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血丹心守沃土·东北抗日联军 - xp1024.com
《碧血丹心守沃土·东北抗日联军》


正文 引子 东北各民族,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small>拒日设领的呐喊、东北抗联的篝火,</small>

<small>铸就了白山儿女顶天立地的魂魄;</small>

<small>四保临江的洗礼,保家卫国的烈火,</small>

<small>赋予了白山儿女赤诚报国的经络。</small>

站在海拔5000多米的长白山巅,俯视苍茫的林海、莽莽的大地和蜿蜒曲折的松花江,浩浩荡荡,滚滚向北流去,对这块神奇的大地和它的历史多少人怀有无限的向往。

东北和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一样,也是中华民族诞生的摇篮,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发源地。其文化渊源可以上溯到兴起于辽西地区、震惊中华大地的红山文化。考古学家对红山文化作出了科学的评价:“5000年前,这里存在着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它“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夏以前将不是只有传说”。因此,学术界把它称为“中华大地上第一道文明曙光”。而这一曙光,划破人类数十万年的漫漫长夜,把文明之光带给了中华民族。东北考古一系列的发现,无可辩驳地证实,辽河流域的文明走到了历史的前列,其原始文化达到了世界的顶峰。辽河流域以其辉煌的文化创造,表明它同样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上古时期,殷商民族和东夷文化就起源于东北的辽河流域。在中国历史上,东北少数民族曾6次逐鹿中原,深刻地影响甚至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公元前19世纪前后,东北民族第一次南下中原。殷人起自东夷,自辽西越过燕山,与易水流域的有易部落发生冲突。殷商首领王亥被杀。继任首领上甲微杀有易之君绵巨,灭掉有易,进入华北平原。六代以后,殷商首领成汤灭夏,建立商朝,控制了中原500余年。中国进入了奴隶社会的强盛时期。

4世纪,东北民族第二次南下中原。鲜卑人为东胡之后,起源于大兴安岭东麓。西晋末年,天下大乱。鲜卑慕容氏、拓跋氏、宇文氏先后南下中原,建立了诸燕、诸魏和北周政权。386年,鲜卑拓跋圭建立北魏,统一了中国北方。至581年,北周宇文氏政权为隋所灭,鲜卑人控制中国北方195年。

10世纪,东北民族第三次南下中原。契丹人起源于西辽河流域,唐末式微,契丹崛起。

907年,契丹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不断入侵中原。先后逼后晋、后汉、北汉政权称臣,割幽云十六州,逼北宋签订澶渊之盟。至1125年为金所灭,辽朝控制长城以北凡218年。

12世纪,东北民族第四次南下中原。女真人为东北古老民族肃慎之后,起源于松花江流域。

1115年,女真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1125年灭辽。1127年灭北宋。至1234年为蒙古所灭,金朝控制中国北方凡109年。

13世纪,东北民族第五次南下中原。蒙古人为东胡之后,起源于大兴安岭,后向西发展,控制蒙古草原。

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1234年灭金。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1279年灭南宋。至1368年为明所灭,元朝控制北方并统治中国凡134年,奠定了今日中国版图的基础。

17世纪,东北民族第六次南下中原。满族为女真之后,起源于长白山区。

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与明朝分庭抗礼。

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

1644年,清军入关,至1661年一统天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的最大版图。至1911年辛亥革命清朝灭亡,统治中国凡267年。

综上所述,在中国历史上,东北民族6次南下,影响并统治中国长达1400余年。

自夏以来,中国有国家政权的历史仅4000多年。

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由东北唱主角。东北各民族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为古代中国的繁荣和强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不仅如此,他们创造的业绩,也使世界感到震惊。满族创立的清朝给世界带来了影响;即使如渤海国,不过是东北地区内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却在日本的历史中留下了它深深的印记。

清初的东北疆域,东至日本海,南濒渤海和黄海,西与蒙古高原接壤,北至外兴安岭,山河壮丽,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地理条件极为优越。从北向南而论,巍峨的外兴安岭,绵亘数千里,是黑龙江江北原野的天然屏障;黑龙江源远流长,水势壮阔,奔腾入海,是亚洲东北部流入太平洋的唯一可通航的大河;江口东南,库页岛如巨鲸卧伏在碧波万里的太平洋之滨,与乌苏里江以东地区隔海相望;而南濒渤海和黄海的辽东半岛,复与山东半岛隔海相对,如同两扇大门横锁渤海入口,拱卫着中国腹里内地。因此,这一地域成为去中国腹地和朝鲜半岛、日本诸岛、欧俄以至千岛群岛、阿留申群岛及美洲的通衢或跳板,在远东太平洋地区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

东北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战略要地,可以左右中国历史的进程。

谁控制了东北,谁就掌握了全国,所以历代统治者都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东北的经营上。有人说“得东北者得天下,失东北者失天下”,言之不谬。

正文 第一章 近代以来,东北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之重要焦点

近代以来,东北更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之重要焦点,被人称为“东方的巴尔干”。

但俄国捷足先登,一度出兵占领了全东北。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帝俄不仅是偷偷摸摸的窃贼,又是像野兽一样的明火执仗的强盗。东北各族人民以各种形式奋起抵抗。张贲的《宁古塔杂诗》:“五月飞寒雪,三更抚剑霜。军威歼劲敌,贺捷报长扬。”形象地再现了东北人民搏击霜雪、抗击沙俄的战斗场面,驱逐外虏、保家卫国的战斗豪情感人至深。诗章以鲜明生动的文笔,真实地再现了长白山那久远的历史、苍茫的情怀、坚毅的品格和不屈的精神,传递着原始的神秘感、浓重的历史感、深重的民族责任感和鲜明的时代感,激励着人们昂然进取,百折不回。

光绪六年(1880年),吴大澄受朝廷之命,以三品卿衔赴珲春、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等地督办边防和屯垦,编练近代边防军。他主持创建了吉林机器制造局,生产枪、炮、各类弹药等新式武器,对当时抵御外敌入侵、保卫边疆起到了一定作用。

1885年,吴大澄会同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重勘东部边界。经吴大澄、依克唐阿对俄方再三辩驳,据理力争,终于达成协议,于1886年10月12日正式签订《中俄珲春东界约》及《中俄查勘两国交界道路记》。含补立“土”字牌,添立“啦”、“萨”、“帕”字界牌和一至十八记号,收回黑顶子,争得图们江口通航权等,从而捍卫了祖国的神圣领土。(矗立在珲春市区的龙虎石刻及具清代建筑风格的五角碑亭,就是珲春人民为纪念爱国大臣吴大澄谈判胜利而建立的。石刻正面篆书阴刻“龙虎”二字,左下竖刻“吴大澄书”,字体流畅,气势磅礴。吴大澄于谈判期间曾多次书写“龙”、“虎”二字,抒发其“龙骧虎视”的大无畏的爱国精神。)

而后来居上的日本则通过日俄战争把沙俄势力驱赶到东北北部,夺取了东北南部的铁路权益和旅大租借地,并将势力范围扩展到东部内蒙古地区。此后,日本又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沙俄政府垮台的时机进一步在东北各地扩充势力。东北人民开展了抗俄抗日斗争。

<small>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small>

一首《松花江上》曾让多少国人对东北心驰神往。从三江平原到白山黑水之间,那里是一片多么神奇的土地,更是一片美丽富饶的天地。

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时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4省及内蒙古东部地区)沃野千里,物产丰富。广阔的松辽平原,江河纵横,土地肥沃,盛产大豆、高粱、小麦、玉米、水稻。连绵起伏的长白山和大、小兴安岭,森林茂密,生物、矿产资源十分丰赡。海岸线绵长,不仅盛产鱼虾,而且有一些天然良港广通舟楫之利。东北的富饶美丽令人向往,东北的无尽宝藏更是发展工业生产的“风水宝地”。日本人对长白山区林、矿资源垂涎三尺,称这里为“东洋的萨尔”(萨尔,德国的一个重工业区)。

1929年秋,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日本统治集团急于通过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寻求摆脱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的出路。为此,日本朝野大造舆论,狂热叫嚣中国东北是日本的生命线。前满铁副总裁、政友会议员松冈洋右在其精心炮制的《动荡的满蒙》小册子中说:“今天‘满蒙’之地位,对我国来说,不仅在国防上十分必要,而且对国民经济也是不可缺少的。换句话说,作为一个现实问题来看,不仅在我国的国防上,就是在经济上,也可以说是我国的生命线。……我国要牢固地确保和死守这条生命线,而不必害怕任何国家和任何人。”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则更露骨地说:“归根到底,也要把‘满蒙’变为日本的领土。”

正文 第二章 月黑风高,“九一八”日本侵占东北

1931年9月18日,深夜10点20分,月黑风高。关外的夜晚已是秋风瑟瑟,落叶飘零。南满铁路奉天(沈阳)车站以北8里左右的柳条湖地区,疏星点点,长空欲坠,黑沉沉的高粱地一望无际。“轰”的一声巨响,火光、浓烟、灰土腾空而起。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爆发!

“九一八”事变后,仅4个月又18天,东北大好河山尽入敌手,我3000万同胞沦入日寇铁蹄之下,惨遭蹂躏与涂炭。

“九一八”事变后,有着反抗侵略光荣传统的东北人民,以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冲破了南京国民政府不抵抗主义的束缚,自发地掀起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浪潮,其波及地域十分广阔,激荡在白山黑水之间;投身抗日斗争的阶层非常广泛,除首揭义旗的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外,还有广大的工人、农民、学生、商人、知识界人士、绿林武装、开明绅士等等。

中共中央、满洲省委发出号召,并选派一些党员、干部到义勇军中,成为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骨干力量。

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的发展迅猛异常,曾经达到30万之众,在艰苦的条件下,以血肉之躯同装备精良的日寇展开了殊死的搏斗。他们的斗争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他们的斗争业绩闪耀着东北人民不畏强暴,爱自由、反侵略的爱国主义光彩。

与东北抗日义勇军兴起的同时,中共中央多次指示创立反日工农义勇军和游击队。东北抗联即是在这种情况下横空出世,像是一道血肉筑起的长城,屹立于白山黑水之间。

这首旋律高昂激越、铿锵有力的《义勇军进行曲》,是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诞生的,塑造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中国人民为了保卫祖国、英勇战斗的光辉形象。因其表达了千百万群众抗日救国的强烈愿望和中华民族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而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它很快就传遍了中华大地,激励着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和抗日志士奔赴战场,前仆后继,英勇杀敌,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救国奋勇向前的号角、高亢激昂的战歌。

他们组织了各种形式的武装,如邓铁梅成立的“东北民众自卫军”,唐聚五领导的“辽宁民众自卫军”,李杜、丁超、冯占海、邢占清、赵毅、王之佑各部抗日义勇军联合成立的吉林自卫军,冯占海成立的吉林抗日救国军(1932年脱离吉林自卫军系统,独立作战),王德林率领的中国国民救国军,马占山为首的黑龙江省抗日救国军,苏炳文所部东北民众救国军等。

中国共产党亲手创建并领导的东北抗联,经历了从“东北反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到“东北抗日联军”的逐步发展过程,并经历了对“义勇军”余部的改造。

历史风云在东北大地上空凝聚,一个个风云人物出现在东北抗日战争的大舞台上。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大批优秀儿女,胸怀救国之志,成为东北抗联的创始人和抗联发展壮大的中流砥柱。

正文 第三章 周保中,艰苦备尝矢志不移

周保中,白族,云南大理人,第一位将义勇军建成新型人民抗日武装的领导者。他15岁入滇军当兵,在北伐战争中屡建奇功,升任少将副师长。1927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被党派往苏联学习。“九一八”事变后,他心急如焚,一再请求回国参战,归国途中写下:“玉洱银苍远万里,白山黑水任奔流。何时尽除倭寇去,佩剑铿锵渡九州”的誓言,回国后历任中共满洲省委委员、军委书记,绥宁反日同盟军军长、党委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党委书记,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吉东省委书记,东北抗联教导旅旅长、中共东北委员会委员。日本投降后,他任中共东北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员兼吉辽、吉林军区司令员,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席等职。

周保中虽出生在四季如春的云南大理,但在兴安岭的茫茫雪原中,他却经常穿着破旧的单衣,和抗联战士们一起行军、打仗。

1932年10月中旬,周保中率军攻打宁安县城,激烈的战斗中,一颗子弹击中了周保中左腿,弹头夹在两块腿骨之间,鲜血直流。周保中咬紧牙关,坚持指挥作战。战斗结束后,他率部来到一片林子里坐下,让“军医”将自己腿骨间的弹头“拿掉”。“军医”原来是个草医,根本不会做手术,何况也没有麻醉药和手术刀。看见周保中那条血肉模糊的腿,“军医”自己就先哆嗦起来。周保中让人找来一把锋利的刺刀,高声对他说:“来吧,没事儿!当年关云长刮骨疗毒,今天你不过帮我挖一个小小的弹头。不要怕,动手!”他一边说,一边转过脸,点上一支烟,让“军医”下手。那草医哆哆嗦嗦,用刺刀在他腿上生生割开一条两寸多长的口子,才将弹头剜出来。再看周保中忍住剧痛,面色铁青,豆大的汗珠不断地涌出来。救国军战士们从此对周保中佩服得五体投地。“周先生真是个神人!我竟能给这样的神人疗伤,也不枉活了一生!”“军医”见人就说。

1933年6月,周保中和吴义成率部一举攻克安图县城。不久,大批日军向他们发起突袭,他指挥部队突围,二次负伤,这次伤在肚子上,肠子流了出来。他忍痛把肠子塞回去,继续指挥战斗。突围后,周保中躺在担架上,前有堵截,后有追兵,高烧不止。一无医,二无药,没有谁认为他还能活下去。只有那个给周保中从腿骨间“取”过弹头的草医不这么认为。草医从一只活鸡身上扯下一块皮,贴在周保中腹部的伤口处,伤口竟奇迹般地愈合了。人人都说:“这个南蛮子命大。”

1937年,抗日联军除第一路军的第一、第二军外,其他各军均向日伪统治相对薄弱并与苏联隔江相望的北满,特别是三江地区云集。同年5月,接连发生数桩痛击日本侵略者的事件。为此,关东军由原定重点“讨伐镇压”的伪滨江省改为重点“讨伐”三江地区。三江“特别大讨伐”的策划者和指挥者是日本头号战犯东条英机,他当时任关东军参谋长。此次“讨伐”与以往不同的是,关东军主力师团直接上阵,大规模的高度分散配置,实行“带有浓厚军事管制色彩”的武力镇压,此次“讨伐”采取“剿抚”并施,后者即招降。正当关东军调兵遣将付诸行动时,“七七”事变爆发了,这就使三江“特别大讨伐”又具有排除后顾之忧的性质,倍加凶残。

1938年初,5万余日伪军完成了三江“特别大讨伐”的兵力部署,我二路军所属各军逐渐被分割。周保中警觉地意识到,二路军必须马上向包围圈外作战略性突围。

就在这时,二路军历史上著名的宝清小孤山战斗发生了。1938年3月初,2000余名日伪军开始向我七星砬子一带的三、四、五、六、八、九、十一军密营大举进攻。在三军四师、八军、十一军密营的头道卡子被敌人烧毁之后,转而进攻五军密营。3月18日,300多名日伪军正骑马踏雪向宝清西沟与宝石河子之间的尖山子第五军密营逼近,为了拖住敌人,防止敌人破坏密营,五军三师八团一连14名指战员在小孤山与敌人展开了激烈战斗。绿林出身的李海峰连长命令全连:“一人瞄准一个,开火!”

14支枪齐声响起。围在卡子房外看火起的敌人不多不少整整倒下14个。“炮手连”的枪法大显神威。日军指挥官受此打击,慌忙后撤,组织日伪军,向小孤山发起冲锋。数百名敌人冲上来了,山坡上下黑压压的一大片。子弹飞蝗一般飞向山顶。李海峰久经战阵,不慌不忙地问大家:

“瞄好了没有?”

“瞄好了。”大家说,也有人说:“连长,这还用瞄吗?”“那好,开火!”他下了命令。又是一排子弹打出去,冲在最前头的十几名日军应声倒下。日军的第一次进攻被打退。又惊又怒的日军指挥官明白这回遇上了强敌,让部队停止进攻,把4门迫击炮调了上来。

“目标前面小山!炮兵队齐射!”他高高举起指挥刀,发疯般地叫喊。

山头上没有预设阵地,第一批炮弹呼啸着落下来,李海峰双腿被炸断了,机枪手也被炸死。英雄李海峰昏死过去又被枪声惊醒,原来敌人冲上来了。

敌人攻势如潮。没有机枪不行。他命令战士把他抬到机枪跟前,英雄李海峰拖着两条断腿,抱起机枪,向蚂蚁样拥上山坡的敌人猛烈射击。

“哒哒哒哒哒哒”枪声震荡着山谷。敌人的进攻又被打退下去。敌人兵分3路,向山顶上发起第三次强攻。4门迫击炮同时向山头上下雨般发射了十几发炮弹。一连的伤亡在增加。英雄李海峰毫无惧色。“打日本小鬼子!”他一边向敌人猛烈射击,一边大喊着,鼓舞全连的士气。随着他枪口里喷出的一串串火光,一个又一个日军被击毙。不大的小孤山,四面躺满了敌人的尸体和伤兵。

日军指挥官气急败坏,近乎歇斯底里!这场战斗已从黎明打到中午,他能清楚地看到山顶上只有十几名抗日联军,自己指挥的400多日伪军竟不能越小孤山半步!他再次下令炮兵对山上狂轰,把小孤山炸成焦土!

在隆隆的炮弹爆炸声中,抗日英雄李海峰、指导员班路遗相继壮烈牺牲。

14人减员到8人!一连副指导员朱雨亭接替了连长、指导员的指挥。在敌人的炮火中,他眼含热泪对大家说:“连长、指导员都牺牲了,现在就看我们的了!”7名战士义愤填膺地回答:“副指导员放心,只要我们活着,鬼子就别想从这里过去!”

