，一来二去他们的户口也就从36团调去了新的部队。再过几年，他们复员后，户口就能迁回北京，政策规定复员军人的户口可以迁回原籍。私下里，我真羡慕他们！他们用的办法叫“曲线返城”，要做到这一步，必须有两个条件：其一，他们的父母在部队得有“铁哥儿们”，这些人有权为战友的孩子开后门；其二，这个知青还得是位男性，部队女兵的名额太有限。

我该怎么办？我既不是男生，父母又没有朋友在部队，我真是一筹莫展。袁，我当时最好的朋友，就比我有心计得多。她的父亲参加过长征，但即使是他也没办法把袁直接弄进部队，于是袁走了另一条路，后来证明反而是一条捷径，使她一步到位地回了北京。

想不到袁居然有这样的政治手腕，实非那时的我所能企及。袁见凉水泉大多数的党员仍是赵的心腹死党，就率先提出为赵平反，这一来，当地的党员对她马上就有了好感。她不管老百姓的反应，他们的意见无足轻重。袁从一开始对这点就看了个真切。

不久她就成为知青中发展的第一名党员，此后她工作越发积极，信誓旦旦要在北大荒扎根一辈子。她向革命先烈起誓，泪花闪闪，慷慨激昂，我不由深受感动，自叹弗女口。

后来她被当地党组织推荐上大学，说是说贫下中农推荐，尽管贫下中农在这件事中完全没有发言权。上的还不是一般学校，而是北京外国语学院，其他被推荐的人则只能上本省的农学院，或是冶金机械之类的学院。当时我想袁的运气真是没话说，她曾告诉过我她中学起就梦想进外语学院，将来当一名外交家。现在她美梦成真了。

直到袁离村几个月后，我才从其他人口中得知这一切与运气全然无涉。袁和她父亲一手策划操办了整件事：就在袁指天划地发誓扎根北大荒时，她父亲已经忙着为她四处穿梭活动了。时机掐得正准，天衣无缝。关系网一铺开，水到渠成。听到这些，我郁闷了好一阵，没法相信袁竞能这样欺骗她“最好的朋友”。我鄙视她的行为，又不得不佩服她的心计。她倒是给我上了一堂“唯物辩证法”：知青越发誓扎根农村，她离开得才能越快。

明白这些道理于我何益？我怎么都没法像她那样做戏，也不会提着礼物到领导家中甜言蜜语一番，更不会向一些人殷勤地“献身”。病退？不幸的是我身体健康得很。有些人真的重病在身，像得了风湿性心脏病的小刘，还有很多在这儿得了肝炎的人，兵团还不肯放呢。困退？我的父母不在北京，这也不是借口。

我的日记记录了一些当时缠绕在脑子里的想法和问题，从中可以看出我面临的无望处境：

21岁我就陷入了泥潭，天天浪费大好光阴。一切机会都失去了，所有的门都在我面前关起。生活才刚刚开始，就已经结束了。我像一只折断了翅膀的大雁，只能眼巴巴看着别的雁儿高飞远逝。我是一塘流不去的浅水，等着于涸，等着腐烂。这一切都只因为我从前有一个梦想，一个美丽的梦想。这个梦酿成大错。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困于恶梦，无所遁逃。如果这是我的命，为什么？这太不公平！我干了什么以致得此恶报？

日记里的这段话后来给我带来很大麻烦。我们的严指导员认为我对现实不满，又想造反。其实我写这段话时，满心只想着因果报应。过去人们相信一生中的每件事都有因缘相契，而且会追溯到前世。虽然肉眼凡胎不一定看得清奖惩的因由，上天神明却洞察一切。在阴曹地府，阎王爷把每个人的一言一行都记录在案，正如成语所说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天地神明是错不了的，凉水泉的老乡对此笃信不疑。一次我们宿舍遭了雷击，这件事真叫我大开眼界：30名女知青住在这排宿舍里，当场有5个人被电击倒在地上，失去知觉，背上有轻微的灼痕。她们被“火速”送往医院，几天后都康复了。

这几个人住院期间，关于她们的闲言碎语不胫而走。很多人都认为这几个女青年做过亏心事。虽然你我不曾看到，但上天有眼，于是才有七重天外的雷击报应。雷只打有罪之人，把他们的过错用天书烙在背上，这种天书我们凡人自然是读不懂的。

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议论，气愤之情难以言表，这简直是落井下石！当地人怎能迷信到这种地步？他们这么议论别人太不公平，太刻薄！但我无法说服他们，特别是一个月后，人们真的发现5个人中的一个做过一件不太地道的事：就在雷击前的几天，她说她要去虎林县城，于是她的一个朋友托她通过邮局寄钱回家。但这个朋友的家里始终不曾收到钱。后来朋友反复盘问，她才承认当时把钱花了，还对朋友编谎。后来她又把钱还上了。

“看见了吧，看见了吧，这就是我们说的报应！报应总是毫厘不爽。老天有眼，不会冤枉好人的！这下儿你还敢说你不信？”我与之争辩的村民此时得意之色跃然脸上。

“我就不信，这不过是个巧合！”

即使我永远不会同意村民的结论，我想我还是受了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或者说并不只是他们的影响，因果之说盛行千载，是祖先的传承。也许它与生俱来，早就根植在我的灵魂里，只是到1972年它才冒出来，日夜纠缠我，使我千恩万想要为自己不幸的命运找出因由。我是不是真的得罪了神明？

1966年，谁出的点子将道士们赶下山？全是我干的好事。当地人早就对我说过：华山上供奉的神明有求必应，法力无边。我居然斗胆逐其祭司，夺其香火。他们若果真对我动怒，恐怕我之罪孽是万劫莫赎的。

一旦这么想开了头，就再也刹不住了。过去的一幕幕重现眼前，黑暗中，我清清楚楚地看见银髯飘飘的道士对生活了几十年的家园投去崇敬的一瞥。他们走下山，仍不断回顾。红卫兵在背后踢骂他们，他们衷们的眼神在无声地谴责我。那是谁的目光？那位年老的宅主在看着我，我们刚把他满园的花草践踏个够；那些饭店的顾客在看着我，他们吃不完剩下的饭菜，汗流满面，用目光恳求我们高抬贵手，但我丝毫不为所动，一味满足自己的刚愎自用。

这些还不是最坏的，我在看守牛棚时命令我们老师唱什么来着？

我是牛鬼蛇神，

我是人民的罪人。

我有罪，我该死，

我有罪，我该死。

人民应该把我砸烂砸碎，

砸烂砸碎……

夜静时分，我仿佛又听到了这歌声，老师们的嗓音颤抖呜咽，不成其凋。与其说在唱，不如说在哀哭。这歌声理应令我心碎，问题是当时我哪儿有半点心肝？得意于自己红卫兵的身分，凭自己对他们的生杀予夺之权，我命令他们唱了一遍又一遍。

我还记起了我们去林老师家贴大字报的那天。尽管是大白天，房间里的光线却很暗淡。我们把我那张长长的大字报糊在她房间的墙上，糊住了唯一的一扇窗，以此作为对她的惩罚。林老师和她的家人站在屋角，挤作一团，尽量给我们让路。如果没记错，应该是5个人：林老师，她丈夫（也是一零一中的教师），两个大概还未上小学的孩子，还有她的老母亲。他们那时看上去惊恐万状，老人止不住地发抖，孩子哭都不敢哭……

那天我亲见林老师家只有一间房，除了床，连放两张书桌的地方都没有。没有客厅，没有厕所，没有厨房，没有自来水，没有暖气。三代人共一屋檐，两老师共一书桌。我都看见的。但那天我只想着为自己出气，报一己之仇。我怎能如此冷酷自私？林老师的生活本已艰辛，我又让她雪上加霜。也许我的所作所为就应该受此报应，跟神祗显灵并不相干。

再过些时候，甚至我们在广州打死的那个令人作呕的“强奸犯”也出来作祟。他真的是强奸犯么？也许他有此意图，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强奸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啊！即使真犯了强奸，也未必罪当致死，我们有什么权力置法律于不顾，当场将他活活打死？他毕竟也是个人，也许他还有父母，要靠他来赡养，也许他有妻儿，至今仍在盼望他归来？他的家人是否知道他的下落呢？那个晚上他就这么突然从世界上消失了，消失在火葬场的焚尸炉里。

我是因为睡前想着打人的事？还是想着冬天去虎林县城的事？有个晚上我做了个奇怪的梦。

我走在大雪覆盖的平原上，太阳刚下山，我心急慌忙，想着要在天黑前赶回村里。而天真的就黑了下来，村子还不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幸好那晚风平月朗。雪的表面被冻硬了，每踩一下，它都吱吱作响，一秒钟后，我的脚才触到地面。我就这样深一脚浅一脚朝前赶路。

又向前迈了一步，雪被压了下去，但我的脚踩不到坚硬的土地。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已重重掉进半人深的坑里。我惊出一身冷汗，暗自骂娘。我奋力爬出坑来，掸去一身上下的雪屑，拾起皮帽，继续往前走，但没走几步，又掉进了另一个坑里。

我这才发现偏离了大路，走到了小南山，（头年夏天我们在这儿挖了许多坑，准备栽苹果树，不知为何树苗一直没来，冬天却到了，满坑满谷白茫茫一片，表面上一点也看不出这些陷阱。）这么说我离村子已经不远了。但我不敢抬腿，那一刻，我是被遗弃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一人：极目四周，除了冰雪，再无它物。月光下，冰晶雪莹，像无数颗钻石在闪烁。

我无望地抬头看天，月慢慢隐去，一道白幕显现在眼前。幕也非幕，乃是浓浓的迷雾。它剧烈涌动，海潮般地越逼越近。突然我听到一个女子的呼叫声：“张黑黑，张黑黑，张黑黑……”我醒了过来，叫声仍在耳边萦绕。

张黑黑？谁是张黑黑？我根本不认识什么张黑黑。谁的名字这么古怪？且慢！这个名字怎么有点耳熟？我在哪儿听到过吗？何以头绪全无？

这个名字令我深为不安，似有凶机暗伏，却又像某种昭示。我一心要弄个水落石出，几天来我不断在记忆深处搜寻，终于有一天半夜三更醒来时，我打开了锈住的记忆闸门。

张黑黑。当然我认识她！她和我同校，且在同一年级，只是不同班而已。但我完竞了解她几分？我仅在1966年的某个晚上见过她。此前，我们全然不相识，以后，我也再没听到过她的半点消息。我们是萍水相逢的陌路人。但就是那个晚上，我怎么可能把它忘记？

那个闷热不堪的晚上酝酿着一场雷雨，在校园的一个小房间（以前是某位老师的办公室里），我们一队红卫兵7个人围成半圆，正在审问一名嫌疑犯，她中等身材，苍白羸弱，头天她被班上同学抓了起来。此刻她站在房间正中，齐耳短发，白衬衫，蓝长裤，用尖锐的嗓音一口气往下说：“我叫张黑黑！我爸爸是张老黑！我妈妈是张大黑！我弟弟是张小黑！我们都是黑！我家是黑窝！我是资本家的狗崽子！我爸爸、我妈妈、我弟弟，我们全家都是狗，我们全是黑黑！……”

听到她的这堆话，一个红卫兵慢慢解下皮带，在空中舞了一个弧，铁扣重重落在张黑黑的手臂上，顿时皮开肉绽，鲜血渗了出来。

“张黑黑！”

黑、黑！她叫得更响，像是对我们挑战。

“她准是现行反革命！”我心中暗想，“她怎么敢叫自己这么个名字？”我的战友们看来也这么想。那时全国都汹涌着红色的波涛，每个人不是“红卫兵”，便是“红小兵”，或是“红色造反派”。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他的“红小鬼”。我们读他的“红宝书”，佩戴“红袖章”。红旗、红心、红色的血……我们眼里容不下其它的颜色，粉红便是资产阶级情调，黄色则是流氓犯罪，黑和白更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

我们齐齐解下皮带，红卫兵不能容忍这种挑衅。红卫兵痛恨阶级敌人，对他们绝不手软！于是我们开始抽她。

“张黑黑！”

“张黑黑！！”

“张黑黑！！！”

每抽她一鞭，她都发出一声“张黑黑”的呐喊，仿佛这是一个标点符号。她嗓门越来越尖，我听上去这几乎不像人的声音，而像是粉笔在玻璃黑板上划过，钻心刺耳，让人头皮发麻。

她的叫声亦是鞭子，逼着我们去狠狠打她。只要她还在叫“张黑黑”，我们就不能住手，我们得把她打服为止。我们毫不手软，她却毫不嘴软。针尖对麦芒，我们不让她喘息，她也不让我们停手。接下去，我们一身汗，她则一身血。她的脸、手臂、肩已是创伤累累，青一道，紫一道，触目惊心。

然而张黑黑似乎一点儿也不觉得疼，她毫无惧色，一副革命电影中英雄人物大无畏的气概。其实她也不真是革命英雄，第二天，一位医生告诉我们她得了精神分裂症。但当天晚上我们谁也没往这上面想。我们只知道她班上的同学怀疑她是反革命，把她逮捕了，交由我们审判，而我们判她有罪。

这事过去有6年了，我现在才意识到那天晚上受审的人中也有我。我是英雄还是懦夫？我是忠于毛主席呢，还是对一个阶级敌人怀有恻隐之心？我必须用行动而不是空话来作答。其他红卫兵在看着我呢，我也在看着其他的人。我们彼此既是证人，又是法官，我可不能让别人看出我的软弱。为此我越心虚气短，惊慌害怕，打张黑黑打得就越重。

心虚气短，惊慌害怕，是我那天晚上的真实感受。当时我死也不愿承认，现在终于承认了，整件事就像一场恶梦，我身陷其中，不能自拔。大伙儿都在看着我呢！我知道自己缺乏无产阶级感情，我矛盾重重，我自惭形秽，我的心里藏着一个鬼！我的皮带扣每次落在张黑黑身上，这鬼就叫我的心停跳一次。后来它又把这件事从我的记忆中完全抹去，直到我想恢复记忆的那一天为止。

这个鬼幼年就来到我的心中，二姨给我讲的故事把它引了进来，之后它受了父亲喜爱的贝多芬、舒伯特、肖邦、莫扎特的灌溉，从曹雪芹、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雨果的作品中汲取了营养。那天晚上这鬼一直在对我高喊：你的行为是错的！是难以容忍的！你怎能举起手来鞭打一个无援的女孩，你的同学？可耻呀可耻！你失去理智了吗？……可惜我不想听，我没有勇气听这金玉良言。相反，我恨不能把它打得沉默。说到底，我终归是个懦夫。若是英雄，我应有勇气大喝一声：住手！

