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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十五年》 正文 本书自序 这是一本以“行走”为主题的文选。 几位重要的朋友动员我出这样一本书。他们告诉我，我的那些老对手最近有了新的动向，盗版的重心已经从文集转向文选。我问为什么，他们说：“你的文集出了好多本，一般读者出门在外图轻便，更愿意买文选。”因此，朋友们希望我出一本用轻纸印刷的文选，来打破一下伪本文选的垄断。这个主题，也是他们建议的。 但是，从开始，读者已经熟悉我有关“行走”的很多文章。这次有没有可能，把选择的重点往后挪？几经讨论，便形成了本书的结构方式： 一、汇集我所有“行走”文集的序言，置之卷首，借以概括我在这方面的基本历程。 二、原则上只选、、、《千年一叹》中的文章，都是我十五年来考察中国和世界各大文明时所写的篇什。本来那些完整的考察过程很难作片断性抽离，这次试着抽离一次。 三、余下的部分，集中表现“行走”的思维品性，选了几篇例证性的文章，说明我在路上遇到中国历史重大难题时的思考方式和表述方式。而有关小人的文章《历史的暗角》，初一看似与“行走”无关，其实写的是离开人群后纔能看清的人格色差，也属于只有在出走后纔能完成的作品。 由此可见，本书突出了“行走”的开阔性和思考性。 这理解来自于我的亲身体验，而且是整整十五年的体验。 这十五年，我基本上是在路上度过的。 这十五年，就年龄而言，是我一生最好的时期。 那么，也就是说，我的生命主调，将由一条条路来绾接。泥的路，沙的路，布满枪口的路，烟霞迷蒙的路。 李白说，行路难。但他一直在走，走到生命的尽头。他把滔滔江水中明月的倒影，作为一生脚步的句号。谁也不知道那天夜晚他究竟是酒醉还是失足，是主动还是被动，但谁也想不出另一种更好的结束方式。他的明月就是他的故乡，这触及了一切行旅者的精神结构：家在极远极近处。他就这样回家了。 行旅者的精神结构是独特的。从表面上看，人人都会有一点外出的经历，有的人由于谋生职务的需要还会走得很远，但他们未必拥有行旅者独特的精神结构。这种结构，是对常态情思的多重背反；这种背反，大陆称为悖论，台湾称为吊诡，虽是哲学命题却裹卷着苍凉的感情；这种感情，沈在心底，压在喉口，无可名状；虽然无可名状，一旦撞见却能立即感受，如荒村见故旧，陌路遇知己。 例如，当年刚刚听流行歌曲时心态迟钝，难为所动，奇怪那些年轻歌手为什么如此健康却为琐碎的烦闷大喊大叫。但是，有一天突然听到三毛写的“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时，耳膜一震，百脉俱开，剎那间认识了那个三毛。现在有人用常态情思调查三毛，那恰恰表现了两种精神结构的差异。 我并不认为行旅者的精神结构对人生是重要的，因此也不把它当做择友的标准。例如，我的好友周涛对三毛的这几句诗就缺少好感，总觉得怎么一开口就是“不要问我”，谁问你了？原来我的这位长期骑在马背上游牧草原的诗人其实并不喜欢旅行，他喜爱的倒是居家安静，因此不容易体会三毛的语境。请设想一下，当你以一个东方人的形象不断出现在一个个西方小镇老街中的时候，每双眼睛、每个窗口都在向你发问，而且显而易见的第一个问题总是“你从哪里来”，但又都没有发出声音。于是你心中千遍万遍地用三毛的诗句来默默回答，正因为是千遍万遍，这种回答的潜在声调必然变得空旷、凄楚、豪迈。一般歌手唱不出这般神韵，后来在电视里见到我的另一位朋友费翔老弟胡子拉碴地在远方长街间边走边唱，衣衫草草，双目迷茫，便心中一抖，想，就是他了。原因只有一个，费翔本身就是一个行吟万里的流浪者。 感应总是互相的，我敏感到了他们，他们也敏感到了我。这其实并不决定于我是不是写旅行，就像很多喜欢谈球的人未必能被真正的球迷看做是同类。探险家余纯顺先生在罗布泊遇难后，人们发现他仅有的几件最后遗物中有我的。对此我很感动却不惊讶，因为我听过他的一个演讲录音，早已知道是真正的同类。所以当几家报社要举办他的事迹展览邀我写一篇序文时，我二话不说就答应了，自信只有我能说出一些让余纯顺先生在天之灵满意的话。 另一位至今健在的探险家刘雨田先生更是直接地找到了我，见面便四目直视。他的目光很快柔和了，对我说：“城市使我寂寞，为了摆脱这种寂寞，我来到沙漠。” 这便是可以称作悖论或吊诡的行旅者独特的精神结构，超出常态情思很远。刘雨田先生对着我的眼睛说这番话时，活像秘密组织的接头暗号。当时边上有几位记者，以为刘雨田先生是故作幽默，哈哈大笑。只有我没笑，刘雨田先生的眼光穿过笑声向我求援。 求援只有确认，再一度确认我是不是他的同类。 记者们的发问已经环绕耳边：“你出走，是否因为感情受挫？”“你是否拍了很多照片准备几年后结集出版？”“出行的资助者是谁？给了多少？”…… 一切问题都合乎常情。离开人群很久的刘雨田先生不知如何对付这种追问，他嗫嚅了，想探寻发问者的逻辑。 我连忙一把拉着他走出人群，因为我知道那种逻辑是一个恐怖的泥潭，一旦陷入很难拔得出来。但这种逻辑像人群一样密集和广阔，因此使得未曾陷入的人如独步于太古洪荒。那就是他的感觉了：“城市使我寂寞。” 我显然比他更了解城市，正如他比我更了解沙漠。这也就是说，我比他更了解他所说的那种寂寞。他以飘然长发和细密的皱纹告诉我沙漠行走者的艰苦，而我要告诉他的有关城市的寂寞，可能对他这样的硬汉来说也显得过于残酷。我的故事太多，说起来让人难以置信，连故事结构也近似各民族早期那种童话式的民间故事。例如，在都市间一片不亚于山盟海誓的友情许诺声中，突然闯进来一个身份不明的盗贼，他也只是呼啸一声罢了，谁知许诺声顷刻哑然，甚至有的还去应和那种呼啸声。那么，究竟哪种声音是真实的？我的答案，倾向于两种都不真实。许诺本不可信，如果说它们会在顷刻之间全然变成了呼啸声，也不可信。面对这种双重的不真实，我们能做什么呢？我看还是把它们全都看成海市蜃楼，然后独自行走。这样，我也就把城市走成了沙漠。 这话说得有点绕，但我的同类全懂。 正这么想，有人敲门，进门后说，来自长江边，李白自沈地。当地人民为千年前的那最后一步，重修台阁，选我写记。他们选我，是因为看了我的书。由此可见，旅行者之外还有知音。 现在，我的那篇记，正以金字镂刻在高大的汉白玉碑上，树立在万里长江边。玉碑脚下，是江涛的呼啸声，年年月月，日日夜夜，哪里还听得见别的呼啸声和应和声。 这么说来，旅行者背后还有可以信赖的东西。但是这种东西不管有没有，都不会影响我远行。我想过了，如果没有，我必须放胆远行；如果有，我可以放心远行。总之，永久的远行。 这本书收录了我考察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十五年间写下的小部分文章。我的考察，路虽不少，但主要还是在寻找各大文明的“经络系统”和相关“穴位”，因此一路上所遇到的艰难是双重的：行旅的艰难和思考的艰难。 其实还有一项更隐秘的艰难，那就是表述的艰难。我不能把行旅者独特的精神悖论展示给读者，也不能把路上已经解决了的艰难说得危言耸听，更不能把思考中尚未获得晓达的障碍丢给读者，以上这重重迭迭的表述的艰难，几乎贯穿了我十五年的全部时日。因此，读者看到的这些文章，不管表面上如何轻松洒脱，字字句句都伴随着生命的全方位煎熬。我历来非常珍惜自己的文字，这是读者能理解的。我考察中国文化的篇什被选编和转载得较多，这次选择主要偏向于我考察世界文化的部分。 是我开始这场考察的最初、最重要的帮手。如果没有把我在寂寞长途中的种种感觉及时地传达给读者，我的行走就会像深夜小巷中听不到自己的脚步声，很可能因恐惧而返回。那么，我也想借这本书，对道一声感谢。（二ＯＯ二年九月二日初稿十二月二十六日修改） 正文 文化苦旅·序 我在好些年以前写过一些史论专著，记得曾有几位记者在报纸上说我写书写得轻松潇洒，其实完全不是如此。那是一种很给自己过不去的劳累活儿，一提笔就感觉到年岁陡增。不管是春温秋肃，还是大喜悦大悲愤，最后总得要闭一闭眼睛，平一平心跳，回归于历史的冷漠，理性的严峻。由此，笔下也就一派端肃板正，致使海内外不少读者一直认为我是一个白发老人。 我想，任何一个真实的文明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在心理上过着多种年龄相重迭的生活，没有这种重迭，生命就会失去弹性，很容易风干和脆折。但是，不同的年龄经常会在心头打架，有时还会把自己弄得挺苦恼。例如连续几个月埋首于砖块般的典籍中之后，从小就习惯于在山路上奔跑的双脚便会默默地反抗，随之而来，满心满眼满耳都会突涌起向长天大地释放自己的渴念。我知道，这是不同于案头年龄的另一种年龄在捣乱了。助长这种捣乱的外部诱惑也很多，你看眼前就有一个现成的例子，纽约大学的著名教授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ｃｈｅｅｒ比我大二十来岁，却冒险般地游历了我国西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回到上海仍毫无倦色，逛城隍庙时竟像顽童一样在人群中骑车而双手脱把、引吭高歌！那天他送给我一部奇怪的新着，是他与还在读小学的小儿子合着的，父子俩以南极洲的企鹅为话题，痴痴地编着一个又一个不着边际的童话。我把这本书插在他那厚厚一迭名扬国际的学术著作中间，端详良久，不能不开始嘲笑自己。 即便是在翻阅中国古代线装本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前辈不少人远比我们想象的洒脱和放达，苏东坡曾把这种劲头称之为“老夫聊发少年狂”。你看他左手牵猎狗，右手托苍鹰，一任欢快的马蹄纵情奔驰。其实细说起来，他自称“老夫”那年还不到四十岁，因此他是同时在享受着老年、中年和少年，把日子过得颠颠倒倒又有滋有味。 我们这些人，为什么稍稍做点学问就变得如此单调窘迫了呢？如果每宗学问的弘扬都要以生命的枯萎为代价，那么世间学问的最终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如果辉煌的知识文明总是给人们带来如此沉重的身心负担，那么再过千百年，人类不就要被自己创造的精神成果压得喘不过气来？如果精神和体魄总是矛盾，深邃和青春总是无缘，学识和游戏总是对立，那么何时纔能问津人类自古至今一直苦苦企盼的自身健全？ 我在这种困惑中迟迟疑疑地站起身来，离开案头，换上一身远行的装束，推开了书房的门。走惯了远路的三毛唱道：“远方有多远？请你告诉我！”没有人能告诉我，我悄悄出发了。 当然不会去找旅行社，那种扬旗排队的旅游队伍到不了我要去的地方。最好是单身孤旅，但眼下在我们这儿还难于实行：李白的轻舟、陆游的毛驴都雇不到了，我无法穿越那种似现代又非现代、由拥塞懈怠所联结成的层峦迭嶂。最方便的当然是参加各地永远在轮流召开着的种种“研讨会”，因为这种会议的基本性质是在为少数人提供扬名机会的同时为多数人提供公费旅游，可惜这种旅游又都因嘈杂而无聊。好在平日各地要我去讲课的邀请不少，原先总以为讲课只是重复早已完成的思维，能少则少，外出讲课又太耗费时日，一概婉拒了，这时便想，何不利用讲课来游历呢？有了接待单位，许多恼人的麻烦事也就由别人帮着解决了，又不存在研讨会旅游的烦嚣。于是理出那些邀请书，打开地图，开始研究路线。我暗笑自己将成为靠卖艺闯荡江湖的流浪艺人。 就这样，我一路讲去，行行止止，走的地方实在不少。旅途中的经历感受，无法细说，总之到了甘肃的一个旅舍里，我已觉得非写一点文章不可了。 原因是，我发现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说明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和它对我的长期熏染造成的，要摆脱也摆脱不了。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常常像傻瓜一样木然伫立着，一会儿满脑章句，一会儿满脑空白。我站在古人一定站过的那些方位上，用与先辈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着很少会有变化的自然景观，静听着与千百年前没有丝毫差异的风声鸟声，心想，在我居留的大城市里有很多贮存古籍的图书馆，讲授古文化的大学，而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却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大地默默无言，只要来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这种奔泻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结果，就在这看似平常的伫立瞬间，人、历史、自然混沌地交融在一起了，于是有了写文章的冲动。我已经料到，写出来的会是一些无法统一风格、无法划定体裁的奇怪篇什。没有料到的是，我本为追回自身的青春活力而出游，而一落笔却比过去写的任何文章都显得苍老。 其实这是不奇怪的。对历史的多情总会转换成对历史的无奈。培根说历史使人明智，也就是历史能告诉我们种种不可能，给每个人在时空坐标中点出那让人清醒又令人沮丧的一点。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英气是以尚未悟得历史定位为前提的，一旦悟得，英气也就消了大半。待到随着年岁渐趋稳定的人伦定位、语言定位、职业定位以及其它许多定位把人重重迭迭地包围住，最后只得像《金色池塘》里的那对夫妻，不再企望迁徙，听任蔓草堙路，这便是老。 我就这样边想边走，走得又黑又瘦，让唐朝的烟尘宋朝的风洗去了最后一点少年英气，疲惫地伏在边地旅舍的小桌子上涂涂抹抹，然后向路人打听邮筒的所在，把刚刚写下的那点东西寄走。走一程寄一篇，逛到国外也是如此，这便成了上的那个专栏，以及眼下这本书。记得专栏结束时我曾十分惶恐地向读者道歉，麻烦他们苦苦累累地陪我走了好一程不太愉快的路。 当然事情也有较为乐观的一面。真正走得远、看得多了，也会产生一些超拔的想头，就像我们在高处看蚂蚁搬家总能发现它们在择路上的诸多可议论处。世间的种种定位毕竟都还有一些可选择的余地，也许，正是对这种可选择性的容忍幅度，最终决定着一个人的心理年龄，或者说大一点，决定着一种文化、一种历史的生命潜能和更新可能。 历史告诉我们种种定位，又告诉我们任何一种定位都不是先天的，都是前人选择的结果。就连故乡，也只是祖先流浪长途中的一个留驻点。由选择到难于选择，于是留驻成一种无奈；然而再大的无奈也没有堵塞后人选择的机会，因此人总会不断地寻家又弃家，成为永恒的异乡人，一再从无奈的留驻中重新找路，重新出发。 我抛弃了所有的懮伤与疑虑，去追逐那无家的潮水，因为那永恒的异乡人在召唤我，他正沿着这条路走来。 泰戈尔： 基于此，我的笔下也出现了一些有关文化走向的评述。 我无法不老，但我还有可能年轻。我不敢对我们过于庞大的文化有什么祝祈，却希望自己笔下的文字能有一种苦涩后的回味，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 当然，希望也只是希望罢了，何况这实在已是一种奢望。 （一九九一年春） 正文 文明的碎片·序 一 一九九四年春天一个寒冷的雨夜，我与《文汇报》记者徐 民先生在上海好望角宾馆相邻而居。直到深更半夜，徐先生还坐在我的房间里询问我一些问题。 徐先生问：“这些年海内外对你的散文评论很多，你如何评论自己在当代中国散文界的地位？” 我笑道：“为了免除作前后左右比较的苦恼，能不能允许我不把这些东西称作散文？现在被收入散文选的古代人书信和外国人讲稿，当初一定不是作为散文来写的吧？” 我说的是真话。现在我们周围的这个界那个界，已渐渐从以前的专业结构序列转化为人事关系网络，但不管是序列还是网络，我都觉得头痛。序列晾人，网络缠人，不小心一脚踩进里边，麻烦甚多。我为了谋生已经踩踏过好几个“界”，总是蹑手蹑脚地进去，又步履沉重地躲开，好不容易躲出了一点自由和松快，何苦又一头钻进散文界里边去？我写那些文章，不能说完全没有考虑过文体，但主要是为了倾吐一种文化感受。这些年来，这种文化感受越来越强烈，如鬼使神差一般缠绕心头。奇怪的是，虽然强烈却无以名之，因此也无以尽之，写了一篇觉得不够又写一篇，从系列写到系列，老想不写却还在写。 ——我把这些意思告诉了徐甡民先生。 徐先生说：“我觉得你的这种文化感受有多重主题，但又觉得其中有一二个主题是频繁浮动的，你能约略归纳一下吗？” 我沉默了，回想着这些年的自己。是啊，写作每一篇文章都有各自的题材和主旨，那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结线是什么？我究竟是凭着什么样的精神标准把这么多陈旧的故事快速召来又依次推出的呢？说到底，这片土地、这个时代，给了我一个什么样的文化指令，使我坐立不安？ 此时已是下半夜，窗外的雨下得更大了。这个宾馆不知为什么起了“好望角”这样一个让人动心的名字，我一走神就觉得自己身处非洲南端的航海要道上。风雨交加的海天间应该有一座影影绰绰的灯塔吧，射出的光亮在黑雾白浪间明灭闪烁。我回过神来对徐甡民先生说：“至少有一个最原始的主题，什么是蒙昧和野蛮，什么是它们的对手——文明？每一次搏斗，文明都未必战胜，因此我们要远远近近为它呼喊几声。” 徐民先生读过我的大多数文章，赞成我的这一表述。 二 蒙昧——野蛮——文明，这实在是一个老而又老的话题。人类学家常常把它们作为人类早期演进的三大阶段，那么，我们当然早已进入文明，而且千万年下来，早已进入一种充分成熟的文明。我们的一切举止作为，好像应该都有一些心照不宣的公认前提。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蒙昧和野蛮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时时滋生。它们理所当然地把嘲谑和消解文明作为自己的生存本能。没想到文明对此毫无警觉，它太相信那个所谓心照不宣的公认前提，对周围的世界仍然一往情深。 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把并不存在的文明前提当做存在。文明的伤心处，不在于与蒙昧和野蛮的搏斗中伤痕累累，而在于把蒙昧和野蛮错看成文明。 在法西斯屠杀无辜平民的现场，一个母亲高举着婴儿喊道：“他还是个孩子！”然而喊声换来的是笑声和枪声。她原以为还有一个在人性边界上的最后前提，事实上这里已没有这个前提。 在“文革”初期“破四旧”的熊熊火光中，一位老人抓住了一双握着几卷古画的手，低声相告：“这是郑板桥的真迹！”然而还没有等他说第二句，一蓬新的火焰早已腾起。他原以为还有一个文化价值上的起码前提，事实上这里已没有这个前提。 固然，这些都是特例。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只要举目四顾，原以为有前提而事实上没有前提的实例比比皆是，只不过性质完全不同于杀人放火这样的特例罢了。 举一个最没有法律价值的例子吧。报载，有一天上海街上一辆公共汽车突然熄火，驾驶员请求乘客们下车推一把帮助发动，请求来请求去，下来推车的是一帮去春游的小学生，大人一个也没有下车。小学生们憋着吃奶的劲儿竟然推动了这辆挤满大人的车，而当他们上车一看，他们原先的坐位早已被大人们抢走。 ——车上的大人们怎么了？怎么会卑劣得如此一致？堂堂七尺，衣冠楚楚，却一起丢失了文明社会最基本的前提！我们的愤恨，也只有在一定的前提下纔能发生，没有前提，你再愤恨他们也无动于衷。 那么，孩子们为什么会下车呢？因为他们还有前提。孩子有前提而大人没有前提，可见这里有一个失落过程。失落在何时何处？记得上海一家电台曾为此而开了一次讨论会。 讨论会上，一位乘客说，他过去遇到类似情况时也曾下来推过车，但公共汽车一旦被推动就直驶而去，把推车人丢在半道，一次两次，大家就吸取教训，不愿推车了。 这显然是一个理由。我本人也遇到过推动了车却被丢下的恼人事情。于是再找司机参加讨论，一位司机说，车好不容易发动之后要开一程纔能停下，看看那些推车人追不上也就不停了…… 全有理，每一个理都说得通，但这些理的总和却是卑劣。这说明，社会上万事万物各自的理由组合不成文明。文明是对琐碎实利的超越，是对各个自圆其说的角落的总体协调，是对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基元性原则的普及，是对处于日常迷顿状态的人们的提醒。然而，这种超越、协调、普及、提醒都是软性的，非常容易被消解。以上这个事件证明，消解文明的日常理由往往要比建立文明的理由充分。这便决定，文明的传播是一个艰难困苦、甚至是忍辱负重的过程。 