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噪音 - xp1024.com
《白噪音》


一、波与辐射 第1节

中午时分，旅行车排成一条闪亮的长龙，鱼贯穿过西校区，然后缓缓绕过橘黄色的工字钢雕塑，向宿舍区行进。旅行车的车顶上满载着各种各样的物品，小心地绑着的手提箱里塞满了厚薄衣服；盒子里装着毛毯、鞋子、皮靴、文具书籍、床单、枕头和被子；有卷起的小地毯和睡袋；有自行车、雪橇板、帆布背包、英式和西部牛仔式的马鞍、充了气的筏子。当车子减速缓行并终于停下时，大学生们立即跳下车，冲到后面的车门，开始卸车内的东西：立体音响、收音机、个人电脑；小冰箱和小拼桌；唱片盒和音带盒；吹风机和烫发夹；网球拍、足球、冰球和曲棍球杆、弓和箭；管制物品、避孕药丸和器具；还有形形色色仍然装在购物袋里的小吃—葱蒜味土豆片、辣味干酪玉米片、焦糖奶油小馅饼、名叫华夫洛和卡布姆的早餐食品、水果软糖和奶油爆米花；达姆汽水和“神秘”薄荷糖。

这样的景致，二十一年来每年九月我都能见识一次。每次无一例外都是一个精彩的节目。大学生们滑稽地喊叫着互相招呼，情意绵绵地跌进对方的怀抱。他们总是言过其实地吹嘘自己在暑假中怎样无法无天地寻欢作乐。父母们站在车子旁边，被太阳晒得头昏眼花，从各个方向看着他们自己的形象。煞费苦心晒黑的皮肤。精心打扮的面孔和滑稽的表情。他们感觉到一种新生和一种共识。女人们饮食严格，因而身材苗条，表现出活泼有生气的样子，还说得上很多人的名字。她们的丈夫心甘情愿地安排时间，不经意但是也不发牢骚，为父有成，浑身上下透出一股投了大宗保险的神气。现下的这个旅行车大聚会，如同他们一年里会做的任何事情，比起正式的礼拜仪式或法律条文，更明确地让这些父母明白，他们是一群思想上相仿和精神上相连的人，一样的民族，一样的国民。

我离开办公室，下山进城。城内有些房子建有塔楼和两层高的门廊，住户们坐在古老的枫树的阴影下。这里还有希腊复古式和哥特式的教堂。一所疯人院有一条细长的柱廊、带花饰的老虎窗和陡峭的房顶，最上面是凤梨状的尖顶饰。芭比特、我和我们以前结婚所生的孩子，住在一条安静街道的尽头，这里先前是一片坑坑洼洼的林地。后院的远处，下面有一条高速公路。每到晚上，当我们歇息躺到黄铜床上时，就能听到稀稀拉拉的车辆飞驰而过，遥远、平稳和低沉的声响萦绕在我们的睡眠中，好像死去的灵魂在梦际喋喋不休。

我在山上学院任希特勒研究系的主任。1968年3月，我创建的北美希特勒研究系开张，那是一个寒冷、晴朗，偶尔会有一阵东风的日子。当我向校长提议是否可以成立一个研究希特勒生平和事业的系，他立刻看到了这种可能性。此事马上轰动一时，成了成功之举。校长后来当上了尼克松、福特和卡特的顾问，直到他去世—当时他正坐在奥地利的一辆上山吊车中。

在第四大道和榆树街的十字路口，汽车左拐就能到达超级市场。一名女警察蜷伏在盒子一样的汽车里巡视该地区，查看是否有违章停车、超速行驶和过期的验证。全城的电话线杆上，都贴着自撰的寻找猫狗的启事，有的还是小孩子的笔迹。

一、波与辐射 第2节

芭比特高个子，比较丰满，腰围有一点儿粗，体重也超了一些。她的头发是一种特别的黄褐色，从前称为“肮脏的金黄色”，扎成一个蓬乱的大发髻。假如她是一个小女人，这样的发式就显得太装腔作势、太调皮和别出心裁了。大身材赋予她蓬乱的外表以某种严肃性。大块头女人不会算计这类事情。她们缺乏在自己的身体上搞阴谋诡计的狡诈本领。

“你真是应该到那里去。”我对她说。

“哪里？”

“今天是旅行车大聚会的日子。”

“我又错过它了？你应该提醒我。”

“车子多得排到音乐资料馆还过去，一直上了州际公路。蓝的、绿的、绛紫的、棕色的，在太阳光底下闪闪发光，就像是一支沙漠旅行车队。”

“你知道我需要提醒，杰克。”

头发蓬乱的芭比特具有某种大人物漫不经心的庄严，这种人物专注于大事业，以至于不了解或无暇顾及自己的外表。这倒并不是说她就是世人一般认为的那种有天赋的干大事业者。她把孩子们拢在自己身边并且照料他们，在成人教育计划里教授一门课程，还参加志愿小组给盲人读书报。她给一位名叫特雷德怀尔的老人每周读一次报刊，老人住在城边上，大家管他叫特雷德怀尔老头，好像他就是一座界标、一段岩层或一片阴森森的沼泽。她给他读的是《国家调查员》、《国家检查员》、《国民快报》、《环球》、、《明星》。老伙计要求每周来一点儿邪教的神秘故事。何必拒绝他呢？这里，一切的关键是，不管芭比特做什么，她总让我感觉得到了甜滋滋的报答，觉得与全心全意的女人、日光、充实生活的热爱者、热热闹闹的家庭气氛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我一直在观察她有条不紊地、熟练地、似乎轻松地做着各种事情，一点儿不像我的前任妻子们—她们都有一种疏远客观世界的倾向，与情报机关的纠葛使她们成了一小撮专注于自我的总是紧张兮兮的人物。

“我倒不是想看旅行车。那些人什么样子？女人们穿格子衬衫和针织毛线衣吗？男人们是不是穿骑马外套？骑马外套什么样子？”

“他们钱囊鼓鼓，悠然自得。”我说，“他们真的相信他们应该有钱，有权享受。这样的信念给予他们健壮的体魄。他们都有一点儿容光焕发。”

“有那样的收入，我就会操心死亡。”她说。

“也许根本没有我们所知道的死亡。只是一些文件换换手而已。”

“这倒并非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旅行车。”

“我们的那辆车小，铁灰色的，车门又整个儿都锈了。”

“怀尔德在哪儿呀？”她总是那样惊慌失措地喊叫。这是她的一个孩子，正在后院一动不动地坐在他的三轮车上。

芭比特和我总是在厨房里聊天。厨房和卧室是这儿的主要活动天地、动力所在、一切的源泉。有一点上她和我是一致的，我们都把这座房子的其他地方当作储藏室，用来堆放以前的家具、各自所生的孩子们的玩具以及一切没有用过的物品、过去的姻亲们的礼物、遗物和杂物。各种各样的东西和盒子。为什么这些东西如此令人伤心呢？它们带着一种晦气、一种噩兆。它们让我警惕的倒不是个人的失败和挫折，而是某种更笼统的事物，范围更大、内容更多的东西。

她带着怀尔德进来，把他放在厨房的柜台上坐着。丹妮斯和斯泰菲下楼来，我们谈论她们上学需要的物品。很快就到了午饭时间。这是一个混乱和吵闹的时刻。我们到处乱转，争吵一阵子，把各种器皿弄得乒乓响。最后，待我们从碗橱和冰箱里抓到或者从相互的盘子里扒到什么时，个个心满意足，随即开始安静地在色彩鲜艳的食品上抹芥末面和蛋黄酱。整个儿是一派绝对庄严的期待气氛，好不容易赢来的报答！饭桌上放得满满的，芭比特和丹妮斯用胳膊肘互相捅了两次，但是谁也没有说话。怀尔德还坐在柜台上，周围全是打开的纸盒、揉皱了的锡纸、装土豆片的亮闪闪的纸袋、包着塑料薄膜的一碗碗糊状物、易拉罐的拉圈、弯弯曲曲的包扎绳、小块包装的橘黄色奶酪。海因利希进来，仔细地看了一下这个场面，然后从后门走出去消失了。他是我的独子。

“这不是我原来想准备的午餐。”芭比特说，“我可真的一直把麦芽加酸乳酪当回事儿的。”

“我们以前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话？”丹妮斯说。

“也许就在这儿。”斯泰菲说。

“她总是买这玩意儿。”

“可是她从来不吃它。”斯泰菲说。

“因为她想，如果她不断地买这东西，为了解决它，她就不得不吃。就好像她是在哄骗自己。”

“它堆满了半个厨房。”

“但是她在吃之前就把它扔了，因为它已经坏了。”丹妮斯说，“所以接下来她又将这事情从头来一遍。”

“不管你往哪儿看，”斯泰菲说，“它无处不在。”

“如果她不买，她感到内疚；如果她买了不吃，她感到内疚；当她看见它搁在冰箱里，她感到内疚；当她扔掉它时，她感到内疚。”

“就好像她抽烟了，可是她不抽。”斯泰菲说。

丹妮斯十一岁，是个倔强的孩子。她对于母亲那些她认为有破坏性或者危险的习惯，几乎每天领头抗议。我捍卫芭比特。我告诉她，我就是那种在饮食问题上需要做出规矩的人。我提醒她，我是多么喜欢她看起来的那种样子。我暗示，大个子只要大得正好，天生就有一种诚实感。人们信任个子大得恰如其分的人。

但是，她对于自己的臀部和大腿感到不悦，所以就去快步小跑，沿着新古典中学体育馆的台阶往上跑。她说我因为喜欢对爱的人掩盖真相，就把她的缺点说成优点。她说，真相里面潜伏着某种东西。

烟雾报警器在楼上的过道里响起，不是提醒我们电池刚刚用完，就是因为房子确实着火了。我们静悄悄地吃完了午餐。

一、波与辐射 第3节

山上学院的系主任们都穿学袍，不是那种华丽的拖地的长玩意儿，而是在肩部皱起的无袖外套。我喜欢这个主意。我喜欢把手臂从袍子的褶层中甩出来看表。核对时间的简单动作变成了手臂的一甩。潇洒的手势给生活增添浪漫色彩。闲逛的学生们见到系主任走过校园时，弯曲的手臂从他那中世纪的袍子里冒出来，数字式手表在仲夏的薄暮中闪烁，他们也许会把时间看作精巧的装饰、人类意识的一种浪漫。当然，袍子是黑色的，几乎可以和任何别的衣服搭配。

希特勒研究系没有自己的大楼。我们与大众文化系合用一座称为“百年堂”的砖瓦建筑。这个系的正式名称叫作美国环境系，有一帮希奇古怪的人。教员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纽约来的外国流亡者，个个神气活现，像一群暴徒，疯了似的迷恋电影和琐屑小事。他们到这儿来译介文化的自然语言，而且，为他们笼罩着欧洲阴影的童年时期所感受到的灿烂的乐趣创造出一套规范—一种泡泡糖纸和洗衣粉广告歌词的亚里士多德学说。该系的系主任名叫阿尔丰斯·（快餐食品）·斯汤帕纳托，是一个胸脯宽大、怒目而视的人。他收藏战前的果味汽水瓶子，并且把他们永久性地展示在一个壁龛里。他属下的所有教员都是男性，穿皱巴巴的衣服，不大理发，往胳肢窝里咳嗽。全体人员看上去都像工人兄弟会的官员，召集起来成立一个残疾人协会，给人以充满苦难、疑虑和阴谋的印象。

上述人员中的一个例外是默里·杰伊·西斯金德，前体育新闻记者。他请我到餐厅和他一块儿用午餐。餐厅里说不上名的食物散发出大众化的味儿，激起我一阵模糊阴暗的回忆。默里新近来到山上。他肩膀下塌，蓄一把教徒的胡须，戴一副小圆框眼镜。他是来讲授当代偶像的访问教师，似乎因为自己在大众文化上与同事们积累的资料相去甚远而感到难堪。

“我懂得音乐，懂得电影，我甚至明白漫画书可以告诉我们些什么。可是，这儿有些正教授却只阅读早餐食品盒子上的说明文字。”

“这是我们仅有的先锋派人物。”

“我可不是在发牢骚。我喜欢这儿。我完全被这个地方迷住了。一派小镇子的景象。我要摆脱城市和性纠缠。热量—这就是城市对我的意义。你下了火车步出车站，就会被热浪所袭。空气、交通和熙来攘往的人群的热量。食物和性的热量。高楼大厦的热量。地铁和隧道里飘上来的热量。城市的气温总是高出十五度。热量从人行道上升空，从有毒的天空中降落。公共汽车吐出热量。购物的人群和办公室人员散发热量。整个基础设施就是建立在热量之上的，消耗热量，生出更多的热量。科学家们喋喋不休的‘宇宙热量的最后耗尽’早已开始，你可以在任何大中城市里感到这一切正发生在你的周围。热量和潮湿。”

“你住在什么地方，默里？”

“一座寄宿公寓。我完全被俘虏和哄骗了。这是疯人院附近一座原本豪华，如今旧得快要塌掉的房子。七八个搭伙的人，除了我，大致是永久居住在此的。其中，一个女人心中藏着某种可怕的秘密；一个男人脸上带着一副忧愁的神情；一个男人从来足不出户；一个女人数小时站在信筒旁边，等待着某件好像永远不会来到的东西；一个男人不知身世；一个女人身世复杂。那儿有一股我真正为之感动的电影中的不幸人们居住地的味儿。”

“你是其中的哪一个？”

“我是犹太人。我还能是别的什么呢？”

默里几乎全身衣服都是灯芯绒的，这种打扮有某种动人的东西。我有一种感觉：自从他十一岁以来，他在一片拥挤的钢筋混凝土建筑中，一直把这种厚实的衣料与某个遥不可及、树荫蔽日之所的深奥学问联系在一起。

“我住在一个叫铁匠镇的小镇上，哪能不快活呢！”他说，“我到这儿来，完全是为了躲避纠纷。城里到处是纠纷和在性事上狡狯的人。对于我身上的有些部分，我不再鼓励女人随意摆弄了。我在底特律时，和一个女人陷进了一桩纠纷。她因为诉讼离婚，竟然需要我的精液。具有反讽意义的是，我热爱女人。某一个周日，当我见到修长的玉腿在晨光的闪耀中轻快地迈动，如同一阵微风从河上轻轻吹拂而来，我就会神魂颠倒。第二个反讽是，我渴望的终极目标不是女人的身体，而是她们的头脑。女人的头脑。微妙的存储和单向的流动，犹如一个物理学实验。与一个穿长统袜、交叉着双腿的聪明女人聊天，是何等的乐趣！尼龙袜摩擦产生的细小恬静的声响，在几个层次上给我愉快。第三个相关的反讽是，吸引我的总是那些最复杂、最神经质、最难对付的女人。我喜欢单纯的男人和复杂的女人。”

默里长着一脑袋密实的头发，眉毛浓重，一绺绺头发鬈在他脖子的后面。那一小把硬胡须待在下巴上，没有上唇的小胡子做伴，似乎是一个可选择的部件，以便视情况需要粘上或撕掉。

“你打算做什么样的讲座？”

“那正是我要和你谈的，”他说，“你以希特勒为名目在此建立了一个奇妙的东西。你创造了它，培育了它，使它属于你。这个地区任何一所学院或大学，没有一个教员说到希特勒的名字时会不朝你这儿点一下头—真的这样做或者打个比方。这儿就是中心，无可置疑的源泉。他是你的希特勒，格拉迪尼的希特勒。你一定深为满足。这所学院因希特勒研究而享誉世界。它具有个性，带来一种成就感。你以这个人物为中心发展出了一整套体系，一个具有无数从属部门的结构，一部历史中的历史。我赞赏这样的努力。这是大师手笔，精明而且漂亮地先发制人。这就是我想要对所做的事。”

几天后，默里邀我一起游览一处名叫“美洲照相之最的农舍”的旅游胜地。我们驱车二十二英里来到农耕镇附近的乡村。这儿有一片片草地和一个个苹果园。白色的篱笆伸展在起伏的田野上。不一会儿，标示牌就开始出现：美洲照相之最的农舍。我们到达这个景点之前数了数，一共有五块这样的标示牌。临时停车场停放着四十辆小车和一辆旅游大客车。我们沿着牛车道步行来到专为观景和拍照的高处。所有的人都带着照相机，有人还有三角架、长焦镜头和滤色镜。亭子里的一个男人出售明信片和幻灯片—从这个高处拍摄的照片。我们站在一片树丛边上，看着拍照的人。默里久久地沉默不语，偶尔往一个小本子里草草记些什么。

“没人看见农舍。”他说道。

一阵长久的沉默。

“一旦你看到了那些关于农舍的标示牌，就不可能再看到农舍了。”

他又一次陷入沉默。带照相机的人离开高地，立刻被别人取代。

“我们到这儿不是来捕捉一种形象，我们之所以在此是来保持这种形象。每一个照相的人都强化了这儿的气氛。你能感觉到这一点吗，杰克？无名能量的一种积累。”

一阵时间更长的沉默。亭子里的男人出售明信片和幻灯片。

“来到此地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投降。我们所见的仅仅是旁人之所见。过去来此的成千上万的人，将来要到此一游的人。我们心甘情愿地成为一种集体感觉的组成部分。这一点实实在在地丰富我们的想象。这与所有的旅游活动一模一样，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宗教经验。”

又是一阵沉默。

“他们拍摄人家拍照。”他说。

他好一阵子没有说话。我们听着快门不停的喀嚓声和卷胶片的手柄簌簌作响。

“这座农舍没有被人拍照之前是个什么样子？”他说，“它以前看起来像什么？它与别的农舍有什么不同，又有什么相同？我们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因为我们已经读过标示牌上写的东西，看见过人们喀嚓喀嚓地照相。我们不能跳出这个氛围，我们是它的一个部分。我们身处此时此地。”

他似乎对此感到极其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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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一、波与辐射 第4节

日子不好过的时候，人们就觉得必须大吃大喝。于是，铁匠镇上到处是肥胖的成人和儿童，个个有粗短的大腿，穿着肥大的裤子，摇摇摆摆地蹒跚而过。他们费力地从小汽车里钻出来。他们穿运动衫，全家一块儿外出跑步。他们脑满肠肥地招摇过市。他们在商店里、在汽车里、在停车场上吃，在大树底下吃，排队等公共汽车和买电影票时也吃。

似乎只有上了年纪的人才免了这吃喝的狂热。虽然他们有时候语无伦次、手足无措，却身材苗条、面色健康—女人们精心修饰得整洁大方，男人们神色专一、衣冠楚楚—在超市的外面挑选购物车。

我穿过中学的草地，来到大楼的后面，向露天小体育馆走去。芭比特正在沿着体育馆的台阶往上跑。我在石条座位的头排坐下。天空布满了条纹状的云。她跑到体育馆的顶部之后停下来，两手放在高高的护墙上，身体斜伏在上面略事休息。然后，她转过身来往下走，乳房在胸前抖动。风吹动她那宽大的运动衣。往下走时，她张开双手的五指，按着臀部。她抬起脸，享受凉爽的空气，所以没有看见我。走到最底下的台阶时，她又转身面向座位，做起舒展头颈的运动。然后她重新开始往上跑。

她三次这样跑着上台阶，然后慢慢地走下来。周围一个人也没有。她认真地做着这项运动，头发飘拂，双腿摆动，肩膀起伏。每次到达顶部她就俯身在护墙上，低着头，上身抖动。当她最后一次下来时，我到运动场边上去迎她。我拥抱了她，两手伸进她灰色的棉运动裤裤腰里。树梢顶上出现了一架小飞机。芭比特一身湿漉漉的汗，暖暖的，还发出一种小动物的嗡嗡声。

她跑步，她铲雪，她给澡盆和洗碗池堵缝。她与怀尔德一起做字谜游戏；每到晚上，她就在床上朗读经典的色情小说。我做什么呢？我转动垃圾袋，把它们拧起来；我在学校的泳池里游上几圈。我外出步行时，如果颠簸的车子悄然无声地跟着我，突然出现在我身边，我会吓得像白痴似的跳起来。芭比特对狗和猫说话。我从右眼角瞥见彩色的光点。她计划着我们从不实行的滑雪旅行，满脸激动得放光。我步行上山到学院去，看见有些新家舍的车道两旁刷成白色的石头。

谁会先死？

这个问题居然像汽车钥匙在哪里一样，不时地冒出来。它使我们之间的一句话戛然而止，把相互的一瞥延长。我纳闷这种想法本身是否就是性爱本质的一部分，是颠倒过来的达尔文主义，赐予未亡人忧愁和恐惧。或者它是我们所呼吸的空气中的某种惰性气体，像氖之类的稀有元素，具有熔点和原子量？我在煤渣跑道上用双臂搂住了她。孩子们跑着来到了我们身边，有三十个穿鲜艳短裤的女孩，简直是难以想像的跳动着的一团物质。急促的呼吸，脚步落地时参差不齐的节奏。有时候，我想是我们的爱情缺乏经验，关于死亡的问题就成了理智的提醒，它治愈我们对未来的无知。简单的事物注定灭亡，或者那只不过是一种迷信？我们看着女孩们又跑过来了。她们现在做好了比赛的准备，脸上和特别的步态所表现的渴望中几乎没有一点儿沉重，因而能够轻轻落地。

马里奥特机场，市区旅行社，谢拉顿旅馆和会议中心。

回家的路上，我说：“比伊想在圣诞节来玩。我们可以让她跟斯泰菲一起睡。”

“她们俩认识吗？”

“她们在迪士尼乐园见过。不会有问题的。”

“你什么时候到过洛杉矶？”

“你说的是阿纳海姆吧。”

“你什么时候到过阿纳海姆？”

“你说的是奥兰多吧。到现在有三年了。”

“我那时在什么地方？”她说。

比伊是我与特薇迪·布朗纳结婚生的女儿，在华盛顿郊区刚刚开始上七年级。她在韩国住了两年，难以适应美国的生活。她上学乘出租车，给汉城和东京的朋友打国际长途电话。在国外时，她要吃番茄酱三明治和特里克斯牌的玉米条。现在，她用韭芽和虾米做哧哧响的饭菜，老是霸占特薇迪那饭店级别的煤气灶。

那个星期五的晚上，我们预订了中国饭菜，全家六口人坐在一起看电视。这是芭比特定下的规矩。她似乎认为，如果孩子们每周一个晚上与父母或继父母一起看电视，其效果就是让电视在他们眼中失去魅力，并使它成为健康的家庭活动，电视中的麻醉作用和毒害脑筋的可怕力量就会减弱。这种推理让我模糊地感到自己被藐视了。事实上，这样度过的晚上对于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种微妙的惩罚。海因利希一声不响地坐着吃他的蛋卷。每次电视屏幕上有什么可耻或侮辱性的事情似乎要发生在某人身上时，斯泰菲都变得焦躁不安。她有一种为别人着急的博大胸怀。她常常会离开房间，直到丹妮斯向她发出场面结束的信号才回来。丹妮斯利用这种时候劝导妹妹要坚强，说人活在世上需要卑鄙无耻的厚脸皮。

每逢星期五，在电视机前坐了一晚上之后，我就埋首于有关希特勒的研究直至深夜，这成了我的正式习惯。

某个这样的夜晚，我上床之后，对躺在身边的芭比特说，校长早在1968年就曾经劝告过我，如果我想被严肃地当作希特勒问题的创新者，我就应该对自己的名字和外表下点儿功夫。他说杰克·格拉迪尼这名字不行，问我还有什么别的名字可以用。我们最后商定，我应该创造几个额外的缩写首字母，称自己为J.A.K.格拉迪尼，这个标签使我的名字好像穿了一件借来的外套。

校长警告我注意他所谓我对自我形象表现不力的倾向。他大力建议我增加体重。他要我“长大”，成为当之无愧的希特勒问题专家。他自己身材高大、下颚宽厚、红光满面、大腹便便，拖着一双大脚丫，一副呆鹅的样子，真是一个可怕的组合。我的优势是身材相当高，大手大脚，可是太需要块头了—或者他是这么认为的—一副不健康的超重模样，充垫过的、笨重庞大夸张的样子。他似乎是在说，如果我变得更丑，将大大有利于我的事业。

所以，希特勒赋予我成长和发展的目标；我有时已经在这么尝试。厚重的黑框眼镜和暗色的镜片是我自己的主意，这是因为我现任妻子要我不留蓬蓬松松的大胡子而做出的选择。芭比特说她喜欢J.A.K.这一组字母，并且认为这样做不是庸俗地惹人注意。对她来说，这几个缩写字母暗示着尊严、重要性和声誉。

我只是名字后面的虚构人物。

一、波与辐射 第5节

我害怕这些无目的的日子一眨眼就完结了，于是对自己说：让我们在还能够享受的时候，享受这些无目的的日子吧。

早饭时，芭比特用她讲故事的声调朗读了对我们每个人的占卜结果。当她读到我的卜辞时，我心里想听却尽量不听，我认为我找到了几条线索。

吃完晚饭，我上楼时，听到电视里说：“让我们静坐如莲花半开，意守命门。”

那晚我入睡不一会儿，就觉得砰的一下，像猛地跳进了浅水，心脏停止跳动，从自己身体里掉了出来。我被震得醒过来之后，便向黑暗中凝视，意识到自己刚经历了大致属于正常的“肌痉挛”。它是否就是这个样子：突然和不由自主？我想，死亡会不会像天鹅投水，白翅膀、优雅和平稳，水面上不起一丝波纹？

蓝色的牛仔裤在烘干机里滚动。

我们在超级市场里撞见默里·杰伊·西斯金德。他的篮子里装着普通食品和饮料，是一些无牌子的东西，简易的白色包装上只有三言两语的标示。有一个白色罐头上标着“罐装桃子”。猪肉的白色包装盒上，没有透明塑料窗口显示其中代表性的一片。炒花生仁的瓶子上有一块白纸，上书“不同寻常的花生仁”。我向默里介绍认识芭比特时，他不停地向芭比特点头。

“这是新式的消费节制。”他说，“这样的包装确实没有韵味。它引起我的兴趣。我觉得自己不仅省了钱，而且对某种精神上的共识做出了贡献。好像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开战。每件东西都是白色的。他们要剥夺我们鲜艳的颜色，并全部用于战争。”

他一边盯着芭比特的眼睛，一边从我们的购物车里拿起食品闻着。

“我以前买过这种花生仁，它们圆溜溜的、中间裂开有凹坑。这些是碎花生仁，瓶底有很多小碎粒，但是好吃。我最喜欢的是这样的包装。杰克，你是对的，这是最后的先锋派。大胆的新形式，震撼人的力量。”

一个女人跌倒在商店前面的平装书架上。远处拐角的地方，一个矮胖男人从高处的亭子里钻出来，小心翼翼地向她走去，侧着脑袋，以便看得清楚一些。这时，收款的姑娘喊起来：“莱昂，荷兰芹。”他一边走近跌倒的女人，一边回答说：“七角五分。”他胸前的口袋里插满了软毡尖的水彩笔。

“这样说来，你在寄宿公寓自己做饭。”芭比特说。

“我在房间里划出一块地方做饭。我在那里很快活。我看电视节目报，看《当代飞碟爱好者》上的广告。我要让自己沉浸在美国式的魔力和恐怖之中。我的讨论课进展顺利。学生聪明，反应热烈。他们提出问题，我回答。我讲话时，他们记笔记。这在我的生活中，算得上是不小的惊喜。”

他拿起我们挑的一瓶强力去痛药，在防止儿童开启的瓶盖四周嗅着。他还闻了闻我们的蜜露瓜、苏打水和姜味汽水。芭比特走到冷冻食品部去，那是我的医生劝告我避而远之的地方。

“你妻子的头发简直是人间奇迹。”默里紧盯着我的脸说，好像要以这一新信息向我表达深深的敬意。

“是的。”我说。

“她有‘了不起’的头发。”

“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希望你以那个女人为荣。”

“绝对。”

“因为那样的女人不可多得。”

“我明白。”

“她一定对孩子们很好。更妙的是，我打赌，当家庭里有个三长两短时，有她在，就什么都解决了。她是那种能够控制局面、会显示力量和决断的人物。”

“实际上她却手足无措、六神无主。她母亲去世时就这样。”

“谁不会这样呢？”

“斯泰菲从夏令营打电话来说手上断了一根骨头时，她也手足无措、六神无主。我们只好开一晚上汽车到那里去，结果我发现把车开到了木材场的路上。芭比特一路哭着。”

“她的女儿嘛，离得老远，身处外人之中，又正有痛苦。谁不会这样呢？”

“不是她的女儿，是我的女儿。”

“不是她自己的女儿，更了不起。”

“不是。”

“超群出众。我不得不钦佩。”

我们仨一块儿离开，在出口处撒满一地的平装书中间，设法挪动我们的购物车。默里推着我们的一辆车进停车场，然后帮我们把那些套着双层袋子的东西拎起来，塞到旅行车的后部。很多汽车进来，又出去。驾驶带拉链的帆布篷微型汽车的女警察巡视着，搜寻该地区停车计时器上的红旗标志。我们把默里仅有的一个装着一些白色东西的轻袋子加在自己的一堆货上，开车穿过榆树街，向他的寄宿公寓驶去。我似乎觉得，芭比特和我所买的一大堆品种繁多的东西、装得满满的袋子，表明了我们的富足；看看这重量、体积和数量，这些熟悉的包装设计和生动的说明文字，巨大的体积，带有荧光闪彩售货标签的特价家庭用大包装货物，我们感到昌盛繁荣；这些产品给我们灵魂深处的安乐窝带来安全感和满足—好像我们已经成就了一种生存的充实，那是缺衣少食、不敢奢望的人们无法体会的，他们黄昏时分还在孤零零的人行道上算计着自己的生活。

离别时，默里拿起了芭比特的一只手。

“我想邀请你到我的房间聊聊，但是，除非两个人准备亲密无间，否则它嫌小了一点儿。”

默里能够做出一种既卑怯又坦率的表情。这种表情足以造成他人的灾难，而使他的色欲得逞。他说，从前他与城里女人纠缠的日子里，他相信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引诱女人，那就是公开明白地表示欲望。他煞费苦心地避免自贬、自嘲、模棱两可、说反话、微妙得捉摸不透、显得脆弱，避免一种故作文明的厌世情绪和对于历史的悲剧意识—正是这些，他说，对于他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其中只有一样—脆弱，他让它逐渐进入他直截了当的色欲计划。他正在培养一种女人会着迷的脆弱。他为此有意识地孜孜以求，好像体育馆里镜子前面举着杠铃练举重的人。但是，他的努力至今还只产生了这种半是卑怯的显得驯服和讨好的表情。

他感谢我们让他搭了车。我们看着他走向炉渣块叠起来的已经倾斜的门廊，那里有一个男人坐在摇椅里对着天空发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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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一、波与辐射 第6节

海因利希前额的头发已经开始往后秃了，我为此纳闷。难道他妈妈怀他时服用了某种渗透基因的药物？我在什么地方犯了错？难道我养育他长大的地方，附近竟是我不知道的化学物倾倒场，有夹带工业废料的气流通过，可以引起头皮退化，造成灿烂的日落？（人们说，三四十年前，这一带的日落远非如此精彩。）人对于历史和自己的血统犯下的罪孽，已经被技术和每天都在悄然而至的怀着鬼胎的死亡搞得愈加复杂了。

这男孩今年十四岁，常常心事重重和难以捉摸，但是有时却百依百顺得令人不安。我有一种感觉：他二话不说就服从我们的愿望和要求，是他个人的一种谴责手段。芭比特担心，总有一天，他会在一间垒起掩体的房间里，向着对面空无一人的林荫道端起自动步枪扫射几个来回，并赶在手持双统重武器或身穿防弹衣、拿着手提扩音器的特种警察部队来抓他之前，结束自己的生命。

“今天晚上要下雨。”

“现在就在下雨。”我说。

“收音机里说今晚。”

这是他喉咙痛和发烧后第一天回校上课，我驾车送他到学校。一个穿黄色油布雨衣的女人挡住了交通，让一帮小孩儿过马路。我想象她出现在一个推销龙虾汤的广告里，正脱掉油布帽子走进欢快的厨房，而她的丈夫，一个只能再活六周的小个儿男人，正站在一锅冒汽的龙虾浓汤之前。

“看看挡风玻璃上，”我说，“那是不是雨？”

“我只是告诉你他们说的话。”

“仅仅因为收音机里这样说了，并不意味我们必须放弃我们感觉到的证据。”

“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感觉错误远比正确多，这一点已经在实验室里得到证实。所有那些原理都说没有一样东西是它表面上的样子，你不知道吗？在我们的大脑之外，是不存在过去、现在或者未来的。所谓的运动规律都是大骗局。甚至声音也能欺骗我们的头脑。仅仅因为你没有听到某种声音，并不意味它不存在。狗可以听到它，别的动物可以听到它。我肯定还有些声音甚至狗也听不见，但是它们存在于空气中，存在于声波中，也许还永无休止。音调非常非常高的声音，来自某个地方。”

“现在在下雨，”我说，“或者不在下雨？”

“我不愿意被逼着非说不可。”

“假如有人用枪顶着你的脑袋，你说不说？”

“谁？你吗？”

“某个人，某个带墨镜、穿军用雨衣的人。他用枪顶着你的脑袋说：‘现在在下雨，或者不在下雨？只要你说出事实，我就把枪拿开，坐下一班飞机离开这里。’”

“他要的是什么样的事实？他要的是几乎以光速飞行在另外一个星系里的某个人说的事实吗？他要的是身处中子星轨道中的某个人说的事实吗？假如这些人能够从望远镜里看见我们，我们也许看起来只有二英尺二英寸高，而且也许是昨天而不是今天在下雨。”

“他拿枪顶着的是你的脑袋，他要你说出事实来。”

“我说的事实有什么用处？我说的事实一文不值。假如这个持枪的家伙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太阳系里某个星球，那怎么办？我们称为雨的东西，他叫肥皂。我们叫苹果的东西，他称为雨。所以，我该告诉他什么呢？”

“他的名字叫弗兰克·J.斯摩利，来自圣路易斯。”

“他想知道此时，就这一分钟，是不是在下雨？”

“对，此时此地。”

“有没有此时这样的事呢？‘此时’，在你说话的工夫来了又走了。假如你所谓的‘此时’在我说话时已经变成了‘那时’，我怎么能够说此时在下雨呢？”

“你说不存在过去、现在或未来。”

“只存在于我们的动词中，那是我们发现它们的唯一地方。”

“雨是一个名词。此地，就在这个确切地点，在你选择回答问题的两分钟里的任何时间上，是否有雨？”

“如果你想说的是这个确切地点，而你身处显然在运动着的车子里，那么，我想这就是讨论的困难之所在。”

“就只要你给我一个回答，行吗，海因利希？”

“我能做的最多是做一个猜测。”

“要么在下雨，要么不在下雨。”我说。

“绝对是这样，这就是我全部的观点。你只能猜测。一面是六个，另一面是半打。”

“但是，你看见在下雨。”

“你看见正在天空中移动的太阳。但是，究竟是太阳在天空中移动，还是地球在转动呢？”

“我不接受这样的类推。”

“你肯定那是雨。你怎么知道它不是从河那边的工厂散发出来的硫酸呢？你怎么知道它不是来自中国的一场战争的坠尘呢？你要求得到一个此时此地的回答。但是此时此地，你能证明这东西就是雨吗？我怎么知道你说的雨就真是雨呢？况且不管怎么说，雨是什么？”

“雨是从天空中落下来的东西，它把你身上弄成所谓的湿。”

“我身上不湿，你湿吗？”

“行了，”我说，“好极了。”

“不必如此。严肃地说，你身上湿吗？”

“真是妙极了。”我对他说，“关于不确定性、随意性和混乱的一大胜利，科学的辉煌一刻。”

“挖苦吧。”

“诡辩家和吹毛求疵者可以津津乐道他们的辉煌一刻了。”

“说吧，挖苦吧。我不在乎。”

海因利希的母亲现在住在一个嬉皮士村里。她用了黛维妈妈的称呼，处理棘手的事情。这个嬉皮士村位于蒙大拿州一个现名为达拉姆萨拉珀市的郊区，这儿从前是炼铜的城镇，叫塔布市。这样的地方照例谣言四起：性自由、性奴役、毒品、裸体、肮脏、思想控制、逃税、猴子崇拜、折磨、缓慢可怕的死亡。

我看着他在倾盆大雨中走向学校大门。他故意慢慢地行动，在门口外十码的地方脱掉他的迷彩帽。在这样的时刻，我发现自己以一种动物式的拼命精神爱他，感到有必要将他置于自己的外套下，把他紧紧地搂在胸前，让他待在那里，保护他。他好像给自己带来一种危险，这种危险在空中集结，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跟随着他。芭比特烤制他喜欢吃的小甜饼。我们看着他坐在书桌前，这是一张没有上漆的桌子，上面堆着书和杂志。他夜里弄得很晚，钻研他与关在州监狱的一个杀人犯通信下棋中的棋步。

第二天，天气晴朗暖和，山上学院的学生们坐在草地上和宿舍窗户前放录音，晒太阳。这气氛里有一种惆怅的夏日梦幻，这是最后一个令人懒洋洋的日子，是可以再一次光着手脚，享受刈割过的三叶草地芳香的机会。我走进杜普莱克斯文科楼，这是我们最新的一幢有两翼的建筑，外表覆盖着一层海蓝色的电镀铝，反射出天上的云彩。下层是影剧院，地面呈斜坡，铺着深色的地毯，设有两百个带绒垫的座位。我坐在第一排尽头光线不足的地方，等候我的高年级学生来上课。

他们都是主修希特勒研究的学生。我仍在教授的唯一课程称为纳粹主义高级研究，每周三小时，仅对高年级成绩优秀的学生开设。这门课程旨在培养以历史观、严格的理论性和成熟的观察力，对法西斯独裁具有广泛而持久的魅力这一现象进行剖析，重点分析游行、集会和制服癖，可得三学分，要求写书面报告。

每学期我都安排放映一些背景资料的影片，包括宣传电影、纳粹党大会上拍摄的场面、报道体操和登山运动员游行的神秘史诗影片剪辑—我把这些汇总，编辑成一部印象主义的八十分钟新闻片。群众性场面占了大部分内容：成千上万人在戈培尔演讲后聚集在体育馆外面的特写镜头，人山人海，蜂拥而上，人头攒动，交通堵塞。大厅里悬挂着旗、吊丧花圈和骷髅徽章。成千上万打着旗子的人排列在一道道冷峻的光束前，一百三十盏防空探照灯的灯光垂直对着天空，形成了一幅好像是追求几何图案的场景、某种强烈的大众欲望的形式标志。没有旁白，只有吟颂、歌唱、演讲、喊叫、欢呼、谴责和尖叫的声音。

