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长与国家 - xp1024.com
《部长与国家》


正文 引子

之前，他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突然有一日他倒下了，像一座大山倾入大海，顿掀冲天巨澜。

然而他一言未发，默默地静躺在白色的床头，1500多天，一动未动，生命就像一串忘了收笔的休止符号……

那是秋里的一个日子，离今天正好十年。

首长昨晚应四女儿晓红之邀，上了东边的建国门饭店吃了一顿饭。回来的路上他很高兴，对随行的管理员小陈和警卫参谋小高说，今晚不想再回玉泉山那儿住了，他要回后海边自己的家住。

还是后海这边进城方便。首长说。

是啊，首长说的后海便是北京那个与中南海一桥之隔的北海后落湖池。几十年进进出出中南海工作，住在后海当然方便。老房子因1976年那场唐山大地震诱发引起的墙基破裂旧损，国务院事务管理局为此提出给首长的房子修缮。无奈，首长全家只好暂搬玉泉山那儿住。

不方便，玉泉山那儿虽说条件不错，不少中央领导都住在那儿，但首长习惯于住在城里、住在离中南海旁边。这个习惯是从毛泽东时代开始的，那时毛泽东经常半夜来电话开会，住在后海进中南海就是再深更半夜被召去开会也总还很方便——中国的多数高级领导围着北海一圈住着，其中与毛泽东在世时“半夜机叫”有很大关系。

装修中的房子尚未全部完工，首长和管理员、警卫参谋进去时还踩了一脚脚扬尘灰土。

没事，你们走吧走吧！首长一进自己的房间，先“轰”了警卫参谋走，又把给他按摩了一阵的管理员小陈也“轰”出走了。

哈哈，又回来了！回来了就可以静下心做点事了！首长仰躺在床头，眼睛瞪着天花板，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三十多岁后，自己生命的全部时间，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工作——吃饭睡觉也是为了工作；三十多岁前，那是的全部时间，除了吃饭睡觉就是打仗，嚯，那个时候吃饭睡觉时也还经常要打仗嘞！

还是在首长当国务院副总理时，有位外国总统得知他的一条胳膊是在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的一次激战中失去的，非常敬重地问：副总理先生，您一生中什么爱好？

首长嘿嘿一笑，说：我的爱好就是工作、战斗。

总统又问：除了工作和战斗呢？

首长挺挺腰杆，说：除了工作和战斗，还是工作和战斗。

哈哈，是工作嘞！是战斗嘞！

首长的眼前渐渐映出一幅幅他熟悉而亲切的画面，那画面里有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还有老首长贺龙、彭德怀……

“冲啊——！”首长的耳边，突然响起震天的杀声。

怎么啦？部队又发起反击啦？床头的他浑身一个颤动，双手不由自主地抓住床栅，“噌”地坐起。

“警卫员！警卫员呢？”他四处寻觅，连喊几声，却不见人影，只有黑暗……

妈的个求！敌人都逼到脚跟前了！我们的人都上哪儿去了？

他从床上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嗯，怎么站不住脚嘞？不应该嘛！在他的记忆里闪出一个红军赤卫队队长的他来。是嘛！二十几岁干吗摇摇晃晃？是怕20万围剿苏区的“蒋光头”军队？不不！“同志们，冲啊——！”突然，首长跨出一个箭步，可他猛然发现自己眼前一黑，整个身子儿重重地摔倒在地上，那头部如先是一阵剧烈的钻心的疼，之后则变得麻木……他下意识抬手往额头一摸：粘乎乎的，腥红腥红的。是香山的红叶？不，现在是在战场上，怎么会有香山的红叶呢？

“他头部受枪伤了。赶紧送下去！”是战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的声音。

他被人七手八脚地送到一个农民家里。“天呀，这红军哥的头上像开了头似的，咋流这么多血嘛？”那农民吓坏了，赶紧找来一位治外伤的中医。

中医先生来了，见躺在木板床上的他更是吓得要逃跑。“你不能走！”那农民也是苏维埃干部，一下用枪顶住中医的腰：“这位英雄要是死了，就拿你的命抵！”

中医无奈，先简单包扎了一下，又说：“这红军哥伤得太厉害了，我没治伤的药呀！”

农民又把手中的枪一晃，吆喝起来：“咱这儿满山是草药，你不会就地取材？”

是嘛！中医放下药箱就往山上跑。一会儿满头大汗地抱回一堆各式各样的草，一边用刀屠，一边又觉得屠得不够碎，便放进嘴里“扎巴扎巴”地嚼起来。等嚼烂后，又找上一块干净一点的布，涂上嚼烂的草药，往“红军哥”的头上一敷，然后挥挥手对站在身后的那农民说：“快上你们的草房上摘个南瓜，刨掉里面的瓤！”

“干啥用？”农民问。

“你罗嗦啥？不是要救这红军哥嘛？”这回轮到中医先生发火了。

那农民不敢再吱声了，跑到院子内上房摘下一颗大南瓜，又按中医说的刨掉里面的瓜瓤，送到中医手中。只见那中医反过手掌，就将碗口大的南瓜壳往“红军哥”头上一盖：“说，好了！”

“好了？这就把治好了？”农民瞪大眼珠问。

“是啊。等着伤吧！”中医说完，背起药箱里就走……

南瓜瓤真的把枪伤治好了！

此刻的首长倒在地上。他摸摸额头，额头疼得钻心，难道敌人的子弹又把我的脑壳打碎了？不，打碎了我也得前进！前进啊！

他想从地上支起。那压在身子底下的右手动弹不得，只好扭动一下身子，用左胳膊支一下地站起来。“哎哟——！”首长痛苦地大叫一声，原来他的左胳膊没使上劲，整个身子儿重新倒在地上，倒在新铺设的瓷砖地上。

怎么回事？我的左胳膊呢？在重新摔倒的那一瞬，他用右手摸了一上自己的右手：右手怎么没有了呀？

他大叫起来：我的左胳膊呢？啊，我的左胳膊怎么没了呀？

“政委，政委啊，你的左胳膊被、被敌人的机枪打掉了……”他看到了团长成本兴在他身边痛哭流涕。

他奇怪地问：“你怎么啦？哭啥呀？”

团长成本兴托着那条被敌人打烂的左胳膊，抖动着嘴唇说：“政委，是你刚才为了救我，才被敌人打成这个样子的。呜呜……我对不住你呀政委！”

他火了：“有什么可哭的嘛？我们是贺龙的队伍！把敌人打垮了就是胜利！知道吗？”他的话没说完便昏死了过去。

等再度睁开眼睛时，他看到了几个熟悉的人：啊，是贺龙总指挥、任弼时政委、关向应副政委他们来了！

贺龙用手按住他：“莫动莫动”。然后俯下身子，看了看那条血肉模糊的左胳膊，眼里闪着晶莹，说：这回长征路上，你得让人担着走。而且争取要把胳膊保住。

他一听就急了：贺老总，我怎么能坐担架走长征呢？我要打仗！

贺龙威严地：这是命令。

任弼时政委过来安慰道：前面是翻雪山草地，还要跟敌人打仗，你必须保护好身子，才能走过雪山草地，才能重新参加战斗。红十八团的同志们等着你早日归队呢！

他明白地点点头。

队伍重新出发。他拖着未愈的残肢回到红十八团，回到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

红二方面军正在向雪山草地挺进。这是一段最为壮烈而艰辛的路程。敌人在后面追打，红军的队伍则在空气稀薄、天气多变的草地和雪山上行进。那种困苦的条件下，多少好端端的战士和指挥员因经受不住困苦而倒在了半途。身负重伤的他，更是难以想像是怎样走过这段艰苦卓绝之路的。

“让我下来！下来！”看着一个又一个陷进沼泽而牺牲的战友，他心急如焚地从担架上滚下来，坚持自己走。

警卫员们急着追过来对他说：“让你坐担架是贺司令员和中央领导的命令。”

他火了：“什么他妈的命令？老子死了本来就是个残人，你们怎么还可以为我而死在这荒山野地里呢？革命还谁来完成？”说完，右手托起仍在滴着血的左胳膊，大走朝前走……

哎哟哟——！伤口发作了，疼得他在草地里直打滚。可是敌人又从后面追来，而且越逼越紧。

“准备战斗！”他把那条左胳膊从冰水里一浸——长征路上没有止痛药，冷水便是他最好的止痛药。“冲啊——！”他的左胳膊刚从冰水里抽出，右手握着的手枪，已经高高举起。

又一场残酷的肉搏战结束。医生和警卫员们将他抬到草地深处的噶曲河边解开左胳膊的伤口一看：天，一条条蛆蛆儿正在吮吸着他的那条又黑又燥、红肿腐烂的胳膊与骨头……医生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用镊子将蛆子夹出，然后再用冷水清洗一下伤口。

又是两个多月的草地行军打仗。队伍到达甘南，一次战斗结束时，贺龙、任弼时等领导来到爱将身边。

贺龙关切地问：前面的路还很长，战斗也非常激烈，你有什么想法？

他说：左手是保不住了，又疼痛难忍。干脆锯掉算了。

贺龙听后久久默不作声，之后他把任弼时叫到一边，俩人嘀咕了几句，回来又对他说：既然你也已下决心，那我通知红二方面军的卫生部长，让他亲自给你动手术，我们也会尽全力调些药品来，保证手术成功。

任弼时握住曾经当过自己警卫队队长的他，深情地：同志们正等着你早日恢复健康，锯掉一手，不是还有一只手嘛！

他点点头，对二位方面军领导说：我把生命都交给了党，一条胳膊算个啥？

手术放在一个沿途小镇的居民家里。长征时的红军队伍，严重的缺衣少药，方面军的卫生部连把动手术的锯子都没有。只好从县城一家钟表店里找了把锯木头的钢锯条，又从修械所找来一把锯弓，这就算手术所需的全部器械了。

没有消毒药水，卫生部长便用稻草灰擦洗了一遍锯子，然后又从包子铺借来蒸笼，把锯子和包扎用的布头蒸了一下，手术就在一间满是灰土和烟尘的房子里开始了……几个小时后，等他醒来时，他习惯地用右手摸了摸左手，空荡荡的，他知道自己从此再也没有那条左胳膊了。

贺龙后来问他手术感觉怎么样？他说：我像睡了很香的一觉。

从这年3月12日负伤到9月20日锯肢，他拖着一只断臂度过了整整192个日日夜夜，那是在长征路上最艰难的192天啊！

……

摔倒在地的首长这才记起自己的左胳膊是丢在了长征路上。嘘——少一条胳膊多么不便。可不便能停止工作和战斗吗？不，决不！就是到一百年后还要工作，还要战斗！

首长吃力地用右胳膊撑地，又用双脚抵住床腿，缓缓地、一点点挪动着，支撑起身子。他要前进，去工作和战斗，他的脑子像昨天在战场上的被炮火震了那样“嗡嗡”作响，脑袋里则如涌满了水似的……走，一步、二步，十步、二十步……他又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踉踉跄跄地向前俯斜下去。

他使出最后的一点力气，推开了扇门。他觉得那应该是敌人盘居的又一个城堡，可他发现是自己的警卫参谋躺在那儿，便奇怪地问：“你怎么睡在这儿？”

高参谋惊愕万分地：首长你怎么啦？高参谋一看首长有些不对劲，从床上一跃而起，并立即唤醒院子内住着的护士。俩人赶紧将首长扶进他的房间，但这时的首长已经瞳孔放大，全身像棉絮似的软塌下来……

“爸爸！爸爸你醒醒呀！”三女儿晓红是第一个在父亲倒下后走到他身边的亲人。她从建国门饭店飞奔到家时，301医院的救护车已经随她而至。

“快，快快做心脏起搏！”那一刻首长的身边工作人员全都手忙脚乱。

管理员陈学先此刻更是满头大汗。他也是在高参谋打电话后，跑步从家里赶到的。“一分钟也不要再耽误了！快送301！”说着，他挽起晓红，连带提起心脏起搏器，与身边的医生和首长工作人员一起跳上急救车。

北海、平安里、长安街……救护车在乳色的晨曦中呼啸着，一路将熟睡的附近市民惊醒。

“首长怎么啦？”301医院的专家早已等候在医院门口，他们见救护车驶来，第一句话便是焦急的询问。

“不行了！瞳孔都放大了，赶快进抢救室！”当班的首席专家翻了翻首长的眼皮，迅速命令抬担架的医生和护士。

“脑内已经严重溢血！马上进行开颅手术！”

陈学先一听专家的话，没有半点犹豫，伸手就从护士手中抢过一把剪刀。“唰唰”几下就将首长头颅上的头发绞了，这样的动作在平时陈学先就是吃了虎胆也不敢，但此刻他就是虎子。他心里想的只有一件事：抢救首长的生命最要紧！

“首长，让您委屈了！你醒来再骂小陈吧啊！”陈学先一边流泪一边后悔莫及地喃喃着。

怨啊！陈学先怨自己跟首长二十多年竟然就这么一天粗心！昨晚，与他首长同桌吃饭时，首长有一个动作当时他就和首长的女儿晓红用眼睛对视了一下：首长竟然夹着一块肉放进了酒杯，然后再放到嘴里。

“首长，是不是……你觉得味道不对劲？”当时陈学先轻轻问了一句，他想观察首长的这个唐突动作。

“没有。没有啊！味道挺好的。”首长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只管夹菜和吃饭。

陈学先因此和晓红又对视了一眼，留在眼里的疑虑也跟着后来首长颇为兴奋的食欲而渐渐消失了。

首长难得心情好，吃完饭后本来要回西山的，首长却说北海那儿的房子是不是已经装修好了，装修好了今晚我就回去了！

哟，这房子装修得差不多了嘞！小陈，我今晚就住这儿了。你一会儿给刘阿姨打个电话告诉她一声。首长笑嗬嗬地一脚高一脚低地踩着仍在满地沙子和石灰的地面，习惯地甩着那只空洞洞的衣袖，直奔自己的房间，像孩子般的左看看右看看地瞅着久别的“老根据地”，眼里满是新鲜和喜悦。

“不早了，你也回家吧！”他收起双腿，对正为他做按摩的陈学先说。

“还早，我再给您做一会儿。”陈学先蹲在地上没有起身。

首长一把将其拉起：“得得得，不早了不早了，你回去吧回去吧！”首长从来不愿罗嗦。

陈学先无奈地站起身，跟以往一样将几粒安眠药放在床头的小桌上，然后又询问一声：“真没事了？”

“没事！走吧！回去看看你那小子屎炕了没有！”首长带着笑脸，愉快地甩了甩那只空洞洞的袖子，然后又“嘿嘿嘿”地一阵笑：“啥时候把你小子带过来我们爷儿俩聊聊天！”

“哎！”陈学先就这样离开了首长，他丝毫没有觉得首长有什么异常。而且他心里默默地想：这回首长总算不要再城里城外的跑了。

陈学先比平时早回到家一个多小时，但却晚入睡了三个小时。习惯了那个钟点睡觉，这一早了反而睡不着。

怎么回事嘛！陈学先在梦中突然一个冷颤：什么响声？对，是电话铃！快接，肯定有急事！他飞步从床上跳下，一个箭步抓过电话，像有预感地出口就问：“首长怎么啦？”

“首长出事了！”后海那边的一声电话，不仅惊动了陈管理员，也惊动了首长的秘书和家里所有的人。

不一会儿，301医院的抢救室走廊里，首长的雷秘书、杨秘书来了；首长的大女儿圆圆、儿子方方、二女儿小霞、四女儿阳阳也来了；夫人刘素阁也从玉泉山赶来了……

“首长！首长您醒醒啊！”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轮翻一遍又一遍呼叫着。

“爸爸，爸爸您睁开眼睛呀！看我们都您来了啦！”儿女们的呼声震响病房楼上楼下。

只有夫人默默地坐在床边一边不停地抚摸着丈夫的那只右手，一边不停地流泪、发呆……

这回你醒得来吗？你醒来好该有多好啊！醒来我们就一起回家，一起回到装修好的老房子住了。

首长的手术已经一天、两天，十天、二十天……

老夫人、儿女们和工作人员们一天、两天，十天、二十天地这样重复着呼唤，重复着期待，然后首长的知觉始终如一：两眼睁着，谁都不认识，也不跟谁说话，也说不出一个字，发不出一个音，更没有一个意识……

首长这是怎么啦？秘书和警卫们焦虑万分。

夫人整天紧抓着丈夫的那只右手，生怕松一下就会永远失去自己的心。

三女儿本是301医院的医生，她觉得在自己工作的医院唤不醒爸爸便是自己最大的罪过。“爸爸，爸爸您到底怎么啦？您说话呀！求求您了，哪怕就说一句，说一个字，或者点一下头，眨一下眼也行呀！爸爸，您听到没有？爸爸——”

晓红一直这样喊着。喊了一年、二年、三年，四年……

她的爸爸依然一动不动，只有呼吸，只有心跳，却没有知觉，没有意识，直挺挺地躺在床头，如同出征前的一名全神贯注的战士——

大地突然一阵颤动。

一个夹着浓重湖南口音的声音在空中回荡。

正文 第一章

<small>◆共和国崛起的危难时刻，毛泽东一锤定音：我看余秋里能当好石油部长。此人人才难得，是个将才！</small>

<small>◆彭德怀推荐，周恩来欣赏：中国和平建设时期从此出了个独臂“巴顿将军”。</small>

世界工业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石油立国的理论。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二十世纪以来的世界，是石油将人类引向了一个又一个辉煌。任何一国的领袖如果谁忽略了对这一来自地心深处涌发的“地球之血”的重视，谁就无法驾驭代表现代文明的本国工业社会的前进巨轮。

老牌帝国的首相丘吉尔是这样。

新兴霸权帝国的总结罗斯福是这样。

东方的人民共和国领袖毛泽东也是如此。

1956、1957年……这一段的“内参”让毛泽东惊心和震怒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已经走过七八年，农民从地主富农夺回地并实现了“土地改革”之后，城市的工商改造也已进入彻底的脱胎换骨时，竟然摆在他桌子上的“情况反映”：河南、山东的黄河沿线出现大量因饥饿而逃亡的难民正以成千上万的人数向江南一带乞讨要饭，那些老弱病患者不得填肚而弃尸于荒原……甚至令毛泽东更不能容忍的是连四川这样的“天府之国”竟然也频频出现饿死的现象！

到底怎么回事？是我们的执政思想和建设方向出了问题？

卫士长这一夜不敢回家睡觉，整休地呆在丰泽园内的菊香书屋外的那个四方小院庭里，距毛泽东十几米远的地方看看毛泽东一支又一支地吸着烟卷，那红红的烟火在将长夜催出了黎明之光。

“主席，都快天亮了！您回屋休息吧！明天、不是今天了——今天上午十点您不是还要开个座谈会吗？您得先眯一会儿嘛！”

毛泽东缓缓地转过脸，长时间地看着卫士长……

“主席，您有什么重要事需要我去办？”卫士长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衣着，又摸摸自己的脸，不解地问：“主席，我、我……没什么不对吧？”

毛泽东突然似答非答地：“是不对。”说完迈开双腿直径向书房兼卧室走去，刚出几步又回过头：“银桥，你通知总理九点前到我这儿来一趟。”

“是”。卫士长快步随毛泽东进了房间，待他躺下后迅速回到值班室给周恩来办公摇去电话。

这一天午前两个多小时发生在丰泽园内的事只有毛泽东和周恩来俩个人知道。后来有记载的史记使我们获得了一个可靠的推测：二位共和国领袖一起研究了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后来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件大事基本上是一个主题：中国的石油问题和中国石油部部长的人选问题。

毛泽东已经是很着急了。这时期农村人民公社的问题已经够他老人家操尽心了。时而不可遏的风起云涌，时而因不可遏的风起云涌所出现的一桩桩一件件出格离奇的事让他思绪兴奋而忧虑：他在河南视察时说了句“还是人民公社好”话后，一夜间全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出现了万万个各式各样的“人民公社”。（引见薄一波文选事例）。

但工业的形势尤其是石油工业的形势令毛泽东极其不满意。

早在中国共产党人从国民党手中夺取全国政权前夕的最后一个革命圣地西柏坡时，毛泽东一方面指挥百万雄师追穷寇，另一方面已经着手谋划新中国的建设大业了。当共和国国体确定之后，剩下的全部问题就是怎样把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建设富强的事了。怎么建设？列宁和斯大林的苏联模式真的值得效仿，二三十年的历史竟然把一个旧世界彻底摧毁后又迅速建立起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机器和人民富裕的日子。苏联搞建设的模式自然在毛泽东印象中留下深刻的影响。但毛泽东是个绝对不愿以一种模式照搬照抄别人东西来建设自己国家的领袖，尤其是通过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实践证明，苏联人那种强加于人的思维方式早已令毛泽东生厌。他在思考未来新中国建设采取何种建设路途时，已经悄悄将某些注意力盯住了太平洋彼岸的那个仅靠二三百历史便迅速崛起的美利坚合众国。

美利坚？合众国？！喔，那么意味深长的国名！了不得呵，华盛顿的军事天才与治国大略，杰克逊的《独立宣言》，还有林肯的，简单令人如痴如醉。那才叫领袖！才叫缔造国家的伟人！

烟蒂腥红下的毛泽东，坐在石磐旁的小木凳上，读完列宁和斯大林的一本本建设国家的著作同时，打开了一本本美国建国历史科教书、、、、、、他在阅读中吃惊地发现了这个新兴帝国近百年迅速崛起的奥秘：石油！石油！

难怪前些日子在中共中央通过秘密渠道向苏联讨教建设国家经济的方略时，斯大林捎来话说：英国和欧洲人走向强大的秘诀是蒸汽机带来的工业革命，而美国崛起的经验证明石油是使工业化革命真正使国家经济超越常规发展和社会飞速前进成为可能。

石油，石油是什么东西？

卫士长李银桥过来给毛泽东端上一壶开水，见毛泽东口中喃喃有词的念叨着，便凑过话：主席，石油是不是石头里流出的油？

毛泽东一楞，继而哈哈大笑起来：不错不错，石油就是石头里流出的油。

李银桥：可石头里哪能会流油嘛？

毛泽东站起来，将手中的书本往石磨磐上一放，说：石头当然能流出油喽！而且还能流很多很多的油喔！你没见我们在延安时上延长那个油井那里参观看到的那黑乌乌的油？

李银桥想起来了，说：那是洋油，能点亮马灯的洋油。

毛泽东点点头又摇摇头，似答非答地：帝国主义害死我们中国人喽，洋油洋油，连我们自己的石头里流出的油也给叫成洋油喽！说完，一脸怒气地走出小院子，向附近的小山坡走去。

卫士长着急了，迅速拿起毛泽东搁在小木凳上的外衣，随后而至。

小山坡上，毛泽东神情严峻地在思索着，口中仍然喃喃着：洋油洋油，中国人用洋油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呵！

李银桥看着毛泽东一脸凝重的神情，觉得不便再打扰，便退到一边。可有一个问题他实在不明白，便又忍不住上前请教毛泽东：主席，你刚才为啥又把洋油说成是石油？这石油跟洋油是不是一回事啊？

毛泽东转头向自己的贴身卫士“嗯？”了一声，解释道：外国人把石头里流的油叫石油，而我们中国因为没有石油却把从国外买进来的油说成了“洋油”。

“其实，这石油的发明权是我们中国人的。我们中国也是最早开采石油的国家之一。”毛泽东左手叉在腰际，右手向前一挥，有其浓重的湖南话说道：你不是也晓得我们延安时有个延长油井嘛！那口井就是宋代一个叫沈括的科学家发现的。1080年时，他被宋朝皇帝派到延安任经略使，负责陕北的军事防务。期间，沈括对延长一带的石油就亲自作了认真的考察与研究。他认为这种生在石头里的油类“生于水际沙石”，“与泉水相杂，惘惘而出”，与其它油类不同。于是他称其为“石油”。沈括在他的名著《梦溪笔谈》中提出了“石油至多，生于地中无穷”的科学论断。因此沈老先生可以堪称为中国石油地质第一人，这在世界科学技术史上也是空前的。

那时的李银桥跟随毛泽东已有两三年了，但他又一次被毛泽东的满腹经纶所折服。

“那为啥我们还要用洋油，不自己让那个沈、、、沈刮多刮点油出来？”李银桥问。

毛泽东“哈哈”大笑起来：是的唠是的唠！等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就要依靠自己的双手，多“刮”些出来，把“洋油”扔到它太平洋去！毛泽东最爱别人听他博古论今，于是李银桥又像听天书似的从毛泽东口中听得我国古人怎么开采石头里流出来的油的故事——

沈括应该说第一个把石头里流出来的油称之为“石油”的人。而发明开采石油关键技术的？钻井工艺，我国更是世界上的先驱。据《华阳国志》记载：周灭后，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又能识齐脉(即地质——笔者注)，穿广都盐井……”。又据《水经注》记载：“江水东以广都县，李冰识察水脉，穿凿盐井”。这就是说，在公元前250多年前，先人李冰在四川就用当地百姓汲卤煮盐的经验，凿井煮盐，而煮盐用的燃料就是天然气。“火井”是当时蜀人对天然气井的称呼。有趣的是，中国古代盐井与火井往往同在一并存与发展。汉时，四川的井盐生产已相当发达，故这“天府之国”还有“火井之乡”的美誉。其四川火井开凿最早、名气最大的要数临邛火井了。西汉《蜀王本纪》记载：“临邛有火井，深六十余丈”。又据《华阳国志》记述：“临邛县有火井昏夜之时光映上照，民欲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顷许如雷声，火焰出，通耀数十里”。在经历西汉东汉朝代，再经公元600-800年左右盛唐时代，四川钻凿火井、盐井已遍用各地，达六十余个县地。其井深浅的几十尺，最深的有仁寿县的八百多尺。而这几百年的掘井采盐采气的盛行，也使得钻井技术不断发展。特别是到了宋朝，我国的钻井技术，像四川那儿已经用上了的由人工掘凿发展到了成械冲钻凿？——即闻名于世的“顿钻”的前身。后在清朝中后期，这种人工的械冲钻凿？的钻井，创造了世界钻井史上的奇迹。1853年（清咸丰三年）在四川省自贡市钻凿的“焱海井”，井深1000.42米，是世界上第一口人工超千米的深井！（“世界钻井之父”的美誉。这口井以生产天然气为主，兼产卤水。至今仍日产天然气1000多立方米，盐2000公斤左右。1988年国务院把它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称此井为“世界钻井之父”——笔者注）

唉，时已去，我们却落后了！落后了啊！毛泽东对天长叹一声。

李银桥见景，有些着慌地一边给毛泽东披上外衣，一边小声说：主席，多怪我刚才问多了……

毛泽东摇摇头，口气缓和了许多：不，莫怪你。我是想在一个大问题喔。老蒋在南京呆不了多长时间了，我们也很快就要进城，放下枪杆子搞建设去了。可要搞建设就得用大机器，这大机器可不像我们红军战士吃草根树皮就能转动得起来的，它可是要喝“洋油”才能动得起来的呀！而现在我们的同志多数跟你一样连“洋油”为何物还都不怎么知道，那我们以后搞建设要受多大的限制啊！

李银桥看到毛泽东心情沉重的样子，想找个话题有意让毛泽东轻松轻松，便脑子里闪出一件曾经听贺龙司令员说过的故事：主席，我听说贺龙司令员手下有位战将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们在缴获小鬼子时看到了敌人扔下的几桶机油，就以为是可以作炒菜的油拿回部队去让炊事员去用了，结果吃了这油炒出来的菜，拉得一塌糊涂哎！

毛泽东一听，立即忍俊不禁地哈哈大笑起来：这事我听说过听说过。你知道这人是谁吗？

李银桥摇头：贺老总没说是谁。

毛泽东：是三五八旅的政委，叫余秋里。

李银桥想了想：是不是那个独胳战将？

毛泽东点点头：正是他。此人不简单喔！我把蒋介石的几百万旧军队打败收归到了我们人民解放军队里来。就是此人帮我解决了改造国民党旧军队的一个大难题喔！

李银桥：你说的就是在延安时向你汇报新式整军经验的那个人哪？

毛泽东以欣赏的神情又一次点头：是他。我的那篇《西北新式整军运动》文章里，讲的就是他的做法。彭老总也是很喜欢此人的喔，现在正让他带部队跟胡宗南干仗哩！

“报告主席，傅作义将军一行今天中午前要到西柏坡来。周副主席请你做好接见的准备。”中央办公厅杨尚昆这时过来向毛泽东报告。

毛泽东一听，满脸喜色地：“好嘛！我可是已经等傅将军多时了。走，中午我请他吃饭！”

回小院的路上，杨尚昆悄悄问李银桥：“主席跟你在说什么呢？”

李银桥小声告诉他：说“洋油”的事。

杨尚昆茫然地：“洋油”？

李银桥：主席说，我们快要进城了，以后搞建设可少不了“洋油”！

杨尚昆笑了：主席已经在谋划新中国建设大业了。

是的，新中国建设早已在毛泽东的心中酝孕，而告别“洋油”的事更是毛泽东在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后一心想做的一件紧迫的大事。一生博览群书的毛泽东，在进城后有了更多的方便阅读各种书籍，解放初期那些年中，他让秘书田家英从北京图书馆借过不少世界发展史方面的书籍。而在研究美国发展史时，毛泽东被西方经济巨人迅速崛起的一个现象所吸引，这就是美国的“石油起家史”。

好嘛，原来他们是靠我们祖宗发明的掘凿盐井技术而发迹的呀！毛泽东翻着一本厚厚的美国工业史书，意外而又震惊。因为在他手中的那本书上，毛泽东看到了大洋彼岸那个刚刚摆脱英殖民地统治后进行本土革命时期所经历的那一幕为国家命运而求生的原始搏杀，是何等惊心动魄，何等富有传奇——

