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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近境》


正文 的中国之行

<span class="ter">——与之间</span>

村上春树是一位喜欢旅行的作家。用他本人的话说,虽然在日本拥有自己的住所,但不知何故,偏偏无法安居乐业,而宁愿“满世界跑来跑去”。从1986年(37岁)开始,在欧洲住了三年,在美国住了不止四年。这期间创作了、、和等长篇小说,写了《远方的鼓声》、《雨天炎天》、等游记和随笔。

不过准确说来,村上也并非“满世界跑来跑去”,或者说“满世界”似乎并不包括亚洲。事实上,村上作为亚洲人,亚洲国家他只到过中国和外蒙,而且只有短短两个星期。时间是1994年6月,路线是大连—长春—哈尔滨—海拉尔—内蒙新巴尔虎左旗的诺门罕(一译诺门坎)村,之后绕回北京,路线变为北京—乌兰巴托—乔巴山—哈拉哈河西岸的诺门罕战役遗址。关于此次中国之行、中蒙边界之行的记述,后来收录在1998年结集的之中。

说起来,最初的中译本是1990年4月出版的,到村上来华的1994年6月已逾四年。但那时尚未达到畅销程度,村上在中国自然不怎么出名,因此十几年前他的那次中国之行并未引起国人的注意,基本上是作为普普通通的外国旅行者出现的,没有受到任何特殊的接待和欢迎。所以,不妨首先看一下彼时中国在彼时村上眼中是什么样子。

关于火车,村上以其不无辛辣的幽默笔触这样写道:“从大连开始被塞进挤得连厕所都去不成的、堪称中国式混乱极致的满员‘硬座’车(原本计划乘飞机去长春,但航班被无甚理由地取消了,突然改乘火车),摇晃了一夜十二小时,累得一塌糊涂。到达长春站时,觉得脑浆组织也好像随同周围汹涌澎湃的情景而大面积重组一遍。”“中国人满不在乎地从窗口往外扔所有东西,若开窗坐在窗边,有时会遭遇意料不到的灾难。啤酒瓶啦橘子皮啦痰啦鼻涕啦,各种各样物件从窗外嗖嗖飞过,弄不好很可能受伤,下场更凄惨亦未可知。”关于宾馆:“我转了不少中国城市,深深觉得中国建筑师有一种能使得刚刚建成的大楼看上去浑如废墟的特异才能。例如每次进入面向外国人的高层宾馆——当然不是说全部——我们都会在那里目睹为数众多的废墟。电梯里贴的装饰板张着嘴摇摇欲坠,房间天花板边角部位开有含义不明的空洞,浴室的阀柄有一半两相分离,台灯的脖颈断裂下垂,洗面台活塞不知去向,墙壁有仿佛心理测试图的漏雨污痕。”关于医疗服务:“在哈尔滨,始料未及地跑起了医院——坐‘硬座’的时候,因对面坐的年轻男子开了车窗再不关上,致使异物进入眼睛(不过此君人倒非常友好,我下车时忘了带座席上的随身听电池,他特意跑来递给我)。”为此村上在哈尔滨去了两次医院,两次都不用等待,连洗眼带拿药才付费三元(四十日元)。于是村上感慨:“根据我的经验,就眼科治疗而言,中国的医疗状况甚是可歌可泣。便宜,快捷,技术好(至少不差劲儿)。”

不过,村上的中国之行显然不是为了写上面这样的中国印象记。他几乎没去任何景点,在大连没去老虎滩,在长春没看伪皇宫,在哈尔滨没游太阳岛,而仅仅是路过。较之游客或旅行者,他更是采访者。他的目的地是中蒙边境一个普通地图上连名字都没有标出的小地方:诺门罕。说实话,当年为翻译这个地名,我查遍了手头所有中外地图都没查出。那么,村上要去那么偏僻的地方做什么呢?

这涉及一场战役:诺门罕战役。

这场战役,日本人习称“诺门罕事件”,外蒙称为“哈拉哈河战役”。事件是1939年春夏之交由日军在靠近诺门罕的“满”蒙边境挑起的。关东军投入近六万兵力,结果在以苏军机械化部队为主力的苏蒙联军排山倒海的反击下一败涂地,死伤和失踪近两万之众,第23师团全军覆灭。此后关东军不得不收敛进攻苏联的野心。早在上小学的时候,村上就在一本历史书中看过诺门罕战役的照片。不知为什么,自那以来,那一战役的场景始终萦绕在他的脑际,后来受聘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驻校作家期间,他在学校图书馆里意外见到了不少关于诺门罕战役的英日文图书。翻阅之间,他终于明白了自己一直为那场战役所强烈吸引的原因:“那大概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那场战役的始末‘实在太日本式、太日本人式’了。”何为日本式、日本人式呢?在村上看来,就是几乎没有人对无数士兵在“日本这个封闭组织中被作为无名消耗品”谋杀掉负责任,甚至吸取教训都无从谈起。即使战后的今天,“我无论如何也无法从我们至今仍在许多社会层面上作为无名消耗品被和平地悄然抹杀这一疑问中彻底挣脱出来。我们相信自己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在日本这个和平的‘民主国家’中得到了保证。但果真如此吗?剥去一层表皮,其中一脉相承地呼吸和跳动着的难道不仍是和过去相同的那个封闭的国家组织或其理念吗?我在阅读许多关于诺门罕战役的书的过程中,持续感觉到的或许就是这种恐惧——五十五年前那场小战争距我们不是并没有多远吗?我们怀抱着的某种令人窒息的封闭性总有一天会以不可遏止的强大势头将其过剩的压力朝某处喷发出去,不是吗?”与此同时,村上意识到那场“奇妙而残酷”的战役正是自己寻求的题材,决心将那场战役作为长篇小说的一个纵向主轴。“我一边看书,一边把自己带往1939年的蒙古草原。我听到了炮声,肌肤感受到了掠过沙漠的风。”他在第一部中以64页篇幅(原文)写了同诺门罕战役相关的情节。写完第二部后,《马可·波罗》杂志问他能否实际跑一趟,“那是我早就想去的地方,一口答应下来”。

很明显,村上中国之行或中蒙之行的目的,就在于亲眼看一看作为题材之一的诺门罕战场。

关于,这部分为上中下三部、译成中文有五十万字的超长篇小说,对于村上春树可以说是划时代的标志性作品,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JAY RUBIN)称之为“也许是他创作生涯中最伟大的作品”。这部作品无疑是他创作道路的转折点。如村上自己所说,他诸多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主人公总在寻找什么,而同以前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主人公积极主动地期盼寻找并为此进行战斗”。通篇贯穿着这种积极性或战斗性,而其战斗性的指向就是寻找和发掘被日本官方掩盖了的另一种历史,即充满邪恶和暴力的历史。而要寻找邪恶和暴力的源头,势必追溯日本对中国大陆的侵略及其犯下的种种暴行。从寻找冈田亨夫妇丢失的一只庞物猫开始,很快将读者带往蒙古草原和血肉横飞的诺门罕战场。并通过滨野军曹之口点出了南京大屠杀:“在南京一带干的坏事可不得了。我们部队也干了。把几十人推下井去,再从上边扔几颗手榴弹。还有的勾当都说不出口。”如果说,的主题是探索和求证当今日本暴力的传承和渊源,那么那场“太日本式、太日本人式”而又被蓄意掩饰的诺门罕战役无疑是一个典型教案。可以说,村上的笔触在这里已触及日本历史最黑暗、最隐秘的部位和当今日本症结的源头所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实际来中蒙边境的诺门罕之前,村上已经写完了涉及诺门罕战役的的第一、第二部,第三部则是在结束中蒙之行后写的,而恰恰是第三部,成为村上真正的转折点。如果说第一部和第二部仍处于寻找和期待阶段,第三部则真正开始了战斗:用棒球棍将作为邪恶与暴力化身的众议院议员绵谷升打塌头盖骨,主人公的妻子即绵谷升的妹妹也下决心去医院病房拔掉维持绵谷升生命装置的插头——“我必须杀死我的哥哥绵谷升!”杰·鲁宾在他的专著《倾听村上春树》(he Music of ords)中指出:“只有第三部可以说受益于他对这个自学生时期起就一直挥之不去的战场的实地勘察。”

熟悉二战史的人都知道12月7日是美国的“珍珠港日”,1991年12月7日是美国太平洋战争五十周年纪念日。当时村上正在美国,即使普林斯顿那样的大学城也弥漫着反日情绪,几乎成了“反日日”。那天一整天村上没有出门——“那里的气氛很难让日本人出门,很难让自己分辨说自己是战后出生的,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毫无关系。在那里我确实感受到我们必须多多少少持续承担作为日本人的历史责任……换言之,当时我不容分说地被挟裹在五十年前发生的历史事件及其亡灵般的复活气氛之中。此后不久我便越过了界线,被拖进往来于1939年的满蒙边境和现今的东京之间那个不合逻辑的物语之中。”

这样,1994年6月,村上终于来到了中蒙边境,来到了诺门罕,实际站在了哈拉哈河畔1939年展开诺门罕战役的战场——“看上去原本像是坡势徐缓的绿色山丘,但也许因为苏军集中炮击的关系,形状已彻底改变,植被体无完肤,砂土触目皆是。8月下半月在苏蒙联军大举进攻之际展开的血肉横飞的围歼战即那场激战的痕迹在斜坡沙地上完完整整剩留下来。炮弹片、子弹、打开的罐头盒,这些东西密密麻麻扔得满地都是,就连似乎没有炸响的部分臼形炮弹(我推想)也落在那里。我站在这场景的正中,久久开不了口。毕竟是五十五年前的战争了,然而就好像刚刚过去几年一样几乎原封不动地零乱铺陈在我的脚下,尽管没有尸体,没有血流。”为了不忘记,村上决定拾起一发子弹和一块炮弹残壳带回宾馆,再带回日本。当他半夜返回乔巴山,将子弹和炮弹残壳放在桌子上时,他顿时感到有一种类似浓厚“气息”的东西发生了。“深夜醒来,它在猛烈地摇晃这个世界,整个房间就好像被装进拼命翻滚的混凝土搅拌机一样上下急剧振动,所有东西都在伸手不见五指的一片漆黑中咔咔作响。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是什么正在进行呢?”离开中国以后,那剧烈的振动和恐惧的感触仍久久留在村上身上,并使他为之困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村上开始认为:“它——其振动、黑暗、恐惧和气息——恐怕不是从外部突然到来的,而莫如说原本存在于我这个人的内面,不过是有什么抓住类似契机的东西而将它猛然撬开罢了。”

其实,这一奇特的体验是否属于“超自然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透露和强调的信息:黑暗、恐惧和暴力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终止而终止,它依然活在日本这个封闭性国家体制的内部,甚至活在自己和其他个体的内部,并正在窥伺时机以求一逞,正如前面引用过的村上原话:“我们怀抱着的某种令人窒息的封闭性总有一天会以不可遏止的强大势头将其过剩的压力朝某处喷发出去。”村上紧接着这样写道:“如此这般,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寂静的图书馆和由长春驶往哈尔滨嘈杂的列车这两个相距遥远的场所,我作为一个日本人持续感受着大体同一种类的不快。那么,我们将去哪里呢?”

“我们将去哪里呢?”——日本将去哪里呢?日本人将去哪里呢?自己将去哪里呢?不妨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个疑问和追索期待将村上带到了中蒙边境的哈拉哈河西岸,带到了诺门罕。在这个意义上,诺门罕乃是村上心中的诺门罕。那既是他在历史迷雾中持续寻找的遥远的“边境”,又是他必须日常面对的近在咫尺的“近境”。就此而言,较之一个旅行者、采访者或者一个作家,村上更是一个必须投入战斗的战士。

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部游记或旅行文学作品所收录的不仅仅是这篇题为《诺门罕钢铁墓场》的中国之行、中蒙边境之行,还收录了墨西哥之行、横穿美国大陆之旅和神户故乡之行等篇章,或场景描写栩栩如生,充满“新鲜的感动”,或思维的轨迹穿越时空,足以发人深省,文笔或诙谐灵动或沉郁悲凉或娓娓道来——确如村上所说“看写得好的游记比实际外出旅行有趣得多”,但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涉及了。何况,作为译者,理应把“有趣得多”的东西留给读者。

<span class="right">2007年2月23日(丁亥正月初六)于窥海斋</span>

正文 东汉普顿幽静的写作圣地

1991年秋天,一家信用卡公关刊物委托我写一写东汉普顿。我因为要去参加纽约马拉松,正好参加完了去,就答应下来了。搞摄影的松村映三和我同行。东汉普顿固然风景优美,但若说我的个人意见,我却是懒得住在作家聚集的地方——美国也罢日本也罢其他什么地方也罢。

我一说要去东汉普顿,几个出版方面的熟人当即举出当地居住的熟识作家的名字,叫我务必前去见见。出版社负责宣传的吉里安举出的名字是汤姆·沃尔夫、戴维德·勒维特、E·L·多克托劳。《纽约客》的编辑林达·亚莎举出了卡特·冯内古特的名字。吉里安和林达都是纯粹的纽约客,但都在汉普顿有房子,这些作家是住在其附近的熟人(遗憾的是,冯内古特也好多克托劳也好勒维特也好这回都未能见上。同汤姆·沃尔夫后来倒是在纽约见到了)。

总之,对于舞文弄墨的人来说,东汉普顿这地方类似某种圣地——这么说或许有些夸张,总之有许多作家在这里有房子。自不用说,其大半是成功作家(东汉普顿的地价相当高)。东汉普顿喜好成功作家,成功作家也喜好这个地方。在这个意义上,对于美国作家来说,这里或许是后天的、便宜的圣地。

作为高级避暑地为文人所喜欢的,在日本有轻井泽和镰仓一带,而实际前往东汉普顿一看,其漂亮程度和规模之大,即使轻井泽和镰仓加起来再放大一倍也远远无法相比。来到这样的地方,同样要为美国这个国家积蓄资本的巨大所折服。

东汉普顿位于长岛的东边,距纽约正好一百英里,开车两个小时多一点即可。若有余钱,租直升飞机半小时就到。若更有钱,也可以开私人喷气式飞机前往。当然,作家这类人是不那么有钱的,所以大体驱车往返。他们之中的多数在纽约市内拥有公寓套间,有工作就来纽约,工作完了就回汉普顿悠然写作,这是在此居住的作家的基本生活模式。以前我在纽约见约翰·欧文时,他告诉我在汉普顿和纽约往返的汽车上听狄更斯小说的朗读磁带来着。“毕竟时间长,路上听那样长度的磁带正合适,”他说。不过,欧文氏现已移居加拿大(看来他不中意美国这个国家),正在卖房子。“怎样,村上你不买?”他笑道。

在汉普顿有房子的不但是名作家,也有其他方面很多名人,如拉尔夫·罗兰、斯蒂芬·斯皮尔伯格<span class="" data-note="美国电影导演(Steven Spielberg,1947—)。执导有《大白鲨》、等影片。"></span>、彼利·约埃尔、卡尔文·克莱因、罗伯特·德尼尔、保罗·西蒙等等,不胜枚举。

东汉普顿大多是这类“又新又软的有钱名人”。但这些有钱又有名的人士来此居住一般是在夏天(他们当然是在私人海岸悠然自得地游泳),偶尔在周末或感恩节、圣诞节来一来,其他时间住在城里。每到夏去秋来落叶纷飞时节,剩下的只有当地居民和只要有打字机或电脑在哪里都能写作的那类作家。

“这是个很好的模式。”住在东汉普顿的作家彼得·斯威特说,“一年中的大约一半日子,这里到处是人。有晚会,人们走来串去,热闹得不得了。不久,到差不多厌倦了的时候,正好秋天来临,人们统统回城,而我们留下静静写作。谁也不来找麻烦,什么干扰也没有。而在渐渐觉得这样的生活单调起来,希望有什么刺激的时候,正好5月再次到来。你不认为这对作家很理想?”

在东汉普顿,作家每两周开一次会。所谓开会也并非搞什么特殊活动,不过是住在这一带的作家相聚吃喝罢了。“有各种各样的作家,”他说,“巴德·舒尔伯格(剧作家,菲茨杰拉德小说《美梦破灭》的改编剧执笔者)、皮特·哈密尔(不久前离开了这里)、达特逊·莱达,还有许许多多。下次开会是明天晚上,你也一定要来。”遗憾的是,我明天早上必须赶往纽约,没能参加那个会。

从东汉普顿开车往北行驶二十分钟左右,有个叫萨格·哈巴的港城,汤姆·哈里斯()、多克托劳、品特罗等人住在这里。纳尔逊·阿尔格伦(《漫步荒野》、《拥有黄金手臂的人》)也曾在此居住。向我讲起阿尔格伦的是经营“卡尼欧书店”的卡尼欧:

“十一年前在这里开旧书店的时候,一天关门时来了一个两眼放着凶光的汉子,贼溜溜地在店里看了一圈——他就是阿尔格伦。

“‘喂,你就把这个叫书店?我家卧室书架上的书比你还多!’说罢就回去了。不料三天后,他把快抱不过来的书抱了过来,并且这么说道:‘喏,把这些摆上卖了!’倒是个痛快人。芝加哥出身的莽汉,总之粗言粗语不讨人喜欢,可心地非常善良。”

当时的阿尔格伦是个被遗忘的作家,年轻读者几乎没人看他的小说。他在这个多少保留着作为捕鲸港的昔日荣光的萨格·哈巴小城像隐士一样生活着,但在卡尼欧的书店召开其作品朗读会的时候,店里听众挤得满满的,这使得阿尔格伦心里充满了幸福。

“两个星期后阿尔格伦死了。”说着,卡尼欧摇了摇头。

我住在一家名叫“thE PINK hOUSE”的旅馆里,主人罗恩是个年轻的建筑师。他买了位于东汉普顿头等地段的这所旧房子,自己改建成了旅馆。“女朋友苏一眼看见这房子就说要在这里开旅馆,两年前的事了。”他说,“在她的劝说下开始了这个买卖。改建的事彻里彻外是我做的,从揭墙纸到配管配线、涂漆,全我一个人包了。”

如果说打理房子是罗恩的职责,那么苏的任务就是做饭。她做的早餐十分了得,胡萝卜、面包、脆皮松饼、葡萄干全麦饼、薄煎饼,全是她亲手做的,非常可口。这里是所谓Bed and Breakfast,只管早餐,但每天的早餐确是一种享受。

这家旅馆另外值得一看的是家具等用品。“为开业特意买的东西几乎没有,用的全是我们以前搜集的或从祖父母那里继承下来的东西,结果气氛十分沉稳。”看了这些东西,我不能不承认美国社会的某种健全性——买下18世纪建造的房子,自己动手里外翻新,再用亲手收集的家具等家居用品装扮一番,端上自己做的实实在在的饭菜。以日本说来,大约就是从公司离职的简易旅馆经营者,但在罗恩和苏身上看不出自负之处,就像把过去极其自然而然地承袭下来一样。这让人心情愉快。

“感觉上与其说是旅馆,倒不如说是在自己家里招待客人,所以也不怎么做广告。房间里没有电视没有电话。大家来了,在客厅和餐厅里能像在自己家里那样放松下来就行了。前不久还在这里集中留宿过参加斯皮尔伯格婚礼的客人呢。那时真够开心的。罗宾·威廉斯啦马丁·肖特啦罗布·劳啦,那样的明星坐在那里的客厅一起喝酒,听音乐,唱歌。那才叫不同凡响咧!”