我站起来，在剧场前面中间过道正对出口的地方站立着。

他们从外面太阳底下走进来，有的人穿着限量定制的t恤和毛葛料子的日常短外裤，有的人穿着休闲针织毛衣，也有的人穿着考究的马球服和条纹橄榄球服。我看着他们坐下，并注意到他们克制的恭敬和不明确的期待。有些人带了笔记本和笔形手电筒，有些人带了放讲演材料的鲜艳的文件夹。我听见了低低的说话声、纸张翻动的声，以及学生们一个接一个坐下时座位嘭嘭作响的声音。我斜靠在窗台前面，等候最后几个人进来，请某一位关上门挡住骄淫的夏日。

很快就安静下来了。现在该我发表开场白。我让这安静维持了一会儿，然后把我的手臂从学院袍子的褶皱里伸出来，以便做手势时自由一些。

影片放映结束时，有人询问关于暗杀希特勒的秘密计划。讨论转到一般意义上的阴谋。我发现自己在对集中在教室里的人说：“一切阴谋都会走向死亡，这是阴谋的特性。政治阴谋、恐怖主义阴谋、爱情阴谋、叙事的情节谋划、儿童游戏中的计谋，概莫能外。每一次我们策划阴谋时，我们就一步一步接近死亡。它好像是我们必须签署的合同，阴谋策划者和阴谋的对象都无法逃避。”

这是真的吗？我为什么要说这话？这话究竟什么意思？

一、波与辐射 第7节

城的另一头有一座公理会教堂，芭比特每周到那里去两个晚上，在教堂的地下室里给成年人讲授人体活动的正确姿势。她主要教他们如何站、坐和行走。大多数学员年纪很大了，我弄不清他们为什么还要改进自己的活动姿势。人们似乎相信，只要遵循良好的行为举止规则，就有可能阻止死亡的降临。有时候，我跟妻子一起到教堂的地下室，看她站立、转身、摆出各种神气活现的姿态、优雅地打着手势。她谈论瑜伽、日本剑道、迷睡行走。她谈论苦行僧和的登山者。老人们边听边点头。这些事情都不是海外奇谈，没有什么遥不可及。我对于他们的接受和信任，对于他们一团和气的深信不疑总是感到惊讶。既然他们寻求把自己的身体从一辈子的坏姿势中拯救出来，那么一切对他们都有用，不必怀疑任何事情。这是怀疑主义的终结。

我们在月光下步行回家。街尽头我家的房子看起来古老苍白，门廊的灯光下是一辆模压制成的塑料三轮车，一堆可以燃烧三小时彩色火焰的锯末和蜡做成的棍儿。丹妮斯在厨房里一边做功课一边照看怀尔德。怀尔德却已经溜到楼下，坐在地板上，盯着烤箱的观察窗往里看。走廊里是一片寂静，斜坡草地上有形状各异的影子。我们关上门，脱下外衣。床上乱七八糟，堆着杂志、窗帘杆儿、一只黑乎乎的小孩袜子。芭比特把窗帘杆儿放到房角去，嘴里哼着百老汇上演的某部戏里的歌词。我俩拥抱起来，小心地斜着倒在床上，然后改变了一下位置，沐浴在相互的肉体里，同时设法把床单踢到脚下去。她的身体上有几处长长的凹陷，这是一些可以让手在黑暗中停下来逗留、徐徐行进的地方。

我们相信，某种东西生活在地下室。

“你想做什么呢？”她说。

“任何你想做的事情。”

“我想做对你来说最好的事情。”

“对我最好的事情就是使你高兴。”我说。

“我想使你快活，杰克。”

“我使你高兴的时候，我就快活。”

“我只是想做你想做的事情。”

“我想做对你来说最好的事情。”

“但是只要你让我使你高兴，你就使我高兴了。”她说。

“作为男伙伴，我想，使对方高兴是我的责任。”

“我吃不准这是一句微妙的关心话，还是一句带有性别歧视的话。”

“难道男人体贴他的伙伴是错的吗？”

“我们打网球时我是你的伙伴，否则我就是你的妻子。顺便说一句，我们该重新开始玩网球了。你要我给你朗读吗？”

“好极了。”

“我知道你喜欢我读点儿色情的玩意儿。”

“我以为你也喜欢来着。”

“根本上来说，还不是听的人受益和得到满足吗？我给特雷德怀尔老头朗读，并不是因为我觉得那些通俗小报刺激。”

“特雷德怀尔眼睛瞎了，我不瞎。我以为是你喜欢读色情的段落。”

“如果这使你高兴，那么我就喜欢读。”

“但是这也必须使你高兴，芭贝。否则我会有什么感觉呢？”

“只要你喜欢我的朗读，我就高兴。”

“我觉得，有一份道义上的负担正在被推来推去。那就是谁因此而高兴的负担。”

“我愿意读，杰克。真的。”

“你充分地、完全地肯定吗？因为假如你不肯定，我们绝对不要这样做。”

有人在走廊那一头打开了电视机，一个女人的声音说着：“如果它很容易地破碎成片，那叫页岩。它一旦受潮，闻起来像黏土。”

我们聆听夜晚中好像从天而降的、柔和的、川流不息的汽车声。

我说：“选一个你喜欢的世纪吧。你要不要读点儿关于的女奴、的浪荡子的书？我想我们有一些关于的资料。中世纪的东西怎么样？我们有关于的书。修女的淫荡故事也很多。”

“你觉得最好的任何东西都行。”

“我要你来挑选，那样更有性刺激。”

“一个人选，另一个人读。难道我们不需要平衡、一种‘给予和索取’吗？那样不是可以使它产生性刺激吗？”

“刺激强烈，悬念迭出。好极了，我来挑选。”

“我来读。”她说，“但是我不要你挑选任何说什么男人在女人里面，等等，等等，或者什么男人进入女人之类的东西。‘我进入了她。’‘他进入了我。’我们又不是门厅或电梯。‘我要他在我里面。’这种话听起来好像他能整个儿潜入，然后登记、睡觉、吃饭，等等。我们可以讲好不要那种东西吗？只要这些人不进入或被进入，我不在乎他们干些什么。”

“同意。”

“‘我进入了她并且开始推进。’”

“我是完全同意你的。”我说。

“‘进入我，进入我，对，对。’”

“愚蠢的说法，绝对。”

“‘插入你自己，瑞克斯。我要你在我的里面，使劲进，进得深一点儿，对，好了，哦。’”

我开始感觉蠢蠢欲动要勃起了。多么愚蠢和不着边际。芭比特为她所读的文字笑了起来。电视里在说：“直到佛罗里达的外科医生给安上了假手。”

芭比特和我互相倾诉一切。我已经说出了一切，正如我当时对我每一任妻子那样。因为一次次结婚，要说的事情当然越来越多。但是，在我说我相信彻底的袒露胸怀时，我并非指不当一回事地随便说说，就像说奇闻逸事或者做浅薄的揭示。这是自我新生的一种形式，信托监护的一个姿态。爱情有助于我们开发出一种个性，它安全稳固得足以将自己置于另一个人的照料和保护之中。芭比特和我已经将我们自己的生命交付给相互的体贴关怀，在月光下把它们交付到对方苍白的手里，在沉沉的夜晚诉说父母亲、童年、友谊、觉醒、从前的爱情、从前的恐惧（死亡的恐惧除外）。一点一滴都不应该遗漏，甚至一条长了虱子的狗或者邻居家的男孩逞能吃了一只昆虫的细枝末节，也不应漏掉。还有食品间的气味，下午无所事事空荡荡的心情，物体落下时划过我们皮肤的感觉，诸如事实和激情、疼痛、茫然、失望、快乐得喘不过气来这样的事情。我们在夜晚的这些絮絮叨叨中，在我们当时感觉的和现在谈论的事情之间营造出一片空间。这片空间留待讽刺、同情和愉快的消遣，是我们用以将自己从过去解救出来的手段。

我决意着眼20世纪。我穿上浴袍，穿过走廊到海因利希的房间，找一本芭比特也许读过的垃圾杂志—登载读者描述个人性经验来信的那种杂志。我突然想到，这就是现代人的想象对于性行为历史的为数寥寥的贡献之一。在这样的信里，有着双重的奇思怪想：人们先是把想象出来的情节写出来，然后看着它们在一份全国性的杂志上刊登。哪一件事情更富于刺激性？

怀尔德在那里看海因利希用钢珠和色拉碗做物理实验。海因利希穿了一件毛巾布的袍子，脖子上围着毛巾，头上也扎了毛巾。他告诉我向楼下看。

我在一堆材料中发现了几本家庭影集，其中一两本至少有五十年的历史。我把它们拿到卧室去。我们坐在床上，花了几个小时翻阅它们。孩子们在日头里显得萎靡不振；女人们戴着遮阳帽；男人们遮着眼睛挡住耀眼的阳光，好像从前的光线具有某种我们如今不再感受得到的特性。星期天强烈的阳光使得身穿礼拜服的人们绷紧了脸，并且站在通向未来的角度上—似乎略微偏了一点儿—带着程式化好看的微笑，怀疑匣式照相机性能中的什么东西。

谁会先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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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一、波与辐射 第8节

我在十月中旬开始艰苦的德语学习，坚持了将近整个学年。我作为北美希特勒研究最著名的人物，一直设法隐瞒不懂德语的事实。我既不会说和读，也听不懂，连最简单的句子也写不下来。希特勒研究中心我的同事当中，只懂一点儿德语的是极少数；其他人要么可以流利地使用这门语言，要么基本熟练掌握。学生没有学过至少一年的德语，就不能在山上学院主修希特勒研究课程。总之，我生活在奇耻大辱的边缘。

德语啊！肉滋滋、弯弯扭扭、又吐又喷、紫色和残酷的。你最终还得面对它。希特勒在巴伐利亚山区的一座城堡监狱里口授的又臭又长、狂吼怒号的自传，其关键的潜台词不就是他用德语表述自己时的艰难挣扎吗？语法和句法。人也许已经感到自身被不止一个方面束缚。

我做出了多种尝试来学好德语，认真地研究其词源、结构、词根。我感觉到了这门语言了不起的威力。我想说好它，把它作为一种魅力、一种保护手法来使用。我越是畏畏缩缩不学习实际的词汇、规则和发音，应该勇往直前的重要性就显得越大。我们犹豫不决不去碰的东西，似乎往往正是拯救我们自己的关键。可是，它的基本音素、发音吐字时粗鲁地喷吐的北方腔、命令式的口气，都让我一败涂地。我的舌头后部与上颌之间出现了什么东西，对于我试图说德国话的尝试着实是一种嘲弄。

我决心再试一次。

因为我已经取得了很高的职业地位，因为我的讲演听众很多、我的文章登载在著名杂志上，因为我在校园里日夜穿着学袍和戴着墨镜，因为我六英尺三英寸的躯体重达两百三十磅，而且长着大手大脚，我知道必须对于自己去上德语课的事保守秘密。

我联系到一个不属于学院的人，是默里·杰伊·西斯金德曾经对我谈起的某个人。他俩都在中溪镇那幢绿屋顶房子里寄宿用膳。此人五十多岁，走路时微微拖着脚步。他的头发已经开始稀少，脸上一副无动于衷的表情。他把衬衫袖子卷到小臂上，露出里面的保暖内衣。

他的肤色是那种我称为肉色的颜色。他名叫霍华德·邓洛普。他说他以前是个按摩师，却没有说明为什么不再操此行当的理由；他也不说何时学会了德语或者为什么要去学—他的举止中有某种东西阻止我发问。

我们坐在他寄宿公寓黑暗拥挤的房间里。一个熨衣架支起来放在窗前。食品柜上放着一些缺口的搪瓷盆和厨房用具。家具寥寥而且不成套，好像还是拣来的。房间四周摆着基本的生活用品。没有罩的取暖器、盖着军用毯子的小床。邓洛普坐在一把靠背直挺挺的椅子边上，口中喃喃地涌出语法的基本规则。当他由英语改说德语时，好像他喉头中有一根带子被缠绕了起来。一种突如其来的情感进入他的嗓音，叽里咕噜的声音听起来就像野兽正在发怒。他瞪我并且做手势；他声嘶力竭地叫；他好像马上要窒息了。声音从他舌头的中心部位喷涌而出，刺耳的噪音湿漉漉地富于激情。他这时仅仅在演示某些基本的发音方法，但是他脸上和嗓音中的变化使我认为，他是在不同的生存层次之间闯出一条路。

我坐在那里记笔记。

一个小时很快过去了。当我请求邓洛普不要和任何人谈论我的德语课时，他略略耸了一下肩膀。我突然想到，他就是默里所描述的他舍友中那个从来足不出户的男人。

我在默里的房门口停下来，邀请他到我家吃晚饭。他放下手中的《美国易装癖者》杂志，套上了灯芯绒茄克。我们在门廊耽搁了好长一会儿，好让默里告诉坐在那里的房东，二楼浴室有一个水龙头漏水了。那房东个子很大，脸色红润，壮实得好像要爆炸，甚至我们在旁边瞧着的这工夫，他也似乎正在发心脏病。

“他会去修的。”我们步行去榆树街的路上，默里说，“他会在最后把一切都修好的。他对于城里人连名称也搞不清的所有那些小工具、装置和设备，摆弄起来都得心应手。这些东西的名称只有在外省市、小城镇和乡下才有人晓得。真糟糕，他是这么个偏执的人。”

“你怎么知道他是个偏执的人？”

“会修理东西的人一般都是偏执的人。”

“你指什么呢？”

“想一想所有到你家里来修过东西的人。他们都是些偏执的人，不是吗？”

“我不知道。”

“他们开着运货小卡车，车顶上带一把伸缩梯，反视镜上挂着个塑料小玩意儿摇啊晃的，是不是？”

“我不知道，默里。”

“这是显而易见的。”他说。

他问我，躲过了这么多年难关之后，为什么挑选今年来学德语。我告诉他，明年春天山上学院要举行一个希特勒研讨会，进行三天的演讲、讨论和分组专题会议，有来自十七个州和九个国家的希特勒研究学者，真正的德国人也出席会议。

家里，丹妮斯把一袋湿淋淋的垃圾放进厨房的垃圾压缩机里，然后开动机器。撞锤往下打击时，发出一声可怕的嘎吱声，充满了令人恐怖的感觉。孩子们在厨房里走出走进；洗涤槽里龙头滴着水；门口的洗衣机里衣服在翻滚，默里好像很注意里边偶然翻出来的小网袋。金属被压得吱吱响，瓶子爆破，塑料压扁。丹妮斯仔细地听着，确定这乱七八糟的吵闹声包含的是正常的声音，那就表明压缩机在正常运转。

海因利希在电话上对某个人说：“动物始终在乱伦，因此这怎么能算不自然呢？”

芭比特跑步结束后回家，她的运动服都湿透了。默里穿过厨房来与她握手。她一屁股坐进椅子，扫视房间想找怀尔德。我看着丹妮斯，她心里正在把她妈妈淌水的衣服与她扔进压缩机里的湿垃圾袋做比较。我可以从她的眼睛里看出这一点。这是一种具有讽刺的联系，属于生命的第二层次，超感觉闪念和生存的细微浮动，出人意料地形成的细小联系。它们使我相信，我们无论大人和小孩，都是某种魔术所为，共享不可言喻的事物。

“我们必须把水煮开。”斯泰菲说。

“为什么？”

“收音机里说的。”

“他们总是说要把水煮开，”芭比特说，“这是新事物，就像朝刹车方向转动方向盘。现在怀尔德来了，我想我们可以吃饭了。”

那小孩摇摇晃晃地行进，大脑袋不断摆动。她妈妈看着他走过来，一边做出欣喜的鬼脸，这是因为快乐而装出来的怪样。

“中微子从地球对穿而过。”海因利希对着电话说。

“是，是，是。”芭比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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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一、波与辐射 第9节

他们必须在星期二疏散全部小学生。孩子们头疼，眼睛发炎，嘴巴里还有一股金属的涩味。一个教师在地板上打滚，口中说着外国话。没有人知道出了什么毛病。调查员们众说纷纭，有的说毛病可能出在通风系统，有的说是油漆或抛光漆、泡沫绝缘材料、电气绝缘材料引起的，也有的说是自助食堂的食物、电脑放出的射线、石棉防火材料、货箱上的胶带、消毒池冒出的水汽造成的，或者是某种更深层的、颗粒微小、更紧密地与事物的基本状态交织在一起的东西使然。

那个星期里，丹妮斯和斯泰菲都待在家里，身穿米莱克斯服和口戴呼吸面罩的人员用红外探测仪对整幢建筑里里外外进行系统扫描。因为米莱克斯本身便是一种可疑的材料，所以探测结果就混淆不清了，这样只能安排更严格的第二轮检查。

两个女孩、芭比特、怀尔德和我去了超级市场。我们进去几分钟之后，撞见了默里。这是我第四次或第五次在超市里见到他，我在校园里见到他也大致是这么多次。他抓住芭比特上臂的二头肌，侧着身子绕她转，看起来好像在闻她头发的气味。

“一顿美味的晚餐。”他站在她的正后方说，“我喜欢自己做饭菜，这样就使我更加欣赏饭菜做得好的人。”

“你随时来好了。”她说，并且转过身来想面对他。

我们一起走进极为凉快的超市。怀尔德坐在购物车里，我们走过货架时，他就去抓货架上的东西，我突然觉得他的年龄和个子都太大了，不宜再坐在购物车里。我也纳闷为什么他的词汇量似乎总也超不过二十五个词。

“我在此地很高兴。”默里说。

“在铁匠镇？”

“在铁匠镇，在超级市场，在寄宿公寓，在山上。我感觉自己每天都在认识重要的事情。死亡、疾病、死后生活、外空间。一切在这儿都更加清楚。我可以思考和观察。”

我们来到普通食品部。默里拿着他的塑料购物篮子停下来，在白纸盒和广口瓶中间翻检。我吃不准自己是否明白他在说什么。他说“更加清楚”是什么意思？他可以思考和观察什么？

斯泰菲拉起我的手，我俩走过水果部。这是一个沿墙长达四十五码的区域，斜放着许多水果盒子，后面有镜子挡着，顾客取后排上层的水果时偶尔会碰撞这些镜子。扩音器喇叭里传来一个声音：“克利内克斯·索夫蒂克，你的卡车堵住了入口。”某人从苹果和柠檬堆里取下一个时，它们就三三两两地滚到地板上。有六个品种的苹果，有几种色彩柔和的进口甜瓜。所有的水果好像都是当令的，喷过水、光洁、鲜亮。顾客从架子上扯下塑料薄膜袋子，捉摸着从哪一头打开。我意识到这地方充斥着噪音。种种杂乱的声响：购物车轮滚动时刺耳的吱吱声，扩音喇叭声和咖啡碾磨机的嘎嘎声，儿童们的哭叫声。在一切声音之上，或在一切声音之下，还有一种无法判定来源的沉闷的吼声，好像出自人类感觉范围之外的某种形式的密集群居生物。

“你有没有对丹妮斯表示你的歉意？”

“也许以后吧。”斯泰菲说，“提醒我。”

“她是一个温柔的姑娘，如果你允许的话，她想做你的好姐姐和朋友。”

“我不知道什么叫朋友。你不认为她有一点儿喜欢指使别人吗？”

“你除了向她表示你的歉意之外，一定要把她的《医生手册》还给她。”

“她总是在看那东西。你不觉得这事古怪吗？”

“至少她在读点儿书。”

“那当然，一串串的药名。你想这是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她在设法找到芭贝服用那玩意儿的副作用。”

“芭贝服用什么？”

“别问我，去问丹妮斯。”

“你怎么知道芭贝服用什么呢？”

“问丹妮斯去。”

“为什么我不能问芭贝呢？”

“那就去问芭贝。”她说。

默里从一条过道里出来，和芭比特一起走在我们前头。他从她的购物车里取出一包双筒纸巾来闻了闻。丹妮斯遇到了几个朋友，就一块儿到前面去看放在细长架子上的平装书，这些书的油墨闪着金属的光泽，封面上是凸字和鲜艳的图画，画的都是邪教暴行和风靡一时的浪漫故事。丹妮斯戴着一个绿色的帽舌。我听见芭比特告诉默里，说她一天十四小时戴着它，到现在为止已经有三个星期了。她不戴着它就不肯出门，甚至不肯离开自己的房间。她上学时在学校里戴着它；上厕所、看牙医和吃饭时也带着它。帽舌上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向她诉说什么，成为她的个性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这是她与这个世界的连接口。”默里说。

他帮芭比特推着装满东西的购物车。我听见他对她说：“西藏人相信死亡与新生之间有一个过渡状态。死亡事实上是一个等待时期，某个新的子宫很快就会接受这个灵魂。与此同时，灵魂自身会恢复出生时丧失的某些神性。”他仔细地看着她的侧面，好像是要发现某种反应。“这就是我每次来这儿时想的。这个地方从精神上充实我们、装备我们，这是一个入口或者路径。你看，多么生机勃勃！它充满了精神数据。”

我妻子对他微笑。

“一切都隐藏在象征之中，被神秘的面纱和层层文化材料所遮蔽。但是，它绝对是精神数据。巨大的门户滑动开启，又自动关闭。能量波，入射的辐射。所有的字母和数字都在此，色谱中所有的颜色，所有的人声和声响，所有的代码词和礼典用语。这仅仅是破译、重组和剥去层层不可表述的外表的问题。倒不是我们想这么做，也不是另有什么实用的目的。这儿不是西藏。甚至西藏如今也不再是西藏了。”

他仔细观察她的侧面。她把一块酸乳酪放进购物车。

“西藏人试图认识实际的死亡。它就是与事物联系的终结。这一简单的真理却难以令人明了。但是，一旦我们不再拒绝死亡，我们就可以平静地去死，然后继续向前，去体验在子宫里再生或者犹太基督教所谓的死后生活和灵魂出窍后的经历，或者乘坐不明飞行物旅行，或者去做任何我们想怎样称呼就怎样称呼的事情。我们可以心明眼亮地去这样做，而不必感觉敬畏和恐怖。我们不必做作地恋恋不舍地生，或者为此而恋恋不舍地死。我们径直向那滑动门走去。波与辐射。请看每样东西都由灯光照得通明。这地方封闭、独立，无始无终。我想到西藏还有另一个原因。在西藏，死亡是一门艺术。一个喇嘛进门，坐下来，告诉号啕大哭的亲属们离开，然后封上房间。门窗都封上。他有严肃重大的事情要做。吟唱，按生辰八字和星象占卦，诵读经文。此时此地我们不是在死亡，而是在购物。但是，两者的差别比起你所认为的要少得多。”

他现在几乎是在喃喃自语，我试图靠他更近一些，又不让我的购物车撞着芭比特的车。我想听到他说的每一句话。

“超级市场这么大、这么干净、这么现代化，这对我就是一种启示。在我过去的生活中，只有一些雾气腾腾的小熟食铺子，那里斜放的展品柜上摆满了盘子，里面装的是软绵绵、湿乎乎、颜色苍白的疙疙瘩瘩的东西。货柜又太高，你只好踮起脚趾才能够指着要买什么。喊叫声、外国口音。在城市里，没有一个人会注意某一桩具体的死亡。死亡只是空气的一种特性。它无处不在，又无处可见。人们在死去时大喊大叫，企图引人注意，哪怕被人记得一小会儿也罢。客死公寓，而不是寿终正寝在独门独院的自家房子里，我可以想象其灵魂下几辈子都是懊丧的。在小镇上，可是有独门独院的房子，还可以从凸窗里见到摆放在里面的花草。死亡更为人们所注意。死者的面孔是认识的，他们的汽车也为人所知。即使你叫不出某人的姓名，你至少知道那人住的街名或他的狗的名字。‘他驾驶一辆橘黄色的马自达牌汽车。’你知道有关某人这样的两三件无用的小事。但是，当此人生过一小阵子病，在某个阴雨绵绵的星期三下午躺在他自己的床上，拥着被子和枕头，发着烧，窦道和胸腔都有一点儿充血，心里还想着干洗的衣服，他却突然死了。此时，你所知道他的几件无用的小事，就成为对他进行身份鉴定和宇宙定位的主要事实了。”

芭比特说：“怀尔德在哪儿？”她转身盯着我看，那神色表明她已经有十分钟没见到他了。她脸上不那样忧郁和内疚的别一种表情，则表示更长的时间跨度、更深层的忽视。譬如：“我不知道鲸鱼是哺乳动物。”时间跨度越长，表情就越是茫然，情况就越是危险。似乎只有当危险最小时，内疚才是她让自己得到的一份奢侈。

“他怎么可能溜出购物车，而我竟然没有注意到呢？”

三个大人各自站在每条过道的尽头，盯着来往的购物车和移动的人群。然后，我们并排同时稍稍挪动，以改变监视线路，就这样我们再探着脑袋检查另外三条过道。我老是看见彩色的光点飞向右边，但是当我转过头去，又什么也看不见了。我发现彩色光点已有多年，但是从来没有这么多，这么鲜亮活泼。默里看见怀尔德坐在另一个女人的购物车里。那女人向芭比特挥手，推着车向我们走来。她和我们住在一条街上，有一个十来岁的女儿和一个名叫陈达克的亚裔婴儿。每个人都用名字称呼这小孩，使用几乎就是孩子父母的骄傲口气，但是，没有人知道陈的父母是谁，他或是她来自何方。

“克利内克斯·索夫蒂克，克利内克斯·索夫蒂克。”

斯泰菲握住我的手，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明白那样子是为了让我放心，而不是像我开始想的那样表示对我温情的占有。我感到有点儿吃惊。紧握我的手，帮我恢复自信心，使我不至于被任何忧郁的情绪所左右—她认为发现了某些忧郁的情绪正在我身上排解不开。

默里到小宗货物的快道去排队付账之前，邀请我们下一个星期六去吃饭。

“你们只要在来之前的最后一分钟通知我一下就行了。”

“我们会去的。”芭比特说。

“我不会准备什么丰盛的菜肴，所以如果你们有什么别的事，只要事先打电话告诉我一下。你们甚至不必打电话。如果你们到时不来，我就知道你们有什么事了，又没法通知我。”

“默里，我们会去的。”

“把孩子们也带来。”

“不了。”

“很好。不过，假如你们决定带他们来，也绝对没问题。我不想让你们觉得我把你们拴在某件事情上，不要觉得你们做出了什么无法取消的承诺。你们可以来，也可以不来。我自个儿总得吃饭，所以如果你们有事，必须取消，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我只是想让你们知道，如果你们决定来访，不管带不带孩子，我都会在家等候。这种事我们必须到五六月份进行，所以我请你们下一个星期六来，其中没有什么特别的奥秘。”

“你下学期回来吗？”我说。

“他们要我教一门有关汽车事故电影的课程。”

“把课接下来。”

“我会的。”

排队付账时，我蹭着芭比特的身子。她往后退到我的身上，我从后面抱住她，把两只手放在她的乳房上。她扭动屁股，我把鼻子埋进她的头发，喃喃地说：“肮脏的金发。”顾客们在开支票。高个儿的男孩在给货物装袋。这儿并不是每个人都讲英语，我在出口处的收银台、水果和冷冻食品部附近或者外面停车场的汽车之间，听到了各种各样的语言，搞不清是哪个国家的话，更说不上听懂了，虽然这些高个儿的男孩和收银台上的女人都是出生在美国的。这些女人穿着弹力便裤和白色的小凉鞋，个子矮小，束腰的外衣使她们显得胖墩墩的。队伍缓缓地向最后的售货点移动，那里的架子上摆着薄荷口香糖和鼻舒。与此同时，我试图把手伸进芭比特的裙子里，按在她的肚子上。

我们走到外面的停车场时，才听到谣传，说在对小学进行检查时死了一个男人，就是戴着防毒面具、穿着米莱克斯服和大靴子，显得庞大笨重的人中间的一个。谣传说，他在二楼的一个教室里突然跌倒在地，然后就死了。

一、波与辐射 第10节

山上学院的学费为一万四千美元，其中包括星期天的早餐费。我感到，这么一笔有分量的款子与图书馆阅览区内学生们摆放自己身体的姿势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他们以种种难堪的姿势坐在宽大的、带坐垫的椅子里，看起来就是某个家族集团或秘密组织的识别标志。他们或像胎儿似的蜷缩着，或展开四肢，或小腿外翻，或弓着背脊，或缠绕四肢像打了平结似的，有时候几乎头脚颠倒—每个姿势都是那样的别出心裁，看起来竟像是一场经典的哑剧表演，大有一种精心琢磨和祖传特技的味儿。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是在梦境中闯入了远东地区，遥远得无法解释。但是，这不过是他们以一种允许的外在形式，正在说着经济学课程上的语言而已，正如年初的旅行车大聚会一样。

丹妮斯看着她的母亲剥去扎在口香糖外面的玻璃纸带，这种商店赠送的口香糖一盒十六片分开包装。当她转过身来看见前面餐桌上的通讯录时，她的眼睛眯了起来。这个十一岁小姑娘的脸完全是一副训练有素的遏制着愤慨的面具。

她等待了好长一会儿，然后平静地说：“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你，这玩意儿使实验动物致癌。”

“是你要我嚼这种无糖口香糖的，丹妮斯。这可是你的主意。”

“那时候纸盒上没有警告。现在他们印上一条警告，我简直不相信你会看不到。”

她正在把旧本子上的姓名和电话号码转录到一个新本子上去。不写地址。她的朋友都只有电话号码，是一个具有七位数意识的人种。

“两者之中任何一种办法我都乐于接受。”芭比特说，“完全有你来决定。我可以嚼含糖的和有人工色素的口香糖，我也可以嚼无糖无色而对耗子有害的口香糖。”

斯泰菲放下电话。“干脆不要嚼口香糖。”她说，“你想到过这样的办法吗？”

芭比特正在把鸡蛋打到一个木制的色拉碗里。她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是在纳闷这女孩怎么能同时又打电话又听我们说话。我想说这是因为她发现我们的话有意思。

芭比特对姑娘们说：“注意，我要么嚼口香糖，要么抽烟。假如你们要我重新开始抽烟，那就把我的口香糖和薄荷桉叶糖拿走。”

“为什么你非要做这一件或者那一件事呢？”斯泰菲说，“你为什么不能两件事都不做呢？”

“为什么不能两件事都做呢？”丹妮斯说，脸上小心翼翼地不带表情，“你不就是要这样吗？我们终于全都如愿以偿，不是吗？除了明天我们想上学是办不到的—因为他们还在那地方消毒什么的。”

电话铃声响了起来，斯泰菲赶紧抓起听筒。

“我不是罪犯。”芭比特说，“我想做的全部事情，只不过是偶尔嚼一块那可怜的毫无味道的口香糖而已。”

“可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丹妮斯说。

“也算不上罪行。我不过每天嚼两小块而已。”

“唉，你再也不能了。”

“可是我能，丹妮斯。我要这样。嚼嚼口香糖正好让我放松。你只是在无事生非。”

斯泰菲一脸恳求的神情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她的一只手压住话筒。她不是用声音来说话，而是用口型来表达要说的话。

斯托弗家的人想来这儿。

“是大人还是孩子？”芭比特说。

我女儿耸了耸肩。

“我们不希望他们来。”芭比特说。

“回绝他们。”丹妮斯说。

我说什么呢？

“随便你说点什么都行。”

“只要不让他们到这儿来。”

“他们让人厌烦。”

“告诉他们待在家里。”

斯泰菲拿着电话机退了出去，看起来好像是用身体护着电话机，眼睛里充满了恐惧和兴奋。

“嚼一小点儿口香糖不可能有什么伤害。”芭比特说。

“我想你是对的。不要介意，仅仅是包装盒上的一则警告而已。”

斯泰菲挂掉了电话。“恰恰对你的健康有害。”她说。

“不过是几只耗子而已。”丹妮斯说，“我想你是对的。不必介意。”

“也许她认为它们只是睡觉时死了。”

“不过是些没有用处的啮齿动物，所以有什么区别呢？”

“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大惊小怪？”斯泰菲说。

“我很愿意相信她一天只嚼两块口香糖，还有呢，她也太爱忘事儿了。”

“我忘记什么了？”芭比特说。

“没什么。”丹妮斯说，“别介意。”

“我忘记什么了？”

“尽管去大嚼口香糖好了，别在意那警告。我无所谓。”

我从椅子上把怀尔德托起来，在他耳朵上给了他一个响吻，他高兴地往外退缩。然后我把他安置在柜台上，就上楼去找海因利希。他在自己的房间里捉摸塑料棋子的走法。

“还在与监狱里的那个家伙下棋吗？进展如何？”

“相当不错。我想我让他走投无路了。”

“你知道这个家伙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一直想问问。”

“譬如他杀了谁？这可是当今了不起的话题—对受害者的关怀。”

“你和这个人下了几个月的棋。除了他是因为谋杀而要终生监禁之外，你还知道他一些什么事？他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黑人还是白人？除了下棋之外，你俩还有些什么交往？”

“我们有时候互相传递便条。”

“他杀了谁？”

“当时他精神上有压力。”

“究竟发生了什么？”

“那里在不停地造房子。”

“所以他走到外面去，向什么人开了枪。他向谁开了枪？”

“铁城的某些人。”

“多少人？”

“五个。”

“五个人？”

“不算那个州警察，那是后来的事。”

“六个人。他对武器的嗜好是否已经痴迷了？他在六层的水门汀停车场旁边的小破屋里，是不是藏匿着其他武器？”

“有几支手枪和一支带望远瞄准仪的栓式步枪。”

“还有望远瞄准仪！他是站在公路立交桥上，还是从租来的房间里往外射击的？他是不是走进酒吧、自助洗衣店或者他原先干活的地方，然后开始不管见到什么人就乱开枪？人们四散逃开，躲到桌子底下去。外面街上的人还以为是听到了爆竹声。‘我正在等公共汽车，突然听到了这种像爆竹似的轻轻的噼噼啪啪声音响起来。’”

“他上了房顶。”

“好一个房顶射手。他那次上房顶射杀之前，有没有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下一点儿什么？他有没有将自己的声音录下来，看几部电影，或者读几本关于屠杀群众的书，来温习一下自己的记忆？”

“录了音。”

“还真录音呢。他将录音带干什么了？”

“寄给他爱的人，请求原谅。”

“‘我身不自由已啊，亲人们。’受害者是否是完全的陌生人？还是他泄愤杀人？是不是他被解雇了？此前他是否幻听到了说话声？”

“完全的陌生人。”

“他是否幻听到了说话声？”

“电视里的说话声。”

“只对他一个人说的吗？把他一个人挑了出来？”

“那声音告诉他，要将自己载入史册。他二十七岁了，又失了业，离了婚，他的汽车还在被拍卖。他的时光正在白白流逝。”

“真是不依不饶、咄咄逼人的话！他怎样对待媒体？与很多人会面吗？常常给当地报纸的编辑写信吗？还想出版一本书什么的？”

“铁城根本没有媒体。他没有想到这一点，后来就太晚了。他说，如果必须全部重新做一次的话，他不会把它搞得像是一件普通的谋杀，他要把它搞成像是一次暗杀事件。”

“他会更加谨慎地挑选对象，杀死一个知名人士，引起注意，使之引起轰动。”

“他现在知道自己不会载入史册了。”

“我也不会。”

“可是你有希特勒研究专家的名声。”

“是的，我有此名声—我真有吗？”

“汤米·罗伊·福斯特有什么呢？”

“好吧，他在信中把这一切事情都告诉了你。你回信时说些什么呢？”

“我在掉头发。”

我看了他一下。他身穿运动服，脖子上围着一条毛巾，两只手上都戴着护腕。

“你知道你妈妈对于你通讯下棋会说什么？”

“我知道你会说什么。你正在说着呢。”

“你妈妈好吗？最近收到她的信吗？”

“她要我今年夏天到那个嬉皮士村去。”

“你想去吗？”

“谁知道我想干什么？谁知道任何一个人自己想干什么？对于这样的事你能有把握吗？这一切不就是一个脑化学的问题，一个大脑皮层中的电能问题，一个来来往往的信号问题？你怎么知道某件事情真是你想做的，或者仅仅是大脑中某种神经冲动呢？在大脑两个半球之一的这个无足轻重之处，发生了某种微不足道的小小活动，于是，我突然想到蒙大拿去，或者我就不想到蒙大拿去了。我怎么知道我是真想去，而并非仅仅是某些神经元在传递神经冲动什么的？也许这只是髓鞘意外的一动，突然我就身在蒙大拿，而且明白我本来并不真的想到那儿去。我无法控制自己大脑里发生的事情，所以我怎么能肯定十秒钟之后我想干什么呢？所以更无法知道夏天想不想去蒙大拿了。这都归结于大脑中的这种活动，你无法明白你作为一个人究竟是什么，也无法知道正好在或者正好不在传递神经冲动的神经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难道这不能解释为什么汤米·罗伊·福斯特会枪杀这些人吗？”

早上我步行去了银行。我在自动柜员机上核查我的存款。我插进信用卡，输入密码，键入我的要求。经过长时间的文件搜索和烦人的计算，屏幕上终于有气无力地出现了数字，它与我自己估计的大致相当。一阵阵解脱和感激的暖流通过我全身。这个系统赐福于我的生活。我感觉到它的支持和赞同。系统的硬件，坐落在某个遥远城市中一间上锁的房间里的中央处理机！多么令人愉快的交互作用！我体验到某种深深的个人价值—但是并非金钱，绝非金钱—已经被证实和肯定。一个精神错乱的人被两名武装卫兵从银行押走。系统是看不见的，这一点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与其打交道时更加令人烦恼。但是我们欢迎它，至少现在是这样。网络，线路，光束，和声。

一、波与辐射 第11节

我从死亡的梦魇中惊醒，大汗淋漓。我感到恐惧和痛苦不堪，却毫无防卫之力。这是我生命中心的一次停顿。我应该从床上爬起来，扶着墙面和楼梯栏杆穿过黑暗的房子，摸索我的出路，使我的灵魂回到躯壳，重新进入这个世界。可是，我既缺乏这种意志，又缺乏这样做的体力。汗珠从我的两肋往下淌。收音机上数字钟的读数为3：51。这样的时刻总是奇数，这有什么意思吗？难道死亡是奇数？有没有强化生命的数字和威胁生命的数字？芭比特在睡梦中发出喃喃声响，我往她身边挪动，闻到了她的体热。

我终于入睡，醒来时闻到一股面包片烤焦的味道。那该是斯泰菲做的好事儿。她常常不管在什么时候故意把面包片烤糊。她喜欢这种焦味儿，已经上了瘾。这是她的宝贝气味，让她感到过瘾；这是木炭的烟味、掐灭的蜡烛或七月四日独立日放烟火时满街的火药味所没法满足她的。她已经排列出了自己喜好的顺序：先是烧糊的黑麦，然后是烧糊的蛋白，等等。

我穿上浴袍下楼去。我总是穿着浴袍走到什么地方去一本正经地对孩子们训话。芭比特和她一道在厨房里，使我吃了一惊，我还以为她仍然躺在床上呢。

“要吃几片烤面包吗？”斯泰菲说。

“下星期我就是五十一岁了。”

“那不算老吧？”

“二十五年来我的感觉都一样。”

“这样不好。我母亲多大年纪了？”

“她仍然年轻。我们头一次结婚时，她才二十岁。”

“她比芭贝年轻吗？”

“差不多年龄。正因如此，你不该认为我是那种不断找年轻女人的男人了。”