这段历史用中国人的目光看来，简直就是昨天的事——1859年8月27日，这个日子对中国人来说毫无意义，那时我们这个东方帝国已经从世界第一强盛开始衰弱，英国人借助鸦片一次又一次地逼着慈禧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金田起义后的太平天国革命席卷南方，清政府天天收悉着危机报告。但这一天，在太洋彼岸的美得坚合众国却发生了一件大事：冒牌上校德雷克拿着银行家汤森的一千美元，在乔治。比斯尔的命令下，用中国传至欧洲的钻盐井的钻井塔，在宾夕法尼亚洲的泰特斯维尔的一专用农田地打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油井，并且在钻至69英尺时，地下的油冒了上来。“打到油啦！”消息像野火似的传遍四方，都梦想着发财的美国人完全被宾夕法尼亚洲的这一惊天动地的喜讯所吸引。拥有油井的投资人乔治。比斯尔给妻子这样写道：“所有这里的居民都发狂……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激动人心的事。整个西部的值得都涌到这儿，以惊人的价钱购买可能打出石油的土地”。泰特斯维尔油矿的开发，使美国人的日常生活瞬间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而这个正在崛起的国家也从此进入全球的政治舞台，不再是以往扭扭捏捏、底气不足的三流国家形象。一个创造与赚大钱的时代、一个借助于资源并控制整个命脉的时代、一个向工业社会源源不断输入“工业之血”并使其充满活力的时代到来了——美利坚拥有了比老牌欧洲帝国用蒸汽机动力推动工业社会更简单、更便宜和更具前景的动力源，他们不用再依靠别人的力量来支持发展自己的新生国家，相反所有的人都想学习他们对“石头里流出来的油”的开采经验。美国人得意洋洋——这个专利只属于我们美国。但缔造这个专利的乔治。比斯尔与开国大帝的乔治。华盛顿在能力上差异太大了。泰特斯尔油矿才经营不到十年，他就破产了。一个先天不足的弱者破产，并不是件坏事。1865年2月的一天，一位伟大人物出现了，他就是后来影响美国工业发展史和推进美国国家强盛的重要人物洛克菲勒先生。那时这位纽约乡村出身的小商人只有26岁，但他的一双冷森敏锐的蓝眼睛却格外能够判别事物。他在拍卖场上将乔治。比斯尔他们缔造的、又行将维持不下去的石油开采业盘到了自己的麾下，从此开创了“洛克菲勒石油王朝”的历史，当然也等于是创造了十九世纪末、20世纪整个时代的美利坚强盛历史——这绝对并非夸张之语，洛克菲勒石油王朝的建立，使美国的工业和商业产生革命性的巨变，洛克菲勒也很聪明，那时他的标准石油公司几乎主宰着美国工业，比远现在的盖茨的计算机软件王朝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力。加上洛克菲勒又极其聪明，他把“多余的零花钱”不断捐献给社会，他资助建立了芝加哥大学、后来的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等遍布整个美国，孩子们唱着“洛克菲勒真好”的歌，享受着他给予的恩赐。当然，支撑美国两个党派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自然也得到了他洛克菲勒石油王朝的一笔笔竞选款，虽然他们都一边接受一边还不断地骂他——骂他的目的是为了更多地从他那儿获得更多的资助。一百年后，发了大财的比尔。盖茨不也遭受过同样命运吗？我们还清楚记得前几年白宫不断借理由起诉比尔。盖茨的公司是什么什么垄断，最后总是让比尔。盖茨往白宫国库里多送点钱算了事嘛！罗斯福起家没有离开洛克菲勒王朝，而二战时期的美国趁着欧洲的混战，不遗余力地将手伸向中东和非洲的目的，就是那儿有丰富的石油。美国人真逗，那些最计恨他的国家如伊拉克、伊朗、利比亚，还有大国苏联，他美国人却又总跟这些国家关系搞得最火热，仍然这句话：因为那里有石油。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这种情况仍然这样。美国国家的喜怒哀乐和强盛称霸，始终与石油关联着。

美国靠着石油发迹。我们中国呢？中国不是不仅有火药、造纸、织布、四大发明，而且还有像盐井这等让美国人改变国家命运的大技术喔！可我们为什么如此贫穷和衰退呢？早在西柏坡时的毛泽东已经不止一次开始这样感叹和深思了：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我们为什么最后竟然远远地落在一个只有二三百年发展史的西方国家之后？

真不能小看这黑乌乌的“洋油”喔！毛泽东看完美国的发迹史，不由得一声感叹。

中国必须摆脱“洋油”，要有自己的工业之血！毛泽东抱定信仰。

为这，在日理万机创建“人民公社”的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社会时，毛泽东对石油工业的发展却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可以说是他使人民共和国在之后的近半个世纪里所下的两着最重要的棋子，另一着出手不凡的是他亲自钦定的“两弹一星”，再就是石油开发。后一着妙棋，再具体些可以归结为日后毛泽东决策开发名杨天下的 “大庆油田”及其它的大建设。

共和国成立不多时，在毛泽东的国家建设大账上，他早已把中国所面临的用“洋油”局面扔到太平洋去了。

为此，毛泽东在宣布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十八天，便以中央人民政府的名义签发了成立国家燃料工业部的命令并亲自提名资深工业革命家陈郁为部长。新成立的燃料工业部在第二年便设立了石油管理局，著名地质学家、我国第一个石油工业基地——玉门油田的发现者和开拓者孙健初先生被聘为这个局的勘探处处长。

“茫茫大地，何处找油？”

1950年8月6日，西北石油管理局成立，清华大学地质学者出身的老八路军康世恩成了这个局的局长。而此时一代石油先驱的孙健初在中国共产党的厚爱下正奋然全身心投入工作之时，却不幸在偶所遭煤气中毒，猝然长逝。新中国石油勘探业因此一曾出现空白。毛泽东和他的助手们不得不把眼睛放在成本极高、产出极低东北人造油上，并在短时间内恢复了抚顺制油厂（后为石油二厂）、锦西石油五厂、抚顺西制油厂（后为石油一厂）、桦甸页岩油厂（后为石油九厂）、锦州煤气合成厂（后为石油六厂）等几个人造石油厂的生产。所谓人造石油厂，是以一种叫页岩的岩石，通过人量复杂的干熘等工序，从中提炼出与天然石油成分相近的人造石油来，其成本为天然石油的十几倍。无奈，许多工业和国防建设需要石油，毛泽东等决策者不得不咬着牙关，勒紧裤腰带从石头里挤“生命油”。此时朝鲜战争爆发，油的问题急坏了总司令员彭德怀。中央因此又不得不运用少本就少得可怜的外汇，并通过特殊渠道从国外卖回些“洋油”。

“油啊油，真是忧死人哟！”毛泽东和中南海里的领导人们无奈感叹着。

1952年8月，毛泽东又签发命令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大地质学家李四光是在回国路上听说他被任命为这个部部长的。当他一踏上祖国的土地时，毛泽东就将其请到中南海。

“欢迎欢迎。我们一直在等待李先生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周恩来一边引领李四光去见毛泽东，一边满脸笑容地对风尘仆仆的地质学家说。

毛泽东走出书房，将李四光的手紧紧握住——俩个伟人久久相视相识，如同长别的至朋好友。

“毛主席好！”李四光先一句问候。

“好，好好！”毛泽东连连称叹，他是在赞扬地质学家冲破黑暗，奋然回国的壮举。

“李四光同志今年多大？”毛泽东与一个民主人士第一次见面就称其为“同志”，这在极少有的事。李四光显然在毛泽东心目中有着非同寻常的感情地位。

“66岁。”李四光回答说。

毛泽东有些惊慌地“噢”了一声，说：“比我大四岁，又是著名科学家，那就是我的先生了？！”

李四光受宠若惊：“不敢，不敢。主席，老实说，我在地质学界是少数派。”

毛泽东不紧不慢地：“当少数派不要紧，我、恩来同志，从前也是少数派，不止一次被排挤，可是有时候真理却在少数人手里。”

李四光很感激地看着周恩来，周恩来示意他坐下来谈。

毛泽东坐定沙发后，转到正题：“先生知道，我们共产党人打倒了三座大山，现在要建设新中国。可进行建设，石油是不能少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眼下我们每天坐在车都是烧的洋油。自己没有油，想爱国，也爱不那么痛快喔！”

李四光十分内疚地：“我们工作没有做好……”

毛泽东摇摇头：“这笔账不能算在你的头上，‘中国贫油’又不是你李四光说的！”

“李四光同志，我们知道你对石油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主席想听听你的意见。”周恩来插话道：“你认为我国天然石油的储量究竟怎样？如果真是不太好，我们还真有再多些考虑人造油的问题了！国家要发展，时间耽误不起呀！”政府总理对此特别着急。

李四光连忙接过话：“不不，我们目前还用不着作这种选择。主席、总理，根据地壳运动的规律，我认为生油是一回事，储油又是一回事，关键在于正确认识地下构造的规律，找出储存石油的构造来。有的地方，地面上虽没有任何油气现象的显示，而地下却很可能是个大的含油地区……”

“这么说，我们的地底下也有可能有大的含油地方？”毛泽东的眉头一挑，兴趣倍增地问。

“是这样。”李四光肯定地说：“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地质构造又十分丰富，不应当排斥富油地层的存在！”

毛泽东高兴了：“先生的观点，符合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强调绝对就不是马列主义了！”

周恩来忍不住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爽朗地笑道：“我们的地质部长很乐观，也很有气魄！李四光同志，你说中国有石油，我拥护你！”

毛泽东也站起来：“好，我也投先生一票！”

李四光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

既然我们也能找到自己的油就痛痛快快干它一场。毛泽东听了地质学家的一番宏论，显得豪情满怀地说。那一刻，他又想到了美国的那个找油大王……

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一个新的工业部门诞生——石油部宣告成立。

关于谁来挑石油部长此担的问题上，当时的中央只有一种选择，就是从军队的将军中找，因为李四光去了地质部，地质是地下矿藏的侦察员，是国民经济的先行官，有了对地下情况的了解，才能找矿找油。有人曾经对成立地质部后还要不要成立一个专门的石油工业部而提出过争论，毛泽东后来和周恩来商议的结果是：虽然地质部里也有石油普查部门，但石油开发太重要了，必须列出专门部门，以便加强此项工业的建设。

1956年初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新中国的国务院里因此有了一个新成员：石油工业部。那时石油部是所有部门中最小的一个，但它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特别看重的一个部门。

原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不久前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李聚奎将军被任命为第一任部长。北京德胜门外的六铺炕，一座石油部大楼也因此叠立起来。从此这一带开始热闹起来。

李聚奎将军喜欢跳舞，在他任石油部长时，石油部大院内掀起了不小的舞热，机关工作人员中不少小年轻甚至那些从战火纷飞年代里走过来的英雄们也都学会了优美的华尔兹。人们发现，原来南征北战的大将军指挥工业建设也有温情的一面。这让石油人感到新奇和兴奋。

这时的毛泽东对成立石油工业部寄予极大希望，在一系列宏伟蓝图中，就有石油产量搞到可以让国家的整体工业建设能够“赶超英美”的水平之上这一目标。然后两三年过去了，石油部的工作令他颇为失望。虽然有人一再在他面前报告石油部的李聚奎跳的“玉门”、“柴达木”，还有听说已经有些喜讯的“克拉玛依”等几支 “石油华尔兹”很潇洒，但那仅仅是饭茶之后塞塞耳朵的小夜曲而已。毛泽东要的是石油工业革命的钢琴“黄河大合奏”！那种气吞山河的钢琴大合奏！

所以毛泽东对李聚奎那几曲优美的中国石油“华尔兹”不是特别看好，这是有客观原因的。虽然说国内的轰轰烈烈“人民公社”运动，相比之下工业建设战线在毛泽东看来显然“死气沉沉”。而最主要的是当时北边的赫鲁晓夫越来越不像话，南边磐居在台湾岛上的“老蒋”此时也不怎么逍停，总借着美帝国主义时不时地叫嚷要 “翻攻大陆”，而且派出的飞机敢纵深大陆千里之远，甚至连北京一带都敢横驱直入。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好飞机！老蒋才敢如此猖狂的在我们头顶拉尿。”元帅和将军们愤愤不平。

毛泽东平静而又几分忧郁地说：飞机是个问题，可飞机用的油解决不了，再好的飞机也没有用啊！

政府总理、副总理和元帅与将军们默然了。他们并不清楚毛泽东心里想的什么。既然谈到了油，他们自然而然地开始嘀咕起来石油部长李聚奎来了：李聚奎到底怎么样了嘛？

李聚奎了不得啊！他当石油部长，把一个人人数最小的部门，弄得全国人民都跟着他热血沸腾！陈毅元帅来了情绪，说：李聚奎搞出了个柴达木，惹得那些文人墨客跟着他手舞足蹈起来。我也真想去一趟看一看沙漠深处的那个“宝贝地方”啊！

陈云兴奋地拉着陈毅到一边说：陈老总要是再过一些时间，我愿陪你到“黑油山”走一走，那儿肯定能让你诗兴大发！

陈毅爽朗地开怀大笑起来：你说的是不是李聚奎他们又发现的那个新油田嘛！我听说了，大家都已经听他在八届党代会上说过的了。那个“黑油山”了不得，你给细说说，现在开发得到底怎么样了？

陈云指指一边正在跟邓小平说话的薄一波：他管这事，你去问他最清楚。

于是陈毅走到邓小平和薄一波面前，拉开嗓子，说：我的副总理啊，我想听听李聚奎他们搞的那个“黑油山”油田怎么样了？

薄一波答：好啊，陈老总。“黑油山油田”（1965年经时任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主席赛福鼎·艾则孜倡议，将黑油山油田正式取名为“克拉玛依油田”——笔者注）是我们同苏联老大哥合作开发的第一个油田。李聚奎他们干得不错，大前年也就是1955年1月1日，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的苏联股份全部移交给我们中国后，现在归新成立的新疆石油管理局。1955年3月，我们的地质技术员们打了第一口勘探井。8个民族、36名职工组成的一个青年钻井队在当年10月29日打完井并见了油。年底，李聚奎带人去了一趟，布置了全面开发黑油山油田的工作。第二年4月份，李聚奎又派康世恩率苏联专家组和我们的石油专家到了那儿，具体制订了勘探开发方案。等方案确定后，在总理的亲自安排下，全国上下都行动起来支援黑油山油田的开发建设了。现在在那儿已经有几万人的石油大军！

出油情况怎么样？陈毅最关心的是油大不大。

前景不错。薄一波点点头，说，到今年年底应该说具备了油田的整体开发水平。

陈毅连声“好！好！”：能出大油，我们的飞机大炮才能叫“蒋该死”别再拿美国佬的无人驾驶飞机来吓唬人了！

“黑油山”即克拉玛依油田于1956年正式投入开发，当年采原油33.38万吨。到1960年时，已探明油田面积290平方公里，当年生产163.67万吨原油，这是大庆油田发现之前我国最大的油田。克拉玛依因此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成为中国戈壁滩上的一个神话，中国的第一座石油城市便是从这儿开始的。在为本书采访时，我国石油事业功臣之一的焦力人老部长曾经一再向我指出，李聚奎来到石油部后不仅使老油田玉门油田焕发了青春活力，发现了青海柴达木油田和新疆的克拉玛依等油田和川东油气田的具体实施工作，而且还布置了包括对发现大庆油田起关键性作用的松辽石油普查工作在内的许多基础性战略部署。 毛泽东对李聚奎到石油部后所做的工作当然心里明白，而且他始终以为李聚奎是个对革命事业勤勤恳恳、实实在在的好同志。但国内外重重压力之下的毛泽东，当时恨不得一夜之间把中国落在别人后面几十年、几百年的事都给它做了。故而他对李聚奎领导下的石油部没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完成生产任务、那种一直游离在人造石油和天然石油之间犹豫不决进而缓慢的“华尔兹”很不满意。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每年全国的石油产量应是201万吨左右（现在北京一天用油量就是它的数倍 ——笔者注），可到了1957年，李聚奎他们拿出了吃奶的力气才完成了146万吨，而这其中成本昂贵的人造油还占了“半壁江山”。当时中国一年所需的石油在500万吨左右，国家有限的外汇都被用在了购置石油上。更让毛泽东坐立不安的是，那时恰逢朝鲜战争，前进的坦克和飞机天天要用去成百成千吨原油，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战争的走向。李聚奎的石油部是唯一在“一五”期间没有完成任务的工业部门，这对当时一心想大跃进的毛泽东来说——客观地说当时国家轰轰烈烈的大建设也紧迫需要石油，如此景况怎能容忍？

五十年代时的中南海，我们的开国元勋们除了敬畏毛泽东外，相互之间都很随便，就像长征路上有人逮到一只野兔，哪位战友过来想咬一口就咬一口、咬完后也不用打招呼拍拍屁股走人那么随意。这一天他们在怀仁堂参加毛泽东主持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休息间隙，你一句我一句地议论着。正在热闹之中，有人提醒道：看，主席心思重噢！

总理、副总理和元帅及将军们不约而同地回头看着坐在正中沙发上一言不发的毛泽东，方才热闹纷扬的议论顿时嘎然而止。他们面面相观地猜测着毛泽东到底又在想什么？

换人！得换人！毛泽东突然站起身，对周恩来说：总理啊，你跟彭老总商量商量，让他推荐推荐谁更合适。说完，毛泽东挥挥手：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

毛泽东走后，怀仁堂里又开始热闹起来，有人过来问周恩来：哎，总理，主席要换什么人呀？

周恩来脸上平静地：暂时无可奉告。

众副总理和元帅将军们笑：又来外交辞令了！

不能怪周恩来，他是政府总理，中央最终没有确定的事，他不好信口言说。出怀仁堂，周恩来对秘书说：请给国防部打个电话，我要见彭老总。

彭老总与周恩来见面并听他讲了毛泽东对石油部部长人选的新动议，彭德怀有些老骚了：他老毛怎么回事？李聚奎可是不错的人啊！他到底要什么人嘛？咱们这些人都没搞过工业，谁能保得了把石油的事做得轰轰烈烈嘛？

周恩来绉绉眉睫，摇摇头：其实不把石油产量搞上去，我这个总理压力也是大啊！主席的心思是想找个能善于打开局面的人。

彭德怀听后习惯地抬起右手，将张开的拇指和食指搁在下颌，又用左手扶住右胳膊，思索起来：这找石油就像打仗时啃块硬骨头一样，还真得找个能打硬仗又得是会打硬仗的人哟！彭德怀自言自语起来：军队这边还有这样的人嘛？按照应该有吧！可到底谁能顶得了李聚奎这副重担，又得让主席满意？彭德怀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构架成的“八”字形手姿，磋了磋粗壮的胡茬。突然，他的眼里放出光亮：他行！

周恩来忙问：谁？

彭德怀：我的总后政委余秋里。

周恩来一听，顿时也跟着兴奋起来：好！好好！这位独臂将军年轻，又能干，关键是他正是主席需要的那种能打开局面的人！这一点最关键。彭老总，你可不准后悔啊，我现在就去向主席汇报。

彭德怀笑笑：我有啥后悔的？老毛他要人，我彭德怀啥时候没满足过他？再说我的部队也急等着要油！没油，我的坦克飞机还有军舰都成了一堆废物嘛！

周恩来笑着与彭德怀元帅扬手告别，临走时他说：我会在主席面前告诉他，你彭老总一直是最顾全大局的。

丰泽园。1958年“立春”后的一个平常日子。

午后时分，一辆天蓝色的华沙牌轿车悄然停在门外。一位中等身材、佩着中将军衔的军人从车内走出。等他仰头看门口上方“丰泽园”三个字时，我们可以看清了他的脸相：脸庞显瘦，五官清秀，虽然年轻，却依然可见久经沙场者的那种特有的稳重和大气风范。他收回目光的同时，几乎是同时迈出有力的双腿往菊香书屋走去。只有他甩动的一左一右的两个衣袖特别，一边非常有力，能感觉“嗖嗖”生风。而另一边那只空洞洞的衣袖则搭塌在腰际的衣缝上，不见任何动响。

卫士长李银桥此时正从菊香书屋的门内往外走，他先见到的正是将军左右两侧两只完全不同的衣袖，卫士长甚至有些楞呆地看着那只空洞洞的衣袖而吃惊……

“卫士长，主席在房间吗？”将军问。

李银桥一震，忙从那只空洞洞的衣袖上收回目光，有些歉意地向将军说：“噢，是余政委来啦！主席刚醒，正在里面等你呢！请跟我来。”卫士长走到里面的一个门口前止步，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将军直径往里走去。

“报告主席。我来啦！”将军毕恭毕敬地向里面的主人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坐在沙发上正在点烟的毛泽东，微微仰起头：“好，是余秋里同志！”毛泽东满意地看了看站在他面前的年轻中将，起身与其握了握手。虽然毛泽东没有正面去看爱将左边那只空洞洞的衣袖，但他的眼睛里分明颤动了一下。是啊，人总共只有两只胳膊，可他则少了一半……毛泽东的心头一阵酸痛，但这是谁也不会觉察出的。这只有我们的主人公心灵里感觉得出，并再一次深切感受到毛泽东那份对将士的慈祥爱悯之心。

“总理和彭老总推荐你当石油部长，听说你有些想法喔？”菊香书屋的主人说话时虽然带有浓重的湖南口音，但却总有一种强大的磁性，能在瞬间把一个人的情绪掀到天上，也能推到十八层地心。将军已经不是第一次有这种感觉了。

这是哪一年的事？对了，一晃就是十年了。将军的脑海里一闪，就像昨天的事。那是在延安窑洞里发生的事。年轻的将军在那时更年轻，30岁才出头无几，但却已是身经百战的骁勇指挥员了。（余回忆录新式整军运动）

“今天把你从前线请到窑洞里来，就想听听你的‘诉苦三查’是怎么搞的。”毛泽东那时抽的是驼牌烟卷，将军当时记得很清楚，因为毛泽东在给自己点烟时问他余秋里抽不抽烟？

余秋里那时虽也是久经沙场的“老长征”了，但在延安革命圣地的窑洞里，尤其是在自己的最高统帅前，他是绝对的“小字辈”。毛泽东的问话，叫他有些不好意思。

“抽吧，烟酒不分家嘛！何况今天你是我们请来的客人！”说话间，毛泽东已经把一支驼牌烟放到了他的面前，并且正欲拿火柴盒给他点上。余秋里赶紧接过火柴，动作麻利地将火柴盒夹在左腿，然后右手抽出一根火柴，“唰”地划着了火，将自己嘴上的那支驼牌烟纸卷点燃……“嚯啊啊……”不知是猛一口吸得太猛，还是根本就不习惯抽烟味很凶的驼牌烟，反正有过几年烟龄的余秋里第一次在毛泽东面前抽烟就露了个嫩。

毛泽东和几位老总哈哈大笑，连声说“还是嫩”。

倒是肖华出面给余秋里解了围：“人家江西老表习惯吸自己卷的土烟叶嘛！”

余秋里虽然当时在表面上对肖华非常感激。可从那起，他余秋里的抽烟水平聚然增长。不仅后来他“制服”了驼牌烟，而且在见毛泽东进城后习惯抽“大中华”后，他也跟着榜样吸“国烟”。

“一生只有这点爱好，你再管那么严，我还活个啥劲？”当妻子嫌他抽的烟太贵时，他生气了。

烟，是战争带给许多将领的兴奋伙伴。烟，是许多没有别的爱好者的全部爱好。

伟大人物的烟瘾一般都是非常水平。余秋里则是受了领袖的感染而使自己的烟瘾与日俱进的。

那一次在延安窑洞里是余秋里第一次与毛泽东面对面接触，他对毛泽东的言行举止特别是毛泽东高屋建瓴的思想和精辟分析问题及把握大局方向的真知灼见，佩服得五体投地。而且余秋里认定，像自己这样一个农家娃娃出身、十几岁就参加革命又没念多少书的“红小鬼”，即使将来当了大将军或再大的官，有毛泽东在，自己的全部思想和行为照着其指明的方向走就是了。余秋里后来的一生也正是这样走的，他对毛泽东的这种崇拜，转向了后来对毛泽东指示的执行的不折不扣之中，转向了对毛泽东思想坚定不移的理解和实践之上。

同样，毛泽东从第一次与余秋里面对面接触后，就有非常好的印象。尤其是看到这位年轻骁勇的旅政委也当过很长时间军事指挥官的独臂爱将，其身上不仅有贺老总、彭老总对战争艺术理解和运用自如的遗风，而且还是个善意思考、见地独特、方法讲究的优秀政治工作者。

“此人是个将才，以后必大有可为。”毛泽东在听取余秋里汇报新式整军时，悄悄对身边的几位军委领导和中央书记这么说。

“好。（放毛泽东一段新式整军运动原话）”毛泽东再次向余秋里递过一支驼牌香烟，然后带着几分爱悯地问：“你这左胳膊是在长征路上打掉的？为啥当时没保下来？”

余秋里听了最高统帅的这句问话，下意识地抬起右手捏住空洞的左袖子，非常随意地回答了一声：“是的，那时天天打仗顾不上。”

倒是坐在余秋里身边的任必时很动情地向毛泽东作了较详细的介绍：“贺老总跟我说过，秋里的这条胳膊掉得很可惜，要不是当时条件不允许，也不至于后来锯掉……”

毛泽东听后憾叹地：“我们的队伍中还有几位也像你这样缺腿断胳膊的，你们都是革命的功臣啊！”

余秋里本来早已忘了自己比别人少只胳膊的事，可看到毛泽东说此话时，眼里闪着泪花，他的心里跟着“格登”了一下。

“以后要多注意身体。”这是延安窑洞里毛泽东的声音，立即把余秋里的思绪从战争中拉了回来。

“是。主席，我可以回部队了？”余秋里站起身。

毛泽东点点头。

“敬礼。”那只少了胳膊的空洞洞的衣袖，一直在毛泽东眼前晃荡着，而另一只有力的右胳膊甩动着有节奏的动作，也一直在毛泽东的眼里，直到消失于延安枣园……

“主席，我是怕石油部长这个担子受不起嘞！”现在，将军又与最高统帅面对面坐着说话。不同的是这回只有他们俩人，又是在安静整洁的房子里说话。

“噢？余秋里同志是这样说的吗？”毛泽东从嘴边取下烟卷，眼睛直瞪瞪地看着笔挺坐着的中将同志，带着他特有的幽默调侃语气，笑言道。

“是这样，主席。”余秋里的表情严肃有余。

卫士长轻轻地进来给俩人沏茶，又轻轻地退出。他听到身后毛泽东爽朗的自言自答：秋里秋里，你这个名字很有诗意呵！

主席，我这个名字其实很土。小时候家里穷，请不起先生起雅名，所以叫家里人就把我叫狗子。后来参加了红军，领导问我叫啥名字，我说不上来，又问我是啥年月日生的，我回答说我妈说我是割谷子后的秋里生的。领导一听就说，那你就叫余秋里吧。

将军的话引来毛泽东一阵爽笑：好嘛！秋里这名字蛮好的，秋天总是个丰收的季节，又是火红的岁月……

“嘻嘻，主席你说好就好嘛”毛泽东书房里的将军，这回又变成了一副实在又有些可爱的样儿。可一想到刚才的话题，他又犟起劲来：“主席，我们的高级干部多得很，您随便挑哪个都比我强嘞！”

毛泽东弹了弹烟灰，顺手给将军递上一支烟——这回是“中华烟”。而将军见最高统帅现在住的屋子满是书籍，也不再像当年延安窑洞里第一次接受最高统帅递烟后动作麻利地将火柴盒夹在勾起的左腿里划燃，他先将烟卷放在嘴上，然后又用右手将火柴盒搁在茶杯底上顶住，再划着火。这个动作显然有些拙劣。

俩人开始对抽。

毛泽东思绪有些回闪。他对眼前这位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出任新的石油部长，已经早已肯首的。一两个月前的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筹备会上，当他询问周恩来关于接替李聚奎的石油部长人选确定了没有时，听周恩来说准备调余秋里时，毛泽东就已经点头说：“行，这个同志行。”现在，毛泽东需要亲自跟他谈一谈，因为石油在毛泽东心中占的位置太重要了，他对新部长寄予厚望。

“人家选了你嘛！”毛泽东说的是“人家”，其实他心里的意思是“你也是我选的人嘛！”

将军听出毛泽东调他出任石油部长的决心已经很坚定了，好像已经没有多少回旋余地了，于是来了个“苦肉计”：“主席，我听说那地方很复杂，我又没学过工业知识嘛！”

看着“小字辈”一副苦相，倒是让毛泽东想笑，可他的脸上依然慈祥中带着几分威严：“我们这些人都是打仗过来的，建设新中国谁都没干过嘛！老祖宗那儿也没啥可学的哟！当年我们长征时走雪山过草地，拖着一根破枪，许多人还是马夫、炊事员，可后来革命需要，他们都成了大军事家、战略家！你可比他们强都了！二十多岁就当了红军团长、团政委，后来又当过独立旅司令、政委，解放后又军校的领导、我们军队的总财务部长，会带兵、会算账，又能做政治工作，我看你当石油部长很合适。”

将军不再坚持了。只是朝毛泽东憨笑。

毛泽东的神态也有慈祥中带着威严变成了慈爱中夹着浓浓的和蔼：“今天你多大年纪了？”

“43岁。”

“你年轻嘛！”毛泽东从沙发上站起，迈开步子在书屋有限的空间里走了几步，将军随之跟着直挺挺地站在那儿，目光随那高大的身体移动。“战争中学习战争，从实践中学习知识，总结经验，是我们党和军队取得胜利的法宝。过去我们的任务是打仗为主，现在不同了，经济建设为中心了，所以我们必须放下架子，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习经济工作，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这搞经济、搞油其实跟打仗也有些一样，既要有战略思想，又要有不怕敌人、勇往直前的决胜精神。哎，秋里同志，你说对不对？”毛泽东突然立定，闪着炯炯有神的眼睛问将军。

“对，主席。”将军好像还有什么话要说，于是不由地欠了欠两只肩膀。顿时宽阔肩膀上两颗闪闪耀眼的将星照着了毛泽东的眼睛。

“呃，你是不是不愿意脱军衣噢？”毛泽东发现什么似的问道。

“不不主席，我、我没有那么想。”将军真的不是想这回事，他刚才脑子里闪过的一个闪念是：我会服从主席和总理的安排，可要是干不好石油部长，就让我还回部队。他本想向毛泽东说这话。

毛泽东笑了：“你不这么想，可我得为你们这些出生入死的将军们想啊！你放心，中央已经作出决定：部长以上的干部调动，不是转业，是党内的分工！”毛泽东说到这儿，又带着几分神秘之色向年轻的将军凑过来，说：“不过你要是转业，还可以发一笔财哩！”

将军立即憨笑地：“主席我可没想过这事。”

“好，就这么定了。你跟李聚奎同志换一换，他比你年岁大十八。你年轻，精力充沛，正是干事的好岁数。李聚奎同志是个好同志，他回总后也是干老本行，有经验。你们俩交换一下这很好。”

这时，卫士长进门报告：“主席，总理和陈云、小平等同志他们已经到了。”

毛泽东：“好好，请他们进来吧。”

将军一听，赶忙欲退出，被毛泽东拉住：“你留下留下，他们来找我，也是你的事喔！”

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还有李富春，随即进门。

“怎么样，余秋里同志，主席跟你都说了吧？”周恩来笑嗬嗬地问将军。

将军只好如实报告：“主席都说了。我也只好服从嘞！”

李富春过来将将军拉到自己身边坐下：“你来石油部，我总能愁眉见笑颜了！”

将军谦逊地：“还要请李副总理多帮助。”

陈云、邓小平也过来与将军握手：“我们都等着秋里同志给我们几个解难喔！石油上不去，主席会天天拿我们是问的。”

将军挺了挺身板：“请各位领导放心，我一定全力打好石油这个仗！”

毛泽东高兴地：“好，瞧见了没有，我们的新石油部长有股打硬仗而必胜的作风！”

周恩来接过话，说：“秋里同志，国务院对你的新任命将在几天后的人大会上正式通过。相信你一定能给我们的石油工业开打局面！”

