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蛋没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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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笨蛋没活路》

正文第一章

听我说，我将会告诉你男人生活的真谛。我将告诉你，男人喜欢女人的真相：他从来就不讨厌她们。现在，你肯定认为我错得一塌糊涂。相信我，真的——我可是个变戏法的大师。

你相信一个男人能真心爱着某个女人，却总不断背叛她吗？不说肉体的背叛，我说的是精神背叛，在灵魂最深处彻底背叛她。这可不容易，但男人们总这么干。

你想知道女人怎能深爱你、刻意用爱意哺育你，却只为毒害你、摧毁你的身心？想知道是不是因为缺乏热烈的爱情，便决定不再爱你了？同时，她们却继续用白痴般的迷恋令你目眩神迷？不可能？这只是容易的部分。

但别逃走。这可不是个爱情故事。

我会让你领略到孩童般令人痛苦的无邪之美、青春少年兽性的饥渴和年轻女孩无比向往的那种自我毁灭式的阴晴不定。接着，我会——这才是困难的部分——给你们看时光如何将男男女女完全转变，包括身体和灵魂。

当然了，还有真爱。别走！它存在，或者，我将使它存在。我这个魔术师可不是徒有虚名。真爱真值得人们为之付出一切吗？忠贞？真的能做到？那到底算不算爱呢？这种只跟一个人在一起的反常热情，算得上是人之本性吗？如果做不到，你仍会因为努力尝试过而得到奖赏吗？真爱的两个人都能做得到？当然做不到，这很容易回答，不过——

人生就是一场滑稽戏，没什么比超越时间的爱更好笑。但一个真正的魔术师能让他的观众一边大笑一边哭泣。死亡则全然不同。我永远也不会拿死亡开玩笑，它超出了我的能力。

我总是非常警惕死亡，他可愚弄不了我。我一眼就能认出他。他特别爱穿上他乡巴佬式的伪装：一个好笑的硬疖突然不停地长大；那颗深色长毛的痣其实植根于骨髓中；他也会藏在漂亮的因为发热造成的红晕背后。然后突然间，那颗微笑的头骨现出原形，令受害者大吃一惊。但我可从没变成他的受害者，我早等着他了，一切准备就绪。

相对于死亡，爱是另一回事。爱是场令人疲惫的幼稚游戏，但男人相信爱更甚于死亡。女人截然相反。她们拥有一个强大的秘密：她们从不把爱当真，从不。

但容我再说一次，别走，再说一次，这可不是个爱情故事。忘掉爱情。我展现给你们的，是权力的触手如何伸向四方。首先，你会读到一个穷困潦倒的作家的一生。他敏感、能干，甚至带点儿天才。我将展现给你们的，是这位艺术家怎么因为他的艺术而遭受各种屈辱，以及为什么这些屈辱纯属自找。然后，我会给你们看，他如何变成一个狡猾的罪犯，无比享受那一切。啊，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终于变成人渣之后，他是何等的欣喜啊！现在一切大白于天下了，这就是他的本性。再别提什么荣耀，那狗娘养的就是个骗子、阴谋家，一个坦坦荡荡的社会之敌，再不用躲在艺术这个婊子的背后。真是让人大松一口气。那种快感无与伦比，那种狡诈的欣喜！接下去，他又如何变回一个诚实的人——当人渣可是会有沉重负担的。

但这能帮你了解社会的真实面目，从而原谅你的人类同伴。一旦理解这一点，就不该继续再当人渣了，不过，当然了，他要真太需要钱那就另当别论。

接着，我会继续讲述文学史上最惊人的成功故事。我们文化巨擘们的私生活，特别是其中一个疯狂的混蛋，和他身处的那个高尚世界。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穷困挣扎天才的世界、罪犯的世界和高尚的文学界。这些，再用足够的性爱来点缀，和一些绝不会让你头痛、说不定还觉得有趣的复杂想法。最终，我们会来到结局部分，它发生在如火如荼的好莱坞，在那里，我们的主人公得到了一切，奖项、金钱、名声、美女。然后，别走开——别走开——这一切如何化作齑粉。

还觉得不够？这故事你老早就听过？记住，我可是个大魔术师，我能令所有这些人物都栩栩如生。我会让你们了解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和感受。你会为他们哭泣，为他们所有人，我保证。或许只是大笑。不管怎样，我们都肯定会玩得很开心，并学到点人生哲理。不过，其实那些都是废话。

哈，我知道你在想什么，这个骗人的混球想骗我们继续看下去。等等，我只想讲个故事，这能有何坏处呢？即便我把它当真，你也大可不必。好好听故事就行了。

我只想讲个故事，没有任何别的目的。我既不渴望成功，也不渴望名气或金钱。这不难，大部分男男女女都不想要这些，并不是真心想要。更棒的是，我也不想要爱情。我年轻时，有些女人告诉我，她们爱我的长睫毛，我欣然接受。然后是我的风趣，然后是我的权力和金钱，然后是我的才干，然后是我的心灵——够深刻吧。好吧，这些我都能搞定。唯一会让我害怕的女人，是真心爱着我这个人本身的。我早已想好对付她的计策。我备好了毒药、匕首，还有洞穴里的幽暗坟墓去埋葬她。我决不能让她活下来，特别是如果她能身体忠诚、从不撒谎，并永远都把我置于其他一切之上。

这本书将会有很多爱情，但这绝不是一本爱情之书。这是一本战争之书，那些古老的、真正男性朋友之间的战争，那场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伟大“新”战争。当然了，这场战争也同样古老，只不过现在才暴露在世人眼中，女性解放斗士总认为她们发现了新东西，但这只不过是她们的游击队从山林中跑出来了而已。甜美的女人总在伏击男人：在摇篮中、厨房中、卧室中。还有他们孩子的坟墓前——那可是对哀求怜悯充耳不闻的最好地点。

啊，你琢磨着我对女人真是满腹抱怨，但我一点儿也不恨她们，她们最后一定会变得比男人更好，你会看到的。但真相是，只有女人才能真正令我痛苦。我还在摇篮里时，她们就开始这么做了。大部分男人跟我一样，我们对此无能为力。

我在这本书里树了个确实的靶子！我知道——我知道——这靶子简直不能不攻击。但小心点，我可是个滑头的说书人，才不像你们那些脆弱敏感的艺术家，我早已做足防备，还留着几个后招呢。

但够了！让我开始讲故事吧，让我开头，让我完结。

正文第二章

乔丹·郝利人生中最走运的那天，他背叛了自己最好的三个朋友。当然，他不知道这一点。他现在正穿过香格里拉酒店大赌场的骰子区，琢磨着接下来该玩什么。下午才刚开始，他就已经赢了一万块。但他厌倦了闪亮的红色骰子跳跃过绿毯的画面。

他走出骰子区，双脚陷入紫色地毯。他朝呼呼作响的轮盘赌台走去，漂亮的红黑色格子，醒目的绿色0号和00号。他莽撞地押了几注，输掉后继续走到21点区。

马蹄形的21点小桌整齐地排成两列，他穿行其中，像一个受罚者从印度执行夹道鞭打的刑罚者中穿过。蓝黑相间的扑克牌在两旁纷飞。他安全地穿了过去，走到通往拉斯维加斯市街道的大型玻璃门边。从这里看出去，整条长街都被奢华酒店拱卫着。

在内华达州炽热的阳光下，十几个光亮无比的霓虹“香格里拉酒店”招牌闪耀着。那些酒店似乎被融化掉，变成了一片坚硬的金黄烟雾，一个触手可及的海市蜃楼。乔丹·郝利揣着赢来的钱被困在开着空调的赌场里。他只有疯了才会想走出去，外面等着的只有其他赌场，他可不知道去那些赌场运气会如何。至少在这儿，他是个赢家，一会儿还能见到自己的朋友。至少在这儿，他被保护着，远离灼热的黄色沙漠。

乔丹·郝利离开玻璃门，坐上最近的一张21点台。黑色的一百元筹码在他手中互相碰撞，像极小的黑矿石色太阳。他看着发牌人洗好牌，放进木质长方形牌盒，然后一张张把牌滑出来。

乔丹两边都下了重注。他运气很好，一直玩到那盒牌发光。发牌人总是爆21点，他开始洗牌时，乔丹离开了。乔丹的口袋鼓鼓囊囊地塞满筹码，但他并不担心，因为他正穿着一件特殊设计的赛德沃勒牌赌城大赢家运动夹克。天蓝布料上缝着绯红的线，拉链口袋很乐观地设计得容量很大。外套里衬也有特殊的拉链内袋，深得任何小偷都偷不到。乔丹赢的钱很安全，他还有很多空间装更多钱——没人真正填满过赌城大赢家夹克的口袋。

赌场被许多巨大的枝形吊灯照亮，蕴着种蓝色烟雾，那是被深紫色地毯反射的霓虹灯。乔丹迈出这束光，走进昏暗的酒廊区域，那里天花板低矮，小舞台专为表演者准备。坐在一张小桌边，他可以像观众注视着闪亮的舞台一样盯着赌场。

他看着下午来的赌徒像是被催眠似的，跳着某种错综复杂的舞步，从一张赌桌晃到另一张。一张轮盘赌盘就像彩虹在清澈的蓝天中闪过，闪烁着红黑色的数字，恰好配上赌桌的布局。蓝白黑相间的牌散落在铺着绿毯的赌桌上。缀着白点的红色方块骰子，就像是在鲨鱼形骰子桌上空的晶亮飞鱼。远处，在一排排21点桌的尽头，值完班的发牌人把手高举在空中洗牌，以示他们没有顺手牵走筹码。

赌场这个舞台开始充盈更多演员：刚从户外游泳池晃悠进来晒过太阳的人，以及从网球场、高尔夫球场和香格里拉几千间客房中小憩过或付费上过床后的人。乔丹看到另一件赌城大赢家夹克穿过赌场的场地。是梅林，梅林“那孩子”。梅林在经过轮盘赌时迟疑了一下，这是他的弱点。他极少去玩，因为他知道它百分之五点五的赢率像利刃般伤人。乔丹在阴影中挥舞着一只绯红条纹的手臂，梅林再次迈开大步，就像他正穿行在火焰中，迈下亮堂堂的赌场舞台坐了下来。梅林的口袋并没有塞得鼓起来，他手上也没有筹码。

他们一言不发地对坐，都很放松。梅林红蓝相间的夹克令他看上去像是个魁梧的运动员。他至少比乔丹年轻十岁，头发乌黑。他显得更开心，对接下来的赌博之夜——与命运的战斗——也更期待。

然后，他们看到卡里·克洛斯和戴安娜在赌场远处角落的百家乐纸牌区，沿着优雅的皇室灰栏杆，越过赌场朝他们走来。卡里也穿着赌城大赢家夹克。戴安娜穿条夏天的白色连衣裙，低胸又清凉，正合她白天的工作，她胸脯上方撒着白色的贝壳粉。梅林招手，他们便穿过赌桌毫不迟疑地走过来。待他们一落座，乔丹便为他们点了酒。他已经十分清楚大家的喜好了。

卡里看到了乔丹鼓鼓的口袋。“嘿，”他说，“你不等我们就自己先走运了？”

乔丹微笑道：“一点点。”他付了酒钱，给了鸡尾酒女侍应五美金的红筹码当小费，他们都好奇地看着他。他注意到了他们的眼神，却不明白他们为何要那么怪异地看他。乔丹已经在拉斯维加斯待了三周，在这三周里，他的变化令人害怕。他轻了二十磅，灰金色头发留长并变得更白。他的脸仍然帅气，但形容枯槁，皮肤也染上一层灰色，看上去十分憔悴。但他全无察觉，自我感觉良好。他毫无恶意地琢磨着这三个人，他认识三周的朋友现在已经是他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了。

乔丹最喜欢“那孩子”梅林。梅林很为自己是个不动声色的赌徒而自豪，他试着无论输赢都从不显露任何感情，通常都能做到。除了那次糟糕透顶的连环输，他露出的那个惊讶又迷惑的神情让乔丹很开心。

梅林“那孩子”少言寡语，他观察每个人。乔丹知道“那孩子”记下他做过的每一件事，就为了要琢磨透他。乔丹觉得很好笑，他把那孩子耍了，那孩子寻找的是复杂的东西，总不愿接受他——乔丹——完全就是他展现在人前的样子。但乔丹喜欢跟他以及其他人一起，他们能消解他的孤独感。正因为梅林似乎在赌博时更热切、更有激情，卡里便称他为“那孩子”。

卡里自己才二十九岁，是最年轻的一个。但奇怪的是，他似乎才是这帮人的领导者。他们三周前在拉斯维加斯这家赌场里结识，而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无可救药的赌徒。他们长达三周的狂赌很不寻常，因为赌场的赢率本应早在最初几天让他们输个精光被扔进内华达的沙漠了。

乔丹知道另外两个人——卡里·“算牌”·克洛斯和戴安娜对他也很好奇，但他不介意。他对他们任何一个人都完全没兴趣。那孩子看上去太年轻太聪明，不该是个堕落的赌徒，但乔丹从未试图弄清楚原因。他真的完全不感兴趣。

卡里没什么稀奇的，或者说表面如此。他是典型的技术型赌徒。他能算出四副牌的21点牌盒，对所有类型的赌局的赔率一清二楚。那孩子不是。乔丹是个冷静又心不在焉的赌徒，那孩子则充满激情，卡里则是个职业赌徒。但乔丹对自己不抱任何幻想，在此刻，自己跟他们没什么不同，都是无可救药的赌徒，为赌博而赌博，只有输个精光才算完。就好像战争中的英雄必须死。只要是赌徒，我就能证明他会输，只要是英雄，我就能证明他得死。乔丹想着。

他们的钱都输得差不多了，不久后就都得滚蛋。也许只有卡里除外。卡里半是皮条客，半是黄牛，总想做个局占赌场便宜。有时他会找到个21点的发牌员合作搞庄家，那可是危险游戏。

戴安娜其实是个旁观者，她给庄家当陪赌，正从百家乐赌桌上下来休息。她之所以愿意跟他们混，是觉得这三个男人是整座赌城唯一在乎她死活的人。

作为陪赌，她用赌场的钱赌，输赢都算庄家的。操控她的并非命运，而是从赌场那儿拿到的固定周薪。她只是必须在不热闹的时段出现在百家乐桌边，因为赌徒会避开没人赌的桌子。她就是专为苍蝇而生的有缝蛋。所以她打扮暴露，乌黑的长发甚至可以用来当鞭子，肉感的丰满嘴唇，一具几乎完美的身躯，腿很长。她的胸脯算小的，但正适合她。百家乐区的主管会把她家里的电话给大赌客。有时主管或百家乐桌上的荷官会悄声告诉她，某个玩家想让她去他的房间。她有权拒绝，但做出这种决定必须谨慎。要是听话，她不会直接从顾客那里拿到钱，主管会给她一张五十或一百块的特殊欠条，让她能在赌场换筹处兑换现金。她痛恨那么做，所以总付给其他陪赌姑娘五美金，以帮她兑换欠条。卡里听说之后，成了她的朋友。他喜欢软弱的女人，他能操控她们。

乔丹示意女侍应再拿酒来。他感觉很放松，今天这么早就如此走运，这给乔丹带来某种崇高感，仿佛某个奇怪的神挚爱着他，刚刚发现他无与伦比，奖赏着他刚刚为抛却世界所作出的牺牲。他对卡里和梅林产生出一种战友情来。

他们常常一起吃早餐，也会在下午一起喝一杯，再一起去大赌一场输个精光。有时他们会来点宵夜庆祝赢钱，走运的那个买单，并为每个人买老虎机票。在过去三周里，他们成了兄弟，虽然他们毫无共同点。他们的友情也会随着赌博冲动的消逝而消逝。但现在，他们还没到那个时候，仍对其他人都有种奇怪的喜爱。某一天赢钱之后，梅林那孩子领着他们俩去酒店的服装店，给每人买了件红蓝相间的赌城大赢家夹克。那天后来，他们三个都赢了钱，所以自那后，便一直迷信地穿着它。

乔丹是在戴安娜最受辱的那天认识她的，也是在同一天，他第一次遇到梅林。第二天，他在她工休时买了杯咖啡给她，他们聊了天，但他对她的话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她感觉到了他的兴致索然，所以很是觉得被冒犯，两人间并无后续发展。那晚，当他在装饰堂皇的房间里孤独得无法入眠时，他满心后悔，就像他无法入眠的每个夜晚。他试过安眠药，但药物会让他做噩梦。

小爵士乐队很快就会上台表演，酒廊里坐满了人。乔丹注意到自己用红色五美元筹码给女侍应小费时人们投来的目光。人们以为他大方，但他只是懒得算清小费该给多少而已。亲眼看见人们对自己评价的变化，他觉得很好笑。以前他虽然细致又公平，却从未不多想就慷慨予人。曾几何时，他的世界一切都清清楚楚，只有努力才能得到奖赏。但最终，那样行不通。现在的他很惊讶自己曾把人生建立于这样的逻辑之上。

乐队窸窸窣窣地穿过暗影走上舞台，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大声奏乐令大家无法交谈，这是他们三个开始认真赌博的信号。

“今晚是我的幸运之夜，”卡里说，“我的右臂会带来13把连赢。”

乔丹微笑起来。卡里的热情总能感染他。乔丹只知道他叫“算牌”卡里，这个绰号是他在21点桌上赢来的。乔丹喜欢卡里，因为他总是滔滔不绝，而他的话题又罕有需要人回答。这令他在这个小组里必不可少，因为乔丹和梅林那孩子都不怎么说话。戴安娜这位百家乐陪赌虽然时常微笑，但也不善言辞。

卡里五官小巧而洁净的深色脸庞因自信而泛光。“我会掷一小时不失手，”他说，“我会掷出几百个点数却没有一个七点。你们跟着我下注。”

爵士乐队奏响引人注意的起始乐，就像在附和卡里。

卡里热爱骰子，但他技巧最好的是21点，因为他可以算清牌盒里的牌。乔丹热爱百家乐，因为在那里全无技巧或算术。梅林热爱轮盘赌，因为那对他而言是最神秘、最具魔力的赌博。但今晚，卡里宣布自己在骰子桌上将会战无不胜，所以他们都得陪他玩，沾他的好运。他们是他的朋友，所以不能触他的霉头。齐齐起身，他们走向骰子区准备跟着卡里下注，卡里活动着他藏着十三把连赢的神奇右臂。

戴安娜第一次开腔：“乔迪在百家乐桌上有连胜运，也许你们该跟着他下注。”

“我看你不怎么走运。”梅林对乔丹说。

她跟其他赌徒提乔丹的运气，其实坏了规矩，因为他们可能会找他借钱，又或者他会觉得被触了霉头。但这时戴安娜已经很了解乔丹了，能够察觉到他不在乎赌徒通常介意的那些迷信。

“算牌”卡里摇摇头：“我手感很好。”他挥舞着右臂，摇晃着假想中的骰子。

音乐发出巨响，他们现在已经听不到各自的说话声，乐声把他们轰出昏暗的避难所，赶到赌场大厅那明晃晃的舞台上。现在赌客多了很多，但他们仍能顺畅前行。戴安娜结束了她的小憩，回到百家乐桌上毫无热情地填上空位，赌着庄家的钱。作为赌场陪赌，不论输赢都是庄家的，她就像个沉闷的不朽者。因此，她的脚步比其他人慢了许多。

卡里领路，他们穿着那绯红和蓝色相间的赌城大赢家夹克，就像三个火枪手。他雀跃又自信，梅林几乎同样雀跃地跟着，血液因赌博而沸腾。乔丹跟随的脚步更慢，他赢来的大把筹码令他的脚步显得比另外两人沉重得多。卡里正试着嗅出手气好的赌桌：标志之一就是庄家的筹码所剩无几。最终他带他们来到一个敞开的围栏里，三人依次落座。卡里是荷官的下家。他们押了些小注，直到卡里终于把红色骰子拿到双手之间，爱惜地搓弄着。

那孩子押了二十块，乔丹两百，“算牌”卡里则是五十。他掷出个6点。他们都加了注买下其他点数。卡里拿起骰子，热情又自信地用力把它们扔向桌子的远端。他不敢置信地盯着它们，是糟得不能再糟的结果——7点出局，干脆落败，那么多点数中偏偏扔出个7点。那孩子输了一百四十，卡里输了三百五十，乔丹最惨，输掉了一千四百块。

卡里嘟囔着离开赌桌。他的信心彻底被动摇，现在非常谨慎地玩着21点。他得算出牌盒中的每一张牌才能赢过荷官。有时能成功，但那将会是一场漫长的折磨。有时他能完美地记住每一张牌，算出牌盒里还剩哪些牌，并比荷官多出百分之十的赢率，他会押上一大堆筹码。即便如此，有时百分之十那么高的赢率也帮不了他，他还是会不走运地输掉，然后再去算一盒新牌。现在，他出色的右臂背叛了他。卡里只剩下最后一笔钱，他眼前的这一夜将会暗淡乏味，他必须得非常聪明地赌，还不能走霉运。

梅林那孩子也离开了，他也只剩下最后一笔钱，但他没有任何赌博技巧，只能全凭运气。

乔丹独自一人缓缓在赌场转悠。他很爱这种在人群和赌博的嗡鸣中孑然一身的感觉，独自一人却不孤独，和陌生人交一小时朋友，然后再不相见。骰子铿然碰撞。

他晃悠着穿过21点区那些笔直排列的马蹄形赌桌，倾听着换牌的第二声轻响。卡里教了他和梅林这个技巧。一个不老实的荷官如果手法够快，用双眼是无法发现的。但如果你凝神细听，就能听到他从这副牌的最上面那张下滑出第二张的轻响，因为最上面那张才是他所要的好牌。

才傍晚七点，人们已经排着长队等待晚餐时段的表演。赌场里没人认真赌博，既没有豪赌客，也没有大赢家。乔丹敲着手中的黑色筹码考虑着，然后走上一张几乎空着的骰子桌，拿起亮晶晶的红色骰子。

乔丹拉开赌城大赢家夹克的外口袋，把黑色的一百美元筹码倒进面前的筹码架。他下了两百块的注，跟了自己的点数，并在其他所有点上都押了五百块。骰子在他手上停留了将近一个钟头。最初十五分钟过后，他一手好运的消息传遍了赌场，这张桌子被挤得水泄不通。他总把赌注押到五百美元的上限，神奇的点数不断从他手中滚出。他在脑海中把那个致命的7点赶去地狱，他禁止它出现，他的筹码架中黑色筹码满得要溢出来。筹码填满了他的夹克口袋。最终，他无法继续保持精神集中，也无法继续赶走致命的7点了，骰子从他手中传到下一个赌客。桌边的赌徒为他欢呼，赌区负责人给了他几个金属架装筹码拿到兑筹处。梅林和卡里出现，乔丹冲着他们微笑。

“你们跟着我那一手押了没？”他问。

卡里摇头。“我最后十分钟跟了一段，”他说，“赚了点小钱。”

梅林大笑：“我不相信你的运气，所以一直没跟。”

梅林和卡里护送着乔丹到了赌场兑筹处帮他换现金。乔丹震惊地发现，金属架上的筹码总数竟有五万美金，而他的口袋里还塞着更多筹码。

梅林和卡里都目瞪口呆，卡里严肃地说：“乔迪，你现在该离开赌城了。继续留下来的话，他们一定会把钱赚回去的。”

乔丹大笑：“今夜还长着呢。”他的两个朋友把这事看得如此之重，这让他觉得好笑，但长期的重压开始显现，他深感疲惫，便说，“我要去房间打个瞌睡，大概午夜左右跟你们碰头，请你们吃顿大餐，好吗？”

兑筹处的出纳数完了筹码，对乔丹说：“先生，您是要现金还是支票？或者您想要我们帮您把钱存在兑筹处吗？”

梅林说：“拿张支票。”

卡里带着贪婪深思蹙眉，但注意到乔丹的秘密内袋中仍塞满筹码，便笑着说：“支票更安全些。”

三个人等待着，卡里和梅林在乔丹的两侧，而乔丹越过他们看向亮晃晃的赌博区。出纳终于带着锯齿的黄色支票再次出现，把它交给了乔丹。

三个人齐齐无意识地单足转身，他们的夹克在头顶奇诺台灯光的照射下闪着深红和蓝色。随后梅林和卡里拉着乔丹的胳膊肘，把他推进一条辐条似的走廊，走向他的房间。

一个豪华、奢侈又艳俗的房间——金灿灿的窗帘，一张巨大的铺着银毯的床，和赌博无比般配。乔丹泡了个热水澡，然后尝试看书。他无法入睡，透过窗子，维加斯大街上的霓虹灯发出闪闪的彩虹色，在他房间的墙壁上映出一条条彩色的光。他把窗帘拉紧，但他的脑海中仍回响着四散在巨大赌场中的隐隐轰鸣，就像邈远海滩上的浪花。随后，他关上灯，爬上床。气氛制造得很好，但他的大脑拒绝被愚弄，他无法入眠。

然后乔丹感觉到了那熟悉的恐惧和可怕的焦虑——如果睡着，他一定会死。他绝望地想要入睡，却做不到。他太害怕太惊恐了，但他永远无法理解自己为何会如此惊恐。

他有些想再试一下安眠药，月初时他曾试过，也的确睡着了，但无法忍受的噩梦迎接了他，令他第二天更加忧郁。所以他宁可不睡觉，现在也是。

乔丹摁开灯，下床穿好衣服，清空全部口袋和钱包，拉开赌城大赢家夹克的所有口袋，把它倒过来抖，让所有黑色、绿色、红色的筹码都落到银色床套上。一百块的筹码堆了很大一堆，黑色红色的筹码排成了两色相间的螺旋体，为了消磨时间，他开始数钱，把筹码理清几乎花了他一个小时。

他有超过五千块的现金，黑色一百块筹码总价值八千块，绿色筹码价值六千块，红色五块筹码几乎有一千块。他十分震惊。他把香格里拉酒店锯齿形的巨大支票从钱包里拿出来，研究着黑色的字迹和绿色的金额，五万美金。他仔细地研究，支票上有三个不同的签名，他特别注意到其中一个，因为它很大，字迹又十分清晰：阿尔弗莱德·格罗内维特。

他仍然很迷茫。白天他的确好几次跑去把筹码换成现金，但完全没意识到竟超过了五千块。他在床上挪了挪，所有堆好的筹码堆都倒下混在了一起。

现在他开心些了，很高兴自己有足够的钱继续留在维加斯，不用去洛杉矶开始新工作，开始他的新职业、新生活，也许还有新家庭。他又数了一遍所有的钱，再加上支票。他有七万一千美元，他可以永远赌下去。

关上床头灯，躺在黑暗中，钱财包围着他。乔丹试图入睡，来抵御这间黑暗房间里总是席卷他的恐怖感。他能听到自己的心跳越来越快，到最后，他不得不重新打开灯从床上爬起来。

在城市上方高处的顶层套房中，酒店老板阿尔弗莱德·格罗内维特拿起电话，打到骰子区问乔丹赢了多少，他们说乔丹已经扫走了这张桌子今晚的利润。然后他转回接线生，叫她呼叫香格里拉5号。他等待着。要过上几分钟，这个呼叫信息才能传遍宾馆的各个角落，钻进玩家的脑海中。他闲适地从顶楼窗户望出去，看到缠绕着拉斯维加斯大街那粗如巨蟒的霓虹灯光。远处，周围沙漠上黯黑的山脊，把他——和成千上万想要赢过赌场，为了兑筹处那几百万钞票而流汗的赌徒——都包围起来。多讽刺！多少年来，这些赌徒最终把尸骨留在了那条充满艳俗霓虹的大街上。

然后他听到卡里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卡里就是香格里拉5号。（格罗内维特是香格里拉1号。）

“卡里，你朋友赚了我们一大笔，”格罗内维特说，“你确定他没耍花招？”

卡里的声音压得很低：“是啊，格罗内维特先生，他是我的朋友，很正派。他离开之前肯定会全部还回来。”

格罗内维特说：“只要他想要的，都给他。别让他跑出去在大街上晃荡，把我们的钱给其他赌场。给他找个好妞。”

“别担心。”卡里说，但格罗内维特听出他语气中有一丝奇怪。有那么一刻，他琢磨着卡里这个人。卡里是他的探子，探察赌场的运作，上报那些跟他搭伙赚赌场钱的21点荷官。等这单活结束后，他对卡里还有更大的计划，但现在他琢磨着。

“你们那群人中的另一个呢，那孩子？”格罗内维特说，“他怎么回事，见鬼，他在这里晃三个星期干吗？”

“他是小角色，”卡里说，“是个好孩子，别担心，格罗内维特先生，我知道跟您一起干该怎么做。”

“好。”格罗内维特说，他挂上电话，微笑起来。卡里不知道赌区经理都抱怨说不该让他进赌场，因为他是个算牌专家，也不知道宾馆经理抱怨过不该让梅林和乔丹在他们亟需腾出来的房间里住那么久，而不给每周末新来的赌客。没人知道的是，格罗内维特对他们三人的友谊非常好奇，这段友谊将去向何处才是对卡里真正的考验。

乔丹在房间里极力抑制自己重回赌场的冲动。他坐在一把贵妃椅上，点燃一支烟。现在一切都好，他有朋友，又走了运，他是自由的。只是有些疲惫，他需要在某个遥远的地方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卡里、戴安娜和梅林，现在是他最好的朋友，想到这里，他笑了起来。

他们知道他很多事，大家在赌场酒廊里一待几个钟头，八卦着，在赌博的间隙休息。乔丹从来不轻易暴露自己的想法，他会回答一切问题，但从来不问。那孩子总是认真地问问题，带着明显的兴趣，却从未令乔丹觉得被冒犯。

为了找点儿事做，他把行李箱从衣柜里拖出来开始打包。映入眼帘的第一件物品就是他在家里买的那把小手枪。他没有告诉朋友们这把枪的事。他的妻子离开了他，把孩子们也带走了。她为了另一个男人离开他，而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要杀了那个男人。这个反应与他的真性情如此相悖，即便是现在都还令他无比惊讶。当然，他什么都没做。问题在于怎么扔掉这把枪。最好的做法是把它拆开，然后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扔掉。他不想任何人因此受伤。但现在，他把它放到一边，扔了些衣服进去，随后再次落座。

他不太确定自己是否真想离开拉斯维加斯，离开赌场这个灯火通明的洞穴。毕竟，他拿着钱能干什么呢？最好的做法应该是把它寄给他妻子，她是个好女人、好母亲，一个素质和个性俱佳的女人——在一起二十年后，她离开他去跟情人结婚的事实也无法改变这些。因为几个月已经过去的这一刻，乔丹能清楚地看到她这一决定的正当性。她有快乐的权利，有活出她生命所有潜能的权利。跟他一起生活让她窒息。并不是说他不是个好丈夫，只是不够好，他也一直是个好父亲，他在各个方面都完成了自己的职责。他的唯一错误就是，二十年后，他无法再让自己的妻子感到快乐。

他的朋友知道他的故事，他跟他们一起在赌城度过的这三周长如经年，在酒廊的觥筹交错和咖啡馆的宵夜后，他能向他们倾诉那些他无法跟以前任何旧识倾诉的事。

他知道他们认为他很冷血。当梅林问孩子的探视权怎么安排时，乔丹耸了耸肩。梅林问他是否会再见自己的妻儿，乔丹试着诚实回答，“我觉得不会，”他说，“他们挺好的。”

那孩子立即反问他：“你呢，你好吗？”

乔丹不用假装就大笑起来，笑那孩子注意力全集中到他身上的样子。他仍笑着，一边回答：“是啊，我挺好。”然后，就这一次，他奖赏了这孩子的八卦。他直视着梅林的眸子冷静地说：“没什么值得探寻的隐秘，你所见的就是真实的我，没有任何复杂内涵，人对其他人而言没那么重要。你年纪再大点就会这样了。”

梅林迎着他的目光，低垂双眼，然后极轻声地说：“只是你晚上睡不着，对吗？”

乔丹说：“对的。”

卡里不耐烦地说：“在这座城市没人睡觉。搞几片安眠药就是了。”

“它们会让我做噩梦。”乔丹说。

“不，不，”卡里说，“我指的是她们。”他指向围坐在一张桌边正喝着酒的三个妓女。乔丹大笑起来，这是他第一次听说这个赌城俗语。现在他终于理解，为何有时卡里会突然暂停赌博，宣布自己要去吃两颗安眠药。

如果真的有需要会走路的安眠药的时候，那就是今晚了，但乔丹来赌城的第一周就已经试过这个。他总能高潮，但从未真正体会过之后压力释放一空的感觉。有一晚，一个妓女——卡里的朋友——劝他试试“双飞”，把她的女朋友也带了过来。只要再加五十块，她们就一定会竭尽全力，因为他是个好人。他答应了。那么多乳房围绕着他，开心且令人安慰。一种幼儿期的慰藉。一个姑娘把他的头埋进她双乳之间，而另一个则跨骑着他。在最后那个充满张力的时刻，他开始高潮，至少肉体上屈服时，他发现骑乘他的那个姑娘朝把他的头埋在自己胸脯里的姑娘狡黠一笑。他理解了，那是在总算搞定他不碍事后，她们才能开始做真正想做的事情。他看着之前骑他的那个姑娘，带着比之前对待他时多得多的热情给另一个姑娘口交时，并不觉得愤怒。只要她们能从中得到乐趣就够了。在某种程度上，那要自然得多。他多给了她们一百块，她们以为是因为她们表现好，但其实是因为那个狡黠的秘密微笑——为了那个令人安慰的、甜美的背叛证明。尽管如此，当那姑娘仰躺着经历她最终叛徒般的高潮狂喜时，她盲目地伸出手握住乔丹，他为此感动得落泪。

所有这些会走路的安眠药都为他尽了最大努力。她们是这个国家的奶油，这些姑娘们。她们给你爱意，握着你的手，去晚餐并看表演，她们拿一点你的钱去赌博，从不背叛你，也不算计你。她们令你相信她们真的在乎，并把你操得不省人事。一切都只为了一张百元钞票。用卡里的话来说，一张“小蜜蜂”。很划算，啊，上帝，她们太划算了。但他永远无法让自己在用钱买来的那短暂一刻受愚弄。她们帮他擦洗身子，然后离开他——这个躺在病床上病入膏肓的人。她们比普通的安眠药要好，不会让他做噩梦。但她们也无法让他入眠。他已经三周没有真正睡过觉了。

乔丹疲惫地摊靠着床头板，不记得自己何时离开的椅子。他应该关上灯试着睡觉，但惊恐肯定会回来，不是精神上的害怕，是身体上的恐慌，害怕使他的大脑警醒着，想知道会发生什么，他的身体无法再抗拒。没有任何选择，他必须回到赌场里。他把那张五万美金的支票扔进行李箱，只用现金和筹码去赌。

乔丹把所有的钱和筹码都扫下床，塞进口袋，走出房间来到赌场里。凌晨时分，真正的赌徒们现在都上了桌。他们已经谈完了生意，在房间里吃完菜肴精美的晚餐，带着老婆看了节目，让她们回房睡觉，或是塞给她们一堆一美元筹码让她们在轮盘赌桌上待着别碍事；或是刚上了床，被人吹箫；又或是参加了某个必须的社会活动。现在，他们都可以自由地与命运搏斗了。手里攥着钱，他们站在骰子桌最前排，赌区经理拿着空白记账牌等着他们花光筹码，好签名再换一两千或三千块。在即将到来的暗夜时刻，人们就这样签走他们的财富，永远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乔丹转头看向赌场的远处。

一条优雅的皇室灰栏杆环绕着，隔开主赌场区，里面安放着长椭圆形的百家乐桌。一位带着武器的保安站在门边，因为百家乐桌主要是用现金而不是筹码来押注。铺着绿毯的桌子两边都有高脚凳，坐在椅子里的是两个牌桌管理员，负责监督荷官和现金易手。赌场员工在百家乐区都穿晚礼服，勉强掩盖他们老鹰般的专注。管理员盯着三个荷官和负责赌局的赌区经理的每一个动作。乔丹走向他们，直到能看清荷官在晚礼服下的身段。

四个打着黑领带的“圣人”，他们对赢家唱赞歌，对输家唱挽歌。他们都很帅，动作迅速，魅力非凡，让自己统治的赌局变得优雅。但乔丹还没有穿过皇室灰门，卡里和梅林就挡在了他的面前。

卡里柔声说：“他们只剩十五分钟就结束了，别掺和。”百家乐凌晨三点关门。

这时，其中一个黑领带扬声对乔丹说：“我们正在洗最后一盒牌，J先生，一盒庄家牌。”他大笑。乔丹看到所有的牌都倒在桌上，背面是蓝色，然后被一扫而起，摞好，它们薄薄的白色牌面若隐若现。

乔丹说：“要不你俩跟我一起去？我出钱，我们在每个台位都赌最高限额。”那就意味着按照两千块的上限，乔丹将会每一手都押六千美金。

“你疯了吗？”卡里说，“你可以去死了。”

“就坐在那儿，”乔丹说，“你那个台位赢的百分之十归你。”

“不。”卡里说，从他身边走开，靠在百家乐的栏杆上。

乔丹说：“梅林，为我坐一个台位？”

那孩子对他微笑，轻声说：“好吧，我去坐。”

“你可以得百分之十。”乔丹说。

“好。”梅林说。两人穿过门坐下来。戴安娜拿到了刚洗好的牌盒，乔丹坐在她身边，这样他就能在她之后拿到牌盒了。戴安娜低头面朝着他。

“乔丹，不要再赌了。”她说。她从牌盒中发出蓝色扑克牌，他没有跟着下注。戴安娜输了，输掉了赌场的二十美金，也输掉了庄，于是把牌盒传给乔丹。

乔丹正忙着清空赌城大赢家运动夹克的所有外口袋，拿出黑色和绿色的筹码、百元现钞。他把一把钞票放到梅林的6号台前，然后拿过牌盒，在庄家那一格摆上二十个黑色筹码。“你也是。”他对梅林说。梅林从面前的那一摞钱中数出二十张百元钞票，然后放到庄家格里。

荷官一只手高举，止住乔丹发牌。他环视全桌，确保每个人都下好注，手掌落下来变成招手，对乔丹吟唱：“闲家一张牌。”

乔丹开始发牌，一张给荷官，一张给自己，再一张给荷官，再一张给自己。荷官环视整桌，然后把他的两张牌扔给押闲家最高的那人。那人小心翼翼地掀开牌偷看，然后微笑着翻开他的两张牌甩了出去。是例牌，不可能输的9点。乔丹看也没看自己的牌便翻过来扔了出去。他的两张都是花牌，零点出局。乔丹把牌盒传给梅林，梅林把它递给下一个玩家。有那么一刻，乔丹想止住牌盒，但梅林脸上有什么表情阻止了他。两人都没出声。

金褐色牌盒缓缓在牌桌上转了一圈，风向不断变换，庄家赢，然后是闲家。庄闲没有连赢，乔丹总是押庄家，步步紧逼。他的那堆筹码已经输掉了一万块，梅林仍拒绝下注。终于，乔丹又一次拿到了牌盒。

他押的是上限两千美元，然后伸手从梅林的钱堆里拿出一扎扔到庄家格里。他短暂地注意到戴安娜已经没坐在他身边了。接着，他,一切就绪。他感到一股极大的力量，好像他能用意志要求那些牌以他希望的顺序滑出牌盒似的。

冷静而波澜不惊地，乔丹连赢了24把。到第8把时，环绕着百家乐桌的栏杆边站满了人，桌上的每个赌客都在押庄家，搭他手气的顺风车。到第10把时，负责筹码的荷官伸手拿出特殊的五百美元筹码，它们呈一种美丽的奶油白，镶着金丝。

卡里靠在栏杆，盯着赌桌，戴安娜站在他身边，乔丹冲他们挥了挥手。第一次，他感到兴奋。在乔丹赢第13把时，赌桌另一头一个南美赌客喊出一声“赌神”。那之后赌桌变得奇怪地安静，只有乔丹继续乘胜追击。

他毫不费力地从牌盒中发牌，双手无比流畅。当扑克牌从木盒子里的藏身之处被推出来时，没有一张被卡住或掉下来，他从未把任何一张牌翻过来。乔丹每次都用同一种节奏翻开自己的牌，从不去看，让首席荷官喊出数字和加牌。当荷官说：“一张牌给闲家。”乔丹就会轻松地推出一张牌，完全不做多余动作希求牌的好坏。当荷官说：“一张牌给庄家。”乔丹又流畅而迅速地推出一张牌，完全不带任何感情。最终在第25把时，他输给了闲家，这一手的闲家是荷官，其他人都押的是庄家。

乔丹把牌盒递给梅林，他拒绝玩，把它传给下一个玩家。梅林面前也有一堆金色的五百美金筹码。既然他们是押庄家赢的，就得被赌场抽佣百分之五。荷官在台位号码上数出手续费，超过了五千美金，这意味着乔丹在这一手就赢了十万美金。赌桌上的其他赌客都输得精光。

高脚椅上的两个牌桌管理员都在打电话，告诉赌场经理和宾馆老板这个坏消息。百家乐桌上的整晚坏运气是极少数几个能真正威胁到赌场盈利的危险之一。格罗内维特本人从他的顶层套房下来，静静地走进百家乐赌区，跟赌区经理一起站在角落里观察。乔丹的余光瞟到了他，明白对方是什么人。梅林某天曾指认过他。

牌盒在桌上转了一圈，狡黠地保持着对庄家的青睐，乔丹又赚了点钱。牌盒再次落在他手中。

这次，他双手像跳芭蕾舞一般，毫不费力地完成了每一个百家乐玩家的梦想。他一直连赢到牌盒里的牌全部发完。一张都不剩。乔丹面前堆满了一堆白金筹码。

乔丹把四个白金筹码扔给首席荷官：“给你，先生。”

百家乐赌区经理说：“乔丹先生，您为何不坐在这里，让我们把钱换成支票呢？”

乔丹把一把把百元美钞塞进夹克，然后是黑色的百元筹码，桌上还有数不清的白金五百元筹码。“你可以帮我数数。”他对赌区经理说，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腿，然后随意地说，“能再来一盒牌吗？”

赌区经理迟疑了一下，回头望向跟格罗内维特站在一起的赌场经理。赌场经理摇头示意不行。他认为乔丹是个无可救药的赌徒，一定会留在赌城直到输光，但今天手气正旺，何必要在他最旺的夜晚挑战他呢？明天发牌就会完全不同了。他不可能永远都走运，而他的结局一定会很干净利落。这些赌场经理都已经见过了。赌场的夜晚无穷无尽，每一晚他们的赢率都更胜一筹。“关掉这张桌子。”赌场经理说。

乔丹点了点头，转身看着梅林说：“要记得，你能拿到你那张台赢的百分之十。”他惊讶地看到梅林眼中竟带着悲伤的神情，梅林说：“不。”

负责钱筹的荷官们数着乔丹的金色筹码，把它们齐堆好，好让牌桌管理员、赌区经理和赌场经理也都能跟着数。他们终于数完了，赌区经理抬起头尊敬地说：“您有二十九万美金，先生，您想把所有的都换成支票吗？”当赌场经理说不开下一盒牌时，其他赌客都已经离开了赌桌，但赌区经理仍然压低了声音。乔丹点头。他的内袋里还塞满了其他筹码和现金。他不想兑换它们。

卡里穿过栏杆站到乔丹身边，梅林也是。他们三个穿着赌城大赢家夹克，就像某个街头帮派成员似的。

乔丹现在非常疲惫，太疲惫了，身体简直无法承受掷骰子或轮盘赌的动作，21点又有五百美金的上限，太慢了。卡里说：“你不能再赌了，上帝，我从没见过这种事情。后面你只会走霉运，不可能再有这么好的手气了。”乔丹点头同意。

赌场保安托着装满乔丹筹码的托盘和赌区经理签名的收据拿到兑筹处。戴安娜加入他们，吻了乔丹一下。他们都无比激动。那一刻，乔丹觉得很快活，自己真的变成了英雄，既不用杀人也不用伤人，如此简单。只需要押下一大笔钱在扑克牌上，然后赢过来。

他们得等着兑筹处拿出支票，梅林调侃着乔丹：“你有钱了，可以随心所欲了。”

卡里说：“他得离开拉斯维加斯。”

戴安娜攥着乔丹的手，但乔丹正盯着格罗内维特，他正跟赌场经理和从高脚凳上下来的两个牌桌管理员站在一起。四个人正悄声说着什么。乔丹突然说：“香格里拉1号，来玩一盒牌好吗？”

格罗内维特从其他人身边站开，他的脸突然完全被灯光照亮。乔丹看得出他比自己想象的更老，也许七十岁左右，不过气色很健康，有着厚厚的铁灰色头发，梳得很整齐，脸呈晒过的古铜色，身材强壮，尚未因年纪而衰老。乔丹看得出用代号称呼只让他些微有点惊讶。

格罗内维特冲他微笑，并没有愤怒。但他内心有某种东西回应着这个挑战——年轻时代，他也曾是个无可救药的赌徒。现在他让自己的世界安全无虞，人生全在掌控之下。他有无数快乐，无数职责，有些很危险但极少会是纯粹的刺激。如果能再品尝一次那种刺激就太甜蜜了。另外，他也很想看看乔丹到底能走多远，怎样才会让他动容。

格罗内维特轻声说：“你从兑筹处拿到了一张二十九万美元的支票，对吗？”

乔丹点头。

格罗内维特说：“我让他们准备一盒牌，我们只玩一手，翻番或者一无所有。但你得押闲家，不能押庄家。”

百家乐区里的所有人似乎都惊呆了，荷官们惊讶地看着格罗内维特。他不仅冒着失去一大笔钱的风险，而且还违背了赌场法律，如果州立赌博管理委员会要找茬，他还冒着失去赌场经营权的风险。格罗内维特冲着他们微笑。“洗牌吧，”他说，“洗一盒出来。”

就在那一刻，赌区经理穿门而入，递给乔丹一张黄色长方形锯齿纸片——他的支票。乔丹只看了它一眼，便把它放到闲家格里，微笑着对格罗内维特说：“我跟你赌。”

乔丹看到梅林退后，靠在皇室灰栏杆上又一次认真地打量着他。戴安娜迷惑地站到一边。乔丹非常为他们的震惊而高兴。他唯一不喜欢的就是得跟自己的好运对着干。他痛恨要从牌盒里发牌并押自己的对家。他转向卡里。

“卡里，帮我发牌。”他说。

但卡里躲开去，他吓坏了。乔丹瞟了一眼正在把罐子里的牌倒进桌子堆好准备洗牌的荷官，他似乎颤了颤，然后才转身面对乔丹。

“乔迪，这赌注很差劲。”卡里轻声说，就像他不想让人听见。他飞快地瞥了一眼格罗内维特，对方正凝视着他，但他继续说下去，“听着，乔迪，庄家永远比闲家赢率高百分之二点五，每一手都这样。所以押庄家的人才需要付百分之五的佣金。但现在赌场是庄家，这样的赌注手续费根本不算什么。发牌后有百分之二点五的赢率要好得多。你明白吗，乔迪？”卡里保持声音平稳，就像正在跟小孩子讲道理。

但乔丹大笑：“我知道。”他差一点说出自己就是指望这个，但那不是真的，“怎么样，卡里，帮我发牌吧。我不想跟自己的运气作对。”

荷官把那一副牌洗好，码成几堆，他拿出那张黄色的塑料牌给乔丹切牌。乔丹看着卡里，卡里一声不吭地推开，乔丹伸手切了牌。每个人现在都走到桌边。圈外的赌徒看到又有一盒新牌，想要进来，却都被保安拦住了。他们开始抗议，但突然又安静下来，挤满了外面的栏杆。荷官把从牌盒里拿出的第一张牌翻过来，7点。他又从牌盒里拿出七张牌，把它们放在格子里。接着他把牌盒推过桌面给乔丹。乔丹坐进椅子，格罗内维特忽然说：“只赌一手。”

荷官抬起手臂，小心翼翼地说：“先生，您押的闲家，您明白吧？我翻的那手牌将是您的，您翻的那手牌是庄家的，是您要对赌的。”

乔丹微笑：“我明白。”

荷官迟疑着说：“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发牌。”

“不，”乔丹说，“没事的。”他真的很激动，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从他身上散发的、覆盖所有人和这家赌场的能量。

荷官举起手掌说：“一张牌给我，一张牌给您自己，然后一张牌给我，一张牌给您自己，请。”他戏剧性地顿了顿，手抬起离乔丹尽量近，然后说，“一张给闲家。”

乔丹飞快又毫不费力地把蓝底扑克牌从有格子的盒子里滑出来。他的双手再次无比得优雅，完全不颤抖。它们准确地划过绿毯桌面到了荷官等待的手中，他迅速翻开牌，然后被天牌9点震惊得站了起来。乔丹不可能输。卡里在他身后发出呐喊：“例牌9点！”

第一次，乔丹在翻开自己的牌之前看了牌。他看的其实是格罗内维特的那一手牌，所以希望手上的牌会输。现在，他微笑着翻开自己的庄家牌：“例牌9点。”他说。就这样，赌局变成了平手，双方战平。乔丹大笑起来。“我太走运了。”他说。

乔丹抬头看向格罗内维特：“再来一手？”他问。

格罗内维特摇摇头：“不。”然后冲荷官、赌区经理和牌桌管理者说：“关掉这张桌子。”格罗内维特走出圈外，他享受了赌博，但十分清楚不能过于冒险，一次只要一个刺激就够了。明天他得面临与赌博管理委员会的非传统赌博，之后他得跟卡里好好长谈一番。也许他看错了卡里。

卡里、梅林和戴安娜像保镖似的围住乔丹，把他弄出百家乐圈外。卡里从绿毯赌桌上拿起那张黄色锯齿形支票，把它塞进乔丹的左胸口袋，然后拉上拉链确保它的安全。乔丹快活地大笑着，他看了看表，凌晨四点，这一晚就快结束了。“我们去喝杯咖啡吃早饭吧。”他带他们去了有黄色坐垫长凳的咖啡馆。

大家落了座，卡里说：“好吧，他有将近四十万美金，我们得把他从这里弄出去。”

“乔迪，你得离开维加斯，你有钱了，想做什么都可以。”乔丹看到梅林正认真地盯着自己。该死，这越来越烦人了。

戴安娜碰了碰他的手臂，说：“别再赌了，求你了。”她的双眸泪花晶莹。突然，乔丹意识到，他们的反应就好像自己逃脱了或被赦免不用被流放似的。他能感觉到他们为他高兴，为了报答这个，他说：“现在，让我给你们投资，你也是，戴安娜，每人两万。”

他们都有点惊呆了。然后梅林说：“你上了离开维加斯的飞机后，我才能接受那笔钱。”

戴安娜说：“就是这样，你得上飞机，你得离开这里，对吗，卡里？”

卡里没他们那么积极。现在拿到两万块，然后再把他塞进飞机又有什么错呢？赌博已经结束了，他们不可能触他霉头。但卡里感到愧疚，没法直言自己的想法。他知道这很可能会是他一生中最后一个浪漫的姿态，表现出真正的友谊，就像那两个混球梅林和戴安娜一样。他们不知道乔丹是疯子吗？他完全可能从他们身边溜走，然后输掉所有财富。

卡里说：“听着，我们不能让他靠近赌桌，我们得守卫他，绑住他，直到明天去洛杉矶的飞机起飞。”

乔丹摇摇头：“我不去洛杉矶，必须得是更远的地方，世界上其他地方。”他对他们微笑，“我从没离开过美国。”

“我们需要一张地图。”戴安娜说，“我去喊领班，他能给我们弄张世界地图来。领班能做到任何事。”她拿起长凳边缘的电话打起来。领班曾只用了十分钟就找到人帮她堕胎。

桌子开始被一盘盘食物堆满：鸡蛋、培根、薄饼和小块的早餐牛排。卡里点菜时像个十足的王子。

当他们开始吃饭时，梅林说：“你会把支票寄给你的孩子们吗？”他没有看乔丹，而乔丹则静静地打量着他，然后耸肩。他真的没想过这一点，不知为什么，他因为梅林问了这个问题很生气，但也就一会儿。

“为什么要把钱给他的孩子们？”卡里说，“他把他们照顾得不错，再下面你就要说他应该把支票寄给他老婆了。”他大笑着，好像这根本毫无可能。乔丹又有些生气，他让他们留下了对他妻子的错误印象，她可是个好女人。

戴安娜点燃一支烟，喝着咖啡，脸上带着种深思的笑。有那么一刻，她的手擦过乔丹的袖子，表示某种认同或理解，就像他也是个女人，她让自己跟他结盟。领班亲自拿过来一本地图集，乔丹从一个口袋里拿出一张百元美钞递给他。在勃然大怒的卡里说出任何话之前，领班逃走了。戴安娜开始展开地图集。

梅林那孩子还是盯着乔丹。“那感觉如何？”他问。

“好极了。”乔丹说，他微笑着，为他们的热情感到好笑。

卡里说：“你只要靠近骰子桌，我们就会爬到你身上压住你，不开玩笑。”他的手猛拍桌面，“不许再赌了。”

戴安娜把地图展开，铺在桌上，盖住那些食物吃了一半、堆得乱糟糟的碟子。卡里开腔时，大家都吃了一惊：“我知道在葡萄牙有一个镇子，梅塞达斯。”他们很惊讶，不知为何，他们从未想象过他住在除了维加斯之外的任何地方，现在，他突然知道一个葡萄牙镇子。

“是啊，梅塞达斯，”卡里说，“温暖宜人，超美的海滩，有个五十美元上限的小赌场，那个赌场每晚只开六个小时。你可以像阔佬一样赌，却不会伤你一根毫毛。这个听上去怎么样，乔丹，梅塞达斯怎么样？”

“好。”乔丹说。

戴安娜开始盘算行程：“从洛杉矶穿过北极去伦敦，然后从伦敦飞去里斯本，我猜之后你得开车去梅塞达斯。”

“不，”卡里说，“有飞机去那附近的某个大城市，我忘了是哪一个。另外，得确保他在伦敦只待一会儿，他们的赌博俱乐部杀人不眨眼。”

乔丹说：“我得去睡一下。”

卡里看向他：“上帝，是啊，你看着像一坨屎，去你的房间睡一觉。我们会安排好一切，飞机起飞前，我们会叫醒你。别试着下来回到赌场里。我和那孩子会站在门口守着的。”

戴安娜说：“乔丹，你得给我一些钱买机票。”乔丹从口袋里拿出一大沓百元大钞放到桌上。戴安娜小心地从中数了三十张。

“全程都坐头等舱也花不了三千美金，对吗？”她问，卡里摇头。

“最多两千块，”卡里说，“再帮他订好酒店。”他把剩下的钞票从桌上拿起来，塞回乔丹的口袋。

乔丹站起身，最后一次尝试：“我能现在给你们钱吗？”

梅林飞快地说：“不，那会触霉头，直到你上飞机。”乔丹看到梅林脸上的怜悯和欢欣。然后梅林说：“去睡一觉，我们叫醒你后会帮你打包行李。”

“好。”乔丹答应着离开咖啡馆，走进通向他房间的走廊。他知道卡里和梅林跟着他一直到走廊口，确保他没有停下来去赌博。他隐约记得戴安娜跟他吻别，连卡里都充满喜爱地握了握他的肩膀。谁能想到卡里这样的人竟会去过葡萄牙呢！

乔丹走进自己的房间后，把门锁了两道，又把链锁挂上。现在，他绝对安全了。他坐在床沿，突然，他勃然大怒，开始头疼，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着。

他们哪来的胆子对他充满喜爱？哪来的胆子怜悯他？他们没有理由——完全没有。他从未抱怨过，也从未寻求过他们的喜爱，他从未鼓励他们对他产生任何爱意。这让他觉得恶心。

他向后摊靠在枕头上，累得连脱衣服都做不到。那件夹克被筹码和钞票塞得鼓鼓的，很不舒服，他挣扎着脱掉它，让它跌到铺着地毯的地上。他闭上双眼，想着自己立即就能睡着，但又一次，那神秘的恐慌电流般击过他的全身，逼着他坐起来。他无法控制自己双腿和双臂的猛烈颤抖。

房间的黑暗开始逐渐掺着黎明的细小幽灵，乔丹想着他也许该打电话给他妻子，告诉她自己赢来的财富。但他清楚自己不能这么做，也不能告诉自己的孩子或是任何一个老友。在这个夜晚的最后一层灰暗时刻，他不愿向世上任何一个人炫耀自己的好运，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分享他赢得如此巨额财富的快乐。

他从床上起身，开始整理行李。他很富有，必须去梅塞达斯。他开始啜泣，一种席卷一切的悲痛和愤怒淹没了其他情绪。他看到那支枪躺在行李箱里，然后，他的头脑变得迷惑。过去十六小时所有的赌博都在他脑海中翻滚，骰子闪着赢的点数、21点桌上赢钱的手、长方形百家乐桌上散落着翻开后死去的纸牌苍白的脸。笼罩着这些牌的阴影是一个荷官，打着黑色领带，穿着闪亮的白衬衣，举起手掌轻柔地说：“发一张牌给闲家。”

乔丹流畅而迅捷地把枪捞进右手，头脑冰冷而清晰，然后，就像他在百家乐桌上发出那24把连赢一样，他确定而飞快地把枪口顶住自己脖子柔和的曲线扣动扳机。在那永恒的一秒中，他感到终于从恐慌中甜蜜释放。他意识中最后一个想法是，他永远也不会去梅塞达斯。

正文第三章

梅林那孩子迈出赌场的玻璃门。他爱极了欣赏初升的太阳，这时它仍是一个冰冷的黄色圆碟，凉爽的沙漠之风从环绕着这座沙漠之城的山峦间轻柔地吹来。一天中，他只有这时才会走出冷气大开的赌场。他们总计划在群山中野餐，戴安娜有一天甚至提了个午餐篮，但卡里和乔丹却拒绝离开赌场。

他点燃一根烟，虽然他极少抽烟，但还是缓慢悠长地吐息着享受它。太阳已经开始发出更红的光，就像电源插在无穷的霓虹银河中的圆形烤箱。梅林转身走回赌场，他经过玻璃门时，看到穿着赌城大赢家夹克的卡里急匆匆地穿过骰子区，显然正在寻找他。他们在百家乐区前碰头，卡里靠着其中一张高脚椅。他深色的长脸因为憎恶、害怕和震惊而扭曲了。

“那狗娘养的乔丹，”卡里说，“他骗了我们两万块。”然后他大笑，“他爆了自己的头，他从赌场赢走了超过四十万，而他竟然他妈的爆了自己的头。”

梅林根本一点儿也不惊讶，他疲惫地靠在百家乐围栏上，烟从手中滑落。“噢，狗屎，”他说，“他看上去总不太走运。”

“我们最好在这儿等戴安娜从机场回来，”卡里说，“我们可以把机票退票的钱分了。”

梅林看着他，并不觉讶异，但带着好奇。卡里真的毫无感觉？他不相信。他看到卡里脸上病态的笑容，想显得坚强，但却充满近乎害怕的灰心。梅林坐在关闭的百家乐桌边，因为缺少睡眠和筋疲力竭而头晕。和卡里一样，他充满怒火，但原因不同。他曾仔细研究过乔丹，观察他的每一个动作，狡黠地引导他讲出自己的故事、他的人生历程。他觉察到了乔丹不想离开拉斯维加斯，他有些不对劲。乔丹从未跟他们提过那把枪，他发现梅林观察自己时反应总是很完美。梅林意识到乔丹耍了他，该死的，每一次，他把他们全耍了。令梅林晕眩的是，他们在赌城认识对方的每一刻，他都完全了解乔丹。他已经把所有的细节汇总到了一起，但只因缺少想象力而没法看到大局。因为，当然了，现在乔丹死了，梅林才知道这本来就不可能有其他任何结局。从一开始，乔丹就是要死在拉斯维加斯的。

只有格罗内维特不吃惊。高高在上待在他的顶楼套房内，年复一年的漫漫长夜，他从未深思过人们心中鬼祟徘徊的邪恶。他计划着对付它。在兑筹处的地下深处，他藏着全世界都策划着想要偷走的百万现金，而他夜复一夜地睁眼躺着，想法子阻挠这些计划。就这样，他逐渐了解了所有那些乏味的邪恶。夜晚的某些时候，他会开始琢磨其他奥秘。他更担心的是人类灵魂中的善。这才是对他的世界，甚至对他自己而言更大的危险。

当安全警察汇报了那起枪击后，格罗内维特立即打电话到警长办公室，让他们强行进入房间。他的人也要在场，保证财物清点准确。一共有两张合计三十四万美金的支票，然后是近十万的现金和筹码，塞在乔丹穿的那件荒谬的尼龙长夹克中。它拉紧的口袋里装着还没倒出来的筹码。

格罗内维特望向他顶楼套房的窗外，看着逐渐变红的沙漠骄阳爬过沙丘。他叹了口气，乔丹永远也不会把他赢来的钱输回来了，赌场永远失去了这一笔钱。这是无可救药的赌徒永远保住幸运之财的唯一法子，唯一的法子。

但现在格罗内维特还有事要做。报纸得对这桩自杀闭口不谈，否则就会令赌场的名誉严重受损——一个赢了四十万的赢家爆了自己的头。他更不想流言传开说是谋杀，好让赌场追回自己的损失。许多步骤都要执行。他给自己东岸的办公室打了必要的电话。一位前美国参议员——一位毋庸置疑的正直之士——将会把这个悲伤的消息带给那位刚成为寡妇的人，告诉她，她丈夫留下了一大笔赢来的钱财，她去取遗体时可以去赌场取走那笔钱。每个人都很谨慎，没人作弊，正义得到了声张。最终，这会变成一个故事，一个赌徒们输光后坐在满是霓虹的维加斯大街咖啡馆里口口相传的故事。但对格罗内维特来说，那真的没什么意思，他很久以前就停止揣测赌徒了。

葬礼很简单。坟墓位于被金色沙漠环绕着的一个新教墓地中。乔丹的寡妇飞过来张罗了所有这一切。格罗内维特和他的员工告知她乔丹赢了多少，每一分钱都仔细数清楚，支票和遗体上发现的所有现金都转交给了她。这场自杀没多少人知道，本地权力机关和新闻媒体都很合作。否则，一个赢了四十万的赌徒之死会大大损害拉斯维加斯的形象。乔丹的寡妇签了支票和现金的收据。格罗内维特希望她不要声张，但在这一点上，他毫不担心。如果这个长相好看的女人把自己丈夫埋在赌城而不是带他回家，也不让乔丹的孩子参加葬礼，那她自己也有隐藏的秘密。

格罗内维特、前参议员和律师簇拥着那位寡妇出了宾馆，走向等待着她的加长豪车（香格里拉提供的，一切都是它提供的）。那孩子一直在等她。他走到他们前面，对那长相姣好的女人说：“我叫梅林，你丈夫和我曾是朋友，我很抱歉。”

寡妇看到他正十分认真地盯着自己打量，立刻知道他没有什么隐藏的动机，他是真心的。但他看上去有那么点太过兴致盎然。她看到他和一个脸都哭肿了的年轻姑娘一起出现在葬礼上。她很好奇那时他为何没来找她，也许因为那姑娘曾是乔丹的人。

她轻声说：“我很高兴他在这里有个朋友。”这年轻人盯着她，那让她觉得好笑。她知道自己有种特质会吸引男人，不仅仅是她的美丽，更多的是置于美丽之上的智慧，足够多的男人都告诉过她这是个非常罕见的组合。因为在她找到那个她决定要一起生活的男人之前，她已经背叛了丈夫很多次。她好奇这个年轻人——梅林——是否知道她和乔丹的事，是否知道最后那一夜发生的一切。但她并不担心，她毫无负罪感。除了她，没有其他任何人清楚，他的死是自我意志和自我选择的行为，一个温文尔雅之人的恶意之举。

对于那年轻人盯着她的热切目光、那显而易见的着迷，她感到有那么点得意。她无法知道，他看到的不仅仅是光滑的肌肤、完美的骨骼、鲜红精致的双唇。他同样看到，之后也总是能看到的——她的脸是死亡天使的面具。

正文第四章

当我告诉乔丹的寡妇我叫梅林时，她给了我一个冷静而友善的眼神，既无负罪感也无悲伤。我认出她是那种不因恶毒或自我宠溺，只因自己的智慧而完全掌控自己人生的女人。我理解了为何乔丹从未说过她一句坏话。她是个非常特别的女人，很多男人都会爱上这种女人。但我不想了解她，我太支持乔丹了。虽然我一直都能体会到他的冰冷，和他在表面的礼貌和友好之下对我们所有人的拒绝。

我第一次见到乔丹，就知道他不对劲。那是我到赌城的第二天，玩21点时我手气不错，于是想去百家乐桌试试手。百家乐是二十美元上限的纯运气游戏。人人都完全被玩弄于命运的股掌中，而我一直都很痛恨那种感觉。我总觉得只要自己足够努力，就能够控制自己的命运。

我在长椭圆型的百家乐桌边落座。在桌子的那一边，我注意到了乔丹，他非常帅气，大概四十至四十五岁左右，有一头厚厚的白发，不是因为年龄，而是天生的某种白化病基因导致的白。桌上只有我、他和另一个玩家，加上三个填补空缺的赌场陪赌。其中之一就是戴安娜，坐在乔丹下手第二把椅子上，穿戴向大家广而告之她在工作。但我发现自己只盯着乔丹。

那天，他看上去就是个令人钦佩的赌徒，赢的时候不露出狂喜，输的时候也不显出失望。他发牌很专业，双手优雅又苍白。但当我看着他赚到一沓沓百元大钞时，突然明白他其实根本不在乎输赢。

桌上的第三个玩家是个差劲的赌徒，眼看要输也不罢手的那种。他个子瘦小，本来应该是秃头，乌黑的两边头发却小心翼翼地盖在头顶。他的身体蕴含着无穷的能量，每一个动作都很激烈：他把钱扔下来下注的样子，他拿到一手好牌的样子，他数着面前钞票、愤怒地把它们堆到一起显示他输了钱的样子。发牌时他的动作很失控，常常会有一张牌翻了面，或飞过荷官伸出的手。负责那张桌子的荷官不动声色，一如既往地礼貌。一张闲家牌划过空中歪在一边。那个长相不善的男人想往他的赌注里再加一个黑色百元筹码。荷官说：“抱歉，A先生，您不能这么做。”

A先生愤怒的嘴巴扭曲得更凶狠：“我操，我只发了一张牌，谁说不能了？”

荷官抬眼看向他右边的赌桌管理员——高高坐在乔丹头顶的那个。管理员微微点了点头，荷官便客气地说：“A先生，您下注成功。”

当然，闲家的第一张牌是一张4点，坏牌，A先生还是输了，因为闲家比他牌大。牌盒传到了戴安娜手中。

A先生押闲家对戴安娜的庄家，我越过桌子看乔丹，他白色的头颅低垂着，对A先生毫不关注。但我关注了，A先生放了五张百元大钞在闲家格里。戴安娜机械地发牌。A先生拿到了闲家的牌，他用力摸起它们，再猛地把这手牌甩下来。两张花牌，0点。戴安娜手上两张牌加起来5点。荷官喊着：“闲家加一张牌。”戴安娜给A先生又发了一张牌，又是一张花牌，0点，荷官吟唱着说：“庄家赢。”

乔丹押了庄家，我一直都押闲家，但A先生让我很不爽，所以就押了庄家。现在我看到A先生往闲家格里又放了一千块，乔丹和我便继续跟着庄家押。

戴安娜第二手用例牌9点赢了A先生的7点。A先生恶毒地盯了她一眼，就像要把她吓得不敢赢。那姑娘的行为毫无瑕疵。

她非常小心地不动声色，非常小心地不参与进来，非常小心地只做个机械性的小角色。即便如此，当A先生押了一千块在闲家，而戴安娜扔出个例牌9点时，A先生一拳砸在桌上说：“该死的臭婊子！”他憎恶地死盯着她。负责牌局的荷官腰杆挺直地站起来，脸上肌肉纹丝不动。赌桌管理者弯腰前倾，就像耶和华从天堂中探出头来。牌桌上开始有些紧张气氛。

我观察着戴安娜。她的脸微微皱了皱，乔丹理好钱，像对发生的事情浑然不觉。A先生起身走到这桌负责记账的赌区经理身边，悄声说了什么。赌区经理点了点头。荷官洗一盒新牌时，桌边的每个人都站起来伸展腿脚。我看到A先生穿过皇室灰门走向通往宾馆房间的走廊。赌区经理走到戴安娜身边跟她讲话，然后她也离开了百家乐区。这不难明白，戴安娜将会陪A先生玩玩，让他换换手气。

荷官们花了五分钟洗好新的一盒牌，我出去玩了几手轮盘赌。回来时这一盒牌已经开始了。乔丹还坐在同一个座位上，桌边有两个男陪赌。

牌盒在桌上转了三圈，赢家不断变化，这时候戴安娜回来了。她看上去非常糟糕，嘴唇耷拉着，即使刚刚重新化妆，整张脸还是像立刻要碎了似的。她在我和其中一个荷官之间坐下来。他也注意到了不对劲，有一刻他低下头来，我听到他悄声问：“你没事吧，戴安娜？”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她的名字。

她点点头。我把牌盒递给她，但她发牌的双手在颤抖。她一直低着头藏住眼中闪动的泪花，整张脸都写满了“耻辱”，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词能形容。不管A先生在房间里对她做了什么，都肯定是狠狠惩罚了她的好手气。负责钱的荷官对赌区经理做了个细微的手势，对方走过去拍了拍戴安娜的胳膊。她离开座位，一个男陪赌取代了他。戴安娜跟另一个女陪赌坐到围栏边的一张椅子上。

这盒牌还是不断变化着风向，一时青睐闲家，一时青睐庄家。我试着在正确的时间换注好追上风向。A先生回到牌桌上，坐到他之前留下钱、香烟和打火机的位置。

他看上去像是变了个人，冲了凉，重新梳过头发，甚至还刮了胡子。他看起来没那么恶毒了，衬衣和裤子也换了干净的，他的愤怒被抽走了一些。当然，他怎么说都不算放松，但至少不再像漫画里的龙卷风一样随时席卷一切了。

他坐下来时，注意到戴安娜坐在栏杆边，眼睛闪着光，冲她恶毒而警告地咧嘴一笑，戴安娜偏头。

但不管他做了什么，不管有多糟糕，那不仅改变了他的心情，也改变了他的运气。他押闲家，总是在赢。同时，像乔丹和我这样的好人却输得一塌糊涂。这让我极其不爽，加上或是我对戴安娜的怜悯，于是我故意想毁掉A先生的好情绪。

在赌桌上，有一起赌会很开心的人，也有讨厌至极的赌客。在百家乐桌上，最令人讨厌的是这种人——不论他是庄家闲家，拿到最前面两张牌时拖拖拉拉花上一分钟才把牌翻开，而全桌人都得不耐烦地等待命运的宣判。

我就是这样对付A先生的。他坐在第二台，我坐在第五台，所以我们坐在桌子的同一端，几乎能够对视。我比A先生高一头，身材也更强壮，看上去只有二十一二岁。没人猜得出我已经三十多，在纽约有一个老婆三个孩子了。我逃离了他们。外表上看，跟A先生这样的人相比，我挺温柔随和的。当然，我也许身体更强壮，但他是个臭名昭著的坏蛋，显然在赌城也很出名。而我只是个将要变成堕落赌徒的蠢孩子。

和乔丹一样，我在百家乐桌上几乎总是押庄家，但当A先生拿到牌盒时，我会押闲家，跟他对着干。拿到闲家的两张牌后，我会极其小心翼翼地摸牌，然后翻开。A先生在座位上不安地扭动。他赢了，但他没法控制自己，下一手时忍不住说：“快点，混球，赶紧的。”

我把牌扣在桌上冷静地看着他，不知为何，我的目光瞟到桌子另一头的乔丹，他跟着A先生押庄家，但他在微笑。我非常缓慢地摸起牌。

荷官说：“M先生，您拖延了赌局，桌子可不能生钱，”他冲我友善地灿烂一笑，“不管您摸得多用力，它们都不会变的。”

“当然。”我说，带着输家那一脸恶心的表情把牌翻过来扔出去。A先生再次期待地微笑着，但他看到我的牌时震惊了。不可能输的例牌9点。

A先生说：“操。”

“我扔牌扔得够快吗？”我礼貌地说。

他给了我一个要杀人的眼神，然后清了清他的钱。他仍然没反应过来，我看向桌子另一端，乔丹正在微笑，一个真正快活的笑容，即便他跟着A先生押输了钱。接下来的一小时，我一直这样恶整A先生。

我能看出A先生在赌场里有关系，赌桌管理者纵容他好几次拿牌后再加码，荷官对待他谨慎而礼貌，这人押的全是五百或一千的注，我基本押的是二十。所以一旦有麻烦，赌场扔出去的人会是我。

但我耍他耍得恰到好处，那人喊我混球，但我并没有恼怒，荷官叫我快些翻牌，我也乖乖地翻。A先生现在又变得十分紧张只能怪他自己有毛病。赌场要是支持他，绝对会颜面大失。要是A先生太过分，他们不会放过他，因为那不仅羞辱了我，也羞辱了他们自己。作为一个平和的赌徒，我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他们的客人，理应享有赌场的保护。

现在，我看到对面的赌桌管理者弯腰拿起连着他一边椅侧的电话，拨了两个号码。盯着他让我错过了A先生拿牌盒的时机。我干脆停止下注，坐在椅子里放松了一段时间。百家乐椅子有绒垫，非常舒适，可以坐一整天，很多人就是这么耗一天的。

当我拒绝押A先生那一手注时，整张赌桌都放松了下来，他们猜测我要么是更谨慎，要么就是害怕了。

牌盒继续风向不定。我注意到两个非常壮的人西装革履地穿过百家乐的门。他们走到赌区经理身边，显然，他告诉他们危机已经解除，可以放松了，我能听到他们大笑着讲着笑话。

A先生再一次拿到牌盒时，我扔了二十块在闲家格，但让我惊讶的是，拿到闲家牌的荷官并没有把它们扔给我，而是扔到赌桌另一头的乔丹附近。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卡里。

卡里有一张瘦削的深色印第安人脸，但仍和蔼可亲，因为他那不同寻常的大鼻子。他在桌子那头微笑着看着我和A先生。我注意到他在闲家格里押了四十美金。他下的注比我多，所以该他来翻闲家的牌。卡里立即把它们翻了过来。坏牌，A先生赢了。A先生第一次注意到卡里，大大地微笑着。

“嘿，卡里，你跑来百家乐干吗，你这天杀的算牌高手？”

卡里微笑：“让我的脚休息休息。”

A先生说：“跟着我下注，你这混蛋，这盒牌要转向庄家了。”

卡里大笑着。但我注意到他在观察我。我把自己的二十块放到闲家格里，卡里立即放下四十块押闲家，确保他能拿到牌。再一次，他立即翻了牌。A先生又赢了。

A先生大喊：“好孩子，卡里，你是我的幸运之星，继续跟我对着押。”

负责钱的荷官把钱付给庄家，然后尊敬地说：“A先生，您快到上限了。”

A先生想了一会儿。“继续。”他说。

我不动声色，知道自己必须非常小心。负责下注的荷官举起手掌阻止发牌，直到大家都下了注，他询问地看我，我一动也不动。荷官看向桌子那头，乔丹押了庄家，跟着A先生押，卡里押了一百块在闲家，同时一直看着我。

押注荷官的手落下来，但在A先生从牌盒里拿出牌之前，我把自己的钞票都扔到闲家格里。我身后，赌区经理和他两个朋友的谈话声停了下来。我对面的赌桌管理者也探出了脑袋。

“有钱算数。”我说，这意味着荷官只有在输赢结果出来后再数钱，闲家的牌必须给我。

A先生把牌发给荷官，荷官把两张牌背着扔过绿毯，我迅速摸起它们然后扔了出去。只有A先生能看到我的脸似乎因为牌不好而垮了垮，但当我翻过来时，是例牌9点。荷官数了数我的钱，我押了一千两百块，赢了。

A先生靠后，点起一根烟，他现在怒火重重，我能感到他的憎恶。我冲他微笑。“抱歉。”我说，像个真正礼貌的年轻孩子。他怒视着我。

赌桌另一端，卡里随意地站起身，缓缓晃到我这一边。他坐到我和A先生之间的一张椅子上，这样他就能拿到牌盒了。卡里拍了拍盒子说：“嘿，奇科，跟着我押，我感觉自己手气很好，右臂可以连赢7把。”

A先生原来叫奇科，听着就不吉利，但奇科显然喜欢卡里。卡里很显然是个深谙讨人喜欢之道的人。当奇科押庄家时，他转过来冲着我。“来吧，孩子，”他说，“让我们一起把这赌场给赢了，跟着我押。”

“你真的觉得自己运气好？”我问，眼睛睁大一点。

“我说不定会一直赢到牌盒发完，”卡里说，“我不能保证，但我很可能赢到牌盒发完。”

“我们干吧。”我说，在庄家押了二十块，我们一起押，我、奇科、卡里和桌子那一端的乔丹。赌场的一个陪赌不得不押闲家，翻出个6点来，卡里翻出两张花牌，第三张又是花牌，最终是个零点，百家乐最坏的一手牌，奇科输了一千块，卡里一百，乔丹输了五百，我只输了二十。我是唯一抱怨卡里的，我懊恼地摇着头。“啧啧，”我说，“我的二十没了。”卡里咧嘴一笑，把牌盒递给我，越过他，我能看到奇科的脸因为怒火而阴沉。一个输了二十块的混球小子竟然敢抱怨，我能看出他的想法，就像看摊开的一副牌。

我在自己的庄家押了二十块，等着发牌，现在负责的荷官是问过戴安娜是否还好的年轻帅气男子。他举手示意，等大家都押好再发牌。他手上有枚钻戒。我看到乔丹跟往常一样押了庄家，他跟着我押。

卡里拍了二十块在庄家上，朝着奇科说：“快，跟着我们押，这孩子看着挺好运的。”

“他看着还像个混球。”奇科说，我能看到所有荷官都看着我。在高高的椅子上，赌桌管理者坐得笔直，纹丝不动。我看上去块头大又强壮，他们有一点失望。

奇科押了三百块在闲家。我发牌并赢了。我一直在赢，奇科却一直在加码对着我赌，他叫人来签账。牌盒里没剩多少牌，但我以完美的赌博礼仪一直赢到牌发完，不拖拖拉拉摸牌，不得意洋洋炫耀，我很为自己骄傲。荷官们倒空铁罐，把牌整理好准备再洗一盒。人人都付了抽佣，乔丹站起身伸展腿脚，奇科和卡里也一样。我把赢的钱塞进口袋。赌区经理把签账单拿给奇科签字。一切都很好，完美的时刻。

“嘿，奇科，”我说，“我是个混球？”我大笑，然后绕过桌子走出百家乐区，并确保经过他身边，让他无法抗拒挥拳揍我的机会，就像一个捞偏门的荷官无法抗拒偷个一百块筹码。

我成功算计了他，或者说，我以为成功了。但卡里和那两个大个子打手神奇地出现在我们俩中间，其中一个打手把奇科的拳头攥在掌中，就像它只是个小球。卡里用肩膀撞开我，让我退了一步。

奇科冲着那个大个子尖叫：“你这狗娘养的，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是谁吗？”

令我惊讶的是，那大个子打手放开了奇科并退开。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只起阻挡的作用，并不负责惩罚。与此同时却没人盯着我，他们都担心奇科毒液般的愤怒，除了戴钻戒的那个年轻荷官。他非常轻柔地说：“A先生，您过分了。”

带着令人无法置信的愤怒，奇科一拳砸到那年轻荷官的鼻子上。荷官踉跄着退后，血从他白色衬衫的饰边前襟淌下来，消失在蓝黑色的燕尾服中。我绕过卡里和两个打手揍了奇科一拳，正中太阳穴把他打倒在地，他立即一跃而起。我惊呆了。这将会变得非常严重，这人浑身充满极度的怨毒。

这时，赌桌管理者从他的高脚凳上爬下来，在百家乐桌的闪亮台灯下，我看他看得很清楚。他的脸上满是皱纹，无比苍白，就像他的血液被经年的空调冻成了白色。他抬起一只幽灵般的手，轻声说：“停下来。”

每个人都停住了。赌桌管理者用一根瘦骨嶙峋的指头指着说：“奇科，不要动，你惹了非常大的麻烦，相信我。”他的声调轻柔却正式。

卡里正带着我穿门而出，我非常乐意跟他走，但对他们的反应真的很迷惑。那年轻荷官的血从鼻子里不断流出来，他的脸上却有种十分致命的东西。他并没有害怕或迷糊，也没有被伤得太重无法反抗，但他完全没有抬手。同时，他的同事们也没有跑来帮他，他们看着奇科，带着某种震惊无比的恐怖，但不是害怕，而是怜悯。

卡里推搡着我穿过赌场，穿过千百赌徒的声浪，他们冲着骰子、21点和旋转着的轮盘赌轮低喃着咒语和祈祷。最终，我们走进大咖啡馆的相对宁静中。

我很爱这间咖啡馆，爱它那绿的黄的桌子和椅子，女侍应年轻漂亮，穿着金色的新潮运动短裙。墙是落地玻璃，能看到外面那个世界昂贵的绿草坪、蓝天之下的泳池和特别种植的巨大棕榈树。卡里把我带向其中一个特别卡座，桌子大到能容纳六个人，还装了电话。他像天生就有这权利似的占了这个卡座。

我们正喝着咖啡，乔丹走了过来。卡里立即跳起来拉住他的胳膊，“嘿，伙计，”他说，“跟你的百家乐伙伴一起喝杯咖啡吧。”乔丹摇摇头，然后看到我也坐在卡座里。他冲我奇怪地笑了笑，不知何故被我逗乐了，便改变主意，滑进了卡座落座。

这就是我们的初遇，乔丹、卡里和我。那一天，在赌城，我第一次见到乔丹时，他虽然满头白发，看上去却并不太糟。他浑身散发着种无法穿透的气场，令我有些不安，但卡里完全没注意到。卡里是那种连教皇都会被他拉住一起喝咖啡的人。

我仍然扮演着天真孩子。“奇科到底该死的为什么那么不爽？”我说，“上帝，我以为我们都玩得挺开心。”

乔丹的头突地抬起来，好像第一次开始注意周遭的事。他也微笑着，就像正看着想要表现得比自己年龄更智慧的孩子。但卡里可没那么买账。

“听着，孩子，”他说，“赌桌管理者两秒钟就搞清楚了你在干什么。你他妈以为他坐那么高干吗？在挖鼻屎吗？看路上的妞吗？”

“是，好吧，”我说，“但没人能说那是我的错。奇科太过分，我可很绅士。你得承认，宾馆和赌场没法抱怨我。”

卡里和蔼地冲我笑了笑。“是啊，你干得挺不错，是真聪明，奇科一直没发现，正掉进你的圈套。但有一件事你没想明白，奇科是个危险分子，所以现在我的任务是帮你打包把你送上飞机。你的名字到底他妈的是怎么回事，梅林？”

我没回答，把运动t恤拉起来，给他看我的前胸和肚子。上面有道非常丑陋的长长的紫色伤疤。我咧嘴笑着对卡里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我问他。

他变得谨慎、警觉起来，他的脸像鹰一样。

我慢慢告诉他。“我参加过战争，”我说，“我被机枪子弹击中，他们得把我像只鸡似的缝起来，你以为我会怕你和奇科？”

卡里没有对我刮目相看，但乔丹仍微笑着。我说的是真话，我的确参加过战争，也真刀真枪干过，但我从没中过弹。我给卡里看的是我的胆囊手术。他们尝试了一种新的开刀方式，留下了这个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疤痕。

卡里叹了口气说：“孩子，也许你比看起来强壮，但还是没有强壮到能留在这里跟奇科斗的程度。”

我记起奇科被揍一拳后立即一跃而起，开始担心起来，我甚至考虑了一下让卡里把我送上飞机，但我摇头。

“听着，我是想帮你，”卡里说，“在这件事之后，奇科会四处找你，你不是他的对手，相信我。”

“为什么不是？”乔丹问。

卡里飞速地回答：“因为这孩子是人，奇科不是。”

一段友谊的开端其实很有趣，在这一刻，我们并不知道大家会变成赌城好友。老实说，我们都有点看对方不爽。

卡里说：“我会开车送你去机场。”

“你是个非常好的人，”我说，“我喜欢你，我们是百家乐的赌友，但你要是再说要开车送我去机场，就等着进医院吧。”

卡里快活地大笑。“得了吧，”他说，“你那一拳正中奇科，但他立刻就爬了起来，你可不是个硬汉，承认吧。”

我不得不大笑起来，打架确实并非我的本性。卡里继续说：“你给我看子弹伤痕，那可不会让你变成硬汉，那只能让你成为硬汉的受害者。如果你给我看一个你把子弹打进别人身体留下的伤痕，我才会对你刮目相看。如果奇科没有在你揍了他之后那么快就起身，我也会刮目相看。得了吧，我是为你好，不是开玩笑。”

好吧，他一直都对，但那不能改变什么。我并不想回去面对我的妻子、三个孩子和我的失败人生。赌城适合我，赌场适合我，赌博对我再好不过。你可以独自一人却不觉得孤单。总会有事发生，就像现在这样。我并不是个硬汉，但卡里没注意到的是，没有任何事情能吓到我，因为在我生命中的这段特殊时期，我什么都不在乎。

所以我对卡里说：“你是对的，但我这两三天还不能走。”

现在，他真正打量了我一遍，然后耸耸肩，拿起账单签了名，然后起身。“回头见。”他说，把我和乔丹留了下来。

我们俩都很别扭，不愿跟对方多待，我能感觉到我们俩都想通过拉斯维加斯达成类似的目的：躲开真实世界。但我们也都不想太粗鲁，乔丹他本质上就是个超级绅士的男人，而我虽然平时甩开别人毫不困难，乔丹身上却有种什么让我直觉地就很喜欢，那种感觉太过稀有，我可不想把他独自扔下。

然后乔丹说：“你的名字怎么拼？”

我拼给他，M-e-r-l-y-n。我能看出他对我失去了兴趣，便咧嘴对他一笑。“那是其中一种古体拼法。”我说。

他立即明白过来，给了我一个甜蜜的微笑。

“你父母觉得你长大了会成为一个魔法师吗？”他问，“你在百家乐桌上就想当魔法师？”

“不，”我说，“梅林是我的姓，我自己改的，我既不想当亚瑟王，也不想当兰斯洛特骑士。”

“梅林也有自己的麻烦。”乔丹说。

“是啊，”我说，“但他永远不会死。”

就这样，我跟乔丹成了朋友，或者说，带着情绪化的中学男生似的自信开始了我们的友情。

跟奇科冲突的第二天早上，我在写给妻子的每日短信中告诉她，我会在几天后回家。当我晃悠着穿过赌场时，看到乔丹正在骰子桌边。他显得十分憔悴。我碰了碰他的胳膊，他转身，给了我一个那种总能感染我的甜美微笑。也许我是唯一让他能如此轻易微笑相对的人。“我们去吃早餐。”我说。我希望他能休息一下，很显然，他赌了整晚。乔丹一言不发地拿起筹码跟我去了咖啡馆。我手上还拿着信，他看了它一眼。我说：“我每天都给我妻子写信。”

乔丹点头，开始点早餐。他点了全套早餐，赌城风格。水果、鸡蛋、培根、吐司和咖啡。但他吃得很少，几口而已，然后是咖啡。我吃了份三分熟牛排，早餐我很爱吃这个，但没指望在赌城能吃到。

我们一边吃，卡里风风火火地走了进来，他的右手满是红色的五块筹码。

“赚到我今天的花销了，”他充满自信，“算了一盒牌，抓住机会赢了一百块。”他跟我们坐到一起，点了咖啡。

“梅林，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他说，“你不用离开了，奇科昨晚犯了个极大的错误。”

不知为什么，那真的让我很生气，他还在纠结这个。他就像是我妻子似的，不断跟我讲我必须去适应。我根本没有必要做任何事。但我让他继续。乔丹和平常一样，一个字都没说，只看了我一会儿。我感到他能读出我的心思。

卡里吃东西和讲话都有些慌慌张张的，浑身充满能量，就跟奇科一样，不过他的能量充满了善意，好像是想让世界运转得更顺畅些。“你知道那个被奇科揍得鼻子流血的荷官吗？血沾满了那孩子的衬衣。那孩子是拉斯维加斯警长最喜欢的侄子。”

那时我对价值还一无所知。奇科是个真正的硬汉、杀手、大赌徒，甚至可能是帮忙令赌城运转的黑道成员之一。警长的侄子又算什么？他被打破的鼻子算得了什么？我这么说了。卡里非常高兴我给了他这个机会来指导我们。

“你得明白，”卡里说，“拉斯维加斯的警长相当于古代的皇帝。他是个戴着史特森宽檐帽的大胖子，腰里别着把点四五。他的家族在内华达州定居很久很久了。每年人们都会选他当警长，他的话就是法律。这座城市的每一家酒店都得贿赂他，每家赌场都渴盼那个侄子能去他们那里工作，并付给他百家乐荷官最高的薪水。他和赌桌管理者的收入一样高。现在，你们得明白，警长认为美国宪法和人权法案都是懦弱东部人的精神错乱。相信我，他的确这么想。我们的警长也不喜欢嬉皮士。你注意到这里没有长头发的孩子了吗？黑人，他也不大喜欢他们，游民或乞丐也不喜欢。赌城也许是美国唯一没有乞丐的城市。他喜欢姑娘，对赌场生意有好处，但他不喜欢拉皮条的。他不介意某个人靠自己女朋友皮肉生意的钱过活，但如果哪个聪明蛋集中一大群姑娘，那就得小心了。妓女总会在牢里上吊自杀或割腕，输得精光的赌徒在监狱里自杀，杀人犯、挪用公款犯也一样。很多人坐牢后都会自杀。但你听说过皮条客自杀吗？拉斯维加斯就有这项记录，三个皮条客在我们警长的牢里自杀了。你能理解是怎么回事吗？”

“那奇科到底怎么了？”我说，“他坐牢了？”

卡里微笑：“他根本就没到牢里。他曾尝试要格罗内维特帮忙。”

乔丹低喃：“香格里拉1号？”

卡里看着他，有点吃惊。

乔丹微笑：“我不赌博的时候就听广播呼叫。”

有那么一刻，卡里显得有点不自在。然后他继续。

“奇科要格罗内维特帮他打掩护，把他弄出赌城。”

“谁是格罗内维特？”我问。

“他是酒店老板，”卡里说，“我告诉你，连他也惹上了麻烦，不止奇科一个人，你知道吗？”

我看着他，不明白到底什么意思。

“奇科，他背景很深，”卡里强调，“即便如此，格罗内维特还是得把他交给警长。所以，奇科现在正躺在社区医院里。他颅骨碎裂，内脏受伤，还得接受整形手术。”

“上帝。”我说。

“拒捕，”卡里说，“这就是我们的警长。等奇科痊愈后，他将被终身禁止再踏入赌城。不仅如此，百家乐的赌区经理也被开除了，他有责任照顾那个侄子。警长怪他没看好。现在那个赌区经理再也不能待在拉斯维加斯了，他得去加勒比海找工作。”

“没人再雇他？”我问。

“不是那样，”卡里说，“警长告诉他，不想让他再留在城里。”

“就这样？”我问。

“就这样。”卡里说，“有一个赌区经理曾经溜回城里找了另一份工作。警长正好路过，便把他拖出赌场狠揍了一顿。人人都明白警长的意思。”

“他这么做怎么该死的会没人管他？”我说。

“因为他是人民任命的代表。”卡里说。第一次，乔丹大笑出声。他的笑声很好听，冲淡了你总能从他身上体会到的遥不可及和冷漠感。

那天傍晚，当乔丹和我在赌博间隙坐在酒廊休息时，卡里把戴安娜带了过来。她已经从前一晚奇科的所作所为中恢复了过来。显然，她跟卡里很熟。同样很明显，卡里是把她当诱饵提供给我和乔丹，我们想的话随时可以跟她上床。

卡里开着她胸脯、长腿和嘴的玩笑，说它们有多可爱，又说她是如何把自己那束乌黑的秀发当成鞭子来增加情趣。混杂在这些粗鲁的称赞中的，还有对她好性格的真心评价，例如：“这是这座城市里少数几个不会设局骗你的姑娘”和“她从来都不会为了个免费筹码就骗人。她真是个好孩子，她不属于这座城市”。为了显示真心，他还伸出手掌让戴安娜把烟灰弹进他掌中，好让她不用去够烟灰缸。这是很原始的绅士礼仪，在拉斯维加斯，相当于亲吻一位女公爵的手背。

戴安娜非常安静，她对乔丹比对我更感兴趣，我有些失望。毕竟，不正是我像个勇敢的骑士一样为她报了仇吗？不正是我羞辱了那个可恶的奇科吗？当她准备离开，继续陪赌的职责时，她靠过来亲了亲我的脸颊，有些悲伤的微笑着说：“我很高兴你没事。我很担心你，但你不该那么傻的。”接着她便离开了。

那之后的几周，我们都跟大家讲自己的故事，开始逐渐了解彼此。下午一起喝酒成了惯例。大部分时间，我们还会在凌晨一点戴安娜结束工作后一起吃晚饭。但这完全取决于我们赌博的运气。如果我们其中某个人手气很旺，他就会跳过晚餐，直到他运气转差。这种事几乎都发生在乔丹身上。

但仍会有漫长的午后，我们坐在泳池旁，在灼热的沙漠烈日下聊天；或半夜沿着霓虹灯照亮的大街散步，明亮的酒店就像海市蜃楼般立在沙漠中央；或靠在百家乐桌边的灰色栏杆上。所以，我们了解了彼此的人生。

乔丹的故事最简单乏味，他也是整个群体中最平常的人。他曾拥有完美的幸福生活和平常的命运。他是某种行政天才，三十五岁就拥有了自己买卖钢铁的公司，是个中间商，那令他过得很富足。他同一个美丽的女人结了婚，有三个孩子、一幢大房子和想要的一切：朋友、金钱、工作和真爱。这一切维持了二十年。然后，乔丹是这么说的，他妻子成长到不需要他了。他把所有精力都集中在竞争激烈的经济环境中以确保全家安全。那消耗了他所有的意志和精力。他的妻子做好了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职责，但逐渐，她的人生中开始需要更多。她是个聪慧的女人，充满好奇和智慧，知识面广。她贪婪地阅读小说、戏剧，去博物馆，参加镇上所有的文化团体，并热切地把一切都跟乔丹分享。他更爱她了。直到有一天，她想要离婚。随即，他不再爱她，不再爱他的孩子或家庭或工作。他为这个小家庭奉献了一切，保卫它免受外面世界的一切危险，用金钱和权力建筑堡垒，却做梦也没想到过堡垒会从内部塌陷。

他当然不是这么描述的，但我这么理解。他只是非常简单地说他没有“和妻子共同成长”。他太沉浸于公司，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在家庭上。当她跟他离婚，嫁给他一个朋友时，他完全不怪她。因为那朋友跟她完全一样，他们一样有品味，一样聪慧，一样享受生活。

所以乔丹同意了妻子想要的一切。他卖掉公司，把所有钱全给了她。他的律师说他太慷慨，以后一定后悔，但乔丹说自己真的没有太慷慨，因为他还可以赚很多钱，而他妻子和她的丈夫不能。“看我赌博你们大概想不到，”乔丹说，“但别人都说我是个伟大的商人。全国各地都有很多人要请我。如果我的飞机没有停在赌城，我现在大概会在洛杉矶，估计快赚到我的第一个一百万了。”

这是个好故事，但我总觉得有点假。他实在太好人了，一切都太文明。

其中一个问题在于，我知道他晚上从来不睡觉。每天早上，我去赌场掷骰子酝酿吃早餐的胃口时，一定会看到乔丹也在骰子桌上。很明显，他赌了一整晚。当他很疲惫时，就会去轮盘赌或21点区。一天天过去，他也一天比一天糟。他体重下降得厉害，双眼充满了红色脓液。但他总是很温和，非常低调，也从未说过他妻子一句坏话。

有时，当卡里和我在酒廊里或晚餐时，卡里会说：“你相信那个天杀的乔丹吗？你能相信一个男人会让女人把他毁成那样吗？你能相信他说到她时仍好像她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婊子吗？”

“她不是某个女人，”我说，“多年以来，她是他的妻子，他孩子的母亲，他信仰的基石。他是个旧式清教徒，突然被转向球砸中了。”

是乔丹让我开始讲自己的故事的。有一天，他说：“你问了很多问题，但从没说过多少。”他顿了顿，似乎在思考自己是不是真的有兴趣问问题，然后他说：“你为什么在拉斯维加斯待了这么久？”

“我是个作家。”我告诉他，然后从那里起头。我发表过一本小说的事实令他们俩都刮目相看，这种反应总会令我觉得好笑。但最让他们惊讶的是，我已经三十一岁了，并逃离了妻子和三个孩子。

“我猜你最多二十五岁，”卡里说，“而且你没戴戒指。”

“我从来不戴戒指。”我说。

乔丹开玩笑：“你不需要戒指，因为你戴戒指看着不对劲。”不知为何，我没法想象他开这样的玩笑，他可是从俄亥俄州来的，结过婚。他本应觉得这样说很粗鲁，或者也许他的脑子并没有那么自由，也许这是他妻子会说的话，而他会允许她这么说，坐着享受它，因为她能这么做而不受责备，而他不行。我无所谓。不管怎样，我跟他们讲了我的婚姻故事，在那个过程中，他们知道了我给他们看过的肚子上的伤疤是胆囊手术留下来的，而非战争伤痕。当我讲到那里时，卡里大笑，说：“你这胡说八道的专家。”

我耸耸肩，微笑着，继续讲我的故事。

正文第五章

我没有历史，不知道父母是谁，没有叔叔，没有表亲，没有家乡。我只有一个哥哥，大我两岁。我三岁时，我哥哥亚蒂五岁，我们俩被留在纽约郊外的一间孤儿院里。我们的母亲把我们扔在那里。我完全不记得她。

我没把这个告诉卡里、乔丹和戴安娜。这种事我从不谈起，甚至连我哥哥亚蒂也不，他是这世上跟我最亲的人。

我从不提及它，因为听上去太可悲了，而它其实并不可悲。孤儿院不错，是个舒适又井井有条的地方，还有很好的学校体系和一位睿智的管理人。在我和亚蒂离开之前，那里对我不错。他当时十八岁，找到了一份工作，租了间公寓。我逃离孤儿院加入了他。几个月后，我离开了他，谎报年龄参加了陆军去打二战。现在，十六年后，在拉斯维加斯，我对乔丹、卡里和戴安娜讲述了那场战争和我之后的人生故事。

战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报名参加社会研究新学校的写作班。那时人人都想当作家，就像二十年后人人都想当电影制作人一样。

在陆军里，我发现自己很难交到朋友。在学校里就容易得多。我正是在那儿遇上了我未来的妻子。除了哥哥，我没有家人，所以便花很多时间待在学校，跟朋友在食堂里待着，而不是回到格罗夫街的孤寂房间去。有趣的是，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走运，说服某个姑娘跟我同居几个星期。我交到的男性朋友都是从陆军退役后利用《退役军人法案》去上学的，我们很有共同语言。问题在于，他们感兴趣的都是文学的生命，而我不是，我想成为作家的原因只是我总能梦到一些故事，那些精彩绝伦的冒险能把我从这个世界中孤立出来。

我发现自己比其他所有人读书都多，即便是那些在读英语博士的也一样。其实我没别的事情可做，除了赌博。我在东边第十街附近找到个下注人，便每天都赌球类比赛，橄榄球、篮球和棒球。我写了些短篇故事，正准备写一本关于战争的小说。我是在短篇故事班里遇到我妻子的。

她是个小个子爱尔兰和苏格兰混血姑娘，胸部丰满，大大的蓝眸，对一切都非常严肃。她虽然谨慎客气，但批评其他人的故事时非常严苛。她还没有机会对我评头论足，因为我还没上交一篇短篇故事。她朗读了自己的一个作品。我很意外，因为那故事写得很好，非常风趣。是关于她那些爱尔兰酒鬼叔叔们的。

所以，当她念完，全班都批评她套用了所有爱尔兰人都是酒鬼的刻板印象。她漂亮的脸因为受伤而变得扭曲。

最终，她得到了解释的机会。她有着美妙的温柔嗓音，带着哭腔说：“但我是跟爱尔兰人一起长大的，他们所有人都喝酒，这难道不是真的吗？”她对老师说。他正巧也是爱尔兰人，叫马洛尼，是我的好朋友。虽然他没有表现出来，但那一刻他其实就是醉醺醺的。马洛尼靠进椅子里，严肃地说：“我不清楚，我自己是斯堪的纳维亚人。”我们大笑起来，可怜的瓦莱莉低下头，感到迷惑不解。我帮她说了话，虽然那故事很不错，但我知道她永远也成不了一个真正的作家。课堂上的每个人都有天赋，但只有几个有精力和渴望去走那条漫长的路，去为写作放弃他们的生命。我就是其中之一，我能感觉她不是。秘密很简单：写作是我唯一想做的事情。

学期结束前，我终于交了一篇故事，人人都爱它。下课后瓦莱莉走过来说：“为什么我这么认真，可我写出来的一切听上去都那么好笑？而你总是开着玩笑，表现得一点也不认真，可你的故事却会让我哭泣呢？”

她是认真的，就跟往常一样。她不是在跟我调情。所以我请她喝咖啡。她叫瓦莱莉·欧格拉蒂，她痛恨这个名字的爱尔兰味道。有时我觉得她跟我结婚只是为了摆脱欧格拉蒂这个姓。她逼我叫她瓦莱莉。我很惊讶自己花了两周多才把她哄骗上床。她可不是文化村里那种随随便便的姑娘，而她也确保我清楚这一点。我们得走完一整套程序：我先把她灌醉，好让她可以指责我通过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共性弱点占了她便宜。但在床上，她令我大吃一惊。

我之前并没有太爱她，但在床上，她棒极了。我猜也许有些人在性上面很合拍，能在一种原始的肉体层面产生共鸣，我们就是。我想我们都很害羞，都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所以跟其他情人在一起时无法在做爱时放松，却能因为从两人的羞涩中迸发出的某种神秘缘由而彻底地共鸣。无论如何，在上了床的那晚之后，我们俩便如胶似漆。我们去村里的所有小电影院看了一切外国电影。我们吃意大利菜或中国菜，然后回到我房间，我们做爱，快到午夜时，我会把她送到地铁站好让她回在皇后区的家。她没胆量留宿，直到一个周末，她想周日早上仍在我家，为我做早餐，跟我一起看报纸。所以她说了女儿通常对父母说的谎言，留了整晚。那是个美妙的周末。但她回家后，陷入的却是整个家族的怒火。她全家人都指责她。当我周一晚上见到她时，她满脸泪水。

“该死，”我说，“我们结婚吧。”

她吃了一惊：“我没怀孕。”当我爆笑时，她更加惊讶。她真的毫无幽默感，除了写作的时候。

我最终说服她我是认真的，我真的想娶她，她脸红了，然后开始哭泣。

所以下一周的周末，我去了她家在皇后区的房子吃周日晚餐。那是个大家庭，父亲、母亲、三个兄弟和三个姐妹，都比瓦莱莉小。她父亲是个年长的坦慕尼协会工作人员，靠某种政治工作养家糊口。还有几个叔叔，他们都喝得醉醺醺的，但是那种快活慵懒的醉法。他们喝醉就相当于其他人在一顿盛大晚餐中吃撑，并没有太离谱。虽然我平时不怎么喝酒，那天却喝了不少，我们都很开心。

她母亲有双灵动的褐色眸子。瓦莱莉显然从母亲那儿继承了性感，从父亲那儿继承了缺乏幽默。我能看到她父亲和叔叔们半睁着醉醺醺的眼睛打量我，试图判断我是否只是个操了他们可爱的瓦莱莉的混小子，骗她说要跟她结婚。

欧格莱蒂先生最终谈到了重点。“你们俩计划什么时候结婚？”他问。我知道，如果我回答错误，很可能会在此时此地被一个父亲和三个叔叔狂揍一顿。我看得出她父亲痛恨我在跟他的女儿结婚前就操了她。但我能理解，那并不难。再说了，我也不是在骗人，我从不骗人，或者说，我当时以为自己没有。所以我大笑着说：“明天一早。”

我笑是因为我知道，虽然这个答案会让他们安心，但他们绝不会接受。因为这样一来，他们所有的朋友就会以为瓦莱莉怀孕了。我们最终定下来个两个月后的日子，好有时间正式宣布并举行个真正的家庭婚礼。我对此毫无意见。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坠入爱河了，我很开心，那就够了。我不再是孤单一人，可以开始书写我真正的历史了。我的生命将会向外延伸，我会拥有一个家庭、老婆、孩子，我妻子的家庭也会变成我的。我会待在这座城市里完全属于我的地方。我再不是个孤零零的个体。我可以庆祝节日和生日。简而言之，我将会在人生中第一次变得“平常”。陆军真的不能算。之后的十年，我努力让自己融入这个世界。

我唯一认识并邀请去参加婚礼的是我哥哥亚蒂，和几个新学校的朋友。但有个问题。我需要跟瓦莱莉解释自己的真名并非梅林，或者说，我原来的名字不叫梅林。战后我合法地改了名，我得跟法官解释我是个作家，梅林是我的笔名，我给他举了马克·吐温的例子，法官点点头，就好像他认识几百个做了同样事情的作家。

事实是，那时我觉得写作是件神秘的事。我希望它能是纯粹无瑕的。我害怕人们一旦了解我，知道真正的我，我便会尴尬得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我想写人人都能与之共鸣的角色。（我的第一本书象征性很强。）我想成为两个完全分裂的个体。

通过欧格莱蒂先生的政治关系，我当上了联邦公务员，在陆军预备役部队里当普通六级行政文员。

孩子出生后，婚姻生活虽然平淡但仍很开心。瓦莱莉和我从不出门，节日时我们会去她家吃晚餐，或去我哥哥亚蒂那儿。我上夜班时，她和住同一栋公寓的朋友会拜访彼此。她交了很多朋友。周末夜晚，她会去她们的公寓参加小派对，我便留在家里照顾孩子、写我的书。我从未参加过派对。当轮到她举办派对时，我反感极了，我猜自己掩饰得并不好，而瓦莱莉痛恨我这样。记得有一次，我走进卧室看看孩子们，然后留在那儿读几页手稿。瓦莱莉离开客人进来找我。我永远忘不掉当她发现我在看书，那么明显地不愿回到她和她朋友身边时，她那副受伤的表情。

就在其中一个派对结束后，我第一次觉得不舒服。凌晨两点我醒过来，发现腹部和背部正剧痛着。

我看不起医生，所以第二天我去了复员军人医院。在那里的一星期，他们照了很多X光片，还做了些检测，却查不出任何问题。但我又复发了一回，根据症状，他们诊断是胆结石。

一周后，我又复发回到医院。他们给我打了很多吗啡，我得请两天假。然后，到圣诞节前一周，正当我准备结束晚上的兼差时，一阵突如其来的疼痛击中了我。（我没提那时我晚上在银行里兼差，为圣诞节多赚点钱。）我痛极了，但认为自己能去二十三街的复员军人医院，便叫了辆出租车把我送到离大门半街区远的地方。那时已经过了午夜。出租车开走后，疼痛狠狠击中了我的太阳神经丛。我在漆黑一片的街上跪下来，疼痛扩散到我整个背部，只能让我平躺在冰冷的人行道上。周围连个鬼影都没有，没人能帮我。医院大门在三十多米外，我却疼得完全无法动弹。我甚至不害怕，其实，我当时只想就这样死了算了，好让疼痛消失。我才不在乎我的妻子、孩子或者我哥哥，我只想逃离这一切。我想了一会儿传奇的梅林。该死的，我才不是魔法师呢。我记得滚到一边想要阻止疼痛，却滚下人行道的路沿滚到了阴沟里，马路牙子磕着我的头。

那时，我能看到圣诞彩灯装饰着附近的一家小店。疼痛减轻了点，我躺在那里，想着我就跟个他妈的动物没什么两样。我是个艺术家，出了一本书，一个批评家把我称作天才，美国文学史的希望之一，而我却像条狗一样在阴沟里奄奄一息。这完全不是我的错，只是因为我银行里没存款，只是因为没人真的在乎我的死活。这就是整件事情的真相。自怨自艾简直跟吗啡一样好用。

我不知花了多久才爬出阴沟，又不知花了多久才爬进医院的大门。当我终于爬进一圈光弧中，我记得有人把我抱进轮椅，推我到急救室，我回答了一些问题，然后，魔法般的，我就在一张温暖的白色床上躺着，惬意地昏昏欲睡。没有疼痛，我知道他们给我打了吗啡。

我醒来时，一名年轻医生正在看我的脉搏。上次也是他给我看的病，我知道他叫孔恩。他咧嘴冲我一笑，说：“他们通知你老婆了，孩子们上学后她就会来看你。”