我也不明白自己的回答是说给斯泰菲听的，还是说给芭比特听的。这事发生在厨房里，默里对此可能会说，这种地方数据多并且层次深。

“她仍然在中央情报局工作吗？”斯泰菲说。

“我们不应该谈论这件事。她只是一个合约情报员。”

“那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人们为了挣第二份收入而去兼职。”

“她具体做些什么事呢？”芭比特说。

“巴西打来一个电话，她就要行动起来。”

“然后做什么呢？”

“她带着装满钱的手提箱在拉丁美洲到处跑。”

“就这些吗？那我也会做的。”

“有时候他们送书给她审阅。”

“我见过她吗？”芭比特说。

“没有。”

“我知道她的名字吗？”

“达娜·布里德拉夫。”

当我说这个名字时，斯泰菲的嘴唇做着它的口型。

“你不打算吃那东西了吧？”我对她说。

“我总是吃自己烤的面包片。”

电话铃响，我捡起话筒。一个女人的声音发出尖声的“哈罗”。这声音说它是计算机发出来的，是销售调查的一部分，目的在于确定当前消费欲的水平。它又说要提若干问题，每个问题之后都会有停顿，以便让我做出回答。

我把话筒交给斯泰菲。当她显然忙着回答那合成的声音时，我才低声地和芭比特说话。

“她喜欢搞阴谋。”

“谁？”

“达娜。她喜欢把我卷进是是非非之中去。”

“什么样的是是非非？”

“小集团。挑唆一些朋友反对另外一些朋友。家庭阴谋，工作单位里的阴谋。”

“听起来像是老一套的玩意儿。”

“她对我说英语，在电话上说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

斯泰菲扭转身，用空着的那只手把套头衫扯得老远，好看上面的标牌。

“丙烯腈纶纤维。”她对着话筒说。

芭比特核对了她套头衫上的标牌。天开始下细雨。

“快满五十一岁是什么感觉？”她问。

“与五十岁时没有什么不一样。”

“但是，一个是偶数，一个是奇数。”她指出道。

那晚，默里在双眼煤气灶上炖了一只青蛙似的康沃尔母鸡，请我们在他那灰白色的房间里吃了一顿不同寻常的饭。随后，我们一个个从金属的折叠椅里站起身来，转移到床上喝咖啡。

“我当体育新闻记者时，”默里说，“常常去旅行，生活在飞机上、旅店里和露天体育场的灰土中，在公寓里从没有家的感觉。现在我终于有一个窝了。”

“你已经做得很了不起了。”芭比特说，她的眼光绝望地扫视着整个房间。

“它狭小、黑暗、寻常，”他自感满足地说，“是一个思想的容器。”

我指着街对面几英亩空地上陈旧的四层楼房做着手势。“你听得到那疯人院里的吵闹声吗？”

“你是说打骂和喊叫声吗？有意思的是，人们仍然把它叫作疯人院，那可能是它奇特的建筑式样—陡峭的房顶、高耸的烟囱、圆柱、东一搭西一搭古怪或者凶相的小花饰—造成的印象，不过我还说不准。总之，它看起来不像疗养院或精神病院，而像一座疯人院。”

他的西装裤膝盖处已经磨得发亮。

“很遗憾你们没有把孩子们带来。我想了解小孩子。这是一个孩子的社会。我对学生们说，他们的年龄已经太大，不会被看做社会的中坚力量了。他们每分钟都在分道扬镳。‘即使是我们坐在这里的此时此刻，’我告诉他们，‘你们也正在从核心离去，不再被看做一个群体，也不再是广告商和大众文化生产者追逐的对象。孩子们是真正具有普遍行为模式的一个群体。但是你们大大地过时，已经开始落伍，对你们所消费的产品感到隔阂。这些产品是为谁设计的？你们在整个营销计划中占什么地位？你们一旦离开学校，那么，感受无边的孤寂和作为丧失了群体特征的消费者的不满情绪就只是时间早晚的事情了。’然后我用铅笔嗒嗒嗒地敲击桌子，表示时间正在如此不祥地逝去。”

因为我们都坐在床上，默里必须向前躬着身子，目光越过悬在我手里的咖啡杯子，才能与芭比特交谈。

“你总共有多少个孩子？”

芭比特似乎迟疑了一下。

“当然是怀尔德。还有丹妮斯。”

默里喝了一口咖啡，咖啡杯还没有离开下嘴唇，就斜着眼想看她一眼。

“还有尤金，他和他爸今年住在西澳大利亚州。尤金今年八岁。他爸爸在澳大利亚偏僻的内地做研究，他也是怀尔德的爸爸。”

“这个男孩正在没有电视的环境下长大。”我说，“默里，这可能会使他变成一个值得交谈的野孩子、一个从灌木丛中解救出来的野人。他聪明，也能读书写字，却被剥夺了标志他独特族类的深层代码和信息。”

“只有当人们忘记怎样去观看和倾听时，电视才成为一个问题。”默里说，“我的学生们一直在与我讨论这事。他们开始感到应该反对媒体，正如上一代人反对他们的父母和国家。我告诉他们必须重新像小孩子一样观察事物。发现内容。杰克，用你的话说就是寻找代码和信息。”

“他们对此说什么？”

“电视仅仅是垃圾邮件的另外一个名称。但是我告诉他们，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我对他们说，两个多月以来，我一直坐在这个房间里，看电视一直看到半夜之后，仔细地听，还记笔记。让我告诉你，这是一种伟大的因而令人感到渺小的、几近神秘的经验。”

“你的结论是什么？”

他拘谨地交叉双腿端坐着，咖啡杯放在怀里，正视前方，微笑着。

“波与辐射。”他说，“我终于明白了媒体是美国家庭中一股首要力量。它是封闭、永恒、独立、自指的。它就好像是我们的起居室中降生的一个神话，就好像是我们在梦境和潜意识里所感知的某样东西。我非常感兴趣，杰克。”

他看着我，仍然神秘兮兮地窃笑着。

“你得学会怎样去观察。你自己必须面对和接受各种数据。电视提供的精神方面的数据之多，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它开启了世界诞生的古老记忆，它欢迎我们进入系统的栅格，那些组成图案的嗡嗡响的小圆点联结起来的网络。有光线，有声音。我问学生们：‘你们还需要什么吗？’看看包含丰富数据的网络、光彩夺目的电视节目、广告歌词、作为生活片段写照的商业广告、黑暗中猛地推出的产品、代码化的信息和无休止的重复，听起来像颂辞和祷文。‘可口可乐，可口可乐，可口可乐。’如果我们能够牢记如何心无邪念地去响应，忘却懊悔、厌倦和反感情绪，媒体中实际上充盈着庄重的程式。”

“但是你的学生不这样认为。”

“按他们的说法，电视比垃圾邮件还糟，只是人类发泄意识中的死亡苦闷。他们为以前看过的电视感到羞耻。他们愿意谈论电影。”

他起身给我们的杯子里添咖啡。

“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的事？”芭比特说。

“我是从纽约来的嘛！”

“你的话说得越多，看起来就越心怀鬼胎，好像你正在捉弄我们。”

“最妙的话是有诱惑力的。”

“你结过婚没有？”她说。

“结过一次，很快就结束了。当时我正在采访‘喷气机队’、‘都市人队’和‘网队’的队员们。我现在在你们看来一定非常古怪，是一个孤独的怪人，捧着一台电视机，在几十堆积满灰尘的漫画书中打发日子。难道你认为，我会不喜欢早晨两三点钟时，”他对她说，“一个穿着细高跟鞋和开衩的裙子、丁丁当当挂了一身首饰的聪明女人戏剧性的来访吗？”

我们步行回家，我的手臂搂着她的腰。天下起了毛毛细雨，大街上空空荡荡。榆树街两旁的商店一片漆黑，两家银行也是灯光昏暗，眼镜店橱窗里眼睛形状的霓虹灯照在人行道上的光线非常别致。

涤纶，奥纶，弹力合成纤维。

“我知道自己好忘事儿。”她说，“不过我不知道竟如此严重。”

“没那么回事儿。”

“你没听丹妮斯说吗？那是什么时候—上星期吗？”

“丹妮斯精明苛刻，别人不会注意的。”

“我在电话机上拨了一个号码，却忘了要给谁打电话；我上商店去，却忘了要买什么。有人告诉我什么事情，我就忘记了；他们再告诉我一遍，我又忘记了；他们第三次告诉我时，脸上就露出尴尬的笑容。”

“我们都会忘事儿。”我说。

“我遗忘人名、面孔、电话号码、通讯地址、约会、指示、方向。”

“这样的事或多或少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

“我忘了斯泰菲不喜欢被人叫做斯泰芬妮。有时候我还叫她丹妮斯。我会忘了把车停在哪儿，然后又在好长好长一段时间里忘了这车是什么样子的。”

“遗忘症已经渗透进了空气和水中，它已经进入了食物链。”

“或许这是我嚼的口香糖引起的—此话不着边际吗？”

“或许是别的什么东西。”

“你什么意思？”

“除了口香糖之外，你还在服用什么东西吧？”

“你哪来这样的想法？”

“我从斯泰菲那儿转听来的。”

“斯泰菲听谁说的？”

“丹妮斯。”

她顿了一下，承认了这种可能性，即如果谣言或揣测来源于丹妮斯的话，就非常可能是真的。

“丹妮斯说我在服用什么？”

“我想在问她之前，先问问你。”

“据我所知，杰克，我没有服用任何可能导致我记忆缺失的东西。另一方面，我并不老，头部也从未受过伤，我家族中除了宫颈息肉之外没有任何遗传疾病。”

“你刚才说也许丹妮斯是对的。”

“我们对此不能不加以考虑。”

“你是说，或许你服用的东西有损伤记忆力的副作用。”

“不是我在服用什么东西而我不记得了，就是我没有服用什么东西而我不记得了。我的生活即为‘不是……就是……’。我嚼的不是普通的口香糖，就是无糖的口香糖。我不是嚼口香糖，就是抽烟。我不是抽烟，就是长体重。我不是长体重，就是跑体育场的台阶。”

“听起来像是乏味的生活。”

“我希望它永远这样。”她说。

大街上很快落满了树叶，树叶翻滚着从房顶上刮下来。每天总有几个时辰会刮大风，使树木越发光秃。退休的男人拿着卷齿的草耙，出现在后院和前面的小草坪上。黑色的垃圾袋高低不平地排列在路缘石旁。

一批批面色惊慌的孩子来到我家门口，索讨万圣节礼物。

<hr />

注释：

一、波与辐射 第12节

我每星期去上两节德语课，都是后半晌去的，黑沉沉的暮色一次比一次降临得早。按霍华德·邓洛普的规矩，上课的全过程中，我俩要面对面坐着。他要求我在他演示辅音、双元音和长短元音的发音时，仔细观察他发音时的舌位高低。而我在试图模仿这些令人不快的声音时，他也仔细地向我的嘴巴里张望。

他的脸显得温和安详。这张椭圆形的脸上一般情况下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一旦他循例做起发音动作，他的脸就开始扭动弯曲。这是一件看上去令人迷惑不解的事，像是在特别控制环境中的一次发病，很不体面地引人注目。他把脑袋缩进自己的躯体，眯缝两只眼睛，扮出外星人的怪相。轮到我模仿这些噪音时，只要能让老师高兴，我就如法炮制：扭曲嘴巴，紧闭双眼—我意识到，如此折腾发出来的喊叫声，听起来肯定像自然规律的突发性变化，譬如顽石或老树挣扎着开口说话。当我睁开眼，我见他离我的嘴巴仅有几英寸，正俯身往里瞅着。我总是奇怪他在那里面看到了什么。

每次课前和课后总有令人紧张的冷场。我试图起个头随便聊聊，让他谈谈他在教德语之前当按摩师的岁月和生活。那时他就会向前瞅着房间中央，看起来不像是愤怒或者厌倦或者躲闪，而似乎是超然物外，与一切事件毫无关系。当他开口说话，谈论其他房客或房东时，他的声音里就有某种抱怨的成分，一种拉长调子的怨气。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是，他相信自己以前一直在那些总是倒霉的人中间虚度光阴。

“你收了多少学生？”

“学德语的学生吗？”

“是。”

“你是目前我惟一的学德语的学生。我以前还有别的学生。德语现在不吃香了。这些事情与别的东西一样，风水轮流转。”

“你还教别的什么呢？”

“希腊语、拉丁语、航海术。”

“人们到这里来学航海？”

“不再像以前那么热门了。”

“如今有那么多人在教书，真令人惊奇。”我说，“每个人都有一个老师。我认识的每个人不是老师，就是学生。你认为这意味着什么？”

他移开目光，对着小套间的门看去。

“你还教什么别的东西吗？”我说。

“气象学。”

“气象学！你怎么干上这一行的？”

“我母亲的去世对我产生了可怕的影响。我彻底垮了，对上帝失去了信仰。谁也无法安慰我，我完全自我封闭起来。然后某一天，我偶然从电视上看到一则天气预报，一个生气勃勃的小伙子，手持一根发红光的指示棍，站在彩色的卫星照片前，预报今后五天的天气。我对他的自信和高超的本领，佩服得坐在那里入了迷。这个过程，好像是一条信息通过那年轻人从气象卫星发射出来，再传递给坐在帆布椅里的我。我转向气象学以寻求安慰。我查阅气象图，搜集有关天气的书籍，出席气象气球的放飞仪式。我认识到，气象学正是我自己一生在寻找的东西。它给我带来了我从未经验过的宁静和安全感。露水，霜和雾，阵阵小雨雪，急速的气流。我确信急速的气流中有某种雄伟的气势。我从此步出自己窝居的壳儿，开始与街上的人们交谈。‘好天！’‘看样子要下雨。’‘你觉得很热吗？’每个人都注意天气情况。你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到窗前看看天气。你这样做，我也这样。我列了一个单子，写上自己期望在气象学方面做出的最终成就。我上了一门函授教程，取得了一个有权在法定居住人数少于百人的建筑里教授该课程的学位。我教气象学的地点，有教堂地下室、活动房停放处、家庭的私密室和起居室。他们来到中溪镇、木材镇、水城，来听我讲课。有工厂工人、家庭妇女、商人、警察和消防队员。我在他们的眼睛里看到了某种东西：饥渴—不由自主的需求。”

在他保暖内衣的袖口上有许多小洞。我们正站在房间的中央，我等待他继续往下说。此时正值一年中、一天中的最佳时刻，等待琐屑然而持续不断的烦恼进入事物的内部。黑暮、沉寂、透心的寒冷。某种天生的孤独。

我回到家的时候，鲍勃·帕尔迪正在厨房里练习高尔夫球的挥棒动作。鲍勃是丹妮斯的父亲。他说，他正要到玻璃镇去做演示，开车经过城里，心想或许可以带我们全体去吃一顿饭。

他双手合拢，在自己的左肩上方慢慢挥动，随后平稳地做出击球的弧形动作。丹妮斯坐在靠窗的凳子上注视他。他穿一件半截头的粗羊毛衫，两只袖子松松地悬在衬衣袖口上。

“什么样的演示？”她说。

“啊，你晓得的，展示图表啦，标上箭头啦，在墙上涂些颜色啦。这是一种扩大影响的基本手段，心肝宝贝儿。”

“你又换工作了吗？”

“我在筹集基金，而且忙得不可开交，相信我吧。”

“什么样的基金？”

“任何可以筹集的东西，你明白吗？人们要把食品券给我，那些蚀刻版印刷的玩意儿。嘿，好极了，我不在乎。”

他俯身做着将球轻击入洞的动作。芭比特交叉双臂，斜靠在冰箱的门上，望着他。楼上，一个英国口音的声音传来：“除了旋转的感觉之外，还有其他形式的眩晕。”

“基金干什么用？”丹妮斯说。

“有一件小事你或许已经听说过，称为‘核事故准备基金会’。一种根本上是工业方面的法定防护基金，以备万一发生某种情况时有用。”

“以备万一发生什么情况？”

“以备万一我饿晕过去了。让我们悄悄地弄点儿肋排骨，我们为什么不呢？你们中间有喜欢腿肉的人，有喜欢胸脯肉的人。芭比特，你有什么说的？我几乎准备好了宰杀我自己的动物。”

“不管怎么说，你这一次换了几份工作？”

“别来烦我，丹妮斯。”

“没关系，我不在乎，干你想干的事好了。”

鲍勃把三个大一点儿的孩子带到大篷车游乐场去。我开车送芭比特去给特雷德怀尔读报，这瞎老头和他姐姐一起住在河边的房子里。怀尔德坐在我俩中间，翻弄着特雷德怀尔奉为宝贝读物的超市小报。芭比特作为给盲人朗读的志愿者，对于这老头喜欢说不出口的庸俗的读物的口味持有保留意见。她认为，残疾人道德上必须规范于更为高尚的娱乐方式。如果我们不指望人类精神在他们身上取得胜利，那么我们还指望谁呢？他们应该树立一个榜样，正如她以身作则地当着读报人和道德弘扬者。但是，她在自己的职责上是很称职的，她给他朗读时极为认真，好像在对一个小孩子转述死者在答录机上的留言。

怀尔德和我在车里等候。朗读结束后，我们三人计划在“精致饼店”里与到大篷车游乐场玩的那伙人会合。他们在那里吃甜点心，我们就吃晚饭。我随身带了一本①</a>来打发今晚这段时间。

特雷德怀尔的家是一座木结构的旧房子，沿游廊的格子棚架已经锈蚀。芭比特进去之后不到五分钟就出来了，她满腹狐疑地走到游廊的尽头，向昏暗的院子里张望。然后，她慢吞吞地向车子这边走过来。

“门开着，我进去，却一个人也没有。我四周都看了，一样东西也没有，一个人也没有。我上了楼，见不到任何生命的迹象。好像也没有丢失什么东西。”

“关于他姐姐你知道些什么？”

“她比他年纪还大，而且，如果不考虑他瞎了而她没有瞎的话，那么她的情况也许更糟。”

附近的两幢房子黑沉沉的，都标着要出售。这个地区内其他几幢房子里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最近几天特雷德怀尔姐弟俩的行踪。我们把车开到警察的营房，向一个坐在计算机控制台后面的女职员询问。她告诉我们说每十一秒钟就有一个人失踪，然后就把我们讲的话录了音。

在城外的“精致饼店”里，鲍勃·帕尔迪静静地坐着。当我们一家人边吃边谈时，这位高尔夫球手柔嫩粉红的脸已经在他脑袋上耷拉着。他的皮肉似乎整个儿在下垂，他看起来有一种被严格规定减肥的人的可怜相。他的头发是花大价钱修剪和分出层次的，边梳理边染上去适量的颜色。这样打理头发着实带有相当的技术含量，但是它似乎需要用在一颗更有生气的脑袋上。我意识到芭比特正在仔细端详他，设法弄明白他俩做夫妻时所度过的风雨飘摇的岁月包含了什么样的意义。真是满目疮痍。他酗酒，赌博，把车开到河里，被人炒鱿鱼，辞职，退休，改名换姓来到煤城，雇了一个女人，让她一边与他性交，一边对他说瑞典语。那个瑞典女人的事让芭比特怒不可遏—不光是这件事，他居然还要来坦白—她就打了他，用手背、手腕和胳膊肘打他。往昔的爱情，往昔的恐惧。此刻，她望着他，怀着一股温柔的同情，还有一团似乎是深沉、爱恋的思念，而且丰富得足以对于他目前一连串痛苦具有降伏一切的魔力。但是，在我把思绪拉回到所读的书中时，我当然明白，这只不过是稍纵即逝的感情，是没有人能够理解的一种好心肠而已。

第二天中午时分，他们用拖网搜索河道。

<hr />

注释：

一、波与辐射 第13节

学生们倾向于固守校园。铁匠镇上没有什么可以让他们玩的，没有令人留连忘返的天然场所或迷人景色。他们有自己的食物、电影、音乐、戏剧、运动、谈话和性。这个镇上只有干洗店和眼镜铺。影影绰绰的维多利亚式家居房照片，装点着房地产公司的橱窗，这些照片有好多个年头没有换过了。房子已经售出了，或许已经拆掉了，或许仍然矗立在其他州的其他城市里。镇上到处可见标了价、在宅前或者院子里出售的旧货，淘汰下来的旧物什排列在车道上，由孩子们照料着。

芭比特到百年馆里我的办公室来找我。她说海因利希下了河堤，他头戴迷彩帽，手持即时成像傻瓜相机，看他们用拖网搜索河道；就在这时，有消息说特雷德怀尔老姐弟俩已经找到了。在州际公路上一个名叫“中村商城”的硕大商业中心里，他俩躲在一间废弃不用的糕点亭里，虽然还活着，却大受惊吓。显然，他俩先在商城里游荡了两天，迷了路，又茫然又害怕，然后躲进这脏乱不堪的小亭子。他俩在亭子里又过了两天，那个瘦弱的颤巍巍的姐姐壮着胆跑出来，从带转门的、画着漫画人物的垃圾桶里捡丢弃的食物。他俩待在商城的这段时间里，正巧天气暖和，真算是运气了。目前还没有人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求救。也许因为这地方又大又陌生，加上他俩又上了年纪，才使他们感到无奈，只好在一大片令人茫然和吓人的东西中，不知所措地东游西逛。特雷德怀尔姐弟俩很少外出，事实上没人知道他俩怎样来到商城的。可能是他们的一个侄孙女送他们到此下了车，后来却忘了来找他们上车。芭比特说，目前无法找到那个侄孙女来对此做出解释。

在这皆大欢喜的发现前一天，警方聘请过一个巫师，来帮他们卜算特雷德怀尔的行踪和命运。那时，当地的报纸上都是这方面的报道。那巫师是个女人，住在城外树林中的一间活动的房屋里。她希望人们只要知道她叫阿黛尔·t就行了。据报载，她和警长霍里斯·赖特一起坐在屋里，她审视特雷德怀尔的相片，并且嗅着从他们橱柜里拿出来的物品。然后，她请警长让她独自待一个小时。她举行了一番仪式，食用了某种米饭和一种名叫“大丽菊”的紫花，然后才让鬼魂附体。报道又说，在此特别营造的状态下，她设法将跟踪的目标设定在她要寻找的任何远方的物质系统上—这一次就是特雷德怀尔老头和他的姐姐。当赖特警长再次进入活动房屋时，阿黛尔·t让他忘掉河道，把注意力集中在特雷德怀尔家方圆十五英里范围之内有月球表面景色的干燥陆地上。警察立刻赶往河流下游十英里处的石膏处理工地，在此他们发现了一只航空袋，里面装着一枝手枪和两公斤纯海洛因。

警方已经多次向阿黛尔·t咨询。她帮助他们找到过两个被大头短棍打死的人、一个塞在冰箱里的叙利亚人和一只装有做过标记的六十万美元的保险箱。虽然报道补充说，在每一次案件中，警方寻找的其实都不是这些东西。

美国式的神秘越发深不可测。

一、波与辐射 第14节

我们都挤在斯泰菲小房间的窗前，观看壮丽的日落景色。只有海因利希走开了，可能是因为他不相信共同的乐趣会有什么益处，或者因为他认为现代的日落包含某种不祥的东西。

后来，我穿着浴袍坐在床上学习德语。我低声自言自语地念德语单词，心里在纳闷，我能不能在春天研讨会上仅限于简短的开场白中说德语。我也纳闷其他与会者会不会期望在报告会上、用餐和聊天时，自始至终都用德语，以标志我们的严肃认真及在国际学术界的独一无二。

电视里在说：“其他方面的趋势，均可以戏剧性地影响你的投资收入。”

丹妮斯走进来，叉开腿在床头躺下，脑袋枕在交叉的双臂上，脸背对着我。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姿势中，包含了多少代码、反编代码和社会历史？整整一分钟过去了。

“我们要对芭贝做些什么呢？”她说。

“你什么意思？”

“她什么事情也记不住。”

“她有没有问你她自己是否在服用药物？”

“没有。”

“她没有服用药物，还是她没有问？”

“她没有问。”

“她应该问。”

“可是她没有问。”

“你怎么知道她在服用某种药物的呢？”

“我在厨房水池下看到过混在垃圾中的那个瓶子，一种处方药瓶。上面有她的名字和药名。”

“那药叫什么名字？”

“‘戴乐儿’。每三天服一片。听起来好像有危害性或会上瘾什么的。”

“你那本药品指南上对‘戴乐儿’有什么说法？”

“那里面没有这药。我花了几个小时，看了四种药品目录。”

“它一定是近来才上市销售的。你要不要我来再查查那书？”

“我已经查过了。我查过了。”

“我们随时可以打电话给她的医生。但是我不想把这事情搞得太大。每个人都会服用某种药物，每个人偶尔都会忘事儿。”

“不像我妈妈那样。”

“我老是忘事儿。”

“你用什么药呢？”

“降压片、轻松丸、脱敏药、眼药水、阿司匹林，常用药而已。”

“我检查过你们浴室的药品柜了。”

“没有‘戴乐儿’吗？”

“我以为会有一只新药瓶。”

“医生配了三十颗药，就那么回事儿，常用药而已。每个人都吃药。”

“我仍然想弄弄明白。”她说。

整个这段时间里，她的脸都背对着我。这种情势包含着潜在的阴谋，有可能让人做出不光明正大的举动和秘密计划。可是，现在她改变姿势，用一只胳膊肘支撑上身，从床脚那一头打量我。

“我可以问你一些事情吗？”

“当然。”我说。

“你不会气得发疯吧？”

“你是知道我的药品柜里有些什么的。还有什么秘密瞒着吗？”

“你为什么给海因利希起名海因利希呢？”

“问得有理。”

“你不是非答不可。”

“问得好。没有理由说你不可以问。”

“那么你是为什么呢？”

“我认为这个名字中有一股力量，是个叫得响的名字，其中有某种权威性。”

“他是不是根据某个人来起的名字？”

“不。他是在我创办这个系之后不久出生的，我想当时我是要肯定一下自己的好运。我想做点儿德国式的事情。我感觉需要做出一种姿态来。”

“所以就起了海因利希·杰拉德·格拉迪尼的名字？”

“我认为也许有一种权威性附在他身上。我当时认为这名字有力量，令人印象深刻，我现在仍然这样想。我要保护他，让他无所畏惧。人们给他们的孩子起名金姆、凯利、特雷西。”

沉默了好长一会儿，她始终盯着我看。她的五官有点儿挤在脸的中央，这就使她在聚精会神时，看起来有些哈巴狗的好斗神气。

“你是不是认为我估算错了？”

“这话不该由我来说。”

“德国名字、德国语言、德国东西中，都有某种名堂，我说不准究竟是什么，但它就是在那儿。当然，这一切的核心是希特勒。”

“昨夜他又出现在电视里。”

“他总是出现在电视里。没有他，我们就没有电视节目了。”

“他们输掉了那场战争。”她说，“他们能有多伟大呢？”

“一个可以成立的论点。但是，这并非是否伟大的问题。它不是善恶的问题。我不知道它是什么。请这样来看这件事：有人总是穿一种自己喜欢的颜色，有人持枪，有人穿上军装就自觉更加高大、更加强壮、更加安全。我非常感兴趣的事情就在这个领域里。”

斯泰菲戴着丹妮斯的绿色眼罩走了进来。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她爬上床，我们三个人一起翻阅我的德英字典，查找像“狂欢节”和“鞋子”这样两种语言里发音差不多的词汇。

海因利希从走廊那边跑过来，冲进房间里。“来啊，赶快，飞机坠毁的现场镜头。”然后他就出了房门，姑娘们下了床，他们三个人一起跑进走廊，赶到电视机那边去。

我坐在床上有点儿不知所措。他们离开房间时的迅速和吵闹使房间处于分子震荡状态。在一堆看不见的物质的残留碎片之中，产生的问题似乎是：这里正在发生什么？待我来到走廊尽头的房间时，只见到荧屏边上有一缕黑烟。但是，坠机事件又播放了两次，其中一次是以定格连续镜头重播的，同时由一位分析家解释飞机倒栽的原因。失事的是新西兰空中表演的一架喷气式教练机。

我们让盥洗室的两扇门敞开着。

那是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按照习惯和常规，我们聚集在电视机前，吃外卖的中国饭菜。电视上播放水灾、地震、泥石流、火山喷发。我们以前从未对于自己的职责—星期五聚会如此专心致志。海因利希没有拉长脸，我不感到乏味。斯泰菲差一点儿被肥皂剧里一对夫妻的吵架弄得掉眼泪，她看起来完全沉浸在这些关于灾祸和死难的纪录短片中了。芭比特想把电视频道转到一个喜剧性连续剧，那是在讲一群不同种族的孩子如何建造他们自己的通讯卫星。她没有料到我们会如此激烈地反对，因而大吃一惊。我们寂静无声地看着房屋在大团流动的火山熔岩中被冲进海洋，一座座村庄整个儿倒塌、起火。每一场灾难都让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灾难，看到更大、更宏伟、更迅猛移动的东西。

我星期一走进办公室时，发现默里坐在办公桌边上的椅子里，那模样好像是在等候量血压的护士。他说，他要在美国环境系建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研究基地，但是一直有麻烦。系主任阿尔丰斯·斯汤帕纳托似乎觉得，另外一位讲师—体重三百磅，名叫迪米特里奥斯·科特沙基斯的前摇滚乐歌手保镖—享有优先权，因为他在“猫王”去世时曾坐飞机前往孟菲斯，采访猫王的随从和家庭成员；他自己也曾作为此特别事件解释者的身份，在当地电视上受到过采访。

默里承认，这超过了普通的“政变”行动。我建议，我可以非正式地、不通报姓名地出席他下次的讲座，只是为了赋予这些做法一种有重要性的味道，给予他我的职务、我的研究课题、我个人的影响和名望可能具有的好处。他手指捻着自己的胡子尖慢慢地点了一下头。

后来在午餐时，我在一帮纽约来的流亡者占据的饭桌上，找到了唯一的空椅子。阿尔丰斯坐在饭桌的上首，即使在大学校园的餐厅里，这也是令人瞩目的所在。他身材高大，目光阴沉，一副爱挖苦人的神态，额头上有疤痕，一把大胡子四周已呈灰色。这大胡子正是1969年我要蓄的那种，要不是我第二任妻子、海因利希的妈妈珍妮·塞弗里反对的话，我一定会留这种胡子的。“让他们看看这一片和蔼可亲的地方吧。”她用干巴巴的小嗓音说，“它比你想的更有视觉效果。”

阿尔丰斯对于自己所做的每件事都是全力以赴的。他懂四种语言，记忆力好得像照相机似的，还能心算复杂的数学题。他曾经告诉我，在纽约获得成功的艺术，首先在于学会如何以有趣的方式表达不满情绪。那里的气氛充满了忿懑和牢骚。人们无法容忍你实际的难处，除非你懂得怎样以此来使他们快乐。阿尔丰斯自己偶尔也会轰轰烈烈地使人乐一回儿。他的举止言谈能让他消融和摧毁与他不一致的意见。当他谈论大众文化时，他运用的是宗教狂热的僵化逻辑，一种为了信仰可以杀人的逻辑。他的呼吸变得沉重，没有节奏，他的额头似乎紧锁。其他几位纽约流亡者好像认为，他的挑战和嘲笑就是他们努力工作的恰当背景。他们在他办公室里向墙上掷分币。

我对他说：“阿尔丰斯，为什么善意而又有责任心的人在看到电视上的灾难时，会觉得自己被人算计了？”

我和他谈到了最近一个晚上在电视里看到火山熔岩、泥石流和咆哮的洪水，对此孩子们和我都觉得非常好玩。

“我们想看到更多、更多。”

“这是自然的，正常的。”他说，还肯定地点了一下头，“每个人都会这样。”

“为什么？”

“因为我们精神苦闷。我们偶尔需要一个灾难来打破持续不断的信息轰炸。”

“这是显而易见的。”拉舍说。他是一个瘦小的男人，长着一张紧绷的脸，往后梳的头发油光可鉴。

“流动是永恒的。”阿尔丰斯说，“词汇、照片、数字、事实、图片、统计资料、斑迹、波、微粒、尘埃。只有灾难会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我们想得到它们，需要它们，依赖它们—只要它们在别处发生。这就是加利福尼亚出名的地方。泥石流、灌木林火、海岸水蚀、地震、集体屠杀，等等。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这些灾难面前麻木不仁，甚至觉得好玩，是因为我们心中感到，加利福尼亚活该遭受任何一种灾难。加利福尼亚人发明了生活方式的概念，光这一点就注定了他们的毁灭。”

科特沙基斯砸扁了一个减肥百事可乐罐，把它扔进垃圾桶。

“日本相当适合于灾难的报道镜头。”阿尔丰斯说，“印度在这方面大多尚未开发。他们有饥荒、暴雨、宗教冲突、火车出轨、轮船沉没等等巨大潜在的资源。但是，他们的灾难大多未被记录下来，不过是报纸上三行文字而已，没有电影镜头，没有卫星转播。这就是加利福尼亚显得如此重要的原因。我们不仅幸灾乐祸地看到后者由于轻松的生活方式和先进的社会观念而受到惩罚，我们还知道自己不会错过任何东西。摄影机就在那儿，处于待命状态，随便什么可怕的事情都别想逃过它们洞察一切的镜头。”

“你是在说，对于电视里的灾难看得着迷，多多少少有些普遍性。”

“对于许多人来说，世界上只有两块地方：他们生活的地方和电视机里给他们看的地方。假如电视里有一件事发生了，不管它是什么，我们都有种种权利觉得它令人着迷。”

“我不知道，了解到我的感受被如此广泛地共享，我该觉得好还是不好？”

“应该觉得不好。”他说。

“这是显而易见的。”拉舍说，“我们都觉得不好。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一层面上欣赏它。”

默里说：“这是专心致志于错误对象的结果。人们精神苦闷，这是因为他们忘记了像孩子那样听和看，忘记了如何采集数据。在心理意义上，电视上一场森林大火的层次比自动洗碗机的十秒钟镜头的层次要低。商业广告的波幅更宽，发射得更远。但是，我们颠倒了这些事物的相对意义。这就是为何人们的眼睛、耳朵、大脑和神经系统会变得消沉疲惫的原因。这是一个简单的误用实例。”

格拉珀漫不经心地将半个涂奶油的面包卷向拉舍扔过去，扔到了他的肩膀上。格拉珀脸色苍白，像婴儿似的胖墩墩的。他扔面包卷是为吸引拉舍的注意力。

格拉珀对他说：“你用自己的手指头刷过牙吗？”

“我用手指头刷牙是在结婚前，在我妻子父母家里第一次过夜时。当时她的父母正在度周末。他们一家子就是做伊帕纳牌牙膏广告的那个家庭。”

“遗忘牙刷对我来说是恋物的一种表现形式。”科特沙基斯说，“我在、、，以及在大约其他十几个重大场合，曾经用手指头刷牙。”

格拉珀看了默里一眼。

“我是在扎伊尔举行的之后，用手指头刷的牙。”默里说，“那是我用手指头刷牙时身处的最南端。”

拉舍看了格拉珀一眼。

“你是否曾经在没有座圈的便桶里拉过屎？”

格拉珀的反应是半抒情的。“那是在一个很大的臭烘烘的男厕所里。当时，我父亲头一次开车出城，把车停在‘波士顿邮路’上的一个破旧的索可尼‘美孚’加油站，厕所就在那儿。加油站画有红色的飞马。你要买这车吗？我可以提供你任何有关的汽车细节。”

“这些事情他们是不教的。”拉舍说，“没有座圈的便桶。往水池里撒尿。公厕文化。所有那些大饭店、电影院、加油站。全部马路精华。我在经过美国西部的一路上都往水池里撒尿。我曾经越过国界，到的水池里撒尿。这就是有关的一切。广阔无垠的西部天空。‘西部最佳’汽车旅馆。饭店和路边餐馆。大路、平原和沙漠的诗意。肮脏和臭气冲天的厕所。我在犹大州气温零下二十二度时往水池里撒尿，那可是我往水池里撒尿时的最低气温。”

阿尔丰斯·斯汤帕纳托狠狠地瞪了拉舍一眼。

“去世时，你在哪里？”他用威胁的口气说。

“在我未婚妻父母的房子里，从老式的埃默森牌台式收音机里听‘化妆舞会’。那时候，带发光调谐指针的摩托罗拉牌已经是过时货了。”

“你们好像花了不少时间在你岳父母房子里性交。”阿尔丰斯说。

“我们那时还是孩子。按照文化发源来说，实际性交行为尚为时过早。”

“那么你们在干什么？”

“她现在是我妻子，阿尔丰斯。你要我把乱七八糟的事都说出来吗？”

“詹姆斯·迪安去世了，你却在某个十二岁的姑娘身上乱摸。”

阿尔丰斯瞪着迪米特里奥斯·科特沙基斯。

“詹姆斯·迪安去世时，你在哪儿？”

“在阿斯托里亚我叔叔开的餐馆后面，用胡佛牌真空吸尘器清扫呢！”

阿尔丰斯看了格拉珀一眼。

“你他妈的在哪儿？”他说这话时好像刚刚想起来，如果不搞清格拉珀的行踪，那位演员就不能算真死了。

“我知道我当时所在的确切地点，阿尔丰斯。让我想一分钟。”

“你这狗娘养的，你在哪儿？”

“对于这些事情，我一向连最小的细节都一清二楚。但是，我是一个迷迷糊糊的毛头小伙子。我生活中有一些记不清的空白。”

“你在忙着手淫，你是不是这意思？”

“问我吧。”

“1955年9月30日，詹姆斯·迪安去世。尼古拉斯·格拉珀在哪儿？他在做什么？”

“问我吧，问我梦露吧。”

“银色的保时捷车闪电般地冲向十字路口。没有时间刹车，撞上了福特轿车。玻璃碎得乒乓作响，金属压得嘎嘎乱叫。吉米·迪安坐在驾驶座上脖子断裂，多处骨折和肌肉撕裂。当时是下午西海岸时间五时四十五分。尼古拉斯·格拉珀，的手淫大王在哪儿呢？”

“问我吧。”

“尼基，你在童年时代到处游荡，你现在是一个中年人了，应该回答得出的。”

“问我约翰·加菲尔德，问我蒙蒂·克利夫特。”

科特沙基斯整个儿就是一个大肉墩。他当过的私人保镖，进入本学院之前曾经是摇滚音乐会的保安队长。

埃利奥特·拉舍用一大块生胡萝卜向他扔去，然后问道：“你有没有在沙滩上晒了几天之后，让一个女人从你背上掀下晒脱的皮？”

“。”科特沙基斯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地方，那算得上是我一生中第二或第三次最伟大的经历。”

“她裸体了吗？”拉舍问。

“只裸到齐腰。”科特沙基斯说。

“从哪一个方向开始？”拉舍说。

我看见格拉珀向默里扔过去一块饼干，他是像反手扔飞盘一样扔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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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中扮演白瑞德。</a>

