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将之夜·南昌暴动纪实 - xp1024.com
《百将之夜·南昌暴动纪实》


第一章 一九二七地平线 蒋介石何以坚持定都南昌？

北伐军总指挥蒋介石到达南昌之时的心情和表情，是自黄埔建校以来从未显露的。不啻是喜上眉梢。还有权势的炙手可热。还有看着碗里想着锅里的渴望。

喜欢归纳历史的美国人（前总统尼克松）认为：当蒋的军队出师北伐，试图用军事手段统一中国的时候，中国有些地方在外国人手中，有些地方为军阀所割据，还有些地方处于混乱的无政府状态。蒋在挺进途中逐渐聚集起中国最强大的军队，几年后，中国统一，他被拥为统治者。然而，这种统一主要是在名义上而不是在实际上。蒋压倒了对手们，但并未制服他们。

尼克松深深记得第一次与蒋介石交谈时的印象：

“蒋常穿笔挺的黑披风，剃光头，在私下会见中态度严肃，不苟言笑。他有个习惯：我讲完话，他总要急促他说声‘好、好’，使人觉得他有点神经质。但是他的眼中露出自信和坚韧的神情，黑色的双眸偶尔也放出光芒。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他一直环顾房间，可是会谈一开始他便自始至终两眼盯着我的眼睛。”

而描述多于评论的苏联人（当时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派 往中国的代表 C·A·达林）列出了这一时期的时间表：

1926年12月8日，牯岭（庐山）会议结束。第二天，大家都下山去九江。蒋介石是一副很关心和体贴人的样子，为安排政府委员和客人们的轿子还费了不少心，俨然是一个“正人君子”，他是最后一个坐上轿子的。

12月10日夜，政府从九江迁往武汉。大家都来到码头上，轮船已停在这里了。夜里很冷，政府委员们已经坐在船舱中。蒋介石来了，他轻松愉快，满面笑容，和大家特别客气，向所有的人伸出了手，向大家告别，因为他不 去武汉，而将留在南昌。

清晨，轮船向后坐了一下，就启航朝武汉开去。把一个政府中心留在南昌的河岸上，把另一个政权中心拉向武汉。12月10日，政府成员在武汉受到10万游行群众的隆重欢迎。就在这一天，南昌和武汉的斗争开始了。

12月15日，蒋介石下令禁止汉口罢工，然后紧接着发出命令解除工人武装。命令一道接一道从南昌发来。制定了反对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各种办法。南昌成 了国民党右派和反革命的中心，为首者就是蒋介石。

蒋介石为何顽固地坚持定都南昌呢？

1925年，孙中山病逝。在他身后留下了一个“三民主义”，一个早已沉溺于中国的权力角逐的接班人蒋介石。

蒋介石在1924 年从莫斯科访问回国后，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这使他头上多了一顶导师的桂冠。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他凭 借随黄埔军校校长一职俱来的对军队的控制权，成为国民党内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不像孙中山用身体力行和政治鼓动赢得别人的忠诚和尊敬，而是以看 得见的钱财和看不见的未来笼络人心。他瘦削，能言善辩而不带夸张，机警 的黑眼珠转来转去，似乎可以看穿一切。他最大的本事不在军事方面，而在于搞政治投机，他可以在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熟练地玩弄平衡和施展计谋。

孙中山死后，无人再来约束国民党，党内右派和左派的冲突完全公开化。

蒋介石是右翼领袖。国民党在举国沸腾的反帝浪潮中看到了自己的机会，于1925年7月宣布自己是中国的国民政府。争夺孙中山的继承权的角逐这时尚未明朗。蒋介石担任了军队的总司令。另一位政客，外貌和他的言辞一样漂亮的汪精卫担任政治上的党主席，他们以脆弱的合伙关系分享党内领导权。

1926年3月，蒋介石试探性地向共产党发动了一次阴谋袭击，挑起了中山舰事件。因时机尚不成熟，清洗共产党的初衷井未得逞。一石三鸟，没有打走共产党，却撵走了国民党中的一老一少：胡汉民和汪精卫，这同样令蒋介石欣喜。在他的权力走廊中又踢除了两块绊脚石。胡汉民和汪精卫之间也有矛盾，鬼使神差的，两个人在香港换船时竟不期而遇，不得不拉下帽子掩面而 过，现在被尊崇为“左派”的汪精卫又回来了。而共产党人并未因中山舰事件引起足够警惕，仍在一往情深地革命，活跃在正在抵制英货的香港，到处组织农会和工会。黄埔军校的党代表们也在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率领下奔赴 军队各阶层。墙壁上到处可见他们的标语：“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劳动者要奋起！打倒外国的文化侵略！砸烂不平等条约！”黄埔军枝礼堂的墙上有三幅外国压迫中国的宣传画：一幅是1842年焚烧鸦片；另一幅是外国军队1900年进入北京时用枪和刺刀屠杀义和团；还有一幅是外国人在1925年的五卅惨案中用机枪向学生、妇女和儿童扫射。

1926年春天，广东和广西的两位进步领导人李宗仁和白崇禧加入革命行列，国民党由此获得了进行北伐，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根据地和实力。孙中山呕心沥血但仍未能发动的北伐终于来到了。1926年北伐正式开始，第一阶段的目标是长江流域三大城市汉口、南京和上海。国民党军队不足10万人，蒋介石虽然身为总司令，但不能完全控制这支军队。他们的对手是由五花八门的部队组成的大军。迫在眉睫的危险，使那些水火不相容的老对手结成了一个尔虞我诈的同盟。其中包括张作霖、吴佩孚和上海地区的五省军阀孙传芳，以及有“大象般的身 躯、猪样的脑子、老虎的暴性子”的山东军阀张宗昌。中国西北部的军阀阎锡山和基督将军冯玉祥则在一旁观望和等待时机。阎锡山很想和其他督军站 在一起，但还没有最后拿定主意，而冯玉祥则打算和国民革命军结为同盟。 北伐的部队中有大量共产党人，他们仍然遵循不扰民、不劫掠人民的信条，在出征后的头几个月，势如破竹，屡获重大胜利。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就控制了4个最重要的省份并冲到了长江流域。诚如预料，革命地区如此迅 速地扩大，引起了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矛盾的尖锐化。在军政领导人中围绕着革命中国的新的首都问题，即广州政府现在应当设在哪里的问题展开了斗争。大家都明白，把领导机关迁徙到华中是必要的，不然政府就有可能变成对革命进程不发生重大影响的广东省机关。从各方面看来，新的中心自然是 解放了的武汉。但是蒋介石坚决反对这一点。

北伐的节节胜利，使得蒋介石戴上了更加荣耀的光环。算命先生说，这是“一正压三邪”。何谓“一正”？即蒋介石的“介”字是个正人字，底下还有两根支柱，那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而张作霖的“作”字，吴佩孚的“佩” 字，孙传芳的“传”字，都是一个“邪人”字，此为气数注定，非人力所能挽救也。蒋介石名声大振。甚至有位狂热的女记者在报上撰文说：我近来心目中只有两个英雄（你晓得妇女的心目中总不能不有英雄的），一文、一武。文英雄不待言是胡适，武的也不待言是蒋介石。

蒋介石心里发热。倒不全因这位痴心女性口吐莲花。作为右派的首领，最关心的还是政治前途。他想让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促使军队向南京和上海推进。拿下武汉的并不是由蒋控制的军事力量。蒋介石指望在占领上海后与帝国主义势力建立联系并取得他们的支持，以便镇压共产党和国民运动，使他讨厌的民众运动在政府的紧箍下渐渐消失。

这一点后来果真实现了。但蒋的当前任务是消灭江西的左派力量，并借助李济深的帮助消灭广东的左派力量。蒋利用他的一个取胜的法宝：在敌视他的那些派系中制造矛盾，鹬蚌相争之时，他好得利。在这种情况下，江西省可能成为某些军阀的钓饵。蒋首先想在敌视他的“保定系”中制造分裂，并得到桂系将军们的支持。从各方面看，南昌是蒋介石更理想的首都。

那时南昌是商人、手工业者和小官僚的宁静的港湾。该城总共不到20万居民，四周围着中世纪的厚厚的城墙。在这里没有工厂式的工业，一所不大的电厂是个例外。在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当时的南昌被众人说成是“现在的、过去的与未来的官僚们的城市”。当在江西开展国民运动时，许多地主和财主都从本省一些市镇逃到南昌来了。

但是蒋介石提此要求的理由只有一条，他说政府在军事行动时期应当靠近前线。可是早在10月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已经通过了迁都武汉的决议。

所以，当12月3日国民政府的第一批成员从广州来到南昌，三天后在庐山与蒋介石会商，会商后，委员们赶往汉口，蒋介石仍留在南昌，似乎在这里等待政府的第二批成员。可是他的做法中表演的成份太明显了，第一批委员们纷纷叹息，这个人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没有泰山压顶之势休想让蒋介石离开南昌一步。

为了与蒋介石对抗，委员们企图利用汪精卫的有名无实的革命威信。当时许多人相信他的乔装打扮和花言巧语。所以委员们把他请回政府，作为政府回到“中山舰事件”前执行的路线的象征。1926年秋天，请汪就任政府首脑的呼声掀起了不小的风潮。

1927年1月初，国民政府的第二批成员来到南昌。蒋介石乘此机会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政治委员会会议。何香凝、林祖涵（伯渠）、邓演达、谭延闿、张静江、朱培德、陈公博、顾孟余、财政部长宋子文、中央执委会 组织部长陈果夫等人出席了会议。

蒋介石是不能不玩弄花招的。他的意图事先并未正式通知汉口方面，再说会议没有足够的代表性——缺乏必要的多数。他要让这些人作出政府暂时设在南昌的决定。保定军校出身的邓演达始终保持军人姿态，一双大马靴就是不走路也会随着他的话语发出铿铿地敲击声。他坚持反对定都南昌。宋子文也热烈赞成政府设在汉口。他大概是为了他的主管部门着想的。他说，一旦迁都南昌，整个财政就要失败，而现在在北伐军占领的地区内经济危机已 经在蔓延。陈公傅也赞成定都武汉，一来他考虑到政府的威信，二来在南昌没有同被国民革命军解放的各个地区建立可靠联系的条件，何况去年10月政府已经有过定都汉口的决定。

蒋介石低眉锁眼，并不摇头，但嘴里全是说的反对意见。他长篇大论，对广州通过的10月决议提出疑问：通过这一决议时，奉系还没有盘踞北京。而现在张作霖已经宣称自己是国家的首脑，并准备和国民革命军打到底。河南局势变得非常危险，湖北的部队是靠不住的，所以武汉处于严重的威胁之下，同时浙江已经发生了战事，在已经巩固的南昌领导作战是较好的，如此等等。一句话，这里看到的蒋介石，是一个扮演了狡猾的、善于用冠冕堂皇 的词藻掩盖真实意图的花言巧语者的角色。

张静江和顾孟余支持蒋。谭延闿起先懒洋洋他说，在广州似乎只从原则上决定了这一问题，如果情况有变，可以考虑重新审查决定。然后，他支持在弄清事态之前政府暂时留南昌。

林伯渠轻轻地敲着桌面。因中共中央也反对贸然迁都武汉，以及担心二、六军同唐生智的旧怨较深，怕迁都武汉后与唐发生纠纷，一开始也赞成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暂留南昌。他对南昌方案说道，在战争期间，这也许是必要的。但很快他就放弃了这一主张。

蒋介石可以微笑了。他将挂在嘴角尚未消散的微笑传递给坐得远远的朱培德。朱培德还之以微笑，却很圆滑，他说他没有理由充足的意见。

事情就在这种半推半就的朦胧状态中决定了。会后，政府的第二批成员中一部分自愿在南昌住下，而另一部分人实际上变成了蒋和蒋的集团的高级囚徒。然而，就在蒋介石在南昌迫使政府大员们俯首就范，并竭尽全力继续向历史上的南方之都南京和金融中心上海推进之际，汉口正弥漫着国际大暴动的炽热气氛。

就在这一天（1月12日），蒋介石到达武汉。国民政府真把他当做“劳苦功高”的总司令来欢迎。数十万民众夹道摇着小旗。连朝鲜人和印度人也出席了民众集会。在欢迎蒋介石的宴会上，有人发言要求把国民政府迁来武汉，总顾问鲍罗廷曾以自己的才能和见识影响过孙中山，但这一套在蒋介石身上却不起作用。他说话时有些激动也有些伤感：

“蒋介石同志！我与您共事已经4年了。如果我明天死去，那么国民政府势必要给我送葬——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我可以毫不客气他说，我不是个别将军的顾问，而是全体被压迫的中国人民的顾问。迄今为止我一直是同您一起搞革命的，迄今为止我们都在猛烈射击反革命，而现在却不得不换一种方式提问题。如果有人不想听我们的忠告，那么世界被压迫人民还是会 需要我们的忠告的 ”

蒋介石默默地听着。

他心里开锅一样翻腾。鲍罗廷，走着瞧吧！ 但现在他忍着。现在还不是与共产党人破裂的时候，需要巩固刚刚获得的权力与地位。与共产党人的统一战线还必须继续保持，因为北伐没有苏联和国民党左派的积极支持是无法进行的，这一点在国民革命军向纵深发展时尤为清楚。

即使忍着，即使在武汉的“政敌”的包围之中，他还是公开宣扬自己的观点。他在宴会上发言“反对进行阶级斗争”，暗示中国共产党做得太过火，没有同国民党商量怎样领导民众。

他离开武汉时向资产阶级借走了300万元“私人借款”。在另外一些场合，他谈论起政治运动与领导问题：“群众组织领导人中有一些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也许甚至是反革命分子。比方说，工人组织就不是由本党党员领导，而被引上了邪路 ”这显然是暗指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里有的是聪明人，大学问家。可是他们的党龄最多只有6年。一个成长中的孩子，是要看大人眼色行事的。 回头来看，大革命时期，是共产国际帮助中国建立了国民革命军，并且把这支军队作为中国革命惟一的武装力量。他们非常重视蒋介石，支持蒋介 石谋得最高军事领袖的职位。

1926年2、3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扩大会议上，还推举蒋介石为主席团名誉委员。也就在此次会议闭幕后的第5天，蒋介石放出了反共反苏的试探气球——中山舰事件。接着又发生了整理党务案，蒋介石提出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地位的种种要求，苏联顾问鲍罗廷基本上都同意。当时中共中央的态度是“联合左派控制中派使之左倾”。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是同意这种观点的。这样一来，对待蒋介石的态度变得模棱两可。出师北伐前，连苏联军事顾问加伦也糊涂了：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还是削弱蒋介石呢？

中共中央答道：是反对蒋介石，还是不反对蒋介石。

——因为共产党人还把蒋先生算作中派。如果说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方针不明确，那么“远在天边”的国际就更是雾里看花了。

第一章 一九二七地平线 一句名言创造了一部历史

苏联。莫斯科郊外，祖巴洛沃别墅。严寒结成的霜花写满玻璃窗，层层叠叠。苏共总书记斯大林坐在大写字台后面的一把转椅上，刚刚审阅完从秘书那儿送来的一堆公文。什么都得管。

今天已经口授了多少电报，他也记不清了。虽然，渐渐地，这些工作都由助手、秘书和机关去办了。但是，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仍然喜欢亲自处理琐碎的问题，亲自决定一些人的命运。

斯大林在党和国家事务中的分量愈大，竭力依靠总书记个人指示来解决大量问题的人就越多。什么，关于拖拉机手服兵役的问题，难道人民委员不能自己决定吗？而在首都要盖新大楼又怎样呢，就没有一位书记能过问一下？

不要说斯大林，大部分高级领导人都形成了这种习惯。

过几天，就要召开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在这次会上，要通过一个新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尽管共产国际的官员一再声明，苏共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只占一票，事实是，真正获得国家政权的共产党组织只有苏联。于是，共产国际的意旨大多来自苏联，而苏联的意旨是由斯大林拍板的。

中共和苏共的有识之士已经清楚地看到，中国农村将发生普遍的农民暴动。据早期中共活动家蔡和森说，北伐之前，“我们只是在上海、广东和湖南对工人进行过充分的训练”。当蒋介石的军队攻人新的地区时，千百万农民从旧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到了1927年春季，据蔡和森随后的估计，广东、 湖北、湖南、江西及其他省份，组织起来的农民为数已不下1500万。

面对这场方兴未艾的风暴，共产国际的决策人们反而踌躇不前了。10月间，克里姆林宫曾电令中共领导人对农民加以约束，以免引起指挥北伐的国民党将领们的对抗，他们中间许多人显然都是地主出身。后来，在托洛茨基的攻击下，斯大林不得不承认发出这个指示是一个错误。

即使这样，在中国农村，打了胜仗的国民党军官对农会和工会的限制越 来越多了。解放地区的政府，特别是江西省，也变得越来越保守了。对于江西地方上的许多共产党员担任地方行政长官一事，中共中央的看法是：“这些同志将失去同群众的联系，我们的党将不再为群众所信任。因此，这些共产党员必须辞职，或者退党。”但是，这个指示刚一下达，莫斯科第七次全 会就送来了新的通知，指示共产党员去参加政府，以与国民党分权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像一个要通过车辆疾驰的公路的孩子，不敢和身边的“大 人”松开手，还要时时看着“大人”的眼睛；而年长不了几岁也不十分成熟的“家长”，面对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也不免晕头转向，“家长”们牵住 “孩子”的手自然一阵紧似一阵。

还有一个情况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召开之际，苏联党内 的分歧正愈来愈尖锐。七次全会前不久，苏共中央和苏共中央执委会联合会 议决定给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人以警告处分，并决定免除托洛茨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原是第七次扩大 全会的主要议程，但也染上了宗派斗争的色彩。

11月初，当中国北路战事停顿期间，蒋介石的部队向东推进，于11月3日占领九江，11月9日占领南昌。当时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已经完成了执行委 员会第七次全会的准备工作。布勃诺夫、拉斯考尼科夫和维经斯基被委托起草《中国问题提纲初稿》。布勃诺夫在对中国进行短期访问后，回到莫斯科 作了军事方面的情况介绍，并提议：为了利用国民党及其拥有土地的军官，借以掌握全中国的政权，共产党人必须支持北伐。这就意味着要不顾一切地 防止土地革命。

斯大林看完布勃诺夫等人起草的提纲，放到大写字台上，便把转椅转向窗口，久久地、默默地凝视花园。总书记不喜欢密集的林木，每到春天，他 都亲自指出哪些树应该锯掉。

总书记现在的这种姿态，意味着他要“锯掉”初稿这棵“树”。

是的，斯大林否定了布勃诺夫的提议。 斯大林和布哈林商议后，起草了一份截然相反的提纲。新提纲将重点放在土地革命的必要性上。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第一次会议，是在 1926年11月22日由布哈 林宣布开幕的。代表和来宾挤满了克里姆林宫的会议大厅，对布哈林的到来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他在开幕式以后宣告：我们特向坚持大规模革命解放斗争的伟大中国人民致意，我们以整个共产国际和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名义保证，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千方百计、全力以赴地支持这一世界历史性的斗争。

在这次会议上作报告的，除了布哈林外，主要有谭平山、罗易和斯大林本人。

谭平山是代表中共来参加会议的。他是乘船至海参威再转莫斯科的。他 和总顾问鲍罗廷的意见不同，他是鼓吹利用北伐，以达到在全中国展开土地革命这个主要目的的。但是到了莫斯科以后，他发现大多数干部都支持鲍罗廷打倒蒋介石、大规模重新分配土地的意见，而且都来说服他，他的观点也多少有些改变（奇怪的是，这两个人在第二年又都重新改变了观点）。

布哈林作为季诺维也夫的继承人，当了共产国际主席。他在发言中说到中共当时的主要错误在于对农民问题注意不够。他说，错误的主要倾向是过分地害怕农民运动的发展，并且对国民党占领地区实行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坚持不够。

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谭平山，在其随后的发言中，没有反驳布哈林的观点，只是做了一些解释：中国共产党在数量上和组织上都是薄弱的。过去一年中她的党员增加了五倍，但还没有来得及严密地组织起来，也未形成领导方面的紧密团结。同志们（特别是与农民问题有关的同志）大 部分是没有经验和缺乏理论训练的。

他说的是实情。当时农民运动已在许多地方自发地开展起来，但大部分没有组织或缺乏有经验的领导。至今还没有明确的土地纲领和统一的口号，农民本身大都还在“封建制度的偏见和余孽”下面忍受痛苦。因此中国的农民情况是很复杂的。所以谭平山又说：“为此，我们希望共产国际及其各部门在理论和实践经验方面给我们以巨大帮助。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不顾一切困难去解决复杂的中国问题。”

至于中国共产党在农民问题上应取何种路线？谭平山顺从了共产国际的权威，他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完全赞同布哈林同志的观点：在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中，发展中国的农民运动，维持各阶层的统一战线。

布哈林的这个论点也确定了谭平山关于“中国形势”报告的基调。

斯大林坐在一旁一声不吭，默默地叼着他那著名的与他同在的大烟斗。

在那些日子里，如果有人向斯大林提到他所不知道的事情，他总是留意倾听，当他认为这个意见合理时，他会毫不含糊地立即采纳。可是，就在他酝酿措施之时，谭平山的话又将他拉人维谷。

“我们还有更大的难题。”谭平山说道，“自从去年7月间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它名义上是左派政府，实际上是右派掌权。”他又带几分矛盾的语气说：但是党的权力（即国民党的权力），是在左派团体手中，他们和共产党人共同控制十分之九的国民党地方组织。共产党的任务是加强左派，打击右派，孤立中间派（指蒋介石）并将其推向左派。这一切都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因为中国革命迫切需要一个民族革命统一战线，需要一个包括全国人民中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封建残余的一切革命阶层的统一战线。在这里，又使中国共产党人面临基本上是进退两难的境地。我们必须维护农民的利益，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维持和巩固民族革命运动的统一战线。在如此矛盾的情况下，要坚持一种正确的策略方针是非常不容易的。共产党从统一战线撤出来，就意味着它的分裂。所以，共产党人必须竭尽全力进一步发展国民党，并借助国民党来继续进行国民革命……

有趣的是，谭平山在阐述中国革命的两种前途时，与布哈林不同。他认为：或者是中国无产阶级在世界无产阶级的支援下成功地把民族革命进行到底；或者是中国新资产阶级把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通过帝国主 义的援助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并通过妥协手段慢慢地消灭中国革命。谭在这里还提到了周恩来一直认为是最危险的家伙的“戴季陶主义”和三二零事件。他说这两件事是资产阶级企图从无产阶级手中夺走革命领导权的尝试。

谭平山的这种预测，后来全都应验了。可是七次全会对此并未引起注意。在讨论谭平山的报告时没有人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国民党中的资产阶级，特别是蒋介石会不会由于北伐的“辉煌”而利令智昏。大会只集中在中国共产党在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上的错误，尤其集中在中国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的问题上。

彼得罗夫慷慨激昂：“同志们，遗憾的是，这一个完全错误的建议（指要求退出国民党）在我们苏联共产党内也得到了同情和反响。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十分有害的投降主义的观点，一种失败主义的思想，是必须加以清除的！企图夺取中国资产阶级领导权的右翼正在努力与帝国主义达成谅解，与共产党公开破裂。如果中共听从俄国反对党的建议，退出国民党，就会使国民党右翼有恃无恐。所以，保持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在当时中国革命历史发展阶段中是绝对必要的。”

台尔曼的语气则平缓得多：“我们对中国问题，有一部分感到新鲜有趣，但整个问题又非常复杂，因此我们在那里行动时要特别谨慎。”说到这里，台尔曼举了一个不十分明白的例子。那意思还是说，如果不能充分利用国民党，说明我们怀疑或不相信共产党自己的力量。

国民党代表邵力子也列席了会议，他在表示国民党“在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领导下一定会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后，这个日后被称为“和平老人”的“小矮人”，竟说出一句震撼大人物的重要的话。“我们坚决相信，没有武装便没有革命的胜利，中国的形势特别证明了这条经验。”

斯大林磕空他的烟斗，装上一撮烟丝。这时一个更大的声音将他震了一下。

罗易发言。与众不同的是，他首先针对美国：“美国力图在自由主义的、人道的帝国主义标签下，偷偷地侵入中国，以取代残忍贪婪的老帝国主义。这就是说，美国想要用‘仁慈’来扼杀中国，而不是用炸弹和机关枪。我们知道，对于这种‘朋友’必须多加小心！目前阶段的中国革命，首先应该是一场农民革命。要没收大地主的财产，这个问题不能回避。它必须明确 地提出来，并作出肯定或者否定的回答。”

在斯大林听来，罗易仿佛一个愤怒诗人在做诗。学生时代斯大林也写过诗，投身革命之后他抛弃了诗。但是他20年前的那首小诗《早晨》却上了格鲁吉亚小学生的课本。他总觉得诗让人温柔。革命更需要哲学、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军事学。所以，他特别欣赏邵力子那句话。在罗易发言后，斯大林向全会作了报告，提出了一个日后为人们所熟知的论断：“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斯大林解释说：“在中国工农争取解放的斗争中，革命军队是一个极重要的因素，对这些军队估计过低，是提纲初稿的一个不可容许的缺点。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特别注意军队工作，将军队改造成为中国革命思想的真正的和模范的体现者。此外，中国革命者，包括共产党人在内，应当着手深入研究军事。”

不管斯大林后来犯有多少种错误，以及当时发出过多少条不切中国实际的指示，仅就斯大林的那一句名言而论，却不失为政治伟人的高瞻远瞩。有幸听到斯大林这一指示的中共高层领导，哪一位心中也不会不腾起一蓬火焰！

以后的南昌起义，及稍后的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等，不能不说与斯大林的这句名言有关。每一次起义，每一簇火种，都是一次枪炮的宣言啊！

第一章 一九二七地平线 陈独秀心力交瘁

12月下旬，谭平山从苏联开会回国，向刚从汉口返回上海的陈独秀汇报国际七次全会的情况，谭平山一边说一边拿出一份大会通过的《中国问题决议案》，递给陈独秀。陈独秀是学究型的革命者，与文字打了一辈子交道，常常见文忘人，他一头扎进文件里，便旁若无人了。直到读完，才抬头看着 谭平山，点起香烟。

谭平山小心翼翼地问：“怎么样？”

陈独秀苦着脸：“难啊，走出研究室难哪。国际的意图像天上的云彩，说变就变。”陈独秀觉得自己已经跟着国际的指示不知变了几次了。秋季的时候，他曾以总书记的名义，签发了给各级党部的信，喊出了“党到农民中去”的口号。信发出后，果然得到不小的呼应。尤其是新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毛泽东，马上和彭湃、阮啸仙等人办起了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可是很快共产国际来了电报，指示“在占领上海以后，暂时不应加强土地运动”。于是，他赶紧坐船去汉口，找张国焘等人和国际的代表商量，要把土地问题放在下一步。他在他长篇政治报告中，发挥“国际”的思想，说蒋介石军事政权由于害怕民众运动逐渐右倾，而民众运动逐渐左倾，因此我们要把反对这种倾向作为党面临的中心任务。他的这一转变使得许多到会的人大为不满，瞿秋白嘀咕：“会议本来是反右的，怎么一下变成纠左了？毛泽东发动农民的观点被大会否决了，并视为激进；而土地问题被会议称为‘研究室中’的问题，即只供研究，不采取行动。”

可是现在又要倒过来了！

斯大林自行取消了先前的决定，不动声色；这可苦了陈独秀。他是完全 根据国际那份电报，又挑选了字眼，摆足理由才说服那些不服的委员们。现在又要通过自己的口，将说过的“吃”进去，被否定过的再“吐”出来。对于这个过了年就是49岁的“老头子”来说，不但脸面上不好看，心里也不舒服啊。49岁，如今不过是中壮之年，而当时中共中央里聚集了一班“共青团”： 瞿秋白27岁；张国焘29岁；毛泽东33岁；彭述之30岁……在人们的印象中，长衫、胡子、眼镜组成的李大钊颇具长者之风，其实第二年牺牲时不过38岁。惟一一个背后不喊陈独秀“老头子”的是谭平山，因为他也40岁了。

陈独秀的思绪依然沉浸在国际的决议案里。这个上万字的长篇文件分九款23条，将中国共产党现阶段的任务和与其他党派、阶层的关系都谈到了，即有高屋建瓴之势，又不免有武断之嫌。陈独秀拿起来重读了一遍，希望能从中找出一些与自己思想合拍的东西，以便下次开会顺势拐过弯来。他真的读出了与自己思想合拍的东西，即“共产党离开国民党的观念，是错误的”；而鲍罗廷前一段可是一再宣称要与国民党蒋介石决裂的，不知鲍大人的观点是否也有了改变？反正“决议”将此观点做了狠狠地发挥：中国革命的整个过程，它的性质及其前途，均需要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并加紧在其中的工作。

为了加紧共产党在国民党里的活动，以推进革命往前发展，共产党应当加入广东政府。自从广东政府成立以来，其实权力操在国民党右派之手（6部长中5个是右派）。虽然事实上广东政府若没有工人阶级的拥护不能存在，而工农运动，即在广东省，亦尚须战胜种种阻碍。最近的事实证明，共产党应当加入广东政府，以帮助左派反对右派之懦弱而动摇的政策。广东政府辖地之广大的伸张，使共产党参加国民政府的问题，比任何时候更成为必要。

斯大林他们是在依照攻打冬宫前的经验，耳提面命式地给中国革命开药方：

“共产党必须照以下几点行动：甲、有系统地坚决地反对国民党右派及戴季陶思想，反对他们把国民党变成资产阶级的企图。乙、形成左派，而与之亲密合作，并不企图以共产党分子代替左派之领导工作。丙、彻底地批评在左派右派间的摇动，在继续革命或和帝国主义之间摇动的中派。”

遥控的“国际”似乎注意到了满腹经纶的戴季陶的“思想”，而忽略了一身戎装的蒋介石的“行动”。

陈独秀喝下“国际”的药方，似乎有几味药的药性相克，内火攻心，他愈感不适——不啻是“头脑”，确确实实也伤了身体，他病倒住院了。

当时中央局只有5个人：蔡和森正在苏联，瞿秋白和张国焘到广东去参加联席会议后没有回到上海，留在上海主持工作的只有陈独秀和彭述之两人。彭述之主管宣传方面的事。组织部主任由陈独秀兼任，现在他病倒了，无法过问组织工作。于是他想起7月中旬来上海开扩大的中央执委会的那个广东区委的年轻人周恩来。

第一章 一九二七地平线 走近暴动舞台的周恩来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传记中，被描写最多的不一定是周恩来，但被作者倾注感情最多的一定是周恩来。这些描写中，绝少不提到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的。

美国人——斯诺自然是最具权威的，他眼中的周恩来：个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结实，尽管胡子又长又黑，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

另一位美国人谢伟思，中国通，专门描写过周恩来的眼睛：他给人第一个印象是他的眼睛。浓密的黑眉毛下边有一双炯炯发光的眼睛，在凝视着你。你会感觉到他在全神贯注地看你，会记住他和你说过的话。这是一种使人立即感到亲切的罕有的天赋。

英国人——休勒特·约翰逊，有“红色主教”之称，他见到周恩来甚至比斯诺还早：周先生的面孔，见过一次，永生难忘。这机警而又慈祥的面孔，显得年轻，甚至带几分稚气。满头黑发，一双黑眼睛在浓黑的眉毛下发射光芒。这当然是中国人的面孔，但他那特别深陷的眼睛在一般中国人中不寻常。 十分和蔼可亲的面孔，眼睛正视着你的眼睛。

澳大利亚人——罗斯·特里尔是以写而为中国人所知的，在他的书中也有对周恩来的描写：他目光炯炯，但也能随心所欲使之带有笑意，他的眼神坚强如钢，可是有时候笑起来就闪闪发光。

日本人——前外相小坂善太郎见到的周恩来是在1966年9月：我当时想，这就是他的魅力啊！可是，他有时闪烁出炯炯的目光，表露了他在革命的风暴中锻炼出来的不屈不挠的精神。

小坂说对了。是的，这是一双政治家、外交家的眼睛，它总是透出一种冷静，一种稳健，一种历史的眼光。他对中国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长。也许人们还不太注意他目光中的另一种成分：那就是他的军事才能。可能，他的这种才能一半来自天赋：机警，聪慧，指挥若定；一半来自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身先士卒的实战锻炼。所以，在南昌起义之前，他是党内公认的富有军事工作领导经验的人。1926年年底，他来到上海中央局时，还不满29周岁，的确是风华正茂。也是个刚刚要做孩子爸爸的年龄——周恩来接到调令时，邓颖超已有了几个月的身孕，留在广州。因为秘密工作的关系，这以后他们间连音信都不通。

周恩来这次调来中央，名义虽是组织部的秘书，实际上是要他负责整个党的组织工作。他去看望住在医院的陈独秀。陈独秀显得苍老，但还是靠在病榻上掌管着党的主要工作，组织部长的职务却基本停顿下来。他将国际决议中有关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的条文指给周恩来看。那上面写着：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组织的力量。它有领袖，它锻炼出中坚分子，它领导群众。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已经有根广阔及稳固的组织形式。最近半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又大进了一步，扩大了许多党员，且多为工人分子。共产党的农民分子不多，但共产党在农民中，现在已经有继续不断的日益增长的工作。放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目前的重要任务之一，即是扩大、加紧、改进并增强党内的教育训练工作。

陈独秀和周恩来都清楚，到1926年底，党员己由同年7月第三次中央扩大会议时的约12000人增加到18500多人。党员中，工人占大多数，约60％；农民占12％；知识分子及其他成分占28％，妇女党员约占党员总数的1/10。党的组织遍及全国绝大部分省区，但是仍远远不能适应飞跃发展的革命形势的需要。陈独秀感叹：如果不急谋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便是对党怠工。

他问周恩来：“黄埔军校现在到底有多少党员？”

周恩来对数字有一种天生的强记：“因为中山舰事件之后，共产党员大都退出了国民党，也离开了黄埔。据我的估算，黄埔毕业生中有共产党员2000人，包括一部分共青团员。北伐开始之后，党派到黄埔军校学习的人就少了。”

陈独秀点头：“是的。我要求这些同志绝对不可令之抛弃工运农运工作前去。”

“湖南、湖北和江西的许多工人农民从败散的敌军手中夺得了不少枪支弹药，迫切地要求用来武装自己。我熟悉的一些国民革命军军官，他们也想邀请共产党派人去帮助工作。”

“不可。”陈独秀打断周恩来的话，态度坚决他说，“我提醒你注意的正是这一点。党中央要求在国民军中担任党代表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只是注意政治宣传的事，不可干涉到军事行政上的事。”陈独秀说完一段话， 低首垂目，漠然无语，浑身透射出一种决绝冷凝的森然之气。稍息片刻，陈独秀像是向全党作指示一般：“我党必须立脚在野党的地位，应该彻头彻尾表示独立的在野党态度。”

周恩来似有不解，又不好问。 但他知道陈独秀的理论根据，那就是：中国革命最好前途的实现，就是胜利归诸国民政府国民军，只有到那时，真正的中国的资本主义才能够自由发展；国民革命时期不会有共产党争取政权的事情，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事。——这在9月陈独秀发表的《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一文中已说得明明白白了。

这是陈独秀乃至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失策。悲剧的导火索已在吱吱地冒烟了。周恩来在组织部工作的时间狠短。过了两个来月，他又被调去负责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军事工作。虽说起义是针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它也是为迎接北伐军人沪的。工人的鲜血织就了红地毯，蒋介石不费一枪一弹踏上了欢呼的上海滩，而一夜之间，这里又成了屠杀场！

阴谋揣在心中，虽说只隔着一层肚囊皮，可谁人能看透？！——此之谓包藏祸心。

而从微笑到狰狞，只需一眨眼。悲剧不正是这样酿成的么？！

第一章 一九二七地平线 事不过三

周恩来的办公地点选在法租界内的霞飞路25号。上海的工人武装起义共有三次。

第一次是1926年10月。周恩来那时还在广东，没有参加。

第二次是1927年2月，周恩来没有参与这次起义的领导工作，临时被派去指挥南市区的行动。到那里后，没有见到群众，只找到几个负责人。整个起义很快就失败了，在南市区没有能行动起来。

眼下（1927年3月）正在积极筹措的是第三次武装起义。

这次起义的开始准备同第二次起义的停止是紧相衔接的，中间没有间隙。2月23日晚，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作出决定，一方面停止今天的暴动，由上海总工会发令复工；同时也决定，扩大武装组织，准备新的暴动。

前两次起义是由上海区委领导的，由区委书记罗亦农、区委组织部长赵世炎负责指挥。

这次联席会议上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来指导工作，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即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萧子璋8人组成；并成立特别军委，由周恩来、顾顺章、颜昌颐、赵世炎、钟汝梅 5人组成。这个军委同时也是上海区委的军委，以周恩来为书记，又确定周恩来担任武装起义总指挥。这样，他就担负起这次工人武装起义的军事领导责任。

英国汉学家詹姆士·麦克唐纳研究了周恩来早期的革命活动后，认为“周有两个角色扮演得胜过别人，一是在政策决定之前当顾问，二是在政策决定之后当执行者，而两者都是起的‘公仆’的作用”。而在当时，周恩来的这种缜密的工作方式，却被一些“大男子汉”们愚蠢地称之为“女人干的工作”， 殊不知女人有时比男人更有力。

周恩来像风火轮似地转着。鉴于前两次起义失败的教训，他认为问题全在于没有准备，在于党的领导人在事变中缺乏果断。所以这一次，一开始他就抓住两点：一是起义前的周密准备；二是起义时机，一旦条件成熟，果断起义，决不拖延一分钟！

于是起义前几天当事者们的心情——如同怀里揣着个定时炸弹，滴答滴答的读秒声清晰可闻，心惊肉跳。事不过三，要是再失败了，恐怕就没了工人武装起义的历史不。历史是成功者的历史，但历史也是用失败写成的。

23日夜间成立了特委和军委后，第二天上午，周恩来就参加上海各区书记会议，详细了解各区工人纠察队的力量配备，研究敌方军警的据点和力量分布；下午，他同各区的军事专员分批开会商议。当晚，在特委会上，他作军事工作报告，重点说明起义的依靠力量有3支：一、纠察队，目标是5000人，先组织 3000人；二、自卫团，能用手枪，现有300人，目标是500人； 三、特别队 他越说越细，说到关键处突然停下了。听讲的人也意识到这位年纪轻轻的军委书记有重要的话要说，都把椅子挪近些；窗口的瞭望哨也神经紧张地再次巡视了周围。周恩来的确讲到了机密处：“要加强敌军工作，在我的直接指挥下，成立海军委员会，从事策反，每天和我接洽一次。除了添买新枪外，就是情报工作。现在，北伐军正沿南京和杭州这两个方向逼进上海。因此情报工作先分三路：一写信给杭州；二派人到上海和杭州间的松江、龙华一带，三到南京和无锡 ”策反工作在秘密进行。策动对象是军阀驻上海兵力总头目。此项工作须有国民党方面的配合。

国民党方面也同意，派出特派员做李宝章和毕庶澄的投诚工作。直鲁联军第五路兼第八军军长、渤海舰队司令毕庶澄，与驻沪军李宝章有着种种矛盾。毕接替李驻军，李去见毕，毕避而不见，但传出话来，要李让出吴淞炮台，李不允，毕就擅自命令一部分军队开往吴淞，逼李宝章将军队调至江北，李不愿意，但又无法。在双方僵持状态下，倒是策反的好机会。国民党特派员跟李宝章一说，李稍思片刻，便答应下来，只是提出条件，事成之后要委任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国民党同意这个条件。毕庶澄也答应投诚，但条件可就多了：上海及无锡到松江的地盘给他；暂时的灰色投降，不悬国民党旗；投蒋介石不投国民政府；除军长之职外再加司令或指挥等职衔。显然条件较高，国民党没有同意。驻沪海军司令杨树庄经做工作，于3月12日率部分海军舰艇正式宣布脱离北洋军阀，归附国民革命军。周恩来对此事非常高兴，立即以军委的名义写信给海军军舰将士，劝他们拥护杨树庄。周恩来跟军委的同事们说，这叫“草船借箭”，是诸葛亮的妙招。共产党派出的策反人员，主要在军阀内部士兵中做工作。有的士兵答应：你们发动起义时，我们可以怠工或毁坏机器以做内应。

周恩来又从黄埔军校调回一些共产党员毕业生，帮助训练纠察队。

当时上海的军阀和资本家办有保卫团，有枪，有弹药。军委派没有公开身份的纠察队员去参加。

被派的人也有想不通的，工人任其祥便是其中之一。他问：“我们参加保卫团？难道去保卫资本家？”

周恩来笑了，问：“我们现在缺少的是什么？”

“当然是枪支弹药了。”

“保卫团有枪，又有制服，我们打进去，不是可以有枪吗？还可以利用它的合法地位进行军事训练呢，这不是草船借箭吗？”这几天，周恩来脑子里肯定时常转着，新“三国”应该是共产党、国民党和军阀了。

经周恩来这一提醒，不但任其祥开了窍，有40多名工人都转过了弯，当即参加了保卫团，有人还当了班、排长，穿起保卫团的制服，利用这种合法身份运送枪支弹药就方便多了。同时国民党左派也在保卫团活动，一旦有行动，他们可以调动兵力，为起义服务。

第一章 一九二七地平线 各有各的心思

国民党方面不赞同起义。

以当时被视为国民党左派的钮永建和吴稚晖为例：他俩是北伐开始后由广东政府派到上海的。钮永建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吴稚晖也是中央委员，他们移驻上海的名义是江苏特务委员。他们初来上海的目的是要组织暴动，配合北伐军里应外合夺取上海。

但他们在上海并无势力，是想依靠工人和学生打头阵的，另外就想策动孙传芳所属海军的一艘军舰参加暴动，再有就是青洪帮里的3600个流氓。

没有起义的经验，也没有什么准备，结果自然是失败。

一而再，再而三，当共产党代表与钮永建协商时，他再也不像当初那样口出狂言了，说话拖腔拿调：“李宝章已退南通，毕庶澄退苏州，松江已下，这样暴动就无对象了嘛。且说工人武装是应当的，但不要徒然牺牲啦。”

杨杏佛也在一旁帮腔：“工人武器很弱，如牺牲，则将来北伐军一来，元气消损，就无事可做了。”

“你们不参加可以，但原先答应支持暴动的经费 ”共产党代表向钮永建提出要求。

“哎呀，上海党部是个靠别人吃饭的穷摊子，我们最多也只能给铁路工人罢工5000元帮助，至于其他实在难啊。”钮永建拍拍口袋，好像钱装在他的空口袋里。

吴稚晖一副不耐烦的样子：“你们不要搞那个什么民选市民政府，这是脱离国民政府嘛。你们C. P. 提出召开市民代表会议，是表现造反，这个不行的。以党治国，即是政府嘛，就要由国民政府委任，不应民选。”

钮永建也说：“现为军政时期，人民未训练，所以不能实行代表会议。”

共产党代表将国民党的态度报告周恩来，周恩来听后心情有些沉重。他知道钮永建的态度不纯粹是个人的，这个人善于随风转舵，谁有势力就依附谁。对此可以置之不理，党可以独立地领导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他担心的是北伐军的态度。军委对北伐军的力量相当重视，已要求过配合。可是蒋介石打下浙江后，不进兵上海，持观望态度。特委会上，周恩来提议派工人代表团去见北伐军，促其早日来沪。会上决定派白崇禧的谍报处长之弟章郁庵前去，向北伐军陈述上海工人罢工的意义，促其速速进兵。

钮永建又说了3个字：“不赞成。”他果然是代表蒋介石的。

蒋介石还是以南昌为他的大本营。当时被困在南昌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们开始悄悄地自行设法去武汉。

2月2日，北伐军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秘密逃出南昌，顾孟余跟着也跑了。顾问铁宛尼当天向鲍罗廷报告：所有的中央执委都想走，我劝他们一个一个地走。顾孟余到南昌后曾做过一个很有趣的声明： “我再也不可能信任蒋介石了，每一次我信任他，他都欺骗了我。”

群众运动的高涨对于在武汉的那部分国民党领导人的立场是有影响的。

尽管一般的“左派”多是用唇舌来“耀武扬威”，并不准备进行坚决的战斗， 毕竟还是牵制了蒋介石。

2月25日，举行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和监委会25名委员的会议。会上还通过了致蒋介石的呼吁书，吁请他不要反对迁都，同时反对把经费集中在总司令和个别军阀手中，反对蒋同帝国主义分子单独建立关系，并敦请与中国共产党实行革命统一，召开两党联席会议等。

部分国民党左派确实是真诚革命的。邓演达将军反映了部队的情况。二、三月间，他发表了革命的国民党人的一些带纲领性的文章：反对个人独裁，主张建立坚强的革命党，拥护工农运动。他也向一些共产党领导人寻求过合作，可是没有引起重视，那时陈独秀等人还把眼光放在另一位所谓的“左派” 汪精卫身上。许多左派国民党人对汪精卫的归来望眼欲穿，以为汪氏一回来处境就能大大改善。2月末他们给汪精卫发了一份电报：“三二零”事件（即中山舰事件）的后果尚在，军阀们在摧毁党，现在我们一事无成。请回来领导政府和党！

面对上海即将发生的起义，南昌行营的军事顾问加伦将军首先想到了一个可怕的字眼：失败。

不要说前两次的教训了，就是现在，胜利也没有把握。这可能导致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军阀和右派的毁灭性打击，而使上海群众陷入流血的恐怖。他坐立不安，有时还要张臂高喊几句，以平稳情绪。25名中执委员开会的那天，他给进兵上海的北伐军发出一封电报，电文指出：（1）预料在我军到达上海时，已宣布进行总罢工，准备发动起义。进军上海的迟缓 有使工人受到镇压的危险。我们务必加紧进攻上海。（2）要向白崇禧和其他将军说明，必须乘敌人混乱之机，立即开始进攻上海。（3）总的作战计划将于两天后下达，总司令部，今天决定：白将军各部队占领上海，同时派部分兵力占领苏州。何应钦各部队从杭州地区进攻镇江和南京。

白崇禧接到加伦的电报，什么也没说，继续办他的公。部队仍停在离上海不远的地方，那意图很明显，就是待上海工人与军阀两败俱伤时，再进兵上海，坐收渔利。现在，他只执行总司令蒋介石的命令。

第二章 预演 周恩来初尝胜果

3月2日，上海已处于无政府状态，孙传芳的联军与张宗昌的鲁军新旧交替。北伐军五路出兵攻打孙、张二部。同时，分三路向上海进攻：一、进攻松江；二、由宜兴包抄苏州；三、由宁波夺浦东。

也就在这一天，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发出了一个强音：上海革命的时机完全到了！准备马上大罢工、大暴动！

还是这一天，已经摆脱病魔困拢的陈独秀，还是习惯地痛苦地沉着脸，他在特委会议上提出：为加紧准备工作起见，应规定6号（礼拜日）为准备罢工期，实际上的行动，要临时决定。

军事方面已做好起义的准备。

3月5日，特委会又集中讨论了起义的时机问题。

周恩来汇报：“各方面动作已预备好了。力量集中在闸北，分5个区，引翔港管靶子场以东，杨树浦管靶子路以上，闸北管五区湖州会馆等，小沙渡管四区，防止警署从麦根路来。所有参加起义的人员，都要随时随地夺取武装，做破坏铁路运动。”

“依你看，指挥人员应处于何地呢？”陈独秀问。

“应分南市和闸北两地。”

“让我们来确定一下各区的负责人吧。”

经陈独秀提议，特委会决定，闸北由赵世炎和顾顺章负责；南市由周恩来和徐梅坤负责。如南市不重要，周恩来调闸北，徐梅坤、陆震留南市。浦东另有3人负责。

起义时机还是由陈独秀来定，最初他提出：“不要太早。”其标准有两个：一是上海已没有驻兵；二是北伐军到松江后仍继续前进，或者等它到上海南郊的龙华。

周恩来不同意，他主张：“假使松江攻下，必可动，因毕庶澄决不致再守上海。若苏州攻下，也必可动，因他也不能固守上海，同时他的兵队必有一部分溃散。”

陈独秀想了一下，自己并无大的把握，转而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说：“一，如果松江打下；二，或者苏州被北伐军攻下；三，麦根路与北站的敌兵开始向苏州退，这3个条件只要有一个，就决定行动。”

会上对起义的指挥机构进行了讨论，决定整个行动由特务会议指挥，紧急情况下由罗亦农、周恩来、汪寿华、陈独秀四人负责。

会议还决定，仍要积极争取钮永建，希望他同意工人举行武装起义。

当天罗亦农就去找钮永建。罗亦农身材魁梧，生性活泼，极富口才，有争取人的本领，他见了钮永建，寒暄一番，便婉转提出：工人暴动，是为迎接北伐军的到来，这个时候，市区最容易混乱不堪，难免没有趁火打劫之徒。为防止抢劫，很需要工人来治安，现在工人的情绪很高，我看对此不便遏抑。

钮永建沉默了好一阵，最后才说：“既然你说罢工是欢迎北伐军，又能维持上海治安，还可以防止抢劫，那就同意工人举行总罢工吧。”

当然，钮永建有钮永建的算盘。在北伐军向上海方面进军的同时，国民党钮永建与鲁军渤海舰队司令毕庶澄的谈判也在进行。钮永建企图说服毕庶澄投诚国民革命军。为此，北伐军向上海的进军非常缓慢。起义的日程在一天天挨近，可北伐军还在上海周围蜗行。

陈独秀心里也火急火燎。在3月10日的政治分会上，他耐不住性子，直接向钮永建提出：“你要催北伐军，对松江和苏州、常州的进攻要积极一些，不然鲁军防署完密或安全退却，南京方面的力量就会强大起来而不好对付。”

“我是在积极工作，可这个事情是急不起来的，欲速则不达。”钮永建说着他自己的考虑，“打通关系需要钱啊。”

陈独秀倒是一下窥见钮永建的深处，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夺下上海，则不但可以筹出许多军费，可以给前线去用，且可在世界上发生巨大影响，壮大革命声势！”

钮永建心里咯噔一下，“世界影响”？还是共产党的总书记高瞻远瞩。他再次沉默，他的沉默是赞同的信号。

3月中旬，北伐军攻克宜兴、溧阳的同时，开始向上海进军，逼近松江。

为促使有利形势的早日到来，党着重发动沪宁铁路工人，并于3月12日成立了沪宁铁路总工会。13日沪宁、沪杭两路工人罢工，计有1800多人，还毁坏了沪宁路常州至南京的铁道，使敌人得不到增援而陷于孤立。

特委会对起义进行了部署并确定了军事指挥负责人。这次起义仍是先罢工再起义。在工人发动的同时，其他阶层也已发动。店员总工会在3月12日决议罢工。上海市商民协会在20日成立临时执委会，决定：欢迎国民革命军，拥护革命政府，领导商民一律悬旗，并休业一天。学生联合会也配合行动。

敌人空虚，工人群情高涨，发动武装起义，推翻军阀反动统治的时机已到。

3月19日清晨8时，上海区委主席团开紧急会议，会议一开始，就由周恩来报告：“昨晚消息，松江大战，宜兴确已攻下。毕庶澄有败退可能，同时也有暂时压迫我们的可能。所以今天罢工下来而无动作，必受压迫。”

罗亦农问：“你的意见呢？”

周恩来：“我意今天都准备好，如果12点以前，有毕军溃退消息，即一面下令罢工，一面今晚行动。”

区委们都点头。

当晚，起义领导机构作出决定：决定后天（21日）一致行动。

20日傍晚，北伐军进入上海近郊新龙华。起义条件已成熟。

21日上午9时，上海市民代表会议执委会常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会议主席汪寿华宣布：3月21日中午12时起实行总同盟罢工、罢课、罢市，以响应党军对封建军阀之残余势力下总攻击。

当时，在上海的敌方兵力有警察2000人，直鲁军约3000人。起义力量方面有工人纠察队3000人左右，其中有武装的150人。

3月21日中午12时，总罢工按时实现。

按周恩来预先所作的规定，四郊几处大工厂的汽笛同时长鸣。上海125万工人中，参加罢工的有80万人。罢工者按照计划拥向街头，1小时内赶到指定地点集合，然后举行同时的、 到处的、突然的袭击敌人。在租界以外的7个区域里，少数武装工人在前，广大群众在后，起义开始了。陆续不断的枪炮声和群众激昂的口号声交织一起，震动了整个大上海。复旦、暨南、同文、南洋、光华、上海大学等20余校学生罢课后，有1270多学生，组织254个宣传队，到南市、闸北、江湾、吴淤、公共租界等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有些学生还直接参加了战斗。

在前线负责指挥的是周恩来和赵世炎。前线总指挥部设在宝山路横浜桥南的商务印书馆职工医院内（横浜桥是一条马路下很小的桥，架在污水河上。这个职工医院现仍是医院）。

当天清晨，周恩来和赵世炎一起来到总指挥部。（没有见到过这一时期周恩来的照片。）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周恩来穿了一身灰布棉袍，头戴一顶鸭舌帽，围了一条深灰色围巾，西装裤子黑皮鞋，完全是一个地下工作者的形象。他在总指挥部的西厢房里，因为忙碌，反而不显紧张。桌上摆了一张上海市区的大地图，赵世炎和他不时俯下身子，指指点点地商量着。房门不时被推开，外面进来的联络员有请示的，有汇报的，个个行色匆匆。

“世炎，你在这里盯着，我到现场去看看。”门外停了一辆汽车，周恩来坐上去，往返于火车站、东方图书馆、商务印书馆三路，指挥战斗。

第二天，周恩来又到前沿检查工事，并同纠察队员一起扛木料，整修工事。突然，一颗炮弹落在附近，周恩来本能地就地卧倒，炮弹掀起的巨大气浪，将地上的碎木、泥灰飞溅到他身上。平静之后，他站起来，看看周围并无人伤亡，掸去身上的泥土，又去抬他刚放下的那根木头。

一个纠察队员着急起来：“总指挥，这里是前线，你的指挥位置不在这里。”他想让周恩来避开危险地段。

周恩来淡淡一笑：“当指挥的怎么能不来？你们不是同样很危险吗？”

虽有些伤亡，起义进展还是很顺利。

到22日下午，毕庶澄看到大势已去，俏悄换上便服，逃进租界。敌人的残余部队军心涣散，已近土崩瓦解。

5时，按总指挥部发出的紧急通知，沪东、沪西、闸北的工人纠察队分三路到虬江路宝山路口集合。队伍会合时，周恩来在三叉路口找了块高地，拉开嗓子讲话。他讲了各区敌人先后被消灭的情况后，接着说：现在敌人2000多人集中在这里，被包围了，逃不掉了！他们坐火车也不行，因为火车头早开走了。若想从吴淤口出去也不行，因为天通庵的敌人也被我们解决了。他向全体纠察队员下了发动总攻的命令，要求在6点钟以前攻下北站，结束战斗。各路纠察队都士气高涨，立刻向北站发动猛攻。

6时，敌人的最后一个据点——北火车站攻下了。

当天，上海人民代表会议选出了有共产党人罗亦农、汪寿华等，还有其他人士钮永建、杨杏佛、虞洽卿、王晓籁等组成的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

经过连续30小时的战斗，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终于取得了辉煌胜利。

然而，胜利又是那样快地成为阴谋者的新的台阶。

第二章 预演 血腥气的秘密会议

起义将“穷光蛋”们捏成了拳头；也使得富人们胳膊挽着胳膊。那平时松散的泥沙被风暴聚敛在一起，结成板块，结成石岩，语调那样一致，信心那样十足，发誓要夺回昨日梦境、昨日天堂。

起义的胜利将帝国主义者、军阀、买办、官僚、土豪劣绅以及其他各类不甘心失去在上海的特权和经济利益的反动分子们，推到了一个不得不联合的境地，他们携起手来，对付一个“敌人”——劳苦大众。

尽管工人起义时明文宣布不妨碍租界，但是各帝国主义者仍借口保护侨民，公然提出“各国海军合作”。英、美、法、意、日等国有90余艘兵舰在黄浦江上向上海人民示威。租界内有23000多外国陆军士兵在每一条马路上布防。租界里灯火通明，他们召开军事会议，画好龙华、南市、闸北等华界的军事地图，运来了大批新式炸弹，一切都准备就绪，一旦需要，只要扯一下绳索，对准华界的炮口就会送去他们的心声。

他们也在加紧分析中国革命的各种势力，以便确定肢解的部位。据1927年的美国外交文件记载，他们认定“蒋介石正在组成温和派的核心，以抗击激烈分子，这是中国惟一希望”；“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是惟一可以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共产党之手的保护力量”。于是帝国主义向蒋介石发出召唤，并进行试探。

3月24日，程潜指挥下的江右军（第二军和第六军）从安徽东进，攻占南京。当晚，英美帝国主义借口侨民和领事馆受到“暴民侵害”，突然下令停泊在下关江面的英、美、法、日军舰向南京市区开炮轰击。杀伤了2000多人，财产损失不计其数。

25日，蒋介石乘楚同舰驶往南京，向记者表示：南京事件起因，完全出于流氓捣乱。他派第六军第十七师师长杨杰向日本领事森冈正平道歉：此次事件实为遗憾，这决非党军领导人之意，而是军队内部不良分子和南京共产党支部成员共同策划蓄意制造的。无论如何请你们宽恕。对共产党支部，已经下令解散。善后措施愿以诚意交涉。请日本方面无论如何以宽大态度处理这一事件。

帝国主义者得到蒋介石信誓旦旦的回音，立即给以回报。

26日，蒋介石仍乘楚同号舰到达上海，在高昌庙码头上岸；租界的帝国主义者特地派了汽车把他护送到法租界祁齐路交涉署。租界政务处长吉文斯当面送给蒋介石一张特别通行证，允许他带卫兵自由出入租界。第二天，《字林西报》发表了帝国主义希望蒋介石“迅速而决断地行动起来”的言论。蒋介石当即表态：国民革命是列强各国的好朋友，决不用武力来改变租界的现状。

“请你具体谈谈。”

在外国记者的要求下，蒋介石正襟危坐，手摸索着武装带，摸索着指挥刀柄，轻轻错动着刚刚镶上的新牙，再次发出誓言：“保证与租界当局及外国捕房取得密切合作，以建立上海的法律和秩序。”

日本，这个不安分的民族，在那个不安分的年代自然不甘落后。3天以后，日本驻沪总领事矢冈七太郎，通过蒋介石的结盟兄弟黄郛，向蒋介石传达日本外相币原的训令：对于管束共产党的跋扈缺乏决心，列强已对国民军的前途绝望，难免采取共同自卫的手段。当前，蒋介石是赢得内外信赖，在平定时局上取得成功，还是被内部阴谋所挟制而终于丧失时机？决定命运的关键在于他本人的决心。

黄郛直点头：“请你们放心，蒋先生将火速解决南京事件，至于上海工人，也将被解除武装。”

一个经常魂不守舍、在正义和非正义之间跳来跳去的阶层——民族资产阶级，他们真有些叶公好龙。革命初起之时，他们推波助澜过，可是当浪潮汹涌起来，并打潮了他们的脚时，他们动摇了，退却了，为了保护自己，他们把镇压工人的希望寄托于蒋介石。

2月，上海工商界上层推派虞洽卿和四行储蓄会经理钱新之到南昌去见蒋介石，支持蒋介石反共。

3月22日，上海金融资本家组织起来，成立上海商业联合会。该组织也明确表示支持蒋介石。

3月26日，蒋介石到上海的当天晚上，虞洽卿就到龙华见他，商量组织替蒋介石筹措军饷的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的问题。蒋介石兴奋起来的时候也拍大腿：“好哇好哇，本人极赞同你们商业联合会的宗旨，当然，本人也抱维持资本家主张。”

虞洽卿回去给商联会的委员一传达，那些不老不少的大亨们竟兴奋地眼里跑泪，七嘴八舌地争说是救星来了。于是当即推举吴蕴斋、虞洽卿、王晓籁等29人为代表，去求见蒋介石。资本家希望结识带枪的人，带枪的人当然愿意傍上口袋里叮当响的人。蒋介石哪有不见之理？而且欢喜得话也文绉起来：“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浅鲜，此后仍以协助为期。关于劳资问题，在南昌时已议有办法。所有保商惠工各种条例，不日当可颁布，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

在得到蒋介石的保证后，资本家们开始拍口袋，纷纷解囊。

4月1日，由银行公会拿出200万元，钱业公会拿出100万元，全部交给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资本家拿出了同样的300万元）。又据4月9日的《密勒氏评论报》透露，为了支持蒋介石进行反革命政变，帝国主义和上海资产阶级资助蒋介石共1500万元。这笔款项的分配是蒋介石得1200万元，白崇禧得150万元，周凤歧得100万元，青洪帮流氓得50万元。

钱有了，蒋介石又回头关照枪和权。

权、枪、钱是蒋介石政治乃至生命的三原色。

4月2日，蒋介石在高昌庙江南造船厂里面的北伐军东路军总指挥部，召开紧急秘密会议。黄绍竑、李济深都是得到蒋介石的急电后匆匆赶来的。一些军政要员也相继来沪。

一时间，上海成为一切反革命势力的集中地，形成了一个反革命司令部。

周恩来曾形象地概括蒋介石这个反革命司令部说：参谋部是“五老会议”——张静江是主席，吴稚晖是小丑，李石曾是花旦，蔡元培是学究，戴季陶是军师；大将是“四大金刚”——白崇禧、李济深、黄绍竑、何应钦。

有很长时间，当年参与“四一二”政变策划，后来又反蒋以至投入人民阵营的诸将们，不愿重提此事，其心境自然可以想见。但是其中的有些人物如：黄绍竑、李济深等，在其晚年，却主动反省了这些往事。

黄绍竑60年代的回忆文章中写道：“4月2日蒋介石在上海召集的秘密反共会议，是发动这次政变的一个重要枢纽，我和民革故主席李济深都参加过那次会议。这次反革命政变使大批的工人和共产党员遭到屠杀，使中国革命事业受到严重的挫折。我过去对于这一段充满血腥的罪恶历史，是不愿意接触的。李济深主席在世的时候，他曾经鼓励我写历史资料。他说：‘你应该把我们所经历过的事情就你所知道的毫无保留地写出来，如果有哪些不清楚的地方，我还可以告诉你。’现在李济深主席不幸去世了，参加过那次反共会议的，在大陆只有我一个人了，因此，我觉得更有责任把这一段经过写出来 ”

黄绍竑的回忆使我们了解了会议的许多细节。蒋介石身着笔挺的细呢上将军服，目光凶狠，严肃矜持，刻意掩饰着激动：“民国13年国共合作，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时候，他们就不怀好意，他们的组织仍然保存，并且在我们党内发展组织。自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变之后，这种阴谋日益暴露。北伐军到了武汉，中央某些机关和某些人受了分化或者受了劫持，把武汉同南昌对立起来。因此，现在如果不清党，不把中央移到南京，建都南京，国民党就要被共产党所篡夺，国民革命就不能继续北伐，国民革命就不能完成。”

与会者都屏息静听。

“此事关系重大，”蒋介石松下肩膀，靠在椅背上，转动眼珠，“我要听听大家的意见。”

会场小声嗡嘤起来。从广东赶来的李济深首先报告了广东方面特别是在彭湃领导下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情况。他说：“如果不早日清党，早日镇压，其他各县的农民都将起来效尤。广东的局面就无法维持了。”

桂系军阀首脑黄绍竑原本是个大络腮胡子，现在下巴上光溜溜的。因为省港罢工委员会在码头上监视得很严，他为了不被人认出，将留了六七年的络腮胡子剃了去，赶到上海。他接着李济深的话头，把韦拔群所领导的广西东兰农民日益发展的情况说了一番，又说：“现在要镇压是很容易的，之所以不敢镇压，是因为碍于中央党部和省党部的那些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同路人用党部的名义维护着农民。”

何应钦谈起“南京惨案”，把惨案的责任推到共产党头上，激动得声音有些发抖：“是共产党鼓动士兵和地痞流氓，抢了或者打了外国领事馆和外国侨民，才引起外国兵舰开炮轰击的！”

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仿佛在打瞌睡，低垂着眼帘。其实他在仔细听着每一个人的发言。蒋介石怕他说出有悖于自己的话，催促他说一说。

白将军号称小诸葛，又是蒋介石的参谋长，所以他讲起来话就特别多：“上海自我军占领后，工人就组织纠察队封锁租界。他们有自己的武器，有自己的指挥系统，根本不服从军事长官的指挥。他们要冲入租界，占领租界。现在外国领事团已经提出严重警告，黄浦江上布满了外国兵舰，兵舰上的大炮都卸了炮衣指向我们，租界里新近调来了不少外国军队。如果发生冲突，不但全国精华的上海完了，北伐事业也要完了。”

说着说着，他又开始数落共产党：“第一军驻在上海的两个师，第二师师长刘峙老实些，执行（反共）命令认真一些，他们就贴标语、散传单要打倒他；第一师师长薛岳灵活些，与他们表面上接近一些，他们就贴标语、散传单表示拥护。如果这种情形发展下去，我们的军队也要发生变化。”

有人问起：“上海的其他组织对共产党是何态度？”

白崇禧答道：“上海的帮会很有力量，什么阶层都有他们的组织，还有他们的武装。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杨虎都是坚决反共的。”

“好。”吴稚晖操着满口无锡土话，连声叫好，“国民党已经变成了火中取栗的猫脚爪。”这个被蒋介石称为国民党的“瑰宝”，并自我标榜永不做官的“老朽”，不但当起了南昌总政治部主任职务，而且到处为蒋介石游说，还提出了个所谓的《共党谋叛证据案》。

会上只有一个人不大说话，他是陈果夫。这天他穿了一件长衫，外面罩了件小坎肩，活像一个钱庄的当手。其弟陈立夫担任蒋介石的机要秘书，正在埋头记录。记录中写着“应先看管者的名单”，计有鲍罗廷、陈独秀、谭平山、林祖涵（伯渠）、李守常（大钊）、吴玉章、恽代英、毛泽东、邓演达、董用威（必武）、邓颖超、罗亦农、高语罕、邓中夏、林育南（张浩）、罗章龙、李硕勋、李立三、刘少奇、张国焘、蔡和森、方志敏、彭述之、汪寿华、瞿秋白、张泰来（太雷）、周恩来、彭湃、郭沫若、周逸群等197人。

“反共清党”的大政方针就在这次充满血腥气的秘密会议上决定下来。这几个桂系军阀头目追随蒋介石合谋叛变革命也就从此开始了。

第二章 预演 陈独秀时梦时醒

上海暴动胜利后，陈独秀在欢喜之余，提笔给吴稚晖写了一封信，派罗亦农送去，陈独秀在信上说，我以人格担保，共产党不会在上海成立工人专政政府，希望吴稚晖不要为右派谣言所动。

罗亦农问：“你是想稳住吴，对付蒋介石？”

陈独秀很自信：“稳吴，就是稳住上海国民党左派势力。”

他哪里知道，吴稚晖早已跟蒋介石穿一条裤子，骨子里右到了家。正如白崇禧得到的情报，共产党对进驻上海的北伐军充满了幻想，特别是看到第一师师长薛岳比较左倾，陈独秀在特委会上，专门提出对待薛岳的三条措施：留薛岳军队在上海。薛岳招兵时，工人、共青团员、共产党员可去参加，缴获的军械中，可送一部分子弹给薛岳。

陈独秀期望在蒋介石反革命政变时，薛岳可以调转枪口，对付右派军队。根据这一设想，上海区委组织各界慰劳军队、工兵联欢会、招兵等等做薛岳的工作。但是蒋介石决非等闲，也不听任别人摆布。他听取了白崇禧的报告后，很快把第一师薛岳部队调去龙华，把第二师刘峙部队调闸北接替。党组织虽然号召工商起来表示“留薛”，各区党部分头召集党员大会拥护留薛，但已无济于事了。刘峙部队接防后，党仍组织工人与刘峙部队搞军民联欢，因此，多有疑心的蒋介石对第一师、第二师都不放心，4月7日，将他们调往沪宁线，将原孙传芳部队第二十六军周凤歧部队调沪。蒋介石加紧了他的阴谋活动。

其实，白崇禧一进入上海，社会上便有舆论传出：“市政府为C. P.掌握”；“蒋介石反对市民政府”；“白崇禧缴上总武器”等等。在总工会发布复工令后，一些工厂资本家不许工人复工，用意是明显的。于是，白崇禧在3月25日公开向日本记者宣布：工人如有扰乱的情形，各国都可出租界缴械。

上海的形势已经使革命和反革命短兵相接，一触即发。

陈独秀又一次苦恼彷徨起来。他时常在心里权衡利弊得失，有时清醒，有时糊涂。

3月25日晚8点，特委会开会，满屋子烟雾腾腾，如失火一般。

陈独秀听完各方面的汇报，曾说过一段很清醒的话：“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别想要革命，同时只要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就可以服从革命的力量。上海现在资产阶级与右派勾结，党军也很右倾。我们如果情愿抛弃上海，就很容易，如果争斗，就要马上动作。将来的纠纷问题，我看就是纠察队的武装解除问题。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

罗亦农也是清醒的。第二天上午，罗亦农在中共上海区委会议上说：“现在上海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现在反革命的势力已集中于上海了。中心问题就是上总的武装纠察队问题，上总要有纠察队才有说话的地位。因此，就要与军事力量发生战斗。”

愁苦中的陈独秀终于停下吸烟，眼已呛得流泪了。他的面前出现了一张全国反革命的动态图，他喃喃道：“一、蒋在江西赣州杀工会委员长，打市党部，打六军政治部，被害的都是C. P. ；二、在南京下关英美打死中国一二千人。所以现在帝国主义与新军阀已经进攻了，我们把这两个问题联合起来看，所以中央与区委已决定准备防御战争。”

罗亦农已从陈独秀的发言中，感觉到他的思想有变，一夜之间从“决斗”变成了“防御”，马上旁敲侧击道：“我们现在的责任，就是挽救这个全国的危机，这个争斗比这次暴动意义更大。幸而胜则已，不幸亦可影响全国，断绝蒋之政治生命。”

陈独秀重新燃起的烟蒂，在他面前又生出许多幻觉：“还是尽可能避免冲突吧，哪怕在时间上推迟一点，也可以为我们准备最后的冲突。我现在宣布，反英运动要扩大，可逼蒋对民众的进攻减少。要蒋也反英。”他具体布置了反英运动的三项工作，一、作民众宣传，二、英厂罢工，三、排英货，以及提出收回租界的口号。

为了追求幻想的实现，他开始作原则性的让步。他函告上海区委主席团：目前我们表面上要缓和反蒋反张，实际准备武装组织，上总除力争保持纠察队外，要少说政治。对蒋要求我们的问题，差不多都可答应，但要他积极反英。

为了缓和与蒋介石、张静江的敌对情绪，特委会和上海区委还决定去慰劳蒋介石。同时派彭述之去武汉，与国际代表及中共中央多数委员商讨对蒋方针。共产国际来电指示，不要武力冲入租界，注意左右派冲突。

陈独秀揣测，国际还是想保住联合阵线啊。

蒋介石也在摸共产党的底，他派胡公冕去见陈独秀，说：蒋很想见见仲甫（陈独秀字）。

陈独秀对周恩来说，你去见一下蒋介石。

但蒋介石又躲着不见。

第二天，周恩来在特委会上琢磨着：他不出面，估计对付我们已有预备。

他看看陈独秀对此并无反映，又说：“我推测老蒋是要借扰乱治安等名目来干，对党部将来是挑拨错处。他们对付武汉及解决上海只有凭武力。对付民众只有像江西一样雇佣流氓。我的意见表面上还要缓和，自己好做准备。可以利用黄埔同学联欢会，欢迎蒋校长，一致拥护革命的校长，这样蒋当然不敢说反革命的话。即或不然，打起来影响也好。老蒋是否还去见见？”

陈独秀沉思片刻，同意了：“市政府我们要拿住。但蒋到底打的什么算盘，我们不清楚，你还是想办法见到他。向他说明五点：一、对日本电通社的消息不辩白；二、公开说C.P.压迫国民党；三、对工农运动的态度前后不同；四、右派军官用得太多；五、不与左派合作，致国民党不能统一。你跟他说，这五点是我们不满意的，但并没有打倒他的意思。”

通过宋子文，周恩来终于找到蒋介石的住处。

蒋介石起身相迎，但坐下后话就不多了。他听着周恩来讲，一提到国共合作，他脸上现出不悦：“有人说我已不再信任共产党了，甚至将要禁止共党分子纳入国民党。事实上，我本来就不支持你们。去年我在黄埔军校说过，我仅曾邀请其他较小的革命组织与我们携手合作，其条件是，我须保留权力，对任何超越范围、意图危害国民革命大业的团体，予以取缔。上海工人纠察队也在取缔之列。”

“上海工人纠察队不是军队，而是工人的群众组织，旨在自卫，不应干涉其行动。”周恩来特别强调这一点。

蒋介石又换了一种说法：“不取缔也可以，但必须划归我指挥。”

周恩来没有答应，而是说：“国民革命走到今天这一步，有共产党的努力，苏联顾问的帮助，尤其像鲍罗廷这样的 ”

不提鲍罗廷还好，一提鲍罗廷，蒋介石像触到火焰被的痛一样，一拍桌子，大骂起来：“汉口完全是老鲍搞的鬼，老鲍不走，一切都没有办法，鲍罗廷应该滚回家去！”

“你不能这样说。在我们周围有许多外国势力，哪一个肯伸出手帮我们一把！”

“哼，不帮助没关系，他老鲍比英国、日本压迫我还厉害！”

“我希望你还能公开表示一下对我党，或者说对武汉政府表示一下善意。”

“我不能表示。如果你们停止攻击我，尚可商量。我对你们现在的做法是不满意的，你们完全凭主观，其实客观情况并不尽然。不过我还可以见见你们的仲甫先生。”

蒋介石不说话了。

周恩来也失去话题。他想到在黄埔军校时，蒋介石很吃激将法一套，便从另一方面说道：“我看你这一段好像比较消极……”

蒋介石叹息道：“以前我是感觉疲劳，本想下野休息。可现在这么多人联合起来反对我，我决不下台！一定要干，干到底！当然我不是过问党的事 政治上的事，这些我都可以不管，但军事我一定要管！”

交谈没有什么结果。

第二天特委会开会时，周恩来把与蒋交谈的情况一说，入会者都沉默了。

蒋介石种种不合逻辑的看法在共产党人心中激起阵阵寒颤……

陈独秀努力地直起腰。蒋介石那双瘦胳膊，似乎从神秘之中，从阴影之中，从虚无飘渺之中向他挤压过来“今天恩来还可去。并去见一见宋子文。我们多与他接洽，可缓和冲突。现在上海滩谁都知道，蒋介石正与他的妹妹宋美龄打得火热，蒋介石也不能太不讲情面吧。有了时间，我们自己好做准备。”陈独秀之所以不担心蒋介石会在一夜间翻天，是他相信：“《字林西报》说蒋兵只3000，这点兵力，想压迫工人投降，根本不够。”

周恩来眼圈乌黑。自打工人起义以来他就没有睡过整觉，这几天他又马不停蹄，已经精疲力尽了。他难得遗忘，这时他又想起蒋介石说过的话：“蒋还说，如果苏俄再不答复他的抗议，他要单独发表宣言，宣布老鲍的一切破坏国民革命的黑幕。”

“这是讹诈！”赵世炎火了。

“我看老蒋方面的工作要继续，市政府现在的维持问题也迫在眉睫。”陈独秀茫无头绪：“市政府要开财政会议，要找宋子文，还有交通会议，要恢复交通。还有公安局问题，目前只好同蒋去商量。还有外交方面……”

听的人心都烦了。只是不好表示出来。这时不知谁点出另一个话题：“听说汪精卫这两天就到上海。”

陈独秀抬起头：“确切吗？” 他自我安慰起来：也许我们还有点办法……

第三章 杀戮时刻 起义人物——林伯渠：曾携捉蒋密令

3月下旬，武汉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鉴于蒋介石一天天走向反动，曾拟了一个俟机逮捕蒋介石的计划，想交给程潜执行。参加会议的第六军党代表林伯渠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张国焘：“连日少数要人集议的结果，决定责成二、六两军控制南京地区，不使蒋氏在南京另建中心的阴谋得逞。”

张国焘不无担心：“蒋介石性情乖戾，不会束手就擒的。”

“他如违抗，江右军总指挥便可根据国民政府的密令，将他逮捕起来。”

“谁想出这个主意？”

“最初好像是鲍罗廷提出，大家都一致同意的。”

3月25日，程潜来电报告江右军已经占领南京，26日早6时，林伯渠便携密令从汉口赶往南京。因事关重大，行前他还同各位老友又商谈一遍。国民党左派要人邓演达、顾孟余，张发奎亦赶到林的寓所送行。

林伯渠这次赴宁，公开的名义是代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慰问前线将士。同行的还有多名随员。郭沫若本来也是慰劳代表之一，因有事羁留南昌，未能同行。林伯渠对蒋的倒行逆施早已义愤填膺，此次肩负捉蒋重任，心情自然是兴奋中夹带着紧张。密令是由武汉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亲笔写在绸料上，又由林伯渠将其缝在衣缝内。那一天，他刚过了41岁生日。他那时的形象已经跟后来差不多了：一副眼镜，头发整整齐齐地梳向后面，上唇蓄着短须。坐在船上，闲来无事，林伯渠的脑海里出现了一幅幅捉蒋的场面，甚至公审、押赴刑场。

他哪里知道，从他出发之日起，捉蒋已成泡影：

原来，就在武汉决定逮捕蒋介石的那几天，蒋介石派人到汉口，叫同样受到武汉政府谴责的陈果夫赶快离开汉口，并嘱他在离开之前，与谭延闿接洽一次。

陈果夫与谭延闿联系后，直到晚上1点多钟才见上面。谭延闿要陈果夫给蒋带口信，说：“我的见解不及蒋先生，我初以为此间情况不严重，到此一看，才知严重性远出我想像之外。现在我己不能和你一样的自由了，要想离去亦不可能。但将来必回南京随蒋先生，并且今后一定必能听蒋先生的话，请告蒋先生，不久必可在南京会面。”说时，几至泪下。

当晚，陈果夫向谭延闿告别，于2时许下船。他离开汉口时，蒋介石尚在安庆，很可能在蒋还未去南京之前，他就将谭说的这一席话电告了蒋介石，因而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

第二日，3月25日，蒋介石已经由芜湖乘舰驶抵南京江面，并于次日驶向上海。

就是说，在林伯渠离开武汉时，蒋已去了上海。另一个情况是，在林离开武汉时，蒋介石已电召程潜至沪，委任程为南京卫戍司令，并将帝国主义和上海买办资产阶级给他的2000万元反共经费调拨一部分给程潜。程潜通过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及与李济深、黄绍竑、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接触中，得知蒋介石等人将要“清党”，同武汉决裂。他当时虽然不完全赞成蒋介石、吴稚晖等人的主张，但主张“调和”，表示愿赴武汉劝和。在这种情况下，再让他逮捕蒋介石，不论从哪一方面讲，都已是不可能的事了。

林伯渠对此一无所知。当他满怀希望赶往南京时，等待他的自然不是好运。

3月30日薄暮时分，林伯渠走下码头。他住下后得知程潜、白崇禧、何应钦正好刚刚从沪归来，便连夜登门，将“密令”从衣缝里取出，当面交给程潜。程潜当即展开绸料，只见赫然几字跳入眼帘：蒋介石不日自安庆乘军舰东下、到达南京之日，请即将其扣押云云。

程潜持着密令的手在微微颤抖，两只眼睛凝视不动，半晌不语，面壁沉思。一会儿，程潜突然打开话匣子，滔滔不绝地向林伯渠倾诉起来。尽管数落的都是蒋介石的逆行，但对密令所言之事只字不提。林伯渠着急了：“颂云，密令之事……”

“祖涵，形势毕竟错综复杂，良好的愿望不可能支配一切。”程潜边说，边将绸料点上火，看着它熔化在火焰里。

林伯渠甚惊，不解地问：“你就这般对待？”

绸料燃尽了，程潜的心情似乎也已平静。他拉林伯渠坐下吃茶，听他慢慢道来：扣蒋一事，有三不可行——

南京初复，江南甫定，军政各方，百端待举。奉系张作霖重兵麇集江北，日夜图谋，窥我之隙。蒋军劣迹多端，但面纱未去，原形未露，而国人尚未觉察。此时扣蒋，有重蹈太平天国大业未就，内讧先起的复辙，是则国人将谓我何？历史将谓我何？国人不同情此举，我将自陷被动，予人以口实。此之所以二不可行也。

第六军自粤兴师出发，跋涉千里，转战经年，主其大者，一战南昌，二战南浔，三战孙、张联军于南京，小战数十尚未计及，喘息未定，疮痍未复，士老师疲，亟待大力休补。而第一军自粤出发，乘孙军主力集结南昌、南京，后防空虚之际，不战而定闽浙，进驻苏常，士正饱，马正腾，气正旺，且与南京相距咫尺。此时扣蒋，第一军起而责难，何以善后？战事一起，我以久 战之师挡彼愤激之卒，第六军纵能再战，亦难久持，胜不可必。此之所以不可行也。

蒋现正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我等虽不值其所为，然而仍是他的部下，昔人以千乘之国，杀其君者必百乘之穴，尚有不夺不厌之诫。来日方长，我的下属不将一遇借口起而效尤，以犯我乎？以下犯上，日后何以统率部属？本为革命，本为共同对敌，一反而为内部仇杀，史绩斑斑，千古所痛。此为 所以三不可行也。

这虽然是程潜后来的回忆之言，当时大意亦为此。

林伯渠失望地看着程潜，问道：“你虽说得有理，但这密令不执行，如何交待？”

“我已把话说在前头，只能如此了。凡事三思而策，见机行事，谁能体谅我的处境！”

程潜要林伯渠即刻同他一道回武汉去“劝合”。

想想捉蒋之事已不可能，第二天，林伯渠在访问了白崇禧与何应钦，会见李富春及六军的一些人员之 后，于当晚与程潜一道返汉。

程潜和武汉国民党要人，都未料到蒋介石会很快搞到二、六两军头上，迅速控制南京。程潜4月4日同林怕渠回到武汉，开始他还极力宣传应与蒋某妥协，向人表白：不愿与蒋合作，但不合作又无钱。这时汪精卫已回国，并与陈独秀联合发表了宣言，说国民党领袖驱逐共产党是谣言。

此时武汉国民党要人和鲍罗廷，也都以为局势还不至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想等汪精卫到武汉后，再筹商对付蒋介石的办法。

但实际上这时已经晚了。

第三章 杀戮时刻 跳来跳去的汪精卫

就在剑拔弩张的时刻，原在法国养病的汪精卫途经莫斯科回国，于4月1日到达上海。

当时的汪精卫被公认为“左派”。尤其他又是在中山舰事件中被蒋介石挤走的，所以他的“左派”光环十分耀眼。他的离国，不但为国民党左派人士所痛惜，连共产党人的谭平山也在共产国际七次全会上疾呼：“左翼失掉了领袖！”同年9月，陈独秀在中央局报告时，也痛心疾首：“蒋介石只能做国民政府军事首领，党及政府首领仍应请汪回任。”这年年底，迁都之争发生以后，蒋介石反苏反共面目逐渐暴露，在这种情况下，更多的人重新燃起了对江精卫的青睐，从武汉到上海，到处是一片迎汪复职的鼓噪之声。

1927年3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了二届三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武汉方面已是洒扫庭除，以待“大王”来。

而此时，也正是蒋介石紧锣密鼓部署政变之时，他对汪精卫也不得不礼待有加，为的就是拉住汪精卫在上海和他一同干。这次“清共”会议是在莫利哀路孙总理故居召开的，参加者有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宋子文、吴稚晖等10余人。蒋介石将风尘仆仆的汪精卫迎进会议厅，道起“离别之情”。蒋介石显得焦躁不安。因为就在这一天，武汉政府下令通告免除蒋介石所担任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

蒋介石将电报递给汪精卫看，口中愤愤：“如果只是个人的进退出处，不可介意。但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问题，所以我誓必自责，完成北伐！”蒋介石边说边观察汪精卫的反应，发现汪氏并无反对之意，于是急忙紧扣主题：“你切不可到武汉去！总要把共产党消灭了再讲。你留在上海，帮助我以暴力清党，并赶走鲍罗廷，然后我们一道到南京去成立政府。”

汪精卫一边探询着蒋介石的目光，一边用眼角瞟着一旁的吴稚晖。后者彬彬有礼地不断点头，表示赞同。汪精卫沉默了。过了一阵，才踌躇他说：“介石，如果这一回东南与武汉开战，如果你失败了，我们国民党必就此消灭，共产党必就此起来；如果你得胜了，武汉被东南打倒的时候，国民党就要恢复到民国13年以前的状况。要是恢复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无论右派的军队，左派的党员，一定不会同你蒋介石合作，你在党里的生命，怕要从此消灭。”

蒋介石不由一惊，强忍着说：“现在不是这个问题，现在是国民党生存的问题。如果国民党可以生存的话，无论什么责任我都可以负担起来。绝不能自己不负责任，从中取巧，来做一个好人，现在我们只有不管成败利钝，同共产党分离。”蒋介石的狡猾就在于，他会左打一下，再右打一下。在“护党护国”的大旗下，含沙射影地攻击了“好人”汪精卫。

汪精卫见惯不惊，也会拉大旗作虎皮：“总理的容共联俄及工农政策不可擅变。”

这时出现了一幕滑稽场面：老朽吴稚晖莫名激动，竟扑通一声跪在汪精卫面前，哀求起来：“我求求你改变态度，留在上海领导吧！”

汪精卫一看这架势，吃惊得起身外逃，退上楼梯，连声说道：“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在场者都被弄得啼笑皆非。

蒋介石又在这略显轻松的气氛里相劝：“你切不要到武汉去。你去了，一定回不来。那时，你想不做共产党的工具亦不能了。你如果真正为本党，那就要到南京去，然后再请武汉一些中央执委过来。如果你到武汉去，国民党还不能团结，你还是要做本党的罪人！”

汪精卫坐回椅子，惊魂未定：“既然你对我寄予厚望，我当小心从事。”他很满意自己目前所处的位置，为了捞取更大的政治资本，他不想一屁股坐到蒋介石一边：“据本人观察，国民党与共产党亦不易继续相安。但本人希望暂时能维持合作，自己愿负调和之责。”

蒋介石继续施展他的外交手腕，把一张写好的，将在4月3日发出的通电，递给汪精卫。汪精卫一看，是蒋介石通电拥护他汪精卫的，心中一喜，立即表态：“好，我留下来，再做计议。”