阿子们推车，我想，要感谢他们的老师，感谢安徒生和诸多美丽童话的构建者，也要感谢他们的父母，这些父母自己有可能已成了不肯推车的大人，但他们心底还会埋藏着一个有关善的梦影，在教育孩子时常常会高于自身的品行。熙熙攘攘的大街，人类拥挤的河道，生命密集的走廊，一双双稚嫩的小手推动着一群躲在钢板里的表情漠然的大人，这件事实在是一种会让人思虑再三的象征性造型。人类的童年和成年，竟是这样一个结构？文明的建造和失落，竟是如此快速？我们不能不惶恐，今天欢天喜地地推着车的孩子，会不会过几年也成了不推车的一群？社会阅历和生活经验，难道只会教会他们剥除文明？ 剥除文明的最后结果，就是容忍邪恶，无视暴虐，文明被撕成了碎片，任人搓捏和踩踏。人类历史上一切由人类自己造成的悲剧，大半由此而生。 三 最强大的哲人也无力宣称，他可以从整体上营造一种文明。人们能做的极致，也就是为社会和历史提供一些约定俗成的起码前提。这些前提，是人性的公理、道义的基石、文化的共识、理性的入门，也就是世俗社会所谓的常情常理。没有这一切，社会无以构成，人类无以自存，因此，所有良知未泯的文化人都应该来参与构建文明前提的事业。当然很吃力，就像那些孩子，推不动还要推，推动那么多漠然者，推动那么大的一个钢壳子，在闹市间缓缓前进。是示范，也是自救，因为有那么多的理由诱使我们成为不推车的一群。推了，也就有了一个自我定位，即便今后背弃，也不会像别人那样轻易。 但是，文明的火种会不会在漠然者的心头重新点燃？文明的前提会不会使他们悄然收起振振有词的各自理由？具体说来，我们的一切文化行为会不会在人们心中产生真正的积极反应？这正是我多年来最为苦恼的难题。去年在哈尔滨，诗人李琦给我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群文化人游长白山，路遇一位外国少年背着帐篷准备到山上野营，这位已经很劳累的少年手上还挎着一个塑料口袋，边爬山边拾捡着沿路的废纸、果皮、空罐。他腼腆地告诉那些文化人，从小在书本中就知道了长白山，这是他梦中的山，当然要把它收拾干净。他离开文化人独自继续爬山，捡垃圾去了，文化人上了大客车，但大家都长久地沉默着。过了很久，气氛纔重新放松起来，其中有一位随手把一块果皮丢向窗外，车上的其它人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齐声喝道：『你还是人吗？！” 这个在长白山上踽踽独行的外国少年的身影一直在我眼前晃动。我终于明白，一切有志于传播文明的人至多也就是这个孩子，孤独地爬山，默默地拾捡，既没有表演意识也没有抱怨情绪，只是暂时性地清理了一条路，干净一座山。明天也许还会被弄脏，但今天还要拾捡。什么时候被几个有心人看到，引发起有关“你还是人吗”的人本主义的思考，这真是可以满足了。 四 然而，我们终究已经不是孩子。从生理年龄和文化年龄来说都是如此。我们的文化年龄和一个文明古国的历史相依相融。称为文明古国，至少说明在我们国家文明和蒙昧、野蛮的交战由来已久。交战的双方倒下前最终都面对后代，因此我们身上密藏着它们的无数遗嘱。我们是一场漫长交战的遗留物，我们一生下来就不是孩子，真的。我们要推车，双手经络不畅；我们要爬山，两腿踉跄蹒跚。我们有权利在古战场的废墟上寻找和选择，却不能冒充一个天外来客般的无邪赤子，伪造出一种什么也不必承担的轻松和活泼。 那么，我们究竟是什么呢？ 我在一文中作了这样的表述： 我们的故乡也许是一个曾经很成器的地方，它的“大器”不知碎于何时，碎得如此透彻，像轰然山崩，也像渐然家倾。为了不使后代看到这种痕迹而伤心，连所有的碎片也被湖水淹没了。区区如我，至多是一枚不知如何来到岸上的带有某种文明光泽的碎片罢了。没有资格跻身某个遗址等待挖掘，只求在某种重温和反思中约略懂得自身。已经碎了，不怕再碎，只求在与蒙昧和野蛮的搏斗中碎得于心无愧。无法躲藏于家乡的湖底，那就陈之于异乡的街市吧，即便被人踢来踢去，也能铿然有声。偶尔有哪个路人注意到这种声音了，那就顺便让他看看一小片洁白和明亮。 ——正是这番意思，使本书有了现在的标题。(一九九四年四月) 正文 山居笔记·序 一书的写作，始于一九九二年，成于一九九四年，历时两年有余。为了写作此书，我辞去了学院的行政职务，不再上班，因此这两年多的时间十分纯粹，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投入那么多时间纔写出十一篇文章，效率未免太低，但我的写作是与考察联在一起的，很多写到的地方不得不一去再去，快不起来。记得有一次为了核对海南岛某古迹一副对联上的两个字，几度函询都得不到准确回答，只得再去了一次。这种做法如果以经济得失来核算简直荒诞不经，但文章的事情另有得失，即所谓“得失寸心知”。 在总体计划上，这本书是我以直接感悟方式探访中华文明的第二阶段记述。第一阶段的记述是，那本书中的我，背负着生命的困惑，去寻找一个个文化遗迹和文化现场，然后把自己的惊讶和感动告诉读者。但是等到走完写完，发觉还有不少超越具体遗迹的整体性难题需要继续探访，例如—— 对于政治功业和文化情结的互相觊觎和生死与共； 对于文化灵魂的流放、毁灭和复苏； 对于商业文明与中华文化的狭路相逢和擦肩而过； 对于千年科举留给社会历史的功绩和留给群体人格的祸害； 对于稀有人格在中华文化中断绝的必然和祭奠的必要； 对于君子和小人这条重要界线的无处不在和难于划分； …… 这些问题如此之大，当然不可能轻易找到答案，我能做的，只是招呼读者用当代生命去感触和体验。这便构成了的基本内容。 稍稍年长的读者应该记得，这些问题在十年前公开谈论并不方便。当时，哪怕是给清朝统治者以更多的正面评价，把民间金融业全面破碎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太平天国运动，或者在不设定“唯心主义”的批判前提下充分肯定朱熹，在维系社会管理和文明传承的意义上称赞科举制度，都会引起不少左派批判家的警惕，更不要说打破时限大谈“流放”、“小人”、“围啄”这些很容易让人产生现代联想的命题了。为此，我要再一次感谢当时敢于发表这些文章的杂志。至于我本人的勇气，则来自十年浩劫间对民族苦难的切身感受和反复思考。这种思考，开始于浩劫初期可怜父辈的牢狱骨灰，延续于浩劫中期军垦农场的漫漫苦役，深化于浩劫后期故乡山屋的寂寞岁月，又回味于浩劫过后某些黑影的翻云覆雨。幸好一九七八年严冬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改变了中国，我也随之获得了生存的尊严。既然一切都来自于苦难，我问自己手中的笔：你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我只担心灾难中的思考因过于愤怒而失之于偏激，便想从考察和阅读中获得更广阔的时空印证。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了海外汉学界。那么多高水平的专家学者早早地流落到海外各有原因，他们毕竟避过了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有充裕的时间投入研究，而研究的方法又引入了国际学术标准，在科学性、宏观性上远超干嘉学派的考据水平。但在十年前，国内学术界要了解他们的研究成果十分艰难，甚至直到今天，虽有一些专著流传到大陆，仍然不易见到那些以散篇形式发表于专业杂志间的各项具体研究。海内外研究成果积累得比较完整的是香港，于是我总是利用前去讲学的机会在那里贪婪补课。记得前不久一位曾经多次撰文批评“硬伤”的先生直接给我来信，说又发现我的一处论述在国内某大学编印的资料上找不到根据。我回信感谢他来信探讨之诚，并说明那项资料早已被海外学术界严密论证，详细数据存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库房，答应下次去时复印一份送给他。香港中文大学在山上，我当时为了钻研数据栖居一处设备简单的集体宿舍叫曙光楼，因此有了“山居”的说法。 现在回想起来，写作这本书的最大困难，不在立论之勇，不在跋涉之苦，也不在考证之烦，而在于要把深涩嶙峋的思考萃炼得平易可感，把玄奥细微的感触释放给更大的人群。这等于用手掌碾碎石块，用体温焐化坚冰，字字句句都要耗费难言的艰辛，而艰辛的结果却是不能让人感受到艰辛。 写完这本书后，我又写了一本人生随笔，然后进入文化考察的又一个新阶段，即驱车数万公里逐一拜谒人类历史上一切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文明。一路历尽危难，却从未退缩，因为我在陌生的异国荒原上找到了返现中华文明的方位，时时校正着国内考察时的各种感悟。我把的续篇，写到了开罗的死城边、耶路撒冷的小巷口、海湾和南亚沙尘覆盖的大炮下。在那里纔明白，即便走遍中国也很难真正了解中国，因此经常与同行的伙伴们感叹：“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除台湾尔雅版的繁体字版外，这本文汇版的简体字版已印了三十五万册，我亲自从读者手里买得的盗版本有十二种。经常看到有人在报刊上否认目前盗版的严重事实，批判反盗版是“炒作”，我便特地编撰了《盗版二十六例》置之精装本卷首，其中选印了的不同盗版本封面八种，使文化盗贼们无可抵赖。谁知这些年趁我远行历险，他们在国内闹成一团，无非是想用诽谤遮盖盗窃，连当年翻云覆雨的黑影也拉出来了。对他们当然不能再用规劝的办法，因此把本书初版的代序撤去，其它地方也有一些相应的改动。正该取笑他们没有把手中的偷盗物细看一番：文明和邪恶不可混淆，历史和法律不容侮弄，恰恰是本书的内容。（二○○一年十一月三日） 正文 霜冷长河·序 几年前，有一次我到北京一位朋友那里去玩，见到一位异人。他见到我，双目炯炯地逼视良久，便说：“这位先生，你从小是不是产生过一种遥远的记忆，在一条长长的大河边，坐了很多年，在你边上，还坐着一个人，相差大概只有十步之遥？那人就是我。” 我笑着摇了摇头，心想，前一辈子，我身边居然坐着你？我们坐在河边干啥？你会不会见到别人也这么说？ 看得出，他对我的反应非常失望，立即满脸冷漠。我想，刚纔还说前一辈子在河边一起坐了那么多年，今天突然相逢，怎么转眼就冷漠了？ 但是，应该说，他的话中有一点倒是碰巧逮着了，那就是我与河流的关系。 而且，这种关系确实也不像是童年时期形成的，似乎要远得多。我出生的村庄有河，但那河太小，我心中翻滚的一直是从未见过的大河。银亮亮，白茫茫，并不汹涌，也并不热闹，而且不止一条。这些河在哪里？为什么会如此神秘又如此长久地笼罩着我？ 长大以后，我见到了许许多多的大河，每次都会产生异样的激动。有时，请旅伴们在路边坐一坐，我要停下来看河。哪怕在再穷困的地方，一有大河，便有了大块面的波光霞影，芦荻水鸟，也就有了富足和美丽，而且接通了没有终点的远方。后来我着迷游泳，一见大一点的河流就想脱衣挥臂，直到有一年在钱塘江被一个水底旋涡所裹卷，差点上不了岸，纔稍稍有所收敛。 终于获得与大河长时间亲近的机会，是近十年。 一次是长江。 长江我已航行过很多次，每次都是好几天，但都不如这一次刻骨铭心。是日本ＮＨＫ电视台引起的事情，他们想做在流动体中向全球直播的试验，已经在撒哈拉大沙漠和其它地方做过，这次选中了长江。电视直播的内容是谈话，随着几天的航行一直谈下去，谈话的一方是我，另一方是几位日本汉学家，谈什么呢？谈长江。 日本没有真正的大河，但日本汉学家们却早就从中国古代诗文中熟悉长江。他们心中的长江，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缥缈存在，他们兴奋，他们背诵，他们提出无数个问题，我坐在他们对面，先是乐滋滋地看着、听着、回答着，后来突然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体验，有关自己与这条江的关系的体验。这种体验使得船过三峡时不再惊叹，只觉得像儿时在自家高墙的通道间抬头慢步走过，高墙下，今天有外客留夜，我要陪他们说话。 关于长江之长，日本客人们虽然早有思想准备，但在历经几天几夜的航行后看到长江还在越来越浩荡地延伸，仍然被镇住了。我告诉他们，我家乡的小坝，是长江的支脉，离这里还非常遥远。说得有点自豪，又有点懮伤。为何懮伤，却说不清楚。好像面对一种伟大时既不敢贸然相认，又不愿断然割舍。生命的起点那么渺小又一水相通，实在让人不知如何搁置自己的感受。我现在理解了，由山峦阻隔的遥远是一种绝望，而有河流相通的遥远则是一种懮伤。那么，长江是否因自己的漫长，为中国文化增添了很多懮伤？正是这种懮伤，使晚风凄凄、烟水迷蒙、白露横江。这样的意象，这样的因果，就不容易与外国汉学家们沟通了。 另一次是黑龙江。 这是一条离我更为遥远的河流，遥远得无法懮伤，也没有必要绝望。它几乎就是另一个天域的存在，抽象地横卧在中国地图的上方。但是，这条河流边上有一大群作家要陪着我去漂流，他们选了段，从黑河出发，先向东，到著名的瑗珲，再向西，到呼玛，最后回黑河，也是好些个日日夜夜。 惊人的安静，但这种安静使它成了一条最纯粹的河。清亮、冷漠、坦荡，岸边没有热闹，没有观望，甚至几乎没有房舍和码头，因此它也没有降格为一脉水源、一条通道。它保持了大河自身的品性，让一件件岸边的事情全都过去，不管这些事情一时多么重要、多么残酷、多么振奋，都比不上大河本身的存在状态。它有点荒凉，却拒绝驱使；它万分寂寞，却安然自得。很快它会结冰，这是它自己的作息时间表，休息时也休息得像模象样。据作家刘邦厚先生说，他少年上学时，很多同学寒假回家、开学返校，都要坐着狗拉雪橇在冰封的黑龙江上驶行十几天。半路上因严寒而丧命的事，经常发生。这种景象，实在悲壮得令人神往。 如此抽象的黑龙江，反倒特别接近我心中的河。难道，上一辈子，我曾坐着狗拉雪橇驶行在冰封的黑龙江上？也许我在半道上冻僵了？刘邦厚先生说，冻僵的人脸上的表情是欢笑的，这又有点像了，要不然怎么总有不少人奇怪我，永远欢乐得不合时宜，连企图前来抢救我的人都吓了一跳？ 那么，我上一辈子为什么会来到黑龙江？父辈们是戍边还是流放？江边是否还有家族遗留？ 我一个人坐在船舱顶篷上这么想着，又一个夜晚来到了。诗人李琦从甲板上伸头看了我一眼，以为我在构思什么，走开了。不久，见驾驶舱里有人在招呼，走近前去，一个中年男子笑着说：『我是船长，你这么坐着有危险，进这儿来吧。” 在驾驶舱互通姓名，船长居然与我同姓！他眼中立即燃起异样的光彩，双手搭在我肩上，说：“本家，我们这姓在这里很少。” 从此他就不肯让我离开驾驶舱了，要我在沙发上休息。半夜，他见我睡着了，怕把我吵醒，故意让船搁浅，直到天亮。李琦口吟两句：“船搁浅了，船长没有睡着。” 几天后返回黑河，航程结束，我们匆匆告别后上岸，船长突然显得不知所措，发傻一样站在船头。事隔半天，我们在旅馆突然被一群神色慌忙的船员拦截，原来船长舍不得我这个远方来的“本家”，命令全体船员分头在黑河市的一家家旅馆寻找，终于找到，便把我和同船的全体作家一起请到一家豪华饭店，把几天的租船费全部请客了。宴席间，他“本家”长、“本家”短地说了成百上千个“本家”，连作家们都觉得这种亲近劲儿有点不可思议。 一条梦中的长河，一个同姓的船长，一番奇异的亲热，加上那次幽默的搁浅后的酣畅沈睡，沈睡在中华大地北端界河的中心，沈睡在天苍苍、水泱泱的彻底寂静中，这一切，我都归因于自己与河流的神秘缘分，尤其是与黑龙江。 在这深冬季节，黑龙江应该是坚冰如砥了吧？现在还有一批批的狗拉雪橇吗？但到了这个地步，河已冬眠，因此也已经不成其为河。我所期待的，是春潮初动、冰河解冻的时分；而更倾心的，则是秋风初起、霜天水影的景象。为什么更倾心？因为只有那个时候，春天的激情早已减退，夏天实用也已终结，大地霜降，河水骤冷，冷走了喧闹的附加，冷回了安详的本体。凉凉的河水延绵千里，给收获的泥土一番长长的宁静，给燥热的人间一个久久的寒噤。 这是我心中的至高美景。我之所以无法在热带定居，一个显而易见的理由，是看不到霜冷长河的雄伟长卷。看不到这个，我的生命就被抽走了一份本源性的气质，即便走向了精致，也会琐碎和疲塌。 正由于此，当我读到罗素把人生比作长河的文章时，贴心之感可想而知。在这个天纔比喻的鼓励下，我愿意以霜冷长河的图景为背景，来谈谈人生，特别是谈谈因经霜而冷峻了的中年人生。 到今天早已明白，自己一生是来寻找河流的，一旦找到，就等候那个季节。这种寻找和等候，将会一直延续下去，但我已不再心焦，因为我已经一次次地找到、等到，并把找到、等到的图景，描绘给别人，赠送给读者。 说到这里我后悔了，不该那么轻慢地对待北京的那位异人。他说我上辈子在河边坐了很多年，这是多好的机语，我怎能摇头？十步之外还有人坐着，陪伴着我，是不是他，不要紧，重要的是长河在流，我坐着。我既然坐了很多年，也就没有错过霜冷季节。我的上辈子竟然如此有幸？怪不得这辈子从小就在追忆。应该向异人说声谢谢纔是。（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夜） 正文 千年一叹·序 这是一本日记，记录了我亲身越野数万公里考察人类各大文明遗迹的经历。 目的是去寻找人类古代文明的路基，却发现竟然有那么多路段荒草迷离、战壕密布、盗匪出没。吉普车的车轮紧贴着地面一公里、一公里地碾过去，完全不知道下一公里会遇到什么，所知道的只是一串串真实的恐怖故事：这里，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在几分锺内射杀了数十名外国旅行者；那里，近两个月就有三批外国人质被反政府武装绑架；再往前，三十几名警 察刚刚被贩毒集团杀害…… 以前我在实地考察中国现存原始文化、写作和的时候，也曾一次次地投入过肢体历险和精神历险，但与这次相比，那时总还能转弯抹角地找到帮助和保护。而这次，小小的车队就像几只蚂蚁在荒原上蠕动，任何一种不知来由的暴力都能把它们捻得粉碎。 不仅仅是荒原。荒原深处有断壁废堡、幢幢黑影、闪闪目光。硬说自己没有恐惧，是不真实的，但我的恐惧有一大半被震惊所掩盖，震惊人类文明的巨构崩坍得如此凄凉。它们究竟是如何崩坍的？历史书提供过一些猜测性的答案，多数也是大而化之、语焉不详。其实，一切摧残都是具体的，一切委屈都是难以表述的，因此那些答案也是值得怀疑的。不必怀疑的是结果，衰草瓦砾，承载着一个个从古到今的灾难。 我甘愿在毫无保护机制的险境中去面对这一切，就像脱去手套去抚摸老人的伤痕。 这种抚摸经常会引发苦思：作为我们的生命基座，中华文明也伤痕累累，却如何避免了整体性的崩坍？这种避免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哪些代价是正面的，哪些代价是负面的？过去的避免能否担保今后？ 更重要的是，现在世界上生龙活虎的年轻文明，过多少时间，会不会重复多数古代文明的兴亡宿命？ 整部日记，都贯穿着这种疑问。 在这样一个历险过程中每天写一篇日记，不太容易。 正文 行者无疆·序 一 北极圈的欧洲一侧，二千年的最后几天，我站在雪地里。 现在人们到北极、南极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难事了，但一般都会选在夏天。听说我们要在冬天最冷的日子里闯北极，一路上不知有多少人来劝阻，可惜已经劝不住了。花那么长时间考察了九十六座城市，还有哪一座城市有资格作终结？没有一条街道能收纳千万条街道，没有一扇大门能关闭千万扇大门。只有冰雪荒原能够阐述欧洲大地的本质，这是东方哲学的玄机。因此，敢于在这样的季节摸到这里来的，会有几个东方人。 紧紧地裹着两套羽绒滑雪服，还是冷得无可言喻。土著人的窝棚既不挡风也不挡雪，好歹生了一堆火。主人见我们冻成这个样子，捧出一碗鹿血酒。接过来抖抖索索端到嘴边，只觉又冷又腥，喝了一口便递给了边上的伙伴。就在此刻，我站起身，走到窝棚外面。这里是冷得站不久的，我赶快抬头看星星，辨别方向。然后，朝南，心里说一句：我走完了。 我说话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十五年前的自己。十五年前那天晚上，也是这个时辰，刚看完一个僻远山区极俗极辣的傩戏，深感自己多年来的书斋著述与实际发生的文化现象严重脱节，决心衔耻出行。是从事社会实务？还是投身考察旅行？当时还不肯定，能肯定的只有一项，这个决定充满危险。你看这么一次实地考察，为了去赶清晨的早班航船，不得不独自在山间赶路，还捡了块石头捏在手上防身。文人离开书斋总是危险的，离开越远危险越大。 绑来，倒是英国近代学者科林伍德的一段话帮我进一步作出了决定，因为他指出了隐藏在象牙塔里的更大危险，而这种危险我们平日早已隐隐约约感觉到。他说，象牙塔看似高雅精致，却是一种自我囚禁。他不客气地描述道，囚禁在象牙塔里的文艺精英除了自己之外别无可谈，谈完了自己就互为观众。他认为，全部无聊、麻烦、伤害，就产生于这种小空间里的『互为观众”。由此他得出了一个惊人的论断：真正的文化人、艺术家要做的事，正是文化艺术界竭力要反对的事。这个事，显然就是离开。