“是，总理！”将军抬手向总理、又向毛泽东等领导敬礼。

正文 第七章

<small>◆大会战生不逢时，苦熬不如大干。</small>

<small>◆余秋里别出心裁搞“生产运动会”！功勋队、王牌队争当“世界冠军”，谱写龙争虎斗篇。</small>

<small>◆井喷、火烧……钢铁与血肉厮杀，大将军临危坐镇，指点江山稳大局。</small>

<small>◆质量命关天。王进喜照样挨批。</small>

<small>◆铁面无私中铸造大庆传统精神。</small>

北京，301医院高干病房。

助理员小陈正在将特地从东北大兴安岭的山民那儿换来的野参煮成的参汤，给病榻上的首长一勺一勺地喂着，警卫参谋从门外领着一位古稀老人走了进来。

那老人身子骨硬朗，一副老军人的风度。当他看到直挺挺躺在床头的首长，三步并作两步地扑上前去，“秋里，我是杨秀山呀！我来看你了！”老人颤抖着双手抓起那只久违了的曾经呼风唤雨、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右胳膊。

但现在的右胳膊软塌塌的，一丝儿反应、一丝力气都没有。

“你说话呀秋里！你是最能说的嘛！从你当红军那天，你的嘴就没停过！你骂人！在战场上骂人骂得敌人都不知所措！连小鬼子都发蒙。队伍的同志都怕你骂人，可又爱听你骂人。一天不听你骂，好像身子骨不舒服似的。你、你现在怎么不开口了？你骂呀！我不知被你骂过多少次。可你越骂我，我越觉得你对我好……你说话呀！老伙计。我想邀你一起重新走一走，看一看。”

首长毫无反应，眼巴巴地看着天，似乎在想天国之外的事。

老人落泪了。双手抖动起来，用袖子拭着眶里的泪，欲转身离开。却被助理员小陈拦住，又轻轻地在他耳边嘀咕了几句。

“嗯，那我试试。”老人点点头，然后又转过身子，抹干泪水，整整衣衫，并拢双腿，挺起胸脯。突然高声吼道：“余秋里——起床！出操——”

“余秋里，敌人冲上来啦！快冲锋——”

病房外不知首长这边发生了什么事。专家、医生和护士们，甚至楼上楼下的病友们跟着往首长的病房赶过来。助理员和警卫参谋连忙摆手示意：“没事没事，请回吧。”

“你余秋里怎么办？啊？你一生都是冲锋陷阵，雷厉风行！你现在怎么啦？你醒醒！你、你软骨头啦？你熊啦？你——”

首长的脸随着这一声比一声高的怒吼与叫唤，在渐渐发红，仿佛不堪忍受这从未有过的耻辱。

助理员和警卫参谋欣喜若狂：“首长有反应了嗨！”

“真的？”老人停止了喊叫，沙哑的嗓子一下变得温柔，怜悯地重新伏到病榻头，握着首长的手无比歉疚地：“老伙计，刚才我的话太冲了。对不起您……我看你这副样子，心疼啊！老伙计……”

老人眼眶里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珍珠，滴落在首长的脸上……

首长依然没有丝毫反应，双目朝天，瞳仁无光。……他又在回忆？又见了谁？

是毛泽东。是毛泽东在听完副总理李富春介绍大庆会战的情况时，对围在他身边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发出一个号召式的动员：你们都别在这儿愁眉苦脸的。人家余秋里在北大荒那边搞石油大会战，日子比我们都难过，可他们却搞得热火朝天！你们都去看看嘛！

去看看。这个余秋里，还真有能耐啊！我们整天连应付逃难的、要饭的都来不及，他却有劲头搞大会战！

可不，听说几万人在那片荒原上名堂越搞越大了！

于是，“去看看”的人从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到全国人大、政协的领导，到各界著名人士，还有外国元首贵宾的，都朝余秋里开辟的那个“石油会战”战场跑去了。

“不虚此行。这儿地下有油，地上有牛，确实是个好地方！”很少喜形于色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井台上举目远眺时笑逐颜开。他乘坐的车子在陷入一个泥泞的水坑后，工人们赶来抬着他和车子一起向前走时，国家主席深深感动了，例外地提出要和大庆的职工们合影留念。

当有人向余秋里汇报这些情况时，余秋里欣慰地点点头，说：“是嘛！是同志们苦干干出来的嘛！”

“都是那么容易的事，毛主席还要我们来干什么？”

“石油会战就跟当年跟小鬼子干仗一样，再苦也得把仗打下去！打赢了它！这比坐在那儿空喊口号、开十个群众大会要强百倍！”

独臂将军独特的打开局面能力，来自于他独特的见解和顽强的战斗意志。

还在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里，他的这种作风和意志便已锤炼得炉火纯青。话说1941年他带部队参加“百团大战”后，气急败坏的小鬼子便集中了大批兵力扫荡我华北抗日根据地。八路军进入了最艰难的岁月，根据地连连丢失。将军所在部队的根据地也只剩下了两个村子。是等死还是跟敌人拼搏一下杀出一条血路求得生路？当然是后者嘛！第一个伏击战，全歼小鬼子74人；第二次是小鬼子来偷袭，酣睡中的将军闻讯后从床上跳起来，右手抓起左轮枪，一边在敌人堆里冲杀，一边指挥部队抢占有利地形。“冲啊——”“杀啊——”腥风血雨的战争年代，余秋里的精气神都全部凝聚在这四个字里。

和平岁月，他的精气神则全部倾注在一个“干”字上。

干？当然是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怎么干？落后的底子，一穷二白的面貌，毫无现成的经验摆在面前，而且困难重重，条件限制。余秋里的回答是：那就得大干！苦干！巧干！高水平干！高速度干！高质量干！

关于干的问题上，余秋里用的精气神许多方法，与指挥军队方式一样：碰硬仗时，决不后退；遇恶仗时，前仆后继；碰大仗时，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一位专门研究过余秋里军事艺术思想和军事战术范例的将军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余秋里是我军高级将领中最能用思想打硬仗的人”。这话细细品味起来很有意思。敢打硬仗的将军在中国军队的将帅里不算少，但能用“思想”来打硬仗的却可能并不是太多。何谓用“思想来打硬仗”？我的理解是：他应该既有见血流成河时镇静自若、毫不动摇自己决胜的信仰，同时还有能力挽狂澜转危为安并最后克敌制胜的超人韬略。

余秋里当算此类人也。

大庆石油大会战，是余秋里在和平时期“用思想来打硬仗”的经典之作。这一仗的经典和精彩程度是无人可比拟的。

翻开世界战争史，中国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创造了经典绝伦的篇章，是因为它的艰苦、惨烈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翻开世界石油开发史，那么余秋里领导的大庆石油会战同样具有长征式的经典绝伦意义，因为它同样的艰苦、惨烈和具有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世界战争史上经典的战例之所以成为经典，不外乎当时军队和将领们所遭遇的战争状态的意外、绝境和突发困难等原因。大庆会战几乎遭遇了所有这些困苦，但他余秋里和几万大军终于赢得了胜利。胜利当然来之不易。来之不易的胜利才能算真正的胜利。

三年自然灾害，几乎窒息了当时新中国的全部生机和士气。那三年中，国之上下，只有收紧裤腰带忍辱负重、喘息嘘嘘的力气。然而独有大庆油田会战那儿充满了气壮山河、突飞猛进的凯歌高旋。

余秋里娴熟地成功运用了他那“以典型带全面”的指挥艺术。

不是当听说“铁人王进喜”的先进典型出现在会战初始时，他余秋里眼睛就发亮吗？眼睛发亮，是因为余秋里的内心早有思想准备：打像大庆会战这样的一场恶仗，必须有一支敢于冲锋陷阵、不怕牺牲的队伍和一群钢铁战士。王进喜便是这样的代表，他来松辽一下火车就五天五夜干出了个“有条件上，没条件也上”的精神，之后他的“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誓言，不正是余秋里的所想所要吗？

余秋里平时不爱咬文嚼字，但在指挥会战中，看一看他的报告和讲话中，经常听得到“下定决心”、“背水一战”、“破釜沉舟”之类的成语。但更多的还是他那些把话说到绝处的口头语：比如说速度、说水平、说质量时，他总会在这些词前后加上“最”。一个最快的速度，一个最高的水平，一个最好的质量。他总是把人逼到无路可退，推到极致让你只能背水一战，把命豁出去干，让你去拼搏，让你去为胜利目标贡献出全部的聪明才智和勇气精力。真是很有意思。他余秋里想要干的事情，他会把方向和目标推到珠穆朗玛峰；他反对的事情，他会把后路和禁令打入你脑袋和心灵最深端……

不是会战吗？好，开个誓师大会，几句震天动地的“向铁人学习”、“人人争当铁人”和“坚决把贫油帽子甩到太平洋”的口号，把几万人的士气扇鼓得冲破九霄。

会战大军一夜间聚集松辽，队伍与队伍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尚处一片混乱，若要等待理顺、协调，那该何年何月？有人愁眉苦脸时，他余秋里提出“三要十不”：要甩掉中国石油落后帽子，要高速度、高水平拿下大油田，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为国争光。在职工和各队伍之间提倡不怕苦，不为名，不为利，不讲工作条件好坏，不讲工作时间长短，不计报酬多少，不分前线后方……好像他这个“拍板”的会战最高指挥官就钻在你的肚子里，你的所有“弯弯绕”他一清二楚，不等你冒出来，他早就给你把预防针打了进去。

“学习铁人、人人争当铁人”的口号喊出不久，“五面红旗”又猎猎飘起。会战队伍迅速掀起“标杆林中竖标杆，铁人头上出钢人”的比、学、赶、帮、超热潮。

不是说高速度拿下大油田嘛？好嘛！我们先把美国、苏联怎么搞大油田的速度比下去！他余秋里让康世恩他们将苏联人搞的罗马什金油田、美国人干的德萨克斯州油田勘探图挂在会战办公室。

“美国人和苏联人发现这些大油田，从见油到得到储量都用了三四年。”康世恩说。

“那我们用两年、一年！”他余秋里右胳膊在空中一甩，这么说。

后来，大庆第一个4亿吨的储量从见油到得到确切数据才用了七个月。

高速度是靠人创造。人，有铁人作榜样了。

找油是靠人操作的钻机。好嘛，让铁人作榜样的每部钻机都热火朝天地干起来！

于是，辽阔的草原上他余秋里别出心裁竟然喊出要搞“生产运动会！”这主意无从考证是他从哪儿得到的“灵感”。是从当国家体委主任的老上级贺龙元帅那儿得到的启示？没准。

反正，在北大荒上搞“生产运动会”，在石油工业建设史上搞“生产运动会”，在开发世界级大油田史上搞“生产运动会”，只有他余秋里敢干这样的事。

嘿嘿，好得很嘛！就这么干。谁英雄谁狗熊，运动场上见分晓！这话怎么跟胡子贺龙说的一模一样？

1960年12月31日晚。寒意笼罩的大草原上却分外热气腾腾，如林的钻塔和如林的帐篷，如天际撒下的繁星镶嵌在大地上。刚刚召开的年度庆祝大会上，将军部长把一面面“红旗钻井队”、“卫星钻井队”和“钢铁钻井队”的鲜艳锦旗颁给那些英雄的队伍。现在，会战总指挥部的“干打垒”外，到处灯火通明，伴着阵阵欢声笑语，传进他的两耳。将军部长放下手中的报纸，走近窗户，向外看去—— 呵：大雪纷飞的原野上已经银装素裹。串珠似的灯光，将钢梁铁架和帐篷间旋舞的飞雪折射得斑斓影动，似条条彩绸飘舞，带着敬意与暖融，飘向英雄的石油会战将士们那一双因饥饿而干裂但依然有力的手……

不易！不易啊！将军情不自禁地抬起右手，并将并拢的五指搁在脑门前——他在向雪天雪地和英雄的会战将士们敬军礼。这个动作，没有人注意，只有一位给将军送玉米馍的老炊事班长见着了。

“部长，大伙儿还都在食堂会餐，我见没你在，盛碗玉米糊给您端来了，一会儿您饿了就喝了它……”老班长用自己的棉袄捂着装满热玉米糊的“志愿军出国纪念”瓷缸，轻轻进，轻轻出。

“谢了！谢老班长——”将军部长今晚似乎显得格外动情。他把秘书和康世恩他们都赶到各个热闹的会餐食堂去了，自己则独自静坐在“干打垒”的办公室里，原本是想给家里的夫人素阁和孩子们打个电话说一声新年将至的问候。可后来他改变了主意，一则他说不清自己什么时候回北京——真回去也不是事，晓霞、晓红这几个娃娃整天闹着想吃顿红烧肉，这红烧肉哪儿去弄呀？干脆，不回了！二则报纸上的一则消息让他刚刚想歇口气的心境又复杂起来：会战的勇士们已经只能每天吃两稀一干的野菜团子和玉米糊糊了，可生产的速度还得往上升……怎么弄？大名堂还搞不搞了？

“部长，你出的对联写好了！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也在那边等着，咱们走吧？”不知什么时候秘书李晔夹着一卷红纸进了门。

“打开我看看——”余秋里回过神来。

红纸展出，墨香扑鼻。

保质量重安全，永树全国标杆。

创奇迹超“功勋”，争夺世界冠军。

“怎么样？还行吗？”余秋里读着自己编的对联，心里有三分得意地问李晔。

“行。很带劲！”秘书当然挑好的话说。

“走，带着这‘礼物’开会去！”将军部长于是也颇为带劲地顺手抓起床铺上的军大衣，健步出门。

嘿，很热闹嘛！会议室内早已坐满戴狗皮帽、穿杠杠服的各单位代表。他们或在嗑瓜子，或在啃苹果，或在吞花生米……

“今天食堂是管饱，你们可别给我客气啊！过了这一村就没那一店了！”余秋里边说边插坐在1202队的队长与指导员中间。

戴狗皮帽的代表们不少人拍着鼓鼓的肚子，开心地冲自己的部长说：“饱，太饱了！”

“太饱了就不太好。饿极时吃太饱容易出问题。当年我们走完长征后有些同志一上延安，就大吃大喝，填肚子，结果胃就出毛病。你们可得小心。”余秋里见大伙儿都在笑，便让李晔抖开卷着的红纸，随后向左右坐着的1202队两位代表说：“新年到了，我没啥可送你们的，这副对联算我给你们队的一份礼物。”

部长送对联，那是最好的礼物啊！尤其是他余秋里部长，啥时候见过他给人送过墨宝？太难得的礼物了！1202队长和指导员兴奋得接过对联，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同志们哪！最近我看到一个消息嘞。北边的苏联有个叫格林尼亚钻井队，今年他们在依尔巴库油田上用11个月时间打井31341米，创造了苏联最高纪录。了不起哇！苏共中央和他们的部长会议专门作出决定授予这个钻井队‘功勋钻井队’称号呢！”余秋里说到这儿，见在座的代表们正全神贯注地听他说这一消息，便停住话，用目光向四周扫了一眼，然后站起身，向左右坐着的1202队长、指导员询问：“怎么样？你们有没有决心跟苏联的‘功勋队’比一比？争取超过他们？当一个表率，把世界冠军夺过来！”

“有！”1202队两位军人出身的井队领导嚯地站起，向余秋里行了一个军礼。

余秋里满意地笑了：“好！新一年里，我们要继续开好‘生产运动会’，要创造我们的钻井世界冠军！全战区要创造找油田的世界冠军！我听听同志们有没有这个决心？决心大不大啊？”

“有——”

“大——”

座谈会代表全体起立应战，高昂的战斗誓言响彻辞旧迎新的北国寒夜。

“当！当当——”远处的旷野上，新年钟声响起。

“砰——嘭——”近处，钻塔与帐篷间，更是鞭炮齐鸣，欢声笑语此起彼伏。

而在这万军升帐、战鼓擂响的时刻，有几个英雄钻井队坐不住了，他们在“密谋”一场会战风暴——

“知道余部长为啥只给我们写对联吗？那是他把创造世界冠军的希望全部寄托给了我们英雄的1202队！”

“嘿，这回咱们可以一马当先，干它个惊天动地！”

“是。妈的他老毛子能打3万米，我们就能打5万米！”

“打10万！”

这一夜，1202队50多名勇士聚集在一起，据说光“萨尔图茅台”就喝掉了好几缸。老队长张云清、第二任队长马德仁从总指挥部出来后，都没回去休息，督着现任队长王天琪和指导员杨春文连夜回到队上召开全体职工大会。余秋里的那副对联这一夜让这个英雄的钻井队着实心潮涌动了一番。那年代人们的精神状态和工作干劲真的让我们感到敬佩和羡慕：无论是干部还是普通工人，只要领导一号召，说干就干，说走就走，你让他上刀山他绝不含糊；你让他下火海，他也眼睛不多眨一下。再说，这1202队是个什么样的队伍？是当年石油师的警卫排战士组成的钻井队啊！排长张云清是第一任队长。人高马大的张云清，是个武松式的顶天立地的汉子，他带的队伍最初在玉门干，后来到了克拉玛依。那会儿跟王进喜比武两人就抢坏了六七只麦克风，威震天山南北。王进喜到大庆后才真正出名，而他张云清到大庆时已经荣升了新疆局钻井大队的大队长了。马德仁接他的班带队伍来到大庆参加会战，这也是个不含糊的人。他带队伍上大庆初期就跟王进喜队较上了劲，两个“老对头”的英雄钻井队在大西北时已经“干仗”一两年了，谁都不服谁。这回到大庆会战，一下火车王进喜冲着指挥部的人问“这儿最高纪录是多少”，其实想打听的就是1202队的情况。王进喜心里只认1202队，他铁人知道全国只有一个钻井队可以跟他较量，这就是1202队。所以王进喜一到松辽就先创出了一个“人拉肩扛”、五天五夜完成了第一口井的纪录。

马德仁的队比王进喜他们晚到松辽十几天时间，但那时他们都因为钻机未到而没有开钻。马德仁是个有干劲又有心计的人，他在王进喜带队伍上火车站当了一个星期义务工时，便带着队伍跟当地老百姓搞关系去了——“日后要在这大松辽干好工作，少不了当地百姓的支持。”马德仁够聪明。但马德仁成为与王进喜齐名的“五面红旗”之一，还主要是他的干劲。会战第一仗的苦战雨季和严寒，当时条件极其艰苦，井上施工每天都在挂满冰碴的铠甲进行。为了实现首月“开门红”，他马德仁几次破冰跳到泥浆池里搅拌，保证钻机能正常运行。但因为王进喜的“铁人”称号出来后，这全战区的几万双目光都聚焦到了1205队身上。王进喜这头“犟驴”——1202队职工暗里这么称王进喜，还有那么个犟劲，一度钻进速度遥遥领先于所有队。恰巧王进喜和1205队光芒四射时，马德仁的1202队出了固井事故，标杆队能不能保住在当时都成问题。马德仁的本事就是他还有一手：善于做思想工作。职工们在他和指导员一番鼓动和勉励下，团结一心，重振其威，创出了2天零18小时完井的纪录。这一次他们在全战区“生产运动会”获得了亚军。

亚军不易。可1202队来说，这简直就是耻辱。“不拿冠军，老子等于让天山在世人面前低了头！”职工们如此说。

差距在哪里？马德仁组织大家对照冠军队找原因。最后大家觉得差就差在钻机搬迁的时间上。前几章中曾经提到的在会战初期的雨季之战中有个叫段兴枝的人带四川来的队伍，在康世恩和张文彬的指导下，创造了“钻机自走”的重大革新战果，被当时的余秋里他们称为“革命性的贡献”，段兴枝因此也成了大庆会战时的 “五面红旗”之一。

“钻机自走”？你听说过吗？一个庞大的铁疙瘩，十几吨重，要让它通过自己的动力自己走起来。不是奇迹吗？嗨，段兴枝就是通过反复实践、依靠钻机自身动力让钻机自己真的走了起来！大庆会战是在一展平滩的大草原上，而且一般的井距在五六百米之间，按照通常的钻机搬迁的方法，一般总免不了打完一口井后要把井台上的钻机啥的统统拆了装上车子，再到另一个井位重新一样一样的安装起来，这样的程序按照铁人王进喜的拼抢速度，一台钻机从a井搬迁到b井，再快也得两三天时间。可段兴枝发明“钻机自走”后，这样的井与井之间的搬迁就缩短成十几小时甚至八九个小时，这对余秋里盼望实现的会战高速度和各施工单位开展“生产运动会”来说，简直就是想都不敢想的福音！

段兴枝是连王进喜都不得不敬佩的人。

再说1202队在得了亚军后，明白自己的主要差距在搬迁速度时，马德仁便把段兴枝当成了自己的“好老哥”看待，他老段的1247队有啥困难，马德仁全力以赴帮忙，当然他的目的是要把老段的绝活“钻机自走”本领学到手，学得比“师傅”的技术还要精湛。后来马德仁的目的达到了，在第二届战区“生产运动会” 上终于获得全能冠军。马德仁对1202队这面红旗的贡献功不可没，他带领队伍实现八个月打井22口、进尺22800米。

现在，余秋里部长挑明了把“赶超功勋队，勇夺世界冠军”的任务交给了1202队。你别看他辞旧迎新的新年座谈会上笑呵呵的又是亲自写对联、又是请吃饭，别说1202队的第三任新队头压力大，就连会战指挥部的张文彬和宋振明都感到压力重重。余秋里的脾气他们是早领教过了，他是说一不二的人。他要把任务交给了谁，谁就得保证完成，如果完不成那你就永远歇菜吧！更何况，他现在抬出的目标是苏联的“功勋钻井队”。当时中国跟苏联是什么情况？斗！斗得白热化！斗得咬牙切齿！当时中国人包括毛泽东在内，有什么事只要能压住或者胜了“老苏”，那是天大的喜事儿！这不，余秋里这回咬住了苏联的“格林尼亚钻井队”。

1202队既光荣又压力重如泰山。余秋里没有把对联送给铁人王进喜原来所在的1205队，则交给了1202队，不知他是不是这样考虑：一是王进喜已升任钻井大队领导，他本人又身负工伤；二是在会战前线大家都知道一个事实：论整体队伍素质，1202队无人可比。有人对我这样说：1205队是王进喜带出的一支勇猛的钢铁队伍，什么艰难险阻都能攻得上去。而1202队同样是支冲锋陷阵、攻而不破的钢铁队伍，他们在勇猛之中比1205队多了一个“智”字。智勇双全，使1202队成为当之无愧的“永不卷刃的钢刀”。但据参加此次新年座谈会的当事人介绍，当时余秋里在把对联送给1202队时，曾意味深长地瞧了瞧一起在座的1205队等其他几个英雄钻井队，也说了这样的话：“为了粉碎当前的国际压力，为了甩掉我国石油落后帽子，石油部、会战指挥部希望你们各个钻井队在新一年里，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学习‘两论’，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争取超过苏联的那个所谓‘功勋钻井队’，为国争光！”这话的意思看出，他余秋里把超苏联“功勋队”是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要求的，因而他既有对1202队的期待，更希望会战队伍都能共同来实现这个目标。

这是余秋里的战略思考和战术艺术的特点。

话说1202队在接受“超功勋”、争夺世界冠军的任务后，老队长张云清、马德仁当夜就来到1202队，与新队长及全体职工共商大事。还是解放军的那股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作风。老队长张云清把话说得非常白：“不外乎就是让你们多受点累，少睡几宿觉，多流点汗，掉几斤肉！有人担心我们今天是饿着肚子打会战，困难很多。可你们想想，当年我们人民解放军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800万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反动军队。比起这，现在条件总要好多了吧！前面没有枪林弹雨，不就是肚子饿一点，住得差一点，天气坏一点，蚊蝇虫子多一点嘛！大家拿出劲头来，把苏联的那个什么功勋队远远地甩在后面！”

马德仁说得更简单，他指指自己的脑壳：“敢打敢冲，还得动点脑筋！”

1961年3月8日，1202队的“超功勋”战斗拉开序幕。钻台现场特意开了个小型誓师会，场面虽然不大，却既严肃又隆重，热烈而火暴。严寒凛冽之中，钻塔顶端的红旗在风中“哗啦啦”地作响，仿佛是在替1202队的50多名勇士向世人宣誓他们争夺世界冠军的豪迈决心。

挑战是从自己内部开始的。四个编制作业班相比着使劲，同时又从配合协作，步调一致促进整体进度加速。过去一口井打完，井队需要做好完井、固井和测井工序，有时还要进行试井作业。为了缩短这些工序之间的周期，他们采取了在完钻后立即组织两个班快速下套完井。完井后又立即投入三个班的兵力进行固井小会战 ——大会战中套小会战，这是余秋里、康世恩在大庆会战中始终运用的一大指挥艺术，各基层施工单位灵活运用、巧作安排显现不俗成效。在固井结束后，又组织一个班加快卸钻杆做好搬迁准备，同时让一个班充分休息准备新井开钻。这时另两个班到新井位做好开钻前的准备工作，待井架一就位立即转动机器开钻……如此这般速度立即攀升，从月开两井完成两井、到开三井完三井，到后来的月“五开五完”井，一直到最后的“六开五完”，即开钻六井，完井五口的高速度。

这是什么速度？这是中国石油人创造的神奇速度！

想一想：在有限的三十天时间内，要将几十吨的钻塔和几十吨的辅助设备进行六次异地搬迁！仅仅这样的搬迁，得花多少时间和劳动？

想一想：每一口井，都需入地千米之下。那钻井是与复杂的地下“敌人”较量，你不知道它会给你找些什么麻烦！而且每钻几米就得换一次钻杆，仅换钻杆的过程就够复杂繁琐的——提一次就得一节节的卸下，再放到一边。等接上新钻杆后，又得一节节地重新装上，再重新下井。还有固井和井下测试……如此几十项复杂多变的工艺，你一项也不能少，一项也不能马虎。你想马虎，你想偷懒，其结果只能让你更加复杂，更加繁琐，花更加费劲的力气……

我想强调一点的是：我们的石油战士要完成如此繁重艰巨的任务，是在饿着肚子、吃着野菜和玉米糊糊的那个最困难的岁月！想象一下，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什么样的精神？

1202队不愧是“钢铁钻井队”！而整个石油会战中又何止是这样一个队？

余秋里搞的“生产运动会”，要的是所有队伍都参加这样的战斗。

他把“超功勋”、争夺世界冠军的任务交给1202队，是为了在这样的“生产运动会”上有支走在最前列的标杆队伍好让所有的队伍向他们学习，进行殊死的、拼命的、义无反顾的勇猛前进！

呵，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战斗？似蛟龙出海，狂涛怒卷，浪冲天宇；如猛虎下山，呼啸山谷，震天动地！

大草原成了千军万马你追我赶、拼得难分难舍的一片厮杀之地。这厮杀，既早日为祖国甩掉“贫油”帽子的誓言，也为在“老苏”面前争气，同样也有各个英雄队伍为自身的荣誉而战！

战吧！1202队自揭开“超功勋”、争夺世界冠军的战斗序幕后，他们一路战鼓轰鸣、杀声撼山。而因为他们的行动，也让那些不甘落后的其他英雄队伍摩拳擦掌，热血沸腾。

“老子就熊？不！他1202队能干成的事，我们就不成？”半道上，又杀出一个1203队。也是新疆来的标杆队、也是“石油师”的钢铁军人队伍。你张云清、马德仁、王天琪干得成的事，我们同样能干得了！

这1203队像蝎子叮人，死死盯住1202队，一步不放，一眼不眨地盯在后面，而且看准机会，一鼓作气，将一路高歌的1202队甩在了自己的后面。

“他娘的，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他1203队怎么上来了？”1202队大惊。

惊有什么用？既是“运动会”，比赛就是规则，胜利者就是王牌军！1203队冲在了全战区的最前列，把1202队的气焰狠狠地“治”了！而且最让1202队不堪忍受的是他们居然把“挑战书”派人送到了1202队队长手上：我们要与你们一样争夺世界冠军！言外之意，这最后夺冠的不一定就是余部长给你们送对联的1202队！

这还了得？1202队的50多条汉子像被人当面撒了一把臭屁儿——太不是滋味了！

正是无巧不成书。7月初，钻井指挥部把萨尔图南部的一排七口井的任务下达到大队，大队又下达到了1202和1203两个队上，令他们从这七口井的两端往中间打。

这不明摆着让两头猛虎争雄吗？

1202队和1203队的双雄之争已不可避免！

这热闹劲儿！两个队、两座钻塔，排列在同一线上，那大草原一展平地，虽隔数千米，却如咫尺对阵，对手们真是到了相见分外眼红之势，就差各执兵器对搏了！只见比赛工地上人影与钻杆日夜交相映影，分不清机声和人声，一句话：谁要在此时说闲话、挡他们一阵子活，他们就会把你从井台上扔下去。不是无情，而是他们现在的眼里只盯着中间的那口井。这不明摆着，二三得六，第七口井是两队的争夺焦点，谁先夺得，谁就是胜者。对军人出身的人而言，荣誉胜似生命。

短兵相接、白刃格斗就在两队几乎同时完成各自的第三口井的固井时。当时1202队正在卸钻杆，而1203队已卸完了两排（总计应为7排120根钻杆），这让1202队急坏了。红旗班班长、司钻张石琳一面派出“情报员”来回传递着1203队的进度，一面合理安排卸杆和在场地滚杆的人力，同时改进措施，不断加快卸杆的速度，由开始的半小时卸一根钻杆到最后只用六七分钟，十几个工人简直就是在拼命……晨曦初露时，1202队终于卸下最后一根钻杆。

他们胜利啦！提前把井位移到两队中间的那口第七号井……

此后不久，国家主席刘少奇视察大庆，听说1202队正在瞄准苏联功勋队的目标进军时，非常高兴地来到井台握着工人们的手说：“祝你们胜利，祝你们成功！”当听说不少工人是吃着野菜团子和玉米面糊，身患浮肿在坚持战斗时，国家主席沉默了许久说：我们现在都是在紧着裤腰带过日子，希望你们注意劳逸结合。

面对如此强度的工作，面对一个个脸色发青、皮肤浮肿的工人们，堂堂国家主席能送的仅仅只是一句安慰的话。这就是那个极度困难的年代。但工人们依然壮志凌云，他们喊出了“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誓超功勋队，拼死硬到底”的豪迈誓言。

任务如此艰巨，战斗如此残酷，生活又那样困苦。有一天柴油机司机蒋世昌在擦洗小油缸时，因为饥饿无力，擦着擦着，就昏倒在地，后经队友们抢救方才清醒过来……在1202队夺冠之战最激烈时，会战副总指挥张文彬来到队上看着自己的队伍吃着酱油加开水的菜汤，干着常人几倍的工作量，忍不住泪流满面……