鞭答张黑黑难道仅仅是出于心虚害怕吗？还有没有别的原因？现在我面对的是自己良心的审判，我应该诚实。也许暴力和血腥把我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倒腾了出来，尽管有道义的理性的声音呼唤，我还是激动得不能自己：折磨、死亡、痛楚、狂喜、亢奋……过去这些都是我梦寐以求的感觉，我念念不忘，日夜为之神魂颠倒，突然有了体验这些感觉的机会，而我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是正当的、革命的。燃烧在胸中的野火有了一个名义：阶级仇恨，越强烈越好。在这个名义下，我们可以折磨阶级敌人，把他们杀死，抽他们的血，割他们的肉，碎他们的骨，为的是人类正义……

现在再来听奶奶的劝谕为时已晚。她说得对：记忆是苦，忘却是福。从今往后，我怎么能够直面世界上无辜者的眼睛而看不到他们对我作出的判决：有罪！有罪！有罪！

张黑黑！你在哪里？

我连你的真实姓名都茫然不知，我没去打听过，反倒把你忘却了，忘了整整6年。现在，我永远不会再忘记，想志也忘不了。只要我还活着，我会一直为你祈祷，祝你早日康复，治愈我们加于你的肉体和心灵上的创伤。如果你愿意，尽管向我报复。把我血淋淋地抽上三日三夜，打得我全身没有一块好肉，喉咙没有进气的份儿。我不会求饶叫停。如果你叫我割下右手，我也遵命，把手伸进饲料粉碎机，只消一秒钟就行，像那天小李一不小心……快别这么变态地狂想！没有用的！现在什么也洗不掉我记忆中的血污。大错已铸成，覆水总难收。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将永无宁日，经受着良心的拷问，噬脐莫及。死后，我会下十八层地域。我理应受到天谴！

正文 21 朋友及其它

就在我沉溺于对张黑黑的回忆中不能自拔的那段日子里，凉水泉有10来个知青离开了北大荒，一去不复返了。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北京的高于子弟。“7只大苍蝇”飞走后，有一段时间，他们宿舍就剩下文一个人，他利用这个独居的机会斗胆学起了算命。我颇怀疑他究竟对这玩艺儿有几分诚心，但随着时间推移，他居然赢得小小名气。白天晚上都有问卦的人，有些甚至打外村远道而来，搞得他没时间读自己心爱的书，连休息的时间都搭上了。他虽时有抱怨，但看得出他端的热衷于向别人讲述他们的命运。

几乎所有没希望通过上学或参军回城的知青都来找过他。他们只关心同一个大问题：我这辈子还有没有可能回城？如果有可能，什么时候？什么办法？但这个问题颇难启齿。文知道大家的心思，他也是个回不了城的知青。

我听说他有好几套算命的路数。有时他用里的八卦图，有时他只要来人在纸上当场画几样东西，如小河、蛇、癞蛤蟆、树、鸟等等。他还问一些古里古怪的问题。

“你喜欢秋天的月亮还是冬天的太阳？”

“你喜欢你家围着砖墙、木栅栏，还是什么都没有？”

“你想要一把什么样的锁？金锁？银锁？铁锁？”

他的问题困人而异。我很好奇，不知他会问我什么问题。但我出现在他面前时，他一个问题都没问，也没摆什么八卦图。他只是直愣愣地看了我好一会儿，我感到他并不在看我，他在用他的天目探寻我内心深不可测的秘密。然后他才开了那张著名的铁嘴，一板一眼地说：

“你是个劳碌命，得一辈子孜孜不倦地工作。你爱的人，不能跟他结婚；跟你结婚的人，你并不真爱他。他倒不坏，聪明，也本分。你会和他生一个儿子，然后离婚。你这一生不能依靠任何人，全得依靠自己。你最终会回北京，还会去很远的地方，你会见很多世面。冒险、成就。孤独、焦虑，这些都在你的命里。总的来说，你的命不坏。你的晚年身体很好。”

我笑了笑，出于对他的礼貌。心里却不以为然：这都哪儿跟哪儿呀？什么丈夫、儿子、见世面、晚年，真让我暗中笑痛肚子。文，你根本不知我的命。我自己知道！我不会有什么好运，因为我不配。像我这号人，又傻又傲，懦弱虚荣，病态荒诞，一钱不值。我这一辈子，于己无益，于人倒可能有害。我还是早点儿把它了断算了。等着瞧。巴，你会吓一大跳，我敢保证。

其实那天我并不是特地找文算命的，我的朋友方想算她的命，但又和文不熟，她知道我和文是同校同学，就把我一同拽了去。

方和我同龄，上海人。“文革”前她也在拔尖儿的上海中学读书，但她的父母不是干部，只是普通职员，并无权势。方从1969年就来猪场干活，开始时她不怎么说话，谁也不多注意她。那时袁和我过从甚密，袁走后，我渐渐发现方不但聪明，还很热心，是个可信赖的朋友，我们这才交往得多了起来。现在轮到她坐在文的面前。

文叫她洗一副牌，“你得诚心做，否则结果不准。你一直洗，洗到自己觉得满意为止，然后把牌给我看。”

方洗了又洗，我看得出她很紧张。最后她洗完了，文把牌翻出来，开始解说。他先是讲方的父母和家庭，然后又讲她的童年和个性，至于她的命运，我记不清他的确切用词，他说的似乎并不很乐观。她也得一生勤劳地工作。每个人都得努力工作，他这么说真是万无一失！她将来干的活儿既辛苦，又乏味，而她似乎没有太多选择。她25岁那年会嫁给一个嫉妒心很强的男人。虽然她不会爱这个人，但为了他们的儿子，她会一直做他的妻子。她命里会很孤独。将来她会失去最好的朋友。现在他讲得有点儿眉目了，但老话有言，“瞎猫还碰上死耗子呢”，就算说对了，也是蒙的。这之后，她会越发没人倾诉衷情。虽然最终她也会回上海，但更多的苦恼等着她……文的铁嘴不停地说着，我真想叫他即刻闭嘴！

“你别听他的，方，他算的命全是瞎扯！他算我的命就没一点儿准。”我们一走出门，我就感到有义务安慰方几句。

方一言不发。后来她对算命这件事避而不谈，但她有好几天明显地若有所思，我想她是大把文的话当真了。在这点上，她倒有不少同伴，村里的许多人都将文奉若神明。算命这件事到底也给文惹了麻烦，他被记了一大过，载人了档案。批评他的材料在整个兵团公布，杀鸡儆猴。

问题出在哈尔滨来的知青老乙身上。文给他算命说他得到35岁那年才能娶上媳妇，这媳妇不是黄花闺女，而是一寡妇。我们听后只觉得好玩，哈哈大笑也就过去了，老乙却把它放在心上。之后，有人听见他自言自语：“我该怎么办，35岁娶一寡妇？”这样一来，他成了村里的笑柄，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老三十五”。老三十五后来回家探亲，家人带他去看病，医生认为他精神上有点问题。但他没能像他家人希望的那样办病退，而是把文给连累上了。

这下文该汲取教训了！有时他对所谓命运信之过于执著，一点也不照顾别人的感情承受能力。但在我看来，对文的惩罚有失公道：毕竟他没有主动于这营生，算命的人都是自己找上门去，央他求他，他无法回绝，这才干的。他为别人算命，没得一文钱的好处。

再说了，难道这个地区的知青因为他的话全都一下变得迷信起来？文相信人的命因缘前定，其他人相信他的话，我相信奶奶的故事，我还相信冥冥中苍天有眼，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许我们真被农民改造过来了，但为什么中国的农民这么迷信呢？

过去我把这归咎于农民的文化程度低，加上统治阶级施行愚民政策。现在我看得深一层：农民迷信是因为他们对许多事无能为力。他们不停地遭遇天灾人祸，但仍心怀憧憬，为他们自己和子孙后代。他们生活得越艰辛，对将来的憧憬就越痴迷。他们信天信命，信因果，信来生，因为这辈子他们几乎不再有机会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了。在这样的环境下，每个人早早晚晚都会变得迷信起来，不管他有多聪明，受到多么高深的教育。如果我不是自己成了农民，我永远也不可能了解这一层。

知青现在都变成了农民，我们拿的是农业户口，回城希望渺茫。但我们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因为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不愿放弃，甘心接受命运的安排。一天晚上，方和我一起在猪场干活，接生猪崽。我们边等边聊，突然，方迎着我的目光说：“瑞，你知道我想什么？我来告诉你我的真实想法：我希望中国和苏联打起来！打成第三次世界大战更好！原子弹、氢弹，要炸就炸。我们也许都一块儿炸死，我不在乎是否炸得粉身碎骨。如果我大难不死，我也许可以回上海，荣归故里。”

“我懂你的意思。”我点点头，心里有些诧异。方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文静而谨慎的女子，极懂得自我克制，言行合情合理，万没想到从她口中蹦出这番壮怀激烈的言辞。同时我深为感动，她对我说这番话得对我寄予多大的信任！说到第三次世界大战，叔叔不就为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么？方要是对一个不合适的人说这些话，她准会惹祸上身。

短短一段对话成为我们俩终身友谊的肇端。万马齐暗的年代，几句话可以包含非常丰富的意味。我立刻看到方和我精神上同为一宗：我们立志来到北大荒，现在梦想成了泡影，但我们还被迫留在这里。在村里，我们所能做的事就是干活、吃饭、睡觉。年复一年，我们种庄稼、养猪。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如有的话，也被“劳心者”消耗殆尽。这样的生活了无意义，令人难忍。方盼望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我则驱赶不走自杀的念头。

自杀，想来不会太难，我敢肯定下得了手。真希望有一把奶奶故事里的短剑：饮碧。我会一剑刺进胸膛，看鲜血飞溅，像一把打开的腥红色的扇子。我渴望以此形式一死！可是这把剑在一口古井的井底，我最不愿意就是跳井！邻近村里有个知青就跳了井。还有一个人去年冬天把自己炸成了碎片，谁也不知道他究竟怎么干的，黎明时分他去挖排水壕沟的炸药，结果出了这样的事。大冬天挖沟本来就是一个馊主意，土冻得比石头还硬。

我还有其它什么选择？仰毒？猪场药箱唯一一把钥匙倒是在我手里。滴滴涕，敌敌畏，这些药的任何一种，只要有足够的剂量，都能送我上西天。要不就采用最传统的死法：上吊。猪号的房子真是专为上吊者而造的，有这么多的横梁，每根都又长又结实，一，二，三，四，五……从头到尾整整48根，挑一根我喜欢的，用细一点的绳子。夜里没人会来，有大把时间慢慢死。

我听见平原上的狼嗥，想走出去看它们一眼，可它们跑走了。这儿的老鼠带有一种神秘的病毒，叫做虎林热，我们团有几个知青就得了这病，死了。我看见这种背上有三道黑纹的老鼠也不躲开，但这病偏不愿亲近我。

团里有几个知青在扑灭山火时献身。他们不顾风助火势，顶风救火。就在被火吞噬的时候，他们高呼“毛主席万岁”，护着胸前的毛主席像章，这样他们成了革命烈士。

成为革命烈士这个念头已不能再打动我。相反，我常常动点儿反革命的脑筋。凉水泉离国境线乌苏里江不远，走几个小时就可以到那儿。

半夜跳进江中，轻轻游向对岸，也许今晚我福星高照？再见，我的祖国！“工人阶级无祖国，”谁说这话来着？马克思还是列宁？赶快！边境哨兵不知何时就会巡逻过来。狗拼命叫，突然一道电光划破长空，子弹像雨点飞来。我被击中了。“回来！”“回来！”“不！我决不回头！”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能连累家人。我带着背上的伤奋力向前游，一直游到江底……

想到这儿我忽然记起，江的对岸是苏联。我的白日梦仍是肥皂泡，跳出油锅又落入火堆。就算我渺如尘芥，也不愿意死成这样。

我品咂着各种自杀方式，渐渐回忆起了我在听奶奶的故事时感到的那种锥心的悔恨。在那个形势下，我别无选择，城池沦陷，若不想落入敌手，受尽凌辱而死，惟有自刎。但眼下，何苦匆匆？真想死，哪个晚上、哪种方式都是现成的，在这个世界上，我本是无名，J、卒，生死不在他人眼里，又何必非死在今天不可？拖到明天再说。过去我太冲动，欠思量，一错再错，形如覆水，我不能再犯致命的错误。

来北大荒就是个致命的错误。如果砍了我的一只手，让我回北京重头来过，我也干。当时我就这么想，我的三个知心朋友，方、丽雅和老宋，也都愿做这笔交易。

我和丽雅成为朋友是因为方的缘故，她俩在上海读中学时就是亲密朋友。丽雅与方不同，她出身于资本家家庭，1949年前家道富裕。丽雅从不说起她的父母，我想他们一定像丽雅那样，很高傲。在我所有的朋友中，丽雅是最有天分的。她会弹钢琴、画画、写诗，而且她长得非常漂亮，月牙眼，亮晶晶的，红润的双腮有两个深深的酒窝。她在人前总是笑，人后才流露其它的情感。我也喜欢这样，在众人面前谈笑风生，不让别人看见我的眼泪。

所以丽雅和我不必用语言表达彼此感受，我们心有灵犀，我可以轻易地透过她的假面看出她的志向、她的孤高、她的自卑和积在心中的悔意，我看她就像看我自己。在我们之间，言辞是多余的，只会给感情的交流带来妨碍。我和丽雅见面时，我们只说些无关紧要的琐碎事儿，但我常常想别人为什么觉察不到隐藏在丽雅满面春风背后的辛酸。她来北大荒的故事不是什么秘密，村里的每个人都耳熟能详。

1968年秋天，上海第一次送知青到北大荒。北疆的生活激发了丽雅和方的无穷想象，她们双双报了名。几天后，方接到了批准的通知，而丽雅没通过政审：她的父母是资本家，到边疆工作政治上不够可靠。

得知这个消息，丽雅搬出了父母家，还给他们写了一封信，声称和他们划清界线。但这还不行，后来她又写了大字报公开谴责她的家庭，到了这个分上还是没得到批准。方和其他人离开上海的那天，丽雅到火车站送他们。她溜上火车，把自己关在厕所里，呆了四日三夜，车到虎林站时，她走了出来，呈上一份血书，发誓扎根北大荒。领导被感动了，终于让她留了下来。

4年过去了，丽雅前途渺茫。其他知青的父母都疼爱自己的孩子，想方设法把孩子弄回城，而丽雅和家庭断绝了关系，她离开上海前的举动令她父母大失颜面，现在她又怎么能出尔反尔，回过头去求他们呢？再说，即使他们愿意帮忙，也苦于力不从心。

结果，丽雅在凉水泉呆了整整10年。她是1979年和最后一批知青一起返沪的。后来她老觉得腰酸背疼，不知道患上了癌症。再后来她动了几次手术，吃了很多苦头，终在1993年永远离开了人世。对她来说，去北大荒名副其实地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另外一个朋友老宋面临不同的难题。她那年已经26岁，是我们村里年纪最大的知青，比方、丽雅和我都大4岁。村民背后开始叫她老姑娘。她在北京的父母对她的终身大事愁得要死，但老宋对我们说，她绝不在北大荒嫁人。老姑娘就老姑娘，她不在乎。

