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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世丰碑》 一 童年篇 周恩来诞生 我国古代有一则美丽的传说：在“壮丽东南第一州”楚州境内的钵池山上，有一种与“凤凰”齐名的神鸟叫作“鸾”。鸾鸟的羽毛五彩斑斓，纹路隽美。这种鸟一出现，普天下太平无事，老百姓安居乐业。这当然不是真的，但它寄托着善良的人们一种美好的期盼。 就在钵池山南边不远处的山阳县城（今淮安市），一八九八年（清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五日（农历二月十三日）那天，城内驸马巷的周家生了个头胎男孩。孩子呱呱落地时，就生得方面大耳，鼻梁高耸，面目清秀，特别是一双会说话的亮眼睛，可惹人喜欢呢！全家人在欢乐之余，想起了钵池山上的神鸟，于是就以“大鸾”这个吉祥的名字作为孩子的乳名，寄托了“神灵之精，见则天下安宁”的美好愿望。这个“大鸾”不是别人，就是后来为世界和平作出卓越贡献闻名全球的世纪伟人周恩来。 大鸾诞生的所在地山阳县城，古属楚州，位于京杭大运河和苏北灌溉总渠的交汇处，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城。在逝去的漫长岁月中，一直是州府所在地、苏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它不仅是当时漕运、盐政的要津，而且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不仅是南北交通枢纽，而且是一个人文景观名胜古迹综汇之域，是古代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储聚之所。它曾以自己独具魅力的形象，在中国东南部的江淮流域辉煌长达二十多个世纪。 大鸾诞生的年代，天下可不太平。那正是腐败无能的大清皇朝百孔千疮、东西列强猖獗地瓜分中国之际。一八九五年大鸾出生的前三年，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明文规定清政府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允许日本在各通商口岸开设工厂等等；一八九七年，德国在沙皇俄国的怂恿之下，于十一月间占领了山东胶州湾。就在大鸾出生的一八九八年，也是灾难迭出的：二月，英国迫使清政府声明，不同意长江流域各省割让或租借给他国，变“利益均沾”为“利益独享”；三月，德国迫使清政府订立《胶澳租界条约》；沙俄迫使清政府订立《旅大租地条约》；四月，法国强租广州湾，迫使清政府宣布广东、广西不割让他国；日本迫使清政府声明，不将福建割让他国；六月，英国强租九龙半岛深圳河以南地区；七月，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租借威海卫专约》；……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祖国已濒临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苦难深渊。严酷的现实，像火炙烤着无数志士仁人的心，使救亡图存一时成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强烈要求。一八八八年康有为第一次上书清廷，请求变法，一八九五年旅京的十八省一千三百余名应试举人“公车上书”，一八九六年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倡言“变亦变，不变亦变”。中国政治舞台上新旧两派一直进行着殊死的斗争。周恩来诞生三个月之后，北京紫禁城内发生的酝酿已久的“戊戌变法”，却以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君子”被戮和光绪皇帝幽禁瀛台告终，资产阶级改良派导演的一场短暂而悲壮的政治活剧，转瞬间便息鼓收场了。 这一年，黄河、淮河发大水，河堤决口，十几万人被淹死，数百万亩庄稼颗粒无收，举目荒凉，饿殍遍地，山阳县城中心有一个被称为“南北枢机”的镇淮楼，也未能把万恶的洪水猛兽镇压住。许多地方的老百姓缺吃少穿，卖儿鬻女，痛苦地煎熬在水深火热之中，哪里还有太平日子过啊！ 大鸾诞生的那个封建仕宦之家，也处于破落衰败之中。大鸾的祖父周攀龙原是浙江绍兴人。他到苏北来是做官的，早年在淮安给县官当“师爷”（相当于现在的秘书）。但他并没有达到攀龙附凤的显赫地位，到晚年只“攀”上了一个小官的职位——山阳知县。不料他的前任偏偏是个有后台的人，长期拒不交印，到他正式上任的时候，已经病体奄奄，不久便去世了。周攀龙虽说当了一任知县，却没有发家，只不过用过去的一点积蓄，和他二哥周亥同合买了这处住宅；至于田产，除一块坟地外，是一亩也没有的。 周攀龙有四个儿子：贻赓，贻能，贻奎，贻淦。他们按照封建大家庭的规矩，叔伯兄弟间的大排行，分别是老四、老七、老八和十一。 老七周贻能，后来改名劭纲，字懋臣，为人忠厚老成。他也学过师爷，但没学成，只能做点小事。他的妻子是淮阴县知事万青选的第十二个女儿，小名冬儿，大家都叫她十二姑。她是个能干的女子。周攀龙去世以后，他们夫妇就住在靠驸马巷的那个院子里。 当万氏十二姑在这所北屋东侧的一间卧室里，生养大鸾的第二天，万青选在淮阴病危。老人在病榻上得知十二姑刚生小孩，于是对身边人员嘱咐说：“这孩子有出息！叫冬儿好好抚养他！”就在这一天，老人离开了人间。不料万青选临终的遗言竟成了巧合的预言。当然，万青选寄期望于这个“有出息”的外孙的，是要他将来重振周、万两家日趋没落的家业，为清王朝建功立业；而这个外孙呢，后来却反其道而行之，对封建统治阶级实行坚决的背叛和彻底决裂，成为埋葬旧世界的掘墓人！这是大鸾的外祖父所始料不及的。 大鸾在妈妈的抚爱下茁壮地成长。但是，在他不满一周岁的时候，家里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大鸾的十一叔病重了。 十一叔就是他父亲的四弟贻淦。他那时才结婚一年，刚刚二十岁。新嫁来的十一婶陈氏，是淮阴秀才陈源的女儿。 陈源的祖先也是浙江人，因为到苏北做官而落户在宝应。陈氏很焦虑丈夫的疾病，丈夫大口吐血，医生诊断为痨病，这几乎是宣判了他的死刑。新妇饮泣，老人忧心，全家人陷入痛苦之中。 有人提出了解救的方案：把大鸾过继给十一叔为子。企图以这样的喜庆仪式来为病人“消灾祛难”——用旧社会的迷信说法，叫“冲喜”。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至少可以使新妇得到一点安慰，使她那种不祥的隐忧稍加缓解。 这要征得万氏的同意。十二姑慷慨地应允了。为了挽救小叔的生命，她把大鸾抱给了十一婶。陈氏含着感激的泪水，接过婴儿，并为他请了一个贤淑善良的乳母——蒋江氏。 但这并没有改变病人的厄运。贻淦一天天衰弱下去，最后，他望着新妇和婴儿离开了人间。从此，大鸾就成了陈氏的唯一亲人。 陈氏带着大鸾住在西院第三进的两间亭子间里。亭子间一门面南，一门面北，北门东边是一眼水井。冷落的住所，使陈氏的寡居生活显得更加孤寂。但这对大鸾是没有影响的。他在生母、过继母亲和乳母的共同爱抚下，度过了他的摇篮生活。 一 童年篇 母亲的教诲 周恩来少年时代的健康成长，是与其身后两位伟大女性的哺育和教诲分不开的。一位是出身官宦世家、精明能干、豁达大度的生母万氏十二姑；另一位是出身于书香门第、性格娴淑、斯文典雅的过继母陈三姑；相同的是，她们都以纯厚的母爱对恩来倾注了全部心血；不同的是，她们各自在不自觉中以不同的出身、教养和性格影响着他，使他获得了多方面的学识才干和品德素养。 万氏妈妈是恩来的生母，长得很漂亮，性格也爽朗，对恩来爱若掌上明珠。尽管她已经将恩来“抱”给陈氏，但她仍然跟他保持着亲子之爱。她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却是个非常能干、善于待人接物、应酬事务的妇女。公公去世以后，这个官宦之家出现了后继无人的局面。大伯贻赓在奉天衙门里当一个类似科长的职员，挣钱是有限的，对这个家庭支持不多。丈夫贻能学师爷没有成材，断绝了做官之路，只能在官府里做点文书之类的小差事，收入更少，不能养家。两个小叔子：贻奎残废；贻淦早天。进钱的门路是没有了，但知县之家的门面还是要维持的。亲朋好友的婚丧喜庆，逢年过节的迎来送往，这一类应酬都要力求维持在当年的水平上，才不失体面。这担子都落在万氏十二姑身上了。由于她从小跟着父亲万青选出入于官宦门第，经历过比较大的场面，见多识广，聪慧、精明，办事公道，也着实有能力充当这个败落中的周府的管家。为了解决经济上入不敷出的矛盾，要典当借贷，筹措银两；为了维护周府的面子，要维持一定的排场；为了缓和大家庭内部和与亲戚间的不和，要多方奔走，排解纠纷，操心劳碌……而在她处理这些家政大事的时候，常常喜欢把恩来带在身边，就像她父亲过去喜欢把她带在身边一样。这就使恩来有机会接触到那隐藏在美好纱幕后边的阴暗。妈妈的办事能力，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万氏在排解纠纷时，少年恩来边看边听，很欣赏母亲先耐心听取各方情况再发表意见的办法，更叹服母亲经过耐心做工作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的本事。恩来从生母那里学到了许多办事的方法，这对他日后的办事能力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恩来对生母办的那些事情本身，却并不喜欢，相反，随着年龄和智慧的增长，越来越感到怀疑和厌恶。“为什么穷成这样，还死要面子呢？”他观察着，思索着…… 直到几十年后，身为总理的周恩来曾动情地回忆说：“封建家庭素来好面子，摆空场面，宁可债台高筑，不肯丢掉面子。因此，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生母万氏性格的开朗直率和处事的精明果断，也对童年恩来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九零七年春，生母万氏由于穷病忧愁而去世。她的逝世是不幸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她既失去了维持生活的物质基础，又失去了应付环境的精神力量。当时，每个月为挣十几块钱而在外地谋生的恩来的父亲，没有来得及回来和她见最后一面。陈氏妈妈无限哀伤地抚摸着自己的爱子恩来说：“大鸾，我也活不长了！”过继母陈三姑也是清江浦人。聪明、好学，使她成为一个才学出众的女子。她的父亲陈源是个秀才，兼通医道，饱读经史，但未取得显著的功名和地位。陈氏自幼善书画，好诗文，具有广博的知识和较深的文学修养。她出嫁一年便死去丈夫，就把幼年的小恩来当作唯一的精神寄托和生活希望。小恩来还在三四岁的时候，就每天跟她读书、写字；五岁以后，又跟她学习唐诗宋词，熟读了许多诗句，如“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事，农夫犹饿死。”等等。恩来稍长，陈氏就经常给他讲述一些在淮安流传极广的故事，如《窦娥冤>、《韩信胯下受辱》、、等，还有太平天国、义和团的故事；听得最多的则是爱国英雄关天培和巾帼女豪杰梁红玉、秋瑾的故事。后来周恩来到南开学校上学时写了《射阳忆旧》一文，还回忆他“幼时喜闻故事”，对嗣母讲的奇闻怪事“辄绕膝不去，终日听之不倦”的情景。 在读书听故事之余，小恩来还坚持练习写字，无论在酷暑盛夏，还是寒冬腊月，从不间断。他写字非常认真，一丝不苟，不喜描红，好练悬笔，常在磨光的罗地砖上反复蘸水练习，终于练得一手魏碑加颜体的好书法。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那雄浑有力的字体，正是周恩来少年时期勤学苦练的结果。此外，过继母亲还教他做各种益智游戏，比较常见的是比赛拼诗。这种游戏就是先将一首古诗上的字分别写在一个个方块纸片上，然后混合起来，看谁能最先将这些单体字重新整理成诗。在这类游戏中，恩来往往摆得又快又好，诗句拼得准确，有时还别有创意。不幸的是，生母万氏去世仅仅半年时间，嗣母陈氏又被肺痨夺去了生命。年仅十岁的恩来在极度悲痛之余，给嗣母办完了丧事，并带着两个弟弟，护送嗣母的灵柩回淮安老家，与叔父合葬。为纪念自己最亲爱的嗣母，周恩来悲痛地写了一篇“念娘”文，表达对母亲无尽的思念。文中写道：“我把带来的母亲亲笔写的诗本打开来念了几遍，焚好了香，静坐一会儿，觉得心里非常的难受，那眼泪忍不住要流下来，计算母亲写诗的年月，离现在整整二十六年，那时候母亲才十五岁，还在外婆家呢，想起来时光容易墨迹还有，母亲已去世十年了，不知道还想着有我这儿子没有？”字里行间，哀思不绝如缕，情意绵长至极。 周恩来的一生，从性格、学识、修养到为人处世等等方面，都受到生母和嗣母对他幼时教育启蒙的深刻影响，为其日后所走的道路及成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旅欧时期，他在一封表明自己“当信共产主义原理”志向的信中说：自己一来“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来“求真的心极盛”。这两大性格都与早年受两位母亲的熏陶有关。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在重庆对记者说过：“三十八年了，我没有回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一九四六年九月，周恩来在接受美国记者李勃曼采访时，又一次深情地追忆亲爱的母亲：“我的母亲长得很漂亮，为人善良，生了三个小孩——我和两个弟弟。我出生后，因叔父周贻淦已去世，照传统习惯，把我过继给叔父，由守寡的叔母抚养。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五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等，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两位母亲把全部的母爱，倾注在周恩来身上；而周恩来日后又把对母亲的爱全部报效给了祖国母亲和全人类。 一 童年篇 向乳母学种瓜 周恩来小时候，生母万氏体弱多病，无奶哺养。过继母陈氏就为恩来雇请了一位二十多岁的农妇蒋江氏为乳母。蒋江氏住淮安旧城南门黄孝子坊西边施家巷头，丈夫是个轿夫，也会点裁缝手艺，生有两个小孩，家境贫寒。蒋江氏勤劳俭朴，心地善良，打心眼里同情这对孤儿寡母，极其真诚地把恩来当作自己的亲儿子看待，而恩来也一直亲切地称她为“蒋妈妈”。蒋妈妈在用乳汁哺育小恩来成长的过程中，同时用自己的言行向他灌输了劳动人民诚实朴素的阶级感情，也教会了恩来许多从书本上学不到的农家知识。 譬如：关于天天吃的大米饭，从万氏妈妈那里经常听到的，是大米多少钱一担呀，招待客人要煮粳米饭呀，……他对这些事兴趣不大。陈氏妈妈教他背“锄禾日当午”，“粒粒皆辛苦”，他也只觉得顺口、有趣，至于为什么是“辛苦”的，他无法理解；背多了，记不住，也会厌烦。可是，跟蒋妈妈在一块，就不同了。她总是不厌其烦地满足他的好奇心，他也几乎从来没有厌倦过，她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娓娓动听。从焐稻种到舂大米，要经过十几道关呢，每道关几乎都有好多有趣的事。要是一道关过不好，就吃不上大米饭。这是他从来没听说过的，可惜不能亲眼见到。 由于家境破落，入不敷出，乳母蒋江氏就在故居后院的厨房前，辟了一块约半亩地的小菜园，以便贴补周家的伙食。当年，在蒋妈妈的侍弄下，这里四季常青，蔬菜不断。春天有黑菜、青蒜，夏天有茄子、辣椒，秋天栽黄芽菜，冬天长菠菜。小恩来常常跟着蒋妈妈在这半亩小菜园里栽菜、锄草、浇水、捉虫，体验劳动的艰辛。有一次，蒋妈妈从乡下带来一个大南瓜，一边切，一边讲述南瓜是怎么长起来的，通俗地说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过后，大鸾偷偷在花坛里埋了一粒瓜子，天天浇水。盼呀，盼呀，就是不见出苗。他实在等不下去了，就去问蒋妈妈。蒋妈妈说：“傻孩子，现在是冬天。要春天种才行呀！”第二年春天，蒋妈妈帮他在花坛里种了几粒南瓜子，果然出苗了。他浇水呀，上粪呀，忙个不停，后来果然结了几个大南瓜。他高兴得了不得，觉得蒋妈妈有本事，别人就不会帮他种出大南瓜来。从此，小恩来进一步增加了“春种秋收、春华秋实”的感性认识。他对劳动的兴趣更大了，对劳动人民的阶级感情更深了。 大鸾喜欢跟蒋妈妈上街。他见到各种人，各种事，没完没了地问；蒋妈妈一样样地回答，从不责怪他。有一次见一个胖子坐黄包车，一个瘦子在拉他，大鸾问：“他怎么不会走呀？”蒋妈妈说：“胖子有钱，瘦子是穷人……你长大了，挣大钱，就可以坐黄包车，不走路。”大鸾摇摇头，说：“不，我会走。”他不喜欢听别人要他做官这一类的话。 蒋妈妈是十分善良的。她回家的时候，经常主动向陈氏提出带大鸾到她家去玩一两天——那是大鸾很喜欢去的地方。 蒋妈妈家有三间北屋和两间厨房，构成一个小院落。她有两个孩子：女儿比大鸾大几个月，男孩大两三岁。蒋大爷是勤劳忠厚的人，也很喜欢大鸾。大鸾在蒋妈妈家过得很有趣。白天，跟小哥哥、小姐姐一起捉虫子喂鸡，藏猫猫做游戏；晚上，听蒋妈妈讲故事——梁红玉打仗呀，“长毛”造反呀……都很有趣。 蒋妈妈家的饭菜虽比他自己家稍差点儿，但他却吃得津津有味。有时，蒋大爷说：“给小客人炒点小菜呀！”蒋妈妈就说：“我知道，大鸾什么都吃，有青菜萝卜和腌菜，再燃个蛋就行啦……孩子也可怜，说起来是大户人家的，可家里也没什么好东西吃……”接着就议论起周家的衰落来。这时，大鸾就跑到院子里去，避开他们的议论，在厨房的墙跟玩。原来那墙是用泥糊起来的芦柴篱笆，大鸾就用手抽芦柴竿子玩。蒋妈妈看到了，说：“大鸾，不能抽呀！抽通了，墙会倒的。”大鸾说：“妈妈，倒了，我长大给你盖新房子。”蒋妈妈乐了，一把将大鸾搂在怀里，说：“好呵，孩子，长大可不要忘了！”他害羞了，挣脱出来，拉着小哥哥出去玩了。 大鸾长大以后，虽然没有实现为蒋妈妈盖新房的诺言，但他对蒋妈妈的情谊，可说是山高水长。有两件事使蒋妈妈生前一直记着。一件是：大鸾后来在东门龚家读书的时候，一天傍晚，又是风，又是雨，蒋妈妈撑伞去接他，要背他走，他却扶着她，说：“妈妈，我搀着你走，路滑！”再一件是：大鸾长大成人去天津南开中学读书的时候，蒋妈妈曾借了高利贷作盘缠，历尽困难，跑去看他。两人见面，抱头痛哭，相互问候分别以后的情况。当时周恩来虽然正忙于学生运动，仍留蒋妈妈在天津住了五天；临行时，周恩来还请四伯父替蒋妈妈买了船票，并送她几十元钱。知道蒋妈妈有戒斋吃素的习惯，还让她带上一只吃饭用的搪瓷缸和一条毛巾在途中用。几十年后，已经担任国务院总理、日理万机的周恩来，还曾多次向家乡赴京的干部打听蒋妈妈及其后代的情况，深切地怀念着她。 大鸾和乳母之间的爱，是深厚的，是特殊的。如同“春华秋实”一样，结出的是一种必然的感情硕果。 一 童年篇 “菩萨是假的” 表舅龚荫荪家不远处，有座巍峨雄壮的宗教古建筑，名叫东岳庙，据说于唐朝贞观年间由程知节始建。庙宇又高又大，前后有山门、乐楼、东岳殿、玉皇殿等四进殿堂。朝南大殿的四个角还高高地往上翘起，殿内供奉的是民间传为“黄飞虎”的东岳大帝，并说连十殿阎罗也归他管辖。所以，东西两路均有相应的殿堂，内供十殿阎罗的塑像，还有阴曹地府的各种摆设。在人们的心目中，东岳大帝是执掌鬼箓、专司人间祸福的冥府皇帝。每年农历五月初一，还举办庙会，十分热闹。从千里以外来淮赶庙会的人数不胜数，什么头班承差、二班旗牌、三班枷丁、四班十帅、五班清道、六班抬轿、七班磕头、八班放炮、九班查房、十班钱粮，什么检押班、校尉班、鸾驾班、宗书班等等，煞是壮观。在东岳大殿门槛内安有“机关”，不知道的人进庙时，若一脚踩中“机关”，庙内的大小菩萨就能活动起来，摇头甩手，面目狰狞，着实怕人。 这天适逢庙会，蒋妈妈拿着一束香和黄表纸，带恩来到东岳庙去烧香，求东岳大帝保佑周家平安，万事如意。恩来跨进庙门，迎面就是天齐仁圣大帝显灵威的神像，两旁对联是：“尔知上帝至公，善者降祥，恶者降殃，喜看到头全报应；我本直言不讳，有过自新，无过自勉，须当援手好扶持。”前面是天炉、烛台和太平锅。香烟把大殿里弄得雾气腾腾，烛火黯淡无光。庙里阴森森、黑魃魃的，站着、坐着许多菩萨：大的、小的、红脸、黑脸、花脸、长胡子的、没胡子的……他只顾观看，进殿时不小心一脚踩中了那“机关”，刹那间，殿内所有菩萨都摇头晃脑、手舞足蹈起来，特别是那个手拿铁链的红脸菩萨，还把手里的铁链抖得“哗啦哗啦”地直响，真吓死人啦！殿里所有烧香求佛的人一下子都跪倒在地上，连连磕着响头，口中念念有词，不知说些什么。恩来想问蒋妈妈，她却正抖索着点香、祷告，没空和他说话。 恩来一个人忐忑不安地转到妙严宫里。这里的一排神像，摆出各种各样姿势。恩来突然看到门旁有一个断了手指的太乙救苦大天尊。恩来想：手指断了，他一定很疼吧。可怎么没人给他包扎呢？他壮着胆走到小菩萨跟前：咦！怎么没见到流血？再仔细一瞧，里边全是稻草和泥巴，他将断落在地上的那一小块拾起来使劲一捻，全成了泥巴粉末。 恩来愣住了。不是说菩萨有神灵吗？怎么和泥娃娃一样？想到这里，他又转过身看了看那尊最大的菩萨，一步一步走到它跟前。它伸手摸摸大菩萨的脚，原来也是泥巴做的。 蒋妈妈点上香，又虔诚地跪着祷告一番后，一看大鸾不在身边，心里着急起来，忙到大殿东侧来找。他一见恩来正朝大菩萨挥拳头，连忙上前拉住他，说：“快，给东岳大帝磕头去！”蒋妈妈把他带到正殿东岳大帝面前，一边祷告一边叫恩来跪下。恩来睁大眼睛望着那个慈眉善眼的大菩萨，一本正经地说：“我不拜这些泥菩萨！”蒋妈妈一见恩来当着菩萨和许多人的面说这样的话，又生气又害怕，心里老大不高兴。但她觉得恩来毕竟是个孩子，还不知道菩萨有无边的法力，便拉过恩来低声说：“大鸾，听妈妈话，快跪下给菩萨磕头。”蒋妈妈知道恩来生就一副犟脾气，又一个劲地在他耳边唠叨：“菩萨灵验得很哩！保你平安你就平安，谁得罪了他都要倒霉……” 恩来不以为然地摇摇头：“刚才我都看了，那是泥捏的，里边还裹着稻草；菩萨是假的，求他有什么用？”一贯虔信有神明的蒋妈妈这下可吓坏了，她一把捂住恩来的嘴，又忙不迭地趴到地上连连磕上几个响头，说：“大慈大悲的菩萨啊，童言无忌，你要显灵降灾就降到我的头上吧，他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旁边一个老道士和一群善男信女纷纷数落她，为什么带这么个不懂事的小孩子来，胡言乱语，触犯神明。蒋妈妈见大家都在责怪小恩来，不晓得将有什么大祸降到他的身上，因此急得眼泪“叭嗒叭嗒”往下掉。恩来见蒋妈妈难过得哭了起来，心里有点不好受，可他又感到很委屈。他心里想，那些大小菩萨明明都是泥人，干吗非要给他烧香磕头呢？ 尽管少年周恩来并不理解乳母为什么要去东岳庙求菩萨，也不知道东岳大帝神明在哪里，但是乳母与人为善、慈爱宽容、助人为乐的品格，在周恩来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后来他对宗教的各种教义也有了充分的理解，并善于与不同信仰的人和平相处。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日，他在回答亚洲佛教界人士关于“总理对佛教有何看法”的提问时，还客观地说：“思想上的不同，可以保留，你不要认为共产党员就一点也不唯心了。不要说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家庭，也有各种不同信仰的人。如我的父母信佛，我是共产主义者，这一方面是不一致的。但是，在反对外国干涉、要求民族独立等方面则是一致的。”这反映了周恩来对宗教信仰自由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升华。 一 童年篇 少游名胜地 周恩来的故乡淮安，位于淮河下游，苏北腹地，素有“壮丽东南第一州”之誉。作为江淮流域古文化发源地之一的淮安，她的历史可追溯到五千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青莲岗文化”，就因发现于淮安的青莲岗而得名。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一一七年）开始建县，距今已有二千多年；东晋初年开始营造城池；义熙七年（公元四一一年）始置山阳郡；南齐永明七年（四百八十九年）始称淮安。从东晋义熙七年设郡始，至清末的一千六百年间，淮安长期是郡、州、路、府的治所，成为江淮流域一个经久不衰的政治、文化、交通、商贸中心。 淮安又是人文荟萃之所，名人辈出，胜迹林立。“兴汉三杰”之一的韩信，汉赋大家枚乘、枚皋，“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唐、宋诗人赵嘏、张耒，巾帼英雄梁红玉，明代文学大师吴承恩，民族英雄关天培，都为人们所景仰和缅怀。青莲岗古文化遗址、文通塔、金代大钟、关忠节公祠及关天培墓，还有古城墙、东岳庙、韩侯钓台、吴承恩故居、勺湖公园等一批名胜景观，都吸引着众多的中外人士，启人遐想，撩人情思，令人留连忘返。 周恩来少年时代的淮安，还保留着落日余辉般的繁荣晚景。周恩来在读书之余，常随过继母陈氏和乳母蒋江氏畅游江淮，饱览家乡的自然胜景和人文景观，从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并汲取有益的文化素养。 