我点点头，说：“我猜我是等不到圣诞节就要做手术了。”

孔恩医生看上去琢磨了会儿，然后轻快地说：“既然你已经拖了这么久了，何不等到圣诞节后呢？我会把手术安排在27号。你可以圣诞夜住进来，让我们帮你准备一下。”

“好。”我说。我相信他。他说服医院把我当非住院病人对待。他似乎是唯一明白我为什么想在圣诞节后才做手术的人。我记得他说：“我不知道你想做什么，但没问题。”我不能向他解释我必须一直打两份工到圣诞节，这样才能给我的孩子们买玩具，让他们仍然相信圣诞老人的存在，也不能向他解释我背负着整个家庭和它的幸福，而这个家就是我的全部。

我永远记得那名年轻的医生，他长得就像你在电影里看到的医生那样，不过完全不装腔作势，而且好说话。他给我打了吗啡后，把我送回家，但他也有自己的理由。手术后几天他告诉我那个理由时，我能看出来他能讲出理由有多么开心。“听着，你得胆结石也太年轻了些，但检查没什么异样，我们完全依靠你的症状诊断，仅此而已，就是胆结石，大块的结石。但我想让你知道，那里没有其他任何问题。我仔细地看过了。你回家后别担心，一定会完好如初的。”

那时我根本不明白他该死的到底想说什么。跟我往常的风格一样，直到一年后我才理解过来，他一直在担心我其实得了癌症，所以才不想在圣诞节前一周做手术。

正文第六章

我告诉乔丹、卡里和戴安娜，我哥哥亚蒂和我妻子瓦莱莉是如何每天都去看我，亚蒂如何帮我刮胡子，并载着瓦莱莉往来于医院和家之间，而亚蒂的妻子则帮我们照顾孩子。我看到卡里狡黠地笑了起来。

“好吧，”我说，“我给你看的那个伤疤是我胆结石手术的疤，不是机关枪。如果你他妈有点脑子，就会知道如果我都被扫成那样了，绝不可能活下来。”

卡里仍然微笑着，说：“你完全没想过你哥哥和妻子离开医院后，干了一场才回家吗？你是因为这个才离开她的吗？”

我狂笑着，知道自己得跟他们讲亚蒂这个人。

“他非常帅，”我说，“我们长得很像，但他年纪更大。”事实是，我算得上是亚蒂的粗略版。我的嘴唇太厚，眼窝太深，鼻子太大，看上去太强壮，但你们该去看看亚蒂。我告诉他们，我娶瓦莱莉的原因是，她是我唯一没有爱上我哥哥的女朋友。

我哥哥亚蒂五官精致，长得极帅。他的眼睛就像希腊雕塑一样。我还记得当我们都是单身时，姑娘们总是爱上他，为他哭泣，威胁要为了他自杀。而他却为之沮丧不已。因为他真的不知道这该死的是为了什么。他从来都看不到自己的美丽，只是嫌弃自己个子太小，双手双脚也太小了。“就像宝宝们的。”有个姑娘曾充满爱意地说过。

但令亚蒂沮丧的是，他拥有一种能让她们着魔的力量。最后，他开始痛恨这种力量。啊，换做我，我一定会爱死它，姑娘们从不会像那样爱我。放到现在，那样该多好啊，全无理由只因外表而坠入爱河，完全不依赖善良、个性、智慧、聪颖、魅力和生命力来得到的爱恋。简单地说，我多么想得到一种我无需争取的爱，这样我就永远也不用争取它，也不用努力赢得它。我爱这种爱恋，就像我爱赌博手气好时赢来的钱。

但亚蒂却开始穿不合身的衣服，他穿得无比保守，完全配不上他的长相。他特意隐藏自己的魅力，只在他真正关心又能让他觉得安全的人面前放松下来表现出他的本真。如若不然，他就会用他养成的一套枯燥乏味的人格，不留丝毫痕迹地把别人拒之千里。即便如此，他仍总是陷入麻烦。所以他很早就结了婚，并且大概是纽约城里唯一忠诚的丈夫。

他在联邦食品药品监督局当化学研究员，他的女性同事和助理们都爱上了他。他妻子最好的朋友和她的丈夫赢得了他的信任，他们有一段持续了五年左右的友情。亚蒂开始卸下防备，他信任他们，于是表现出本真。他妻子最好的朋友爱上了他，毁了自己的婚姻，并向全世界宣布了她的爱。那在亚蒂的妻子那儿搞出了大麻烦，引出了她的猜忌。那是我唯一一次见到他对她生气，他的愤怒是致命的。她指责他助长了对方的爱，他便用我听过的男人对女人最冰冷的语气说：“如果你相信这一点，那就滚出我的人生。”那对他而言太不平常了，他妻子因为悔恨差点崩溃。我真的认为她希望他真犯了错，那样她就能有点资本对付他，因为现在她完全任由他摆布。

她了解一个只有我和极少人知道的事实——亚蒂没法容忍给别人造成痛苦，不论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一样。他永远无法责备任何人。因此他很痛恨女人们爱上了他。我想，他是个感性的人，本应该轻易爱上很多女人并享受这个过程。但他永远也不想引发冲突。他妻子说过，他们俩的关系中她真正想要的，是一两场争吵，并不是说她跟亚蒂从不争执，毕竟，他们可是结了婚的。但她说他们所有的争执都是一拳致胜，当然，这是个比喻。她吵着吵着，然后他会用一句冰冷的话搞定她，令她肝胆欲裂地大哭起来认输。

但跟我相处时，亚蒂不一样，他比我大，总把我当小弟弟对待。他也了解我，比我妻子更能懂我。他从不对我生气。

手术后我住了两周院才恢复得能够回家，最后一天，我跟孔恩医生告别，他祝我好运。

护士拿来我的衣服，告诉我得签几份文件才能离开医院。她把我护送到办公室。我觉得无比糟糕，没人来接我回家，没有一个朋友，没有一个家人，也没有亚蒂。当然，他们都不知道我得独自回家，但我还是觉得自己像个小孩子，没人爱。我得在一场重大手术之后独自坐地铁回家，这样对吗？要是我太虚弱了呢？昏倒呢？上帝，我感觉糟透了，然后我开始大笑，因为我真的是自讨苦吃。

真相是，亚蒂问过我谁接我回家，我说是瓦莱莉。瓦莱莉说她会来医院接我，我却告诉她没事的，如果亚蒂不能来，我会自己坐出租车回去，所以她以为我告诉了亚蒂。我的朋友们，当然了，他们会假设我家里有人接我回去，事实是，我就想通过某种搞笑的方式痛恨他们，痛恨所有人。

但是，应该有人猜得出来。我总是为自己能自给自足而骄傲，我从不需要任何人关心，可以完全独自一人生活。但这是唯一一次，我希望，这个世界既然已经那么慷慨地撒播了那么多情感抚慰，也能给予我一些。

所以当我回到病房发现亚蒂正拎着我的行李箱时，我几乎热泪盈眶。我的情绪瞬间好转了很多，我拥抱了他，我很少拥抱他。然后我高兴地问：“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出院的？”

亚蒂对着我悲伤又疲惫地笑了笑：“你这个小兔崽子，我打电话给瓦莱莉，她说以为我会来接你，你是这么告诉她的？”

“我才没那么告诉她。”我说。

“噢，得了吧。”亚蒂说，拉着我的胳膊领着我走出病房。

“我了解你的行事风格，”他说，“但这对关心你的人可不公平，你这么做对他们不公平。”

我一句话也没说，直到我们走出医院坐进他车里。“我告诉瓦莱莉你也许会来，”我说，“我不想给她添麻烦。”

亚蒂现在穿行在车流中，所以不能看着我。他很讲道理地轻声说：“你不能对瓦莱莉这么做，你可以对我这样，但不能这么对瓦莱莉。”

他比任何人都了解我。我不用向他解释如何觉得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作为一个艺术家却不成功让我深受打击，无法照顾我妻子和孩子的耻辱也让我深受打击。我没法要求其他人为我做任何事，我真心无法忍受请求任何人把我从医院送回家，就连我妻子也不行。

我们回家后，瓦莱莉正等着我。她亲吻我时脸上带着种迷惑和被吓坏了的表情。我们三个人在厨房里喝咖啡，瓦莱莉坐在我身边碰了碰我。“我不明白，”她说，“你为什么就不能告诉我呢？”

“因为他想逞英雄。”亚蒂说。但他只是想把话题岔开去。我不想让瓦莱莉知道我在精神上被打击得多么严重，他完全理解这一点。我猜他想着她要知道了会对她不利。再说了，他对我有信心，他知道我会恢复，会没事的。人人都会偶尔变得虚弱，见鬼，连英雄们都会疲惫呢。

喝完咖啡后亚蒂便离开了。我感谢他，他冲我嘲讽一笑，但我看得出他在担心我。我注意到他脸上有种紧张的表情，生活开始令他显出疲惫来。他离开后，瓦莱莉便逼着我上床休息。她帮我脱了衣服，然后躺在我身边，赤裸着。

我立即睡着了，获得了平静，她温暖身躯的触碰，她那双我全心信任的手，她不会背叛我的嘴唇、双眼、秀发都让这睡眠变成药物催眠永远都不能带来的甜蜜孤儿院。我醒来时她已经不在了，我能听到她在厨房里说话，孩子们准备去上学，一切似乎都很值得。

对我而言，女人就是我的孤儿院。是的，我很自私地利用了这一点，但那让其他一切都变得可以忍受。没有了孤儿院，我，或者任何男人要如何承受每天生活中的无数打击？上帝，我回到家，痛恨在工作上浪费的一整天，为欠的钱担心到死，确信我的人生最终会输掉，因为我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成功的作家。而所有这些痛苦都会消失殆尽，因为我跟家人吃了晚餐，给孩子们讲了故事，晚上，我会完全自信又充满信任地和我妻子做爱。那看起来就如同奇迹。当然，真正的奇迹是，这不仅仅只是瓦莱莉和我，也是其他不计其数的男人和他们的妻儿，而且持续了数千年。当那一切都烟消云散，还有什么能让男人们完整？不用在意那不全是爱，有时甚至是纯粹的憎恨，无论如何，我现在有历史了。

再说了，无论怎样，一切都会烟消云散。

在拉斯维加斯，我断断续续地告诉了他们这一切，有时是酒廊里一起喝酒，有时是午夜在咖啡馆的晚餐。我讲完后，卡里说：“我们还是不知道你为什么离开你老婆。”乔丹隐隐带着轻蔑看着卡里，他经历过之后的一切，远远超越了我所处的阶段。

“我没有离开我的老婆孩子，”我说，“我只是要休息，每天我都写信给她。总有一天早晨我会想回家，然后直接就上飞机了。”

“就这样？”乔丹问，并没有语带嘲讽，他是真的想知道。

戴安娜什么也没说，她很少开口，但她拍了拍我的膝盖说：“我相信你。”

卡里对她说：“你什么时候开始相信任何男人了？”

“大部分男人都是狗屎，”戴安娜说，“但梅林不是，至少现在还不是。”

“谢谢。”我说。

“你会变成那样的。”戴安娜冷静地说。

我没法止住自己。“那乔丹呢？”我知道她爱上了乔丹，卡里也知道，乔丹不知道，因为他不想知道，也不在乎。但他现在礼貌地摆出询问的表情转向戴安娜，就好像他在乎她的看法。那一晚他看上去真的非常糟，脸上的骨骼开始透过病态的苍白皮肤凸显出来。

“不，你不会。”她对他说。乔丹把头扭到一边，他不想听到这个。

卡里这个友善又讨人喜欢的家伙是最后一个讲述自己故事的，而且就跟我们所有人一样，他也隐藏了最重要的那部分，这个我多年以后才发现。同时，他描述了对自己性格的真实刻画，或者说看上去如此。我们都知道他跟酒店和它的老板格罗内维特之间有某种神秘联系，但他是个无可救药的赌徒和小混混也是不争的事实。乔丹对卡里不感兴趣，但我得承认我觉得他有意思。任何不同寻常或很典型的人都会自动地让我感兴趣，我不做任何道德评判。我觉得我高于它，我只倾听。

卡里就像本教科书和灵感之源。永远没人能算计他，只有他算计别人。他对生存有种直觉，对生命无比热情，只想永垂不朽，完全不顾伦理道德。尽管如此，他仍十分讨人喜欢。他很风趣，对一切都感兴趣，能跟女人在某种完全不涉及情感的真实层面上交流。女人们爱极了这一点。

虽然他总是缺钱，却能用甜言蜜语跟在酒店表演的任何一个姑娘上床。如果她犹豫，他也许会用皮大衣那一招。

那一招极其有效。他带她到大街上一家皮草店。店主是他的一个朋友，但那姑娘不知道。卡里会让店主给那姑娘看他的皮草存货，甚至让他把所有的皮草都铺在地上，好让他和那姑娘能挑出最好的。他们挑好后，皮草商会给那姑娘量尺寸并告诉她大衣会在两周后做好。之后卡里会写一张一千美元的支票当定金，然后让店主把账单寄给他。收据他会给那姑娘。

那一晚，卡里会把姑娘带去晚餐，之后再让她去轮盘赌桌上玩几把，然后便把她带去他的房间。在那里，就像他说的，她肯定会答应，因为她的包里装着收据呢。既然卡里如此疯狂地爱着她，她又怎能不依呢？只有那件皮大衣可能成不了，卡里爱上她也不可能，但两个加在一起，卡里解释道，就能大大满足她们的虚荣心。这招每次都能成功。

当然，那姑娘永远也得不到那件皮大衣。在两周的恋爱中，卡里会挑起一场争执让两人分手。卡里说，没有任何一次，没有任何一个姑娘把皮大衣的收据还给他。每一次，那姑娘都冲到皮草店想要拿回定金甚至是那件大衣。当然了，店主直接告诉她们，卡里已经拿回定金并取消了订货。他的回报就是某些被卡里拒绝的姑娘。

卡里对付合唱团里那些兼职妓女有另一个花招。他会连续几个晚上都邀她们喝一杯，认真地听她们的烦恼并给予同情，从不仓促追求或跟她们调情。接着，也许在第三晚，他会在她们面前拿出一张百元大钞，把它放进一个信封，再把信封塞进外套内口袋。然后他会说：“听着，我平常不这么做，但我真的喜欢你，我们去我房间里舒服舒服吧，这个就当你坐出租回家的车费。”

姑娘会稍作抗议，她想要那张钞票，却不想被人当成妓女。卡里施展他的魅力。“听着，”他说，“你离开时很晚了，为什么该你出车费呢？这是我该做的。再说了，我真的很喜欢你，又有什么坏处呢？”然后他会拿出信封给她，她放入自己的手袋中，他会立即带她去自己的房间，把她干上几个钟头才放她回家。他说，接下来才是好笑的部分。姑娘在坐电梯时会撕开信封拿她的百元大钞，结果却发现是张十块的。当然，卡里口袋里有两个信封。

非常普遍的情况是，那姑娘会搭电梯上来捶卡里的门。他会进洗手间，打开水龙头盖过那嘈杂，然后惬意地刮好胡子等她离开。或者，因为她害羞、缺乏经验，便会用大堂电话打过来向他解释也许他弄错了，信封里只有一张十块的。

卡里爱极了这段。他会说：“哦，是啊，出租车费要多少钱，两块，三块？但我想确保够，所以给了你十块。”

那姑娘会说：“我看到你往信封里放了一百块。”

卡里会变得愤慨。“一百块坐出租，”他会说，“你究竟是什么人啊，一个该死的妓女吗？我这辈子就没付钱给妓女过。听着，我以为你是好姑娘，真的很喜欢你，但现在你来这一套。听着，别再来找我了。”或有时候，如果他觉得自己能脱身，便会说：“噢，不，甜心，你误会了。”他会骗她再来一次。有些姑娘会相信那只是无心之过，或像卡里聪明地指出过的，她们只能装成自己误会了的样子才不会觉得羞辱。有些甚至会约他再出去一次，好证明她们不是妓女，也并不是为了一百块而跟他上床。

这一切并不是为了省钱，卡里总输钱。他要的是手握权力的感觉，那种他能令一个漂亮姑娘“动容”的感觉。如果一个姑娘名声在外，说她只会跟她真正喜欢的男人上床，那他就遇到真正的挑战了。

如果那姑娘是真的很正直，卡里的花招就会更复杂些。他会试着钻进她们脑子里，极尽各种夸张赞美之词。同时抱怨说，自己除非是真对那姑娘有兴趣，或真的了解她，否则完全无法勃起。他会送她们小礼物，给她们二十块坐出租。但仍有些聪明姑娘不会给他任何机会。这时他就会改变手段，他会开始谈论自己的一个朋友，一个世界上最好的有钱人，为了友情而照顾姑娘，而她们甚至不用跟他上床。这朋友随后会加入他们，一起喝一杯，那的确会是卡里的有钱朋友之一，通常是在纽约有成衣生意，或在芝加哥有车行的赌徒。卡里会劝那姑娘跟他朋友共进晚餐，他已经跟朋友交待清楚了。那姑娘没啥好担心的，只是跟个讨人喜欢的有钱人的一顿免费晚餐。

他们共进晚餐，那人会在她身上花两三百块，或第二天送她一份贵重礼物。那朋友全程都魅力非凡，从不强迫她。但面对未来更多的皮大衣、车、好几克拉的钻石戒指的诱惑，那姑娘便会跟那有钱朋友上床。当有钱朋友离开后，那不为之“动容”的漂亮姑娘便会坐上卡里的大腿好赚车费。

卡里没有丝毫悔恨。他的看法是，没结婚的女人都是骗子，想用各种小花招——包括真爱——来钓上你，所以你完全有权利去骗她们。他稍微会有些同情的，是那些没有上去捶他的门也没从大堂打电话的姑娘们。那时他便会知道这些姑娘很正直，为自己被骗而羞愤难当。有时他会再去看看她们，如果她们需要钱付房租或熬过这个月，他便会告诉她们之前只是个笑话，然后塞给她们一两百块。

对卡里来说，这完全是个笑话，用来告诉他的小偷、骗子和赌徒朋友们的谈资。他们会一起大笑，恭喜他没有被女人骗。这些骗子都十分清醒地把女性当敌人，是的，这个敌人拥有男人必不可少的东西，但他们仍会愤慨自己得付出代价——那意味着金钱、时间和喜爱。他们需要女人的陪伴，需要女人的温柔环绕着他们。他们会花几千块机票把姑娘从拉斯维加斯带到伦敦，只为有她们相伴。但那没关系，毕竟，可怜的孩子必须成长起来，她也努力赚钱了，得随时准备好干一场，毫无前戏和通常的礼节便在午餐前帮他们吹箫。不能麻烦，最重要的是，不能麻烦。老二在这里，照顾好它，不管你爱不爱我，不管我们是否先吃饭，不管我想先看看风景，不管我要小睡片刻。现在不要、今晚吧、下周再说吧、圣诞节后吧。现在就要！彻头彻尾的快速服务，大赌佬们，他们一切都要头等的。

卡里的钓女技巧对我而言十分残酷，但姑娘们爱他可比爱其他男人深得多，就好像她们能理解他，能看穿他所有伎俩，但仍很高兴他宁愿那么麻烦。有些他骗过的姑娘变成了他的好朋友，如果他觉得孤单随时都乐意跟他干上一场。上帝，如果他生病了，他酒店房间里就会有一个团的放荡姑娘装得跟护士一样川流不息，帮他擦身子，喂他吃饭，给他掖被角时顺便帮他口交，确保他能放松地一夜好眠。卡里极少对一个姑娘发脾气，那样的话，他会带着种致命的蔑视大声说：“快走开。”这几个字有令人崩溃的效果。也许是他从对她们全然的同情和尊重突然变脸，也许是对姑娘们来说，他完全没必要翻脸，或就是当他的魅力施展不开时，他会很残忍地这么做来震慑她们。

然而，即便如此，乔丹的死亡仍影响了他。他对乔丹无比生气，他把自杀当成对他的故意挑衅。他不断抱怨不该不拿那两万块，但我能感觉到，钱并没有真地让他不爽。几天后我走进赌场发现他正为赌场发21点的牌。他接受了一份工作，放弃了赌博。我不肯相信他是认真的，但他的确是。对我而言，那就好像是他去做牧师了一样。

正文第七章

乔丹死后一周，我离开了赌城——当时以为是永远离开——准备回纽约。

卡里送我到机场，候机时我们一起喝咖啡。我惊讶地看到卡里真的因为我的离开而感触颇深。“你会回来的，”他说，“人人都会回到拉斯维加斯，那时我还会在这儿，我们会好好享受。”

“可怜的乔丹。”我说。

“是啊，”卡里说，“这一辈子我都不会搞清楚，他为什么要那么做？他到底为什么要那么做？”

“他瞧上去不像好运的人。”我说。

宣布我的航班即将登机后，我们握了手。“如果你在家里被抓了，就打电话给我，”卡里说，“我们是朋友，我会把你搞出来的。”他甚至拥抱了一下我，“你是个有行动力的人，”他说，“你永远都不知疲倦，所以永远会惹上麻烦。打电话给我。”

我并不相信他是认真的。四年后，他非常成功，而我陷入了一个大麻烦，面对着陪审团的指控。当我打电话给卡里时，他飞来纽约帮助了我。

正文第八章

巨大的飞机逃离西部的日光，滑入了东部延伸开来的黑暗中。我害怕飞机降落的那一刻，那时我就得面对亚蒂了。然后，他会开车送我回布朗克斯区的政府公屋，在那里，我的妻子和孩子们正在等待。当然，我明智地为他们带了礼物，小玩具老虎机，给瓦莱莉的则是枚花了我两百块的珍珠戒指。香格里拉酒店礼品店的姑娘要价五百，但卡里帮我弄了个特别折扣。

但我不愿想象走进家门，面对妻子和三个孩子的那一刻。我感到深深的愧疚，害怕我将要与瓦莱莉的重逢。于是我开始回想在拉斯维加斯发生的一切。

我想到了乔丹，他的死并没有让我太悲痛，不管怎么说，至少现在没有。毕竟，我只认识他三星期，并没有真的了解他。但我很好奇他的痛悼中究竟是什么如此打动人，一种我从未体会过、也不希望体会的痛悼。我总是对他充满怀疑，像研究一个象棋难题一样研究着他。这是个有着平常快乐人生的男人，幸福的童年，他有时会提到童年，提到他做孩子时有多开心。幸福的婚姻，美好的生活，一切都顺理成章，直到最后一年。为什么他没法恢复？改变或死亡，他曾说过一次，那就是生命的全部意义。简单一点说，他就是不可能改变，所以错全在他。

在那三周里，他的脸越来越消瘦，就像底下的骨头在往外戳，好发出某种警报，他的身体也在那么短的时间里令人警觉地开始缩小。但没有其他任何事情泄露出他的渴望来。回想那些日子，我现在能看出来，他说的和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误导我。当我拒绝他给我、卡里和戴安娜钱时，我只是想要告诉他，我对他的喜爱是真诚的。我想那样可能帮得到他，但他已经丧失了奥斯丁所说的“爱的赐福”。

我猜他觉得那是种耻辱、绝望或是其他什么。他是真正的美国人，所以那令他觉得继续活下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那真是种无比的羞耻。

他的妻子杀了他。这太简单了。他的童年、母亲、父亲、兄弟姐妹？即使童年的伤疤可以愈合，你却永远都无法变得不再容易受伤。年纪完全无法保护你免于伤害。

就像乔丹一样，我去赌城也是出于某种幼稚的被背叛感。当我写书时，我妻子忍受了我五年，从未抱怨过。她没有特别高兴，见鬼，我每晚都乖乖回家了。当我的第一本小说被拒绝，我极其伤心，她却苦涩地说：“我就知道你卖不出去的。”

我震惊无比。她难道不知道我的感受吗？那是我生命中最糟糕的一天，我爱她比爱这个世上任何人都多。我想要解释，那本书很好，只不过结局是悲剧。出版商想要个乐观向上的结尾而我拒绝了。（我是那么的为之骄傲，又是那么的正确，我对自己作品的判断总是正确的，真的。）我想着我妻子会为我骄傲，这显示出作家们其实有多笨。她非常愤怒。我们过得如此贫穷，我欠了那么多钱。我是从哪里想出这些，我他妈的以为自己是谁，看在上帝的份上？（不是原话，她一生中从没说过一句“他妈的”。）她愤怒得直接带孩子离开了家，直到做晚饭的时间才回来。她曾经也梦想当一个作家的啊。

我的岳父一直在帮衬我们。有一天，他碰到我正从一家二手书店里出来，臂弯中满满一抱书，他非常不爽。那是个美丽的春日，金黄的阳光，他刚从办公室出来，看上去很疲惫。我就在那儿沿街走着，咧嘴笑着，满心期待要一口气看完臂弯中所有这些好东西。“上帝，”他说，“我以为你在写书，你他妈的根本是在鬼混。”他倒是完全有能力说出那个词。

两三年后，那本书按照我的意愿发表了，收到很高的评价却只赚了几千块。我岳父并没有恭喜我，只说：“看来它没赚到钱，五年的努力呢。现在你可以集中精力养家糊口了。”

在拉斯维加斯赌博时，我终于想明白了。该死的，他们凭什么同情我？他们为什么要在乎我创造艺术的疯狂举动？他妈的，他们为什么要在乎？他们完全正确。但我对他们的感觉永远都不一样了。

唯一理解我的是亚蒂，但即使是他，在过去的一年，我觉得也对我感到有些失望，不过他没有表现出来。他可是这一生中跟我最亲近的人类，或者说直到他结婚。

再一次，我的思绪躲开了回家的话题。我想着拉斯维加斯。我问过卡里，但他从没说过自己的故事。他会告诉你他现在的人生，但极少说自己来赌城之前的事。有趣的是，我似乎是唯一对此好奇的。乔丹和卡里都极少问问题，如果他们问了，我也许会告诉他们更多。

虽然亚蒂和我长大成人前一直待在孤儿院里，但那并不算差，甚至很可能比军事学校和有钱人为不让孩子碍事把他们送去的高级寄宿学校要好得多。亚蒂是我哥哥，但我个子总是更大，也更强壮，至少体力上是这样。精神上，他则极其顽固，也比我诚实得多。他被科学吸引，而我总喜欢看奇幻。他看化学、数学，研究象棋棋局。他教我下棋，但我总是太没耐心，那可不是赌博游戏。我则看小说：大仲马、狄更斯、萨巴蒂尼、海明威、菲茨杰拉德，之后是乔伊斯、卡夫卡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发誓，身为孤儿对我的个性毫无影响，我跟任何其他孩子一样，没人知道我们从未见过自己的亲生父母。唯一不自然的影响是，亚蒂和我不像兄弟反而更像对方的父母。不管怎样，我们十几岁时离开了孤儿院。亚蒂得到了一份工作，我便跑去跟他一起生活。之后亚蒂爱上了个姑娘，所以我适时离开。我参加陆军去打仗，二战。五年后我回来，亚蒂和我转回兄弟关系。他是一个家庭的父亲，而我是战争复员老兵。仅此而已。唯一让我想起孤儿生涯，是当我在他家里待到很晚，他妻子太累先去睡时会给亚蒂一个晚安吻才离开我们。我便想着亚蒂和我是特别的，因为孩提时，从来没人会亲吻我们，跟我们道晚安。

但真的，我们并没有真的活在那所孤儿院里，我们俩都通过书本来逃避。我最喜欢亚瑟王和圆桌骑士的故事，我读过所有版本、所有通俗版和最初的马洛里版本。我猜，很显然，我哥哥亚蒂是亚瑟王。他们名字一样，在我幼稚的脑海中，我觉得他们个性十分相似。但我从未觉得自己是勇敢的骑士之一，比如兰斯洛特。不知为何，我觉得他们很蠢，即便还是孩子，我都对圣杯毫无兴趣，我可不想当加拉哈德。

但我爱上了梅林，爱上了他狡猾的魔法，和他能把自己变成猎鹰或其他动物的能力。他可以随时消失或出现。他所有那些长时间的不知所踪。但我最爱的是他告诉亚瑟王自己再也不能当国王的左膀右臂了，以及他的原因——梅林会爱上一个姑娘，然后教她他的魔法，她会背叛梅林，用他的魔法对付他，所以，他必须被关在洞穴里一千年，直到咒语消失。在那之后，他才能再次回到这个世界。上帝，那样的情人，那样的魔法，他活得比它们都久。所以，作为一个孩子，我想当哥哥亚蒂的梅林。我们离开孤儿院后便把自己的姓改成了梅林，从此再也不提自己是孤儿的事，不论是我们俩还是跟其他人都不提。

飞机开始俯冲。拉斯维加斯就是我的卡米洛特，伟大的梅林可以轻易解释这件事的讽刺意味。而现在，我正在回到现实。我得向哥哥和妻子解释。飞机停港时，我把那几袋礼物拢到一起。

正文第九章

最终，一切都很容易。亚蒂并没有问我从瓦莱莉和孩子们身边逃走的原因。他有了辆新车，一辆大旅行车，他妻子又怀孕了，那将是他们的第四个孩子。我恭喜他，并提醒自己几天后记得送花给他妻子，接着，我取消了这个提醒。你怎么能送花给一个你欠了好几千块的男人的老婆，而且你可能会找他借更多钱。亚蒂不会在乎，但他妻子说不定会觉得这太搞笑。

在驶向我居住的布朗克斯区的廉租房时，我问了亚蒂最重要的那个问题：“瓦莱莉怎么想？”

“她很理解，”亚蒂说，“她没有生气，也会很高兴见到你。听着，这没有那么难理解，你每天都写信，还打过两三次电话。你只不过想透透气而已。”他让它听上去很正常，但我看得出来，我这一个月的出走吓到他了。他是真的很担心。

我们继续开车穿行在总令我压抑无比的廉租房中。这片区域内全是高高的六边形建筑，是政府建起来专为安置穷人的。我每个月交五十美元，租一套五间房的公寓，包括水电费用。最初几年还不错，政府出钱，还有排查程序，最初的居民也都是努力工作遵纪守法的穷人。但他们通过努力，开始在经济结构中向上爬，搬出去住进了私宅。现在这里全是真正的穷人，那些永远也不可能诚实谋生活、也不愿那么做的人，全是瘾君子、酒鬼、父亲跑掉只靠救济的家庭。大部分新住户都是黑人，所以瓦莱莉觉得不能抱怨，不然人们会觉得她种族歧视。但我知道我们得尽快搬出去，搬去一个白人区，我不想被困在又一个孤儿院。我才不在乎别人会不会觉得这样是种族歧视，我只知道自己现在被那些不喜欢我的肤色、不管做什么都没什么可再失去的人包围了。常识告诉我，这样很危险，且只会越来越糟。我也不怎么喜欢白人，那为什么要爱黑人呢？当然了，瓦莱莉的父母会帮我们付一栋房子的首付，但我不愿从他们那儿拿钱。我只愿意从亚蒂那儿拿钱。亚蒂真走运。

车子停了下来。“上来休息一下，喝点咖啡。”我说。

“我得回家了，”亚蒂说，“再说了，我可不想看你们闹。像个男人一样面对吧。”

我探进后座，拿出行李箱。“好吧，”我说，“谢谢你去接我，过两天去看你。”

“好，”亚蒂说，“你确定身上有钱？”

“我告诉过你我赢了钱。”我说。

“魔法师梅林。”他说，我们大笑起来。我离开他，走向通往公寓的那条路，等着听到他离开时引擎的轰鸣，但我猜他一直注视着直到我走进大楼，我没有回头看。我有钥匙，但还是选择敲门。不知何故，就好像我丧失了用那把钥匙的权利一样。瓦莱莉打开门，等待着，直到我走进去把行李箱放在厨房才拥抱了我。她极其安静苍白，很沉默。我们非常随意地亲吻对方，就像十年来第一次分别不算什么大事一样。

“孩子们想等你，”瓦莱莉说，“但太晚了，他们可以明早上学前再见你。”

“好。”我说。我想进卧室去看他们，但担心会把他们弄醒，他们如果不肯睡觉会累坏瓦莱莉。她看上去非常疲惫。

我把行李拖进卧室，她跟着我，开始整理行李，我坐在床上看着她。她效率很高，把一看便知是礼物的盒子都拿出来放到梳妆台上，脏衣服分成机洗和干洗的堆，然后把脏衣服拿去卫生间扔进脏衣篓。她没出来，我跟进去，她正靠在墙上哭泣。

“你抛弃了我。”她说。我开始大笑。因为那不是真的，那不是她应该说的话。她本可以更俏皮、更感人或更聪明，但她只是简单地告诉我她的感受，不带任何修饰。就像她在学校里写的那些故事一样。正因为她如此真诚，我才大笑起来。我猜自己笑的原因是，现在我确定自己能搞定她和这整件事了。我能俏皮、风趣和温柔地让她开心起来。我可以让她看到我没别的意思——只是离开她和孩子一会儿。

“我每天都给你写信，”我说，“我至少打了四五个电话给你。”

她把脸埋进我的怀抱。“我知道，”她说，“我只是不敢肯定你会不会回来。我什么都不在乎，我只爱你，只想你跟我在一起。”

“我也是。”我说，这样说最容易。

她想给我做点吃的，我拒绝了。我迅速冲了个澡，她已经在床上等我了。即使我们就要做爱了，她仍穿着睡袍。这是她天主教童年的产物，我喜欢这一点。这让我们做爱时带有某种仪式感。看着她躺在那儿等我，我很庆幸自己没有对她不忠。我有足够多的罪恶感要面对，但至少在这一点上，我无须内疚。在那样的时期、那样的地方，这一点很值得一提。我不知这对她有没有好处。

关上灯，小心地不发出声响吵醒孩子们，我们以认识十多年以来一向的方式做爱。她拥有一具可爱的身体和可爱的胸脯，她自然又纯真，令人激动。她身体的所有部分在触碰下都很敏感，而她又带着理智的激情。我们做爱几乎总令人满足，今晚也一样。之后，她陷入沉沉的睡眠，她的手握住我的，直到她翻身侧卧，我们的联系才被断开。

但我，或者说我的生物钟比纽约时间快了三个小时。现在，当我安全地跟妻子和孩子们在家时，我无法想象自己为何逃走。为何我会在拉斯维加斯待了将近一个月，如此离群索居。我感到一种动物找到避难所般的放松。我乐意当个穷人，被困在婚姻中背负着孩子的重担，我乐意总不成功，只要能躺在我妻子身边，她爱我，支持我对抗整个世界。然后我想起，乔丹听到坏消息前肯定也这么想。但我不是乔丹，我是魔法师梅林，我会让一切都达成。

技巧就在于记住所有好事情和快乐时光。这十年中的大部分都算快乐。其实，某段时间我甚至因为自己变得太为收入、环境和雄心而欣喜，以至于闷闷不乐起来。我想着沙漠中熊熊燃烧的赌场，戴安娜作为陪赌，没机会输也没机会赢，没机会开心也没机会不开心，还有卡里，穿着他绿色的围兜站在桌边，为庄家发牌，还有死去的乔丹。

但躺在床上，我一手缔造的家庭环绕在我身边呼吸着，我感到一种可怕的力量，我会保证他们的安全，为此反抗全世界甚至反抗我自己也在所不惜。

我确信自己能再写一本书变成富人，我确信瓦莱莉和我会永远快乐，分隔我们的那个奇怪的中立地带会被摧毁，我永远不会背叛她，或用我的魔法沉睡千年。

我永远也不会成为另一个乔丹。

正文第十章

在格罗内维特的顶楼套房里，卡里透过巨大的玻璃盯着窗外。灯红酒绿的霓虹大街像条巨蟒般一直蜿蜒消失在黯黑的沙漠之间。卡里并没有想梅林、乔丹或戴安娜，他正紧张地等着格罗内维特从卧室出来，琢磨自己该如何作答。他的未来紧系于此，对此他很清楚。

这间套房非常大，客厅里有个内嵌的酒吧，大厨房能为正式晚宴提供服务。所有窗子都朝着沙漠和环抱着它的山峦。卡里坐立不安，正走向另一扇窗，格罗内维特走出了通向卧室的走廊。

即使已过午夜，格罗内维特的穿着仍毫无瑕疵，须发整齐，他走到吧台里，问卡里：“要喝一杯吗？”他的东部口音带着一丝纽约、波士顿或费城的腔调。一排排书架堆满了书，围着客厅，卡里很好奇格罗内维特是不是真的看过这些书。报道格罗内维特的记者们也曾惊讶地想过这一点。

卡里走到吧台边，格罗内维特做了个手势示意他自便。卡里拿了个杯子，倒了些苏格兰威士忌。他注意到格罗内维特喝的是无酒精的苏打水。

“你最近干得不错，”格罗内维特说，“但你在百家乐桌上帮了那个叫乔丹的人。你跟我作对，你拿了我的钱还跟我作对。”

“他是我的朋友，”卡里说，“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知道他是那种赢了一定会好好招待我的人。”

“他给你什么了吗？”格罗内维特问，“在他崩了自己之前？”

“他正准备给我们每个人两万块，我、那个总跟我们一起玩的孩子和戴安娜，那个百家乐的金发陪赌。”

卡里看得出格罗内维特有兴趣，并没有因为他帮过乔丹而十分不爽。

格罗内维特走到巨大的窗边，凝视着在月光下暗沉闪烁的沙漠山峦。

“但你根本没拿到钱。”格罗内维特说。

“我是个蠢蛋，”卡里说，“那孩子说他要等到我们把乔丹送上飞机后再说，所以我和戴安娜就说我们要一起等。我以后再也不会犯这种错误了。”

格罗内维特冷静地说：“人人都会犯错，除非那错误是致命的，否则就并不重要。你会犯更多错误。”他喝掉自己的水，“你知道那个乔丹为什么会那么做吗？”

卡里耸肩：“他妻子离开了他，卷走了他的一切，我猜。不过也许是他身体有什么问题，也许他得了癌症，最后几天他看着糟糕极了。”

格罗内维特点头。“那个百家乐陪赌，她床上表现很好？”

卡里耸肩：“还行。”

就在那一刻，卡里惊讶地看到一个年轻姑娘从卧室区走到了客厅里，她已经化好妆穿好衣服准备出去了，手袋挂在她肩头晃荡着。卡里认出她是酒店里的一个半裸女郎，不是舞者，只是个上台表演的姑娘。她很漂亮，他还记得她在舞台上时，他看出那对裸露的乳房是假的。

那姑娘吻了下格罗内维特，装作没看见卡里，格罗内维特也不向他介绍她。他把她送到门边，卡里看到他拿出钱夹抽出一张一百美金的票子。他开门时牵过那姑娘的手，那张百元美钞于是消失无踪。她离开后，格罗内维特走回房间，坐到两张沙发的其中一张上。他挥了挥手，卡里坐进一张单人沙发，面朝着他。

“我知道你的底细，”格罗内维特说，“你是个算牌高手，有一副牌在手，你就能变身为赌博高手。根据你帮我做的事，我知道你很聪明，也已经把你的老底都查清楚了。”

卡里点点头，等待着。

“你是个赌徒，但不是无可救药，其实你有点赢面。但你知道，所有的算牌高手最终都会被赌场禁止入内。这边的赌区经理老早就想把你踹出去了，是我制止了他们，你知道这一点。”

卡里只是等待着。

格罗内维特死死盯着他的双眸：“我把你研究清楚了，只除了一件事，你跟乔丹的关系，以及你在他和那孩子身边时的举动。那姑娘我知道你完全不在乎。所以在我们更进一步之前，跟我解释一下。”

卡里完全不急，他非常小心谨慎。

“你知道我是个骗子，”他说，“乔丹是个奇怪又疯癫的人。我的直觉告诉自己能在他身上捞一笔。那孩子和那姑娘只是刚好出现而已。”

格罗内维特说：“那孩子，该死的，他又是怎么回事？他对付奇科可是很危险的。”

卡里耸肩：“是个好孩子。”

格罗内维特几乎是慈祥地说：“你喜欢他。你其实很喜欢他和乔丹，否则你绝不会为了他们跟我对着干。”

卡里盯着这间房里塞得满满的几百本书，突然灵机一动。“是啊，我喜欢他们，那孩子写过本书，没赚到多少钱。谁都不可能过一辈子却谁都不喜欢。他们真是挺好的人，两人骨子里都完全不是骗子。你可以相信他们，他们永远也不会想在你身上迅速诈一笔。我想那对我会是个新体验。”

格罗内维特大笑，他欣赏这种聪明。虽然极少人知道，但格罗内维特读过非常多的书，他把那当成令他惭愧的罪恶。“那孩子叫什么？”他随口问道，但其实真的好奇，“那本书书名是什么？”

“他叫约翰·梅林，”卡里说，“我不知道书名。”

格罗内维特说：“我从来没听说过他，名字很好笑。”他琢磨了一会儿，“那是他的真名？”

“是啊。”卡里说。

他们沉默了很久，就像格罗内维特正在冥思苦想。过了会儿，他终于叹了口气，对卡里说：“我要给你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你照我说的做，管住嘴巴，就有机会赚一大笔钱，并成为这间酒店的高层经理。我喜欢你，会在你身上下注。但记住，如果你搞我，那就会惹上大麻烦，我说的是真正的大麻烦。你明不明白我说的是什么？”

“我明白，”卡里说，“我可不会被吓到，你知道我是个骗子，但我聪明，该老实的时候我也能老老实实的。”

格罗内维特点头。“最重要的一点是嘴巴紧。”说出这句话后，他的思绪就飘回了傍晚早些时候他跟那表演女郎的美妙时光。一张紧闭的嘴巴，现在这似乎是唯一能帮到他的。有那么一刻，他无比疲惫，感觉力不从心，这种感觉在过去的一年里常常出现。但他知道，只要下楼去，穿行在赌场中，他就会重焕神采。就像传说中的巨人，他只要双脚踩在自己赌场那提供生命力的地板上，就能从所有这些为他工作的人、他认识的人——那些甘心被他的骰子和扑克收服、那些在他的绿毯赌桌边自我鞭打的富人、明星、权贵——那里获得力量。但他停顿过长，看到卡里正全神贯注地盯着他，充满了好奇和探寻。他给了这个新雇员一个把柄。

“嘴巴要紧，”格罗内维特重复，“另外，你还要放弃那些廉价的骗局，所有的，特别是对付女人的。她们想要礼物又怎样？她们在这里花你一百，那里花你一千又怎样？记住，这些钱物有所值，你那是公平交易。谁都不想欠女人东西，任何东西都不行。跟女人，你永远都只应该想公平交易，除非你是个皮条客或蠢蛋。记住这一点，给她们一张小蜜蜂。”

“一百块？”卡里开玩笑地说，“不能只给五十吗？我又不是赌场老板。”

格罗内维特略微笑了笑：“这个由你自己判断，但只要那女人有任何可取之处，就要给一张小蜜蜂。”

卡里点头，继续等待着。到目前为止，这些都是废话，格罗内维特得动真格才行，格罗内维特正是这么做的。

“眼下我最大的麻烦，”格罗内维特说，“是避税。你也知道，只有赚见不得光的钱才能致富。其他酒店的一些老板正跟他们的同伙在点钞房里揩油，那群蠢蛋。条子们肯定会找上他们，只要一个人坦白，所有人都会惹上大麻烦，很大的麻烦。我最不想要的就是麻烦。但揩油才能赚到钱。你就要在这方面起作用。”

“我会在点钞房里工作？”卡里问。

格罗内维特不耐烦地摇摇头：“你会去发牌，”他说，“至少做一段时间。如果你够能干，就会升职当我的私人助理。这是我的保证，但你得向我证明你自己，从头至尾。你明白我说的吗？”

“当然，”卡里说，“有什么危险吗？”

“就是防着你自己。”格罗内维特说。突然，他非常安静又全神贯注地盯着卡里，就像他在无声地说着什么，希望卡里能够领会。卡里迎上他的视线，格罗内维特的脸因为一种无比疲惫和厌恶的表情而垮了下来。忽然，卡里明白过来。如果他没能证明自己，如果他弄砸了，就很可能会被埋在沙漠里。他知道这一点让格罗内维特极不开心，他感觉到了跟这个人之间有一种奇异的纽带，他想让对方放心。

“别担心，格罗内维特先生，”他说，“我不会搞砸的，我很感激您为我所做的，我不会让您失望。”

格罗内维特缓缓点了下头，他转身背对卡里，凝视着巨大玻璃窗外远处的沙漠和山丘。

“言语算不上什么，”他说，“我希望你够聪明，明天中午上来见我，我会把一切交代清楚。另外还有件事。”卡里让自己显得专心致志。

格罗内维特严厉地说：“扔掉你和你的朋友总穿的那件该死的外套。那件破赌城大赢家，狗屎。你不知道我看见你们三个人穿着它在赌场里晃荡有多心烦。这是你可以提醒我的第一件事，告诉那个该死的店主，以后再也别进这种夹克了。”

“好。”卡里说。

“再喝一杯，然后你就可以走了，”格罗内维特说，“我晚点要再巡视一下赌场。”

他们一起喝了一杯，当格罗内维特碰了碰他们俩的杯子，好像在庆祝两人的新关系时，卡里大吃一惊。这让他有了勇气问奇科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格罗内维特伤感地摇了摇头：“我也许真该告诉你这座城里的一些事情。你知道奇科进了医院，官方说法是他被车撞了，他会复原，但在我们有个新警长之前，你将再也不会在拉斯维加斯看到他。”

“我以为奇科有很多人脉的。”卡里说，他啜了口酒，但人非常清醒，他想知道在格罗内维特这个阶层事情是如何运转的。

“他在东部人脉非常广。”格罗内维特说，“事实上，奇科的朋友想要我把他弄出拉斯维加斯，我告诉他们，我毫无选择。”

“我不明白，”卡里说，“你比警长的打手多。”

格罗内维特向后靠着，缓缓喝着酒，作为一个更年长、更明智的人，教导年轻人总能让他开心。不过即便如此，他也知道卡里是在拍他马屁，他自己恐怕已经琢磨出了全部答案。

“瞧，”他说，“我们总能用律师和法庭搞定和联邦政府的任何麻烦。我们背后有法官、政客，不管怎么样，我们总能搞定州长或是赌博管理委员会。代理警长办公室按照我们的想法来管理这座城市。我可以一拿起电话，就让几乎所有人都落荒而逃。我们正为拉斯维加斯塑造一个绝对安全的赌徒之地的形象。没有代理警长，我们做不到这一点。现在，他要想执行这一权力，就得拥有它，我们就得把这个权力给他，保证他开心。他也必须是某一类有价值的强悍角色。他不能让奇科这种混混揍了自己的侄子还能逃脱。他非得打断他的腿不可，而我们非得让他这么做，我得让他这么做，奇科得让他这么做，纽约老家那边的人得让他这么做。代价不算大。”

“代理警长的权力有那么大吗？”卡里问。

“必须得那样，”格罗内维特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维持这座城市的运转。他是个聪明人，一个好政客，未来十年都会继续当警长。”

“为什么只有十年？”卡里问。

格罗内维特微笑。“他将会变得非常有钱，根本用不着工作，”格罗内维特说，“这可是件很辛苦的差事。”

卡里离开后，格罗内维特准备下楼去赌场。现在已经将近凌晨两点，他特别打电话给楼层工程师吩咐往赌场的空调系统里注入纯氧，以免赌徒们开始觉得困顿。他决定换件衬衣。不知道为什么，在他跟卡里谈话时衣服被汗湿变得黏糊糊的。他一边换衣服一边努力地想着卡里。

他能看出这人的想法，至少他以为可以。卡里以为，跟乔丹的那件事标志着自己在跟格罗内维特对着干。事实正好相反，当卡里在百家乐桌上支持乔丹时，格罗内维特其实很高兴，那证明了卡里不是普通的干一票就跑的骗子，他不是那种虚伪的、坑蒙拐骗的人渣。那证明了他是个全心全意的骗子。

格罗内维特一生都是个诚实的骗子，所以他知道真正的骗子可以回到同一个诈骗对象那里再骗他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甚至第六次，而对方还是会把他当作朋友。一次就把诈骗对象骗到再不上当的骗子们都是业余骗子，是在浪费自己的天赋。格罗内维特知道，真正的骗子需要有人性的光辉，要有对自己同胞的真正感情，甚至包括对同胞的怜悯。真正的天才骗子会真诚地爱他的诈骗对象。真正的骗子需要慷慨、充满同情，总乐意帮忙，是个好朋友。这并不矛盾。所有这些美德对骗子而言都极其关键。它们帮他建立起极其靠谱的口碑，它们会被用作最终极的目标。作为一个真正的朋友，他会夺走诈骗对象所觊觎或需要的，有时是金钱，有时是为了得到另一个人的权力，甚至简单到另一个人权力所产生的好处。当然，骗子需要狡猾又无情，但这算不上什么，他形同透明，他只能当一次赢家，除非他有心。卡里有心，当他在百家乐桌上支持乔丹反抗格罗内维特时，他表现了这一点。

现在，对格罗内维特而言，谜题在于：卡里的所作所为是真心的还是诡计多端？他能感觉到卡里非常聪明，事实上，他聪明到格罗内维特知道自己在短时间内不用监视卡里。卡里会在接下来的三年里绝对忠诚老实。他也许会走点小捷径，因为他清楚这样的自由是对他干得好的褒奖，但不会越过那条线。是的，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卡里会成为执行他想法的左膀右臂，格罗内维特想着。但那之后，无论卡里如何努力地显示出对主子的诚实、信仰、忠心甚至是真正的喜爱，他都得时时监视他。那会是最大的陷阱。作为一个真正的骗子，卡里一定会在时机成熟时背叛他。

正文第十一章

瓦莱莉的父亲找了关系才让我保住了工作。我离开的这段时间被算成病假和带薪假期，所以我跑到赌城鬼混了一个月居然还有钱拿。但当我回去时，我的上司——那位陆军正规军少将——有些不爽。我并不担心这一点，如果你在美利坚合众国联邦公务员系统里，既没有野心也不在乎偶尔被羞辱的话，你的上司就拿你毫无办法。

我的工作是陆军预备役部队的普通六级行政助理。这些部队每周只集训一次，所以我负责分配给我的三个小队所有的行政工作。这活儿很容易，我一共要负责六百个人，出他们的工资单，用油印机印刷他们的指导手册，所有这些烂事。我还得复查预备役人事处针对这些小队的行政工作。他们负责编写会议的晨间报告、发出升职命令、安排任务。所有这些其实没有听上去那么麻烦，只有这些小队去夏季训练营的两周我会很忙。

我们的办公室很和睦，还有另一个平民在这里工作，他叫弗兰克·阿尔柯，比我年长，也是个行政人员，负责一个预备役部队。弗兰克用完美的逻辑说服了我犯罪。我跟他一起工作两年，却一直不知道他在接受贿赂，直到从赌城回来后我才发现。

美国陆军预备役部队是一块大肥肉。一周只来参加一次两小时的会议，你就能得到一整天的薪水，军官能拿到超过二十美元，一个服役时间长的高等士兵能拿到十美元，还有权领取退休金。在那两个小时里，你只需要听指令或一边看电影一边打瞌睡。

大多数平民行政人员都加入了陆军预备役，除了我。我的魔法帽占卜出了个极罕见的可能性：也许还会有另一场战争，而预备役将会是第一批被征召入正规军中的。

人人都觉得我疯了，弗兰克·阿尔柯求我加入。二战时我当了三年列兵，但他告诉我，基于我当陆军分队行政人员的平民经历，他能让我升职成为军士长。那样我会很开心——完成我的爱国职责，赚到双倍的钱。但我痛恨又得服从军令——即使每周只有两小时，再加上夏天的两周。作为一个工作人员，我得听从上级的指导，但军令和指导的区别太大了。

每次我看到报纸赞扬我们祖国那训练有素的预备役时，我都会摇头。超过一百万的男人们都在鬼混。我好奇他们为什么还没取缔这整件事。但很多小镇都靠陆军预备役的工资来支撑他们的经济，很多在州立法会和议会中的政客都是级别非常高的预备役军官，靠这个赚了不少钱。

然后，一件事改变了我的整个人生，虽然只短暂地改变了一段时间，但它在经济和心理上都令我的人生变得更好。我成了一个罪犯，多谢美国的军事结构。

在我从拉斯维加斯回来不久，美国的年轻人开始意识到，如果参加刚通过立法的六个月现役项目，就会让他们赚到一年半的自由。一个达到征兵条件的年轻人只要进入陆军预备役现役项目，在美国完成六个月的正规军任务，那之后，他在陆军预备役里再待上五年半就够了，那五年半里只需要每周参加一次两小时的会议，加上在夏令营里服两周现役。如果他被征召，就得服整整两年的现役，说不定还得去朝鲜。

但陆军预备役的名额只有那么多，每个名额都有上百个孩子申请，华盛顿那边又有高效的限额体系。我负责的小队每月有三十个名额，先到先得。

最终，我手上的名单有将近一千个名字，我一丝不苟地控制着名单，非常公平。我的上司们——那个正规军少将和一个负责所有小队的预备役中校——拥有官方的权威。有时他们会把一些人调到名单前面。当他们叫我这么做时，我从不抗议。我干吗要在乎？我正在写书，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只是为了拿到工资。

事态变得紧张。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征召，古巴和越南的战事一触即发。就在这时，我注意到有点不对劲，一定是非常不对劲我才会注意到，因为我对我的工作和周遭环境完全不感兴趣。

弗兰克·阿尔柯比我年长，结了婚，有两个孩子。我们的公务员等级一样，大家各自工作，他有他的小队，我有我的。我们赚一样的钱，大概每周一百美金。但他是自己预备役小队的军士长，所以每年多赚一千块。尽管如此，他却开着一辆新别克来上班，它停在附近一个停车场里，那里每天要花三块钱停车费。他下注赌所有的球类运动：橄榄球、篮球和棒球，我知道那要花多少钱，所以很好奇他到底是从哪里搞来那么多钱的。我开玩笑地问他，他眨了眨眼，说自己特别会挑球队。他要把庄家弄破产了。赌博是我的专长，他说的这些我很熟——所以知道那完全是胡说八道。然后有一天，他带我去第九大道一间不错的意大利餐厅吃午餐，把一切都告诉了我。

他一边喝咖啡一边问我：“梅林，你每个月为自己的小队招多少人？华盛顿给你几个名额？”

“上个月是三十，”我说，“从二十五到四十不等，看我们失去了多少人。”

“这些征召名额很值钱，”弗兰克说，“你可以好好赚上一笔。”

我没答话，他继续。“每个月让我用你五个名额，”他说，“我每个名额给你一百块。”

我没有动心。每月五百美元会让我的收入翻番，但我摇摇头叫他忘了这事儿。我就是这么有自尊。在我成年后的人生中，我还从未做过任何不诚实的事情，变成普通的受贿者完全是自降其格。不管怎样，我都是个艺术家，一个苦苦等待出名的伟大小说家。不诚实就意味着变成坏人，那样就会弄脏我自恋的自我形象。我妻子和孩子们在贫困的边缘挣扎也无所谓，我得晚上再打一份工才能糊口也无所谓。我是个正在诞生的英雄。但孩子们要花钱参加陆军这一点让我很不自在。

弗兰克没有放弃。“你什么风险都不用冒，”他说，“那些名单可以伪造，没人有全部名单。你不用从那些孩子手上拿钱，也不用谈交易。那些都我来做，你只要按照我说的征召他们，钱就从我手上转到你手上了。”

如果他给我一百，他肯定能拿到两百。他自己征召的名额有十五个，按照两百一个人算，他一周能赚三千块。我没意识到的是，他自己不可能用掉全部名额——他队里的那些军官还有人要照顾，政治上的上级、众议员们、联邦参议员们都把孩子送过来以避免服现役。他们从弗兰克嘴边夺食，他为此很是气愤。每个月他只能卖五个名额。但每个月有一千块，还不用交税！不过，我还是拒绝了。

人们能找出很多借口来变成骗子。我有某种自我形象，我是高尚的，永远不会撒谎或欺骗同胞，也永远不会为了钱坑蒙拐骗。我以为自己就跟我哥哥亚蒂一样。亚蒂是骨子里的诚实，他不可能变坏。他曾跟我讲过工作上所受的压力。作为联邦食品药品监督局的化学工程师，他负责检测新药，因此权力极大。他收入不错，但测试时他把许多其他检测员通过了的药品判为不合格。然后，大药厂的人找上他，告诉他他们有可以让他赚到大钱的职位，只要他能稍微通融一点，就能爬上更高的位置。亚蒂没理睬他们。最终，他否决过的一种药被他的上司批准，一年后那种药被召回并禁止再用，因为它有毒，有些病人甚至因此而死。整件事被报纸曝光，亚蒂当了一段时间的英雄，甚至还被提升到最高公务员级别。但有人告诉他，他再也别想升职了，而且永远不可能成为这一机构的领导者，因为他缺乏对这一工作政治必要性的理解。他不在乎，我为他自豪。

我想高尚地生活，这就是我最大的问题。我很为自己的现实主义骄傲，所以并没有指望自己能做到完美，但当我做了什么差劲的事时，我并不会首肯它或自我欺骗。通常，我不会再做同样的差劲事。但我仍会对自己失望，因为人可能做出的差劲事千奇百怪，所以我的行为常会让自己都很意外。

现在，我得让自己接受变成骗子这一点。我想成为高尚的人，只是因为我讲真话比说谎更舒服，无辜比有罪更让我放心。我已经想过了，这只是一个实用的而非浪漫的欲望。如果我当骗子和小偷更舒服，我也会那么做。所以我才会如此容忍那些做这种事的人。这是他们的工作，并不一定是道德选择。我宣称道德与这毫不相关，但我并不真的相信这一点。本质上，我仍认为善良和邪恶是价值判断。

如果要说实话，我总是在跟其他人竞争。我想成为一个更好的男人，更好的人。当其他人为了钱不顾一切时，我会满意于自己不因金钱而贪婪。蔑视荣光，对女人诚实，选择做个无罪之人。不怀疑其他人的动机，几乎在所有事情上相信他们，那样会让我快乐。事实是，我从来都不相信自己。高尚是一回事，鲁莽是另一回事。

一句话，我宁愿被背叛，也不愿背叛别人；我宁愿被欺骗，也不愿欺骗别人；只要我自己不是骗子，被人骗我也会开心接受；我宁愿被坑，也不愿成为坑人专家。我明白，这是我自己穿上的铠甲，并不真的值得尊敬。如果这个世界不能让我觉得愧疚，它就无法伤害我。如果我觉得自己很不错，其他人看不起我又如何？当然，这不是总行得通。铠甲上有裂缝，我这么多年来也犯过几次错误。

但是，但是，我感到，即使这个——虽然听上去如此自豪又正直——从某种搞笑的角度来说，其实是最低等的狡猾。我的道德感根基于一座冰冷的石基。很简单，生命中没有任何东西令我渴望到会腐蚀自己。我唯一想做的是创造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而不是声名、金钱或权力——至少那时我是这么以为的。简单说来，就是为了让人类更好。啊！在青春期时，我被罪恶感和毫无价值困扰着，我不抱任何希望地对抗着这个世界，却跌跌撞撞地碰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本书改变了我的一生，它给了我力量，让我看到了所有人都拥有的脆弱的美——无论他们的外在看起来有多卑鄙。我永远都记得终于要放弃那本书的那天，把它还回孤儿院的图书馆，然后走进秋日的柠檬色阳光中。我感受到了某种恩泽。

所以，我只想写本书，能让别人感受到我那天所感受到的。对于我而言，那就是最终极的权力体现，也是最纯粹的。当我发表了第一本小说时，那本我呕心沥血五年的书，那本我为了让它能发表又不在艺术性上妥协而受了许多苦的书，我读到的第一篇书评却说它肮脏、堕落，是一本绝不该被写出来，即使写出来也绝不该发表。

那本书几乎没赚到钱，但得到了一些很不错的评价。大家一致认为，我创作了一部天才艺术品。的确，我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自己的野心。有些人写给我的信几乎就是我可能会写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但我发现，这些信件的安慰完全无法弥补经济上的失败带给我的挫折感。

我还有个想法，要写一本真正伟大的小说，我的。但我的出版商不肯提前预支稿费，没有出版商肯。我停止写作，债务累积，我的家庭在贫困中挣扎。我的孩子们没有其他孩子拥有的东西，我的妻子——我的职责所在——却被剥夺了这个社会的所有物质享受，等等，等等。我必须得去拉斯维加斯。正因如此，我不能写作了。而现在，一切都变得明晰，想要变成我极度渴求的艺术家和好人，我只能先收一段时间贿赂。你真的可以说服自己相信任何事。

不过，弗兰克·阿尔柯仍然花了六个月才把我攻克，这还是他走了运。我对弗兰克很好奇，因为他是个完全的赌徒。当他给老婆买礼物时，总是买那些万一他现金不够用时能典当的东西。我特别爱的是他用支票账户的方式。

周六，弗兰克出门给全家买东西，附近所有的生意人都认识他，并会兑现他的支票。在屠夫那儿，他买最好的小牛肉和普通牛肉，花上四十美金，然后给屠夫一张一百的支票，换回六十美金现钞。在杂货店和蔬菜贩子那里也一样，甚至是卖酒的。到了周六中午，他通过买东西，手头就有了两百美金找零，他把这些用在赌棒球上。他的支票账户上一分钱都没有，如果周六他把现金输掉了，就会找庄家赊账继续赌周日的比赛，押注翻番。如果他赢了，他就会周一一大早冲去银行给账户存钱。如果他输了，就由着支票跳票，然后在那一周里通过征召逃兵役的年轻人进六个月的项目来收受贿赂，以此填补缺口。

弗兰克会带我去晚上的球类比赛，全由他出钱，甚至包括热狗。他是个天生就大方的人，当我试着付钱时，他总会推开我的手说出类似的话：“诚实的人可负担不起体育运动。”我跟他相处总是很开心，甚至在工作时也一样。午休时我们会小赌一把，我通常都会从他那儿赢来几块钱，倒不是我玩扑克比他好，只是他的脑子仍在体育比赛上转悠。

人人都能为他们的道德沦丧找借口。事实是，当你准备道德沦丧时，你就会那么做。

一天早上我走进办公室，外面的大厅挤满了要报名陆军六个月项目的年轻人。事实上，整个武器库大楼都人满为患。所有八层楼里，所有的小队都在忙着招募。这栋武器库大楼是那种可以让几个营的人四处走动的老房子，不过现在每层楼有一半都被改装成了储藏间、教室和我们行政人员的办公室。

我的第一个顾客是个小个子老人，带了个大概二十一岁的年轻孩子要应征。他的名字在我的名单上很靠后。

“我很抱歉，我们至少要六个月后才会考虑你。”我说。

老人湛蓝的眸子散发着权势和自信。“你最好去问问你的上级。”他说。

那一刻，我看到我的上司——那个正规军少将——正透过玻璃隔断急切地朝我做着手势。我起身走进他办公室。少将曾参加过朝鲜战争和二战，胸前挂满绶带，但他此刻紧张得满头大汗。

“听着，”我说，“那老头告诉我该跟你谈谈，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排到名单最前面。我告诉他我不能那么做。”

少将愤怒地说：“他想怎么样就照他说的做。那老头是国会议员。”

“那名单怎么办？”我说。

“操他妈的名单。”少将说。

我回到自己桌边，国会议员和他年轻的继承人正坐着。我开始填征召表格，现在我认出了那孩子的名字，有一天他将会身家过亿。他的家族是美国历史上伟大的成功故事之一。而他却在这里，报名参加六个月项目好免去服两整年的兵役。

国会议员的表现堪称完美，他没有颐指气使，也没有炫耀他的权势逼迫我破坏规矩。他轻声说话，无比友好，恰到好处。你不得不钦佩他对付我的方式。他试着让我觉得自己是在帮他，还提到只要他能帮我任何事，我都应该打电话去他办公室。那孩子除了就他的征募表格回答问题外一言不发。

但我就是有些不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对利用权势和它导致的不公平并没有道德上的反对。只是他们迎面把我碾压成齑粉，而我什么都不能做。或者也许是因为那孩子已经他妈那么有钱了，凭什么就不能为这个完全没有亏待他家族的国家在陆军里贡献两年？

所以我给他们使了个他们不可能注意到的绊子。我给那孩子加了条重要的MOS推荐，MOS指的是军事专长，他会受训学习这一陆军工种。我把他推荐给了我们小队里少数几个需要电子专长的岗位。这样做，我只想确保一旦有任何全国性的紧急事件，这个孩子将会第一批被征召。几率不大，但管它呢。

少将走出来，带着那孩子宣誓，让他重复誓言，内容包括他不属于共产党或其任何分支。然后大家握了握手。那孩子一直控制着自己，直到他和国会议员开始往我办公室外面走，那孩子朝议员笑了笑。

那是个孩子战胜父母和其他成年人的笑容，即便在孩子脸上，这样的笑容也会令人连连摇头，更不用说现在了。我明白，这个笑容并不能说明他是个坏孩子，但却瓦解了我对用MOS给他使绊子的内疚心。

弗兰克·阿尔柯在房间另一边，守着他自己的桌子看到了整件事，他一点时间都没浪费。“你还要当多久笨蛋？”弗兰克问，“那议员从你口袋里抢走了一百块，谁知道他能从中得到多少。大概几千块。如果那孩子来找我们，我至少可以从他身上榨出五百块。”他非常不屑一顾，这让我大笑起来。

“啊，你根本没把这事情当真，”弗兰克说，“只要你听我的，就可以赚到一大笔，也可以解决很多麻烦。”

“这种钱不是我该赚的。”我说。

“好吧，好吧，”弗兰克说，“但你得帮我个忙，我非常需要一个空位。你注意到我桌边那个红发孩子了吗？他愿意给五百块，他随时都有可能收到入伍通知，只要收到，他就不能再参加六个月项目了，那违反规定。所以我得今天就征召他，但我的小队里没有空位。我希望你能把他招进你的队里，钱我们对半分，就这一次。”

他听上去挺绝望，所以我说：“好吧，叫那人来找我。但你把钱拿着，我不想要。”

弗兰克点头：“谢了，我会留着你的那一份，免得你改主意。”

那天晚上，当我回到家，瓦莱莉端上晚餐，我陪孩子们玩了会儿才让他们上床。之后，瓦莱莉说她需要一百块给孩子们买复活节的新衣新鞋，一个字也没提她自己，但就像所有的天主教徒一样，为复活节买件新衣服几乎是一件宗教义务。

第二天早上，我走进办公室对弗兰克说：“听着，我改变主意了，我要我的那份。”

弗兰克拍了拍我的肩。“这才是好小伙。”他说。他把我带进男厕所以确保隐秘，然后从钱包里数出五张五十的。“我这周末还会有另一个顾客。”我没回答他。

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真的做了不诚实的事情，我却没有特别难受。令我意外的是，实际上，我感觉不错，快活极了，在回家的路上还给瓦莱莉和孩子们买了礼物，到家后我又给了瓦莱莉一百块给孩子们买衣服。我看得出她因为不用找父亲要钱而大松了一口气。那一晚，我睡了多年来第一个好觉。

我决定做这生意，一个人，不跟弗兰克合作。我的整个人格都开始改变。当坏人非常有意思，那带出了我最出色的一面。我放弃了赌博，甚至放弃了写作。事实上，我对自己在写的新小说完全失去了兴趣。第一次，我全神贯注于我的政府工作。

我开始研究厚厚的陆军规章，寻找所有能让被征召的人逃脱兵役的法律漏洞。我学到的第一件事是，健康标准是随意调整的，一个孩子即使这个月过不了体检被拒绝入伍，也可能六个月后轻易通过。一切都取决于华盛顿的招募名额，甚至取决于预算的分配。有条款规定，任何因精神紊乱而接受过休克疗法的都不能被征召，还有同性恋者，以及如果某人在私人企业中做技术工人，他就太有价值而不能去当兵了。

然后我研究了我的顾客们。他们的年龄从十八岁到二十五岁不等，最炙手可热的通常是那些二十二三岁的，刚从学校毕业，为即将在美国陆军里浪费两年而恐慌。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加入只服六个月的预备役现役。

这些孩子要么自己有钱，要么来自有钱人家。他们都接受了训练，即将进入某个行业。有一天，他们将会成为中产阶级的上层、有钱人、美国生活方式各方面的领袖。在战时，他们就会削尖脑袋想进入军官预备学校。现在，他们则情愿做部队糕点师、缝补制服或维护卡车的技工。其中一个才二十五岁就已经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有一席之地了，另一个是个有价证券专家。那时华尔街正生机勃勃，新股一上市就会大涨十点，而这些孩子正越来越富，财富滚滚而来。他们付钱给我，我便还了欠亚蒂的几千块。他非常惊讶，还有些好奇，我告诉他是赌博走了运。我太惭愧，没法告诉他真相，我极少欺骗他，这是其中一次。

弗兰克变成了我的顾问。“小心提防那些孩子，”他说，“他们是真正的骗子。对他们狠一点他们才会更尊重你。”

我耸耸肩，完全不理解他的这些细微道德区分。

“他们就是一群该死的会哭闹的孩子，”弗兰克说，“他们凭什么不愿意为自己的祖国奉献两年，非得指望这个六个月的狗屎项目来逃脱？你和我，我们俩打过仗，我们为自己的国家战斗过却什么都没有，我们是穷人。这些人呢，国家对他们那么好，他们的家庭都过得很好。他们有好工作、远大的前程。而这些混球甚至都不愿意服兵役。”

我有些惊讶于他的愤怒，他平常很随和，从不说人坏话。我知道他的爱国情感是真实的，作为一个预备役中士，他极为勤恳，只是当公仆时才变成坏人。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没遇到任何麻烦就找到了常客。我列出了两份名单：一份是官方的轮候名单，一份是我的行贿者名单。我很小心地不要贪婪，十个名额留给付了钱的人，十个给官方名单上的人，每个月无比准时地赚一千块。其实，我的顾客们已经开始互相竞价，过不了多久，一个名额的价钱就变成了三百美金。当一个穷孩子走进来时，我知道他永远也不可能在被征召之前及时排到名单前列时，会觉得内疚。这让我纠结到最终决定完全忽略官方名单。我每个月让十个人付钱，然后十个好运的家伙免费入伍。简单来说，我利用了自己的权力，这是我一直以为自己永远也不会做的，但并不坏。

我当时不知道，但我已经在我的小组里建立了一支朋友之军，他们之后救了我的命。另外，我还定了另一项规矩：只要你是个艺术家、作家、演员或菜鸟戏剧导演，你就能分文不花地入伍。那是我的补偿，因为我再也不写作了，再也没有下笔的冲动，也为此而愧疚。实际上，我积攒负罪感的速度就跟赚钱的速度一样，所以想通过做好事这种经典的美国方式来赎罪。

弗兰克批评我缺乏生意直觉，说我人太善良，必须得变得更强硬，否则人人都会占我便宜。但他错了，我可没有他和其他人想的那么善良。

我的眼光更远。只要用脑子想一想，就知道这个骗局总有一天会曝光。太多人参与进来，几百个拥有我这样工作的平民都在收受贿赂，几千个预备役军人都是花了一大笔钱才能进入六个月项目。这一点仍然让我别扭：人们竟然愿意花钱参军。

有一天，一个大约五十岁的男人带着他儿子走了进来。他是个生意人，有钱，他儿子是个刚刚开了自己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那父亲手上有一堆政客的信。他跟正规军少将谈了谈，然后在小组会议的当晚又跑来见预备役的上校。他们对他非常客气，但用通常的名额不够的说辞打发了他，叫他来找我。所以那父亲跟他儿子一起来到我的桌边，把那孩子的名字登进了官方的等候名单。他姓西勒，而他儿子叫杰里米。

西勒先生做汽车生意，专卖凯迪拉克，我让他儿子填了问卷，随便聊了聊。

那孩子什么都没说，他看上去很羞愧。西勒先生说：“他得在这个名单上等多久？”

我靠在椅背上给了他通常的答案。“六个月。”我说。

“他在那之前就会被征召，”西勒先生说，“如果您能做点什么帮助他的话，那就太感谢了。”

我仍回以通常的回答。“我只是个文员，”我说，“唯一能帮到你的是你已经见过的那些军官，或者你可以试试看找你那区的参议员。”

他精明地凝视我良久，然后拿出他的名片。“如果你想要买车，一定来找我，我能帮你打个折。”

我看了看他的名片，然后大笑。“我要是能买得起凯迪拉克，”我说，“就不用来这里工作了。”

西勒先生冲我友好地微笑。“我猜也是，”他说，“但如果你能帮助我，我将会非常感激。”

第二天，我接到西勒先生一通电话，他带着销售骗子们那种假惺惺的友好，问候了我的健康，问我情况如何，然后评论了今天天气真好。最后，他说自己因为我的礼貌而对我刮目相看，那在跟公众打交道的政府雇员中简直太稀罕了，他又提到听说有人想卖一辆只开过一年的道奇车，便买下了它，如果我愿意午餐时跟他讨论一下价钱，他就能打折把它卖给我。

我告诉西勒先生，自己没法跟他一起午餐，但回家路上可以顺路去他的车场。他的车场位于长岛区罗斯林路，跟我在布朗克斯区的廉租房隔了不超过半小时路程。我到那儿时交通还不太忙。我停好车，在车场里四处看那些凯迪拉克，我完全被中产阶级的贪婪动摇了。那些凯迪拉克都美极了，车身修长、铮亮又有分量，有些涂上了金光，其他的则是奶白或深蓝，甚至还有火焰般的红。我还瞧了瞧车的内部那长毛地毯和华贵的座椅。我对车从来都兴趣不大，但那一刻，我无比渴望拥有一辆凯迪拉克。

我走向那栋红砖建筑，路边有一辆蓝色的道奇。要不是他妈的刚刚走过那一排排的凯迪拉克，我一定会爱上这辆很不错的车。我往里看了看，看着挺舒适，但完全不华丽，该死。

简单来说，我就是按照经典的小偷暴发户的风格做出了反应。过去的几个月，我身上发生了某些非常有趣的变化，收第一份贿金时，我非常不高兴，以为会瞧不起自己，因为我一直都为自己从来都不是骗子而骄傲。但我现在为何如此享受这廉价的小受贿者和骗子的角色呢？

真相是，正因为我变成了一个背叛社会的人，我才变成了一个快活的人。我热爱因为背叛作为政府雇员的那份信任而能拿到钱，我热爱诈骗那些来见我的孩子。我带着农民弄到一分钱的那种沾沾自喜，欺骗着，假装着。有些夜晚，我躺在床上睁眼琢磨新法子时，也会好奇自己身上的这种转变。我明白自己是在为了作为艺术家被拒绝而报复，是在弥补自己作为孤儿毫无价值的感觉，是补偿自己完全缺乏任何尘世的成功，以及总体来说我毫无用处的人生。最终，我找到了一件可以做得好的事情——我成功供养了我的妻子和孩子。奇怪的是，我开始变成一个更好的丈夫和父亲，我帮孩子们做作业，停止写作后有了更多时间陪瓦莱莉。我们出去看电影，因为我能付得起请保姆的钱和电影票了。我给她买礼物，甚至还接到了些杂志的活，轻轻松松就写完了文章。我告诉瓦莱莉，所有这些钱都是从杂志的活儿里赚到的。

我是个非常开心的小偷，但脑子里很清楚，清算的那天终究会到来，所以我放弃了买凯迪拉克的念头，满足于这辆蓝色的道奇。

西勒先生的办公室很大，他妻子和孩子们的照片摆在桌子上。没有秘书，我希望那是因为他很聪明地把她支开不让她见到我。我喜欢跟聪明人打交道，最怕的就是蠢蛋。

西勒先生让我坐下来抽根雪茄。他再一次问候了我的健康，然后便直奔主题：“你看到那辆蓝色道奇了吗？好车，状态很完美。我可以给你一个真正的折扣。你现在开什么车？”

“一辆1950年产的福特。”我说。

“你可以用那辆车换，”西勒先生说，“你可以用五百块加上你的车换这辆道奇。”

我面无表情，从钱包里拿出五百块说：“成交。”

西勒先生看上去有点吃惊：“你得帮我儿子，这你明白吧。”他有点担心我没有领会他的意思。

我再次震惊于自己是多么享受这些小交易。我知道自己可以对他狠一点，给他我的福特就换来那辆道奇。其实我即使付他五百块，在这笔交易中还是能赚到一千块。但我不相信一个好骗子该压价到底。我仍还有点罗宾汉式的理想，觉得自己是个只从富人手上拿该拿的钱的人。但最让我高兴的是他脸上的担忧，担心我没领会到这是在行贿。所以我非常冷静，完全没有笑容地实话实说：“你儿子一周内就会被招进六个月项目。”

西勒先生松了口气，脸上显出一种崭新的尊重。他说：“我们今晚就会弄齐所有文件，搞定车牌，一切都安排就绪了。”他倾过身子和我握手，“我听说过你的许多事，”他说，“大家对你评价都很高。”

我挺得意。我当然知道他的意思，作为一个诚实的骗子，我有个好名声。总之，这也算件事儿，也是个成就。

当文员们在准备文件时，西勒先生有意识地跟我聊了聊。他想弄清楚我到底是一个人单干，还是少将和上校也参与了。他很聪明，我猜是因为他所受过的商业训练。他先是称赞了我有多机灵，那么快就弄明白了所有事。然后他开始问问题，他很担心那两个军官会记得他的儿子。他们不是得带着他宣誓加入那个六个月项目吗？是的，的确如此，我说。

“他们不会认出他吗？”西勒先生说，“他们会问他为什么这么快就跳到名单前列吗？”

他的担心有点道理，但不多。“我问你关于那辆道奇的问题了吗？”我说。

西勒先生朝我充满暖意地一笑。“当然，”他说，“你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但那是我儿子，我不想看到他因为我做过的事情惹麻烦。”

我的思绪飘向别处，想着瓦莱莉如果看到了那辆蓝色道奇将会有多高兴。蓝色是她最喜欢的颜色，而且她恨死了那辆破旧的老福特。

我逼着自己去思考西勒先生的问题，我记得他的杰里米留长头发，穿着剪裁合身的西服、马甲、衬衫，还戴着领带。

“叫杰里米剪个短发，我通知他去办公室时记得穿运动装，”我说，“他们不会认出他的。”

西勒先生看上去很迟疑。“杰里米痛恨那么干。”他说。

“他也不是非要那么做不可，”我说，“我不应该让别人做他们不乐意做的事情。我会搞定这个的。”我有那么一点点的不耐烦。

“好吧，”西勒先生说，“一切就交给你了。”

当我开着新车回到家里时，瓦莱莉高兴极了。我带着她和孩子去兜了个风。道奇开起来简直就如梦幻，我们还打开了收音机，我的旧福特可没有收音机。我们停下来吃披萨喝汽水，现在这是常有的事，但以前却极少发生，因为我们得小心地花每一分钱。然后我们停在一家糖果店买了冰淇淋汽水，我还给女儿买了个洋娃娃，给两个男孩的则是战争游戏。我给瓦莱莉买了盒施拉福特牌巧克力。我表现得非常好，像个王子般大方花钱。我们开车回家时我在车里唱着歌，等孩子们都上了床，瓦莱莉便跟我做爱，好像我是阿加罕王，刚送给了她一颗硕大无比的钻石。

我仍然记得不得不典当自己的打字机好让我们熬过那一周的日子，那是在我跑去拉斯维加斯之前。打那以后，我就转了运，不需要再打两份工，衣柜的最下层，我以前的旧手稿袋子里塞着两千美金。一桩欣欣向荣的生意很可能让我赚大钱，除非这整件事都被曝光，或全世界都能和平，让那些当权者不用再花大笔钱在军队上。有生以来第一次，我明白了那些军工大佬、实业家们和陆军将领们的感受：稳定的世界形势将会把我拽回贫困中。倒不是我真想要另一场战争，但当我意识到，我所有那些所谓的自由主义态度都可以分解成：希望俄国和美国不要变成朋友，至少暂时不要时，我情不自禁地大笑起来。

瓦莱莉打着小呼噜，我并不介意。她非常辛苦，照顾孩子，料理家务，还得照顾我。奇怪的是，无论我多么精疲力尽，晚上总是会醒着，而她总在我之前入睡。以前我会起床在厨房里写小说，给自己煮点东西吃，直到凌晨三四点才回到床上。但现在我不写了，也便没什么要做的了。我隐约地想着自己该重新开始写，毕竟，我既有时间又有钱了。但事实上，我发现自己的生活太精彩，做着生意，收受着贿赂，有生第一次花钱在些愚蠢的小东西上。

最大的问题是怎么藏我的现金。我不能总把它放在家里。我考虑过亚蒂，他可以帮我存去银行，只要我开口，他一定会那么做。但我没法开口，他是如此令人痛心的诚实，而且他会问我从哪里弄的钱，那样我就会向他坦白这整件事。他从未为自己、他妻子或孩子做过任何一件不诚实的事，他拥有真正的正直。他会为我这么做，但他对我的感情会永远地改变。我没法承受这一点。有些事你不能做，也不该做，让亚蒂帮我藏着钱就是其中之一。那可不是一个弟弟或朋友该做的。

当然，有些兄弟你不会问，因为他们会偷走你的钱。这让我想到了卡里，他下次来纽约时，我会问他如何藏钱最好。这就是我的答案。卡里会知道，那可是他的专长。我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我有种直觉，钱会来得越来越快。

那之后一周，我毫无麻烦就把杰里米·西勒弄进了预备役，西勒先生十分感激，于是邀请我去他的店里为我的蓝色道奇换一套新轮胎。我把这当成是答谢，很高兴他是这样一个好人。我忘了他是个生意人。当机械工帮我的车装新轮胎时，西勒先生在他的办公室里给了我一个新提议。

他先是奉承我，带着赞赏的笑容，他告诉我我有多聪明、多诚实、多么的可靠。跟我做生意他十分荣幸，如果我哪天决定离开政府部门，他会帮我找个好工作。我照单全收。在我这一生中，极少有人称赞我，少数的几乎都来自于我哥哥亚蒂和一些不知名的书评家。我根本没有猜到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

“我有个朋友非常需要你的帮助，”西勒先生说，“他有个儿子不顾一切地想要进入六个月预备役项目。”

“没问题，”我说，“让那孩子来找我，说是你介绍来的就行。”

“有个很大的问题，”西勒先生说，“这个年轻人已经收到了入伍通知。”我耸了耸肩：“那他就完全没运气了。告诉他父母，跟他吻别，让他离家两年。”

西勒先生微笑：“你确定像你这样的聪明人也无计可施吗？那可值很大一笔钱，他父亲是个非常重要的大人物。”

“没办法，”我说，“陆军的规定非常明确，一旦收到入伍通知，他就再不能加入陆军预备役的六个月项目了。华盛顿的那些人没这么笨，否则人人都会等着入伍通知再报名了。”

西勒先生说：“这个人很想见见你。他愿意为此做任何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没用的，”我说，“我没法帮他。”

西勒先生往我这边靠了靠。“就当给我个面子，去见见他。”他说。我明白过来。只要我去见这个人，即便拒绝他，西勒先生就仍是那人的英雄。为了四个崭新的轮胎，我可以花上半小时见个有钱人。

“好。”我说。

西勒先生在一张纸上写了地址，然后把纸条递给我。我看了看，那人叫伊莱·赫姆西，上面还有电话号码。我认得这个名字，伊莱·赫姆西是服装业最大的巨头，跟工会有矛盾，跟黑帮有往来。他是纽约社交圈的大人物之一，政客们的买家，慈善项目的中流砥柱之类的。如果他是这么个巨头，为什么却得来找我呢？我问了西勒先生这个问题。

“因为他很聪明，”西勒先生说，“他是个西班牙裔犹太人。他们是所有犹太人中最聪明的，拥有意大利、西班牙和阿拉伯血统，再加上他们的聪明，这一组合令他们成为真正的杀手。他可不希望自己儿子变成某个可以找他帮大忙的政客的人质。他来找你帮忙要便宜得多，也安全得多。再说了，我告诉了他你有多出色。我跟你老实说，现在，你是唯一可以帮到他的人。那些大人物可不敢惹上入伍通知之类的事儿，那太敏感，政客们都怕得要死。”

我想到那个跑到我办公室来的国会议员，他真有胆量啊，或许他正在自己政治生涯的末期，所以根本不在乎。西勒先生谨慎地观察着我。

“别误会，”他说，“我也是犹太人，但西班牙裔犹太人你得提防着，要不然他们一定会以机智绕晕你，所以，当你去见他时，多用用脑子，”他顿了顿，有些疑虑地问，“你不是犹太人，对吧？”

“我不知道。”我说。我想到了自己对孤儿的看法，我们都是怪胎，不认识我们的父母，永远都不会担心自己是不是犹太人或黑人，或随便什么人。

第二天，我给伊莱·赫姆西先生的办公室打了电话，就像有婚外情的男人，我这些顾客的父亲都只给我他们的办公室电话，但他们会有我家里的电话，以保证随时能联络到我。我接到了太多电话，那让瓦莱莉很好奇。我告诉她那些只是我的赌博和杂志工作电话。

赫姆西先生让我午休时去他办公室，我去了。那是第七大道上的服装中心大楼中的一幢，离我工作的武器库大楼只有十分钟路程，在春光中惬意地散个步就到了。我躲开推着挂满一排排裙子的手推车的男人们，有些得意地沉思着，当他们如此艰辛地赚那点工资时，我在紧要关头做点肮脏的文书工作就能赚到几百块。他们中的大部分是黑人，见鬼，为什么不像他们该做的那样在外头抢劫行人呢？如果他们接受过适当的教育，本可以像我一样偷窃而不用伤害人。

进了大楼后，接待员领着我穿过展示着即将到来这一季的新时装，然后，我穿过一扇肮脏的门进入赫姆西先生的办公室套间。我非常惊讶于它的奢华，真的，因为这栋楼的其他部分是如此的肮脏。接待员把我交给赫姆西先生的秘书，一位严肃认真但穿着无可挑剔的中年女人，她带我进了里面的个人办公室。

赫姆西先生身材非常魁梧，如果不是他那身完美剪裁的西装、华丽的白衬衣和深红色领带的话，你会觉得他看上去像哥萨克人。他的脸棱角分明，带着种忧伤的表情，看上去几乎算得上高贵，当然也很诚实。他从桌后站起身，双手握住我的手迎接我。他深深地看我，站得离我非常近，我都能看透他厚厚的粗灰头发。他庄重地说：“我朋友说得对，您有一副好心肠。我知道您会帮我。”

“我真的没法帮您。我很想帮，但无能为力。”我说。我把跟西勒先生解释过的那一整套征兵委员会的事又重复了一遍。我比自己想的更冷淡。我不喜欢有人盯着我的眼睛看。

他就坐在那儿，严肃地点头，然后，就像他根本没有听到我说的任何一个字，就那么继续说下去，声音也悲伤起来。

“我的妻子，那可怜的女人，她的身体非常糟糕。如果她现在失去自己的儿子，那一定会害死她的。他是她活下来的唯一动力。如果他离开两年，她一定会死的。梅林先生，您一定要帮助我。如果您帮我这个忙，我会让您一生都快快乐乐的。”

倒不是他说服了我，也不是我信了他说的话。但他最后那句话触动了我。只有国王和皇帝可以这样对人说：“我会让你一生都快乐。”他对自己的权力如此自信。当然了，我意识到他说的是金钱。

“让我想想吧，”我说，“也许我能想出什么办法来。”

赫姆西先生十分庄重地点头。“我知道你会的，我知道你头脑聪明，心地善良，”他说，“你有孩子吗？”

“有。”他问我有几个，孩子们多大，是男是女。他问了我的妻子，她多大年纪，就像一位叔叔一样慈爱。然后他问了我的家庭住址和电话，好在必要时能联系上我。

我离开时，他亲自把我送到电梯边。我琢磨着差不多完成了任务，完全想不出如何才能让他儿子摆脱征兵委员会。赫姆西先生说的对，我的确好心肠。我好到没有借着他和妻子的焦虑欺骗他们，却又不兑现承诺。我的脑子也够聪明，知道不能跟征兵委员会的受害者较真。那孩子收到了他的入伍通知，再过一个月就要加入正规军。失去他，他的母亲也必须得活下去。

第二天，瓦莱莉打电话到我工作的地方找我。她非常激动，告诉我刚刚收到一个将近五箱衣服的特别快递。给所有孩子的衣服，包括秋冬季外套，都漂亮极了，还有一箱衣服是给她的。所有的都很贵重，我们完全买不起的那种。

“有张卡片，”她说，“是一位赫姆西先生送的。他是谁？梅林，衣服都漂亮极了，他为什么送它们给你？”

“我帮他的生意写了些小册子，”我说，“没多少酬劳，但他确实保证过要送给孩子们一些东西。我还以为他说的是一点小东西。”

我能听出瓦莱莉语调中的快活：“他一定是个大好人。盒子里的衣服肯定超过了一千美金。”

我挂上电话，告诉弗兰克发生了什么，并提到了西勒先生那位凯迪拉克车商。

弗兰克斜了我一眼。“你上了他们的钩，”他说，“那人现在肯定在指望你为他办事。你打算怎么办？”

“见鬼，”我说，“我都想不通自己为什么同意去见他。”

“是你在西勒的车场里看到的凯迪拉克在作祟，”弗兰克说，“你就像那些有色人种一样，只要能开上凯迪拉克，恐怕他们甚至愿意回他们非洲的茅草屋。”

我注意到他话中有一点迟疑。他差点说了“黑鬼”，但改成了“有色人种”。我很想知道那是因为他觉得说那个丑陋的词太耻辱，还是觉得我可能因此被冒犯。说到哈林区的人们喜欢凯迪拉克，我总是不明白为什么人们会因为这个而不快。因为他们买不起吗？因为他们不该为了某种没用的东西而负债累累？但他说凯迪拉克让我上了钩这一点的确没错。就是这个原因令我同意帮西勒的忙去见见赫姆西。在我脑海的最深处，我希望自己也有机会得到一辆铮亮奢华的汽车。

那晚我回到家，瓦莱莉和孩子们为我进行了一场时装表演。她说有五箱，但她没说它们有多大。那些箱子都硕大无比，瓦莱莉和孩子们每人都有十套衣服。瓦莱莉很久以来第一次显得这么兴奋，孩子们也很开心，但在那个年龄，他们还不太在乎衣着，甚至连我女儿也没有很在乎。我脑中闪过个念头，也许走运的话，我能找到个想要躲避入伍通知的玩具厂老板的孩子。

瓦莱莉指出她得买新鞋子去搭配这些新衣服，我叫她先等一等，并提醒自己注意看看有没有鞋厂老板的孩子。

有意思的是，如果那些衣服只是普通的衣服，我会觉得赫姆西先生是像恩人般居高临下施舍我，有点富人施舍穷人的意思。但他那些衣物全是最高档的高级货，无论我收多少贿赂也不可能买得起的那种，至少值五千块而不是一千块。我看了一眼附带的卡片。是张名片，上面印着赫姆西的名字、总裁头衔、公司名称、地址和电话。上面什么都没写，什么信息都没有。赫姆西先生真聪明，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说明这东西是他送的，我也没证据能陷害他入罪。

在办公室时我曾想过，也许我能把东西寄回给赫姆西先生，但瓦莱莉那么开心，我知道不可能这么做。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直到凌晨三点，琢磨着如何让赫姆西先生的儿子逃避入伍通知。

第二天，当我走进办公室时，我做出了决定。我绝不会留下任何一两年后能追查到我的书面痕迹。这事会非常棘手。收钱把人放到六个月项目等候名单的最前列是一回事，把已经收到入伍通知的人弄出来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打电话给征兵委员会，找到那儿的一个文员——跟我一样的小角色。我告诉他自己是谁，跟他讲了我编好的故事。我告诉他，保罗·赫姆西在我的六个月项目名单上，我本来要在两周前征召他，但把他的信寄错了地址。一切都是我的错，我觉得非常内疚，如果那孩子家里要闹，我很可能会陷入大麻烦。我问他征兵委员会那边能否取消他的入伍通知，好让我招募他。我随后会把正式的表格寄到委员会去，以示保罗·赫姆西已经加入了陆军预备役六个月项目，他们可以把他从征兵名单中去掉。我用了自己认为的最正确的语调，没有太焦虑，只是个好人想要纠正错误。我在说话间也加入了点暗示，如果征兵委员会这个人能帮我这个忙，我可以帮他的一个朋友加入六个月项目。

最后这个小花招是我前一晚躺在床上时想出来的，我琢磨着，征兵委员会的文员大概总会被那些即将被征召、想抓住救命稻草的孩子们联系，他们大概时常收到各种贿赂。如果征兵委员会的文员能把他的客户弄到六个月项目里，大概得值一千块。

征兵委员会的那个人非常随和，又乐于助人。我想他根本没明白我的提议。他说当然了，他会收回入伍通知的，没问题。我突然意识到，比我聪明的人大概早就玩过这一招了。无论如何，第二天我就收到了委员会的必要信件，于是跟赫姆西先生打电话，请他把儿子送到我办公室来让他入伍。

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保罗·赫姆西是个轻言轻语的好孩子，非常害羞胆小，至少我看着是那样。我带着他宣了誓，藏着他的文件，直到他收到服役命令。我亲自帮他领了装备。当他去完成他的六个月现役时，他的小分队里没人见过他。我把他变成了一个幽灵。

现在我意识到，所有这些都开始变得更危险，涉及到了有权有势的人，但我这个魔法师梅林可不是浪得虚名。我戴上缀满星辰的魔法帽，开始琢磨一切。总有一天这一切都会曝光，我的形迹隐藏得挺好，除了藏在家里的那些钱。我得把钱藏起来，那是头等大事。我还得找到另一份收入，才能公开花那些钱。

我可以把钱藏到拉斯维加斯的卡里那里，但要是卡里开始琢磨这些钱或是被杀了呢？至于把收入变成合法的，我之前就收到过写书评和帮杂志干活的建议，但我拒绝了他们。我是个纯粹的说书人、小说作家，写别的东西对我和我的艺术而言似乎太屈辱。但是，管它呢，我是个骗子，现在没什么是我不该干的了。

弗兰克邀请我跟他一起午餐，我答应了。弗兰克状态非常好，自由自在，站在世界之巅。他这周赌博赢得很多，钱滚滚而来。他全然不知未来可以改变什么，只相信自己会一直赢下去，这整套贿赂体系会永远存在下去。他从未把自己当作一个魔法师，却相信这是个魔法的世界。

正文第十二章

将近两周后，我的经纪人为我安排了跟每日杂志集团总编的会面。这个集团的出版物用各种或真或半真半假的信息、性、文化和不容异见的哲学淹没美国公众。给蓝领工人看电影杂志、冒险杂志、一份体育月刊、钓鱼及狩猎书籍还有漫画。他们的“阶级”领袖——最有格调的杂志——则倾向于用文学和先锋电影的品位来打动单身汉。

一顿真正的自助大餐，每天都在吞噬着自由写手，因为他们每月要出版五十万字的阅读内容。我的经纪人告诉我，主编认识我哥哥亚蒂，是亚蒂打电话为我铺平了道路。

在每日杂志集团，人人都显得格格不入，没人看上去属于这个地方，但他们的杂志很赚钱。很有趣，在联邦政府里，我们都显得很合拍，人人都很开心，活儿却干得很糟糕。

艾迪·兰瑟这位主编跟我哥哥是密苏里大学的同学，我哥哥是第一个跟我的经纪人提到这份工作的人。当然，兰瑟在面试两分钟后就很清楚我并不符合条件，我也清楚这一点。见鬼，我根本连杂志的最基本要求都不清楚。但兰瑟却认为这反而给我加了分。他才不在乎经验，他想要找有点精神分裂倾向的人，之后他告诉我，在这一点上我的分数非常高。

艾迪·兰瑟也是个小说家，他一年前刚刚出版了一本我很喜欢的好书。他也知道我的小说，说他很喜欢，这一点对我拿到这份工作起了很大作用。在他的公告板上贴着一个从早上的《纽约时报》上撕下来的大标题：华尔街认为核战争是坏事。

他看到我盯着剪报看，便说：“你觉得自己能写个关于一个男人为这件事忧心忡忡的短篇小说吗？”

“当然。”我说，也写了。我写的是一个年轻的主管担心核弹爆炸后他的股票会大跌的故事。我没有错误地嘲弄主角或在道德上谴责他。我就直截了当地把它写出来。如果你接受基本设定，就会接受这个主角，如果你不接受基本设定，这便是篇好笑的讽刺小品文。

兰瑟对它很满意。“你真是为我们杂志量身定制的，”他说，“我们的理念就是要两条路都行得通，笨蛋们喜欢它，聪明人也会喜欢。真是完美。”他顿了顿，“你跟你哥哥亚蒂非常不同。”

“是啊，我知道，”我说，“你也是。”

兰瑟冲我咧嘴一笑：“我们在大学里是最好的朋友，他是我认识的所有人中最诚实的一个。你知道吗，当他请求我面试你时我很惊讶。我认识他那么久，这是第一次他求人帮忙。”

“他只会为我这么做。”我说。

“我一生中认识的所有人中最正直的一个。”兰瑟说。

“他会因此送命的。”我说。我们大笑起来。

兰瑟和我都清楚彼此都是幸存者，那意味着我们并不正直，我们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骗子。我们的借口都是有小说要写，所以要生存下去。人人都有他特殊又说得通的借口。

令我大吃一惊（兰瑟却不惊讶）的是，我竟然是个很出色的杂志写手。我可以写廉价冒险故事或战地故事，可以为最有格调的杂志写艳情小说，还可以写浮夸的影评和理智的书评，又可以反其道行之，写一篇热情洋溢的评论，令读者们想去看如此精彩的书或电影。这些文章我从来没署过真名，但我并没有以它们为耻。我知道它们是次品，但我仍热爱它们。我的人生到目前为止都从来没拥有过任何一门值得骄傲的手艺。我兵当得很差，当打字员也很差，在政府职员中也不是一流的受贿者。当然，我是个艺术家，但那没什么值得吹嘘的，只不过是种宗教，或者说是爱好。但现在我真的拥有了一门手艺，我是个次品写作专家，我爱极了它。特别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赚了不少钱，还是合法的。

靠着这些小文章，我每月平均能得到四百美金，加上我的陆军预备役工作，每周能再赚两百块。就像工作激发了更多的能量似的，我发现自己开始写第二本小说。艾迪·兰瑟也在写一本小说。我们工作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聊小说而不是杂志文章。

我们最终成了好朋友。在我当了六个月自由职业写手后，他向我提供了一个杂志编辑的职位，但我不想放弃陆军工作中每个月那两三千块的贿赂款。这场受贿骗局已经进行了将近两年，没出任何问题。我现在的态度跟弗兰克一样，觉得不可能出任何事。另外，我喜欢当小偷的那种刺激感觉。

我的人生开始满足于一种很快活的状态。我的写作进展顺利，每周日我都开车带瓦莱莉和孩子们去长岛。那里的家庭小楼像野草般四处发芽，我们查看不同的模型并已经挑好了自己的房子，四间卧室，两间卫生间，总价两万六千块，我们只需支付百分之十的首付，并等上十二个月。现在是时候找艾迪·兰瑟帮个小忙了。

“我一直都很爱拉斯维加斯，”我告诉艾迪，“我想写一篇关于它的报道。”

“没问题，随时都行，”他说，“只要记住加上点关于妓女的内容就好。”他安排好费用，然后我们开始聊那篇报道的彩色插图。我们总是一起研究这个，因为非常好玩，我们常常因此大笑。像往常一样，艾迪想出了个很有效的点子。一个美艳无比、穿着清凉的姑娘跳着大劈叉，在她的肚脐处，扔出的红色骰子正好是11点。彩色标题将会是“和拉斯维加斯的姑娘走上好运”。

但得先完成一个任务，那是件美差——我将会去采访美国最著名的作家——奥萨诺。

艾迪·兰瑟把他的旗舰杂志《每日生活》——整个集团最有格调的杂志——的活儿交给了我。那一篇写完后，我就可以去拉斯维加斯写另一篇。艾迪·兰瑟认为奥萨诺是美国最伟大的作家，但他太崇拜对方，所以自己没法做这期采访。我是所有员工里唯一对他并不十分看重的。我不觉得奥萨诺有多出色。再说，我也不信任性格外向的作家。奥萨诺已经上过几百次电视，做过戛纳电影节的评委，而且因为不知道抗议内容便带领抗议队伍而被捕过，还为他朋友们出的新书写推荐。

另外，他的成功来得很轻松。他在二十五岁时发表了第一本小说，那让他举世闻名。他有富裕的父母和耶鲁大学的法学学位。他根本不知道为艺术而挣扎是什么滋味。更重要的是，我把我发表的第一本小说寄给了他，希望他能推荐，他却表示从未收到过它。

当我采访奥萨诺时，他在编辑这里的名声刚刚开始下降。他仍然能够提前为他的小说预支很大一笔钱，也仍能让评论家为他喝彩。但他大部分的书都不是小说，在过去十年里，他一本小说都没写出来。

他在创作一部传世之作，一部将会成为继之后最伟大的长篇小说。所有的评论家都同意这个说法，奥萨诺也一样。一家出版公司为这本书提前支付了超过十万美金给他。十年之后，他们仍在要求：要么拿回钱，要么拿到书稿。奥萨诺写了些有关流行话题的非小说类书籍，有些评论家宣称这些书比他的小说还要出色。他两三个月就能写一本，然后拿到一张丰厚的支票。但书的销量每况愈下，他已经耗尽了自己的名气。所以，他最终接受了全国最有影响力的《周日书评》专刊总编的职位。

奥萨诺之前的那位总编已经干了二十年，是个非常有资历的人，拥有各种学位，从最好的大学毕业，来自一个有钱的知识分子家庭，有格调，一生都是个同性恋。本来那不会有什么关系，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变得越来越过分。一个洒满阳光的饥渴下午，他被抓到正在一个用书推起的高到天花板的隔断背后帮他的办公室男孩吹箫。如果那男孩是个著名的英国作者，也许什么都不会发生；或者他曾为用来堆成隔断的那些书写过评论，也许也不会这么糟，但用来建造隔断的那些书从未经由他或者自由职业书评者过目。所以，他只得作为荣誉编辑退休。

管理层知道奥萨诺不会出这种问题，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异性恋，他爱女人，任何身材任何年龄的女人都爱。阴道的气息会让他像个吸毒者一样变得兴奋。他操女人就像海洛因成瘾者吸毒一样专注。如果奥萨诺一天没碰到女人的屁股或得不到一场口交，他就会慌乱不安。但他是个注重隐私的人，总会锁住办公室的门，门后有时是个十几岁的书迷，有时是相信他是当代最伟大美国作家的社交名媛，有时是一个饥肠辘辘的女小说家，需要有人写她的书评才能让她的身体、灵魂和自尊合为一体。他毫不羞耻地利用身为编辑的职权、他世界著名小说家的名声，以及他这一代最忙碌的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竞争者的身份。他说诺贝尔奖是得到那些知识女性青睐的杀手锏。在过去三年里，在他所有文学界朋友的帮助下，他进行了一场疯狂的诺贝尔文学奖竞选运动，他可以给那些女人看上流的季刊如何吹捧他该得奖的文章。

奇怪的是，奥萨诺对他个人的吸引力毫无自信。他穿着得体，花大笔钱在衣服上。他的外貌并不吸引人，面部骨骼往一边偏，眸子是种苍白而狡黠的绿色。但他完全低估了自己那种不断散发出的生命力，那能吸引所有人。的确，他的名气很大一部分并不是来自于他的文学成就，而是他的个性，其中就包括对男人和女人都很有吸引力的、敏捷又卓越的智慧。

女人都为他疯狂，既有聪明的女大学生，也有阅读面广的社交名媛，甚至还有那些大声诅咒他，却又试图扯下他的裤子对他为所欲为的妇女解放斗士——用她们的话来说，这正是维多利亚时期男人曾对待女人的方式。

我从不欣赏他的作品，所以也不指望会喜欢他。书如其人，不过这一点后来被证明并不正确。毕竟，世界上还有极富同情心的医生、好奇的老师、诚实的律师、理想主义的政客、品德高尚的女人、没发疯的演员和智慧的作家，所以，奥萨诺虽毒舌如卖鱼妇，作品也不怎么样，但却是个值得交往的人，即便他谈自己的写作，倾听也并不太令人痛苦。

总之，他作为书评专刊的主编坐享一个帝国——两个秘书，二十个员工，和一串长长的自由职业书评家的名单，从顶尖作家到快饿死的诗人、不成功的小说家、大学教授和有钱的知识分子。他利用他们所有人，痛恨他们所有人。他像疯子一样管理着这家专刊。

《周日书评》的头版是每个作家挤破脑袋都想上的版面，奥萨诺很清楚这一点。于是当他发表新书，自然就得到了美国所有书评栏目的头版。但他痛恨几乎所有的小说作者，他嫉妒他们。有时他会从重量级的大学教授那儿拿来一本关于拿破仑或卡特琳娜女皇生平的书，把它登上头版。不论书还是书评通常都很艰涩，但奥萨诺很开心，他成功地激怒了所有人。

我第一次见到奥萨诺，他简直就跟他自己创造的、文学界所有的派对故事和八卦流传的公众形象一模一样。他兴致高昂，坦然地为我出演了伟大作家这一形象，还有各种道具来配合他。

我去了汉普顿，奥萨诺在那儿买了幢避暑别墅，他像古代的苏丹一样安坐（他的用词）其间。他五十岁，从四段婚姻中得到了六个孩子。那时他还没有经历第五、第六和最终的第七段婚姻。他穿着一条蓝色网球长裤，同色网球夹克是专门量身定做的，好遮住他鼓出的啤酒肚。他的脸棱角分明，令人印象深刻，正适合下一任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尽管他有双邪恶的绿眼睛，却能自然地显得很善意。今天他就很善意。他是最有影响力的周日文学评论专刊的老大，每次发表作品，其他人都竭尽全力拍他马屁。他并不知道我是来打败他的，因为我是个不成功的作家，只出了一本销量惨淡的书，第二本正在难产。当然，他写了一部几乎是伟大的小说，但他其他的作品都是垃圾。如果《每日生活》杂志容忍我，我就会让全世界看看这个人到底是什么货色。

我的文章写得不错，完全抓住了他的精髓，但艾迪·兰瑟拒绝发表。他们希望奥萨诺写一部重要的政治小说，不希望激怒他。所以，那天算是白费了。不过两年后，奥萨诺打电话给我，请我去做他一本新文学评论刊物的助理。奥萨诺记住了我，他看过杂志不愿发表的那篇文章，欣赏我的胆量，反正他是这么说的。他指出，我对他的作品欣赏的地方正是他自己也欣赏的。

第一次见面，我们坐在花园里看他的孩子打网球。我现在就得说明，他真心爱着他的孩子，也许因为他自己也是个大孩子，所以他对待他们的态度很完美。总之，我请他谈女人、女性解放运动和性。他自己加了爱情。他挺幽默，虽然在他的作品中，他永远都是伟大的左翼分子，但他本人完全可以变成得州大男子主义者。谈到爱情时，他说自己一旦爱上某个姑娘，就会停止对妻子的嫉妒，然后，他摆出一副作者代言人的样子说：“不允许男人一次嫉妒超过一个女人——除非他是波多黎各人。”他觉得开波多黎各人的玩笑没关系，因为他的激进分子头衔毫无瑕疵。

管家走出屋子，训斥在网球场里为该谁打球而争执不下的孩子们，她是个很专横的管家，对孩子毫不客气，就像她是他们的母亲一样。就她的年龄而言，她算是个好看的女人，跟奥萨诺年纪相仿。有那么一刻我很好奇，特别是她走回房子之前轻蔑地看了我们俩一眼时。

请他谈女人很容易。他站在愤世嫉俗者的立场上，只要你没有特别喜欢某位女士，这永远都是个很好的立场。他非常专断，对一个自海明威以来花边新闻最多的小说家而言，这种态度非常合适。

“听着，孩子，”他说，“爱情就像你六岁生日或圣诞节时得到的那个小红玩具车，你无比开心，对它爱不释手。但或迟或早，车轮总会掉下来，然后你就会把它遗忘在角落里。坠入爱河感觉好极了，但沉浸在爱情中却是场灾难。”

带着让他觉得应得的尊重，我小声问：“那女人呢，既然她们声称自己像男人一样思考，你觉得她们的感觉会一样吗？”

他那绿得惊人的眸子迅速扫了我一眼，他看出了我的把戏，但他不在乎，这是奥萨诺的伟大之处之一。他继续说下去。

“女性解放运动认为，他们有权力控制她们的生活，这就像男人认为女人在性上面比男人纯洁一样愚蠢。女人可以随时随地跟人干一场，只不过她们害怕承认。女性解放运动针对的是百分之零点一的那些有权力的男人，那些人根本不能算是男性，他们甚至都不算是人类。女人需要取代的是那些人，她们根本不知道要爬到那一步得不惜杀人才行。”

我打断他：“你也是那些人中的一员。”