“我准备15日在南京召开中央全体执行监察委员联席会议，彻底解决共党问题。”蒋介石说着自己的计划，“在未开会之前，要执行几个暂时应急办法。请你负责通知共产党首领陈独秀，立即制止国民政府统治之下各共产党员，在开会讨论之前，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认其为对政府之阴谋团体，不准存在。另外，前次开列的197名共产党跨党分子，就近知照治安机关，分别看管，制止活动。”

就在阴谋急急滚动之时，蒋介石并没抛弃假面具。在4月3日，他发出通电，表示服从汪精卫的中央：“自今以往，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事务，皆须在汪主席指导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中正统率全军而服从之。”

第三章 杀戮时刻 悲剧的发生

汪精卫到达上海前，也正是共产党中央紧张地准备应付蒋介石突然政变的时候。本来绷得紧紧的弦，在汪精卫到来的一夜间，松弛下来。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一贯认为汪精卫是“左派”的领袖，再就是汪精卫途经莫斯科时，共产国际和苏维埃政府答应给他全力支持。

应该说，在1926年以前，斯大林基本上是要中国共产党全力去支持国民党和蒋介石掌握的国民革命军。进入1927年，情况有所变化。就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结束不久，中国就发生了蒋介石同武汉国民政府的迁都之争。

在上海的3名共产国际代表向斯大林汇报说，这次迁都之争“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政府所在地的争论。问题在于国民革命运动同群众和共产党一道前进，还是同已在策划与日本和奉系妥协的独裁者蒋介石一道前进”。指出蒋介石2月21日的演讲是最后公开抛出的杀人演说，特别是提出上海问题目前有特殊意义，蒋介石需要上海作为继续反对左派和共产党、同北方和帝国主义进行交易的基地。蒋介石急冲冲进攻上海，因为他认为只有占领上海，他才能在同左派争夺国民党领导权的斗争中得到绝对优势。中国资产阶级也企望通过蒋介石保持自己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上海已经成了决定无产阶级领导权能否实现的关键，而蒋介石已经成了反革命的旗帜。

这些话不谓不实际，不谓不深刻。就连一直主张革命阵营不要分化太快、不同意鲍罗廷的联唐（生智）反蒋的维经斯基，去了一趟南昌，返回武汉后，连呼不得了，事态已无法挽救，上海就要被蒋介石变成右派的一个堡垒！

共产国际也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指示：共产党千万不要掩饰国民党右派背信弃义的反动政策，必须动员群众团结在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周围，使国民党右派在政治上名誉扫地，撤销他们的领导职务。似乎共产国际已十分清楚地认定蒋介石是国民党右派了。然而，他们对蒋介石以及中国革命形势仍抱乐观态度。1927年3月16日，《真理报》发表社论：认为革命阵营内部的分歧不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观点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这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又说，帝国主义者力图把中国一些军事领导人从国民党中分裂出去，这是枉费心机的。社论最后说，中国革命的道路固然艰巨，但没有理由产生悲观主义。

面对上海即将发生的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紧张形势，共产国际执委会对中国共产党指示：在群众中开展一次运动，反对已在策划中的政变，并开展一次反右派的运动。鉴于力量对比上处于非常不利地位，我们不要匆促地进行公开斗争。武器不要交出去，必要时须隐藏起来。

与此同时，斯大林希望利用右派。他在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说：为什么要驱逐右派？目前我们需要右派，右派中有能干的人，他们领导军队反对帝国主义。蒋介石也许并不同情革命，但是他在领导着军队，他除了反帝而外，不可能有其他作为。他们同富商也有联系，他们可以在那里筹措资金。因此要充分利用他们，像挤柠檬汁那样，挤干后再扔掉。

最后这句话太形象了。太形象的话很容易铭记。

陈独秀一辈子没忘。而且，当汪精卫路经莫斯科，共产国际认为他是左派的领袖，答应全力支持他。汪精卫回国后，蒋介石利用反革命的手，发出通电后，莫斯科更是非常乐观。4月5日，《真理报》再次撰文说：国民党可望继续支持革命的工农和民主群众；国民党内关于个人领导问题上的争论已经解决；蒋介石已完全同意国民党员中间的分歧由集体来解决，全体党员必须服从由此产生的决议。蒋介石已表示愿意绝对服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汪精卫的归来，共产国际代表、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都寄予极大希望。

罗亦农经过短暂接触后，做出了这样的评价：汪精卫的态度非常之好，政治观念很稳定，与C. P.可以合作下去，甚至到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又说汪精卫来后上海争斗比较缓和，前晚蒋已下动员令，后因汪来即收回。

后经查实，蒋介石到上海后，4月1日的确下令刘峙发动围缴纠察队枪械，是因汪精卫到上海，蒋介石将命令收回了。

这几天，陈独秀就是生活在国际和国内酿造的和平氛围中。

4月3日，他和周恩来一起去见汪精卫，陈独秀早早地伸出手，和汪精卫寒暄不已。陈独秀问：“听说你去了一趟莫斯科？”

汪精卫没有正面回答：“孙先生是主张联俄联共的嘛。”

陈独秀和周恩来坐下：“共产国际和我们的态度一样，是希望你回来的。”

汪精卫颔首：“兄弟在外都听说了。谢谢你们的信任。”

陈独秀：“你不在，国共两党闹得很僵，蒋介石在九江、安庆都做出来了，我很担心上海的形势，你来了就好了。”

“这几天我和稚晖、元培、石曾诸同志谈话，听说共产党喊出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的口号？”汪精卫在微笑中说着严肃的主题。

“绝无此事！”陈独秀断然否认。“这个事情，我和稚晖多次声明过的，纯属谣言。”

“没有就好，我再和稚晖谈谈。”汪精卫像个好事的仲裁者一样，开始在国共两党间跳来跳去，而将他的终极目的隐蔽得很深。陈独秀走后，他又向吴稚晖、李宗仁、张静江吹风。

吴稚晖摇头晃脑，咧着嘴：“你要听他的，他以前也和我说过，都是说说而已，陈独秀的话都是骗人的。你叫他写在纸上试试！”

汪精卫就跑到陈独秀处，把吴稚晖的话一说，陈独秀反倒急了：“怎么是空口无凭呢？我可以写在纸上，叫他看，叫天下人看。”

4月4日，陈独秀将自己写的一个声明态度的材料，交给汪精卫。写作酝酿时，陈独秀反复翻看国际来电，以便使自己的观点更符合国际精神。汪精卫接过来看，上面有两点很醒目：一是表示国民党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二是表示赞同国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政策。陈独秀还写道：我们应该站在革命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协商，开诚进行，政见即不尽同，根本必须一致。

汪精卫看后说：“我同意你的意见，如果两党果真如此，对国民党、对共产党都有好处。”

“先生如果有诚意，请签上名，算是我们的一致意见，如何？”

汪精卫同意，重新细读了一遍，签上名。

第二天，《时事新报》、《民国日报》都发表了这份《汪、陈联合宣言》。

蒋介石见了直拍桌子，吴稚晖张口便骂： “这不是和陈独秀吊膀子吗？一个兔子白面书生，一个兔子横眉竖眼。”当天，吴稚晖当着众人面质问汪精卫：“孙先生在时，也没有同意国民党与共产党共治中国，只言共产党帮助国民党。”

汪精卫赔着笑脸：“我们只讲两党误会不可发生，没有讲两党共理中国呀。”

吴稚晖又在追问：“发表联合宣言是你的主意，还是陈独秀的主意？”

汪精卫好似很委屈：“我只打算和陈独秀发表一个辟谣宣言，防止两党误会加深。你们这样有意见，早知如此，不发就是了。”

“你应该知道，陈独秀是共产党的党魁，是他们的家长，他在共产党里的领袖身份是无可怀疑的。但是我们国民党内是否有这样一个党魁或家长呢？”吴稚晖讥笑道，“现在有人以国民党党魁自居，恐怕不见得吧！？”

汪精卫十分难堪。羞怒之下，他乘夜船去了武汉。

据后人推测，也不排除汪精卫当时动摇的心情。从共产党的本意来说，发表汪、陈宣言，是想从策略上打破右派的伎俩。这从罗亦农4月6日在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可以看出，罗说：“陈、汪联合宣言，已使许多造谣中伤的右派伎俩都将打破，许多怀疑的国民党的分子也可不怀疑，所有国民党党部及我们党部要发表宣言表示拥护。尤其是我们在工人、学生、妇女群众中要特别拥护我们的领袖独秀同志，都有很重大的意义。第二，是想缓和紧张空气，使冲突‘暂缓爆发’。”

然而，在这种非常时刻，哪怕是和风细雨的求和之声，在敌对者看来，都是一种潜在的危险，都可能夜长梦多，都是一种宣战。

蒋介石也怕汪精卫真生变故。他怕汪精卫将武汉政府和共产党搅到一块，那样，仅凭蒋介石的力量是难以撼山的。于是蒋介石不能再等待，他要赶在风雨之前，一个闪电霹雳……

不能说共产党方面毫无警惕。陈独秀是和汪精卫一样，到武汉去了。留在上海的区委们在4月6日开了活动分子会议，由赵世炎主持。他在说明此次会议的原因时，特别强调：“现在上海犹处危险时期，不仅关系上海革命，也为中国工人胜利或失败的关键。现在大多数同志尚未明了现在政局，所以召集此会。”

接下来，罗亦农所作的报告中也指明，当前时局紧急来源于国民党新右派的向革命势力的争斗，斗争性质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罗亦农 概括了上海和整个革命的危险局面：蒋介石为一切右派反动派的集中点，凡是与武汉政府对立的人物都集中在上海了，所以这个争斗是全局性的，不是简单的上海问题，这个争斗的主谋是蒋介石。蒋介石在江西、安庆、芜湖、杭州、宁波都有烧工会、捣毁党部的事实，上海虽未爆发此种行动，但正在酝酿中。

上海区委在积极准备，没有人想到退却。然而，他们没有经验。在他们一片乌云密布的心灵的天空中，他们企盼那个“宣言”会营造奇迹；他们寻找着远方的一隙强光。国际会说什么？陈独秀翘首以待。

在等待中，他陷入了机会主义的泥潭。他的缓兵之计，非但没有缓住敌手，反而麻痹了自己。

汪、陈宣言发表后，莫斯科中山大学广有影响的《国际评论》说：更使外国帝国主义失望的是汪精卫和中国共产党书记陈独秀共同签名发表的宣言，在宣言中特别指出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目前任务不是完成他最后目的，而是同国民党合作达到国民革命胜利为必要条件的。同时在国民党一方面也劝告自己党员忠实的与共产党员合作，因此，中国革命的仇敌者都应当知道国民党是一个统一的反帝国主义的有机体，它可以打败一切和这个或那个资产阶级集团的妥协。

当悲剧过后，陈独秀才告诉同志们：当蒋介石在准备反革命政变的时候，国际又电令我们将工人的枪械埋藏起来，避免和蒋介石军队冲突，勿以武装力量扰乱祖界等等。

上海区委已经认识到共产国际这个藏枪批示是自杀，情愿不避大的流血与牺牲。上海区委被政变的车轮碾进了血泊。

第三章 杀戮时刻 连锁反应

蒋介石在完成了政变的一切准备之后，于4月9日离开上海到南京去了。

4月12日，反革命政变就爆发了。

政变是由杨虎、陈群出面策划，利用上海青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力量组织打手，又联合洪帮，成立秘密的“共进会”及公开的“工界联合会”，组织帮会群众数千人，自备武器，臂缠白布，上书“工”字为号，在取得国民革命军及租界当局总领事费信淳的同意后，由原任宁波炮台司令张伯歧任总指挥，向工人纠察队进攻。

前一天晚上，由杜月签出面设宴，请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赴宴。工会的另一位负责人李泊之劝其不要去，汪考虑后认为还是应该去：“我过去和青洪帮流氓经常打交道，他们还讲义气，去了或许可以把话谈开，不去反叫人耻笑！”他去了，就再也没有回来。

当日凌晨，祁齐路上的北伐军司令部内响起了军号声，上海滩内的炮舰也拉响了汽笛，被雇佣的流氓打手冒充工人，向闸北、南市、沪西、吴淞、浦东等 地的工人纠察队进攻，至12日，双方发生枪战；继由东路军总指挥兼戒严司令白崇禧，第二十六军军长兼戒严副司令周凤歧，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对双方实行缴械。2700名配有1700支长枪和几十挺机关枪的工人纠察队在几小时内就被解除了武装。工人纠察队有的来不及反抗，有的虽拼死抵抗也不能幸免，几百名工人纠察队员被杀害。

4月12日是历史血染的一页。也是历史大转折的一天。

周恩来原来往在商务印书馆俱乐部，领导工人纠察队的整顿和教育工作。11日晚上，反动派动手前，先由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长斯烈出面，装作无事似地邀请周恩来到师部议事。周恩来想到第二十六军也需要做工作，就去了。

30年后，周恩来回忆此事时，清楚地记得：“敌人是怎样骗我们的呢？一个驻在闸北的国民党师长叫斯烈，他的弟弟斯励是黄埔军校出来的，是我的学生。斯烈就利用这个关系和我们谈判。我们就迷糊了，认为可以利用他。我们认为他不会对我们动手。其实我们这时重点放错了，重点应放在保持武装。当时我的副指挥也去了。”他们一去，斯烈的态度仍然很客气，但拖着不让他们再离开，同时就对工人纠察队下了手。

12日凌晨，罗亦农得知周恩来被扣的消息，立刻要原来同第二十六军党代表赵舒熟识的共产党员黄澄镜找赵舒营救。黄澄镜到了第二师司令部，见周恩来正双眼怒视斯烈，抗议他们的反动行为。房间里的桌椅已被推翻在地，茶杯、花瓶散碎在地上。

周恩来对着斯烈怒发冲冠：“你还是总理的信徒呢。你们公然背叛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这样做是绝无好下场的！”

斯烈低首喃喃：“我也是奉命的。”

经过赵舒同斯烈个别谈话，斯烈开始改变主意，向周恩来表示：“事情已经过去了，请您来谈谈，并无其他意思，误会，误会。”

周恩来气愤至极，不再理睬他，转身同黄澄镜一起坐上汽车，冲过重重关口，回到北四川路东四卡子桥附近罗亦农的办公室。

从周恩来的回忆和当时报刊分析，斯烈的欺骗能够得逞，与当时中共领导机关（包括周恩来本人）对二十六军政治倾向的估计失误有关。

周恩来在3月30日的特委会上曾认为，斯烈可以指挥周凤歧，如斯死，二十六军则可完全为蒋所用；罗亦农也认为二十六军左派居多。因此，总工会在4月11晚接到流氓将来袭击的密告后，仍把希望寄托在二十六军保持中立甚至支持革命上，特备函该军，请求他们在万一发生不测时，给予援助。在这种整个领导机关的估量出现偏差的情况下，不能即时识破那种以谈判为名把指挥员 与队伍隔离的精巧骗局，无论如何是可以理解、无权苛责的。

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支的事件发生后，上海各界纷纷起来指责白崇禧等人的反叛行为。连《时报》也在呐喊：扶助农工为孙中山首定的政策，工人纠察队为民众武装自卫的表现，今受此横暴摧残，何以自解于革命民众？何以对总理在大之灵？

4月13日上午，闸北工人群众在青云路广场集会，抗议帝国主义和上海军事当局的反动行径，要求收回工人武装，惩办破坏工会的军官，抚恤死难工人的家属。

会后，群众前往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请愿，当游行队伍行至宝山路时，早已埋伏于此的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士兵，竟开枪扫射徒手群众，枪击历时十五六分钟，死者血流街道，伤者纷纷倒地，呼喊啼哭之声惨不忍睹，当场受击毙命者达百人之上，伤者更不可数计。反动军队制造血案之后，即实行清街，用大车将死者拖至荒郊埋藏，每车堆装10余人；尚有重伤不及死者，亦被横拖倒拽放置车上，送入土窟。南市方面，也发生了反动军队向游行工人群众开枪事件，当时立毙10余人。

南京政府成立后，蒋介石派杨虎为上海警察厅长，更加疯狂地逮捕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杨虎和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陈群甚至公开发布命令，以金钱悬赏捉拿共产党人：如查获首要者，每名赏给大洋1000元，附从者每名赏大洋500元。自14日开始，被拘捕至龙华总指挥部的共产党人有千余人。上海狼虎（杨虎）成群（陈群）而出——这种流行一时的说法形象地描绘了笼罩上海的白色恐怖。

资产阶级对蒋介石的举动大加赞赏。上海商业联合会和银钱两业公会分别发出了拥蒋清党电：对于当局清党主张，一致表决，愿为后盾。

帝国主义的报纸一致赞颂蒋介石处置适当。日本报纸一马当先。《朝日新闻》谓此次举动“可造成更稳之空气而终止上海仇外骚乱”；《日日新闻》则称：上海方面之行使非常手段，一面表示蒋介石一派与武汉派决裂固不待言，同时亦表示驱逐在武汉派后面之鲍罗廷以下之俄国势力，此点与北方军阀之主张实属一致。

蒋介石自己好生得意：共产党声势从前何等浩大，但吾人一言清党，青天白日旗下各领域，或迟或早，一致起而铲除。彼等终于无尺寸立足地！

蒋介石是4月9日进驻南京的。

这天下午，本来公共体育场正在召开迎汪复职大会，未料蒋介石不期而至。为了给蒋一个面子，迎汪大会临时改为迎蒋大会。蒋介石还没露面，他的打手们已先登场，他们手持木棍、铁棒、手枪等凶器，先冲入市党部，将办事职员捕去10余人；又到省党部将各部长及职员捕去20余人，喊打1小时之后，又捣毁了市总工会。

10日上午，南京10万之众集会，向蒋介石请愿，提出保护省市党部、工会组织，将反动分子交人民审判。蒋介石不肯答应，愤怒群众誓死不离总司令部。僵持数小时之后，“南京劳工总会”的数百名流氓打手，手持竹棍等凶器，冲进群众队伍乱打一气，并开枪打死数十人。群众向东辕门拥去，压死、踩伤、打伤者难以计数。当时，中共南京地委召集紧急会议，由于不慎走漏了风声，反动军警包围了会场，参加会议的中共党员侯绍裘、谢文锦、刘重民等10余人被捕，先后遇害。

这是先于“四一二”的南京“四一零”血案，同为蒋介石幕后策划，是为其在南京另立中央扫清道路而为。

在这个信号之下——

广西：留守南宁的黄旭初、伍展空等人接到黄绍竑的清党电令后，立即行动，于4月12日逮捕了中共在广西的领导人梁六度等13人，并通缉黄家桢等人。之后，不仅共产党人被杀害，连倾向革命的人士也未能幸免。多年之后，李宗仁在忆及这段历史时曾感叹：其实，广西当时共产党人甚少，省党部委员之中，只有少数左倾分子，没有真正的共产党。谁知电到之后，广西留守人员竟将这些左倾的省委枪杀了，同时各县党部中的极少数共党也被捕杀。在桂林县党部中，我的一位年轻的表弟李珍凤也被杀。珍凤是我外婆家的侄孙，其父为有名的凛生，住居两江圩西岭村，也是个世代书香之家。珍凤矮小精悍，能说会讲，干劲十足，可说是个有为的青年。北伐前曾随我去广州，大概就在那时加入了共产党。他对我从不讳言其为共产党。有一次，他竟大胆地顽皮地对我说：“表哥，中国20年后便是我们共产党的天下！”我回答说：“不要胡说！”这样活生生的一个青年，也在清党运动中被杀了。

广东：屠杀之惨，共产党人牺牲之多，除上海之外，以广州为最甚。李济深由沪返回广州后，于4月14日晚间，召集上层军官举行紧急会议，讨论 反共计划，决定于翌日开始对共产党人采取行动，由钱大钧出任戒严司令， 负责指挥一切。4月15日凌晨2时，广州城实行戒严，市内军警密布。他们仿照上海“四一二”同样的伎俩，先由伪工会组织的地痞流氓袭击工人纠察队驻地和各革命的工会团体驻地，钱大钧、李福林则派出军警随后协助。工人纠察队借助两辆机车做堡垒，坚守在住所内，开枪还击，一直持续到中午，终因寡不敌众，被迫缴械。据事后所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及政治部宣传科长杨其纲，于4月15日被捕，不久即遭枪决。黄埔学生被捕者数百人，被杀者不计其数。政治教官萧楚女患肺病，正在东山医院养病，被军警提出挂在汽车后面活活拖死。共产党人韩麟符后来向武汉中央报告广东“清党”情况时说：李济深由上海返粤，就传播16日共产党将攻击沙面的谣言，我们就知道16日必有大大的变动。不料14日夜2时，就把罢工委员会、广三工会、广九工会都解散了，中山大学、执信中学、第一中学，他们也尽量破坏。他们是用学生抓学生，工人抓工人，一直大肆逮捕。至次晨，总计被捕同志2000余人，都被禁铜在南关戏院。广东的反共清党，对于蒋介石集团的反动战略极为重要，它切断了武汉对外的海上联络。广东的共产党人大部被捕牺牲，工人武装纠察队被摧毁，只有海丰彭湃领导的农民军及北江罗绮园的农民自卫军及时撤离，并成为中共后来举行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基础力量。

福建：是蒋介石在全国发动“清党”的突破口。4月3日，在蒋介石的直接命令下，蒋介石在福建的代理人、临时政治会议主席方声涛和东路军后方代总指挥、新编第一军军长谭曙卿等，在福州南校场举行拥蒋“清党”大会，提出“驱逐鲍罗廷”，“惩办”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徐谦、邓演达和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恽代英、于树德；会后重组了福建省党部筹备处。4月4谭曙卿就任全省戒严司令官，宣布一切集会、结社、群众运动概不举行，如有违反戒严办法及暗中破坏者，即从严惩办，武汉初闻福建掀起反共浪潮，乃于 4月6日由中央政治委员会决议派中共党员江董琴、许苏魂为福建党务指导员，以挽回危局，但为时已晚，江、许尚未动身，福建的中共党员不是锒铛入狱，便被逐他乡。

浙江：蒋介石的老家，江浙财团的发祥地，自然不甘落后。张静江亲自前往部署“清党”。4月11日清晨，杭州市公安局局长章烈率领大批军警，袭击了省市党部、总工会，搜查了著名共产党人的住宅，逮捕革命者，是为杭州“四一一”事变。离蒋介石老家更近的宁波，是在上海的陈群、杨虎带着一班打手到来之后遭难的。他们审问革命人士时，施用残酷的肉刑和野蛮的斩刑。共产党员杨眉山（国民党市党部常务委员）、王鲲（总工会主席）被斩首，女共产党员胡焦琴先被刺胸再枪杀。成千的人被投入狱中，很多农民被地主挖眼割舌，火烧和活埋处死。南京政府成立后，由张静江、蒋介石、何应钦、周凤歧等出任政治会议浙江分会委员，4月27日浙江省政府宣布成立，并推张静江任省政府主席。宣中华、安体诚等著名中共领导人均被捕牺牲。

安徽：反共清党，于3月19日蒋介石自九江进驻安庆即已开始。“三二三”事件乃安徽全面“清党”的先声。经此事变后，中共在安徽的力量损失殆尽。“四一二”政变后，安徽的反共势力更是穷凶极恶，于4月14日晚紧急开会，第二天便开始行动——绸布业工会召开成立大会，第十军部队与反动组织鲁班阁总工会按事先部署冲入会场，逮捕共产党人，击伤与会者无数。据安徽总工会常务委员、共产党人舒传贤向武汉中央报告：该会会员江益裕左臂中弹，受棒伤者无数，失踪者10余人，被捕者7人。

四川：3月31日，重庆工、农、商、学各界3万余人在打枪坝召开大会，抗议英美帝国主义炮击南京，反对蒋介石独裁，反对四川军阀卖国。中共在四川的主要骨干均参加了大会。四川军阀刘湘奉蒋介石的秘密电令，指使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派兵包围会场，向集会群众开枪扫射，一时血流遍地，呼声震天，惨不忍睹，痛不忍闻。这就是重庆的“三三一”惨案。著名共产党人杨圈公、陈达三、张思古、漆南勋、程兼渊等均被捕遇害。幸免于难的共产党员杨道融报告：死者在400人以上；工人的纠察队几乎全部被歼灭。

北京：跌至穷途末路盘踞北京的红胡子张作霖，在蒋介石的公开叛变后，看到了一线生机。在月英帝国主义居中牵线后，他们与蒋介石遥相呼应，在4月6日派军警袭击了苏联驻中国使馆，逮捕了苏联外交人员和正在西院屋内伏案工作的李大钊，国民党左派路友于等人亦被跟踪逮捕。4月28日上午，经警察厅仓促“军法会审”，即将李大钊等20人押送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刑场。4月30日的《申报》报道：当日看守所马路断绝交通，警戒极严，东北宪兵营长高继武为监刑官，在所内排一公案，各党人一一依判决名次点名，宣告执行，由执刑吏及兵警送往绞刑台。闻看守所中内有绞刑台两架，故同时仅能执行二人，而每人约费时18分钟绝命。计自2时至5时，20人始处刑完毕，首登绞刑台者为李大钊，闻李神色未变，从容就死 行刑既毕，尸身20具并列于绞台之侧，男尸19具，女尸1具即张捐兰也，面皆俯向下，皮肤惨白，颈或有红痕者，头发无不蓬乱，衣多布衣，履多革履，一望固知其为青年学生也。

对共产党人的清洗甚至波及到海外。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国民党巴黎支部的反共人士闻风而动，于4月24日首先发难，召开紧急大会，发表反共宣言，驱逐共产党人。翌日，德国支部亦照此办理，反污共产党人“叛党叛国”。4月28日，沙都古、青田、比映古、马赛、匈牙利、西班牙、土耳其、古落梅等支部的反共人士宣布赞成“驱共”。4月29日，巴黎、青田、沙都古等地的反共势力相互勾结，组织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改组筹备处”，并发表改组总支部意见书。截至5月初，里昂、比国、哥城、蒙伯里等支部的反共势力开始了“清党”行动，约有50名共产党人被驱逐。6月14日，南京中央清党委员会议派出5人，组织海外清党委员会，开始对海外的共产党人步步紧逼……

一名参加过“清党”后来又于心不安的国民党员，对“四一二”大屠杀曾说过这样的话：整个国家政治就从此颠倒矛盾，一切灾祸亦接踵而至。呜呼，不知多少万热血青年，就在这“清党”明文的“停止活动”四字之下，断送了最宝贵的生命！国民党为“救党”而屠杀了中国数百万有志有识的青年，这个损失是中国空前绝后的损失，即秦始皇之焚书坑儒亦不至于此。国民党之最大罪恶为“清党”，剿灭民族生命力之“清党”为此后国民党一切犯罪之总根源。

回想龙华倒下的一排排尸体，回想钉进李大钊指甲缝的竹签子，和那些被活活扔进火车头锅炉里的纠察队队员们，一个“参与者”尚能认识如此，共产党人还有什么话说？历史已经到了最后的抉择。

1927年的“倒春寒”比哪年来得都狠长，共产党人在料峭的寒风里，浑身像被冰雪之甲紧箍得透不过气来。

第四章 党在激流人在悬崖 周恩来主张讨蒋

1927年3月以后，中共中央委员们陆续集中于武汉三镇，留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到3月底只有陈独秀和彭述之了。4月之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自广州经湖南到达武汉。彭述之、蔡和森也先后到达。从4月4日到20日，在武汉连续召开了共产国际代表、中共中央委员和湖北区委的联席会议，先后参加会议的有瞿秋白、谭平山、蔡和森、张国焘、张太雷、罗章龙、毛泽东、陈延年、彭述之、邓中夏以及罗易、维经斯基、鲍罗廷等。

中共中央对上海的情况完全不明，决定从武汉派李立三和聂荣臻到上海了解情况、处理善后。

李立三这段时间一直在武汉领导工人运动，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他一生几度出生入死，即使在武汉还算左派的天下，他也不得安宁。右派为了谋害他，雇用了一些刺客。刺客们算计他的方式也比较怪。总是事先侦察好他的行踪，趁他不在，突然袭击他的住处或工作点，一般都是放几枪就跑了。原来刺客们知道李立三在工人中影响很大，怕遭报复，同时指使者是雇一次付一次钱，于是他们就用这种故意扑空的办法，多赚几个钱。有的时候，上头逼得紧了，他们便偷偷通知他：某日某时我们将在某地采取行动，请你届时避开。危险的环境将李立三磨炼得格外机警。

聂荣臻是被党派往苏联学习军事，于北伐前与叶挺等人一齐回国的。他任军委湖北省委书记，频繁往来于武汉三镇，了解情况，传达中央指示，派遣干部。党对张发奎的部队寄予希望，分去了大批黄埔四期的毕业生，林彪就是这时经聂荣臻分配到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去的。叶挺在汀泗桥、贺胜桥中战功卓著，晋升为二十五师副师长。李硕勋也在此时派往二十五师任政治部主任。七十三团后来成为南昌起义的主要部队。

为了安全起见，他俩通过关系，搭上了宋子文的船，一直坐到南京。在南京又和共产党际代表维经斯基等人同车去上海。他们到达上海后，先找到赵世炎的秘密住处，随后又找到周恩来、陈延年、罗亦农等。

周恩来转移到吴淤附近徐家宅一处工人住家的小阁楼上继续工作。这里离市区远，偏僻荒凉，巷子狭小，房屋破旧，周围大多是工人宿舍，不易暴露目标。他们几个再加上3个俄国同志组成特务委员会，就在赵世炎家里开了会。周恩来把上海受损的情况一说，个个对蒋介石切齿痛恨。

李立三传达他们来上海的任务：“武汉对于打击老蒋的决心已成事实，因为军事问题还在犹豫。现在不但军事上犹豫，已发生政治上的犹豫，因为奉方（指张作霖部）进攻甚烈。所以决定如果蒋不十分反动，还可姑予敷衍，尤其是接到仲甫等来电表示反对打蒋，大家益发动摇。”

李立三总是西服眼镜，很像银行经理。他性格豪爽，外表最大的特点是嘴大。在旅欧期间，当同学们情绪低落时，他就表演把拳头伸进嘴里，引得大家发笑。现在却神色严肃。他的话也引起周恩来的激愤：“我们在这次屠 杀中可以看出老蒋只是对我们表面和缓，实际是准备整个打击，但我们事前太和缓，以致无好好反蒋宣传，以致民众对我们不满意。军事上，武汉方面对于老蒋无积极对付的方策，而主张先北伐，并怕老蒋军事力量太大照我们观察，对于老蒋军队并不是没有办法，且应先解决老蒋，然后再北伐。现在我们应打一电报给武汉提出抗议，要求赶快决定打东南的方策，马上派得力人员来东南准备军事活动。”

4月16日，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等从上海致电中共中央，建议迅速出师东征讨伐蒋介石；当时，关于武汉政府的战略方向问题，意见纷纭。

瞿秋白早在4月初，就与吴玉章等提出，把第四军调到南京，以呼应上海的革命势力，监视蒋介石的行动。因鲍罗廷反对，未能实现。这时，瞿秋白又提议先打南京的蒋介石，然后北伐张作霖。但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主张直接由武汉出师河南进行北伐。鲍罗廷主张北伐到西北去，打通国际即中国与苏联之间的路线。罗易则着眼于布置巩固武汉政府的防线。

中共中央内部，陈独秀、彭述之、张太雷等赞成鲍罗廷直接北伐的主张。

蔡和森主张在立即实行土地革命条件下进行北伐。张国焘、谭平山主张南征。

最后，北伐主张占上风。

在素以家长自居的陈独秀看来，党内和他能够并驾齐驱的人，只有李大钊够资格。其余的在中央领导层的人，不过是他的学生、翻译或顾问，根本不放在他眼里。陈独秀最得力的助手彭述之，处处维护陈独秀的家长之尊，同时紧紧抓住陈独秀，挟陈以自重。动辄说：老先生的意见同我一般。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除了陈独秀以外，非他莫属。所以在党中央，与陈独秀相左的意见很难通过。

陈独秀还是不赞成先打蒋后北伐的意见。他对着上海区委打来的电报直摇头：“现在罗易和鲍罗廷都拿不定主意，罗易要巩固两湖，鲍罗廷要北伐京津，我看国民政府能免掉蒋介石的职，通缉蒋就不错了，叫他东征，很难的。”

当时虽然中国革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从共产国际传出的消息给人的印象是：中国革命好像是跨进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今后只要和国民党左派继续在武汉保持密切合作，继续按既定方针办，革命仍能如原来设想那样走向胜利。许多不明究竟的党员，以为形势真的只是暂时明暗不定，很快又会阳光普照的，所以思想上虽有许多疑问，却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在举棋不定中，陈独秀又去找汪精卫商议。汪精卫反复权衡了武汉国民政府中的两派意见，决定继续北伐，同时成立一个土地委员会，研究土地问题。

4月18日，经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决定，以唐生智为总指挥，率军于19日出师北伐。土地委员会开会时，也邀请陈独秀参加。参加会议的还有邓演达、徐谦、谭平山、顾孟余、毛泽东等人。谭平山是国民党农业部长，毛泽东是中共中央农委书记。陈独秀对土地问题的原则和方法提了六七条意见，他强调解决土地之先决问题，必须给农民以武装及政权，但谁给农民以武装和政权？毛泽东听了直摇头。

第四章 党在激流人在悬崖 迷航的舵手

4月27日，一个偌大的中共中央“五大”是在一所小小的武昌高等师范第一附属小学中召开的。

会场内一片肃静。被蒋介石通缉的共产党“首要分子”几乎都在这里。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董必武、项英、陈潭秋、苏兆征、向警予、蔡畅、向忠发、罗章龙、贺昌、阮啸仙、杨匏安、王荷波、彭公达、李立三等80多人参加了会议。代表党员57967人。国民党要人汪精卫、徐谦、谭延闿等都列席大会并致祝词，以示国共两党的合作仍在继续。

为了防止意外，开幕式后，大会转到市郊黄坡会馆召开。但是这些热闹的场面，并不能抵消共产党人内心的苦恼。就在大会开幕以前，共产党损失了上海、广州、北京三个重要的区委组织。那些地区的首脑部多被摧毁，大批同志被屠杀。剩下的组织不是失去联络，就是在极端困难的状况下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几乎所有出席的代表都为此心情十分沉痛。许多著名的人物——

李大钊没有来。“五大”开幕这天，是他临刑前夜。4月28日，他被张作霖绞杀。

邓培、萧楚女、熊雄、李启汉、刘尔菘没有来。10天前，他们在广州被李济深、古应芬、钱大钧杀害。

周恩来、陈延年、赵世炎没有来。作为转入地下斗争的上海特委们，正在白色恐怖中与敌人周旋。

陈独秀主持会议。在他身旁坐着罗易、维经斯基、鲍罗廷以及米夫、罗卓夫斯基等人。

会前，住在中央机关 61号的陈独秀精心准备了数万字的发言提纲。他要谈的问题太多了。党的“四大”以来，特别是中山舰事件之后，有多少事情值得检讨？当时退让不对吗？左派力量那样弱，不退又如何呢？不是连汪精卫也回避了吗？上海的武装起义有没有问题呢？有。假若不搞这样的武装对抗，蒋介石还能找到借口缴工人纠察队的枪吗？他在提纲里注明这一点：“上海工人举行武装起义是错误的，问题是我们不懂得革命的方法，当时应该进行经济斗争，谈不上实现民主专政。”他突然想到几天前吴玉章的一个提议，要把一个共产党员领导的营扩成一个师，他当时没有同意，这不是让人家抓我们的把柄吗？再有那个瘦高个子的湖南人毛泽东，几次跑到武汉来跟他谈农民问题，谈“农民运动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谈“矫枉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毛泽东的语气那样重，好像已经不愿听他的了。在毛泽东那双明亮的眸子里，似乎又多了几分怨气。

会前不少人觉得要彻底检讨过去，才能给未来带来生机。在上海坚持斗争的周恩来，让罗亦农带来两点意见：中央要承认错误，彭述之不能进中央委员会。

陈独秀想说清点什么，但一触及具体问题，又觉难于下手。

目光一回到手边的文件时，又会出现斗大的四个字：共产国际！这四个字总在冥冥中支配着他的思维。

当穿着长衫的陈独秀作报告时，代表还是注意听着，希望他能对过去的错误有所检讨，对当前的局势进行明确的分析，然而他们失望了。会议休息的时候，罗亦农走到瞿秋白的面前，咧开嘴吐出“糟糕”两字，瞿秋白抽着烟，长久地沉默着。

下午再开会的时候，每个代表的座位上发了一本小册子，在第2页中间写着《第三国际还是第四国际？》下面写着“布尔什维克主义”，看见这几个字，代表们笑眯眯的，也有人当场出声地笑起来。这是身穿灰布长衫，剃着光头，戴一副深度白丝边近视眼镜的恽代英。他是对陈独秀极不满者之一。他一边笑，一边用手帕擦着鼻子，说：“这个标题写得好，写得尖锐 ”陈独秀也看到了小册子，很不高兴，彭述之附和着：“这是见了鬼！”“见鬼”是彭述之的口头禅。他在主席台上一口咬定中国没有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就等于似有似无的鬼 ”瞿秋白在散会时说：“彭述之承认资产阶级是有的，不过是‘鬼’，而不是人，这真是彭述之的有鬼论。可是只和‘鬼’联合，而不要和人——工农联盟，把革命的领导权双手供奉给‘鬼’，这真是见了‘鬼’！”瞿秋白为此心里憋了不少火。他在小册子中写道： 我将我对于党的意见，亦许是大家不能和我一致的，完完全全他说出来。我肯定他说：我们的党是有病的。凡是有病的人，如果讳疾忌医，非死不可。而我们党的第一种病，便是讳疾忌医。斩首是中国皇帝的东方文化，是中国的家常便饭。但是我要做一个布尔什维克，我将服从真正列宁主义的纪律，我可不怕皇帝制度的斩首。我敢说：中国共产党内有派别，有机会主义。如果再不明白公开的揭发出来，群众和革命要抛弃我们了。我们不能看党的面子，比革命还重。一切为革命的胜利！

瞿秋白针对的是彭述之，原拟对陈独秀发动检讨攻势。鲍罗廷平时不多过问中共内部事务，这次也劝瞿秋白：你们已经很困难了，不应再去动摇现有领导。还是少检讨一些过去，多策划一些未来吧。瞿秋白也只好忍了。

陈独秀的地位是动摇了，但是谁又能在这个紧要关头继承其事？党内也有一种担心：自身检讨会降低自信，反而增加困难。再说检讨过去，也会涉及到共产国际对于中国的指导是否正确的问题，尽管共产国际领导的威信已在降低之中。

会议白天在会场进行，多是代表们冗长的报告。而真正紧急的问题，多半是在鲍罗廷的寓所里进行。人们多觉得这样一些带机密性的重要问题是不宜在人多口杂的大会中讨论的。也有人觉得在这紧急关头，一切应该当机立断，应付非常，这时举行大会从容讨论，在时机上根本就不适宜。而在这里，人们听到最多的是罗易与鲍罗廷的争论。

鲍罗廷不仅身材高大，架子也大，他讲话时往往不看对方，只看前方空空的地方。他认为：我们现在必须向国民党让步，继续取得和他们合作是中心的问题，假若现在我们和他们决裂便是中国革命完全的失败，我们将来什么也没有。

而罗易则认为：现在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已不是左派而是土豪劣绅、地主军阀的代表，我们应该号召左派群众起来推翻他们。

这两个人思考问题的方式也不同。鲍罗廷往往从实际政治的观点出发，注重革命与反革命力量之间的对比，以此策划具体措施；而罗易则从理论的分析出发，往往着重于原则上应否这样做，似不多计较实际得失。他们两人并无统属关系，罗易是共产国际的执委，那时任驻中国的最高代表，鲍罗廷则有斯大林和苏联政府的支持，所以往往弄得相持不下。只是鲍罗廷毕竟已任国民党顾问多时，驾轻就熟，是易于自行其是的，但他也得花许多时间与罗易作无休止的辩论。

莫斯科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是很困难的。他们指导思想的混乱和斯大林、托洛茨基意见的冲突，都直接影响到武汉，而且也与中共内部的意见分歧纠缠在一起。失败往往又会助长内部的分歧，在“四一二”以后就更加明显了。

会议空隙，毛泽东和蔡和森散步。毛泽东说：“当年我们漫步橘子洲头，其后是广州东山，今天走到黄鹤楼来了。”

蔡和森笑笑：“你的心情还挺好？”

毛泽东：“自己宽心吧。我自己的情绪倒不要紧，我担心的是再这样下去，中国革命还要受损失。”

“大会没有安排讨论你们的农民问题提案，会不会和你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关？”

“我们的差距的确很大，老头子越来越右倾了。”

“陈独秀看不起农民运动。向西北去实质是逃避土地革命，最终是消灭革命。”

“他根本不懂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我说农运好得很，他说过火了。”

由于瞿秋白、任弼时、毛泽东、恽代英等大多数代表的坚持，会议还是批评了陈独秀等人的错误，如中山舰事件，使资产阶级占上风；上海工人武装起义，重视拉资产阶级进国民政府，而忽略土地革命与农民团结问题；蒋介石叛党时，不能使他孤立等。陈独秀表示接受代表们的批评。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刘少奇、李立三、张国焘、李维汉、苏兆征、张太雷、阮啸仙、任弼时、陈延年、罗亦农、陈乔年、贺昌、向忠发、彭湃、项英、彭公达、赵世炎、恽代英、谭平山、彭述之、罗章龙等29人，另有8名候补中委。毛泽东只当选了中央候补委员。

在中共前五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只在“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委，进中央局；张国焘只在“三大”上落选中央执委，毛、张似乎命中相克。

政治局委员是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苏兆征9人。彭述之终于落选。

陈独秀虽继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别人，都觉其魄力与威信大不如从前了。一个心中无数的舵手，使得迷途航船更令人担忧了。悲剧在于：“五大”不但没有对险象环生的局势作出清醒的估计，反而有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简单地认为资产阶级脱离革命，不但不会削弱革命，反能减少革命发展的障碍。这种观点，导致中共中央把希望寄托在以唐生智等武装力量为支柱的武汉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党中央身上，给以信赖和支持，到后来更是节节退让。

“五大”以后，党没有大力去抓武装，特别是不抓军队，而只是单纯地片面地强调纠正工农运动中的“左”倾幼稚病，以维持同武汉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事首脑的联合。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的这种片面的纠“左”的观点，从上年12月中央特别会议起一直在继续发展。甚至到“马日事变”后还发出继续纠“左”的指示。

第四章 党在激流人在悬崖 起义人物——周恩来与陈赓：逃离之夜

仍然坚守在上海的周恩来，不但经常变换住址，就连身上的衣服式样也要经常倒换。有时是西装革履，有时是中式棉袍，有时还要加上一副圆圆的墨镜。他是要离开上海了，但是邓颖超仍在广州，有消息说，广州的反动军队已经行动了，妊娠中的邓颖超定是雪上加霜。他越想越不放心，就给广东区委发了封密电，要邓颖超速速离粤来沪。

邓颖超接到电报时，还住在医院里。她是4月初临产的，可惜又遇上难产，超重的胎儿生下便夭折了。她的母亲杨振德守在身边照料她。她从报上才知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是周恩来领导的，国民革命军进入上海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

4月15日，反革命的风暴刮向广州，军阀四处出动搜捕共产党人。周恩来、邓颖超原来居住的南华银行二楼广东区委机关被军警搜查，住在那里的3位同志先后被捕。一个第二天惨遭杀害；另两个死于狱中。周恩来的电报到达时，一位机警的同志赶在搜查前把它转到邓颖超手里。她听着街上不时呼啸而过的警车，心里焦急不安。这时，妇女部的陈铁军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告诉她党组织的决定：你已被列入通缉者的名单，火速离开这里。

陈铁军一走，邓颖超就试着下地。可医院人生地不熟，往哪儿躲呢？接产的老医生王德馨也觉出气氛不对，问邓颖超有什么需要帮助的。王德馨是个善良的基督教徒，因为没有接活邓颖超的孩子，心里不免有些内疚。邓颖超也看出王医生是个好心人，便把她面临的险境告诉了她。

王德馨略一思索，拉上邓颖超母女俩：“走，我给你们找个地方暂避。”她把她俩拉到医院后面一间小屋，等到医院定期派德国人的采药船去香港时，找机会把她俩送走。

邓颖超如愿成行，在香港住了几天，搭海轮去了上海。

邓颖超和母亲到达上海时，正好是5月1日。轮船开到公共祖界码头，大批印度籍的英国巡捕上了轮船的舷梯，好像要找什么人，堵了好长时间才放行。她俩找了一家旅馆住下，按周恩来在密电中暗示的接头办法，到《申报》馆去登寻人启事，大意是说：伍豪，你久已不要的妻子，现在我把她带来上海，你见报后，可来某某旅馆相见。母振德。

当时国民党还不清楚伍豪是周恩来的代号。

周恩来一看报纸又惊又喜。喜的是邓颖超己到上海，惊的是这家旅馆昨天刚抓走几个外地来沪找党中央的干部。他马上派交通员赶到旅馆，把邓颖超送进一家日本人开的福民医院，让杨振德住在一个可靠的同志家里。邓颖超在那里养了两个星期，身体已经复元，伤心的是，因为这次生产损伤了子宫，很可能再也不能怀孕了。她顾不得这些，每天出去找房子，终于找到一间，比较隐蔽，周恩来搬来同住。

风声越来越紧，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长斯烈也证实，上海敌人正悬赏2.5万元缉拿周恩来。

周恩来决定先动身去武汉。陈赓拿出一条黑色细呢裤子、上衣、领带和棕色尖皮鞋。“试一下吧，我看尺寸差不多。”陈赓擦去帽檐上的灰尘，递给周恩来。陈赓是黄埔一期的共产党员，一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从事军事工作。不久前他去苏联学习了3个月的“契卡”（秘密保安人员），回来就赶上蒋介石的大屠杀。他在苏联学会的化装术正好派上用场。他已经化装成水手，将把周恩来打扮成船长或大副。

“等一等，”周恩来拿出一张两寸的照片，让陈赓辨认：“你看这是谁？”

照片上的人梳着中间开缝的分头，戴着一副眼镜。陈赓回忆着，好像从来没见过。

“黄埔军校的。”周恩来提示一句。

“不认识。”陈赓摇摇头。

“哈哈，是我！”周恩来笑起来。

“这是我化装后照的，办出国护照怕敌人认出来。现在放心了，连你这个在我身边的大特务都没认出来，可见万无一失了。”周恩来对着镜子，照照片上的模样打扮起来，又让陈赓检查一遍，俩人悄悄溜出门去。

在虹口码头，他们被跟踪上了。这种被跟踪的感觉陈赓很熟悉。海参威受训专门有一节，怎样摆脱盯梢——关键是阻断视线。他不再躲躲闪闪，而是在码头门口溜达，在小摊上买东西。等下船的人流奔拥而出，他便一把按下周恩来，蹲在地下，装作系鞋带，七转八拐进了货运处。货运处看门的收下钱，便让开一条通道。晚上10点多钟，英国轮船启锚了。周恩来躲在三等舱里，两天没有出来。陈赓装作睡觉，手里握着裤兜里的枪支。船过芜湖时，军警上来搜索一番，虚惊一场。

到了九江，周恩来换上便装，到甲板上同别人见面了。到汉口时，恽代英开汽车到码头来迎接。

周恩来打量着面前这位戴着1000度大近视眼镜的战友，指指他的头，开了句玩笑：“代英，不错呀，老蒋出了5万元在悬赏它呢！”

恽代英也逗笑道：“你这颗头比我的值钱，听说老蒋出了20万！”

周恩来挺严肃地纠正：“哪里，斯烈告诉我才2.5万元。”

“那18万大概是被哪个贪官私吞了吧？”俩人又朗声大笑起来。恽代英把周恩来和陈赓送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居住。

这时已经是5月下旬了，党的“五大”已在10天前结束。但周恩来在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中表现出来的才能，已得到全党的了解和重视。他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因为他还没有到达武汉，秘书长一职就由蔡和森代理。

周恩来到武汉后，立即列席了第九次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三天后又列席了第十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中央秘书长一职改由李维汉担任，周恩来转任中央军事部长（当时又叫军人部长）。会上还规定，军事部长在必要时参加常委会议。那时的中央常委只有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3人。张国焘不久又要去河南。29日，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代理张国焘的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这段时间内，常委会议几乎每天都要举行一次，处理各项紧急事务。6月3日，增选瞿秋白为常委。4日起，中央常委由陈独秀、瞿秋白、周恩来、蔡和森4人轮流值班。这种状况一直继续到6月下旬。

第四章 党在激流人在悬崖 莫斯科争论中产生的文件

在遥远的莫斯科，共产国际已被蒋介石的叛变，弄得有些慌乱失计了。

4月15日《真理报》上一篇题为《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的文章说：“当然，中国共产党并不希望加速事变的到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任务，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中尽可能地利用资产阶级。党的战略路线是，在聚集足够的力量以前，在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组织获得巩固以前，避免同资产阶级开战。现在斗争来临了。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对革命发动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不用说，中国共产党将帮助国民党驱逐民族解放事业的反革命叛徒和内奸，并将继续进行改造国民党的工作，使之成为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群众性组织。”从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莫斯科共产党人还在坚持他们理论上和策略上的正确性；同时也显示出他们对国民党左派的革命性寄以轻率的信赖，而对自己影响国民党左派行为的能力作了纯属天真的估计。

5月中旬，莫斯科又召开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讨论中国问题。托洛茨基激烈地抨击斯大林中国政策的“不成功”，说斯大林“完全虚伪的论文，事实上被宣布为是不可侵犯的，但是中国革命毕竟不能被塞进瓶子，贴上封条。”

托洛茨基宣称：“共产党同真正革命的国民党之间的联盟不但必须保持，而且必须在群众性的苏维埃基础上加以扩大和加深。”

斯大林早已感觉到托洛茨基是个一不做二不休、善于耍手腕的斗士，他立即反唇相讥：“我将尽可能在论战中排除个人的成分。托洛茨基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对联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个别委员的个人攻击是不值一谈的。看来，托洛茨基同志想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把自己扮成一个英雄，使执委会把讨论战争危险、中国革命等等问题变成一个讨论托洛茨基的问题。”

斯大林接着又说，“我想，托洛茨基同志是不值得予以这样大的注意的（从座位上发出喊声：“对！”），况且，与其说他像个英雄，不如说像个演员，把演员和英雄混为一谈无论如何是不行的。托洛茨基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这样一些被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揭穿了他们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人，痛骂布尔什维克，这对布哈林或斯大林并不是什么侮辱，这一点我就不讲了。相反地，要是托洛茨基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这种半孟什维克赞扬我而 不骂我，那对我倒是最大的侮辱。”

可以想见，在失去冷静的双方的对攻中， 如何能对中国问题做出精确的判断和对策。辩论者往往按照自己的语言逻辑，为了和对方针锋相对，而使自己偏激。

斯大林反问道：“现在的武汉政府是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机关呢？不是。但是在革命进一步发展时，它是有一切机会发展成这样的机关的。”

托洛茨基看问题则完全不同。他认为武汉是“空架子”，而不是革命运动的中心。对于左派国民党现在代表什么问题，托洛茨基回答说：“暂时还不代表什么，或几乎不代表什么。”

斯大林认为，只有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接近完全胜利的时候，到了在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显露出过渡到无产险级革命的道路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就必须成立当做两种政权的要素、当做为新政权而斗争的机关、当做新 政权即苏维埃政权的机关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

托洛茨基自然不肯放弃自己的观点，他在第二次发言中反驳斯大林：“为国民党和武汉政府的政策承担责任，正如他多次要为蒋介石的前‘国民政府’的政策承担责任一样。反对派同这种政策没有共同点。我们不想为武汉政府 的政策及国民党的领导承担丝毫责任。”

他的设想是，只有通过农民和士兵的苏维埃才能把大部分蒋介石的士兵争取过来。因此，共产党人必须建立这种苏维埃，并杀掉那些决意反对苏维埃的将军、官僚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

斯大林很少举起烟斗来帮助他的讲话，但此时他的烟斗在面前划了一个圆：“空谈，完全是空谈！”

就在这段时间，武汉的形势越来越险恶。

5月17日，驻宜昌的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趁武汉主力军队第二次北伐河南之机叛变，进攻武汉抵达距武昌仅40里的纸坊，被叶挺部队击退。

5月21日，驻长沙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叛变，一夜间搜捕共产党工农群众 3000余人，杀百人。

中共湖南省委决定30日发动长沙附近10万农军， 围攻许克祥。

鲍罗廷本来脾气就大，遇上这样的事，便不住地拍桌子跺脚： “一切错误来源于工农运动过火，领导湖南农运的不是地痞就是哥老会！”

于是陈独秀下令取消了进攻长沙的计划。毛泽东也被调离湖南，到武汉任农民协会会长。

5月30日，没有接到撤退命令的浏阳农民军，孤军进攻长沙，失败了。

汪精卫见到陈独秀时，话里有话：“不是说有10万大军吗，怎么连许克祥一个团也打不赢？”

陈独秀气得直瞪眼，无言以对。

第四章 党在激流人在悬崖 泄密者罗易

5月底，共产国际有关武装斗争的指示传到中国。特别是那个史称“五月指示”的电报，完全是斯大林式的口吻：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动员2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5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来充当指挥人员，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否则就不能保证不失败。这个工作是困难的，但是没有别的办法。组织以有声望的、不是共产党员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人民、残害工农的军官。不能只是劝告。现在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

罗易接到这个电报，通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磋商。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也出席会议。

陈独秀看了电报，又是半晌不吭声。因为电报的内容刚好是前几天他才否定过的。蔡和森是个武装暴动最积极的倡导者；周恩来和吴玉章也是三番五次提议要建共产党的独立武装；毛泽东一开口就是土地革命，这些被他陈独秀否定了，现在再来宣布共产国际的电报，岂不是自己打自己耳光？他试探着说：“我的意见是先不要把这个电报的内容说出去，以免引起思想上的混乱。”

蔡和森自然不同意：“不拿出电报，不是扣压国际指示吗？湖南等地的同志们很需要电报的支持。”

鲍罗廷和维经斯基意见一致：“莫斯科太不了解武汉的局势，汪精卫能组织起革命军事法庭去惩办蒋介石？”

罗易对汪精卫寄予更大的希望：“跟汪精卫商量商量吧，看他同意不同意，同意了就可以执行。”

中共委员们对罗易的空谈是厌恶的，但他的所谓“加深革命、巩固武汉 路线和土地革命”的口号有“五大”的决议做护身符，谁也无法否定他。另一位国际“大人”鲍罗廷所主张的“广泛联合、向西北发展和纠正工农运动过火”，也不是中共委员们欣赏的。鲍罗廷在理论上虽然难于自圆其说，但他抓住现实的本领比罗易不知强多少倍，所以往往能提出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案。这样一来，对书生气十足的陈独秀和瞿秋白来说，倒是能够接近起来。于是他们多以罗易不懂中国实情为由，采纳老鲍的具体建议。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避开罗氏与鲍氏之间的争论。

当时流行一句话：中共中央是在十字街头徘徊着。看来不假。

陈独秀忙着给国际回电。又是那套原则同意具体否定的老把戏：“你们的指示是正确而重要的。我们表示完全同意。”他写道，接着笔头一转，“中国共产党要建立民主专政，但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用改组的办法驱逐汪精卫尤其困难。当我们还不能实现这些任务的时候，必须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将领保持良好关系。我们必须吸引住他们的左派领导人，并达成一个共同的政纲，如果同他们分裂，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将是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当他面前出现那个年轻的毛泽东指手画脚大谈湖南农民运动的画面时，气又不打一处来，情不自禁地借题发挥起来：农民运动在湖南发展特别迅速。国民革命军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整个军队对农民运 动的过火行为都抱有敌意。夏斗寅叛变和长沙事变是这种普遍故意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也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为，节制没收土地的行为。对土豪劣绅和土匪的联合进攻（虽然得到小地主和一般地主的支持）应加以制止，使我们有可能集中力量抗击反动派。否则，将立即引起与大部分反动军队的冲突，与国民党发生分裂，而我们将变成反对党。国民党中总的情绪是既要与蒋介石作斗争，同时也要镇压共产党。在最近的将来，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客观上大概是不可能的。

陈独秀的最后一句话倒是说对了。

5月29日，唐生智公开发表了转变态度的通电。他表示反共，电文中指出“湘省党务悉为跨党暴徒及本党不良分子所操纵”。他一改向来容忍中共在湖南活动的态度，表面上是受部属要求的压力和“马日事变”既成事实的影响，实际上似是大势所趋，他个人蕴藏于内心的真意，到了可以表面化的时候。他仍希望捧着汪精卫反蒋，他的反共态度的表明，是否事先得到汪的同意固是疑问；但汪从此采取向右转的态度，则是明显的事实。

武汉整个局势的转变，也以此为标志。唐生智再不是鲍罗廷的支持者，而是汪精卫门下“被夹攻中”的健将了。随着群众运动的发展，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曾寄予希望的冯玉祥变得愈来愈右了。一段时间内，他的确有许多反蒋的言论，但他并没有对左派势力承担什么重大的政治责任。他喜欢宠统地谈论革命，并同情农民，但态度是既不支持，也不干涉。但现在他开始向右转了。他规定对陕西的共产党报纸进行严格检查，决定对刊登一篇号召农民采取革命行动的文章的编辑进行严惩。规定对有“越轨行动”的农民实行惩治，直至枪决。如今，冯玉祥在对指挥人员讲话时断言：“农民反对绅士的斗争对革命事业是有害的。”当西安一家不大的兵工厂开始经济罢工时，罢工领导人遭到逮捕。

1927年6月，几个著名的共产党人被捕。此前一个月，他曾对军队政治工作人员宣布，凡召集秘密会议者将予惩处，还要求政治工作人员签字同意他制定的宣传口号。这一切都是用来对付中国共产党的，在冯玉祥控制的地区，党组织始终是不公开的。冯玉祥几个月来闭守在自己的地盘，没有给国民革命军以积极援助。当他决定同武汉政权联合作战后也没有打几次大仗。最大的仗是洛阳战役。但参战的敌军也不过几千人。

4月，洛阳地区的红枪会举行了反对豫军将领的大起义，起义席卷了四五个县，引起了历时3周的激烈战斗，这使得冯部的行动减少了困难。数百个村庄遭到破坏，老百姓被洗劫一空，果树被砍光，甚至坛坛罐罐也被砸碎了。冯占领洛阳以后，虽然武汉政府的领袖们多次打电报催促他积极行动，他还是不急于继续前进，直到5月30、31日才攻克了郑州和开封。

冯玉祥对蒋介石的政变及其采取的政治态度，很长时间没有发表任何声明。冯还在西安时，武汉的代表和蒋介石的代表都来找冯，进行游说。蒋介石建议冯，在奉军击溃国民革命军前，不要出兵打奉军；然后，他们两家再跟阎锡山联合起来反对胜利者。这一番劝诱果然生效。冯玉祥的将领们被武汉地区的革命事变和经济困难吓坏了，他们尤其害怕孤军对付强大的奉军。一夜之间渲关墙上的反蒋标语消失了，两天后，一种批蒋的小册子被收回，最后向全军下令禁止反蒋宣传。从1927年5月中旬起，原武汉国民党中的左派领袖徐谦成了冯玉祥的“第二个我”，他竭力促使冯投靠蒋。在郑州同“左派”举行的会议上，冯装聋作哑，而在军事会议上他又提出在西北与河南组织政府。此后，冯控制区的国民党西安政治分会补充了一些右派，而一位共产党员、该机构的书记长却被撤了职。冯玉祥声称，共产党员占多数的国民党河南省党部执行了一项引起后方混乱的错误政策。为了改组省党部，政治委员会组成了以徐谦为首的新党部，新党部中是清一色的右派。

6月中旬，冯玉祥与蒋介石在徐州会议上共同签署了一份反对共产党人、要求鲍罗廷离开的电报，这样，冯完全跌入了反动派阵营中了。像冯玉祥这样一位当时在中国的风云人物中的变化是非常典型和发人深省的。国民党其他许多领导人都经历了从发表最革命的冠冕堂皇的声明到悄然背叛革命利益的类似道路。

武汉的左派政权，本极脆弱；作为左派领袖的汪精卫，更是一直动摇不定的。他反对蒋介石的军人独裁，是想自己取而代之，他畏惧中共的革命锋芒，但又想暂且利用之。他也记得孙中山遗教中的联俄联共，但自欧游归来以后，似又觉得苏联在国际上的势力，究竟脆弱，不足以凭借取胜。他也许对鲍罗廷和中共在“三二零”事变中没有坚决支持他一事，一直未能忘怀。他常常挂在口边的“一直陷于左右派的夹攻之中”的话，似乎就是这种心境的写照。

汪精卫自4月10日到达武汉以后，态度逐渐右转的迹象是非常明显的。

最初他确也高举过“党权”的旗帜，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异动。4月17日开除蒋介石党籍的决议，就是由他任主席的会议上通过的。他在陈独秀到达武汉之后（约在4月20日左右），曾积极促成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的举行，想以此稳定反蒋阵线。可是，不到几天，他在两党联席会议上的言论，就开始有了变化。这大概是由于他了解了武汉的内部情况以后，感觉反蒋的前途未可乐观，不得不留条后路。因而他的论调，已不是什么“东征讨蒋”，而是“纠正工农运动过火”了。

这样一来，此一会议同样也流于谈话会的性质，往往是汪精卫在那里叙述一些工农运动过火的事实，再由健谈的陈独秀起而唱和一番，加以若干轻描淡写的答辩而已。就这样，中共与汪精卫式的“左派”脆弱地维系着。就在这个微妙莫测的关头，罗易的一个不可理解的举动，使得政治天平顷刻倾斜了。

罗易与汪精卫会面时，有意无意地提到莫斯科的“五月指示”。汪精卫不觉一愣，忙问是否能拿出来一看？这几天罗易一直苦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不肯贯彻他的主张，他找汪精卫诉苦，汪精卫就敷衍他。但汪有一副诚诚恳恳的外貌和慷慨激昂的革命言词，罗易很可能被这种假相迷惑，或者他本人就希望在汪的身上创造出奇迹来，以证明他的主张高于鲍罗廷等人。不管怎么说，他把这份极重要的国际来电的抄本交给了汪精卫。汪精卫看着电报，努力掩饰着吃惊，一反常态，脸色很不好看他说：此电报的内容违反当年的“孙（中山）越（飞）宣言”，因为孙越宣言明确指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而这个电报却是要中国走向共产。

罗易否认。汪精卫又把副本给周围的人看，嘴里像在给副本加注：“好好看看吧，这足以证明，不是国民党不联俄联共，而是共产国际违反它的诺言，别具消灭国民党之阴谋！”汪精卫周围的国民党要人们也谈“电”色变：“这意味着两党之间的战争啊！”

刚从上海来到武汉的周恩来，很快从国民党内部得知罗易泄露了国际指示，报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们都呆住了：书生气也不能到这个份上！其他中央委员如毛泽东后来甚至说：“谁促成了同国民党的分裂？到头来还是罗易本人。”邓颖超后来也说：“罗易这个人很不守纪律！”

鲍罗廷气得差点拍断了烟斗杆。他和维经斯基责问罗易：“为何这样做？”

罗易情知理短，第一次说话时缩起了身子，能言善辩的舌头也不利索了：“我，我的本意是缓和和汪的关系 ”

愤怒的鲍罗廷将罗易泄密之事电告了国际。汪精卫得到的抄本，很快又流传到了唐生智和他的部下手中。

唐生智的反应却有几分得意：“怎么样？我们还是赶在了共产党前面。”于是部下们便有了献媚的词汇：啊呀 唐总是有先见之明，料事如神哪。

6月4日，便发生了江西省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将方志敏等164名共产党员“礼送”出境的事件；

13日，汪精卫从郑州同冯玉祥会谈后回来，宣布唐生智部主力全部从河南回师武汉；

20日，发生了前面提到的冯玉祥同蒋介石会谈后公开向右转、要求驱逐共产党员出国民党的事件。

第四章 党在激流人在悬崖 中央改组：一个重要转折

武汉6月的天气已经闷热起来。中共政治局会议室里的气氛更是沉闷得让人透不过气来。会议经常是先沉默，后争吵，最后由陈独秀作个令人不快的结论。开始讨论的时候，李立三、瞿秋白、陈独秀主张东征；罗易、谭平山仍主张南伐取广东。

蔡和森则大胆地提出一个武装暴动的计划。他分析道：“北伐是冯玉祥的事，东征是唐生智的事，都与我们无关，我们不要再为他人做嫁衣裳，伐来伐去，依然两袖清风，一无所得！这便是说，现在我们必须坚决地、自觉地来干我们自己的事，来找我们自己的地盘 和武力。这便是指摆在我们面前的两湖问题应首先解决。许克祥的反革命，任他在湖南延长的发展，我们所在地的湖北，夏斗寅叛变后己有43县的农民和农协处在土劣军阀的白色恐怖之下，摆在我们面前的两湖反革命大暴动不解决，而高唱东征北伐，只是一句空话！”

说着，蔡和森拿出自己早已拟好的两湖暴动计划，请大家传看。草案传到了罗易手里，他急不可耐地往下看：向长沙取围攻封锁之势绝对地不要相信和依赖国民政府合法的解决，它是故意纵容许克祥的。在此反许斗争中，应发展农军到5万以上，在最短期间应发展群众至30万以上，准备推翻现在代表土劣的国民党中央，尽量扩大武汉三镇工人纠察队及同志的武装，自动没收土地。

罗易不做声。

蔡和森再做鼓动：“正好不是国际有电报指示，已经就中央对土地革命的态度不坚决；平山就职演说回避土地革命提出批评了吗，这是警告，再不改变态度，将在国际机关报上公开批评了。指示中也有要求解决许克祥、农民自动没收土地，我看应该执行，不然中国革命将一败涂地！”

他这一说，罗易坐不住了。因为泄密，就怕提国际来电，又急于洗刷自己，他顿时呼而应之：“我同意蔡和森的意见，准备发动湖南农民暴动。”

于是中共中央与国际代表之间，组织了一个湖南特别委员会，专为指挥湖南暴动。为此事，后来又开过几次会。孰知罗易将暴动计划改了又改，所决定的款项又迟迟不到位，而中共已派出大批军事同志前去，需要计划和款项异常之急。而此时的罗易，似乎已从泄密的窘迫中摆脱出来，几天前喊叫着支持暴动的热情消耗殆尽。他听了一位同志无关紧要的报告，马上认为共产党在湖南的势力已完全瓦解，翻脸说暴动不可能，前次所议款项随之取消。

这一招气坏了周恩来。他虽然年轻，却性格沉稳，很少动怒，但现在忍不住了，他再次说明：“现在浏阳、平江一带农军还有8000支枪，军事部已派了军事干部10人到那里去。计划先取湘潭，集中浏阳、平江。全力攻下反革命势力薄弱的城池，而在反动势力较强的地方则到各处打土豪劣绅，在可能范围内成立乡村的临时委员会。”

“我得到的报告不是这样。即使如你所说，力量也不够。还是不要冒险。”罗易坐得直直的，恢复了他的“代表”姿势。

“你为何如此多变？！”周恩来真的火了，“你难道不知道，叶挺的部队击败夏斗寅之后正驻军湘鄂边境；而唐生智主力的三分之二还在河南，没有来得及回师两湖。这是一个天赐良机，此时不起，更待何时？”

罗易俯下身子在文件上签署着他的名字，飞动的笔迹刮得纸页沙沙响，嘴里说着否定词。

周恩来敲着罗易面前的桌子：“你拨下款子，人到齐后，我亲自到湖南去指挥这次暴动。如果失败，我来负责！”

罗易在桌上狠狠地摔着他的签字笔，大声嚷嚷：“年轻人，不要感情用事！”

罗易的弱点，是二十世纪一些革命者的通病，正如几个月后蔡和森所说：“事后追论，罗易不失为一介书生：他总是在纸上坚持原则，而在实践上一个问题也解决不了。”

两湖暴动计划被取消后，陈独秀主持下的中共中央再也拿不出什么好的主张来，完全处于不知所措的慌乱境地。政治局对每个问题都是动摇的，犹豫的，不一致的，对下一步该怎么办也是迷惘不堪，在这种沉闷压抑的空气之下，人心更加涣散。

会议室里，常常是陈独秀的烟头对着鲍罗廷的烟斗，吱吱响着，叹气加叹气。

蔡和森的目光对着罗易的目光，有许多话要说，却无从说起……

鲍罗廷不相信唐生智、还有冯玉祥会走得太远，他仍旧宽慰自己也宽慰别人：“我们的箱子里有吃的，他（指唐生智）肚子饿，所以他还不会跑掉。”

罗易也正天真地给冯玉祥写着祝贺信：“共产国际授命我对您的辉煌胜利致以热烈的祝贺，并表示相信您今后还将不断取得新的胜利。”信末也不曾忘了缀以“此致革命的敬礼！”

而会议室外，头顶上的乌云浓黑地聚拢来，渐渐地降低了，天色变得愈加昏暗。远处隆隆的雷声在长江之上，从这一头滚到那一头，发出巨大的回声，好像就要天塌地陷了一般。

6月底，反共最有力的何键率领第三十五军从河南前线开回汉口，杀气腾腾地发出了反共训令。汪精卫开始公开煽动“分共”。

在此关键时刻，中共中央秘书厅于6月23日起草了一封给上海区委的信，提出一项新的建议。一方面，主要是反对蒋介石，另一方面，如果共产党人继续坚持没收土地和武装工农，将导致同国民党的迅速破裂。在这种情况下，秘书厅认为，刺激帝国主义占领上海、福州、南京及其他城市，是更为可取的途径。这样，共产党人可以掀起新的反帝斗争，武装工农并没收土地。经过长时间的激烈争论之后，政治局决定停发此信，建议以“关于反帝斗争的决议”代替它。而秘书厅宣布，此函已经发往上海。在争论中，罗易指出秘书厅的信“非常危险”，其中提出的行动计划是“冒险”：“你们计划把在三次起义中受到削弱并在白色恐怖下惨遭摧残的上海无产阶级，推到比国内敌人更为强大的帝国主义手下去送死！”罗易态度变得异常生硬，鲍罗廷桀骜不驯的架势也不见了，像个生了病的绵羊。

中共也有人猜测：老鲍怎么了，是不是国际又有什么指示？果然如此。

一次扩大会上，任粥时问陈独秀：“听说国际有新指示，请在党内公布出来。”

陈独秀脖子一梗，大发雷霆：“什么指示？不知道！”在座的都很奇怪。

吴玉章问坐在旁边的张太雷：“怎么回事？”

张太雷把椅子挪近一些，靠在吴玉章的耳廓边说，国际来电，训斥老头子，还要调回老鲍、罗易。

吴玉章惊诧：“这样重要的指示，怎么我一点也不知道？”

“小声点。我也是刚刚知道，许多人都知道这回事。”

“真不像话！”

第二天又开会于鲍宅。一上来鲍罗廷就做了一个很长的演说。大意是说，现在国际方面有一种空气，认为我们中国党有改良主义，其实此改良主义并不存在，我的每一政策至少要比罗易10倍以上的革命；中国现状在客观上是有利于我们的；斯大林主张土地革命的政策是对的。鲍罗廷是善于演说的。只要一演说，顿时眉飞色舞，精神十足。陈独秀似乎也受到感染，接着说：“以前季诺维也夫一向教我们帮助资产阶级，现在斯大林教我们24点钟内实行土地革命！”在座的中央委员们都苦笑着：两个人一唱一和，一方面文饰自己不是改良主义、机会主义；另一方面攻击国际方针前后两截，中国革命的失败，国际要负全责。

在鲍罗廷、陈独秀推卸责任的时候，处在第一线的中国共产党人仍在流血，其中包括陈独秀的亲骨肉陈延年。刚刚接到任命为江苏省委书记的陈延年，在上海区委所在地被捕。

7月4日深夜，被严刑毒打体无完肤的陈延年，在刽子手的乱刀之下丧生，又被五马分尸。蒋介石下令不准收尸。

就在这一天，中共中央在武汉举行了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保存农村革命力量问题。毛泽东作为农民协会会长和候补中央委员，参加了会议。他刚刚把杨开慧及3个孩子送回长沙。毛泽东对陈独秀将他调回湖南很有意见。到武汉后，他召集来武汉的湖南同志开会，商量着回湖南进行武装斗争。

陈独秀虽然还不知儿子已经被害，但一脸疲惫，咳嗽里带着浓重的痰声。

蔡和森主张上山。

毛泽东同意：“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我是准备上山的。”

陈独秀精力已无法集中，木然地点点头：“上山。”

国际的指示已在党内宣布，鲍罗廷也藏匿不住了。

根据国际训令，中共中央改组，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5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委委员会。

陈独秀给临时中央写了一封短函，称自己实在不能工作，要求辞去总书记职务。然后抽空收拾了自己的办公室。任粥时的兄弟任卓名及妹妹任秀兰和陈独秀在一个办公室工作。陈独秀临走时，兄妹二人将他送到门外。陈独秀神情憔悴，似笑非笑地咧了一下嘴，算是和大家告别。出门后，他戴上了压得低低的草帽，拿着一把大大的蒲扇，拖踏着一双黑平绒布鞋，步履蹒跚地走了。和他一起走的是秘书黄文容。

陈独秀肚里有话，时常和后来一道成为托派的淮德治谈起。他说第五次代表大会，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大家骂他是右倾机会主义。他承认思想保守是有的，总以为北伐战争，打到北京才算打倒了军阀，那时再与国民党分裂不迟。他主张先扩大后加深，说这是机会主义，不能心服。他说大家斥责他是投降主义，便使他气愤。他说：“我投降了哪个？蒋介石把延年、乔年都杀了，我投降他吗？汪精卫高唱：‘革命的到左边来，不革命的滚开去’，不仅我以为他是‘左派’，连斯大林也认为他是‘左派’。”陈独秀说与“左派”保持联合，不要过早闹翻了，这是共产国际即斯大林历次给他的指示，他执行了指示。

结果，机会主义、投降主义的罪名落在他一人身上，他不服气。他说当时共产国际的代表是罗易，罗易把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指示，关于武装工农、进行土地革命的决议，拿给汪精卫看了，汪大惊失色，于是决定反共，这难道是我陈独秀的罪过吗？他说这个指示也来得太迟了，武装工农，进行土地革命，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办到的事，接到这个指示，也无法即时执行。他说关于湖南农民运动，曾说过“过火了一点”，并没说“糟得很”，后一句是武汉政府的军阀官僚和土豪劣绅说的。关于10万农民围攻长沙，由中央下令撤退和武汉政府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支，和解散童子军等事，他说也不能责怪他一人，连罗易也是赞成的，他顽固地企图把这一系列的投降主义的行为，都推给共产国际，好像他并没有任总书记的职务，他竟说，“我做了斯大林的替罪羔羊”。

“五大”并没有撤销陈独秀的职务，使他得以继续执行机会主义路线，以至使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遭到失败。他是个偏颇之人，而且相当自负，要他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是难以办到的。他说他们（新的党中央）要我写悔过书，过从何来，如何悔之，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要斯大林悔过呢？我是执行他的训令的，他悔过我就悔过，要我做替罪羊，于情于理都说不通。

7月12日，鲍罗廷离开汉口。他先到江西庐山小憩（后来发现，他在庐山时曾与共产党人举行秘密会议，他们正准备发动起义。然后，鲍罗廷回武汉，并于7月27日取京汉路奔洛阳。在洛阳，他作为冯玉祥的客人停留了3天，然后经过蒙古前往苏联）。

罗易于7月底8月初离开汉口。共产国际准备了装配着重型弹簧的3辆大旅行车，登车板上捆绑着汽油罐。司机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工人员。车队从汉口启程向西北进发，越过蒙古沙漠，取道库伦前往苏联。接替罗易的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已在来华途中。

这次改组，虽说晚了一些，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经过这个改组，主张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力量在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从而为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发动和八七会议的召开，开辟了道路。

第五章 风暴前夜 武汉政府分崩离析

正当妥协投降的空气弥漫在中共政治局中的时候，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到达武汉。《决定》认为：武汉政府的革命作用已经完结，现在它变成了反革命的力量；中共领导机关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必须马上纠正这些错误。中共要公开宣布退出武汉政府，但不退出国民党。

《决定》布置得很具体：在退出武汉国民政府时，需要发表一个原则性的政治宣言，说明采取这个步骤的理由，是因为武汉政府仇视土地革命和工人运动，要求严办一切迫害工人和农民的分子，从各方面揭穿武汉政府的政策。

7月13日，改组后的中共中央发表了对于时局的宣言，公开谴责汪精卫集团的反共罪行，宣布撤退参加武汉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表示继续坚持同国民党和一切革命分子合作，不妥协地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政治局里不乏文思横溢之才，一些段落充满激情，读来令人荡气回肠：

革命胜利的原因，当然不在某某总司令某某军长的善战，亦不在某某领袖的善于外交，而在于革命得到中国人民之极大多数的赞助，尤其是工农群众的努力，并且有各种被压迫阶级因反抗一切剥削而团结的坚固的革命联盟。然而最近几月的政局，使中国一切革命人民大大的失望。国民党的指导机关及国民政府，并不实行那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的决议及责任。国民党中央自己将人民的希望打消了，——中国人民原本是相信国民党的中央及其许多领袖是革命的！蒋介石的走狗杨森进攻鄂西；于学忠、张联升等叛变于湖北西北；夏斗寅进窥武昌；许克祥实行政变于湖南；以及最近冯玉祥表明反对工农群众运动及共产党。工农的血流遍中原，几千共产党员，在革命军进攻武昌、南昌的时候，在攻打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的时候，在广东的田间、上海、广州的街市，反抗蒋介石派叛徒的时候；在湖南、湖北反抗反动军官的时候，——战死的战死，被残杀的被残杀，凡此一切已足证明共产党永久与工农民众共同奋斗，不顾任何巨大的牺牲，——就在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抛弃劳动民众的时候，亦是如此。因此一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

正如蔡和森所说：此宣言在政治上的影响是很伟大的。当时工荷波同志说：“我们工人看了此宣言，虽然未扬眉，但觉吐了一口气——晦气！”

7月13日宣言，是个界碑。从这里开始，武装斗争的思想成为党的发韧之举，也使南昌暴动成为可能。

1927年8月前的政治局势真是复杂极了。即使在反共阵营里，每个集团都像一个刺猬，他们想靠在一起取暖，又怕彼此的刺扎着自己。于是这种关系变得若即若离，若近若远。冯玉祥虽然和蒋介石发表了《联合声明》，他对南京的态度并不十分明朗。从《联合声明》中也可以看出，蒋介石要推翻武汉政府的立场也未得到这位摇摆不定的将领的认可。

但是，武汉和南京这两个营垒又必须联合起来，首先是因为经济和财政上的困难，不仅武汉捉襟见时，南京也叫苦不迭。封锁长江从经济上看对宁汉两阵营都是致命的。因此，实行宁汉合流，实际上取决于蒋、冯、唐的三角关系，而不取于各方对共产党的态度；因为在反共这一点上，所有政党多少是一致的。

7月4日蒋介石电告冯玉祥，说他的部队已经作好进攻武汉的准备，希望冯氏告诉他是否愿意共同行动。

7月16日蒋介石发出第二份电报，催促冯明确表态。冯王祥未作反应。不仅如此，冯玉祥还与武汉保持着频繁的接触。按冯玉祥的想法，南京与武汉联合只能在下述条件下进行：一、排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二、把共产党员及其志同道合者送国外学习。

许多共产党人的判断是正确的，冯玉祥不相信蒋介石，因此不想去冒他的几万人军队有朝一日被蒋介石吞掉的危险；再说冯氏也不愿置于蒋的军事独裁之下。由于这个原因，冯玉祥必须在反共斗争中，在致力于宁汉联合的过程中站在武汉这一边；而在蒋介石和唐生智接近时，冯只想扮演中间人角色，真正的意图是要把蒋搞掉。但眼下冯玉祥还不想同蒋敌对起来。再说那个城府颇深的唐生智，虽然与南京处于交战状态， 但这并非出于政治信仰，而是不满蒋介石在国民革命军中颐指气使的地位。一旦宁汉联合，唐生智也怕失去他在两湖的地盘，因此，徐州会议期间，唐生智曾通过他在南京的常驻代表建议，解散南京和武汉政府，重新组织政府。这个建议的目的显然是要排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武汉政局使得唐生智独霸天下。表面上虽然是高唱宁汉合作，汪精卫到南京去组织合作政府，但蒋介石还是容不得唐生智存在，想一手夺为己有。反过来，蒋介石就成了障碍。由于蒋氏的领导作风和军事独裁，他除了得到白崇禧和何应钦的同情外，在两个营垒的军政要人那里很少有好感。

所以这就导致1927年8月中旬蒋介石的引退。就是说蒋介石的梦尚未圆，已经被挤下了台。这已是后话。

再说汪精卫、唐生智和张发奎，都聚集在“东征讨蒋”的大旗下，却各有各的心思。

唐生智想一箭三雕：支持了汪精卫，打击了张发奎，消灭了共产党。即用共产党打老蒋，打垮了老蒋，一切归唐；打不垮老蒋，两败俱伤，老唐无恙。

可是作为第二方面军的总指挥张发奎不是傻瓜。张发奎的力量最强，但没有地盘。他的第二方面军，包含着原有的第四军和第十一军，还有贺龙的两个师和叶挺的两师人，军容是相当盛大的。但他要保存实力，心存观望。他之占据着南污铁路沿线，连他自己都很直率地跟郭沫若说过，是“进可以谈，退可以走”。——还要向什么地方去呢？退回广东去，由北伐而南旋了。所以，九江及南浔线，在张发奎心目中，是进退裕如的理想之地。他很明白，要想将来掉头回广东，东有蒋介石，西有唐生智，这都是非打硬仗不得过的地方。只有九江及南污线，可以不必打仗而直下广东。这就是张发奎的“中间路线”。

军事强人们就这样你盯着我我盯着你，口号一个比一个喊得响，动作一个比一个慢。

7月14日夜间，武汉国民党召开“分共”秘密会议，兼有国民党籍的共产党人被排斥而不得参加。当时的第四军共产党员最多，战斗力最强，是“分共”的主要阻碍。汪精卫已找过第四军军长张发奎，张发奎怕控制不了军队有些犹豫。

汪精卫就说出罗易的国际“五月指示”：“这个电报是训令中国共产党同苏俄在中国工作人员的，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电报有5层意思，都是很厉害的。综合这5条而论，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

张发奎和其他军界人士都同意了。

顷刻间，汪精卫变得像个热情奔放的诗人，他指着窗外说：“看见没有，共产党人已作鸟兽散，今年早春剪短发以示革命的年轻女同志现在又留起了长头发，党的干部从大街上消失了，办公室也空了舟已不在，何须共济！”

左派陈友仁神色庄重，习惯地甩灭点烟的火柴，顾虑重重他说：“我代表孙夫人说几句，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总理亲手所定，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够发展成今天的局面，抛弃三大政策就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

没等他说完，孙科猛地站起，扯了一下臂上戴着的悼念其父的黑臂章，拍桌大怒：“你无权解释总理！你也不理解总理！”

“当然，连儿子都无法理解老子，徒弟也许会误会师父的意思，但总理的临终遗言你总不会淡忘吧？”陈友仁反唇相讥。

“你也无权代表夫人！父亲30多年来日夜操劳，像车轮一样拼搏奋斗，是要为国民党碾出一条路，绝非为他人所有，也决不要培养你这样的信徒！”孙科完全失去了自控能力，话语脱口而出。他不顾众人在场，也许是故意要在众人面前破坏陈友仁的声望。他变得极端暴戾，言语粗俗不堪：“你狗屁不通，懂吗，狗屁不通！”

“不肖之SON！”陈友仁自幼在国外，外语强于中文，一急，变得英汉不分。

汪精卫过来劝解：“分共以后，我们还可以跟共产党实行党外合作；我们仍继续反帝反蒋。”

说归说，武汉政府已分崩离析。武汉街头的空气也一日紧似一日，何键的反动军队天天在街上巡逻。

第五章 风暴前夜 共产党人转入地下

还没有撤走的共产党人依旧在等候会议的消息，直到深夜12点，彭泽民匆匆赶到林伯渠、吴玉章和当时也担任中央委员的高语罕住处，告诉他们汪精卫在会议上极力主张“分共”的情况。林伯渠、吴玉章惊得目瞪口呆。

人称高大炮的高语罕禁不住问：“那几位左派呢？宋庆龄呢？”

“她没有参加会议，陈友仁代她发言。”

“陈友仁连中国话都说不清楚，他能起多大作用！邓演达呢？目前也只有他能同蒋介石、汪精卫抗衡。”高语罕是个小个，也是高度近视，他时不时地扶一下眼镜，他想问个明白，但回答他的却是一阵吓人的寂静。倒不是人们无动于衷，而是愤愤无言。

林伯渠说：“他（邓演达）曾来找过我们党，希望合作，可惜我们一些领导人书生气十足，没有理会。失策呀。如果我们同邓演达结合成一个坚定的同盟，由他掌握四军、十一军的实力，再加上新编二十军及我们领导的工农群众，我想汪精卫等还会跟着我们向左转，革命的局势，武汉政府的前途，还有可为。”

正说着，忽然看见4个人，带着枪，推开寓所的门进来，一会儿又出去了。他们躲在凉台上，不敢咳嗽。过了一会儿，他们又从后门进来了，到电话室里，拆了电话，留下一封信走了。信上说外面风声很紧，要吴玉章等赶快离开。

吴玉章一把握住高语罕的胳膊，问道：“恽代英呢？”

“他还在武汉分校。”

“你快通知他，叫他赶紧离开武汉。叛徒们的搜捕名单上有他。”

7月15日，汪精卫终于踩着蒋介石的脚印，公开叛变。只是形式有些不同，蒋介石是“武力清党”，汪精卫是“和平分共”。武汉也在一夜间坠入白色恐怖。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气氛更加紧张，到处贴着“打倒中央军政学校的赤子赤孙”的标语。

汪精卫的反动军队已经开始捉人了。

清晨，恽代英还在军校召开师生大会。

他剃着光头，穿着一身显大的军装，嗓音已经嘶哑了：“同志们，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聚会，明天早晨，打倒恽代英的标语，就会出现在武昌城头上了！现在政治形势虽然一时逆转，但我敢说，中国革命必然会成功，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我们分散以后，希望每一个同志，就是一粒革命种子，不论撒在哪里，就让它在那里发芽，开花，结果……”以后，恽代英便转入地下。