象牙塔里“互为观众”的囚禁者们只要看到有人离开象牙塔，就会暂时地一致对外，对付叛逃者。但科林伍德认为，正因为这样，证明除了叛逃别无选择。 囚禁是叛逃的理由，但走得远了，这个理由渐渐退去，前一段路成了后一段路的理由。 每一段路都能解答一些问题，却又带出了更多的新问题，因此越走越远，很难停步。远行毕竟孤独，便写下一些文字来与远近读者沟通，沟通的方式当然不会去模仿象牙塔里的“互为观众”，长天大地不需要那些尖声厉气，或唧唧哝哝。 就这样一圈圈越走越大，每一个新空间都带来新责任，终于从国内走到国外，从中华文明走到了其它文明。既从其它文明来审视中华文明，又从中华文明来审视其它文明，然后横下一条心，只要对人类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文明，哪怕已成瓦砾，已沦匪巢，也一个不能缺漏。 像是在森林里走疯了的人，全然不知道什么是恐惧。也遇到过盗贼拦路、树顶泼污、夜禽环视、枭鸣如歌，但天际还有隐隐月光，远处还有朋友的呼声，我没有在半路失踪。前些天一位芬兰教授对我说：“想不起哪个欧洲旅行家走欧洲走得你们这样长，据说以前你还冒险走完了那条目前世界上最恐怖的路，当然还要加上中国……” 于是今天晚上我要站在北极圈向十五年前刚下决心的自己禀报一声：我走完了。 二 与每次出行一样，这次走欧洲，走完后的想法与出发时有很大不同。例如出发时是不准备写书的，理由众所周知，但此刻我改变了主意。 仍然是空间带来的责任。但这空间不仅仅是欧洲，还包括我以前考察的另外两个空间——败落成恐怖的中东、中亚、南亚，和尚未败落的中华大地。三大空间对比在眼前，涡旋在心中，产生的感受难以言表，包括某种隐懮。感受可以咽下，隐懮应该吐出，吐给谁听呢？那两个空间暂时还不会在意一个中国旅行者的想法，那就只能给我们自己人说说。 我要说，欧洲文明确实优秀而又成熟，但这些年，却因过度的自满、自享而自闭，对世界对自己有不少时空错觉。 欧洲文明值得我们仰望的地方很多，例如，中华文明倡导“中庸之道”几千年，至今还经常为“非此即彼”的极端性思维互损互耗。欧洲文明为什么反倒能把古典传统和现代创新、个人自由和社会公德融会贯通？更羡慕街边咖啡座里微笑的目光，只一闪，便觉得日月悠长、山河无恙。这种文明从早年的扩张和后来的大战中记取了不少东西又洗刷掉不少东西，近年来欧洲各国的联合使它更加悠闲和安详。它甚至觉得自己已进入文明发展的极致境界，没有必要再作艰苦奋斗。弗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一书所阐述的法国哲学家柯杰夫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Ｋｏｊｅｖｅ 的观点很有代表性，即认为欧洲集中了从基督教文明到法国大革命的多种营养，战胜了诸多对手，在物质的充裕、个体的自由、体制的民主和社会的安定等各个方面都已进入历史的终结状态，今后虽然还会有局部冲突，整体趋向却是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消费和游戏。 对此我深表质疑。因为我无法忘记从中东到南亚的一路景象，而那里离欧洲并不遥远。不讲全球一体化倒也罢了，一讲，又怎能把那满目的危机、积怨、暴力从“全球”的概念里省略掉？然而他们却常常省略掉，躲藏在自己的价值系统里闭目塞听。我们在那条路上穿行几个月，几乎没有遇见过欧洲人，这与他们勇于冒险的前辈相比实在差得太多。其实不必说大危机，即便是成批偷渡来的移民，也已经频频穿插在街边咖啡座之间，把欧洲不想正视的空间塞到了眼前。历来最有逻辑预见性的欧洲文化人理应对世界作一点危机提醒，但已经好久听不到这样的声音了。 记得上次刚刚穿过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接壤地区来到印度，便遇上了一位在那里等着采访我的发达国家的记者。他问我穿越这一目前世界上最危险地区时是否为自己的生命安全惊慌，我说更惊慌的是人类的自相残杀、宗教冲突、人口爆炸直到世纪之交还没有缓和的迹象。这天晚上我发给香港凤凰卫视的日记中写道： 一切问题都迫在眉睫。文化本来应该是一种提醒和思索的力量，却又常常适得其反，变成了颠倒轻重缓急的迷魂阵。这次在路上凡是遇到特别怵目惊心的废墟我总是想，毁灭之前这里是否出现过思考的面影、呼唤的声音？但是大量的历史数据告诉我，没有，总是没有。在一代雄主、百年霸业的庇荫下，文化常常成了铺张的点缀、无聊的品咂、尖酸的互窥，有时直到兵临城下还在作精心的形象打扮。结果，总是野蛮的力量战胜腐酸，文化也就冤枉地跟着凋零，而跟着文化一起凋零的，总是历史上罕见的一段光明。因此，文化最容易琐碎又最不应该琐碎，最习惯于讲究又最应该警惕讲究。文化道义和文化良知，永远是文化的灵魂所在，否则，营营嗡嗡的文化，是自我埋葬的预兆。 ……在人类面对如此密集的难题时，我企盼有更多的智者承担起真正的文化责任，不管有多少掷石唾骂，仍能保持一个坚贞不渝的群体。暴徒可以刺杀甘地和拉宾，但天地间毕竟留下了他们的声音。 《懮心忡忡》，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见《千年一叹》３７８～３８１页 这次在欧洲，更觉得他们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处于“颠倒轻重缓急的迷魂阵”之中。自身的优秀使他们对外部空间缺少敏感，于是也就缺少了责任，缺少责任的文化还能继续优秀吗？有时他们也自感到了这一点，试图重新唤起对世界的责任，却又因缺少切身体验而“颠倒了轻重缓急”。 比较清醒的是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冷战刚刚结束之时便及时地指出各个文明群落之间的冲突就要开始。他看到了一切政治、军事冲突背后的深层原因是文明的对峙，预计到历史即将会冲刷掉表象显露出本质，因此他警告西方文明不要对别种文明不屑一顾。只可惜他过于固守西方本位的立场，把刚刚剥离出来的文明课题又转化成了政治课题。然而纵然如此，多数西方文化人也没有听从亨廷顿的告诫，继续对别的文明不屑一顾又武断揣测。最可笑的例子是，他们总是以幻想的方式来断言中华文明的对外扩张欲望，以及即将对他们造成的威胁，殊不知中华文明虽然弊病多多，却因为本性上不是航海文明和游牧文明，独独没有这种欲望，连远航万里的郑和也压根儿没往那条路上想。对于被亨廷顿列为除西方文明外最重要的文明尚且如此无知，更不待说对于其它文明了。 三 一种文明如果不能正视外部世界，也就一定不能正视自己的历史，尤其是历史上那种与蒙昧、野蛮搏斗时留下的狞厉。一味把自己打扮成纤尘无染的世界判官，反倒是抽去了强健的体质。李泽厚先生说，即便狞厉如饕餮也会积淀深沈的历史力量，保存巨大的美学魅力。一种文明如果失去了这种魅力该是多么可惜。 今天的欧洲几乎还清了一切旧账，随之也就卸除了多种历史负担，其中既有负面的负担，也有正面的负担。如果允许我以小喻大，那么，这情景就像挪威卑尔根市的一位老妇，前些时候这位老妇向一家鱼店送上一百克朗，说五十年前这家鱼店多找了五个克朗她没有退回，现在要连本带息一起归还。她一再向鱼店的年轻主人检讨：“那年月太贫困了……”这件小事让我感动了好半天，一种延绵的诚实使过失上升为高贵。但我又想到，这位还清了债务的老妇人明天会怎么样呢？她会不会因为五十年的目标终于达到而反倒虚脱？欧洲就是这位老妇人，当历史不再留有伤痛，时间不再负担使命，记忆不再承受责任，它或许会进入一种自我失落的精神恍惚。 我们没有理由对人家的失落漠不关心。既然在尚未失落之时已经被部分误读，那么一旦真的失落，我们就会产生双重的混乱。因此，寻找它的真实生命也就是寻找我们自己。这在文明的浅层意义上可说是“旁观者清”，在文明的深层意义上，彼此本是无形的联盟。 凭我以前的阅读印象和实地探访，朦胧觉得欧洲文明应该有一具粗犷而强悍的生命原型，有一个贯穿数千年的历险情节，有一些少为人知的秘密角落，有一堆无法追究的羞耻和悔恨，有几句声调低沈的告诫和遗嘱。只有找到了这一些，纔能实实在在地安顿我们原先所熟悉的那些学说、大师和规程。 这次从那片遥远的土地深处呼唤出来的，果然是一些早想谛听的本真之音。正是这种声音，构成了这本书的“大情节”。散文本来是不追求大情节的，但这些大情节本身就在欧洲大地深处躲藏着，我和我的文字都避不开—— 开头应该是一次山崩地裂的毁灭吧，却不是一个宗教寓言。毁灭是历史的删节，厚厚的火山灰下还埋藏着重现的可能，不能重现的是智者的灵魂。那位智者曾向中国投来最初的问询，于是毁灭中又多毁掉了一项万里宿命。 毁灭后的复兴除了需要穿越时间外还要穿越大量的人格灾难，因此一声声横贯历史的欢呼中浸泡着太多的叹息和抽泣。那座结束了中世纪的城市把辉煌交付给整个欧洲，自己只卫护住了受屈的儿子们，不再做声。它引诱出了辽阔地面上无数美妙绝伦的音符、诗句和色彩，但这一切同样几乎无一例外地被蒙昧和野蛮所包围。此时听得最清晰的，倒是南方海岸边流浪者们扬帆远航的起锚声。这声音终于使欧洲明白了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使一批批智者在中欧的森林城堡间深思起来，而一次次变革又从西欧的河滨街市间轰传世界。智慧和欲望既带来了市嚣又带来了战尘，最终在一次次毁灭和复兴的轮回中带出的，却是平静。 正文 废 墟 我诅咒废墟，我又寄情废墟。 废墟吞没了我的企盼，我的记忆。片片瓦砾散落在荒草之间，断残的石柱在夕阳下站立，书中的记载，童年的幻想，全在废墟中殒灭。昔日的光荣成了嘲弄，创业的祖辈在寒风中声声咆哮。夜临了，什么没有见过的明月苦笑一下，躲进云层，投给废墟一片阴影。 但是，代代层累并不是历史。废墟是毁灭，是葬送，是诀别，是选择。时间的力量，理应在大地上留下痕迹；岁月的巨轮，理应在车道间辗碎凹凸。没有废墟就无所谓昨天，没有昨天就无所谓今天和明天。废墟是课本，让我们把一门地理读成历史；废墟是过程，人生就是从旧的废墟出发，走向新的废墟。营造之初就想到它今后的凋零，因此废墟是归宿；更新的营造以废墟为基地，因此废墟是起点。废墟是进化的长链。 一位朋友告诉我，一次，他走进一个著名的废墟，纔一抬头，已是满目眼泪。这眼泪的成分非常复杂。是憎恨，是失落，又不完全是。废墟表现出固执，活像一个残疾了的悲剧英雄。废墟昭示着沧桑，让人偷窥到民族步履的蹒跚。废墟是垂死老人发出的指令，使你不能不动容。 废墟有一种形式美，把拨离大地的美转化为皈附大地的美。再过多少年，它还会化为泥土，完全融入大地。将融未融的阶段，便是废墟。母亲微笑着怂恿过儿子们的创造，又微笑着收纳了这种创造。母亲怕儿子们过于劳累，怕世界上过于拥塞。看到过秋天的飘飘黄叶吗？母亲怕它们冷，收入怀抱。没有黄叶就没有秋天，废墟就是建筑的黄叶。 人们说，黄叶的意义在于哺育春天。我说，黄叶本身也是美。 两位朋友在我面前争论。一位说，他最喜欢在疏星残月的夜间，在废墟间独行，或吟诗，或高唱，直到东方泛白；另一位说，有了对晨曦的期待，这种夜游便失之于矫揉。他的习惯，是趁着残月的微光，找一条小路悄然走回。 我呢，我比他们年长，已没有如许豪情和精力。我只怕，人们把所有的废墟都统统刷新、修缮和重建。 不能设想，古罗马的角斗场需要重建，庞贝古城需要重建，柬埔寨的吴哥窟需要重建，玛雅文化遗址需要重建。 这就像不能设想，远年的古铜器需要抛光，出土的断戟需要镀镍，宋版图书需要上塑，马王堆的汉代老太需要植皮丰胸、重施浓妆。 只要历史不阻断，时间不倒退，一切都会衰老。老就老了吧，安详地交给世界一副慈祥美。假饰天真是最残酷的自我糟践。没有皱纹的祖母是可怕的，没有白发的老者是让人遗憾的。没有废墟的人生太累了，没有废墟的大地太挤了，掩盖废墟的举动太伪诈了。 还历史以真实，还生命以过程。 这就是人类的大明智。 当然，并非所有的废墟都值得留存。否则地球将会伤痕斑斑。废墟是古代派往现代的使节，经过历史君王的挑剔和筛选。废墟是祖辈曾经发动过的壮举，会聚着当时当地的力量和精粹。碎成粉的遗址也不是废墟，废墟中应有历史最强劲的韧带。废墟能提供破读的可能，废墟散发着让人流连盘桓的磁力。是的，废墟是一个磁场，一极古代，一极现代，心灵的罗盘在这里感应强烈。失去了磁力就失去了废墟的生命，它很快就会被人们淘汰。 并非所有的修缮都属于荒唐。小心翼翼地清理，不露痕迹地加固，再苦心设计，让它既保持原貌又便于观看。这种劳作，是对废墟的恩惠，全部劳作的终点，是使它更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废墟，一个人人都愿意凭吊的废墟。修缮，总意味着一定程度的损失。把损坏降到最低度，是一切真正的废墟修缮家的夙愿。也并非所有的重建都需要否定。如果连废墟也没有了，重建一个来实现现代人吞古纳今的宏志，那又何妨。但是，那只是现代建筑家的古典风格，沿用一个古名，出于幽默。黄鹤楼重建了，可以装电梯；阿房宫若重建，可以做宾馆；滕王阁若重建，可以辟商场。这与历史，干系不大。如果既有废墟，又要重建，那么，我建议，千万保留废墟，傍邻重建。在废墟上开推土机，让人心痛。 不管是修缮还是重建，对废墟来说，要义在于保存。圆明园废墟是北京城最有历史感的文化遗迹之一，如果把它完全铲平，造一座崭新的圆明园，多么得不偿失。大清王朝不见了，熊熊火光不见了，民族的郁愤不见了，历史的感悟不见了，抹去了昨夜的故事，去收拾前夜的残梦。但是，收拾来的又不是前夜残梦，只是今日的游戏。 中国历来缺少废墟文化。废墟二字，在中文中让人心惊肉跳。 或者是冬烘气十足地怀古，或者是实用主义地趋时。怀古者只想以古代今，趋时者只想以今灭古。结果，两相杀伐，两败俱伤，既斫伤了历史，又砍折了现代。鲜血淋淋，伤痕累累，偌大一个民族，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在中国人心中留下一些空隙吧！让古代留几个脚印在现代，让现代心平气和地逼视着古代。废墟不值得羞愧，废墟不必要遮盖，我们太擅长遮盖。 中国历史充满了悲剧，但中国人怕看真正的悲剧。最终都有一个大团圆，以博得情绪的安慰，心理的满足。惟有屈原不想大团圆，杜甫不想大团圆，曹雪芹不想大团圆，孔尚任不想大团圆，鲁迅不想大团圆，白先勇不想大团圆。他们保存了废墟，净化了悲剧，于是也就出现了一种真正深沈的文学。 没有悲剧就没有悲壮，没有悲壮就没有崇高。雪峰是伟大的，因为满坡掩埋着登山者的遗体；大海是伟大的，因为处处漂浮着船楫的残骸；登月是伟大的，因为有"挑战者号"的陨落；人生是伟大的，因为有白发，有诀别，有无可奈何的失落。古希腊傍海而居，无数向往彼岸的勇士在狂波间前仆后继，于是有了光耀百世的希腊悲剧。 诚恳坦然地承认奋斗后的失败，成功后的失落，我们只会更沉着。中国人若要变得大气，不能再把所有的废墟驱逐。 废墟的留存，是现代人文明的象征。 废墟，辉映着现代人的自信。 废墟不会阻遏街市，妨碍前进。现代人目光深邃，知道自己站在历史的第几级台阶。他不会妄想自己脚下是一个拔地而起的高台。因此，他乐于看看身前身后的所有台阶。 是现代的历史哲学点化了废墟，而历史哲学也需要寻找素材。只有在现代的喧嚣中，废墟的宁静纔有力度；只有在现代人的沈思中，废墟纔能上升为寓言。 因此，古代的废墟，实在是一种现代构建。 正文 忧心忡忡 在巴基斯坦时已经从香港方面传来消息，日本的《朝日新闻》在找我。我想不管什么事等我结束这次旅行后再说吧，没太留心。谁知昨天接到电话，说《朝日新闻》的中国总局局长加藤千洋先生已经与翻译杨晶女士一起赶到了新德里，而且已经找到这家旅馆住下了。这使我颇为吃惊，什么事这么紧急？ 见面纔知，《朝日新闻》在世界各国选了十个人，让他们在二○○○年开头十天依次发 表对新世纪的看法，不知怎么竟选上了我。这就把身为中国总局局长的加藤先生急坏了，先到上海找我，没找到，后来终于在香港大体摸清了我们的旅行路线，准备到尼泊尔拦截，但算时间，到尼泊尔已经接近年尾，来来去去可能会赶不及发稿时间，就决定提前到印度守候采访。 人家那么诚心，我当然要认真配合。于是闲话少说，立即进入正题。我已走过的路程和今天谈话的地点，使话题没法不大，又难免沉重。 加藤先生准备得很仔细。他采访的问题大致是：二十世纪眼看就要结束，人类有哪些教训要带给新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有没有铭记？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不久前说，最近十年死于战乱的人数仍高达五十万，可见自相残杀并未停止，新世纪怎么避免？除了战争，还有大量危机，例如地球资源已经非常匮乏，而近几十年发展情况较好的国家却以膨胀的物欲在大量浪费，资源耗尽了该怎么办？又如人口爆炸还在继续，但是文明程度高、教育状况好的群落却是人口剧减，真正发生人口爆炸的是贫困而又缺少教育的国家和地区，这又如何是好？至于在政治和宗教方面的冲突，虽然改变了方式，却没有大幅度缓和的迹象，如何减少差异、共生共存？什么是理想的国家风范？什么是全人类的文明共享？…… 当然更主要的问题是，作为一个中国文人，你如何看待中国在世界的位置？中国目前的发展状态和今后的发展前途怎样？有哪一些难以逾越的麻烦问题？这次对世界文明故地作了一次系统考察，对世界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看法有什么变化？ 这些问题都很大，没有人能简单回答，只能讨论。录音机亮着红灯在桌子上无声地转动，我和加藤先生、杨晶女士三人越谈越懮心忡忡，不时地摇头、叹气，确实很难轻松起来，只是我对中国的情况还比较乐观。感谢《朝日新闻》带来的刺激，使我可以把这些问题思考得更深入一些。我的这份日记，也应该在结束前稍稍整理一下这方面的思路。 一切问题都迫在眉睫。文化本来应该是一种提醒和思索的力量，却又常常适得其反，变成了颠倒轻重缓急的迷魂阵。这次在路上凡是遇到特别怵目惊心的废墟我总是想，毁灭之前这里是否出现过思考的面影、呼唤的声音？但是大量的历史数据告诉我，没有，总是没有。 在一代雄主、百年伟业的庇荫下，文化常常成了铺张的点缀、无聊的品咂、尖酸的互窥，有时直到兵临城下还在做精心的形象打扮。结果，总是野蛮的力量战胜腐酸，文化也就冤枉地跟着凋零，而跟着文化一起凋零的，总是历史上罕见的一段光明。因此，文化最容易琐碎又最不应该琐碎，最习惯于讲究又最应该警惕讲究。文化道义和文化良知，永远是文化的灵魂所在。否则，营营嗡嗡的所谓文化，是自我埋葬的预兆。但是，文化道义和文化良知，又谈何容易？ 加藤先生想把谈话的气氛调节得轻松一点，说起昨天刚到印度时的一些趣事。 他回忆了坐出租汽车时与司机讨价还价的过程，为了防止被骗，不说自己是日本人而冒充新加坡人。有一件事让他真的生了气。他在街上走，有一个人追着要为他擦皮鞋，他觉得没必要，拒绝了。谁知刚一拒绝，那人就取出一团牛粪往加藤先生皮鞋上甩，一下沾上了，只得让他擦。擦完，竟然索价三百五十卢比，其实这里擦鞋十个卢比已经足够。旁边突然走出两个"托"，以调解的面孔劝加藤先生出二百卢比…… 没等加藤先生说完我就笑了，觉得人类之恶怎么这样相似。我说我有与你一样的遭遇，有人向我泼污，又问我想不想让他擦去，而擦去也是需要代价的。所不同的是，他们泼污的工具是文章、书籍，而代价是允许他们盗版。 加藤先生说："你看，我对付不了那个擦鞋者，你对付不了那些盗版者，最简单的是非曲直彻底颠倒，我们竟然毫无办法。就从这样的小事想开去，人类怎么来有效地阻止邪恶？实在不能乐观。" 我说："请允许我继续以小见大，借这些小事来看看世纪难题。我们以往的乐观，是因为相信法律和舆论能维持社会公理，但是就以你遇到的这件小事为例，如打官司，证据何在？至于舆论，你已看到，除了那两个帮凶，别人根本不可能来关心。如果别人来关心就更麻烦，还会把各自的观念全带进来，例如在印度教徒看来，那头拉粪的牛很可能是神牛，你还福分不浅呢。这也就是说，在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法律、舆论和宗教等等都不解决问题。那么引申到世纪难题，同样遇到由谁来控制，由谁来裁判，控制和裁判是否公正，不公正该怎么办等等比难题本身更难的课题。我的惆怅，即来自于此。" 但是我也有企盼。企盼二十一世纪有更多的国家把国民经济和精神道德同时提高，成为对全世界进行理性制衡的中坚力量。我相信我的祖国，极有可能成为其中一员。 至于个人，在人类面对如此密集的难题时，我企盼有更多的智者承担起真正的文化责任，不管有多少掷石唾骂，仍能保持一个坚贞不渝的群体。暴徒可以刺杀甘地和拉宾，但天地间毕竟留下了他们的声音。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新德里，夜宿Ｓｕｒｙａ旅馆 正文 巨大的问号 昨天深夜抵达开罗。在罗马时代，这条路线坐船需花几个月时间，很多加载史册的大恩怨和大征战在此间发生，例如"埃及艳后"克里奥佩屈拉和罗马将军安东尼就在这个茫茫水域间生死仇恋、引颈盼望，被后人称为古代西方历史上最伟大的爱情。 