到了10月,东汉普顿街头大凡可称为娱乐的东西统统没了,往下只有看书或写作。看腻了写烦了,只能散步。不过还好,这里确是散步的理想场所。地方有点儿过大,像在轻井泽那样骑自行车往来兜风怕也不坏。有各种各样有名的宅院,有许许多多有名人物住的房子。有上个世纪20年代建成的林格·拉德纳的有名的宅邸,有萨拉和杰拉尔德·迈菲住的粉红色房子,有菲·唐纳薇的房子(菲向镇议会申请在自家院子修游泳池而未获批准,一气之下,前不久离开了)。紧挨卡尔文·克莱因的房子的,是斯皮尔伯格的房子。

为什么名人如此集中住在东汉普顿呢?是什么把他们吸引到东汉普顿的呢?这是个极难回答的问题。我来东汉普顿也这样问了很多见到的人,回答委实五花八门:地理之便、风景优美、环保到位、治安良好、人文景观。最能说服我的是这样一种回答:“名人反正就是喜欢和名人在一起,对他们来说,这好像是最能让人放心的。”或许是这样的,我想,惟其如此,圣地才得以存续到20世纪,在21世纪也将存续下去。

正文 超“有深度”赞岐乌冬面之旅

1990年10月。《高级时尚》一位名叫松尾的年轻漂亮且有才气的编辑(当时)每次见到我都炫耀(大概此外别无炫耀)她老家的赞歧乌冬面。于是我说“那么就去尝尝吧”,随即前去采访。同行者为安西水丸。三人“吐噜吐噜”大吃乌冬。不过的确好吃。近来不由想再去吃一次“中村乌冬”。采访之余,爬一爬金刀比罗宫的石阶也不坏——令人怀念哪!

也许香川县这个地方此外也有许多名堂足以令人吃惊,但我去香川县最为吃惊的,乃是乌冬面馆之多,多得铺天盖地,简直让人觉得除了乌冬面馆就一无所有。什么寿司店啦拉面馆啦荞麦面馆啦几乎见不到,无论去哪里都是乌冬、乌冬,就好像“五·一”节明治公园随风飘扬的彩旗,甚至觉得旅行期间从早到晚看的全是乌冬面馆的幌子。

除了乌冬面馆的幌子,勉强留在记忆里的,顶多只有写着“热情待人”字样的“狮子俱乐部”竖牌和名叫“就那里”的酒吧招牌。我虽然不大喜欢就细节说三道四,但到底弄不明白将“就那里”作为店名的人发的是什么神经。“就那里”指的不就是“那里”吗?另外,“热情待人”也蛮够意思的。这招牌是在金刀比罗宫附近一个街角发现的——风风火火提起这个来,作为我也伤透脑筋。标语这东西还是把意象(image)限定一些才好。四国人到底想的什么?一塌糊涂。

这且不说,总之香川县乌冬面馆为数甚多。如果统计出每人所拥有的乌冬面馆的比例数字,香川县必占全国之首无疑。

老实说,对于《高级时尚》杂志,这次很难说是多么时尚的采访活动,我多少觉得有点儿不对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赞歧乌冬面同时尚之间没有任何关联。按理,这样的策划该让给《太阳》、《四季之味》或退一步让给《Mistress》才是道理。然而却由《高级时尚》搞起来了。这又是何故呢?原来责任编辑松尾(松尾小姐,女性,敬称从略)同我一见面就谈乌冬面(或许香川县出身的人话题一般来说很有局限性),而我本来就中意乌冬面,每次松尾说起来都觉得十分好吃,听着听着就恨不得马上吃到嘴里。松尾差不多每次都淌着口水和鼻水大说特说,既然那样,那么就去四国吃乌冬好了,顺便采访一下,写成报道。实不相瞒,起初还叫我写e des Gars展览会方面的报道来着,我说那东西我可不太明白,若是乌冬面倒还可以写一写。如此说说笑笑之间,乌冬面之行就真的定了下来,只能说是势之所趋。

于是向安西水丸打招呼:“一起去四国吃乌冬面如何?”“啊,好啊,去就是了!”这么着,三人就一晃儿去四国做了三天两夜之旅。时值秋季,气候也适宜,正好去四国一边悠悠然游山玩水一边放开肚皮大吃赞歧乌冬。尽管10月已进入尾声,但四国仍热得只穿一件t恤都冒汗。

也可能有读者以为乌冬面馆这东西全国不管去哪儿都大同小异。但明确说来,这看法不对。香川县乌冬面馆同其他地方的相比存在着根本性区别。一言以蔽之,即相当“有深度”,感觉甚至像深入某个美国南方小镇去吃油炸鲶鱼。

<h3>小悬家</h3>

到四国最先进入的乌冬面馆,刚一坐下就有礤床儿和长约二十厘米的大萝卜端了上来。我心中生疑,可四下一看,但见客人全都以一本正经的神情“咔喳咔喳”礤着萝卜。不得已,我也右手萝卜,左手礤床儿,“咔喳咔喳”礤起大萝卜来。从点乌冬面到煮好大约有十五分钟,以此消磨时间诚然不坏,问题是店堂里的客人全部礤大萝卜,作为场景相当奇妙。我蓦然心想,礤大萝卜在本质上恐怕应属于个人作业。固不能说是孤高之举,却也不应是集体行动,虽然怎么都无所谓。

况且大萝卜很硬,礤起来需要非同一般的腕力和握力。相对说来,我算是腕力大的(老婆常说惟独这种时候派上用场),尽管如此,还是累得气喘吁吁。倘若去年心脏病一齐发作的老年夫妇来这里吃乌冬,那可如何是好?虽说事不关己,但也够让人担忧的。

和萝卜一起端来的还有酸橘子。桌面上放有五香粉、葱和生姜。葱不是关东常见的白葱,而是软乎乎的青葱。此外有芝麻,转动磨盘“咔咔”碾碎的那种。还有酱油、装在软管里的辣根和味精。采访当中我进过十来家乌冬面馆,几乎家家都有味精,不妨说是保留项目。香川县多数人吃乌冬面时都洒味精,那也够壮观的了。

另外,或许有人问乌冬面馆为什么有酱油。这是用来淋乌冬面的。就是说,冷乌冬面端来后,客人把酱油“刷刷”淋在上面吃。这叫“酱油乌冬”。

好容易跑来四国,我也想品尝一下这“有深度”的酱油乌冬。这东西相当可以,简洁豪放,以荞麦面条言之,就是所谓“小笼屉”之感。放久失去弹性的乌冬就不成了,若是刚刚摔打出来的生龙活虎的乌冬,淋上酱油,覆以葱花调味,“吐噜吐噜”吃起来,味道禁不住让人拍膝叫绝。

这家乌冬面馆名叫“小悬家”,似乎相当有名。乌冬的软硬度是稍微偏硬。酱油乌冬大碗四百日元,小碗三百日元。同东京的荞面馆相比,价格固然便宜,但以香川县乌冬面馆的标准价格来说,可能算贵的。馆里除了乌冬面,还有御田和油豆腐寿司之类,吃的人像吃自助餐那样随意取来,同乌冬一起吞食,算是一种菜肴。哪家乌冬面馆的章法好像都和这家差不多。

这是面向初食者的乌冬面馆,让你大致有个感觉。往下就陡然往“有深度”进军了。

<h3>中村乌冬</h3>

下一站是丸龟附近的“中村乌冬面馆”,这家可真叫厉害,是“有深度”之中最“有深度”的。不但交通极其不便,而且店的位置也难找,实在不敢向一般游客推荐,但若是近乎偏执的乌冬爱好者,则务请前往一试,绝对不虚此行。

第一点,此店几乎位于农田的正中,连个招牌也没有。门口倒是写有“中村乌冬”字样,但故意(我认为)写得很小,存心不让路上的人瞧见。若不绕一大圈走到最里端,绝对看不出那是一家乌冬面馆,可谓相当乖僻。我们是搭出租车去的,连司机也吃了一惊:“哦,这地方竟有乌冬面馆,没想到!”

店小得不行。与其说是乌冬面馆,不如说更像建筑工地放器材的小仓房,里面凑合着摆了几张小桌。经营“中村乌冬”的是中村父子。我进门时,无论父亲中村还是儿子中村都不在,只有一个老汉在装满水的大锅前独自“吭哧吭哧”煮着乌冬面团。我以为他大概是中村父子中的一位,就打了声招呼,不料他说“哪里哪里,我是客人”。这家面馆的规矩,客人只管拿起那里摆着的乌冬面团煮熟,淋上汤料或酱油什么的吃,随便放下钱走人就是。我思忖这地方甚是了得,但入乡随俗,我等也自管煮好乌冬淋上汤料,端起大碗走到门外(店堂太小),坐在石头上“吐噜噜吐噜噜”吃了起来。时间是上午九点多,天气好,乌冬味道也好。一大早就坐在石头上“吐噜噜”啜食乌冬面,渐渐产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心情,心想世人爱怎么想就怎么样想了,管他呢!乌冬面这一食品里,肯定包含着损耗人的知性欲望的某种因素。

正吃着,父亲中村出来了,儿子中村也出来了。父亲中村捏着乌冬摔打的时间里,我们听儿子中村介绍情况。面馆开了十八年,儿子中村说,那以前是办养鸡场的,再以前办木材加工厂赚了钱,鸡不下蛋以后开始经营乌冬面馆。从养鸡场忽然转行开乌冬面馆,设想足够大胆,不过在这香川县也许并没有什么不自然。经他这么一说,再仔细察看,乌冬面馆的建筑果然有点儿像鸡舍。

乌冬面馆建筑物后面是农田,栽着大葱。据一位客人证实,一次发牢骚说没有葱,结果被父亲中村训斥道:“啰嗦!自己去后面的地里拔来!”总之这家乌冬面馆够野的(我也渐渐带上了方言味儿)。如此闲聊之间,父亲中村捣鼓完了新乌冬,随即在锅里过一下水,洒上葱花和酱油端给我们。的确可口得很。刚才吃的已经够可口的了,但同这刚刚打出的乌冬相比,香味和毫不含糊的韧性到底差了一档。在此次采访中吃到的许多乌冬里,这碗乌冬也堪称珍品中的珍品。去“中村乌冬”碰巧吃到刚刚打出的乌冬之人堪称幸运儿。

“中村乌冬”是用双脚踩着揉成的。没有揉面机的话,保健所是不发卫生执照的,所以开店时购置了一台二手机,但检查过后不再使用,一直用人脚踩着制作。“不这样不好吃的。”儿子中村一口咬定。明确地说,这对父子无论所说的话还是经营方针都很偏激,可乌冬又好吃得没得说。听对方用东京腔说“不这样不好吃的”,不由得想插嘴道“哦,是吗”,而当他说“不用这招儿不够味儿”时,就只能为其本地方言的动感所折服了。

桌上摆有葱、生姜(自己捣碎)、五香粉、味精、山濑酱油(淡味型,琴平产),放在乌冬里的配料有筒状鱼糕、天妇罗、鱼肉山竽饼。天妇罗是儿子中村自己炸的。乌冬面团小的一团八十日元,相当便宜(带走五十日元)。听说一人大体吃五团,但我不是香川县民,觉得三团足够了。客人多是回头客,有不少人为吃这乌冬面特意从远处赶来(虽说是远处,当然也不是从带广或那霸坐飞机赶来,只是那一带的邻镇邻村)。食客愿意自带鸡蛋和萝卜也悉听尊便。不上酒,但好像可以随便带来。如此非同一般的乌冬面馆,我想此外找不出第二家。不过,如果专门带着大萝卜来吃乌冬,怕也是够意思的……

<h3>山下乌冬</h3>

此店位于一条名叫绫川的河边,门前有过去碾粉用的水车。同样没有招牌,只门口旁边有一块写有“邮政局邮递员休息处”字样的牌子。大概香川县邮局职员是在乌冬面馆里休息的。也许从东京调来香川的职员下班后听上司说“找一家店去”,找到这里还以为是酒吧或卡拉OK,不料进去一看却是乌冬面馆,于是两人“吐噜噜”吃一顿乌冬了事——好个温情脉脉的风气。

“山下乌冬”基本上是家面条厂,给乌冬吃算是一种小小的招待。来买乌冬的人提出品尝乌冬,于是摆上桌子,烧开水,拿来酱油和料汤,生意就这样开始了。所以桌子旁边就是一字排开的面条机。香川县有很多这样附带乌冬面馆的面条厂。以东京说来,就是既制作三明治又上咖啡的面包屋。两张简单贴有装饰板的餐桌,十三四把钢椅,芝麻、生姜、味精、酱油、葱,必需之物一应俱全。乌冬一团一百日元,筒状鱼糕天妇罗七十日元,是面条厂刚刚制作出来的,味道毕竟不一般。支一口老式大锅,以树皮为燃料,“咕嘟咕嘟”烧着水。

听了主人山下先生的介绍:“战后国产小麦减少,味道也变了。我小时候把附近收上来的小麦碾了做面条吃,那真叫好吃。如今差不多所有小麦都是澳大利亚产的。”

虽说是进口货,但日清面粉厂为香川县生产了特配的面粉。这是因为,香川人对乌冬的标准特别严格,面向全国的普通面粉受到了用户的投诉。我也看了,供给香川县的面粉的确印有“香”这个标记。着实讲究。

<h3>加茂乌冬</h3>

乌冬接着乌冬,肚子渐渐吃不消了,但别无他法,下一站是“加茂乌冬”。“老是这么吃乌冬可真够受的啊!”水丸君说。那对我也一样,我也想吃点儿不是乌冬的东西。如果可能,想来点咖哩饭什么的。然而,彻底对付乌冬乃是采访主题,是为这个才来四国的,后悔也来不及了。这么着,只要体力支撑得住,就只能继续吃乌冬。接下去是“加茂乌冬”。

光从外景来说,我绝对中意此店。不折不扣位于农田正中,坐在屋外的长板凳上吃乌冬,但见稻田在眼前平展展地铺陈开去。时值秋日,稻穗在清风吹拂下窸窸窣窣摇曳不止。一条小河就在前面流过,天高气爽,鸟声频频。清汤乌冬八十日元,大碗一百四十日元。配菜有炸牛肉饼和鸡蛋,都放在桌上。乌冬当然够味儿。这次都是请当地人介绍的,就味道而言,哪一家都高出平均线。水丸君吃着炸牛肉饼:“味道好极了,这个!”店堂一角的煤气炉上煮着竹笋,正“咕嘟咕嘟”发出声响。常有当地人顺路进来“吐噜吐噜”吃乌冬,很有乡土气息,人们显得其乐融融。松尾如今因为任职于《高级时尚》,开口e des闭口三宅一生,自以为好了不起,其实高中放学路上还不是走进这种面馆淌着鼻水吃乌冬的!

在这里吃乌冬算是小憩,然后去见香川大学教授、乌冬权威真部正敏先生。进了教授室,先生始而不解:“到底采访什么呀?高级时尚?”继而谈起乌冬。先生任赞歧乌冬研究会会长,出版一份名为《赞歧乌冬》——名字不无即物味道——的像模像样的会刊,日前还去中国交流面类的学问,实非一般教授。会刊读来也妙趣横生。只是读这刊物,让人觉得香川人也许除了乌冬什么都不思考,这恐怕也是个问题。

据先生介绍,现在赞歧乌冬使用的小麦为澳大利亚产的AS(Australia Standard e)这一品种。这是澳大利亚人为用于乌冬面而进行品种改良后面向日本市场特别生产的小麦,有香味,韧性好,口感滑润,其特性出类拔萃,而且原价比国产的低得多,因此转眼之间席卷日本市场。那是昭和50年代中期的事。我也在各家乌冬面馆看了原料面粉袋,发现哪家用的都是同一牌子的面粉,所以正确说来,进口AS以前的赞歧乌冬和其后的赞歧乌冬味道也应该有所不同,实际上“山下乌冬”的主人也说还是过去的味道好。

但真部先生并不附和这个说法:“味道是记忆中的东西,至于哪个味道好、味道有怎样的变化,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这的确有其道理。想必这在香川县内也是引起争论的话题,或者说是竞选县长的一个论点也未可知。

但不管怎样,整个日本不管哪里都吃同一味道的乌冬也未免单调,我也有此看法。上面也写了,就算面向香川县的麦粉品质真的高一档次,赞歧乌冬也应具有唯独赞歧乌冬才有的不容怀疑的独立性才对。因为以如此不亚于虔诚信仰的澎湃激情热爱乌冬的县民,即使找遍全日本也绝无仅有。我想,假如某一天澳大利亚同日本因故断交,全面中止面粉出口,乌冬这个东西荡然无存,那么至少在香川县会掀起革命浪潮吧。

从真部先生口中听到了不少关于乌冬的令人兴味盎然的学术性见解,可惜篇幅不够,只好移师下一站。得!

<h3>久保乌冬</h3>

这家乌冬面馆也是面条厂直接经营的,但因其位于高松市内,比之其同类,作为乌冬面馆的格局还蛮像那么回事,从外面看无可挑剔。我们到时早上九点刚过,但里面已座无虚席。因为有很多人早餐也吃乌冬,所以香川县的乌冬面馆开门早。这里的汤料有一股小沙丁鱼干味儿,甚是可口。主人说,小沙丁鱼汤料的味道取决于起网时间,这点极难把握。这里清汤面和小笼面各占一半。

看上去客人吃的效率非常高。基本上是男子一个人进来,简单点罢,从台面随意取来炸牛肉饼或炸豆腐,以熟练的手势加进调味品,“吐噜噜”默默吞食,食毕放下钱迅速离去。极其hard-Boiled。假如菲利浦·马洛生在香川县,肯定如此吞食乌冬无疑。不剽悍吃不了乌冬,不温柔没资格吃乌冬——是否果真如此我不晓得,姑妄言之罢了。

此处小团一百二十日元,大团一百九十日元,特大团二百六十日元。

此外也转了不少乌冬面馆,无法一一写来,只好忍痛割爱。上顿下顿净吃乌冬,感觉上好像三天吃完了一年的份额。“乌冬面都快从我鼻孔里出来了!”松尾说。采访期间松尾一直患重感冒擤鼻涕,没准真的出来一两条。

这个不说也罢。反正香川县的乌冬好吃得超越了所有怀疑、所有保留意见。旅行结束之后,我对乌冬这东西的看法也好像整个为之一变,即使说我的乌冬观发生了“革命性转变”也不为过。以前我住在意大利的时候,几次去托斯卡纳的基昂蒂地区旅行,转了好多葡萄酒厂,结果我对葡萄酒那东西的想法整个为之一变,而此次乌冬体验足可与之匹敌,我想。

在“有深度”层次上吃的香川县乌冬有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气息。我深切地感到这里的人们是如此这般吃着、如此这般生活着的。同香川人谈起乌冬的时候,简直有一种像谈家庭一员的温情,每一个人都带着关于乌冬的回忆,谈得真诚感人。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正是这样的温情才孕育出了美味。

不过,“中村乌冬”是够厉害的啊!