午后两点,战斗重新打响。敌人一边不断地向山上炮轰,一边从积雪中扒出一条条深沟,向山头摸来。等我军战士发现,敌人已近在咫尺。只见战士魏希林抱起连长留下的机枪,跃出战壕,冲进敌群,连毙十几个敌人,再一次将凶残的敌人击退,自己也壮烈牺牲。

小孤山血战一直打到黄昏,朱雨亭等6人相继战死,敌人仍旧没能占领山头。此时我增援部队赶到,从侧面发起攻击。400余名日伪军伤亡总数超过三分之一,无力再战,不得不用雪橇拉着部分伤兵和尸体,狼狈逃窜。在这场正义与邪恶的对抗中,英雄一连14人中有12人壮烈殉国,其余2人身负重伤。

小孤山的惨败让日军下江“讨伐”部队视为莫大耻辱。指挥这场战斗的日军指挥官回营后切腹自杀。

次日,周保中接到报告,他热泪盈眶,亲自赶往小孤山,主持追悼会,指示将十二烈士的遗体隆重安葬在山顶峭壁之上,并追认李海峰等为中共党员,决定将小孤山命名为“十二烈士山”。他还满怀深情地写诗悼念十二烈士:蓝棒山顶云雾垂,宝石河边雪花飞。寇贼凶焰犹未尽,十二烈士陷重围。神枪纵横扫射处,倭奴伪狗血肉堆。竟日鏖战惊天地,胆壮气豪动鬼神。不惜捐躯为革命,但愿失土早归回。他年民族全解放,指点沙场吊忠魂。

这首诗热情歌颂了李海峰、班路遗、朱雨亭等十二烈士崇高的革命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他们的英名和光辉业绩将永远铭刻在小孤山上,铭刻在人们心中。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仙境人们未曾看到,但充满英雄烈士灵气的小山倒让人感到朴实亲近、自然静美。为了缅怀先烈,国家文物局将十二烈士山定为中国名山,宝清县委县政府于1956年在山上立了标牌,1991年,又在山上修建了永久性纪念碑,1994年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9年被黑龙江省政府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面对敌人凶猛的攻势,抗联第二路军主力需迅速跳出敌之合围圈,打通与其他抗联部队的联系。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决定第二路军主力南征失败后转为西征。1938年7月2日,在第四军军长李延平、副军长王光宇的率领下,首先袭击牡丹江左岸三道通,突破日军防线,再经四道河子,越过老爷岭,穿行300里荒无人烟的深山密林,8日进入苇河县境内。12日拂晓,出敌不意地攻占苇河县东北的楼山镇,毙伤俘日伪军140余人,缴获机枪2挺、步枪百余支、子弹万余发和大批给养,及时补充了部队。

楼山镇战斗后,已被惊动的日军调集兵力,进行围追堵截。西征部队调整部署。其后,西征各部几经辗转,相机分合,沿途与敌军连续战斗,伤亡惨重。

9月下旬,仅剩百余人的第四军被日军包围,激战中部队失散,李延平、王光宇光荣牺牲。第四军基本溃散。

第五军部队在强敌围追下,活动艰难,决定东返。关书范带五军一师百余人进入了老爷岭原始林区。这是一次悲惨的行军,因缺少给养,不少老弱伤病者死去了,有些人动摇了。部队走出林区时,只剩下30多人,其中还包括8名妇女。

10月下旬,这支转战千里、攀山穿林的远征队撤至林口县乌斯浑河南岸的柞木岗山下露营,被敌发现,遭到突袭。随该师行动的第四、第五军军部妇女团冷云等8名女战士,为掩护部队突围,背水而战,路绝弹尽后,她们宁死不屈,手挽着手,毅然跳下滚滚的乌斯浑河,以自己的热血和生命谱写了“八女投江”的悲壮诗篇。

11月初,第五军突围部队返回后方基地。至此,历时5个多月的抗联第二路军的西征,最终遭受严重挫折。

西征使二路军完全失去四军,五军3个师失去两个,二路军主力被歼灭,在下江地区的处境更加恶化。西征的失败还造成了一部分部队和领导者的动摇,周保中和整个第二路军,又到了一个生死关头。

周保中用除奸行动刹住了叛变之风。却没想到这次动摇降敌的竟是一个自己颇为信任的人。周保中果断处决爱将关书范,力挽狂澜,防止了五军的崩溃。

1949年5月10日,毛泽东同志在北京亲切接见了周保中同志,并和他进行了长达4个小时(见《回忆周保中》)的谈话,这是毛泽东与东北抗联领导人唯一的一次深谈。在这次会见中,毛泽东热情赞誉周保中是“我们的民族英雄”(同上),高度评价“保中同志在东北14年抗日救国斗争中写下了可歌可泣的诗篇”(2005年10月26日“永远的丰碑”)。

16日,毛泽东在起草就抗联问题致东北局、中原局、林彪、罗荣桓、谭政的中央指示电时,再次称赞周保中是“一贯地执行党的路线的抗联同志”(《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

巍巍长白山,幽幽天池水。连绵数百公里的长白山脉山高林密,悬崖突兀。抗联战士就在这片深山密林中同仇敌忾,并肩作战。

正文 第四章 王凤阁,舍家为国慷慨捐躯

在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的雄浑画卷中,民众自发组织的队伍如王凤阁领导的辽宁民众自卫军第十九路军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联一样,浴血奋战,用鲜血为民族尊严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王凤阁扎根于长白山区,杀得敌人胆战心惊,成了敌人的心腹大患。从1933年到1936年冬,敌人组织了多次“讨伐”。王凤阁部不仅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进攻,而且还在十三道沟、岔沟等地主动出击,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在大庙沟、七道沟地袭击并焚毁了日军的“采金所”“、探矿队”,还多次潜入通化县城捣毁警察所、自卫队驻所,惩治顽固分子,暴尸示众,搅得敌人日夜不宁。奇袭东江沿三分所、西江甸截击筹粮款、堤台岭下截艚运都是名震一时的战斗。

1935年,日本侵略者慑于抗日武装的重新增长而变本加厉地进行“杀伐”,进入1936年,随着东北抗日联军的建立,关东军又抛出了“治安肃正三年计划”,图谋从1936年4月起以3年为期限,“彻底肃清、镇压”抗日联军和“在满共产党”。“计划”本身也反映了过去几年“讨伐”镇压的失败。“三年计划”把治标、治本、思想工作密切结合。敌人把“讨伐”部队分为堵击部队、扫荡部队和游击部队。“讨伐”区域为东边道北部,即辑安、通化、柳河、辉南、金川、江、临江、抚松、长白各县和磐石县东部、桦甸、安图两县南部。“讨伐”目标明确规定为吴义成、金日成部和王凤阁抗日救国军,以后者为主。所使用的战术是:“将所需兵力,高度分散配备在各县,同时以一定之兵力担任游击‘讨伐’,使‘匪贼’无存身之地。”

“讨伐”的第一期,据日伪的记载,共进行战斗350余次,使抗联、王凤阁部队一些小股抗日武装受到一些损失,但其主要目的并未达到。佐佐木到一不得不哀叹道:“遗憾的是,本期‘讨伐’的主要目标东边道‘匪首’王凤阁未能捕获。”(由于抗联部队连遭围击而不得不化整为零,并遭受某些损失,但是并未溃散,他们转移到抚松以东地区和长白山麓,有时避其锋芒,有时主动出击,仍在继续打击着敌人。)

历时半年的东边道“独立大讨伐”的唯一“战果”是,最后终于捕杀了王凤阁。这时,连续数年、特别是东边道“独立大讨伐”以来屡遭“围剿”之苦的王凤阁部已所剩无几。但是,哪怕只剩王凤阁一人,日本侵略者也认为是心腹大患。

1937年1月6日,以伪军政部最高顾问、关东军少将佐佐木到一为首的“讨伐指导部”下达第二次“讨伐”王凤阁计划。连续“追剿”王凤阁部达5个月之久的伪满桥木宪兵队,“构成了更加严密的谍报网,努力弄清他的所在”。然而一直到3月中旬,敌人才终于“得到了王凤阁部队约100余人在八道沟东北山地密林中活动的情况”,于是出动2000余人将老虎顶子团团围住,激战3昼夜,王凤阁部损失严重,迫不得已于3月26日夜突围,行至六道沟大南岔与敌人遭遇,激战后转移到王凤阁沟(小南岔沟里),又与日军堵截部队展开恶战。在敌人重重围攻下,于南岔指挥部队数次突围未成。王凤阁左臂受伤骨折,腿受重伤。

1937年3月27日清晨,王凤阁及妻子张氏、4岁小儿子(乳名小金子)、20余名战士被俘。

敌人将王凤阁押到通化后,先施软招,在通化县东门外的东江春饭店“宴请”王凤阁,企图得到更重要的东西。王凤阁在廖弼宸(驻通化第二团团长)、纪大作等一伙汉奸面前厉声痛骂说:“见到你们这些忘记了祖宗的行尸走肉,真是一生的不幸!当汉奸是民族的败类,绝无好下场!”骂完猛地掀翻桌子,弄得鬼子汉奸目瞪口呆,狼狈不堪。受王凤阁的教诲,其子小金子亦很有骨气,面对敌人用糖果、饼干的引诱,哭闹着喊:“我不吃日本鬼子的东西!”敌人见软招不行,又组织了联合审讯。王凤阁坚强不屈,敌人一无所获。无可奈何,便决定处决王凤阁。

1937年4月6日凌晨,日伪当局就派人在大街小巷挨家挨户通知,家家都要有人在路旁观看“‘罪大恶极的反满抗日匪首’王凤阁伏法”的场面。通化县城戒严,伪警察、宪兵队荷枪实弹,十步一岗,巡逻队川流不息,城区高建筑物上架着机枪,全城森严壁垒,杀气逼人。9点多钟,警车鸣笛开道,运送王凤阁一家3口的刑车开了过来,第一、二辆卡车上满载着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队,第三辆车上便是王凤阁将军,王凤阁的妻子和儿子在第四辆车上。王凤阁蓬乱的头发剪短了,身上还换了一套新棉衣,目光炯炯,气宇轩昂地站在车上,神色自若,眼睛始终扫视着两边的群众。路旁群众,不管曾否相识,都眼巴巴看着车上的3口人,各个揪心撕肺,痛苦万分,有的止不住流出泪水。

刑车终于到了刑场,几个鬼子兵一拥而上,要押王凤阁下车,王凤阁把他们甩开,昂首挺胸,正气凛然地走向刑场。王凤阁的妻、儿下车后,其妻子还抱孩子尿了泡尿,而后脸色苍白、两腿微颤地向丈夫靠拢。王凤阁鼓励她说:“别怕,坚强起来!人不总有一死吗?这死得值!”日寇事先挖了两个坑,一大一小。行刑的时间到了,鬼子让王凤阁下那个大坑里去。这时他抬起头来,慷慨激昂地对广大群众说:“诸位父老兄弟们!诸位姑嫂姐妹们!我王凤阁通化生,通化长,就是我的小名大家也知道。为了中华民族的存亡,为了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我和日本鬼子战斗了这些年,不幸被俘,现在我要和乡亲们永别了。希望大家不要泄气,一个王凤阁倒下去,还会有千万个王凤阁站起来!人心不死,国必不亡!乡亲们战斗啊!中华民族万岁!……”

这时鬼子吓得让他快下坑去,他神色自若,从容不迫地跳了下去,昂首挺立,引颈待戮。鬼子让他跪下,他屹立不动,对日本鬼子说:“我不能跪,我活着没向日本人下跪,死了也要站着做鬼。”这时刽子手举起锋利的刀向英雄砍去,一腔爱国热血喷射长空。接着,日寇又让王凤阁的妻子抱着孩子到那个小土坑去,她毅然抱起孩子跳进丈夫殉难的坑里说:“我们活着一处做人,死了一处做鬼。你们杀吧!”话音刚落,惨无人性的伪警向母亲开了一枪,然后又向孩子开枪,头一枪未打死,孩子哇哇大哭,伪警又开了一枪,哭声仍从坑里传出,直至第三枪响后,孩子哭声消失了。日寇这一惨绝人寰的暴行,激起了群众的无比愤怒。

暴虐的枪声,烈士的鲜血,孩子的哭声,撕碎了千万民众的心,山坡四周人们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有的妇女竟呜呜咽咽哭出声来。刑场很快被鬼子填平了,烈士的头颅被鬼子拿到各地示众去了。这一幕:一家人为了卫国而在敌人屠刀下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给白山增色,黑水增辉!使日本侵略者看到了中国人民的气节: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同时,也使广大群众从这一家人身上汲取了无穷的力量,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

王凤阁将军英灵不泯,浩气长存!1982年,通化市人民政府在玉皇山上为王凤阁将军树立了纪念碑,永远纪念这位民族英雄。

“抗日名将王凤阁纪念碑”掩映在苍松翠柏中,不时有游人驻足陵园外拜谒。

高高的玉皇山见证着民族英雄王凤阁将军的丰功伟绩,70余年的历史风尘遮掩不了将军的风骨,民族的精神在这山水间氤氲升腾。

正文 第五章 杨靖宇,不朽的人民英雄

浩瀚的星河中,总有那么几颗璀璨的明珠在给后来者照亮跋涉的征程;历史的扉页上,总铭刻着那么几个铮铮铁骨,他们在张扬民族品性的同时,也支撑起一个民族精神的大厦。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

为牵制日本关东军入关,配合、支援全国抗战,杨靖宇率抗联第一路军主动出击,采取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在本溪县大石湖、桓仁县大甸子、冷沟等地,多次与日伪军激战,有力地钳制了日本侵略军。

日本帝国主义一直把东北作为征服中国的战略基地。东北抗联的存在,似一把尖刀插入敌人的心脏,动摇了日伪反动统治,敌人称杨靖宇为“满洲治安之癌”。

1939年5月,日伪当局按“东边道治安肃正计划”,成立了以日本关东军第六六九部队长野副昌德少将为司令官的联合“讨伐”司令部,纠集7.5万的兵力,以“围剿”抗联第一路军为主要目标。此次野副“大讨伐”所实施的战术,是所谓的“篦梳式”“踩踏式”的拉网“扫荡”。

还利用“长岛工作班”叛徒程斌、崔胄锋、唐振东等人,像“狗蝇子”一样死死盯住杨靖宇将军和他率领的抗联部队。配合这一套毒辣战术的是残酷的“治本”。大规模地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企图彻底断绝群众与抗联的联系。在政治上实行诱降,动摇和瓦解抗联部队中意志不坚定分子为他们做事。至此,东北抗日武装斗争进入了极端艰难的时期。进入冬季,长白山地冻天寒,气温经常是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不少战士都冻掉了手指和脚趾。由于缺医少药,不少战士为此献出了生命。1938年夏,由于一师师长程斌叛变,一路军活动更加艰难。尽管如此,杨靖宇领导抗联坚持斗争,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东北抗战史上的奇迹。

程斌,原东北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杨靖宇最信任的得力助手,曾跟随杨靖宇打了不少漂亮仗。1938年6月上旬,“长岛工作班”将程母和程兄抓获,随后敌人将程斌母亲、兄长的照片印在传单上四处张贴、散发,以此要挟程斌,迫其投降。程斌看到传单后,叛变投敌的想法日趋强烈,于1938年7月率所部115人叛变投敌。就是他带领的“讨伐队”,把一手将他培养起来的杨靖宇将军逼入了绝境。

1938年11月25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与朝鲜人民革命军司令官、抗联二军六师师长金日成,两位神交已久的传奇式抗日英雄,终于在濛江县南牌子实现了历史性的会晤。金日成对杨靖宇的回忆,洋溢着他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深情厚谊。为消灭被称为“满洲治安最后之癌”的杨靖宇部队和金日成部队,尽快结束对游击队的“讨伐”,1939年4月,关东军司令官下令:“从第一、第二独立守备队选拔人员编成挺进队(兵力约一中队),努力捕杀杨靖宇、金日成等‘匪首’。”

1939年是抗联一路军抗战以来最为艰苦的时期之一,部队伤亡很大。曾当过杨靖宇身边警卫战士的黄生发老人回忆道:“天气嘎嘎冷,我们的棉衣又不齐,有的同志手脚冻伤了。可是敌人的部队越集越密,‘讨伐’越来越频繁。就在杨司令他们为解决棉衣问题召集各方面军负责人开会研究时,因叛徒出卖,在那尔轰的东北岔一带被岸谷隆一郎带领的日伪军层层包围,敌兵力达4万多人。天上有飞机,地上有机枪大炮,汽车来回运送粮食、弹药。在我们的正面,敌人满山满谷。为了掩护各部队分头转移,杨司令带领我们300多人在正面吸引住敌人,由机枪连开路,生生撕开一条口子。”

“但是,当我们经南泊子突围到了五金顶子时,敌人已经纠集了更多的兵力,我们甩掉一股又遇上一股,很难得到个休整的机会。雪地行军,裤子总是湿的,让寒风一吹,冻成冰甲,很难打弯,也不知有多沉,迈步都吃力。鞋子也都跑烂了,只好割下几根柔软的榆树条子,从头拧到尾儿,当作绳子把鞋绑在脚上。衣服,全叫树枝扯烂了,开着花,白天黑夜都挂着厚厚的霜,浑身上下全是白的,全是凉的。”

“这时候,多么需要火啊!生起一堆火,好好地烤一烤,把冻成冰的衣服烤化、烤干,把冷冰冰的身子烤暖。特别是夜里,气温降到摄氏零下40多度,冻得大树喀吧喀吧直响,粗大的树干冻裂了缝儿,人又怎能受得了啊!可是一生火,火光照出老远,青烟飘上林梢,敌人就会像一群绿头苍蝇一样扑上来。我们只得不停地在雪地上蹦高,生怕坐下来再也起不来。”

“更难的是没有吃的,不要说粮食啊,连草也埋在二三尺深的积雪里,没法找,没法挖,我们只好吃那难咽的树皮。先把老皮刮掉,把那层泛绿的嫩皮一片片削下来,放在嘴里嚼啊嚼啊,就是咽不下去。勉强吃下去了,肚子也不好受……”

杨靖宇鼓励大家:“革命就像一堆火,看起来很小,可燃烧起来能烧红了天,照亮黑夜。革命,不管遇多大困难总会胜利的!”

1940年1月上旬,杨靖宇将军的司令部只有200多人留在濛江、辉南一带活动,部队还在减员,处境日益恶化,找不到粮食,草根又冻在地里,只能用刀剥一点树皮,不能生火取暖,冻伤也相当严重,部队每天被敌人追赶着在齐腰深的雪地里穿梭。“为了革命,我们要坚持到底”。这是将军在最艰难的岁月里鼓励战士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有人劝将军向苏联撤退,他坚定地说,“我决不离开南满,有抗联这面大旗,日军就不敢轻举妄动”。日伪档案有这样的记载:“2月15日,杨靖宇身边只剩8人了,但抵抗意志仍未松懈。2月15日,程斌、崔胄峰率600讨伐队追来,对其进行猛烈攻击,出现了崔大队长、伊藤警尉等许多牺牲者。”

1940年2月,杨靖宇牺牲前夕,他和战士们同吃着一碗用雪水熬煮的糊糊,十分沉静地对警卫员说:“就是我们这些人都牺牲了,还会有人继承我们的事业,革命总是会成功的。”

1940年2月23日下午,敌人在濛江县保安村三道崴子包围了杨靖宇。在日本侵略者留下的战场实录中有这样的记载:“‘讨伐队’已经向他(杨靖宇)逼近到一百米、五十米,完全包围了他。‘讨伐队’劝他投降。可是,他连答应的神色都没有,依然不停地用手枪向‘讨伐队’射击。交战20分钟,有一弹命中其左腕,啪嗒一声,他的手枪落在地上。但是,他继续用右手的手枪应战。因此,‘讨伐队’认为生擒困难,遂猛烈向他开火。”下午4时30分,杨靖宇被敌弹射中胸膛,壮烈殉国,年仅35岁。

杀害杨靖宇的凶手、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充满困惑:杨靖宇究竟是靠什么在断粮半个多月且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严寒下坚持战斗这么长时间?他怀着敬畏的心情,用军刀划开了杨靖宇的胃,里面只见到树皮和棉絮。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默默无语,一天之内,苍老了许多”。岸谷隆一郎的残生一直受着良知的折磨,他最后毒死了自己的妻子和儿女,剖腹自杀。在遗嘱中,岸谷隆一郎写道:“天皇陛下发动这次侵华战争或许是不合适的。中国拥有像杨靖宇这样的铁血军人,一定不会亡国。”

即使在最艰难的时期,抗联仍然得到人民的支持,正像当时一首民谣所写的那样:“有水就有鱼,鱼水不分离,百姓和抗联,永远在一起。”在日伪统治最黑暗的时期里,人民群众仍然舍生忘死,为抗日联军送粮食、送情报,并参军参战。在长白山天池瀑布下有一颗老松树上刻着这样一句话,至今依稀可辨认:“抗联从此过,儿孙不断头。”这是百姓刻下的,它告诉当年的人们,抗联是救人民脱离苦难的队伍,作为遗迹它也告诉后人不要忘记当年的抗日英烈们为谁而战,为何献身。

14年的东北抗战是艰苦的,更是残酷的。敌强我弱的形势,使东北抗联蒙受了巨大的牺牲。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面前,抗联将士一往无前,慷慨悲歌,视死如归,表现出了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英雄气概。

敌我力量和武器装备对比的众寡悬殊、优劣悬殊,使先后参加东北抗联的5万多将士大部血染疆场。在敌人的无数次“讨伐”中,120多位师以上干部战死,杨靖宇、赵尚志、王德泰、许亨植、童长荣、夏云杰、陈荣久、汪亚臣、祁致中、宋铁岩、李延禄、金正国、魏长奎等40余位军以上干部为国捐躯。抗联将士的鲜血染红了长白山麓、松花江畔。我们的英雄将生命与祖国的大山融为了一体,从而使大山有了英雄那永生的灵魂。巍巍的长白山永远不老!