高语罕好不容易找到恽代英。吃惊地问：“你怎么还没走？”

恽代英轻轻椎正了眼镜，反问道：“你们为什么不走？你们不走，我为什么走？”

高语罕的眼镜对着眼镜：“你是军校的政治总教官，又是人们共知的共产党的领导人物，到处作演讲，认得你的人多，据各方消息，敌人对你是注意的。”

恽代英反而打趣起来：“你也是知名人士，你给蒋介石写过公开信，他要来首先抓你！”

“我马上就去九江，你也收拾收拾走吧。”

恽代英点头同意。临别，他告诉高语罕，邓演达已经辞去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职务，出走了（是化装成查电线杆的工人，秘密离开武汉的）。

下午，恽代英换上便服回到家里，一面将文件、日记本和书报捆扎起来，一面对妻子沈葆英说：“四妹，国民党已经通令捉拿我了，我要走了。”他们的目光相遇在一起，他仿佛被什么刺了一下，走近来，握住她的手，喃喃低语：“我们匆匆结婚，又要匆匆分手了。几个月前，宁汉分裂，现在是国共分家了。蒋介石、汪精卫联合起来共同镇压共产党。搞所谓的清党。而我们的党，因为陈独秀的右倾，没有组织反击，以致造成现在这种被动局面。我想我们是要反击的，决不能让革命果实落到敌人手里。我走后，你也要有应变的精神准备。”

沈葆英抬头望着恽代英，她那双黑眼睛又亮又大。脸上虽然焕发着20来岁青春的光彩，但神情悒郁，面孔变得苍白。她是恽代英前妻的妹妹，前妻病逝后，恽代英为她“守节”10年，才和妻妹结婚。她扭过脸去抹着泪。

恽代英摇摇她的肩膀：“你不要难过，我还要回来的。革命受挫折，但没有完结。共产党人是杀不尽斩不绝的！”

晚上，他辞别了妻子，趁着夜色，登上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代军长黄琪翔的船。

9时许，船启动了。一切都是那么凄凉、阴郁而且肃穆。恽代英站在船舷旁，举目向那浩森的江面望去，只能隐约辨别出停泊在码头的几艘军舰上摇曳不定的灯光。城区看上去是黑糊糊的一片。惟有单调苍凉的波浪声，拍打出令人压抑的气息。

第五章 风暴前夜 朱德将计就计

第五路军总指挥朱培德对局势的微妙态度，与张发奎不相上下。他同蒋介石有矛盾，武汉政府刚刚委任他代替李烈钧担任江西省政府主席。革命势力在江西形成了尖锐的对立，朱培德想在这中间保持中立，“不反对革命，也不离开反革命”。

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共产党人朱德利用这种矛盾，在短短的几个月中，率领军官教育团，一会儿支持农运打土豪，一会儿与学生队伍上街宣传革命，一会儿又与工农纠察队一道，在南昌牛行车站缴了蒋介石宪兵团留守处的枪支，连该团副团长关鳞征也被活捉。

为此，蒋介石从南京发来急电，申斥朱培德。这下惹急了朱培德。但他又怕得罪武汉政府，加上朱德与他的袍泽之情分，一时抹不开面子，但暗地里，他一直在寻找两全之法。

朱培德手下的参谋长郑天龙，是个主意多端的人。他听朱培德说出心头之患，又听南昌市长王均说要解除朱德的职务，然后解散那个惹是生非的军官教育团，大呼不可不可。他有他的主意。朱培德洗耳恭听，听后不禁拍膝叫好。郑天龙的主意是叫朱德领兵去赣东剿匪。这是个“借刀杀人”的办法。赣东的“匪”有真有假，在朱培德眼里，那些暴动的农民也是“匪”。

如果朱德率兵前去，朱培德可以借军官团之手镇压当地的农民运动。倘若朱德违令拒绝前往，便可以违抗军令为由，解除朱德的职务。于是朱培德当即下了一道手令，派人给朱德送去。他满心欢喜地对郑天龙、王钧说：“让他们自己人去打自己人，我要看朱德怎么去对付那帮农会痞子。”

朱德接到手令，一看内容知道事情有变。马上派人去请党代表魏瑾钧、参谋长刘介眉（陈奇涵）、教官李正一等人来商量。会议开了近两个来小时，争论的结果是：坚决不去。

参谋长刘介眉说：“不去！我们不能把枪口对准农民兄弟！”

党代表魏瑾钧感到有些为难：“不去不好吧，这是违抗军令。硬顶是不行的，我看让朱团长向朱培德告个假，就说生病了，不能前去。”也有人说：“装生病？装得了今日，还装得了明日？他要是等团长病好了呢？”刚才争吵不休的会场顿时哑了音。

大家都抬头看着朱德。朱德已经有了主意：“去！赣东有什么去不得的？”

魏瑾钧急了：“老朱，这是个左右为难的事，你可要想好哇。”

“我想了几遍。”朱德摸着胡茬说，“剿匪这个事情，考验的是我们能不能明辨是非，能不能澄清曲直，能不能分清敌我，还要站稳立场。如果是一贯欺压人民剥削群众的反革命分子，我们就毫不留情予以打击。若是遇有权有势而有钱的人在咒骂他人时，则当多考虑之，多给予调查研究之。如系是阶级敌人诬陷穷人，则必予以惩罚而支援工农，支援穷人，我们为什么不去呢？”

军官教育团经过长途跋涉，顺利到达赣东府地临川县。部队一进入镇中，就听得一阵阵锣鼓喧天，鞭炮四起。县衙门前也是人头攒动，一派热闹景象。

朱德抬头望去，只见为首的是个老者，一身崭新的绸缎长袍马褂，映得一蓬花白胡须格外显眼。他上前一步，拱手作揖：“欢迎欢迎，朱团长率仁义之师来此穷乡僻壤为民剿匪，定是马到成功！”

朱德和他寒暄几句。从旁人嘴里，朱德才知这个名叫郑敬中的老者，不是别人，正是朱培德的参谋长郑天龙的老爹。

对于郑敬中，朱德早有耳闻。别看这个老家伙道貌岸然，其实是赣东大地有名的大土豪，不但杀人越货，横行乡里，而且还是个“人老心不老”的老色鬼，经常借故强占民女。当地老乡对他恨之入骨，但碍于他儿子在国民革命军，敢怒不敢言。现在蒋介石一叛变，他好像得到信号，也在乡里组织起地主武装，向农民协会进行反攻倒算。朱德不是第一次剿匪了，过去在滇军就干过，为此云南境内留有表彰他的功德碑。他知道什么是盗，什么是匪。

而现在，郑敬中已经押过来十几名“匪徒”，指挥手下人边打边骂：“你们想造反，好，让你们翻身，给我打！打，让你们翻个够！”这都是些农协会员。不但五花大绑，已经是遍体鳞伤了。

被绑的人个个不服，强起身子大骂：“郑老棺材，你别得意，阴间路上，我们等着你 ”

郑敬中催促手下：“活埋！快，别让他们信口雌黄！”

几十个团丁如狼似虎拥上去，将绑着的人朝挖好的土坑推去。朱德已看出蹊跷，挥手让部下上前制止。

郑敬中不解，忙过来讨教：“朱团长，你这是要……”

朱德也不正眼看他，只是说：“上面有命令，凡是抓住土匪，一概不许乱杀，全部押起来，报省府请功。”

“哦，是这样 ”郑敬中不情愿，也不好发作，只得听任朱德自行其事。

朱德了解了情况，于当晚将押解来的农协会员松了绑，安慰他们：“老表哥，你们可以回家了，我们来此打的是真土匪，不是穷弟兄。”

根据农友们提供的情况，此地确实有匪——附近的云山一带有股土匪武装，为首的叫马老七，作恶多端，不可不除。朱德整理了队伍，挥马前往匪患严重的山区。经过围歼，上匪头子马老七当场毙命。本来，朱德的部队开到赣东临川、贵溪、崇仁一带，群众也曾有过误解，此时消息传来，赣东一带的农民欢欣鼓舞。很快，被郑敬中扑灭的农会风暴又刮了起来。当愤怒的农民冲进郑家大院时，郑敬中吓得一骨碌跌下床，当即一命呜呼了。

剿匪胜利结束了。在部队奉命调回南昌时，朱德又派了教育团党部干事黎素任临川县长，留下排长冉国平担任临川农民自卫军的大队长，副官卓廉诗担任抚州县公安局长。

朱培德的参谋长郑天龙献计不成反而丧父，气得捶胸顿足，天天在朱培德面前说朱德的坏话，执意要除掉朱德。

可是，身为江西省主席、第五方面军总指挥的朱培德，顾虑仍多。作为地方实力派，他不愿意依附于任何一种政治势力。但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又不能不寻找一个政治靠山。眼下，蒋介石虽然被武汉国民政府罢免了总司令的职务，然而，蒋的势力不仅坚挺，而且还在发展，这一点是他必须考虑的关键。当然，在反蒋问题上，他一时还不能违背武汉国民政府的意志。因此，他思忖再三，力图找到一个变通的办法，使他保留充分的回旋余地。

5月29日，朱培德通过第三军参谋长，向共产党人转述了他的意思：目前军队中军政人员之间发生了矛盾，请政治工作人员暂时离开江西，以避免出现不利的结果。同时，朱培德还发布告示，称：这次处置政治工作人员是为了适应环境，并无其他用意；他始终拥护国民政府，坚持打倒蒋介石；不许有人以共产党为名来告发，或以反共产党相危害。这就是朱培德采取的所谓“礼送”共产党员出境。

6月6日，数十名政治工作人员被迫离开江西。与此同时，朱培德以危害部队利益为借口，下令全省各民众团体停止活动。

此时，正在临川的朱德听到朱培德“礼送”共产党员离境的消息，立即致电朱培德，提出辞去公安局长一职。

6月中旬，朱德返回南昌。此时的南昌街头，犹如一潭死水，往日那种勃勃生气的景象早已荡然无存。沿街墙壁虽经雨水冲刷，只能隐约看 出上面涂写的“欢送共先生出境”、“制止过火的工农运动”等字迹。一回到教育团，朱德就得到了朱培德要解散军官教育团的消息。朱德和陈奇涵等经过商议，决定第一、二营学员 700多人提前毕业，第三营400余人留下继续学习。毕业的学员除一部分回原部队外，一部分被派至赣江流域各县和南浔铁路线上，做工会、农会工作，或担任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的干部。

6月下旬一天，朱德来到高升巷朱培德的公馆，他要弄清朱培德的态度。

朱培德十分客气地接待了他。寒暄过后，朱德问起前一段发生的事情。朱培德面露难色地告诉朱德，面对目前的局面，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政治工作人员不走，只有他走，否则，这支队伍是带不下去了。至于停止民众团体的活动，他解释说，这是由于部下反映强烈，出于无奈才作出此决定。对于朱培德的托辞，朱德无意与他争辩，只是劝告朱培德要三思而行。朱培德望着当年与他并誉为“模范二朱”的老同学，婉转地向朱德表示，希望他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暂时离开江西，免得有人拿他与民众团体的密切关系做文章。

朱德两臂交叉放在胸前，头贴附着椅子背后的墙壁，眼睛停止了转动，安然呆坐了一会儿，没有说什么。朱德很清楚朱培德此时的心态，他们毕竟有过令人难忘的同窗之谊，于是，他也就顺水推舟，说正好要去武汉办事，马上离开南昌。

第二天，朱培德把朱德送上开往九江的火车，随着一声汽笛，车轮缓缓动了起来，朱培德心里顿时踏实下来。

朱德到了九江，受到曾共患难的金汉鼎的欢迎。金汉鼎时任第九军军长兼九江警备司令，金汉鼎邀朱德上庐山小叙几日，又把他送上开往武汉的江轮。

时至7月，形势愈加严峻，宁汉合流已成定局。中共中央声明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邓演达愤然出洋，宋庆龄宣布脱离武汉国民政府。

15日，汪精卫集团提出“统一本党政策案”，公开叛变革命。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

第五章 风暴前夜 十字路口叶剑英

就在这时候，一位国民革命军中颇有声望的将领，却毅然选择了处于低潮中的共产党。就像这次选择一样，后来他在中国革命诸多危难之机，都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他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叶剑英。

叶剑英是广东梅县人。据叶氏宗祠族谱记载，叶剑英的祖先是宋朝时由中原南迁的汉人，即所谓“客家人”。

少年时，叶剑英漂泊南洋，习武云南，以后追随孙中山，投奔粤军，于1920年春加入国民党。黄埔军校筹办时，他在讲武堂时的老师王柏龄非常器重他，调来做助手，后被正式任命为教授部副主任。教授部主任就是王柏龄，他也逐渐觉察到叶剑英同廖仲恺、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和一些共产党人过从甚密，曾多次告诫叶不要对政治太热心。叶剑英并不理会，曾想去苏联学习，也向党组织正式提出过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中共组织接到叶剑英的申请后，派熊雄同他谈过一次话，谈后却一直没有回音。后来，他才得知个中缘由：当时，中共组织的大多数成员都认为可以吸收叶剑英入党，但有少数成员提出，叶剑英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高级军官，需要慎重，作较长时间的考验，事遂搁浅。叶剑英倒并未灰心，仍在积极争取。因为叶剑英英勇善战，指挥有方，北伐开始后，蒋介石调任叶剑英为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两次攻打南昌，一师师长王柏龄和代师长王俊都不听叶剑英的建议，结果都招致败迹。参加战斗的黄埔学生怨气横生，纷纷向蒋介石告状。直到第三次攻击，才占领南昌。由于王柏龄临阵脱逃，叶剑英率总预备队指挥部，随一师驻守南昌。南昌之役，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使蒋介石深感自己的嫡系部队问题严重。他痛诫一、二师长官，责骂王柏龄、王俊“根本不是带兵人才”，提出对二王惩办、撤职。他听说在南昌战役中二王不听叶剑英的劝告，以致连连失利，于是特意召许叶剑英佩剑晋见。蒋介石见到叶剑英，先是夸奖一番，然后摊出了此次召见的底牌，说：“现在一师没人指挥，我看你就去一师当师长吧！”

叶剑英丝毫没有思想准备。他想到一师是蒋的嫡系，有些军官目空一切，很难管束，同二王的关系也很难处，而且对蒋介石的面目还看不清楚，所以婉言谢绝说：“谢谢校长好意，只是我身体不大好，待打完仗再说吧，我还愿意继续当参谋长。”

蒋介石信以为真，立即吩咐军医官给叶剑英看病。军医官煞有介事地检查了半天，拿不准是什么病。叶剑英憋住笑：“我还没吃早饭呢，等你检查确诊，人都要饿死了。”

军医官没有办法，只好胡乱开个药方子。叶剑英懂得一点中医，看了看方子，是些“太平药”，便叫护兵煎几付吃下去，应付了事。

南昌之役，北代军俘虏了孙传芳的军官数百名，士兵数万人。蒋介石为了扩充实力，决定将收编过来的赣军组成新编军，任命叶剑英为新编军第二师代理师长。叶不便再推辞，只好受命，领兵开赴吉安。

那时的叶剑英才30出头，高高的个头，白白净净的面孔，人不胖，不大穿军装，经常穿一身中山装。人很帅，也很威风。他的卫队，每人都带着20响驳壳枪。但他为人和蔼可亲，没有一点官架子。

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江西也很快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吉安的反动分子，也在全城实行戒严，查封工会、农会、学生会、报馆等革命机构，强行押送国民党左派和革命团体负责人出境，并收缴了县农协自卫队的武器。共产党人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寻觅中的叶剑英，一下被现实推至十字路口：

继续留在蒋的队伍里，为蒋效命，升官发财，对他来说易如反掌。蒋介石很赏识叶剑英。他不单单看重叶剑英年轻有为，才华出众，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个出生在广东的儒将，曾经追随和保卫过孙中山，在广东地区和粤军中很有些影响。他想把叶拉过来，以便利用其威望和才干，笼络住人心，将来控制南粤当不成问题。

另一条路闪闪烁烁，朦朦胧胧，究竟在何方，他一时也难以说清。但有一点，他心里清清楚楚：这必定是一条充满艰辛而重新开始的路。而正是曙光之路才有希望。50年后，叶剑英曾对采访人谈起过当时的心情：“宁汉分家以后，蒋介石说汉口反革命，武汉说蒋介石反革命，两下吵。我对武汉没有多少怀疑。但蒋介石还是总司令。究竟跟着谁走？那时没人来，也没电报来。我就自己看报纸，关上门，想了几天，什么问题都想到了。我想到自己年轻时立志为国为民做点事，参加革命后当了师长。那时师长每月差不多都 有二三万元收入。二三万元不少了，10个月就是二三十万，公公道道，做二三年师长就是个百万富翁。 如果只是为了个人，跟蒋介石走，至少可以做大官。但是，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工人，屠杀群众，变成了十足的反革命！一个革命，一个反革命，阵线已是很分明了。参加革命，还是反革命？想了想，只有革命才有出路。所以我就下了决心，通电全国反蒋。一边倒，倒到武汉方面。”

叶剑英定下决心，就同身边几个要好的军官谈了自己的打算：通电全国，公开反蒋。而后召集全师的军官开会，明白告诉大家：愿意革命的，拥护武汉政府的留下；拥护蒋介石，想去南京的，也请自便。叶剑英的这一举动使当时政界和军界大为震惊。原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将此事报告了蒋介石：“叶师长反我们！”蒋介石连头都没抬，嘴里说知道了，其实根本不信。陈可钰再次报告：“叶师长真的反对我们！”蒋介石偏了偏头，说：“好啦，知道了，你下去吧。”还是将信将疑。

这时，吉安二师的右派军官和“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与当地右派势力勾结起来，准备闹事。叶剑英与左派军官紧急秘密商议，决定二师举行武装暴动，拉队伍北上，投向武汉国民政府。

吉安的反动势力似有觉察，也加紧了行动。他们的矛头直指叶剑英。

这一来，叶剑英在吉安便站不住脚了。他决定先去武汉联络。临走前，几个相近的军官和师部人员以给师座祝贺生日为名， 在师部驻地后花园，摆开几桌酒宴，席间，议论起军机。有的团长急于举事，对叶剑英说：“师座，还是快干吧！”叶剑英示之以缓：“举兵重在择时，或早或晚都受其乱。”为了掩人耳目，他和几个军官上路时都化了装，并分头起程。他刚走，二师左派军官成立了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于5月6日通电讨蒋。电文一发出，遭到右派军官的激烈反对，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二师陷于分裂状态。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见势不妙，于13日夜举行了武汉暴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捕了反动军官，控制了部队。

但是，这次暴动由于缺乏经验，孤军无援，很快就被朱培德第三军的杨竹轩、杨如轩所部包围缴了械。

消息传到蒋介石那里，这才记起陈可钰的话，大为恼火，立即吩咐下属给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起草呈文，要求将叶剑英开除出党，并加通缉。

再说到达武汉的叶剑英，所闻所见并非是他想像中的革命政府。不要说政府自己“四面楚歌”，就是武汉市内也是米荒盐荒油荒煤荒，到处是失业的工人。在乱糟糟的现实面前，叶剑英再次陷入迷惘。他住下后，便去找军事部长谭延闿述职。他向谭延闿报告了新编二师和吉安的现状，请求接济枪械、粮饷。他哪里知道谭延闿早与蒋介石暗送秋波，是个脚踏两只船的老投机家，怎肯资助反蒋的二师呢？他劝叶剑英暂时留在武汉，看看局势的发展再说。

叶剑英只好下榻武昌朝阳旅馆。朝阳旅馆是广东人开的，常有广东籍的客人来往和住宿。说来也巧，正在他心神不定时，遇到了梅县同乡李世安。李是秘密的共产党员，在广州时就与叶剑英见过面，1925年第一次东征时叶剑英任梅县县长，李世安也在梅县叶剑英的母校任教，俩人建立了友谊。李还结识了东征到梅县的周恩来。1927年2月，李世安离开梅县到上海，在那里又见到了周恩来。后来转到武汉，在市公安局当主任秘书，他以这个公开身份作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这次与叶剑英相见，俩人彻夜长谈，都有一种他乡遇故知之感。叶剑英闲住几日后，军事部来人通知他出席武汉政府召开的国民议会，会议由谭延闿主持，讨论宁汉分裂后的形势和前途。

会上，叶剑英也谈了自己的看法：“有人说我是蒋介石的嫡系，蒋待我不错，蒋介石给了一个‘巴掌’（职权），我拿这个‘巴掌’打老蒋，这不合人情，对不住老蒋。其实，不是我对不住他。他在上海杀了那么多人，我怎能还跟着他干呢？”

在这次会上，独立十五师师长贺龙也慷慨激昂地发表了反蒋言论。这是叶剑英与贺龙的第一次见面，双方印象都很深刻。

叶剑英还是想回到吉安。路过南昌时，见到军官教育团团长朱德，在反蒋大会上，叶剑英忍不住又打开话匣子：“有人问我反蒋图什么？我说我反蒋不图什么，只图个革命。我们革命的枪口要对准反革命。蒋介石自己跑到我们枪口上来，他自己当反革命，是自己找打的。我反对蒋介石不是因为有什么个人恩怨，而是因为他反革命。我们就是要讨伐反对革命的人 ”

“好，你说得好哇。”朱德当场称赞起叶剑英来。

叶剑英后来打听到吉安局势仍然动荡，只好从南昌又折回武汉。在他苦闷彷徨之中，他的老相识张发奎正踌躇满志，到处网罗人才，听说叶剑英到了武汉，就请他到四军军部来，留在自己身边工作。不久任命他为第四军参谋长。四军里共产党人很多，对叶剑英是有影响的。但是形势错综复杂，有些公开的共产党人他并不熟悉，熟悉的又多隐蔽起来，一时难以找到。即使找到党，能够吸收他这样一个曾是蒋介石嫡系的高级军官吗？原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入党的事被搁置起来，现在重提还能如愿吗？他不觉困惑起来，常常在夜里惊醒。

其实，他还不大知道，当时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妨碍他入党的有两顶“帽子”，除了“国民党嫡系军官”外，还有一顶，就是“孙文主义学会分子”。这个“学会”是跟左派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对立的，许多右派黄埔师生加王柏龄都参加了，而王与叶有师生之谊，所以共产党人就把他当 “孙文主义学会”的人看待，不重视他的入党要求。他去找共产党员李世安，把自己入党的渴望和几年来在这个问题上遇到的波折和苦恼，全都倒了出来。李世安了解叶剑英的过去，对他的现在也通过四军的党员了解过，便一口应承下来。李世安这个老党员当然知道党里的规矩。像叶剑英这样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即或是已经通电反蒋，但要在基层组织里讨论他入党问题，还可能产生波折。

于是，他带着叶剑英的期盼，秘密找到周恩来。

周恩来听完李世安的汇报，回想了一下他在黄埔军校时与叶剑英的接触，坦然说道：“他的底子我知道，是好的，我们应该表示欢迎。”就这样，又过了几天，1927年7月上旬，在武汉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汪精卫“分共”前夜，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批准接纳了叶剑英这个特殊党员。为了保密和特殊的工作需要，周恩来要他不要和其他党员直接联系，只让他与李世安等少数党员保持联系。

第五章 风暴前夜 起义人物——刘伯承与朱德曾是敌手

另一位经历与叶剑英有某些相似、走向八一起义的人物是川军名将刘伯承。刘伯承漫长的军旅生涯是从重庆蜀军政府开办的将校学堂开始的。他在那里，是个出类拔萃的军人，不但学业优秀，军事技能出色，而且举止端正、操守有持。他烟酒不沾，牌赌不视，毫无恶习，被同学们称为军中“菩萨”。他在讨袁战争和护国军中，总是奋勇当先，亲临第一线指挥。就在率部攻打丰都城门时，他头部连中两弹，一弹擦伤颅顶，另一弹从右边太阳穴射入，透右眼而出。他昏倒在血泊之中。

几位士兵在乱尸中找到了他，抬进城里邮局内休息，又请来药店老板，敷了一些止血的草药。部队转移时没有担架，刘伯承被装进一只箩筐，头上顶着一床棉被，被颠簸着抬到宿营地。这时他还忍着剧痛，力主召开阵亡将士追悼会。当大家看到他满头缠着绷带出现时，纷纷流下了热泪。部队瓦解后，为了躲避北洋军的搜捕，战友康云程等不畏艰险，保护着刘伯承辗转奔走，后来藏在当地一个农民家里。这个农民为人宽厚，给予饭食，代为找药。

康云程始终守在刘伯承身边，替他洗伤口、换药。两三个月后，刘伯承身体渐渐得到恢复。以后，他们改名换姓，化装潜赴重庆就医。他先在宽仁医院治了一段脑伤，就转到临江门一家德国人开的私人诊所治眼伤。诊所的沃医生医术相当高明，外科手术尤为著称。刘伯承在这家私人诊所先后做了两次手术。

两次手术，王尔常先生都在现场目睹。他用通俗的文言记下了这个过程。其文笔之传神，令人不忍再加改写，敬录如下：第一次手术只是割去腐肉，理顺血管，费时尚不久。数日后阿医生（即沃医生）自德国为将军配制之假眼带来时，伤眼重生腐肉，较前尤多，乃动二次手术。更因须配合假眼，故二次手术历时近3小时。当时将军拒绝施行麻醉，日：“救国救民，来日方长，安能损及神经？”阿医生既系名医，骄傲自大，又秉军国主义恶习，平素对病人有畏痛呼喊者，每打骂随之。将军在第一次手术中即安然稳坐，阿医生已连连点头，口称“好！好！”二次手术为时既久，将军仍肌肤不跳， 面不改色。

包扎既毕，阿医生见将军手捏之椅柄已汗水下滴，诧曰：“痛乎？”将军笑日：“些须70余刀，小事耳！”阿问曰：“何由知之？”将军日：“每割一刀余暗记一数，定无误也。” 昔华佗之疗关羽也，服以全身麻醉之“麻沸散”，仅施刀于臂耳。将军两次疗伤，余皆亲侍左右，目睹其沉雄坚毅，令西医瞠目，军国主义都咋舌，非超关羽千百位乎。

难怪一身普鲁士军人之气的沃医生翘起大拇指，以十分折服的口吻对人赞道：这位刘明昭（刘伯承的化名）不仅是个标准的军人，而且简直可以说是个军神！由此，“独目军神”的雅号不胫而走。护法战争开始，刘伯承被任命为第九旅参谋长。起初，同僚中人以为他五官不全，身有残疾，冷眼相看。但一到实际战斗中，刘伯承的智勇往往令他们折服。在用兵上，他精细、严谨、大胆，常常出奇制胜。其英勇无畏的精神，更为一般军人所罕有。由此他的名声渐渐传开了。

1923年秋冬，刘伯承一直在成都治伤。困扰着他的不仅是身体的创痛，更多的则是对前途的忧虑。他因伤离开部队后，讨贼战事由胜转败，先是重庆得而复失，随后成都也遭敌人重兵威胁。刘伯承既痛心于讨贼军的失利和四川形势的再度逆转，又不得不认真思考今后的归宿。正在这时，吴玉章出现在他面前。

吴玉章是老同盟会员，曾参加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斗争，在四川各界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当时吴玉章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时，与恽代英、杨闇公等人创办《星期日》刊物，鼓吹新文化、新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与追求进步的刘伯承相识。吴玉章深知刘伯承的为人，对他的军事才能更是佩服至极。他得知刘伯承在成都养病，几乎每隔三五天就要到刘伯承的住处，一面探视病情，一面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吴玉章还给刘怕承带来了一个朋友，此人对刘伯承的人生之路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就是杨闇公。

杨闇公是四川潼南人，早年留学日本。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他很留心物色优秀人才，酝酿建立共产党组织。杨闇公注意观察刘伯承，发现他机警过人，头脑也异常清晰，又兼有远大志向，得此朋友，心中很是快活。

如果说，在1923年末，刘伯承还处于观察、思索、比较、选择的阶段，甚至于还难于割舍旧的生活；那么，到了1924年春，在经过反复研究和深入思考之后，他已经自觉地、明显地开始向共产主义接近。当时，四川讨贼战争形势日趋不利，成都危在旦夕。一军军长熊克武等人亲自出马，敦促刘伯承带伤上阵，以挽救战局。前敌总指挥赖心辉托王尔常传话，说他要请刘伯承担任师长。刘伯承沉下脸：“尔常，你我相处这么多年，难道还不晓得我的志向吗？岳武穆云：‘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我从军数年，向来不顾个人性命，家中更无私蓄，遇敌时便可奋不顾身，为的是救国救民。看现在的世道，内忧外患，国将不国；官压兵扰，民将不民。我冲锋陷阵10多年，为的是拯民于 水火，不是为了博取虚名和显示荣耀啊。”王尔常还在劝说：“总指挥对你可是一片诚心啊。这个机会不可错过。”一听这话，刘伯承更是不悦：“这些当权者总是汲汲于一己之私利，我算是看透他们了。顺利时不肯委以重任，一旦时势危急又想以爵禄相诱，真是有眼无珠！”王尔常还是常来劝说。刘伯承心烦，就躲到犍为县五通桥张仲铭家里静养。闲下来，他又看了不少革命理论性的书。

1924年夏末，因熊克武的第一军势力被逐出四川后，刘湘、杨森等一手控制了政权，大肆迫害进步人士，吴玉章在成都不能立足，也辗转来到犍为。他告诉刘怕承，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十分活跃。刘伯承很想走进那个世界。这年秋末，刘伯承同吴玉章一道取道贵州、湖南到达上海。

第二年年初，他又跟吴玉章赶赴北京。6月下旬，他们又一起来到广州。这一路，刘伯承觉得每天都有新鲜事发生：他看到了群众火山爆发一样的反帝情感；看到了共产党像磁铁一样地吸引着有为青年……

1926年5月，经杨闇公和吴玉章俩人介绍，刘伯承如愿以偿，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北伐开始以后，根据中共中央的设想和四川的实情，重庆地委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在川中如果我们要扶起朱德、刘伯承，造成一系军队是可能的。并提出由刘伯承组织旧部，在沪州、顺庆一带发动武装起义的具体方案。中央赞同此方案，并派人来加强军事行动。这期间，刘伯承基本上还是跟随吴玉章来往于上海广州等地。11月中旬，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等人在重庆刘怕承家里开了个紧急会议，根据中央的意图，成立了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由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组成，地委书记杨闇公兼任军委书记。

当朱德刚走进刘伯承家中时，俩人拉了半天手，嘴上笑着，心里却装了一肚子话。知情者也在一旁笑。在后来共和国的10大元帅中，他俩年岁最大，又数他们相识最早。

但他俩曾是对头，却不为众人所知：早在1916年，朱德和刘伯承都参加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当时，朱德在入川参战的滇军中任团长，刘伯承则在川军中任职。战后，四川逐渐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战事不断发生。1917年军阀熊克武为了消除另一军阀刘存厚的势 力，派遣刘伯承作为代表赴川南沪州与云南军阀唐继尧的部队谈判，意欲联合驱逐刘存厚。在这次谈判中，刘怕承结识了朱德。然而，到了1920年，唐继尧图谋霸占四川的统治权，企图联合其他四川军阀驱逐熊克武。结果，熊克武利用“川人治川、驱逐客军”的口号，与四川各军阀联合起来，将驻川滇军逐出四川。在这次战争中，刘伯承率部与滇军作战，连连取胜，而朱德所在的滇军则接连失利，一直从成都溃退到贵州境内，部队损失惨重，冤家对头就这样“结”了起来。

后来朱德留洋，回来后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了。也就在他受党的委派，来四川万县策动军阀杨森易帜参加北伐时，却因杨森屡屡失信而束手无策，他又和他深为佩服的刘伯承走到一起来了，自然是又惊又喜，有满肚子的话要说了。

这两位老军人日后的亲密非常人所知：全国解放以后，在一次涉外招待会上，一些外宾和外国军官，出于对朱德的敬佩，争先恐后向朱德敬酒，弄得朱德不胜招架。刘伯承主动上前应酬，代替朱德把外宾的敬酒左一杯、右一杯都喝了。他本来不会喝酒，一下喝了这么多，结果宴会一散就虚脱了。第二天，秘书和警卫员都埋怨他不会喝酒不该“逞强”。他却幽默他说：“你们知道啥子嘛！我这是代朱老总领功，替朱老总受奖，是很光荣的啰！不然的话，朱老总可就承受不住嘞！”

12月1日，沪州起义提前爆发，3日，顺庆也爆发起义。鉴于顺庆是预定借以依托的根据地，决定按原计划由刘伯承赶赴合川，率黄慕颜部起义，然后支援顺庆，主持和指挥整个起义。

5日傍晚，当刘伯承赶到合川时，黄慕颜部已接到顺庆急电，离开了驻地。于是，刘伯承拄上手杖，在滂沱大雨中连夜追奔，终于在大河坝赶上了起义军。刘伯承自己也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半天站不起来。可他还是撑着，和黄慕颜等人就行军路线计议了一番。次日清晨，刘伯承又率部挥戈北指，直奔顺庆，然而，四川的反动军阀很快向起义军扑来。而沪州方面的义军，迟迟没有向北运动，敌军压城，起义军决定全部撤出顺庆。撤退中与敌军接火，敌人一面以敢死队猛冲，一面在阵前乱喊乱叫，进行煽动，竟使义军内部的动摇分子弃枪而逃，甚至临阵倒戈，将起义军一下推进了险恶之中。刘伯承提议起义军暂退开江县整顿。

12月下旬，刘伯承率起义军2000多人，到达开江。这时，反动军阀杨森由于进攻武汉北伐军遭到惨败，转而伪装倾向革命，表示欢迎起义军，并邀请刘伯承和杨闇公到万县指导工作。于是，刘伯承、杨闇公先后抵达万县，与朱德一起研究时局的变化，商讨对杨森部进行工作，利用他来牵制另一四川军阀刘湘。然而这一切美好的设想，都困蒋介石集团的叛变而付之东流。

领导沪州起义，是刘伯承参加共产党以后第一次指挥军事行动，现在，守住沪州城的重负又压在他身上。攻城的赖心辉部是刘伯承的旧识，深知刘伯承用兵厉害，但仗着兵力强大，还是连连进攻，但都惨败而退。他便“鬼”了起来：一面强攻，一面派出大量奸细混入城中，进行策反。这些奸细混入城后，窜到各部进行秘密活动，都被起义军揭露和破获。刘伯承下令，将主谋者10人立即处决。刘伯承虽在连日苦战，却一直没有什么正式名份；归依蒋介石的刘湘也在叫嚣：“刘逆伯承，据险阻兵，私立名义，近复遥应武汉叛徒，共谋篡夺 ”

这使得吴玉章对武汉政府很有意见。经他一再努力，到5月上旬，武汉政府总算给了刘伯承一个明确说法：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军长。这时候，沪州已是一座孤城。粮食与弹药极为困难。刘伯承接到中央通知，证实杨森已出兵宜昌，向武汉国民政府进攻。这样，重庆军委会原先打算以杨森牵制刘湘的计划已经落空。刘伯承主张撤退。可是另两个起义军的领导陈兰亭和皮光泽却一反常态，对火烧眉毛的事却静若处女，并不愿撤。刘伯承不知道，原来他们早已与攻城的赖心辉达成默契，准备出卖刘伯承和政工人员，换取高官厚禄。

5月中旬，刘湘又以5万元巨款，悬赏通缉刘伯承。陈兰亭等人的司马昭之心日急。其他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都劝刘伯承快走。刘伯承犹豫了。“攻在前退在后”是他的治军宗旨，而今却要先退一步，他心里实在别扭。回头与几个党员再议，众口一词：“当走不走，必死无疑。”刘伯承哀叹一声，派人与城外旧识张仲铭疏通后，于5月16日，拉上参谋长韩百诚、参谋周国金两个共产党员，从龙透关脱出包围圈。至富顺时，反动军队搜捕极严。刘伯承见机折回，改向隆昌、荣昌走去。此后，刘伯承一行夜行晓宿，旅途极为艰险，恶虎挡道，土匪抢劫，真是九死一生。他们经大足、铜梁至达县，又由达县越过秦岭，到达西安。在两手空空之下，幸得陕西军务会办邓宝珊将军接济，才由西安转郑州，于 1927年7月11日抵达汉口。

可以说，走向南昌起义的刘伯承，虽然名义上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军长，手下并无一兵一卒。

第五章 风暴前夜 起义人物——贺龙被闹饷惹急了

细想起来，共产党人真正握有重兵的只有叶挺，和还不是党员的贺龙。

“四一二”之后，各个兵营都骚动不安。贺龙担任师长的独立第十五师，集结在武汉，出征之际，第一团便发生了闹饷事件。其他各团也有不同程度的骚乱。机枪营长陈策勋、手枪营长陈佑卿、步兵营长刘锦星等一下拖走二三百人逃回桑植。全师在闹饷事件中逃走的人数有八九百人。

不发饷士兵自然不干。可唐生智对贺龙的十五师就是另眼相待，不是发半饷，就是停发薪饷，算起来十五师已是9个月没有正式发饷了。一师之长的贺龙自然着急，厚着脸皮四处去借。可是上个月的借来了，下个月的又断了档。下面的官兵可不管你有多少难处，到时就有吃饭拿饷的；不然，哪个大胆的吆喝一声，身边就会聚起一帮呼喊“要钱”的弟兄。

贺龙脸上没了笑容，一天了，只抽烟，不吃饭。

他百思不解：第一团是独立十五师的主力，是跟着贺龙走过来的。原团长贺锦斋，素以思想进步、文化程度高又骁勇善战而闻名，最近调升新职，还没有离开本团。新任团长刘达五是贺龙好友，原任师训练处长，是政治上可以信赖的人。怎么会突然在第一团发生闹饷呢？

贺龙压抑不住，将烟袋荷包一卷，命令手枪队随他来到第一团。全团集合以后，贺龙往讲台上一站，对大家说：出师北伐以来，第一团素来作战勇敢，不愧为“精锐一团”。现在，我们即将开始第二次北伐，部队要立刻准备北上消灭北洋军阀的联军，统一全中国。眼下，上面的军饷一时还发不下来，大家就再多吃点苦。你们随我贺龙征战多年，我贺龙是不是喝兵血、克扣军饷的人，你们总该清楚吧？说到这里，贺龙火气上来了，大喝一声，说：“不要以为我贺龙心里没有数，有人在一团捣鬼，煽动闹饷。闹什么？你怕扯你的把子，当我不晓得吗？”

他点名叫了3个连长、1个营副出列。被叫出列的第一连连长自知理亏，老老实实让手枪队绑了。第五连连长是湘西人，跟贺龙很久了，见到贺龙亲自赶来，心里就很后悔，被绑起来的时候，朝连副难过地交代着：“我该死，请你给我老家带个信，就说我昧了良心，对不起家乡父老。”第四连连长却抗拒被绑，朝着队列里大喊大叫。队列里顿时有人响应，对着站在台上的贺龙就是一枪。子弹没有打中。可伤透了贺龙的心。他自从拉杆子以来，从来都是和士兵同甘共苦，威望很高。发不出薪饷，甚至挨饿受冻，亦非一次。但是自己带的队伍从来没有闹过饷，更没有发生过向他打黑枪的事。

为这事，周逸群批评了贺锦斋。贺锦斋是贺龙的堂弟。

贺龙在地下来回走着，突然停下来：“锦斋有什么办法？这个事要说麻烦，是由来已久的，事出有因嘛；要说简单，一句话就讲明白了，是我贺龙听共产党的，有人为这个要搞掉我贺龙的脑壳嘛！”

周逸群坐下来，他从来没和贺龙这样别扭过：“你说得有理，可证据呢？”

“你想想，那个士兵他要是没有后台，他敢豁出性命向我打枪？那个四连连长要是没有后台，敢在我面前煽动士兵造反？”烦躁中的贺龙，所有的回答都成了一连串提问：为什么陈策勋、陈佑卿那几个营长没闹饷就拖人拖枪逃跑了？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我那位参谋长陈淑元不出来解决？为什么我那位老师陈图南不露面、不吭半声？

不等周逸群回答，贺龙自己解释：“明明是谋划妥当，躲在一旁，等着要我们的好看嘛。若是我贺龙和你周逸群让冷枪毁掉，他们再出面杀掉治军不严、犯上作乱、谋杀师长和主任的头号叛逆”

“谁？”

“就是锦斋嘛！再杀掉达五，他们就把独立第十五师抓到了手心里，找地方请赏封大官喽！”贺龙磕磕烟斗，“捣这个鬼，未必瞒得过我。”

“陈图南和你共事多年，你加入中华革命党以后，他就和你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你平时把他当老师一样尊重。道不同不相为谋，也不该下毒手啊！”周逸群还是有些不解。

“我读书不多，图南帮我长知识，拖队伍，是有过大功的。如今是你站在共产党一边，还是站在蒋介石一边，还是刀头见血，没得二话，硬碰硬的。”贺龙激动起来。

“分道扬镳，可就不是好朋友之间的割袍断义喽，是不能不下狠心的呀！但愿我想的有错，我再去试一次。”

周逸群和贺锦斋都有些着急，劝他：“你不能拿自己的性命去试验别人，这太危险了！”

贺龙执意要做：“我只希望试的结果是我贺龙估计错误，不是他们掉脑壳。”他让副官去请陈图南，就说有机密大事和他商量。

陈图南和参谋陈淑元、团长刘燮、柏文忠在大陆旅馆一边玩牌，喝酒，一边等候消息。

陈淑元举杯朝陈图南说：“老板（贺龙）报销，先生（周逸群）难逃， 老资格（陈图南）要当师长、军长喽！”

陈图南的酒杯咣当一响：“哪里哪里，是诸位要当师长、团长了，我还是想拉老板一把。”

贺龙的副官来请陈图南，陈就跟着副官来到贺龙屋里。贺龙不满意地问：“图南，你跑到哪里去了？师里闹饷，我的日子不好过，你看怎么办？”

陈图南按老习惯喊着贺 龙的字号：“云卿，你素来镇静有谋，你讲讲，我们也好商量啊。”

贺龙说：“我若有好办法又何必把你请来？”他让陈图南讲讲他的想法。

陈图南直言不讳：“我们共事已经14年了。我为你云卿着想，对你实说，共产党是靠不住的；武汉政府的显要们各怀鬼胎，也是靠不住的。他们没得多少信得过的队伍，唐生智的几个军，也不大听话，何况，唐生智心狠手辣。从四川、贵州出来的将领袁祖铭被唐生智手下的师长周谰打死了；彭汉章被免职，如今还关押在唐生智那里。剩下两支队伍，王天培部投奔了蒋总司令。你这个师呢，被裁减了一半，再老老实实呆下去，还不是等着让他们搞掉么？”

贺龙只顾听着，一句话不说。

陈图南以为贺龙被自己说动了心，把心窝里的话全掏了出来：蒋介石坐镇南京，手攒上海，兵多钱多，就是缺少猛将良帅。南京方面表示，只要你云卿在武汉举兵，事成之日，把你的师扩编成军，加委你为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把汉阳兵工厂交给你，还送你一笔丰厚的酬金。

贺龙问陈图南：“事成之后，你有什么好处？”

陈图南也不含混，说得很彻底：“我当个副军长，再兼个第一师师长，再有个什么兵工厂厂长干干。云卿，这个你不用多管，我的官职再大也是在你的庙里烧香，再说，只要保住你，我想你也是不会亏待弟兄……”

贺龙将陈图南打发走，立即把周逸群请来，将和陈图南的谈话内容详细告诉了周逸群。

周逸群很吃惊，问贺龙有什么打算。

贺龙说：“患难之交遇到大是大非也要分道扬镳啊！你向共产党中央报告，如何处理，我都照办。”

周逸群一把拉住贺龙的手，眼角涌上一层泪：“云卿同志，我们感谢你！”

贺龙还告诉周逸群，据他得到的消息，驻长沙的许克祥可能叛变，请中共中央迅速通知湖南党组织早作准备。

周逸群很快向在武汉的中共中央作了汇报，也告诉了由共产党员吴德峰任局长的武汉公安局。

吴德峰派出武装在武汉大智门大陆旅馆逮捕了陈图南等人，刘燮拒捕，被当场击毙。陈图南等经过审讯后处以极刑。

独立第十五师最大的隐患是被挖掉了，但军饷问题仍没有解决。贺龙找了几次国民政府和北伐军总指挥部的头面人物，但都被敷衍了事。贺龙是个有办法的人，一般事情难不倒他，你想赖，我就诈！他把自己的主意说给周逸群听，然后就布置开来。

反正是：士兵闹饷，我着急；我要是闹饷，总有人着急。他让本师部队闻声不要惊慌，这是他正在实施的计谋。第二天，他用两艘轮船装上许多煤油桶，内装鞭炮，在江汉关附近沿长江游动，猛燃鞭炮，佯作哗变。这一招果然奏效，吓得汪精卫等人主动找到贺龙，专门为独立第十五师补发了欠饷。

贺龙有了军饷，送给了准备一起出征的第四、第十一军1万多双草鞋。

武汉卫戍司令叶挺来见贺龙，慰问出征大军，他们相视而笑，心照不宣。

贺龙率领的独立十五师，在进军河南的战争中所向披靡，战功显赫。武汉国民政府于6月15日决定，独立十五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军，任命贺龙为军长，周逸群为政治部主任。

6月26日，贺龙率部回到汉口。这正是汪精卫公开叛变的前夜，武汉三镇已是乌云密布。各种政治力量正在重新组合，贺龙的司令部里也是高朋满座，说客不绝，各方都想把贺龙这支“好枪”放在自己身旁。

唐生智派他的胞弟唐生明和叶琪前来游说贺龙；汉口卫戍司令李品仙也向贺龙大献殷勤；蒋介石又利用其参谋长朱绍良与黔军的历史渊源，秘密前来武汉，对贺龙封官许愿，都被贺龙“礼送”回去了。他就认准了共产党这只风雨飘摇中的船。

武汉的形势渐渐紧张起来。为了保护贺龙的安全，周逸群特将贺龙和他的土家族妻子向媛姑等眷属，一并送往鲍罗廷的苏联公馆内暂住。

媛姑本名向志德，是湘西武陵山寨中土家族大家闺秀。1920年贺龙参加援粤讨桂兵变，走漏了消息，贺龙的参谋也随机叛变，暗中勾结外地反动武装，将贺的父亲杀害，将其弟捉去活活蒸死，并扬言要将洪家关贺姓人家“斩草除根”。消息传到洪家关，贺姓人家愤愤不平，要为贺龙报杀父之仇。贺龙含悲忍痛劝住族人，止住一场一触即发的宗族械斗。族人中辈份高的却提出，家仇可以不报，但你贺龙父兄双亡，膝下无嗣，为让死者安心，活人放心，一定要在其父亡灵出葬前，举办一次丧婚。贺龙只好照办。于是经乡人肖定姑精心挑选，选中了19岁的向媛姑。当年5月下旬的一天，当乡亲们吹吹打打把向媛姑抬到贺龙家时，贺龙却因军务繁忙未能赶回家里。这时，乡亲族人毅然从俗，按照土家人的规矩，由贺龙的胞妹贺绒姑自抱大公鸡，代表贺龙与媛姑在其亡父灵前同拜天地。当晚贺龙飞骑赶回家里，拱手感谢媛姑说：“没想到我这个军家营长，用一只公鸡，娶了你这个漂亮的土家媳妇。”从此这次丧婚被乡人传为佳话。

汪精卫公开叛变后，周恩来专程登门看望贺龙。他们见面的地点就是汉口俄租界鲍罗廷公馆，即苏联驻汉公使馆二楼。

当年周恩来29岁，贺龙31岁。周恩来英俊潇洒，一双机警的大眼睛充满了政治家的魅力；贺龙风流倜傥，一招一式都带着军人的英武。

60年代周恩来同贺龙一齐去东南亚国家访问，归来时在昆明遇到前来迎接的贺龙夫人薛明，周恩来情绪很好，充满激情地对贺龙夫人说：“薛明啊，我认识贺老总可比你早，南昌起义之前我就认识他。”周恩来做了一个有两撇小胡子的样子，说：“他那时好精神啊，留着个小胡子 他现在身体不好，你要好好照顾他。”

俩人真有点相见恨晚。贺龙有力地握住周恩来的手：“你的大名，我早就晓得喽。逸群对你佩服得很呢！逸群是个能人，他佩服的人，我想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周恩来并不回避贺龙的目光，轻松他说笑道：“哪里。我们对你是很佩服的。”

“佩服不敢当。我一直在寻找能让工农过上好日子的政党，最后，认定中国共产党是这样的党，我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只要共产党相信我，我就别无所求了。”

周恩来说：“贺龙同志，我们当然相信你，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你呢？”他们一直谈得很晚。向媛姑也一直在忙里忙外地准备饭菜。

贺龙留请周恩来和周逸群在客厅用饭，坐在餐桌边，他们还在不停地谈。

第六章 英雄城下 起义人物——叶挺靠拢南昌

叶挺独立团在攻克武昌后，即扩编为第四军第二十四师，叶挺除担任师长外，还兼任了武汉卫戍司令。

虽然北伐还在继续进行，但武汉政府在内外反动势力的威胁下，已成动摇之势。党的“五大”期间，叶挺担负保卫大会安全的任务，尽职尽力，没出什么事。

“五大”过后不久，就遇上蒋介石策动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联合地方军阀杨森叛变，乘革命军出师北伐，武汉空虚之际，于5月17日偷袭武汉。叛军打到了离武汉40里的纸行镇，企图一举掀翻武汉政府这只风雨飘摇的船。汉口卫戍司令李品仙束手无策，胆颤心惊，竟想在这危急关头烧毁武汉轮渡，弃城逃跑。

叶挺闻讯，震惊不已。他分析道：敌军士气低落，他们都是被抓来的农民，不会为军阀拼死卖命，因此虽然人众却不会有大的战斗力。而我军人数虽少，却有300多共产党人支持，且有百战经验，士气高涨。

对比之下，我军定能战胜叛军。于是，叶挺请缨，亲率大军讨伐。并传谕全线，如有临阵退缩者，执行枪毙，我全体官兵，誓为党牺牲。叶挺个头略高，不胖，但体格很好，总是衣冠严整，透出一种军人的肃穆。他同妻子和一个3岁的儿子住在武昌偏僻街道上的一个小房子里。有意思的是，当时共产党主张打倒封建礼教，解放妇女，所以党的队伍里男女相处已是平常事。叶挺对此也赞同，但是他对自己年轻貌美的妻子却防范极严，绝不轻易介绍给“同志”们一见，同事们都戏称其“金屋藏娇”。李宗仁曾不无担心地提醒张发奎：你们第四军里共产党最多，高级将领如叶挺等，都是著名的共产党，你如对他们不加约束，将来军队会不听你指挥的。

张说叶挺和他是广东北江的小同乡，从小便在一起，可以说是如兄如弟，以他和叶的私人关系，他认为叶挺决不会和他为难的。

李宗仁说：“共产党还谈什么私人关系，他们只知道第三国际的命令，你别做梦了。”

张说：“不会的，决不会的。”随即举了那个“金屋藏娇”的例子，以此说明叶挺的“念旧”（也正因为有这一层关系，在决定起义的初期，叶挺也曾希望能与张发奎合作打回广东，当这个假设无法实行的时候，叶挺毅然支持了起义）。

叶挺虽为师长，生活却十分简朴，竟至贫穷。他的另一特点是话极少，尤其是军事以外的话题。但政治上又很强，常常是一语中的。

比如中山舰事件时，叶挺说过一句：蒋介石是第二个陈炯明，不能等闲视之；“四一二”政变时又说过：大流血的日子可能就要到来了……这些预言都被一一证实。

再说夏斗寅一听说是叶挺的铁军来战，吓得腿都软了。但既已叛变，死活也要顶住。叶挺认为当务之急是同敌人抢时间，争阵地。当时，因部队分散在武汉各地担任警卫工作，不能同时开拔。叶挺便命令七十 二团火速挺进纸行镇。叛军闻讯集中兵力反扑，包围了纸行镇。因为众寡悬殊，七十二团处境十分困难。危急之时，叶挺率主力赶到，命令七十五团及中央独立师分头出击，又亲自到七十二团阵地，指挥部队在纸行镇正面阻击敌人。叶挺这种冒着敌人炮火、身先士卒的举动，大大激励了士兵，他们舍身奋战，连伤员也从担架上下来，冲上火线。将士用命，加之指挥得当，将敌人赶出了纸行镇，收复了汀泗桥、贺胜桥等地，武汉局势转危为安。夏斗寅叛军虽被击溃，但没有完全消灭。叶挺指挥部队继续追击，本想一鼓作气消灭叛军，可是未获汪精卫一伙允准。他们下令叶挺停止进攻，使夏斗寅的残部仍盘踞在鄂南。不久，湖南的许克祥又发动“马日事变”，捕杀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尸积如山，血流成河，真是惨不忍睹。叶挺面对叛逆们的屠杀罪行，既愤慨，又忧虑，本来不多的话就更少了。他又说了一句：汪精卫就是第三个陈炯明。

又说中了。长沙“马日事变”，是豪绅地主阶级反动势力的开头，是中国革命由高潮走入低潮的转折点。宁汉对立的局势，蒋介石得到英、美、日、法帝国主义的支持，腰里有钱，手里有枪，财大气粗，对武汉政府进行封锁后，弄得人心惶惶。“马日事变”使得湖南、湖北、江西各省的新旧军阀与土豪劣绅联成一气，造成普遍的白色恐怖气氛，革命的工农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而武汉政府对“马日事变”低头，就等于投降了蒋介石，从此以后事实上就没有什么国民党左派，国共联合战线在“马日事变”以后就根本动摇了。

面对乌云压城的险恶形势，叶挺要求部队保持高度警惕，同时进一步加强军事政治训练，想办法充实部队的革命骨干力量。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叶挺积极收容接待外地因受反革命势力迫害而跑到武汉的革命分子，把他们安排到部队里当各级骨干。

例如，湖南常德的共产党员粟裕、腾久忠等人，遭反动分子搜捕，从湖南跑到了武昌。叶挺听说有人来，总是热情接待，并安排到自己统率的二十四师教导队。不到半个月，这个教导队就招来了1000多名学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党团员。党组织对教导队极为重视，除了上政治课以外，还经常请负责同志如周恩来、恽代英、叶挺等人来作报告。

为了防止反动力量的袭击包围，6月间，叶挺率领二十四师移驻贺胜桥一带。他在抓紧部队军事训练的同时，还派出一些官兵到附近农村，向农民进行宣传和调查工作。附近农民知道这里驻着闻名遐迩的铁军，也时常跑到司令部驻地，向叶挺等反映情况，控诉 地主豪绅迫害农民的罪行，请求叶挺出兵保护和支持他们的斗争。湖南地区的一些农民也大老远地赶来，请求叶挺派兵。叶挺也很想带着队伍去打一下，并想出一些办法来保护农民利益，可是右倾的陈独秀总是压制。他曾和苏联军事顾问捷斯连科认真商量过，认为要击败许克祥叛军并不困难，“只要一 声令下，我叶挺随时可以完成此项任务。”捷斯连科亦曾就此致电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请示允许叶挺率师出兵，增援开赴长沙的农民队伍，但是始终没有接到出兵命令。

不久，叶挺带领部队移驻大冶。大冶位于黄石市西南，临近长江。司令部驻在大冶一间业已停业的日资钢铁厂。叶挺继续抓紧部队的军事训练，同时继续派出一部分官兵做群众工作，向群众宣传革命主张。部队随时准备响应党的召唤。

7月上旬，汪精卫集团命令张发奎率部“东征讨蒋”。一方面，他们可以借此转移视线，掩盖其加紧反共的叛变阴谋；另一方面，又可以乘此调离所辖叶挺等部的革命力量；同时也可以借此调用叶挺的力量，东下扩充自己的实力和地盘。这跟蒋介石当初北伐，命叶挺充当先锋的目的一样。所不同的是，共产党也正在酝酿一个大的谋划，这个谋划需要最大限度集合自己的力量；所以中共中央也同意让叶挺等部队参加“东征讨蒋”。

7月中旬，叶挺的第二十四师、第四军的第二十五师及贺龙的新编第二十军等部，奉命随二方面军“东征讨蒋”，开赴江西九江一带。

第六章 英雄城下 让南昌与宁汉成三足鼎立

“继续开会吧。”中共中央常委、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坐定，看看与会成员——在武汉工作的同志除陈独秀以外，差不多都到了，他说完，埋头整理他要作的报告。会场暂时沉默下来。

这是在武昌啸楼巷2号湖北省党委会所在地举行的最后一次活动分子大会。时间大约是7月18日。

啸楼巷位于武昌蛇山山麓，是一座旧式建筑，多雨闷热的天气使巷子显得更加低暗灰旧，巷口的墙壁长出了青苔，门檐的斗拱也已破损，会议室不大，人进来了，哪里有空往哪里坐。

前景还是令人担忧的。除了7月13日中共发表了宣言以外，还没有找到实际办法挽救被摧残的厄运。

陈独秀在一个秘密寓所躲藏起来。他觉得中国革命完了，中共是难于翻身了，他的前面是一片漆黑。然而中共毕竟是从血与火中走来，挫折早已磨炼了他们的意志。多数党员，尤其是党的骨干分子，不会在重压之下低头。他们鄙视汪精卫的叛卖行径，斥之为出卖革命的伪君子。他们早已不满共产国际的政策，也埋怨中央领导的无能，也为种种努力无结果而自伤。他们没有气馁，不少人还在做不计成败的最后一次拼搏， 尽管这种硬干成为后来瞿秋白的盲动主义的渊源。

周恩来始终没有放弃武装暴动的主张。他的这种精神也鼓舞着不少人。

蔡和森也是暴动的鼓吹者，可惜病倒了，不能担任繁重的工作，而且准备潜赴上海，他在病床上接连给中央发了7封信，建议暴动。但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只有张国焘和周恩来了。

会上，张国焘作了一个政治报告。然后由周恩来讲撤退的部署。

周恩来分析说，准备第一步撤退到南昌，再图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活动。因为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在旧军人中还算比较老实的，他所部第三军同我们比较接近，朱德还曾是第三军教育团团长并兼南昌公安局长，军政治部主任是朱克靖，也是共产党员。在这一方，共产党还有些潜在力量；其次，共产党领导下有数达千万的有战斗经验的农民，分布在江西、湖南、广东各省各县，只要有革命势力可依靠，那些广大的有战斗经验的农民，是不会向白色恐怖低头的。在江西建立革命根据地，对于发动组织领导湘粤赣的农民运动较为有利；再其次，江西为鱼米之乡，对南京、武汉成鼎立形势，进可以战，退可以守，也比较容易与大城市的工人革命组织取得联系。

人们议论着，还有别的什么出路吗？

张国焘指出：武汉的工人运动是被摧毁了，发动总同盟罢工已不可能，更说不上在武汉领导起一个足以推翻汪政权的政变。湘鄂赣等省农民运动受着反动军队的土劣地主的联合进攻，也已支离破碎。剩下的农民武装，都向较偏僻的地区集结，从事微弱的反抗。我们剩下的可靠资本只是叶挺所统率的一师和周士第的独立团，这个部队正开往南昌。我们要珍视这点资本，希望以此为主于再配合各地的农民武装，竖起反抗的旗帜。张国焘调门不高，还是赞成撤往南昌，再图计议。

“我看这样吧，”周恩来总结道，“李立三、谭平山、林伯渠、恽代英、吴玉章等重要党员乃至与中共合作的国民党左派，都向南昌汇集。他们有的可以借着第四军的掩护，由南昌转地下潜伏工作；有的可以暗藏在叶挺部队中，准备必要时实行反抗。”

会后，周恩来的工作更加紧张繁忙了。主要是经费短缺，他要时时督促具体负责的同志，要尽一切可能张罗一些款子来，作为疏散党员之用。众多的中共党员都要在几天之内，依据他们自己的选择、工作的需要，和他们能在地下生存的条件，分别奔赴各地。他们的任务要一一交代，交通要一一解决。连后来站到对立面的张国焘，也不得不承认：“周恩来是一个不多发表议论而孜孜不倦的努力工作者。他很镇静的夜以继日地处理纷繁的事务，任劳任怨，不惹是非。所有同志们的疏散工作，多半由他经手。他之获得一般同志的敬重，地位的日趋重要，也是从此开始的。”张国焘当时也不闲着。他的大部分时间花费在与一般同志的谈话方面。

当时，紧急疏散，不免使一些革命性极强的同志视为逃亡，他们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只有鼓励、开导。经过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两三天之后，中共中央的工作开始有了秩序，党内的一般情绪逐渐趋于安定，中共的生机似乎又蓬蓬勃勃起来了。

于是周恩来又提出一个更加大胆的建议——“现在大批同志都随第四军行动，我们不能不想到另一点，”紧张繁忙中的周恩来依然缜密精细。“万一第四军的将领张发奎等受环境所逼，转而反共，那我们在四军中的同志们将被一网打尽。”

张国焘似乎从未想到这一点，他一惊，忙问：“照你的意见，与其受人宰割，不如先发制人。”

周恩来明眸一闪， “我刚才接到李立三由九江写来的信，他们主张在南昌九江地区发起暴动。我觉得完全可行。首先在南昌由叶挺等部发难，联络湘鄂赣一带工农群众，形成反武汉反南京的中心。”

“南昌这个地方乃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暴动能成功吗？”张国煮有些忧虑。

“是的，南昌为必争之地，不易立足。我主张暴动后迅速移师广东东江，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在潮汕一带工作过，对那里的情况熟悉一些。那里敌军军力较少，海陆丰一带农运又很得力，而且有汕头这个海口，可以与苏联联系。”周恩来要求中央从速确定南昌暴动的名义、政纲和一些重要策略，特别是获致友军和国民党左派合作的策略，切实计划发动湘鄂赣和广东东江一带工农势力，要求共产国际经由汕头迅速予以军火和物资的接济等等。时间紧迫，不能多讨论。

张、周二人就以中常委名义决定周恩来迅即赶往九江南昌，组织一个前敌委员会，由他任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张国焘仍留守武汉。这是中共中央没有事先取得莫斯科同意而采取的一个重要行动。这天晚上，周恩来从啸楼巷出来，急切来到中和里军委办公机关，连夜召集军委工作人员进行传达。

军人们渴望打仗。他们知道中央已经有了重大决定，心情不免有些激动，都在聚精会神地听着周恩来讲话：“国共分裂了，我们党没有别的办法，惟一的出路就是武装暴动。今天中央会议上已经做出决定，要在南昌举行暴动。为此，决定组织前敌委员会，指定我为书记。”

人们情不自禁地对视一下，急切地听着下文。

“现在，我以前委书记的名义，指定聂荣臻、贺昌、颜昌颐3位同志组成前敌军委，聂荣臻同志担任书记。你们的任务是先到九江去通知我们党内的同志，让他们了解中央的意图，做好暴动的准备。至于何时起义，要听中央的统一命令。”

聂荣臻在周恩来身边已多次担当这样的角色，接受这项任务变得十分自然。他想到九江是个屯兵之地，有叶挺的二十四师，贺龙的二十军，张发奎的二方面军和其他部队也都驻扎在九江一带，在这些部队中有不少共产党员，提前把中央有关暴动的决定传达给他们，对起义的成功举足轻重。另外，九江位于长江南岸，素有“江西门户”之称，是由长江直通南昌的必经之路，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他诚恳地向周恩来表示：“我完全拥护中央决定，坚决执行中央交给我的任务。”

“你们到九江以后，第一个要通知叶挺同志。”

聂荣臻点头说：“我明白你的意思。”

周恩来看看表，说：“会议就开到这里，你们3人做好准备就很快出发吧，我随后就会去的，荣臻同志到九江以后要设法把这些情况告诉在九江养病的刘少奇同志。”

第六章 英雄城下 起义人物——聂荣臻坚守原则

聂荣臻与贺昌、颜昌颐于第二天即乘轮船急忙赶到九江。他们要通知的第一个人是叶挺，所以到九江后就住在叶挺的司令部里。因为“东征讨蒋”，在九江调集的部队已达6个团的兵力，党内许多负责人也因武汉形势险恶，纷纷来到九江。

7月20日，一些中央负责同志开了个碰头会，聂荣臻和叶挺一起参加了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其他中央委员谭平山、邓中夏、李立三、恽代英等。

李立三是个急性子，虽然人精瘦，却也耐不住九江闷热的天气，不住地用手绢擦脸上的汗水，他的话也和天气一样暴躁：“现在形势异常紧迫，我们应该立即行动，不必等待。”

聂荣臻不同意：“这不行，我们没有权力擅自行动，必须等待中央的统一命令。”

李立三也不肯让步：“既然已经向部队传达了中央的决定，起义工作已经进行了组织准备，下个命令就行了嘛！”

聂荣臻还是坚持：“事情并不这么简单。我们到九江来的任务是做好组织部队暴动的准备，准备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嘛，”

会场不安起来。有几个中央委员发表意见，赞成李立三马上动手的主张。

也有人对聂荣臻不满，说起风凉话：“你呀，就是奴隶主义，胆子小。”

如果聂荣臻附和一句，言语马上就会变成行动。但他不肯松口：“这不是什么胆大胆小的问题，临来九江时，恩来同志交待得清清楚楚，中央对南昌暴动的决定，不是最后决定，必须有中央的命令才准许暴动，不能自由行动，这是原则问题。”

李立三呼地站起来，大声说：“你要听中央委员的嘛！”

“大家都是中央委员，我听哪位中央委员的？”聂荣臻心里很不痛快，一扭脸，将椅子挪向窗户，咕噜了一句：“中央委员也得听中央的！”

会场里交头接耳，说什么的都有，争论得非常激烈，但最后大部分人还是主张按聂荣臻坚持的那样，等候中央的统一号令。

会上还分析了张发奎的情况。张发奎作为第四军首领，他对时局的态度，极受一般人的重视。北伐前，他原任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第一次北伐后，即升任第四军军长，第二次北伐后，又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他那时年轻有为，没有军阀气味，当得起模范军人，既是革命正统，又英勇善战。因此人们崇拜他为铁军英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对他都甚为敬佩。他的部下，特别是属于广东籍的，暗中还都存有返回广东去的念头。以第四军中一班将领而论，心情大都苦闷，有点类似当年太平天国内证时的石达开。

这班将领大多是广东籍，参加革命较早，深受孙中山的革命传统影响。他们在两次北伐中出力最多，战功最大，因而才获得铁军的称号。他们目击革命阵营闹得四分五裂，冯玉祥、唐生智等军阀气味很重，蒋介石、李济深等人的作为又太离谱，一切的一切他们都有点不顺眼。他们自己好像是革命中的孤臣孽子，飘流在外，无所依托，抑郁难申。张发奎爱护他的袍泽，不分共产党员或非共产党员。他曾明白表示，第四军将保护中共党员。

但在武汉分共的紧急关头，他又表明拥护汪精卫，并因此与仍主张容共的邓演达疏远开来。所以人们担心他究竟会追随汪精卫到何种地步。当时与张关系较密的苏联顾问们，如加伦将军，对这位军人颇为信任，认为中共可以且应该与之保持友谊，不应彼此闹翻。可是现在张发奎的态度越来越犹豫，越来越右倾。加伦总觉得与张发奎所统率的整个第四军一同返回广东，或进一步“南伐”——先将广东打下，再图发展，胜算将会多一些。

张国焘和瞿秋白对加伦的意见也不反对，只是对能否实现这一点颇有疑问。并认为叶挺等部能和整个四军一同返粤是上策，在南昌起义是中策，束手待毙是下策。

李立三坚决反对依靠张发奎打回广东的做法，认为很少成功的可能，甚至会被三、六、九军所包围而完全消灭。纵然回粤成功，我们亦必在张、汪协谋之中牺牲，这与我们回粤的初衷完全相反。所以，我们应该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因此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这一点与会者无异议，都同意将这个意见再向中央报告。

会后，5人政治局成员之一的李立三和中央秘书长邓中夏，代表大家的意见，来到离九江不远的庐山，和正在山上的瞿秋白、鲍罗廷、张太雷等人商谈。

7月中下旬，长江沿岸已酷热难当，避暑胜地庐山却是一片清凉。倘在往年早已游客如云，人满为患了。今年，由于发生了大的事变，性命难保，人们谁有雅兴到此游逛，到处空荡荡的。瞿秋白住在仙岩客寓。这是英国人开的一家饭店，房租很贵，瞿秋白的住室每日房费大洋6元。林伯渠的叔叔在这个饭店当厨师，汇报会议就是在厨房里开的。参加会议的有瞿秋白、鲍罗廷、张太雷、李立三、邓中夏等。瞿秋白听过汇报，即刻表示完全赞同九江会议关于南昌举行起义的建议。鲍罗廷已在做回国准备，对起义没有把握，但不反对。张太雷也赞成。

于是，临时中央常委和国际代表做出南昌起义的部署：在南昌武装起义成功后，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待国际援助，再举行北伐。于是九江会议的同志请瞿秋白回汉向中央报告，从速决策。从九江会议到庐山会议，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计划，初步形成了。

7月21日， 在庐山养病的瞿秋白回到武汉，立即提出改组中共中央领导的问题。在汉口法租界他的那所新布置的秘密寓所里，他告诉张国焘，鲍罗廷可以经过冯玉祥的西北区回到莫斯科去，共产国际派了一位新代表来，名叫罗明那兹，一两天内就要到达。据鲍罗廷介绍，罗明那兹是少共国际出身，不懂中国情况，素以“左”倾著称。

“老鲍要我们好好和他打交道。”瞿秋白给张国焘端来热茶，说起他在庐山与鲍罗廷谈论的其他话题。“中国革命是失败了，责任问题要有个交代。依我看，中共的一切，虽然事实上是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全部责任。因为莫斯科威信的丧失，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洛茨基攻击斯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共党员不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

“你的意见呢？”张国焘身体白胖，遇上七八月的天气，总是不住地扇扇子。

“中共中央只有挺身出来负担起这个责任，才是良策。”瞿秋白更具体的表示：陈独秀在这次失败中，原有重大过失；现在又采取了不正确的消极态度，他应该负失败的全部责任。我们自己应站在拥护国际的立场上，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

他还透露，按鲍罗廷所希望的，是由他和张国焘继续领导中共中央，他主持理论研究，张国焘主持实际工作。

张国焘停下扇子，脸色骤变：“我不这么认为。共产国际的政策是这次失败的主因，不认真去检讨，都推到陈独秀一人身上，是不公道的；中共中央人人有份！如此违背道义，还有什么威信来继续领导？”

“你冷静些，冷静些。”瞿秋白想劝住张国焘，说：“我们力不从心，不可能脱离或疏远共产国际。我和鲍罗廷的协议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不能拘泥于道义。”

张国焘难以自制，话越说越难听：“我们常说，共产国际不懂中国实情，现在想来这句话对极了。本来整个共产主义乃至社会主义圈子里，从马克思直至现在，对于遥远的亚洲，一向就感生疏。莫斯科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是急功近利，投机冒险的急就文章。是盲人瞎马，闭门造车，削足适履，揠苗助长 ”张国焘一口气说了好几个有关不切实际的成语。

他的结论是：“中共好比部队，共产国际是司令部，如果牺牲了部队，保留了司令部又有什么用处？因此，牺牲中共是最大的损失，决不是什么避重就轻。”情绪激昂中是难以说准问题的。

瞿秋白虽然不完全赞成张国焘的议论，但还是认真听着，有时点点头，在那张惨白的书生脸上呈现一种勉为其难的表情。他们两个决定将中共中央极度秘密地迁回上海，在适当时机，召开一次中央紧急会议。

当时中共中央在武昌党员的紧急疏散工作，己渐次就绪，第四军正向长江下游开拔，城防即将让给积极反共的唐生智部，因而再无留驻武昌之必要。他们决定此时先将中共中央搬回汉口，既可乱人耳目，又便于向上海搬迁。

第六章 英雄城下 又来了个罗明那兹

根据当时人的记忆，新到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其外表跟后来的李德差不多，气质也有某些相似：高鼻梁，蓝眼睛，细高个，虽不到30岁，但看上去脸上却有刀刻一样的皱纹，饱经风霜一般。他往张国焘面前一站，一瘦一胖，一黑一白，形成强烈对比。张国焘嘀咕：他行吗？罗明那兹的目光里同样露出挑剔和不信任，一副居高临下的架势，并不正眼看张国焘和瞿秋白：这两个白面书生，能领导中国的武装斗争？张国焘和瞿秋白先为国际代表搬来半个西瓜，以解武汉的暑热。

罗明那兹说先谈工作，将装西瓜的大盘推到一边：“我奉共产国际之命，全权处理中共中央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错误，并纠正鲍罗廷的错误指导。”

张国焘、瞿秋白仔细听着。

罗明那兹像在背诵一篇早已准备好的发言槁：“由于中共中央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现在，共产国际决定要改组中共中央领导，陈独秀不能再担任书记，甚至要开除他的党籍。”

“陈独秀已经退出了中央领导，现在临时中央是由5位同志组成。”瞿秋白好不容易有了一个介绍情况的间隙，刚说了两句，就被罗明那兹接了过去：“就你们俩人而言，如果能迅速摆脱机会主义，仍可参加中共的领导工作。”

也许是罗明那兹说得太多而疲劳，也许是看到张、瞿二位对他毕恭毕敬心里得到满足，挺起的腰杆已经放下，人顿时矮了一截，手也伸向了西瓜盘，起先一小口小口地咬着，后来便大口大口，全没了“尊严”。

只是到他吐尽口中的西瓜籽后，才恢复了原样，又开始指责中共中央：“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教训是深刻的，陈独秀有错误，中共中央也有错误，现在如不首先反对机会主义，别的事情是谈不上的。”

张国焘问：“中共中央究竟犯了哪些错误？”

说起中共中央的错误，罗明那兹滔滔不绝，大致是：中共中央放弃了在中国革命中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例如它否定了共产国际6月1日武装工农的指示，又自动解除了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这种错误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中共中央为一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所盘踞，缺乏阶级意识和革命的坚定性，对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很久以来都是机会主义的加以曲解。现在共产国际不能依赖那些动摇的知识分子，要大胆地提拔一些坚定的工人同志，担负中共的领导工作，并使他们在中共中央占多数。

张国焘被他的一番话说急了，心里直反感。在他看来，也许是他太年轻了，他的气质似是十月革命后的纨绔子弟，态度有类于沙皇的钦差大臣。他太轻视中共的知识分子了，我们不是沙皇统治下的农奴！

张国焘说：“这样说来，机会主义的错误应由整个中央政治局负责，我们这些委员都应引咎辞职，或者推出辕门斩首，另行物色一批新的人物，来组织一个新的中央。”

谈话一下陷于僵局。瞿秋白在他们俩人之间调解着， 希望不要各走极端。于是双方撇开这个问题，另提出一个需要紧急处理的问题，这就是南昌暴动。

张国焘和瞿秋白互相补充着说道：据刚才从九江来人的密报，周恩来已经到达九江，正在按计划动员兵力。他们要求中央立即指示暴动的方针，如领导暴动机构的名义、政纲、组织和应采取的策略；并要求中央动员各地工农力量，响应南昌的行动。他们要知道苏联是否会给南昌 暴动以实际的支持，就是说，要苏联军事顾问的协助，和一笔数目不小的款项，以及到达东江后希望获得的苏联方面军火和物资的支援。不是没听明白，而是这一大堆实际问题把他弄蒙了——罗明那兹看看瞿秋白，看看张国焘，竟不知说什么好。只好埋下头，拼命记录着哪两个人的报告，掩饰着窘迫。

当张、瞿二人执意要他拿主意时，他又抬起头，全没了刚才的威风，声言：“一切都应请示莫斯科。”

瞿秋白和张国焘都很着急，说：“不行，这是要立即决定的事，等莫斯科回话就晚了！”

“那你们说怎么办？”罗明那兹双手一摊。

“这样吧，” 瞿秋白提议，“一面告知周恩来，一面请示共产国际。”

“那好，”罗明那兹顺水推舟，“叫周恩来他们积极筹备，各地工农力量的发动由你们根据实际情况处理吧；至于其他各点，须请示莫斯科作最后的决定。”罗明那兹回屋休息去了。

张国焘和瞿秋白相对无言，颇感失望。

许久，瞿秋白才对张国焘感叹道：“共产国际为什么派这样一个少不更事的人来当代表？他只会反机会主义，提起南昌暴动就没了主意。”

张国焘双目无神：“看来中共的厄运未几，在受到蒋介石、汪精卫的摧残之后，现在又要受罗明那兹的摧残。”

“我再找他谈一谈。”瞿秋白想让罗明那兹多了解一些中国的实情，改变他那种下车伊始的做法。

谈过之后，罗明那兹的态度似乎客气了一些，不似昨天那种“宣读圣旨”的神情，但仍然坚持要绝对拥护共产国际。

在他的提议之下，中共常委会于26日下午4时在汉口一所住宅里秘密举行会议。参加的有瞿秋白，3个临时中央常委张国焘、李维汉和张太雷，罗明那兹和另一少共国际代表，还有苏联顾问加伦和范克，以及另外两位翻译人员。

会议开始后，由加伦将军首先报告，他说他今天会见了张发奎，与他研讨军事问题。张己同意将他所统率的第四军、第十一军和第十二军集结在南昌和南浔线上，不再东进，逐渐转移，返回广东。加伦认为张如同意回师广东，并不强迫叶挺等退出C.P.，在此两条件下，可以与他一同回师广东。他根据军事情况说明：“与张同返广东，在军事上极为有利，如在南昌与张氏分家，参加暴动的兵力不过5000至8000，在优势敌军阻击之下，恐难到达东江。除非张发奎不同意上述两条件，那就只有在南昌行动起来。”

“加伦将军、罗代表，现在情况已发生了变化，种种迹象表明，张发奎已经一边倒了。”瞿秋白将近来汪精卫、张发奎的所作所为，说了一下，力主支持南昌暴动。

接着罗明那兹发言，他明确表示：目前没有经费可供南昌暴动使用，莫斯科已电令禁止俄顾问在任何情形之下参加南昌暴动。

中共委员们都有些不解：“暴动在即，国际代表怎么能做出这种荒谬的决定？”

其他委员沉默时，瞿秋白说话了：“国际有电报来吗？这是国际的意思？”

罗明那兹说：“有。在我报告情况后，共产国际回电说：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可不举行南昌暴动。”

“共产国际的意思并没说不支持暴动啊。”李维汉、张太雷都嚷起来。

瞿秋白也说：“是啊，共产国际用了‘毫无’二字，现在南昌暴动不是‘毫无’希望的问题，而是希望、成功的把握很大，可以说，国际是支持暴动的，只不过留有余地。”

一到具体问题，罗明那兹就抓了瞎。听着中国同志议论，他也不置可否。最后说：“看来国际电令不能用信件通知前线的同志们，我们只有派一位得力同志去当面告知。”他说话时，目光在中共委员们的脸上转了一圈，最后停在张国焘脸上，问道：“是否可以派你去？”

“既然只是送封信，那就不必派我去。”张国焘推辞着，“何况中央扩大会议快要举行，我离不开，王若飞同志可以负担这一使命，请他去好了。”

王若飞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罗明那兹有些着急：“派去的人今晚就要动身，如何能找到若飞同志？即使找到他，并使他了解任务，立即起程，时间也来不及呀。”他的目光继续盯着张国焘。

瞿秋白和李维汉也说：“还是你去好，这个责任不只是送封信，而是考察情况并参与决策。国际的指示对前线的同志很重要。”

张国焘确实不愿去。他一直认为南昌暴动没有成功的希望，再加之共产国际没有从经济上支持，成功的可能性就更小了。但最后他还是答应去一趟。

第六章 英雄城下 把二十五师拉出来

周恩来是25日晚饭后离开武汉的。24日（或25日），周恩来与罗明那兹、加伦、张国焘在武汉举行会议。

周恩来在会上要求中央从速决定南昌暴动的名义、政纲和策略，切实计划发动湘鄂赣和广东东江一带工农势力，并要求共产国际经由汕头迅速予以军火和物资接济。

会议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并根据加伦的提议，规定起义后部队的行动方向：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取得国际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

那天晚上，他从中央开会回到住所，告诉邓颖超，他马上要去江西九江。去干什么，呆多久，他都没说。这已经成为邓颖超严格遵守保密制度的习惯了，她什么也不问。然而险恶的形势摆在面前，每次的生离，也许就是死别。他们都极力显出平静，可心里似火烤一般沉痛。在门口，他们互相对望着，松开握了很久的手，默默地道别了。路上有陈赓陪同，于26日赶到九江。

周恩来一到九江，立即召集李立三、谭平山、邓中夏、恽代英等开会，他向会议报告了中央的意见。有人问：“暴动后要不要没收大地主的土地？”

此话一出，会场顿时热闹起来，发表什么意见的都有。

周恩来看看时间，不愿无休止地争论下去，便明确指出：“应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的口号。”

会议同意了周恩来这个意见。周恩来又问起集中九江部队的情况。

谭平山汇报：“贺龙的部队是7月23日从鄂东到九江的，我把暴动的打算告诉了他，征求他的意见，他的反应很强烈，立刻表示同意。”

周恩来点点头：“我6月在武昌见到他，他对我也表示得很好，他说他听共产党的话，决心和蒋介石、汪精卫这班王八蛋拼到底。看来他是我们可以完全信赖的同志。不但要通过周逸群做好他的部队的工作，吸收他入党的事也要适时进行。”

会后，在叶挺原来的司令部一间大屋子里，周恩来又听取聂荣臻、贺昌和颜昌颐的汇报，他对他们的工作很满意：“感谢你们出色地按中央部署完成了传达任务，我很快就要去南昌，你们下一步的任务是设法把二十五师拉到南昌参加暴动，并且负责接应赶到九江的部队和零星人员，使他们及时赶到南昌参加暴动。”

聂荣臻记下周恩来的话，又问：“起义的时间决定了吗？”

“还没有确定。等我到南昌以后，视形势发展再做确定吧。”

“起义以后，我们没有电台，民用电报又不保密，如何同南昌方面联系？”

周恩来想了一下，说：“这样吧，南昌一开始行动，我让他们立刻放一列火车到马回岭，你见到火车， 就说明南昌已经动手了。”

大伙都认为这个办法好，火车不但可以报信，还可以运部队和辎重去南昌，都一致赞成。周恩来说完，又离开办公室忙别的去了。

聂荣臻对颜昌颐说：“我们的任务很重要，也很紧迫，为了尽快做好，咱们也分一下工吧。我的意见是你留在九江做接应工作，我马上到马回岭去拉二十五师。”

颜昌颐同意。聂荣臻最后说了一句：“恩来同志已经动身去南昌了。起义随时都可能举行。我们就分头行动吧，”

九江到马回岭只有两小站，火车用不了半小时就到了。

聂荣臻下了火车，直奔二十五师的驻地。他边走边想：看来在二十五师的传达动员范围应该扩大一些，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央的意图。因为二十五师是预定参加起义的主力部队之一，叶挺曾任过该师的副师长，现在该师的七十三团就是原来叶挺的独立团，仍是共产党员周士第任团长，党的基础比较好，扩大传达范围也不会出什么差错。但是困难他也清楚：要想把二十五师从张发奎手里拉出来，及时赶到南昌参加起义，也不是件容易事。现任二十五师师长是李汉魂，他是张发奎的人，让他参加起义是不可能的，必须甩开他；七十三团除团长外，参谋长许继慎也是黄埔一期中非常活跃的共产党人，指导员是李硕勋。七十四团团长孙树成，参谋长王尔琢，都是党掌握的力量。七十团先是叶挺兼团长，后是李江，他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下面的3个营也在党的掌握之中。

林彪当时在周士第任团长的七十三团二营任七连长。在武昌时林彪任排长，周士第对他的印象不好，“记得练兵时，林彪当排长，有一次在操场上犯纪律，与参谋长许继慎吵架。在河南打奉军时，在敌人炮火下不敢前进，战士架着他走，当时他表现得很怕死，这时他还没有升任连长。什么时候升的连长不记得了。”后来林彪还是随着英雄的热潮汇入了起义队伍。

聂荣臻到二十五师后，避开师长李汉魂，找了许多基层党员干部个别谈话，有时就召集起一二十人集体传达，每天都累得汗流浃背，舌干唇燥。白天动员完，晚间还要考虑自己的行动计划。就这样在马回岭搞了3天，他几乎没有睡一个整觉。他两眼通红，面颊凹陷下去。这期间，他还上了一趟庐山。

当时，鲍罗廷在庐山，叫他去谈谈南昌起义的计划和准备情况。聂荣臻很快上了山，向他介绍了中央的决定和部队的准备情况。当时担任翻译的是张太雷。鲍罗廷之所以要了解情况，是因为他就要回国了，了解中国共产党的近期打算，回去好有所交代。所以他已和从前不一样了，只是听，并不发言，也不表态。不久，他就奉调回国去了。刘少奇也在庐山养病。按照周恩来的交待，聂荣臻通过林伯渠的弟弟林祖烈，了解到刘少奇的住处，见面后，通知他中央决定要在南昌暴动，要他有所准备，注意自己的安全，刘少奇很快搬走了。

贺昌又回到武汉。在武昌城里雄楚楼附近的湖北省立第一小学一间僻静的教室里，已有十几个学生装束的男女青年散坐在那里。

大概还有点封建吧，十几个穿灰布军装的青年到了之后，那些女学生立刻收缩“阵地”，挤坐到一边去了。这是他们准备离开武汉前开的最后一次共产主义青年团会议。贺昌是青年团武汉区的负责人。他穿着一身白底有细黑线条布的褂裤，走上讲台。屋里顿时静寂下来，气氛显得异乎寻常地严肃。他的语调缓慢而庄严：“我们先寄希望于郑州会议，但是郑州会议失败了，冯玉祥背叛了我们，和蒋介石称兄道弟拜了把子；现在，汪精卫又决定与我党决裂而叛变了革命 ”贺昌讲到了党在当前的任务，要求党和团的组织要隐蔽起来，有些同志要离开武汉。贺昌没有明讲起义的事。但是听讲的人已预感到将有一种什么巨大的事变横在前边。中国革命已处在一个危急关头。

从开会的地方出来，团员们突然发现过去经常出现在大街上的武装同志现在非常稀少了，偶尔碰上一两个，也是脚步匆匆，好像有急事。 至于那些过去十分神气，左臂军衣袖上缀有蓝布标记、打着蓝布裹腿的武汉军校的女兵们，一个也见不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

第六章 英雄城下 小船上的大决策

贺龙是7月23日率部抵达九江的。他一到九江，就见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双方寒暄几句以后，谭平山见周围无人，便十分严肃地对贺龙说：“我要向你讲讲我们党的机密大事。”

贺龙知道谭平山一般不开玩笑，便也认真起来：“好，信任我贺龙，我当然惟命是从。”