一、波与辐射 第15节

我戴上墨镜，脸上摆出镇定自若的神气，走进教室。教室里有二十五个或三十个青年男女，很多人身穿秋令颜色的衣服，散坐在扶手椅、沙发里，以及米色的大地毯上。默里在他们中间边走边讲，他的右手潇洒地挥动。他看到我时羞涩地微笑。我靠墙站定，黑袍下的双臂交叉抱着，试图引人注目。

默里正说着一段发人深思的独白。

“埃尔维斯的母亲是否知道她儿子会夭折？她谈论暗杀，她谈论人生，这一类型和伟大明星的人生。人生是否都是安排得要早早地剥夺你的生命呢？这是症结所在，对不对？总还有些规则、准则在。如果你不能年纪轻轻就大彻大悟、从容不迫地去赴死的话，你就会被逼着消亡，好像在耻辱和羞愧中隐匿。她担心他的夜游。她想到了他可能从窗户跨出去。关于母亲，我有一种感觉：母亲们真的是洞察一切。民间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希特勒崇拜他的母亲。”我说。

一阵无言的聚精会神，只有在某种极度的寂静、内心的紧张中，才能见得到这情状。当然，默里仍然在走动着，不过更加故作姿态地在椅子之间穿来穿去，人们都坐在地板上。我抱着双臂，倚墙而立。

“埃尔维斯和格拉迪丝喜欢用鼻子挨着对方和相互依偎着抚摸对方。”他说，“他们睡在一张床上，直到他的身体开始发育成熟为止。他们总是相互说幼儿腔的话。”

“希特勒从前是一个懒惰的小男孩。他的报告单上尽是不及格的成绩。但是克拉拉爱他、宠他，给予他父亲没有给他的关心。她是个安静的女人，谦恭、笃信宗教，而且还是个好厨师和好管家。”

“格拉迪丝每天接送埃尔维斯上学。她在街头的小打小闹中护着他，训斥任何一个想欺负他的小男孩。”

“希特勒常常想入非非。他上钢琴课，画博物馆和别墅的素描。他常常呆坐在自家房屋周围。克拉拉宽容这些。他是孩子中第一个活过婴儿期的，她已经有三个孩子死了。”

“埃尔维斯向格拉迪丝倾诉衷肠。他把女友带来见她。”

“希特勒给他母亲写过一首诗。她的母亲和外甥女是两个最能控制他思想的女人。”

“当埃尔维斯参军时，格拉迪丝就病了，而且心绪不宁。她感觉到了某种东西，有关她自己的也许与有关他的一样多。她的精神器官上闪现的全是出毛病的信号：凶兆和忧愁。”

“大致上无可置疑的是，希特勒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妈妈的宝宝’。”

一个正在记笔记的年轻人，心不在焉地用德语喃喃自语：“Mutters?hn.”我警惕地看着他。然后，我一冲动就放弃了靠墙的位置，开始与默里一样在教室里踱来踱去，时不时停下来做个手势或侧耳倾听，向窗外凝视或仰望天花板。

“在格拉迪丝病情恶化时，埃尔维斯几乎无法忍受让他母亲离开他的视线。他在医院里守夜。”

“当希特勒的母亲病重时，希特勒在厨房里放一张床，以便离她近一点儿。他做饭，还打扫房屋。”

“格拉迪丝去世时，埃尔维斯哀伤过度，差一点儿崩溃了。他对着棺材中的格拉迪丝又是抚摩又是亲吻。他对她说着幼儿腔的话，直到她入土。”

“克拉拉的葬礼花费了三百七十克朗银币。希特勒在坟头号啕大哭，然后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精神萎靡不振，自暴自弃。他感到极度寂寞。他失去的不仅是亲爱的母亲，而且是他对于家和家庭生活的感觉。”

“大致可以肯定，格拉迪丝的死，在‘猫王’世界观的中心引起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她一直是他生命中的支柱和他对于安全的感觉。他开始从现实世界中引退，进入他自身死亡的状态。”

“希特勒在他的余生中，不能忍受待在任何靠近圣诞节饰物的地方—因为他母亲死在圣诞树旁边。”

“埃尔维斯发出死亡威胁，也接受死亡威胁。他外出吊丧，对不明飞行物感兴趣。他开始研究《度亡经》，即通常所说的《西藏死亡之书》。这是一本关于死亡和再生的指南。”

“多年之后，希特勒在自我神话和深不可测的感觉支配下，在奥伯索尔兹堡他的斯巴达式的简陋住处，挂了一幅他母亲的画像。他的左耳开始听到嗡嗡声。”

默里和我在靠近教室中央的地方擦肩而过，几乎撞上。阿尔丰斯·斯汤帕纳托走进教室，后面跟着几个学生，他们也许是被某种兴奋的磁波和空气中的某种狂热吸引过来的。正当默里和我相互绕个圈儿，回避目光的对视，向着相反方向而去时，他粗大的身躯坐进椅子。

“埃尔维斯完成了合同中的条款。无节制、自甘堕落、自我毁灭、乖张的举止、身体发胖和一系列自己造成的对大脑的损害，断送了他自己。他在人们传说中的地位是稳固的。他用以消除对他的种种怀疑的办法，是毫无必要地、可怕地、年纪轻轻地就去死。现在没有人能够否认他。他母亲也许在自己去世的好多年之前，就看到了这一切，像从十九英寸的电视屏幕上看起来一样清楚。”

默里快活地给我让位，自己走到教室的一个角落，坐在地板上，留我独自在房间里踱步和手舞足蹈，自信地沉浸在我关于权利、疯狂和死亡的职业氛围中。

“希特勒自称是虚无之中冒出来的孤独的流浪者。他吮着棒棒糖，喋喋不休地向人们自言自语和东拉西扯，好像语言来自世界另一头某个浩瀚之处，而他只是神示的中介人。不知他会不会在燃烧着的城市下面的元首府地堡里，回顾他登上权力宝座之初的岁月—这倒是饶有趣味的问题。他会不会想到一小批一小批旅游者，前来参观他母亲出生的小村庄，他与表兄妹们驾牛车、放风筝，度过一个个夏日的那个小村庄？他们来此，对于克拉拉的出生地表达崇敬之意。他们走进农舍，试探性地到处触摸。半大的小子们爬上房顶。后来，参观的人数开始增加。他们来照相，顺手牵羊地将小物件塞进自己的口袋。再后来，大队人马到来，乌合之众在院子里乱窜，唱爱国歌曲，在墙上、在家禽身上涂抹纳粹的标志。众多的人来到他的山上别墅，人是那么多，他只好待在屋里。他们拾拣他走过的小道上的卵石，带回家作为纪念品。众多的人来听他演讲，人群—他曾经称为他唯一的新娘的群众—被色情地鼓动起来。他说话时闭上两眼，紧握双拳，扭动大汗淋漓的身躯，嗓音变调，成了一种震颤的武器。‘性谋杀’，有人这样称呼这些演讲。人们终于被他的嗓音、党歌、火炬游行所蛊惑。”

我低头凝视地毯，默数到七。

“但是请等一下。这一切似乎是多么熟悉，多么与常情相近。人群到来，被鼓动起来，一触即发—人们渴望被鼓动得兴奋。这不就是常情吗？我们明白所有这一切。那些人群总归会有某种不同之处。它是什么呢？让我用古老的英语、古老的德语、古老的斯堪的纳维亚语，小声地说出这个可怕的词儿：死亡。众多的人群是以死亡的名义聚集起来的。他们到那儿悼念死者。游行队伍、歌声、演讲、与死者的对话、诵念死者的姓名。他们到那儿看火葬的柴堆和燃烧的轮胎，成千上万面旗子上下挥舞以示敬意，成千上万名穿着制服的人来吊唁。那儿有纵横的队列、精巧的背景、血红的旗子和黑色的军礼服。人群在那儿组成面对自身死亡的盾牌。加入人群，就是为了抵御死亡。脱离人群，就是作为个体的死亡冒险，即独自面对死亡。这是人群到那儿去的最重要的理由。他们到那儿去加入人群。”

默里走出教室坐下来，他的眼光中露出深深的感激。我得心应手地大谈权利和疯狂，让我的话题与一个绝对渺小的人物联系在一起，后者仅是一个坐在摇椅中放映电视片的家伙。这可不是不足挂齿的小事。我们都有一种氛围要保持；与一个朋友共享我的氛围，我正冒着风险，可能丧失那些使我的地位不容动摇的东西。

人们聚拢起来，有学生有教员，从听不真切的话语和盘旋头顶的声音所汇成的轻柔的喧闹中，我意识到，我们现在就是一个人群；倒不是我现在需要周围有人群，现在尤其不需要那样。死亡在此不折不扣地是一种专业性的东西。我与它在一起感到舒畅，我对它驾轻就熟。默里走到我身边，挥着手分开人群，陪同我离开了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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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一、波与辐射 第16节

这一天下午两点钟，怀尔德开始哭泣。六点钟的时候，他坐在厨房的地板上，望着椭圆形的窗户，仍然在哭。我们很快吃完了晚饭，在他四周活动，或者跨过他走到灶台和冰箱那儿。芭比特一边吃饭，一边观察他。她还要去教坐、站和行走姿势的课，一个半小时后就得开始上课。她看着我，一脸筋疲力尽和哀求的神色。她对他说了安慰的话，把他抱起来，吻他，查看他的牙齿，给他洗了个澡，检查了他的身体，给他挠痒痒，喂他吃了饭，也试过让他爬进他的塑料游戏隧道。她教的那些老人会在教堂地下室里等候。

这是有节奏的哭泣，一种短促急迫的有韵律的表述。时不时地，他会突然停下来啜泣，发出一种不规则的、喘大气的动物哀叹声，但是其节奏还在，节拍更强，他的脸因为精疲力竭和悲伤而变得红扑扑的。

“我们带他去看医生。”我说，“然后我再送你到教堂。”

“医生会给一个哭泣的孩子看病吗？而且，他的医生现在不看门诊。”

“你的医生呢？”

“我想他在看门诊。但是，杰克，一个孩子哭泣算什么病呢！我对那人能说什么呢？‘我的孩子哭泣！’”

“有没有一种症状更加要紧呢？”

到此时为止，我们尚未有危机感。只不过是气恼和绝望。可是一旦我们决定去看医生，我们就开始手忙脚乱和犯愁了。我们寻找怀尔德的夹克衫和鞋子，努力回忆他在最近二十小时里吃了些什么，预想医生可能问的问题，小心地排练我们该怎么回答。即使我们不敢肯定回答是否正确，我们回答得一致似乎至关重要。医生对于两个说话互相矛盾的人会失去兴趣。这一忧虑一直贯穿在我与医生们的关系中，我担心他们对我失去兴趣，关照他们的接待员跳过我的名字呼叫别人看病，把我的死亡看做理所当然。

芭比特和怀尔德走进榆树街尽头的医疗大楼，我就在车里等候。医生的诊所比医院更让我沮丧，这是因为诊所里有人们期望否定的气氛，还因为偶尔有一个病人带着好消息离开诊所时，他会握着医生消过毒的手大声地笑，对医生说的每一句话大笑，笑声隆隆，气壮如牛，当他走过候诊室时，决意置其他病人于不顾，仍然恼人地笑着—他已经甩掉他们，与他们每周来一次时的忧心、他们的焦急和不足惜的死亡，不再有什么关联。我宁可到急诊室去，这是城里让人们战栗的地方，到这里来的人，有的肚子吃了子弹，有的被人砍伤，有的注射鸦片制剂而睡眼惺忪，也有的针头断在手臂里。这一切事情与我自己注定的死亡—我的死亡是非暴力的、偏狭的、忧虑重重的—毫不相干。

他俩从明亮的小门厅里走到街上。大街上冷飕飕的，空荡荡的，黑沉沉的。小男孩走在妈妈身边，拉着她的手，仍然在哭泣；他俩看起来好像是一幅出自业余画家之手的悲哀和灾难的画，我几乎要笑起来—不是笑那悲哀，而是笑他们用悲哀画就的这幅画，笑他们的悲伤与其表现之间的大相径庭。我的柔情和哀怜被他俩穿过人行道时的样子破坏：两人都穿着鼓鼓囊囊的衣服，男孩不依不饶地哭着，而他母亲头发凌乱，行走时弓着背，真是狼狈和可怜的一对儿。他俩不善于用语言来表达悲伤，那是一种毫不做作的巨大痛楚。这不就说明何以存在职业哭丧者了吗？他们使守灵不至于沦为滑稽的悲怆。

“医生说什么了？”

“给他吃了一片阿司匹林，让他上床躺着。”

“丹妮斯就是这么说的。”

“我把这话告诉了他。他说：‘那么，你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为什么我们不？”

“她只是个孩子，不是医生—这就是为什么。”

“你把这话也对他说了吗？”

“我不知道对他说了些什么。”她说，“我从来搞不准自己该对医生说什么，更记不住他们对我说了什么。空气中有某种干扰。”

“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

“这就好像在外空间行走时，穿着厚厚的宇航服晃晃悠悠地进行的对话。”

“每一样东西都在飘浮和游动。”

“我总是对医生说谎。”

“我也一样。”

“可这是为什么呢？”她说。

我在发动汽车时意识到，他的哭泣改变了声调和音质。急促的节律变成了持续、含混的哀哭声。他现在是在哀哭了。这是中东地区哀悼的表达方式，它所表达的痛苦是如此具有感染力，以至它会迸发而淹没了造成痛苦的直接原因。这种哭泣中，有某种永恒的触动心灵的东西。这是一种天生凄凉的声音。

“我们该怎么办？”

“想个办法。”她说。

“离你上课时间还有十五分钟。我们把他送到医院去，送急诊室。听听他们怎么说。”

“你不能因为一个孩子哭泣，就把他送急诊病房。如果有什么事情算不上急症的话，那就是它了。”

“我在车里等着。”我说。

“我对他们说什么呢？‘我孩子哭泣。’还有，他们那儿有没有急诊病房？”

“你不记得了吗？今年夏天我们送斯托弗一家来过。”

“为什么？”

“他们的汽车正好在修理。”

“别管那个了。”

“他们从什么去污器里吸进了某种喷雾。”

“送我去上课。”她说。

姿势。我把车停在教堂门前时，她的一些学生正在地下室入口处往台阶下走。芭比特用一种探究、恳切和绝望的眼光，看着她的儿子。他已经哭到第六小时了。她沿人行道跑进大楼。

我考虑把他送到医院去。但是，如果那个坐在自己舒适的诊所里的医生—那是一个墙上挂满了镶着精致金边框的画的诊所—彻底检查过孩子之后，什么毛病也找不出的话，那么急诊技术人员—那些训练成一下子就跳到人家身上，在胸脯上使劲按压停止跳动的心脏的人—还能做什么呢？

我把他抱进汽车，让他靠着方向盘，脸朝我，双脚搁在我大腿上。那大声的哀哭一直不停，一波又一波地响着。这种声音又响亮又纯粹，以至我能够倾听它、有意识地去理解它，如同音乐厅或剧院里安装上一台心理记录仪。他不是在啜泣或哭诉，而是在边哭边说一些说不上名的东西，其方式之深沉、丰富，着实让我感动。这是一种古代的挽歌，因其不折不扣的单调乏味而愈发感人。悲鸣。我用双手托着他两臂，使他坐直。他不停地哭的时候，我的思想中产生了一个奇妙的变化。我发现自己并不一定希望他停止哭泣，我想，这么坐着再听他哭一会儿，也许并非那么可怕。我们互相看着对方。在那哭糊涂了的面容后面，有一种复杂的灵性在起作用。我一只手扶着他，另一只手捏着他的连指手套，用德语大声地数他的手指头。那无法抚慰的哭泣持续不断。我让它像倾盆大雨一样向我倾泻。在某种意义上，我进入了这哭泣之中。我让它落下来，在我脸上和胸膛上扑腾。我开始想到，他已经消失在这恸哭的声音之中了；假如我能加盟到他迷惘和停滞的空间，我们或许可以一起做出什么莽撞然而可以理解的奇迹来。我让它穿透我的身体。我想，让马达和取暖器开着，再在这儿坐四个小时，倾听这单调无变化的哀哭，也许并非那么可怕。那样也许感觉不错，也许还会奇怪地抚慰呢。我进入其中，陷了进去，让它包裹和覆盖我。他哭的时候，一会儿睁开眼，一会儿闭上眼；一会儿双手放在口袋中，一会儿戴手套和脱手套。我坐在那里像一个贤哲似的点着头。突然，我一个念头上来，把他翻了个身，让他坐在我怀里，然后我发动了车，让他来掌方向盘。我们从前这样做过一次，那是在八月份一个星期天的黄昏时分，我们那条街深深地笼罩在沉寂的阴影之中，我们这样行驶了二十码距离。今番他再次配合我，只不过不管是他掌着方向盘，还是我们转弯，还是我终于在公理会教堂后面刹车停下的时候，他一直不停地哭着。我把他放在我左腿上，一条胳膊勾着他，把他拉到我身边，然后任凭我自己进入半睡状态。哭声游动，忽近忽远。偶尔有一辆汽车驶过。我斜靠在车门上，微微地感觉到他的呼吸气息喷在我的大拇指上。一段时间之后，芭比特来敲车窗，怀尔德爬过旁边的座位为她拔开了窗闩。她进了车，为他整了整帽子，从地板上捡起一团揉皱的纸巾。

我们离家还剩一半路时，哭泣终于停止了。它停得突然，在声调和强度方面均无一丝变化过渡。芭比特什么话也没说，我也盯着大路。他坐在我们中间，瞅着收音机。我等着芭比特从他背后，越过他头顶来瞥我一眼，以示松了一口气，高兴，担忧，然而怀着希望。我不清楚自己感受到了什么，想弄个明白。但是她直瞪瞪地看着前方，好像害怕任何声音、动作、表情的敏感构造上的一点儿变化都可能引起哭泣的重新爆发。

家里也没有一个人说话。他们个个都默默无声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用畏缩和充满敬意的眼光远远地看着他。当他提出要喝一点儿牛奶时，光着脚、穿着睡衣的丹妮斯轻轻地跑进厨房，她意识到只有行动简练和脚步轻盈，才可能不破坏他带进家门的严肃和戏剧性气氛。他仍然穿着全部衣服，一只手套别在他的衣袖上，他一大口就喝干了牛奶。

他们用某种类似敬畏的眼光看着他。几乎有整整七个小时连续不停的、一本正经的大哭！就好像他刚刚从某个遥远、神圣的地方，从大漠荒野里或成年积雪的大山中流浪归来—那里所说的话语、所见的景色、所攀登的高峰，我们这些生活在平凡艰辛中的人只能以敬慕和惊奇仰望。这一份敬慕和惊奇，我们是留给最崇高和最难以达到的功绩的。

一、波与辐射 第17节

一天夜里，芭比特躺在床上对我说：“有这些孩子在身边，是不是好极了？”

“马上又要多一个了。”

“谁？”

“比伊过几天就要来了。”

“好，我们还能有别的人吗？”

第二天，丹妮斯决定当面向她母亲询问她在吃或不在吃的药，希望从芭比特那里骗出她对于真相的坦白、承认或者一小点儿慌张的反应。这不是她和我共同商讨出来的策略，不过我禁不住钦佩她选择时机的大胆。那时我们六个人挤在车里，正在往中村商城去的路上，丹妮斯只是等待谈话中一个自然的停顿，对着芭比特脑后抛出了问题，口气中没有一丝儿先入之见。

“你知道有关‘戴乐儿’的什么事吗？”

“那是不是住在斯托弗家的黑人姑娘？”

“那是。”斯泰菲说。

“达喀尔不是她的名字，是她出生的地方。”丹妮斯说，“那是非洲象牙海岸边的一个国家。”

“首都是。”芭比特说，“我是因为曾经看过一部关于冲浪的电影才知道的，电影里的冲浪者们到世界各地旅行。”

“电影名叫《完美的波浪》。”海因利希说，“我是在电视里看到的。”

“可是那姑娘叫什么名字呢？”斯泰菲说。

“我不知道。”芭比特说，“但是那部电影的名字不叫《完美的波浪》。完美的波浪是他们要寻找的。”

“他们去了夏威夷，”丹妮斯告诉斯泰菲说，“然后等待这些潮汐中的波浪从日本打过来。它们被称为日本折纸。”

“电影名叫。”她母亲说。

“《漫长炎热的夏季》，”海因利希说，“正好是的一个剧本。”

“这没有关系，”芭比特说，“因为标题是不享有版权的。”

“假如她是非洲人，”斯泰菲说，“我倒想知道她有没有骑过骆驼。”

“问问开过奥迪涡轮机汽车没有。”

“问问开过丰田豪华汽车没有。”

“骆驼的驼峰里储存的是什么东西？”芭比特说，“食物还是水？我一直搞不清楚。”

“骆驼有两种：单峰驼和双峰驼。”海因利希告诉她说，“所以问题取决于你说的是哪一种？”

“你是不是在告诉我说，双峰驼在一个驼峰里储存食物，在另一个驼峰里储存水？”

“有关骆驼最重要的事是，”他说，“驼肉被认为是一种美味佳肴。”

“我认为鳄鱼肉才算得上美味佳肴。”丹妮斯说。

“是谁向美洲引进骆驼的？”芭比特说，“有人把骆驼弄到西部，在一段时间里给修筑东西大铁道的苦力们运送物资，那大铁道是在犹他州奥格登市合龙的。我记得历史考试还考过这事。”

“你肯定自己说的不是美洲驼吗？”海因利希说。

“美洲驼住在秘鲁。”丹妮斯说，“秘鲁产美洲驼、骆马和其他动物。玻利维亚产锡。智利产铜和铁。”

“这车里有谁如果能说得出玻利维亚的人口，”海因利希说，“我就给他五块钱。”

“玻利维亚人。”我女儿说。

家庭真是世上一切错误信息的摇篮。家庭生活中必定有什么东西会生成事实的差错。互相过分的亲近，生存的噪音和热量。或许某种甚至更深层的东西，譬如生存的需要。默里说，我们是一些被满世界敌意的事物包围着的脆弱生物。事实威胁我们的幸福和安全。我们越是深入探究事物的本质，我们的结构似乎变得越是松散。家庭的进程是向着封闭世界发展的。微小的差错一萌芽，谎言就大量滋生。我对默里说，无知和混淆不清，不可能是家庭抱成一团的躯动力。多么荒诞的念头！多么奇怪的黑白颠倒！他问我，为什么最牢固的家庭结构存在于最不发达的社会中。不去了解，是生存的一种武器，他说。魔术和迷信，被牢固地树立为部落的坚不可摧的正统观念。哪里客观现实最容易被误释，哪里的家庭就最强大牢固。多么残酷无情的理论啊，我说。但是，默里坚持说这就是真相。

我在商城的一家大五金店里看见埃里克·马辛盖尔，他从前是个电脑芯片销售工程师，后来改变自己的生活，到这里来做山上学院计算机中心的一名教员。他瘦高个子，脸色苍白，嘴巴上总挂着一个危险的微笑。

“你今儿没有戴墨镜，杰克。”

“我只在学校里戴。”

“我明白了。”

我们分开着向商店里面走去。一种巨大的回荡着的喧闹声—好像是在灭绝一种野兽—充斥了这里广阔的空间。有人购买二十二英尺高的梯子、六个品种的砂纸、能够伐树的大马力锯子。过道又长又亮堂，摆满了特大号的扫帚、装泥炭和粪肥的大袋子、偌大的“橡胶女佣”牌垃圾桶。绳索像热带水果一样悬挂着，编结得很漂亮的棕色绳辫，又粗又结实。一捆绳索看起来和摸起来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物品！我买下了五十英尺马尼拉大麻绳，为的只是要放在家里，给我儿子看，讲解它产自何方，是怎样编成的。人们讲着英语、印地语、越南话和各自的语言。

我在付款处又撞见了马辛盖尔。

“我在校园外从未见过你，杰克。你不戴墨镜，不穿袍子，看起来就不一样了。你从哪儿买的这件套头衫？它是土耳其的军用套头衫吗？邮购的，对吧？”

他上下打量我，摸了摸我搭在手臂上的夹克衫的防水料子。然后，他往后退一步，改变视角，微微点一点头，咧着的嘴慢慢带上自得其乐的表情，露出某种内心的盘算。

“我想我知道这双鞋子。”他说。

他知道这双鞋子，他是什么意思？

“你完全是个不一样的人了。”

“不一样在哪里，埃里克？”

“你不会生气吗？”他说，咧嘴微笑变得有挑逗性，充满了神秘的意思。

“当然不，我为什么要生气？”

“你发誓不会生气。”

“我不会生气。”

“你看上去是那么温和，杰克。一个于人无害、正在衰老、不大显眼的大个子家伙。”

“为什么我会生气呢？”我说，付了绳索的账，赶紧出了大门。

此番遭遇使我来了购物情绪。我找到了家里别的人，然后我们一起穿过两个停车场来到中村商城的主楼。这是一幢十层楼的建筑，中央是一个带喷水池的院子，四周有散步的小道和花园。芭比特和孩子们跟我走进电梯，走进坐落在各层楼面的商店，穿过大小百货商场，他们对我的购物欲感到迷惑不解，但很兴奋。当我在两件衬衫中决定不了买哪一件时，他们鼓动我把两件都买下来。当我一说饿了，他们就给我吃椒盐饼、烤肉串和啤酒。两个女孩打头阵侦察，寻找她们认为我想要买或需要的东西，然后跑回来抓住我的胳膊，求我跟她们去。她们是我无尽幸福的向导。镀金的日用品商店和美食铺里挤满了人。器乐声从那大院子里升起。我们闻到巧克力、爆玉米花和科龙香水的气味儿；我们也闻到地毯和皮毛、悬挂着的意大利香肠和该死的乙烯基塑料的味儿。我们全家为此番大购物而喜气洋洋。我终于作为他们之中的一员参与购物了。他们给我忠告，帮我纠缠商店职员。我老是意外地从某个反射面上看到自己。我们从一个商店逛到下一个商店，我们瞧不上的，不光是某些部门的一件件商品，不光是所有的部门，而且是所有的商店；因为这个或那个原因，这些大公司也让我们瞧不上眼。总是还有另一家商店，三层楼，八层楼，放满了干酪磨碎机和水果削皮刀的地下室。我满不在乎地纵情购物。我既为近期的需要，又为远期可能的用途而购物。我为购买而购买；看看摸摸，仔细一瞧我本来无意购买的商品，然后就把它买下来。我让商店职员到布料目录和图案目录中去寻找说不上名来的式样。我开始在价值和自尊上扩张。我使自己充实丰满了，发现了自己新的方面，找到了自己已经忘却的存在过的一个人。光辉降临在我的四周。我们从家具部出来，经过化妆品部，来到男子服装部。我们的形象出现在柱子的镜面上、玻璃器皿和镀铬物品的表面上、保安装置的电视监视器上。我用钱买下商品。我花的钱越多，钱的重要性似乎越小。我比这些款子更大。这些款子像倾盆大雨一样冲刷我的皮肤。这些款子事实上以我实际的存款形式返还给我。我感觉到自己豪爽气壮，意欲彻底地慷慨大方一回，所以告诉孩子们此时此地就挑选圣诞礼物。我做出自认为是豪爽的姿态，我看得出他们大受感动。他们就此四散开去，每个人都突然想隐蔽起来，躲进暗处，甚至神秘莫测。他们中的一个人，隔一段时期就会回来告诉芭比特某样东西的名称，小心翼翼地不让别人知道那是什么。我个人是不许被讨厌的细节烦扰的。我是施主，是分发礼物、奖品，行贿和给小费的人。孩子们明白，这类事情的性质决定他们不能指望我与他们讨论购买何种礼品的具体事宜。我们又去吃了一顿饭。一支乐队正在现场演奏。说话声从花园和散步的小道上升腾十层楼，其中夹杂了各层楼面的噪音、噼啪的脚步声和敲击的钟声、电梯的嗡嗡声、人们吃东西的声响、人类进行交易的又生动又愉快的噪杂声，所有这些声音形成一股吼声，在宽大的柱廊里回响和盘旋。

我们静悄悄地驾车回家。我们都期望独处，于是走进各自的房间。稍过了一会儿，我看见斯泰菲坐在电视机前面。她活动着自己的嘴唇，试图对上电视里说话的口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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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一、波与辐射 第18节

城里人天生就不信任城市，并以此为乐。一切源自概念和文化能量的中心的指导原则均被看做腐败，非此即彼的一种下流。城市就是这个德性。

但是，铁匠镇远离大城市。我们不像其他小镇子那样感觉到威胁和悲哀。我们并不首当其冲地处于历史进程及其污染之中。如果说我们有什么抱怨，那顶多是关于电视的，那里面总潜伏着一些外在的烦恼，引起恐惧和私下的欲望。诚然，山上学院并未成为一个破坏性影响力的象征，因而对它几乎没有或毫无不满情绪。学院坐落在小镇永远宁静的边缘，与镇子若即若离，还多少有点儿景致，政治上平静超脱。不是一个招惹是非的地方。

我在小雪中驾车驶往铁城外的飞机场。铁城是一个淹没在乱糟糟中的大城镇，与其说它是一个彻底衰败的地方，倒不如说它是弃物和玻璃渣的集中地。我十二岁的女儿比伊将坐华盛顿起飞的航班抵达此地，途中要停两站，并换一次飞机。但是，出现在入口处的—这是一个处于暂停装修状态的、满是灰土的“第三世界”的小地方—是她的母亲特薇迪·布朗纳。一瞬间，我想是比伊死了，特薇迪亲自来此告诉我噩耗。

“比伊在哪里？”

“她将在今天晚些时候飞过来。这就是我要来此的原因。与她共度一段时光。我明天还要去波士顿，是家庭事务。”

“可是比伊在哪里呢？”

“和她爸爸在一起。”

“我才是她爸爸，特薇迪。”

“你真蠢。马尔科姆·亨特，我丈夫。”

“他是你丈夫，可不是她爸爸。”

“你仍然爱我吗，塔克？”她说。

她称我为塔克，这是她妈妈以前给她爸爸的称呼。布朗纳家所有的男性都被叫作塔克。当这个家族开始衰微，产生一长串艺术至上者和无能之辈时，他们把这个名称赋予每一个与他们联姻的男人，这倒也在情理之中。我是这些人中的佼佼者，所以当他们用这个名字称呼我时，总是有望听到一种琢磨过细的讥讽。我认为，当传统变得太灵活时，讥讽就渗透进入口气之中。嗡嗡的鼻音、挖苦、自我讽刺，等等。他们惩罚我的办法，是讽刺他们自己。但是他们在这一点上是温和的，完全真诚的，甚至因为我让他们继续这样做而感激我。

她穿着羊毛衫、花呢裙子、中统袜和廉价的平跟船鞋。她身上有一种新教徒的落拓劲儿，一种精神已经崩溃而躯体挣扎着要生存的气氛。娇美有棱角的脸，微突的眼睛，嘴巴和眼睛周围显示出来的压力和不满的迹象，太阳穴的搏动，双手和颈项暴出的静脉。香烟灰附在她疏松的编织毛衣上。

“第三次问你，她在哪里？”

“大致在印度尼西亚吧。马尔科姆正在极其隐蔽地发动一场新教主义的复活行动。这是旨在推翻卡斯特罗的漂亮计划的一部分。塔克，让我们在小孩子拥过来乞讨之前离开这里。”

“她是不是一个人来？”

“为什么她不可以呢？”

“从远东来到铁城不那么简单。”

“当比伊必须做时，她就能对付过来。事实上，她还想当一名旅游作家呢。她骑马骑得好。”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然后从鼻子和口腔里熟练地迅速喷出一股股烟雾，这是她想对周围事物表示不耐烦时使用的一贯动作。机场里没有酒吧或餐馆—只有一个出售预做的三明治的小摊，看摊位的男人脸上带有教派的标记。我们取了特薇迪的行李，到外面上了汽车，驾车穿越铁城，行驶在大多都很荒凉的街道上，经过好多废弃的工厂。这是一座有山丘的城市，偶有铺了卵石的街道，处处有一些漂亮的老房子，窗户里还摆着节日的花篮。

“塔克，我不快活。”

“为什么不快活？”

“老实说，我以前认为你会永远爱我的，我指望你那样。马尔科姆老是外出。”

“我们离了婚，你拿走我所有的钱，你嫁了一个富有、背景又好、穿着讲究的外交家。他还秘密地偷运特务，出入于敏感的、一般人难以进入的地区。”

“马尔科姆总是被丛林地区所吸引。”

我们与铁路平行着行驶。野草中都是火车车窗里掷出来或从仓库里被风刮到北面来的泡沫塑料杯子。

“珍妮特被吸引到蒙大拿州的一个嬉皮士村。”我说。

“珍妮特·塞弗里？老天啊，为什么呢？”

“她现在的名字叫戴维妈妈。她从事嬉皮士村的交易活动，投资、房地产、减免所得税的合法活动。这是珍妮特一直想做的事，在盈利状况下保持安宁的心境。”

“漂亮的骨骼结构，我说的是珍妮特。”

“她天生有偷偷摸摸的才能。”

“你说这话太刻薄。我从不知道你是一个刻薄的人，塔克。”

“愚蠢，但是不刻薄。”

“你说的‘偷偷摸摸’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她像马尔科姆那样隐蔽起来？”

“她不肯告诉我她挣了多少钱。我想她还偷看我的邮件。就在海因利希出生以后，她把我卷进一批操不同语言的人所搞的复杂投资计划中去。她说她得到了情报。”

“但是她弄错了，你亏了大笔的钱。”

“我们把数目做得很大。我被缠住了，套牢了。她总是在搞花样。我的安全感，我关于悠长而太平无事的生活的想法，受到了威胁。她要把我们融为一体。我们竟有来自和的电话。小说中才会出现的地方，还有阴谋诡计。”

“听起来不像和我一起度过愉快的半小时的那个珍妮特·塞弗里，那个高颧骨的、说话挖苦人的珍妮特。”

“你们都有高颧骨，你们每一个人。漂亮的骨骼结构。感谢上帝，芭比特不这样，她的脸长而且丰满。”

“没有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吃一顿文明的饭吗？”特薇迪说，“一个铺白桌布、供应冰块似的奶油的地方。马尔科姆和我曾经与卡扎菲上校一起用过茶点。一个迷人而残忍的男人，这是我们见过的、真正符合公众形象的少数恐怖分子之一。”

雪不下了。我们的车子穿过仓库区和更加荒凉的街道，给人一种凄凉和莫名的感觉，留在人的脑海里的是幽灵般的渴望，渴望根本无法挽回的东西。有几家冷冷清清的咖啡店，另外一条铁路，边道上停着几节货车。特薇迪接连不断地抽着超长烟卷，恼羞成怒地向每个方向喷吐一股股烟雾。

“上帝啊，塔克，我俩在一起真好。”

“好在哪里？”

“傻瓜，你应该面带懊悔的笑容，多情地、恋恋地望着我。”

“你戴着手套上床。”

“我现在仍然这样。”

“手套，还有眼罩和袜子。”

“你知道我的毛病，你一直知道的。我对许多事情极其过敏。”

“阳光、空气、食物、水和性。”

“它们每一样都是致癌的。”

“你去波士顿要办的家庭事务都是些什么事？”

“我必须向我母亲再次保证马尔科姆没死。不知为什么，她相当喜欢他。”

“她为什么认为他死了呢？”

“当马尔科姆深深地隐蔽起来时，好像他从未存在过。他不仅是此时此地失踪了，而且他的过去也消失了。关于他这个人，没有一丝一毫的痕迹留下。我有时候纳闷，我嫁的那个男人是否真是马尔科姆·亨特，或者其本人是一个深深隐蔽起来活动的完全另外的人。老实说，这令人担忧。我不清楚马尔科姆哪一半生活是真实的，哪一半只是情报。我希望比伊能搞清楚一点儿。”

突然一阵大风吹来，路灯在电缆上摇晃。这儿是城里的主要街道，两旁有一连串打折商店、支票兑现处和批发商行。过了一座高高的摩尔式老影剧院，现在引人注目的就是一座清真寺。未经装饰的粗陋建筑物，就是终点站大楼、行李房、商业大厦。这多么像一幅表达惆怅情绪的经典照片！

“铁城的一个灰色日子。”我说，“我们还是回到机场去吧。”

“希特勒研究搞得怎样了？”

“不错，扎实、可靠。”

“你看起来很好，塔克。”

“我不觉得好。”

“你从来没有感觉好过。你还是从前的那个塔克。你一直是从前的那个塔克。我们相爱过，对吗？我们在所关注的生育及技巧范围之内，把一切都告诉对方。马尔科姆什么也不对我说。他是谁呢？他做什么？”

她两腿坐在身子底下，脸朝着我，把烟灰抖进搁在橡胶地板上她自己的鞋子里。

“有一个穿着蓝色运动衫和银灰色法兰绒裤子的爸爸，在一大群母马和去势的雄马之中成长，长得又高大又挺拔，不是很奇妙吗？”

“别来问我。”

“妈妈以前总是捧着一大把采下的鲜花站在凉亭里，就站在那里，她以前的那个模样。”

我们在一片泥灰里等候在机场，四周尽是露出地面的电线和一堆堆碎砖石。比伊抵达前半小时，另一个航班的乘客开始从一条风飕飕的隧道鱼贯进入出口处。他们人人灰蒙蒙的，一副受难的样子，个个弯腰曲背，显得萎靡不振和惊恐不安，拖着随身行李往外走。二十个、三十个、四十个人出来了，不说一句话，眼睛盯在地上，头也不抬。有人一瘸一拐地走，有人哭着。更多的人从隧道里出来，成年人带着啜泣的孩子；老人们颤抖着；一个黑人牧师领子歪斜，还丢了一只鞋。特薇迪去帮一个带着两个小孩的女人。我向一个年轻男人走去，这是一个长着啤酒肚、戴邮递员帽子、穿羽绒背心的矮胖家伙。他看着我，那神色好像我和他不属于同一个时空范围，好像我非法闯入，粗暴入侵。我强使他停下来面对我，问他天上发生了什么事。人们还在鱼贯而过，他疲惫地喘了口气。然后，他点了点头，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我，满眼都是一种淡淡的无可奈何。

飞机的三个发动机都失去了动力，从三万四千英尺一下子跌落到一万二千英尺处，下降了差不多四英里。飞机刚开始直溜溜往下滑落时，人们站起来，跌倒，相撞，在自己的座位上摇晃，然后有人开始真的喊叫和呻吟。几乎同时，在对讲系统里听到从驾驶舱传出一个声音：“我们正从天空中跌下来。我们正在下落。我们的飞机成了一架银光闪闪的死亡机器！”这一声喊叫对于乘客来说，几乎是权威、能力和指挥的彻底崩溃，它引起了新一轮绝望的号啕大哭。