至当年11月，1202队打完最后一口井，以9个半月的时间，钻井31746米的成绩超过了苏联格列尼亚功勋队的纪录，一举夺得当时的快速打井世界冠军。

余秋里听到这消息后，欣喜地让会战指挥部给1202队送去两头大肥猪以示犒劳。

其实，在“生产运动会”上，瞄准世界冠军目标的不仅是1202队。王进喜的1205队从来就没有服气过1202队。当大伙儿听说余秋里部长把夺冠的对联送给了1202队时，他们也把迎新年的辞旧迎新之夜当作了誓师之夜。大伙儿个个摩拳擦掌地表示：咱是铁人标杆队，咱的红旗不能褪色。1202队能干到的事我们铁人钻井队绝不少一米！

1205队后来跟1202队较上了劲，第一次挑战是瞄着年创5万米的世界冠军目标。后来两个队双双实现。

第二次挑战是在1966年，这一年在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文革的风暴已乍起，造反派煽动的大串连搅得全国不安宁，大庆也不例外。但1205队和1202队的比赛没有停止。那年正好听说美国有个年创九万米的王牌钻井队，王进喜他们就在八九月份继突破五万米任务后，一鼓作气，直逼十万米。这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在这年5月初，周恩来总理最后一次来到大庆视察，听说1202队和王进喜的队决心在上半年打井五万米、再超苏联功勋队时，周恩来非常高兴，并拉着王进喜和1202队老队长张云清的手说：“打上五万米时一定告诉我，国务院要向你们祝贺！”9月，大庆工人报捷团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周恩来见到王进喜时，就伸出五指晃了晃。王进喜一见就明白，笑了：“总理，我们到8月18日，就打了五万米，现在两个队都准备向年钻进十万米的目标进军呢！”周恩来一听大喜，说：“好，我祝贺你们！”并再三托嘱：真到十万米时，一定告诉我，我请你们两个队的工人同志们进中南海。可是历史遗憾地失去了这一幕：当王进喜他们双双创造十万米纪录、向中南海汇报时，周总理已经身不由己地整天忙乎平息造反派的种种纠缠而无暇接待大庆的同志。

在大庆采访时，当我来到1202队这支英雄队伍的荣誉陈列室，看到这儿挂满了会战时期余秋里部长等领导颁发给他们的一面面带着油腥味的红旗时，敬佩之意油然升起。然而就是这样的一支钢铁铸成的英雄队伍，他们在“文革”中也经受了不该有的耻辱。有个造反派队伍来到1202队让他们搞所谓的“停生产闹革命”。1202队的职工们不答应。造反派们就嘲笑1202队的人是“不知路线斗争只知道生产的瞎牛”。1202队的工人回答说：“谁说我们不知路线？从宿舍到食堂，再从食堂到钻台，这就是我们的路线。”造反派们一阵哄笑。钻工们则一阵大笑。

“造反派在文革中要批斗余部长，硬让承认他是我们的黑后台，并要烧掉当年我们用血和汗凝成的夺冠红旗。我们没有答应，并且机智地将这些红旗保存了下来。”一位1202队老钻工深情地告诉我，他就是文革中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这些红旗的那个人。

我向这位老同志伸出了敬意之手。因为是他让历史得以完整的保留了，而且让我们后代得以能从那一面面溅着斑斑油痕的红旗上一次次重新感受大庆红旗来之不易的历史与岁月。

余秋里善于用标杆队的形式来激励队伍向一个通常看起来不易达到的目标奋进，并实现之。对此，他本人有过一段话：“干工作就得这样，有些时候你看起来够不着的东西就得跳一跳。大庆会战困难得很嘞！我们又想搞出大名堂。不这样不行。抓几个标杆也不是什么新名堂。1941年最艰苦的时候，我们部队就有两三个代表连队。这两三个代表连的装备非同一般，全是缴获的日本鬼子的武器，抬着重机枪，扛着轻机枪，还有榴弹筒，六0炮，总之小日本鬼子有的我们这几个连队也都有。连长指导员就是王八盒子，小手枪。每次开群众大会，代表连就绕场一周，让群众看。然后表演，刺杀、投弹，吼声比日本鬼子还大，我们的群众就有信心了啦！”何谓将之道？这便是。

1202队的一位“老会战”曾经如此自豪地对我说：“余部长的用兵之道，就是善于抓典型来带动全体。可以说，大庆会战能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搞出大名堂，就是余秋里部长用了一个王进喜的典型和我们1202队与1205队两把尖刀。所以天大的困难，我们一上，其他队伍也就跟着上了，这样就不会不胜利的。”

是军事艺术？还是政工艺术？是物质力量？还是精神力量？皆有之吧！不，准确地说，这是余秋里的艺术。

但有人在执行“余秋里艺术”时也会走样的。

你不是说大干吗？不是要速度吗？邪的也出来了：横穿萨尔图有条铁道，油建大队的刘万宝等人扛着大口径的钢管走着走着觉得又累又慢，这刘万宝便把钢管往铁道双轨上一放，那钢管“当当啷啷”地滚出十几米。嘿，这可是又省劲又抢时间的好法子喔！来来，大家跟我学：把肩上的钢管放在铁轨上，轻点轻点啊，别破坏了国家的铁路啊！火车来了大伙就赶紧把钢管往一边甩啊，千万要注意火车的安全啊！瞧这刘万宝，还真有“安全”意识。

工人们把钢管往铁轨上一放，再用镐一撬，这几百斤的大钢管“嘶溜嘶溜”地往前就走……哈哈哈，省劲又快速！大伙儿乐得直击掌。

运钢管的速度直线上升。

可北京这边的情况却大不妙：

“喂，是石油部吗？给我接余部长办公室！”电话里，有人口气很大，声音也大。

石油部的接线员心想：你是什么人？敢这么要我们余部长的电话哩！

“我是铁道部长！你马上给我接通余部长的电话！马上！”

接线员不敢再问什么了。赶紧把插头插到余部长的专线电话线孔。

“什么？是我们的工人误了国际列车？乱弹琴！好好，我马上派人去处理！对不起啊，我余秋里先向你赔不是！”正在埋头处理公务的余秋里，突然被铁道部长的电话搅和了，气呼呼地走到孙敬文副部长办公室。

“老孙啊，看来你得亲自出马一趟了。”余秋里闷着头，有些怒，又有些喜似的说。

“上哪？”孙敬文感到突然。

“大庆。去大庆。跟铁道部的一名副部长一起去。”

“怎么，我们的人跟铁道部闹上劲了？”孙敬文问。

余秋里点点头，说：“偷懒嘞！运钢管占了人家的铁道，害得国际列车进站时为躲开钢管把信号灯都打了。”

孙敬文奉命匆匆赶到会战现场。见运钢管的队伍正热火朝天地在铁轨上运送着输油钢管，那又快又省劲的场面，着实让他暗暗乐了一把。但他不能笑，于是只好心笑肉不笑地板着脸问油建指挥部的人：“这个队伍是谁带的？为什么这么干？”

刘万宝一见是副部长来了，吓得连腰上扎着的那根麻绳都掉了链，赶紧双手按住裤子，回答道：“我，副大队长刘万宝。”

“刘万宝？保什么？你这么干能保什么？”孙敬文见这干活不要脸面的副大队长，又气又好笑，但仍然装着很严肃的样儿。

“保任务，保余部长说的高速度！”

“屁话！有你这么保高速度的吗？余部长是让你在铁轨上保高速度的吗？你今天给我说说清楚，啊？有这回事吗？”孙敬文这回真火了。

刘万宝紧张得站在那儿直哆嗦。“没、没有……我们以后不敢再这么干了。”

孙敬文想笑，又没笑出，于是口气缓和了许多，反问道：“我说不让干了吗？啊？我是让你们注意安全！别误了人家火车！”说完，副部长连个招呼都没打，便直奔当地的铁路党委办公室。

刘万宝弄不明白了，愣在那儿，一直等孙副部长的身影在他视线里消失了也还没弄明白。

“副大队长，还愣着干什么？继续干吧！”工人们在一边重新扛起钢管往铁轨上放着，笑嘻嘻地冲副大队长说着。

“你们，你们怎么又要这么干了？”刘万宝吓坏了。

工人们乐得更带劲了：“你忘了孙副部长最后对你说的什么？”

“什么？”刘万宝还在发蒙。

“孙副部长的原话是：‘我说不让干了吗’？”

是啊，孙副部长是说的这话嘛！刘万宝猛然省悟地拍着脑袋，自个儿也笑了起来。

“副大队长，那到底还干不干了？”工人们狡黠地问。

“干啊！不干出得了余部长要的高速度吗？”刘万宝底气十足地吆喝道，完后又重重地补了一句：“谁要再误了来往的火车，老子真的不客气了！”

“放心吧副大队长，误不了——”几十条汉子响亮地齐声回答。瞬间，一根根钢管又开始在铁轨上飞奔起来……

据说孙敬文回部里向余秋里将此事汇报后，余秋里抿了抿嘴，笑笑，再没说什么话。

别太来劲了！独臂部长办事可是有原则性的。这原则是：干什么事不能出格！更不能对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有损害，尤其是在石油开发建设问题上那种马马虎虎、不讲质量和安全的行为！

这回挨克的可是一抹到底了！用四个字可以形容余秋里当时听说后的气愤之情：暴跳如雷！

能不暴跳如雷吗？会战紧要关头，居然有几个钻井队在施工过程中一声震天的“轰隆”巨响后，整个钻机和井台陷得无影无踪……钻机和井台到哪儿去了？昨天还是巍峨耸立在大草原上的钻塔竟然瞬间消失得莫名其妙？

“你们、你们给我作出解释！知道我们国家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吗？知道我们石油部有多少台钻机吗？知道一台钻机多少钱吗？知道国家哪个地方弄来的钱给我们去打井找油吗？啊？知道吗？”余秋里的电话里一连说了无数个“知道吗”，就像突然间自己家的孩子丢了似的，心疼和焦虑之心昭然。这个电话他是打给正在前方的康世恩的。

“我知道……”那边，康世恩沉痛地回答。

“知道就给我找出原因！找出责任！”余秋里“啪”的按下电话，依然怒气冲冲地在办公室走动，空袖子“嗖嗖”生风，如暴风骤雨。

钻机没了。被无情的井喷吞没了……康世恩其实比余秋里还要心疼，他是专家，又是会战的总指挥。这么大的事他不能不向“一把手”汇报，与余秋里之间默契配合，正是他们相互信任，相互理解和相互支持与相互辉映的结果。现在，他更感到责任在自己身上，因为他是施工和技术生产的总负责，他知道任何关于石油的开发与生产方面的问题他要负全责，这既是对党组、也是对将军，更是对国家和人民的负责。

康世恩放下电话，扶了扶眼镜，对秘书一挥手：“上事故现场去！”

事故现场惨不忍睹：昔日雄伟的钻塔早已不见踪影，连根塔骨的钢管都找不着。再看井位，到处一片狼藉，冒着热气的油乎乎的泥浆仍在四处漫延，抢救井喷时扔下的工具和衣服烂衫随处可见，几十个疲劳过度的工人们三三两两地蹲在一边哭丧着脸，仿佛世界到了末日……

“说说当时的情况吧。”康世恩叫过战区指挥李敬，问。

摇摇晃晃的李敬，本来是位文质彬彬的“石油师”党委秘书、石油战线的年轻才子，可此刻却如一个小老头似的穿着一身又脏又皱巴的施工服，几度想张嘴却就是发不出声。

“说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康世恩怒吼了。

“我……”李敬嘶哑地发了一声仍然说不了话。只见他两眼泪水盈盈……此刻，他只能用心向总指挥汇报——

当时、当时是什么情况？李敬的眼睛一下模糊了：他是前天傍晚在前线时突然接到杏24井发生井喷消息的。凭着军人的敏感，他知道自己必须冲到事故现场去。那是个雨夜，暴雨大得根本不能行车，抢救的车子都陷在泥地里，能前进的只有人的两条腿，而雨夜的原野上又一片漆黑。无奈，李敬只得凭着自己的意识迈开双腿，在雨中摸黑着前进。偏偏，他迷路了……当他重新辨别方位，再行至井喷现场时，已是下半夜。

井喷的现场十分可怕，呼啸的井喷挟着半斤重的石块到处乱溅，加上浓烈刺鼻的天然气味，谁想靠近都不太可能。再看从井口喷出的水柱，夹着原油，混浊的泥浆和石块，犹如一条饿绝的黑蟒，直冲天际。巨大的气流挟着石块和泥浆打在钻塔的铁架上，叮当乱响……李敬和井队的干部和工人们只能在相当距离之外用手比划着说话。闻讯赶来的机关干部和附近井队的职工们一批批涌来，但谁也无法制止这发疯的黑蟒作恶。不多时，人们眼睁睁地看着井架底座开始下陷，然后是钻塔出现倾斜……

怎么办？用拖拉机把设备拖出来？哪儿来拖拉机呀？没有。泥泞的原野被暴雨浇得寸步难行。即使有一百部拖拉机和吊斗车也等于枉然。

李敬和在场的干部职工们心如刀绞，又无可奈何。

“不行！不能这样白白看着钻机和塔架沉下去！能抢多少回来就抢多少回来！”李敬向井场副指挥杜志福作着手势，便不顾一切地带头第一个奋不顾身跳上钻台……

杜志福跟着跳了上去。

工人和机关干部们也跟着跳了上去……

呵，巨蟒的呼啸声、人群的叫喊声，夹着雨水的击打声，将整个井场搅得昏天黑地。这是一场真正的肉体与钢铁机器间的大混战。这是一次真正的灵魂与油龙间的生死搏斗。

但，“敌”我力量对比太悬殊。当杜志福想打开低压阀门时，一股高压气流将其冲出数米，重重地摔倒在地……“老杜！老杜——”李敬抱着昏死过去的战友，拼命地喊着。可他的声音被巨大的井场呼啸所吞没。

倾斜的井架突然发出一声“咔嚓”巨响。

“撤！全体撤离——”万分危急时刻，李敬不得不拼出最后一丝力气发出命令。当工人和机关干部们撤完井台的那一刻，整个井台随即也在众目睽睽下消失于地平线之下——像一个久经沙场又失去战斗力的猛士哀号一声后倒下了……

井队的工人哭了。

机关的干部哭了。

李敬也哭了。

那天晚上，井队的职工一夜未睡。李敬跟着一夜未睡。他是钻探指挥部的领导，他要在队伍最困难的时候跟大家在一起。看着沉浸在悲痛之中的工人们，他想安慰大家几句，可他就是讲不出话，嗓子里冒的全是火。

“李指挥，你别说了……”

“李指挥，我们……”

工人们还在流泪，一边却在劝说他们的指挥。

“可越是这个时候，我越想说话。”李敬，这位“石油老战士”有每天记日记的习惯，即使当了副部长后仍没有丢掉这个传统。他在那天的日记里这样写道：“……晚上又召集会议，我破涕为笑，强打精神，向同志们讲了事故的经过。我说：‘杏24井损失严重，教训深刻，是件痛心的事情。但这口井也证明了油田顶部位移（油田面积比预料的要大得多），也表明油田压力比我们预计的要高得多。自古兵家一胜一败古之常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在受到挫折的时候，要表现得更加坚强，更有志气……’我的任务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鼓足群众更大的干劲，做好工作，来弥补这次巨大损失。我清楚我自己心中的怨痛，同志们心中也同样怨痛。我越无心说话，却越想多说话，在情绪不正常的时候就越需要理智：我宁可在帐篷里流泪，也绝不能在群众面前默默不语。怨痛只能给工作造成更大的损失。”

井喷，是钻探中很难避免的事故。但井喷有不同的结果，尽管它缺少特别的规律。然而余秋里和康世恩始终不允许在任何事故中出现人为的因素而给国家财产带来损失。

在“杏24号井”发生井喷事故的差不多时间里，王进喜的井队也曾发生过突发井喷，然而由于王进喜组织及时，他们的钻塔机台设备保住了。这说明什么？

“说明有的干部有头脑！有预见！有出现事故后的得当措施！可是你——李敬！你的头脑长在哪儿？”在干部大会上，康世恩不依不饶地让李敬站在前台，指名道姓地批评他。

“那段时间风气真好！余部长和康部长他们就这么批评干部，可谁也不记恨他们，而是老老实实地把自己的问题找出来，并且认真改掉。”当年《战报》记者、大庆历史的见证人李国昌先生感慨地说。

与许多“老会战”们交谈过程中我有种强烈的感受：余秋里和康世恩是一对珠联璧合得那么完美的“石油搭档”。余对康在业务上的信任和支持使康最终实现了他在石油事业甚至在业务上的光辉一生，而康从余身上得到的大将作风和气质培养又使康变成了同样能力挽狂澜的儒将。余和康相互影响着，甚至连骂人艺术都十分的相近——别看康世恩戴着眼镜，文绉绉的样子，发起火来虽不如余秋里那种雷霆万钧之势，但也足够让人心惊胆战的。许多人说，这是康从余身上学来的艺术。

什么艺术？

骂人艺术。

骂人干什么？

骂人是为了让你记住教训。骂人其实是一种特别的爱——俗语不是说打是亲骂是爱吗？

余秋里的骂是一种大爱。

也是他余秋里特有的一种工作艺术——独臂将军从战争中形成的一种与生俱来的特有艺术。

钻井出现斜孔。严重的斜孔。

余秋里又是大发雷霆。这回王进喜要倒霉，因为他打的井也斜了。

这事发生在1961年4月。又一个新年的会战打响，南线战区的几十台钻机像甩开铁蹄奔腾的烈马一般，争先恐后地追赶着施工速度。正当这边的会战正搞得热火朝天之时，但问题却也接二连三地传到了余秋里耳边：开工不到半个月，南线作战所打的32口井中，有4口井误射孔，5口固井不合格，4口井底冲洗不干净，5口油层浸泡时间过长……

“质量问题是关系到会战成败的关键。再不狠狠抓一抓质量问题，会战工委提出的高标准、严要求就会落空！到那时，还有什么速度？还怎么向国家和人民交待？” 余秋里的话通过北京——萨尔图专线响彻在前线的各个干部耳边。

“王进喜的1205队也有口井打斜了3度半。3度半不算什么吧？”有人嘀咕道。

“不行！”余秋里吼道，“克拉玛依和玉门就是吃了这个亏。王进喜？王进喜打的井斜了，更得填！王进喜，你听着，你得给我把井填起来！”

“王进喜填井！”这声音通过扩音喇叭传遍了会战全线。

英雄的1205队五十多名钢铁汉子哭了，他们不忍心自己用血和汗打成的井再由自己的手一铲一铲地将它填起来……

“填！就得按照余部长的话——填！”井场上，王进喜用严峻的目光扫视着自己的队友，丝毫没有一点回旋余地地指挥着耻辱的填井一幕。“我知道填井在我们队的历史上还没有这一笔，但这回有了，目的是让大家要牢记住这个教训。咱队史上如果不写上这一页，那队史就是假的。”王进喜进而说。

井填了。钢铁钻井队的红旗仍然猎猎飘扬。经历这一幕的人都对“四.一九”那个日子永远地铭刻在心头——

4月19日，康世恩遵照余秋里意见，在前线“群英村”召开了一千多人参加的钻井质量大会。会议一开始，气氛就异常严肃紧张。康世恩的第一句话就够冲的：今天我想骂人！因为有些人做得太丢人了！

全场干部和技术人员及工人代表们个个如临大敌地忐忑不安地将目光聚焦在总指挥身上。

康世恩的眼镜片在闪闪发光，并且停在两个坐在前排的主要干部身上，他们分别是钻探指挥部的指挥李敬和书记李云。

“二李”又要倒霉了。代表们知道后面将要发生什么。

“我前两天就对你们说了，你们要怕丢人，我就越让你们上万人大会上检讨！驴粪蛋子外面光，贴金马桶里面脏。谁不讲质量，我就跟谁拼！”康世恩突然把手直捅捅地指向李敬和李云。

“二李”浑身打颤。

全场的人都在打颤——今儿个康副部长怎么啦？大家都在想一个想不明白的问题。

怎么啦？你说怎么啦？“李敬！李云！你们俩给我站到台上来！”康世恩突然大吼一声。

李敬和李云低着头，“是”了一声，老老实实地往台上走。

“不行！扛着被你们打坏的钻头和打斜的岩芯上来！”康世恩咆哮着。

李敬和李云又一声“是”后，回到原地扛着钻头和岩芯，吃力地走上台，然后面向大家，低头站着——像参加批判大会。其实就是批判大会。

“你们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吗？”

“知道。”

“知道为什么错吗？”

“知道。”

“知道还出现这个孔斜面、那个不合格？明知故犯，罪加一等！”

“……”

康世恩发颤的手指就差一公分戳到“二李”鼻子尖上。

“你们说呀？”康世恩的双脚直跺。

“二李”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半步，额上直冒冷汗。

全场的一千多名代表屏住呼吸，后背跟着冒汗。

康世恩在“二李”面前来回走动。突然又收住双脚，完全换了一副近乎哀求的口气说道：“钻井战线是油田的生命线，工作质量的好坏，决定油田的命运。党把这个战线交给了你们俩人，这是组织的极大信任。我、我代表会战工委向你们鞠躬——”猛地，康世恩弯下身子，将头低到腰间。

“二李”吓惊双腿直哆嗦，又一次情不自禁地后退——这回是一步。

会场前排的人不敢看了，纷纷低下头。

会场后排的人有人站立起来，又立即蹲下身子也不敢看了。

“钻井队伍是一支过硬的队伍，指到哪里打到哪里。能否解决质量问题，主要就看领导了。我希望你们能把队伍带到以确保质量为中心的道路上来。为此，我再次诚心诚意地向你们致敬！”康世恩又一次弯下身子鞠躬。

“二李”早已冷汗如淋，恨不得有个地缝钻钻。

这个时候，会场出现小小的一阵躁动：原来王进喜进了会场。

“趴下！赶快趴下！”有人拉着王进喜的衣角，悄声说道。

王进喜有些莫名其妙，问：“干啥趴下？”

“没看见康部长正在发脾气批评我们呢！”

王进喜望台上一看：可不，他的两位上司狼狈不堪地站在那儿正用余光可怜巴巴地斜视着他。铁人明白了，便对拉他衣角的人说：“我不能表扬时戴花上台当英雄，受批评时就趴下当狗熊。”说完，迈开大步，走上主席台，学着“二李”的样子，并排站在那儿，老老实实地低着头，等待总指挥的批评。

康世恩看着王进喜，火气一下更大了，吼着嗓门：“你王进喜是红旗，可干工作就不能光有张飞的猛劲。再说张飞也是粗中有细的，该细的地方就得细！你王进喜做到了没有？”

王进喜也开始冒冷汗了。

干部和工人们看着每天与自己一样整天一身水一身泥地拼命战斗的干部和标兵这样可怜兮兮地挨批受骂，纷纷心酸地落泪——“难忘‘四.一九’，钻井出了丑。问题答不上，想走不敢走。”有人在小本本上写下这首打油诗。

“四.一九”，大庆人谁都知道的这个日子。“四.一九”从此成为每年大庆油田乃至整个石油系统要召开的一次质量工作会议，像现在我们全国人民都熟悉的 “三.一五”打假日一样。这是余秋里和康世恩在石油战线留下的众多精神遗产中的一个内容。而同在这样一个内容里还有许多精彩动人的故事——

输油管是油田生产后期将原油聚集和外送的“肠子工程”——余秋里比喻。意思是说，你一个人靠啥维持生命？得吃东西吧！东西是靠肠子进到胃里、又通过肠子排出消化物。油田就像人吃的东西，这输油管不就是跟肠子一样吗？有一回，在对一段输油管加压时出现了焊口处冒油的问题。这回倒霉的是曾任沈阳军区工程兵部队政委、老抗联战士、正军职干部季铁中。“季铁中？季铁中也不成！”余秋里听康世恩汇报后，毫不留情地将右臂往上一甩。于是康世恩就“执行任务”去了：他披着那件褪了色的棉军大衣，站在质量大会上的台前厉声喊道：“季铁中！你给我站起来讲讲是怎么回事！”众目睽睽下，时任工程指挥部书记的季铁中像一位听到排长点名的新兵一样，老老实实地挺着身子走向台上，然后低着头，语气沉重地开始检讨起自己的失责，那神情一点也看不出他曾是个统率千军万马的正军级大干部……

油建党委书记也不含糊，见标兵、队长李德武扶梯上的铁踏板焊得龇牙咧嘴的，便令李德武和自己一起背起那个梯子，然后俩人一前一后地到各个工地“巡回检讨”。李德武肩背沉重的铁梯，一副悲悲切切的样儿，嘴里念念有词地：“我焊了一条不合格的梯子，你们千万不要跟我学……”所到之处，工人们没有一个觉得好笑的。

“哈哈哈……”这回的大笑是从秦老胡同里爆出来的。当康世恩向余秋里和李人俊等副部长们说起此事时，余秋里忍不住开怀大笑起来。“好，干部能有这样的改正错误勇气，工人们就有提高质量的自觉性了。”将军说，前阵子听前线回来的同志也给我讲了王进喜身上发生的类似事情：他“老铁”有一天发现1284钻井队完钻固井后，试压不合格。一检查是工作粗糙造成的，施工时井上的人把套管接箍咬扁了。“老铁”就令该队长王润才自己背着套管接箍，一个队一个队作检查，现身说法，引以为戒。而且要求每个队在那王润才去现场后写出评语，签上字。这王润才就这么着背了六七斤重的套管接箍步行了数百里，跑遍了15个井队，据说委屈得直掉眼泪。就这个样，“老铁”还要让他回到大队部汇报思想感触。有人在我这儿告王进喜的状，我说，他王进喜铁人，铁面无私，好同志嘛！抓作风就得有这个铁石心肠。至于方法嘛，可能是过了点。后来李荆同志又对我说是有人把王润才的事传偏了，他王润才背套管接箍没委屈，只是一个劲儿在王进喜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悔自己工作没做好。王进喜就跟着王润才抱头大哭起来。你们说这“老铁”干的……

哈哈哈……众部长又一阵爆笑。

康世恩接着又讲了一个趣事，更乐得余秋里忍俊不禁：有个队长，为了监督工人们能不能保持施工质量，就蹲在水泡边的草丛里，一蹲就是五六个小时。那水泡子的草丛里，小咬多得吓人。当那队长完成任务后，走到机台想表扬一声工人讲求质量。谁知工人们一见队长，先是一愣，继而拔腿就跑。队长感到奇怪，问你们这是怎么啦？工人们这才胆战心惊地指指他的脸，说：队长，你的脸怎么成这个样？队长回帐篷一照镜子：连自己都吓了一跳：原来眼睛、鼻子和嘴巴都被小咬叮得像搬了家似的……

“办法可能过了点，但这种作风好得很嘞！”笑过之后，余秋里接上烟，猛抽了几口，忽儿变得颇有心事地：经过两年多的会战，油田的形势越来越好，但越是在这个时候可能出现的问题就会越多。也许看起来这些问题跟会战初期我们为能不能找到大油田相比看似大不一样，好像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正是这些小事，它对我们这个大油田的开发会带来致命的后果。

康世恩的脸一下也变得严肃起来：我也有同感，前期会战，队伍的主要精力和心思放在大干快上争速度、争储量上，现在可以说我们大名堂搞出来了，可怎么样把大名堂变成子孙后代都能享福的事恐怕还差距很大。

是嘞，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这事。余秋里边点头，边沉思。然后说，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油田现在已进入边勘探边开发阶段，我们既要保持前期敢拼敢冲的战斗作风，同时还得大力提倡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老康你听我说的对不对啊——现在前面的钻井队把一个个油井打好后，留给了采油队。以后钻探任务总有一天搞得差不多了，这队伍就得多数投入到采油和运油上去。采油和运油那家伙可跟打井很不一样！你再单靠勇猛是不行的，得靠像女人做针线活一样的心细。咱们队伍的作风跟人似的，都是从五大三粗的硬打硬拼中杀出来的，针线活那么细腻的事还不会干哩！怎么办？我看就得从现在开始大家要学做针线活，工作一定要细致，否则我们这两年多来辛辛苦苦钻探出的大名堂，最后还是变不了对国家有用的大名堂嘞！

我同意，就从学做针线活开始大抓工作作风问题。康世恩说。

最近油井的注水情况进展如何？余秋里关切地询问会战前线的生产情况。

大有成效。特别是几个注水站的建立，给采油生产带来很大跃进。康世恩抬腕看了一下手表：不早了，明天我还要赶火车回大庆。余部长你看还有什么指示？

余秋里随手递给康世恩一支烟，点上。说：最近中央和主席一直在跟赫鲁晓夫吵架，中印边境的形势又越来越紧，我一下还走不开，前线的事就拜托你了。

没事。你在部里主持工作担子也轻不了。那我走了。康世恩顺手扣了扣几个敞着的纽扣，说走就走。

一阵冷风从门外吹进，余秋里感觉一丝寒意，便不由向外吆了一声：那边还冷，带上棉大衣！

哎——康世恩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

喧哗了一天的秦老胡同只有在这凌晨两三点以后才会寂静下来。这天，等会客厅里的人都走了后，余秋里还是没有睡意。他的脑子里不时转着会战前线的事儿，还有就是耳边不停地响起正在总参谋部日日夜夜为毛泽东制定反击印度入侵军队计划的那几位老帅们的声音：秋里啊，油！前线的军用油吃紧啊！

是啊，现代战争的仗一打，光凭“黄金万两”也没有用。缺了油，飞机大炮等于一堆废铜烂铁。这余秋里你是知道的嘛！这不几天中央工作会议上，独臂将军免不了对东边的“老蒋反攻大陆”和中印边境战事有些关切，好意问了一声一位总参谋部的副总长，结果人家戗了他余秋里不轻：打仗的事你别操心，你啊，能不能赶紧给我弄点军用油出来！

余秋里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好大的气：弄油我还不知道嘛！我是石油部长不知道弄油？可你们以为弄油就那么容易？先是找得到找不到油的问题，找到了能不能有大名堂又是一个问题，有了大油田能不能开采好更是个问题，开采出来后的油怎么个运、怎么个成品问题就更大嘛！你们知道吗？嘁！

“余秋里，过来过来！”哟，是毛泽东在“七千人会议”的休息室里叫他呢！

“主席，余秋里在。您有什么事？”余秋里像战士见了首长，立即上前敬礼报告。

毛泽东坐在沙发里用手拍拍左边的空沙发，然后笑眯眯地问：“又有什么新消息吗？”

余秋里知道毛泽东想听的是什么，便俯着身子答道：“主席，新情况还是有一点的。”

毛泽东怡然自得地将嘴上的烟拿到一边，眼里放光地看着爱将：“噢？说来听听。”

这是“七千人会议”的间隙，余秋里知道毛泽东今天情绪很好，有心想多听听他所关心的石油问题，于是便坐在毛泽东左边的沙发上娓娓道来：“我们的渤海湾有新情况嘞！”

渤海湾？毛泽东侧过脸，很感兴趣地看着石油部长往下讲。

是的嘞，年初我们在渤海湾的黄河入口处打了口井，在打到1194米处，发现了油砂，后来又打到1721米时，油砂就更厚了，达59米多。之后进行试油，结果获得日产8吨多的工业油嘞！