正文 诺门罕钢铁墓场

1994年6月。第三部写到诺门罕和满洲,结果引来了《马可·波罗》杂志,问我能否实际跑一趟。那是我早就想去的地方,一口答应下来。那里基本属于边境,旅行期间住在人民解放军和蒙古军队的宿舍,非我个人轻易去得成的地方。同行者为松村映三君。本书封面的照片,是我请他用我带去的“现场监督”的那个简易相机拍摄的。臼形炮弹的残片仍好好保留着。不过清一色的羊肉饭食可真是害得我好苦。

<h3>从大连到海拉尔</h3>

早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在历史书中看过诺门罕战役的照片。至今仍清楚记得照片上异常笨重的旧坦克和同样笨重的旧飞机。还附有简短说明:1939年夏,驻扎在满洲的日军同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古)联军围绕“满洲国”国境线展开激战,日军遭受重创,败退下来。较之关于两年后爆发的太平洋战争那神乎其神的记述,简短得近乎“小小花絮”。然而不知何故,自那以来,这场诺门罕战役(因为没有正式宣战,很长时间里一直以“诺门罕事件”这一暧昧字眼称之,但事实上那是一场惨烈至极的货真价实的战役。蒙古方面称为“哈拉哈河战役”)的场景就鲜明印在了我的脑际。

其后我也从不放过写诺门罕战役的书,大凡见到的都看了。遗憾的是,其数量绝不为多。不料,大约四年前因故旅居美国,当我在我所属的大学图书室信步走动之间,发现书架上有数量相当不少的关于诺门罕战役的日文旧书。固然算不得“命中注定的邂逅”,不过人这东西总是在奇妙的地方碰上奇妙的东西。反正,我把那些书借了出来,有时间就看。结果,我察觉自己至今仍像小时候那样为那场在蒙古无名草原上展开的血肉横飞的短期战役所强烈吸引。什么原因却不晓得。反正情形就是这样。

写下巨著《诺门罕》——就连细部都写得令人震惊——的美国战史专家阿尔宾·D·库克斯也在前言中写了相同的情形:年轻时某一天在美国报纸上看到了关于诺门罕战役的简短报道,自那以来“不知何故”为那场战役迷住了。那种心情,“不知何故”,我也十分理解。

不过,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图书室里一册又一册阅读有关诺门罕战役的书籍过程中,随着那场战役的实况在脑海中较为鲜明地浮现出来,我开始把握了——尽管是朦胧地——自己为那场战役所强烈吸引的含义。那大概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那场战役的始末“实在太日本式、太日本人式”了。

当然,太平洋战争的始末在大的意义上无论如何都是日本式的、日本人式的,但若作为一个样品取出来分析,其规模委实过于庞大。那已经作为一个定型的历史浩劫,恰如一座纪念碑耸立在我们头上。但诺门罕不然。在时间上那是一场不到四个月的局部战役,以现今的说法,乃是“限定战争”。尽管如此,那仍是日本人拖着一条非现代尾巴的战争观即世界观被苏联(或非亚洲)那种重新改组过的战争观即世界观彻底击溃、被其蹂躏得体无完肤的最初体验。然而遗憾的是,军部首脑几乎没有从中吸取任何教训。理所当然,如出一辙的模式又以压倒性的规模在南方战线重复了一次。在诺门罕丢掉性命的日军将士不足两万,而在太平洋战争中竟有超过二百万之多的战斗人员战死。最为重要的是,无论在诺门罕还是在新几内亚,多数士兵的死法几乎同样没有意义。他们在日本这个封闭组织中被作为无名消耗品以极差的效率杀害了。对这种“极差的效率”或非合理性,我们或许可以称为亚洲性。

战争结束之后,日本人开始憎恶战争、爱好和平(说得更准确些,应是和平这一状况)。对于把日本这个国家最后导向毁灭的极差的效率,我们力图将其作为前现代性的东西予以摧毁。我们不是追究其作为自身内在的非效率性的责任,而是将其作为由外部强制施加之物来对付,像做外科手术那样单纯地、物理性地予以排除。其结果,我们的确住在了基于现代公民社会理念的效率良好的世界,而效率的良好又给社会带来了压倒一切的繁荣。

尽管如此,我无论如何也无法从我们至今仍在许多社会层面上作为无名消耗品被和平地悄然抹杀这一疑问中彻底挣脱出来。我们相信自己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在日本这个和平的“民主国家”中得到了保证。但果真如此吗?剥去一层表皮,其中一脉相承地呼吸和跳动着的难道不仍是和过去相同的那个封闭的国家组织或其理念吗?我在阅读许多关于诺门罕战役的书的过程中,持续感觉到的或许就是这种恐惧——五十五年前那场小战争距我们不是并没有多远吗?我们怀抱着的某种令人窒息的封闭性总有一天会以不可遏止的强大势头将其过剩的压力朝某处喷发出去,不是吗?

如此这般,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寂静的图书馆和由长春驶往哈尔滨嘈杂的列车这两个相距遥远的场所,我作为一个日本人持续感受着大体同一种类的不快。那么,我们将去哪里呢?

这次我和照片上的松村君用了两个星期,先后分别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一侧和蒙古国一侧看了诺门罕战场。本来,只要从诺门罕村往前一步跨过国境线即可进入蒙古国(以下简称蒙古)的哈拉哈河,但遗憾的是时下两国的想法错综复杂,无法如愿以偿,只好远远返回北京,从北京乘机飞到乌兰巴托,再特意开吉普去中国国境,整整绕了个大弯子。在这个意义上,这一带在政治上相当“麻烦”。中国和蒙古的关系近年来是改善了不少,但国境一带的民族问题仍暗藏着沉重而静寂的火种。

说实话,去中国完全是第一次,但从成田直飞大连仅用了四个小时。想到花十多个小时往返美国东部,这回就像国内旅行,很有些意犹未尽。“哦,已经到了?”——虽说时间这么短暂,但感觉上的距离十分了得。从大连开始被塞进挤得连厕所都去不成的、堪称中国式混乱极致的满员“硬座”车(原本计划乘飞机去长春,但航班被无甚理由地取消了,突然改乘火车),摇晃了一夜十二小时,累得一塌糊涂。到达长春站时,觉得脑浆组织也好像随同周围汹涌澎湃的情景而大面积重组一遍。

初次目睹中国这个国家,最先大吃一惊的是人多。当然日本也人多,但因为国土本身狭小,未尝不可以说是理所当然。而中国情况不同,国土大得不得了(尽管大),人也多得足以把国土整个填满。去哪里都满满是人,没有人的场景压根儿不存在。这么说也许会招致误解——我在日本从书上看到“南京大屠杀”和“万人坑”等战争期间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大量屠杀事件时,对于事情的过程,我的脑袋可以大体把握,但在数字规模这点上总有不能领会之处。就算再集中杀人,可作为现实问题,果真能杀那么多人吗?对此在实感上难以置信。日本的很多读者恐怕也怀有和我同样的感想吧?

但实际来到中国,在公园一角或车站候车室有意无意地观看周围人来人往的情景,忽然心想:那真可能实有其事。总之人就多到那个程度。人不知从何处一拨又一拨赶来。也不单单城市,去乡下也一样。交通工具——无论何种乘用物——全都宿命地、致命地拥挤,街上行人不分场合地扔烟头、吐口水、大吼大叫、胡乱买东西或硬卖东西。长时间面对如此光景,难免产生类似恐怖的感觉,觉得数量陡然差了一位数。甚至觉得,使得日本兵的感觉发生根本性错乱的,说不定也是这种压倒性的物理数量的差异。

在大连街头,梅赛德斯·奔驰左一辆右一辆扑入眼帘,而且不是190那种温和车型,而是500、600那类大家伙。究竟什么人乘这样的东西呢?我一时捉摸不出。除此之外,奥迪和丰田皇冠也呼呼跑个不停。但不管怎样,路况差得接近极限,车自行其是地行驶,人自行其是地行走。我花了好些时间才跟上其步调,或者不如说直到最后也没跟上。这以前我在罗马、伊斯坦布尔、纽约等交通相当混乱的地方也自由自在地驱车行进来着,但对于中国城市交通异乎寻常的极度混乱还是瞠目结舌,根本不想在这样的地方开什么车。

“为什么街上几乎没有信号呢?”我问中国人。“不顶用的,有信号也没人遵守。”对方每每这样回答,“当然喽,大家好好遵守信号,堵塞也能减少一些……”全都像说别人似的,谁都不肯从自己做起。四周黑下来车灯也不开(对此有两种说法,一是视力好,二是节省电费)。有人横穿马路,车也不减速,只是警告性按喇叭了事。由于太可怕了,天黑以后我一步不出宾馆。而在太阳出来的时候,我目睹了街上到处发生的梅赛德斯·奔驰和自行车相撞事故以及把群众卷进去的大规模争吵。

世界上所有的汽车公司好像都把中国作为惟一剩下的大型市场而虎视眈眈,问题是倘若行驶在中国大地的汽车数量进一步增多,那么出现的恐怕是异乎寻常的噩梦(有关中国的东西似乎都有异乎寻常的倾向),因为即使是现在这样,也足以称之为“通常意义上的”噩梦了。然而看样子人们并没有作为噩梦来对待。由此看来,如此发展下去,势必有一天中国全境——从越南国境到万里长城——被交通堵塞、空气污染、烟头、BEON招牌所彻底覆盖。这或许可以称为历史必然,总之不可乐观。

我在长春采访了动物园。动物园是1941年作为“新京动物园”(日伪时期的称呼)开设的,1945年随着苏军的进攻而关闭。此后成了形同废墟的公园。但到了1987年,长春市当局重新辟为动物园。如今正式称为“长春动植物公园”。作为主要动物,有虎、熊猫、犀牛、象、猴、斑马等。但是,也许是开园不久的关系,动物数量不是很多,加之占地面积大得不得了,从一个动物区走到另一动物区相当累人。我喜欢动物园,旅行当中顺便看了全世界各种各样的动物园。但“动物密度”如此之低的动物园还是初次。若把动物大体一一看遍,要累得筋疲力尽。我们最后也没能找到熊猫栏。问一个路上碰上的年轻男子熊猫在哪儿,对方沮丧地说他找了半天也还没找到。看来本地人也够受的。

虎是在相当大的石山那样的场所饲养的,一看就知道虎生活得悠然自得。问题是看的人必须远远观看,若非用望远镜,看到的虎只能是小得近乎不合理的虎。但绕到虎山后面一看,那里竖有一块写着“抱虎照像”的牌子,我当怎么回事,原来意思是“抱着虎崽照相”。问费用,答用自己的照相机照,十元即可。十元才相当于一百三十日元。有句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出一百三十日元就能抱上真正的虎子,真个十分了得,不愧是中国。

可看到饲养员领来的“虎子”,我有些慌张起来。比预想的大得多。我以为顶多猫那么大,而实际在那里的却是不折不扣的小型老虎。胳膊都比我的粗得多,牙齿也长得和大虎没什么两样。若给它咬上一口,大有可能忽地咬出一个洞。喂,我可不抱这样的东西——心里虽这样想,但毕竟是自己提出来的,不好现在才打退堂鼓。遂问饲养员“不咬人吗”,只听他说“放心,不怕的”。不过据我短暂逗留的经验,中国人口中的“放心,不怕的”相当叫人放心不下。实际一抱,果不其然,虎转到我脖子后准备咬我。来中国被虎咬了如何得了!我从背后死死抱住扑腾腾的老虎,由对方照了相。在土耳其深山里被库尔德游击队包围的时候和在墨西哥看见大概是被击毙的人的时候也够害怕的,但还是抱这老虎的时候更害怕。看当时的照片就知道我的脸绷得多么紧。中国的动物园和中国其他很多东西一样,都是超过我们想像的异乎寻常之地,半点儿也马虎不得。

对方说此虎生下才两个月(可是真的?就两个月来说也未免太大了么,我觉得),好像还没有名字。我问“没有名字”,给对方以空漠的神情看了片刻,仿佛在说“你这个傻瓜蛋,哪能给虎一一取什么名字”。我是不大清楚,莫非中国不给动物园的老虎取名字?记得熊猫倒是有名字的。

动物园里的建筑物总体上显得陈旧,同废墟无异。遂问饲养员设施可是照用战前的,对方说不不,重新开园时把以前的全部拆毁重建了。可是无论怎么看都难以认为是七八年前建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物的墙壁像久经岁月洗礼一般凄惨惨黑乎乎的,到处布满令人想起李尔王皱纹的深度裂纹,有的地方甚至已开始崩毁。听得我有些愕然。对方为了证明过去的建筑物已被毁掉,把我领去曾经的虎栏那里。不错,是有往日的混凝土台基剩在那里。这么说自是不太合适,在我看来,较之七年前建的新混凝土墙,倒是五十年前的混凝土台基显得结实得多新得多。

我转了不少中国城市,深深觉得中国建筑师有一种能使得刚刚建成的大楼看上去浑如废墟的特异才能。例如每次进入面向外国人的高层宾馆——当然不是说全部——我们都会在那里目睹为数众多的废墟。电梯里贴的装饰板张着嘴摇摇欲坠,房间天花板边角部位开有含义不明的空洞,浴室的阀柄有一半两相分离,台灯的脖颈断裂下垂,洗面台活塞不知去向,墙壁有仿佛心理测试图的漏雨污痕。遂问:“这是旧宾馆吗?”答曰:“不不不,去年刚刚建成。”至于这样的才能是在何地如何产生并普及到全国的固然无从确定,反正长春动物园也无疑出自某位同样的建筑师之手。

不过这座动物园非常有趣,还从工作人员口里听到了“日伪时期”的情形。由于面积太大树木太多而来的人又太少,所以理所当然有许多情侣。这类人无论在世界哪个地方都显得乐不可支,长春自然也不例外,大概全都忙于寻欢作乐,特意付钱抱那胡乱扑腾的老虎照相的好事之徒好像仅我一个。

在哈尔滨,始料未及地跑起了医院——坐“硬座”的时候,因对面坐的年轻男子开了车窗再不关上,致使异物进入眼睛(不过此君人倒非常友好,我下车时忘了带座席上的随身听电池,他特意跑来递给我)。那时我还是中国旅行的初学者,不知道不可对着车行方向而坐这个铁的守则。中国人满不在乎地从窗口扔所有东西,若开窗坐在窗边,有时会遭遇意料不到的灾难。啤酒瓶啦橘子皮啦痰啦鼻涕啦,各种各样物件从窗外嗖嗖飞过,弄不好很可能受伤,下场更凄惨亦未可知。仅仅异物入眼或许还算幸运的。话虽这么说,毕竟痛得我睁不开眼睛,遂去哈尔滨站附近的铁道中央医院那里就诊。

建筑物说极有派头也好,反正十分古老。就诊手续简单至极,在挂号处写罢名字即被直接领去眼科疗室,在那里,一个武斗派肌肉发达型体质的中年女医生一边莫名其妙地哇哇大叫着(尽管我认为并非声音大就可让我听懂中国话)一边给我洗眼,取出异物。不过只要把这个忍受住也就过关了:等待时间为零,连拿药才付费三元(四十日元左右)。反正什么都压倒性便宜。我费解地问中国人:“这么便宜为什么医院还空空荡荡啊?”对方照例做出“瞧你小子问的什么呀”那种大为诧异的神情:“这还人少?是问人少吧?就这样的嘛!中国人都不怎么上医院的。”真是这样吗?若是日本,医院那地方基本总是人满为患,看一点儿小病都要在候诊室整整耗上一天。如此接二连三体验种种事情的时间里,中国这个国家对于我渐渐变得难以捉摸起来。

这天傍晚,眼睛再次痛不可耐。异物算是取出来了,但好像得了轻度结膜炎,眼睑内侧沙沙拉拉泪流不止。这次去了哈尔滨市立医院。之前去了松花江近旁一家正面矗立着毛泽东巨大铜像的名叫“人民解放军医院”的甚有威严的医院(因为眼睛就在这家医院旁边开始痛的),但那里诊疗时间五点就结束了,遂转去市立医院。市立医院的眼科医生是一位中年女医生,显得比石田亚由美还要疲倦。所幸此人远比前一位医生文静,一点儿也不可怕。同样洗眼,给了眼药水和软膏,费用同样三元。看情形这大概是中国这一地区看眼睛的共同行情。最后,她脸上浮现出像是从文革时代遗留下来的凄寂的微笑,静静地告诉我:“睡前涂上软膏,马上就会好的。”这里也空空荡荡,没有等待时间。

根据我的经验,就眼科治疗而言,中国的医疗状况甚是可歌可泣。便宜,快捷,技术好(至少不差劲儿)。不过怎么说呢,中国医院里面非常暗,或许也有同日本医院相比照明本身存在着物理性幽暗这个原因,总之整体上笼罩在卡夫卡式的郁闷气氛之中。蓦地,我产生一种超现实主义恐惧——假如不小心开错一扇门,那里面说不定又有中国式异乎寻常的情景展现出来。只是取出眼中异物倒也罢了,而若是更大的病,我可不大想在这里彻底接受关照的。

<h3>从海拉尔到诺门罕</h3>

从哈尔滨站再次乘上列车,赶往海拉尔。这回坐的是中国列车中最高档的“软卧”,单间,彻底实行预约制,所以和上次不同,途中极为舒坦。去厕所时不会被人抢走座位,也没有小孩子在地板上撒尿。晚间上车,舒舒服服喝着芝华士看埃拉里·奎因<span class="" data-note="Ellery Queen,美国侦探小说家弗雷德里克·丹奈(1905—1982)和曼佛雷德·李(1905—1971)合用的笔名。两人的主要作品有和等。"></span>的。困了就躺下,醒来已经到了内蒙。勉强算得上问题的,一是枕头花花绿绿,二是在同一单间和一位少妇度过一夜,不过不是什么大问题。厕所照旧近乎崩溃状态,这个也照旧想开些就是。所幸服务员往保温瓶注入大量热水,我取出自带的青山“大坊”咖啡豆在单间里泡咖啡受用。如您所知(或许不知),中国不存在好喝的咖啡,只能自带材料和用具。

进入内蒙,周围风景整个变样。在此之前是无限铺展的绿色平原,而早上5点醒来拨开窗帘一看,已是山中。大兴安岭!若干车站掠过,若干城镇掠过。早晨好像很冷,尽管时值7月,不少人仍身穿外衣和风衣。车站上的人们长相也约略不同。总的说来,中国东北人肤色较黑,眼窝下陷,脸形瘦长,个子高大。但到了这一带,人长得有点儿像蒙古人,整体上多为圆脸盘、高颧骨、面部扁平。另外穿的衣服色彩艳丽,俨然民族服装。穿马靴样长靴的男子也多了起来。