奥萨诺点头：“是啊，从比喻意义上讲，我也得杀人。女人会得到男人已经拥有了的，可那些根本就是狗屎，胃溃疡和心脏病，加上一大堆男人痛恨去做的狗屁工作。但我完全支持平等，所以我要杀了那些荡妇。听着，我正为四个完全能自食其力的女人付赡养费，就因为她们跟我们不是平等的。”

“你跟女人们的风流韵事几乎跟你的书一样出名，”我说，“你是怎么对付她们的？”

奥萨诺对我咧嘴一笑：“你对我怎么写书不感兴趣。”

我毫不迟疑地说：“你的书无须赘言。”

他又打量了我许久，然后继续。

“永远也不要对一个女人太好。女人总会跟着酒鬼、赌徒、皮条客甚至是打女人的人走。她们忍受不了善良的人。你知道为什么吗？她们觉得闷。她们不想幸福，那太闷了。”

“你相信忠贞吗？”我问。

“我当然相信。听着，陷入爱情意味着把另一个人当成你生活的中心，当那一点不存在时，就不再是爱情了。那是另外一种东西，也许是更好的东西，更实际。爱情根本就是种不公平、不稳定、充满怀疑和妄想的关系。男人比女人更糟糕。女人可以干上一百次，没有一次是真心想要的，男人则会为此谴责她。的确是的，当你想要操她而女人不想要时，那是事情变质的第一步。听着，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别理会什么头疼，根本不是，当一个女人开始在床上拒绝你时，一切就结束了。去寻找你的备胎吧，永远也不要相信这些借口。”

我问他对那些极易高潮——男人高潮一次她们能高潮十次——的女人的看法。他挥了挥手。

“女人不像男人那样高潮，”他说，“对她们而言，那就像是小爽一把，跟男人完全不同，男人真的是把他们的脑子操了出来。男人真正地在操，女人没有。”

他不是真的完全相信这套说辞，但我知道他的意思。夸张是他的风格。

我引导他把话题转到直升机上。他有这样一种理论——二十年后，汽车将会过时，人人都会拥有直升机，而唯一需要的只是一些技术上的进步。当自动驾驶和刹车系统让每个女人都可以开车时，它就会让铁路没生意可做。“是啊，”他说，“那显而易见。”显而易见的是，在这个特别的早晨，他完全纠结在女人上面了，所以又把话题转了回来。

“今天的年轻男人做得没错，他们对女人说：当然，你可以随便跟任何人上床，我还是会爱你的。他们完全是鬼话连篇。任何知道女人愿意跟陌生人上床的男人都会认为她们是怪胎。”

我被这种说法冒犯了，我很震惊。那个伟大的奥萨诺，美国文学界最精彩绝伦的头脑，思想最开放的人，他的作品会令女人疯狂。我看到管家扇了几个小点的孩子，说道：“你倒是给了管家很大的权威啊。”

他非常敏锐，无需努力就完全了解了我对他那些话的想法。也许正因如此，他告诉了我真相，关于管家的所有真相，就为了刺激我。

“她是我的第一任妻子，”他说，“也是我最大三个孩子的妈妈。”

他看到我脸上的表情时大笑起来。

“不，我没操她，我们俩关系过得去。我给她很丰厚的薪水，但不给赡养费。她是我唯一不用付赡养费的前妻。”

他显然想要我问为什么不用，于是我问了。

“当我写出第一本书并发了财之后，她被冲昏了头脑，嫉妒我出了名，而且得到了非常多的关注。她也想要被关注。所以有个男人——我的崇拜者之一——给了她关注，她便落进了他的陷阱。她比他大五岁，但她一直是个性感的女人，她真的坠入了爱河，这一点我得承认。但她没有意识到他只是想上她，好让那个伟大的小说家奥萨诺丢脸。所以她要求离婚，并得到我那本书赚的一半钱。我没意见。她还想要孩子，但我不想自己的孩子在她爱上的那个变态身边。所以我告诉她，如果她跟那人结婚就能得到孩子们。他把她狠狠地操了两年，花光了她所有的钱。她把孩子们忘得一干二净，变回了年轻时的样子。当然，她经常来看他们。但更多时候，她忙着用我的钱环游世界，卖力地吸那男人的老二。钱花光后，他就跑了。她回过头想要孩子，但这时她已经抛弃了他们两年。她大闹一场，表示自己离开孩子就活不下来，所以我给了她管家的工作。”

我冷淡地说：“这也许是我听过的最糟糕的事。”

那惊人的绿眸闪了一下，但他微笑起来，沉思着说：“我猜这看上去的确糟糕。但你站在我的角度上想想，我喜欢有孩子围绕在身旁，凭什么父亲总是得不到孩子们？你知道吗，男人永远也无法从这种屁事中恢复过来？老婆们受够了婚姻，于是男人只好失去他们的孩子，而且毫不反抗，因为他们的卵蛋都已经被割了。我可不会毫不反抗，我保住了孩子，还立即结了婚。当那个老婆开始搞事之后，我也立刻踹掉了她。”

我轻声说：“那她的孩子呢？自己的母亲当管家，他们会怎么想？”

绿色眸子又闪了一下。“噢，狗屎，我并没有贬低她。她只在我跟老婆们离婚时才来当管家，我结婚后她更像自由职业的家庭教师。她有自己的房子，我是她的房东。听着，我也考虑过给她更多钱，给她买栋房子让她独立。但这样她就会又变得可恶，会再犯同样的错误。那当然没关系，但会带给我更多麻烦，我还有书要写呢。所以我用钱控制她，该死，我给了她好的生活。她也清楚一旦逾矩，就会被踹出去自己谋生。这样挺好的。”

“有可能是因为你反女性吗？”我微笑着问。

他大笑起来。

“你对一个结婚四次的男人说这种话，我连反驳都不需要。但是，好吧，我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反对女性解放。因为现在大部分的女人根本就是在胡说八道。也许那不是她们的错。听着，任何一个不想连续两天被操的女人，赶紧踹了她。除非她需要被救护车送去医院，否则即使她的阴道被缝了四十针也一样。我不在乎她享不享受。有时我自己都不享受，可我还是得干，我得让自己硬起来。如果你爱某个人，这就是你的工作，你就得狠狠地操她。上帝，我都不明白为什么我总得不停结婚。我发誓我再也不那么干了，但我却总是被她们坑。我一直相信让她们不快乐的并不是结婚这件事本身。她们总是胡说八道。”

“进行恰当的训练，你不认为女人可以变成平等的吗？”

奥萨诺摇头。“她们忘了自己比男人老得快，一个五十岁的男人可以找很多年轻姑娘，一个五十岁的女人却很难。当然，如果她们能得到政治权力，倒可能会颁布法令让四十或五十岁的男人做手术以显得更老，好让事情平等一些。这就是民主的运行方式。也是一团狗屎。听着，女人很走运，她们根本不该抱怨。

“以前，她们不知道自己也有工会权利，因为不管她们工作得多差劲，也不会被丈夫开除。在床上差劲、在厨房里差劲，再说了，谁过个两三年还跟自己老婆很爽啊？如果他真的还爽，那她就是个婊子。但现在，她们想要平等。让我去对付她们。我会给她们平等。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结了四次婚，那花光了我赚的每一分钱。”

那一天奥萨诺是真的恨透了女人。一个月后我拿到晨报，读到他结了第五次婚，一个小剧团的女演员，只有他一半大。美国文学界先驱的理智就是这样。我连做梦都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为他工作，并陪伴他直到他去世，那时他奇迹般的仍是个单身汉，仍深爱着一个女人，深爱着女性。

那一天我就透过他所有的胡说八道看透了，他其实为女人疯狂，那是他的弱点，而他痛恨这个弱点。

正文第十三章

我终于为再见卡里做好了准备。乔丹这个四十万美金的大赢家在宾馆房间里爆了自己的头后，已经过了三年。

我和卡里一直保持着联系。他每月跟我打两三次电话，还给我、我妻子和孩子寄圣诞礼物。我认得出是香格里拉酒店的礼品店里卖的，知道他能只付标价的零头就能买到，甚至分文不花。但他愿意这么做仍然很贴心。我跟瓦莱莉说过卡里的事，但从未提过乔丹。

我知道卡里在酒店有份好工作，他的秘书接电话时说的是：“这里是总裁助理办公室。”我很好奇他是怎么在短短几年就爬到那么高的。他电话里的声音和语调都有变化，声音更低沉、更诚恳、更客套、更热情，一个扮演着另一个角色的演员。在电话里，我们只是随意闲聊，八卦那些大赢家、大输家和酒店住客的好笑故事，但从来不谈自己。最终，我们俩之间会有一个提到乔丹，通常是在电话快结束时，不过也可能是提到乔丹才会令通话无疾而终。他是我们俩的试金石。

瓦莱莉帮我收拾行李。我周末过去，所以只需向陆军预备役那边请一天假。在那遥远的未来——我已经嗅到了苗头——杂志的那篇报道会让我能够向警察解释自己为何要去拉斯维加斯。

孩子们都上了床，瓦莱莉收拾着我的行李，因为我第二天一大早就会离开。她冲我微微一笑：“上帝，上次你去那里简直太可怕了，我以为你再也不会回来了。”

“我那时非离开不可，”我说，“事情太糟了。”

“自那之后，一切都变了，”瓦莱莉沉思着，“三年前我们一分钱都没有，上帝，我们那么穷，我都得找我父亲要钱，还担心被你知道。而你又表现的好像再也不爱我了似的。那次旅行改变了一切，你回来后就不一样了。你不再对我愤愤然，对孩子们也更耐心，还找了杂志的事做。”

我对她微笑：“记得吗，我回来时可是个赢家，多了几千块，也许要是输了钱回来，就会是完全不同的故事了。”

瓦莱莉啪地关上箱子。“不，”她说，“你不一样了，你更开心了，跟我和孩子们在一起更开心了。”

“我找到了自己缺失的东西。”我说。

“是啊，”她说，“跟那些拉斯维加斯的美丽妓女们一起找到的。”

“她们太贵了，”我说，“我得留着钱赌博。”

我们都是在开玩笑，但其中的一部分是认真的。即便我告诉她真相，告诉她我正眼都没瞧过任何一个女人，她也不会相信。但我可以给出很好的理由。我那时满心都是愧疚，愧疚自己是个如此糟糕的丈夫和父亲，不能给家人任何东西，甚至不能给他们提供安逸的生活，所以我不能在这种愧疚上再加上对她的不忠。另外还有个不争的事实：我们俩在床上完美极了。她真的就是我所希望的一切，对我而言完美至极。我以为我对她也是一样。

“你今晚要工作吗？”她问。她真正问的是我们会不会先做爱，她好提前准备。然后，我们做完爱后，通常我会起床写作，她则会沉入香甜的睡眠中，一觉睡到天亮。她的睡眠非常好，而我的则很糟糕。

“是的，”我说，“我想工作，太兴奋了，睡不着。”

已近午夜，但她还是去厨房为我煮了一壶新鲜咖啡，还做了点三明治。我会工作到凌晨三四点才睡，早上却仍会比她醒得早。

当作家最坏的一面——至少当我写得顺利时，对我而言——是无法入眠。躺在床上，我永远也没办法让自己的脑子停止琢磨正在写的小说。当我躺在黑暗中时，那些角色变得如此真切，以至于我常会忘却自己的妻子、孩子和日常生活。但今晚，我的理由却没那么文学性。我希望瓦莱莉赶紧睡，这样我才好从藏钱的地方把我那一大笔贿金拿出来。

在卧室衣橱最深的角落里，我翻出了自己的旧赌城大赢家运动夹克，把它拿到厨房。自从三年前从拉斯维加斯回家后，我就再也没有穿过它。它闪亮的颜色在衣橱的黑暗中黯淡了不少，但仍然很耀眼。我穿上它走进厨房。瓦莱莉看了一眼，然后说：“梅林，你可不要打算穿它。”

“我的好运夹克，”我说，“再说了，穿着它坐飞机很舒服。”我知道她是故意把它藏在衣橱最角落里的，好让我再也看不到它，也不会想去穿它。她没敢扔了它，现在这件夹克会很有用。

瓦莱莉叹气：“你真迷信。”她错了，虽然我觉得自己是个魔法师，但很少迷信什么。

瓦莱莉给了我一个晚安吻就上床睡觉去了。之后，我喝了点咖啡，看了看我从卧室的书桌里拿出来的手稿。我编辑了将近一个钟头才瞥了一眼卧室，瓦莱莉已经沉沉入睡，我非常轻柔地亲了一下她，她没有反应。我很爱她的晚安吻，那个简单的、履行职责般的、妻子式的吻似乎能把我们封缄起来，隔绝外部世界的所有孤独和背叛。通常，凌晨时分我躺在床上，瓦莱莉睡着了，而我没法入睡时，我会轻轻亲吻她的嘴，希望她能醒过来，然后跟我做爱，好让我不那么孤单。但这一次，我很清楚自己给她的是个犹大之吻，半是喜爱，但更多的是要确定当我翻出藏起来的钱时她不会醒过来。

我关上卧室的门，来到壁橱边，里面塞满了我所有的草稿、小说复印本和我花了五年时间写的书的原始手稿。那本小说让我赚了三千块。那堆纸非常厚，所有的重写、复印件，那些我以为会让我变得无比富有、声名斐然、受人尊敬的纸张。我翻到下面那个带点红色的有个线装封面的文件夹，把它抽出来拿到厨房。我一边喝咖啡一边数钱。刚刚过四万美金，最近钱来得很快，我变成了受贿者中的明星，拥有富有又信任我的顾客。我把大约七千块的二十美元钞票留在信封里，其余三万三千块的百元钞票，我把它们分别放进从桌子里拿出来的五个长信封里，然后把装满钱的信封塞进赌城大赢家夹克的不同口袋，拉上拉链，再把夹克挂在椅背上。

清晨，当瓦莱莉拥抱我与我告别时，她会感觉到口袋里有东西，但我会告诉她那是为文章所准备的笔记，我要带去赌城的。

正文第十四章

我下了飞机，卡里已经在航站楼等着我了。机场很小，我得从飞机那儿一直走过去，但机场正在建设另一个通往航站楼的新翼——拉斯维加斯正在壮大，卡里也是。

他看上去不一样了，更高，更瘦削，还潇洒地穿着一套赛德瓦尔牌西服。他的发型不一样了，当他拥抱着我，说“还是那个老梅林”时，我有些惊讶。他冲那件赌城大赢家运动夹克大笑，告诉我得把那衣服扔了。

他给我在酒店里安排了个大套间，吧台里放满了酒，桌上还点缀着鲜花。

“你肯定很有权势。”我说。

“我混得不错，”卡里说，“我放弃了赌博，你知道的，我现在站在赌桌的另一边了。”

“是啊。”我现在对卡里的感觉很复杂，他看上去如此不同。我不知自己是否要按原计划行事，是否该信任他。一个人可以在三年里变化很大。而且，毕竟，我们才认识几星期而已。

但当我们一起喝酒时，他带着完全的诚挚说：“孩子，我真的很高兴见到你。想过乔丹吗？”

“总想起他。”我说。

“可怜的乔丹，”卡里说，“他赢了四十万美金却自杀了，那让我放弃了赌博。你知道吗，他死后我的运气一直都非常好，如果我行事得当，也许能成为这家酒店的总裁。”

“不是吧，”我说，“那格罗内维特呢？”

“我是他的副手，”卡里说，“他让我知道了很多事情，他就像我信任你一样信任我。说到这里，我要是有个助理就好了，你只要愿意把家搬到拉斯维加斯来，就能在我这儿得到一份好差事。”

“谢谢。”我大受感动，同时也有些奇怪他对我的喜爱。我知道他不是个轻易对人有好感的人。我说：“那份工作我现在没法答复你，但我来这儿是想请你帮个忙。如果你不能帮我，我也很理解。直接告诉我，不管你的答案是什么，这样我们至少能开开心心一起待两天。”

“没问题，”卡里说，“什么事情都行。”

我大笑：“等你听完再说。”

有那么一刻，卡里看上去很生气。“我才不在乎是什么，没问题，只要我能做的，就没问题。”

我把收受贿赂的事情和盘托出——我如何受贿，夹克里如何塞了三万三千块。为防一切被曝光，我得把钱藏起来。卡里认真听我讲述，盯着我的脸。到最后，他咧嘴大笑起来。

“该死的，你笑什么啊？”

卡里大笑：“你听上去就像在跟牧师告解说自己杀了人。该死，你做的事，换成任何人，有这个机会也会这么做。不过我得承认，我很惊讶，我想象不出你跟别人说他得给钱才行。”

我能感到自己的脸霎时红了。“我从没向任何人要钱，”我说，“总是他们来找我。我也从来没提收钱，我帮他们安排好，他们可以按照承诺给钱，也可以不给，我才不在乎，”我咧嘴冲着他笑，“我是个好骗子，可不是个卖身的。”

“一样，都是骗子。”卡里说，“首先，我觉得你担心得太多了，这种套路似乎可以一直用下去，即使曝光，对你而言最糟糕的情况也就是丢掉工作，并得到个缓刑的判决。但你是对的，得把钱藏到个好地方。那些联邦干探可是真正的猎犬，他们一旦找到钱，就会全部搜刮精光。”

我对他所说的第一部分更感兴趣。我最担心的噩梦之一就是会锒铛入狱，瓦莱莉和孩子们会失去我，就是因为这个，我才瞒着我妻子。我不想让她担心。另外，我也不想让她看轻我，她一直相信我纯粹、不被腐蚀的艺术家形象。

“你怎么会认为我即使被抓也不用坐牢？”我问卡里。

“那属于白领犯罪，”卡里说，“见鬼，你又没有抢银行、枪杀某个可怜的商店老板或是骗光了某个寡妇的钱。只不过是收了某些想要占点便宜少服役一段时间的年轻小鬼的钱。上帝，这真是个令人不敢相信的局，男人宁愿花钱也要进陆军。没人会相信的，陪审团会笑死。”

“是啊，我也觉得好笑。”我说。

突然之间，卡里变得很公事公办：“好，告诉我你现在想要我怎么做，我就会那么做。如果那些FBI抓了你，向我保证你会立刻打电话给我。我会把你弄出来的，好吗？”他冲我一笑，带着对我的喜爱。

我告诉他我的计划，说我会一次换一千块筹码，赌点小钱。我会在赌城的所有赌场都这么干，然后，当我把筹码再换成钞票时，我只拿一张收据，把钱存在换筹处当作我的赌博信用点。FBI怎么也不会想到要查赌场的，我可以把现钞收据藏在卡里这里，需要用钱时再找他拿。

卡里冲我微笑：“你为什么不让我帮你拿着钱？信不过我吗？”

我知道他在开玩笑，但我对这个玩笑的回复很认真。

“我也想过，”我说，“但万一你出了什么事呢？比如飞机失事，或者你的赌瘾复发了？我现在很信任你，但我怎么知道你不会明天或明年就发疯呢？”

卡里赞同地点了点头，然后他问：“那你的哥哥亚蒂呢？你和他那么亲近，他不能帮你拿着钱吗？”

“我不能要他为我那么做。”我说。

卡里又点点头。

“是啊，我猜也不行，他太诚实了，对吗？”

“对啊。”我说，我不想详细解释自己的想法，“我的计划有什么问题？你不觉得这计划挺好的吗？”

卡里起身，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计划不赖，”他说，“但你不会想要在所有的赌场里存信用点，那会显得可疑，要是钱在赌场里存太久，那就更可疑了。人们把钱放在换筹处，要么把它全输干净，要么是离开拉斯维加斯时取出来。你要这么做，在不同的赌场买筹码，然后回到我们赌场换回现钞。你知道的，大概每天分三四次存几千块，然后拿张收据。这样你所有的现金收据都会在我们赌场。如果FBI真的四处打探或写信来酒店，那就一定会通过我，我会帮你掩护的。”

我有点担心他。“那不会让你惹上麻烦吗？”我问他。

卡里耐心地叹了口气：“我天天都做这种事。我们常常收到国税局的咨询，关于那些人在赌场输了多少钱，我只会把一些老材料发给他们，他们绝对没办法彻查。我确保没有任何现存资料可以帮到他们。”

“上帝，”我说，“我可不想我的换筹记录失踪，那样我就没法用收据换到钱了。”

卡里大笑。“得了吧，梅林，”他说，“你只是个小受贿者，FBI才不会带一帮审计员来查你。他们要么发一封信，要么发传票。顺便说一句，连这个他们也肯定想不起来做。换一个角度想，如果你花了钱，他们发现你的收入超过了工资，你也能说是赌博赢来的，他们没法证实你没赢。”

“我也没法证实我赢了。”我说。

“你当然可以，”卡里说，“我会帮你作证，还加上一个赌区经理和骰子桌的筹码管理人，我们会说你玩骰子连赢了好多把。所以不管最后是怎么出事的，都别担心这边。你唯一的问题是，怎么藏赌场换筹处的收据。”

我们俩都琢磨了一会儿，然后卡里想出了答案。

“你有律师吗？”他问。

“没有，”我说，“但我哥哥亚蒂有个朋友是律师。”

“那就写好你的遗嘱，”卡里说，“在遗嘱里，你写清楚自己有数值大概是三万两千块美元的现金存在这家赌场里，你把它留给自己的妻子。不，别想你哥哥的律师了，我们就在赌城这里找个我信得过的律师。他会把你的遗嘱复印件用特别法律封缄信封寄给亚蒂。要亚蒂别拆那封信，这样他就不会知道，你只要告诉他不要拆那封信，但帮你收着它。律师也会再寄封信跟他说明。这样亚蒂也不会惹上麻烦，他什么都不会知道。你只要编个故事讲清为什么你想要他拿着遗嘱就行。”

“亚蒂不会要我解释，”我说，“他会按要求做，什么问题都不问。”

“你有个好哥哥，”卡里说，“现在你怎么处理收据？如果弄个银行保险箱，FBI肯定会查出来。何不就把它们藏进你的旧手稿里，就跟你藏现金一样？即使他们拿到搜查令，也永远不会注意到那些纸张。”

“我不能冒那个险，”我说，“让我来担心收据吧。如果我弄丢了它们怎么办？”

卡里没听出我的弦外之音，或者装作没听出来。“我们的文件会有记录，”他说，“我们会让你在取现金时签一个文件，表明你弄丢了收据，拿钱时签个字就行。”

当然，他知道我打算怎么做。我会撕掉收据，但不告诉他，这样他永远都无法确定我撕了没，因此也无法改掉赌场欠我钱的记录。这说明我并不完全信任他，但他轻易接受了这一事实。

卡里说：“今晚我为你安排了一顿大餐，跟一些朋友一起，两个最漂亮的姑娘。”

“我不需要女人。”我说。

卡里非常惊讶：“上帝，你还没厌倦操你老婆吗？这么多年了。”

“不，”我说，“我没有厌倦。”

“你想让自己一生都对她忠诚吗？”卡里问。

“是啊。”我大笑着说。

卡里摇了摇头，也开始大笑：“那你就真的是魔法师梅林了。”

“正是鄙人。”我说。

于是我们去吃了晚餐，就我们俩。然后卡里跟我一起去了赌城所有的赌场，我在每家赌场都买了一千块的筹码。赌城大赢家运动夹克真的很管用，在不同的赌场里，我们跟赌场的赌区经理、值班经理和表演的姑娘们喝酒，他们都对卡里毕恭毕敬，也都有关于拉斯维加斯的绝赞故事讲。很好玩。当我们回到香格里拉时，我把筹码都推进换筹处，拿了张一万五千美金的收据，我把它塞进钱包。一整晚我都没有赌博，卡里一直盯着我。

“我得去小赌一把了。”我说。

卡里挑起一边嘴角笑了一下。

“当然，那当然，一旦你输掉五百块，我就会打断你那该死的胳膊。”

在骰子桌，我拿出五张一百块的钞票换成筹码，下着五美元的注押了所有的数字，我有赢有输。我开始沉迷老的赌博习惯，从骰子到21点然后是轮盘赌。柔和的、简单的、梦幻般的赌博，押点小注，有输有赢，算着小小的赢率。凌晨一点，我伸手从口袋里拿出两千美金换成筹码，卡里什么都没说。

我把筹码放回夹克口袋，走到换筹处把它们换成另一张收据，卡里正靠在一张空的骰子桌边看着我。他赞同地点点头。

“你控制得很好。”他说。

“魔法师梅林，”我说，“可不是你那种无可救药的差劲赌徒之一。”那是真的，我一点也没有体会到以前的那种激动。完全没有大赌一场的冲动。我有足够的钱给家人买房子，还有存款以备不时之需。我有很好的收入来源，又重新开心起来。我爱我妻子，正在写本小说。赌博很好玩，但仅此而已。我一整晚只输掉了两百块。

卡里把我领进咖啡馆，点了牛奶和汉堡当宵夜。

“我白天得工作，”他说，“我能相信你不会去赌博吗？”

“别担心，”我说，“我会忙着满城跑，把现金换成筹码。每次只买五百块的筹码，这样就不会引人注目了。”

“这是个好主意，”卡里说，“这里FBI特工比荷官还多。”

他顿了一顿。“你确定不想找人陪你睡？我有很多美女哦。”他拿起卡座旁边的一部电话。

“我太累了。”我说。那是真的，在拉斯维加斯这里才凌晨一点，但纽约时间已经凌晨四点了，我现在还是纽约时间。

“你需要任何东西，就直接上来我办公室，”他说，“即使只想消磨时间闲聊都行。”

“好，我会的。”我说。

第二天大约中午时，我醒过来，打电话给瓦莱莉。没人接。纽约时间是下午三点，又是周六，瓦莱莉很可能带着孩子们去了她父母在长岛区的房子。于是我打到那儿，接电话的是她父亲。他怀疑地问了我一些关于在赌城干吗的问题。我跟他解释是为了一篇文章做研究。他听上去并不太相信。终于，瓦莱莉过来接电话，我告诉她会坐周一的飞机回来，我自己从机场打车回家。

这样的电话里，我们像其他夫妻一样，聊了些有的没的。我告诉她不会再打电话回去，因为那是浪费时间和金钱，她也同意。我知道她第二天还会继续待在她父母家里，不想再打电话过去。我还意识到她去父母家令我觉得愤怒，一种幼稚的嫉妒。瓦莱莉和孩子是我的家人，他们属于我，他们是我除了亚蒂外仅有的亲人。我可不想跟祖父母来分享他们。我知道这很傻，但不管怎样，我不会再打电话了。该死的，也就两天而已，她也可以打电话给我啊。

整整一天，我去了拉斯维加斯大道上所有的赌场和市中心那些小赌场，每次只换两三百筹码，小赌几把，然后换另一间。

我爱极了拉斯维加斯干燥灼人的热度，所以我从一家赌场走到另一家，在桑斯餐厅吃了下午茶，隔壁桌是一群漂亮的妓女，正在吃开工前的一餐，她们年轻漂亮又兴高采烈，有两三个穿着高筒靴。她们大笑着，像青少年一样讲着故事，完全没有注意到我。我吃着饭，假装完全没注意到她们。但我试着听她们的谈话，有一次我觉得听到她们提到了卡里。

我坐计程车回香格里拉，赌城的出租车司机友好又肯帮忙。这一位问我想不想找点活动，我告诉他不用。当我下车时，他祝我玩得愉快，并告诉我一家中国菜做得很好的餐馆名字。

在香格里拉的赌场，我把其他赌场的筹码换成了一张现金收据塞进钱包。现在我有了九张收据，只剩一万多一点现金要换。我把现金从赌城大赢家夹克里掏空，然后装进一件普通的西装外套里。全是一百的，两个普通白色长信封就装完了。接着，我把赌城大赢家运动夹克搭在胳膊上，上楼去卡里的办公室。

酒店有一整翼留给行政人员，我沿着走廊一直走到一个标着“经理级办公室”的走道，找到一个写着“总裁执行助理”的标牌。外间办公室里坐着一位非常漂亮的年轻秘书，我告诉她我的名字，她打电话进内间通知我来了。卡里脚步轻快地走出来，用力握了握我的手并拥抱了我。他这个新的人格仍然会让我意外。太喜怒形于色、太开朗，完全不是我们以前认识的那个。

他有个非常时髦的套间，里面有沙发、软扶手椅，灯光昏暗，墙上挂着油画，都是真迹，我看不出它们好不好。他还有三面电视屏幕正运转着，一面显示的是酒店的一条走廊，另一面是赌场正在营业的一张骰子桌，第三面屏幕上是百家乐桌。当我看着第一面屏幕时，一个男人在走廊上打开他的酒店房间，带着个年轻姑娘，手搁在她的臀部。

“比我在纽约看到的节目好看。”我说。

卡里点点头。“我得盯着这间酒店里的一切。”他说。他按了按桌上一个遥控按钮，三面屏幕便切换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酒店停车场、一个营业中的21点桌和正在把现金清入收款机的咖啡馆收银台。

我把赌城大赢家夹克扔到卡里桌上。“你现在可以拿走它了。”卡里长久地盯着那件夹克，然后心不在焉地问：“你把所有的现金都换好了？”

“大部分，”我说，“我不需要这件夹克了，”我大笑出声，“我老婆跟你一样痛恨它。”

卡里拿起那件夹克。“我不痛恨它，”他说，“格罗内维特不乐意看到它在附近出现。你觉得乔丹那件后来怎样了？”

我耸肩：“他老婆可能把他所有的衣服都捐给了救世军。”

卡里手里掂量着那件夹克。“很轻，”他说，“但很走运，乔丹穿着它赢了超过四十万美金，然后他就自杀了，真他妈是个蠢蛋。”

“很蠢。”我说。

卡里轻轻地把夹克放回桌上，然后坐下来，靠在椅背上。“你知道吗，我以为你疯了，拒绝他那两万块，当你说服我也不要我的那份时，我非常气愤，但也许那是发生在我身上最走运的事。否则我恐怕只会把那些钱赌光，然后再觉得自己就是狗屎。但你知道的，乔丹自杀后，没拿钱让我很自豪，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但我觉得自己没有背叛他，你也没有，戴安娜也没有。我们都是陌生人，只有我们三个人在乎乔丹。也许还不够，我猜，或者对他而言不算什么。但最终，那对我而言有意义。你也有那种感觉吗？”

“不，”我说，“我就是不想要他该死的钱。我知道他会自杀。”

卡里吃了一惊：“你才没有，魔法师梅林，操你的。”

“并不是有意识的，”我说，“但在我潜意识深处，你告诉我时，我并没有很惊讶，记得吗？”

“是啊，”卡里说，“你根本一点都不在乎。”

我没纠结于那句话。

“戴安娜怎么了？”

“她真的很受打击，”卡里说，“她爱上了乔丹，你知道吗，葬礼那天我操了她，最奇怪的一次性爱。她很疯很狂野，一边哭一边操，把我吓得半死。”

他叹了口气：“后来两三个月她就只把自己灌醉，然后伏在我肩上哭，然后她认识了一个正直的身家不错的富翁。现在她是明尼苏达某地的一位正派夫人了。”

“那么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件夹克？”我问他。

卡里突然咧嘴笑起来。“我要把它给格罗内维特。来吧，反正也想让你见见他。”他起身抓过夹克，走出办公室，我跟着他。我们沿着走廊走到另一个办公套间里，秘书让我们进了格罗内维特巨大的私人办公室。

格罗内维特从椅子上站起来，他比我记忆中老了不少，肯定将近八十了，我想。他的衣着完美无缺，白发令他显得像是正扮演某个角色的电影明星。卡里介绍我们认识。

格罗内维特握了我的手，然后轻声说：“我读了你的书，坚持下去，有一天你会变成大人物的，书非常好。”

我很惊讶，格罗内维特在赌博业久负盛名，以前曾是个很坏的人，现在在赌城余威仍存。不知为什么，我从未把他想成一个会读书的人。另一个偏见。

我知道，周六周日对格罗内维特和卡里这样管理着香格里拉大酒店的人而言是最忙的，他们有顾客兼朋友从全美国飞来赌一把，得用很多不同的方法来娱乐他们。所以我想自己就跟格罗内维特打个招呼就走。

但卡里把那件闪亮的红蓝相间的赌城大赢家夹克扔到格罗内维特的巨大办公桌上，说：“这是最后一件，梅林最终放弃了它。”

我注意到卡里咧着嘴笑着。最受宠爱的侄子正挑战着坏脾气的叔叔，他完全知道如何对付那坏脾气。我还注意到，格罗内维特也在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叔叔在跟他最会惹麻烦，但长久看来是最有天赋也最靠得住的侄子开着玩笑，那个将会继承他事业的侄子。

格罗内维特按铃召唤他的秘书，等她进来后，他对她说：“给我拿把大剪子来。”我很好奇香格里拉酒店总裁的秘书在周六下午六点能从哪儿找到一把大剪子。但她两分钟后就拿着剪子回来了。格罗内维特拿过剪子，开始剪我的赌城大赢家运动夹克，他一本正经地看着我说：“你不知道我有多痛恨你们三个，在我的赌场里到处逛，穿着这该死的夹克，特别是乔丹赢了所有钱的那晚。”

我注视着他把我的夹克剪成堆在他桌上的一大堆碎布料，忽然意识到他正等着我回答他。

“你真的不在乎别人赢钱，是吗？”我说。

“跟赢钱毫无关系，”格罗内维特说，“那真他妈太可悲了，这位卡里穿着那件夹克，血液里就是个堕落的赌徒，他仍然是，以后也永远都是。他现在只是稍有好转。”

卡里抗议地做了个手势，说：“我是个生意人。”但格罗内维特挥了挥手，卡里便不再吭声，只看着桌上被剪碎的布。

“我能接受运气，”格罗内维特说，“但我不能容忍技术和狡诈。”

格罗内维特正在剪夹克的廉价镶边，把它剪成很碎的细条，但那只是在他说话时让他的双手有事做。

他直接对我说：“而你，梅林，你可是我见过的最差劲的该死赌徒，我可在这一行混了超过五十年。你比堕落的赌徒更糟糕，你是个浪漫的赌徒。你觉得自己就像费勃小说里的角色——她会让一个混球赌徒成为英雄。你赌博时就像个白痴，有时你用赢率，有时用直觉，有时你又运用着某种体系，然后你又变成向空气进攻或采取迂回战术。听着，你是这个世界上少数几个我说该彻底放弃赌博的人。”然后，他把剪刀放下来，冲我真诚地友善一笑，“管它的呢，它跟你很配。”

我真的有些受伤，他也看了出来。我以为自己是个聪明的赌徒，把逻辑和魔法混合在一起。格罗内维特似乎读懂了我的想法。“梅林，”他说，“我喜欢那个名字，它其实挺配你。据我所知，他并不是个多么伟大的魔法师，你也不是。”他拿起剪子重新开始剪起来，“但你他妈的为什么要跟那个蠢货杀手打架？”

我耸肩：“我并不真想打架，但你知道怎么回事，我因为抛下自己的家庭而很不爽，一切都非常不顺利，我只想找个人发泄。”

“你找错了人，”格罗内维特说，“卡里救了你的小命，加上一点我的帮助。”

“谢谢。”我说。

“我跟他说了那份活儿，但他不想要。”卡里说。

我吃了一惊，显然，卡里在给我提供那份工作之前已经跟格罗内维特沟通过了。接着，我突然意识到卡里肯定得把我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格罗内维特，以及如果FBI过来查，酒店将会如何帮我掩饰。

“我读过你的书之后，觉得可以请你当我们的公共关系负责人，”格罗内维特说，“你这样的好作家。”我不想告诉他那完全是两回事。

“我妻子不会离开纽约，她的家人都在那边，”我说，“但谢谢你的好意。”

格罗内维特点头。“以你赌博的风格，也许最好不要住在赌城。下次你再来城里，我们一起吃顿晚餐。”我们把它当成离开的信号，于是就离开了。

卡里跟某个加州来的大人物有晚餐安排，他没法取消，所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帮我订了个当晚酒店晚餐表演的位置，我去了。是常见的赌城表演，几乎全裸的合唱团姑娘、舞蹈、一个歌星，再加上几段滑稽戏。唯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场驯熊表演。

一个漂亮的女人带着六头巨大的黑熊走上舞台，她指挥它们做出不同的把戏，每只熊完成一个把戏后，那女人都会亲吻熊的嘴，然后那熊便蹒跚地走回队伍尾端。大熊毛绒绒的，看上去就像玩具似的，完全不涉及情欲，但为什么那女人会把亲吻当成她的指令信号呢？就我所知，熊可不会亲吻。然后我意识到，那亲吻是为了给观众看的，故意刺激那些旁观者。接着，我开始好奇，那女人是不是故意这么做来显示她的轻蔑呢？某种不明显的侮辱？我总是痛恨杂技团，拒绝带我的孩子去看表演，所以我从未真正喜欢过动物表演。但这一个让我好奇，所以我一直看到了结尾。也许其中一头熊会有意外之举。

表演结束后，我晃悠着走进赌场，把剩下的钱换成筹码，再把筹码换成现金收据，已近晚上十一点了。

我从骰子开始玩，但不再只押小注好控制损失，我突然开始押起五十、一百的赌注。当卡里带着他的大客户到桌边设定他们的信用值时，他站到了我身后，这时我已经输了将近三千美金。他讽刺地看了一眼我的绿色二十五美金筹码和面前绿毯上的赌注。“你不用再赌了。”他对我说。我忽然觉得自己就是个混球。出局后，我把剩下的筹码拿到换筹处换成了收据，再转过身时，卡里正等着我。

“我们去喝一杯。”他说，然后带我去了我们曾跟乔丹和戴安娜一起喝酒的鸡尾酒廊。我们一落座，鸡尾酒女侍应就看到了卡里，她迅速走了过来。

“那么，你又犯赌瘾了，”卡里说，“该死的赌博，就像疟疾一样，总会卷土重来。”

“你也是？”我问。

“有几次，”卡里说，“但我没损失太大，你输了多少。”

“大概两千块，”我说，“我把大部分钱都换成了收据，今晚我就换完它。”

“明天是周日，”卡里说，“我的律师朋友有空，所以你一大早就能写好遗嘱然后寄给你哥哥，我会像胶水一样寸步不离，直到把你送上下午回纽约的飞机。”

“我们曾试过这么做，为了乔丹。”我半开玩笑地说。

卡里叹了口气：“他为什么那么做？他正在转运，马上就会变成赢家，他只要再坚持一下就好。”

“也许他不想乱用好运。”我说。

“你肯定是在开玩笑。”卡里回道。

第二天一早，卡里打电话去我房间，我们一起吃了早餐。之后他开车沿着赌城大街到了一间律师事务所，我在那儿写好了遗嘱，并找证人做了证。我重复了好几次要给我哥哥亚蒂寄一封遗嘱复印件，卡里最终不耐烦地打断我。“都解释清楚了，”他说，“别担心，一切都会按照正确的方式进行。”

我们离开办公室后，卡里载我在市里转了转，给我看在建的新工地，桑斯酒店的塔楼在沙漠的空气中闪烁着崭新的金黄。“这个城市将会不断壮大。”卡里说。

无垠的沙漠一直延伸到外围的山脉中。“反正有很大空间。”我说。

卡里大笑。“你会看到的，”他说，“赌博将会流行起来。”

我们吃了简单的午餐。为了怀念旧日时光，便去了桑斯赌场，每人拿了两百块相携去骰子桌上赌博。卡里自嘲地说：“我的右臂会连赢10把。”所以我让他掷骰子。他和以前一样不走运，但我注意到他的心根本不在骰子上。他不再享受赌博了，他变了。我们开车去机场，他陪我等在登机门边直到登机时间到。

“你碰上麻烦就打电话我，”卡里说，“下次你再过来，我们跟格罗内维特一起吃晚餐，他喜欢你，有他站在你这边是好事。”

我点点头，然后把现金收据从口袋里拿出来，这些收据能在香格里拉酒店换筹处换到三万美金。我的旅行开支、赌博和机票钱加在一起是另外的三千。我把收据给了卡里。

“这些你帮我拿着。”我说。我改变了主意。

卡里数了数那些白色的纸，一共有十二张，他看了看总数。“你信任我来保管你的钱？”他问，“三万块可不是个小数目。”

“我总得相信某个人，”我说，“再说，我亲眼看到你一穷二白时拒绝了乔丹的两万块。”

“那只是因为你让我羞愧得不得不那么做。”卡里说，“好，我会藏好这个，如果事情真的变得棘手，我可以借现金给你，这些就当作抵押，这样你就不会留下可供追查的痕迹了。”

“谢了，卡里，”我说，“谢谢你款待我的酒店房间、食物和一切，谢谢你帮我的忙。”我感到一种对他的真正喜爱。他是我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之一，但当他在我上飞机前拥抱我跟我告别时，我还是有些惊讶。

我坐在急匆匆从光明中赶往东岸黑夜时区的飞机上，飞机如此迅速地逃离了西部西沉的太阳。当我们猛冲进黑暗中时，我想着卡里对我的喜爱之情。我们几乎不了解对方，我们都太少有机会真正了解他人，就像乔丹，而我们分享了乔丹的失败和投降。

我从机场打电话给瓦莱莉，想告诉我提早一天回家，没人接听。我不想打到她父亲家去找她，便叫了辆出租车去布朗克斯区。瓦莱莉还没回家。我又感到了那种熟悉的恼怒和嫉妒，她又把孩子们带去长岛见外祖父母了。但我又想，管他的呢。凭什么她周日非得孤零零地呆在我们的廉租公寓里，而她本可以有快活的爱尔兰家族、兄弟姐妹和朋友的陪伴，可以让孩子们在新鲜的空气和郊区的草坪上玩耍。

我会等她回来，她应该很快就回家的。我一边等一边打电话给亚蒂，他妻子接的电话，说亚蒂提前上了床，因为他不太舒服。我叫她不要叫醒他，没什么重要的事，然后，带着点惶恐，我问她亚蒂怎么了，她说只是很累，最近工作太忙碌，甚至都不用专门去看医生。我告诉她第二天上班时会给亚蒂打电话，便挂了线。

正文第十五章

之后的一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我等待着属于自己的房子建好，那将会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拥有自己的房子。我觉得有点怪异：现在我终于可以跟其他人一样了，我可以独立，再也不用依赖社会和其他人了。

我想这源自我对廉租房日益增长的厌恶。依赖自身非常出色的社会素质，不论黑人白人都在经济结构中向上爬升，收入多到再不够资格继续留在廉租房中，他们搬出去后，他们的房子则被不那么适应社会的人所占据。后来搬进来的黑人和白人将会是永远住在这里的一群，瘾君子、酒鬼、业余皮条客、小偷和一时冲动的强奸犯。

面对新的入侵，廉租房的警察进行了战略性撤退。新来的孩子更野性，开始捣毁一切。电梯坏掉没人管，走廊的窗子被砸坏便再也没人修。我下班回家时，走廊里常有空威士忌酒瓶，男人坐在大楼外面的长凳上喝酒。有些狂野的派对甚至会招来市里的普通警察。瓦莱莉每天都亲自去巴士站接孩子回家，她甚至问过我一次，在我们的房子修好前，是不是该搬去她父亲那里。这发生在一个十岁的黑人小姑娘被强暴，然后被从一栋廉租楼的屋顶扔下来之后。

我说不，我们会坚持下去，我们要留下来。我知道瓦莱莉想的是什么，但她太为此羞愧，以至于说不出口。她害怕那些黑人。她受过教育，被训练成自由主义者，相信平等，她没法让自己接受这一现实：她害怕这些搬到家附近的黑人。

我的想法则不同。我是个现实主义者，一点也不盲信，至少我自己这么认为。此刻正在发生的事情是：纽约市正在把它的廉租房项目变成黑人贫民窟，把黑人从白人社区中隔离出来，于是廉租房变成了隔离线。小哈林区正逐渐被城市自由主义的白人占领。白人工人阶级的所有渣滓们都被隔离于此：那些没受过多少教育、没法养活自己的和无法适应社会以至于无法拥有家庭的。稍微有点积蓄的人都会拼命逃往郊区、私宅或城里的商品公寓。但廉租房区的权力平衡并没有改变，白人的数量还是超出了黑人一倍，而且那些社会适应良好的家庭，无论黑人还是白人，仍勉强算是多数。我琢磨着，廉租房区至少在我们要待的这十二个月里仍然安全。我不在乎其他任何事，我猜，我瞧不起这里的所有人。他们都像动物一样，没有自由意志，满足于只要能弄到手，就一天又一天地靠着酒精、毒品和性来荒度。这里变成了另一个该死的孤儿院。但是，为什么我还住在这里？我又是什么人？

一个年轻黑人女性带着四个孩子住在我们这层，她体格健壮，快活性感，满是兴高采烈的幽默感。她丈夫在她搬进廉租房前离开了他们，我从未见过他。那女人白天是位好母亲，孩子们干净整洁，她把他们送去学校，并从巴士站把他们接回来。但到了晚上，那位母亲就没那么靠谱了。晚饭后，我们常会看到她打扮停当出门约会，孩子们则被独自留在家中，她最大的孩子只有十岁。瓦莱莉对此大摇其头，我告诉她这不关她的事。

有一晚，夜已经很深了，我们上床后突然听到火警的尖利鸣叫，在我们的公寓里甚至能闻到烟味。我们的卧室窗子正对着那黑人女性的公寓，就像电影画面一样，我们能看到火舌在那间公寓中舞动，小小的孩子们在里面奔跑。瓦莱莉穿着睡衣跳起来，从床上扯下一床毯子就冲出了公寓，我紧跟着她，正好看到走廊那头公寓的门被打开，四个孩子逃了出来。公寓里的火焰正在他们身后燃烧。瓦莱莉追着他们跑进走廊，该死，我不知道她要干什么。她发疯地奔跑着，手上的毯子拖在地板上，然后我才看到她所看到的：最大的那个小姑娘最后一个跑出来，驱赶着她前面年纪小的孩子，自己却倒了下去。她的背上着火了，接着就变成了一支深红火焰的火把。她摔倒在地，当她在水泥地板上痛苦挣扎时，瓦莱莉跳到她身上，用毯子裹住她，脏灰色的烟雾升腾到她们的头顶，消防员们拿着水管和斧头冲进了走廊。

消防员开始灭火，瓦莱莉跟我一起回到我们的公寓时，救护车鸣着警笛冲上了廉租房区的小径。突然，我们看到那母亲还在公寓里，正用双手砸着玻璃窗，大声尖叫着，她的盛装上满是鲜血。我过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她正试图用碎玻璃扎伤自己。消防队员穿过从死亡火焰中升腾起的烟雾和烧坏的家具，把她拖离窗子。我们再看到她时，她已经被绑在一副担架上抬上了救护车。

这些廉租房在建造时完全不考虑利润，构造反而令火焰无法蔓延，烟雾也不会迅速威胁到其他住户。只有那一间公寓被烧毁。他们说着了火的那个小姑娘会活下来，虽然她烧伤很严重，而母亲已经出院了。

下一个周日下午，瓦莱莉带着孩子们去看望她父亲，好让我能安静写书。我正工作得挺顺利，突然传来了敲门声，声音很胆怯，我在厨房工作时几乎无法听到。

我打开门，外面站着个瘦削的、肤色像奶油巧克力的黑人。他留着胡子，头发很直。他低喃着报上自己的名字，我没听清，但点了点头。然后他说：“我只想来感谢您和您妻子为我的宝贝所做的一切。”我明白过来，他是走廊那头那家的父亲，着火的那一家。

我问他要不要进来喝一杯，他眼睛里几乎噙满泪水，为要来表示感谢而觉得羞耻。我告诉他我妻子不在家，但我会转告她他来拜访过。他站到门里，以表明他不想因拒绝进我家的门而侮辱我，但他也不愿喝酒。

我尽了全力，但我的痛恨肯定还是显露了出来。自失火的那晚起，我就开始痛恨他。他就是那种把老婆孩子丢给社会福利机构，然后跑出去玩乐、享受生活的黑人。我看过关于纽约破碎黑人家庭的报道，我从理性上能够理解，但我的感情却很反感它。他们以为自己是谁，竟能这样享受自己的生活？我自己过日子都没这样呢。

但之后，我看到眼泪滑下那牛奶巧克力色的面庞，我注意到他温和的褐色眸子上长长的睫毛，接着，我听清了他的话。“哦，伙计，”他说，“我的小姑娘今天早上死了，她死在那间医院里。”他开始向下软倒，我扶住了他，他接着说，“她本应好转的，烧伤没那么严重，但她还是死了。我去医院看她，所有人都盯着我看。你知道吗？我是她父亲。可我那时在哪里？在做什么？好像他们都在责备我。你知道吗？”

瓦莱莉在客厅里放了瓶黑麦威士忌，当她父亲和兄弟们过来时好招待他们。我和瓦莱莉都不怎么喝酒，但我不知道她该死的把瓶子放到了哪里。

“等一下，”我对面前万分痛苦的这个男人说，“你需要喝点酒。”我在厨房的柜子里找到了酒，又拿出两个玻璃杯。我们喝着不加冰的威士忌，看得出来他感觉好了点。

注视着他，我意识到他并不是来感谢那些本来已经救活了他女儿的人的，他是来寻找某个可以倾听他的悲伤和愧疚的听众的。所以我聆听着，估计他并没看出我对他的不满。

他喝空了杯子，我给他又倒了些。他疲惫地靠到沙发上。“你知道吗，我根本不想离开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但她太生机勃勃、太强壮。我拼命工作，打两份工攒下钱来。我想给她买栋房子，好好养大我的孩子们。但她想要快活，想要享受。她太强大，我只有离开。我试着多见见孩子们，但她不让我见。如果我给她更多钱，她只会花在自己身上而不是孩子们。然后，你知道的，我们渐行渐远，我认识了个和我喜欢同样生活方式的女人，我在我的亲生孩子那里变成了陌生人。现在，我的宝贝女儿死了，所有人都怪罪我。我变成了逃走的男人，为了自己享受而甩掉老婆的男人。”

“你老婆才是让孩子独自在家的人。”我说。

那男人叹了口气：“不能怪她，如果每晚都待在家里，她会发疯的，但她又没钱请保姆。我要么忍着她，要么杀了她，只有这两种可能。”

我什么都没说，注视着他，他也注视着我。我看得出把这一切告诉一个陌生人——特别是白人——给他带来的羞辱感。然后，我意识到，我是唯一他能暴露耻辱的人，因为我什么都不是，而瓦莱莉曾弄熄了烧伤他女儿的火焰。

“她那晚差点就自杀成功了。”我说。

他再次迸出泪水。“噢，”他说，“她爱孩子们，把他们独自留下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她爱他们所有人，她永远也不会原谅自己，那才是我最担心的。那女人将会用酒灌死自己的，她完了，伙计。我不知道能为她做什么。”

对此我无话可说。脑海深处有个声音在说，一天的工作都浪费了，我肯定没法看完笔记了。但我仍问他要不要吃点什么。他喝掉威士忌，站起身要走。再一次，当他感谢我和我妻子为他女儿所做的事情时，他的脸上充满耻辱和羞愧。然后他离开了。

当瓦莱莉带着孩子们回到家后，我告诉了她下午发生的事，她走进卧室痛哭起来，我为孩子们准备晚餐。我想着自己在还没见过这男人、对他一无所知时，就如何对他满心谴责；我又是如何把他代入看过的书里描写的角色，那些跟我们一起住廉租房的醉鬼、瘾君子们；我想着他逃离自己的世界，逃进那个不那么贫困、没那么多黑人的世界，逃离他出生的、被诅咒的生活圈子，丢下自己的女儿被烧死。他将永远也无法原谅自己，他对自己的宣判远比我无知的谴责要严厉得多。

一周后，走廊对面那对恩爱夫妻大吵了一架，他割开了她的喉咙。他们是白人，她有个不愿再偷偷摸摸的情夫。割伤并未致命，那出轨的妻子脖子上裹着巨大的白色绷带送孩子们去搭乘校车时，显得很有戏剧性。

我知道是时候搬出去了。

正文第十六章

在武器库大楼的陆军预备役办公室里，行贿生意正兴隆得很。我公务员生涯中第一次得到了“出色”的评价，为了我的受贿勾当，我彻底研究了那些复杂的新规定，并终于成为一名高效的文员和这一领域的专家。

正因为这一特殊的知识，我为自己的客户设计了一个运作系统。当他们服完六个月的现役，重回我的预备役队伍，参加会议和两周的夏季训练营时，我会让他们人间蒸发。我设计了一个完美而合法的系统帮助他们逃兵役。具体来说就是，我可以向他们提供一个选择，当他们结束六个月现役后，就能变成陆军预备役非活跃人员名单上的一员，只有战时才会被征召。不用再参加每周一次的会议，也不用每年参加夏季训练营。我的价钱上涨了。而且，当我把他们弄出去后，就会有一个极有价值的空缺。

一天早上，当我翻开《每日新闻报》时，头版赫然出现一幅有三个年轻人的照片，两个都是我头一天刚刚招入部队的，每人两百块。我的心猛地一跳，开始觉得恶心——除了曝光整桩交易外，还能是什么呢？这件事被人爆出来了。我逼着自己读文字说明，中间那个人是纽约州最大的政客之子，文字部分赞扬了这位政客之子参加陆军预备役的爱国举动。仅此而已。

不过，那张新闻图片还是吓到了我。我想象着自己锒铛入狱，瓦莱莉和孩子们被独自留下的画面。当然，我知道她父母会照顾他们，但我不在他们身边，我会失去我的家庭。不过，当我去办公室告诉弗兰克时，他大笑起来，觉得那妙极了。我的两个行贿客户上了《每日新闻报》的头版，太妙了。他把照片剪下来，放到自己的公告板上，这对我们而言是个极好的内部笑话，少校还以为它被贴在公告板上是为了鼓舞士气的。

那一场虚惊在某种程度上让我放下了戒备。和弗兰克一样，我开始相信这种交易会永远持续下去。其实的确是有可能的，但柏林危机出现了，那让肯尼迪总统决定征召几十万的预备役部队。之后的事情证明，这一点非常不走运。

当我们预备役小队被征召进陆军服一年现役的消息传出来时，武器库大楼里一片疯乱。那些逃避兵役，花钱混进六个月项目的人都气疯了，简直是勃然大怒。最令他们痛苦的是，他们——这群美国最精明的年轻人、事业刚起步的律师们、成功的华尔街操盘手、广告业天才——却输给了最愚蠢的存在：美国陆军。他们被六个月项目迷花了眼，从未注意到这个小小的危险：他们有可能被招入现役重回陆军。城里的骗子被乡下人骗了。我自己也不太高兴，我的生意全泡了汤。每个月再也拿不到一千块不用交税的收入，我却马上就要搬进长岛区的新房子了。我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一切即将引发我长久以来一直忧虑的那场灾难，处理我负责的小队服现役的无数文书工作让我无暇他顾。

供给和制服需要正式申请，各种不同的指令要颁布，再加上一窝蜂想要摆脱一年征召而疯狂活动的人。人人都知道陆军对困难个案有相关规定。那些在预备役项目里待了三四年，已经快要完成兵役的人所受到的冲击最大。在这些年里，他们的职业有了发展，结了婚生了孩子。现在，这一切都成了泡影。

但记住，这些可都是全美国最聪明的孩子，未来的商业巨头、法官和娱乐业大佬。他们才不会束手就擒。一个与父亲一起在华尔街证券交易所工作的年轻人，把他妻子弄进了精神病院，然后提交了因困难境况而退役的申请，理由是他妻子精神崩溃了。我把包括医生和医院官方信件的完整资料转发了出去。还是没成。华盛顿收到了数千个这样的个案，他们的立场是谁也不能因为境况困难而退役。有一封信寄回来，宣布那可怜的丈夫将被招入现役，而且红十字会将介入调查他所宣称的困难境况。红十字会的活儿肯定干得很漂亮，因为一个月后，当那男人的小队被调往弗吉尼亚的李将军堡时，他那精神崩溃的妻子来到我的办公室，申请随军必需的文件。她很快活，健康得很，健康到都没法继续待在医院里。也许连医生们都不愿那么投入地继续参与这种骗局了。

西勒先生打电话给我，询问他儿子杰里米，我告诉他我什么都做不了。他步步紧逼，我于是开玩笑说，如果他儿子是同性恋，也许陆军预备役会让他退役。电话那头安静了许久，然后他谢了我后便挂了电话。两天后，杰里米·西勒过来填了离开陆军的必要文件，理由是他是同性恋者。我告诉他，这将永远留在他的档案里，也许某一天，他会后悔自己有这么一条官方记录。我能看出来他很不情愿，但最终，他说：“我父亲说，这好过在战争中被杀。”

我寄出文件，美国陆军第一司令部所在的加夫纳斯岛驳回了申请。在一等兵西勒被征召后，他的情况将由一个陆军正规军委员会进行评估。又一个失败的。

我很惊讶伊莱·赫姆西没有打电话给我。制衣厂老板的儿子保罗在现役通知发出去后甚至都没在武器库大楼露过面。当我收到一位因出版过一本精神病学书籍而出名的医生的材料时，谜团解开了。这些材料证实保罗·赫姆西曾在过去三个月内接受过治疗神经问题的电击疗法，因此无法被征召进现役，那会对他的健康造成灾难性影响。我查了查相关的陆军规定。果然，赫姆西先生找到了退出陆军的法子。他肯定是从比我级别高得多的人那儿得到了建议。我把资料寄去加夫纳斯岛。不出意外，它们最终被寄回来，并加上了一条特别命令——命令保罗·赫姆西退出美国陆军预备役。我很好奇这场交易花了赫姆西先生多少钱。

我尽量帮助每一个申请困难境况退役的人，确保所有的资料都能寄到加夫纳斯岛的司令部，还专门打电话追踪事情办得怎么样了。换句话说，我竭尽所能帮助所有的客户。但弗兰克·阿尔柯则完全相反。

弗兰克和他的小队一起被征召，他认为那是一种光荣。即便他有妻子孩子和年迈的父母，退役理由很充分，但他完全没有尝试利用困难境况申请退役。他毫不同情队里那些想逃避一年征召的人。不论是以他的平民身份，还是以他军士长的身份，他都是小队里的首席行政官员，他扣下了所有困难境况退役申请，尽一切可能让申请对所有人来说都难上加难。他的手下没一个逃得了服役征召令，即使有合法理由也不行。而他扣下的很多人都是塞了他钱买进六个月项目的。到弗兰克和他的小队离开武器库大楼去往李将军堡时，他们之间已经积累了很多仇恨。

我因为没被征召进陆军而被大家开玩笑，说我肯定知道什么内幕。但伴随这种玩笑的是尊重。我自己也有点骄傲。我真的是在好几年前就想清楚了，金钱上的奖赏可不够弥补随之而来即使可能性很小的危险。虽然被征召服役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零点一，但我仍然拒绝了。讽刺的是，很多二战老兵都掉进了这个陷阱。他们完全没法相信这一点。此时此刻，他们这些在二战中打过三四年仗的人又得穿上绿军装。的确，大部分老兵不会再参加战斗或有生命危险，但他们仍然很生气。只有老弗兰克·阿尔柯似乎不介意。“我赚了外快，”他说，“现在我得为它付出代价了。”他冲我微笑，“梅林，我总想着你是个笨蛋，但现在看来，你挺聪明。”

那个月底，大家都要出发时，我给弗兰克买了份礼物，是块手表，上面所有那些玩意儿都可以显示：指南针方向和时间什么的，而且绝对防震。我花了两百美金，我真心喜欢弗兰克，我猜自己还有点内疚，因为他要参军而我不用。他很感动，充满喜爱地单臂拥抱了我。“运气不济时，你还能当了它。”我说。我们俩大笑起来。

接下来的两个月，武器库大楼很奇怪，空荡荡的，而且安静。一半的小队都加入了征召计划去服役。六个月项目名存实亡。现在它不再是好选择了。在受贿这方面，我完全没了生意。无事可做，我开始在办公室写小说。少校常外出，正规陆军中士也是，加上弗兰克去服役了，我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待在办公室里。某一天，一位年轻人走进来，坐到我桌边。我问他能为他做什么，他问我是否记得他。我记得，但不确切，然后他说出了自己的名字，莫雷·内德尔逊。“你不收分文帮了我，我妻子得了癌症。”

我这才记起来。将近两年前，一个对我的服务满意的顾客帮我安排去见了莫雷·内德尔逊，我们三个一起吃了午餐，那个叫巴蒂·史窦夫的顾客是个华尔街经纪人，一个超级会做间接营销的销售员。他跟我讲了问题所在。莫雷·内德尔逊的妻子患了癌症，治疗费用非常高，莫雷付不起进陆军预备役六个月项目的钱，所以他非常惧怕会被迫入伍两年被派驻海外。我问他为何不以他妻子的健康理由申请困难境况延期。他说试过了，但遭到了拒绝。

听上去不太对劲，但我没有追究。巴蒂·史窦夫解释说，六个月现役项目最大的吸引力就是服役地点在美国，莫雷·内德尔逊可以让他妻子随军，住在他被分配的任何基地外面。在他的六个月结束后，他希望能被转到我控制的那个组里，这样他就不用参加会议了。他真的必须得尽可能地陪伴妻子。

我点点头。巴蒂·史窦夫抛出了最重要的一点。他希望这一切都免费，不收钱，他的朋友莫雷一分钱也花不起。

莫雷不敢迎上我的视线，他一直低着头。我猜想这大概是个谎言，但我无法想象会有人这样诅咒自己的妻子，只为了不付钱。这时我突然想象到一个场景：要是有一天整件事都被曝光，那些报纸说我逼着一个妻子身患绝症的男人贿赂我才征召他怎么办？我将会变成世界上最糟糕的恶棍，这根本说不通，即使是在我的想象里。所以我说，当然，没问题，然后对莫雷说了几句希望他妻子康复的话，便结束了那顿午餐。

我那时有点生气。我有自己的选择，会把那些没钱的人也招进六个月项目，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多次，我把它当成行善。但这可是特殊的交易，值很多钱。这是我第一次被要求免费那么做。巴蒂·史窦夫自己就是花了五百块才得到了特殊关照，再加上他入伍的两百块。

无论如何，我仍顺利高效地做完了一切。莫雷·内德尔逊服了六个月的兵役，然后我把他弄进小组，把他变成了名册上的一个名字。可现在莫雷·内德尔逊跑到我办公桌边干吗？我握了他的手，等待着。

“我接到了巴蒂·史窦夫的电话，”莫雷说，“他被招募了，他们需要他在其中一支现役小队中发挥他的军事专长。”

“巴蒂可真不走运。”我说，语调没太多同情，我可不想让他觉得我会帮忙。

莫雷·内德尔逊正直视着我的双眼，就像他在鼓足勇气说某些难以启齿的话。我靠到椅背上，让它向后斜，然后说：“我没办法为他做任何事。”

内德尔逊坚决摇头：“他明白这一点。”

他停顿了一下。“你知道，我从没有正式感谢过你为我做的所有事，你是唯一肯帮我的人。那次我就很想告诉你，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为我做的。所以我才来，因为也许我能帮你。”

轮到我羞愧了，我不想让他这个时候再给我钱，已经做过的事就过去了，再说我也喜欢自己的记录上有些好事。

“别惦记。”我说，很谨慎地不去问他妻子情况如何。我一直都不信那个说法。我觉得别扭，他因为我的同情心而感激我，但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巴蒂叫我来见你，”内德尔逊说，“他想警告你，李将军堡里满是FBI探员在质询你队里的人，你知道的，关于付钱入伍的事。他们在打听你和弗兰克·阿尔柯的事。你的朋友阿尔柯看来是惹上了大麻烦，大概有二十个人提供证据说他们给了他钱。巴蒂说，两个月后会在纽约召集一个陪审团起诉他。他不知道你的情况如何，但叫我来警告你，注意你的言行，如果你需要律师，他会帮你找一个。”

有那么一刻，我甚至连他都看不见了。整个世界彻底黑暗，我觉得恶心，一波反胃差点让我吐了出来。我的椅子在往下掉。我仿佛看到了那耻辱的一幕：我被逮捕，瓦莱莉的极度震惊，她父亲的愤怒，我哥哥亚蒂的羞愧和对我的失望。我对社会的报复不再是一个开心的嬉闹。但内德尔逊正等着我说点什么。

“上帝啊，”我说，“他们是怎么听到风声的？召集令后我们就没再干了。他们怎么会查上我们呢？”

内德尔逊为他的行贿同行们感到内疚。“他们有些人因为被征召而非常生气，就写了匿名信给FBI，说了交钱加入六个月项目的事，他们都怪罪阿尔柯，想让他惹上麻烦。还有些人生气是因为，当他们想躲过召集令时阿尔柯完全不配合。加上阿尔柯在军营是个非常强硬的军士长，他们不喜欢那样，所以想让他惹上麻烦，也确实成功了。”

我的大脑在急速运转。离我去赌城见卡里藏好钱已经差不多过去一年了，在此期间我又存了一万五千块。另外，我很快就要搬进长岛的新房子。一切都在最糟糕的时刻爆发。如果FBI在李将军堡跟每个人都谈了话，那他们至少会跟超过一百个我收过钱的人谈过了。他们中有多少人会承认给了我钱呢？

“史窦夫确定将会有陪审团审弗兰克吗？”

“肯定有，”莫雷说，“除非政府决定瞒下整件事，你知道的，把那些烂事都盖住。”

“有那种可能吗？”我问。

莫雷·内德尔逊摇了摇头。

“没有，但巴蒂认为你有机会脱身。跟你打过交道的所有人都觉得你是好人，从不像阿尔柯那样漫天要价，没人想给你惹麻烦。巴蒂也在四处跟人说不要把你卷进去。”

“帮我谢谢他。”我说。

内德尔逊站起身，握了握我的手。“我只想再次感谢你，”他说，“如果你需要有人帮你做见证人，或需要让FBI找我谈话，我都会尽量帮忙。”

我充满感激地握了握他的手。“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我说，“你有可能被征召吗？”

“不，”内德尔逊说，“我有个小儿子，记得吗，而且我妻子两个月前死了，所以我很安全。”

我绝不会忘记他说这句话时的表情，满是耻辱和痛恨，声音中充满了苦涩的自我厌恶。他自责自己还活着，却什么也不能做，只能顺应人生给他安排的未来，照顾好他的小儿子，每天早上去上班，应一个朋友的要求来警告我，为一件我曾为他做过、他当时觉得很重要、但其实对他毫无意义的事而感激我。我说很遗憾他的妻子去世了。现在我相信他了，他的确说的真话，我为自己曾经那么想过他而觉得糟透了。也许他是故意最后才说起这个，因为多年前，当他低着头听巴蒂·史窦夫哀求我时，他肯定知道我以为他们俩都在撒谎。这是个小小的报复，而他非常乐意这么做。

我惶恐不安地等了一个礼拜，刽子手才终于到来。那是个周一，我惊讶地看到少校一大清早就走进了办公室——对他而言很早——那可是周一。他走进私人办公室前奇怪地看了我一眼。

十点整，两个男人走进来找少校，我立即知道了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几乎就跟文学作品描述的和电影里扮演的一模一样，穿着保守的西装，打着领带，戴着显示他们坏脾气的软呢帽。年长的那个大约四十五岁，线条分明的脸上带着冷淡。另一个就有点不太协调，他年轻得多，是那种非运动员式的瘦高体型，厚厚的保守西装下是一副非常瘦削的骨架。他的脸稚气未脱，但有种好脾气的帅气。我把他们带去少校的办公室。他们待了大约三十分钟，然后走出来站到我办公桌前。年长的那个很正式地问我：“你是约翰·梅林吗？”

“是。”我说。

“我们可以找个单独的房间谈谈吗？你的长官批准了。”

我起身，带他们去了一间在开会时用作预备役小队司令部的房间。他们两人都立即翻开钱包给我看了绿色的身份卡。年长的那个自我介绍：“我是联邦调查局的詹姆士·华莱士，这位是汤姆·汉侬。”

汉侬冲我友好地微笑：“我们想问你几个问题，但你在没有咨询律师的情况下不必回答。一旦你回答了我们的问题，任何你所说的都会被用来指控你，明白吗？”

“明白。”我说，坐到桌子一头，他们在桌子两边分别落座，我被夹在中间。

年长的那个姓华莱士的问道：“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来找你吗？”

“不。”我已经下定决心一个字也不主动吐露，绝不说俏皮话，也不搞任何事情。他们肯定知道我清楚他们为何而来，但那又如何？

汉侬说：“就你所知，有任何可以提供有关弗兰克·阿尔柯不管何种原因，从预备役军人那里受贿的信息吗？”

“没有。”我说，一点表情也没有。我想好了，不当演员，不大吃一惊、不微笑、不做任何会引发多余问题或攻击的事情。让他们以为我在为朋友打掩护，即使我没罪，这样做也很平常。

汉侬说：“你曾经因为任何原因从任何预备役军人那里收过钱吗？”

“没有。”我说。

华莱士特意把语调放得很慢：“你知道这一切，你只有在那些面临征兵令的年轻人给你一定数量的钱财之后才征召他们入伍。你知道你和弗兰克·阿尔柯操控着那些名单。如果你否定这一点，你就是在向联邦职员撒谎，这是犯罪。现在，我再问你一次，你曾经收过钱或其他物品来优先征召某个人吗？”

“没有。”我说。

汉侬忽然笑起来：“我们有你朋友弗兰克·阿尔柯的确凿证据，有证词说你们俩是搭档，也许你们还跟这栋楼里的平民行政人员甚至官员合伙招揽贿赂。如果你跟我们坦白，告诉我们你所知道的一切，那对你会好得多。”

他没问任何问题，所以我只是看着他，没有作答。

华莱士突然用冷静平稳的声调说：“我们知道你是这一勾当的关键。”然后，我第一次打破了自己定下的规矩，大笑起来，笑得那么自然，他们没法因此觉得被冒犯。事实上，我看到汉侬也微笑了一下。

我大笑是因为“关键”这个词。第一次，整件事突然变得像某个B级片里的剧情。我笑是因为，我以为说这种话的人会是汉侬，他看上去那么稚嫩。我本以为华莱士是危险的那一个，显然，他才是负责人。

我大笑还因为，现在我知道他们明显搞错了方向。他们查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阴谋，一个有组织的“圈子”，有个“策划者”。否则这根本就不值得FBI那些重量级人物花时间来查。他们不知道这只是一小撮职员在捞外快。他们忘记了这里是纽约，每个人每天都这样那样在违反某条法律。他们无法理解这个概念：每个人都有胆量自己变坏。但我不想他们因我的大笑而生气，所以我盯着华莱士的眼睛。“我倒希望自己是某件事的关键，”我可悲地说，“而不是一个糟糕透顶的职员。”

华莱士紧盯着我，对汉侬说：“你还有其他问题吗？”汉侬摇了摇头。华莱士站起身：“谢谢你回答我们的问题。”汉侬也站了起来，所以我也跟着站起来。有那么一刻，我们站得很近，我想也没想就伸出手，华莱士握了握它。我同样跟汉侬握了手，然后我们一起走出房间，沿着走廊走到我办公室。他们点头跟我告别，继续走到通往楼下一直可以走出大楼的楼梯。我回到办公室里。

我绝对冷静，没有紧张，一点也没有。我琢磨着自己主动握手的行为，正是那个动作打破了我内心的紧张。但我为什么要那么做呢？我猜是要表达某种感激，他们并未试图羞辱我或吓唬我，问询一直很有礼貌。我看得出他们对我怀着某种同情，我显然是有罪的，但所犯的罪实在太微不足道了，一个可怜的糟糕职员弄点小钱。当然，如果他们可以的话，也会把我关进监狱，但他们心里并不特别想这么做。也许我只是太微不足道，他们没必要施以大力。甚至也许他们甚至忍不住要嘲笑这一罪行：人们花钱加入陆军。然后我大笑。四万五千块可不是一点小钱，我太沉浸于自怜情绪了。

我一回到办公室，少校就出现在刚才那间办公室的门边，招手示意我进去。少校的制服上挂着他所有的绶带和勋章。他曾打过二战和朝鲜战争，胸前挂着至少二十条绶带。

“情况怎么样？”他问，微微笑了笑。

我耸了耸肩：“还好吧，我猜。”

少校惊讶地摇了摇头。“他们告诉我，这事已经进行好几年了，你们这些家伙该死的是怎么做到的？”他带着钦佩摇头。

“全是胡说，”我说，“我从没见过弗兰克从任何人那里收钱，压根就是有些人恼火被征召服现役。”

“是啊，”少校说，“但在李将军堡那边，他们正在安排让一百多个大兵飞来纽约在陪审团前作证。那可不是胡说。”他微笑着凝视着我，“你在对付德国佬时隶属哪个部队？”

“第四装甲师。”我说。

“你的记录里有一枚铜星勋章，”少校说，“不算什么，但还是有。”他胸前的绶带之间有一枚银星和一枚紫星。

“的确不算什么，”我说，“我只是在敌军炮火下帮助法国平民撤离而已，我想我一个德国佬也没杀过。”

少校点点头。“不算什么，”他同意，“但比那些孩子能得到的绝对要多。所以只要我能帮得上忙，就告诉我，好吗？”

“谢谢。”我说。

我站起身往外走，少校愤怒地自言自语：“那两个混球竟敢质问我，我告诉他们回去操他们自己。竟然以为我也参与了那些破事。”他摇摇头，“好吧，小心点。”

当一个业余罪犯真的不划算。我遇事的反应就像电影里的杀人犯那样，承受着内疚的折磨。每当公寓的门铃在不寻常的时刻响起，我的心都会嗵嗵直跳，以为是警察或FBI。当然，只不过是某个邻居来借点什么，或是瓦莱莉的某个朋友顺路过来聊天。FBI探员每周会来办公室两三次，通常会带上他们认为可以指认我的某个年轻人。我猜是某个花钱参加六个月项目的预备役军人。有一次，汉侬过来谈话，我下楼去了一间快餐店，为我们和少校买来咖啡和三明治。当我们聊天时，汉侬用你能想象出来最友善的语调说：“你是个好人，梅林，我非常痛恨要送你进监狱的想法，真的，但你知道，我已经送过很多好人去监狱。我总想着他们要是能帮帮自己该多好啊。”

少校靠在椅背上，看着我的反应。我耸了耸肩，继续吃三明治。我的态度是：对这样的评论，我说什么都没用，反而只会引发一场关于受贿的简略讨论，在这样的讨论中，我也许会说漏嘴，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他们的调查。所以我什么都没说。我问少校能否放我两天假，好让我帮妻子圣诞购物。工作其实并不多，办公室里还有个新来的平民顶替弗兰克·阿尔柯，我不在时他可以盯着。少校说当然可以。汉侬有些傻，他关于送了很多好人进监狱的评论很蠢，他太年轻了，根本不可能送过很多人——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去监狱，我觉得他是个菜鸟，一个好心的菜鸟，但绝不是会把我送进监狱的那个人。如果他真的做到了，我会是他的第一个。

我们聊了一会儿汉侬就离开了。少校带着种全新的敬意看着我，然后他说：“即使他们不能定你的罪，我也建议你找份新工作。”

圣诞节对瓦莱莉来说一直是件大事。她热爱为她父母、孩子们、我和她的兄弟姐们买礼物。特别是这个圣诞节，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钱花。有辆自行车正在两个儿子的衣橱里藏着，她给她父亲买了件很好的进口爱尔兰羊毛开衫，给她母亲的是同样贵重的爱尔兰蕾丝披肩。我不知道她给我买了什么，她总是保密，而我也得为我给她的礼物保密。那份礼物一点也不麻烦，我用现金给她买了一枚钻戒，那是我送她的第一份真正的珠宝。我从没送她订婚戒指，多年前，我们俩都不相信那种小资的胡诌。十年后，她变了，而我根本不在乎钱，我知道这会让她很开心。

所以，圣诞前夜，孩子们帮她装饰圣诞树，而我则在厨房里工作。瓦莱莉仍然不知道我在工作上遇到的麻烦。我写了几页小说，然后进客厅去观赏圣诞树。它裹在银色之中，红色蓝色金色的铃铛用银线编织的绳子挂在上面，树顶是颗发亮的星星。瓦莱莉从不用电灯，她痛恨把它们挂在圣诞树上。

孩子们都很兴奋，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把他们哄上床，让他们老实待在床上。他们不停溜出来，我们不能对他们太凶，在圣诞前夜可不行。最终，他们筋疲力尽，睡着了。我最后看了一眼，他们都换上了干净睡衣等着圣诞老人，都洗过澡梳过头。他们看上去那么美丽，我都不敢相信他们是我的孩子，他们竟然属于我。在那一刻，我真的爱极了瓦莱莉。我真是幸运极了。

我走回客厅，瓦莱莉正在把包装华丽的圣诞礼品袋塞到树下，数量看上去很可观。我过去把我为她买的礼物也放到树下。

“我没法给你买太多，”我狡黠地说，“只有一份小礼物。”我知道她永远也猜不到她会得到一枚真正的钻戒。

她冲我微笑并亲了我一下。她从不在乎自己在圣诞节会得到什么，她最爱的是为其他人买礼物，特别是为孩子，然后是为我和她的家人，她的父母兄弟姐妹们。孩子们都得到了四到五份礼物，还有那辆超级闪亮的自行车。我为她买了这个感到非常遗憾。那是辆两轮自行车，给我最大的儿子。我遗憾是因为，我得组装它，可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做。

瓦莱莉开了瓶红酒，弄了点三明治，我打开装着自行车不同零件的巨大纸箱，把所有东西都摊在客厅的地板上，还有三张纸的说明和图纸，我只看了一眼就说：“我放弃。”

“别傻了。”瓦莱莉说。她盘腿坐在地上，边啜着红酒边研究图纸，然后她开始工作。我是个白痴帮手，只能拿螺丝、起子、扳手和必要的部件，好让她把它们拧到一起。我们终于把那鬼东西拼好时已经凌晨三点了。那时候我们已经喝完了一整瓶红酒，完全一团糟。孩子们一醒过来就会立刻蹦下床。我们只能再睡大概四个小时，然后得开车去瓦莱莉父母家里，度过充满庆祝和激动的漫长一天。

“我们最好赶紧上床。”我说。

瓦莱莉摊在地板上。“我就睡在这里好了。”她说。

我躺到她身边，然后我们俩都翻身侧躺着，好紧紧拥住对方。我们就那样幸福、疲惫却满足地躺着。就在那一刻，门突然被很响地敲了一下，瓦莱莉很快起身，脸上带着惊讶，疑惑地瞥了我一眼。

在那一瞬间，我内疚的大脑勾勒出一整幅场景，当然是FBI，他们特意等到圣诞前夜，等到我的心理防线松懈的那一刻，他们还带着搜查逮捕令，他们会发现我藏在房子里的一万五千美金，然后把我带走，送进监狱。他们会提议，如果我坦白，就让我跟老婆孩子一起过完圣诞，否则我就会被羞辱，瓦莱莉会因为我在圣诞节被捕而痛恨我，孩子们会哭泣，他们的心灵会受到伤害。

我看上去肯定糟透了，因为瓦莱莉对我说：“出了什么事？”门上又响起一声重重的敲门声，瓦莱莉走出客厅到走廊去应门。我能听到她在跟谁讲话，我走出去吃药。她从走廊回来，转进厨房，怀里抱着四瓶牛奶。

“是送奶工，”她说，“他今天提早送奶，好赶在他的孩子们醒来之前回家。他看到我们门缝里的灯光，所以敲门祝我们圣诞快乐。他真是个好人。”她走进厨房。

我跟着她走进去，虚弱地坐到一把椅子上。瓦莱莉坐到我腿上。“我打赌你以为是某个疯狂的邻居或骗子，”她说，“你总担心会发生最坏的情况。”她充满爱意地吻了我，“我们上床吧。”她给了我一个更绵长的吻，我们上了床，做了爱，然后她悄声说：“我爱你。”“我也是。”之后，我在黑暗中微笑。我绝对是整个西方世界最胆小的小偷。

圣诞节过后第三天，一个奇怪的男人走进我的办公室，问我是否是约翰·梅林。我说是，他递给我一封折起来的信，我拆信时他走掉了。信是用旧体英文粗体印的：

美国地方法院

然后用普通的大写字母写着：

纽约南区

我的名字和地址用粗体大写印在右侧。

您好：

信上写着：“余等令汝，抛却一切工作及藉口，必须出席美利坚合众国之人民大陪审团接受质询”——接下来是时间和地点，结语是“被控违反美国法典第十八条。”下面接着说，如果我不出现，我会被控藐视法庭并可能受到法律制裁。

好吧，至少我现在知道自己违反了哪条法律。美国法典第十八条，我从没听说过这一条。我又读了一遍，对第一句话十分着迷。作为一个作家，我很爱这种表述方式，他们肯定是从旧英国律法里摘抄出来的。我又读了一遍那个句子：“余等令汝，抛却一切工作及藉口，必须出席美利坚合众国之人民大陪审团接受质询”。

这句话很棒，甚至有莎士比亚的味道。现在它真的发生了，我很意外地发现自己感到某种振奋，有一种不管输赢都赶紧搞定它的急迫。那天工作结束前，我打电话去赌城，找到了正在办公室的卡里。我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一周后我将会面对陪审团。他要我稳住别担心，他第二天就会飞来纽约，然后从酒店打电话去我家。

正文第十七章

在乔丹死去后的这四年里，卡里让自己变成了格罗内维特的左右手。不再是算牌高手——在心里，他仍然是。他几乎很少赌博。人们开始叫他的真名：卡里·科洛斯，他的电话代码是香格里拉2号。最重要的是，卡里现在拥有“铅笔”——拉斯维加斯权力中最被人渴望的一种——签上自己的名字首字母大写，他就能赐予他偏爱的客人和朋友免费客房、免费食物和免费酒水。他不能毫不受限地使用“铅笔”，这一皇家式的权力只会留给酒店老板和有权势的赌场经理，但他有一天也会得到它。

卡里是在赌场里接到梅林电话的，在21点区，他正在调查第三桌。他向梅林保证自己会去纽约帮助他，然后回头继续盯着第三桌。

在过去三周里，这张桌子每天都在输钱。根据格罗内维特的概率原则，这是不可能的，肯定有人使诈。卡里已经查过天花板上的监控镜头，重播这张桌子的视频，亲自盯着，却还是没研究出来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想解决问题之后再向格罗内维特汇报。他觉得这张桌子只是连续碰上了坏运气，但他知道格罗内维特绝不会接受这一解释。格罗内维特相信，从长远来说，庄家不可能输，概率原则绝不会被机遇打破。就像赌徒迷信自己的运气，格罗内维特相信的是概率，他的赌桌不可能输。

接完梅林的电话，卡里又回到第三桌。他熟悉所有的诈骗手段，最后认定这确实是概率忽然出了毛病。他会完整地汇报给格罗内维特，让对方决定是调整发牌员还是直接开除他们。

卡里离开巨大的赌场，在咖啡馆边登上往二楼的楼梯，它直通行政套房。他回到自己办公室查了查留言，然后继续走向格罗内维特的办公室。格罗内维特去了他在酒店里的套房，卡里打电话过去，对方通知他过去。

他总是惊奇于格罗内维特居然把自己的家安置在香格里拉酒店里。二楼有一间非常大的位于角落里的套房，要想去那里，必须得有人开门把你放进一片巨型户外场地，那里有个游泳池和一草坪绿油油的假草，绿得发亮。在赌城的沙漠阳光下，真草永远活不过一个星期。进套房还有另一扇大门，也必须有人开门才进得去。

格罗内维特一个人，他穿着白色法兰绒裤子，衬衣前襟敞开着。虽然已经七十多岁了，但他看上去健康又年轻。格罗内维特之前在看书，他的书摊在天鹅绒面皮沙发上。

格罗内维特招手让卡里去吧台，卡里给自己倒了杯苏格兰威士忌加苏打，给格罗内维特调了一杯。他们俩相对而坐。

“21点那张一直在输的桌子没问题，”卡里说，“至少在我观察是这样。”

“不可能，”格罗内维特说，“你在过去四年学到了不少，但有一件事你拒绝接受，那就是概率。那张桌子在三周内输掉那么多钱是不可能的，除非有什么花样。”

卡里耸肩：“那我该怎么做？”

格罗内维特冷静地说：“我会下令让赌场经理开除那些发牌员，他想把他们换到其他桌子上，看看会发生什么。我知道会发生什么，还不如就这样解雇他们。”

“好，”卡里说，“你是老板。”他戳了口酒，“你记得我朋友梅林吧，那个写书的家伙？”

格罗内维特点头。“好孩子。”他说。

卡里把自己的酒杯放下来，他真的不爱喝酒，但格罗内维特痛恨独酌。他说：“他卷进去的那档子破事暴露了，他需要我帮忙。我得下周飞去纽约见帮我们收钱的人，所以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就提早一点明天走。”

“没问题，”格罗内维特说，“如果有什么我能做的，就告诉我，他是个好作家。”他说这话好像自己得找个理由才能帮忙似的。然后他加了一句：“我们总能给他在这儿找份工作。”

“谢谢，”卡里说，“在你开除那些发牌员之前，再给我一次机会。如果你说是使诈，那就是，只是我没法弄清楚这一点让我很不爽。”

格罗内维特大笑。“好，”他说，“我要是跟你一样大，也会好奇的。这么办吧，要人把录像送到这里来，我们一起看，然后谈点事。你就可以明天头脑清醒地上去纽约的飞机了，好吗？叫人把晚班从8点到凌晨2点的录像送过来，这样就可以覆盖表演结束后的繁忙时段了。”

“你怎么觉得是这段时间呢？”卡里问。

“只有这时候。”格罗内维特说。卡里拿起电话时，格罗内维特又说：“叫客房服务，给我们找些东西吃。”

他们俩一边吃东西一边看输的那张桌子的录像。卡里没法享受自己的食物，他太专注于录像了。但格罗内维特几乎很少看屏幕。他冷静而缓慢地进食，享受着搭配牛排的那半瓶红酒。突然，格罗内维特按下控制手柄的停止键，录像停了下来。

“你没看到？”格罗内维特问。

“没有。”卡里说。

“提示一下，”格罗内维特说，“赌区经理是清白的，但赌区巡视员不是，那张桌子上有个发牌员是清白的，但另两个不是。一切都发生在晚餐表演结束后。另一件事，不干净的发牌员用了很多五块红筹码换筹或付赌注，甚至在可以用二十五块的筹码时也用五块的。现在看出来没？”

卡里摇摇头：“还得再看看。”

格罗内维特向后靠着，点燃一根巨大的哈瓦那雪茄，他每天抽一支，只要可能，总是在晚饭后抽。“你看不出来是因为它太简单了。”

格罗内维特打电话找赌场经理，然后他把视频调到了被怀疑的那张21点桌子的实况。在屏幕上，卡里能看到赌场经理走到发牌员身后，两个穿着普通衣服的安全员——没有携带武器——跟在赌场经理身后。

屏幕里，赌场经理把手伸进发牌员的放筹盘内，拿出一沓红色五块筹码。格罗内维特关掉了屏幕。

十分钟后，赌场经理走进套房，他把一沓五美金筹码扔到格罗内维特桌上。令卡里惊讶的是，那沓筹码并没有散落开来。

“你说对了。”赌场经理对格罗内维特说。

卡里拿起那支红色圆筒。它看上去像是一沓五美金筹码，但实际上是个五美金筹码大小的圆筒，里面是空心的，筒底有弹簧会往里移动。卡里摆弄了一下筒底，然后用格罗内维特递给他的剪刀把它弄下来。这个红色空心圆筒，看上去虽然是十个一沓的五美金红筹码，却吐出五个一百美金的黑筹码来。

“你明白怎么运转了，”格罗内维特说，“一个朋友参与赌局，把这五个筹码交给发牌员，发牌员把它们放到一百块筹码那边，往里一推，筒底就吞进了一百美金的筹码，过一会儿后，他便把小筹码给同一个人，换出去五百块。每晚两次，一天就是一千美金，不用交税的。就这样，他们在黑暗中发财致富了！”

“上帝，”卡里说，“我永远也跟不上这些人的步伐了。”

“别担心，”格罗内维特说，“去纽约帮助你的朋友，然后搞定我们在那边的事情。你会要送些钱过去，所以在上飞机前一个小时来见我。等你回来，我会有好消息告诉你，你可以参与一小部分的行动，去见一些重要人物了。”

卡里大笑：“我解决不了那个21点的小骗局，竟然还能升职？”

“当然，”格罗内维特说，“你只需要更多的经验和更冷硬的心肠。”

正文第十八章

在去纽约的夜班航班上，卡里坐在头等舱内，喝着苏打水。他腿上搁着一只金属手提箱，外面包着皮革，装着很复杂的锁，只要卡里拿着这只手提箱，里面的一百万美元就不会出任何问题，因为连他自己都没法打开这只箱子。

在赌城，格罗内维特当着卡里的面把钱数清楚，整齐地码进箱子，然后锁起来把它递给卡里。纽约的那些人永远都不会知道钱会在何时以何种方式送过去，格罗内维特一人决定这些。但卡里还是很紧张。紧紧攥着手提箱，他开始回顾过去这几年。他有了长足的进步，学会了很多东西，还会继续前进。但他知道这种生活非常危险，赌注极大。

格罗内维特为何选择他？又在他身上看到了什么潜质？他前瞻到了什么？卡里·科洛斯紧抱着手提箱，试图猜测自己的命运。就像他曾算21点牌盒里的牌一样，就像他曾期待着某种神力流入他强壮的右臂用骰子扔出无数把连赢一样，他现在运用着所有的记忆和直觉阅读着他人生中各种契机加到一起的结果，和命运的牌盒中还剩下的牌。

差不多四年前，格罗内维特开始训练卡里成为自己的左右手。在梅林和乔丹到香格里拉酒店之前，卡里已经做了好久格罗内维特的探子，并且表现不错。当他和梅林、乔丹成为朋友时，格罗内维特对他有点失望；当卡里在现在已经变得著名的百家乐桌对决中站到乔丹那边时，格罗内维特很生气。卡里当时以为自己的职业生涯会完蛋，但奇怪的是，在那件事之后，格罗内维特却给了他一份真正的工作。卡里经常琢磨这件事。

第一年，格罗内维特让卡里当21点的发牌员，这种起点对培养左右手而言实在是很奇怪。卡里怀疑自己会再次成为探子，但格罗内维特想的却是更具体的目标。他选择卡里做酒店“贪钱活动”的初始行动者。

格罗内维特觉得那些在赌场清点收入时弄钱的酒店老板们都是蠢蛋，FBI迟早会抓到他们，在清点收入时贪钱实在太明显了。老板或他们的代理人出现，在报告内华达州赌博委员会前，每人往兜里装点钱的行为在他看来太鲁莽太低级。特别是当五六个老板争吵到底该弄多少钱时。格罗内维特设置了一个他认为要巧妙得多的系统，至少他跟卡里是这么说的。

他知道卡里是个“机械师”。不是最顶级的，但绝对能轻易就发第二张牌——意思是，卡里可以把最上面那张牌留着，只发第二张出去，所以，在他午夜到凌晨的班次前一小时，卡里会去格罗内维特的套房报到并接收指令。在某个时间，要么是凌晨一点，要么是四点，一个穿着某种颜色西装的21点玩家会按照某种特定顺序下注：一开始是一百美元，然后五百，接着一次押二十五美金。这样就明确了这位特殊顾客的身份，他将会在几小时的赌博中赢一两万美金。那人会翻开牌面来赌，这在21点的大玩家中并不稀奇。看得到那位玩家的牌，卡里就能为那位顾客留张好牌，只发第二张牌给桌上其他人。卡里并不知道钱最终如何流回格罗内维特和他的搭档那里。他只做自己该做的，不问任何问题，也从没开口跟别人讲。

但就像他能算出牌盒里的每一张牌一样，他也能轻易地追踪这些玩家所赢的额度。他算出自己平均每周输给格罗内维特的这些玩家一万块，所以在他当发牌员的这一年，他很清楚大致的数字应该是在五十万美元左右，跟准确数字最多相差一万块。一个美妙的局，不用缴税，也不用跟酒店和赌场其他股东分享。格罗内维特甚至算计了自己的一些搭档。

不想让这些损失被人发现，格罗内维特每晚都会把卡里转到不同的赌桌上，他有时还会更改卡里的班次。卡里担心赌场经理会发现这整件事，不过也许格罗内维特已经警告过赌场经理别插手这事儿了。

所以，为了弥补自己的损失，卡里运用他的机械师技能赢了一些普通赌徒的钱。他这么干了三周，然后有一天，他接到电话，召他去格罗内维特的套房。

像往常一样，格罗内维特让他坐下来，给他倒了杯酒，然后说：“卡里，再别干那破事了，不要欺骗顾客。”

卡里说：“我以为这是你想要我做的，只是没告诉我。”

格罗内维特微笑着：“想法很好很聪明，但没那个必要，你的损失都会用文书工作来补。不会有人发现你，即使有，我也会让他们别追查下去。”他顿了一刻，“总之跟那些倒霉蛋清清白白地发牌，这样我们就不会惹上解决不了的麻烦。”

“录像上能看出我在发第二张牌吗？”卡里问。

格罗内维特摇头：“看不出，你技术不错，问题不在这里。如果内华达州赌博委员会的那些人派个懂行的玩家，有可能就会把它跟你赢了全桌人的事情联系起来。是的，这种情况可能正好发生在你发牌时，如果那样，他们只会假设你在骗酒店的钱，扯不到我头上。再说，我知道赌博管理委员会什么时候派人过来，所以我才会让你在特定时间把钱输出去，如果你单干，我就没法保护你。我们输钱，赌博委员会的人不会太高兴，但欺瞒顾客是另外一回事。搞定那种事得花上很多政治资本。”

“好。”卡里说，“但你是怎么发现的？”

格罗内维特不耐烦地说：“概率，概率永远不会骗人，我们所有这些酒店都建立在概率之上，继续发财也全靠概率。所以，当你的发牌员记录显示，你在为我输钱时却还在赚钱，那就根本不可能，除非你是赌城历史上运气最好的发牌员。”

卡里听命行事，但他很好奇这一切怎么运作。为什么格罗内维特要那么麻烦。直到很久后晋升为香格里拉2号，他才了解那些细节。格罗内维特贪钱不仅仅针对政府，更多的是针对赌场的其他股东。多年后他才了解到，那些赢了钱的顾客都被格罗内维特的秘密搭档——桑塔迪奥——派到纽约，那些顾客以为卡里是纽约那个搭档安排的发牌员，而格罗内维特和他心爱的酒店则被人用不同的方法坑了。

格罗内维特依靠赌博从俄亥俄州的斯图本维尔起家，受到控制当地政坛的克利夫兰黑帮的保护。他之前在地下赌场工作，最终一步步走到了内华达州。他热爱自己的州，任何一个想要在赌场找份工作的斯图本维尔年轻人都可以来找格罗内维特。如果他不能把对方安排进自己的赌场，也会把他们安排去其他赌场。你能在巴哈马群岛、波多黎各、法国赌场甚至伦敦碰到俄亥俄州斯图本维尔的老乡。在里诺和维加斯，他们更是成百上千，其中很多人都是赌场经理或赌区经理。格罗内维特就是赌博业的捕鼠魔笛手。

格罗内维特完全可以从那几百人中挑选他的探子，事实上，香格里拉的赌场经理就是斯图本维尔人。为什么格罗内维特会挑中卡里这个从美国另一个地方来的陌生人呢？卡里总是奇怪这一点。当然，当他开始了解所有这些复杂的控制细节时，他明白了，赌场经理肯定也知情。这一点极大地打击了卡里，他被选中的原因是：一旦出事，他可以被牺牲掉，无论怎样，这些事都该由他承担。

格罗内维特爱书如痴，但从克利夫兰搬到赌城时却带着令人恐惧的名声。谁都不该惹他、欺骗他或迷惑他。他在过去几年里向卡里展示过这一点，一次是很严肃的方式，另一次则带着很大的幽默感——那种特别的拉斯维加斯赌博智慧。

一年后，卡里得到了格罗内维特隔壁的办公室，成为他的特别助理。这包括开车送格罗内维特满城跑，晚上陪格罗内维特在赌场里跟他的老朋友们和顾客——特别是那些从别的地方来的——问好。格罗内维特让卡里做赌场经理的助理，好学习赌场运作。卡里跟所有的当班经理、赌区经理、赌场巡视员、发牌员和荷官都混熟了。

每天早上，卡里会在十点左右去格罗内维特的套间吃早餐。上去之前，他会从现金换筹处主管那里弄到赌场前二十四小时的输赢数额，然后在坐下来吃早饭时把这张纸递给格罗内维特。格罗内维特在舀起第一块小甜瓜时会研究那些数字。纸上的内容非常简明：

骰子区 400000美元入场赚 60000美元

21点区 200000美元入场赚 40000美元

百家乐

轮盘赌 100000美元入场赚 40000美元

其他（好运大转盘、基诺包括在以上项目中）

老虎机每周清点一次，数字将由赌场经理在一个特别报告中直接报给格罗内维特。通常，老虎机一周能带来十万美金左右的收益，那是真正的财源所在。赌场永远都不会在老虎机上倒霉，那是绝不会出错的钱，因为机器的设定就决定了只有固定百分比的钱会被返现。当老虎机的数字不对劲时，只可能是有人作弊。

其他游戏就不一样了，比如骰子、21点，特别是百家乐，这些赌博项目里，庄家应该能赢到百分之十六的入场金额，但即使是庄家也可能倒霉，特别是在百家乐里，那些大赌徒们有时会撞上几手好运气。

百家乐波动非常大。有些晚上，百家乐桌输的钱甚至相当于整个赌场当天所有其他区域的盈利，但也会出现连续几周百家乐桌都在赢大钱的情况。卡里很肯定格罗内维特也在百家乐桌上揩油水了，但他不清楚具体怎么运作。直到他注意到，有天晚上百家乐桌横扫了南美来的大赌客，第二天那张纸上的数字却比应该有的要少。

赌徒撞上好运是每家赌场的噩梦。在拉斯维加斯的历史上，曾经有过骰子桌几周连续输钱，以至于赌场能够支撑每天的换筹就算是好运了。有时甚至21点的玩家也会变聪明，连续三四天狂赢庄家。轮盘赌一个月有一天输钱都很稀奇，好运大转盘和基诺则是彻头彻尾的赚钱，玩家只能任赌场宰割。

但所有这些都只是了解赌场运营所要知道的基本知识，书里都有，只要有正确的训练和足够的时间，谁都能学会。在格罗内维特手下，卡里学到了更多。

格罗内维特让所有人都知道他不相信运气，他只相信真实且不会犯错的概率之神，视之为信仰。只要赌场的基诺桌出现了两万五千美金的大奖，格罗内维特就会开除那里的所有员工。香格里拉酒店营业后两年，突然变得很不走运，连续三周，赌场没有一天盈利，总共损失了将近一百万美元。格罗内维尔开除了所有人，只留下了从斯图本维尔带来的赌场经理。

这似乎起了作用。把人开除之后，盈利开始出现，连输的情况被终止。据卡里了解，香格里拉酒店从来没有任何一年是亏损的，即使格罗内维特从中揩油也不会。

在卡里做发牌员并为格罗内维特弄钱的那一年里，他从未受到诱惑犯换成别人在他的位置上可能会犯的错误：为自己揩油。毕竟，如果真的这么简单，为什么卡里不能找自己的朋友来赚点小钱？但卡里知道，那样做的后果将会是致命的，他的目标更长远。他能够在格罗内维特身上体会到一种孤独感，一种对友情的需要，卡里提供了这些，他也得到了回报。

每个月大概有两次，格罗内维特会带卡里去洛杉矶买古玩。他们会买一些旧的锦标、镶有早期洛杉矶和拉斯维加斯照片的镀金相框，还会寻找旧咖啡研磨机、古老的玩具汽车、十九世纪做成机车或教堂塔楼形状的儿童储蓄罐、旧的金钱夹，格罗内维特会在里面放入一枚赌场百元黑筹码或一枚稀有古币给收到钱夹的人。送那些特别重要的赌客，他会挑一些小而精致的古代中国人偶或是装着古董珠宝的维多利亚时代珠宝盒、年代久远泛灰的丝质蕾丝围巾、古董北欧麦芽酒杯等等。

这些物品至少值一百美金，但很少超过两百美金。在这些旅行中，格罗内维特会花上几千美金，他和卡里在洛杉矶吃饭，然后在贝佛利山庄酒店睡一晚，乘第二天早班飞机回赌城。

卡里把这些古董放进手提箱，回到香格里拉后便包装好送到格罗内维特的套房。几乎每一晚，格罗内维特都会拿上一件放进口袋带到赌场中，把它送给他的德州石油大亨朋友或纽约服装中心的大赌客们。他们每年要花五到十万在赌桌上。

卡里惊奇地看到格罗内维特在这种场合下释放的魅力。格罗内维特把包装拆开来，拿出金表给那个玩家看。“我在洛杉矶的时候看到了这个，立刻就想到了你。”他对那玩家说，“和你的个性很般配，我修好并清洗了它，应该非常准时。”然后他会不赞成地加上一句，“他们告诉我这是1870年代制作的，但谁他妈知道呢？你知道的，那些古董店都是骗子。”

就这样，他让人觉得他特别在乎这位玩家，为他考虑周全，并暗示那表非常值钱，而且自己不怕麻烦地让它能继续正常工作。所有这些都勉强带点真相，那表肯定运转顺畅，他也的确为那位玩家考虑得极其周全，但更重要的是这种私人友情的感觉。格罗内维特有种天赋，当他把这些代表他尊重的小物件展示出来时，他表现出的喜爱之情能让它更令人高兴。

格罗内维特使用“铅笔”也很大方，大赌客们当然会享受到——免费房间、食物和饮品，但格罗内维特也会给那些有钱但只小赌一把的人这种特权，他是把这些顾客变成大赌客的大师。

格罗内维特给卡里上的另一课是：不要骗年轻姑娘们。格罗内维特当时愤愤不平，很严厉地教训了卡里。“就为了她们的屁股而去骗那些姑娘能给你攒什么人品？你他妈是小偷么？你会翻她们的钱包偷走她们的零钱吗？你会偷她们的车吗？会去她们家当座上宾，然后偷走她们的银餐具吗？如果不是这样，你干吗要偷她们的阴道？那是她们的唯一资本，特别是漂亮的那些。记住，一旦塞给她们张小蜜蜂，你就跟她们扯平了。你是自由的，不用胡扯什么恋情、婚姻或者跟你妻子离婚。记住，为了五张小蜜蜂，她永远都有空，甚至是结婚当天。”

当时，卡里因为这场爆发而觉得好笑。显然，格罗内维特听说了他在女人堆里的名声，但格罗内维特并不像卡里那样理解女人，格罗内维特不理解她们的受虐倾向、她们的渴望、她们对相信一个骗局的需求。但卡里没有反驳，只嘲弄地说：“没你说的那么简单，即使按照你的方法，她们中的有些人，一千张百元大钞也不管用。”

令他吃惊的是，格罗内维特大笑着表示赞同，甚至讲了个他自己的笑话。在香格里拉酒店早期，一位身价数百万的得州女人曾在赌场赌博，他送了她一把值五十美金的古代日本扇子。那位得州女继承人四十岁，长得不错，还是个寡妇，便爱上了格罗内维特。格罗内维特吓坏了，虽然他比她大十岁，但更喜欢漂亮的年轻姑娘。不过为了酒店盈利，有一晚他还是带她去了他的套房，跟她上了床。当她离开时，出于习惯，或者出于愚蠢的变态，又或出于残忍的赌城幽默，他塞给她一张小蜜蜂，告诉她给自己买个礼物。直至今日，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做。

那继承人低头看了一眼小蜜蜂，把它塞进自己的手袋。她可爱地感谢了他。之后继续来酒店赌博，但再也不爱他了。

三年后，格罗内维特想找投资者来扩建酒店，更多的房间总是更好。“玩家在他们拉屎的地方赌博，”他说，“他们不会到处乱逛。给他们一间表演厅、一场酒廊表演合餐厅。在最开始的四十八小时里，把他们留在酒店。到那时候，他们基本已经输光了。”

他去找了那位继承人，她点头说当然可以，并立即写了一张支票给他，脸上带着无比甜蜜的笑容。支票是一百块。

“这个故事的寓意，”格罗内维特说，“是永远别像对待一个又穷又蠢的婊子一样对待聪明有钱的女人。”

在洛杉矶时，格罗内维特有时会去买旧书。当他情绪上来了，他还会飞去芝加哥参加一场稀有书籍拍卖会。他的套房里有个上锁的玻璃书架，摆着不错的收藏。当卡里搬进自己的新办公室时，他发现了格罗内维特送的一份礼物：一本出版于1847年的初版书，讲赌博的。卡里饶有兴趣地读了它，有一段时间还把它摆在桌上。然后，不知该如何处理，他把它拿去格罗内维特的套间还给了他。“我很感谢你的礼物，但它给我太浪费了。”他说。格罗内维特点点头，什么都没说。卡里觉得自己让他失望了，但奇怪的是，那反而巩固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几天后，他看到那本书放进了格罗内维特的特殊书架里。他知道自己并没有犯错。卡里很高兴格罗内维特对他有了真正的喜爱。之后，他看到了格罗内维特的另一面——他知道肯定存在的那一面。

卡里有个习惯，当赌场每天三次数筹时他都会出现，他陪着所有赌区经理数所有桌上的筹码，21点、轮盘赌、骰子和百家乐桌上的现金。他甚至还去换筹处数那里的筹码，卡里总觉得换筹处经理有点紧张，但他没多想，只当是自己多疑，因为保险箱里的现金、记账单和筹码的数额一直没问题，而且换筹处经理是格罗内维特早年就信任的旧识。

有一天，卡里忽地灵机一动，决定把保险箱里的筹码盘都拖出来，当然，他后来也没弄明白自己当时为何如此决定，但所有的金属搁架从保险箱暗处拖出来后，仔细一看，有两盘黑色百元筹码是假的，它们只是空心黑色圆通，又被推到保险箱最深处，永远都用不到，所以在每日结算时会被当作真筹码。换筹处经理满脸的惶恐和震惊，但他们都清楚，如果换筹处经理不知情，那么这一骗局永远都不可能成功。卡里拿起电话，打到格罗内维特的套房。格罗内维特立即便下楼来到换筹处研究那些筹码。两盘筹码加起来总数有十万美元。格罗内维特一手指向换筹处经理，那是可怕的一刻，格罗内维特本来红润的脸变得惨白，但他的语调很稳。“从这里滚出去。”然后他转向卡里，“让他把所有的钥匙都签字交给你，”他说，“然后让三班的所有赌区经理都立刻到我办公室里去。我不管他们身在何处，休假的那些也给我立刻飞回拉斯维加斯，一赶到就立刻跟我报道。”说完，格罗内维特就离开了。

就在卡里和换筹处经理填文件交接钥匙时，两个卡里从未见过的人走了进来。换筹处经理认识他们，因为他突然变得脸色苍白，手不受控制地颤抖着。

两人都冲他点了点头，他也点头回礼。其中一个说：“你们弄完之后，老板想要你去他办公室见他。”他们是在跟换筹处经理说话，完全无视卡里。卡里拿起电话打到格罗内维特办公室，对格罗内维特说：“两个人刚下来了，他们说是你派来的。”

格罗内维特的语气冷得像冰：“的确是。”

“只是核对一下。”卡里说。

格罗内维特的声音变得柔和了些。“好想法，”他说，“你干得不错。”停顿了一下，“剩下就不关你的事了，卡里。忘了它，明白吗？”他的声音现在几乎算得上温柔，甚至还带着种疲惫的伤感。

接下来的几天，有人看到换筹处经理在赌城某处出现过，然后就消失了。一个月后卡里得知，他的妻子提交了一份失踪人口报告。卡里起初不敢相信它的暗示，即使他已经听到全城都在开玩笑说那位经理现在被埋在沙漠里了。他一直都不敢对格罗内维特提起这件事，格罗内维特也从未跟他提过，甚至没赞赏他的工作。那样也好，卡里可不想认为是他工作做得好才导致了换筹处经理被埋在沙漠里。

但在最近几个月，格罗内维特用一种不那么骇人的方式展现了他的斗志，他用的是典型的拉斯维加斯技巧和急智。

赌城所有的赌场老板都开始强调外国赌徒的重要性。从历史上说，英国佬在19世纪是最大的输家，但他们立刻被抛开了。大英帝国的瓦解意味着他们那些大赌徒的终结。数百万的印度人、澳大利亚人、南海群岛人和加拿大人都不再把钱滚滚输进那些豪赌的英国贵族的保险箱。英国现在是个贫穷的国家，最有钱的人也在挣扎避税并保住自己的地产，少数有钱赌博的人也更偏爱法国、德国和他们自己伦敦的那些贵族式高级俱乐部。

法国人也被抛开了，他们不旅行，也受不了拉斯维加斯轮盘上那个多余的00格。

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则是讨好的对象。德国战后的经济腾飞造就了许多百万富翁，而且他们热爱旅行，热爱赌博，也热爱赌城的女人。自命不凡的拉斯维加斯风格有某种东西吸引着日耳曼人的灵魂，会勾起他们关于十月狂欢节甚至是诸神的黄昏的回忆。德国人也是个性很好的赌徒，比大部分人更有技巧。