日产8吨多？算大油嘛？

算哇！10吨以上日产就是高产油嘞！

你说渤海湾能打得出像你现在在大庆打的几十吨一口的油井吗？

我看完全有可能。

你是说，渤海湾可能又有大名堂了？

是的，渤海湾完全可能有大名堂。

毛泽东笑得很开心，然后像打听小道消息似的凑近爱将，带着征求的目光问：余秋里啊，你能不能多搞些品种啊？最近用油的地方越来越吃紧，有点……有点像老百姓抢购似的。毛泽东说到这儿，轻轻地叹了一声。

余秋里知道毛泽东说的什么，他老人家也在关心老帅们共同关心的事：油，成品的油。而且要越快越好。

“是，主席，我们一定多搞些油，一定多搞些品种！”余秋里“噌”地起身，在毛泽东面前一个立正。

……这已经都是两三个月前的事了，但它一直在余秋里脑海里浮现。

油啊油！国家越有事，这油就越成焦点问题。有句话谁说的？叫什么来着——20世纪是石油的世纪？！可不，好像中国干什么事都离不开石油似的。这名堂！

余秋里站在秦老胡同的自家小院内，对着天上眨眼的星星，想自嘲一番，却又笑不出来：石油部长能决定中国的命运？笑话笑话。为毛主席服务而已，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服务而已。

东方即白。一缕晨光洒在屋顶的青瓦上……

而千里之外的东北大草原上的晨光却比北京的晨光要早一个来小时照在干打垒上。六点。头戴狗皮帽、浑身是水又是泥的宋振明神色忐忑不安地抬手轻轻敲了敲康世恩卧室兼办公室的门。

没有动静。宋振明便推门而入。每天通常后半夜才睡的康世恩此刻仍鼾声不断。

“康部长，康部长……”宋振明轻声叫喊。

“嗯？”康世恩从床上坐起，两眼盯着宋振明：“什么事？”

“中一注水站发生火灾了，烧……烧光了。”

“什么？烧光了？什么时候的事？”康世恩大惊，一边从床上翻起，一边找眼镜戴上。

“是。都烧光了。我刚从现场过来……”

“你、你为什么不早点叫醒我？为什么？”康世恩突然失声大叫，怒气冲天地责问宋振明。

“我怕……怕影响首长休息。”宋振明不敢抬头，眼里噙着泪花。

“什么？你以为我是来做官当老爷的啊？”康世恩的声音更大了，“我是来搞石油的！搞会战的！不是来享清福的！”

“二号院”内住着的人都被惊醒了。可谁也不敢靠近康世恩的住处，只敢在远远的地方听着。

“我们有几个注水站你知道吗？这好，一把火就烧了一个！”康世恩焦虑、愤怒和惋惜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采油指挥部的几位干部自知责任不小，便一个个低着头，走进康世恩的房子，准备同宋振明一起接受处分。

康世恩看着排列成一队的这些浑身上下都沾满污油和浊水的干部，知道他们昨晚一夜未睡在与火灾搏斗，便长叹一声，口气缓和了几分：“立即通知开现场会！主管生产和安全的领导全部参加，各小分队去一名领导。你们几个也不要垂头丧气的，现在要做的是赶紧回去发动群众查原因，堵漏洞。”

“走！上现场去！”康世恩披上棉衣，大步走出屋子。

中一注水站已经没了，有的只是满地流淌不息的污水与油污，以及残留的灰烬……“一二百万哪！就这么一把火烧没了！”康世恩面对一片狼籍的火灾现场，扼腕痛惜。

昨天的注水站还是好好的，白墙青瓦，这在荒芜的大草原上和干打垒的海洋里，它可以说是最醒目、最耀眼的建筑了。但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只有西北风吹打下到处飘落的灰尘在四处抛洒，还有就是注水站职工们痛苦的低泣声。

怎么烧的？站里回答：是柴油机排气管喷出的火花吹落在顶棚上的油纸和毛毡引发的大火。加上春天干燥，火一着，就失去控制，几十分钟，好端端的一个注水站烧了个精光……

“查！要弄清楚是什么原因引起这场火灾的！”康世恩命令采油指挥部领导立即找注水站的职工开会，自己则回总指挥部向北京要了个紧急电话。

“烧了？烧得精光？”余秋里震惊。而且几乎是在同一时间，中南海的电话也来了，问大庆会战那边到底是怎么回事？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是有这回事。烧了，都烧光了。”余秋里只好如实汇报，可心里却像吃了个苍蝇。

“走，马上动身！”余秋里命令秘书。

“上哪儿？”

“还能到哪儿？油田！”余秋里气呼呼地端起杯子，一口气喝了，拔腿就往外走。

到达会战前线时，康世恩他们已经将火灾情况了解清楚了：那是5月7日夜的事，东北风刮得很大。中一注水站3号柴油机排管漏出火花，被风刮进房顶的保温层内，引燃了锯末。值班人员发现从屋顶掉下的火星后，立即想用七个灭火器上房灭火，结果灭火器有两个不能用，其余的虽好，可工人又不会熟练操作。这时才想起用消防水龙头。谁知前些天水泵在检修，水源又成了问题。等好不容易解决水源后水龙头又喷不出去。这样七折腾八折腾，火势早已失控，眼睁睁地看着大火吞没了崭新的注水站……

“这是什么问题？证明我们的生产管理上的混乱，应有的环节上没有尽到责任，工作粗糙，不得章法！这样的队伍怎么不在敌人面前乱阵脚？”余秋里一针见血指出。

“基层的工作是基础，就像我们的连队一样。打大仗，要靠大兵团作战。可再大的兵团作战，最后打起仗来，还得靠一个个连队去冲锋，去肉搏！基层不抓好，万盘皆输嘛！”干部会上，余秋里的空袖子不能不“嗖嗖”生风了。

“说大道理，有人可能还觉得离了远了点。那我就说得形象点吧！你们谁坐过飞机？”将军要参加会议的人举手。

乘飞机的人不是很多，约有十分之一。

“坐过火车的举手。”

这回基本上都举了手。

将军点点头：“好嘛！看来飞机、火车大家都坐过。但你们是不是注意过一个问题：在飞机场上，那飞机一降落，机械维修人员就立即上前登机检查、保养机器去了是不是？火车站也是，你们没看到火车一到站，那些背着挎包、手持小锤的机械检查人员一会儿敲敲轮箍，一会儿钻到车子底下瞅一瞅？这是为什么？这叫及时保养，避免事故。看到机场和火车站的这些维修同志，我们是不是有种安全感？”

与会者会心地点点头。

“对嘛。这叫落实岗位责任。有了这岗位责任，就不易出问题。即使可能出现问题，也会及时被发现。可再看看我们呢？分散的队伍，满地的东西乱扔，有几个人管一口采油井的，也有一个人管几口油井的；有几个人值一个班的，也有一个人值班顶着要看几台机器的。这么复杂多样的岗位，要没有点责任心、技术又不熟悉，阎王老子都会出事嘛！何况我们都是些吃五谷杂粮的人！”将军的目光咄咄逼人。

会场一片寂静。

“所以，我看哪，今年我们的会战方针应该作些调整：要加强基层工作，加强生产管理，把各项制度建立起来，完善起来，否则我们就不能实现会战的全面胜利，即使一时胜利了，也会最后失败得干干净净！”将军的话如声声警钟，久久回荡在会战前线的每一个角落。

总结教训会当天，会战《战报》全文刊出余秋里的讲话精神，并配发了评论文章。由此，大庆历史上诞生了有名的“一把火烧出了岗位责任制的佳话”。后来在执行这个制度中又遇到了靠什么态度和精神来执行这个制度的问题，于是有名的“三老四严”和“四个一样”。三老即：对待革命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四严即：对待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四个一样”即：对待革命工作要做到黑天和白天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一个样，领导在场与领导不在场一个样，没有人检查和有人检查一个样。“三老四严”和“四个一样”组成了大庆精神的重要内容。余秋里回忆起这一由他亲自总结与培育起来的大庆传统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工作作风本来是个看不见的东西，可是它是个客观存在。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作风，它会对我们发生长远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三老四严’，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符合会战和石油工业现代化生产建设的客观要求。因而它对大庆油田开发和建设，以及后来的整个中国石油工业发展都产生重要作用。”

“好事成风了不得，坏事成风不得了！”这是将军经常说的一句话。

军人要站岗，工人工作也要像站岗一样一丝不苟。这是他余秋里根据石油工作的特点所总结的又一经典思想，并后来被推广到全国各行各业，成为我们党的光荣传统之一。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等老一辈曾多次在自己的著作和讲话中运用这“三老四严”和“四个一样”，将其归纳进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范畴。

大庆的“三老四严”和“四个一样”其实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它的生命力将是永恒的。2004年春，我到创造这两个精神的诞生地——北二注水站和李天照的北八队65井时，应主人之邀，在他们的留言本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民族的诚信之光。这也许是我们在今天对大庆精神的一种新的时代的新解释吧！让我感到震撼的是在这两处极不起眼的小地方，有位大庆创业者在这儿留下了自己的骨灰，因为他曾经在当年奉余秋里、康世恩之命，在这儿蹲点并发现和总结了这两个重要经验。

斯人已去，却精神永存。

这也让我想起了一位当事人亲历的一幕“余秋里风采”：

那应该是在1964年末的事。大庆油田的会战胜利已在全国、全世界面前公开，余秋里也将被毛泽东、周恩来重用到国家计委任主任前夕，那次他再次回到大庆，关于他的高就已经在大庆领导层里都知道了。几年艰苦卓著的战斗，全国人民一片叫好，毛泽东的“工业学大庆”号召响彻神州大地。大庆人从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一下成为人人皆知的光荣战士。大庆人已经成为一种时代精神和民族代表，大庆和原子弹也成为毛泽东和中国人在帝国主义与“苏修”面前扬我中华国威的两个铁拳。铸造大庆这个铁拳的无疑是余秋里和康世恩等一批大庆创业者及几万会战大军，而这时难免使功劳与苦劳一起洋溢在大庆人的脸面上。

这天中午，大庆人对老部长余秋里第一次似乎有一种需要“送别”的感觉，人之常情嘛！老领导要高升了，过去同甘共苦几年要吃没吃的，要想放松也不敢放松嘛！于是，中午宴席上，康世恩等人频频举杯，“来来，为余部长，为大庆的昨天和今天，干杯！再干杯！”

康世恩有些醉意了。

所有参加午宴的人也都比平时多喝多吃了不少。

一点半，还有个会。余秋里要再以部长身份向属下交待几句话。

将军在席上也没有少喝少吃，但他记住了下午的开会和开会时间。于是他准时到了那间他曾经无数次召开会战决策会议的二号院大会议室……

现在，他独自坐在台前的一张长木椅上。耳边依然是后院宴席上一阵高过一阵的劝酒声、碰杯声、欢笑声和叫闹声。但将军的目光一直对着那个长长的走廊—— 那个长长的走廊里有他呼风唤雨的空间，有他可以指挥得了的一支支雄赳赳气昂昂的出征队伍……他有些激动了。他的目光里流露着骄傲和自信，也流露着某种更强烈的责任，甚至是隐约的失落。

人呢？一点半了嘛！不是说好一点半要开会的嘛！

但没有人。庞大的会议室里就他一个人独自坐在主席台前的木椅上。长长的走廊里也没人，只有阵阵热闹的劝酒声和吵闹声。

将军有些烦躁，欠欠身子，想让秘书去叫人来开会。但他没这么做。

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十分钟……将军耐着性子在等待。

二十分钟过去了。将军的脸变了。他正怒不可遏地欲起身时，长长的走廊里听到了声音，也见到了康世恩他们正逍遥自得地晃着鼓鼓的肚子，一边剔着牙，一边有说有笑地朝他走来——慢悠悠的，像永远离他一程不可及的距离。

“哐——”终于，将军忍无可忍了！那只令敌人畏寒的铁拳，从高高的空中挥起又落下，重重地砸在了桌子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随即，是万炮齐鸣的火力：“你们这帮狗屎！狗屎你们！我要回北京去！回去！”

“哐！”又一记更重的铁拳砸在桌子上。

“我、我还没走你们就没了王法啦？就这个样，我把油田交给你们放心吗？我放得下心吗？狗屎！狗……”

长廊内的人惊呆了，一个个像木偶似的站立在那儿不知所措。他们见过将军发过无数次火，每一次都可能是雷霆万钧，但这一次比雷霆万钧还要雷霆万钧。

这可怎么是好？宋振明等人全把目光投向康世恩。

康世恩暗暗叫苦了一声：今天坏大事了！就算他康世恩反应快，只见他悄悄用双手背在屁股后面，向后面的人发出了一个信号：不要吱一声，往后退。回到隔壁的房子里去。说着，自己也轻轻的移动脚步，往后挪动，但不敢转身……

“狗屎！你们是狗屎……”将军还在高声臭骂，骂得直冲云霄。

隔壁房间内，干部们焦急万分地询问康世恩：“这可怎么办？他要回北京了呀！”

康世恩搓着手，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儿，嘴里还在不停嘀咕：怎么把时间忘了……

“有了。康部长。”有个干部很鬼，灵机一动，轻轻击掌。

“说，有什么办法？”康世恩和好几位油田领导赶忙围住那个干部。

那个干部伸出手指，神秘地：“有一个人可以救我们。”

“谁？”

“铁人王进喜。”

康世恩大喜：“妙。快叫老铁！”

老铁就是王进喜。

王进喜来了。那个干部赶紧在他耳边如此这般一说，王进喜拉拉鸭舌帽，笑笑，便朝身边的几位工人代表一挥手：进会议室。

将军仍然骂。越见不到人骂得越凶。“狗屎！狗屎你们……”当不知第几个“狗屎”的“屎”字还没有出口，突然会议室的大门口出现了王进喜。

“狗……”将军的嘴巴一下张在那儿。那个“屎”字没再出口。“老铁啊！你来啦！”将军的脸上立马暴雨转多阴、转晴了。

“哎，余部长，我来开会啦！”王进喜大步向会议前排走去。

就在将军和“老铁”寒暄之瞬间，康世恩等一大帮人，“哗啦”一下，全涌进了会场，那动作比兔子蹿得还快。

余秋里还没有跟“老铁”唠完三句话，却见会议室已满满当当了。又看看左右：康世恩他们已经毕恭毕敬地坐在他身边。

“那就开会吧！”他毫无表情地说。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余秋里平静、耐心和认真加忠告式的讲了许多关于下一步油田工作的指示。康世恩等认真地听着，最后康世恩还特意站起来深情而非常严肃地号召全体与会人员及广大会战职工，要牢记“余部长”的话，把大油田搞得更好。

晚饭时，余秋里吃得比较香。随后继续跟康世恩等叨唠，叨唠关于大庆油田和渤海湾的新油田……当然，他也颇有针对性地叨唠起干部作风问题：老康啊，我总觉得对干部，要求严一点好。为啥？因为党和人民交给我们肩上的担子重！出不得一丝一毫的差错啊！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弯”，干部作风不好，带出的必然是稀拉松垮的队伍嘛！领导严，大家也严。严，就可以出责任心；严，就可以出战斗力；严，就可以出规格；严，就可以出高标准；严，就可以出办法；严，就可以出风气；严，就可以使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没有市场；严，就可以把歪风邪气打倒；严，就可以避免错误；严，就可以保证思想上、政治上一致；严，还可以保证团结。而讲严，不单是生产工艺上要严，而且在政治思想上也要严，按党的原则办事，按标准办事，按工艺办事。严，不一定要瞪眼睛、竖眉毛——当然我知道自己脾气大，瞪眼睛、竖眉毛的事经常发生。但其实严，主要是对问题的不马虎，对原则的不让步。这里包含了耐心说服教育与严格要求相结合，包含了经常的、不断的实际教育和思想教育……

这一夜，余、康俩人几乎是彻夜长谈。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余秋里作为行将交班的石油部长向后一任新石油部长所作的“政治交待”，但我知道康世恩同志后来一直像余秋里那样按照一个“严”字当头管理着百万石油队伍，并使中国石油工业在他手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他本人也最后官至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成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工业战线杰出的领导人，新中国石油工业和石化工业卓越的开拓者之一”（康世恩逝世时，新华社发布的悼词语）。

正文 第八章

<small>◆世界级大油田如何开发，摆在一群多为农民出身的将士面前。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从那个年代开始实践并初见成效。</small>

<small>◆“咖啡豆”，引出“萨尔图流程”。</small>

<small>◆西服上戳个窟窿，让人家去说吧！</small>

<small>◆“留有余地”，科学发展——将军部长一生高举的经济发展理念。</small>

<small>◆人民大会堂里响起：“中国人民用洋油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small>

首长还在301医院。还在301医院那个病房。

警卫参谋的那张军用简易床也还在走廊里摆着。这已经有快两年时间了。这天，助理员小陈兴冲冲地手里夹着一个大信封，手里还提着一台两喇叭的录放机，见了警卫参谋和其他几位陪床的同事，一脸兴高采烈，而且以掩不住的喜悦和焦虑并兼的口气急促地低声嚷着：“就看这一回了！”

“什么呀？”警卫参谋等迫不及待地凑过来询问陈助理员手中拿的东西。

“听了就知道。”小陈卖了个关子。只见他把磁带往录放机里一插，又重重按下方块按钮，录放机随即“嘶嘶嘶”地响起——

“同志们……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所需要的石油，过去大部分依靠进口，现在不管是在数量上或者在品种上，都已经基本自足了！”

谁？好熟悉的声音啊！

“是周总理在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讲话。首长最爱听的……”小陈激动地说着。

“太好了！这回首长该有反应了吧！”警卫参谋和屋子里的人全都振奋起来。有人上前特意把声响又放大了一倍。

他们一边听着录音，一边紧张万分地看着床头躺着的首长脸部的每一丝细微反应。

啊——首长的脸在泛红！泛得红红的呀！有人惊叫起来！

可不，经过数百天“冰期”时代的首长真的脸上在发生奇妙的变化呵！

小陈和警卫参谋有些手忙脚乱地再把声响加大，并紧贴着首长的耳边——“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

“哗——”雷鸣般的暴风雨，雷鸣般的掌声。

“首长！首长您听到了吗？”

“首长，这是您最敬爱的周总理在向全世界宣布我国‘使用洋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的庄严时刻啊——首长！”

“首长，您这回该醒醒了首长……”小陈和警卫参谋及全屋子的人都流着泪水，站立在躺着的首长面前，一双双哭肿了的眼睛急切地期待着奇迹的出现——

神智混沌中的首长似乎明白了什么，眼皮微微地张开，瞳仁里闪出一丝光亮……啊，是总理！是总理在表扬我们大庆，表扬我们石油工业战线终于为国家甩掉贫油的帽子嘛！是的，就是总理的声音嘛！

总理，您在哪里？我寻您好苦好苦呵！几百个黑暗无光无声的日子呵！

“首长！首长——”忠于职守的助理员和警卫参谋一遍又一遍地叫喊着，又一遍一遍地放着周总理那洪亮有力的庄严宣言——他们仍在尽一切可能让首长从这熟悉的声音里重新启动起生命意识的脉搏……

他们是在祈求。

“好！好嘞嘛！以后这个地方可就热闹得很哪！值得庆贺！”月亮当头照射的秦老胡同内，将军洪亮爽朗的声音再次响起。这一天，他从前线得到一个重要喜讯：康世恩告诉他，六月一日上午九时，大庆第一列原油准时从萨尔图火车站驶出。

放下电话，将军搬了一把木椅，走到露天庭院中央，然后一屁股坐上。盘起双腿，昂首仰天……

嚯哈，天上星星满庭，争相欲与其说话。想说什么？询问我大会战打得怎么样啦？同志们肚子饿得还顶得住吗？

嚯哈，当然顶得起嘞！当然仗打得很好嘞！不过，现在我想的不是这些，是大油田到手了，怎么个开发法？这可是个大事情嘞，世界级大油田，弄坏了那是犯大罪嘞！

是啊，怎么个开发法呢？这跟小鬼子干，跟“老蒋”的八百万反动军队干可不一样。

六月初的北京已经气温不低了，但深夜仍有些寒意，可此刻的将军浑身热腾腾的，他把松塌在裤腰上的圆领汗衫往胸口一捞，用右手扇乎起来，眼睛却依然瞅着满天的星星……

将军在倾听技术人员们的各抒己见——当然现在是在前线的干打垒里：

李德生在说：那回葡萄花构造的第一口井试油时，天气冷，零下40度。油从井里喷出来后，一直冲到十几米高，可等它落下时怎么就变成了一粒粒颗状的固体物了，再往地上一看，嘿，这不是黑“咖啡豆”嘛！早晨，井场上的职工们醒来一看，满地都是又黑又光亮的“咖啡豆”，上去一踩，不滑又不碎，软绵绵的，又跟海绵一样……我打电话跟康部长汇报，他也奇怪地笑了：咱们打油，怎么会丰收起“咖啡豆”了嘛！

设计院的康振华、柏映群等人说：大庆所处地域冬季漫长，地温低，而地下水位又高，油田的原油又是含蜡高、粘度高、凝固点又高，这“三高”在世界油田中也几乎是没有的。这个输油设计问题无从参考。一句话：难。

唉，阎王爷是有意跟咱过不去。好不容易搞了个大名堂吧，它偏偏不让你痛痛快快干下去。不知谁在唉声叹气。

有人立即反对，站起来反驳：啥话？既然我们把大油田都找到了，这“咖啡豆”有什么了不起。要我看，干脆把它冰起来、凝固成一块块硬家伙！这也好办嘛！像运煤似的，到时候用锯子一块块割开装上汽车火车的，有啥难嘛？

那位唉声叹气者不服：你这法子不行，石油石油，就得是流得动的油！咱不能让人笑话，会战了半天，费尽力气，结果尽弄出些黑蛋蛋、黑块块的黑疙瘩嘛！

啥黑蛋蛋黑块块黑疙瘩？我看是你的心黑了！

你才心黑了！

将军笑，扬扬手：今天不讨论心黑的问题，大家集中思想，想想有什么招把咱们的“咖啡豆”融成流得动的东西，这样我们才能进行下一步油田的大开发，你们说是不是？我想既然咱们找到的油是跟世界上其它的原油没啥本质区别吧？那就该有办法把“咖啡豆”变成我们想要的流得动的液体嘞！

老康，最近不是听说有个苏联集输油气专家叫维什么夫的看过了我们的油嘛？将军把目光转向一直在烟雾之中沉思的康世恩。

维舍夫，叫维舍夫。康世恩把烟头往地上一扔，用脚踩熄后说：是，前些日子维舍夫先生正好要回国，我就请他上我们这儿来了一下，请教他怎么处理大庆油田的集输流程问题。维舍夫在苏联设计过许多油田的集输流程，我们的克拉玛依油田也是他给帮助设计的。可维舍夫看了我们大庆的油他摇头了，说他还没见过这种油，只好建议用他们的“巴洛宁”集输流程。也就是在井口保温采用热蒸气锅炉，油管线用蒸气管线伴随保温。原油的计量则用齿轮流量计或者翻斗计量器。这种方法是目前世界油田上常见的一种集输流程，还算比较经济。可是我们又觉得“巴洛宁”流程对大庆这么低温的地区仍然不行。维舍夫最后也没有办法了，说能解决的只有一种可能：把我们的油田搬到热带地方去。

众人哄笑：这是狗屁话！

其实维舍夫说的不是笑话，世界上有一个油田的原油跟大庆相似，在印尼，它确实是在热带的赤道上。大庆油田没那份福气。

余秋里听后笑不出来。一个大油田找到了，却解决不了原油从井口运送到输油站的问题，这不等于口渴的人跑到了海边——有水却解不了渴嘛！难道只有选择 “巴洛宁流程”的可能？将军摇头自己否定了自己：在克拉玛依，他见过这种集输方法——几乎每口井上安装一个锅炉，再铺设大量钢管将油集运到油站。这种方法对只有少量油井的油田还可以，但像大庆这样特大型油田，以后的油井可能是几千、几万口，假如都需要锅炉，这遍地燃烧着的锅炉紧挨着源源滚涌的油海之中，那不等于让人躺在随时要爆炸的巨型弹药库上嘛！绝对不成！不成！再说，要修那么多锅炉、铺设那么多进口的钢管，哪儿弄钱来呀？

将军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境地。国家建设和国防事业天天在催着等待大庆的原油运到需要的地方，可这儿呢？有油却运不动。对了，不是“六一”从萨尔图发出了第一列原油吗？知道到了大连炼油厂那头怎么着？咳，三天没卸下去呀。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的火车站就因为这列原油，弄得面目全非。当地人甚至叫嚷谁再敢把这样的油弄到大连来，就以后再不让这样的人进火车站。要不是将军通过公安部、铁道部等下达“谁阻拦运油车进站，谁将被视为破坏国家建设罪”这样的命令，说不准大庆的油也只能留在萨尔图呢！

没辙了？不。甩掉洋拐棍，让技术人员们开动脑筋就会有法子。那些日子，余秋里天天往技术人员那儿“扎堆”，甚至连办公的事都搬到了他们中间。你看他：手里总爱提着一根木棒，到那儿就跟技术人员们在地上比比划划，一蹲就是半天。这不，根据他的建议，还成立了由张文彬和焦力人任总负责的攻关大队。那热闹！放开手脚的攻关大队，拿出有点儿像前些年大炼钢铁的劲儿，在不同油井现场砌了一些锅炉进行试验。经过反复检查鉴定，觉得有一种采用封闭火墙加热风吹的采油树保温装置和围墙烟道式分离器保温装置相对效果比较好。这种俗称“三把火”的原油加热保温方案，即为：第一把火是在井口保温房进行热风吹——通过烟道往保温房送热风；第二把火是盘管炉加热原油；第三把火是值班房的采暖炉保温加热。试验场上，熊熊“三把火”，使井口出来的“咖啡豆”，果真在到达油站的整个过程中仍保持乌油滚滚状态。有人欢呼“胜利万岁”，可将军的脸上仍不见笑容。

“我笑不出。因为这‘三把火’时刻威胁着井场的安全，是三个隐患。”将军对人说。他的愿望是：尽可能让“三把火”变成“两把火”、“一把火”，并争取将火源与井场隔离，把明火变成暗火。

张文彬和焦力人授命朝这个目标继续试验。油建处的攻关小组经过三天三夜苦战，建起15米长的烟道分离器、保温炉和油嘴加热炉，使安全防火方面进了一大步；基建指挥部的玉门大队三小队，就地取材，建造“干打垒”加热炉，加热保温效率和防火效果也大有提高……如此这般，“三把火”真的变成了“两把火”。

攻关人员欣喜万分，邀来将军现场参观。

将军看后仍然摇头，并说：“‘两把火’并没有彻底隔离井场火源。一个小小的火星都可能导致一场大火。这个方案，我还不能高枕无忧……”

完全言中。将军不仅没能高枕无忧，还差点连乌纱帽都飞走了：当年10月12日下午1点，中区6排20井突然发生大火，浓烟滚滚，烈焰腾空，油田数千名职工投入灭火战斗，由于火势猛，不得不求助哈尔滨消防队。

“怎么样了？已经烧了七八个小时了，怎么还没有扑灭呀？”将军在北京的石油部大楼里，不时拿起北京——萨尔图专线电话，又叫又喊。

“给我要军委空军！”将军已经向总理办公室请求，准备随时动用空军飞机前往支援灭火战斗。

又是一小时、两小时过去了。熊熊大火仍在大草原上燃烧着，火光和浓烟笼罩着战区全线。一线指挥的康世恩已经几次被人强行从火场拉下来，而在救火中受伤昏迷的勇士已经达到30多个……

“必须、坚决地想尽一切办法把大火灭掉！不留一点儿火星！”喊了十多个小时的将军此刻嗓子完全沙哑了，但他仍举着电话叫喊着。

“余部长，火……灭了。终于灭了！”张文彬在电话那边说，颤抖的声音里带着哭腔。这是12日的零时30分左右。

大火共烧了整整11个半小时。放下电话的那一刻，将军发现自己毛衣内的衬衫早已湿透。

“就是天大的困难，也要把难题给我攻下来！要不惜一切力量和代价！”将军的右臂这回在空中少有地连续上下挥动了三五回，每一挥都如飓风呼啸。

一位年轻教授进入了将军的视野：此人姓张名英，北京石油学院的副教授，他奉命带领的攻关组日以继夜地进行着设计和试验，那股勇猛的冲劲比当年714团在东南山的那场真枪真刀的血战差不了多少嘛！是的嘞，刘四虎又冲上来啦！将军的眼前浮出一位满身是血却仍端着枪高喊着“杀啊”直冲向敌人的阵地……刘四虎渐渐变成了年轻教授张英——张英抱着图纸，在战区的油井之间来回地奔跑，汗雨淋淋，终于设计出了一种只有“一把火”的“水套加热炉”。

“好嘛！这回我心头的石头能放下了。”将军的脸上露出笑意。

“可万一炉子爆炸怎么办？”试验时，有人担心地问将军。将军摆摆手：“爆炸没关系，既然是科学试验，哪有一帆风顺的？要允许失败，重要的是要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当然要尽可能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和损失。这样吧，你们以后试验时，叫上我。”

别别，还是我自己去吧！张英朝将军做了个阿弥陀佛的手势，顶着大风走向井场。只见他来到新设计的热炉前，撅着屁股，像獾子刨洞地头埋在地里，给炉子点火。

“张教授，你这方法不行，我们天天都像你这样点火，过不了两天就得让老婆孩子从家里赶出来！”工人们站在一旁笑话年轻的教授。

张英感到莫名其妙：“怎么呢？”

工人们说：“你这个设计不科学。”

年轻教授生气地：“我设计不科学，那你们自己设计呀！”

将军见年轻的教授气呼呼地回到设计室，便让食堂端来一碗玉米糊粥和两个菜团子。一边请他吃，一边说：小张教授，我看你自己去实践一次，根据一个工人管理一条管线上的二十多个加热炉，统统点一次，看到底会发生些什么事。

年轻教授一愣，抬头看看将军，点点头，立即起身要走。

别忙，先把这吃了。将军指指桌上的粥和野菜团子。年轻教授很感激地看了一眼将军，随即狼吞虎咽起来。

一个上午过去，张英从油井上回到机关。他低着头，就是不敢抬头见人。将军看到了，笑眯眯地走到他身边，想笑又没笑出来：年轻教授满脸油污，两条眉毛烧掉了一条半。“怎么样，看来这个加热炉真得改一下嘞！你想一想，采油工天天要点火，这眉毛头发要都全烧光了，他们可都是年轻小伙子，你还让不让他们找对象、跟媳妇亲热了？”将军的话把年轻教授逗乐了。

“我马上重新设计。”张英抱起一堆图纸，精神抖擞地进了设计室。

趁着年轻教授进行设计改进时，将军走进了另一位教授的房间。秦同洛，人高马大，不像个教书匠，倒像个搬运工。可惜他太瘦了，瘦得如一根柴干。“你怎么啦？饿的还是有病了？”将军好不怜悯。