此前窗外接连不断的是平坦得让人不耐烦的绿色田野,而进山以后田园风光没了,眼前出现的是草原上星星点点的牛群猪群。以棍代鞭的小孩子赶着猪群移去什么地方。水洼中有家鸭浴水。在一个叫牙克石的车站,很多人一齐挤上车来。不知何故,一个企图扛着自行车上车的男子突然被警察逮住,噼哩啪啦打一顿带走了。

翻译说(我和松村君一般总是自己随意旅行,但这次采访也是因为接待方面的关系,请了翻译),牙克石这地方林业工人多,为此人们的脾气相当暴躁,文革期间有很多人在这里遇害。死了多少人我没问,既然中国人说“很多”,想必真的很多。如此想着往窗外看去,城市给人的感觉就好像相当桀骜不驯。

城郊紧挨紧靠排列着寒伧的小砖房,哪家房顶上都竖起一条电视天线。因为全是平房,所以天线都绑在长竹竿样的竿子上端,看起来活像是光竿丛生的杂木林。倒不是说有什么特别奇妙,但到底是奇妙的光景,气氛很像日本公寓楼阳台上并列的卫星电视接收天线。我心想,信息这东西简直就像阿米巴虫一样因场所和状况的不同而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形式。“一个村子安一个公用大天线就好了,可中国人不那样,都喜欢自行其事。”翻译说。日本也并不例外。

一旦进入内蒙,往下便是同样光景的持续。牛猪牧群,红砖小镇,朝着蔚蓝天空喷吐白烟的工厂烟囱,电视天线丛生的村落,这里那里流淌的河流,大约上班路上踩着自行车等待道口开闸的朝气蓬勃的红脸蛋年轻女子,站在铁路边一动不动盯视列车驶过的老人,车站建筑物上同汉字一起书写的仿佛勃然翘起的胡须的蒙古文字。

到了早上,同室少妇的丈夫(四十光景)进入我们的单间。他说他在同俄罗斯接壤的满洲里做个体贸易,这就领妻子和小孩返回那里。从中国带去俄罗斯人需要的东西,再从俄罗斯带回中国人所需之物,说简单也是简单到极点的经济行为,不过生意好像不坏,瞧不出多么有钱,但支付一等卧铺费似乎根本不当回事。他显得很困,说买票时卧铺车满员了,只买到一个铺位,说完随即取代醒来的太太钻进铺位呼呼大睡。我们在海拉尔下车时他还在酣睡。下车时我蓦然心想,此人此前留下怎样的命运轨迹、此后的命运轨迹又是怎样的呢?我忽然涌起一股冲动,很想直接跟去满洲里,再越过国境线一直跟他到俄罗斯,将他的种种情况看个究竟。我时不时被这种没来由的好奇心俘获,但当然不可能那样——这么着,我无奈地在海拉尔下车了。

海拉尔这座城市让我不由想起开拓时代,大概是路宽、灰大、天空高和平房多的缘故吧。尤其街上行人的形象总好像散发出一种野性。同充满经济动感的大连(建成北方的香港!)和长春不一样,几乎没有梅赛德斯·奔驰在这里奔驰,万宝路的广告板也没有。自行车数量多得就好像时针倒转了五六年。从沿海地区进入内陆,经济状态之差显而易见,但与此成反比,天空一片蔚蓝,空气愈发清新。

海拉尔虽是内蒙辖地,但住在市内的大部分人不是蒙古族人,而是“汉人”。蒙古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集中住在市外的点点处处,因为历史上后来移居到此的汉人掌握着地方经济实权。但蒙古族人和汉人长期相互混合,其结果是这里人们的长相和走路方式同迄今见过的“本土”中国人看上去有很大区别。海拉尔虽是开放城市,但没有多少历史建筑,又没有什么风景名胜,以观光为目的来此的人恐怕很难消磨时间。实际上来这里的外国游客也好像基本上是“满洲国”时期在此居住过的日本人。

海拉尔差不多惟一像样的观光设施是个名叫“望回楼”的瞭望台,位于郊外一座小山顶上,我们去那里看了。三年前建的,也同近年建的中国建筑物一样化为轻度废墟,墙壁有了裂纹,天花板上出现莫名其妙的窟窿。较之从瞭望台瞭望市容,我对观看瞭望台本身更感兴趣。但不管怎样,从这里可以遥望市容。瞭望台脚下排列着旧关东军的砖瓦结构旧建筑。

关东军为了对付可能到来的苏军进攻,在海拉尔郊外山上修建了名为“海拉尔城”的大规模地下永久工事,目的在于阻止苏军强大的机械化部队,在那里进行持久战。军队使用强征的中国劳工突击施工,施工当中由于劳动条件极为严酷,致使很多劳工死去。好歹活下来的人也出于保密(即灭口)目的而在完工时遭到集体杀害。山头附近有集中扔死尸的万人坑,埋有大约一万名中国劳工的尸骨——在海拉尔,给我们当向导的导游员这样说道:“日军是用铁丝穿进劳工的脖颈,把他们带来这里杀害的。挖出一看,脖子上全都带着铁丝,就那样化为白骨。”从山上看去,的确,绿色草原中惟独那里裸露的泛白沙土如小山一般隆起。他所说的在何种程度上属于正确的历史事实——就是说是否果真杀了一万人——我当然无法充分证明,但至少住在海拉尔的中国人至今仍确信那是史实(从当地几个人的嘴里听到过大体相同的内容),归根结底,我想那恐怕才是最为重要的。根据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在中国其他地区干的实在太多的海拉尔式行为加以类推,那样的事在这里也确实(或以相当高的概率)发生了。当时致死的中国人数字一万也好五千也好两千也好,此时存在于此的事态本质都不会因其数字的变化而有大的变化。

那个秘密要塞我也到了。较之山,更接近于略高的丘,表层交错纵横地布满了洞穴,如蚁窝一般整个成为一座要塞,甚是壮观。平缓的山坡上至今仍有开始崩塌的很深的防坦克战壕剩留下来。出于彻底保密目的,要塞那俨然迷宫一般的地下通道究竟伸往哪里,其全貌现在仍没弄清楚。为了抗受任何程度的猛烈炮击和轰炸,钢筋混凝土浇得惊人的厚,并且到处都有坚不可摧的铁门挡住去路。因为用尽所有手段都不能打开,那些门只好照原样放在那里不管了。我也拿手电筒走进几步看了看,里面漆黑一团,空气如冷库一般冰冷。听导游说,要塞里面,从医院到食品贮藏库,大凡长期坚守所需之物无不齐备。很久以前,我在尚未统一的东柏林看过纳粹修建的同样的地下要塞。那也是用来对付苏联坦克的,建在同样略高的山丘上,即所谓赫尔曼·格林夸说“永不陷落”的极为可观的要塞,但最终什么用也没有。一如历史所证明的,永不陷落的东西在这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存在。

走在要塞顶部的地面,到处都有类似换气孔的残缺孔露出。1945年夏越过国境线从满洲里方向攻入的苏军第三十六军,以四百辆坦克也未能攻下这座坚牢至极的地下要塞,最后从换气孔往里面注入瓦斯,再把出口封住,展开彻底的歼灭战。

无论在中国一侧的内蒙还是在蒙古国,我最为惊愕的是到处都有二战和诺门罕战役的痕迹以与当时几乎完全一样的形态剩留下来,而且大多数场合并非像“原爆DOME”那样是有明确目的“保存下来”的,只是听之任之地剩在那里。这在日本是很难设想的。因此,实际在眼前看到,不由心里感慨:噢,想来,战争在五十年前刚刚结束,五十年不过是一瞬之间啊!而在日本生活,感觉上五十年时间几乎与永远无异。

从海拉尔我们乘长途汽车(听说费了好大的劲才弄到票)去新巴尔虎左旗。旗是过去就有的蒙古行政区,此镇负责那个旗的行政管理。这里是未开放地区,不经政府许可,外国人不得进入,拍照之类也颇受限制。既是这样的地方,当然没有宾馆那类玩意,我们住在解放军的“招待所”(接待军方来访者的设施)里。到底是军队经营的,态度冷淡得不得了,不到晚间根本没水。走廊门前五颜六色的痰孟一溜排列开去,感觉很有些像电影《巴顿·芬克》中的场景。厕所倒是冲水的,但由于水冲不下来,哪个都有大便原封不动保留着,臭味无可救药地四下弥漫。刚进建筑物时还以为进了巨大的公共厕所。不过这怕也是理所当然的——或者不如说,到达这里时已经不把这类事情放在心上了。

从海拉尔到这里坐长途汽车约四个小时,道路(或者相当于道路的)是从茫无边际且一无所有的草原穿过的坏路,一路颠簸不止,不用说对心脏不利。司机看样子对来回走这样的路早已处之泰然——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人生——他轻快地躲过大的坑洼,以七十公里左右的时速驱使长途汽车风驰电掣。总的说来坑洼躲得确实巧妙,但有时没躲好,致使脑袋“砰”一声撞在窗上,或险些咬掉舌头。如此持续四个小时,着实烦不胜烦。但很快就明白了,这不过是我往下所吃苦头的一个小小序幕罢了。

新巴尔虎左旗这地方比海拉尔还要原始、粗野,其情形只要想像一下电影《原野奇侠》(Shane)中的开拓者居住区(杰克·帕朗斯用手枪残杀农民的那个泥泞不堪的小镇)即可。一条足够宽的沙土路从镇的正中间笔直穿过,两侧排列着垂头丧气的凄凉的建筑物。车变少了,骑马的人显眼起来。人们的服装更加花花绿绿,动物大模大样地往来徘徊。从中国“本土”来到内蒙古自治区的海拉尔时,我已经对人们相貌的变化深感惊讶,而从海拉尔到这里一看,又觉得像进了另一世界。

第一——这么说或许不合适——街上走的人怎么看都不正统。同此前旅途中见到的农民型长相相比,此地人的长相属于截然不同的世界,让人实实在在觉得这里不折不扣是采集游牧民族的地方,他们是这里的居住者。或许以前没怎么见过外国人,我们每次外出,他们都眼盯盯地注视着我们。眼睛好像几乎不含任何感情。与其说因为好奇而看,不如说仅仅因为我们是异物才看的(采集倒没采集)。恶意可能没有,但具体如何我不得而知。被人险些把脸看出洞来,心里难免不大是滋味,而若看的人是当兵的,气氛就更加紧张了,真怕出点什么意外。年轻士兵大多邋邋遢遢,或解开衣扣,或歪戴帽子,或叼着烟卷,活像从前日活电影里的阿飞。

离开这很难说是充满温情的新巴尔虎左旗,又沿着大同小异的坑洼路花三小时奔向诺门罕村。听说一下雨路就泥泞不堪,陷得车轮动弹不得,所幸尽管是雨季,我们却没遇到雨。坐在长途汽车上就路况说三道四,想来也够奢侈的。查阅历史记录,参加诺门罕战役的大部分日军士兵可是全副武装远远地从海拉尔徒步赶到国境地带的,大约在荒野中行军二百二十公里(相当于从东京到滨松的距离)。说体力超强也好,耐力出众也好,反正得知以后不由对往日的人大为佩服。问题是,“步兵通常期望行军速度为一小时六公里”(科克斯:《诺门罕》),而若不休息地连续行军四五天,即使身体再结实,差不多所有的士兵也无疑在进入战斗之前就已经疲惫到了极点。何况他们还在渺无所见的草原当中为慢性缺水所困扰,我想实在是够受的,毕竟路程长得坐车都坐腻了。但作为实际问题,当时的日军即使征用了所有的民用车辆,也无法凑够运兵所需的汽车,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同整治好万无一失的补给路线后才重新转入有组织的攻势的苏军相比,其战略构想本身就是另一种东西(这是我去外蒙一侧察看后再次切实感受到的)。看书,书上只记载“××部队从海拉尔徒步行军至国境地带”,看的人也只是作为知识认识到“是那样啊”那个程度,而实际来现场一看,面对那一行为意味的现实性艰难困苦,我不由瞠目结舌,同时也深切感到当时日本那个国家是何等贫穷。为了使日本这个贫穷国家生存下去而在“维持生命线”这一“大义”之下侵略中国这个更穷的国家,真是无可救药。

就能实际感受到的来说,当地蚊虫的攻势就十分了得。有风吹来的时候倒还好,一旦草原上的风停息了,或者进入风吹不到的地方,大凡所有的蚊虫就以人为目标汹涌袭来了。苍蝇、蚊子、牛虻、飞蚁以及其他不知名称的长翅膀的飞虫拼死拼活围上身来,衣服上黑压压的一层。进入7月,草原经常下雨,由此形成的水洼滋生出大量的蚊虫,蚊子毫不客气地扎进皮肤,难受程度无法形容。再热也要扣紧帽子穿好长袖衣服和长裤,还要戴太阳镜,用毛巾围住嘴巴——若非“全共斗”打扮,休想在此活命。

战斗在诺门罕展开和我们到访是同一季节,士兵们同样遭受蚊虫袭扰。有记载说,日军士兵都有携带型蚊帐,受害还算少的,而苏军因无此准备,大受其害。即使苏军,也没有针对夏季在蒙古草原作战的专项技巧进行彻底研究。不过,在孤立场所身负重伤的日军士兵遭受了无数苍蝇的折磨。“若是普通银蝇,由卵变蛆需三天时间,但诺门罕的蝇卵不到十分钟就变成了蛆,快得只能视为魔术。蛆眼看着爬满尸体,从柔软部位开始侵蚀。不仅对死者,对负伤者也是一样”(伊藤桂一:《静静的诺门罕》)。作为文章,读到这里都不寒而栗,而实际前来被蚊虫忽一下子围住,更能切实感受到那种战栗。

诺门罕是个很小的小镇,前不久还是人民公社,如今成了普通的村(人民公社现在踪影皆无,一如没人穿人民服)。正是诺门罕村民赶着家畜移往夏季牧场的时节,只剩负责人模样的人和他的一家以及小孩子看管村子,即所谓的“留守宅”。村里空空荡荡,满身污泥的黑猪在大水坑里泡着。刚拿照相机对准,孩子们就哗一下四下跑开了。即使从很远的地方用望远镜对准,他们也分明看在眼里。“眼睛相当好使啊!”搞摄影的松村君感叹道。如此说来,进入内蒙之后,确是几乎没看见戴眼镜的人(总不至于眼睛不好的人统统戴隐形眼镜)。

村里有座不大的战争博物馆,里面陈列着日军遗物模样的东西,从枪支到水壶、罐头盒、眼镜等等,所有军用品都成行成列摆在展示柜里,俨然小学里的遗忘物品玻璃柜,导游说国境线那边的外蒙也有大体同样的博物馆,但那个规模大得多,展览的东西也很可观。过些天前去一看,果然如此。从这里到国境近在咫尺,遗憾的是不能过境,倒不是有铁丝网或围墙等肉眼看得见的国境线,但到底是无遮无拦无处藏身的辽阔草原,穿越国境之人马上会被眼睛好使的蒙古哨兵发现逮住,用不着什么铁丝网。

天黑以后,天空布满了数量多得劈头盖脑的星星。夏天日暮时分的草原风景,漂亮得叫人透不过气。然而,围绕着这块几乎没水、根本不能耕作且到处是蚊虫的土地,五十五年前人们竟然在这里浴血激战,数万之多的士兵被击毙、被火焰放射器烧死,被坦克履带碾死,被因炮击而崩塌的战壕活埋,或者不愿意当俘虏而自杀。还有数倍于此的人身负重伤,失去手脚。想到这里,心情不能不黯淡下来。这一带原本是牧民赶着家畜,按季节从这里移去那里的“谁的东西也不是”的土地,必须在此作战的几乎惟一的理由是军部的面子和“万一碰巧”这样的冒险主义算计。远离故土满身是蛆在痛苦不堪中不得不死去的当时的青年人,想必是死不瞑目的。

那天夜晚在诺门罕村吃了羊肉喝了白酒,有生以来第一次醉得人事不省,记忆彻底不翼而飞。听人家说,白酒的酒精度数在六十五度左右。这东西干喝了四五杯,当然一败涂地。觉醒已是第二天早晨,正躺在新巴尔虎左旗的宿舍床上。作为后遗症,即使在那以后过了将近一个月的现在,也几乎不能喝啤酒以外的酒。白酒便是这般厉害。

<h3>从乌兰巴托到哈拉哈河</h3>

从诺门罕村到蒙古国境虽然近得伸手可触,但遗憾的是不能从那里穿越,这点前面已写了。尽管拥有漫长的国境线,但现在从中国进入蒙古的口岸数量极其有限,且只能利用飞机。除此之外的方法,明确说来近乎“非现实”状态。不过凑巧传来消息说今年7月初的几个星期作为特别措施开放了新巴尔虎左旗那里的国境,准许当地人往来,于是心中大喜:lucky!不料这也在即将开始之前不加任何解释地——似乎是这一带常有的模式——突然延期了。中国和蒙古的关系近来已改善很多,为什么还对这种极度不便的状态听之任之呢?想来令人费解。

我的想像是,虽说处于友好关系,但现实中两国的经济实力相差悬殊,蒙古方面害怕中国(汉人)经济长驱直入,中国方面担忧被国境线人为地“划线隔离”的蒙古族抱团或融合的倾向高涨——双方有可能因为如此情由而各自从两侧对交流进程予以刹车。我推想这一带的区域性政治重组将以很快的速度向前推进,不过,但愿别像南斯拉夫那样悲惨(因为我在内外蒙遇到的都是好人)。不管怎样,这种强行阻止流程的Status quo应该不会持续很久。

由于这个缘故,我们从北京乘飞机到乌兰巴托,再换机到乔巴山,从那里乘吉普远远穿过大草原,好不容易到达哈拉哈河畔一个地方,却是三天前我们所在的诺门罕村极近的对面,真让人目瞪口呆。不过绕了这么个大弯子,我才得以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蒙古草原的辽阔。横穿蒙古草原是怎样一种情形,读者可能想像不好,总之你认为就像乘一叶小舟凌波横渡于万顷大海即可。从乔巴山到哈拉哈河约三百七十五公里。说起三百七十五公里,大体等于东京至名古屋的距离,当然道路非常糟,算上中途吃饭和休息时间,足足花了十个钟头,其间擦肩而过的车辆屈指可数。四周是那样平坦,纵目望去,无论哪里、无论多远都是绿色的草场。作为实际问题,视之为海在感觉上反倒更容易把握,无休无止的上下颠簸也未尝不可以说同小艇冲浪的感觉相似。