事实上，方、丽雅、老宋和我，我们四人在一起发过誓，只要人还在北大荒，就决不言婚嫁。我还清楚记得我们说这番话时的情景：那是8月末一个晴朗的下午，早些时候一阵暴雨洗刷了大地，整个天空一尘不染。我们四人手拉手走出村，路边野花成行，收割过的麦地绿茵茵的，一望无际。南风乍起，温暖而湿润，抚摸着我们的脸颊，吹乱了我们的短发，我们一路走到小南山。

在路上我们畅谈未来，扬言不结婚，4个人终身做最好的朋友。只要不结婚，我们就可以每两年享受24天的探亲假，其余的时间我们拼命攒钱，制定计划，盼望下一轮休假。一年又一年，到我们再也走不动了，我们就说好一齐去见上帝。

正说着，一道彩虹梦幻般地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个好兆头！飞越天际的七色桥，你要把我们引向何方？即使我们时运多艰，你是不是在告诉我们，有些欢乐还是可以享受得到的？想想：如果我们还能活40年，那么就有20次的探亲假，总共有480天哩。差不多一年半时间我可以活得像个人样，即使剩下的日子得累死累活，也不算太坏。不管怎么说，这儿有彩虹，有我最贴心的朋友。这种生活也许值得过下去，谁知道？

小南山就在眼前，它使我想起几个月前一位军官对我们训的一番话。他咬牙切齿地说：“你们知青做梦都想离开北大荒，偏不让你们走！只要你们活一天，就是三连的人，你们死了，也是小南山的鬼！你们别想再回城，记着我的话吧！”他的话在我们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他对我们似有一种无名之恨，为什么？想到这些话，我决定不能让他的预言在我身上应验。我不能这就自杀了，因为我不想做小南山的鬼！

老宋和我的友情却是在非常情况下一夜之间发生的。有一天已经半夜了，我一个人在猪号干活，宋跑来找我。我吃了一惊，因为过去我们几乎没有说过话，虽然我们都是北京来的，她家在远郊的门头沟。这会儿她走得气喘吁吁，一进门就大声冲我说：

“嘿！杨瑞！你的日记真棒！我特喜欢！每句话都是从我心窝掏出来的！我说不出来，你帮我说出来了！你表达得好极了！真没话说！”

我瞠目结舌地看着她。

“什么什么？我的日记？你在说什么呀？”

这下轮到宋迷惑不解了。

“你到这会儿还不知道这件事吗？告诉你吧，村里至少有50个人已经看了你的日记，其他人明后天也会看到的。”

“这怎么可能？日记在我枕头下面。我昨晚还见来着。”“我说，你这么这么天真？严指导员那儿也有一份你的日记。就在刚才，他还在动员知青批判你。明天要开大会，你最好先做点儿思想准备。”

后来我才知道，老宋也是严要动员的人之一，所以她在头天就听严读了我的日记。我想她大概受毒不浅，于是才跑来通风报信，告诉我一切她所知道的消息。

我怎么也没想到高，一个跟我同院长大，小学和中学都是同学的女孩子，会乘我在猪场干活时偷看了我的日记。看了也罢，她还把我给告了。于是严也看了我的日记，他看完后，还叫高抄了一部分下来。今天召开班排干部会，把我的日记读给这些人听。这些人大都也是知青，老宋是其中之一。老宋说，严读完我的日记后，全场静默良久，很多人若有所思。老宋说她本人被我的日记搅得整个下午都心神不定，到了晚上怎么也睡不着。过了半夜，她一骨碌从床上跳下，跑到猪号来找我。

听了她的话，我不免东想西想起来。我当然有所警惕，知道自己又惹下麻烦了。同时我极为感激老宋，患难见真情，我真高兴又寻到一个知己。接着我开始气恼，恨自已被人愚弄。看这些人在我背后，在我浑然不觉的情况下，都干了些什么勾当，哪天他们在背后把我脖子抹了，我还一点都摸不着头脑呢！

我更憎恨高的行为。她不但未经我同意偷看我的日记，还为了讨好领导把我给卖了！她怎么这么卑劣？背后捅我一刀。为什么？就我所知，我从来没有得罪过她。严指导员也够可恶的，他怎么能鼓励知青做这号事！还动员大家批判我！他应该批判高才对！教训她一下什么是做人应有的诚实和礼貌。现在倒好，他就因我这本该死的日记判我有罪，我连申辩的权力都没有，只能老实认错儿反省。一切都颠倒了。公理何在！是非何在！

老宋走后，我又把整件事想了一遍，还是不明白高为什么对我这样。我的日记中没什么真扯得上反动的思想。而且一开始是一个革命英雄的日记，到后来我觉得呆在这儿没前途，希望能离开，如此而已。更何况这些话我也并未直说，全是用的隐喻。我其实只把当时聚集在我脑子里一连串的左道旁门和不吐不快的想法，选了百分之十最不具危险性的放在了日记里。

唯一的解释是高想在她上大学的道路上搬掉我这块绊脚石。她知道我在这儿的贫农中间小有威望。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应该可怜她，而不是恨她。她比我还傻，她于嘛不和袁过不去？她才是赵的心腹党员们的红人儿。至于村里的贫下中农，难道她看不出连他们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仅仅几个月前，虎林县弄出一起“特大反革命事件"，一夜之间，这个地区几乎家家户户都搜查了一遍，天知道多少贫下中农受了牵连。单在我们村，就有十好几个人被捕，我的朋友花儿和她母亲季大娘都不幸卷入其中。她们的罪行是用针刺毛主席的脸和身体。而她们自己却对此一无所知。那时毛主席像铺天盖地，报纸上天天都登。村里人用旧报纸糊墙，而女人们又爱在墙纸上临时插一插针。谁一不小心把针插错了位置，便大祸临头，贫下中农立马也成了反革命，得拉去关几个月的牛棚。

花儿关起来后，偶尔我会在远处看到她，我们谁也不敢和对方讲话。她见了我，总是眼圈红红的。真可怜！这孩子已是三分像人、七分象鬼了。她蓬头垢面，衣冠不整，长了一身虱子。对“犯人”的惩罚是：在拘留期间，不让他们洗澡，不让他们梳头。

现在看来轮到我了，牛棚、审讯、虱子……我当然担心啦，无产阶级专政可不是随便闹着玩儿的，3岁孩子都晓得。但这次不知怎的我绝没有上次笔误被赵抓住小辫子那么惊惶失措。

姓严的！我倒要看看你能把我怎么样？判我个反革命，把我送上刑场？那又如何？倒省了我在自杀的问题上伤脑筋。“死猪不怕开水烫”，此言不虚。再说，你也不见得真能把我逼上绝路，没你想象得那么简单。我会跟你周旋到底，玩玩刺犯和黄鼠狼的游戏。即使走到山穷水尽，我也不过就这条性命。但你就不同了，我会叫你这个生全村第一把交椅的人丢尽面子。姓高的，我也得叫你自食其果，从此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不能那么便宜了她。鱼死网破，咱们走着瞧。

严能猜出我的心思么？或者他担心我的日记会在知青心中引起巨大共鸣，就像老宋的感觉一样？我无从得知，但有一点，批判我的群众大会往后推了。他又酝酿了一轮，还是没能如期举行。到了最后差不多一个月过去了，他把我叫到他家，说因为我思想有严重问题，不适宜再做养猪场的班长。现在领导决定，由方来接替我的位置，我去拖拉机队干活。他又说在未来日子里，我必须更认真地向贫下中农学习，改造自己云云。

原来不过尔尔！闹了半天他只是把我撸下了原已对我毫无意义的位置。多年后回头再看这件事，端的是因祸得福，盖因那些天我突然发现有人欲置我于死地，我便本能地奋起自卫。镇日预料我的对手下一步要出什么招儿，走哪步棋，倒把自杀这件事远远抛到脑后去了。我不想在“敌人”面前示弱，更不想让他们说我畏罪自杀。那时因为我感到自己蒙受冤枉，这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我对于在“文革”初期冤枉他人而受到的良心的重责。别人跟自己过不去，总比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要好过些，不过最好别让他们置我于死地。

这件事的确给我造成了伤害。它摧毁了我的自信，使我神经紧张，这是显而易见的。打这以后，我在日记本里一个字都不敢写了，我的日记在老宋夜访的那天划上了句号：1972年4月30日。在这以后，不论什么不速之客叫我的名字，我都会突然头皮发麻，总觉得最坏的事情就要降临。我常常提防着突如其来的灾难和打击，再也不想被暗处的冷箭射中。这样一来我少不了失眠，少不了做恶梦。

除了日记，信件也是定罪的依据，如果落入一个想整你的人之手。我每收到一封信，读完后马上小心翼翼把它烧了。这也是我父母再三关照的。当时我不觉得有什么可笑，现在想来真令人啼笑皆非。父母的来信每一个字都无懈可击地浸透了革命的词语，用放大镜也找不出任何暇拈，而信的结尾无一例外写上豆大的一行：读完此信，务必立即烧毁。切切！

我在屋门外的走道里烧信，往往并不孤单。其他知青也戒心重重，做这档子事儿实繁有徒。这种场合，彼此心照不宣，只当别人并不存在。每个人都面壁而作，专心对着一小堆火，一张纸一张纸往火里送。烧完后还得用火钳搅一下，确保每一页信都被焚尸灭迹。这一情景使我经常联想到我们是在坟墓上烧纸钱：阴沉的脸，鬼火跳跃，纸灰像黑色的蝴蝶随着旋风飞舞。是谁死了呢？为什么要祭他们？我了无头绪。

正文 22 我的初恋，大错特错？

我把所有的钥匙和帐本交给方后，长长舒了口气。4年来我起早贪黑在猪号改造社会和改造自己，到头来落得跟老陈同样的下场。而老陈是我当年想与之一试锋芒的人，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好在所有的恩恩怨怨终于告一段落。

我于是去了拖拉机队十班报到。老隋是班长，李和周是师傅，香和我是助手。

老隋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和我心目中的英雄还真有些距离。他40岁光景，个头矮小，身材瘦削，干活时总一副兴味索然的样子。我后来听说他在机务队以嗜睡闻名，只要手一碰到操纵杆，他立刻就打瞌睡。助手叫醒他，他便索兴把拖拉机交给他们，自己在地头躺下呼呼大睡上几个小时。

李和周都曾当过隋的助手，现在他们成了师傅。他俩对香和我都很好。李对我们的拖拉机了如指掌，他远比隋要精通业务。如果我们有问题解决不了，总是第一个去找他，有时他只要听我们把问题讲完，就分析出症结所在。和他在一起干活是件有意思的事。他心灵手巧，从他那儿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有时我也感到拘束，因为他百般小心，自己的事他守口如瓶，别人的事也讳莫如深。当然这都可以理解，他虽和我们一般年纪，却不是知青，而是困难时期从四川来的盲流。人们还说他的父亲是地主。

我们的另一个师傅周，则是北京来的知青。1968年他还演过肖继业，当时我们选中他是因为他热情肯干，和戏里的主人公肖继业一般无二。这出戏演过之后，城里来的年轻人唱歌跳舞的热情已成强弩之末，谁也无心再排演第二出戏了。大家各忙各的，我在猪场干活于得晨昏颠倒，周开拖拉机春种秋收，大家逐渐相忘于江湖。

现在我们忽然得以朝夕相处，有很多时间交谈。整个夏天，我们干的活就是在大豆和玉米地里中耕。漫长的白昼，亮丽的太阳，中耕机白色的帆布雨檐下，凉风习习。我们的拖拉机在大豆和玉米的幼苗中穿行，闪亮的犁铧翻起层层黑土，将野草埋进地里。我们镇日像是航行在广袤的绿色海洋上，船尾卷出千堆波涌。

那段日子，我对周充满好奇。我想知道为什么别人说他父亲有严重的历史问题。但这个问题实在太敏感，提出来肯定尴尬。同时我想周也是听了我的日记的，不知他作何感想。当然他对日记这件事三缄其口。我们只好聊别的。

我记不太清楚那年夏天我都对他说了些什么，零零落落，我讲的不外乎二姨、瑞士和机关大院这类事。他也对我讲了他家的情况：一家六口，父亲在起重机厂工作，母亲是家庭妇女，他是家中老大，三个妹妹还年幼，上小学和中学。

闲聊中，我还了解到他离开北京前家境相当不好。六口人挤在一间不大的屋子里，屋子是他父亲的单位50年代分的，那时只有周一个孩子，而且他还小，所以不显得太拥挤。后来，其他孩子相继出世，房间越来越逼厌。他们又在屋子的南头搭了一间简易房。简易房占满了院子的地，还挡住了大房间的阳光，但他们总算又多得了几分空间。邻居们也都这么做。他们的简易房白天是厨房，晚上就成了周的卧室，他在这间小棚里一直住到离开北京。

周的父亲是四级工，每月挣54元，当然这不足以养活六口之家。他家里的人必须到邻近的工厂揽点活儿来：晚上他们全家常在一起糊火柴盒。中国的火柴盒由匣子和小盒子组成，周一家人得分工合作，有人糊匣，有人糊盒，等两者都吹干了，才能将小盒子套到匣子里。每一步都是手工操作的，如此折腾才做成一只火柴盒。

后来我到北京探亲时去他家拜访，坚持要试一试糊火柴盒。整整一个晚上我们5个人紧赶慢赶，才做了200来只，工厂每11只付8分钱，也就是说，整个晚上我们才挣了不到两毛钱。做到后来，我越来越心浮气燥，心想要我于这种活儿糊口，我宁愿饿死！周却说有火柴盒糊就不错了，工厂并不保证供这份活给他们，其他工人家庭也一样困难，愿意干这活儿的人多着呢。

听了这话，我一时语塞。突然我想起小时候，到了夏天，母亲每天都给我5分钱买冰棍儿。我也觉得理所当然，就这么点小钱。我的同学都有零花钱买冰棍儿。现在我才意识到这是多么奢侈的事，对周家来说，5分钱意味着糊63只火柴盒，一瓶一毛五的汽水差不多等于糊200只火柴盒。周和我虽然同住北京，我们却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

也许周听了我的童年故事后，对我也一肚子怜悯。又或者他心地好，并不单止乐于帮助我一个人。到天气转凉时，我们得一天两班、一班12小时日夜翻地，赶在地上冻之前将它犁一遍，为的是不误来年的春耕播种。这样我们得在地头吃饭，有时送过来的饭不够吃，周总是让香和我先吃饱。有时变天，我们没带足衣服，他会把外衣脱下来技在我们身上。他有几分幽默，看见我们精疲力尽，他会编出几句笑话，逗我们开心。轮到上夜班，他往往在子夜时分把我们打发回去，自己一个人干到天亮。