有一次私塾散学后，少年恩来缠着过继母陈氏带他到关忠节公祠堂去玩。前几天，陈氏母亲给他讲的《关天培血战虎门》的故事，还一直萦绕在他的耳际：关天培生在淮安系马庄，青年时从武。在鸦片战争期间，他是广东水师的指挥官，积极协助林则徐焚烟抗英。后来，皇帝害怕洋鬼子，撤了林则徐的官。关天培亲临前线，坚守炮台，指挥将士与洋鬼子殊死搏斗，不幸中弹身亡，死时还倚炮而立，怒视英国侵略者。关天培虽然为国壮烈牺牲了，但朝廷迫于民心所向，仍封他为“忠节公”，在城里的县东街还为他建了“关忠节公祠”。听到这里，小恩来眼眶里的泪水直往下掉……过了城中心巍峨高大的镇淮楼，向东走不了几步，就看到“关忠节公祠”五个黑底金字的横匾。这是所坐北朝南的院落，在砌着花窗的墙院里长有郁郁葱葱的松柏和稀有的花草，还有碑亭、挽联。前来祭祀的人络绎不绝。恩来和陈氏母亲跨进祠堂院落的天井里，只见三间享殿呈现在眼前。神坛上，关天培的彩色塑像威武逼真，只见他顶盔束带，全身甲胄，相貌堂堂，凛然而立，宛如生人，令瞻仰者肃然起敬。一对亲随副将“右文”、“左武”分立两边，捧书执剑栩栩如生。殿门两侧是两广总督林则徐拜撰的挽联： <small>六载固金汤，问何人忽坏长城，孤注空教躬尽瘁。</small> <small>双忠同坎壈，闻异类亦钦伟节，归魂相送面如生。</small> 陈妈妈将这挽联的意思对大鸾解说了一遍。关天培在广东水师任提督期间，苦心经营了六年，把海防建设得像金汤浇铸般的坚固，然而却被奸臣卖国者毁于弹指之间，纵然他鞠躬尽瘁，却不免留下遗恨。当时朝廷腐败，关将军以死报国，视死如归，听说死后遗体不倒，连“异类”英国侵略者都称赞他这伟大的民族气节！尸体运走时，鸣炮相送……家乡父老为他的民族魂所感动，筹资买棺穿衣入殓，在城东南姚村墓地，厚葬了这位民族英雄。墓里仅是关天培的残体、几件衣服、一绺头发和几颗落齿…… 大鸾听了陈妈妈的介绍，回眸塑像更是肃然起敬，他仿佛看到关将军统率水师官兵与英国侵略者展开拚死鏖战的场面；还仿佛听到了他当时亲自燃放炮火的隆隆呼啸声……大鸾伫立在塑像前，从心里佩服像关天培这样的民族英雄。临走时，他为了表示自己对关将军的敬意，还特意恭恭敬敬地对关将军的塑像鞠了一躬。少年恩来内心受到了一次救亡图存精神的剧烈撞击。直到一九三九年周恩来回绍兴宣传团结抗战时，还谈到祠前的对联，勉励大家勿忘关天培的民族气节。 少年恩来还曾和小伙伴们，乘坐文渠里的小船，出北水关，到河下北辰坊，游览过宋代抗金女英雄梁红玉的祠堂。梁红玉击鼓抗金兵的故事，恩来曾听嗣母陈氏讲过。梁红玉出生在淮安，家境清苦，小时曾帮父母编织蒲包为生。金兵南侵，梁红玉和母亲流落京口。结识韩世忠后，协助他屡建奇功，特别是京口一仗。当时，金兀术率领数万精兵，几百艘战船，渡江南下。镇守京口的梁红玉和丈夫韩世忠的部下仅有七千人，敌我力量悬殊。梁红玉身先士卒，从容镇定，冒着流矢亲自击鼓指挥作战。宋军士气大振，夜战及晨，大获全胜。朝廷曾先后封她为“安国夫人”和“扬国夫人”。后来，家乡人民为了纪念她，在她出生的地方修建了梁红玉祠堂。现在，小恩来能亲自瞻仰这位巾帼女英雄的祠堂，心情特别激动。梁红玉祠掩映在青松翠柏之中。迈进大门，走过一条青砖小路，便是正殿。正殿中间是一座身着戎装、腰挂宝剑、飒爽英姿的梁红玉塑像，塑像两边各立着一名英武豪迈的女兵的塑像。像前的香炉里残留着昔日香火的灰烬。塑像两旁的泥金垂联上是一副醒目的楹联： <small>青眼识英雄，寒素何嫌，忆当年北虏鸱张，桴鼓亲操，半壁山河延宋祚；</small> <small>红颜摧大敌，须眉有愧，看此日东风浩荡，崇祠重整，千秋令誉仰淮堧。</small> 少年恩来久久伫立在像前，思考着这副楹联的深刻含义。是的，古往今来，那些庸庸碌碌虚度一生的堂堂须眉，与这位“摧大敌”的“红颜”相比，怎能不感到“有愧”呢？ 周恩来对这次坐船游览的印象特别深刻。直到建国以后的一九五八年，他在接见故乡来的“父母官”时，还曾关心地询问文渠淤塞了没有，还深情地回忆起童年时和几个小伙伴悄悄地把锁敲掉，划船远游的情景。 小恩来八岁时，在陈家花园塾师的引导下，曾和表哥万叙生一道游览过淮阴的岳武穆祠堂。这所祠堂坐落在背街一处开阔的场地，脚下是麻石板路，走了一段，便是条石台阶。恩来和叙生手拉手跨进庙门，只见神龛上一尊巨大的彩色塑像迎面而立。岳飞相貌端庄、正气凛然地坐在那里，头微微抬着，目光炯然，两手半握拳放在双膝上，腰板挺拔。神龛上方有一横匾，上书“还我河山”四个遒劲有力的狂草大字，两边的楹联分别镌刻着隶书“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这是岳飞的著名词句。大殿四壁勒有气壮山河的“满江红”和历代名人诗词碑刻。恩来久久注目英武非凡的岳飞塑像，脑海里像过电影似的闪现出“岳母刺字”、“拜师朱仝”、“朱仙镇奏捷”、“风波亭遇害”等一幕幕悲壮的故事，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他来到碑刻前，其中有首七律诗引起了他的注目： <small>一自金牌颁十二，常教热泪洒英雄。</small> <small>奇冤不恨埋三字，和虏终惭失两宫。</small> <small>南渡江山悲逝水，北征鞍马付秋风。</small> <small>低徊往事成千古，祠宇空余夕照红。</small> 少年恩来的思想与这首诗产生了共鸣，他也为这位民族英雄精忠报国，却因“莫须有”的罪名屈死风波亭的遭遇鸣不平了。岳飞等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在少年恩来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这对他后来爱国抱负和政治倾向的形成，有着一定的影响。周恩来在主编南开学校《敬业》学报期间，以笔名“飞飞”在该报一九一六年第四期至第六期上，开辟了“飞飞漫墨”专栏，撰写各种不同体裁的作品，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这些作品多为回忆少游江淮览名胜的故事。上述这首诗，通过回忆，一字不漏地也刊登在“飞飞漫墨”专栏里，并评日：“其辞则凄凉欲泪，意则新颖出群，不落窠臼，少陵、太白殆兼而有之。”周恩来在另一篇《射阳忆旧》中，也曾深情地回忆道：“淮阴古之名郡，扼江北之要冲，清时海禁未开，南省人士北上所必经之孔道也。余本浙人，自先大父为宦吴省，遂徙家而居焉。生于斯，长于斯，渐习为淮人；耳所闻，目所见，亦无非淮事。”周恩来“少游江淮纵览名胜”的兴趣之广，印象之深，影响之大，由此可知一斑了。 一 童年篇 血泪碑的故事 小恩来出世不久，家道便急剧衰败下来。生母和过继母相继离开人世之后，作为周家的长子，年仅十岁的恩来不得不过早地担起处理家务的重担。为了维持一家生计，应付上门讨债的人，他经常出去典当衣物，叩门借贷，尝够了生活的辛酸苦辣，深知穷苦人的艰难困苦。出身贫寒的乳母蒋江氏，也常带小恩来走门串户，拜亲访友，看庙会，赶集市，使恩来能够耳闻目睹那些为富不仁者的罪恶行径，较多地感受旧社会的黑暗、虚伪和冷酷。 一天，小恩来随乳母上街，走到山阳县衙前，看到一块残破的石碑。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二十世纪初的淮安，同整个旧中国一样，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之中。清王朝后期，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的手里，农民不得不租种地主的土地，加上黄、淮肆虐，泛滥成灾，农民在地租、捐税和洪涝灾害的重压下挣扎，卖儿鬻女，逃荒要饭，许多人家被逼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贵族、官僚、地主却靠横征暴敛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仅淮安河下一地，豪绅、富商兴建的园林就有七十多处，他们竞相挥霍，常常笙歌达旦。 沉重的封建剥削，迫使农民起来反抗，佃户抗租不交，与地主展开生死搏斗的事，屡见不鲜。道光七年间，由淮安府批准，山阳县出告示，上面写着封建地主逼缴地租的条文，共列为五款，污蔑抗租的农民是“恶佃、奸佃、顽佃、强佃、刁佃”，声称：“严禁恶佃架命抬诈霸田抗租”。白纸黑字，血泪斑斑。一言以蔽之，佃农只能做牛做马，不得有任何反抗的表示。如果反抗，只要地主控告，就要“从严惩办，按律治罪”。淮安的大地主还联合起来，将此告示刻碑竖在山阳县衙门前，企图依靠封建官府的权力，来维护他们对农民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愤怒的农民忍无可忍，奋起砸断了这块逼租碑，但最后还是失败了，为首的还被官府抓去砍了头。蒋妈妈对大鸾说完这件事，又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穷人是惹不起他们的。”不过，当蒋妈妈给小恩来讲这块断碑的故事，讲穷苦人的苦难生活时，小恩来已逐步明白了世上穷人苦得很、富人凶得很的缘由。这块断碑是富人的逼租碑，是穷人的血泪碑，是被压迫者的反抗碑，是富人勾结官府、镇压穷人反抗、残酷压榨农民的永恒历史见证啊！ 恩来少年时期在家乡还遇到一件事，对他触动很大，使他终生未曾忘怀。一个勤劳忠厚的农人，妻子被地方恶霸强抢为妾，妻子不从便跳河自尽了。这个农人到处告状，怎奈官官相护，恶霸逍遥法外，而农人却被逼上梁山做了“强盗”。后来当县衙捕快捕捉他时，他与捕快搏斗，失手伤了捕快后，逃之天天了。四年后，当这个穷困潦倒的农人在清河街上乞讨时被人识出，被县衙抓去判了杀头罪。小恩来目睹了这个农人被问斩。他想，那囚犯是被逼当上了强盗，又是被逼自卫伤人的，结果弄得家破人亡，而那个强抢人妻、逼死人命的恶霸倒安然无事，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问题一直萦回在恩来幼小的心灵中。后来，他到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还在一篇《射阳忆旧》的文章里谈及此事。不过，那时他已明白了那场悲剧之所以发生的社会根由。 上述血泪碑的故事一直印在周恩来的脑际，这成了他在今后数十年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立场无比坚定的原因之一。 二 故乡篇 “我的房子不能修”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晚九时，街上的路灯眨着惺忪的睡眼。古城淮安静静地躺在古运河的怀抱里。 这时淮安县委值班室的电话铃清脆地响了起来，正在值班的一位县委副书记随手拿起了电话听筒。原来是国务院办公室吴庆彤同志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这位负责人在电话中说：“最近周总理听到反映，要动员住在他家的居民搬家，还准备整修房子，准备开放让人参观，请县委调查有没有这样的事，向国务院办公室汇报。”为什么周恩来对这件区区小事如此关注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周恩来故居在淮安城中心的镇淮楼和西北角的文通塔之间、驸马巷和局巷相接的地方。故居由东西相连的两个小院落组成。东边院子大门向东，临驸马巷，原有三进十三间房屋，其中第三进的三间是周恩来诞生和幼年生活的地方；第二进两间北屋和拐角相连的三间东屋是周恩来幼年读书的地方。西边院子大门向南，临局巷，原有三进十九间房屋，其中第三进有西南堂屋三间，是周家最古老的主屋；前有小屋两间，叫“亭子间”，是周恩来过继母的住房。周恩来幼年过继给陈氏以后，就住在这里。在主屋和“亭子间”之间，有一眼水井。在这个院落的西北角，是一片较大的菜园地，过去曾有茅屋。 这两个院落是周恩来的祖父周攀龙在淮安做县官时和他的二哥周亥同合买的。买了这处住宅以后，他们就在淮安定居下来。由于周攀龙做官时间很短，不太富裕；他们两房人口很多，又没有田产，所以住的也不宽敞。周攀龙去世后，家里一天天穷下来。周恩来的父亲仅仅在外面做点小事，因此也就没有能力把家属带出去生活。 就是在这所宅院里，一八九八年诞生了举世闻名的周恩来同志。他从出生到十二岁离开家乡，这段童年生活，除在清江浦外祖母家三年外，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周恩来童年时代在家乡的生活，虽然是珍贵的、多彩的，但却是艰辛的、伴和着愤懑、不平和泪珠的。他热爱哺育他成长的这块土地和人民，怀念那些帮助他健康成长的人们和童友，却憎恶他出身的那个封建家庭，经常不断地对这个封建官僚家庭进行分析和批判，尤其是他生前对故居处理的全过程，都成了教育亲属、教育干部、教育革命群众的一份生动教材。 早在解放初期，淮安县委就对周恩来故居中行将倒塌的房舍进行了初步维修。这表达了故乡人民的愿望，也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愿望。 对于这样一个诞生过伟大历史人物，富有革命传统教育意义的地方，怎能任其破落倒塌呢！不进行维修才是对革命失职。可是，当周恩来一九五二年从侄儿尔辉的来信中知道这件事后，立即写信给淮安县委，制止今后再作维修，并很快用自己的工资偿付了这笔修理费。 一九五三年，周恩来派警卫员护送在京的八婶母回淮安临行之前，他交代警卫员几项任务，其中之一，就是要淮安县委把他的旧居处理掉。县委很理解周恩来的高尚品德和严于律己的革命精神，但他们有理由考虑到故乡人民的感情和全国干部群众的心愿，因此后来对西边宅院的三间堂屋，又进行了较大的整修。那是整个旧居的一处主要建筑，因年久失修已经有点危险了。 这件事终于也传到了周恩来那里。为此，一九五八年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去北京时还吃了批评。周恩来说：“听说你们把房子翻修了？这不好！我不是一再给你们带信吗？”王汝祥说：“是修了。因为尔萃是军人，我们是作为照顾军属处理的。”周恩来摇摇头，不以为然地说：“我的房子不能修。坏了可以拆掉，砖头、木料可以盖工厂，我有权这样处理嘛！” 六月二十九日周恩来还特地写了一封长达五页的信请王汝祥同志转交给淮安县委，信中说：“前接我家弟媳陶华来信，得知县委准备修理我家房屋，我认为万万不可，已托办公室同志从电话中转告在案。 “远在解放初期，县府曾经重修我家房屋，我已万分不安。当时我曾考虑将这所旧屋交给公家处理，但由于我家婶母还在，又恐房子交给公家后，公家拿它做纪念更加不好，因而拖延至今。 “现在正好乘着这个机会，由我寄钱给你们先将屋漏部分修好，然后将除陶华住的房屋外的全部房屋交给公家处理，陶华也不再收房租。此事我将同时函告陶华，并随此信附去人民币五十元，如不够用，当再补寄。 “在公家接管房院后，我提出两个请求：一是万不可再拿这所房屋作为纪念，引人参观。如再有人间及，可说我来信否认这是我的出生房屋，而且我反对引人参观。实际上，从我婶母当年来京谈话中得知，我幼年时同我寡母（指周恩来的过继母亲）居住的房屋早已塌为平地了，故别人传说，都不可靠。二是如公家无别种需要，最好不使原住这所房屋的住户迁移。后一个请求，请你们酌办；前一个请求，无论如何，要求你们答应，否则，我将不断写信请求，直到你们答应为止。” 两年以后，当周恩来接见淮安县委另一位负责人刘秉衡的时候，又提到这件事。这一次就比较严肃了。周恩来说：“一九五八年王汝祥同志来，我叫他回去处理掉我的房子，他‘骗’了我，到现在还没有处理，是吗？”刘秉衡作了多方面的解释。周恩来听完以后，再次交代：“我的房子一定要处理掉，决不能同毛主席的旧居相比。”第二天，邓颖超同志又为这件事专门找刘秉衡谈了话，恳切地说：“总理多次说了，一定要把他住过的房子处理掉，不能和毛主席旧居比。如果不拆，也可以用起来：办幼儿园，办图书馆，或者让人去住，总之要用起来，处理掉……这是总理一贯的意见，我完全赞同。”最后，她还郑重其事地说：“他是中央领导人之一，你是党员，你们应该听他的正确意见嘛！” 刘秉衡回淮安以后，向县委如实汇报了周恩来总理的严肃嘱咐，县委感到不能再违背总理指示的精神了。经过慎重研究，决定：把周恩来诞生和生活过的东边宅院，作为县委学习室和儿童图书馆；西边宅院让群众住进去。执行后写信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不久，县委收到国务院办公室的回信，说总理对县委的做法表示满意。 一九六一年八月，周恩来在接见侄媳孙桂云的时候，又详细询问了县委对旧居处理的情况。桂云在无意中提到，尽管旧居做了那样的处理，还是经常有人去参观。周恩来总理对这个情况很重视，说：“还是拆掉好，拆掉了可以盖工厂、盖学校嘛！”他还郑重嘱咐孙桂云说：“你们不要说出我住过的房屋，还要告诉邻居，叫他们也不要讲。” 时间在前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前进。毛主席和我们党的威望日益提高，周恩来的声望也与日俱增。全国人民爱戴他，世界革命人民尊敬他。因此，前来瞻仰周恩来总理旧居的人，也愈来愈多了。顺道的，专程的，或来自邻近的农村，或来自遥远的城市……然而，他们在局巷三号大门口看到的，却是一块木牌，上面写道： 不少虔诚的瞻仰者，怀着无限崇敬与留恋，带着难以弥补的遗憾，在不断回顾中依依不舍地离去…… 这情景终于被总理完全了解了。他很不安。多年来为这件事采取了很多措施，不但没有实现自己“不留痕迹”的愿望，反而参观者有增无减。他一直把自己当作毛主席领导下的一个工作人员，怎能让自己在群众的心目中和毛主席相比呢？！他决定采取行政手段，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北京打来长途电话的第二天，县委就委派一位常委去旧居了解情况。周恩来的侄儿周尔辉反映：没有人动员居民搬家；也没有整修过房屋；自发来参观的人，大都被谢绝了。当晚，县委向国务院办公室如实汇报了这个情况。 十七日，国务院办公室又来电话，正式传达了周恩来关于处理旧居的三条指示： 一、不要让人去参观； 二、不准动员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 三、房子坏了不准维修。 第二天，县委常委会正式作了研究，根据周恩来指示作了三项决定：一、不动员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二、不维修房屋；三、县委在干部会上动员大家不组织、不带领人去参观。并在当晚向国务院办公室作了汇报。 十一月三十日晚，国务院办公室又来电话，说：“周恩来对县委决定的三点表示满意；以后要派人检查你们的执行情况。”隔了五天，国务院办公室负责同志又打电话给县委书记，询问对“三条”的执行情况，回答是“认真执行了”。 在采取了行政措施以后，对于这件事的处理，应该说是告一段落了吧，然而并非如此。 一九七四年八月一日，周恩来见到侄媳孙桂云时，又当面询问了“三条”的执行情况。桂云汇报说：“都执行了，但外地人千方百计找上门来，实在没有办法。” 周恩来思索了一下，问：“把房子拆了，你们搬个地方住，行吗？” 在场的邓颖超同志表示支持，并说：“拆迁吧，我们给钱。” 桂云说：“拆迁房屋要经政府批准，我们自己不好决定。” 周恩来点点头。最后，他嘱咐说：“你们要劝说前来参观的人，叫他们到韶山去瞻仰毛主席的旧居。” 桂云会心地点点头。她充分理解伯伯的意思。在伯伯的嘱咐下，家里只挂毛主席的画像，从来不挂周恩来的照片，连全家的生活合影像，也被置之高阁了。 二 故乡篇 深埋祖坟 移风易俗 一九六五年春节前的一个黄昏，繁忙中的周恩来总理，把在空军某部当飞行员准备回乡探亲的侄儿尔萃叫到跟前，郑重地嘱咐说：你是共产党员，回家过年，要带头破旧立新，移风易俗，带动全家过一个革命化春节。我现在布置你一个“特殊任务”：你这次回去，要把家里的祖坟平掉，坟地交给集体耕种。办完这件事再过年。 与对待故居一样，周恩来总理对于祖坟也曾经多次发表明确的处理意见。早在一九五三年春，周恩来就曾在北京做过婶母周八太的思想工作，然后派警卫员王雨波护送八婶母回淮安时，又顺便让王雨波向县委传达他处理祖坟地的意见：“老家有几亩老坟地，让当地集体耕种，如果那些坟丘有碍种地，可以平掉。”后来，县委又收到过周恩来总理的来信，重申对其祖坟棺柩“请即采用深葬法了之”，然后坟地交公。一九五八年副县长王汝祥去北京，一九六零年县委常委刘秉衡去北京，在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家乡工作时，周总理又都提出过平祖坟的事。周总理每次的意见都拿到县委常委会上议论过，几乎每次都是一致的意见：这样做，不但群众通不过，党员通不过，就是县委一班人也想不通。难道淮安县农业增产，就差那么一点坟地？不能平！吃批评也心甘；这是人民的心愿。周恩来总理深知平掉祖坟这件事“阻力”很大，在一九六四年秋，曾对在京亲属强调“坟地问题一定要解决”。因此，这次他要对尔萃耐心地讲清道理：我们国家耕地面积太少。人死了，不做事了，还占一块地盘，这是私有观念的一种表现。平掉祖坟，不但扩大了耕地面积，也是破旧俗、立新风的一场革命。要做好这件事，也不能简单化，要做好你母亲的工作，做好县委的工作，还要做好当地群众的工作。接着，周恩来总理又向尔萃交代了一些具体要求：棺木要就地下沉到一米以下，以不影响机耕；坟地交集体使用；坟地长的树木交给生产队绿化。周尔萃深知伯伯交给他这个“特殊任务”的分量，毫不犹豫地向伯伯表态：“保证完成任务！” 尔萃回到淮安后，首先和兄嫂一道说服了自己的母亲陶华，在家庭里统一了思想认识，然后向县委书记、常委汇报了周恩来总理讲述的处理意见。为了说服县委的同志，周尔萃还特地提到周总理过去派人去重庆处理他父亲墓地的详情：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在旧社会里是个小公务员，一九四二年因病在重庆逝世。解放后，重庆市委把他的棺木葬到革命烈士公墓。周恩来知道后，要求他们立即把棺木迁出。重庆市委考虑到周恩来父亲生前曾做过有益于革命的工作，既然已经葬入公墓，就没有再迁出。为了监督重庆市委切实按照自己的意图办妥此事，一九六四年，周恩来派国务院办公室一位负责同志专程去重庆，把周劭纲的棺木从革命烈士公墓迁出，葬到一个荒僻的小山腰上。根据周恩来一而再再而三的指示，没有树立墓碑。后来，周恩来还带头火化了他父亲和邓颖超母亲的遗体，把骨灰放在坛子里深埋了。当周尔萃介绍了这些细节以后，县委书记、常委们的眼中，个个噙满了泪花，他们深深为周总理带头移风易俗，实行殡葬制度改革的革命精神所感动，最终做出决议：遵照周总理指示办，派干部协助尔萃下乡说服动员群众，在春节前把这件事办好。旧历除夕，周尔萃和嫂子孙桂云，由县委一位干部偕同，约请三十多位乡邻，携带着“油葫芦”和挖土工具，一起赶到坟茔地平坟埋棺。 周氏祖坟地位于淮安县城东郊闸口村夏庄组，占地不足一亩。这块祖坟地是周恩来祖父周攀龙十九世纪中叶从绍兴迁到苏北一带做官时购得的。这里有七座坟墓，安葬着周恩来的祖父母、过继父母、生母、八婶母等十三位亲属的遗骨。 埋棺平坟的特殊任务在春节前不折不扣地完成了，周恩来总理非常满意。没过几天，他就给生产队寄来了七十元钱，这是用以支付平坟劳力的工资和被践踏的一小片青苗的赔偿费。在这以后，由于周恩来的一再坚持，费了更大的周折，做了更多的思想工作，终于把远在绍兴祖藉的曾祖父周樵水的坟墓也平掉了。 周恩来在处理祖坟地问题上的光辉事迹，是与他那种博大无私的革命胸怀及无产阶级的生死观联系在一起的。早在一九二二年，青年时期的周恩来就曾写过一首《生别死离》的白话诗，其中写道：“壮烈的死，苟且的生。贪生怕死，何如重死轻生！……生死参透了，努力为生，还要努力为死，便永别了，又算什么？”到了六十年代，周恩来多次说过：中国在对死人的处理上，都是土葬，盘坟立碑。五十年代，在毛主席、党中央的倡议下，才实行了火葬。从土葬到火葬，这是一场革命，是对中国几千年旧风习的革命；从火葬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这又是一场革命，是同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革命！他不但这样说，而且和邓颖超同志共立誓约，相互监督实行。遵照周恩来同志生前遗言，他的骨灰被撤到了祖国的江河和大地上。这种“真能参透生死关。生为民尽瘁，死有重于山”的周恩来的精神，在新时期得到了弘扬。周恩来在生死丧葬问题上所表现的与传统习俗彻底决裂的精神，开一代新风，为万众楷模。周恩来故乡淮安市自一九八四年在全省率先实行殡葬改革以来，已连续十二年保持百分之百的火化率，成为江苏省殡葬改革先进县（市）。 二 故乡篇 关怀“新旅”小战士 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在烽火连天、弹痕遍地的苏北古运河畔，在周恩来的家乡淮安曾经出现过有着光荣革命斗争历史的“一群小好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由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少年儿童革命团体——新安旅行团。 早在一九三三年十月，江苏淮安新安小学校长汪达之为了实践陶行知“生活教育”的主张，将七名基本学生组成新安儿童旅行团到镇江、上海修学旅行，用演讲、卖报纸等方法取得经费，自己管理自己。