秦教授不好意思地双手提了提快落下的裤腰带，说：我饭量大，定的口粮吃不饱。

那你一天能吃多少？

够饱，得五斤左右吧。教授说完自己先不好意思地笑了。

将军也笑了：五斤？！好，五斤就五斤。

几天后，大肚子教授秦同洛一天五斤口粮就这么在会战全线传开了。说是余部长、康副部长特批的。一起特批可以放开肚子吃饱饭的还有张英等几个知识分子。

攻克集输流程战斗中，又一个年轻技术人员进入了将军的视野：他姓冯名家潮。单薄瘦小，马来西亚归国华侨，工作中被人称为“拼命三郎”。将军非常欣赏他，才二十多岁的石油学院毕业生，却是从玉门来的“老石油”了，业务上相当有一套。技术座谈会上，他提出一个“挂灯笼”的集油流程方案，引起将军和康世恩的格外兴趣。所谓“挂灯笼”方案，就是沿井排铺设一条集油管线，再把油井一口一口地串联起来，各油井出来的油在井场加热计量之后，通过这条管线输到转油站。

小伙子聪明，有智慧！余秋里和康世恩对此频频叫绝。不过还是有些关键性技术让将军心存顾虑，于是请康世恩代为询问冯家潮。

“你这个办法不用蒸汽伴热管保温，而是利用井口保温后的余温，能保证管线冻得了冻不了呢？”

“绝对冻不了。”

“要是冻了呢？”

“这……”

“这可是要害问题。如果管线冻了，你们可要削尖脑袋钻到管线里把油给我顶出去！”

将军忍不住笑康世恩够绝，逼得年轻人没退路。

“这、这实际上是用热量互相补充的办法嘛！”年轻人一时语塞后又辩解道：“一口井好比一杯水，一条管线好比是一桶水，把一杯热水和一桶热水同时拿到室外去，到底谁先冻住了呢？当然是杯中水。现在集油管线是一口口油井串起来的，几十口井的热量汇集到一条管线里，它自然不会冻的。”

有道理，看康世恩这“老狐狸”还有什么难题出来。将军在一边乐着看大专家和小专家对阵。

“理论上是可行的。”瞧康世恩厉害嘞！他这么说：“但实际中还有许多问题。你们要反复计算论证。还有一个回压问题，你们考虑了没有？”

“老狐狸”到底厉害。他继续发难：“这十几口井串在一起，管内压力高，井口压力低，回压会不会把油井给憋死呢？”

将军为年轻人捏把汗：这可是致命的问题！

“不会！”年轻人大声回答，而且非常肯定。“举例：假如一个人能挑50斤的担子，你现在只让他挑20斤、30斤，他会很轻松的，不会压倒的。回压也是同样道理，只要控制一个合理的压力，就不会影响油井生产。”

将军暗暗为年轻人叫好。

“我看不一定，要真被你们把油憋回去了，那我们辛辛苦苦采油干啥？”

“是嘛，集油管线干脆抽真空算了！”

众人不买年轻人的帐。“是啊，管线抽真空行不行？抽真空，可以增产嘛！”这是康世恩的话，他也站到年轻人的对立面去了？

将军一下为年轻人捏把汗。

“康部长，如果这样的话，那您还要油嘴控制井口干什么？干脆打开井口敞喷算了嘛！”嘿，年轻人突然向康世恩发起炮火了！

也许谁也没有意识到会有这种事发生，会场的气氛一下凝固了。

康世恩扶扶眼镜片，脸色很不自然地去抓烟盒。

年轻人猛然省悟，额上冷汗顿冒：“康、康部长，我的话可能过分了，可我不是有意对您……”才思敏捷的冯家潮这回结结巴巴得前言不搭后语，一副可怜相。

“哈哈哈……”一阵大笑中，将军站起来。只见他朝冯家潮摆摆手，满脸欣赏地：“小伙子，没关系，继续说，继续说下去。”

冯家潮胆怯地看了一眼康世恩，见康世恩的脸上已有笑意，便重新放开嗓子，将为什么不能搞管线抽真空等陈述了一遍。与会者听后，频频点头。

“怎么样老康，小伙子讲得蛮有道理啊！你看……”将军想给康世恩一个台阶，再说时间也不早了，已过午夜12点了。

康世恩点头起身，说：“我明白了。既然办不到，我们就不说抽真空的事。好，余部长说了，今天的会就到这儿，明天继续谈。”

宣布马拉松式的会议结束，与会者顿觉解放一般。但惟独冯家潮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悄然从余、康身边遛过。这一切将军看在眼里。

“哎，老康，小伙子今天晚上有些吓着了。”将军给康世恩递过一支烟时，乘势用右胳膊轻轻提醒他。

“谁？”康世恩没有反应过来。

将军用嘴努努。

“他呀？我今天夜里还不能饶他！”康世恩声音很高地。

“你想怎么？”将军感到意外。

“他天亮前不用他的方案说服我，我就不让他睡觉！”康世恩发誓地一跺脚。

将军开心地笑：这些知识分子！老康也一个样！两个字：可爱！将军大手一挥：好，你们去研究吧，不过不要弄得太晚了。至少得眯一会儿。

康世恩没眯，回到办公室就让秘书将冯家潮叫到自己的办公室，一起叫来的还有张文彬和焦力人。

“小冯，你抽烟吗？”

“不不，我不会。”

“那我可就要抽了。”康世恩笑着从烟盒里取出十来支香烟，排在桌子上，说：“今晚我们可准备拍板你的方案，你小冯可得把你的设计理由全部说出来。”

冯家潮激动万分，原来如此啊！于是，他把从井口到集油站的流程及原理仔仔细细地讲了一遍，然后又把自己的设计方案优劣之处也实实在在地陈述一通。

“老张、老焦，你们看呢？”康世恩征求张文彬和焦力人的意见。

“我看可以。”

“我也同意，这个方案是目前最佳方案。”

康世恩一拍桌子，站起身：“好，就基本定它了！对了，我还得给它起个名字，总不能叫你那个挂灯笼流程吧！叫——萨尔图流程怎么样，小伙子？”

冯家潮异常激动：“行。萨尔图流程！我们中国的！”

张文彬和焦力人笑了。他们俩不约而同地抬腕看表：嗨嗨，已经凌晨三点了，还散不散嘛？

康世恩抓起桌上的烟卷：“我还没抽几支嘛！”可此时干打垒外，已东方欲白。寂静的萨尔图草原上，已有人点起袅袅炊烟，雄鸡开始啼鸣……

冯家潮的“萨尔图流程”被确定后，余秋里指示康世恩立即召集会战指挥部高层领导，要求有关单位全力进行设计和试验。而这个流程在进行设计试验中碰到的问题也是一个又一个，如原油加热加温到多高为合适，集油管口径多大为好，管线埋多深为宜等等，都得涉及到一个关键性数据——k值。所谓k值，就是不同口径的管道在不同自然条件下、不同敷设方式下的总传热系数。这个k值在苏联教科书上可以查到，但k值选择什么样，对用材料、花的钱完全不一样，异常巨大。为了给国家既省钱又得符合大庆油田的生产需要，这一项工程意义非凡，为此。余秋里在石油部召开的党组会议上特别强调：“管线保温是个大问题。大庆油田在寒冷的季节里，气温下降到零下30多度，怎样保证输油管线畅通无阻，我们就要专门研究，确定这条管线在各种气温条件下该怎么办？输油温度应该多高？管线埋在地下温度变化情况如何？管线埋得多深等等。这些数据我们可以从国外的一些书籍和文献中得到，但是我们不能完全依赖别人的资料和数据，而要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去探索和追求。”

这是一个大会战中的部分战役。仅测k值，设计院的谭学陵等5名技术人员，在这一年的冬季，他们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在冰天雪地里展开了一场场近似挖地雷的艰苦卓绝战斗，他们必须在每隔50-100米间，挖一个土坑，每个坑里蹲一个人，每个坑里蹲着的人每隔一段时间测一次温度，不管刮风下雪，必须不间断的进行测试。谭学陵他们就在如此寒冬腊月的冰雪中蜷伏在雪地里，一蹲就是十几个小时。饿了，从怀里取出石头一样硬的窝窝头咬上一口，再抓一把雪塞进嘴里润一润嗓子……十个月，6000多公里，测点1600多个，取得数据25万个。谭学陵等测试小组靠着学习将军部长的“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精神”，终于完成了大庆地区土壤传热系数为3这一结论，从而解决了“萨尔图流程”中一个关键性的技术设计参数。

“萨尔图流程”的技术名称叫作“单管密闭常温输送流程”。1965年这项技术获得国家发明奖，1985年又被国家科委评为发明一等奖。然而这个流程的重要贡献者谭学陵同志却未能见到如此的国家荣誉，积劳成疾的他因患绝症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临死前，谭学陵还在病榻上一遍遍计算着油田管线集输和计量的160多个公式并加以推导论证，将最后一份心血留给了油田，留给了后人。

我们今天的人们无法理解昨天创业者的许多事情，科学技术的发展让当代人更无法认识先辈们是怎样以又土又笨的办法给今天的现代化生活创造着锦绣。比如石油输管，今天一条输油管可以从几千里、几万里远的地方铺设到我们的家门口、铺设到我们的城市里，而且一路都见不着叠叠重重、形似网状的管线——因为它们都在地下，同时还看不到一台台冒着焦烟、令人胆战的加热炉——因为全自动化的加热设置根本不用热炉。但再先进、再现代化的今天，仍然是昨天先辈们用最土最笨的办法累积起来的结果。将军曾经如此动情地说过一段话：我们中国的石油工业，就是靠着从国家的实际出发，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方针，通过走自己的道路，敢于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把革命精神和科学实践相结合才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革命精神，加科学实践，这正是余秋里在指挥大庆会战、实现中国富油富国之路的两个锐利武器。

战争使将军失去了一只手，但将军在战斗的一生中常常有句朴实而豪迈的话——“拿下……”

将军的一生“拿下”过很多东西，“拿下”过江山社稷的天大事，也“拿下”过为战友遗腹子有口饭吃的百姓寻常事。他一生都在为别人、为社会、为国家“拿下”这“拿下”那，惟独没为自己“拿下”什么，不像有的人在多数时候或者关键时刻专门为自己的利益“拿下”什么事。

将军的“拿下”，是一种气魄，是一种胸怀，是一种壮志，是属于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才有的那种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

在大庆，将军要“拿下”的是一个世界级大油田！

听“拿下”两字似乎那么轻巧，好像信手可得！可年轻的朋友们，你们何知当年的将军和他的千军万马是怎么个“拿下”的吗？

告诉你：那时他们就是定一口井位，也得跑断双腿去用小铁锤打桩。

告诉你：那时他们就是摆一块岩芯，也得跪在地上一排排地去摆齐。

告诉你：那时他们就是为运出一车油，也得顶着风雨在车子上测气温。

告诉你：那时他们就是流尽一身汗，也得把井台上的每样工具洗净擦干……

工人是这样做，干部是这样，将军也这样。

但，他们就是“拿下”了今天仍然在支撑着国家经济命脉的中国第一个世界级大油田！

这就是为什么将军在1964年首都万人大会上用了十几个小时作汇报，人们仍然听得津津有味，热血沸腾！并恳请最好再讲三天三夜。

现在还能有这样的事吗？

看来不会，除非出现奇迹。

然而君不知，当年将军“拿下”大油田谈何易？

荒凉之苦可以忍、暴风雨袭击可以顶，饥饿之苦可以用野菜树皮，严寒冰雪可以不予去理会，但到手的油田怎么变成战友手中的坦克动力、变成飞行员凌空而起的勇气，变成百姓日常生活的欢乐与方便，变成领袖爽朗的笑语和对付世界霸权主义的对抗砝码，将军的“拿下”如此复杂而艰巨，需要穿越道道暗礁险滩，战胜重重惊涛骇浪……

“试验田？大油田上搞试验田？”有人听说将军和康世恩商议决定要在萨尔图富油地上搞个30多平方公里面积的油田开发试验田，不由窃窃冷嘲起来：老农民一个！

没错。当年打江山就靠的毛泽东式的一批“老农民”完成了中国式马克思主义的红色革命道路。现在和平建设，“老农民”之路仍然管用——中国是农民为多数的国度，不走“农民”之路谁就会犯机会主义。当然中国“农民”之路，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其之路才能光明坦荡。

农民就农民，农民种粮食先搞块试验田，就能使大面积的粮田保证丰收，少走弯路，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将军不服气地说。

科学实验，这实验就是试验田的意思嘛！康世恩完全赞同将军的“试验田”思想。

这不是瞎胡闹嘛！世界油田开发史上没有过这样的先例！

又是一个毛泽东式的中国土布尔什维克！油田的勘探仍在进行之中，他们要匆匆忙忙割一块搞试验区，绝对是胡闹！苏联专家听说后，气急败坏了：你们这样做，好比把一块本来可以做一套漂亮西服的料子，从中间随便挖一个窟窿拿去做裤子了！

什么裤子、西服的，想尝梨子味道，不亲口尝一尝，能知道它的滋味吗？将军对毛泽东的“两论”原理熟悉又精通。

有西服穿，还能有裤子穿，不更好嘛！康世恩更幽默。

就这么定下了！将军的大手往桌子上一拍，他是所有会战决策的拍板人。报告打到中央，邓小平同志认为非常好，并说，中国共产党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最后夺取革命胜利，靠的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大庆搞试验区方向完全对头。

将军在制定油田开发中还有一个“留有余地”的重要思想，更加高瞻远瞩、高屋建瓴。早在大庆油田建设初期，他就为这一共和国的能源基地划定了四条防线：一是在井与井之间要拉开距离，以便今后补井留有空间；二是保持合理的压差、油气比和流动压力，保护油层能量；三是面积上留有后备，整个油田开发区打井时要留出30%的面积作为国家备用油源；四是控制单井产量肥瘦合在一起，单井平均日产15吨左右开采。也许外行人或者非从事国家能源建设的人并不清楚这“四条防线”的实质意义，而稍稍知道一点大庆油田或中国能源工业情况的人都会为将军当年亲自定下的这四条防线而感到肃然起敬。因为大庆后来能够有二十多年达到 5000万吨年产、始终为共和国建设起顶梁柱作用的辉煌历史，正是有了当年将军这四条“留有余地”的战略防线，才得于生命常青，至今仍能源源不断地给祖国的现代化建设躯体输送着新鲜血液。

将军仅这一个功劳，就足可以在新中国发展史上留下一笔重墨。举一例：在“文革”中，当全国性的停工停产风席卷各行各业，国家机器陷入无法再继续支撑的紧急关头，身为总理的周恩来苦丧着脸问时任计委主任的余秋里：能不能想法多弄点油出来替代煤等急需物时，将军立即电告石油部“紧急开发喇嘛甸子油田”——这喇嘛甸子油田是大庆三大油田中最富的一处，就是当年将军铁板定下的“要开发此‘大仓库’，必须党组全体成员一致举手”而为国家留下的一处“救命血库”。

全国人民应当为此感激余秋里。

“开发大油田我们没有经验，我们有可能犯错误，但假如犯错误也要犯可以改正的错误，决不犯不能改正的错误。”将军的话有许多属于经典，这话则是可以上升为哲学范畴内的经典语。

开发油田的战略思想确定后，又一个具体问题摆在大家面前：采油需要压力，不同的油层相伴在不同的地下水层，因而没有注水就不能使原油按照人的意愿将其取之有道和取之不尽。

石油虽好，但石油藏在千米之下的岩层里太让人捉摸不透。多少教训、多少汗水、又有多少眼泪让石油人痛苦和迷惘过。将军也不是常胜的，川中之痛总在将军的心头流血——世界石油史上从来就没有常胜将军。我们的将军就是因为懂得了吸取教训和掌握了唯物辩证法，所以才在小败后获得了大胜和之后数十年的长胜。

康世恩和技术人员说，试验区里还必须进行分层注水、分层配产试验；强化注水、强化排液、迅速拉成水线试验；合注分采试验；合注合采试验；分注分采试验，不同渗透层同时注水、观察水推进速度试验；不注水依靠天然驱动能力采油试验；强化注水提高油层压力试验；注二气氧化碳及其他活性剂提高采收率试验；大井距面积注水、强化采油试验等十大试验。

“既然关系到油田的今天和未来，别说十大试验，就是百大试验也一个个给我按质论数试验好！谁要马虎，谁就是对人民、对子孙的犯罪。”将军支持康世恩全力抓好注水战役。

紧张时刻，苏联专家听说后想要看看，会战一线的领导问将军如何处理此事？将军回答明朗：“外国同志要来，要热情接待，一要尊重，二要虚心，三要请人家帮助。”这不，“老大哥们”看过试验区的一项项工作后，赞叹不已：“你们的开发实验，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榜样，在世界上也是没有见到过的。是好样的。”

将军笑了：证明自己走的路对头。

但康世恩仍然眉头皱得重重的：咱们的油田有两个致命弱点，一是油层天然驱动能力小，保持油层压力必须依靠人工注水。二是粘度高，增加了注水驱油的难度。

将军：啥子意思嘞？

康世恩：从理论上讲，原油的粘度如果是和水的粘度相近，注水就比较容易。可现在我们的油田原油粘度是水的粘度的10倍，再加上眼下油层刚刚打开，压力还没有怎么释放，油层的回压很大，给注水增添了重重困难。

将军的眉头也皱了：就是说注水注不下去？

康世恩点点头。

将军的拳头在桌子上不轻不重地“咚咚咚”连敲了好几下：不能注水，再好的开发方案等于零嘛！得下死决心，一定要突破注水关！就是用双脚顶、身子压，也得给我把水注下去！

张文彬！焦力人！你们俩一个抓水源，一个抓注水试验，给我全力以赴！将军命令两位得力干将。

是，坚决完成任务！张文彬和焦力人领了任务转身就去试验现场。

但注水仍然碰上钉子：由于当时没有专门的注水泵，试验人员们用的是钻井队打井用的泥浆泵，结果泥浆泵压力打到150个大气压时，水仍然进不了地下。后来他们又换成水泥车注水，大气压至200，那注下的水顺着钻孔“哗啦华啦”地不往下走、却往外溢……

康世恩火速赶到现场询问技术负责刘文章：你的“文章”是怎么做的？

刘文章说：就是用苏联和玉门的方法。

康世恩知道刘文章在苏联学过专业注水，又问：洗井用了多少水？

200方。

怎么知道井底洗干净了？

返上来清水了。

康世恩眼珠子瞪圆了：为什么用200方水洗井，而不是用2000方呢？

刘文章有些愣了，嘟囔道：玉门洗井只用了几十方水。

康世恩声音提高了：情况变化了，你怎么还死搬教条？再问：洗井用的冷水还是热水？

冷水。苏联和玉门油田都是用的冷水。刘文章回答。

康世恩真火了：好，明天你洗脸不要用脸盆，用酒杯装点冷水，看你洗得干净洗不干净！

刘文章无话可说，可怜巴巴地看着总指挥，心想：你是大专家，你说怎么做嘛！

康世恩思忖片刻：用热水彻底洗井，再用高压强制注水。

行，那我们就这么干！刘文章瓮声瓮气地应道，心里不是太服气。

回答响亮点！康世恩突然学着将军的架式，高声命令道。

是，用热水彻底洗井！刘文章等人挺直胸膛。

康世恩笑了，背起双手，回到余秋里身边。

“这是一场艰苦的地下攻坚战。告诉同志们要有思想准备：试验不可能一次成功，也许要十次八次。”将军说。

康世恩点头：我准备叫人把毛主席关于认识论方面的论述抄成大字报，给他们送去，挂在试验现场，让他们对照着破一破脑子里那个注水开发上的不可知论！

将军会心一笑，心想：你老伙计越来越可爱了！

再说刘文章他们，被总指挥一顿批评后没有气馁，立即重新投入紧张战斗。他们在老乡的几栋土房内挑灯夜战，再设方案。“要再注不下水，干脆跳进水泡子里淹死算了。”几个人发誓说。

时至十月，松辽大地已进入严寒季节，可注水试验现场热气腾腾。当月15日，油田注水试验的决战开始。康世恩亲临现场督阵。

只见现场4台锅炉、3部高压蒸气车和3部高压水泥车同时启动，那震耳欲聋的轰鸣响彻旷野。康世恩一声：“注水开始——！”所有机泵齐步加大油门。倾刻间，大地在颤动，压力表上的指针窜着上升……

无数眼睛紧盯着注水管。那高压下的水龙奔腾不息地向地心深处涌进……一小时、两小时，十小时、二十小时；一天、两天……时间那么漫长，那么拖扯着会战上下的全线几万大军。

“怎么样？注进去了没有啊？”北京，将军在电话中一次次询问。

第三天，康世恩用有些颤抖的声音，报告道：“余部长，我们、我们成功啦！注水成功啦！”

“好！好嘞！”将军的手也在抖动。随即他挺直身子，拉开嗓门：“转告同志们：我向他们表示祝贺！”

这些日子，要祝贺的事多得很嘞！

第一个炼油厂建成了。

催开原油加工生产的“五朵金花”盛开了。

1963年底，大庆年产实现439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67.8%。

……

掌声四起。这是第几次响起了？将军已经记不清楚，他看到毛泽东在向他满意地点头微笑。他也看到了周恩来向他频频招手致意。他还看到叼着烟斗的贺龙元帅在向他挤眼……但他看到更多的是数不清的那一张张因激动而欣喜若狂的笑脸——将军此刻正走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走向那个庄严的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

“各位代表：

“现在我把大庆石油会战的情况向大家作个汇报……

“1960年以来，我们遵循毛主席关于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原则，从全国三十多个石油厂矿、院校，抽调几万名职工，调集几万器材设备，在大庆这个地区，展开了石油会战。目的是高速度、高水平地拿到大油田，开发大油田。大庆石油会战，已经进行3年多了。这一仗，确实打得很艰苦。那时候，几万人一下拥到一个大草原上，各方面遇到的困难，确实很多。上面青天一顶，下面草原一片……不说别的，就是几万人在草原上能否站住脚，也是个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到底是打上去，还是退下来，到底是坚持下去，硬啃下去，还是被困难吓住，躺下来？大庆油田的同志们，硬是鼓足干劲，苦干、硬干，团结一致，千方百计打上去。

“经过3年多的艰苦奋斗，到底我们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取得了一些什么成果呢？第一，拿下了一个大油田。这个油田是目前世界上特大之一。现在已经探明的储量，大体上可以适应我国石油工业近期发展的需要……第二，建成了年产原油几百万吨的生产规模和大型炼油厂第一期工程，质量良好……第三，三年累计生产原油1000多万吨，油田生产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第四，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解决了世界油田开发上的几个重大技术难题……第五，经济效果好，国家投资已经全部收回，并开始为国家积累资金。1960年到1963年，4年共用国家投资7.1亿元；上缴利润9.44亿元，折旧1.16亿元，合计10.6亿元，投资回收率达到149％。除全部投资回收外，还为国家积累了资金3.5亿元。所以我们建设大庆油田，真正做到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好！”主席台上，一个湖南口音，突然叫了一声，随即全场叫好，接着是暴风雨般的掌声。

将军情绪受到极大鼓舞，干脆将手中的稿子往旁边一放，对着麦克风运足力气：“我要说，更重要的第一条是：通过大会战，我们锻炼和培养出了一支有阶级觉悟，有技术素养，干劲大、作风好、纪律强，能吃苦耐劳、能打硬仗的队伍！带着这支队伍，我敢再打上甘岭战役！”将军的右胳膊突然在空中用力一挥，那气壮山河的声音在人民大会堂久久回荡……

暴风雨的掌声再次响起。有人竟然站着欢呼。

“同志们……由于大庆油田的发现和建成，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需用的石油，过去大部分依靠进口，现在不管是在数量上或者在品种上，都已经基本自给了！”“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期，即将一去不复返了——”这是几天后，人民共和国总理在将军站着的同一个地方向全世界庄严宣告道。

“毛主席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

人民大会堂沸腾了！几千双手在拼命鼓掌。欢呼。激动。难以言表的都想表达出来，直至极致。而这个场合上，惟有将军没有鼓掌——因为他只有一只手。但将军的神情则停在主席台中央的那枚闪闪发光的国徽上。他鼓足所有力气，在心里高喊了一声：谢谢人民，谢谢党！

……

正文 第十章

<span class="right">2004年5月15——8月15日第一稿于北京</span>

将军为此一个部委、一个部委地跑；一个人、一个人地找谈话；谈了部长，谈副部长，谈了留任的再谈退位的；谈了正副部长，再谈司局长……谈得通的可以过关，谈不通的最后还得想法谈通后再过关。骂娘的、拍桌子的有，告状写信的有，领导干部也是人嘛！而且大家都是“以革命的名义”在跟你说话。将军靠的一是摆大道理，二是耐心细致的做说服教育，三是合情合理的妥善安置。经过50天的紧张工作，将军分管的那些工业部门机构全部完成，新的领导班子获得中央书记处一次通过。总书记胡耀帮和书记处其他领导同志对将军的工作非常满意，并将经验向其他部门和省市区推广。

1999年2月3日晚11时24分，拖了近四年半的余秋里将军的心脏停止跳动，终年85岁。

老夫人刘素阁轻轻地俯下身子，将自己的脸贴在丈夫的那张永远消失温度的冰冷的脸上，久久不起，在那儿缠绵地泣诉着：“你一句话没留就这样走了，你总得有句话呀！你说呀！……”

<small>◆中华大地上留下一个永不消失的国魂、军魂、石油魂……</small>

这个秋里好景象。

那一天是10月7日。住在西山的将军，突然接到李先念的电话：那几个“跳梁小丑”给抓起来啦！

1984年3月15日：郑4井，日产1095吨

他们说余秋里同志当年提出“先生产后生活”是不关心职工疾苦，这是完全不符合当时我们石油工业和国家所处的实际情况的。要知道，石油业是个极具风险性的行业。你设想规划好了这儿是一个多大规模的油田，可常常实际结果并不是那么回事。五十年代，在新疆独山子地区，由中苏联合规划开发的独山子油田。按照前苏联的基建程序，先修建了一些职工宿舍楼与生活区，等入住完毕，再着手开发油田。结果事与愿违。独山子油田面积极小，职工生活区的设施大量闲置，造成不应有的浪费。这类事情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玉门油田也发生过。当时玉门发现白杨河油田后，人们兴高采烈，但又无经验，在没有搞清油田面积、储量时，就先盖了几幢大楼以便职工使用。最后这个油田面积很小，产量很低，并不需要很多人管理。结果，那几幢大楼成了野黄羊的栖息地。这种“先盖楼，后找油”的教训还不十分深刻吗？余秋里和康世恩作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开拓者和领导者，自然更懂得应该从这样的教训中吸取什么，所以后来在大庆会战时提出了“先生产后生活”的战斗口号。它实际上是一种权宜之计，并不是余秋里的一贯思想。相反，“总后”政委出身的第二任石油部长的余秋里同志一直把抓职工生活问题当作出生产力的“动力”，甚至在像“三年自然灾难”时期他亲自动手抓职工生活，其情其景，凡是石油战线的老职工都会记忆犹新。说得再心平气和些，诸如“先生产后生活”、“先生活后生产”还是“生产生活一起抓”一类问题，对那些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看来，它与“先有蛋还是先有鸡”一样，这个连哲学家都难于扯不清的问题。更何况，余秋里一向主张生产是第一位的，而保证生产能不能快速发展，职工的人心、人气又是最关键的，而要保证人心、人气始终处于高昂之中，生活问题必不可忽视。几乎可以这么说：在众多的中国高级领导干部中，能够像余秋里这样既懂得如何抓生活、又亲自上灶能炒出几个拿手菜、在桌台上也能“指点江山”的美食家并不多。

“好了。今天就可以上班！”将军豪气冲天。

真是太值得高兴了。将军当天跑到301医院——这一年将军因受“四人帮”的迫害和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相继去世的打击，身心极度不佳，已有几个月住在解放军总医院，有时则回西山疗养。当从李先念那儿得知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抓起来的消息后，兴奋得直奔301医院办出院手续。

李晔等人的“石油情结”太深了，他对自己最终没能实现“老首长”余秋里提出的建设“第二个大庆”的战略目标而痛苦不堪，耿耿于怀地直到今日……这也有了他后来多次上书党中央、国务院领导，阔谈他的“石油富国理论”中那“字字句句都是血和泪”的哀嚎。

需要说明的是，从1979年开始，全国经济进入了三年调整时期。压缩基本建设投资成为调整时期的主要工作。此间，国家对石油的投资锐减。1981年计划投资只有1980年的一半——才17亿元。在这种形势下，石油如何稳住年产一亿吨，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1980年秋天，作为副总理兼能委主任的余秋里就对石油部提出：“1981年产量1亿吨就1亿吨，要讲些道理。……现在国家有困难，你们要有点革命精神，还是要敢想敢说敢干，还是要解放思想，三年之内一定要搞上去！现在国际油价上升，过去没开采价值的油田现在都可以开采了。采取有效措施，充分利用这些资源，积少成多，一本万利。没有钱可以借。”曾长期担任过石油部副部长的国家计委副主任李人俊也说：“你们石油部想办法，增产节约100万吨原油，可以考虑都给你们”。住在医院里的康世恩也在不停地抱病找石油战线的有关人士议论如何把石油从“资金短缺”的困境中冲出来。最后大家的想法基本一致，并逐步形成了“石油工业年产一亿吨的包干方案”。这套方案简而言之是：在国家对石油不增加投资的条件下，石油部“包干”年产一亿吨原油。但国家允许，在一亿吨以外，石油部增产和节约的石油全部由石油部自行出口，筹措的资金作为国家对石油投入的补充。这个方案在当时“统支统收”、“打酱油的钱不许买醋”的体制下，是个“创举”，也开创了石油工业改革的先河。

儿女们追不上爸爸，也知道他是家里有名的“保密专家”。于是缠着母亲让她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文革十年，特别是林彪、张春桥（曾任多年总政主任）给军队留下的一系列问题，将军上任初始面临的军队拨乱反正、清除极左思潮、改正精神污染等方面的政治工作任务极其繁重。他在党中央和军委主席邓小平的领导下，全身心地投入了军队整顿的工作。

“好——”儿女们顿时欢呼起来。儿子个高，一蹦头撞在了木梁上，可他一点不感疼，心里甜水如潮。因为他们都知道“坏蛋”指的是谁。

关于1970年后的将军情况，我缩写了，是因为这段时间“四人帮”横行，将军只能在周总理的支持下，与谷牧、纪登奎等人苦苦地支撑着国家生产和经济的那只破漏的船在风雨中飘摇。虽然有一阵子邓小平重新出山使他看到了希望，但很快“四人帮”又借“右倾反案风”把更大的灾难祸嫁给了苦难深重的共和国。