物品从厨房里滚出来，过道里全是喝水的玻璃杯、厨房用具、衣物和毛毯。由于飞机下降时机身倾斜得太厉害，一个女乘务员由于惯性好像被钉在舱壁上，她正设法从一本《脱险手册》中寻找有关的段落。然后，从驾驶舱里传出第二个男人的声音，这一位极其镇定、说话确切，使乘客们相信机上终究有人在负责。他传递出一线希望：“这是美国213航班向客舱播音。现在我们已经搞清楚了目前的情况，它确实比我们想象的要糟糕。他们没有教我们在丹佛的死亡模拟器上对付这种情况。我们的恐惧是不折不扣的，被完全剥夺了轻松和压力，不可能成为超验的遐想的某种形式。用不了三分钟，这么说吧，我们就要‘触地’。他们将在某处冒烟的田野里发现我们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着，个个现出死亡的恐怖相。我爱你们，兰斯。”这一次在大家重新开始号啕大哭之前，出现了短暂的沉默。兰斯？什么样的人在控制这架飞机？哭声带上了一种辛酸和失望的调子。

身穿羽绒背心的男人讲述这事的时候，从隧道里出来的乘客开始围住我们。没有人说话、插嘴、试图给这叙述添加细节。

在这架正在下落的飞机上，一位女乘务员顺着过道从人体和碎片上面爬过来，一边告知各排座位上的乘客脱掉鞋子，将口袋里的利器拿出来，摆出胎儿那样蜷缩的姿势。在机尾处，有一个人正在吃力地摆弄一个水上漂浮装置。机组成员中的某些人决意佯称若干秒之后会发生的不是“摔机”而是“摔机着陆”。说起来，这两者只有两个字的差别—这是不是说，结束飞行的这两种形式或多或少是可以互换的？多两个字有多大关系？假如你考虑的时间不太长，在目前情况下，这确实是一个鼓舞人心的问题；而此时此刻还真没有时间去考虑。摔机和摔机着陆之间的根本区别似乎是，你可以明智地为后者做些准备—这一点恰恰就是他们正在设法去做的事。消息在飞机上传播开，这一个飞行术语在一排排人中被重复着：“摔机着陆，摔机着陆。”他们明白这有多容易：加两个字就获得了对未来的把握，即使不是在事实上，至少在意识中延伸它。他们拍打自己的身体，想寻找圆珠笔，又在各自的座位上像胎儿似的蜷缩起来。

叙述者讲到这里的时候，很多人围拢过来，不仅有刚刚从隧道里出来的人，还有第一批着陆的人。他们又回来倾听。他们还不准备解散、重新安置他们已经着陆的躯体，而是要带着他们的恐惧再逗留一会儿，再保持一会儿它的原来状态。更多的人—差不多是飞机上的全部人马—向我们走来，围着我们绕圈儿。他们放心地让那个戴着邮递员帽子、穿羽绒背心的人代表他们说话。没有人反驳他的叙述，或者试图补充个人的证词。好像他们正在被告知一件他们个人从未参与过的事情。他们兴致勃勃地听他讲述，甚至露出好奇的神色，但是显然表现出事不关己的模样。他们听任他向他们讲述他们自己讲过和感受过的事情。

在飞机下降过程的这个时刻，当“摔机着陆”的说法在飞机上传播时—发音的重音落在后面两个字上—头等舱的乘客们爬着，抓着门帘，实实在在是向上攀着进入普通旅客舱，以免成为首先撞地的人。普通旅客舱里有些人觉得应该让他们回去。这种情绪并不是用言语和行动表达的，而表现在可怕和含糊不清的声音里，主要是像牲口的叫唤声，一种急促和强行进食的哞哞叫声。突然，发动机重新起动了。就像那样：有力、稳当、控制得法。准备飞机撞地的乘客们，一时还不能马上将思想调节到新的信息波。新的声响，不同的飞行路线，一种置身坚固的管状系统而非某种塑料薄膜包装之中的感觉。吸烟的指示灯又亮了，一只全世界人皆知的手夹着一支香烟。女乘务员们拿着香喷喷的小毛巾，让大家清洗血渍和呕吐物。人们慢慢地从胎儿式的蜷缩中恢复过来，疲惫地坐在座位上。极度恐惧的时刻中飞机下跌了四英里。没人知道该说些什么，活着就是最了不起的兴奋。数十件、数百件事情。乘务长从过道那头走来，边微笑着，边空泛而愉快地和大伙儿聊天。他的脸上红光满面、信心十足，这是一副常见于大型客机管理者的神气。他们看着他，奇怪自己刚才为什么要害怕。

我被挤进来听讲的人推离了叙述者的身边。他们在地板上拖着背包和放衣服的旅行袋，人数大大超过了百人。正当我意识到自己几乎听不到叙述者的声音时，我发现比伊就在我身边站着，她的一张小脸蛋在一堆鬈发中显得又白又光滑。她跳起来扑进我的怀抱，身上散发出喷气式飞机的废油味儿。

“新闻媒体的记者们在哪儿？”她说。

“铁城没有新闻媒体。”

“他们遭了那么多罪就没事了？”

我们找到了特薇迪，就向汽车走去。市郊堵了车，我们只能在废弃的铸造厂外面的路上坐着。上千扇窗户玻璃碎了，街灯也打碎了，黑暗的夜色正在降临。比伊以莲花座的姿势坐在汽车后座的当中。她虽经长途跋涉，却显出异乎寻常的充沛精力，这一趟旅程可是跨越不同的时区、不同的大陆和无边无际的大洋，度过了日日夜夜，换乘了大大小小的飞机，从正当夏日的印尼苏腊巴亚来到冬天的铁城啊！现在我们在黑暗中坐着等候，等待一辆汽车被拖走或者吊桥合龙。比伊并不认为这种现代旅行司空见惯的讽刺值得加以评论，她只是坐在那儿听特薇迪解释为何父母不必担心孩子们独自这样旅行。飞机及其目的地对于非常年轻和非常年老的人来说，是最安全的地方。人们照顾他们，向他们微笑，钦佩他们的智慧和勇气。人们提出友好的问题，主动提供给他们毛毯和糖果。

“每一个小孩都应该带着自己选择的衣服和漱洗用品，得到独自旅行几千英里路程的机会，”特薇迪说，“以便获得自尊和思想的独立。我们越早将他们送上天空越好，如同游泳和滑冰一样，你们必须让他们年幼时就开始学习。这是我在比伊身上取得成功的最骄傲的事情之一。她九岁时我就送她上东方航空公司的飞机去波士顿。我对布朗纳奶奶说不要去接机。离开机场，在每一方面都与实际的飞行一样重要。太多的父母忽视了孩子发展过程中的这一方面。比伊现在完完全全是属于东西两个海岸的人。她十岁时第一次乘坐巨型喷气机，在奥哈尔换机，到了洛杉矶换机时差一点就要误点。两个星期之后，她坐协和式飞机前往伦敦。马尔科姆端着半杯香槟酒在等候。”

前边的汽车尾灯跳动，车龙开始移动。

排除了机械故障、恶劣天气和恐怖主义行动，特薇迪说，一架飞机以音速飞行，也许是至今为人类所知的最后一种优雅的生活方式和文明举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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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一、波与辐射 第19节

比伊时不时地让我们感到不自在，那是客人并非故意加在自我感觉良好的主人身上的一种惩罚。她的存在似乎散发出一股具有穿透力的光。我们早就把自己当作一个无须三思而行的群体，回避做决定，一会儿做蠢事，一会儿情绪波动，将湿毛巾扔得到处都是，丢失我们最年幼的家庭成员。我们做的一切，突然间变成似乎需要做出解释的事了。我妻子尤其感到不知所措。如果说丹妮斯是一个小政委，絮絮叨叨地逼着我们提高良知，那么，比伊就是一个不言语的见证人，对于我们生命的意义提出质疑。我观察到芭比特在呆呆地盯着自己合拢的双手。

那吱吱声不过是暖气片里发出来的声音。

比伊对于俏皮话、冷嘲热讽及家常事务默不作声，她对这些不屑一顾。她比丹妮斯大一岁，个子更高，更瘦，更苍白，既世俗又超凡脱俗，好像她内心深处所想的根本不是她母亲说她希望成为的旅游作家，而是更加纯粹形式上的旅行家，一个专门积累印象、剖析感情，然而并不在乎要把它们记录下来的人。

她镇定沉着，好思考问题。她给我们带来了丛林地带手工刻制的礼物。她坐出租车上学和上舞蹈课，说一点儿中国话，有一次还给一个陷入困境的朋友电汇了钱。我茫然不安地赞赏她，感到一种莫名的威胁，好像她根本不是我的女儿，而是我某一个儿女的老成、自立的朋友。难道默里说对了？我们只是被怀有敌意的事物包围着的一个脆弱的群体？我是否应该提倡无知、偏见和迷信，才能保护我的家庭不受这个世界的危害呢？

圣诞节那天，比伊坐在我们那间不常用的起居室的壁炉旁，看着里面青绿色的火苗。她穿一件长而宽松的咔叽布外套，看起来不起眼却贵重的那种。我坐在扶手椅里，怀中抱着三四个礼品盒，装饰物和作衬垫的薄纱纸悬在外头。我那本已经卷角的躺在椅子边的地板上。有人在厨房里做饭，有人上楼去私下里查看礼物。电视里说：“这种动物长期食用带叶的食品，已经长出了一种结构复杂的胃。”

“我不喜欢妈妈的这一档子事儿。”比伊用一种刻意忧伤的口气说，“她看起来总是精神紧张的样子，好像为某件事而烦恼，但是她又不能肯定那是什么。当然，那就是马尔科姆。他得到了他的丛林，她有什么呢？一间庞大透气的厨房，加上一只外省三星级餐馆用的炉子。她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放到那间厨房里去，可是为了什么呢？它根本就不是一间厨房，那是她的生活、她的中年。芭贝可以享用那样的厨房，那是一间适合她的厨房。对于妈妈来说，它好像是摆脱危机的神秘象征，只不过她还没有摆脱危机。”

“你妈妈不清楚她丈夫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那倒不是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是她不明白自己是什么样的人。马尔科姆住在高原地区，吃树皮和蛇。那就是马尔科姆。他需要热量和湿气，好像他在外交事务和外国经济中得到了多少热度和湿度一样，但是，他真的想做的只是蹲在树底下，看当地部落的人浑身涂满泥巴而已。看着他们很有乐趣。妈妈为了乐趣做些什么呢？”

比伊的五官除了眼睛，都是小模小样的，其中似乎包含了两种生命形式，一为题材，一为其内涵。她谈论芭比特做事的本领，说她居然不费什么力气就让一切—这个家、孩子们和日常生活的流程—都运转起来了。她说起话来有点儿像我，但是在她眼睛深处还有第二层次的海洋生物在活动。那是什么意思呢？她究竟在说什么？她为什么好像期盼我也同样做出反应？她要用这第二层次的方式、用眼睛里的流体来表达意思。她要证实自己的疑虑，对我侦察得一清二楚。但是，她脑海里有些什么疑虑呢？又有什么事情需要侦察呢？我开始感到不安。面包烤糊的气味弄得满屋子都是，这时候我设法让她谈谈七年级的生活情况。

“厨房着火了吗？”

“那是斯泰菲把面包烤糊了，她经常这样做。”

“我本来可以做一种韩国的白菜泡菜。”

“是你在韩国期间学来的东西吧。”

“这是用白菜加红辣椒和一堆其他东西腌制而成的泡菜。火辣辣的。可是我不清楚配料。华盛顿很难找到这些东西。”

“除了烤面包我们也许还有别的东西吃。”我说。

这样婉转的责备使她高兴。她最喜欢我冷冰冰、嘲弄和说话尖刻的时候，她认为，我在与小孩子常年相处以后丧失了这种天生的才能。

电视机里说：“现在我们对蝴蝶进行试探。”

两天之后的一个夜里，我躺在床上听到有人说话，就穿上睡袍，走到过道里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丹妮斯站在浴室门外。

“斯泰菲又在洗她的澡。”

“时间太晚了。”我说。

“她就这么坐在一大盆脏水里。”

“那是我身上的污垢。”斯泰菲在门里边说。

“那也仍然是脏东西。”

“既然是我身上的污垢，我就不在乎。”

“那是脏东西。”丹妮斯说。

“那是我身上的污垢。”

“污垢总归是脏东西。”

“我身上的污垢就不算脏东西。”

比伊穿着一件银灰和红色相间的日本和服式女晨衣出现在过道的尽头。她就站在那里，态度冷漠，脸色苍白。有那么一刻，我们的渺小和羞耻之处似乎明显地膨胀，形成一幅自我意识的漫画。丹妮斯从门缝里向斯泰菲粗声粗气地说了几句，然后默不作声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早晨我开车送比伊到机场去。驾车到机场让我觉得安静和郁闷。我们听着收音机里最及时的新闻，激动得离奇的报道说，水城的消防队员从一个公寓里搬出着火的沙发。新闻报道播出时还能听到背景里自动收报机发出的噪声。我意识到比伊正在仔细地观察我，眼睛里露出自命不凡的神色。她背靠车门坐着，两膝紧紧地并在一起，双臂抱着膝头。她眼光严肃，透出同情的神色。这种眼神我不必信任，因为我相信它与怜悯、爱或者忧郁都不相干。事实上我感觉得出来，这完全是另外一码事：毛丫头温柔地居高临下的方式。

从机场回来的路上，我离开快车道拐到河边的路上去，把车停在林子边。我走上一条很陡的小道，看到一排破旧的树桩栅栏，上面挂着一块标牌：

坟头的墓碑都不大，有的倾斜，斑斑驳驳，长着蕈和苔藓，上面的人名和生卒年月几乎看不清了。地面很硬，有一小块一小块的冰。我走在墓石中间，脱了手套触摸粗糙的大理石墓碑。其中一块墓碑前面的泥土里埋了一个细长的花瓶，插着三面小小的美国国旗，这是本世纪有某个人先于我来过此地唯一的标记。我能认出其中的某些人名，伟大、强大的普通人名，显示出道德力量。我站着倾听。

我远离了车辆的喧闹、河对岸工厂的阵阵震动。所以，至少在这一点上，他们将坟场安置在这里是正确的，这里有一种不为一切所动的静谧。空气冷得刺骨。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伫立在一个位置上，等待着感觉应该降临死者的和平宁静，等待着观看高挂在风景画家悲叹的土地之上的光。

我站在那里倾听。风吹落了树枝上的积雪。雪随着涡流和阵风从林子里刮来。我把衣领竖起，重新戴上手套。当空中再次安静时，我又走在墓石之间，试图读出死者的姓名和生卒年月，整了整小旗，好让它们飘动起来。然后我站着倾听。

死者的力量在于我们认为他们一直在看着我们。死者无时无处不在。是不是有一个层次的力完全来自死者？当然，他们也在地下安眠并化为尘土。也许我们就是他们所梦见的。

但愿时光流逝而无目的。让四季悠悠地逝去。不要按照某个计划来促进行动。

一、波与辐射 第20节

特雷德怀尔先生的姐姐去世了。她的名字叫格拉迪丝。医生说她死于持续恐惧，这是她与她弟弟迷失和困顿在中村商城里四个日日夜夜的结果。

玻璃镇上有一个人因车祸死了，他的车子后轮从车轴里飞了出来，那是这种型号的车子一个特殊的毛病。

本州副州长长期患病之后，死于未公布的自然原因。我们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有一个机械镇的人死于东京郊外，当时，那儿的机场被一万名带头盔的学生围攻。

当我看讣告时，我总是注意死者的年龄。我会不由自主地将这个数字联系到我自己的年龄。我想，再有四年。再来九年。两年，然后我就死了。当我们运用数字来计算自己死亡的日子时，数字的威力就最明显不过了。有时候我会跟自己讨价还价。我是否愿意接受六十五岁——死亡的年龄？到七十六岁才去世。那倒听起来不错，尤其是以我现在的感觉，但是一旦我到了七十三岁，听起来会怎样呢？

很难想象这些人对于死亡会感觉郁郁不乐。匈人年纪轻轻就死了，当时他还只有四十多岁。他有没有为自己死于自我怜悯和忧郁症而感到遗憾？他是“匈人王”、“入侵欧洲者”、“天谴使者”。我愿意相信他像某些国际合资拍摄的史诗影片中描述的那样，躺在自己的帐篷里，裹着兽皮，对副官和侍从们说些英勇而残忍的事儿。没有丝毫精神上的虚弱。没有关于人类生存的讽刺性意识：我们是地球上最高的生命形式，然而因为我们知道别的动物所不知道的事实，即自己迟早都不免一死，于是愁苦难言。阿提拉没有从帐篷的开口处往外张望，没有对于站在篝火旁等着掷过来一块碎肉的某条瘸腿犬打什么手势。他不会说：“那只可怜的满身跳蚤的畜牲，其实胜过最伟大的人类统治者。它不知道我们之所知，它没有感觉到我们之所感觉，它不会像我们一样发愁。”

我愿意相信，他没有害怕。他接受死亡，把它作为来自生命的一种自然经验，作为骑马穿过树林的一次狂奔，那对于某个称为“天谴使者”的人是有益的。他就这样结束生命，他的侍从们按照野蛮人的吊唁方式，剪去自己的头发甚至毁了自己的面容，此时电影摄影机从帐篷里撤出，摇动镜头扫过公元五世纪夜晚的天空—清澈、毫无污染，点缀着明亮闪烁的满天星星。

芭比特把目光从煎鸡蛋和一堆鳕鱼上抬起，对我轻声然而肯定地说道：“生活真美好，杰克。”

“是什么使你说这话的？”

“我只是想应该说出来。”

“你现在说出来了，感觉是不是好些了？”

“我老做可怕的梦。”她喃喃地说。

谁会先死？她说，她想先死，因为没有我的话，她会感到无法忍受的孤独和忧愁，尤其是如果孩子们长大成人，住到别的地方去了。她对此坚定不移。她真诚地想走在我前头。她讨论这件事时狠命地争辩，显然她认为在这件事上我们是可以选择的。她同时相信，只要家里还有尚未独立而需要依靠我们的孩子，那就不会发生任何事情。孩子们是我们相对长寿的一种保障。只要他们还在我们身边，我们就安全无恙。但是，一旦他们长大并且远走他乡，她就愿意先走一步。她的话中甚至有些着急的意思。她怕我在某个晚上溜走，出乎意料地、偷偷地死去。这倒并非她不珍爱生命，而是因为想到孤独地留在世上，就让她害怕。空荡荡，宇宙一片黑暗的感觉。

万事达卡，维萨卡，美国运通卡。

我告诉她，我想先死。我已经习惯于她的一切，因此没有她我会感到不完整和可怜。我们是同一个人的两种可见形式，我要将余生用于与她对话。如果我对面没有人，时空中就有一个空洞。她声称，我一死在她生活中留下的空洞，会比她的死在我生活中留下的大。我们交谈时就是这方式。空洞、深渊和鸿沟的相对大小之类。我们在这一层次上进行严肃认真的争论。她说，如果她的死亡能够在我生活中留下一个大空洞的话，我的死在她生活中会造成一个万丈深渊，一个张着巨口的深渊。我反驳说是深不可测或空无所有。我们就如此争论不休，直到深夜。这样的争论当时绝不显得愚蠢，这就是我们之间的话题崇高的力量。

她穿上一件亮光光的长棉衣—它看上去像是为海底作业而设计的，是一块块分开的鳞片合成的—就外出教她的仪态课程去了。斯泰菲拿着她用来给柳条篮子—它们被扔得到处都是—做衬里的小塑料袋，毫无声息地穿过房子。这件事她每周做一两次，那种默不作声、诚心诚意的神气，就像一个救人性命却不图报答的人。默里过来与两个姑娘及怀尔德聊天，他时不时来聊天，作为他对于所谓孩子世界的调查工作的一部分。他谈论有关美国家庭非现实世界的胡言乱语。他似乎认为我们是一个幻想的群体，向着意识的特殊形式开放。大量数据正从其房子穿流而过，等待着接受分析。

他和三个孩子一起上楼看电视。海因利希走进厨房，坐在桌子旁，两只手紧紧地各抓住了一把叉子。电冰箱运转时发出极大的振动声。我拨了一个开关，安装在水槽下某处的一个粉碎机就把瓜果皮和动物脂肪捣成足以排出的小块，马达的骤然振动让我惊得倒退两步。我把儿子手上的叉子拿下来放进洗碗机。

“你还喝咖啡吗？”

“不。”他说。

“芭贝下课回来喜欢喝一大杯。”

“那就给她换成茶。”

“她不喜欢喝茶。”

“她可以学着喝茶，不行吗？”

“这两种东西味道完全不一样。”

“习惯只是习惯而已。”

“你得先学才会习惯。”

“这就是我在说的意思。给她沏茶。”

“她上的课比听起来更费力。咖啡可以使她放松。”

“这就是为什么说它是危险的。”他说。

“它没有什么危险。”

“任何让你放松的东西都是危险的。如果你还认识不到这一点，那我就是在对牛弹琴了。”

“默里也喜欢喝咖啡。”我说，并且意识到自己话中的一丝得意。

“你看见自己刚才做了什么吗？你把咖啡罐拿到柜子那边去了。”

“那又怎样？”

“你不必那样做。你只需把它留在你站立的炉子边上，然后到柜台那边去取匙子。”

“你是在说我没有必要把咖啡罐拿来拿去吧。”

“你用右手拿着它一路走到柜台，因为你不愿意用左手开柜子抽屉，就把它放下，去拉抽屉，然后用右手取了匙子，又把匙子转到左手，再用右手拿起咖啡罐，走回炉子处，重新把它放下。”

“人们都是这样做的。”

“那是无谓的动作。人们浪费了大量力气在无谓的动作上。你什么时候该看看芭贝做色拉。”

“人们不会蓄意考虑每一个细小的动作和手势。一点儿小的浪费无碍大事。”

“但是一生如此会怎样呢？”

“如果一点儿没有浪费，又能省出什么呢？”

“一生吗？你省下大量时间和精力。”他说。

“你用它们做什么呢？”

“用它们来活得长一些。”

事实真相是我不想先死。如果要在寂寞与死亡之间选择，用不了几分之一秒钟我就会做出决定。但是我也不想独自一个人活着。我对芭比特说的关于空洞和鸿沟的一切，都是真话。她要是死了，准得让我精神垮了，只能成天对着桌椅和枕头絮絮叨叨。我要对着五世纪时闪烁着神秘和一圈圈光芒的夜空呼喊：别让我们死去啊！不管生病和健康、精神不堪一击、摇摇晃晃、掉光牙齿、浑身老人斑、老眼昏花、幻觉不断，让我俩都永远活着。是谁决定这些事儿？那边有些啥东西？你是谁啊？

我看着咖啡壶里的咖啡通过中间的管子和网眼筒，噗噗地冒着气泡进到壶顶空心的小玻璃球里去。一项了不起的然而烦人的发明，如此拐弯抹角、精致巧妙、富于人性。这好像是以世上的实物—水、金属、棕色的咖啡豆—来表达的一个哲学命题。我从前还从未仔细观察过煮咖啡的事儿。

“当塑料家具燃烧时，人就会中氰化物的毒。”海因利希敲着福米加塑料贴面的桌子说。

他吃了一个冬梨。我给默里倒了一杯咖啡，男孩和我一起上楼到丹妮斯房里，最近那里摆上了一台电视机。电视音量开得很低，女孩们与她们的客人起劲地谈话。默里看起来在此很高兴，他坐在地板中央，一边还记着笔记；他的带棒形纽扣的运动衣和旅行小帽就放在他身边的地毯上。他周围的空间充满了密码和信息，一个童年的文化遗址，丹妮斯从三岁开始拥有的东西，从手工做的纸钟表一直到神话中狼人的画，应有尽有。她是对于自己的童年生活充满柔情而力加保护的那种孩子。她尽了一切努力来恢复和保存、保持一切东西原来的价值以作纪念，这是她将自己拴在一种生活上的方式，是她在这个不断移位的世界上所采取的策略之一部分。

别犯错误。我一直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些孩子。要说在他们身上发现的东西过多了，或者因为做性格研究而浪费了你可怜的才能，那都是不可能的。一切都实实在在，饱满有力，个性和生存的波浪高涨。在孩子世界中是不存在业余研究者的。

海因利希站在房间的一角，这是他作为评判员和观察者的最佳位置。我把咖啡给了默里，离去之前顺便看了一眼电视荧屏。我到房门口时停顿了一下，这一回更仔细地看了看。它是真实的，它就在这里。我嘘了一声让其他人静下来，他们的脑袋向我转过来，迷惑和恼火。然后他们随我凝视的目光转向床头那墩实的电视机。

荧屏上是芭比特的脸。我们张口结舌而出现的一片沉默，警惕和深沉得犹如野兽的吼声。迷茫、恐惧和震惊充满了我们的面部表情。这是什么意思？她在那里干什么？她的影像是黑白的，四周还有整齐的边框。难道她死了，失踪了，还是灵魂出窍了？难道这就是她的灵魂，她的秘密自我，依靠技术力量推出的、通过电视波段和电能的流动而释放出来的某种两维复制品，现在稍作逗留，到荧屏上来向我们说声再见。

一种陌生感、一种精神困惑抓住了我。这张脸、这头发，她连续两三下迅速眨眼的样子，确实就是她，这没问题。一小时之前我刚见过她吃鸡蛋，但是她在屏幕上的样子，让我把她认作某个遥远的来自过去的人物，某个前妻和不在家的母亲，一个从死人堆里走来的人。假如她没有死，难道是我死了？一声两个音节的婴儿叫喊—“吧、吧”，从我的灵魂深处发出。

所有这一切只在瞬间闪过。它只是随着时间的延续和其自身的规范，返回给我们一种对于周围事物、房间、屋子、电视机所在之处的现实的感觉—只有此时，我们才明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芭比特正在教堂地下室里教她的课，并且由当地的有线电视台摄成电视。要么她不知道旁边有一台摄像机，要么她由于不好意思、爱、迷信或者其他原因，使她希望认识她的人不在电视上看到她的影像出现，因而不愿意告诉我们。

因为音量开得很低，我们听不见她在说什么，但是没有人去调高音量。大家在意的是她的影像、黑白的脸，有生气但也是平面的，显得遥远、封闭、永恒。除了不是她之外，什么都是。我又一次想到了默里可能做了什么手脚。波与辐射。什么东西从电视机的网孔里泄漏出来。当电子光点集结时，她就发射出一道光线照在我们脸上；她正在生成；每当她脸上的肌肉为了微笑和说话而活动时，她就不断地成形和再成形。

通过芭比特，我们正在被某种东西穿透。她的影像被投射到我们身上，在我们体内和穿过我们飘游。电子和光子形成的芭比特；不知是什么力产生的灰色光线，形成了我们认为是她的面孔。

孩子们兴高采烈、满脸喜色，但是我感到某种不安。我试图安慰自己，说这不过是电视而已—不管那是什么，不管它是怎么产生的—它总归不是什么生或死的旅程，不是某种神秘的分离。默里抬头看我，鬼头鬼脑地窃笑着。

只有怀尔德仍然安安静静。他看着他妈，对她说些半个头词，基本上都是杜撰的、零星的响亮声音。摄像机镜头后退，以便让芭比特演示某个漂亮的站立或行走姿势，这时，怀尔德走近电视机，触摸她的身体，在布满灰尘的屏幕上留下一个手印。

然后丹妮斯爬到电视机前，转动音量旋钮。什么也没有发生。没有声音，没有人说话，什么也没有。她回头看着我，又是一阵迷惑不解。海因利希走上前去，拨弄调频开关，把手伸到电视机后面去调节凹嵌的旋钮。当他试另一个频道时，声音轰然而出，粗重且含混不清。旋回到有线台，他仍然无法调出一丝声音；在我们看着芭比特结束上课的过程里，我们的情绪一直处在奇怪的疑虑中。但是，这档节目刚刚结束，两个女孩儿就又兴奋起来，下楼到门口去等候芭比特，想用她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新闻使她吃一惊。

小男孩仍然守在电视机旁，就在黑洞洞的屏幕近旁；在默里记笔记的当儿，他轻声地、茫然地、一阵阵低沉地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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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三、“戴乐儿”闹剧 第22节

超级市场里挤满上了年纪的人，他们在眼花缭乱的货架之间看起来茫然无措。有些人个子太小，够不到货架的上层；有些人推着购物车堵塞了过道；有些人手脚笨拙，反应迟钝；有些人忘这忘那，有些人迷迷糊糊；有些人边转悠边叽叽咕咕，脸上是人们在公共机关走廊里小心翼翼的神情。

我推着购物车穿过过道。怀尔德坐在里面可以折叠的架子上，一边设法抓住那些形状和光泽刺激他感官分析系统的货物。超市新开辟了两个部门：肉摊和面包房。烤炉里面包和糕饼的香气，加上身沾血污的屠夫拍打新鲜小牛肉的景致，让我们大家都着实激动。

“德雷斯坦鼻通灵，德雷斯坦鼻通灵。”

另外一桩激动人心的事儿就是雪了。预报说今日白天晚些时候或夜里有大雪。消息一传出，就聚起了人堆，是那些害怕公路很快要不通的人、年纪太大不能在冰雪中安全行走的人、认为暴风雪会将他们封锁在家中好多天或数周而孤立无援的人。年纪较大的人对于即将降临的灾祸尤其敏感，而电视里神情严肃的男人正站在数字式雷达地图或脉动的地球照片之前，预报这样的消息。他们就此被煽动而发疯似的匆匆拥向超市，要赶在暴风雪到来之前，多买点儿东西储备着。注意雪况，天气预报员说。做好下雪准备。扫雪机。夹带冰雹和冻雨的雪。西边早就在下雪，雪早就在向东移动。他们对待这条消息就像发现了一个的头盖骨。阵雪、小阵雪。大雪警报。飘着的雪、劲吹的雪。深深的积雪。堆积、毁坏。老人们在恐慌中购物。电视没有让他们愤怒不堪，电视把他们吓个半死。他们在付款队伍里互相窃窃私语。旅游气象报告，能见度为零。大雪什么时候降落？多少英寸？下多少天？他们变得遮遮掩掩、躲躲闪闪，似乎在对别人隐瞒最新和最坏的消息，好像匆促中加上了狡黠，尽量在他人问他们买多少东西之前，就匆匆离开。战争中的囤积者。贪婪的，有罪的。

我在普通食品区看见默里，他拿着一只平底的不沾锅。我停下来看了他一会儿。他与四五个人说了话，偶尔停下来在一个带螺旋弹簧的本子里记一点儿东西。他的胳肢窝下别扭地夹着平底锅，居然还能写字。

怀尔德用响亮的尖声向他大喊，我把购物车转过来。

“你的那位好女人怎样？”

“好。”我说。

“这孩子已经会说话了吗？”

“偶尔说说。他喜欢自己选择说话的地点。”

“你记得你帮过我的那件事儿吗？那次涉及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较量？”

“当然啦。我进了教室，还发表了演讲。”

“可悲的是，事后证明不管怎样我都会赢。”

“发生了什么事？”

“我的竞争对手科特沙基斯不再在生者之列了。”

“这话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他死了。”

“死了？”

“在海滩冲浪时失踪，假期里的事。我一小时之前才知道，随后就到这儿来了。”

突然我意识到周围沉重的气氛。自动门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出其不意地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颜色和气味似乎更加刺激。脚步滑动的声音夹杂着十几种别的噪音—维护系统发出的潮水似的低沉声响、顾客们翻阅小报的算命图时的声、脸上扑了粉的老妇人们的窃窃私语声、大门外汽车碾过松动的窨井盖时结结实实的哐啷声。滑动的脚步声。我听得清清楚楚，每个过道里都有这样沉闷和令人惆怅的脚步滑动声响。

“姑娘们好吗？”默里说。

“好。”

“回学校了？”

“是的。”

“既然恐慌已经结束。”

“是啊。斯泰菲不再戴她的保护面罩了。”

“我要买一些‘纽约切块’。”他说，手指着卖肉人。

这名称好像耳熟，但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未包装的肉，新鲜面包。”他接着说，“进口水果，稀有奶酪。来自二十个国家的产品。这就像置身古代世界的某个十字路口、某个波斯的集市或者沿岸的繁荣城市。你怎么样，杰克？”

他什么意思：你怎么样？

“可怜的科特沙基斯，冲浪时失踪的。”我说，“那个大块头的男人。”

“就是他。”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的个子确实大。”

“绝对如此。”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除了一条：最好是他而不是我。”

“他的体重一定有三百磅。”

“哦，太有了。”

“你觉得有多重，二百九十，三百？”

“很可能是三百。”

“死了。这么一个大个子。”

“我们能说什么呢？”

“我认为我个子就大。”

“他属于另外一个档次。你在你的档次上是大个子。”

“倒并非是我了解他。我根本就不了解他。”

“他们死了，最好就别了解他们。最好是他们而不是我们。”

“个子长这么大。然后死了。”

“人没有了，一点踪迹也不留下。冲没了。”

“我清清楚楚记得他的模样。”

“真是有点儿奇怪，是不是，”他说，“我们竟然能够记得死人的模样。”

我带着怀尔德穿过水果部。水果光灿灿、湿漉漉、有棱有角，其中有某种故作姿态的性质，看起来是经过仔细料理，就像摄影手册里的四色水果。我们在卖塑料罐矿泉水的柜台处右转弯，走向付款处。我喜欢跟怀尔德在一起。这个世界便是一连串稍纵即逝的满足。他抓起他能抓住的东西，然后立即在随后的一阵愉快中忘却。这样的遗忘性是我所嫉妒和羡慕的。

结账处的女人问了他几个问题，又用婴儿般的嗓音自己做了回答。

城里有些房子呈现出荒废的迹象。公园里的长凳需要修理，坑坑洼洼的街道需要消除岁月的痕迹。但是，超级市场除了变得更好之外仍然一如既往，货架充盈、明亮，而且还配上音乐。对于我们来说好像这就是关键之所在。一切良好，还会继续好下去，只要超市不败落，最后一切甚至会变得更好。

那天晚上，我早早地开车送芭比特去她的体态训练班。我们把车停在大路的立交桥上，然后下车看日落。自从空中毒雾事件发生之后，日落就漂亮得让人几乎消受不起。倒不是其中有什么可以测量得出的关系。即使尼奥丁衍生物加上每天飘游和漂流来的排放物、污染物及渗漏物造成这种美学上的飞跃，却无人能够证明这一点。那轮原本已经灿烂辉煌的落日，一跃而为赭色的、宽广的、高耸云霄和如同梦幻的空中景致，透露着恐怖。

“我们还能相信别的什么？”芭比特说，“我们还能怎样做别的解释？”

“我不知道。”

“我们并非身处大洋或沙漠边缘。我们应该见到的是温和的冬天的落日。可是看看这片火烧火燎的天空，这样漂亮又这样滑稽。日落的过程以前只有五分钟，现在要一个小时。”

“那是为什么呢？”

“那是为什么呢？”她说。

立交桥的这一位置可见广阔的西边景色。自从第一次出现新奇的日落，人们就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他们把车子乱停乱泊，在寒风中站在一起神经紧张地交谈和观看。现在这里已经有四辆车了，肯定还有别的车要来。立交桥早已成了一个观景点。警察不情愿强行禁止泊车，就像残疾人奥运会一样，此情此景之中一切限制似乎都微不足道了。

后来，我开车回到公理会教堂去接她。丹妮斯和怀尔德跟车兜风。芭比特穿着牛仔裤和暖腿套，煞是好看和刺激。这双暖腿套令人觉得有某种准军事仪态的味儿和古代武士道的意思。她在铲雪时还戴了一块毛皮的头巾。这让我想起了公元五世纪。男人们站在营火四周，压低了嗓门用他们的土耳其话和蒙古话交谈。天空晴朗。为万人楷模的“匈人阿提拉”毫无恐惧地死亡。

“课上得怎样？”丹妮斯说。

“好到他们要求我再开一门课。”

“教什么？”

“杰克不会相信这一点。”

“教什么？”我说。

“吃和喝。课程名称为‘吃和喝：基本要素’。我承认，这样的课程名称较之应该的那样是有一点儿愚蠢。”

“你能够教些什么呢？”丹妮斯说。

“说的就是这个。可以教的内容实际上无以穷尽。暖和的天气吃轻松的食品，喝大量水和饮料。”

“但是这些人人都明白。”

“知识日新月异。人们喜欢加强自己的信念。饱餐之后不要躺下。空腹时不要喝酒。如果饭后非要游泳，至少等上一个小时。这个世界对于成人来说比起对于孩子更加复杂。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并没有这一切不断变化的事实和态度，某一天它们就这么出现了。所以，人们需要某个权威人士对做事的某种方法是对是错，至少暂时是对是错，来加以肯定。我是他们能物色到的最合适的人，就是这样。”

一丝绒毛被静电吸附在电视屏幕上。

我们静静地躺在床上，我的脑袋枕在她的两乳之间，好像是在受到无情打击之后寻找慰藉。我决心不告诉她电脑对我的判决。我明白，她要是知道我几乎肯定会死在她之前的话，定会如五雷轰顶一样受不了的。她的身体成了我的决心、我保持沉默的力量。每天夜里我都钻向她的乳房，进入那特定的空间躺着，好像受创的潜水艇驶入修船码头一般。从她的乳房，从她温暖的嘴，从她抚摩的双手以及她轻轻掠过我后背的指头，我获得勇气。这种触摸越是轻盈，我就越坚决地不让她知道那事儿。只有她自身的绝望才能摧毁我的意志。

有一次，我几乎开口请求她戴上暖腿套再做爱。但是，这样的请求似乎深深植根于怜悯，而不属于反常的性欲；我想这样会使她怀疑有什么事情出了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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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三、“戴乐儿”闹剧 第23节

我请求德语教师每次加半个小时课。现在我似乎比以前更迫切地要学习这门语言。他的房间冷冰冰的。他穿着对付恶劣天气的服装，而且好像在一点儿一点儿地将家具堆起来堵窗户。

我们在昏暗中面对面坐着。我对于词汇和语法规则的掌握出奇的好。我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书面考试，获得高分。但是，我在单词的发音上仍然有困难。邓洛普倒好像不在乎，他一次又一次地为我示范发音，喷出来的唾沫星星飞到我的脸上。

我们加快到每星期学三课书。他似乎在改掉心不在焉的方式，变得稍微专心了一些。家具、报纸、硬纸盒、塑料薄膜—这些该是清扫沟渠时得到的物件不断地堆积在墙角和窗户下。我在做发音训练时，他盯着我嘴巴里面。有一次他还用右手指头伸进去，纠正我的舌头动作。这个时刻令我觉得奇怪和可怕，这样的亲昵行为令人终生难忘，以前还从来没有人摆弄过我的舌头呢。

德国牧羊犬由穿米莱克斯服的人牵着，还在城里巡逻。我们欢迎这些狗，渐渐看惯它们，给它们喂食，也抚弄它们，但是见到那些身穿制服、脚蹬有护垫的靴子、头戴连着软管的面具的男人，心态倒尚未调整过来。我们把这些装束与我们烦恼和恐惧的来源联系在一起。

午饭时，丹妮斯说：“他们为什么不能穿平常的衣服呢？”

“这是他们值班穿的衣服。”芭比特说，“它并不表示我们尚处在危险之中。狗只在城的边缘地区嗅到稍许有毒物质的残留气味。”