我实在愿意与周一起干活，连里100多男青年，谁也比不上他挺拔秀逸，光彩照人。自他扮演肖继业后，他削瘦了几分，越发于练。24岁的年纪，他怎么看怎么舒服，即使穿着臃肿的黑卡其工装。那时，拖拉机手被人叫做油耗子，周也是一只油耗子。但他就是与众不同。他比普通人略高，浓密的黑发也比别人略长，他的眉毛黑而直，皱着眉头看人时，眼睛还透着几分笑。我的眼睛总难从他身上移开，当然那是在没有他人在场的时候。我们目光一相遇，我的心跳就加快。

很快到了11月。一个下午，周和我派工派到了一片刚收割完的玉米地，干下去风变得冰凉刺骨，冻雨噼噼啪啪打在车窗上。地里一片泥泞，玉米的秆和根常常把我们的犁给塞住。每当这时，周二话不说，抓起一根铁棍和他油腻腻的棉衣就往车下跳，他得把泥团从犁中间撬下来。而他交给我的任务则是坐在驾驶室里升降和转动犁耙。不一会儿，他的棉衣就全湿透了，裤子和鞋子也像从水里捞出来似的。看着他嘴唇变色，牙齿打颤，我几次吵着要下去替他。他只是不依，说他是师傅，我得听话。“再说，两只落水的油耗子并不比一只强。”他说这话的时候露出一排整齐洁白的牙齿冲我一笑，我们继续耕地。但到了第二天，他病倒了。

老隋说周发了高烧，三天三夜还不退。那几天，我满脑子全是周的病情。不知他的病有多严重，担心他不能得到合适的药物。过去几年，老陈教给我大量的医药知识，中医和西医我都粗通原理。村里老乡的孩子病了，他们的父母常带着孩子来让我瞧，而不去看赤脚医生。我那时居然就敢给他们拿药，有时甚至给孩子打抗生素。现在想想实在后怕，幸亏没出什么乱子，要是有人一针下去过敏而死了怎么办？话又说回来，不给他们打针，他们也有可能病死，谁说得准？

周生病的时候，我很想去看他，给他带点药。但我不敢去他们宿舍，他们10个男生住一间屋，我怕飞短流长。那时连里流言蜚语纷纷扬扬，像乍起的一天风雪。

到1972年，北大荒的领导总算开了窍，意识到留住知青最有效的方法是让他们恋爱、结婚、生孩子。这样一来，他们再想返城真是难上加难。于是一夜之间，红灯变成了绿灯。领导对知青谈恋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些知青便乘势结起对来。当然也有不为所动的。

这时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20好几了，自身的发育已经成熟，传统与社会家庭也都给我们压力：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凉水泉村里，捕风捉影的消息一日三传，男女绊闻总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当事人无一例外坚决否认有此等事，有些人是由于不好意思，有些则说的是大实话。个中真假旁人永远也别想闹清。

就在我坐在那儿痴心挂念着周，希望下一餐饭能在大食堂碰到他的时候，我的3个好朋友，方、丽雅和宋出现在我面前。她们要我坦白我是不是爱上谁了，我尴尬之极。听着听着我才觉出她们说的是我和文的关系，显然有人制造了另一段待月西厢的故事。

我暗暗叫声惭愧，舒了口气：“决无此事！我们不过是一般的朋友罢了，绝不是你们说的那种朋友！”

我尽一切可能解释文和我仅仅是同学，彼此借借书，有时也说说话。但我们谈论的事从不涉及个人问题。不管我说得有多真诚，我的朋友们仍向我射来狐疑的眼光。

如果连我的知心朋友都不相信我的辩白，那我还怎么说服村里其他人？这里的人认为婚姻必须门当户对。他们看来，文和我是天生的一双。各自的父母都是教授，我们以前又都是一零一中的学生，等等。但我觉得两个人的背景太相似了，反而容易滋生厌倦。相对无言，看到的不就是镜子里的自己？这倒不是我自有的想法，而是从一本俄国小说中批发来的。

如果我要找男朋友，我愿意找一个与我性格经历完全不同的人。当然我现在根本不想找男朋友，因为我不想陷于这个圈套：结婚生子，扎根边疆，荒度余生。所以连这个“如果”都不成立。

尽管我想得明白，晚上我还是鬼使神差地去了老隋家。我和他妻子江闲扯了很长时间，让她的4个孩子在我身上爬来爬去，最后人家快睡了，我才鼓足勇气，嗫嚅地开口问江有没有可能给周带些药。听罢这个请求，她眯缝着双眼朝我意味深长地一笑，似乎看穿了我的秘密，弄得我很不好意思，最后她说：“好吧，香也托我捎药给周，我当然可以把你的也捎上。你们俩对师傅可真关心，嗯？”

我把药放下，脚底抹油地逃走了。暗地里我在想周会吃谁的药呢。他痊愈后，答案很清楚：他故意冷落我，和香说说笑笑，一副很开心的样子。

到了这时，地已完全冻住。6台拖拉机都回到村里检修，昼短夜长，机库外冰天雪地，夜班也不用上了。我抓紧机会向李学拖拉机的有关知识。学的时候，周的一举一动悉数在我的眼中耳中，虽然我没在看他，也没在听他，但我眼前晃动的尽是他的身影，满耳听到的无非是他的声音。有一个念头越来越难以抗拒：我也许应该跟周解释一下，关于文和我的传言是毫无根据的。两个星期以后，我对周作了表白。

从那一刻起，周和我就须臾不可分了。我是说我们的心紧紧联在了一起，而在现实中我们几乎没机会两人独处。白天，众目睽睽之下，我们最多在瞬间交换一个眼神。我们不敢多说话，手当然更不敢碰。晚上，我们也一无去处，大食堂自然是不能呆的，宿舍里一切活动都让别人尽收眼底。其它地方，比如我们的拖拉机驾驶楼或机库，又没有取暖。零下三四十度，在对方手臂里不消叨分钟就冻得浑身发抖，得马上跑回宿舍拥抱火墙。

我回到宿舍，痴痴念念还是想着和周在一起的情形。我开始为他打一双毛线袜。本想为他打件毛衣，怎奈我没钱买这么多的毛线。在这之前，我的手从未碰过针线，也不会使用缝纫机，这一切都是在老隋家向江学的。我为周补衣服时，江在旁边看着我，善解人意的样子。我常被她看得脸红，但我还是很感激她。

周则亲手为我做了一把镰刀，用又轻又结实的黄杨木做柄，这是当地能找到的最好木材。他从木匠那儿借来了工具，先在木头上划线，设计好长度和弯度，再锯出形状，修整打磨细部，使柄端手握之处的弧度正合我手的大小。刀刃是请方圆几十里有名的铁匠师傅打的，周去打这把刀，来回花了整整一天时间。

后来我用这把镰刀在雪中割大豆，感觉与过去我使的镰刀真有天壤之别。恐怕只有连续割过八九个小时大豆，了解这样不断重复、永无休止的弯腰收割会给人的手臂和肩背带来何种痛楚的人，才能懂得为什么我会深受感动并如此珍爱周的礼物。

这就是周和我彼此表达爱情的方式：毛袜和镰刀。没有红玫瑰，没有小夜曲。我亦没有怨艾，和这个地区许多真正的农家青年比起来，我们算颇为幸运的。按本地习俗，婚前男方家庭要给女方家庭许多彩礼，这一风俗60年代中止过一阵，到了70年代又流行起来。彩礼包括至少2000元钱，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邻村就有一位男青年为此发了疯。

我从花儿那里听来这件事。（花儿秋天从牛棚里放了出来。）有个小伙子爱上了同村的一个女孩子，但男方家很穷，满足不了女方家中索要的彩礼金额。女方家也曾给他宽限，要他筹足这个数目。他千方百计，东挪西借，几乎愁白了头发，眼看期限又到了，怎么都还缺一点。于是对方把女儿嫁给了付得起彩礼的人家。小伙子心痛欲绝，不久就精神失常了。我听了这件事非常难过，当时我正与周陷入爱河，我能体会那位小伙子的感受，也在为那位女孩子叫屈。

与这样的悲剧相比，周和我没有这方面的烦恼，但我们的关系从一开始亦困难重重。比如他父亲的历史问题，如果说从前还能回避，现在则不得不放上桌面。70年代，一个人的家庭出身举足轻重，它关系到这个人一生的命运。

周对我说他的父亲在1949年前是国民党的一个下级军官。他最初在一所普通学校学的无线电技术，毕业不久正值日军人侵，于是他从军抗日，一心想把日本人赶出家园。我不由想到他的初衷亦正是我父亲的初衷，所不同的是我父亲投的是共产党，他父亲投的是国民党。

周说，在抗战中他父亲的无线电台驻扎在云贵一带，在那里他爱上了一位异族姑娘。她是白族人，为了爱嫁给了汉人，从此背井离乡，跟着丈夫走南闯北。战争还在继续，条件很艰苦，但她用勤劳、节俭和充满爱心的双手把小家安排得尽可能舒适温馨。婚后一年，他们有了一个聪明伶俐的男孩。但这孩子5岁时被手中的爆竹炸伤后不治。孩子的死使母亲悲伤不已，也就在这时，周降临人世。

后来我从周的口中得知他父亲其实在1949年有过一次参军入党的机会，那时解放军中无线电技术人员严重短缺，北京和平解放后，政府曾动员他父亲参军，并答应给他与过去相当的级别，他父亲拒绝了。我听到这里大吃一惊，忍不住说：“你父亲可真反动！”

周顿时脸色苍白，他定睛看着我，嘴张了张想要说什么，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然后他别过头去，不再置一辞。很长一段难堪的沉默之后，他向我解释说如果他父亲接受了这份工作，就得去和南方的国民党部队打仗，他父亲觉得自己实在难以面对。为此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丢了职业、社会地位、钱财。朋友……

“否则他现在也是革命干部了。”好一会周发出一声微叹。他认为他父亲走错了路吗？他为此而恨他吗？我倒恨起他父亲来。过去21年受到的教育告诉我，所有的国民党都是恶棍，杀他们也不为过。更重要的是他这么做对周太不公平。就因为他走错一步，周从出生起身世就如此悲凉。真是一着不慎，后患无穷。

但这一切当真都是他的错么？多年以后，我对周的父亲改变了看法。他拒绝那份工作是出于义气，他宁愿放弃荣华富贵也不肯去屠戮昨日共事的伙伴。也许他不知这么做后果有多严重，还以为像他那样的人走到哪儿都能凭技术吃饭。他过于天真了，1949年后，无线电通讯这么要害的部门，怎么可能雇用他这样有严重历史问题的人呢？他若用电台联系台湾特务，搞谍报工作怎么办？所以50年代他曾远去内蒙想找一份技术性工作，都没能如愿，悻悻然回到老家北京后，死了心，做了一名工人，出卖体力。

除了他父亲的问题，我们亦难在前途问题上达成共识。我的意见很简单，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我们俩双双自杀，割脉，服毒，迎着暴风雪走出村去，冻死在荒原上，种种死法不一而足。我可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此时的周和我韶华正盛，我们的爱纯洁而热切，远离铜臭和俗趣，赏心悦目，这近完美。自此往后，我们只会走下坡路。尤其在这么个缺乏正义，满目残忍、狡诈、人们互不信任的世界中，经过三四十年的艰苦劳作和贫贱夫妻百事哀的生活，到头来我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凡人难免一死，也许到我们肉体死亡时，我们的爱情早就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周听了我的高论，思索良久，最后摇摇头说：“不行，我不能自杀。我死了，我妈会活不下去的。我不能伤她的心，要她的命。”

闻罢此言，我着实有些失望。但我也不能怪他，我知道自己的念头大违常理，周不像我，他是个脚踏实地的人。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的三位女朋友听我坦白之后，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你们两人根本不是同一类人！”

“你们的性格完全不般配！”

“你的选择大错特错！”

我明白周和我是两路人，我喜欢他就因为他是他，我是我！我在优越舒适的环境中长大，他却备尝贫困和歧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他却依然坦坦荡荡。我的良心上有那么多污点，理应受到天谴；他什么坏事都没做过，生活却对他如此不公。仅仅因为他摊上了那么一位父亲，不论他本人有多优秀，不论他作出了怎样的努力，还是被打入另册，横遭白眼。永远没有机会，永远没有前途，甚至得不到他人的同情。他感到愤怒么？我愤怒！

尽管我对周父亲的历史问题很头疼，但我还是喜欢周，也许我爱上周是因为我想象他的身上会有一股子叛逆精神。但我真想找到这股叛逆精神时，又不见其蛛丝马迹。我们相爱后，周一心希望能结婚成家。我倒是想和他结婚，但我一点都不想在北大荒成家。我试图向周解释，他感到难以理解。

“看看这里的贫下中农，这种日子他们能过，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大家都是人，两只眼睛一只鼻子，你没听当地的老乡说，一个人没有享不了的福，也没有受不了的罪吗？”

眼看这话说服不了我，他又换了种办法，援引毛主席语录和报上的社论，说知识青年就应该扎根农村。这话真把我惹恼了，我定睛凝神望着他，弄不清他说这话是出于真心，还是想用宣传来迫我上钩。若是前者，他是个头脑简单的顺民，若是后者，他是个卑鄙无耻的伪君子。

他不是伪君子，我不觉得他像这类人。那么难道他真地相信报上宣传的那一套？也许他只是现实一点罢了。在他看来，领导已经发话，说决不让我们回城，那么我们只好考虑怎么在这里安家。干嘛为了一些不实际的念头而跟自己过不去呢？

不管怎么说，我的朋友真是旁观者清：他和我纯粹是两种人。我后脑长着反骨，他则是个顺民，服从领导，崇拜权威，连谎言都真诚地相信。他逆来顺受，剥削压迫之下仍能心平气和。尊严？也许没有尊严他也可以活，我可做不到！无人格，不自由，毋宁死！

其实这样说对周是有失厚道的。这种种想法都是气话，我知道在他看来，北大荒的生活不赖，他的童年比这更为艰辛。至少目前他能自己养活自己，每个月还能寄10元钱回北京补贴家用。对这种状况他颇为知足，而我却感到不能忍受。

仔细想想，也许在中国本来就有两类人：绝大多数人在正常情况下都服从权威，安分守己，因为生存对他们说来乃诸事之根本。只有一肝部分人，这些人吃穿不愁，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有条件东想西想，挑战权威，不受势力束缚。我父亲曾是这一类人，我或许能属于这一族群？要我脱胎换骨，从此逆来顺受，我实在做不到，我知道这种犟脾气只会给自己添更多的麻烦。

入乡随俗。为什么我不能像周希望的那样过农民的生活？我也不懒，能吃苦耐劳，但我一看到老隋夫妇和他们4个孩子，气就短了。如果周和我在这里安了家，我们一定步他们的后尘。江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周在14年后则会成为另一个老隋。这些念头让我心寒。