但是，就埃及而言，克里奥佩屈拉还年轻得不值一提。我们为寻找希腊文化的源头而来，在法老面前，连那些长髯飘飘的希腊哲人全都成了毛孩子。从希腊跨越到埃及，也就是把 我们的考察重心从两千五百年前回溯到四千七百年前，相当于从中国的东周列国一下子推到传说中的黄帝时代。 找旅馆住下，埃及的旅馆一进去就碰到安全检查门，旁边站着警察。一出门，车里也钻进来一个带枪的警察，我们一下车他就紧紧跟随，一下子把气氛搞得相当紧张。 旅馆号称四星级，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小招待所，我房里没地方写作，卫生间的洗澡设备也不能用。 被告知街上的饮食千万不可随意吃，但旅馆的饮食也很难入口。凡肉类都炸成极硬的焦黑色，又炸得很慢，一等好半天，等出来了刚一尝便愁云满面。选来选去，只能吃一种被我们称作"埃食"的面饼充饥。 旅馆所在的大片街区都相当落后，放眼没见到一幢好房子，路上拥挤而肮脏，商店里卖的基本上都是廉价品。后来发现整个开罗老城区基本都是如此，新城区要好得多，特别是尼罗河边的那一段相当讲究。但是，落后的老城区实在太大了。我们在这个区域找旅馆，为的是离金字塔近。 这一切，都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实在没有想到大名鼎鼎的开罗城竟这么破旧而让人不安。 雅典已经够让人失望的了，但到了开罗，雅典就成了一个让人想念的文明世界，那里的小街上毕竟有很多可爱的商店和食铺，随意逛逛也没有安全上的担懮。 到金字塔去的那条路修得还不错。走着走着，当脚下出现一片黄沙，身边出现几头骆驼，抬头一看，它们已在眼前。 大的有三座，小的若干座，还有那尊人面狮身的斯芬克斯雕像。所有这一切全都是纯净的褐黄色，只有日光云影勾画出一层层明暗韵律。本来，这样的环境和造型很容易让人觉得单调、荒凉和苦涩，但居然都没有，把人类的感觉惯性推出了常轨。 受到更大挑战的是知识的常轨。我站在最大的那座胡夫金字塔前恭敬仰望着，心中疑问成堆。 考古学家断定它建造于四千七百多年前，按照简单的劳动量计算，光这一座，就需要十万工匠建造二十年。但这种计算是一种笨办法，根本还没有考虑一系列无法逾越的难题，例如，这些巨大的石块靠什么工具运来，又如何搬上去的？十万工匠二十年的开支，需要有多大的国力支橕？而这样的国力在当时的经济水平下又需要多大的人口基数来铺垫？那么，当时埃及的总人口是多少？地球的总人口是多少？ 更麻烦的是，如此貌似粗糙的活儿，又必须有金银首饰匠的细致，因为直到今天，石方之间还找不到能划进一个薄刀片的缝隙！当然，最神奇的是，现在从金字塔测得的各种数据又与大量天文数据吻合得不差分毫，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直到本世纪，很多国际间著名的工程师经过反复测量、思考、徘徊，断定这样的工程技术水平即使放到二十世纪，调动一切最先进的器械参与，也会遇到一大堆惊人的困难。那么，四五千年前的埃及人何以达到这个水平？而据一些地质学家断言，这个金字塔的年龄还要增加一倍，可能建造在一万年前！ 我们现在经常引用的有关金字塔建造情景的描写，是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考察埃及时的记述。这乍一看似乎具有权威性，但仔细一想，希罗多德来埃及考察是公元前五世纪的事，按最保守的估计，他看到的金字塔也已经建成一千二百多年，就像我们今天在谈论唐代。唐代留下了大量数据，而金字塔的数据至少希罗多德没有发现，因此他的推断也只是一种遥远的猜测。对于真正的建造目的、建造过程、建造方式，我们全然一无所知。 说是法老墓，但在这最大的金字塔里，又有谁见过法老遗体的木乃伊？而且，一次次挖洞进去，又有多少有关陵墓的证据？仍然只是猜测而已。 站在金字塔前，所有的人都面对着一连串巨大的问号。 不要草率地把问号删去，急急地换上赞美的感叹号或判断的句号。人类文明史还远远没到可以爽然读解的时候，其中，疑问最多的是埃及文明。我们现在可以翻来覆去讲述的话语，其实都是近一个多世纪考古学家们在废墟间爬剔的结果，与早已毁灭和尚未爬剔出来的部分比，只是冰山一角。 在金字塔面前，联想到我们平日经常见到一些无所不知的评论家，多少有点可笑。当年拿破仑如何气焰熏天，但当自己的军队抵达金字塔的时候，也突然感受到自己的渺小。 一九九九年十月九日上午，埃及开罗，夜宿Ｌｅｓ ３ Ｐｙｒａｍｉｄｅｓ旅馆 正文 石筑的易经 还是金字塔。 现代有学者根据金字塔所包含的各种建造数据与天体运行规则的对应性、预见性，断言这是古人对后人的一种智能遗嘱。 这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它们就像用巨石筑建的，后人读得懂就读，读不懂就独处一隅，等待着更遥远的后人。 当一切不可能已经变成事实矗立在眼前，那么不妨说，金字塔对于我们长久津津乐道的文史常识有一种局部的颠覆能量。至少，它指点我们对文明奥义的解读应该多几种语法，而不能仅止于在一种语法下词汇的增加。 本来也许能够解读一部分，可惜欧洲人做了两件不可饶恕的坏事。 第一件是，公元前四十七年，恺撒攻占埃及时将亚历山大城图书馆的七十万卷图书付之一炬，包括那部有名的《埃及史》。 第二件事更坏，四百多年之后，公元三九○年，罗马皇帝禁异教，驱散了唯一能读古代文字的埃及祭司阶层，结果所有的古籍、古碑很快就没有人能解读了。 如果说第一件事近似秦始皇焚书，那么第二件事正恰与秦始皇相反，因为秦始皇统一了中国文字，相当于建立了一种覆盖神州大地的"通码"，古代历史不再因无人解读而局部湮灭。 须知，最大的湮灭不是书籍的亡佚，而是失去对其文字的解读能力。 在这里我至少看到了埃及文明中断、中华文明延续的一个技术性原因。初一看文字只是工具，但中国这么大，组成这么复杂，各个方言系统这么强悍，地域观念、族群观念、门阀观念这么浓烈，连农具、器用、口音、饮食都统一不了，要统一文字又是何等艰难！在其它文明故地，近代考古学家遇到最大的麻烦就是古代文字的识别，常常是花费几十年纔猜出几个，有的到今天还基本上无法读通，但这种情况在中国没有发生，就连甲骨文也很快被释读通了。 我想，所谓文明的断残首先不是古代城郭的废弛，而是一大片一大片黑黝黝的古文字完全不知何意。为此，站在尼罗河边，对秦始皇都有点想念。 当法老们把自己的遗体做成木乃伊的时候，埃及的历史也成了木乃伊，而秦始皇却让中国历史活了下来。我们现在读几千年的古书，就像读几个喜欢文言文的朋友刚刚寄来的信件，这是其它几种文明都不敢想象的。 站在金字塔前，我对埃及文化的最大感慨是：我只知道它如何衰落，却不知道它如何构建；我只知道它如何离开，却不知道它如何到来。 就像一个不知从何而来的巨人，默默无声地表演了几个精彩的大动作之后轰然倒地，摸他的口袋，连姓名、籍贯、遗嘱都没有留下，多么叫人敬畏。 金字塔禁止人攀援，但底下的八九级，去爬也没有人阻止。我爬上几级，贴身抬头，长久地仰望着它。它经过几千年"做旧"，已经失去任何细部的整齐，一切直角变成了圆钝，一切直线变成了颤笔，因此很像一种天造地设的自然生成物，但在总体上，细部的嶙峋仍然综合成直笔。 金字塔在不声不响之中也就橕开了两笔，写了中国的一个"人"字。两笔陡峭得干净利落，顶部直指太阳，让人睁不开眼，只有白云在半坡上殷勤地衬托。 听到许戈辉在摄像机前说"永久"，仿佛提到，再过五千年，它们还会是这个样子。这便启发了我的一个想法—— 金字塔至今不肯坦示为什么要如此永久，却透露了永久是什么。 永久是简单，永久是糙砺，永久是毫不弯曲的憨直，永久是对荒漠和水草交接线的占据，永久是对千年风沙的接受和滑落。 无法解读是埃及文明的悲剧，但对金字塔本身而言，它比那些容易解读的文明遗物显得永久。通俗是他人侵凌的信道，逻辑是后人踩踏的阶梯，而它干脆来一个漠然无声，也就筑起了一道障壁。因此还可以补充一句永久是对意图的掩埋，是把复杂的逻辑化作了朴拙。 一九九九年十月九日下午，埃及开罗，夜宿Ｌｅｓ ３ Ｐｙｒａｍｉｄｅｓ旅馆 正文 一路枪口 在开罗，几乎没有人赞成我们坐吉普去卢克索。路太远，时间太长，最重要的是，一路上很不安全。 自从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一群恐怖分子在卢克索杀害六十四名各国游客，埃及旅游业一败涂地，第二年游客只剩下以往年份的二十分之一，严重打击了埃及的经济收入和国际形象。由于恐怖分子当时就在警方的围捕中全部被击毙，至今不知他们的组织背景，埃及政府不能不时时严阵以待。 据我们遇到的几位埃及人说，恐怖分子多数是国外敌对势力派遣的。从开罗到卢克索一路，要经过七个农业省，恐怖分子出没的可能极大，因此去卢克索的绝大多数旅客只坐飞机，万不得已走陆路，必须由警察保护。 冒险总是很有吸引力的，谁料路上见到的一切，实在匪夷所思。 七百多公里的长途，布满了岗楼和碉堡。一路上军容森森、枪支如林，像是在两个交战国的边防在线潜行。刚离开开罗就发现我们车队的头尾各出现了一辆警车，上面各坐十余名武装警察，全部枪口都从车壁枪洞里伸出，时时准备射击。每过一段路都会遇到一个关卡，聚集了很多士兵，重新一辆辆登记车号，然后更换车队头尾的警车。换下来的警车上的士兵属于上一个路段，他们算是完成了任务，站在路边向我们招手告别。警车换过几次之后终于换上装甲车，顶部架着机枪，呼啸而行。 我们在沿途停下来上厕所、吃饭，警察和士兵立即把我们团团围住，不让恐怖分子有一丝一毫袭击我们的可能。我环视四周，穿黑军装的是特警部队，穿驼黄色军装的是公安部队，穿白色制服的是旅游警察，每个人都端着型号先进的枪支。女士进厕所，门口也站立着持枪的士兵，我想把这个有趣的镜头拍下来，没有被允许。 我不知道过去和现在世界上还有没有其它地方以这样的方式来卫护文物和旅游的，但一想到法老的后代除了黑黝黝的枪口外别无选择，不禁心里一酸。其实人家只想让异邦人士看看祖先的坟墓和老庙罢了。 埃及朋友说，他们天天如此，而且对任何一批走陆路的外国旅游者都是如此。埃及百分之九十四是大沙漠，象样一点的地方就是沿尼罗河一长溜，而我们经过的一路正是这一长溜的大部分，因此这样的武装方式几乎罩住了全国的主要部位，牵连着整个民族的神经。 文明，哪怕是早已不会说话、只能让人看看遗迹的文明，还必须老眼昏花地面对兵戎，那就可以想象，在它们还能说话的时候，会遭遇多大的灾祸？ 任何过分杰出的文明不仅会使自己遭灾，还会给后代引祸，直到千年之后。想到这里，我忍不住在装甲车的呼啸声中深深一叹。 正在这时，车队突然停住，士兵们端着枪前后奔跑，像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原来，那位在安徽师范大学进修过的埃及青年王大力今天也被我们请来同行，他的老家到了，叔叔还住在这里，想看一看。这把武装警察们忙坏了，以防发生什么意外。 五辆吉普车一拐就进了村，再加上装甲车、后卫车和那么多武装人员，从车上下来的又都是外国人，我说，村民会以为王大力当选了总统。 这个村其实全是王大力的本家，他叔叔有两个妻子，十三个孩子，再加上稍稍远一点的亲戚，总数不在三百人之下，全都蜂拥而出，却不知怎么欢迎。 村里好像还有"民团"之类的组织，一些上了年岁的老大爷一人端着一枝猎枪围过来，阿拉伯长袍裹着他们硕大而衰老的身躯，白色的胡须与枪一配，有一种莫名的庄严。 警察说，这么多人挤在一起可能真会发生什么事，不断呼喊我们上路。装甲车、吉普车队浩浩荡荡又开动了。 此时夜色已深，撒哈拉大沙漠的风，有点凉意。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三日，夜宿埃及南部，卢克索（Ｌｕｘｏｒ）的Ｅｍｉｌｉｏ旅馆 正文 向谁争夺 原想直奔耶路撒冷，无奈视线又受到干扰。 四周仍是茫茫沙漠，但与别处不同的是，每隔几百米就有一个蓝色的小铁丝网，里边有一个水龙头。再往前，一个个塑料棚多起来了，棚外滚动着遗落的香瓜和西红柿。不久见到了村庄，绿树茂密、鲜花明丽，但一看它们根部，仍然是灼灼黄沙。 世界上有那么多沙漠，而这儿居然这样。我们实在忍不住了，钻进了一个塑料棚。只见满眼是一垄垄鲜红的小西红柿，叫做樱桃西红柿，主人见到来了客人，连忙摘下一把往我们嘴里送，我们也不擦洗，一口咬下去，大家一致呜噜呜噜地说，这是离国至今吃到的最鲜美的水果。 主人要我们蹲下身来看他们种植的秘密，原来地下仍然是沙，只不过有一根长长的水管沿根通过，每隔一小截就有一个滴水的喷口，清水、肥料、营养液一滴不浪费地直输每棵植物。 "全部计算机控制，人要做的事只有一件：坐着轨道车采摘！"主人的口气很骄傲。他说，每家农户一年的产值约二十五万美元。 谁都知道，由枯竭的沙漠和烟瘴的沼泽组成的以色列，在自然资源上只能排在整个中东的后面，但短短几十年，它的农业产品增加十六倍，不仅充分自足，而且大量出口欧洲，欧洲每天都要享用来自以色列沙漠的果品和鲜花。 与此相应，它的喷灌、滴灌和海水淡化技术，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我看来，黄河上游乃至整个中国西北高原，都应该引进以色列的滴灌技术。 懊客的主人执意要领我们到附近一个高坡上，鸟矙一下整个农庄。到了高处一看，层层迭迭的塑料棚铺展得那么辽阔，阳光一照宛若一片浩淼的湖水。 我在高坡上想，多年以来，中东地区战乱不断，大家都在争夺土地，为了这种争夺，不知开了多少会，说了多少话，生了多少气，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而且至今尚未看到停息的迹象。人类有没有可能减少一点彼此之间的争夺，去向自然争夺一点空间呢？ 我觉得，以色列人在沙漠里寸土必争地扩展绿洲的奋斗，要比任何军事占领都更有意义。 当人们终于懂得，笼罩荒原的不应该是战火而应该是暖棚，播洒沙漠的不应该是鲜血而应该是清泉，一切就走上正路了。 就我个人而言，实在有点好笑，长期以来对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摩萨德"钦佩不已，因为它居然可以在敌方的眼皮底下把人家新研制的军用飞机和导弹整架、整批地偷出来，甚至一夜之间把对方的雷达站囫囵搬到自己一方，简直像神话一般。但现在憬悟，犹太民族的高度智慧如果耗费在这上面，只会越来越给和平带来麻烦。 人折腾人，人摆布人，人报复人，这种本事，几千年来也真被人类磨砺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但我实在不知道该不该把它划入文明发展史。如果不划入，那么有许多智慧故事、历史事件便无处落脚；如果划入，那么文明和野蛮就会分不清界限。人折腾人的本事，粗粗划分有两大类，即明里攻伐，暗里用间。大至两国之间的抗衡，小至同事之间的纷争，均无出其外。以色列立国既迟，疆域不大，因此虽也有攻伐之举，却以用间技巧为长。自进入以色列以来，满街可见持枪的年轻士兵，男女都有，英姿飒爽；对于那些不穿军装却又显得特别深沈的男人，或特别漂亮的女人，我会稍稍疑惑："是摩萨德吗？" 其实，人折腾人的本事，要算中国最发达。五六千年间不知有多少精彩绝伦的智慧耗尽在这里。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要用最简明的线索来描绘中华文明，一定会把这种本事搁置在一边。 我真想把中国的这种体验告诉以色列朋友，同时也告诉他们的对手，快快地铸剑戟为犁锄，化干戈为玉帛，把更多的智慧放在对沙漠的滴灌、喷灌上，而在整人治人的领域，则不必高度发展。 连曾经拥有《孙子兵法》、的民族都这么说，总可信服。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四日下午，从埃拉特前往耶路撒冷，夜宿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旅馆 正文 寻找底线 大屠杀纪念馆坐落在耶路撒冷城西的赫哲山旁，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国纳粹屠杀的六百万犹太人。 进入主厅，每个男人都要从一位老汉手中接过一顶黑色小纸帽戴上。主厅黝暗，像一个巨大的洞窟。屋顶有一扇窗，一束光亮进入，直照地下一座长明火炬。火焰燃得宁静，不露声色地把铸刻在地上的那些"现代地狱"的地名一一显现出来。 中间有一个小小的讲台，每年五月的一天，以色列的总统和总理都会站到这里，全城汽笛长鸣，各行各业立即停止一切工作，悼念两分锺。 离开主厅时，我把黑纸帽还给门口的老汉，说声谢谢，老汉点一点头，用浑浊的眼睛看着我，然后指了指东边。东边，我没有料到，会有一个让我泪流不止的所在。 那是一座原石结构的建筑，门口用英文写着：亚伯拉罕先生和他的妻子伊蒂塔，建造此馆纪念他们的儿子尤赛尔（Ｕ－ｚｉｅｌ），尤赛尔一九四四年在奥斯维辛被杀害。 但是，这并不仅仅是一个私人的纪念，因为还有一行怵目惊心的字：纪念被纳粹杀害的一百五十万名犹太儿童。 进入这个纪念馆要经过一条向下延伸的原石甬道，就像进入最尊贵的法老的墓道。所有的人都低着头沉重地往前走，没想到一拐弯，就看到甬道尽头一幅真人大小的浮雕。是一张极其天真愉快的儿童的脸，年龄在三四岁之间，浮雕下分明写着他的名字：尤赛尔。 儿童的笑脸具有如此大的震撼力，是我以前没有感受过的，我的心一下子就揪紧了，心想，年迈的父母要在自己死亡前用这么多石头留住儿子的笑脸，这样的举动不能不触动人类最基本的良知。 从尤赛尔的浮雕像再向里一转，我肯定，所有的人都会像钉子一样钉在地上动弹不得，因为眼前一片漆黑的背景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儿童笑容。男孩，女孩，微笑的，大笑的，装大人样的，撒娇的，调皮的都有。短发似乎在笑声中抖动，机灵全都在眼角中闪出。但他们，全被杀害了！ 这些从遗物中找到的照片，不是用愤怒，不是用呼喊，而是用笑容面对你，你只能用泪眼凝视，一动不动，连拿手帕的动作都觉得是多余。 我不敢看周围，但已经感觉到，右边的老人已哽咽得喘不过气来，左边一个年轻的妻子一头扎在丈夫怀里，丈夫一只手擦着自己的眼泪，一只手慰抚着她的头发。 大家终于挪步，进入一个夜空般的大厅。上下左右全是曲折的镜面结构，照得人就像置身太虚。不知哪里燃了几排蜡烛，几经折射变成了没有止境的烛海，沉重的夜幕又让烛海近似于星海，只不过每颗星星都是扑扑腾腾的小火苗。 这些小火苗都是那些孩子吧？耳边传来极轻的男低音，含糊而殷切，是父亲们在嘱咐孩子，还是历史老人在悲怆地嘟哝？ 走出这座纪念馆的每个人，眼睛都是红的。大家不再说话，慢慢走，终于走到了一座纪念碑跟前。内弧形的三面体直插云霄，它纪念的是一切在反抗法西斯的斗争中牺牲的英雄，没有国界，不分民族。 法西斯摧残的不仅仅是某个民族，而是全人类，所以全人类站到了同一条战线。不远处的墙角里放着一条小木船，旁边挂了一个说明，原来这条小木船是荷兰的反抗者组织在那最险恶的年月每天深夜用来偷渡犹太人的，一条船至多能坐三个人，加上另外几条，居然解救出七千多人。怪不得纪念馆周围的花坛、草坪上刻有大量感谢牌，感谢当年解救过犹太人的各国人民和各种组织。每个感谢牌边还种一棵树，如今已浓阴蔽天。 我很看重耶路撒冷有这样一座纪念馆，因为有它存在，多种宗教纠纷和民族冲突碰到了一条真正划分大善大恶的底线。有了底线，也就有了共同语言。 记得去年寒风凛冽的一天，我曾来到德国柏林的一个老式体育场，希特勒在那里举办过奥林匹克运动会。那次运动会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抵制，因此当年这个体育场内的景况，是既嚣张又凄凉的。那些国家对希特勒的军事暴行无可奈何，但敢于抵制奥运会，原因就在于希特勒这次打扮出了一个文明的姿态，摇晃出了一个文化的美名，这就有机会让他看一看文明的底线了。 对野兽无可理喻，但野兽居然也念叨起奥林匹克，那就可以对它有态度了。 在罗马时，处处都避不开墨索里尼的影子，事实上他在保存和弘扬古代文物方面真是做了不少大手笔的事，有时还能在电台听到他当年演奏的乐曲，可见他对一般意义上的文明并不陌生；但作为法西斯头子他逾越了底线，因此也就成了一个历史的罪人。 文明可以成为一种点缀，但文明有最终指向。正是这种最终指向，维护了人类。 一九九九年十月三十日，耶路撒冷，夜宿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旅馆 正文 多一点遗忘 耶路撒冷太浓了，浓得稠稠黏黏，连呼吸都有点急迫。 今天暂换一个方向，去加沙地带。 这是目前世界上最敏感的地区，一到关口就感到气氛远比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紧张。 迎面是一个架势很大的蓝灰色关卡，以色列士兵荷枪实弹地站了三个层次。