他们参观工厂，访问“棚户区”，了解平民生活状况和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情况；他们在租界里生活，了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压迫中国人民的罪行；他们参观“一·二八”战场遗迹，目睹日寇野蛮侵华的罪证，还到上海的沪江、光华、大夏等大学发表爱国演讲。这次旅行共五十四天，中外报纸均有报道，轰动了上海和江苏各界。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曾写诗赞誉： 新安儿童旅行团修学旅行的成功，为后来组建新安旅行团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一九三五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在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伟大号召下，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校长汪达之提出：以新安小学的基本学生组成新安旅行团，以实践生活教育、修学旅行的形式，宣传孙中山遗教，唤起民众，共赴国难，抗日救亡，带领学生到抗日救国民族解放的大学校里去教学做。这一倡议得到中共上海左翼教师联合会支部的赞同和陶行知的支持。陶行知把母亲去世后的五百元人寿保险金全部捐出，作为筹备基金，上海各界进步人士协助解决了电影放映设备和《民族痛史》、《抵抗》、《一·二八战地写真》等无声电影片，以及幻灯、唱片等宣传工具与部分生活用品。在中共上海左翼教师联合会支部和陶行知的积极支持下，在上海各界进步人士的热情关怀下，新安旅行团在国难深重的岁月里光荣地诞生了。 一九三五年辛亥革命纪念日，“新旅”从淮安出发，出发前举行了宣誓仪式。发表了《新安旅行团宣言》和《告全国小朋友书》。在《告全国小朋友书》中说：“亲爱的朋友，我们是手足，我们是兄弟，现在国家多难，世界多难，我们唯有互相勉励，互相帮助，挽转人间狂澜，我们都有责任啊！”就这样，他们怀着挽转人间狂澜的凌云壮志，肩负着人民的期望，走向民族解放的战场。 “新旅”从淮安出发时的学生共十四人，他们通过“旅行”的方式，跋涉全国十九个省市，行程四万五千里，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在经过十四年零四个月的战斗后，又参加了解放淮安的战斗，回到了周恩来故乡。“新旅”是植根于周恩来故乡土壤中的一株幼苗，在党的培育下茁壮成长，这每一朵花，每一只果，都饱含着周恩来的心血。 他们的宣传活动和革命毅力，博得了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援助。在以后的三年间，这支有着钢铁意志的小队伍，带着各界爱国人士捐助的少量宣传工具和生活费用，不但走遍宁、沪、浙、皖诸省市，而且挥戈北上，到绥远前线深入抗日部队中进行宣传演出，这以后，他们又走过茫茫的内蒙大草原，沿着哺育中华民族成长的古老的黄河，边宣传，边进军，直到兰州，并在那里建立了“新旅”党支部。一九三八年五月，他们来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见到了林伯渠。 林伯渠同志非常喜欢这群在风雨中锻炼成长的孩子们。他理解他们的心情。这几年，他们一直渴望到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去学习、战斗，为实现崇高的理想而献身。但是，根据当时的抗战需要，他向孩子们分析了斗争的形势，并依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对“新旅”党支部负责同志说：“新安旅行团在汪达之同志率领下，克服国民党反动派设置的重重困难，在全国广大地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尤其在西北这么闭塞和落后的地区，普及抗日宣传，有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这是你们今后继续工作十分有利的条件。国民党地区的抗日宣传任务还很重，非常需要你们。这是十分重要而光荣的任务。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抗日的先进地区，有共产党的领导，也有许多先进青年在那里工作。所以你们是不是到武汉去，到周恩来同志身边去，继续坚持在国民党地区工作下去？周恩来同志要我转告你们：要学会在统一战线形势下进行合法工作的方式方法，把国民党地区的抗日宣传工作坚持下去。可以把延安作为‘新旅’秘密的后方，你们派些人去学习，学好了还回团工作，全团就不要到延安去了。” 孩子们听了关于抗战形势的分析，被说服了。当时，由中国共产党倡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当时的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的领导工作。当他们得知将要在周恩来同志指导下开展工作，心情是多么激动啊！他们像扑向母亲怀抱的孩子一样，直奔武汉了。 一九三八年六月底，“新旅”的孩子们来到武汉。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同志很快接见了他们。周恩来握着他们的手，说：“家乡出现了你们这个抗日儿童团体，我很高兴。希望你们努力工作。”七月，周恩来专门听取了“新旅”汇报后，亲切地对他们说：“你们要充分利用‘新旅’已获得的社会影响，把国民党地区的抗日宣传工作坚持下去，动员更多的人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你们的钱一定坚持要国民党出，但‘新旅’这个民间团体的独立性也必须坚持。”周恩来同志的亲切接见，使他们乐得雀跃欢腾，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当时的武汉，由于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搞得好，政治空气空前活跃。文艺活动和各项宣传工作，对那里的人们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群众发动起来了。全市人民在“保卫大武汉”的口号下奋力抗战。但在国共合作的背后，始终有一个驱之不散的幽灵，时隐时现地威胁着全民族团结抗日的大业。这幽灵也没有放过新安旅行团。“新旅”一向是以一个自发的民间抗日儿童文艺团体的面貌出现的，但国民党当局始终怀疑它和共产党有联系，因此千方百计地想把它吃掉。于是，在“新旅”到达武汉不久，以陈诚为首的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就利用“新旅”在经济上的困难，提出要把它收编为政治部的一个下属组织，以便从政治上、组织上、经济上加以控制。如果不接受收编，那就得解散。“新旅”在周恩来同志的指导下，坚持作为民间抗日团体，保持独立自主，为向国民政府要求经费补助，同国民党反动当局展开了合法的斗争。有一天，陈诚亲自出马，他说：“新安旅行团的成立，那是为了抗战；现在已经抗战了嘛，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可以编到政工队去……” 周恩来同志当即用不容置辩的口气对陈诚说：“这些小朋友早在全国抗战之前就自己组织起来，宣传孙中山先生遗嘱了，跑了几万里路，走遍大半个中国，到处唤醒民众共赴国难，工作很有成绩，在国内外有很大影响，大家都很钦佩他们的爱国精神。诚然，现在抗战了，可宣传抗日的人，还怕多吗？你把他们整编掉，这对国民党又有什么光彩呢？！”他见陈诚哑口无言，就继续说道：“‘新旅’的小朋友不愿到政工队去，何必强迫呢？依我看，他们可以作为军委政治部的一个特约团体，由政治部发给工作和生活费用，他们定期向政治部作工作报告，这样不好吗？”在周恩来的支持下，终于击破了陈诚吞并“新旅”的阴谋，最后和国民党当局达成协议：“新旅”作为军委政治部一特约宣传团体，由政治部按四十五人的编制发给生活费，并按照一般宣传队的惯例，兼电影放映队，发给活动经费。这样，在周恩来同志指导下，“新旅”既解决了经济上的困难，又赢得了独立自主的权利。在武汉，“新旅”的组织得到了发展，团员发展到二十多人，并开始有了女团员。“新旅”的孩子们活跃在武汉街头，活跃在大江两岸。他们同孩子剧团共同发起建立“武汉儿童团体星期座谈会”，参加宣传抗战献金活动，发动武汉市儿童参加“写三十万封慰问信”，慰问保卫武汉的前方将士。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日，这是“新旅”建团三周年的纪念日。三年间，他们在战斗中成长了，队伍壮大了。周恩来听说他们要庆祝自己的节日，高兴地说：“我一定来参加你们的庆祝会。”临开会的那天，周恩来同志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实在无法抽身，但他不愿使“新旅”的孩子们失望，于是委托邓颖超同志去看望小朋友们，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邓颖超向孩子们讲了长征的故事，还为孩子们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说：“你们走了三万多里路，我们也走过二万五千里！”孩子们看到邓颖超同志，像见到久别的妈妈一样，围着她，接受她的抚爱，聆听她的慰勉。这一天，他们沉浸在幸福里；这一天给他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们没有辜负周恩来同志的期望，在保卫大武汉的战斗中，散传单，贴标语，画漫画，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出色地完成了自己肩负的任务。由于日寇的进逼，国民党文武官员纷纷向大西南撤退。就在这样的紧急关头，周恩来同志坐镇武汉，坚持斗争。对“新旅”，他嘱咐留下一个“新旅”武汉工作队（后改为第二团）在武汉继续战斗，安排其余的团员向长沙转移。留在武汉的“新旅”工作队，继续在街头做宣传工作，直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武汉被放弃的前两天，才奉命撤到长沙。 在“新旅”建团三周年庆祝活动时，陶行知先生刚从国外回来，曾即席赠诗一首，赞扬“新旅”的革命精神。诗中写道： 陶行知先生在讲话中还勉励“新旅”小朋友不但要学习真理，还要“骑到真理的背上去”！ 自武汉失守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投降活动日渐猖狂起来，国共两党团结抗战的形势开始逆转。周恩来同志给“新旅”小朋友分析形势时说：现在有人不想抗日了，要妥协了；我们就要抗战到底。这个“底”就是要收复东北三省以及一切失地；全部驱逐日寇出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和解放。这话给“新旅”全体成员敲了警钟，也增强了他们斗争的勇气、力量和胜利的信心。 在长沙，他们遵照周恩来同志关于到群众中去的指示，又展开了多种多样的宣传活动：在街头，演出抗日节目；在医院，对伤兵作慰问演出；在学校，教儿童唱抗战歌曲。“新旅”很快受到群众的颂扬，到处都有人欢迎他们，帮助他们，保护他们…… 不久，蒋介石看到从武汉南下的日本侵略军已逼近长沙，公然不顾长沙数十万人民生命财产，竟以“焦土抗战”为借口，秘密下令火烧长沙，制造了空前的长沙大惨案。 在长沙大火时，周恩来同志和八路军长沙通讯处的同志们都处在极危险的景况中。“新旅”在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和通讯处的全力协助下，安全地经过衡阳，最终撤往广西桂林。 原来，广西的地方势力提出了“广西自治”的口号，在抗战开始后，容纳左派人士进入桂林。一时间，桂林成了大后方进步势力荟萃的地方。 鉴于这种形势，所以周恩来同志批示“新旅”向桂林转移，利用蒋桂矛盾，在他们斗争的夹缝中开展工作，发动群众，团结抗战。 “新旅”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到达桂林，并立即开展了有声有色、广泛多样的抗日宣传活动。 当时，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的负责人是李克农同志。李克农向“新旅”传达了周恩来同志对于形势发展的估计，并作了相应的工作部署：要善于利用蒋桂矛盾，抓紧时机，扩大组织，打开局面；要坚持独立自主，学会合法斗争，在群众中生根，立于不败之地。“新旅”的小朋友们在漓江两岸、独秀峰下、七星岩洞……广泛地开展了抗日救亡宣传，组织不断壮大，团员发展到八十多人，并加强了思想上的教育整顿，战斗力更加坚强了。他们又组织了几支工作队，分别到工农兵学各个方面去开展工作，“西南工作队”到桂南前线，“伤兵之友队”到国民党部队的伤兵医院；“西郊工作队”、“东郊工作队”到桂林城郊乡村、工厂、难民中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他们以热爱祖国的赤胆忠心，赢得了社会的尊重、赞扬和帮助，处处受到群众的保护。 一九三九年四月，周恩来同志从皖南视察回来，途经桂林，特意挤出时间来看望“新旅”的小朋友们。 他来到“新旅”住地东江镇小学。他身穿中将衔的军装，神采奕奕，浓眉下的两只大眼睛，放射出威严而又慈祥的光芒。孩子们见周副主席来了，都高兴得涌出门去，向他问候、致意。周恩来同志拉着他们的手，抚摸着他们的头，问长问短，问寒问暖。周恩来同志走到他们的宿舍，看了他们的内务，亲切地听取了汪达之的汇报后，又询问他们有什么困难。 困难是有的，而且很大。当着亲人的面，他们多么想尽情地对反动派的迫害进行揭发和控诉呀！但是不能。因为“陪同”周副主席来的还有国民党的特务。汪达之含蓄地讲了一下当时的处境，以及他们开展工作的简略情况。周恩来同志会心地笑了。他爽朗地说：“好啊！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今后要把工作做得更出色。要求抗战到底的人民，一定会支持你们的！”周恩来同志接着说，你们把一个人的钱用来养活两个人，工作却做得更多了，影响也更大了。社会上同情你们的人越多，你们就越能站住脚。你们搞供给制，过集体生活，这对养成大家的集体主义思想很有好处，但不要忘了，你们是在国民党地区工作和生活，这里和陕北不同，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也不同。要注意适应周围的社会环境，也要让团员们了解并学会处理好在社会上的生活，处理好同各方面的关系，不要显得特殊。你们要注意“社会化”，以利于团结更多的人同反动派斗争。不要弄得衣冠不整，头发很长，让人一看就觉得你是个“左倾”进步分子。你们强调过集体生活是好的，但不要严格到连一文钱也不能花。要使“新旅”小朋友学会安排自己生活的能力。你们还要“少年儿童化”，不要少年老成，要发挥你们少年儿童的特点和长处，才能更好地去工作。你们的生活艰苦朴素，也要注意小朋友们的伙食营养，使大家能经常吃到肉，现在你们的经费解决了，还可以吃点水果、糖果，组织大家看电影，苏联电影、美国电影都可以看看，让大家辨别好坏，不看就辨别不了。要组织小朋友学习文化知识，如果“新旅”个个小朋友都能达到高中水平，不但对你们工作有帮助，他们的家长也会高兴。你们在努力工作的同时，还要把大家的身体锻炼好。周恩来同志慈父般的这些话，对“新旅”小战士们是多大的支持、多大的鼓舞、多大的鞭策啊！战斗！战斗！向一切阻挠前进的恶势力战斗！孩子们的心在激烈地跳动着。 “新旅”的孩子们，在桂林的这一段生活是艰苦的，但也是愉快的，有意义的，充满了青春的活力。作为“新旅”的战士，他们感到光荣、自豪。在走向“战场”的路上，他们经常唱着《新旅进行曲》，昂首阔步。那歌词是： 一九三九年五月，周恩来同志在西安还接见了“新旅”从延安学习后返回大后方的程昌林、张翼天等同志。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新安旅行团在大后方到处宣传抗日，宣传我党的主张，组织、联系了广泛的少年儿童、社会各阶层人士，工作很不错，许多人支持你们、帮助你们，小学生、中学生都接近你们，甚至一般市民、工人、教职员都敢和你们来往。这是什么原因？因为‘新旅’是个青少年的革命团体。过去‘新旅’注意利用一切社会关系，注意‘社会化’，不让人家知道‘新旅’有共产党领导，不怕生活的艰苦，团体内部又团结，学习工作也努力，用陶行知先生‘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主张，在大后方活动，所以你们得到了许多同情和朋友。你们做了别的许多救亡团体不能做的事，你们是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干革命的。所以不能太暴露。不要怕人家不知道你是共产党，不要怕人家不知道你是从延安来的，这样‘新旅’才可以在大后方多做点工作，才可以存在下去，别的抗日宣传团体不能存在的地方，你们还能去，这才是你们工作的胜利。要告诉‘新旅’小朋友，不要文人还没有当上，先学上了文人的脾气：头发长了不理（你们可以互相理发嘛）；不修边幅，衣服破了不补，脏了不洗；走路还要夹着一部马列书。这样你们在大后方会存在不下去。要讲点军风纪，不要弄成不伦不类的样子，小小年纪就学着文人腔调。还要告诉‘新旅’小朋友，在精神上也不要什么都一本正经，让人家说你们个个都是‘小老头’、‘小夫子’，这也得改改。你们是青少年，要保持小朋友的特点。工作学习之余也可以做游戏嘛，活泼天真，还要保持。思想老成，遇事多想想是对的，但平时生活作风还要保持天真‘赤子’嘛！不这样，你们怎样同社会上许多小朋友接近呢？怎么在他们中做工作、交朋友呢？” 一九三九年冬，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投降活动进一步嚣张起来，蒋桂之间开始合流，桂林的政治形势日趋恶化，进步人士开始遭到迫害，“新旅”自然也不能幸免。原来在“新旅”帮助下，桂林各中小学进步师生组织起的许多少年儿童抗日宣传组织，以及“桂林儿童团体星期座谈会”，这时都被迫解散了。“新旅”的工作也受到监视和刁难。 从一九四零年起，国民党反动派停发了“新旅”的活动经费和生活费用，想堵死他们的生路。“新旅”遵照党的指示，精减了人员。在桂林文化界和社会进步人士的支援下，组织排演了舞剧《虎爷》，以此来筹集经费，把“新旅”的母校新安小学恢复了起来，作为应付国民党政治迫害的二线基地。在演出的二十多天里，座无虚席，有人甚至从柳州、衡阳赶来观看。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又一次破产了。 一九四一年春天，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桂林的政治形势遂发生骤变，全市一片白色恐怖，进步人士被迫出走，生活书店等进步文化机构相继被封，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在这之前就被迫停止了公开活动。“新旅”原来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眼中钉，久欲除之而后快，这时自然是他们必须铲除的重要目标。“新旅”被迫停止了一切活动，汪达之等被列入了黑名单。 这时，周恩来同志通过李克农向“新旅”传达指示：党决定新旅分批秘密取道香港，转回苏北解放区，让他们在广阔的土地上，更加茁壮成长，迎接光明的未来。 从一九四一年二月份起，到这年的八月底前，“新旅”的战士们经过不少波折，战胜重重困难，终于分批到达苏北新四军军部。 刘少奇和陈毅同志热情地欢迎这批战士的到来，给他们创造了空前良好的工作条件。这以后，“新旅”投入了更加波澜壮阔时斗争生活，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作出了许多贡献，并培养出一大批党的干部。 在周恩来同志关怀下成长壮大的新安旅行团，也得到了刘少奇、董必武、林伯渠、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特别是后来还受到毛泽东同志的赞扬。一九四五年底，“新旅”全体同志决定给毛主席写信，汇报“新旅”到苏北以来的活动情况。邓子恢同志将这封信带到延安，当面交给了毛主席，并向毛主席介绍了“新旅”的活动情况。毛泽东同志于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日，亲笔给“新旅”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 <small>祝你们努力工作，继续前进，争取民主中国的胜利。</small> 这封复信，是对“新旅”战士的最高赞誉。每个“新旅”战士，都把它深深地镌刻在心坎上，成了“一群小好汉”驰骋人民解放战场为民主中国胜利而奋斗的力量源泉。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周恩来同志从平山县西柏坡去中央团校作报告途中，路遇新安旅行团团长左林，通过他亲切地向“新旅”战士们问好。他说：“新安旅行团，我们在武汉就认识了。‘新旅’小同志在华东前线还好吗？你写信时，代我问他们好。胜利在望了，希望他们努力工作，还要努力学习，将来要担负更多的任务。” 回顾“新旅”从一九三五年开始到一九五二年结束的十七年，全国约有六百个少年儿童先后参加。团员中，当时绝大多数只有十四五岁，最小的仅有八岁。战争年代，有的团员在战场上牺牲，有的因环境艰苦、劳累过度、缺医少药而病逝，有十二人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建国以后，“新旅”的团员已成长为各种人才，有的成为著名的舞蹈家、著名的话剧演员，有的成为电影导演、歌唱家、诗人、作家、记者、美术书法家、将军、外交人员、高级工程师，其中还有一位科学家参与了卫星的设计。《中国当代名人录》一书中记载了“新旅”数名团员的事迹，有些“新旅”成员在解放后还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可见，在和平建设年代，他们仍然是一群“好汉”。他们正继承周恩来同志的遗愿，在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征途上，发挥着自己的特殊作用。原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在周恩来逝世十周年的日子里，为“新旅”题词：“一群小英雄，长征五万里，炼成钢铁汉，真是了不起，亿万小朋友，都要来学习。”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为一九七九年新安小学办的《新安旅行团历史展览》作了这样的题词：“新安旅行团曾经旅行全国，宣传民众，组织儿童为抗日战争和争取民主中国的胜利作出一定的贡献，它的革命精神以历史展览形式展出，愿青少年学习这种精神，使它世代相传。”胡乔木同志在一九八五年为纪念新安旅行团五十周年的题词是：“新安旅行团的光荣历程永远是全国儿童的典范！”他号召全国少年儿童要学习“新旅”“为民族生存奋斗”的爱国主义精神；学习“新旅”“要把中国来改造”的远大革命志向；学习“新旅”“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敌人的凶残”的顽强战斗作风；学习“新旅”好学上进、团结友爱、热爱劳动、关心集体的优秀品质，做“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的新人，为两个文明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当前，“新旅”的英雄业绩和革命精神正走向世界，让笔者用德国诗人贝尔格在“新旅”历史陈列馆的题词作结吧：“衷心感谢您们能使我了解到解放战争中国外寡为人知的有趣一章。这些为解放事业而献身的英勇的富于传奇色彩的事迹应让全世界都知道。” 三 亲属篇 “为人民再干上十五年” 当人们看到和平鸽的英姿，听到鸽哨发出不同凡响的啸鸣时，不禁会想起周恩来那富有象征意义的幼名大鸾和表字翔宇，不禁会回忆起他和表哥万叙生不同寻常的友情、亲情、爱国情。 童年时候的周恩来在家乡淮安最喜欢跟表哥万叙生一起放鸽子。万叙生是周恩来十三舅万富之的儿子，比恩来大六岁。万富之和恩来的亲妈是一母所生。叙生哥个头大，长得黝黑壮实，大鸾和他特别要好。这不单纯是血缘上的关系，更多的是由于这位表哥忠厚老实。表哥也十分喜爱这个表弟，常教他做一些小玩具，在他受到欺负时出来维护他。叙生是个养鸽的行家里手，养的鸽子可多啦！他还给每只鸽子起了既好听又有趣的名字，什么白雪公主啊，红嘴鹦哥啦，灰尾山雀呀，还有什么雪里青、黑牡丹……恩来还从叙生哥那里知道了许多养鸽子的故事，譬如汉朝的张骞、班超出使西域时，用信鸽送信啦，唐朝宰相张九龄小时的“飞奴传书”啦，这些故事让大鸾听得着了迷。 这天，家塾先生告假，学生各玩各的去了，恩来就叫表哥陪他一块儿到镇淮楼上去放鸽子。 镇淮楼雄踞在淮安城的中心。登上楼顶，叙生哥双手攥着两只鸽子，神秘地跟恩来咬了咬耳朵：“你注意听，今天我的鸽子上天后还会唱歌。”