1955年9月27日,毛泽东在授衔授勋仪式上与冯仲云谈话时深情地说:“你们抗联比我们长征还要艰苦呀!”

东北抗联是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抗日斗争的,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彭真同志曾予这样总结:“我们共产党20多年领导的革命斗争中,有3件最艰苦的事。第一件: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二件:红军长征后,南方红军的3年游击战争;第三件:东北抗日联军的14年苦斗。”

1950年,黑龙江省委决定在松花江边建一座东北烈士纪念馆,其中决定将杨靖宇将军的事迹作为纪念馆中最为重要的陈列内容。那么,必须搞清这位抗日英雄的简历。然而,由于战争年代黑龙江省委的许多机密档案无法保存,因此,无法搞清楚杨靖宇将军的生平。

当时黑龙江省委只找到一张发黄的杨靖宇履历表。由于战火的洗礼,那张履历表上仅有如下记述:“马尚德,号润生,到东北后曾用名杨靖宇……领导过1928年的刘店暴动,1929年春天来东北后,担任中共抚顺特别支部书记,同年8月入狱,1931年11月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代理书记……1936年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从这张被保存下来的履历表上,可知杨靖宇曾经领导过著名的刘店暴动。从这个记载上,可以判断杨靖宇的家乡或许在安徽,因为刘店暴动是在安徽省境内的大别山区。1951年夏天,为尽快找寻杨靖宇将军的确切出生地和他的家人,黑龙江省委决定派以省委常委陈雷为首的一个调查组,调查组历尽艰辛,终于找到了杨易辰,这位在南满深山老林里与杨靖宇爬冰卧雪的老战友肯定地说:“杨司令的老家在河南省,而且就在确山县农村。他亲口对我说过,1929年他从河南省下关东的时候,已经有一子一女。他当时还以为很快就能回到河南老家的,可是没想到他这一走,就再也不曾回过河南了。”

调查组经过多方查找,终于找到了杨靖宇的一双儿女,搞清楚了杨靖宇的家庭情况。

在确山县有座偏远的小山村,名叫李湾村。村东头有个小院。每当树上结满柿子时,小院的女主人郭凤都会亲手将柿子摘满了筐,向小院前一条通往村外的土路上张望。郭凤就是马尚德的妻子。1927年春天,她从邻村嫁进李湾村的柿树院。次年,她为马尚德生下可爱的儿子马从云。一年后,就在他们女儿马锦云出生仅5天时,马尚德忽然对郭凤说:“明天我要出远门,也许几年不回来,这个家就交给你了!”

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了,望眼欲穿的郭凤仍然没有盼来她日思夜想的丈夫。这时,积劳成疾的郭凤患了重病。她在临死前,将儿子马从云和儿媳妇方绣云、女儿马锦云及女婿都叫到床前,叮嘱他们说:“日本鬼子投降了,你们的爸爸很快就要回来了。可惜我见不到他了。你们见了他要对他说:这些年我们全家都在想着他啊!记住,你们的爸爸叫马尚德!……”郭凤说完就去世了,那一年她仅仅37岁!

1949年,淮海战役的炮声响彻黄河两岸。确山县城不时有解放军的大部队经过,它们大多属于从东北过来的第四野战军。当住在李湾村的马从云和马锦云两家人听说大部队不断经过确山往江南进发的消息后,欣喜若狂,认为在这些向南挺进的部队里一定会有他们日夜想念的生身父亲。马从云和马锦云两家人每天都从李湾村来到确山县城的大街上。他们望着解放军的大队人马,不时跑上前去拦住那些匆忙向南挺进的战士,询问道:“同志,你们部队里有我们的爸爸吗?他的名字叫马尚德啊!”可是,那些从确山县城经过的战士们大多对马尚德这个名字感到陌生。这使马从云和马锦云两家人都失望至极。

在他们看来,早在1929年就去东北抗日的父亲如果现在还活着的话,一定会成为一个杰出的将军了。然而让他们感到失望的是,一连数日,他们站在街头上,频频向过往部队打探和询问,可结果是令他们失望的。一个不祥的念头开始闪现在马从云、马锦云兄妹的脑海。他们感到父亲可能凶多吉少。

等到1951年调查组找到马从云、马锦云的时候,兄妹俩才知道父亲到东北后已经改名为杨靖宇了。对于杨靖宇这个英雄的名字,兄妹俩早有耳闻,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杨靖宇就是他们日思夜想的父亲。当调查组的人向他们讲述杨靖宇1940年在长白山密林深处与敌人战斗到弹尽粮绝、壮烈牺牲的情景时,兄妹俩抱头痛哭起来。他们没有想到父亲会死得那么英勇悲壮!

1953年冬天,马从云夫妇到哈尔滨参加东北烈士纪念馆开馆仪式。他们终于见到了自己的父亲杨靖宇!那是装进一只玻璃瓶子中的头颅标本。马从云夫妇跪倒在父亲的遗骸前失声痛哭!

在哈尔滨的日子里,马从云夫妇受到众多抗联老战士的欢迎。他们当中有杨靖宇的战友、同志和下级。他们都把烈士的遗孤当成自己的子女,有人甚至要给马从云夫妇就地安排工作,可是马从云谢绝了。他不要组织照顾,决心在河南故土生活。

离开哈尔滨之前,马从云再一次来到纪念馆那只装着父亲头颅的玻璃瓶子前面,跪在地上重重地磕了3个头,说:“放心吧,爸爸,我们不会给您丢脸的!”

马从云在信阳铁路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郑州铁路局材料厂任职。马锦云在郑州铁路局托儿所工作。马从云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从不要求特殊待遇。他是中共党员。1964年8月,马从云因公牺牲,年仅37岁。他的遗骨也被安葬在郑州市烈士陵园!1986年,马锦云也因病去世。

1957年9月25日,黑龙江省暨哈尔滨市党政军民为杨靖宇隆重举行遗首恭送仪式,通化市党政军民举行隆重的迎归仪式;1958年2月23日,由通化党政军民组成的公祭安葬委员会将他的遗体与遗首对接起来,覆盖国旗,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安葬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送了花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导人金日成、金一等同志,也送了花圈、挽联。大会高度评价了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杨靖宇光辉的一生。会上,悲壮的哀乐声响起,人们吟唱着怀念他的歌曲:“洒热血,遍地红,杨靖宇是英雄,万古千秋留英名,永远活在人心中……”一时哭声大作,震撼山岗。

杨靖宇烈士陵园坐落在吉林省通化市浑江东岸的靖宇山上,占地18万平方米。陵园始建于1954年,1958年对外开放。陵园由5座民族式建筑组成,正面为灵堂和墓室,两侧的4个偏殿是杨靖宇将军生平业绩展厅,陵园中央矗立着杨靖宇将军的戎装铜像,花岗岩基座正面镌刻着彭真手书:民族英雄杨靖宇将军。园内苍松翠柏、花团锦簇、景色宜人,红窗碧瓦、拱檐飞翘、庄严肃穆。陵墓内民族式棺柩中安葬着杨靖宇将军的遗首遗骨,展厅里是杨靖宇将军青少年时期的遗物和他在抗日战争艰苦岁月里的一些用品及战利品等有关文物、文献、资料、照片280余件。

为了加强这座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全面建设,在纪念杨靖宇将军诞辰100周年之际,通化市委、市政府决定,对陵园进行大规模的全面维修改造和建设,并列为市政府重点工程项目。对划定的18万平方米保护区进行了总体设计和统筹规划。投资4000多万元,在保持陵园原貌的基础上,新建了“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建筑面积3800平方米,与陵园浑然一体,为半地下建筑。馆内共展出:屈辱篇民族苦难;义勇篇还我山河;众志篇烽火关东等6个部分。馆内以大量的图片、文物、文献、资料,运用声、光、电等现代化手段,充分展示了东北抗日联军艰苦卓绝的战斗经历、战斗场面、战斗生活、战斗成果;弘扬抗联战士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英勇顽强的英雄品质,反抗外敌侵略的民族意识,忠心报国的爱国主义情操。褒扬抗联英雄,纪念抗联先烈,永远激励和教育后人。

杨靖宇烈士陵园是国务院批准公布的第一批全国百家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1994年11月以来,陵园先后被国家、省、市确定为全国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被国家命名为“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被国家列为“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吉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通化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陵园在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党史教育、廉正教育、国防教育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据统计,自开放以来,接待各界参谒人员和大中院校及中小学生达600余万人次。

正文 第六章 赵尚志,杰出的抗日民族英雄

“赵尚志”3个字,曾让侵华日军闻风丧胆,“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是倭寇发出的无奈而又钦佩的感慨。被日伪称为“最顽固的反‘满’抗日”分子!

当年东北流传一种说法,叫“南杨北赵”。“南杨”指的是杨靖宇,“北赵”就是赵尚志,他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就读黄埔军校第四期,历经艰难困苦,抗日决心毫不动摇,即使最后负伤被俘,依然宁死不屈。

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第二路军副总指挥等职的赵尚志,是人人皆知的著名抗日英雄。但其生前曾两次被“开除党籍”,死后40年才被恢复党籍的坎坷经历却鲜为人知。

赵尚志,1908年10月26日生于辽宁省朝阳县喇嘛沟的一个农村知识分子家庭。父亲赵子服,清末秀才,在家乡教私塾,幼年的赵尚志因此受到良好的教育。1917年初,赵子服因参与打死几个抢掠百姓、强奸民女的官兵而受到官军的追捕,被迫背井离乡,外逃避难。赵尚志于1919年随父举家来到哈尔滨,后经同乡介绍,父亲在资本家吕家大柜当账房先生。年仅11岁的赵尚志从此走上社会谋生,曾当过学徒、杂役、信差等。坎坷的经历,使他成长为一个能吃苦耐劳、具有倔强性格和反抗精神的少年。

曾跟随父亲读过3年私塾的赵尚志,后因家境稍有好转,才重新得到求学的机会。1925年夏,正在哈尔滨许公工业学校读书的赵尚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他才17岁。后因以学生会副会长的身份领导同学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被学校以“不守校规”为由开除。赵尚志离开学校后,经党组织批准,南下广州报考黄埔军校,被编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1926年5月,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要求黄埔军校学生表明党籍。赵尚志毅然退出黄埔军校,按照党的指示回到哈尔滨。

1926年夏,赵尚志回到哈尔滨后,先后在哈尔滨领导学生运动,在双城从事建党工作,在长春市开辟党的工作。同年10月,中共长春支部正式成立,赵尚志在中共长春支部负责党的长春通讯站工作。11月,他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与国民党员一道成立了国民党吉林省党部,并担任常务委员兼青年部长。不久,赵尚志的活动被日本特务机关发现并告密。1927年3月2日,赵尚志被奉天军阀驻长春宪兵逮捕并关进了长春第一监狱,后被押至南京。由于他始终坚持说自己是国民党员,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所以同年5月20日被释放出狱。出狱后,赵尚志又被党组织派回东北工作。1930年秋,赵尚志到达沈阳后被分派在中共满洲省委做团的工作。1931年4月,赵尚志第二次被捕入狱,他严守党的秘密,坚贞不屈。“九一八”事变后,经党中央和满洲省委营救出狱。

1932年初,中共满洲省委任命赵尚志为省委军委书记。同年6月,东北大部分国土都陷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赵尚志面对国破家亡的危急形势,发誓要在北满尽快成立一支反满抗日武装,以武装斗争直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人民的奴役和压迫。在他的一再要求下,中共满洲省委同意赵尚志离开哈尔滨,秘密前往巴彦县到张甲洲领导的巴彦游击队工作。化名李育才的赵尚志到了巴彦后,帮助张甲洲整顿了队伍,培养了一批抗日骨干。1932年11月,根据满洲省委指示,巴彦游击队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张甲洲任师长,赵尚志任政治部主任。这支抗日队伍在张甲洲、赵尚志等的领导下,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曾攻占过巴彦县城,打下过康金火车站,进行过西征,横扫过北大荒。后在一次战斗中,部队内部有人擅自缴了两个鄂伦春族牧民的猎枪,此事顿时激起数百名鄂伦春族牧民的围攻。在危急时刻,赵尚志只好率领一部分战士临危奔走。不久,部队又遭到大批日本关东军的包围合击,在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之下,这支刚刚建立不久的抗日武装终于被打散。

1933年1月中旬,赵尚志等突出重围,悄悄潜入敌伪统治下的哈尔滨,准备向中共满洲省委汇报部队失败的原因。不料当时主持省委工作的负责人,由于此前就对赵尚志怀有成见,因此在不了解部队失败的真正原因的情况下,就擅自做出《关于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议》。省委的这个决议一开始就遭到包括赵尚志本人在内的多数省委委员的反对。然而满洲省委在王明“左”倾错误的指导下,仍然顽固地坚持把赵尚志开除出党。意外遭受这一严重打击,性格坚毅的赵尚志心情也变得格外沉重。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不禁感叹:“风打麦波千层浪,雁送征人一段愁,披靡无数,被屏逐于千里之外。”尽管如此,赵尚志也没有消沉下去,依然坚定地投身抗日战场。虽然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但考虑到他的革命经历和多年对敌斗争的表现,大部分省委委员仍然主张让他担任群众工作,不久即被任命为工会主席。

1933年4月,赵尚志来到宾县孙朝阳的反日义勇军参加抗日活动。初为马夫,后在攻打宾县的战斗中,孙朝阳采用了赵尚志的军事谋略攻下了县城,赵尚志因此被任命为该部队的参谋长。1933年10月10日,赵尚志又投身中共珠河县委领导下的反日游击队,担任县中心大队的队长。一度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赵尚志,在珠河一带挥枪抗敌。1934年5月,赵尚志率领的反日游击队接连攻克了五常和巴彦两座县城。这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在赵尚志的率领下,给了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日寇因此对他恨之入骨,并曾登报悬赏一万元通缉他。1934年6月,珠河反日游击队扩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赵尚志被任命为总司令。

1935年1月,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人发生变动,当年坚持开除赵尚志党籍的个别负责人已经调离。根据赵尚志的多次请求,新的省委慎重考虑赵尚志在离开党组织两年时间的表现,并多次派员亲往宾县和珠河认真倾听赵尚志的意见。同时为慎重起见,省委又找了解赵尚志情况的同志谈话,终于搞清了这起冤案的来龙去脉,于1月12日正式作出《关于恢复赵尚志同志党籍的决议》。省委在《决议》中首先指出1933年对赵尚志的处分是失当的,同时明确指出:“当时省委执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根本不懂得在当时满洲情势下的反帝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而执行了破坏统一战线的‘左’的机会主义,现在以正确的立场,重新认识对赵尚志开除党籍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省委《决议》在谈到赵尚志被错误开除出党后的表现时说:“赵尚志同志被开除以后,在民族革命战争的烈焰中,能继续艰苦奋斗,在与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斗争过程中表现出坚强勇敢的精神。……一年来创造和发展了珠河游击队,开辟了满洲反日游击区域,扩大了党与游击队的很大政治影响,推动了满洲反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开展。”1935年1月18日,赵尚志被任命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后还曾任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后改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1936年,赵尚志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第三军所属的9个师,在赵尚志的率领下,在半年多时间里就参加了大小百余次战斗,歼灭敌人1000多人。

1936年9月,伪满军进入“南满”“讨伐”杨靖宇,关东军主力则汇集到三江地区“讨伐”北满和吉东抗联各军。9月中旬,由三军三师政治部主任吴景才率领的二、三师先遣队跨过松花江,刚进入铁力东山,就与当地日伪军展开了激战,先后消灭了80多名敌人。

三军先遣队在铁力的出现已引起北满日军最高指挥官的高度注意,赵尚志率三军主力刚刚启程,日军司令部便迅速部署“大讨伐”。在敌人重兵围堵之中,赵尚志率领骑兵队声东击西,迂回急进,让敌人相信他的攻击目标就是木兰以西的呼兰县城。日军在巴彦一线迅速组织起数道大纵深的阻击。赵尚志率队突然转道北上,向庆城、铁力前进。12月中旬,赵尚志进入海伦、通北两县交界处,他决心对尾追之敌杀个“回马枪”。时值隆冬,冰天雪地,赵尚志率领部队进入深山,在一个叫“冰趟子”的地方设下了伏兵。

这“冰趟子”乃是一面山坡,上面是几座伐木工人住的木营(木屋),山顶终年流淌着几道泉水,冬天便在山坡上结成了冰面,当地人称它为“冰趟子”。赵尚志让部队在沟口两侧用雪和水筑成冰墙。第三天夜晚,七八百日军果然进沟了。赵尚志发令“:打!”刹那间,山沟两侧,枪声震耳,弹雨纷飞。日军仗着人多,“呀呀”叫着向我坡顶阵地冲击。敌人夜间看不清楚,冲上“冰趟子”就往下滑,滑下来再往上冲,最后只能趴在沟底,被动挨打。是夜奇寒,我军战士的枪栓半小时就上冻,赵尚志令人在木营里生上几堆火,让大家轮换着进来烘烤枪栓。日军就惨了,他们趴在“冰趟子”上,枪栓拉不开,受伤的日军则被冻在冰面上,一夜竟有数十人冻死。天亮时,我军子弹已差不多打光,一部分日军才从沟口突围而出。赵尚志派人打扫战场,发现被击毙或击伤后被冻死的日军达300余人。

“冰趟子”战斗后,赵尚志率一师和军部少年连继续北上,进入黑龙江流域和龙门境内。这里是一片茫茫林海,没有人烟,部队在零下四五十摄氏度的酷寒里夜夜露宿雪野。给养已断绝,赵尚志被迫下令杀马充饥。日军派来3架飞机和大批步兵,紧追不舍。这时赵尚志身边只剩下百余人,他让人将多余的枪支埋起来。一天夜晚,部队宿营时哨兵因过度劳累而睡着,跟踪而来的敌人趁机将我军包围。战斗中我军牺牲30人,还失去了所有战马,突围而出的仅70余人。他们在赵尚志带领下靠橡籽充饥,终于穿越茫茫原始森林,回到了汤原汤旺河后方根据地。一年多的时间内,面对日军的重点“讨伐”,三军和六军部队风雪2000余里,大小百余战,虽打破了关东军1936年冬季对抗联各军“聚而歼之”的计划,实力却受到了重大损失。在长期缺粮的情况下,他们仅战马就吃掉1500匹,困厄之中,他的目光北移,希望得到来自莫斯科的支持,因为中共代表团正在莫斯科领导东北的斗争。东北抗日联军既是为祖国而战,也牵制了日军,保卫了苏联。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在中国东北大量增兵,斯大林断定日苏战争不可避免,苏联远东军急需得到日军的各种情报,东北抗联部队恰恰可以帮助他们获得这些情报。1939年2月,苏联远东军情报部门代表王新林(化名),与监狱里的赵尚志举行“会晤”,表示过去发生的一切都是误会,苏方基于国际主义精神,答应赵尚志过江时提出的要求,从各方面帮助东北抗联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同时要求抗联与之建立“情报共享”关系。