头顶岗楼上的机枪，正对准路口。远远望进去，经过一个隔离空间，前面便是巴勒斯坦的关卡。 这里要查验护照，但谁都知道，护照上一旦出现了以色列的签证，以后再要进阿拉伯的其它国家就困难了。因此，前几天从埃及进关的时候用的是集体临时签证，但那份签证今天并没有带在身边，于是我们这帮人究竟是怎么进入以色列的，都成了疑问。更麻烦的是，几辆吉普车无牌照行驶的问题在这里也混不过去了。 有一辆警车朝我们的车队驶来，警车上坐着一位胖胖的以色列警官，看派头，级别不低。他不下车，只是看着围上去的我们几个人一个劲儿摇头，"你们，居然连什么文件也没有？没有签证，没有车牌，没有通行许可？" 他大概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车队，耸耸肩，不再说什么，只让我们自己得出结论。 想不出别的办法，只能打电话找中国驻巴勒斯坦办事处。不多久，常毅参赞和他的夫人潘德琴女士就开着车来到了关口，几经交涉，以色列警官终于同意我们几个人坐着办事处的外交公务车进去。 车子驶过巴勒斯坦关口，倒不必再停下检查，我们向憨厚的士兵们招了招手，他们咧嘴一笑，就过去了。 加沙地区的景象，与杰里科差不多。我们先到一个难民营，难民主要是一九六七年战争中失去家园的各地阿拉伯人，由于已经过了三十多年，现在也已形成了一个小区。满眼是无数赤着脚向我奔来的天真孩子，按阿拉伯人的生育惯例，逃难过来的已是他们祖父一代了。 加沙地区被以色列包围着，阿拉伯人进出很不容易；但在以色列看来，他们整个国家都被阿拉伯世界包围着。更让我惊奇的是，居然还有一群固执的犹太人在加沙地区住着，决不搬走，但他们只能用铁丝网把自己围住。 这就构成了一圈又一圈的包围网，你包围我，我包围你，你深入我，我深入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分不断，离不开，扯不清。 双方都有一笔冤屈账，互相都有几把杀手锏。就像两位搬不了家的邻居，把伤疤结在一起了。 败想去看看加沙境内的犹太人居住点，却有铁丝网、岗楼、探照灯包围着。我们想走近一点，阿拉伯朋友说，这已经是最近了，再近他们就会射击。其实，每一个定居点里只住了十几个犹太人，保卫的军警数量与他们差不多。他们在定居点里也没有象样的营生，艰难又危险，却坚持多年，来表示他们的领土观念。 我站在路边看着这一圈圈互相包围的网，觉得这是人类困境的缩影。 事情开始时可能各有是非，时间一长早已烟雾茫茫。如果请一些外来的调解者来裁判历史曲直，其实也有点冒险，因为这样会使双方建立起自己的诉说系统，倒把本该遗忘的恩怨重新整理强化了。 我在这里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方的朋友都作了深入的交谈，渐渐产生了一个想法：他们都应该多一点遗忘，让往事如烟，然后搁置情绪，用现代政治智慧设计出最理性的方略。 记性太好，很是碍事。 历史有很多层次，有良知的历史学家要告诉人们的，是真正不该遗忘的那些内容。但在很多时候，历史也会被人利用，成为混淆主次、增添仇恨的工具，因此应该警惕。 几个文明古国的现代步履艰难，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历史负担太重，玩弄历史的人太多。 只有把该遗忘的遗忘了，历史纔会从细密的皱纹里摆脱出来，回复自己刚健的轮廓。 可惜直至今天，很多历史只喜欢做皱纹里的文章。 为了加深对这一个问题的思考，决定明天去参观城西的大屠杀纪念馆。那里，供奉着全人类共同确认的一些原则，因此可以让我们体验，历史的哪些部位纔不该遗忘。 一九九九年十月三十日，以色列加沙地区，夜宿耶路撒冷Ｒｅｍａｉｓｓａｎｃｅ旅馆 正文 把伤痕当酒窝 在安曼串门访友，路名和门牌号都没有用，谁也不记，只记得哪个小区，什么样的房子。要寄信，就寄邮政信箱。这种随意状态，与阿拉伯人的性格有关。 但这样一来，我们要去访问蒯先生家，只能请他自己过来带路了。他家在安曼三圆环的使馆区，汽车上坡、下坡绕了很多弯，蒯先生说声"到了"，我和陈鲁豫刚下车，就看到一位红衣女子迎过来，她就是蒯太太，本名杜美如，谁也无法想象她已经七十一岁高龄。 他们住在二层楼的一套老式公寓里，确实非常朴素，就像任何地方依旧在外忙碌的中国老人的住所，但抬头一看，到处悬挂着的书画都是大家名作。会客室里已安排了好几盘糕点，而斟出来的却是阿拉伯茶。 杜美如女士热情健谈，陈鲁豫叫她一声阿姨，她一高兴，话匣子就关不住了。她在上海出生，到二十岁纔离开，我问她住在上海杜家哪一处房子里，她取出一张照片仔细指点，我一看，是现在上海锦江饭店贵宾楼第七层靠东边的那一套。正好陈鲁豫也出生在上海，于是三人交谈中就夹杂着大量上海话。我们感兴趣的，当然是早年她与父亲生活的一些情况；她感兴趣的，是五十年不讲的上海话今天可以死灰复燃，曼延半天。 以下是她的一些谈话片断，现在很多不了解杜月笙及其时代的读者很可能完全不懂，但我实在舍不得在地中海与两河流域之间的沙漠里，一个中国老妇人有关一个中国旧家庭的絮絮叨叨。 "我母亲一九二八年与父亲结婚。在结婚前，华格镍路的杜公馆里，已经有前楼姆妈沈太太、二楼姆妈陈太太、三楼姆妈孙太太，但只有前楼姆妈是正式结婚的，她找到还未结婚的我母亲说，二楼、三楼的那两位一直欺侮她，为了出气，她要把正式的名分作为一个礼物送给我母亲。我母亲那么年轻，又是名角，也讲究名分。一九三一年浦东高桥杜家祠堂建成，全市轰动，我母亲坚持一个原则，全家女眷拜祖宗时，由她领头。那年我两岁，我母亲生了四个，我最大，到台湾后，蒋家只承认杜家我们这一房。 "父亲很严厉，我们小阿见他也要预约批准。见了面主要问读书，然后给五十块老法币。所以在我心目中他很抽象，不是父亲，父亲的教育职能由母亲在承担，而母亲的抚育职能则由阿姨在承担。后来到了中学，家里如果来了外国客人，父亲也会让我出来用英语致欢迎词。有时我在课堂上突然被叫走，是家里来了贵客，父亲要我去陪贵客的女儿。母亲一再对我说，千万不要倚仗父亲的名字，除了一个杜字，别的都没有太大关系，要不然以后怎么过日子？这话对我一辈子影响很大，我后来一再逃难、漂泊，即使做乞丐也挺得过去。 "父亲越到后来越繁忙，每天要见很多很多客人。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纔急匆匆从上海坐船去香港，在船上已经可以看到解放军的行动。他还仔细地看了看黄浦江岸边的一家纺织厂，他母亲年轻时曾在那里做工。在香港他身体一直不好，因严重气喘需要输氧，但又不肯戴面罩，由我们举着氧气管朝他喷。母亲问他现在最希望的事是什么，他说希望阿冬过来说话，阿冬就是孟小冬，母亲就答应了。父亲还就这件事问过我，我说做女儿的是晚辈，管不着。后来他就与孟小冬结婚了。父亲去世后孟小冬只分到两万美元，孟小冬说，这怎么够……" 陈鲁豫打断说，我们谈点愉快的吧，譬如，你们两人是怎么认识的？ 这下两位老人都笑了，还是杜美如女士在说："那是一九五五年吧，已经到了该结婚的年龄，我们几个上海籍女孩子到南部嘉义玩，参加了一个舞会，见到了他。但我是近视眼，又不敢戴眼镜，看不清，只听一位女伴悄悄告诉我，那位白脸最好，她又帮我去拉，一把拉错了，拉来一位正在跟自己太太跳舞的男人……当然我最后还是认识这位白脸了，见了几次面，他壮着胆到我母亲那里准备提婚，正支支吾吾，没想到母亲先开口，说看中了就结婚，别谈恋爱了。原来她暗地里作了调查……" 蒯先生终于插了一句话："我太太最大的优点，是能适应一切不好的处境，包括适应我。" "是啊，"杜女士笑道，"我遭遇过一次重大车祸，骨头断了，多处流血，但最后发现，脸上受伤的地方成了一个大酒窝！"我们一看，果然，这个"酒窝"不太自然地在她爽朗的笑声中抖动。 她五十多年没回上海了，目前也没有回去的计划，而不回去的原因却是用地道的上海话说出来的："住勒此地勿厌气。""厌气"二字，很难翻译。她说，心中只剩下了两件事，一是夫妻俩都已年逾古稀，中华餐馆交给谁？他们的儿女对此完全没有兴趣；二是只想为儿子找一个中国妻子，最好是上海的，却不知从何选择。她把第二件事，郑重地托付给我。 我看着这对突然严肃起来的老夫妻，心想，他们其实也有很多烦心事，只不过长期奉行了一条原则：把一切伤痕都当作酒窝。 酒有点苦，而且剩下的也已经不多。 祝他们长寿，也祝约旦的中华餐厅能多开几年。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五日，安曼，夜宿Ａｒｗａｄ旅馆 正文 人生的最后智慧 回安曼的第一件事，是去瞻仰前国王侯赛因的陵墓。 本来，现代政治人物不是我这次寻访的对象，但到约旦之后，越来越觉得需要破破例了。 几乎所有的人都用最虔诚的语言在怀念他。我们队伍里有一位小姐，在一家礼品商店买了一枚他的像章别在胸前，只想作一个小小的纪念，没想到被一位保护我们的警察看见，这位高个子的年轻人感动得不知怎么纔好，立即从帽子上取下警徽送给小姐，一是感谢中国小姐尊重他们的伟人，二是要用自己的警徽来保卫国王的像章，他知道，国王的像章将要做跨国旅行。 他们说，当国王病危从美国飞回祖国时，医院门口有几万普通群众在迎接，天正下雨，没有一个人打伞。 他出殡那天，很多国家的领袖纷纷赶来，美国的现任总统和几任退休总统都来了，病重的叶利钦也勉力赶来，天又下雨，没有一个外国元首用伞。 出殡之后，整整四十天举国哀悼，电视台取消一切节目，全部诵读《可兰经》，为他祈祷。 人们尊敬他是有道理的。约旦区区小国，在复杂多变的中东地面，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谁的脸色都要看，谁的嗓音都要听，要硬没有资本，要软何以立身，真是千难万难。 大国有大国的难处，但与那种举手之劳可以被扼住绊管、一夜之间可以被人吞并的小国比，毕竟没有太多的旦夕之懮。侯赛因国王明白这一点，多年来运用柔性的政治手腕，不固执、不偏窄、不极端、不抱团、不胶粘，反应灵敏，处世圆熟，把四周的关系调理得十分匀当。可以说他"长袖善舞"，但他甩动的长袖后面还是有主体、有心灵的，人们渐渐看清，他多彩多姿的动作真诚地指向和平的进程和人民的安康，因此已成为这个地区的一种理性平衡器。 这种角色可以做小也可以做大，他凭着自己的教育背景和交际能力，使这种角色一次次走到国际舞台中央。结果，世界各国对这一地区深深皱眉，他与约旦，反而成了一条渡桥。这使他由弱小而变得重要，因重要而获得援助，因重要而变得安全。 我曾两次登上安曼市中心的古城堡四下鸟矙，也曾北行到杰拉西（Ｊｅｒａｓｈ）去瞻仰声势夺人的罗马广场，知道这个国家在立国之前，一直是外部势力潮来潮去的通道。山谷间小小的君主，必须练就一身技巧纔能勉强地保境安民。我对本地历史知之甚少，但从山势遗迹已可找到这种技巧的印痕，而侯赛因国王，则是方士智慧的集大成者。如果要评选二十世纪以来小国家的大政治家，他一定可以名列前茅。 很早以前我们还不知道约旦在哪里，却已经在国际新闻广播中听熟了"约旦国王侯赛因"。这个专用名词几乎成为一个现代国际关系的术语，含义远超某一个国家某一个人。这，正是我非要去拜谒陵墓不可的原因。 陵墓在王宫，王宫不是古迹而是真实的元首办公地，因而要通过层层警卫。终于到了一堵院墙前，进门见一所白屋，不大，又朴素，觉得不应该是侯赛因陵墓，也许是一个门楼或警卫处？一问，是侯赛因祖父老国王的陵寝。屋内一具白石棺，覆盖着绣有《可兰经》字句的布幔，屋角木架上有两本《可兰经》，其它什么也没有了。蹑手蹑脚地走出，询问侯赛因自己的陵墓在哪里，我是作好了以最虔诚的步履攀援百级台阶、以最恭敬的目光面对肃穆仪仗的准备的，但不敢相信的事情发生了—— 就在他祖父陵寝的门外空地上，有一方仅仅两平方米的沙土，围了一小圈白石，上支一个布篷，也没有任何人看管，领路人说，这就是侯赛因国王的陵寝。 我和陈鲁豫都呆住了，长时间地盯着领路人的眼睛，等待他说刚纔是开玩笑。当确知不是玩笑后，又问是不是临时的，回答又是否定，我们只得轻步向前。 沙土仅是沙土，一根草也没有，面积只是一人躺下的尺寸。代替警卫的，是几根细木条上拉着的一条细绳。最惊人的是没有墓碑和墓志铭，整个陵墓不着一字，如同不着一色，不设一阶，不筑一亭，不守一兵。 我想这件事不能用"艰苦朴素"来解释。侯赛因国王生前并不拒绝豪华，却让生命的终点归于素净和清真。我一直认为，如何处理自己的墓葬，体现一代雄主的最后智慧。侯赛因国王没有放弃这种智慧，用一种清晰而幽默、无虞又无声的方式，对自己的信仰作了一个总结。 这次陪我们去的，有一位在约旦大学攻读伊斯兰教的中国学生马学海先生，他说，我们立正，向他祈祷吧。我们就站在那方沙土跟前，两手在胸口向上端着，听小马用阿拉伯文诵读了《可兰经》的开端篇。我在心里默诵：国王，没想到你以这样一种方式在休息，请接受一个万里而来的中国人的敬意。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八日，回安曼，仍宿Ａｒｗａｄ旅馆 正文 我一定复活 早晨起来，在阳台上坐坐，想读几份昨天在巴特农神殿门口得到的英文数据。不想刚坐下又站起身来，原来发现巴特农神殿就在我的左前方山顶。 我重新坐下，久久地抬头仰望着它。 希腊文明是在它的脚下一步步走出来的，但是，当希腊文明的黄金时代过去之后，它还在。这是一切遗迹的大幸还是大不幸？伴随过自己的辉煌已一去不复返，自己只能带着悲怆的记忆耸立于衰草残阳。 它太气派、太美丽，后世的权势者们一个也放不过它，不会让它安静自处。 罗马帝国时代，它成了基督教堂；土耳其占领时期，它又成了回教堂；在十七世纪威尼斯军和土耳其军的战争中，它又成了土耳其军的火药库，火药库曾经爆炸，而威尼斯军又把它作为一个敌方据点进行猛烈炮轰。在一片真正的废墟中，十九世纪初年，英国驻土耳其大使又把遗留的巴特农神殿精华部分的雕刻作品运到英国，至今存放在大英博物馆。 摧残来自野蛮，也来自其它试图强加别人的文明。因此巴特农，既是文明延续的象征，也是文明受辱的象征。 受尽屈辱的老祖母更受后辈尊敬。本世纪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的那几天，德国法西斯还在统治着希腊，有两个希腊青年，徒手攀登巴特农神殿东端的垂直峭壁，升起了一面希腊国旗。这事很为巴特农神殿争光，那两个青年当即被捕，几天后德国投降，他们成了英雄。今天，这面希腊国旗还在那里飘着，一面儿孙们献给老祖母的旗。 记得昨天傍晚我们离开巴特农神殿很晚，已经到了关门的时分，工作人员轮番用希腊语、英语和日语催我们离开，我们假装听不懂，依然如饥似渴地到处瞻望着，这倒是把这些工作人员感动了。他们突然想起，眼前可能就是当地报纸上反复报道过的那几个中国人？于是反倒是他们停下来看我们了。 这些工作人员大多是年轻姑娘，标准的希腊美女，千年神殿由她们在卫护，苍老的柱石衬托着她们轻盈的身影。她们在山坡上施然而行，除了衣服，一切都像两千年前的女祭司。 当我们终于不得不离开时，门口有人在发资料。当时拿了未及细看，现在翻出来一读，眼睛就离不开了。原来，一个组织、几位教授，在向全世界的游客呼吁，把巴特农神殿的精华雕刻从伦敦的大英博物馆请回来。 理由写得很强硬： 一、这些文物有自己的共同姓名，叫巴特农，而巴特农在雅典，不在伦敦； 二、这些文物只有回到雅典，纔能找到自己天生的方位，构成前后左右的完整； 三、巴特农是希腊文明的最高象征，也是联合国评选的人类文化遗产，英国可以不为希腊负责，却也要对人类文化遗产的完整性负责…… 真是义正辞严，令人动容，特别是对我这样的中国人。 突然想起，很多年前我曾写了一篇文章表达自己对斯坦因等人取走敦煌文物的不甘心，说很想早生多少年到沙漠上拦住他们的车队，与他们辩论一番。没想到这种想法受到很多年轻评论家的讪笑。有一位评论家说："你辩得过人家博学的斯坦因吗？还是识相一点趁早放行。" 我对别人的各种嘲弄都不会生气，但这次是真正难过了，因为事情已不是对我个人。 看到希腊向英国索要巴特农文物的这份材料，我也想仿效着回答国内那些年轻的评论家几条： 一、那些文物都以敦煌命名，敦煌不在巴黎、伦敦，而在中国，不要说中国学者，哪怕是中国农民也有权利拦住车队辩论几句； 二、我们也许缺少水平，但敦煌经文上写的是中文，斯坦因完全不懂中文，难道他更具有读解能力？ 三、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同时，中国还发现了甲骨文。从甲骨文考证出一个清晰的商代，是由中国学人合力完成的，并没有去请教斯坦因。所以中国人在当时也具备了研究敦煌的水平。 我这样说，并不是出于狭隘民族主义来贬斥一切来华的外国考古学家，但实在无法理解那些年轻评论家的慷慨。他们也许以为自己已经获得了纯西方化的立场，但是且慢，连西方文明的摇篮希腊，也不同意。 你看这份呼吁索回巴特农文物的资料还引述了希腊一位已故文化部长的话： 我希望巴特农文物能在我死之前回到希腊，如果在我死后回来，我一定复活。 这种令人鼻酸的声音，包含着一个文明古国最后的尊严。这位文化部长是位女士，叫曼考丽（Ｍｅｌｉｎａ Ｍｅｐｃｏｕｒｉ）。发数据的组织把这段话写进了致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公开信。 一九九九年十月五日，希腊雅典，夜宿Ｒｏｙａｌ Ｏｌｙｍｐｉｃ旅馆 正文 你们的祖先 从"复原"了的巴比伦古城回来，大家一路无话，而我则一直想着"楔形文字"。从城墙上见到的现代赝品，联想到四五千年前当地古人的真正刻写。感谢考古学家们在破译"楔形文字"上所作的努力，使我们知道在这种泥板刻写中还有真正的诗句。 这些诗句表明，这片土地在四五千年之前就已经以灾祸和离乱为主题。例如，无名诗人们经常在寻找自己的女神： 啊，我们的女神， 你何时能回到这荒凉的故土？ 女神也有回答： 他追逐我， 我像只小鸟逃离神殿； 他追逐我， 我像只小鸟逃离城市。 唉，我的故乡， 已经离我太远太远！ 这是四五千年前从这里发出的柔弱声音。 顺着这番古老的诗情，我们决定，今天一定要找一所小学和儿童医院看看。 败快如愿以偿，因为这里的当局很愿意用这种方式向外界控诉美、英等多国部队和联合国对他们的轰炸、包围和禁运。 孩子总是让人心动。 我们走进巴格达一家据称最好的小学的教室，孩子们在教师的带领下齐呼："打倒美国！反对禁运！不准伤害我们！萨达姆总统万岁！"呼喊完毕，两手抱胸而坐，与我们小时候在教室里两手放到背后的坐姿不一样。孩子们多数脸色不好，很拘谨地睁着深深的大眼睛看着我们，毫无笑容。 鲁豫弯下身去，要前排一个男孩子拿出课本来看看，男孩子拿出来的课本用塑料纸包着，但里边有很多破页。老师在一旁解释说，课本的破页不是这个孩子造成的，由于禁运，没有纸张，课本只能一个年级用完了交给下一个年级用，不知转了多少孩子的手，你看破成这个样子还都那么珍惜，用塑料纸包着。 这种细节让我们十分心酸，立即想起在约旦时听一位老人说，见到伊拉克孩子最好送一点小文具。我们倒真是买了一些，赶快到车上取出，每人发点铅笔、橡皮、卷笔刀之类。小小的东西塞在一双双软绵绵的小手上，真后悔带得太少。 到操场一看，一个班级在上体育课，女孩子跳绳，男孩子踢球。我走到男孩子那边捡起球往地下一拍，竟然完全没有弹力，原来是一个裂了缝的硬塑料球。老师说，这样的破塑料球全校还剩下三个，踢不了多久。 我们知道，这是最好的学校，其它学校会是什么情景，不得而知，而在伊拉克，失学儿童的比例恐怕不是一个小数字。问过这里的官员，回答是没有失学儿童，只有少数中途退学。这话显然不真实，只要大白天向任何一个街口望一眼就知道。 我们离开小学的时候，就在门口见到两个男孩推着很大的平板车经过。桂平连忙把他们拦住，鲁豫赶过去一问，是兄弟俩，哥哥十三岁，大大方方地停下来回答问题，弟弟则去把两辆平板车拉在路边。 这个哥哥头发微卷，脸色黝黑，眼神腼腆而又成熟，一看就知道已经承受了很重的生活担子。问他为什么不读书，他平静地说，父亲死于战争，家里还有母亲和妹妹。这个简练的回答使我们都沉默了。 我从口袋里摸出两枝圆珠笔，塞在兄弟俩的手上，想说句什么，终于没有开口。是的，孩子，你们可能都不识字，用不着圆珠笔，但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的祖先是世界上最早发明文字的人。在你们拉车空闲时，哪怕像祖先刻写楔形文字一般画几笔吧。这番心意，来自你们东方那个发明了甲骨文的民族。 去儿童医院，心里更不好受。那么多病重的孩子，很多还是婴儿，等待着药品，而药品被禁运。病房的每张床上都坐着一个穿黑衣的母亲，毫无表情地抱着自己的孩子。鲁豫想打开话题，问一位母亲："这么小的孩子病成这样，你心里一定……"话没说完，这位母亲便泪如雨下，泣不成声。鲁豫想道歉，但自己也早已两眼含泪。 我们想给病房里的每位母亲留点钱，但刚摸出，就被医院负责人严词阻止。我只得走出病房，在走廊里徘徊。走廊里，贴着很多宣传画，都以儿童为题材。一幅的标题是"禁止杀害伊拉克儿童"；另一幅的标题是"记住"，画了一双婴儿的大眼。 