“唱歌？”恩来瞪大了眼睛。他只知道鸽子会“咕咕”地叫唤，那声音很不好听，万妈妈也常生气地说：“鸽子好养，就是咕咕声难听。”鸽子哪里会唱歌呢？恩来摇了摇头：“我不信。”“你闭上眼睛。”恩来调皮地半闭着眼睛，只见叙生哥很快地在鸽尾上绑了一个东西，一松手，鸽子腾空飞到空中，“呜，呜，呜”，真的唱起歌来了。那声音还随着鸽子翅膀的上下扇动有节奏地一抑一扬，如果鸽子两翅不动地滑行时，那声音便像戏班里的长笛，悠扬而又清脆。鸽子钻进白云，又很快地从云朵里穿出向高处飞去，那声音也随着由近而远；鸽子打圈子飞回，那长笛般的声音便又由远而近，更加悦耳动听。 望着空中自由翱翔的鸽子，恩来看呆了，也听迷了，他想，叙生哥是怎么让鸽子发出这种声音的呢？万叙生看着表弟那专注的神情，神秘地问道：“恩来弟，好听吗？”“好听。你是怎么叫你的鸽子唱歌的呢？”叙生哥笑了。他随即打了一声唿哨，那只钻云破雾的“玉兰花”信鸽便驯服地在他头顶上空旋了两圈，乖乖地落在他的肩头。那清脆悦耳的歌声也跟着消失。叙生把系在鸽尾巴上那个圆圆的小东西解下来，在恩来眼前一晃：“呶，‘机关’就在这里。”恩来把那圆圆的东西拿到手中，原来那是用白果壳做成的。他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才说：“叙生哥，这叫什么东西？”万叙生告诉他，这叫鸽哨子。用竹片子刻出一个小小的迎风“嘴巴”，然后再把“嘴巴”装到小葫芦、竹管或白果壳上，风一吹，那小嘴巴就能发出悦耳的声音了。“真好，”恩来高兴地说，“这是你做的吗？”叙生表哥点了点头，说“你喜欢它，我就送给你。”说着，他就要把鸽哨子绑到恩来那只叫“白鱼鹰”鸽子的尾巴上。“我不要。”恩来把“白鱼鹰”藏到身后。叙生疑惑不解地看着他。“你教我做好吗？真的，表哥，我想自己做。”万叙生一愣神，说：“你人小，做这玩意儿可不容易哩！弄不好还会划破手指。”恩来摇摇头：“我不怕学不会，只有自己做的才更有意思！”万叙生看他那副认真的样子，高兴地拉住他说：“好吧，只要你不怕难，我就教你。”恩来高兴极了，拉着叙生哥飞一般地跑回家里。 叙生哥告诉恩来，鸽子腾空的力量很小，鸽哨子的材料要选那些轻巧的；进风口还要刻出斜度，发出的声音才好听；还有，不能忘掉用蜡烛油对其他部位进行密封，要是一漏气，就什么声音也没有了。恩来听得非常认真，一双手也非常灵巧，他边听边做，不一会儿一只由两根芦柴管并在一起的双音鸽哨就做成了。恩来还用“洋红水”涂上，这样绑到鸽尾巴上就更加醒目、好看了。叙生哥啧啧称赞说：“你真行，做得比我的还漂亮！” 恩来脸红了。他拉着叙生哥又来到镇淮楼，把那芦柴双音哨小心翼翼地缚在“白鱼鹰”的尾巴上，然后慢慢地松开手。“白鱼鹰”拖着那显眼的红点飞上了蓝天，“呜，呜——”天空中立时传来悦耳和谐的双音哨声。 鸽哨声声，余音袅袅，几乎在他俩的脑海里回荡了半个多世纪。直到一九五零年八月二十五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厅的办公室里会见表哥万叙生时，还饶有兴致地提及幼年放鸽子的事。 这天中午，总理招待表哥吃了一餐炸酱面，那是他们小时候都喜欢吃的，虽然很简朴。 亲切的谈话就从餐桌上开始了。 总理问：“你还记得教我做鸽哨的事吗？” 一句话把年过半百、历经沧桑的万叙生引入了欢乐的童年。他觉得自己年轻了，无拘无束了。他感到，和他对坐谈话的，不是国家总理，而又是自己当年所喜爱的表弟了。他忙说：“记得，记得……你做得可真好呵！” 鸽哨是总理童年时代最喜欢玩的一种游戏。当时表哥教他以后，他经过改进，做出了又小、又轻、又响的新鸽哨来。所以在事隔几十年之后，又受到了万叙生的称赞。 接着，总理问万叙生个人和家庭的情况。万叙生说，他青年时代，家中就日渐贫困了，他不得不在扬州一家银行仓库里当个管理员，勉强养家糊口。一九三九年日寇占领扬州，银行被日本人接管，他不愿为日本人做事，就带领全家下乡逃难了。他是在饥寒交迫的困境中熬到全国解放的。现在，两个大孩子都有了工作，生活不成问题了，自己打算不再烦心费神，过个安闲的晚年。 总理耐心地听着，除了简短的插问，一点也不打断他的话，让他尽情地倾吐自己的心思。等他说完，总理递给他一只削好的苹果，说：过去，你不给日本人干，是爱国的，很好；现在，是人民的天下了，怎么能不想干工作呢？现在干工作，不是为了吃饭，是为人民服务。你看，全国在开劳模大会，劳动光荣呀！人家有的比你年龄大得多呢！按你的年纪，还可以为人民再干上十五年……说着，伸出五个指头，又翻了两番。 万叙生默默地倾听着，沉思着……从前，当他们还在童年的时候，他就佩服这位表弟两眼能洞察一切的敏锐。今天，他是国家的总理，他的话，在他的心中，就更加有分量了。 “那我能干些什么事呢？” 总理说：“凡是有益于人民群众的事，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就像那平凡的和平鸽，为人们的和平安定而奔波。不计较职位，不计较报酬，这就叫为人民服务。” 这次谈话，从轻松的对童年养鸽子的回忆开始，以进入郑重的为人民服务的主题结束。 万叙生回扬州以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正好，街道上动员他参加居民组织的工作，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就参加了。他是一个在旧社会饱经忧患的小职员，对日伪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在党的教育下很容易转化为力量。他勤勤恳恳地投入了街道居委会的各项工作，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和尊敬。这是他在旧社会从来没有享受过的。他尝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甜头。想到总理对他的嘱咐，他更加坚定了决心：十五年，一定再干它十五年…… 他当了琼花居民委员会的主任。以后，又当了人民法院的陪审员。还兼任过银行的协储员、税务所的协税员、红十字会的办事员。凡是有益于群众的事，他都乐于去干。后来他又当选为薛家巷居民区的副主任。 他把自己的工作情况写信告诉总理，总是得到热情的鼓励，因而越来越积极了。 一九五三年，全国第一次普选时，为了弄清每个选民的成分，他日夜不停地协助有关机关摸清每一户的政治情况。一九五四年扬州地区发大水，他涉水查看危险房屋，动员居民搬出。由于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他被选为出席江苏省卫生工作会议的代表。 在他住的居民区里，有一个姓齐的居民在冬天生了脚病，脚趾溃烂。他知道后，立即扶他到医院去治疗，并把自己领到的生活补助费，全部掏给了这个病人。 人老心红。万叙生的事迹愈来愈广泛地为人们所传颂。 一九六三年，扬州市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事故：一家药房错把滴滴涕粉剂当作小苏打卖给了居民。市委接到报告后，立即动员各区居民干部和公安人员进行追查。七十一岁高龄的万叙生，是在深夜得悉这一情况的。他不顾年老体衰，谢绝人们的劝阻，一夜访问了八十多个家庭。后来，这个重大事故终于被排除了。《文汇报》为此发表的《一个震撼人心的午夜》的通讯里，就曾表扬了他的事迹。 一九六四年二月，在一个积雪盈尺的清晨，万叙生扫雪的时候突然昏倒了。人们马上把他送往医院。人们向医生述说这位老人的先进事迹，祈求医生能尽力救活他。 他被诊断为心肌梗塞，立即进行了紧急抢救。 万叙生苏醒了。但他觉得自己难以支持了。他向护士要了纸和笔，挣扎着写了一封别人不理解的书信： <small>……叙生碌碌如常，毫无进展，所幸在为人民服务工作方面，未敢懈怠延误，也未犯过错误，所做工作均得各方面满意。至为遗憾的是，你要我为人民服务十五年，我才工作了十三年……</small> 在医护人员弄清这封信的原委时，他已带着有负总理厚望的遗憾心情，离开了人间。 市人民政府为他开了一个追悼会，寄托对这位街道基层干部的哀思。万叙生的女儿万明珠，写信向总理报告了经过。 总理得悉这一情况后，立即给扬州市公安局写了一封信，并寄来一百五十元钱，说：万叙生为人民做了些有益的事，是应该的。追悼会如果花了钱，就用这一百五十元作补偿；如果没有花钱，可转给他的亲属使用。 在万叙生死后，人们传颂着他的先进事迹，并终于知道了老大爷为人民服务积极性的主要动力，是来自周总理的鼓励…… 在为人民服务的座标面前，周总理和万叙生都分别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表哥万叙生给扬州居民区的人民带来了平安和幸福；表弟周恩来给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了和平和安宁。 三 亲属篇 教导亲属“过五关” 我国古代三国时期，曾经出过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英雄人物关云长，这已是家喻户晓了。自觉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的周恩来总理，生前也曾多次教导亲属自觉地“过五关”，不过这个“五关”，是指“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周恩来在一九六三年五月曾对侄辈亲属讲到“过五关”的问题。一九六四年八月，周恩来在外地的亲属，有许多人都因公停留在北京，周恩来抓住这个大好机会，召集他们和在京工作的亲属一起，开了两次家庭会议，向他们详细讲述了周氏家族的历史，并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其作了深刻的阶级分析。在这个基础上，又一次教导他们“自觉地过好五关”。 第一次是在八月二日下午。周恩来溯本追源，从他的曾祖父讲到祖父，说他们都是当过知县的，尽管没有田产，房屋也不出租，但仍然属于剥削阶级。他说，他自己最初是受的封建教育；到青年时代，受到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教育，才知道在旧家庭里是没法奋斗出来的，所以对家庭没有留恋。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愈来愈深入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对家庭才有更深刻的认识。这次谈话的结论是：“封建家庭一无是处。”教育晚辈要认清这个家庭所代表的封建阶级的反动本质，并和它所反映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划清界限，向工农学习。 后来在八月十日以及一九六三年五月间的一次家庭谈话中，又联系具体的人、具体的事，教导亲属如何过好“五关”。 一是教导亲属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过好“思想关”。他首先由浅入深地对亲属说，思想就是人的脑筋里想什么。想什么，问题可大了。有的想得不对头，思想方法不对头。怎么办？要靠自己一件事一件事去实践，经过一件事，对这件事才会懂；有的也不能马上懂。世界上的问题是无穷尽的，永远也解决不完。所以，我们就总有工作要做，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过思想关，就是常说的思想改造，它是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也就是要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要学会运用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认识论。周恩来要求以血缘为纽带的整个家庭群体，都必须把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周恩来还以自己为例现身说法。他说：“我今年六十五岁了，是不是已经修养得很好不必改造了？我不敢这样说。”“我现在还在改造中，我愿意带头。”因此，他殷切地希望亲属“要承认社会各种关系、各种事物都会影响个人的思想。要经常反省，与同志们交换意见，经常‘洗澡’。要把思想改造看成像空气一样，非有不可，不然你的思想就会生锈，就会受到腐蚀。”周恩来还把亲属中的老少成员分成三种：“第一种人是自己不能创造环境，要帮助的，要让社会改造他；第二种人是可以自己创造环境，自觉改造自己的；第三种人是党团员和青年们，要不断前进，不断进步，不要自满，并帮助后进的亲属共同进步。”他最后强调说：“过思想关，自我改造的程度如何，关键看能否自觉，能否持之以恒。” 二是教导亲属站在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观察、分析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过好“政治关”。周恩来在教导亲属时指出：过“政治关”，主要是“要站稳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我们第一要帮助别人，第二要经常检查自己是不是立场站稳了；共产党员要在斗争中经常考验自己，是不是立场站稳了。”说这些，意在告诫亲属，在事关政治信念、政治方向、政治纪律等根本原则问题上，在关系到国家、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思想和行为面前，一定要“爱憎分明”，保持坚定的无产阶级政治立场。 三是教导亲属自觉同一切陈腐的传统习惯、传统关系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过好“社会关”。在家庭教育中，周恩来除了以身作则教导亲属为人处世要做到“不徇私、不特殊、不受礼、不居功、不守旧”这些公正廉洁的人生准则外，还言传身教引导亲属正确处理自己与故居祖屋、祖坟地、与故乡的某些关系，逐步实现“同传统所有制”和“传统观念”的彻底决裂，过好“社会关”。尤其在国内国际复杂的社会环境下要善于改造社会，而不要被旧的落后的东西影响、侵蚀。 四是教育亲属否定封建的亲属关系，树立自尊、自立、自强的信心，提高奋斗的勇气，做一个永远力争上游的时代新人，过好“亲属关”。过亲属关，是指用正确的思想影响亲属，而不能受亲属不好的东西的影响。周恩来饶有兴致地说了一个生动的故事给大家听：有个电车老司机，工龄三十多年了，是个老党员。他一个人工作，养活一家七口人，生活比较艰苦。全家住一间房子，用一条毛巾，可是过得挺愉快。他下班回来，常常给全家讲党史，说没有共产党，我们怕早就饿死了。他有个女儿，有点娇，学校组织下乡劳动，她不去，问她为什么，她说怕晒黑了，将来当不成演员。父亲发了火，说：“今天我这手得犯错误了！”说着上去打了她一巴掌：“你想当演员，我不反对，但要给工人农民当演员。黑怕什么？……”周恩来接着说：你看人家阶级感情多鲜明！我们出身于旧家庭，我要带领你们向无产阶级投降。当然，否定封建的亲属关系，不是消灭他们，而是改造他们，拖着他们跟无产阶级走，把他们改造成新人。 五是教导亲属养成艰苦朴素的习惯，在日常生活和工作实践中，勤劳节俭，艰苦创业，自强不息，励精图治，过好“生活关”。周恩来强调指出：一个党政干部及其家庭成员，如何处理好生活问题，是勤俭持家，艰苦奋斗，还是铺张浪费，骄奢淫逸，不仅直接影响到党风、民风和整个社会风气，而且直接影响到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和国家未来的命运。为使亲属们真正弄懂“生活关”的内涵，他精辟地阐述说：“生活关有两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物质生活方面，“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这样，我们就会心情舒畅，才能在个人身上节约，给集体增加福利，为国家增加积累，把我们的国家更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精神生活方面，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周恩来特别指出：社会上“那种庸俗低级的、野蛮恐怖的、堕落腐化的东西，是资产阶级和封建社会的产物，我们应该坚决批判，坚决反对，不能用官僚主义态度对待它，容忍它。这些东西不仅对我们不利，对青年一代的成长更不利”。为此，他谆谆教导亲属说：我们不但要自觉地将艰苦奋斗的精神溶进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做到精打细算，勤俭节约，省一毛以利天下”，而且要自觉地将艰苦奋斗的精神贯穿于各自行业的实际工作，“做到埋头苦干，忘我劳动，造斯绩福荫后人”。 在纪念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重温他用以律己育人的“过五关”的光辉思想，毫无疑问，仍然有着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三 亲属篇 任何时候都要防止特殊化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一日下午，参加周恩来吊唁活动的亲属们，在人民大会堂聆听了邓颖超同志传达的周恩来总理对亲属的遗言：任何时候都要防止特殊化。千万记住，不要因为是亲属，而在革命征途上搞特殊化！参加这次会议的亲属们，噙着眼泪，泣不成声，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生前谆谆教诲的一幕幕往事，立刻浮现在他们的脑海里。 周尔辉是周恩来八婶母的孙子，他的父亲周恩硕被日本鬼子和汉奸杀害。解放初期，家境十分穷困。周恩来就让这个侄儿在他身边读书，从自己的工资中支付他的生活费和学费。当时北京有干部子弟中学，又有许多条件好的重点学校，周恩来却没有送他进这类学校，而是把他送进了二十六中。这个学校是由私立中学刚刚改为公办的，条件较差，就读的学生多是附近劳动人民子女。在尔辉入学之前，周恩来一再叮嘱他，不论是填表或谈话，都不许透露出和他的关系。周恩来对尔辉说：你要是说出和我的关系，人家知道你是总理的侄儿，就会处处照顾你，迁就你，你也会产生优越感；那样，你的进步就慢了。一九六一年七月，周尔辉结婚以后，北京钢铁学院为了照顾夫妻关系，通过协商，把他爱人孙桂云从淮安调到北京工作。报到以后，尔辉夫妇俩一道去看望伯父伯母。这时，周恩来才知道这件事，他说：“照顾夫妻关系，为什么只能调到北京，不能调到外地去呢？”邓颖超同志也教育他们说：“伯伯是抓城市人口压缩工作的，不能带头违反这个政策。”后来，周总理批评了有关方面的同志，让侄媳孙桂云仍回淮安工作了。一年以后，又让尔辉也调回了淮安。尔辉临行时，周恩来对他说：“学校里学的东西，可以带到家乡去发挥作用。”并告诫他：“回去以后，也不能特殊化”，“任何时候都要防止特殊化”。 周恩来生前非常喜爱的侄女周秉建，当年在内蒙劳动锻炼时，听伯伯的话，表现很好，后来在当地参军了。参军以后，她穿上新军装，非常高兴地向伯伯汇报。周恩来却耐心地说服她脱去军装，仍回内蒙当了牧民。自治区领导根据周秉建的表现，打算提拔她当干部，周恩来知道后，说还是让她当个普通劳动者好，就这样，被阻止了。为了和蒙族同胞打成一片，秉建决心学好蒙语，考入了内蒙古大学蒙语系。这，得到了伯伯的支持。周恩来说：你学好蒙语，就能更好地为内蒙人民服务了。后来周秉建和一位蒙族青年结婚，也得到了伯父的热情鼓励。 周恩来对晚辈亲属是如此，对他的平辈亲属，也同样不允许搞任何特殊化。远在解放初期，周恩来的姨表妹陈绣云，曾要求他给她安排个工作。陈绣云在旧社会是个受苦受难的知识分子。在白色恐怖的年代，她还敢于冒着生命危险去梅园新村看望大表哥。上海解放以后，她待业在家，就写信请表哥周恩来帮忙。后来周恩来委托邓颖超给这个姨表妹写了回信，告诉她，表哥不能利用职权为亲友安排工作。信中说：“人民政府的用人，主要依靠他自己的工作表现，只要他的工作努力，吃苦耐劳，工作效率高，群众关系好，则不管他是谁，都将得到人民政府的器重，相反，则不管谁的‘情面’去‘提携’，也是没有用的。这种作风是我党长期坚持的优良传统，特别是我和你表哥现在的工作岗位，更不能以亲故而违反原则。……对于你的工作意见，我意以去苏北，生产或从事文教工作为宜，现人民政府正有组织地在进行，望你注意读报并直接去接洽。”这封珍贵的书信，是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教育亲属“任何时候都要防止特殊化”的光辉见证，现在成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珍藏在周恩来故居。 四 怀念篇 百年遗德 似梅斯馨 坐落在淮安驸马巷七号内的周恩来故居，其后院墙角有一株清妍虬劲的腊梅树，每到严冬季节，绽萼含苞，竞相怒放，使偌大个楚城的上空，仿佛都弥漫着扑鼻的馨香。相传这株梅树，是大鸾（周恩来乳名）诞生那年，周恩来祖父亲手栽植的。如今虽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雨雪风霜，却越发长得叶茂枝荣，花蕊勃发，香意盎然。到淮安周恩来故居瞻仰的人们，在充分领略周恩来的硕德浩气、亮节高风之余，总要伫足在这株“一品梅”下流连忘返，油然引发无限绵长的遐思。 早在一九八五年梅花绽放的季节，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同志，就曾怀着极其崇敬的心情瞻仰了周恩来故居。参观后他激情难抑，挥毫在留言簿上写道：“我们参观总理故居，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革命教<dfn>?９9ｌｉｂ?</dfn>育。……深切怀念周总理，向全党楷模、敬爱的周总理学习！”一九九一年六月，当周恩来纪念馆落成开馆之际，江总书记又一次在日理万机之中抽暇书写了珍贵的题词：“学习周恩来同志的高尚品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两幅题词墨宝，两次殷切的召唤，号召人们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像“百花效梅”那样，学习周恩来同志的高尚品德。 “梅开几度见慈容，小院春秋世纪风。何虑安危临虎穴，惟凭勇略挫妖锋。”周恩来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戎马岁月和革命生涯的洗礼，锻炼出一副梅干般的铮铮铁骨和傲霜斗雪、蔑视强权的坚强意志。他在处理举世瞩目的“西安事变”中，拨开迷雾，巧发微中，处变不惊，力挽狂澜；在梅园新村国共谈判中，临危不惧，从容机警，智斗狼犬，遏制“独裁”；在“文革”这“欲罢不能”的浩劫中，他巧妙斡旋，砥柱中流，为“四人帮”彻底垮台和邓小平重新崛起，巧布棋局。……上述几掬浪花，足以展现他“岁寒色不凋、凌雪香益远”、“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的腊梅品质和气度。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这同样是周恩来最伟大的政治道德和最光辉的人格力量的写照。遵义会议上他自觉让贤，终身笃于协理，甘当“二传手”，以超人的智慧和忠诚，成功地协助毛泽东领导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他时时处处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周恩来谦逊恭让不居功，还表现在他处理家乡的故居、祖坟地等小事上，见微而知著。周恩来十二岁离开故乡淮安，从事繁重的革命工作数十年，“少小离家老大不回”。虽然他一直怀念故乡人民，思念故土的桥溪巷陌，但从未回乡探亲。建国初期，他就严格要求淮安的亲属和邻居不要说出他住过的房屋，以后又多次要求当地政府“万不要引人去参观”。并且“永约三章”：“不要群莺集；不要惊飞梁上燕；不要添砖加葺。”一九六四年，周恩来派侄儿周尔萃返乡，把祖坟深埋，平掉坟头，并叮嘱说：“人死了不做事了，还占一块地盘，这是私有观念的一种表现，平掉祖坟，不但扩大了耕地面积，也是破旧俗、立新风的一场革命。”他坚持这种主张，并和邓颖超约定，在他逝世后，把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大地上。这是何等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千百年来“衣锦还乡”的官场显贵作派，在周恩来的政治生涯中荡然无存。他真是深深扎根于亿万人民土壤中的一枝“俏不争春”的梅花呵！ “梅花开在百花前，祛寒先报一枝春。”据一位研究周恩来的专家介绍，他在研讨中共党史的过程中，发现有“周恩来之最”的史实，竟然多达百处。