赵尚志思考了两天后,同意苏方的提议,唯一的要求是让他将所有越境后在押的东北抗联人员组织起来,编成一支队伍,由苏方提供服装和武器弹药,打回东北去。

赵尚志很快组织起了自己的队伍,这支百余人的队伍里包括了北满方面历次入苏被扣押的人员,其中有六军军长戴鸿滨、十一军军长祁致中。赵尚志将这支队伍编成一个总队,两个中队,一个教导队,任命六军军长戴鸿滨为参谋长兼总队长,直接领导教导队;十一军军长祁致中为副官长兼一中队队长;刘凤阳为二中队队长。苏联人给这支队伍配发了全套日军军装及武器装备,以及一部用于与苏方联系、“分享情报”的电台。1939年6月末的一天夜里,这支队伍在黑龙江北岸一个叫拉宾的苏联村庄登上一艘旧式苏联客轮,一夜航行后顺利地将赵尚志和全体队员送上了自己的国土。

东方露出黎明的曙光,重新踏上祖国土地的赵尚志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

赵尚志回国后,没有意识到他的思想、情感、新的生命目标赖以建立的两个支点是很脆弱的。支点一是:虽然坐了一年半的牢,他却终于获得了苏方的承认和支持,在30年代末的东北党内,这是一个很重的砝码。别人即使出于对苏联和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的尊重,也要尊重和服从他的领导;支点二是:一年多的铁窗生涯之后,他仍然坚信自己在北满党和军队内威望依旧,以为只要自己回到东北境内振臂一呼,北满党和军队就会重新回到他身边来。赵尚志不明白,第一,苏联人需要的不是他这个人,而是想通过他得到日军在东北的情报,“一旦苏方发现他不能控制东北抗联部队,或者别人能比他更好地实现苏方的初衷,黑龙江彼岸对他的承认和支持就将不复存在”;第二,经过1938年3月开始的“反倾向”斗争,北满党和军队内部新的领导与权威中心已经形成,没有人再需要这位过去的领袖和英雄了。不仅如此,他的突然回归,还将使北满党和军队肌体上一道刚刚愈合的伤口重新开裂。

赵尚志回国后第一仗打了乌拉嘎金矿。6个顽抗的日本人被击毙,20余名伪军投降,伪警察大队长被俘,赵尚志令人打开了金矿仓库,看到里面堆着许多面粉,非常高兴。夜里,部队召开矿工大会,赵尚志亲自给大家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宣布政策。矿工们问这个人是谁,战士们说: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赵尚志,抗联的赵总司令。会场上轰动起来,当时就有40多人要求参加“赵司令的队伍”。归国后打了第一仗,这支队伍就扩大到了150人。

第二天一大早,部队处决了人人痛恨的伪警察大队长,将伪警察们教育释放,带上缴获的战利品,向小兴安岭林区前进。行前,赵尚志要求每个人都背上两袋面粉,他自己也不例外。但即使这样,仓库里的面粉也没能背完。矿工们不等动员,主动帮助这支“中国人的队伍”转运面粉。

但是,就在这天,有一个人公然违背了赵尚志的命令,没有背面粉,并在私下里向一些战士表示了对赵尚志的不满。此人就是抗联第十一军军长祁致中。

祁致中对赵尚志的不满由来已久,1936年,谢文东的民众救国军被改编成了抗联第八军,李华堂的自卫军支队被改编为抗联第九军,祁致中所部却只被改编为抗联独立师。只是因为李兆麟出使吉东时对他做了大量工作,祁致中才没有下决心脱离北满抗联总司令部。

祁致中越境赴苏被关押中,听到李兆麟带十一军主力离开下江、西征黑嫩的消息。这位矿工出身的抗日英雄此时满心愤懑,对什么人都深怀猜疑。他不仅不可能再信任包括李兆麟在内的整个北满省委和北满抗联,自然也就不能再信任赵尚志。他和戴鸿滨都是北满抗联总司令部领导下的军长。获释归国时,赵尚志让戴当了自己的参谋长兼这支队伍的总队长,却只让他当了一个没有什么实权的副官长兼一中队队长。祁致中本来就一直觉得赵尚志瞧不起他,这种安排再次让他怒火中烧。因此,过江之初,他心中就生出了与赵尚志分道扬镳的念头。

接着发生的两件事,导致了祁致中的死亡。第一件事是,在攻打乌拉嘎金矿时,戴鸿滨率部队包围了西院伪军,祁致中还没带部队去攻打东院,结果造成东、西两院敌人对我军两面夹击。只是在赵尚志亲率司令部人员去攻打东院后,祁致中这才冲了上去。

第二件事上面已说过:离开乌拉嘎金矿时,全队包括赵尚志,都扛了两袋白面,唯独祁致中拒绝执行总司令的命令,坚决不扛。他说:过去我连枪也不背的,今天扛什么面粉。

祁致中也许根本没想到,他已经大大地“蔑视”了总司令的尊严和权威,赵尚志要重建自己的领导权威,要维护这支小队伍的团结和统一,要再次在整个东北打开局面,就不能姑息这种公开的冒犯和“分裂”。

于是,就在队伍继续向小兴安岭腹地进发之前,抗联第十一军军长、著名抗日英雄祁致中被枪杀,年仅25岁。

枪杀祁致中是赵尚志一生中犯下的最大一个错误,他不仅使一位抗日英雄死于非命,还直接造成了这支队伍的瓦解和他自己的垮台,后一种结果是他万万没想到的。

队伍继续前进。在小兴安岭青山里地区,他们遇上了一个日本武装测量队。经过短短几分钟交火,就结束了战斗,将一名日本测绘师俘虏,缴获了一批日军刚刚测绘的边境地图。接着,他们来到汤原境内的马把头“碓营”,赵尚志决定暂时停下来,以此为基地,分兵游击。他派参谋长戴鸿滨率主力100余人西进,到原六军活动过的唐里川一带恢复旧游击区;派刘凤阳带40余人东去绥滨开辟新区;自己带司令部10余人留在原地,派出交通员,以北满临时省委执委会主席和东北抗联总司令的名义,“通知”北满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人李兆麟、冯仲云、金策等到他这里来开会,“研究在北满地区重整旗鼓、继续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等等大问题”。

赵尚志是要表明:他还是北满临时省委的执委会主席,东北抗联的总司令。如果你们来了,就是承认你们过去做的一切决议都是无效的。但是,一天天过去了,不但接到他“通知”的人一个也没来,连他派出去的戴鸿滨和刘凤阳两支队伍也一去不返。赵尚志没有意识到,他枪决祁致中的行为已在队伍里引起了巨大的心理震撼,这支队伍的指战员已经不再信任他了。戴鸿滨率队离开了马把头“碓营”后,开始在汤旺河沟一带击溃了一支白俄铁路守备队。第二天夜晚,他们遭到了这支白俄部队的反击,队伍被打散。突围后戴鸿滨收拢部队,只剩下了十几个人。带着这样的“战绩”他是不敢回去见赵尚志的。在山里藏了几日,他干脆带着这最后十几个人,穿越小兴安岭,西去铁力,寻找北满省委。

刘凤阳带的另一支40人的队伍还在东去绥滨的路上就遭遇了一支日军“讨伐队”,全队被打散。刘凤阳带几个人边打边退,一直退到黑龙江边上,粮弹全无,不敢再见总司令,只好再次退入苏境。

这年深秋,远在黑嫩地区的北满省委从戴鸿滨等人口中,听到了祁致中被杀的消息,遂正式做出决议:“永远开除赵尚志的党籍”。关东军司令部获悉了赵尚志重返北满的消息,立即高度紧张,命令黑龙江沿线日伪军警宪特全部进入“紧急治安肃正状态”。日伪三江、滨江、龙江3省特务机关还接到了特别通知,要他们派出所有特务,化装成樵夫、猎人、皮货商,进入深山老林,寻找赵尚志。进入11月,天寒地冻,给养断绝,应该等到的消息一个也没到,该来的人一个也没来,赵尚志才意识到“事态严重”。他向苏方发电报,苏方告诉赵尚志:北满省委已于9月派冯仲云为代表赴苏,要求苏方协助“召开北满、吉东党的扩大会议,以便决定吉、北党的统一合并,二、三路军的合并和统一”。

赵尚志迅速发电报给苏方,要求过界与会。他大概已经意识到了:归国时他所依赖的两个生命支点正在坍塌。无论是北满党还是抗联部队,都不欢迎也不再承认他是他们的总司令了;只有参加这次会议,维持苏方的支持,他才能为自己争到回归北满的权利。

苏方同意了他的请求。12月中旬,赵尚志一行10余人穿越冰雪茫茫的小兴安岭,北上黑龙江。一天深夜,他们踏过黑龙江江面上的坚冰,再次回到关押过他的这座城市。

赵尚志一到伯力就发觉自己事实上已处于一种异常无力的位置。无论是国内的李兆麟,还是在伯力的周保中和冯仲云,都不认为他“没有错误”,他在他们眼里已成为一个“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会议还没开始,他就不再是昨天的总司令了。

性如烈火、在党内斗争中几起几落、从来没有认过错的赵尚志会接受这一切吗?他接受了。赵尚志不仅接受了北满省委给予自己的处分,还亲笔写下了一份“情辞恳切”的检讨书。可以想象,他做出这种选择是不容易的,他所以“接受”处分,无非是想以此种方式重回北满。但北满方面没有给他这种机会。北满省委给周保中、冯仲云发来的电报称,他们不让赵尚志再回三军的决定是“不可更改”的。面对打不开的僵局,周保中气愤之余,做出决断:请赵尚志到他领导下的二路军任副总指挥。

赵尚志的“问题”就这样被解决了。但赵尚志已经不是东北抗联的总司令了。伯力会议在东北抗联历史上意义重大。多年来,抗联部队屡起屡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巩固的后方支持,现在这个后方出现了。会议的另一个成果是结束了北满与吉东的纷争,周保中成了被苏方承认的吉东、北满党和抗联部队的新的核心领导人。

但伯力会议对于赵尚志却有另一种意义:它使这位抗日英雄迅速地走向了末路。会前他对于未来领导北满乃至东北抗联部队进行斗争的前景,仍然充满了信心;现在他不仅不再是东北抗联部队中人人敬仰的领袖和英雄,还成了一个因“犯有严重错误”而被“开除党籍”的人,一个经过别人收留才暂时有了栖身之地的人。

伯力会议结束后的3月27日夜晚,赵尚志随同周保中,率领二路军总部警卫队,越过乌苏里江,28日晨到达虎林县小穆棱河二路军总部。其后,他在周保中领导下工作了半年多一点时间。10月末,周保中与赵尚志分开,赵自带二路军直属队往虎林活动,在日军追击下越境赴苏,进入苏联在伯力以北75公里处为抗联部队设立的北野营(相对于金日成等人入苏后进驻的海参崴以北26公里的南野营而言)。

1940年1月到1941年10月,赵尚志在北野营的一间斗室里孤独地度过了一年又10个月。这段时间里,他形成了这样一种信念:他不能就这样忍辱含垢地活下去,他为抗日而生,死也应当死在战场上。他要回东北去重新打开大好的抗日局面,或者英勇地战死。

1941年6月,法西斯德国悍然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日军继续向东北增兵,独处北野营的赵尚志想到了:一旦日军大举进攻苏联,东北就会兵力空虚,一个在敌后开展大规模游击战争的机会就要到来。

1941年10月的一天黎明,赵尚志带领一个5人小组,越过冰封的黑龙江,重新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赵尚志不嫌人少。当初他拉出珠河游击队时,全队也只有7个人。他们在萝北境内上岸;很快在松花江支流梧桐河地区的老白山北坡,赵尚志遇上了第一架猎人的木克楞(木屋)。日本人没有忘记赵尚志。自上次他率队回国又神秘地“消失”,敌人始终没有放弃张开的“警戒之网”。仅仅在赵尚志到达的鹤立县,日伪特务机关长一年派往山林中潜伏的特务就达300多名。

木克楞里住着青年猎人王永孝和一个名叫冯界德的“皮货商”。得知出现在自己面前的就是大名鼎鼎的赵尚志,两人眼睛一时都“亮”了起来。王永孝当即决定参加赵尚志的队伍,一起抗日。冯界德却以家庭拖累为由推辞了。夜里,这个“皮货商人”悄悄地溜了。

日本特务冯界德下山之后,连滚带爬地跑到鹤立县兴山警察署,将发现赵尚志的消息报告给鹤立县警佐兼兴山警察署长田井久二郎和特务部主任东城正雄。

1942年1月的一天,“收皮货”的“老客”刘德山在山里找到了赵尚志。刘德山要“跟着赵司令抗日”。

一个月后,田井久二郎和东城正雄又派了一个叫张青玉的特务进山,经刘德山介绍也“加入”了赵尚志的队伍。一天,两个人一起向赵尚志献计:梧桐河金矿附近有个伪警察分署,快过年了,署里没剩下几个人,趁机打它一下,准能得手。

赵尚志确实需要武器扩大队伍。他决心冒险一次。

2月12日凌晨3时,刘德山、张青玉将赵尚志、姜立新、王永孝带到距离梧桐河伪警察署一公里左右的一个菜园子里。这时张青玉对赵尚志说,他要“先去看看情况”。赵尚志同意。张青玉一口气跑到伪警察署,向正在那里等候的东城正雄和日本警备队队长穴泽武夫报告说:“赵尚志来了!”两个日寇马上带一队日本警察赶来,要对菜园子实施包围。赵尚志在菜园子里久等张青玉不归,有些着急,要刘德山带路直奔伪警察署。刘德山见赵尚志要走,慌乱起来,装作解手,蹲在路边,放赵尚志和王永孝走到自己前面,突然举枪射击。赵尚志正在前行,背后“砰、砰”两声枪响,第一枪从他左肋部打进,从右腹部打出;另一枪击中了王永孝。赵尚志已知受骗,身子摇晃了一下,回过头来,向刘德山骂了一句:“坏人!”忍着巨痛,掏出手枪,“叭、叭”两下,一枪击中刘德山胸部,一枪击中头部。这个认贼作父的日本特务,还没有拿到赏钱,便一命呜呼了。

日本人听见枪声,向菜园子蜂拥而来。身负重伤、生命垂危的赵尚志咬牙将身上的文件包交给姜立新,让他快快逃走。之后便伏在地下,向敌人射击,直到昏死过去。

东城正雄和穴泽武夫用马爬犁将赵尚志和王永孝拉到梧桐河伪警察署。

鹤立县伪警务科长陈云峰、日本人科副春日兵吉当即对他进行突击审讯。

“你是抗联总司令赵尚志吗?”陈云峰问。“你是一个中国人的败类,没有资格和我说话!”赵尚志痛斥这个汉奸。陈云峰被他骂得开口不得。东城正雄走过来,在他被击穿的腹部踏了一脚。

“你的,快快地说!”赵尚志昏死过去又清醒过来,将无比轻蔑、憎恶的目光转向这个日寇。

8小时后,赵尚志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停止了呼吸,年仅34岁。在最后的8小时里,日本人没有从他那里得到任何“口供”。

3小时后,身负重伤的王永孝也在敌人的囚室里死去。赵尚志牺牲后两天,日本人欣喜若狂,叫来了当时已经投降日寇的原东北抗联第九军军长李华堂辨认尸体。李华堂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都曾是赵尚志抗日路线的追随者和的崇拜者。在一间冰冷的房子里,李华堂一眼就认出了面前的死者就是他矢志追随多年的抗日英雄赵尚志。尽管有不少日本人跟着,他还是哭了,大声喊道:司令,你也这么着了吗?你也这么着了吗?他号啕磊哭,被日本人强拉了出去。

时常想起这一次的会见。李华堂当时要对赵尚志表示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他有没有想到过,赵尚志才是真正的英雄,虽死犹生,而他自己虽然活着,其实已经死了吗。

日寇锯下了英雄的头颅,装进木匣,连夜送到伪三江省警务厅。很快,赵尚志的头颅被送进长春伪满军政部,与杨靖宇的头颅陈列在一起。

日本人对赵尚志之死大加宣传。他们也确实认为:杀死了杨靖宇,又杀死了赵尚志,东北抗联就彻底完了。

但是东北抗日联军不仅没有完,而且仍在坚持战斗!

风悲松山黯,雪怒三江寒,壮士随波去,长歌恸地来。

民族英雄赵尚志,从1932年参加东北抗日斗争,几起几落,百折不回,与日寇浴血奋战10年,战功卓著。日伪闻风丧胆,哀叹:“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无论多么险恶的逆境,都无法动摇他坚定的信念,直至壮烈殉国。滔滔松江水,日夜回荡着赵尚志同志的心声:“党籍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生命……我一天也不能离开党,希望党组织一天也不要放弃对我的领导。”

1982年,赵尚志同志牺牲4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组织部致信黑龙江省委,要求对赵尚志党籍问题重新进行调查,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6月8日黑龙江省委作出《决定》:“经复查,赵尚志同志在珠、汤联席会议上以及会后,并没有反对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只是对吉东特委、中央代表来信和王明、康生指示信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批评,不存在反对中央和反党‘左’倾关门主义路线问题,更不存在企图捕杀北满省委领导人的问题。赵尚志同志的一生,是忠诚党的事业的一生,他是个坚贞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坚强不屈,英勇奋斗,作出了重大贡献,直至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决定》给赵尚志同志恢复党籍,彻底恢复了名誉;对受牵连的同志,也给予平反,作出了公正的历史结论。

正文 第七章 赵一曼,著名的抗日民族女英雄

赵一曼是著名的抗日民族女英雄。四川宜宾人。1905年出生于封建地主家庭。原名李坤泰,又名淑宁,后改名李一超,赵一曼是她的化名。“五四”时期接受进步思想,反抗封建礼教,谋求妇女解放,冲破封建地主家庭束缚,走上争取人民解放的道路。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1927年9月,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次年回国,在宜昌、南昌和上海等地秘密开展党的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被派往东北地区发动抗日斗争。先后任满洲总工会秘书、组织部长,中共滨江省珠河县中心县委特派员、铁北区委书记,领导工人进行罢工运动,组织青年农民反日游击队与敌人进行斗争。她能文能武,机智过人。

在从事地下工作时,她机智勇敢,在敌人的监视下完成一项又一项艰巨任务。一次,工会的同志们正在哈尔滨的太阳岛上租房开会,大家以打麻将为掩护,聚精会神地讨论问题。突然,一个汉奸特务闯了进来,桌上的文件已来不及收藏。赵一曼急中生智,将半盆糨糊猛泼到特务的脸上。特务一时懵了,睁不开眼,张不开嘴,被大家按倒在地,牢牢捆住,封住嘴巴,塞入床下,入夜后沉入松花江,保证了会议的正常进行。转入武装斗争后,她英勇善战,屡出奇兵。一次,抗联三军三团被日伪军包围,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敌人却越聚越多,形势对我军十分不利。晚上,漫山遍野突然枪声喊杀声大作。原来是赵一曼率领农民自卫连和广大群众杀上来了。人们按照赵一曼的部署,一面拼命呐喊,一面直逼敌人指挥部。敌人一时摸不清头脑,只觉得兵如潮水,吞天没日而来,吓得魂飞魄散,仓皇逃命。我军里应外合,乘势冲杀,缴获了大批武器,生俘了一批日伪伤兵。不久,日伪的报纸竟把赵一曼说成是一员“红枪白马”的女将,“猖獗于哈东地区”。

赵一曼身先士卒,作战勇敢,十分关心和爱护战士,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我们的女政委”。有一个关于“赵一曼的碗”的故事让人感动。

这一只粗瓷大碗,是抗联女英雄赵一曼同志在东北抗日联军担任团政治委员时用的饭碗。其实这个碗,赵一曼同志仅仅用过一次,但是抗联的老战士都能认出这确实是赵一曼同志用过的碗,因为这里边有着一段感人的故事……