我心中涌出了很多不同方向的话语，一时理不清楚—— 我想说，许多国际惩罚，理由也许是正义的，但到最后，惩罚的真正承受者却是一大群最无辜的人。你们最想惩罚的人，仍然拥有国际顶级的财富。 国际惩罚固然能够造成一国经济混乱，但对一个极权国家来说，这种混乱反而更能养肥一个以权谋私的阶层。你们以为长时间的极度贫困能滋长人民对政权的反抗情绪吗？错了，事实就在眼前，人们在缺少选择自由的时候，什么都能适应，包括适应贫困；贫困的直接后果不是反抗，而是尊严的失落，而失落尊严的群体，更能接受极权统治。 有人也知道惩罚的最终承受者是人民，却以为人民的痛苦对统治者是一种心理惩罚，这也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推理。鞭打儿子可以使父亲难过，但这里的统治者与人民的关系，并不是父亲和儿子，甚至也不是你们心目中的总统和选民。 当然，也想对另外一个方面说点话。你们号称当代雄狮，敢于抗争几十个国家的围攻，此间是非天下自有公论，暂不评说；只不过你们既然是堂堂男子汉，为什么总是把最可怜的儿童妇女推在前面作宣传，引起别人的怜悯？男子汉即便自己受苦也要掩护好儿童妇女，你们怎么正好相反？ 我想我有权发表这些感慨，以巴比伦文明朝拜者的身份。巴比伦与全世界有关，而眼前的一切，又都与巴比伦有关。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巴格达，夜宿Ｒａｓｈｅｅｄ旅馆 正文 忽闪的眼睛 突然接到当地新闻官通知，今天是巴格达建城纪念日，有大型庆祝活动，如果我们想拍摄报道，可获批准。 我们问："萨达姆总统参加吗？"回答是："这个谁也不可能知道。如果来，你们真是太幸运了。" 那就去一下吧。 由新闻官带领，我们到了离市区很远的一个体育场。看台上已坐满观众，高官们也正逐一来到，主要是穿军装的军官。 沿途士兵一见军官不断地做着用力顿脚状的行礼动作，而军官们一下车则一一互相拥抱，用胡子嘴在对方的胡子脸上亲来亲去。他们的高级军官都太胖，但军装设计得很帅气，尤其是帽子，无论是大盖帽还是贝雷帽都引人注目。在花白头发上扣上一顶贝雷帽真是威武极了，连身体的肥胖都可原谅。 经过层层岗哨，我们这批人全被当做了拍摄记者，直接被放到了体育场中心表演场地上。同伴们觉得我什么摄影机也没带，又西装笔挺，在人家的表演场地上晃悠三四个小时不是事儿，我觉得这样自由的方位纔有意思。 蚌然看见主席台的贵宾席上有一位先生一边向我招手一边在一级级地往下挤，定睛一看，是中国驻伊拉克大使张维秋先生。张大使执意要我坐到贵宾席去，我则告诉他，在戒备森严的中心我居然能在这么大的草地上自由自在地窜来窜去，求之不得。大使立即明白，笑了笑也就由我去了。 今天这么大的活动，外国媒体只有我们一家，再加上韦大军、谢迎、桂平几位都穿着印有"凤凰卫视"字样的鲜红工作服，长长的摄像机往肩上一扛，成了庆祝活动开始前全场最主要的景观。 忽听得山呼海啸般一阵欢呼，我以为萨达姆到了，转身一看，哪里啊，原来只是我们的韦大军把摄像机转向了这个方向，这个方向的观众兴奋了。那边又响起了铺天盖地的喧嚣，也没有别的事，只是觉得韦大军在这边停留时间太长，嫉妒了。 有一大方阵的荷枪士兵席地而坐，我试探着走进他们的方阵，想拍张照，没想到从军官到士兵都高兴得涨红了脸，当然不是为我，为摄影。 有几个等待参加表演的漂亮姑娘你推我搡地来到我们跟前，支支吾吾提了个要求，能不能拍张照，我们一点头，她们就表情丰富地摆好了姿势，快门一按，她们欢叫一声像一群小鸟一样飞走了。她们压根儿没想过要照片，只想拍照。一位坐在看台前排的老太太不断向我示意，让镜头对准她一下，我好半天纔弄明白她的意思，这对韦大军来说是举手之劳。事后，她一直激动地向我们跷着大拇指。 这种渴望着被拍摄而不想要照片的情景，我们都是初次遇到，甚觉不解。但我又突然明白了，告诉同伴们：这就像在山间行路，太封闭、太寂寞，只想唱几声，却谁也不想把歌声捡回。渴望被拍摄，就是渴望用自己的形象哼两声。 萨达姆终于没有来，新闻官解释说他太忙了。庆祝活动其实就是一次广场表演，内容是纵述巴格达的历史。这种广场表演中国早已做得炉火纯青，从场地设计到服饰道具看，这里只够得上中国县级运动会的水平。但是，当他们追溯巴格达的悠久历史，一大群演员赤着脚、穿着旧衣服走过宽阔的表演场地时，你会感到一种从外貌到神情都无可替代的古今一致，两河文明和巴格达的历史，就是这样的脚踩踏出来的。 接下来表演远近各国对巴格达的臣服和朝觐，载歌载舞，颇为夸张，估计坐在贵宾席里的各国大使看了会发笑。我怕看到有中国人前来朝觐的表演，结果倒是没有，松了一口气。 这时满场早已战鼓隆隆，战争开始了。敌人很多，一拨一拨来，一仗一仗打，我看得清的，是打犹太人、波斯人和鞑靼人。有些仗，不知是和谁在打，赶紧去找新闻官，他很有把握地回答："ｅｎｅｍｙ！ｅｎｅｍｙ！"反正是和"敌人"在打。 突然场上好看起来了。一边是一大群剽悍的马队，一边是一大群赤膊的士兵，狭路相逢。马队中先蹿出一骑，围着赤膊士兵奔驰一圈，然后整个马队就与赤膊士兵穿插在一起了。反复穿插的结果是，全体赤膊士兵都伤卧疆场，辽阔的体育场上，只见满地都是他们在挣扎，这个景象很有气魄。 胜利者的马队又一次上场，踱着骄傲的慢步，完全不顾满地挣扎的敌兵，突然，两匹胜利者的马因劳累而倒地，骑士卧倒在它们跟前悲哀地抚摸着。马队回去了，倒下的马和骑士还在。没有想到，两匹马慢慢地挣扎起来，在全场的掌声中去追赶自己的队伍。 看到这里，我心头一热，古代战争并不重要，只是在这些部位，我看到我的艺术家同行在工作了。我的同行，你们在哪里？你们只要稍稍动作，我都能发现和捕捉，不管你们是否动作在整体不喜欢的作品里。你们的日子，过得还好吗？ 很快艺术家又休息了，或者说被自以为是的官员们赶走了，场上出现两个小丑，一个美国，一个以色列，边讲些愚蠢的话，边跳迪斯科。由于这两个小丑，新的战争爆发，下面的表演都是现代军事动作的模拟，没法当艺术看了。 表演结束散场时，我们随便与观众闲聊。见到一位很像教授的儒雅老人，我们问："为什么你们国家与很多国家关系紧张？"老人回答："因为巴格达太美丽了，他们嫉妒。" 抓住一位要我们拍照的十四岁女孩，问她："你是不是像大人们一样，觉得美国讨厌？"没想到她用流利的英语回答："你是指它的人民还是它的政治？人民不讨厌，政治讨厌。它没有理由强加给别人。" "你讨厌美国政治，为什么还学英语？" 必答竟然是："语言是文化，不一定属于政治。"天哪，她纔十四岁。 她的年龄和视野，使我们还不能对她的讨厌不讨厌过于认真，但她的回答使我高兴，因为其间表现了一种基本的逻辑规范和理性能力。这片土地，现在正因为缺少这种雨露而燥热，而干旱。 不必向别处祈求这种雨露，它正蕴藏在孩子们忽闪的眼睛里。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巴格达，夜宿Ｒａｓｈｅｅｄ旅馆 正文 再闯险境 今天，我们终于要进入目前世界上最危险的区域了。 危险到什么程度？近两个月内，在这条路上，已有三批外国人被绑架，最近一批是在五天前。刚刚又接到消息，就在昨天，札黑丹地区三十二名警察被阿富汗的贩毒集团杀害，作为对该集团一个首领被捕的报复。 上午五时起床，六时发车。克尔曼是个小城，刚离开几步就是沙漠了。 这里的沙漠从地形上就会让人提起警觉：路边有很多七八米直径的不规则石墩、石台，活像地堡。又有不少自然的石坑，活像战壕。 更严重的是，在离公路各约三百米的两侧，是两道延绵的低矮山梁，简直是伏击的最佳地形。山梁上多少人都藏得下，一旦冲锋能快速抵达地面，即便公路上有武装部队狙击，也能凭借石台、石坑处于有利地位。 我们一直在这样的一条路上行进，心一直悬着，设想着不久前三批外国人被绑架的各种情景。这些外国人现在都还关着吧，至少五天前绑架的那一批？他们会关在哪里？ 中午时分见到一个很大的古城堡，整个呈泥沙色，没有一丝别的颜色。形态古老，城门狭小，有护城河，可见古代此地也很不安全。 古城堡边有小镇，叫北姆（Ｂａｍ），一问，知道城堡是安息王朝时的遗迹，至今已有两千多年。但这个遗迹一直有人住，到两百年前纔废弃，成为盗宝者们挖地三尺的地方。 我们几个进入古城堡后在条条街道间穿行，大体搞清楚了古代官衙、禁卫军、马厩和平民住宅区的划分。全城基本上是以官衙为中心制高点，层层辐射开来。官衙因地处高敞，排水系统完善，建筑材料用了很有韧性的蜜枣木，保存最好。平民住宅区非常拥挤。其实在古代几乎没有城堡外的居民，一个城堡已经囊括了绝大部分邦国人口。 在北姆参观古城堡时我们被告知，从这里到札黑丹必须有警车保护，于是就到当地警察局去申请。 申请倒是没费多少周折就批准了，但由于形势险恶，警力供不应求，警方希望我们或者在北姆等候，或者先往札黑丹开，等警车回来后再来追赶，好在我们的车队比较容易辨认。 我们不知要等多久，眼看太阳偏西，走夜路更危险，因此选择了后一个方案，即让警车来追，便冒险出发了。 离开北姆不到一小时我们就遇到了沙漠风暴。只见一片昏天黑地，车窗车身上沙石的撞击声如急雨骤临。 车只能开得很慢，却又不敢停下，沙流像一条条黄龙一般在沥青路面上横穿。风声如吼，沙石如泻，远处完全看不见，近处，两边的沙地上出现了很多飞动的白气流，不知预示着什么。 处在这种风暴中最大的担懮是不知它会加强到什么程度。车队一下子变得很渺小，任凭天地间那双巨手随意发落。 沙漠风暴终于过去了，刚想松口气，气又提了起来：夜幕已临，而眼前却是一片高山！ 保护我们的警车还没有来，四周的情景越来越凶险，不敢停车拂去车身上的沙土，我们便咬着牙一头向这危险地区的山路撞进去。伙伴互相轻轻嘱咐："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里的每一个转弯都不知会碰到什么，每一次上坡下坡都提心吊胆。 两边的山峦狰狞怪诞，车道边悬崖深深。没有草树，没有夜鸟，没有秋虫，一切都毫无表情地沉默着，而天底下最可怖的就是这种毫无表情的沉默。 突然路势平缓，进入一个高原平地。这时听得后面有喇叭声，一辆架有机枪的车辆追了上来。这种车在中国叫小货车，只见这辆小货车在货舱上方的金属棚下挖一个大洞，伸出一个人头和一枝机枪，其它人则持枪坐在驾驶舱里。 停车后他们告诉我们，他们是警察，前面真正进入了危险地带，特此赶来保护我们。 他们没有穿警服，更没有向我们出示证件。我们无法验证一切，又不敢细问，就让他们跟在车队后面，继续往前走。我们只是心慌：怎么冒了半天险，到现在纔进入危险地带？他们究竟是谁？古人所说的"眼观六路"，我们现在的关注重心至少有一半要分到背后去了。 又走了很久，背后那辆架机枪的车蹿了上来，叫我们停车，说是他们值班时间到了，会有另外一辆警车来换班，要我们和他们在这里一起等待。 我们环视四周，这里又是一个山岙，黑黝黝的什么也看不清。队长郭滢一想，在这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半夜里，山岙间，与一些不明来历的武装人员在一起，我们又和他们一起等候着另一批武装人员……没有想完他就大喊：开车，快速离开！ 我们的车队呼隆一下便像脱缰的马队一般飞驰而去，直到深夜抵达札黑丹。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三十日，由克尔曼赴札黑丹，夜宿Ｅｓｌｅｇｈｌａｌ旅馆 正文 黑影幢幢 从伊朗出关，刚刚走进巴基斯坦的铁栏门，所有的女士都欢叫一声，把头巾摘下了。 迎面是一间肮脏破旧的小屋，居然是移民局所在。里面坐着一个棕皮肤、白胡子的胖老头，有点像几十年前中国大陆农村的村长，给我们办过关手续。 破旧的桌子上压着一块裂了缝的玻璃，玻璃下很多照片，像是通缉犯，一问，果然是。 在通缉犯照片上面又盖着一张中年妇女的照片，因泛黄而不像通缉犯，一问，是他太太。 两次一问，关系融洽了，而我们的女士们还处于解除束缚的兴奋中，不管老头问什么问题，都满口" 、 "地答应着。男士们开起了玩笑："见到白胡子就乱叫爷爷，怎么对得起……" 我知道他们想说怎么对得起家里的祖母，但他们似乎觉得不雅，没说下去。女士们一点不生气，还在享受一个自由妇女的幸福，但我看到她们摆动的肩膀背后，满墙都是通缉犯的照片。 老人在我们的护照上签一个字，写明日期，然后盖一个三角章。其实三角章正在我们手里玩着，他要过去盖完一个，又放回原处让我们继续玩。不到几分锺，一切手续都已结束，这与我们以前在其它国家过关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走出小屋，我们见到了前几天先从德黑兰飞到巴基斯坦去"打前站"的吴建国先生，他到边境接我们来了。 我们正想打招呼，却又愕住了，因为他背后贴身站着两名带枪的士兵。 巴基斯坦士兵的制服是一袭裙袍，颜色比泥土稍黑，又比较破旧，很像刚从战场上爬回来的，没有任何花架子。吴建国一转身他们也转身，吴建国上前一步他们也上前一步，可谓寸步不离。我们没想到吴建国几天不见就成了这个样子，而他老兄则摘下太阳眼镜向我们解释，说路上实在不安全，是巴基斯坦新闻局向部队要求派出的。"连我上厕所也跟着。"他得意地说。 听他这么一说我们都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说："那你也该挑一挑啊。"原来两名士兵中有一个是严重的"斗鸡眼"，不知他端枪瞄准会不会打到自己想保护的人。 吴建国连忙说："别光看这一个，人家国家局势紧张，军力不足，总得搭配。你看这另一个，样子虽然也差一点，却消灭过十二个敌人。"旁边那个军人知道他的"首长"在说他，立即挺胸做威武状。 此后我们努力把吴建国支来支去，好看看两名士兵跟着他东奔西跑的有趣情景。相比之下，那位"斗鸡眼"更殷勤，可能是由于他还没有立功。 突然我们害怕了，心想如果谁狠狠地在吴建国肩上擂一拳，"斗鸡眼"多半会开枪。他现在已经很警惕，觉得我们这批可疑人员有什么资格在他的"首长"面前没大没小地瞎起哄。 进入巴基斯坦后我们向一个叫圭达（Ｑｕｅｔｔａ）的小城市赶去。距离为七百多公里，至少也得在凌晨一时左右赶到。 这条路，据曼苏尔医生说，因为紧贴阿富汗，比札黑丹一带还要危险，至少已经险过缅甸的"金三角"，是目前世界上最不能夜间行走的路。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不可能等到明天，只能夜间行走。理由很简单，边境无法停留，而从边境到圭达，根本没有一处可安全歇脚的地方，只能赶路。 危险的感觉确实比前两天夜间赶路更强烈了。 这种感觉不是来自荒无人烟，恰恰相反，倒是来自人的踪迹。 路边时时有断墙、破屋出现，破屋中偶尔还有火光一闪。 过一阵，这个路口又突然站起来两个背枪的人，他们是谁？是警察吗？但他们故意不看我们，不看这茫茫荒原上唯一的移动物，因此"故意"得让人毛骨悚然。 正这么紧张地东张西望，我们一号车的马大立通过对讲机在呼叫："右边山谷转弯处有人用手电在照我们，请注意！请注意！"我们朝右一看，果然有手电，但又突然熄灭。 对讲机又传来五号车袁白的呼叫："有一辆车紧跟着我们的车队，让它走又不走，怎么办？" 前面路边有两个黑色物体，车灯一照，是烧焦的两个车壳。再走一段，一道石坎下蹲着三个人。这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他们蹲在这里做什么？ 正奇怪，前面出现了一辆崭新的横在路边的小轿车，车上还亮着灯，有几个人影。我们的心一紧，看来必定会遇到麻烦了，只能咬着牙齿冲过去。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们还没来得及冲，只听惊天动地一声巨响，五号车的车轮爆了。车轮爆破的声音会响到这种程度，我想是与大家的听觉神经已经过于敏感有关。其它四辆车的伙伴回过神来，当然也就把车停了下来。这架势让那辆横在路上的小轿车紧张了，立即发动离去。我想不管这辆车是善是恶，我们这种一声巨响后突然停住似乎要把它包围的状态，实在太像一队匪徒了。 在我们换轮胎的时候，走来两个背枪的人，伸出手来与我们握。我抬头一看，是两个老人，军装已经很旧，而腰上缠着的子弹带更是破损不堪。 竟然是这样的老人警卫着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段？我默默地看着这两个从脸色到服装都很像沙漠老树根的老人，向沙漠走去。他们没有岗亭，更没有手机，真的出了事管什么用呢？ 我相信今天夜里我们的车队一定遇到了好几批不良之徒，因为我想不出这么多可疑人迹在这千里荒漠间晃动的理由。但我们蹿过去了，唯一的原因是他们无法快速判断这样一个吉普车队的职能、来源和实力，而车身上那个巨大的凤凰旋转标志，又是那么怪异。 半夜一时到达圭达，整个小城满街军岗，找不到一个普通人。 除了早晨在曼苏尔医生手里拿到过一个煮蛋外，中餐和晚餐都没有吃过，可是饿过了劲儿，谁也不想动了。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日，巴基斯坦圭达，夜宿Ｓｅｒｎａ旅馆 正文 河畔烤鱼 底格里斯河，从第一天凌晨抵达时见到它，心里一直没有放下。已经来了那么多天，到了非去认真拜访一下不可的时候了。 夜幕已降，两岸灯光不多，大河平静在黑暗中。没有汹涌，也看不到涟漪，只有轻轻闪动的波光。杂乱的岸草卫护着它，使它有可能不理会历史，不理会身边的喧嚣。 也没有看到船。今夜人们对大河的唯一索取，是鱼。我们走进一家几乎没有任何装饰的鱼餐馆，其实是河滩上的一个棚屋，简单得没有年代。 鱼是刚刚捕捉的，很大，近似中国的鲤鱼，当地人说，叫底格里斯鱼。有一个水槽，两个工人在熟练地剖洗。他们没有系围单，时不时把水淋淋的手在衣服上擦一下，搓一搓，再干。 棚屋中间是一个巨大的石火塘，圆形，高出地面两尺。火塘一半的边沿上，有一根根手指般粗的黑木棍，半圆形地橕着很多剖成半片的鱼，鱼皮朝外，横向，远远一看仿佛还在朝一个方向游着。 石火塘中间是几根粗壮的杏树木，已经燃起，火势很大，稍稍走近已觉得手脸炙热。杏树木没什么烟，只有热流晃动。那些横插着的鱼经热流笼罩，看上去更像在水波中舞动。 烤了一会儿，鱼的朝火面由白变黄，由黄转褐。工人们就把它们取下来，把刚纔没有朝火的一面平放在火塘余烬中。不一会儿，有烟冒出，鱼的边角还燃起火苗，工人快速用铁叉平伸进去，把鱼取出，搁在一个方盘上，立即向顾客的餐桌走去。 有几条鱼的边角还在燃烧，工人便用黑黑的手把那些火捏灭，或把燃烧的边角摘下，两三个动作做完，正好走到餐桌边。 餐桌边坐着的全是黑森森的大胡子，少数还戴着黑圈压住的白头巾或花格头巾，就像阿拉法特。他们伸出粗粗的手指，直接去撕火烫的鱼，往嘴里送。 工人又送上一碟切开的柠檬和一碟生洋葱，食客用右手挤捏一块柠檬往鱼上滴汁，左手捞起几片洋葱在嘴里嚼。然后，几只手又同时伸向烤鱼，很快就把烤得焦黄的外层消灭了，只剩下中层白花花的肉。这使食客们有点扫兴，便稍稍休息一会儿，桌边有水烟架，燃着刺鼻的烟块，大胡子们拿过长长的烟管吸上几口，扑哧扑哧地。 烤鱼两边焦黄的部位又香又脆，很多食客积蓄多时来吃一顿，为的就是这一口。因此，吃烤鱼总是高潮在前，余下来的事情就是以鱼肉果腹了，动作节奏开始变得缓慢。中间的鱼肉是优是劣，主要是看脂肪含量，脂肪高的，显得滑嫩，脂肪少的，容易木钝，近似北京人说的"柴"。但是，"柴"的鱼肉容易成块，滑嫩一点的就很难用手指捞取，何况大胡子们的手指又是那样粗。 这就需要用面饼来裹了，伊拉克的面饼做得不错，但在这种鱼棚里是不会现摊面饼的，工人们便从一个像行李袋一般大的破塑料包里取出一大迭早就摊好的薄面饼，一失手全都洒落在油腻的泥地上，没有人在意，一张张捡起来，直接送上餐桌。 食客一笑，左手托薄饼，右手捞鱼肉，碎糊糊的捞不起，皱皱眉再慢慢捞，捞满一兜，夹几片洋葱，一裹，就进了嘴。在现今的伊拉克，这是一餐顶级的美食了。 我在石火塘前出了一会儿神，便坐在餐桌前吃了一点。旁边有位老人见我吃得太少，以为我怕烫，下不了手，便热情地走过来用手指捞了一团一团的鱼肉往我盘子里送，我一一应命吃下，但觉得再坐下去，不知要吃多少了，便站起身来向外溜达。棚外就是底格里斯河，我想，今天晚上的一切，几千年来不会有太大变化吧？ 底格里斯河千载如一，无声流淌，而人类生态的最根本部位其实也没有发生多大变化。狄德罗说，现代的精致是没有诗意的，真正的诗意在历久不变的原始生态中，就像这河滩烤鱼。 又想起以前在哪本书里读到，好像是在阿拉伯历史学家写的书里吧，早在公元六世纪，中国商船就曾从波斯湾进入两河，停泊在巴比伦城附近。 那么，中国商人也应该在河滩的石火塘前吃过烤鱼。吃了几口就举头凝思，悠悠地对比着故国江南蟹肥虾蹦时节的切脍功夫。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巴格达，夜宿Ｒａｓｈｅｅｄ旅馆 正文 我拒绝说它美丽 昨天的日记还兴高采烈地写到越过恒河时的壮美夜色，但现在提笔时眼前的图像完全变了。昨天因参拜了鹿野苑满心喜悦，现在却怎么也喜悦不起来。原因是，我们终于去了恒河岸边，看到了举世闻名的"恒河晨浴"。 早晨五时发车，到靠近河边的路口停下，步行过去。