其实我很感激老隋夫妇，他们待我们真没话说。那个冬天，看到周和我没地方可去，他们几乎隔天晚上就请我们上他们家吃晚饭，这样晚饭后我们可以坐下来聊天。当然这种场合是不能说悄悄话的。周和隋坐在炕的一头，江和我在另一头。4个孩子在我们之间爬来爬去，翻上翻下。但至少我们可以眉目传情，而老隋夫妇则在一旁有意无意地看着我们微笑。

是不是我们让他们回忆起14年前的一些情景呢？我听说江当时是村里最漂亮最活泼的闺女，好几个小伙子都爱慕着她，最后她嫁了老隋。没收彩礼，也没靠媒人，全是她和他自己的主张。所以他们挺平等，至少结婚那会儿是这样。两人都是国营单位的职工，又都年轻勤俭。

到了饥荒的年月，江丢了铁饭碗，成了“臭家属”老隋却还能在上班时间打打瞌睡。后来我看出，他嗜睡不是因为懒惰或脸皮厚，而是因为有4个小孩，生活又桔据，在家得干很多活儿：打水，劈柴，打草，垛草，种自留地，喂猪，起猪圈，出炕灰，秋收过后去田里始大豆，捡土豆，架栅子，盖苞米楼等等。

老隋被家务缠身，累得半死，他有时也拿江出气，骂她，指责她跟别的男人有染。这些周和我都看在眼里。有人还说他打老婆，我们没看见。但倒霉的事躲是躲不过的，第二年春，老隋查出得了喉癌，后续治疗在100多公里外的密山市进行。长途跋涉，加上生理反应，他苦不堪言。即使享受公费医疗，单是来回的旅费就很可观，使这个小家庭不久就债台高筑。

当老隋在医院为求生而苦斗时，周和我竭尽所能帮助江，她快被生活重压拖垮了。现在她得一人管4个孩子的吃喝拉撒，还得下地干活，不然她根本没有收入。其实她自己也带着病拼命干，她有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妇科病，腰肌劳损，但家属没有医疗保险，她连病假都不能请，逞论看医生和买药了。

她在地里刚干完活，接着就得做饭、洗碗、洗衣。补鞋，没完没了，常常顾不上梳头洗脸。看江和其他家属这等狼狈，我仿佛看到了将来的自己。知识青年？只要我们是女人，保不准哪天国家也会让我们退职，像江和其他“臭家属”一样。这样的前景使我胆战心惊，我死也不想跳进这么个泥潭！所以我真开不了口对周说我要嫁给他。到北大荒已铸成大错，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千万不能一错再错，否则我的命运就一了百了，再没人能帮我救我了。

与此同时，看着周难受的样子，我的心隐隐作痛。我做了他的女朋友，给他的只有烦恼。他已经掉了好几斤肉，往日的幽默也难觅踪影，即使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可眼里全写着深深的忧伤。我看他的眼神，真想大哭一场。

因为他父亲的历史问题和他自己童年的经历，周比我要内向和敏感得多。他也许早听到了村里人的闲言碎语。开始时大家都不信我俩会相爱，而后他们似乎不太喜欢这个事实。他们背地里说周是于连，斯汤达的名著中的主角。

这太不公平！周根本不是于连，他清楚我的家道中落，我的父母既没权又没钱，有的只是没完没了的麻烦：老革命是麻烦，知识分子也是麻烦。周是在我坦言相告这一切之后才成为我的男朋友的。他知道的事，别人不知道，他懒得解释，反正说了也没人信。现在，大家等着看好戏，看我怎么把他甩掉。

为什么这些人会有如此邪恶的念头？周又没得罪他们中任何人。也许对他们来说，周生而属于社会底层，他应该明白他的地位，莫作非分之想。按此推想，我一旦嫁给了周，我也应该知道我的地位。我不再是老干部的女儿，而是国民党军官的媳妇，我的孩子是国民党军官的孙子。

初恋使我大开眼界。遍地陷阱，漫天网罗，口蜜腹剑，笑里藏刀。晚上，我一遍遍读曹雪芹的，对林妹妹和宝玉的爱情产生了共鸣。我开始理解为什么他们要哭、要病、要疯、要死。他们是以心相许的一对，只求厮守在一起度过此生。但在那样的社会，那样的家庭，他们空怀其想，万般无奈。他们做的每件事，都与本愿相违；说的每句话，都刺痛着对方的心。传统和权术，虚伪和嫉妒，情人的血泪斑斑，这就是古往今来的中国！情势比人强，有志者事难成。纵然有铄金的热望，到头来只能是抱恨终天。真叫人欲爱不能！欲生不能！

一如书中的女主人公，到了1973年夏天，我发现自己已经山穷水尽，除非说谎，无论说什么别的，都会伤周的心，唤不回他的欢颜。于是一天晚上，我对他说：

“周，我不能和你结婚，我们相爱就是一个错误！你应该和香结婚，我知道她想嫁给你。”

“不！我一点也不爱她！我爱的是你！你怎么能对我说这种话？”

我哽住了，眼泪涌了出来。一开了头，就再也止不住，只觉得天地间除了愁苦充盈，再无它物。悲怆竟无边无涯！我的心沉到了苦海的海底。中文里有"伤心"二字，我这下才算是尝到了伤心的滋味。我的心在淌血，一阵阵疼痛难忍。周过来劝我，他根本劝不住，后来他便只能搂着我，和我一起哭。我们强忍了这么久，苦涩的眼泪泡着心，现在这泪水终于决堤而下，任什么也挡不住。在此之前，我从未有哭成这样的时候，此后也再没试过。至于周，这是我唯一的一次见他流泪。

那天晚上，我反复问自己：

——你爱他吗？

——当然爱！

——如果你不打算和他结婚，就不应该爱他。

——但我做不到，他也做不到。我们就这么彼此相爱。

——那么为什么你不能和他结婚？毕竟这是新中国，没有包办婚姻，不像书中的恋人，你们可以生死厮守，共度余年。也就是说，只要你改变主意，说声行，你还是能给他带来快乐，而不是痛苦。

——这可能么？我是说如果我非常不幸福，我能使他幸福吗？

——谁知道，也许能呢。

——好吧。既然我愿意和他一起死，我想也许我能够和他一起生。牺牲我自己，成全他的梦。说到底，我也不能叫牺牲，我反正是没有出头之日了。何况我们真的相爱。为什么我们的爱这么辛酸，这么艰难，爱不是如糖似蜜的么……

脑子来来回回转着这些念头，我决定给我父母写封信，信里没有一句口号和大话，我单刀直入对他们说，我想永远离开这个地方，问他们能不能帮我。如果不能，或者不愿，也罢，我告诉他们我和周正在谈恋爱，我打算嫁给他，我们就在这儿过一辈子。

信只这么三言两语，直截了当，我根本没打算费笔墨去解释。他们或者能理解，或者不能理解，我倒想看看我的命运究竟如何。发出这封信差不多像是玩俄罗斯轮盘赌，我扣下了扳机，单等一声轰鸣。

11天后，传来了响声，是父亲回的信。他说他和我母亲对我信中所言感到意外，他认为，我扎根农村的决定是对的，知识青年应该……至于我的婚姻，他说他和母亲尊重我的选择，但似乎我不必这么匆忙，我才22岁，还可以等上一两年。

这就是说他们还是不理解。我早就料到了！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会有这个结局，只是不愿意认命罢了。现在我是彻底没戏了。

起初我并没有对周说我给父母写信这件事，现在是如实道来的时候了。我本想当天晚上就跟他讲，但到了晚上，我突然不舒服，完全没胃口，一整天粒米未沾。干完活回来，我倒在炕上，实在懒得动弹。我想那就拖到明天再跟他说吧。反正余生既定，也不在乎早一天晚一天了。

第二天，我还没来得及找机会对周说我准备嫁给他，忽然来了一封电报。是父亲打来的，电文寥寥五个字：母重病，速回。

我从严的手中拿到这份电报。严作为指导员，每人的电报总是他第一个拆来看。我问他能不能请几天假，也轮到我体探亲假了，可他说不行。团里刚发了通知，麦收开始，除非知青的父母病危，否则一律不准请假。

既如此，我别无他法，只得星夜又给我父母写了一封信。结果他们并不需要，3天后，我的信显然还没到他们手中，又一封电报飞来，还是父亲的名义，不过电文改成：母病危，速回。

这下严说领导会研究一下我的请求，在中国人人都知道，研究一下可能需要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我无计可施，只能耐心等待，不知父母出的是什么招儿。母亲真的病了么？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更大的可能则是他们想出了帮助我的办法。

我又喜又怕，心里直恨父亲为什么不在电报里给我一点暗示。当然我不怪他，那些年，谁不知道电报是“公开的秘密”。

又过了两天，我再去找严，这次他说领导批准了我的探亲假。听到这个消息，我大喜过望。正在这时，又一份电报接踵而来，我注意到严的脸色突然一变，过了一会，他把电报递给我，仍是出自父亲之手，这次赫然写着：母亡，速回。

很快村里人人都听说了我的不幸，个个都来安慰我，这使我大窘。我不知自己是否应当受到此类同情，也不知该哭还是该笑。当然我不能笑，但我也哭不出来。若事实是我欺骗了这些好心人，我会感到难过；若事实是我没有欺骗他们，我会更加难过。最好是避开众人，赶紧走。于是我紧着打点行装，方、丽雅和老宋一起帮我的忙。

当晚周送我到最近的火车站，那也在十几公里外。我们得穿过大片沼泽，风刮得正紧，草甸子上的高茅草伏倒又挣扎着站起，远处传来狼嗥。新月在云山中出没，我们周围的世界因此也忽明忽暗。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5年过去了。那梦想当英雄的女孩已不复存在，而一个和她同名同姓的女青年正从战场上落荒而逃，这场征战如今在她看来败局已定，并已完全失去了意义。梦想幻灭，她的内心一片空虚。明晚后晚的月亮在异地他乡是为她熠熠生辉呢，还是为她黯然失色？她和她的恋人什么时候才能再共婢娟？

火车开动前，周跟我说我应该尽力说服父母，让他们想办法调我回城。不过这事说起来容易，办起来难，所以他会在这儿等我3年。如果这段时间我办不成，随时都可以回来，他会娶我。即使这里的领导把我批得狗血喷头，他不在乎。火车开动的瞬间，他把一张10元钱的票子塞在我手里，嘱我多多保重。说罢他转身离去，又一个十几公里的沼泽在等着他一步步往回走，这次他是孤身一人。

我零零丁丁坐在黑黢黢空荡荡的车厢里，望着窗外一轮远月飞度关山。我寻味着在北大荒度过的这5年光阴，从门岁到22岁，这是我一生中的青春岁月，最美好的时光。我洒下了成吨的汗水，流过了成桶的眼泪，感到受了欺骗，我为之而愤怒。但同时我又有说不出的惭愧：我就这样开小差溜了号，跳离了一条正在下沉的大船，把朋友和恋人统统抛在身后。还有那些善待我的老乡，我也一并背弃了他们。

我死的那天，如果灵魂还在，我大概也会有同样的感觉：一丝不挂来，两手空空去，一生的挚爱和投入全都成为身后之物。爱情、友谊、雄心、愧疚、怨恨，种种情愫都化作过眼烟云。此生已休矣，来世未可知。我失去的无法估量，而前途又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唯有这一刻，我敞开了一个自由的灵魂。

正文 23 我何所得？我何所失？

刚迈进家门，母亲就冲出来迎接我。她的脸仍是又黄又肿，此刻却洋溢着快乐，写满了关爱。我觉得她就像童话里的母亲，一下看见自己在森林里迷途三天的小女儿回到家中。看到母亲这样，我很感动，一下释然了。父亲随后告诉我他们那头的故事。

父亲说他开始完全没有注意到我那封短信的弦外之音，他平时在家中还算比母亲更善解人意呢，但这次他却疏忽了，只把这当成一般的信，径自回复，用的是惯常的那种令我痛恨的官腔。而母亲却感到不安。她不断地在琢磨我写的那几行字，不久她就恍然大悟，意识到我遇到了麻烦，很大很大的麻烦。

她对父亲说：“听着！小瑞一定碰到了麻烦。你知道她那个倔性子，以前她从未抱怨过北大荒，总说她过得很好。这孩子特别好强，若非山穷水尽，她不会向我们开这个口的。她真的需要我们帮助！她一定是走投无路了，这封信是她最后的一线希望！”

父亲一听之下，觉得大有道理，不由得也着急起来。他们于是马上行动，电报都是出自母亲之手，父亲只是代母亲跑腿。当他第三次去邮局，所有的员工都停下手中的活，从柜台后走出来拉住父亲的手，向他表示对母亲的哀悼。父亲猝不及防，万分尴尬。

这时父母的干校搬到冀县县城一年多了，在这么个小县城里，人们彼此稔熟，而且平时多是母亲去邮局给3个孩子寄信寄包裹，邮局的工作人员都认识她。这之后，她再也不敢上邮局了。她说她可不想吓着那些好心的工作人员，免得他们以为大白天撞到鬼了。

虽然我和父亲都觉得母亲的第三封电报写得太过分，我还是大为感动。母亲！谁能想得到在我一生中最关键的时刻，她反而是唯一理解我的人呢？这令我感到过去我对她有欠公允。我一直把她看作父亲的应声虫，我们两人从来不曾将心比心地好好交谈过。我错看了她，但得出这个结论使我无比欣慰。

这么说事情既没我想象得那么槽，也没我想象得那么好。父母把我召回来仅仅是出于他们对我的担心，他们对怎么把我的户口从北大荒调进城完全一筹莫展。

“先不去想户口的事吧！”父亲说，“只要你母亲和我有一日吃的，就饿不着你。你目前最大的问题不是户口，而是你的年龄！你已经22岁了，连初中都没念完，时间一天天过去，如果你再不赶快学点儿东西，你一辈子就完了！”

“幸好，”他接着说，“这段时间我们正闲着，又不能走。我们也不像其他人没事就做家具、养鸡什么的。从现在起，干脆我们来教你英语。两个教授对一个学生，你听说过这个比例吗？如果你集中精力学，把你教出来是十拿九稳的。”

母亲和我对他的理论将信将疑，但我们也都支持这个计划，因为似乎别无它路可走。于是在接下去的两年半时间里，我按一个很严格的作息时间生活：清晨6点即起，跑步半小时，背单词1小时，吃过早餐，跟父亲上3小时的语法及课文，下午跟母亲做3小时的练习及对话，晚上或写大字或跟着听美国之音播放的英语九百句，这档节目在那个小地方居然并未受到干扰。

我最喜欢的活动还不是这些，而是黄昏时的漫步。晚饭后，我们常沿着冀州古城的残垣断壁慢慢散步，这些城墙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以前的三国时期。当时冀州是北方军阀袁绍据守的重镇，城墙高且厚，护城河宽且深。要塞纵然固若金汤，袁绍还是被曹操打败，吐血而亡。此后，城墙失修记塌，护城河也被填平了。现在城墙的两面种了冬麦，因持续干旱之故，冬麦长得又矮又细，只有尺把高。