在一次袭击日寇的战斗结束后,小通讯员提着个鼓鼓的挎包,给赵一曼同志送来,打开一看,原来是这只粗瓷大碗。因为赵一曼同志早就把一个有柄的洋瓷缸送给了新战士,通讯员一直想给赵一曼同志再弄一个碗,在这次战斗中才留心搞到一个。赵一曼同志看着这碗说:“哪里拿来的,请你还送回哪里去!”“这……这……鬼子都消灭了,这往哪儿送呀!”开饭时,通讯员用这只碗给赵一曼同志盛了满满一大碗高粱米饭,他心想:“这下子我们政委该吃顿饱饭了。”

赵一曼看到这一碗饭,真不知道是批评他呢还是说什么好,显然,这是从病号灶上盛来的。艰苦抗日的抗联部队,多少个月来,都是吃野菜、挖草根,甚至摘橡树子压成面来充饥。他们虽然手边还有些乡亲们冒着危险从山下背上来的粮食,但这得留给伤病员吃。团长、政委和战士一样,也是嘴边几个月没沾过粮食了。她再看看这满碗饭,不禁为英雄战士的艰苦精神和阶级友爱感动了,决不能批评小通讯员,他是个坚强的小英雄。赵一曼同志等人不注意的时候,端着碗轻轻走进炊事棚,把饭又倒在锅里,自己亲手盛起半碗野菜粥……这些,只有炊事员老李看到了,他没有吭声,可是两只老眼涌满了泪花……

第二天开饭时,赵一曼同志又没碗了,急得小通讯员直叫:“我说我的政委同志呀!给你100个碗也架不住你这么‘丢’呀!”赵一曼同志笑着低声说:“可不见得,革命的饭碗一辈子也丢不了!”据后来“侦察”,这只粗瓷大饭碗早已成了七班的菜盆了。

赵一曼的威名使敌人闻风丧胆,敌人登报悬赏捉拿她这个“挎双枪,骑白马的密林女王”。

1935年11月15日,为掩护主力部队突围,赵一曼说:“谁说女同志就不能打掩护!”主动要求留下掩护,最后她率150多名战士被敌人包围在左撇子沟,经过一天浴血奋战,击毙日寇30余人。激战中,队伍被打散。突围时,赵一曼左手腕受伤,后与4名同志潜入小西北沟窝棚里养伤,不幸行踪被特务探知。3天后,在敌人抓捕她时,赵一曼中了子弹,右腿被打断,露出了骨头。她一头栽倒在雪地上,失去了知觉,不幸被敌人捉住了。

为了从赵一曼口中了解抗联的活动情报,滨江省公署警务厅派员把赵一曼从珠河县转到哈尔滨滨江省公署警务厅看押。这是一座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一曼街的洁白、庄严的西欧古典式大楼。在那里,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对赵一曼进行了“严刑拷问和人格污辱”。

据敌伪滨江省公署警务厅档案《滨江省警务厅关于赵一曼女士的情况报告》记载,到哈尔滨后,日本宪兵把她关进滨江省公署警务厅的地下看守所里。警务厅特务科长山浦公久、特高股长登乐松、特高股长、警佐大黑照一和外事股长大野泰治一共4个人商讨怎样处置赵一曼。他们认定:“赵一曼女士,这个略显清瘦且成熟的中国女性,不是普通的农家妇女,在她身上弥漫着脱俗的文人气质和职业军人的冷峻。在任何地方见到她,你都能很快在众多的人当中看出她别于他人的风度。”“肯定是个受过高等教育,在共产党里占有重要地位的责任者。”“既然逮到了,应进行更加彻底的审讯。总要想法子让她对抗日组织起破坏作用,从而给自己取得功绩。”

特务科的日本宪兵为了逼迫赵一曼供出抗联的机密和党的地下组织,对她进行了残酷的拷问。“用了多种手法,进行了各种尝试,甚至不顾她的伤势,施加残酷的拷打,可是她一直没有改变态度。”据记载,刑讯前后进行过多次,采用的酷刑多达几十种,先采用包括鞭打、吊拷、老虎凳、竹筷夹手指、脚趾、拔牙齿、压杠子、扭胸肉、搓肋骨……等“轻刑”,轮番折磨赵一曼,让她长时间疼痛难忍、汗如雨下却不昏迷,以此来迫使赵一曼开口,但得到的回答却是她对日本侵略者罪行的控诉和誓死抗日的决心。每次审讯,她总是坚定地回答说:“我没有什么共党身份,强迫一个人说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未免太蛮横了吧?你说我是共产党员,你把证据拿出来!”“你们不用多问了,我的主义就是抗日,正如你们的职责是以破坏抗日会逮捕我们为目的一样,我有我的目的,进行反满抗日并宣传其主义,就是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

日本宪兵又多次采用更残酷的酷刑,严刑逼供。从查到的档案看,所记录的文字十分惨烈,每个字里行间都浸透着血和泪,惨不忍睹:“……把竹签一根一根地扎进指(趾)甲缝内,再一根一根拔出来,换成更粗更长的签子再一根一根扎进指(趾)甲缝内,再……改用铁签,烧红后扎进一个个指(趾)甲缝内;最后,把翘裂开的手指、脚趾甲一片片拔下来,用钳子反复敲打指(趾)头,把一个个带血的残废指(趾)头慢慢浸入盐水桶里……从下午一直行刑到深夜。”

“……一口紧一口地往下灌辣椒水和汽油,肚子鼓涨得似皮球,再用杠子在肚皮上一压,灌进去的辣椒水和汽油又全从口鼻和下身溢出来。反复数次……”

“……不断地用鞭子把儿蘸着粗盐捅她手腕和大腿上的枪伤伤口,是一点一点地往里拧,碰到骨头后再不停地搅动伤口……”

在长时间的刑讯中,面对拷打,“赵一曼女士一直狠狠地瞪着审讯她的人,闭口不语,受过多种酷刑从没有开口喊叫一声”。“无论用什么手段都无法摧垮其坚强意志,其最后的表现,真不愧为一个共产党大人物的尊严。”日本宪兵“觉得很没面子,伤了日本军人的自尊”。

……只有电刑(第一次)“总算使赵一曼女士开口喊叫出声了”,“找到对付赵一曼女士的办法了”。

1936年4月末,日本宪兵对赵一曼实施第一次电刑,日本宪兵将赵一曼的手脚绑在刑椅架上,然后将电极一端夹在赵一曼的双腕上,另一端夹在脚踝上,对她施以惨绝人寰的电刑。据当时的审讯记录记载,当电流快速通到赵一曼身上时,“可以清楚地看到赵一曼女士的身子开始发起抖来,浑身汗珠一颗一颗地从皮肤下面冒出来”。随着电流变化节奏的加快,在这之前长时间的刑讯中受过多种酷刑从没有喊叫一声的赵一曼,这时也“难受得不停颤动,张大了口,不自觉地发出极度痛苦的凄惨呻叫”,最终也忍不住“发出厉声惨叫”,而且“叫得越来越厉害,全身肌肉紧绷,身体弯成弓形,整个胴体像筛糠一样”。

……赵一曼终于昏了过去。靠着顽强的意志,赵一曼最终还是没有屈服,没有供出抗联的机密。

酷刑之下,赵一曼伤口溃烂,生命垂危。由于日本特务机关认为她在共产党和抗日队伍里占有“重要地位”,“赵一曼女士是中国共产党珠河县委会委员,在党的工作上有与赵尚志同等的权力。她是北满共产党的重要干部,通过对此人的严厉审讯,有可能澄清中共与苏联的关系”。怕她死去得不到重要口供。为让她招供,从她那里获取重要情报,便把她转送市立医院,由伪警方监视治疗。

当时刚从哈尔滨医学专科学校毕业的刘锡强被分到市立医院的外科一病区做实习生,那时才二十出头。他回忆当时情景说:“赵一曼的伤势挺重,身上有几处枪伤,其中腿和手腕上的伤最重,隐约可见白骨。”

另外被日本人严刑拷打时“用烙铁烙的伤,血肉模糊,伤口很深。她<dfn>?99lib?</dfn>的一双手腕和脚踝因受了电刑而各留有一块烧焦的凹瘢”。

在市立医院,当时还不到17岁,当见习护士的韩勇义第一次见到赵一曼。几年后她回忆说:“赵一曼的湿发完全遮住了脸,我无法看清她的脸,我用双手颤抖着拢开躺在担架上还在昏迷中的赵一曼的乱发,一张苍白的、毫无血色的脸完全暴露出来,口中直流白沫。眼球突凸,两眼翻白,嘴角淌着血,鼻孔中气若游丝。”……醒来后,她睁开眼睛见到我“慢慢地抬起头,大口大口地喘气”。我当时觉得“她是想动一动,想缓解些痛苦”。第一次与赵一曼见面的情景强烈地刺激了韩勇义,使她头一次看清了日本人的凶暴。她最终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帮助赵一曼逃跑未遂后,韩勇义被敌人折磨得死去活来,但她始终没有屈服。从敌伪档案的报告材料中可以看出韩勇义的坚定信念,报告说:“目前在哈尔滨警察厅拘审中的韩护士,她仅是在很短的期间受了赵一曼女士的宣传,她已具有根深蒂固的抗日思想。她壮烈地说:‘因为自己住在“满洲国”,走着“满洲国”的街道,坐着“满洲国”的马车,使用“满洲国”币,吃“满洲国”的生产,这都是由于自己住在“满洲国”,迫不得已的事情。自己所流的热血,是中华民族的热血,期望着将来的抗日战线得到扩大,把日本人从东北赶出去’……”

在医院里,赵一曼仍不忘争取和团结进步人士,宣传革命思想,很多爱国人士都被她顽强的意志和抗日信念所感染。她曾在《滨江述怀》里表白了自己的决心:“誓志为人不为家,跨江渡海走天涯。男儿若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深深地感动了周围的中国人。和赵一曼接触一段时间后,韩勇义把赵一曼看做是一位可信赖的大姐,向她讲述了自己伯父、父亲被日本人逼死等情况,她还向赵一曼提出了入党要求。赵一曼向她讲了许多日本侵略罪行;讲了人民群众驱除日军,推翻“满洲国”的强烈愿望,极大地激发了韩勇义的爱国热情,坚定了她的反满抗日决心。后来,韩勇义和看守董宪勋,从羡慕女英雄转而同情革命,他们决心帮助赵一曼逃离虎口。在一番精心准备后,3人于1936年6月28日逃出了哈尔滨。

28日午后,韩勇义交给董宪勋一部分钱雇车、雇轿。当晚9时,他俩把赵一曼背出医院后门,坐上雇来的小汽车,开到郊区文庙附近。赵一曼又坐上了已经等在那里的小轿子,由5名轿夫抬着,在大风雨中向东奔去。途中冒着被洪水冲走的危险,过了阿什河,于第二天早晨来到阿城县境内金家窝棚董宪勋的叔叔董无策家里。由董无策帮助,当夜他们又坐上该村爱国群众魏玉恒的马车,奔往游击区,寻找地方组织。

6月29日晨,日本宪兵发现赵一曼不见了,伪哈尔滨警察厅立即撒开人马四处搜查。折腾了一天,找到了载过赵一曼的白俄司机,接着又查到小轿铺子的轿夫,知道了赵一曼的去向,于是连夜追捕。

6月30日晨,赵一曼她们走到离游击区只有20多里地的李家屯附近,不幸被日本宪兵追上,赵一曼再次落入敌人魔掌。

不久,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把赵一曼从警察厅引渡到省公署警务厅,关进一间不到一米高、约四平方米的地下室里。不多日,日本宪兵又实施了更残酷的第二次电刑。

当时赵一曼在刑讯室里是怎样以钢铁般的意志,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一次次顽强挺住了日寇下流无耻、惨无人道的电刑折磨的情景,敌伪档案资料记载中,字里行间浸透着血迹,催人泪下。

再次被捕后,敌人用常人难以想象的酷刑反复折磨了她一个月,赵一曼只是怒斥敌人:“你们可以让整个村庄变成瓦砾,可以把人剁成烂泥,可是你们消灭不了共产党员的信仰!”敌人为从赵一曼口中得到情报,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然而,赵一曼的行动却让他们失望至极,在万般无奈下,决定处死赵一曼。敌人把她押到珠河县,在公开处决前绑在一辆马车上游街示众,这位红枪白马驰骋北疆的女政委,在她战斗过的土地上一路高唱《红旗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沿途许多群众流泪而目不忍视。

赵一曼就义之前,最思念的就是自己的儿子。当年生儿子临产时,她正在宜昌做地下工作,把孩子生在一个好心妇女的半间砖房中。她背着孩子一路讨饭,前往上海寻找党组织,历尽了千辛万苦,几乎在上海街头把孩子卖掉。在这么艰难的环境中拉扯大的孩子,让行将为国捐躯的母亲如何不想念!这封充满了舐犊之情、报国之意的遗书写于赵一曼赴刑场的途中,读来催人泪下。

<small>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small>

<small>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small>

<small>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small>

<small>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small>

<small>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small>

<small class="right">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small>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于珠河从容就义,时年31岁。

为纪念她,哈尔滨的一条主要街道命名为一曼大街。朱德、宋庆龄、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她题了词。

正文 第八章 八女投江,民族的骄傲

全国抗战爆发后,东北抗日联军异常活跃。日军在不断拉长战线,在东北地区的兵力不断减少的情况下,被迫对北满地区进行重点“围剿”,妄图把抗日联军围歼于三江平原上。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活动在松花江地区的抗联第二路军决定第四、第五军主力西征,打通与战斗在东南满地区的抗联第一路军的联系。

1938年7月2日,西征部队从牡丹江沿岸出发,一路攻击前进。在西征途中,这支部队接连不断地与敌人遭遇,经历了大大小小无数次战斗,部队损失惨重。特别是妇女团的同志们,和男同志一样顽强拼杀,眼下只剩下指导员冷云,班长杨贵珍、胡秀芝,被服厂厂长安顺福,战士郭桂琴、黄桂清、李凤善和年仅13岁的王惠民。

同年10月,第五军第一师的战士们和妇女团8名女同志,北上来到乌斯浑河畔。晚上,部队露宿在柞木岗山下。

10月的北国秋风瑟瑟,寒意袭人。战士们燃起了堆堆篝火取暖。衣衫褴褛、疲惫不堪的抗联战士在篝火的温暖下,背靠背很快地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拂晓,战士们从睡梦中醒来,却不料一夜之间河水暴涨,河中激流滚滚,早见不到渡口的影子了。师领导见河宽水急,想到这8名女战士身体虚弱,又不习水性,为防止意外,便指派熟知水性的参谋金石峰率她们先过河。金参谋率领8名女战士来到河边,自己先涉入水中,试探着游向河心。冷云等8名女战士站在河边,眼望着金参谋战胜急流,渐渐靠近了对岸。突然,周围枪声大作,埋伏的敌人发起进攻。毫无准备的部队,匆忙收拢队形,组织火力,边打边急速向柞木岗山上撤去,围攻的日伪军紧逼在后,8名女战士被隔在岸边。

就在枪声骤起的刹那间,冷云这位年仅23岁却经验丰富的指挥员立即意识到发生了严重情况,她迅速率7名女战士隐蔽在河边的柳条通后,准备迎击敌人。然而,由于灰暗的晨色与地形的掩护,敌人并未发现,而只是背向她们,疯狂地向主力围攻。冷云清醒地意识到,如果主力被敌人包围,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此时的她,已经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果断地下令:“同志们,快!向敌人开火,把敌人吸引过来,掩护主力突围!”8支长短枪喷射着火舌,带着仇恨的子弹一齐射向敌人……

背后的突然袭击,使正在围攻我主力的日伪军惊慌失措。他们急忙组织一股人马调转枪口,向冷云她们扑来。敌人的火力分散了,主力趁机发起冲锋,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圈。但是,师领导立即意识到妇女团的8名女战士仍据守在河边,她们势孤力单,弹药不足,若不能尽快摆脱敌人突围归队,势必被断绝退路,于是又命令部队调头向日伪军冲击,想通过猛攻把冷云她们解救出来,但敌人以猛烈的火力封锁了岸边的通道,部队与8名女战士完全断绝了联系。

冷云隐蔽在柳条通后,镇定地指挥着战士们向日伪军射击。突然,她发现突围出去的部队又冲了回来,立即意识到这是前来解救她们的战友和这样恶战下去的危险,便不顾一切地指挥全体女战士大声喊道:“同志们!赶快冲出去!保持手中枪,抗战到底!”枪声中,战友们听到了8名女战士的喊声,不顾再次陷入重围的危险,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又一次发起了拼死的冲击。然而,连续两次冲锋都没有成功,负伤的战士却越来越多。此刻,天色已渐渐大亮,日伪军渐渐向两翼运动。此时部队若再入重围,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为了抗日大业,师领导忍痛下令,队伍向柞术岗西侧密林撤去……

日伪军见抗联部队主力已摆脱他们的围追,调转枪口与向河边进攻的部队合成一股,向冷云她们扑去。埋伏在柳条通后的8名女战士,不断地向敌人还击。狼群似的敌人嚎叫着向岸边冲来。冷云让大家准备好手榴弹,待敌人快接近柳条通时,大喊一声:“打!”几颗手榴弹同时飞进了敌群,顿时,一阵“轰,轰”巨响,近在咫尺的敌人被炸得血肉横飞,剩下的急忙调头回窜。遭到迎头痛击的敌人摸不清柳条通里的底细,未敢轻举妄动,便散成一线,趴在地上,以密集的火力向里射击。子弹带着颤音在8名女战士的头上呼呼而过。

“同志们,要注意节约子弹,等敌人靠近时再打!”冷云小声地通知她的战友。她们停止了射击,柳条通里静了下来,战士们伏在地上,注视着敌人的动向。为对付天大亮后敌人的进攻,她们将彼此之间的距离拉开,同时她们发现,自己的弹药已剩下不多了。

太阳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深秋的高空万里无云,乌斯浑河闪烁着粼粼波光,只有两岸边的上空弥漫着硝烟。敌人的炮火更加密集地射向岸边,在柳条通四周连连爆炸,不时掀起股股烟柱,柳条被烧得“毕剥”作响,战士们隐蔽的地方露出了宽宽的几道缺口。冷云正准备指挥战士撤出阵地,突然间,炮火停止了,只见敌人兵分3路一齐向她们扑来。

3个方向同时鸣枪奔突,气势汹汹。敌人逼近了,冷云指挥战士们一边射击,一边准备好手榴弹;手榴弹同时向3个方向投出,在敌群中爆炸。硝烟过后,敌人又冲了上来。第二批手榴弹又在敌群中爆炸。日伪军死伤惨重,又一次退却了。冷云迅速抓住间隙,检查战士们的伤亡和弹药情况。子弹打完了,手榴弹只剩下3颗。黄桂清、郭桂珍负了伤,鲜血染红了她们破烂的单衣。而此刻,一股翻卷的烈火燃着了她们身边的柳条,火焰在秋风的吹助下,迅速蔓延到她们身边。安顺福、胡秀芝等4人忙乱地用衣服扑打着。冷云见状,立即指挥大家借浓烟烈火的掩护,迅速撤到水边河沿,凭岸边的斜坡掩护,卧伏下来。

敌人又向前逼进了。现在,冷云她们已处在3面受敌一面临水的险境绝地了,她们意识到,8个人都不会凫水,眼下只剩下两条路:战死或被俘。冷云深情地望着战友们,坚定地说:“同志们,咱们是共产党员,抗联战士,宁死也不做俘虏!现在咱们弹尽粮绝了,只有趟水过河。能过去,就寻找军部继续抗日,战斗到底;过不去,宁肯死在河里!为祖国的解放事业而战死,是我们最大的光荣!”