河边已经非常拥挤，一半是乞丐，而且大量是麻风病乞丐，不知怎么任其流浪在外。 赶快雇过一条船，一一跳上，立即橕开，算是浮在恒河之上了，但心绪还未舒展。好几条小船已围了上来，全是小贩，赶也赶不开，那就只能让它们寄生在我们船边，不去理会。 从船上看河岸实在吃惊。一路是肮脏破旧的各式房屋，没有一所老房子，也没有一所新房子。全是那些潦潦草草建了四五十年的劣质水泥房，各有大大小小的台阶通向水面。 房子多数是廉价小客店，房客中有的是为来洗澡住一二天，也有为来等死住得较长久的。等死的也要天天洗澡，因此房子和台阶上挤满了各种人。 更多的人连小客店也住不起，特别是来等死的老人们。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哪有这么多钱住店？那就只能横七竖八栖宿在河岸上，身边放着一堆堆破烂的行李。 他们不会离开，因为照这里的习惯，死在恒河岸边就能免费火化，把骨灰倾入恒河。如果离开了死在半道上，就会与恒河无缘。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么多蚂蚁一般等死的人露宿河边，每天有多少排泄物？因此整个河岸臭气冲天。 此刻，天未亮透，气温尚低，无数黑乎乎的人全都泡在河水里了，看得出有的人因寒冷而在颤抖。男人赤膊，只穿一条短裤，什么年龄都有，以老年为主，极胖或极瘦，很少中间状态。女人披纱，只有中老年，一头钻到水里，花白的头发与纱衣纱巾纠缠在一起，喝下两口水又钻出来。没有一个人有笑容，也没见到有人在交谈，大家全都一声不吭地浸水、喝水。 有少数中年男女蹲在台阶上刷牙，没有人用牙刷，一半用手指，一半用树枝，刷完后把水咽下，再捧上几捧喝下，与其它国家的人刷牙时吐水的方向正好相反。 来了一个警察，拨弄了一下河岸上躺着的一个老人，他显然已经死了，昨夜或今晨死于恒河岸边。没有任何人注意这个场面，大家早已司空见惯。 死者将拖到不远处，由政府的火葬场焚化。但一般人绝不进那个火葬场，只要有点钱，一定去河边的烧尸坑。这个烧尸坑紧贴着河面，已成为河床的一部分，一船船木柴停泊在水边，船侧已排着一具具用彩色花布包裹的尸体。 焚烧一直没停，恶臭扑鼻，工人们浇上一勺勺加了香料的油脂，气味更加让人窒息。这一切不仅让所有的人都能看到，而且居然成了恒河岸边最重要的景观。几个烧尸坑周围很大一片陋房，全被长年不断的烟火熏得油黑。 火光烟雾约十米处，浮着半头死牛，腔体在外，野狗正在啃噬。再过去几步，一排男人正刷牙咽水，一口又一口。 我们太脆弱了，看到这里，全都趴在船沿上站不住，要把胃里的一切全都翻腾出来。 我请读者原谅，不得不动用一些让人很不舒服的描写，这与我过去唯美主义的习惯完全不同。我不想借此表现对另一个民族的鄙视，却也不想掩饰我对眼前景观的态度，因为这里的悲哀关及全人类。 人之为人，应该知道一些最基本的该做和不该做。世间很难找到一头死象，因为连象群也知道掩盖。 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先秦诸子，早早地教会中国人懂得那么多"勿"，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己之不欲，勿施于人……有时好像管得严了一点，但没有禁止，何以有文明？没有围栏，何以成社会？没有遮盖，何以有羞耻？没有规矩，何以成方圆？ 在恒河边，我看到的是，人的肮脏、人的丑陋、人的死亡，都可以夸张地裸露，都可以毫无节制地释放给他人、释放给自然。 由于人口爆炸，这种行为正在变成一个前所未有的聚集，庞大的人群正日以继夜向河边赶来。 说什么要把自己的生命自始至终依傍着恒河，实际上是毕其一生不留任何余地地糟践恒河。我愤恨地想，早年恒河还清，尚能照见人脸的时候，人们至少还会懂得一点羞耻吧，现在在恒河眼中，这群每天早晨破衣烂衫地一个劲儿排污、长时间拥塞在河边等死，死后还要把生命的残渣丢在河水中飘荡、炫耀的人，到底算是什么？ 我知道一定会有人向我解释一个天天被河水洗涤的民族多么干净，一个在晨雾中男女共浴的图景多么具有诗意，而一种古老的文明习惯又多么需要尊重。这正如一直有人劝我，写得轻松愉快一点吧，别再那么较劲、那么沉重。对这一切解释和劝说我全然拒绝。今后哪怕有千条理由让我来说几句"恒河晨浴"的美丽，我的回答是：眼睛不答应，良知不答应。我在那里看到的不是一个落后的风俗，而是一场人类的悲剧，因此不能不较劲，不能不沉重。 恶浊的烟尘全都融入了晨雾，恒河彼岸上方，隐隐约约的红光托出一轮旭日，没有耀眼的光亮，只是安静上升。我看着旭日暗想，对人类，它还有多少耐心？ 阳光照到岸上，突然发现，河边最靠近水面的水泥高台上，竟然坐着一个用白布紧包全身、只露脸面的女子，她毫无表情，连眼睛也不转一转，像泥塑木雕一般坐在冷峭的晨风中。更让我们吃惊的是：她既不像日本女子，也不像韩国女子，而分明是一个中国女子！估计是一个华侨，不知来自何方。 一定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吧，或作出了决绝的选择？我们找不到任何理由呼喊她或靠近她，而只是齐齐地抬头看着她，希望她能看见我们，让我们帮她一点什么。 我们心里都在呼喊：回去吧，这哪里是你来的地方！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瓦拉纳西，夜宿Ｔａｊ Ｇａｎｇｅｓ旅馆 正文 洁净的起点 终于置身于瓦拉纳西（Ｖａｒａｎａｓｉ）了。 这个城市现在又称贝拿勒斯（Ｂｅｎａｒｅｓ），无论在印度教徒还是在佛教徒心中，都是一个神圣的地方。 伟大的恒河就在近旁，印度人民不仅把它看成母亲河，而且看成是一条通向天国的神圣水道。一生能来一次瓦拉纳西，喝一口恒河水，在恒河里洗个澡，是一件幸事，很多老人感到身体不好就慢慢向瓦拉纳西走来，睡在恒河边，只愿在它的身躯边结束自己的生命，然后把自己的骨灰撒入恒河。 正由于这条河、这座城的神圣性，历史上有不少学者和作家纷纷移居这里，结果这里也就变得更加神圣。我们越过恒河时已是深夜，它的夺人心魄的气势，它的浩浩荡荡的幽光，把这些天在现实世界感受的烦躁全洗涤了。 贴着恒河一夜酣睡，今早起来神清气爽。去哪里？这要听我的了，向北驱驰十公里，去鹿野苑（Ｓａｒｎａｔｈ），佛祖释迦牟尼初次讲法的圣地。 败快就到，只见一片林木葱茏，这使我想起鹿野苑这个雅致地名的来历。 这里原是森林。一位国王喜欢到这里猎鹿，鹿群死伤无数。鹿有鹿王，为保护自己的部属，每天安排一头鹿牺牲，其它鹿则躲藏起来。国王对每天只能猎到一头鹿好生奇怪，但既然能猎到也就算了。 有一天，他见到一头气度不凡的鹿满眼哀怨地朝自己走来，大吃一惊，多亏手下有位一直窥探着鹿群的猎人报告了真相。这纔知，每天一头的猎杀，已使鹿群锐减，今天轮到一头怀孕的母鹿牺牲，鹿王不忍，自己亲身替代。 国王听了如五雷轰顶，觉得自己身为国王还不及鹿王。立即下令不再猎鹿，不再杀生，还辟出一个鹿野苑，让鹿王带着鹿群自由生息。 就在这样一个地方，大概是在公元前五三一年的某一天，来了一位清瘦的中年男子，来找寻他的五位伙伴。 这位中年男子就是佛祖释迦牟尼。前些年他曾用苦行的方法在尼连禅河畔修炼，五位伙伴跟随着他。但后来他觉得苦行无助于精神解脱，决定重新思考，五位伙伴以为他想后退，便与他分手到鹿野苑继续苦修。释迦牟尼后来在菩提迦耶的菩提树下真正悟道，便西行二百公里找伙伴们来了。 他在这里与伙伴们讲自己的参悟之道，五位伙伴听了也立即开悟，成了第一批弟子。不久，鹿野苑附近的弟子扩大到五十多名，都聚集在这里听讲，然后以出家人的身份四出布道。因此这个地方非常关键。初次开讲，使一人之悟成了佛法，并形成第一批僧侣。至此佛、法、僧三者齐全，佛教也就正式形成。 佛祖释迦牟尼初次开讲的地方，有一个直径约二十五米的圆形讲坛，高约一米，以古老的红砂石砖砌成。讲坛边沿，是四道长长的坐墩，应该是五个首批僧侣听讲的地方。讲坛中心现在没有设置坐位，却有一个小小的石栓，可作固定坐位之用，现在不知被何方信徒盖上了金箔，周围还洒了一些花瓣。 讲坛下面是草地，草地上错落有致地建造着一个个石砖坐墩，显然是僧侣队伍扩大后听讲或静修的地方。 讲坛北边有一组建筑遗迹，为阿育王时代所建，还有一枚断残的阿育王柱，那是真正阿育王立的了，立的时间应在公元前三世纪七十年代初，那时这里已成为圣地。 这份荣誉带来了热闹，差不多热闹了一千年，直到公元七世纪玄奘来的时候还"层轩重阁，丽穷规矩"，《大唐西域记》中的描写令人难忘。 佛教在印度早已衰落，这里已显得过于冷寂。对于这种冷寂，我在感叹之余也有点高兴，因为这倒真实地传达了佛教创建之初的素朴状态。 没有香烟缭绕，没有锺磬交鸣，没有佛像佛殿，没有信众如云，只有最智能的理性语言，在这里淙淙流泻。这里应该安静一点，简陋一点，借以表明，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在本质上是一种智者文明。 先有几个小孩在讲坛、石墩间爬攀，后来又来了几位翻越喜马拉雅山过来的西藏佛教信徒，除此之外只有我们。树丛远远地包围着我们，树丛后面已没有鹿群。听讲石墩铺得很远，远处已不可能听见讲坛上的声音，坐在石墩上只为修炼。 我在讲坛边走了一圈又一圈，主持人李辉和编导张力、樊庆元过来问我在想什么。我说："我见过很多辉煌壮丽的佛教寺院，更见过祖母一代裹着小脚跋涉百十里前去参拜。中国历史不管是兴是衰，民间社会的很大一部分就是靠佛教在调节着精神，普及着善良。这里便是一切的起点。想到这么一个讲坛与辽阔的中华大地的关系，与我们祖祖辈辈精神寄托的关系，甚至与我这么一个从小听佛经诵念声长大的人的关系，心里有点激动。" 作为一个影响广远的世界性宗教，此时此刻，佛教的信徒们不知在多少国家的寺庙里隆重礼拜，而作为创始地，这里却没有一尊佛像、一座香炉、一个蒲团。这种洁净使我感动，我便在草地上，向着这些古老的讲坛和石座深深作揖。 鹿野苑东侧有一座圆锥形的古朴高塔，叫达麦克塔（Ｄｈａｍｅｋｈ Ｓｔｕｐａ）。奇怪的是塔的上半部呈黑褐色，下半部呈灰白色。一问，原来在佛教衰微之后，鹿野苑与这座塔的下半部都湮灭了，只留下塔的上半截在地面上，年代一久蒙上了尘污。 十八世纪有一位英国的佛教考古学家带着猜测开挖，结果不仅挖出了塔，也挖出了鹿野苑。这个佛教圣地的重新面世还是在本世纪，为时不久。 沈寂千年的讲坛又开始领受日光雨露，佛主在冥冥之中可能又有话说？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印度瓦拉纳西，夜宿Ｔａｊ Ｇａｎｇｅｓ旅馆 正文 菩提树和洞窟 到了瓦拉纳西，朝北拐向尼泊尔已经很方便。但在鹿野苑产生了一个愿望，很想再东行二百多公里，去看看那棵菩提树。菩提树的所在叫菩提迦耶，理所当然也是一座圣城。 我当然知道现在能看到的菩提树已不是二千五百多年前的那一棵，但地点应该不错。 更重要的是，我想走一走释迦牟尼悟道后走向讲坛的这条路。二百多公里，他走了多久？草树田禾早已改样，但山丘巨石不会大变，估计会有一些特殊的感受。 从瓦拉纳西到菩提迦耶，先走一条东南方向的路，临近菩提迦耶时再往东转。出发前问过当地司机，说开车需要十一个小时。二百多公里需要十一小时？这会是一条什么路？ 待到开出去纔明白，那实在是一个极端艰难的行程。窄路，全是坑坑洼洼，车子一动就疯狂颠簸，但获得颠簸的机会很少，因为前后左右全被各色严重超载的货车堵住。 懊不容易爬到稍稍空疏的地方，立即冒出大批乞丐狠命地敲我们的车窗。荒村萧疏、黄尘满天，转眼一看，几个一丝不挂的男子脸无表情地在路边疾行，这是当地另一种宗教的信徒，几百年来一直如此，并不是时髦的游戏。 幸好，向东一拐快到菩提迦耶的时候，由于脱离了交通干道，一切好了起来。路像路，树像树，田像田，我们一阵轻松，直奔而去。 菩提迦耶很热闹，世界各地的朝圣者摩肩接踵。满街都是销售佛教文物的小摊，其中比较有价值的大多来自西藏。很多欧美人士披着袈裟、光着头、握着佛珠在街上晃悠，看起来非常有趣。 且慢东张西望，先去大菩提寺（Ｍａｈａｂｏｄｈｉ）。 脱鞋处离寺门还有一段距离，需要走过一段马路，多数人脱鞋穿袜而行，少数人完全赤脚，我想在这里还是赤脚为好，便把鞋袜一起脱了，向寺门走去。 进寺门有台阶向上，迎面便是气势不凡的大菩提寺主体建筑。这个建筑现在一色净灰，直线斜上，雕饰精雅，如一座稳健挺拔的柱形方台。门户上方，一排古朴的佛像，进得内殿，则是一尊金佛。 我在金佛前叩拜如仪，然后出门绕寺而行，在后面看到了那棵菩提树。 菩提树巨大茂盛，树盖直径近二十米，树干上有金饰，树下有两层围栏，里里外外坐满了虔诚的人。 内层有考究的石围柱，里边只能坐二十来人。佛教本性安静，这里也不存在任何争挤。我与李辉小姐在石围栏门口一看，居然正好有两个空位，便走进去坐了下来。 我闭上眼，回想着佛祖在这里参悟的几项要谛，心头立即变得清净。 现在这棵菩提树虽然只有几百年历史，却与释迦牟尼悟道的那一棵有直接的亲缘关系。当年已有僧侣留下树种，代代移植，也有谱系，这一棵的树种来自斯里兰卡。对此我没有见到可靠数据，无法在笔下肯定。我想，只要是这个地方，这样一棵菩提树，已经足够。 以上所说都是昨天的事。 昨天晚上离开大菩提寺时还到寺院办公室提出了一个申请，希望能拜见住持。寺院办公室问清了我们一行的情况，立即答应，并排定了今天早晨，因此今天很早又赶到大菩提寺来了。 住持还年轻，叫帕拉亚先尔（Ｐｒａｊｎａ Ｓｈｅｅｌ），是个大喇嘛，受过高等教育。问他当初为何皈依佛教，他说一读佛经觉得每一句都能装到心里，不像以前接触过的另一个宗教，文化水平高一点的人怎么也读不进它的经典。 他说这些年佛教在印度的重新兴盛是必然的，因为佛教本身没有犯什么错，它的衰落是别人的原因。 说到他为什么如此快速地接见我们，他说当然是因为法显和玄奘。他们一千多年前长途跋涉来到这里，对这里的描述句句如实，也成了我们重温菩提迦耶当年盛况的根据。他说，总之，中国对佛教太重要。 告别住持后，我们继续回溯释迦牟尼的精神历程，去寻找他悟道之前苦修多年的那个地方。据佛教史料记载，那儿似乎有一个树林，又说是一个山坡。幸好有当地人带路，我们的车队歪歪扭扭地驶进了一个由密密层层的苇草和乔木组成的树林。这种苇草很像台湾阳明山公路边的那一种，但这里没有公路，只有人们从苇草中踩出来的一条依稀通道。开了很久，我们都有点害怕了，终于开到了一个开阔地，眼前一堵峭壁，有山道可上。 我领头攀登，却发现山道边黑乎乎地匍匐着一些躯体，仔细一看竟是大量伤残的乞丐，只有骨碌碌的双眼表明他们还保存着生命。 当凄惨组成一条道路，也就变成恐怖，只得闭目塞听，快步向前。 在无路可走处，见到了一个小小的岩洞。弯腰进入，只见四尊佛像，其中一尊在别处见过，是骨瘦如柴的释迦牟尼在这里苦修时的造像。佛像燃灯，由四位喇嘛守护着。 钻出山洞，眼前是茫茫大地。我想，当年释迦牟尼一定是天天逼视着这片大地，然后再扶着这些岩石下山的。山下，菩提树下，一种即将成熟的精神果实正等着他。 我转身招呼李辉一起下山，守护洞窟的一位喇嘛追出来对李辉说："下山后赶快离开这里，附近有很多持枪的土匪！" 我听了心里一惊，倒也不是害怕，只是想：宗教的起因，可能是对身边苦难的直接反应，但一旦产生便天高地阔，不再受一时一地的限制，因此也无法具体地整治一时一地。你看悠悠两千五百多年，佛祖思虑重重的这条道路，究竟有多少进步？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印度菩提迦耶，夜宿Ａｓｏｋａ（阿育王）旅馆 正文 山洞盛宴 昨天在以色列、约旦边境苦等时，由于两国海关都告示严禁旅客携带任何食品，我们在骄阳、蝇群中饥饿难忍。与约旦海关商量，到他们的职工食堂买了一些粗面饼包生黄瓜，一人还分不到一个，当然不解决问题。 夜间抵达安曼，只想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填饱肚子，即便是最粗劣的餐食也不会计较了。对于这个沙漠中的小王国，我们早准备好了承受的底线。 但是，车过一条安静的小街，竟然看到了一盏大红灯笼，喜融融的红光分明照着四个篆体汉字：中华餐厅！ 当时在我们心中，这真是荒漠甘泉。急匆匆冲进去，见到的几个服务生都是约旦人，用英语招待，但我们的嗓门引出了厨师，一开口，地道的北京口音。于是，一杯茉莉花茶打头，然后让我们瞠目结舌地依次端出了：红烧大黄鱼、干煸四季豆、蘑菇煨豆腐、青椒炒鸡丁！ 筷子慌乱过一阵，心情纔慌乱起来：这是到了哪里？我们遇到了谁？难道是基度山伯爵安排的山洞盛宴，故意要让我们吃惊？举头四顾，只见墙上还悬挂着各种中国古典乐器，又有几幅很大的旧戏照，我和妻子对此还算内行，是《四郎探母》和《春香闹学》，演员面相不熟，但功架堪称一流。 直到上面条之前，主角出场了。一位非常精神的中国老者，笔挺的身材，黑西装，红领带，南方口音，略带一点四川腔。按照中国人历来打招呼的习惯，我们问他是哪里人，他说是安徽合肥东乡店埠，妻子拊掌而笑，逗引他说了一通合肥土话。 他叫蒯松茂，七十一岁，曾是台湾当局驻约旦"大使馆"的上校武官，一九七五年约旦与台湾断交，与大陆建交，他就不回台湾了，留下来开中国餐馆，至今已有二十五年。 我问他，像他这样身份的人为什么选择开餐馆？他说，既然决定不回去了，总要找一件最适合中国人做的事，做其它事做不过当地人。但真正开起来实在寸步难行，在约旦，哪里去找做中国菜的原料和佐料？ 幸好原来使馆一位上海厨师也不走了，帮助他，厨师退休后由徒弟接，现在的几位厨师都是从大陆招来的。二十五年下来，这家中华餐厅在约旦首屈一指，又在阿联酋开了一家等级更高的分店，生意都很红火。连侯赛因台湾译胡笙 国王和王后也到这里来用餐，满口称赞。顾客八成是约旦的阿拉伯人，二成是欧美游客，中国人极少。 他一边说，一边习惯地用餐巾擦拭着盘子，用眼睛余光注意着每个顾客的具体需要，敏捷地移过去一只水杯、一瓶胡椒。我问："这么晚了，你自己吃过晚饭没有？"他说："侍候完你们再吃。"他轻松地用了"侍候"两字，使我们无颜面对他的年龄。但奇怪的是，他的殷勤一点也没有减损他的派头。派头在何处？在形体，在眉眼，在声调，在用词，在对一切顾客的尊重。 我又问，在这么僻远的地方居住几十年，思乡吗？这是一个有预期答案的问题，但他的答案出乎意料："不，不太思乡。对我来说，妻子在哪儿，哪儿就是家；对妻子来说，从小与她相依为命的阿姨在哪儿，哪儿就是家。我们非常具有适应性，又好交朋友，到任何地方都不寂寞。我们天天闻到从中国运来的蔬菜食品的香味，各国客人到我这里来品尝中国菜，我是在异国他乡营造家乡。" "怪不得你还搜集了那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记号。"我指了指满墙的乐器、戏照，说。 "戏照用不着搜集，那是我妻子。"他赶紧说明。 "你太太？"我有点吃惊，"她的表演姿势非常专业，怎么会？" "跟她母亲学的。她母亲叫姚谷香，艺名姚玉兰，杜月笙先生的夫人。" "这么说，你是杜月笙先生的女婿？"我问，他点头。 这种发现，如果是在上海、香港、台北、旧金山，我也就好奇地多问几句罢了，不会太惊讶，但这儿是沙漠深处的安曼！于是，不得不冒昧地提出，允不允许我们明天到他家拜访，看望一下蒯太太？ 蒯先生眼睛一亮，说："这是我的荣幸，我太太一定比我更高兴，只是家里太凌乱、太简陋了，怕怠慢。"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四日，约旦安曼，夜宿Ａｒｗａｄ旅馆 正文 没有例外的衰落 开始梳理一路感受。 历史感受和现实感受很难分开，因为文明本身就有上下的粘连性。 有一个事实似乎不必讳避：我们这次见到的人类几大文明发祥地，都已衰落，无一例外。 相比之下，希腊的情况较好。虽然它的国力目前在西方世界处于衰势，也不再是国际文化中心，但希腊文明并没有衰亡，不仅仍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和阐扬，而且作为这种文明的直接后代也能理解和继承。它的衰落只表现为没有能够保持当初的繁荣势头，但又有哪种文明能一直保持繁荣几千年呢？ 希腊的悲剧在于，别人可以借着它远年的辉煌而复兴，而它自己却一直没有复兴起来。至于希腊当初衰落的直接原因我看是两个，一是雅典人与斯巴达人旷日持久的政治内耗；二是既要迎战外敌，又要不断远征，造成致命劳损。但这两个原因与希腊文明的内在品性关系不大。 这样的背景使今天的希腊人在冷落中闲散自如、与世无争，要争也只是争一点历史荣誉和遗物归属而已，如奥林匹克和巴特农，却又适可而止，显现出一种年迈的健康。 埃及文明就不一样了。一开始就缺少明澈的理性，沈醉于自负的神秘。当它以庞大的雄姿切断了自己被外部世界充分理解的可能，其实也就切断了自己的延续使命。 底比斯（今卢克索）奇迹的缔造者们只希望自己以木乃伊的方式长存于世或再度复活，没有对后嗣的延续作切实的安排。 这些霸占了文明主宰权的法老又喜欢征战，早在公元前十五世纪就已称霸西亚，这对自己神秘的文明结构有损无益。待到地中海贸易重心由南移北，它就风光不再。