和大海不同的是有时能看见野生动物。既是草原,草确实是多,但附近没有足够的水,适宜放牧的地区很有限。除了贝尔湖附近,基本看不见牛羊,人也几乎不住,只有种种野生动物自由自在、与人无涉地在那里活动。羚羊、蒙古鹰、鹤、狼、大野鼠、兔……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动物都在路上屡屡撞见。只要有电线杆,可以说必有大大的蒙古鹰蹲在顶端,以锐利的目光四下扫瞄着寻找食物。这一带蒙古语叫“多尔诺多”(东)地区,除了如此空空荡荡的草原别无东西可看。多尔诺多草原曾是海底,可以不时见到海洋生物的化石。海拔在外蒙境内最低,夏天热得要命。旅游指南书上说人口仅有九万,相比之下,牛羊多达约二百万。不用说,特意到这种地方来的好事的外国游客没有多少。说得再明确些,几乎没有。

不过在军事上具有重要意义(同中俄两国接壤)。也许因为这个,交通比预想的便利。县城乔巴山有列车从莫斯科直接开来。这条铁路在诺门罕战役或进攻满洲时得到了高效利用。从乔巴山到“满”蒙国境附近的塔木斯库基地之间,过去好像铺有补充兵员及军事物资的专用铁路,如今已不复存在(至少我们听的介绍是这样)。反正只要是事关兵站,苏军就同关东军相反,是极为慎重地计算好了以后才采取行动。对于苏联来说,军事上最重要的事项,是利用铁路迅速有效地在欧洲战线和远东战线之间运送兵员和装备,并为充实这一系统而全力以赴。无论如何都要避免在欧洲和远东两线正面作战,而要巧妙地一次吃掉一方——这是苏联绝对的基本方针。所以,诺门罕战役结束后苏联马上进攻波兰,而后于1945年8月(德国投降三个月后)再次进攻满洲,这基本上没有任何不可思议之处。

诺门罕战役、对日宣战之后直到近年因改革而废除俄蒙军事协定的时间里,苏军在这一带驻有规模相当大的军队。因此之故,乔巴山的机场也像模像样地铺上了跑道——尽管多少有些裂缝——以蒙古机场来说,这是很罕见的。机场建筑物之类倒是没有,下雨时只能撑着伞耐心等待。算了,挑剔不得的。我们乘坐的俄制小型螺旋浆飞机的货舱里装有一具棺材,也罢,这也不足以发牢骚的。

这里给我们当向导的是蒙古军队的现役军官。何以让军人做我们的向导呢?这点我也不大明白。说到底,大概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担心,担心外国人在国境一带转来转去;二是实利,作为向导,酬金有美元进账。也就是说,军方身兼挣美元的打工者和监督者两种职务。蒙古现在没有像样的产业,国际硬通币严重不足,游客但凡有事,在所有场合都被贪婪地索取美元。这个国家的旅游产业,较之设法增加游客的数量,遗憾的是更处于从少数游客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钱的阶段(同过去一段时期的中国相似)。不过反过来说,只要有美元,差不多的东西都可买到,差不多的事情都可办成。

坦率地说,我们这次采访被蒙古旅行社要了高得足以令我们惊讶的款额(当然是同蒙古物价相比而言)。但作为现实问题,没有可以取代的选项。以前就听说过,以个人资格租用吉普去东部国境地区的人,在现场到处受到国境警备部队毫不留情的驱赶。好不容易费时费力来此采访,若弄成那样子可就太惨了。与其那样,还不如花些钱,一开始就由军人带路来得明智。老实说,那种做法不怎么让人愉快。

带路的是一个名叫乔格满托拉的戴太阳镜的态度硬邦邦的中尉——有两颗星,估计是中尉——还一个名叫那松贾格尔的专职驾驶员汉子(此人大概是中士)。吉普是冷冰冰的俄制军用吉普,有四扇门,却前后都不开窗(只开一个三角窗),车里堆着几个汽油罐,味道大得呛人。然而他们还大口小口地吸烟,又危险又喘不过气。无论舒适还是性能,同三菱帕杰罗相比,简直是全自动洗衣机和洗衣盆之差。这样的车竟单程要坐十多个小时,即使我随时随地随便诅咒什么,你怕也指责不了。

但是,作为代步工具,较之时髦的日本产四轮驱动车,当地人更喜欢这种简单粗壮的家伙,因为几乎所有地段的路况都一塌糊涂,这种车子没有各种各样“有也许方便、没有也不碍事”(即当代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商品)的物件,故障少,好用,全然没有例如自己不知如何下手的黑匣子那样的玩意儿,一切都裸露在外,有故障也能自己动手当场修好。汽油啦润滑油啦水箱啦都不挑三拣四,那一带有的任何东西——小便也好烧酒也好——只要放进去就能跑到目的地。便是这样的车型。在大草原正中车突然出了故障,弄不好很可能就此乌呼哀哉——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开车,此地驾驶员的世界观同星期日夜晚在涩谷一带开着朗克尔车的哥们有明显差别,那是没什么不自然的。

中尉和我们在乌兰巴托委托安排旅行的旅行代理公司的经理是陆军幼年学校或什么学校的同学,似乎接受过“别出差错”之类的指令,尽管不习惯“武士经商方法”,但还是给了我们不少关照。旅途中顺便到了部队驻地,在那里喝了奶茶,吃了什锦奶酪和羊肉饺子。只是,我因诺门罕村的羊肉和白酒后遗症几乎没有食欲,照相的松村君肠胃不好(此人的长相足可狼吞虎咽地干掉蛇啦青蛙啦什么的,其实内脏很敏感,人不可貌相),两人差不多什么也没动,而这在蒙古是失礼的事。“怎么不吃?旅行时不吃东西,身体抗不住的!”乔格满托拉中尉热心相劝。但对不起,没心思吃。虽说非常失礼,但我们毕竟是来工作的,不能把身体搞坏。中尉好像肠胃不存在任何问题,在吉普车里也咕嘟咕嘟猛喝白酒。在那种活像自动洗衣机店烘干机的环境中,居然能那般大吃大喝,我心中暗暗佩服,不过对他来说好像根本无所谓。

“喂喂,也不喝酒,那么长的旅行你怎么熬得住呢?”他问。“日本人胃的结构天生不一样,旅行当中不怎么吃东西。”我扯个谎敷衍了过去。看样子他好像没怎么相信。

我们要找的镇、或者不如说村落是一个叫松布尔(欧洲地图上一般标为“查加阿努尔”)的地方,位于诺门罕战役激战地之一哈拉哈河和乌尔逊河的汇合点——日军称为“川又”——对岸的小山上。松布尔没有宾馆那种乖巧的玩意儿,住的是部队招待所。虽是军官专用的蛮漂亮的住宿设施,但遗憾的是出不来水。牙不能刷,脸不能洗,当然也没有什么冲水的厕所。煮开了,水应该是可以喝的,但贮水罐的水里漂浮着各种各样的东西,在精神正常状态下无论如何也喝不下去。蒙古人自是不以为意,咕嘟咕嘟直接喝进肚去,但我喝了那东西笃定站不起来。喝干自带的少量矿泉水之后,往下十二个小时只能静静地忍耐干渴,够难受的。

因是在基地里,规定十点熄灯,酒一律禁止,但士兵们根本不当回事儿,全都开着灯吱吱哇哇喝到半夜。说给中国人听,中国人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绝对没那种事”。可能蒙古军队里没人说三道四,乐得逍遥自在。总之,在这个国家,劝酒基本无人拒绝,军队也罢,熄灯时间过后也罢。

翌日清晨,乔格满托拉中尉把基地里官最大的那姆索拉中校(此人也可根据气质大体推断出是中校)介绍给我们,说他将陪我们一起行动,带我们去国境地带转转。至于是出于友好还是仅仅因为闲着无事,个中情由我不大晓得。不过较之蒙古陆军中校,此人看上去更像是一大早在千驮谷商业街“秋季交通安全周值班室”转来转去的普普通通的老伯——这么说并没有什么恶意——或者说像是经营不下去的大相扑传授屋的出现酒精依赖症状的老板。我暗暗生疑:这样的人真能带路不成?但真是不可以貌取人。此人对国境地带的每个角落都像对自家房间结构一样熟悉(老实说,若让我画图,我连自家房间结构都记不清楚。这个不说也罢)。几乎没有路,无任何标识——我觉得——在如此惟有辽阔可言的大草原上一个劲儿驱车奔驰,不断向驾驶员发出“一直”、“向左”、“翻那座小山”等明确指示,有条不紊地把人带去各个地方。如若没有此人,我们恐怕只能在茫茫草原上来回乱窜,找不到任何像样的东西,没准还迷路闹出大乱子。无论在哪个国家,一看见穿制服的国家公务员,我的身体往往条件反射地僵硬起来(大约是世代性记忆的关系),而此人不管怎样在现实中非常有用。如此想着再一细看,但见他眼睛不时锐利地一闪。不管怎么说,他这个官最大的人不是用来摆架子的,怀疑他是自己不对。

但反过来说,我想这些人是很认真地负责国境警备的,认真得熟知这一地区的所有边边角角,就算有人想趁夜黑穿越国境也会被他们当即逮住。我问中校“有人偷越国境走私吗”,他没有给予明确回答,总之情况似乎是“并非没有”。蒙古高级消费品供应不足,若从中国带进录像机、照相机一类的工业品,肯定能赚不少钱。

哈拉哈河是蛇打滚一般扭扭弯弯的河,水流相当快,到处有沙洲出现。在举目别无所见的大草原上长途行驶之后,那青青的河流和岸边绿得发亮的茂密灌木,看上去简直如同生命本身一样生机勃勃。河西岸(苏蒙联军一侧)是较高的台地,相比之下,东岸(日军一侧)为宽阔峡谷般的低洼地带,因此日军——尤其是炮击战时——在地形上背负着巨大阻碍。从台地上,用望远镜即可历历望见二十公里外的诺门罕村。不用说,苏蒙联军司令官朱可夫元帅在那山丘上设了坚固的地下司令部,在将战场尽收眼底的情况下进行指挥。与此相比,从东岸只能看见如屏风一般沿河壁立的白色石崖。实际站在河的两岸眼望对岸,至今仍为景观的不同而惊讶不已。

松布尔附近的河汊南面建有一座很漂亮的钢筋混凝土桥。桥是十年前才建成的,那以前除了军用临时桥,永久桥一座也没有。村民骑马涉过浅水河段,冬天结冰就在冰上行走——“即使没有桥也没什么特别不便的”。较之为当地村民提供方便,想必此桥是为了让军用车辆通过而建造的。不过细看之下,动物比人远为频繁地利用桥面。桥的正中,牛群全都懒洋洋地东倒西歪,驱赶那些家伙过桥相当花时间。桥上到处是马粪、牛粪,当然也有相应的臭气。自不待言,此桥同《麦迪逊镇的桥》<span class="" data-note="我国译为。"></span>大异其趣。

那姆索拉中校最先带我们去的,估计是曾经激战过的高地。从河汊朝东南方向开吉普车跑二十分钟就到了。当然所谓道路那玩意根本无从谈起。高地的确切名称无从知晓。从地图上看,作为激战地而闻名的“诺罗高地”(当时日军的称呼)想必便在这附近,但不能断定。看上去原本像是坡势徐缓的绿色山丘,但也许因为苏军集中炮击的关系,形状已彻底改变,植被体无完肤,砂土触目皆是。8月下半月在苏蒙联军大举进攻之际展开的血肉横飞的围歼战即那场激战的痕迹在斜坡沙地上完完整整剩留下来。炮弹片、子弹、打开的罐头盒,这些东西密密麻麻扔得满地都是,就连似乎没有炸响的部分臼形炮弹(我推想)也落在那里。我站在这场景的正中,久久开不了口。毕竟是五十五年前的战争了,然而就好像刚刚过去几年一样几乎原封不动地零乱铺陈在我的脚下,尽管没有尸体,没有血流。

或许是因为气候干燥,加之地处无人来访的荒郊僻野,这些杂乱的钢铁制品依然原样剩留在这里。钢铁虽然都生锈了,但拿在手上也不至于片片剥落。发红的只是表面,弄掉红锈,下面活生生的“钢铁”仍在喘息。面对如此大量的钢铁残片集中散落在如此狭小的地方这一事实,我不能不茫然若失。如果进行历史分类,恐怕应该属于“后铁器时代”那样的时代。在那里,将大量钢铁有效地撒向对方的一方、以此尽可能多地切削对方骨肉的一方获得了胜利与正义,而将这不怎么样的草原的一块弄到了手中。

为了不忘记这震撼性场景,我决定拾起掉在脚下的一发子弹和臼形炮弹的一部分装进塑料袋带回日本。倒不是多么想要纪念品,仅仅为了不忘记——我觉得这是我惟一能够做到的行为。而且我也很想保留一件类似抓手的东西。

之后我们往纵深处行进了三十分钟,在绿草原的正中有一辆被弃置的苏军中型坦克。“如果有什么大件战争遗物就好了,想照一张相”——为了满足松村君的希望,那姆索拉中校把我们带到这里。这辆坦克,炮塔和机枪固然拆掉了,但其他部分基本完整无缺原模原样地留了下来。大概本想用钢缆把战斗中毁坏的友方坦克拖走而未能如愿,仍有钢缆拴在那里。我想,若运去什么地方弄成碎铁,多少能换一些钱,但蒙古人对回收废铁那样的麻烦事似乎没多大兴致。或许因为一来位置不好,卡车进不来,二来就算愿意回收,随之而来的运输成本也太高。不管怎样,草原因此而到处扔有五花八门的钢铁制品,使得我们至今仍可切近地目睹当时那白热化的“钢铁战役”,那淋漓酣畅的钢铁消费场景。如此顺利保存往日战场遗迹的场所,找遍全世界也恐怕没有第二例。

又转过几个战场遗迹之后,我们参观了松布尔壮观的战争博物馆。毋庸讳言,松布尔是世界尽头一般寒伧的小镇,然而有关战争的纪念物一应俱全,件件非同一般。博物馆本身也仪表堂堂,展品丰富,当时的贵重资料和各式武器、军用品等整理保存得井井有条。参观之间,可以清楚地看出蒙古人对诺门罕战役即哈拉哈河战役的胜利——毕竟将日军赶出了自己主张的国境线,因而是胜利——看得多么重要。但与此同时,我觉得如此大张旗鼓慷慨激昂的英雄礼赞也悄然而又生动地暗示了哈拉哈河战役给蒙古这个小国带来的灾难是何等惨重。俄罗斯通过情报公开活动将以前隐藏的种种史料公诸于世,据此得知,哈拉哈河战役并非像过去苏联方面所说那样的是苏蒙联军“压倒性的辉煌胜利”,他们为此次胜利所不得不付出的牺牲的惨重程度并不亚于日军。日后若有更多的资料公开,对于诺门罕战役即哈拉哈河战役的历史观也肯定会大大改变。战争博物馆的馆长欢迎我们并亲自热情带领参观(人十分和霭),遗憾的是由于停电的关系,馆内黑乎乎的,没法细看更多的展品。好像因为慢性电力不足,白天也要停电几个小时。

从松布尔到乔巴山漫长的归途中,在草原中间发现了一只狼。蒙古人看见狼必定杀死,几乎条件反射地杀死。对于身为牧民的他们来说,狼是看见就只能当场杀死的动物。爱护动物这类概念在这个国家根本不存在。驾驶员连一声“去”也没说,就让吉普迅速离开道路朝草丛开去。乔格满托拉中尉以熟练的手势从座位下面拿出AK47自动步枪,推上子弹舱——他把子弹舱装在黑塑料手提包里随身携带——而后打开吉普车门,探出上身瞄准,以单发点射逃跑的狼。在草原正中听起来,“啪、啪”——AK47的枪声又干又小,没有想像的那么厉害,不是在电影声带中听到的那种震耳欲聋的轰鸣,莫如说颇有非现实之感,恍惚是在极其遥远的世界里进行的、与己无关的活动。我在脑袋里像考虑别人的事一样怔怔地想道:噢,我现在置身于草原正中,乔格满托拉在我身旁打狼!逃窜的狼的四周“嘭嘭”掀起着弹的沙尘。但狼动作极快,怎么也打不中,皮都没伤着。狼计算着自己同吉普的距离,利用身体轻巧的优点,飞快地改变方向奔逃着。最初的弹舱空了,乔格满托拉一边咂舌一边“咔”一声推上新弹舱。此人究竟准备了几个弹舱呢?驾驶员那松贾格尔一声不响地咬紧嘴唇,忽左忽右打着方向盘紧追不舍。说到底,狼从一开始就无望得胜。狼的四肢诚然敏捷灵巧,可惜它们不具备相应的耐力。它们或许能胜过马——蒙古人说胜负率基本是五比五——但在无遮无拦无沟无坎无枝无树一无所有的平展展的大草原正中,狼不大可能跑过四轮驱动车。因为汽车决不疲劳。那仅仅是大的钢铁机器,没有肺那个物件。十分钟,狼就彻底筋疲力尽,肺叶即将破裂。狼站立不稳,肩头起伏着,喘着粗气,做好精神准备似的定定地看着我们这边。狼知道怎么挣扎也无法逃脱,这里已别无选择,惟有一死。

乔格满托拉让驾驶员停下吉普,把枪身固定在车窗上,瞄准狼。他不慌不忙。他晓得狼已哪里也去不了。那时间里,狼以澄澈得不可思议的眼睛看着我们。狼盯视枪口,盯视我们,又盯视枪口。那是种种强烈的感情混在一起的眼睛,恐惧、绝望、困惑、无奈……以及我不知晓的什么。

只一发,狼便应声倒下。身体痉挛片刻,而后那也停止下来。小个头母狼。从季节推断,有可能是为孩子出来觅食的。我在内心祈祷这只干瘦干瘦的狼好歹逃开铁车和铅弹的追击,然而奇迹终究没有发生。凑近死尸一看,狼已吓得大便失禁,子弹打中肩偏后一点的位置。弹痕不很大,只渗出衣扣大小的圆形血迹。那松贾格尔从衣袋里掏出一把不小的锋利的猎刀(看来这些人手头总是备有自动步枪和猎刀),麻利地整个割掉狼的尾巴,然后把割掉的狼尾巴垫在狼的头下。这像是蒙古人的狩猎咒符,意思是“保佑以后再幸遇这样的猎物”。

打死狼后,我们都奇异地沉默下来。很长时间里几乎谁也没有开口。那松贾格尔把奇妙的俄语雷盖磁带插进收放机,开始听音乐。夕阳向草原西边缓缓倾斜,绚丽的火烧云染红了云絮,天空由青变蓝、由蓝变黛之间,我们始终向西行进,就好像紧追下沉的太阳不放。但不用说,这回我们无望获胜。随着四周变暗,路面到处有野兔穿过。白天它们怕被老鹰逮住不敢出洞,都静等着暮色降临。如此说来,四下里再也见不到老鹰了。鹰们想必在这草原某处的巢中静静歇息,歇到明天早上。明天完了,后天来临,后天完了……