“对,过河!宁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7名战士互相搀扶着,从斜坡上站立起来,准备下水渡河。敌人嚎叫着又向岸边扑来,冷云望着步步逼近的敌人,一边命令:“同志们,快!下水过河!”一边与安顺福、杨桂芝等各握一颗手榴弹坚守在后。她们将最后3颗手榴弹一齐投向敌群,接着,趁敌人卧倒之机,互相搀扶着下河。突然,远处飞来几发子弹,13岁的王惠民身子向前一扑,倒了,冷云刚要去抱她,一颗子弹打中了她的肩膀,胡秀芝急忙把她扶住。安顺福抱起了小王,冷云用手捂住伤口,领着战士们朝乌斯浑河深处走去……

敌人冲上来了。他们望着在激流滚滚中向河心走去的女战士,惊呆了,成群地散乱在岸边,蹿跃呼喊着,企图让女战士们上岸投降。8名女英雄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河水淹没了她们的双腿,淹没了她们的腰肢,她们无所畏惧地挣扎着向前。岸边的敌人失望了,密集的子弹一排排射向河中,从女战士们的头上、身边呼啸而过。她们忽而躺倒在水中,忽而挣扎起来,突然,几发炮弹飞到了她们身边,顿时掀起一排水柱巨浪,冲倒了她们的身躯……

枪声停了,乌斯浑河岸上恢复了平静,只有那滚滚的江水在向人们诉说着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巾帼壮歌……

“八女投江”体现了中华儿女为民族解放事业敢于与日军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得知“八女投江”后,当即题写了“乌斯河畔牡丹江岸,将来应有烈女标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八女投江”为题材拍摄了一部电影《中华儿女》,女英雄们的高尚气节强烈地感染了千千万万中国人民。

1986年9月7日,为纪念八名女烈士,建立了一座巨型“八女投江纪念碑”。全国政协副主席康克清为其亲笔题词:“八女英灵,永垂不朽”。

正文 第九章 李兆麟,转战东北血沃中华

中共北满省委主要领导人之一、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同志,生前曾以“‘运思出奇,横扫千军’……夺回我河山”的豪言壮语,作为“振兴中华”的座右铭。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党的领导下,李兆麟戎马驰骋在辽、吉、黑,率领抗日将士历尽艰险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配合我军和苏联红军消灭日本关东军,解放了全东北,终于夺回我河山。他无私地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奉献给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他的英雄业绩将永远为中华民族所赞扬,他的英名将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李兆麟,原名李超兰,化名张寿篯,1910年11月2日出生于辽宁省辽阳县小荣官屯一个农民家庭。李兆麟少年时入本村私塾读书。

1922年毕业于辽阳县高级小学,随后又在荣官屯的私学馆念了两年书。

1926年因其父亲去世,李兆麟辍学回家,边务农边自学。

李兆麟自幼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又擅长绘画、书法和吹箫,颇受老师和家长的喜爱。辍学后仍经常手不离卷,刻苦自勉。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占东北、而腐败无能的政府却一再推行丧权辱国的外交政策的严酷现实,李兆麟感慨万分,他曾在书箱上刻下了“运思出奇,横扫千军”8个大字,用以表达其收回祖国河山的雄心壮志;还画了一幅《大禹治水图》,寄托自己效忠于人民解放事业的崇高理想。这时,李兆麟已成婚。他的夫人李淑香对他从事革命活动曾给以很大支持。

1930年,李兆麟的姨父张一吼在中国大学读书,回家探亲时,李兆麟常到张一吼家询问国家大事。他们彼此畅谈国事,抒发情怀。李兆麟还如饥似渴地阅读张一吼从北京寄来的进步书刊。这对李兆麟开阔知识视野、增长才干有很大帮助。

1931年5月,张一吼在东北讲武堂的同学翟乐全(甘肃人,东北陆军北大营军官训练班毕业生,在东北陆军暂编第一旅王以哲旅长手下当参谋,是我地下党员),因患肺病到辽阳李兆麟家附近的二龙山双龙寺(兴隆寺)庙上养病。由张一吼介绍李兆麟结识了翟乐全。翟向李讲述“五卅惨案”等震惊中外的大事,两人常来常往,感情融洽,志同道合。在翟乐全的帮助下,李兆麟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决心要走革命的道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土沦丧,山河破碎,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处于危急之中。为了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祖国和人民,李兆麟说服了母亲,自己卖一车大豆作路费,毅然告别了家乡父老。1931年11月,李兆麟来到北平,化名李烈生。经张一吼介绍参加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反帝大同盟”,结识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担任常委的我地下党员冯基平(冯乃革)和担任执委的夏尚志等同志。李兆麟热情洋溢地介绍了东北辽阳一带的抗日武装斗争形势,迫切要求党去领导这些松散的抗日武装队伍,表示自己重返家乡抗日的决心,博得冯基平、夏尚志等同志的赞许。为了取得合法身份作掩护,李兆麟在北平私立华北大学交了学费,成为这所学校的注册学生。年底“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派李兆麟和张俊波到辽西义勇军第四路军耿继周部工作,李兆麟任文书处处长,张俊波任文书处主任。不久,李兆麟回辽阳从事抗日活动。

1932年初,李兆麟去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汇报工作,请求党组织派人去辽阳组织抗日武装力量。同年2月8日,根据中共北平市委和军委的指示,由地下党员冯基平带领李兆麟、杨寿天到东北辽阳县铧子乡小堡一带组织建立抗日义勇军。3月,林郁青(李春发)奉胡乔木同志的指示也来到这里。接着张一吼、孙志远、夏尚志、王守贤、丁济阳、魏名胜(关有为)、小周、田黎平、孙乙太、侯新等同志相继来到小堡一带。因为人、地两熟,决定由李兆麟公开出面组织抗日队伍,他骑着家里的白马联络了辽阳、奉天、本溪一带的“长江队”、“燕子队”、“天地荣”、于志超和“平日队”等山林队。在“为了祖国、民族要打鬼子……”的口号下,这些山林队纷纷表示愿意联合起来抗日救国。同年3月,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名义,在三家子陈楚英院内,由李兆麟主持,召开了约有50多人参加的各队首脑会议,宣告正式成立东北义勇军第二十四路军,下设5个支队,总司令苏景阳,总人数达3500多人。定以小堡为中心,驰骋在东至歪头山,南至铧子沟,西至烟台(灯塔),北至陈相屯方圆6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与日寇作战。

东北义勇军第二十四路军成立不久,于3月底攻克铧子沟矿警,活捉前日本关东军工兵司令、8大矿矿长“久留岛”。在韭菜台歼灭投靠日寇的土匪队“洪盛团”300余人。击溃霸据东至唐家堡子、南至小旋、西至铧子沟、北至柳河子方圆30里、危害人民的地主武装“南大会乡团”千余人。在这一节节胜利、军民振奋、反日烈火燃遍辽沈大地的大好形势下,苏景阳受日寇的引诱投敌叛变,李兆麟机警地将其骑兵队带出坚持抗日。

1932年7月,义勇军已发展到六七千人,李兆麟又联络了奉天的林子升和辽阳各地的山林队及东北义勇军第二十四路军近万人,于8月28日深夜攻打奉天,冲入南关和飞机场,敌伪公安队、城内伪军警和便衣队纷起内应,破坏了航空处、兵工厂、电台,烧毁飞机库并烧毁飞机7架。这一壮举,重创了日寇,轰动了全中国。

1932年11月,由于日寇加紧“围剿”义勇军,从上海等地调集重兵实行“铁壁合围”,加之义勇军内部良莠不齐,以及幸存的最后一支“燕子队”首领沈宝林叛变,李兆麟被迫离开辽阳去奉天特委。

李兆麟和其他同志在辽阳县小堡一带组织义勇军,积极从事抗日武装斗争的同时,还建立了许多抗日斗争组织。如先后建立了“反帝大同盟”、“农民大同盟”、“穷人会”、“少年先锋队”、“妇女会”等组织,开展“抗租抗息”、“分粮吃大户”、“高粱斗争”、“苞米斗争”、“罢锄”和破坏敌伪铁路、电讯设备等斗争。他还带领叔兄弟等亲属印制以抗日救国为内容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官僚军阀、土豪劣绅”、“反对压迫,反对剥削”、“工人要罢工,农民要罢耕”、“工农群众团结起来,不当亡国奴”等传单标语,组织儿童借各村“庙会”之机到双龙寺、曹官寺、柳河子、三块石、十里河、铧子沟等地散发。影响波及周围八九十里地的村庄。李兆麟还非常关心儿童、妇女工作,亲自教唱抗日斗争歌曲。

1932年12月,李兆麟受奉天特委的指示,化名孙正宗,与孙乙泰(王子明)、侯新(侯维民、侯国栋)到本溪煤矿从事抗日活动。由于工作需要,在煤矿成立了“临时工作委员会”,李兆麟任支部书记。不久建立了团支部,发展了杨坚白(杨玉典)、陈向古、徐伦言入团。他们以挖煤、扛木头、推矿车等劳动为掩护,在工人群众中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在三坑、五坑短短的几个月里,李兆麟亲自经历了旧中国矿工的悲惨生活,与矿工同甘共苦,开展对日斗争。遇上了工人弟兄头疼脑热,他牺牲自己下工后的时间去照顾,有时用自己的钱接济困难工人的生活,把工人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由于李兆麟积极的工作,矿工“抗日救国会”的组织发展到300多人。

1933年2月,根据中共奉天特委的指示,矿“临时工作委员会”改名为中共本溪特支,李兆麟任支部书记。不久,他由于沉重的劳动,紧张的工作,以及恶劣的生活环境,肺病越发严重,被组织调回奉天养病,住在一位同志的家里。组织上还派人把他家迁往奉天皇姑屯,后搬到小南关。从此,这个新居和原住址辽阳小荣官屯,便成为我党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和转送骨干力量的重要联络纽带。同年3月初,党组织派他去奉天造兵所。中旬,经韩锦华(韩学仁)介绍来到奉天造兵所当工人。以庞志勇家为据点,李兆麟常给韩锦华、叶智民、白金凯、庞志勇、庞志猛、王兆利、王纪宽等人讲抗日救国的光明前途和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史实。还常到南关东北大学、东山咀子讲武堂等地活动。又通过张学良部下、警务处处长黄显声的关系到靖安军中从事抗日活动。5月初,任中共奉天特委军事委员会干事,又担任团奉天特委下属的青年士兵委员会负责人。李兆麟经常冒险深入肇新窑业、造兵所和靖安军积极从事党的地下活动,秘密散发抗日传单。

1933年6月22日,李兆麟通过有爱国心的崔军医,以“看病”为掩护来到了靖安军兵营,正在同伪军几个决心起义的官兵商议起义行动计划时,由于叛徒告密,中共奉天特委被破坏,李兆麟家也被查封,母亲和妹妹被捉走,幸亏邻居一位大娘慌忙跑来报信,李兆麟才免遭被捕。之后,李兆麟潜回辽阳二台子姑表弟乔保珍家筹集路费,从十里河上火车,路经奉天前去中共满洲省委所在地哈尔滨。

李兆麟到哈尔滨化名张玉华。两天后,在道外天泰客栈与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同志接上了关系,被分配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负责人。他曾先后到北满的海伦、巴彦等地巡视工作,宣传抗日救国政策,帮助当地建立抗日组织。

1933年秋,李兆麟到珠河巡视工作时见到了赵尚志同志,并在珠河县三股流正式成立珠河反日游击队,赵尚志任队长。不久李兆麟回哈尔滨任干训班负责人兼任教员,经常在省委交通员张宗伟家里和马家沟公园上课,把打败日寇、建立新中国的宏愿化作春风细雨,浇灌、滋润着训练班里的每一个学员。南满游击队的张瑞麟(张秉文)曾在李兆麟办的训练班学习过,由于李兆麟的耐心教育,他的政治思想觉悟提高很快。

1934年初,中共满洲省委遭到部分破坏,李耀奎书记不幸被捕。李兆麟遂到珠河赵尚志领导的游击队,化名张寿笺任副队长,6月改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赵尚志任司令,李兆麟任政治委员。支队下设3个总队,有450多人,分别由赵尚志、李兆麟、韩光率领活动在宾县、珠河县铁道南和铁道北一带,痛击日寇。1934年秋,赵尚志、李兆麟率哈东支队300多人,攻克五常堡,歼灭500多日伪军,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和军需物品。这一仗是哈东支队诞生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它大大地鼓舞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志,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到1935年初,开辟了宾县、珠河、延寿、方正、五常、双城等县新的抗日游击区,巩固了珠河县三股流一带的游击区,打击了由于“黄炮”、“铁军”等山林队叛变出现的叛逃逆流,使义勇军、山林队更加靠近党所领导的哈东支队。珠河反日武装斗争形势已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1935年1月28日,以哈东支队为基础,吸收地方青年义勇军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李兆麟任二团政治部主任,团长是王惠同,活动在珠河铁路南和五常、双城一带,2月在孟家店打死伪军团参谋长,击退日伪军向帽儿山进犯的“讨伐队”。4月又联合道北义勇军二三百人进攻老三区,占领敌人重要据点小黄烧锅,又进攻大亮子河,将敌人刚修建的军用农场完全烧光,打得日寇惊恐不安。

1935年9月,日伪集中千余人的“讨伐队”,疯狂地对我珠河游击区进行“扫荡”。敌人所到之处一片烟云火海,游击区被破坏了不少。三军司令部和二、三团主力部队,奉命向汤原一带远征。这时李兆麟已从二团调到一团,与刘海涛团长率一团200余人到依兰、勃利一带活动。在方正县大罗勒密地区三家子屯与李延禄同志领导的四军会师。

9月16日,联合四军攻克南雕翎镇,伪保安队100多人反正。又趁林口日伪军来援未至、镇内空虚之机,以一天120里的急行军奇袭林口,巩固和扩大了汤原抗日根据地。不久,李兆麟任三军政治部主任。同年11月调到六军任政治部主任。

1936年1月28日,在汤原境内召开了北满抗日部队和军政领导人联席扩大会议,李兆麟被选为扩大会议的执行主席。2月10日,中共中央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作了决议(草案),决定将东北人民革命军改为抗日联军。根据这一决议,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赵尚志同志为司令,不久,根据《统一军队建制宣言》,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为巩固汤原根据地,以李兆麟为临时总指挥,率队除掉了为日寇效劳的“于四炮”森林警察队,这一仗打得十分漂亮。

当时大部队随六军军长夏云杰去打鹤岗。驻地仅有二三十人的警戒人员。经戴洪滨同志提议,让洼区区委书记李凤林同志把游击连和青年义勇军带来,集结了150余人。由李兆麟、戴洪滨率领,从浩良河东面上山出发,冒着零下三十多摄氏度的严寒,沿着汤旺河走了一天。当走到岔巴气地方,夜幕降临,趁黑夜活捉了木制岗楼里的两个伪警察。从中了解东岸有40多伪警察都住在大院套里,东院住有中队长黄毛、丁山、张保安,仅有一个岗哨。经过教育,这两个伪警察愿意为我军带路,六军四团团长戴洪滨、区委书记李凤林、连长刘世杰、洼区青年义勇军排长王钧等人押着这两个警察分别率部队摸到了北岸的警察大院,巧妙地解决了伪岗哨。李凤林机警地带着30多人冲到西院封住门窗,与此同时李兆麟、戴洪滨带着20多人闯入东院,敌黄毛等人见势不好,放下大烟枪(吸鸦片的工具),随手去取挂在墙上的匣枪,当即被李兆麟“砰”的一枪,把烟灯打掉在地,并用枪指着他们说:“不许动!你们的枪要拿出来打日本。”

这时窗外抗联战士的枪都从窗户伸了进来,同志们跳上炕取下来敌人的匣枪。几个曾威风一时的森林警察大队的中队长黄毛、丁山、张保安乖乖地当了俘虏。此时,西院的敌人也被顺利地解决了。李兆麟决定留少部分兵力守住岔巴气,封死山口,切断敌人的联系,余者直向南岔挺进。李兆麟让先头部队换上敌人的服装,乘着几张爬犁(雪橇),押着黄毛、丁山、张保安向南岔进发。途中迎面来了一张爬犁,走近才认出是戴洪滨家乡陈永山的儿子陈贵(是五炮宋喜彬派出来的哨兵),他告诉我军说五炮已带6个人出来巡视,很快就到。李兆麟决定叫黄毛、丁山坐在最前边的一张爬犁上,继续向前赶路。不大功夫,迎面来了一张爬犁,在距200米的地方停住了。对方高喊:“是什么人?”李兆麟用手枪顶着黄毛的背后,指令他回答说:“是自己人,你是老五吗?”五炮宋喜彬又问:“后边那么多的爬犁是干什么的?”黄毛忙答:“是山下送粮的。”瞬间李兆麟等乘坐的马爬犁有如离弦的箭一样奔向五炮。五炮还没有清醒过来就做了俘虏。经过我军教育,宋喜彬同意带路去缴南岔。到南岔,我军顺利地缴了南岔营地警察的械。在此地部队稍加休整,于次日3时,用最快的速度直捣距这里有500里路程的老钱柜。

这是在数九寒天里的一段艰苦的进军路程。战士们手脚冻麻了,就跳下爬犁跑一阵;饿了就啃几口冻饼子。由于宋喜彬(后参加我军,1938年9月在南岔一带被日寇包围,英勇战斗,壮烈牺牲)在前面起到了掩护作用,李兆麟同志指挥部队顺利地拿下老钱柜,森林警察一个个举手投降。后续部队到达后,迅即直捣老钱柜后边十几里路的日寇指挥部,消灭了森山大尉等7名日寇指导官。我抗联将士两天两夜,行程800里,彻底拔掉了在伊春沟里猖獗一时的森林警察大队这个钉子,胜利地结束了这场战斗。除于四炮(大队长)外出没有抓到,其余全被生俘,共缴获100多支枪、30多万发子弹,100多磅大烟土和几万斤米面。烧了敌人的大本营,遣散了伐木工人,从此抗联六军威名大震,汤原一带的抗日形势出现了新局面,成为我抗联三、六军的根据地。

为了斗争的需要,从抗联三、六军抽出一部分力量组成留守处,建立了许多密营,设立小型兵工厂、被服厂、仓库、医院。同时还设立了军政干部学校,赵尚志兼任校长,教育长是李兆麟。在3个地点办了3期学爬山、渡河、射击的训练班。除学习训练军事科目外,还学习马列主义政治课。三、六军师、团以上干部和地方主要领导人,都得到了轮训,为北满抗联各军培养了许多干部。

1936年9月18日,在汤原帽儿山北坡召开了珠河、汤原中心县委及三、六军党委联席会议,李兆麟被选为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委员。同年冬,日本帝国主义为加紧对下江地区人民的反动统治,妄图扑灭正在兴起的人民抗日斗争的烈火,集中了大量伪军,抓了数百名民工,在铁力县境内的神树建造了一座大兵营。六军闻讯后,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深夜,李兆麟率六军200多名战士奇袭和破坏了这个兵营,打死日寇指挥官,消灭了这股伪军。

1937年,根据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决定,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改为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包括三、四、六、九、十一军,赵尚志仍为总司令,李兆麟任总政治部主任兼六军政治委员。“七七”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狂妄地制订了3年内消灭我抗日联军的“肃正计划”,在司令长官山田乙三大将率领下,调集了日寇31个步兵师团(相当于军)、10个步兵旅(相当于师),还有伪军15个步兵师、15个骑兵旅等几十万人的兵力,又凭借两个航空军和两个装甲旅团的支援,以及汉奸特务警察来对我抗日联军和根据地人民实行疯狂的“围剿”及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我抗日联军损失严重,根据地党组织也受到极大的破坏,人民遭到残酷的屠杀。为保存实力,中共北满省委决定三江地区的抗联主力部队到小兴安岭西麓开辟新的根据地。李兆麟积极认真贯彻这一正确的西征决定。7月,抗联六军派出了西征先遣部队,六军军长戴洪滨率领二师、三师、四师和军部王钧为首的保安团开始进行西征。李兆麟率六军司令部和一师、五师及地方部队仍在下江地区坚持斗争,迷惑敌人,掩护部队西征。为了安定军心,他耐心帮助十一军军长祁致中和他领导的队伍,坚定地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六军西征先遣部队因与敌人力量相差悬殊,在海伦活动一个月后返回三江平原。