然而，不远不近的地理位置又使它成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直至阿拉伯人轮番讨伐的对象。 它昔日的辉煌使每一个占领者都力图割断它的历史，结果经过几度切割，古文字无人能识，古文献无人能懂，本体文明几近湮灭，只剩下卢克索的尼罗河西岸一些据称纯种的"法老人"后代，不断丁丁当当地修复着祖先陵墓，供外人参观。 在四千多年前就已充分成熟的两河文明，已经以商业为主干，并从商业文明伸发出了《汉谟拉比法典》这样高水准的法律文明。但这种文明整体倾向实用，缺少深厚的人文基座，精神单薄、道德失控、享乐至上，文明更多地表现为财产的分配和争夺，因此直接诱发大量的战争。 农业文明、游牧文明对商业文明的毁灭是不留余地的，彼此的报复更是比赛残酷。在很长时间内，巴比伦、亚述等地已无所谓文化良知，触目皆是非人性的行径，这真是对汉谟拉比的莫大嘲讽。 两河文明也把由商业推动的数学、天文学成果曲曲折折地留给了世界。但在本地，正如不少历史学家评价亚述的穷兵黩武时指出的，战争首先摧毁对方的高层文化，然后又剥夺双方最勇敢、最健康的生命，结果总是留下一大堆失去文化的萎弱躯体，去承受种种荒唐。为此，我们站在修复得崭新的巴比伦遗址前，感到一种难言的荒凉。 希伯来文明崇高而充满懮伤、坚韧而缺少空间。它从一开始就处于动荡不安的流浪之中，因此把宗教当做了自己的疆土。 这种长期缺少实际疆土的文明终究难于建立起真正属于自己的大格局，可以渗透广远却又处处受掣，永远处于自卫图存的紧张之中。 然而也正因为长期缺少实际疆土，它也不容易像其它文明一样土崩瓦解，而总是进退盈缩、悠悠不绝、前景难测。这也就是为什么，耶路撒冷总让人一言难尽，简直成了我们这次旅程中一个小小的思维陷阱。 波斯文明是另一种类型，几乎是依靠着两个伟大君主的个人魅力纔巍然立世。如果没有居鲁士和大流士，它可能很难跻身几大古文明之中。 我在波塞波里斯的废墟中停留最久，遥想着这两位古代亚洲巨人是如何把他们知道的世界逐一纳入朝贡者名单的，但也不能不在夕阳残柱间感慨：这毕竟只是天纔们的私人霸业，很难继承和延续。 他们身后，已是一派充满脂粉气的无能，更不待说今天那里早已是外来文明的天下，很少有人记得古代波斯的赫赫雄风。 至于印度河恒河文明的衰落，我看至少有一半与宗教迷误有关。轻视生命、厌弃人世、不负责任，最后甚至连腐朽、恶浊和奴役都能容忍，这就大大降低了文明自身的力度，以至良莠不分。 当智慧程度最高的佛教也终于被剥蚀之后，它就自然地沦为被奴役者。外来势力的残暴使底层社会的苟且生态愈加蔓延，即便时时爆发民族自尊，却也已丧失文明的尊严。 两千年前的几大文明，各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都衰落得合乎逻辑，却毕竟让人惊心。我在喜马拉雅山的南麓梳理这些感受，很想说得婉转一点，却终于未能如愿。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加德满都，夜宿Ｅｖｅｒｅｓｔ旅馆 正文 远征和失序 从加德满都向西北方向走二百公里山路，便到了美不胜收的博克拉（Ｐｏｋｈａｒａ）。据说很多西方老者愿意在这个山高路险的小地方了此残生，韩素音女士写过的那座还年轻的山，也在这里。 喜马拉雅山为它挡住了北方的寒流，让天下的花树尽在南坡的阳光下灿烂。但是，依傍着雪山它又不可能炎热，刚刚融化的雪水使这里的水道成为南方一切大河的上游。 我们乘坐一种拉缆浮筏渡过了清澈宽阔的雪水河，住进了山脚下的一家叫做鱼尾山屋（Ｆｉｓｈ Ｔａｉｌ Ｌｏｄｇｅ）的旅馆。伙伴们被这儿的美景所吸引，各自走散了，我则在山屋附近漫步，继续梳理我一路的感受。 此处已经有点冷，现在我在火炉边拿起了笔。 昨天勾画了几大文明衰落的各自原因，但是，总应该还有一些共同规律吧？找出了这些共同规律，实际上也就找到了中华文明长期延续的原因，只不过两者正好相反罢了。 我们看到的每一个文明发祥地，在地理位置上几乎都被荒昧之地觊觎和包围。文明的重大发端都是奇迹，而奇迹总是孤独。它突然地高于周边生态，这是它的强大，也是它的脆弱。文明以自己的繁荣使野蛮势力眼红，又以自己的高雅使野蛮势力自卑，因此野蛮迟早会向文明动手，而一旦动手，文明很容易破碎。因此我们看到了，任何文明都要为自己筑造那么多城堡。 当文明的力量汲取了太多的血泪教训，也会主动出击，开始是想以野蛮的手段阻挡野蛮，久而久之，远距离征战渐渐成了某些文明的癖好。它们一时变得强健而雄壮，但历史最终记下了一个结论：任何军事远征，都是文化自杀。 这是因为，各个文化都有自己的体量定位，没有边界的文化就像没有皮肤的肌体，岂能生存？这一点，不仅埃及、波斯有过教训，连"泛希腊化"的远征也没有对希腊文化带来好处。 征战一旦胜利一定伴随着文化奴役，这对被奴役的文化是一种毁灭性的摧残，这我们在埃及、耶路撒冷、巴比伦、伊朗、印度都看到了。但是另一方面，胜利者的文化也未必胜利，因为它突然成了奴役别人的武器和工具，必须加注大量非文明的内容，到头来只能是两败俱伤。 得出这个结论后我再一次感到欣喜，因为我们中国古代的君王都不喜欢远征别国。当然这与他们自以为天下中心的观念有关，但这种观念本来也有可能成为进攻别人的理由。 中华文明从根子上主张和平自守，我们从小就会背诵的杜甫的那几句诗，很能概括这种代代相传的观念："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由此，我也找到了中华文明几千年没有败亡的重要原因。 我曾在几万里奔驰间反复思忖：你看在中国商代，埃及已经远征了西亚；在孔子时代，波斯远征了巴比伦，又远征了埃及；即使到了屈原的时代，希腊的亚历山大还在远征埃及和巴比伦；而且无论是波斯还是希腊，都已抵达印度…… 总之，在我们这次寻访的非洲、欧洲、亚洲之间的辽阔土地上，几大文明古国早已打得昏天黑地，来回穿梭，没有遗落。说有遗落，只有我们中国。中国也打，大多只是内部争权，或扫扫周边的匈奴之类，与人家一比简直是彻底的本分。 中华先祖选择这种态势也许是不自觉的。因为从地理方位说，中华文明的西部、北部边缘是茫茫戈壁，西南边缘是世界屋脊，客观上使远征的军队无法出入；从文明类型上说，中华文明的主体是农耕文明，而不是航海文明和游牧文明，农耕文明的基本生态是聚族而居、春种秋收、男耕女织，在本性上不谋求万里之外的领土统治。 中华民族的第一图像是长城，那也只是自己的篱笆和护墙而已。开始修筑时只是为了防范，但在里边住了千百年，也就渐渐养成了群体心理。消极的，是太封闭，积极的，是不远征。 这次沿路看了那么多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远征军的城堡、战壕后便想，等这次旅行到达终点，我要向长城敬个礼，因为我终于明白它的基本含义是安分守己。如此庞大的文明一直采取这个态势，实在是人类文明的一大幸事。 除战争之外，衰落的第二个原因是社会失序。 战争对文明的破坏，首先从破坏秩序开始。这种破坏也包括侵略者在动员和组织战争时对本国文明进行军事化的搓捏。 即使没有战争，文明自身也无法抵拒失序趋向。多数文化行为在自我伸发的时候，往往无法协调自己与别种文化行为的关系，结果造成大量高智能的纷争。有时，这些高智能纷争还需要低智能的势力来进行粗鲁调解，这种可叹可笑的现象在世界历史上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充分证明了一个可怕的事实，文明也能直接导致失序。 那么，如果让文明拥有权力，会怎么样呢？许多盛世由此出现，但文明和权力毕竟是两个秩序系统，至少在古代一直没有找到协调之路，因此两方面迟早产生抵牾。两方面力量越强，抵牾也越严重，而严重抵牾的结果必然是严重失序。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世界上多数古文明的发祥地在社会秩序上反而远远比不上其它地区。 平心而论，对这一点我过去感受不深，只觉得秩序是一种天然存在，差别在于要老秩序还是新秩序。我们这一代一直在与形形色色的老秩序奋战，试图在各个领域建立新秩序，却一直没有认真考虑过，如果完全没有秩序，既没有老秩序，也没有新秩序，将会怎样？ 这么一想，我们平日在理念间的对立，其实还在同一个平台上。这个体制长、那个体制短的讨论，其实始终停留在相近似的语法系统里，否则何以讨论得起来？这次考察使我们看到了抽去了平台、失去了语法之后的情景，一种匪夷所思的失序。 一千公里、一千公里地看过去，总是有那么多无所事事的穷人站在堆积如山的垃圾上。让这些穷人弯下腰来把垃圾清除掉，然后给一点酬劳，酬劳来自合理的税收，这就是社会管理，说起来容易，但能够做到的地方却很少。 一代代下来，很多穷人已失去劳动习惯，肥沃的田野没什么人在耕作。极少数人暴富，住在城里，其中几个在玩政治。以前在电视里见过的一些风度翩翩的政治人物，都被对手指控为大贪污犯，但对手也相差无几。更可怖的是，怎么选举、怎么投票，总也逃不出这几个圈子，这几个家族。赤地千里，饿汉遍野，与他们无关。于是，不仅道路破败、卫生恶劣、人口爆炸完全没有人管，而且还有那么大的区域不在政府军警的控制之内。有些地段政府只能控制一些主要公路，路边的广阔土地完全是不知所云的世界。 我一再站在这样的土地上傻想，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改革，纔能解决问题呢？面对眼前的一切，我甚至对以前觉得不应该采取的强烈手段，也可以理解了。想一想，怎么纔能使这密密层层蓬头垢脸、目光呆滞的人群成为社会进步的正面力量，然后让他们送自己的孩子去接受教育呢？这是文明的起点，居然直至二十世纪末，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地方没有进入，很多地方还是古代文明的发祥地。 对一种悠久漫长的文明来说，为了避免无序的损害，比较可行的办法还是努力组建一个既有文明职能、又有管理权力的弹性体制。这也就是在文明和权力还没有产生严重抵牾前，为秩序争夺时间。 中国古代通过科举取仕而组建文官体制的办法实行了一千三百余年，有效地维持了中华文明的秩序。这种秩序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我在《十万进士》一文中曾作过系统分析，而这次到其它几个文明发祥地一看，更明白那实在是我们祖先的一个天纔创举。 选拔这些文官的标准，就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恰恰注重"治国平天下"，不是空论玄谈，因此确实也能把地方上的事情管起来。不断选拔、不断考试，又使儒家文化拥有了大批的研习者和实行者，它也就活生生地延续下来了。 中华文化既没有在无序中崩溃，也没有在无效中风干，都与此有关。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尼泊尔博克拉，夜宿Ｆｉｓｈ Ｔａｉｌ Ｌｏｄｇｅ旅馆 正文 且听下回分解 在巴格达不应该忘记一件事：寻访。 理由很简单，全世界的儿童，包括我们小时候，都是从那本故事集第一次知道巴格达的。知道以后，不管在新闻媒体上听到巴格达的什么消息，都小心地为它祝祷，因为这是属于我们童年的城市，不忍心让它有伤害。 这些天来，看到和听到的巴格达，无论是它的历史还是它的今天，都很沉重。不必说它的屈辱了，即使是它的光荣，也总是杀气冲天。我一直想寻找一点那个属于我们童年的城市的恍惚迷离，似乎有点关系，但再次寻找时却被另一种千篇一律的领袖雕塑所淹没。直到今天即将离别，纔支支吾吾地动问。 新闻官听了一笑，挥了挥手，让我们跟他走。 先来到一条大街的路口，抬头一看，正是我在车窗里见到的那座雕塑。一个姑娘，在向一大堆坛子浇水，很多坛子还喷出水来，可见已经浇满。 从雕塑艺术来看，这是上品。令人称道的是那几十个坛子的处理，层层累累地似乎没有雕塑感，但有姑娘在上方一点化，又全部成了最具世俗质感的实物雕塑，真可谓点石成金，举重若轻。其次是喷泉的运用，源源不绝地使整座雕塑充满了活气和灵气。 其实，这里是以水代油，正经应该浇滚烫的油，取材于，叫"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太有名的故事。说的是，阿里巴巴发现了强盗们的一个藏宝库，搬了几袋金币回家，他哥哥知道后也去取，被强盗杀死。强盗又来追杀阿里巴巴全家，一再失败，便生一计，由一个强盗化装成卖油商人驮着几十个油坛到阿里巴巴家借宿，其实只有一坛是油，其它每一坛都藏着一个强盗。这事被一个聪明的婢女看破，她煮沸了那坛油，一勺勺浇在其它坛子里，几十个强盗全被烫死。 这个故事初听痛快，细想又未免有点过于残忍。那我们就取其痛快的一面吧，也算是正义战胜邪恶。 第二座有关的雕塑在底格里斯河边，刻画了全书的起点性故事：国王因妻子不忠，要向女人报复，每晚娶一个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死。有一位叫山鲁佐德的姑娘为了阻止这种暴行，自愿嫁给国王，每天给国王讲一个故事，讲到最精彩的地方戛然而止，留待明天再讲。国王的胃口就被这样一直吊着，无法杀她，吊了整整一千零一夜。 其实这一千零一个故事已经潜移默化地完成了一次对国王的启蒙教育，他不仅不再动杀心，而且还真的爱上了她。于是接下来的事情也就变得十分通俗：两人白头偕老。 的这个开头真正称得上美丽，我想这也是它流传百世的重要原因。但是，恕我直言，这个雕塑却不美丽，两个人一坐一站，木木的，笨笨的，没有任何形体魅力和表情语言。联想到刚纔看到的那座雕塑，也是坛子胜于人体。这是可以理解的，在阿拉伯美学中，历来拙于人体刻画，细于图案描绘。这大概与伊斯兰文明反对偶像崇拜和人像展示有关。宗教理念左右了审美重心，属于正常现象。你看现今街头大量的宣传雕塑，连人体比例也不大对头，更有趣的是我们旅馆大门口的一座巨型雕塑，大概是在控诉联合国的禁运吧，一个女人的右眼射出喷泉，算是泪雨滂沱，悲情霎时变成了滑稽和儿戏。这一切姑且由它去，只是在如此密集的劣质雕塑丛中仅有的两座雕塑也没有把人体做好，有点可惜。 的故事开始流传于八世纪至九世纪，历数百年而定型，横穿阿拉伯世界大半个中世纪。中世纪未必像以前人们描述的那样黑暗，但愚昧和野蛮长时间地掩盖了理智的光辉，却是事实。在这样的年代，传说故事就像巨岩下顽强滋生的野花，最能表现一个民族的群体心理结构，并且获得世界意义，因此它们的地位应该远远高于一般的文人创作。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阿拉伯世界走出中世纪的整体状态不如欧洲，结果也就没有被很多后起之秀所荫掩。意大利卜迦丘的受过的很大影响，但之后巨匠如林，而一直形影孤单。 我在沧桑千年、至今还在苦渡危难的巴格达街头看到唯一与文化有关的形象仍然是它，既为它高兴，又为它难过。 既然如此，我们还是在它的雕塑前多站一会儿，体味一下那些故事的含义吧。 这么多故事，只有两座，确实是太少了，但光这两座也已触及了人间的一些基本哲理。你看，对于世间邪恶，不管是强盗还是国王，有两种方法对付，一是消灭，二是化解。化解当然是上策，却不等于规劝。规劝的用处不大，而是主张把世界上最美好的声音梳理成细细的长流，与一颗残暴的心灵慢慢厮磨。这条长流从少女口中吐出，时时可断却居然没断，一夜极限却扩大千倍。最后是柔弱战胜强权，美丽制伏邪恶。那个国王其实是投降了，俘虏了，爱不爱倒在其次。 一切善良都好像是传说，一切美丽都面临着杀戮，间离了看，它们毫无力量，但在白天和黑夜的交接处它们却能造成期待。正是期待，成了善良和美丽的生命线。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只要愿意听，一切都能延续，只要能够延续，一切都能改观。文明的历史，就是这样书写。民间传说的深义，真让人惊叹。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巴格达，夜宿Ｒａｓｈｅｅｄ旅馆 正文 甘地遗遗言 离开新德里前，我想了却一桩多年的心愿，去拜谒圣雄甘地的墓。 顺道经过庄严的印度门，停下，抬头仰望。因为我知道，这个建筑与甘地墓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历史逻辑。 印度门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英国参战而牺牲的九万印度士兵。仅仅这个说法，还不足以引起我对印度门的长时间仰望，因为在世界各地，这样的战死纪念碑太多了。牵动我感情的是这样一个历史记载：这九万士兵牺牲前都以为，这样死命地为英国打仗，战争结束后英国一定会让我们印度独立，而战场上的英国军官也信誓旦旦，但等到战争结束，根本没那回事，全都白死了。 这不能不深深地刺痛印度人民的心。 我细看了，印度门上刻着一个个战死者的名字，刻不下九万个，只刻了一万多，作为代表。整个门很像巴黎的凯旋门，中间都点着长年不熄的圣火。但凯旋门可以随意进入，任何人都可以献点花，印度门却不可以，有围栏和卫兵。印度门前是一条"国家大道"，直通远处的总统府。 甘地就是在英国不讲信义之后，领导民族独立运动的。他把以前英国政府授予他的勋章交还给殖民政府，发起了一场以和平方式进行的"不合作运动"来对抗英国。 但是，人民喜欢暴力。尤其是在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更是暴力不断。甘地便以长时间的绝食来呼吁停止暴力、争取巴平。他的这种态度，势必受到各方面的攻击，有些极端分子几次要杀害他，而政府也要判他的刑，他则绝不抵抗和报复。 他说："如果我们用残暴来对付邪恶，那么残暴所带来的也只能是邪恶。如果印度想通过残暴取得自由，那么我对印度的自由将不感兴趣。" 终于，人民渐渐懂得了他，殖民者也被他这种柔弱中的不屈所震惊，他成功了，印度也取得了独立。没想到，不久之后他还是被宗教极端分子所杀害。 甘地墓在德里东北部的朱木拿河畔，占地开阔，但真正的墓园并不大。门口有一位老妪在卖花，在一张树叶上平放着五六种不同的小报，算做一份，很好看。我买了四份，分给几位同来的朋友，然后把鞋袜寄存在一个门卫那里，按照印度人的习惯，赤脚进入，手上捧着花。 墓体为黑色大理石，约十六平方米。四周有几堵白色矮墙，空出了人们进出的口道。矮墙外面是草地，草地延伸到二十米远的地方，有一圈黄石高台，把整个墓园围住。 我们把花轻轻地放在墓体大理石上，然后绕墓一周。墓尾有一具玻璃罩的长明灯，墓首有几个不锈钢雕刻的字，是印地文，我不认识，但我已猜出来，那不是甘地的名字，而是甘地遇刺后的最后遗言："嗨，罗摩！" 一问，果然是。 记得前些天我在介绍印度的宗教恩怨时曾经写过，罗摩是印度教的大神，喊一声"嗨，罗摩"，相当于我们叫一声："哦，天哪！" 那么，这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墓碑了。生命最后发出的声音最响亮又最含糊，可以无数遍地读解又无数遍地否定，镌刻在墓碑上让后人再一遍遍地去重复，真是巧思。 甘地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体。他思考过"不杀生、不报复"的宗教观念与民族独立斗争之间的关系，精彩的思考变成了胜利的行动；他也思考过现代工业文明与土俗古老文明之间的关系，懮郁的思考变成了倒逆的行动。胜负成败综合在一起，胜利占了上风，但又立即为胜利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面对自己深深关爱过的暴徒向自己举起了凶器，只能喊一声："哦，天哪！"除此之外，他还能说什么呢？ 这样一个墓碑在今天更加意味深长。 如果今天墓园里人头济济、拥挤热闹，在无数双赤脚的下方，甘地幽默地哼一声："哦，天哪！" 如果明天墓园里人迹全无、叶落花谢，甘地又会寂寞地叹一声："哦，天哪！" 如果印度发达了，车水马龙、高楼林立、喇叭如潮，一向警惕现代文明的甘地一定会喊："哦，天哪！" 如果印度邪门了，穷兵黩武、民不聊生、神人共愤，一向爱好和平、反对暴力的甘地更会绝望地呼叫："哦，天哪！" 甘地一直认为人口问题是印度的第一灾难，说过"我们只是在生育奴隶和病夫"的至理名言，现在，他从墓园向外张望，只需看到一小角，就足以让他惊叫一声："哦，天哪！" 离开甘地墓后，我心中一直回荡着甘地的声音。那么，还是让它用印地语来发音吧嗨，罗摩！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新德里，夜宿Ｓｕｒｙａ旅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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