粉碎“四人帮”，使一心想把国家经济搞上去的将军欣喜若狂。多年积忧的肉体和心灵上的病也随即一挥而去，他要工作，要像当年大庆会战那样痛痛快快地干它一场。

将军这一年62岁。而这个年龄已经不再可能像毛泽东当年点将他上石油部当部长时那样朝气蓬勃，也不可能像毛泽东第二次点将让他上“小计委”那样年富力强。但听得妖孽一除，将军仿佛又一下恢复了当年那个精神头。在这之前的一年多，他已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从1970年至1976年秋，将军虽然官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列，可经历的风风雨雨仍然不计其数。这中间有欣慰的事：比如他主持了自与苏联断绝合作关系后的第一批引进项目，这些项目对日后邓小平全面启动四个现代化建设起到不可估量的基础作用；比如恢复和组织了外贸出口工作；等等。也经历了电影《创业》风波等政治事件。然而纵观这几年，将军总有一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压抑和政治上喘不过气的痛苦。这种压抑和痛苦，使素有“猛打猛冲”、喜欢干惊天动地事业的将军身心倍受创伤。

现在好了，“四人帮”垮台，将军顿感昔日雄风重振，大有愿望再领导一回大庆会战那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战役。1977年的党的十一大上，将军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次年春天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大会议上被推荐继续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家计委主任之职。两年后的1980年中央在设立书记处书记时，将军又任书记处书记。这样的职务，对老百姓来说，是登上天的大官了。事实上将军也确实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党和国家核心领导层的政治生涯。

1984年5月18日：桩古21井，日产2700吨；

将军官大了，但小事上依然不含糊。他最恨那些官当得不大，却大事小事都把手伸得特长。他不，就连抽烟这样的细节也都十分注意：他烟瘾大，一天都在两三包水平上。口袋里总不能塞得鼓鼓囊囊的，于是经常一开会就是半天，他的烟就会“断档”。这时将军就会抬头朝坐在某个旮旯里的贾师傅使个眼神，贾师傅马上悄悄走过去塞上一两包烟——俩人有默契，因为将军有一条自律：不抽公家的“招待烟”。

李先念曾有话评价将军：粗中有细，一心为公。

“为公”两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易事，而要一心为公，怕是难上难。有人可以一时为公，却难能做到一辈子为公；有人可以在某些容易做到的事上为公，却不能在所有事情上特别是涉及到错综复杂、尤其影响到自己切身利益和个人形象时就再也做不到了。

当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后也常有衡量他为人处世的品质问题。

将军在任副总理和政治局委员时就奉命做过两件“得罪人”的事——而这又是必须有人去做的影响国家和军队改革的大事。

这回母亲向孩子透露了“机密”：那个几坏蛋给抓起来啦！

关于到底能不能把胜利油田建成“第二个大庆”和“建设十来个大庆”的宏愿可否实现，历史自然会作出结论。但有一点我深切地感到：余秋里和康世恩包括李晔等在内的一大批亲历大庆油田、胜利油田和华北油田等开发全过程的老一代石油人眼里，他们坚信这样的目标是能够实现的，或者换一种说法：作为一种奋斗目标，我们的石油工业事业无论在任何时候，特别是国家急需能源的时代，力争多建设几个大庆油田从绝对意义上也是值得和必须的。毫无疑问，如果按照余秋里、康世恩等老一代生前曾经畅想的石油战略思路实施，今天国家的石油工业很可能是另一种兴旺的景象，我国的经济建设也可能不会像现在不时受到能源紧张的限制和阻碍。

儿子只得离开北京，上了南京军区。

1984年7月1日：桩古9井，日产1085吨，

顿时，24个绿色方队的官兵，齐声回应：“首长好！”

“同志们辛苦了！”

“为人民服务！”

那响亮高昂的号声、整齐一致的步伐，铿锵有力地敲击着大地，预示着中国军队将掀开新的一页：是的，新华社借一个规模并不大但很特殊的阅兵式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布了我军的一项重大人事改动：余秋里将军重新回到人民解放军领导岗位，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兼中央军委副秘书长。

将军是一个星期前接到中央任命的。像当年战争年代接到战斗命令一样，第二天他就上了阔别24年的军队报到。因时间紧，军装都来不及做，将军那天是着一件平时常穿的蓝色中山装走进总政大院的。

“我看到爸那天在走廊里，把拐棍一甩，嚎着嗓门，喊着：‘找你们院长来，我要出院！’”女儿晓霞这样说。

老实说，由于“文革”带来的后遗症，这个时期的军队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印象不怎么好。而当兵的人不按心部队工作，缺乏理想信仰，为谁当兵等人生观方面也存在严重问题。将军在重新踏进军营的那一天，便深感肩负的责任重大而紧迫。甚至有军队高级干部好心地对将军说：秋里同志，眼下的军队不是那么好抓的，你得有思想准备啊！言下之意，你将军这回被邓小平点将回到军队的担子，可并不比当年毛泽东两次点将轻松。将军对这位善意的老同志点点头，然后掏着心窝说：我何尝不知？文革十年遗留下很多问题，新时期又会出现不少问题。可做工作哪能没有困难？我这个人如果有个优点的话，就是不怕困难，逼着自己面对困难和问题去动脑筋，想办法去克服困难。我的几十年革命生涯不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吗？是的。将军现在又要重新迈开步子，在新的时期、新的战场，一展风采。

惹不起也得惹。

原来，他们耿耿于怀的还是当年将军和康世恩等老一代石油开拓者和领导者对中国石油的战略思想和后人因种种原因没能实现这种战略意图所带给现实中国石油大量进口的问题。核心问题是像胜利油田这样的好油田到底能不能建成“第二个大庆”和与之延伸出的在“全国建立十来个大庆”符合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争论上。

像我这样年龄的曾经是军人现在又离开部队的同志和千千万万今天仍在军队一线工作的中青年，我们都庆幸经历过新时期军队历史上一个使我们受益终身的重要事件，那就是“军地两用人才”活动。而这项活动的积极推动者和主要领导者正是将军余秋里。

面对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新景象和新现实，我们这些“出生在困难时期、成长在文革时期、当兵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当兵人，都曾有过徘徊，都曾有过痛苦，但我们很快获得了春风和新生，这个春风和新生就是“军地两用人才”活动在全军的展开。当兵者，毫无疑问我们的责任是扛枪保国。但多数人不可能一生都留在部队，我们需要适应新的岗位、新的工作挑战，我们要安心当好兵，就必须考虑好今后的出路。这时和平时期所有军人及其军队的家庭和与军队们相关的人都在考虑的事。将军审时度势，在深入部队一线的调查研究中，他把军队的战时责任与和平时期军人们面临的实际问题放在更高的起点上看待今天的军队建设，于是创造性地提出了“军地两用人才”的科学建军理念，使得那些既愿望为保国守疆献青春、又期待未来能有更广阔战场抒展建设四化才能的广大官兵，有了立身之本、建功之技。而关于这项影响深远的活动意义，我在此仅用几行字记述，显然过于简略和笔轻。但我有自己的认识，因为对于一个真理的认识，通常我们根本就用不着堆积许多所谓的生动事例或华丽词藻去粉刷它，就像我们对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经典真理的认识一样，不需要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或“三大战役”来解释它吗？显然不用。

一滴水可见太阳。将军的“军地两用人才”观就是这样滴水见得太阳的建军新思想，它的深远意义在我军现代化建设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将被显现出来。我们这些有幸在其中受益的亲历者，只有深怀朝圣般的虔诚才有可能充分认识它的光芒所在。

百万大裁军——这是将军出任总政主任一职后，又一件非做不可、又极“得罪人”的事。较之将军在副总理时主持政府工业部门的机构精简，军队大裁军的难度要大得多。

那些裁掉的军队，都是比将军更老资格的将军们的心头肉，裁谁不裁谁，常常会搬弄出诸多历史上的许多陈皮烂糠，你惹得起吗？

李晔哭什么？为何而哭？

大裁军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军队现代化需要。而让军队的老同志退位，意在使部队的干部年轻化。“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我们这些人交不帐。”军委主席邓小平说得很清楚，也很严重。

交帐就得理帐。这“理帐”人便是将军余秋里。

自1927年南昌起义的一声枪响，中国人民解放军走了漫长而辉煌的历程。而这过程中，活着的和牺牲的都被铭刻在中国历史的丰碑上。现在将军要把一些年龄超大的同志从岗位上“请”下来，让他们结束一生以此荣耀的军人生涯。而那些从战场上走过来的老军人们、老将军们，对军队的情结远胜于生命。如今靠一个 “请”字来了结血脉里流淌的军人情绪，谈何容易！

年龄到限，一律退位。这容易实施，不接受也得接受。大势所趋，服从自然规律。但将军还要做另一件事，这让无数“生为革命而生，死为革命而死，从小立志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老军人不干了：退出岗位，已经实属无奈，就连一件新军装都不发给我们呀？不行！

将军们愤怒了！愤声震天宇！

一身军装就那么重要？自然重要！比将军更高位、资格更老的将军们这样说。

我们都退下来了，连一身军装都不发给我们，太绝情了吧？发一套新军装给我们，死了也好做寿衣嘛！有人带着悲愤与眼泪在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上这样恳切道。

以余秋里、康世恩为首的中国百万石油人、特别是像李晔等一批立志“建设第二个大庆”的石油战线上的栋梁们，在之后的那些年里为实现这一奋斗目标所付出的努力可用悲壮二字来形容。

将军向老战士们陈述的理由是：军服是军队的一种标志，是军人区别于其他人员的一种标志。此次新军服改革，本来也是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一个内容，因此只能是现职现岗的军人才能换新军服。老同志们当兵一辈子，穿了几十年军装，现在离开岗位，又不能穿新军装，感情转不过弯，这是自然的事。但大家只要好好想一想，问题可能就想通了。五十年代实行军衔制时，许多战争年代担任过军队高级领导职务的同志，还有的是开国元勋，因为当时没担任军队现职，他们不仅没有授衔，更不用说军装了。这说明什么？说明这既是我们党和军队的一个传统，又是一条纪律准则。另外我们查阅了外军资料，各国军队也是如此，一旦离开现役，就不再穿军服。

这样有情有节、有据有理的说明，多数老同志转过了弯。但仍有些依然接受。将军只好向他们敬个礼，情深意切地说一声：拜托了。

不那么简单。将军为公鞠躬尽瘁一生，因这样的事也被人放过“暗箭”，而且射得蛮凶。甚至有人在他退休之后重病在医院住着时，也还有人跑到病榻前怨他 “军装”一事没办好。将军听后沉默许久。身边的工作人员实在看不过去，便对将军说：“不给老同志发军装是军委的决定，他们这样埋怨你不公平。你应该向大家做个解释。”将军摇摇头，说：“我执行军委的决定，理所当然。一些老同志有意见，我能理解。但对项工作我不后悔。”继尔又说：“我这个人被人误解过，也被人诬陷过。但毛主席说，我们要想信群众，相信党。我自己又加了一条：要相信自己。”

有道是心底无私天地宽。将军这句“要相信自己”的含义也在于此。

毋须讳言：现在有人做官后为自己的家乡倾斜点感情，造福一方的事不少。这也是人之常情，并不算过分。但将军则在这方面真可谓铁面无私。

自1929年15岁时跟着红军离开吉安老家后，一别就是54年！这54年里他几乎跑遍了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唯独没有在家乡驻足过。1983年5月，将军在浙江金华开完“军地两用人才”交流会，正巧与回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时间还差几日。金华与吉安相距甚近，将军这回终于萌发了回老家看一看的念头。

阔别半个多世纪，谁人不忆家乡？一路上，将军兴致勃勃，对随行人夸口：到吉安后，一定请大家吃几个吉安名菜：粉蒸肉、红烧狗肉，外加封缸酒。然而到了吉安老家后，将军再也没提这事。为何？将军回老家后目睹半个多世纪后的家乡人仍穿着缝满补丁的衣服、孩子们吃他带去的几块糖果像过年一样、村上农民装着电灯却舍不得开亮的一幕幕贫穷的境况，让将军心头久久不能平静。

将军什么也听不到，什么也不说，只有一对无光的眼睛朝天“巴睁巴睁”着……康世恩为此老泪纵横。

儿子：是组织安排的。

那次将军在吉安只停留了一天，多半时间是在与当地党政干部商量如何振兴吉安经济的事。原本请随行人吃“特产”和游井岗山的事全然不提。故乡的依旧贫困让将军很多日子心情沉重。“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你让他办些跟他个人或者家乡沾边的事，那真是难以上青天。在他从岗位上退下后，曾经找过我帮他老家办过脱贫的事。可他在位时连一辆拖拉机都没给过吉安。我还开玩笑说，你做过分了一点。秋里同志还朝我瞪圆了眼睛，说：过份点好。”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顾秀莲同志在她的办公室笑着对我说。

胡耀邦回过头来问李晔：你们今年想搞到2000万吨？

回就回！儿子也不是孬种，转过身就到新部队报到。

为这，李晔常常当众恸哭——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一个怎么着也是省部级身份的高级干部、一个经历了无数苍桑的顶天立地的汉子，他在我这样一位初次见面的晚辈面前，能毫无顾忌地说哭就哭，说怒就怒——我还是生来第一次见这样的人。

最后，我想起了我们的延安呐！我是抗大的学生，你也是抗大的。（秋里点头：我也是抗大的学生。）我们抗大的学生在这里。抗大当时有个校歌，叫“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胡邦同志高兴地唱起“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将军跟着唱。全场热烈鼓掌，也是很多人跟着唱，情景极其感人。）

胡耀邦问：你们什么时候搞到3000万吨？什么时候搞到4000万吨？

机构改革的这场“革命”，革的大部分都是为建立新中国和在新中国建设中立过汗马功劳的老同志，他们大多又是在文革中惨遭林彪、“四人帮”的迫害、多年失去工作机会的老干部。“四人帮”垮台，他们才重新获得工作机会，可现在精简机构又要他们退位。许多人想不通，抵触情绪自然非同一般。谁去做这得罪人的事？一些“聪明人”躲到一边去了，将军没有躲，并主动承担了他分管的那些部委的精简任务。

将军怒气上来了：你这算什么兵？下去！

胜利油田在“第二个大庆”的征程上，开始了阔步前进。

不行，得到一线的作战部队！

将军听说南京军区的领导将他儿子安排在非前线作战的机关当参谋，好一顿将军区头头训斥。无奈，军区领导不得不将余洁一杆放到底——安排他在最前线的某军一师一团。这个团就是将军在红军时期一手创建的，现在正执行南疆前线的攻坚任务。

战斗异常惨烈。一团英雄官兵们在抢占高地的激中伤亡惨重。将军身在京城，却每天可以看到前线的战报，但他把对儿子的那份牵挂之情，倾注在前线所有的官兵上。“为了国家的尊严，必须英勇战斗，不怕流血牺牲。”那些日子里，将军不准有人提及他儿子在前线的事。

一件事是八十年代初国务院所属的工业部门的机构改革。

经过战火洗礼的儿子真的让将军自豪——余浩从硝烟迷漫的南疆回到祖国时，已是战功显赫的英雄。将军这时才有了笑容，而这时人们似乎猛然发现他的满头寸发也在一夜间全部银白了……

无情未必真豪杰。将军的情在心底，在细微处，在他挥手与斥骂中，在他沉默与大笑间。女儿晓阳是父母最小的孩子，也是将军掌上明珠。晓阳说，我们小的时候，父亲正在大庆会战，后来又是文化大革命，记忆中的父亲很少与我们在一起。 1979年我出国留学，之前没跟爸爸商量过，怕他不同意。爸爸是个很传统的老布尔什维克，他最痛恨跟“洋”字沾边的，尤其是自己家的孩子。听说我上瑞士，爸先是沉默不语，然后问学什么专业。我说是金融。爸竟然站立起身，爽朗地说了一声：那你把它好好学了！好像在指挥下级的一名油田开发者：你把那个油田拿下吧！爸就是这样的人。别看他是老红军出身，从小没上多少学，但他从不墨守成规，相反接受新事物也特别快。每次我从国外回来，爸显得特别高兴，常常还在外人面前把我炫耀一下：这是我小女儿，在国外读工商硕士呢！有一次晓阳把从国外带回的一个很大的巧克力蛋给了父亲，那会儿将军正随胡耀邦总书记在昆明视察工作。将军见女儿的礼物，好不喜欢。看着看着，突然说：这个给耀邦吧！于是带着女儿，抱了巧克力蛋，去见了总书记。女儿后来又随父亲上了大港油田。晓阳手头带了一份刚刚翻译好的外文资料。将军见后甚为惊喜，令秘书说：晓阳的翻译论文，你把它放在我睡觉的枕头旁。“当时我很感动，爸爸那时是副总理，日理万机，可他却对我的一篇极普通的翻译作品看得这么重。我知道那是他对我的一片父爱之情……”晓阳说到此处，有些哽咽：“父亲每回在我从外地回来时，总说：你怎么又瘦了？饭要吃好嘛！每回临走时，他又总说：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外加注意身体。他基本上都是这几句话，可我感觉里面有千言万语。每回走出家门时，我总要回头看一眼，而每回准能看到白发苍苍的爸爸和妈妈一起站在院子门口，正远远地朝我挥手，那一瞬我总忍不住泪水满面……”

2004年“五一”前夕。我和将军的二女儿、三女儿专程从北京赶往河北任丘油田，因为事先得知李晔在那儿正与几位“老石油”在写一部“聊聊石油”的书。将军的女儿们说，你见了李晔叔叔，就能像见了我父亲一样。言下之意：李晔是个活脱脱的“小余秋里”。

女儿的这段话总结得很到位。

王宏，一军某师副参谋长。年轻又帅，更因为他有一大串光芒照人的头衔：曾是“硬骨头六连”连长、一等功臣、国防大学首届集团军作战专业研究生班硕士毕业生。在春风荡漾的西子湖畔，我们面对面地坐着。这位“军中少帅”说过自己的成长经历，脸上微微一红，说：没有余主任（总政主任余秋里——笔者注）当年对我的关爱，我王宏不可能有今天……王宏的经历有些传奇，在“硬骨头六连”任职时，因为南疆一战建立显赫战功，成为全军战斗英雄。但年轻人从战场上回来后骄傲了，连军人的基本纪律都不放在眼里，为此吃了个处分，降职到另一个连队。将军巡视下属部队知道此事后，专门找他谈话，勉励他正确认识错误，重新奋起前进。受挫的年轻人不曾想到在自己绝望的痛苦时刻，军委总政首长会专门抽出时间亲自找他谈话。感激涕零之际，是振作奋起的动力。后来王宏又从跌到的地方站起来，1998年他带领部队在九江抗洪前线荣立战功，受到军委江泽民主席签发的表彰。

在与王宏交流中，让我这个离开部队十余年的小老兵看到了新时期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希望。而那天我的身边还坐着一位更富才气的“军中诸葛”，他姓张名天富。天富天富，真是很有天赋。38岁便是集团军的师长。40来岁又当了集团军参谋长。将军很欣赏这位“年轻的师长”——他总这样称呼张天富。两位一老一少的将军，他们在共同的军事科学研究中成了“忘年之交”。将军一生最喜欢的有两种人：一种是敢打敢冲、誓死取胜的硬骨头；一种是好学爱钻、有真本事者。张天富属于善思考、有见解的儒将，将军喜欢与这位“年轻的师长”彻夜倾谈，是因为这样的具有现代先进军事知识和军事意识的年轻干部在军中并不多见。他们在一起时谈诸葛亮的《将苑》、谈《曾国藩》、谈海湾战争、谈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惟独将军没有跟“年轻的师长”谈职务问题。于是我一直认为张天富有一大冤：这么好的年轻将领为什么不在更高的军队岗位上发挥作用而早早地退职离岗（张天富在副军职岗位上尽职十年后，而今离岗在家一心研读中外军史和各类社科与自然知识）？

张天富的现况，更让我证明了将军一生心底不留一丝杂念和行为上的半点私念好恶。现在，我的这部关于将军的报告文学作品将要收笔了——我知道不收笔准会写下百万字的长篇鸿著也断然不存在问题。但，那种欲满则反拙的事我不做。

我把收笔落在一个人身上。他叫李晔，曾经是将军的一位秘书。李晔现在也是我称他“伯伯”的老人了。

李晔伯伯太可爱了，他对中国石油的赤爱，对人生的赤诚，对痼嫉的蔑视，都让我感到震撼与敬佩。

儿子说：总政下属的一个单位。

之后的四天时间里，我全然沉浸在对“小余秋里”的感受和欣赏之中。

“高兴高兴！见了两个娃儿就高兴！”矮小而体弱的李晔一见晓霞、晓红，嘴里不停地喃喃着，那张布满纹丝的脸上绽放着父爱的笑意。

李晔1949年在我军南下时参军，后到西南军区。1954年到了将军身边。李晔生性不屈刚阿，开始让他到将军身边当秘书，他不愿。原因是听说将军脾气大，不顺心时会把钢笔甩在桌子上。李晔说自己虽是个“小萝卜头”，但受不了这种气。哪知在不得不“服从组织”之命到将军身边后，一干就是15年——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他还不知要在将军身边干到什么时候。

1994年将军一病不知事后，李晔赴北京看到将军成为躺在床头没有语言、没有知觉的植物人的情形后，他一悲之下从此离开北京，将家搬到胜利油田所在地的那个东营小城，开始了半隐居式的孤独生活。

“不能跟首长说话了，我还留在北京干啥？这样留在北京比死还难受。”李晔对将军的那份情超越了秘书与首长的关系，超越了亲人和友人的关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属于将军的，将军的一切就是他的一切。

将军这么大的官了，可他还是用着一辆公务车，而且一直是老司机贾师傅开着。现在不少地方上“七品”芝麻官出行都是警车开道、前呼后拥的。将军这么大的官则不，他平时出行从不要这种“气派”。专用“座车”既是警卫车、又是工作车，需要时车上坐四个人：将军自己一个、秘书一个、警卫参谋一个，外加开车的贾师傅。不需要时，就将军和贾司机俩人。贾师傅虽比将军小一二十岁，但他们像是“老哥俩”，车子内的方尺小天地里无话不说——当然除机密外。将军喜欢平时一有空就喜欢出去跟老百姓聊天、上基层单位调查私访。开始贾师傅劝他说你年岁大了，别那么累，有空也休息休息。将军立马板着脸：“共产党员，哪有什么休息？”贾师傅再也不敢阻拦了。两个“老头”单独出行总是有些不安全吧？将军又嘴一撇，说：“我做事对得起老百姓，给他们办事，老百姓怎么会害我嘛？”将军的为人哲学非常朴素，但里面却折射着很深刻的道理。现今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执政为民”，不也是这个道理嘛！

“秋里，你的病怎么样了？能上班吗？”李先念问。

后来我终于知道了：他为将军一生的大起大落而哭，为将军后半生最大的愿望——把胜利油田建成第二个大庆、在全国建十个大庆的夙愿未能实现而哭，为今天中国的石油资源需要越来越多地依靠进口而哭……

将军也有大起大落？将军也有宏伟的夙愿没实现？这是我初见李晔时内心存有的极大疑惑。

“当然有。”老人告诉我。他拿出一份几年前写给中央领导的信，让我读——

民的弟弟的嘴巴说：“你在北京当那么大的官，可什么事情也没为家乡办过，大家都说你六亲不认。”

“这样的信，我写过几回。这信中的字字句句，都是我诉说中国石油建设的血和泪……”老人说到处时，一声又一声扼腕长叹，支着拐棍在房间里不断走动起来，带着无限悲愤的激动之情昭然可见。

“每每想起首长，想起他生前想把胜利油田建成第二个大庆和在全国建设十来个大庆的愿望得不到实现时，我经常在半夜被噩梦惊醒，然后嚎啕大哭一场……” 老人开始拭泪，继尔双手伏在膝盖上久久不起，那双瘦削肩膀竟然在不停抽颤。

其情其境，让人心酸不忍。

“六年了，我们几个老家伙行程4万公里，访遍了祖国陆上、海洋所有油气田（台湾除外）。收集各类资料近300多公斤，接触访问了700多位石油职工。其中，深入座谈研讨的石油界的局以上领导干部与资深专家学者就有100多人。为啥？就是为了想把这些年来中国石油事业上的成功与教训向世人作个我们认为的解释。新中国石油事业曾经有过辉煌的自给自足时代，现在我们每年则将近有近一半原油要进口，而且这种趋势越来越严重，这就是我们这些老石油人最忧虑的事。我们是过来人，了解中国的石油工业状况，所以更怀念余秋里、康世恩时代他们留下的中国石油开发思想。用一句比较简单的话说，如果当年余秋里和康世恩他们制定的石油战略思想得到很好的沿续和执行的话，中国的今天更加强大和繁荣。可眼下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飞速发展，制约我们的经济建设和日常生活的能源问题却越来越突出。大家不都看到现在国家一年比一年用电紧张情况吗？而在能源中石油总是第一位重要的，可现在原油缺口之大令我们更加担忧……”一旁的郑跃舜先生对我解释道。

李晔、郑跃舜和毛华鹤、王福臻四位在石油战线工作了一辈子的老人，他们费尽心血要向国人“聊聊石油”，到底想聊清些什么事呢？

同志们：

1984年5月31日：邵4井，日产1117吨；

关于把胜利油田建成“第二个大庆”的战略思想，是1984年2月胡耀邦、余秋里明确提出，到1986年1月由康世恩主持正式编制出来，历时近两年。而酝酿与议论这个规划，时间则更久远，并有着更深刻的背景与渊源。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按照国务院指示，余秋里、康世恩等人编制石油长远规划和“四五”计划纲要时，就将我国石油与美国石油相比较，提出了两国国土面积与沉积岩面积基本相近，石油储量与产量也应基本相当，即年产四、五亿吨石油（十来个大庆）的设想。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1977年5月，中央在大庆油田召开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余秋里与康世恩经反复研究，由康世恩在大会提出“在20世纪末石油工业要建设十来个大庆”的奋斗目标。这个目标当时既符合华国锋有关经济建设要“四个一点”的要求，也符合后来邓小平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精神。1977年5月，在大庆召开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期间，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参观大庆油田地质科学展览馆（地宫）。在一幅很大的全国石油地质勘探远景图面前，感慨地说：“我们国家如能搞到十来个大庆该多好！”1977年7月胜利油田会战指挥部的《胜利油田1980年建成一个‘大庆’规划汇报提纲》。其中写道：“油田党委集中了广大职工积极响应华主席和党中央号召的心愿，反复研究，决定在1980年提前将胜利油田建成一个大庆式的油田。……1980年建成一个‘大庆’的总体规划是以老油田为基础，实现高产稳产，现有资源建成并稳产2000万吨；以济阳、临清两大坳陷为主战场，坚持古潜山、二级带、深层三个勘探方向，新增地质储量20亿吨，新建原油生产能力3000万吨。设想在三年内逐步形成东营、沾化、惠民、临清四大油区，实现5000万吨的目标。”1978年9月14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第三次到大庆视察。他一针见血地提出：“你们要加快找油，加快找气，找到更多的油气田，我们有5亿吨油就好了，搞十来个大庆油田还是很不容易的哩！”从1981年胜利油田打翻身仗以来，搞“一个大庆”的议论又开始热闹起来。其中余秋里起了倡导与鼓动作用。如前所述，他在这几年的讲话与活动中都提过胜利油田的奋斗目标：—— 1981年8月，在胜利，余秋里讲：“胜利现在帐面上有储量11—12亿吨，如果再找到二、三亿吨，加起来就是14—15吨，相当于大庆当年储量的一半。大庆现在每年产5000万吨，你们为什么不能在这几年搞到2500万吨？”（注：胜利油田1985年产油达到2705万吨。）——1983年9月，在胜利，余秋里又讲：“从长远讲，胜利油田搞到40亿吨左右的储量，搞到6000万吨左右的规模，也就是搞个‘大庆’或‘尼日利亚’，应该是有条件的，是可能的。具体时间、具体范围不说死，作为奋斗方向，应当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应当提出这样的战略目标。”（注：经专门机构核定，到2000年胜利油田累计探明储量为40亿吨。）

简单的割断历史论事容易片面。关于石油工业的发展更是如此。新中国的石油发展从来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摸不到石头时要小心谨慎，石头摸准了就要快上。”这是将军的经济学思想之一。

1984年2月11日，心系石油事业的将军虽此时身为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却仍然时刻想着把胜利油田建成“第二个大庆”的宏愿。他随胡耀邦总书记（其实我猜测，应该是将军“鼓动”胡耀邦更准确些）在结束广西边境度过春节后，经南京直飞黄河入海口的胜利油田。同样满怀一腔“石油情”的胡耀邦同志对胜利油田和中国石油事业倍加关怀。他一到胜利油田就在石油工人中间搞调查研究，听他们讲自己的艰苦奋斗史，向他们打听油田的发展前景。当天晚间，胡耀邦欣然挥笔写下了“一部艰难创业史，百万覆地翻天人”的题词。

胡耀邦同志对胜利油田的了解和熟悉是从将军那儿获得的。还记得本文前面叙述过的，在五十六年代时，他这位住在将军后院的团中央书记时不时经常出现在秦老胡同之景？关于胜利油田能不能建成“第二个大庆”，早在1982年2月的一天，胡耀邦、将军和李晔等人就有过一次认真的谈话（根据李晔录音整理）：

将军：我给你们当个参谋，向总书记汇报一下。……我国960万平方公里，400多万平方公里能够找油，领域大得很。你们胜利油田搞了20年了，应该有经验了。有700平方公里的油田面积，20多亿吨储量。要当个大庆来开发。因为大庆（当时）也只开发800多平方公里，24亿吨储量，……

军民共建精神文明！将军在保定驻地的某集团军调查中，总结和提出了一项具有新时期我军建设里程碑意义的创新。而正是这项被党中央、中央军委确认为“建立和发展体现社会主义精神的新型的军民关系的一个好途径”、“是加强现代、正规化革命军队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的伟大创新，使得被林彪、“四人帮”扭曲了的军民关系迅速恢复到了战争时代那种互不可分离的鱼水关系，并更进一步的发展。与之同时，军队的自身建设也在这样的精神文明建设中得到提升和巩固。官兵一致，从严治军，也是在将军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的共同努力下，现实了一个又一个的新台阶。

接着，总书记和将军俩人头挨头地掐着指头算起搞十来个大庆的帐来。

让我们来听听李晔他们是怎样“聊”以上那些好似石油问题其实是中国经济建设全局的方向问题的——

将军那天低下头，沉默很久后说：原则问题上我就是六亲不认。过去在当国家计委主任时，也有江西的同志跑到北京让我多给江西点项目和经费，我对他们说，我这个计委主任是全中国的，不是你们江西计委主任。现在我还认为这话没错。只要我在任一天，就不能行使权力专为老家做事。

1984年9月27日：桩古14井，日产1076吨；

但将军就是将军，与其让他天天坐在办公室开会和文件上画圈，还不如去为拔乱反正、改革开放大业干点实实在在的事。这是他的性格：见不着老百姓，他心里不踏实；不是挑战性的工作，他总感不过瘾。