意大利百万富翁在赌城很受欢迎。他们喝得醉醺醺的，毫无顾忌地赌博，让赌场里的半职业妓女留他们在城里过上自杀式的六七天。他们似乎有无穷无尽的金钱，还不用付收入税。本应流入罗马公共机构的钱都流向了开着空调的赌城收益箱。赌城的姑娘也爱极了意大利富翁们，他们送礼慷慨大方，而且在那六七天里，他们会带着赌桌上的满不在乎坠入爱河。

墨西哥和南美洲的赌徒则更受欢迎。没人知道南美洲究竟发生了什么，但会有专机被派到那边把潘帕斯草原的百万富翁们接到拉斯维加斯。对这些进港的绅士们，一切都是免费的。他们带着自己的妻子和女朋友，他们青春期的儿子们急迫地想要成为赌徒。他们会把无数的金钱撒到百家乐桌上。这些客人是拉斯维加斯姑娘们的最爱。他们没有意大利人那么真诚，根据一些消息，也许做爱技巧也没那么出色，但绝对拥有更大的胃口。曾有一次，卡里在格罗内维特的办公室里，赌场经理进来报告一个特殊的问题。一位南美赌客，非常重要的玩家，刚刚要求送八个姑娘到他套房去，金发、红发都行，但不要黑头发的，都不能低过他五尺六寸的身高。格罗内维特冷静地听完这个要求。“他今天何时需要这一奇迹发生？”格罗内维特问道。

“大概五点，”赌场经理说，“他想带她们去吃晚餐，然后跟她们共度一晚。”

格罗内维特一点也没笑：“要花多少钱？”

“大概三千块，”赌场经理说，“姑娘们知道她们会从这人身上得到轮盘赌和百家乐的钱。”

“好，免费帮他安排，”格罗内维特说，“告诉那些姑娘，尽量长时间把他留在酒店里，我可不想他把钱输到大道上别的地方。”

赌场经理正准备离开，格罗内维特问：“该死的，他要八个女人干吗？”

赌场经理耸了耸肩：“我问了他同样的问题，他说他还有儿子跟他一起。”

格罗内维特在整个对话中第一次微笑起来。“这才是我说过的真正的父辈的骄傲。”他说。赌场经理离开房间后，他摇着头对卡里说：“记住，他们在他们拉屎和操的地方赌博。等父亲死了，儿子会继续回到这里，三千块，他会有一个永生难忘的夜晚，除非他们的国家有场革命，否则他对香格里拉酒店就价值百万。”

但每个赌场老板都觊觎的头奖、冠军、无价之宝则是日本人。他们是惊心动魄的赌徒，总是成群结队来赌城。某个行业的最高阶层会一起来到此地，赌掉不用交税的美钞。他们待四天输掉的常常会超过一百万。卡里为香格里拉和格罗内维特诱捕到了最高的日本头奖。

卡里跟赌城大道上一家酒店里一位在东方滑稽剧团跳舞的姑娘保持着一种看电影然后上床的友好关系。那姑娘叫黛西，她的日文名字发音很难。她只有二十岁左右，已经在赌城待了将近五年。她是个极好的舞者，像贝壳里的珍珠一样可爱，但她正在考虑做手术把眼睛弄得更西方化，胸部也隆成吃玉米长大的美国妞那样。卡里非常震惊，告诉她这样会毁掉她的吸引力。他装作从她蓓蕾般的小胸脯上获得了比实际更大的快乐，黛西最终听从了他的建议。

他们变成了好朋友，她甚至会在他留下来过夜时在床上教他说日语。早晨，她为他煮汤当早饭。卡里抗议时，她告诉他，在日本，人人都喝汤当早餐，她煮的早餐汤可是自己在东京郊外的村子里最美味的。卡里很震惊地发现，那汤味道很好，口味也重，在一夜令人疲惫的饮酒和做爱后会让胃很舒服。

黛西提醒他日本最有钱的商业大亨之一正计划拜访拉斯维加斯。黛西的家人会用航空件寄日本报纸给她，她思乡病很重，所以特别享受阅读来自日本的消息。她告诉卡里，一个东京大亨，一位F先生，他在接受采访时宣布自己将会去美国建立他电视机制造生意的国外分支。黛西说F先生在日本是个有名的疯狂赌徒，一定会来赌城。她还说F先生是位技巧很好的钢琴家，曾去欧洲学习过，如果不是他父亲命令儿子接管家族企业的话，他一定会成为一名职业音乐家。

那天，卡里让黛西去了他在香格里拉的办公室，口述了一封信，让她用宾馆信纸誊写下来。在黛西的建议下，他构思了一封注意到了日本那种微妙的客套且不会冒犯F先生的信。

在信中，他邀请F先生作为酒店深受尊敬的客人随时入住香格里拉，随他心意想待多久都行。他还邀请F先生带他的客人们一起来，他所有的随行人员，甚至包括他在美国的生意伙伴。黛西用非常巧妙的言辞让F先生知道，这一切他不用花一分钱，甚至连剧场表演都是免费的。卡里现在还不能全权使用“铅笔”，所以在寄出这封信前，他得到了格罗内维特的首肯。卡里本有些担心格罗内维特会自己签发那封信，但那并未发生。所以现在，如果这些日本人来了，那就算是卡里的顾客。他将会是他们的“东道主”。

过了三周他才收到答复，在那期间，卡里花了更多时间跟着黛西学习。他学会了在跟日本客人讲话时必须一直保持微笑，他的语调和手势都得体现出最高的礼节。她告诉他，如果从一个日本男人说话中听到一种轻微的嘶声，那便是愤怒的标志，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就像蛇的悉悉作响。卡里记得二战电影中日本反面角色讲话中的嘶声，那时他还以为只是演员的表现方式不同呢。

这封信的答复是通过F先生的海外公司洛杉矶分支打电话过来的。不知香格里拉酒店能否准备两间套房，分别给日本环球销售公司总裁F先生和他的行政副总裁N先生？另外还要十间房间给F先生的陪同人员？按照卡里的特别要求，电话转到了他这里，他回答好的。然后，他满怀喜悦地打电话给黛西，告诉她自己会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带她去购物。他告诉她，他会给F先生十间套房，好让他所有的随行人员都住得舒服。她告诉他不能这么做，如果队里其他人跟他住得一样好，那会让F先生丢脸的。卡里要求黛西当天飞去洛杉矶买F先生能在套间里穿的和服。她告诉他，这同样会冒犯F先生，他很骄傲自己西方化了。当然，在自己家中，他肯定是穿着舒适的日本传统服装。卡里不顾一切地考虑方方面面，好找出点优势，于是建议黛西见见F先生，也许当他的翻译和晚餐陪伴。黛西大笑起来，说那将是F先生最不想要的。有个西化的日本姑娘在外国观察他，肯定会让他极不舒服。

卡里接受了她所有建议，但有一件事他很坚持。他告诉黛西，在F先生来的这三天里做新鲜的日本汤，卡里每天早上去她公寓取，等F先生早餐时送过去。黛西呻吟，但保证会照他说的做。

那天下午，卡里接到格罗内维特的电话。“搬一架该死的钢琴去410套房干什么？”格罗内维特说，“我刚接到宾馆经理的电话，他说你越级了，带来一片混乱。”

卡里解释了F先生即将到来以及他的特殊喜好，格罗内维特轻笑着说：“你去机场接他时，开我的劳斯莱斯去。”这辆车他只用来接最有钱的得州百万富翁或他私人最喜爱的客人们。

第二天，卡里带着酒店的三个行李员等在机场，一并跟去的是那辆劳斯莱斯和两辆凯迪拉克豪车。他安排劳斯莱斯和两辆豪车直接开到停机坪里，免得他的客人还要穿过候机区。F先生一走下飞机，他就去迎接了对方。这队日本人不会被错认，不仅因为他们的长相，也因为他们的着装。他们都穿着黑色商务西装，以西方标准而言，剪裁十分糟糕，里面是白衬衣和黑领带。他们一行十人，看上去像是一队非常热切的职员而非日本最有钱有势的商业联合体的董事会成员。

F先生也很容易认出来，他是整队里最高的那个，足足有五尺十寸。他长得很帅，五官鲜明，肩膀很宽，头发乌黑，他完全可以被当成是好莱坞某个扮演异域角色、妆化得有些像东方人的电影明星。有那么一秒钟，卡里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这一切说不定是个精巧的骗局。

其他人只有一个站得离F先生很近，他比F先生矮一点，但瘦很多，有漫画里的日本人那样的龅牙。剩下的那些人个子都很小，不显眼。他们所有人都提着高雅的黑色公文包。

卡里带着十足的信心向F伸出手说：“我是香格里拉酒店的卡里·克洛斯，欢迎来到拉斯维加斯。”

F先生露出非常礼貌的笑容，他的白牙大而完美，说着一口只带着轻微口音的英语：“非常高兴见到你。”

然后，他介绍那个龅牙男人是N先生，他的行政副总裁。他轻声说着其他人的名字，大家都依次跟卡里握了手。卡里拿过他们的行李票，向他们保证所有行李都会被送到他们的酒店房间。

他把他们送进等待的车里。他、F和N上了劳斯莱斯，其他人上了凯迪拉克。在回酒店的路上，他告诉乘客们，信用值已经安排好了。F拍了拍N的手提箱，用他略带口音的英语说：“我们给你带了现金。”两个人对着卡里微笑，卡里回以一个微笑。他记住自己开口告诉他们酒店的各种便利和可以随意看赌场的任何表演时得保持微笑。有那么一刻，他想要提女性的陪伴，但某种直觉让他没有说出来。

到了酒店，他直接领他们到房间，并让职员在这里办理入住。所有人都住同一层楼，F和N的套房连在一起，中间有扇门，F检查了一下所有人的安排，当他注意到自己的套房最好时，卡里看到了他眼中的满意神色。但直到他看到套房里的那架钢琴，他的双眼才真的开始发亮，并立即坐下来摁了摁琴键试音。卡里希望它已经调好了音，他分辨不出，但F有力地点了点头，咧嘴笑开，显得容光焕发，他说：“非常好，非常周到。”并充满感情地握了握卡里的手。

然后F示意N把他带着的公文包打开。卡里的眼珠子都差点瞪了出来。里面整齐地堆满了一沓沓的钞票。他完全不知道里面大概有多少钱。“我们希望把这个存进你赌场的换筹处，”F先生说，“这样，我们在度假时直接支取就行了。”

“当然。”卡里说。N关上箱子，两人一起去了赌场，让F能在套房中独自收拾。

他们去了赌场经理的办公室，在那里把钱清点了一遍，有五十万美金。卡里确保N收到了恰当的收据，并完成了必要的文书工作，好在任何一张赌桌上都能随时支取这笔钱。赌场经理本人将会和卡里一起告诉所有赌区经理和巡视员F和N是谁。随后，在赌场的任何角落，这两个日本人只需抬起一根手指便能换到筹码，然后签单。没有任何麻烦，不用表明身份，他们将会得到皇室般的礼遇，最高等的尊重。一种特别纯粹的尊重，因为它只牵涉到金钱。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卡里一大早就带着黛西做的早餐汤到酒店，客房服务已经收到命令，只要F先生点早餐就立刻通知卡里。卡里会给他留一个小时吃饭，然后才去敲门道早安。他发现F已经坐在钢琴前投入地弹奏着，而桌上那碗汤已经喝完。在这些晨间会面中，卡里会为F先生和他的朋友安排表演和观光。F先生总是礼貌又感激地微笑着，N先生会穿过连接自己套房的门过来问候卡里，称赞汤的美味，显然，他也分享了那碗汤。卡里保持微笑，并和他们一样点头。

这十个日本人在赌城的三天，吓坏了赌城的各家赌场。他们一起同行，在同一张百家乐桌上赌博。当F拿到牌盒时，所有人都跟着他压庄家，压最高赌注。他们碰上过几手好运气，幸运的是，都不是在香格里拉。他们只玩百家乐，带着种更像是意大利人而非东方人的逞一时之快的态度。F会在给自己发到天牌8点或9点时拍击牌盒的侧面或敲桌子。他是个充满热情的赌徒，赢了两千块后会不断炫耀。这让卡里很惊奇，他知道F的钱超过五十万美元，如此微不足道（按照赌城的标准而言）的赌博怎么会让他如此激动？

只有一次，他透过F的帅气微笑看到了他背后的冷硬如铁。有一晚，当F拿到牌盒时，N押了闲家，F死死地盯着他看，眉毛挑起，用日语说了些什么，卡里第一次听到了黛西曾警告过他的那声轻嘶。N磕磕绊绊地吐出一句道歉，立即把钱跟着F押。

这次旅行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巨大的成功。F和他的小队赚了超过十万美金回日本。他们在香格里拉输了二十万，但是在其他赌场里补回了损失，并开始了在赌城的传奇。穿着闪亮黑西装的十人团队会沿着赌城大道从一家赌场出来，又走进另一家赌场。他们构成了一幅吓人的画面，十个人迈着大步踏入一间赌场，看上去就像来为赌场的银行账户收尸的敛尸工。百家乐区的经理会从劳斯莱斯的司机那儿打听到他们的下一站，然后打电话去那家赌场让他们做好准备，给他们最高规格的礼遇。所有赌区经理都把手里的信息集中起来，通过这种方式，卡里得知N是个饥渴的东方人，在其他酒店找了最高级的妓女陪睡。不知何故，他不想让F知道自己宁愿操女人也不愿赌博。

当他们启程去洛杉矶时，卡里送他们到机场。卡里带着格罗内维特的一枚古金挂表，他送给了F，并转达了格罗内维特的称赞。格罗内维特曾短暂地在日本人的餐桌边停下来自我介绍，并表达了酒店的好意。F在表达自己的感激时十分真诚且热情洋溢，卡里完成了通常的握手和微笑程序，他们才上飞机。卡里冲回酒店，打电话叫人把钢琴从F的套间移出来，然后去了格罗内维特的办公室。格罗内维特温暖地握了握他的手，并拥抱恭喜了他。

“这是这么多年来，我在赌城看到过的最出色的‘款待’之一，”格罗内维特说，“你是怎么想出汤那一套的？”

“是一个叫黛西的小姑娘，”卡里说，“我代表酒店给她买份礼物可以吗？”

“你可以买份一千块以内的，”格罗内维特说，“你跟那些日本人建立了非常好的交情，盯紧他们，寄出特殊的圣诞礼物和邀请，F那人是个彻头彻尾的赌徒。”

卡里皱眉。“我对介绍姑娘的事情有些谨慎，”他说。“你知道，F是个好人，但我不想第一次就跟他搞得太熟。”

格罗内维特点头：“你是对的，别担心，他会回来的，如果他想姑娘，就会找你要一个，赚他那种钱的人不会害怕开口。”

像往常一样，格罗内维特又对了。三个月后，F又来到赌城，在欣赏夜总会歌舞表演时，问到其中一个长腿金发舞者。卡里知道她跟桑斯赌场的一个发牌员结了婚，但还在干活。表演结束后，他打电话给舞台经理，请他问那位姑娘愿不愿意跟F和他一起喝一杯。一切安排就绪，F便请那姑娘出去吃顿晚餐。姑娘疑惑地看着卡里，他点点头。之后卡里便离开，好让他们单独待着。他回办公室给舞台经理打电话，吩咐他为午夜场表演安排个接替她的人选。第二天早上，卡里在早餐送过去之后并没去F的套房，那天晚些时候，他打电话去了那姑娘家里，告诉她，当F在城里时她可以不去自己的所有演出。

在之后的几次旅行中，一直都是这样。这时，黛西已经教会了香格里拉的一个厨师长如何做日本汤，所以它被正式列入早餐菜单。F总看一部长命西部电视剧的重播，他爱极了那部剧，特别是其中一个金发的单纯姑娘，在里面演了一位勇敢又非常柔美，同时又很天真的舞蹈演员。卡里忽然来了灵感，透过他在电影界的关系，他联络上了那个单纯的姑娘，她叫琳达·帕森斯。他飞去洛杉矶，跟她共进午餐，然后告诉她，F对她和她那部剧的热情。她对卡里讲述的关于F赌博的故事深深着迷——他是如何带着塞满百万美元现钞的手提箱走进香格里拉酒店，在玩三天的百家乐后把它们输得精光。卡里能从她眼中看到那孩子般的天真的贪婪。她告诉卡里，下次F再去赌城时，自己也很愿意去。

一个月后，F和N住进了香格里拉酒店，计划待四天。卡里立即告诉F，琳达·帕森斯很愿意见见他。F双眸湛亮，虽然他已年过四十，却有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男孩子般的帅气，加上他明显的快乐，更显得迷人。他让卡里立即给那姑娘打电话，卡里说会的，一句也没提自己已经跟她谈过了，她保证第二天下午会来赌城。F是那么激动，当晚他像个疯子似的赌博，输掉了超过三十万美金。

第二天上午，F要出去买套新的蓝西装。不知为何，他认为蓝西装是美国最优雅的服装，卡里便跟桑斯酒店的塞德维洛牌服装店联络，当天为他量尺寸、试衣并裁剪好。卡里请人陪着F，以确保一切顺利。

但琳达·帕森斯赶了早班飞机，中午之前就到了赌城。卡里去接了她，并把她带回酒店。她想为F的到来梳洗一番，所以卡里便把她送到N的套房，因为他假设N跟自己的老板一起去了。后来证明，这几乎是个致命错误。

把她留在套房里，卡里回自己办公室试着找到F，但他已经离开了裁缝店，肯定是在路上进了某家赌场去赌博了。没法追踪他。大约一小时后，他接到从F的套房里打来的电话，是琳达·帕森斯。她听上去有点不爽。“你能下来一下吗？”她说，“我跟你的朋友语言不通。”

卡里没有问任何问题。F的英语不错，不知为何，他却装作不能说，也许他对这姑娘感到失望。卡里注意到这单纯姑娘真人比拍摄出的电视剧看起来要世故一些，又或者是琳达说了或做了什么冒犯了他精致的东方感情。

把他让进套房的是N，N带着种醉醺醺的骄傲正沾沾自喜。然后卡里看到琳达·帕森斯从浴室里出来，裹着一件绣满金龙的日本和服。

“我的上帝。”卡里说。

琳达对他苍白一笑。“你可真是骗了我，”她说，“他根本没那么羞涩，也没那么好看，还听不懂英文。我希望他至少有钱。”

N仍然满脸笑容沾沾自喜，甚至在琳达说话时朝她鞠躬，他显然不明白她在说什么。

“你操了他吗？”卡里几乎绝望地问。

琳达做了个鬼脸。“他不断在套房里追着我跑。我以为至少我们会共度一个充满小提琴和鲜花的浪漫夜晚，但我挣脱不了他。所以我想，就这样吧。如果这日本人这么饥渴的话，那就赶紧做完了事。所以我操了他。”

卡里摇了摇头说：“你操错了日本人。”

琳达看着他，惊吓和恐惧参杂，然后她爆发出大笑，那是种发自内心的大笑。她倒在沙发上，大笑着，雪白的大腿因为和服翻开而露出来。在那一刻，卡里觉得她迷人极了。但之后他摇了摇头，这可是很严重的事情。他拿起电话，打去黛西的公寓，黛西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不煮汤了。”卡里告诉她，别开玩笑赶紧来酒店，这事非常重要，她得赶紧来。然后他打电话给格罗内维特解释了情况，格罗内维特说他立刻下来。同时，卡里祈祷F不要出现。

十五分钟后，格罗内维特和黛西都来到了套房里。琳达从套房的吧台给卡里、N和自己倒了杯酒，她脸上仍带着笑。格罗内维特也被她迷住了。“我很抱歉发生这种事，”他说，“但请耐心一点，我们会把一切都理清楚的。”然后他转向黛西，“跟N先生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告诉他，他睡了F先生的女人。告诉他，她以为他是F先生，跟他解释F先生爱疯了她，专程去为自己跟她的约会买新西装了。”

N挂着他总带着的大大笑容倾听，但他的眼里开始出现警觉的神色。他用日语问了黛西一个问题，卡里注意到他语气中那警告性的嘶声。黛西快速地用日语跟他解释，她说的时候一直保持着微笑，但N的微笑随着她的话语逐渐消失，等到她说完，他瘫倒在套房的地板上，昏死了过去。

黛西抓起一瓶威士忌，倒一些进N的嘴里，然后帮他站起来坐到沙发上，琳达怜悯地看着他。N绞着双手跟黛西不停地说着什么，格罗内维特问他在说什么，黛西耸耸肩：“他说，这意味着他职业生涯的终结，F先生会踢开他，他太让F先生丢脸了。”

格罗内维特点头：“告诉他，只要闭嘴就好，告诉他，我会把他送进医院待一天，因为他不舒服，然后他会飞去洛杉矶治疗。我们会给F先生编个故事。告诉他，永远别跟任何人说，我们会确保F先生永远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黛西翻译着，N点了点头。他礼貌的笑容回到脸上，但却是苍白的苦笑。格罗内维特转向卡里：“你和帕森斯小姐等着F，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会搞定N。我们不能让他留在这儿，他见到自己老板会再次昏过去的。我得把他送走。”

就这样一切安排妥当。当F终于在一小时后回来时，他发现了琳达·帕森斯，刚刚穿好衣服化好妆，正跟卡里一起等着他。F立即就对她着了迷，琳达·帕森斯看上去也为他的帅气而心动，而且仍像那部西部电视剧里一样单纯。

“我希望你不介意，”她说，“但我要了你朋友的套房，这样我就可以在你旁边。我们跟彼此可以待更久。”

F明白了她的暗示：她可不是那些会随便搬来跟他住的婊子，她得先坠入爱河才行。他带着一个大大的笑容说：“当然，当然了。”卡里松了口气，琳达的手段恰到好处。他道了别，在走廊里多待了一会儿，几分钟后，他听到F正弹着钢琴，琳达和着乐声唱着歌。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F和琳达·帕森斯进行了一场经典的、几乎堪称是拉斯维加斯这地方完美的恋情。他们为对方疯狂，每分每秒都在一起。在床上、在赌桌上（不论运气好坏）、在赌城大道各家酒店的高级购物场所和时装店里购物。琳达爱极了日本汤，也爱极了F的钢琴演奏，F爱极了琳达的金发白肤、奶白色又有些粗的大腿、她长长的小腿和她柔软而丰满下垂的胸部。但他最爱的是她永远的幽默感和她的欢快。他偷偷告诉卡里，琳达可以成为一个绝佳的艺伎。黛西告诉卡里，这是F这样的男人能给出的最高称赞。F也宣称，赌博时琳达给他带来了好运。当他即将离开时，他只失去了存在赌场兑筹处一百万美元中的二十万，那还不包括他为琳达·帕森斯买的一件貂皮大衣、一颗钻戒、一匹帕罗米诺马和一辆梅赛德斯轿车。他觉得占了便宜，要不是琳达，很可能他会在百家乐桌上输掉五十万，甚至所有。

起先，卡里以为琳达是个高级妓女，但F离开赌城后，他在她乘晚班飞机回洛杉矶前，跟她共进了晚餐。她真的为F而疯狂。“他是个那么有趣的男人，”她说，“我爱死了早餐喝的汤和他弹的钢琴，他在床上也很赞。怪不得日本女人会为她们的男人做好一切。”

卡里微笑。“我可不觉得他对自己家里的女人也像对你这样。”琳达叹气：“是啊，我知道。不过感觉还是好极了。你知道吗，他用照相机拍了几百张我的照片。你知道的，我会因此觉得疲倦，但我真的爱死他那么做。我也拍了他的照片。他是个非常帅气的男人。”

“也非常有钱。”卡里说。

琳达耸耸肩：“我跟有钱人在一起过，我能赚到不少钱。但他就像个小孩子，不过我真的不喜欢他那样赌博。上帝！他一天输的钱够我十年花的。”

卡里心中一惊，立刻开始谋划让F和琳达·帕森斯永远不再见面。但他仍带着种讽刺的笑说：“是啊，我也痛恨他这样伤害自己，说不定会劝他不再赌了。”

琳达冲他一笑。“是啊，我猜也是，”她说，“但谢谢你安排了这一切，我真的度过了有生以来最快活的一段日子。也许我会再见你。”

他知道她的话外之意，但他流畅地说：“任何时候，你只要想念赌城了，就给我打电话。一切免费，除了筹码。”

琳达有些惆怅地说：“你觉得F下次来时，还会打电话给我吗？我给了他我在洛杉矶的电话，甚至说我拍完电视之后可以在假期飞去日本。他说他非常欢迎，要我去之前通知他，但他的态度有点冷淡。”

卡里摇摇头：“日本男人不喜欢太主动的女人，他们落后于时代起码上千年，特别是F这样的巨头，你最好退后点，扮得酷一点。”

她叹气：“我猜也是。”

他送她去机场，在她上机前亲了亲她的脸颊。“F下次再来时，我会打电话给你的。”他说。

当他回到香港里拉后，他上楼来到格罗内维特的套房，嘲弄地说：“还真有种情况叫对赌客好过头了。”

格罗内维特说：“别失望，我们可不想这么早就弄到他所有的一百万。但你说得对，那女演员可不是该和赌客建立感情的姑娘。她不够贪婪，另外，她太正直了，最糟糕的是，她还很聪明。”

“你怎么知道的？”卡里问。

格罗内维特微笑：“我说得对吗？”

“当然，”卡里说，“F下次再来时，我会确保他把她甩掉。”

“你不用这么做，”格罗内维特说，“他那样的男人力量太强大，不会再次需要她，一次就够了，好玩，但仅此而已。如果他们之间有更多，他会在离开时把她照顾得更好。”

卡里有些惊讶。“一辆梅赛德斯、一件貂皮大衣加一颗钻戒？这样还不算照顾她？”

“不。”格罗内维特说。

他是对的，F再来赌城时再也没问过琳达·帕森斯。这一次，他把整整一百万美金输给了赌场。

正文第十九章

飞机飞入清晨的阳光中，空姐走过来派发咖啡和早餐，卡里吃喝时一直把公文包放在身边。等他吃完后，便看到纽约的钢铁塔林出现在地平线上，这一景象总会令他惊奇，就像沙漠从赌城延伸开来。在这里，数英里扎下根朝着天空茁壮生长的钢铁和玻璃似乎漫无边际，令他感到绝望。

飞机向下俯冲，优雅而缓慢地朝左倾斜围着城市盘旋，然后开始下降，白色天空变成蓝色的，然后进入了阳光照亮的空气中，它着陆时的颠簸大到吵醒了那些还沉睡的旅客。

卡里觉得神清气爽，头脑无比清醒，他迫不及待想见到梅林。想到这个就让他高兴，老伙计梅林，最诚实的人，这世界上他唯一信任的人。

正文第二十章

在我要出现在大陪审团面前的同一天，我最大的儿子九年级毕业，即将升入高中。瓦莱莉希望我不上班跟她一起去毕业典礼。我告诉她，我不能那么做，因为我得参加陆军召回计划的一个特殊会议，她仍然对我惹上的麻烦毫无察觉。我没告诉她，因为她没法帮忙，只能担心。如果一切顺利，她永远都不会知道，我希望这样。我真的不相信当婚姻的另一半无法帮忙时，告诉他们自己的麻烦是明智的选择。

瓦莱莉非常为儿子的毕业日而骄傲。几年前我们就意识到，其实他根本没学到什么，但却每学年都升到新的年级。我们住在一片低收入区域，全都是骗子和黑人。学校系统根本不在乎孩子学到什么没有，只是不断让他们升级，然后摆脱他们，没有任何麻烦就把他们弄出这个系统。瓦莱莉气疯了，开始自己教他阅读。她干得很不错，现在他能得最高分了。

瓦莱莉很期待搬进我们的新家，那里是个很好的学区，在长岛。在那里，教师们确保所有的孩子都能合格考进大学。虽然她没说，但那里几乎没有黑人。她的孩子将会在跟她儿时类似的稳定环境中成长。我对此没有意见。我不想告诉她，她想要逃避的那些问题根植于我们整个社会，即便在长岛的树荫和草坪里，我们也无法逃避它们。

再说，我说不定会进监狱。这取决于我今天将要面对的大陪审团。一切都取决于这个。那天早上，我起床时感觉糟透了，瓦莱莉亲自送孩子去学校，并留下来参加毕业典礼。我告诉她，我晚点去上班，所以他们在我之前离开了。我给自己弄了杯咖啡，一边喝，一边琢磨在大陪审团面前我必须做的那些事。

我得否认一切。他们不可能追查到我收的贿赂，卡里向我保证过这一点。让我担心的是，我得填一份资产问卷，其中一个问题是我是否拥有一栋房产，在这点上我踩了线。事实是我付了一栋长岛住宅的首付，但目前这栋房子还没有“交易完毕”。所以我填了否。我想着自己并不拥有房产，也没人问定金。但我很好奇FBI是否查到了这一点。他们肯定查到了。

我预计大陪审团可能会问的一个问题将会是我是否付了一栋房子的首付，那样我就得回答是的。然后他们就会问我为什么没有在表格里写那个，我就得解释。要是弗兰克崩溃了，决定认罪然后坦白我们当同伙时做的那些交易怎么办？我已经想好了要撒谎。他一直都是自己进行着那些交易，没有别人能支持他的证词。我想起来有一天，弗兰克的一个客户想要我转交他给弗兰克的信封，因为弗兰克那天不在办公室里，我拒绝了。那真是非常走运，因为那个顾客就是写匿名信给FBI从而搞出这整场调查的人之一。真是走运，我拒绝他只是因为我不喜欢他。嗯，这样他就得作证说我不愿收钱，这对我很有利。

弗兰克会崩溃然后把我出卖给大陪审团吗？我觉得他不会。他自救的唯一办法就是找到比他级别更高的人为他作证，比如少校或是上校。问题在于，他们都完全没有卷入这件事，而且我觉得弗兰克人太好，不可能只因为自己被抓就让我也受罪。再说了，他要冒的风险太大，如果他认罪，就会失去他的政府部门工作、退休金和他预备役的退休金。他得死不认罪撑住才行。

我唯一担忧的是保罗·赫姆西。那个我为他做过最多事情的孩子，他的父亲曾保证过在我的余生都让我快乐。在我照顾好保罗后，再也没听到赫姆西先生一点音讯，甚至连一包长袜都没有。我曾指望这一笔会赚大钱，至少两三千块，但只有最初的那几箱衣服，仅此而已。但我也没问他要任何东西。毕竟，那几箱衣服也值几千块，它们肯定不会“在我的余生都让我快乐”，但管它的呢，我不在乎被人骗了。

但当FBI开始调查时，他们查到保罗·赫姆西躲过了征召令，在收到入伍通知后却被召入了预备役。我知道征兵委员会取消他入伍通知的那封信被从我们的档案中拿出来送到更高级别的部门了。我必须假设FBI那些人已经跟征兵委员会的那个文员谈过了，他也告诉了FBI我给他的说法。那本来就不是违法，只是每天都会发生的行政漏洞而已。但有消息说，保罗·赫姆西在FBI的审问下崩溃了，告诉他们我接受过他朋友的贿赂。

我离开家，开车到了儿子的学校，那里有个巨大的操场，里面有个水泥的篮球场，整片区域都被铁丝网围了起来。我开车经过时，能看到毕业典礼正在院子里举行。我停下车站在围栏外，抓着铁丝网。

十几岁的少男少女穿戴整洁，整齐地站成队列，他们的头发梳过了，脸也洗得干干净净，带着天真的自豪等待着迈向成年的仪式。

家长们坐在座位上，有个巨大的木讲台给领导的：校长和本区的一个政客，他是一个头发灰白的老男人，戴着蓝色编织海员帽，穿着看上去是1920年代的美国军服。一面美国国旗飘扬在讲台上。我听到校长说没时间一个个发证书和奖状，所以当他宣读某个班级时，那个班的所有人一起转身面向父母的座位。

我看了几分钟，他每念一次，一排孩子就会转身面对座位上的父母和其他亲戚，接受他们的鼓掌。孩子们的脸上充满骄傲、快乐和期待。今天，他们是英雄，被高官表扬，被长者称赞。这里面有些可怜的小混蛋仍然不识字，他们谁也没准备好面对这个世界和将会遇到的麻烦。我很高兴没有看到儿子的脸。我回到车上，去纽约市和大陪审团会面。

我把车停在联邦法院大楼附近的停车场，穿过大理石地板的巨大走廊，坐电梯到了大陪审团那层。我震惊地看到长凳上坐满了我们征募的预备役年轻人，至少有一百个。他们中有些人冲我点了点头，有几个还跟我握了握手，我们甚至开了几个玩笑。弗兰克·阿尔柯独自站在一扇巨大的窗边。我走过去跟他握手。他看上去很冷静，但神情很紧张。

“这真是一大堆狗屎，不是吗？”

“是啊。”我说。除了弗兰克，没人穿军装。他戴着所有的二战绶带、军士长肩章和长期服役的纹章，看上去就是个强壮的职业军人。我知道他是在赌大陪审团说不定会拒绝控告一个被召回部队保卫祖国的爱国者。我希望这能起作用。

“上帝，”弗兰克说，“他们从李将军堡拉了将近两百人过来，全都为了一堆狗屎，就因为有些混蛋在被征召后不愿服役。”

我很惊讶。我们做的事那么微不足道，只不过收点钱做点不会伤害任何人的小事，甚至都不算坏事，只是一种和解，对大家都有益且没有伤害任何人。当然，我们确实触犯了几条法律，但我们并没有做坏事。现在，政府却要花几千美金想把我们扔进监狱，这根本不公平。我们没有枪杀谁、没有抢银行、没有挪用公款，也没有收赃、强暴或当俄国间谍。搞这么大都他妈为了什么？不知为什么，我大笑起来，觉得精神也振奋了很多。

“你他妈笑什么？”弗兰克说，“这很严肃。”

我们周围都是人，有些完全能听到我们的对话。我快活地对弗兰克说：“他妈的，我们为什么要担心？我们是无辜的，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狗屎，操他们。”

他明白过来，冲我笑道：“是啊，不过，我还是想杀了其中几个小混蛋。”

“即使是开玩笑，也不能这么说。”我警告地看了他一眼，他们说不定在走廊里装了窃听器。

“是啊，我猜也是，”弗兰克勉强说道，“为祖国效力，我以为他们会自豪。我已经参加过战争，可也没抱怨啊。”

一位庭警站在那两扇挂着“大陪审团室”黑白标志的巨大门边，喊了弗兰克的名字。弗兰克走进去时，我看到保罗·赫姆西走了出来。我走到他面前说：“嗨，保罗，你情况如何？”我伸出手，他握了握。他看上去很不舒服，但并没有愧疚。

“你父亲怎么样？”我说。

“他挺好。”短暂犹豫一下后，他接着说，“我知道我不该谈论我的证词，你也知道我不能那么做，但我父亲叫我告诉你不用担心任何事。”

我如释重负，他是我唯一真正担忧的人。卡里说他会搞定赫姆西，看来的确搞定了。我不知道卡里怎么做到的，我也不在乎。我看着保罗走到电梯口，然后，另一个客户——一个我分文没收就招进来的剧院导演学徒——走到我面前。他非常担心我，告诉我他和朋友们会作证，表明我从来没有从他们那儿收过钱。我感谢了他，跟他握了握手。我甚至开了几个玩笑，而且一直微笑着。我扮演着快活圆滑的受贿者，向大家展示自己的无辜。意识到我正在享受整件事时，我有些惊讶。我的很多客户都站在我这边，他们告诉我这场因为几个笨蛋弄出来的事情有多荒唐。我甚至觉得，弗兰克都可能逃脱。弗兰克走出大陪审团室后，有人叫我。弗兰克很生气，但并没有崩溃，他一定会奋战到底的。我穿过那两扇大门，走进大陪审团室，脸上的笑容跟着消失无踪。

跟电影完全不同，陪审团乌压压坐在一排排折叠椅里，没坐在陪审团席位。地区检察官站在桌边，桌上摆着一摞摞纸，他照着念。有个速记员坐在一张很小的桌子边，上面是他的打字机。我被引向一张放在一个小高台上的椅子里，好让陪审员能够清楚看到我。感觉就像百家乐桌的监督员。

检察官是个年轻人，穿着非常保守的黑西装配白衬衣和整齐的天蓝领带。他头发浓密，肤色非常白。我不知道他叫什么，也不会知道。当他问我问题时，语调非常冷静，他只是把信息记录下来，并未想要让陪审员印象深刻。

他问问题时甚至都没有走近我，只站在桌边。他先确认了我的身份和工作。

“梅林先生，”他说，“你曾因为任何原因从任何人手中收受钱财吗？”

“没有。”我回答时直视着他和陪审团，一直保持严肃，虽然不知为何我总想微笑。我太过兴奋了。

地区检察官问：“你曾为了让任何人进入六个月陆军预备役项目而从任何人那里收受钱财吗？”

“没有。”我说。

“你知道任何其他人为获得任何形式的不同待遇而违反法律收受钱财吗？”

“不知道。”我说，仍然盯着他和那一群不适地坐在小折叠椅里的人。这间房因为糟糕的光线而显得昏暗，我没法看清他们的脸。

“你知道任何高级官员或任何其他人运用他们的特殊影响力，令某些名字不在你办公室的轮候名单上的人进入六个月项目吗？”

我知道他会问这样的问题，也考虑过是否要提到那个带着继承人逼少校越线招募的国会议员，或告诉他预备役的上校和其他一些预备役军官把他们朋友的儿子塞进名单。这样也许会吓跑调查员或把注意力转移到高层那里。但我很快就意识到，FBI这么不怕麻烦的目的就是揭发高层。如果真的涉及到了，调查只会更加严苛。再者，如果国会议员卷了进来，媒体只会更加重视这个案子。所以我决定闭口不说。如果他们指控并审判我，那么到时，我的律师再利用这一信息也不迟。

地区检察官理了理文件，并没看我，说：“就这些，你可以出去了。”我起身，走下台子，离开陪审团室。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为何如此兴高采烈，甚至是快活。

我成了魔法师，真的。这些年来，当所有人都随波逐流，毫无顾虑地收受贿赂时，我曾窥见了这个未来。这些问题、这个法庭、FBI，以及对坐牢的担忧。而我已经对它们施以魔法，把钱藏到了卡里那里，我还努力不与曾跟我做过违法勾当的任何人树敌。我从未具体地要求金钱，有些顾客耍了我，我也从未找他们追债，甚至在赫姆西先生保证会让我这一生都快乐之后也没有。他让儿子不指控我就已经让我很快乐了。也许那才是真正起作用的，不是卡里。但我也明白，是卡里真正让我摆脱了这件案子。但是，好吧，虽然我需要一些帮助，我仍是魔法师。一切都按照我预料的发生了。我非常自豪，一点也不在乎也许自己只不过是个聪明地做好防备的狡猾骗子而已。

正文第二十一章

卡里一下飞机就打了辆车，直奔曼哈顿一家非常著名的银行。他看了看表，已经过了早上十点，格罗内维特将会给银行副总裁打电话，卡里则把钱给他。

一切照计划进行。卡里被带进副总裁办公室，锁上门后，他交出了公文包。

副总裁用自己的钥匙打开，当着卡里的面清点了一百万美金，然后填好银行存款单，签上自己的名字，把存款单给了卡里。他们握了握手，卡里便离开了。在银行外的一个街区，他从外套口袋里拿出一封写好地址贴好邮票的信封，把存款单塞进去封好，然后把它扔进街角的一个邮筒。他很好奇整件事如何运作——那位副总裁如何才能掩盖这份存款，谁又会去取钱。总有一天他会知道的。

卡里和梅林在广场上的橡树间碰头。直到吃完午饭，在中央公园散步时，他们才开始谈梅林的麻烦。梅林告诉卡里整件事，卡里点着头，说着些同情的话。从他所了解的来看，这只是FBI正巧碰上的一个小案子。即使梅林被判有罪，也只会被判缓刑，没什么好担忧的。不过梅林那么正直，会因为档案里有犯罪记录而感到耻辱。那应该是他最大的担忧，卡里想。

穿过中央公园时，梅林提到了保罗·赫姆西，卡里觉得耳熟。梅林说他与老赫姆西在服装中心见面时，卡里终于记起来了。在喜欢在赌城度过长周末和圣诞、新年假期的服装业巨头之中，查尔斯·赫姆西是个大赌徒，也爱极了婊子们。即使他带着妻子，卡里也会为他安排个女人。就在赫姆西夫人玩轮盘赌的楼层，卡里会塞一把挂着房间号标牌的钥匙给查理·赫姆西，并悄声告诉他姑娘何时会出现在房间里。

查理·赫姆西假装去咖啡馆，以躲开他妻子怀疑的视线。从咖啡馆那里，他会溜到钥匙上标的那间房，一个性感女郎正等着他。那只花不到半个小时，查理会给那姑娘一个黑色百元筹码。然后，完全放松下来的他会沿着铺着蓝色地毯的走廊回到赌场。经过轮盘赌桌时，他会看妻子赌博，给她几句鼓励和几个筹码，当然，从来没有黑色的。之后，他就快活地栽进骰子区那一团混乱之中。他是一个几乎总是在输的糟糕赌徒，一个赢的时候永远都不知道离开的无可救药的赌棍。卡里之所以没有立即想起他，是因为查理·赫姆西正在戒赌。

赫姆西在全赌城都欠了债，香格里拉就有他五万块的赌债，有些赌场已经发了警告信，格罗内维特却叫卡里暂时不要追债。“他说不定会还的，”格罗内维特说，“那时他就会记得我们是好人，从此以后只来我们这里，那混球赌博时，钱就全归我们了。”

卡里很怀疑。“那混球在城里一共签了超过三十万的债，”他说，“过去一年没人见过他，我觉得他会搞洗心革面那一套。”

“也许，”格罗内维特说，“他在纽约生意不错，如果赚了钱，就一定会回来，他没法抗拒赌博和女人。听着，他陪着老婆孩子，偶尔参加邻里聚会，也许会在服装中心招妓，但那会让他紧张，因为会被太多朋友知道，而在拉斯维加斯这里，一切都是如此安全。再说，他喜欢掷骰子，才不会轻易离开赌桌呢。”

“要是他今年没赚到钱呢？”卡里问。

“那他就会用他的希特勒资金。”格罗内维特说，他注意到了卡里礼貌的疑问。“服装中心的男孩就是这样称呼的。在战争期间，他们在黑市交易上赚了大钱。当政府开始管制布料时，有很多桌面下的交易，他们不需要也不能上报内务部。他们发了大财，但不能让人知道。如果你想在这个国家发财，就得在黑暗中发财。”

卡里永远都记得那句话。“你得在黑暗中发财”，这是拉斯维加斯的信条，同时也是很多来拉斯维加斯的生意人的——拥有超市和现金支付生意的人、建筑公司的老板、从圣箱中拿现金的声名狼藉的教会公职人员，和那些拥有大把能在法律范围内制造法律真空的法律顾问的大公司。

卡里漫不经心地听着，感谢上帝，梅林不是个多话的人，他很快就讲完了。当他们沉默地穿行在公园里时，卡里把一切都想清楚了。为了确保不弄错，他让梅林再形容了一下老赫姆西的样貌。不，肯定不是查理，应该是他的某个兄弟，或是生意上的合伙人，而且是做主的那个。卡里可从来不觉得查理是个努力工作的管理者。卡里在心中算计着，清楚地看到他将迈出的每一步。这计划很美妙，他敢肯定格罗内维特会赞同的。距离梅林面对大陪审团只剩三天，但时间应该足够了。

现在，卡里享受着跟梅林一起在公园散步的时光，他们聊着过去，问关于乔丹的老问题——他为什么要那么做？为什么一个刚赢了四十万的人要爆了自己的头？他们俩都太年轻，做梦都想象不到成功的空虚感，即使梅林曾在小说和教科书里读到过它。卡里完全不相信那套鬼话。他清楚“铅笔”——不受限制的那种——会让他有多开心。他会变成一个皇帝，富有又有权力，美丽的女人将会成为他的座上宾，他可以让她们从天涯海角免费飞过来，香格里拉酒店将会买单，只要有“铅笔”就行。他可以一次同时赐予奢华的套房、丰盛的食物、美酒和美人，一次赐予一个、两个、三个都行，而且是真正的美人。他可以把普通人送入天堂，三天、四天、五天，甚至一周，完全免费。

当然，他们得去买骰子，绿色黑色的骰子，他们还得去赌博。只是很小的代价，毕竟，如果走运的话，他们会赢钱。如果他们明智地下注，也不会输太多。卡里慷慨地想，他会把“铅笔”用在梅林身上，无论他何时来赌城，都可以拥有他想要的。

现在，梅林也变坏了，至少没那么正直了。但对卡里而言，梅林很明显只是暂时误入歧途。任何人都会在一生中至少学坏一次，梅林表现出了他的羞耻感，至少在卡里面前是这样。他丧失了一些平静和自信，这打动了卡里，他从未如此单纯过，所以无比珍惜他人的单纯。

所以，当和梅林道别时，卡里拥抱了他。

“别担心，我会搞定的。走进那间大陪审团室，然后否认一切，好吗？”

梅林大笑：“除此之外我还能做什么？”

“等你去赌城，一切开销都我请客，”卡里说，“你是我的客人。”

“可我丢了我的幸运赢家夹克。”梅林微笑着说。

“别担心，”卡里说，“如果你输太多，我会亲自给你当21点发牌员。”

“那是偷窃，不是赌博，”梅林说，“我自从收到大陪审团的通知后就放弃偷窃了。”

“只是开玩笑，”卡里说，“我不会那样对格罗内维特的，如果你是美女，也许另当别论，但你太丑了。”他惊讶地看到梅林缩了缩，这才意识到梅林是那种认为自己长得很丑的人。很多女人会那么觉得，但男人不会，卡里想。最后告别时，卡里问梅林是否需要那笔存在香格里拉的黑钱，梅林说暂时不用，他们便分了手。

卡里回到在广场酒店的套房后，给赌城的各家赌场都打了电话。是的，查尔斯·赫姆西的赌债仍然很多。他打电话给格罗内维特，想告诉他自己的大致计划，但临时改了主意——谁也不知道FBI在赌城里到底安装了多少窃听器，所以他只是随意地跟格罗内维特提到自己会在纽约多待几天，找纽约一些欠了赌债的客户追追债。格罗内维特言简意赅。“态度好一点。”他说。卡里说当然了，不然他能怎么做？他们都明白这是说给FBI听的。但格罗内维特已经收到了他的警告，会等他回去再听详细解释。卡里不会有事，他从未突然袭击过格罗内维特。

第二天，卡里找到了查尔斯·赫姆西，不过并不是在服装中心的办公室找到的，而是在长岛的一处高尔夫球场。卡里租了辆豪车，很早就到了球场，在俱乐部餐厅里点了杯酒等待着。

两小时后他才看到查尔斯·赫姆西走下球场，卡里起身来到户外，查尔斯正边往更衣室走，边跟他的球友聊天。卡里看到赫姆西给了其中一个人一些钱。这混球真是去哪儿都输，高尔夫也不例外。卡里随意地闲逛着走向他们。

“查理，”他带着赌城东道主的那种热忱说，“很高兴再见到你。”他伸出手，赫姆西握了握。

他能看到赫姆西脸上那种觉得眼熟却认不出的好笑表情。

“我是香格里拉酒店的卡里，卡里·克洛斯。”

赫姆西的脸色为之一变，害怕与恼怒兼有，然后这位生意人做了个苦涩的鬼脸。卡里释放出他最有魅力的微笑，拍了拍赫姆西的背，说道：“我们很想念你，很久都没见到你了。上帝，我这样碰上你的机率多么小啊？就像押轮盘赌，一猜就准。”

其他人开始往俱乐部餐厅里走，查理跟着他们，完全无视卡里，他是个大块头，比卡里壮实得多。卡里在赫姆西身后喊：“查理，给我一分钟，我是来帮忙的。”他的语调充满真诚，毫无哀求感，但同时又强硬如铁。对方迟疑了一下，卡里立即赶到他的身边。

“查理，听着，这不会花你一分钱。我可以摆平你在赌城的所有债务，你一分钱也不用付。只要你哥哥帮个小忙就足够了。”

查理·赫姆西虚张声势的脸变得苍白，他摇头：“我不想让我哥哥知道这些，他会杀了我的。你绝对不能告诉我哥哥。”

卡里温和地说：“赌场都受够了等待，查理。马上就会有追债人出场，你知道他们会怎么行事，他们会去你做生意的地方大闹一场，嚷嚷着要收回自己的钱。两个三百磅的七尺巨汉嚷嚷着问你要钱，那场面是很吓人的。”

“他们吓不到我哥哥，”查理·赫姆西说，“他很强硬，关系也多。”

“当然，”卡里说，“他们不能在你不愿意的情况下逼你付钱，但你哥哥就会知道这事，他会被卷进来，然后整件事就会更乱。听着，我能跟你保证，只要让你哥哥见我，我就能暂时不追你在香格里拉的所有赌债。你可以继续赌，我保证一切都像以前一样，全部免费。当然，你不能再签账单，只能用现钞，赢了的话，还能随时还点赌债。这是笔好交易，不是吗？”

卡里做出一个谦卑的手势，他能看出查理的浅蓝眸子中泛出了兴趣。这家伙已经一年没去拉斯维加斯了，他肯定很想念赌博。卡里记得他在拉斯维加斯时，从未要求免费用高尔夫球场，那说明他对高尔夫并不怎么感兴趣。这家伙绝对是闷到不行了。不过查理还在犹豫。

“无论如何，你哥哥总会知道，”卡里说，“我总比追债人强，你了解我，知道我绝对不会过分。”

“那个小忙是什么？”

“很小，很小的事，”卡里说，“他一听我的提议就会答应，我发誓，他不会介意的，反而会很高兴那么做。”

查理悲伤地笑了笑。“他不会高兴，”他说，“但一起来俱乐部餐厅吧，我们一起喝一杯。”

一小时后，卡里在回纽约的路上。在查理跟他哥哥打电话安排见面时，他一直站在查理身边。他用各种方式说服了查理·赫姆西。卡里承诺会搞定拉斯维加斯的所有债务，其他人绝不会再因为钱而找他麻烦。查理下一次去拉斯维加斯，一定会有最好的套房，一切费用全免，额外还会有一个高挑的金发长腿女郎，她是香格里拉酒店最好看的舞者，从英国来的，带着那种好听的英国口音，加上查理见过的最可爱的屁股。查理可以跟她销魂一整夜，查理一定会爱死她，她也会爱死查理的。

他们安排好了查理在月底去赌城的行程。等到卡里最终说服他时，查理以为自己在喝蜜糖，而不是被人强行灌了汽油。

卡里回到广场酒店洗漱，换上最好的那套塞德维洛西装、丝质衬衫和保守的褐色方格领带，然后用袖扣扣上衬衫袖子。他退了那辆豪车，准备步行去服装中心。从查理口中，他对伊莱·赫姆西已经有了一定认识，不想给对方留下不好的第一印象。

穿行在服装中心里，卡里为这座城市的肮脏和那些穿行于街道上的痛苦面孔感到痛心。黑人或是因酒精而满脸发红的老头推着手推车，上面满载挂在金属架上的鲜艳裙子。他们穿行在街道中，堵塞交通，碰撞行人，手推车碾压着被扔掉的旧报纸、食物残渣和空铁管，碎屑溅在行人的鞋面和裤脚上。人行道上挤满了人，令人几乎无法呼吸。建筑看上去像是患上了癌症，灰色的肿瘤直指天际。有那么一刻，卡里为自己喜爱梅林而感到后悔，他痛恨这座城市，很惊奇竟然有人选择住在这里。人们居然还嘲笑拉斯维加斯，嘲笑赌博，狗屎，至少赌博能让赌城保持干净。

赫姆西大楼的入口看上去比其他地方干净，电梯门厅墙上贴着的普通白色瓷砖上的脏东西似乎要薄一些。上帝，卡里想着，真是个肮脏的行业。但当他在六楼走下电梯时，他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看法。接待员和秘书都比不上拉斯维加斯，但伊莱·赫姆西的办公室一定可以。伊莱·赫姆西——卡里一看便知——绝非易与之辈。

伊莱·赫姆西穿着惯常的黑色西装，一条灰贝壳色领带系在白得耀眼的衬衫之上。卡里说话时，他巨大的脑袋专注地偏着，带着警觉，眼窝深陷的双眼显得有些忧愁，但他的精力和力量绝不可能被抑制。可怜的梅林，竟跟这样的人搅到了一起，卡里不由想到。

在这样的情形下，卡里尽可能简短，像做生意一样严肃，魅力在伊莱·赫姆西那里毫无作用。“我来这里是想帮助两个人，”卡里说，“你弟弟查尔斯和我一个叫梅林的朋友。这是我唯一的目的，请相信我。为了能帮到他们，您得帮我个小忙。如果您拒绝，我就没办法帮他们了。但即使您拒绝，我也不会做出任何伤害他们的事。一切都会维持原样。”他顿了一顿，好让伊莱·赫姆西说点什么，但那颗巨大的公牛般的头颅一动不动，阴沉的双眸毫无波澜。

卡里继续说：“你弟弟查尔斯欠了我开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超过五万美金。他在赌城其他地方还欠了二十五万美金。我要先申明，我的赌场绝不会逼他还债，他是个很好的客户，人也非常好。其他赌场也许会让事情变得不那么愉快，但你只要运用自己的关系，他们就不能逼他付账，我知道你有关系。但这样一来，你就会欠那些关系人情，最终也许会让你付出比我所要求的高得多的代价。”

伊莱·赫姆西叹了口气，然后用柔和却有力的声音说：“我弟弟是个好赌徒吗？”

“并不是，”卡里说，“不过那并没有任何分别，人人都输钱。”

赫姆西再次叹息。“他在生意上也不太好，我将会买下他的股份，甩掉他。他热衷赌博和女人，这让他变成了个大麻烦。他年轻时曾是个出色的销售员，最好的，但他现在太老了，对生意失去了兴趣。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帮他。但我不会帮他付赌债，我不赌博，也不享受那种快乐，凭什么他的快乐要我来付账？”

“我没要求你付，尽管我可以这么做。”卡里说，“我的酒店会把他欠其他赌场的债全部买下来，他不用付欠款，除非在我们赌场赌博时赢了钱。我们不会再让他赊账，我会确保赌城的其他赌场也都不会再让他赊账。他只要用现金赌，就不会受到伤害，这对他来说也是力量的体现，就像让人签账也是我们这一行的力量体现一样。我可以为他提供这种保护。”

赫姆西仍非常专注地盯着他：“我弟弟要继续赌博？”

“你永远也没法制止他，”卡里简洁地说，“很多人都跟他一样，极少有跟你一样的。真实的生活对他而言再没刺激可言，他没兴趣。这十分常见。”

伊莱·赫姆西点点头，用他水牛似的脑袋琢磨了一会儿，“对你而言，这不是一桩坏买卖，”他对卡里说，“没人能收我弟弟的债，你自己也说了，所以你什么都没付出。然后我的笨蛋弟弟会揣着一两万块钱继续去你那里赌，你又全部赢走。所以你有收益，不是吗？”

卡里非常小心地说：“情况有可能会改变，你弟弟可能会欠下更多债务，钱多到会让某些人认为值得更努力地追债。人犯起傻来会怎么做谁知道呢？相信我，你弟弟绝不可能远离赌城，他血液中流淌着赌博的因子。全世界都有像他那样的男人跑去赌城，一年三四次，甚至五次。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是会去。那对他们来说，有你我无法理解的意义。记住，我需要买下他的所有债务，那会让我花大钱的。”当卡里说出这句话时，他根本不知道如何才能说服格罗内维特接受这一项提议，但他可以晚点儿再担心这个。

“要帮什么忙？”最终，这个问题被以一种温柔但有力的口吻问了出来，就是那种会散发出灵性的圣人般的口吻。卡里对此刮目相看，第一次感到些许担忧。也许这确实行不通。

卡里说：“你儿子保罗，他作证指控了我的朋友梅林。你记得梅林吧，你曾保证过，要让他余生都快乐。”卡里的语调中透出冷硬，他被这人身上散发出来的力量激怒了。赫姆西的这种力量来自他金钱上的极大成功，也来自他在这个糟糕的世界里由贫穷摇身变成百万富翁的经历，还来自他带着笨蛋弟弟却仍旧赢得人生之战的胜利。

但伊莱·赫姆西并不为这句挖苦所动，他甚至没有微笑，只是继续聆听。

“你儿子的证词是对梅林不利的唯一证据，当然，我能理解，保罗肯定吓坏了。”突然，那双盯着卡里的黑眼睛中闪过一丝危险，为这个陌生人知道自己儿子的名字并如此熟稔甚至轻蔑地说出它而感到愤怒。卡里回以一个得体的笑容。“您有个很乖的儿子，赫姆西先生。人人都相信他肯定是被骗了，被威胁了，才会给FBI作证。我问过一些非常好的律师，他们说他可以在大陪审团室里改证词，用一种特殊方式作证，既不会误导陪审员，也不会在FBI那边惹上麻烦。他甚至可以否认证词。”卡里研究着对面这张脸，对方没有泄露一丝情绪。“我估计您儿子已经得到了豁免，”卡里说，“他不会被指控。您大概已经安排好了一切，他甚至不用再服役。他会毫发无伤。如果他能帮这个忙，我向您保证，一切都不会改变。”

现在，伊莱·赫姆西说话的语调改变了，更强硬，没那么柔和，但仍然很有说服力。“我真希望自己能那么做，”他说，“那孩子，梅林，他非常善良。他帮助了我，我永远都感激他。”卡里注意到，这个男人使用“永远”这个词的频率很高，而他实际上没有丝毫真心。他曾对梅林保证会让他余生都快乐，现在他又会永远感激不尽，该死的，他就这样躲避义务。卡里第二次觉得有些愤怒，这家伙竟然把梅林像笨蛋一样玩弄，但他仍带着赞同的微笑继续听下去。

“我什么都做不了，”赫姆西说，“我不能让我儿子陷入危险，这样我妻子永远都不会原谅我，对她来说，他就是全世界。我弟弟是个成年人，现在谁还能引导他、决定他的人生之路呢？但我儿子得有人照顾，他才是我最关心的。这事过后，相信我，我会为梅林先生做任何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等这件事结束之后，你要求我做任何事情都行。”赫姆西从桌边站起身，伸出手，充满力量的躯体带着感激和关切倾过来，“我真希望我儿子有你这样的朋友。”

卡里冲他一笑，握了握他的手。“我不认识你儿子，但你弟弟是我的朋友，月末他会去赌城拜访我。不用担心，我会照顾好他，不会让他惹麻烦。”他看到伊莱·赫姆西在沉思，决定对他强硬到底。

“既然你没法帮我，”卡里说，“我就得给梅林找个真正的好律师。地区检察官大概告诉过你，梅林会认罪并得到缓刑，一切都会烟消云散，这样一来，你儿子不仅能免于起诉，还永远都不用再回陆军了。也许会这样。但梅林不会认罪，将会有一场审判，你儿子得出现在公开庭审中，他得去作证，这件事会被公之于众。我知道你不在乎，但那些报纸会知道你儿子保罗在哪里，他在做什么。我不在乎谁向你保证过什么，你儿子必须去参军，媒体将会施加压力。除了这些，你和你儿子还会树敌，用你的话说，‘我会让你的余生都不快活’。”

现在，卡里公开说出了这一威胁，赫姆西靠在椅背上瞪着卡里，他棱骨分明的脸上更多的是阴郁的悲哀而不是愤怒。卡里又加了几句：“你认识很多人，打电话给他们，听听他们的建议，打听一下我，告诉他们我为香格里拉酒店的格罗内维特做事。如果他们同意你的做法，并给格罗内维特打电话，我当然就束手无策了。但这样，你就得欠他们人情了。”

赫姆西继续靠在椅子里。

“你保证如果我儿子按照你的要求做，一切就会搞定？”

“我保证。”卡里说。

“他不用再回陆军？”

“这一点，我也向你保证。”卡里说，“我跟你一样，在华盛顿有朋友，但我的朋友能做你的朋友做不了的事，尽管这也许只是因为你的朋友不能透露他们跟你的联系。”

伊莱·赫姆西引着卡里往门边走。“谢谢你，”他说，“非常感谢，我得想想你说的这一切，我会跟你联络。”

他把卡里送到门口，两人又握了握手。“我住在广场酒店，”卡里说，“我明天一早就回拉斯维加斯，所以，如果您能今晚给我打电话，我会十分感激。”

打电话给卡里的是查理·赫姆西，他喝得醉醺醺的，很快活。“卡里，你这聪明的小混蛋，我不知道你怎么做到的，但我哥哥叫我告诉你，一切都搞定了，他完全同意你的看法。”

卡里放松下来。伊莱·赫姆西打电话查过他的底细了，格罗内维特肯定是支持了他的做法，卡里对格罗内维特生出巨大的喜爱和感激。他对查理说：“那太好了，月末跟你在赌城见，你会享受到终身难忘的时光。”

“我不会错过，”查理·赫姆西说，“别忘了那个舞者。”

“我不会忘的。”

在那之后，卡里穿好衣服出门吃晚饭，在餐厅大堂，他用付费电话打给梅林：“没事了，一切都是误会，你会没事的。”

梅林的声音听起来既遥远又模糊，完全没有卡里所希望的那么满怀感激。

“谢谢，”梅林说，“不久后拉斯维加斯见！”他挂断了电话。

正文第二十二章

卡里·克洛斯为我摆平了一切，但可怜的爱国者弗兰克·阿尔柯却遭到起诉，被解除现役恢复平民身份，受到审判并被判有罪，要坐一年牢。一周后，少校把我叫进他办公室，他并没有生气，实际上，他脸上还带着被逗乐的笑容。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梅林，”他告诉我，“但你赢了这一战。恭喜你。我不在乎，整件事情根本就是个该死的笑话，他们应该把那些孩子扔进监狱。我为你高兴，但我收到命令要解决这件事，保证这事不会再次发生。现在，我以朋友的身份跟你说，我不想逼你，我的建议是，辞去公职，立刻。”

我非常震惊，还有些恶心。我以为自己安全了，现在却丢了工作。我他妈要怎么才能付所有的账单？怎么养活我妻子和孩子们？又该怎么付长岛那座我几个月后就会搬进去的新房的贷款？所以，当我说出下面的话时，努力保持表情不变。

“大陪审团判我无罪，我为什么得辞职？”

但少校肯定看出了我的想法。我记得在拉斯维加斯时，乔丹和卡里开玩笑说，所有人都能看出我在想什么。少校说话时，脸上带着怜悯：“我是为你好，才跟你说。上面会派内部调查员到这里来，FBI也可能会继续调查，预备役的那些孩子会继续想要利用你，试着让你跟他们交易，他们会让这锅油继续烧。但如果你辞职，很快，一切就会消失，调查员无处着手，就会冷静下来离开。”

我想知道其他收受贿赂的人怎么样了，少校预料到了我的问题。“我知道至少有十个跟你一样的顾问和行政人员会辞职，有些已经辞职了。相信我，我跟你是一起的，你会没事的。做这份工作完全是在浪费你的时间。你这个年龄应该做出更大的成就。”

我点头。我也正想着这个。我这一生到现在还没做出什么事情来。当然，我发表了一本小说。我当公务员每周能拿回家一百块，每月帮杂志写文章能再多赚三四百块，现在这个非法的金矿被关掉，我就得另想出路了。

“好，”我说，“我会提前两周写辞职信。”

少校点头，然后又摇了摇。“你还有一些带薪假没休，”他说，“在这两周里用掉它，然后找份新工作。我会一直在这里，你每周来两三次做做文书工作就可以了。”

我回到办公桌边，写好辞职信。事情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糟糕，我能得到大概二十天的带薪假期，我算过，差不多有四百块。在政府退休基金里，我大概还有一千五百块，也可以取出来，不过这样一来，我就放弃了在六十五岁以后领退休金的权利。但那是三十多年之后的事了，说不定我那时已经死了。一共两千块，还有我藏在卡里那边的受贿钱，超过三万块。有那么一刻，恐慌情绪席卷了我，要是卡里背信弃义，不给我钱怎么办？我什么都不能做。我们曾是好朋友，他把我从麻烦中救出来。但我对卡里可不存在任何幻想，他是个赌城大骗子，如果他说那钱是他帮我的酬劳呢？我没法反驳这一点。为了让自己不进监狱，我肯定会付钱的。上帝，我肯定会付钱的！

我最担心的是得告诉瓦莱莉我失业了，还得解释给她父亲听，无论如何，那老头都会四处打听真相的。

那晚，我并没有告诉瓦莱莉。第二天，我去艾迪·兰瑟的杂志社找他。我告诉了他一切，他坐在那儿，摇着头大笑。当我讲完后，他几乎是带着惊奇地说：“你知道的，我肯定会大吃一惊，我以为你是这个世界上除了你哥哥亚蒂之外最正直的人呢。”

告诉艾迪·兰瑟我收受贿赂，变成了一个半吊子罪犯，这让我心里好过了许多。在某种意义上，我释放出了很多之前所感受到的苦涩，公众对我小说的拒绝、人生的乏味、事业的失败，以及我是如何一直都不快乐的。

兰瑟脸上带着他那种微妙的微笑看着我。“我还以为你是我认识的最不神经质的人，”他说，“你幸福地结婚了，有孩子，过着安稳的生活，赚着钱。你正在写另一部小说。你他妈还想要什么？”

“我需要一份工作。”我告诉他。

艾迪·兰瑟思考了一会儿，奇怪的是，我并没有因为请求他而感到羞愧。

“我只告诉你一个人，我六个月后就会离开这里，”他说，“他们会让另一个编辑顶替我的位置。我会推荐继任者，这样他就会欠我一个人情。我会让他给你足够的自由撰稿的活儿，让你过生活。”

“那就太好了。”我说。

艾迪轻快地说：“在那之前，我可以帮你多找点活儿，冒险故事、垃圾爱情小说，和一些通常由我来写的书评，好吗？”

“当然好，”我说，“你什么时候会写完那本书？”

“两三个月。”兰瑟说，“你呢？”

我一直以来都非常痛恨这个问题。事实是，这本我想写的关于一宗发生在亚利桑那的著名案件的小说，我只写了大纲。我把提纲给了我的出版商，但他拒绝提前支付稿费，还说这种小说绝对不可能赚钱，因为里面有小孩被绑架杀害的内容，没人会同情绑匪——他是书中的主角。我的目标是另一部，但那吓跑了出版商。

“我正在努力，”我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兰瑟同情地微笑。“你是个好作家，”他说，“总有一天你会出名的，别担心。”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关于写作和书。我们都认为自己比多数畅销书单上的著名作家写得好。当我离开时，自信满满，跟兰瑟谈完后我总会这样。不知为什么，他是少数几个我能轻松相处的人，再加上我知道他聪明又有天赋，他对我天赋的好评总能让我高兴起来。

就这样，一切皆大欢喜。现在，我是个全职作家，会继续诚实地生活。我躲过了牢狱之灾，几个月后，我就能搬进此生第一次属于自己的房子。也许犯罪真的有收获。

两个月后，我搬进了长岛新建好的房子。孩子们都有自己的卧室。我们有三间浴室，还有个特别的洗衣间。我再也不用等孩子们洗完澡，或是躺在浴缸里，刚洗好的衣服挂在头上，水滴在我脸上。我得到了那种几乎令人颤抖的奢侈：隐私。我在自己的房间写作，拥有属于自己的花园和草坪。我和其他人隔离开来，简直是梦想之地。当然，很多人认为这理所当然。

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我的家庭安全了，我们把贫穷和绝望的人抛在身后。他们永远不会追上我们，他们的悲剧再也不会引发我们的悲剧。我的孩子永远都不会变成孤儿。

有一天，我坐在后门廊上，突然意识到自己是真的开心，或许在我的一生中都不会有比现在更快乐的时光了。

这令我有些不开心。如果我是个艺术家，为什么会因为如此平凡的乐趣——一个我爱的妻子、让我高兴的孩子们，和郊区的一栋便宜房子——而开心？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不是高更。也许正是如此，我才没有继续写作，我太快乐了。我甚至对瓦莱莉生出一丝憎恨。她把我套住了，上帝。

但即使这一点也无法阻止我觉得满足，一切都进展得那么顺利，在孩子们身上获得的快乐又是那么日常。他们真是令人讨厌的“可爱”。当我儿子五岁时，我曾带他在街上散步，一只猫从某个酒窖跳出来，在我们面前滑行而过。我儿子转向我说：“那是只吓破胆的猫吗？”当我给瓦莱莉讲这个故事时，她很快活，想把它寄给某家会为可爱的小故事付稿费的杂志。我的反应则完全不同。我很好奇是不是他的某个朋友曾嘲弄他是只吓破胆的猫，而他并没有觉得被冒犯，因为并不明白这个词的意思。我琢磨着语言的所有谜团和我儿子有生以来第一次面对它们的经历。我嫉妒他的童真，就像我嫉妒他有那么好的运气能有父母听到他说这个，然后为他操心着急。

我还记得，有一个周日下午，我们全家去第五大道散步。瓦莱莉正看着橱窗里那些她永远都买不起的裙子，一个只有三英尺高的女人向我们走来。她穿着高雅的软皮短上衣、白色皱边衬衫和深色毛呢短裙。我女儿拉了拉瓦莱莉的外套，指着那位矮个子女士说：“妈妈，那是什么？”

瓦莱莉既羞愧又害怕，她总害怕伤害到别人的感情。她叫女儿闭嘴，直到那女人安全地走过去，然后她跟女儿解释说那位女士是那些永远都不会再长高的人之一。我女儿没有真的理解，她问：“你是说她没有长高就成为跟你一样的老太太了吗？”

瓦莱莉冲着我微笑。“是的，亲爱的，”她说，“现在别再想了，很少有人会这样的。”

那晚回到家，在我给孩子们讲睡前故事时，我女儿沉思着，完全没听进去。我问她有什么问题，她的双眼睁得大大的，说：“爸爸，我真的是个小女孩吗，还是只是个没有长高的老太太？”

有成千上万的人有类似的关于他们孩子的故事可以讲，这我知道，这一切都平常极了，但我仍无法抑制地觉得，分享我孩子人生的一部分让我变得富足了很多，我的人生图景就是由这些看上去毫不起眼的小事织就的。

又是我女儿。有一天吃晚饭时，她不断捣乱，朝着弟弟扔食物，故意洒了一杯饮料，还打翻了一碗肉汤。这惹恼了瓦莱莉，最后，瓦莱莉冲她大叫：“你再捣乱，我就杀了你。”

当然，这只是一种夸张的表达，但我女儿非常专注地盯着她问：“你有枪吗？”

这很好笑，因为她显然相信除非自己的母亲有枪，否则就没法杀了她。她对战争、瘟疫、强奸犯和性侵犯、车祸和飞机失事、球杆砸人、癌症、毒药、被扔出窗外都一无所知。瓦莱莉和我大笑起来，瓦莱莉说：“我当然没有枪，别犯傻了。”我女儿脸上因为担忧而形成的皱纹消失了。我注意到，后来瓦莱莉在盛怒下再也没说过类似的话。

瓦莱莉有时也会让我吃惊。随着岁月的流逝，她越来越像天主教徒，越来越保守。她再也不是那个希望成为作家的格林威治村波希米亚姑娘了。在城里的廉租房里不许养宠物，瓦莱莉也从未告诉过我她喜欢小动物，现在我们有了一幢房子，瓦莱莉买了一只小狗和一只小猫。我可不太高兴，即使我的孩子在草地上跟宠物玩耍的画面很好看。事实是，我从来都不喜欢家养猫狗，它们简直就是对孤儿的讽刺。

我跟瓦莱莉在一起太快乐了，那时我对这是多么稀罕而珍贵一无所知。她是一个作家所需要的完美母亲。当孩子们摔跤需要缝针时，她从不惊慌失措，也不会打扰我。她不介意做所有那些通常由男人干而我却没耐心做的活儿。她父母家现在离我们只有三十分钟路程，傍晚和周末她会开车带孩子们过去。她知道我痛恨那种拜访，所以根本不来问我，我就可以用这些独处的时间来写书。

不知为何，也许是因为她的天主教信仰，她会做噩梦。我需要在夜里叫醒她，因为她即使在熟睡时也会发出小小的绝望哭喊。有一晚她被吓得很厉害，我把她紧紧拥在怀中，问她梦到了什么，她悄声回答：“别告诉我我正在死去。”

这把我吓死了，我想象她去看医生并收到了坏消息的画面。但第二天清早，当我问她这件事时，她却什么都不记得了。当我问她她是否去看了医生，她冲我大笑，说：“是因为我的宗教信仰，我猜我只是担心会下地狱。”

有两年时间，我为杂志自由撰稿，看着孩子们成长。如此开心地享受婚姻生活，令我觉得都有些恶心了。瓦莱莉极为频繁地去见她的家人，而我则花很多时间在我的地下室写作间里，我们并没有跟对方见太多面。我每月为杂志写至少三篇文章，同时写一部我希望能够让自己变得富有又出名的小说。那部关于绑架和谋杀的小说是我的玩具，而杂志是我的面包和黄油。我预测还得三年才能写完那本书，但我不在乎。只要觉得孤单，我就会通读一遍越来越多的手稿。看着孩子们慢慢长大，瓦莱莉也越来越开心满足，对死亡的恐惧也在逐渐减轻。但没什么能天长地久，这种日子没有继续的原因是你不想让它继续，我想。如果一切都很完美，你就会自找麻烦。

每天写作十小时，每月看一次电影，阅读所见到的一切，这样在我郊区的房子生活两年之后，我很高兴接到艾迪·兰瑟的电话，他叫我去城里跟他吃晚饭。两年里第一次，我看到了夜幕下的纽约。我跟编辑谈我的杂志活计总是在白天，然后开车回家吃晚饭，瓦莱莉已经成为出色的大厨，我可不想错过跟孩子共度的一切，和在我工作间里的睡前工作时光。

但艾迪·兰瑟刚从好莱坞回来，他保证会带来极好的故事和好吃的。和往常一样，他问我的书写得怎么样了。他对我的态度，总好像他知道我将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那样，我爱极了这一点。他是我认识的仅有的几个完全没被自利而玷污的真诚友善的人。他还非常风趣，真让我嫉妒。他让我想起在学校里写故事的瓦莱莉，她的写作中就有这种风趣，有时在日常生活中也有。即使现在，也偶尔会闪现。因此，我告诉艾迪，第二天我会去杂志社领份活儿，在那之后，我们可以一起吃晚餐。

他带我去了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地方，叫珍珠餐馆。我太蠢了，完全不知道那里是纽约当时最“时尚”的中餐馆。那是我第一次吃中国菜，当我告诉艾迪时，他非常惊奇。他做足了全套工夫，向我介绍不同的中国菜式，同时指出餐馆里的名人，甚至帮我打开幸运饼干把里面的纸条念给我听。他还阻止我吃掉幸运饼干。“不，不，你绝不能吃掉它们，”他说，“那样非常外行。如果你在今晚要学会一件很有价值的事，那就是永远也不要在中餐馆吃掉你的幸运饼干。”

这整件事只有在两个朋友间深厚的情感背景下才会有趣，但几个月后，我在《君子》杂志上读到了他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到这件事，是个令人感动的故事，自嘲着当时在嘲笑我的他。读过这篇故事后，我对他有了更多了解，他的幽默只是用来遮住他本质上的孤独和他与这个世界、与他周围人疏离的面具。我也隐约知道了他对我的真正想法。他把我描绘成一个掌控着生活，并知道自己该往哪儿走的人。这让我觉得好笑极了。

但他说幸运饼干是我那晚唯一的收获是错的，因为晚餐之后，他说服我去参加纽约的其中一个文学派对，在那里，我再次遇到了伟大的奥萨诺。

我们正吃着甜品喝着咖啡，艾迪逼我点了巧克力冰淇淋，他告诉我这是唯一和中国菜搭配的甜品。“记住这一点，”他说，“永远别吃掉你的幸运饼干，甜品总是点巧克力冰淇淋。”然后他随意地邀我跟他一起去参加派对。我有些勉强，得开一个半小时车才能回长岛，而我非常想回家，在睡前再工作一小时。

“得了吧，”艾迪说，“你不能总缠着你老婆，当个隐士。今晚开心一下，会有美酒、愉快的谈话和养眼的女人。你也许还能认识些有价值的人，如果一个评论家跟你有私交，就很难把你骂得一文不值。如果某个出版商在派对里见过你，觉得你人挺好，也许你的东西在他眼里也会更可读一些。”艾迪知道我找不到出版商出版我的书，我第一本书的出版商再也不想见到我了，因为我的书只卖了两千本，而且完全没可能出精装版。

所以我去了那个派对，见到了奥萨诺，他没有表明自己记得之前那次采访，我也没有。但一周后我收到他的一封信，问我是否愿意去见见他，跟他共进午餐，谈谈他想给我的一份工作。

正文第二十三章

虽然我接受他提供的工作的原因很多，但奥萨诺那份工作确实有趣又有威望。自从几年前奥萨诺被指派为全国最有影响力的文学杂志编辑后，他一直跟下属关系不好，所以我将做他的助理。收入不错，也不会影响到我的小说。再加上我在家太快活了些，几乎成了个小资的隐士。我很快活，但我的生活很沉闷，我渴望刺激，渴望危险。我隐约记得逃开家去赌城时所真正感受到的孤独和绝望。这简直是疯了，如此开心地回忆不开心的日子，却鄙视手中紧握着的幸福？

但我接受那份工作最主要的原因是奥萨诺本人。他是美国最知名的作家，因为一系列成功的小说而大受赞扬，同时也因为以身试法、性丑闻和对社会的革命性态度而声名狼藉。他跟一切人和事都对着干，但在艾迪·兰瑟带我去见他的那个派对上，他让每个人都觉得他魅力非凡且十分令人着迷。那个派对里的人都是文学界不可或缺的人物，他们自己完全熟知如何做到既讨人喜欢又难以取悦。

我得承认，奥萨诺很讨我喜欢。在派对上，他卷入了跟美国最有权势的文学批评家的热烈争吵。那人是奥萨诺的密友，很支持他的作品，但那评论家竟说出非小说作家也在创造艺术、有些批评家也是艺术家这样的话。奥萨诺立即冲到他面前。“你这吸血的浑蛋，”他大喊，一手端着酒，另一只手抬起来，就像随时准备挥拳，“你他妈有胆靠真正的作家生存，然后说自己是艺术家？你根本连艺术是什么都不知道。艺术家靠自己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创造，明白吗，你这该死的混球？艺术家就像只该死的蜘蛛，他的蛛丝都藏在自己肚子里。你们这些渣滓等他把蛛丝吐出来后，再跑过去用你们那该死的家庭主妇的扫帚把它扫掉。你拿扫帚很在行，你这该死的混蛋，你也就这么点本事。”他的朋友大为震惊，因为他刚刚还称赞了奥萨诺的非小说作品，并说它们是艺术。

之后，奥萨诺走开，来到一群崇拜他的女人中间，这群人中有两三个女权主义者。他跟她们还没相处两分钟，这个小组便再次成为众人的焦点。其中一个女人正愤怒地冲他大喊，而他则带着好笑的神情倾听着，鬼鬼祟祟的绿色眼珠像猫眼似的闪着光，接着他就开始了。

“你们这些女人想要平等，却根本不懂权利制衡要怎么玩，”他说，“你们唯一的王牌就是你们的阴道，你们却立即就把这张底牌翻开来给对手看。你们完全泄露了秘密。一旦没有了阴道，你们就什么权利都没了。男人可以在没人爱时生存下去，但不能没有性。女人非得拥有爱才行，没有性也没关系。”他说完最后一句话，那群女人抗议着愤怒地围住了他。

他毫不退缩。

“女人得到了人生中能得到的最好交易，却还抱怨婚姻。婚姻就像你们买的债券，既有通货膨胀，也会价值缩水。对男人而言，你们的价值只会越来越低。知道为什么吗？女人老得比男人快，你能想象一个五十岁的老女人能骗一个二十岁的孩子上床吗？极少有女人能有男人一样的经济实力去买青春。”

一个女人大喊：“我有个二十岁的情人。”她年约四十，是个好看女人。

奥萨诺冲她邪恶一笑。“恭喜你，”他说，“但你五十岁之后怎么办？有那么多年轻女孩随意跟人上床，你得抓住那些刚刚中学毕业的男孩子，并保证给他们买十速自行车才行。再说了，你觉得你的年轻情人会像年轻女孩爱上男人那样爱上你吗？你可不像我们，有弗洛伊德式的父亲形象可供利用。我得再重复一遍，一个四十岁的男人看上去比他二十岁时吸引人得多，到了五十岁他还能很好看，这是生物学。”

“胡说，”那个漂亮的四十岁女人说，“年轻姑娘把你们这些老男人当傻瓜，你们也相信了她们的鬼话。你们并没有更吸引人，只不过拥有更多权力。所有的法律也站在你们那边。等我们改变了那一点，我们就能改变一切了。”

“当然，”奥萨诺说，“你们会通过一些法律，好让男人老了后必须做手术让他们显得更丑——以公平竞争和平等权利为借口。你们也许还能立法切掉我们的卵蛋。但那改变不了眼下的现实，”他顿了顿，然后说，“你知道最烂的一行诗是什么吗？布朗宁的‘和我一起慢慢老去！最好的时光还未降临……’”

我当时就站在一边。对我来说，奥萨诺所说的大部分都是胡说八道，我们对写作的看法不一样。我痛恨文学讨论，虽然我读所有的评论，并为它们付钱。

该死的，成为艺术家需要什么鬼东西？肯定不是敏锐性，也不是聪颖，它不是极度痛苦，也不是极乐，那些都是胡说八道。

真相是，你就像个开保险柜的，转着转盘听那些锁栓各归其位，两三年后，门也许能打开，这时你就可以开始打字了。但这件事最够呛的是，大部分时候，保险柜里的东西根本不值钱。

它就是该死的努力工作和令人头痛的交易。晚上无法入睡，丧失了与其他人以及外面大千世界交流的自信，你变成日常生活中的胆小鬼和装病的家伙。你躲避感情生活中的责任。但毕竟，这是你唯一能做的。也许正因如此，我才会对自己给通俗杂志和书评杂志写的那些垃圾感到自豪。这是我所拥有的技能，我终于有了一技之长，我不再只是个该死的糟糕艺术家了。

奥萨诺从未理解这一点，他总是在奋斗，要成为一个艺术家，并作出了一些艺术品和半艺术品。这就像几年之后，他一直无法理解好莱坞那一套，无法理解电影业是多么年轻，就像个还没学会上厕所的小宝宝，所以你不能怪它拉得人们满身都是。

其中一个女人说：“奥萨诺，你在女人那儿的记录那么好。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人人都大笑起来，包括奥萨诺。我为此更加尊重他，一个有五个前妻的男人还能大笑出来。

奥萨诺说：“我在她们搬进来之前告诉她们，必须得百分之百听我的，百分之百。她们清楚自己的地位并接受了。我告诉她们，如果不满意这个安排就搬出去。不用争吵，不用解释，不用谈判，离开就好了。我没法理解，她们搬进来时答应得好好的，之后却开始破坏规矩。她们想有百分之十听她们的，得不到时，就开始闹。”

“多么精彩的提议，”另一个女人说，“她们能得到些什么呢？”

奥纳诺带着完美的严肃表情，环视四周，说：“公平地被操。”有些女人开始嘘他。

在我决定为奥萨诺工作后，我读了他写的所有东西。他早期的作品一流，包含精雕细琢的场景，锐利、准确，那些小说的人物和故事情节浑然一体，充满了各种思考。他晚期的作品变得更加深沉，更深思熟虑，散文则更高傲。他就像个满身勋章的重要人物，所有的小说都对批评家敞开了大门，给他们提供了很多可供挑剔的素材，来解读、讨论或肢解。我觉得他最近的三本书很差劲，不过那些评论家不这么想。

我开始了新生活，每天开车去纽约，从早上十一点工作到各种不同时间。书评杂志的办公室非常巨大，工作节奏无比忙碌：每月寄过来的新书有上千本，我们每周只有大约六十篇书评的版面，但所有的书都得浏览一遍。在工作时间，奥萨诺真心对每个下属都很好。他总问我小说的进展，并主动提出在送印之前帮我看看，给我些编辑方面的建议，但我太骄傲了，不愿给他看。虽然他名声显著而我默默无闻，我却觉得自己才是小说写得更好的那个。

下午时分，在花很长时间安排要评论的书以及由谁来评论之后，奥萨诺便会拿出一直放在他桌子里的一瓶威士忌，一边喝，一边给我上漫长的一课，讲有关文学、作家的医生、出版商、女人或任何那时纠缠着他的话题。他已经在他最重要的那本小说上耗了五年，那本他认为会使他得到诺贝尔奖的小说。他已经凭它收了一大笔预付款，出版商很紧张，已经开始催他。奥萨诺对此非常愤怒。“那混蛋，”他说，“他叫我看经典文学找找灵感，那个无知的操蛋家伙。谁会重新再读一遍经典啊？上帝，哈代、托尔斯泰和高尔斯华绥那些老混蛋生逢其时，他们花四十页才放一个屁，知道为什么吗？他们把读者困住了，抓住了读者的卵蛋。没电视、没广播、没电影。在英格兰，你甚至连被操都不可能。那些法国作家更有纪律性，至少他们对操人感兴趣，可不像那些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混蛋们。现在，我问你，一个有海边小屋和电视机的男人为啥要去读普鲁斯特？”

我从来都读不进普鲁斯特，所以点了点头，但我读过其他那些作家的书，看不出来电视机和海边小屋怎么能取代他们。

奥萨诺继续说：“，人们奉它为经典，书里却满是狗屎，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上流社会男人施恩于女人。他从来没有让读者看到那些女人的真实感受或想法，他只给我们提供了那个年代那个地方的传统观念，他把那东西强塞进去，就像谁真的在乎似的。谁他妈在乎那混球沃伦斯基和他的灵魂啊？上帝，我真不知道谁更差劲，俄国人还是英国人。该死的狄更斯和特罗洛普，五百页对他们来说是小意思。他们在料理花园的间隙写作。法国人至少能写得短一点，但那个该死的巴尔扎克呢？我不服！我不服！谁他妈现在还读他啊。”

他喝了一大口威士忌，叹了口气。“他们中没一个知道该怎么使用语言的。没一个人，除了福楼拜，但他也没有那么伟大。美国人也没有比他们强多少，那个该死的德莱塞根本连那些词的意思都不知道，他是个文盲，我说真的。他就是个该死的土著，一个九百页的大脓疮。这些该死的家伙，到了今天谁都不可能出版，即使出版了，那些批评家也会杀了他们的。上帝，这些人真是生逢其时啊，没有竞争。”他顿了顿，然后疲惫地叹息着，“梅林，我的孩子，我们是个濒死的种族，我们这样的作家。找个别的职业，去骗那些做电视的，写写电影。你手指插在屁眼里都能干那些事儿。”筋疲力竭之后，他会躺在他一直放在办公室让他午睡的沙发上。

我试着让他高兴起来。

“这可以写成一篇给《君子》杂志的绝佳文章，”我告诉他，“挑六本经典，然后肢解它们，就像你写现代小说家的那篇一样。”

奥萨诺大笑：“上帝，那次可好玩了，我只是开个玩笑，借那个玩点游戏让自己更有料，却搞得人人都气死。但那奏效了，它让我更出名，而他们更不知名。这就是文学界的游戏，但那些可怜的混蛋不清楚这一点。他们在自己的象牙塔里自慰着，以为那就够了。”

“所以这应该很容易，”我说，“不过那些教授评论家肯定会跳起来掐你。”

奥萨诺越来越有兴趣，他从沙发里起身，走到书桌边。

“你最恨哪本经典？”

“《织工马南》，”我说，“学校里还在教这本书。”

“老娘们乔治·艾略特，”奥萨诺说，“学校的老师爱死她了。好吧，这也算一本。我最恨，托尔斯泰比艾略特好，现在没人还在乎艾略特了，但要是我攻击托尔斯泰，那些教授肯定会尖叫着冲出来。”

“狄更斯？”我说。

“必须的，”奥萨诺说，“但不批，我得承认我爱那本书，他真的是个风趣的家伙，那个狄更斯。不过我可以找他性方面的茬，他是个该死的伪君子，写了一大堆东西，连篇累牍的。”

开始列单子。我们没有碰福楼拜和简·奥斯汀，但当我给他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时，他拍了拍我的背，大喊：“最最荒谬的一本书，”他说，“我可以用它做德国汉堡包。”

最后我们有了个单子：

《织工马南》

《少年维特之烦恼》

《吉姆老爷》

普鲁斯特（所有的书）

哈代（所有的书）

“还要一个才能凑足十个。”奥萨诺说。

“莎士比亚。”我建议。

奥萨诺摇了摇头：“我还是很爱莎士比亚，你知道，这很讽刺，他为了钱而写作，写得很快，是个无知的下等人，但没人敢动他。他根本不在乎自己写的是否真实或公正，只要辞藻华丽或感人就行。‘当世事变迁，爱情就变质，这不是爱’这句如何？我可以给你一大堆这样的话，但他太伟大了，虽然我一直都恨死那个该死的麦克达夫和那个白痴奥赛罗。”

“还得再找一个。”我说。

“是啊，”奥萨诺说，高兴地咧嘴一笑，“我们看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他了，《卡拉马佐夫兄弟》怎么样？”

“我祝你好运。”我说。

奥萨诺沉思着说：“纳博科夫，我觉得他是狗屎。”

“我也祝他好运。”我说。

我们陷入了僵局，奥萨诺最后决定只要九个，这样正好也能让它跟通常的十个不一样。我很好奇为什么我们找不出十个来。

他那晚写完了那篇文章，两个月后就发表了。他写得非常精彩、令人恼火，贯穿全篇，他扔下各种小暗示，说他正在进行的那本伟大小说将会避免这些经典的所有缺陷，并将取而代之。那篇文章挑起了一场充满愤怒的骚动，全国各处都有文章攻击他和他正在写的小说，那正中他下怀。这个奥萨诺，他就是个一流的骗子。连卡里都会为他骄傲，我总有一天要介绍他们认识。

六个月后，我成了奥萨诺的左右手。我爱极了这份工作。我读了很多书，把我为它们写的笔记给奥萨诺，好让他把它们安排给那些自由撰稿评论家。我们的办公室是一片书籍的海洋，你完全被它们包围、被它们绊倒，它们堆满了我们的桌子和椅子。它们就像是一大群爬满动物尸体的蚂蚁和虫子。我一直都非常热爱和尊重书籍，但现在也能理解有些智慧的书评家和评论家的轻视和厌恶了，他们起的作用就像是英雄的男仆。

但我热爱阅读这一部分，特别是小说和传记。我没法理解科学类、哲学类或更渊博些的书评，所以奥萨诺把它们扔给了其他专业助理。他最乐意的就是找那些刚出书的重量级文学评论家们，他肢解他们，当他们打电话或写信抗议时，他告诉他们自己“击的是球，而不是打球的人”，这种毫无涵养的说辞只会令他们更加愤怒。但奥萨诺一直惦记着诺贝尔奖，所以会对某些评论家十分尊敬，为他们的文章和书留足版面，但这种另眼相待很稀少。他特别痛恨英国小说家和法国哲学家。不过随着时光流逝，我能看出来，他痛恨这项工作，尽可能敷衍了事。

他还毫无廉耻地利用自己的地位。出版商的公关小姐没过多久就学会了，如果她们有本“热门”书想要这个杂志写评论，她们就得请奥萨诺出去吃午餐，好好地拍他的马屁，如果那姑娘年轻漂亮，他还会开玩笑，用一种很温和的方式让她们明白可以用自己的屁股来换版面。他就是那么直白，这让我很震惊，我以为这种事只会发生在电影界。他跟寻求自由撰稿工作的评论家也做同样的交易。他的预算很多，我们付钱派出了很多根本没采用的书评活儿。他说话算数，只要他们做到了，他就做得到。到我为他工作时，他已经有了一长串的女朋友，她们靠自己在性方面的慷慨而接触到了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文学评论。我爱死了这与评论高度深刻且有道德的姿态间的反差。

在截稿日之夜，我常常跟他一起在办公室里待到很晚。我们一起出去晚餐，喝一杯，在那之后他会找人上床。他总想帮我找一个，但我一直告诉他，我的婚姻很幸福。这慢慢变成个永不厌倦的笑话。“你还没厌倦干你的老婆吗？”他问，就像卡里一样。我不回答，无视他，这不关他的事。他会摇着头说：“你就是第十大奇迹，结婚一百年，却还是喜欢干你老婆。”有时我会恼怒地看他一眼，他便会引用我从没读过的某个作家的话，“坏蛋不必存在，时间是最大的敌人。”这是他最爱的一句话，常常被他拿来引用。

在他那里工作，我尝到了文学世界的味道，我总是梦想着能成为其中一员。我把它想成一个没有争执和讨价还价的地方。既然这些人创造了书中那些被人热爱的英雄，那创造者也应该跟英雄一样。当然，我发现他们其实跟其他所有人一样，只不过更疯狂一些，我还发现奥萨诺也痛恨这些人，他会给我上课。

“唯一特别的是小说家，”奥萨诺说，“可不像这些该死的短篇小说家、编剧、诗人、剧作家和那些该死的轻量级文学杂志人。全都表面光鲜，内里单薄，身体里一根风骨都没有。你要写小说，作品就必须要有风骨。”他琢磨了一会儿，把它写在一张纸上，我于是知道下周日的评论里会有篇关于风骨的文章了。

另一些时候，他会大声数落书评的糟糕写作，发行量正在降低，而他把这归罪于评论这一行的枯燥。

“当然，那些操蛋的家伙很聪明，当然，他们有有趣的话要说，但他们写不出一个合格的句子，他们就像结巴，当你努力听清他们咬牙切齿挤出的词语时，他们会踩坏你的脚。”

每周，奥萨诺会在第二版发表他自己的文章，他的写作精彩、机智，倾向性大到简直是尽可能地树敌。有一周，他发表了一篇文章支持死刑。他指出，在任何一场全民投票中，死刑都会成为大获全胜的选择。只有精英阶层，比如这篇书评的读者，才会在美国把死刑变成争议性话题。他宣称，这是政府最高部门的阴谋，让罪犯和穷得不能再穷的人去偷、去抢、盗窃、强奸和杀害中产阶级是政府的政策，是给底层一个宣泄的渠道，让他们不会转身革命。政府高层估计这样花费会小得多。精英阶层居住在安全的社区，送他们的孩子去私立学校，请私人保镖，这样安全地远离被误导的无产阶级的报复。

他嘲弄那些认为人的生命是神圣的、政府杀害公民的政策会让人性变得残暴的自由主义者。我们都只是动物，他说，应该像印度人对待杀了人的疯狂大象一样对待我们。实际上，他肯定地说，被行刑的大象都比吸毒后被关进舒适的监狱五六年，然后放出来杀害中产阶级公民的杀人犯更高贵，会去更高级的天堂。

当他在讨论死刑是否有威慑力时，他指出，英国人是世界上最守法的人，他们的警察甚至不用携枪，他把这完全归功于英国人直到十九世纪都还在处决偷蕾丝手绢的八岁孩子。然后他承认，虽然这的确扫荡了罪行，保护了财物，但最终，它把那些更具活力的工人阶级转变成了政治动物，所以才把社会主义带到了英格兰。奥萨诺的一句话特别激怒他的读者：“我们不知道死刑是否具有威慑力，但我们知道那些被处决的人再也不可能杀人了。”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他恭喜了美国的统治者能够如此天才地给他们的最底层人民偷窃杀人的许可，好让他们不会变成政治上的革命者。

那是篇疯狂的文章，但他写得那么好，整篇看上去很有逻辑性。我们自由主义的明智读者中最有名最重要的社会思想家寄了几百封抗议信来。一封由激进组织撰写、美国最重要的作家签名的特别来信被寄到出版商那儿，要求不让奥萨诺再当书评的编辑，奥萨诺第二期就把它刊登了出来。

他太有名了，他们没法开除他。人人都在期待他“伟大的”小说写完，那本保证会让他得诺贝尔奖的小说。有时，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他正在长长的黄色稿纸上写着什么，我进去时他便把它放进抽屉。我知道，这就是那进行中的著名作品。我从没打听过这本书，他也从未主动提及。

几个月后，他又惹上了麻烦。他在书评杂志的第二版写了篇文章，他在里面引用一些研究说明刻板印象也许是真的——意大利人是天生的罪犯，犹太人比任何种族都会赚钱，是更好的小提琴手和医学院学生，最糟的是，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多地把父母扔进养老院。然后他引用一些研究说爱尔兰人都是酒鬼，也许是因为某种未知化学元素的缺乏、或饮食习惯、或他们都是被压抑的同性恋这一事实，如此等等。这引来了尖声抗议，但无法阻止奥萨诺。

在我看来，他就是疯了。有一周，他占了头版，登了他自己对一本直升机研究书籍的评论，他脑子里的疯狂念头还在转——直升机将取代汽车，到那时，这些数百万公里的水泥高速公路将会被铲断，农田取而代之。直升机将帮助家庭重归原始结构，因为这样，人们就能轻易拜访那些远亲了。他很确信汽车将会过时，他痛恨汽车，当他周末去汉普顿时，他要么坐水上飞机，要么坐专门包的直升机。

他宣称，只要再来几项技术革新，直升机就会变得跟汽车一样好操作。他指出，自动挡已经让数百万无法开手动挡的女性成为驾驶员。这只言片语点燃了女性解放组织的怒火。更糟糕的是，在同一周，一个美国最声名显赫的文学学者出版了一本严肃的海明威研究。那个学者关系网很强，朋友也都很具影响力，他花了十年时间做这项研究，除了我们这里，他占据了每本书评的头版。奥萨诺只给了他第五版，并且只有三栏而不是一整页。那周晚些时候，出版商找了他，奥萨诺在顶楼的大办公室套间里待了三个小时解释自己的行为。当他下来时，他的嘴咧到了耳根，快活地对我说：“梅林，我的孩子，我要继续往这个该死的杂志里塞些生命力，但我想，你该开始找另一份工作了。不用担心我，我快写完我的小说了，那时我就自由了。”

那时我已经为他工作了将近一年，我不知道他哪有时间写作。他在操着任何他能弄到手的人，还要去参加纽约的所有派对，在这些时间里，他还为一本短篇小说弄到了十万美元的定金，他在办公室里利用写书评的时间写了它，那花了他两个月。评论家为之疯狂，但它虽然被提名全国书籍大奖，卖得却不多。我读了那本书。文章写得精彩又晦涩，角色塑造很荒唐，故事情节简直就是疯了，对我而言，这本书虽然有些复杂的想法，但仍很蠢。他有个一流的头脑，这点毫无疑问，但在我看来，作为小说这本书彻头彻尾地失败了。他从未问过我是否读过它，显然并不想听我的意见，我猜他也知道那全是狗屎。因为有一天他说：“现在我有张支票了，能写完那本大书了。”类似某种道歉。

我喜欢上了奥萨诺，但也总有点怕他，没人能像他那样把我从我的壳里拉出来，逼着我谈论文学、赌博甚至是女人。然后，当他打量过我之后，就会彻底分析我，他对除他自己之外的人装腔作势非常敏锐。我告诉他乔丹在赌城自杀和之后发生的一切，以及我如何觉得那改变了我一生，他琢磨了良久，然后给了我他洞察到的，还加上一段演讲。

“你抓住了那个故事，你总是重温它，知道为什么吗？”他问我，他穿行在办公室一堆堆的书中，双臂四处挥舞，“因为你知道，在这个领域里，你没有危险。你永远不会自杀，永远也不会那么支离破碎。你知道我喜欢你，否则你绝不会变成我的左右手。我信任你远超其他任何人。听着，让我向你坦白一点，因为那个该死的温迪，我不得不重写遗嘱。”温迪是他的第三任妻子，虽然离婚后已经再婚，但到现在仍用她的各种要求把他逼疯。他只要提到她，眼神就会变得疯狂，随后他冷静下来，给我一个最甜蜜的微笑，虽然他已经五十多岁了，这却让他看上去仍像个小孩子。

“我希望你不要介意，”他说，“但我想任命你为我的文学执行者。”

我既震惊又高兴，带着这一切，我退缩了。我不想要他那么信任我或喜欢我，我对他没有相同的感觉。的确，我喜欢他，着迷于他的大脑是如何运转的。虽然我试着否认，但我仍对他文学上的名声印象深刻。我觉得他富有、知名又有权势。他需要以如此信任我这一事实向我显示他其实是多么脆弱，这让我失望，它打碎了我对他的某些幻想。

但他继续说起我来。“你知道，在这一切之下，你对乔丹有种连自己都不敢承认的鄙视。你那个故事我不知道听过多少遍了。当然，你喜欢他，为他觉得遗憾，甚至你也理解他。但你无法接受一个拥有那么多未来的人自杀，因为你知道自己的生活比他糟糕十倍，却永远不会做那种事。你甚至是开心的，你过的是狗屎般的一生，以前从未拥有过任何东西。你非常努力地工作，拥有一种局限的小资式婚姻，你是个艺术家，半辈子已经过去了，却没有真正的成功。但你基本上是开心的。上帝，你仍然喜欢干你老婆，而你已经结婚多少年了？十五年了。你要么就是我见过的最不敏感的混蛋，要么就是最自持的人。但我知道一点，你是最坚强的，你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完全按照你想的做事，操控着自己的人生。你从不会惹上麻烦，即使惹上了，你也不会惊慌失措，只会想法脱身。我尊重你，但我不嫉妒你。我从没见过你做或说任何真正过分的话，但我觉得你根本不在乎任何人，你只不过在掌控自己的人生。”

然后，他等待着我的反应。他咧嘴笑着，狡猾的绿眼睛满是挑衅。我知道他享受这么说，但我也知道有些是真心的，而我很受伤害。

我有很多话想说。我想告诉他，作为孤儿长大是什么感觉，我错过了最基本的东西，人类体验的最核心内容。我没有家庭，没有社会触角，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把我同这个世界联系起来。我只有我哥哥亚蒂。当人们谈及人生时，我不能真正理解他们的意思，直到我跟瓦莱莉结婚。正因如此，我才自愿入伍参战。我的理解是，战争是另一个普遍的经验，我不想被落下来。我想对了，战争曾经是我的家庭，不管它听上去有多愚蠢。我很高兴自己没有错过它。奥萨诺刻意漏掉，或是他假设我知道所以懒得说的是，控制自己的人生可没那么简单。他无法得知的是，幸福这枚硬币是我永远无法理解的，我一生都因为外在环境而不快乐，现在也因为外在环境变得相对而言比较快乐。跟瓦莱莉结婚，有孩子，有一种技艺，能够生产写作内容让我赚钱，这些都让我快活。这些是我在致命的遗失后所获得的受控制的幸福，因此，对我而言弥足珍贵。我知道自己的人生很局限，是个看上去空无一物的小资人生。我朋友很少，不会社交，对成功兴趣也不大。我只想熬过这一生，或者说，我那时是这么以为的。

奥萨诺注视着我，仍然微笑着。

“但你是我所见过的最坚强的狗娘养的，你从不让任何人靠近你，不让任何人得知你的真实想法。”

这一点我必须抗议。

“听着，你问我对任何事情的看法，我都会告诉你。你最新的那本书就是一坨屎，你运作这家书评杂志的方式简直疯狂。”

奥萨诺大笑起来：“我不是指那种事，我从没说过你不真诚。算了吧，有一天你会明白我说的是什么。特别是等你开始追逐女人，然后搅上了某个温迪这样的女人之后。”

温迪隔一段时间就会来一趟书评杂志办公室。她美艳惊人，褐发，疯狂的眼睛，浑身充满性能量。她非常聪慧，奥萨诺会派书评给她。她是唯一不怕他的前妻，自从两人离婚，她就弄得他的生活苦不堪言。他一旦给迟了赡养费，她就会冲进法庭，要求提升给孩子和她的赡养费。她弄了个二十岁的作家住进她的公寓并养着他。那作家嗑药嗑得很凶，奥萨诺很担心他会对孩子做出什么来。

奥萨诺讲的关于他们婚姻的故事让我很难相信。他说有一次，他们俩一起去个派对，进了电梯后，温迪却拒绝告诉他派对在哪一层，他们因此吵了架。他变得非常愤怒，甚至掐她脖子逼她告诉他，玩着一个被他称为“掐死小鸡”的游戏，这个游戏是他对这段婚姻最有爱的回忆。她的脸色变得紫黑，摇着脑袋，但仍然拒绝回答他关于派对在哪里举行的问题。他不得不放开她，知道她比他还疯狂。

有时当他们有小争执，她就会打电话报警，让警察把他扔出公寓，警察来了后会因她的蛮不讲理而震惊。他们会看到奥萨诺的衣服被剪成碎片堆在地上。她承认那是自己干的，但那也没给奥萨诺打她的权利。她没说的是，她刚刚坐在那一堆被剪碎的西装、衬衣和领带上，用振动器自慰。

奥萨诺有一堆关于振动器的故事。她曾经因为无法达到高潮而去看心理医生，六个月后，她对奥萨诺承认说那心理医生把干她作为治疗的一部分。奥萨诺并没有嫉妒，到那时他已经憎恶她了。“憎恶，”他说，“不是恨，两者不一样。”

每次他收到心理医生的账单时，都会异常愤怒并冲她发火。“我每周付一百块给个男人操我老婆，他们还说那是现代医学？”在他老婆举办一场鸡尾酒会时，他讲了这个故事，她气疯了，不再去看心理医生，而是买了个振动器。每天晚餐前，她会把自己锁进卧室，把孩子们关在门外，用那机器自慰。她总能到达高潮。但她定下了严格的规定，在那一小时里，谁都不许打扰她，无论是孩子们还是她丈夫。全家人，甚至包括孩子们，都把它称为“欢乐时光”。

令奥萨诺最终离开她的，按照他的说法，是她开始念叨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如何从他妻子塞尔妲那里偷了她最出色的作品，说如果不是他丈夫这么做了，她本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奥萨诺揪着她的头发，把她的头摁进里。

“读一读这个，你这蠢婊子，”他说，“读十句话，然后读读他老婆的书，再过来跟我说。”

她两本书都看了，然后回来找奥萨诺，告诉他同一句话，他一拳揍到她脸上，揍青了她两只眼睛，然后永远地离开了。

就在最近，温迪又令人恼火地赢了奥萨诺一场。他知道她把孩子的赡养费给了她年轻的情人，但有一天，他女儿过来找他要求买衣服，她解释说她的妇科医生叫她再别穿牛仔裤了，因为她阴道有炎症。当她找母亲要钱买裙子时，她母亲说：“找你父亲去。”这发生在他们离婚后五年。

为了避免争执，奥萨诺直接把赡养费给了女儿，温迪并没有反对，但一年后，她把奥萨诺告上法庭，要求上一年的钱。女儿为父亲作证，奥萨诺很肯定法官知道所有的内情后自己一定会赢，但法官坚决地告诉他，不仅要直接把钱付给母亲，还要一口气把上一年的钱全交给她。所以他实际上交了两次。

温迪为自己的胜利而兴高采烈，她甚至在之后试着对奥萨诺友好些。当着孩子的面，他拒绝了她的爱意并冷酷地说：“你是我见过的最差劲的婊子。”温迪之后再来书评杂志时，他拒绝让她进入自己的办公室，并取消了给她的所有工作。令他惊讶的是，她无法理解他为什么如此憎恶她。她冲着朋友抱怨他，并四处说他在床上根本硬不起来，从来都没满足过她，说他是个压抑本性的同性恋，其实最爱的是小男孩。她试图阻止他在夏天带走孩子们，但那一场是奥萨诺赢了。随后，他在一本全国性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她的恶毒又机灵的小故事。也许他在真实生活中无法搞定她，但在小说里，他描绘了一幅十分可怕的肖像，纽约文学界人人都知道她，立刻就认出了她来。她被尽可能地击溃了。在那之后，她没再去惹奥萨诺，但仍像毒药一样令他耿耿于怀，令他无法在想到她时不变得满脸涨红、眼神疯狂。

有一天他走进办公室，告诉我电影公司买了他一本旧小说的电影改编版权，他得过去开个关于剧本的会，一切开销全包。他提议把我也带上，我同意了，等我们去了那儿，我想顺便去一趟拉斯维加斯拜访一个老朋友。他说没问题。那时他刚跟前一个妻子离婚，还没找到新的，而他痛恨一个人旅行，他觉得自己是要踏入敌人的领地，所以想要个朋友在身边。无论如何，这是他的说法。既然我从没去过加州，出门时也有工资拿，看上去挺划算的，我当时可不知道我做的事完全对得起那笔钱。

正文第二十四章

当奥萨诺那本书的电影剧本会议收尾时，我正在赌城，所以坐了短途飞机飞到洛杉矶跟他一起飞回家，在从洛杉矶到纽约的旅途中陪伴他。卡里想要我把奥萨诺带去拉斯维加斯见他，但我没法说服奥萨诺，只好去了洛杉矶。