我们好歹返回乔巴山已是半夜一点了。总之累得死去活来,口都几乎开不得了。先喝了一通不很凉的啤酒,喝罢直接倒在宾馆床上。不伦不类的城市不伦不类的宾馆不伦不类的房间(自来水整整流了一夜,声音大得惊人;门关不上;除了天花板垂下的电灯泡别无照明;气氛郁闷得要命),但这些怎么都无所谓了。只要能躺下好好睡上一觉就一切OK。何况,想到我此前住过的世界最尽头的不伦不类的宾馆,这个还算不错了。然而我怎么也睡不着。也许白天看到的刺激性场景太多的缘故。我无法忘记生锈的坦克、钢铁碎片所在皆是的战场遗址、被乔格满托拉射杀的母狼那凄寂的眼睛。我蓦然想起,随即从包里取出在沙丘沙土中拾来的臼形炮弹残块和子弹,拍掉沙土放在桌子上。它置于阴沉沉的宾馆一室的桌面之上,我不由得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觉得时间的座标基轴正一点点地在扭曲损毁。这东西在宾馆房间里看来,同我在沙丘中发现时给人的印象有很大不同。我并非崇拜超自然物之人,总的说来在日常生活中是循规蹈矩的现实之人,并以此为人所知。可是,惟独此时却不能不感觉到某种“气息”浓厚之物的存在。我忽然心想,也许本不该把这东西带来,应该照样留在那里也未可知。但为时已晚。

深夜醒来,它在猛烈地摇晃这个世界,整个房间就好像被装进拼命翻滚的混凝土搅拌机一样上下急剧振动,所有东西都在伸手不见五指的一片漆黑中咔咔作响。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是什么正在进行呢?我完全摸不着头脑。姑且从床上跃起,准备开灯。但由于剧烈晃动,甚至站在床上都不可能。说到底,灯在哪里都无从想起。我踉跄摔倒,而后抓着床头好歹坐起。我想肯定来了大地震,一场要让整个世界土崩瓦解的强烈地震。不管怎样得赶快离开这里。不知花了多少时间我才死活挪到门前,摩挲着按下墙上的电灯开关。就在那一瞬间,摇晃戛然而止。灯亮了,黑暗消失了,房间立时寂静下来,一切都难以置信地无声无息,什么也不摇动,时针正指在后半夜两点。究竟怎么回事呢?我莫名其妙。

随后我恍然大悟,摇晃的不是房间,不是世界,而是我本身。明白这点,一时冷彻骨髓。我无法把握自己手脚的感觉,在那里木然伫立。尝到如此深切、如此劈头盖脑的恐惧有生以来是第一次,看见那么黑的黑暗也是第一次。不管怎样,我不想留在这房间里了。横竖留不得了。不得已,我走进隔壁松村君的房间(凑巧这座宾馆的房间不能从里面锁住,为什么自是不知),弓身坐在昏死一般沉睡的他旁边的床上,一动不动地等待天明。原以为黑夜将永远持续下去,但四点过后,东边的天空终于一点点泛白,鸟也开始啼叫。随着晨光的降临,我身上冰块一般的恐惧也渐渐融化消失,就好像附体的邪魔脱落下来。我悄悄返回自己房间,上床躺下。已不再害怕。夜间卧床时感觉到的不快也没有了。我甚至反倒产生一种类似恬适的感觉。它同黑暗一起去了哪里。我就势在晨光中甜甜睡去,睡罢醒来。

从乌兰巴托返回北京,直接在机场换机飞回东京。机上的NhK广播报道说村山首相在那不勒斯峰会上病倒。村山首相?我离开东京时该是羽田首相才对。在这同一天,金日成主席之死成了事实。在我从满洲到蒙古转来转去的两个星期时间里,此侧世界有诸多事情在与我无涉地运转不息。而大约一个月后的此时此刻,我在远离蒙古草原的场所、在几乎可以说是与之处于两极的地方写这篇文稿。

但是,在乔巴山那座穷困潦倒的宾馆一室,我于下半夜2时体验的那场剧烈的世界摇晃仍分明留在我身上。至今仍能记忆那震颤、那恐怖的感触。那究竟是什么呢?我至今未得其解。我想了很多,但未能想出关于那件事的确切答案。那时我所感觉的恐惧的质是不能够用语言传达给别人的。那和从道路正中豁然开出的洞口遥遥窥看世界深渊是同一程度的恐怖——至少对我而言。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这样认为了:它——其振动、黑暗、恐怖和气息——恐怕不是从外部突然到来的,而莫如说原本存在于我这个人的内面,不过是有什么抓住类似契机的东西而将它猛然撬开罢了。恰如上小学时在书上看的诺门罕战役的图片并无什么来由地俘获了我,且在三十几年后把我远远领去蒙古草原的纵深处……把我带去的地方真够远的了。可是我觉得——我说不大好——无论去多远、或者不如说去得越远,我在那里发现的也只是、或者越是我自己本身。狼也好,臼形炮弹也好,停电当中幽暗的战争博物馆也好,归根结底恐怕都只是我自身的一部分,它们恐怕只是在那里静静等着我前去发现罢了。

但至少我决不会忘记它们在那里和曾在那里。不忘,我能做的事仅此而已,大概。

正文 横穿美国大陆

1995年6月,为《森罗》杂志分两期写了这篇文章,收入书中时做了加工。同行者又是松村映三君。能够不屈不挠陪我如此长途跋涉的摄影师除他别无第二人。实际握着方向盘横穿大陆,就会明白美国这个国家真是大得不得了。地区不同,文化啦服装啦也随之哗哗作响地变得不同。另外令人感叹的一是汽油便宜,二是几乎没有收费公路,三是饮食和住宿设施无可救药地单调。若问是否还想横穿一次,我只能扭头沉思:这个嘛……

<h3>作为一种病的旅行,牛的价格,无聊的汽车旅馆</h3>

很早以前我就想——准确地说是一直梦想——好好花时间驾车横穿美国大陆。问我去那里有什么目的我也没法回答,因为根本没有什么特殊目的,仅仅是一种愿望罢了:从大西洋岸边到太平洋岸边,翻山过河,把美国大陆一气划开!若明快断言“行为本身即是目的”,那倒是够潇洒的……

不管怎样,这踏上漫长旅途的行为之中,毫无疑问含有某种不由分说——如果不能称之为发疯的话——的东西。说到底,何苦非做这种莫名其妙的事不可呢?花时间,费用也小瞧不得,又只落得个徒劳无益,甚至可能祸从天降。不,还是说“‘祸不从天降’偶尔也是有的”来得痛快。Scrabble Game的广告复印件上总是说“早知如此,在家里玩Scrabble好了!”漫画中也常常出现遭遇各种灾难的可怜的旅行者。每次看那广告,我都大大点头:是啊,正是。旅行就是灾难陈列窗。实际上也是在家里玩玩Scrabble什么的远为稳妥。我们对此心知肚明,然而还是要外出旅行,就好像被看不见的力量拉起衣袖,踉踉跄跄地给扯到悬崖边上,然后回到家里,坐在柔软而熟悉的沙发上,深感还是家里好。是这样的吧?

不如说,这类似于一种病。我们(至少我)从书架上取出地图翻开,放在桌面上定定地注视。地图是个富有诱惑性的东西,上面铺展的是自己尚未去过的地方。它稳稳地、默默地而又挑衅性地冲着我们。闻所未闻的地名比肩接踵,涉所未涉的大河流淌不息,见所未见的高山连绵不断。不知何故,湖泊和海湾也显得风情万种,连不三不四的沙漠看上去也那么浪漫,那么难得。

盯视着地图上自己未曾到过的场所,一颗心就像听到女妖的歌声一样被迅速吸引了过去,胸口怦怦直跳,肾上腺素如饥饿的野狗一般沿着血管横冲直闯。我知道自己的皮肤寻求新风的吹拂。机会的气味犹如破城棰一般急剧地敲响门扇。我觉得一旦去到哪里,就会碰上足以使人生发生激烈摇晃的重大事件(其实那样的事只能发生在极为象征性的领域)。

如此这般,我照例同搞摄影的松村映三君两个一起动身,踏上为时两个多星期的漫长的横穿美国之旅。路线不是有名的往南转的“Route 66”,而是半拉子内行人所钟情(具体如何不得而知)的北转路线。伊利诺伊州、威斯康星州、艾奥瓦州、明尼苏达州、南达科他州、爱达荷州、怀俄明州、犹他州……而且要充分投入时间,不走枯燥无味的州际高速公路,而以地方性的后方道路为主。

不过,我自己的大众COLLARD用来长途旅行未免有点辛苦(屁股痛,行李放不多),决定租用沃尔沃850客货两用车。一开始也想租用传统型号的美制旅行车,但亲眼见到实物,却不由为其恐龙般的非现实体积所压倒,终究不战自退。想想那玩意停成一排都冒冷汗。老实说,沃尔沃虽然不能说多么富有刺激性,但车座状况极好,两个星期坐下来身体几乎不痛,腰有问题的人不妨一用。

“那样的旅行无论如何也奉陪不起,我还是回东京落个轻闲算了。”我把这么表示的老婆从波士顿的罗甘机场送上飞往成田的飞机(想法相当明智),然后直接奔赴西海岸。我们的目的地是大约八千公里外的洛杉矶长滩。

首先从马萨诸塞州穿过纽约州,从尼亚加拉一带暂且进入加拿大(尼亚加拉那地方去多少次都让人心烦),造访家住多伦多的日本文学研究专家特德·格森。很久以前他就邀我前去,遂利用其好意顺路去了那里。特德本是美国人,因越南战争期间讨厌当兵而搬到加拿大,就势定居下来。他在距多伦多一小时远的一座山里拥有隐居用的小别墅,我们住了进去。深山老林,听说有河狸、豪猪、鹿、狼和浣熊等出没。喝着葡萄酒,听着鲍勃·迪伦的老唱片(唔,我们就属那一代),烤着大马哈鱼,吃着院子里摘来的芦笋,一个晚上说了很多很多话。还有……啊,不好写这个。

再次从加拿大穿过国境,朝底特律驶去。接着经过衣阿华州、印第安纳州赶往芝加哥,一路上没什么有趣的事。老实说无聊至极,不过是看着前方踩加速器,眼望驶过的印象平淡的景色罢了。每天平均行程约五百公里,两人轮换驾驶,住进怎么看都看不出名堂的汽车旅馆,早上吃薄烤饼,中午吃汉堡包,天天如此,周而复始。变化的惟有汽车旅馆: I EStERN、tRAVELOG……

不,准确说来也并非全都无聊。有一件事不能说是无聊,那就是车相当频繁地被警察拦住。其实我们开车并没有胡来(不错,在没人瞧见的亚利桑那沙漠正中,我们是听着埃尔顿·约翰的《英格兰制造》开出时速二百公里,但那终究是例外行为)。美国的高速公路只要不超过十五英里,一般不会被警察拦住。我们打算以十英里左右的速度跟在自然车流之中,不知何故却被拦住了。闪着红灯的警车尾随而来。

“哦,怪事,我们不该被拦住的呀!”正困惑不解之间,警车“呜呜”响起警笛,命令我们靠路边停住。但警察并没有查验我们的驾驶证,只把脑袋探进来左看右看,也没撕下违章票:“往下注意别超速。”只拿了一张警告票。

怪事!为什么单单总是我们被拦住呢?后来才弄明白,原来是由于我们开着其他州牌号的旅行车,后车窗贴着黑色遮光纸的缘故。加之松村君有外观上的问题:他晒得黑黑的,从远处看去活像西班牙血统。一句话,此乃毒品贩子的特征。所以警察一看见我们就警惕起来,命令停车以检查车厢里有没有可疑物,如此而已。

但说实话,这很让人吃不消,因为随时随地有蒙面警车目光炯炯地监督我们。假如松村君的外观同米老鼠或辛迪·劳帕相似,我猜想不至于发生这样的问题。不用说,这不是他个人的责任。除了警车的问题,最初五天反正无聊得要死。

旅行终于变得丰富多彩是在穿过芝加哥进入威斯康星州之后。不,“丰富多彩”这一说法也许并不正确。实不相瞒,那里压根儿没有什么多彩的要素。说得确切些,不如说我们周围的环境变得“愈发无聊”更为接近实况。不过,那种无聊是和此前那些地方给我们的无聊不同的全新品种的无聊,对我来说未尝不可称之为极有刺激性。痛快说来,从那一带开始,我们总算进入了美国中心地区(land)的中心()。

首先,车内播放的音乐种类整个为之一变,乡村音乐台压倒性多了起来,不管怎么按车内音响装置的搜索键,爵士乐和说唱音乐(Rap Music)都听不到,于是我阴差阳错地对乡村音乐的流行状况熟悉起来。不客气地说,绝大多数不伦不类,惟独《得克萨斯龙卷风》这首流行歌曲还相当委婉动人(你是得克萨斯的龙卷风,我像一棵倒地的小草任你捉弄……)谁唱的不知道,但这首歌简直成了此次旅行的主题曲,在到达加利福尼亚州之前的路上不知听了多少次,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迈克尔·杰克逊的新歌之类仅仅播过一次……虽然也不是很想听。

在汽车旅馆房间里打开电视,早间新闻报完O·J·辛普森的审判进展之后,竟让我没完没了地听起了“本日家畜价格”,一个年纪蛮大的新闻播音员以一本正经的神情淡淡地报价:某品种某岁的牛多少钱一头,某某品种的猪多少钱一头……一如纽约之播报交通信息,夏威夷之播报海浪情况。根据所念数字的不同,播音员或约略感动,或蹙起眉头。是啊,美国是个货真价实的大国啊,我深切地感到。

晚间打开电视,常常看到乡村舞蹈盛会,头戴牛仔帽、脚穿彩绘长靴的众多男子和头发如棉花糖一般蓬蓬松松的花哨姐妹们随着乡村音乐步伐整齐地跳得兴致勃勃。虽说并无特异之处,但一旦看开了头,往下肯定看得忘乎所以。怎么回事呢?不可思议。

另外一点我不知道的,是这世上居然有乡村音乐专用MtV。从早到晚无休止地播放乡村音乐录像,甚是了得。

车窗外见到的光景完完全全——或许堪称艺术性地——变得单调无聊起来。那里存在的仅仅是牧场、农场和时而闪出的招牌。无论何处、不管哪里、任你去哪,映入眼帘的只是牧场、农场和时而闪出的汽车旅馆招牌。此外几乎一无所见。

道路笔直笔直,直得像托尔斯泰小说中正直的农夫灵魂,让人无法忍受。只要视力足够,可以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问题是看得再远也没有赏心悦目的景物,因为同样是农场、牧场和时而闪出的招牌。

偶尔对面驶过的车大部分是家畜运输车或敞篷卡车。从波士顿来艾奥瓦所受到的文化冲击,老实说,我觉得比从东京来波士顿还大得多。在这样的地方天天看牛、日日听乡村音乐,即使不是弗朗西丝卡(艾奥瓦州麦迪逊镇上的那个人<span class="" data-note="指的女主角。"></span>),恐怕也会对人生多少感到厌烦,我想。

农舍的样式无论哪家都大同小异:正面有个大大的仓房,有个干饲料库,有长长的围栏。围栏里有许许多多牛。牛固然也是非常可爱的动物,但多看到底厌了。世间大多事物都有这种倾向——多看则厌——牛也不例外。不但看厌,久而久之,还对看牛这一行为实实在在地感到疲劳。想到世间何以必须有如此数不胜数的牛,不由变得心烦意乱。

每天无论开车跑多远,这样的光景都无休无止无边无际,甚至叫我产生了无谓的错觉,以为看过的牛又跑到前头等我们了。

居然来到了这样一个地方!说到底,以前我所看到的美国不过是这个国家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风景已然如此单调无聊,而一日三餐所去的餐馆和每晚所住的汽车旅馆,其无聊的完美程度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彼此之间在无个性这点上是那样相似,一来二去,哪个是哪个竟然几乎没了区别。

选择汽车旅馆原理上很简单,实际做起来却异常困难。既然哪个都一样,那么选哪个岂不都无所谓?虽说心里这么想,但必须具体选择一家才行。所以一到黄昏时分,就以自暴自弃的心情全无根据地随便选一家出来:噢,这个可以吧!如此日复一日,自己身上原本应有的什么好什么不好的价值基准就逐渐摇摆模糊起来,不骗你。每当汽车旅馆这个图像浮上脑海,思维能力就差不多同时蒙上一层乳白色雾霭似的东西,我们被吞入状如特长管道的“持续性”之中。在那里,时间如金太郎饴糖一般流移,前后区别无从察觉。昨天与明天的边界无从分辨,日常与非日常的不同无从知晓,感动与不感动的分野无从判定。那里存在的,仅是电视与床与浴室之类符号而已。电视与床与浴室,电视与床与浴室、电视与床与浴室,如此循环不止,无休无止,人心任其慢慢蚕食。

旅行期间我一直在写日记(无论怎样的旅行我都认真写日记,因为人的记忆——尤其我的记忆——根本靠不住),但关于美国中西部的汽车旅馆和餐馆到底半途而废——实在想不出有什么东西可写。因此,现在翻看手册也找不出什么,几乎清一色是汽车旅馆名称和房费,没有所谓特征。就算有特征,其特征也没有特征含义。不具有特征含义的特征,类似排列无序的辞典,再打交道也无非浪费时间罢了,哪里也到达不了。

但有一点,我们在经过一个个如此平庸的汽车旅馆的过程中,就美国的汽车旅馆获得了一个宝贵经验,那就是:别住带有温水游泳池的汽车旅馆。

这是因为:第一,路边汽车旅馆的温水游泳池又小(十有八九)又脏,休想正常游泳。第二,由于建筑物中有温水游泳池(几乎都设在天井),整座建筑物潮乎乎的。总之,整个儿像一大桑拿馆,每每如此。我们给这类温水游泳池害得好苦,投住印第安纳州一个小镇的汽车旅馆时差不多彻夜未眠,难受得简直令人想起曼谷机场过境旅客休息室。诸位务必当心,千万别住带有温水游泳池的汽车旅馆。除此之外,关于汽车旅馆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关于餐馆也没有值得一提的。到底在那里吃了什么——为了维持生命肯定要吃什么——我几乎想不起来。一如不幸的幼儿时期的阴暗记忆被塞进意识壁橱的深处,而我又没心绪挖掘出来,全然没有。

<h3>镇名韦尔卡姆,西部唐人街,犹太人</h3>

美国有各种各样离奇古怪的镇名。明尼苏达州有个名叫“韦尔卡姆(ELE)”的镇。我和松村君在空荡荡平展展、除了牛几乎别无所见的中西部持续不断地向西行驶,有些累了,瞧见招牌便情不自禁地一晃儿驶下高速公路,心想到了镇上说不定会碰上什么好事、见到什么有趣的东西。镇的入口处竖着一块简易招牌:“ELE 人口790人。”我们大致从镇的这头开到那头(入口处稍往前一点点就是那头),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中西部乡间小镇,除了镇名,其他谈不上有什么特征。进了镇也没有人围上来呜呜哇哇口称“欢迎”,没有满面笑容的妇人向远方来客献上一杯冰红茶。相反,一辆似乎怀疑我们来历的警车尾随了好一阵子,让人不是滋味。哼,真想说一句这算哪家子ELE……算啦。