譬如：周恩来首创由旅欧支部选派年轻党员对团实行政治领导的组织形式；周恩来最先在欧洲实现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周恩来发动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第一枪；周恩来是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最早、次数最多、时间最长的一位中央领导人；一九五三年周恩来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九五四年最早提出同资本主义国家求同存异的方针；一九五七年周恩来在一次关于香港问题的重要讲话中，一定程度上已经作出了“一国两制”的最初构想；一九七三年周恩来第一个在外交会谈中赞许台湾省将高雄港作为自由港吸引外资的做法，因而产生了大陆办特区的动因，等等。这些都足以说明周恩来“敢为人先”的睿智卓识和宏健胆魄。一九九零年十月，美中教育基金会主席约瑟夫·肯尼迪博士深情拜访了周恩来故居。他说：周恩来总理逝世时，联合国决定降半旗致哀。有个美国议员提出反对意见，认为非国家元首不可有这种规格的待遇。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满怀激情地说：“中国的周恩来先生，十九岁赴日本、西欧，他精通六国语言、七国文学，为人类和平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他的智慧、风度无与伦比；他作为十亿人的大国总理，从事革命工作半个多世纪，一生奋斗，廉洁奉公，在国内外银行没有私人存款，他的胸怀品质，无与伦比；他与五四时期的结发之妻一生相爱，忠贞不贰，虽身居要职，没有子女，也始终未娶第二个女人，他的人格风范无与伦比。”驳得那位反对者哑口无言，继而也转变态度，连连点头。说到这里，肯尼迪博士在故居的题词簿上，用英文写下了这样一段肺腑之言：“在每千年中，就有一位伟人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比如周恩来，他使得许多人从他的精神中获取了无穷的力量，这种力量有益于这个世界。这样的人将比世界上任何财富更为宝贵。” “梅花春来早，一蕊艳朝红。疏影花香雅，枝斜色正浓。年年到此地，岁岁拜周公。四海皆崇敬，游人意悉同。”诚然，每逢一月八日祭辰日或是三月五日诞辰日，为缅怀这位世纪伟人而慕名来到周恩来故居的国内外游客忒多，整个院落里比肩接踵，人流如潮。据故居管理处不完全统计，自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以来，前往周恩来故居悼念和瞻仰的社会各阶层人士及来自五大洲许多国家的外宾、华侨竟高达一千多万人次。周恩来以一个真正共产党员光天烛地的楷模形象超越了不同国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文化底蕴，而受到世界人民的普遍崇敬，这可谓中国近现代史上特有的“周恩来现象”。周恩来无论在生前或去世后，在国际或国内，不仅能赢得无产阶级人民大众最广泛、最深厚的爱戴，而且也赢得了不同信仰、不同党派、不同阶级、不同阵营中的一些人的深深赞许。蒋介石不但认为他是一个人才，而且为他不能为国民党所用而深深叹息；杜鲁门时代的国务卿艾奇逊称周恩来为“世界上最有才华的外交家”。七十年代崛起的美国“最杰出的国务卿”、“超级外交明星”基辛格也称赞周恩来是在他打过交道的人中“最令人钦佩”的外国政治家。五十年代日内瓦会议上杜勒斯曾拒绝和周恩来握手，而七十年代尼克松第一次访华时想到了这件事，便以历史的负债感，一下飞机就特意主动伸出手来走向他。 “格超梅以上，品在竹之间。”周恩来有着高尚的德操和渊深的学识，自然产生超凡的修养和绝佳的风度；横溢的才华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必然获得崇高的声誉和无比的景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正是由于周恩来二者兼备，所以才成为世界公认的德超于群、行高于众的非凡人物。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周恩来那无与伦比可慕而不可得的声望，无一不是个性完美的统一体。他宽宏而坚定，伟大不失平凡。为上为德，为下为民，其难其慎，惟和惟一。如此集道德、卓才、风度、魅力于一身，又是那么自然适度，浑若天成，酷似故居的这株梅花，绽苞在苍劲的枝干上，完美得体，幽香怡人，因而使得无数的向往者如流云集。日本名古屋同朋高等学校音乐科讲师浅井加叶子女士就是这向往者中的一个典型。早在一九七六年，她作为日中友好青年访华团的成员首次抵达中国。当时正值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第四天，悲痛的氛围笼罩着赤县神州。访华期间，浅井女士一直苦苦思索着，为什么中国总理的逝世会引起倾国倾城如此深切的悲痛缅怀？于是，她潜心研究周恩来，景仰之情与日俱增，崇拜之心日笃。她为两个孩子分别起名“周嗣”、“来留美”，取其“承继周恩来的美德流芳百世”之意。后来，她和丈夫、孩子曾多次越洋来到周恩来故居瞻仰。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她又一次来到周恩来故乡淮安，参加在这里举办的“纪念周恩来艺术展”。她将其母亲自制的一束纸质梅花带来，虔诚地放在周恩来的铜像前摄影留念，并让她八岁的儿子周嗣用中文书写了“友好”二字，献给敬爱的周爷爷的英灵，以表示世世代代报答周恩来对中日友好之泉的“掘井之恩”。曾受到周恩来总理九次接见的著名英籍华人作家韩素音女士，在她七十一岁高龄时，还不远万里前来参加周恩来纪念馆奠基仪式，拜访这块养育了伟人的热土圣地。那时她正在撰写《一千八百九十八—一千九百九十八周恩来和他的世纪》一书。就在故居的这株腊梅树下，有人问她：“为一个人写传，按国际惯例，通常都是从诞生写到逝世。而您为什么要写周恩来的一百年呢？周恩来逝世后的岁月，他的传略该怎么写呢？”韩素音女士十分动情地说：“有的人活着，但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却活着。周恩来是一位永远活着的人，他的精神是不朽的。他不仅属于淮安，也属于国际，故乡人民无限怀念他，爱戴他，国际上更不知有多少人爱戴他，尊敬他。他的德政的馨香飘逸四海，超越时空而永恒。我写这本书，就是要让国际上的青年人都有一个人格的参照系，做人行事要像周恩来那样……” 如今，时届周恩来百年诞辰纪念日，周恩来故居的梅花，似乎也通人性般地格外缅怀主人，益发显露出蓬勃的生机，透出阵阵沁人心脾的馨香。淮安故里一位耄耋长者，为庆贺周恩来百年圣诞，特地从乡下赶来，又一次拜谒了周恩来故居，并赏读了这株高雅的“一品梅”。他激情荡漾，口占一诗道：“故居院内一株梅，花与伟人各占魁。傲骨铮铮无仰面，素心耿耿有忠胎。愿和松竹为三友，誓向冰霜斗百回。独放清香盈四海，频频风送入怀来。”另一位词人挥毫撰写楹联一副，奉献给周恩来百年诞辰圣典，联曰：“功著两间，誉隆四海。数十年尽瘁忘身，辅千秋伟业，开九州盛世；品昭三德，泽被群黎。亿万众陈诚荐醴，掬一瓣馨香，礼百秩英灵。” 呵，一瓣馨香，百秩英灵！呵，百年遗德，似梅斯馨！ 四 怀念篇 李鹏总理瞻仰周恩来故居 国务院总理李鹏在江苏考察期间，又一次来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总理故乡淮安，满怀深情地瞻仰了周恩来同志故居。 一九九四年五月十九日上午，阳光璀璨，青松滴翠，邓小平同志题写的“周恩来同志故居”金字大红匾额分外耀眼，故居广场的氛围更加庄严肃穆。周恩来故居管理处二十多位工作人员身着统一整齐的礼服，翘首静候李鹏总理到来。 十时二十分，李鹏总理乘坐的一辆中巴车随着开道车缓缓驶进故居广场，欢迎人群中立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李鹏总理及夫人朱琳在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的陪同下，款款进入故居。李鹏总理神采奕奕地走在最前面，频频向在岗的工作人员微笑致意。在参观周恩来总理的诞生地时，讲解员介绍说：“敬爱的周总理于一八九八年三月五日，就诞生在这间屋子里。他的父亲叫周劭纲，他的母亲叫周万氏，人称十二姑……”李鹏总理神情专注地听着，仔细端详着周恩来母亲的画像，对朱琳小声说：“周总理的母亲长得很秀气，周总理长得像妈妈。”朱琳和身边人员发出会心的笑声。接着参观乳母蒋江氏住房，讲解员介绍说：“乳母蒋江氏出身在劳动人民家庭，周恩来对她感情很深，亲切地称她‘蒋妈妈’。”这时，李鹏总理插话说：“这位乳母对他的一生是有影响的。”说话时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好像在和大家拉家常。 在故居展室，尽管李鹏总理对周恩来家世十分熟悉，仍然认真听取讲解员的详细介绍，尤其在听关于周总理对故乡建设事业关心的事迹时，感情更是投入，凝思良久。 进入第二室，即《瞻仰故居，缅怀总理》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邓小平的题匾原件、江泽民总书记题词，以及李鹏同志一九八零年五月三十日首次瞻仰周恩来故居时的题词：“我们电力工业战线的同志们永远怀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学习他的革命精神，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那时李鹏总理是以电力工业部部长身份来瞻仰故居的。时隔十四年，周总理故乡淮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次考察江苏，再访周总理故居，李鹏总理怎不百感交集？！李总理当年噙着热泪初访周总理故居的情景，故居的每个工作人员还记忆犹新。这时，朱琳指着一九八三年九月陈焕友的题词“一代天骄”，问陈省长：“这里还有你的题词？”李鹏总理笑着对她说：“毛主席在《沁园春》词中，‘一代天骄’是指成吉思汗式的民族英雄。” 故居管理处的负责同志主动上前扶着李鹏总理跨出展厅的门槛，来到面临局巷的院落。在虬枝挺拔的观音柳旁，李鹏总理和朱琳饶有兴致地合影留念。 从故居南大门出来，故居领导同志向李鹏总理介绍说：“为纪念邓颖超同志诞辰九十周年，我们举办了《邓颖超光辉的一生》展览。这是在参加邓颖超吊唁活动时收集整理的图片资料，想请李总理予以指导！”李鹏总理听了，欣然跨进坐落在周恩来研究会的邓颖超生平业绩展厅。朱琳环视着展厅感慨地说：“这里的好多照片，我还是初次看到。”李鹏总理指着一幅“邓颖超和刚出狱的廖承志在一起”的照片告诉朱琳：“这是廖承志。”当李鹏总理凝神注视着邓颖超接见淮安市委负责同志的照片时，在一旁的淮安市委副书记张天民介绍说：“这是一九八八年，我们到北京中南海西花厅看望邓妈妈的情景。”这时，朱琳指着“邓颖超和李鹏、朱琳在西花厅门前”的彩色照片，对李鹏同志说：“这儿还有和我们的一张。”李鹏同志兴致勃勃地回忆道：“当时，我们俩把邓妈妈搀扶到西花厅门口，每人挽着她一只胳膊肘，邓妈妈开玩笑说：‘你们搞得我像喷气式了！’”说得在场的人们都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接着，李鹏总理指着一张邓颖超同江泽民、李鹏等人共贺新春佳节的照片，又拉着朱琳说：“我这儿还有一张。”不禁又回忆起当年他和几位政治局常委一道向邓妈妈拜年的幸福情景。李鹏同志是烈士子女，曾由党组织送到莫斯科学习。当故居陈列展出一九四零年周恩来在莫斯科和烈士子女在一起的合影时，曾想写信问问李鹏同志这些烈士子女究竟是哪些人，这次机会终于来了，当李鹏总理注目凝视这张照片时，故居一位同志赶忙问李鹏总理：“这张照片上有没有你？”李鹏总理微笑着告诉大家：“这张照片里没有我，有我的表弟，他姓赵，有一个姓葛的，还有一个是张太雷的儿子。”朱琳接着告诉故居管理处的同志：“这些照片，我们还有很多，是和邓妈妈在一起的。”故居领导同志说：“请您寄点样片来，以便我们充实《邓颖超光辉的一生》展出内容。”来到签名题词的写字台前，故居领导同志请李鹏总理题词，李鹏总理说：“我来签个名吧！”签名笔刚落下，朱琳对李鹏同志说：“我们和故居同志一起合个影吧，他们很辛苦！”李鹏同志对朱琳说：“你也用凳子坐下来。”摄影后，李鹏总理站起来转过身面对着大家说：“要学习周恩来同志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对人民无限热爱的崇高品德。” 走出《邓颖超光辉的一生》展厅，又回到周恩来故居东大门前。这时，一排整齐的坐椅已端放在邓小平题匾的下面；大门内，胡耀邦同志的题词“全党楷模”，在两旁青松的簇拥下，熠熠生辉。朱琳仿佛最理解故居工作人员的心情，说：“周恩来故居的全体工作人员想和李总理合影。”李鹏总理欣然允诺：“好的。”于是，随着照相机的咔嚓声，李鹏总理微笑的身影摄入了镜头，也摄入了每一个故居工作人员的脑海…… 四 怀念篇 爱的丰碑 在一代伟人周恩来逝世十五年后建立起来的周恩来纪念馆是一座爱的丰碑。她将“人民的总理爱人民，人民的总理人民爱”的高尚情感，浓缩成一座爱的结晶体。 周恩来纪念馆坐落在淮安城北的桃花垠风景区。在桃花垠纪念岛上，它是一座高高矗立的庄严肃穆、气势恢宏的建筑，四周是波光潋滟的湖面，使周恩来的英灵在家乡水土的拱卫下，得以小憩安息。 周恩来同志一生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几个历史时期，足迹遍及祖国大地，并多次出访，到过许多国家和地区，其革命活动的时间之长、空间之广、功勋之大，不论在我国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屈指可数的。参照一九七九年北京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周恩来同志生平事迹展览的版面和已建的几处党和国家领导人纪念馆的规模，确定这座周恩来纪念馆的总建筑面积为三千多平方米。纪念馆的主体建筑，设陈列展览厅，电影、录像放映厅，名人字画陈列厅。纪念馆的功能设施和附属用房有：广场，停车场，进出口通道；办公室，接待室，休息室，资料储藏室，物资保管室，服务用房（小卖部、摄影房、物资寄存处）；供水配电间，厕所卫生间等。 根据中宣部批文中提出的“建馆要注意朴实，并注意与故居的环境风貌相协调，讲究宣传实效，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精神发扬光大”的要求，纪念馆总的指导思想是： ——纪念馆的建筑气氛庄严肃穆，建筑形式朴实典雅，建筑风格与故居和环境风貌协调。但朴实不是简单，协调不是单调，要在创新上求朴实，在变化中求协调。 ——纪念馆是一座永久性建筑物，既要考虑建筑结构的牢固和建筑材料的耐久，又要考虑建筑艺术的精巧。从长远的观点出发，它不仅是昭示人民的教育场所，还要成为举世瞩目的名胜之地。 ——纪念馆建设要与淮安作为历史文化名城这一重要特色相适应，建筑设计不在于贪高求洋，而要有特色、有突破，使之成为淮安市标志性的建筑物。 ——纪念馆的陈列展览室要展出大批文物资料，供人瞻仰。在建筑设计上要考虑到温度、湿度和采光、通风等因素，以防文物材料霉变，并保证人们良好的视觉环境。 ——各展览厅、室在展出图、文、实物的同时，还要与影视、音响等现代化设施相配合，以求得最佳的宣传效果。因此，纪念馆的结构设计要考虑到电子器材的安装、操纵和维修的方便。 周恩来纪念馆设计方案由南京东南大学建筑系负责，由著名建筑学家齐康教授主持制订，共提出了七套设计方案。一九八八年三月五日，周恩来纪念馆设计方案汇报会在淮安宾馆举行，选优方案得以通过。该方案参照美国林肯纪念堂的建筑风格，又吸收了我国苏北农村牛棚建筑的民族特色，可谓中西合璧，别具匠心。 周恩来纪念馆的主馆高二十六米，与南京的中山陵祭堂等高。主馆外方内八角，寓示着周恩来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多次在我们党和国家生死存亡关头起了扭转乾坤的作用。主馆正门上方“周恩来纪念馆”六个金光闪闪的镏金大字由周恩来的亲密战友、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题写。四坡形屋顶由四根高二十二米的花岗岩石柱支承。 周恩来一生致力于富民强国，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曾四次在重大的国事活动中提出要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设想。这四根立柱正表达了他要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强烈愿望，也是他留给亿万中国人的政治遗嘱。 主馆共分三层。从正门漫步攀登，共是五十一级台阶。周恩来作为我党创始人之一，二十三岁时在巴黎参加中国共产党，投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与千千万万个革命先驱们一起，历经艰难曲折的二十八年，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当他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时，刚好是五十一岁，那五十一级台阶正是标示他革命胜利前走过的五十一个春秋。步入中层纪念大厅，迎面而立的是一尊高达四点七米的周恩来汉白玉坐姿塑像。他披着风衣手握长卷，浓眉紧锁，端坐在坚韧不拔的山石上，宛若生人。透过那一双凝视的目光，一副忧国忧民的神态，人们感到他仍在思考着祖国的“四化”大业，密切关注着亿万人民的幸福、祖国的统一富强和青少年一代的未来。 纪念大厅上方是蓝色的玻璃天棚，阳光可以柔和地洒在周恩来的塑像上；透过天棚人们可直视蓝天，不由人不缅怀他那“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般的丰功伟绩，油然对塑像产生顶天立地之感，从而肃然起敬。 上层为开放型观景平台，游人登台既可一览馆区的湖光水色，又可远眺古城的新姿。 底层为展出厅，厅内陈列着反映周恩来一生业绩的图片一百九十九幅，实物和珍贵的历史档案四十八件。 图片和实物等共分八个部分展出：青少年时期，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以及“人民总理爱人民，周恩来永远活在人民心中”。展出的每一幅图片、每一件实物都记述着周恩来爱国爱民、廉洁奉公等一则则动人的故事，有的激人奋进，有的催人泪下。展厅内还安装有五台电视显示屏，可让参观者一睹当年周总理那浩气长存的灿然风采，和风标伟岸的音容笑貌。主馆北侧，是一座“人”字形的副馆，这“人”字建筑自然伸向主馆，呈拱卫之势，也是“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这一真理永恒性的形象注脚。 环顾以白色为主调的主馆、副馆，以及青灰色的花岗石外贴面和青灰色的铺地方砖，觉得周恩来纪念馆就像一艘朴实大方的巨轮停泊在碧波荡漾的桃花垠湖面之上，这简洁明快的建筑风貌益发显现出周恩来生前位居极品却两袖清风的高尚品格。 周恩来纪念馆于一九九零年十月投工兴建。亿万人民、海内外的炎黄子孙都向它倾注了爱心。一九九二年元月六日落成开馆。开放以来，已经接待了六百多万国内外瞻仰者。 四 怀念篇 周恩来遗物陈列馆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威望。为举办周恩来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经江苏省委报请中央有关部门统筹研究，中共中央办公厅于一九九六年二月八日，以厅函（一九九六）一号文《关于周恩来同志百周年诞辰纪念活动有关问题的复函》，批准在淮安兴建“周恩来遗物陈列馆”。 周恩来遗物陈列馆是江苏省委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的献礼工程。这项工程由东南大学齐康教授主持设计。 遗物陈列馆在已建成的纪念馆的基础上，通过实物、图片展览等陈列手段更加突出地展现周总理不平凡的一生，为淮安成为全国纪念周恩来同志的基地创造了条件；为瞻仰凭吊周恩来精神，开展周恩来研究，以及为广大观众的旅游、休憩提供一个良好的场所。陈列馆工程选址于已建成的周总理纪念馆建筑群中轴线北端，和刚落成的周恩来铜像“三点一线”。 周恩来遗物陈列馆成为轴线的尽端对景，使这一空间序列更为完整。 遗物陈列馆分两层，其建筑体量与高度，与纪念馆相协调。上层仿制北京中南海西花厅的建筑风格，作为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生活和工作区域复原。 上层共十六个室。前客厅及后七室（周恩来办公室、卫士值班室、邓颖超办公室、周恩来卧室、邓颖超卧室、后厅会客室、乒乓球活动室），按西花厅原样、原物、原貌布展，全部布展原件遗物或复制件；前客厅由东向西布展，分别为，东一室：影视报告厅；东耳房：党和国家领导人题词；西耳房：国内外出版的有关周恩来的书刊；西一室：名人字画厅。东西厢房四室按“立志强国——青少年时代，救国救民——大革命、土地革命时期，披肝沥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鞠躬尽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四个阶段布展有代表性的遗物，纵向地历史地展现周恩来光辉的一生。 下层分五个室：一室为序厅，另四室分别按“巍巍丰碑”、“和平使者”、“人民公仆”、“悠悠乡情”四个专题布展遗物及手稿，横向地表现周恩来丰功伟绩和高风亮节，反映总理和人民的“鱼水情深”，以激发人们“酬遗愿、跨征鞍、勇登攀”阔步迈进二十一世纪的战斗豪情。 五 文物篇 “周恩来墨迹碑廊”书法艺术 书法艺术的精髓是以书言志，以法载道，故书法又称之为“书道”。书法——由技法而综合表现出的艺术性，其本质是为了体现道。 近读淮安周恩来故居新落成的周恩来墨迹碑廊二十余方书法墨宝，笔者强烈地感受到了一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美，受到一次“磁力”巨大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世界观的洗礼和熏陶。 道是书法艺术的哲学，周恩来总理深谙其道。他幼年时天分极高又勤奋好学，在家塾馆里读书时就酷爱书法，常在正方型“罗地砖”上，悬肘练习大楷。他重法度，有悟性，寒暑不辍，下过一番很深的功夫。其实，在人生的道路上，他真正的功夫，放在书法之外。除了“邃密群科”，探求渊深的学识修养外，他为了“济世穷”而“破壁”，一生从事艰辛的革命活动与和平建设，因而具有广博的生活阅历、深刻的宇宙观和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因此，对于周恩来这样一位一代伟人来说，无论题诗、题词、题联，定然会下笔不凡，其书法更近乎道，并能使之载道。“书如其人，道如其书”。 周恩来是举世公认的道德楷模。他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以社稷为重，道义当先，所创书法风格亦为行楷典范，无不闪烁其人格的力和美。欣赏周恩来的墨迹碑刻，足以窥见一斑。 早在一九一零年春，十二岁的周恩来远离故乡淮安，随伯父到东北铁岭，秋天进入奉天东关模范学校读书。当时，少年周恩来已对读书的目的性有了一个明晰的认识。有一次，该校兼教修身课的魏校长，在课堂上问学生读书是为了什么？有的学生回答：“是为了家父而读书。”有的回答：“为明礼而读书。”也有的回答：“为光耀门楣而读书。”当魏校长问到周恩来时，他庄重地答道：“为了中华之崛起。”由于少年周恩来的南方江淮口音很重，魏校长一时没有听清楚，要周恩来再说一遍，于是他又大声地重复了一遍：“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少年周恩来这如雷贯耳的声音，越过历史的时空，如今凝固在故居的碑石上，成为千万名莘莘学子来到周恩来故居这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接受德育教育的教材。此幅集字书法行笔沉着，气息顺畅，爱国之情溢于字表，催人奋勉。 一九一七年秋，周恩来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东渡日本留学。出国前，曾从天津去沈阳看望伯父以及母校的师友，并于八月三十日，奋笔疾书，写下了气壮山河的临别赠言“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这则简短的题赠留言，生动地表达了他立志献身于祖国解放事业的宏大理想和坚定信心。当人们在周恩来故居墨迹碑廊看到迎面扑来的大幅石刻时，这极具时空透视感的“预言”，也蓦然攫住了人们的心扉。它那端庄雄伟、用笔挥洒自如的开阔气势和书法功底，似将乾坤把握于股掌之中。 当今在党的“十五大”精神和邓小平理论旗帜的光照下，“中华腾飞世界时”已为期不远，周总理若泉下有知，为其“预言”的初步实现，定会含笑于九泉。 周恩来去日本留学离开祖国前夕，曾写下一首感奋人心的七绝：“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一九一九年三月，周恩来由日本回国前夕，他的同学好友张鸿诰为他饯行，他当即挥毫书赠了这首诗。