李晔答：原来设想，90年搞到30亿吨储量、3000万吨产量。

胡耀邦：（你们）要把搞第二个大庆的方针制定下来。……

后来，胡耀邦又给胜利油田题词道：“建成第二个大庆，献给开国四十年”。可惜，开国四十年时，胡耀邦没能继续留在总书记的位子上，而且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他的死，在中国政坛上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这多少影响了胜利油田关于建设“第二个大庆”的实施进程。这是后话。

但此次总书记在将军的陪同下来胜利油田视察时的情景，则永久地留在胜利人的脑海里。那是少有的一种激情，一种大国领袖的“激情燃烧”：在千人干部大会上，胡耀邦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将军立即不悦地：你上那里干什么去？

……

胡耀邦：东北算两个，胜利油田算一个，……九十年代搞它五、六个，六、七个，……如果我们的国家有更多的石油，比如说本世纪能够达到三亿吨，甚至更多一点，那么，我们翻两番就有了更大的物质保证。物质保证的条件很多，但是如果石油能搞到3亿吨，那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

而事实上这两年我也有所改正嘛（全场欢笑）。

从1982年开始，那年5月我第一个是看了大港，8月看了大庆，10月看了中原油田。1983年5月我看了克拉玛依，8月看了长庆。这一次是第六次，来看你们。（热烈鼓掌）这说明什么？说明我还是积极改正错误嘛！（全场欢笑）。

我还有一个心愿，我现在68岁了，只要今后能够走得动，我准备看遍全国的石油基地。（长时间热烈鼓掌）

石油战线上的同志们，是值得看望的。为什么呢？至少有两大理由：第一大理由，是石油战线具有光荣的历史……第二大理由，就是石油战线是我们四化建设的先锋……

不几日，将军又碰见儿子，便问：在哪个单位？

昨天听了你们汇报，我们几位同志在那里开动脑筋想，你们能不能搞出个第二个大庆？这个话首先不是我讲的，是秋里同志提出来的。（秋里同志插话：对，我讲的。）他讲的嘛！如果说这是向你们“发难”的话，首先不是我，是他呀！（热烈鼓掌）

我们这样的大国，一个大庆就是不行。我们希望有第二个大庆，第三个大庆……几年以前，有的同志说要想办法搞十来个大庆。我觉得如果真的搞十来个大庆，有什么不好？（热烈鼓掌）我们不赞成的只是认为很快就能搞成十来个大庆，那就办不到了，那就是主观主义了，想得太急，想得太快了。那么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大庆，想找第二个大庆，别处找不到，就首先找到你们了！（热烈鼓掌）你们要首先建成第二个大庆。当然喽，困难是很多的，但条件也有嘛！可能性是存在的！有困难，要克服困难，才是好样的嘛。刚才秋里同志讲的，第一要靠志气。我还想加一条，也是秋里同志讲的，一方面要发扬优良传统，一方面要钻研新的技术。要有新思想、新技术、新办法。过时了的老框框、老思想、老办法，我看不要留恋。今天早上，我的秘书找了一份材料给我，是一个美国人叫华莱士？普拉特写的，叫《找油哲学》。他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要反对找油上面的保守思想，是反对老框框。所以，我说第一要有志气，要发扬石油战线上几十年来的优良传统。第二要努力掌握新的本领。如果有这两条，建成第二个大庆是能够实现的。

“但就在这个时候，‘妖风’刮来了。当时的国务院领导（赵紫阳）批示认为：胜利油田储量没落实，所以不支持大规模开发胜利油田，也更不提建设第二个大庆的事了。我也莫名其妙地由‘营长升为团副’……”李晔悲切地对我说。他所说的“妖风”是“上面”有人出于“别有用心”的目的，反对把胜利油田建设成“第二个大庆”和胡耀邦、余秋里他们力致的“建设十来个大庆”的战略思想。至于他所说的由“营长升为团副”，是指他及胜利油田的其他领导班子人员都被调整新职，他从油田厅局级干部升为山东省省级领导。

1981年8月下旬，余秋里奔赴胜利油田。这个油田他不陌生。早在1964年，他两次在这儿蹲点，长期坐镇指挥，与石油工人一起，在一片盐碱滩上创建了这个油田。此次故地重游，老将军或巡视现场看望工人，或听汇报找人座谈，与油田的领导干部和地质专家们切磋，深入研究与讨论了胜利油田的现状与发展前景。油田干部大会上，他深情而又严肃地指出：胜利油田仍大有作为，大有发展前途。面对当时在胜利油田发展问题上存在的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少数人认为胜利的黄金时代已过去，主张把现有产量大幅度降下来；大多数人则认为，胜利油田的生产基础比较雄厚，勘探领域还很广阔，资源十分丰富，还大有发展前途。对此余秋里明确表态：坚决支持大多数人的观点。接着，他用大量的事实与数据，从领域广阔、资源丰富、基础雄厚、潜力巨大以及技术装备不断进步等方面，向人们展示胜利油田大有可为的前景。

胡耀邦最后还有一段话，他深情而又期待地对胜利油田的职工们说：“还有半小时我们就要离开这儿了。总而言之，希望你们要做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我祝你们加油干！1989年在天安门上同志见！”

激情澎湃的总书记不曾想到时隔七年后，中国的政坛发生了连他这位总书记都不曾想的一幕。他离开了我们，也离开了石油人，给后人留下了许多遗憾。但胜利油田在他的那曲改编的“抗大歌”鼓舞下，捷报频传，每隔十天半月就涌现出一口千吨高产井——

1984年2月23日：桩西10井，日产3635吨

……

自南昌起义以来，我军与老百姓的关系从来都被称为“军民鱼水情”。然而十年浩劫使这种关系受到极大伤害。如何恢复“军民鱼水”关系，这是将军必须完成邓小平主席交给的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1982年9月27日。又是一个秋天的日子。脱了24年军装的将军这一天突然出现在人民解放军总政大院的宽阔操场上。令人惊奇的是他穿着一身崭新的军装，那鲜艳的红五星、红帽徽，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上午九时，将军面对操场上整齐站着的23个绿色方队，健步登上阅兵车，甩起那条威武有力的右臂，目光炯炯地向受阅的官兵高声致礼：“同志们好！”

胜利油田稳居全国油田“老二”，直逼大庆。用胡耀邦当年在胜利油田定下的“第二个大庆”标准——“你产量达不到5000万吨，但如果地质储量先搞到30亿吨，产量又逐步上去，有一个可观的数目，比其它油田多，那也叫大庆嘛！叫第二个大庆嘛！”（引自《胡耀邦在胜利油田干部大会上的讲话纪录》

将军的心其实与这些战火中走过来的老战士们一样。他何倘想把事情做得这样“绝情”？但他必须执行军委和邓小平主席的命令：新军装还是不能发。

1984年9月12日：桩古15井，日产2023吨；

“抓起来啦？！”将军万分意外，但又立即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忍不住在电话里不由“哈哈”大笑起来，这样的笑声已经多年没有了。

1984年12月16日：桩古25井，日产1087吨，

……

真也是神了！如此密集的高产井，大庆不曾有过，中国不曾有过，就是世界上著名的油田也是不多见的。胜利油田的消息传到北京，胡耀邦十分高兴，约将军和康世恩，在中南海自己家里请李晔吃饭。饭后，总书记又委托将军出面主持以中央政治局名义请胜利油田的领导干部吃饭事宜。

3月28日，余秋里以中共政治局名义，在人民大会堂请胜利油田的领导干部吃饭。参加的有王震、姚依林、陈慕华、郝建秀、康世恩、王丙乾、宋平等人。石油部长唐克同志陪同参加。席间，将军说：总书记告诉我，要我代表政治局继续分管石油。王震不愧为沙场老将，指出：在搞第二个大庆问题上，小心有人吹冷风。像这个房子里一吹冷风，我们这些老同志就受不了，就会感冒，就得住医院，弄不好还得送了老命！……不知老将军何所指？其实，这两顿饭吃了些什么，谈了些什么并不重要。而它再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胡耀邦对胜利油田创建第二个大庆的关切。

后来有人批评“十来个大庆”是典型的“假大空”。李晔等“老石油人”坚持认为要把这事说说清楚：首先是不宜随随便便地就给搞石油的人戴上“假大空”帽子。因为石油工业是极具风险的行业。它的运作比不得其它基本建设项目。比如修建一条公路，建设一个工厂，多少投资，几年工期，达到什么标准，事前大体可以框算清楚。但石油深埋地下，看不见摸不着，一切都只有依靠间接手段来评估、设计、计划与攫取。既是高科技又具高风险。由于条件不同，认识各异，往往为一个地区有油没油，油量多少，投入多少，计划大小而争论不休，反复数年乃至数十年。如果一味谨小慎微，并斥责有前瞻性的设想为“假大空”，那石油行业只好是无所作为、停滞不前了。自批石油“假大空”以来，我们可以举出若干个实例，证明这种批评错了。要知道，提一个偃旗息鼓的计划那就是无所作为，提一个鼓舞人心的计划又被斥为“假大空”。该怎么办呢？与其无所作为，无法向国家向人民交待，不如肩负“假大空”的“十字架”前行。真心搞石油的人只有一个“期盼”：让历史与时间来摘掉这顶“假大空”的帽子。

“扯蛋！他们了解当时的情况吗？了解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是在什么情形下进行的吗？”将军火了，虽然他已离开战线多年，但谁想否定大庆、否定大庆精神，他绝对不会答应。

骂他们是“假大空”者有，说他们“不按科学规律办事”者有——最有力的“证据”是几年前沉没的“渤海二号”最典型。甚至有人借机把过去曾经捧为大庆油田开发经典的“先生产后生活”口号也拿出来批判。

江河呜咽。苍天肃穆。

提起这类事，李晔无法平静，他在一番激烈的痛斥丑骂之后，给我这样聊道——

将军在对自己和家人的问题上，有时真的很无情。但这种无情中却蕴藏着一个共产党人的大情大义。余浩是将军惟一的儿子，算是我们的同龄人。余浩自己说从小几乎就没有得到过父爱——因为父亲太忙了，连跟家人说话的时间都极少。同一小院住，却见面很少。将军通常半夜三更打道回府，等他第二天起床上班时，孩子们一个个已上学校早读去了。节假日全家人一起上什么公园玩一趟的事，余浩说好象他的童年和少年记忆中就根本没有过。八十年代，中国的南方边境有过一场战事。余浩当时刚从北京某部队转业。有一天将军见儿子突然问道：你现在在干什么？儿子答：刚部队转业。将军感到意外：好象儿子当兵也是第一次听说，更不明白儿子为什么会转业？那时南边已经开仗，身为总政主任的将军这回对儿子特别关心起来：你不能转业，得重新回部队去！儿子有些恼：凭什么？我当兵时你关心过没有？现在我转业了你倒关心起来了？将军两眼一瞪：给我回部队，这是命令！

八十年代初，中国的石油工业出现过一段痛苦的争执与滑坡现象。这既与当时国家刚刚起步的四个现代化快车有关，也与社会上有人借拨乱反正、批“极左”有关，加上生不逢时的“渤海事件”，使自1964年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工业学大庆”以来，石油人第一次以屈辱的形象出现在国人面前，一张张多年高昂的脸低了下来……全国原油产量跟着一滑再滑，继1978年首次10404吨后，到1980年时却倒退到了10121吨。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感到了压力，因为石油产量的下滑进而导致整个国民经济下滑的可能性在所难免。这是他作为总理所不愿看到的，也是不能接受的。在寻求“新人”保住一亿吨无望后，此人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又把目光聚集到了因“渤海事件”从国务院副总理一职上“休息”下来的康世恩身上。康世恩此时已年至65岁，又因患膀胱癌而病卧在医院。1980年12 月的一个下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人亲自前往医院看望康世恩，向这位老石油人讨取保住一亿吨的良策。交谈中，康向他推荐了经与余秋里等人集体研究的一亿吨包干设想。那位总理要康世恩再次出任石油部长，并说：此任非你莫属，其他人都担当不起保住一亿吨的重任。在这样情况下，重病在身的康世恩应承接担。1981 年1月19日，在国家能委召开的会议上，新调任的国家能委主任余秋里宣布：今天早晨中央决定康世恩副总理兼任石油部长。这就是石油部盛传一时的“康世恩临危受命”的故事过程。

积五六十年代中国计划经济时机构庞杂的惯性和文革十余年留下的干部问题，改革开放如初，我国政府机构的臃肿和人浮于事的现象极其突出，政府部长级干部中“一多二老三不专”的情况非常严重。一多，即为有的部正副部长多达20人，少的也有十几人。一份文件传阅、画圈有时一个月还没有转过来；二老，即正副部长年龄都在六七十岁左右，部长会一开起来围了一大会议室，真正能坚持正常工作的却并没有几个人。三不专，即文化水平普遍低，大部分部长只有高中以下文化程度，对专业知识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更加缺乏。面对这种局面，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把精简机构的意义提高到“一场革命”的高度。他说：“精简这个事可大啊！如果不搞这场革命，让党和国家的组织继续目前这样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许多人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的状况，这是不可能得到人民赞同的，包括我们自己和我们下面的干部。这的确是难以为继的状态，确实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人民不能容忍，我们党也不能容忍。”

中央很快同意了这一包干方案。

同年5月14日，国家能委在余秋里的主持下，邀请国家计委、建委、经委、进出口委、外贸部、财政部、商业部、石油部、物资总公司、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 11个单位，共同商定了石油部超产原油的出口事宜。至此，这个鼓励石油自主发展的“一亿吨包干”方案正式出台，它对石油工业的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要实现年产一亿吨的包干方案，第一重点是大庆油田。自从60年代初发现并开发大庆油田以来，它一直撑起了祖国石油工业的“半壁江山”，一天也没有松懈过。大庆油田自从1976年起，就达到了年产5000万吨的规模。在一亿吨包干的形势下，1981年8月，余、康经过反复斟酌，并把大庆的陈烈民、王苏民等领导干部和专家请到北京开了13天座谈会，商讨大庆油田有没有可能在5000万吨基础上，再增产150万吨原油。当时大庆没有新增后备储量，5000万吨产量已绷得很紧的情况下，要再突然增产这么多，无疑是有风险的。一旦把大庆油田累垮了，局面更是不可收拾。何况，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10万职工当时仍住在会战初期的干打垒房子里，生活情况基本没有多少改变，仍然十分艰苦，生产配套、矿区建设和生活上设施欠帐很多。但是，大庆干部、职工历来具有以大局为重的好传统，他们二话没说地接受了每年多产原油150万吨的任务。第二个重点就是胜利油田。作为全国第二大油田的胜利油田，自“四人帮”垮台后，在会战指挥部刘佩荣、张兆美、焦万海、陈宾等人领导下，团结广大会战职工，奋力工作。面对复杂的地质条件，叶大信、陈斯忠、钱凯、刘兴材等石油地质家，带领广大科技人员，攻克一个个难关，使石油产量在1978年达到1946万吨，生产建设取得了突出成绩。尔后，由于资金不足，勘探工作量减少，原油产量逐年下降。 1980年冬，石油部副部长焦力人、黄凯与胜利油田书记陈宾等商议，认为要实现一亿吨包干任务，在稳住大庆之后，关键是要在胜利油田打一场“翻身仗”，迅速遏制它的下降趋势。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石油部把在中原油田主持工作的李晔调回东营胜利油田工作。

国务院正式批准一亿吨原油包干方案后，石油部抓紧方案的落实。1981年5月24日，康世恩离开医院正式到石油部上班。他即派副部长焦力人、李天相、闵豫率领的专家工作组到胜利油田，和油田的领导干部一起，从资源、工程、经济三个方面听取汇报，经过反复讨论，初步拟定了胜利油田包干方案。这个方案中，胜利油田1981年的生产指标是1590万吨。讨论这个指标时，康世恩苦笑着对李天相说：“好你个李天相，连1600万吨都不敢要，给我签了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可见，胜利油田在当时即便是一年内只多产10万吨，也非常艰难！这个方案八易其稿，终经石油部通过。又向国家能委、计委、经委、财政部作了汇报，得到了一致同意。同年8月，石油部正式下发了《关于胜利油田实行原油产量包干试点的通知》。10月，国家经委、财政部、石油部又联合行文下发了这个通知。

此时，身为国务院领导之一和国家能源委主任的余秋里同志，一直十分关注着全国的石油生产尤其是“一亿吨包干”的事。他在北京召开的石油部厂矿长会上明确指出：“今后石油要继续大发展，要继续大踏步前进”。具体要实现“一个加深、三个开展、六个稳定发展”的奋斗目标。即：加深从松辽盆地到渤海湾盆地的广阔东部地区的勘探；开展准噶尔、陕甘宁、柴达木盆地的工作；继续稳定地发展大庆、胜利、华北、辽河、中原、克拉玛依油田生产。他为石油工业勾画的这幅发展蓝图，事后证明之后几年的我国石油工业基本上是按这个轨迹运行的。

“全国稳产一亿吨，其中大庆5000万吨，胜利油田怎么办？”将军在此次会议上，他向胜利油田的干部职工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也是他继抓大庆油田稳产 5000万吨后，力致“建设第二个大庆”的一个宏愿。

“如果说儿子，那么几十万前线指战员他们都应该是我的儿子。我牵挂他们中的每个人。”将军在前线的无名烈士墓前，高高地举起右手，向默默躺在那里的 “儿子们”敬礼，心底在喃喃地念叨着一句话：我为你们自豪。

“你们现在搞到的储量相当于大庆储量的一半左右，大庆现在每年产5000万吨，你们为什么不能在这几年搞到2500万吨？”将军发问胜利人。继而他告诉他们：“从战略上讲，今后在勘探的深度与广度上，胜利油田不是走下坡路，而是要走上坡路；不是小发展、中发展，而是要大发展。这个油田，你们今天在座的同志，这一辈子是搞不完的。你们的儿子、孙子搞不完，你们孙子的孙子也是搞不完的……”

胜利人感到了鼓舞，看到了新的希望。他们对把自己的油田建成“第二个大庆”有了信心。这信心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一靠科学。胜利油田有依靠科技攻克难关的好传统。文化革命期间，广大地质人员克服没有先进设备的困难，采用“手摇计算器”、“手拉计算尺”的办法，处理了数以百万计的数据与资料，人称“人工三维地震”，在油田的勘探开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81年初，胜利油田又发动广大地质人员，广泛收集与重新研究以前的“五老”（钻井、测井、地震、试油、地质）资料。在此基础上，车卓吾、刘兴材、陈斯忠、钱凯、李小孟、杨申镀等十几位石油地质家，集中讨论了15 天，得出胜利油田近期勘探的重点。随即油田又召开1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的地质论证会。这实际上是胜利油田的一次地质“会诊会”，也是胜利油田的一次“规划会”。与会者情绪活跃，畅所欲言，座谈会连续开了半个月，有车卓吾、刘兴材、陈斯忠、钱凯、李小孟等34名地质家作了综合报告和专题发言。这些报告，以大量的数据与资料，向人们展示了胜利油田广阔的前景。与这个座谈会相呼应，会议期间的许多夜晚，又有一些专家聚集一起，促膝商讨，彻夜长谈。他们计算着，思索着，争辩着……胜利油田的勘探部署和找油计划逐渐清晰起来。在论证会即将结束之际，主持人指着墙上那幅硕大的地质图，激情宣言道：“综合各路专家的意见，胜利油田近期的勘探部署，可以按照刘兴材等同志提出的‘3类30块’来实施：第一类可增加几十、百把万吨储量的十来块；第二类可增加几百、千把万吨储量的十来块；第三类可增加几千、亿把吨储量的十来块——当然这第三类目前只是个方向……”（胜利油田在并不长的若干年后，大大超过了这个预测。）

随即将军回到家，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将夫人叫到内屋，然后关上门。一会儿，又匆匆出来，夹着皮包就往外走，那脸上挂满了抑掩不住的喜气，步子也变得轻盈无比。

李晔答：我们想搞到2050万吨以上。（实际产油2301万吨）

四靠人才。1981年初，胜利油田地质勘探处副处长、副主任地质师刘兴材给油田领导班子成员每人一份11万字的地质调查报告。这份报告积他在胜利油田 20年潜心研究成果，立论严谨，从方方面面论证了胜利油田仍然大有希望，大有前途，深信胜利油田不但有油，而且有大油。为此，他还因不合“时宜”而屡坐 “冷板凳”，并被人贬为“刘大吹”。他无奈无助。刘兴材的报告得到了胜利油田领导班子的赏识，并根据他的表现，提拔了这位党外人士为油田副总地质师，之后不久，刘兴村升任为油田副总指挥兼总地质师。从此，刘兴材在这个岗位上，和许多同行在一起屡献良策，屡获成果，对胜利油田的发展和石油勘探理论都有重大贡献。这一期间，像刘兴村这样的技术人才获得重用，在胜利油田比比皆是。正是这些重用的知识分子们努力的结果，为胜利油田能否成为“第二个大庆”提供了技术上的可靠依据：1982年初他们郑重提出的油田了“六类四十块”有利战略新生带：一类是新增2亿吨储量的一个——埕岛油田；二类是新增1亿吨储量的3个；三类是新增5000万吨储量的4个；四类是新增1000万吨储量的18个；五类是新增天然气储量20亿立方米的4个；六类是很有勘探前景的10个。事后经过勘探验证，以上前五类的目标都已基本实现。至此，在渤海湾盆地关于复式油气藏成油理论也逐渐形成，并于1985年获得我国首次颁发的国家级科技进步特等奖。

二女儿晓霞可能更遗传了父亲的性格，做事风风火火，干脆利索，甚至有些大大咧咧。可一谈到父亲，立即有种肃然起敬的神情。她的话也顿时变得如同喷射的火山：我爸像一座高山，巍峨挺立；像一片大海，可容纳整个世界。他对人爱，爱在你水深火热之时，爱在你危难险峻之刻，爱在你痛苦绝望之瞬。而他平时则用严、用骂、用罚你工作更高要求、用罚你不断清醒、保持谦虚谨慎和进步，来表达他的爱。

1984年，胜利油田的地震与钻井工作量超过1982年、1983年之和。老井增产的292口，平均单井日产118.8吨，油田年产原油达到2304 万吨。此后，一路攀高，到1988年实现年产原油3330.26万吨。

二靠先进的技术。有了主战场，发现了主要“敌人”，靠什么来打赢这一仗、来歼灭这股“敌人”？在石油业来说，就是要靠以钻井技术为主的一整套石油勘探开发的先进技术与工艺。在主管钻井的副指挥姚福林组织领导下，与钻井总工程师于万祥、钻井指挥部指挥张兆礼等人反复研究，提出了实现“解放钻速，解放泥浆，解放油层”的具体措施，并组织专门队伍对关键的技术工艺进行攻关。1986年他们提前50天完成350万米的全年钻井任务。尤其令人鼓舞的是他们在全国率先攻克与推广高压喷射，优选参数钻井技术，使全油田一百多部钻机的钻速大幅度提高，钻井质量也明显改善。而正是这一贡献，使日后在钻井指挥部召开的总结庆功大会上，年逾古稀的老部长康世恩，把屡建奇功的钻井队长与钻井工程师们请上主席台，当着几千人的面，向这些功臣们恭恭敬敬行了三鞠躬大礼。1987 年，他们又一鼓作气，全年打井1959口，钻井进尺434万米。胜利油田依靠先进技术，取得突飞猛的进步，余秋里听取李晔的汇报后，异常兴奋地说：“胜利”的胜利，是科学技术的胜利。

我对石油工业不很熟悉，也很少看望奋斗在最艰苦的地方、对国家作出了很大贡献的石油工人。如果你们批评我这是犯了官僚主义——总书记嘛，对石油工人不来看一看，我是接受的。但是我们党的政策有一条：既往不咎，过去从宽，不要纠缠历史旧账，团结起来向看前嘛！（热烈鼓掌——现场情景笔者注，下同）

你们这时不叫黄河之滨吗？你们这里也是黄河之浜。下面还有几句，我就不唱了。叫“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的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当时是1938年。现在，我就把它换那么几个字：“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四化的希望，能源的责任，要靠我们打头阵……”（长时间热烈鼓掌）

三靠人心。这是余秋里传下的石油作风。胜利油田的随矿职工家属，当年只有三千多户，这还是文化革命前经层层申请批准解决的。70年代以后，职工人数超过 10万人，前几年虽然组织了一部分职工家属参加农业劳动，但还有大量户口在农村的职工家属不能随矿，即便随矿了多数也还是“黑人黑户”，不供应粮食，不分配住房，不准参加农副业劳动，娃娃上学没着落。这是胜利油田面临的“老大难”问题。1981年以后，油田领导班子几经慎重研究，在山东省的关怀帮助下，划拨给几个农场和几十万亩盐碱荒滩。由负责后勤生活与职工家属工作的副指挥侯庆生统一组织与实施。于是，全油田彻底解决了职工两地分居问题。当时宣布：只要自愿，可以敞开大门让职工家属迁来油田开荒种地。真是石破天惊。“家属敞开来”，当时在石油厂矿是头一家。其反响与效果，不亚于几口千吨井同时喷油。众望所归，人心所向。工人们喜迎家属团聚。剩下的就是万众一心，为找油而战了！此刻，油田上下，人气大增。

像我这样的一个外行，对此无法作出正确的判别。但我知道：我的主人公在晚年时有一件事始终有些不甘：这就是中国的石油工业如果战略上考虑更成熟些，措施更加得力些，就不会出现像现在每年进口的比例那么大！

余秋里一生辉煌，一生豪气。然而他也有不畅的时候，这就是他的“石油情结”。1982年，将军离开经济战线回到军队，几年后又在非常特殊的情形下向中央提交了一纸辞呈，彻底退出了工作岗位。而晚年在他尚有时间安静下来重新认真筛理前些年自己勾划的中国石油构想时，苍天则以残酷的方式剥夺了他作为人应有的基本生物能力。5个年头、近2000个漫长的日日夜夜，将军一直在病榻头伴着无知觉的空谷址坠向生命的尽头……

他的石油老战友康世恩的晚年也不畅。自“渤海事件”复出后，康世恩拖着病魔缠身的躯体，艰难地执撑着石油工业的巨轮航向。1994年5月被确诊为肺癌。一年后的4月21日，康世恩在弥留之际，歪歪扭扭地写下一个“油”字后，便与世长逝，终年80岁……

老战友是在301医院去世的，那时余秋里也住在那儿，但他什么都不知道——这是植物人的最悲哀之处。据工作人员讲，1994年10月，当得知余秋里将军一跤跌下后再没从病榻上起来的消息后，已是重病在身的康世恩立即退掉已按排好的到上海进行治疗的公务车，抱病来到病室探望。面对躺在病榻头全无知觉的老战友，康世恩一遍又一遍地喊着：“余部长，你醒醒，我是老康呀！”、“你不是说好我们还要一起上大庆去看一看嘛？”、“我们还要建第二个大庆、建十来个大庆嘛……”

1984年5月19日：郑14井，日产1202吨；

我提的“第二个大庆”，是有个注解的。大庆现在核实的地质储量是30多亿吨，年产量5000多万吨。我昨天同你们的李晔同志讲，我说你产量达不到5000万吨，但如果地质储量先搞到30亿吨，产量又逐步上去，有一个可观的数目，比其它油田多，那也叫大庆嘛！叫第二个大庆嘛！大庆是老大，你是老二嘛！（热烈鼓掌）……

哀乐响起的第一时间里，朱 基总理来到将军的遗体前，深深地鞠下三躬。当总理再抬头时已是泪流满面。他喃喃地说着：“我一定要来看看老领导，可我来晚了，来晚了……”

见此景，将军的五个儿女：圆圆、方方、晓霞、晓红、晓阳等，再也忍不住悲痛，欲绝的恸哭震得天坠地裂。301医院的医生、护士们和将军身边的工作人员，跟着发出撕心裂肠的哭声，与四年多来朝夕相伴却无法用语言交流的老首长告别……那一幕让人心碎。

<small>◆开拓进取，那些得罪人的事也非做不可。</small>

将军无语，只有盖他遗体上的那面镰刀与锒头组成的鲜艳红旗，在泪河与万朵鲜花簇拥下跃跃而起、如火如茶……

胡耀邦：如果我们国家能够搞第二个大庆，那我们80年代就大有希望，这是个重大因素啊！提建设十来个大庆，想是可以这么想嘛，怎么不可以这么想呢？只是当时估计得过于乐观一点。

将军秋里来，将军春里去。

将军给中华大地上留下一个永不散去的国魂、军魂、石油魂……

<small>◆几个“跳梁小丑”被抓，将军听后“哈哈”大笑：今天我就上班！</small>

正文 作者作补语

我总有一个愿望：

为什么不能把中国的许多“红色经典”故事写成人们传颂的文学作品呢？

为什么不能把老一代革命家和领导人的事写得更生动、传神而传播于广众之中呢？

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五周年前夕，我有机会创作了这部反映中国石油工业的开拓者和领导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国经济工作、军队政治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余秋里同志丰功伟绩的作品。

当我走近“独臂将军”余秋里时，我深深地被这位传奇人物那火一般的革命激情、火一般的革命干劲、火一般的革命性格所征服！尤其是余秋里在任石油部长时领导举世闻名的大庆石油会战那段艰苦卓绝、气吞山河的“红色经典”事件中所表现出的卓越才能和“巴顿将军”式的风采，令我常常沉浸在创作的喜悦和激动之中。

大庆会战，是新中国历史上可称得上是和平建设时期的长征式的一部伟大史诗，它所创造的大庆精神即使在今天仍然闪耀着的不朽光芒。无疑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党的重要精神财富。

在写这部作品时，我才发现：

过去我们对大庆会战和大庆油田的发现过程了解得实在太少。电影《创业》和铁人王进喜可能是我们以前了解大庆的主要来源与主要印象，但那与整个大庆石油会战的史诗相比，它们仅是几个闪烁的亮点而非全部。大庆会战那波澜壮阔和鲜为人知的许多事，是我在写作这部作品时才被发现和挖掘到的。它令我兴奋，令我感叹，令我永远难忘那些为共和国摆脱贫穷、繁荣富强的前辈们不惜英勇牺牲、“宁愿少活二十多，也要拿下大油田”的伟大气慨和壮志，这种伟大气慨和英勇壮志，正是今天我们仍然十分需要的可贵民族精神！

写出革命领袖人物的人情、人性和人格来，这是我在本部作品创作过程中力图想完成的事。期待读者们能在阅读本作品时有这样的感觉。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大庆会战是一首史诗，场面宏大而历史已久，本篇主要写余秋里同志的活动，难免对一些事件和其他卓越的石油人表现得少了些，敬请当事者理解，也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在此，要感谢帮助我完成此作的大庆油田管理局的诸多“老会战”，还有原石油部数位老领导和老专家；感谢余秋里同志的家人和首长生前的工作人员；感谢余秋里同志的老秘书李晔、雷厉同志；感谢石油文联的冯敬兰、路小路、李学恒等；感谢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专家学者及中国作家杂志张倩、张文惠等同仁；感谢李国昌、陈道阔、宫科等作者，因为这部作品中有他们的劳动和真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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