“这些就是我们被期望要相信的事情。”海因利希说，“假如他们透露真实的发现，就要在法律诉讼中贴付几十亿美元，还不包括要出现示威游行、恐慌、暴力和社会的动荡。”

他好像对于这样的前景幸灾乐祸。芭比特说：“那可有一点儿极端，不是么？”

“什么极端，指我说的话，还是可能发生的事？”

“两者都是。没有理由认为公布的结果是不真实的。”

“你真的相信这一点吗？”他说。

“为什么不应该相信呢？”

“假如这些调查的任何一种真实结果透露出来，工业都会垮掉。”

“什么调查？”

“整个地区正在进行的那些调查。”

“那就是了。”她说，“新闻节目里每天都报道一桩有毒物质的泄漏事故：致癌溶液从贮罐外溢，砷从烟囱冒出，放射污染的废水从发电厂排放。如果这类事件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话，问题有多严重？严重事故的定义，不是基于它并非每天例行发生的事实吗？”

两个女孩瞅着海因利希，期待他如数家珍似的拿出一个巧妙的辩驳。

“忘掉这些泄漏吧。”他说，“这些泄漏根本微不足道。”

这样的谈话路子并非我们任何人希望他采用的。芭比特仔细地观察他。他把一片洋葱放在色拉盘里，切成大小一样的两半。

“我不会说它们微不足道。”她谨慎地说，“它们属于日常的小泄漏，也可以控制，但是它们并非微不足道。我们必须警惕它们。”

“我们越快地忘掉这些泄漏，就能越快地开始对付真正的问题。”

“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我说。

他说话时满嘴都是洋葱和黄瓜。

“真正的问题是每天笼罩在我们四周的那种辐射。收音机、电视机、微波炉、门外的电缆、高速公路上的雷达车速监视器。多年来他们一直对我们说，这样小剂量的辐射并无危害。”

“但是现在呢？”芭比特说。

我们看着他用匙子在盘子里把土豆泥堆成火山的形状。他小心翼翼地将肉汁倒进顶部的开口里。然后，他开始剔除牛排的肥肉、筋和其他不入眼的东西。我想，吃是大多数人唯一做得到专业化的本领。

“这才是一个新的大麻烦。”他说，“忘掉外溢、放射性坠尘、泄漏。是你自己房子里笼罩在你四周的那些东西，迟早会要你的命。那就是电磁场。如果我说，居住在高压电线附近的居民自杀率达到空前的记录，这房间里有谁会相信我？是什么让这些人这样忧愁和沮丧？仅仅是目睹这些难看的电线和电线杆？还是他们的脑细胞因经常暴露在射线中而受到了损伤？”

他将一小片牛排浸在“火山口”的肉汁里，然后塞进自己的嘴巴。但是他并不吃它，而是先舀了一些“低坡”上的土豆泥加到牛排上才开始咀嚼。有关他是否能够在土豆火山塌陷之前吃完肉汁的问题，似乎正在造成一种紧张气氛。

“忘了头疼和疲乏。”他边嚼边说，“神经错乱、家庭中乖戾行为和暴力情况如何？这些方面有科学发现。你们认为所有畸形儿是怎么来的？无线电和电视，这就是根源。”

女孩儿们崇拜地看着他。我想与他争辩，我想问他，为什么我应该相信这些科学发现，而不应该相信表明我们不会受到尼奥丁污染危害的调查结论。但是考虑到我个人的情况，我还能说什么呢？我想告诉他，他引用的那类统计证据，本质上是不确定和误导人的。我想说，他会随着自己的成熟，学会平静沉着地看待所有这样灾难性的发现，逐渐摆脱狭隘死板，形成一种有根据的、质疑的探索精神，增长智慧和判断的全面性，最后衰老死亡。

但是，我只是说：“吓唬人的数据现在本身就成了一种产业。各种各样的公司互相竞争，看看他们能够把我们吓唬得多厉害。”

“我告诉你，”他说，“当白鼠暴露在射频波中，它的大脑会释放钙离子。这张桌子旁有谁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

丹妮斯看了一下她妈妈。

“这是不是现今学校里教的东西？”芭比特说，“公民学方面发生了什么情况，一条议案怎样变成法律？直角三角形的斜边平方等于其两直角边平方之和。我还记得这些定理。事实上是在布里德山打的。这儿有一条。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

“究竟是莫尼特号还是被击沉了？”我说。

“我不知道，但是还有和。”

“那又是怎么回事？”斯泰菲说。

“我想说的是，他是一个追逐官位的印第安人。这儿有一条。谁发明了收割机，它又怎样改变了美国农业的面貌？”

“我正在努力记住岩石的三个种类。”我说，“火成岩、水成岩，还有一种别的。”

“你的‘对数’学得怎样？导致‘大崩溃’的经济萧条的原因是什么？这儿还有一条。谁在中取胜？小心！这事不像看起来那么明显。”

“无烟的与含沥青的。”我说，“等腰的和不等腰的。”

这些神秘难解的词汇，以一堆当年上学时混淆不清的形象回到记忆中来。

“这儿又有一条。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

幻觉仍然是该地区的一个问题。一条免费热线建立起来。全天有值班顾问，向不断受到困扰的人们解答问题。或许，幻觉和身心上其他不由自主的毛病均为空中毒雾事件的持久性后遗症。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才可能解释这类事情，它们其实是我们现今开始感觉的那种深入到骨子里的孤独症状。没有哪一座大城市有如此广泛和折磨人的事儿，可以让我们用来比照我们的困境而稍感慰藉。没有哪一座大城市因为我们遭受牺牲而受到谴责。没有哪一座城市可以仇恨和恐惧的。没有令人心跳的大型心理咨询中心可以消解我们的苦恼，让我们分一点儿心，免受时间—作为我们不寻常的毁灭、染色体的断裂、疯狂增加的生物组织之因素的时间—对于我们意识的持续不断的压力。

“芭贝。”我轻声地说。那天夜里我又在床上躺在她的双乳之间。

虽然我们住在一个小镇上而奇妙地避免了愤慨，但是没有置身万人瞩目的大都市之中，毕竟在我们两人独处之时，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点儿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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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三、“戴乐儿”闹剧 第24节

那是第二天的夜间，我发现了“戴乐儿”。一只轻质塑料的琥珀色瓶子，用胶带粘在浴室里的暖气罩里面。当暖气片开始发出砰砰声响时，我打开罩子研究阀门有什么问题—我做得一丝不苟和有条不紊，努力掩饰内心感到的无奈—这时我发现了它。

我立即去找丹妮斯，她正坐在床上看电视。我告诉她我找到了什么，我俩就一起悄悄地来到浴室仔细看那药瓶子。通过透明的胶带，一眼就能看到“戴乐儿”这个词。见到这药这么个藏法，我俩的吃惊非同小可，因此谁也不敢去动它一下。我们神情严肃地凝视这些小药片，然后交换了一个含有深意的眼色。

我们一言未发，也没有动药瓶，就重新盖上罩子，然后回到丹妮斯的房间。床另一头的声音说：“此地有一种让人眼馋的带柠檬的配菜，适合任何海鲜食物，并且当场可以配置。”

丹妮斯坐在床边，向前凝视着，目光越过我头顶，越过电视机，越过招贴画和摆设的纪念品。她眯缝双眼，皱着眉，脸上煞是一副沉思状。

“我们什么也不要对芭贝说。”

“行。”我说。

“她会光说记不起来怎么把它放在那儿了。”

“‘戴乐儿’是什么东西，这是我想知道的。她可能去配药的比较近的地方只有三四个。药剂师能告诉我们这玩意儿有什么用途。明早我第一件事就是开车出去问。”

“我已经做过这件事了。”她说。

“什么时候？”

“圣诞节前后。我去了三家药房，而且与药房柜台后面的印度人谈过了。”

“我以为他们是巴基斯坦人。”

“管它呢。”

“关于‘戴乐儿’，他们告诉了你什么？”

“从未听说这东西。”

“你有没有请他们查查看？他们肯定会有最新药品目录。最新药品的增补目录。”

“他们查了，任何药品目录上都没有。”

“未列入药品目录。”我说。

“我们必须给他的医生打电话。”

“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打到他家里。”

“让他吃一惊。”她说，口气中有某种冷酷的味儿。

“假如我在他家里逮着他的话，他就没法靠答录机躲起来，让接待员、护士和那个好脾气的年轻医生来挡驾。那个年轻医生与他合用诊所的套房，其生活中的角色就是给被有名气的医生回绝的病人看病。一旦你被老医生推给年轻医生了，说明你是二等公民，你的病也不是头等重要的。”

“给他家里打电话，”她说，“把他叫醒，哄他说出我们想知道的事儿。”

唯一的电话机在厨房里。我大大方方地穿过走廊，眼睛向我们的卧室瞥了一下，以确证芭比特还在里面。她正一边熨衣服，一边听收音机里的听众点播节目，这是她近来上了瘾的一种消遣方式。我走到厨房，从电话簿上找到医生的名字，就拨了他的住宅电话号码。

医生名叫霍克斯特拉登，听起来有点儿德语的味道。我见过他一次—一个弯腰驼背的人，下巴有肉垂，嗓音深沉。丹妮斯说哄他说出真相，但是要做到这样的唯一办法，是要真诚和老实。假如我假装是一个陌生人，想知道有关“戴乐儿”的情况，那么他不是挂掉电话，就是让我到诊所去。

他在铃声响过四下或五下之后接了电话。我告诉他自己是谁，说我在为芭比特着急，因为太着急才把电话打到他家里—这个举动肯定非常鲁莽，但是我希望他能够理解。我说，我相当肯定，他给她开方子的药正在产生问题。

“什么问题？”

“记忆差错。”

“你竟然打电话到一个医生家里谈论记忆差错！如果每个记忆有误的人都打电话到医生家里，那会怎样？连锁反应将会不可收拾。”

我告诉他，差错频繁。

“频繁！我了解你老婆，就是有一天夜里带着一个啼哭的孩子来找我的那种老婆。‘我的孩子一直哭泣。’她竟会找到一个开私人诊所的医生，要求他治疗孩子的哭泣！现在我拿起电话，这一回可是丈夫了。你竟然夜里十点钟之后打电话到一个医生的家里，竟然给他说‘记忆差错’。为什么不告诉我她肠胃胀气呢？肠胃胀气就打电话到我家里？”

“频繁而且持久，医生。一定是那药引起来的。”

“什么药？”

“戴乐儿。”

“从没听说过。”

“一种小的白药片。放在琥珀色瓶子里。”

“你竟会在夜里十点钟之后，向一个下班回家的医生描述一种药片是小的、白色的，而且期望他回答什么。为什么不告诉我它还是圆的呢？这可是我们这个病例的关键啊。”

“这是一种未列入药品目录的药。”

“我从未见过。我肯定没有给你妻子开过这药。虽然我也犯别人常犯的错误，但是就我判断这类事情的能力而言，她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女人。”

这话说出来好像是对于误诊的抵赖。或许他像警探向嫌疑犯宣读宪法权利一样，正在朗读现成印制好的卡片内容。我谢过他，挂上电话，再往我自己的医生家里打电话。他在电话响过第七下铃声才接听，说他认为“戴乐儿”是波斯湾中的一个岛屿，属于西方世界赖以生存的至关紧要的原油运输终端之一。电话那头有一个女人声音在做天气预报。

我上楼去告诉丹妮斯不必担心。我要从瓶子里取一片药，让学院化学系的人化验分析它。我等着她告诉我，说她已经这样做过了。但是她只冷冷地点了一下头；我就到客厅去，在海因利希房门口停下来说一声晚安。他在小套间的门框中间插了一根横杠，正抓着做引体向上练习。

“你从哪儿弄来这玩意儿？”

“是墨卡托的东西。”

“他是谁？”

“他是我现在一起玩的高班同学。他快十九岁了，还在念中学。给你说点儿情况。”

“什么方面的情况？”

“他的个子大极了。他躺在长凳上推举杠铃的重量可吓人呢。”

“你为什么要做引体向上？引体向上会有什么好处？”

“任何事情都能有什么好处？或许我只是想增强我的体质，以弥补其他方面的不足。”

“什么其他方面？”

“举例说，我的发际线变得越来越糟。”

“它没有变得越来越糟糕。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去问芭贝。在这类事情上她的眼光很准。”

“我母亲告诉我去看看皮肤病专家。”

“我认为目前阶段还没有必要。”

“我已经去过了。”

“他说什么？”

“那是一个女的。我母亲告诉我去找女人看病。”

“她说什么？”

“她说我有一个浓密的供发区。”

“那是什么意思？”

“她可以从我头上其他部位取发，用外科手术移植到所需要的地方。这样做并不会造成什么不同。我仍然会很快脱发，我可以轻易地瞧见自己全秃了。我这个年龄的孩子也得癌症。他们化疗之后头发就掉。我为什么会与众不同呢？”

他站在小套间里往外盯着我看。我决定换个话题。

“如果你真的认为引体向上有益的话，你为什么不站到套间外面来，脸朝里做练习呢？为什么要站在黑暗霉臭的空间里？”

“如果你认为这一点奇怪的话，你应该看看墨卡托现在做的事儿。”

“他在做什么事儿？”

“他正在训练，要去打破一项吉尼斯纪录—坐在装满毒蛇的笼子里的世界忍耐纪录。他每周到玻璃镇去三次，那里有这种异国宠物的商店。老板允许他给非洲的曼巴蛇和鼓腹毒蝰喂食，让他慢慢地习惯。彻底忘掉你的北美响尾蛇吧。鼓腹毒蝰才是世界上最毒的蛇呢！”

“每次我在新闻电影片中看到什么人坐在蛇笼里已经四个星期，我就会希望他被咬一口。”

“我也这样。”海因利希说。

“为什么呢？”

“他们自讨苦吃嘛。”

“对了，我们大多数人一辈子都在避免危险。这些人以为他们是谁呢？”

“他们自讨苦吃，让他们吃苦去吧。”

我停顿了一会儿，回味这难得的意见一致的时刻。

“你朋友还训练别的项目吗？”

“他长时间地坐在同一地方，使自己的膀胱习惯起来。他一天只站起来吃两顿饭。他坐着睡觉，每次二小时。他想训练自己慢慢地苏醒而没有突然的动作，以免惊吓一条曼巴蛇。”

“这好像是一种奇怪的抱负。”

“曼巴蛇是敏感的。”

“但是如果这让他感到幸福的话。”

“他自以为幸福，可是这不过是他大脑中一个神经细胞获得过多的刺激或者过少的刺激而已。”

我在半夜里从床上爬起来，走到过道另一头的小房间，观察斯泰菲和怀尔德睡觉。我一动不动，差不多有一个小时就这样看着，感到说不出的精神振奋和情绪高涨。

我走进卧室时，发现芭比特站在窗前看着冰冷的黑夜。我吃了一惊。她没有一点迹象注意到我不在床上，而且似乎也未听见我又爬回到床上，把自己埋在床罩底下。

三、“戴乐儿”闹剧 第25节

我家的报纸是由一个中年伊朗人投递的，他驾驶一辆尼桑阳光牌汽车。这辆车有样东西让我惴惴不安—黎明时分那人将报纸放到我家门前的台阶时，车子总亮着前灯。我对自己说，我已经上了年纪，在这种年纪上老觉得有靠不住的威胁。世界充满了被遗弃的意味。我在平常的事情中，发现料想不到的意思和紧张。

我坐在办公室的书桌后，低头瞧着白色的药片。它的形状有点儿像飞碟，是个流线型的圆片。它的一头有个极小的孔，仔细盯着看了一会儿，我才发现这个小孔。

这药片不像阿斯匹林那样白垩似的，也不完全像胶囊那样圆溜溜的。它拿在手里有异样的感觉，摸上去特别不一样，同时给人这样的印象：它是合成的、不可溶解的、精工制造的。

我走进一座称为“观测站”的小型圆顶建筑，将药片交给一个名叫温妮·理查兹的年轻神经化学研究人员，据说她的工作非常出色。她是一个腼腆文静的高个子女人，要是有谁说点儿滑稽的事她就会脸红。有几个纽约流亡者喜欢到她的小隔间办公室去，快快地说上一两句俏皮话，仅仅是为了看她脸红。

她坐在杂乱地堆得满满的书桌后面，我看她用大拇指和食指拿起药片慢慢地转动，足有两三分钟时间。她舔了舔药片，耸了一下肩膀。

“味道确实不怎么样。”

“化验分析它的成份要花多少时间？”

“我的收件箱里已有一副海豚的脑子，但是你可以在四十八小时之后来看我。”

温妮在山上很出名，因为她来来去去旁人看不见。没有人知道她怎样做到这一点，或者她为什么觉得必须这样做。或许，她对于自己笨拙的身躯、伸着脖子的模样和走路时奇怪的大步子感到害羞。或许她患有对于露天空地的恐惧，但是学院的空地大多小巧雅致。或许，这个世界上的人和事对她有过冲击，其力量犹如某个粗野的裸体撞了她—事实上真让她脸红了—因此她觉得避免过多接触更加容易。或许，她是倦于被人称为出类拔萃。不管怎么说，那个星期的其余时间里我都难以找到她。没有人看见她出现在草地和小路上，我任何时候到她的小办公室去看，她都不在。

家中，丹妮斯认为不要提起“戴乐儿”的话题。她不想给我压力，甚至避免对视，好像交换意味深长的眼色就超过了我们秘密的忍受力。就芭比特而言，她倒好像不可能流露无意义的眼神。她在谈话当中转过身来，向外凝视降雪、落日或者停着的汽车，一副石雕般永恒的神情。她这样的沉思默想开始令我不安。她一向是眼睛盯着外部世界的女人，对于细微处津津乐道，信仰摸得着的真实的东西。她这样地独自凝视，不仅从我们这些她周围的人来看，而且就她如此久久地注视的这些事物而言，都算得上是一种与一切疏远的形式。

大孩子们吃过早饭离开之后，我们坐在桌子旁。

“你见过斯托弗家新养的一条狗吗？”

“没有。”我说。

“他们认为它来自太空。只不过他们不是说着玩的。我昨天在他们那儿。那畜生就是奇特。”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在让你烦恼？”

“我很好。”她说。

“我希望你告诉我。我们告诉对方每一件事情。我们一向如此。”

“杰克，能有什么事情让我烦恼？”

“你呆呆地向窗外望着。你有一点儿不一样。你不像以前那样看待事情和做出反应了。”

“那可是他们家的狗做的事情。它呆呆地向窗外望着。但并非在任何一扇窗前。它到阁楼上去，前爪放在窗台上，从最高的一扇窗户向外瞧。他们认为它是在等待命令。”

“丹妮斯如果知道我现在要说的事，非杀了我不可。”

“什么事？”

“我发现了‘戴乐儿’。”

“什么‘戴乐儿’？”

“它是用胶带粘在暖气罩里的。”

“我干吗要把什么东西粘在暖气罩里？”

“这正是丹妮斯预言你会说的话。”

“她一般都是正确的。”

“我和你的医生霍克斯特拉登谈过了。”

“我的身体非常好，真的。”

“他就是这么说的。”

“你知道这些寒冷、灰暗、沉闷的日子让我想做什么吗？”

“做什么？”

“和一个英俊的男子上床。我来把怀尔德放进他的游戏隧道里。你去刮刮胡子、刷刷牙。十分钟之后我在卧室见你。”

那天下午，我看见温妮·理查兹溜出“观测站”的一扇边门，大步穿过一片小草地，向新楼慢跑而去。我赶快离开办公室去追赶她。她紧贴着墙根，跨着大步前进。我觉得我已经观测到了一头遭遇危险的野兽，或者某种像雪人或北美野人的不寻常的类人动物。天气寒冷，并且仍然气氛沉闷。我明白如果不小跑步的话没法追上她。她快步转过教员楼的后面，我担心马上就看不到她，于是加快了步伐。跑步的感觉真奇怪，我已经多年没有跑步了，因而辨不出自己在这种新状态下的身体，认不得我脚下这个表面坚硬的，好像突然出现的世界。我转过一个拐角，明白躯体在飘浮，于是加快了脚步。上，下，生，死。我的袍子在我身后飞舞。

我在一幢单层建筑的空走廊里追上了她。那房子散发出芳香液体的气味。她穿一件淡绿色紧身上衣，脚上是一双网球轻便鞋，靠墙站着。我气喘得说不出话，就举起右胳膊，请求她停一停。温妮把我带到一间小房子去，里面摆满了装着各种脑子的瓶子。我们在一张桌子前站住，桌子上铺满了笔记本和实验仪器，还连着一个水池。我尽量不把自来水的味道和见到的脑子以及闻到的防腐剂和消毒剂联想到一起。

“你是不是一直在躲着我？”我说，“我留过字条和电话留言。”

“不是躲你，杰克，或者任何哪个人。”

“那么为什么找你这么难？”

“这不是二十世纪的全部状况吗？”

“什么？”

“人们都藏了起来，即使没有人在寻找他们。”

“你真的认为情况就是这样吗？”

“这是显而易见的。”她说。

“那药片怎么回事？”

“一件有趣的技术产品。它叫什么？”

“戴乐儿。”

“从未听说过。”她说。

“关于它你能告诉我什么？请别炫耀你的才华。我还没有吃午餐呢。”

我看见她脸红了。

“这不是从前意义上的药片。”她说，“它是一个药物释放系统。它不会立刻溶解或立刻释放其中的成分。‘戴乐儿’里的药物是装入一个聚合物的薄膜套中的。胃肠道里的水分以严格控制的速度渗入薄膜。”

“水分干什么呢？”

“它溶解薄膜套里的药物。慢慢地，逐步地，精确地。药物通过唯一的小孔从聚合物制成的圆片流出，其速度再次受到严格控制。”

“我找到这个小孔着实花了一点儿时间。”

“因为这是激光钻的孔。它不仅小，而且尺寸精确得让人惊讶。”

“激光，聚合物。”

“这些方面我可不是专家，杰克，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小系统。”

“做得这样精确的目的是什么？”

“我想，剂量的控制是要消除药丸和胶囊时好时坏的效果。该药物按照规定的速度在较长时期内释放出来。你就避免了一般先剂量不足、后剂量过多的情况。你就不会在得到一小点儿药量之后，突然上来大剂量了。不会有胃不适、恶心、呕吐、肌肉麻痹等等。该系统效果良好。”

“它让我印象至深，甚至眼花缭乱。但是当药物从中抽出之后，聚合物的空圆片会怎样呢？”

“它自行销毁。它依靠自身强大的吸力，精密地向内爆裂。我们进入了物理学领域。一旦塑料薄膜套化为微粒以后，它按古老的方式无害地排出体外。”

“真神奇。现在告诉我该药物设计出来干什么？什么是‘戴乐儿’？它有哪些化学成分？”

“我不知道。”她说。

“你当然知道。你才华横溢，人人都这么说。”

“他们还能说什么？我研究神经化学。没人知道那玩意儿是什么。”

“总有别的科学家对此有点儿概念，他们肯定有。但是他们说你才华横溢。”

“我们全都才华横溢。这一带的人不都这样想吗？你说我是才华横溢的人，我说你才华横溢。它是一种共有自我的形式。”

“没人说我才华横溢。他们说我精明。他们说我抓住了某样大事业。我填补了没人知道存在的一个空缺。”

“空缺也等着才华横溢。现在轮到我了，就这么回事。此外，我样子长得怪，走路姿势怪。假如他们不能说我才华横溢，他们关于我就只好说些残忍的话了。这样对每个人都太尴尬了。”

她将一些文档材料紧贴在胸前。

“杰克，我能确切无疑告诉你的是，‘戴乐儿’中所含有的物质是精神病药物。它也许设计出来与人类大脑皮层的某个遥远部位相互作用。瞧瞧你的四周。到处都是脑子。鲨鱼的、鲸鱼的、海豚的、大猩猩的。它们没有一种在复杂性上可与人类的大脑相媲美。人类大脑不是我擅长的领域。对于人脑，我只有刚够派用场的知识，但是它足以使我觉得做一个美国人是值得骄傲的。你的大脑有一万亿个神经元，每一个神经元带有一万个小树突。相互联系的体系令人敬畏，它就像你可以握在手掌里的一堆光彩夺目的东西，只是更加复杂、更加神秘。”

“为什么它让你觉得做一个美国人是值得骄傲的呢？”

“婴儿的大脑发育起来对刺激做出反应。我们在刺激这一点上是世界领先的。”

我呷了一口水。

“我但愿自己懂得更多。”她说，“但是我不明白这药的确切性质。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它在市场上买不到。”

“可是我发现它放在一个普通的处方药瓶里。”

“我不管你在哪里发现它。我相当肯定我辨认得出已知的大脑感受器官药物的成分。这一种尚属未知。”

她的目光开始快速地朝门瞥去。她的眼睛明亮而胆怯。我意识到走廊里有嘈杂声。人的说话声，拖地的脚步声。我看着温妮朝一扇后门走回去。我决定再一次看着她脸红。她将一条胳膊放在身后，开了门锁，赶快转身，然后跑着进入这个下午的灰暗之中。我试图想出什么滑稽可笑的话来说。

三、“戴乐儿”闹剧 第26节

我手捧着德语语法的笔记本坐在床上。芭比特侧身躺着，一边眼睛盯着收音机台钟，一边耳朵听着一档听众点播节目。我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说：“1977年我望着这面镜子，看见了自己正在变成的模样。我不能、也不愿意起床。有些影子在我的视线边缘移动，就像急匆匆的脚步。我收到从导弹基地打来的电话。我需要与有这些相同经历的其他人谈谈。我需要一个支援项目，什么可以加入或参与的事情。”

我斜躺在妻子的身上，关掉了收音机。她继续凝视着。我在她头上轻轻地吻了一下。

“默里说你的头发了不起。”

她苍白无力地微笑。我放下手里的笔记本，轻轻地翻过她的身来，这样，我说话时她的目光就正对我了。

“现在该严肃地谈谈了。你明白，我明白。你该告诉我关于‘戴乐儿’的一切，如果不是为了我，那就算为了你小女儿吧。她一直在发愁，愁得病了。此外，你也没有更多的余地回避了。我们—丹妮斯和我，已经把你逼到墙根了。我发现了藏起来的瓶子，拿走了一片药，还让专家化验分析过了。那些白色的小圆片制造得着实精巧。激光技术，高档塑料。‘戴乐儿’几乎与吞食滚滚烟雾的微生物一样巧妙。谁会相信还有一种白色的小药丸，它在人体中如同压力泵一样安全有效地提供药物，最后又自己销毁？我对其美妙真是佩服。我们还知道别的事情，是对你的病症十分有害的事情。我们了解到普通大众买不到‘戴乐儿’—仅仅这一件事，我们就有理由要求你做出解释。你也真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说。就告诉我们这种药的性质好了。你知道，按我的性格我不会对别人穷追不舍。但是丹妮斯可是另一种类型的人。我一直竭尽全力来阻止她。如果你不告诉我我想了解的事，我就放松对你小女儿的约束。她会拿出她的全部本事来对付你。她可不会浪费时间来让你感到内疚。丹妮斯相信正面进攻。她会一锤子把你打进地里去。你知道我没瞎说，芭比特。”

大约五分钟过去了。她躺在那儿，眼睛盯着天花板。

“就让我用我自己的方式说这件事。”她小声地说。

“你要不要来点儿甜点？”

“不要，谢谢你。”

“不着急。”我说，“我们有一晚上时间。如果有什么你想要或需要的东西，尽管吩咐。你只要能想出来。你不管说多久，我都待在这儿。”

时间又过去了一会儿。

“我记不得它开始的确切时间，也许是一年半之前吧。我认为自己正经历一个时期，我生命中的某个‘水标’时期。”

“‘里程碑’。”我说，“或者说‘分水岭’。”

“一个适应时期，我想。人到中年，诸如此类的情况。症状可能消失，然后我就把它彻底忘了。但是它不消失。我开始认为它永远不会消失。”

“什么症状？”

“现在先不管那个。”

“最近你一直很沮丧。我从未见过你这样子。这正是芭比特的全部优点。她是一个乐观的人，不会屈服于忧愁和自怜。”

“让我说出来，杰克。”

“好啊。”

“你知道我怎么了。我认为一切都是可以改正的。只要有了正确的态度和做出适当的努力，一个人就可以把有害的症状分解到它最简单的成分。你可以列出单子，分类，设计图表和制作图片。这就是我何以能够教我的学员站、坐和行走的，即使我知道你认为这些题目过于平淡无奇，过于模糊朦胧，过于笼统，因而无法分解成各个组成部分。我不是一个非常机灵的人，但是我知道怎样分解、怎样分离和分类。我们能够分析姿势，分析吃、喝甚至呼吸。你还怎么用别种方法去理解这个世界，是我对待这问题的方式。”

“我就在这儿。”我说，“如果有什么东西你想要或需要，只要说一声。”

“当我意识到这症状不会马上消失，我就把它分解为各个成份，才着手更好地去理解它。首先我必须弄清楚它是否可以分解。我上图书馆和书店，阅读杂志和科技刊物，看有线电视，列表绘图，制作彩色图表，打电话给科技作家和科学家，请教住在铁城的一位锡克教圣人，甚至还研究过超自然。在做这么多事情的过程中，我把有关的书藏在阁楼上，免得你和丹妮斯发现了会奇怪有什么事情。”

“所有这一切我都蒙在鼓里。芭比特的全部优点就是，她给我说事儿，她坦白和吐露真情。”

“这不是一则关于你对我沉默而失望的故事。这故事的主题是我的痛苦以及我消除它的尝试。”

“我来弄一些热巧克力。你想要吗？”

“待在这儿，现在说关键部分。我花了所有这些力气，做了探索、研究，还隐瞒不说，但是毫无进展。那症状不肯消失。它的阴影笼罩我的生活，让我不得安宁。后来有一天，我正在给特雷德怀尔先生朗读《国家检查员》报纸的时候，一条广告进入我的眼帘。别管它究竟说了些什么，反正是招募秘密研究的志愿者。这些就是你必须知道的全部了。”

“我以为是我以前的几任妻子在搞什么诡计。甜蜜的欺骗者，紧张，说话带呼吸声，高颧骨，说双语。”

“我应征了广告，接见我的是一家做精神生物学研究的小公司。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不知道。”

“你了解人脑有多复杂吗？”

“了解一点儿。”

“不，你不会了解的。让我们把这家公司称为格雷研究所吧，当然那不是真名。让我们把接见我的人称为格雷先生吧。格雷先生是一个多人组成的综合体。我最后与公司的三四个或更多的人接触。”

“一座低矮的灰白色砖房，四周有电网和矮小的灌木丛。”

“我从未见过他们的总部。别管为什么。实际情况是，我接受了一次又一次试验。情感和心理方面的运动神经反应、大脑活动。格雷先生说最后只剩几名候选人，我是其中之一。”

“最后几名候选人干什么？”

“我们将为开发一种特殊实验性的和绝对保密的药品做试验对象，该药品代码名称为‘戴乐儿’，为此他已经工作了多年。他在人脑中找到了‘戴乐儿’感受器，并且正为药片本身做最后的完善。可是，他也告诉我，在人身上进行连续试验是有危险的，我可能死亡。我可以活着，但是我的大脑可能死亡。我大脑的左半部可能死亡，但是右半部可以活着。这就是说，我身体的左半部可以活着，但是右半部可能死亡。确实存在许多讨厌而无法摆脱的恐惧。我可以横着走路，但是我不能前行。我可能无法分辨词语和实物，所以如果有人说‘飞弹’，我就会扑到地上躲起来。格雷先生要我了解这些风险。有一些弃权证书和其他文件要我签字。公司有律师、神甫。”

“他们就让你接着干，当一个人为的实验动物。”

“不，他们没有。他们说，这样做从法律、伦理等等方面来说太冒险。他们着手设计计算机分子和计算机大脑。我拒绝接受这样做。我已经走得这么远了，走到这么近了。我要你尽量理解下面发生的事。如果我真要告诉你全部故事，我就必须包括这一方面，即人心的一个肮脏小角落。你说芭比特坦白和吐露真情。”

“这是芭比特的优点。”

“好，我来坦白和吐露真情。格雷先生和我做了私下的安排。忘掉神甫、律师和精神生物学家们。我们要自个儿进行实验。我的症状会治愈，他会因为医学上了不起的突破而一举成名。”

“这一点怎么那么肮脏呢？”

“它牵扯到一桩不谨慎的行为。这是我得以使格雷先生让我用这种药的唯一办法。这是我最后的一招，最后的希望。开始时我向他贡献自己的头脑，现在我奉献自己的身体。”

我感觉一股热流爬上我的后背，并穿过双肩向外扩散开来。芭比特眼睛直直地看着前面。我用胳膊肘支撑自己，面向她，仔细地观察她的面孔。当我最后说话的时候，用的是一种通情达理的询问口气—一个男人真想寻求理解某个永恒的人类之谜的口气。

“你如何向三个或更多人组成的综合体奉献你的身体呢？这是一个综合人，就像警察局的画像，一个人的眉毛、另一个人的鼻子。让我们只注意生殖器，我们所谈是几副？”

“只属于一个人的，杰克。一个关键的人，就是项目经理。”

“所以，我们不再指那个综合体的格雷先生了。”

“他现在就是一个人。我们去了一个肮脏的汽车旅馆小房间。别管是哪里或什么时候。房间里靠近天花板的上面挂着一部电视机。这是我记得的全部。肮脏，破旧不堪。我觉得沮丧，但是非常非常绝望。”

“你将这叫作不谨慎的行为，好像我们尚未进行过一场使用坦率和大胆的语言的革命。它是什么就叫它什么，老老实实地描述，有什么好处也说出来。你们进入汽车旅馆的一个房间，由于它的缺乏个性、家具实用但是趣味低下而兴奋。你光着脚走在阻燃地毯上。格雷先生转来转去，打开所有的门，寻找全身高的镜子。他看着你脱衣服。你躺在床上，搂着他。然后，他进入你。”

“别用这个词。你明白我对这种用词会怎么感觉。”

“他实现了所谓的‘进入’，就是说，他插入了自己。一分钟前他还衣冠楚楚，随手将租来的汽车钥匙扔在梳妆台上，下一分钟他就在你里面了。”

“没有人在任何人里面。这种用词是愚蠢的。我做了必须做的事。我是超然的。当时我是在自己外面运作的。它是一桩资本主义的交易。你珍爱的是把一切都告诉你的妻子。我正在尽一切努力成为那样的人。”

“行啊，我只是试图理解。你们去了这个汽车旅馆几次？”

“大致是连续几个月。那是预先的协议。”

我感觉热流正在顺着脖子的背后升腾。我仔细观察她。一丝忧愁出现在她眼睛里。我往后躺下，瞧着天花板。收音机响起来。她开始轻轻地哭泣。

“这里有些带香蕉片的果子冻。”我说，“是斯泰菲做的。”

“她是一个好姑娘。”

“我可以顺便给你拿点儿来。”

“不要，谢谢你。”

“收音机为什么响起来？”

“自动定时器坏了。明天我把它拿去修理。”

“我来拿去。”

“没关系。”她说，“这不麻烦，我拿去很方便。”

“你与他发生性关系觉得有乐趣吗？”

“我只记得上面靠近天花板的电视机，屏幕冲着我们。”

“他有幽默感吗？我知道女人欣赏能够拿性开玩笑的男人。不幸的是我不会；而且出了这件事之后，我想今后再没有多少机会能够去学了。”

“你最好光知道他叫格雷先生。那就完事了。他不高，不矮，不年轻，不老。他不笑，不哭。这是为你自己好。”

“我有一个问题。格雷研究所为什么不在动物身上做实验？动物在某些方面一定比计算机更好。”

“问题恰恰就在于此。没有哪一种动物有此等症状。这是人类的症状。动物害怕许多东西，格雷先生说。但是，它们的大脑没有复杂到能够产生这一特殊心态。”

我对她谈了大半天的事情，第一次开始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我的身体发冷。我觉得体内空荡荡的。我从仰卧的姿势坐起来，再次用一条胳膊肘支撑自己，朝下看她。她又开始哭泣。

“你必须告诉我，芭比特。你已经把我带到这么远，让我经受了这么多。我必须知道。症状是什么呢？”

她哭的时间越长，我就越肯定知道她要说什么。我感到一阵冲动：穿上衣服离开，到什么地方开一个房间，待到这整件事烟消云散。芭比特向我抬起头来，脸色悲伤苍白，眼睛流露出无奈的凄凉。我俩面对面，下巴撑在臂肘上，像一尊雕塑中古典学院的两位哲学家懒洋洋斜倚着。收音机又自动关掉了。

“我害怕死。”她说，“我老是想着它，它不肯消失。”

“别告诉我这件事。这太可怕了。”

“我毫无办法。我能有什么法子呢？”

“我不想知道。把它留到我们老年时吧。你还年轻，你进行大量的体育锻炼。这不是一种合理的恐惧。”

“它缠住了我，杰克。我没法将它从头脑中摆脱。我明白，我不该这样有意识和这样挥之不去地感受此等恐惧。我能做什么？它就在那儿。那就是为什么我那么快就注意到格雷先生的广告，当时我正在朗读登广告的小报。其标题点到家了。它写着：‘对于死亡的恐惧。’我老是想着这件事。你失望了，我看得出来。”

“失望？”

“你认为症状要更加具体一些。但愿如此。但是，一个人不会成年累月地对某个日常小毛病的解决办法挖空心思，勉为其难。”

我试图说服她不谈这件事。

“你怎么肯定你恐惧的是死亡呢？死亡是那么模糊不清。没人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感觉上像什么或者看起来像什么。或许你只是碰到了一个个人问题，它呈现为一个巨大而广泛的主体形式。”

“什么问题？”

“你对自己隐瞒的某件事情。也许是你的体重。”

“我减轻了体重，我的身高如何？”

“我知道你减轻了体重。那正是我说的意思。你浑身透出健康，你全身上下散发出健康。你自己的医生霍克斯特拉登确认了这一点。一定还有什么别的事情，一个根本的问题。”

“有什么能比死亡更加根本呢？”

我努力说服她，事情并未像她想的那样严重。

“芭贝，人人都怕死。为什么你就应该不一样呢？你自己以前说过，它是一个人类的症状。没有一个人过了七岁而未曾担心过死亡的。”

“在某个层面上，人人怕死。我怕它就在面前。我不明白它是怎样或为什么发生。但是，我不可能是唯一的人，否则格雷研究所为何会在一颗药丸上耗资几百万美元呢？”

“我就是这样说的。你不是唯一的人，千千万万的人都如此。明白了这一点还不放心吗？你就像收音机里那个从弹道基地接到电话的女人。她想找到其他有过精神病史的人，而使她自己感到不那么孤立。”

“但是格雷先生说，我对死亡的恐怖特别敏感。他对我做了一连串试验。那就是为什么他渴望要用我。”

“这就是我觉得奇怪的事情。你隐瞒了自己感到的恐惧这么长时间。如果你能够对丈夫和孩子们隐瞒这么一件事，那么它也许不是太严重。”

“这并非一则妻子欺骗丈夫的故事。你无法回避真实的事情，杰克。它的问题太大了。”