在贝弗利山庄的套房里，奥萨诺比我见到的任何时候都愤怒。他觉得电影业把他像狗屎一样对待，他们不知道他举世闻名吗，是从伦敦到新德里、从莫斯科到悉尼这些地方文学评论家的宠儿吗？他在说三十种语言的世界里都很出名，包括不同变种的斯拉夫语。但他没说的是，因为某种奇怪的原因，他的书改编的电影每一部都亏了。

奥萨诺还为其他的事情愤怒。他的自尊让他无法容忍电影导演比作家更重要。奥萨诺想把他的一个女朋友弄到电影里演一个小角色，却做不到，那让他很生气。当摄影师和男配角都能把他们的女朋友弄进电影里时，他就更加气急败坏了——该死的摄影师和一个差劲的男配角都比伟大的奥萨诺更有影响力。我只希望能在他完全疯掉、把整个工作室都砸烂最后锒铛入狱前把他弄上飞机。我们得在洛杉矶再待一天一夜才能坐上第二天上午的飞机。为了让他冷静下来，我带他到他西岸的经纪人那里，一个非常嬉皮、喜欢打网球的男人，他有很多娱乐圈的客户，也有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朋友。他叫杜兰·鲁德。

杜兰尽力了，但当灾难即将来临时，一切都于事无补。“你得出去玩一晚，”杜兰说，“放松一下，在一位美女陪伴下，吃顿晚餐，再加一点镇定剂好让你今晚能入睡，也许是一剂口交。”杜兰在女人面前魅力非凡，但单独跟男人在一起时，他一定会侮辱整个女性群体。

奥萨诺在答应前得装腔作势一番，毕竟，一个举世知名的作家、一个未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可不能像小孩子似的被人安排女伴。但这个经纪人早就对付过奥萨诺这一类人。杜兰·鲁德曾帮一位国务卿、一位总统和一个美国最著名的福音传教士安排女伴，根据杜兰的说法，后者能把数百万信徒吸引到圣坛前，却是世界上最饥渴的狗娘养的。

看着经纪人安抚奥萨诺被刺激的自尊是种享受，这可不是赌城的运作方式，在赌城，姑娘就像比萨一样被送到房间，这里高端多了。

“我认识一个非常聪明的姑娘，拼命想见你。”杜兰告诉奥萨诺，“她读过你所有的书，认为你是美国最伟大的作家，不骗你，她可不是那种无脑的姑娘。她在加州大学拿到了心理学学位，参演过一些电影好认识些熟人来写剧本，正是适合你的姑娘。”

当然，他骗不到奥萨诺，奥萨诺清楚该被嘲笑的人是自己，他得被人诱哄着做真心想做的事。当杜兰拿起电话时，他没忍住，说：“这一切都很好，但我能干她吗？”

那经纪人已经用一支镀金头的铅笔开始拨号了。

“你有百分之九十的机会。”他说。

奥萨诺迅速地问：“你怎么得出这个数字的？”当有人扔给他统计数据时，他总会这么干。他痛恨统计数据，甚至相信《纽约时报》的股市数据是他们自己编造的，就因为上面写着他的IBM股票值295，而当他想卖时，却只能卖到290。

杜兰被吓了一跳，他停下拨号的手。

“自从我认识她，让她跟五个男人出去过，四个跟她上了床。”

“那是百分之八十。”奥萨诺说。杜兰又开始拨起号，对方接了电话，他靠在转椅上，冲我们挤了挤眼，然后开始了表演。

我尊崇那表演，非常尊崇，他真的出色极了。他的语调是那么温暖，笑声那么有感染力。

“凯特琳，”经纪人柔声低吟着，“我最最喜爱的客户，听着，我正跟那位要和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一起拍西部片的导演聊天，你能相信吗？他还记得你去年的面试，说你读剧本比任何人都好，但他得要个明星，拍完片后他就后悔了。不管怎样，他都想明天十一点或三点跟你见个面，我会迟点跟你打电话确认时间，好吗？听着，我对这事儿的感觉非常好，我觉得这是你出名的大好机会，你的时代终于要到来了。不，不开玩笑。”

他听了一会儿。“是，是啊，我觉得你演那个肯定赞极了，绝对不可思议。”他冲我们夸张地翻了个白眼，那让我开始不喜欢他，“是啊，我去跟他们打听一下，然后再联络你。嘿，听着，猜猜我办公室里现在正坐着谁。不对，不对，听着，是个作家。奥萨诺，是啊，不开玩笑，不，我是认真的，是的，真的是他。信不信由你，但他正巧提到了你的名字。我们正聊着电影，他提到了你在《死亡之城》里的那个惊鸿一瞥。是不是很有趣？是啊，他可是你的粉丝，是啊，我告诉他你爱死了他的作品。听着，我有个好主意，我今晚会跟他一起晚餐，去蔡森参观，你何不来让我们的餐桌蓬荜生辉呢？好极了，我会派礼宾车八点去接你。好的，甜心，你是我的宝贝，我知道他会喜欢你，他可不想见胸大无脑的女人，他不喜欢没脑子的。他需要能跟他对话的，我刚刚才意识到，你们俩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好的，再见，甜心。”

经纪人挂上电话，靠到椅背上，对我们绽放出他魅力无比的笑容。“她是个很好的婊子。”他说。

我能看出奥萨诺因为这整件事有些情绪低落，他真的喜爱女人，痛恨看到她们被骗。他经常说，他宁愿被女人骗，也不愿骗女人。其实，他有一次曾跟我说过他关于坠入爱河的整套哲学，为何当个受害者更好。

“这件事得这么看，”奥萨诺说，“当你爱上了个女人，即使她是骗你的，你还是能得到最好的。你是那个感觉好极了的人，是那个享受了每一分钟的人，她才是过得很糟的那一个，她在工作……而你在玩乐，所以当她最后抛弃你，让你知道被骗了之后，你又何必抱怨呢？”

他的哲学在那天晚上却经受了考验。他午夜前就回来了，打电话到我房间，然后来我房间喝了一杯，告诉我跟凯瑟琳发生了什么。凯瑟琳的上床几率那晚大跌。她是个魅力十足、充满活力的小个子褐发美女，一直围着奥萨诺转。她爱死了他，为能跟他共进晚餐而激动得要死。杜兰明白这点，喝完咖啡就消失了。奥萨诺和凯瑟琳正在喝最后一瓶放松的香槟再准备回酒店干正事。就在那时，奥萨诺的运气变坏了，不过要不是他的自大，他本来还可以挽救的。

搞砸一切的是好莱坞最不同寻常的男演员之一，他叫迪奇·桑德斯，曾得过一尊奥斯卡，演过六部成功的电影。令他独一无二的是：他是个侏儒。没有听上去那么糟，他差点就只能算是个非常矮的男人。作为一个侏儒，他非常帅气，你可以把他看成一个迷你的詹姆士·迪恩。他拥有同样悲伤又甜蜜的微笑，他极为精准又极有毁灭性地把它用在女人身上，她们无法拒绝他。就像杜兰后来说的，一切狗屎放到一边，什么样的女人能拒绝跟一个帅气的侏儒上床？

所以当迪奇·桑德斯走进餐馆时，鹿死谁手就毫无悬念了。他一个人，停在他们桌边向凯瑟琳问好，看上去他们似乎认识对方，她曾在他的电影里演出过一个小角色。不管怎样，凯瑟琳对他的喜爱比对奥萨诺的翻了一倍，奥萨诺气急败坏到直接把她跟那侏儒留在餐馆里，独自一人回到了宾馆。

“真是座操蛋的城市，”他说，“一个像我这样的男人输给个该死的侏儒。”他内心酸涩，他的名声不值钱，即将到来的诺贝尔奖不值钱，他的普利策奖和全国图书大奖都算不上什么，他输给了一个侏儒演员，他无法忍受这一点。最终我不得不把他扶回他房间，扔到他床上。我对他最后的安慰是：“听着，他不是侏儒，只是个子非常矮。”

第二天早上，当奥萨诺和我坐上747飞回纽约时，他仍闷闷不乐，不仅因为他拉低了凯瑟琳的平均上床概率，还因为他们搞砸了他那本书的电影改编，他知道剧本糟透了，他是对的。所以他在飞机上情绪非常糟，起飞之前就从空姐那儿强行要来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

我们坐在离隔间壁最近的前排，走道那边的两个座位上坐的是一对中年夫妇，非常瘦削，举止优雅，有些吸引力。那男人脸上带着种不快活的颓废表情，旁人会因此得出这样的印象——他正生活在地狱中。但他活该，因为他目空一切、他昂贵的西装，还有他恶毒的双眸。他正在受罪，以基督的名义，他会逼着周围所有人跟着受罪，只要他觉得他们能容忍。

他妻子看上去是典型的被宠坏的女人，她显然很有钱，甚至比她丈夫更富有，不过也许他们俩都有钱，通过他们从空姐手上接过菜单的方式，通过他们瞥眼看奥萨诺啜着他严格说来非法获取的酒的样子，你就能对他们下这个结论。

那女人有种夺目的美——由最顶级的美容手术来保存，并用晒黑灯和南部阳光晒出的均匀麦色肌肤来掩盖。她有一张不令人满意的嘴，那也许是任何女人身上都最丑陋的部位。在她的脚下，靠着隔间壁有一个金属盒子，里面装着也许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法国贵宾犬。它卷卷的银色长毛耷到眼前，粉红的嘴，粉红蝴蝶结绑在头上，它甚至还有一条打着粉红蝴蝶结的漂亮尾巴正在左右摇摆。这是你能看到的最快活甜美的小狗。拥有它的那两个悲惨人类现在很享受拥有如此的珍宝。当那男人看向贵宾犬时，他的脸部线条会柔和一些，那女人并没有显出快乐，而是一种对财产的骄傲，就像一个丑陋的老女人正负责让她美丽的处女女儿准备好进入市场。当她伸出手让那贵宾犬猛舔时，就像教皇正伸出他的戒指让人亲吻。

奥萨诺很出色的一点是，当他看起来在看别的东西时，他其实不会错过其他任何事物。他一直摊在座位里，看着自己的酒，但他对我说：“我宁愿让那狗给我口交，也不愿让那女人来。”引擎的轰鸣让过道对面的女人不可能听到这句话，但我还是觉得紧张。她扔给我们一个冷酷恶毒的眼神，不过也许她看所有人都是这样。

我很内疚这样责难她和她丈夫，毕竟，他们也是两个人，我什么时候有权凭猜测就瞧不起他们了？所以我对奥萨诺说：“也许他们没有看上去那么糟。”

“他们就有那么糟。”他说。

说这些对他不算什么，他可以变得很沙文主义、种族歧视并思想狭隘，但通常只是随口一说，并不认真，所以我没去纠结。当漂亮的空姐把我们囚禁在座位上吃晚餐时，我给他讲了关于赌城的故事。他没法相信我曾是个无可救药的赌徒。

我无视过道对面的人，把他们忘得一干二净，对他说：“你知道赌徒们把自杀叫做什么吗？”

“不知道。”奥萨诺说。

我微笑：“他们称它为大王牌。”

奥萨诺摇了摇头，干巴巴地说：“那岂不是太好了？”

看得出他有些鄙视这个耸人听闻的词，但我继续说下去：“乔丹自杀后的那天早上，卡里就是这么跟我说的，卡里下了楼，然后说：‘你知道那个该死的乔迪做了什么吗？他从袖子里掏出了大王牌，那人渣用了他的大王牌。’”我顿了顿，几年后的现在，我的记忆反而更加清晰，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想起过这个词，或卡里用到了这个词，“他在自己的语气中加了着重号，你知道吗，大王牌。”

“你觉得他为什么要那么做？”奥萨诺问，他并不是很感兴趣，但看得出我很沮丧。

“谁他妈知道，”我说，“我以为自己很聪明，已经把他琢磨透了，但他却耍了我，那才最让我不爽。他让我不相信他的人性，他悲剧的人性。永远别让任何人搞得你不相信人性。”

奥萨诺咧嘴笑着，冲过道对面的人点头。“就像他们那样？”他问，我这才想起就是因为这个，我才给他讲这个故事。

我瞥了一眼那女人和那男人：“也许。”

“好吧，”他说，“但有时这违背了他们的意愿，特别是有钱人。你知道有钱人的毛病在哪儿吗？他们以为自己有钱，所以自己就和其他人一样好。”

“不是吗？”我问。

“不是，”奥萨诺说，“他们就像驼子一样。”

“驼子不如其他人好吗？”我问，差点说了侏儒。

“不，”奥萨诺说，“独眼龙、四肢不全的人、评论家、丑女人和胆小的男人也一样，不如其他人。他们得努力才能跟其他人一样好。这两个人并没有努力，他们永远也达不到那样。”

他有些不理性，说话也不符合逻辑，现在并不是他最聪明的时候，但管它的呢，他过了糟糕的一周，不是谁都会碰到爱情却被个侏儒给搅黄了。我由着他。

我们吃完晚餐，奥萨诺喝着差劲的香槟，吃着糟糕的食物，即使是头等舱的食物，你也宁愿拿它换个康尼岛热狗。当他们把电影屏幕放下来时，奥萨诺从椅子里跳起来爬上通往747穹顶的休息厅。我喝完自己的咖啡，也跟着他上去了。

他正坐在一张高背椅里，点上了他的哈瓦那长雪茄，他递了一支给我，我接过来。我开始越来越喜欢它们的味道，这让奥萨诺很开心。他总是很慷慨，但对他的哈瓦那雪茄还是很小心。如果你从他那儿得到一支，他就会紧紧盯着你，看你是否配得上享用它。休息厅里人渐渐多起来，值班的空姐正忙着倒酒，当她为奥萨诺端来他的马提尼酒时坐到了他椅子的扶手上，他便把一只手搁到她大腿上，握着她的手。

我看出来像奥萨诺一样知名的其中一个大好处就是，类似的行为不会被追究。首先，你有自信；其次，那年轻姑娘不会觉得你是个下流的老头，通常反而会受宠若惊，因为如此重要的人物竟会觉得她吸引人。如果奥萨诺想操她，那她肯定很特别。她们不知道奥萨诺饥渴得很，任何一个穿裙子的他都想上。这没有听上去那么糟糕，因为很多他那样的男人可是裙子裤子都上的。

那年轻姑娘被奥萨诺迷倒了，然后一个长相不错的女乘客也开始跟他搭讪。她年纪大一些，有张疯狂有趣的脸。她告诉我们她刚刚从心脏手术中恢复过来，已经有六个月没跟人上床了，她现在已经做好准备了。女人总会把这种事情告诉奥萨诺，她们觉得告诉他没关系，因为他是个作家，能理解一切。另外，他又很知名，这会让她们在他面前显得有趣。

奥萨诺把他的心形蒂梵尼药盒拿出来，里面装满白色药片。他拿出一颗，把盒子递向那位心脏病女士和空姐。“来吧，”他说，“这是种兴奋剂，能让我们真的在空中飞翔。”接着他改变了主意，“不，你不行，”他对心脏病女士说，“你的身体情况不行。”这时我就知道心脏病女士没机会了。

因为那些药片其实是奥萨诺在性接触之前总会吃的青霉素片，这样他就能对性病免疫了。他总用这个花招让潜在的性伴侣也吃一颗来双保险。他扔了一颗到自己嘴里，然后用苏格兰威士忌冲下喉咙，空姐大笑着也吃了一颗，奥萨诺带着快活的微笑看着她，他把盒子递给我，但我摇了摇头。

那空姐年轻，是个尤物，但她玩不过奥萨诺跟心脏病女士，为了把注意力拉回自己身上，她甜蜜地问奥萨诺：“你结婚了吗？”

她很清楚，人人都很清楚，奥萨诺不仅结婚了，而且结了至少五次。她不清楚的是，这样的问题会激怒奥萨诺，因为他总会因出轨而内疚——背叛他所有的妻子，甚至是那些跟他离婚了的。奥萨诺冲空姐一笑，冷淡地说：“我结婚了，有个情妇，还有个稳定的女朋友，我只想找个能一起玩玩的妞。”

这种说法十分冒犯，年轻姑娘满脸通红，走开去为其他乘客添酒。

奥萨诺安坐下来，享受跟心脏病女士的聊天，为她病愈后的第一次上床提供意见。他故意误导她。

“听着，”他说，“你可不想第一次就直接真干，那对男人而言不会太享受，因为你会有些害怕。应该让那男人在你半睡半醒时帮你口交，吃点镇静剂，等你开始瞌睡了，他再来舔你，你明白吗？找个擅长此道的男人，一个真正的口交艺术家和绅士。”

那女人有些脸红，奥萨诺笑起来，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也有些尴尬。我能看得出她正在琢磨如何让奥萨诺帮她干那事儿，她不知道自己对他来说太老了。他之前只是非常酷地用手段搞定那空姐。

我们正以每小时六百英里的速度飞翔，却什么都感觉不到。奥萨诺越来越醉，事情开始变糟。那心脏病女士醉醺醺的，正哭哭啼啼地说着自己快死了，怎样才能找到正确的男人帮她以正确的方式口交呢。那让奥萨诺紧张，他对她说：“你总还能掏出大王牌。”当然，她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但她知道自己被拒绝了，她脸上的受伤表情令奥萨诺更加烦躁。他又点了一杯酒，因被他无视而嫉妒又气愤的空姐给他倒了杯，然后以年轻人那种鄙视老年人的冷酷又冒犯的方式躲了开去。那天，奥萨诺显出了他的真实年龄。

就在那时，带着贵宾犬的夫妇爬上楼梯，进了休息厅。她是个我永远也不会爱上的女人，那张不满意的嘴，人工染成坚果褐色的脸，上面所有的纹路都被外科手术移除，这些都太过拒人于千里之外，除非你对肉瘤感兴趣，否则它们绝对激发不了任何性幻想。

那男人抱着那只漂亮的小贵宾犬，狗的舌头开心地伸出来，抱着狗令这个苦瓜脸男人带上了一丝脆弱感。和往常一样，奥萨诺似乎没注意到他们，但他们瞥奥萨诺的眼神说明他们认识他，也许是电视上看到过。奥萨诺上了几百次电视，会扮蠢能让自己更有趣，同时也降低了他的真正价值。

那对夫妇点了酒，女人对男人说了点什么，男人便乖乖地把狗放到地上。那只狗先是在他们附近转悠，然后开始四处逛，嗅着所有人和所有的椅子。我知道奥萨诺痛恨动物，但他似乎没有注意到脚下嗅着他的贵宾犬，继续与心脏病女士聊天。心脏病女士倾身，正了正那只狗头上的粉色缎带，她的手被贵宾犬的粉红小舌头舔着。我从来都不理解宠物这种事，但这只贵宾犬，以某种有趣的方式，显得很性感。我很好奇那对苦瓜脸夫妻到底是怎么回事。狗在休息厅里转了一圈，回到它主人身边，坐在那女人脚边。她戴上墨镜，不知为何显得十分不祥。当空姐把她的酒送过去时，她对那年轻姑娘说了些什么，空姐震惊地看着她。

我猜到这个时候，我才开始有些紧张。我知道奥萨诺正深感不爽，他痛恨被困在飞机里，痛恨被困在一场跟他不想操的女人的谈话中。他正琢磨着如何把那年轻空姐弄进洗手间里好快速野蛮地干她。空姐端着我的酒，走到我这边，倾身过来在我耳边耳语。我能看出奥萨诺开始嫉妒，他以为那姑娘在跟我调情，这比别的一切更让他觉得侮辱。他能理解那姑娘想找个更年轻好看的男人，但决不能理解她怎会拒绝他的名声。

但空姐悄声说出的是另一个麻烦，她说：“那女士想要我告诉奥萨诺先生灭掉他的雪茄，她说那让她的狗不舒服。”

上帝，那狗甚至不应该到休息厅来四处乱跑。它应该被关在箱子里，人人都知道这点。那姑娘担忧地轻声说：“我该怎么做？”

我猜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也有一部分责任。我知道奥萨诺随时可能发疯，他正在气头上，但我总是很好奇人们的反应，我想知道那空姐是否真的有胆子叫一个像奥萨诺这样的人灭掉他挚爱的哈瓦那雪茄，就因为一只该死的狗，尤其是奥萨诺花钱买头等舱就是为了可以在休息厅里抽它。我也想看奥萨诺让那凶巴巴的贱女人老实下来。换成我，肯定会灭了雪茄随便他们，但我了解奥萨诺，他宁愿先把这整架飞机扯下地狱去。

空姐等着我回答，我耸了耸肩。“你的职责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我说。这是个不怀好意的回答。

我猜空姐也有同感，或者她也想要羞辱奥萨诺，因为他不再注意她，又或者，她只是个孩子，选了她以为最简单的那条路。如果你不了解奥萨诺，他看上去的确比那贱女人好搞些。

唉，我们都犯了个大错误。空姐站到奥萨诺身边，说：“先生，您介意灭掉您的雪茄吗？那位女士说，烟味让她的狗不舒服。”

奥萨诺闪亮的绿眸变得如寒冰般冰冷，死盯着那个空姐。

“你再说一遍。”他说。

那一刻我甚至都准备好跳机了。我看到奥萨诺脸上那种疯狂的愤怒，这已经不再是个笑话了。那女人厌恶地盯着奥萨诺，她正极度渴望一场争执，一场真正的骚动。你都能看出来她会爱极了打一架。那丈夫扭头看向窗外，研究着无垠的地平线，显然，这个场景他十分熟悉，也非常自信自己妻子一定会赢，他的脸上甚至带着个轻微的满意微笑。只有那只甜美的贵宾犬很不安，它正大口喘着气，发出精致的小小嗝声。休息厅里烟雾缭绕，不仅仅有奥萨诺的雪茄，几乎人人都在抽烟，你能感觉到贵宾犬的主人甚至会逼着每个人都停止抽烟。

空姐被奥萨诺的脸吓得呆若木鸡，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但那女人完全没被吓到。看得出来，她爱极了奥萨诺脸上那种疯狂的愤怒。很明显，她这一辈子都从未被人当面揍过，也从未被人打落过牙齿，这一想法完全没有出现在她脑海中。所以她倾过身子朝着奥萨诺跟他说话，把她的脸置于他所及范围之内。我几乎闭上了双眼，实际上，我的确闭了片刻。那女人用她那优雅冰冷的语调非常平淡地对奥萨诺说：“你的雪茄让我的狗不舒服，你能停下来吗？”

这句话已经够讨厌了，但她语调中的冒犯完全超过了言语上的。我能看出来她正等着跟人吵架，等人指责她的狗不该进休息厅，说休息厅本来就是用来抽烟的。她知道如果说烟让她本人不舒服，奥萨诺是会灭掉雪茄的，但她非要他为她的狗灭掉雪茄，她就是想闹事。

奥萨诺一秒钟就明白了这一切。我想就是这个才把他逼疯的。我看到一个微笑爬上他的脸，那种本可以充满无限魅力的微笑，加上他冰冷的绿眸，结果却显出纯粹的疯狂来。

他并没有冲她大喊，也没有挥拳揍她的脸。他朝她丈夫看了一眼，想知道他会怎么做。那丈夫隐隐地笑了笑，他喜欢他妻子做的事，至少看上去是那样。然后，奥萨诺把雪茄摁熄在座位上嵌着的烟灰缸里。那女人带着蔑视看着他，奥萨诺伸出手臂越过桌子，那女人以为他会去摸摸贵宾犬。我知道不是这样，奥萨诺的手滑下那只狗的头，圈到它的脖子上。

接下来的一切发生得太快，我完全无法阻止。奥萨诺把那只可怜的狗举起来，从座椅里站起身，用双手扼它，贵宾犬喘息着，绑着缎带的粉红尾巴痛苦地摇摆着，眼珠开始从那一片丝般的卷毛里往外爆。那女人尖叫着一跃而起，用手抓奥萨诺的脸，她丈夫没有从座位上起身，那一刻飞机遇上了小气流，我们都晃了晃，奥萨诺醉醺醺的，他所有的平衡都放在了掐那只狗上，结果站立不稳摔在过道上，但他的双手仍紧紧攥住狗的脖子。要站起身，他不得不放开那只狗。那女人尖叫着要杀了他，空姐因震惊而尖叫着，奥萨诺直直地站起来，微笑着环视整个休息厅，然后冲向那仍对着他尖叫的女人。她以为他会为自己的行为觉得耻辱，她现在可以随便冲他发火了。她不知道的是，他已经打定主意要像掐她的狗一样掐她。她很快就明白了，闭上了嘴。

奥萨诺真的疯了，他轻声说：“你这婊子，现在明白了。”他冲向她，一拳砸到她脸上，我躲闪着冲上前拉住他，但他的双手已经圈住了她的脖子，她尖叫着，一切都像疯了一样。飞机上肯定有便衣保安，因为两个男人非常专业地拉住奥萨诺的胳膊，把他的外套往后剥，形成了捆绑服。但奥萨诺已经疯了，即便这样也甩开了他们。人人都充满恐惧地看着，我试图让奥萨诺冷静，但他什么也听不进去。他狂暴无比，冲着那女人和她丈夫叫喊着各种诅咒，两个保安试图温和地让他冷静，喊着他的名字，一个长得很好看的强壮男孩问他，如果他们松开他的话，他能否表现好点。奥萨诺仍然挣扎着，那强壮的男孩失去了耐心。

现在，奥萨诺的怒火完全失去了控制，一部分是因为这是他的本性，一部分是因为他很出名，知道自己的怒火不会遭致任何报复。那个年轻的保安直觉上知道这一点，但现在他感觉受到了冒犯，奥萨诺并不尊重他年轻的力量。他开始生气，抓了一把奥萨诺的头发，把他的头向后拉，力气大得差点折断了他的脖子，然后他用胳膊箍住奥萨诺的脖子，说：“你这狗娘养的，我会折断它的。”奥萨诺停住了。

上帝，那之后完全一团糟，机长想用捆绑服绑住奥萨诺，但我劝他别那么做，保安清空了休息厅，奥萨诺和我在接下来的旅程中跟他们一起坐在那里。直到飞机里所有人都下去之后，他们才让我们下飞机，所以我们再也没见到那个女人。但对她的最后一瞥已经足够了，他们洗净了她脸上的血，但她一只眼睛肿得几乎睁不开，嘴破得一塌糊涂，那丈夫抱着贵宾犬，它仍然活着，绝望地摇尾乞求着怜爱和保护。随后，律师们处理了一些法律投诉。当然，一切都被报纸曝光了，伟大的美国小说家和诺贝尔奖最可能的获得者差一点就谋杀了一只小小的法国贵宾犬，可怜的狗，可怜的奥萨诺。那婊子是那家航空公司的大股东，有几百万身家。当然，这样她就没法威胁航空公司以后再也不坐他们的飞机。奥萨诺非常快活，他对动物毫无感情，说：“只要我能吃它们，我就能杀它们。”当我指出他从未吃过狗肉时，他耸了耸肩说：“只要烧得好，我一定吃。”

奥萨诺没注意到一件事——那个疯狂女人也有她的人性。好吧，她疯了，活该被打得满嘴流血，说不定那对她还有好处，但她确实不该受到奥萨诺那样的对待，她没法控制自己的德性。我想，早年的奥萨诺肯定能看出这一切，但不知为何，他现在看不到了。

正文第二十五章

那只性感的小狗没死，所以那位女士没有告奥萨诺，她似乎并不介意脸被打了，或者那对她和她丈夫来说不重要，说不定还挺享受。她给奥萨诺寄了友好的便条，敞开了有机会聚一聚的大门，奥萨诺发出一声好笑的低吼，把字条扔进垃圾篓。

“为什么不给她个机会？”我说，“她也许会很有趣的。”

“我不喜欢打女人，”奥萨诺说，“那婊子希望我把她当沙袋用。”

“她说不定是另一个温迪。”我说。我知道，尽管离婚了这么多年，尽管她给他造成了那么多负担，温迪对他还是有着某种迷恋。

“上帝，”奥萨诺说，“那个就够了。”但他微笑着，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也许打女人并没有那么令他不快，但他想向我展示我错了。

“温迪是唯一逼到我揍她的老婆，”他说，“我其他所有的妻子，她们跟我最好的朋友上床，偷我的钱，逼着我出赡养费，撒谎中伤我，但我从没揍过她们，我从未讨厌她们。我和我其他所有的老婆都是好朋友，但那个该死的温迪真不是好东西，她自成一派，如果我现在还没跟她离婚，肯定已经把她杀了。”

但掐贵宾犬这件事在纽约的文学圈传开了，奥萨诺开始担心自己得诺贝尔奖的机会。“那些该死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爱死狗了。”他说。他开始为自己得诺贝尔奖拉票，给所有的朋友和圈内熟人写信，继续发表最重要的文学作品相关的文章和书评。还有关于文学的论文，我总觉得那个是垃圾。很多次当我走进他办公室，他都在努力写小说，填满了黄线稿纸——他最伟大的小说，因为这是他唯一手写的东西。他其他的文章都是用两只手指在打字机上敲出来的。他可以随时从堆满书籍的办公桌上转过去面对打字机。即使只用两根手指，他也是我见过打字最快的人，那声音听上去就像机关枪。用机关枪式的打字，他写着伟大的美国小说应该怎样，解释为什么英国除了间谍类便再不出产伟大的小说，肢解最新的作品，有时甚至是一些作家的所有作品，比如福克纳、梅勒、斯蒂隆、琼斯，任何可能跟他角逐诺贝尔奖的对手。他那么出色，语言充满了力量，通过出版所有那些垃圾，他摧毁了自己的对手，把战场清理得只剩下他自己。唯一的麻烦是，当人们研究他的作品时，他却只有二十年前最早发表的那两本小说能令他在文学界占据一席之地，他剩下的小说和非小说作品都没有那么出色。

事实是，在过去十年，他失去了很多，包括他在文学界的名声。他发表了太多灵机一动写出来的东西，他对书评杂志的专制运作方式也树敌很多。即使当他拍马屁赞美一些有权势的文学界人物时，他仍带着傲慢，而且总要把自己带上，那令他把要讨好的人也变成了敌人。他曾写过一句话导致了一场大争执。他说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学和英国文学最大的区别是，法国作家有足够的性，而英国作家没有。我们杂志的读者对此愤怒无比。

这一切之外，他的个人行径也无比丢人。书评杂志的发行商听说了飞机上的那场事故，它还被泄露给了八卦小报。在加州一所大学做讲座时，他认识了一个年轻的十九岁文学系学生，她看上去更像个拉拉队员而不是个热爱读书的人，而她其实是后者。他带她回纽约同居，她只坚持了六个月，在那段时间里，他带她去了所有的文学派对。奥萨诺五十四五岁，头发还没灰白，但大腹便便。谁看到他们俩在一起，都会觉得有点不舒服，而且奥萨诺喝醉酒后，她得把他弄回家。再加上他在工作时喝酒，还背叛了他十九岁的女朋友——跟个刚出版了一本畅销书的四十岁的小说家。那本书其实没那么好，但奥萨诺在书评杂志上写了一整版的文章，赞扬她是美国文学界的一颗未来之星。

他还做了一件让我真正痛恨的事。任何一个朋友只要找他，他就会帮他们写推荐，所以你能看到一些刚出版的烂书却有奥萨诺的推荐，类似于“这是继斯蒂隆的《躺在黑暗中》最好的南部小说”或者“一部十分惊人的小说，会令你惊愕”。这样说很狡猾，因为他想两边讨好，既能帮到朋友，又试图用这些隐晦的推荐来警告读者别碰它们。

我很轻易就能看出他在以某种方式逐渐崩溃。我认为他正在疯掉，但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他的脸不健康地肿胀，他的绿眸中有种不正常的神光。他走路也不对劲，大步走时有隐约的蹒跚。我很担心他，虽然我不喜欢他的写作、他争取诺贝尔奖的所有不公正手段和他试图操每个接触他的女人，我还是喜爱他的。他会跟我谈我正在写的小说，鼓励我，给我建议，想要借钱给我，即使我知道他负债累累，要花很多钱来赡养他的五个前妻和八九个孩子。我对他发表作品的数量无比惊诧——虽然很多都有缺陷——他总能出现在那些月刊中，有时同时出现在两三本中。每年他都会出一本非小说类的书，讨论出版商觉得“炙手可热”的话题。他管理书评杂志，每周还为它写一篇长文。他做了些电影方面的事，能赚到一大笔钱，但他却总是濒临破产。我知道他欠很多钱，不只是借钱，还有凭借没写好的书支取的预付款。我跟他提过这个，说他在挖一个自己永远爬不出来的坑，但他只是不耐烦地挥手忽略这个想法。

“我有王牌傍身，”他说，“那本大部头就快就写完了，也许还要一年，之后我就会变得富有，接着再去斯堪的纳维亚领诺贝尔奖。想想我们能干的那些金发大妞。”他总把我算进去领诺贝尔奖的旅程。

我们之间最大的一次争执发生在当他问我对他一篇关于文学的论文看法时，我用了他已经熟知我只是个说书人的台词激怒了他。“你是个拥有神圣灵感的艺术家，”我说，“你是个知识分子，有个该死的大脑可以喷出足够的狗屎来填满关于现代文学的一百节课。我只是个开锁匠，我把耳朵贴在墙壁上，等待着锁的机芯各归原位。”

“你和你那开锁匠的说法都是狗屎，”奥萨诺说，“你只不过想躲开我，你有主意，你是个真正的艺术家，但你喜欢当魔法师、当骗子的想法，那样你就能控制一切，你写的东西，你的人生，你就能躲开所有圈套。你就是这样做的。”

“你对魔法师的理解不对，”我告诉他，“魔法师变魔法，仅此而已。”

“你觉得那样就够了？”奥萨诺问，脸上带着悲伤的浅笑。

“对我来说足够了。”我说。

奥萨诺点点头。“你知道吗，我曾经也是个伟大的魔术师，你读过我第一本书，充满了魔法，对吗？”

我很高兴能同意这一点，我很喜欢那本书。“纯粹的魔法。”我说。

“但那还不够，”奥萨诺说，“对我来说还不够。”

那对你来说实在太糟糕了，我想。他似乎猜到我的想法。“不，不是你这样想的，”他说，“我只是不能再那么做了，因为我不想那么做，或许我也不能再那么做了。在那本书以后，我就不是魔术师了，我成了作家。”

我不怎么同情地耸耸肩。奥萨诺看到了，说：“我的人生变成了一团狗屎，但你看得出来，我嫉妒你的人生，一切都在控制之下，你不酗酒、不抽烟、不追女人。你就写作、赌博、扮演好父亲和好丈夫。你是个非常不闪亮的魔法师，梅林，非常安全的魔法师。一段安全的人生、安全的书，你让绝望消失了。”

他很生我的气，以为戳中了我的本质，他并不知道那完全是胡说八道。我不介意，这说明我的魔法起效了，他能看到的只有那些，我完全不介意。他以为我完全掌控了自己的人生，没有受苦，没有感受到那种促使他去追不同女人、沉迷于酒精和毒品的孤独感。有两件事他没有意识到，他受苦是因为他正在变疯，而不是受苦。另一件事是，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在受苦，都很孤单，但他们都尽可能从中得到最好的结果。那没什么大不了的，实际上，你可以说人生本身就没什么大不了的，更不用说这该死的文学了。

之后，突然间，麻烦出现在我人生中一个意想不到的角落。一天，在书评杂志那里，我接到了亚蒂妻子帕姆的电话，她想见见我，谈一件重要的事，想亚蒂不在场时单独见我，问我能立刻过去吗？我开始恐慌，在脑海深处，我总是担心着亚蒂，他真的很脆弱，看上去又一直那么疲惫。他骨骼清秀的帅气比其他人更容易显出压力来。我如此惊惶，哀求她在电话里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但她不肯。她告诉我不是身体的问题，没什么带来厄运的体检报告。只是她和亚蒂之间的私人问题，她需要我的帮助。

很自私地，我松了一大口气，显然，她有问题，不是亚蒂。但我仍然提早下班，开车去长岛见她。亚蒂住在长岛北岸，我住在南岸，所以不算太绕路。我琢磨着可以听她说说，然后回家吃晚饭，只会晚一点，所以我没给瓦莱莉打电话。

我一直很喜欢去亚蒂家。他有五个孩子，性格都很好，有一大堆朋友会来他们家，帕姆似乎从来也不介意。她有大罐的曲奇和大加仑罐的牛奶来喂饱他们。有些孩子在看电视，其他的在草坪上玩耍。我跟孩子们打了个招呼，他们匆匆回应了一声。帕姆把我带进有一扇巨大窗棂的厨房里，她倒了一些咖啡，头一直低着，然后突然抬头看着我说：“亚蒂有个女朋友。”

虽然已经生过五个孩子，帕姆看上去依然很年轻，身材很好，高挑纤细——她生孩子前太瘦了，她还有张麦当娜似的性感脸庞。她来自于中西部的一个小镇，亚蒂在大学里认识了她，她父亲是家小银行的行长。她家里前三代没有任何人生孩子多过两个，因为生了五个孩子，对她父母而言，帕姆就是英雄母亲。他们没法理解这点，但我明白。有一次，我问过亚蒂这个，他说：“在那张麦当娜式的脸庞背后，是长岛最饥渴的主妇之一。”如果是其他任何一个丈夫这样说他妻子，我会觉得被冒犯。

“你真走运。”我当时说。

“是啊，”亚蒂说，“但我想，她是觉得我可怜，你知道的，孤儿院的经历。她希望能让我以后再也不会觉得孤单，大概类似。”

“你太走运了。”我说。

所以现在，当帕姆做出她的指控后，我有点愤怒。我了解亚蒂，知道背叛妻子对他而言根本不可能，他绝对不可能把自己组建的这个家庭和它带给他的幸福置于危险之中。

帕姆高挑的身体耷拉着，双眸中噙着泪水，盯着我的脸。如果亚蒂真出轨了，他只会告诉我，所以她希望我脸上的表情能够泄露秘密。

“那不是真的，”我说，“亚蒂总有女人追，他痛恨那样，他是世界上最正直的人，你知道我不会试图帮他掩饰。我不会出卖他，但我绝不会帮他掩饰。”

“我知道，”帕姆说，“但他每周至少有三晚会晚回家，昨晚他衬衫上还有唇膏印。而且，等我上床睡了之后，他半夜还在打电话。是打给你的吗？”

“不。”我说，感觉糟糕极了，那有可能是真的。我不相信，但我得弄清楚。

“他还花了一些他以前从不会花的额外的钱，”帕姆说，“哦，该死。”她毫无掩饰地哭了起来。

“他今晚会回家吃饭吗？”我问，帕姆点头。我拿起厨房里的电话打给瓦莱莉，告诉她我会在亚蒂家吃饭。每当我偶尔有见亚蒂的冲动时，我都会这么做，所以她什么也没问。挂上电话后，我对帕姆说：“你有做我吃的饭吗？”

她微笑着点头。“当然有。”

“我去火车站接他回来，”我说，“我们会在吃晚餐之前就搞清楚这一切。”我有些夸张地说，“我哥哥是无辜的。”

“哦，那当然了。”帕姆说，面带微笑。

等火车进站时，我对帕姆和亚蒂感到有些抱歉，但我的怜悯中带着些许自得。我总是需要亚蒂拯救的那个，终于，我将要救他了。即使有所有那些证据，衬衫上的口红印、晚归、电话和额外的花销，我仍知道亚蒂基本上是无辜的。最糟糕的情况可能是，某个年轻姑娘太过于坚持，他终于有点意志薄弱。甚至到现在，我也没法相信，掺杂在怜悯中的，是我一直以来都有的嫉妒，嫉妒亚蒂对女人的吸引力是我永远都无法企及的。带着一丝满足，我觉得长得丑其实也没那么糟糕。

亚蒂下火车看到我时，并没有太意外。我以前这么做过，出乎意料地去找他，接他的火车。这么做，我总感到快活，他也总是很高兴见到我。看到他因为我等他而高兴，这一点也总会让我快活。这一次，小心翼翼地观察他，我注意到今天他看到我没那么高兴。

“该死的，你来干吗？”他说，抱住我，满脸微笑。对一个男人而言，他有着无比甜蜜的微笑，那是他还在孩提时就拥有的笑容，从未改变过。

“我是来救你这混蛋的，”我快活地说，“帕姆终于抓到了你的把柄。”

他大笑。“上帝，别又是那些破事。”帕姆的嫉妒心总是值得大笑一场。

“是啊，”我说，“晚归、很晚的电话，现在，终于有了最经典的证据：衬衫上的口红印。”我感觉好极了，只是看到亚蒂，跟他聊天，我就知道这一切都是误会。

但突然间，亚蒂坐到火车站的一张长凳上，他的脸看上去非常疲惫，我站在他旁边，觉得有些不安。

亚蒂抬起头看我，他脸上有种奇怪的怜悯。

“别担心，”我说，“我会搞定一切的。”

他试图微笑。“魔法师梅林，”他说，“你最好带了你那该死的魔法帽，至少坐下来。”他点燃一根烟。我又一次想到他抽烟抽得太凶了。我坐到他旁边。噢，见鬼，我的脑子飞快转着，想着如何才能平息他和帕姆间的事情。我清楚一件事，我不想对她撒谎，或让亚蒂对她撒谎。

“我没有背叛帕姆，”亚蒂说，“我只想告诉你这一点。”

毫无疑问，我相信他，他永远也不会骗我。“好吧，”我说，“但你得告诉帕姆到底怎么回事，否则她会疯掉的。她都打电话到我工作的地方找我了。”

“如果我告诉帕姆，就也得告诉你，”亚蒂说，“你可不想听这个。”

“那就告诉我，”我说，“该死的，这有什么区别？你总是把一切都告诉我，能有什么伤害呢？”

亚蒂把香烟扔到石头铺就的月台上。“好吧。”他说。他把手搭到我胳膊上，我突然觉得恐惧，当我们还是小孩子时，只有我们俩在一起时，他才会这样做抚慰我。“让我说完，不要打断我。”

“好。”我说，我的脸突然非常热，想不出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在过去两三年里，我一直试图寻找我们的母亲，”亚蒂说，“她是谁，她在哪里，我们是谁。一个月前，我找到了。”

我立即站起身，从他手下抽开胳膊。亚蒂站起来，想再次拉住我。“她是个酒鬼，”他说，“她涂口红，看上去挺不错。但她在这世上孑然一人，她想见你，她说她没法控制——”

我打断他。“别告诉我其他的了，”我说，“再也别跟我提起。你做你想做的，但我宁愿在地狱见她，绝不会是活着的时候。”

“嘿，得了，得了。”亚蒂说，又试着把手搭在我胳膊上，我挣开来，径直走向我的车，亚蒂跟着我。我们坐上车，我开车送他回家。这时我已经控制住了情绪，亚蒂很沮丧，于是对他说：“你最好告诉帕姆。”

亚蒂说：“我会的。”

我停在车道上。“你进来吃晚餐吗？”亚蒂问。他站在我这边敞开的车窗外，他再次探手进来，搭着我的胳膊。

“不了。”我说。

我看着他走进房子，把仍在草坪上玩耍的几个孩子赶进家中，然后我就离开了。我开得很慢，很小心。我整个一生都在训练自己在大多数人变得鲁莽时要更加小心。到家后，看着瓦莱莉的脸，我就能知道她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孩子们都上床睡觉了，她为我准备的晚餐搁在厨房桌子上。我坐下吃饭，她经过我去炉子边时用手抚摸着我的后脑和脖子。过了会儿，她在我对面落座，喝着咖啡，等我开口谈这个话题，然后她想了起来：“帕姆希望你打电话给她。”

我打了电话。帕姆为把我卷进这一团糟而向我道歉，我告诉她没什么。现在她知道真相了，有没有感觉好一点？帕姆咯咯笑着说：“上帝，我想我宁愿他真有个女朋友。”她快活起来，现在我们俩的角色颠倒了。那天早些时候，我曾怜悯过她，她是陷入可怕危机的那一个，我则是去拯救她的那个。现在，她似乎觉得我们的角色对调不公平，她要为此道歉，我告诉她不用担心。帕姆有些结巴地说出她想说的。

“梅林，你不是真的想那样，对吧，关于你母亲的，说你不想见她？”

“亚蒂相信我说的吗？”我问她。

“他说他一直都知道这一点，”帕姆说，“他本打算先软化你，再跟你说，但我惹出了这么大的麻烦。他冲我发火，说我把这一切给扯了出来。”

我大笑。“瞧，”我说，“今天一开始是你糟糕透顶，现在变成了我。他是最受伤的那方，他受伤总比你受伤要好。”

“当然，”帕姆说，“听着，我感到抱歉，真的。”

“那跟我完全没有任何关系。”我说。帕姆说好吧，感谢了我之后就挂了电话。

瓦莱莉等着我，她认真地看着我。帕姆甚至是亚蒂已经指导过她要如何处理，她非常小心翼翼，但我猜她并没真的理解这件事。她和帕姆都是真正的好女人，但她们没法理解。她们的父母都曾因为她们嫁给来历不明的孤儿而反对过。我能想象得出类似情况下的一些可怕故事。如果我们的家族有疯狂或无可救药的传统怎么办？或有黑人血统、犹太血统、新教徒血统，所有那一切狗屎又怎么办？现在，当它不需要时，一份绝佳的证据就这样出现了。我猜帕姆和瓦莱莉肯定不太喜欢亚蒂的这种浪漫主义，他非得挖掘出母亲那缺失的一环。

“你想要她来我们家看看孩子吗？”瓦莱莉问。

“不。”我说。

瓦莱莉看上去很忧心，还有些害怕。我能看出她是在琢磨要是她的孩子某天拒绝她会怎么样。

“她是你母亲，”瓦莱莉说，“她一生肯定非常不开心。”

“你知道‘孤儿’这个词什么意思吗？”我说，“你拿字典查过这个词没有？它的意思是一个双亲亡故的孩子，或一只被抛弃或失去母亲的动物。你想要哪个解释？”

“好吧。”瓦莱莉说。她吓坏了，看了孩子后，她回了卧室。我能听到她走进浴室，准备上床。我熬夜看书记笔记。当我上床时，她已经熟睡了。

两三个月后，一切就都结束了。一天，亚蒂打电话给我，说他母亲再次失踪了。我们在城里见面，一起吃晚餐，好单独谈谈。有老婆在场时，我们永远也不能谈这个，就好像这件事太过令我们感到耻辱，不能让她们知道。亚蒂看上去很快活，他告诉我，她留了张纸条，还告诉我她总是喝很多酒，总想去酒吧勾搭男人，说她是个中年荡妇，但他一直喜爱她。他逼着她戒酒，给她买新衣服，帮她租了间家具齐全的公寓，还给她零花钱。她讲了身上发生的一切，错不在她。我在那儿打断了他。我不想听。

“你会再去找她吗？”我问他。

亚蒂绽出他那悲伤而美丽的笑容。“不，”他说，“你知道吗，即使是现在，我也是她的肉中刺。她并不真想让我在她身边。起先，当我找到她时，她扮演着我希望她扮演的角色，我想是出于某种愧疚，觉得能够通过让我照顾她来弥补我。但她真的不喜欢，有一天她甚至对我调情，我猜只是为了找点刺激。”他大笑起来，“我想请她去我们家，但她永远也不会那么做，这样也好。”

“帕姆对这整件事怎么看？”我问。

亚蒂大笑出声：“上帝，她甚至嫉妒我妈妈，当我告诉她一切结束了后，你该看看她脸上那种如释重负的表情。我得跟你说，弟弟，你可是连一块肌肉都没动就接受了这件事。”

“因为不管怎样，我都不在乎。”我说。

“是，”亚蒂说，“我知道，那不重要，我想你不会喜欢她。”

六个月后，亚蒂突发心脏病。并不严重，但他在医院里住了好几个星期，出院后又休息了一个月才上班。我每天都去医院看他，他一直坚持是因为消化不良，只是最轻微的心脏病。我去图书馆读了所有关于心脏病的文章。我发现他的反应是心脏病患者通常都会有的。但帕姆吓坏了，亚蒂出院后，她让他严格按食谱吃饭，扔掉了房子里所有的香烟，自己也戒了烟，好让亚蒂能戒掉。那对他来说不容易，但他做到了。也许心脏病也吓到了他，因为他开始注意自己的身体了。他按照医生的指示，开始散很长的步，小心饮食，再也不碰烟草。六个月后，他的气色比任何时候都好，帕姆和我不再等他一走出房间就互相交换惊恐的眼神。“感谢上帝，他不再抽烟了。”帕姆说，“他已经抽到一天三包了，就因为那个，他才住院。”

我点头，但并不相信这一点。我总认为是他努力想要认他母亲的那两个月让他住院的。

亚蒂一没事，我就陷入了麻烦。我丢掉了文学评论杂志的工作，并不是我犯了什么错误。奥萨诺被开除了，作为他的左右手，我跟他一起被开除了。

奥萨诺已经在各种暴风雨中生存了下来，他对美国最有权势的文学圈子的鄙视：政治知识界、文化狂热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女性解放阵营、激进派；他性方面的各种恶行、赌体育比赛、利用自己的地位来争取诺贝尔奖；再加上他刚发表一本非小说类书籍来捍卫色情内容。因为所有这些，出版商都可以开除他，但自从他当了编辑以来，杂志的发行量翻了一番。

这时候我已经赚了不少钱。我帮奥萨诺代笔了很多文章，我能很好地模仿他的文风，他总是用一段十五分钟的慷慨陈词帮我起头，说出他对某个特定话题的看法，精彩绝伦又疯狂。根据他的十五分钟来写篇文章对我来说很容易，然后他会全部看一遍，加上点他的大师手笔。我们会把钱平分，即使他一半的稿费也比我写一篇文章的稿费要多一倍。

即使这样，我也没被开除，是他的前妻温迪最终害了我们，这么说也许不公平，是奥萨诺自己害了我们，温迪只是把刀递给他而已。

奥萨诺在好莱坞待了四周，我帮他管理杂志。他正在完成某项电影合同。在那四周里，我们把文章给信使飞过去带给他，他同意后我才会发表。当奥萨诺终于回到纽约后，他为所有的朋友举行了一场派对，庆祝他的回归和他在好莱坞赚到的一大笔钱。

派对在他于东区的宅子里举行，那里住着他新近离婚的前妻和他们的三个孩子。奥萨诺住在格林威治村的一间小工作室公寓里——他唯一负担得起的地方，但开派对地方就太小了。

他坚持让我去，瓦莱莉没来，她不喜欢奥萨诺，也不喜欢她家庭圈子外的派对。这么多年来，我们达成了一个未说出口的默契，只要可能，都会帮对方找借口不去参加自己圈子的社交活动。我的理由是我太忙着写自己的小说、我的工作和写稿。她的借口是她得照顾孩子，又不信任保姆。我们都很享受这一安排，对她而言更容易些，因为我除了我哥哥亚蒂和书评杂志之外就没有社交生活了。

不管怎么说，奥萨诺的派对是纽约文学圈的大事，《纽约时报》书评版的主要人物都来了，奥萨诺仍保持着友好关系的大部分评论家和小说家也都来了。我坐在角落里，跟奥萨诺最近的前妻聊天，却看到温迪走了进来，我立刻想：天哪，麻烦来了。我知道没人邀请她。

奥萨诺也看到了她，带着他最近几个月的那种步态不稳向她走过去。他有些醉意，我很担心他会大发雷霆搞出什么闹剧，或是做出什么疯狂的事来，所以我起身加入他们。我到那儿正好听到奥萨诺迎接她。

“你他妈的想要什么？”他说。他发怒时可以变得很吓人，但根据他跟我讲的有关温迪的事，我知道她是唯一喜欢让他生气的人。但我仍然为她的反应而惊讶。

温迪穿着牛仔裤、毛衣，围巾裹在头顶，那让她深色的瘦脸看上去像美狄亚一般。她铁丝般的黑发从头巾里溜出来，就像细细的黑蛇。

她无比冷静地盯着奥萨诺，带着恶意的胜利感。她已经完全被憎恶吞噬了。她缓缓环视了整间房一圈，似乎正提醒着她现在不再是其中一员的世界——奥萨诺极有效率地把她赶了出去的闪亮的文学世界。那是种满意的注视，然后她对奥萨诺说：“我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奥萨诺一口干掉杯子里的苏格兰威士忌，冲她咧嘴一笑。

“那就告诉我，然后滚出去。”

温迪非常严肃地说：“是个坏消息。”

奥萨诺非常真诚地大笑着。温迪确实惹到了他。“你永远都带来坏消息。”他说，然后再次笑了起来。

温迪带着满足安静地注视着他。

“我得私下跟你说。”

“噢，狗屎。”奥萨诺说，但他了解温迪，把事情闹大她只会更高兴，所以他把她带到楼上的书房。我后来才明白过来，他没把她带到其中一间卧室是因为他骨子里很怕自己会去操她，她对他仍有那种吸引力。他知道她将会爱死那个拒绝他的机会了。但把她带去书房是个错误，那是他最喜欢的一间房，仍然给他留着让他工作的地方。房间有扇巨大的窗子，他写作时很喜欢向窗外眺望，观察下面街道上发生的事。

我在楼梯底下待着，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奥萨诺会需要帮助，所以我是第一个听到温迪那惊恐的尖叫并做出反应的人。我跑上台阶，踢开了书房的门。

我正好看到奥萨诺向温迪伸手，她朝他挥舞着细瘦的胳膊，试图推开他。她瘦骨嶙峋的双手弯曲着，手指像爪子一样伸展开去抓他的脸。她惊恐无比，但也十分享受，我能看出这一点。奥萨诺右颊上有两道长长的抓痕正在流血，在我能阻止他之前，他已经挥拳打到了温迪的脸，她倒向他。一个十分迅捷的动作，他便把她举了起来，带着巨大的力道把她扔向那扇如画的窗子，就像她是个毫无重量的布娃娃。窗子被砸得粉碎，温迪穿过它摔到楼下的街上。

我不知道是被温迪纤细的身体砸破窗子的景象吓坏，还是被奥萨诺完全疯狂的脸吓坏了，只能跑出房间大喊：“快叫救护车。”我从走道里拿起一件大衣，冲到外面的街上。

温迪躺在水泥地上，像只腿全部断掉的昆虫，当我冲出房子时，她正手脚并用想爬起来，结果只能跪着，就像想要爬行的蜘蛛，接着就又倒在地上。

我跪在她身旁，用大衣盖住她，脱掉我的外套卷起来垫在她脑后。她痛苦万分，但她的嘴角或耳朵都没有血流出来，她的眼中也没有那种在很久以前的战争中我就知道意味着危险的致命薄雾。她的脸上是种冷静和平和，我握着她的手，它还是温热的，她睁开双眼。“你会没事的，”我说，“救护车马上就来，你会没事的。”

她睁开双眼冲我微笑，看上去美极了，第一次，我理解了奥萨诺对她的迷恋。她浑身疼痛，却咧嘴笑着：“这回我可真的整倒了那个狗娘养的。”

把她送到医院后，他们发现她一只大脚趾断了，一边锁骨骨裂。她神志清醒，可以说清发生了什么，警察便去找奥萨诺并带走了他。我给奥萨诺的律师打电话，他叫我尽可能地把嘴闭紧，他会搞定一切。他认识奥萨诺和温迪很久了，在我之前就已经理解了整件事，他叫我就待在原地，直到他给我打电话。

在警探询问了一些人，包括我之后，派对就散了。我说除了温迪跌出窗外，我什么都没看到。不，我没看到奥萨诺靠近她，我告诉他们。他们匆匆了事。奥萨诺的前妻给了我一杯酒，然后陪我坐在沙发上，脸上带着种好看的细小微笑。

“我就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情。”

律师花了将近三个小时才打电话给我。他说他已经把奥萨诺保释了出来，但最近两三天最好有人能陪着他。奥萨诺会回他在格林威治村的公寓。问我能否去那儿陪着他，并且不让他跟媒体接触？我说我会的。然后律师告诉我的简单情况——奥萨诺说温迪攻击他，他把她从自己身边推开，她失去平衡才跌出了窗户。对报纸也是这个说法。律师很肯定他能让温迪因为自己的利益保持口径一致。如果奥萨诺坐牢，她就会失去赡养费和孩子的抚养费。只要奥萨诺接下来的几天不说什么疯狂的话，一切就会被摆平。奥萨诺一小时后会到达公寓，律师会把他送过去。

我离开宅子，打车去了格林威治，坐在公寓大楼门口的台阶上，直等到由专职司机驾驶的律师礼宾车开过来，奥萨诺下车。

他看上去很糟糕，双眼像要从脑袋上凸出来，皮肤泛着极度疲惫的死白色。他径直走过我，我跟他一起进了电梯，他把钥匙掏出来，双手抖得厉害，我帮他开了门。

我们进了他的小公寓后，奥萨诺便瘫倒在拉开变成床的沙发上，一言不发，因为疲惫用双手掩着脸。我环顾这间公寓，想着，这就是奥萨诺，世界上最著名的作家之一，而他却住在这么一个洞里。接着我就想起来，他极少住这儿，通常会住在他在汉普顿或普罗温斯顿的房子里，或是跟某个有钱的离婚女人住，谈几个月恋爱。

我坐在一张布满灰尘的扶手椅上，把一堆书踢到角落里。“我告诉警察我什么都没看到。”我对奥萨诺说。

奥萨诺坐起来，把双手从脸上挪开，令我惊奇的是，我看到了他脸上毫不掩饰的笑容。

“上帝，你喜欢她在空中飞翔的画面吗？我总说她是个该死的巫婆，我根本没那么用力扔她，她完全是自己飞出去的。”

我瞪着他。“你真他妈疯了，”我说，“我想你最好去看病。”我的语调很冰冷，我没法忘掉温迪躺在街上的样子。

“狗屎，她会没事的，”奥萨诺说，“你没问为什么，你觉得我会把我所有的前妻都扔出窗外吗？”

“别找理由。”我说。

奥萨诺咧嘴笑着：“你不了解温迪，我赌二十块，一旦我告诉你她对我说了什么，你也会那么干。”

“我跟你赌。”我走进浴室，打湿一块毛巾扔给他，他擦了擦脸和脖子，凉水重新唤醒了他的皮肤，他舒服地叹息出声。

奥萨诺在沙发上躬身前倾：“她提醒我，她过去两个月是如何写信哀求我给她我们孩子的钱。当然，我没寄给她，她会全都花到自己身上的。然后她说，当我在好莱坞忙碌时，她不想打扰我，但我们最小的儿子得了脑膜炎，她钱不够，只能把他弄进市医院的慈善病房，竟然还去的是贝尔维尤医院。你能想象得出那该死的婊子吗？她不打电话告诉我他病了，就因为她想把一切都怪在我头上，一切愧疚都赖我。”

我知道奥萨诺爱着他和不同妻子生的所有孩子，我曾为他竟有如此的能力而惊奇。他总会给他们寄生日礼物，夏天也总会把他们弄来跟他一起过。他常常出人意料地去看望他们，带他们去看戏、吃晚餐或看球赛。我现在很震惊，他似乎并不担心自己孩子的病情。他明白了我的感受。

“孩子只是发高烧，某种呼吸系统感染，在你英勇地救温迪时，我在警察来之前打电话去了医院。他们告诉我没什么要担心的，我又打给我的医生，他会把孩子弄去私人医院，所以一切都没事。”

“你想我陪着吗？”我问他。

奥萨诺摇摇头：“我得去看我儿子，既然我把他们的母亲弄进了医院，就得照顾剩下的孩子。她明天就会出院，那婊子。”

我离开奥萨诺之前问了他一个问题：“当你把她扔出窗外时，你记得它只有两层楼高吗？”

他再次冲我一笑。“当然，”他说，“再说了，我从没想到她会飞那么远，我告诉过你她是个巫婆。”

第二天，纽约的所有报纸都用头版报道了这件事，奥萨诺仍然有名到会得到这种待遇。奥萨诺没去坐牢，因为温迪没有指控他，她说也许是自己绊倒了摔出窗外。但那已经是第二天了，损失已经造成。奥萨诺被逼优雅地从评论杂志社辞职，我便跟他一起辞职了。某个专栏作家想显示自己的风趣，便预测如果奥萨诺真赢了诺贝尔奖，他会成为第一个把老婆扔出窗外的诺贝尔奖得主。但事实是，人人都清楚这场闹剧只会终结奥萨诺往那个方向努力的一切希望。谁都不会把审慎且大受尊敬的诺贝尔奖发给奥萨诺这样一个卑污的角色。奥萨诺自己也没帮上忙，不久之后他便写了篇讽刺文章，讨论十种谋杀自己妻子的最好方法。

但现在我们俩都有问题了。我没了工作，就得完全靠自由撰稿来养家。奥萨诺得低调点，藏起来，免得让媒体继续纠缠他。我能解决奥萨诺的问题。我打电话给拉斯维加斯的卡里，解释了发生的一切，问他能否把奥萨诺藏在香格里拉酒店两三周。我知道没人会去那儿找他。奥萨诺答应了，他从没去过拉斯维加斯。

正文第二十六章

奥萨诺被安全地藏在赌城。我得解决自己的问题。我没工作，只有尽可能地接自由撰稿的活。我为《时代周刊》和《纽约时报》写书评，书评杂志的新总编也给了我一些活儿。但对我来说，这还是太令人紧张了，我永远都不可能知道自己在某个特定时期能赚多少钱。所以我决定，要尽一切努力写完那本小说，希望它能赚上一大笔。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我的生活非常简单，每天花十二到十五个小时在工作间，跟我妻子一起去超市，夏天和周日把孩子们带去琼斯海岸，好让瓦莱莉休息一下。有时在午夜，我会吃粒塞米尔好让自己清醒，坚持工作到凌晨三四点。

在那段时间，我有几次去纽约市跟艾迪·兰瑟一起晚餐。艾迪成了好莱坞一个重要编剧，很明显他现在不写小说了。他很享受那边的生活，女人、轻松赚到的钱，他发誓再也不写小说了。他的四部剧本都变成了热门电影，现在他可是供不应求。他提出只要我愿意搬去好莱坞，他就会给我找个为他干活的工作。我拒绝了。我没法想象自己在电影业工作，虽然艾迪给我讲了许多有趣的故事，但变成一个电影编剧绝对不好玩，这很清楚，你再也不是艺术家了，只是其他人思想的翻译者。

在那两年里，我基本一个月见奥萨诺一次。他在赌城待了一周，然后就消失了。卡里打电话给我，抱怨奥萨诺带着他最喜欢的女朋友跑掉了，那姑娘叫查理·布朗。卡里并没有生气，只是非常震惊。他说那姑娘很美丽，正在他的指导下在赌城赚大钱，日子过得好极了。她竟然抛下这一切，去跟着一个又胖又老的作家，不仅有啤酒肚，还是卡里见过的最疯狂的人。

我告诉卡里，我又多欠他一份人情，如果我看到那姑娘跟他在纽约，我会帮她买张机票回赌城。

“让她跟我联系，”卡里说，“告诉她，我想念她，告诉她我爱她，随便告诉她什么，我只想把她弄回来。那姑娘在赌城值很大一笔钱呢。”

“好。”我说。但当我在纽约跟奥萨诺见面共进晚餐时，他总是一个人，看上去不像是能够抓住一个拥有卡里描述的诸多优点的年轻漂亮姑娘的爱恋的样子。

当你听说某个人的成功和名声时，情况总是很有意思，那种名声就像流星一样突然而至。但它发生在我身上时，却令人惊讶地平和。

有两年，我像隐士一样生活。最终，那本书写完了，我把它交给我的出版商，就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一个月后，我的编辑打电话叫我去纽约，告诉我他们把我的小说以超过五十万的价钱卖给了一家出版精装书的公司再版。我无比震惊，完全没法做出反应。每个人，我的编辑、我的经纪人、奥萨诺、卡里，人人都警告过我，说一本关于绑架儿童的书，绑匪还是书中的主人公，一定没法吸引大众。我向我的编辑表达了自己的震惊，他说：“你的故事讲得太好了，让其他一切都不值一提。”

那晚回家，我跟瓦莱莉说了发生的一切，她似乎也并没有觉得惊讶，只是冷静地说：“我们可以买幢大点的房子了，孩子们都长大了，他们需要更多房间。”然后，生活就这样继续下去。瓦莱莉找到一幢离她父母家只有十分钟的房子，我们买下它，搬了进去。

那个时候，那本小说出版了，它登上了全国各大畅销书排行榜，成了一本非常畅销的书，但它似乎并没有改变我的人生。琢磨这一点，我才意识到，那是因为我的朋友只有那么多。我有卡里、奥萨诺、艾迪·兰瑟，就这么些。当然，我哥哥亚蒂为我骄傲，想要办个大派对，直到我告诉他，他可以随便开派对，但我肯定不会去。真正感动我的是奥萨诺执笔的一篇书评，刊登在文学评论杂志的第一版。他赞美我的理由头头是道，并指出了真正的缺陷。秉承他一贯的风格，他有些太过于吹嘘这本书，因为我是他的朋友。当然，他也继续说他自己和他正在进行的小说。

我打电话去他公寓，没人接。我给他写了封信，他回了信，我们在纽约一起吃晚餐。他看上去糟糕极了，身边有个长得很美的年轻金发姑娘，几乎不怎么说话，但吃的比我和奥萨诺加起来还多。他介绍她是“查理·布朗”，我意识到她曾经是卡里的姑娘，但我并没有把卡里的话转达给她。何必伤害奥萨诺呢？

有件好笑的事情我总记得。

我叫瓦莱莉出去购物，给自己添点新衣服，随便买什么都行，那天由我来照顾孩子们。她跟几个女朋友一起出门，回来时大包小包的。

我正试图开始一本新小说，但其实并没有太专心，所以她给我看了她买的东西。她打开包装，给我看一条黄色裙子。

“这条要九十快，”瓦莱莉说，“你能想象花九十块在一条夏天的小裙子上吗？”

“它看上去很漂亮。”我尽责地说，她拿着它在身上比划。

“你知道吗，”她说，“我真的无法决定是更喜欢黄色的还是绿色的，最后我决定买黄色。我想我穿黄色更好看，你觉得呢？”

我大笑起来，说：“亲爱的，你就没想过两件都买吗？”

有那么一刻，她震惊地看着我，然后大笑起来。

我接着说：“你可以买一件黄色的，一件绿色的，一件蓝色的，再加一件红色的。”

我们冲着对方微笑。我想，我们俩都是第一次意识到我们进入了某种新生活。但总体来说，我发现成功并没有我所想象的那么有意思或令我满意。就像我通常做的那样，我读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书籍，发现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实际上，很多人终其一生挣扎着爬到职业生涯最顶峰时，都曾立刻用跳出高楼窗外的方式来庆祝。

到了冬天，我决定带全家去波多黎各度个假，这将是我们婚姻生活中第一次负担得起出去玩。我的孩子甚至连夏令营都没参加过。

我们玩得很尽兴。游泳，享受那里的温暖、奇怪的街景、食物，以及和煦的微风。晚上，我把瓦莱莉带到宾馆的赌场，让孩子们乖乖地坐在大厅里的藤椅里等我们。每隔十五分钟左右，瓦莱莉就会跑过去看看孩子们是否平安，最终她把他们都带回了我们的套房。我便一直赌到凌晨四点。现在我有钱了，自然也会有好运气，我赢了几千块。在某种可笑的程度上，我享受在赌场赢来的钱远多过目前我那本书的成功和靠它赚到的巨大财富。

回到家后，还有更大的惊喜等待着我。一家电影公司——马洛玛尔影业——花了十万美金买了我那本书的电影改编权，另外再加上五万块，开销全包，让我去好莱坞写电影剧本。

我跟瓦莱莉商量这件事，我确实不想写电影剧本。我告诉她我会把书的改编权卖给他们，拒绝掉编剧合同。我以为她会很开心，但她却说：“我觉得去那边对你有好处，见到更多人，认识更多人对你更好。你知道，我有时会担心你，因为你是如此离群索居。”

“我们可以一起过去。”我说。

“不，”瓦莱莉说，“我跟家里人待在这里很开心，我们也不能给孩子们转学，我不想他们在加州长大。”

和所有在纽约住的人一样，瓦莱莉把加州看成美国一个新奇的边远地区，满是瘾君子、谋杀犯和看到天主教徒就会开枪的疯狂传道士。

“合同期是六个月，”我说，“但我可以去工作一个月，然后来回跑。”

“那听上去很完美，”瓦莱莉说，“再说了，坦白告诉你，我们俩分开一段也好。”这让我大吃一惊。

“我不需要跟你分开。”

“但我需要分开一段时间，”瓦莱莉说，“有个男人在家工作让我神经紧张，随便问问一个女人就知道了，那会搞乱我的整个家务活儿。我以前什么都没说，因为你负担不起额外的工作室，但现在你负担得起了，我希望你不要再在家里工作了。你可以租个地方，早上离开家过去，晚上回来，我肯定你会工作得更好。”

即使是现在，我也不明白她所说的为何如此冒犯到我。我一直都很快乐地留在家里工作，她没这么想真的非常伤害我。就是这个才让我决定去写我小说的剧本。那是种幼稚的反应，如果她不想我在家里，那我就离开，看看她喜不喜欢那样。在那时，我虽然认为好莱坞看上去不错，但我连去拜访都不愿意。

我意识到，我生命中的一段已经结束了。在奥萨诺的书评中，他写道：“所有的小说家，不管是糟糕还是出色，都是英雄。他们独自作战，他们肯定有圣人般的信仰，他们经常遇上失败而非成功，而在这充满坏蛋的世界上，没人怜悯他们。他们的力量也有瑕疵（所以大部分小说有弱点，很容易被人攻击）——真实世界中的麻烦、孩子的病、朋友的背叛和妻子的出轨都得埋葬起来，他们无视那些创伤，继续战斗，召唤着奇迹给他们补充能量。”

我不赞成他的过于戏剧性，但那都是真的，我觉得自己就像在抛弃英雄们的陪伴。该死的，我完全不在乎这是否只是典型的作家们的感情用事。

正文第二十七章

马洛玛尔影业虽然是莫希斯·沃特伯格三元文化制片公司的子公司，却完全独立自主运作，所以伯纳德·马洛玛尔对约翰·梅林的小说改编电影有完全的话语权。

马洛玛尔只想做出好电影来，但那并不容易，特别是沃特伯格的三元文化公司密切关注着他的每一个举动。他痛恨沃特伯格，他们是公开的敌人，但沃特伯格十分有趣，跟他作对十分有趣。另外，马洛玛尔也尊重沃特伯格在商业和管理上的天才，他知道自己这样的电影制片人缺了他没法活下去。

马洛玛尔正在角落里自己的舒适办公室套间里对付一个比沃特伯格更讨厌，但没那么致命的家伙。马洛玛尔曾开玩笑，如果沃特伯格是直肠癌，那么杰克·胡里楠就是痔疮——就日常生活而言，后者惹人厌得多。

杰克·胡里楠是负责公共关系的副总裁，他无比诚挚地扮演着头号公关天才的角色，当拜托你做件疯狂事遭拒后，他会万分热情地承认你有权利拒绝他。他最喜欢的台词是：“不管你说什么，我都无所谓，我绝对不会试图劝说你做任何你不愿做的事情。我只是问问。”这发生在他花了一小时劝说你跳下帝国大厦，好确保你的新电影能在《纽约时报》上有一席之地之后。

但面对上司，比如沃特伯格三元文化国际公司负责制片的副总裁，或自己的私人客户尤果·克利诺，他则更诚实也更人性些。现在，他正坦诚地跟伯纳德·马洛玛尔商量事情，对方完全没空听他胡扯。

“我们遇上麻烦了，”胡里楠说，“我想这部该死的电影可能会成为长崎之后最大的炸弹。”

马洛玛尔是塔尔伯格之后最年轻的电影公司总裁，他爱极了扮演一个愚蠢的天才。他一本正经地说：“我不知道另外那部电影，我觉得你纯粹在胡说，我想你在担心克利诺，你希望我们能花一大笔钱，就因为那混蛋决定自己当导演，而你希望能帮他上个保险。”

胡里楠是尤果·克利诺的私人公关代表，拿着五万美金一年的年薪。克利诺是个伟大的演员，但几乎自恋到可以算作疯狂了，这毛病在顶尖的男演员、女演员、导演，甚至以为自己是编剧的编剧女助理中都不罕见。自恋在电影界就像肺结核在矿山里一样，很富有地方特色，毁灭性强，但不一定会致命。

实际上，他们的自恋反而令他们比不自恋时有趣得多，克利诺正是这样。他在屏幕上的魅力令他入选了世界上最著名的五十大男性名单。他工作室里挂着的一叠叠新闻稿和他自己红色蜡笔写就的传奇都在说“为了性”，胡里楠总是语带强调又崇敬地说：“克利诺甚至连蛇都会操。”他着重强调那个词，就好像这种说法不是某种男子汉的陈词滥调，而是刚刚才为他的客户量身定做的一样。

一年前，克利诺坚持要导演他的下一部电影。他是少数几个提出这样的要求还能如愿的明星之一，但给他的预算非常严格，他自己的预付酬金和抽成都以完成电影为前提。马洛玛尔电影公司拿走两百万，其他都归他。这是为了防止克利诺发疯，把每场跟他最新的女朋友的对手戏，或是男朋友在他身下的镜头都拍上一百遍。后来他的确那么做了，但对电影并没有明显的伤害。不过，紧接着，他开始改剧本，大段冗长的独白，用柔光打到自己绝望的脸上。他还坚持用闪回讲述少年时期的悲剧故事，只为了解释为什么他会在屏幕上既操男孩也操女孩，暗示如果自己有个愉快的童年，他根本谁都不会操。他拥有最终剪辑权，所以公司无法修改。当然，如果有必要，公司其实也会那么干。马洛玛尔并没有太担心，克利诺的处女导确定能给公司赚回两百万，其他任何收入都是意外之喜。再说，即使真的糟到不能更糟，他也能把电影葬送在发行环节，没人会看到它。而且，他达成了自己最主要的目的：克利诺会主演约翰·梅林那本销量惊人的畅销书改编的电影。马洛玛尔深信它会给公司赚一大笔钱。

胡里楠说：“我们得搞一场特殊的宣传，得花上一大笔钱，要以它的经典为卖点。”

“上帝。”马洛玛尔说道。他平时更客气，但他受够了克利诺，受够了胡里楠，受够了漂亮女人和有魅力的男人，也受够了动作片，还有加州的天气，那些什么意义都没有。为了转移注意力，他开始研究胡里楠。他对胡里楠和克利诺有着长期的不满。

胡里楠穿得非常好看，丝质西装、丝质领带、意大利皮鞋、伯爵表，眼镜的镜框是专门定制的，黑色上洒有金色的斑点。他长着一张爱尔兰人的脸，酷似周日早上在加州电视屏幕上常见的那种温和的布道者。很难让人相信他是个黑心肠的狗娘养的，并且为之自豪。

很多年前，克利诺和马洛玛尔曾在一家餐馆里公开吵架，粗鄙地互相大吼，后来就有了行业里流传的令他们羞耻的故事。胡里楠巧妙操纵了那场宣传，使克利诺成了那场争吵中的英雄，而马洛玛尔则是个懦弱的坏蛋，孱弱的公司老板对英雄的电影明星卑躬屈膝。胡里楠的确是个天才，但有些短视，之后马洛玛尔逼着他付出了代价。

最近五年，每个月的报纸上都有关于克利诺帮助没他那么幸运的人的报道。一个身患白血病的可怜姑娘需要某个住在西伯利亚的捐献者输特别的血液给她？任何一家报纸的第五版都会告诉你，克利诺把他的私人飞机派去了西伯利亚。有个黑人因为抗议而被关进了南部的监狱？克利诺会保释他。一个有七个孩子的意裔警察在哈林区中了黑豹帮的埋伏被砍死，克利诺不是寄了一张一万块的支票给那个寡妇，并为七个孩子设立了奖学金吗？当一个黑帮成员被控谋杀警察，克利诺便寄一万块作为他的辩护基金。任何时候，只要有著名的老电影明星病了，报纸上就会说克利诺帮他付了医疗费，并向他保证，在自己下一部电影里让他露个脸，让老人家有个期盼。其中有个老人有一千万傍身，而且痛恨自己的职业，他接受了一个采访，痛骂克利诺的慷慨，甚至唾弃他，那采访有趣极了，甚至是能干的胡里楠也没法摆平。

胡里楠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天赋。他这个皮条客对新鲜年轻女明星的嗅觉无比灵敏，这使他成为好莱坞这个胶片旷野上的丹尼尔·伯恩。胡里楠常会吹嘘自己的技巧：“告诉一个女演员，她那个小角色演得好极了，一个晚上说三次，她就会拉下你的裤子，恨不得把你的阴茎连根拔起。”他是克利诺的前哨，很多次都是先测试了姑娘在床上的技巧后才把她转给克利诺。那些以本行的宽松标准来看仍嫌太疯狂的，永远不会转到克利诺手上。但就像胡里楠经常说的：“克利诺拒绝的那些，都值得一上。”

马洛玛尔带着那天第一次感觉到的快活说：“别想什么广告预算了，这不是那种电影。”

胡里楠深思地看着他：“那做场私人宣传，邀请一些重要的影评家，有好几个大名鼎鼎的影评家都欠着你的人情呢。”

马洛玛尔干巴巴地说：“我不会把人情浪费在这个上面。”他没说自己将会为明年的大制作电影打电话给所有欠他人情的人，他已经全都计划好了，到时胡里楠不会主持宣传，他希望电影本身成为主角，而不是克利诺。

胡里楠思索着，盯着他，然后说：“我猜只好自己宣传了。”马洛玛尔不耐烦地说：“记住，这仍是部马洛玛尔电影公司的作品，一切都先给我过目，行吗？”

“当然。”胡里楠带着他独有的重音回答，就好像自己压根没想过不这么做。

马洛玛尔语调平静地说：“杰克，记住，你跟我打交道，有些线不能逾越，不管你是什么人。”

胡里楠带着闪亮的笑容说：“我从来没忘记这一点，难道我忘记过吗？听着，有个从比利时来的妞美极了，我把她藏在贝弗利山庄酒店的小屋里，明早要不要约个早餐会？”

“下次吧。”马洛玛尔说。他已经厌倦了全世界的女人飞到这里被人干，受够了所有那些纤细、美丽、轮廓分明的脸，受够了那些瘦弱、优雅又完美的身体，还有那种他在派对、餐馆和首映式上被拍到合照的美丽。他不仅仅以好莱坞最有才华的制作人闻名，也以拥有最美丽的女人闻名。只有他最熟的朋友才知道他更喜欢跟自己大宅里那些丰满的墨西哥女仆上床。当他们开玩笑说他变态时，马洛玛尔总是告诉他们，他最喜欢的放松方式就是给女人口交，可杂志上那些漂亮女人都没什么可交的，只有骨头和毛发，而墨西哥女佣却有肉又有汁水。但这不完全是真的，马洛玛尔清楚自己看上去有多么精致，他想展现出自己对这种精致的厌恶。

在马洛玛尔人生的这个阶段，他只想拍一部好电影出来。他最开心的时光就是晚餐后走进剪辑室，一直工作到凌晨，剪辑一部新电影。

马洛玛尔把胡里楠送出房门，他的秘书低声说小说的作者和他的经纪人杜兰·鲁德正在等候。马洛玛尔叫她把他们带进来，把他们介绍给了胡里楠。

胡里楠迅速打量了一下两人。他认识鲁德，他诚挚、有魅力，简单来说就是个骗子，很典型。那作家也很典型，天真的小说家，出来改编自己小说的电影剧本，被好莱坞闪得眼花缭乱，被制片人、导演和公司主管骗得鞋子都没了，然后爱上个年轻女演员，于是为一个已经睡遍城里所有选角导演只为得到机会的女人去跟自己二十年的老婆离婚，毁掉自己的生活。之后再因为他那所谓的小说在电影屏幕上被肢解而愤愤不平。这一个也没什么两样。他很安静，明显很害羞，穿着很邋遢，不是那种时尚的邋遢——那种邋遢是在马洛玛尔这样的制片人和明星间兴起的新潮，他们会寻觅特别缝制并做旧、由最顶级的裁缝量身定做的蓝牛仔裤——而是真正的邋遢。并且丑到了头，就像那个该死的在欧洲极为卖座的法国演员。胡里楠现在就会为把这个人碾成失败者而做出自己的小小贡献。

胡里楠跟作家约翰·梅林打了个大大的招呼，说他的书是自己有生以来读过最精彩的书——他根本没读过。

然后他走到门边，转过身去跟那作家说：“听着，克利诺会爱极了在今天下午跟你合影，我们之后跟马洛玛尔有个会，这对电影的宣传会很好。大概三点怎么样？那时你应该忙完了，对吗？”

梅林说好。马洛玛尔扮了个苦脸，他知道克利诺根本不在城里，他正在棕榈泉市晒太阳，不到六点肯定不会到。胡里楠打算让梅林干等，只为教训一下他，让他知道好莱坞说话算数的是谁。梅林学学也好。

马洛玛尔、杜兰·鲁德和梅林就电影剧本谈了很久。马洛玛尔注意到，梅林看上去挺讲道理，也很合作，不像其他作家那么难搞。马洛玛尔跟经纪人讲了同样的屁话，说人人都知道他们准备花一百万拍的电影最终会花上五百万。直到他们离开，马洛玛尔才吃了一惊。他告诉梅林可以在图书馆等克利诺，梅林看了看表，温和地说：“现在已经三点过十分了，我为任何人都没有等过超过十分钟，连我孩子们也没有。”然后他就离开了。

马洛玛尔冲着经纪人微笑。“作家。”他说。他经常用同样的语调说“演员”，还有“导演”和“制片人”。他从没用过这种语调说女演员，因为不能瞧不起一个苦于应付月经还要当演员的人，那让她们为了出名变得该死的疯狂。

杜兰·鲁德耸耸肩：“他甚至连医生都不等。我们一起去做身体检查，约的时间是上午十点，但你知道医生那种情况，总得再等上几分钟。他告诉接待员‘我很准时，为什么医生不能准时’，然后就那样走掉了。”

“上帝。”马洛玛尔说。

他胸口有些疼，于是走进洗手间，吞下一颗心绞痛药，并遵医嘱躺在沙发上小憩了一会儿。胡里楠和克利诺到的时候，他的秘书会叫醒他。

是克利诺的导演处女作。作为演员，他一向精彩无比，但作为导演，他能力却不够，作为一名哲人，他既装模作样又卑鄙。本文并不想说是部烂电影，它算不上烂，只是空洞而已。

克利诺统治了荧屏，我们相信他所扮演的角色，但在这部电影中，他所扮演的是一个观众并不在乎的男人。我们怎么会在乎一个抛弃自己人生，只为了个像塞琳娜·邓顿那样脑中空无一物的洋娃娃？她的个性只会吸引那些满足于陈旧的男性沙文主义幻想的男人。塞琳娜·邓顿的演技、她木讷至极的风格、在高潮时那张索然无味的脸，她简直该为这些而脸红。好莱坞的选角导演何时才能学会，观众想在屏幕上看到的是真正的女人？像比莉·斯特劳德那样威严、有存在感的演员，她的智慧和有力的技巧、她令人震撼的外貌（如果你能忘掉自从电视发明以来，美国男性就崇拜的除臭剂广告里的那种美女，你就能看出她真正的美丽）也许能挽救这部戏。令人惊讶的是，克利诺演戏时如此智慧又有直觉，在选角时却没有。作为明星、导演兼制作人之一，他至少有足够的影响力决定这一点。

弗拉斯康·沃茨的剧本属于准文学类，在纸上读起来不错，但拍成电影就完全莫名其妙。作者期望我们能对一个身上并没有发生任何悲剧的人产生悲剧感——想当演员失败，以及一个脑中空空又自私的女人利用美貌（这一点观者自酌）以自小仲马的女主角以来最平庸的方式背叛了他。

与之对应的，克利诺试图通过在每个社会问题上都站对阵营来拯救世界的出发点虽然很好，但这一概念实质上却是法西斯主义。严正以待的自由主义英雄进化成了法西斯独裁者，就像墨索里尼一样。这部电影对待女性的方式基本上也是法西斯主义的：她们什么都不做，除了用身体来控制男人。当她们真的参与政治运动时，却被描述成那些争取把世界变得更好的男性的毁灭者。好莱坞就不能有那么一会儿相信男人和女人间存在一种不涉及性的关系吗？它就不能——哪怕该死的一次——展示出女人也拥有‘男子般’的品德，能够相信人性，为了进步而进行可怕的挣扎吗？他们就真的没有那种想象力，能预见女人也许，只是也许，会爱上一部把她们描绘成真正的人，而不是那些大家熟知的要挣脱男人操控的反叛木偶？

克利诺不是个天才导演，他的能力不够，他把摄影机摆在该摆的地方，但他从未先人一步。他的演技挽救了这部拉皮条式的剧本，它本来注定会变成彻头彻尾的灾难。克利诺的导演没有帮上忙，但也没有毁掉这部电影。其他的演员，简单来说，就是糟糕透顶。因为长相而不喜欢一个演员是不公平的，但乔治·弗勒斯即使扮演那个瘦弱的角色也显得太瘦骨嶙峋了，塞琳娜·邓顿即使是演那样一个空洞的女人，也显得太空洞了。有时故意反其道选角并不是个坏主意，也许这才是克利诺该在这部电影里做的事。但那样的法西斯哲学剧本也许不值得如此大费周章，它男性沙文主义概念的“可爱女人”在开拍前就注定了整部戏的失败。

“那个该死的婊子，”胡里楠并没有愤怒，他只是震惊，而且手足无措，“她到底想从一部电影里得到什么？上帝，她为什么总是不停念叨着比莉·斯特劳德是个好看的女人？在我四十年的电影生涯中，我从没见过比她更丑的电影明星。我完全无法理解。”

克利诺深思地说：“其他那些该死的影评家都会听她的，我们可以忘掉那部电影了。”

马洛玛尔听着他俩的对话——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大麻烦。克拉拉·福特怎么说他妈有什么关系？只要克利诺是主角，电影就能赚回成本，再多赚点钱打点公司上层。他对那部电影的期待仅此而已。现在，他已经让克利诺上钩，答应主演这部重要的由约翰·梅林小说改编的电影。克拉拉·福特尽管才华横溢，却不知道克利诺有个后备导演，帮他做了一切却没挂名的工作。

马洛玛尔特别讨厌这个影评家。她说话带着权威，文章写得又那么好，很有影响力，但完全不了解拍电影的任何工作。她抱怨选角，难道她不知道女主角取决于克利诺跟谁上床，而其他配角则取决于谁跟选角导演睡吗？她难道不知道这是很多在某些电影中有点权力的人努力捍卫的特权吗？每个小角色都有上千个姑娘竞争，你可以跟她们中的一半上床而不给任何回报，只要让她们来面试，并告诉她们也许会打电话叫她们来复试就行。所有那些该死的导演建起自己的专属后宫，他们在美丽智慧的女人这方面，甚至比全世界最会赚钱的人还有权力。让马洛玛尔觉得好笑的是，这个影评家是唯一能令无比镇定的胡里楠心烦意乱的人。

克利诺愤怒的是另外一件事。“她说那是法西斯，这他妈的是什么意思？我这辈子都反法西斯。”

马洛玛尔疲惫地说：“她只是讨人厌，她用‘法西斯’这个词就像我们用‘婊子’一样，没有任何意义。”

克利诺气疯了。“攻击我的演技，我根本不在乎，但没人能把我比作法西斯分子还能逃脱。”

胡里楠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差一点就要从马洛玛尔的基督山雪茄里拿一支出来，但想想还是没那么做。“那女人是在谋杀我们，”他说，“她总想要谋杀我们，你点映场不清她也没有帮助，马洛玛尔。”

马洛玛尔耸耸肩：“不是为了帮忙，我这么做只是因为我的坏脾气。”

他们都好奇地看着他，知道他这么说很稀奇。

胡里楠说：“这部电影已经太迟了，但下一部，我们该死的要怎么解决克拉拉？”

马洛玛尔说：“你是克利诺的经纪人，想怎么做都行，克拉拉是你的问题。”

他希望能早点结束这次会议。如果只是胡里楠，两分钟就能结束了，但克利诺是一个真正的明星，必须带着无限的耐心和极度的爱意拍好他的马屁。

这天里剩下的时间，马洛玛尔都在剪辑室——他最重要的快乐。他是本行最好的剪辑师之一，他清楚这一点，再加上他爱死了剪一部电影，能够让所有年轻女演员都人头落地。很轻易就能认出她们，给一个毫无必要的漂亮姑娘大特写，肯定是导演睡了她。马洛玛尔在剪辑室里会直接把她剪出去，除非他喜欢那个导演，或那个镜头有用。上帝，有多少姑娘随意任上，只为了能在屏幕上看到自己出现一秒，想着那一秒能把她们送上通往名声和财富的道路，她们的美丽和才能可以像一道闪电般发亮。马洛玛尔厌倦了漂亮女人，她们麻烦极了，特别是聪明的那些。倒不是说他不跟人勾搭，他有着灾难性的婚姻，三次，全都是女演员。现在他寻觅的是不打算骗他的女人。他对漂亮姑娘的感觉就像一个律师听到电话响的感觉——那只能意味着麻烦。

“叫你的秘书进来。”克利诺说。马洛玛尔摁了桌上的铃，一个姑娘像被施了魔法似的出现在门边。她最好出现。马洛玛尔有四个秘书：两个守着他办公室外间的门，两个守着内间私室的门，一边一个。不管发生什么，当马洛玛尔摁铃时，就会有人出现。三年前，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他摁铃，却什么都没有。一个秘书精神崩溃了，在附近的一间经理室里，一个制片人正用口交来医治她。另一个冲到楼上财务室去查某部电影的毛利。第三个那天生病了。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无比渴望去小便，因为太痛苦就赌了一把。她的速度破了记录，但仍然不够快。在那致命的几秒里，马洛玛尔摁了铃，四个秘书都没有出现。四个都被开除了。

克利诺正在口述一封给克拉拉·福特的信。马洛玛尔佩服他的风格，知道他打算干什么，他懒得告诉克利诺那不可能成功。

“亲爱的福特小姐，”克利诺口述，“对您工作的尊敬促使我写了这封信，指出几个您对我新电影评论中我无法理解的地方。请不要把这当成任何形式的控诉。我只想说，影片的失败——如果它真的是个失败的话——全是因为我导演经验不足。我仍然觉得这是个极好的剧本。我只想说这一点，不过我仍是您的众多粉丝之一，也许某天我们能共进午餐喝一杯，然后真正坐下来，谈谈电影和艺术。我觉得自己要继续学习很多东西，才能导演下一部电影（肯定得过很久，我向您保证），除了您，还有谁更值得我学习呢？诚挚的，克利诺。”

“肯定没用。”马洛玛尔说。

“也许。”胡里楠说。

“你得追求她，然后狠狠地干她一场，”马洛玛尔说，“她太聪明，肯定不会信你那套。”

克利诺说：“我真的尊敬她，确实想向她学习。”

“别管那个了，”胡里楠几乎是在大喊，“去操她，上帝，那就是答案，狠狠操她一场。”

马洛玛尔瞬间觉得他俩都令他难以忍受。

“别在我办公室这么说，”他说，“出去，让我工作。”

他们离开了。马洛玛尔没送他们到门口。

第二天早上，在他于三元文化公司的办公套间里，胡里楠做着最爱做的事。他正准备媒体稿，之前他咨询过克利诺，确定自己有权利做自己必须做的，然后他写下：

三元文化公司和马洛玛尔荣誉出品

马洛玛尔-克利诺出品

主演

尤果·克利诺

菲·梅都丝

一部尤果·克利诺电影

伯纳德·马洛玛尔执导

……联合主演，他写下几个很小的名字，暗示字体应该小一些。接着他写下“执行制片人：尤果·克利诺和哈根·寇德”，然后，“马洛玛尔和克利诺制作”。在那之后，他又用更小的字体写：“约翰·梅林改编剧本自约翰·梅林小说。”他靠到椅子里，欣赏自己的手笔，召唤秘书把它打出来，然后让秘书把克利诺的讣告文件拿进来。

他很爱看那份文件，里面厚厚一沓全是当克利诺去世后要进行的活动。他跟克利诺在棕榈泉市花了一个月来完善这个计划。克利诺并不是快要死了，但他想确保当自己死时，人人都会知道他曾是个多么伟大的人。

有个厚文件袋里塞了所有他在娱乐圈认识，到时候会打电话请他们写评论的人。还有份完整的电视纪念活动大纲，一个两小时的特别节目。他要求所有的明星朋友出席。另一个文件袋里则是克利诺演过的电影中最好角色的片段，将会在特别节目里播出，包括他接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片段以及一个全部写好的喜剧段子，他的朋友们会在里面嘲笑他想当导演的野心。

有一份清单，上面列着克利诺曾经帮助过的人。这样一来，有些人就能讲关于克利诺如何在他们陷入绝望深渊时拯救了他们的故事——条件是，他们决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克利诺的帮忙。

还有份清单，开列了那些可以接受采访和不能接受采访的前妻。其中一个妻子享有特殊安排：在克利诺死的那天，把她弄到飞往非洲的旅行团里，这样任何人就都联络不上她了。还有个美国前总统已经准备好了他的评价台词。

文件中有封前不久写给克拉拉·福特的信，请她为克利诺的讣告写点什么。胡里楠收到了克拉拉·福特回复的复印件，但从未把它给克利诺看。他又读了一遍。“克利诺是一位极有天赋的演员，在电影业留下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作品，他的过早离世令他再也没有机会达到一旦获得恰当的角色和恰当的执导后可以达到的伟大高度。”

胡里楠每次读这封信，都得喝上一杯，他不知道自己更恨谁，克拉拉·福特还是约翰·梅林。胡里楠痛恨低劣的作家，梅林正是他们中的一员。那狗娘养的，以为自己是谁，竟然不等着跟克利诺合影？但他能搞定梅林。他没法碰福特。他曾试过组织粉丝写信抗议，还曾通过三元文化公司施压逼人开除她，但她太有权。他希望克利诺会有好运——克利诺跟她碰头了，在前一晚跟她共进晚餐，肯定会打电话报告发生的一切。

正文第二十八章

在好莱坞的第一周，我把它想象成一片舞虻的国度。一个有趣的想法，至少对我来说，即使的确有点屈尊俯就。

舞虻是一种昆虫，雌性舞虻会吃自己的同类，交配行为刺激她的胃口，雄性舞虻在交配高潮的最后一刻会丢掉性命。

但在神奇的进化过程中，雄性舞虻学会了带点小小的食物，用自己体内射出的网包裹着。当嗜杀成性的雌性把网撕开时，他便爬到她身上交配，然后迅速逃走。更加进化的雄性舞虻则只需要织个网，裹住小石子或一小块垃圾就行。

在一场伟大的进化跃迁中，雄性舞虻变成了好莱坞的制片人。当我跟马洛玛尔提及这个想法时，他扮了个苦脸，给了我一个不友善的眼神，然后大笑起来。

“好吧，”他说，“你想不想只为了个屁股让她们咬下你该死的头来？”

最开始，差不多我碰到的每个人都是那种为了成功可以去舔别人脚丫子的类型。但当我待了一段时间后，制作电影的人们所拥有的热情让我大吃一惊。他们爱极了这一行。编剧女助理、秘书、公司财务、摄影师、道具师、技术组、男女演员、导演甚至是制作人，他们都说“我拍的那部电影”，都认为自己是艺术家。我注意到唯一不这么说但跟电影相关的是编剧。

这也许是因为人人都想要修改剧本，该死的，都想把自己的想法塞进去，就连编剧女助理也要改一两行台词，某个性格演员的妻子甚至会重写她丈夫的那部分，而第二天他会说这么演才对，当然，重写的部分只是让他炫技，并不能推动整部电影。对作家而言，这是个令人愤怒的行当，人人都想干他的活。

我发现电影是伪艺术。这一媒介本身已经足够强大，运用摄影、服装、音乐和简单故事的组合，没有任何天赋的人也能够创造。说艺术品也许太过，但他们至少能够制作出足够好的东西，赋予它们重要性和某种价值。

电影能带来极大的快乐并从情感上打动你，但没法教会你什么。它们不能像小说那样真正琢磨透一个角色的深度，不能像书本那样教导你，它们能让你感受，却没法让你理解生命。电影是那么有魔力，它能赋予任何东西价值。对某些人来说，它可以成为一种迷药，一种毫无坏处的可卡因。对其他人而言，它则可以成为有效果的疗伤方法。谁不想按照自己希望的样子来记录自己的一生或未来的可能性呢？

无论如何，我对电影世界的研究只到这种程度，至少在那时是这样。当我自己也被舞虻咬了两口后，我觉得这种看法也许太残酷太势利了。

拍电影这想法似乎套牢了每个人。马洛玛尔充满激情地热爱着拍电影，所有电影从业者——导演、明星、首席摄影师和制片厂大佬——都挣扎着试图控制它们。

我很清楚电影是这个时代最主要的艺术形式，而我很嫉妒。在大学校园里，大学生不再写小说，而是拍他们自己的电影。我忽然意识到，对电影的运用甚至根本不是艺术，而是一种疗法。每个人都想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感情和思绪。这一魔法在书、绘画和音乐中没有那么强大，有多少书是因为这个理由而出版的呢？电影结合了所有的艺术形式，令人无法抗拒。拥有如此有力的武器，根本不可能拍出一部烂电影。你可以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混蛋，却仍能拍出一部有趣的电影。怪不得电影业有那么多裙带关系——你可以让侄子写剧本，把女朋友捧成大明星，儿子则成为电影公司的老板。电影能让任何人成为成功的艺术家，再也没有无声的弥尔顿了。

为什么没有演员谋杀导演或是制片人？为什么没有导演谋杀电影公司的老板？为什么没有编剧杀掉导演？这么多年来，肯定有足够的因由这么做，不管是经济上的还是艺术上的。解释只能是制作电影的过程净化了人们的暴力倾向，治愈了他们。

会不会有那么一天，治愈那些情感失常的人最有效的疗法就是让他们去拍一部关于自己的电影？上帝，想想电影业那些人，他们要么疯了，要么接近疯狂——演员绝对是疯的。

未来，每个人都坐在家里，看他朋友拍的电影以免变疯，电影会挽救他。就这样，最终，每个混蛋都能成为艺术家。在这里，银行家、服装制造商、律师……等等，决定要拍什么电影，他们甚至没有那种能帮助创造艺术的疯狂。所以，即使每个混蛋都来拍一部电影又有什么可失去的呢？这样我们就不再需要精神科医生或是天才了，人人都能成为艺术家。

所有那些人，完全不值得被爱。他们从来不理解必须努力才能得到别人的爱。他们自恋，幼稚，只爱自己，现在，他们却可以把自己的内在形象投射到屏幕上一个值得爱的角色身上，让他们变得可爱。当然，你可以说所有的艺术家都这么做，想想那个在私生活中自我宠溺的伟大作家奥萨诺。但至少，他们仍有点天赋，在他们的作品中有能给予快感或引发更深刻理解的部分。

但在电影里，无需才华，无需任何天赋，一切皆有可能。你可以让一个富有的人渣拍他的人生故事，不用任何伟大导演、伟大作家、伟大演员等等的帮助，只需利用电影的魔法，就能让他变成一个英雄。电影对于所有这些人的意义就在于，它不用才华也能成功，但那并不意味着才华不能把它变得更好。

我和马洛玛尔在剧本上的合作十分密切，所以常常在一起。有时我会在他的豪宅里一直待到深夜，但那儿总让我不舒服。对一个人来说，太大了，我想。那巨大的堆满家具的房间、网球场、游泳池和一幢有间放映室的楼房。有天他提议看一部新电影，我告诉他自己没那么喜欢看电影，他有些愤愤然，我猜是我的傲慢自大流露了出来。

“你知道的，如果你对电影没这么瞧不起的话，我们的剧本会写得好得多。”他说。

这句话刺痛了我。第一，我很为自己的好礼仪自豪，我不会显出那一点来；第二，我对自己的作品有种专业的骄傲，而他却说我在乱搞；另外，我逐渐尊重马洛玛尔，他是制片人兼导演，完全可以在我们一起工作时自作主张，但他从未这么做过。当他建议修改剧本时，他通常是正确的，如果他不对，而我能通过争论证明这一点，他也会遵从我。总而言之，他完全不符合我那先入为主的舞虻之国的想法。

所以那天晚上，我们既没有看电影，也没有写剧本，而是大吵一架。我告诉他自己如何看待电影和它的从业者，我说得越多，马洛玛尔却越来越消气，最终，他开始微笑起来。

“你说话的样子，就像某个再也找不到男人的婊子。”马洛玛尔说，“电影是最新的艺术，你担心自己那行会过时，你这完全是嫉妒。”

“电影跟小说完全没有可比性。”我说，“电影永远也做不到书本能够做到的。”

“那毫不相干，”马洛玛尔说，“电影是人们现在想要、未来也想要的东西。你才来这儿几个月，就开始对每个人评头论足起来。你看不起我们所有人。但每一行都一样，当然，电影业的人都他妈很疯狂，他们坑蒙拐骗，像物物交换一样利用性，但那又怎样？你所忽略的是，他们所有人，制片人和作家，导演和演员，他们都经历了许多痛苦。他们花了许多年学习这行的技巧，然后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更努力地工作，他们无比投入。不管你怎么说，拍一部好电影需要才华甚至是天分。那些男女演员就像该死的步兵一样，他们也会战死，靠上床可得不到重要角色。他们得证明自己是艺术家，得了解自己。当然，这一行有些浑蛋和疯子选他们的男朋友或女朋友当主角，然后毁掉一部五百万投资的电影。但他们坚持不了多久。你还批评制片人和导演。我不需要捍卫导演，那是整个行业最难的工作，但制片人也有自己的功能，他们就像动物园里驯狮子的人。你知道拍电影是怎么回事吗？首先，你得拍好电影公司财政委员会里十个委员的马屁；然后，你得成为一些该死的疯狂明星的父母；你得让工作人员开心，否则他们会用诈病和加班杀了你；你还得不让他们所有人互相倾轧。听着，我恨死了莫希斯·沃特伯格，但我承认，他有种经济方面的才能，可以帮助电影业继续发展。我尊重这种天赋就跟我鄙视他的艺术品位一样多。作为制片人和导演，我得一直跟他斗。我想连你也会承认，我的两三部电影可以称为艺术。”

“这至少有一半是在胡说。”我说。

马洛玛尔说：“你总是瞧不起制片人，但是没有他们，电影将无法完成。他们要花两年多的时间‘亲吻’一百多个不同的大龄婴儿——财政、演员、导演、编剧——才能做到这一点。制片人还得帮他们换‘尿布’，各种狗屎都会灌进他们的鼻子，进入他们的大脑。也许正因如此，他们才会有那么糟糕的品位。但他们中的很多人仍然更信仰艺术而不是才华或幻想。从来不会有任何一个制片人不出席奥斯卡颁奖礼领走他的奖杯的。”

“那只是自负，”我说，“不是信仰艺术。”

“你和你那该死的艺术。”马洛玛尔说，“当然，一百部电影里只有一部值得一看，但书呢？”

“书有不同的功能，”我防卫地说，“电影只有外在形式。”

马洛玛尔耸肩：“你真的是个老顽固。”

“电影不是艺术，”我说，“只是表演给孩子们看的魔术。”我自己其实也半信半疑。

马洛玛尔叹气：“也许你的想法是对的，每一种形式其实都是魔法而非艺术。这是种欺骗，好让人们忘记自己正在死去。”

那不是真的，但我没有争下去。自从马洛玛尔心脏病发后，他一直有问题，我不想说这影响了他的判断，但对我来说，艺术让人理解该如何生活。

他并没有说服我，但自那之后，我的确没有带着那么多偏见观察四周。他有一点说对了，我嫉妒电影业——工作如此简单，回报如此富足，名声更令人头晕目眩。我痛恨孤零零待在房间里写小说。在我的鄙视下面是种幼稚的嫉妒，电影是种我永远无法成为其中一部分的东西，我既没有才华也没有那种气质。我永远都会在某种程度上鄙视它，但更多的是因为我的骄傲而非道德。

我读过所有关于好莱坞的书，当我说好莱坞时，我指的其实是电影。我听过作家们——特别是奥萨诺——回到东部后诅咒电影公司，骂制片人是世界上最差劲的乳臭未干的小子，公司总裁则是从猿类进化到人之后最冷酷无情、最傲慢无礼的人。那些公司糟糕，专横，作奸犯科，让黑手党看上去都像是慈悲的修女。

当杜兰带我去跟马洛玛尔还有胡里楠第一次开会时，我自信可以搞定一切。我一眼就看透了他们。胡里楠很简单，但马洛玛尔比我想象中要复杂。杜兰，当然，他就是个搞笑人物。老实说，我喜欢杜兰和马洛玛尔，但第一眼见到胡里楠就憎恨他。当胡里楠要我跟克利诺合影时，我差点就叫他操他自己了。克利诺没有准时出现，于是我有了借口，我痛恨等任何人。我并不会因为他们迟到而生气，他们凭什么要因为我不愿等而生气呢？

好莱坞令人着迷之处就是这些不同种类的舞虻。

做过输精管切除手术的年轻男人，胳膊下夹着胶片盒，工作室里满是剧本和可卡因，寻觅着有才华的年轻姑娘和男人们来试镜，同时也操他们，希望能拍出部电影。然后是拥有办公室和秘书的制片人，拿着十万美元的开发经费，他们打电话向经纪人或选角经纪公司选取演员。这些制片人至少有一部自己出品的片子，通常是低成本的愚蠢电影，还没赚回胶片的成本，最终只能在飞机上或汽车餐厅里播放。这些制片人会付钱给加州的某家周报，宣传说他们的电影是今年十大电影之一，或在《综艺》杂志上发一篇植入式软广告，说那部电影在乌干达的票房超过了，真实情况是从没在那里上映过。这些制片人桌上往往摆着大明星的签名照片，相框上的刻字是“爱”。他们一整天都在面试美丽的女演员，她们工作十分认真，完全不知道对于制片人来说，那只是为了消磨一整个下午，或者运气好点，能有人帮他们口交，好让他们晚餐的胃口更好点。如果他们特别中意某一个女演员，就会带她去制片公司的餐厅吃午餐，把她介绍给正好路过的公司大佬，那些大佬在清贫的日子里也曾经历过同样的事，所以只要不过分，都会停下脚步帮个忙。大佬都已经不玩这些把戏了，他们太忙碌，除非那姑娘非常特别，那样的话，她也许会有机会。

姑娘跟小伙子们都明白这个游戏，知道它几乎是固定套路，但他们仍期待能撞上好运，所以会去找制片人、导演，或是大明星试试运气。如果真的了解这一行，又有点脑子，他们永远不会寄希望于一个作家。我现在终于懂得奥萨诺当初的感受了。

但我一直都清楚，这是陷阱的一部分，外加上金钱、奢华的套房、制作公司那阿谀奉承又令人沉醉的环境和拍一部大电影的举足轻重感，所以我从没有上钩。如果我感到饥渴，就会飞去赌城赌到冷静下来，卡里总会试着派个有品位的妓女到我房间，但我总会拒绝。并不是因为我自负，我当然会受到诱惑，但负罪感太强，而我也确实更喜欢赌博。

我在好莱坞待了两周，打打网球，跟杜兰和马洛玛尔出去晚餐，参加派对。派对都挺有意思，在其中一场派对里，我见到了位过气明星，她曾是我青少年时期自慰的幻想对象。她肯定有五十岁了，但靠着拉皮和各种美容手段的帮助，看上去仍然不错。但她有点发胖，脸因为酒精而肿着。她喝得醉醺醺的，试图在派对上干所有的男人，但没人理她。这可是数百万热血的年轻人曾经幻想过的姑娘。我觉得这挺有趣，但事实是，那也让我很沮丧。派对还行，面孔熟悉的男女演员、自信满溢的经纪人、魅力非凡的制片人和强势的导演。我得说，他们在派对里肯定比我要魅力十足又有趣得多。

我也喜欢这种温暖的气候。我爱贝弗利山街道上的棕榈树，爱跑去韦斯特伍德乱逛那里的电影院，还有那些跟真的非常漂亮的姑娘拍斗牛片的年轻大学生。我很理解那些1930年代的小说家为什么“卖身”了。为什么要花五年时间写一本小说，然后只赚两千块呢？你本可以过上这种生活，一周就赚到同样数目的钱。

白天我在办公室工作，跟马洛玛尔开会讨论剧本，午餐在餐厅吃，然后晃到片场去看他们拍片。在片场，演员的全心投入总能让我沉醉。有一次我真的很敬畏，一对年轻男女演了一段男人在做爱时谋杀女朋友的戏。拍完后，两人紧紧相拥着哭泣，就好像他们真的是一场悲剧的主角。他们相拥着离开片场。

在餐厅午餐也很有趣，会遇到各种参演电影的人，似乎人人都看过我的书，至少他们是这么说的。让我很惊讶的是，演员其实话并不多，他们是很好的倾听者。话多的是制片人，导演总是心不在焉，通常还有三四个助理陪着。最享受的人似乎是拍摄组的人。但生活其实很枯燥，不算糟糕，但我想念纽约，想念瓦莱莉和孩子们，想念跟奥萨诺共进晚餐。在那样的夜晚，我会在傍晚跳上飞往拉斯维加斯的飞机，在那边睡一晚上，然后一大清早再飞回来。