张鸿诰将这幅墨宝珍藏了五十八年之久，直到党中央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后，才让它和广大人民群众见面。此诗格调高昂，感情豪放，章法谨严，运笔道劲，字里行间跃然沸腾着“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献身精神。如今，这首诗壮美的书法，亦载入了他人生的诗碑丛中，成为鼓舞青少年为民族“奋斗”、为祖国献身的原动力。诚然，朗诵这首气势磅礴、意境雄阔的诗篇，谁能不为之闻鸡起舞；欣赏这幅丰腴雄健、苍劲有力的书法，谁能不为之壮怀激烈呢？！ 一九三九年正值抗战时期。三月下旬，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身份赴浙江视察，同时回绍兴探亲。为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周恩来于三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分别为亲友题词留念：“努力学习，精益求精”、“青年是黄金时代，要学习、学习、再学习”、“勿忘鉴湖女侠之遗风，望为我越东女儿争光”。其书法苍老劲挺，力透纸背，负载着浓重的民族忧患意识，唤醒人们奋勇投身抗日救国的前沿，大有“笔锋犀利风卷席，刺破青天锷未残”的戎马气势。 一九四一年元月，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策划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为了公开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周恩来亲自给《新华日报》撰写了社论。《新华日报》还为皖南事变准备了一篇系统的报道。由于报道和社论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扣压，报上就留下了一块半版的大空白。周恩来因此悲愤地在《新华日报》上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并题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首四言诗写于皖南事变刚发生、国民党“反诬”之时。周恩来急于将国民党的罪恶阴谋昭告国人，所以劈头第一句，就异常悲愤地写下了“千古奇冤”这四个声讨性的大字。点点落墨，笔笔千钧，声声血泪，震撼人心。周恩来以诗填补报纸新闻“天窗”的特殊形式，向全世界揭露了蒋介石“同室操戈”、破坏团结抗战的狰狞面目，像匕首，似投枪，迫使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失败而告终。如今，这首诗的“墨宝”已被勒石成碑，将随着周恩来的不可磨灭的功绩而永铭青史。 周恩来墨迹碑廊镌刻的书法力作，多为周恩来总理生前指导工作时的题词。譬如：一九四零年五月九日为林卓午题词：“传邮万里，国脉所系！”一九五二年五月为庆祝荆江分洪工程竣工而向工程指挥部赠送的锦旗上的题词：“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又为河北抗洪抢险斗争展览会题词：“驯服海河，为民造福。”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为祝贺成渝铁路全线通车题词：“修建铁路，巩固国防，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二日为庆祝中医研究院成立题词：“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为《外国文学》月刊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为劳动人民服务，为世界和平服务。”一九六五年四月五日为影片《东方红》题词：“精益求精，后来居上。”一九六五年九月九日为发展人民体育运动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发展人民体育，增强人民体质，为社会主义服务，为祖国增光。” 此外，碑廊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墨迹，系周恩来总理鼓励性的贺词。如：一九五零年六月一日，为六一国际儿童节题词：“为孩子们的健康祝福。”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八日为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题词：“艰苦奋斗，不怕困难。”一九五七年五月二日为《天津青年报》题词：“纪念五四，新中国的青年人，要努力学习，积极劳动，热爱祖国，提高政治思想觉悟，树立艰苦朴素作风，准备做一个有文化、有技术的工人和农民，准备做一个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的知识分子。”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为庆祝中国福利会成立二十周年题词：“庆祝中国福利会二十周年纪念！祝中国福利会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高潮中，响应党的关于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号召，发扬中国人民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为增进中国妇女儿童的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为培养新的劳动一代，作出更大的贡献。”等等。碑廊精选的上述题词墨迹，其内容寓含言志、勉励、倡导，外延涉及诸多行业并超越行业特征，具有共性，内涵深邃凝炼，实为后人追寻之目标，从书法的角度看，实乃临摹的极佳范本。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还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生前曾大力提倡学习社会主义建设年代涌现出的雷锋、王杰式的英雄人物。这在他的题词和书法作品中也有着较重的分量。一九六三年三月五日，《人民日报》曾发表了周恩来的题词：“雷锋是劳动人民的好儿子，毛主席的好战士。”第二天，《解放军报》又刊登了周恩来第二次为学习雷锋活动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一九六四年十月十日，周恩来又手书《雷锋日记》选句：“对待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火热，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一般，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为学习雷锋式的共产主义战士王杰题词：“一定要学习王杰同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并抄录王杰诗句：“座座高山耸入云，我们施工为人民。不怕工作苦和累，愿把青春献人民。”给这两人的题词，碑廊各自选了一则勒石成碑。其书风清妍纯正，法度森严，气息开张；德育教育的力度极强，对培养跨世纪一代新人必将发挥特殊的宣教功能。 “字如其人”。周恩来的书法清朗丰润，雄浑朴茂，功力浑厚，行笔沉着，熔颜体魏碑于一炉，于平稳规范出险峻，章法开朗，运笔端庄。周恩来善于博采诸家之法，形成自家风貌。尤其他晚年的书法达到雄逸苍厚的境界，于规整中萌动着活变的灵气。从他曾写过千百遍的行书签名式的“周恩来”三个字的体态可见，已摆脱了方块汉字的形体束缚，造型奇特，动感极强，结构多取纵势，求新求变。有人评价周恩来的书法艺术说：“稳不俗，险不怪，老不枯，润不肥。”有极强的艺术生命力。这评价是极其恰当中肯的。再从周恩来书法题词所表现的内容来看，思想性强，政策性强，教育性强，感情色彩浓郁，放之四海而皆准，超越时空而永恒，确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宝库中一宗不可多得的瑰宝。周恩来的墨迹，集思想教育、文物宣传、艺术鉴赏等价值于一身，理所当然应该勒石刻碑，传之万世的。 衷心祝愿这块新辟的“益于当代、功系千秋”的“精神文明碑廊”，随周恩来精神而永垂不朽！ 五 文物篇 周恩来高祖的诗稿 周恩来生前一直珍藏的《海巢书屋诗稿》，系其高祖周笑岩先生二十二岁以前的诗作，共一百三十四首，成集约在清嘉庆年间。诗的内容多为咏物、言事、写景、抒怀，思想健康，颇具文采，有较高的艺术性。这本诗集是周恩来的二伯祖父周亥同，于战乱之时从焚毁的散佚中抢救所得，精心抄录，仅此一卷。后由周恩来的堂伯父周和鼐、周炳煜、周嵩尧三人刊行。最近，这本珍贵诗集，已由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赵炜同志送周恩来故居收藏。《海巢书屋诗稿》的发现，对于周恩来家世研究有一定的文物价值，对于广大文学爱好者，亦不乏艺术欣赏价值。 《海巢书屋诗稿》载有周笑岩《自述》、《述怀》、《杂感》等诗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周家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周笑岩虽出生于书香门第、师爷世家，但其亲族风节纯正。在那“人情薄如纸，世态淡如水”的封建社会里，周家为人忠厚老实，不与贪官同流合污，因而“功名偃蹇”，家境清苦。从《自述》中“知贫依鲍叔，养客羞孟尝”、“椿树病已瘦，萱帏发已苍”，及《述怀》中“愁多每欲断诗魂”等诗句，已足以看出周笑岩家庭经济窘困的境况。尽管家境破落，但其为人耿直正派，“我行不入邪，我言不苟訾，言只舒我心，行只安吾履”。周笑岩对封建官场的腐败习气嫉恶如仇，他在《都泗书屋即事》一诗中写道：“一声歙欸乃近寒城，谁氏归舟叫放行，知是门军专受贿，不须中夜敩鸡鸣。”用嘲讽的笔触刺向吏治腐败恶习，其取材、立意、表现手法皆独具心裁。 周笑岩的写景诗，在诗稿中占的篇幅较多，其表现手法也是匠心独运、别具一格的。请看： <small>山阴道上贺家湖，一幅王维旧画图。</small> <small>人在镜中天在水，菱花飞处落红铺。</small> 诗人鉴湖归棹，临眺湖面，水天一色，融为一体，人似从天地之外而来，“羽化而登仙”；湖波缥缈，浮动不定，一叶轻舟荡漾于其间。菱花飞处，落红斑斓，如铺锦锻，人入画图。短短数字，写如许景致，真说得上“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全诗意境远阔雄浑，颇有王维写景的匠心腕力。 借景抒情是诗家惯用手法。菊花是秋天特征性景物，不断被摄入诗人笔端。周笑岩咏菊八首，不是为了抒写“悲哉秋之为气也”，而是看中了菊花独立寒秋的品格，借作自己超尘脱俗、高风亮节的写照。他在《和赵枫江咏菊原韵》中写道：“孤标不入繁华队，偏爱花开冷淡时”、“欲吐芳姿仍蕴藉，亭亭冷艳耐人看”、“生成仙骨原多傲，不是高人不许攀”。诗如其人，诗中的菊花傲霜冲寒，睥睨一切，独占人间秋色，别有一番壮美的情怀。再如： <small>一树夭桃隔院栽，几枝穿出小墙来。</small> <small>花神也道繁华好，长对东风笑口开。</small> 赏读周笑岩这首诗，很自然联想起南宋诗人叶绍翁的名句“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两相比照，大有异曲同工之妙。诗人为了追求形象性，追求流动感，活用拟人化的手法，赋予物性以生灵，赋予物形以动作，赋予诗句以哲理。诚然，一切有生命力的美好的人、事、物，就犹如这隔院栽的天桃，受到限制而又限制不了，终于穿出小墙，露出了头角，这便是这首诗给予读者的哲理启迪。 将老百姓的辛勤劳作摄入诗篇，是《海巢书屋诗稿》的一大特色。“上接春山下接溪，扬鞭呼犊岸高低。翻开麦陇云千顷，唤起桃花雨一犁。响隔芳林穿碧霭，音流新涨卷红泥。试听到处催耕早，引得沙禽恰恰啼。”如果说，周笑岩的这首《水田叱犊声》，画出了一幅五彩缤纷的江南水乡春耕图，那么，他的另一首诗《空山樵斧声》，则弹奏出一曲伐木樵夫悲壮的劳动交响乐：“樵径声来碧树中，漫山烟雾正蒙蒙。远酬棋韵柯宁烂，近和松涛檐尚空。满岫伐残新雨绿，隔林凿破夕阳红。晚来续起狂歌好，长对峰青曲未终。”周笑岩青年时期喜欢接触下层人民，体验他们的悲欢离合。他的另一首诗《刈稻词》活画出农人喜获丰收的欢悦之情：“忆自东臬闻布谷，声声催起春山犊。曾几何时乃有秋，农人到处告成熟。朝朝晓起对明星，带露拾来珠万斛。大妇小姑共习劳，余粮足备九年蓄。前村炊出几重烟，尝新和入桃花粥。岂知笔未耕砚田，十年尚尔惭枵腹。肯如先生轻折腰，一官仅沐斗升禄。家家朋酒庆年丰，绘出豳民图一幅。”喜农人之所喜，忧农人之所忧，其情可感，跃然于纸上。 周笑岩写诗的态度是很严谨的，也是很勤奋的。他曾在《自题诗集》中说道：“情痴只解干章赋，语病何嫌五次删。抛却花心才避俗，结成诗梦几曾闲。”“每当秋月春风际，一段吟魂总挂攀。”他这雕碎肝脾、炼句炉槌的精神是可贵的。但是，纵观整卷诗章，由于作者自身的局限性，他还不能做到把诗歌创作和反映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紧密地联系起来，相反却是较多地把创作作为一种孤芳自赏的工具，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思想性。当然，对于这些，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去苛求古人。尽管如此，周笑岩的诗，对于发展民族文化，还是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的。他在艺术上的成就，我们应该给以足够的珍重。《海巢书屋诗稿》作为一件珍贵的文物史料，它的意义正在于此。 五 文物篇 “百衲巾”和“三代裤” <span class="ter">——周恩来艰苦朴素的家风代代传</span> 敬爱的周恩来同志一辈子鞠躬尽瘁，为党和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可是他自己却过着十分俭朴清廉的生活。 在周恩来故居，珍藏着一件珍贵的遗物，这就是故乡人民万口传颂的“百纳巾”。这是上海生产的一条普通浴巾，周恩来同志生前用了二十多年，棉绒早已磨平，色泽早就褪尽，对面能透光亮，破损的地方细针密线地缝补着大大小小十四个补钉。这些补钉的材料都是旧毛巾和旧口罩。在周恩来患病住院期间，还用它作枕巾使用。谁能想象，治理着拥有八亿人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伟大国家的政府总理，竟然使用着这样一条“百衲巾”？面对着这“百衲巾”，谁又能不为之泪水盈眶呢？！这条“百纳巾”是周恩来艰苦朴素生活的见证，是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但它在周恩来艰苦朴素生活的海洋里，仅仅是一束浪花罢了。 周恩来的侄儿保章讲了一个同样感人至深的“破被终生”的故事。有一次，他因公出差到北京，顺便去西花厅看望伯父伯母。一进门，他就看到伯母邓颖超戴着老花眼镜在缝被子。“这样大的年纪，这么忙的工作，怎么还处理这些针头线脑的家庭琐事？”他心里很是不安。他连忙找来针线，帮助伯母一起缝。由于大家帮忙，终于缝补好若干破洞。这被真是一条名副其实的“百衲被”。后来，周恩来患病住院，这“百衲被”经过拆洗又被带进了医院使用。当时，周恩来的侄媳孙桂云在他家。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对她说：“看，你伯伯盖的就是这条被子，被面上好几个花朵都烂成了洞，可总理硬是不让我们给换条新的。”他们噙着泪珠把上面的洞又一次逐个缝补好，才送进了医院。就是这样一条“百衲被”，伴随周恩来同志直到他逝世的那一天。 从“百衲巾”、“百衲被”，不禁使人又联想到周家那条“三代裤”的故事来。 周恩来的侄儿尔辉，一直在伯伯身边长大，耳濡目染，便继承了伯伯艰苦清廉的革命传统，一直过着朴素的生活。他读书时，伯伯给他穿的一条旧呢裤，他穿了许多年，破了补，补了破，一直到不能再补时，又把它拆开来翻新，给小孩子改缝成一条小裤子。一次，尔辉夫妇带着孩子去看望伯伯、伯母。孩子的呢裤被邓颖超同志看见了，惊讶地问：“这裤子是妈妈给你做的吗？”孩子告诉她：“这是爷爷给爸爸的，爸爸穿破了，妈妈又改给我穿的。”当弄清了情况以后，两位老人家都很开心，说：“好！一条裤子穿了三代人啦！”这件事在故乡流传开来，人们把这条裤子亲切地叫作“三代裤”。 旧社会时，我们见过补钉缀补钉，破花压旧絮的“百衲衣”，那是黑暗的旧中国劳动人民苦难生活的象征。但是，解放后二十多年，全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早得到改善，而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却自觉地过着如此俭朴的生活。这“百衲巾”、“百衲被”和“三代裤”，都是周恩来同志伟大的共产主义品德和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忠实见证啊！望着这些遗物，我们不禁想起周恩来生前说过的一句话：“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愿周恩来艰苦朴素的作风代代相传，直至永远！ 五 文物篇 读周恩来少年时代的一篇模范作文 一九一零年秋，少年周恩来跟随四伯父从铁岭银岗书院转学到奉天东关模范学校读书。这所学校是在清末“废科举、兴学校”的潮流中办起来的新式学堂，坐落在沈阳古城大东门外万泉河畔。当时周恩来是该校五年级的插班生，他对于“校舍之宏，人才之盛”，讲授“新学”，十分高兴。新思潮大大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日渐成熟起来。 一九一二年十月，全校师生隆重集会，纪念东关模范学校建校两周年。年仅十四岁的周恩来撰写的《奉天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引起了全校师生的轰动。文章被学校教导处张贴在“成绩展览处”，同学们竞相观看。只见文章后面写着作文老师的评语：“教不如此不足以言教，学不如此不足以言学，学校不如此不足以言学校，文章不如此不足以言文章。心长语重，机畅神流。”同学们也把周恩来的这篇文章称之为“模范学校里的一篇模范作文”。 少年周恩来的这篇文章，一扫封建八股文的陈腐之风，立意新颖深刻，论理精辟独特，陈述语重心长，新思想比比皆是。 首先，周恩来面对同学指出：“吾人何人，非即负将来国家责任之国民耶！”进而提出学生读书应以担负并实现“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为目的。既然明确了学习目的，就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学习态度。于是提出了“以将来如许之重负，基础于小学三四年中，同学同学，宜如何奋勉，始对之而不愧哉”的问题。周恩来认为，同学们必须对“各种学科”“深究而悉讨”，不能“浅尝辄止，见异思迁，躐等以求进”，要“慎思而明辨”。也就是说，在学习上绝不能满足于一知半解，要不畏劳苦，循序渐进，既勤于实践，不耻下问，又要善于思考，上下求索。只有有了这种专心致志的求学精神，才能掌握各类学科知识，将来造福于人民。 其次，周恩来针对学校指出：“此地何地，非即造就吾完全国民之学校耶！”因而寄厚望于“最可钦佩、最有学识之校长教员诸公”。至于如何办好学校？他大胆地发表“感言”，殷切希望学校“为国家造人才”，“当殚其聪明，尽其才力，求整顿宜重实际，务外观先察内容。勿自隳行检，以失人则效；勿铺张粉饰，以博我名誉。”“校长为学生择良教材，教习为学生谋深造就，守师严道尊之旨，除嚣张浮躁之习。注重道德教育，而辅之以实利美感，更振之以国民精神。教育美满，校风纯正。”这些难能可贵的见解，对于当今办教，仍有借鉴之作用。 再次，少年周恩来，针对当时现实的阴暗面，在《感言》中特别告诫校长教员诸公，“更勿投身政界党会，谋利营私，以纷扰其心志，而日事敷衍。”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当时那些党派会社“立党为私”、伤风败俗的弊端，为端正校风，健康地办好学校，指明了正确的途径。 一九一三年，全省举办教育成绩展览会，这篇文章被选为甲等作文展出，并被收入《奉天教育品展览会国文成绩》一书中。一九一五年，上海进步书局收集全国九省中小学的优秀作文，编成一部二十二册的《学校国文成绩》出版。周恩来的这篇《感言》，也作为模范作文被收录。这两部中小学生文集，为我们保存了周恩来这篇少年时期的珍贵作品。读了这篇《感言》，一位抱负远大、才华横溢、孜孜不倦觅求真理的英雄少年的光辉形象如在眼前，谁能不受之鼓舞，谁能不为之感奋呢？！ 附录 一、周恩来家世简表 一八九八年三月五日，诞生于江苏淮安。祖籍浙江绍兴。 一九一零年先后入奉天省银州（今辽宁省铁岭县）银岗书院、奉天府（今沈阳市）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后改名东关模范学校）丁班学习。各科成绩名列前茅，且养成了每天坚持读报、关心国事、坚持锻炼身体的好习惯。 一九一一年在一次修身课上，回答老师“读书为了什么”的提问时，答道：“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一九一三年考取天津南开学校。 一九一四年与同学张瑞峰、常策欧等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被会员推为智育部长。同年，获南开学校“国文佳观”比赛第二名。 一九一六年任南开学校《校风>文苑部部长。 一九一七年九月，由天津登轮赴日本，行前写七言诗一首：“大江歌罢掉头东……” 一九一八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传到日本，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一九一九年四月回国。五月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是学生界主要领导人之一。九月主持觉悟社成立大会，并起草觉悟社宣言。 一九二零年因领导天津学生请愿活动被捕，七月获释。十一月赴欧勤工俭学。 一九二一年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八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 一九二二年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任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介绍朱德入党。 一九二四年回国，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一九二五年参加领导东征。八月和邓颖超在广州结婚。 一九二六年夏，在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农民运动与军事运动》，十二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 一九二七年任中共江浙区军委书记。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在党的五大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七月任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成员。参与领导八一南昌起义。 一九二八年出席党的六大，后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和中央军委书记。在国民党统治区上海担任党中央的领导工作。 一九三零年和瞿秋白一起主持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 一九三一年年底，进入江西中央苏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委。 