我保持平静的口吻。我和她说话时，就像一个斜倚着的哲学家对学院里的年轻成员说话那样，后者大有前途且时有出色的成绩，但是也许太依赖于那老家伙的学问。

“芭贝，我才是这个家里摆脱不了满脑袋死亡的人。我从来就是这样的人。”

“你从未说过。”

“为了不让你担忧。为了让你保持生气勃勃、充满活力和快快活活。你是幸福的人，我是注定倒霉的傻瓜。这是我不能原谅你的地方。说什么你不是我所认为的那个女人。我的感情受伤了，我被摧毁了。”

“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可能在冥思苦想死亡问题的人。你会一边散步一边冥思苦想。但是我俩那么多次谈论谁先死时，你从未说过你感到害怕。”

“你也一样。‘等到孩子们长大成人。’你把它说得像是去西班牙旅行。”

“我真的想先死，”她说，“但是那并不意味着我就不害怕。我害怕极了，我一直在害怕。”

“我害怕的时间超过了自己半世人生。”

“你要我说什么？你的恐惧比起我的更加长久、更加聪明？”

“我出着冷汗醒过来。我突然要命地出盗汗。”

“我嚼口香糖，因为我的喉头都收缩了。”

“我没有了身体。我只是一个头脑或者一个自我，独个儿彷徨在茫茫的空间。”

“我戛然而止。”她说。

“我太虚弱了，动弹不得。我丧失了所有关于毅力、决心的意识。”

“我想到我母亲正在死去，然后她就死了。”

“我想到所有的人都在死去，不光是我自己。我陷入了恐怖的遐想中。”

“我感到非常内疚。我认为她的死与我想到它有关。我对于自己的死也有同样的感觉。我越是想它，它就会来得越快。”

“这事多么奇怪。我们对于自己和自己所爱的人，怀着这样深深的、可怕的、驱之不散的恐惧。然而我们照样行走，与人们交谈，吃与喝。我们做到了一切照常。这些感情是深沉和真实的。它们怎么就没有让我们瘫痪？我们何以能够从其中熬过来，至少一小会儿—这是怎么回事儿？我们驾车，我们教书。没有人看出来，昨夜、今晨，我们是何等地害怕—这是怎么回事？它是否就是我们共同商定互相隐瞒的东西？或者，我们是否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心怀同样的秘密？戴着同样的伪装。”

“假如死亡只不过是声音，那会怎么样？”

“电噪音。”

“你一直听得见它。四周全是声音。多么可怕。”

“始终如一，白色的。”

“有时候它掠过我。”她说，“有时候它一点儿一点儿渗入我的头脑。我试图对它说话：‘现在不要，死神。’”

“我躺在黑暗中看着钟。总是奇数。早晨1：37，早晨3：59。”

“死亡都是奇数的，这是锡克人告诉我的—那个住在铁城的圣人。”

“你是我的力量，我的生命之力。我怎样能够说服你相信，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呢？我看过你给怀尔德洗澡，给我熨烫袍子。现在这些深切而简朴的乐趣我都失去了。你看不到自己所做的事情罪大恶极吗？”

“有时候，它就像狠狠打了我一拳。”她说，“我几乎真的要晕过去。”

“难道这是我为什么娶芭比特的原因？所以，她对我隐瞒真相，藏起东西，牺牲我而与他人联手实施一桩性阴谋？所有的阴谋诡计都向一个方向开展。”我严厉地对她说。

我们长时间地紧紧搂着对方，我们的身体紧裹在相互的拥抱中。这样的拥抱包含了爱、悲伤、柔情、性和挣扎。我们依靠手臂和腰部最小幅度的动作、最细微的吸气，多么微妙地变化情感、发现差别，以便达成有关恐惧的一致意见，提高我们的竞争力，在灵魂中坚持对抗混乱的基本欲望。

含铅的，不含铅的，高档不含铅的。

我俩做爱后赤裸躺着，身上湿漉漉、光闪闪的。我把床罩拉上来盖在我们身上。我们睡意蒙地低声说了一会儿话。收音机又响起来。

“我就在这儿。”我说，“不管你想要或需要什么，不管多么困难，告诉我，我就会办到。”

“一杯水。”

“当然。”

“我跟你去。”她说。

“别动，歇着。”

“我不想独自一个人。”

我们穿上睡袍，到浴室里取水。我撒尿时她喝水。在我们走回到卧室时，我用胳膊搂着她，我们走路的时候一半倒向对方，就像沙滩上的那些少男少女。她利索地重新整理好床单，把枕头放回原处，这时候我就等在床边。她立刻蜷缩身子睡觉，但是我还有事情想知道，还有事情我必须说。

“准确说起来，格雷研究所的人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

“他们分离出了大脑中的‘死亡恐惧’的部分。‘戴乐儿’向这一部分快速发送消解药。”

“难以置信。”

“它不光是一种强烈的镇静剂。该药是专门用以抑制大脑中与死亡恐惧有关的神经传递素的。每一种情感或感觉都有其自身的神经传递素。格雷先生发现了死亡恐惧，然后着手寻找会诱使大脑产生其自身抑制因素的化学物。”

“令人惊讶，也令人害怕。”

“你一生中发生的一切，都是分子在你大脑某处急剧活动的结果。”

“海因利希的大脑理论。它们都对。我们就是化学的神经冲动的总和。别给我说这事。想起它就让人受不了。”

“他们把你所说、所做和所感觉的一切，都能够归结为某个部位的分子数。”

“这个系统里善与恶发生了什么？激情、嫉妒和仇恨呢？它们难道都变成一团乱麻似的神经元？你是否在告诉我，人类失败的全部传统现在终结了？胆怯、施虐、骚扰，都是无意义的说法？我们是否在被要求怀念地看待这些东西？谋杀的狂暴怎么了？杀人凶手过去都有某种吓人的大名声。他罪恶滔天。当我们将它降为细胞和分子之后，会发生什么？我儿子与一名杀人凶手下棋。他告诉我这一切。我并不想听。”

“现在我可以睡了吗？”

“等等。如果‘戴乐儿’快速发送消解药，那么你为何在过去这些日子里那样忧愁，茫然地发呆？”

“这简单，那药不起作用。”

她在说这话时声音都变了。她拉起被子蒙住自己的脑袋。我只能凝望眼前这起伏不平的景色。一个男人在收音机里的谈话节目中说：“我正在收到关于自己性欲方面杂七杂八的信息。”我抚摸着踏花床罩下面她的脑袋和身体。

“你能不能说详细些，芭贝？我就等在这儿，我愿意帮助。”

“格雷先生给了我六十片药，分装两个瓶子。这些只多不少，他说。每七十二小时吃一片。药物是逐渐释放出来的，而且非常精确，因此两片药之间不会重合。我在十一月底、十二月初某个时间吃完了第一瓶。”

“丹妮斯发现了它。”

“她发现了？”

“她从此就盯上你了。”

“我把它放在哪儿了？”

“厨房的垃圾里。”

“我为什么那样？那样太不小心了。”

“第二个药瓶呢？”我说。

“你发现了第二个药瓶。”

“我知道。我问的是你吃了多少药片？”

“我目前从那个瓶子里取出来吃过二十五片。总计五十五片，剩下五片。”

“剩四片。我让人拿了一片做化验分析。”

“你告诉过我这事了吗？”

“告诉了。那么，你的症状究竟是否有任何改变？”

她让头顶露了出来。

“开始时，我想有的。最初阶段是最有希望的时期。从那以后就没有改善了。我变得越来越泄气。现在让我睡吧，杰克。”

“记得有一个晚上我们在默里家吃饭吗？回家路上，我们谈论过你的记忆差错。你说你不能肯定自己是否在吃药。你说，你记不得了。这当然是个谎话。”

“我猜是这样。”她说。

“可是关于记忆差错，你总体上并未说谎。丹妮斯和我以为，你的遗忘性是你吃药的副作用。”

整个脑袋冒了出来。

“完全错了。”她说，“它不是药的副作用，它是症状的副作用。格雷先生说，我的记忆丧失是竭力抵制死亡恐惧的努力使然，就像神经元之间的一场战争。我可以忘记许多事情，但是涉及死亡时我就不行了。而且现在，格雷先生也失败了。”

“他知道这一点吗？”

“我在他的答录机上留了一条口信。”

“他回电时说了什么？”

“他邮寄给我一盘录音带，我把它拿到斯托弗家去听。他说，他确实遗憾—不管那究竟什么意思。他说我终究不是合适的试验对象，他肯定它会成功—总有一天，很快，在某人身上，在某个地方。他说，他在我身上犯了一个错误。这样太随意了。他也操之过急。”

这时是半夜。我俩都筋疲力尽了。但是，我们到了这个分上，说了这么多，因此我明白我们还停不下来。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我又躺下来，眼睛望着天花板。芭比特越过我身子去关了灯。然后，她揿了一下收音机上的按钮，声音就没了。一千个夜晚大致都像今夜这样结束。我感觉到她陷入了床垫里。

“还有件事我曾经向自己保证不告诉你的。”

“能不能等早晨再说？”她说。

“我被初步排定了死亡日期。它不会在明天或者后天，但是正在逼近。”

接着，我告诉她自己怎样暴露在尼奥丁衍生物之中，讲述时我用的是简短的陈述句，就事论事，口气平淡呆板。我谈到了那个电脑技术员，他如何击键进入我的历史档案，找到了一份令人悲观的长长记录。我们不过是种种个人数据的总和，我对她说，就像我们不过是个人化学的神经冲动的总和一样。我试图解释我是如何竭力不让她知道这个消息的。但是，在她揭露了自己的一切之后，这似乎成了不该保守的秘密。

“所以我们谈论的不再是恐惧和悬而未决的恐怖。”我说，“这是硬邦邦和实实在在的事情，即事实本身。”

她慢慢地从盖被下面冒了出来，她爬上我的身体，抽泣着。我感觉到她的手指抓住了我的双肩和脖子。热泪滚落在我的嘴唇上。她在我的胸脯上捶击，抓起我的左手咬大拇指和食指之间的肉。她的抽泣变成一种含混不清的声音，听得出其中全是可怕和不顾一切的挣扎。她双手温柔然而狂热地捧住我的脑袋，在枕头上来来回回地摇晃—我无法把这个举动与她以前做过的任何事情以及她好像是的任何人联系起来。

后来，当她从我身上下来并进入不安宁的睡眠之后，我仍然向黑暗中凝视。收音机又响了。我掀掉被子，走进浴室。丹妮斯画着风景的镇纸放在门边的布满灰尘的书架上。我让水冲我的手和手腕。我往脸上洒冷水。近旁唯一的毛巾是一块粉红色的小手巾，上面有孩子游戏的字格。我慢慢地、仔细地擦干了身体。然后，我把暖气罩从墙边向外侧过来，把手伸到底下去。装“戴乐儿”的瓶子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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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三、“戴乐儿”闹剧 第27节

我做了毒雾事件之后的第二次身体检查。报告的打印件上没有令人吃惊的数字。这一种死亡尚潜伏过深而无法窥见。我的医生桑达·查克拉伐蒂问起我两次匆匆做的体检，以往我一直害怕知道。

我告诉他我仍然害怕。他咧着嘴笑，等我说些什么妙语。我握了他的手就出门。

回家路上，我开车到榆树街，打算到超市稍停一下。大街上到处都是救护车，我看到远处好多人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一位戴臂章的人对我吹了一声哨子，然后走到我车子前面。我瞥见其他一些穿米莱克斯服的人。抬担架的人跑过大街。当那个吹哨子的人走近时，我可以看清他臂章上的字：SIMUVAC。

“退回去。”他说，“街道封锁了。”

“你们大伙儿肯定准备好了模拟行动吗？你们也许要等的是一次规模更大的泄漏事故。将你们的时间安排得靠后一点儿。”

“挪开，走开。你进入了暴露地段。”

“那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那会要你的命。”他告诉我。

我倒车离开了大街，把车停好。然后，我慢慢走回到榆树街，企图将自己装成是其中一员。我紧贴着商店的门面，混在技术人员和消防人员以及着制服者中间。到处是公共汽车、警车、小救护车。拿着电子设备的人们好像在试图探测辐射和有毒的坠尘。最后我走近扮演伤亡者的志愿人员，大致有二十个人，有脸朝下的，仰躺的，倒在路缘石上的，神态迷糊地坐在街上的。

我吃惊地看见自己的女儿竟在他们中间。她仰天躺在街的中央，一条胳膊伸出，脑袋歪向另一边。我简直不忍目睹。这难道就是她在九岁的年纪上对于自己的看法—已经成了一个牺牲品，正在努力完善她的技巧？她看起来多么自然，多么深刻地被大灾大难的念头所浸染。难道这就是她展望的未来吗？

我走过去，蹲下身来。

“斯泰菲？是你吗？”

她睁开眼睛。

“除非你是一个受害者，否则你不该到这儿来。”她说。

“我只是想弄清楚你没事。”

“如果他们看见你，我会有麻烦的。”

“这儿太冷，你会得病的。芭贝知道你在这儿吗？”

“我一个小时前在学校里报的名。”

“他们至少应该分发一些毛毯。”我说。

她闭上了眼睛。我又对她说了一会儿话，但是她不肯回答。她的沉默中没有一丝儿恼怒或者无所谓的迹象。只有诚心诚意。她在牺牲精神方面一向真诚。

我走回到人行道上。扩音机里一个男人的声音从超市的什么地方嗡嗡地传到街上。

“我想代表‘大灾善后公司’欢迎你们大家。我们是一家私营的咨询公司，设计和实施模拟疏散行动。我们联络了二十二个州政府机构，进行此次对付大灾的练习。我相信，这是未来许多练习的第一项。我们对付灾难的排练次数越多，我们在真的灾难降临的时候就越安全。生活似乎就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不是吗？你连着十七天带了雨伞去上班，一滴雨也不下。你第一天把伞留在家里，就下起了破纪录的倾盆大雨。从没错过，是吧？这就是我们希望与其他方面一起应用的机制。好，往下说正事。当警报响起三声长音，数千名精心挑选的需要疏散的人员离开家和工作地点，上车到设施齐备的紧急隐蔽处。交通指挥员要立即进入电脑化的指挥站。最新的指示会在‘模拟疏散’行动的广播系统中发布。空气监测人员会布置在烟雾笼罩地带的沿线。今后三天内，奶制品检测员会在泄漏物摄入地带检测牛奶及随机抽样食物。今天我们不是模拟具体的泄漏事件。这属于全面性的泄漏或者溢出。它可能是带辐射的蒸汽、化学物小烟团、来源不明的烟雾。重要的事情是行动。把那些人弄出受灾地带。我们从滚滚浓雾的那个夜晚学到了很多。但是什么也无法取代计划的模拟行动。假如现实中插进来一次翻车事故或者某个伤员从担架上摔下来，请千万记住，我们此时此地不是来医治骨折或扑灭真的火灾。我们到此是来做模拟的。中途停顿在真的紧急事故中是可以死人的。如果我们现在学会了中途不停顿，那么将来真有事时，我们才能够不停下来。行了，当警报发出两声哀婉的尖啸，街头指挥就逐户搜索因疏忽而被留下的人。饲养的鸟类、金鱼、老弱病残，等等。五分钟，受害者们。你们所有这些营救人员要记住，这不是爆炸模拟。你们的受害人是吓坏了，而非受到外伤。把你们温柔的充满爱心的照料，留到六月份的核爆炸。我们还有四分钟，数数吧。受害者们，跛起来走路。请记住你们到这儿不要喊叫或东奔西跑：我们喜欢有克制的受害者。这儿不是纽约或者洛杉矶。轻轻地哼哼就够了。”

我决定不再留下来看。我回到车里，开车回家。当我在家门口停车的时候，警报响了三声。海因利希穿着反光背心，戴着迷彩帽，坐在前门台阶上。和他在一起的是一个大点儿的男孩。他有一副强壮结实的身板，肤色说不清是黑还是不算黑。我们的街上似乎没有人在撤离。海因利希看了一下夹纸板。

“有什么事？”

“我是街头指挥。”他说。

“你知道斯泰菲也在扮演受害者？”

“她说过可能要去。”

“为什么你不告诉我？”

“他们就选中了她，把她送上了一辆救护车。有什么问题吗？”

“我不知道有什么问题。”

“如果她想做，她就应该做。”

“她好像很能调整自己进入这个角色。”

“将来有一天这能救她的命。”

“假装自己受伤或者死了，怎么能救一个人的命？”

“如果她现在这样做了，以后她也许不必再这样做。你越是练习某件事，它就越不可能真的发生。”

“这就是那个顾问说的话。”

“这是一种骗人的把戏，但它灵验。”

“这是谁？”

“这就是奥列斯特·墨卡托。他来帮我核查遗留物。”

“你就是要坐在一笼子致命毒蛇中的那位吗？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

“因为我要创纪录。”奥列斯特说。

“为什么你为了创纪录就愿意被杀？”

“杀什么？谁说过任何关于被杀的事？”

“你将被一些罕见的致命的爬行动物所包围。”

“就它们所做的事情而言，它们是最好的。我希望在自己所做的事情上是最好的。”

“你要做什么呢？”

“我要在笼子里坐六十七天。需要这么多天才能打破纪录。”

“你是否明白，你是为了在一本平装书中写上几行而冒死亡的危险？”

他目光尖利地看着海因利希，显然是在责怪他，要他为这类愚蠢的诘问负责。

“它们会咬你。”我接着说。

“你怎么会知道？”

“因为我知道。”

“这些是真的蛇，奥列斯特。咬一口，就足够了。”

“如果它们咬人的话，一口就足够了。但是它们不咬人。”

“它们是真的，你是真的。一直有人被咬。蛇毒是致命的。”

“有人会被咬，但是我不会。”

我发现自己还在说：“你会的，你会的。这些蛇不知道你不相信死亡。它们不知道你年轻强壮，不知道你认为死亡会降临到除你之外的任何人身上。它们会咬人，你就会死亡。”

我停下来，为自己说话时的强烈情感而难为情。我吃惊地看见他瞧着我，怀着某种兴趣和某种勉强的敬意。也许我大喊大叫时用了太大的力量，向他证实了他的做法的分量，给他灌输一种难以驾驭命运的暗示。

“它们想咬人就咬人。”他说，“至少我一如既往。这些蛇是最棒的，能最快地致死。腹蛇咬我，我几秒钟内死去。”

“你急什么？你只有十九岁，你会发现几百种比被蛇咬死更好的死法。”

“奥列斯特”属于哪一类名字？我细看他的五官，他可能是拉美人、中东人、中亚人、黑皮肤的东欧人、浅肤色的黑人。他说话带口音吗？我不能肯定。他是、北美土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人吗？要知道不该向别人说什么话是越来越难了。

他对我说：“您躺在长凳上能够推举多少磅？”

“我不知道。不会太多。”

“你用拳头打过别人的脸吗？”

“也许一时冲动打过一次，很久以前了。”

“我一直盼着打什么人的脸。赤手空拳，竭尽全力，看看究竟感觉如何。”

海因利希像电影里的鸽一样呲咧着嘴。警报开始响起—两声哀婉的声响。两个男孩核对房子的门牌号时，我走了进去。芭比特在厨房里喂怀尔德吃午饭。

“他穿着反光背心。”我说。

“那是为了万一有烟雾的话，他就不会被逃跑的车辆撞上。”

“我不认为有人已经操心要逃跑。你感觉如何？”

“好些了。”她说。

“我也一样。”

“我想，是因为与怀尔德在一起，我的精神才振作起来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与怀尔德在一起时感觉也总是良好。这是不是因为快乐不粘牢在他身上？他自私，却不吝啬，是一种完全无限和自然方式的自私。在他扔掉一件东西、抓起另一件东西的方式中，有某种奇妙的东西。当其他孩子不去充分体会特殊时刻或场合时，我就恼火。他们让应该留住和品尝的东西溜过去了。但是，当怀尔德碰到这种情况时，我见到了天才的精神在起作用。”

“那可能是真的，但是他有另外一种东西让我情绪兴奋。某种我无法确切地说清楚的更宏大、更庄重的东西。”

“提醒我去问默里。”我说。

她舀了一匙子汤送到孩子的嘴里，一边做出让他模仿的表情，一边说着：“对，对，对，对，对，对，对。”

“有一件事我必须问，‘戴乐儿’在哪儿？”

“忘了它吧，杰克。或者随便什么别的名称。”

“残酷的幻象，我知道。但是，我想将药片放在一个保险的地方，要它作为物证，就是‘戴乐儿’这种药确实存在。假如你的左脑死亡，我希望能够凭此起诉某个人。还剩下的四颗药片，它们在哪儿？”

“你是不是说它们不在暖气罩后面了？”

“是这么回事。”

“我没有动过它们，真的。”

“有没有可能你在生气或泄气的时候把它们扔掉了？我要它们，只是为了历史的准确性。就像白宫的录音带，它们进入档案馆。”

“你尚未被预先测试过。”她说，“甚至一颗药丸被摄入的话，也会有危险的。”

“我不想摄入。”

“不，你想的。”

“我们正在被哄骗离开泄漏物摄入地带。格雷先生在哪儿？原则上我也许要起诉他。”

“我们有过一个约定，他和我。”

“每星期二和星期五。‘灰景汽车旅馆’。”

“这不是我的意思。我保证过不透露他的真实身份。考虑到你的企图，那个保证得加倍做到。这更是为你好，而不是为他。我不会说的，杰克。让我们恢复自己的生活。让我们都来告诉对方，我们要尽一切努力。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

我开车到小学去，把车停在大门的街对面。二十分钟后，大约有三百来个小孩蜂拥而出，叫嚷着，欢笑着，随便地打闹着。他们说着精彩的骂人话，内容丰富和范围广泛的脏话，操着书包和绒线帽互相追打。我坐在司机座上打量这一大堆面孔，感觉自己好像是一个贩毒者或性变态者。

我看见丹妮斯就按响了喇叭，她走了过来。今天是我第一次到学校来接她，她走到车前面看了一眼，目光锐利而警惕—这种目光表明她没有情绪来听分居或者离婚的消息。她仔细地看着我的侧面。

“是有关‘戴乐儿’的事。”我说，“这药和芭贝的记忆差错无关。事实上正相反，她服用‘戴乐儿’来改善她的记忆。”

“我不相信你。”

“为什么不相信？”

“因为你不会光是为了告诉我这事到学校来接我的。因为我已经发现无法凭处方买到这药。因为我与她的医生谈过了，他从未听说这药。”

“你打电话到他家里了？”

“打到他诊所。”

“对于一位全科医生来说，‘戴乐儿’太专业了一点儿。”

“我母亲吸毒吗？”

“你很精明，弄得清这种事情。”我说。

“不，我没有那么精明。”

“我们想知道你把那药物怎么样了。里面还剩几片药。”

“你怎么知道是我拿了呢？”

“我明白，你明白。”

“如果有人愿意告诉我‘戴乐儿’究竟是什么，也许我们会有点儿眉目。”

“有许多事情你不知道。”我说，“你母亲不再吃这药了。不管你因为什么理由要掌握这个药瓶，现在这理由再也算不上正当了。”

我们开车向西转了一圈，此时，我们正穿过学院的校园。我不由自主地将手伸进上衣口袋，取出墨镜，然后戴上。

“那么我就把它扔了吧。”她说。

以后的几天里，我试着做出各种各样的论证，有些论证编排得巧妙而复杂，几乎可以激动人心。我甚至把芭比特拉了进来，使她相信药瓶应该由大人经手。但是这女孩的意志特别富于反抗性。作为法定实体的她，她的生活是由旁人的讨价还价形成的；她决心遵循一种极其严格的准则，不允许妥协或和解。她要把东西藏到我们告诉她其中的秘密为止。

或许这样也好。此药毕竟会有危害。我是不相信轻而易举的办法的，什么吞咽那种东西就会解除我灵魂中一种古老的恐惧的说法。但是我又禁不住想起那碟形的药片。如果它有效，它是否可以对某些人而不对另外一些人有效？它是尼奥丁危害物的一种有益于健康的对应物。从我的舌头后面打个滚，往下进入我的胃里。药的核心部分溶解，释放有益的化学物进入我的血流，淹没我大脑中恐惧死亡的部分。药丸本身发生一次小小的向内爆破，一种聚合物内爆，然后悄悄地自行销毁。万无一失，精确并且考虑周全。

具有一张人脸的技术。

<hr />

注释：

三、“戴乐儿”闹剧 第28节

怀尔德坐在炉子前的高凳上，看着水在一只小搪瓷壶里沸腾。他好像被这种现象迷住了。我在想，他是否搞明白了，他一直以为互相无关的事情之间有某种奇妙的联系。厨房里日常都有这种启示性时刻，也许对我对他都是如此。

斯泰菲边说边走进来：“我是我所知道的唯一喜欢星期三的人。”怀尔德的专心致志似乎引起了她的兴趣。她走过去站在他旁边，试图弄明白是什么吸引他注意起翻滚的水。她俯身到水壶上，想从里面找出一个鸡蛋。

一则推销称为“雷邦旅行者”的产品的广告短歌开始出现在我脑子里。

“疏散行动进行得怎样？”

“好多人根本没露面。我们在那儿等待，哼哼着叹气。”

“他们遇到真的疏散时就会露面了。”我说。

“那时就太迟了。”

灯光明亮而且凉飕飕的，使得周围的东西看起来一闪一闪。今天早晨该上学了，斯泰菲一副出门的穿戴，但是她仍然待在炉子前，目光从怀尔德移到水壶，然后又回到怀尔德，企图切断他射向“奇观”的好奇目光。

“芭贝说你收到了一封信。”

“我母亲要我复活节去。”

“好啊。你想去吗？你当然想去。你喜欢你母亲。她现在是在墨西哥城，不是吗？”

“谁来送我？”

“我送你到机场，你母亲在另一头接你，这事容易。比伊一直这么办的。你是喜欢比伊的。”

此行要乘坐一个钛钢合金制成的中间隆起的容器，在三万英尺高空上，几乎以超音速飞到外国，这样大的一件事使她一瞬间默不做声。我们看着水沸腾。

“我又报名去扮演受害者了，它正好在复活节之前，所以我想只好留在这儿。”

“又是疏散行动？这次是为了什么情况？”

“一种奇怪的气味。”

“你意思是说，从对岸工厂飘过来的某种化学物？”

“我猜是这样。”

“你作为一种气味的受害者要做什么呢？”

“这要由他们来告诉我们。”

“我肯定他们不会在乎你就一次不去的。我写个便条。”我说。

我第一次和第四次婚姻是与达娜·布里德拉夫结婚，她就是斯泰菲的母亲。第一次婚姻还算不错，所以后来当情况变得对双方都方便时，它就鼓励了我们再试一次。当我们真的尝试时，由于其间与珍妮特·塞弗里和特薇迪·布朗纳的两次婚姻的忧郁的余音，事情很快就完蛋了。但是，在斯泰芬妮·罗丝被怀上—那是一个星星高挂天空的夜晚—之前还没有完蛋。达娜到那儿去向一名官员行贿。

她很少向我谈起她的情报工作。我知道的是她为中央情报局审读小说，主要是一些具有代码结构的大部头严肃小说。此项工作使她疲劳易怒，几乎不能再享受食物、性或者交谈了。她在电话里对什么人说西班牙语；她是一个十分积极活跃的母亲，浑身闪现出一种怪异的、好像风暴灯里射出来的强烈光采。大部头的小说不断随邮件送达。

真奇怪，我怎么总是卷进与情报有涉的人们的生活中去。达娜是一个兼职的间谋。特薇迪出生在一个显赫古老的家庭，他们具有当间谍和反间谍的悠久传统：现在她嫁给了一个高层的丛林特务。珍妮特在她退职前往嬉皮士村之前，是一位外国货币分析员，为一个秘密团体做研究，这是某个有争议的智囊团属下的高级理论家们组成的团体。她告诉我的全部事情，就是他们从来不在同一个地方会面两次。

我对于芭比特的一部分爱慕一定是纯粹的轻松感。她不是一个满腹秘密的人，至少在她的死亡恐惧使她陷入秘密研究的疯狂和性欺骗之前不是。我想起了格雷先生以及他动荡不定的成员。这一意象是朦胧的、不完整的。此人事实上好像他的姓氏一样是灰色的，散发出一种视觉上的嗡嗡声。

煮着的水开始翻滚。斯泰菲帮助男孩从高凳上下来。我向前门走去的时候撞上了芭比特。我们交换了那个简单然而极其诚恳的问题，自从袒露“戴乐儿”秘密的夜晚以来，这个问题我们每天一直相互要问两三次：“你感觉如何？”问这个问题和听到有人问这个问题，让我俩都好受一点儿。我上楼去找我的墨镜。

电视上是全民癌症测试。

我在百年馆的餐厅里看着默里在嗅他的餐具。那些纽约流亡者脸上都有一种特殊的苍白，拉舍和格拉帕尤其如此。他们面带窘困的、强烈的欲望被困在狭小空间的愁容。默里说，埃利奥特·拉舍有一张悲观色彩的“黑影片”中的脸。他的五官线条极为分明，头发上洒了某种提取物的油性香水。我有一种奇怪的想法，认为这些男人是在怀念黑白影片，他们的追求被无色差的价值观、战后“城市灰色”的个人极端倾向所主宰。

阿尔丰斯·斯汤帕纳托坐了下来，浑身散发出挑衅和威胁。他好像正在观察我—一个系的头儿正在掂量另一个系的头儿。他的袍子前面缝着一个布鲁克林逃避兵役者的徽章。

拉舍把一块纸餐巾搓成小团，掷给隔着两张桌子的什么人。然后他盯着格拉帕。

“谁是你生活中影响最大的人？”他用敌意的口气说。

“《死亡之吻》中的理查德·威德马克。当理查德·威德马克将轮椅中的老妇人推下楼梯时，对我来说就像一种个人的突破。它解决了一堆冲突。我模仿理查德·威德马克萨德式施虐狂的嘲笑，并且已经用了它十年。它让我度过几次艰难的感情危机。在亨利·哈瑟维的《死亡之吻》中扮演汤米·尤多的理查德·威德马克。记得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吗？鬣狗似的脸。食尸鬼似的窃笑。它弄清了我生活中的很多事情，帮我变成了一个人。”

“你小时候有没有为了不让别的孩子喝你的汽水，往那瓶子里吐过唾沫？”

“这种事情都是不学就会的。有些人甚至在自己的三明治里吐唾沫。我们向墙角掷硬币比赛之后，就去买吃喝的东西。接着就总是急匆匆地吐唾沫。还有些家伙往他们的便宜汽水里，往俄式水果奶油布丁上吐唾沫。”

“你第一次明白自己的父亲是个笨蛋时多大年纪？”

“十二岁半。”格拉帕说，“当时我正坐在的费尔蒙特电影院楼厅里看的《夜间相撞》，其中芭芭拉·斯坦维克扮演米伊·多伊尔，保罗·道格拉斯扮演杰里·达马托，了不起的罗伯特·瑞安扮演厄尔·普费弗尔伯爵。起用了J.卡罗尔·奈什、基思·安第斯和早期的玛丽莲·梦露。三十二天完成，黑白片。”

“你以前在牙科保健医生给你清洁牙齿时，有没有因为她蹭着你的胳膊而勃起过？”

“次数多得我数不清。”

“当你用牙齿咬去拇指上的死皮时，你是吃下去还是吐掉？”

“嚼一会儿，然后很快从舌尖上喷出去。”

“在公路上开车时，”拉舍说，“你闭过眼睛吗？”

“我在北95车道上闭了整整八秒钟眼睛。八秒钟是我个人最好的纪录。我在弯曲的乡间小道上闭眼时间最长达到六秒钟，但当时车速只有三十或三十五英里。在多车道的公路上，我在闭眼睛前，一般车速打到七十英里。你在直线路段这样做。在直线路段上，当我的车子里有别人时，我曾经闭眼达五秒钟。你这样做，要等他们昏昏欲睡的时候。”

格拉帕有一张圆圆的、泪汪汪的、发愁的脸。脸上有一股好男孩变坏的神情。我看见他点着了一枝烟，熄灭了火柴，然后把它扔进默里的色拉中去。

“你小时候想象自己死去时，”拉舍说，“得到过多少快乐？”

“别管小时候。”格拉帕说，“我现在一直这样做并从中得到快乐。任何时候当我为什么事烦恼时，我就想象自己所有的朋友、亲戚和同事都聚在我的棺材旁边。他们非常非常遗憾他们在我生前没有对我好一点儿。自我怜悯是我非常努力去保持的东西，为什么仅仅因为你长大了就抛弃它？自怜是孩子们非常擅长的东西，这肯定说明它是自然和至关重要的。想象自己死掉，是孩子气的自怜最廉价、最低劣和最令人满足的形式。所有这些人站在你巨大的铜棺旁边，是多么悲伤、悔恨和内疚啊！他们甚至互相不敢对视，因为他们清楚，这个体面和富于同情心的人的死亡正是他们全体参与的阴谋的结果。棺材上堆满了鲜花，四周镶上了橙红色和桃红色绒毛的饰边。看见你自己身穿黑色套装，系着领带，肤色黝黑健康，安详地—就像他们谈论度假后的总统那样—躺在那儿准备下葬，你就能够沉迷于多么奇妙的自怜和自尊的矛盾了！但是，还有比自我怜悯更加孩子气和令人满足的某种东西，这种东西解释了我何以试图看到自己在正常情况下死亡，一个好人四周围着一大帮哭泣的吊丧者。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方式，用以惩罚那些自认为他们的生命比我的生命更重要的人。”

拉舍对默里说：“我们应该设立一个官方的‘死人节’，就像墨西哥人那样。”

“我们有一个，它名叫。”

我不想听这一些。我有自身的死亡问题要思索，完全与那些奇思怪想无关。倒不是我认为格拉帕的说法毫无道理。他关于阴谋的想法激起了我一大堆反应。我们临终时原谅的，不是冷漠或贪婪，而是这一点。我们原谅他们的，是他们有本事将自己置身远处，悄悄地阴谋对付我们，成功地搞垮我们。

我观察着阿尔丰斯重新显出笨熊的模样，他做了一个摇摆肩膀的姿势。我将此看做他正在准备发言的信号。我想溜走，突然逃走，逃跑。

“在纽约，”他说，眼睛直直地看着我，“人们问你是否有一个好的内科医生。这是实力之所在：内部器官。肝、肾、胃、肠、胰。内科药物是有魔力的佳酿。你从一位好的内科医生那里获得力量和神奇超凡的魅力，而完全不是依靠他提供的治疗。人们打听有关税务律师、房产计划员、毒品贩子的情况。但是真正关键的，是内科医生。有人会以挑战的口气问‘谁是你的内科医生？’这问题包含的意思是，如果你的内科医生没有名气的话，你肯定要死于蘑菇状的胰腺癌。你就准备着去感觉低人一等和完蛋，倒不是因为你的内脏也许在渗血，而是因为你不知道找谁去咨询，怎样联络他人，怎样在世上成功发展。别管那个所谓军事—工业情结。真正的力量是由你我这样的人，通过这些小小的挑战和恫吓，每天在行使着。”

我大口吞下自己的甜点心，从餐桌旁溜开。我在外面等候默里。当他出现时，我拉住了他胳膊肘的上部，随后我们像一对欧洲老年公民一样走着穿过校园，低垂脑袋交谈起来。

“你对那些听得怎样？”我说，“死亡和疾病。他们是不是一直那样谈话的？”

“当我采访体育新闻时，我在路上总是和其他撰稿人聚在一起。旅馆房间里，飞机上，出租车里，饭店里。只有一个话题：性和死亡。”

“那是两个题目。”

“你说得没错，杰克。”

“我可不愿认为它们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就像是在路上一切东西都联系在一起。准确地说，要么都有，要么都没有。”

我们跨过正在融化的小雪堆。

“你那撞车事故的课堂讨论进展如何？”

“我们观察几百个撞车电影镜头。小车与小车、小车与卡车、卡车与公交车、摩托车与小车、小车与直升飞机、卡车与卡车等等的相撞。我的学生们认为这些影片具有预言性。他们注意到了技术的自杀愿望。驾车去自杀，猛烈地冲着去自杀。”

“你对他们说什么？”

“这些大多是二级电影、电视片、乡村汽车影院放的影片。我告诉学生不要在这样的地方寻找神的启示。我将这些撞车事故看做美国式乐观主义悠久传统的组成部分。它们是积极的事件，充满了古老的凡事‘能行’的精神。每一桩撞车事故都比上一桩更好，其中经常有工具和技巧级别上的提高，接受挑战。一个导演说：‘我需要这辆平板卡车来做一个空中翻滚两周的动作，它产生一个直径为三十六英尺的橙红色火球，电影摄影师利用它给场景照明。’我告诉学生们，如果他们要把技术带到它里面去，就必须把这一点、这种追求雄伟壮观事物和追梦的倾向考虑进去。”

“梦？你的学生们如何回答？”

“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梦？’所有的血迹和碎玻璃、烧得吱吱响的橡胶。这种纯粹的废物怎么办？对于一种文明处于衰败的意识怎么办？”

“怎么办？”我说。

“我告诉他们，他们看到的不是衰败，而是天真。电影摆脱了复杂的人类激情，向我们显示某种基本的东西，某种火热、响亮和迎面而上的东西。它是保守的愿望实现，对于天真朴实的渴望。我们希望重新变得不再矫揉造作。我们希望把丰富的经验，把世故及其责任颠倒过来。我的学生说：‘看看这些碾烂的肉体、这些断手断腿。这是什么样的无辜？’”

“你对此说什么？”

“我告诉他们，不能将电影中的撞车事故看做暴力行为。它是一种歌颂，一种对于传统价值观和信念的重新肯定。我将撞车事故与感恩节和七月四日独立纪念日这样的节日相联系。我们不哀悼死者或者庆祝奇迹。那些都是世俗乐观主义、自我歌颂时代的事儿。我们将会改进、繁荣、完善我们自身。请看任何一部美国影片中的每一次撞车事故。那可是像老式的特技飞行、机翼上空中行走那样精神振奋的时刻。上演这些撞车事故的人们，有能力捕捉轻松愉快的心情、无忧无虑的乐趣，而外国影片中的撞车事故是从来做不到这一点的。”

“对于暴力视而不见。”

“绝对正确。视而不见暴力，杰克，那样才会洋溢一种天真无邪和快乐的精神。”

<hr />

注释：

三、“戴乐儿”闹剧 第29节

芭比特和我每人推了一辆锃亮的购物车，顺着宽阔的过道移动。我们走过正在用手势语购物的一家人。我不断地看到眼前的彩色光线。

“你感觉如何？”她说。

“很好，我感觉很好。你怎么样？”

“你为什么不去做一次体检？如果你发现什么事也没有的话，不是会感觉好一些吗？”

“我已经做了两次检查。什么事也没有。”

“查克拉伐蒂医生说什么了？”

“他能说什么呢？”

“他的英语说得漂亮极了。我爱听他说话。”

“还比不上他爱说话呢。”