谭平山说：“汪精卫7月15日彻底叛变以后，中央派秘书长邓中夏和李立三来九江和叶挺研究对策。20号，中夏、立三和我，还有叶挺、聂荣臻开会研究，我们认为要在共产党领导下决定独立的军事行动，实行武装暴动。我们确定计划后，由中夏、立三去庐山和瞿秋白商量，秋白也完全同意，并报告了中央政治局。今天，中央政治局根据中夏、立三和我们的多次电报，以及秋白的口头汇报，决定在南昌举行暴动，并派恩来主持大局，领导暴动。云卿，我们希望你率领二十军和我们一致行动！”

贺龙事先并无思想准备，一听共产党将这么大的事告诉自己一个非党人 士，不免有些激动：“平山同志，我贺龙感谢党中央对我的信任，也感谢你把这样重大的机密告诉我。我只有一句话，赞成！我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示。”

谭平山一块石头落地，本有些担心的脸上绽开笑容：“我要谢谢你，有二十军参加，胜利的把握就更大了。”

贺龙心情舒畅：“谁也莫谢谁，我们大家一条心，为中国工农做一点点子事情嘛！”

上一节已经提到，贺龙的态度使在九江的几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深受鼓舞，他们进而决定贺龙率第二十军、叶挺率第十一军的二十四师以及其他部队于28日以前集中到南昌，28日晚在南昌举行暴动，并急电请示在武汉的中共中央。这时的九江，成了争夺的漩涡中心。

叶挺的共产党员身份人人皆知，他的部队很难为人所动，于是，另一派势力将争夺的重点转向身份不明的贺龙。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军长黄琪翔、第五路军总指挥兼江西省主席朱培德都来拜会贺龙，拉交情，套友谊，动员贺龙站到他们一边，拥护汪精卫，一起反共。

贺龙大笑一阵，说：“我从民国3年18岁参加中华革命党以来，汪先生的大名就灌了满耳朵，那句老词叫什么来的？对，如雷贯耳喽！汪先生谋刺摄政王的大勇更是天下皆知。国共合作以来，汪先生慷慨激昂他说：‘一定要联俄联共，一定要平均地权 ’汪先生的话，还在我耳朵边边上打转转，如今一变脸就大杀大砍起共产党员和工农大众来了。我在四川住过，川戏里的变脸把戏也没得汪主席来得那么快哟！我贺龙奉劝两兄一句，我们这些玩枪杆子的，斗不过那些善于变脸的政客，哪一天人头落地，恐怕还不晓得是怎么落的呢。何必不趁着手里有枪，为中国办些好事，也不枉生在世上一场嘛！”

黄琪翔、朱培德没能说服贺龙，反被贺龙抢白了一通，寂寞而回。

紧接着，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从庐山发来电报，要归他指挥的贺龙、叶挺去庐山开会。

贺龙不明底细，正在琢磨去还是不去，第二方面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匆匆赶来了：“贺军长，不能去庐山！”

“为什么？”叶剑英的秘密党员身份不为外人所知，贺龙对他也不算很熟。

“找个安全的地方我同你说，我再叫上叶挺等几个人。”

叶剑英将贺龙约出门外，朝四军黄琪翔的司令部走去。这是甘棠湖畔的一座小庙，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和中共党员高语罕，以及叶挺都已等候在船上。叶剑英和贺龙随即也上了船。甘棠湖烟波荡漾。小划子划出苇子坑，朝湖心走去，叶挺说是船小，将一班随从留在了岸上的烟水亭，他们只当是长官们即兴游湖。这时叶剑英放低声音告诉船上的人，据他所知，汪精卫、张发奎让贺龙、叶挺上庐山，是要把他们的部队调往德安，相机扣押他们，以解除兵权。

贺龙琢磨着：“汪精卫靠不住，尽人皆知了。张发奎靠不住，还有些人不相信呢！其实在河南作战时，我就领教过他的为人。照我看，庐山不去，德安不去，我们只去南昌。”

叶挺也说：“张发奎和我，当年都在孙中山的大元帅府当营长。北伐以来，共产党为主的部队替他打冲锋，才当了军长、总司令，怎么能想到关键时刻他会这样干呢？”

贺龙：“其实，张发奎同我私交也不错，但我看他满脑壳装的争地盘、比高低，心有鬼胎。知人知面不知心嘛，我们不上他的当，和他一拼到底！”

叶剑英：“这样很好，你们不要到德安，开到牛行车站，到南昌。”

贺龙：“叶挺的部队明天开，我的部队后天开，我的车皮先让给叶挺。”

因为二十军打着“东征讨蒋”的旗号，先头部队已到德安，这可以迷惑张发奎；而叶挺的部队仍在九江，如不及时离开，一旦被张发奎发现意图，出动兵力拦截，将陷入被动，所以先走为妙。

25日，在征得几位师长同意后，贺龙、周逸群在九江饭店召开营以上军官会议，紧急动员，移师南昌。

贺龙文化不高，却是个鼓动的天才。很深的道理他可以讲得平白如水，而简单的道理又能被他的方言俗语形容得百般有趣，一辈子也忘不掉。当时的特务营副连长、后来的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唐天际，几十年后还清楚地记得贺龙讲的话：“到南昌干什么？大家只管放心。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贺龙决不会带你们去钻牛角尖。你们看看，九江这边朱培德传令，说张发奎总指挥叫上庐山开什么会。九江对岸，唐生智总指挥的部队也在不断集结，搞什么名堂？无非想打我们二十军的主意。现在是火烧眉毛尖了，我们只有听共产党的，向南昌进军，除此而外，再没有别的选择，不能稍有怀疑。过去，我把政治、军事分开来看，是不对的。现在，我看清楚了，政治和军事不能分开。从今以后，我们要独立自主，政治、军事都听共产党的！”

当晚，贺龙下令，二十军从九江、德安两地同时出动，向南昌移兵。

第六章 英雄城下 庐山：政治气象台

就在前几天——7月20日，朱德参加完武昌的中央扩大会议以后，鉴于他对南昌了如指掌，仍分派他回南昌，随时向总指挥部报告与起义有关部队的情况，不论这些部队是支持还是反对起义。他乘船先到九江。在九江警备司令部门口，正好遇到他多年的老朋友、九军军长兼九江警备司令金汉鼎。金汉鼎告诉朱德，朱培德打电话通知他，说汪精卫和张发奎上了庐山，有要事相商，让他火速赶到。

“啥子要事？” 朱德追问着。

“我也不清楚，只是近来风声愈紧，流言纷纭，像是要发生什么事情。”金汉鼎将朱德约上一只船，避开众人。

“益之（朱培德的字）近 来态度如何？”朱德进一步打探着。

“在目前这种形势下，他当然是倾向于汪精卫。”

“铸九，” 朱德喊着金汉鼎的字号，问：“你打算怎么办？”

金汉鼎面色忧郁，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我有什么选择？还是跟着朱培德一起干吧。”

“铸九，江西这班人都是灰色的，不愿革命了。我们一同到广东去，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重振北伐大业，你看如何？”

金汉鼎望着朱德，嘴角淡淡一笑，显然他并不赞成朱德的话，但又显得 无奈。他劝朱德初到江西，一切都要小心从事，现在的形势捉摸不定。船到莲花洞。去南昌的最后一班车已经开走。金汉鼎约朱德上庐山留宿，待次日再回南昌。朱德谢绝了金的邀请，留在莲花洞，等候第二天的班车。金汉鼎是午后4时到达牯岭的。朱培德的副官将他引到花园饭店，和朱培德、张发奎、黄实等要人见面。他觉得他们除张发奎外，神色都有些不自然。朱培德说：“江西目前的局势是外松内紧，情况是严重的。”他要金汉鼎快去南昌，将所有军用物资和军需品全部装运到吉安去。

29日，武汉的反共首领大部到了庐山。汪精卫主持会议：“兄弟受两主席团的委托之后，28日晚上离汉口，29日到九江。一到九江，就同朱总指挥、黄实、黄琪翔、朱晖日各军长接洽，当时得了一个很奇异的消息，就是二十军未奉命令，自己开到南昌。大家知道，从作战计划上讲，贺龙是不应当到南昌的，南昌方面，另有军队担任。贺龙凭什么开到南昌？简直是自由行动，可知内部就有问题。再有兄弟到九江所看见的标语：反对武汉政府、反对无意义的讨蒋战争之类，同时九江《国民新闻》，是在共产党包办下的党报，一向反对中央执行委员会，无理谩骂，挑拨各军关系，最近更是厉害 ”

汪精卫的为人，颇多迷惑性。国民党中的李宗仁曾看他入木三分：汪兆铭堂堂一表，满腹诗书。言谈举止，风度翩翩，使人相对，如坐春风之中。初与接触，多为折服，故颇能号召一部分青年。然汪氏黔驴之技，亦止此已。其真正的个性，则是热衷名利，领袖欲极强，遇事又急躁冲动。欲达目的，既不择手段，也不顾信义。每临大事，复举棋不稳，心志不定。此种心情，常在会议席上充分表现。汪氏每次主持重要会议时，神志多不安定，周身摆动，两手搓个不停，一反其平时雍容和睦的风度。此时的汪精卫亦即如此。

张发奎已贴上了汪精卫，他的话只是补充：金汉鼎来电说，九江宣布戒严，市县党部、工会、《国民新闻》，通通是共产党把持的机关，一齐解散了，请派人接收。

汪精卫努力控住翕动的齿根：“为什么容共政策到发现了第三国际给鲍罗廷、罗易的命令，还不把他们一个个抓来枪毙？现在事实已经大变了，共产党已经明目张胆地做了，我们的敌人，和我们开战，再有谁说容共，就是叛徒，捉一个杀一个！”汪精卫说出“狠话”，底下是一呼百应，一派恨杀为晚的气氛。

就在这种气氛中，反共首领们做出一个决议：

1. 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

2.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并逮捕其负责人；

3.通缉恽代英、廖乾吾、高语罕等4人。

炎热中的反共高手们在做出决议之后，已经有了一些心理满足。休会时，便三两结队，云游起庐山，找凉快地方闲聊去了。

叶剑英也赶回来参加庐山会议，一听那个“决议”便坐不住了。趁别人游山之际，他又下了庐山，去找廖乾吾和高语罕。叶剑英将一封早已写好的信交给廖乾吾，行色匆匆他说“老张（指张发奎）靠不住 了。他跟我说，真是逼得没法，我只好投降右派了。他们已决定解决叶、贺，我们赶紧把这个消息报告负责同志。”

叶剑英又对高语罕说：“我打算离开他们，到莫斯科去，并且到那儿去加入C. P.，他们是没有希望的了，你们看有什么办法没有？”叶剑英没有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

廖乾吾和高语罕告诉他：“我们要到南昌去。”

“你们走也好，因为庐山会议，对你俩已经有问题。我和希夷（叶挺字）约有密码，如何行动，望电告我。”

叶剑英走后，天已大黑。廖乾吾和高语罕摸黑来到朱其华住处。他是被庐山会议列入黑名单的第四个人。本来明天一大早他要上庐山，所以今天睡得特别早。睡到半夜时，有人把他推醒了。他擦擦眼睛起来一看，是廖乾吾和高语罕。

“不要做声，你快点起来，我对你说。”廖乾吾贴近朱其华的耳廓说。

朱其华翻身下床，跟了廖、高二人到后面一间小房子里。那时郭沫若还在外面房间的两张拼起来的八仙桌上躺着，睡得正熟。

“不好了，我们得立刻就走。”廖乾吾对朱其华说。

“什么事，这样严重？”被廖乾吾一吓，本来还懵懵懂懂的朱其华一下清醒过来。

“汪精卫、唐生智等开庐山会议决定，我们4个人——代英、语罕，我和你，都被密令缉拿，再不走，就要糟了。”廖乾吾解释着。

“你们怎么能知道？”

“叶参谋长连夜下山来通知我的。”

听完廖乾吾的话，朱其华全明白了，立即回屋收拾东西。 他们连夜赶到南昌去，向周恩来汇报。

第六章 英雄城下 起义计划的最后一笔

也就在这一天，张国焘到达九江。他刚坐下，从军委贺昌那里得知南昌暴动在即，像是被握住的杯子烫了一下，连忙指示贺昌：“快快，给周恩来发电报，暴动之事等我到了南昌再说。”

贺昌不解：“他们都准备好了，要是停下来……”

“不行，这个事情要听国际的。”

“国际不是一贯支持武装斗争的吗？”

“这次不行，他们一不给钱，二不给物，怎么能叫支持呢？他们的意见是叫我们做好张发奎的工作，和他一起打回广东去。”

“这就更奇怪了？”贺昌有些着急，“张发奎已经和汪精卫为伍，还跟他一起干？干到哪里去？中国革命就是这样左一个障碍，右一个障碍，全给耽误了！中国人的血就这样不值钱？”

“你还是先发电报吧。”张国焘觉得贺昌又不起大的作用，何必白费口舌，催促他快去发报。“我马上动身，明天就可以赶到南昌，再与他们决议也不迟。”

贺昌照着做了， 在张国焘临上火车前，又给南昌发了第二封电报。

南昌暴动的大钟在滴滴答答地走着，内部的每一个零件都在转动。

27日上午，到达南昌的周恩来，下榻在朱德的住处——花园角2号，这里离军官教育团不远，是栋明代建筑风格、砖木结构的二层民房，雕花飞檐悬于前门上方，屋内有前后天井，富有江南地方特色，给人以古朴素净的感觉。周恩来是独自一人来的，手里提了个黑皮包。见到周恩来，朱德格外亲热。在德国时，他就知道周恩来喜欢吃点炼乳和饼干充饥，马上吩咐警卫员刘刚去买。

刘刚有点奇怪：朱团长从来没有买过这样的食品，这位贵客是谁呢？

朱德告诉他：“这是周恩来先生，今日才到此地，由你在家好好招待几日。你留心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刘刚虽然不知周恩来是如何重要的人物，但他跟随朱德多年，知道团长称呼先生的，定是要人。这天朱德出去了，周恩来在屋里拿出皮包内的文件，手就不停地写啊写。到中午，只要了两次开水喝。下午2时，朱德回来了，他出门时就叫厨师王荣坤买了菜，朱德挽起袖子，亲自弄了几个小菜与周恩来一起进餐。第二天午饭后，朱德照常外出，临走前，他对周恩来说：“你有事，叫这个刘刚做，他是此地人。”

周恩来点点头，马上吩咐刘刚：“你到外面去找一栋大房子，租下来，当然要给房主租金啰。好不好？”

刘刚熟悉南昌地形，出去一会儿就回来了，他告诉周恩来，已在系马桩找到了一栋大房子，并给了房主租金。

周恩来握握刘刚的手：“很好，你很快啊。”

正说着，从外面来了一位九江过来的人，周恩来就让刘刚引他去刚刚租下的房子里去住，并在那里接待了陆续到达的二三十人。

朱德这两天外出，是着手将敌驻军情况调查清楚，并标到南昌市区图上。他向周恩来汇报：“目前，南昌城内外驻有朱培德的5个团和唐生智的1个团，加上一些零散的警卫部队，有万把人，武器装备尚好，有一定的战斗力。不过，前几天朱培德派人将南昌的军用物资全部运走 ”朱德边说，边指着地图上的标记。

周恩来便俯下身子看上一阵：“好啊，朱德同志，你提供的情况很重要。你不愧是我们的好向导，好参谋。”

朱德憨厚地抿了抿嘴唇，思路又回到南昌敌情上：“几个驻军团长都是死心塌地地跟着朱培德的，很难争取过来。我们目前所掌握的只有军官教育团的一个营和几个直属连，加上我以前任职的公安局的一部分警察，也不过几百人。”

“这你放心。”周恩来宽慰朱德， “叶挺和贺龙的部队即日可达南昌，此外二十五师也在马回岭待命，这边一有动作即会赶来，算起来也有3万多人，远远超过驻军敌兵，以多胜少，再加突然发动，是有把握的。”

晚上，周恩来赶到江西大旅社。

这是一幢四层略带欧式风格的大楼，窗户檐都雕有花纹，外接阳台。建于1923年，是当年南昌最高的大楼。全楼呈回字形，中部为天井，共有96个房间。

为了安全保密，周恩来已让人将全部房间都租了下来。一楼的宴会厅，当时叫喜庆礼堂，非常宽敞，屋顶吊着两排宫灯，下面的长桌上铺着白布，摆着景德镇的盖碗，周围是两圈太师椅。这里已是群英毕集。

周恩来站起来说：“我们这次起义是敌人逼出来的，不如此便没有出路。起义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周恩来说这话时语调是平静的。可他的内心犹如冰层下的火焰。起义的前途他不止一次展望过，为此他自信，乐观；起义的另一面他也想过。他最终抱定一点：不起义毋宁死！失败了，无非是杀头，流亡，一定有人会再起，此为前仆后继；要说“贱”，中国人就有这副“贱骨头”。

你能怎么地？砸断骨头还连着筋，筋里还有一腔血，血总是热的，它要染红早晨的太阳！

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周恩来宣布起义前敌委员会正式成立，人员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4人组成，周恩来担任书记。本打算28日即举行起义，为便于准备，推迟至30日。

贺龙的二十军也是27日全部集中到南昌的。军部设在中华圣公会。进门是一座不大的三层楼。外面礼堂、教堂住满了司令部及后勤人员。贺龙住在后面的一栋小楼上。这本来是牧师的房子，贺龙到来之后，他们将楼下的3间腾给了贺龙。

贺龙在一间房子里放了张行军床，作为卧室。贺龙稍事安顿，便去会见参加领导起义的共产党人李立三、谭平山、朱德、恽代英、刘伯承、吴玉章、 徐特立、高语罕等。

第二天，周恩来带上刘伯承，到军部看望贺龙。周恩来上前一步握住贺龙的手：“我来拜访你，不是礼节性的。开门见山，我是找你商量起义计划的。我们立刻就谈行吗？”

贺龙点头示意：“好极了，我洗耳恭听！”

周恩来找把椅子坐下，哈哈大笑，指着贺龙说：“洗耳恭听是不够的。你是大将军，光动耳朵怎么成？还是要动手动脚动枪动炮呢！”

贺龙也笑了。周逸群是陪着周恩来进屋的，看见他们要谈大事，转身就要离去。

贺龙却扬起手叫 着：“逸群，你去哪里？一起听听嘛。我都听得，你听不得？”

周逸群有些为难地看看周恩来，周恩来也说：“好，坐下听吧，你也要谈谈意见。”

周逸群这才重新坐下。周恩来讲了南昌起义的大致计划后，问贺龙：“你的意见呢？我很想听听。”

贺龙没有多少精神准备，随口说道：“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

周恩来正言说道：“现在，共产党对你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党的前委委任你为起义军总指挥！”

贺龙一听，禁不住离开座椅，僵僵地站在那里，好像面对一个陌生人，少有地结巴起来：“我还没有入党……”

周恩来两手一摊，朝后仰着，说：“你看，你刚刚讲过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怎么第一个命令就不听了？”

贺龙口气完全软了：“好，我服从。”

“南昌守军有3000人，朱培德的第五路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很有战斗力。我们决定由叶挺同志任前敌总指挥，刘伯承同志任参谋团团长。想请你和伯承同志一起订一个具体作战计划。我想，起义军总指挥部和参谋团就设在你的军部，你看可以吗？”

“很好，一切服从命令。只是要快，我们这出戏是杨排风上阵，连烧带打呢！”他这一说，连刚刚赶来的叶挺也笑起来。刘伯承曾在四川讨贼战争中与贺龙并肩战斗过，久已相识，这次在南昌城里重逢，又肩负着共同的使命，俩人格外高兴。

和贺龙一样，刘伯承也是个方言大师，别看平时少言寡语，摆起龙门阵来一套一套的，诸如“摸着石头过河”、“黑猫白猫”、“两个秀才谈书、两个屠夫谈猪”等等，都是通过他的嘴，流传了大半个中国。计划很快就写出来了。

周恩来让征求叶挺的意见。刘伯承初会叶挺，俩人过去是闻名而未谋面。

叶挺接过计划，看得很仔细。看完，立即将计划退还给刘伯承，可始终一言不发。

刘伯承大为惊奇，悄悄问周恩来：“他怎不说话？是不是……”

周恩来起先没明白怎么回事，等他弄明白了，忍不住笑起来：“哦，你还不熟悉他，他就是这个样子，要是不说话，就是表示赞成。”

刘伯承一听，也笑了：“真是怪人。”

“独眼战神”刘伯承找个僻静处，将起义计划又仔仔细细审视了一遍。

参加起义的各部队、各将领任务区分如下：叶挺指挥第二十四师解决敌第六军第五十三团和第三军的第二十三团、第二十四团；贺龙、刘伯承指挥第二十军攻占朱培德的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并负责解决敌第九军第七十九团和第八十团；聂荣臻向驻马回岭的第二十五师周士第等传达前敌委员会决定并领导该部起义；朱德利用过去南昌公安局长和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的身份，加强在敌军中的工作，了解南昌敌军的动态。而后刘伯承前往中共江西省委所在地三益巷，把中央的暴动计划通知省委负责人宛希先、黄道。

中共江西省委召开了省市党团员活动分子紧急会议，传达中央决定，布置工会、农会、学联、妇联等群众团体，协助起义军搞好通信、联络、后勤和宣传工作，并组织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配合起义军行动。

真是万事俱 备，只欠东风了。

“东风”应该是张国焘手握的国际令箭。由于张国焘“假传圣旨”，倒应了一句古诗：“东风不与周郎便”了。

英姿勃发的周恩来可不是那个英雄气短的周瑜先生。

第七章 周恩来怒发冲冠 张国焘陷入孤立

张国焘是30日早晨赶到南昌的。他一出火车站，就被关向应、恽代英接到了系马桩。周恩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彭湃、叶挺、朱德、刘伯承、林伯渠、周逸群等中共要人都已坐在会议室里等候。

早晨的天气还算凉快，但多数人还是习惯地摇着蒲扇，喝着茶，想着事情。张国焘进来时，大家也是习惯地起立，将他让到正座上。张国焘偏胖的身材一赶路免不了一身汗，他用递过来的毛巾胡乱擦了一把，便招呼开会吧。

周恩来问候几句，便请张国焘先说。

张国焘就说起26日会议的情况：“除了恩来同志，我们几个常委在法租界开会，主要谈的就是南昌暴动一事。”

与会者都静心地听着。张国焘继续说道：“共产国际派来接替鲍罗廷的代表，罗明那兹同志已经到达武汉，我们谈论暴动事宜之后，由他向共产国际请示，国际已经回电，大意是要我们停止冒险，主张我们与张发奎一道干，打回广东，再由南向北发展革命。”

摇扇子的不再摇了，喝水的也放下茶杯，一个个瞪大了眼睛，显出不解。

向来心急的李立三用扇子拍着大腿，不敢相信，用几乎是叫嚷的语调说道：“什么都准备好了，哈哈，我们还坐在这里讨论，讨论什么？”

与李立三正好相反，叶挺向来不好多言，他的脑子里还在转着张发奎的事，他还是希望：“能与张发奎分化推迟一点也好，要是能与他一起干……”

谭平山不同意：“要是我们军中的同志都这样犹豫，还不能够干，那么以前我们的一切工作不是白干了吗？这能算是我们党的军事工作吗？”

周恩来端坐着，听着几个人的争论，并不隐晦自己的观点：“还是干！”

张国焘找不到支持者，便没了底气，换了一副商量的口吻：“我刚到，还不了解这里的情况，主要听你们的。不过国际的电报可是说，要有成功的希望，才赞成干。如果没有绝对的把握，还是不要干的好。加伦的意见也是推迟一点 ”

此时，谁也没有料到：一向温文而雅的周恩来砰地拍响了桌子，震得桌上的茶杯咣当直响，他呼地站起来，怒目圆睁，冲着张国焘吼起来：“你说的这些，究竟是你的意思，还是国际的意思？中央派我来是要组织暴动，你又来说国际不赞成暴动，你叫我怎样执行？我辞职不干了！今天的特别委员会我也不出席了！”他说着，真的推开椅子要往外走。他的胸脯一起一伏，好像仍有发泄不出来的愤怒，整个人都在感情的浪涛里颠簸着。

张国焘不服气，喃喃道：“这有什么辞职不辞职的？你怎能不参加特别委员会呢？我的意思是大家都忙，你们可以叫一个同志把这里的情况告诉我，等我看看你们预备好的宣言，再图计议嘛。”

不知谁冲着张国焘高嚷一声：“为什么你要看宣言？究竟你是赞成干，还是要停止我们干？”

张国焘有点招架不住：“我不是不了解情况嘛！如果条件成熟，应当干，我怎么会不赞成干呢，问题是现在时机不成熟。”他见再无人冲他嚷，口气又硬了起来：“你们说准备好了，宣言呢？计划呢？总指挥是谁？”

邓中夏说：“这些都准备好了。总指挥是贺龙。”

“贺龙？”张国焘鼻子里哼了一声：“他能当总指挥？他是土匪出身，难道你们都不知道？”

谭平山忍不住了，指头快要点到了张国焘的鼻子：“胡说！你才是土匪！”

谭平山气得坐下来直喘气，周逸群接过他的话说：“贺龙的情况我了解，他是苦出身，拉起队伍之后也是仗义疏财，并不扰民。参加中华革命党后，一直追随孙中山，他是真心靠近共产党的，已经多次提出入党，只是我们没有发展而已。”

张国焘打断周逸群的话：“现在不要谈他入党不入党的事，既然不是共产党员，叫他负责暴动不可思议！”

同时担任二十军总参议的恽代英极力反对张国焘对贺龙的这种看法。他非常肯定他说了两声：“南昌暴动势在必行， 已无讨论的余地。暴动的总指挥就是贺龙，非他莫属！”

得不到支持的张国焘急红了脸：“为什么就不能重新讨论呢？你这种一口咬定的做法没人服气嘛！”

“因为事情已经决定了，没有必要等你来了再讨论。”恽代英奇怪地笑了一下，摘下眼镜，用衣角擦干净重又戴上。

“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的错误害死了中国革命，葬送了成千上万的同志；他们的领导完全破产了。现在南昌暴动一切准备好了，忽然又来了什么国际指示，阻止我们的行动，我是誓死反对的。”恽代英并不看张国焘，但话却是冲他说的：“如果你再动摇人心，就要打倒你！”

恽代英这种愤怒的发言，使张国焘大惑不解。他知道恽代英平时是一个正直而讲礼貌的人，对人从无私怨，没有与人竞争的野心，在共产党人中素有“甘地”之称，对他也一直友善。可这次竟动怒得如同一头豹子。张国焘颓丧地坐回椅子，呼呼吐气，忽又醒过神来：他隐约记得会议开始时时挺好像赞成他的观点，便怀着一线希望，转向叶挺：“你不是也认为暴动不易成功吗？你说说看。”

叶挺是有过和张发奎一同回广东的想法，那样隐藏在第四军中的共产党人不致遭到暗算。另外，他和贺龙在性格和经历上都不相同，相处起来不很融洽。但他听完大家的发言，立即打消了原先的想法：“根据实况，只有不顾一切地干下去！”

谭平山早就坐不住了，见张国焘四处求援，喋喋不休，一拍桌子，牙根咬得格格响：“你你！你要是再指手画脚，看我……”谭平山真要动手了。

李立三也帮着谭平山：“还讨论什么？暴动的消息已经泄露出去了，我们还坐以待毙！”

这句话也把张国焘吓了一跳：“啊，有什么人知道吗？”

“近百人呢。”李立三压住火气说，“知道这机密的人已经很多，在人员的调动上，宣传的语气上，和若干人表示出的态度上，都易使人觉察。”

张国焘已无退路，摊手摊脚的，眼瞅着地面：“好吧，我少数服从多数，你们决定吧。”

休会时，谭平山悄悄对周恩来说：“我看这个家伙靠不住，把他绑起来算啦。”

周恩来做了个制止的手势：“他是党中央的代表，怎么能绑呢？再做做工作吧。”

第七章 周恩来怒发冲冠 张发奎也盯着南昌

到了第二天上午，与会者接着再议。开会前，受到抵制的张国焘仍存一念，试图以个别谈话，来改变决定。他第一个找大炮一样的李立三，心想他的“炮口”一转，会把别人也轰转向。

可是不论张国焘怎样磨破嘴皮，李立三还是李立三，立场没有丝毫改变。他的语气总是环绕“来不及阻止了，也来不及有任何改变了”，不能停止暴动。

张国焘感到自己是那样精疲力竭而又孤立无援，他的内心便情不自禁地渴望安宁。然而他决不肯放下自己的立场，于是他又不安躁动起来。张国焘又提起昨天的话题：“贺龙领导不合适，应该换成我们自己人。”

“你不要再这样说了。”李立三不得不耐着性子，“贺龙现在是决心追随中共一块干，我们不能令他失望；我们与贺龙也已信誓旦旦，在形势上说彼此都已骑上虎背，在决心上说彼此都已表示破釜沉舟；任何改变都易引起严重的误解 ”

周恩来也补充说：“贺龙决心参加暴动，并且秘密征得他部下各师长的一致同意，整个暴动计划和发动时间，他们都已知道了，因此不好再改变了。”

张国焘还在啰嗦：“把时间往后推迟一下，把握不更大了？”

李立三呛了他一句：“昨天我不是已经说了吗，知道这个秘密的人太多，夜长梦多，这是很要命的事！”

“这个事情你不要怀疑了。”周恩来对张国焘说，“获知暴动机密的人，除了中共的重要干部外，还有张曙时等10多位国民党左派人物，以及贺龙部的重要将领。秘密已经无法保持或者掩盖，甚至有些行动已经来不及停止了。”

这时传来张发奎要来南昌的消息，不但张发奎来，汪精卫也要来，而且孙科也来。他们一来，暴动便不可收拾，所以一切都再无讨论的必要，只有三个字：立即干！当时决定修改一下暴动宣言。

谭平山对张国焘说：“今天午后就要，你快点。”

张国焘还是四平八稳：“要今晚才能弄好。”

谭平山瞪了他一眼：“要是这样就不必修改了！”

“不不，还是大家斟酌一下，我来改。”

谭平山把原稿往桌上一掷，怒指张国焘：“为什么宣言非你改不可？难道你想操纵这次暴动吗？”

“这是什么话？”张国焘面红耳赤，“我不管这宣言了，你们哪位去改吧！”

周恩来保持着他以往的冷静：“回头还是我来改吧。现在着重研究一下对待张发奎的态度，以及暴动的确切日期。”

张国焘还是老话：“张发奎不是蒋介石，而且有实力，还是与他保持表面上的友好态度，打电报给他，派人和他办点外交，取得他的支持，这样不是可以救出那些还没到达南昌的张部中的我们的同志吗？”

周恩来答道：“张发奎受汪精卫影响很深，根本不会同意我党的暴动计划。我们党应该站在领导地位，独立领导武装斗争，不能依靠军阀张发奎。”

暴动日期开始定在31日晚、张发奎到来之前。

后经周恩来与叶挺、贺龙等军事领导人商量，起义时间改在8月1日凌晨4时。这时，张发奎还在庐山静坐，有时也与同僚推推牌九，品茗赏景。层层纲雾时常隔断他瞭望山下的视线，却隔不断他打探共产党行踪的耳目。他与汪精卫携手反共已成定局；限令叶、贺撤回九江的十二道金牌己发；缉捕共产党分子的手令已经下达；在二方面军中实行清共也已公开化，夺取叶、贺兵权亦不过指日可待、找个机会而已；那么，还有什么不如意，或者说还有 什么疏漏不成？他在屋里蹓跶着，背着手抽烟。

汪精卫就在不远的小楼里，他决定立即去找他。一掀门帘，屋里都是人，甚至包括他手下的人，他顿时不悦起来。看到长官那刀一样的目光，识相的部下立即告退，这时张发奎脸上才露出笑容，或者说是一种莫名其妙的表情。“诸位！”张发奎蓦地提高了嗓门，“如果我们还坐在这里等候叶、贺前来受降的话，那我们就跟山下那些拱竹笋的猪一样笨！我的话你们信不信？”

在座的人包括汪精卫都摸不着头脑，大家面面相觑，每个人仿佛都在期待别人回答，突然，大家似乎像接到什么号令似的一齐把视线转移到汪精卫身上。情急中的汪精卫倒是猜中了张发奎的心思：“你是说共产党可能要采取什么行动？我们应有所防范？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是这样。”没等张发奎回答，众人都嚷了起来。 张发奎卖完了关子，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坐下悠闲地吸烟，让人再次难以捉摸。待众人都盯着他一人的时候，他才说开：“我今天一大早就给他们（叶、贺）打了电报，邀他们上山开军事会议，他们不敢来呀。限他们立即将部队开回九江去，以便东征，仍然没有动静。这就是说他们铁了心要作乱。我现在再给他们打一份电报，就说我8月1日到南昌，看他们再做何推辞！如胆敢违抗军令，我就地制裁，也算是仁至义尽。”

军事上仰仗张发奎的汪精卫几天不出门，面色有些苍白，目光游移，沉默了半晌，大热天甚至打了个寒噤：“想不到共产党和我们玩起刀枪，一切有劳张老总了！”

第七章 周恩来怒发冲冠 7月30日下午

7月底8月初，是南昌这个大火炉“炉火正旺”的时候，尤其到了下午二三点，没有一丝风，连柳叶也打蔫，人们无论干什么，手里都要摇把扇子。

正在这时，贺龙向所属部队发出紧急通知：当日（30日）下午两点，团长以上军官到军部开重要会议。军部驻在省政府附近的中华圣公会（现在的星火路小学）里。团长和师长们都怀着好奇鱼贯而入。看见贺军长正摇着大蒲扇和先进门的人随便地闲聊着，不时迸发出一阵大笑，人们的好奇心更重了。他们都知道，贺龙的脾气是越有大事越是谈天说地，笑声震天，要是闲着他反而郁郁不乐。值日官报告说人已到齐。

“开会，开会！”贺龙笑着招呼大家，师团军官便围着贺龙，坐在前面的一张大桌子四周。时间正是下午2时正。

“今天召集大家来，有件重要的事情谈一谈，”贺龙敛起笑容，随手将手里的大蒲扇一扔，按着桌面站起来：“大家都知道，国民党已经叛变了革命，国民党已经死了，我们今天要重新树立起革命的旗帜，反对反动政府，打倒蒋介石。”

说到这里，贺龙停顿了一下，目光严峻地扫视着到会的人。屋里静静的，吸烟的早悄悄地把烟头掐灭了，打扇子的也停住了手，一个个定睛地望着军长。

贺龙把声音压低了说：“我们大家在一块都很久了。根据共产党的命令，我决定带部队举行暴动！你们，愿意跟我走的，我们一块干革命，不愿跟我走的，可以离开部队！”

贺龙点烟的间隙，会场里小声议论起来，不住地交头接耳。贺龙也是利用这个时间听听下面的议论。

不知谁带头说了一声：“军长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们坚决跟着走！”不知是过于激动，还是心里没有底，这声音不大，似乎一个文弱书生在回答老师的提问。

可这一声激起千层浪，会场顿时一呼百应：“军长，我们听你的，你快说怎么行动吧！”

更有激烈的，“不愿意干的滚蛋！不愿意干的先解除他的武装！”

贺龙心里有了底：“好，从今以后我们要听从共产党的领导，绝对服从共产党的命令！现在，我们来把暴动的计划研究一下。”

贺龙宣布了起义计划，让大家知道，参加起义的除了第二十军外，还有叶挺的第二十四师，朱德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一部，还有第十师、第二十五师等。第二十军的任务是解决省政府、朱培德的第三军军部和所属的一部分部队。起义军的兵力在南昌城里占绝对优势，只是要快，不能等敌人增援赶到。师团长们听着贺龙的布置，更关心的还是自己分到的任务，有的还往小本子上记些什么。

眼看一二师的任务都分配完了，还没有提到教导团，团长侯镜如沉不住气了，正想说话，贺龙已点到了第三师的第六团：“驻大校场营房的七十九团，由六团负责解决。傅团长，你们怎么样？”

“好。”坐在候镜如身旁的傅维钰连忙回答。

候镜如心想傅维钰这么年轻，六团又是新组建的，一色的新兵，从未经过实战，而要打的七十九团又是敌人的主力团，如果搞不好，会影响到整个起义计划。想到这里，候镜如再也顾不得戴“抢功”的帽子，站起来就说：“报告总指挥，这个任务交给教导团行吗？”

贺龙很欣赏侯团长这种请缨的劲头，眯眼看着侯镜如：“有把握吗？”贺龙要的不仅是勇气；还有底气。

“有！”侯镜如太了解他的教导队了。教导队的学生有一部分是原二十军的下级军官，一部分就是由侯镜如从武汉保安总队带过来的学兵队队员，这都是些有作战经验的老战士，除这两部分以外的学生则大部分是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和“马日事变”后湖南、湖北各地逃往汉口的党团员农运骨干，这些人政治觉悟高，进军以来情绪一直很旺盛。这些情况贺龙当然也了解。

“好， 就交给你们。不过你要注意，一定要用突然袭击的打法，一下子收拾掉他们。”贺龙看了傅团长一眼，又对侯、傅二人说：“六团的任务改为警戒。现在你们两个团马上换防。”他俩立即坐下来，各给本团写了一个命令：立即准备换防。命令经过军部参谋的手，分头发了下去。

会议仍在继续进行。开始由军参谋处人员讲解一些细节规定。

行动时间：明晨1点钟（后有改变）；

行动信号：3声枪响；

认别符号：左臂缠白手中；

口令：河山统一。

最后还讲了夜间行动的注意事项，各部队区域的配合等。一切行动都规定得既明确又详尽。“高参”刘伯承是这方面的能手。

开完了会，当天下午，部队就开始换防。教导队移到了六团原来的驻地大校场营房。进营房之前，全团2000多人黑压压地坐在大校场操场上，一个个怀里紧抱着枪，此起彼伏地唱着歌，尽管他们还不太明白要发生什么事，但年轻战士不喜欢平静。他们希望发生“大事”、“险事”、“翻天覆地的事”，而自己又在漩涡之中，因而个个情绪高涨。

侯镜如自己也不平静。为了保守秘密，他暗压着那股涌动在心的激潮，走到队伍前面，简单讲了换防后的注意事项，特别强调：“上面对我们教导团的训练很重视，军长可能亲自来看我们，检查我们的训练成绩；也可能在夜里来。要是军长来了，我们就要夜间紧急集合，希望同志们注意，可不要给全团丢脸。”他把各总队的营房地区分了一下，第一总队驻在营房外面西北面城墙的一个庙里，因为一总队战斗力比较强，从那个庙里出来穿过大校场，便可直接攻击敌军营房的正面。其他3个总队全部住进营房。

这营房在七十九团营房的北边，与七十九团的营房只隔一道一人多高的矮墙，战斗起来只要翻过墙去，便可直达敌军的住室。这些，都是在军部会议桌上和傅团长商量好了的。

各总队的大队长领受了任务，就将部队往营房里带。侯镜如和另一名共产党员的参谋长周邦采，就带领各总队长前去“拜会”敌七十九团的肖团长。这个看似很平常的礼节性访问，是教导团整个战斗计划的重要部分。肖团长外号肖胡子，是朱培德的嫡系军官。40多岁，胖胖的，走起路来一摇一晃， 蓄着老长的一把络腮胡子。二十军的声威他早已有耳闻，所以与教导团的头头一见面，便抱拳相赞：“哎呀，你们都这么年轻，真是英雄出少年！”这话倒也不假。教导团的总队长们大部是黄埔一期的，有两个是党员，都不过20出头，再加一身利索的穿戴：一色灰布短裤，打着软绑腿，头戴软帽，比他们这些老军阀自然精神百倍。

不过侯团长多了个心眼，还是故意恭维了他几句：“我们是晚辈，哪有肖团长见多识广，带兵有方。难得有这么个同院驻防的机会，特地前来讨教讨教！”

肖团长一听这话，蛤蟆嘴乐得合不拢：“好说好说，有什么尽管问！”

侯团长就势问起这个团的情况，并且借口熟悉地形、增长见识，要求他带着到营房里外参观一下。

肖胡子被人一吹，早已云里雾里不知东南西北，满口答应，一边领着人参观，一边口无遮拦地吹了起来，人员、装备、火器配置，一点不拉，兜了个底朝天，连每个士兵腰里别了多少子弹都数给教导团的头头看；教导团的人员心里直发笑：这不是为自己准备掘墓人吗？但谁也不敢笑。

肖胡子还嫌不过痛，又领着教导团的人在营房内外来回转，以示亲近。这是一幢很大的青砖瓦房，他们全团都驻在这幢房子里，房子被一圈一人多高的矮墙围着，墙外是一道一人多深的干沟。营房北部，就是教导团驻的那 幢营房，两个营房的门都冲西边的大校场开，中间只隔一道矮墙。到时候只要越过墙头，冲进房门，敌人便是瓮中之鳖了。

走到围墙边，侯镜如看到墙有几处坍塌，忽然心里一动，忙装着关心地问：“肖团长，这些地方豁着，会不会跑兵？”

肖胡子满不在乎地摇摇头，理着胡子说：“不要紧，晚上有警戒。”

教导团的头头们会心地相视一笑。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他们才辞别肖胡子。走出敌营大门的时候，一个具体的战斗方案已经暗暗拟成。

第七章 周恩来怒发冲冠 同一天的叶挺师

下午2时左右，40多位青年军官——有团长、团政治指导员、团参谋长、营长及师部的若干人，冒着酷暑，一个个穿着被汗湿透的军装，骑着汗溜溜的军马，急急忙忙地到达会议地点。他们脸上都很严肃，眉宇间却透出兴奋的神色。会场是临时布置的，远处有卫兵站岗警戒，闲人一概不许入内，看来会议很机密。叶挺几乎没有跟任何人寒暄，就在桌子上首的一把椅子上坐下。他的表情是平静的，甚至是倨傲的。当值日官彬彬有礼地点头行礼后，他开始传达党的决定：

宁汉合流，已成定局；汪蒋联盟的反革命大阴谋已经表面化了；革命遭到了严重的危机。党中央一部分同志已赶到南昌，开了紧急会议，作了决定，即：实行革命暴动来挽救目前的危局，粉碎反革命分子的联合阴谋。必须以武装暴动来回击反革命的进攻。

到会的军官早已盼着这一天。现在盼到了，当然个个拥护。接着师参谋长徐光英在会上作战斗计划的报告。在他面前摊开一张巨幅的军用地图，上面标好红蓝符号，他指着地图说：“敌人的兵力是朱培德一个警卫团，第三军两个团，第六军两个团，第九军一个团，共约6000余人；而我们的兵力却有3万！我们和贺龙同志率领的第二十军在一起行动，胜利是有绝对把握的。但是敌人有增援部队，有的24小时可到，有的两天之后可以到达。如果让敌增援部队到达，战局就复杂了，下一步行动就有困难。”他要求在一个夜晚全部解决战斗。

叶挺师长又对有关战术问题作了指示。散会后，叶挺留下第七十二团第三营营长袁也烈，向他布置：“你们营执行一个独立的作战任务，就是解决东门附近营房里的敌人。有困难吗？”

袁也烈说：“我们满怀信心。”

叶挺又叮嘱：“我最担心就是你们营。”

袁也烈当然也清楚叶挺所指是什么：在这个营的军官中，副营长是国民党员，连长、指导员中有3个国民党员，排长中国民党员多于共产党员。这些国民党员虽然被认为是进步的，可能跟着共产党走，但对国民党作战的坚决程度，还是未知数。特别是因为他们有许多黄埔同学在对方，有意无意地送个消息是很可能的。

“师长，为了防止泄露军事机密，我亲自去组织战前的准备工作。”

“好，这次行动，比之北伐誓师，比之保卫武汉，意义还要重大，你要充分做好调查工作，保证战斗万无一失。”

第二天，就是7月31日的早晨，袁也烈利用旧关系，化装到东门附近的一个营房里会朋友。这里即是预定进攻的目标。他仔细侦察了一番，发现这里的敌人有一个团部、一个营部、7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共两个营以上的兵力，比师部原先估计的兵力要大得多。起义军的一个营要歼灭两倍于己的敌人，有把握吗？

袁也烈在归途中，一边走一边想：虽然敌众我寡，可我在暗处，敌在明处，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全歼敌人是有把握的，关键在于计划的周密。他将路上拟好的计划报告团部，得到批准后，就让党的小组讨论各种细节，以防不测。这个营里没有战士党员，只有军官党员四五个人，他们悄悄聚拢在一处，把计划想了又想，掂了又掂，战斗计划更有了突然性和秘密性。下午，全营官兵都接到通知：准备黄昏之前出发。晚饭提前吃了。战士们照例要擦拭武器，减轻行囊，归还借物。班、排长都准备好自己应该准备的东西。他们知道夜行军不能没有照明器材，有的买电筒，有的买电池。这些都不能明说，只能暗示和关照，准备夜间有情况。

连的干部直到队伍出发之前，才知道今晚有惊天动地的大举动。于是乎，兴奋使得不少人喉咙发干，全身微微发抖。相互间说话都像是从胸腔里发出的低沉的声音。突然间有了一种感觉：时间好像有了声音——一分一秒都敲打着脑壳。最后一件心事是什么时候把任务传达给排长和每一个战士。

队伍摆出一副行军的架势，浩浩荡荡沿着大街由西往东进发，行李担子紧跟在后面。街上行人稀少了，电灯已经亮了。兄弟部队也在调动，有的像在集合，有的像是行军。但军官们都心里有数，彼此心照不宣。走了一个多钟头，约莫到了东门附近，队伍便停下来休息。营部的副官带着传令兵以联络官的名义，走进当面一座大营房。这里是驻军的团部，也是预定今晚攻击的敌军。副官会见了那里的团长，声称自己的部队刚从外面进城来，找不到宿营地休息，打算借他们营房前面的空地上露营，并问可否借用一点房子办公。

那个团长稍加思索，回绝了借房子的要求，但对靠近他们的营房露营一事未加反对。副官随即请求发给联络口令。敌军团长即指示参谋办理。敌军参谋抄录了两份口令，一份是普通口令，一份是特别口令。有了口令，就可以毫无阻挡地进出营房了。那参谋倒是个“热心人”，特别关照：“刚才接到上级通知，说今夜城里部队移动频繁，要注意防止发生什么事情，请你们加强警戒。”

副官连连称诺。随着露营命令的下达，战士们和衣而卧。盛夏的夜里，吹来一阵阵凉风； 晴朗的天空，星斗在神秘地眨眼。

战士们挤在一起，愣愣地望着星斗，谁也不问今天行军为何停在这里。连长们在露营之前，照例要在附近地区察看一番，诸如选择哨位啦，寻找水源处所啦，以及大小便的地方啦。这些，谁也不会怀疑。他们就利用这个当口，详细地察看了地形，有的还到敌人的营房里看了看。各连选定的露营位置，都是即将到来的战斗中的冲锋出发地。

两支即将交火的部队，一个在营房里，一个在营房外，相隔不过数10米，最远的也就是100米，现在都在睡觉，一会儿就要眼对眼，枪对枪，刺刀见红了！

看得出，敌人并没有完全麻痹。他们派出一队一队的巡逻武装，枪尖上着明晃晃的刺刀，不断地在营房外面巡查。他们甚至走到露营部队的近处看来看去，好像有所疑惑。但他们所看到的只是一排排架着的枪支，士兵们躺在枪架下，背包打开了，人都睡熟了。在较远的地方放着横七竖八的行李担子，这一切，又好像在告诉他们，不必多虑，这里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

夜深了，营房里面又黑又静，而外面，有月光，有星斗，有路灯，各色光线混成一片。正在这时，露营部队开始活动了。先是连长召集3个排长睡在一起，小声小气地谈了一阵；然后排长又和3个班长睡在一起谈了一阵； 最后班长就按这个办法和战士咬起耳朵。没有命令，但大家已轻轻地打上绑腿，穿好衣服，扎好皮带；每人左臂缠上一条作为战斗识别用的白毛巾。迅速、巧妙地做完这一切，又都照旧躺下睡觉。

可谁能睡得着呢？

第七章 周恩来怒发冲冠 叛徒——危险的信号

一师师长贺锦斋与一团团长刘达五俩人一前一后，不顾军中的任何礼节，一头闯进贺龙的指挥部。贺龙了解贺锦斋的为人，要不是十二万分的紧急，他总要在外屋坐一会儿，问问副官，贺龙是否有空才进来谈事。贺龙也一反往常，站起来迎接：“锦斋，出什么事了？”

贺锦斋将帽子往桌上一扔，直喘粗气：“他娘的，三营副跑了！”

“哪一个？”贺龙回想着问。

“赵福生，就是武汉逃跑又被招抚回来的那个，从营长降为副营长的。”

贺龙记起来了：赵福生，云南宾川入伍的那个小个子，人倒是挺机灵， 升营长升得也不慢，深得“老资格”陈图南的喜欢。但到了武汉却摇摆不定，一下子带着30多个人脱逃了。逃到武胜关，又犹豫不决起来，被贺龙派来招抚的人一说便回转来。归队后，自觉无颜再当营长，自己请求降为副营长。

贺龙一般对悔过的人不再深究，便依从了他。赵福生在部队已经失去了号召力，知道不会有什么大的出息，就等待时机另谋出路。机会终于来了。

31日下午5点来钟，贺锦斋召集全师营以上军官开会，宣布了暴动的命令。赵福生一听，浑身止不住颤抖，本来他就因为贺龙太倾向共产党而不想干了，如今等于全军“赤化”，还得顶着脑袋去送死。他越想越觉对自己不利，“人在曹营心在汉”了。共产党这么大的行动，如果由 我告知朱培德，事成之后，岂不功盖天下？事不宜迟，开完会，他匆匆扒了几口饭，放下筷子就往外走。一口气跑到朱培德的指挥部。当时，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第九军军长金汉鼎都在庐山，既是出席汪精卫的黑会，也是避暑。

敌军师长以上的军官无人在南昌。最大的官，只有朱培德的秘书长徐虚舟。赵福生将贺龙、叶挺要兵变的情报一五一十吐了个干净。徐虚舟真是如雷贯耳，这消息让他吃惊，甚至不敢相信。赵福生急得直跺脚：“你们如若不先下手为强，死期就在今晚 ”徐虚舟是个文人政客，不懂军事，一时手足无措。他急忙去找江西省代主席姜济寰，说有极机密消息要呈报。当时姜济寰的儿子姜襄正在身边，徐虚舟的意思是要姜襄避一避，但姜济寰却说，有什么事，请秘书长快说吧。徐虚舟只好轻声说：“据极可靠情报，共产党这一二天就要搞武装暴动，请代主席立即离开南昌为好。”

姜济寰回答：“谢谢你，我考虑考虑。”

姜襄虽是“大少爷”，其实已是共青团员，正在秘密为党工作。他问父亲：打算怎样？愿不愿同我们共患难？

姜济寰竟无迟疑地说：“坚决跟共产党走；同你们共患难。”

7月28日 左右，姜济寰的老朋友林伯渠、徐特立和他的学生郭亮，先后登门来看望过姜济寰，徐特立还由江西大旅社迁居姜家。姜襄立即将父亲的话告诉徐特立。

徐特立很高兴：“你父亲和我都参加暴动，这对湖南教育界将是很有影响的。”

徐、姜都在长沙教过书，男女学生极多。这边，赵福生逃走后，很快被他营里的士兵发现，火速报告了营长，营长又报告刘达五，刘达五又找到贺锦斋。贺龙并不认为赵福生会给起义军带来灭顶之灾。

他心里有本账：从军事上说，敌6个团分属3个军，建制不同，互不隶属；指挥序列各异，谁也指挥不了谁；加上师以上指挥官大都不在南昌，因而不可能有人来实行统一指挥。这样的部队，不能打仗，尤其不能协同作战。而起义军在南昌的力量除了贺龙本军的7个团外，还有叶挺的3个团，第二十五师的两个团，此外，蔡廷锴第十师3个团也在运动中，他们各团都在1500人以上；另外还有二十四师教导队，朱德所率的军官教育团1个营。以15个团对6个团，基本兵力是2万比万余人。从指挥官看，敌方孤零零地几个互不隶属的团长，我方则由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聂荣臻等将领组成了一个强劲的班底，并由一直掌握党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直接领导，即使敌人有所耳闻并有防范，也难以阻止起义。可攻打有备之敌毕竟要困难得多。

“叛徒，祸害！”贺龙交待一番，便亲自去找周恩来，商量改变起义时间。本来预定8月1日凌晨4时起义，这个时间很好。晚上开进，拂晓起兵，是兵家常用的战术。尤其在当时的南昌，炎夏之夜，很难入睡，天近黎明，才是人们酣睡最熟之时，此时起义，敌人多数蒙在鼓里。既然计划泄露，只有提前。

前敌委员会决定：起义提前2小时，即8月1日凌晨2时开始行动！

从江西大旅社出来，周恩来突然停住脚步，对贺龙说：“赶快通知朱德同志，他还在佳宾楼与敌军官周旋呢，很有危险。”

第七章 周恩来怒发冲冠 朱德之宴

31日下午，朱德接到的任务是宴请朱培德下面的一些军官，最好是想办法一直拖到下半夜，敌军无人指挥，胜利的把握就会更大。

最有效而又不宜为人察觉的办法还是请客吃饭，外带打麻将。晚饭前，朱德部署好军官教育团的起义准备工作后，便来到城西大士院街口的佳宾楼。他跟这里的老板很熟，包下几桌酒席，伙计便打出斗大的“客满”二字， 摒散客于门外，一是给朱德壮声势，二是示其生意兴隆。旧军队的吃风很盛，一般军官都是有请必到，许多抹不开面子的事也是在献筹交错之间一笑了之；而麻将之风更是盛行，通宵达旦是常事。

朱德的帖子送出去不久，天未擦黑，两位主客——第三军的两个团长卢泽明和肖日文，前脚赶后脚，笑呵呵跨进门坎。卢团长驻守老贡院，肖团长驻大校场营房，就是侯镜如拜会的肖胡子。他们与朱德的关系都不错。汪精卫叛变时，卢泽明曾逮捕了军官教育团的党代表，朱德登门之后，卢即将人放了。朱德返回南昌后，他们还常常来往。

在卢泽明和肖胡子等人的心目中，朱德是他们敬重的忠厚长者，又是他们顶头上司朱培德的老友，请客是不能不到的。朱德虽是少将军衔，待遇是不低的，但生活极为简朴，平时总着一套灰布军装，一双深黄皮鞋，裹一副绑腿，有时还打赤脚穿草鞋。他在兼任南昌市公安局长时，上班总夹着个皮包跑路，有车子也很少坐。他的夫人那时和他住在一起，也始终保持乡下人的俭朴习惯，吃和穿都不像一个团长夫人。她就是后来牺牲并为朱德怀念不已的女中豪杰伍若兰。因为天气太热，朱德今天没穿军装，也没带夫人，只是随便穿了一件旧绸衫，来到佳宾楼。几道菜上齐之后，朱德随便说了几句，意思是天太热，这顿便宴没有别的意思，只是纳纳凉，叙叙旧，大家开怀痛饮，一醉方休。

两位团长是打惯牙祭的人，也是猜拳行令的老手，不一会儿就面红耳热起来。

朱德也有些酒量，不时陪饮几盅。大约闹到9点来钟，朱德觉得这个地方太暴露，也难以维持在明天早晨。他提出让大家转移到不远的大士院32号打麻将。

两个团长无异议，跟着朱德转移“阵地”。

朱德暗中交待警卫员刘刚：要制止一切外来客人进入此地，特别是来找卢、肖二团长的人，你推说他们回去了。如果到后半夜时，你给卢、肖二团长的卫士一点钱，叫他们明天一早来接长官。最好见机移去卢、肖二人的自卫武器，但不能惊动他们。牌桌一摆开，客人们就深入角色，人们的眼睛只盯着竹牌，不再看钟。麻将牌和大理石桌面相碰，在静夜里，发出牌迷们醉心的清脆声音。军官们摆弄竹牌战，就跟听到枪响一样过痛。

牌兴正浓，肖团长（外号肖胡子）手下的一名副官，不知怎么溜了进来，跑得一脸苍白，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他刚接到命令，要他把自己辖区内的滇军解除武装。这个青年军官刚说话时声音很小，几乎贴在肖团长耳廓，后来一看牌桌四周多数是他的云南老乡，便放大了声音。并找着了最高军衔的朱德，问道：“我也是云南人，也搞不清应不应该对同乡下手，该怎么办？”一听这话，朱德的心一下沉到脚底。

肖团长惊愕地盯着副官，让他把情况再说仔细一点。副官又补充说：“二十军的云南老乡赵福生说，今天晚上有人要搞暴动，缴我们的枪 ”刚才还是喧闹不已的牌局陷入一片死寂。朱德掉过头来，对客人哈哈一笑说，在这乱糟糟的时候，真是什么样的谣言都有，不屑一顾。他洗着麻将，招呼大家：“请接着打牌，蜚短流长的话太多，用不着操心。”

卢团长把椅子向后 一推，站起来说：“也许是个谣言，可是我也听说今天晚上要出事，大家都回到岗位上去吧。”他这一说，其余几个人都站起来，找自己脱下的衣服和枪支。

朱德还想挽留：“大家再坐一下子嘛，我弄清情况再走也不迟。”

客人不依：“谢谢朱团长的盛情，改日再耍，改日再耍。”

到了这一步，朱德也不好强留，以免招惹更多的猜疑，便打着哈哈，开着玩笑在门前送客。

等客人刚刚散尽，他马上赶到前委指挥部。前委指挥部所在的江西大旅社，四周已架起了起义军的火力网。全副武装的卫兵四处游弋，警惕地注视着来往行人。夜已深，一楼的喜庆礼堂里，四对高悬屋顶的大红宫灯交相辉 映，像是在迎接一个即将诞生的节日。起义军的文职人员正伏在灯下赶制各种宣传品，文告和标语铺了一地。朱德进来的时候，周恩来正在伏案看一张地图，跟身边的人员交谈着。“恩来，是不是走漏了风声？朱培德手下的人都知道了！”

周恩来告诉朱德：“是的。贺龙来过了，他的一个副营长叛变了，估计敌人已有准备。你来得正好，前委已经决定，将暴动时间往前提两小时。”

朱德看了一下表：“我马上回教育团，把起义的人带出来。”

“你要注意安全，有什么事跟我或者伯承通个气。”周恩来关照着比自己年长的朱德——在后来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周恩来几乎一直这样关照着，也许正是这种关系，才使得周恩来逝世时，朱德格外伤感，以其年迈之躯，颤抖着敬了最后一个军礼。

朱德走出大旅社时，各街口通衢都安上了起义军的步哨。大家不能叫口令，从电筒上的红十字，彼此都能远远地认出是自己人。有的部队已在发红领巾，让大家把它结在领上，像打西装领带一样。起义正在一分一秒地接近。静夜正在凝聚第一声春雷。

第八章 第一枪宣言 响彻历史的一枪

起义部队仍在静寂中。但没有一个人还能入睡——尽管他们不能预料这一天后来竟如此庄严，庄严得会成为几百万军人共有的生日；人们只要一提到“八一”，就是在描述一种力量和牺牲，就是一种对子弟兵的夸赞和眼睛一亮，绝处逢生；他们无从想象这一天竟如此神圣，神圣得全体军人将“八一”两个字绣在红旗上，铸在勋章上，戴在军帽上，担在双肩上。

他们无心想象未来。未来只是成功者的纪念碑。他们就知道今夜有行动。

叶挺的指挥部设在松柏巷的一所女子职业学校里，这时学校已经放假，校内很安静，湖中荷花盛开，清风徐来，幽香扑鼻。但31日夜里这里的人，指挥部的人们都在议论着今夜的行动。这时周恩来和叶挺走来了，为了指挥方便，周恩来已从朱德的住处搬到这里来往。到处是准备武器的士兵。周恩来和叶挺边走边问，枪支是否擦干净，手榴弹是否会用，还看了看部队的住房。

接着叶挺就下了命令：“吃完晚饭，把背包打好待命。”

周恩来又做了详细布置：“每人买一条白毛巾，到了晚上8点以后，扎在右臂上，在脖子上扎一块红布，凡是有电筒的，都用红布剪一个红十字贴在电筒的玻璃上。” 说着，他把自己已经贴了红十字的电筒给大家看，嘱咐着：“今天晚上我们要缴反革命部队的枪，你们随时听号令行动，凡是碰到脖子上围着红布巾、右臂上扎着白毛巾、电筒上有红十字的部队，就是自己人，不准开枪。没有这些标记的，碰到就打。”

周恩来布置完，叶挺又简短说了几句：“这是和反革命搏斗，打起来以后，不要怕牺牲！”

部队开始按要求做。

夜12时过后，8月的第一天已经来临。指挥员已将整个战斗计划的一切细节想了又想，实在没有什么可想的，就一遍遍地看表。也怪，表针好像走得特别慢，慢得贴着耳朵听，总怀疑它是不是停了。

1点来钟，各部队开始行动起来，营房里穿衣服声，低语声，板凳的撞击声开始零乱地响起来。战士们已经自动将枪拿到手里，刺刀装在枪尖上，子弹带捆在身上，等待命令。

砰！砰！砰！城内某处清脆地响了3枪，这是指挥部的信号。

听到枪声，驻女子中学的教导大队第三队的官兵们都拿起武器，紧急集合起来，准备战斗。可是，司令部传来命令：“你们现在不参加打，但准备工作照样做，背包不准打开，就地待命！”

听着别处的枪声，这些待命的士兵心里很不是滋味，坐在地上摆弄着枪。越不想听，耳朵却愈加灵敏。四处的枪声炒豆一般欢快。

从武汉、九江等地来的人差不多都住在江西大旅社。大家虽然已很疲劳，但都兴奋得不能入睡。等到半夜1点来钟，就听到四面八方枪声大作，他们都跑到旅社的屋顶上，凭栏四望。只见各处火光点点，枪声阵阵，知道那些地方就是一些国民党军的据点。不久楼下就收到各处的捷报，以及送来的一些缴获武器。

最先打响的是省政府地段。在省政府，驻有敌人“府卫队”约百余人。负责解决这股敌人的是第二十军第一师。这里离贺龙的第二十军指挥部不远。

据参谋长刘伯承的分析，参加南昌暴动的兵力，叶挺的二十四师5500人和周士第二十五师的3000人，共产党员多，作战能力最强；而贺龙的二十军虽有第一师贺锦斋的3000人，第二师秦光远的2000人，和直属的2500多人，但共产党员少，作战力较弱，合计兵力约2.5万人。这是一个比较准确的数字，再加上农军和零星部队，大致有3万人。

周恩来信任的是贺龙，不放心的也是他的部队，所以派刘伯承这个军师一直守在贺龙身边。

贺龙在30日早上就派人将中华圣公会周围的春元、月宫、今兴等几家旅社租了下来，当天下午一师官兵就住了进去。每个士兵身上都背有一个米袋，与以往的国民党军队不同。第一师的两个团围攻旧藩台衙门里的敌第五路军总指挥部。守敌警备团是朱培德从云南起家的精锐部队，事先获得了那个叛变的赵副营长的密告，本来打算逃跑，探路的几十个人借口“打野外”，想从后门溜出去。可是一探头，到处是贺龙的人马，再往前走几步，又是“口令口令”地问个不停，一干人只好退回衙门里，硬着头皮作起应战准备。

特别在大门口的影壁两边各架起3挺机关枪。战斗一打响，敌人就集中火力封锁鼓楼，切断了起义军攻击部队的必经之路。机关枪噗噗噗地喷着火舌，硝烟中织成一道火网。

战斗异常激烈，贺龙的指挥部和敌人隔街相望，距离不到200米。

贺龙、刘伯承站在石阶上，观察情况，指挥作战，流弹不时在他们头上呼啸飞过。据点攻不下来，贺龙有些着急，他叫来贺锦斋：“你快带老子的基本连去冲！”贺龙所说的基本连，是指五连和七连，这两个连的战士多是贺龙两把菜刀起家时的老兵，现在又装备了较好的武器，专在关键时刻冲锋陷阵的。刘伯承拉拉贺龙的衣袖，朝鼓楼顶上指了指。贺龙会意，叫贺师长派机枪手登上去。

贺锦斋和第一团团长刘达五亲自带领队伍，利用周围的民房，攀登上鼓楼楼顶，占领了制高点，以猛烈火力压制敌人，掩护正面进攻，又组织力量穿街入巷，翻墙越脊，向敌军背后包抄，迅速将敌人压进其总部大院，迫使敌人全部缴械投降。

拿下朱培德的总指挥部，其他几处的敌军乱了营，很快被起义军占领。

贺龙和刘伯承到各处视察，起义军有的在抱缴获的枪支，就像抱一堆乱柴禾；有的在赶俘虏，让他们集中到院子里。俘虏们坐在一处，耷拉着脑袋，偷眼看看走近的长官。有认识贺龙的，见到他的目光和喷着火星子的烟斗便有几分胆颤，急忙转过去身子。

贺锦斋指指一个俘虏的背影，嘀咕几句。

贺龙从嘴里拔出烟斗，大吼一声：“赵福生，你给我出列！”

如同一阵闷雷从俘虏头上滚过。几乎所有的人都惊愕地直起脖子，因为不是叫自己，互相望望，又埋下脸。

那个背影慢慢站起来，转过脸。他就是叛徒赵福生。他多次听过贺龙这种吼声，也有过出列站在贺龙面前等待处罚的经历。那几次他都活了下来，靠的就是用带着发颤的声音哀求。今天他又习惯性喊了声“军长”，想将肚里那套早就准备好的“救命话”再说一遍，求个生路。但今天不同，贺龙根本就不容他再说，朝身后的士兵一劈手，粗着喉咙道：“拉出去，枪毙！”

几个士兵上去一别赵福生的胳膊，朝后院推去。很快传来一声枪响。

贺龙朝别的地方走去。边走边跟刘伯承聊着：“这狗东西，害了我好几条弟兄的性命，不杀岂能解我心头之恨。不过他家里我还是要叫人汇钱去的，怎么说他也是跟着我出来的。”

刘伯承点点头：“乱世用重典，该杀。”

先后打响起义枪声的有南昌城东的新营房、老营房、贡院、大校场；城西的省银行、棕帽巷；城南的天主堂、匡庐中学、前司都； 隔着赣江的牛行车站；以及远在马回岭的二十五师驻地。

第八章 第一枪宣言 战斗风景线（上）

东门营房无战事：担任攻击东门新营房的是第二十四师第七十二团第三营和广东农军。敌驻军是第三军第二十四团。由于事先已做了充分侦察和准备，他们露营在外，与敌营房只有几十米，所以听到总指挥部的命令，指挥员一声喊：“冲！”部队随即像潮水一样冲进敌营房去。开始只听得万马奔腾般的一阵脚步声，接着是严厉的叱叫：“不许动！”再往后是一阵乒乒乓乓的撞击声。

在几阵激烈的手榴弹爆炸之后，就听得人们到处在喊叫：“不要打了！”

渐渐地，有人在说话了，手电筒的亮光在营房里照来照去。

该是打扫战场的时候了。战斗提前结束。俘虏们受到宽待，公私财物得到保护。团部的电话不断地响，是敌人的师部来问情况。这里的回答是：“二十四师的部队在此接防完毕！”七十二团的官兵们一面肃清残敌，加强警戒，一面倾听着城里的动静。从午夜1点钟起，整个南昌城好像沸腾了。城市的轮廓正映照在深蓝转向漆黑的天幕上。

枪声，炮声，不时在远处响起，随后火光一闪，地动山摇。

三营长袁也烈站到高处，按照前日会议上的部署，朝着小营盘、小花园、牛行车站等敌军驻地的方向眺望，根据枪声的缓急疏密，推测各路起义军的进展情况，以便增援。当东方现出一片曙光的时候，枪声逐渐平息，只有西南方向还传来 残敌的断续枪声，但已经是无力的了。狗在叫，接着又听到有脚步声和说话声。叶挺师长派人来找袁也烈。他急忙赶到指挥所。袁也烈看见指挥所里除了叶挺师长外，还有一个中等个的军人，两道浓黑的眉毛十分注目，他那双黑亮的眼睛正闪烁出热烈的光芒，定睛地注视着每个人，这使任何人都终生难忘。

袁也烈顿时想起，这不是北伐出师时，召集独立团连以上党员军官讲话的党中央代表周恩来吗？原来党中央就是派他来组织、领导起义的。周恩来安详地微笑着，和叶挺一同询问起战斗情况。他虽然一脸兴奋神色，但也可以看出，他相当疲惫，大概已经几天几夜没有睡觉了。袁也烈从指挥所出来时，太阳已经升起了，街道上铺上了一层金黄色的光辉。起义的士兵和缴了枪的俘虏，一队队匆忙地来来往往，政治工作人员正四处张贴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布告。远远就看见三营的战士正把一面大红旗升起在操场的旗杆上。

大校场进展也很顺利：12点过后，二十军教导团的3个总队就开始向敌营大门运动了。正在这时，副官报告侯团长，说敌七十九团派人来了。来人是一个年轻的副官，一进门就慌慌张张地说：“我们团长要我来问问，你们这里在干什么？要我禀告侯团长，都是自己人，千万不要误会 ”

“哪里，哪里，”侯镜如连忙安慰他，“我们是夜间演习，请不要误会。”

侯团长边说边向副官使个眼色，要他把这位“来使”拖住，自己走了出去。

一天的暑气早已消尽，夜，清亮亮的，满天星斗，使人顿觉心旷神怡。侯镜如深深吸了几口气，凝神仰望夜窄，不由心情百感交集，1个月以前，武汉的汪精卫已经和蒋介石眉来眼去了，白色恐怖开始袭击着这个革命的首都。也是这么一个星光满天的夜里，侯镜如被迫离开了武汉三镇保安总队长的职务，转移到二十军去。那时，他们几乎成了人家案板上的肉，而现在，共产党人又从血泊中站起来，又把刀扬在反革命的头上了。

他正想着，忽然三总队来人报告：敌人营房里开始有动静了。侯镜如连忙跑到墙根，听了听，果然，敌人好像在起床。看看表，离预定的时间已经很近，同时，听到市内传来激烈的枪声，事不宜迟，他当即向各总队下达了命令：开始攻击！

砰——哒哒哒！一声清脆的枪声接着一梭子机枪，在敌营门前响起来。一总队打响了。接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三总队也冲进了敌人的院子。二总队的战士已跳上板凳，翻过矮墙，拥进了敌人院子里。一时，枪声、手榴 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敌营里呜哇乱叫。不一会儿，成了俘虏的敌人举手走了出来。候镜如叫传令兵拉出了敌人的两匹战马。这两匹马是他跟着肖胡子 “参观”时就相中的。

战斗完全按原定计划进行。起床的一部分敌兵很快解决了，其余的大部在被窝里被抓了起来。俘虏一批批地被赶到操场上，枪支在操场中央堆成了小山。四总队徒手的同志们围着枪堆，兴高采烈地挑选着枪支武器。就在收缴敌人枪支时，在敌人堆里不时有人低声地叫着：“同志，同志！”要求战士把负责人找来谈谈。侯镜加仓促地见了几个，问他们有什么事。他们的回答都差不多：“我是党员，让我加入你们的队伍吧。”为了证实自己的话，有的还谈出了党内的一些关系。仔细查对是来不及的，于是侯团长命令，当即把他们集中起来，和教导团的一部分军官和学生，合编了一个补充营。战斗结束得很快，1个多钟头以后，整个大校场营房里的枪声停止了。候镜如派人向军部送出了报告：任务完成，敌七十九团全部被歼。

天主教堂曾发生过激战：二十四师七十一团团部和三营起义前驻扎在一所女子职业学校内。学校离松柏巷不远，旁边有一座天主堂，其他营也驻在附近。天主堂里驻着刚刚开到南昌的程潜第六军的五十七团。附近起义军的任务就是解决天主堂的敌人。主攻任务交给了三营。三营当时有4个连，黄序周是营长。就是他们一个营要打敌人一个团。31日，团长派黄序周前去敌营侦察。因为敌人穿的衣服和起义军的一样，黄序周就装作他们的伙夫给他 们挑水。敌军刚到，还很乱。黄序周就从这个营挑到那个营，把水挑完了，天也黑了。他一边挑水一边问：你们是几个营？团部在哪儿？这样，他出来后就向团长做了汇报，并画了个图给团长。团长眉头一皱：不行，你还得进去。黄序周一愣。团长解释道：“我问你，一共有多少枪晓得吗？”于是黄序周只好又混进敌营中，和一个连的人坐在地上聊天。

这样一谈，慢慢搞清了枪数，还发现枪都是新的，估计是个刚编成的团。他出来汇报后，团长仍不满意，又让黄序周进去了解他们是怎样警戒的。就这样，黄序周第三次混了进去，了解到敌人住房是紧靠城墙的。他出来时，大门口都已堆满了沙包，有戒备，哨兵不准他走。好在他们湖南兵多，黄序周是湖北人，口音差不多，几经周折混了出来。

在研究作战方案时，团长决定由一个连出城门从一个操场爬墙进去，其他连主攻大门口。战斗一打响，敌人封锁了天主堂大门前的那条巷子，因为巷子太窄，又无法隐蔽，所以战斗一开始起义军就死伤了20多个战士。黄序周只好把部队拉回来，做了些鼓动，又组织了20几个人冲锋，硬把大门冲开了。这时正好爬城墙那个连队也进来了，两股起义军大喊缴枪不杀。敌人缴械了，把枪架好。这时，天也亮了。

靠三营驻的学校不远，有个很大的公馆，里面驻了敌人一个连。他们一 看外面打起来，赶快把门关上。黄序周又带了一个班去打，一打，里面就喊 “缴枪缴枪”，打开门，把枪都架在了院子中间。这次发现里头东西真不少，光纸币就有3大箱，有金叶子，金表，金表链子，还有小手枪。有些东西真让起义军开了眼，认不得，也叫不出名字。他们一箱一箱地提回来给团长看。团长见多识广，认识是些贵重东西，叫黄序周他们赶快交给军需处。

当时在天主堂厨房工作的李桐森后来回忆道：7月31日晚上，天气很热，我和同事都睡在男堂内的院场上，反动派的兵也有一部分睡在外面。到半夜12点后，突然一个同事叫起来：“外面打枪！”话未说完，接着又响了两枪。这时大家都惊醒了，刚一坐起，“劈啪 劈啪”的枪声接连地响起来了，并且越打越紧，于是大家都连忙往屋里搬。这时反动派的兵也都吓得起了床，他们忙派了几个卫兵去松柏巷口上放哨，但卫兵还未走到巷口时，就遭到驻老二中（现一中）内的起 义军的伏击退了回来，接着起义军就打到了天主堂门口，并在大门外边打死 了一个哨兵。反动派见抵挡不住，就朝天主堂内缩，起义军就朝堂内追，追至礼拜堂门口过院场时，起义军又击倒了几个反动派。反动派的兵士吓慌了， 见形势不对只得又往后面洋房子内退，并往洋楼上躲，企图在洋楼上进行顽 抗。起义军见反动派还不投降就继续往前追击，把洋楼前前后后包围了起来。这样经过足足一个小时左右的激烈战斗，反动派感到实在支持不住，又见无路可逃，只得吹起投降号，全部缴械投降。

起义军占领天主堂后，紧接着又向驻在匡庐中学内的反动军队进攻。当起义军在楼上架好机关枪，进入战斗前，还特地来到厨房叮嘱我们不要怕。战斗开始后，只听见楼上的机枪叫得欢，匡庐中学内的反动派也作一些抵抗，但打不过起义军，想逃走又逃不走。反动派兵被打死了不少。这样又经过了 一个小时左右的战斗，到天亮前反动派就全部投降了。

战斗结束后第二天早上就跟没有发生什么事一样，我们都不怕。虽然院子里有几个人被打伤了，但一天亮就被红十字会的人抬走了。起义军同志对我们很和气，纪律很好，不动东西，就是对待俘虏也都根和蔼，很多俘虏过后都被释放了。起义军同志还在大门口贴了一张宽大俘虏的条子，意思是说只要缴枪就不杀，如果愿意当兵的还可以自愿报名，不愿当兵的可以回家，对带枪来投诚的还有20块钱。二营是攻打匡庐中学之敌的。战斗打响后，学校的敌人企图越墙逃跑，遭到埋伏在城墙下的战士们的阻击，败退下来。

二营还在四周制高点上布置了兵力，团部又派来机枪排支援，敌人突围不成，只得集合在操场上，让起义军缴械。八连指导员萧克代表二营向俘虏讲话，他发现俘虏队中的一个人老盯着他，有些奇怪。讲话结束后，那人便近前喊萧克。

萧克仔细一看：“你不是李韶九吗？怎么在这里？”萧克印象中，李韶九是名共产党人。他问：“你打算怎么办？”

李韶九想了想：“我认识林伯渠，我的情况他了解，让我去找他吧。”“好。”

萧克告诉他林伯渠的地点，李韶九就去了。后来，李韶九也参加了起义军，一同南下。

第八章 第一枪宣言 战斗风景线（下）

牛行车站进展顺利：牛行车站在南昌城的北面，和城隔着一条滚滚的赣江。这是一个小站。在车站驻有国民党王均部的一支20多人的巡防队，和只有几条枪的税务所。

贺龙二十军的四团就驻附近，令这里的敌军早有几分畏惧。二营六连正好驻在巡防队的隔壁，在一个院子里煮饭。士兵们和他们闲扯时，发现他们都是贵州老乡。这样，准备起义的部队进出营房，敌人的哨兵从不问口令。 所以，巡防队的枪支放在哪里，谁睡在什么位置，人数、住房、道路等都摸得一清二楚。

31日傍晚，王炳南营长突然召集全营连长到江边。他的神情与平时有些异样，隐忍中有激动，又有几分神秘。他压低声音说：“今晚有情 况，各连集合队伍到江边警戒，不许吹号，要肃静。”说到这里，他犀利的目光一闪，扫视着每一个人，把声音提高了一点：“第一、不许有人下河在木排上洗澡和睡觉；第二、不许城内军队夜晚过江；第三、防止上游来敌人！”他的话，短促简要，那目光像是在问大家：“明白了吗？”“明白了。”连长们一齐回答。队伍很快就在江边渡口摆开，静悄悄地监视着江面。

这时，王营长陪着贺文选团长来到警戒线上，又对几个连长、指导员说：“告诉士兵们，今晚要缴城里反革命军队的枪。”几个连长喜形于色，小声议论着。不由得想起从黄石港动身前的一幕：那天晚饭后，贺龙军长召开军官大会。军部厅堂坐满了人。贺龙穿着一件洗得灰白的军衣，唇上那一横浓黑的胡子，格外显眼。他往大伙面前一站，炯炯的目光扫视了一圈，脸色比 往常严肃地说：“同志们，我们要出发打仗了。我们要去打南京的反革命蒋介石。这次行动只说东征，究竟到哪里，是军事秘密。如果有人问你们开到哪里，就请他来找我贺龙。”贺龙军长的这次讲话，曾在部队里造成了一种紧张、神秘的气氛。现在，听团长一说，大家都明白了：“团长，军长说的东征就是这里吧？”

团长嗯了一声，点了一下头，没说话。他又交代：队伍全用白毛巾系在臂上，记好口令；城里敌人都是穿的短袖上衣、短裤，容易识别。城里部队夜间1点就开始行动，我们团在拂晓渡江。他又将各营的具体任务作了分派：第一营在团部集合，向下游警戒；第三营在铁路上向德安方向警戒，并解决一部分路警；二营在轮渡码头以上，向城里和上游警戒，同时解除巡防队及税务所的武装。贺团长特别强调：“周围都是自己的工人弟兄，行动时不要乱打枪，注意战斗纪律，进城后绝对不能到老百姓家去！”之后，王营长带着五连、六连连长，在驻区侦察敌情。回到江边后，研究决定：营长带五连、 六连缴敌人的枪，副营长带七连、八连任警戒。部队十分振奋，伙夫连夜做饭，准备吃饱过江。

天黑下来了，没有月色，星星格外晶莹。六连连长李亚民带着全连士兵，潜行到巡防队院外的竹篱下隐蔽着。夜已深，万籁俱寂。从院内发出的鼾声，清晰可闻。夜虫在飞，蚊子乱叮，士兵伏卧在草地上，忍着不发出声响，等待着连长手中的驳壳枪举起来。

李亚民紧盯着南昌方向。叭——！一声悠长的枪声，从南昌城头发出，冲破了寂静的夜空。一时城内枪声大作。李亚民朝天打了两枪，跃起喊道：“起立！冲啊！”士兵们冲进院内。敌哨兵早已举枪投降；在院内酣睡的敌人，惊慌地向屋里挤。起义士兵便喊：“不准动，举起手来！”他们冲进屋内，很熟练地将敌人所有枪支都抱出来，把20多个俘虏押到江边。

另一些人继续搜查，将税务所几条枪也顺手缴过来。这时，王营长下令不必再搜，全到江边集合。全团都在向江边移动，等待天明过江。贺团长这时在码头上指挥准备船只。打招呼的，谈笑的，寂静多时的江边顿时喧闹起来。

南昌城里的枪声正像过年放鞭炮一样热闹，到拂晓时才渐渐稀疏。江边的起义军们坐立不安，都急着想进城去。江上船只的灯火都已熄灭，天已放亮，部队上船，用小火轮牵引渡江。到对岸时，枪声完全停息了。一进城，见是一团的人在把城，大家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贺锦斋、秦光远两师长高兴地看着第四团雄壮地进城。四团分两路纵队沿西大街向市中心行进。街上，还处于戒严状态，商店都紧闭门户，没有行人。沿街地面上乱扔着青天白日臂章、旗，还有踏烂的国民党党证。

墙上贴着崭新的标语：“打倒蒋介石！”“打倒汪精卫！”

贡院遇到顽强抵抗：二十四师七十二团是原教导队改编的，孙树成任团长。他们驻防的位置正好在朱德寓所与第三军教育团驻地之间，贡院（现八一公园）背后的新建小学内。

31日夜，团部里显得异常紧张。在昏暗的灯光下，人们在大厅里拥挤着，都焦急地期待着新的任务。“贺龙已经干上了，我们是不是也该提前发动？”照原定计划，是要在午夜2时起义的，现在二十军方面已经在1点钟以前就抢先打响了。

“不要急，我请示一下。”团长孙树成在电话里向师部请示后，叫各个营立即按自己的任务发动攻击。人们匆匆离开团部，走上自己的战斗岗位。“李营长，你过来，由我和你率领二营作为第一 梯队，立即出发！”孙树成招呼二营长李鸣珂。李鸣珂二话没说，跟着孙团长朝后一挥手，就冲上前去，他们对贡院内的一团敌军采取了包围之势。随着紧张的号音，枪声大作，团部里所有的灯火霎时熄灭了。起义军人声鼎沸， 李营长的声音格外清脆：“冲上去，冲啊！”教导队队长陈守礼带着十几个学兵，守卫着团部的大门，人们隐蔽在大门口的石柱旁，朝外观察战斗情况。在昏暗的月色下，大地朦朦胧胧，贡院里的砖墙上发出很密的闪光，那是敌人在射击。贡院后面的广场上，枪声更密，敌人一边射击一边叫骂，间或还甩过来一阵手榴弹。炽烈的爆炸声中，有人倒下。

孙团长喘着粗气跑回团部，抓起电话大声喊叫：“师长，贡院遇到顽强抵抗，敌人要从后门冲出来，希望快增加两挺机关枪，越快越好！”他放下电话，抹了一把汗，咧着嘴，一头闯进黑夜。敌人从后门突围无望，转而以更大的疯狂夺路逃跑。只见右侧方的街口上突然间拥出黑压压一片人，随着密密的枪声，直向团部猛扑过来。子弹打在石壁上，掀起片片砂石，迸在人脸上，眼都睁不开。从未见过这枪林弹雨，从未体验到生死就在瞬间，稚嫩的学兵们的脸上出现了惊慌。他们开始朝身后看，朝两边看，只要有一个退却，整个阵线就会溃泻下来。果然，在耸动的敌人模糊的身影和凶恶惨烈的喊叫声中，十几个学兵不由自主地往后一退，朝石壁的树丛后躲。“不要退！”陈队长站成一个大字形，堵在大门当中，左手插在腰间，右手握着手枪向着外面连放几枪。

学兵们愣了一下，一齐转来向着门前的一股敌人射击。子弹蝗虫似地乱飞，陈守礼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中。躲在石壁后面的七十二团书记丰角，见势不妙，情不自禁伸手去抓着陈队长腰间的皮带，往门侧一拖，嘴里喊着：“当心！那面还有一股敌人！”话还没说完，只见陈守礼一捂肚子蹲了下去。羊角知道不好，便用尽力气将他拖开危险地带，招呼两个学兵将陈队长抬进屋去。眼看敌人压了上来，李鸣珂大喊一声，带着队伍从左侧冲了过来，将扑向团部的那股敌人击退。回到屋里，学兵在向李鸣珂报告：“陈队长挂彩 了！”几个人围在陈队长身边。陈守礼闭着眼，一声一声地在叫肚子痛。医官陈华正就着幽暗的灯火给他打针。“你打的什么针？”羊角担心地问。

“吗啡针。”平时爱开玩笑的陈华，脸上像挂了一层寒霜，低下身子，慢慢地抽出针来，附在羊角耳边说：“脉已经停了，只好打一针给他暂时止止痛 ”“不准退，不准退 ”昏迷中的陈守礼还在断断续续地喊着。

孙团长赶回来了，甩掉帽子，蹲在陈守礼身边，陈守礼面色蜡黄，脖子上、臂上都是擦伤，肚子流出的血将军衣都染红了。他还在呻吟地问：“敌人解决了没有？”“解决了。”孙团长胸脯一起一伏，“全部解决了。”“解决了？”陈守礼的头转动一下，像是要看谁，但那对眼睛已不受支配，一动不动地嵌在眼眶里，“怎么还有枪声？”“那是我们的枪声。”团长一面答复，一面向大家望着，放低声音说：“他还很清楚啊。”“听！”团长突然直起腰，眨巴着眼睛说：“贡院内在吹号！”人们跟着团长走到了大厅，都侧耳听着外面。

从密密的枪声中传出了悲切切的号音。“敬礼号！”团长叫起来，“敌人在吹敬礼号，快传命令，停止攻击！”枪声逐渐稀落，天空中的银光已经变成了灰白色。当人们欢呼胜利的时候，医官陈华痛苦地扭歪了脸，陈守礼已经完全安静地躺在床上。他的腹部有个拳头大的伤口，四周凝结着干血块，里面露出鲜红的肌肉。他的头垂向一边。学兵们都低着头，簇拥着烈士的遗体走出了团部。大队的俘虏从烈士身边走过，团部的人忙着点验武器，清点俘虏，造具清册。