父母发现这古城墙是个谈话的绝妙场所。在家他们不敢随便说话，门窗紧闭仍不能放心，生怕隔墙有耳。邻居中的一些人“文革”伊始就成了父母的死敌，这些人擅长刺探情报，投书告密，堪称世界级谍报人员。

我的父母亦是不弱，居然想出了城墙这一高招儿。在这片人迹罕至的土城墙上，他们可以任意高谈阔论，即使偶尔有人走过，他们在城墙上也能早早看见。我一到那儿，就把这几年郁积在心头的想法统统倒了出来。

“你们不知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但劳民伤财，而且制造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人间悲剧！不过我倒因祸得福，的的确确学了点东西，长了点儿见识，只不过这并不是领导所期望的。比如说，我同意毛主席说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依然存在，但这不是地主和贫农或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斗争，而是官僚和平民百姓之间的斗争。从上到下的干部都专横跋扈，滥用职权，不管是腐败透顶的，还是尚不太腐败的。而且一向封锁消息，制造谎言，其结果我们变成了白痴，变成了跳梁小丑。现在我看到了真相，开始觉醒，我失去了信心！这些年来，诚实正直、有能力、有才干、敢于承担责任的人一批批被清洗，在历次内部斗争中稳坐钓鱼船的都是些八面玲拢的平庸之辈。结果现在的干部只知道讨好上级，溜须拍马，老百姓的甘苦他们哪里会放在心上！这些人全是伪君子！……”

“住口！”母亲气急败坏地吼道，“你的想法极其危险，怎么像一个反革命分子在说话？”

我真的住了口。早就料到我的父母会暴跳如雷，他们毕竟是多年的党员。我也不是故意刺激他们，我只想让他们知道我在农村接受了什么样的再教育。

父亲倒还沉得住气。他眼中掠过一丝微笑？恐怕是我的幻觉。但几天后，父亲和我单独在城墙上散步，他对我说那天我说的话，他一多半都有同感。甚至早在1949年以前，解放区的干部已经开始滥用职权了，党内斗争向来残酷无情。种种问题如果那时还只是潜伏在体内的癌细胞，现在则早已四处扩散了。

他给我讲了件事，似乎想证实这点。说的是他自己的初恋。后来我一直在想，如果事情的结局不是这样，就会有另一个人取代我的位置生活在世界上，她或他会长得什么样？父亲会不会更喜欢这个孩子呢？

1942年，父亲是辅仁大学的学生，他迷恋一位女同学，爱她爱得神魂颠倒。起先父亲怎么也不肯透露这位女子的姓名，但后来我还是知道了。（在这我姑且把她称作丁香，当然这非其本名。）

他们的爱情一开始就受到祖父的反对，他认为女孩家不够有钱（虽然她的父亲还是一位银行的经理）。这对恋人却压根儿没把老头放在眼里，他们不久先后离开北京，几个月后他们又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会了面。

在那儿他们进入华北联大成了同学，并在此时订了婚，领导和同学都祝贺他们。就在婚期临近时，父亲却调去了延安，丁香则被派回北京做地下工作。之后这一对恋人失去了联系。3年中，父亲无从得知他未婚妻的生死。因为个人生活必须服从党和革命事业的需要，父亲也无话可说。

终于到了1946年，父亲有机会作为共产党的和谈代表返回北京。在那儿他见到一位老朋友，说起她参加过一场婚礼，新娘的举止颇为怪异，她一会儿笑，一会儿哭，整个婚礼反复折腾，弄得客人都不知所措，只好中途纷纷告辞。这位朋友觉得新娘大概精神有点问题。

说着说着，父亲发觉她说的这位怪异的新娘不是别人，正是他的未婚妻丁香。他心中充满了痛苦，一脑子全是问题。几天时间里，他茶饭无思，夜难成寐。最后他决定去见她，当面问个明白。

他们真的见了面。丁香告诉父亲，她嫁的人是一位地下党的负责人。始而她是他的助手，继而她受委派照顾他的生活，终而她被迫说服了，同意与他结婚。领导一再强调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和党组织的希望，作为党员，她应该把“党的事业置于私人情感之上”云云。但婚后她发现不管如何尝试，她仍没法爱她的丈夫，这位丈夫年纪比她大很多，文化水平也不高。她婚后一直郁郁不乐，她丈夫也被她搅得心绪不宁，看出丁香对父亲始终不曾忘怀。最后丁香要父亲原谅她，他确实也这么做了。此后，他再也没见过她，虽然他们生活在同一城市，他也有她的住址。

“原来你早就知道这些领导是多么虚伪，多么自私！你早在40年代就有了切身体会，居然成天对我说党永远是正确的，我必须事事听党的话！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把实话告诉我？却让我独自在暗中摸索，四处碰壁，心虚胆寒，铸成无可挽回的大错！”

“因为我不想让你倒霉。大名鼎鼎的书画家郑板桥说什么来着？‘难得糊涂’，这话在今天仍然是至理名言。另外，当然了，我自己也不想因为你而倒霉，如果我对你说我早就对这场革命不再抱有幻想，尽管我们怀着良好愿望，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和巨大的牺牲，到头来我们只成就了一所坚如磐石的大型监狱。如果我在60年代当你还是个激进的红卫兵时对你说这些话，你会作何反应？你难道不会举报揭发我？如果你不这么做，你内心又会怎样？我不愿让你生活在心灵的重重矛盾中！”

他说得对，我不得不承认这点。1967年，他即便没有对我说这些，我的思绪已经混乱不堪。他若真的和盘托出，我难免不变成另一个张黑黑。其实我和父亲在1973年谈的这番感想，我们都不敢在母亲的面前流露。母亲属于50年代的人，对他们这代人而言，国民党腐败到了极点，而共产党是中国的救星。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所谓的“三门干部”，从家门到校门到政府部门。由于他们的地位特殊，视野局限，他们对中国的严峻现实了解得不很透彻。又或者他们在反右和“文革”中吓破了胆，所以他们不但服从权威，而且不自觉地在心理上认同权威。他们和我们之间有着明显的代沟。

父亲和我之间反而找不到这种代沟，我们说话百无禁忌。有时我们的话题涉及个人感情生活，一次父亲甚至对我说和母亲结婚是他犯的一个大错，把我听得目瞪口呆。他说他求婚后不久就意识到他的个性与母亲极不相合。但他还是完了婚，一方面是觉得不应毁约，另一方面乃是由于绝望，觉得他再也不可能找到他的梦中情人。婚后他郁郁寡欢，曾想过离婚，但看在孩子的分上，打消了这个念头。当然也是看在母亲的分上，他知道她还爱他，她不会愿意离婚的。在中国，离婚对女人的伤害比男人来得大。

虽然听后吃惊不小，我知道父亲说得都是实话。我也能看出他和母亲性格上的巨大反差。父亲这段表白使我回忆起孩提时期他们的风风雨雨，有一晚睡到半夜，我突然被隔壁房间的吼叫声吵醒：

“这日子我过不下去了！我们离婚吧！”

“好！离婚！离婚！离就离，我也不想过了！”

原来我是父亲多年前所犯错误的产物，后来我又成了他没有爱情的婚姻的一道枷锁。怪不得那些年他常常对我发火，用戒尺打我的手心，说我是坏女孩……13年后他终于向我道了歉，我也原谅了他。我的童年毕竟不算太糟，尽管父母的婚姻有问题，他们对孩子还都付出了爱心。此外我有亲爱的老二姨照拂！家中风起云涌时，她永远是我的避风港。奶奶也是。我还奢求什么？

我从北大荒回来后，发现父亲好像变了一个人。我们的关系也随之变了，过去5年里，我长大成人，父亲看到了这点，他开始把我当成年人对待，平等相处，我们成了好朋友。这种父女关系在中国是不多见的。我很喜欢我们晚上在残垣断壁旁散步谈心，看夕阳西下，我在心灵深处对他的孤独感受得一清二楚。看得出他也很脆弱。从前，我被他的权威唬住了。

而这段时间，我和母亲的关系尽管已经有了一个崭新的开端，却仍时时陷入僵局。为此我烦恼不已，现在我对母亲爱我这点毫无疑问，她不是我想象中那狠毒的后妈，相反，她已尽其所能帮我走向成功之路。那为什么我们会吵架吵得这么频繁这么凶？说来也都是为些鸡毛蒜皮的事，如发音发不准啦，用错了一个介词啦，菜做得太咸啦，我买的鸡价钱太贵啦，诸如此类，什么小事都能成为导火索。母亲是一桶炸药，我则是一枚地雷，我们俩谁都控制不住自己的火爆性子。

几年来我一直想弄个明白。我知道自己为什么烦躁，但我搞不懂母亲为什么也烦躁。不过有一点，她身体很差：更年期，高血压，骨质疏松，失眠，种种症状不一而足。母亲倒从不呻吟，她忍得住病痛，我们也不清楚她到底得了几种病。冀县没有一所像样的医院，只有一个卫生所。两三排砖房，空荡荡的几间屋子。看不到试验室，X光仪器或任何其它现代设备。

母亲身体不好，心情也不好。她比父亲更要强，雄心勃勃，总想与人一比高下。过去，父亲的光荣历史和她自己的党员身分，加上受了高等教育，工作勤奋，她在别人眼里生活得很成功。特别是60年代，我考人了一零一中学，小炼在小学成绩也好，其他做家长的都羡慕她。却说眼下我们的家庭，一落千丈，父母陷在干校，3个孩子前途未卜，一个都没能参军，也上不了大学，甚至连在工厂做一份工的机会都没有。如果说我的弟弟们还年轻，我肯定已经令母亲大失所望了。她也同样令我大失所望，70年代那会儿，父母有义务帮孩子走后门，找一份好工作。母亲又焦虑又觉得没面子，父亲对这一切却无动于衷，他不在乎别人在背后如何议论我们。

我和母亲一样焦虑，一样觉得没面子。一零一中的好学生，那是7年前的往事了，现在我学习时常常心不在焉，尽管我极想证明自己不但不差，还远比有机会上大学的那些人学得好。

在所有使我心猿意马的事情中，最难堪的恐怕要数我对周的思念了。我也知道，中国的现状一日不变，我们的爱情便一日无望，我们不可能结婚，不可能生活在一起。我应该死了这份心。但每念及此，阵阵痛楚就传遍全身，令我泪如泉涌，夜难交睫。

晚上我总是梦见他。那些梦七彩俱全，洋溢着欢乐。无怪乎人们说梦是反的。在紫罗兰色的天幕下，一地金灿灿的百合花极目望不到头。周和我手拉手，跑呀笑呀，气都接不上，但还不肯停下来。起风了，我们像是插了翅膀，翱翔在天空。大地离我们越来越远，亿万颗星星在我们身边旋转闪烁。月亮是那么圆，发出柔和的光，我快活得发晕……

梦醒时，四周一片漆黑，我孤枕独眠，周的爱抚和温存消失在千里之外。我身边是个空洞的冰冷的世界，他周围的世界更要冷上百倍。虽然他在信中只字不提面临的煎熬，我又怎么可能感觉不到？他所受的煎熬都是由我一手造成的。

户口是我终日为之烦恼的另一块心病，没有户口，我走到哪儿都是一个黑人（非法居民），不能进工厂，不能上大学，衣食住行全都困难重重。有时我简直怀疑学了英语有鬼用，我的户口丢在了北大荒。

干校的其他子弟大概也这么想，尼克松访华及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席位后，有20多个年轻人回来跟着他们的父母学外语，但几个月后只有两个人还在坚持，其他都不了了之。两个人中我是其一，另一个男生在家庭大学坚持了4年，英语学得炉火纯青。

母亲也为我的户口发愁，她比父亲实际。开始我们两人设法说服父亲，让他活动活动，把我的户口弄回来。但每次我们开口提这件事，父亲就直皱眉，他边摇头边说他对如何去活动没半点主意。此外，他还会说，国家的形势一定得变，不变就要亡国，过不了多久，一个人就得凭他的真才实学吃饭，找工作要靠一技之长。他的话像是天方夜谭，我们都不敢太拿它当真。

母亲和我渐渐不再求他了，我们觉得这事恐怕只能靠我们自己。但我们也完全不知从何着手，只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首先必须找关系开后门。我们得找到一个肯帮我们的人，这个人有心不够，还得有权。我们开始四下打探，这中间还得提防着邻居破译我们的计划，坏了我们的好事。

几个月下来，终于有了一丝线索。姑姑提到她有个同事是这地方的人，他父亲是个退休的县长。不过这老人既非共产党，又非国民党，乃是所谓的“民主人士”。起先听来希望并不大，但母亲说不妨一试，死马当作活马医。于是她买了礼物，乘上公共汽车，直奔老人家中。

夜幕降临，母亲回来了，精疲力尽，却喜上眉梢。她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揉着发胀的腿，说我们踏破铁鞋，这下算是找对了人，老人几乎认识当地政府的所有官员，有些是工作关系，有些则是私交。亲朋戚友，老上级，旧下属，没有他不熟的。这种“地头蛇”，强龙都压不过。

地头蛇？后来我拜访了老人，他其实慈眉善目，他帮我们完全不是为那点儿礼物，实在是出于同情。但其他那些在我回城文件上盖章的大小官员就不那么好说话了，即便有老人出面，母亲还得不断地送礼求情。她的健康出现问题时，便由我出马，她在幕后当顾间。

就这样，我上了两年的家庭大学，倒同时学了两个专业。英语是其一，如何跟官员打交道是其二。等到我把所需文件盖满了章，一切打点停当，我已然是一个娴熟的后门专家了。

现在我面临最后一道关卡。我得回到凉水泉，将户口从严的手中拿出来。我超假不归，严曾多次威胁说要好好惩办我。但我这会儿对付他，已是成竹在胸。以前我对严这类人是又恨又怕，现在我却用知识武装了头脑。知识就是力量，我的知识可归纳为以下几个要素：

对付有权柄的官员，你必须耐心，察言观色。说话进退留有余地，动之以情。最关键的是记住这些官员也是人，而不是神。他们看上去也许咄咄逼人，但他们都有自己的软弱之处。你得因人而异：对君子只需据理陈情，吁请他们高抬贵手。但这还得辅以关系，即使是正派的官员，也不愿得罪上级和同事。对小人则需动用“大炮”和“手榴弹”，他们才会缴械投降。70年代，送给官员最普通的礼物便是烟和酒。人们把烟戏称为“大炮”，把瓶酒叫作“手榴弹”。

于是我带了最精良的“武器”上路了：中华牌香烟和茅台酒。这还是一个亲戚帮忙给弄来的，他新近从秦城监狱放了出来，虽然还未官复原职，已经享有一定优待了，包括在北京那些特别的商店里购买商品。