1938年初,李兆麟带领六军骑兵二师和梧桐金矿哗变出来的队伍,解决了东西梧桐河、东西杜鲁河、东西火烧营和老沟等7处敌人金矿区的重要据点,缴获许多战利品。在行军作战中他和战士们同甘共苦,替体弱战士背大枪、挎背包,休息时给大家讲故事、上文化政治课和教唱歌。

在敌人追围十分紧张、到处都有险情的情况下,一天,李兆麟对警卫员王琨严肃认真地说:“小王,我若是牺牲了,你千万要记住,不要让敌人得去我身边的皮包,你要把它送到北满省委去,因为皮包里有许多重要的党内文件。”为保护1938年4月在依兰县四块石西北青山里召开的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第七次常委会议全体同志的安全,李兆麟率一部分队伍把敌人引向自己的方面来,边打边退,最后甩掉了敌人。之后又在率六军教导队向萝北、绥滨地区转移途中,在格金河打退了三四百名追击的敌人。

这期间,日本关东军又集中10万多兵力扫荡三江平原。抗联部队伤亡很大,曾先后有3名军长(赵尚志、戴洪滨、祁致中)过境而被苏军押审;有两名军长(谢文东、李华堂)投敌。北满抗联军以上干部只剩李兆麟一人。在遭受如此严重挫折的情况下,李兆麟独撑危局,担负起各军的指挥责任。他日夜奔波于松花江两岸,巩固了抗日联军的各部队并先后组织了3批部队西征,为保持抗联实力、创造新的根据地和游击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三江地区抗联主力于1938年7至8月间由冯志刚、陈雷、王钧、王明贵、金策等同志分别率领抗联队伍开始陆续西征时,为保证部队顺利西征,李兆麟率六军司令部仍在三江活动。他曾率领抗联战士在富锦境内,为四军留守处、十一军一师师长李景荫领导的300多名同志解了围。

1938年11月,党决定李兆麟率六军军部教导队和十一军李景荫部最后一批由富锦出发西征,当时不少战士冬服还没有穿上,李兆麟派部队袭击鹤岗市郊区的日本仓库,用缴回来的棉布、棉花带领同志们赶制棉衣100多套。山区乡亲们又送来不少套棉装,看到战士仍有没换上冬装的,不少乡亲把自己身上的棉衣脱下给子弟兵穿上。抗联战士感动得直流泪,更坚定了西征抗日救国的决心。西征途中,在百里不见人烟的林海雪原里,没过多久,战士们身上带的粮食就吃光了。李兆麟鼓励大家说:“同志们,为了抗日,我们必须保住生命。”他和大家一起吃干蘑菇、皮带和发霉的烂马皮。饥饿、严寒及长途跋涉,战士们都疲惫不堪,不少战士还没有到达西征的目的地,就长眠在皑皑白雪的林海里。有一位小战士小陈同志,平时好说好笑,这天在齐腰深的大雪里走着走着就一声不响地屹立在风雪中死去。每每出现这些不幸的情景,李兆麟都含着泪水小心翼翼地用雪掩埋好这些战友的遗体,悲痛地在风雪中继续率部前进。一天,零下40多摄氏度,在森林里露营。一个战士由于冻得神经错乱,一头扑到火堆里,当同志们把他拉出来时,这位战士已经牺牲了。以后每到露营时,李兆麟总是提醒大家不要离火堆太近。当大家入睡后,李兆麟不顾自己疲劳,在篝火旁一边同其他领导同志研究第二天的行动计划,一边往火堆里加柴。有时怕冻坏已经入睡的战士的身体,还把熟睡的战士叫醒起来活动活动再睡。在征途遇到困难的时候,他经常鼓励大家说:“我们的西征就快要到达目的地了,大家要坚持斗争,度过这黎明前的黑暗!”英雄的抗联战士在李兆麟率领下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跋涉,冲破敌人重重包围,战胜饥饿和严寒,翻越崇山峻岭,踏平林海雪原,终于在1938年12月底到达小兴安岭西麓海伦境内的六军三师后方白马石,与王明贵等同志率领的西征先头部队胜利会师。在硝烟弥漫的抗战烽火中,在西征的艰苦岁月里,李兆麟亲身经历了抗联战士在春、夏、秋、冬四季变换中的艰苦作战生涯,于戎马倥偬中编写了一首用古曲《落花》调填词的《露营之歌》。这首歌,表达了全体抗联战士无论是在“暴雨狂风”的恶劣天气里,还是“足溃汗滴气喘难”的艰苦行军中;无论是处在“敌垒频惊马不前”的重重包围下,还是“冷气侵入夜难眠”的雪地露营时,都动摇不了誓同日寇血战到底“夺回我河山”的钢铁意志。

“铁岭绝岩,林木丛生,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马鸣。围火齐团结,普照满天红。同志们!锐志哪怕松江晚浪生。起来哟!果敢冲峰。逐日寇,复东北,天破晓,光华万丈涌。……”

战士们高唱着《露营之歌》,驰骋在抗日烽火的岁月中,拼搏在抗日救亡的疆场上。这首歌在当年成为激励抗联勇士报国雪耻、英勇杀敌的有力的精神支柱。

1939年4月,李兆麟被选为中共北满省委常委兼任组织部长。5月,根据北满省委的决定,将三、六、九、十一军合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李兆麟任总指挥,冯仲云任政委。三路军成立不久,李兆麟又编写了一首《三路军成立纪念歌》:

<small>八载余,强敌嚣张,铁蹄肆踏践。</small>

三路军全体将士高唱着三路军成立的战歌,在李兆麟指挥下驰骋在龙江北和龙江南一带,依靠山区,对日寇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历经40几次大、小战斗,先后袭击和攻克通北县警察署、紫霞宫警察分署和飞机场、老龙门车站、三合屯,李桂芳屯、曹乃修屯、火红鸡警察分署、北兴镇、讷河县城等地,冲破了日寇所谓“黑(河)、北(安)、龙(江)3省会攻计划”。日寇大吹大擂的“五大连池会师”的预谋遭到了可耻的破产。缴获敌人各种轻重武器500多件,歼灭和俘虏敌人750多人,牵制了大量的日伪兵力,在讷河、克山、依安、拜泉等县建立起抗日救国会和党团组织,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斗争。

1940年春,三路军缩编为三、六、九、十一等4个支队,继续在北部坚持抗日游击战争。这是抗联战士最艰苦的时期,李兆麟利用一切机会对抗联战士作政治思想工作。同年5月1日,李兆麟在通北山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说:“今天正是敌人疯狂不顾一切地向我们进攻、袭击我们的时候,但这是敌人的最后挣扎,是俗语说的‘天刚要放亮,小鬼龇牙’的时候,革命越接近胜利,敌人就越要拼命挣扎,我们要更加艰苦奋斗,胜利已经不远了!”李兆麟坚信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他的坚定的革命意志和无畏的革命精神,感染着每一个抗联战士。

1940年7月,辰清伪森林警察大队长董连科率警察给日寇引路,偷偷地闯进我朝阳山的指挥部。当时仅有教导队40余名战士,打退敌人一天数次的冲锋。在多于我十几倍的日伪军围攻下,三支队政委赵敬夫率部突围护送李兆麟等7名同志,在返回的路上不幸牺牲;其余同志包括北满省委委员张兰生,总指挥部机要秘书兼电台台长崔清林也在砸坏电台后壮烈牺牲。在这次战斗中,打死伪森林警察大队长董连科等许多日伪军,但我方损失也不小。

1940年秋,由王钧、王明贵率三支队去平原开展游击活动,后方只留下李兆麟和年老体弱的战士及女同志照顾十几名伤病员。一场暴雨使河水猛涨,低洼地变成一片汪洋。李兆麟等二十几名同志被困在南北河的东部森林里达50多天。身上干粮吃光后,杀掉战马,连马皮都吃光了,河水仍没退,就拣些野菜、树叶和“大耳朵毛”充饥。男同志饿倒了,女同志坚持爬出去找榛子、蘑菇等食物,谁也不肯往嘴里放,都是带着它爬回来,双手捧着它交给总指挥。李兆麟每次分这些食物时,总是先分给伤病员,然后给年老体弱的战士和女同志,轮到他自己,已经是一点点了。同志们不忍心,就把自己分到的送给他些,但李兆麟坚持不要,说:“你们到外边活动应当多吃点,我在驻地活动少,应当少吃,只要不饿死就行了。”当他自己饿得实在不行了,还忍受着饥饿的痛苦乐观地给大家讲古代伯夷、叔齐兄弟两人,宁愿饿死在首阳山,也不食周粟的故事,鼓励大家克服困难。由于深秋天气渐渐凉了,一些“野物”也找不到了,同志们情绪低落。这时李兆麟鼓励大家说:“我们宁肯饿死,也要忠于祖国,绝不能动摇抗日到底的信念。”还诙谐地说“:同志们!等到打跑了鬼子,我请你们吃饺子,咱们一块到哈尔滨去看京戏。你看怎样?”逗得大家都笑了。他又说:“同志们别丧气,我们就是饿死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就是饿死也不愧为中华民族的好儿女。我相信,我们的后代不会忘记我们今天的挨饿,是为了他们明天过得更幸福。”听了这一席话,同志们含着激动的泪水,点着头,表示赞同。就在这20多个同志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刻,一个姓蓝的交通员由中苏边界给李兆麟带来重要文件,又带来些炒面和粮食。李兆麟怕同志们一下子吃得过饱会断肠丧命,就亲自监督大家先是喝稀的,然后才慢慢增加进食量。就这样,保住了20多名同志的性命,度过了50多个艰苦卓绝的日日夜夜。

1941年初,在伯力召开东南满、吉东、北满3个省委代表会议,决定统一东北党的组织领导,由周保中、×××、张寿笺(即兆麟将军)组成东北党的临时领导机构,即:“三人团”,领导东北抗联武装斗争。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加紧增兵东北,兵力达76万,妄图消灭东北抗日联军,配合德国法西斯牵制苏军兵力,疯狂地“围剿”抗联部队,残酷地镇压游击区人民。东北人民的反日斗争受到了严重的挫折。为了保存实力,党组织决定向苏联境内作战略性转移。李兆麟于1941年11月率部队到苏联境内,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即八十八旅),周保中任旅长、李兆麟任政治副旅长。1942年8月,成立中共东北党委会时,李兆麟任常委。从此,进入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和紧张的政治学习。有时还不断派出小分队潜回祖国内地,痛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通过这次训练和学习,部队军事素质和政治觉悟有很大提高,为抗日联军迎接抗日胜利,配合八路军、新四军和苏联红军解放东北奠定了基础。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毛泽东同志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动员令。8月11日,朱德总司令发布进军东北反攻日寇的命令:原东北军吕正操、张学思、万毅等部分别向察哈尔、热河、辽宁进发;冀热辽李运昌部向辽宁、吉林进发。于30日攻克山海关,随即经锦州、沈阳开抵辽阳、鞍山、本溪等地。东北抗日联军在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等领导下,向黑龙江、吉林进发。3路大军配合苏联红军纵横拼杀,“横扫千军”,击败日本关东军,解放了沦陷14年的东北,终于“夺回我河山”,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1945年“九三”胜利后,党中央派大批干部进入东北,9月15日建立了以彭真同志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从此中共东北党委会在东北局领导下,开始了为“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斗争的新时期。

东北光复后,李兆麟受党的派遣到滨江省政府任副主席,住着十分简陋的旧房间,连张床都没有。警卫员李桂林要去搞一张床,李兆麟拍着李桂林的肩膀说:“老百姓还没有翻身,咱们要艰苦奋斗啊!来,想想办法看。”李兆麟和警卫员李桂林把两个旧木箱子一并,上边放一个草垫子说:“这不是挺好嘛,打游击的时候,我们哪里睡过这么好的床啊!”同志们看他身上穿的衣服十分陈旧,想搞套新的,也被李兆麟拒绝了。

1945年11月中旬,以陈云同志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北满分局成立,李兆麟任委员,在陈云同志领导下开展战后恢复生产和对敌斗争等活动。11月22日,苏军驻哈尔滨司令部为履行“中苏友好协定”(因当时苏联同国民党政府有外交关系),让我党退出哈尔滨。苏方要求我党政机关和5000人保安队撤出哈尔滨开展农村工作,留一部分同志在城内从事地下工作。国民党于12月下旬接收了哈尔滨和滨江省政府(后改松江省政府)后,李兆麟即辞去了滨江省副主席职务,以公开的共产党员的身份出任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会长。他非常关心青年人的成长,成为哈尔滨一些青年人的知心朋友。在哈尔滨军医大学毕业典礼时,他曾赠书信一封,信中写道:“同学们,你们现在已毅然踏上了进步的途径……探求真理的大道。……我们决不能以此微微的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我们要加倍警惕……在斗争中来巩固既成的和平,……取得真正民主和实现我们远大的理想。”李兆麟在中苏友好协会工作期间,正是国共两党重庆谈判后的停战阶段。由于特殊环境下的工作,经常与国民党的上层人物打交道。他时时无情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平、撕毁停战协议的阴谋,敌人对他又怕又恨。为了谋害他,在中苏友协门前曾发生过国民党特务错杀李兆麟的“李钧事件”。为了李兆麟的安全,同志们经常告诫他要提高警惕,李兆麟却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坚强地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

1946年3月8日,哈尔滨市第一次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在马迭尔饭店召开了庆祝大会。李兆麟为大会题了词:“女同胞们!团结起来为自己的解放而奋斗!”国民党的“省长”关吉玉和“市长”杨绰庵在会上分别讲了与大会无关的“三纲五常”和讥讽东北人民当了14年亡国奴的陈词滥调;李兆麟则代表中共哈尔滨市委热烈祝贺哈尔滨妇女这样大规模地庆祝自己的节日。他从东北沦陷时期祖国人民的悲惨遭遇,讲到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抗战的艰苦奋斗,才赢得今天的胜利。他以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为建立新中国而斗争,并振臂领呼口号,博得与会人的热烈掌声。国民党特务更加仇恨,狗急跳墙,加紧策划谋害李兆麟。当天晚上,李兆麟又参加了苏军庆祝“三八”节日活动,回到家里已经很晚。李兆麟有点感冒,他的爱人金伯文同志(中国民航总局离休老干部)给他吃好药后就让他躺下。不一会儿冯仲云同志来了,坐在床边对李兆麟说“:常有你的黑信,说要杀你!你要当心!”李兆麟若无其事地说:“杀我干什么?我值几文钱,抗战这么多年,日本鬼子的枪子儿在我的背包和棉大衣上打了八九个眼儿,也没碰到我的肉……”

3月9日早上,李兆麟对金伯文说,今天跟国民党市长有个约会,请把衣服熨一下。李兆麟抱起振英(卓娅),手拉着振环(阿立克)等着熨衣服。9点多钟穿上熨好了的衣服离开了家。下午4时,敌人来信诡称某要员“有重要事情请李兆麟去水道街九号商谈”。当汽车开到离中苏友好协会不远的地方,车突然坏了,李兆麟让警卫员帮助司机李桂材修车,自己步行到了中苏友协,跟秘书于凯同志说他去水道街九号(此处与中苏友协相隔百米左右),说完就独自去了水道街九号。一进门,就被国民党哈尔滨“市长”杨绰庵的女秘书孙格龄把李兆麟穿着的藏有手枪的大衣脱掉,锁在衣柜里,然后领进似会议室的大房间。李兆麟被骗喝下敌人下有氰化钾的茶水,当即昏倒在地,一群潜伏的刽子手蹿出,趁李兆麟昏迷中将他杀害,周身要害处连刺了几刀。在黎明即将到来的时候,李兆麟用自己的鲜血换来了亿万人民的觉醒,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

国民党反动派特务杀害了李兆麟后,还无耻地开动宣传机器编造不少流言蜚语,妄图诋毁这位抗日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但日出云散,天网恢恢,随着全国的解放,杀害李兆麟的凶手终于相继被捕法办。

李兆麟将军被害,噩耗传来,广大群众悲痛万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暴行义愤填膺,群情激愤。哈尔滨市举行了十几万人的盛大游行示威。中共中央机关报和东北局机关报发表了社论和报道,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阴谋,抗议国民党特务杀害共产党员的恐怖政策,并召开了3天3夜追悼大会。金伯文同志带着不满3岁的振环和不满周岁的振英为李兆麟将军守灵。在送葬那天,有十几万人为之送行。冯仲云等领导同志和抗联老战士怀着悲痛的心情,重温李兆麟生前编写的《露营之歌》。把他安葬在哈尔滨道里松花江畔的一座公园里,命名为兆麟公园,以示纪念。并为他树起一个高大的纪念碑,上面刻有“民族英雄李兆麟将军之墓”,他的亲密战友冯仲云同志为他撰写了碑文。

1963年,周总理曾陪同朝鲜贵宾崔庸健委员长向李兆麟之墓献了花圈。

李兆麟将军不朽的英雄业绩,将永远激励炎黄子孙,为振兴中华、捍卫祖国疆土而战斗。

正文 第十章国 魏拯民,鞠躬尽瘁救国为民

魏拯民是中共南满省委书记,抗联一路军副总指挥兼政治部主任。

原名关有维,字伯张。1909年农历正月十三(2月3日)生于山西省屯留县王村一个农民家里。父亲关宏元,母亲魏士。魏拯民来到东北后,初名“名胜”,后改“拯民”。都是用母亲的姓。

屯留县在山西南部,离省城太原约500多里。大革命初期,那里还没有党的组织。魏拯民在本村小学和县第一高小毕业后,父亲就让他回家种地,并给他娶了媳妇。这位老庄稼人说得倒也实在:“你念书,我没钱。”照这样,他就没有希望上中学了。幸亏这件事被外祖父知道了。外祖父是个木匠,没有儿子,喜爱外孙子,把魏拯民的学费包了下来。

1925年,他长途跋涉到太原省立第一中学读书。学校里有中国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学生多倾向革命。魏拯民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自然很快地接受了党的影响和教育,并参加了党领导的反对军阀混战和反对阎锡山征收苛捐杂税的斗争。1926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俗话说:“烈火识真金”。

1927年4月和7月,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对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实行血腥大屠杀,白色恐怖笼罩全国。这时,那些原来被革命浪潮裹进来的形形色色的投机分子,一个一个地溜出了革命阵营,而真诚的革命者却纷纷集合在党的旗帜下。年轻的共产党员魏拯民,经受了革命低潮时期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冒着随时可能被逮捕、被杀头的危险,紧紧地跟着党,坚持革命斗争。“四一二”以后,太原党组织遭到破坏,许多革命者被投入监牢;魏拯民也被学校开除了。他回到家乡,继续从事革命活动。5月以后,他千里迢迢去武汉找党中央。当时,武汉已处于腥风血雨之中,党中央转入地下活动。由于形势的突然变化,加上他初到武汉,又人生地不熟,所以未能找到党中央领导同志,只在农运部见到了一位同志,简单地谈了一会儿,这位同志给了他一些文件就让他马上离开了武汉。他在返回山西的路上,行至太行山下,又遭土匪抢劫,脚部负了伤,钱也丢光了。当他一路颠簸回到家乡时,山西军阀也在疯狂捕杀共产党。他一点也不灰心,反倒是因为受到锻炼,长了见识,很机警地进了榆社县中学,用读书作掩护,秘密进行党的工作。