陈华医生把羊角拖到一个俘虏的身后，指指点点地问：“你看这个人穿些什么在里面？”

羊角不明白。陈华叫住这个俘虏。问被俘的士兵，才知是个连长。“你搜搜他身上。”陈华命令士兵。这是个一向克扣士兵军饷的贪官，士兵也不客气，将敌连长的外衣脱了下来，原来他的大腿及腰间捆满了钞票，在两只胳膊上还套着一对金圈。有了这样的发现，孙团长当即决定，替这个敌连长将全连士兵的欠饷发清，剩下的钱和金圈充了公。接到补饷的士兵，捧着钱，一时竟不知说什么，有几个呜呜地哭了起来，抽咽着说：我们的长官从来没有这样好过，今天当了俘虏倒受了恩惠。

第八章 第一枪宣言 狂欢之日

到8月1日清晨6时，经刘伯承的大致合算，南昌城内的敌军已全部肃清，共歼敌3000多人，缴枪5000多支，子弹70多万发，还有大炮数门。

起义成功了。虽经一夜的枪炮之声，市民们镇静如常，当天各行业照常开门，各自营业，秩序井然。暴动之夜所留下的，除了四处累累的弹痕外，就是满街满巷多了脖子上系着红领带的军人。

他们一簇簇地围聚着，亲切地交谈着，有的兴冲冲地奔走着，大声地打着招呼：“你们也来了？”“同志，你们打得好啊！”在这里，此刻，不管认识不认识，见了面都像阔别重逢的亲兄弟和老朋友，胜利的喜悦挂在每个人的眉宇间；在这里，此刻，不管认识不认识，你尽可以把自己的感受，隐忍已久的忧虑、悲愤和恐怖，尽情地向对方倾诉，再也用不着担心有什么危险。现在，这里是工农自己的天下！报纸也出刊了。报纸上最惹人注意的是叶挺师长给十一军军长张发奎的电文，说明暴动的意义，并劝他不要抛弃同甘共苦出生入死的干部和广大的革命群众，立刻到南昌来共赴危难，重振革命声威。电文上情理尽致，大义凛然，令稍有些正义感的人不能不动心。

起义领导人周恩来和叶挺走到街上时，认识的人都在欢呼。可是周恩来脸上并没有太多的喜悦。几天不睡觉，他太累了，加之起义后诸事缠身，过重的心理负担和缺少睡眠，使得他消瘦疲倦。他走在胜利之后的大街上，脚步依然很快，似乎让人看到的总是他的侧面。在他那燃烧着永不熄灭火花的双眼里，在他那严峻的神情里，总有某种东西吸引着人们，即使他没有说一 些至理明言的话。他和叶挺边走边聊。“没想到暴动这样顺利。”一向精细的周恩来什么事都是多考虑几手，他对一夜到来的胜利不免有些惊讶。

“顺利总比不顺利好。”寡言少语的叶挺直步向前，皮靴踩得路面格格响。他也没有料到起义这样顺利。他的部队打过太多的恶仗，对这种视若坦途的战斗似有些不过瘾。

周恩来和叶挺要到旧省政府去，在那里要召开起义后最重要的一次会议。会议室设在旧省政府的西花厅里——不知是历史的暗示，还是纯属巧合，这个周恩来主持红色政权第一次会议的地名，竟和他20年之后主持共和国国务院会议、以及办公室、他的家的地名——西花厅一样；从南昌到中南海，有一座历史的桥。周恩来穿过门廊，走进西花厅。这是个长约十几米、宽约六七 米的长方形会议室，中间置有长约八九米的长方桌，周围有高背木靠椅数十把，在西面墙上挂着孙中山遗像，下面布置了主席台，只有讲桌，没有讲台。

周恩来看到四处堆放着纸张、报刊和各种宣传品。大厅里已经坐了不少人。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联席会议。

到会的有7名在南昌的中央委员：谭平山、吴玉章、彭泽民、恽代英、林伯渠、韩麟符、高语罕；还有江苏省党部代表张曙时，顺直代表孟湘鉴、王积衡，福建代表蔡鸿乾，哈尔滨代表穆景周，湖南代表徐持立、邹敬芳、方维夏，山西代表王一德，甘肃代表李森，四川代表刘伯承、李嘉仲，新疆代表张开运，东北代表 陈日新，安徽代表朱蕴山、黄灵彪、陈汉章，上海代表丁晓先，绥远代表章 觉民，浙江代表王贯三，广东代表彭湃、沈寿帧，广西代表黄日葵、陈居玺， 湖北代表李立三，江西代表姜济寰、罗石冰、黄道、李桂生、肖炳章、邓鹤 鸣、蒋睦修、饶思诚，海外党部代表：欧支代表熊禹九，日支代表潘先甲， 暹罗代表林根祖、邓有一，古巴支代表董方城等，共40多人。

张国焘坐在太师椅上，脸上是副难以捉摸的表情。他盯着周恩来，好像有话要对他说似的。张国焘对南昌起义的消极态度，使得起义的人们不再注意他。而他自己也颇觉尴尬。这使他成为南昌起义中职务最高而又最清闲的人。本来他想返回汉口向中央复命，只因交通阻隔，无法成行，只好随军行动。他觉得不但谭平山看不起他，连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等同志都对他反对暴动、对张发奎存有幻想而不满。起义胜利了，张国焘自觉自己的“领导威信”受到打击，除了照常参加前敌委员会会议外，一切都更加消极。开会的时候便不坐在中央，而把椅子搬到靠墙的地方。张国焘盯着周恩来看，他心里正在琢磨周恩来这个人。

“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是可以负起政治领导责任的，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他不多谈政治问题，甚至很少召集前敌委员会会议，即使举行会议，也没有讨论过重要的政策。兼任革命委员会属下参谋团主任的周恩来，一心注意军事问题，大概他是以获得军事胜利，使这支暴动军能在广东东江地区立下脚跟为第一要义。也许他以为一切要等到军事胜利后再说，如果过早奢谈政治领导，不是空论，便是自讨麻烦。多数的中共重要人物如李立三等，与周恩来都有相似的心境，而且大致都强调暴动是天经地义，谁要是怀疑或提出异议，谁就是动摇和不够坚决。” 这是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议论周恩来的一段话。

张国焘的结论是：“这种不计成败的唯心观点，也就是盲动主义的根源。”张国焘的固执和偏见深深扎根在心里。他也不喜欢贺龙这个人，有空便往周恩来耳朵里吹风：贺龙是土匪出身嘛，他参加暴动，还不是因为我们对他许以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高官？这样的人是万万不能重用的；叶挺他也看不上眼：沉默寡言，一脸严肃，这怎么能团结群众呢，又怎么能教育群众呢？不管张国焘喜不喜欢，周恩来还是安排先由叶挺报告起义的经过。然后讨论组织一个临时政府，名之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对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是否入选革命委员会，有两种意见。

李立三仍然坚持暴动前的初议：“张发奎已经明显倒向了汪精卫，汪精卫是我们这次革命的对象，难道我们打倒主子，而又要拯救‘走狗’？我坚决反对吸收张发奎！”

谭平山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的地位都很特殊：在国民党方面，他被看做是老同盟会员，是与孙中山十分接近的人物；在共产党方面，他又是斯大林推崇的人物，他也意识到革命委员会主任头衔很可能落在他的头上，所以出言显得特别宽宏大量：“我还是那句老话，革命总是人多一些好嘛。 再说，革命委员会中百分之八十都是我们的同志，加上一两个中间分子或者说中间偏右分子，也无碍大局，你们说呢？”

按张国焘当时的处境，本不想发言，一听谭平山的话，又来了精神：“我赞成平山的意见。像张发奎这种人，是推一巴掌就过去，拉一把就过来的人，何不就此拉他过来，以彻底孤立汪精卫、蒋介石，壮大革命阵营。”

周恩来说：“张发奎在军中的确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但是我们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包括今天由叶挺同志发给他的电文，但都没有得到他的响应。这不能不使我们怀疑他对革命的诚意。你们看是列还是不列入？”因为在座的还有不少国民党成员，周恩来不好将话说得太重，也不好太坚持自己的意见。除了李立三、恽代英等几名共产党员举手表示坚决反对外，大多数人持观望态度。周恩来只好做了个折衷的选择：“那就先列入吧。”

这样，由25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产生了。他们是：周恩来、谭平山、张国焘、叶挺、彭湃、贺龙、李立三、徐特立、林伯渠、吴玉章、宋庆龄、郭沫若、苏兆征、恽代英、邓演达、彭泽民、张曙时、江浩、于右任、陈友仁、何香凝、经亨颐、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7人主席团成员是：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贺龙、郭沫若、恽代英和张发奎。宋庆龄被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当时她在上海，但她得到南昌暴动的消息后，立即公开表示支持。人们都记得她说过的那句话：“南昌暴动表达了一个不可征服的民族的高度决心”。

主席团中7人均称主席。但谭平山的地位特殊。因宋庆龄、邓演达均不在南昌，加上张发奎不来，郭沫若未到，贺龙带兵，主席团只有谭平山、恽代英二人管事，自然以谭为主了。

8月2日，革命委员会进行了许多任命事宜。谭平山担任委员长，吴玉章担任秘书长，参谋团最为壮观，除刘伯承担任参谋长外，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聂荣臻、贺锦斋、蔡廷锴、张国焘皆为委员。军事方面：任命贺龙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仍兼第二十军军长，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朱德为第九军副军长，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另外，林伯渠担任财政委员会主席，张国焘担任农工运动委员会主席，张曙时为党务委员会主席，李立三为政治保卫处处长。同时免除了朱培德江西省主席的职务，仍由姜济寰代理主席。

其他事宜，如颁布《联席会议宣言》、《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革命同志书》、《八一起义宣传大纲》、《土地革命宣传大纲》等，都一一就绪。革命委员会发出了一个震撼人心的命令：通缉蒋介石！通缉汪精卫！

这天下午，在皇殿侧体育场举行了庆祝革命委员会成立、各委员宣誓就职大会。

江西许多报纸报道了当日盛况：计到会的除全体委员及各团体代表数十人外，有民众团体200余，到会群众有农工商学兵各界共数万人，旌旗蔽日，欢声震天，诚南昌前此未有之盛况，亦中国革命开一新纪元之佳兆也。

太阳作证：台下是狂热的人流，台上，各委员接过沉甸甸的大印一夜之间，南昌成了红色首都。暴动的话题成了热中之热。

第八章 第一枪宣言 新刻的大印

昨夜，南昌的星月照常走，却是无政府的一夜。旧政府被风拦腰刮断了，新政府尚在襁褓里。政府的职能靠着惯性走了一夜，老百姓丝毫没有觉察。可是一到白天，没有政府的城将成为一座死城。一大早，原国民党南昌市党部的商民部长沈素（共产党员）就来找商民协会的李郁，要他一起去圣公堂会见贺龙。他们从圣公堂后门进去，贺龙很客气地招呼他们坐下，并拿出别人刚刚送他的吕宋牌香烟。

屋里人不多，除了他们3个外，还有一名贺龙的参谋。贺龙照样握着他的大烟斗，一边喷着烟，一边对他俩说话：“你们要尽快召集本市商民委员开个会，动员他们赶快开业，做生意。”他特别关照李郁：“我希望你协助筹设一个新的江西银行。”

一小时之后，他们从圣公堂出来。临走贺龙要李郁开导一下姜济寰。一夜巨变，最发愁的大约要算既是老的又是新的省政府代主席姜济寰了。有好一阵子，他坐在办公桌前苦笑。因为这个本该庞大的办公机构，本该是老远就能听见财务部门劈劈啪啪的算盘声，听见秘书人员进进出出的脚步声，听见此起彼伏的电话铃声……。现在，政府大楼里也不清静：那是要钱的，要物的，求援的，求救的……旧职员昨个一夜都跑散了。

姜济寰最好使的“兵”只有一个，就是他儿子姜襄。旧政府的财务人员向姜襄办移交。交上来是一本本的账。姜襄问：“钱呢？”“钱已用光了，一个铜板都没有了。8月份的经费还没发。”旧政府的财政厅长是朱培德的参谋长黄实，早已携款逃跑了。好在财委会主任林伯渠得知后，给新政府批了2000元的开办费。姜氏父子提出钱，第一件事就是给政府刻个大印，不然连个文告都没法颁布。老姜拿到印后，先在废纸上试摁了两下，鲜红的印，字也很正。老姜顿时兴奋起来，将启用此印向革命委员会写了份报告。

报告和存档用的印样都送走了，老先生似觉余兴未尽，便铺开一大张纸，写起文告来。他是前清的举人，古文功底深厚。而思想却不老，文告写好后， 他摇头晃脑地吟诵起来：

<small>江西省政府布告改造始自江西原以攘党贼 实行三民主义遵行三大政策 武汉之与南京背叛已同一辙 仗我中央委员以及革命贤哲并得二方面军将士同心同德 毅然决然改图守我总理遗则赣省首承其麻 人民欣有喜色 凡属商学农工务求各有安宅中央代发江钞 毋得拒收短折物价必求其平以期军民相得其他一切事宜 政府概当负责 力谋民众利益实行应兴应革贯彻本党主张 不与民众相隔 用特掬诚相告 其各努力团结代理</small>

老姜写完，小姜就将其送到报社，又叫人抄了，到处去张贴。革命委员会秘书长办公厅成立后，秘书长吴玉章要秘书李嘉仲立 即搬进办公厅住宿，守办公室摊子，不要轻易离开。

有一天，朱德来了。他是来领第九军副军长委任状的。第九军原是滇军的番号。滇军参加起义的兵力不多，只有军官教育团的3个连。滇军中有一个师长叫韦杵，那时是国民党左派。起义前朱德曾同他交谈过国是，韦杵抱同情态度。在讨论任命时，许多人主张由朱德任第九军军长，但朱德自己却建议由韦杵担任第九军军长，自己任副军长。事情就这样定了。韦杵并没到任。在起义前夕，他因病赶赴武汉治疗，不在军内。

8月3日，当起义军就要撤离南昌时，又改任朱德为第九军军长。不到两天，朱德进省府领了两次委任状。他回到花园角2号住所时已是一头大汗。他坐在八仙桌的一边，喝着茶，摇着扇子，盘算着要做的事情。他要着手组建第九军的指挥机构，还要整编参加起义的军官教育团，并吸收一部分铁路工人和青年学生，组成第九军教育团。起义前夕，朱德曾分别写信给他在滇军中的老同学和老同事，包括：驻在韶关的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驻九江的第九军军长金汉鼎、驻吉安的第十九师师长杨池生、驻临川的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晓以革命大义，劝他们弃暗投明，一起南下广东。结果，被劝的人要么不说话，要么反过来劝他。

朱德似有所料，仍不急不躁，他从省政府回来，又派人给杨如轩送去一信。

信中说：“我们最近在南昌开会，共推宋庆龄领导，揭起反对独夫民贼蒋介石的大旗。现决定去广州开辟新的革命策源地。贺龙、叶挺走一路，弟与兄走一路。兄穿须须铠，弟掌大旗。时间紧迫，盼即日答复。”然而，杨如轩仍顾虑重重，一怕反不成被杀头；二怕朱德吃掉他。所以没有回信，只是对送信的人说：“请转告玉阶兄，望他多保重，我自有主见。”

朱德处理着公务，头上的汗没消，又从革命委员会传来了消息：起义军要马上撤离南昌，朱德被任命为先遣司令。他要带着第九军教育团作为先遣队，比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二十五师早两天踏上南下的征途。

临川，旧称抚州，距南昌190里，是起义军南下时经过的第一个重要城市。从南昌到临川，一路上没有遇到敌军的抵抗。因为驻临川的正是杨如轩那个师。杨如轩得知起义军要路过临川，考虑到同朱德多年同窗和袍泽的关系，另外也是慑于革命声威，怕与起义军发生冲突，削弱了 自己的实力，所以他把部队撤到城外，悄悄给起义军让出一条南下的大道。

在贺龙的指挥部里，曾研究了3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一是政治面貌；二是南下进军路线；三是建立周逸群第三师问题。

贺龙特别主张有个政治纲领，他的担心与别人不同：“以前人家说我是土匪出身，现在我们是革命，应该有政治纲领，否则别人又说我是土匪了。”

到了8月3日，形势已经明朗，希望张发奎、黄琪翔参加革命委员会的梦想是不能实现了。张发奎、黄琪翔对革命委员会完全采取了敌对态度。本来革命委员会中有他们的名字，而且张发奎还是主席团的主席，依然是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黄琪翔是前敌总指挥。他们既然对革命委员 会采取敌对态度，革命委员会自然把他们除名了。于是主席团只剩了其余6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一职也由贺龙担任，前敌总指挥则由叶挺担任。

据当时报载，第二十军军长还是贺龙兼，党代表是廖乾吾，统辖3个师：第一师师长是贺锦斋，党代表是方维夏，第二师师长是秦光远，党代表是陈恭，第三师师长是周逸群，党代表是徐特立。第一、第二两师都各辖3个团，只有第三师仅辖两个团，外加总指挥部一个教导团和一个特务营，共计9团1营。第十一军军长是叶挺，党代表是聂荣臻。下辖两个师：一个是他原有的第二十四师，统辖3个团，另一个是第二十五师，师长是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只辖两个团，外加军部一个特务营，共计是5团1营（当时还有另一个师——蔡廷锴的第十师，也曾划归叶挺指挥，但中间发生变故，将在以后的章节另述）。

第九章 将帅起四方 聂荣臻命令开枪

得到暴动消息的张发奎和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无比震惊，再也贪不得庐山的凉爽，招呼随从，匆忙下山。

李汉魂到了九江以南黄老门车站西端二十五师师部，就给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打电话，要他速来商量要事。周士第放下电话，好久没有缓过神来。他知道张发奎在庐山参加了反共会议，李汉魂也是刚从庐山下来。可他这支准备参加暴动的队伍，尚未得到党的指示，还不知究竟如何行动。他问副官：“李主任呢？”

副官答道：“可能去医院了。”

“你请他快回来，我有急事找他。”

二十五师政治部主任李硕勋，是8月1日一大早赶到九江医院的。他是来看望妻子赵君陶的。赵君陶由于随丈夫长途奔波，再加上刚刚听说27岁的哥哥赵世炎在上海被反动派杀害，一下病倒了。李硕勋是来向妻子告别的：“我要去南昌参加暴动了，部队马上就要开赴南昌集中，你要回上海去，我们作暂时离别吧。”“你要当心。”如果有一点可能，赵君陶这个坚强的女性都愿意随丈夫冲锋陷阵，可是她决不愿意成为丈夫的累赘，她眼圈里泡着泪，嘴上却笑着，好像不是告别，而是重逢。他还要说什么，副官赶到了，在他耳边一说，他便轻轻握了一下妻子的手，跑出医院。赶到驻地，党的会议已经开始了，正在讨论周士第该不该去师部。大部分党员都担心去了会被扣，主张不去。一营营长符克振虽是个广东小个子，性格如同小辣椒，一拍胸膛：“我代团长去！他要扣我，我先给他一枪！”

周士第以为不妥：“我估计李汉魂不敢扣留我。要是不去，也不清楚他们的意图，还是去好。你们在家多做些准备，他也不敢拿我怎么样。”

“你去吧。家里我们掌握着。这里叫马回岭。你骑马去，一定能回来！”李硕勋乐观地说。只有这样了。周士第带了一个骑兵通信员，从团部驻地马回岭骑马出发。这里离黄老门车站只有10来里路。为了探明情况，到了师部，他先去找党里人、师参谋长张云逸。张云逸一见周士第，神色异样，抢上去刚说 了一句：“今天你要注意……”

话还没有说完，李汉魂打外面一头闯了进来。“周团长，来得好快。”

李汉魂亲热地寒暄着，挨近周士第，压低声音说：“你猜我在庐山打听到什么？总指挥（指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很欣赏你哩，要重用你，提拔你，机会不可错过，你要跟他走，千万不要跟共产党……”

李汉魂并不了解周士第的党员身份。事到如此，周士第只好表明自己的态度：“第四军在北伐中能打胜仗，张发奎之所以有今天的地位，是由于有共产党的帮助，多少共产党员在前线牺牲啊！我倒觉着，不论是你是我，跟着汪精卫反共、分共，肯定是死路一条。”

李汉魂从没见周士第这样强硬，正要发作，室外响起了由南向北开来的火车隆隆声。周士第走出去，想探听一下南昌方面的消息。他登上刚刚停下的火车，一下碰到黄埔一期的同学、共产党员许继慎。许继慎一见周士第，吃了一惊，暗中一捅周士第：“南昌暴动了，你快回去，这里危险！”

周士第领悟，立即下车，从骑兵通信员手中拉过马来，飞身跳上，快马加鞭，一溜烟奔回团部。

聂荣臻已在团部等候。他告诉周士第：“从南昌发来的一列火车到了，这是我和恩来约定的起义的信号，南昌已经动手了，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他俩研究了一下，决定立刻将部队的辎重先装上火车运走，部队利用下午1时睡午觉的时间，按预定计划向马回岭南面二三十公里以外的德安集中。二十五师中的七十四团团长不是共产党员，党在这个团的基础比较差，只有一个侦察连，连长是共产党员，聂荣臻就通知这个连行动。七十五团副营长孙一中，是黄埔一期的学生，当时任第七十五团中共支部书记，实际上掌握着这个团的领导权。聂荣臻决定先把七十三团拉出来，并且命令七十五团跟进。七十五团出发前，聂荣臻对孙一中说：“你们七十五团和师部住在一起，行动起来很容易被李汉魂发觉，开始行动时，你们不要带背包，不要带行李， 也不要带伙食担子，只把武器弹药带上就行了。”孙一中一一答应，但转头一想，有了问题：“我们一旦被李汉魂发觉，应该如何回答？”“你就说拉出去打野外。”（“打野外”即野战演习）

下午1时，起义各部队按计划向德安方向行进。由七十三团第一营担任后卫。他们的任务是，如遇敌追击， 坚决抵抗，掩护主力展开。七十五团也跟上来了，七十四团的侦察连也出发了。

正是盛夏酷暑，树叶在空中翻着白灼的光辉，无数的鸣蝉正在声嘶力竭地苦叫。起义军们闷头朝前赶，人人都像在水里泡过似的，汗流浃背。七十五团还没有完全走出来。突然从九江方向开来一列火车。火车缓缓停在一座大铁桥的北头。车门一开，一个全副武装的军人一脚跨在台阶上，向行进的 队伍扬起手臂，嘴里厉声喊道：“你们做什么的？”正在移动的队伍被这喊声吓了一跳，不自主地停了下来。有人回答了一句：“我们做军事防御工作的。”

“奉谁的命令？”

“奉党的命令。”

“哪个党的命令？”

“共产党的命令。”

“我命令你们马上停止行动！”

是张发奎？！的确是张发奎。本来他和李汉魂正在商量怎样稳住二十五师，没想到七十三团已经开拔，又听说七十五团也动起来了，头皮惊起一层冷汗：这还了得！追！他们坐着火车就朝马回岭赶来。火车风驰电掣地向前飞奔，车厢疯狂地摇摆，互相追逐，就像矮脚的钢铁怪物，弓着身子，朝前猛扑。

聂荣臻正在大铁桥南头的火车上，他听到张发奎的喊声，对旁边的一个同志说：“来者不善。张发奎匆匆忙忙赶来，一定是想制止七十五团的行动。”

那位同志有些担心：“张发奎如果制止无效，会不会狗急跳墙，把七十四团拉过来同我们对抗？”

“估计他不敢。”聂荣臻侧出车门前后左右地瞭望了一下，“十师、二十四师都走了，九江一带只剩下十二师和二十五师的七十四团，靠这点兵力，他不会冒险的，但是，如今南昌城里已经行动，我们绝不能把张发奎放过去，这样就会增加南昌的压力。”他命令紧跟在他身后的 李排长：“你告诉司机，让他马上开车，要是他们不开车，你就开枪。但是只准朝天上打，不能打人。”

“是！”李排长应着，奔向车门。他用手搭成喇叭，朝桥北张发奎乘坐的火车大叫：“我们服从张总指挥，总指挥的车可以过去。”司机直看张发奎的眼色。张发奎嘴眼紧闭，摇头。司机缩回脑袋。

张发奎又问：“你们做什么？”

“回广东去！”

“回广东要有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才行。要回我们一块儿回去，不然，你们就将我打死了吧。”

聂荣臻顾不得许多，朝着李排长喊道：“放枪！”

李排长也不含糊，拉开枪栓朝天就射。李排长手下的人不等命令也连着开了枪。

张发奎听到枪响，方寸大乱，没朝车上躲，反而一步跳下车逃命去了。他身后的李汉魂见总指挥下车，自己也跟着跳下车，俩人仓惶逃命。周士第听到枪声，以为是敌人追上来了，马上带上二、三两营，占领德安车站西北端高地，准备迎击。张发奎、李汉魂跳车以后，司机开起车，一直开到德安车站。起义的七十五团包围了列车。

车上的张发奎卫队营有五六百人，全装备的手提机关枪。张发奎的手枪和望远镜也在车上。七十五团要缴他们的枪。他们说是总指挥部的，不肯缴枪。

聂荣臻指示周士第：“要赶快解决这股敌人，你下命令要他们立刻缴枪。”

周士第就派一个参谋去向敌营长下令，敌人这才缴了枪。经过宣传，一部分士兵和一些下级军官参加了起义队伍。

聂荣臻乘坐的火车到达德安，刚一靠近站台，李排长过来报告，说张发奎派来一个参谋，请求见长官。聂荣臻有些纳闷，不知张发奎又搞什么鬼。那参谋恭敬上前，向聂荣臻行了个军礼，双手捧过一只黄纸红框的大信封。聂荣臻打开信封一看，不由得笑了起来。原来是张发奎请求归还他的望远镜。他想虽然张发奎阻止起义，又同汪精卫勾搭，但与蒋、汪毕竟还有区别，党同他的关系也没有决裂，还是应该做些争取工作，于是让李排长将望远镜交给张发奎的参谋，同时把俘虏的卫队也放了回去。

后来传说：落荒而逃的张发奎问李汉魂：“你的部队呢？”

李又反问张：“你的部队呢？”俩人斗鸡似地互相埋怨起来。

第九章 将帅起四方 叶剑英“献计”

德安开往南昌的火车已经不通了，二十五师的起义部队只好改为步行，连夜朝南昌进发。月亮地里行军，虽没有火辣辣的太阳刺目的背，但看不清路，蚊虫又多，赶到南昌城时，人人都是一身臭汗，口渴得要喷出火来。

此时已是8月2日拂晓，天刚刚亮。聂荣臻坐在路旁喘着气。李排长从老乡那里买了一只大西瓜，兴高采烈地拿给聂荣臻。如饥似渴的聂荣臻将瓜拍成两半，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不一会儿就吃下去一多半，也真管用，路途的劳累，天气的炎热，顿时全消。在南昌城里，他在女子职业中学找到周恩来，向他汇报了情况。

周恩来十分高兴：“太好了，行动很成功！我原来没有想到这样顺利，把二十五师大部分都拉出来了。”周恩来将南昌城里起义的情况简 单说了说。

“下一步怎样行动？”聂荣臻问道。

周恩来仍说了原先的打算：“按预定计划，部队要立即南下，攻占广东，取得海口，以求得国际援助， 然后再举行第二次北伐。”

周士第和李硕勋也来了，周恩来和他们一一握手，特别对李硕勋说：“嗬，你也投笔从戎了！”

前委决定，将起义部队仍编为二十五师，周士第为师长，李硕勋为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原七十三团、七十五团编制不动，将参加起义的七八百名青年拨给第二十五师，调一部分党员做骨干，与原第七十四团侦察连重组七十四团。聂荣臻为第十一军党代表。

周恩来突然问聂荣臻：“知不知张发奎现在怎样？”这个已被列入革命委员会7人主席团显赫位置、实际上却在阻碍起义的特殊人物，也让周恩来颇费心思，他时时刻刻都在寻找一个度——革命生涯练就了他把握分寸的才能。

聂荣臻说：“听剑英说，张发奎跳车时，他也在那里，张发奎跑得慌忙，东西都丢在车上，和李汉魂两个人你怪我，我怪你在场的人都笑了。”

周恩来若有所思：“不知剑英现在在哪里？”

狼狈逃回九江的张发奎，摔凳子砸桌子，发泄着心头之恨：“叶挺、贺龙公然叛变，于公谊私情均不可谅解！带走了一个军近两个师啊！”

李汉魂也在一旁唉声叹气：“这个叶挺、贺龙简直是恩将仇报！”

朱晖日干脆说：“总指挥，我以为立即发兵追击，为时还不晚，不能这样便宜了他们！”

张发奎心情渐渐平静：“要说叶、贺之叛变，小也不算小，大也不算大。”

李汉魂用蒲扇拍打着胸脯：“没想到我一个师让他带走了十之八九！”

张发奎思忖着说：“四军、十一军因为在第二次北伐战争中死了一万多人，共产党利用士兵思家的心理，用回广东休养的口号，煽惑他们回广东去。要不士兵哪里会跟他们走！也怪我们平时治军不严，我已向中央自请处分，中央已有回电，要我们严办叛乱者。”

的确，武汉国民政府8月2日已发来急电，电令措辞激烈：

据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东电（即1日）报告，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及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受共产党指使，谋袭南昌，公然叛乱，已派兵往剿，并自请处分等语。查近日共产党到处煽乱，企图破坏国民革命。叶挺为共产死党，所有该党一切暴乱分子，悉萃其间；贺龙出身绿林，共产党说以杀人劫财，投其夙好。此次共同作乱，诚所谓聚蛇蝎于一窟，南昌 民，遭此荼毒，实深悯念。贺龙叶挺，着即褫夺军职，照谋叛律治罪。张发奎初抵九江，即逢事变，应从宽免其置议，著即督饬所部，赶紧进剿，务获元凶，并将所有煽乱附逆之共产党员，一体拿办，以除民害。该逆等经张发奎所部进剿，难保不分窜各地，所至滋扰。着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即饬驻在赣东赣南各处驻军，严密兜截，勿任逃逸；并着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智，抽调湘鄂驻军，合力围剿，以除滋蔓，而遏乱萌。此令。

张发奎是个深谙军事谋略，政治上也有过“骑墙”之举的人物。他接到国民政府的派兵进剿令之后，并没有立即行动。他的心情颇有些复杂。

尽管汪精卫当面对他毕恭毕敬，可他也听到汪精卫在别的场合议论过，说“蒋介石是屠杀共产党，朱培德是遣送共产党，只有他张发奎是收容共产党！”汪精卫骨子里的不满溢于言表；而共产党方面，叶挺不顾袍泽之情，公然反叛，本该与其一刀两断，按国民政府的训令围而歼之；可军事委员会的名单偏偏又列了他的名字，还在7人主席团中占了一席；再看桌上的手枪、望远镜，还有身后站的卫队，都是共产党“礼送”归还的，他又怎能太绝情？再说汪精卫这一号人，他支撑民国大厦到底能有多久，还很难说；汪精卫跟蒋介石没法比，蒋介石不管是上台下野，手中总是握着军、政、财大权，哪像汪精卫，就凭个白脸和一张嘴，要钱没钱，要枪没枪，急了就打哆嗦对共产党的“叛军”，到底是追还是不追？追之能胜吗？张发奎的心七上八下。

李汉魂不知什么时候告退了，副官报告：叶剑英参谋长回来了。

“快请， 快请。”张发奎正愁无人与之筹谋，来了“高参”，客气地让到厅里。

“汪主席的电报看过了吧？他要我沿南污线直逼南昌。”叶剑英不敢冒昧出主意，他先问问张发奎的打算。其实叶剑英的心里直打鼓：朱晖日一向是个“主 派”，如果按他的意见，张发奎真要率部追击起义军，起义军就要面临前后夹击的危险，后果将难以设想。他要千方百计稳住张发奎，放弃追击的念头。

张发奎不想对叶剑英隐瞒：“贺龙我不去说他，希夷（叶挺）竟叛我而去，实出我所料，平心而论，我何时亏待过他？他既对我不仁，我也只好不义了，按汪主席的指令，我将带兵去攻打他。剑英，你知道，我是不愿干这种兄弟相煎的事的。”张发奎虽然信誓旦旦，叶剑英还是从细微处看出他的疑虑重重。

叶剑英说：“现今这个时节，往往是守株待兔者赚，首当其冲者亏，无人愿做马前卒的。”

张发奎若明若暗。

叶剑英：“南下广东，不光是你我的夙愿，也是二方面军多数人的心情。现在，唐生智说调湘鄂之兵攻打南昌；朱培德说从武汉绕道吉安去指挥部队，我看，这些都是纸上谈兵。你想，那湘鄂之兵，调到南昌尚需时日；朱培德从武汉至吉安也非一朝一夕。这样一来，几路兵马，岂不是空谈？真正落在实处的，只有总指挥的部队。老总拿这手中的6个团兵力，去打叶、贺，胜数实在太小了。”

张发奎爱听叶剑英这种带全局性的分析，专心致志地听着。

“依我之见，老总照样发兵，只是虚张声势。原来盘踞在广州的陈铭枢虽和李济深对立，但他的部队如今已退回潮汕，广东仍是李济深的天下。据可靠情报，叶、贺的部队将南下直取广东；若叶、贺入粤，李济深必然要调兵去打。而一打起来，他必定招架不住，到时，我们便可打起援师的旗号，趁机将部队拉人广东，坐山观虎斗，从中渔利。这样做，既使汪、唐心欢，也不再伤我之元气。比起跟在叶、贺屁股后面穷追猛打而两败俱伤，要胜一筹。”

张发奎一面侧耳听着，一面思忖。他那不太高大的身躯高兴得战栗了一下：“剑英，你说得太对了，就这样定了。”他闭上双目，思考着 具体实施步骤，又睁开眼问叶剑英：“就是这个教导团比较难办。”教导团的前身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他们是在南昌起义之后才赶往九江的。张发奎曾对这批学生训过话，说叶、贺已经叛变，谁想去找他们的，可以发给路费，但希望真正的三民主义的信徒跟他走。有的学生要走，也有的想留。

想走的同学一上路，发现到处是朱培德、张发奎的兵在抓人杀人，又退了回来。对教导团如何处置，张发奎很犹豫。他知道教导团里共产党员已经跑得差不多了，没跑的是忠于他的人。可现在朱培德比他凶狠，捉住人就要砍头。如果收留这班人，又怕与朱培德发生冲突，在国民政府面前损了面子。

“留，当然应该留。”叶剑英果断地说。他担心的就是教导团里还没走的共产党人遭难。

“留？往哪搁？”张发奎还在犹豫。

“与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合并。”

“如果朱培德追问起来了？”

“就说已经解散，叫他不必追究；即使他日后晓得第四军军官教导团里有这批学生兵，他也不敢直接找你的麻烦。”

“四军教导团的谢团长已经再三提出辞职，谁来补这个缺，帮他们渡过这个非常时期呢？”

“我已经和谢膺白谈过了，他说这个教导团不好管，既然他不想兼这个团长，我来。”

“你？” 张发奎不堪重负而压弯的眉毛突然挑直，嗓音高亢如金石一般：“太好了，你来干我就放心了。”

教导团进抵南昌后，江西军阀朱培德总也看不顺眼，横生枝节，但都被新任教导团团长的叶剑英化解。教导团官兵们也十分敬重这位北伐将领。也就在这一年，叶剑英找到了自己的意中人，和教导团的女战士曾宪植喜结良缘。

第九章 将帅起四方 张发奎礼送郭沫若

这几天里，张发奎还接待了一位名人郭沫若。他得知郭沫若到了九江，便打电话邀他上门，说有要事相商。郭沫若在后来撰写的《革命春秋》中详细记录了他的这次会面。张发奎与郭沫若很熟。北伐途中，俩人还共过甘苦。张发奎晋升第二方面军前敌总指挥时，还请郭沫若当了他的“党代表”。郭沫若的名气本来就大，又写了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更是名噪天下。

张发奎客气相迎：“郭主任，你来了正好。我正在想怎样解决你们政治部善后的事情呢。你看怎样办好？”

郭沫若表情有些发紧，反问道：“总指挥的意见是什么？”

“我主张解散。干政治工作的，大多是共产党。他们不能再留在第二方面军里了。”

“那好，解散吧。”

几句话一对，热情的场面已不复存在。两位以往常常谈天说地的朋友，此时反而缄口无言了。

张发奎轻轻咳了一声，示意重起话头：“郭先生下一步有什么打算？”称呼也从进门的“沫若兄”到“郭主任”，现在成了“郭先生”，越“敬”越远了。

郭沫若干脆说：“我要到南昌去。”

张发奎语调有些伤感：“我准备把这里交代一下，就出国游历去。郭先生是不是和我一同去？”

“我不，我还是要去南昌。”

“那好吧。人各有志嘛，我也不拦你。不过，要去南昌，最迟今天晚上就要动身，我们回头就要封路了。今晚上的 口令和特别口令可以照发，明天就不保险了。”

“可以。”郭沫若感谢张发奎的关照。“我今晚就动身。”

张发奎拟电报稿时常常是边踱步边吟，现在 他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走着，是要郭沫若当个信使：“你到了南昌，希望向共产党方面转达我的几点意思。”

张发奎说了四条：第一，我希望他们尽快退出南昌。因为我的部队很快就要开到南昌去，免得发生冲突；第二，我听说他们要回广东，希望他们走东江，不要走赣南。因为我的部队要走赣南回广东，免得发生冲突；第三，河水不犯井水，我们彼此不相干犯。我希望革命委员会以后不要再用张发奎的名义，我不做傀儡；第四，我对政工人员一律以礼遣散，希望他们不要伤害了我的人。

郭沫若仔细听着，但他更信赖文字：“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情。总指挥能不能用笔写下来，我转达起来也好有个凭据。”

张发奎想了想，用支铅笔在纸上把这些话草草写了一遍。

郭沫若又要求他签个名。张发奎没有应声，把纸条递给郭沫若。与张发奎分手后，当晚，郭沫若就随同已经遣散了的第二方面军政治部剩下的几个人：李一氓、阳翰笙、梅龚彬等一起，连夜赶赴南昌。

从九江到南昌，没有多少路，却生出许多变故，使郭沫若等人差点没赶上起义军。火车是早已不通了，郭沫若就和李一氓、阳翰笙等找到了几个铁路工人，说明了身份和要赶去南昌的原因。工人非常乐意帮忙，找来了两辆铁路手摇车，摇着他们几个人就往南昌出发了。郭沫若走南闯北，却从来没有坐过这种手摇车，既新鲜又兴奋。几个文人竟对起诗来。不知不觉到了涂家埠车站。南昌己是遥遥在望，车上的人都站了起来。就在这时，随着一阵阵乱哄哄的脚步声，跑过来一群兵。这些兵是被南昌起义部队击溃逃散出来的。他们一见车上坐着几个着装整齐的文官，便哄拥而上。一顿拳打脚踢，把几个书生都打趴在站台上。车上、身上的东西也被一抢而光。

郭沫若最狼狈：皮带也断了，手枪、衣服、日记本等随身携带的东西全被洗劫一空。散兵们走了。几个“秀才”才从地上哼哼唧唧爬起来，互相打量着，捏着眼镜脚发愣。试着走了几步，不打紧，还能走路。走着走着， 不知谁扑哧笑了一声，几个人对望着，都一齐大笑起来。文人哪不甘柔弱又无奈的自嘲哟——常处这种尴尬境地而发笑，笑别人，也笑自己。笑够了，郭沫若说：“我有副上联，你们对一对下联。”“你说出来听听。”“听好，是这样：‘郭主任背腹面受敌’，这是上联，你们对。”阳翰笙脱口而出：“李秘书上中下俱伤。”“对得好，对得好！”郭沫若连笑带说，“还没被打糊涂。”

南昌就在眼前，经过一场洗劫，道路又不好，大家都有些走不动了。大家就想与南昌联系一下，派人来接应就好了。郭沫若给前方的牛行车站打了个电话，让他们转告南昌。对方问：“怎么告诉南昌呢？”郭沫若脸上的泥巴还在，却逗起乐来：“你就说，郭主任大驾光临！”“也不知管不管用， 南昌接得到不。”打完电话，郭沫若还在叨咕。李一氓说：“吉人自有天相，肯定管用。”他们走走停停，停停望望，直到4日晚上，他们才到了赣江边。

正在无计渡江时，一只小船忽从对岸发来。船上的人大呼：“是不是郭主任？”

“是啊，快划过来吧。”

电话管了用。贺龙派人在江边上等着他们到来。很快，他们来到了二十军军部，就看见了那个笑眯眯的贺龙，大家高兴地拥抱成一团。

贺龙听说他们挨了打，定要军医来看，并让人拿来两套衣服给他们换洗。

他们都说不打紧，擦破点皮，只不过有点侮辱斯文的感觉。

贺龙还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不一会儿就到了。他随身带了一套军服，是分给他的，他拿来送给郭沫若。

郭沫若把张发奎写来的4项要求，交给周恩来。

周恩来拿着看了一遍，说：“都不成问题了。我们是决定走东江，不走赣南的。本来我们打算今晚就出发，离开南昌，现在改成明早出发了。我们和他自然可以各不相干。我们的方针是缴械，不杀人，他也是应该知道的。八一革命，我们只缴了第三军和第六军一部分的械，并没有杀一个人。”

“不杀人，有时也好像不大好。”郭沫若半开玩笑地说，“我们就几乎被你们没有杀的人杀掉了。”大家闻声大笑。

第九章 将帅起四方 响应起义的陈毅

上文说到的武汉军校，前身就是原来在广州的黄埔军校。国民党中央撤销了蒋介石的校长职务后，后来改成的委员制由国民党方面的邓演达、谭延闿、顾孟余、徐谦，共产党方面的恽代英等5人组成，以邓、谭、恽为常委。国民党方面的常委们不肯管学校的实际工作，校政实际上由挥代英政治总教官负总责。陈毅是5月由中央军委正式分配到军校来任党委书记的，但他的公开身份只是个“芝麻官”：校政治部的准尉文书。生性活跃的陈毅有时不免流露出不像个准尉文书之处。

当时的秘书后来为蒋介石代笔写《中国之命运》的陶希圣，就当着陈毅的面说过：“共产党真正的领导人是站在幕后的，我看你就是。”“职务”虽小，陈毅那股影响人的气势却不小：政治部组织科长叶铺是国民党员，专门监视共产党人。

叶镛找陈毅，说：“你在我们四川是有名的，怎么来当文书呢？你一定是C.P.！”

陈毅见他诚恳，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并对他做工作。后来，叶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广州起义，担任工农红军的师长，在战斗中牺牲。

汪精卫不想保留革命的军校，于7月25日将军校改编为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军校原有学生和教职员工1700多人，加上总政治部教导营有500人。一度在陈独秀命令下缴了的枪械，也由张发奎发还了。但是，原来军校炮兵4个连现在只剩下第四连为基础的炮兵连了，连长郭化若是党的支部书记。

陈毅要隐蔽在炮兵连里。大雨滂沦。陈毅打着光脚，一手拿伞，一手提鞋，高高地挽着裤管，步行10里，来到南湖营房，郭化若赶紧将陈毅领到他的房间里，叫勤务兵打水沏茶洗脸洗脚。他俩原先并不熟悉，陈毅就从内衣口袋里取出组织介绍信。郭化若看了信，不禁皱起眉头：“党的书记躲在我连里，万一出个差错可怎么办？”陈毅说：“没关系，我了解你们连里的情况，这里比较合适。”郭化若不再说什么。陈毅很高兴，他对郭化若说，叶挺、贺龙的部队现在都到了南昌地区，教导团不久也要开到那边去。

党中央已经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从这些情况来看，可能会在那边有所行动。其实这只是陈毅个人的判断，他当时并没有得到有关南昌起义的任何指示。南昌起义本身，也正在酝酿和争论之中。陈毅在1952年也说过，当时的党中央，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尚未清算（直到“八七会议”）， 因此，“对于八一起义，既无布置，亦无定见，根本就没有坚定的政策。”陈毅还要回武昌料理事务，郭化若要给他叫车子，陈毅不肯。“我们连有96匹马，你骑马回去吧。”“车来马去会暴露我的身份。”陈毅还是不同意，撑起自己的伞，提着鞋，钻进了风雨之中。但是陈毅到底没能在炮连隐蔽成。因为郭化若随即奉命到军委转调到前敌委员会去了，先一步到了南昌。

陈毅又改了地方，隐蔽在教导团团部的特务连。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是8月2日早晨从武昌出发去九江的，名义还是“东征讨蒋”。前一天中午，陈毅特意到他的好友陈梦云处告别。

陈梦云和妻子胡兰畦都在军校女生队工作，现在女生队解散了，陈梦云要回四川工作。胡兰畦知道陈毅会来，已经准备了酒菜，包括陈毅爱吃的回锅肉，打算为他饯行，还请了范英士，一起再聚聚。

喝起酒来，4个朋友话就多了，谈得最多还是政局。

“张发奎会同你们合作干下去吗？”陈梦云有些担心。

“有可能，要争取，可是不一定。即使张发奎不干，我们也要干下去。”陈毅答道。

“你们单独干能成功吗？”范英士手里举着酒杯，眼睛望着陈毅的嘴。

“接受了教训，会成功。”

“什么教训？” 性情泼辣的胡兰畦目光锥子一样盯着陈毅。

陈毅倒被盯得“紧张”起来。他并没有准备好的条文，边想边说，开始竟有些结巴：“什么教训？教训就是我们的领导者不敢，哦，也不懂得把中国革命，革命的武装斗争的领导权掌握起来。北伐军的指挥权，主要的是在国民党手里。我们有实权能指挥得动的部队就那么几个，太少了。共产党员，左派，大都只是党代表、政治部主任、指导员，人家说我们是‘卖狗皮膏药的’。”

一搭上“熟语”，陈毅顿时口齿伶俐，一泻如注：“刀把子在人家手里，兵在人家手里，一朝翻脸，就掉脑袋，‘礼送出境’算是客气之至。以后，要么不干，要干，就要有自己的枪杆子！”

“当现代的李自成、张献忠？”胡兰畦富有灵性的双眸闪动着。

“对！以前的清朝政府骂孙中山是土匪，现在国民党又骂我们是土匪，好，我偏要去当这个‘土匪’！朱元璋、李自成都能搞成功，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搞不成功？”

朋友们的酒杯在笑声中都朝陈毅的杯子碰去，都念叨一个词：“祝马克思名下的大将马到成功！”

8月2日拂晓，军官教导团集合出发。从南湖营房到武昌江边15里，部队到达文昌门、平湖门等处码头时天已大亮。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已提前来到江边，这也是一支共产党员成分很多的队伍。他们也是打着“东征讨蒋” 的旗号，准备开赴九江去的。警卫团已经上船了，只等教导团登船启航。江面被几艘大小客轮拖驳和百十条帆船盖住了一半。

不料，一件小事惹出大乱。教导团的枪械，一般的都比较破旧，惟独机枪连的6挺重机枪，比较新，在初升的太阳下闪着青光。在码头名为“维持秩序”实为监视的十三军陈嘉佑部队，本来对这些“学生军”心存忌意，现在被重机枪的烤蓝映刺得好生心烦，怒冲冲上来就要扣人。事情报告到军官教导团团长候连流那里，他便让副团长杨树松去交涉，并要特务连连长肖劲带几个人保护。这几个人都是共产党员。隐蔽在特务连的陈毅，见势也就和杨树松一同去提抗议。十三军既然下了手，也决不会轻易放手，这一争执竟耽误开船近两个小时。如同一颗露珠滴到了天平上；历史常因一件小事而改变命运。

这件事竟一下改变了不少人的道路。

——警卫团的船开走了，这支武装后来参加了秋收起义；晚出发的陈毅在路途中却赶上了南昌起义的队伍。他们将重机枪要回来的时候，警卫团的大客轮早已不见踪影。教导团赶紧拉笛启航。他们的船都不大，为首的是一艘客轮，其余是些木船和拖船。

陈毅和特务连都在团部客轮，他想开个党的会，但没有地方，到处都是人头济济。另外，虽然侯、杨都是共产党员（后来转入国民党），但全团并没组成党委，因而整个团还说不上是党领导的部队。陈毅是党内主要负责人，没有兵权，和上级党组织也缺乏可靠的联系。他心里很着急，事先中央军委并没有告诉他八一起义的事，只是说中途可能会有变化，要有应变的准备。现在几十个人挤坐在一条木船上，只有部分人员有枪，子弹也不多，要是有个半路“打劫”的，在这毫无屏障的江面上非全军覆没不可。船在走，陈毅在急。将近一天了，他们接近黄石港。

忽然听见江南岸传来一阵阵军号声。船上的人被这声音吸引住了，一齐屏息在听。这号声是冲着他们来的，是停止前进的号音。陈毅和肖劲挤到船舷边，探头努力往江岸上看。渐渐看清了，就是警卫团的大客轮。甲板上站着一溜号兵，号音就是从那里发出的。陈毅奇怪：按水运行军计划，警卫团和教导团都是直驶九江的，他们为什么停在这里，还要我们停下？岸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天色已晚，看不清，也联络不上。杨副团长同样担心，他对陈毅说：“岸上的部队，停下来肯定有麻烦，看来得闯过去。”陈毅点头。船队全速前进，警卫团的大客轮被越过去。前面便是黄石。忽然，黄石港方向连续鸣枪。这是强制停船的警告。

教导团的领导都支起望远镜朝着岸上观望。部队看见何键的士兵已进入工事，朝江面架起枪。如果打起来，船上的人肯定要吃亏。教导团的领导只好下令停船，他们上岸交涉。在交涉中才知道，南昌出事了。

对方的一个头目说：“我们知道，此次乘船东下的全是共产党的部队，我们奉命予以全部扣留。”

杨树松坚持说：“我们带领的是第二方面军的军官教导团，奉张总指挥的命令去九江归建；你们应该停止一切敌对行为，立即放行，否则发生冲突，一切责任都由你们负责。”

“不管怎么说，你们的人必须离船上岸。”

杨树松和陈毅商量。想趁部队上岸从陆路走脱。可是，现在部队经过洪山演习，都很疲劳，还有病员拖累，冲突起来， 很难摆脱围堵和追击。大家都坚持不能上岸。

杨树松再去跟对方头目说：“我们不上岸，你们可以发电报去问张总指挥，对你们这种阻挠我团行动的做法表示强烈抗议！”

对方退了一步：“好吧，我们打电报去问。但你们只能在船上活动，不能随便上岸。”

警卫团哪里去了？从谈判中，杨树松、陈毅已经听出，警卫团似已弃船登陆，何键的部队正在追寻之中。这一夜，教导团的全体官兵都在各自的船上呆着。岸上，是何键的部队严密警戒，不许任何人靠岸一步。这可苦了木船上的分队士兵。船小人多，蚊虫叮咬，船上不能做饭，只能啃干粮喝江水。后半夜江上起了风，才稍稍好一些。

8月3日清晨，经交涉，准少数采买人员上岸。派出的采买人员中安排了侦察干部。回来报告，南昌确实出了大事，详情不明。黄石街上气氛紧张。

警卫团确实上岸走掉了，去向不明。直等到中午，岸上何键的部队才传过话来：“准予放行。”并说，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亲自从九江给第四集团军唐生智打来电话，说这个军官教导团是他的，这是一次误会。

下午继续航行。陈毅通过船上的党员，向各个分队通报，他们猜测，南昌已举行武装暴动，要沉着应变。再说起义军方面：起义军指挥部也得到武昌方面的消息，知道有两个团策应起义，正准备朝南昌方向进发，但详情不知。8月1日早晨，正当大家欢呼胜利的时候，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周逸群将政治部秘书文强拉到一边，打起耳语。周逸群：“有一个紧急任务要你去完成。政治部里，只有你去完成这个任务比较合适。”文强忙问是什么事。“在武昌驻扎的一个警卫团起义了，他们正朝建昌方向来与我们会师南昌。你化装渡过赣江向建昌方向去迎接部队。如果在建昌没有找到，你赶紧赶回南昌来报告消息。”

文强接受任务后，化装成一个学生，在大雾迷蒙中渡过赣江。刚刚上岸，就被敌人的哨兵扣押，并押转连部。盘问他是干什么的，为什么独自一人渡过江来？文强编诓说：渡过江来是避难的，江那边从半夜起就打枪打炮，我弄不清在干什么，我是一个学生，接到家信说老父病危，我必须赶回湖南去看望父亲。盘问的敌人半晌役动弹，对文强的话半信半疑。于是叫他留此两天，并假意款待了他，想从他嘴里多听点江那边的消息。文强就胡乱地编了一些敷衍过去。

到了第3天早晨，文强就被释放了。释放后，偶然看到他们的军旗，才知是张发奎的部队。文强继续向建昌方向行进。在离南污铁路不到50里的地方，又被当地的保安部队抓住，在一个古庙里又被扣押了3天。他仍然用过江时的那一套话骗过了敌方。他听保安部队说，由武昌出来的一支部队在途中已被打散，溃不成军。文强判断这就是他要找的警卫团，估计他们已不可能再到建昌来，于是在被释后走一条小路回到南昌。但是南昌已换了旗帜。

第九章 将帅起四方 苦苦赶队

又经过一夜一天的航行，8月4日下午4时许，教导团的船队到达九江。

九江码头一反平日的繁忙景象，被抢劫过了似的冷清。倒是多了许多荷枪的士兵，在码头上巡逻，盘查行人。来往的船只一律不许靠岸。团部的客轮刚刚泊锚江心，便由岸边驶来一艘小船，船上坐着10来个官兵。小船靠帮以后，一个军官便爬上大船，对团部的人说：“张总指挥有命令，有枪的把枪放下，国共分家了，你们把枪留在船上，徒手上岸集合！”

团长从命，让大家将枪放在船上，陆续上岸。士兵们并不全听团长的，有的悄悄将枪丢进江里，更多的人还是背着枪上了岸。暮色苍茫中，队伍被带到九江总工会前面的大草坪上。总指挥部的人看到队伍默默上岸，虽有带枪的，并没有什么不轨行为，便叫带枪的把枪架起来，然后喊一声口令，向后转，齐步走，使部队远离架枪的地方。再喊一声口令，全团在草坪上坐下了。

不像有什么抓人的迹象，但部队在等，等谁呢？

不一会儿，在月色笼罩之下，一队马靴嚓嚓作响的大军官们走来了。熟悉上层的人已经认出，前面走的是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紧跟其后的是第四军军长黄琪翔。俩人一瘦一胖，军容都很整洁。

全团起立。出乎大家预料，神色严肃的张发奎一开口说话，口气却异常平和友好。

他先声明，要求“同志们”放下武器，并不是故意难为大家，实在是军情有变，南昌的共产党发生暴动了。“叶挺、贺龙不够朋友，对不起我，带走我 好几个师，差点把第二方面军搞垮了。”张发奎越讲嗓门越大，在清亮的夜空中声音传得很远：“我张发奎是要革命的，虽然我不是共产党，但是和共产党是殊途同归，同一个革命目标。我知道教导团里有不少共产党员，你们愿意跟叶挺、贺龙走的，我礼送出境，不加危害。不是共产党的，希望你们留下来安心学习，同我一起东征讨蒋。”

队伍静悄悄的，有些不知所措。要说，张发奎同教导团也有过缘分：就在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那一天，国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唐生智突然命令武汉军校进行洪山野外演习。同时密令其嫡系军长何键、李品仙、刘兴等率队，将分校师生团团包围在洪山之上，企图一举歼之。正当战事一触即发之际，在第四军当参谋长的叶剑英得知后，即刻去找张发奎，劝他趁机解围，把军校这股武装力量收编过来以壮大二方面军的力量。张发奎接受叶剑英的劝告，立刻亮出“左派”领袖的招牌，亲自出马交涉。唐生智、何键慑于张发奎的压力，不得不终止其策划已久的阴谋。这才有了武汉分校改编成教导团一节。

“这样吧。”张发奎往后退了退，留出更大的空间，“既然国共分家了，我们也分一分。共产党员站到那一边，不是共产党的站在这一边。分一分，各走各的，不要有误会！”队伍仍无一人动作——不是共产党的自然不用挪步；是共产党的此刻谁也不愿暴露自己的身份。队伍维持原状。张发奎一愣。而后打起哈哈：“好好，既然大家都愿跟我张某人走，我也不抛弃大家，解散休息吧。”

当晚，在临时驻地，陈毅秘密召集各分队党的负责人开会，研究出路。有人主张连夜就走，赶到南昌去和叶、贺会合；有的赞成分散走，回家乡去搞农民运动。

大家都认为党员身份没有暴露的尽量留下来，以便掌握好部队。他们也估计到，南昌暴动的部队会到广东去，张发奎的部队也多是广东人，日后也得回广东。教导队若能保持建制，到广东时再与叶、贺部队会合是最理想的。

陈毅自己到哪里去？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同伴们也是愁眉不展。他的身份已是半公开的了，不少人都叫他总支书记。他也赞成大家的意见，将烟拿鞋跟搓灭：“好，我就离开吧。”

教导团后来的命运，便是前文所说的：张发奎犹豫不决，引出叶剑英的“毛遂自荐”。教导团留下来了，大约还有1200多人。其中有未暴露的党员200多人，重新组成一个支部。

8月4日午夜，陈毅不能再耽搁了，特务连长肖劲与他同行。临走前，特务连的3个排长都是党的同情者，曾劝陈毅留下：“你是C.P.分子，我们今后是要合作的。我们一定不要自相残杀。你在我们这儿不要紧。只要上面没有命令，我们决不怎样你。上面要有命令，我们芝麻大的官也保不了你，你再走也不迟。”陈毅是个爱动感情的人。他的眼眶湿了，重重地和他们3个握了手，没有说话。

8月5日凌晨1时，他和肖劲上路了。陈毅和肖劲都多了一个心眼，别听张发奎说得好听，不管铁路和公路肯定安了兵，要是被他们截住，就别想再“礼送”回来了。于是，他们不直接朝南，而是先朝东走，再拐到南昌。月上中天。树林子里投射着斑斑驳驳的月光。没有风，宁静中透出一种恐怖的气息。大路上偶有行人，一见他俩穿着军装，身影马上消失了；窗户上亮着灯，想问问路，一敲门，一听口音，立刻熄火。走累了，他们拐进一个黑压压的镇子，却在镇口遇上盘查。是农民协会的人吗？凑近一看，横眉竖目，凶神恶煞，肯定是反对民团的。因他们穿着军装，这会儿倒派了用场，民团不敢蛮横，问几句便放过去了。

可镇上的小客栈却说什么也不肯给两个生客留宿。走了一夜，又困又饥，天快亮时，俩人便钻进路边的树林里想歇一歇。可这一闭眼，便进了“梦龙国”。等他们醒来时，太阳已经照到屁股了。天一下热起来。他俩脱了军装，重新上路。

直到8月6日夜间，他们才到南昌。上岸一看，心一下凉了。满街都是张发奎的兵。一打听，他们说是才从九江坐火车赶来的，有些兵正在卸什么委员会的招牌；还有的提着桶在刷革命标语。不时有押解着“犯人”的兵从街上吆喝着擦身而过。

陈毅急出一脑门子汗：哪还有起义军的影子？现在该往哪去找呢？

第九章 将帅起四方 许光达与陈毅走着相同的路

这一天到达南昌的，还有后来成为共和国大将的许光达。许光达，原名许德华，1926年人黄埔军校学习，1927年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见习排长。

8月1日傍晚，他去九江市书店买书，一路上见行人躲躲闪闪，气氛很是反常。碰到一个熟人，一打听，才知道南昌发生兵变了。许光达虽是两年多的党龄，但身在基层，并不知南昌是什么样的兵变。可事关重大，他顾不上买书，急忙赶回了营区。

第二天一大早，党小组长老黄就来找他了，悄悄告诉他，说南昌是党领导的暴动。许光达大喜，抱住老黄：“太好啦，早就该这么干！不然我们都 快闷死了。”

老黄比较冷静，说：“你的身份已暴露，在这里有危险，快同炮兵营另外的几名共产党人一起走吧。”

“怎么走？”许光达被这突然的决定弄得有些紧张。

“假装开小差，速去南昌，找自己人的队伍去。”

事情紧急，许光达也顾不上拿什么东西，找到另外几个党员，先偷偷溜出营门，到街上后，7个人排成一排，装成去执行任务的样子，埋着头，脚赶脚，急匆匆地出城，来到南门口，老黄说有一个联络员在那里等候。

“喂，你们是去打野外的吗？”声音不高，甜甜的。回头一看，从一条小路过来一位穿军装的女军人。

“我们是打野外的。”这是接头暗号。老黄拿出九江市党组织的介绍信。

女军人看完介绍信，在上面签了字，告诉他们：张发奎反共了。昨天，当周士第带领的七十三团出发后，张发奎就带着卫队乘火车追去，好在周士第他们开了火，才没有被截住。现在黄老门方向不能走，火车已经不通了，你们自己想办法到南昌吧。说着，她拿出7条红领带：“这是起义军的标志，见到起义军时戴上。”在老黄分发红领带时，女军人转身从树丛里拿出一个竹篮。她利索地撩起竹篮上的盖布，嗬，是7支短枪和一包子弹。

“我们到南昌后找谁报到？”老黄问。

由于着急，再加上他的云南乡土口音，女军人听不清，直眨眼。许光达重复了一遍。

“只要是起义军，哪一部分的都行。交上介绍信，就会有人分配给你们任务的。”

“我们走哪条路好呢？”老黄带队，想弄明白点。

“怎么去都行，只要快！” 女军人又拿出一些银元，“这是路费，同志们，再见，祝你们顺利！” 女军人一边说，就和他们一一握手道别，眨眼之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个人，有意思！”老黄他们上路了，还在回头寻找女军人的影子，但什么也看不见。几个人便打趣说此人是神女下凡。走到半路，老黄才突然叫起来：“咱们这是朝哪走？”7人一齐停下来，搔首弄腮。有人说：上庐山吧，沿着赣江走，可以绕过张发奎和李汉魂的关卡，直达南昌。行，就这么走吧。

7人甩开脚板，去翻越庐山。到夜幕降临时，他们也深在庐山中，趁着黑夜，一脚高一脚低的，拼命赶路。

到了8月6日早晨，他们终于赶到了南昌城下。远远地望见炊烟中的城廓，他们兴奋起来，好像看见起跑线的终点，又加了一脚力，来到城门口。几个人定睛一看：“不好，守城门的不像是自己人！”

老黄也觉得不对头：门口是军警在站岗，城门旁还有横七竖八的尸体，细细一看，那尸体颈上也系着红领带！是不是暴动失败了，人马都被消灭？不可能，南昌城里共产党的兵力超过敌人几倍，不至于一夜覆舟啊；再说，失败了女军人就不会让我们来南昌找组织。门岗在游弋，不时扫过来一眼。久侍不宜，先躲躲再说。

他们几个下了公路，在树林子里摸索，一直溜到江边，才坐下喘息。

老黄让江西老表杨实人去找渔夫打听南昌城的情况。渔夫告诉他们，暴动的兵已经走了。

江边还贴着张发奎署名的告示：叶挺贺龙，盘踞南昌，希图不轨，实行赤化，本总指挥，挥泪致讨，以谢党国。显然，起义军已经离开南昌转移了。杨实人脸色灰暗，说他家就在高安县城，他要回家，不愿再往南追了。也有人主张等几天，看看动静再走。

许光达坚决不同意，他有些激动：“红旗都打出来了，我们必须跟上，用我们的脚去追上革命！”

同意许光达意见的同志，他们丢下杨实人，转道沿抚河向南追去。追了好长一段路，许光达首先发现了起义军留下的路标，心里一阵发热。大家蹲在地下研究起那个模糊不清的箭头，像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一盏风灯。

不管怎样，死活就是箭头方向了！

他们又上路。第二天傍晚，他们走到一个废弃的村庄遗址，实在太累了，几个人靠着残垣断壁倒头便睡。正在睡梦中，突然一声断喝，将他们惊醒。

他们还没来得及弄清怎么回事，各自的手枪已被缴了。只见面前站着一头水牛，背上驮着个军官模样的人，后面还有一些散乱的队伍，也都端着枪指着许光达他们。

水牛背上的军官问：“你们是于什么的？”

“掉队的。”老黄回答，并反问：“你们是哪部分的？”

“老子是二十军的！”

“二十军的？”一听是贺龙的部队，老黄他们放下心。

“报告营长，这是从他们身上搜出来的。”一个兵把搜出来的3张《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毕业证书递给牛背上的人。

“哦，黄埔五期的，本人是黄埔三期的。”水牛背上的军官爬下来，说话也客气多了：“我说几位老弟，别追了，跟我们干吧！”

原来这一伙人原是贺龙二十军下面的一个营，是起义之后，在路途中叛变出来的。营长对许光达这个文静书生模样很感兴趣，硬让他给自己当书记官，不由分说便把他们带走了。天快亮的时候，这伙人走进一个村子，许光达被裹胁进了一个富豪人家。屋主人恭迎营长走进堂屋。主人吩咐摆上大烟枪款待。

许光达趁营长过烟瘾的当口，溜出堂屋。用书记官的口气问门口的哨兵：“我那几个弟兄呢？”

“在隔壁。营长要用的人我们不敢怠慢。”

“屋里闷得慌，我在门口走走。”许光达摆出书记官的架势，很随便地说。

许光达闪身进了隔壁院子。这个院子很小，正屋3间，院里有一个草垛， 草垛下面影影绰绰坐着一个人，看不真切，只见一丝火星，一闪一闪的，好像在抽烟。许光达大声喝道：“谁在这里站岗？”

只听一阵惊慌的响动后，火星灭了，一个矮个子兵站在许光达面前：“报告长官，是我。”他看清是新“上任”的许光达，马上点头哈腰：“喔，书记官，您……”

“站岗还抽烟！而且挨着草垛！”

许光达先给他一个下马威。 哨兵腰弯得更低了。

许光达命令他：“让他们都出来，营长喊他们去。” 哨兵老老实实将人带了出来，让他们跟着许光达走。许光达将人带出院门，还回头交代哨兵：“这次就算了，下次再看见你站岗抽烟我可要报告营座了！”哨兵感激不尽。许光达他们一出院子，悄悄出村，一上公路，撒开腿就跑。直到太阳在东方探头，他们才停下歇口气。

路上不断遇到一些从起义军中溜出来的人。但他们还是朝前追，不追上起义军大部队死不罢休。他们追到了宁都城边。

“哒哒！”一阵号音传来。这声音太熟悉了，这不是我们的点名号吗？“红领带，快看，哨兵的红领带！”

“咱们也系上这个！”老黄掏出珍藏的红领带，示意大家戴上。

到了城门口， 哨兵问了声：“口令？”

“打野外！”

“什么，打野外？！”哨兵迟疑了一下，顿时恍然大悟， “对对，是打野外。不过，同志们，现在口令已经改了，不叫‘打野外’了，叫‘打倒蒋介石’，记住了吧？进城吧。”

许光达他们如释重负。一进城便瘫坐在地下，不想起来。可脑子却始终纳闷：起义了，好端端一个南昌城不占，为何撤离得如此匆忙？

第十章 不败而走 战略决策失算

南昌起义很快成功，又很快失败。多年来，党史军史工作者一直在探索原因。

当当年起义的领袖们已经成为共和国的顶梁之帅时，回首往事，他们也曾发出过一声声的感叹。

周恩来：这也是没有经验，只晓得生搬硬套苏联的经验。我们走了，人民群众是不高兴的。在起义失败后，当年党中央开了个会，就是责备一顿，没有总结什么经验，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有很多教训要吸取。

朱德：当时想急于求成，要拿下广东。

贺龙：我们当时的思想与认识微弱。

陈毅：起义是仓促的，准备是很不充分的，因为中央没有明确的政策，不可能有很好的准备。起义所以能够胜利成功，是因为国民党也没有准备，所以城里的敌人很快就解决了。

老人眼中的历史，是一块凝固的化石，条纹清晰。而当年他们揭竿而起时，没有历史的前车之鉴；没有来自国际的先见之明；连那个党本身还在幼年时期。

历史的经验：没有幼稚就没有成熟。

这倒应了斯大林第一次握着毛泽东的手时说的那句话：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

失败——其诗意恰如：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对南昌起义有着深入研究的张侠先生，曾归纳过当时的3种选择：一是就地不动，以南昌为红色中心，形成宁、汉、南昌三足鼎立之势，这是一种可能；二是南下广东，夺取海口（当时叫“下海”），准备将来再次北伐， 这也是一种可能；三是离开南昌，但不到广东，而是在江西、湖南的广大地带，依靠山区，依靠农村，依靠农民，建立根据地（当时叫“上山”），这又是一种可能。这三种方向，上策是上山，到农村建立根据地；中策是原地不动；下策是下海。

聂荣臻后来也说到：“广东有什么特别好的条件非回去不可呢？广东并没有特别好的条件。英勇的广东工人和农民曾参加了反帝反军阀、创造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各种斗争，起了伟大的作用，但是他们和其他地区的劳动人民一样，没有从地主阶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剥削制度下面解放出来，广东封建势力的老根依然存在。特别是4月15日以后，广东的工农运动受到了严重的镇压，广东的革命根据地已经变色。当时我们想回到广东打开海口争取外援，这是一个原则的错误。这个原则上的错误，也是造成当时整个行动错误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一个“老根”，一个“变色”，注定了错误。一个上签，一个中签，一个下签。一把抓住那个下签——谁也不想失败！失败总是隐身在重重帷幕之后。

南昌起义的领袖们，在起义后的第一天晚上，便开始商量退出南昌之事。

还是在贺龙的二十军指挥部里。经过一天一夜的辛劳，起义的军事将领们几乎都没合眼。加上天又热，胜利后的人们都有一种运动员冲过终点的怠倦。何况打回广东的大政方针是早在武汉就已定了的，起义前后也元任何人提出异议。剩下的就是南下路线了——反正是个“走”，怎么走并不十分打紧。所以热浪袭击下的讨论一开始便显出烦躁的情绪。

刘伯承主持会议。他眼睛不好，让满屋的烟气一熏，疼得流泪。他不说什么，迅速在桌上铺开他赶绘的军事地图，向在座的人们介绍： “先取东江，再取广州的战略既已确定，那么行军路线便有两条可以选择。”刘伯承长长的教鞭一端落在南昌下方：“第一条，是取道吉安、赣州，进入东江；另一条是取道临川、会昌，进入东江。参谋团委员的意见，多赞成第二条路。”

刘伯承按他习惯的一二三四详述理由：

一、吉安、赣州等地在上游方面，容易联合与集中的敌军将达4万（在粤汉道上的李济深嫡系不在内），我军兵力仅达2万（战斗兵力尚无此数），进攻起来难操胜券，且对南昌下游有张发奎1万以上敌军追击的顾虑。而临川、会昌路上仅有杨如轩、赖世璜不满3000之无力敌军，容易应付，即使敌人从他处调兵攻我，陆行同等困难，我可各个击破他。

二、交通上赣江虽比抚州河长，但同一上水，无多汽船可供使用，陆行则临川会昌路线较直而短，迅速可达东江。

三、江西农运均属不好，临川、会昌一带，较吉安、赣州一带尤为幼稚，如我军与集中之强敌相遇，望之扰敌均无把握，给养上吉安、赣州一带比临川、会昌充分，但秋收之时，临川、会昌路上并不困难。

四、取道吉安、赣州接近湖南地境，与湖南农运力量自然容易联络，但迅速到达农运更好之东江，才是我们之目的，况此道最可虑的，我军湘籍军人占大多数，无政治认识者不少，有时常叛逃之可能。

刘伯承讲完，屋里静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准备太充分，与会者头脑中一闪而过的种种念头，难以启齿。

还是有准备的叶挺说话：“对于回粤路线，我反复想过。以由江西东部和福建西部南下广东，取得海口为最佳路线。”

在静场的间隙，周恩来已抓紧时间打了个盹，精神顿时好了些。他敦促叶挺继续说下去。

叶挺接着说：“敌方的兵力部署，我们大致已经了解。朱培德所部4个师，在吉安一带与李济深所部的钱大钧、黄绍竑各军。共约13个团。 当然，从交通便利来说，由吉安、赣州入韶关，直取广州更为好些。”

贺龙倾向叶挺的后一种走法，马上接过来说道：“我主张走吉安、赣州。这是大路，好走。我们先消灭了朱培德所部，再向湘东前进有什么不好？这样热的天，这么多人，挤在一条小路上，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呢？”

叶挺仍按自己的想法说道：“大路固然好走。但沿途有重兵把守，即使我们能将他们全部消灭，但一到韶关，李济深可以利用铁路集中5个师以上的兵力与我们决战。我们且战且走，疲师远征，打起来不会占到便宜。再说，我军的后面，还有张发奎的两个师，我们是无力应付的。”

谭平山对军事并不在行，但叶挺所提路线的情况他很熟悉。他反对：“你说的那条路线，近乎深山密林，人烟稀少，行军十分困难。可能不等到与敌军交战，我们已消耗殆尽，再要遇上敌军堵截，那就是双重危险。”

“我是这个意思。”

在叶挺和贺龙各抒己见时，一个说俄国式汉语的人站了起来。他就是惟一一个参加起义的俄国顾问库马宁。他的意见与叶挺一致，他说：“我赞成沿着人少山多，难以通行的地区前进。这一条行军路线由于自然条件的关系，对于行军是有很大困难的，应当考虑到大量武器和弹药没有什么东西搬运，民夫也缺乏。但是按照这条路线前进，起义者可以指望到达广东以前不发生大的战斗，就是说避实就虚。”

莫·弗·库马宁，中文名字纪功。也是苏共一位老 党员。1918年加入红军，国内战争中历任炮兵营长、步兵旅长等职。卫国战争时期担任海军领导职务。1926年来到中国，曾任黄埔军校和贺龙第二十军的顾问。参加了北伐，并随贺龙队伍进军南昌。起义前夕，驻南昌部队中留有两名苏联顾问，除了库马宁以外，还有驻叶挺二十四师的捷斯连科。鉴于政治形势的复杂化，苏联驻武汉总领馆布留赫尔司令发密码电报把他们召回，命令他们立即回国。捷斯连科是在起义前5天于德安收到这份电报的。驻南昌郊区的库马宁没有收到电报，所以成了惟一一个参加八一 起义的外国人。纪功虽然只是一个人，人们却把他看做是一个方面军。本来贺龙最担心的是辎重和腹背受敌的问题，现在纪功都已解释了。他原先想提出集中兵力攻打樟树、吉安，消灭朱培德军，再向湘东前进，与毛泽东、余洒渡（湖南工农武装领导人）会合，占领湖南为根据地。他躲着烟雾吁吁吸气琢磨时，其他人都在附和纪功的意见。他特别注意听着周恩来的发言。

周恩来不希望这个会再疲惫地拖延下去。他的话从不会极端，一般都是赞成一种意见，而对另一意见略加说明：“我看还是走小路吧。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迅速到达东江，避免与敌纠缠。大路很难避开敌人。”

主持会议的刘伯承，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宣布走小路。并提出具体理由：吉安、赣州等地对起义军直接构成威胁的敌达4万，而起义军兵力仅有2万，发生对抗难操胜算；临川、会昌路上仅有近3000弱敌，容易应付，即便敌人从他处调兵过来，山间行军困难，可以各个击破他。

周恩来抬腕看了一下表：“同志们，不早了，快回去准备，也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

贺龙眉宇间皱了一下。

第十章 不败而走 走哪条路似不重要

第三师师长周逸群因为不是参谋团成员，没有参加7点钟的会议。对会议要讨论的问题也没有多想。他总觉得前委已经有了结论，肯定是走吉安这条大道，首先解决朱培德部，以壮声威。他虽然担任了第三师师长，但仍时常出入军部，似乎仍在做着贺龙的“政治顾问”。他到部队转了一圈，回来恰好遇上参谋团散会，他拦住贺龙、刘伯承、陈公培他们几个人，问问会议决定。这一问，把他吓了一跳，几个人都告诉他：要走抚州、瑞金、寻邬这条小路。

“这不是胡闹吗，浩浩荡荡几万人马，放着大路不走，去走小路，要是遇上敌人围攻，逃都逃不出来。这在孙子兵法上也讲不通啊！怎么会做这样的决定？”周逸群有些激动。他先盯着贺龙，因为对走哪条道他们曾经议论过，但这会儿贺龙低眉不语，似有难言之隐；周逸群又转向刘伯承。

他知道刘伯承对军事在行，又是参谋长，他很想知道刘伯承为何也赞成走小路。

刘伯承是个极讲实际的人，尤其对军事上的事总是反反复复，想到十分通时才肯付诸行动。对会上的决定他也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但碍于面子，他没有坚持。现在经周逸群一说，他倒觉得事情严重起来，他一拉贺龙：“逸群讲得有道理啊。我看给叶挺打个电话，叫他来，咱们再商量一下。”

贺龙同意。电话打到叶挺那里，副官说叶挺不在，召集军官开会去了。

周逸群急了：“他这是去向部队传达了吧？咱们干脆去找他吧！”

刘伯承和贺龙都认为不妥，并各自找了个座位坐下，静静地等候。终于等到叶挺赶来。

时间已是后半夜1点多。同样疲惫、来来去去的叶挺不太高兴，进屋后将帽子摔到桌子，问道：“不是已经开过参谋团会议了吗，半夜三更的又开什么会？”刘伯承将刚才谈论的问题简单说了一遍。

叶挺脸上更是不悦：“已经决定了的事情有什么必要议来议去！”

贺龙打了个哈欠，说道：“我年岁大点，比不得你们，一天一夜役睡，精神来不及，我要去睡觉了。”

周逸群不想让贺龙退场。他知道，周恩来曾对党内的同志特意交待，对待非党的贺龙同志要尊重，不要使他有想法，党内同志、包括叶挺也都对这一点谨记在心，一般不与贺龙发生争吵。

周逸群也知道自己不是军事内行，无论资历与影响都不能与叶挺相比，他估计他的意见很难说服叶挺，就想借贺龙在场之便，改变原来走小路的决定。贺龙这一退场……

周逸群急切地喊住贺龙：“总指挥，刚坚持到叶军长到了，你又要离开，这还怎么议呀？”

看来贺龙主意已定，他站了起来，朝门口走去，回头说道：“你们商量吧。怎样决定都行，我一定执行。”

周逸群只得将自己的意见和理由都对叶挺说了。

叶挺边听边摇头，已经有些不耐烦：“我已经向我的军官们宣布了，不能再变了。”见周逸群不言语，叶挺的语调也缓和下来：“逸群哪，你要设身处地替我想想，如果光是咱们的老部队，我马上打个招呼，改起来不难。你要知道，不是蔡延锴的第十师也归我管了吗，对他不好翻悔。又是初次指挥他的部队，如果让他觉得我们老是朝令夕改，以后还有什么威信可言？”

刘伯承说：“今天太晚了，大家回去躺在床上想想，白天再议吧。”

各人回各人屋。周逸群还是坐不住，又找到谭平山的房间。谭平山早已睡下，被周逸群叫起。

谭平山听明白周逸群的意思，吧嗒着嘴说：“你说走小路给养困难，这倒是。昨天晚上我也是主张到赣州再回向东江的，不过他们说的也有理。逸群，我倒不明白你，走小路还是走大路，反正大方向都是广东，有什么必要讨论来讨论去呢。你要觉得有道理，明天我召集个会，你再说说吧。都快天亮了，你别像个夜游神，自己不睡，也不让别人睡 ”谭平山又“倒”下了。

周逸群回屋，反而愈加清醒，怎么也睡不着。第二天一早，谭平山果然召集了个会。让周逸群说说他的意见。

周恩来、刘伯承、贺龙等都听着，有时还不自觉地点点头。这种气氛鼓励了周逸群，将走大路的好处和政治影响愈加发挥：“只要我们这支队伍在南下的大道上一走，不出几天，沿途的热血男儿定会来奔，队伍走一天扩大一天，影响远播一程 ”

叶挺不喜欢“耍嘴皮子”，他眼睛一瞪：“你早又不说，已经决定了的事，你偏又来饶舌，你不怕动摇军心吗？”

此时此刻， 大约没有比“动摇军心”这个字眼更可怕的了。这句话太重了。

周逸群心里不服，但咽下了下面的话，不再说什么了。

周恩来、刘伯承、贺龙本有支持周逸群的，到了此时，也都不好再说什么：他们可能有与谭平山相同的想法，走哪条路就那么重要吗？！起义后的忙乱，天气的炎热，心情的急躁，都让起义领袖们坐不住：重要的是行动。

江西省委也接到通知，并召开紧急会议，宣布叶、贺部队即将南下，进取广东。军队南下之后，就要放弃南昌。各机关立即将工作人员遣还原籍，机关文件全部焚毁，必要保存的可由各机关妥为保管。各机关的财务也要及时处理，要求在一两天之内办好结束工作，随时准备离开南昌。省委决定，除少数同志随军南下外，大多数同志应在部队撤退后，迅速离开南昌，返回原籍工作。

至于今后的工作安排，要待回到本地后听候省委的通知。此外，省委将留下极少数同志在南昌从事秘密工作。省农协秘书丘惆从省委开完会回来，立即造好了疏散人员名册，前往省党部找到组织部长罗石冰，他负责发放机关人员的遣散费。

罗石冰在名册上签了字，丘倜就到总务处领取了一大捆钞票，回到农协后交秘书处分发。同时把各种档案集中起来烧毁，连家具都让大家搬走。省农协还库存了大约15万元的现金，还有两件“宝”，就是邵式平在贵溪没收来的，张天师的七星宝剑和一颗汉玉“张道陵印”，全部交给了省委秘书冯任，因为他是留在南昌做地下工作的。

就在这一天，丘倜得到省委负责人的通知，要他去向一位负责同志汇报江西农运情况。他带着省委的介绍信，前往三道桥附近的省立第一中学分部。警卫人员将他带到二楼东端的一间教室里。他一进门，就看见椅子上端坐着一位蓄着很长胡须的同志，仔细一看， 啊，这不是周恩来吗？丘倜曾在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当时周恩来正好是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所以认识。

周恩来几乎记得所有同他打过交道的人的名字，尤其是像丘倜这样特别的名字。他笑着招呼丘倜坐下，问起江西农运情况，有哪些县份的农运比较发展，群众基础如何。周恩来特别问到从临川到宁都一线的情况，问得很细，直到广东各县的农运情况，还有当地反动武装情况，封建势力情况，风俗习 惯等等。他一边问，一边往小本子上记着。看来，他是在着手调查行军路线上的有关情况。

末了，丘调有些疑惑地问：“为什么要这么快撤离南昌呢， 我们能够站住脚啊。”丘倜对南昌周围的敌情比较了解。从全国局势来讲，自然是敌强我弱。但在南昌这个局部来讲，南昌周围的敌情并不十分严重，因为蒋介石东控沪宁，唐生智西踞武汉，北洋军阀还在大河以北。蒋介石尚未复职，汪精卫军事无能，掌握兵权的各种势力为了夺权霸势，勾心斗角，矛盾重重，还没有形成对南昌起义部队的拉网之势。

可以说，最先受到起义震动的是在庐山的汪精卫、张发奎、朱培德等人。

从8月1日到8月3日的这3天内，武汉的反动势力最为惊恐，枪声在南昌一响，他们就大批逮捕共产党员，破坏共产党机关，取缔自由罢工，警告人力车夫；并发出各种“进剿”、“缉拿”的电令，但在军事上却难有作为。

首先是汪精卫没有兵权。拥兵自重的是唐生智。但唐生智只想抽调湘鄂边界的驻军，协同其他各军“围剿南昌之敌”，同时他仍在汉口的《民国日报》上发布了一个“讨蒋讨共通电”，看来是要两箭齐发，其实是引而不发。再说朱培德，更是老奸巨滑。他握有重兵，并声称“早就知道共产党在四军、十一军、二十军中想作乱，所以把三军、九军的两师放在吉安。”“但他此次因为不能由南昌方面去，所以改道到汉口转赴吉安督师”。

可是，远在吉安的两个师，对400里外的南昌2万之众究竟能构成多大的威胁呢？实际上，朱培德也是摆摆样子，仍是按兵不动，他自己直到8月5日仍滞留在武汉，哪里有“急赴前线”的迹象？而吉安的两个师属王均，王均名义上是朱培德的部下，其实并不听指挥，俩人矛盾很深。王均久欲取而代 之，但实力又较朱弱，处处受朱之钳制，王遂借南京政府为靠山。正在寻找机会，一步一步移向蒋介石。朱培德暗中打着算盘，王均真想出兵，拼光了他也不在乎。而玉均岂肯上当？

总之，在起义部队离开南昌前，没有发现敌军大的动作。要说“动”者倒有一人，就是反共老手夏斗寅。他任新编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他的部队是8月3日动员，由武穴、蕲春、黄梅等地出发，进逼九江。他打着“进剿共军”的旗号，暗中却把矛头对准张发奎，占领他的地盘。有了这种打算，他自然不会全力以赴去“剿共”。

真正直接构成对南昌威胁的，仅有4支部队： 一是张发奎余部，尚有第四军的十二师、二十一师，第十一军的二十六师等3个师；二是汪精卫于3日另派的所谓“九江之金军”；三是吉安之王军；四是抚州之杨部。

张发奎是不肯与起义军硬拼的，这在他与郭沫若的交谈中己有“约法四章”，事后证明确也如此。“九江之金军”，军长金汉鼎，与朱德关系甚密，虽然朱德动员他参加起义而没有响应，但仍不至于出卖朋友。王均按兵不动，抚州的杨如轩对朱德的先遣队“安全礼让” 看来四面之敌并未对南昌构成灭顶之灾。

那么起义军为何要匆匆撤出南昌呢？

除了党中央早先的决定，起义后立即开赴广东，以便得到外援；我们还没有找到更有说服力的材料，来说明撤离的必要性和紧迫感。倒是尾随起义军苦苦赶队的陈毅，对此做过一些中肯的分析。他说：起义是胜利了，下一步棋应该怎么走呢？经吉安、赣州直下广州是一条路，折回武汉转道湖南，发动两湖地区的革命群众也是一条路，这两条路都有可能，但都有困难。向武汉、向长沙虽有革命群众的基础，但弗唐的力量很大，如果蒋汪合作，形成夹击的形势，就不好搞。下赣州到广州，恰巧是朱培德的退路，堵在路上也不好通过。结果选了一条偏僻的、完全没有群众基础的路至潮汕。即经瑞金、会昌至汕头，当时主要是企图占领汕头海口，以取得国际的接济。