我到得村里，决定先把严当小人来进攻一番。否则他会打官腔，摆架子，给我上纲上线，这就可能把事情搞糟，前功尽弃。要一步到位，我得把中华牌香烟送给他，这个牌子在中国是响当当的。事实上，抽中华牌在当时是身分的一种标志，只有少数高级官员才有机会抽上这种烟。我几乎可以肯定严以前从来没有碰过中华牌，且看他如何抵挡这一诱惑！他拿了这烟可以在别人面前摆谱，如果需要，他也可以转手当礼物去办他自己的事情。

天擦黑，我敲开严家的门。几句寒暄之后，我拿出两条大中华，放在炕上说：“这是我从家带来的一点儿心意，请别见外。”我脸上挂着笑容，把烟向他面前一推。

他在瞬间犹豫了一下，我看得出来。随即他便恢复了村里一把手的威严：

“你这是干什么？我不能收。拿回去！”

我当然不能就拿回去，但我也不能强迫他收下。一时间，场面变得尴尬起来。我只得转身给孩子们发一些糖果，这没关系。

然而这当口外面却传来敲门声，又有几个知青上门来了。我不由得一阵紧张，像是把手伸到别人口袋里的小偷被逮了个正着，浑身冒汗，满脸通红，脑子一片空白。

知青进屋后坐了下来，严笑着和他们打招呼，好像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一样，我也只得陪着笑脸同他们打招呼。再偷眼望望炕上的香烟，那是我最糟的一场恶梦，嚯，它们不见了！严用被子把它们盖了个密不透风。谢天谢地，我得救了！过了一小会儿，我站起来和他们说再见，这回笑得很轻松。这之后，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严不但同意给我转户口，连两年前探亲假的路费都给我报了销。我大喜过望，终于把事情办成了。等我回去，我的户口就会迁人河北省的省会石家庄，现在我父母都刚刚调到那里工作。下一步我们再想办法打回老家去，不管大炮还是手榴弹，能用上什么用什么。加上父亲的关系，母亲的指点，我自己的努力，以及现在得心应手的一套理论和实践，我想大大小小、上上下下的官员都不在话下。我心中自有一把万能钥匙，不论走到哪儿，我都能找到后门，打开它，昂昂然登堂人室，在中国这个社会里如鱼得水，无往而不利。

这时我忽然想到了袁，我最看不起的人。现在我又比她好到哪儿去呢？瞧瞧我自己！为了达到目的，我什么卑劣的事不愿千？哭也好，笑也好，天真或坦诚，愤怒或喜悦，什么表情做不出？甜言蜜语，送礼行贿。如果我有先见之明，料到日后我会变得这般俗不可耐，我何必当初不走袁那一步，直接回北京呢？当我为学到这可恨的逢场作戏的“知识”而暗暗得意的时候，知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我失去了我的纯真，失去了二姨教给我的志气。我放弃了道德原则，放弃了做人的尊严。我变得面目全非。一旦走到了这一步，想回头都不容易。如果说这是我为了在这个世界上进取必须付出的代价，也许真有些不值得。然而如果社会就是一口大染缸，谁又能披一身白纱从里面走出来呢？

半个月过去了，我即将永远告别凉水泉。不期然而然，我的心头掠过一种莫名的留恋。我会一连数小时四处漫步，试图把这儿的一草一木刻在记忆中。朋友们则没这么好的心境，他们讨厌这鬼地方。老宋一如既往，坚决不谈朋友。丽雅爱上了一个上海小伙子，他们相爱了好几年，直到他上大学才分手。

方有时和我一起散步。她征求我的意见，要不要和上海郊区崇明县的一个农民结婚。这是她父母的主意，籍此调回上海。但崇明毕竟不是上海，方又不愿和一个全然陌生的人一起生活，我们左右盘算，究竟是留在这儿还是嫁陌生人，两害相权取其轻。最后我认为她既然声称不再会爱上这儿的任何人，莫若横下心来选择后者赌一赌。她果然这么做了。

方的户口于是转到了崇明，后来她进纺织厂当了工人。80年代她给我来信，说她这辈子陷于这样的婚姻，做这么一份工作，再无其它奢望，唯一的想头就是将来儿子会有出息，过得好些。我读了信，不由责备自己为最好的朋友出了个馊主意，谁料得到3年之后所有的知青都能返城呢？方也许能在上海找一份更好的工作，嫁一个心爱的人。

我的男朋友周对我的一去不复返又能说什么？他说他为我高兴，也许是真心的，也许不是。怎么说都已经无所谓，我们彼此的爱与不爱也无所谓。俗话说“情势比人强”，我们所处的情势决定了我们的爱情只能是当地人说的“谎花儿”，鲜艳一时，不久就被风雨无情地吹落，结不出一点儿果实。

其实凉水泉大部分知青的爱情故事都以分手告终。1979年，大批的知青返城，上山下乡运动土崩瓦解。恋人们挥泪道别，劳燕分飞。即使是同一城市来的知青最后也分道扬镳。有些人进了大学，其他的做了工人、营业员，或干脆在家待业。在农村，我们大家都是知青，一般命运，回到城里，便高低立现。

周在我离开凉水泉后一年后和香结了婚。知青回城潮涌来时，他们留了下来。这使我最终相信周是真心认为知识青年应该扎根农村。在他告诉我香对我们的联系不能释怀之后，我们不再通信，我渐渐失去了他的消息。

离开凉水泉之前，看到江和老隋我总是心戚戚然。他们对我和周的关系知根知底，过去他们为了撮合我们，费了不少心机，到头来还是帮了周的倒忙。因为他们的生活和不幸擦亮了我的眼睛，我又怎么能对他们说这些话？而这个家庭的艰辛今我十分难过，老隋的病没有治好，医院也无能为力了，只能让他出院呆在家里。我去看他时，他似乎认了命，而最担心的是他的4个孩子。有一次他问我：“我死了以后，江要改嫁，孩子们怎么办？”我又能拿什么话来安慰他呢？

花儿和她父母为我饯行。开始时大家有说有笑，可是到了说再见时，花儿的眼泪哗地就下来了。她痛哭了很久，似有满肚子怨愤要宣泄。我默默无言，任何劝解都显得虚伪。我走了，她还得在这里呆下去，呆一辈子。她的才华终被湮没，心梦难圆。过去我把这些梦想灌输给她，这也同样是我的梦想，我想和她一起流泪，但又怕这成了鳄鱼的眼泪。

在中国，人就这么不平等。城市居民剥削着农民，剥夺了他们几乎所有的机会。便是这样，城里人对农民也没有丝毫感激！城市居民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对他们享受的种种特权视而不见，其实这些特权都是户口制度赋予他们的。他们却真的打心眼儿里相信他们睁眼来到这世上，就比农民高。我们这一代也许是唯一能打破这种偏见的一代，因为我们自己也曾身为农民。但最近几年，我看到即便我们这代也已把亲身经历抛诸脑后，他们一样把城市犯罪增加、空间变小等问题一股脑儿怪在农民头上。我只希望自己永远不要忘了在凉水泉我是什么人，不要忘了当时我心中所感到的不平。

正文 24 尾2声

一星期后，我回到家中，父母直把我当成凯旋的拿破仑。母亲觉得我已青出于蓝了，一定要我答应将来用同样的方法帮助弟弟们，我自是满口应承。我们随即搬迁到石家庄，我在那儿继续我的学业。

12月，父母回北京和小炼、小跃及二姨一起过元巳，我则留下看家。其实当时我家没有任何东西值得盗贼光顾，我这么说不过想为父母节约些车费罢了。这段时间内我完全自学。在农村的那些年我开始相信“老天有眼”、“善有善报”之类的老话，所以我得好自为之，这样父母也许很快会给我带来好消息。母亲说了，她这次到北京要想办法把我们全家都办回去。

10天后，我接到父亲拍来的一份电报。一如过去几次的电文，简简单单，上面写着：“母亡速回”。我毫不怀疑母亲发现了什么迁户口的捷径，她要我过去帮忙，去打通某个关系，走某个后门。她太棒了！她真是个天才！好吧，妈妈，我来了，我们一起打一场攻坚战，快把这件事做成功！

我冲回北京，准备大显身手，但母亲不在家。父亲告诉我，母亲前天，也就是1976年的1月7日，心脏病突发，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停止了呼吸。我愣愣地半天不相信这个消息，但父亲和二姨都在流泪，小炼和小跃也在哭，我只得迷迷瞪瞪地信了。

很快我在医院的停尸房里见到了母亲，我摸了摸她的脸和手，又冷又硬，和一块石头差不多。她的脸消了肿，眼睛却永远闭上了，她再也看不见、听不见我们喊她了。我这才开始哭出声来。

接着几天，我们戴了黑纱悼念母亲。街上的行人看着我们，以为我们在悼念周总理。那个星期，北京有无数人为总理一洒热泪。我们哭，别人只当我们在哭总理。可怜的母亲，她生前没过上几天太平日子，健康被饥馑所毁，学业因“文革”荒废殆尽，即便是死，也被一位伟人的死淹没得了无声息。可怜事还在后头。半个月后，父亲开始和一位老友重叙旧情。她是父亲与丁香分手后在1948年结识的，前几年离了婚。一个月后，父亲居然和她结为夫妻。所有人都为此震惊不已，我还算有思想准备，知道父亲这些年的苦恼，以及他无法使自己爱上母亲这样一个事实。我不能怪他，但我还是生了他的气。他在母亲去世后仅一个多月就再结婚这一举动深深地伤我的心。

父亲怎能这般无情无义？难道天下所有男人都这么没肝没肺？毕竞母亲爱他爱了27年，为他生了3个孩子，默默地尽其所能维持这个家。到头来她得到什么回报了呢？什么都没有！

我突然为母亲感到冤屈。在石家庄我们的新家里，我一个人幽幽地坐着垂泪：这间屋不久前还充满了希望，现在母亲撒手人寰，父亲新婚住在天津，这里人去楼空，到了停电时分，尤显冷清。坐在和我一样垂泪的素烛前，我无法集中思想学习，一任思绪飞回冀县，飞回北大荒，飞回北京我的童年时代。

父亲看不懂我求援的信，而母亲却看懂了。这么说究竟谁更关心我爱护我呢？后来的电报又是一例，母亲拟了那些电文。凉水泉的农民是决不会这么做的，他们相信说话要吉利，咒人的话早晚会应验。他们会说是那些电报咒死了母亲。

那么母亲自己呢？她是否也相信这些老经验呢？也许不会，她受过高等教育，又宣称自己是唯物主义者。但她骨子里也是中国人，过去我说小炼活不到5岁，她浑身发抖，脸色煞白，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当时我被她突变的神情吓呆了。这么说她其实也相信这类事，即使她永远不肯承认。然而为了把我从北大荒解救出来，她不顾自己的病躯，拟出这么几封电报。就因为她是我的母亲，她爱着我！

我也想对她说我爱她，可是现在太迟了。她在世时，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对母亲怀了这么一份爱心。我从未跟她交过心，否则她也许会像父亲那样和我成为朋友。母亲其实非常孤独，我感觉得到。回过头想想，我当时为她和父亲疏远还有点幸灾乐祸，我回家住，也许我母亲感到更痛苦，这就是为什么她老和我吵架的原因吧。

现在我好想对她道歉，可惜她听不见了。即使我走遍天涯海角，也不能再见她一面。过去我从未拉过她的手，更别说拥抱她或亲吻她了。而我想当然认为她应该在我需要她的时候出来帮我，初闻噩耗，我不还有点生她的气？觉得挺失望。我怎么能这么自私？我和父亲一样没心没肺，而母亲却一直默默地忍受疾病的折磨，从不抱怨。她为了这个家没完没了地操心，直到一头栽倒在地，再也醒不过来。

母亲去世使二姨也蒙受了巨大的精神创伤，这点倒是出乎我的意料。过去她们两人的关系相当微妙，在二姨这边，多年来她对我外祖母想用一个上海保姆把她撵走这件事耿耿于怀，后来发展到对所有的上海人都抱上了一种偏见。而母亲这边，小炼、小跃和我表现出对二姨的发自内心的亲情刺激着她，使她心意难平。暗地里，两人较劲较了许多年，同时两人又肩并肩支撑着这个家。母亲在世，二姨觉得这种暗地里的较劲蛮有味道，母亲去世，二姨整个精神从内心开始崩溃。

一个月我都能感到二姨的身体每况愈下（二姨和我之间有着一种神秘的交感）。过去几十年间她赖以支撑的勇气和信心一点点在消弥，没有了这些精神力量，二姨虚弱得不堪一击。她需要有人来帮她一把。我是她唯一能倚赖的人。小炼和小跃都还小，父亲呼之不应，沉浸在迟来的蜜月喜悦中。我必须尽快调回北京，如果我来得快，也许能把她从悬崖边拉住。我已经失去了母亲，我不能再失去老二姨！我一定要去救她！这次我清楚地意识到危险迫在眉睫，二姨时日无多，我心急如焚，日日夜夜我用心香向上苍祈祷。

那时我已开始在石家庄华北制药厂上班——父亲再娶之后，我不想再靠父亲养活自己。这家药厂的设备在当时还算先进，是苏联专家50年代设计的。1976年，这家厂的工人虽说有700名之多，工厂却是一个盈利单位。工人们穿着白大褂坐在操作台前，大玻璃窗和高高的天花板使车间显得明亮宽敞，这种工作环境是每个中国工人梦寐以求的。我是通过后门进的这家厂，否则以我的性别，厂方决不会收我。我一进得厂来，便抓紧时机和在北京工作的一名复员军人谈对调。

这名复员军人的妻子和孩子都是河北省的农民，他想把他们的户口弄到首都，想了各种办法还是徒劳无获。最终他放弃了努力，决定和我对调，这样我可以取得他的北京户口。当然我得先满足他提出的各种各样的条件，这花了我整整两年的时间。

1978年6月我终于办齐了一切手续，作为一个合法的北京市居民回到了首都。我搬进了二姨的房子，可是她没能迎接我。我回得太晚了。二姨就在这年早些时候离开了人世。

她刚开始得的只是一般的感冒，两星期后发展成了肺炎，住进了医院。我赶回北京照顾她，医院的环境很混乱，没有关系的病人受到医生护士的冷遇，护士说她们活儿太多，危重病人得有亲属陪床，亲属本来是帮助照看病人的，但到后来，除了注射之外，什么活儿都由亲属包揽了。

一个月时间里，小炼和我轮流在医院陪二姨，一班12小时，一人值日，一人值夜。小跃还小，父亲不在北京，没有第3个人来替换我们了。小炼和我咬牙一天天挺着，夜班尤其难熬，我们得睡在二姨床边的水泥地上，一间10来米见方的病房里有3张病床，我们和其他两位病人及其家属挤在一起。白天，尽管我们疲惫不堪，满心焦虑，还得强打精神去和医生护士周旋。