这里的男人全都不约而同地头戴帽子。帽子不是斯泰特逊就是拖拉机厂的棒球样式。走路不戴帽子的人基本上没看见。黑人也几乎(或者不如说一个也)没见到。吸烟的人多。没怎么见到无咖啡因咖啡,没有人看布莱特·伊斯顿·埃利斯的书,没有温顿·马尔萨利斯的粉丝(大概),没有酥壳蛋糕(Quiche)。不知为何,海象一般肥胖的人比比皆是。有的餐馆要啤酒时,杯里却有橄榄——到底什么缘故呢?生来想像力匮乏的我想像不出。

听说在韦尔卡姆前面的南达科他州,一座深山小镇里有往日的唐人街遗址,遂去那里看了看。搞摄影的松村君是满世界专门拍摄唐人街的真正的“唐人街专家”,既然有唐人街,那非去一趟不可。

这座小镇名叫戴德伍德(DEADOOD),金矿所在地,威尔德·比尔·希柯科曾在那儿的酒馆被枪杀,多少有点名气,如今作为赌场还算相当兴旺。一言以蔽之,就是把拉斯维加斯极度缩小,从中抽去豪华和时髦,再把天气恶狠狠弄坏的地方。主干道两旁一家挨一家全是赌场,大肚子的赌迷们小心翼翼地抱着装有硬币的塑料碗,面对自动赌博机“哗哗啦啦”摇个不停。我对赌博没兴趣,几乎所有赌场都过门不入,只参加了地下唐人街观光团。说是参加,其实团员只我和松村君,并无别人。大家都忙着赌博,没有谁突发奇想去南达科他州深山老林湿乎乎的洞穴里参观往日唐人街遗址(其心情不是不能理解)。入口有一个脸色阴沉沉的神经质年轻人值班,看样子真是无聊到了极点。

听说淘金热淘出了新的城镇,中国人从洛杉矶冒着印第安人的袭击,在马车的一路摇晃下远远赶到南达科他州的深山老林。没有一技之长的穷中国打工者只要听说有工作,即使万里之遥也不在话下。可是,为什么中国人在镇子下面挖出规模和迷宫一般大的东西呢?其缘由至今也不清楚。一种说法是中国人受镇上白人的欺侮,半夜不敢在地面走动(当时西部兵荒马乱)。另一种说法相反,是中国人为躲避白人世界、钻入自己的空间单独居住而建造了秘密地下家园。的确,地下通道中连吸鸦片和赌博用的小屋都准备好了。我一向对地下世界小有兴趣,看得津津有味。不过我想,大家动手挖洞,在一座镇子下面建造仅仅属于自己的“别镇”——当时中国人的想法和能量到底匪夷所思。

顺便说一句。在爱达荷州,我们同样为了寻找往日的唐人街而去了一座叫沃伦的镇。这里是地地道道的深山中的深山,路也没铺沥青。从一般公路进入沙土路,花了两个小时才好歹开到这里。风景诚然十分优美,但最近似乎发生过一次很大的山火,树林烧得一片狼籍。西部大多数的金矿镇如今都成了g toown。这是因为,这里仍有二十来人在有气无力地继续淘金。为此有一家以这些人为对象的小沙龙般的酒吧,此外别无店铺。生活物资由直升机运来。住在这座镇里,好像一下子进入了被历史潮流遗忘的场所。我走进镇上的酒吧,喝着百威生啤,吃着香菇汉堡包。女服务生虽不特别冷酷,但感觉上仿佛在说吃完赶快走吧。看情形不像是外国人受欢迎的地方。

酒吧里卖一种“白猫头鹰例行射击运动会”t恤,当然这是针对鼓吹保护白猫头鹰的环保主义者的嘲讽。笑话的品位固然不太高,但终究是笑话。顺便提一句,我们的沃尔沃新车同这地方根本不协调,沃伦镇人只乘卡车,别说沃尔沃,乘别的汽车的人也一个也没见到。

在淘金热时代,这里也有很多中国人赶来,挖金子、耕田种菜。他们住过的房子和用过的餐具现在还好端端留在那里。此镇(不如说是村落)有个农业局的小小农业站,一个往墙上涂漆的高中生模样的女孩向我们热情介绍了沃伦镇的由来。按唐人街研究专家松村君的说法,在这样偏僻的地方,中国黑社会也曾伸手进来,在为同胞介绍工作的同时通过赌博和鸦片把他们的钱卷走。卖淫过去好像也很盛行,有种种关于美貌中国姑娘的传说留下来。不过在农业站领到的正经资料里,关于赌博和卖淫只字未提。

不可思议的是,沃伦镇一带的石头全都闪闪发光,一派炫目,流经小镇的小河河底也金光灿然。拾起石头一看,原来有一层薄薄的金箔像青苔一样紧紧附在表面。起初以为没准这就是真正的金子,很卖力气地拾了一堆,继而心想这里不是传说中的Zipangu,不可能遍地落满黄金,自觉傻气,遂作罢。想必是只发光而别无太大价值的矿石。不过,在这往日的金矿小镇里,目睹着脚下沙石被太阳照得金光闪闪,还是觉得像被狐仙迷住了似的。风景相当奇妙。虽说不是汉弗莱·鲍嘉主演的电影《黄金》,但黄金这东西或许真有一种令人心荡神迷的魔力。

翻过落基山脉,从爱达荷州一进犹他州,西海岸即在眼前。在犹他州,住在过去的塔夫茨大学同事查尔斯·井上先生(研究泉镜花)的父母的花园里,因为查尔斯总是劝我去犹他州看看,说犹他州是个极好的地方。查尔斯的父亲是第二代日裔,战争期间因reolcation,从加利福尼亚送进了怀俄明州的收容所,战争结束后也没返回故乡加利福尼亚,而在相邻的犹他州定居下来,靠着白手起家,如今在一个叫加尼逊的小镇郊外拥有七百五十英亩农园,子女都是医生、律师和大学教授等专业人士。他们全是摩门教的信徒,不饮酒,不喝咖啡,由于曾来日本传教,日语非常好。他们的孩子到了一定年龄,也无一例外地在布里加姆·扬大学接受训练,然后作为传教士前往日本。

战后为什么没有返回加利福尼亚州而改信摩门教呢——这样的例子少而又少——关于这点我到底没问,想必老人在收容所期间想了很多很多。住在旁边的老人的儿子、医生德怀特(和我同年)说:“日本人在战争期间受了很多迫害,而摩门教徒在美国历史上也一直受迫害,这里面大概有相通之处吧。哪一方都是以勤劳为美德的规规矩矩的老实人。啊,倒也不是说所有人都那样……”

把摩托雪橇装进卡车,和德怀特一家去山上玩雪时(附近山顶6月也有雪),我问他:“对您来说,世上最最宝贵的是什么呢?”“家庭。”德怀特说,“没有比家庭更宝贵的,那是一切的基础。”卡车的仪表板上很自豪地摆着竞选高中学生会主席的英俊的儿子的照片。儿子高中毕业就将去日本传教。

不过,在犹他州不能喝酒让人很不习惯。全州所有人都滴酒不沾,无一例外,连咖啡也几乎不喝。我脑子里想两三天不喝酒又有什么呢,但真的不喝又有些想喝。人之常情。白天一般都很热,所以傍晚来临时很想“咕嘟咕嘟”喝一杯啤酒,然而无论去哪里都很难要到啤酒。镇上连酒馆也没有,旅馆里基本上不供应酒,于是只能大口小口地喝冰红茶。

在靠近亚利桑那州的锡达城投宿汽车旅馆,服务台里坐着两个黑西装白衬衣黑领带极有摩门教传教士意味的青年,我虽然心想恐怕不行,但口渴得厉害,慎重地问哪里有能喝啤酒的餐馆。毕竟快到州境了,难免有侥幸心理。两个青年皱起眉头,客气地(但不无冷漠地)答道:“噢,对不起,您二位还在犹他州。”意思仿佛是:既然那么想喝啤酒,就去亚利桑那州喝个够好了!如果可能,作为我何尝不想那样,问题是到州境还要两个小时,而我不想再开什么车了。天热得要死,我们累得要死,累得像死狗,像一段木头。

出门问了很多很多人,听说镇郊有“类似”酒吧的场所。实际去那里一看,实在不成样子,再渴也没心情进门。以前在费城偏僻的乡间,我也到过同样有宗教性质的镇,进过外观同样阴沉的酒馆,因此十分清楚,那种地方肯定像《铁面具》中出现的地牢一样阴暗,感觉湿漉漉粗拉拉的,就像周围的破烂东西统统随风聚到了一处。进这样的地方喝啤酒,根本喝不出滋味。

只好死心塌地,吃了一顿没有酒精陪伴的味同嚼蜡的晚饭。之后在车里翻了个底朝天,翻出一罐几天前在加油站买下来以后扔在那里的如马尿一般温吞吞的百威,用旅馆里的冰块冰了,两人各分一半,一小口一小口喝了。尽管不解馋,但的确是最高享受。

犹他州风光秀美,地方特色也令人兴味盎然,不过说实话,进入亚利桑那州荒凉沙漠正中一座荒凉小镇,在第一眼看到的酒吧里要了冰镇百威啤酒“咕嘟咕嘟”大喝特喝的时候,我们还是舒了口长气。这个该遭天罚的世界上的无可回避的现实已经一点一点渗入我的体内,真真的,酷酷的。唔,人世就该是这个样子,我想。

过了亚利桑那州(就我们实际路过的部分来说,除了仙人掌和加油站,没什么值得一提的),驶入内华达州,即将到达赌城拉斯韦加斯。我这人向来对赌博没有兴趣,不过既然来一次有名的拉斯维加斯,日暮以后还是穿上茄克去赌了一回。买了牌,这里那里转动赌盘,随心所欲地把筹码放在上面,或许该说是Beginner's luck,居然碰巧凑到了一百七十美元筹码。心中大喜,用赢来的钱一气买了许多旧唱片。拉斯韦加斯找起来也有几家旧唱片店,有的店里可以发现非常有趣的东西。

话又说回来,到底怎样性格的人会专门跑到欢乐之都拉斯韦加斯,在一股霉味的旧唱片店里一个劲儿找来找去呢?恐怕也只有因赢了一百七十美元而乐颠颠地径自离开赌盘那样的性格谦恭(或者说穷惯了)的人吧。

再说搞摄影的松村君,他比我厉害,在自动赌博机那里赢了满满两手的筹码,结果紧张得肚子急剧作痛,回房间大泻一通,泻罢面容憔悴地折回来说:“呃,看来我不是适合赌博的啊!”估计是那样,全然不适合赌博。这么着,两人在拉斯维加斯既未穷困潦倒,又未一夜暴富,仅仅旧唱片又多些罢了。不过,时至如今,吉米·史密斯的密纹唱片再多又能怎么样呢?

离开内华达州,终于进入我们旅行的最后一站加利福尼亚州。除了仙人掌一无所见的沙漠在四周无限铺陈开去,笔直笔直的高速公路在沙漠正中尽情伸展。只是,此前几乎没有车辆对面驶过的空空荡荡的州际高速公路忽然拥挤起来,颇像平日的东名高速公路。爬完漫长的坡路,过得山顶,远方一个奇妙的白色巨块清晰可见,犹如失去归宿的魂灵。形状扁平扁平的,看上去像是能够直接放在盘子上,用刀一切两半。想了一会儿,终于明白原来那就是作为洛杉矶名胜的烟雾。

这很有些让人莫名其妙。看不见大都市的剪影,看不见太平洋湛蓝的海面,又不是作为什么特殊的东西出来迎接我们,只不过是让人翻过山顶瞧见远处有白色烟雾时心想“原来那就是洛杉矶”罢了,其中没有“啊,我们终于横穿美国大陆到达西海岸了”那样发自内心的激动——虽然也不是反高潮

类似感慨的心情,是在我们下了坡驶上洛杉矶郊外六车道的快车道,整个被那烟雾吞没的时候蓦然产生的:“啧啧,这可真是个大国,旅程真够长的了!”虽然这么说未免煞风景。

正文 走去神户

1995年5月,独自从西宫走去神户。反正我想走一次试试。这篇文章没指望稍后在哪里发表,是为自己写的,归终也未能想起发表的地方,就收在这本书里了。写故乡是非常困难的事,写受伤害的故乡就更难了。此外再没什么好说的了。松村映三君后来沿着我行走的路线拍了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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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一个人从西宫一带花时间走去神户三宫——动这个念头是今年5月的事。偶尔去京都办事,要在那里住一晚上,就直接转去西宫了。从西宫到神户,看地图也就十五公里左右。虽说决非近在咫尺,但我对脚力算是有自信的,再说也不是走起来多么辛苦的路。

户籍上我出生在京都,其实出生不久就迁往兵库县西宫市的夙川,又很快搬到相邻的芦屋市,十五六岁之前主要在这里度过。高中位于神户的山脚下,所以去玩的地方自然是神户的闹市区三宫一带。如此这般,成为一个典型的“阪神间少年”。当时的阪神间——当然现在也可能那样——作为从少年向青年过渡的场所是很叫人心情愉快的。安静,悠闲,有一种自由自在的气氛,依山傍海,大城市离得很近。可以去听音乐会、去旧书店物色廉价软皮书、泡爵士酒吧,也可以在艺术电影院看新潮影片。穿的衣服当然是VAN夹克。

去东京上大学和在那里结婚工作以后,就很少返回阪神间了。偶尔回故乡一次,办完事就乘新干线赶回东京。一来生活忙,二来在外国生活时间也长,还有若干私人情由。世上有人不断被故乡拉扯回去,相反,也有人总觉得无法返回,这种不同多数是因为命运的力量,而不是因为思念故乡的程度轻重。我看来好像属于后者,情愿也罢不情愿也罢。

父母一直住在芦屋市。1995年1月阪神大地震后,房子几乎不能住了,父母很快迁往京都。这样,作为将我同阪神间连在一起的具体纽带,除了记忆的累积(我的重要资产)就荡然无存了。所以,从准确意义上说,那里已不能再称为故乡了。这一事实给我带来了若干失落感。记忆之轴在我体内发出轻微的吱呀声,极为物理性地。

然而反过来看,或许正因如此,我才想以自己的双脚一步步好好走一走,才想验证一下失去自然纽带的“故乡”在自己眼中是什么样子,才想从中查看自己的身影(或身影的影)呈何种状态。

还有一点,我想知道两年前那场阪神大地震给我长大的地方带来怎样的影响。地震后我去神户看了几次。不用说,其创伤的严重让我深受震动。但经过两年,这座看上去终于恢复平静的城市实际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那场巨大的暴力从城市中夺去了什么,又为城市留下了什么呢?我想亲眼确认一下,因为那恐怕是同我本身现今的存在有着不小关系的事。

我穿上胶底旅游鞋,将笔记本和小照相机装进挎包,在阪神西宫站下车,以此为出发点向西慢慢走去。天气好得需要戴太阳镜。首先穿过南口的商业街,上小学时常常骑自行车来这里买东西,市立图书馆也在这附近,一有时间就跑去,在阅览室里一本接一本贪婪地翻看各种各样的少年读物。因此,这一带让我感到十分亲切。

只是,最后一次来这里已是很久以前的事,商业街变得几乎看不出来了,至于其变化在多大程度上是时间推移带来的,多大程度上是地震的物理性灾害导致的,我无法作出正确判断。尽管如此,两年前地震留下的伤痕依然历历在目。建筑物倒塌后的空地就像掉牙后的豁口一样散在各处,预制件组装的临时店铺一家接一家地把它们连接起来。用绳子隔开的空地上,夏日的绿草一片繁茂,路面的沥青残留着不吉利的裂纹。同广为世人瞩目并迅速复兴的神户中心商业地段相比,不知为什么,这里留下的空白显得滞重、沉寂和深刻。当然,这也不限于西宫的商业街,同样带有重伤的场所在神户周围应该还有很多,多得说不过来。

走过商业街,穿过马路,便是西宫的戎神社,很大的神社。院内有茂密的林木,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对我们小伙伴来说,这里是理想的玩耍场所,但那伤痕一看就令人心痛。沿着阪神国道排列的硕大的不夜灯,大部分失去了肩上的灯盏。灯盏就像被锋利的刃器削掉的脑袋一样,乱七八糟地掉在脚前的地面上,剩下的灯座成了失去意识和方向的石像,犹如梦中出现的象征性图像,一声不响沉甸甸地排列在那里。

小时候常去钓小虾(在拴有细绳的空瓶里放入面粉饵料投入水中,小虾就会钻进来,在适当的时候提起空瓶就行,很简单)的水塘上,老石桥崩塌了,无人理睬。水就像慢慢花时间熬煮过似的,黏糊糊黑乎乎。年龄不详的乌龟们在干巴巴的石块上不思不想地慢悠悠晒着龟壳。剧烈破坏的痕迹活生生的无所不在,使得这一带看上去甚至像是某种遗址。惟独神社院内茂密的林木超越了时间,静悄悄暗幽幽的,和我记忆中的往日形象一般模样。

我在神社院内弓身坐下,在初夏的阳光下再次环视四周,让自己适应这里的风景。我想把风景自然而然融入自己的身心——意识之中,皮肤之内,作为“或许自己曾经如此的东西”。但为此要花很长时间,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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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宫走去夙川。到正午还有些时间。暖洋洋的天气,走得一快就汗津津的。不看地图我也晓得自己现在走在哪一带,但并非每一条路都有印象。过去应该走过,却毫无记忆。为什么这般没有记忆呢?我觉得不可思议。老实说,甚至可以称为困惑,就好像回家一看,家具全部换过似的。

原因很快明白了:空地的位置犹如正负极颠倒。就是说,本应是空地的早已不再是空地,而原来不是空地的如今成了空地。前者多数由空地变成了住宅,后者则大部分老房子因大地震而化为乌有。如此两个作用(相继)重合,使我记忆中的往日街区光景相乘式地变成了虚拟物。

夙川附近我住过的老房子也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一排仿佛集体宿舍的建筑物。相距不远的一所高中,运动场成了地震灾民临时栖身的住宅区,我过去打棒球玩耍的那一带,密密匝匝地晾满了在那里生活的人们的洗涤物和被褥。凝目细看也几乎不见往日的面影。虽然河水一如往日地清澈动人,但目睹河床被混凝土加固得整整齐齐,感觉上总有些奇妙。

朝海那边稍走几步,进入一家小寿司店。因是星期日中午,看样子正忙于外卖。跑外卖的年轻人许久不归,店主接电话接得焦头烂额。整个日本随处可见的场景。我半看不看地对着电视喝啤酒,等着点的东西上来。兵库县知事就震后重建同嘉宾谈着什么。至于谈的什么早已忘光,现在也想不起来。

爬上防波堤,往日眼前一片大海,无遮无拦。小时候每到夏天就天天在那里游泳,喜欢海,喜欢游泳,钓鱼,每天领着狗散步。喜欢在那里一动不动地静静坐着。半夜从家里溜出来和同学一起跑到海边,捡来漂流木,升起篝火。喜欢海的气味,喜欢远处传来的海涛声,喜欢大海运送来的东西。

然而现在那里也没有海了。近山近海的阪神间对于土木建筑业来说是极为理想的场所,山削平后建起整齐漂亮的住宅,被填平的海上同样排列着漂亮的住宅,施工期间正是我去东京不久后开始的经济起飞、列岛改造热如火如荼的时候。

我现在在神奈川县一座海边镇子拥有住宅,在东京与小镇之间跑来跑去。这座海边小镇如今比故乡还强烈地使我想起故乡——说遗憾也十分遗憾——那里有还能游泳的海岸,有翠绿的山林。我想以我的力量保护这些东西,因为消逝的风景是不可能再回来的,暴力装置一旦被人打开就决不会关闭。

防波堤对面、曾经的香栌园海水浴场一带,周围已被填埋,形成一个不大的海湾(或池塘)。一伙帆船手正在那里捕捉风力。就在其两侧,往日的芦屋海滩上,排列着如集成电路一般呆板的高层公寓。近海那里,开着面包车和旅行车赶来的几家老小用自带的煤气炉烧烤,即所谓outdoor。烧烤鱼、肉和青菜的白烟,作为星期日赏心悦目场景的一部分,宛如狼烟一般向天空静静攀升。天空几乎万里无云。5月午后恬适的风景,甚至不妨说完美无缺。然而在我坐在混凝土防波堤上凝望曾有真正的海出现之处的时间里,那里存在的一切就好像轮胎漏气一样在我的意识深处静静地、一点一点地失去现实意味。

很难否定那片平和风景中含有暴力的余韵,我觉得。那暴力性的一部分就潜伏在我的脚下,另一部分潜伏于我们自身的内部。一个也是另一个的隐喻(metaphor),或者二者是可以互换的。它们如做同样梦的一对野兽在那里沉睡。

跨过小河进入芦屋市。走过曾就读过的初中,走过曾居住过的房前,走到阪神芦屋站。看车站广告画,上面说星期日(今天)下午2时在甲子园球场有“阪神:益力多”day game。于是突然想去甲子园球场看看。旋即改变计划,乘上开往大阪的电气列车。比赛刚刚开始,现在去,可以赶上三局。没走完的路明天继续不迟。

甲子园球场和我小时候的差不多,让人由衷产生一种亲切感,简直就像time slip。球场上有变化的,一是没人背着水珠花纹塑料罐卖CALPIS(世上好像没多少人喝CALPIS了),二是外场记分板变成电子显示的(白天因此看不清字)。球场的颜色一样,草坪绿色一样,阪神球迷也一样。地震也罢革命也罢战争也罢经过几个世纪也罢,惟独阪神球迷的着装不变,不是吗?