有一天，在制片公司，那时我已经从纽约到洛杉矶、洛杉矶到纽约来回跑了几次。杜兰叫我参加他在马里布租的别墅里举行的派对，一场慈善派对——电影批评家、编剧和制作组会跟男女演员和导演混在一起。我没什么更好的事情要做，也不太想去赌城，所以就去了。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简奈尔。

正文第二十九章

周日，在拥有网球场和大大的游泳池——水热得冒气——的马里布别墅举行了非正式聚会，那栋别墅和大海只隔着窄窄一条沙滩。大家穿得都很随意。我注意到大部分男人都把汽车钥匙扔在一间接待室里的桌子上。我问了艾迪·兰瑟，他告诉我，在洛杉矶，男裤的剪裁太贴身，根本没法把任何东西放进口袋。

我穿行在不同的房间，听到了很有意思的对话。一个高个、瘦削、看上去挺凶的深肤色女人正围着一个戴航海帽的帅气制作人打转。一个非常矮小的金发姑娘冲向他们，对那女人说：“再碰一下我丈夫，我就揍你的阴道。”戴着航海帽的男人结巴但非常平淡地说：“那、那也没关系，她反正也不会常、常、常用它。”

另一间卧室，一对男女正女上男下地抱着，只听一个非常严肃的女声说：“上来。”

我还听到一个我听得出是纽约来的小说家说：“在电影业，如果你是个伟大的牙医，他们就会让你动脑部手术。”另一个被电影业惹恼的作家。

我游荡进太平洋海岸高速公路附近的停车区，看到杜兰和一帮朋友正在欣赏一辆斯图茨-贝尔卡特跑车。有人刚刚告诉杜兰，这辆车价值六万美金。杜兰说：“那么贵，应该能帮你口交才对。”大家大笑起来，杜兰接着说：“你怎么敢把它就这么停着？这就像跟玛丽莲·梦露结婚后还去找晚上的工作。”

我参加派对其实只想见见克拉拉·福特，对我而言，她是史上最出色的美国影评家。她聪明极了，语言很好，读过非常多的书，看过几乎每一部电影，有百分之九十的时候，我们看法相同。当她赞扬一部电影，我就知道可以去看，甚至会很喜欢，或者至少能够坐着看完那该死的片子。她的影评最接近艺术家，我也喜欢她从不宣称自己有创造力。她很满意当个评论家。

在派对上，我没什么机会跟她谈话，这我不介意。我只想看看她实际上是个怎样的女士。她跟克利诺一起来的，既然大部分人都会围着克利诺，所以克拉拉·福特也获得了很多关注。所以我坐在角落里，就那么观察着。

克拉拉·福特是那种个子小小、长相甜美的女人，通常会被人说长相平平，但她的脸因为智慧而充满活力，不管怎么说，在我眼中她很美丽。让她特别迷人的是，她可以同时既强硬又天真。她强硬到敢去挑战纽约最主要的影评人，并展示他们是何等的混蛋，她一步步证明这一点，就像控方检察官处理毫无疑问的案件。她证明了一个写搞笑周日电影专栏烂到令人羞愧的男人是如何白痴；挑战了《村声》的一个先锋电影爱好者，并证明他是个乏味的混球，但她也明智地看出他是个白痴学者、写稿子的人中最单纯的一个，对某些电影的确有真情实感。到结束的时候，她已经征服了他们。

我看得出她在这个派对上很开心，也很清楚克利诺正在用浪漫攻势诱骗她。在一片嘈杂中，我听到克利诺说：“经纪人就是不成功的低能者。”这是他对付影评人的老伎俩，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事实上，他曾成功地通过说另一个影评家是个不成功的同性恋者而搞定了一位严厉的男性影评家。

此刻，克利诺是那么钟情于克拉拉·福特，简直就是电影中的场景。克利诺像展示肌肉似的展示着自己的酒窝，而克拉拉·福特，尽管是那么聪明，还是双腿发软挽紧了他。

突然，我身边一个声音说：“你觉得克利诺会在第一次约会时就跟她干吗？”

说话的是一个长得很漂亮的金发姑娘，或者说女人，我猜她大概三十岁左右。和克拉拉·福特一样，让她的脸更美一筹的是她的智慧。

她五官立体，覆着一层可爱的洁白皮肤，看不出有化妆的痕迹，一双脆弱的褐色眸子，既能像孩子般欣喜，也能像大仲马的女主角一样充满悲剧感。如果这听上去像大仲马书中对爱人的描述，那也没关系。我第一次见到她时没这么觉得，后来才体会到。眼下，那对褐色眸子看上去很淘气。她正很享受地站在派对中心之外。她所拥有的，是漂亮女人身上难得一见的，那种孩子被单独留下来，自己乐意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快活劲儿。我做了自我介绍，她说自己叫简奈尔·兰伯特。

我现在认出她了。我曾看到过她在不同电影里演一些小角色，她总是不错，能让观众渐渐喜欢上她的角色。你会喜欢屏幕上的她，但永远不会觉得她极其出色。我能看得出她很尊敬克拉拉·福特，希望那影评家能对自己说点什么，但她并没有，所以简奈尔带着种好玩的恶意。换成另一个女人，这句话就是对福特的恶意评论，但她这么说并没什么坏心眼。

她知道我是谁，也说了人们通常说的关于那本书的话。我于是跟平时一样，假装心不在焉，仿佛根本就没听到赞扬。我喜欢她的打扮，很端庄，并非高级货，但是很时髦。

“我们过去。”她说。我以为她想见克利诺，但走到那边时，我看到她试着跟克拉拉·福特谈话，她的话题很有思想，但福特对她冷冰冰的——因为她如此漂亮，我那时是这么以为的。

突然，简奈尔转身从那群人中走开，我跟了过去。她背对着我，当我在门边追上她时，她正在哭。

她噙泪的双眼美极了，金褐色眸子上散着些黑点，也许只是更深的褐色（我后来发现那是隐形眼镜），泪水让她的眼睛显得更大，闪着更多的金色。它们表明其实她的眼睛是上过妆的，现在都花了。

“你哭泣的样子真是美极了。”我说，模仿着克利诺的某个魅力十足的角色。

“哦，操你，克利诺。”她说。

我痛恨女人说“操”“婊子”和“婊子养的”，她是我听过的唯一把“操”说得好笑又好听的女人，她的声母带着种南方的慵懒。很明显，她直到最近才开始说这个词。

她冲我笑，让我知道她明白我在学克利诺。她笑得很开，不是那种魅力非凡的微笑。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傻，”她说，“但我从来不参加派对，今天来就是因为知道她会来。我非常尊敬她。”

“她是个很好的影评家。”我说。

“噢，她那么聪明，”简奈尔说，“她曾给过我不错的评价，你知道的，我以为她会喜欢我，但她却看不起我，完全没有任何理由。”

“她有足够的理由，”我说，“你很美丽，而她没有，她今晚对克利诺有想法，不能让你分散他的注意力。”

“那太傻了，”她说，“我不喜欢男演员。”

“但你很漂亮，”我说，“再加上你说话又很聪明，她必须得讨厌你。”

第一次，她似乎对我有了真正的兴趣，我则先她好几步。我因为她漂亮而喜欢她，因为她从不参加派对而喜欢她，因为她对克利诺这样的演员没兴趣而喜欢她——该死的，他是那么帅气、有魅力，量身定制的西装如此服帖，加上剪发高手做出的发型，以及因为她很聪明而喜欢她。另外，她在派对上会因为一个影评人看不起她而哭泣，她的心肠如此柔软，也许她不会杀了我。就是这种脆弱感最终令我邀她共进晚餐，还一起看了电影。我不知道奥萨诺本该告诫我——脆弱女人随时都能杀了我。

有意思的是，我并没有带着性的眼光看她。我只是特别喜欢她。她的确长得很美，即使带着泪，仍能快活地咧嘴笑得令人惊奇，但她第一眼看上去并不是个很性感的女人。或者我只是太没经验，所以没注意到。因为之后，当奥萨诺见到她时，他说自己能像感受到暴露的电线一样感受到她的性感。我把奥萨诺的话告诉简奈尔，她说那肯定是在我遇见她后才发生的。因为在认识我之前，她禁欲了很久。我开着玩笑，完全不相信她，她给了我一个快活的咧嘴笑，问我是否听说过震动器。

很好笑的是，一个成年女性告诉你她用震动器自慰会令你对她“性奋”，但这个并不难想通。这暗示她没有淫乱，虽然她很美丽，又住在男人像猫追逐老鼠一样追逐女人的地方——他们追她们的理由也跟猫类似。

我们一起出去了两周，大概五次后才上床。也许我们在上床前的时光比上床后更美好。

我白天去电影公司，跟马洛玛尔一起写剧本，再喝几杯，然后回贝弗利山庄酒店的套房看书，有时我会去看电影。在跟简奈尔约会的夜晚，她会来套间找我，然后开车载我去电影院和餐厅，然后回到套房里。我们会喝几杯，然后聊天，她会在凌晨一点左右回家。我们是朋友，不是爱人。

她告诉我为何跟丈夫离婚，她怀孕时特别饥渴，但他对怀孕的她没兴趣。然后她生下了孩子，她很乐意给孩子喂奶，非常高兴自己胸脯中流出的奶让孩子那么享受。她想让丈夫尝尝她的奶，吮吸她的乳房，体会那种流动。她认为那肯定好极了，她丈夫却恶心地扭开头，这让她对他死了心。

“我从来没跟任何人讲过这个。”她说。

“上帝，”我说，“他真是疯了。”

有一天在套房里，很晚了，她坐在我身边，我们俩在沙发上像两个孩子似的亲热。我把她的内裤脱到她腿上，她犹豫着站起来，那时我已经期待地脱了长裤。她大笑着，又哭泣起来，说：“我很抱歉，我是个聪明女人，但我就是不能。”我们看着对方，然后都大笑起来。我们看上去太好笑了，我们俩，下半身都光着，她白色内裤盖着脚，我的长裤和短裤都缠在脚踝边。

那时我已经太喜欢她，不会因此生气，奇怪的是，我并没有觉得被拒绝了。“没事。”我说，把裤子拉起来，她也把内裤穿好，我们再次相拥坐在沙发上。当她离开时，我问她明晚会不会过来。她说她会，我知道她会跟我上床了。

第二天晚上，她走进套房吻了吻我，然后，带着个羞涩的笑说：“狗屎，猜猜发生什么事了。”

我那时虽然很天真，但仍知道当一个可能的床伴说出这种话时，你就没希望了。但我并没有担心。

“我来月经了。”她说。

“如果你不介意，我也不介意。”我说，拉着她的手把她领进卧室，几秒钟后，我们就脱光了躺在床上，她还穿着内裤，我能感到它下面的棉垫。“把它脱了。”我说，她依言照做。我们接吻，就那么抱着彼此。

我们在第一晚并没有坠入爱河，我们只是非常喜欢彼此，像孩子一样做着爱，只有接吻和最基本的体位性交，然后拥抱着彼此，谈着话，感觉舒服又温暖，她的皮肤像缎子，柔软可爱的臀部一点也不松弛，小小的胸脯摸上去感觉好极了，乳头大而红润。我们一小时里做了两次，离我上一次这样已经很久了。最终，我们觉得口渴，我走到外间开了一瓶准备好的香槟。当我回到卧室时，她已经穿上了内裤，正盘腿坐在床上，手上拿着条湿毛巾，擦掉白色床单上的深红血迹。我站着看她，浑身赤裸，手上拿着香槟杯。那时我才第一次感受到那种标志着噩运的席卷一切的温柔感情。她抬起头冲我微笑，金发乱糟糟的，大大的褐色眸子很严肃。

“我不想女佣看到这个。”她说。

“不，我们可不想让她知道我们干了什么。”我说。

她非常认真地继续擦拭，近距离查看床单确保没有错过任何一点血渍。然后她把湿毛巾扔到地上，从我手上拿了一杯香槟。我们一起坐在床上，喝着酒，冲对方开心地傻笑着。就像我们俩都经历了某种重要考验，都入选了某支队伍。但我们仍没有坠入爱河，性不错，但并没有特别好。我们只是很开心地在一起，当她要回家时，我要她留下来睡，但她说不能，我也没问她。我想着也许她跟某个男人同居，可以晚点回家但决不能在外面过夜。我也不介意，没有坠入爱河的好处就在这里。

女性解放运动的一个好处就是，也许它会让坠入爱河不那么过时。当然，当我真的坠入爱河时，那简直就是最老式的陈词滥调：我们因为大吵一架而爱上对方。

在那之前，我们碰到了个小麻烦。有一晚在床上，我就是不能达到高潮，不是不能勃起，但就是不能高潮。她非常努力想让我高潮，到最后她开始大喊大叫，说她再也不做爱了，她痛恨性，我们为什么非要上床呢。她带着沮丧和挫败哭着，我嘲笑着她直到她停下来。我向她解释那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只是太累了，脑子里要惦记的事情太多，比如一部五百万投资的电影，还加上一个受过训练、一直很正直的二十世纪美国男人通常有的那些负罪感和烦恼。我把她抱在怀中，我们聊了聊，在那之后我们俩都高潮了，毫不费力。仍然不算特别好，但不错。

好了，然后到了我回纽约处理家事的时候。接着，当我回到加州时，我们约好在我回来的第一晚约会。我太过激动，在开着租来的车回酒店的路上闯了个红灯，被另一辆车撞上。我没有受伤，但得重新再租辆车，而且还有点休克。总之，当我打电话给简奈尔时，她很惊讶，她理解错了，以为是第二晚。我气疯了，我为了要见她差点弄死自己，而她却耍了这种花招。但我还是很客气。

我告诉她，我第二晚有事要做，但这周要是有空就会给她打电话。她完全不知道我很愤怒，我们又聊了一会。我再也没打给她。五天后她打电话给我，第一句话就是：“你这狗娘养的，我以为你真心喜欢我呢。你却玩花花公子的那套狗屎老花招，再不打电话给我。你他妈干吗不直接说你再也不喜欢我了。”

“听着，”我说，“是你在骗人，我们那天晚上有约会，你他妈清楚得很，你故意取消的，因为你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她非常安静、非常令人信服地说：“我理解错了，或者是你说错了。”

“你是个该死的骗子。”我说，连自己都不敢相信这种孩子气的怒火，但也许不只因为这个，我曾经很信任她，觉得她棒极了，而她却玩了女人最老套的那个花招。我知道是因为在我结婚前，我曾站在另一个位置，看着姑娘们用这种方式取消她们的约会，好跟我待在一起。我那时可不怎么瞧得起那些姑娘。

就这么回事，都结束了，我也真的他妈的不在乎。但两晚后，她又打电话给我。

我们互相问好，然后她说：“我以为你真的喜欢我。”

我发现自己说：“甜心，我很抱歉。”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说“甜心”，我从来都没用过那个词，但那让她完全放松下来。

“我想见你。”她说。

“过来吧。”我说。

她大笑。“现在吗？”那时凌晨一点。

“当然。”我说。

她又笑起来。“好吧。”她说。

她大约二十分钟后就来了，我已经准备好了一杯香槟，我们聊着，然后我说：“你想上床吗？”

她说想。

为什么描述一件完完全全令人快活的事情如此困难呢？那是世界上最无邪的性，简直妙极了。自从还是孩子时，我在夏天玩一整天的球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快乐过了。我意识到，当我跟简奈尔在一起时，我能原谅她的任何事情，而离开了她，我便什么都不能原谅。

我曾经告诉过简奈尔一次我爱她，但她叫我别这么说，她知道我不是真心的。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真心，所以我说，好吧。现在我没说这句话，但有时当我们俩都醒过来，然后做爱时，她会非常认真地在黑暗中说：“我爱你。”

上帝，这整件事真是太老派了，简直像让你买一种新的刮胡膏或乘坐某家航空公司的航班的狗屎广告。但为什么会那么有效呢？在那之后，一切都改变了。性变得特殊起来，我再也看不到其他女人了，真的，仅仅只是看到她，我就能“性奋”起来。当她去飞机场接我时，我会抓住她藏在停车场的车后抚摸她的胸部和大腿，亲吻她几十次才开车去酒店。

我没法等。有一次，当她大笑着抗议时，我告诉她关于北极熊的故事——雄性北极熊只能对某只特定的雌性北极熊的味道有反应，有时得在北极的冰川里游荡数千平方英里才能找到她，干她，所以北极熊的数量才会这么少。她惊讶极了，然后才反应过来我是在开玩笑，便用拳头揍我。我告诉她，其实那就是她对我所起的效果，那并不是因为爱，或是她又漂亮又聪明，以及我从小就梦想的女人所拥有的一切。完全不是那些，我才不会相信那些老旧的关于爱和灵魂伴侣的狗屁呢。很简单，她拥有正确的味道，她的身体为我散发出正确的气息。就这么简单，没什么值得吹嘘的。

最妙的是，她完全理解。她知道我不是标新立异，而只是在反抗浪漫之爱的陈词滥调。她拥住我说：“好的，好的。”当我说：“别泡太久澡。”她就再次拥抱着我说：“好的。”

真的，爱是这世界上我最不想要的东西。我婚姻很幸福，曾经爱着我的妻子，超过这世上任何人，在我开始出轨时，我仍然喜欢她多过我认识的任何一名女性。所以现在，我第一次对她们俩都心怀内疚。爱情故事总是会让我烦躁。

我们当然比北极熊复杂，我这个童话中的问题是——我并没有告诉简奈尔这一点——雌性北极熊并没有雄性同样的问题。

接着，当然，我搞出了坠入爱河的人常常搞出的狗屎事情。我偷偷向周围人打听她。她会为了拿到角色跟制片人和明星约会吗？她跟其他人也搞到一起了吗？她有没有男朋友？换句话说，她是不是个婊子，随便就跟其他几百万人上床？当你爱上个女人时，做的事情会很好笑。你绝不会对一个喜欢的男人做同样的事，对男人，你总会相信自己的判断和直觉，但对女人，你总是不信任她们。爱上一个人真的很糟糕。

如果我真的知道了她的什么丑事，我就不会坠入爱河。这算不算是狗屎的浪漫主义？怪不得那么多女人现在痛恨男人。我唯一的借口是我当了那么多年的写作隐士，在女人面前本来就不怎么聪明。我找不出她的任何丑闻。她不出门参加派对，跟任何男演员都没关系。实际上，作为一个常常能在电影圈内找到工作的姑娘，人们对她的了解很少。她不属于任何圈子，也不去任何人人都去的地方吃饭。她从来没有出现在八卦专栏中。一句话，她就是个正直隐士的梦想。她甚至喜欢阅读。我还能要求什么？

四处打听时，我惊讶地发现，杜兰·鲁德跟她是从小一起在田纳西州某个乡镇里一起长大的。他告诉我她是好莱坞最正直的姑娘，但也告诉我别浪费时间，我绝对睡不了她。这让我很快活，我问他对她怎么看，他说她是他认识的最好的女人。直到后来——还是简奈尔告诉我的——我才得知他们俩曾是恋人，同居过。杜兰带她来的好莱坞。

她非常独立。有一次，当我们开着她的车四处转时，我想付油钱，她大笑着拒绝了。她不在乎我如何着装，也喜欢我不在乎她穿什么。我们穿着毛衣和牛仔裤去看电影，甚至就那样去某些高级餐厅吃饭。我们如今的地位可以这么干。一切都很完美，性变得极好，就像还是孩子时感觉那么好，加上无邪的前戏，比任何情色爵士都更令人“性奋”。

有时，我们会谈论给她买性感内衣，但我们从来没有真的那么做；有几次，我们试着用镜子来看我们的倒影，但她近视，又太虚荣不愿戴上眼镜；有一次，我们一起读了一本关于肛交的书，我们都开始“性奋”，然后她说试试吧。我们非常小心，但手头没有凡士林，所以用了她的冷霜。那很好笑，对我来说，那感觉就像温度降低了似的。至于她，冷霜并没有起效，她尖叫着说我该死的在谋杀她。然后我们就放弃了。那不适合我们，我们俩都太正直。我们像孩子似的咯咯笑着泡了个澡。那本书对肛交后的清洁非常严苛。最后的结论是，我们根本不需要任何帮助，就这样就已经很好了。我们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直到我们变成敌人。

在那段快乐的时光中，她像个金发的一千零一夜新娘，给我讲了她的人生故事，所以我经历的不仅是双重，而是三重人生——我在纽约跟妻子和孩子们的生活，跟简奈尔在洛杉矶的生活，然后是简奈尔在认识我之前的生活。我像用魔毯一样用着那些747飞机，在我一生中从未如此快乐过。写电影剧本就像掷骰子或赌博一样让我放松。终于，我找到了人生的真谛。我从没有如此魅力十足过。我的妻子很开心，简奈尔很开心，我的孩子们也很开心。亚蒂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有一天晚上，当我们一起吃晚餐时，他突然说：“你知道吗，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不再为你担心了。”

“什么时候开始的？”我问，想着这只是因为我小说的成功和在电影圈的工作。

“刚刚，”亚蒂说，“就这一刻。”

我立刻警觉起来：“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亚蒂沉思了一下。“你从来都没有真正快乐过，”他说，“你一直都是个冷酷的狗娘养的，从来没有真正的朋友。你做的所有事情就是看书写书，你忍受不了派对，或是电影、音乐，或是任何东西。你甚至无法忍受我们两家的节日聚餐。上帝，你甚至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的孩子们。”

我既震惊又受伤。那不是真的，也许我看上去是那样，但那不是真的。我的胃里开始有种作呕的感觉，如果连亚蒂都这么看我，那其他人怎么想？我又感觉到了那种熟悉的孤独。

“那不是真的。”我说。

亚蒂冲我微笑。“那当然不是，我只是说，现在除了我，你会更多地把事情展示给其他人，瓦莱莉说现在跟你一起生活要容易多了。”

我再次有些刺痛，我妻子这么多年来肯定一直都在抱怨，而我却从来都不知道。她从来都没责备过我，但在这一刻，我知道，我从未真正令她开心，在我们结婚最初几年后就没有了。

“呃，她现在开心了。”我说。

亚蒂点点头。那是有多愚蠢，我得不忠于妻子才能让她快乐。我突然意识到，现在我爱瓦莱莉比任何时候都深。我大笑起来，这一切都太讽刺了，简直就是书中的经典桥段。我一发现自己身处那经典的不忠的丈夫的位置，就开始阅读所有关于它的文学作品了。

“瓦莱莉并不介意我在加州待那么久？”

亚蒂耸肩。“我想她喜欢这样。你知道，我已经习惯你了，但你的确是个很难相处的人。”

我再次震惊了，但我永远都不可能对我哥哥生气。

“那就好，”我说，“我明天就动身去加州，继续弄电影剧本。”

亚蒂微笑着，他明白我的感受。“只要记得回来就好，”他说，“我们没了你可活不下来。”他从没说过如此动情的话，但他意识到伤害了我的感情。他仍然宠溺我。

“你他妈的。”我说，又开心起来。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仅仅二十四小时后，我就离家三千英里，跟简奈尔躺在床上，听着她的人生故事。

她告诉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她和杜兰·鲁德是老朋友，曾在田纳西州的南部小镇约翰逊城从小一起长大。最终他们变成恋人，搬到加州，在这里，她成为了演员，而杜兰·鲁德成了经纪人。

正文第三十章

当简奈尔与杜兰·鲁德来加州时，她只有一个问题：她儿子。孩子只有三岁，太小了，不能带着到处奔波，她把他留给了前夫。在加州，她跟杜兰住在一起。他保证能让她在电影圈重新开始，也的确帮她弄到了几个小角色，或者说，他以为自己帮她弄到了。实际上，他只是帮她联系，简奈尔的魅力和聪颖搞定了余下的事情。在那段日子里，她对他很忠诚，但他显然是跟见到的任何一个人出轨。甚至有一次，他试图劝她同时跟他和另一个男人上床。她非常抵触，不是因为任何道德问题，而是因为，被一个男人当成性玩物已经够糟糕的了，光是想一想两个男人对她的身体为所欲为就让她恶心。那时，她说，自己太不世故了，没意识到本来可以有机会看两个男人做爱，如果她意识到了，说不定会考虑一下——单为看着杜兰屁股被操。他绝对活该被操。

她总是相信加州的气候比其他任何事物更该对她生命中发生的事情负责。那儿的人们都很古怪，她常常在给梅林讲自己的故事时这么告诉他。你能看出来，不过他们对她的伤害有多大，她还是爱极了他们的古怪。

杜兰正尝试当制片人，想弄个项目出来。他刚买了一个不知名作家的烂剧本，那个作家的唯一好处就是同意按照利润比例收费而不是预付现金。杜兰说服了一个前大导演来导那部戏，请一个被淘汰的男明星主演。

当然，没有制片公司想碰这个项目，这是个只有天真的人才会觉得不错的项目。但杜兰是个很棒的销售员，他开始从外面找钱。有一天，他带回家一个很有希望的人，是个高个、羞涩又帅气的男人，三十五岁左右，说话非常轻柔，不胡说八道。他是个很有实力、负责投资的经纪机构的行政官，叫西奥多·利沃曼，他在餐桌上爱上了简奈尔。

他们在蔡森餐厅吃饭，杜兰提前付了账离开，去跟他的编剧和导演见面。他们正在写剧本，杜兰皱着眉说。杜兰已经指示了简奈尔要怎么做。

“这个人可以给我们弄到一百万来拍电影，对他好一点。记住，你可演的是女二号。”

这就是杜兰的技巧，他保证给她女二号，这样他就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如果简奈尔变得很麻烦，他就会承诺给她女一号。这并没有任何意义，如果必要的话，他两个保证都会食言。

简奈尔完全不打算按照杜兰暗示的那样对他好，但她惊讶地发现，西奥多·利沃曼是个非常甜蜜的男人，他并没有开年轻女演员的玩笑，也没有跟她调情。他真的很害羞，完全被她的美丽和智慧所征服，那让她觉得充满权力。当他晚餐后把她送回杜兰和她的公寓时，她邀请他进屋喝杯酒，他仍然是个完美的绅士。所以简奈尔喜欢上了他，她总是对人感兴趣，觉得每个人都有意思。她还从杜兰那儿听说泰德·利沃曼有一天会继承两千万美元。杜兰没告诉她的是，他结婚了，还有两个孩子。但利沃曼告诉了她，他很有些胆怯地说：“我们分居了，我们的离婚进程被拖着，因为她的律师要钱太多。”

简奈尔咧嘴笑着，她富有感染力的笑容总能让大部分男人放松，除了杜兰。

“太多钱是多少钱？”

西奥多·利沃曼苦着脸说：“一百万美元，这没什么，但她要现金，我的律师觉得，现在不是换现金的时候。”

简奈尔大笑着说：“上帝，你有两千万，有什么差别吗？”

利沃曼第一次变得有活力起来。“你不明白，大多数人也不明白。的确，我大概身价一千六百万到一千八百万美元，但我的现金流并不太好。你瞧，我有房地产、股票和公司，但得不停地再次投资。所以我手上的现金非常少。我真希望自己能像杜兰那样花钱，你知道，住在洛杉矶贵得离谱。”

简奈尔意识到自己见到了文学作品上那种类型：吝啬的百万富翁。他不聪明，也没有性吸引力，除了甜美和金钱外，什么都没有，而他也说得很清楚，他不会乱花钱，她便在又跟他喝了一杯后把他赶走了。杜兰那晚回到家时很愤怒。

“见鬼，他本来可以变成我们的饭票。”杜兰告诉她。在那时，她决定离开他。

第二天，她在好莱坞派拉蒙公司的场地附近找了间小公寓，并靠自己拿到了一部电影的一个小角色。几天的工作结束后，因为思念田纳西和孩子，她回家待了两周，她只能忍受约翰逊城这么久。

她犹豫了一下，要不要把儿子一起带来，但那根本不可能，所以她再次把他留给前夫。她因为要离开儿子而满心痛苦，但下定决心要赚到钱，有了事业之后再安顿下来。

她更好看，更成熟，她的前夫显然为她的魅力而倾倒。她故意挑起他的“性致”，然后在他试图哄她上床时再拒绝他，他离开时情绪非常糟。她鄙视他。她曾真心爱着他，但他却在她怀孕时跟另一个女人鬼混。他拒绝了她胸脯流出的奶水，她希望他能和宝宝一起分享的奶水。

“等一下，”梅林说，“再说一遍。”

“什么？”简奈尔说，咧嘴笑开，梅林等待着。

“噢，当我怀孩子的时候，胸部可棒了，我对奶水很着迷，希望他能尝尝。我告诉过你的。”

当她提交离婚文件时，因为纯粹的鄙视而拒绝了赡养费。

她回到自己在好莱坞的公寓后，发现电话答录机上有两条信息，一条是杜兰的，另一条是西奥多·利沃曼的。

她先打给杜兰，告诉他情况。他很意外她回了约翰逊城，但没有问任何关于他们共同的朋友的事。他和往常一样，太过专注于对他而言重要的事情。

“听着，”他说，“那个泰德·利沃曼是真的为你不顾一切了。我没开玩笑，他疯狂地爱上了你，不仅仅是你的身体。如果你手段使得好，就可以嫁给两千万美金。他一直都想联络你，我给了他你的号码。回他电话，你可以成为女王。”

“他结婚了。”简奈尔说。

“离婚下个月就能办成，”杜兰说，“我查过了，他是个非常正直的男人，只要尝到你在床上的滋味，你就能永远得到他和他的钱了。”所有这一切他都想到了，简奈尔只是他的棋子。

“你真恶心。”简奈尔说。

杜兰施展出自己的全部魅力：“啊，甜心，得了吧。我们当然分手了，但你还是我一生中得到过的最好的女人，比好莱坞所有那些妞都好。我想念你，相信我。我能理解你为什么分手，但那不是说我们不能继续做朋友。我这是想帮你，你得长大才行。给这男人一个机会，我只有这一个要求。”

“好吧，我会打电话给他。”简奈尔说。

她从来没有在乎钱到想变成有钱人的地步，但现在她考虑着钱能做到的事。她可以把儿子带过来一起生活，当她工作时可以请佣人照顾他。她可以向戏剧界最好的老师学习。她逐渐爱上了演戏，并终于知道，这就是她一生想要做的事情。

对演戏的热爱她连杜兰都没告诉，但他感觉到了。她从图书馆借了无数剧本和关于戏剧和电影的书籍，并读完了所有。她报名参加了一个小戏剧工作坊，工作坊的导师注意到了她对课程让人觉得好笑的重视，但又有些被她吸引。当他告诉她，她是自己见过的最出色的戏剧天才之一时，她几乎爱上了他，很自然地跟他上了床。

毫无魅力、吝啬无比又富得流油的西奥多·利沃曼掌握着能打开那么多大门的金钥匙，于是她打电话给他，安排当晚跟他共进晚餐。

简奈尔发现利沃曼甜美、安静而害羞，她采取了主动。她最终让他开始谈起自己，一些小细节被泄露出来。他有两个双胞胎妹妹，只比他小几岁，都在一场飞机失事中丧生。他因这场悲剧精神崩溃过。现在他妻子想要离婚，要一百万美金，加上他的一部分私产。他逐渐暴露出感情匮乏的人生，经济富足的少年时期令他变得弱小又脆弱。他唯一擅长的事情就是赚钱。他有个万无一失的计划来资助杜兰的电影，但必须等待时机成熟，因为投资就像钓鱼，而他会先出刺激投资的现金——发展基金。

在接下来的两三周里，他们几乎每晚都约会。他总是那么和善羞怯，简奈尔最终不耐烦起来。每次约会后他都送花给她，给她买了枚蒂凡尼的胸针，一只古驰的打火机和一枚罗贝尔托牌的古董金戒指。他疯了似的爱着她。她想把他弄上床，但他显得不太情愿，她震惊了。她只能表示愿意等待。终于，他邀请她跟他一同飞去纽约和波多黎各。他得出趟公差。他没法在洛杉矶跟她做爱，可能是因为负罪感，这她能理解，有些男人就是这样，他们只能在离开妻子上千英里的地方背叛她们，至少第一次是这样。她觉得既好笑又有趣。

他们在纽约停留，他带她参加了自己的商业会议。他谈判一本新出的小说和一个著名作家写的剧本的电影改编权，十分精明又非常低调，她在这里看到了他的力量所在。但第一晚，当他们终于在广场酒店的套房里上床时，她知道了有关西奥多·利沃曼的一个事实。

他几乎完全性无能。她一开始很愤怒，觉得自己有缺陷。她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总算让他勃起了。第二晚好了些，在波多黎各时更好了些。但他绝对是她见过的最无能又最乏味的情人，所以她很高兴能回到洛杉矶。当他送她回公寓时，他请求她嫁给他。她说会考虑一下。

她完全没有嫁给他的想法，直到杜兰斥责了她一顿：“考虑一下？考虑一下？动动脑子，”他说，“那男人为你疯狂，你跟他结婚，是，你得跟他绑在一起几年，但你一脱身就能得到至少一百万，而他仍会爱着你。你可以完全自己做决定，你的职业发展可能比现在好上一百倍。再说了，通过他，你可以认识其他有钱人，那些你更喜欢的男人。你可以改变整个人生，你的性欲可能得无聊一年，见鬼，那不是受罪。我才不会要你受罪呢。”

杜兰认为自己非常聪明，让简奈尔看到了生命的真相。但杜兰很快就意识到，简奈尔真的不愿这样做，并不是因为道德，而是她不能以这样的方式背叛另一个人类，如此冷血的方式。另外，她对生命的无比热情也让她无法忍受一年的沉闷。但就像杜兰指出的那样，即使没有西奥多让她无聊，下一年她也很可能会无聊。另外，她真的可以让可怜的西奥多在那一年都开开心心。

“你知道的，简奈尔，”杜兰说，“即使在你最不顺心的时候跟你在一起，也要比跟大多数人最开心的时候相处起来感觉更好。”这是他十二岁生日以来，说过的少数几句真心话之一，虽然，仍然是为了达到他自己的目的。

但直到西奥多不同寻常的表现才最终打破了僵局——他在贝弗利山庄买了一幢漂亮极了的别墅，价值二十五万，带有游泳池、网球场和两个佣人。他知道简奈尔喜欢打网球，她在加州学会网球，还曾经跟她的网球教练有过一段短暂的私情。那个教练是个精瘦、帅气的金发年轻人，令她震惊的是，他后来竟然还收了她的学费。之后，其她女人跟她讲了关于加州男人的事情，他们会在酒吧里请你喝酒，让你自己付钱，然后邀你晚上去他们的公寓过夜，他们甚至都不会付回家的的士钱。她很享受那个网球高手在网球场和床上的表现，他也在两方面都提高了她的表现。她最终厌倦了他，因为他比她穿得还精致。另外，他男女通吃，不管是她的男朋友还是女朋友都勾搭，这一点，让思想开放如简奈尔，也觉得实在是太过分了。

她从未跟利沃曼打过网球，他有一次曾随意地提到自己在高中战胜过亚瑟·阿什，所以她假设他水平很高，就像大多数高水平网球手一样，不愿跟菜鸟打球。当他劝她搬进新房子时，他们开了个精心的网球派对。

她爱极了那幢房子，那是座奢华的贝弗利山大宅，有客房、书房、池边小屋和一个户外加热漩涡。她和西奥多琢磨着装修，并装上了特殊的木嵌板。他们还一起出去购物，但现在他在床上完全无能为力，简奈尔根本连试都不试了。他向她保证，一旦他下个月离婚成功，他们结了婚，他就会没事。简奈尔虔诚地希望能如他所愿，因为她心怀内疚，既然她是为了他的钱才嫁给他，那她至少能做一个忠诚的妻子。但没有性真的令她精神紧张。在网球派对当天她才知道，一切都会化为泡影。她一直都觉得这整件事有什么不对劲，但西奥多·利沃曼令她、她的朋友甚至是无比世故的杜兰都对他充满信心，她一直以为那只是自己的负疚感，想找个理由退出。

网球派对当天，西奥多终于上了球场。他打得不错，但绝对是个菜鸟，绝对不可能打败亚瑟·阿什。简奈尔震惊极了，对于这个情人，她唯一确定的就是他不是个骗子。她并不天真，总是假设情人都是骗子，但西奥多从来不胡说，不吹嘘，也从不提他的钱财或他在投资圈的崇高地位。除了简奈尔，他从没跟其他人谈过话。他的低调风格在加州极为罕见，罕见到简奈尔很惊讶他竟然在加州待了一辈子。但看到他在网球场上的表现，她知道他至少在一个方面撒谎了，而且撒得很好。一个随意的评论，他之后再也没重复过。她从未怀疑过他。说实话，她从未怀疑过他所说的任何事情。他爱她，这一点毫无疑问，他用所有的方式向她展示了这一点，当然那也算不上什么——如果他不能勃起的话。

网球派对结束后，他告诉她，可以把她的小儿子从田纳西接过来。要不是因为他关于战胜过亚瑟·阿什的谎话，她本来会答应的。幸好她没有。第二天，当西奥多上班后，有人拜访了她。

访客是西奥多·利沃曼的夫人，那个之前一直隐形的妻子。她是个漂亮的小个子，但对简奈尔的美丽显然既害怕又印象深刻，就像她无法相信自己丈夫竟然能找上这么美丽的姑娘。她一自报家门，简奈尔就感到种席卷一切的放松，热情地欢迎着利沃曼夫人，这让那女人更加不解。

但利沃曼夫人也让简奈尔吃了一惊。她并不愤怒，她说出口的第一件事就吓了简奈尔一跳。“我丈夫非常敏感，”她说，“请不要告诉他，我来见你了。”

“当然。”简奈尔神采飞扬地说。那妻子要求她把丈夫还回去，她得回自己丈夫的速度会快到让她自己晕头转向的。

利沃曼夫人谨慎地说：“我不知道泰德是怎么弄到这么多钱的，他工资不错，但绝对没有任何存款。”

简奈尔大笑，她已经知道答案了，但仍旧问道：“那两千万美金呢？”

“哦，上帝，哦，上帝。”利沃曼夫人说，双手捂住低垂下来的头，开始哭泣。

“他也从未在高中打网球战胜过亚瑟·阿什。”简奈尔安慰地说。

“哦，上帝，上帝啊。”利沃曼夫人痛哭起来。

“你们也不会下个月离婚。”简奈尔说。

利沃曼夫人呜咽着。

简奈尔走到吧台边，倒了两杯苏格兰威士忌，逼着那女人一边抽泣一边喝掉那杯酒。

“你是怎么知道的？”简奈尔问。

利沃曼夫人打开手袋，就像是在找手绢擤鼻涕。不过，她拿出一沓信，把它们递给简奈尔，全是账单。简奈尔沉思地看着它们，终于弄清楚了整件事。他写了张两万五千块的支票，作为这栋漂亮房子的订金，和这张支票在一起的是一封要求在交易最终完成前搬入这栋房子的信。支票跳票了，建筑商现在威胁要把他送进监狱。给佣人的支票也跳票了，给网球派对宴会承办商的支票也跳票了。

“哇噢。”简奈尔说。

“他太敏感了。”利沃曼夫人说。

“这是病。”简奈尔说。

利沃曼夫人点头。

简奈尔深思地说：“是因为他那两个死于空难的妹妹吗？”

利沃曼夫人发出一声尖叫，带着愤怒和恼火：“他根本就没有妹妹。你不明白吗？他是个病态的骗子，会在任何事情上撒谎。他没有妹妹，没有钱，没有跟我离婚。他是用公司的钱带你去波多黎各和纽约，以及负担这幢房子的开销。”

“那你该死的为什么想要他回到你身边？”简奈尔问。

“因为我爱他。”利沃曼夫人说。

这句话让简奈尔琢磨了至少两分钟。她研究着利沃曼夫人，她丈夫是个骗子，出轨，有个情人，在床上根本没法勃起。这还只是她知道的事，再加上，当然，他打网球很差劲这个事实。这样的话，利沃曼夫人又该死的是个怎样的人？简奈尔拍拍对方的肩膀，给了她另一杯酒，然后说：“在这里等五分钟。”

她只需要这么长时间来把自己的所有东西丢进西奥多给她买的两个路易·威登箱子里，也许又是用空头支票买的。她拖着箱子下楼，对那妻子说：“我要离开，你可以在这里等你的丈夫。告诉他，我永远都不想再见到他。我真心抱歉给你带来的痛苦。你得相信我，他告诉我你离开了他，说你不在乎。”

利沃曼夫人悲惨地点点头。

简奈尔开着西奥多给她买的蓝色马斯坦车，毫无疑问，它会被收回去，她可以让人把它开回这幢房子。但她现在没地方去。她记起那个叫爱丽丝·德桑蒂斯的导演兼服装设计，她一直都那么友善，于是她决定开车去她家，问问她的意见。如果爱丽丝不在家，她就去杜兰那儿。她知道他永远都会让她进门的。

简奈尔爱极了梅林在听这个故事时的津津有味，他没有大笑，他的津津有味不带任何恶意。他只是微笑着，闭上双眼细细品味它。他也说了正确的话——惊讶地，甚至是带着钦佩。

“可怜的利沃曼，”他说，“真是可怜的利沃曼。”

“那我呢，你这混蛋？”简奈尔假装带着怒气，浑身赤裸地扑到他赤裸的身上，双手圈住他的脖子。梅林睁开双眼微笑着。

“再给我讲个故事。”

她跟他做了爱。她还有另一个故事要讲给他听，但他还没有准备好。他得先爱上她，就像她爱上了他一样。他还不能接受更多故事，特别是关于爱丽丝的。

正文第三十一章

我现在到了恋爱中的人们都会到达的那个阶段——他们太开心，甚至都不敢相信自己配得上这种开心，所以他们开始想，也许这一切都是假的。因此，我的嫉妒和怀疑总是缠绕着我们做爱的极乐。有一次，她要去试镜，没法接我的飞机。另一次，我以为她会待一整晚，但她得回家睡觉，因为第二天一大早要去制片公司拍戏。即使她在下午就跟我做爱，好让我不要太失望，让我相信她，我还是觉得她在撒谎。现在，我对她说：“今天我跟杜兰一起午餐，他说你还只是个南方美人时，曾经有个十四岁的情人。”心里期待着她会骗我。

简奈尔微抬起头，绽出个甜美又带着试探性的微笑，我立刻就忘掉了自己有多恨她。

“是的，”她说，“那是很久以前了。”

然后，她垂下头。当她回忆那段恋情时，脸上是种心不在焉的好笑神色。我知道她总是充满喜爱地回忆自己的各段恋情，即使是那些最后结局很糟糕的。她又抬起头来。

“那会让你不高兴吗？”

“不会。”我说，但她知道我会不高兴。

“我很抱歉。”她说，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偏过头去，伸出双手滑下我的衬衫，抚摸着我的脊背。

“我是清白的。”她说。

我什么都没说，只是挪开去，这种带着回忆的触碰令我能原谅她的一切。

再次指望她撒谎。我说：“杜兰告诉我，因为那个十四岁的孩子，你被指控败坏未成年人的道德。”

我全心全意地想要她撒谎，我不在乎那是不是真的，就像即使她是个酒鬼、骗子或是杀手，我也不会责备她一样。我想要爱她，仅此而已。她带着那种安静而沉思的神情观察着我，就好像她会做任何事来取悦我。

“你想要我说什么？”她问，直直地盯着我。

“就告诉我真相。”

“这件事的确是真的，”她说，“但我被判无罪，法官驳回了那个案子。”

我感到一种巨大的解脱。

“那你就没那么做。”

“做什么？”

“你知道的。”

她又给了我一个那种甜美的微笑，但却带着一丝伤感。

“你是说，我是否跟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做了爱？”她问，“是的，我做了。”

她等着我一怒之下走出房间，我没动。她脸上的嘲讽更甚。

“就他的年龄而言，他很大。”她说。

这激起了我的兴趣，这种大胆的挑战。

“那可就改变了一切。”我干巴巴地说，当她快活地大笑起来时，我观察着她。我们俩都生对方的气，简奈尔是因为我胆敢评判她。我正准备离开，她说：“那是个好故事，你会喜欢的。”我上钩了。我热爱一个好故事的程度几乎与我对做爱的热爱相当。很多个晚上，我会听她讲上几个小时，着迷地听着她讲述她的人生，猜测着她没说的那些，或为我脆弱的男性耳朵而剪辑故事，就像她会为一个小孩子剪辑恐怖故事那样。

她有一次曾告诉我，这就是她最爱我的一点，对故事的热望，以及我拒绝评判的态度。她总能看出来我在脑海中改编着故事，琢磨着要是我会怎么讲述它，或如何利用它。我从未真的因为她做过的任何事而指责她。就像现在，她讲故事时知道我绝不会那么做。

简奈尔离婚后找了个情人，就是杜兰·鲁德。他那时是当地广播电台的音乐节目主持人，个子很高，比简奈尔年长一点。他浑身充满了能量，蛮力十足又幽默，帮简奈尔在电台里找了份气象小姐的工作。工作很有趣，在约翰逊城这样的镇上，收入也算不错。

杜兰绞尽脑汁想成为镇上的大人物。他有一辆超大的凯迪拉克，衣服都去纽约买，还发誓总有一天会赚大钱。他对所有表演者都敬畏又着迷，他去看所有百老汇戏剧的巡演，还会写信给戏里的某个女演员，接着是送鲜花，接着是共进晚餐。他惊讶地发现，把她们弄上床再简单不过了。他逐渐意识到她们是多么孤单，在舞台上虽然光彩熠熠，但回到她们还装着老式冰箱的二流宾馆房间，她们是那么可悲。他总会告诉简奈尔他的这些冒险，他们俩是朋友多过爱人。

有一天，他终于找到了突破口。镇上的音乐厅订了一对父子双人表演，那父亲是个业余弹钢琴的，本来靠在纳什维尔装卸小车维持生计，直到他发现自己九岁的儿子很会唱歌。这位南方父亲虽然很努力，却痛恨自己的工作，他立即看出儿子会让他不可能的梦想成真，他也许能逃离这种枯燥、艰苦、繁重的工作。

他知道自己儿子不错，但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出色。他很满足地教会那小男孩所有的福音歌曲，然后在南部巡回演出，赚了不少。一个小天使用纯粹的高音赞美主，这在宗教地区完全势不可挡。那父亲发现自己的新人生非常惬意。他很爱交际，看上了个漂亮姑娘，无比开心能离开他那已经变成黄脸婆的老婆放个假。当然，他老婆一直待在家里。

母亲也梦想着儿子纯粹的嗓音能给她带来的奢侈享受。他们很贪婪，但不是富人那种把贪婪当生活方式的贪婪，而是荒岛上快饿死的人忽然得救并终于实现他所有幻想的贪婪。

所以，当杜兰到后台去表达他为那孩子的声音倾倒，然后给这对父母提建议时，他发现对方很乐意听从。杜兰知道这孩子有多出色，并立即意识到他是唯一知道这点的人。他向他们保证，他不要福音演唱的收入分成，他能当那孩子的经纪人，只收那孩子年收入超过两万五千块的部分的百分之三十。

这当然是个很难拒绝的建议。如果他们每年能够拿到两万五千块，又何必担心杜兰拿剩下部分的百分之三十呢？再说，他们的儿子洛利怎么可能赚到超过两万五千块？不可能，他们赚不到那么多钱。杜兰还向霍雷肖·巴斯寇博先生和伊迪丝·巴斯寇博夫人保证，他不会要他们付任何费用，所以他们准备了合同并签了字。

杜兰立即疯狂地行动起来。他借钱制作了一张福音歌曲专辑，取得了巨大成功。第一年，洛利赚了超过五万美金。杜兰立即搬到纳什维尔，跟音乐圈的人建立联系。他带上了简奈尔，她是他新音乐公司的行政助理。第二年，洛利赚了超过十万美金，大部分是一支简奈尔在杜兰的资料里找到的老宗教民谣翻唱的单曲赚到的。杜兰在任何方面都没有品味，换成他，绝对看不出这首歌的价值。

杜兰和简奈尔现在住在一起，但她也见不到他几次。他要么就是飞去好莱坞谈电影合同，要么就是去纽约跟大录音公司签独家经营合同。他们都会变成百万富翁。接着，灾难降临。洛利感冒严重，几乎失了声。杜兰带他去看纽约最好的专家，专家治愈了洛利，但他随口对杜兰说：“你知道，他的声音一旦到发育期就会改变了。”

杜兰从没想过这个可能。也许是因为洛利相较于他的年龄，显得很稚嫩，或者是因为洛利是个天真无邪的小男孩，不沾世俗气。他的父母庇护着他，从未允许他交过女友。他热爱音乐，也的确是个有修养的音乐家。另外，在十一岁前，他一直都有些病恹恹的。杜兰急疯了，就像一个拥有秘密金矿却找不到路径的人，他计划着要从洛利身上赚到几百万，现在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一切都化为泡影。几百万美金岌岌可危，真的，几百万呢！

然后杜兰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点子。他咨询了医学权威，等收集了所有资料后，便要在简奈尔身上尝试他的计划。

简奈尔无比惊骇。“你真是个可怕的狗娘养的。”她几乎含着泪说。

杜兰没法理解她的恐慌。“听着，”他说，“天主教会以前一直这么干。”

“他们是为了上帝才那么干的，”简奈尔说，“而不是为了一张金唱片。”

杜兰摇头：“抓重点，我得说服那孩子、他母亲和父亲，那不是容易的事情。”

简奈尔大笑：“你真的是个疯子。我不会帮你的，即使我帮你，你也永远说服不了他们中的任何人。”

杜兰冲她微笑：“关键是父亲，我在想，你可以对他好一点，帮我软化一下他。”

这发生在杜兰获得加州那种充满奶油和阳光的圆滑之前，所以当简奈尔把重重的烟灰缸砸向他时，他太惊讶以至于没有躲开。烟灰缸把他一颗牙砸了个豁口，嘴巴直流血，但他没有生气，只是冲着简奈尔大摇其头。

简奈尔那时就想要离开他，但她太过好奇，想知道杜兰是不是真的能够搞成这件事。

总的来说，杜兰对人的判断很准。他眼光敏锐，能找出人们贪婪的底线。关键是霍雷肖·巴斯寇博先生，那父亲可以说服他妻子和儿子。另外，那父亲是最舍不得这种人生的。如果他儿子不能再赚钱，巴斯寇博先生就只能回到教堂，再也没有全国巡演、弹钢琴、逗漂亮姑娘、吃新奇的食物，只有他那黄脸婆。父亲可能失去得最多，洛利失去嗓音的损失，受影响最大的是这位父亲。

杜兰先是用纳什维尔爵士俱乐部一个差劲的漂亮小歌手软化了巴斯寇博先生。然后是一顿晚餐，抽着雪茄，杜兰罗列出洛利的职业规划——一部百老汇音乐剧，一张由迪恩兄弟专门为他写的传记，然后是电影里的一个重要角色，也许能把洛利变成下一个朱迪·加兰特或猫王，钱肯定数都数不清。巴斯寇博把这一切都听进心里，像只猫一样惬意无比，因为一切都唾手可及。他会是个百万富翁。然后杜兰把炸弹扔到他头上。

“只有一个问题，”杜兰说，“医生说他就要变声了，他要进入发育期了。”

巴斯寇博开始有点担心：“他的声音可能会变得低沉一点，也许会更好。”

杜兰摇头：“让他成为超级巨星的是他那高亢又清澈的甜美声音，当然，他有可能变得更好，但他得花五年时间训练自己，然后以崭新的形象突破。之后，他只有百分之一的机会重新变成大明星。我是靠他现在的声音把他卖给听众的。”

“呃，也许他的声音不会变。”巴斯寇博说。

“是啊，也许不会。”杜兰没有继续下去。

两天后，巴斯寇博去杜兰的公寓找他，简奈尔让他进屋，给他倒了杯酒。他很谨慎地盯着她看，但她无视他。当他和杜兰开始谈话时，她离开了房间。

那天晚上，他们做爱后躺在床上时，简奈尔问杜兰：“你的肮脏小计划进行得怎么样？”

杜兰咧嘴笑了。他知道简奈尔因为他正在做的事情而鄙视他，但她那么好，现在还让他上她的床。就像洛利一样，她不知道自己有多好。杜兰感到满足，这就是他喜欢的——好的服务和不知道自己真实价值的人。

“那贪婪的老混蛋上了钩，”他说，“现在我要去搞定母亲和那孩子。”

杜兰以为自己是洛基山脉以东最出色的推销员，把自己的成功归功于自己的能力，但事实是，他只是走运。巴斯寇博先生在发现他儿子嗓音这个奇迹前已经受尽了生活的艰辛，不可能放弃这个黄金梦回到他奴隶般的生活中，这并不罕见。杜兰真正走运的是那个母亲。

巴斯寇博夫人以前曾是一个南方小镇上的美人，年轻时有些放荡，后来被霍雷肖·巴斯寇博的钢琴弹奏和南方小镇的魅力迷住，走进了婚姻殿堂。当美丽逐年衰退，她卷入了南部笃信宗教的迷沼。丈夫变得越来越不值得爱，巴斯寇博夫人发现，耶稣的吸引力更大。她儿子的嗓音就是她对耶稣爱的献祭。杜兰利用了这一点。当他跟巴斯寇博夫人谈话时，他让简奈尔留在房间里，知道单独和一个男性待在房间里谈论如此敏感的话题，会让这位夫人紧张。

杜兰魅力十足，对巴斯寇博夫人很尊重。他指出，在接下来的数年里，全世界有数亿人会听到她儿子洛利歌唱着耶稣的荣光。在天主教国家、穆斯林国家、以色列甚至非洲城市，她儿子将会成为继路德之后基督教最有力的传教士。他会比在世的圣徒比利·格拉汉姆和欧拉·罗伯茨更伟大。她儿子将会被从世上最令人悲痛又最易令人堕落的原罪中拯救。很显然，这就是上帝的意志。

简奈尔观察着他们俩。她对杜兰很入迷，他竟然可以不带任何恶意地做这种事情，纯粹的唯利是图，就像是个从妈妈钱包里偷零钱的孩子。巴斯寇博夫人在杜兰一小时的疯狂恳求下开始软化，杜兰发出了致命一击。

“巴斯寇博夫人，我知道你一定会为耶稣作出这个牺牲。最大的问题是你的儿子洛利。他只是个小男孩，你知道男孩会是什么样子。”

巴斯寇博夫人给了他一个冷酷的笑。“是啊，”她说，“我知道。”她带着恶毒迅速扫了简奈尔一眼，“但我的洛利是个好孩子，他会按我说的做。”

杜兰放松地长吁一口气：“我就知道能指望您。”

然后，巴斯寇博夫人冷静地说：“我会为耶稣这么做，但我想要签个新合同，我要你百分之三十中的百分之十五，成为他的联合经纪人。”她顿了一顿，“我丈夫不需要知道这一点。”

杜兰叹气。“没问题，”他说，“我只希望你能说服他。”

洛利的妈妈的确成功了，没人知道她是怎么成功的，一切安排就绪。唯一不喜欢这个主意的是简奈尔，她吓坏了，吓到根本不再跟杜兰上床，他开始考虑甩了她。杜兰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找到一个愿意切下一个十四岁男孩睾丸的医生——主意就是这个，对老教皇足够好的主意，对杜兰也足够好。

简奈尔弄砸了整件事。所有人都聚集到了杜兰的公寓里，杜兰正琢磨着如何能不让巴斯寇博夫人拿到她作为联合经纪人的百分之十五，所以他并没有注意到。简奈尔起身，拉着洛利的手把他带去了卧室。

巴斯寇博夫人抗议：“你要对我的儿子干什么？”

简奈尔甜美地说：“我们马上就出来，我想给他看点东西。”一进卧室，她便锁上了门，然后，她非常坚决地把洛利带到床上，解开他的皮带，把他的长裤和内裤都脱了下来，把他的手放到她腿间，他的头埋入她裸露的胸脯里。

三分钟内他们就完事了，然后那男孩让简奈尔大吃一惊，他穿上长裤，连内裤都忘了穿，打开卧室的门，冲进客厅，他的第一拳正中杜兰的嘴，然后他像风车一样不停挥拳，直到他父亲制止他。

赤裸着躺在床上，简奈尔冲着我笑：“杜兰恨死我了，即便已经过了六年。我毁了他几百万。”

我也在笑：“那在审判中发生了什么？”

简奈尔耸耸肩：“我们的法官很通情达理，他单独在办公室里跟我和那孩子谈了话，然后便驳回了那个案子。他警告那对父母和杜兰，说他们可能面对指控，但建议所有人都闭嘴，别说出去。”

我琢磨了一会儿：“他怎么跟你说的？”

简奈尔又笑起来：“他告诉我，如果他年轻三十岁，就会放弃一切来追求我。”

我叹气：“上帝，你总能把一切都说得好像是正当的，但我想要你的真实回答。你发誓？”

“我发誓。”简奈尔说。

我停顿了一刻，观察着她。然后说：“你享受干那个十四岁的男孩吗？”

简奈尔毫不迟疑：“那棒极了。”

“好吧。”我说，因专注而皱着眉，简奈尔大笑起来，她最爱的就是我真的有兴趣研究她的时刻。

“我们瞧瞧，”我说，“他有一头卷发，身材魁梧，皮肤超级好，还没有痘痘，长长的睫毛和唱诗班男孩的处子之身。哇噢。”我又多想了一会儿。

“告诉我事实。你很愤懑，但内心深处你知道这就是你去干一个十四岁男孩的借口。否则你绝不可能那么做，即使你真心想那么做也不行。那孩子从一开始就让你‘性致’盎然。这样一来，你两个目的都能达到，你靠着上他拯救了他。棒极了，对吗？”

“不。”简奈尔说，甜蜜地微笑着。

我又叹了口气，然后大笑。“你可真是个骗子。”但我被打败了，我很清楚这一点。她做了一件无私的事，拯救了一个刚开始发育的男孩子的男子气概。在那一过程中，她自己得到了一场大刺激，性只是对她美德的额外奖赏。在南部，人人都侍奉耶稣——以每个人自己的独特方式。

上帝，我真的更爱她了。

正文第三十二章

马洛玛尔今天过得很艰难，他跟莫希斯·沃特伯格和杰夫·瓦艮开了个特别会议，很努力地为梅林和他的电影抗争。在他给沃特伯格和瓦艮看了第一稿后，他们俩很讨厌那个剧本。这演变成了通常的争论，他们想把它变成某种垃圾，加入更多动作戏，把角色变得粗糙。

马洛玛尔非常坚持。“剧本很好，”他说，“记住，这才是第一稿。”

沃特伯格说：“你不用告诉我们这一点，我们知道，我们就是基于第一稿的标准判断的。”

马洛玛尔冷冷地说：“你们知道，我对你们的看法很有兴趣，也会非常谨慎地权衡，但到现在为止，你说过的我觉得都很不相干。”

瓦艮带着魅力十足的笑容劝说：“马洛玛尔，你知道我们相信你，所以才会给你合同。该死，你能够完全掌控你的电影，但我们的判断还得考虑广告和宣传。现在我们已经让你的这部片子的预算超过了一百万，我想，那应该给我们某种权利，可以决定这部电影最后成品的样子。”

马洛玛尔说：“一开始的预算根本不够，我们都知道这一点，也都承认这一点。”

沃特伯格说：“你知道的，在我们所有的合同里，如果超过预算了，你就开始失去部分电影分成。你愿意冒这个险么？”

“上帝，”马洛玛尔说，“如果这部电影赚了很多钱，我才不信你们还会用到这项条款。”

沃特伯格露出他鲨鱼般的笑容：“我们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如果你坚持用你的版本，你就得冒这个险。”

马洛玛尔耸肩。“我会冒那个险，”他说，“如果你们这些家伙只是要说这个，我就先回剪辑室了。”

当他离开三元文化公司，回到自己的片场时，马洛玛尔觉得筋疲力竭。他想回家小睡一会，但还有太多工作要做，他盘算至少要工作五个钟头，胸口的轻微疼痛又开始了。这些混蛋，总有一天会杀了我的，他想。然后，他突然意识到，自从他心脏病发作后，沃特伯格和瓦艮就不那么怕他了，跟他争执更多，也因为花费而骚扰他更多。也许这些混蛋就是在试图杀了他。

他叹了口气。他需要忍受这些该死的事情，而那个该死的梅林却还总是抱怨着制片人和好莱坞，抱怨他们算不上艺术家。而他正在这里，冒着生命危险来拯救梅林对这部电影的设想。他有点想打电话给梅林，逼他自己亲自跟沃特伯格和瓦艮干仗。但他知道，梅林只会放弃，然后离开这部电影。梅林不像自己这样信仰它，也没有自己这般热爱电影。

管它的呢，马洛玛尔想着。他会把电影拍成想要的样子，会是部好电影，梅林也会开心，等到电影赚了钱，公司也会开心。要是他们因为超支而取消他的分成，那他就把自己的电影公司开到别的地方去。

礼宾车停下来时，马洛玛尔体会到一种他总能感觉到的兴高采烈，是那种艺术家去工作，明白自己能够创造出某种美丽之物的兴奋。

他跟电影编辑们一起工作了将近七个小时。当礼宾车把他送到家时已近午夜。他太过疲惫，直接上了床，因为困乏而呻吟出声。他胸口的疼痛又开始发作，并扩散到他的背部，但过了几分钟，疼痛消失了，他安静地躺着，试图入眠。他很满足，今天的工作做得很好。他击退了鲨鱼们，还剪辑了电影。

马洛玛尔爱极了跟剪辑和导演一起在剪辑室里，坐在黑暗中，决定哪些闪烁着的小小画面可以用，哪些不能用。就像上帝，他赋予它们灵魂，如果它们“很好”，他就会让剪辑师把显得鼻子骨骼突出或是嘴巴太凶恶的丑陋画面剪掉。他会用光线更明亮的镜头令女主角的双眸显得像羚羊的一般，她的举止更优雅动人。他不会让好演员陷入绝望和失败，他更仁慈。

同时，他还会紧盯着坏蛋们，看他们是否戴着颜色正确的领带和剪裁恰好的外套来强调他们的坏，他们笑起来有没有太过值得信赖，他们脸上的线条是不是太正直了。他剪辑掉这样的影响。最重要的是，他绝不会让他们显得枯燥。坏人必须得有趣。马洛玛尔在剪辑室里甚至会盯着麻雀尾巴上掉下来的片片羽毛琢磨。他所创造出来的世界一定要有讲得通的逻辑，当他设定好那个世界，人们看到它的存在通常都会很高兴。

马洛玛尔创造了几百个这样的世界，它们在他脑海中扎了根，就像上帝脑海中肯定也存在属于他的无数星系一样。马洛玛尔的功绩对他自己而言也很震撼，当他离开黑暗的剪辑室，出现在这个上帝制造的、完全不同的世界里时，一切都不同了。

在过去几年，马洛玛尔的心脏病已经发作了三次，医生说是因为劳累过度。马洛玛尔总觉得上帝搞砸了剪辑室里的事，自己是最不应该心脏病发的人。除了他，还有谁来监督那些即将被制造出来的世界？他把自己照顾得那么好——吃得很少，锻炼身体，很少喝酒，有规律地性交，从不嗑药。他仍然年轻又英俊，看上去像个英雄，而且试着在这个上帝正在拍摄的世界里尽可能地表现好。在马洛玛尔的剪辑室里，像他这样的英雄永远都不会因为心脏病发而死去。剪辑师会切掉那一幅画面，制作人会打电话叫人重写剧本。他会指挥所有的导演和演员来挽救他，这样的人不允许死去。

但马洛玛尔没法剪掉他的胸口痛，在深夜，非常晚的时候，在他的大宅子里，他会把心绞痛药扔进嘴里，然后因为恐惧而定定地躺在床上。在很糟糕的夜晚，他会打电话给自己的私人医生，医生会来他家，陪着他坐一整夜，检查他，安慰他，握着他的手直到破晓。那位医生从来都不会拒绝他，因为马洛玛尔曾亲笔写了那位医生人生故事的剧本。马洛玛尔让他能接触到美丽的女演员，让他成为她们的私人医生，有时候也是她们的情人。当马洛玛尔年轻时，他沉迷于激烈的性爱。在他第一次心脏病发之前，他巨大的家里总是挤满了过夜的年轻女演员和高级模特，医生陪他一起晚餐，他们曾一起浅尝过各色女人。

现在，在这个午夜，马洛玛尔孤零零地躺在家里的床上。他打电话给医生，医生来了，检查了他，并保证痛楚会消除，没什么危险，他应该入睡。医生帮他拿水送服他的心绞痛药和镇静剂，还用听诊器听了他的心音，他的心脏完好，并没有像马洛玛尔感受到的那样破碎成片。过了几个小时，马洛玛尔可以更加舒适地休息，便告诉医生可以回家了，然后，他沉入了梦乡。

他做着梦，那是个栩栩如生的梦，他在一个被围起来的火车站里，正在买票。一个个子小却结实的人推开他，要求买票。小个子男人有个巨大的头颅，朝马洛玛尔尖叫着。马洛玛尔安抚着他，站到一边，让他先买票。他告诉那个人：“瞧，不管你在烦恼什么，我都不介意。”当他这么做时，那人长高了，突然变成一个年老的英雄，对马洛玛尔说：“告诉我你的名字，我会为你做点事。”他爱马洛玛尔，马洛玛尔能看出这一点，他们对对方都非常亲切，车站工作人员对那个男人也抱着极大的尊敬。

马洛玛尔在他巨大卧室的无尽黑暗中醒过来，眼睛挤到一起，失去了对周围的感知。他盯着从打开的浴室门漏进来的长方形白光，有那么一刻，他以为剪辑室屏幕上的画面还没有完结，然后才意识到那只是个梦。意识到这一点后，他的心脏致命地紊乱跳动起来，在他的身体中碎开，他脑中的电子脉冲全部纠缠到一起。他坐起身，冒着冷汗。他的心脏开始雷鸣般地跳动，战栗着。他躺倒下来，双目紧闭，所有光线都在他人生的屏幕上黯淡下来，他最后听到的声音是像胶片在钢圈上的刮擦声。然后，他死了。

正文第三十三章

我的经纪人杜兰·鲁德打电话告诉了我马洛玛尔的死讯。他还告诉我，第二天在三元文化公司有一个关于这部电影的重大会议，我得飞过去，他会去接我。

在肯尼迪机场，我给简奈尔打电话，告诉她我要飞去洛杉矶，但只接通了她的答录机，我给她留了口信。

马洛玛尔的死令我很震惊。在一起工作的这几个月里，我逐渐对他产生了无比的尊敬。他从不说废话，能非常敏锐地看出剧本和电影里的问题。当他给我看一些电影时，会解释为什么某个场景不起作用，或是怎么看出一个演员即使在糟糕的角色中也能显出天分来。我们常常争执。他告诉我，我在文学上的坚持完全是自我辩护，我没有认真地研究电影。他甚至提出要教我如何导演一部电影，但我拒绝了。他想知道为什么。

“听着，”我说，“只要存在，人类就是创造命运的主体。关于人生，我最恨的就是这一点。电影导演是地球上最糟糕的命运创造主体。当你拒绝那些女演员时，就是在让她们痛苦不堪，看看所有那些听命于你的人，你花的钱，你所操控的命运。我只写书，从来不伤害任何人，只提供帮助，他们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

“你说得对，”马洛玛尔说，“你永远成不了导演，但我想你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没人能够那么消极。”当然，他说得对，我只是想掌控一个更加私人的世界。

但我仍然因为他的死而伤感，我们并没有太了解对方，我却挺喜欢他。再说了，我也有点担心我们的电影将会有什么命运。

杜兰·鲁德在机场接我，告诉我杰夫·瓦艮将会成为制片人。三元文化鲸吞了马洛玛尔制片厂，他让我准备好面对很多麻烦。在去制片厂的路上，他跟我简单介绍了三元文化公司的情况，还有关于莫希斯·沃特伯格、他妻子贝拉和杰夫·瓦艮的情况。一开头他就告诉我，虽然这家公司不是好莱坞最有权势的公司，但却是最遭人恨的，常被称为“三头秃鹫公司”。沃特伯格就是头鲨鱼，而三个副总则是三头豺狼。我告诉他，不能把这些动物形象混到一起，如果沃特伯格是头鲨鱼，另外三个只能是鲭鱼。我是在开玩笑，但我的经纪人充耳不闻，他只是说：“我真希望你打了领带。”他光亮的黑色皮夹克里面是件高领毛衣。他耸了耸肩。

“莫希斯原本可能变成闪族的希特勒，”杜兰说，“但他的手段会稍有不同，他会把所有的成年基督徒送进毒气室，然后给他们的孩子设立大学奖学金。”

舒服地靠在杜兰的梅赛德斯450SL轿车里，我几乎没听他的唠叨。他正告诉我，关于那部电影将会有一大场争吵，杰夫·瓦艮将会成为制片人，沃特伯格也会横插一脚。通过不断的骚扰，他们杀害了马洛玛尔，杜兰说。我把这句话当成典型的好莱坞式夸张，但杜兰告诉我，关键是这部电影的命运将在今天决定。所以在去公司的漫长途中，我试着回想自己知道或听说过的关于莫希斯·沃特伯格和杰夫·瓦艮的一切。

杰夫·瓦艮是最典型的次品制片人，从他骨骼突出的头到他穿着贝利牌皮鞋的脚，都是彻底的次品。他曾在电视业小有所成，然后挤进了故事片圈子。他制造出的美学效果和把一坨墨水洒到麻桌布上的效果一样。他拍了超过一百部的电视剧和二十部电影，其中没有任何一部有一丝优雅、质感或艺术性。好莱坞的评论家、工作人员和艺术家有个经典的笑话：把瓦艮与塞尔兹尼克、卢比茨和泰尔伯格相比，他们会说他的电影里有个铜标记，因为一个年轻而心怀恶意的女演员曾称他为铜像。

一部典型的杰夫·瓦艮电影，会有一大堆因为年纪和经历而混得有点糟的明星，他们不顾一切地想拿到一张支票。有天赋的人都知道，那是部差劲的电影。导演由瓦艮亲手挑选，他们通常都曾经受过一系列失败，这样瓦艮才能够让他们听命于他，照他的方式来拍电影。奇怪的是，虽然所有的电影都很糟糕，它们却收支平衡，甚至还会赚。从商业角度上讲，他电影的基本概念都不错，它们有固定的观众群。杰夫·瓦艮对开支像斗牛犬一样，紧咬不放。他在合约方面很差劲，如果电影热门，赚到很多钱，那些合同就会让所有人都拿不到自己的分成。如果合同做不到，他就会让公司提起诉讼，以期能在分成上达到和解。莫希斯·沃特伯格总说杰夫·瓦艮的主意很不错。他不清楚的是，连那些想法都是瓦艮偷来的，偷窃的过程就是引诱。

在年轻时期，杰夫·瓦艮通过跟所有三元公司片场的年轻女演员上床而让自己的昵称名副其实。他那时还算信守承诺，如果她们让他上了，就能成为电视和电影里的酒吧女招待或是接待员，如果算计得当，甚至能够得到足够多的工作好让她们撑上一年。等他进了故事片圈子，这些就不可能了。手握三百万的预算，可不能随便跟人上床就把角色送出去，所以他让她们来试镜，承诺帮她们，却从不确切保证，好让自己脱身。当然，有些姑娘有天赋，靠着他已经在圈内立足，她们也能在故事片里得到不错的角色，有几个甚至成了明星，她们通常都很感激他。在舞虻的国度里，杰夫·瓦艮就是最终级的生存者。

但有一天，一个从俄勒冈南部雨林来的十八岁惊艳美女出现了。她一切都很好，极美的脸蛋，极好的身材，性情如火，甚至还有天赋。但摄像机就是拒绝拍出她的美，在那一个电影的魔法里，她就是不成。

她还有些疯狂。从小到大，她都是俄勒冈森林里的护林员和猎手，可以剥下一头鹿的皮，还能跟大灰熊搏斗。她的经纪人跟她谈了谈心，她勉强让杰夫·瓦艮每个月上她一次。但她来自一个人人都是正直猎手的地方，所以相信杰夫·瓦艮会信守承诺，帮她弄到角色。当他没做到时，她带着把剥鹿皮刀跟杰夫·瓦艮上了床，然后在关键时刻，把它刺向杰夫·瓦艮的一枚卵蛋。

结果并没有太糟糕。她只划破了他右边的卵蛋，大家都认为他有那么大的卵蛋，划破一点不会伤到他。杰夫·瓦艮很想掩盖这场意外，拒绝起诉她。但故事还是传了出去，那姑娘被送回了俄勒冈，带着足够买间小木屋和一把崭新猎鹿步枪的钱。杰夫·瓦艮则学到了教训，他放弃引诱年轻女演员，开始全心引诱作家说出他们的想法。这样更加有利可图，也更安全。作家更蠢，而且胆小怕事。

他通过带作家去吃昂贵的午餐来引诱他们，把工作机会摆在他们眼前——重写一个已经开拍的剧本，酬劳就是两三千美金。与此同时，瓦艮让他们谈谈自己对未来小说或剧本的点子，然后他就会偷走他们的点子，换掉地点，改掉角色，只留下最核心的想法。然后，他会快活地戏弄他们，什么都不给他们。作家通常都不知道自己的点子多么有价值，他们从不抗议，不像那些让你得到她们屁股的婊子，指望你能摘下月亮来。

经纪人识破了杰夫·瓦艮的花招，禁止他们的作家跟瓦艮共进午餐。但总有从全国各地来到好莱坞的年轻作家，他们都希望这个圈内人能让他们富裕又出名。杰夫·瓦艮的天才让他可以先给他们看圈子的门缝，等他把门狠狠关上时，他们的脚趾往往被夹得又青又肿。

有一次，我在拉斯维加斯，告诉卡里他和瓦艮洗劫受害人的方式一样，卡里不同意。

“听着，”卡里说，“我和赌城想要的是你的钱，但好莱坞想要的是你的卵蛋。”

他那时还不知道三元文化公司刚刚买下了拉斯维加斯最大的赌场之一。

莫希斯·沃特伯格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在我最早来到好莱坞时，就曾被人带去三元文化公司向他表达我的敬意。

我只见了莫希斯·沃特伯格一分钟，就立即知道他是什么人了。他脸上有种鲨鱼般的表情，我曾在军队的高官、赌场拥有者、非常美丽富有的女人和最厉害的黑帮大佬脸上看到过。那是种铁石般冰冷的权力，那种流淌在血液和脑子中的冰冷，在这个有机体的所有细胞里都令人不寒而栗，缺乏任何慈悲和怜悯。这些人完全献身于最高级的毒品：权力，那种已经获得很长一段时间并行使过的权力。对莫希斯·沃特伯格来说，他权力的触手延伸到了每一个细微的角落。

那一晚，当我告诉简奈尔我去了三元文化公司见过沃特伯格，她随意地说：“哦，那个老莫希斯，我认识。”她挑战地看了我一眼，我咬了钩。

“好吧，”我说，“告诉我，你是怎么认识莫希斯的。”

简奈尔从床上起身，说：“那时我来这里已经两年了，却完全没有任何成就，然后我被邀请参加一个所有大人物都会去的派对。就像个乖巧的未来明星，为了多认识人，我就去了。那儿有一打跟我一样的姑娘，美极了，四处走动，希望某个有权势的制片人能被自己的天资打动。我交了好运，莫希斯·沃特伯格走到我身边，他魅力十足。我完全不理解人们怎么会说那么多关于他的可怕评论。我记得他妻子走过来了一小会儿，试着把他拉走，但他完全不理她，继续跟我聊天，而我正极力展现出迷人的南部美人魅力。当然，那晚我得到了莫希斯·沃特伯格第二天去他家里共进晚餐的邀请。我打电话给所有的女朋友，告诉她们这件事。她们恭喜我，告诉我我得跟他上床，我说，我当然不会，第一次约会可不行，再说，我还想着如果稍微欲拒还迎一点，他会更敬重我。”

“那是个好技巧。”我说。

“我知道，”她说，“在你身上也起了作用。但我确实是这么想的，如果不是真的喜欢一个男人，我绝不会跟他上床，也绝不会因为要让一个男人帮我做什么而跟他上床。我这样告诉我的女朋友，她们说我疯了，还说如果莫希斯·沃特伯格真的爱上了我，我老早就该成为冉冉升起的明星了。”

她表演了一段很可爱的虚伪是如何一步步说服自己的哑剧。

“后来呢？”

简奈尔骄傲地站着，双手叉腰，头戏剧性地微偏着。

“那天下午五点，我做出了一生中最伟大的决定，我决定，为了向上爬，我会操一个不认识的男人。我以为自己是那么勇敢，很高兴自己终于做了一个男人一定会做出的决定。”

她从角色中抽离了一小会儿。

“那不正是男人所做的吗？”她甜蜜地说，“如果他们能够做成一笔生意，就会放弃一切，甚至降低自己，生意场上不就是这样的吗？”

我说：“我猜是吧。”

她问我：“你不用那么做吗？”

我说：“不用。”

“你从来没有做过那种事好让你的书出版，或是找个经纪人，或是让书评人对你好一点？”

我说：“没有。”

“你对自己的看法很好，是吗？”简奈尔说，“我以前跟已婚男人有过婚外情，我注意到一点，你们都觉得自己像戴白帽的牛仔一样，是大好人。”

“这是什么意思？”

“你们想公平对待自己的妻子和女朋友，想造成这样的印象，这样就不能责备你们什么了，你也一样。”

我琢磨了一分钟，看得出来她有道理。

“好吧，”我说，“那又如何？”

“那又如何？”简奈尔说，“你说你爱我，但你会回到你妻子身边。没有一个已婚男人应该告诉另外一个女人他爱她，除非他愿意离开自己的妻子。”

“那是浪漫主义的胡说八道。”我说。

有那么一刻，她恼怒起来，说：“如果我去你家里，跟你妻子说你爱我，你会否认吗？”

我大笑起来，举起一只手按在胸口说：“你再说一遍？”

“你会否认吗？”

“全心全意的。”

她盯着我看了一刻，满身怒气，然后开始大笑，说：“我跟你在一起退化了，但我绝不会继续退化下去。”

我明白她说的是什么意思。

“好吧，”我说，“那你跟沃特伯格发生了什么？”

她说：“我加了些海龟油，泡了个长长的澡，给自己抹好了油，穿上最好的衣服，自己开车去了献祭台。他们让我进了屋，莫希斯·沃特伯格正等着，我们坐下来，一起喝了一杯。他问了问我的职业，我们聊了大概一个钟头。他非常聪明，让我知道如果今晚一切顺利的话，他会为我做很多事情，而我则在想，那狗娘养的根本不会干我，他甚至不会给我吃的。”

“我可从没有那样对你。”我说。

她注视我良久，然后继续讲下去。

“然后他说：‘在楼上的卧室里，晚餐已经准备好了，你想上楼吗？’我用我南部美人的腔调说：‘是的，我想我有点饿了。’他陪我上楼，一段漂亮极了的楼梯，就像电影里一样。他打开卧室的门，在我背后关上，他在门外，而我在卧室，有张小桌子，上面摆好了一些精致的点心。”

她摆出一副年轻姑娘天真且手足无措的样子。

“莫希斯呢？”

“他在房间外，在走廊上。”

“他让你一个人吃？”

“不，”简奈尔说，“那儿还有贝拉·沃特伯格夫人，穿着极薄的便服等待着我。”

我说：“上帝呀。”

简奈尔开始了另一场表演。

“我并不知道自己要去干一个女人。我花了八个钟头才决定去干一个男人，现在却发现自己得去干一个女人。我没准备好那么做。”

我说我也没准备好。

她说：“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只好先坐下来，沃特伯格夫人拿了些三明治，倒了茶，然后，她把自己的胸部从袍子里弄出来说：‘你喜欢这些吗，亲爱的？’我说：‘它们很美。’”

简奈尔迎上我的视线，垂下了头。

我说：“后来呢？你说它们很美之后，她说了什么？”

简奈尔双眼圆睁，像是被吓到了：“贝拉·沃特伯格对我说：‘你想要吮吸它们吗，亲爱的？’”

然后简奈尔便瘫倒在床上，跟我躺一起，说：“我逃出房间，跑下楼梯，冲出那幢房子。我花了两年才找到另外一份工作。”

“在这座城市生活不易。”我说。

“不，”简奈尔说，“如果我跟我的女朋友又聊了八个小时，那样做也会没事的，只是需要壮壮胆。”

我冲她微笑，而她挑战地盯着我。

“是啊，”我说，“有什么分别呢？”

梅赛德斯车飞驰在高速路上，我努力听杜兰讲。

“老莫希斯是个危险的家伙，”杜兰说，“提防他。”

莫希斯·沃特伯格是好莱坞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他的三元文化公司比大部分公司都更景气，但拍出来的片子是最糟糕的。莫希斯·沃特伯格在这一创造性的地带中制造出一部赚钱机器，而他体内连一根有创造性的骨头都没有。

沃特伯格非常肥胖，穿着赌城风格的西装，很少开口，从不显露任何情绪。他相信要给予你所有你可以从他那儿拿走的东西，绝不给你任何你无法逼迫他和公司律师放弃的东西。他不偏不倚，会骗制片人、大明星、编剧和导演都失去他们在成功电影里的分成。他从来不会因为伟大的导演、伟大的表演、伟大的剧本而心怀感激。有多少次，他花了一大笔钱，却只买到糟糕的玩意。所以，如果能少给钱，为什么要给某个人他应得的酬劳呢？

沃特伯格谈论电影就像将军们谈论战争，他会说类似这样的话：“你不打碎鸡蛋，就做不成蛋饼。”当一个生意伙伴宣称他们私交如何，或一个演员告诉他他们如何爱着彼此时，沃特伯格会浅浅一笑，冷酷地说：“当我听到‘爱’这个词时，就会掏腰包了。”

他鄙视个人尊严，自豪于被人指责，完全没有体面的概念。他并不执着于想成为一个言出必行的人。他相信白纸黑字的合同而不是握手。他永远都会得意于把自己人的点子、剧本、影片的合法分成骗过来。如果被人斥责——往往是某个神经过于紧张的艺术家（制片人懂得不能那么做）——沃特伯格会简单地回答：“我是个拍电影的。”就像波德莱尔在面对指责时说“我只是个诗人”一样。

他像黑道混混用枪一样指使着律师们，像卖淫女利用性一样利用喜爱之情，像希腊人用特洛伊木马一样利用着杰出的作品。他支持并同情威尔·罗杰斯退休演员之家、以色列、印度饥饿的几百万人、巴勒斯坦来的阿拉伯难民。他所反对的只是对独立个人的慈悲。

当沃特伯格开始掌权时，三元文化公司正在亏损。他的生意是全城最难做的，他永远都不会在真正有创造性的想法上下注，除非它们已经被其他公司证明过了。他最大的王牌就是小成本。

当其他公司因一千万成本的电影而每况愈下时，三元文化公司从不拍预算超过三百万的电影。实际上，只要超过两百万，莫希斯·沃特伯格或者他手下的三个副总就会二十四小时紧盯着项目。他通过逼着制片人签工保证书、导演以分成作担保、演员出卖自己的灵魂等手段，使之能按预算拍电影。一个能够按预算或者低于预算拍出电影来的制作人对莫希斯·沃特伯格来说，就是英雄，他很清楚这一点。他不在乎电影只赚回成本。如果那电影超过预算，即使赚了两千万，帮公司赚到了一大笔钱，沃特伯格还是会援引制作人合同里的惩罚条款，夺走他的利润分成。当然，肯定会有官司，但公司有二十个领薪水的律师，他们都迫不及待要上法庭锻炼一下，所以通常会庭外和解，尤其是如果那制作人、演员或编剧还想在三元文化再拍一部戏的话。

人人都赞同的是，沃特伯格在组织方面是个天才。他有三个副总，分别负责不同的独立帝国，并相互竞争以得到沃特伯格的青睐，并期待在将来的某一天接替他。三个人都有宫殿般的房子、巨额奖金，并在自己的领域内有绝对权威，只有沃特伯格有权反对他们。他们三个会猎捕天才、剧本，想出特别的计划，知道他们得保持成本低廉，乖乖听话，并在胆敢把哪怕一丝丝的独创性的火花提交到沃特伯格位于公司大楼顶层的办公套间前扼杀掉它。

他在性方面的名声无懈可击。他从来没有享乐过，不跟年轻女演员风流。从来没有给导演或制作人施压，要请某个他特别喜欢的人演电影。一部分是因为他天生禁欲，性生活方面需求低；另一部分是因为他自己的个人尊严感；最主要的原因则是，他跟青梅竹马的爱人结婚，并幸福地生活了三十年。

他们在布朗克斯区的一所高中相识，十几岁就结了婚，从此之后一直生活在一起。

贝拉·沃特伯格过着童话般的生活，作为一个在布朗克斯高中的丰满少女，她用大胸脯和极度的质朴这一致命组合迷倒了莫希斯·沃特伯格。她穿着松松垮垮的粗羊毛衫，裙子也大两号，但那就像是在黑暗的洞穴里藏着闪光的辐射金属块，你知道它们在那儿，被藏起来的事实只会让它们变得更具性诱惑力。当莫希斯成为制片人时，她并没有真的理解那意味着什么。她两年内生了两个孩子，并很情愿在接下来的生育期里继续一年一个地生下去，但莫希斯叫了暂停。那时他已经把大部分精力倾注到事业中，再说，他以前所渴望的那具身体因为生孩子而伤痕累累，他曾吮吸过的胸脯开始下垂并显出静脉来。她是个犹太家庭主妇，太乖了，完全不合他的胃口。他为她请了女佣，便把她忘得一干二净。他仍然承认她的价值，因为她是个出色的洗衣妇，他的白衬衣总是被浆洗熨烫得毫无瑕疵。管家也不错，她会随时注意到他的赌城风格西装和花哨的领带，准时轮换送洗，不会太频繁导致它们磨损，也不会太拖沓。有一次，她买了只喜欢躺在沙发上的猫。莫希斯坐在沙发上，起身时裤腿沾上了猫毛。他把猫抓起来朝墙上扔，歇斯底里地冲贝拉尖叫。她第二天就把猫送走了。

但力量就像魔法一样，会从一个源泉流到另一个源泉。当莫希斯变成三元文化公司的总裁时，贝拉·沃特伯格就好像被仙女的魔法棒碰过似的，加州出身的总裁夫人们把她拉入圈中，最时尚的发型师给她弄了个黑卷发皇冠造型，令她看上去像是皇室的人。那所演艺圈的人都会去的庇荫温泉疗养中心里的训练课程毫不怜惜地惩罚着她的身体，她的体重从一百五十磅降到了一百一十磅，甚至连胸部都缩小了——相对于她身体的其他部分来说，还是很大。一个整容医生把它们切小，变成两个小小的比例完美的蔷薇花蕾，既然他已经动了刀，就顺便弄瘦了她的大腿并从她屁股上切下来一大块肉。公司的时尚专家专门为她量身打造了一衣橱的衣服，好配合她的新身材和新身份。贝拉·沃特伯格照镜子时，看到的不再是个肉多丰满、庸俗好看的犹太公主，而是个纤细、蜂腰肥臀的四十岁女人，仿佛是初进上流社会的小姐，精力充沛，活泼无比，浑身都洋溢着能量。但她并没有幸运地看到，她的形象只是对她过往的扭曲，她以前的那个自我就像个幽灵，仍附着在她的骨骼中和脸部的线条上。她是位建立在她遗传下来的粗大骨架上的瘦弱时尚女士，但相信自己很美丽。所以，当一个奋斗中的年轻男演员假装爱上了她时，她准备好了。

她无比热情而诚挚地回应了他的爱，去了他在圣莫尼卡的肮脏公寓，有生以来第一次被彻底地干了一场。那年轻演员十分刚健，献身于他的职业，全身心地投入自己这个角色中，连他自己都几乎相信自己坠入了爱河，甚至到了为她买只古驰手镯的地步。她终身都珍视这份礼物，作为自己第一份伟大激情的见证。当他要她帮忙，为自己在三元文化的一部大制作电影里弄个角色时，她说自己从不干涉丈夫的生意，他彻底困惑了。他们吵得很凶，随后那演员便从她生活中消失了。她思念他，思念那污秽的公寓和他的摇滚唱片，但她以前是个头脑冷静的姑娘，也成长为一个头脑冷静的女人。她再也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了。从此之后，她挑选情人就像喜剧演员挑选帽子一样谨慎。

在那之后的一些年中，她在和男演员的恋情中变成了一个磋商专家，有足够的鉴别力挑出那些有天赋的。的确，她更喜欢有天赋的那些。通常来讲，聪颖与天赋相辅相成，她则为他们的职业提供帮助。她从来没有犯过直接找自己丈夫的错。莫希斯·沃特伯格太过于高高在上，不屑于关心这样的决定。取而代之的是，她去找三个副总裁之一。她会喜不自禁地说着她去看某个小团体表演易卜生戏剧时发现的一个天才演员，坚持说自己跟那男演员没有私交，但很确定他对公司会是笔财富。副总裁把名字记下，那男演员会得到个小角色。没多久，消息传开来，贝拉·沃特伯格随时随地会干任何人的恶名就传开了，以至于不管她什么时候拜访其中一个副总裁，那个副总裁都会确保他的一个秘书在场，就像妇科医生在检查病人时会确保有护士在场一样。

三个争权的副总裁必须得帮助沃特伯格的妻子，或者说，觉得他们必须那么做。杰夫·瓦艮跟贝拉成了好朋友，甚至会把她介绍给某些特别正直的年轻人。当这一切都不行时，她就会去罗迪奥街上的昂贵店铺里狩猎女人，戴着难看的硕大无比的男士墨镜，跟漂亮的年轻女演员在私人餐馆里共进漫长的午餐。

杰夫·瓦艮与贝拉关系很熟，他最有可能在莫希斯·沃特伯格退休后接替他。但有一个问题，如果莫希斯·沃特伯格知道他老婆是贝弗利山庄的荡妇梅莎丽娜，他会怎么做？八卦专栏在报道贝拉的奸情时，都不指名道姓，但沃特伯格不可能看不出来，贝拉太恶名昭著了。

和往常一样，莫希斯·沃特伯格再次让大家惊讶了。他什么都没做，极少报复那些情妇，也从来都没谴责过自己的妻子。

他第一次进行报复，是有个年轻摇滚歌星吹嘘自己的战果，说贝拉·沃特伯格是“一个疯狂的老婊子”。那摇滚明星的本意是赞美，但对莫希斯·沃特伯格而言，那就跟他的副总裁穿着蓝牛仔裤和高领毛衣来上班一样，是对他的侮辱。摇滚歌星一张专辑赚的钱是他主演一部电影的十倍，但他被所谓的美国梦传染，在电影里演自己的自恋令他沉迷其中。在第一次看片会上，他组织了一群随从——跟他一样的艺术家和女朋友们——去沃特伯格的私人看片室，跟三元文化公司的顶级明星挤在一起。那是当年最大的派对之一。

那个摇滚明星一直等着，他等啊，等啊，等啊，电影一直播放下去，但屏幕上却完全没有他的影子。他的部分全部被剪下来扔到了剪辑室的地上。他当场就发了疯，必须得被人送回家去。

莫希斯·沃特伯格曾用一场精彩的政变庆祝他从制片人转型到公司总裁。多年来，他已经注意到公司的大人物都很愤怒在奥斯卡奖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演员、编剧、导演和制片人身上，他们的员工得到了他们创造出来的那些电影的所有荣誉，这让他们愤怒。

几年前，莫希斯·沃特伯格第一个支持要在奥斯卡颁奖礼上颁欧文·G·托尔伯格纪念奖。他很聪明，在计划中指出这一奖项不会每年都颁发，它必须发给多年来一直保持高质量的制片人。他又很聪明地加上一条——每个人只能得一次托尔伯格奖。因此，很多电影从来没有得过奥斯卡，但在电影业很有影响力的制片人，能够通过获得托尔伯格奖变得举世闻名。但即便这样，真正的电影公司大佬和真正赚钱、表演却不够优异的明星还是会被漏掉。沃特伯格于是支持加一个人道主义奖项，颁给在电影业实现了最高理想、将自己献身于整个行业甚至人类进步的人。终于，两年前，这个奖项颁给了莫希斯·沃特伯格，他当着一亿心怀崇敬的电视观众接受了这个奖项。颁奖的是位国际知名的日本导演，原因很简单，找不到任何一个美国导演能够面不改色地颁发这个奖。（反正杜兰在给我讲这个故事时是这么说的。）

在莫希斯·沃特伯格接受奖项当晚，两个剧作家因极度愤怒而心脏病发，一个女演员把电视机从贝弗利威尔希尔酒店四楼的套房里扔了出去，三个导演从电影学院辞职。但那个奖项成为莫希斯·沃特伯格最有价值的财物。一个编剧曾评论说，这就像是集中营的难民投票给希特勒，说他是他们最喜欢的政治家。

是沃特伯格完善了这一技巧：让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被贝弗利山庄一栋大宅的房贷套牢，逼着他努力工作拍差劲的电影。是莫希斯·沃特伯格的公司一直不断地在法庭上绝不退让地剥夺本该属于那些富有创造力的天才的钱。沃特伯格在华盛顿有靠山，政客有美丽的年轻女演员来取悦，还有秘密基金和全世界费用全包的昂贵假期。他知道如何利用律师和法律来完成经济谋杀、偷窃和拐骗。至少杜兰是这么说的，对我而言，他听上去就像任何一个美国商人。

除了他的狡诈，他在华盛顿的人脉是三元文化公司最重要的财富。

他的敌人散布了许多关于他的丑闻，但那些都不是真的，他的生活很禁欲。他们谣传说他非常小心地每月秘密飞去巴黎找童妓。他们散布谣言说他是个窥淫癖，当他妻子跟她的情人寻欢作乐时，他会透过她卧室的窥视孔看，但这些全都是假的。

他的智慧和人格毫无疑问，不像其他电影业的大人物，他回避公众的眼光，唯一的例外就是他对人道主义奖的追寻。

当杜兰开进三元文化公司时，他十分厌恶。所有楼房都是混凝土建筑，就像工业园，长岛相形之下只能算是给机器人的集中营。我们开过大门，保安没有给我们特殊停车位，我们只能使用计费停车区。它红白相间的木栅栏会自动升起来，得扔二十五美分硬币进去，才能通过出口的栅栏。

我以为这只是意外，是秘书的错误，但杜兰说这是莫希斯·沃特伯格给我这种天才下马威的一部分。他们永远不会这样对待导演和大明星，但希望编剧明白不该妄自尊大。我觉得杜兰有些过分猜疑，大笑着，但那也惹怒了我，只有那么一点点。

在主楼里，有个保安来检查我们的身份，然后打电话确保他们的确要见我们。一个秘书下楼来，带我们上电梯直达顶楼，顶楼真的挺吓人，有品位，但吓人。

把所有这些放到一边，我得承认我对杰夫·瓦艮的魅力和他的电影业底线印象深刻。我知道他是个骗子，但不知为何那看上去很自然，就像在一座热带岛屿上发现某种长相奇异却不能吃的水果一样。我们坐在桌前，我的经纪人和我，瓦艮告诉他的秘书说自己不接任何电话。这令人受宠若惊。但他显然并没有真正不接电话，在我们的会议期间，他至少接了三个。

在会议开始前，我们还要等沃特伯格半小时。杰夫·瓦艮讲了几个好笑的故事，包括那个俄勒冈姑娘是怎么划破他的卵蛋的故事。“如果她干得更好，”瓦艮说，“她本可以在过去这些年帮我省下很多金钱和麻烦的。”

瓦艮的电话响了，他带我和杜兰沿走廊来到一间完全可以当作电影场景的奢华会议室里。

长长的会议桌边坐着尤果·克利诺、胡里楠和莫希斯·沃特伯格，他们正轻松地聊着天。桌子那端是个中年男人，一头毛绒绒的白发。瓦艮介绍说他是电影的新导演，叫西门·贝尔福特。我听说过这个名字。二十年前，他拍了一部伟大的战争电影，在那之后，他跟三元文化签了一份长约，变成杰夫·瓦艮的王牌次品制造者。

跟他在一起的那个年轻人是弗兰克·里切蒂，他有一张五官分明而狡诈的脸，穿着是休闲-摇滚明星-加州嬉皮士混合风格，那效果在我看来非常不错，他完全符合简奈尔所描述的在贝弗利山庄四处晃荡的唐璜般的骗子兼皮条客的形象。她把他们称为污泥之城，但也许她这么说只是好让我高兴。我想象不出任何姑娘能抗拒像弗兰克·里切蒂这样的男人。他是西门·贝尔福特的电影执行制片人。

莫希斯·沃特伯格没有浪费时间废话，他的语调中充满力量，立即就让一切都岌岌可危。

“我不喜欢马洛玛尔留给我们的剧本，”他说，“那种方式完全错了，那不是三元文化的电影。马洛玛尔是个天才，他本来可以拍出这部电影的，但我们公司没有一个人有他的水平。”

弗兰克·里切蒂插了嘴，世故但魅力十足：“我可不确定，沃特伯格先生，你这儿就有些很好的导演呢。”他充满喜爱地冲西门·贝尔福特微笑。

沃特伯格非常冷酷地盯了他一眼。我们肯定不会再听到里切蒂说话了，贝尔福特则脸红了红，眼神躲了开去。

“这部电影，我们投了很多钱，”沃特伯格继续，“我们得保证这项投资，但不想批评家都跳起来攻击我们，说我们毁掉了马洛玛尔的心血。我们希望利用他的名声让这部电影得到好处。胡里楠会发一份新闻稿，我们这里的所有人都会签名，说这部电影将会完全按照马洛玛尔希望的样子去拍，这将会是马洛玛尔的电影，是对他的伟大和他对这个行业贡献的最后致敬。”

当胡里楠把新闻稿分发给大家时，沃特伯格停了一会。漂亮的信纸，我注意到，三元文化的红黑标志十分鲜明。

克利诺轻松地说：“莫希斯，老伙计，我想你最好提一句，梅林、西门将会跟我一起写新剧本。”

“好，已经提了，”沃特伯格说，“还有，尤果，容我提醒你，你绝对不能插手制作或导演。那是我们交易的一部分。”

“当然。”克利诺说。

杰夫·瓦艮微笑着靠进他椅子里。“新闻稿就是我们的官方立场，”他说，“但是，梅林，我得告诉你，马洛玛尔帮你写这个剧本时病得很凶。剧本糟糕透了，我们得重写。我有些想法，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现在我们用马洛玛尔来搪塞媒体，你没问题吧，杰克？”他问胡里楠，胡里楠点头。

克利诺非常诚恳地对我说：“我希望你能在这部电影上跟我合作，把它拍成马洛玛尔希望的伟大电影。”

“不，”我说，“我不能那么做。跟马洛玛尔一起写的剧本，我觉得它完全没问题，所以我不同意你们的任何修改或重写，我也绝不会签任何这那样的新闻稿。”

胡里楠流畅地插进来：“我们都清楚你的感受，在这部电影上，你和马洛玛尔非常亲近。我同意你刚刚说的，我觉得太了不起了。在好莱坞，这种忠诚非常罕见。但是记住，你在电影里也有分成，电影成功对你也有好处。如果你不是这部电影的朋友，要当这部电影的敌人，你就要自掏腰包。”

当他说这句话时，我非得大笑才行。“我是这部电影的朋友，所以才不想重写剧本。你们这些人才是电影的敌人。”

克利诺突兀又严厉地说：“妈的，让他走，我们不需要他。”

第一次，我正眼看克利诺，记起了奥萨诺对他的描述。像平时一样，克利诺穿着非常帅气，完美剪裁的西装，好看极了的衬衣，褐色鞋子，看上去很帅。我记起奥萨诺用意大利语里暴发户那个词来形容他。“一个暴发户，”他说，“是一个突然暴富出名的农民，希望成为贵族一员。他一切都做得很正确，学习礼仪，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穿着像个天使。但是他无论穿得多么好看，多么小心谨慎，花多少时间来清洁，他脚上总会沾着那么一小坨屎。”

看着克利诺，我想着这个定义是多么完美地适合他。

沃特伯格对瓦艮说：“搞定这件事。”然后离开了房间，他根本没兴趣跟某个不知名作家浪费时间，参加这个会议是他给克利诺面子。

瓦艮顺滑地说：“梅林对这个项目很关键，尤果。我很肯定，他考虑一番后会加入我们的。杜兰，我们要不过几天再见一次？”

“没问题，”杜兰说，“我会给你打电话。”

我们站起来，准备走。我把那份新闻稿递给克利诺：“你鞋子上沾了东西，用这个擦一擦。”

当我们离开三元文化公司时，杜兰告诉我不要担心，说他可以在一周之内就搞定一切。沃特伯格和瓦艮不会冒险让我成为这部电影的敌人，他们会妥协的，也不会忘记我的分成。

我告诉他我根本不在乎，把车开快点。我知道简奈尔在宾馆等我，在全世界我最想要的就是再见到她，触碰她的身体，亲吻她的嘴唇，和她一起躺着听她讲故事。

我很高兴能有借口留在洛杉矶一周，好跟她共度，我真的不在乎那部电影。马洛玛尔死了，我知道它只会是三元文化出品的又一部次品。

当杜兰把我载到贝弗利山庄酒店时，他把手搁到我手臂上说：“等一下，我想跟你谈点事儿。”

“好吧。”我不耐烦地说。

杜兰说：“很长时间以来，我都想告诉你，但觉得也许那跟我没关系。”

“上帝，”我说，“你要说什么？我很急。”

杜兰有些悲伤地微笑：“是啊，我知道，简奈尔正等着你，对吗？我想跟你说的就是简奈尔。”

“听着，”我对杜兰说，“我对她的一切都很清楚，我不在乎她以前做过什么，曾经是什么人。那对我而言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杜兰顿了一刻：“你知道那个姑娘爱丽丝吗，跟她一起住的？”

“是啊，”我说，“她是个很甜美的姑娘。”

“她是个拉拉。”杜兰说。

我奇怪地预感到了什么，就像我是卡里，正算着牌盒里的牌。“是，”我说，“那又怎样？”

“简奈尔也是。”杜兰说。

“你说她也是拉拉？”我问。

“准确的词是双性恋，”杜兰说，“她喜欢男人，也喜欢女人。”

我琢磨了片刻，然后冲他微笑着说：“没有人是完美的。”我下了车，回到套房，在那里，简奈尔正等着我，我们去吃晚餐前做了爱。但这一次，我没有要她讲任何故事。我没有提杜兰说的话。没有必要。我很早以前就明白过来并接受了这一点，这比她跟其他男人上床要好。

正文第三十四章

多年来，卡里·克洛斯完美地算清了牌盒中的牌，终于逮到了赌注极大的胜手。他真的成了香格里拉的2号人物，手上满是“好料”，并拥有对“铅笔”的全部权力。一只“金铅笔”。他可以免费提供一切，不仅是房间、食物和饮品——标准的那一套，还包括从世界各地飞来的机票、顶级应召女郎，以及让顾客的欠债一笔勾销的权力。他甚至可以给在香格里拉酒店表演的顶级艺人分发免费赌场筹码。

在这些年里，格罗内维特更像是父亲而非上司，他们的友谊变得更坚强。他们并肩迎接了数百场骗局，击退了那些想要抢掠香格里拉酒店神圣账户的人，那些来自外界和酒店内部的海盗——成千上万拖欠赌债的赌客、想要掏空老虎机的窃贼、赌场中介偷偷摸摸带来用假身份证的骗子、荷官放水、21点牌桌上算牌的男孩子和偷换骰子的人。卡里和格罗内维特联手击退了他们所有人。

这些年来，卡里靠自己为酒店吸引赌客的天资赢得了格罗内维特的尊重。他组织了一场由香格里拉酒店举办的世界西洋双陆棋巡回赛，用每个圣诞送对方一辆崭新的劳斯莱斯留住了一位每年在赌场花掉一百万美金的赌客。酒店把车算进了公关经费，还能减税。那位赌客很高兴能收到一辆六万美金的车，这辆车会花掉他十八万美金的税钱——他赌输的百分之二十。卡里最出色的策略用在了查尔斯·赫姆西身上。在那之后许多年，格罗内维特仍吹嘘着他这位门徒的狡诈计谋。

对卡里按照一毛钱兑一块钱的比例买赫姆西在赌城的所有赌债这件事上，格罗内维特有所保留。但他点头让卡里那么做了。

当然，赫姆西一年至少来赌城六次，总待在香格里拉酒店。有一次，他在骰子桌上手气奇好，赢了七万美金。他用那笔钱还了一些赌债，所以香格里拉已经收回了一些成本。在那之后，卡里展现了他的天才。

一次旅行时，查理·赫姆西提到他儿子将会娶一个在以色列的姑娘，卡里为自己的朋友高兴极了，坚持要香格里拉酒店为整场婚礼买单。卡里告诉赫姆西，香格里拉酒店的飞机（卡里的另一个点子，买下飞机就能抢走赌场中介的生意）会把参加婚礼的所有人都送到以色列去，并为他们在那边的酒店住宿买单。香格里拉会为婚宴、管弦乐团等一切开销买单。只有一个要求，既然婚礼的客人遍布美国各地，他们就都得来拉斯维加斯登飞机。不用担心，他们可以住在香格里拉酒店，免费的。

卡里预估酒店将会花掉二十万美金。他说服格罗内维特，说一定可以赚回来，即使赚不回来，查理·赫姆西和他的儿子也将变成赌场的终生赌客。最终证明，那是个伟大的“招待”计策，超过一百位婚礼客人来到拉斯维加斯，在前往参加在以色列举行的婚礼前，他们在酒店的换筹处留下了将近一百万美金。

今天，卡里准备给格罗内维特展示一个更伟大的赚钱计划，一个将会迫使格罗内维特和他的生意伙伴任命他为香格里拉酒店总经理的计划。总经理是所有公开职位中除了格罗内维特之外权力最大的一个。他正等着F先生。F先生前两次来赌城欠了不少赌债，没办法还。卡里知道原因，也有解决办法，但他得让F先生主动，如果由卡里提出这个解决办法，F先生只会躲开。关于这一点，黛西教过他。

F先生终于来了。早上弹着他的钢琴，早餐喝着他的日式汤。他对女人没兴趣，专心致志赌博，三天就输光了所有现金，又另外签了三十万美金的赌债账单。在离开前，他把卡里请到自己的房间里。F先生极为客气，还有一点紧张。他不想失了脸面，很担心卡里会以为他不想还赌债，所以非常小心翼翼地向卡里解释，虽然他在东京有足够的钱，一百万美金对他而言只是九牛一毛，但问题是如何把现金从日本弄出来，把日元换成美金。

“克洛斯先生，”他对卡里说，“如果您能来日本，我会在那里用日元还钱，之后，我肯定您能想出办法把钱弄回美国。”

卡里向F先生保证，酒店对他完全信任。“F先生，”他说，“真的不着急，您的信用很好，那一百万可以等到您下次来拉斯维加斯时再带过来，完全没问题。我们永远都会高兴您能光临。有您的陪伴是我们的荣幸。请不要过虑，让我竭诚为您服务就好。现在，如果您需要什么，请告诉我，我为您安排。您欠我们这些钱是我们的荣幸。”

F先生那张帅气的脸放松下来。他不是在对付一个野蛮人般的美国佬，而是一个几乎跟日本人一样礼貌的人。他说：“克洛斯先生，您为什么不去日本找我呢？我们会在日本度过一段美妙时光。我会带您去艺伎屋，您会享受到最美味的食品，最好的美酒和最美丽的女人。您将成为我的客人，对您给予我的慷慨好客，我能回报一二，而且，我也能把欠酒店的一百万美金给您。”

卡里清楚日本政府对偷运日元出境有很严厉的法律，F先生是在提议犯法。他等待着，点了点头，一直都保持着笑容。

F先生继续说下去。“我想要为您做点事情。我全心全意地相信您，所以才会把这些话说给您听。我的政府对日元的出口非常严苛，我很想把自己的钱弄出来。当你为香格里拉酒店提那一百万时，如果能再为我带一百万出来，存在你们的换筹处里，您就能得到五万块。”

卡里感受到算好牌的满足感，他真诚地说：“F先生，我会为了和您的友情这么做，但当然，我得先跟格罗内维特先生说。”

“当然，”F先生说，“我也会跟他谈的。”

那之后，卡里立即打电话去格罗内维特的套房，套房的接线生告诉他格罗内维特很忙，那天下午不接任何电话。他留言说情况紧急，他会在自己办公室里等。三小时后，电话响了起来，格罗内维特叫他下楼到套房里去。

格罗内维特在过去几年里变了很多。他非常突然地苍老下来，皮肤上的红润被抽干，留下一种游魂般的苍白，脸看起来像一只脆弱的鹰。卡里知道，格罗内维特现在极少找姑娘消磨一下午了。他越来越沉浸在自己的书中，把管理酒店的大部分工作交给了卡里。但每天傍晚，他仍会巡视赌场，查看所有的赌区，用鹰般的双眼查看荷官、赌场管理员和赌区经理。他仍有那种把赌场电流般的能量汲入他那副小小身躯的能力。