一九三三年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参与领导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 一九三四年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一九三五年长征途中，出席遵义会议，并协助毛泽东领导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 一九三六年代表党中央赴西安，同国民党等进行谈判，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一九三七年代表党中央同国民党谈判，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华北参与指挥八路军的对日作战和向敌后实行战略展开。 一九三八年先后在武汉、重庆组织和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年底，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 一九四三年七月，回到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准备工作。 一九四五年四月，参加党的七大，作《论统一战线》的发言。六月，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八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到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 一九四六年一月，代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政府达成关于停止军事冲突、恢复交通问题的协议。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后国民党破坏协议，谈判破裂，回延安。 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指导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担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一九五零年与毛泽东一起在莫斯科与斯大林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一九五三年领导制定我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 一九五四年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任国务院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先后应邀访问印度和缅甸，分别发表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一致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 一九五五年出席万隆会议。 一九五六年一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九月，在党的八大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十一月，出访亚欧十一国，次年二月回国。 一九五七年八月，在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上作《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报告。 一九六零年参与制定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组织贯彻执行。 一九六二年在科学和文艺工作者的会议上作报告，阐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出访亚非十四国。次年三月回国。 一九六四年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宣布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一九七一年协助毛泽东领导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 一九七二年二月和九月，先后同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首脑会谈，签发中美联合公报和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 一九七四年主持国庆二十五周年招待会。 一九七五年病重期间，在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要在本世纪末实现我国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在北京逝世。 附录 二、周恩来故居的保护和发展 <er ttop">一</h3> 周恩来故居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有清朝咸丰至光绪年间的青砖小瓦木结构平房三十二间，占地一千九百六十多平方米。这里是举世景仰的周恩来总理的诞生地，是这位伟人一至十二岁童年生活的摇篮，如今成了国内外人士瞻仰周总理光辉一生的纪念地，是广大青少年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历史课堂，是“百个全国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 周恩来故居，从其文物表现的对象看，属于利用现代历史人物诞生地和故居建筑作为陈列展出馆舍的范畴。从一九七九年三月正式对外开放至今，二十年来共经历三个不同的发展时期，经受了三次严峻的考验。 一是周恩来故居开放初期，当时房屋破败不堪，文物一无所有。为了把故居恢复到一九一零年周恩来离家去东北时的原貌陈列，我们的工作侧重于征集、抢救革命文物。周恩来故居是周总理的祖父周攀龙和其二哥周亥同来淮安做官时合买的，由东西相连的两个宅院组成。东院是周恩来诞生地及童年读书和生活的地方，我们作为原状陈列，“整旧如旧”，不破坏原有的历史真实，力求庄重、朴素。为了搞好周恩来故居的陈列，我馆工作人员不辞辛劳，走访了在周总理、邓大姐身边工作过的四十多人、周总理亲属三十多人，共跑了九个省市，走访了一百三十五人次，征集文物、图片一百八十六件（幅）、资料卡片三百四十六条，从而保证了故居在一九七九年三月五日正式对外展出。 二是周恩来纪念馆建成之时，由于新落成的纪念馆和故居在陈列展出上要有所分工，故居原西宅院“周恩来生平图片展览”的所有图片、史料、文物全部移交到纪念馆展出大厅陈列了。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故居的辅助陈列怎么办？我们经过研究探讨，决定利用故居自身的优势和个性特点，新辟了周恩来家世、童年、故乡，以及人民的怀念和纪念性字画等五个部分的陈列。这一有特色的陈列，作为周恩来纪念馆内周总理生平图片陈列的补充、发展和深化，使周恩来的家世、童年、诞生地和故居的个性相当突出，这对观众全面系统了解历史伟人周恩来是十分有益的。自开放以来，共接待了中外各界观众一千多万人次，其中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胡耀邦、尉健行、李岚清、乔石、宋平、温家宝、李铁映等，他们都一致给予好评。 三是中共“十四大”以后，革命纪念馆面临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周恩来故居也不例外。平均每月瞻仰人数由过去三万多人，锐减到六千人左右，市财政每年拨款只够发在编人员工资的三分之一，加上文物维修费、资料征集费、水电费、邮电费、出差费、办公费等支出与日俱增，收入支出反差，资金缺口较大。面对这种情况，故居管理处新班子一方面加强内部管理，制定并实施了包括财务管理在内的五十多项规章制度，紧缩各项支出；一方面对外“跑步（部）前（钱）进”，向国家文物局、省文化厅申请文物维修经费；对内办起了“周恩来故居旅游服务公司”，下设对外展出部、经营部、餐饮部、信息部、照相部、装潢部，把故居富余人员安排到第三产业的主要岗位上。目前已办起了《邓颖超光辉的一生》展览、《我们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大型图片展览、《周恩来的外交风采》图片展、《纪念周恩来书画展》等，现已接待观众数十万人，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er">二</h3> 在周恩来故居保护和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坚持“安全第一，社会效益为主，经济效益为辅”的治馆原则，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多年来做到安全无事故，成为省、市、县三级治安、消防先进单位、文物安全先进集体和淮阴市级文明单位。我们的体会是： （一）有一个具有开拓精神、事业心强、精干的领导班子，这是文博事业发展的组织保证。一九九四年七月初，市委对周恩来故居管理处的领导班子作了调整，从周恩来纪念馆选调一名年龄较轻、政治素质好、管理能力较强的同志担任了管理处主任。调整后的班子成员，分工明确，勇于负责，很快使周恩来故居摆脱了困境，改变了面貌。 （二）充分发挥周恩来故居的教育职能，千方百计组织观众，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效益，这是发展文博事业的重要任务。我们注重发挥自身特色，切实办好周恩来、邓颖超革命业绩图片展，同时搞好横向联系，开展“纪念馆之友”活动，把全国三十多处周恩来纪念地团结在一道，先后引进了上海周公馆的《周恩来在上海》图片展、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的《我们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大型摄影图片展等临时性展览。还编辑出版了《周恩来同志故居》、《周恩来故居馆藏资料选》、《周总理诗词名言书信硬笔书法选录》、《周恩来和他的事业》等文物图片宣传资料，以充实宣传教育内容。淮城各中、小学校新生入学的第一课，是到周总理故居接受共产主义人生观教育。新安小学为毕业班开展了“周爷爷十二我十二”活动。勺湖小学每逢周总理一月八日祭日和三月五日诞辰日，都举行“童怀松下的思念”的演讲活动。淮师附小开展“四学会”（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办事、学会健体），争当“四有”新人活动。淮安市中学连续二十年开展“学总理，创三好”活动，他们举办的“学总理、创三好”成绩展览，受到省教委好评。淮安师范、淮阴农校团委也经常组织学生到故居执勤，并参加义务劳动。所有单位到周恩来故居开展活动，我们都密切配合做好服务工作。 为了扩大宣传，我们还走出馆门，把教育活动推向社会，先后为淮阴农校、淮安师范、淮安化肥厂、南化公司等单位上党课、办专题讲座和报告会，受教育者达数十万人次。 （三）进一步加强文物安全和其他各项管理工作，这是文博事业发展的重要保证。一是加强安全管理。周恩来故居是古建筑，防火很重要。我们充实了保卫力量，添置了安全设施，完善安全制度，落实了安全责任制。管理处定期开展安全检查活动，发现配电间和照明线路等不安全隐患，均做到及时整改，杜绝事故的发生。二是建立“四有”科学管理。对周恩来故居划出保护范围和建筑控制地带，建立起科学记录档案和各种形式的保护组织，使之形成专业化、制度化。正因如此，故居成为淮阴市文明单位和“四有”工作先进单位。三是加强清库建档工作和一、二级革命文物藏品鉴定确认工作，防霉、防虫、防火、防盗、防破坏，确保文物、史料安全。 （四）开展学术研究，这是文博事业发展的重要一环。一九九三年，我们发起并成立了周恩来研究会，组织会员参加了在周恩来故居召开的纪念周恩来诞辰九十五周年和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的《毛泽东与周恩来》学术研讨会，并发动会员撰写周恩来研究学术论文及周恩来研究会动态新闻近百篇，其中《周恩来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期理论贡献》，入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江苏省委联合举办的学术研讨会进行交流，并在江苏省社科院《江苏经济探讨》杂志首篇刊载。此外，还编辑出版了《周恩来研究通讯》三期，得到中央文献研究室顾问李琦的首肯和学术界人士的好评。周恩来研究会的学术活动及成果，已在《北京周报>日文版、《华声报》、《光明日报》、《中国文物报》、《中国文化报》、《中共党史通讯》、国际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介传播，产生了一定的政治影响和宣传效果。 （五）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积极抓好创收，这是文博事业在新形势下发展的关键所在。目前最重要的是纪念馆工作人员要更新观念，敢于冲破长期形成的传统工作思路和模式，主动贴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挑战。我们在抓好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这个主旋律的同时，还注意发挥“名人效应”的优势，办起了“周恩来故居旅游服务公司”，想方设法创收，切实做到了“多业助文，以副养文”。我们坚信，只要照这样干下去，一定能使周恩来故居的社会和经济两个效益，都有一个新的突破。 附录 三、碑记二则 <h3>（一）周恩来墨迹碑廊碑记</h3> 公元一九九八年三月五日，是周恩来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 为缅怀其丰功伟绩，学习其崇高品德，弘扬其书法艺术，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在周恩来故居后院建立周恩来墨迹碑廊。 碑文内容涉及言志、勉励、倡导；时间越青年、中年、老年；书风清朗丰润，雄浑朴茂，熔颜魏于一炉，于平稳出险峻。 此实后人学习之楷模，临摹之典范，故勒石以记之。 <h3>（二）周恩来平祖坟碑记</h3> 周恩来的祖父周攀龙于十九世纪中叶到江苏任事，历任师爷、巡检、候补山阳知县等职，并定居淮安。 后又于县城东郊购得半亩茔地，至二十世纪中叶已先后建有周家七座坟墓，安葬着周恩来的祖父母、生母、嗣父母、八叔父母等十三位亲属。 厚葬祖先，泽荫子孙，乃千古旧俗，一代伟人周恩来却平百年祖坟，开一代新风。 早在一九五三年春，周恩来就向淮安县委提出过“平掉祖坟，把坟地交集体耕种”的意见。 一九五八年夏，又亲笔致函淮安县委，要求对其祖坟棺木“采用深葬法了之”。 一九六四年秋，特地召集在京亲属谈话，强调：“坟地问题一定要解决。” 是年冬，责成侄儿周尔萃专程返乡处理此事，并明确交代，“棺木要就地下沉一米以下，做到不影响机耕”。 尔萃于除夕早晨，由淮安县委一位常委偕同，约请数十位村邻，携带工具，至茔地平坟埋棺。 因天寒地冻，至当晚方才完工。 当时，围观群众很多，有的劝阻，有的帮忙，赞叹之声不绝于耳。 春节后，周恩来给祖茔所在地生产队汇款，补偿了劳务及青苗损失。 周恩来平坟还耕，与传统观念决裂，忠孝献于事业，情感系乎人民，堪为万世楷模。 特立此碑，以昭后世，垂范千秋！ 附录 四、周恩来与邓小平的患难真周情 一九八零年八月二十日、二十三日，已届七十六岁高龄的邓小平同志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时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 邓小平又谈到“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的困难处境：“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路遥知马力，患难见情真”。 周恩来和邓小平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同舟共济，结下了纯真的亲如手足般的战斗友情。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中，他们的这种情谊得到了新的升华。 <h3>周恩来反对打倒和揪斗刘少奇、邓小平</h3> 早在一九六五年，在“文化大革命”前召开的一次小型会议上，周恩来同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谈起毛主席的“接班人”时，他根据毛泽东本人关于接班人的意见，曾毫不迟疑地举出邓小平的名字，认为邓可以接替毛来“掌舵”。因为周恩来对邓小平的品德、才干、为人是最了解不过的。不幸的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把矛头错误地指向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江青一伙煽动群众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则千方百计地关心和保护他们。 一九六六年八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原定从一日开到五日，开五天。到八月四日，突然决定会期延长，开政治局生活会。江青在底下布置要大家批刘少奇、邓小平。生活会一开始，打头阵的是谢富治。几次会上只有周恩来、陶铸不发言，即使是那种为应付场面的“违心”的话也没有说过。十一月，中央政法学院群众组织开会批斗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妄图从他身上追挖“黑线头目”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得知后通知新华社：刘、邓的问题中央已经解决，不要在群众中搞，中央不支持他们开这样的会，新华社、人民日报、广播电台都不准派人去参加。周恩来向邓小平打招呼，要他尽量少出中南海。一九六七年一月，在江青的怂恿下，北京“造反派”在中南海门外用高音喇叭日夜狂吼要揪斗刘少奇、邓小平等，被周恩来断然阻止。他说：“即使是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也不能说他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他是反革命的。”他多次指出：“对刘、邓不能采取揪斗办法！” <h3>念念不忘“下放”中的邓小平的安全</h3> 一九六九年秋，党的九大开过不久，党中央对在京的老同志作出“战备疏散”的安排，决定将“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及其家人安置在江西，让邓在有限的范围内半劳动、半休息。 十月十八日、十九日，就在林彪下达“一号命令”企图迫害邓小平的同时，周恩来接连从北京打电话给江西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对邓小平一家的安排作出特别指示和交待，明确要求当地加以照顾，具体到地点、住房、安全、生活和医疗条件等。当周恩来了解到江西省革委会负责人原先将邓小平安置赣州的意见后，当即予以否定，并提出“赣州离南昌较远，交通不便，且又是山区，生活条件较差，故将邓一家安排在这里不妥”。 随后，周恩来又提出具体建议：应选择南昌市郊为宜，所住房子也应是一栋两层的楼房，楼上是邓小平夫妇居住，楼下为工作人员住，并且最好是独门独院，即能出来散步，又能保证安全。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意见，江西省核心领导小组撤回了原来的安排，最后将邓小平一家安置在位于南昌市郊新建县望城岗的一套某步兵学校校长（少将）的住宅（通称“将军楼”），其条件基本符合周恩来提出的要求；而邓小平“下放劳动”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也离其住处不远。该厂负责人罗明表态说：“保护邓小平绝对安全的问题，是周总理指示的，我们要不打折扣地执行总理的指示。” 尽管如此，周恩来还不放心，直到江西省核心领导小组的“修改方案”完全落实，久悬在周恩来心中的“石头”才算落了地。同年十月二十日，邓小平夫妇等乘飞机离京直飞南昌。从此开始了半劳动、半读书的“谪居”生活。打这以后，为国内外纷繁事务缠身的周恩来，便一直念念不忘“下放”到千里之外的邓小平一家。 一年后的一九七零年秋，党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就在这次会议上，林彪一伙为抢班夺权而大闹庐山。会议期间，周恩来终因过度疲劳导致心脏病发作，在场医务人员立即进行抢救。一天，躺在病床上的周恩来对身边的保健医生张佐良说：“这里（指江西）现有我两个熟人呢！一个是你的同行，她叫郑淑云（即周总理保健护士，当时在卫生部江西‘五七’干校劳动）；另一个是我的同行，叫邓小平，现在南昌附近住。一个‘郑’，一个‘邓’，两个‘耳刀’嘛！”在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羽翼丰满、权力炙手的一九七零年秋天，周恩来竟直呼戴着“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帽子的邓小平是“我的同行”！可见邓在周心目中所占有的位置。 <h3>周恩来力促邓小平“复出”，为彻底落实干部政策竖起“标杆”</h3> 一九七一年九月，周恩来以其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特有胆略、魄力和智慧，全力辅佐毛泽东，果断地处置了“九·一三”林彪反革命叛逃事件。同年十一月五日上午，邓小平夫妇在他们“下放劳动”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内，“享受”了一次“革命群众”的政治待遇——和该厂全体工人一起听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的文件传达。“九·一三”事件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抓住时机，毅然举起批判极左思潮旗帜，实际上是对经历了五年多劫难的党和国家的“创伤”做某些“愈合”工作，是一次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初步纠正。就在领导这场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周恩来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的广大老干部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千方百计为他们的“解放”和重新工作创造条件。 一月十日，陈毅追悼大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毛泽东亲临追悼大会。在同陈毅亲属张茜的谈话中，毛泽东连声称陈毅“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他还指着在座的周恩来、叶剑英等说道：“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也提到邓小平，并且是把邓和时任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的，说邓是人民内部矛盾。显然，毛泽东是将邓小平划出了自己的“对立面”。对在场的周恩来来说，毛泽东对邓小平问题的“定性”正是他期待已久的一个信号。他深知，“党内第二号走资派”一旦被“摘帽”，乃至被“解放”，势必会带动一大批“文革”中犯“错误”的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此时，他多么希望这些老同志早些得到“解放”啊！于是，周恩来便当场示意陈毅的子女，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传出来，为邓小平早日“复出”广造舆论。与此同时，周恩来自己也充分利用各种场合，将毛泽东谈话的内容“捅”出去。同年一月下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地一个会议的代表时，当着江青、姚文元等人的面，明确谈了邓小平的问题。