这一决定是幼稚的，造成了第一个错误。因为着眼点不在如何发动广大群众，而在单纯的军事进攻。在新的政治形势下，革命已走上新的阶段，北伐的道路是不通了。这主要是由于没有经验，对中国革命的性质，没有独立的政治分析的结果。

陈毅没有说的还有一点：南昌周遭之敌没有动作，而起义军进发之地的广东地界，反动军队倒真的动了。

8月9日由香港发出的电讯称：李济深向总部领费5万元，成立讨共军第八路总指挥部，推荐黄绍竑为副指挥，连日由韶开赣军队甚多，将由钱大钧率领入赣，解决赣事比这更糟糕的是，敌方已完全掌握了起义军的动向。

8月5日，张发奎就给武汉国民政府打电报，称：

一、本军二十四师张参谋处长由南昌逃回，据称叛军计划，5号由南昌开拔完毕，向抚州逃窜，限16日到寻邹集中，向潮梅入寇，进取广州等语，请即电转李任潮（即李济深）、黄绍竑，严密防堵。

二、职部积极进剿，本日先头部队己抵涂家埠，沿途无火车，只有步行，速向南昌追剿。

三、本日特将所有空船，一律饬回武汉，以便输运。

四、东日（即1日）已令戒严司令金涛九（即金汉鼎）同志，即将九江市党部，县党部，总工会等机关，一律封闭，捕拿逆伙，以清乱源。

五、职为视察明了见，决于鱼日（即6日）偕同黄（琪翔）军长同赴德安，处置一切，知关廑注，谋以奉闻。

黄琪翔也于同日向武汉政府发了表态电：贺、叶叛变，职部奉令追剿，已饬星夜分途出发。现先头部队将抵南昌，职拟于鱼日进驻涂家埠 指挥，务令跟踪追击，不使逃窜。

张、黄明知起义军5日全部撤离，他们反而6日进驻指挥所，不能不说是有意回避；然而，既然知道了起义军的行踪，他们也不能不做出点追击的声势，并顺势将责任推给李济深、黄绍竑。

于是，前途变得凶险莫测，仿佛真有一把利剑高悬在南下之路。

第十章 不败而走 撤离景象

由于仓促，来不及深入动员，下级军官和士兵们只记住了一句口号：“打回广东去！”

既然是去打仗，武器弹药是最重要的。南昌起义缴获了大量武器，每个人都做了充分的补充，原规定每人带250发子弹，有些同志自动带了300发以上。二十五师的孙一中团长为了多带些子弹，连他那副心爱的红皮绑带也扔掉了。即使这样，仍有大批武器弹药带不走，这些多余的武器，当夜被投到赣江里去了。以武器为自己性命的士兵们从来没有这样“浪费”过，他们看着成捆的枪支扔进江里，站在岸边，痛心得不忍离去。

8月3日，朱德带领先遣队作为南征第一纵队出发了。他们号称第九军，实际上只有一个营的兵力，大约三四百人。他们从进贤门出城，甩开两条腿，朝着抚州方向进发。下雨了，雨不大，不但没有赶走暑气，还添了一份腌臜。打湿的衣服粘在身上，没有几个挑夫，舍不得丢弃的武器大家轮流来扛，不一会儿浑身上下不是水就是泥，步履都沉重起来。看来，前面的路不会平坦。

随后的两天里，南征的左翼纵队司令蔡廷锴率第十师为第二纵队；叶挺率第十一军为第三纵队；贺龙率第二十军和革命委员会各机关相继出发。

南昌的老百姓还没享受到新政权带来的好处，很快又要做出贡献，有800多名青年男女加入了起义军的队伍，随军南下。更多的是民工，他们要为这支队伍运送大量辎重。

部队开始清装，严格规定，凡师长以下，每个人的行李不得超过20斤；除了年老有病的不能步行的，一律不准骑马。所有的马匹都用来驮运大炮和炮弹。挑夫还是少，旁边还要有一个士兵照看着，怕的是一筐一筐的枪支和银元被肩走。每个士兵都是负重累累，有的班还抬着大帐篷。即使这样，还有许多武器弹药带不走，偷偷投进了赣江。担任后卫掩护任务的第二十五师，于8月5日最后离开南昌。

据先头部队通报：沿途群众纷纷逃避，给我军造成不少困难。这一方面是因为群众对大军过境不明真相，害怕拉夫，但主要的还是受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人心惶惶。虽然如此，由于起义军所到之处，大都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使敌人的谣言渐渐失去作用。当二十五师随后卫跟进时，见沿途居民已陆续回来了。他们与群众的一切接触，都严格遵守上级的规定：凡大批购粮，用武汉纸币；买少量粮米、油盐和蔬菜即用银元。二十师的一个连长吴勤伍因买菜未按规定，给了老百姓纸币，当时即被撤了职。

在长途行军中，虽然天气炎热，身上又带了大量子弹，并没有人随便拉夫，连必不可少的向导都是用钱雇来的，每天一块银元。给七十五团带路的一个向导，一连送了他们3天，末了，叫他回去，他还不愿意，说：“你们到哪里，我就送到哪里。”他们在抚州以南的一个小村子宿营的时候，有位老太太拉着一个年轻战士的手说：“孩子，太冤枉你们了！谣言说你们不好，可是看了两天，你们真是好队伍，我活了这么大年纪，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 的队伍！”

老太太说的是实话。但不是每一个旁观者都这样通情达理；不可否认，起义军中也有败类。因为这是一支新型的队伍，新型队伍并不能一夜间从旧队伍中完全脱胎换骨；队伍还年轻，路人在观望。

不管怎样，新队伍对年轻人还是充满了吸引力。武汉军校有一支女兵队。他们中许多人都在南昌起义时赶到了南昌。指导员彭漪兰告诉住在高安旅社的女兵胡毓秀：“起义军8月5日就要出发到广东去。”

胡毓秀一听急了，恳求道：“指导员，那你一定要带我去呀！”

“我倒是愿意带你走，不知领导同意不同意。”彭漪兰闪动着大眼睛，“这样吧，我马上带你去见周恩来同志，只要他一点头，就没问题了。”

他们找到江西大旅社，见了周恩来，彭漪兰向他介绍了胡毓秀的情况，并替她说了几句恳求的话。周恩来朝胡毓秀看了许久，知道她是病后初愈，笑了笑，又摇了摇头：“不行！这次行军，前有敌兵，后有追军，再加上你们毫无经验，如果半路上病倒下来，那可不是好玩的。”

一听这话，胡毓秀像被冷水浇头一般，失望万分。但军校的女兵都是些“硬骨头”，什么事情都不肯轻易退却。她再三恳求周恩来：“我的病已经完全好了，无论如何，请你答应我的要求！参谋长（当时许多人对周恩来的称呼），你千万别小看我们女兵啊！”

周恩来又笑了一下，但还是不答应胡毓秀随队，他劝道：“既然身体不好，还是稍缓一步吧！留下来干地下工作，不也同样是干革命么？为什么一定要上前线呢？”

“不！不！我坚决要去！参谋长，让我去吧，我保证吃得消 ”胡毓秀一个劲地纠缠着。

周恩来只好同意，半气半笑他说：“咳，你小鬼好，就一道去吧！”

胡毓秀的愿望实现了，一蹦一跳地回到旅社，把这消息告诉同住一屋的同学褚志元。

褚志元在军校受训期间患了严重的关节炎，步履艰难，后半学期即停止学习。当她得知胡毓秀将要随军出发时，又喜又急，竟抱着胡毓秀的头大哭起来。胡毓秀连忙安慰她：“别难过，党决定叫你到武汉去搞地下工作，不也一样是为了革命吗？”

褚志元不哭了，可仍在发愣。

第二天，彭漪兰告诉胡毓秀：“参谋长把你留在参谋团工作，这几天就帮助我做女兵们的组织工作。”

这时，通过各种途径来南昌的女兵有30个。她们大部分是军校的同学，少数是何香凝办的妇女训练班的学员。这便成了人民军队的第一批女兵。

8月6日，还有一些零星人员撤离南昌。卫戍司令彭干臣要几个同志留下来，二十军特务营的副连长唐天际便是其中之一。彭于臣让唐天际了解一些敌人的情况，并设法与袁州毛泽东带领来参加起义的1000多人的武装联系。交给唐天际一封与省委联系的信件后，彭干臣他们就上路了。唐天际送走最后一批起义军，回到家里已是深夜1点多，将急待处理的事情办完，东方已渐发白，鸡鸣4遍了。他卸去武装带，想眯一会儿，外面忽然跑进人来，气吁吁他说道：“副官长，敌人出来了，省政府被包围，赶快走吧！ ”话没说完，就听见外面叭叭地打枪。潜伏的敌人出来得这样快！

唐天际急忙换上便衣，往大门口走。一出门就碰上几个敌兵持着枪从街上跑来，冲着他问：“喂，里面有人吗？”“有！”说完唐天际就往街里走。其实院子里的起义军早已走空。唐天际一口气跑到西大街光亚瓷器铺。那是一座小店房。他认识店里两个店员，是同情共产党的，店里的刘老板，也见过面，在大革命时期表现还不错。尽管这样，唐天际一躲进来，店员还是有点紧张。生怕被人发现。

上午，他们几个人分头出去打探消息。不一会儿，有店员回来说：“街上已经戒严，在挨户搜查哪！”唐天际正在忖量如何走脱，老板娘又慌慌张张地跑进来说：“搜到隔壁来了，唐先生，咋办？”唐大际四处一看，这爿小店，只有一楼一底，要藏是藏不住的。满屋的人急成一团。唐天际就往楼上跑，看见一个大座瓶，足有4尺来高。他也顾不得多想，把大座瓶放倒，先将脚伸进去，再把身子缩进去，刘老板急忙把瓶扶起，顺手往瓶口上盖了一顶破草帽。

唐天际在瓶里听得真真切切：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响起来。接着就听见刘老板赔着笑招呼：“老总，请检查，我们这里没有外人。”

“没有共产党吗？”

“没有，唔，老总！”

敌人的脚步声在地板上来回响着。忽而，咯噔咯噔的皮靴声响到瓶边来，忽而，咯噔咯噔地又踱远了。唐天际的心跳也随之忽起忽落。直到听见下楼的声音，他才吐出一口大气。

刘老板上来，将唐天际扶出座瓶，气愤地告诉他，敌人凶狠地指着他鼻子“警告”了几句才扬长而去。

一连3天城门紧闭，戒严搜查。城内的情况既已了解清楚，唐天际便打算离开小店，出城赶部队去。他和店里的人商量，店员们搔着头皮想办法。半天，刘老板皱着眉头说：“办法倒是有一个，就怕你不愿意。”

“什么路都行，只要能出城！”

刘老板犹豫了一会儿，还是说了：“从阴沟里爬出去。”

“行！”唐天际心急如焚。当下几个店员给他凑了几块钱，又送了他一套衣服。

到了半夜，刘老板便领着唐天际钻进阴沟。夜已深，阴沟里更是伸手不见五指。半尺来深的污水发出冲鼻的腥臭。刘老板打着手电领着路，忽明忽灭；两个人都憋着气，半句话也不说，弓着腰一步一步朝前走。

阴沟通道很长，大约走了半小时，才走到了城墙外面。这已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一段时间。他们趁黑安然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

在离城30里的刘老板的老家吃完饭，换去一身脏衣服，说了些感激刘老板的话，唐天际踏上了通向抚州的大路。

唐天际回头眺望英雄的南昌城，心中发誓道：南昌，我们一定要回来！

第十章 不败而走 被遗忘的起义人物——彭干臣

细心的读者会从上一节发现一个陌生的名字：彭干臣。其职务是南昌市公安局长兼卫戍司令，此职不能算小，在起义军中的作用也非同小可。

那么这个人物为何被长期淹没了呢？我在前几年写作周恩来与蒋介石有关纪实文学时，曾经接触到这个人物，也注意到一些报刊已经在纠正若干历史的传误。在写作此书时，我有幸结识了彭干臣之子彭伟光，对此事的了解便深了一层。

彭干臣，1900年5月生于湖北省英山县（1933年前隶属安徽）落令河村的一个佃农家庭。父亲彭少轩，曾任私塾先生，通达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及24史。彭干臣在其父影响之下，自幼勤奋好学，识书达理，成绩一直优异。

1920年他考人省会城市安庆的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受五四运动和陈独秀的影响，他成为一师的学生领袖，曾参与组织过著名的六·二学潮；为声援二·七大罢工和反对曹锟贿选总统，他又在安徽组织了几次大学潮。彭干臣1923年入党，陈独秀在一师建团时，他已担任了一师的党支部书记。后来他作为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生，深得周恩来的赏识，并成为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的主要成员。毕业以后，他与同学陈赓分在同一个连队，陈赓任连长，彭干臣任党代表，一同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五华战斗中，彭干臣被打掉一个手指，同窗好友惋惜不已。他却笑道：革命诚艰巨，断指不足惜，留得头颅在，可为党效力。

蒋介石表面上对军校的共产党员优礼有加，但骨子里一直存有戒心。他接到一份报告，马上招呼周恩来：“请你起草一份命令，第一团连党代表文志文、彭干臣、副连长杜心树等，临阵退却，褫职查办！”

周恩来隐约觉得此事有蹊跷。蒋介石提到的这几个人他都熟悉，尤其像彭干臣这样的共产党人是不会在关键时刻退却的。经过查对，果然事实有误。他向蒋介石报告：在和顺、五华之役，文志文、彭干臣等屡立战功，只因退后收容，误为临阵潜逃，所以对他们不但不能处分，应该记功才对。蒋介石接受了：“好，我马上传令，免除他们的处分，你的提议很好。”

彭干臣英勇善战，连连晋级，后来升为团长。

1925年6月，他被中央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朱德、刘鼎、张际春、曾涌泉、涂作潮等都是他的同学。他的军事技能很好，每当苏联教官授课时，他和朱德常给同学们作军事示范。

1926年秋，周恩来传达中央的命令，让他回国参与指挥北伐作战，且分配在叶挺部工作。攻打汀泗桥、贺胜桥，他都冲锋陷阵，攻打武昌城，他建议叶挺组织共产党员敢死队，他身先士卒，冲在前头，立了大功。武汉攻克后，叶挺独立团扩编为二十四师，叶挺为武汉卫戍司令，彭干臣升任参谋长。周恩来对彭干臣的才能更加重视。当他到上海领导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时，特将彭干臣调来。并令彭干臣从武昌卫戍部队中抽调一批各级军事骨干，化装顺江而下，潜赴上海，穿插到各工人纠察队中任军事指挥或军事顾问。

彭干臣留学苏联前，曾在上海吴淞机车厂创办过工人夜校，建立了党组织，在工人中有很高的威望。军委秘书长王若飞在指挥部会议上，专门向人 绍：“何樾（彭干臣的化名）同志是黄埔一期生，共产党员，有实战经验和指挥才能，周恩来同志信得过的，现在担任咱们法商电气公司起义指挥部的军事指挥。”当时在场的孙津川一眼认出，这位高高瘦瘦、颇有儒将之风的何樾同志不就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彭干臣吗？但当时的特定情况下，孙津川不敢公开相认。“四一二”大屠杀后，周恩来在市区的中央军委办公地址暴露，周恩来就随孙津川来到吴淞张华浜的棚户区家里隐蔽。

5月中旬，周恩来离开上海时，由孙津川的爱人将经过化装的周恩来送至彭干臣处，再由彭干臣与陈赓联系，将周恩来安全护送到武昌。因为武昌共产党掌握着一支革命武装，已经暴露身份的工人领袖和知名党员，大多潜赴武昌。武昌成了红色庇护所。

当时李强也在武昌，他为这支数千人的武装筹措了一批不小数目的军费：大约有50箱银元，每箱约5000枚，两个大汉抬起来都很吃力。这些钱送到了武汉卫戍司令部。正巧彭干臣的三弟听说大哥当了大官，特从英山赶到武昌，一进司令部办公室，嗬，满屋子银元映得人睁不开眼。三弟从未见过这么多钱，试探着问：“大哥，给我几块带回家吧！”彭干臣一愣，像是不认识似地盯着三弟，本想发作，想想又缓下口气：“三弟，这是革命经费，一块也不能动的。”三弟反而火了： “要几块钱都不给，你算什么兄弟！”彭干臣不理，继续数着银元，往账册上登记。这笔钱为后来的南昌起义派了大用场。

1927年6月，夏斗寅叛变，叶挺带兵征讨，彭干臣便代理武汉卫戍司令。同年7月，彭率一部分工农力量由英山潜入南昌。

由于彭干臣熟悉公安及卫戍工作，周恩来便将南昌市这两项重要工作交给了彭。并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义，正式任命彭干臣为南昌公安局局长兼卫戍司令和党代表。

比较早些的回忆文章也谈到这一点。除了上一节所引唐天际的文章外，还有当时在公安局行政课当课员的胥光和的回忆。他回忆说：

“朱（德）离开公安局后，局长职务即由秘书杨达同志代理。大概过了一个多月样子，朱培德就在南昌进行反共活动，朱德同志也就在临川打来电报辞职，接着杨达同志也离开了公安局，此后局长职务就由李尚庸和李师朔担任了。

“6月剿匪结束后，朱局长仍回南昌一次，他住在河东公馆1号内。我还去看过一次，我见他很高兴，他穿了一套草绿色的军制服，不久他就又离开了南昌。

“7月31日晚上，我在家（陈家花园2号）住，半夜后，突然听见街上枪声，当时我不晓得是起义。第二天‘八一’，我照例来公安局上班，见街上张贴了很多标语，还有布告。我回到局里，革命委员会派来了一个新局长，叫彭干臣，彭局长还兼任了南昌卫戍司令部的司令。卫戍司令部就设在公安局内。当天公安局还出了布告，布告是我们用毛笔分缮的，内容大体是说： 我们的人回来了，叫大家不要怕，要各商店照常开门做生意等。

“‘八一’起义后，公安局特别忙，官警天天下操，4号下午，彭局长冒着雨召集保安一队二队和消防队的人在操场上整编，青壮的警士编成了几个连，还到子弹库领了枪弹，当晚七八点钟集合到省政府内，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随贺龙将军的警卫团出发南征去了。”

当时在公安局消防队当队员的张秉泉，在公安局保安一队当队长的汪宪章也有回忆：

“‘八一’起义时，我们正在公安局内，那晚只听见外面枪声，不知道闹什么事。到第二天清早，才晓得贺龙、叶挺两将军起义。起义当天，彭干臣接任公安局长兼南昌卫戍司令，并把原反动派的卫戍司令部的衔牌也挂在公安局门口。我们全局官警和消防队的同志，就在警局内集合整编。接着还在顺直会馆伪卫戍司令部内搬来了1000多支枪。4号下午气候不太好，下着毛毛雨，彭局长召集保安一、二队和消防队讲话，接着就编队，由青壮的警士混合编成几个连，至晚上七八点钟才编完，被编入的人还发给了枪和子弹。编好的队伍，当晚带进省政府内，住了一晚，第二天清早，就向城外出发。出发前，在绳金塔的广场上整理过队伍，有二三百人。早上8点钟离开南昌，12点钟走到莲塘，下午过沙埠潭的河。我们公安局的全部人员是跟贺龙将军的警卫团走的。许多人跟着起义军一直到了广东。”

起义成功后的彭干臣是忙碌的。除了部署张贴布告，安定民心，要求市民照常生活，商店照常营业，学校照常上课外，他命令军警和公安系统，加强城市警备，搜查残敌，打击犯罪分子，很快稳定了社会秩序，显示了他的指挥技术和组织才干。在做这些工作时，彭干臣一方面听从周恩来的直接指示，也和革命委员会的政治保卫处保持密切联系。政治保卫处的处长是李立三，成员则是他的黄埔老友陈赓。他们两个很大的精力放在接管市银行工作上。

既然事实如此，为何彭干臣的英名反被埋没了呢，甚至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当时的公安局长是朱德。彭伟光分析起来大约有三：

一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其父曾几易其名，先后使用过彭干成、何樾、黄春山、黄大老板等等，在一个时期，他的化名比真名更有知名度，以至人们不熟悉他的真名；

二是自从南昌起义后，彭干臣便开始使用各种化名进行工作，以至国民党的报纸及解放后我们的报刊先后两次说到他的死，一次说他在南昌起义途中牺牲，一次说他在赣东北被我军内部当AB团分子活埋了。然而大量的材料证明，这两次都是历史的谬传。彭干臣真正的牺牲是在1935年赣东北红军北上抗日的作战中；

三是与周恩来密切有关。彭干臣生前的重大贡献：讨伐陈炯明、北伐作战、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南昌起义，几乎无不是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他是周恩来最得力的助手之一。而周恩来生前曾说过这样的话：我的历史将由后人写，我在世期间，不准备写也不打算谈任何有关自己的东西。如果周恩来对彭干臣的经历作个详细的说明，或许历史不会发生后来的误传。

周恩来严于律己，最不喜欢摆功。他希望他的部下也能如此。1956年，20来岁的彭伟光从上海来到北京，热心的陈赓大将欣喜万分地接待了他，并将他亲自送到中南海紫光阁去见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周恩来、邓颖超把这位年轻的小伙子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邓颖超含着眼泪说：“好了，我们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孩子，这些年你可把我们惦念坏了！”

周恩来说：“是的， 这是彭干臣的儿子，这眼神，这面孔，无一处不像。”他们像招待贵宾一样 招待了这个年轻人，陪他在中南海划船，请他吃北京烤鸭，后来又送他去读书。那天，邓颖超满怀深情地对彭伟光说：“孩子，你爸爸在上海与我们一 起做秘密工作，他是一个机智乐观，干事不顾一切艰难的人。对于他的牺牲，我们是很悲痛的。今天见到你，我和你的周伯伯非常高兴。这样，对我们失去的战友彭干臣烈士有所交待了。”然而，当彭伟光向他们了解关于父亲的一些经历时，周恩来沉默了片刻，然后用商量的口吻说：“孩子，关于你父亲的经历，咱们以后不再谈及好吗？”当时，彭伟光按照周恩来的话，从此再也没有提过父亲。

1957年10月1日举行国庆观札，周恩来带他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了毛主席。周恩来对毛主席说：“这就是彭干臣的儿子。”

毛泽东听到“啊”了一声，一手拉着彭伟光，一手摸着他的头说：“好，好啊。”他觉得毛泽东似有话要说，但因有许多国家的外宾在场，不可能再谈什么了。许多年过去 了，尽管彭伟光记着总理的嘱咐，但急于了解父亲经历的心情却越发强烈起来。从《北京晚报》1981年7月30日记者采访唐天际那篇《八一前夕忆南昌》的文章开始（文章再次提到“卫戍司令彭干臣”），历经10余年的不懈努力，四处奔波，多方查证，终于将其父历史搞清。

出现这样的误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南昌起义前朱德确曾担任过南昌公安局长一职，但许多人只记住这一点，而忽略了朱德6月已辞去局长一职的事实。有些人想当然地将起义后的公安局长职务仍加在声名更大的朱德头上。因年代久远，某些回忆录记错，张冠李戴，是可以理解的；而从回忆录中删除已经确认的事实，则是不妥的，它造成了人为的混乱。

起义军撤离南昌之后，彭干臣随军于9月下旬到达潮州、汕头一带。前敌委员会决定，将海陆丰贫民赤卫队和起义军合编为十五军，刘伯承任军长，彭干臣任第一师师长，郭化若任第一营营长，郭化若曾晋见过彭干臣，记得：“彭干臣比我年岁稍大，瘦长身材，可能比我还高些，英姿勃发，涵养可亲 ”后因10月初主力失利，十五军未能正式成立，彭干臣几经周折，于当年12月返回上海。

据彭伟光讲，南昌起义失败之后，1928年秋，母亲江鲜云和父亲在安徽同乡会会长国民党元老李次山撮合下结婚，住在上海马立斯小菜场附近的成都路。不久，因经济拮据迁往英租界距苏州河附近的一幢二层楼厢房居住。在桔子上市季节的某一天，一位穿长袍、高个子安徽人黄埔一期姓陈（或程）的同学，找上门来拜访彭干臣。见老同学光临，彭干臣热情接待，来者寒暄几句后即转入正题：“校长知道你在上海步履艰难，说你是个人才，希望你回去，给你比你曾担任过的更高要职。”

彭干臣听后，颇为激动，竟一改儒将风雅，破口大骂：“狗日的，混蛋！老子不相信你们那一套，也不会回到蒋介石那边去！”来者见话不投机，悻悻离去。待来人走后，坐在一旁的母亲劝告父亲，来者是蒋介石的代表，你得罪了他，不怕抓你？于是第二天他们就搬家了。第三天，彭干臣向周恩来报告了此事，周恩来称赞说骂得好，共产党人决不吃国民党那一套。

1929年夏天，中央在上海举办由周恩来领导的军政干部训练班，彭干臣以“蜂蜜经理处经理”身份，和妻子一起负责训练班的大量具体事务。外人不知他是彭干臣，只知道有个一表人才的“黄大老板”。在这里听课的人中，有著名共产党人许光达、王首道、伍云甫、黄火青和蔡申熙等。周恩来对其工作很满意，称赞彭干臣是“出色的将才经理”。后来，彭干臣赴奉天任满洲军委书记，又赴天津任顺直省军委书记，1931年重回上海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1935年初，彭干臣在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团向闽浙赣苏区转移中，遇敌围堵，敌众我寡，虽经顽强抵抗，除少数人突出重围，绝大多数壮烈牺牲。

南昌起义的英雄人物、备受周恩来器重的一代骁将彭干臣，英勇牺牲在赣东北的土地上，献出了年仅36岁的生命。

第十章 不败而走 女兵总是最苦又最快乐的

8月5日，离开南昌的起义军浩洁荡荡向赣东方向进发。30名女兵，除了彭漪兰、彭援华、胡毓秀留在参谋团外，其余的都分配到九军、十一军和二十军中担任宣传或救护工作。

正值三伏天气，烈日当空。每个女兵身上都背着自己应用的换洗衣服和毯子，几个身体强壮些的，被姐妹们称为“四大金刚”，都和男兵一样背着步枪，弹带里子弹都是满满的。猛地看去，人们简直不相信她们是些女孩子。其中也有体格瘦弱的，还有缠过小脚又放大的，她们虽然只挂了一支驳壳枪，走起来也是很吃力，但能参加这支队伍本身已经说明她们是些特殊的女性。

起初，每天走五六十里路，遇有紧急任务，一天走上百十里也是常有的事。她们都能顶下来。因为在武汉军校受过半年的训练，只是天气太热，生活就苦多了，整天汗流泱背，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加上女性的啰嗦事，就更麻烦了。她们脚上大都走起了泡，脸上的皮肤也晒得像紫铜似的。沿途茶水供应困难，汗水又淌得太多，总感到舌枯唇焦。偶尔在路旁发现有条小溪，就成了她们最幸福的时刻，忙从腰间取出漱口杯来喝个不停。

晚上宿营的时候，由于白天过度劳累，不论什么场合都能呼呼入睡。她们有时睡在露天里，有时睡在田野上。假如能找到一块门板或一条板凳的话，那就是莫大的享受了。即使在那时，女兵也是受人羡慕的，尤其是在乡村妇女的眼里。

有一晚，胡毓秀宿在一个老乡家里。房东是个年轻妇人。胡毓秀的布鞋穿破了，她问房东：“表嫂，有什么地方可以买到草鞋？”女房东看看胡毓秀赤裸着的双脚，说：“今天晚上太迟了，店子已经打烊了。”胡毓秀一听，就回到了宿营的前厅准备睡觉。不一会儿，一个孩子来叫她到房东那里去。还是那位表嫂，她递给胡毓秀一双半新的布鞋，说：“这是我男伢子的鞋，你试试看合脚不合脚？”“再好也没有，表嫂，这双鞋值多少钱啊？”胡毓秀高兴得叫起来。“你们革命军是讲道理的，不像国民党那班强盗兵，见了我们的东西就抢。”提起国民党的兵，表嫂骂个不停，却怎么也不肯收胡毓秀递过来的钱。

再三推让，实在拗不过，胡毓秀只好将布鞋收下，急忙从包里找出一双新的洋袜子送给女房东。女房东接过袜子，眼神却不离胡毓秀的脸，嘴里念叨：“你看你们多好，走南闯北，多自由，我们只能围着锅台和伢子转 ”女房东说话时，眼眶湿湿的。第二大，部队要出发了，表嫂依依不舍地一直把女兵们送出村外。

在参谋团工作的女兵，时常从他们身边的首长身上得到鼓舞。印象最深的大约要数恽代英了。恽代英光着头，赤着脚，在酷烈的太阳下前进。他的换洗衣服已经丢掉了，身上穿的一套粗布军衣，弄得破烂不堪，肩上搭着一 条“万用”的长布手中，满身晒脱了皮，又黑又瘦，任何人看到他都叫他一声“甘地”。连后来叛变革命的张国焘也不得不佩服，说他这种作风，当然也有不少的追随者，这使一般士兵们大受感动，往往有人惊叹：“那些大委员们，比我们更能吃苦些。”胡毓秀她们也看到，从南昌出发的时候，组织上就分配了一匹马给恽代英骑，但是他把马让给了体弱和生病的人去骑，自己和战士们一起步行。边行军还边鼓动：“你们要善于把我们革命的任务向老百姓宣传，使他们了解我们的政策，这样才能得到他们的支持，战争就会得到胜利。希望你们在实际工作中多锻炼自己，成为党的红色宣传家 ”

他还有一肚子的故事，常常讲得周围的人忘掉疲劳。他的近视眼有1000多度，离开眼镜就成了瞎子。有一天，胡毓秀发现他的玳瑁眼镜右边镜腿断了，用根绳子系在耳朵上。趁着歇营的时候，几个宣传队员便上去找他。一见面，胡毓秀用手指着他耳朵上的绳子说：“代英同志，你这样走路方便吗？我代表同志们向你提个要求，请你不要步行，还是骑马吧！”“没关系，谢谢你们女将们的关心，我自会随时留心的。”他毫不在意，又十分诚恳。女兵注意到， 恽代英是戴着这个一只腿的眼镜，一直走到广东的。

另一位备受尊敬的首长便是周恩来了。在后来主持共和国国务院工作期间，周恩来身边的人都说他特别严格，只要他发现了错误，不管你是部长，是秘书，他都会严厉批评的。越是亲近的人，批评起来越不留情面，看来他的这种作风是一贯的，在退出南昌的路上就表现出来。胡毓秀和彭援华从南昌出发，就一直跟随在周恩来身边。每天，当行军休息下来，因为太疲劳，两个女兵总是一倒就呼呼入睡了。常常一觉醒来，睁眼还看见周恩来在豆油灯下工作，或是踱着步子，默默沉思。她们也时常看到，谁没有完成任务，就会被他叫来狠狠地批评一顿。但任务完成得好，他也当面表扬或鼓励。经常目睹这种情况，女兵们就格外提醒自己注意，千万不要偷懒和潦草，再疲劳也要愉快接受任务。一天晚上，参谋团几个女兵正在灯下谈天，周恩来笑容可掬地走到她们身边，大家请他坐下来一同聊天。

那天他情绪很好，马上席地而坐，兴致勃勃他说：“女将们，你们这一路表现很不错，又勇敢又有毅力。等我们打下广东站住了脚以后，派你们到苏联去专攻军事，继续深造。”“真的吗？”女兵们快乐得直跳起来，“钉” 着周恩来，要他“保证”：“参谋长，你可别到时忘了呀！”“怎么不真？将来革命发展了，要做的事情多得很。这一路上看得出你们女同志能够和男同志同样过着严格的军事生活，将来也和男同志一样担负重要的革命工作 ”周恩来的话，让年轻的女兵们当晚做了许多好梦。

第十章 不败而走 第一方阵

贺龙的二十军出发较晚，大约是5日出发的。尽管贺龙对选中的撤离路线不十分赞成，但还是坚定地执行前委的决定。临出发前，他还发布了一个详细的文告，这是由贺龙的实际讲话整理的，其中没有一句空谈，既生动又深刻，充满了贺龙式的智慧和幽默，今天读来仍新鲜如初，这也是贺龙始终具有号召力的原因之一。现将他的文告略记如下：

这次南昌起义，实在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行动，是真正拥护总理的主义和政策的革命行动。因为我们国民革命军第一次北伐，变成了蒋介石个人的胜利。

今年3月间的党权运动，又被唐生智利用，第二次北伐，也变成了冯玉祥唐生智的胜利。南京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和政府，是蒋介石个人的工具，而吴稚晖蔡孑民一辈人，做了他的装饰品；所谓武汉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原来还有三分人气，大家所公认的领袖汪精卫，初回国时，志气甚豪，劈头告诉我们道：“中国不解决土地问题国民革命绝无成功希望”，他又起草土地问题决议案，规定“肥田50亩瘠田百亩以上一律没收”，但是他听见唐生智何键那些野蛮的武人哼了一声，便骇得魂不附体，把他所起草的决议案，藏在荷包里，不敢发表。

许克祥是一个团长，在长沙等处，杀了1万数千工农群众及各级党部服务同志，汪精卫所领导的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竟以记过了之，不久许克祥却又升了师长，这不明明白白的奖励军阀做反革命，反农工叛党叛国的勾当吗？

这样的党，这样的政府，这样的领袖，要他何用！所以我们为保持孙总理的主义政策，拥护革命的胜利，不能不毅然决然的服从多数在南昌的中央委员会和各省党部负责同志所组织的革命委员会的命令，在南昌举义以为吾党革命同志及全国有志之士倡。这种行动，完全是站在党的观点上的行动，绝不是我贺龙和叶挺军长想谋叛长官，希图权位。这是各位同志应该明白的第一件事。

有人怀疑道：“我们现在离开了党离开了政府又离开了政治领袖——汪精卫——离开了军事领袖张发奎我们将何所依据？”像这样小孩子离了娘似的可怜状态怯懦心理，我们每一同志，尤其是武装同志是万不应该有的。

我们自然有个革命的党，革命的政府，革命的领袖来领导我们，但是所谓武汉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所谓汪精卫，已经成了失灵之木偶，已经变成了唐生智何键一班新军阀的工具。我们要他作甚！这是各位同志应该明白的第二件事。

我们的下级官长尤其是士兵同志，十之八九都是贫苦的农民出身。我们此次革命的行动，既是为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问题而奋斗，自然就是为解决我们自身问题而奋斗。既是为解决自身问题而奋斗，那末我们吃苦，我们牺牲，我们忍饥受暑，都是应该的。这是各位同志应该明白的第三件事。

在这个炎天烈日之下做长途的行军，各位同志一定会有些病的，甚至因病而死的，我和叶军长自然抱着不安，但是这种痛苦，都是谁给我们的呢？

第一就是唐生智何键。因为他们背叛了革命，背叛了党，抢劫中央银行现金，使中央纸币一落千丈；第二就是朱培德。他把江西银行现金200万强行提出，饱其私囊，致江西纸币价格陡跌，民间至拒绝使用。我们第二方面军得不着现金，所领饷银全系纸币，不能采办粮秣，致使我辛苦百战之武装同志，当疲惫之余，无以疗饥过活，而汪精卫还在那儿天天要蛊惑张发奎拆散我们第二方面军整个的革命军队，以快唐生智之心，而苟延其无耻的政治生命，致使我第二方面军分崩离析，颠沛流离，我们感受着痛苦，便要想到使我们痛苦之敌人唐生智、何键、朱培德、汪精卫，我们便要鼓起勇气杀到广东去。到了广东，方可以保存我们真正革命的力量，发展我们真正革命的力量，建设革命的新根据地。

我们到广东，不是消极的，是积极的；不是送广东同志回家乡，是集中各省革命同志，准备第三次北伐，实现总理的三大政策，实行总理的三民主义，打倒一切新旧军阀及卖党苟活的汪精卫等等，这是各位同志应该知道的第四件事。

我们既然明白我们是为了自己革命，为自己牺牲，我们对于民众尤其对于一般贫苦工农大众，应加以保护，反对拉夫，对于商民也应该切实保护，不应该强行买卖。不然，我们便不是革命党，我们乃是和新旧军阀一样的战争，乃是同蒋介石唐生智以至其他攘夺地盘的战争，其事是反革命的行动，其结果是违反人民的利益。这是同志们应该明白的第五件事。

本总指挥治军素来不喜多言，但是说了，必定要做，彼此同受党纪军纪的约束。

以上五事，我们革命同志必须遵照执行，革命成功，定在不远，愿与诸同志共勉之。

贺龙所在的“第一方阵”中，眼镜多——知识分子多：郭沫若、恽代英、高语罕等，都可以说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他们的眼镜在阳光下泛着光，人却都能吃苦。除了恽代英那“甘地”似的“苦行僧”模样，高语罕则是晃着高大的身子，嘴里有时唱着歌，有时在吟诗。和他唱和的是郭沫若。郭沫若虽然在前几天的南浔路上挨了第三军溃兵的打，受了一点轻伤，但精神还是很好。

还有就是白头发多——老者颇多。主席团主席谭平山，穿着一身中山装，戴一顶平顶的草帽，骑了一匹黑色的马。大家都叫他谭主席，这是以前对谭延闿的称呼，现在叫起来也挺自然，谭平山也答应。中央海外部部长彭泽民，年纪虽然还没满60，头发却全都白了，他的瘦长的身材，走起路来似乎特别辛苦，常常看见他站在路旁喘气。他还带了一位年纪和他相仿的夫人，这对老夫妇实在是军中最让人生怜的人物，因为他们都生长在海外，怕有生以来还没吃过这种苦呢。再就是省主席姜济寰，他也与大军一道撤退。虽然他的体质似乎比彭泽民好些，但他的困难是身体太胖，胖人在热天本已是难熬的事，现在在烈日之下翻山越岭，其困难可想而知。

徐特立和林伯渠这两个老头子精神特别好，他们看见一些青年同伴在路上休息，总是带笑地招呼：“嘿，同志，打起精神，走啊！”这5个人，加上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廖乾吾、一师政治部主任方维夏、秘书厅秘书高语罕，年龄基本是“坐五望六”，被众人称为“八仙”。连后来投身于敌的王唯廉都不得不承认：“此8人年虽老而不服老，翻山越水，每日步行数十里，不以为苦，老当益壮，有足多矣哉。”

参谋长刘伯承总是不紧不慢，精神特别好。别人坐下休息时，他便抽出一本军书细读起来。他说读书对他是休息。

秘书长吴玉章，因为痔疮很重，而且身体也特别瘦弱，所以例外地坐了一乘轿子。

农工委员张国焘身体也胖，遇上这样的天，便没精打采，像断了鸦片烟似的。他总是和彭湃在一起走。彭湃和他正好截然相反。他是这一方阵中最活泼的一个，一路上都是唱唱跳跳，完全像个天真的孩子。唱一下国际歌，又唱唱广东戏，“顽皮的孩子！”高语罕总是这样笑他。这个队列里有个真正的孩子，他叫徐一真，只有11岁，据说已加入共青团，走得既认真，又努力，令“大人”们佩服。

革命委员会和参谋团的警卫队，担子很重。除了警卫任务外，还负责押运在南昌缴获的大批武器弹药。每人除驳壳枪一支外， 还背了两支步枪、200多发子弹，加上背包、军毯、水壶、饭匣、洋镐、铁铲，共重60斤左右。另外每班还抬一个大帐篷，每人还要照管一个挑着枪支的民夫。

粟裕大将当时就在警卫队里当班长。他对这次行军印象很深。

8月的天空，连一片云彩也没有，每天七八十里行程，真是又热又累，在第一天行军中，七十七团就中暑死了十几个同志。当时的民夫，不同于在以后的战争年代从根据地动员组织起来的民工，随时都有乘隙逃跑的可能，使得警卫队在思想上十分紧张。警卫队中有一个年纪最小的战士，一不留神，民夫跑了，只好自己挑起枪支，但走不多远，就挑不动了。正因为这样，缴获的武器弹药在沿途丢了不少。

周恩来在这个队列中走着，虽然有说有笑，但透过眼镜，细心的郭沫若还是看出一些阴影：“恩来，很少见你这么忧伤啊！”

周恩来一回身：“我忧伤了吗，没有啊。”郭沫若走上来：“不是一切都布置好了吗？”“哪里谈得到都布置好，现在是走一步看一步，根本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周恩来停了下来：“我总有某种不祥之兆，会不会有什么漏洞？”郭沫若不解。他最佩服周恩来的细致周到，遇事不慌，而今怎么竟怀疑起自己来？

从整个部队看，第一大的行军情况并不理想，显得七零八落。当天走了90里，到李家渡宿营时，许多干部脚板上磨出了水泡。一般干部，在出发前，总想多带点日常用品，可是上路后，这些所携带的东西好像分量在加重，几两重的心爱之物，这时也成了千斤坠。在许多干部的要 求下，决定把这些包袱扔掉。在李家渡河边的沙滩上，各种衣物、书籍、用具，堆得像小山一样，被引火焚烧，以示决心。

当这一切化为灰烬时，有人又不免叹息说：“我们为什么这么傻呢，为什么不将这些东西分给当地的老百姓呢？”

从李家渡到抚州的途中，周恩来等候在路旁，等着一瘸一拐的张国焘上来。周恩来脸色黝暗，说：“据一位逃出来的同志报告，行进到迸贤的第十师蔡廷锴，业已叛变，拖着队伍向东跑了！”周恩来的预感没有错。

第十章 不败而走 蔡廷锴带走一个师

蔡廷锴，真是起义中特殊而又特殊的人物。他不是一个人离去，他将整个第十师全数带走，而这个师在起义军中是数得着的战斗力强的师，人数在5000左右，约占起义军总数的四分之一。蔡廷锴也是历史上数得着的“走过钢丝的人”。他的一生充满了跌宕起伏。不说他后来在九一八事变中带领第十九路军淞沪抗战；也不说他与陈铭枢、蒋光鼐等发动的反蒋的著名“福建事变”；以及后来毅然投身于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单说他在八一起义前后的举动，就己够世人瞩目的了。他完全出身一个穷苦人家。靠着父亲天资聪明，会做裁缝，看风水，做兽医，替人治病，养活他9岁入了私塾。可10岁那年，母亲染上流行性瘟疫，突然去世，蔡廷锴被迫辍学，跟着父亲务农学艺。

也算是子继父业，他13岁学会耕田，14岁懂得缝衣，15岁成为一个熟练的裁缝和医术较高明的兽医，凡经他医治的病牛，十有九愈。多才的人往往眼高，他已不满足广东龙岩乡这个小小世界了。16岁那年，他去罗境圩买东西，看到招兵的告示，回来跟父亲说要去当兵，父亲不允。过了几天，蔡廷锴瞒着父亲去招兵处报考，结果中了第三名。蔡随军赴广州，不料被父亲发觉，在南江口被姐夫和表弟截回。但两年后，他还是投入广东新军，后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北伐时，蔡廷锴已升任第四军第十师第二十八团团长。围攻武汉三镇时，他不顾左手重伤，率队参加战斗。10月10日，蔡廷锴团率先攻入武昌宾阳门。

不久，宁汉分裂，张发奎收编了第十师，任命蔡为第十师师长，归四军军长黄琪翔指挥。蔡廷锴与张发奎原非深交。他将部队归顺张发奎，心里始终有疙瘩，怕十师被缴械，本人被撤换。也许是受父亲看风水的影响，他对什么“好马不吃回头草”、“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等古训深信不疑。听得多了，他开始怀疑张发奎对他的“居心”。相反，他与叶挺的私交颇厚。当第十师到武汉后，武汉政府下动员令，决由武汉东下，以二十四师叶挺部为前锋，先占领九江、湖口，掩护大军集中，第十师划归叶挺指挥跟进，蔡廷锴心里一块石头落地。到达九江后，叶挺曾与蔡廷锴密商，他说：“我们进攻南京，几个军互相残杀，于革命前途亦无益处，唐生智也不见得比蒋介石更革命，不如我们一同回粤休养为好。”

蔡廷锴心中正有此意，深表赞同。但转念一想，他是共产党，自己是国民党，根本信仰不同，主张亦异，先随着他干，等有机会再说。过了几天，各军集中完毕。张发奎在庐山召集师以上人员开谈话会，蔡廷锴也上庐山住了两天，回九江时，叶贺部队已经动作，并严令各交通要道，任何军队无叶、贺命令不得通过。蔡廷锴见此情景，自念若不回南昌，则整个师都有危险，遂打电话向叶挺请示。叶挺请他即刻返回南昌。蔡廷锴抵达南昌时，叶、贺已将朱培德、程潜驻南昌部队缴械，即八一暴动已经成功。蔡廷锴现在是退也不是，逃也不能，只好俯首服从叶、贺之命。

起义战事平息，革命委员会讨论军事人员任命事宜时，对蔡廷锴议论最多。曾有人主张撤换他的师长职务，也有的意欲将其扣留。

谭平山对蔡廷锴最反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蔡廷锴的革命意志动摇！”

贺龙也对任用蔡廷锴持反对意见。只是碍于叶挺的面子，没有把话说得太重。

叶挺则被蔡廷锴的假相或者说旧印象麻痹了，极力推荐他继续留用旧职，理由是：“革命总是多一些人好嘛。蔡廷锴又是穷出身，讲意气，他已到了南昌，不稳住他又如何办？就是十师下面的官兵也不服呀！”可以说革命委员会里，数叶挺对蔡廷锴最了解，他的话举足轻重，人们不好再说什么。而进一步的失误是南下时，又任命了蔡廷锴为左路纵队总指挥。第十师又是率先开出南昌城，前后均无其他部队挟持。

也不能说起义军的领袖们一点没有警惕。准备出发时，周恩来就问过蔡师二十八团参谋长、共产党员徐石林：“陈芝馨是否靠得住？如果靠不住，就换掉他，你当团长。” “陈芝馨思想很‘左’倾，大概不会有问题。”徐石林当时与二十八团团长陈芝馨朝夕相处，平日常听陈大骂蒋介石、李济深、张发奎等，错以为陈“倾左”。另一方面，徐石林新到二十八团不满一个月，情况生疏，他仅带去书记朱恶紫和连长于以振两名中共党员，自觉在作战指挥上没有把握， 故推辞了。

他这一说，周恩来就没有再调整蔡师的几名团长（10年之后，周恩来仍记得这次教训，又对徐石林说：南昌起义时，编成第一、第二纵队有一个错误，当时应调出第十师两团编入第一纵队，另从二十军、二十四师中调出两个团编入第二纵队，就可以防止蔡部脱逃）。

一切都被南下回粤的呼声掩盖了。

叶挺布置蔡廷锴：“你们第十师，要在3天内占领抚州！”

蔡廷锴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你就等候喜讯吧。”

叶挺也高兴：“前面只有几千滇军，他们不是你的对手啊！”

“那可不！我在抚州，号好了房子等你。”

8月3日，第十师开拔。南昌军民列队箪食壶浆，一路欢送。蔡廷锴不动声色，面无愧意。当天部队走了60里后宿营。部队安顿之后，蔡廷锴将二十八团团长陈芝馨、二十九团团长张世德召来密商。

蔡廷锴大舒一口气：“我师现在已脱离虎口，今后行动，应有妥善之计划方可。”

两位团长直点头：“愿听师长见教。”

“我这样想，如果随叶、贺返粤，他们是共党，不会合作到底。欲听张发奎消息，又不知何时才能联络上。为今之计，只有先与共党脱离关系，再作第二步打算。你们看怎样？”

陈、张都是蔡廷锴的心腹，自然没有异议，愿跟着蔡廷锴走到底。

蔡廷锴说出自己的顾虑：“我最头痛的是本师有不少共产党员，三十团以下全团官长都是共产党员，你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也有不少共产党员，倘此时不清理清楚，将来更是麻烦。”

张世德一听，有些蒙了：“啊？范团长孟声及全团官长都是共党？我想不到。该死啦，我团亦有，我确实不知这些人都是共党，而今该怎样办就怎样办，全凭师长缜密处置，我是十二万分服从！”

“你呢？”蔡廷锴又征求陈芝馨的意见。

陈芝馨没有二话：“我们参加起义实属无奈，现在有这个机会，再不脱离更待何时？”

蔡廷锴很满意：“好，现在我们就来商定一下明天的行军计划。你们二十八团为前卫，二十九团为后卫，将三十团夹在中间，以便监视三十团之行动。向进贤前进。二十八团到达县城后，即占领各城门内外，三十团入驻城内，二十九团到城边附近，继续监视三十团。”

真是：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叶、贺大军没有将蔡军夹在中间，共产党员居多的三十团反而被困在中间。悲剧就此发生了。

当晚，蔡廷锴一面下了密令，一面下普通行军命令。

第二天继续向进贤城前进。酷热的天气之下，士兵落伍不少，且辎重尤多，行动迟缓，到第三天早晨，全师才全部到达进贤城。上午8时，蔡廷锴命特务营布置师部警戒后，又令三十团架枪休息，全团官长到师部听候训话。

团长范孟声不知有变，按照命令将军官和政治部人员带到指定的师部门前空地集合，等候开会。人员站好后，迟迟不见蔡廷锴出来，不免有些疑问。正在这时，一群卫兵冲了上来，将军官们的手枪全部卸下。军官们有些吃惊，料想会生不测。蔡廷锴很快从房门走了出来，将双手向下压了压，示意大家不要紧张，有话要同大家讲。他讲了很长一段话，看来不论行军宿营他都在打着腹稿。

“弟兄们，国共合作以来，大家相安无事。我北伐革命军抵达长江，伸展至黄河流域，竟告分裂，此乃最不幸之事。分裂经过之是非太复杂，此时我不便加以批评。但我是一个国民党党员，且由最贫苦的农工出身，任何牺牲，我都可以承受；任何艰苦，我都能忍受。若不顾信义，口是心非，我是不敢苟同的。”

蔡廷锴想起上个月二十八团团副魏某被枪决的事。他说是因为政治部报告张发奎，说魏某私通陈铭枢，伪造书信，张发奎不问青红皂白，就提往枪决。“此乃极冤枉极阴险之事。当时不但我抱不平，就是全师官兵，也无不愤愤，使人不寒而栗。”蔡廷锴借此发挥道：“自魏某被枪决后，各级官长忧心如焚，纷纷向我请长假。我问他们为何请假，他们说怕枪决。他们说师长都不能保障我们，在此生命是朝不保夕，如果政治部再报告说我们通陈铭枢，一千条命都不够死这些现象今人难忍！”

他讲着，时常扫视着会场。他讲上面一段话时，场上的共产党人显然不满，人群有些骚动，周围端枪的卫队也有些紧张。蔡廷锴将口气缓和下来：“共产党员的努力，我是甚为钦佩，但对人手段，我是不能忍受。所以为保全本师，我不得不请本师共产党员暂行离开，各人的薪饷，当然发给，并且护送各人离部，使各人安全。”

蔡廷锴说是“护送”，其实就是押送。而且还是老办法：共产党人站到一边。这次不同于陈毅教导团，那次没人挪窝，这次是全体移动。其中范团长等4名职务较高的共产党员还被“请”到了另一处，关押起来。蔡廷锴同时宣布接任三十团空缺官职的另两个团的非共产党人选，三十团团长为刘占雄。

蔡部在进贤呆了两天。大部分共产党人已被遣散，只有那4名职务较高的共产党人难办。杀了吧，不要说将来留有一笔血债，共产党不会放过，就说眼前，本师还有不少共产党的同情者，他们不会再相信他蔡廷锴，将来也是祸根；不杀吧，上头不能答应，连张发奎也会说蔡为自己留下后路，其心不诚。杀还是不杀？不但讨论不出个结果，连十师的去向都成了问题。

蔡廷锴提了3点：一去南京；二返广东；三等张发奎的消息。除了陈芝馨表示愿等张发奎消息外，其他人都说张发奎不会有消息，即使有了消息，将来也难免又像过去一样糊涂，跟他作甚？！最后的结果是，暂时谁也不投靠，先通电脱离共产党，上路再说，边走边找出路。

于是，师部的卫队押着4名“主犯”：三十团范团长，陈参谋长，二十八团参谋长徐石林，营长胡天桀，上路，怕第一纵队来追，十师走黄金埠，停一日后又走余江。一路向商民索款万余。蔡廷锴犹豫不定，四处派人联络。派过陈芝馨回南昌见张发奎，又派人联络陈铭枢、蒋光鼐。张发奎从南昌来电余江，要蔡将4人就地枪决。蔡廷锴又作了好人，让其参谋长拿着张发奎的电报来给4名共产党员看，并传话说：“张发奎太无人情，蔡愿保留尔后合作余地，派参谋长雇一小舟送你们4人他避，望各自珍重。”参谋长将蔡给范团长的200光洋，陈芝馨给徐石林的50元光洋，三十团军需发给陈、胡二人的薪饷若干，一一交付。

他们4人上船后，十师即东走上饶。电复张发奎说已将4共产党员枪决。船到鄱阳，范孟声回樟树原籍，听说后来出家当了和尚；胡营长回兴国原籍；两个参谋长经星子县到了九江。陈回宁波原籍，后在四明山打游击，为国民党部队捕获杀害。徐石林回上海找到许继慎，一道去汕头，但没有追上起义军，俩人不敢登岸，乘原船往香港。

在敌人营垒里，得到蔡廷锴消息的张发奎欣喜无比，一面电饬蔡廷锴对军中的共产党不要留情，一面向国民政府和同僚们报功：

<small>国急。汉口军事委员会，汪谭唐孙程诸公钧鉴：</small>

<small>刘军长、李军长，武昌何军长、魏军长，信阳顾军长，长沙周代主席，九江金司令、周师长，芜湖李总指挥勋鉴：</small>

<small>贺叶倡乱，蹂躏南昌，胁迫十师附和共党。幸蔡师长廷锴，忠于党国，阳顺阴违，师次进贤，即转赴余江，脱离贺叶，并将共党分子范孟声、徐石麟（林）等尽行扣留，本日来电请示进止，除已电饬即将范孟声、徐石麟等枪决，以混乱源。并着该师向进贤会合，追剿叛逆。查贺叶诸逆尚在抚州，官兵互相残杀，逃散甚多，想区区小丑，不难一鼓荡平也。知图垂念，特此奉闻。</small>

而武汉的汪精卫正忙得不可开交。广东的李济深、黄绍竑打来电报，说“贺叶变乱，为我党及政府重新结合之最好机会，武汉若能认真清党，诚意合作，我方似宜推诚相见，若仍错过，万一共党另占一地，伺隙而动，党国前途可为忧虑。”

汪精卫也是这样考虑的，他于8月5日下令取缔共产党，8月8日下令缉捕共产党干部；为了走向权力的一统天下，他同时开始联络桂系的李宗仁策动“反蒋”。蒋介石得到密报，气得在日记里大骂汪精卫不是人。而掌握武汉兵权的唐生智，更表现出出兵夺取南京之意。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虽然知道蔡部已进入自己的地界，只派了蒋光鼐与陈铭枢联系，要蔡部抵浙后必惟命是听，他自己则走到了“引退”的边缘。

8月12日，南京中央执监委员开会，在李宗仁、白崇禧“逼迫”下，蒋介石只好提出辞职。虽然他手中仍握有兵权，国民党的5大元老吴稚晖、张静江、胡汉民、蔡元培、李石曾也随其离职，显出其政治上并不孤立；而且在“辞职宣言”中也没有忘记“要求鄂、赣、湘彻底清党，武装同志拼力北进，会同津浦线作战之军队”扑灭南昌之火，但他毕竟是在野之人，公开发兵江西已不现实敌人阵营也是错综复杂。

李济深怕共产党这股洪流冲垮自己的防区，也怕朱培德的部队以追击为名染指他的地盘，所以急急忙忙致电朱培德：敝军在赣南部队，业向闽粤边境追击叶贺逆军，赣南防地，本应请贵部接防。惟因各部后方留守机关尚多仍在原地，现正从事结束准备前进，一俟赶办就绪，当即通电贵部前来驻防，惟在敝军后方各机关未完全结束以前，请勿派兵前来，以免发生误会为祷。

朱培德接到电报，气得拍桌子大骂：“老狐狸！”

第十一章 向南方：渴望国际 到达抚州的日子

蔡廷锴的叛逃，不啻对周恩来是个打击，对所有起义军的领袖以至部队的士气都是重创。一个整师，起义军四分之一的实力啊。

已经有人意识到撤离得太匆忙：要是晚走几天，也许卢德铭的中央警卫团、武汉军校的警卫团、第六军的两个团、二十六师一个团、十二师一个团、第二方面军的宪兵营、炮兵营、教导营，以及毛泽东带领的水口工人武装、平、浏义勇军编成的一个团、湖北鄂南农军编成的一个师都会赶到；这些人加在一起，与原先的起义部队人数差不多，就是说起义军总人数将扩至5万多。同时，起义军的领袖们也许会有时间对起义队伍中的不纯成分进行甄别，撤换一些团营干部；做些深入一点的动员，也许、也许——就像起义军蹚过河川时搅起的泥沙，只在全部人马过后，沉淀良久，才能清澈见底，分出鱼龙。

周恩来为此自责起来：“这件事完全是我的大意造成的，我要负完全责任。我要向革命委员会请求处分，引咎辞职 ”

谭平山过来，插在周恩来和张国焘中间。三人行，两个“大胡子”，只是谭平山的胡子中已有了闪闪白光。他安慰周恩来：“事情已经这样了，捆绑不成夫妻，我们拉他也拉不住。好在他蔡廷锴的行踪不像要反过来打我们。他走他的好了，走了也干净！”

周恩来颇为伤感：“这样一来，我们在第十师中的基础，已完全被毁了 ”

张国焘脚已肿了，心绪不宁：“我们太相信蔡廷错了。”他背着手，回想着事情的起因：南昌暴动之夜，蔡师全部驻在南昌附近，蔡本人正由九江赶来南昌，一直到8月1日才赶到，是由周恩来、叶挺和他张国焘在叶挺师部接谈的。蔡初到叶挺师部时，大概因为没有参与这次暴动的密谋，神色显得有点慌张，张国焘因与蔡不熟，一直没有多说话。

只由恩来对他说了一篇大道理，叶挺也以老战友的身份，从旁向他说：就这么干吧！蔡低头踌躇一下之后，即表示一切愿听指挥。这一幕过后，革命委员会和参谋团的多数委员，都对蔡有些不放心，主张应派得力人员去控制第十师。独周恩来认为不应对蔡表示不信任。

但张国焘听到周恩来自责的话，便把满腹牢骚咽下，换了一种说法：“现在事已至此，是无法挽救的了。看来，正像谭主席说的，他拖着队伍往东走，还没有与我们为敌的意思，他既怀异心，即使和我们一同到了东江，在紧要关头再来一个拆台，岂不更糟？我们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显然是太大意了。应当视为一个严重的教训。这件事如果公布出去，将会动摇军心，还不如不公布的好。在此紧急时期，你也不要灰心，不要提出引咎辞职这一类的话，还是咬紧牙关地干下去吧。”

周恩来让到路边，看着队伍从面前走过：贺龙和叶挺的两支部队同走一路，各自都排成一路纵队前进，因为只有这种队形才能通过华南的崎岖小路。队伍越拉越长，前后有一里路。周恩来担心这种队形难以调遣和指挥，万一遇上敌人，要组成战斗队形更为困难。道路稍宽一些的地方，可以2至3人并排行走，但是战士们却不善于按这样的队形行进，总是走成一路。而且走上5里10里，道路又变窄了，俩人难以并行。

叶挺过来了，他平时不爱说话，此时就更沉默不语了。

他不说话，周恩来也了解他的心思：“你也不必太难过。要说责任多数在我，我没有重视同志们的警告，总觉给予信任才对，结果酿成后患。”

叶挺抬头看看太阳，又低头唉了一声。

周恩来：“你现在抓紧时间，把十一军所有的师、团长筛选一遍。不可靠分子，要调整，再也不能发生此类事情了。”

当天，十一军就撤换了两个团长。

天上是大太阳，可周恩来脸上已间或阴云。已经出现的坏消息让他心焦；未来，他也感到不会轻松，他习惯按中央指示办事，可这会儿中央的实际领导也不知在哪里，他渴望得到及时的指导，可没有。走过的，是曲曲折折的路；前面的，还是坎坎坷坷的路。

8月7日，主力到达抚州。

抚州就是临川。是坐落在抚河边上的一座古城，出过王安石那样的大政治家；但人口不多，只有二三万。

朱德先前奉命剿匪就在此地。他带领先遣队到了，为大部队号了房，安排宿营地。抚州的中共县委做了许多工作，设了茶水站，宣传队，运输队，号召党团员随军南征。但朱德的心情也不好。因为他带的所谓第九军，许多人都是当地招兵扩充来的，常常被各部抽去带路，出公差。其他向他要物要粮要运输队的也不少，手下的三四百人哪够分配？他是个能吃苦的人，这些困难他只对刚刚到来的周恩来说。他总把他的入党介绍人看做是“领导”。他向周恩来“诉苦”时也不掩饰他的愁眉不展，他希望周恩来给他补充些人。

周恩来告诉他，这一路，虽然只走了3天，已经损失了近三分之一的力量，哪里还能补充什么兵，刘伯承也送来了报告：“据统计，逃跑和病死的人数，已经超过了4000，另外子弹丢了几乎一半，迫击炮几乎全丢光了。二十军的大炮也丢了。路上也有个别违纪乱拉夫乱放枪的。听说还有捉老百姓家鸡的。”

坐在石头上歇着的贺龙，磕磕烟斗，用嘴吹吹，接过话茬：“我已经命令把他枪毙了。”

这里有个流传甚广的笑话：说第六团有个司务长，半夜追老百姓的鸡，撵得咯咯乱叫，老乡就在后面喊。鸡飞进一个院子里，那个司务长就追进院 子，正要捉鸡，屋里走出一个人来，喝令他不许捉。司务长不听，反问：“你是哪一部分的？敢管老子的闲事！”屋里出来的人说：“我是总指挥！”捉鸡的人这下慌了，夺门就逃。跟着鸡过来的老乡直哭：“老总，你可要为民做主啊！”这一哭加上司务长的无理，可把贺龙气炸了，他喝令警卫员：“把他送交军法处，枪毙！”此事在老乡中传开了。也在部队中传开了。

经贺龙自己一说，看来并非虚构。只是情节中不见得只是一只鸡，或者正被贺龙碰上。

周恩来请刘伯承召集参谋团开个会。周逸群对走小路暴露的弊病仍是满肚子不快，他让贺龙带去自己的意见：“走这个鬼路，连个民夫都找不到，一个肩膀扛枪，一个扛粮，还怎么打仗？还是走大路吧！”

但会上贺龙并没多说困难。几经磨难的他，对这些困难并不十分看重。他怕的是约束不住他的部队，再次出现捉鸡一类的事件。因为即使他当初做 “山大王”时，也有个最朴素的宗旨就是铲富济贫、为穷人打抱不平，他最恨的就是敲老百姓竹杠，谁动了老乡的“一鸡一兔”，真不亚于“老虎头上动土”，他决不会客气。

说得多的是李立三，嗓门又大：“不行不行，这么走下去还了得？天太热，士兵的负担太重，拖也把人拖垮了。”

叶挺也担心：“补给上不来。吃不上饭，有时连水也喝不上。有的士兵就在路边水沟舀水喝，结果拉肚子，发高烧，造成大量非战斗减员。”

谭平山补充：“反动派的宣传太厉害，说我们是共产共妻，吓得老百姓望风而逃！”

周恩来：“如果沿途都能像临川的人民这样热心就好了，关键是地方党组织的工作，还有我们的宣传工作。”

张国焘已抓紧时间在烫脚，似乎疲劳已减轻许多，他的牢骚更大：“这个赣东地区，我们的地方工作太薄弱，军队又缺少现金来购办粮食和必需品。原有的地方政府，都早已奉朱培德的命令逃避一空，这些老百姓都怕兵灾，藏的藏，躲的躲，还找谁做工作？还建立什么新政权？军纪自然也随之堕落下来，再这么走下去，困难会逐日增加。”

李立三还是比较乐观：“你不要怕走路。离广东越来越近，有了接应的就好了。”

张国焘不满意地瞥了一眼李立三。那意思好像是说，我要是像你那么一根瘦竹竿似的，也不会怕走路，你不也叫嚷天太热，负担太重吗？！

周恩来听着发言，又与刘伯承研究起摊在俩人膝盖上的地图，寻找着抚州周围的村落。这一天正是8月7日。

第十一章 向南方：渴望国际 8月7日，中央在开会

8月7日，是个历史打下印记的日子。在渐渐远去的武汉，中共中央正在召开紧急会议。这个重要会议后来就被人称为“八七会议”。

此时的武汉，与一个月前相比，真成了“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面目全非了。八七会议的会场，设在汉口市三教街41号（现在的都阳街139号）。这是一座公寓式的房子，是英国人1920年修建的。当时是国民政府苏联农业顾问洛卓莫夫夫妇的住宅。这栋楼地处俄、英、法三个租界的结合部，它前临僻静街道，后通小巷，屋顶凉台与邻居凉台相连，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较易撤离疏散。会场选在楼上的一间房内。李维汉对会场的安全负有责任，反复看了周围的环境和条件，并征求邓小平、陆定一的意见，邓小平时任党中央秘书处长。他们也认为这个地方好。

瞿秋白曾问邓小平：“会议安排好了没有？”

邓小平说：“都已安排妥了，代表知道地点的就自己来，不知道的由地下交通员或知道的同志带进去。你和罗迈（李维汉）同志从后门进去，到时洛卓莫娃负责把门，我也在这里。”

虽然出席会议的人只有21个，地下交通员还是花了3天时间，将人员分成3批一个一个地带进会场。当时是武汉最热的时候，代表们只带一个小行李，进去就睡地铺，前半夜难以入睡，只能在天快亮时合合眼。

这个会议在南昌起义前就有了动议，那时还是张国焘主事。所以张国焘到了南昌，嚷着要赶回武汉，就是说的要开这个会议。现在会议真的要开了，尚在南下路上的委员们是赶不上了。

这是一个极为重要而少有的短会：从上午到晚上，只开了一天。

会议由李维汉担任主席。他代表常委先向大家报告会议酝酿和筹备的经过，随后宣布会议的3项议程：

第一项议程——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作报告。他讲了几句这次紧急会议要解决的问题后，就开始念《告党员书》。这个《告党员书》是由罗明那兹起草的，由瞿秋白在8月6日晚上连夜译成中文的。罗明那兹念完就开始解释，他讲一句，瞿秋白就译一句，这一来就花了将近一上午时间。最后他问大家：“这个报告常委已经接受，现在各同志可以发言。”

坐在那里的毛泽东心里惦着他的“湖南农民”，早就不耐烦了，罗明那兹话音一落，他就要求发言。他讲了4个问题。他的许多观点日后成为了全党的指导思想：

第一是国共合作问题，他批评党的领导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不是去做主人而只是去做客人的错误；

第二是农民问题。他以湖南农民运动为例，他说他的考察报告在湖南发生了影响，但对中央则毫无影响，他的言辞有些激烈起来：“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味道！”

本来应该吃饭了，有些委员精力已不很集中。但毛泽东此话一出，会场顿时像刮进一股江风，人人直起了腰，竖起耳朵。毛泽东甩动长发，打着手势。瘦高的身躯也随之晃动。

他讲的第三、第四是军事问题和党的组织。他说：“有些领导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我们湖南前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造成。我现在要强调的是：未来的秋收起义非军事不可！我要求新政治局常委们丢掉书生意气，强硬一点，再强硬一点！即使杀头也不过碗大个疤，怕什么！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的这句话是日后他进一步提炼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原版。也是已经发生的南昌起义、不久发生的秋收起义最好的注脚。毛泽东这一炮放过之后，武装斗争和群众运动的倡导者们纷纷叫好。

罗亦农说： “所谓联合小资产阶级，实际只看上层，不见群众，为了向上层让步，把国民革命引向深入发展阶段的关键——土地革命束之高阁，我们的党在这样严重时刻，却不注意为夺取政权而掌握武装。”

邓中夏插话：“对嘛，甚至把谭延阎这些地主买办军阀都看成为小资产阶级了，我们在群众中还有什么威信？”

蔡和森：“过去一切错误都没有五次大会后的错误这样厉害！”他的话中多了一层自我批评，“我是过去政治局的一员，应负此错误的责任 ”

任弼时是领导共青团的，属于与会的最小年龄段，他和邓小平一样，只有23岁（比他们还小的是陆定一，只有21岁）。他对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早就不满，所以他的这次发言，非常引人注目：“党太怕群众了！机会主义者不但不深入领导民众，而且还要抑制群众的斗争。党要改变过去的错误，非有新的领导机关不可！老头子（指陈独秀，会议要批判他，可并没让他到场）可以去莫斯科 ”

会场的后门与餐厅的后门相通，中午，代表们吃了点面包，喝了点开水，又填了几块西瓜，下午接着开会。

为了安全，门不敢敞开，外面骄阳似火，屋里蒸笼一般，几乎人人手里都拿着蒲扇，攥着毛巾，几个胖子已经脱了衬衣，干坐着喘息。

瞿秋白报告完“党的新任务”后，就进行选举。

新选出的政治局委员9人：苏兆征、瞿秋白、向忠发、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7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

9日，政治局开会，又确定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3人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本来书记是苏兆征，但苏兆征不久病逝，书记一职便由瞿秋白接任。

选举中，先由罗明那兹提议政治局委员7人，候补委员5人，遭到反对后又各增加两个名额。

据李维汉说，讨论中，他和蔡和森等都主张让毛泽东加入政治局，而毛泽东另有想法，一再提出，他准备去参加秋收起义，不能加入政治局。

尽管八七会议开得十分仓促，对大革命失败的总结不尽完善，对未来形势的估计不尽合理，政治局人选也不尽妥善，对南昌暴动也没有一个明确态度；但这仅用了一天时间的会议，毕竟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紧急关头，及时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这个功绩是不可抹杀的。

从此，红色暴动此起彼伏。只是，从主事地位下降到候补席的张国焘，对政治局人选的变动十分不满。

本来，他不主张南昌暴动，可后来被众人“挟持”着上了路，除了背后骂几句“盲动”之外，也不好多说什么。但是，我在这里“脚板底下闹革命”，吃尽苦头，结果还被持掉了政治局委员，这个世道太不公平！

大约是张国焘后来回到上海，听瞿秋白谈到对各重要委员处罚的事。据他说，瞿秋白的说明是：陈独秀、谭平山俩人都是八七决议文件中公开指出来的机会主义者，应受到严重处罚；谭平山可能被开除党籍，陈独秀的党籍尚可保留，但中央委员在事实上已经被开除了。至于张国焘同志，曾表示反对共产国际，袒护过去的机会主义。湖北总工会的领导错误，应由李立三负责。解散工人纠察队应由周恩来负责。

中共许多宣传文件，有机会主义的错误，是蔡和森经办的。因此，他们也分别受到处分。在《告党员书》中，指出全国农民协会发出许多荒谬的训令，是毛泽东经办的，应由他负责。而且他在“马日事变”后，通知湖南省委，取消农民进攻长沙的计划，因而也要负机会主义的连带责任无疑，这只是张国焘的一面之辞。

第十一章 向南方：渴望国际 陈毅再次赶队

在抚州休整的周恩来、李立三、张国焘等，对武汉的中央会议还一无所知。8月7日傍晚，苦苦赶队的陈毅、肖劲二人，终于在临川渡口赶上了起义军队伍。他们打听到周恩来和参谋团的驻地，是一座前有店堂后有住宅的大房子。他俩进门时，大房子里已经挂起了汽灯，参谋人员进进出出。陈毅发现了周恩来的身影，惊喜地喊着：“恩来，我可追上你们了！”周恩来过来握陈毅的手，招呼刘伯承过来会面。刘伯承让人准备饭菜。但陈毅、肖劲最饥渴的是工作。匆忙中，陈毅接受了一份不大情愿的工作。

这件事陈毅在1952年6月14日南京鸡鸣寺所作的一次报告中，做了生动的讲解，无须我们再做艺术加工：

先说陈毅和肖劲离开南昌的情形：出南昌10多里，到了一个渡口，渡口上有一条渡船，一个人守在船上，却不肯渡人过对岸去，说是封渡了。我一看，那个人很怪，穿一件西式衬衣，一条西装裤，不像是船夫，一定有名堂。我们就问他贺、叶哪儿去了，他说往临川方面去了，我们说是不是去吉安，他说没有去吉安，我问：“你怎么知道？” 他说：“我是学生联合会的，叶、贺早晨出城时，曾给学生联合会有过交涉。” 我们问：“你在这儿干什么？”他说：“城里乱得很，张发奎也杀了学生联合会的人。我躲在这儿，过几天，等秩序恢复了再回去。”我们问他，是不是共产党，他急忙说：“不是，不是，不是！”我们知道他的政治面貌后，就请他帮忙，找个地方住，找点东西吃，他满口答应。船夫回来后，他就叫把船划到江心，靠在沙洲旁边，我们这天夜里就睡在船上。

第二天又请船夫把我们送上临川的路，送到李家渡。过了李家渡以后，沿途乱得很，很多团练流氓在路上盘查搜索，见人就问：“有没有表，卖给我！”也有搜腰包的。在路上碰到了几个军官，是蔡廷锴十师的，蹲在路上吃西瓜，我们一打听，才知道蔡又叛过去了。十师的营连干部，有一部分是共产党员。当时有人主张撤换蔡廷锴，加强十师领导，但因为叶挺和蔡是老朋友，很犹豫，退出南昌时，只叫他跟着走，谁知他就走了另一条路，到进贤去了，到了进贤，蔡就把不稳的营连干部请出去送走了。这几个军官就是从进贤来的。我们问他出了什么事，他们说：“蔡廷锴把我们赶出来了。”这个十师后来扩充为国民党的十九路军，但终于被蒋介石编散吃掉了。十师本来是可以成为革命部队的。

后面的叙述越加具体生动，看来陈毅对这一段经历一直铭记在心：我们赶到临川，总算赶上了部队，会见了周恩来、刘伯承同志，报告了对军校学生的部署。赣东有一股土匪武装，土匪头子姓邓，就叫邓司令。这个邓司令通过一个后来成了翻译家叫傅大庆的，和叶、贺接头，愿意接受叶、贺的委任，条件是发给他几百条枪，我们可以派人去领导。这时候，朱培德的队伍紧跟在我们后面，我们考虑，朱培德迫近时，他又多少可以起一点牵制作用，所以就答应了他。党派我和肖劲同志到这个土匪部队去领导，我本来不愿意，但肖劲同志觉得搞个土匪部队也不错，于是决定去了。便把我们交给傅大庆，由他介绍去。傅把我们安在一个旅馆去等，说等一下就领我们和邓司令见面。谁知尽等，一直等到下午三四点钟，既未见到那个邓司令，连傅大庆也没等到，却把朱培德的反动军队等来了。朱部杨如轩的兵进引临川，就在街上戒严，抓共产党。

再等下去很危险，我们赶紧出城，一出城就被哨兵抓住了，说我们是共产党。朱部大多是云贵人，我说：“你是云南人，我是四川人，我们是大同乡。当兵的，讲那些干什么，共产党又怎么样，共了你什么去了？”他晓得我是四川人，就连说对不起，叫我快走。走出来迎面碰上傅大庆，这位先生也正慌慌赶出城来，见我们就说：“邓司令不是东西，把枪拿去了，人也不见了。”我们还是要他带了去找，他说：“找不到了，要么你们自己到山上去找。”我们没有办法，便跟着他，还是求他带了去，走了三四里，天黑了，谁知走着走着他进了一个门，把门一关，不见了。原来这一家不知是他亲戚还是他的家，他到了家了。我们打了半天门，在外边喊，他理也不理，对我们是恕不招待了。

据说这支绿林军是赣东的一支农民武装，司令邓克忠率领的500余农军，后来被国民党军杨如轩部骗至崇仁县城郊渔沙洲全部杀害。自己的队伍走了，绿林的线索断了，陈毅、肖劲二人重新上路，再次追赶起义军。

起义军是10日走的。走之前还发生过一些事。抚州郊区土地肥沃，物产富饶，盛产稻米，家家户户都有鱼池。起义军到达抚州时，正是西瓜、芋头上市季节。 部队一到，群众就送来芋头、西瓜和活蹦乱跳的大鱼。叶挺的教导大队有几个战士，因为吃芋头、西瓜太多，拉起肚子来。有的起不了床。但是队伍很快又要出发，这可急坏了队长。他就说：没有办法，就抬着走吧！可是教导大队的战士大都是青年学生出身，背着枪走路已是力不从心，再用两肩抬着病员，根本挪不了几步。

有个排长急中生智，说：去找叶师长，向后勤部要几匹马，把病号驮着走。这个办法谁都想得到，可谁敢向叶挺张口？推来推去，这个难办的差事落到三队指导员兼支部书记李逸民身上。他只好硬着头皮去向叶挺汇报病号的情况。叶挺一听果然发了怒：“你当党代表干什么的？！不知道照顾战士的健康，你们一个干部背一个病号走！”李逸民尴尬地站在一边，听着叶挺的批评。正巧参谋长徐光英来了，他见叶挺在大声批评，问明了情况，就向叶挺建议：“后勤部还有几匹马，我看可以给他们几匹。”李逸民不响，叶挺的火气已经消了几分，见参谋长说话，就点了点头。李逸民一听，高兴地回头就走。“回来！”叶挺把他叫住了，说：“你这个连队，从今天起，到任何地方不准吃芋头、西瓜，以后再发现病号，你们连队干部要受处分，听到没有？”

李逸民满口答应，急忙跑到后勤部，一下拉回连队五六匹马。大伙高兴得直跳，都夸指导员有办法。李逸民就把叶挺批他的劲头学给大伙听，大家还是止不住笑，都说“打是亲骂是爱嘛，批得再狠也值”。弄得李逸民哭笑不得，就拿叶挺的话吓唬大家：“你们还乐，师长说了，以后我们连队一路不准吃芋头、西瓜！”没有人“害怕”。几个人正爱惜地梳理着马鬃，拍打马臀，嘻笑道：“不吃也值啊！”在抚州休整了两天，队伍又出发了。

恽代英背上他那把破伞，站在队列旁边，像个士兵。张国焘一见那把“破伞”就心烦：“代英，你那伞又挡不住雨，背个累赘干什么！”战士就给恽代英一件雨衣，他不肯要：“雨衣穿在身上太热了，我的雨伞虽遮不住雨，却能挡太阳，比雨衣好得多。”

他就一直扛着破伞。战士们都喜欢这个“光头委员”，他没有一点架子，文章写得好，口才也好，虽然嗓音总是带点沙哑，可笑话通过他的口讲出来能笑得人比吃了西瓜还甜。他一过来，队伍就活跃起来。战士就拉住他不让他走，逼他讲笑话。他反过来要战士们给他唱歌：“等我歌听够了，再给你们讲笑话。”

恽代英讲的笑话有时把周恩来也笑得前仰后合。恽代英因叛徒顾顺章的出卖而牺牲，周恩来后来痛心他说，这是我党损失了一个出色的鼓动家。

8月15日左右，陈毅、肖劲赶到了宜黄。大部队正在这里歇脚造饭，准备吃过饭后再走。

宜黄县城很小，因宜水、黄水两条水系流经城垣附近而得名。这里土色是黄的，河里流的水也是黄的，“此所谓宜黄也。”恽代英很滑稽的用八股先生的腔调吟哦着。但宜黄城外的风景却很美，有一座很秀丽的凤凰山，凤凰山上有一座凤凰庙。但谁也没有心思上山去玩。

起义军一到顿时满街都是“兵”。走过一段石板街，陈毅见了参谋团的人，很快就找到周恩来。

陈毅将寻找绿林队伍的经过一说，周恩来也笑了，随口说道：“算了，你还是跟着大部队走吧。”

“我可是得有个工作。”陈毅扔掉吸到根的烟头，郑重其事地向周恩来要求着。

周恩来想了一下：“我和伯承商量过，想派你到二十五师的七十三团去，这是叶挺独立团前身，战斗力很强，你去当团指导员吧。”

“行！”陈毅满心欢喜，站起身来就要走。

周恩来有些不过意：“派你做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哪。”

陈毅大笑：“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装我就干！”

“只要拿武装我就干”，一句话道出了当时多少有觉悟的共产党人的心声。他们已被压抑得太久，他们已经尝够了手无寸铁的滋味，他们正从脚板子和枪杆子里体味着革命的真谛。这虽然是一支英雄的部队，但对初到的陈毅并不重视。他们把他当成一般军校出来的政治人员看待，说他是“卖狗皮膏药的”。

以后与陈毅并肩作战多年的粟裕有文为证：“陈毅同志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我那时在部队里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我来部队不久，8月半 赶上起义部队，10月初就垮台了。大家喊我是卖狗皮膏药的。过去在汉日的时候，说政治工作人员是五皮主义：皮靴、皮带、皮包、皮鞭、皮手套。当兵的对我们这些政治工作人员就这么说：在汉口、南昌是五皮主义，现在他又来卖狗皮膏药，不听他的。失败后，到了大庾（今大余），那些有实权的带兵干部，要走的都走了。大家看到我还没有走，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所以我才开始有点发言权了，讲话也有人听了。’回想起来，我认识和钦佩陈毅同志，也正是从信丰、大庾开始的。”

起义军在宜黄只住了一夜。到达的当天晚上，周恩来将朱其华叫去，让他以总政治部的名义，发一个《土地革命宣传大纲》。朱其华很为 难。其实，从八一起义以来，委员们一直在讨论这个大纲，即使在路上也谈论过。因为没有形成决议，也一直没有公开发表。在九江时，对土地革命的政纲已有不同意见。

李立三、恽代英主张须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政纲为暴动的目的，因为南昌暴动的主要意义，就是要继续没收土地的斗争，实行土地革命。

邓中夏、谭平山反对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政纲，说怕因此惹起反对势力的分化，争论很激烈。因双方人数一样，无从决定，只好报告中央征求可否。

第二天周恩来到九江后，传达中央的意见，说应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口号。

在撤退路上的讨论中，农工委员们提出，说《农民解放条例》中有“没收200亩以上大地主土地”一条不妥，或以为200亩的限制还是太低，主张没收300亩到500亩以上的土地；或主张实行武汉决定后搁置的土地政纲：“肥田50亩，瘠田百亩”；甚至还有主张全不提出者。

恽代英坚持：“我们这次八一革命，就是要实现土地革命，所以我们决定了土地政纲，在沿途就要开始实行，只要真能实行，就是没收两百亩以上的大地主都是好的。”

基本方案议定后，周恩来等沿途还找军队中的广东农民讨论过，有一个农民很痛快他说：“如果是没收二三百亩以上的大地主，仍是耕者无其田，因为在广东200亩以上的大地主很少，除掉一些会团以外。”这句话重重地敲了一下周恩来。

陈其华还是为难：“没收200亩以上地主的土地，如果他有300亩，他只说有190亩，又怎样办呢？”

周恩来重说了一遍宣传土地革命的意义，考虑：“是否可以只写没收土地，不加亩数限制？”

陈其华勉强成文，并付之油印。因为部队匆匆上路，还没来得及张贴。

在宜黄，起义军改变了行军与宿营的时间：每天午夜12时出发，次日中午以前宿营。这一改变，可以避开烈日，减轻行军的疾苦。

8月15日凌晨，第一次夜行的起义军又上路了。加上不断轻装，约束纪律，部队进展顺利多了。两天以后，他们到达广昌。在这里，革命委员会召开了一次连以上干部会议，由贺龙主持，恽代英、郭沫若、彭泽民等讲话。

贺龙骂了一顿反动派对起义军的污蔑，说明这次南昌暴动，南下广东，完全是为了革命。

“光头演说家”恽代英一出场，会场顿时爆发出仰慕的笑声。

他讲得激动时，常常忘了眼镜腿是根细绳，几次滑到鼻梁下：“贺总指挥说敌人骂我们造反，我们就是要造汪精卫，唐生智的反。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背叛孙中山，背叛三民主义，可是他们喊拥护孙中山，拥护三民主义的口号比谁都高！他们拥护的是什么三民主义？是投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屠杀工人、农民的民权主义，饿死老百姓的民生主义。蒋介石一民，汪精卫一民，冯玉祥一民，恰恰是他们三人主义 ”

也是在广昌，不幸的是，周恩来染上疟疾，病倒了。别看在这支队列里又是“谭主席”，又是“高委员”，既有白发，也有长髯，可谓名将云集，谋士满营，可拿大主意的还是年轻的周恩来。人们害怕听见顶梁柱稍有倾裂之声。那是一种心悬的感觉。

第十一章 向南方：渴望国际 途中第一仗

起义军在广昌只休息了一天，于8月19日出发。从广昌开始，便兵分两路，以十一军为右纵队，走宁都，以二十军为左纵队，走石城，向瑞金进发。

二十军到达石城时，抬头便看见一块很有意味的石牌楼，上书4个大字：“渐入佳境”。郭沫若、高语罕几个文人自然不会放过这段景致。骑马的下了马，腿瘸的也忘了痛，已有几个快嘴的吟出诗来。在走过“渐入佳景”之后，又是一道石牌楼叫“闽粤通道”，大伙更是笑逐颜开：他娘的，这半个月来，真似诸葛亮征南蛮人不毛之地一般，吃无吃的喝无喝的，这下好了。

的确，石城比前面的城镇好多了。不仅城门就在江边，街道与城头并行，最要紧的是居民全都没有跑，商店也没有关门的，只要手头有钱，吃的用的都可以买到。

然而，就在起义军填饱了肚子，准备睡上一个好觉，明日离开时，却传来前面有敌人的消息。于是几个文人又开始讽刺起那块“渐入佳景” 的牌楼来。参谋团自然更加紧张。刘伯承将搜集的敌情向各位要员汇报。

周恩来从担架上起来，由人搀扶着坐到桌子边，努力听清刘伯承的报告：“李济深和朱培德、张发奎算是协商好了，已调他的右路总指挥钱大钧的7000人，并附以由东江调来的苏世安、柏天民的两个团，约2000余人集结于会昌、 瑞金一线，其先头部队已到达壬田市，想在此布防以堵截我军。另外，李济深还调他的中路总指挥黄绍竑，大约9000人，由赣州经于都向我军前进中。张发奎的军队则由黄琪翔统率，由南昌到了吉安，拟定回广东的。”

刘伯承停顿了一下，回头问周恩来：“我军的情况是不是也说一说？”

周恩来点点头。

刘伯承：“我们的力量是贺龙部第二十军8个团，叶挺部第十一军6个团，就是朱德第九军人少，原来有三四百人，现在可能只有百十号人。”