格罗内维特穿戴妥当，准备去巡视赌场。他拨弄着会让整个赌场充满纯氧的控制盘，现在还太早，他会在凌晨一两点时摁下按钮，那时的赌徒开始感到疲惫，想要上床睡觉，然后他就会像复活木偶一样，复活他们。他刚在去年把氧气控制开关装在了自己的套房里。

格罗内维特点了晚餐叫他们送到套房里来。卡里很紧张，为什么格罗内维特会让他等三个钟头？F先生跟他谈过了吗？他立刻就知道自己猜对了。他有些愤愤然：那两个人都那么强势，他还没有到达他们的地位，所以他们在商量时撇开了他。

卡里平稳地说：“我猜F先生跟你说了他的主意。我告诉过他，我得先跟你汇报。”

格罗内维特冲着他微笑。“卡里，我的孩子，你真神奇，堪称完美。我自己都不可能做得更好了。你让那日本人主动找你。我本来还在担心，看到那么多欠债累积，你也许会失去耐心。”

“那是黛西的功劳，”卡里说，“她把我变成了日本公民。”

格罗内维特微蹙了蹙眉。“女人都很危险，”他说，“像你我这样的男人经受不起太靠近她们。那就是我们的力量。女人能让你不明不白就被杀死，男人才更可靠些。”他叹了口气，“好吧，在那个领域我无须担心你，你挺注意的。”他又叹了口气，轻轻摇了摇头，回到公事上来。

“整件事唯一的麻烦在于，我们从来没有找到过一种安全把钱带出日本的方法。是的，我们在那儿有一大笔赌债要收，但要我花一分钱去收我都不愿意。我们有一系列的问题。一，如果日本政府抓到了你，你得坐好多年的牢；二，你一旦拿了钱，就会成为劫匪的目标，日本罪犯们的消息非常灵通，你一拿到钱，他们立即就会知道；三，两百万美金换成日元，得要一个非常大的箱子装。在日本，他们会用X光机查行李。你把它弄出来后，怎么把它换成美元呢？你怎么入境？然后，本国的劫匪怎么办？这间酒店里的人会知道我们派你去那里取钱，还有一些生意伙伴，我没法保证他们所有人都能保守秘密。另外，即使是纯粹的意外，你还是可能会丢掉那笔钱。卡里，这就是你所处的位置，如果你弄丢了钱，除非你被杀，否则我们永远都会怀疑是你干的。”

卡里说：“所有这些我都思考过了。我查过兑筹处，那里至少还有其他日本赌客的一两百万美元债务。所以我会带回来四百万美金。”

格罗内维特大笑：“一趟的话，这可是场糟糕的赌博，成功几率太小了。”

卡里说：“好吧，也许一趟，也许两趟，也许三趟。首先，我得研究怎样做，这事才有可能成功。”

格罗内维特说：“你将会在各方面都冒险。就我所知，你从中得不到任何东西。如果你办成，你赢不到任何东西，但如果你办不成，你会失去一切。如果你把自己置于这种境地，那我花这么多年教导你就全都白费了。所以，你为什么想这么做？毫无胜算啊。”

卡里说：“听着，我会自己一个人办，不用帮忙，如果事情搞砸了，我会担下所有罪状。但如果带回来四百万美金，我希望能被任命为酒店的总经理。你知道我是你的人，我永远不会跟你作对。”

格罗内维特叹了口气：“对你而言，这是场糟糕的赌博，我真不愿意看到你这么做。”

“那我可以这么做？”卡里说，试着不让语气泄露出自己的欢欣。他不想让格罗内维特知道自己有多么热切。

“是，”格罗内维特说，“但只拿F先生的两百万，别去想其他人欠我们的那些钱。万一出事，我们只损失两百万。”

卡里大笑，配合格罗内维特演戏。

“我们只会损失一百万，另一百万是F先生的，记得吗？”

格罗内维特十分严肃地说：“所有钱都是我们的，那钱一旦进了换筹处，F先生就会把它们全输掉，那就是这件事的妙处所在。”

第二天一大早，卡里用格罗内维特的劳斯莱斯把F先生送到机场。他有份贵重礼物要送给F先生——一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制造的古董存钱罐，罐子里塞满了金币。F先生高兴极了，但卡里能够在他的兴高采烈之下感觉到一丝狡猾的好笑。

最终，F先生说：“您何时来日本？”

“从现在算起两周至一个月内，”卡里说，“甚至连格罗内维特先生也不会知道确切的日期。您明白我为什么这么做。”

F先生点点头：“是的，您必须得非常谨慎。我会准备好钱的。”

卡里回到酒店，打了个电话给在纽约的梅林：“梅林，老伙计，要不要陪我去日本走一趟，所有开销全包，再加上艺伎？”

电话那头有段长长的停顿，然后梅林的声音说：“当然。”

正文第三十五章

去日本对我来说是个好主意。我下周得去洛杉矶写电影剧本，所以其实已经走了一大半路程。再加上我跟简奈尔争执太多，我想离开她一会儿。我知道她会把我去日本当成对她的冒犯。这正合我意。

瓦莱莉问我会在日本待多久，我说大概要一周，她不介意我去，她从来都不介意。实际上，我能离开她总是很高兴。我在家里太让她神经紧张。她花很多时间去拜访她父母和她家庭的其他成员，把孩子也一起带去。

当我在拉斯维加斯下飞机时，卡里开来的劳斯莱斯就在停机坪上等着我，所以我不用走去航站楼。这一点让我脑海中的警铃大作。

很早以前，卡里跟我解释过为什么他会在停机坪上接人。他这么做，是为了躲开FBI对所有进入赌城旅客的监控摄像。

在航站楼的中心等待区那里有一个巨大的时钟，在钟的背后一个特别定制的小格子里有一些移动摄像头，它们会录下从全世界蜂拥来拉斯维加斯的赌徒们。晚上，负责的FBI团队就会检查所有录像并跟他们的通缉名单比对。随遇而安的银行劫匪、跑路的挪用公款者、制造假钞的骗子、成功的绑架犯和敲诈勒索者都可能在还没来得及赌光弄来的黑钱，就满脸震惊地被逮捕了。

当我问卡里，他是怎么知道这一点时，他告诉我有个前FBI高级特工在酒店里当安全主管，就是这么简单。

现在我注意到，卡里这次是亲自驾驶这辆劳斯莱斯，连司机都没有。他开车绕过航站楼直接去了行李处，我们坐在车里等着我的行李出来。我们等待时，卡里简单地告诉了我情况。

首先，他警告我不要告诉格罗内维特我们会在第二天早上飞去日本，叫我假装是来享受一个赌博假期；然后，他告诉我我们的任务——他得从日本偷运出来价值两百万美金的日元——以及这么干的危险。他非常恳切地说：“听着，我不觉得有什么危险，但你也许不这么觉得。如果你不想去的话，我能够理解。”

他知道我根本没法拒绝他。我欠他一个人情，实际上，我欠他两个人情。一个是让我没坐牢，另一个是当麻烦过去之后，他把三万块还给了我。他把我的三万块以二十块面值的现钞还给了我，我再把那笔钱存进赌城的一家银行。我们的说法是那笔钱是我赌博赢来的，卡里和他的手下已经准备好要佐证这一说法。但没有那个必要，整场陆军预备役丑闻已经消失无踪了。

“我一直都想游览日本，”我说，“我不介意当你的保镖，我需要带枪吗？”

卡里满脸惊骇：“你想把我们俩害死吗？狗屎，如果他们想把钱从我们手上抢走，就让他们抢。我们的护身符是保密和行动迅速。我把一切都想好了。”

“那你为什么需要我？”我问，我有些好奇，还有点警惕。他的方法根本说不通。

卡里叹了口气。“飞到日本去的旅程太他妈长了，”卡里说，“我需要有个伴，我们可以在飞机上玩牌，在东京一起晃荡，好好玩一场。再说了，你块头很大，如果有些小打小闹偷了东西就跑的贼想对我们下手，你可以吓跑他们。”

“好吧。”我说，但听起来还是不对劲。

那一晚，我们跟格罗内维特一起吃了晚餐，他看上去并不太好，但讲述自己早期在赌城的故事时仍神采奕奕，讲他如何在联邦政府派一大群间谍和会计来内华达州之前靠不用交税的收入赚到一大笔财富。

“你得在暗地里发财。”格罗内维特说，这句话是他脑子里的主旋律，就像奥萨诺的脑子里永远疯狂地转着得诺贝尔奖的念头一样。“这个国家里的每个人想要发财都得在暗地里。那些成千上万的小商店都在揩油，大公司则干脆创造出一片法律上的荒原。”但所有这些都不如赌城充满机遇，格罗内维特弹了弹哈瓦那雪茄的边缘，心满意足地说，“就是这个才让赌城如此强盛，你在这里比在任何地方都更容易暗地里发财，这就是它的力量。”

卡里说：“梅林只待一晚。我琢磨着明早跟他一起去洛杉矶挑点儿古董，还可以去见见那些好莱坞的人，跟他们谈谈他们的赌债。”

格罗内维特长长地抽了一口哈瓦那雪茄。“好主意，”他说，“我的礼物快送完了。”他大笑起来，“你们知道我是从哪儿想到送礼物这个主意的吗？从一本1870年出版的关于赌博的书里，教育真是件伟大的事。”他叹了口气，站起身来，这是让我们离开的信号。他握了握我的手，然后礼节性地护送我们到他套房的门口。我们出门时，格罗内维特庄重地对卡里说：“祝你旅途好运。”

到了门廊外的绿色假草坪上，我和卡里站在沙漠的月光之下。我们能看到拉斯维加斯大街上数百万的霓虹灯，沙漠暗黑的山峦在远方。

“他知道我们要去。”我对卡里说。

“如果他知道了，就知道了，”卡里说，“早上八点，跟我碰头吃早餐，我们早点启程。”

第二天早上，我们从拉斯维加斯飞去了旧金山。卡里带着一个巨大的深褐色皮箱，箱子几个角都包着柔和而闪亮的黄铜，一条条黄铜框住箱子，锁板也很重。它看上去坚固得令人敬畏。“它不会爆开，”卡里说，“我们也能轻易在行李传送卡车上追踪它。”

我从没见过这样的行李箱，于是说了出来。

“只是个我在洛杉矶买到的古董。”卡里自得地说。

在只剩十五分钟时，我们跳上了一架日航747，卡里特意把时间算得非常精准。在长长的飞行中，我们玩着纸牌。当我们在东京降落时，我已经赢了他六千美金。卡里似乎并不介意，他拍着我的后背说：“我会在回来的飞机上赢回来的。”

我们在机场打了辆车去酒店。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看远东地区的这座绝妙之城，但它看上去只是更加破旧、空气更浑浊的纽约。它看上去似乎在比例上也更小，人们更矮，建筑更平，雾蒙蒙的城市天际线就像缩小版的纽约城那熟悉而压倒性的天际线。当我们走进城市的心脏时，我看到人们都戴着手术纱布面罩，那让他们看起来很怪诞。卡里告诉我，日本人在市中心会戴上遮阳的口罩，以防止严重污染的空气所引起的肺部感染。

我们经过一些木制的房子和店铺，它们就像是摄影棚里的场景，和它们交织在一起的是现代摩天大楼和办公楼。街上满是人，很多都穿着西式服装，其他的——主要是女性——则穿着某种类似和服的衣服。真是个令人困惑的时尚大杂烩。

酒店令人失望，它现代又美国化，巨大的大堂铺着巧克力色的毯子，还有非常多的黑色皮椅。穿着黑色美式西服的小个子日本男人坐在椅子里，紧紧攥着公文包。这完全可能是一家纽约的希尔顿酒店。

“这就是东方？”我问卡里。

卡里不耐烦地摇了摇头：“我们可以好好睡一晚，明天我会去做我的事。明晚我会向你展示真正的东京是什么样子。你会好好享受的，不用担心。”

我们同住一个很大的套间，两个卧室。我们打开了行李箱，我注意到卡里那黄铜包裹的箱子里放的东西极少。因为飞行，我们都很疲倦，虽然才东京时间六点，我们还是上了床。

第二天一早，我卧室的门被敲响，卡里说：“快点，是时候起床了。”窗外才刚刚破晓。

他在套房里吃早餐，那让我失望，开始觉得自己不会看到几眼日本了。我们吃了鸡蛋、培根、咖啡和橙汁，还有些英式松饼。唯一东方的是某种薄煎饼，很巨大，比我们的煎饼要厚上两倍，更像是巨大的厚片面包，颜色也是种非常有趣而古怪的黄色。我试了一口，尝起来像鱼。

我对卡里说：“这是什么鬼东西？”

他说：“这是煎饼，但是用鱼油煎的。”

“我算了。”我说，把盘子推到他那边去。

卡里津津有味地把它们吃光了。

“你只要习惯就行了。”他说。

在喝咖啡时，我问他：“计划是怎样的？”

“外面天气好极了，”卡里说，“我们一起散个步，我会把计划讲给你听的。”

我明白他不想在房间里谈。他担心这间房也许被窃听了。

我们离开了酒店，时间还很早，太阳才刚刚升起。我们转到一条小街上。突然之间，我就到了东方。目力所及之处全都是摇摇欲坠的小房子和小楼，人行道边一堆堆巨大的绿色垃圾堆得那么高，形成了一堵墙。

有不少人在街上。一个骑着自行车的男人超过了我们，他的黑色和服在身后飘扬。两个瘦长结实的男人突然出现在我们前面，穿着卡其工装裤和卡其衬衫，白色纱布口罩遮住了他们的脸。我惊得一跳，卡里大笑着，那两个男人转进了另一条小巷。

“上帝，”我说，“那些口罩真吓人。”

“你会慢慢习惯的，”卡里说，“现在，认真听着，我想让你知道即将发生的一切，这样你就不会犯任何错误了。”

我们沿着灰绿色的垃圾墙走着，卡里跟我解释他将要偷运出去价值两百万美元的日元，而日本政府对本国钞票的出境政策极为严厉。

“如果我被抓了，就会蹲监狱，”卡里说，“除非F先生帮忙，又或者F先生跟我一起蹲监狱。”

“那我呢？”我说，“如果你被抓了，我不是也会被抓？”

“你是个知名作家，”卡里说，“日本人对文学推崇备至，你只会被赶出日本，嘴巴闭得紧紧的就行了。”

“所以，我只是来这儿享受一段好时光的。”我说。我知道他完全是在胡扯，想让他知道我很清楚这一点。

然后我想到了另一件事。“我们他妈的要怎样才能通过美国海关呢？”

“我们不用，”卡里说，“我们去香港，把钱脱手，那里是个自由港，在那里，只有拿香港护照的人才需要通关。”

“上帝，”我说，“你现在才告诉我我们要去香港，我们在那之后又该死的要去哪里，西藏吗？”

“认真点，”卡里说，“别惊慌，我一年前带了一点钱这样走过一次，就为了试一试。”

“给我弄把枪，”我说，“我有老婆和三个孩子，你这狗娘养的，给我一个反击的机会。”但我在大笑，卡里把我套住了。

卡里不知道我是在开玩笑。“你不能带枪，”他说，“每家日本航空公司都会有电子安全检查，查你本人和随身行李。大多数还会用X光机查你托运的行李。”他顿了一顿，然后说，“唯一不用X光机检查行李的就是国泰航空，所以如果我出了什么事，你知道该怎么办。”

“我都能想象我独自一人带着两百万美金在香港，”我说，“我他妈的脖子上会被砍几万刀。”我说。

“别担心，”卡里流利地答，“不会出事的，我们会尽情享受的。”

我在大笑，但很担心。“如果真出了什么事，”我说，“我在香港该怎么办？”

卡里说：“去双叶银行找他们的副总裁。他会拿走钱，把它换成港币，然后给你一张收据，收你两万块的手续费，然后他会再把港币换成美金，再收五万块。美元会被送去瑞士，而你会拿到一张收据。一周后，香格里拉酒店就会从那家瑞士银行收到一张两百万美元减去香港银行手续费的汇票。看，多么简单？”

在我们走回酒店的路上，我把这琢磨了一番。最终，我回到了最初的问题：“你该死的到底为什么需要我？”

“别再问其他问题了，按我说的做，”卡里说，“你欠我个人情，对吗？”

“对。”我说，再也没问别的问题。

我们回到酒店后，卡里打了几个电话，用日语交谈的，然后告诉我他要出去。

“我应该在下午五点左右回来，”他说，“但我也许会迟一点。就在这间房里等我。如果我今晚没有回来，你明天一大早就跳上飞机回家，好吗？”

“好。”我说。

我试着在卧室里看书，却想象着客厅里有声响，于是就去了客厅。我在套房里吃了午餐，吃完后我打电话回美国。几分钟就接通了，那让我很惊讶，我以为至少要花半个钟头。

瓦莱莉立即接了电话，我能从她的声调中听出她很高兴我打了电话。

“神秘的东方怎么样？”她问，“你玩得开心吗？去了艺伎屋没有？”

“还没，”我说，“目前我唯一看到的只有东京一大早的垃圾。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等卡里，他出去办事了。至少我玩牌赢了他六千块。”

“好呀，”瓦莱莉说，“你可以帮我和孩子们买几套漂亮的和服。哦，另外，昨天有人打电话找你，说是你在拉斯维加斯的朋友。他说他以为你会在赌城，我告诉他你在东京。”

我的心脏停跳了片刻，然后随意地说：“他说他叫什么了吗？”

“没有，”瓦莱莉说，“别忘了我们的礼物。”

“我不会忘的。”我说。

突然，我不那么肯定卡里能回来了。下午剩下的时间，我都花在了担心上。我打电话给航空公司定了第二天一大早飞回美国的机票。我检查了卡里的卧室，那个黄铜包着的大箱子不见了。

夜幕降临时，卡里回到了套房。他搓着双手，兴奋又快活。“一切都安排好了，”他说，“没什么需要担心的，今晚我们好好玩，明天解决掉一切问题，后天我们就在香港了。”

“我跟我妻子打了电话，”我说，“我们愉快地聊了聊天，她告诉我，有人从拉斯维加斯打电话过去，问我在哪里，她告诉他我在东京。”

这让他冷静下来，他琢磨着这件事，然后耸了耸肩。

“听上去像是格罗内维特，”卡里说，“想证实他的直觉是对的。他是唯一有你电话号码的人。”

“在这件事上，你相信格罗内维特吗？”我问卡里，立刻，我就知道我越了界。

“你他妈什么意思？”卡里说，“这么多年来，那男人一直就像是我的父亲，他塑造了我。该死，我信任他超过任何人，甚至是你。”

“好的，”我说，“那你为什么不让他知道我们要起程了？你为什么要告诉他关于去洛杉矶买古董的狗屎说辞？”

“因为他就是这么教我的，”卡里说，“绝对不要告诉任何人他不必知道的事情，他会因这个为我骄傲，即使他查出来了也一样，我的做法是正确的。”然后他放松了些，“赶紧，”他说，“穿好衣服，今晚我会向你展示你人生中最好的时光。”不知为何，这让我想起了伊莱·赫姆西。

就像所有曾经看过关于东方的电影的人，我曾幻想过在一间艺伎屋里度过一晚，美丽又有天赋的女人全心全意地服务于我的快感。当卡里告诉我，我们会享受艺伎提供的娱乐时，我指望会被带去我在电影里看过的那些七拐八弯、装饰得喜气洋洋的房子。所以，当车在东京一条主街上有遮阳篷的餐馆前停下来时，我很惊讶。那看上去像曼哈顿区的任何一家中餐馆。一个侍应领着我们穿过了拥挤的餐馆，到了一扇通往一个私人包间的门前。

房间里满是奢华的日式家具，天花板上吊着彩色的灯笼，一张长长的宴会桌，只比地板高一英尺，上面摆着颜色艳丽的碟子、小小的酒杯和象牙筷子。有四个日本男人，他们都穿着和服，其中一个是F先生。他和卡里握了握手，其他人则对我们鞠躬，卡里把我介绍给了所有人。我曾经看过F先生在拉斯维加斯赌博，但从未跟他结识过。

七个艺伎姑娘迈着小碎步跑进房间。她们都穿着充满浮华织锦、颜色艳丽、花团锦簇的美丽和服，脸上涂着厚厚的白粉，坐在桌边的坐垫上。一个姑娘陪一个男人。

学着卡里的做法，我也坐在宴会桌边的一个坐垫上。女服务员端进来盛满了鱼和蔬菜的巨大盘子，每个艺伎姑娘都喂着分配给她的男人。她们用象牙筷子挑起一小块鱼，或几根绿色蔬菜，喂给自己的那个男人，用无数像毛巾一样的小小餐巾帮我们擦嘴擦脸，餐巾都湿润又芬芳。

我的那个艺伎离我非常近，她的身体靠在我的身体上，带着讨人喜欢的微笑，哄着我吃喝。她不断往我杯子里倒某种酒，著名的清酒，我猜。那酒味道好极了，但食物中鱼太多了，直到他们送进来一盘盘牛肉，都切成小小的方块，蘸着某种美味的酱。

近距离地观察这位讨人喜欢的艺伎，我知道她至少有四十岁，虽然她的身体紧贴着我的，我却感觉不到任何东西，除了她和服上的许多织花。她就像具埃及木乃伊一样，被紧紧裹了起来。

晚餐后，姑娘们轮流娱乐我们。一个姑娘演奏了一种像长笛的乐器，我那时已经喝了太多酒，不熟悉的音乐听上去像是风笛。另一个姑娘则念了一首诗歌。男人们都鼓掌。然后我的艺伎站了起来，我为她加油，她翻了几个令人震撼的跟斗。

其实，她把我吓死了，因为她翻跟斗直接越过了我的头。然后她同样翻跟斗越过了F先生的头，但他在空中抓住了她，试图要亲吻她，或是类似的动作。我喝得太醉看不真切。她避开了他，轻敲他的脸颊表示责备，两人都欢快地大笑起来。

然后，艺伎姑娘组织男人们一起玩游戏。我震惊地看到那个游戏是一只棍子上的橘子，我们双手背在背后，去咬橘子。当我们这么做时，一个艺伎会在棍子的另一边也这么做。当橘子在男人和女人之间跳动时，两张脸就会爱抚地擦过对方，那让艺伎们咯咯直笑。

卡里在我身后低声说：“上帝，下次我们干脆玩转瓶子得了。”但他却对着F先生绽开大大的笑容，F先生似乎玩得极开心，用日语大声喊那些姑娘，还试着抓她们。还有其他游戏，包含了棍子、球和一些杂耍。我醉得太厉害，玩得和F先生一样开心。在某一个时刻，我摔倒在一堆坐垫上，我的艺伎把我的头捧到她大腿上搁着，用一片热乎乎的香味餐巾擦拭着我的脸。

接下来我所记得的，就是跟卡里一起坐在有司机的车里，穿行在黑暗的街道之中，然后，车停在了郊外一座大宅门前。卡里领着我到大门，门便魔法般地打开了，我们真的进了一幢东方的房子，房间里空荡荡的，只有一些睡觉用的床垫，墙都是薄木做成的滑门。

我摔倒在其中一个垫子上，只想睡觉。卡里在我身侧跪下来。“我们今晚待在这里，”他悄声说，“明天一早，我会叫醒你。待在这儿，好好睡一觉，会有人照顾你的。”在他身后，我能看到F先生微笑的脸，他已经完全酒醒了，那令我脑中的警铃大作。我挣扎着从床垫上爬起来，但卡里把我往下推，然后我听到F先生的声音说：“你朋友需要有人陪。”我沉沉地躺在床垫上，实在太疲惫了，根本什么都不在乎。我沉入了梦乡。

我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但滑门打开的轻嘶声把我吵醒了。在阴影重重的暗淡光线中，我看到两个穿着亮蓝黄相间和服的年轻日本姑娘穿过打开的墙。她们拿进来一个小红木浴缸，里面装满冒着热气的水。她们脱下我的衣服，用她们的手指摩挲着我的身体，按摩着每一块肌肉，把我从头到脚地洗起来。当她们这么做时，我勃起了，她们咯咯直笑，其中一个还轻轻拍了拍它。然后她们端起红木浴缸消失了。

我足够清醒，开始想卡里该死的到哪儿去了，但没清醒到能爬起身去找他。这样也好。滑门再次打开，这次只有一个姑娘，一个新的姑娘，单是看着她，我就能猜出她的功能会是什么。

她穿着一件垂坠感十足的长长的绿色和服，藏住了她的身体。她的脸很美丽，妆容强调了她的性感。她厚厚的黑色头发盘在头顶，一把似乎由珍贵宝石镶嵌的精美梳子别在头顶。她走向我，在她跪下来之前，我能看到她的双足都赤裸着，小小的，形状美极了，脚趾上涂了深红的甲油。

灯光似乎更暗了，突然间，她就变成了赤裸的。她的身体是一种纯粹的牛奶般的白，胸脯小而圆挺，乳头是惊人的浅粉色，就像它们是被染红的。她弯下腰，把梳子从发间摘下来，摇晃着头。长长的黑色长发无穷无尽地悬于我身体上，覆盖住它。然后，她开始亲吻着我的身体，她的头认真地轻轻摇摆着，丝般的厚厚黑色长发甩过我的大腿。我躺了回去。她的嘴温润，舌却带着些粗暴。当我试着移动时，她把我压回去。当她做完后，她躺到我身边，把我的头搁在她胸脯上。夜里某一刻，我醒了过来，跟她做了爱。她的双腿紧紧缠住我的，猛烈地移动着，好像这是一场我们俩性器间的战争。那是一场激烈的性爱，高潮时，她发出一声细细的尖叫，我们摔到了床垫外，然后相拥入眠。

门滑开的声音再次吵醒了我。房间里充满晨曦的光线，那姑娘已经走了，透过洞开的墙壁，在相连的房间里，我看到卡里坐在黄铜包裹的巨大箱子上。虽然他离得很远，我还是能看到他微笑着。

“好了，梅林，快点起来吧，”他说，“我们今天早晨飞去香港。”

那个箱子那么沉，得由我来把它拖到车边，卡里拖不动它。没有司机，卡里负责开车。我们到机场后，他把车停在航站楼外。我拖着箱子走进去，卡里在前面开路，把我领到行李托运柜台。我仍有些昏昏沉沉的，那巨大的箱子又不断地撞着我的小腿胫骨。托运时，章子盖到了我的机票上，我琢磨着这也没什么区别，所以卡里没注意这一点，我也没说什么。

我们穿过门，走上停机坪，朝飞机走去，但我们并没有登机，卡里等待着，直到一个装得满满的行李卡车从航站楼绕过来，我们能看到黄铜包裹的巨大箱子正在最上面，在我们的注视下，工人们把它装进飞机机腹。我们上了飞机。

飞去香港要花超过四个小时，卡里很紧张，我玩纸牌又赢了他四千块。当我们玩牌时，我问了他一些问题。

“你跟我说的是明天离开。”我说。

“是啊，我也以为是那样，”卡里说，“但F先生准备好钱比我预计的早一些。”

我知道他纯属胡说。

“我爱死了那个艺伎派对。”

卡里咕哝着，假装研究自己手上的牌，但我知道他的心思不在牌局上。

“该死的高中生阴道撩拨队，”他说，“那些艺伎的鬼玩意都是狗屎，我宁愿选拉斯维加斯。”

“我可不确定，”我说，“我觉得那挺有趣的，但我得承认，我之后得到的那点小甜头更好。”

卡里完全忘记了他的牌。“什么甜头？”他问。

我跟他说了大宅里的姑娘。卡里咧嘴笑开了。“那是F先生安排的，你这走运的狗娘养的，而我却整夜都在外面奔波，”他顿了一顿，“所以你的防线终于崩溃了。我敢打赌这是你第一次背叛在洛杉矶的那个妞。”

“是啊，”我说，“管它的呢，三千英里之外，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算。”

当我们在香港着陆时，卡里说：“你去行李认领区等箱子，我守在飞机旁，等着他们把行李搬下来，然后我会跟着行李车，这样，任何鬼鬼祟祟的小偷就都偷不到它了。”

我迅速地穿过航站楼，走到行李传送带那边。航站楼非常拥挤，人们的脸跟在日本的不太一样，但大部分仍是东方面孔。行李传送带开始运转起来，我专注地盯着，等待黄铜包裹的箱子从斜槽里滑下来。十分钟后，我开始疑惑卡里为什么还没出现。我四处看了一圈，谢天谢地，这里没人戴纱布口罩。那些东西让我很受惊吓，我并没有看到任何危险分子。

然后，那个黄铜箱子从斜槽里掉了下来，当它转到我身边时，我抓住了它。它仍然沉甸甸的，我检查了一下，确保它没有被刀划开。这么做时，我注意到把手上贴着一个小方块名牌，上面写着“约翰·梅林”，然后，名字下面是我的家庭地址和护照号码。我终于明白了卡里为何要叫我来日本。如果真有人会被抓进监狱，那个人将会是我。

我坐在箱子上，大概三分钟后，卡里出现了。看到我时，他心满意足地笑了起来。“太好了，”他说，“我找了辆出租车，正在等着，我们去银行吧。”这一次，他提起了箱子，毫无困难地把它一直拎出了航站楼。

出租车在挤满了人的小巷子里绕来绕去。我什么都没说，我欠卡里一个巨大的人情，现在，我还了他的情。我因为他欺骗了我，并让我暴露在如此的危险之下而觉得受伤，但格罗内维特会为他骄傲。因为同样的传统，我决定不告诉卡里自己已经明白过来的事情。他肯定已经预料到了这一点，也已经准备好了说辞。

出租车停在主街上一幢摇摇欲坠的建筑前，窗上印着金色的字——双叶国际银行。在门的两侧，是两个扛着机关枪的穿着制服男人。

“危险的城市，香港。”卡里说着，冲保安点点头。他自己把箱子提进了银行。

进门之后，卡里沿着走廊走进去，敲响了其中一扇门，我们走了进去。一个亚欧混血的络腮胡小个子冲卡里笑着，跟他握手。卡里向我介绍他，他的名字是个奇怪的音节组合。那亚欧混血领着我们沿着走廊继续往里走，一直到了一间巨大的房间，里面有张长长的会议桌。卡里把箱子扔到桌子上，开了锁。我得承认，眼前的景象令人大开眼界，箱子里塞满了崭新的日元现钞，灰蓝色的纸上印着黑色文字。

那亚欧混血拿起一部电话，喊出一些指令，我猜是中文。几分钟后，房间里就站满了银行职员，一共十五个，都穿着那种闪亮的黑色西服。他们立即开始对付箱子里的钱，一共花了他们超过三个小时，才数完并整理好所有的钱，然后再数再核对一遍。那个欧亚混血把我们带回他的办公室，拿出一沓文件，签了名，盖上公章，然后把它递给卡里。卡里把文件看了一遍，放进自己口袋里。这一包文件就是那个“小”收据。

最终，我们站在了银行外面阳光照耀的街道，卡里无比地兴奋激动。“我们做成了这事，”他说，“我们可以回家了。”

我摇摇头。“你怎么能冒这样的险？”我说，“这样处理这么多的钱实在是太疯狂了。”

卡里冲着我微笑：“你该死的以为在赌城的赌场里做的都是什么生意？全都是冒险，我得到的就是一份冒险的工作。在这件事上，我知道做成的几率很大。”

当我们坐进一辆出租车后，卡里指挥司机把我们送去机场。“上帝，”我说，“我们穿越了半个地球，而我甚至连在香港吃一顿饭都没机会？”

“我们就别冒险了，”卡里说，“说不定有人会认为钱还在我们手上，我们赶紧回家吧。”

在飞回美国的长途旅程中，卡里运气非常好，赢回了他欠我的那一万块中的七千块。如果不是我决定不玩了，他很可能会把所有钱都赢回去。

“得了吧，”他说，“给我个机会回本啊，公平一点。”

我直视着他的双眼。“不，”我说，“我想在这一次旅程里赢你一回。”

那让他有些意外，于是任由我在回洛杉矶剩下的旅程里睡觉。当他等着飞回拉斯维加斯时，我陪着他。我睡觉时他肯定把事情全部琢磨了一遍，然后明白我看到了箱子上的名牌。

“听着，”他说，“你得相信我。如果你在这次旅途中遇上任何麻烦，我和格罗内维特、F先生都会把你弄出来，我很感激你所做的，如果没有你，我绝对不可能完成这趟旅程，我没有那个胆子。”

我大笑。“你玩纸牌欠我三千块，”我说，“就把那钱放到香格里拉的兑筹处，我会用它来当百家乐的赌注。”

“当然，”卡里说，“听着，你真的只能在这种情况下背叛你的姑娘才觉得安全么，要跟她们相隔三千英里？整个世界也没那么大，你出轨的机会少得可怜。”

我们大笑起来，在他登机前握了握手，他仍然是我的兄弟，老伙计“算牌”卡里，我只是不可能完全信任他。我一直都清楚他是什么人，并接受了他的友情，我怎么能够在他做真实的自己时生气呢？

我穿过西部航空公司的洛杉矶航站楼，停在电话亭边。我得打电话给简奈尔，告诉她我来了洛杉矶。我不知是否应该告诉她我去了日本，但我决定不告诉她。我会按照格罗内维特的方式行事。然后我才记起另一件事，我没有从东方给瓦莱莉和孩子们带任何礼物。

正文第三十六章

从某种角度来讲，为某个不再为你疯狂的人而疯狂是件有趣的事，你变得盲目，或者说是选择这么做。过了将近一年，我才听到了简奈尔藏一手牌时那几不可闻的声响，然而，我却早已收到过足够的警告和暗示了。

在我回洛杉矶的某一次旅行中，我的飞机提前了半小时到达。简奈尔总是会去接我，但她并不在那儿，我便穿过航站楼在楼外等待。在我心底深处，很深的地方，我想着会抓到她干什么。我并不知道是什么，也许在等飞机时钓个男人喝一杯，也许开车送另一个男朋友赶飞机离开洛杉矶，或者是其他什么。我可不是那种满怀信任的情人。

我的确抓到了她，但不是我所以为的原因。我看到她从停车场走出来，穿过宽阔的双排车道来到航站楼，她走得非常缓慢，非常不情愿。她穿着一条灰色长裙和一件白色衬衫，金发都别在脑袋上。在那一刻，我几乎对她产生了一种怜悯。她看上去是那么不情愿，就像是个被父母逼着去参加自己不乐意参加的派对的孩子。而在这片大陆的另一边，我则提前了一个小时去等飞机。我急匆匆地穿过航站楼，想要见到她。我想死了要见她，而她，显然，并没有想死了要见我。当我这么想着的时候，她抬起了头，看到了我，她的面庞忽然变得容光焕发，接着她拥抱我亲吻我，我便忘记了刚刚看到的。

有一段时间我待在洛杉矶，她那时在排练一个还有几个月就会开演的戏剧。既然我在电影公司工作，这也挺好的。我们晚上见面，她会打电话告诉我她何时结束排练。当我问她要一个电话号码，好让我能给她打电话时，她告诉我剧院里没有电话。

然后某个傍晚，当她被排练拖晚了的时候，我去剧院接她。我们正要离开时，一个姑娘从后台办公室里出来对她说：“简奈尔，艾瓦茨先生打电话来找你。”她领着她去了电话那边。

当简奈尔从办公室里出来时，她的双颊因为快活而染着红晕，但她看了我一眼，说：“这是他第一次打电话来，我根本就不知道他们能通过剧院的电话找到我。”

我听到了她藏一手牌的声音。我仍然爱死了她眼中和唇间流转的神情，爱极了她的眸子，它们可以展现出如此受伤的表情，却还能十分快乐。我觉得她的嘴唇是全世界最美丽的。见鬼，我真的其实还是个孩子，因为她的陪伴，她的身体，因为只凝视着她的脸庞就快活无比，我知道她在欺骗我也没关系。她痛恨撒谎，所以撒谎非常糟。在某种程度上，她就是在告诉你，她在撒谎，连这一点也是骗局。

但这没关系，一点都没关系。当然，我很痛苦，但那仍然是笔好交易，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享受得越来越少，而她令我感到的痛苦却越来越多。

我很确定她和爱丽丝是情人。有个周末，爱丽丝出城去干一单电影制作的活儿，我去了简奈尔和爱丽丝的公寓过夜。爱丽丝给简奈尔打了长途电话，跟她聊天，简奈尔很不耐烦，几乎是生气。半小时后，当我们做爱时，电话又响了，简奈尔伸过手去，把电话从底座上拿起来，把听筒扔到了床底下。

我特别喜欢她的一点就是，她痛恨在做爱时被打扰。在我们准备上床时，她不会让我接电话，甚至连服务生送食物或酒进来，她都不让我应门。

一个周日上午，我从酒店里打电话去简奈尔公寓找她。我知道她通常会睡到很晚，所以一直等到十一点才打电话。那边是忙音，我等了半小时，又打过去，那边还是忙音。之后我每隔十分钟打一次，一直打了一个钟头，那边却总是忙音。突然，我的脑海中闪现出简奈尔和爱丽丝在床上，电话被扯下来的画面。当我最终打通电话时，接电话的是爱丽丝，她的语气温和又快活。我很确定她们俩是情人。

又有一天，我们本来计划要去圣芭芭拉，她却接到一个紧急电话，要去一个制片人的办公室试镜某个角色，她说那只会花上一个半小时，所以我就跟她一起去了制片厂。制片人是她的一个老朋友，当他走进办公室时，他做出了一个温柔又充满爱意的动作——用手指摩挲着她的脸，而她冲他微笑着。我立即就看出了这动作的意思，那是前任情人、现任挚友的一种温柔。

在去圣芭芭拉的路上，我问简奈尔她是否跟那个制作人上过床，她转身朝着我说“是的。”我再也没问她别的问题了。

有一晚，我们约好一起晚餐，我去了她的公寓，她正在穿衣打扮，爱丽丝帮我开了门。我一直都很喜欢她，在某种程度上，我并不介意她是简奈尔的情人，但我仍然不敢完全肯定。爱丽丝总是会亲我的嘴唇，一个非常甜蜜的吻，她看上去很喜欢有我的陪伴。我们相处得不错。但你能感觉到她身上缺乏女性气质，她非常瘦弱，穿着紧身衬衫，显出她拥有惊人的圆润胸脯，衬衣非常正式。她递了一杯酒给我，放了一张伊迪丝·皮亚芙的唱片。我们等待着，直到简奈尔从卫生间里出来。

简奈尔吻了吻我，说：“梅林，我很抱歉，我试过打电话去你酒店。今晚我得排练，导演会过来接我。”

我无比震惊。再一次，我听到了她藏一手牌的声音。她充满感染力地冲我微笑，嘴唇带着种轻颤，让我觉得她在撒谎。她的双眸专注地在我的脸上寻找着，她想要我相信她，却看出来我并不相信。

她说：“他会过来接我，我尽量争取在十一点前排完。”

“那也好。”我说，越过她的肩膀，我能看到爱丽丝低头看着自己的酒杯，没有看我们，故意不听我们的对话。

所以我就在那里等着。当然，导演来了。他是个年轻男人，但已经全秃了。他公事公办又高效，没时间喝一杯。他耐心地对简奈尔说：“我们会在我家里排练，我希望你能在明天的上妆排练中做到完美。艾瓦茨和我改了一些台词和其他的东西。”

他转身面对我。“我很抱歉破坏了您的夜晚，但这就是娱乐业。”他重复着这一陈词滥调。

他看上去是个不错的男人，我冲着他和简奈尔露出个冷淡的笑。“没事，”我说，“你们需要多久都没关系。”

我说完这句之后，简奈尔有些惊惶，她对导演说：“你觉得我们十点前能弄完吗？”

导演说：“如果我们非常认真工作，也许。”

简奈尔说：“你何不在这儿跟爱丽丝一起等，我十点前会回来，我们还是能一起晚餐？这样可以吗？”

我说：“当然。”

所以，他们离开后，我跟爱丽丝一起等着。我们聊天。她说她重新装饰了整间公寓，然后拉着我的手带我参观每间房间。非常可爱，厨房里装上了特殊的百叶窗，橱柜上装饰着某种镶嵌花纹，铜罐和锅挂在天花板上。

“很可爱，”我说，“我没法想象简奈尔会做这一切。”

爱丽丝大笑着。“不，”她说，“家务由我来做。”

她带我参观了三间卧室，其中一间显然是个孩子的卧室。

“那是给简奈尔的儿子过来玩时住的。”

然后，她把我领到了主卧，里面有一张巨大的床，她把卧室改头换面了，里面充满十足的女性气息，满是靠着墙的洋娃娃，沙发上的巨大枕头，床脚还有个电视机。

然后我说：“这是谁的卧室？”

爱丽丝说：“我的。”

我们去了第三间卧室，那里一片狼藉，显然是被当成公寓里的一间小储藏室来用。各种奇奇怪怪的家具堆满了房间，床很小，上面有张毯子。

“这是谁的卧室？”我嘲讽着说。

“简奈尔的。”爱丽丝说，说这句话时，她松开了我的手，脸别了开去。

我知道她在撒谎。她和简奈尔一起睡在那间大卧室里。我们走回客厅等待。

十点半时，电话响了，是简奈尔。“哦，天哪！”她说，她的语调就像自己得了绝症一样充满戏剧性，“我们还没弄完，还得再花一个钟头才能结束，你要继续等吗？”

我大笑。“当然了，”我说，“我会等的。”

“我会再给你打电话的，”简奈尔说，“我们搞完就立刻打电话给你。好吗？”

“当然。”我说。

我和爱丽丝一直等到十二点。她想给我做点东西吃，但我并不饿。到这个时候，我已经开始享受起来。没什么事情比当成个彻头彻尾的傻瓜更好玩了。

午夜时，电话再次响起，我知道她会说什么，她也是那么说的。他们还没弄完，不知道何时才能弄完。

我的态度非常欢快。我知道她很累，我那晚肯定见不到她了。我第二天会从家里给她打电话。

“亲爱的，你太好了，你真是太好了，我真的非常抱歉，”简奈尔说，“明天下午打电话给我吧。”

我跟爱丽丝道了晚安，她在门口亲吻了我，那是个姐姐般的吻，然后她说：“你明天会给简奈尔打电话的，对吗？”

我说：“当然，我会从家里给她打电话的。”

第二天，我赶早班机飞回了纽约。在肯尼迪机场的航站楼里，我打电话给简奈尔。她听到我的声音非常高兴：“我正担心你不会打电话来呢。”

我说：“我保证过我会打电话的。”

她说：“我们昨晚一直工作到凌晨三点，上妆排练今晚九点开始，如果你想见我的话，我可以去酒店见你一两小时。”

我说：“我当然想见你了，但我在纽约，我告诉过你，我会从家里给你打电话。”

电话那头是很长的一段沉默。

“我明白了。”她说。

“好的，”我说，“我再来洛杉矶时会给你打电话的，好吗？”

电话那头又是一段长长的沉默，然后她说：“你对我一直都非常好，但我不会让你再伤害我了。”

她挂了电话。

但我下一次去加州时，我们又和好了，一切又重新开始。她想完完全全对我坦诚，再不要有更多误会。她发誓自己绝对没有跟艾瓦茨和那个导演上床，她一直都对我完全坦诚，她再也不会骗我。为了证明这一点，她告诉了我爱丽丝和她的事情。那是个有趣的故事，但它没法证明任何事情，至少对我而言没有。不过，确切地知道真相还是挺好的。

正文第三十七章

简奈尔与爱丽丝·德桑蒂斯同住了两个月后，她才意识到爱丽丝爱上了她。之所以花了那么长时间，是因为白天她们都非常勤奋地工作。简奈尔永远都忙忙碌碌地赶着经纪人安排的试镜，爱丽丝则在一部高成本电影里加班加点做服装设计。

她们各自有独立的房间，但晚上爱丽丝会去简奈尔的房间，坐在她床上跟她聊八卦。爱丽丝会准备好一点吃的和一杯热巧克力帮助她们睡眠。通常她们会聊各自的工作，简奈尔讲着当天她接受到的那些隐晦或不隐晦的挑逗，两人都会大笑。爱丽丝从来都没有指出简奈尔在利用自己那种南方美人的吸引力鼓励着这些挑逗。

爱丽丝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高挑女人，一本正经，对外界十分强硬。但她对简奈尔却非常随和温柔，会在回各自卧室睡觉前姐妹般地亲吻简奈尔一下。简奈尔崇拜她的聪慧和她在服装设计领域的干练。

爱丽丝完成自己那部电影的工作时，简奈尔的儿子理查德正好要来这里跟简奈尔一起共度暑假。通常，当简奈尔的儿子来的时候，她会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带他在洛杉矶四处转上，看演出、去滑冰或去迪斯尼乐园。有时她还会在海边租一间公寓住上一个星期。她总是非常享受儿子来时的时光，为他跟她共处的这一个月而高兴。但就在这一个夏天，她很好运，得到了一个在电视剧里演配角的机会，那会让她大部分时间都很忙，但也能让她赚到够活一整年的钱。她开始写一封长信给她的前夫，解释为何这个夏天理查德不能来找她，接着却伏案抽泣起来，那让她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对孩子弃之不顾了。

拯救她的是爱丽丝。她叫简奈尔让理查德过来，爱丽丝会带他四处转转。她带他去简奈尔的片场看她工作，然后在导演厌烦之前把他带走。爱丽丝在白天照料他，简奈尔可以在晚上变成他的好朋友。简奈尔对爱丽丝感激不尽。

当理查德来度过这一个月的暑假时，他们一起玩得非常开心。下班后，简奈尔回到公寓里，爱丽丝已经把理查德收拾干净，准备好去城里过一个晚上。他们三个会一起去看电影，然后吃点宵夜。那是那么的惬意，简奈尔意识到自己和前夫从来没有跟理查德像她和爱丽丝一起时玩得这么开心。那几乎是场完美的婚姻。爱丽丝从不跟她争吵或责备她，理查德也从来不会闷闷不乐或不听话，他生活在可能是孩子们的梦想中——一个有两个深爱他的母亲、没有父亲的生活。他爱极了爱丽丝，因为她宠溺他，只在很罕有的情况下对他严格。她白天带他去上网球课，两人一起打。她教他拼字游戏和跳舞。爱丽丝实际上才是最完美的父亲。她运动细胞发达，协调性很好，却没有父亲的那种粗暴，也没有男性的控制欲。理查德特别听她的话，他会在简奈尔下班后帮爱丽丝做饭，然后看着两个女人梳洗打扮，准备好跟他一起去城里。他喜欢上了穿白色便裤、白色花边衬衫、深蓝色外套但不系领带。他爱极了加利福尼亚。

当他回家时，爱丽丝和简奈尔一起送他去坐午夜的飞机。终于再次单独在一起，简奈尔和爱丽丝手牵着手，叹出一口结了婚的夫妻在送走客人时才会发出的叹息。简奈尔被深深触动，她给了爱丽丝一个紧紧的拥抱和吻。爱丽丝转过头接受这个落在她柔软精致薄唇上的吻。有那么一秒钟，她攫住了简奈尔的唇。

回到公寓，她们一起喝掉了热可可，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分别走进了自己的房间。但简奈尔很坐立不安，她敲响了爱丽丝的房门，走了进去，惊讶地发现爱丽丝脱得只剩内衣了。爱丽丝虽然很苗条，却有一对丰满的乳房被困在一个非常紧的胸罩里。当然，她们已经见过对方不同程度的裸露，但现在爱丽丝脱下胸罩让乳房完全自由，然后带着个浅笑看向简奈尔。

眼前这对乳房和乳头令简奈尔感到一种性的冲动，她能感觉到自己开始脸红。她从来都没想过自己可能被另一个女人吸引，特别是在沃特伯格夫人的事情之后。所以，当爱丽丝滑进被单时，简奈尔随意地坐在她的床边，她们聊着和理查德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就他们三个人。突然，爱丽丝哭了出来。

简奈尔拍了拍她的黑发，说：“爱丽丝，这是怎么了？”她的语调非常关切。在那一个时刻，她们都非常清楚，她们正在演出一场将会令她们能做她们都想做的事的戏。

爱丽丝抽泣着说：“没有人爱我，没有一个人爱我。”

有那么一刻，简奈尔在脑海中的某一处保持着一种讽刺性的距离，这是她已经跟男性情人演出过很多次的一幕。但她在过去一个月里对爱丽丝的感激之情，由她那对丰腴的乳房所激发的冲动，都远远比讽刺换来的奖赏要吸引人得多。何况，她自己也爱死了演戏。她拉下爱丽丝身上的被单，触碰着她的双乳，好奇地看着乳头硬挺起来。然后她弯下金色的头颅，用嘴包住了一个乳头，那对她产生的效果极其非凡。

吮吸着爱丽丝的乳头时，她感到一种无比巨大的液体一样的安宁流淌过她的全身。她感到自己就像个孩子，那乳房如此温暖，滋味如此甜美。她现在把身体挪过来，紧挨着爱丽丝，但拒绝放开那乳头，即使爱丽丝的双手开始在她的脖颈处不断稳定地施加压力，迫着她更向下。最后，爱丽丝让她停留在她的乳房上。简奈尔一边吮吸着一边低喃，一个“性奋”的孩子的低喃，爱丽丝则摩挲着她金色的头颅，关上她床边的灯。这样，她们就能藏在黑暗中了。终于，在长长的一段时间过后，简奈尔满足而快慰地发出一声轻叹，停止吮吸爱丽丝的乳房，让自己的头落到对方的双腿之间。很久以后，她筋疲力竭地沉沉入睡。当她再醒来时，发现衣服都被脱了，正赤裸地躺在爱丽丝身边。她们全然信任地相拥入眠，就像两个天真的婴儿，带着同样的安宁。

从那时起，简奈尔经历了有生以来最令她满意的性伴侣关系。并不是说她坠入了爱河，她没有。爱丽丝爱上了她。那就是这段关系如此令人满意的原因之一。另外，她爱极了吮吸丰满的乳房，那是个极其炽热的新发现。她和爱丽丝在一起时简直如鱼得水，她完全是爱丽丝的女王和主人，那太美妙了，她都不用再扮演自己南方美人的角色了。

这段关系最稀奇的地方是，简奈尔这位甜美温柔女性化的姑娘，是强硬的那个，是在性上面采取主动的一方，爱丽丝这个一看就是个甜美小拉拉的姑娘，则是她们中女性的那一个。是爱丽丝把她们的卧室（她们现在睡在同一张床上）变成了一个满是花边的女性闺房，墙上挂着洋娃娃，特殊的百叶窗挂在窗户上，以及所有那些小玩意儿。而简奈尔的卧室——她们仍保留着它，好维持表面的假象——则像孩子的卧室似的，乱糟糟的不整洁。

对简奈尔而言，这段关系中刺激的一点就是，她能扮演男人的角色，不仅仅是性方面，还有日常生活。在这套房子里，她像男人一样毫不讲究，是个懒汉，爱丽丝则总会小心翼翼地在简奈尔面前打扮得很吸引人。简奈尔甚至会做男人那种充满欲望的揉捏，当爱丽丝在厨房里经过，她会伸手去抓她的裆部，或是捏她的乳房。简奈尔爱极了扮演男人。她会强逼爱丽丝做爱，在那种时候，她感受的欲望比跟男人在一起要多得多。另外，虽然她们都跟男人出去约会——在她们这一行，社交和工作搅和在一起，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只有简奈尔仍喜欢跟男性共处一个傍晚，偶尔会在外面待一整夜。第二天早上回来时。她发现爱丽丝嫉妒得开始生病，事实上，她病到让简奈尔都开始害怕，并考虑要搬出去。爱丽丝从来不会一整夜都不回来，当她晚上出去时，简奈尔从来不会担心她是否会跟个男人鬼混。她不在乎，在她的脑子里，这件事跟她们完全不相干。

但逐渐地，两人达成了一种默契——简奈尔是自由之身，她可以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她不需要负责。一部分是因为简奈尔如此美丽，避开她接触的所有那些男人——演员、助理导演、经纪人、制作人和导演——的关注和电话会非常困难。而且，逐渐地，在她们同居的这一年里，简奈尔开始失去跟男人做爱的兴趣，那开始令她不能满足。并非生理上的，而是因为权力关系的不同。她能感觉到，或者是想象自己能感觉到，当他们跟她上了床之后，会觉得在她身上占了优势，他们开始变得对自己过于肯定，过于心满意足。他们希望得到更多的关注，而这些关注她并不想给予。再说了，她在爱丽丝身上找到了从未对任何男人产生的感觉，一种绝对的信任。她从来都不觉得爱丽丝会背后八卦她，或看轻她，爱丽丝也不会因为另一个男人或女人而背叛她，更不会骗走她的财产或打破承诺。她见过的许多男人都满嘴承诺，却从不会兑现。她跟爱丽丝在一起是真正的开心，爱丽丝总会在每个方面都让她开心。

有一天，爱丽丝说：“你知道，我们可以让理查德永远都跟我们一起住。”

“哦，上帝，我真希望自己能这么做，”简奈尔说，“但我们根本没时间照顾他。”

“我们当然有，”爱丽丝说，“听着，我们很少要同时工作，他会去上学，放假的时候他可以参加夏令营。要是真的太忙，我们也可以再请个女人。我想，如果理查德跟着你，你会开心得多。”

简奈尔很受这个想法的诱惑，她意识到，如果理查德跟她们一起住，她们的这个家庭会更加持久，那看上去并不是个坏主意，现在她能得到足够的电影工作让她们过得好，她们甚至能再换一个更大的公寓，并认真装修。

“好的，”她说，“我写信给查理，看看他觉得怎样。”

她从未写过信，她知道她的前夫会拒绝。另外，她也不想爱丽丝变得对她而言过于重要。

正文第三十八章

当我明确知道简奈尔男女通吃而爱丽丝是她的情人时，我大大地松了口气。那他妈的算什么，两个女人做爱就像是两个女人一起织毛衣。我故意这么跟简奈尔说，好激怒她，即使那时也是。她的这种安排也是我的一条退路。我的角色就如同一个有已婚情妇的男人，情妇的丈夫既充满理解又是个女性，一个完美的组合。

但没什么事情如此简单。我逐渐意识到，简奈尔爱爱丽丝的程度至少跟她爱我的程度一样。更糟糕的是，我开始意识到爱丽丝比我更爱简奈尔。从某种程度上讲，她对简奈尔更加无私，伤害也更少。我那个时候已经知道，我对简奈尔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我正把她当成一个制造快感的工具。这也没什么。但我指望她能接受在我生活中一个完全次要的地位。毕竟，我拥有妻子、孩子和我的写作，而同时，我却指望她能把我置于主要地位。

从某种程度上说，一切都是讨价还价，而我得到的比她要多，就是这么简单。

但意外收获就在这里：拥有一个双性恋的女朋友。简奈尔在一次我去洛杉矶时生病了。她得去医院做子宫囊肿切除手术，这个手术加上一些并发症，让她在医院里住了十天。当然，我送了花，好多好多的花。当然，我每天都去医院看她大概一个小时。但爱丽丝帮她跑所有的腿，整天都在那儿陪她。有时当我过去时，爱丽丝也在那儿，她总会离开房间一小会儿，让简奈尔和我可以独处。也许她知道简奈尔希望我跟她说话时握住她赤裸的乳房。不是为了性，只因为那样可以安抚她。上帝，性其实有多少安抚啊！就像泡个热水澡、一顿美味的晚餐、一杯美酒。要是能通过这些获得性高潮，而不需要爱和所有其他那些复杂的东西该多好啊。

不管怎样，有一次爱丽丝和我们一起留在了房间中。我总是很震惊爱丽丝的脸是多么甜美。其实这两个女人长得很像姐妹，两个非常甜美的女性，柔软又女性化。爱丽丝有一张小小的几乎算得上薄的嘴，那极少会长得漂亮，但她的嘴唇却极美。我非常喜欢她。我又该死的为什么不该喜欢她呢？她正在做着本来该我做的所有脏活累活。但我是个忙碌的人，我结了婚，我第二天就得回纽约。如果爱丽丝不在那里，我便会做她所做的所有事，但我想我不会。

我偷偷带了一瓶香槟，来庆祝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晚，但我不介意跟爱丽丝一起分享。简奈尔藏了三只酒杯，爱丽丝打开了酒瓶，她非常能干。

简奈尔穿着一条缀满蕾丝的漂亮睡袍，像往常一样，她躺在床上的样子看上去不知怎么的很有戏剧性。我知道她故意在我去看她时不化妆，好符合她的角色。憔悴、苍白，另一个茶花女。只不过其实她健康得很，浑身满溢着活力。她啜着香槟时双眸流转着快活。她和她最爱的两个人一起被困在这间房间里。他们都不能以任何方式对她凶，或以任何方式伤害她的感情，甚至连制止她去凶他们都不行。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她伸出手握住我的手，爱丽丝就坐在那儿看着。

自从知道她们俩的事情之后，我一直都很小心，不在爱丽丝面前做出情人间的举动，爱丽丝也从未泄露她和简奈尔之间的性关系。看着她们俩，人人都会发誓她们是两姐妹或者同事。她们对对方都非常随意，只有简奈尔才会暗示她们俩之间的关系，她有时会像个盛气凌人的丈夫般支使着爱丽丝。

现在，爱丽丝把自己的椅子往后靠，斜靠在对面墙上，远离简奈尔的床，远离我们俩。就像她给予我们俩正式的情人关系。不知为何，她这一举止让我痛苦地深受打动。她是如此慷慨。

我嫉妒她们两个，我猜。她们与对方相处是那么舒适，甚至能容忍我，容忍我作为一个正式情人的优越地位。简奈尔玩着我的手指，现在，我意识到这不是她的某种背德行径，而是真心渴望让我开心，所以我冲着她微笑。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喝完香槟，我便会离开去赶回纽约的飞机，剩下她们独处，简奈尔会补偿爱丽丝。爱丽丝也清楚这一点，就像她清楚简奈尔必须跟我有这么一刻时间。我抗拒着收回手的冲动，那样做就太小气了，男人的传说说过男人普遍比女人大方。我知道我的大方是被逼的，我急不可耐地想离开。

终于，我可以亲吻简奈尔，向她告别，保证第二天就会打电话给她。当爱丽丝不易察觉地离开房间时，我们拥抱了对方。爱丽丝在门外等我，陪我下楼，走到车边。她给了我一个轻柔的吻，点在我唇上。

“别担心，”她说，“我今晚会陪着她的。”简奈尔曾告诉我，她手术后爱丽丝曾整晚蜷在病房的扶手椅里，所以我并不感到惊讶。

我只说：“照顾好你自己，谢谢。”然后钻进车里，开去了机场。开始旅行之前，天就黑了，我在飞机上无法入眠。

我想着爱丽丝和简奈尔在病房里舒适地独处，我很高兴简奈尔不是独自一人。我也很高兴，黎明时分我就可以跟家人共进早餐了。

正文第三十九章

我从未向简奈尔承认的一件事，是我的嫉妒不只是因为浪漫，还有实用的考虑。我搜遍爱情小说，结果却找不到一本书承认，一个已婚男人希望他的情妇对他忠贞的原因之一，是他害怕从她那儿染上淋病或更糟糕的病，然后传染给自己的妻子。我猜，不能向情妇承认这一点的其中一个理由是，已婚男人通常会撒谎，说自己已经不跟妻子同房了。他已经欺骗了妻子，如果真的传染了她，如果还有良知，他就应该告诉她们真相。他被夹在双重的罪恶感之间。

所以，当有一晚我告诉简奈尔这一点时，她冷酷地看着我，说：“要是你从你老婆身上感染，然后传给我呢？还是你觉得那根本不可能？”

我们正玩着常玩的这种争吵游戏，不是真的争执，只是智慧的较量，允许幽默和真相，甚至残酷也可以，但决不能粗暴。

“当然，”我说，“但那个几率要小一些，我妻子是个严格的天主教徒，她很有道德感。”我举起手，止住简奈尔的抗议，“而且她年纪更大，没有你那么漂亮，因此机会也更少。”

简奈尔放松了。任何对她美貌的赞扬都能软化她。

我接着说，笑着：“你说得对，如果我妻子传给我，我再传给你，我不会觉得愧疚，这将会是某种正义，因为你和我都是罪犯。”

简奈尔无法忍受，几乎是在跳脚。“我真不敢相信你会说这样的话！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也许是个罪犯，”她说，“但你却是个胆小鬼。”

又一晚，凌晨时分，和往常一样，在我们做了两三次爱又喝掉一瓶酒后，因为太激动而睡不着，她极为坚持，直到我告诉她自己小时候在孤儿院的经历。

孩提时，我把书本当魔法。晚上在宿舍里，我独自一人，有种之后再也没有经历过的极大孤独感。我靠阅读来逃离，编织着自己的幻想。我在十岁、十一岁甚至十二岁，最爱的是骑士罗兰德、查理曼大帝、美国西部故事等，但我最爱梅林，因为我觉得自己就像他一样。我编织自己的幻梦，我哥哥亚蒂就是亚瑟王，那恰如其分，因为亚蒂拥有亚瑟王的所有高贵、公平、忠诚和真正的目标，以及我所缺乏的宽宏大量的爱。作为一个孩子，我幻想着自己狡黠又深谋远虑。我坚定地相信能够通过某种魔法来主宰自己的人生。所以我爱上了亚瑟王的魔法师梅林，他经历过历史，能够预示未来，他永生不死，拥有全部的智慧。

就在那时，我完全挖掘了能把自己从现实传送到未来的技能，我一生都在运用这项技能。

还是孤儿院里的孩子时，我就能让自己变成一个拥有聪明朋友的年轻人，能让自己生活在一间奢华的公寓里，在那间公寓的沙发上跟一位热情美丽的女郎做爱。

在战争时，当我执行着无聊的巡逻任务时，我会把自己投射到未来。我会休假，去法国，吃着美味的食物，跟性感的婊子们上床。在炮火中，我可以魔法般地消失，然后发现自己正在一条潺潺小溪边的林中休憩，读着一本我最爱的书。那起作用了，那真的起了作用。我魔法般地消失了。我会在之后的现实时间里回想起来，当我真的在做那些极美妙的事情时，我会回忆起那些可怕的日子，就好像我完全逃开了那些日子，我根本从来就没有遭受过痛苦，那些只不过是梦境而已。我记得当梅林告诉亚瑟王要不依靠他的帮助来统治王国时，我的震撼和惊异，因为他，梅林将会被一个自己教给她所有秘密的年轻女巫囚禁在山洞里。就像亚瑟王一样，我也问为什么，为什么梅林会把自己的所有魔法都倾囊相授给一个年轻姑娘，让自己变成她的囚徒？为什么他明明知道自己的王最终的悲剧结局，却那么心安理得地在一个洞穴里睡上千年？我没法理解他。年岁渐长，我开始觉得自己也许会做出同样的事情来。我知道每一个伟大的英雄都会有一个弱点，而这一个弱点也将会是我的。

我读过很多不同版本的亚瑟王传奇。在其中一本书中，我看到一张梅林的插图，他有着长长的灰白胡须，戴着一顶圆锥形的尖帽，上面缀满了星辰和黄道十二宫的图案。在孤儿院学校的手工课上，我给自己也做了一顶那样的帽子，并四处戴着它。我爱极了那顶帽子，直到有一天，男孩子中的某一个偷走了它，我再也没见过它，也再没做过第二顶。我曾用那顶帽子往我的周围施魔法——我将成为那个英雄，拥有冒险，做那些好事，并寻找到幸福。但那顶帽子其实并不是必须的，无论如何，那些幻想都会编织出来。我在孤儿院的生活看上去就像是一场梦，我从来都没有真的在那儿。还是个十岁的孩子时，我就已经是梅林了。我是个魔法师，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伤害我。

简奈尔带着个小小的微笑看着我。

“你真的觉得自己就是梅林，不是吗？”

“有那么一点。”

她再次微笑着，什么也没说。我们喝了点葡萄酒，然后，她突然说：“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会想玩些花样，真的，我期待跟你在一起时这么做。会很有意思。我们中的一个把另一个绑起来，然后跟被绑起来的人做爱。如何？我把你绑起来，然后跟你做爱，你会完全无助，这真的会很爽的。”

我很惊讶。我们以前玩过些花样，都以失败告终。有一件事我很清楚：永远没人能把我绑起来。所以我告诉她：“好的，我可以把你绑起来，但你不能绑我。”

“那不公平。”

“他妈的我不在乎，”我说，“没人能把我绑起来。我怎么知道等你把我绑起来了，会不会点燃火柴烧我的脚板，或是扎一根针到我的眼睛里？你做完后肯定会后悔，但那帮不了我。”

“不，你这个蠢蛋，只是象征性地绑起来，我会只用条围巾来绑你，只要想，你随时都能挣脱开。你是个作家，明白‘象征性’是什么意思。”

“不。”我说。

她向后靠在床上，非常冷酷地冲我笑。

“你居然还认为自己是梅林，”她说，“你以为我会对那个在孤儿院里想象自己是梅林的可怜的你产生同情吗？你是我见过的最强硬的狗娘养的，我刚才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你永远不会让任何女人给你施加魔法，或把你囚禁在洞穴里，或用围巾绑住你的胳膊。你不是真的梅林，梅林。”

我没想到她会这么说，但我知道怎么答复她，一个我无法说给她听的答复。一个技巧并没有她那么好的女巫已经走在了她的前面。我不是结婚了吗？

第二天，我跟杜兰开了个会，他告诉我新剧本的谈判恐怕需要再花上一段时间。新导演西门·贝尔福特正在争取获得更多分红。杜兰试探性地问：“你会考虑放弃一两个点的分红给他吗？”

“我甚至不想继续写这部电影剧本，”我告诉杜兰，“那个叫西门的家伙是个骗子，而他的好朋友里切蒂就是个该死的天生窃贼。克利诺至少可以用他是个好演员来解释他的混蛋，而那个该死的人渣瓦艮是他们所有人中最奇葩的那个。让我从这部电影里脱身吧。”

杜兰平静地说：“你电影的分红完全依赖于你是否得到剧作者的身份，合同就是那么写的。如果那些家伙甩开你继续干，他们就会把它改得面目全非，让你根本没法当剧作者。之后你就得去找美国编剧工会要求他们仲裁。电影制作公司会提议所有的名单，如果他们不给你编剧头衔的话，你就得跟他们争取。”

“让他们继续吧，”我说，“他们不可能把它改得面目全非。”

杜兰继续安抚：“我有个主意，艾迪·兰瑟是你的好朋友，我会要求让他跟你一起合作写剧本，他是个机灵的家伙，能够帮助你跟其他人打交道。好吗？就相信我这一次。”

“好。”我真是烦透了这整件事。

在杜兰离开前，他说：“你为什么这么讨厌那帮家伙？”

“因为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一个哪怕有那么一点点在乎马洛玛尔，”我说，“他们很高兴他死了。”但那不是真的，我痛恨他们，是因为他们试图告诉我该写什么。

我回到纽约，在电视上看奥斯卡颁奖典礼。瓦莱莉和我每年都看。今年我特别决定要看，是因为简奈尔有一部跟朋友们一起拍的短片获得了提名。

我妻子端出咖啡和曲奇，我们坐下来安心看颁奖典礼。她冲我微笑着说：“你觉得自己会不会有一天上那儿领一个奥斯卡奖啊？”

“不会，”我说，“我的电影会糟糕透顶的。”

和通常一样，在奥斯卡颁奖礼上，他们先把所有的小奖项都颁发掉。当然，简奈尔的电影赢得了最佳短片奖，她的脸就在屏幕上，脸颊因为幸福而满是红晕。她挺懂事，获奖感言说得很短，并且充满感激。她简单地说：“我想感谢那些跟我一起拍这部电影的女人们，特别是爱丽丝·德桑蒂斯。”

这句话把我带回了那一天，我意识到爱丽丝爱简奈尔远远超过我可能爱她的程度。

简奈尔在马里布海滩租了一幢海边别墅一个月。周末我会离开酒店，跟她一起在别墅里度周末。周五晚上，我们在海边散步，然后坐在月光下的小小门廊，一起看小小的鸟儿。简奈尔告诉我它们是矶鹞，一旦海浪涌上来，它们便会蹦蹦跳跳地躲过海水的冲刷。

我们在能看到太平洋的卧室里做爱。第二天是周六，当我们跳过早餐直接吃午餐时，爱丽丝走进了别墅。她跟我们一起吃了午餐，然后，她从包里拿出一片很小的长方形电影胶片，把它给了简奈尔。那一片胶片不到一英寸宽，大概两英寸长。

简奈尔问：“这是什么？”

“是电影的导演名单。”爱丽丝说，“我把它剪下来了。”

“你为什么要那么做？”简奈尔说。

“我以为那样会让你高兴。”爱丽丝说。

我已经看过电影了。那是一部很可爱的小短片，简奈尔、爱丽丝和三个女性朋友一起拍了它，把它当成一个女性主义的小冒险。简奈尔是主演，爱丽丝则是导演，另外两个女人也得到了和她们在这部电影上所做贡献相称的头衔。

“我们需要一份导演名单，我们不能拍一部没有导演的电影。”简奈尔说。

我把我的念头说了出来：“我以为电影是爱丽丝导演的。”

简奈尔愤怒地看向我。“她负责做导演的活儿，”她说，“但我也提出了很多建议，我觉得我也该得到一部分头衔。”

“上帝，”我说，“你是电影主角，爱丽丝怎么也得要从她所作的贡献里得到些承认啊。”

“她当然有，”简奈尔愤愤不平地说，“我已经告诉她这一点了，我并没有叫她把她的头衔从胶片上剪下来，但她刚刚就这么做了。”

我转向爱丽丝，问她：“这件事，你的真实感受是什么？”

爱丽丝非常冷静。“简奈尔在导演上做了很多工作，”她说，“而我真的不在乎这个头衔。简奈尔可以得到这个头衔，我不在乎。”

我看得出来简奈尔非常愤怒，她痛恨被逼进这样的境地，但我能感觉到她不会让爱丽丝独占导演头衔。

“你真该死，”简奈尔对我说，“别那么看着我，拍这部电影的钱是我弄来的，所有的人都是我找的，我们写了剧本，如果没有我，这部电影根本拍不出来。”

“好吧，”我说，“那你就是制作人啊，为什么导演的头衔对你那么重要？”

爱丽丝决定说话了。“我们将会拿这部电影角逐奥斯卡，并参选东京银座国际电影节。这种类型的电影，人们会觉得唯一重要的是导演。导演会得到这部电影绝大部分的赞誉，我想简奈尔是对的，”她转头朝着简奈尔，“你想要导演那里怎么写？”

简奈尔说：“我们俩并列，你的名字放在前面，那样可以吗？”

爱丽丝说：“当然，只要你愿意。”

跟我们共进午餐后，即使简奈尔极力挽留，爱丽丝还是说她必须得走，我看着她们俩亲吻着对方道别，然后陪爱丽丝一直走到她的车边。

在她开走之前，我问她：“你真的不介意吗？”

她的脸十分平静，因为安详而无比美丽。她说：“是的，我真的不介意。第一场放映结束后，每个人都走到我面前祝贺我，简奈尔大发脾气，她就是那个样子，让她开心对我而言比得到所有那些鬼东西都重要得多。你理解这一点，不是吗？”

我对她微笑，亲了亲她的脸，跟她道别。

“不，”我说，“我不能理解。”我回到房子里，哪里都看不到简奈尔。我猜她肯定是去海边散步去了，又不想我陪着她。一个小时后，我看到她从海边的沙滩上走过来。她走进房子，直接上楼去了卧室。我在楼上找到她时，她躺在床上，盖着被单，正在哭泣。

我坐在床边，什么都没说。她伸出手握住我，仍然在哭。

“你觉得我就是个彻底的婊子，对不对？”

“不。”

“你觉得爱丽丝简直伟大极了，对不对？”

“我喜欢她。”我知道自己必须非常小心，她会担心我觉得爱丽丝是个更好的人。

“你叫她把那一片胶片剪下来了吗？”

“没有，”简奈尔说，“她自己那么干的。”

“好的，”我说，“那就接受它，不要担心谁的行为更高尚，谁看上去更像个好人。她想为你那么做，你就接受，你知道你想要这样的。”

听到这里她又大哭起来，甚至有点歇斯底里。我给她煮了点汤，喂她吃了一颗蓝色的10克剂量的安定。她从那天下午一直睡到了周日早上。

那天下午我看着书，然后注视着沙滩和海浪，直到破晓。

简奈尔总算醒了过来。那时大概十点钟，马里布海滩上天气晴朗，我立即就察觉到她跟我在一起很别扭，她并不想在这一天跟我相处。她想打电话给爱丽丝，让爱丽丝过来跟她共度那天的时光。所以我告诉她，我接到了一通电话，必须得去电影公司，没法跟她共度那一天了。她做出了她通常的那种南部美人的抗议，但我能看到她眸子中的光彩。她想打电话给爱丽丝，向她表达自己对她的爱。

简奈尔陪我走到车边，她戴着一顶超大的宽檐软帽来保护自己的皮肤不受日晒，是顶软帽子，换成其他大部分女人戴都会很丑，但她完美的脸庞和肤色让她很漂亮。她穿着量身定制、故意做旧的牛仔裤，它贴在她身上，就像第二层皮肤。我想起有一晚，她赤裸着躺在床上，我曾跟她说过她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性屁股，得要数代才能培育出一个她那样的屁股。我这么说是故意激怒她，因为她是个女性主义者，令我惊讶的是她很开心。我记得她有那么点势利，非常骄傲于自己南部家庭的贵族血统。

她亲吻着我，跟我道别，她的脸庞满是玫瑰色的粉红红晕。她一点也没有因为我要离开而觉得寂寞，我知道她和爱丽丝将会开开心心地一起过一天，而我会回到城里的酒店度过悲惨的一天。但我想着，那又如何？这是爱丽丝应得的，而我不配得到这些。简奈尔有一次曾经说过，她，简奈尔，是解决我感情需求的一个解决方法，而我却不是她的解决方法。

电视屏幕不断地闪着，有一个纪念马洛玛尔的特别致敬，瓦莱莉对我说了句“他是个好人吗”，我回答说是的。我们看完了颁奖礼，她对我说：“你认识参加颁奖礼的人吗？”

“有一些。”

“哪些？”

我提到了艾迪·兰瑟，他因为对一部电影剧本做出的贡献而获得了一尊奥斯卡，但我没有提到简奈尔。有那么一刻，我想知道瓦莱莉是不是故意设圈套，好看我会不会提到简奈尔，于是我便说，我认识那个在颁奖礼一开始得了个奖的金发姑娘。

瓦莱莉看着我，扭过头去。

正文第四十章

一周后，杜兰打电话给我，叫我去加利福尼亚开更多的会。他说他说服了三元文化接受艾迪·兰瑟，所以我飞了过去，待在那儿，参加会议，并再次恢复了和简奈尔的关系。我现在有些坐立不安，也没有那么热爱加州了。

有一天，简奈尔对我说：“你总是告诉我，你哥哥亚蒂有多么好，他为什么那么好？”

“呃，”我说，“我猜他既像是我的哥哥，又像是我的父亲。”

看得出来，她对我们两个孤儿一起长大的故事很着迷，那能够满足她的臆想。我能猜测到她脑子里正转着各种不同的电影、童话故事，琢磨着我们的生活是怎样的。两个小男孩，很可爱，完全是那种真实的沃尔特·迪斯尼式的故事。

“那么，你想听另外一个孤儿的故事？”我说，“你想要一个开心的故事，还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你想要听谎言，还是真相？”

简奈尔装作琢磨了一番。“先让我试试真相，”她说，“如果我不喜欢它，你可以再告诉我谎言。”

于是，我告诉她所有去孤儿院的访客是如何都想收养亚蒂却从来不想收养我的故事，这就是我讲的那个故事的开头。

简奈尔嘲讽地说：“你这个可怜的小东西。”当她说出这句话时，她脸上带着笑，但她的手落到我身侧并搁在了那儿。

那是个周日，我七岁，亚蒂八岁，我们被要求穿上被我们称作“收养制服”的服装——浅蓝色外套、浆过的白色衬衫、深蓝色领带、白色法兰绒长裤和白鞋子。我们被清洗干净，头发梳好，然后被带去女负责人的会客室。在那里，一对年轻的已婚夫妇正等待着考察我们。程序是，我们被介绍给他们，跟他们握手，展示我们最好的礼仪，跟他们一起谈天，互相熟悉。然后，我们所有人都会在孤儿院散步，穿过巨大的花园，经过足球场和学校的建筑。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就是那女人非常美丽，即使我当时只是个七岁大的孩子，我也爱上了她。很明显的另一件事是那女人为亚蒂疯狂，但对我没有。我没法怪罪她。即使是八岁，亚蒂看上去也有种成人的帅气。再说了，他脸上的所有轮廓都如切割出来般完美。虽然人们说我们长得很像，能一眼看出是兄弟，我却知道自己只是一个弄砸了的版本的他。就好比他是第一个从模子里烧出来的，所以五官分明，但作为第二个，我已经带上了模子里的一些蜡，嘴唇更厚，鼻子更大。亚蒂有种女孩子的精致，而我脸部和身体的骨骼更粗壮。我一直都没有嫉妒过我的哥哥，直到那一天。

那天晚上，我们被告知那对夫妇下周日会再回来，决定到底是收养我们俩还是只收养其中一个。我们还被告知那对夫妇非常有钱，我们俩或有一个被他们收养是多么重要的事情。

我记得女负责人跟我们倾心谈了一次，那是成年人对孩子的倾谈，警告他们不要受到诸如嫉妒、妒恨、居心不良之类邪恶情感的影响，并督促我们要有除了圣人谁都做不到的慷慨灵魂。作为孩子，我们听着，一言不发，只是点着脑袋说：“是的，夫人。”但并不真的清楚她到底在说什么。但甚至在七岁的年纪，我也已经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我哥哥下周日将会跟那个有钱的漂亮女士一起离开，把我一个人扔在孤儿院。

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亚蒂就不虚荣。接下来的一周是我们生命中唯一相互疏远的日子。那一周里，我恨死了他。周一上完课后，当我们进行橄榄球比赛时，我没有挑选他进我的队。在运动方面我拥有所有的权力，在我们待在孤儿院里的十六年里，我一直都是同龄人中最出色的运动健将和天生的领袖。我总是队长，有权挑选队员。我总会第一个挑选亚蒂进我的队。那个周一是十六年中我唯一一次没有挑他。当我们比赛时，虽然他比我大一岁，我却在他拿到球时使尽全力去撞他。三十年后，我仍然能清楚地记得那天他脸上无比震惊和受伤的表情。晚餐时，我没有挨着他坐。晚上在宿舍里，我也没有跟他聊天。在那周的其中一天，我清楚地记得，在橄榄球比赛结束后，他正穿过球场，我手上正攥着橄榄球，我非常冷静地掷出一个漂亮的二十码弧线球，正中他后脑勺，把他砸倒在地。我就那么把球掷了出去，没觉得自己能砸中他。作为一个七岁的男孩，那真是个引人注目的技巧，甚至到现在，我都很好奇是哪种疯狂的力量能让我七岁的手臂变得如此强壮。我记得亚蒂从地上爬起来，我大喊着：“嘿，我不是故意的。”但他只是转身走掉了。

他从来都没有报复，那令我更加怒火中烧。不管我是如何冷落他或羞辱他，他总是只疑惑地看着我。我们都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知道有一件事会真的让他心烦。亚蒂一直都在小心翼翼地攒钱。我们通过在孤儿院里帮忙干些活来赚些零钱，亚蒂有个玻璃罐，里面装满了零钱，藏在他的衣橱里。周五下午，我偷走了那个玻璃罐，放弃了每天的橄榄球比赛，跑到孤儿院的一片林地中把它埋了。我甚至连数都没数过有多少钱。我能看到黄铜色和银色的硬币几乎堆到了玻璃罐口。亚蒂直到第二天上午才发现玻璃罐不见了，他无法置信地看着我，但什么都没说。之后他开始避开我。

接下来是周日。我们应该去女负责人那里报到，换上收养制服。我一大早起床，然后逃跑，躲在孤儿院后面的林地中。我知道那天会发生什么，亚蒂会穿上他的制服，那个我爱的美丽女人将会把他带走，我将永远也不会再见到他。但至少，我会得到他的钱。在森林最茂密的地方，我躺在地上睡着了，睡了一整天。天黑了我才醒过来，然后走了回去。我被带到女负责人的办公室，她用木尺打了我的小腿二十下，那一点也没让我心烦。

我回到宿舍，震惊地发现亚蒂正坐在床上等我。我简直不敢相信他仍在这里。事实上，如果我记得没错，亚蒂朝我脸上挥了一拳，然后问：“我的钱呢？”我的眼眶中满是泪水。他扑到我身上，揍我，踢我，尖叫着要拿回他的钱。我试着保护自己而不伤害他，最终，我把他从我身上推开。我们坐在那儿瞪着对方。

“我没有你的钱。”

“你偷走了它，”亚蒂说，“我知道是你偷走的。”

“我没有，”我说，“我手上没有你的钱。”

我们瞪着彼此。那天晚上我们再没有跟对方说一句话。当我们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们又成了朋友，一切都回到以前的样子。亚蒂再也没有问过我关于钱的事情，我也从未告诉他我把它埋到哪里了。

我一直都不知道那个周日发生了什么。直到多年之后，亚蒂告诉我，当发现我跑掉之后，他拒绝穿上收养制服，尖叫着诅咒并试图打女负责人，他挨了一顿揍。当希望收养他的那对年轻夫妇坚持见他时，他冲那女人吐口水，并用一个八岁孩子能想出来的所有恶毒词汇骂她。那是个可怕的场面，之后他又被女负责人揍了一顿。

我讲完这个故事，简奈尔从床上起身，走过去给自己倒了一杯葡萄酒，回到床上，靠在我身边，说：“我想见见你哥哥亚蒂。”

“你永远也不会见到他，”我说，“我带回去的姑娘总会爱上他。事实上，我跟我妻子结婚的唯一原因就是她是我认识的姑娘里唯一没爱上他的。”

简奈尔说：“你之后到底找到装着钱的玻璃罐没有？”

“没有，”我说，“我从来都不想找到，我希望它能一直在那儿，等待着某个在我之后进孤儿院的孩子，那孩子也许会在那片林子里挖到它，那对那孩子来说将会像魔法一般。我已经不再需要它了。”

简奈尔喝掉葡萄酒，然后就好像她嫉妒我所有的感情那样嫉妒地说：“你爱他，不是吗？”

我没法回答这个问题。我没法想象自己会把“爱”这个词用在我哥哥或者任何男性身上，再说，简奈尔喜欢滥用“爱”这个词，所以我没有回答。

另一个晚上，简奈尔跟我争论关于女性是否应该有权像男性一样自由自在地操人。我假装同意她：“她们当然有权利，唯一的问题是，从生理上讲，女人受不了那样。”

这句话令简奈尔愤怒不已。“那完全是胡说，”她说，“我们完全可以跟你们一样轻易地操人，我们根本不在乎。事实上，是你们男人搞出那么多事情，说性是多么重要又严肃。你们那么善妒，占有欲又强，让我们变成了你们的财产。”

这正是我希望她会落入的陷阱。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说，“但你知道吗，男人有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五十的几率会从女人身上传染淋病，但女人却有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八十的几率从男人身上传染淋病。”

有那么一刻，她看上去震惊无比。我爱死了她脸上那种孩子气的震惊。就像大多数人一样，她完全不知道性病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它是如何传播的。就我自己而言，一开始背叛我的妻子，我就阅读了有关这个话题的一切内容，我最大的噩梦就是染上性病、淋病或者梅毒，然后传染给瓦莱莉。这是当简奈尔告诉我她的性史时，会让我闷闷不乐的原因之一。

“你就是编出来吓唬我的，”简奈尔说，“我知道，当你听上去特别确信又专业时，你就是在编故事。”

“不，”我说，“那是真的。一个男性染病后，在一天到十天之内，会有非常稀薄而透明的液体流出，但女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永远都不知道她们染上了淋病。百分之五十到八十的女性几周甚至几个月都不会有任何症状。发病时会流出绿色或黄色的液体，而且女性的性器还会散发出一种蘑菇的味道。”

简奈尔瘫倒在床上，大笑着，赤裸的双腿高举在空中。

“现在我知道你是在胡编乱造了。”

“不，是真的，”我说，“不是开玩笑，但你没事，我在这里就能闻到你，”我希望这个玩笑能藏住我的恶毒，“通常情况下，你知道自己被传染的唯一途径就是你的男性性伴侣。”

简奈尔端庄地坐直。“非常感谢你，”她说，“你这是准备要告诉我，你染上了那病，因此，我肯定也被传染了吗？”

“不，”我说，“我没问题，但如果我染上了，我知道如果不是你传染的，就是我妻子。”

简奈尔讽刺地看了我一样。

“你妻子绝无可疑，对吗？”

“对。”我说。

“好吧，就想让你知道，”简奈尔说，“我每个月都会去妇科医生那儿进行一次完整的检查。”

“那全是狗屎，”我说，“唯一能判断有没有染病的方法是做一个细胞培养，大部分妇科医生都不会做那个。他们只会抽取你子宫颈处的浅褐色胶质，放在一片薄薄的玻璃片上。那种检测非常不靠谱，不是总能测得准。”

她饶有兴致起来，所以我扔了一个令她震惊的说法。

“如果你以为只跟男人口交来避开这种危险的话，女人为男人口交染上性病的几率可比男人为女人口交要高得多。”

简奈尔从床上跳起来，咯咯笑着，大叫：“不公平！不公平！”

我们俩都大笑着。

“淋病根本算不上什么，”我说，“梅毒才是真正可怕的东西。如果你给男人口交，你会在你嘴里、唇上甚至是扁桃体长出一个硬下疳。那会损害你的表演生涯。如果它看上去是暗红色，会破掉变成暗红色的脓疮，却没有流太多血，你要小心。现在，这是棘手的地方，在一到五周内，症状会消失，但病毒仍在你体内。在这个阶段后，你可以感染别人，也许会得到二次损伤，比如手掌和脚窝长出红色突起来。”我拿起她的一只脚说，“不，你没染病。”

她现在着迷极了，还没有明白过来我为什么要教导她。

“那男人呢？你们这些混蛋从中会得到什么？”

“嗯，”我说，“我们腹股沟的淋巴腺会肿大，所以有时候你才会告诉某个男人，他有两对卵蛋，或有时候掉了头发，因为关于梅毒有个旧的说法是‘剃头’。当然，即使这样，情况也不会太糟，青霉素能把病毒全都清除掉。就像我刚才说的，唯一的问题在于，男人会知道他们染了病，女人却不能，所以女人从生理上说，性生活不能太随便。”

简奈尔看上去有些吃惊。“你觉得这特别有趣，是吧？你这狗娘养的。”她意识到了我的阴谋。

我非常温和地继续说下去：“这并没有听上去那么可怕，即使像大多数女人一样，你不知道自己得了梅毒，你也不会有任何症状，除非有个男人因为发自内心的善良而告诉你这一点。一年内，你的梅毒不会有传染性，你不会传染任何人。”我冲她微笑，“除非你怀孕了，那你的孩子一生下来就会有梅毒。”

我看得出来她刚考虑了一下那个想法就立刻退缩了。“现在，在一年之后，三分之二的被感染者都会不受影响地继续生活，他们完全没问题，健康得很。”

我对她微笑着。

简奈尔怀疑地说：“那另外的三分之一呢？”

“他们会有大麻烦，”我说，“梅毒会损害心脏，弄伤血管，它可以潜伏十年或者二十年，之后它会导致发疯、瘫痪，它还能感染双眼、肺和肝部。所以，你想想，亲爱的，你们真的倒霉透了。”

简奈尔说：“你告诉我这个，只不过是想让我不要跟其他男人出去。你只不过是想要吓唬我，就像我十五岁时我妈妈吓唬我说会怀孕一样。”

“当然，”我说，“但我说这个是有科学依据的，我在道德上完全不反对，你可以跟随便什么人上床，你又不属于我。”

“你真够自以为是的，”简奈尔说，“也许他们能发明一种药丸，就跟避孕药一样。”

我让自己的语调显得特别真诚。“当然，”我说，“他们已经发明了那种药。如果你在性接触之前，吃一颗剂量五百毫克的青霉素片，它就能彻底消灭梅毒，但有时它不起作用，只能消除症状，然后十年或二十年后，你才会真的一塌糊涂。如果你吃药吃得太早或太迟，那些螺旋菌就会成倍增长。你知道螺旋菌是什么吗？它们就好像是开塞钻一样，会充满你的血液，流入你的器官，器官里不会有足够的血液去抵抗它。出于某种机能，那种药可以阻挡细胞的增加，并阻隔感染，但之后病毒将会在你体内变得具有青霉素耐受性。其实，青霉素会帮助它们繁殖。还有另一个东西你可以用，有一种女性专用的润滑剂叫普罗格纳西，被用来避孕，他们发现它也能摧毁性病病菌，所以你可以一石二鸟。我的朋友奥萨诺只要觉得他要跟姑娘上床了，就会吃青霉素片的。”

简奈尔轻蔑地大笑：“对男人来说没关系，你们这些男人会操任何东西，但女人却永远也不知道她们何时会跟谁上床，直到一两小时之前。”

“是啊，”我非常开心地说，“让我给你一点建议，绝对不要跟十五岁到二十五岁之间的人上床，他们比其他任何一个年龄段的人得性病的几率都大十倍。另一件事就是，在你跟一个男人上床之前，给他来个检查。”

简奈尔说：“听上去真恶心，是什么？”

“唔，”我说，“你推开他的阴茎包皮，你知道的，就好像你在帮他自慰，如果有黄色的液体流出来，好像在滴水一样，你就知道他被感染了。妓女就是这么干的。”

脱口而出那句话时，我就知道自己太过分了。她给了我一个冰冷的眼神。我急匆匆地继续说：“另一件事是疱疹病毒，它其实不是性病，通常是由没有环切包皮的男人传染。但它会让女人染上宫颈癌。所以你能看到比例是这样的，你会因为跟人上床而染上癌症、染上梅毒，却永远都不知道自己被感染了。所以，女人不能像男人那样自由自在地性交。”

简奈尔拍着巴掌：“绝妙啊，教授。我想我以后就跟女人上床得了。”

“那可不是个坏主意。”我说。

这么说挺容易，我并不嫉妒她的女性情人。

正文第四十一章

我下一次去加州时给简奈尔打了电话，我们相约一起晚餐并看电影。她语调中带着种冷酷的东西，所以我很警觉。在我去她公寓接她时，虽然大吃一惊，却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爱丽丝开了门，我吻了吻她，问简奈尔怎么样，爱丽丝翻了个大大的白眼，那意味着简奈尔有些疯狂。好吧，也不是疯狂，但有些好笑。当简奈尔从卧室出来时，她的打扮我从没见过。

她戴着一顶系着红色绸带的浅顶软呢帽，帽檐正垂到她有金色斑点的深褐色眼睛的上方。她穿着一件剪裁完美的白色丝绸男西装，或者是丝质的。裤腿剪裁得笔直，就像男裤一样。她穿着一件白色丝质衬衫，打着最漂亮的红蓝条纹领带。让这套装束锦上添花的是，她还拄着一根精致而细长的奶白色古驰手杖。她用它戳了戳我的肚子。那是个直接的挑战，我知道她在干什么，她这是在宣告出柜，一句话不说，她要告诉全世界她是双性恋。

她说：“你喜欢这个吗？”

我微笑着说：“好极了。”我见过的最飒爽的女同性恋，“你想去哪里吃饭？”

她靠在拐杖上，非常冷淡地观察着我。“我想，”她说，“我们应该去斯堪迪亚吃饭，在我们俩的恋情中，就这么一次，你也许会带我去一家夜店。”

我们以前从没有去过高级餐厅，也没有去过夜店。但我说好的。我明白她这是在干什么。她要逼着我向全世界承认，尽管她是双性恋，我仍然爱她。她要测试我能否忍受那些女同笑话和背后偷笑。既然我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那么我确实不介意其他人怎么想。

那个傍晚，我们快活极了。餐厅里人人都盯着我们，我必须承认，简奈尔看上去简直光彩夺目，事实上，她看上去就像是头发更金、皮肤更白的马琳·黛德丽，当然，是南方美人风格。不管她做了什么，那种压倒一切的妩媚都会从她身上散发出来。我知道如果我告诉她这一点，她会痛恨的。她这是在惩罚我。

我很享受她演的这个女同角色，因为我知道她在床上有多么妩媚，所以不管是谁盯着我们看，他们看我们笑话时我也在看他们的笑话。我很享受的另一个原因是，简奈尔以为她这是在惹怒我，所以盯着我的每一个动作，然后变得失望，再然后又因为我根本不介意而高兴起来。

但我并没有同意去夜店。我们去了波罗酒廊喝了些酒，在那里，为了让她满意，我把我们俩的关系摆在我和她朋友的注视之下。我看到杜兰在一张桌子上，杰夫·瓦艮坐在另一张桌边，他们都冲我咧嘴而笑。简奈尔欢快地朝他们招手，然后转向我说：“在一个地方喝一杯，然后看到所有的亲爱老友难道不是件妙事吗？”

我回以一个大大的笑容，说：“妙极了。”

我在午夜前把她送回家，她用手杖碰了碰我的肩膀，说：“你做得非常好。”

我说：“谢谢你。”

她说：“你会给我打电话吗？”

我便说：“会。”无论如何，这个夜晚都挺不错，我很享受侍应领班、门童甚至是负责停车的那些男人意外的眼神。现在，简奈尔出柜了。

这件事后不久，我开始爱上简奈尔这个人，就是说，我并不仅仅只想好好操她一场，或凝视着她深棕色的眼眸然后晕倒，或是狂吻着她粉红的嘴唇。所有其他一切，熬夜一整晚跟她讲故事，告诉她我的整个人生，听她告诉我她的整个人生。简单来说，有这么一段时间，我开始意识到让我开心，让我因她而快活就是她的全部功能。我也认为自己的责任就是让她比现在更开心一点，在她不能让我开心时不要生气。

并不是说我变成了那种因为爱情让他们不快乐而爱上另一个姑娘的男人，我从来都不理解那一点。我总是相信，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得到我该得的，在人生中、在文学中、在婚姻中、在爱情中，甚至连做父亲也一样。

也并不是说我学会了通过送她礼物来讨她欢心，送礼物是我自己情愿的。或者是当她沮丧时让她开心起来，那只是清除障碍，好让她能继续完成令我快乐的使命。

现在最令人好奇的是，在她“背叛”了我之后，当我们开始有点痛恨对方之后，在我们开始有了对方的把柄之后，我开始爱上她这个人了。

她是个好人。她常常像个孩子似的说：“我是个好人。”她的确是。她在所有那些重要的事情中非常正直。当然，她也跟其他男人女人上床，但管他的呢，没人是完美的。她仍然爱读我爱的那些书，看同样的电影，交往同样的人。当她对我撒谎时，那不是为了伤害我。当她告诉我真相时，有一部分是为了伤害我（她报复心很强，我甚至也爱那一点），但也是因为她害怕我会从一种更加伤害我的渠道知道真相。

当然，时间流逝，我开始明白她在很多方面都过着一种充满伤害的生活，一种复杂无比的人生。再说了，谁不是呢。

所以最终，所有的虚伪和假象都从我们的恋情中消失了。我们是真正的朋友。我爱上了她，钦佩她的勇气，她在面对职业生涯中的各种失望和她私生活中的所有背叛后仍坚不可摧。我理解所有的一切，从头至尾，我跟她天造地设。

该死的，那我们为什么不再拥有之前那种快活时光了呢？为什么性爱即使仍然比跟其他人一起好得多，却不再像从前那样完美了呢？为什么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跟对方一起就有圆满了呢？

魔法，无论是黑魔法还是白魔法，巫术、咒语、女巫和炼金术。那些可能是真的吗？旋转着的星辰决定了我们的命数，而月亮之血会导致我们人生的阴晴圆缺？那可能是真的吗？无数的星系决定了我们日复一日的命运？一个简单的真相会不会是，只要没有错误的幻象，我们就不再拥有快乐了呢？

在每一段恋情中，都会有那么一刻，女人因为她的情人过于快乐而生气。是她令他快乐，她当然知道，那也会让她开心。但最终，她得出某种结论，从某种角度上说，那狗娘养的就好像犯下了谋杀罪而不用负责，特别是当那男人已婚而女人没有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这段恋情是他问题的答案，但没法解决她的问题。

也会有那么一刻，情侣中的一个需要先吵架再做爱，简奈尔就到了这个阶段。她因为我结着婚又不肯承诺跟她维系长久关系而愤怒。通常，我能够分散她的注意力，但有时候我也想吵架。

看完电影已经很晚了，我们去了她在马里布的房子。从卧室里我们能远眺大海，那是长长的一条月光带，就像一缕金发。

“我们上床吧。”我说，我想死了要跟她做爱，我总是想死了要跟她做爱。

“哦，上帝啊，”她说，“你总是想操我。”

“不，”我说，“我想跟你做爱。”我感情用事了。

她冷酷地看着我，似乎噙着泪的褐色眸子却闪现出愤怒。“你和你那该死的天真，”她说，“你就像个没有挂着铃铛示警的麻风病人。”

“格雷厄姆·格林。”我说。

“噢，你他妈的。”她说，大笑起来。

导致所有这一切的是我从来不撒谎，而她希望我骗她，她希望我跟她讲所有已婚男人对跟他们上床的姑娘讲的那些狗屎。比如“我和我妻子准备离婚”，比如“我和我妻子很多年都没上床了”，比如“我妻子和我在一起很不开心”。所有这一切对我来说，都不是事实，所以我不肯那么说。我爱我妻子，我们睡在同一间卧室，我们做爱，我们很开心。我在两个世界里都非常好，我决不会放弃这些。

简奈尔一旦开始大笑，她就会消停一段时间。现在她去放了满满一浴缸热水。我们总在上床前一起泡个澡，她会帮我擦拭身体，我也会帮她擦，我们玩一会儿，然后跳出浴缸用大毛巾帮对方擦干净，然后我们会赤裸着钻进被单，拥住对方。

但她在上床前点了一根烟，那是个危险的信号，她想要大闹一场。一瓶补充能量的药丸之前从她包里撒了出来，那也惹毛了我，所以我也有所准备。我充满爱意的情绪消失了，那一瓶能量药丸激发了我一长串的幻想。我知道她喜欢女人，知道她在我回纽约跟家人在一起时跟其他男人上床。我没有那么爱她了，那些能量药丸让我觉得她需要它们才能跟我做爱，因为她也跟其他人上床。所以现在我也不想做了。她感觉到了这一点。

“我不知道你还看格雷厄姆·格林，”我说，“那句没带铃铛的麻风病人的话，非常精彩，你专门留着说给我听的吧。”

她在香烟的烟雾后眯着褐色的双眸，金发蓬松地垂在精致的脸边。“你可以回家跟老婆干，没关系，但因为我有其他情人，你就觉得我是个婊子。你甚至都不爱我了。”

“我还爱你的。”

“你没有以前那么爱我了。”

“我足够爱你到想跟你做爱而不是只想干你。”

“你太狡猾了，”她说，“你这无辜的狡猾，你刚刚承认没那么爱我，但又想要我知道这一点，为什么？为什么女人就不能有其他情人，同时爱着一个男人？你总是告诉我你仍然爱着你的妻子，你只不过更爱我一些。说那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对我就不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能对所有女人都不一样？为什么我们不能拥有同样的性自由而且男人仍会爱我们？”

“因为你能够肯定孩子是不是你的，而男人不行。”我说，我在开玩笑，我想。

她戏剧性地掀开被子一跃而起，在床上站着。“我真不能相信你说了这种话，”她不敢置信地说，“我真不敢相信你竟然说出这种男性沙文主义的话！”

“我只是在开玩笑，”我说，“真的，但你知道，你并不现实。你想要我宠爱你，真正爱上你，像对待一个处女一样对你，就像过去他们对女人那样，但你却拒绝这种顺服之爱之上的那些价值。你想我像爱圣杯一样爱你，但你又想生活得像个解放了的女性。如果你的价值改变了，我也必须改变。我不能像你想要的那样爱你，像我曾经那样爱你。”

她开始哭泣。“我知道，”她说，“上帝，我们那么爱对方。你知道的，我曾经即使头疼欲裂也会跟你上床，我根本不在乎，我只要吃点止痛药就好了。我爱极了它，爱极了它。而现在，性并没有那么好了，是吗，如果我们现在真要诚实的话？”

“不，没那么好了。”我说。

她再次愤怒起来，开始大叫，声音就像是鸭子在嘎嘎叫。

这将会是漫长的一夜。我叹了口气，伸出手去够桌上的香烟，当一个美丽的姑娘站着，而她的阴部就在你的嘴边，要想点燃一支香烟是非常困难的。但我点着了，这一幅画面是那么搞笑，她瘫倒在床上，大笑起来。

“你说得对，”我说，“但你知道关于女性应该忠贞的实用性理由，我已经告诉过你，大部分情况下，女人都不知道她们染上了性病。记住，你干过的男人越多，就越有可能得宫颈癌。”

简奈尔大笑着。“你这个骗子！”她拖长了语调。

“不是开玩笑，”我说，“所有那些老旧的禁忌都有实用性的理由。”

“你们这些混蛋，”简奈尔说，“男人都是走运的混蛋。”

“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我洋洋自得地说，“当你开始大喊大叫时，你听起来就像是唐老鸭。”

一个枕头击中了我，我有了借口抓住她并拥抱着她，我们最终还是做爱了。

事后，当我们一起抽烟时，她说：“我是对的，你知道。男人根本不公平。女性应该完全有权利想要多少个性伴侣就有多少个性伴侣。现在，认真一点，难道不是这样吗？”

“是的。”我跟她一样严肃，甚至比她更严肃。我是真心的，从理性上说，我知道她是对的。

她依偎着我。“就是因为这个我才爱你，”她说，“你是真的理解，即使在你男性沙文主义最严重的时候也是，当革命到来的时候，我将会救下你的命，我会说你是个好男人，只不过是被误导了。”

“非常感谢。”我说。

她关掉灯，摁熄了香烟，非常深思地说：“你其实并没有真的因为我跟其他人上床而爱我少一些，是吗？”

“没有。”

“你知道我是真心实意爱你的。”

“知道。”

“你并不觉得我那么做就是个婊子，对吗？”

“不，”我说，“我们睡觉吧。”我伸出双臂拥住她，她躲开了一点。

“你为什么不离开你妻子跟我结婚呢？告诉我实话。”

“因为我这样的话，就两头都占了。”

“你这混蛋。”她用手指戳了戳我的卵蛋。

那很疼。“上帝，”我说，“就因为我疯了一样爱你，就因为我喜欢跟你说话多过跟任何人，就因为我喜欢干你多过干任何人，你怎么就有胆量认为我会为了你离开我妻子呢？”

她并不知道我是不是认真的，她决定认为我是在开玩笑。做出这个假设十分危险。

“非常认真的，”她说，“说实话，我真的只是想知道。你为什么跟你妻子结婚？给我一个好理由。”

我保护性地蜷成一个球，然后回答。

“因为她可不是个婊子。”

一天早上，我开车送简奈尔去派拉蒙的片场，她将在那里工作一天，在他们的一部大制作中出演一个极小的角色。

我们去早了，所以就在对我来说是个十分惊奇的活生生的小镇复制品里散步。它甚至还有个假的地平线，一片金属升上天空，这骗到了我。那些假门店那么真实，以至于当我们走过时，我完全没法忍住，打开了一家书店的门，指望着会看到熟悉的桌子和书架上塞满了书皮鲜艳的图书等着卖。我打开门，门后除了草和沙子，什么都没有。

我们继续走，简奈尔大笑着。有一扇橱窗搁满了十九世纪的药瓶和药，我又打开了那扇门，然后看到后面的草和沙子。我们继续走，我继续开门，简奈尔却没有大笑了。她只是微笑着。最终，我们走到一家有顶篷的餐馆，在顶篷下，一个穿着工装的男人正在扫地。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扫地的男人骗到了我。我以为我们已经离开了摄影棚，走到了派拉蒙的物资供应区域。我看到一张菜单贴在窗子上，便问那个工人餐馆开门了没。他有着一张上了年纪的演员那种橡胶似的脸。他眯着眼盯着我，给我一个大大的笑容，然后闭上双眼冲我眨了眨。

“你是认真的吗？”

我走到餐馆门边，打开它，看到后面的草和沙子，无比震惊。我关上门，看着那个工人，那张脸上充斥着疯狂的快乐，就像他特意为我安排了这段旅程一样。就好像他是上帝，而我刚刚问他：“生命是认真的吗？”所以他回答：“你是认真的吗？”

我陪着简奈尔走到她要拍戏的摄影棚，她对我说：“那些东西显然是假的，它们怎么会骗到你呢？”

“它们没有骗到我。”

“但是你那么明显地希望它们是真的，”简奈尔说，“当你开门时，我观察过你的脸，我知道那家餐馆真的骗到你了。”

她开玩笑地拉了拉我的胳膊。“你真的不应该被单独放出来，”她说，“你太蠢了。”

我不得不赞同这一点。并不是我真的相信了，它们没那么真切。令我困惑的是，我是真的想要相信门后有什么东西，我无法接受这个明显的事实——这些粉刷好的布景背后什么都没有。我以为自己是个魔法师，当我打开那些门，真正的房间、真正的人就会出现，甚至那家餐馆也一样。就在我打开那扇门之前，我在脑海中想象出了红色桌布、深色葡萄酒瓶和人们正安静等候侍应安排他们入座。我是真的非常惊讶那儿什么都没有。

肯定是某种神智错乱让我打开了那些门，但我很高兴自己那么做了。我不介意简奈尔嘲笑我，也不介意跟那个疯狂的演员一起演戏。上帝，我只是想确定而已。如果我没有打开那些门，我就会一直好奇下去。

正文第四十二章

奥萨诺来洛杉矶商讨一部电影改编的事，打电话邀请我共进晚餐。我把简奈尔带了去，她极其想见他。晚餐结束，我们喝咖啡时，简奈尔试着要我谈谈我的妻子，我耸了耸肩，没理她。

“你从来都不谈论她，是吗？”

我没有回话。她继续坚持，她的脸因为喝了葡萄酒而有些红晕，也因为我把奥萨诺带来一起晚餐而有些不舒服。她开始变得恼怒：“你从来不谈论你的妻子，因为你觉得那样做不道德。”

我仍然什么都没说。

“你仍然觉得自己特别好，不是吗？”简奈尔说，她现在充满了冷酷的怒火。

奥萨诺绽出个浅笑，他扮演着才华横溢的著名作家的角色，甚至还带着些轻微的夸张。他说：“他也从来都不谈论自己是个孤儿的事情，所有的成年人其实都是孤儿，当我们长大成人，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父母。”

简奈尔立即产生了兴趣。她曾经告诉过我，她很钦佩奥萨诺的头脑和他写的那些书。她说：“我觉得简直棒极了，真的。”

“那根本是在胡说八道，”我说，“如果你们打算用语言来交流，那就用那些语言本来的意思。一个孤儿是长大时没有双亲，很多情况下甚至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任何血亲。成年人不是孤儿，他只是个该死的混蛋，觉得父母对自己没有任何作用，认为他们非常麻烦，而自己不再需要他们。”

有一段尴尬的沉默，然后奥萨诺说：“你说得对，但你的确不想把你的特殊状况与他人分享。”

“是啊，也许。”我说，然后我转向简奈尔，“你和你的女朋友们互称对方为‘姐妹’，姐妹的意思是，共同的双亲所生的女性孩子，她们通常一起经历过相同的童年创伤，在她们的银行户头里也会体现出她们的相同经历。那才是真正的姐妹，不管是好的、坏的，还是冷漠无情的。当你叫你的女朋友‘姐妹’时，你们都在胡说八道。”

奥萨诺说：“我又要离婚了，要付更多的赡养费。我再也不结婚了，我已经不够钱付那么多赡养费了。”

我跟他一起大笑起来。

“别那么说，你是婚姻机构的最后希望。”

简奈尔抬起头说：“不，梅林，你才是。”

我们都因为那句话而大笑，然后我说我不想去看电影了，我太累了。

“哦，该死，”简奈尔说，“我们一起去皮布斯喝一杯，然后玩几盘双陆棋吧，我们可以教奥萨诺玩。”

“何不你们一起去呢？”我淡然地说，“我要回酒店好好睡一觉。”

奥萨诺带着个悲伤的笑容看着我，什么都没说。简奈尔瞪着我，好像要看我到底敢不敢把那句话再重复一遍。我让自己的语调尽可能冷酷，却充满理解。我故意地说：“听着，我不介意，不是开玩笑。你们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我只想回去睡觉。奥萨诺，当回绅士，代替我吧。”。