由于川尻和高津的对投,结局为1比0,阪神获胜。虽说只差一分,但比赛没有太大刺激性。总的说来,几乎没什么看点。再说得极端些,一场不看也无所谓的比赛,尤其对于外场席的观众而言。阳光越来越强,口渴得不得了。喝了几杯冰镇啤酒,作为理所当然的结果,在外场的长凳上昏昏睡去。睁眼醒来,一时不知自己置身何处(我到底在哪里呢?)。灯影斜了,已经伸到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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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户,在眼睛正好看到的一家不大的新宾馆要了房间。住宿的客人大半是团体年轻女客,便是那一类型的宾馆。早上6时起来,抢在通勤高峰之前赶到芦屋川站,从那里继续不很长的徒步旅行。天空和昨天大不一样,阴云密布,略略发冷。报纸上的天气预报极有自信地宣称下午开始下雨。专门预告坏信息,一如卡桑德拉(当然说中了,傍晚我被浇成了落汤鸡)。

在三宫站买了早报,上面说在须磨新区(想必那里也是劈山造出的新城,地名不熟悉)有两名少女遭袭,一人死亡。“路魔”仍未被捕,线索也几乎没有得到。有小孩的居民为此惶惶不安。当时还没发生土师淳遇害事件。不管怎样,都像是以小学生为目标的一种悲惨而无意义的犯罪。我基本不看报纸,连有这样的事件发生都不晓得。

报道的字里行间回荡着平板而又异常深重的令人不寒而栗的低音。我把报纸折起来,心想一个男人大白天在街上转来转去,有可能被人投以奇妙的目光。新的暴力阴影使得位于那一场所的我的新意义上的“异物性”呈现出来,我觉得自己似乎是卷入错误场所的不速之客。

我沿着阪急电车线靠山一侧的道路,不时迂回往西走去,大约三十分钟后进入神户市。芦屋是一座南北狭长的城市,东西向走起来,转眼之间就穿了过去。左盼右顾行走之间,这里那里仍然有地震造成的空地闪入眼帘。没有居民气息的歪斜房屋也时而入目。阪神地带的土质虽说与关东不同,但也同是山沙地,不湿不黏,颜色泛白,空地因而格外醒目。地面草丛又绿又密,鲜明的对比很刺眼睛。那让我联想起留在亲人白色肌肤上的大外科手术遗痕,其场景势必超越时间和状况而物理性地刺着我的皮肤。

不用说,那里有的并不是仅仅是杂草丰茂的空地,也出现了几个建筑工地。估计不出一年,那一带就会有新房栉比鳞次,彻底改观。新瓦沐浴着新的阳光闪闪耀眼。而那样一来,那里新产生的新风景同我这个人之间恐怕就没有不言自明的共有感存在(应该不存在),地震这个无坚不摧的破坏装置强制性地暴露出来的新分水岭有可能存在于二者之间(很有可能)。我仰望天空,将微明的早晨的空气深深吸入肺腑,思索着培育我这个人的这方土地,思索由这方土地培育的我这个人,思索这不妨称为无可选择的事项。

走到相邻的阪急冈本站,我打算随便走进一家饮食店吃优惠价早餐。回头一想,早上到现在还什么都没吃。不料,一早开门的饮食店一家也没找到。想起来了,这里不是那类地方。无奈,在国道旁边的罗森便利店买了面包,坐在公园长椅上独自默默吃了,又喝了易拉罐咖啡,然后把此前路上见到的记下来。休息片刻,接着读了几页装在衣袋里的海明威的。记得高中时代读过,昨晚不期然地在宾馆床上再次读起,读得如醉如痴。为什么过去没读出这部小说的精彩呢?想到这里,甚觉不可思议。大概是因为想别的事情了。

遗憾的是,下一站御影站也不存在优惠价早餐。我一面忘情地想像着又香又浓的热咖啡和切得厚厚的涂着黄油的烤面包片,一面沿着阪急电车线继续默默前行,依然走过几块空地和几处建筑工地,同几辆把小孩从学校送往车站的E级梅赛德斯·奔驰擦肩而过。梅赛德斯·奔驰当然没有瑕疵,没有污渍,一如象征之没有实体,流移的时间之没有目的。那是同地震、同暴力没有关系的事物,大概。

在阪急六甲站前,我做了一点妥协,走进麦当劳,要了鸡蛋黄油脆皮面包(三百六十日元),总算化解了深度海啸般的饥饿,休息三十分钟。我觉得自己被组合为巨大的(麦当劳式的)虚拟现实的一部分,或者成了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但实际包围我的,不过是个别现实,无须多想。好也罢不好也罢,仅仅是个别性暂时迷失归宿罢了。

想到是特意来到这里的,于是任由额头浮起一层细汗,爬上陡急的坡路,走到从前就读的高中跟前。以自己的双腿行走在从前总是乘满员公共汽车行进的路上。拓平山坡建成的足够大的运动场上,女生在上体育课,打手球。周围静得不得了,除了她们不时发出的招呼声,几乎不闻任何声响。由于过于安静,我甚至觉得自己是因为某种原因而滑进了错误的时间层面。为什么这般安静呢?

我一边遥遥地俯视着眼下发着幽光的神户港,一边侧耳倾听,看能否听见遥远往昔的回声。但什么也没传来耳畔。借用保罗·西蒙老歌的歌词来说,听见的惟有沉默的回响。也难怪,毕竟一切都是三十多年的事了。

三十多年前的事——是的,有一点我可以明确断言:越是上年纪,人越是迅速地变得孤独,人皆如此。不过也可能不对。这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人生只不过是旨在适应孤独的一个连续过程罢了。果真如此,就不该发什么牢骚。说到底,牢骚又向谁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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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身离开高中,颇有些麻木地走下长长的坡路(也是因为多少有点累了),直接走去新干线的新神户站。走到这里,距目的地三宫就没有多远了。

由于时间充裕,出于纯粹的好奇心,我走进站前刚刚开业的堂而皇之的东洋宾馆,在里面咖啡屋的沙发上深深坐了下去,终于捞到今天第一杯像样的咖啡。我把挎包从肩头撤下,摘下太阳镜,做了个深呼吸,放松双腿。忽然想起该上卫生间,早上离开宾馆以后小便还是第一次。折回座位又要了一杯咖啡,之后舒了口气四下打量。地方大得有些过分。和港口附近原有的神户东洋宾馆(因地震现在停业,那里有一种大小恰到好处的亲密感)相比,印象相当不同。较之大,或许说“空荡荡”更接近实况。看上去总好像刚建成的木乃伊数量不足的金字塔。不是我吹毛求疵,很难认为这是我想住的宾馆,至少不符合我的口味。

几个月后,正是这间咖啡屋发生了暴力团伙持手枪乱射的事件,两人被夺去生命。当然,那时的我不可能想到会发生这类事件。但不管怎样,我还是在那里隔着若干时差,同另一种“即将到来的暴力”阴影偶然擦肩而过。想到这里,觉得“偶然”这东西颇有些不可思议。过去、现实、未来三者如立体交叉一般走来串去。

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么深入这么持续地处于暴力的阴影之中呢?四个月后,我在回顾这次不算长的徒步旅行,伏案写这篇文章过程中,不由得这样想道。我觉得,即使把现在的这个神户切割下来,一种暴力也还是同另一种暴力宿命地(现实地或比喻地)紧紧连在一起。那里面莫非有某种时代性的必然不成?还是说仅仅属于巧合呢?

我离开日本在美国生活期间,恰有阪神大地震发生,两个月后有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发生。对我来说,似乎是极具象征意味的连锁事件。那年夏天我回到日本,稍事休息后开始采访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的受害者,一年后出版了《地下》(Underg round)那本书,写的就是理应潜伏在我们社会脚下的暴力性——平时被我们忘记、但现实中作为可能性存在于那里的暴力或以暴力形式凸显于现实的可能性。正因如此,我才选择“受害者”而未选择“加害者”作为采访对象。

从西宫去神户的路上,我独自默默走了两天,始终边走边思考这个命题。一面在地震的阴影中移动脚步,一面持续思索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究竟是什么,或者拖着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的阴影持续思索阪神大地震究竟是什么。两件事不是孤立的,解开一件,恐怕就会更为明快地解开另一件,我是这样认为的。那既是物理性的,同时又是心因性的,或者不如说心因性本身即是物理性的。我必须在那里找出属于自己的回廊。

如果再补充一点,“我现在究竟能做什么”这一更重大的命题也在那里。

遗憾的是,我还不拥有关于这些命题的富于逻辑性的明确结论。我尚未具体抵达任何地方。现在的我所能做的,只能把自己的思考(或视线,抑或双腿)所移经的现实路程作为不确定的散文盛进anticlimax的容器里表现出来。不过如果可能,我希望大家理解,归根结底,我这个人只能通过开动自己的双腿、运动身体、物理式地粗线条地一一历经这一过程才能前进。这很花时间,时间花得令人不忍。但愿不至于为时已晚。

终于走到三宫,身上出了不少汗。并非多么大不了的距离,但总比早上散步走的路长。在宾馆房间来个热水淋浴,洗发,冰箱里取出一瓶冷藏的矿泉水一饮而尽。我从旅行箱里拿出新衣服换上:藏青色马球衫,蓝色棉质外衣,驼绒色粗布裤。脚有些肿,单单这个不能换。还有脑袋里悬而未决的模模糊糊的意念——这个也无法取出。

想不出特别想做的事,遂上街看随便碰上的电影。虽不能让人感动,但也还不坏。汤姆·克鲁斯主演的。休整身体,打发时间。人生中的两小时因此流失——没有感动地、并不那么坏地。走出电影院,已近日暮时分。兼作散步走去山麓一家小餐馆,一个人坐在台前要了海鲜比萨饼,喝着生啤。单身客人只我一个。也许是神经过敏的关系,看上去餐馆里的人除了我都非常幸福。恋人们似乎极为情投意合,成伙来的男女大声说笑。这种日子偶尔也是有的。

上来的海鲜比萨饼带有一个小纸条:“您吃的比萨饼为本店第958,816枚比萨饼。”好一会儿我没能领会这一数字的含义。我应该从中读取怎样的信息呢?如此说来,我曾和女朋友几次来这里喝同样凉的啤酒、吃带有编号的刚烤好的比萨饼。我们就将来谈了很多很多。说出口的所有预测无论哪一个都彻底化为泡影……那可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这里还有海、有山。

不,海和山现在也有,不用说。我指的是和此时在这里的不同的海、不同的山。我喝着第二杯啤酒,翻开便携本的书页,继续往下读。失去的人们,失去的故事。我很快被那个世界吸引过去。

不久,出门离开。如事先预报的,我淋成了落汤鸡,上下整个淋透,淋得让人心烦。既已淋透,伞也懒得买了。

正文 之边境之旅

当今时代,旅行后写成文章,甚至写一本书,想起来是很难的事,的确很难。毕竟如今去海外旅行不是多么特殊的事情了,和小田实写《什么都看》的时代不同了。如果想去——就是说只要有此念头并相应拿出一笔钱来——一般都能满世界跑。能去非洲的原始森林,南极都不在话下。甚至可以Package toar

所以就旅行来说,不管去的地方多么远多么偏僻,脑袋里都一开始就要有“那不是多么特殊的事情”这一念头,否则是不行的。把过度的顾虑啦启蒙啦勇气啦什么的排除掉,而作为“略略非日常性的日常”加以把握——当今时代的游记恐怕该这样动笔才是。就算说“只不过去了一趟那里”多少有些极端,但若给人以“痛下决心”那样的感觉,读的人怕也很难轻松。

在这个意义上,驱车横穿美国大陆和在四国清一色吃了三四天乌冬面相比,究竟哪个是边境就有点闹不明白了。一个困难的时代(笑)。

一般说来,实际旅行途中我不做详细的文字记录,而总是怀揣一个小笔记本,每次都把类似的小标题的词句并列写在那里,如“浴室老太婆!”等等,以便日后翻开笔记本看见“浴室老太婆!”这句话就能很快想起:啊是的是的,在靠近土耳其和伊朗边境的小镇里是有那么一个奇特的老太婆。总之是自己最容易明白的标题即可。便是把这种东西像在海面上做浮标似的一个个连着写下来,同资料抽屉中的索引标题是一回事。一次次旅行下来,逐渐掌握了适合自己的做法。

例如日期、场所名称和各种数字,如果忘了,写的时候就会遇到实际困难,因此作为资料要尽可能详细记录。至于具体记述和描写则尽量避免,不如说在现场就把“书写”这件事忘掉才好。记录用的照相机什么的也几乎不用,而把因此节约下来的精力集中用于观察,以自己的眼睛定定地注视形形色色的东西,把情景、氛围、气味和声音等等清楚地刻录在脑中,让自己成为好奇心的俘虏。反正就是要让自己整个儿淹没在那里存在的现实之中,这是再要紧不过的。让一切渗入肌肤,让自身当场成为录音机、成为照相机。从经验上说,这么做对日后写文章有用得多。反之,如果不一张张看相片就记不起什么样子,那就压根儿写不出生动有趣的文章。

所以,虽说是采访,但看上去作家很轻松,在现场差不多什么也不做,只是静静地看,单单只有摄影师跑来跑去忙个不停。作家是回来后辛苦。相片洗完就万事大吉了,而作家的作业刚刚开始。对着桌子,以记下的片言只语为线索,让现场在脑海中复活。一般回国一两个月后才能写文章。从经验上讲,采访好像要放这么一段时间才对结果更有利。那时间里,该沉的沉下去,该浮的浮上来,而且只有浮上来的才会水到渠成地连在一起。这样,文章的粗线条就形成了。忘记也是重要的,对于写东西来说。只是,放置的时间超过一定长度会使忘记的事项增多,大凡事物都是有“火候”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对我而言,写游记是非常宝贵的写作修炼。思考起来,游记这东西本来应该做的和小说本来应该做的,差不多是同一回事。绝大多数人都要旅行吧?一如绝大多数人都要恋爱。但将此向谁述说并不是容易的事。发生了这样的事,也去了这样的地方,有了这样的感受——即使向谁这么说,能否真切传达自己在那里的实际感受和“感情水位偏差”也是个疑问,因为那是难度极大的技艺,不如说近乎不可能。而让听的人认为“啊,旅行真是太有趣了,我也想去旅行”或者“恋爱真是太美妙了,我也想来一场美妙的恋爱”更是难上加难。对吧?而设法做到这一点的,不用说,非行家的文章不可。这里需要技巧,需要固有的文体,而激情、爱心和感动等等当然也是需要的。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作为小说家的我来说,写游记是非常好的学习机会——我本来就是因为喜欢写才写的,这里是说在结果上。

我本来就喜欢游记,一向喜欢。海定啦斯坦利啦,小时候就看那样的游记看得入迷。和童话相比,还是更喜欢那类游记,反正就是喜欢。每次翻动书页都激动得不行。斯坦利历经千辛万苦在刚果腹地找到下落不明的探险家利文斯通那个段落,至今仍记得一清二楚。新游记方面,保罗·塞罗的东西也常看。看写得好的游记比实际外出旅行有趣得多——这种情况也不在少数。

不过前面也说了,如今一个人可以到任何地方去,所谓边境那东西已经不复存在,冒险的性质已彻底变样,“探险”和“秘境”等字眼也迅速落伍,在现实层面几乎不能再用了。电视上至今还在搞那种加长节目,冠以某某秘境等带有大探险时代意味的标题,但几乎没有哪个人会天真得信以为真。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游记来说,当今时代恐怕并非幸福时代。

但不管怎样,旅行这一行为作为其赖以形成的形式,或多或少总要迫使旅行的人改变其意识。既然如此,我认为描写旅行的作业也必须相应地反映其动向,其本质无论哪个时代都不会改变,因为那是游记所具有的本来意义。“去了哪里,发生了如此这般的事,做了如此这般的事”——仅仅连篇累牍地罗列这类奇闻逸事,人们很难读下去的。“哪怕远离日常,也是同日常比邻而居的”——我想必须综合阐明(顺序颠倒也没关系)这一点才行。真正的新鲜的感动正是从这里产生的。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相信即使在边境已经像这样消失的时代,自己这个人的身上也仍然存在着可以造出边境的场所。而追加、确认这样的情思即是旅行。倘若没有这样的终极性认识,纵使跑去天涯海角,恐怕也是发现不了边境的,毕竟是这样的时代。

<span class="right">(根据《波》刊载的访谈《边境之旅》整理而成)</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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