1928年夏天,魏拯民考入北京宏达学院。他把主要精力用于宣传党的革命主张上面,经常与同学到东安市场、前门、北池子等地贴标语,撒传单。尽管国民党特务密布,警卫森严,他也能很有办法又很沉着地对付他们。他让同学假借问路,把警察缠住,就趁机把标语贴在墙上或撒向人群中。他把宿舍砖地的一块砖揭开,里面稍稍修整一下,就成了一个不用锁的保险柜。党的文件就放在那里,用时取出,用完放入,从未被敌人发觉。

1930年11月,军阀石友三在安阳办军事干部学校,党要派进一些同志去,魏拯民便去报考。他在宏达学院并未毕业,只因穷困所迫,连三合面窝窝头都吃不起,所以几个月前就中途辍学了。而这所军校是公费,他考取了。入军校时,他只有3年多的党龄,但做地下工作已相当有经验,不到半年时间,就在这所集中营般的军校里,发展了党组织,吸收了4位同志入党,并以“读书小组”名义进行着秘密革命活动。

自觉的革命行动来自坚定的革命信念。魏拯民同志在一篇日记里写道:“军阀混战后(民国19年4月至10月),人民得到的‘洪福’‘恩典’,使我们这些牛马式的人类无可告述。像这样的现象,我们还能忍受吗?还能忍耐吗?不能忍耐!只有一条路可以使我们走,我们走上去吧!”确实,魏拯民同志的足迹清晰地留在为亿万“牛马式”生活的人民求解放这“一条路”上。

1932年春天,党派魏拯民同志赴东北工作。他兴致勃勃地到北京大学校园,把喜讯告诉自己的老同学宋冠英。宋冠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正在北京大学读书。原来在1931年4月,魏拯民因痔疮严重,不能出操,被石友三的军校开除了。他回到北京,接上组织关系,就到北大和这位老同学住在一起。那时,宋冠英正患三期肺病,卧床不起。魏拯民就拿着宋的学生证一面听课,一面利用这个机会做学运工作。回到宿舍就护理宋冠英,煎汤熬药、烧茶端饭,样样细心周到,直到宋冠英病愈。此时此刻,宋冠英的惜别之情是难以言表的。宋冠英知道魏拯民有心脏病,对于他立即到抗日前线去,也似乎有些意外。不过,答案很快就找到了。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魏拯民就顿足捶胸地痛恨国民党的卖国政策,惦记着被日本侵略者霸占的国土和3000万东北人民。他迎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刺刀和水龙参加了北大学生的示威游行,废寝忘食地在街头发表演说,散发传单。现在,党派他到东北工作了。魏拯民像得到最大满足似的把这个消息告诉宋冠英,他无限感慨地说:“我虽没有见过长白山,没到过松花江,可我一闭上眼睛,就像看到那里到处是烟火,到处是血迹,我立刻想到那里去,拿起武器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魏拯民来到东北后,党组织并未马上派他到武装部队去,先让他在哈尔滨市任党的区委书记;1934年冬天,才把他调到延吉东满抗日游击区。“九一八”事变后,党在东满的延吉、汪清、珲春、和龙一带,建立了抗日游击队。

在此基础上,于1933年组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发展到近2000人。在同日寇的战斗中,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同志牺牲了。魏拯民就是来接替这位烈士的工作的。次年3月,在东满党团第一次联席扩大会议上,他被正式选为特委书记。他来到硝烟弥漫的战场,心像一团燃烧着的烈火。在延吉找到特委的同志后,没再停留,就到下面去了。他走遍了各县游击区,深入到各抗日游击队,向干部、战士、地方群众了解情况,努力熟悉自己工作的对象和环境。东满游击队和人民大众抗日斗争的事迹使他感到无比振奋。他向当地干部学到许多新东西。同时,也发现在统一战线工作和肃清反革命组织“民生团”的斗争中,有“左”的错误,影响干部和广大军民抗日积极性的发挥。然而,他对同志们并不是指责,而是耐心地说服、帮助,一步一步地去解决问题。在各种会议上,把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说得清清楚楚;领着干部总结反“民生团”斗争中的成绩和教训,纠正扩大化的错误,解除同志间无根据的猜疑和人人自危的恐怖情绪。他还亲自主持举办干部训练班,训练一批地方工作干部和统战工作干部。不久,东满工作就有了新的起色。

到1935年春天,自发的抗日武装纷纷向我游击部队靠拢,游击区周围的义勇军、山林队大部接受了二军独立师的指挥。珲春等地伪军整排整连地起义参加抗日游击队。地方群众抗日组织,如救国会、反日自卫队以及妇女、儿童、青年等组织日益发展。他们为游击队筹款筹粮,缝衣做饭,站岗放哨,直至参军参战。也是这年春天,汪清大甸子的农民700多人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反捐税、反“集团部落”和分粮斗争。人民革命军迅速扩大,5月,在京图线哈尔巴岭炸翻关东军高级将领乘坐的军用列车,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同月,独立师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兼任政治委员。

由于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以及东北军民的艰苦奋战,1936年到1937年,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发展到最高潮。抗日烈火燃遍白山黑水,抗日联军达11个军,4.5万人,并有许多同盟部队围绕在抗联周围。与此相适应,初期分散的小块游击区,逐渐连成一片;日伪盘踞的若干城镇、据点,趋于被包围状态。二军地处杨靖宇同志领导的第一军和周保中同志领导的第五军之间,1935,二军与一、五军打通了联系,游击区也扩大了。

1935年夏天,魏拯民到莫斯科去了。他代表东北抗日游击队去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第二年年初归国。一、二月间,他先后在北满、吉东和东满传达了大会精神及中共中央指示。接着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之后,魏拯民即率领二军向南满远征。他们从汪清出发时,踏着没膝的积雪,到达通化地区的金川县境时,已是6月盛夏了。一、二军胜利会师,老同志战地相逢,真是喜出望外。魏拯民刚从列宁主义故乡回来,满载着国际共产主义者的友谊,又与同甘共苦、携手战斗的兄弟部队会合,更加激情满怀,思绪万千。魏拯民与杨靖宇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亲切地交谈着。从祖国的今天和明天,谈到世界的未来。魏拯民怀着深厚的战斗情谊,赠给杨靖宇一本《共产党宣言》;杨靖宇高兴地拿出一支崭新的小撸子,轻轻地放在他的手中。他想推辞,杨靖宇用诚恳而略带责备的口气说:“老魏,你送给我马克思主义,我送给你杀敌的武器,怎么,嫌不够本吗?”两军战士也分外高兴,他们开了联欢会,演出了自己编排的文娱节目。

鉴于东、南满游击区已打成一片,为了加强统一领导和指挥,一、二军和东、南满党的主要领导同志在金川县境举行会议,根据上级党的指示精神决定:东、南满党组织合并为南满省委,魏拯民任书记;一、二军统编为一路军,杨靖宇任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王德泰任副总指挥。

一、二军都是抗日联军中战斗力强的骨干部队。两军1.5万人汇成一股强劲的铁流,奔腾呼啸于以长白山为中心的约30个县的广大地区,有力地打击着日伪反动统治,鼓舞了苦难中的人民。日本强盗曾妄想在1936年到1938年这3年之内消灭一路军,但都失败了。1940年4月,魏拯民在一份报告中说:由于全体同志不屈不挠、英勇斗争,一路军不但没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了。“回忆我军的开始,是没有任何装备的,只是以棍棒、洋炮、围枪等揭竿而起,在战斗中才逐渐改换为新式武器,现在我们还埋藏着数百支枪和机关枪、大炮各一门。”

一路军的游击活动部署,大体上是杨靖宇率领一部分军队战斗在靖宇县以西及西南部地区,魏拯民则率一部分军队在靖宇县以东以北开展游击战争。1937年5月,为了拔除庙岭敌军据点,魏拯民作了周密的战斗组织工作。庙岭,当时是抚松、像江(今靖宇)、临江、长白等县的交通要道。日寇以伪军一个营驻扎在那里,严重地妨碍一路军的活动及东西部游击区的联络。二军军部讨论作战计划时,魏拯民提出,先派两名熟悉伪军情况的同志,打入敌据点做瓦解工作。两位同志进去不久,果然争取了十几名士兵。5月的一天,在魏拯民指挥下,司令部直属混成部队与打入敌据点内的同志里应外合,全歼伪军营150余人,获得辉煌战果。此后,敌人不敢再在庙岭驻扎伪军。“七七”全国抗战爆发,为了与杨靖宇会合,研究配合全国抗战的方针、部署,魏拯民率部西进。他们走一路,打一路,在金川境内,打掉几个敌军据点;在漆江地区消灭了跟踪“讨伐”的敌人300多;进入临回头沟(金川境)一战,歼灭伪宪兵第三团;通化大青、杨木桥子两次大战获胜,终于打破了日伪层层封锁,在集安老岭地区会见了杨靖字同志,这时已是1938年5月了。

在这里,正式编成抗联一路军,下设3个方面军。王德泰同志已牺牲。魏拯民兼任一路军副总指挥与政治部主任。他的担子加重了。此后的一年间,他与杨靖宇共同指挥着一路军,在东南满的广大国土上开展游击战争。部队时而分散,时而集中,出没于崇山密林,战斗在交通要道,拔除日伪军据点,摧毁敌人重要军事工程,粉碎一次次“大讨伐”,吸引着大批日伪军,有力地配合了全国抗战。1939年夏季,部队该换夏服了,魏拯民和杨靖宇决定向敌人要,于是他们在地方救国会协助下,去攻打大蒲柴河镇。大蒲柴河在敦化县南部、富尔河畔,是日伪一个重镇。

5月25日夜,杨、魏率领部队攻了进去,端了伪警察署,消灭了自卫团,打开仓库,缴获大批服装、粮食和武器。

1939年秋天,一路军在大蒲柴河东南的寒窑沟集中,进行了为时1个月的大休整。随后,根据形势变化,3个方面军分区开展游击活动。魏拯民随三方面军留在敦化、安图、宁安南镜泊湖地区。

为了策应一、二方面军向所属游击区域进军,魏拯民和三方面军指挥陈翰章,曾率部奇袭大沙河镇。大沙河镇在安图县和明月沟之间,是敌人的一个大据点,这一仗的目的在于吸引敌人的兵力。果然,敌人讨伐队到处追寻三方面军,张贴布告“悬赏捉拿魏拯民”。

农历8月中秋节前夕的某一天,地方工作的同志送来一份情报,说是日军少将松岛“讨伐”队近期要开始对抗联的“大讨伐”。又从敌人电话得知,松岛和他们的先头部队将于次日从敦化开往大蒲柴河。魏拯民和几位领导同志分析了情况,决定在寒葱岭伏击松岛部队。

寒葱岭位于敦化和大蒲柴河之间,在敦化以南,大蒲柴河以北。一条由敦化南去的公路,在寒葱岭盘旋而过。这里是松岛“讨伐”队的必经之路。寒葱岭南坡公路两侧长满了树木和蒿草,路西有一条深沟。估计敌人将在中午从这儿经过;拂晓前,魏拯民把200多战斗人员埋伏在岭南坡公路东侧的树丛里,指挥所设在公路东北的一个小山头上。

一切准备就绪,只等松岛送上门来。中午12点多钟,松岛“讨伐”队12辆汽车开过来了。车上装着军用物资和鬼子兵。当敌人的汽车爬进了我军埋伏线时,公路旁和山头上的机关枪、大枪、手榴弹一齐向鬼子射击,汽车有的炸碎了,有的起了火,冒着滚滚浓烟。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乱了阵脚,一个个连滚带爬地跳下车,有的东逃西窜,有的绝望地还击。魏拯民率领部队乘势向敌人发起冲锋,号声一响,战士们像猛虎似的跳出树丛,冲上公路,横扫残敌。松岛从汽车里跑出来,被打死在公路上。因为这里是交通要道,不宜久留,魏拯民指挥着部队速战速决,前后不过1个小时左右便结束了战斗。

这一仗,打死松岛及100余名鬼子兵,缴获2挺重机枪,2挺轻机枪,2门小炮,八九十支步枪,70余箱子弹,此外还有大米、白面、服装等物资若干。更主要的是,这一仗使敌人的秋季“讨伐”出师不利,一开始就遭到抗联的痛击。

魏拯民同志的心脏病和胃病复发过多少次,谁也说不清。他从不与人谈自己的病情,遇同志问起,也只是说:“病怕什么?不怕肉体病,就怕思想病。”病犯了,他就悄悄吃点药;没有药,就咬着牙挺过去。由于环境艰苦,得不到应有的治疗、营养和休息,他的病一天天严重了,常有吐血、昏迷现象发生。一次,行军过一座陡峭的山,他昏倒了。同志们焦急而又难过。但他苏醒过来时却笑着说:“怎么,我又躺下睡了一觉?”他把事情说得这样轻松,显然是为了解除大家对他健康状况的忧虑,避免同志们多费心。他并不把病放在心上。从外表看,人们只觉得他瘦弱甚至有些衰老,不像30岁左右的人。但他精神饱满,谈笑风生,没有半点病容。1940年三四月间,他正带病指挥作战,在安图县两江口战斗中,一位同志腿部负伤,他竟不顾一切,亲自把这位伤员送到30余里远的临时战地医院。而且以后每次路过,必到医院探望,还把自己的口粮送给这位伤员吃。

一路军的战友们尽可能好一点地照顾自己的副指挥。战士们给他绑了一副担架,可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肯坐。战斗中缴获一匹马,他也让给伤员骑。有一次在战斗中,截了伪军1辆大车,车上有10多斤咸菜,2盒罐头,3斤苹果。同志们一致主张咸菜留给伤员,其余的东西给副指挥,军医当然特别同意,因为他知道魏拯民近来常吐血。魏拯民听了大家意见,只是微微一笑,缓缓地说:“在最艰苦的情况下,互相能如此团结友爱,只有在我们这支阶级兄弟部队里才能找到”。他表示“原则上同意”大家的分配办法,但却提出了一个具体方案。他先提议把3斤苹果送给在西部作战的杨司令,问有无异议。没有人反对,通过了。接着,他又把两盒罐头拿起来,说:“罐头有两盒,我们正好有两个彩号,他俩为祖国流了很多血,我提议分给他们每人1盒,大家同意吗?”同志们你瞧瞧我,我望望你,心想:可别“上当”,不表示同意。他马上又问:“彩号应不应该照顾?”人们没有防备,随声同答:“应该呀!”魏拯民笑了,用做结论的语气说:“好啦!罐头也决定了,分给两个彩号吃。”就这样,他把照顾给他的东西全分了出去,剩下咸菜,他说部队好久没见到盐了,就煮咸菜汤,大家改善生活。杨靖宇同志非常关心自己的战友,战斗中缴获了药品、大米、白面,总要给魏拯民送去一些。魏拯民病重时,一路军领导同志强行决定他去休养。

休养,对魏拯民来说,是工作、学习的另一种机会。他利用密营中相对平静的环境,写工作总结、写报告,常深夜不寐。东南满朝鲜族居民多,为了工作方便,魏拯民坚持每天用一个半小时学朝鲜语,拜朝族战士为老师,用小学读本作教材,一字一句地读着。为了帮助干部战士学政治、学文化,魏拯民也费尽苦心。

1937年,抗联二路军新编独立旅政治部主任伊俊山,率部从北满长征到南满,在长白山西麓四方顶子密营见到魏拯民。魏拯民刚刚编写出一个“政治读本”,征求他的意见。伊俊山看着读本,不禁肃然起敬。原来这本书不是纸的,而是桦树皮的,在第一页上工工整整地写着:“无产者在这革命中只会失去自己颈上的一条锁链,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当时纸张奇缺,魏拯民从山区人民群众那里学会了使用桦树皮这个好办法。用刀把桦树皮从树上一大片一大片地剥下来,再一层层揭开。这种可用来写字的树皮并不比纸厚,而且光滑、耐用、美观。他领着战士剥桦树皮,订成本。没有笔就用木炭代替。亲自从得到的敌报上分析形势,编写教材,并用通俗的言语给战士讲解什么是共产主义,为什么帝国主义一定要灭亡等革命道理。魏拯民同志常说:“革命不能光靠勇敢和热情,还要有政治头脑,要有远大理想。政治是武器,它不但能使我们进步,更能有力地打击敌人。”

杨靖宇同志牺牲后,魏拯民挑起了领导南满省委和一路军的全副重担。他集合起队伍,进行了整编,在“向日寇讨还血债”的口号声中,展开新的战斗。侵略者们原以为杨靖宇牺牲后一路军会“群龙无首”,从而销声匿迹,岂不知革命者是杀不完、打不尽的。无情的事实留在历史的记录中:魏拯民指挥一路军袭击安图县红旗河、五常县拉林河的森林警察队,袭击五常县冲河镇,还全歼日军前田“讨伐”队。下属一方面军指挥曹亚范,3月2日率部攻打临江珍珠面、大阳岔一带的警防队、森林队;5日在临江三岔子东南袭击森林警察队和伪满军六团;6日在壕江湾沟痛击日军长岛工作队。三方面军指挥陈翰章,5月中旬率部袭击蛟河地区日伪军;6月上旬活动在五常县境,袭击舒兰南部地区森林采伐所两处;中旬又北上袭击六道滴达、石头河子、辛家营子,而后巧妙地躲过“讨伐”队的锐锋,渡拉河子。这说明,杨靖宇倒下了,他的战友们继续着他的事业,进行着宁死不屈的战斗。

环境越来越恶劣,部队大量减员,后来陈翰章等得力将领又相继战死。魏拯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始终不屈不挠,坚持斗争。他努力提高部队的政治觉悟。同时,尽一切努力打破被隔绝的局面,派人与党中央、八路军取得联系。1940年4月,他在给中共中央代表的一份报告中,请求发给1935年以来的文件和报刊,说和党中央中断联系,“如在大海中失去舵手的小舟,有如双目失明的孩童,东碰西撞,不知所从”,表明了他渴望得到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迫切心情。

魏拯民抱病征战半年之久。1940年秋末,他的心脏病到了最后期,不能继续行军和作战了。在桦甸县夹皮沟东部牡丹岭西麓二道河子密营中休养了几个月,仍不见好转,全身浮肿,饮食不进。这段时间,魏拯民和护理他的几位同志的口粮,全靠住在夹皮沟的陈德寿同志一点一点地从山下背来。主要是苞米,间或有点小米。元旦前后,敌人搜查太紧,陈德寿一个半月不能进山,密营里断了粮,只好以松子、蘑菇、树皮之类的东西充饥。警卫排长黄正爱出去打野兽,被黑熊咬死,魏拯民万分悲痛。他看看瘦弱无力的同志们,无论如何再也不许任何人出去打猎。他们只能在密营附近剥树皮吃。至今,在魏拯民最后休养的密营周围的树上,还留着树皮被剥掉的痕迹。它是魏拯民和一路军战士为祖国独立解放而艰苦奋斗的有力见证。

1941年3月8日早晨,魏拯民同志病逝。病逝前,他从枕下拿出一个小小的包裹,里面放着党的文件和一个戒指。这是他的全部“遗产”。戒指是他赴东满游击区时,哈尔滨一位工人同志送给他作盘缠的。他嘱咐同志们把文件“转给党中央”,并用最后的力气鼓励大家:“你们都很年轻,革命就靠着你们!……不要难过,革命是艰苦的,要打倒敌人,就要流血牺牲。可是,我们的血不会白流,我们的革命红旗,会插遍全中国!”同志们流着泪,把魏拯民同志的遗体掩埋在牡丹岭下密营前。

今天,我们所能知道的这位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的事迹,只是他光辉灿烂一生中的某些片断。但是,它给我们的教育是深刻的。从魏拯民同志的一生业绩中,我们虽然没有看到那种轰轰烈烈的雄伟场面,可是,它却告诉我们,这位英雄的每一步征程,都和惊天动地的中国革命事业紧紧地联系着。最可贵之处还是他每每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在党处于某种困难的关头,挺身而出,和人民站在一起。他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尤其是东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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