贺龙过去与朱德不熟，这次承蒙朱德率部打前站，嘴里不说，心里十分佩服。

万人行军，打前站的苦衷他是知道的。何况朱德这个军是个空架子，本来人就少，加上这个拉差，那个抽人，弄得身为军长的朱德像个连长似的鞍前马后地跑，可这个老伙计就像匹老马，不但没有怨言，碰上谁还都要说笑几句， 乐天着哩。

贺龙讲起义气：“朱军长是先遣司令，也是光杆司令。我看从我军里调过去一些人，就把第三师拨过去让他指挥，别让他太为难了。”

朱德也打趣道：“你贺军长大方，我领你的情。你就是不给我兵，我一路打先锋，这次打仗，我还是要打先锋！再说这一带我熟。”

参谋团决定趁敌立足未稳，先发制人。由十一军为右纵队，二十军为左纵队，由两个方向同时攻击壬田之敌。朱德仍当先锋。三师一个营跟着朱德先行。虽说只有一个营，但毕竟比先前一个连人多多了。

朱德整理好斗笠，绑紧草鞋，背上两支马枪，大手一挥，先于二十军主力两小时出发了。走出二三十里，就看见壬田方向有人影移动。再近前些，就看见市镇前沿已经挖开了战壕，城门也垒起了沙袋，架起机枪。

这是钱大钧的第五十、六十两个团。这两个团虽然不是正规军，可士兵大多是土匪出身，打起仗来是要钱不要命。敌方似乎也发现了起义军，没等朱德的先遣队靠近，便开起枪来。朱德和参谋长冉国平对视一下：“打吧？” “打！”

“你在正面，我侧击！”朱德说完一猫腰，就往侧面插，看清敌人面孔时，就更换着两杆马枪射击。他打得很准，被他点到的几乎都趴下了。 他们边打边往前推进，眼看就要接近敌人阵地了，侧面传来参谋长一声沉重的摔倒声。朱德心里一紧，余光一扫，望见冉国平已经倒下了，驳壳枪摔出去好远。朱德对着身后喊了一声：“快救参谋长！”听到喊声的两个兵离开冲击队形，蹲到参谋长身边，使劲朝上背，可惜已经动弹不了了。

敌方王文翰部是支遇强不弱的部队，现在仗着居高临下的地势，猛烈扫射，双方杀得 分外凶顽。

弹火雷鸣，死者伤者不时倒下。正在双方僵持不下时，贺龙的贺锦斋部已经赶到，立即投入战斗。

硝烟弥漫，杀声震天，一方冲垮一方，另一方又反扑过来，敌军无路可退，俨若作困兽犹斗的狼群，向扑来的起义军猛啮。

这时，贺龙的后续部队也赶到，杀将进去，俄顷之间就不见人影。敌军的防线开始崩溃，先是一个拖枪逃出战壕，继而三个五个，所有的抵抗者都背转身子，跟着跑在前面的人逃去。敌人退了。

起义军也付出血的代价：第九军参谋长冉国平牺牲；第二十军第三团团长阵亡；贺龙族弟、四团团长贺文选重伤，至上杭亦死；第二十军共伤亡百余人 敌军退往会昌，留下瑞金一座空城。贺龙和参谋团人员步入城中钱大钧的指挥部。地上到处是纸片、旧军用品，刘伯承一眼看见墙上还有一张军用地图，如获至宝，急忙摘下，小心翼翼地卷起来。

贺龙盯住桌上一只清瓷茶杯，手一摸杯壁还有余温，他朗声笑起来：“差点温酒斩华雄啊。”

从缴获的文件分析，钱大钧主力3个师10个团，黄绍竑部7个团，现都盘踞在会昌。大战无疑将在会昌。

钱大钧部以会昌为中心，在城东北地区、城西北地区之南山岭、城西之寨岽一带以及环绕会昌城的贡水沿岸构筑了防守工事。黄绍竑部则集中在白鹅墟附近，占领着有利位置，与会昌成犄角之势，以此阻断起义军南进路线。而瑞金的地理位置正好处于三叉路口。它的南面与寻邬、平远相接，东面路通汀州城，西是会昌。晚上，小试锋芒的起义军领袖们坐下来，研究下一步的进军路线。

疟疾——打摆子，一阵冷一阵热。周恩来吃了点药，好些。他一出现在会场，决定命运的目光总是围绕着他。他无力说太多的话。

在战斗中过了一把枪瘾的朱德，此时心情格外舒畅，他先发言，主张按原计划走寻邬、平远，理由是这一线虽是山路，可以避开敌人，如遇战斗，易攻易守。

周恩来点头表示赞成朱德的意见。

纪功不同意。这位起义军惟一的“大鼻子”经受了前所未有的磨练，已经十分怵头山林之路。“因为缺少粮草，又雇不到民夫，部队非战斗减员太厉害，所以山路是不易再走了。如果我们改道汀州、上杭，进入大埔，就可以走水路。有了船，行动就方便多了，伤员和弹药都可以水运，减轻部队的重负 ”

贺龙也同意纪功的意见：“最好是不走山路。连我那些在山里居住20年的兵也怕这山路了。”

周恩来的目光仍在征询纪功的意见：“能避开钱大钧的部队吗？”

“能。钱大钩在其他两路人马未到之前，是不会轻易向我们进攻的。保存实力是一切国民党部队的通病。如果我们加强警戒，并以较快的速度赶往汀州、上杭，不与他们发生战争是可能的。”

刘伯承有顾虑：“你的办法也许可行。可是只要我们一移动，钱大钧势必尾随而来，在后面骚扰我们。这使我们如同火烧屁股一般难受，与其交战，显然会拖住我们，于我们不利；不打，他会穷迫不舍，逼迫与你交战。我认为，与其在途中仓促应战，不如现在主动出击，打垮钱大钧，就不怕他黄绍竑。”谁也没有刘伯承想得那样多，他的话自然让人信服。

周恩来小结道：“不管走哪一条路，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打垮钱大钧。钱大钧这个人我了解，他是用兵谨慎的人，对上司的话也是言听计从，他决不会放弃追击。所以我们必须先解决会昌之敌，而后再谈走哪条路的问题。”

到会人员决定：先集中力量击破会昌之敌，然后折回瑞金，再转道汀州、上杭，夺取潮汕。

具体部署是：叶挺率十一军二十四师、二十五师为主攻，向会昌西北之敌进攻；朱德率二十军三师和教导团在会昌东北助攻，牵制敌人；贺龙率二十军一、二两师在瑞金至武阳之间，做预备队，策应各方。全军定于8月30日晨5时开始总攻。

第十一章 向南方：渴望国际 三师，不倒的军旗

部队分两路向会昌疾进。

从瑞金到会昌行程80里。8月30日拂晓，部队经过一夜急行军，朱德率领的二十军三师到达会昌城东北10余里处的一处高地。从这里，直到会昌城边，连绵不绝的都是高地，构成了会昌城的天然屏障，敌人已有重兵扼守着这些山头。三师的任务就是从这里发起攻击。

按预先部署，三师六团在从河边到山腰约2000米的开阔地展开。在他们的右前方有一座高耸的古塔，这是六团与教导团的分界线，再往右应该是十一军的阵地，但六团到达时还没见十一军的影子。

六团是起义军中最新的一个团。是在起义前半个月才在大冶附近的石灰窑组建的。这个团除了党派来的一些骨干外，绝大部分是新兵。没有经过实战锻炼。南昌起义时也只是担任警戒。大战在即，团领导心里不免有些敲鼓，就怕打不好。

朱德也在阵地上转。他不显威严，很热情地和团干部打着招呼： “这次仗是很要紧的，打不赢就不能往前走，我们一定要打胜仗才行。这次要我来指挥，可主要还是靠大家 ”他说得很慢，还有些客气， 团干部倒是增加了信心。他讲完话，右手很随便地向前面一挥，对团长傅维 钰、副团长李奇中说：“走，我们到前面看看去。”

团部一伙人跟着朱德，走上古塔左边的一个高坡。山下面就是敌人了。这时漫天晨雾已经散去，太阳已经升起老高，山下的景物如同水洗过一样清晰。只见山脚下的平坝子里，敌人东一堆，西一簇，看样子正在集合。性格略显缓慢的朱德，放下望远镜，一扫平和：“这么好的目标， 为什么不打呢？”一句话使团干部们急促起来。团长看了副团长一眼，那意思是说：朱军长下命令了，快执行呀！李副团长领会，马上传下命令：让团的重机枪连上来，各营准备投入战斗。

重机枪连上来了，6挺重机枪也架在了山顶。团长手朝下一压，山顶如炒豆一般爆响起来，子弹朝着山下急雨一般倾泻。山下的敌人被这铺天盖地的弹雨打蒙了，个个抱头鼠窜。有较早清醒过来的军官便大声喊叫，朝着山头乱放枪，这一会儿功夫，敌人已经丢下了一片尸体，六团乘势向左延伸追击。战斗就这样打响了。

队伍里还有两个在南昌起义时俘虏过来的小司号员，这时也跟着大伙一起往下冲。这两个广西小兵是兄弟俩，一个13岁，一个才11岁。那个小的简直不知道什么是恐惧，一边不断吹着冲锋号，一边在山坡上挺胸前进，子弹把他前后左右的泥水打得四散飞进。这时他哥哥早已冲到田坡下隐蔽起来了，回过头来向他的弟弟直喊：“死鬼，跑呀，快跑到这里来！”那小的才如梦初醒，一溜烟跑到他哥哥那里去了。

缓过神来的敌人很快组织起来，配合着后面的增援部队，向着起义军阵地反扑。因为右翼的十一军还没有动静，敌人的压力全部集中到三师方面。铁的人潮，暴风似地卷来了，敌人是整连整营地向这边冲击，打垮一批，又上来一批。年轻的六团很快感到了压力。令团干部鼓舞的是，这些未经战事的士兵，没有后退，也没有胆怯的，顽强地顶着敌人的轮番进攻。团干部也着急：这些个士兵还没来得及配备铁锹之类的工具，不能构筑工事，只有在平地上卧倒射击，加上敌人人数占优，战士们伤亡很大。仅有的一点预备队都拿上去了，连团部甚至师部的人员也投入了战斗。

营里一次次派人来请求增援，领受回去的只有3个字：“没有兵！”团里的干部也有些吃不住了，见朱德还在阵地上，就去向他请示。

朱德慢慢地看了团长、副团长一会儿，摇了摇头，说：“教导团也是一样，打得也很苦。可是，我们这边吃力些，把敌人背到身上，十一军那边就好办了！”

是啊，战争防御像一条巨网，一边拉紧，另一边就会减轻压力。以弱胜强，靠的就是协同。六团领导们按照朱德的要求，继续组织部队抗击。

这时已近中午，8月底的“秋老虎”真是厉害，太阳当头，晒得人简直喘不过气来。敌人仍在不停地进攻，处境更困难了。而且这里的战争与别处的战争不一样，双方不仅开枪对射，而且开口对骂。尤其是进行肉搏战的时候，双方作战的中下级 军官，竟彼此叫着对方的小名或诨名，那边骂：“你奶奶的，中共为什么要造反？”这边骂：“你们是他妈的反革命走狗！”双方都有些人，一面疯狂地混杀，一面又忍不住在那里暗掉眼泪。

原来双方作战的中下级军官，多是黄埔同学，他们不仅彼此认识，而且许多是儿提时的要好朋友；在黄埔时，他们同吃一锅饭，同宿一个屋，可是一夜反目成了仇敌。三师的参谋处长袁策夷（即袁仲贤，建国后首任驻印度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一营长陈赓，都是黄埔一期毕业，望着眼前的情景，也为之心酸。只有硬着心肠喊杀，督促同志们往前冲锋。就在这时，袁策夷负伤了，陈赓也负伤了，师军需主任蒋作舟牺牲了。前沿有几处阵地也被敌人攻占。突然，一股敌人突破了前沿，径直向指挥所猛扑过来。要调部队已是来不及了。团长连忙组织指挥所的人员抵抗。他们都怕朱军长会有危险，围在他身边说：“朱军长，敌人冲过来了，请你转移一下吧！”

“不要慌嘛！”朱德仍是不紧不慢，“来了就打一下子！”说着，他走到一位牺牲的战士身边，捡起一支步枪，从容地拉开枪栓向弹槽里看了一眼，刷地推上一发子弹，卧倒身子向敌人射击起来。朱德这一连串动作，自然，从容。周围的同志心一下定下来，而且也知道劝说也无用，便都卧倒在他身边射击起来。敌人越冲越近，子弹打在近旁的山石上，碎石乱溅，烟尘迷眼。没有实战经验的同志一面打，一面看着朱德。只见他像个老战士一样，闭上一只眼，对准目标就是一枪，子弹打完了，就爬到牺牲的战士身边，从他们的子弹带里抽出子弹，装进枪里再打。洪水一般的敌人蔓延过来，遇到这顽强的抵抗，似被一道堤坝拦住了。

敌人稍一停顿，侧面的各连也赶过来增援，扑到指挥所阵前的这股敌人被打退了。正在这时，通信员送来了消息，说师部经理处长郭德昭在教导团阵地上牺牲了，教导团打得异常艰苦，有的连队因为支持不住，已经后撤了。

朱德一听，把手里的步枪一扔，搓着手上的汗渍，对李副团长和傅团长说：“好，我到教导团团部那边去看看。我估计十一军很快就要打响了，你们这里要全力坚持住！”他又交代了一些坚守阵地的注意事项，一弓身子，冒着密密的弹雨向教导团阵地跑去。三师所属的两个团，本来按计划要在城下与敌周旋，以配合主力十一军作战，可是二十五师至今未到；朱德表面平静，心里火一样地烧。要不是抢先占领了高地，三师危在旦夕。

朱德过来的时候，教导团阵地也处在危急之中，团长侯镜如也受了重伤；师长周逸群正带着师部特务连在反冲锋，他瞪着眼高喊大叫，挥枪射击，原先的书生意气早已荡然无存；最令人震颤的是，连徐特立老人也跑到阵地上来了。搀扶他的是个姑娘。周逸群远远见这一老一女往前线上走，赶紧让人去拦住，让他们在松树林里卧倒。

战士告诉他：“打得很紧张，伤亡很大，师长的命令，没有武器的，不让上火线。老先生您既无武器，年纪又大，理应下去，请赶快撤到安全地方去！”徐特立却是真心真意：“我是党代表，师部的官佐和勤杂兵都上了火线，我怎么能不上来？”周逸群见战士劝不下徐特立，自己冲过来，一把拉住徐特立：“徐老啊你随我来！”

徐特立看看自己赤手空拳，反而会拖累周逸群，迟疑了一下，叫声姑娘：“咱们下去吧。”他看见地下一副伙食挑子，就捡起来 搁在肩上，自言自语道：“我把这个东西捡回去吧，要不打完仗，拿什么送饭呀！”姑娘赶紧接过挑子，一手拉着徐特立，猫腰往山下走。

朱德刚走不久，左翼又有一大股敌人冲向阵地。这次敌人兵力更多，来得又突然，加之起义军伤亡过大，所以前沿阵地零落地响了几枪便沉寂了。冲锋的敌人见此情景，都直起了腰，大摇大摆地向指挥所阵地赶过来。

李奇中打了几枪，发现子弹没有了。再一看傅维钰团长，他也正在那里向枪上装刺刀，看来子弹也完了。傅团长向李奇中摆摆手，压低声音向四周的几个同志下了命令：“不要乱动！准备好，敌人上来就拼刺刀！”

听不见枪声，敌兵都挺直腰板慢慢走，很快就走到六团指挥所阵地前。走在前面的是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握着驳壳枪，在离指挥所还有三四十步的地方停了下来，把手罩在眼上四下看了看，说：“这是我们自己人嘛！”说完，扭转身向右后方走了。六团剩余的官兵紧张地看着眼前这不可思议的一幕：敌人只要再往前跨一步，即使拼刺刀，也不会活下一个人。可现在敌人真的走远了。这时他们才庆幸：原来他们的军装和敌人的一模一样，都是一色的灰军装。而且军官们身上都还扎着武装带。敌人看走了眼。这给了起义军一个喘息的机会。

团长和副团长简单交谈了几句，决定趁此机会把部队整理一下，再调剂一下弹药。六团伤亡的确很重。四散在长达2000米阵地上的战士聚拢到一起，活着的还不到半数。幸存者个个疲惫不堪，可是眼珠都透出一股生气，这给了指挥员信心。

把部队整理好，已是下午一点多钟了。他们刚要重新区分战斗任务，突然一阵激烈的枪炮声在敌人的背后响起来——十一军的部队打响了！这个打击是这样突然，被三师吸引过来的敌人匆忙掉头转向后方，阵地前顿时一片混乱。

正在这时，传来朱德军长的命令：向敌人出击！关于三师，连后来转入敌人阵营并成为战犯、最终回归人民的文强（南昌起义时的连长），老年回忆起这段往事，笔下仍有止不住的悲壮：

第三师这面不倒的军旗，高高地飘扬在松树林的梢头上，却被敌人的步枪、机枪打了无数的窟窿。师部一位英俊高大的少尉旗官吴国扬，他为保护军旗中弹牺牲了；师部的副官（忘记姓名）接过军旗，攀登到一棵青松上，在树上挥动不到几秒钟，又中弹牺牲了；特务连指导员王刚同志大声喊道：“我们的军旗不能倒，万万不能倒！”他一个箭步跳到那位副官身边，一手抚摸着死者的胸膛，一手高举着军旗，一跃而起，转瞬间又是扑地不起。但是，大家望着那面骄傲的军旗，却在树梢头的弹雨中飘扬。这是什么原因人倒旗不倒呢？仔细一看，才知道这位机智的王刚同志，勇敢敏捷地将军旗旗杆用绑腿缚在一棵青松的树身上了。眼看着为护卫这面军旗，竟接连牺牲了3人，死守阵地的将士们，不禁泪挥如雨，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壮之情。

等到这一战役结束，特务连杨朗西排长，扛着这面军旗送到周师长面前，详细地报告了护旗的经过时，大家止不住地又哭了起来。后来查明了3位牺牲的同志，其中吴国扬、王刚两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那位忘记姓名的副官，是朱德将军所举办的第三军教育团毕业的学员，分配师部来服务还不到3个月。

近黄昏时战斗才结束，敌人溃败了。因为和炊事员断了联系，三师下属的一些部队饿了一天又留在山上过了饥饿的一夜。第二天清晨整队集合一清查，有的大队有四分之一的伤亡。当点名到一个战友的名字无人答“有”时，大家的头就不约而同地垂下了。

第十一章 向南方：渴望国际 二十五师为何来迟？

冲出阵地的起义军向着山下掩杀过去。指挥员未免纳闷：十一军打得这样突然，可为什么打得这样迟？

原来，接到合击会昌之敌任务的十一军第二十五师，从瑞金一出发，因地形不熟，又是夜间，走了很长一段路才发现错走了去洛口的路，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顿时紧张起来，立刻命令部队掉头折向会昌方向。尽管由急行军变成小跑，但还是晚了。当先头部队爬上一座大山时，就听到从会昌方向传来的激烈的枪炮声。周士第心想坏了，回头看了一下李硕勋，李硕勋也是满脸焦急。

他们向部队再次传令：“快，快跟上，跑步前进！”这是一支久经考验的部队，队列中的老兵也知道“坏菜”，都相互催促着：“快走，快走！”赶到南山岭以西的时候，叶挺军长、聂荣臻党代表派来的一名参谋早已站在路口，他一见周、李二人，顾不上敬礼，叫他们火速去指挥部接受任务，他们命令部队停止前进，要各团团长、党代表来师部等候命令。他俩则随军部参谋向指挥所走去。

路上，军部参谋指着南山岭山顶西边一个山头说：“十一军炮兵阵地在这个山头上，指挥部就在炮兵阵地附近。炮兵阵地目标很大，敌人的炮弹、子弹经常落到指挥部附近，你们到那里要注意。”

正如参谋说的，他们快到指挥部时，看到大炮都放列在山头上，炮口对准前方，炮兵战士都站在炮身旁边，等候射击。这一来，他俩心情更紧张了。

“战斗这样紧张，你们怎么现在才到？”叶挺严厉地问。

当他们站在绷紧脸的叶挺面前，报告说因迷了路，部队跑步前进，连一口饭也没吃时，叶挺仍在生气。本来，壬田之战，十一军就晚到了，弄得贺龙的二十军独自开火，险些遭难；而这次是决战，十一军的主力又晚到了。他叶挺是个要强的人，带兵打仗的事是决不愿落在别人之后的，要是因自己的部队晚到而贻误战机，即使别人不说，他自己也不会好受。

他听完俩人的报告，还是没有好气他说：“这种错误本来就不该发生——还吃什么饭！先到阵地上去把敌人打垮再说！”这是一种比责骂还重的批评。

周恩来本来就担心二十五师迷路，先请了一位老百姓做向导，带领一个干部去接应二十五师。过了1小时以后，未见人回来，就又派第二批人从另一条路去找他们。第二批人中包括那个参谋。他不愿看到内部的这些不愉快。便打起圆场：“没关系，这个不谈吧，现在要谈怎么打敌人。你们二十五师的任务已经讨论过了，由叶挺同志给你们讲吧。”紧张的空气这才渐渐和缓。

叶挺说：“不能叫你们休息了，你们要立即投入战斗。城东北那面敌人很多，朱德同志指挥的部队在那里打得很激烈。”他指了指南山岭山顶，说，“那个山顶上是敌人，山顶南面、北面的高地上也是敌人。”他又指着靠西面一带的高他说：“那里是二十四师阵地，他们打得很顽强，有些伤亡，现正同敌人对峙着。”

大家随着叶挺的手势，几乎转了一圈。叶挺又指着指挥部南面的寨岽说：“那个山头被敌人占领，我们没有部队在那里。”

刘伯承补充：“这些敌人是后来发现的，如果不把敌人打掉，他们就会抄我们的后路哩。”

叶挺继续布置：“你们派七十五团进攻寨岽，要快一点占领这个山头；七十三团进攻2531高地北面的敌人；七十四团接七十三团左翼进攻，得手后由北面进攻会昌城。今天一定要占领会昌。你们还要派人同朱德同志那里取得联系。”

聂荣臻在一旁说：“这次战斗很重要，你们的任务很重。部队已经走得很疲劳，要好好地进行战斗动员，党员、团员要起模范作用，保证完成战斗任务，打下会昌。”

周恩来又问：“部队很疲劳，可是会昌一定要打下来，你们有没有把握呀？”

周士第和李硕勋正憋着一股劲，同时回答：“我们向党保证，一定打下会昌！”

有些日子没有见到周恩来了，因为前几天打摆子，周思来又消瘦了许多，但精神仍好，他的及时插话，使得叶挺也消了气。走出指挥所时，周、李二人只想尽快投入战斗，挽回迷路造成的损失。回到师部时，各团团长已等候在此，领受任务后便分头行动起来。

七十五团首先向寨崇之敌发起攻击，以神勇的动作夺取了一个山头，占领了有利的地形。七十四团迅速进到七十三团左翼南山岭北端，向敌人展开进攻，拿下敌人一个阵地；按照预先的部署，他们派了一个参谋带一排人去同朱德那面的部队取得联系。

七十三团连续占领几个山头后，就向2531高地以北的几个重要山头猛攻。这几个山头是会昌城西北的屏障，是敌人的主阵地，敌人在这一带构筑了许多坚固的工事，配备了很多的兵力和很强的火力。七十三团组织了几次进攻，都被打退回来。

周士第、李硕勋着急。命令七十三团兵分两路，从敌两翼发起进攻。师指挥所设在离敌主阵地以西约有1000米的一个山头上，七十三团和重机枪连也在这个山头上。他们向前臆望，只见敌人依托工事，正以密集的火力向着攻击部队射击，几个战士刚接近前沿，就被子弹扫倒；这 边的倒下了，那边的又爬起来冲锋。部队是一尺一尺地前进，一寸一寸地逼近，这情景不禁使人想到一年前这个团队——叶挺独立团在汀泗桥、贺胜桥， 在武昌城下血战的情形。

师部副官知道师长、党代表都没吃饭，在一旁悄悄问：“是不是叫后边送饭来吃？”

李硕勋看了一眼周士第：“七十三团都没吃饭，我们怎么能吃饭呢？”他告诉副官：“打下会昌再吃！”

虽说二十五师晚到了些，但一投入战斗，立即显示了它的攻击力。其余各部也是如虎添翼。寨岽方向的敌军首先招架不住，开始渡河逃跑。周士第命令司号长吹冲锋号，随着师司令部的号声，各团、营、连的冲锋号响彻了整个山岗。

七十三团阵地上，6挺重机枪一齐吼叫，掩护部队冲锋。经过反复冲杀，攻下了敌人的主阵地，敌人向会昌城方向溃逃。

七十三团、七十四团迅速向会昌城追击。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追击战，本来部队一天没有吃上东西，又饥又渴，过河时，有人就想喝水，有人取出水壶想灌水，后面过来的人就催促：“别喝了别喝了，再喝敌人就跑了，快走，快走！”

在二十五师攻击的同时，二十四师也由城西面发起了进攻，下午4时，占领了会昌城。

敌南路总指挥钱大钧及其残部，仓惶向筠门岭方向逃跑。钱 大钧本来是坐着轿子上山，亲自指挥战斗的，没想到败得这样快，扔下轿子， 仓促下山。后来叶挺觉得可惜：要不是二十五师迷路掉队，钱大钧也会成为瓮中之鳖。

战斗结束后，朱德军长带领部队回瑞金，叶挺领十一军驻会昌。

正在打扫战场、医治伤员、清点物资时，黄绍竑率领的中路大军先头部队2000余人，又由白鹅圩开来，双方立即展开战斗。原来黄绍竑是敌人这次截击部队的前敌总指挥，钱大钧只是三路大军中的一路，重兵还在后头呢。

打败钱大钧后，部队急需休整，突然来了黄绍竑，起义军被迫应战。战斗继续了几个钟头，敌我双方争夺激烈，互有伤亡，不分胜负。眼看天色接近黄昏，从缴获敌人的文件和俘虏口供里已经知道，敌人的援军还多得很。

叶挺把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师党代表李硕勋、七十三团指导员陈毅叫到跟前，坚决他说：“仗不能这样打，再拖下去，不利。我把所有的机枪集中、迫击炮集中、号兵集中。你们要率领全体战士，把手榴弹带上。冲锋号一响，就冲上去，拼刺刀也要在半个小时之内解决战斗。有把握吗？”

3个人一齐回答：“有！”

于是机枪迅速集结，炮兵、号兵集结。战士从腰间拔出手榴弹。

叶挺一声令下，几十把铜号一齐吹响，机枪、迫击炮、手榴弹同时爆响，士兵们风卷残云一般冲将下去，这股气势，将本来顽强的敌人震走了魂，丢盔弃甲， 四散逃命。黄绍竑的先头部队，又土崩瓦解了。

叶挺还把司令部后勤部的非战斗人员组织起来，每人发一支枪，100发子弹，全体参加战斗。他自己拿了一挺轻机枪，率领部队跑步前进，一口气跑出40里，到会昌城附近，就同敌人打开了，激烈的战斗进行了四五个小时，打垮敌人时天也黑了。

战斗结束后，叶挺命令教导大队去搜查敌人的司令部、师部、团部机关。

李逸民和向虎队长带着战士，在一个城隍庙内找到了敌人一个师部，进去一看，敌人都逃走了，满地丢着文件，乱得一塌糊涂，但桌上还摆着烤鸭、炒鸡蛋和其他食品。到处搜查，什么也没有搜到，向队长命令部队赶快前进，走了10多里路，追上一伙敌人，枪一响，敌人如惊弓之鸟，有的被打死，大多数吓得跑散了，枪支弹药丢满一地。战士们从未见过这么多“洋财”，捡枪的捡枪，捧弹药的捧弹药，竟耽误了追击敌人的时间，让敌人乘机跑掉了。

当他们每人背着四五支枪回到会昌城，自然招来了叶挺的批评：“你们捡那些破枪干什么？主要是消灭敌人，你们打死多少敌人？”向队长说打死不少。“到底多少？”叶挺较真起来。“没有数。”“派几个人去数一数，到底打死了多少？好向司令部汇报。”

叶挺又问向队长：“你们俘虏了多少？”向队长胸脯一挺：“抓了两名排长。”叶挺笑着，不太满意：“太少了！”

会昌一战，缴获了钱大钧部队5000多条枪，这些枪都由司令部交给教导大队保管。后由粟裕带一个班装上船，送往东江，因起义军后来失败，这部分枪支也丢掉了。

第十一章 向南方：渴望国际 党旗下的贺龙、郭沫若

会昌战斗结束后，起义军返回瑞金休整。自抚州出发以来，起义军队伍一直被敌情困扰，加之酷暑之下，昼伏夜行，许多事情都是在匆忙中决定，而在仓促中又未能执行。

行军路线，俘虏枪支的处置，土地革命宣传，还有伤病员的安置，以及军事领导人的入党问题，都需要指挥员们坐下来一一落实。好在敌人已被驱出百里之外，8月的燥热已经收尾，9月的凉风已沁人心脾。瑞金这座本不出名的小城，由此而写开了它的革命史。不仅瑞金城本身，包括它周围的沙洲坝、叶坪、大柏地等，都因革命二字而扬名，所以，可以说瑞金是革命的“瑞祥之地”。尽管当时革命的形势还不容乐观。

瑞金城还是换了容颜。一些群众心里想的口头流传的要求，经起义军中的秀才们提炼，成了惹人耳目的口号，并抄写张贴在大街小巷，引得路人赞不绝口。其中有一联写道：“万户欠我钱，千户不管闲，百户跟我走，月月8块钱。愿来的跟我来，不来的在家就种田。”这是既号召打倒土豪劣绅，又动员青年参军的生动口号。“万户”是指家有万元之户；第2句是说千元户暂可以不管他；第3句是说家中只有百元者，跟我去当兵，还能“月月8元钱”呢。

这是发自城市的革命，但一路上起义军的首领们也常常议论土地革命。只因战事和征途的困苦，研究的许多条文无法真正实行，只是在瑞金休整时期，才有精力坐下来再做商议。

许多议项无法落到实处。而起义军自己的钱袋粮袋都快空了。财政委员会主席林伯渠更是揪心。革命委员会刚诞生时，曾就财政政策问题讨论过，决定原则上要根本改变以往旧军队每到一地即行通过旧政府或商会提款、派款和借款的办法，将财政负担从贫苦工农身上，转移到富有者阶级上去，并且决定立即废除厘金及其他苛捐杂税。当时，财政委员会没收了江西中央银行的现金，连同其他共约有近3万元款项，可要供给一支近3万人的部队，却是管不了几天。

到了临川以后，军饷和给养即发生了困难。纸币不能流通，急需设法筹办银元等现金。现在，即使这样，多数人还是主张完全抛弃旧的政策。

谭平山反对：“这一路大家还没吃够苦头？部队长途远征，军情紧急，地方情况又不明，没收征发工作毫无所获，新政策行不通啊。”

林伯渠最知其中之苦， 不顾多数人的反对，仍然坚持：“谭主席说得对，我认为在这种特定条件下，不妨权且采用旧的办法，目的就是首先保证部队的行进。”

这种时刻，似乎人们更注意“革命性”，两位老者的意见被视为保守而被否定。可是新的财政政策实行不下去。因为赣东一带农民运动未曾兴起，谁是土豪劣绅一时也难以调查清楚，旧的办法倒是可以筹集一些现金。所以从临川到瑞金路上，筹款方法极为混乱。本来想靠打土豪、抢大户补给经费，可一路上根本见不到几个大户，有点钱的财主早已闻风逃匿，值钱的东西也坚壁起来；再加战事，匆匆赶路，万把人的给养越来越困难。结果，被大家否认的“老办法” 又在实际中复活了。

虽然它显得不怎么“革命”，可是管用，起义军的口袋里又有银元响叮当，吃饱肚子也有劲赶路了。特别是到了福建汀州，商会也承认筹款，于是不再惩办“大款”们，商会积极起来，大肆向城乡各地派款，连自耕农和小杂货店主也派十元八元，而家财10万的富豪也不过出三五百元。于是革命委员会又决定摒弃老办法，并组织一个战时经济委员会来管理一切，但是到了广东潮汕，又放弃了这一做法，还是采取林伯渠、谭平山等人的意见，重新沿用老办法。战时经济委员会也从此夭殇。这是后话。在革命委员会名下的由李立三负责的政治防卫处，成为专门镇压反动派的机关，并决定对土豪劣绅采用严厉镇压的政策。

但是，在赣东一带因农民没有起来，这项政策几乎无法进行，仅在瑞金、会昌、广昌等处杀了三十几个土豪劣绅，和几个AB团分子。在瑞金城，杀了土豪杨家耀。朱德带人散了毫洋，分了谷子给穷苦人家。还贴了“耕者有其田、住者有其房”的标语。在瑞金还成立了县政府。

到了瑞金，起义军才有时间研究几个重要人物的入党问题。郭沫若的政治倾向已明明白白地写在了那篇出名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中。蒋介石看了捶胸顿足，发誓不杀郭沫若不足以解心头之恨；这篇讨蒋檄文是在朱德的住处写的，共产党人也都敬佩郭沫若的勇气。那个年代，众多知识分子的勇敢不在武夫之下。所以郭沫若的入党是顺理成章的事，只是时间问题。贺龙则不同。像他这样经历、出身的高层将领要正式加入共产党，不免使党内一些人士忧心忡忡。

特别是张国焘。他虽然常常是贺龙的座上客，吃饭谈话都不误，但是一回到“党内”，又说起贺龙的不是。当然他对贺龙毫不隐晦所谈的一切，尤其是拉竿子时的种种做法甚至比一般人兴趣还高，有时间便向别人添油加醋地描绘。

对贺龙的入党，周恩来已在心中盘算多时，觉得不能再拖了，他征求张国焘的意见。

张国焘先从生活上说起他对贺龙的不满：“从他的生活习惯来看，还不够一个共产党。你看他那么大的军部组织，有4人抬的轿子，还有厨师跟着，到了宿营地还要大摆宴席。你没听十一军的官兵在暗中骂他们土匪吗？”张国焘不说自己常常去揩油，一抹嘴就开始说坏话。

“打了胜仗，庆贺庆贺也没什么。他的部队纪律不如十一军，但还以老眼光骂他们这个那个就不好了，我们应该多做些工作。”周恩来谈着自己的看法。“贺龙同志自南昌暴动到现在，跟我们并无二心。他多次跟我谈过对共产党的钦佩之情。”

“这个我不否认。只不过他认为中共的做法，比他过去做土匪的作风要高明些。他认为他做土匪的时候，只有一些铲富济贫，和为穷人打抱不平的简单想法。中共有主义、有政纲，又会组织工农群众，显然有一套完整的办法。这不过是一种土匪军阀的哲学，也是中国历史上农民暴动中颇为流行的流寇主义。”

“国焘，对于一个刚刚加入革命队伍中的同志，不能有太高的要求。”

“是啊，对一般人不能过分要求，可他是一个特殊人物。我倒是担心，如果情势不好，说不定他会拖着他的队伍于他原有生涯呢，再出个蔡廷锴。”

“不能这样去看，他是真诚合作的。而且他本人业已提出这种要求，如果置之不理，可能引起他的不安。我已经征求过其他同志的意见，他们都同意我的提议。”

“既然他们都已同意，我也不提反对意见了。反正他是一个特殊党员，为了军事政治上的需要，的确也不能不准其入党。”

“在这里你是党内的最高领导，是不是由你来主持入党仪式？”

“行吧。”

这天晚上，在瑞金河边的一所小学里，汽灯将教室照得通亮。墙壁上已挂起一面党旗，前委领导们就拣课桌椅随便坐下，小声交谈着，等候郭沫若、贺龙进来。

郭沫若对教室布置的一切并不陌生，神态自若，向他熟悉的每一位打着招呼。

贺龙则不然。他见过比这大的阵势，那多是设在香堂祠庙里的入帮入会仪式。他曾琢磨，入个小帮小会规矩都很多、气氛森严的，要入共产党这个大组织，那还不更加隆重，所以刚进门时不免有些紧张。

主持人张国焘确也严肃。

按事先的约定，郭沫若由周恩来和李一氓，贺龙由谭平山和周逸群当入党介绍人。

恽代英、叶挺、李立三等先后发言，或祝贺，或加勉，或希望，然后请郭沫若、贺龙举起右拳，对着党旗宣誓。张国焘领一句，他俩跟一句，仪式很快告结束。

走出会场时，贺龙顿显轻松，从口袋里掏出烟斗点上火。他对走在身边的张国焘浅浅一笑：“这个手续并不复杂嘛，不像加入哥老会那么多规矩。”

张国焘立即带点教训的口吻说：“那个土匪、哥老会是专靠戒律来维持的，你别看加入中共手续简单，它是以信仰为主，以纪律为辅，纪律虽不繁杂，但均须严格遵守，不能视同具文 ”当时张国焘这样训导贺龙时，大概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日后贺龙这个党内的“新生”是多么 彻底地布尔什维克化了，由一个著名的“山大王”转变为坚定的共产党员；而他自己，这个“导师”级的老党员，则完全抛弃了主义信仰，投靠于蒋介石帐下，使他原先光荣的历史一下染上了污秽。

第十一章 向南方：渴望国际 陈赓被一位女性背下战场

再回到战场上那惊心的一幕：撤退时，陈赓走在最后。他弯腰冲出树丛，开始奔跑。他跑出十几步以后，就猛然闪向一边，再跑出五六步，又拐向右侧。这时候，连珠炮般的子弹开始在他四周噼噼啪啪地爆响，好像有人在贴着耳朵击掌。他一边左右躲闪，一边拐着之字形奔跑，时而扑倒在地，时而打着滚，然后又跳起来往前猛冲。背后有挺机关机急速地向他点射。

他已经撤到那片开阔的杂草斜坡，身边一片平坦，根本无处藏身。现在他是破釜沉舟，只能一口气地飞奔，如果稍一停步，敌人就会调准机关枪的射程。子弹打在他周围的石头上，迸着火花。他跳向一边，听见子弹爆响着掠过自己的左耳。他还没来得及庆幸，便觉得脚腕被什么绊了一下，膝盖处一软，一头栽倒。他的左腿脚腕和膝盖还在刺痛。有一种热烘烘的感觉。一股黏稠的细流渗了下来，湿漉漉的，流进了他的鞋子，流到土地上。他用手摸了一下左腿，满手都是血，连指甲缝都染红了。一股鱼和石灰水的腥味。他想站起来，左腿轻飘飘的，使不上劲。完了，左腿两处中弹！正是午后1时。

他的四周全是尸体和明晃晃的光线。围攻的敌军还在嗷嗷叫着冲锋。他们的帽子、枪口和狰狞的面容在山野里飘浮。他的脑子里有种种念头和幻景在翻腾。追击的敌人愈来愈近！他忙脱掉身上的制服，免得敌人搜查口袋发洋财时被发觉还活着。他咬紧牙关，从山坡上滚下去，跌进一块深草的田沟里。血立即把田沟里的水染成了浅红色。像波浪一样越来越向上升的刺心的疼痛，顺着脚腕一直升到大腿根。像针扎。像火燎。膝盖处的筋打断了，脚踝骨被打折，不能行动。

“营长，营长！”有人在摇晃他，凑近耳边喊。

陈赓睁眼一看，是卢冬生（原是陈赓家的帮工，受陈赓影响参加革命，此时为他的副官）。

“营长，我扶你走！”

“不行！”陈赓推开他。

“敌人上来了！我走不动，你快跑吧！”

“你不走，我也不走！”

“你快走！不走咱们俩都完了！”

卢冬生去搀陈赓，被陈赓狠狠推了一把：“快走！”

敌人已经越过山头，朝山下袭来。漫山都是枪声和狂叫。卢冬生便躲进附近的一堆草丛里。

陈赓握住了驳壳枪光滑的枪把，把枪口举到了胸口。死亡在诱惑。一勾扳机，痛苦将不再延续，被俘的一切麻烦事都可避免。也不会连累因为他而不肯离去的卢冬生……可我才24岁，24岁就革命到头了？太便宜他们了！

10年奋斗难道就为了这么一颗子弹！同志还在，革命刚刚开始。让我再碰碰最后一次运气吧！他丢开枪，用手把腿上流出的血涂抹了一身一脸，静静地躺着。

机关枪不做声了。一下子寂静得可怕。陈赓猜想，追击的敌人正沿着山坡向自己逼近。他清楚地听见敌人骂骂咧咧地用枪支翻动尸体，一声呻吟，就会招来一枪。尸体的恶臭和刺鼻的硝烟味一齐飘来。有颗补射的子弹打在岩石上，火花四处迸溅。他准备好，只要敌人有所察觉，就扑上去扼住对方的脖子，同归于尽……

皮靴声愈来愈近，踏得草沙沙响。走过来的是个小个子，举起皮靴朝着陈赓腰上就是一脚。陈赓纹丝不动。小个子枪手奚落笑骂一番，又去扳另一个尸体，蹲下身来翻尸体的衣袋。

陈赓静静地躺着，感觉到眩晕就要袭来，就像汗和血溶进炙热的土地一样，神志也在一点一点消失。

以上是笔者在8年前写作《风流大将军》一书时描写陈赓受伤时的一段文字。当时笔者还没有弄清究竟是谁将陈赓救下战场。如今，笔者已惊奇地发现，原来将他背下战场的竟是一位女性，她的名字叫杨庆兰。

还是听听杨庆兰自己的叙述吧：“参加起义部队后，我被分在二十军，开始是在宣传队。那时，宣传队的工作也很有意思，除了写标语，喊鼓动口号之外，还做群众工作。到了新地方，群众因为不了解我们，吓跑了，我们就在街上集合起来唱歌，当群众听到歌声聚集拢来时，我们就乘机向群众宣传。

后来，到了瑞金，仗打得很激烈，伤员增多。我又改做救护工作。“那时，我年纪轻，力气大，革命热情高，又不怕死。一上战场，听见枪声响，看见自己的同志有伤亡，就把一切都忘了，不顾一切要把自己的同志救下来。有一次，连自己的帽子被打落了也没在意，捡起来戴上继续往前跑。我力气很大，一个伤员体重100多斤，背起来能上山下山地跑好几里地。会昌战斗时，我们的伤员很多，大家抬的抬，背的背，很忙了一阵。天快黑时，正准备撤下山去，我突然看见不远的草丛里躺着一个伤员，走近前一看，呀，原来是二营营长陈赓同志，他被敌人打伤了腿，血流了一地。看到是他，我二话没说，把他一背而起，急忙就往山下走。很快，天全黑了，我背着他，走了很长一段路，把他送到了救护所。后来，我和陈赓都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他笑着感谢我救了他的命，并夸赞我一个女孩子力气真不小。解放后我们见面时，陈赓也没有忘记这件往事。我们之间一直有很深的友谊。”

杨庆兰是30个女兵中的一个，像她这样特别健壮的女兵不多，她被分配到前线去抢救伤员；其余大部分女兵都分配在临时医院做救护伤员的工作。

战争证实，女性的耐受力比男兵还强。经过这些日子艰苦的长途行军，她们没有一个累倒和牺牲的，一个个反而锻炼得挺结实。比如原先有病的胡毓秀等，现在自己没有倒下，还成了救护伤员的主力。她们的救护地点是一座破祠堂。

从前线抢救下来的伤员很多，条件差，困难多，单是病床一事就伤透了脑筋。没办法，只有在村庄里动员群众，拆下门板架起临时铺位来。

因为战斗激烈，又加天气酷热，伤员的伤势都很重。有的头部中了子弹，有的腰部受了重伤，还有的被打断了手臂打折了腿。这种情景，对于女兵来说，还是第一次。

虽然她们都暗下决心，要让这些出生入死的勇士们活下来，可条件太差了，设备简陋，药品奇缺，真正的医生也缺。女兵们大多沿途学了些简易的医护常识，面对这些重伤员就无能为力了。有些伤员本来需要及时开刀将子弹或弹片取出，才有好转的可能，而事实上又办不到，就只好每天为他们换换药，减轻伤口腐烂的程度。再加上天气炎热，疫病流行，不少伤员除了战伤，又染上了痢疾，伤员的痛苦加重了，护理工作就更加紧张了，简直是不分昼夜地干。

在最紧张的日子里，她们本是能吃能睡的年龄，可现在的睡眠时间少极了。有几个晚上，因为伤员拉痢，爬上爬下，怕他们再跌倒，女兵们便守在旁边，扶着他们上上下下，这样，正常的睡觉就只变成在病床前偶尔打打瞌睡了。

在白昼里，她们除了护理，就是想方设法为伤员解闷，讲些故事给他们听。彭援华故事讲得好，她一讲起三国中的关公刮骨疗毒的故事，伤员们个个都眉飞色舞起来：“同志，关公真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我们这点伤不算什么！”

在瑞金城内住了一个星期后，一天傍晚，彭援华匆匆从外边回来，神色很紧张地把女兵们叫到院子里，对她们说：“我们明天就要出发了，重伤的同志乘船沿江向福建汀州出发，轻伤的同志有的用担架抬，有的跟我们一同步行。”她讲完后，大家立刻忙着做出发的准备。会昌胜利以后，关于军事行动，曾有过3个方案：第一、乘势向筠门岭的钱大钧残部进攻，经浔邬占领梅县一带地区；第二、即以瑞金、长汀一带为根据地，分兵略取潮汕一带东江地区；第三、经长汀、上杭、大埔直趋潮汕。

因会昌战役造成了400多伤员，要用担架抬走。起义军不愿将自己的弟兄弃置于当地。据在长汀方面活动的部队报告，福建境内与江西境内的情况大为不同。长汀方面报告：认为运输民夫的征集不成问题，而且可以将伤病员用木船装载顺韩江转往潮汕，并已征集了千余名大脚妇女，担任担架运输工作。当这些妇女运输队真的来到瑞金时，起义军大为兴奋。因此，前委决定采取第3个军事行动方案，全部越过赣闽边界，向长汀地区进发。

9月中旬的一天，天刚放亮，女兵们就急急起身，送重伤员上船。随即，她们陪同一些轻伤员，继续步行，沿着河岸向汀州进发。经过两天的行军，进了汀州城。

当地博爱医院（即福音医院）的傅连暲院长接受了党对他的委托，把全部伤员都收容在医院里护理、治疗。许多人为此保住了生命。

第十二章 一路故事 为活人开的追悼会

自瑞金出发，经长汀、上杭向潮汕进发时，起义军分3批梯次行进。

首批是集中最大的兵力，乘潮汕一带空虚，兼程急进，俾迅速占领，次则是革命委员会各机关，赓续前进，再次是由政治保卫处处长李立三负责搬运伤病员，并由周士第率领一营人为后卫掩护大队。这样整个部队拉成了一条很长的行进线，先锋已到潮汕，而后卫却还在长汀上杭一带。突然传来李立三战死的消息，革命委员会成员无不悲痛万分。

周恩来黯然神伤，通知大家到了前面的宿营地，条件再差也要为李立三同志开个追悼会。

这已经是李立三的第二次追悼会了。

李立三除了负责伤员外，还不时打打土豪，以解起义军钱粮之紧。在汀州，他派二十四师教导大队第三队党代表李逸民去打土豪。那个土豪家财万贯，而且还是“官商”，挂了个北洋政府国会议员的头衔。

李逸民有些犹豫： “这种人能不能打？”

“能打，再不打我们就要断粮了，你没听说都有士兵拿手榴弹当钱花的呢，对土豪劣绅不能仁慈。”

李逸民领命于半夜出发，在离汀州十多里外的一个小镇上，从街口往里摸，见了一个红漆大门高台阶，一打听果然是大土豪的家。先是敲门，没人答应。李逸民叫排长带一个班绕到后门打了几枪。这一招还很灵，枪声一响，院落里顿时鬼哭狼嚎，死了爹娘一般。大门也开了，除了门口放哨的，一个排的人马全进了院子。

院子真大，四周一圈房屋。起义军就挨门搜查。不一会儿，许多值钱的东西都堆到院中心的石桌上。大约有光洋1000块，金银首饰一小箱。大土豪早已吓痪在藤椅上，两腿筛糠，口中说不出个整句。排长想把他绑走，李逸民说不必带这个累赘，吓他一吓便可。于是排长走上前，挥着枪吓唬他：“你要放老实，如果再欺压百姓，小心你的脑袋！”

李逸民将搜来的浮财如数交给李立三，李立三又转给林伯渠。林伯渠看着眼前的两箱金银，一时无语。

李立三的一个特点是闲不住，二是精力旺盛。只要没有要事缠身，他常常亲自出马想着点子筹款。因为还要负责伤病员，他和周士第的一营人总落在后头。

前面的大部队一过，沿途的敌军闻讯赶到时，常常要截击后续部队，李立三就要迎头作战。

那一天，当李立三他们行至距瑞金30里外的一个村庄，正在搜集资金时，村外响起了枪声。敌人的3个团将他们重重包围。前方的周恩来闻讯，立即派大部队赶去救援。经过3小时的激战，敌人被打退了，我方也伤亡很大。最使周恩来放心不下的是李立三失踪了。他立即派人分头去找，3天后仍不见李立三的影子。回来的人说有个战士看见李立三中弹倒地，估计是牺牲了。

追悼会上，人人脸上布满阴云。林伯渠抹着眼泪，唉叹道：“立三这个同志就是心直口快，有时莽撞些，可心里无私，是个好人，大好人 ”

周恩来也说：“钱是靠他来的，最重的伤病员任务又交给了他，他要是能跟我们一直到潮汕多好，现在再也见不到他了！”说着流下热泪。

追悼仪式正在按部就班进行，轮到恽代英发言时，他说着说着，突然掀起上千度的近视眼镜，左瞄右对，使他大惑不解的是，一个瘦高个子也站进了队列：这个人戴着眼镜，怎么那么像李立三？他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绝对不相信鬼魂。可是死人怎么又复活了呢？的确是李立三。

李立三瘦长的身影出现在门口，他正拍着周恩来的背，悄声问：“这是给哪位同志开追悼会啊？”

周恩来一把拉住他的手，眨动眼皮，又惊又喜：“立三啊立三，都以为你牺牲了，正给你开追悼会呢！你到哪里去了？”

李立三以他那特有的大嗓门，仰天大笑：“哈哈，阎王老子嫌我脾气躁，马克思也说我去得太早，都不收。我只好又回来了。”

原来，李立三在配合大部队消灭了敌军后，立即到附近村镇向大户征收钱粮去了。

大家都围过来取笑：“立三同志，你活着就开过两次追悼会，看来，你准是个长寿的人。”

20年代初，李立三在法国勤工俭学曾遭到法国当局的迫害，被遣送回国。10个月后，正当他在安源领导工人罢工运动时，一个消息传到法国，说李立三领导工运失败，愤而谋刺湖南军阀赵恒惕，未成被捕，惨遭腰斩。由于这个消息很符合李立三敢冒风险的性格，大家一听就信了。于是旅欧支部的学生集合在巴黎华侨协社内，由周恩来、赵世炎、王若飞等主持，为李立三开了第一次追悼会。

经过“死”的洗札，再上征途的李立三更加神勇，他确信自己“不死”，至少是精神。在那渺元人烟的百里山沟中，战士们身背枪支和近300发子弹，一日要行走60里，或百余里。

有时，一日也难得喝上一碗稀粥。因为饥渴，中暑，不时有人倒地不起，不少战士重病缠身。李立三就带领一些战士上山采野果子给大家充饥。有时迫于无奈，只得杀战马分吃。

到长汀后，傅连暲拿出几百块光洋交给李立三，捐献给起义军添置军装，并发动市民和各界团体捐款。李立三用这些捐款购买了大批布匹，把汀州所有的缝纫师傅调动起来，集中缝制军衣，使破衣烂衫的起义军官兵，人人换上了一套崭新的军装。

第十二章 一路故事 面对血与火，一个墓督徒想什么

长汀（汀州）城内的福音医院，原是英国教会开办的，规模不算大，设备也不太齐全，可是在当时来说，却是远近几百里内数一数二的大医院了。

1925年“五卅”爱国运动的浪潮激荡了这座山区的小城，群众纷纷参加示威游行，医生傅连暲激于民族义愤，签名通电全国，反对英、日帝国主义侵略。英国医生被山城的吼声吓跑了，群众就推举傅连暲当了院长。起初做医生的时候，他替国民党军队和后来的红军一样地服务。但因他出身于贫寒，与共产党有着更多的亲合力，所以更同情于共产党。他的一个侄女就是共产党员，也参加了南昌起义。后来她回到家乡，秘密地在汀州工作。不久，福建省主席张鼎丞之弟被捕，在他家里发现了汀州共产党员的名单。当时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师长卧病在福音医院，这位师长对傅连暲的治疗非常感激，就透露说傅的家里有一个共产党人，并将命令逮捕和枪毙男女同志名单的电报拿给傅连暲看。傅立即通知他的侄女和名单上的所有同志，赶快离开，使得全体党员得以逃脱。

8月中旬，傅连暲听说起义部队正在南下，受到国民党钱大钧部队的追击，估计很快就要打仗，就马上和汀州全城的医生们约好，有伤员来，就以福音医院为中心，成立合作医院。傅连暲还在几个学校担任校医，就又约好了许多教员和学生来担任护理工作。

过了十多天，有个扎武装带的军官来找傅连暲，说是起义军部队的副官。

他一说明来意，傅连暲就说：“早已准备好了！”并带他在医院内外看了一遍，告诉他哪是手术室，哪儿安置伤员。军官听了自然高兴无比。

不久，起义军的三百多个伤员被送到汀州来。

会昌离汀州有180里山路，天又特别热，送来的许多伤员伤口都化脓了，必须赶快开刀。可是，拿得起手术刀的外科医生只有两个，傅连暲学的是内科，外科也懂得些，凑上去也才3个人。3个人要给300个人动手术，还要进行其他治疗，真是紧张得气都透不过来。不过医生们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中，无人喊一声累。

只有一点小矛盾：就是起义军开到汀州后，从病房也可以听到大街上齐刷刷的步伐声，口号声。这是汀州从未有过的新鲜事。医生护士大都是年轻人，听到这声音，心中就擂鼓似的，都想到外边去，哪怕看一眼也好，可是，怎么能离开伤员呢？

后来，傅连暲忽然接到一个通知，叫他去听报告。他顿时成了一个最幸运的人。大家都用羡慕的眼光看他，并嘱咐他，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回来都得讲！

天还是那样热，满街是耀眼的阳光。傅连暲冒着暑热慢慢步行，新奇地看着大街上突然间发生的变化：墙上到处是新写的标语，电线杆上贴着传单，还有布告。

巷口墙角，人们东一群西一簇，在听政工人员演讲。报告会是在师范学校的礼堂举行的。礼堂里大约坐着三四百人。今天由郭沫若和恽代 英作报告。郭沫若开口第一句话就是：“300年前我也是汀州人！”一句话把会场的气氛说话了。接着是身材瘦小精神却十足的恽代英讲话。他的颈项上还系着红领中。随着他的手势和话语，听众的情绪都被他紧紧抓住，随着他的话语，时而悲愤，时而激昂……

傅连暲回到医院时，心里还在嘭嘭跳。他把听到看到的一说，医生护士也跟着他激动。那时候，南昌起义是大家最关心的事情，有些伤势较轻的伤员就时常讲起义中的故事给大家听，有时讲得入了神，伤员忘了自己是伤员，护士也忘了自己是护士，屋子里一时静如幽谷，都沉浸在这个伟大事件的回想中。

被打断腿骨的陈赓住在医院附近的新安楼里。傅连暲带上护士去给他医治。因为流血过多，陈赓脸色焦黄，身体非常虚弱。傅连暲轻轻撩开他的被单，嗬，伤腿肿得很粗，红而发亮。

检查完之后，傅连暲想了一下，终于拿定主意：“准备准备，截肢。”

傅连暲口气平稳，可把陈赓惊得面如土色：“啊？截肢？”他捶着床板，大叫：“我死里逃生，难道是为了到这里来锯腿？没有腿，我拿什么走路？我还怎么带兵打仗？”

“现在要紧的是保住性命！”傅连暲不能只听病人的。

“你就不能想想别的办法？”

“保守疗法当然有。要把烂肉和新生的息肉一刀刀剜掉，那个滋味不比截肢好受。”

“死我都挺过来了，还怕疼？医生，我求求您，只要能保住这条腿，我，我陈赓年年给你做寿！”傅连暲终于被说动了。他吩咐护士拿来夹板和消毒药水。他望着陈赓因流血过多而变得蜡黄的脸，又犹豫起来。

“做吧，医生。”陈赓安慰起傅连暲。

“打惠州时，我自己还从腿上抠出子弹呢。你大胆做吧，我要是叫一声就不是人”

陈赓果然没喊一声。只是咬在嘴里的毛巾破了几个洞。

傅连暲解下口罩，呼出一大口气，敬佩他说：“你是基督教义里讲的英雄参孙。可惜我还不是彼得或约翰。在那个英雄故事里，只要他们拉拉你的右手，就可以使你的脚和踝子骨健壮……”

“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好医生。”陈赓无力地笑着，费力地呼吸着，诚恳他说：“到我们队伍里来吧，我们都需要你，你肯定比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哦，约翰和彼得强！”

接连几天，傅连暲都来查看病情，每天用“由素”替陈赓消毒，用夹板固定。有时把自己订的新鲜牛奶让给陈赓喝，增强他的抵抗力。陈赓重伤的腿就这样被奇迹般地保存下来了。直到解放后，陈赓也没有忘记每年给傅连暲祝寿的诺言。他记得傅连暲的生日正好是中秋节，每到这一天，他都要登门祝寿，如不在一地，就写信祝贺。可惜这两位大将军都因他们的“战友” 林彪的幕后活动，而过早地离开了人间。就在1961年3月，陈赓生命垂危之际，仍记得这件事：“以后要是我不在了，到了中秋节，别忘了向傅连暲同志祝寿啊。”

其实，傅连暲也打心里感谢陈赓。是他，为他打开了生活的另一面。他想跟起义军走，想到自己的年龄，又有点拿不定主意。

正巧，三师党代表徐特立也因病住在医院附近老古井旁边的一座楼上。傅连暲来看病时，徐特立烧得很厉害，加上年龄大了些，身体显得很虚弱。但他那坚定乐观的心情，让人看不出他是个重病的老人。他病好些，就找些话和傅连暲聊。傅连暲这才知道，徐特立已经50岁了，那年刚刚参加了共产党。

傅连暲有些吃惊。徐特立不以为然，对他说：“50岁，正是做事业的时候。人生50始，我起码还能有三四十年好为党工作呢。”

傅连暲才33岁。不久，陈赓带着没有痊愈的伤腿，徐特立带着才退烧的身体，都走了。傅连暲站在医院门口，望着他们的背影融进大道，顿时心中空落落地难受。傅连暲的家离汀州约50里。境况非常贫苦。父母双亲均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所以他在童年时也成了基督徒。后来一位英国教会医生帮助了他，学成了医生。瞿秋白所著的《新社会观》给了他深刻的影响。而这次与起义军伤员的接触，才使他下了决心。

1937年，当法国的《救国时报》记者采访他时，傅连暲表达了当时的心境，那时他虽然参加了红军，但还不是一名共产党员：我自1927年南昌起义后参加红军工作以来，即下定了在共产党领导下革命到底的决心。我留在红军中这么多年（10年）是由于以下原因：第一，我感觉到我是属于一个受压迫的民族和受压迫的阶级；第二，我受了共产党教育家瞿秋白氏的感召；第三，责任所在义不容辞，因为红军在最初时虽然有许多伤病员，然没有医生，我就感觉到我应当去做这个工作。红军是为了人民利益而奋斗的真正人民军队——这个事实我从多年经验中认识 清楚了。她是一个保护祖国和人民群众的最有纪律的军队。红军战士对医生的态度不是骄横的，而是尊重信赖的，在这方面与雇佣军队完全不同。还有我之所以留于红军中则是因为我深信它指示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大众之解放的道路。

本来，行医每月可获大洋200元，再加教会医院的薪金，傅连暲和他的全家温饱无虑。但他把他的医院和全部家产都献给了革命，而把80多岁的老母、妻室和4个儿女留在了江西，自己踏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征途。他的堂弟傅连标、侄子傅备德都被国民党从傅家捕去，说是共产党，将其杀害；另3个与他关系密切的人均也被杀；而他自己有两次几乎丧命。一次是在湘西落马坠入深河中；再一次是在西康夹金山因空气稀薄昏倒而不省人事。

40天40夜尝遍草地的困苦，落下泻肚的毛病。然而他不悔。他感谢陈赓那张总在笑着的脸，感谢徐特立那苍劲的声音。也因为他的这种选择，才有那么多的人记住了他，不啻把他看做一个医生，而是个将军。他终生不悔。

第十二章 一路故事 彭湃、张国焘路遇土匪

张国焘负责的农工委员会，是一个约40人的组织，其中还有几个著名共产党人：彭湃、李立三、郭亮等。行军中每天也有安排住宿、自行警戒和了解情况诸事。这些事都有分工，张国焘负总责，他仍觉得累，所以打不起精神开会，也无心草拟办法，来组织沿途的工农运动和建立地方政权的本职工作。他的口号是“走到底就是胜利，至于其他以后再说”。但就这样走也不太平。

当他们行至宁都附近的一个村落时，农工委员会被安排在一所单独的大地主庄院中。院子很大，40多人住进去还绰绰有余。

彭湃是个朝气蓬勃的人，他也累，可是总能听到他的笑声和歌声，所以他在军中有“快乐之神”的雅号。人员住下后，彭湃就挨着门巡看。当他走到一个房间时，发现其中一个年轻人，这张脸他不熟悉，而且有点鬼鬼祟祟。

彭湃不动声色，坐下和那年轻人攀谈起来，假装也是混进起义队伍的人。那个年轻人竟信以为真，说出实情：原来国民党军队除了派兵堵截起义军外，还派出了AB团分子（当时国民党在江西的一个反共产主义的秘密小组织，由蒋介石所委派的整理江西党务特派员殷锡朋领导，AB二字母为Anti—Bolsheviks之缩写）潜入起义军驻地，伺机进行袭击和破坏。当时有二三十个AB团分子曾拟定了袭击农工委员会的计划，这个青年就是他们派来侦察动静的。

彭湃假称他能里应外合将农工委们一网打尽。青年自然喜不自胜，把彭湃带到一个山岗的树林深处，和他另外4个同党会面。其中一个老些的，左看右看有些怀疑，他问彭湃：“你果真愿意投靠我们？”

彭湃装得很像：“是啊，不然我到你们这里来干什么？”

老家伙仍然不信：“既然如此，你把你们大官住的房子说出来！”

“行。我已经写在纸上了。”

说着，彭湃就向怀里掏纸，可是他却掏出一把手枪，一下抵在老家伙的脑壳，大喊一声：“都不许动！把你们的枪放在桌子上！”

5个人都被这突然的举动吓蒙了，老老实实地交了枪。

彭湃将他们带到住地，让人看管起来。他将情况向张国焘一说，张国焘有些紧张，吩咐夜里多加岗哨。

这件事给了张国焘很深的印象，所以他后来在中央苏区大搞打AB团，疑神疑鬼，错杀了许多人，跟这次经历不无关系。

当他们乘船由长汀向上杭出发的时候，走得更加仓促。没有雇到当地的船夫，也没有问明河流和沿途情况，便租了两条船，自行驾驶，顺流而下。谁知行驶不远，河流非常险急，河中到处横亘着无数的巨石。驾船的人紧张起来，忙用桨和篙去撑，结果船没有撑开，人反而纷纷落水，篙桨俱毁，幸水浅而不致丧生。浪头翻涌，最后连船上最好的一名撑竿能手也被抛进水中，一时险象百出。这样走了约60里，到了实在无法再行进的时候，只好弃舟上岸步行。

可是，登岸后，又走到了一片荒凉毫无人烟的区域。这支又饿又累的农工委员会队伍，只得循着山涧小路，攀着枝藤一步一步往前走，走到天已漆黑，还找不到一个有人的地方。大家不免有些紧张，也不敢乱闯，就坐在路边等着。大约十点多钟，才遇到几个过路人，忙上去打探。可是说的什么一句也听不懂。好在有人会闽南活，上去一交谈，才知前面是武平县附近的一个市镇，武平县和这个市镇都被土匪占领了，他们是逃难出来的。

“那我们是走到土匪窝里来了！”彭湃半信半疑，“是真的？”

“怎么不真啊？”过路人神色紧张地描绘起来，“这股土匪可凶啦，你们这么些人一进去就别想出来啦。你们不信可以去看看，我们逃出来时他们正在街上演戏取乐，那个市上的商人，都是与土匪串通一气的。”

“有多少人？”彭湃又问。

“大概有三四百啦。”

彭湃故作镇静：“土匪么，没有关系，我们正是来找土匪的，我们的大军在后面很快就要到了。”

等这几个行人一走，彭湃说：“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了，只有单刀赴会，大摇大摆地进了这个市镇再说。”

张国焘只好同意。

于是，农工委员会的队伍摇身一变，变成了一支打前站的部队，司令官由白白胖胖颇有架势的张国焘装扮，其余委员都装成士兵模样。他们循着一条小路，进入市镇，并在街头一个鸡毛小店住了下来。扮演卫士的小个子郭亮，演得十分逼真，他在那里大叫口令，个子虽小嗓门和声势却特别大。他对店老板说：“你去通知土匪司令，说我们司令有令，要他们继续演戏，我们的前站部队，今晚就驻在街头上，不到市内去，以免引起误会。”

店老板既怕官又怕兵，连连称诺。他与土匪通消息后，演戏是停止了，并派出警戒，但没有其他动作。

在鸡毛小店里的农工委员们，又累又饿，顾不得外面发生什么情况，买了饭菜，急忙填饱肚皮。委员们已经注意到店里新添了两个伙计，估计是土匪派来探听虚实的。吃饱后，张国焘继续演他的司令，对着店老板和两个新伙计说：“你们知不知我们的大军在会昌打垮了钱大钧部的消息？”

他们说：“听说过。”

张国焘抖出威风：“我军是要攻取大城市和打天下的，与这里的山大王，没有什么利害冲突。你们可以设法通知他们的司令，来这里和我见见面，我军可以委任他一个名义。”

其中一个说：“他们的大司令不在此地，这里只有一个支队小司令。我可以将你们的意见转告于他们。但那位大司令能不能赶到此地和贵军会面，那就说不定了。”

当夜无事，大家睡觉。

第二天清晨，当农工委员们整装待发时，土匪方面居然派来了一个向导，领他们翻山越岭，走到一条河边的小镇。这条河，就是他们前一天遭遇重重险象的汀江。那个向导在途中曾向他们表示：他的司令是很讲义气的，决不会和大军为难，如果大军沿途有掉队人员，他的司令都已吩咐一律加以优待，将来说不定他的司令，还要找贺总指挥呢。

农工委员们猜想，这些所谓土匪，很可能是占据一方的自发农民武装。也都放下心来，并在镇子上雇了两条船，向上杭方向进发了。河流还是一样的险恶，但因为有当地的船夫驾驶，显得履险如夷。船上的人还看见河流中不少被打毁的船只；也有许多伤兵和革命委员会的人员，滞留在两岸待救。负责航运的李立三，先他们到达了上杭。

一上岸，张国焘就把途中遇险的经过说了一遍，李立三不禁哈哈大笑，说：“我也做了一件傻事。”

他从长汀出发时，封了100多条船，找了400多个船夫，以便将他所率领的全部人员都运到上杭来。他还没来得及问明这条河的情况，也没让那些船夫驾驶原来驾驶的船，便来了一个统一分配。他心想年壮力强的船夫，总比年老船夫更有力气，因此就将负责干部和伤病干部都安排在壮年船夫驾驶的船上，而将次要人员和伤病士兵安排在老弱船夫驾驶的船上。谁知这个做法完全错了。老船夫都是些富有经验的舵手，在激流里搏斗了半生，他们所驾驶的船都安然到了上杭，而那些浑身是劲的青年船夫，到了河心便慌了手脚，有力使不上，大多翻了船，或撞上了石岩，不少干部都落进水里，被人救起，站在两岸等候救援。现在，李立三急着要再找些船，将他们接应到上杭，还要赔偿船老板的损失。

第十二章 一路故事 “悲惨的决定”

长途行军，加上得不到中央的及时指示，周恩来神情有些忧郁。他那厚密的胡子，又光泽又细密，遮盖着他那尖俏的颧骨。

5日到达长汀时，他就向中央发出了第二封信，信中写道：8月5日在南昌送汉之报告，收阅否？自此遂无法传递消息。报中所载多属造谣，兄等自亦无从取信。周恩来还向中央报告了离开南昌之后的作战情况：“总瑞金、会昌两役，我军伤亡官兵，约近千数，子弹消耗亦多。本来沿途行军，因山路崎岖，给养困难，落伍逃亡重病之士兵，为数极多，经此两战，我虽胜敌，但兵员与子弹之缺乏，实成为入潮梅后毕生之最大困难。”

周恩来向中央提出几件急切要办的事：

1.我军如已取得潮汕，望即由上海派一得力人来接头。

2.革（命委员）会至汕头后，当以国民政府名义办事，外交缺人，请派太雷前来主持。

3.子弹及机关枪缺乏，请电知××能于外埠装好货物，一俟汕头攻下，在10日内即能运至汕头方好。

4.兵员之补充，需大量招募费，请向××商借香港票或沪票40万，此款如借得，请先集中于上海为要。

5.如汕头攻下，请派得力人员尤其是军事人员前来工作为要。

6.望电知粤省委号召东江潮汕工农响应一切，以巩固工农政权及其武装。

7. 去人陈宝符，已发来往川资，望即以回信交其带来为要。

报告写好后，周恩来命秘书陈宝符化装成商人，立即出发到上海，将这个用药水写成的密件，送交中共中央。但是至今没有回音（以后才知道，这封信大约经过半个月的转折，才送达中央）。

9月12日，周恩来和彭湃带领一团人沿汀江先到了上杭。到了不久，刚坐下喝口水，福建临时省委宣传部长罗明就推门进来了。他们在广州和上海都见过面，彼此认识。周恩来他乡见到熟人，喊着他的名字，高兴地请他谈谈情况，尤其是中央有没有指示转达。

罗明摇了摇头。他是8月初才从报纸上看到南昌起义的消息，但迟迟没有得到正式消息和上海指示，直到8月19日，他才得到南昌起义部队已向江西南部前进的确实消息。这时省委就开会，决定派他去和起义军联系，看看起义军的战略如何。如果要到农村，则请他们留一部分部队到闽西，因为闽西的农运还有些基础。9月初，他跑着来到上杭城外，在通往汀州的路旁，找了一个村庄等候。周恩来带的这个团到了，他才进城来找周恩来。他告诉周恩来，原来驻在上杭城的土著军阀兰玉田部，号称一个师，其实不到，早几天听到消息，就跑到武平去了。上杭、永定、龙岩都有党的组织和农会组织。

周恩来点点头，简略谈了谈一路上的情况，对罗明说：“本来准备从梅县南下，在瑞金打了胜仗，因敌人防守严密，才突然转到闽西的。后头部队就要到了，现在的目标是向潮汕、海陆丰进军，我看你就留在这里接应后面的部队好不好？可以担负起筹集粮食，解决交通运输，和搜集情报等项工作，你看我们到的时候，到处找不到党的组织，只有几个进步人士给予协助。”

“这里的群众不了解情况，都不敢出来，怕拉夫，因为反动派统治了很久，他们又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所以连门都不敢开，这些我们可以做工作。”罗明提出，“我可以留下来，能不能留一部分部队下来？”

周恩来说：“已计划集中力量向潮汕、海陆丰发展，因此不能留部队在闽西了，如果要枪的话，后面部队可以留一些，留部队是不行的。还有一些伤病员，也请你们设法收留。”

罗明都一一照办了。后来工人农民都陆续开门出来，把粮食清理出来运到城里。到起义军出发时，他们自愿带路，帮助挑运，这个乡送几十里，下个乡又接着送，一直送到广东。但是起义军谁也不愿留下，连有病有伤的都不愿留下，这下急坏了罗明。本来他就想留下几个人，哪怕小伤小病的，将来都可以作为发展武装力量的骨干，可一个也留不住，他们在伤口上涂点药水，说声谢谢，就搭船走了。当时打回广东的信念太强烈了。

在上杭，领袖们的一个重要话题仍是土地革命政策。这个问题讨论了一路，而争论最多。

自认为没有多少发言权的张国焘，一路上少言寡语，开会时也是情绪不佳。但现在讨论的是农工委员会的主项，他不能不发言。他说：“既然200亩等于没有限制，而不定个标准就没有章程，‘没收土地’这种口号，会侵犯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在现阶段，我们应对小地主予以保护。所以我认为可以将‘没收土地’的口号，改为‘没收50亩以上大地主的土地’，你们看怎么样？”

回答他的是一片反对之声：“50亩？有50亩地的农民也不少，这不是穷人斗穷人吗？”

“拉拢小地主，可用其他政策嘛，50亩以下者也有剥削的。”

“将有50亩地的和200亩地的相提并论，还有什么政策？” 恽代英最为反对：“我们说得好听，分配土地给无业农民及士兵，但是土地已有人耕种，没收后，还是原佃户耕种，哪里有田分给无业农民及士兵？”

张国焘也恼火了：“我本不想提，你们非要我提，我提出的你们通通反对，你们说怎样办？”

有人提议：“还是全部没收的好，小地主的土地没收后可由国家发给一种有息不还本的债券，其他方式也可。不然不能解放农民。”

张国焘的方案未获通过，决定还是“没收土地，使耕者有其田”。

第二天，中共广东省委送来一份关于土地革命的详细政纲，其中规定没收30至50亩以上地主的土地，对于其他依靠田祖为生活者的土地，不予没收。此政纲已在各地宣传。于是张国焘逮住了理，找到周恩来，让他再次召开前委会议讨论，看到广东省委都如此说，委员们不再吭声，张国焘的主张在沉默中通过了。这个只没收50亩以上大地主的土地的纲领，显然是一个不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在南方大地主极少的情况下，它保留了为数很大的中小地主的地租剥削，这对于发动农民参加反封建斗争起着消极作用。

来自海陆丰的彭湃，对这一点始终有自己的见解，每次开会，他都反对谭平山、张国焘的意见，这次也不例外。他和罗明交谈时也不隐晦这一点： “起义军一路上没有实行土地革命，没有分配土地，当然是因行军急骤的限制，但主要的还不是时间问题，而是张国焘、谭平山不想干。”

那几日正是中秋节前后。抬头望明月，起义军将领们的心情是复杂的。周恩来留心这一点。委员们开会的时候，他就关照朱德：“想法弄点月饼，由你作东，在你军部晚餐一顿如何？”

“要得。”朱德答应下来就去操办。当要员们陆续到达九军军部时，朱德已站在门口恭手相迎。餐厅里也是张灯结彩，几张大八仙桌摆上了许多点心瓜果。

贺龙有些闷闷不乐，只是抽烟，不说话。

周恩来知道他的心事，便问道：“贺团长安葬好了？”贺龙点了点头。

在壬田战斗中负重伤的第二十军第四团团长贺文选，伤势过重，在来上杭的船上就牺牲了。到了上杭，遗体停放在东门林家祠，周恩来布置开追悼会，由贺龙主持。棺木在林家祠停了两天，请和尚尼姑念了经。后来安葬在西门外的西校场。送葬的仪式很隆重，有军乐队送行。

贺文选是贺龙的族弟，英勇善战，死时仅有20来岁。坐在中秋月下，贺龙的心情很不安。周恩来举起酒杯，提议：“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人。让我们为那些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的同志们，祭一杯酒！”他将杯中酒洒到地下，其余人们也都照着做了。三巡之后，人们的情绪好起来。

周恩来的话也多起来：“我有个想法，我们军队的番号名称，到汕头以后，都要改变一下。”人们停止咀嚼，都看着周恩来。“我们军队不要再叫国民革命军，而改为‘中华革命军’。‘中华革命军’的总指挥，仍由贺龙同志担任，暂将编为4个军：原有之第二十军改编为中华革命军第一军，贺龙兼军长；第十一军改为第二军，叶挺任军长；第九军再由第二十军中拨出一部分，改为第三军，朱德任军长；将福建民军，以及到广东后收编的一部分军队，编为第四军，刘伯承任军长。”

贺龙、朱德对这种打算都很赞成，也都举起酒杯，预祝革命成功：“来，让我们为‘中华革命军’干杯！”

恽代英喝了点酒，两颊酡颜，也很兴奋：“到了广州以后，我们应该着手筹备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贺龙的苏联顾问纪功，听不懂中国军人因为什么事议论得这样开心。他问明恽代英后，竟摇起了头：“我主张我们全部的军队，应暂驻闽西汀州、上杭、永定一带，这里是多么的富庶，在经济方面完全可以自给。我们一个多月的辛苦行军，应该在这里有一个相当时期的休养，而军队的补充尤为必要。”围在桌边的一圈人开始对他的想法摇头。

恽代英问：“这里的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留在这里你不怕敌人包围？”

苏联顾问说：“我大体算了一下，我们在这里可以补充5个师的新军，其方法是收编闽西的民军，并极力发展民众的武装。等实力增强以后再长驱入粤。”

贺龙、叶挺和几乎所有军事将领都不同意苏联顾问的说法。因为他们认定一条，那就是：打下广州不成问题！

纪功颇有些失望，说了句不客气 的话：“这样下去，恐怕连打广州都难以成功！”

没有人细想他的话，即使在他声色俱厉的时候。因为一路上就没有人采纳他的各种建议。不少人对他在行军之初建议走小路记忆犹新，便认为他的建议都不合理。说来也怪，被起义军一遍遍否定的建议，事后却被一一证实是对的，包括这次对暂驻闽西的建议。

周恩来在长汀召开了前敌委员会，对攻取东江的计划再进行一次详细的讨论。会上有两种意见。

周恩来、叶挺主张主力军由三河坝经淞口取梅县，再经兴宁五华取惠州，以小部分兵力（至多两个团）取潮汕。他俩认为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潮汕敌军兵力空虚，地势又无险可守，预计可不战而得；二是如果先以主力取潮汕，再折回来取兴宁、五华，攻惠州，就过于迁缓，使敌人有时间集中兵力和抢占有力地势。

另一种意见主要是贺龙和刘伯承，他们主张以主力取潮汕，留一小部分兵力于三河坝监视梅县之敌，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攻惠州，占领广州。他们主要是担心敌人死守潮汕，不能很快攻下，就难以取得国际的接济。

由于苏联顾问纪功的坚持，再加上一般军官在长期行军后渴望得到一个地方休息，多赞成这种主张，于是会议决定采纳后一方案。这个仓促决定，加速了起义军走向失败。

20多年后，陈毅将此决定称为“悲惨的决定”。这是因为： “这一个月给了反革命充裕的时间，钱大钧补充好了，黄绍竑得到了喘息的机会，桂系和张发奎也联合起来了，于是得以从容地在潮汕一带集结强兵。如果三河坝不分兵，我们一共有15个团，而桂系加陈济棠可以集中的不过17个团，力量差不多，我们的战斗力强于他们，一定可以击破他们。三河坝一分兵，反革命就以钱大钩牵制朱（德）、周（士第）部，集中力量对付叶贺。”可是历史就因其已经发生才成为历史，历史只能告诉未来。

所以陈毅在南昌起义过了快40年时还说过一段话，叫做：“前知几百年，后知几百年，那是骗人的。1927年我才26岁，小孩子嘛！”那一年，党才6岁。

第十二章 一路故事 空城三河坝

大部队在上杭休息了两三天，就陆续向广东的大埔挺进。

谭平山率先头部队轻装提前出发，革命委员会的各种机构，则随张国焘后行。这些机构中年长者行至今日，再要步行着实困难。尤其是像财政委员姜济寰这样的大胖子，一步一身汗，只能坐轿子了。

李立三的政治保卫处，包括一连兵在内，共有400多人，他们要照料500名左右的伤病号，加上夫役，总共有2000来人，李立三因须料理未了之事，要晚两日才能跟进，本来张国焘指望李立三帮他主政，现在这一摊子也扔给了他，这时他才感到担子之重，也佩服李立三将那2000人运转的本领。

张国焘他们沿着闽粤交界的汀江进发。这一带青山滴翠，碧峰堆云，朝看云封山顶，暮观日挂林梢。流水潺潺，涧内飞泉瀑布，如同仙景一般。军中文人见此美景都吟起诗来。路过峰市的时候，大埔的民众就派代表来欢迎起义军。到了大埔，民众自动来为他们担任侦察，报告敌人的情形。三河坝的一个中学生，在起义军还没有开到以前，就起来缴了驻军的一支枪。所以起义军都感慨：“江西与广东的民众，对我们的态度真是天渊之别了。”张国焘这才轻松一些。他们由大埔改乘较大的民船，沿汀江顺水直向三河坝。

三河坝是汀江、梅江和韩江的汇合处，地当闽粤赣三省交界，是水陆交通要冲，战略地位比较重要。三河坝也是起义军行进途中的一个枢纽。

张国焘到达后，刚洗完脚，在椅把上拍打着布袜子，就听见参谋团报告的消息：驻在梅县的敌军黄绍竑部有一团兵已达离三河坝只有30里的淞口，可以在3小时之内攻击我们：三河坝的周围还有一些民团，向我们警戒；三河坝镇内，就有一支50支枪的地主武装潜伏着，准备做黄部的内应。

静悄悄的三河坝竟然四面敌情！张国焘光着脚跋上鞋，立即将朱德和彭湃找来，商议对策。

此时，起义军的主力已经在300里以外的潮汕；而李立三、周士第所带的队伍，还在上杭一带，尚须两三天才能赶到。张国焘的慌乱也出于此，他怕孤悬在这里，危急而得不到援救。

朱德与彭湃则镇静得多。

朱德说：“不要紧张，我以第九军军长的名义，向淤口方面派出警戒，并封锁消息，让他们不知我们到底有多少兵力。”

“镇上的民团我来解决。”彭湃拔出手枪验了一遍，马上集起十几个人的短枪队。

张国焘继续扮演“司令”的角色：在一所大房子里款待镇上的绅商，故作闲逸之状。城里摆出了空城计。

彭湃不失英雄本色。他熟悉本地情形，带着十几个人，很顺利将镇上的民团缴了械，他还搜获了隐藏在镇子里的十多个携带短枪的人，其中有AB团的人，也有黄绍竑的密探。两三个小时之内，起义军就控制了整个三河坝。

朱德带着由机关里二十多人组成的长枪兵，在离三河坝8里外的地方，与黄绍竑的先头部队接火，黄部不知虚实，打了几枪就朝淞口方向退却。朱德乘势派出8个兵，对敌作虚张声势的追击，朱德本人，则奔走于三河坝与前线之间，摆出军长的架势，发出很大的声响，让敌人误以为大军在此。

这样一来，连镇子里的绅商也不知虚实，所以来张国焘面前参拜的人越来越多。张国焘有了历险的经验，慢慢也大起胆子，山呼海吹一番，熬过了两天。

两天后，李立三和周士第两部陆续到达。张国焘、李立三和彭湃率领革命委员会各机构，由保卫处的一连人护卫，顺韩江，分水陆两路，向潮汕前进。

周士第的二十五师以及朱德的一部分人，就这样留在了三河坝，以监视在梅县的钱大钧部，掩护全军的侧背。

根据情报，知会昌败军钱大钧部经过一个月来的补充和整训，已恢复到10个团近2万人，有经淞口沿梅江两岸进击三河坝的可能。而三河坝的起义军只有二十五师的3个团，加上朱德的少量部队。

“空城计”唱完了，仍面临着“失街亭”的险境。负总责的朱德请几位领导干部到指挥部开会。在大房子里，两张方桌拼在了一起，上面摊开一张大军用地图。周士第、李硕勋和各团领导围桌而坐。

朱德站在地图前分析形势：我军近4个团，而敌军10个团，我们长途劳顿，敌军以逸待劳，因此敌人占“天时”，不能再当他们是手下败将。我军在三河坝是背水作战，敌军则夹梅江而下，又占“地利”。我军得到大埔、三河坝党组织和群众的拥护，他们要求我军发枪支弹药，要求配合我军作战，提供侦察情报，控制船只，救护伤员，我军得“人和”。天时地利人和，敌人占了两项，我们要设法改变这种不利局面。他提出3点：一是移驻汀江和韩江的东岸，以此两江为天然屏障，沿江构筑工事；二是抓紧时间休息整理，恢复体力，健全组织，让敌人长途行军来攻我，我则以逸待劳；三是广泛发动民众参战助战，当前帮助挖工事便是急务。

周士第也认为敌我兵力悬殊，我军兵力配置上确是捉襟见时。他完全同意朱德的意见，并补充说：“要马上发动民众立即将沿江所有船只转移到江东，使敌军急切无法渡江，即使从外地调来一些船只，也是数量不足，迁延时日。”各团领导边点头，边在小本上记下要点。

陈毅也在坐，他提出希望派可靠人员迅速查明广东敌军最新动向，好做准备。朱德向他点点头。

陈毅和朱德这两位日后的共和国元帅，被命运连在了一起。陈毅赶上起义军后，因为工作在团里，很难和朱德见面。一直到上杭，朱德率领后卫部队最后到达，陈毅正要离开，才匆匆见了一面，三言两语地谈了别后坎坷和思念之情。

这一次，是四川别后的第二次见面。又因为要忙着回团里布置过江之事，他扭头要走时，被朱德叫住：“陈毅，你们团我就不多过问了，我相信这支有铁军铁团光荣传统的部队。有时间你过来我们再谈，像一年前在万县那样，并肩战斗。这一次，尽管力量对比对我们不利，我们却可以不再求爷爷告奶奶，自己伸伸展展地干了！”

陈毅握住他的手：“好，不管有多大的压力，我们决不屈服，让我们伸伸展展地干吧！”

第十二章 一路故事 张太雷传达的中央指示

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的第二十军和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按预定计划，直下潮汕。

正如周恩来和叶挺所估计的，潮汕之敌没有进行什么抵抗，就分路撤离了。他们于9月23日顺利进占潮州，24日晨，汕头也被光复。

周恩来同前委大多数领导人一起，随军进入这个他离别了一年多的城市。潮汕一带多次经历过革命的洗礼，虽然几起几伏，这里的民众仍然对这支举红旗的队伍寄予希望。一位老太太拉住一个起义军的士兵，诉说道：“我的大儿子因为加入农会，被反动派抓迸监狱屈死了，又要抓我的小儿子，他逃路了，至今不知生死！可那些狗官还要罚款，逼得媳妇嫁人了，孩儿卖了，还没凑够200元，还逼着 ，现在只剩下我这个60多岁的老太婆，孤苦伶仃讨饭挨日子 你们要替我一家报仇啊！”她说着便放声大哭。周围的人也跟着抹眼泪。