奥萨诺立即猜出来我是在嫉妒他。“全听你的，梅林。”他根本不在乎我什么感受，他觉得我像个混蛋。我知道他愿意把简奈尔带去皮布斯，然后把她带回家干她，丝毫不会考虑我。

但简奈尔摇了摇头：“别傻了，我会自己开车回家，你们想干什么都随便你们。”

我知道她在琢磨什么——两个男性沙文猪想要分享她。但她知道，如果她跟奥萨诺走了，那就会给我足够的理由永远不再见她。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就是在找一个真正能让我恨她的理由，如果她跟奥萨诺走了，我便能那么做然后摆脱她了。

最后简奈尔跟我一起回了酒店，但我能感觉到她的冷酷，即便我们的身体紧靠着对方时暖暖的。过了一会儿，她挪开去，当我沉沉入睡时，我能听到她离开我们的床时弹簧的窸窣作响。我困倦地低喃着：“简奈尔，简奈尔。”

正文第四十三章

我是一个好人。我不在乎其他人怎么想，我就是一个好人。

这一生中，我真正爱过的男人总是会看不起我，他们还因为那些他们说爱我的原因而看不起我。

他们从来都不能接受我也可能会对其他人类——而不仅仅是他们——产生兴趣的事实。就是这一点把一切都弄砸了。他们爱上我，然后却希望我会变成其他的什么人，就连我生命中最挚爱的人，那个狗娘养的梅林也是。

他比他们所有人都糟糕，但他也是最好的那个。他理解我，是我认识的人中最好的一个，我真心爱他，他也真心爱我。他做了一切努力来尝试，我也尽了我的一切努力来尝试，但我们永远也无法战胜那种男性的本能。如果我喜欢另一个男人，他就会觉得恶心，我能看到他脸上那种恶心的表情。当然，如果他跟另一个女人有了一段有趣的对话，我也会受不了。

但他比我聪明，他会掩饰。当我在他身边时，即使其他女人注意到他，他也绝不会注意她们任何人。我没那么聪明，或者我觉得那太虚伪了，他的所作所为就是虚伪。但这样做有效果，让我更爱他了。但我的诚实，却让他对我的爱变少了。

我爱他。他几乎在所有的事情上都那么聪明，除了女人。在女人这方面，他是真的很蠢。他对我就很蠢，也许不是愚蠢，只是他只愿意接受幻象。他曾经跟我讲过一次，说我应该成为一个更好的女演员，应该给他一个更好的关于我爱他的幻象。我真心爱他，但他说，这一点并没有我爱他的幻象重要。我理解这一点，我也努力了，但我越是爱他，就越是没法那么做。我想要他爱上真正的我。也许没人能够爱上真正的我、真正的你、或真正的任何东西。那就是真相——没人能爱上真相。尽管如此，我没法不去尝试展现真正的我。当然，我也撒谎，但只会在当撒谎很重要的时候。之后，当我觉得时机适合，总是会承认自己说了谎，那总会把事情搞砸。

我告诉所有人，当我还是小女孩时，我的父亲是如何逃离的。当我喝醉了，我也会告诉陌生人，我是如何在十五岁时就尝试过自杀。但我从来没有告诉他们为什么，那个真正的原因。我让他们以为就是因为我父亲走掉了。如果一个我喜欢的男人请我吃一顿有很多酒的晚餐，然后让我喜欢上他，即使我正爱着其他人，我也会跟他上床。为什么这有那么可怕？男人总是这么做，这对他们来说毫无负担。但全世界我最爱的那个男人却在我告诉他这一点时，认为我是个婊子。他不能理解，我只是想有个人干我。每个男人都一样。

我从来不在重要的事情上欺骗一个男人，我是说，物质上的东西也许会。一些我最好的朋友对她们的男人玩的花招，我从来没有玩过。当我怀孕时，我从来不会指责某个男人应该负责，好让他能帮助我。我从来不会那样欺骗男人。我从来不会在我不爱一个男人时告诉他我爱他，至少最开始不会。过一段时间，当我停止爱他，而他仍然爱着我时，我无法伤害他，那时我会说我爱他。但之后，我做不到充满爱意，他们能看出来，我们的关系会变淡，直到我们不再见面。只要我爱过的男人，我永远也不会真的恨他，不管他之后对我是如何充满恨意。男人，至少是大部分男人，对他们不再爱的女人有那么多怨毒，或者至少是对我。也许是因为他们仍爱着我，而我却不再爱他们，或只有那么一点点爱他们。有一点点爱和很爱很爱一个人差别非常大。

为什么男人总会怀疑你是否爱他？为什么男人总怀疑你对他是不是真心的？为什么男人总会离你而去？噢，上帝，为什么这是如此痛苦？我没法再爱他们了，那会让我很受伤，他们都是混蛋，像孩子一样毫无顾忌地伤害你。你可以原谅孩童，你不会在意，即使他们会让你哭泣。但不会原谅男人。

情人总是那么残忍，越是充满爱意就越残忍。不是那些卡萨诺瓦们，不是那些唐璜们，不是那些男人口中的“寻花问柳高手”。不是，不是那些卑鄙小人。我说的是那些真心爱你的男人，哦，你真的爱他们，他们说他们也爱，我知道那是真的。我也知道他们会如何比世界上其他任何男人都会伤得你更深。我想说：“别说你爱我。”我想说：“我不爱你。”

一旦梅林说他爱我，我就很想哭。我真心爱他，知道他之后会变得残忍。当我们真的了解对方，当所有幻象都破灭之后，当我最爱他的时候，他对我的爱会变少。

我想生活在一个男人从来都不会像现在这样爱女人的世界里；我想生活在一个我从来不会像爱他一样那么爱任何男人的世界里；我想生活在一个爱情从来都不会变心的世界里。

哦，上帝啊，让我继续活在梦境中吧。当我死去，把我送去一个满是谎言的天堂，和一个要么永远爱我，要么永不爱我的情人。给我甜蜜的骗子们，甜蜜到他们永远都不会用真爱来让我伤痛，让我用我的整个灵魂去欺骗他们。让我们成为永远都不会被发现的骗子，永远都会被原谅，这样我们才能相信彼此。让我们因为战争、瘟疫、死亡、疯狂而分开，但绝不是因时间的流逝。把我从善良身边赶走，让我不要退化成无邪之人，让我自由吧。

有一次，我告诉梅林我跟我的发型师上过床。你们真该看看当时他脸上的表情，那种冷淡的蔑视。男人就是那样，他们操了自己的秘书，那没关系，但他们瞧不起操自己发型师的女人。但我们的所作所为明明更容易理解，发型师做的是私密的事，他得在我们身上用他的双手，他们中有些人的手很棒，他们了解女人。我只跟我的发型师上过一次床。他总是跟我说他在床上有多出色，有一天，我有些饥渴，就说好吧。他那晚来了我家，就操了我那一次。当他干着我时，我看到他在观察我是否被挑起了“性致”。对他而言，这只是一种权力，他用他的舌头、双手和特殊的话语玩所有的花招。我得说那是一场不错的性爱，但也是一场无比冷酷无情的性爱。当我高潮时，我甚至期盼他会拿起一面镜子在我脑袋背后看看自己表现如何。当他问我喜不喜欢的时候，我说挺好。他说我们应该什么时候再做一次，我说当然。但他再也没问，尽管即使他问了我也会说不。我猜，我也并不是多么出色。

该死的，现在这种事到底能有什么坏处？为什么男人听到类似的故事就会看轻女人，觉得她们是婊子？他们也会这么做，每一个，狗娘养的。那样做什么都不能说明，不会让我变得渺小。有很多男人，即便是他们中最出色的，都曾操过怪诞的女人，而且不止一次？

我必须得抗争，才不至于退化成无邪之人。当一个男人爱上我，我想对他忠贞，在我的余生里都不再跟其他人做爱，我想为他做任何事情。但现在我知道，不论对他还是对我，这都不可能。他们看不起你，开始令你对他们的爱逐渐减少，通过一百万种不同的方式。

我一生的挚爱，那狗娘养的，我真心爱他，他也真心爱我，这一点我得称赞他。但我痛恨他爱我的方式，我是他的避难所，当整个世界对他而言太大了的时候，他会躲到我这里。他总是说单独跟我待在酒店房间里感到很安全。我们不同的套房就像不同的风景，不同的墙壁、陌生的床铺、旧沙发、沾着不同颜色血迹的毯子，但我们赤裸的身体总是一样。不过这一点不是真的，这是好笑的地方。有一次我让他大吃一惊，那次真的很好笑。我做了隆胸手术，我总是想要更大的乳房——漂亮浑圆又坚挺——我终于那么做了，他爱极了它们。我告诉他我是特别为他那么做的，这部分是真话，但我那么做最主要的目的是想让自己在试镜一个需要裸露的角色时不那么害羞——制作人有时会盯着你的乳房看。我猜我还是为了爱丽丝那么做的。但我告诉他，我就是只为他这么做的，那混蛋最好对此感激不尽。他确实那么做了。我爱极了他爱我的方式，它是这段恋情最好的部分。他是真的爱我——我的肉体——并总是告诉我这是具特别的肉体。最终，我开始相信他根本不可能跟除我之外的女人做爱。我退化成了那种无邪之人。

但那从来都不是真的，没什么是真的，连我的那些理由也不是。我爱女人的乳房，那又有什么违反自然的呢？我爱极了吮吸另一个女人的乳房，为什么那会让男人恶心？他们觉得那么做特别抚慰人——他们怎么就不觉得女人也会这么觉得呢？我们都曾经是婴儿。

这是女人哭得那么多的原因吗？因为她们永远也不能重新变成婴儿？男人可以，真的。男人可以重新变回婴儿，女人不能。父亲可以重新变成婴儿，但母亲不能。

他总说他觉得安全，我知道他什么意思。当我们单独在一起时，我能看到压力从他脸上消失殆尽，他的眼睛变得柔和。当我们躺在一起，赤裸、温暖、柔软的肌肤相触时，我会用双臂环抱他，真心地爱着他。我能听到他像只猫心满意足地咕哝似的叹息。我知道在那么短暂的一刻，他是真心快乐。我能做到那一点，真的就像魔法一般。我是世界上唯一能做到这点的人类，那让我觉得自己是如此有价值，我真的意味着什么，我不仅仅只是一个被人上的婊子，不仅仅只是一个他可以谈话分享智慧的人。我是个真正的女巫，一个爱的女巫，一个好女巫，那感觉真是好极了。在那一刻，我们俩都可以快活地死去，字面意义上的，真正快活地死去。我们能直面死神，毫不害怕。但只有那么短短一刻，没什么可以长久，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所以我们会故意缩短那一刻，让终结来得更早，我现在能看清这一点了。有一天他说：“我再也不觉得安全了。”我再也不爱他了。

我可不是摩莉·布卢姆，那狗娘养的乔伊斯，当她说着是的，是的，是的，她的丈夫正在说不，不，不。我决不会跟任何一个说不的男人上床，永远也不，再也不了。

梅林沉沉睡着了，简奈尔爬下床把一把扶手椅拖到窗边，她点燃一根烟，凝视着窗外。她一边抽烟，一边聆听梅林在床上翻来覆去做着不安稳的梦。他正嘟囔着什么，但她根本不在乎。操他，和其他所有男人。

简奈尔戴着拳击手套，暗红色的，镶着白色蕾丝。她面对我站着，经典的拳击姿势，左臂向外伸出来一些，右手蜷着准备挥出致命一击。她穿着白色缎子短裤，脚上是黑球鞋，直接套上去的，没有鞋带。她美丽的脸庞显得很残酷，形状精致的性感嘴唇紧紧抿着，雪白的下巴收在肩膀边，看上去极具威胁，但我却为她裸露的胸脯而深深着迷，奶白色，圆圆的乳房很红，因为某种肾上腺素而坚挺着，这种肾上腺素并非来自于爱，而是对战斗的渴望。

我冲她微笑，她却没有回以一个笑。她挥出左拳，正中我的嘴，我说：“啊，简奈尔。”她又挥出两记重重的左直拳，疼得我像鬼一样，我能感到血液充满了舌下的空间。她跳跃着远离，我伸出手，它们也戴着红色拳击手套。我穿着球鞋的脚向前滑行，在那一刻，简奈尔冲到我面前，右拳重重地击向我。我真的看到了蓝色、绿色的星星，就好像我是个漫画人物似的。她跳开去，乳房跃动着，那跳跃的红色乳头真令人着迷。

我跟着她走到一个角落，她蹲下来，小小的戴着红色手套的双手保护着她的头，我用一记左勾拳打向她精致浑圆的肚子，但我曾舔过无数次的小腹却抵抗着我的手。我们紧紧相拥，我说：“啊，简奈尔，别闹了，我爱你，甜心。”她跳开去，继续挥拳打我，就像是一只猫用它的爪子划破了我的眉毛，血开始向下滴落。我瞬间开始看不见，听到自己在说：“噢，上帝啊。”

擦去血迹，我看到她站在拳击台的正中央等着我。她金色的头发紧紧地绑成一个球，卡住它的水晶发夹就像是个催眠符咒一样闪着。她又用两个轻轻的直拳打中了我，小小的红色手套瞬出瞬收，就像舌头一样。但现在她露出了个空档，我能够打到她骨骼精致的脸，我的双手并没有移动，我知道唯一能够拯救我的就是紧紧拥住她。她试图在我周围跳动，当她试着躲开时，我搂住她的腰把她转了过来。现在她毫无防御，不过她的短裤并没有完全遮住她的身体，我能看到她的后背和她美丽的臀部，如此浑圆而丰腴，我总是会在床上贴着它。我忽然觉得心脏一阵尖利的痛，不明白她该死的为何要跟我作对。我再次搂紧她的腰，在她耳边低语，几丝金色的发缕飘到我的舌尖。“背朝上躺着。”我说。她迅速转身，一记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右直拳打中我，我便慢动作地踉跄着，在空中头下脚上地飘落到帆布上。我震惊不已，尽力爬起来，用一只膝盖跪着，我能听到她在用她那温暖又可爱、曾让我高潮的声音倒数十下。我单膝跪着，抬头盯着她。

她微笑着，然后我听到她说：“十，十，十，十。”有些疯狂地、急匆匆地数着。然后，一个快活的微笑在她脸上绽开，她双手举到空中开心地跳了起来。我听到数百万女人狂喜尖叫的隐约喊声，另一个身体强壮的女人正在拥抱简奈尔，那女人穿着一件厚厚的高领毛衣，在两个巨大的乳房之间绣了“冠军”字样。我开始哭泣。

然后简奈尔走到我身边来帮我。“这是一场公平的打斗，”她不停地说，“我光明磊落地战胜了你。”而我含着泪水说：“不，不，你没有。”

我醒了过来，伸手去够她，她却不在我身边的床铺上。我起身，赤裸着，走到客厅里。在黑暗中，我能够看到她的香烟。她正坐在一把椅子里，看着那烟雾缭绕的破晓在城市的上空形成。

我走过去，伸出手勾勒着她的脸，她脸上没有血迹，她的骨头没有被打碎，她一只天鹅绒般的手抬起来，当我的手盖住她赤裸的乳房时触碰着我的手。

“我不在乎你怎么说，”我说，“不管那该死的是什么意思，我都爱你。”

她没有回答我。

几分钟后她站起身，领着我回到了床上，我们做了爱，然后彼此相拥着睡去。半梦半醒之间，我嘟囔着：“上帝啊，你差点杀了我。”

她大笑。

正文第四十四章

有什么东西把我从沉沉的睡眠中惊醒，透过酒店房间百叶窗的缝，我能看到加州清晨的玫红阳光，然后我才听到电话在响。我看到简奈尔金色的头颅几乎完全藏在了被单之下，她离得我远远地睡着。当电话铃一直不停地响着时，我突然有了种惶恐的感觉。洛杉矶这里还是清晨，很早，所以那电话肯定是纽约打过来的，也肯定是我妻子打的。除了紧急情况，瓦莱莉从来都不会给我打电话，我的孩子肯定出了什么事。我还有种愧疚感，因为接到这通电话时，简奈尔正跟我一起躺在床上。我接电话时，希望她不会醒过来。

电话那头的声音说：“是你吗，梅林？”

是个女人的声音，但我听不出来，不是瓦莱莉。

“是的，请问你是谁？”

是亚蒂的妻子帕姆，她的语调中有种颤抖。

“亚蒂今天早上心脏病发作了。”

她那么说时，我的焦虑减轻了一些——不是我的孩子之一。亚蒂之前已经有过一次心脏病发作，不知为什么，在我的脑海里，我觉得那并不是什么很严重的事情。

我说：“噢，该死，我会坐飞机立刻赶回来，今天就会回来。他进医院了吗？”

电话那头有一阵停顿，然后我听到她的声音破碎了。

“梅林，他没撑过来。”

我不明白她到底在说什么，我真的不明白。我仍然既不讶异也不震惊，然后我说：“你是说他死了？”

“是的。”

我极力控制住自己的声音，说：“有一趟九点的航班，我会坐那趟飞机，五点就能到纽约，我会直接去你家里。你想要我给瓦莱莉打电话吗？”

她说：“是的，麻烦你了。”

我没有说我很遗憾，我什么都没说，我只是说：“一切都会没事的，我今晚就到你那儿。你想要我给你父母打电话吗？”

“是的，麻烦你了。”

我问她：“你还好吧？”

她说：“是的，我还好，请赶紧回来。”

然后她挂了电话。

简奈尔正坐在床上盯着我。我把电话拿起来，拨通了长途，接通了瓦莱莉。我告诉她发生了什么，叫她去接我的飞机，她想跟我谈谈，但我告诉她，我得收拾行李去赶飞机。我没有时间，她接到我的时候我们再谈。我又拨通了接线生，打了帕姆父母的电话。幸运的是，接电话的是她父亲，我跟他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他和妻子会赶下班飞机去纽约，他会打电话给亚蒂的妻子。

我挂上电话，简奈尔盯着我，非常好奇地研究着我。从那些电话里的对话中，她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她什么也没说。我开始用拳头砸床，不停地说着：“不，不，不，不。”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正在大喊大叫。然后我开始哭泣，我的身体被一阵完全不能忍受的痛苦淹没了，我能感觉到自己正逐渐丧失意识。我拿了一瓶房间的梳妆台上放着的威士忌，开始喝。我不知道自己喝了多少，在那之后，我能记得的只有简奈尔帮我把衣服穿好，领着我穿过酒店大堂，然后把我送上一架飞机。我就像具僵尸。直到很久之后，当我又回到洛杉矶时，她才告诉我，她得把我扔进浴缸才能让我清醒过来。她帮我穿上衣服，订好机票，然后陪着我，一直把我送上飞机，并请空姐照料我。我甚至不记得那趟飞行，突然之间，我就到了纽约，瓦莱莉正等着我。到了那个时候，我已经没事了。

我们直接开车去了亚蒂家。我负责一切，安排所有。亚蒂和他妻子曾商量过他想以一个天主教徒被埋葬在天主教墓地里。我便去本地的教会安排妥当了一切。我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我没事。我不想让他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停尸间里，所以我确保葬礼会在第二天举行，之后他就会被直接下葬。追悼会将会在晚上举行，当我经历着这些死亡仪式时，我知道，我将永远都不再会是同一个人了，我的人生将会改变，我周围的世界也会改变。我的魔法逃走了。

为什么我哥哥的死对我打击如此沉重？他其实挺简单，挺普通的，但他是真正有美德的，我想不出这一生中碰到的其他任何人能担得起这个说法。

有时他会告诉我他在工作上的斗争，与腐败、与要求他在报告中给那些在检测中显示出危险的添加剂说好话的行政压力作斗争。他总是拒绝，但他的故事从来都不是有些人讲述的那种拒绝被腐化的讨厌故事。当他讲述时，他完全没有义愤填膺，完全冷静。他并没有因为有钱人为了利润毒害民众而又惊又怒，他也从来不会因为自己可以抗拒这样的腐化而又惊又喜。他非常明确地说出来，他从来都不觉得有义务为了正义而战。

他完全没幻想自己的抗争会做出伟大之事。他们完全可以绕过他。我记得他告诉过我其他机构的化学家是如何做完官方检测后发出带有偏向性的报告，但我哥哥从来没那么做。每当他跟我讲这样的故事时，他总是大笑着。他知道这个世界已经腐败了，他知道自己的美德没有任何价值。他并没有把它当成奖品。

他只是简简单单地拒绝，就像一个人拒绝放弃一只眼睛、一条腿一样，如果他是亚当，他将会拒绝放弃一根肋骨。他在每件事情上都是这样。我知道他从未背叛过自己的妻子，即便他是个非常英俊的男人，看到非常漂亮的姑娘他也会快活地微笑，他的笑可是很稀罕的。不论男女，只要聪慧他都喜欢，但他也从未被那一点引诱，其他人就会。他从来都没有接受过金钱或帮助，他从来都不为自己的感情或命运乞求怜悯。与此同时，他也从来都不对他人评头论足，至少表面是如此。他很少说话，总是聆听，他的快乐就源于此，他要求的是最低限度的生活。

上帝啊，现在让我心碎的是，我记起来他就连还是个孩子时都是个满是美德的人。他从来不会在球类比赛中作弊，从来不会去商店里偷窃，从来不会对姑娘不真诚。他从不吹嘘，也不撒谎，我那时就嫉妒他的纯粹，现在我仍然嫉妒这一点。

他却死了，一个悲剧的、被打败的人生，至少看上去是那样。我嫉妒他的这种人生。第一次，我明白了人们从宗教中得到的安慰，那些相信有一个正义的上帝的人们。如果我信，现在这也能安抚我，我会相信我的哥哥现在已经得到他正义的奖赏了。但我知道那一切都是狗屎，我还活着。噢，我还活着，富有又知名，享受着这个地球上所有的肉体快感，我是胜利者，跟他的人格相去甚远，而他却被可耻地弄死了。

尘归尘，土归土。我从未哭泣过我失去的父亲和母亲，我失去的爱和所有其他的失败，但我为他哭泣，至少，我还有一些体面，会因为他的死亡而痛苦不堪。

谁来告诉我，为什么这些会发生？我根本无法忍受看一眼我哥哥死去的面庞。为什么不是我躺在那具棺木中，让恶魔把我拖进地狱？我哥哥的脸从未显得如此强壮，如此冷静，如此安详，但它却泛着灰，就像撒了花岗岩粉末。他的五个孩子来了，穿着整洁的丧服，跪在他的棺木前说出最后的祷告。我能感到自己的心碎了，泪水违背我的心意恣意流淌。我离开了小礼堂。

但痛苦并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在新鲜空气中，我知道自己还活着，我第二天就会有好胃口，过一段时间我也会再次拥有一个可爱的女人，我会写一个故事，然后在沙滩边散步。只有我们最爱的人才能导致我们的死亡，我们要警惕的只有他们。我们的敌人永远伤害不了我们，而我哥哥的美德让他既不怕他的敌人，也不怕他所爱的人，那简直坏透了。美德本身是奖赏，而笨蛋就是那些死去的人。

但几周后，我听到了其他的故事，发生在他婚姻早期，当他妻子生病时，他去了她父母家，哭泣着哀求他们给钱，好让他妻子治病。

当最后一次心脏病发作时，他妻子试图给他做人工呼吸，在死前一刻，他疲惫地挥手让她走开。但那最后一个手势真正的含义是什么？生命对他而言是否太过沉重，连他的美德也不能承受？我又一次想起了乔丹，他是否也是个充满美德的人呢？

人们会把一切归咎于自杀者的死，但是，有没有可能，那些让自己死掉的人相信谁都没有错，只是有些生物就是得死？而他们比失去了他们的爱人和朋友更能看清这一点？

但所有这些想法都太危险了，我熄灭了自己的悲痛和理性，把我的罪恶顶在最前面当作盾牌。我会犯罪，小心翼翼地，永远活下去。

正文第四十五章

一周后我打电话给简奈尔，感谢她把我弄上了飞机，结果只接到了她的答录机，里面是她假装的法国口音请我留下口信。

我一开腔，她真正的声音就插了进来。

“你在躲谁？”

简奈尔大笑着。“你要是知道自己的语调是什么样子……”她说，“酸溜溜的。”

我也大笑起来。

“我正在躲你的朋友奥萨诺，”她说，“他不断地打电话给我。”

我的胃里忽然腾起一股作呕感。我并没有大吃一惊，但我那么喜爱奥萨诺，他知道我对简奈尔的感觉，一想到他会这么对我，我就恨极了。但我并不在乎这些狗屎，它再也不重要了。

“也许他只是想知道我在哪里。”

“不，”简奈尔说，“把你送上飞机后，我给他打了电话，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他很担心你，但我告诉他你没事。你还好吧？”

“没事。”

她并没有问我任何关于回家后发生了什么的问题，我就爱她这一点。她知道我不想谈这件事。我也知道她永远不会告诉奥萨诺，当我那天早上收到亚蒂的消息时所发生的事——我是如何完全崩溃掉的。

我试着冷静。

“你为什么要躲他？当我们在一起时，你挺喜欢他的陪伴的啊。我还以为你会抓住一切可以再见到他的机会呢。”

电话那头有一段停顿，然后我便在她的语气中听出了一种显示出她非常生气的调子，她的声音非常冷静，言辞精确，就像她正张开一张弓，准备把她的语言像箭一样射出去。

“的确如此，”她说，“所以他第一次打电话过来时我很开心，我们一起出去吃了晚餐。他有趣极了。”

我不相信得到的答案。因为某种挥之不去的嫉妒，我接着问道：“你跟他上床了吗？”

又一次，一段停顿，我几乎都能听到她射出箭时弓弦的嗡嗡震动声。

“是的。”

我们谁也没说话。我感觉差劲极了，我们再也不能责备对方了，只能报一箭之仇。

我非常忐忑却又不自觉地问：“怎么样？”

她的语调非常明快，简直兴高采烈，就像她正在谈论一部电影。“挺好玩的，你知道他对帮女人口交这件事非常看重，那真的会让人特别洋洋自得。”

“好啊，”我随意地说，“我希望他在那方面比我好。”

再一次，一段长长的停顿。然后弓断掉了，她的声音充满了受伤和反抗。

“你没有任何权利生气，”她说，“该死的，你一点因为我跟其他人干过什么而生气的权利都没有。我们之前说好了的。”

“你说得对，”我说，“我没有生气。”我的确没有。我的情绪要复杂得多。在那一刻，我放弃了她，把她当成过去的爱人。我告诉过奥萨诺多少次我有多爱简奈尔？简奈尔也清楚我有多么在乎奥萨诺。他们都背叛了我，没有任何其他的词比这个词更贴切。有意思的是，我并没有生奥萨诺的气，我只生她的气。

“你就是在生气。”她说，就像我在蛮不讲理一样。

“不，真的，我没有。”我说。她这是在为我跟我妻子一起而报复，她这是在为无数的事情报复，但如果我没有问她那个上没上床的问题，她肯定不会告诉我，她不会那么残忍。她现在不会再对我撒谎了。她曾跟我说过一次，现在她说到做到。她做了什么与我无关。

“我很高兴你打了电话，”她说，“我很想念你。别因为奥萨诺的事情生气，我再也不会见他了。”

“为什么不？”我说，“你为什么不见他？”

“哦，该死，”她说，“他挺幽默，但他就是硬不起来，哦，该死，我向自己保证过不告诉你这一点。”她大笑起来。

现在，作为一个普通的满腔嫉妒的情人，我很开心听到我最亲爱的朋友不举，但我只是不在乎地说：“也许问题在你，他在纽约可有很多甘心献身的女朋友。”

她的声音欢乐而明快。“上帝，”她说，“我努力得很，努力到甚至都能让死尸复活。”她开心地笑着。

现在，就像她期待的那样，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她伺候着不举的奥萨诺，亲吻吮吸他的身体，她的金发四处飞扬的画面。我非常想作呕。

我叹息。“你下手太重了，”我说，“我放弃。听着，我想再次感谢你照顾我，我真不敢相信你能把我弄进那个浴缸里。”

“那是健身课的功劳，”简奈尔说，“我非常强壮，你知道。”她的语调变了，“我非常非常为亚蒂感到遗憾，我真希望自己能跟你一起回去照顾你。”

“我也是。”我说。但事实是，我很高兴她不能去，因为她看到了我的崩溃，我觉得很羞愧。我觉得，从某种奇怪的角度，她永远也不会再以同样的眼光看我了。

她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过来，非常轻。

“我爱你。”

我没有回答。

“你还爱我吗？”

现在轮到我了。“你知道的，我不被允许说这种话。”

她没有回答。

“是你告诉我，一个已婚男人永远也不该告诉另一个姑娘他爱她，除非他准备好了要离开自己的妻子。事实上，除非他已经离开了他的妻子，否则就不允许告诉她这句话。”

最终，简奈尔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因愤怒地喘气而支离破碎。

“你他妈的。”她说，我能听到电话被重重挂断。

我可以打回去，但她说不定会让那个假惺惺的法国口音回答。

“兰伯特小姐不在家，能否请您留下您的名字？”

所以我想，操你。我感觉好极了，我知道我们之间还没完。

正文第四十六章

当简奈尔告诉我她操了奥萨诺时，她不可能知道我的感受。我看过奥萨诺试图钓上每一个女人，除非那人实在太丑。她却被他这种扫荡方式钓上了钩，她竟然那么轻易就上了他，这让她在我眼中变得没那么好了。她变成了个软柿子，就像那些女人一样。我还觉得奥萨诺对我有某种蔑视，我竟然那么疯狂地爱着一个他一个晚上就能搞定的姑娘。

所以我并没有心碎，只是闷闷不乐，只是因为我的自尊，我猜。我想告诉简奈尔一切，但又觉得那样的话，就太卑鄙了，让她觉得自己像个荡妇。再加上，我知道她一定会反击。她为什么不该是个软柿子呢？在那些跟所有人上床的姑娘面前，男人不也是软柿子吗？她为何要考虑奥萨诺动机不纯呢？他魅力非凡，他聪慧至极，他充满天赋，他帅气，他又想操她。她为什么不该跟他干？这一切跟我又有什么关系？我可怜的男性自尊抬起了头，仅此而已。当然，我可以告诉她奥萨诺的秘密，但那将会是卑鄙又毫无意义的报复。

但我仍闷闷不乐。不管是否公平，我没那么喜欢她了。

在下一次去西部时，我没有打电话给简奈尔。我们到了完全分手前的最后阶段，这在恋情中十分典型。就像我对自己卷入的每件事一样，我已经读过了相关的文学作品，现在，我已经是人类恋情潮起潮落的领军级专家了。我们正处在跟对方告别但会偶尔一两次复合以减轻最终分手带来的打击的阶段。所以我并没有打电话给她。一切都已经结束了，或者说我希望如此。

与此同时，艾迪·兰瑟和杜兰·鲁德成功劝说我重返那部电影，那是一段痛苦的经历。西门·贝尔福特只不过是个疲惫的老骗子，他怕极了杰夫·瓦艮。他的助理，“污泥之城”里切蒂则只是西门的一只金花鼠而已，但他却想让我们知道他关于剧本应该写什么的想法。终于有一天，在他提出一个特别混账的主意之后，我转向西门和瓦艮说：“把那男的赶出去。”

一阵尴尬的沉默。我打定主意，准备拂袖而去，他们肯定感觉到了这一点，最终，杰夫·瓦艮轻声说：“弗兰克，你为何不去我的办公室等着西门呢？”里切蒂离开了房间。

又是一阵尴尬的沉默。我说：“我很抱歉，我也不想那么粗鲁，但我们到底对这该死的剧本是不是认真的啊？”

“对，”瓦艮说，“我们继续吧。”

第四天，在电影厂的工作结束后，我决定去看一部电影。我让酒店帮我叫了一辆出租车，让出租车载我去了韦斯特伍德，像通常一样，排队等待的队伍很长。我排在队中，随身带了一本精装书，准备排队时读。看完电影后我计划去附近的一家餐厅，然后打电话召一辆出租车把我送回酒店。

队伍一动不动，所有那些年轻的孩子好像很懂似的谈论着电影。姑娘都很漂亮，年轻男人留着胡子和长发，就像耶稣似的，所以显得更漂亮。

我坐在人行道的马路边上看书，没人注意到我。在好莱坞这里，这完全不是一种古怪的行为。我正专心致志地看着书，忽然意识到有一辆车正坚持不懈地按着喇叭，我抬起头。有一辆棒极了的劳斯莱斯幻影停在我面前，我看到驾驶座上简奈尔粉扑扑又明朗的脸庞。

“梅林，”简奈尔说，“梅林，你在这里干什么啊？”

我随意地站起身，说：“嗨，简奈尔。”我能看到劳斯莱斯副驾驶座上的那个男人，年轻，英俊，穿着一套漂亮的灰西装，打着灰色的丝质领带。他的头发剪得很漂亮，似乎并不介意停下来让简奈尔跟我讲话。

简奈尔介绍我们认识，提到他才是这辆车的主人，我赞赏了那辆车，他也说自己是多么欣赏我的书，多么迫不及待地等电影出来。简奈尔说他在某家电影公司拥有某个执行主管的职位。她想让我知道，她并不只是跟个开着劳斯莱斯的有钱人出来，他也是电影业的一分子。

简奈尔说：“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别告诉我你终于开始开车了。”

“不，”我说，“我坐了辆出租。”

“你怎么会排队啊？”

我瞥了她一眼，然后说我可没有美丽的朋友可以用他们的奥斯卡奖带我进去。

她知道我在开玩笑。不管我们什么时候去看电影，她总是会用她的奥斯卡奖这张牌插队。

“你就是有奥斯卡奖也不会用的。”

她扭头对她的朋友说：“他就是这样的傻子。”但她的语气中有那么一点骄傲。尽管她总插队，却真心欣赏我不那么做。

我能看出来简奈尔深受打击，她很可怜我孤零零一个人坐出租车来看电影，像任何一个穷人一样，不得不排队等候，她正臆想一种浪漫的场景，我是她孤独凄惨、穷困潦倒的丈夫，透过窗户看进去，看到以前的妻子、快活的孩子和一个新丈夫，她带着金色斑点的褐色眸子中噙着泪水。

我知道自己占了上风，这个坐着劳斯莱斯的帅气男人并不知道他将要输掉了。我要耍耍他。我把他拖进一场关于他工作的谈话，他开始滔滔不绝起来。我装作非常有兴趣，他于是没完没了地说着那些好莱坞的狗屎，我能看到简奈尔变得紧张又恼怒。她知道他是个蠢蛋，但她不想让我知道。然后我开始称赞他的劳斯莱斯，那男人变得活跃无比。五分钟之内，我就知道了比我想知道的更多的关于劳斯莱斯的知识。我继续称赞那辆车，然后我用一个简奈尔知道是杜兰讲的老笑话，一字一句地重复着，首先我让那男人告诉我它值多少钱，然后我说：“用那么多钱买的，这辆车可得会口交才行啊。”她恨死了那个笑话。

那男人开始不断大笑，说：“这真是我听过的最好笑的笑话了。”

简奈尔满脸涨得通红，看着我，然后我看到队伍开始动起来，我得回自己的位置。我跟那男人说很高兴认识他，并告诉简奈尔能再见她真是太好了。

两个半小时之后，我从电影院出来，看到简奈尔那辆熟悉的梅赛德斯车停在剧院前面，我坐了进去。

“嗨，简奈尔，”我说，“你是怎么甩掉他的？”

“你这狗娘养的。”

我大笑起来，够过去，她给了我一个吻，我们开车回我的酒店过夜。

那天晚上她非常可爱，她问了我一次：“你知道我会回来找你吗？”

“知道。”

“你这混蛋。”

那一晚美妙极了，但到了早上，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我们道了别。

她问我会在城里待多久，我说还有三天，然后就回纽约。

“你会打电话给我吗？”

我说我想自己不会有时间。

“不是见我，只是打电话给我。”

“我会的。”

我打了，但她不在家，我听到了她操着法国口音的答录机留言。我留了个口信，然后回到了纽约。

我最后一次见到简奈尔是个意外。

当时，我正在贝弗利山庄酒店的套房里，在跟朋友共进晚餐前有一个小时的空闲。我没法抵挡打电话给她的冲动。她答应跟我在甜蜜生活酒吧碰头，一起喝一杯，那地方离我的酒店只有五分钟路程。我立即就过去了，没几分钟，她就走了进来。我们坐在吧台边喝了杯酒，随意地聊着天，就好像我们只是熟人而已。她在吧椅上转了个身，好让酒保给她点烟，她这么做时，脚轻轻地撞到了我的腿，轻得连我的长裤都不会弄脏，然后她说：“噢，我很抱歉。”

不知为什么，那让我心神俱碎，当她在点烟后抬起双眸时，我说：“别那么做。”我能看到她眼中的泪水。

那正是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分手，那充满了感情的温馨一刻，濒临死亡的脉动最后几下跳动，死之前脸上最后一片回光返照的潮红。但当时我没想到。

我们手牵着手，离开酒吧，走到我酒店的套房。我打电话给朋友，取消了我们的约会。简奈尔和我在套房里一起吃了晚餐，我靠在沙发上，她以她最爱的姿势坐着，双腿收在身下，上半身靠在我身上，这样我们就总是保持着身体接触。她能低头看着我的脸，看入我的双眸，看我会不会骗她。她仍然以为能够透过表情看清一个人。同时，从我的方向仰头，我能看到她的下巴到脖子的可爱颈部曲线以及她的脸庞所形成的完美三角。

我们就这么相拥，过了一会儿，她深深地望入我的双眼，说：“你还爱着我吗？”

“不，”我说，“但我发现，要是没有你，我非常痛苦。”

有那么一会儿，她什么都没说，然后，她特别着重强调地重复：“我是认真的，真的，我很认真，你还爱我吗？”

我认真地说：“当然。”这是真的，但我说这句话的口气会告诉她即使我曾爱过她，那也不会改变任何事，我们永远也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了，我再也不会那样任她伤害。她立即就明白了这一点。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她说，“你还没有因为我们的那些争吵而原谅我吗？”

“我会为任何事情原谅你，”我说，“除了你跟奥萨诺上床。”

“但那根本什么都不算，”她说，“我只不过跟他上了床，然后一切就结束了。那真的什么都不是。”

“我不在乎，”我说，“因为那个，我永远没法原谅你。”

她琢磨了一番，起身去再倒一杯葡萄酒，在她喝了几口之后，我们上了床，她的肉体仍有魔力，我很好奇那些傻得透顶的浪漫爱情故事是否也基于科学事实。有可能是真的。一个人，体内有成百上千万截然不同的细胞，碰上性别相反的另一个人，但却拥有完全相同的细胞，这些细胞会相互呼应。这与能力、阶级、智慧、美德和罪恶都没有关系，只是一个相似细胞的简单科学反馈。要是真是这样，那该多容易理解啊。

我们浑身赤裸地在床上，做着爱，突然，简奈尔坐起身来，离开我身边。

“我得回家。”

那不是她故意惩罚我的花招，我能看得出她再也没法忍受待在这里了，她的身体颤抖着，双乳变得平了些，脸因为紧绷而显得憔悴，就好像她刚刚遭受了某种可怕的打击。她直直地盯着我的双眼，完全没有任何道歉或找借口的意思，也完全没有要安抚我受伤自尊的意思。她像之前一样，简单地说：“我得回家。”

我不敢抚摸她，开始穿衣服，说：“没事的，我理解，我陪你下楼去取车。”

“不，”她说，她现在穿好了衣服，“你没必要那么做。”

我能看出来她没法忍受继续跟我待下去，她想要我从她眼前消失。她走出套房，我们并没有尝试吻别，她想在转身之前对我微笑，但做不到。

我关上门，锁好，回到床上。虽然我在做爱做了一半时被打断，却发现自己并没有留下任何“性奋”。她对我的无比厌恶灭掉了任何性方面的欲望，但我的自尊并没有受伤。我觉得自己明白刚刚发生了什么，我和她一样都大大地松了口气。我几乎立即沉沉入睡，连梦都没做。

事实上，那是我许多年来睡得最好的一觉。

正文第四十七章

卡里琢磨着他罢免格罗内维特的最后计划。无论如何，他都不觉得自己是个叛徒。格罗内维特会被妥当照料，他会凭借在赌场的股份拿到一大笔钱，还能保住他住的那一间套房。一切都会跟以前一样，除了格罗内维特不再拥有任何真正的实权。当然，格罗内维特仍旧拥有“铅笔”，他仍然有好多会来香格里拉酒店赌博的朋友。既然本来就是格罗内维特在“招待”他们，那这就是种有利可图的礼貌。

卡里想，如果格罗内维特没有中风，自己肯定不会这么干。自那场中风之后，香格里拉酒店每况愈下，简单来说，就是格罗内维特不够强壮，不能在必要时刻迅速行动，做出正确决定。

但卡里仍然觉得内疚。他回忆起自己与格罗内维特度过的这么些年，对方就像父亲一样对他，帮助他平步青云，他也与格罗内维特共度了那么多快活的日子，听他讲故事，一起巡视赌场。那真是一段快乐时光。他甚至让格罗内维特有机会第一个尝尝卡萝尔，那个美丽的“查理·布朗”。有那么一刻，他好奇，不知查理·布朗现在身在何处，她为什么会跟奥萨诺一起跑掉，然后，他记起来自己是怎么认识她的。

卡里一直都爱极了陪格罗内维特巡视赌场。通常，格罗内维特会在午夜时分巡场，在跟朋友共进晚餐，或是跟某个姑娘一起在他套间里吃了顿私人晚餐后。那之后，格罗内维特会下楼，到赌场里巡视他的帝国，搜索着背叛的迹象，认出所有那些想要摧毁他的叛徒或外面来的骗子。

卡里走在他身边，注意到格罗内维特看起来似乎更加强壮、腰杆更加笔挺，脸色也更好，就好像他从赌场铺着地毯的地上汲取着力量一样。

有一天，在骰子区，格罗内维特听到一个玩家问荷官几点钟了，那荷官看了看自己的腕表，然后说：“我不知道，它停了。”

格罗内维特立刻警觉起来，盯着那个荷官，他戴着一块表盘是黑色的腕表，非常大，非常男性化，里面还嵌着精密的计时器。格罗内维特跟荷官说：“让我看看你的表。”

那荷官看上去吓了一跳，然后伸出自己的胳膊，格罗内维特用手握住荷官的手，看了看表，然后以天生发牌员的迅捷动作，把那腕表从那人的手臂上弄了下来。他冲着荷官微笑：“我会帮你把这个保存在我办公室，”他说，“一小时之内，你可以上来要回它，或者你可以从这家赌场里出去。如果你上来要，我就会跟你道歉，价值五百块的道歉。”格罗内维特转身离开，手上仍拿着那块表。

上楼回到格罗内维特的套房之后，他给卡里展示了那手表的工作原理。手表其实是空心的，顶上有个小暗格，一个筹码可以通过暗格滑进去。格罗内维特用桌子上的一些小工具轻松地把那块表拆了开来，打开它时，一个孤零零的缀着金色的百元黑筹码正在里面。

格罗内维特深思地说：“我真想知道他是只有自己用这块表，还是也把表租给其他当班员工。并不是个坏主意，但他们只是小角色，他一班能够拿出去多少？三百块、四百块。”格罗内维特摇着头，“人人都像他那样，那我就不用担心了。”

卡里又回到楼下赌场，赌区经理告诉他，那荷官已经辞职并离开了酒店。

就是那晚，卡里认识了查理·布朗。他是在轮盘赌桌上看到她的，一个美丽、纤细的金发女郎，她的脸庞是那么天真而年轻，弄得他都好奇她够不够法定年龄赌博。她穿着得当，性感，但并没有带任何真正的暗示。所以他猜她不是从纽约或洛杉矶来的，应该是某个来自中西部城市的人。

在她玩轮盘赌时，卡里一直关注着她，当她晃到一张21点牌桌时，他跟着她。他走进赌区，站在发牌员身后。看得出来，那姑娘并不知道如何玩21点赢面才大，所以他跟她聊天，告诉她何时该要牌，何时该放弃。她赢了些钱，面前的筹码越堆越高。当卡里问她是否是独自一人来赌城时，她给了他足够的鼓励。她说，不，她是跟一个女朋友一起来的。

卡里把自己的名片给她，上面写着“香格里拉酒店副总裁”。“如果你需要任何东西，”他说，“打电话给我。你想看我们今晚的演出并作为我的客人与我共进晚餐吗？”

那姑娘说，那样的话就太棒了。

“我能叫上我的女朋友一起吗？”

卡里说：“好的。”他在名片上写了点什么之后才递给她，说：“在晚餐表演开始前，把这个给领班，如果你还需要其他任何东西，就给我打电话。”之后他便走开了。

不出意外，在晚餐表演后，他听到有人呼叫自己，接起电话，他就听到了那姑娘的声音。

“我是卡萝尔。”

“我在任何地方都能认出你的声音来，卡萝尔，你是21点桌的那个姑娘。”

“是的，”她说，“我只想打电话谢谢你，我们玩得愉快极了。”

“我很高兴，”卡里说，“不论你下次什么时候来赌城，请打电话给我，我会很乐意为你做任何事情。这样吧，如果你预订不到房间，打电话给我，我会帮你搞定。”

“谢谢你。”卡萝尔说，她的语气中有一点失望。

“等一下，”卡里说，“你什么时候离开赌城？”

“明天早上。”

“为何不让我给你和你的女朋友买一杯酒告别呢？”卡里说，“那将会是我的荣幸。”

“那样就太好了。”

“好，”卡里说，“我在百家乐桌边跟你们碰头。”

卡萝尔的朋友也是一个漂亮姑娘，深色头发，漂亮的胸脯，比她的朋友穿得保守一些。卡里并没有冒进，他在赌场酒廊里给她们买了酒，知道了她们是从盐湖城来的，还没找到任何工作，但希望能成为模特。

“也许我能帮你们，”卡里说，“我有朋友在洛杉矶做这一行，也许我们能帮你们在事业上起个头。不如你们下个星期三或星期四给我打个电话，我肯定在那时能帮你们找到点儿活，要么是这里，要么是洛杉矶？”那一晚，他们只聊了这些。

下一周，当卡萝尔给他打电话时，他给了她洛杉矶一家模特经纪公司的电话，他有个朋友在那里工作，他还告诉她，她肯定能拿到一份工作。她说自己会在这个周末来拉斯维加斯，卡里说：“为何不住在我们酒店呢？我会免费招待你的。你一分钱都不用花。”卡萝尔说，那样的话她就太开心了。

那个周末，一切顺利就位。当卡萝尔登记入住时，前台便打了电话去他办公室。他确保鲜花和水果都送去了她的房间，然后才打电话给她，问她是否愿意与他共进晚餐。她很高兴。晚餐后，他把她带到赌城大道上看各种表演，去其他赌场小赌一把。他向她解释，自己不能在香格里拉酒店赌博，因为他的名字写在赌场的执照上。他给了她一百块美金，让她玩21点和轮盘赌，她快活地尖叫起来。他目光锐利地盯着她，她并没有试图偷偷把筹码塞进自己的手袋，这意味着她是个正经姑娘。他确保酒店侍应、领班和其他赌场里的赌区经理对他的毕恭毕敬让她印象深刻。那一晚玩得差不多时，卡萝尔肯定已经知道了他在拉斯维加斯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当他们回到香格里拉酒店时，他对她说：“你想要看看副总裁的套房是什么样子吗？”

她对他绽出个天真的笑容，然后说：“当然。”他们上楼，到了套房后，她恰如其分地点头，发出快活的惊叹，然后有些夸张地瘫倒在沙发上，显示出自己的筋疲力尽。

“哇噢，”她说，“拉斯维加斯跟盐湖城完全不同。”

“你考虑过住在这里吗？”卡里说，“像你这么美丽的姑娘，肯定能过得很开心。我会把你介绍给最厉害的那些人。”

“你真的会吗？”卡萝尔问。

“当然，”卡里说，“人人都想认识你这样美丽的姑娘。”

“啊哈，”她说，“我可不美丽。”

“你当然美，”卡里说，“你知道你很美。”

这个时候，他已经坐在了她身旁。他一只手搁在她的腹部，倾身过去亲吻她的嘴唇。她尝起来甜蜜极了。他一边亲吻着她，手一边探进了她的裙下。毫无任何抗拒，她回吻着他，卡里想起自己贵重的沙发皮套，说：“我们去卧室吧。”

“好的。”她说。他们手牵手走进卧室。卡里脱掉了她的衣服，她有着他所见过最美丽的胴体之一，牛奶般白皙，金色的一丛阴毛同她的金发相映生辉。她的衣服一褪下，双乳便立即跳了出来。她一点也不害羞。当卡里脱衣服时，她的双手一直在他小腹和胯部游移着，还把脸贴在他的肚子上。他把她的头轻轻向下推，有了这个动作的鼓励，她做了自己最想做的。他让她动作了一会儿，才把她带到床上。

他们做了爱。做完之后，她把脸埋在他的肩颈之间，双臂环绕着他，满足地叹息着。他们休息了一会儿，卡里琢磨着这场性爱并评估了她的魅力。她长得非常好看，吹箫水平也不差，但还是不够出色。他还有很多要教她的。现在，他的脑子开始运转起来。她真的是他曾见过的最漂亮的姑娘之一，而她那张天真无邪的脸，配着她苗条却曲线丰满的身体会散发出更多的魅力。穿上衣服她显得很纤细，脱下衣服她会令人快活地大吃一惊。她是那种经典的丰满体态，卡里想着。他曾见过的最好的胴体，虽然不是处女，却仍然缺乏经验，并不世故，仍很甜美。卡里突然一闪念，他会把这个姑娘当作武器，当作他获得权力的工具之一。拉斯维加斯有成百上千的漂亮姑娘，但她们要么太蠢，要么太强势，要么就没有正确的导师。他会令她蜕变成一个特别的女人，不是妓女，他永远都不会当皮条客，永远也不会从她那儿拿哪怕一分钱。他会让她成为每个来拉斯维加斯的赌徒梦中的女神。但是，首先，当然，他要爱上她，并得让她也爱上他才行。等这件事情解决之后，他们才能真正开始谈生意。

卡萝尔再也没有回盐湖城。她成了卡里的情妇，虽然她在酒店有间公寓，却总是待在他的套房里。卡里让她去上网球课和舞蹈课。他找到香格里拉酒店最优秀的表演女郎教她如何恰如其分地化妆和着装。他为她安排在洛杉矶的模特工作，并装作为她吃醋。当她在洛杉矶过夜时，他会询问她是如何度过夜晚时光的，询问她和经纪公司的摄影师的关系。

卡里会用无数的亲吻淹没她，然后说：“宝贝，现在除了你，我都不能跟其他任何人做爱了。”

根据卡里的判断，她是诚恳的。他当然可以查她，但那毫无意义。这段恋情维持了三个月。一天晚上，当她来他的套房时，他对她说：“格罗内维特今晚情绪非常低落，他收到了一些坏消息。我试过要把他拉出来，跟我们一起喝一杯，但他却孤零零地待在楼上的套房里。”卡萝尔在酒店进进出出，已经见过了格罗内维特，有一晚还曾经跟格罗内维特与卡里一起吃过饭。格罗内维特那种谦和又威严的态度充满魅力。

“哦，真让人难过。”卡萝尔说。

卡里微笑着。

“我知道，他每次一见到你，都会高兴起来，你是那么美丽，”他说，“有你那张好看的脸，男人爱死了天真无邪的面庞。”这是真的，她的双眼分得有些开，脸上散落着极小的雀斑，她看上去就像是一块糖果。她的金发黄中带褐，像个孩子似的乱糟糟的。

“你看上去就像是漫画里的孩子，”卡里说，“查理·布朗。”那变成了她在拉斯维加斯的别名，她可高兴了。

查理·布朗说：“年长一些的男人总是很喜欢我，我父亲的一些朋友就曾经挑逗过我。”

“他们当然会了，你对此有什么想法？”

“噢，我从来都不会生气，”她说，“我觉得有点受宠若惊，也从来没有告诉过我父亲。他们真的都很好，总是会给我买礼物，也从来没有真的做什么坏事。”

“我有个主意，”卡里说，“要么我给格罗内维特打个电话，你上去陪陪他？我有事要去赌场，尽你的全力让他高兴起来。”他冲她微笑，她则非常严肃地看着他。

“好吧。”她说。

卡里给了她一个慈父般的吻。

“你明白我什么意思，对吗？”

“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有那么一刻，卡里看着那张天使般的脸庞，感到一种尖利的愧疚。

但她给了他一个非常灿烂的笑容。

“我不介意，”她说，“我真的不介意，我挺喜欢他的。但你确定他想要我那么做吗？”

卡里立刻就安心了。

“甜心，”他说，“别担心，你直接上去就行，我会给他打电话。他会等着你，你就按照自己平时的样子表现，他绝对会爱上你的，相信我。”他一边这么说着，一边伸手去够电话。

他打到格罗内维特的套房，听到格罗内维特带着好笑的声音回答：“如果你确定她想上来的话，请随意。她是个可爱的姑娘。”

卡里挂掉电话，说：“来吧，甜心，我会送你上去的。”

他们去了格罗内维特的套房，卡里介绍说她叫查理·布朗，他看得出格罗内维特因为这个名字而开心。卡里为大家倒了酒，坐下来谈了谈天，然后就找理由离开，说自己得去赌场，留下他们独处。

他那晚再也没见到查理·布朗，知道她一晚都在格罗内维特那儿。第二天，当他碰到格罗内维特时，他说：“她还好吗？”

格罗内维特说：“她还好。非常非常可爱的姑娘，小甜妞。我试过要给她点钱，但她怎么也不肯要。”

“唉，”卡里说，“你知道她很年轻，对这些还不熟悉，但她跟你在一起表现还好吧？”

格罗内维特说：“还好。”

“我需要确保你随时都能见她吗？”

“噢，不用，”格罗内维特说，“她对我来说有点太年轻了，我跟那么年轻的姑娘相处总会有点不舒服，特别是她们不要钱的时候。事实上，你何不帮我去珠宝店给她买份礼物呢？”

卡里回到办公室后，打电话去了查理·布朗的公寓。

“你昨晚过得开心吗？”

“噢，他真是棒极了，”查理·布朗说，“他真是个绅士啊。”

卡里开始有点担心起来。

“你说他是个绅士是什么意思？你们难道什么都没做吗？”

“噢，我们当然做了，”查理·布朗说，“他棒极了，谁也猜不到那么老的人能够那么棒，不管何时他有需要，我都愿意让他开心。”

卡里跟她约好当晚共进晚餐。挂上电话，卡里靠到椅背上，想把这一切琢磨明白。他本来希望格罗内维特会爱上她，他就可以把她当作武器来对付格罗内维特。不知为何，格罗内维特却察觉了这一切。通过女人来搞定格罗内维特是不可能的了，他已经有过太多女人，也见过太多女人被教坏。他并不知道美德的意义，所以不可能坠入爱河。他可以爱上欲望，因为那太简单了。“对付女人你完全没有取胜的机会，”格罗内维特，“所以你永远也不能放弃自己的优势。”

卡里琢磨着，好吧，也许不能用在格罗内维特身上，但这座城里有足够多的大人物能够让查理来搞定。一开始，他以为是她的技巧不足，毕竟，她是个年轻姑娘而非专家。但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教会了她不少东西，她比他第一次拥有她时要出色得多。好吧，她搞不定格罗内维特，否则的话，那对所有人都最理想，现在，他得以一种更慷慨的方式来使用她了。所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卡里把她“送了出去”。他安排她跟来拉斯维加斯最大的赌客在周末约会，并教她永远也不要从他们那儿拿钱，也不要总是跟他们上床。

他跟她解释了他的理论：“你要寻找的只有大鱼，那个会爱上你，会在你身上花很多钱，会给你买很多礼物的人。如果他们觉得只要往你那儿扔两三百块就能跟你睡的话，他们就不会那么做。你得像个业余妓女一样做事。实际上，有时在第一晚不跟他们上床可能是个好主意，就像以往的旧时光那样。如果你做了，一定要显出是因为他们征服了你的样子。”

查理同意做卡里要她做的一切，他并不惊讶。他第一晚就察觉到了她的受虐倾向，这种倾向常常出现在美丽的女人身上。他对此非常了解，她们缺乏自我价值，渴望讨好她们觉得真正关心自己的人。当然，那是皮条客的花招，卡里并非皮条客，他这么做是为了她好。

查理·布朗还有另外一个美德。她吃得比他见过的任何人都多。她第一次为所欲为地吃，卡里就被震撼到了。她吃了一份牛排加烤土豆、一份龙虾拌法式炸薯条、蛋糕、冰淇凌，之后还帮卡里吃光了他盘里的食物。他向人炫耀她吃东西的能力，有些男人，一些最大的赌徒，都被她的这种能力冲昏了头脑。他们爱死了带她出去吃晚餐，看着她吃下无比多的食物，那些食物似乎永远都不会令她难受或让她不那么饿，也从来没有往她身上增加一两脂肪。

查理有了一辆车，好当作座驾。她买下了之前自己租的公寓所在的那幢房子，把钱给卡里好帮她存进银行。卡里开了一个特殊的保护人账户，让自己的报税专家帮她报税，他把她列进酒店赌场的薪金名单，好让她在纸面上有收入来源。他从来没有从她身上拿过一分钱。几年后，她就已经睡遍了拉斯维加斯每一个有权有势的赌场经理，还包括一些酒店老板。她跟得州、纽约和加州来的大赌徒上床。卡里正琢磨着让她去勾引F先生，当他向格罗内维特提出这个建议时，格罗内维特毫无理由地说：“不，不要给F先生。”

卡里问他为什么，格罗内维特对他说：“那姑娘身上有那么点不靠谱的东西，不要冒险让她去勾搭那些真正的大赌客。”卡里接受了这个判断。

但卡里最成功的招数是让查理·布朗钓上了布里安卡法官，他是拉斯维加斯的联邦法官。卡里帮他们安排了见面。查理会在酒店的某间房间里等待，法官会从套房的后门进来，直接去查理的房间。布里安卡法官十分忠贞，每周都来。当卡里开始请他帮忙时，两人都心知肚明这种合作该怎么算。

这样的安排卡里也照搬到了赌博委员会的一个成员身上。查理的特殊气质、她的天真无邪、她的有趣和她极妙的身体，让这一切都很顺利。

布里安卡法官会在度假钓鱼时带上她，有些银行家会在商业旅行时带上她，等他们不忙的时候就能上她。如果他们忙起来，她就去购物。如果他们很饥渴，她就操他们。无须用温柔的词句来讨好她，而她也只拿购物的钱。她有种气质，能让他们相信她爱上了他们。她觉得陪伴他们、跟他们做爱是件妙事，而这些并不包含其他要求。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打电话给她，或是打电话给卡里。

查理唯一的问题就是她在家特别邋遢。这时她的朋友萨拉也已经从盐湖城搬到了她的公寓。卡里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指导之后也把她“送了出去”。有时，当他去她们的公寓，会被公寓里乱糟糟的境况恶心到。有天早晨，他看了一圈厨房后大发雷霆，把她们俩踹出被窝，逼着她们清洗干净水池里的黑点，挂上新的窗帘。她们很不高兴地照做了。但当他带她们俩出去吃晚餐时，她们俩是那么充满爱意，结果那晚三个人一起回了他的套房。

查理·布朗就是拉斯维加斯的梦幻女郎。然后最终，当卡里真正需要她时，她却跟奥萨诺一起消失了。卡里永远也无法理解那一点，当她回来时，她看上去跟以前没什么不同，但卡里知道，奥萨诺只要打电话给她，她就一定会离开赌城。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卡里都是格罗内维特忠心耿耿又勤恳的左右手。然后，他开始考虑取代格罗内维特。

背叛的种子是在卡里被迫买下香格里拉酒店及赌场百分之十的股份时种下的。

卡里被召去格罗内维特的套房开会，然后他认识了约翰尼·桑塔迪奥。桑塔迪奥是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着装严肃优雅，是英式风格，他的姿势非常硬朗，像个士兵。桑塔迪奥曾在西点军校上过四年学，他的父亲——纽约黑手党最厉害的领袖之一——运用自己的政治关系为他儿子约翰尼弄到了去军校的名额。

父亲和儿子都是爱国者，直到父亲被迫藏匿起来，以躲避国会的传票。FBI把约翰尼扣作人质，放出话，说儿子将会不断地被骚扰，直到父亲自首为止。年长的桑塔迪奥就这样被逼了出来，并出庭面对国会的一个委员会。之后，约翰尼·桑塔迪奥就从西点军校退学了。

约翰尼·桑塔迪奥从未因为任何罪行被起诉或指控过，他甚至从未被逮捕过。仅仅只是因为他是自己父亲的儿子，他拥有香格里拉酒店股份的许可就被内华达州赌博委员会拒绝了。

卡里对约翰尼·桑塔迪奥印象十分深刻。他十分安静，言辞优雅，甚至会让人相信他是哪个北方佬家庭培养出来的常青藤名校毕业生，他看上去甚至不像是个意大利人。房间里只有他们三个人，格罗内维特的开场白是对卡里说：“你想要拥有酒店的一部分股份吗？”

“当然，”卡里说，“我会填好欠债单给你。”

约翰尼·桑塔迪奥微笑了起来，那是个温和的、近乎甜蜜的微笑。

“根据格罗内维特的描述，”桑塔迪奥说，“你的个性实在是太好了，所以我会出钱帮你买你的股份。”

卡里立即就明白了。他获得股份只是代表桑塔迪奥而已。

“我没意见。”卡里说。

桑塔迪奥说：“你的背景足够干净能从赌博委员会那里拿到执照吗？”

“当然，”卡里说，“除非他们有法律反对跟女人上床。”

这一次，桑塔迪奥并没有笑，他只是等待着卡里说完这句话，然后他说：“我会把钱借给你买股份，你要签一张欠条，金额就是我出的钱，那欠条上会说你得出百分之六的利息，你也得出那笔钱。但我跟你保证，你出利息绝对不会亏，你明白吗？”

卡里说：“当然。”

格罗内维特说：“我们现在做的绝对是合法的交易，卡里。我想澄清这一点。但没人知道桑塔迪奥先生手握你的欠条这一点十分重要，赌博委员会就能因为这一点而驳回你挂名我们执照的申请。”

“我明白，”卡里说，“但要是我出了什么事呢？要是我被车撞了，或我坐的飞机失事了怎么办？你们考虑过那一点吗？那样桑塔迪奥怎么拿到他的股份？”

格罗内维特微笑着拍了拍他的背说：“我是不是一直对你就像父亲一样？”

“你一直是这样。”卡里诚恳地说，他真心这么觉得，这种诚恳从他语气中透出来，他看得出来桑塔迪奥对此很满意。

“这样的话，”格罗内维特说，“你可以写下你的遗嘱，然后在遗嘱里把股份留给我，如果你真的出了什么事，桑塔迪奥知道我会把股份或是他的钱还给他。这样你觉得可以吗，约翰尼？”

约翰尼·桑塔迪奥点了点头，接着他状似随意地问卡里：“你知道有什么方法能让我的名字也写入执照吗？赌博委员会有可能不考虑我父亲的背景而让我持股吗？”

卡里意识到格罗内维特肯定是告诉了桑塔迪奥，他能控制住赌博委员会的一个成员。

“那将非常困难，”卡里说，“会花上很多时间和金钱。”

“多长时间？”

“两三年，”卡里说，“你的意思是，你想把自己的名字直接写到执照上对吗？”

“对的。”桑塔迪奥说。

“当赌博委员会调查你时，会发现任何问题吗？”卡里问。

“不会，除了我是我父亲的儿子，”桑塔迪奥说，“还有FBI和纽约警局文件里的很多传言和报告。全都是大概的东西，没有任何实质证据。”

卡里说：“那就足以让赌博委员会拒绝你了。”

“我知道，”桑塔迪奥说，“所以我才需要你帮忙。”

“我会试试。”卡里说。

“没问题，”格罗内维特说，“卡里，你可以去找我的律师写你的遗嘱，这样我就能拿到一份，然后桑塔迪奥先生和我会搞定其他的那些细节的。”

桑塔迪奥握了握卡里的手，卡里就离开了他们。

那件事过去只有一年，格罗内维特中了风。在格罗内维特还住院期间，桑塔迪奥来到拉斯维加斯跟卡里碰了面，卡里向桑塔迪奥保证格罗内维特会复原，他也仍然在做赌博委员会的工作。

桑塔迪奥说：“你知道的，你拥有的百分之十的股份并不是我在这家赌场里的唯一利润，我还有其他朋友拥有香格里拉的一份股权。我们非常关切格罗内维特是否能在中风之后继续管理这家酒店。现在，我希望你能正确理解我的意思。我对格罗内维特无比尊重，如果他能管理好酒店，没问题，但如果他不能，如果这地方开始衰落，我希望你能让我知道。”

在那一刻，卡里得做出自己的决定，是要一直对格罗内维特忠诚到底，还是寻找自己的前程。他完全依照直觉行事。

“好，我会的，”他对桑塔迪奥说，“不仅仅是为了你我的利润，也是为了格罗内维特先生好。”

桑塔迪奥微笑着。“格罗内维特是个伟大的人，”他说，“只要我们能为他做任何事，我都想做，这一点你明白。但如果酒店衰落了，那对我们任何人都没好处。”

“对的，”卡里说，“我会通知你的。”

格罗内维特出院后，看上去似乎完全恢复了，卡里直接向他汇报一切。但六个月后，他看出来格罗内维特真的没有足够的精力来掌管酒店和赌场了。他把这点汇报给了约翰尼·桑塔迪奥。

桑塔迪奥飞过来，跟格罗内维特开了个会，问他是否考虑把自己酒店的股份卖掉并放弃自己的权力。

格罗内维特现在脆弱得多，他静静地坐在椅子里，看着卡里和桑塔迪奥。“我能理解你的理由，”他对桑塔迪奥说，“但我想，再花一点时间我就一定能做好这份工作。让我这么跟你说吧，如果再过六个月，情况还没有好转，我就会按照你的建议行事。当然，你可以成为第一个买我股份的人。这对你足够好吗，约翰尼？”

“当然，”桑塔迪奥说，“你知道我相信你多过相信其他任何人，对你的能力也更有信心。如果你说六个月内能搞定，我就相信你，你说如果你做不到，六个月后就会辞职，我也相信你。一切都由你决定。”

会议就这样结束了。但那一晚，当卡里送桑塔迪奥去机场飞回纽约时，桑塔迪奥说：“你得盯紧所有的事情，让我知道发生的一切，如果他真的变得更糟，我们就不能等了。”

在那个时候，卡里本需要暂停他的背叛，因为在接下去的六个月里，格罗内维特的确有所好转，有了更强的控制力，但卡里给桑塔迪奥的报告里并没有暗示这一点。他给桑塔迪奥最终的建议是应该弄走格罗内维特。

仅过了一个月，桑塔迪奥的一个侄子——赌城大道上某家酒店里的赌区经理——因为逃税和诈骗被联邦大陪审团指控，约翰尼·桑塔迪奥飞来拉斯维加斯跟格罗内维特开会。表面上这个会是为了帮助他的侄子，但桑塔迪奥的开场词却在说另一件事。

他对格罗内维特说：“你还有大约三个月的时间，你决定好要把股份卖给我了吗？”

格罗内维特看向卡里，卡里看到他脸上有点悲伤和疲惫，然后格罗内维特转向桑塔迪奥说：“你是怎么想的？”

桑塔迪奥说：“我更关切你的健康和酒店的发展。我真的觉得，现在这生意对你而言也许过于繁重了。”

格罗内维特叹了口气。“你也许是对的，”他说，“让我考虑一下，我下个星期得去看医生，他给我的健康报告也许会让事情变得更艰难，不管我想要干什么。你的侄子怎么办？”他对桑塔迪奥说，“我们能帮你做点什么吗？”

卡里认识桑塔迪奥以来，第一次看到对方表现出愤怒。

“真是太蠢了，太蠢了，毫无必要。我根本不在乎他要不要坐牢，如果他被判有罪的话，我的名字上就又多出一个污点。人人都会以为我是背后主使，或是跟这事有牵连。我的确是过来帮忙的，但想不出任何法子。”

格罗内维特充满同情。“也不是全无希望，”他说，“卡里跟要审这个案子的联邦法官非常熟，这样如何，卡里，你仍然能够控制住布里安卡法官吗？”

卡里仔细琢磨了一会儿这样做会有什么好处。跟法官做这场交易肯定很不容易，法官的牺牲会很大，如果万不得已，卡里就得逼着他那么做。那会很危险，但奖赏也许值得冒险。如果他能为桑塔迪奥做到这一点，那么桑塔迪奥肯定会在格罗内维特把股份卖掉之后让卡里来管理酒店，那将会夯实他的地位，他可以成为香格里拉的统治者。

卡里非常专注地看着桑塔迪奥，让自己的声音显得非常严肃，十分诚恳。“那肯定很难，”他说，“会花上一大笔钱，但如果你真的要这么做，桑塔迪奥先生，我向你保证，你的侄子不会坐牢。”

“你是说，他会无罪释放？”桑塔迪奥说。

“不，我不能保证那一点，”卡里说，“但我向你保证，即使他被判有罪，也只会得到缓期徒刑，法官有可能搞定庭审，控制住陪审团，这样你侄子也许能脱身。”

“如果那样就太好了，”桑塔迪奥说，他热情地握了握卡里的手，“你只要能为我办成这件事，以后要我做什么尽管开口。”

突然，格罗内维特站到他们之间，把手放到他们紧握的双手之上，好像在赐福一样。

“那太好了，”格罗内维特说，“我们已经解决了所有问题，现在我们一起出门好好吃顿晚餐来庆祝吧。”

一周后，格罗内维特把卡里叫进他的办公室。“我收到我的医生的检查报告了，”格罗内维特说，“他建议我退休，但在我走之前，我想尝试一件事情。我已经告诉我的银行往我的支票账户里转一百万美金，我会在城里的其他赌场碰碰运气。我希望你能陪我一起去，一直到我要么输光要么把那一百万翻番。”

卡里完全无法相信。

“你打算挑战几率么？”他说。

“我希望再试一次，”格罗内维特说，“我还是个孩子时，是个伟大的赌徒，如果真的有人能够战胜几率的话，那就是我。如果连我都不能战胜几率，那就没人可以了。我们会好好享受那段时光的，再说我也负担得起一百万。”

卡里震惊至极。在他认识格罗内维特的这么多年里，对方对几率的信仰一直都不可动摇。卡里还记得在香格里拉酒店历史上曾有过那么一段时期，连续三个月，香格里拉的骰子桌每晚都会输钱，玩家变得越来越富有，卡里十分肯定是有什么骗局，他开除了骰子区的所有职员，格罗内维特也让科学实验室分析了所有的骰子，但一切毫无帮助。卡里和赌场经理确信是有人制造出来了一种新的科学仪器来控制骰子的滚动，完全没有另一个可能的解释。只有格罗内维特毫不动容。

“不要担心，”他说，“几率会起作用的。”

当然，三个月后，骰子们以同样疯狂的方式转向了另一个极端。超过三个月，骰子区每天晚上都赢得盆丰钵满。那一年年底，一切输赢相抵。格罗内维特和卡里为了庆祝一起喝了一杯。“你可以对任何事情都失去信念，宗教和上帝，女人和爱情，善与恶，战争与和平，随便你说出一个来。但几率永远都会不动如山。”

就这样，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当格罗内维特赌博时，卡里总是想起这一点。格罗内维特赌得比他见过的任何人都好，在骰子桌，他押所有能够降低庄家赢率的注，就好像他能窥测出运气的涨落。当骰子开始不顺，他就会换边，当骰子开始走运，他就会押最高限额的赌注。在百家乐桌上，他能闻得出牌盒何时会开始亲睐庄家，何时会亲睐闲家，并随之换注。在二十一点牌桌上，当荷官的手气很好时，他会把赌注压低到五块，当荷官手气变糟，他立刻就把赌注提高到限额。

在这一周，格罗内维特已经赢了五十万美金，到周末，他已经赢了六十万美金。他继续着，卡里在他身边。他们一起吃晚餐，然后赌博，一直到午夜。格罗内维特说，任何人都得身体健康才能赌博，不能太过分，必须得有一晚好眠，得注意饮食，每三四天上一次床。

在第二周的周中，虽然格罗内维特有超凡的赌技，却仍然开始走下坡路，几率正无情地把他碾成齑粉。在这两个星期的最后，他输光了自己的一百万美金，当他押下自己最后一堆筹码却输掉时，格罗内维特转向卡里，微笑着。他看上去很快活，这让卡里有种不祥的感觉。

“这是唯一的活法，”格罗内维特说，“你必须跟着几率走，否则，人生就没有意思了。永远记住这一点，”他告诉卡里，“在你人生中，无论做什么，都要把几率当成上帝。”

正文第四十八章

在我最后一次去加利福尼亚州做三元文化那部电影的剧本修订时，我在贝弗利山庄酒店的酒廊碰到了奥萨诺，我非常震惊于他的身体状况，以至于一开始根本就没注意到查理·布朗正陪着他。奥萨诺至少增重了三十磅，一个巨大的肚子从一件旧网球夹克里凸出来。他的脸浮肿着，脸上有无数的白色脂肪粒，曾经那么美妙绝伦的绿色眸子褪色成苍白，看上去就像是灰色的。当他朝我走过来时，我能看到他步态中的踉跄变得更明显了。

我们在波罗酒廊一起喝了酒。和往常一样，查理吸引了这家酒廊里每一个男人的目光，不仅仅是因为她的美貌和她天真无邪的脸，这在贝弗利山庄十分常见，而且她裙子的剪裁、她走路的姿态和环视整个房间的样子，发出了容易上手的信号。

奥萨诺说：“我看上去糟糕极了，不是吗？”

“我看过你更糟糕的样子。”

“见鬼，我也见过自己更糟糕的样子，”奥萨诺说，“你，你这个走运的混蛋，可以随心所欲想吃就吃，却从来不会长胖一磅。”

“但我可没有查理那么厉害。”我说，我冲着她微笑，她也回以微笑。

奥萨诺说：“我们准备坐下午的飞机，艾迪·兰瑟估摸他可以帮我联系一个写剧本的活，但没成，所以我不如赶紧该死的离开这里。我想我会去一个减肥农场，好好减肥，然后写完我的小说。”

“小说怎么样啊？”我问。

“好极了，”奥萨诺说，“我写完了超过两千页，只剩五百页要写了。”

我不知道如何回应他。这时，他已经有了不能按期交稿的名声，不管是杂志发行商，还是他的那些非小说类书籍。他的小说是他的最后希望。

“你应该集中精力在那五百页上面，”我说，“然后把那该死的书写完，那会解决掉你所有的麻烦。”

“是啊，你说得对，”奥萨诺说，“但我没法匆匆忙忙地写，我的发行商也不想我这么做。这可是我的诺贝尔奖啊，孩子，等着我写完这一部。”

我看向查理·布朗，想知道她是否对此印象深刻，让我意外的是，她根本连诺贝尔奖是什么都不知道。

“你有这样的发行商真是好运极了，”我告诉奥萨诺，“他们已经为那本书等了十年。”

奥萨诺大笑：“是啊，美国最有档次的发行商们，他们已经给了我超过十万美金，而他们连一页书都没看到。真的很有档次，可不像那些该死的做电影的人。”

“我过一周就会离开回纽约，”我说，“我会打电话给你，约在那边吃晚餐，你的新电话号码是多少？”

奥萨诺说：“还是同一个。”

我说：“我打过，总没人接。”

“是啊，”奥萨诺说，“我跑去墨西哥写我的书，吃那些豆子和墨西哥卷饼，所以才变得这么该死的胖。可是这位查理·布朗，她一两肉都没有长，而她吃的分量有我的十倍那么多。”他拍了拍查理·布朗的肩膀，捏了捏她的肌肤，“查理·布朗，”他说，“如果你在我之前死去，我会让他们解剖你的身体，弄清楚你到底拥有什么会让你保持苗条。”

她回他一个微笑。“这倒是提醒我了，我饿了。”她说。

所以，为了让大家高兴起来，我为大家点了午餐。我的是一份色拉，奥萨诺要了个煎蛋卷，而查理·布朗点了一份汉堡包加法式炸薯条、牛排配蔬菜、一份色拉和一个苹果派加三球冰激凌的甜品。奥萨诺和我享受地看着周围人盯着查理吃。他们完全不能相信，旁边卡座里的两个男人大声地评论着，希望能让我们跟他们谈话，这样他们就有借口跟查理聊天了。但奥萨诺和查理无视了他们。

我付了饭钱，当我离开时，我向奥萨诺保证回到纽约就会打电话给他。

奥萨诺说：“那太好了，我答应了下个月去那个妇女解放阵线的大会上演讲，到时候会需要你的精神支持。要不我们那天晚上共进晚餐，然后去参加大会？”

我有些迟疑，我对任何大会都缺乏兴趣，还有点担心奥萨诺会卷入麻烦，那样我就得再次帮他脱身了。但我说，好的，我会那么做的。

我们俩谁都没有提到简奈尔，所以我没忍住，对奥萨诺说：“你在城里见到简奈尔了吗？”

“没有，”奥萨诺说，“你呢？”

“我已经很久都没见过她了。”

奥萨诺盯着我，他的双眸有那么一秒又变回了以前那种狡黠的苍绿色。他有些伤感地笑了笑。

“你永远也不该放弃那样的姑娘，”他说，“你一生中只会得到一个这样的，就像在你的一生中只会写出一本伟大的书来。”

我耸耸肩，我们再次握了握手，我亲吻了查理的脸颊，然后便离开了。

那天下午，我在三元文化公司有一个剧本会议，参与的人还有杰夫·瓦艮、艾迪·兰瑟和导演西门·贝尔福特。我总觉得好莱坞传说中的编剧粗鲁对待他的导演和制作人的故事，不管有多好笑都只是胡说八道。但第一次，在这次剧本会议中，我能看得出来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事实上，杰夫·瓦艮和他的导演根本就是命令我们写他们的故事，而不是我的小说。我让艾迪·兰瑟负责绝大多数的争论，最终，艾迪太过恼火，便对杰夫·瓦艮说：“听着，我不是想说我比你聪明，我只是说我比你运气好一些，我已经连续写出了四个卖座电影，为什么不跟着我的判断走呢？”

对我而言，这听起来就是个超级聪明的论点，但杰夫·瓦艮和那导演脸上却是迷惑的表情。他们不知道艾迪在说什么，我也看得出来肯定没办法改变他们的主意。

最终，艾迪·兰瑟说：“我很抱歉，但是如果你们就是想要这么干的话，我就得离开这部电影了。”

“好，”杰夫说，“那你呢，梅林？”

“我完全看不出来任何按照你们的要求来写的理由，”我说，“我不觉得自己能做得好。”

“好吧，那么说也对，”杰夫·瓦艮说，“我很抱歉，现在，你有没有认识的作家可以跟我们合作写这部电影？他们能够咨询你们，因为你们已经做了绝大部分的工作。那样肯定会非常有帮助的。”

我脑中闪过一个念头，我能帮奥萨诺弄到这份工作，我知道他急迫地需要钱，也知道如果我说我愿意与奥萨诺合作，他就能够拿到这份工作。但之后我想到奥萨诺参加这样的剧本会议，听命于杰夫·瓦艮和导演这种人。奥萨诺仍是美国文学界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我想着这些人将会如何羞辱他然后开除他，所以我并没有开口。

一直到我睡觉时，我才意识到，我故意不让奥萨诺有机会拿到这份工作是为了惩罚他跟简奈尔上床。

第二天早上，我接到艾迪·兰瑟一个电话，他告诉我，他跟自己的经纪人开了个会，他的经纪人说三元文化公司和杰夫·瓦艮给他又加了五万块，让他继续写这部电影，我对此怎么看？

我告诉艾迪，这对我而言完全没问题，不管他怎么做都行，但我不会再回去了。艾迪试着说服我。

“我会告诉他们，除非他们把你弄回去，然后给你两万五千块，否则我不会回去，”艾迪·兰瑟说，“我敢肯定他们会同意的。”

我再一次想到帮助奥萨诺，但我再一次就是没法那么做。艾迪接着说：“我的经纪人告诉我，如果我不回去写这部电影，制作公司就会找更多的编剧，然后帮新编剧弄到电影的编剧署名。现在，如果他们不让我们挂剧本改编的名，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的编剧合同，电影卖给电视台后，我们还会丧失电视毛利分成。另外，我们还会有一些可能永远得不到的净利润分成。这部电影有大卖的可能，到那时我们就会后悔了。那可能会有一笔不少的钱呢，梅林。如果你觉得我们应该联手拯救我们的故事，我就不会回去。”

“我他妈根本不在乎那些分成，”我说，“或者编剧头衔，至于故事，那他妈到底是什么故事啊？完全是狗屎，那根本不是我的书。但你去吧，我不在乎。我是真心的。”

“好吧，”艾迪说，“我继续待下去，竭尽全力保住你的编剧头衔，我到纽约就打电话给你，我们到时候一起吃晚饭。”

“太好了，”我说，“祝你在杰夫·瓦艮那儿走运。”

“是啊，”艾迪说，“我会需要这好运的。”

在那天余下的时间里，我搬出了在三元文化公司的办公室，然后去购了物。我不想跟奥萨诺和查理·布朗坐同一个航班回去。我想打电话给简奈尔，但并没有那么做。

一个月后，杰夫·瓦艮打电话给在纽约的我，告诉我西门·贝尔福特觉得弗兰克·里切蒂应该跟我和兰瑟一起算作编剧。

“艾迪·兰瑟还在写那部电影吗？”我问他。

“是的。”杰夫·瓦艮说。

“好，”我说，“祝你好运。”

“谢谢你，”瓦艮说，“我们会随时通知你进展，等到奥斯卡奖颁奖礼晚宴上我们再见啦。”然后他便挂了电话。

我非得大笑不可，他们把这部电影变成了一坨狗屎，瓦艮却还有胆子谈奥斯卡，那个俄勒冈州的美人该切更大一块卵蛋下来。我因艾迪·兰瑟仍然跟他们合作而感到了一丝背叛，瓦艮曾经说过的一句话的确是真相。艾迪·兰瑟是个天生的编剧，但他也是个天生的小说家，但我知道，他再也不会写小说了。

另一件好笑的事情是，虽然我已经跟每个人抗争过，而那个剧本变得越来越烂，我也的确有意离开，我却仍然觉得受伤。我猜，在我的心底深处，我仍然希望，如果我再去加州写剧本，我也许会见到简奈尔。我们几个月都没有见过或打电话给对方。我最近一次打电话只为问候她，我们聊了一会儿，在最后，她说：“我很高兴你打电话给我了。”然后她等着我的回应。

我顿了顿，然后说：“我也是。”她听到那句话就开始大笑，并学着我。

她说：“我也是，我也是，”然后她说，“噢，那不重要，”她快活地大笑着说，“你下次再过来时打电话给我。”

于是我说：“我会的。”但我知道自己不会。

瓦艮打电话之后一个月，我接到了艾迪·兰瑟的电话。他怒气冲冲。“梅林，”他说，“他们正在改剧本，好让你得不到任何编剧头衔。那个弗兰克·里切蒂正在写全新的对话，就是改编你的台词，他们把事件改到恰巧看上去跟你的场景不一样。我还听到他们在说，瓦艮、贝尔福特和里切蒂，他们在说要如何让你不能算是编剧，让你得不到分成。那些混蛋甚至根本都不理会我。”

“别担心，”我告诉他，“我写了那本小说，也写了剧本的初稿，我跟编剧协会谈过了，他们不可能完全不让我连部分头衔都得不到，那肯定能保住我的分成。”

“我不肯定，”艾迪·兰瑟说，“我只是想要警告你他们将会做什么，希望你能保护好自己。”

“谢谢，”我告诉他，“那你呢？你电影剧本写得怎么样了？”

他说：“那个天杀的弗兰克·里切蒂根本是他妈的文盲，我不知道哪个才是最大的赝品，瓦艮还是贝尔福特，这有可能会成为拍出来的所有电影里最糟糕的一部。可怜的马洛玛尔肯定会在他的坟墓里气得跳脚的。”

“是啊，可怜的马洛玛尔，”我说，“他总是跟我说好莱坞有多么伟大，那里的人们是多么地诚挚而充满艺术性。我真希望他现在还活着。”

“是啊，”艾迪·兰瑟说，“听着，下次你来加州，记得打电话给我，我们一起晚餐。”

“我觉得我不会再去加州了，”我说，“如果你来纽约就给我打电话。”

“好，我会的。”兰瑟说。

一年之后，那部电影终于上映了，我只得到了原作者头衔，没有编剧头衔，得到这个头衔的是艾迪·兰瑟和西门·贝尔福特。我去编剧协会要求仲裁，但那已经不重要了，那部电影是一场大灾难，最糟糕的是，杜兰·鲁德告诉我，在电影圈里，这部电影的失败被归咎于小说。我在好莱坞再也不是一个卖座作家了，那是这整件事唯一让我高兴的部分。

对那部电影最毫不留情的一篇批评来自于克拉拉·福特，她把它从头到尾批得一无是处，连克里诺的表演也遭了秧，所以克里诺并没有太出色地完成讨好克拉拉·福特的任务。胡里楠最后又从背后捅了我一刀，他塞了一篇报道给某家通讯社，大标题是梅林小说改编电影失败。当看到它时，我充满敬佩地摇了摇头。

正文第四十九章

在电影上映后不久，我与奥萨诺和查理·布朗一道去了卡内基大厅，参加全国女性解放大会，大会特邀奥萨诺作为唯一的男性演讲者。

在那之前，我们三人一起去珍珠餐厅吃晚餐，查理·布朗令侍应们震惊，她轻而易举地干掉了一只北京烤鸭、一盘螃蟹猪肉、一盘豆豉生蚝、一条巨大的鱼，然后还扫荡干净了奥萨诺和我盘子里剩下的东西，连口红都没有残。

在卡内基大厅前面，当我们从出租车里下来时，我试图劝奥萨诺先进去，让查理·布朗挽着我跟在后面，好让那些女人认为她是跟我一起来的，她看上去太像传说中的风尘女了，这绝对会激怒大会上的那些激进派。但奥萨诺和往常一样固执，他想要所有人都知道查理·布朗是他的女人。所以当我们沿着走道走到最前排时，我走在他们身后。我一边走一边研究着大厅里的女人，她们唯一令我觉得奇怪的是，她们全是女人。我这才意识到，很多时候，在陆军里，或是在孤儿院里，在我曾去看的球类比赛里，我已经习惯于看到要么全是男人，要么大部分是男人。这次全是女人简直令人震惊，就好像我是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

有一群女人去欢迎奥萨诺并把他带到了台上，查理·布朗和我则在第一排落座。我真希望我们在后排，那样我才能迅速跑出去，我非常担心，几乎错过了开幕演讲。突然之间，奥萨诺就被领到了演讲台前，有人介绍他。奥萨诺站了一会儿，等着并没有出现的鼓掌声。

那儿的很多女人都被他多年前在男性杂志上发表的男性沙文主义文章冒犯过；还有些觉得被冒犯，是因为他是她们那一代最重要的作家，而她们嫉妒他的成就；还有一些他的崇拜者，她们的鼓掌声很小，生怕奥萨诺的演讲会不讨大会的喜欢。

奥萨诺站在演讲台前，一个庞然大物。他又等了长长的一刻，然后傲慢地靠在演讲台上，缓慢地一字一句清晰地说出：“我要么跟你们斗争，要么就操你们。”

大厅里，喝倒彩、口哨和嘘声四处回荡。奥萨诺试着继续说，我知道他用那句话只是为了抓住她们的注意力，他的讲演将会是支持女性解放的，但他完全没有得到说话的机会，喝倒彩和嘘声越来越大。每一次奥萨诺试着说话，它们就会再次响起，直到奥萨诺繁复地鞠了个躬，迈步走下了讲台。我们跟着他沿着走道一直走出卡内基大厅的门。喝倒彩声和嘘声变成了喝彩和鼓掌，她们要让奥萨诺知道他正在做她们希望他做的：别惹她们。

奥萨诺那晚不想让我跟他一起回家，他想和查理·布朗独处。第二天早上我接到了他的电话，他想要我帮个忙。

“听着，”奥萨诺说，“我要去北卡罗莱纳州的杜克大学米饭饮食诊所，据说那是美国最好的减肥农场，他们还能让你变得健康。我必须得减肥了，医生似乎觉得我的血管有栓塞，而米饭饮食法能治愈这个。但有一个问题，查理想跟我一起去，你能想象让那个可怜的姑娘吃两个月米饭吗？所以我告诉她她不能去，但我得把我的车开过去，所以我希望你能代我开车。我们可以一起把它开过去，然后在那儿待上几天，一起开心一下。”

我考虑了一分钟，然后说：“没问题。”我们约好了接下来的那周去。我告诉瓦莱莉我会离开三到四天，跟奥萨诺一起开着他的车过去，陪他几天直到他安顿好，然后飞回来。

“他为什么不自己开车呢？”瓦莱莉说。

“他看上去真的不太好，”我说，“我不觉得他的身体能让他开那么远的车，至少得八个小时。”

那已经能够满足瓦莱莉。但有一件事让我不安：奥萨诺为什么不想让查理当他的司机呢？他完全可以在到了那儿之后立刻把她送走，所以他给我的那个关于不想让她吃米饭的理由是假的。我想他也许是厌倦了查理，打算这样甩掉她。我并没有太过于担心她，她有好多朋友能够照顾她。

就这样，我开着奥萨诺那辆凯迪拉克把他送去杜克大学，奥萨诺的状态好极了，身体上似乎也有所好转。“我很爱美国的这一部分，”当我们进入南部各州后，奥萨诺这么说，“我爱死了他们在这里经营耶稣基督事业的方式，几乎每个小镇都有自己的耶稣基督商店，他们开着夫妻档耶稣基督商店，过上了好日子还交了许多朋友。世界上最伟大的诈骗之一。当我回顾我的人生时，我会想，要是我是个宗教领袖而不是作家的话，我将会过得好得多。”

我什么也没说，就这么听着。我们两人都清楚，奥萨诺除了作家不可能成为其他任何人，他只是在任幻想翱翔。

“是啊，”奥萨诺说，“我将会弄一个很出色的乡巴佬乐队，然后叫他们耶稣的捣蛋鬼，我爱死了他们在他们的宗教世界里那么谦逊，而在日常生活中又是那么激烈和骄傲。他们就像是训练场里的猴子，没有认识到行动及其结果的联系，但我猜，对于任何宗教，这种描述都没错。以色列那些天杀的希伯来人呢？他们不允许在圣日里开公交车和火车，他们还在跟阿拉伯人作战。还有意大利的那些该死的臭意大利佬和他们那该死的教皇。我希望自己才是管理梵蒂冈的人。我会贴一个标示：‘每个神父都是小偷’。这就是我们的座右铭，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天主教教会的问题是，还有几个老实的神父，他们搞砸了一切。”

在接下来的五十英里，他一直滔滔不绝地讲着宗教问题，然后他又把话题转到文学上，接着是政治，最后，在我们的旅程接近尾声时，他开始谈论女性解放。

“你知道么，”他说，“有趣的是，我真的非常支持她们，我总觉得女人挺倒霉的，即使是在我让她们倒霉的时候也一样。但是那些婊子，她们甚至都不让我说完我的演讲，那就是女人的问题，她们完全没有幽默感。她们难道不知道我只是在开玩笑吗？我之后就会反转过去支持她们吗？”

我对他说：“你何不把那篇演讲稿发表出来，这样她们就会知道了？《君子》杂志肯定会刊登的，不是吗？”

“当然，”奥萨诺说，“也许我待在减肥农场的时候会好好修改一下，好让那篇演讲发表时更有可读性。”

最终，我陪着奥萨诺在杜克大学诊所待了一整周。那一周我见到的胖子——我说的可是体重两百五十到三百磅的那种胖法——比我一生中见到的加起来还要多。自从那个星期之后，我再也没有相信过穿着斗篷的姑娘，因为任何一个超过两百磅的胖姑娘都会以为她往身上披一条墨西哥毯子或是法国宪兵斗篷就能藏住自己的胖。实际上，那只会让她们看上去像个巨大又可怕的庞然大物从街上走过来，好像是某个可怕的把衣服塞得满满的超人或是佐罗。

杜克大学的医疗中心绝不是一个为了美容而减肥的机构，那里对修复因为长期超重而造成的身体伤害问题非常严肃。每一个新客户都要花上好几天进行各种各样的血液测试和X光扫描，所以我陪着奥萨诺，确保他去的都是提供米饭的餐馆。

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多么幸运，不管我吃多少，从来不会多长一斤肉。那一周令我永生难忘。我看到三个三百磅的姑娘在蹦床上蹦跳，一个超过五百磅的男人被弄去火车站，用货运称重器称他的体重。那么巨大的身形蹒跚着走入黄昏的景象带着种悲凉，就像一只大象在知道自己将死去时蹒跚着走向坟场一样。

奥萨诺在杜克医疗中心大楼附近的假日酒店里定了个套房。许多病人都住在同一家酒店，大家一起散步，打牌，或是坐在一起想要勾搭到一起。有很多的绯闻，一个两百五十磅的男孩把他三百五十磅的姑娘带去新奥尔良来一段周末同居之旅，不幸的是，新奥尔良的餐馆都太出色了，他们在那两天里一直都在大吃大喝，回来都增重了十磅。让我觉得可笑的是，增重十磅在这里被认为是比偷情更严重的罪恶。

一天晚上，奥萨诺和我在凌晨四点时被一个男人致命的痛苦哀号给惊醒。在我们卧室的窗外，一个总算把体重减到两百磅以下的男病人躺在草地上，他显然奄奄一息了，或者至少听起来如此。人们急匆匆地跑过去，一个诊所的医生已经到了他身边，一辆救护车载着他离开。第二天我们听说了发生的事情，那病人把酒店贩售巧克力的机器里所有的巧克力都一扫而光，他们数过草坪上的包装纸，一共有一百一十六张。似乎没人觉得这件事有多古怪，那男人恢复过来并继续进行减肥疗程。

“你会在这儿过得很开心的，”我告诉奥萨诺，“素材足够多。”

“不，”奥萨诺说，“你可以写一部关于瘦子的悲剧，但永远也写不出一部关于胖子的悲剧。记得以前肺结核曾经有多流行吗？你可以因为卡米拉的悲剧而哭泣，但你怎么能够为一袋三百磅的肥肉而哭泣呢？那很悲剧，但看上去就很不对劲。就连艺术也做不到这一点。”

第二天是奥萨诺最后的测试。我计划当晚就飞回去。奥萨诺表现非常好，严格遵循米饭食谱，也因为我一直陪着他而感觉不错。当奥萨诺去医疗中心拿检查结果时，我收拾好了行李，等着他回到酒店。

奥萨诺四个小时后才出现，他的脸庞因为激动而生机勃勃，绿色双眸跃动着，以前的闪光和色泽又回来了。

“一切结果都还好吗？”我问。

“当然。”奥萨诺说。

有那么一刻，我不相信他，他看上去太精神奕奕太开心了。

“一切都很完美，不可能更好了，你今晚就可以飞回家，我得说你是个真正的朋友。换成其他人绝不会像你这样，日以继日地吃米饭，更糟糕的是，还得看着那些三百磅的女人摇晃着她们的屁股经过。不管你对我犯下了什么罪过，我都原谅你。”

有这么一刻，他的双眸和蔼，非常真挚，脸上有种温和的表情。“我原谅你，”他说，“记住那一点，你真是个天杀的罪人，我想要你记住这一点。”

然后，自从我们认识之后极为罕见地，他拥抱了我。我知道除了女人，他痛恨任何人碰他，我也知道他痛恨变得感情用事。我很惊讶，但我并没有琢磨他说原谅我是什么意思。奥萨诺精明极了，他比我认识的其他所有人都聪明。通过某种途径，他知道我为什么没有帮他弄到那个三元文化杰夫·瓦艮的编剧的活儿。他原谅了我，很好，那就是奥萨诺的作风。他真的是个伟大的人，我的唯一问题就是我自己还没有原谅自己。

我那天晚上离开杜克大学，飞回纽约。一个星期后，我接到了查理·布朗的电话，那是我第一次跟她通电话。她的声音柔软而甜蜜，天真无邪，像个孩子。

她说：“梅林，你一定得帮我。”

“出什么事了？”

“奥萨诺就要死了，他在医院里，请你一定要来。”

正文第五十章

查理已经把奥萨诺送去了圣文森特医院，我们说好在那儿碰头。我到那儿时，奥萨诺住在一个私人单间里，查理陪着他，她坐在床上，好让奥萨诺能把自己的手搁在她的大腿上。查理自己的手则栖息在奥萨诺的肚子上，肚子上既没有被单也没有上衣盖着，甚至连奥萨诺的病号服也被撕碎了扔在地上。那个行为肯定让他情绪好了许多，他现在正开开心心地坐在病床上。在我看来，他并没有多么糟糕，事实上，他似乎还减掉了一些体重。

我双眼迅速地逡巡了一圈病房，房间里没有静脉注射仪器，没有特护人员，在走廊里我就已经看出这里绝不可能是个重症病区。我很惊讶自己所体会到的如释重负的程度。肯定是查理弄错了，奥萨诺其实并没有奄奄一息。

奥萨诺有些冷冷地说：“嗨，梅林，你肯定是个真正的魔法师，否则你怎么会发现我在这里的？这本应该是个秘密的。”

我不想再东扯西拉或说任何废话，直接说：“查理·布朗告诉我的。”也许她本来不该告诉我，但我并不想撒谎。

查理冲着皱着眉头的奥萨诺微笑。

奥萨诺对她说：“我告诉过你，这件事要么就只有你和我两个人，要么就只有我一个人，不管你愿意选哪一个都行，但绝不能有其他人。”查理几乎是有些心不在焉地说：“我知道你想要梅林知道。”

奥萨诺叹了口气。“好吧，”他说，“你已经在这儿待了一整天了，查理，为何不去看场电影，找个人上个床，或是喝一杯巧克力冰淇淋苏打汽水，或吃掉十盘中国菜呢？不管你做什么，今晚休息一下，我明天早上再见你。”

“好吧，”查理说。她从床上爬起来，站得非常贴近奥萨诺，而他，有那么一刻，并不是真的下流，更像是想要提醒自己那种感觉到底如何，他把手伸进了她的裙底抚摸着她的大腿内侧，她把头向床的方向低下去亲吻了他。

当奥萨诺的手摸索着裙下那温暖的肌肤时，他的脸上显出一种平静和满足的表情，就好像确信了某种神圣的信仰似的。

查理离开病房后，奥萨诺叹了口气，说：“梅林，你要相信我，我在我的书里、文章里和那些课程中写了许多狗屎，但我要告诉你唯一的真理——阴道是一切开始也是一切结束的地方，阴道是这世上唯一值得为之而活的东西。其他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骗人的狗屎。”

我坐到床旁边。

“那权力呢？”我说，“你一直也挺喜欢权力和金钱的。”

“你忘记了艺术。”奥萨诺说。

“好吧，”我说，“让我们把艺术加进去。那么，金钱、权力和艺术？”

“它们也不错，”奥萨诺说，“我肯定不拒绝它们，它们能起作用，但它们并非必需品。它们只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

就这样，我回到了第一次跟奥萨诺的见面，那时我以为我知道有关他的真相，而他自己并不知道。现在，他正在告诉我这个真相，我却开始好奇，这个真相是否正是因为奥萨诺爱过这所有一切。他真正想说的是，撇下艺术、金钱、名誉和权力这些东西，他并不懊恼。

“你看上去比我上次见你时气色好一些，”我告诉奥萨诺，“你是怎么进医院的？查理·布朗说这一次真的很麻烦，但你看上去还好啊。”

“当然啦，”奥萨诺说，他挺高兴的，“那太好了，但你知道，我是在脂肪农场里等他们做完所有的检测后得到这个坏消息的。我会非常简短地告诉你是怎么回事。我得了梅毒，当我每次上床前吃青霉素片时，我搞糟了，药片掩盖了它的症状，药的剂量又不足以杀死病毒，又或者是那些该死的螺旋菌想出办法绕开了药物。我大概是在十五年前染上的，这些年来，那些老螺旋菌正在不断地吞噬我的脑子、骨头和心脏。现在他们告诉我，在我变成麻痹性痴呆前还有六个月到一年的时间，当然，那要祈祷我的心脏没有在那之前挂掉。”

我万分震惊，没法相信这些。奥萨诺看上去那么快活，他狡黠的绿眼睛是那么光彩照人。

“没有任何办法了吗？”我问他。

“没有，”奥萨诺说，“但这并没有多么可怕，我会在这里休息两个星期，他们会给我打很多针，然后我至少能在城里再待两个月，到那个时候，就该你出场了。”

我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相信他，他看上去可比很长时间以来都好得多。

“好吧。”我说。

“我的主意是这样的，”奥萨诺说，“你时不时来医院看看我，等我出院了就帮忙把我送回家去。我不想冒险变成个老糊涂，所以当我觉得是时候了，我就出院。当我决定那么做的那一天，我想要你去我的公寓陪我，你和查理·布朗，之后你就可以料理我的所有的身后事了。”

奥萨诺专心致志地盯着我。“你并不是非得这么做。”奥萨诺说。

我现在相信他了。“当然，我会这么做，”我说，“我欠你一个人情，你弄到到时需要的东西了吗？”

“我会弄到它的，”奥萨诺说，“不用担心。”

我跟奥萨诺的主治医生开了会，他们告诉我他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离开医院，也许永远都不会。

我感到如释重负。

我没有告诉瓦莱莉刚刚发生的任何事，甚至连奥萨诺要死了的消息都没说。两天后我去医院看望奥萨诺。他上次已经问过我，叫我下次去看他时带一份中式晚餐过去，所以当我走在走廊里时，我拎着大包小包的褐色纸袋。我听到奥萨诺的房间里传出吼声和尖叫声。我对此并不惊讶，我把纸袋都放到另一个病人单间门外的地上，然后跑过走廊。

房间里是一个医生、两个护士和一个护理主管。他们正在冲奥萨诺尖叫，查理站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注视着这一切，她脸上美丽的雀斑在她苍白的脸色映衬下越发显眼，她的双眸噙着泪水。奥萨诺坐在床边，全身赤裸着，冲医生大吼：“把我的衣服给我！我要离开这该死的地方！”

那医生也冲着他吼：“如果你离开这家医院，我就完全不负责了，我绝对不会负责的。”

奥萨诺大笑着对他说：“你这愚蠢的狗屎，你从来就没有负过责，把我的衣服给我就得了。”

护理主管是个长得令人害怕的女人，她愤怒地说：“我他妈才不在乎你有多么出名，你不能把我们医院当成妓院！”

奥萨诺瞪着她。“操你妈的，”他说，“该死的，从这间房间里滚出去。”他赤身裸体地从床上爬下来，这时我才看得出来他其实病得有多重。他猛地迈出一步，身体却立即歪歪斜斜地摔倒下去，护士立即跑过去帮他，她现在安静了下来并开始怜悯他，但奥萨诺挣扎着爬起来站直。他最终看到了站在门边的我，非常轻声地说：“梅林，把我从这儿弄走。”我震惊于他们的轻蔑态度。当然，他们以前也曾经逮到过病人上床。

然后我研究着查理·布朗，她穿着一条短短的紧身裙，很显然里面什么都没穿，她看上去像个未成年的风尘女。再加上奥萨诺那令人恶心的不断变糟的身体。他们的愤怒在潜意识里其实是美学上而不是道德上的。

现在其他人也注意到了我的存在，我对医生说：“我会帮他办理出院手续，并对此负责任。”

医生开始抗议，几乎是在哀求，然后他转向护理主管说：“把他的衣服给他。”

他给奥萨诺打了一针，说：“这会让你在路上舒服些。”

就是那么简单。我付了医疗费，把奥萨诺弄出医院，打电话去一家豪车公司叫车，我们把奥萨诺弄回了家。查理和我把他弄上床，他睡了一会儿，醒来后把我叫到卧室，告诉我在医院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他逼着查理脱掉衣服跟他上床是因为他的感觉实在是糟透了，他以为自己要死了。

奥萨诺的头微微偏向一边。“你知道的，”他说，“现在生活中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我们都是独自一人死在床上，在医院里，周围环绕着我们所有的家人，却没有任何人会愿意爬上床陪着那个濒死之人。如果你在家里的话，你妻子绝不会提出在你濒死时爬上床陪你。”

奥萨诺转过头来对着我，给了我一个他有时会露出的那种甜蜜的微笑。“所以，那就是我的梦想，我希望在我死的时候有查理在床上陪着我，就在那一刻，那样我就会觉得自己占到了先手，这一生并不算糟糕，结局也不糟糕。还真他妈够有象征意义的，对吗？对一个小说家和他的批评家来说再合适不过了。”

“你什么时候会知道那是最后一刻？”

“我想是时候了，”奥萨诺说，“我真的觉得我不应该再拖下去了。”

现在我既震惊又无比害怕。“你为什么不再等一天？”我说，“你明天会感觉好一些的，你还有一些时间，六个月并不算糟糕。”

奥萨诺说：“你对我将要做的事情有什么意见吗？那种通常的道德偏见？”

我摇摇头：“只不过，为什么你要这么匆忙？”

奥萨诺深思地看着我。“不，”他说，“我爬下床摔的那一跤向我传达了这个信息。听着，我委任你为我在文学方面的执行人，你的决定将会是最终决定。没有钱留下来，只有版权和那些要分给我前妻们的钱，我猜，还有我孩子们的。我的书卖得还是挺不错的，所以我不用担心他们。我想为查理·布朗做点什么，但她却不肯让我那么做，我想也许她是对的。”

我说了一句换作平常我不会说的话。

“有一颗金子般心灵的婊子，”我说，“就像在文学作品里一样。”

奥萨诺闭上双眼：“你知道吗，梅林？我最喜欢你的一点就是，你从来都不说‘婊子’这个词，也许我曾经那么说过，但我从来不会那么认为。”

“好吧，”我说，“你想给谁打电话或者想见见谁吗？或者你想要喝一杯？”

“不，”奥萨诺说，“我已经受够了所有那些狗屎。我有七个老婆，九个孩子，两千个朋友，几百万崇拜者，但他们谁也不能帮我，该死的，我也谁都不想见。”他冲着我咧嘴笑着。

“还要提醒一下你，我过了很开心的一生，”他摇了摇头，“你最爱的人才能够杀死你。”

我坐在床边，我们花了几个钟头谈我们看过的不同的书，他跟我讲着曾和他做过爱的所有女人，有那么几分钟，奥萨诺试着回忆起十五年前那个让他染上病的姑娘，但他想不出来。

“有一件事，”他说，“她们都是美女，她们都值得我现在这样。啊，见鬼，又有什么分别呢？一切都只是个意外。”

奥萨诺伸出一只手，我握住它，捏了捏，奥萨诺说：“叫查理进来吧，你在外面等着。”在我离开前，他在身后喊着我，“嘿，听着，一个艺术家的人生不会是完满的人生。把这句话刻在我该死的墓碑上。”

我在客厅里等了很久，有时我能听到一些响动，有那么一刻我觉得听到了哭泣声，然后就什么也听不到了。我走进厨房煮了点咖啡，在厨房的桌子上放好了两个杯子，然后走回客厅继续等下去。接着，不是尖叫声，不是求救声，甚至都没带着悲痛，我听到查理的声音，非常甜美又清晰地喊出我的名字。

我走进卧室，床头柜上是他以前放青霉素药丸的蒂凡尼金盒子，盒子开着，空荡荡的。灯还开着，奥萨诺躺着，双眼盯着天花板，甚至在死后，他的绿色眸子似乎仍闪着光，在他胳膊下面贴着胸膛的，是查理金色的头颅，她把床单拉上来盖住了他们俩的赤裸身体。

“你得穿衣服了。”我对她说。

她一只手肘半撑起身体，靠过去亲了亲奥萨诺的嘴，然后她站起身来久久地俯视着他。

“你得穿好衣服离开，”我说，“接下来会有很多麻烦，我想，奥萨诺想要我做的只有一件事，让你不要卷进那些麻烦。”

我走进客厅，等待着，能听到淋浴的声音。十五分钟后，她走了进来。

“不用担心任何事情，”我说，“我会料理好一切的。”她走到我身边，把自己置于我的拥抱中，那是我第一次触碰到她的身体，我现在能够部分理解奥萨诺为什么能爱她那么久。她闻起来既新鲜又干净。

“你是他想要见的唯一一个人，”查理说，“你和我，葬礼后你给我打电话吗？”

我说是的，我会打的。然后她便离开了，留下我一个人陪着奥萨诺。

我一直等到第二天早上，然后打电话给警方，告诉他们我发现奥萨诺死了，显然，他自杀了。我考虑了一会儿，要不要隐瞒他的自杀，要不要藏起那个药盒。但即使我能够让媒体和官方都统一口径，奥萨诺自己也不会在乎。我告诉他们，奥萨诺是个多么重要的大人物，好让救护车立即就来。然后我打电话给奥萨诺的律师，让他们负责通知所有的妻子和孩子们。我又打给了奥萨诺的出版商，因为我知道他们会想要发一份媒体声明，并在《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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