他提出：在揭批林彪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的意思的。 邓小平极其敏感高层政治气候的变化，于这年八月三日亲笔致信毛泽东，向中央提出愿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工作的请求。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就该信批示周恩来，着重指出了邓小平的历史功绩。和邓小平关系甚笃的周恩来，得到“尚方宝剑”，深感邓小平“复出”有望。他及时把握这个“契机”，立即把毛泽东的批示和邓小平的信件印若干份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十五日，他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这一批示，又以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参与一些调查研究活动，并指示将原来的公务员、秘书调到邓小平身边帮助工作，批准邓小平提出的关于让其子邓朴方回京治病的请求。 然而，就在这时，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遇到了来自江青一伙的巨大阻力，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也被“四人帮”刮起的政治风沙遮盖起来，致使毛泽东关于邓小平问题的指示被“束之高阁”长达四个月之久，直到当年十二月十七日，毛主席再次就邓小平等老同志的问题找周恩来谈话。 十八日，周恩来致信纪登奎、汪东兴二人： <small>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此事情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棒伤了骨头，曾请韦国清同志注意帮他治好。王良恩同志了解其情况，可问他关于震林同志一家的近情。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small> 为使这件事真正落到实处，周恩来还约纪、汪二人来面谈，指示他们根据毛主席谈话精神，提出邓小平仍任副总理的建议。由于周恩来不遗余力的周旋，终于叩开了邓小平“第二次复出”的大门。一九七三年二月，年近七旬的邓小平接到中央的通知，要他于近期返回北京。几天后，邓小平偕全家登上回京的火车，离开伴他度过了整整三年多时光的江西南昌郊外的那座“将军楼”。与此同时，在北京的周恩来正式告知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汪东兴，要他安排好邓小平回京后的住处，并要通知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专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问题的《决定》稿。 自二月下旬至三月初，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问题。尽管政治局里充满了斗争，然而，最终的结果是，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就在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邓小平复职的《决定》的当天，周恩来正式向中央政治局请假，要求“病休”两周，中央的日常工作交给叶剑英主持。周恩来的这个举措充分说明解决邓小平问题在周恩来心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同年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身体稍有康复，便与李先念等会见邓小平。次日周恩来约邓小平到毛泽东那里开会。四月九日，周恩来、邓颖超在玉泉山与邓小平夫妇长谈，并共进晚餐。四月十二日，周恩来、邓小平两人同时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热烈欢迎刚从柬埔寨解放区返回北京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一行，这是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复出”后首次公开露面。这以后，邓小平开始参加国务院业务会议，行使国务院副总理之职。周恩来还不断地提出让邓小平参加党和国家的重要活动。同年八月，邓小平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十二月中旬，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建议，拍板定案：决定由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同时还是国务院副总理。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当着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面，高声说道：“小平同志是中央政治局请回来的，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小平同志进政治局，是给政治局添了一位‘秘书长’。”毛泽东还当场送给邓小平八个字：“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十二月二十二日病疴日重的周恩来，用他那不很灵便的右手，逐字逐句地写下了中共中央关于小平任职的通知，当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 至此，邓小平集中央党、政、军三要职于一身，由他接替周恩来的格局已初步形成。这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抱病苦撑了整整八年的周恩来来说，是可以如释重负地松下一口气的时候了。一九七三年周恩来在会见加拿大友好人士朗宁等人时，特意让外宾见了邓小平，说：“我要你们会见一位将成为重要人物的人——邓小平副总理。”旨在提高邓小平在国内外的声望，让国际社会了解“复出”后的邓小平。 <h3>周恩来妥善安排邓小平的实际权力，决不让党政大权旁落“四人帮”手中</h3> 一九七四年初，周恩来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正值癌症发展、病情日趋加重之际。从一月下旬起，他连日便血，不得不施行癌细胞的控制治疗。但是“四人帮”灭绝人性，一次次掀起反总理的恶浪。一九七三年秋冬，江青攻击周恩来解放邓小平等一大批老干部，是“迫不及待”地要夺权，说什么同周恩来的斗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一九七四年，周恩来刚施行第一项大手术，江青就急忙授意他的写作班子“要批现代的儒”，“批党内的大儒”，并窜到天津，别有用心地给一个女社员改名“周克周”，露骨地说要“用我们这个周去克他那个周”，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成立由叶剑英牵头，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等参加的中央军委五人小组，全权处理军委日常事务及紧急作战事项，得到毛泽东的赞同。邓小平由此进入军队领导核心。这样，便走出了邓小平接替周恩来格局的第一步棋。同年五月十九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周恩来会见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这是邓小平“复出”一年多时间首次走进毛泽东书房。周恩来特意安排邓小平坐在毛泽东右侧原先自己一贯陪客的位置上，试图通过摄影师的特有敏感和新闻传媒，告诉外界：周恩来身患重病，权力将由邓小平接替。 这一系列的举措当然触动了江青一伙敏感的神经。早在一九七四年三月份，在讨论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人选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就公开把目标指向邓小平，以种种理由不同意外交部提出的（实为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会议，并代表中国政府作大会发言的建议。这是自邓小平复职后，“四人帮”第一次直接向邓小平发难。由于江青的反对，政治局第一次讨论议而未决。第二天，周恩来不顾江青阻挠，提笔在外交部报告上批示，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并将该件送毛泽东及各政治局成员传阅。江青见批件后勃然大怒，竟“勒令”外交部必须撤回其原报告。在中央政治局第二次讨论出席联大会议人选时，由于周恩来事前努力，政治局成员中除江青外均一致同意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为此，江青歇斯底里，大闹政治局。实践表明，邓小平此次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无论从国内或国际方面看，都意义重大，对于迅速提高刚复职不久的邓小平的威望，巩固和加强他已经取得的中央领导工作地位，都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为此，周恩来对邓小平这次出行亦给予高度重视，对飞行安全问题，也亲自过问、把关，不容有丝毫疏忽。三月底，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小平同志出国一事，已从各方面加强布置；四月六日代表团离京时，准备举行盛大欢送仪式，以壮行色。获准后，周恩来又告诉民航负责人和有关部门：“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我们要为他圆满完成任务打通道路，增添光彩，并为他铺上红地毯。”这是当时中国外交礼仪上的最高规格。四月六日清晨七时许，周恩来虽通宵未眠，却精神抖擞，毫无倦意，驱车亲自往首都机场为邓小平一行送行。机场上彩旗飘扬，数千名群众身着鲜艳服装，载歌载舞，热烈欢送。四月十日，邓小平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发言，全面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及中国政府对外政策，引起世界舆论的普遍关注，一些有识之士认为，邓小平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且无疑也是周恩来总理的一位“最好的代理人”。四月十九日，邓小平率团载誉而归。周恩来再度赴机场并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为老战友“接风洗尘”。此时此刻，周恩来已被确诊是癌症复发。但这时周恩来仍表示还不能马上住院治疗。他每天工作仍夜以继日，超负荷运转。有关周恩来一再推迟住院治疗时间的缘由，直至周恩来去世数年之后，邓颖超才向身边工作人员作了“透露”。她说：在那段时间里，恩来一直对小平的事情放心不下，他担心江青那些人乘他住院时对小平同志下手。所以他不能离开工作岗位…… 十月四日，正在武汉的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建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毛泽东同时还提出了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意见。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作出的这个重要决定，成为邓小平即将全面接替病重的周恩来总理的最具体、最有效的步骤。十月六日晚上，已得知毛泽东人事安排意见的江青迫不及待地赶到医院，向刚接待完外宾尚未恢复疲劳的周恩来一连串地提出她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军队总参谋长人选的“意见”。病中的周恩来这时虽然身体虚弱，却头脑清楚。他以极大的克制和耐心与江青周旋了整整两个钟头，对所有实质性问题未作一定表态。此时江青还不知道，就在她赶到医院之前，邓小平已经同周恩来作了一次单独谈话。两天之后，邓小平又再次与周恩来在病室长谈。十月十七日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早有预谋的江青等人联合向邓小平发起突然袭击，把攻击的矛头直指周恩来、邓小平领导下的国务院。会上，江青在一阵撒泼之后，又用泼妇式的语言攻击、谩骂邓小平。邓小平忍无可忍，愤然起身，退出会场。当夜，“四人帮”在江青处碰头。经过一番策划，决定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正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告邓小平及周恩来的“状”。听了王洪文汇报后，毛泽东当即对王进行严厉批评，指出：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又说：你回去后，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毛泽东郑重提出建议：邓小平任党中央副主席、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十一月初，周恩来在病室伏案疾书，向在长沙的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情况，表示：坚决拥护和执行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的指示。周恩来还在同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谈话中表示：衷心拥护毛主席的指示，要继续支持小平同志的工作。十一月十二日，邓小平陪同外宾再赴长沙，会见毛泽东。当天下午，毛泽东向邓提及十月十七日政治局会议上的“风波”，对邓小平公开抵制江青一事十分赞赏，高声说道：“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我赞成你！”最后，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十二月十八日下午，周恩来在医院里同邓小平作一九七四年的最后一次单独谈话，定下有关四届人大的各项重要方案。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午，周恩来飞往长沙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毛泽东在严词批评“四人帮”的同时，又高度评价了邓小平。他说：“他（指邓）政治思想强。”毛泽东边说边用手指指脑袋。“politics（英语‘政治’）比他强。”毛泽东的手又指向王洪文：“他（指王）没有邓小平强。”为强调言中之意，毛泽东抓起一支铅笔，在纸上写下一个很大的“强”字。周恩来见状，十分赞同地重重地点头。谈话中，当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根据商定的人事安排，由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军委总参谋长时，毛泽东再次明确表示：“就这样。让小平同志做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说着，他又在纸上写下“人才难”三个字。周恩来深解其意，脱口说道：“人才难得。”毛泽东含笑搁笔。毛泽东转过头来对王洪文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并关照周恩来：“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会后，你安心养病吧！国务院的工作可以让小平同志来顶。”周恩来再次郑重地点头。半个月以后，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的国务院领导核心，“长沙决策”终于成为现实。 <h3>周恩来鼓励和支持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全面整顿</h3> 一九七四年底“长沙决策”之后，重病中的周恩来便把希望寄托在复出后的邓小平身上。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此前，邓小平已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邓小平面对被“文革”的飓风横扫得满目疮痍的零落景象，当机立断，运用毛主席赋予他的权力，凭着对灾难深重的国家的前途命运所担负的责任感，义无反顾地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开始了对“文化革命”的全面整顿。 一月二十五日，四届人大会议刚闭会一周。新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邓小平来到总参谋部机关，向团职以上干部发表荣鑫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对教育系统进行整顿。四月十六日凌晨，周恩来亲约由中央派往浙江帮助整顿工作的纪登奎谈话，他向纪提出，应按小平同志要求，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整顿措施，解决好浙江问题。 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引起了“四人帮”一伙的极大恐慌和刻骨仇恨。他们施展种种伎俩，一次又一次地把矛头对准邓小平以及支持邓的周恩来总理。五月三日晚，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接到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处召开会议的通知。毛泽东在会上加重语气，打着手势讲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这是毛泽东继一九七四年多次批评江青一伙以后，又一次指出“四人帮”及其宗派活动问题。第二天，周恩来在医院同正式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商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需要政治局内进一步批评“四人帮”。随即，他伏案写下书面意见，表示“同意邓小平意见”，支持由邓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从这一年下半年起，邓小平领导的整顿在农业、商业、教育、科技、文艺等各个领域全面、迅速地展开。邓小平的全面整顿，迅速、系统地纠正着“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种种错误，使各方面工作在短时间内出现明显好转，这次全面整顿，深得党心、民心。一九八七年十月，在谈到改革问题时，邓小平又提出：“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一九七三年，周恩来总理病重，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开始时我接替周总理管一部分国务院的工作，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不久，我又被‘四人帮’打倒了。我是‘三起三落’。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周恩来逝世后，清明节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自发的悼念活动，将周恩来、邓小平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由于周恩来病重住院，邓小平自一九七五年初起就主持中央的党政日常工作。邓小平着手的全面整顿工作，不能不涉及“文化大革命”中所实行的许多错误政策，不能不逐渐发展成为对这些错误政策的比较系统的纠正。而一九七五年经济战线上所发生的明显的良好变化，又有力地证明了所谓“批林批孔”运动的错误，也开始启发广大干部、群众认真考虑“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个变化，既触怒了“四人帮”，也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 一九七五年下半年周恩来病情日趋严重，当时邓小平的工作担子沉重，和“四人帮”的斗争也进入“白热化”阶段，但每星期总要到周恩来的病室来一两次。常来周恩来病榻旁问候的还有叶剑英、李先念等。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七十八岁的周恩来总理不幸在北京病逝。噩耗传来，“顿时九州寂，无语皆泪水。相告不成声，欲言泪复垂。听时不敢信，信时心已碎！”当时身为党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强烈克制着自己的感情，含悲送走了最敬爱的“兄长”和战友周恩来，并在周恩来追悼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给周恩来战斗的一生予以崇高评价。广大群众以各种方式寄托自己的哀思。“四人帮”一伙竭力压制群众的悼念活动。并且借一九七五年十月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对邓小平以及其他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正确领导进行批判，使一度好转的政治、经济形势急剧恶化。这年四月四日是丙辰清明节，首都人民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上百万革命群众不顾当时重重禁令，涌向天安门广场，声讨“四人帮”，革命义愤愈益高涨。“四人帮”利用窃取的权力，对革命群众疯狂镇压，对革命诗词追查销毁；并且一手遮天，造谣惑众，胡说邓小平是煽动“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后台。当时重病中的毛泽东听信谗言，错误地作出表示：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从而，使邓小平同志蒙受了“第三次被打倒”的不白之冤。然而，正如周恩来临终前说过的那样：人民是公道的，相信党和人民的大多数，常言说“风物长宜放眼量”，历史会有公断。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灾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引下，平反了“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对“天安门事件”也作了彻底平反。 如今，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和全国人民正在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沿着邓小平开拓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继承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报告中提出的政治遗嘱，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而奋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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