起义军的总指挥部设在民权路中段的大埔会馆，楼顶上插上了一面红旗。那位老太太见了这面飘扬的红旗，回家去抱来一只鸡，来到大埔会馆门前，跟站岗的说：“我家里只有一条老苦命和这只鸡。我老了，没什么帮助革命了，就把这只鸡送给同志们，让你们吃了打敌人更有力气。我们革命早日成功，我儿子、媳妇的仇有得报！”

部队驻下后，党组织成立慰问队，四处向牺牲同志的家属进行慰问，有的工人要求跟起义军走，死也不肯离开。他们愿意当向导，抬担架，搞炊事，抢着上来牵马、扛枪，有许多市民还节食，收集食物，把家中喂养的鸡、鸭和鸡蛋送到起义军手里。

在黄埔军校的时候，周恩来曾被任命为这里的行政长官，自然熟悉这里的一切，对这里民众革命的积极性也非常了解，所以预定汕头为临时首都。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很快任命了李立三为汕头公安局长；刘伯承为军政学校校长；彭湃为东江工农自卫军总指挥；周逸群为潮汕警备司令；郭沫若为政府海关交涉使和海关监督……这架势，好像起义军要在这里安营扎寨了。

可是后来事态的急转直下，改变了起义军的美好愿望。

起义军到此是要取得国际援助的，可是踮起脚尖，只有茫茫大海一片，望不见“国际”的桅顶冒出海平面。

起义军到此是要与中央取得联系的，可是没有只言片语，没有半句指示。

广东省委拿给周恩来他们看的中央来信有一封，写信时间是8月4日，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信中说到南昌起义是这样写的：

贺龙、叶挺军队已在8月1日早在南昌发动，已解决了六军、三军一部械。汪等本预备2日到九江开会，闻信回武汉发令讨伐贺龙、叶挺，并宣布共产党为叛徒，应明正典刑。张发奎态度如何未悉，惟他亦无法。我们原定计划是攻击朱军后直奔东江，中央昨日会议决令粤省委即刻以全力在东江接应。中央组织前敌委员会，指挥前敌一切事宜，以恩来、立三、代英、彭湃4人组织之，请设法与之互通声气以便进行。我们军事的成败在此一举，请粤省特别注意，并迅速进行为要。

这些情况已成昨日之事。周恩来从这封旧信里知道了另一情况，那就是：“新国际代表已来，决定开紧急会议。此会议批评过去中央的机会主义及决定新的政策，广东太远而工作紧张，无法参加此会。想广东同志必能同意于批评。过去中央对湘事，及对国民党政策之动摇，因而致于失败，并且一定亦感觉到新的指导与方针之必要 ”等待是一种折磨。

周恩来太想知道中央的指示，愁肠百结。终于在两天后的一个晚上，人们盼望的救星——张太雷衔中央之命，从香港潜来汕头。

那一晚，大埔会馆里场面激动，几个百战之将、万军之帅收起平日的威严，相互孩子般地转告：“中央联系上了！”“中央来人了！”饱尝了行军作战和无人指导之苦，看见中央来人，他们大喜过望，眼前一片光明！

可是，张太雷在稍事休息之后，重逢的喜悦已悄悄从他脸上逝去。敏感的周恩来已经意识到异样。果然，张太雷不愿在会上传达中央指示，要先与张国焘、周恩来单独谈谈。

张太雷语调低沉，有时甚至打嗝：“因为你们不在，中央在8月7日开了个会。在汉口，秋白同志主持的。主要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统治已经结束，选举了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同志，还有我组成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

虽然张太雷说得隐隐约约，周恩来、张国焘都已听得明明白白。就是说，谭平山、李立三都不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张国焘也降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周恩来、张国焘都不说话。张太雷自己也感几分尴尬。

周恩来打破沉闷，并提议：“既然中央赋予你全权来指导我们工作，我看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也由你来担当吧。”

张太雷不肯：“我还要赶回广州，去执行我兼任的广东区委书记职务。前委的工作还是你来管。我来时，中央要我传达，国焘、立三应即回上海，与中央商定今后政策；谭平山在取消了革命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之后，也就离开这里。”

张国焘一听火了：“这不是丢掉军队不管，大家散伙了吗？”

张太雷严肃起来：“请你注意态度。八七会议后有规定，对中央的命令是必须严格执行的。”

周恩来更关心中央对南昌起义的态度，他问张太雷，对此中央有什么评价。

张太雷说的很含糊，八七会议没有多讨论此事，但他听瞿秋白说过，总的来说是好的，但有机会主义倾向，是军事冒险的运动。

周恩来、张国焘愕然。

张太雷说：“我先与你俩传达这些，你们好有个精神准备，其他指示，还是跟大家一道听吧。”

周恩来、张国焘、张太雷走出内室，与等在大房间的其他领导人会面。

从周恩来、张国焘脸上的严肃表情，人们预感到不祥。

果然，张太雷未作寒暄，直接传达：“根据中央的新政策，这里革命委员会的名称，要改为苏维埃，就是说彻底丢掉‘中国国民党’这块招牌。现在要放弃潮汕，将军队调驻海陆丰，会合那里的农军，改组为工农红军。”

会场哗然。这可不是一件小事：起义军现在挂的招牌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有一套合乎这个名称的政纲。最主要的是，起义军正与敌军对峙，就要发生大战。在此紧急关头，马上改变名称和政纲，临阵以待的军队很难适应。

周恩来说：“这些事是要从长计议的。我军如果要移到海陆丰去，也要先击溃汤坑的敌军，一切变更都要在这次战役之后才能实施。招牌的问题迟早是要改的，改过来当然好。是不是等打完仗再改？”

张太雷也知此事难以立即执行，说：“稍推一下吧。我再宣布一下，前敌的事还是由恩来同志负责。”

周恩来说话的时候，就有参谋人员拿着刘伯承叫送来的紧急敌情在门外等着，一会儿工夫，周恩来就接到两三份报告了。看来前线情况不妙。他站了起来，对张太雷说：“前线情况紧张，我要马上赶去指挥作战。其他问题等战后再说吧，”

周恩来一走，会场气氛更加沉闷了。

第十三章 不散的军魂 汤坑——起义军马失前蹄

当起义军抵近潮汕时，才发觉黄绍竑所部第七团已经由江西直入广东平远县，虎视眈眈地盯住了起义军。

如果起义军此时立即回师进攻这一股敌人，还有可能固守广东。可是长途跋涉的部队到了潮汕后，忙于开会、筹款、建立政权，延误了几天才集中兵力开入揭阳，再转向兴宁。

这时候，李济深又加添了8团主力军到达兴宁，与敌黄绍软所部七团，钱大钧部两个团，以及敌何辑五的潮汕守备队约两个团，互相连结起来，遥相呼应。

而起义军战斗力最强的二十五师已驻守在三河坝。从那里赶来至少也要数天的路程。天各一方的起义军大有被分割吃掉的危险。在事后的报告里，叶挺说他曾“提议放弃潮汕，集中我们兵力，并将多余空枪悉运至海陆丰一带交给农民军，但此提议因负责同志不赞成”而未被采纳。相反一些领导人却又决定将起义军进行第二次分兵：由周逸群率领第二十军第三师，以及从叶挺部队中抽出一部分人马，以警卫潮汕；其余部队在叶挺、贺龙率领下，向揭阳进发。

这样，起义部队经过辗转南下，已严重减员，到广东大埔时已不满1万人；在三河坝、潮汕又两次分兵，剩下兵力就更少了，仅有五六千人，况且均已是疲劳之师，面对前来堵截围攻之强敌，己处于明显的下风口了。

刘伯承也是较早意识到濒临危险的将领之一。行军途中他就做过一个针对李济深的军事计划，可惜到了潮汕，他的计划被搁置一边了。原因如他后几个月所说的：“有些在政治方面的同志，忽视军事他说，军事不成问题，只看政治如何主张。而武装同志大多数感两月长途困苦，一见繁华的潮汕，不免有留连休息筹款给兵之表现。非同志之表现尤为不好，怠慢迟延，本来可24日集中揭阳者，竟至27日尚未完全集中，这是我军遭大大失败的罪过。”“非同志”指后来缴械的第二师师长贺锦斋等。

9月26日傍晚，起义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第二十军第一师在叶贺率领之下，会合了彭湃领导的农民自卫军，进入揭阳城。

因敌王俊部已于上午向山湖退却，故起义军是兵不血刃而进驻揭阳城的。叶、贺的指挥部设在揭阳城于学宫明伦堂，彭湃驻原商民协会办公处。

当天下午，周恩来和郭沫若从汕头赶来，与叶、贺、彭等在彭湃住处楼上开军事会议，部署进军计划。

是晚，贺龙布置作战任务，彭湃同新成立的县工农委员会商讨后勤支援，叶挺则去出席在东校场召开的军民联欢大会，并作演讲。回来后，他又召开二十四师连以上干部会议，讲了当前的敌情：“广东李济深调集了他的手下陈济棠、徐景唐、薛岳各师到东江地区，兵力有1万人以上，企图围堵我们。从情报看，目前我们的当面之敌有1000多人，以我们的6000之众打下他们还是有把握的。只要大家继续发扬会昌战斗中奋勇歼敌的革命精神，一定能把敌人打败！”可惜这是一个错误的情报。实际上敌人是4个主力师，并占据有利地形严阵以待。起义军的兵力只有当面之敌的三分之一。

所以 27日凌晨，起义军向山湖、汤坑方向挺进时，既威武又壮观。成千工农运输粮弹，肩挑船运，水陆并进：2000多农民赤卫队，分路驰赴战场，协助战勤和警戒，声势浩大。所以上午行军40多里，竟未遇敌踪。

下午，二十四师最先与一小股敌军遭遇，投入战斗以后，这股敌人便夺路而逃，二十四师顺势追击。

叶挺从火线上下来，向总指挥部报告前方的情形时，仍很乐观，据他的估计，至多再有三四个小时，就可以把敌人解决了。他这一说，总指挥部里顿时充满了喜悦的空气。

二十四师确实打得很干脆，他们迂回敌军侧后，一个猛打，只一个多钟头，把王俊旅打得溃不成军，残部向汤坑方向逃去。起义军于午后3时许，全部占领王俊部阵地，贺龙、叶挺的指挥部移至潭岭山。

因为起义军不知王俊背后还有大部队，且初战告捷，士气正盛，没有多想便乘胜追击。这一追就遇上了大敌薛岳。

薛岳与起义军交过手，败将一个。可这次他仗人多势众，且有援兵即至，所以有恃无恐。特别是王俊部败退下来时，他还在山头上大骂王俊草包。当起义军前进到一片低谷地，敌人火力猛射过来，逼得潭岭山上贺龙的指挥部数次转移位置，常常是刚刚挪开，就有数十发炮弹落在原地爆炸。

战斗越打越激烈，起义军派出几支小部队冲击敌前沿阵地，但因后续部队被敌火力封锁而被迫退下。这样反复冲杀多次，激战至深夜终不得手。午夜后，二十四师一部由当地赤卫队员带路，利用蔗园坎坷，迂回敌军右翼，渗透接敌，配合正面强攻。

到28日凌晨，起义军终于攻占薛部所占的竹竿山及右翼丘陵阵地，前锋部队乘胜向分水村前进，拟抢占了望岽一带山地。薛岳没有笑到最 后便被别人笑了。两战两捷的叶挺将军真有点打疯了的味道。他的头脑已经发热，即使面前出现铜墙铁壁他也决不会回头！胜利像一颗彩球一样诱人。

薛岳败退后，陈济棠部又上来了。他是接到李济深之命，来支援薛、王两部的。他的十一师已于前一天到达汤坑，于拂晓前展开，占领大部山地。因为此处旱地与水田交错，多是甘蔗田，彼此展望困难，一旦发现，已成短兵相接。当二十四师大部兵力冲至山腰时，由揭阳开来的二十军二师四、五两团赶到，顿增生力，敌人纷纷溃退，起义军得以完全占领前面一座高山。

不料，占山之后，敌人又进入另一高山与之对峙，自中午12时起至晚上9时，敌人仍顽抗不退。这时战斗像两股互相冲击的潮水，一波淹过去，又一波冲过来，双方冲来冲去，形成拉锯战。你拿手榴弹打过来，我拿手榴弹丢过去，双方伤亡均惨重，仍难分胜负。敌人兵力约有1.5万人，3倍于起义军。

28日的激战，萧克上将是参加者。他回忆过他所在的第七十一团第二营的战况，那是一幕血与火的悲壮史诗：

第七十一团第二营在廖快虎营长的指挥下，和一营协同，各连利用地形展开，冒弹雨突进。威震敌胆的号音和战士们的喊杀声交织在一起，一举突破敌人的阵地，敌向后溃退，俘敌二三十人，缴获重机枪一挺。我二营战士追出半里之遥，进至敌扼守的高山下，仰攻敌阵。这时敌人大队从山上反击下来，我们又退回原阵地。廖营长把队伍稍加整理，指挥迎击敌人。敌人以优势兵力扑来，我二营坚决抗击，双方伤亡很大。后终因众寡悬殊，二营阵地失守，退至团部阵地。廖营长制止退却，按建制集结，他命令比较整齐的八连和四连，立即反冲击，一定要夺回阵地。两个连分路前进，廖营长随队督战，终于又把二营的阵地夺回来了。敌人从田垄对面猛烈射击，廖营长中弹倒下了，传令兵扶他，他以顽强的毅力坐在自己的阵地上，面对着敌人，向战友们示意：固守阵地！固守阵地！然后，闭上眼睛，又倒下了。

已经是28日后半夜了，叶挺在指挥所里不安地走来走去。副官送来了一些饼干和牛奶，指挥员们边吃边议论敌情。

叶挺提议：看来敌人难以一下击溃，进行夜袭吧。以二十四师的七十一、七十二两团为主攻，二十军的一、二师掩护，以火焰为号。

天快亮了，仍未见山头有火光点起。叶挺带着参谋人员走出指挥所去观看，正遇上冲下山的敌人的射击，子弹纷纷飞来，他们只好回到房子里。叶挺和刘伯承等人商量。

刘伯承恳切他说：“不能再打了，我军伤亡太大，官兵算在一起，死伤足有2000人，已无力再战了。”同时他还将在战地上拾得的敌军计划，拿给叶挺看，这才知道敌军后续兵力远比预计得多。

叶挺本想再冲一次，现在只好放弃，同意部队撤退。

3天3夜，许多人只啃了几块饼干，喝了点凉水。退下来后抓紧吃几口饭。二十四师教导大队第三队开饭时，一集合报数，只剩下40多人，伤亡了一大半。老炊事员看到只有40来人吃饭，以为还有部队在前线没下来，把饭留在一边。有人告诉他，不要留了，这些同志回不来了。老炊事员一听，眼圈一红，当场哭出声来。叶挺也蹲在队伍里吃饭，听到炊事员哭，心如刀割，很心烦地瞥了一眼老炊事员，说：“哭什么，打仗总会有牺牲的，我们的队伍还在扩大，你说不定哪一天还会当连长呢！”吃完饭，部队集合起来向潮汕方向撤退。

战士们不肯撤，也不服气：“我们并没有打败，为什么撤退？”干部也是一肚子气：“丢那妈！老子自从吃军粮以来，向后退还是第一次！”

二十四师的士兵更看重铁军的荣誉，在撤退路上骂开了：“为什么要退？丢那妈，何不拼他个鱼死网破，革命军的名誉就这样丢了？”不情愿撤退和急于撤退的士兵形成两股漩流，秩序有些乱。

贺龙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紧勒着缰绳，战马在原地打转。他冲着军官们高声喊道：“同志们，这10年是我垮了又来，再垮再干，越干越大，为什么？就因为我干的是革命，不怕失败。干革命，人民就拥护。我们可能被杀，人民却永远杀不绝。现在情况很严重，我只有两句话：第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第二，宁可站着死，不能跪着活！”大队人马开始有序撤退。

敌人并没有追击。原来陈济棠开始没把起义军放在眼里，双方一交手，他发现和他对抗的不是他的上司交代的那样，对方是些乌合之众。两军绞杀在一起，谁也占不了便宜，他的代理团长吴永泰素以英勇善战著称，此时已战死在阵地上，他的周围是数不清的士兵的尸体。他是捏着一把汗在山头上坚持着。天亮以后，起义军竟开始撤退。他有些纳闷：叶挺向来是血战到底的，怎么不败而走了呢？他不敢追，怕落入陷阱。

阵地在退尽的硝烟中一片狼藉。

撤下来怎么办？革命委员会和参谋团并没有下撤退命令，也没有指示向哪里走。他们向潮汕撤退途中，碰到贺龙的一个副官，他说，潮州丢失了，汕头也不能保，革命委员会向海陆丰转移了。

十一军党代表聂荣臻和叶挺商量，向哪里去？

叶挺说：“向海陆丰去也不是办法，因为二十四师伤亡太大，二十五师又被隔在三河坝失掉联系，我们向海陆丰，越走离二十五师越远，这样不行。”

“你的意见呢？”

“向福建去，那里敌人薄弱，只有张贞的一个师，没有多少战斗力，我们又可以找到二十五师，带上他们一块走。”

聂荣臻觉得叶挺的主张也对，叶挺跟随孙中山的时候，在福建搞过革命，那里的情况他了解，是个好主意。可又一想，作为党代表，不能不慎重，思索再三，他表示：“这样不行，我们没有得到命令，这样一走，不就成了各走各的，单独行动了吗？没有命令擅自行动可不行啊！我们还是找到前委再说吧。”

于是，他们就掉头向西，经过揭阳到达流沙。

第十三章 不散的军魂 潮汕七日红

当起义军正同陈济棠部陷于苦战之时，黄绍竑这个老练的军人乘虚而入，已密令部队绕道朝着起义军后背运动。

驻守潮汕一带的是警卫司令周逸群和他的第三师。说是一个师，其实主要是一个教导团，大约上千人，都是新参军、缺乏训练的学生，其中包括将近三分之一的伤病号。他们对潮汕周围的敌情一直并无觉察，这两天还在忙于筹款，打土豪。

29日下午，在潮州的周逸群接到命令，说敌新编第二师及第十三师，28日由汤坑至留隍，向潮州前进，最快亦须两日路程，望死守潮州，并派第七十团之第一营协同死守。

周逸群大为叹气：潮州无险可守，命令如此，只好勉强支持待援。他又从命令中得知，主力于29日拂晓向汤坑之敌发起攻击，估计打败王俊部没有问题，只要等到大部队回师来援，一切都可安然无恙。他还是做了一些准备，匆忙将派到乡里剿匪的人马收拢来，准备守城。他不知道来犯之敌有9000之众，并正以急行军的速度包抄过来。潮州城四周的敌情像乌云一样层层卷来。甚至海面上还停泊着一艘国民党的飞鹰号军舰，曾有上百名敌军从舰上乘小划子登陆，企图袭击起义军。好在他们人太少，只经十多分钟就败退回去。

到了30日上午9时，敌情顿时紧急起来：有备而来的黄绍竑部与第三师教导团的第三总队接火，一直打了两个小时，潮州地形一马平川，易攻难守，在敌军猛烈炮火袭击下，阵地已渐渐不支。周逸群虽是文官，毕竟在黄埔受过训打过仗，大兵压境仍有章法。他一面命令教导团第一总队增援，以第二总队扼守铁道，一面电调第六团。主阵地上的起义军正在死守。炮火掩护下 的敌人敢死队在轮番冲击，炮弹如雨，打得树杆着火，低洼地处已有血水在淌。调来的三师六团是南昌起义前半个月才组建的一个团队，绝大部分是新兵，现在也打红了眼。激战数小时后，子弹打光了，就在牺牲者的身上翻找。有的甚至利用战火短暂的间隙，冒死滚到敌人尸堆里去捡回枪支子弹。打到后来，他们就把石头和圆木顺山坡推下去拦截敌人。

到了下午3点多，黄绍竑将1个团从起义军身后插过来。这下潮州城腹背受敌，陷入绝境。士兵们只有以死抗争了，有刺刀的上了刺刀，赤手空拳的拦腰抱住敌人，拼命厮打。整个阵地成了肢断躯裂，尸横遍地，血迹斑斑的屠场，草草挖成的堑壕崩塌了，活着的也是满脸血污。

敌人很快突进潮州城。第三师司令部也面临覆巢之险。新委任的潮州行政委员长陈子坚，这天下午正召集潮州大字号的商人开会，商议筹款问题。会没开完，枪声已在街面上响起，不得已赶紧撤退。后勤部门和粟裕他们已筹集到了大批冬衣、物资和60万银元，来不及搬走，都丢给了敌人。周逸群的指挥部被包围，教导团全被打散，他只好带着几十个随从冲出重围，向城外河边退却。走了十余里，遇上溃散了的第六团第四连部分士兵，刚要拔腿，又被敌人发现，并合围上来。

周逸群不敢恋战，赶紧率众沿铁路线向汕头方向撤离。周逸群因久等总指挥部派出的第一营迟迟不到，料想主力军已经失败。汕头同样战云密布。

起义军主力分散出击之后，汕头就剩个空壳子。而且汕头面临大海，后背失去保护，处境非常危险。保卫革命委员会的是一支由李鸣珂率领的不满40人的手枪队；还有李立三掌握的第三师教导团的一个总队，只够维持秩序。而且前两天还发生过一次反动势力的暴动，又牵扯了一部分兵力。

周恩来和郭沫若在揭阳没有多呆，等他们赶回汕头时，周恩来已经重病难以支持了。不用说，张太雷带来的消息增加了他的精神负担。他发着高烧，神情恍馏，眼前模糊不清，脑海里常常出现虚幻，以至躺在床上也要喊着“冲啊冲啊”。郭沫若也是焦急万分，请医生来看，说是恶性疟疾，需要休息。打了针以后，周恩来清醒一些，就叫身边的副官吴东，说天快凉了，去订购2000件军棉背心，好过冬。

外面的炮声已渐渐接近，他交代做保卫工作的陈公培，重点保护好林伯渠、吴玉章、张国焘、谭平山等领导人。陈公培手里也就一连人，而且多是非战斗人员。许多革命委员会要员都住在城外老百姓家里，只好派人一个个通知。郭亮找到姜襄父子时，他们正在睡觉。郭亮没有惊动姜济衰，只把姜襄带到周恩来处。姜襄进去时，坐了5分钟无一人说话。郭亮又将姜襄带出来，告诉他：“我只叫你一个人出来，是怕你父 母知道了难过，现在打了败仗，我们要拆伙了，你赶紧布置遣散你们的随从人员，只留你父子俩人，紧跟谭平山，一步不要离开。”炮声再次响起。

周恩来对刘伯承说：“赶紧往普宁撤吧，再晚恐怕出不了城。”

卫士将周恩来扶上担架，给他身上围了一条毯子。亏得周恩来他们撤得及时。不然这些领导人插翅难飞——敌人海上的军舰不知底里，误以为起义军早已退尽。又存最后捞一把的念头，所以28日下午3时半，在飞鹰舰开炮掩护下，80名宪兵分乘两只拖轮登岸。一时炮声轰隆，军舰还用汽笛发出“无畏无畏”之声，以壮声势。上岸的宪兵分为3队，一队从邮局攻公安局，一队攻升平路，一队出福平路。

而起义军的领导机关全在大埔会馆。宪兵一见机关门口还有不少起义军，顿时着起慌来。对打到傍晚，飞鹰舰上吹起收兵号，宪兵急忙回船，一点人数，失散30名。就在停火后一段时间里，起义军的领导机关撤出汕头。

黄绍竑的部队这才赶到向普宁行进途中，张国焘遇到从前线回来的聂荣臻。

聂荣臻对汤坑之战很不满意，他认为这次失败完全是指挥失当。参谋团没有研究透敌情，只顾将部队开上阵地去打硬仗。叶挺同志是位猛将，这次也是硬攻，不顾一切地硬攻，等到气力用完了，连退却也弄不好了。经过这次惨痛的失败，以后如果再举，非大大记取这一次的教训不可。

张太雷也在队列里。走了一段时间，他才化装转回汕头，取道回广州。临分手时， 他对起义军的领导们说：“果不出中央所料，暴动终于失败了。现在只有照着中央的指示执行。”

众人都不好说什么。天正下着毛毛细雨，趁着雨雾，从汤坑撤下来的一部分人，赶到了城东韩江码头。城里已经被敌人攻占，码头上部队混成一团，正等着渡河。他们想来汕头找自己的部队。当半夜时分，他们赶到澄海近郊，却见汕头方向闪射出了一簇簇的探照灯光。这时候他们确认，汕头肯定已被敌人占领。大家已经走得很累，现在一下都坐在地上：默默地注视着夜空里闪射着的探照灯光，队伍里又紧张又寂静。看来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都悬着一连串的问题：主力怎么样了？革命委员会在哪里？我们该到哪里去？

正在犹豫中，教导团的参谋长周邦采打破了寂静：“同志们，到三河坝去吧，找我们的二十五师去！”

“对！”大家七嘴八舌地应和着。这样的情况下，只要有人负责，提出一条可走的路，大家都会响应的。大家匆忙弄了点饭吃，休息了一下。在天快亮时，队伍又集合起来，趁着拂晓前的微明，沿着韩江，返回头向饶平前进。

第十三章 不散的军魂 失败像一种传染病

驻守在三河坝的二十五师，对主力在汤坑的失利全然不知。他们正在朱德的带领下，组织后勤支援，做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政策，还把一部分枪支交给大埔县委和三河坝地区群众。但是他们很快发现，在淤口方向有许多敌人，摆出了进攻三河坝的模样。

三河坝是个大镇子，从北面飞流直下的汀江，同从西南面奔腾而来的梅江在这里汇合后，向南泄人水深流急的韩江。在三河坝对岸有一座30多米高的笔枝尾山。它形如鱼尾，山势险要，松林茂密，群峰叠嶂，可攻可守，大有一山镇三江之势，是兵家必争之地。

10月1日，朱德带着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等，仔细观察了三河坝的地形。他认为要发生战斗，如果二十五师还留在三河坝就是背水作战，这是兵家历来的大忌。于是，决定把部队转移到三河坝对岸的东文部、笔枝尾山、龙虎坑、下村一带布防，连夜构筑工事。师指挥部设在龙虎坑东边高地。

朱德、周士第和李硕勋都在这个指挥所，准备随时迎击敌人。战前，背着小斗笠，穿着短裤和草鞋的朱德在河滩竹林旁边，召集全师官兵讲话。他的一个坚定信念就是：要坚守三河坝，为向海陆丰进军的我军创造有利条件。他希望二十五师发扬会昌歼敌的精神，保持铁军的荣誉，战胜来犯之敌。起义军刚刚布防好，敌钱大钧部10个团约2万人就气势汹汹地扑来。他们用20多条小船，在半夜顶着浓重的夜幕，开始偷渡。当木船行到江中，早在滩头阵地上等候的起义军，凭借有利地形，按朱德布置的“半渡而击”，向敌人发起攻击。

打沉了不少船只。三河的湍湍水面上，一片混乱，一片嚎叫。有的船只无人掌舵，在河心打转转，有的敌人已经落水，活活溺死不少。但很快敌指挥官醒过神来，将兵力集中，以大炮和重机枪向二十五师阵地轰击。敌人仗着人多，击退一批，又上来一批，终于有几百人越过封锁线，进到河这岸的石子笃山脚下。

周士第命令第七十三团一部出击。经过一场鏖战，这几百个敌人全部趴下，几百支枪也送给了起义军。这当儿，另一股敌人从大麻街附近渡过河来，占领梅子崇一带高地。师参谋处长游步仁率领七十三团另一部出击。但敌众我寡，敌人占据有利地形，双方形成对峙局面。此时，双方都想再坚持一下来获得胜利。游步仁继续突击，被飞来的一颗子弹打中腹部，顿时血流一身。他被抬下阵地（后抬到福建平和附近牺牲）。

战争中的事总是呈连锁反应。这边稍有停滞，另一边便乘机猛攻。有一股敌人从汀江上游渡河占领了东文部，另一股敌人过河后进到笔枝尾山脚下。好在七十五团仍有铁军之威，几次猛攻，将敌打退。强攻付出了很大代价：七十五团团长孙一中负重伤；七十三团五连连长张子良牺牲；该团还有一名姓王的连长也牺牲了。两天过去了，钱大钧没有占到便宜。便开始在指挥所里想招。他不是战将，却略知兵书。

10月3日凌晨他起床后，见外面大雾漫天，从窗口门缝挤进来，不由击掌而歌：“天助我也！”大雾弥漫了整个三河坝，以至几步之遥看不见人。钱大钧借着大雾，驱兵从正面对起义军阵地形成半月形包围圈，又从西北面渡过梅江、汀江，企图对起义军进行偷袭。这一招果然见效。

当起义军察觉钱大钧的企图后，已陷入被动。当他们奋力抵抗之后，钱大钧以驱强兵力倾巢出动，渡江后抢占滩头竹林阵地。双方反复争夺，战斗一直僵持到午后。

下午3时，钱大钧部又调集许多迫击炮和机枪作掩护，拼命攻击。起义军虽经昼夜激战，又已粮绝，仍以死相拼。这时，另一股敌军强渡过江后，抢占了梅子崇一带，对起义军形成两面夹击，形势更为不利。虽然消灭敌人上千人，也缴获了不少枪支，可起义军也伤亡好几百人。

朱德害怕这种消耗战。再打下去，我军至少也会按比例地牺牲，最后不会留下一枪一卒。同时，他也得到情报，知道黄绍竑部已从韩江下游开来，有与钱大钧联手合击二十五师之势。朱德浓眉紧锁，厚厚的嘴唇抿成一条线。他下令：“为了保存实力，必须立即撤出战斗，去追赶主力。”决定留下七十五团三营做掩护，其余部队交替掩护，迅速转移。

守卫在笔枝尾山顶的第七十五团第三营，不愧为勇士们，他们呼喊着冲锋，站起来扫射。打退敌人数十次进攻之后，子弹手榴弹全部打光，营长蔡晴川带头扑向敌人拳打口咬，全营官兵壮烈牺牲在阵地上。

10月18日的广东《新闻报》从另一个侧面，报道了三河坝战斗的惨烈：

<small>11日汕头函 此次国共两军恶战，为从来所未见。广州军用篷船24艘载兵到三河冲锋，贺军待船将靠岸，始开枪射击，全船军士连船夫尽遭击毙。现韩江两岸，死尸遍野，野犬食人肉，彻夜嗥叫，如同鬼哭。土人将尸骸曳之投河为之塞。7日，潮州湘子桥面一日之间捞起漂尸600具，交善堂殓葬。尸身上有缠红带者，有缠白带者，多为刺刀刺死者， 或断头，或裂腹，有五官不全者，有四肢已断者，全尸者不及三分之一。现韩江沿岸苇丛中未及收捞者尚不可胜计也。潮州城中居民历来到韩江城外汲食韩江之水，自见浮尸之多，恐生厉疫，近日改汲井水，亦可想见当时战斗激烈之一斑矣。</small>

朱德和周士第率领第二十五师剩余的2000人，在10月6日清晨撤出三河坝后，当夜兼程去追赶主力部队。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主力已遭到比他们更加惨重的失败。

当天晚上，他们抵达饶平以北的茂芝。第二天清晨，遇见第二十军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他带着那支200多人的队伍。

朱德问：“邦采，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这一问，周邦采一个硬朗的汉子扑籁籁掉下泪来：“朱军长，主力在汤坑作战失利了，潮汕也已失守。我手下就剩这200来人了！”

“恩来、伯承他们呢？”朱德也是大惊失色。

“汕头全是敌人的探照灯，他们要是不走就危险了！”

这短短的几分钟，朱德好像停止了呼吸。他不禁打了一个寒颤，感到血撞心头，眼角潮湿。好久才用低沉的声音说了5个字：“怎么会这样？”

第十三章 不散的军魂 流沙——一个地名的寓意

不是宿命论，也不知起义军领袖们到达普宁县的流沙镇时，对这个地名是否皱过眉头，预感到某种不祥。反正今天我们再来念叨这个地名时，心中充满了惆怅：这究竟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命运的作弄？将一个象征的地名写在了起义军最后的驿站！

起义部队是10月3日陆续到达流沙的。

周恩来到的较早，有4个士兵轮流抬着担架。周恩来躺在担架上，盖着毯子，一时发热，一时发冷。按郭沫若的说法，是“脸色显得碧青”。贺龙、叶挺稍晚到达。

革命委员会决定在这里开个会。会址选在路旁的一座教堂里。

这座教堂已多年失修，形状尖峭，姿态生硬。只能从临空的十字架和花 色玻璃上判断出是座教堂。会议室设在教堂内细长的侧厅里，中间放了一张木长方桌，四周摆了一圈木椅。

周恩来从担架上被搀扶下来，慢慢坐到桌边。努力提高嗓门，向大家作报告。他在检讨失利的原因：“为什么我们在瑞金、会昌连捷之后，竟然在汤坑打了败仗？第一是我们的战术错误，我们的情报太疏忽，我们太把敌人轻视了。我们已经打到筠门岭，应该穷追，由蕉岭、梅县打出，不让溃败了的黄绍竑、钱大钧部有整顿的机会。我们没有这样做，竟由筠门岭折回，绕道长汀、上杭、大埔而入潮汕。这样便把我们作战力量最强的两师人不能不分开来，留了一师人在三河坝镇守。终让敌人得到了居高临下的形势，集中力量把我们各个击破了。”

卫士给周恩来送上一杯茶，几块饼干。周恩来稍微休息一下，接着说：“其次是在行军的途中，对于军队的政治工作懈怠了。民众工作也没有跟上，不仅没有发动民众，而且还犯了许多错误，比如进入汕头以后，为了维持秩序，枪毙了两位工友，这引起群众反感，所以有的群众就说我们是蒋介石的第三军队，这种影响很坏……”

疾病已使得周恩来十分虚弱，他不愿多讲过去，话题直转目前：“我们已经接到中央的命令，我们共产党人将不再打国民党的旗号，我们将在苏维埃的旗帜下单独地干下去！也就是说，现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事实上已不存在了。”周恩来的语调有些苦涩。他那长长的胡须，沉郁的目光，紧闭的嘴唇，都流露出深刻的负重之感。尽管听讲的人已经料到更加危险的下一步，尤其是队伍中的国民党左派，都不愿意接 受此时就要“分家”的现实。

会场沉默了，空气凝固了。没有时间商讨。

周恩来宣布：“武装人员尽可能收集整顿，向海陆丰撤退，今后再作长期的革命斗争。非武装人员愿意留的留，不愿留的就地分散。已经物色好的好些当地的农会会友作向导，分别向海口撤退，再分头赴香港或上海。”

党务委员会主席张曙时表态：“那也好，就这么办吧。”

叶挺仍不主张去海陆丰：“海陆丰已经有敌人，同时，我们到那里后，受到从广州和汤坑两个方向来的敌人的夹击，而那里是不大的一块地方，又是背水作战，地形很不利。”

聂荣臻也同意叶挺的意见：“二十五师可能被隔绝，二十四师伤亡大，汤坑战斗没有取胜，再打下去是困难 的。”

周恩来支撑着说：“贺龙同志的二十军已经向海陆丰前进了。”

周恩来说完，不知为什么，大家的目光都转向贺龙。或许因为他是个向来豁达大度、异常乐观的人，他的意见是一种信心。可是贺龙却一声不响，闷头抽着烟，面孔分外地阴郁和黝黑。

正在讨论的时候，得到报告说，前边走的二十军的两个师缴械了。这个消息如晴天霹雳，使得整个会场议论纷纷。

最按捺不住的还是贺龙，他将烟斗向桌上一拍，高声说：“我被我自己的家族出卖了，连累了革命，对不住大家。”

叶挺仍然保持他平日的高亢语调，说得很简单：“我们再有得一团人，便什么都不成问题啦。到了如今这种地步，只好当流寇（打游击），还有什么好说！”

这些话无意中刺激了贺龙，他呼地一下站起来，大声吼道：“但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到湘西，我要卷土重来！”

午后2时，刚布置好，准备离开教堂时，一位侦察员仓惶来报：村外的山头上，有敌人的尖兵出现！叶挺拔出手枪，指挥人员撤出教堂，并让警卫部队殿后。

周恩来还没有走，他和李立三、张国焘还有些紧急事商量。他对他俩说：“你们赶紧离开部队潜返上海。”

李立三问：“你呢？”

周恩来：“我仍随部队行动，沿途由我相机处理。除应留下的人员外，一律遣送到香港、上海一带去。”

张国焘看周恩来病成这个样子，有些怜悯：“你的病怎样？你病了应先离开部队，让我留下来代替你的工作。前线情况到底如何？”

周恩来没有改变计划的意思：“我的病不要紧，能支撑得住。”他挥了 一下手，急这他说：“我不能脱离部队，准备到海陆丰去，扯起苏维埃的旗帜来！你们快走吧！不能再讨论了，迟了就来不及了。前线糟得很，还能剩下多少队伍，现在一点把握都没有 ”

周恩来仍然坐上担架，李立三和张国焘也都离开教堂，各奔前程了。

敌人来得突然，二十四师撤下来的部队，与革命委员会的人混在一起，各个单位也还来不及疏散，有些改了装的人员还没有和向导接头，一个成建制的部队也找不到，想调挺机关枪也没有办法，有了枪管找不到枪架，真是一片混乱。后面的人就盲目地跟着前面的人走，据说是要开往云落宿营——这一带的地名真是怪异，总是怀着某种象征。

在村头陆续收集，大约有1个营的武装人员。这1营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殿后，一部分打冲锋，由叶挺领队，争夺那必经的西南山头。走在中间的是庞大的非武装人员，比那1营人还要多。武汉、南昌、上海、长沙及其他城市疏散下来的男男女女都有，再加上不少的勤务和挑夫。

单拿政治部来说，就有好几名挑夫在挑着银元。离开汕头的那晚，财务处要各单位去领钱，大家怕累赘居然都不要硬洋，只有政治部自告奋勇，把好几箱“袁大头”全都挑来了。

浩浩荡荡地走出流沙，队伍向西南面横亘着的山头进军。山相当高，有蓊郁的林木。从这里到山脚，是一片旷阔的田畴，晚稻有些还没收割。田畴当中有20来户人家，自成一个小村落。天已黄昏，后面追击的枪声也慢慢稀落。在田畴中的小路上走着，迎着从山上吹下来的凉风，人们的惆怅心情也渐渐平息，有人轻声哼起了《国际歌》。

正在这时，前头突然传来几声清脆的枪声。这几枪将毫无戒备的行军队伍打乱了。尤其是挑夫，他们抛下担子便乱跑，勤务也乱跑，穿长衫的国民党左派人员也乱跑。殿后的部队在往前冲，想冲上去迎战，但被这乱了的队伍拦住了。见此情景，周恩来从担架上坐起来指挥，将每一部分人的职责作了分工，规定了如何联络通信，将队伍稳下来。他正发着40℃的高烧。

带枪的人几乎都派出去了，只剩下一支非武装的队伍。天色逐渐昏黑下来，耸立在前面的连绵群山，阴森得像一条庞大的吃人的怪兽。大家感觉着焦虑，向导也没有了，只知道路向是从一个山缺口处翻越过去。

天色已黑透。周恩来着起急来，他叫大家整队，冒险上前。有人还是不动，他更急了：“不冒险只好坐以待毙了呀！”队伍这才重新整齐起来。就在这时候，于万籁无声之中，在不十分远的背后，又零落地极尖锐地响出几下枪声。这比前一次更加出人意外了。

周恩来回头去看，在一片昏黑中什么也看不出。参谋团的几名年轻卫士很机敏，立即掉头伏在地下，用他们的驳壳枪还击。郭沫若这一些军中文人，也学着他们的样，在一块块墓碑下边掩伏下来。一排枪射过去，对方反而沉寂了。弄不清是敌人，还是汤坑溃退下来的自己人。顾不得多想，趁着枪声沉寂，他们从墓碑下边爬起来，赶紧撤离。这下队伍全乱了。

第十三章 不散的军魂 激流归大海

从流沙教堂出来，李立三、张国焘、廖乾吾和贺昌4个人跟着向导脱离队伍，循着田间的小路单独行动。他们也听见流沙大路那边传来的零零落落的枪声。他们的向导是中共普宁县委派来的一位农民兄弟，能干而熟悉当地情形。黄昏后，他们走到了有所碉楼的村庄，流沙方向的枪声也停止了。

向导安慰他们：天一黑，敌人不会再追击，你们放心吧。他将他们悄悄引进他家里的后门，出去一会儿，回来时抱了一大包便衣，让他们赶紧脱下军装换上便衣。并给他们准备了一顿可口的饭菜——倒不是饭菜有多么好，而是他们又饥又渴。饭后，向导将他们携带的短枪全部收藏起来，说留着将来农民起事之用。随后，他们溜出他家后门，循着山涧小路，向海滨迸发。

他们跟着向导，在无人烟的山岭中行走了一夜。向导很有些神秘：问他什么他都笑而不答，只是领着他们赶路，也不休息。惟一停下来，是在两三处喝了几口泉水，吃了几块饼干。第二天近午，望见前面的大海，向导才说休息 一下。他说前面就是甲子港，再往前走，要分开走，要表现出这5个人毫无关系，但各人要互相照顾，以免失去联系：“到了市镇上，我将要走进一家熟识的店铺，你们也陆续进去，不要出声，一切由我交涉，自然有人出来招待。昨晚到现在，我们走了100多里小路，幸好都平安度过，现在到市镇上去，一切更要注意！”其余4个人当然无话可说：“一切听你指挥。”

向导此刻严若一名大军统帅一样。他们放慢了脚步，装作普通旅客模样，先后进入甲子港。

这个海滨市镇，完全是个渔港，满街都是鱼产品。海港中停泊着大小渔船，海滩上晒着各式渔网，不仅各户门楣都是用大鱼骨搭成，上面堆着许多蛤壳，而且多数妇女头上手上都戴着贝类做的装饰品。这个镇上没有民团，也没有警察，除了一些大鱼贩子操纵市场外，似是一个无人过问的世外桃源。

李立三等4人依照向导的话，走进了一间海边的店铺，便看见向导正和店老板谈话。他向他们使了个眼色，4个人便陆续坐到一条长凳上。向导又把他们引到店铺后面的楼上，他对他们说：“你们就在这里休息吧。这位店老板很怕事，不愿留你们在此过夜。他一会儿送茶饭来，你们不要下楼。我去找船，船找好后，你们就上船去。”

黄昏时分，向导回来了。他说： “船是找好了一条，船资要100大洋，午夜开船，直驶香港。渔船的情况我还不太了解，还要去继续打听。”4个急于离开的人们并不在乎船资多少，马上就将100元交给向导，并催他赶快准备启航。

天黑时，4人更是毫无顾虑地在海滩上荡来荡去。那位向导很着急地跑来说：“我找错了船，那是一条海盗船，船老板已侦知你们是大军官，一定带有金银财宝，可能在海上谋害你们，决不能坐！”他指着海上的船只轻声说：“我现在才弄明白，你们看，这面的都是渔船，那面的少数几只便是海盗船。”“赶紧另雇船吧。”4人都要求着。不一会儿船就雇好了，但向导坚持要去向那海盗船讨回所付的100定洋。

4个人都急了，劝他：“算了，惹翻了他们更麻烦。还是赶紧开船吧。”

李立三更是多了个心眼，让向导故意去和海盗船的老板攀谈，说今晚因事不走了，改在明晚走，免得发生不测，并叮嘱向导：“你也有危险，我们走后你明早一定要离开，千万不要去追那100元钱了。”

这样安排后，大约晚上10点左右，4人踏上了新雇的渔船，船夫解缆，驶向香港。

许多人都像李立三他们这样，通过甲子港逃往香港，再转各地。撤离晚些的，就更困难了。郭沫若一行4人摸黑从墓碑旁逃出，找不到路，就在茫茫田野里凭感觉朝海口方向走。一会又和一队有30多人的武装队伍碰上了。郭沫若躲在树丛里一听他们说话，才知是叶挺的部下。忙着钻出来，跟着他们一块走。连遭惊吓，已经有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了。他们走近一座村庄， 想找个向导。不料，还未沾着村边，“轰轰”爆出两声土炮，队伍又是一哄而散。

纠集起一些人，再走。总算找到个愿当向导的人。向导引着郭沫若他们跨沟跳坎。有一次，跳过一条宽沟时，大家都跳过了，惟有郭沫若扑通跌进水沟里。人们七手八脚把他从水中拉起来，已是里里外外全湿透了。没有衣服换，郭沫若只好打着赤膊，把湿衣服套在别人给他找来的一根竹竿上，就像扛着一面旗。夜来天气渐凉，郭沫若已是上牙下牙打颤，只好一边走，一边用手在浑身上下使劲摩擦，发出点热量。走到一个瓦窑场，士兵们拖着饥饿疲倦的身躯在场外空地歇下了。郭沫若4个人睡在场内的草堆里面。太疲倦了，一觉醒来天已大亮。士兵和向导早已走得连影子都不见了。4个人好一顿懊丧，无法，只好就近找人买了一些旧衣服，换掉身上显眼的军服，装成当地老百姓，继续向海口方向走去。最后在进步青年农民和农协的帮助下，到了酒泉，再由酒泉上船去了香港。

从潮汕逃出的起义军将领，尤其是像陈赓这样的伤病员，处境更加困难。他是卢冬生和一名工人用行军床把他抬上货船底舱的。他们刚刚坐稳，就有一个黑影跳进货舱，东张西望。

陈赓不免紧张起来。在这个铁匣子里，有情况很难逃脱。只见那人捡起一张烂席子，看看没有空地，便往陈赓脚下一铺，倒头便睡。呼吸声显得特别粗。

陈康本来装作看报纸，拧过脸借着微光一看，差点笑出声来：这不是他的老同学、三师师长周逸群吗？

陈赓不甘寂寞，生出个玩笑念头。他拿报纸遮住脸，大声念道：“这报上的消息真灵通，周逸群还没上船，报纸就登出来了！”

躺在席子上的周逸群一愣，翻了个身，支楞耳朵，想听听清楚 听着听着，扑哧笑开了：“是你这个鬼呀！”

俩人高兴地放声大笑。周逸群告诉陈赓，他是被黄绍竑的部队抓住了，但士兵没认出他，他逃了出来。汕头有个慈善团体给了他一张船票，他才上了船。他们决定一起到上海去找党。他们都担心：不知周恩来、叶挺、贺龙现在何方？

第十三章 不散的军魂 败走香港

流沙撤出的时候，一片混乱。跟贺龙一起撤退的是刘伯承、林伯渠、彭湃夫妇等。跟追兵打过几次小的战斗后，只有二三百名士兵了。到了神泉港附近的一个村落，贺龙要部队与当地共产党组织取得联系，坚持斗争慢慢再转回湖南，等他到上海后再与他们联系。

贺龙等几个领导人与部队分手后，即由彭湃带到一个地下关系人家，换装扮成广东的老乡和中小商人模样。

当时一起走的徐以新还是小孩，他舍不得丢掉红领中。刘伯承见了，对他说：“我的小老弟，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留这个？”这是很危险的，徐以新只好丢下。

彭湃对这一带很熟，他领着贺龙一行人到神泉港后，又通过地下关系，租到一条可载百十人的大渔船，在海上又走了三四天到达香港。

进港前，贺龙他们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把枪支都扔到海里去了。那一刻，他们的心里都在流血。

聂荣臻和叶挺则没有贺龙那样顺利，他们始终跟在周恩来旁边，混乱之中，抬担架的也跑了，只剩下两个卫士，他们轮流背着周恩来，有时由叶挺或聂荣臻搀扶着走。情势非常危险，因为这5个人中间，惟一的武器就是叶挺腰间的那一支小手枪，其他人都是赤手空拳。

周恩来仍在发烧，连稀粥都吃不下了，有时神志不清，嘴里时时在喊。他们尽量避开大路，可是小路又不熟，走走停停。好在彭湃在这里工作多年，群众基础好，农民明知他们是起义军下来的，仍热情接待，给吃给喝。在农民的帮助下，他们找到逃到这里的汕头市委书记杨石魂。

杨石魂是当地人，曾在中央工作过，与周恩来、聂荣臻都很熟。聂荣臻也就不客气了，当即提出：“石魂同志，你对本地情况熟，可不能离开我们，我们几个连本地话都听不懂，你得想办法把我们护送到香港，沿途的关系你也熟悉，对吧？”

杨石魂很痛快，没有推辞：“你们放心，只要我在，就丢不下你们。”他又俯身摸摸周恩来的额头：“哟，这么烫，赶紧找个地方！”

当晚，他们转移到离流沙不远的一个叫黄厝寮的小村，隐蔽在区委书记黄秀文家中。点亮灯后，黄秀文才看清周恩来有些发黄的脸，和高高耸起的颧骨，他已经瘦了一圈。房子里只有一张大床，地下临时准备了一张草铺。

黄秀文有些过意不去：“地方太狭了，请首长们在这床上休息。”

周恩来坐在床沿上：“没关系，这就很好了。”

第二天，风雨大作，海里浪涛翻涌。黄秀文进来时，发现周恩来没有吃饭，脸色红得厉害，便不安地问：“周恩来同志，你病了吗？”

“有些不舒服，但不要紧。”

杨石魂焦虑他说：“周恩来同志发烧很久了，昨天过度疲劳，今天发热得更厉害了。”

正在房子里徘徊沉思的叶挺，突然转过脸问黄秀文：“你能找得上陆丰县委的关系吗？”

“找得上。县委设有秘密交通站。”

“那么秀文同志，请你一面向县委报告，设法请个可靠的医生，替恩来同志治病；一面派人雇船只，等风浪稍停，就启帆去香港。”叶挺说完，回头征求周恩来的意见，“你看好不好？”

“雇船很好。不过请医生的问题，我看不要麻烦县委了吧。我的病并不要紧，行军打仗都能挨过来，何况现在的环境总算安定得多了。”

周恩来说着坐了起来，好像是要证明他的身体还可以支持。“不行， 你已给病折磨够了，应赶快诊治！”叶挺毫不改口。一旁的聂荣臻、杨石魂也都劝着，周恩来只好同意黄秀文给县委打报告。

下午，周恩来的高烧稍退一些，他就叫黄秀文找县农协的负责干部，和一位工农革命军的中队长到他的住房来，他要了解这里的农运及武装斗争情况。

县农协的同志告诉他，几天前，二十四师余部在董朗同志率领下，甩开了敌军的追击，经过新田、河口，现已安全抵达海陆丰的褐石溪和中峒了。

周恩来略感欣慰：“这就好了，革命军队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南昌暴动的革命火焰又要在海陆丰点起来了。”

也许这是周恩来此次领导起义的切肤之痛——1944年3月，他曾提出南昌起义的主要错误：我觉得它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当时如果就地进行土地革命，是可以把武汉被解散的军校学生和两湖起义尚存的一部分农民集合起来的，是可以更大地发展自己的力量的。但南昌起义后不是在当地进行土地革命，而是远走汕头；不是就地慢慢发展，而是单纯的军事进攻和到海港去，希望得到苏联的军火接济。假使就地革命，不一定能保住南昌，但湘、鄂、赣3省的形势就会不同，并且能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病中的周恩来在诊治这场风暴。

第4天，黄秀文得到县委的通知，要他护送周恩来到革命基础很好的溪碧村去医病，那里有一个可靠的中医先生。这天晚上，他备了一乘轿子，送周恩来到县委早已布置好的接头地点。聂荣臻、叶挺等人也都跟着去了。

过了四五天，天还没有亮，他们又回到黄秀文家。但是周恩来的病状并未见好，现在惟一的办法就是早点到达香港就医。可天公不作美，暴雨虽然停了，狂风却依旧卷着巨浪，猛烈地扑打着海岸。没有办法，只好再住几天。

黄秀文的父亲是个一辈子受苦的人，看到这些人背井离乡，心里很不是滋味。一天，他去买了一条3斤多重的鲜鱼，高兴地做好端进房子里。

叶挺一见笑起来：“哟，老大爷，怎么买鱼呢？你家并不宽裕，再说，咸菜已经很好吃啦！”

老父亲说：“你们工作担子重，这位同志又害了病，不吃点鱼壮壮身子哪能行呢！”

周恩来很不过意：“你年纪大了还要照顾我们，我们身体并不坏，你太关心了。”他指了一下鱼盘，说：“菜做好了，那就请你送一盘给老太太尝尝，你也来这里吃。”

老父亲拗不过周恩来和叶挺，只好坐到饭桌旁，但筷子总是夹咸菜。

周恩来就夹起一块鱼放在黄秀文父亲的碗里。

叶挺也对两个警卫负说：“怎么，你们也拘束了，打它一个冲锋吧！”

惹得大家都笑起来。他们走后老人才知这是两个“大官”。

大约住了半个月的时间，船工来通知说可以出海了。大家都很高兴。傍晚时分，黄秀文又雇了一乘轿子将周恩来抬到船上。动身前，他们向他父亲道别，千谢万谢。老父亲也为之动情，祈祷着：“老天爷保佑你们一路平安！”

开船了。天空灰蒙蒙的，海涛在咆哮。那条船实在太小，真是一叶扁舟。

5个人将小船挤得满满的。他们把周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舱里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风浪之中，小船摇晃得厉害，站不稳，甚至也坐不稳。

聂荣臻怕被晃到海里去，找了根绳子将自己的身体拴在桅杆上。

叶挺直笑：“亏你想得出。”

小船在海上整整颠簸了两天一夜，终于在一个晴朗的早晨驶进了香港的鲤鱼门，在铜锣湾的海面靠了岸。

下船后，杨石魂说：“你们在这里照看恩来同志，我去找省委联系。现在广东省委在香港办公。”

第十三章 不散的军魂 周恩来危难时刻

“四一五”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向广州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了野蛮的大屠杀。一些参加了共产党、共青团的进步学生，被反动派通缉，一批批地投进监狱，又一批批地被杀害。也有一些进步学生事先得到党组织的通知，及早走脱了。

中山大学附属师范的学生范桂霞就是上了黑名单又逃出来的。她在邻居的帮助下，到了一个织布女工家里（她原来也是织布女工），女工帮她买了去香港的船票。到了香港，人地生疏，她在街头流浪了两天，幸天无绝人之路，后来在莉园书店见到了中大同学何志坚和朱英娥。他们问了范桂霞的情况和住址后，就让她到朱英娥家等候消息。

第二天，省委秘书处派人来找她，将她调到省委招待所工作。当时的招待所是按革命需要租赁房子的，发现问题立即搬走。她在招待所的几个月，已搬过几个地方了。董必武、瞿秋白、林伯渠、彭湃、李立三、杨殷等中央领导都在这里住过。

这一天，省委秘书长给范桂霞一个新任务，要她单独护理一个重要病号。省委秘书处管总务的赖谷良已将一切安排好了，他将范桂霞带到油麻地广东道一间小洋房里，说：“前面一间是杨石魂同志的住处，你住在后面这个家，你就是这个家的主妇。”

“我护理谁呀？”

“老周。”

老周？范桂霞不知“老周”是谁，但按组织原则是不能打听的，于是她就静下心来等候“老周”的到来。

一天下午，一部黑色小轿车在门前停下，杨石魂从车上背下来一个病人。

范桂霞一看，病人穿着一身绸缎的长衫马褂，一副上海富商的打扮。范桂霞急忙上前帮助杨石魂将病人迎进房里，扶上床，替他脱去外衣，盖好被子。病人仍在发高烧，神志不清，消瘦得很。她问杨石魂：“什么病？”

杨石魂小声说：“急性疟疾。”

一量体温竟40℃。医生来看过后，范桂霞就服侍周恩来吃了药，睡下了。

范桂霞这时才仔细端详起病人。她看着看着，眼睛一亮，差点叫出声来：这不是周恩来吗？她以前见过周恩来，也知道周恩来担任的职务。

杨石魂示意她不要暴露病人的情况，吩咐她：“你的任务就是为他护理，协助医生做好诊治工作，为病人打针，喂药。”

当晚，范桂霞每隔一小时就给周恩来量一次体温，整夜守护在他的床前，观察他的病情，并按医嘱为他喂了第二次药，第一晚就在安静中度过了。

第二天，周恩来的病又反复，烧稍退了又高烧起来。谵语、颤抖不止，处于昏迷状态。杨石魂急了，赶紧将医生接来，进行急救。杨石魂和范桂霞紧张地站在一边，望着周恩来满脸胡茬，两只眼睛紧锁，嘴唇紧闭，颤抖的身子紧挺直着，生怕周恩来的病情恶化。按医生的嘱咐，范桂霞整整3天守护在周恩来身边。

紧张的3天终于过了，到了第4天，周恩来惨白的面颊开始有了血色，渐渐睁开眼睛，轻轻喊了一声。

范桂霞和杨石魂闻声过来，一看周恩来清醒过来，范桂霞惊喜地叫了起来：“呀，老周醒了！”

周恩来抬起手，示意他要起来。范桂霞和杨石魂赶紧用胳膊搀住周恩来。周恩来脚落地后，慢慢地自己走动。杨石魂惊喜若狂，一把拉住范桂霞的手，和她跳起舞来，嘴里叨叨：“我说老周命大，不会有事，怎么样？”

被杨石魂一闹，年轻的范桂霞顿时面红耳赤，手足无措。

周恩来慢慢坐回床沿，笑道：“小杨，你真调皮，看，你桂霞姐要生气了，快道歉吧！”

杨石魂这才发现自己闹过了头，连忙拱手向范桂霞道歉。这反而逗得她哈哈地笑起来了。

为了帮助周恩来尽快恢复体力，范桂霞想办法弄来一只鸡，熬了鸡汤给周恩来喝。

周恩来心里很难过，说道：“党的经费这么困难，我想起和我一起战斗的南昌暴动患病的战士，我怎能吃下去 ”

范桂霞宽慰道：“这是党的决定，你是病号，得听我的安排。”

周恩来接过鸡汤碗：“好吧，这次我服从你，但以后还是要节约才好。”

11月初，广东省委召开研究广州暴动的事，周恩来决定参加，就由范桂霞陪着他去。范桂霞和杨石魂要雇车，周恩来不同意，坚持步行至码头，上岸后，他靠在范桂霞的肩头慢慢拾级而上。他的身体仍很虚弱，脚步飘浮，不一会儿额头就冒出一层冷汗。范桂霞掏出手绢给他揩于又继续走路，终于到了会场。开会回来，他笑着说：“你看，我今天不是挺好吗？还锻炼了身体，真是一举两得。”

这期间，周恩来除了经常谈起南昌起义中的事情，也时常问起范桂霞平时学些什么，爱好什么，会不会抽烟、喝酒、跳舞、打麻将？

范桂霞直摇头：“这些我统统不会，我就讨厌这些东西！”

周恩来说得很认真：“桂霞同志，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是不应染有这些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嗜好的，但在复杂的地下斗争中，应该什么都懂，因为这是斗争的手段，而不是拿它来消遣，这是我们和资产阶级人生哲学的区别所在。”这段话给了范桂霞很深的印象。

再说杨石魂送周恩来到油麻地时，匆忙中聂荣臻和叶挺都没问清与省委的联络暗号。他们去省委机关接头时，说不出暗号，又穿得脏兮兮的，机关的人员不晓得他们是什么人，不与他们接头。他们又不敢在街上活动，连饭馆也不敢进，就找了一个小饭摊，买了两碗饭和一点广东腊肠，吃完就走。

到哪里去呢？没办法，只好找了个小旅馆先住下。他们上街想买点衣服鞋子，换下这套叫化子似的外罩。到了一个商店，看准几样东西，聂荣臻想买，可身上分文没有。

叶挺上前一步：“我来。”他有经验，撤退时别人不要的钱，他都缠在腰里。他一下抽出一张100元的港币递给老板。老板看这俩人的打扮不像是有钱人，疑惑起来。将钱对着太阳照了半天，生气地将钱丢回叶挺手中，说：“先生，这是一张假票子。”叶挺一听生气了，拿过票子，几下就撕碎了。

聂荣臻将他拉到旁边，低声说：“老总啊，你怎么这样干呢？人家看你这样不在乎，100元的大票子随随便便就扯了，不怀疑我们吗？”

叶挺解释：“我扯得有道理，不然，他怀疑我用假票子骗他，找来警察就麻烦了。他看我扯了，就没事了。不过咱们还是快离开这个地方。”

在另一处，他们买了些衣服鞋子抱回小旅馆，将全身换了个遍。再去同省委联系，终于接上了头。

叶挺打算在香港安家，将家属从上海接来，聂荣臻则安排在广东省军委工作。

闲来无事，聂荣臻就反思南昌起义的得失。不久，他还给中共中央军事部致函，对朱德率领的第二十五师的去向问题，提出了一个有价值 的建议：钧甫兄（中央军事部代号）：本日得二十五师来人杨心余来此报告云，二十五师退至武平后复被十八师追击，在该地应战，我军本占优势，但士第下令退却，然行动不一致，损失颇大。经过此役，现尚存实力约有1500人左右，枪支在1000以下，机枪两挺。及退至信丰时，兵士疲倦已极，士第等又未得着党的指导与消息，虽然派赵自选（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去，恐亦未曾赶及。现由玉阶（朱德的字）负责总指挥，我恐士第走后，军事及党部方面均无重心，恐玉阶不能指挥。来人云，玉阶己曾表示向大众云“如你们不愿继续奋斗者可以走，我虽有十支八支枪，还是要革命的。”由此可见，他掌握部队之难了，并且走的方向亦不妥，我的意见现在只好闯进湖南去，与湘农民会合。

第十三章 不散的军魂 困境中的朱德、陈毅和林彪

二十五师的确遇到了聂荣臻信中所说的情况。这支部队的处境极端险恶。敌人的大军压境，麇集于潮汕和三河坝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有5个多师，共约4万人左右，气势汹汹地寻找着起义军的最后一个堡垒，作最后的决战。

从内部来说，起义军剩余的部队刚刚从各方面会合，在突然遭到失败的打击之下，不论组织上和思想上都相当混乱。他们既孤立无援，又同起义军的领导机构失去联系，一切只能由朱德独立负责，并当机立断地作出决断。

按陈毅的说法：朱德同志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算重要，也没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但到了这个时候，虽然下面的部队绝大部分不是他的老部队，领导起来有困难，他还是显出英雄本色，成为这支部队的领袖。开始也有人不服。朱德不再客气：“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南昌暴动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和同志们团结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要人服，得有主意。

他把大家的意见归纳为4条：

“第一、我们和上级的联系已断，要尽快找到上级党取得联系，以便取得上级的指示；

“第二、我们要保存这支军队，作为革命种子，就要找一块既隐蔽又有群众基础的立足点。湘粤赣边界地区，是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是个三不管的地带，这一带农民运动搞得早，支援北伐最得力，我们应当以此为立足点；

“第三、据最新情报看，敌人已从南、 西、北方面向我靠拢，我们要从东北方向穿插出去。现在敌强我弱，我军又是孤立无援，所存弹药不多，行动上要隐蔽，沿边界行进；

“第四、要继续对全军做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发挥党团员、干部的先锋作用。现在要安定军心，更要防止一些失败主义者自由离队，拖枪逃跑，甚至叛变投敌 ”

“我跟你一起干！”干部中有人响应。不是别人，正是情投意合的陈毅。“一定把这支队伍带出来！”

“我是老行伍，没有别的本事，带个兵总算还可以吧！”有了大家的支持，朱德腰板更硬了，还逗起陈毅：“你是大笔杆子，北京、上海、 重庆、成都、莫斯科、巴黎，哪里不能去，偏要走这一条盘山路？”

陈毅是个襟怀坦白的人，并不隐瞒自己的想法。他说他都想过了，到外国去，没有钱。到大城市去，几个熟悉的城市人家也都熟悉他，存不住身。投靠有钱有势的朋友吧，那到底是一闪念而已，不革命是决不甘心的。更重要的是，他10多年的亲身体会，中国革命没有共产党自己强大的武装是成不了的。

这掏心窝的话感染了朱德，他高兴起来：“太好了，太好了！只要有200人真心实意干到底的人，这支队伍就大有希望！”

党的骨干们决定，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改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同时派人秘密赴香港，向广东省委报告。

10月7日，这支队伍由朱德带领向西北转移。怕与敌人遭遇，部队多是选择林密人稀之地行军。困难重重。虽然朱德肩起重担，但他原先的人马少，有些人自恃是老二十五师的，对朱德的指挥并不服气。部队被寒冷、饥饿纠缠着，被痢疾、疟疾一类流行病折磨着。更重要是大革命失败了，南昌起义的主力又在潮汕失败，前程究竟如何？

有些领导干部不但不做解释工作，自己也不辞而别，有的甚至叛变了。不仅有开小差的，还有开大差的，有人带一个班、一个排，甚至带一个连公开离队，自寻出路去了。其中也有一些后来又重返革命部队。这支队伍，人是越走越少，到信丰一带时，只剩下七八百人。特别是那些原来有实权的带兵的中、高级军官差不多相继自行离去，给部队造成了极大的困难，甚至面临着瓦解的危险。

此时的朱德高山一样地耸立着。也亏得有陈毅的鼎力支持。陈毅虽然是半路受命到七十三团的，但现在七十三团是全师的主力。他与士兵的同甘共苦，领导能力都已得到证实，所以说话有人听。

10月16日，部队到达闽西的武平县，和钟绍奎的土匪队伍打了一仗，占领武平。但钱大钧的一个师立即尾追而来。

朱德指挥部队打退敌人两个团的进攻，随后命令粟裕所在的排占领城西门外的山坡，掩护大队转移。

粟裕就是在此时负了第一次伤。一颗子弹从他右耳上侧头部颈骨穿了过去，当时只觉得受到猛烈的一击，就倒下来，动弹不得，但心里还明白。依稀听得排长说了一句：“粟裕呀，我不能管你啦。”他卸下粟裕的驳壳枪，独自跑了（后来这个排长自己离队了）。当粟裕稍稍能动弹时，身边已空元一人。只觉得浑身无力，爬不起来。粟裕抱着无论如何也要赶上队伍的信念，奋力站了起来，可是身子一晃，又跌倒了。只好顺着山坡滚下去，艰难地爬行到路上，却又滑到了路边的水田里。

这时，有几个同志沿着山边走过来，帮助粟裕爬出水田，替他包扎好伤口，又搀着他走了一段路，终于赶上了部队。

——共和国的两位大将粟裕与陈赓，几乎重复了同一个故事。面对这种一遇敌正规军进攻就撤退的做法，一些想打的官兵感到泄气。行军休息时，七连连长林彪把陈毅邀到一边，摇着头说：“现在这支队伍拉拉杂杂，不能与敌人接火了，一打就要垮。不如自己拉一支队伍上山，精精干干，能打出个气候来。”

陈毅有些吃惊：“你这是什么意思？”

当时林彪是佩服陈毅的才能的。他说的也是真心话：“我希望你同我一起上山带部队，我是做军事工作的，你军事上可以依靠我。”

陈毅明白了，林彪是想带人上山另拉队伍，让他陈毅来当党代表。

陈毅批评了林彪这种各奔东西的想法，劝他留下来好好巩固队伍。陈毅认为这支队伍总会好起来的。

早期的林彪受林家大湾他的两个堂兄（林育南、 林育英）的影响，投身革命。他个小鬼大，既聪明刻苦，也会打仗，只是有不少的私心杂念。这在会昌战斗中就有表现。当时陈赓发现七连正在徐徐后移，而七连的战斗位置正处于阵地中央，如果中央被敌揳入，后果不堪设想。他大声招呼“林连长”——林彪进步很快，他在黄埔四期时陈赓已是连长，现在陈赓不过才是营长。林彪听见呼喊，马上站过来。正好有一颗手榴弹在附近爆炸，把俩人都罩在烟雾里。“七连怎么回事？”“我们连牺牲太多，有生力量仅存三分之一，撤吧，营长！”“不行！”陈赓厉声命令道，“没有总部的命令不许撤退，你给我往上冲，填补阵地缺口！”“陈营长，不行，我们的人太少！”林彪不肯轻易放弃自己的意见。“你再说我枪毙你！”陈赓急了，粗红的脖子青筋毕露。按战场纪律，不服命令者长官有权就地正法。林彪看了看周围的人，知道事情的严重，横下心，操起枪，拉起喉咙大吼一声：“冲啊！”七连重又投入激战之中。

林彪是记仇的。这种“受辱”的滋味他几十年都没有淡忘。“文革”时要不是陈赓大将已去世，非被林彪整死不可；林彪整不到死人，就把40年前的怨气全出在了陈赓的遗孀头上，下了手令加以迫害……

没有说动陈毅上山的林彪，奉命带领七连打前站，进至石径岭宿营后，他下令以班为单位去购买粮食、棉衣和医药。

“钱呢？”被派出去的战士们问道。是啊，没有钱，如何买东西？

林彪一愣。他派人到处去找军需官，却不见人影。有士兵向他报告：“好像军需官行军途中就不见了，半天了，恐怕已经开溜了。”

一听这话，林彪急得团团转，额头上沁出一层冷汗。军需官正是他的表弟，一旦逃跑属实，他林彪性命难保。

傍晚时分，后续部队陆续来到宿营地。得不到粮食和衣物，军饷又被人拐走，一刹那，群情激愤，军中大哗。

七十三团团长黄浩声闻讯大怒，把林彪叫去，斥责道：“林彪，你这是给革命犯下了大罪呀，你要死个明白。你表弟携款逃跑，你是他的长官，又是他的兄长，该当何罪？治军不严，纵弟逃跑，罪大恶极。来人，把林彪捆起来！”

林彪顿时脸色苍白，不知所措。

正在这时，赶来的朱德和陈毅大声制止了七十三团团长的这一行动。

此时能留下的，朱德一律视为自己的同志，所以他不愿内部再生纠葛。他问林彪：“不要害怕，慢慢讲。是怎么回事？”

林彪惊魂未定，喘着气急忙说，“我知道军饷事关全军安危，所以特地叫我表弟携带。谁知这个狗杂种半路开溜了。这叫我怎么办？你们可要为我做主啊，军长，指导员。”

林彪的一番苦诉，使为人忠厚的朱军长谅解了他。他让人为林彪端来一个凳子，让他坐下。等林彪镇定下来后，朱德给他讲开道理：“三军未动，粮草先行。丢了军饷，就等于丢了部队的粮草，弄得不好，士兵是要造反的。你今后一定要吸取教训，重要文件、军响细软一定要亲自收藏，不要随便交给别人，记住了没有？”

林彪感激涕零。他发誓以后要是碰上这个表弟，一定要亲手杀了他。

一场风波过后，林彪跟随部队在饥寒交迫中，继续前进。但是部队到达大庚县城时，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粟裕详细记录了这段史实：当时黄埔军校出身的一些军官，其中包括七十三团的七连连长林彪，来找陈毅同志，表示要离开队伍，另寻出路。而且还“劝”陈毅同志也和他们一起离队。他们说：“你是个知识分子，你没有打过仗，没有搞过队伍，我们是搞过队伍的，现在队伍不行了，碰不得，一碰就垮了。与其当俘虏，不如穿便衣走。”陈毅同志坚定地回答说：“我不走。现在我拿着枪，我可以杀土豪劣绅，我一离开队伍，土豪劣绅就要杀我。”陈毅同志更严肃地告诫他们：“你们要走你们走，把枪留下，我们继续干革命。队伍存在，我们也能存在，要有革命的气概，在困难中顶得住，个人牺牲了，中国革命是有希望的。拖枪逃跑最可耻！” 当部队离开大废县城的那天，他伙同几个动摇分子脱离部队，向梅关方向跑去。只是因为地主挨户团在关口上把守得紧，碰到行迹可疑的人，轻则搜去财物痛打一顿，重则抓来杀头，林彪感到走投无路，才又被迫于当夜返回部队。

44年后的“九一三”事件，林彪在叛逃中自我爆炸。陈毅同志回顾过去历史时提出：“南昌暴动，上井冈山，林彪起过什么作用？他根本是个逃跑分子。”

也就在林彪开小差前后，部队向西转移，纪律越加不整，甚至敲诈勒索、抢劫财物的事件屡有发生。大多数人对此很不满，但又没有办法。因为原建制多已失去组织领导作用，有的军官甚至怕坏分子在背后打黑枪，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敢过问，以致这些违纪的行为未能及时制止。当部队进入信丰城的时候，破坏纪律的行为更严重了。这座县城里，有商店、酒楼、当铺和钱庄。

部队刚一进城，少数坏家伙钻进酒楼饭店里大吃大喝，吃完把嘴一抹就走；有的还闯进当铺，把手榴弹往柜台上一放，故意把导火索掏出来：“老板，称称有多重，当几个钱零花。”这些人的恶劣行径，简直和军阀队伍一样，影响很坏。

朱德、陈毅正同城里的地方人士座谈，忽接报告：一家当铺被一伙士兵抢了。

朱德大怒，让陈毅先去紧急处理，他随后就到。陈毅要号兵吹紧急集合号，并叫传令兵传达发生敌情和转移出发的命令，带起队伍一口气跑出信丰县城约20多里，走到一个山拗里的平地，才停止下来。

朱德也飞马赶到。陈毅站在山坡上发出整队口令。朱德应声跑到排头兵位置，肃然立正。王尔琢跟上，站在第二名。于是800多人迅速列队。

朱德、王尔琢出列来到陈毅站立的山坡，紧急研究后，由陈毅宣布此次哄抢当铺事件的严重危害性，并当场查明带头肇事的抢劫主犯3名，立即枪决。陈毅又向大家讲述了这支共产党领导的铁军铁团的革命宗旨和光荣传统，要大家自觉执行政策、遵守纪律，一心为公。他特别强调要以朱德为榜样。朱德不屑高官厚禄，1922年就加入共产党，他目光远大，意志坚定，许多师、团领导干部离开了，惟独他不走，他看到这支队伍一定会发达，革命一定会成功。大家要跟朱军长革命到胜利！

官兵们自发地喊出了“拥护朱军长！”“跟朱军长干革命！”的口号，参加哄抢的士兵，纷纷把抢得的东西交了出来。

朱德站起来讲话，他感谢大家的支持，表示如果他本人违犯了纪律，大家可以同样拿他问罪。

朱德并郑重宣布，从今起，这支队伍由他和陈毅共同领导。

人们看得清楚，朱军长比从饶平出发时消瘦了。两眼微微发红，颧骨更加突出，胡子老长，“同志们！”他高声宣布：“大家知道，大革命失败了，我们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革命的旗帜不能丢，我们还要革命下去的。要继续革命的，跟我们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去，绝不勉强。但是，武器必须留下，因为那是同志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他停顿了一下，看看队伍的反应，又说：“我还是希望大家不要走，大家抱成一团有力量，分散了容易被消灭。我是下定决心不走的，剩下我一个人也要革命到底！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是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 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的。我劝你们相信这一点。”

群山已经隐没在朦胧的夜色之中，河滩上暗了下来。可朱德的这一席话， 却拨亮了许多人。

陈毅也讲了话：“朱军长说我们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的，这个比方多好呀！只有经得起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每个同志，每个真正的革命者，都要有这种胆识，这种气概，这种志气，能在失败的情况下，经得起任何艰难和危险的考验，包括生和死的考验，敢做失败时的英雄！”

这以后，部队又进行了统一的整编，共组成7个步兵连，1个迫击炮连，1个重机枪连，共9个连，合成一个团。为了缩小目标，便于隐蔽，便取用“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番号，司令是朱德，指导员是陈毅， 王尔琢任参谋长。粟裕被分配到五连任指导员。

失败筛选着革命者，也使得革命者成熟起来。这就是后来那支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的队伍。

第十三章 不散的军魂 重聚聚上海滩

11月前后，大多数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周恩来、贺龙、谭平山、刘伯承、郭沫若、恽代英、林伯渠等都通过香港来到上海。中央要在上海开紧急会议，发信要周恩来于11月7日前赶到上海。

11月上旬，周恩来身体康复，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范桂霞和杨石魂，从九龙乘船来到上海。

11月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瞿秋白的主持下和国际代表罗明那兹的指导下进行。根据罗明那兹的提议，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在组织上实行惩办主义的政策。指责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执行的是“机会主义的旧政策”，给了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全体成员“警告”处分。但周恩来的才干已得到人们的公认，在会上又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

革命史上这种既“警告”又提升的例子真是绝无仅有。

贺龙是总指挥，国民党政府专门发出通缉令，悬赏10万大洋捉拿他。这样，贺龙比别人的处境更困难了。他时常一晚上换8个地方。党派人找他，也是一个晚上跑8个地方，有时刚打听到住址，去时贺龙已经走了。几经周折找到贺龙后，中央安排他与周逸群、廖乾吾住在一起，不久，迁往霞飞路泰辰里70号，化名王国珍。和他同住在一栋楼里的是在中央军委工作的颜昌颐。周恩来专门派秦光远回武汉，寻找贺龙的家眷。南昌起义前夕，贺龙的家眷来不及疏散，只好留在汉口。起义后，唐生智搜捕共产党，查封了第二十军留守处，查抄了在鲍罗廷公馆里的贺龙私人住房。眷属们闻风而逃，不知去向。

12月间，秦光远终于找到了她们，将贺龙夫人向媛姑、女儿贺金莲，还有胡琴仙接到了上海。向媛姑化名王向氏，贺金莲化名王金莲，胡琴仙化名王琳在泰辰里住了下来。

胡琴仙也是个受苦人，长大后以卖艺为生，生活艰难，经人介绍，来到澧州镇守使署服务，后来，与贺龙结合。

到上海不久，贺龙见到了周恩来。此时相见与第一次相见，俩人心中都生出无限感慨。特别是贺龙，他拉住周恩来的手，不住摇头：“部队打散了，只剩我贺龙一个人来见你，真不甘心啊！”

周恩来笑了：“贺龙同志啊，现在蒋介石悬赏10万大洋捉你，你的头很值钱哟。”

贺龙：“我这颗头早交给党了，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跟党走。”

周恩来告诉他，中央已经对他的工作有了考虑，让他同林伯渠、刘伯承一起到苏联去学习。

贺龙没有多考虑，应下来：“我是个党员，一切服从中央安排。” 但周恩来走后，贺龙却又不安起来。他知道自己从小没学几个字，能看书看报还是在戎马倥偬中自学的。现在要到苏联去喝洋墨水，恐怕没有底。他不由得叹起气来。睡不着，他就叫醒周逸群，让他给出个主意。

周逸群倒也干脆：“不想去就找恩来说嘛。”贺龙却坚持说自己表过态反悔不好， 是请周逸群转告。

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维汉来看望贺龙，又谈起南昌起义。

贺龙并不了解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已经做出的结论，直言不讳他说，照我看，南昌暴动是正确的，是武装对抗国民党反动派，但有两个错误：一是用了国民党的旗帜，二是没有没收地主的土地。

李维汉告诉贺龙，现在全国各地已发生了多起武装暴动，比如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还有黄安、麻城，广东的海陆丰等地。

贺龙说他想去湘西：“湘西是有希望的，主要是要把那里的农民发动起来。”

李维汉将贺龙的意见向中央汇报。

瞿秋白沉思一会，说：“是不是叫贺龙同志去湘西于一下呢？”

李维汉也赞成：“我看可以，先叫他们去湘西试试，有办法时再派得力同志去。”

常委会后，李维汉又来到贺龙住处。贺龙再次表示不愿去莫斯科，他想马上回湘西。

李维汉有些担心：“你怎么回得了湘西呢？你现在名声这样大，谁不知你是南昌暴动的总指挥，你一露面就有危险。”

贺龙早有考虑：“只要过了武汉，走水路、走陆路回湘西，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是，出于安全考虑，中央还是决定他和刘伯承、林伯渠于11月17日离沪赴苏。

好像是命中注定贺龙去不成莫斯科。

11月16日，中共有一处秘密机关被敌人破坏，敌人得悉“贺龙已潜入上海”，下令全城大搜捕。贺龙只得停止一切活动，隐藏起来。第二天，约定的时间过了，刘伯承、林伯渠只好登船走了。贺龙在中共中央机关等了十几天，仍然走不成。

过了一段时间，周恩来再次与贺龙会面。

贺龙回湘西的打算已经考虑成熟，他向周恩来详细汇报：“从武汉到湘西，沿长江一带的车湾、藕池、新堤、调关的驻军，大部分是我过去的旧部属。长江两岸土匪虽多，但大多数是逼上梁山的穷苦农民，是可以争取和改造的。湘西是我的家乡，我从民国5年就开始拖队伍，和北洋军阀打了10年仗，人熟地熟，干起暴动来是方便的，成功的可能性也大。”

周恩来望着贺龙，问着每一个细节：“安全怎么样？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问题不大。上了船以后小心一点。到了汉口，我就能活动了。沿长江走水路，我是有把握的。我名为贺龙，龙归水嘛。”

俩人大笑。周恩来将贺龙的意见带到了中共常委会上。但罗明那兹不同意：“回湘西？他要回去当军阀？”因为罗明那兹的反对，第一次常委会未作决定。

第三天，也就是1928年的1月8日，常委们再次开会研究两湖暴动问题，周恩来据理力争，最后批准了贺龙回湘西组织武装的请求。

临行之前，周恩来请贺龙、周逸群吃饭。

中央决定组成中共湘西北特委，由郭亮任书记，贺龙、周逸群、徐特立、柳克明为委员，负责发展工农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周恩来告诉他俩，到了汉口可与湖北省委书记郭亮联系，接头地点是谢弄北里17号。

1928年1月中旬，贺龙、周逸群带着卢冬生等10余人，乘坐长江轮船离开上海去武汉。徐特立、柳克明未能成行。

贺龙满心欢喜。他剃掉蓄了多年的短胡子，身穿水獭领皮大衣，头戴海龙帽子，围着宽羊毛围巾，戴着深茶色水晶眼镜，一副大资本家的派头。周逸群打扮得像个管账先生。卢冬生和曾在叶挺部队里当过团长的史庶元、原二十军第一师警卫营营长滕树云等也都化了装。这一行人在码头上一站，周围便有不少人议论：“阔佬！”但军警宪特还是严密搜查。

他们一上船，就被一个国民党特务盯上，缠着要和他打麻将。不知是想从贺龙身上捞点外快，还是以此判别贺龙的身份。周逸群不知贺龙的麻将术有多深，但知道他们身上一共只带了50元钱，要是输几把，连路费都不够了。他在一旁干着急。而贺龙哈哈一笑，往桌旁一坐：“好，好，闲着解闷么！”

打了几把，特务有些招架不住了，借故去取钱，一去不复返。卢冬生一点钱，笑弯了眉毛：“赢了好几十块！” 他们很顺利就到了汉口。找到谢弄北里，没有用接头暗号，就闯了进去。

郭亮的爱人看见他们这副打扮，以为是来了特务。这时，从后屋出来一个人，看见贺龙，怔了一下，连忙立正敬礼，跳着脚说：“啊呀，总指挥，你怎么来了？”

此人是叶挺旧部的副官长刘鸣先，和贺龙也熟悉。

这样，他们与武汉的中共组织接上了关系，和湖北省委书记郭亮见了面。

本来湖北省委准备在武汉组织年关暴动，原计划由贺龙部下蔡申熙团长担任总指挥，贺龙来了，就由贺龙担任总指挥。但此事因省委的一个地下印刷所被敌破获，搞走了暴动计划，只好取消。

一天，有一个挑着担子的人来找郭亮，郭亮告诉贺龙，这是贺锦斋派来的。他在洪湖藕池组织了一支百余人的武装，近来又抄了一家豪绅的银号，搞到了千把两黄金，派人送到了汉口，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本来，贺龙对贺锦斋下令两师人马缴了械是一肚子气，一听贺锦斋又拉起了队伍，还在为党工作，气也消了：“好，有种！”他要马上去找贺锦斋。

郭亮理解贺龙的心情，没有阻拦，并派人给贺龙他们包了一只小汽船，给了他们5支短枪和一些盘缠钱。

1月19日，贺龙一行乘船到了监利县的反嘴。只见江北岸有几间草屋，江边和屋前站着不少人，在向船上招手叫喊。

贺龙手一挥：“迎上去！我们手里有枪喽，还怕什么？只是不要先开枪。”

船靠近岸，一个魁梧的汉子飞也似地跳上船，一把抱住贺龙，热泪滚滚：“云卿啊，大哥啊，总指挥啊，我晓得你是任凭什么敌人也打不死的！”他又扑向周逸群，紧紧握住他的手说：“逸群哪，周主任，我们是三辈子缘分哪，又重逢了！”说完，朝岸边那一群人挥臂大喊：“我们的总指挥来喽！”他就是贺锦斋。

前面提到贺锦斋在撤出流沙时，在陆丰被3股敌人围困，弹尽粮绝，死伤无数。国民党军连续8次派人求见贺锦斋，劝其和平缴械，条件是，保证所有官兵返回湖南。加之部属也强烈请求，他最后下令缴了械。但他自己却没有放下武器，突围出来后，辗转来到上海。他向中共中央承认了下令缴械的错误，恳请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再度奋起。

1927年11月，贺锦斋奉中央之命，重返鄂西。在中共湖北省委领导下，以3条驳壳枪起家，在荆江两岸点燃了武装斗争之火。

11月25日，中共中央在《给亦农并转湘鄂省委信》中指出：“贺锦斋是贺龙的师长，现表现悔悟，要求入党。恩来已答复他说，他是可以允许入党的。叮嘱湖北省委向他作最后答复。”

这意外的重逢，使岸上、船上的人全都欢呼起来。贺锦斋的队伍大概有200人，有几个人还是参加南昌起义的老战士。

贺龙也激动起来，明亮的眼珠挂着一层泪，他挥舞双手说：“我们又见面了！千转万转又转到一起来了。当年，我们有两万人，可惜被敌人打垮了，这算不了什么。你们干得好啊， 比我贺龙还干得早，有成绩。从今天起，我们一起干，我加入你们的行列，要不要我啊？”

人们看到一丝爆裂的火花，正从他眨动的不大的眼睛里闪烁出来。那种火花表现出一种老谋深算和胸有成竹：“我们南昌暴动的队伍在广东被打散了，我就不服气，你们呢？”

人们嚷了起来：“哪个龟儿子才服气，我们打不垮这些家伙才有鬼！”

贺龙说：“对啊，咱们的队伍几起几落，总是会搞起来的。不过，这次与过去大不相同，我们搞的是为工农打天下的革命军，想靠着我贺龙升官发财做不到，要吃苦！哪个不想干，就讲清楚，我绝不阻拦，可有一条，不准和反动派搅在一起反对革命！”

他这一说，满岸的肃静的人们不禁觉得喉头一哽，鼻孔发辣，热泪夺眶而出。

随后，一阵掌声如同波涛汹涌，万马奔腾，预示着中国大地红色风暴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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