这一段日子自是艰难，却最终把小炼和我绑在了一起。在二姨的病榻旁，我平生第一次发现我原来是可以喜欢他。信任他的。在这个广大的世界上，在十数亿芸芸众生中，有些事仅限于我们两个人才能分享，比如对二姨的爱和对母亲的思念。我们的关系非比一般，毕竟是同胞手足。

而且那段日子我们像两个背靠背苦斗的武士，拼命抵挡已经向我们亲爱的老二姨投下巨大阴影的死神。我们两人中只要有一人挺不住，这场战斗就输定了。兹事体大，性命悠关。这一共识冰释了我们过去20年的宿怨前嫌。

二姨的病情稍见好转，她就不让我继续呆在医院里陪她，因为1977年底全国又恢复了高考。“文革”结束了，每个有志读大学的人现在都可以报名参考，而这回竞争是公平的。按我的情况，我得回到户口所在地石家庄去参加高考。如果我呆在北京陪二姨，就会失去这个难得的机会。

“小瑞，你快走，快走吧！别担心我，我没那么快闭眼！我还没帮着你把你的孩子带大哩，我怎么能死呢？我要你去考试，回北京来上大学！你听见了没有？”

她深陷的大眼睛望着我，眼里蕴藏着无限的爱心和炽热的希望。我无法抵挡，更不愿在她眼神里添上焦急和失望。我于是启程，在高考前一天回到石家庄。

那天从北京到石家庄一路大雪纷飞，极目四望，到处都是白茫茫一片。天空、原野、村庄、道路……真是不祥之兆，仿佛整个世界都穿了孝服。我心里突然难受得不行，我应该相信我的直觉，返回二姨身边。我的直觉不会欺骗我。果然在我走后，二姨的病情急转直下，不几天，她就去世了。

高考的结果出来了：我考得名列前茅。但我决定不上大学了。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心急火燎，连夜乘车赶到石家庄来向我晓以利害。

“你要知道如果你上了大学，毕业后就是国家干部，前途就有了保障！国家会给你安排一份工作，比你现在的工作好得多。过去我一直以为你很想上大学，而‘文革’剥夺了你上学的机会。我的老战友李在河北省负责招生工作，他说根据你的成绩，你可以进河北省的任何一所大学，就是北京的大学也没问题。可是你现在又说你对此不感兴趣了，你这是为什么？你知道有多少年轻人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就想上大学！”

我当然知道，我们厂里不少青年工人也参加了考试，但都考砸了。他们开始挺羡慕我，后来有些人说我是傻瓜，这些人是我的朋友，他们为我着急，认为我的决定大错特错。其他人则在背后说古怪。他们不喜欢我，我心中有数，但我不予理会。

二姨和母亲死后，不少从前我会很在乎的事一下子变得无足轻重起来，包括我在别人眼里是否成功这类事。世界是一片荒漠，我是其中的一颗流沙。那些在乎我的前途，为我感到骄傲或惋惜的人都已离我而去了，我为什么还要上大学，花4年时间去学那些我已经掌握的知识呢？就为了换一纸大学文凭吗？我真看不出这有什么意义。

于是我没有上大学，而是回到北京，住进了二姨的房子。我一个人在这儿住。小炼和小跃在二姨死后便搬了出去。屋子里弥漫着二姨的气息，她的精灵日夜与我为伴。

墙上挂了件旧的大衣，那是二姨从瑞士回来后买的，她每个冬天都穿着。22年了，外面的蓝棉布几乎变成了黑色，油腻的袖管磨得发亮，里面的皮毛也快磨秃了。我将大衣紧紧抱在怀里，一闻到二姨身上熟悉的气味，眼中止不住含满了热泪。小时候，我从这件大衣的口袋里偷出钱来，等着她像我父母一样数落我这个坏女孩，等到的却仍是爱心和信任。她就这样挽救了我，使我永生感激她。

抽屉里，在生锈的针和缠在一起的线头中，我找到了一只银质的顶针，这是二姨的陪嫁。顶针像一只大大的戒指，二姨做针线活儿时把它戴在中指上。这顶针跟随了她半个多世纪，几百万的针脚，针头把顶针的小孔连成了一道道槽。它们是证人，告诉我二姨以前守寡时如何自食其力，不但养活自己，还把两个孩子拉扯大。她失去两个孩子之后，又把爱心给了我们，特别是给了我。然而到了1968年，我也远走高飞了。

二姨等我回到她这间小屋一等就是10年。只要一想到假如我们又能团聚，重在同一屋檐下生活，将会多么幸福和谐，我的眼泪就止不住簌簌往下掉。二姨也在和我一起哭泣，我能在风中听见她的悲声。就是怀着这一憧憬，我离开医院回石家庄去应试，从此我的心将被无尽的悔恨噬啮，一如二姨过去的经历。

50年代，二姨这个从未出过远门、目不识丁的家庭妇女，为了帮她的儿子成家，毅然随我们到瑞士呆了5年。等她攒够了钱，儿子却再无缘享用了。她当时在这个房间里，一定也像我这样，感到万般的虚空与无奈。为什么我们的努力总是徒劳？其实还不单止是徒劳，二姨本来还可以跟她的儿子厮守着，度过最后几年的宝贵时光，我则失去了挽留二姨的最后机会，至少我应该在她离开这个世界时守在她的身旁。

命运！这就是她的命，这就是我的命！命运残酷无情，跟我们开了一个又一个恶毒的玩笑。让我们做些甜美的梦，然后再用完全相反的现实来讽刺我们。我们越是挣扎奋斗，收获的悔恨也就愈深重。但在二姨的整个一生中，她从未放弃过希望，也没有放弃过善待别人的爱心。

“小瑞，你快走，快走吧！别担心我，我没那么快闭眼！我还没帮你把你的孩子带大哩，我怎么能死呢？我要你去考试，回北京来上大学！……”

即便是弥留之际，她还怀着深切的希望，对我，对她自己，对她命定见不到的孩子。

想到二姨，我明白我不能自暴自弃，我得努力。她把我一手抚养大，我就是她的亲女儿。我应该继续她未竟的希望和奋斗，尽管我现在有了切身体会：希望往往带来一颗破碎的心。慢慢地我开始考虑我应该去读研究生。第二年我参加了考试，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录取。这次我毋须通过关系走后门，竞争是公平的。

接下来的两年，我攻读英语新闻写作。我们系设在中国官方第一大报——人民日报社大院内，老师却全是美国人和加拿大人，这在即使两年前也是不可想象的。通过他们，外部世界的信息涓涓细流般渗入我们的心田，我难以抑制自己的好奇。

早些时候我曾立志作一名真正称职的记者，深入查访，披露谎言，让读者听到不同的声音，以免再像我们那样误人歧途。但到了1980年，政治气候再度变得寒冷起来。我开始意识到，记者的职业将使我不能像一般人那样保持沉默，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说谎唱高调，要么说真话并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讲真话并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唔，1979年公诸世人的张志新的故事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她说了真话，等待她的是监禁、离婚、强奸，临刑前她的喉管都被人割断了。但如果不是一些领导决定公开她的事迹，谁又听得到她对“文革”的抗争？我既不想付这么惨重的代价，又不想漫无边际地等待，“文革”已经耗费了我12年的光阴，我已经不再年轻，谁知道中国还要等多少年才能等来新闻出版自由！我还是好好走自己的路，不枉此生吧。

我爱国心依然，但我久已不再梦想成为救黎民于倒悬、引他们至大同世界的英雄了。我深知自己没有卓越的见识和勇气，我只是一个寻常女子，喜欢读好书，想亲眼看世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如此而已。在1981年春，这一希望顿时有了实现的可能，至少对我们中的幸运儿而言。我的一位朋友刚去了英国，同班同学也有准备到美国去读研究生的，有些已经寄出了申请。

我不敢奢望自己能有这般好运，可是每天半夜3点醒来，在黑暗中我看见略微卷起的竹帘之外游离着一个挥之不去的出国梦。每念及此，我睡意顿消，热血上涌，心跳加速。

机会现在看似渺茫，但更可能在你采取行动之前，连这机会都烟消云散。国家的大门可能再度关闭，我应该抓紧行动，不然就只能落得后悔。试一下，天意让我走不成，我也不会太伤心，毕竞“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过去母亲绞尽脑汁帮我办户口的时候，父亲总拿这句话泼母亲的凉水。我最不喜欢他这么说了，现在我却发现这句话大有深意在。

在这个念头的鼓舞下，我骑车直奔北京图书馆，在那儿找到几本介绍美国大学的小册子。我挑了3所，3是个幸运数：东海岸的马萨诸塞大学，读比较文学专业；西海岸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英国文学；另一所是堪萨斯州的大学，读社会学。虽然我对这些大学几乎一无所知，但我还是寄出了申请。我对整件事并不抱有太大希望，因为我一没钱，二没海外关系。

不出所料，我不久就收到堪萨斯大学的回信：他们无法为我提供奖学金。真遗憾，在美国中部当一个社会学家的梦就此破碎。我们新闻系的阅览室有几十种中外杂志，晚些时候，我不知在《新闻周刊》还是在《时代周刊》上读到一篇文章，报道一个冷血杀手专门残害和我同年龄的女性，他眼下现正在洛杉矶逍遥法外。我不由倒吸一口凉气，这则新闻使我联想起中国媒体在过去许多年中在美国问题上所作的宣传：美国是个充满暴力、犯罪、精神空虚、道德沦丧的地方。我一时也弄不清这种宣传到底有多真实。小心总是没大错，不是说有钱难买后悔药么？我还是别去加州为妙。

剩下的只有一个选择了，这里的形势却越来越不利。那一年，有些领导忽然害怕中国人才外流，鼓励研究生留学的政策来了个急刹车。结果我所在的研究生院拒绝为我开具成绩单以及任何对我申请有帮助的材料。拿不到这些证明文件，当时中国又没有开办托福和研究生入学考试，我手上所有的材料仅有美国老师写的两封推荐信和我写的一篇关于的文章。

当然，单凭这些申请材料，任美国或世界上哪一所学校都不会录取我，更别提经济资助了。但我对留学这个念头已经欲罢不能，不到山穷水尽不肯轻言放弃。于是我坐下，给马萨诸塞州大学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叙述了我在“文革”中的经历，希望我能用言辞表达为什么我这么渴求一个出国学习的机会。

上天见怜，信转到几位热心肠的教授手上，他们把信又交给了一位同样古道热肠的老院长。不久我就听到了好消息：我被马萨诸塞大学录取为比较文学系的研究生，老院长还为我在东亚研究系特别设立了一份助教工作，这样我从一开始就能在经济上自立了。

直如梦想成真，得知马萨诸塞大学为我做的一切，我非常感动。但要实现这个梦还需翻越关山重重：如果两个月内我得不到一级级部门的批准，拿不到护照，我的留学梦仍是一堆肥皂泡。而且我看得出来，在当时的情形下，要打通这些关节难于上青天。我必须动用所有关系，敲开一扇扇后门，带着笑脸，求人说项，上下左右，百密一疏都会功亏一武我烦透了这求人的事，但1981年的整个夏天，我都马不停蹄地为此事奔忙。白天晚上我骑着自行车满北京乱转，有如热锅上的蚂蚁。系里另外两个男同学也在忙同样的事，我们交换信息，有一种战斗在同一战壕里的感觉。

到了9月初，我终于办齐了出国手续。另外两个男同学的申请却落了空。他们当然对那些卡他们的官员恨之入骨，而且连我也一起恨上了。于是他们控告我走后门。对此我又如何能为自己洗刷辩白？我的确走了后门，但如果说我热衷于这种后门交易，我却只能苦笑一声：如果局势开明、政策合理的话，我又哪里用得着走后门呢？我的请求，和他们的请求一样，都是完全合法的，问题在于经过“文革”，虽然有些前门还是开着，但更多场合，如果没有关系，合理的请求一样石沉大海。

为此，我深知只要还在中国，就逃脱不了后门交易。每次事到临头，不期而然准要这么做。比如叔叔从盐场平反回来，没有工作单位，有一个研究所愿意要他，但那年招人的指标用完了，他问我能不能帮他这个忙。我知道这个忙还是可以帮到的，而且我觉得经过这22年的磨难，他应该得到些补偿，有一个像样的工作单位。再说他是我的叔叔，奶奶说过了，我会帮他的。她料事如神，我的确帮了他，然而我内心难耐困惑。

是不是目的合理就可以不择手段呢？我想过去母亲帮我的时候一定也被同样的问题困扰。她的一生都忠于党，信奉共产主义，而另一方面，她又放不下她的女儿。她知道如果她不帮我，没人会来帮我，我会长年陷在北大荒，也许还会惨遭不测……但她对她的所作所为又不能完全释然。难怪那些日子里，她只和我讨论“战略战术”，而极力回避她在道德上所面临的两难之境。

现在我迈出国门，终于可以和后门交易作别，我深深舒了口气。真怕长此以往，有朝一日我会不能自拔，丧失最后一分是非观念。从此我可以凭真才实学和别人公平地竞争，那种畅快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胜了，充溢的是成功的喜悦而非内疚；如果败下阵来，我会在下一轮加倍努力，而不会怨天尤人。我知道美国竞争之激烈，再没铁饭碗可捧。而且这次我是单枪匹马出国门，不像30年前我离开中国时，二姨抱着我，父亲在我身边。

飞机即将带我横跨大洋，送我踏上新大陆。登机时，我口袋里只有50美元，这还是向人借的。但我并不贫穷，我随身带着继承来的一大笔财富：二姨的志气，奶奶的天目，母亲的精力和急智，父亲的达观和胸怀，还有我从农民那里接受的再教育……桩桩件件，日积月累，成了我的内核，我性格的底蕴。将来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变，我的其它方面会变，但这一内核决不会变。这些年的风风雨雨，从研究生到大学教师，不论我走到哪里，不论我做什么工作，只要我能时时与这内核相接，我便明白我是谁，我要的是什么。我也许会感到孤独，也可能会受到挫折，但我不会迷失在茫茫的大千世界上。

至于“文革”的记忆，那些美梦和恶梦，我都让它们形随左右。只要我活着，我就不敢稍加忘怀。即使它们常常以痛苦和耻辱刺激我，也不应稍加忘怀。援用鲁迅的比喻，我和同辈们是吃蜘蛛的人。早在我们之前，我父母和他们的同辈也已在吃蜘蛛了。蜘蛛难以下咽，而且有毒，但对我来说，却是一剂苦口的良药。我吃的蜘蛛使我明目醒脑，因为它们，我珍惜自由，看重人的尊严，对异见更加宽容，对大大小小的谎言不为所惑。我觉得作为一个人，不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除了为儿子和自己谋生之外，我还怀着更重要的责任，其中之一便是将我们付出了如此巨大的牺牲而换来的教训传诸世人，包括生活在中国的新一代的年轻人，使这些教训成为后事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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