“你说他爱说话是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他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说话？他是医生，必须说话。按实际的意义而言，你是在付钱给他说话。你的意思是，他在卖弄他漂亮的英语？他的话招你惹你了？”

“我们需要一些加厚玻璃。”

“别留我一个人在这儿。”她说。

“我正要去第五过道。”

“我不想独自待着，杰克。我相信你清楚这一点。”

“我们会应付好这件事的。”我说，“也许会变得比以前更坚强。我们决心要好起来。芭比特不是一个神经质的人。她强壮、健康、开朗、积极乐观。她凡事都说行。这就是芭比特的特点。”

我们一起走在过道里，一起等在收款处。芭比特为特雷德怀尔老头的下一轮课程买了三份小报。我们在排队等待的时候一起阅读它们。然后我们一起走到汽车前，装上购买的货物。我开车回家时，我俩紧靠着坐在一起。

“但是我的眼睛有些问题。”我说。

“你什么意思？”

“查克拉伐蒂认为我应该去看看眼科医生。”

“是否又是那些彩色光点？”

“是。”

“别再戴那副墨镜了。”

“不戴它，我就教不成希特勒课程。”

“为什么教不成？”

“我需要它，就这么回事儿。”

“这副墨镜又蠢又没用处。”

“我创建了一个专业。”我说，“也许我并不理解有关的全部内容，但是，这样就更有理由不能乱来。”

幻觉危机中心关闭了，其热线也悄悄地切断了。人们似乎即将遗忘。即使我觉得自己某种程度上被抛弃，让人耍了而去背黑锅，我也几乎无法谴责他们。

我守信地去上德语课。为了欢迎参加希特勒问题研讨会的代表，我开始向老师学习可能要讲的话。研讨会还有几星期召开。所有的窗户都被家具和杂物堵住了。霍华德·邓洛普坐在房间中央，椭圆的脸浮现在六十瓦昏暗的灯光中。我开始猜测，我是不是他交谈过的唯一的人。我也开始猜测，比起我需要他来，他是否更加需要我。一个令人窘困和可怕的念头。

靠门口的一张破桌子上有一本德文书，标题是用不祥的粗黑体铅字印刷的：Das Aegyptiscodtenbuch。

“那是什么书？”我说。

“《埃及死亡之书》。”他低声说，“一本德国的畅销书。”

当丹妮斯不在家的时候，我常常溜达到她的房间里去。我将东西拿起、放下，站到窗帘后面朝外望望，向一只空抽屉里瞅一眼，把脚伸到床底下去各处探探，心不在焉地翻翻书。

芭比特收听广播论坛节目。

我开始扔东西。放在壁橱上下的东西、地下室和阁楼里纸盒中的东西。我扔掉了信件、旧的平装书、留着准备读的杂志、需要削的铅笔。我扔掉了网球鞋、棉袜子、指头破了的手套、旧皮带和领结。我发现了好几沓学生的报告、导演椅上断了的木杆。我扔掉了这些。我扔掉了每一只没有盖的喷雾罐。

煤气表发出一种特别的噪音。

那晚，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新闻片，报道了糕点镇的警察从某家的后院抬出一个装死人的袋子。记者说已经发现了两具尸体，相信还有更多的尸体被埋在这同一个院子里。也许还有很多具尸体，也许二十具、三十具—没有人确切知道。他用手臂在这个地区上方划了一个圈。这是一个很大的后院。

这记者是一个中年男子，口齿清楚，说话有力，然而带一点儿亲昵的口气，传递出一种常与听众打交道、共享乐趣和相互信任的意思。挖掘工作将通宵进行，他说，一旦证实有了进展，电视镜头就立刻切回现场。他说这事时，听起来像是情人在发誓。

三个夜晚之后，我踱步来到海因利希的房间，那里临时放了一台电视机。他穿着一件带头兜的球衫，坐在地板上看以上同一场面的现场报道。那个后院灯火通明，男人们手持镐头和铁锹在土堆中挖着。下着小雪的前景中站着记者，他光着脑袋，身穿羊皮上衣，正在做最新报道。警方说，他们掌握了确切的情况；挖掘者技术熟练，干起来也有条不紊；挖掘工作已经进行了七十二个多小时了，但是尚未发现新的尸体。

一片期望落空的感觉。愁意和空虚感笼罩着现场。沮丧、遗憾的情绪。我们自己—我儿子和我，悄悄地看着，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它就在房间里，从电子的脉冲流里渗透到空气中。那个记者开始时好像仅仅怀着歉意，但是随着他往下谈论未找到集体坟墓时，他手指着这些挖掘者，摇着头，变得越来越凄凉，几乎要恳求我们同情和理解了。

我努力不去感到失望。

三、“戴乐儿”闹剧 第30节

大脑在黑暗中像一台贪婪的机器—宇宙中唯一清醒的东西—一样运转。我试图辨认四周的墙壁、房角的梳妆台。这是不设防的古老情感，渺小、软弱、孤独，走向坟墓。—森林和荒野之神、半羊的长相—令人惊恐不已。我记起了收音机台钟，就将脑袋转向右面。我看着数字变化，分钟的数字从奇数到偶数。它们在黑暗中闪着绿光。

过了一会儿，我叫醒芭比特。当她转身对着我时，热气从她身体上升起。心满意足的气体。遗忘和睡眠的混合物。我在哪里？你是谁？我在梦见什么？

“我们必须谈谈。”我说。

她嘟囔了几句，似乎要推开眼前什么跳动的东西。当我伸手去开灯时，她反手在我手臂上打了一拳。灯亮了。她向收音机方向缩了一下，遮住脑袋哼哼。

“你回避不了。有些事情我们必须谈谈。我想了解格雷先生。我要知道格雷研究所的真名。”

此时她能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咕哝说：“不。”

“这件事上我是讲道理的。我有一种合理观察事物的意识，没有奢侈的希望或期盼。我只想查看一下，试一试。我是不相信神奇事物的。我只是说‘让我试试，让我看看’。我一小时一小时地在这儿躺着，真的瘫软了。我泡在冷汗之中。摸摸我的胸脯，芭比特。”

“再等五分钟。我需要睡一会儿。”

“摸一摸。把你的手给我。看看多湿。”

“我们大家都出汗。”她说，“汗算什么？”

“这儿大汗淋漓了。”

“你要上心嘛。这不好，杰克。”

“我只要求跟格雷先生单独待几分钟，弄明白我是不是有资格活下去。”

“他会以为你要杀了他。”

“但那就是疯了。我会疯了的。我怎么能杀得了他？”

“他会知道我把汽车旅馆的事告诉了你。”

“汽车旅馆的事完了，了结了。我无法改变汽车旅馆的事实。我会杀死唯一能够消除我痛苦的人吗？如果你不相信我，摸摸我的胳肢窝。”

“他会认为你是一个怀恨在心的丈夫。”

“汽车旅馆的事，实在只能算小不开心。我杀了他，感觉就会好吗？他不必知道我是谁。我化装成别人，制造一个场景。请帮帮我。”

“别告诉我你出汗了，汗算什么？我给那人许下过诺言。”

早晨我们坐在厨房餐桌边。门厅里的衣服烘干机在转动，我听着纽扣和拉链碰撞缸壁发出的啪啪声音。

“我已经清楚要对他说些什么。我会冷静客观，只是描述，不讲哲学或神学。我会呼唤他身上的管闲事精神。他肯定会对我死期已定的事实动心。说实话，这一点超过了你所能要求的。我的需求是紧迫的。我相信他会对此有所反应。此外，他希望在活人身上再做一次试验。这些人就是这样。”

“我怎么知道你不会杀了他呢？”

“你是我妻子，我是一个杀人的人吗？”

“你是一个男人，杰克。我们都了解男人以及他们疯狂的愤怒。这是男人之所长。狂暴的妒忌，杀人的狂热。当人们擅长某件事情时，他们寻找机会一试身手就太自然了。假如我善于此道，我就会去做。正巧我不行。所以，我没有去发泄杀人的狂热，而是给盲人阅读书报。换句话说，我明白自己的局限。我心甘情愿地从事微不足道的事。”

“我做了些什么会弄到如此地步？这不像是你。讽刺，挖苦。”

“别管它了。”她说，“‘戴乐儿’是我的错误。我不会让你也去犯错误。”

我们听着纽扣和拉链襻的碰撞声和擦刮声。现在该是我动身去学校的时间了。楼上有个声音在说：“某加利福尼亚的智囊团说，下一次世界大战也许是为了争夺盐而战。”

整个下午我都站在办公室的窗前，监视着“观测站”。天渐黑时，温妮·理查兹出现在边门，左右看了一下，然后开始沿着斜坡草坪以狼步小跑。我赶紧走出办公室下了楼。几秒钟之后，我就上了外面的卵石小道，跑了起来。我几乎立刻体验到一种奇怪的兴奋，那种振奋精神的、标志着又找回了早已逝去的愉快的激动。我看见她掌握好脚步哧溜转过一个拐角，然后消失在维修楼的后面。我尽全力快跑，挺起胸膛，高昂着脑袋，剧烈地上下摆动双臂，毫无顾虑地迎风奔跑着。她在图书馆边上再次出现，一个警惕和鬼鬼祟祟的人影在拱形的窗户下移动，在暮色中几乎看不清。当她靠近台阶的时候，她突然加速，从几乎直立的起跑变成身体完全倾斜的飞跑。这样灵巧和可爱的动作即使把我甩在后边，也是能够让我赞赏的。我决定从图书馆后面抄过去，在通向化学实验室的长长的直路上赶上她。有一小会儿我和曲棍球队的队员们并排跑着，他们在训练之后跑着离开场地。我们数着步子跑，球员们按着某种仪式化的方式挥舞球棍，嘴里哼唱着我听不懂的什么话。到达大路时，我气喘吁吁。哪儿也看不见温妮。我跑着穿过教员停车场，经过那完全现代的小教堂，绕过行政大楼。现在风声可闻，在高高的秃树枝间嘎吱作响。我跑到东面，改变主意，站着四周张望，取下墨镜凝视。我想奔跑，我愿意奔跑。我要尽全力快跑，跑一整夜，跑得忘记为什么跑。过了一会儿，我看到一个人影慢慢地跑上校园边上的一座小山丘。那必定是她。我明白，她离得不太远，她会消失在山丘那一边，好几个星期不再露面，于是我又开始奔跑起来。我竭尽所能地做上山的最后冲刺，我跑过水泥地、草地，然后是砾石路，我感觉到胸膛里两肺在燃烧，双腿沉重得如同整个大地在牵拉着—这是大地最本质和最有力的判决：物体下落定理。

快到山顶时，当我看见她已经停在那儿，我是何等地吃惊。她穿了一件由三角块拼成的、充填隔热材料的夹克，面向西边凝视着。我慢慢地向她走去。当我走完一排私人住宅后，我看到了是什么让她停步的。天边有一团阴霾在滚动。它的上面托着太阳，如同火海中的一条船在下沉。又一次后现代的日落，富于浪漫的意象。为什么要去描绘它？光说我们视野里所见的一切，似乎都是为了聚集这一事件中的光线才存在的，这样就足够了。并非说这是更加壮观的日落之一。曾经还有更加强烈的色彩，具有更深层意义的叙述宽广度。

“嘿，杰克。我不知道你也到这上面来。”

“我通常到公路的立交桥上去。”

“这难道不算什么吗？”

“它还算漂亮。”

“促使我思考。真的。”

“你思考什么？”

“面对这样一种美，你能思考什么呢？我感到惊慌，我明白这一点。”

“它还不是最令人惊慌失措的那一种美。”

“它令我惊慌。老兄，看哪！”

“上星期二你看到了吗？一次强烈和令人瞠目结舌的日落。我把今晚的这个算做平常的日落。也许它们在慢慢消失。”

“我希望不要。”她说，“我会想念它们的。”

“可能是大气里有毒的残留物在减少。”

“有一种观点说，造成这样的日落并非烟雾里的残留物，倒是来自吞食烟雾的微生物的残余。”

我们站在那里观看一团绚丽光线的涌动，就像彩色纪录片里心脏的跳动。

“还记得那颗碟形的药片吗？”

“当然。”她说，“一件超级工艺品。”

“我发现了它设计出来干什么的。它设计出来解决一个古老的问题：对于死亡的恐惧。它激发大脑产生对于死亡恐惧的抑制素。”

“但是我们仍然死亡。”

“是的，每个人都要死亡。”

“我们只是不要害怕。”她说。

“对。”

“有意思，我想。”

“‘戴乐儿’是由一个秘密研究团体设计的。我相信这些人中有几个精神生物学家。我不知道你是否听说过有关一个团体在对死亡恐惧进行秘密研究的谣言。”

“我是决不会听到的。没有人找得到我。他们找到我，只是来告诉我重要的事情。”

“什么事情比这个更重要？”

“你在谈论胡侃、谣言。这不足挂齿，杰克。这些人是谁？他们的基地在哪里？”

“那就是我一直在追着找你的原因。我想你知道一点儿他们的事。我甚至不明白精神生物学家是干什么的。”

“这是一种包罗万象的事情，跨学科的。真正的工作都是在深渊中冒风险地进行的。”

“还有什么事你可以告诉我？”

我口气中有什么东西促使她转身对我看。温妮刚过三十岁，但是她有一双睿智和见过世面的眼睛，能洞察生活中少不了的半隐蔽的灾难。一张狭长的脸部分藏匿在棕色的细长鬈发里，眼睛明亮而且兴奋。她的模样像一只长着鸟嘴、有一副空骨架的大型涉禽动物。嘴巴小而拘谨。微笑起来像是永远与某种内在的束缚在搏斗，抵制幽默的诱惑。默里告诉我，他曾经迷恋上她，觉得她身体的笨拙是智力开发得太快的迹象—我想我明白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她总是在刺探周围的世界，攫取其中的东西，不时地做过头。

“我不清楚你与这东西有什么个人的牵连。”她说，“但是我认为，人丧失了死亡的甚至死亡恐惧的意识是错误的。死亡难道不是我们需要的界限吗？难道不是它赋予生活以珍贵的实质、明确性的意识吗？你必须扪心自问，如果你失去了有关最后界线、界限或限度的认识，此生你做过的任何事情还会有美和意义吗？”

我看见光线爬进了高空中圆圆的云峰。嘉绿仙口香糖，维拉薄荷糖，福利登香口胶。

“人们认为我想入非非。”她说，“确实，关于人类的恐惧我有一套想入非非的理论。想象一下你自己，杰克，一个坚定的以家庭生活为中心的人、一个长期伏案工作的家伙，发现自己行走在密密的树林中。你用眼角余光看见了某件东西。在你明白任何其他情况之前，你清楚这件东西非常之大，它不在你普通的参照系中。世界图像中的一个瑕疵。不是它不该在此，就是你不该在此。现在此物进入全景视野中。它是一头北美灰熊，庞然大物，棕色的毛亮晶晶的，走起路来摇摇摆摆，露出的牙齿滴着口水。杰克，你从未见过真正野外的大动物。看见这头大灰熊的感觉是陌生和兴奋，让你对自己有一个全新的意识，对自我—在独一无二和可怕情景中的自我—有一个新的认识。你以一种新颖和强烈的方式观察自己。你重新发现自己。你面对自己即将被肢解而极度兴奋。那头坐在自己后腿上的畜牲，使你好像第一次能够明白自己是谁，离开了熟悉的环境，独自、清晰、全面地看清你自己是谁。我们赋予这一复杂过程的名称叫恐惧。”

“恐惧是更高层次的自我意识。”

“对，杰克。”

“还有死亡呢？”我说。

“自我，自我，自我。假如死亡可以看做不那么陌生和无所参照，你关于与死亡相关联的自我的意识就会逐渐减少，你的恐惧也将如此。”

“要使死亡不那么陌生，我该做什么呢？我应如何着手呢？”

“我不知道。”

“我拐弯时开快车，算不算在冒死亡危险？我是否应该周末去攀岩？”

“我不知道，”她说，“但愿我知道。”

“要不要我系上搭扣皮带去给九十层楼擦刮外墙？我该做什么，温妮？我要不要像我儿子的好朋友那样，坐在全是非洲毒蛇的笼子里？这就是当今人们之所为。”

“我认为你该做的，杰克，是忘掉那片剂中的药物。显然，那没有什么药物。”

她是正确的。他们都是正确的。继续过我的日子，养大我的孩子，教好我的学生。尽量不去想那“灰景汽车旅馆”里那个死样怪气的人物，正将他没有修过指甲的手按在我老婆身上。

“我还在愁，温妮，但是你赋予我的忧愁以一种从未意识到的丰富性和深度。”

她转过身去，脸红了。

我说：“你比一位不能共患难的朋友还过头—你是一个真正的敌人。”

她的脸变得红极了。

我说：“聪明人因为聪明，从来不考虑他们所毁灭的生命。”

我看着她脸红。她用双手将她的针织帽子拉下来罩住自己的耳朵。我们向天空看了最后一眼，然后开始向山下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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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三、“戴乐儿”闹剧 第31节

你是否记得：（1）要给“波形动态”有线电视公司开支票吗？（2）要在支票上写你的账号吗？（3）要在支票上签名吗？（4）要寄上全部款项吗？—我们是不接受部分付款的；（5）装进信封的支票要原件而非复印件吗？（6）支票装入时，要让收件人地址出现在信封窗口吗？（7）要沿着虚线撕下支票绿色部分以便你自己保存记录吗？（8）要提供你自己的正确地址和邮政编码吗？（9）要在你计划搬家前至少三周告知我们吗？（10）要把信封舌粘好吗？（11）信封上要贴邮票吗？—不付邮资，邮局是不会投递的；（12）要在蓝框中规定的日期之前三天寄出信封吗？

有线健康　有线天气　有线新闻　有线自然

那晚没有人愿意做饭。我们全体上了汽车，到城外无人管辖地带的商业区。没有尽头的霓虹灯。我把车停在一个专卖鸡块和果仁巧克力小方饼的地方。我们决定在车里吃饭。汽车足以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要的是吃饭，不是来张望别人。我们要的是填饱我们的胃，完成一顿晚饭。我们不需要光线和空间。我们肯定不必隔着桌子面对面吃饭，建立一套微妙复杂的信号和代码交互网络。我们满足于吃饭时面朝同一方向，只看着我们两手前面几英寸。这里面有一种严肃性。丹妮斯将食物拿来送到汽车里，并分发纸餐巾。我们纷纷坐定下来吃饭。我们吃饭时穿戴得严严实实，戴着帽子，穿着厚衣服，默不做声，用双手和牙齿撕扯鸡块。大家聚精会神，思想都集中在一个单纯的强制性念头上。我惊讶于自己竟然饿慌了。我嚼着、吃着，只看着我两手前面几英寸。饥饿就是这样缩小了世界。这是食物的可见范围的边缘。斯泰菲撕下鸡胸上的脆皮给海因利希。她从不吃鸡皮。芭比特吮吸一根骨头的骨髓。海因利希与丹妮斯交换鸡翅膀，以大换小。他认为小翅膀味道更好。大家把骨头给芭比特去啃干净和吮吸骨髓。我在脑子里拼命地驱散格雷先生赤裸着身子，懒懒地躺在汽车旅馆床上的形象，一幅边缘模糊不清的图像。我们派丹妮斯再去买些食物，大家默默地等着她。接着我们又开始大吃起来，我们对自己从食欲满足中所获得的强烈快感，着实有点儿惊讶。

斯泰菲平静地说：“宇航员是怎么飘浮的？”

一阵沉默，好像永恒的时间流逝中缺少了钟表的一声“滴答”。

丹妮斯停止吃饭，说：“他们比空气轻。”

我们大家都停止吃饭。接下来是一阵惆怅的沉默。

“不存在什么空气，”最后海因利希说，“他们不可能比不存在的东西轻。太空里除了重分子之外就只是一个真空。”

“我认为太空是寒冷的，”芭比特说，“如果太空中没有空气，它怎么可能冷呢？什么东西变暖或变冷？空气，我是这样认为的。如果不存在空气，也就不可能出现寒冷，正像说什么也没有的一天。”

“怎么可能什么也没有呢？”丹妮斯说，“总归得有点儿什么东西。”

“是有点儿什么东西，”海因利希恼怒地说，“有的就是重分子。”

“‘我要不要穿毛线衫’之类的一天。”芭比特说。

又出现了一阵沉默。我们等着看这场对话是否结束了。然后我们又开始吃饭。我们无声地交换自己不要吃的鸡块，把手伸进装着皱皮炸鸡块的纸盒。怀尔德喜欢泛白的软鸡块，别人就把它们挑出来给他。丹妮斯分发装在湿淋淋的小袋子中的番茄酱。汽车里都是动物油腻和肉的气味。我们交换鸡块并啃咬着。

斯泰菲小声地说：“太空有多冷？”

我们又全都等待着。过了一会儿，海因利希说：“这取决于你上升得多高。你上升得越高，它就越冷。”

“等一下。”芭比特说，“你上升得越高，离太阳就越近，所以它就越暖和。”

“什么使你认为太阳是在高处？”

“太阳怎么可能在低处呢？你必须抬头朝上看太阳。”

“夜间怎么办？”他说。

“它那时在地球的另一边。但是人们仍然朝上看。”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全部观点就是，”他说，“假如你站在太阳上，太阳怎么可能在上面呢？”

“太阳是一个巨大的熔岩球，”她说，“站在太阳上是不可能的。”

“他只是说‘假如’。根本上说，是没有上或者下，热或者冷，白天或者黑夜。”

“那有什么呢？”

“重分子。太空的全部关键是，当重分子脱离巨大星球的表面飞出来之后，给它们一个机会冷却。”

“假如没有热或者冷，分子怎么可能冷却呢？”

“热和冷是两个词而已。把它们看作词。我们必须使用词汇，我们不可能只是哼哼。”

“它被称为太阳之花冠，”丹妮斯在另一边的讨论中对斯泰菲说，“我们那晚在气象网络上看见过它。”

“我以为‘花冠’是一辆汽车。”斯泰菲说。

“每样东西都可以是一个车名。”海因利希说，“有关巨星你必须明白的是，它们的核心深处有真的核爆炸。彻底忘了那些据说是非常可怕的俄罗斯洲际弹道导弹。我们现在谈的是比它们要大一亿倍的爆炸。”

一阵很长的沉默。没有一个人说话。我们重新开始吃饭，但是吃的时间只够咬一口和嚼完一嘴巴的食物。

“据推测是俄国的巫师在制造这种奇怪的天气。”芭比特说。

“什么奇怪的天气？”我说。

海因利希说：“据推测，我们有巫师，他们有巫师。他们想通过影响天气来破坏我们的农作物生长。”

“天气一直正常嘛。”

“就今年这段时间来说还算正常。”丹妮斯机灵地插嘴道。

就是本星期，一位警察看到有一个人被抛出不明飞行物。此事发生时，他正在玻璃镇郊区做例行巡逻。这具被雨淋透了的、不明身份男子的尸体是那天深夜发现的，他当时衣着整齐。尸检报告表明，死因为多处骨折和心脏病—可能是万分惊恐的结果。这位名叫杰里·特伊·沃尔克的警察经催眠，全面再现了那件霓虹灯似明亮的物体令人困惑的景致—当它盘旋在地面上空八十英尺时，就像一个巨大的旋转陀螺。沃尔克警官是一名越战老兵，他说这个稀奇古怪的场面使他想起了直升机机组人员将越共嫌疑犯扔到舱门外的情景。当他看着舱门打开，人体骤然跌落到地上时，不可思议的是，沃尔克感觉到一个怪异的信息通过心灵传达到他的大脑。警局的催眠师打算强化他们的测试，以便解读信息。

整个地区到处都有人在观测。一股强能量的精神流，呈现为弯弯曲曲的蛇形红光，好像从一个城镇传到另一个城镇。你信不信这些事情无关紧要。它们是一阵震荡，一束波，一阵震颤。某种人声或者噪音响彻天空，我们会从死亡中被解脱出来。人们冒着险驾车来到城镇的边缘，有人从那里打道回府，有人决定冒险深入更远的地区，在过去这段日子里，那些地区似乎存在于魔力和神圣的期望之中。空气变得柔顺与温和。邻家的狗在夜空中吠叫。

我们在快餐店的停车场吃了果仁巧克力小方饼。饼屑沾在我们的手掌跟上。我们吸掉饼屑，我们舔手指头。当我们快要吃完时，意识的生理部分开始扩张。食物的界限让位于更宽阔的世界。我们的视野扩展到双手之外。我们通过窗户观看汽车和灯光。我们看着离开餐馆的人们，男人、女人和孩子手提着盒装的食品，斜着身子向前走进风中。一股不耐烦的情绪开始从后座三个人身上流淌出来。他们希望自己置身家中，而不是滞留在这儿。他们希望眨眨眼睛就发现已经置身自己的房间，四周是属于他们的物件，而不是坐在一辆停在刮着风的水泥地上的拥挤的汽车里。回家的路程总是一种考验。我发动了车，心里明白用不了几秒钟，集体的烦躁就会带上威胁的因素。我们—芭比特和我—感觉它正在露头。怀着愠怒的威胁正在后座那儿酝酿。他们会以互相之间打架的老办法来攻击我们。但是，有什么理由要攻击我们？是因为不能更迅速地把他们弄回家吗？是因为比起他们来更年长、人更大、情绪也大致更稳定的缘故吗？他们是否因为我们身为监护人—迟早肯定要当不了的监护人—的地位而来攻击我们？或者他们仅仅要冒犯我们的一切，我们的声音、面貌、姿势、行走和大笑的方式、我们眼睛的颜色、头发颜色、皮肤色调、我们的染色体和细胞？

好像为了消解他们的恼怒，好像是她无法忍受他们蕴含的威胁，芭比特愉快地说：“这些不明飞行物为什么大多是在北部偏远地区被人看见？看得最清楚的都在北部偏远地区。有人遭劫持，被带上飞碟。农夫在飞碟着落处看见烧焦的痕迹。有一个女人生了个飞碟婴儿，她自己这样说。总是北部偏远地区。”

“因为那里有山。”丹妮斯说，“宇宙飞船可以躲避雷达或任何其他东西。”

“山为什么就要在北部偏远地区？”斯泰菲说。

“山总是在北部偏远地区的。”丹妮斯告诉她，“这样，雪就会按计划在春天融化，顺着山往下流向城市附近的水库里去，正是因为这一点那些城市被安置在本州的南端。”

一时间我想她或许是对的。它造成一种奇怪的感觉。或者真是它造成的？或者，它完全只是疯狂而已？某些州的北部应该有大城市存在。或者它们只是位于州界的北边，即本州北面那些州的南部？她说的不可能是真的，然而一时间我无法否定它。我举不出城市和山脉的名字来否定这一点。某些州的南部应该有山存在。或者它们倾向于待在州界的下面，即本州南面那些州的北部呢？我试图说出一些州府名、州长名。南部的下面怎么可能有一个北部呢？是否就是这一点让我迷惑不解呢？这是不是丹妮斯的错误之症结？或者莫名其妙地，她竟然是对的？

收音机里说：“盐、磷、镁的过量。”

那夜稍晚些时候，芭比特和我坐着喝可可。餐桌上堆着各种优惠券、一英尺长的超市收据、邮购商品目录，还有一张我最大的孩子玛丽·艾丽斯寄来的明信片。她是我与当间谍的达娜·布里德拉夫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宝贝女儿，所以，虽然她与斯泰菲相差十岁，中间隔了两次婚姻，倒真是同父同母的姐妹。玛丽·艾丽斯今年十九岁，住在夏威夷，在那儿研究鲸鱼。

芭比特捡起别人留在桌上的一份小报。

“耗子叫声已经测定为四万。外科医生使用耗子叫声的高频率录音带，去破坏人体内的肿瘤。你相信这事吗？”

“我相信。”

“我也相信。”

她放下报纸。过了一会儿，她热切地对我说：“你感觉如何，杰克？”

“我很好，感觉不错，这是实话。你呢？”

“我但愿自己没有向你说过我的症状。”

“为什么？”

“那么你就不会告诉我，你会先死。这儿有两件我在这个世界最希望的事情：杰克不要先死；怀尔德永远像现在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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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三、“戴乐儿”闹剧 第32节

默里和我步行穿过校园，我俩摆出一副我们的欧洲传统架势：好像在安详地沉思的步态，交谈时低垂着脑袋。有时候，我们中的一个人抓住另一个人的胳膊肘—一种亲密和相互扶持的姿势。还有时候，我们稍稍分开一点儿行走，默里背着双手，格拉迪尼则像僧侣似的将双手交叉在腹部，显出略为忧愁的模样。

“你又能说德语了？”

“我依然说得很糟。用词上我有困难。霍华德和我正在为研讨会的开幕辞下功夫。”

“你叫他霍华德？”

“不是当面叫。我当他面时不用称呼，他当我面时也不用称呼，就是那样的关系。你见过他吗？你们毕竟住在同一幢房子里。”

“打过几次匆匆的照面。其他住户似乎也宁愿这样见面。我们觉得，他几乎不存在。”

“他身上有点儿特殊。我无法肯定那究竟是什么。”

“他的皮肤是肉色的。”默里说。

“对，但那不是让我感到不安的事。”

“软绵绵的手。”

“是这样吗？”

“看见男人有一双软绵绵的手会令我一愣。那种常见的柔嫩皮肤，婴儿的皮肤。我想他大概不刮胡子。”

“还有什么？”我说。

“嘴角老是挂着星星点点的干啐沫。”

“你说得不错。”我兴奋地说，“干啐。当他前倾身子说话时，我觉着唾沫喷到了我脸上。”

“还有越过别人肩膀看人的习惯。”

“你在几次匆匆照面中就看到了所有这一切，真了不起。还有什么？”我催促他。

“身子僵硬，似乎与他拖着脚走路的习惯不相称。”

“是啊，他走路时手臂是不动的。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是还有些什么，某种高于和超越这一切的东西，某种怪异和可怕的东西。”

“确确实实。但那是什么呢？某种我不能确定的东西。”

“他身上有某种奇怪的神气，某种特殊情绪，某种意识，某种存在，某种流溢。”

“但那是什么呢？”我说。我为自己深深地从个人角度关心起来而感到惊奇。彩色的光点在我视野边缘飞舞。

我俩刚走了三十来步路，默里就开始犯困晃脑袋。我们一边走，我一边打量他的脸。他晃着脑袋过了街，在我们走过音乐资料室的一路上，他一直在晃着脑袋。我抓住他的胳膊肘，与他一起一步步地走，我看着他的脸，等待他说话；他把我引到了不相干的地方，我也已经无所谓了。我们一路走到校园边上，来到一座翻新的19世纪建筑“威尔莫特·格兰奇大楼”的入口处时，他仍然在晃着脑袋。

“但那是什么？”我说，“但那是什么？”

他的回答可是在四天之后的凌晨一点钟，他打电话到我家里告诉我的。他低声的话语传进我的耳朵，解答了我的问题：“他看起来就像一个见到尸体就会激起性欲的人。”

我去上了最后一次课。墙和窗户被堆积起来的物品挡得都看不清了；堆积的物品现在好像还在向房间中央扩展。我面前这个面容平淡乏味的人闭上眼睛，开始背诵常用的旅游用语：“我在哪儿？”“你能够帮助我吗？”“现在是晚上了，我又迷了路。”我坐在那儿简直无法忍受。默里的评语把他永远固定在一个似乎确实的身份上。关于霍华德·邓洛普身上难以理解的东西现在搞得一清二楚了。他身上奇怪和令人有点儿毛骨悚然的东西现在看来是病态的。一股可憎的淫荡气从他身体里跑出来，并且似乎弥漫在这间塞得满登登的房间里。

事实上，我倒会想念这些课。我也会想念那些狗，那些德国牧羊犬。某一天它们都没了，也许是别的地方需要，或者是被送回沙漠以增强它们的本领。然而，身穿米莱克斯服的人仍然留在附近，提着仪器测量和探查，六个或八个人一组驾驶着像玩具的矮木桩似的车辆，在城里兜来兜去。

我站在怀尔德床边观察他睡觉。隔壁房间的声音说：“位于价值四十万美元的纳比斯柯·底拿海岸。”

就在这个夜里，疯人院被火烧毁。海因利希和我坐上车，出去观看。现场还有别的男人带着他们的半大男孩。显然，父子们在这种事件里寻求伙伴关系。火灾把他们拉到一起，提供交谈的由头：消防设备可予评价，消防队员的技巧可予讨论和批评。救火所表现的男子气概—人们可能说是大火的阳刚之气—适合父子之间这一类简短的交谈，而不致引起难堪和尴尬。

“旧建筑的这类火灾，大多数发端于电线的布线。”海因利希说，“布线有毛病这个说法，你多待一会儿就不会听不见。”

“大多数人不是烧死的。”我说，“他们死于烟雾的吸入。”

“那是另一个常听见的说法。”

高高的火焰从老虎窗里蹿出来。我们站在街对面看着一部分屋顶塌了，一个高烟囱慢慢地弯曲和沉没。消防水车不断地从其他城镇过来，男人们穿戴着橡胶靴和老式的帽子笨重地下车。用水龙瞄准，一个人影从闪着火光的屋顶冒出来，手抓住了一架伸缩扶梯。我们看着圆柱门廊开始倒塌，远处的一个烟囱正在倾斜。一个女人穿过草地，睡袍着了火。我们几乎因为赞赏而吃惊得喘不过气来。她一头白发，身体瘦小，浑身冒着热气；我们可以看得出她疯了，完全迷失在噩梦和愤怒中，以至于她脑袋四周的火对她来说似乎纯属偶然。没有人说一句话。在木头燃烧的一片热浪和噼啪声中，她带来的是寂静无声。多么强大和真实！疯狂是多么深重的事情！一个消防队长迅速走向她，然后为难地稍稍后退，好像到头来她并非他期望在此找的人。她发出一声吓人的喊叫后倒地，好像一只茶杯摔碎了。她身边现在有四个人，用头盔和帽子拍打火焰。

遏制火势的艰难工作在继续，这样的劳作如同建造教堂一样古老和失传了，人们被高尚的公众事业精神所鼓舞。一条也坐在云梯消防车的驾驶室里。

“真滑稽，人们居然能够一直看它个没完。”海因利希说，“就像看着壁炉里的火。”

“你是否在说这两种火都同样具有强迫性？”

“我只是说人们可以看个没完。”

“‘人向来就迷恋火’—你是否在说这意思？”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着火的建筑。给我一个机会吧。”他说。

父子们挤在人行道上，对着这座内部设备已经毁了一半的房子，指指点点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默里—他的寄宿公寓就在不远处—鬼鬼祟祟地侧身来到我们面前，一声不吭地和我们握手。窗户被熊熊的火势吹掉了。我们看到另外一只烟囱掉到屋顶下面去，几块零星的砖头滚落到草地上。默里又一次握我们的手，然后不见了。

不一会儿有一股呛人的气味。它可能是绝缘材料—用做管道和电线护套的聚苯乙烯，或者其他一种或多种物质—在燃烧。一股刺鼻和苦涩的恶臭充满空气，盖过了烟雾和焦炭的气味。它坏了挤在人行道上的人们的心情。有些人用手帕捂在脸上，还有些人恶心得匆忙离开。不管是什么东西造成这股气味，我意识到它让人们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一种古老的、宽广的、可怕的戏剧场面，正在被某种不自然的东西、某种小小的恶毒入侵所损坏。我们的眼睛开始疼痛。人群散了。其情其景，好像我们不得不承认还存在第二种形式的死亡。一种是真实的，还有一种是假想的。气味把我们赶跑了。但是藏在它下面且更糟的是这样的感觉，即死亡分别以两种方式到来，有时候又合二为一；以及死亡怎样进入你的口中和鼻中、死亡散发什么样的气味，不知怎么的，都可以让你的灵魂有所不同。

我们匆匆赶回自己的车中，心里想着无家可归者、疯子们、死人，但是现在也想着我们自己。这是由那燃烧物的气味造成的。它使我们的忧虑复杂化了，使我们更加接近自己最终毁灭的秘密。

到家后我给我俩热了两杯牛奶。我惊奇地看着他喝。他用双手抓起杯子，谈论大火的声响、气流冲入造成猛烈的嘭嘭燃烧声，就像冲压式喷气发动机在冲压。我几乎期望他为了这美妙的火而感谢我。我们坐在那儿喝牛奶。过了一会儿，他进了自己的内室去做引体向上的动作。

我坐到很晚，心里想着格雷先生：像他自己的名字一样灰色的身体，死气沉沉的，尚未完全成形。这幅图画颤抖和滚动，他身体的边缘一闪一闪地随意变形。最近以来，我发现自己常常想起他。有时候想到的是作为综合体的格雷先生：从事一桩前卫工程的四个或更多的灰色皮肤的人物—科学家、幻想家。他们波浪似的起伏不定的身体相互穿透，掺合、混合、融合，有一点儿像外星人那样。他们比我们其他人更聪明，没有自我、没有性别，执意要指挥我们摆脱恐惧。但是，当他们的身体融为一体时，我面对的是一个人，即那位项目经理，一个模糊的、灰色皮肤的诱奸者，像涟漪波动似的穿过汽车旅馆房间，向床走去，去实现阴谋。我看见我妻子淫荡的丰满滚圆的身子往一边斜倚着，所谓“永恒的等待着的裸体”。我像他一样清楚地看到她。依赖、顺从，情感上被俘虏。我感觉到他的掌握和控制。他的地位的支配性。他正在占据我的思想，这个我从未见过的男人，这个只有一半的形象，脑子里几乎看不见的一小点儿光而已。他苍白的双手捧着一只白玫瑰色的乳房。奶头周围布有几颗赤褐色的斑点，它是多么生动和鲜活啊！何等的触觉上的愉快啊！我还体验到了听觉上的折磨，听见了他们在做爱前的嬉戏翻滚、爱语嘤嘤、肉体厮磨。听见了他们互相咂嘴和响吻的声音、两张湿漉漉的嘴巴的吧唧声、床的弹簧塌陷的吱嘎声。停下来换姿势的一阵咕哝。后来，阴暗的夜色降临在铺着灰色床单的床四周，变成一个圆圈，慢慢地收拢。

全声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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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发表专题论著的评论家汤姆·勒克莱尔说，它甚至可以作为该书的替代标题。（tom LeClair.In tems Novel.Urbana：Uy of Illinois Press，1987.）</a>

三、“戴乐儿”闹剧 第33节

我睁开眼睛，意识到附近有个人或有件东西，那是什么时间？难道又是一个奇数的小时？房间昏暗，布满蛛网。我伸展一下双腿，眨眨眼睛，慢慢地将目光集中在一个熟悉的身影上。那是怀尔德，站在离床两英尺的地方，盯着我的脸看，我们互相打量了很长一会儿工夫。他的大圆脑袋配上小手小脚和矮墩墩的身体，使他看起来像一尊原始时代的泥塑、家庭中供奉的起源不详的崇拜偶像。我有一种感觉，他是要给我看什么东西。当我赶快悄悄地下床时，他却走出了房间，我见他脚上穿着垫得厚厚的短统靴。我跟他走到过道，走向那扇朝着我家后院的窗户。我光着脚，没有穿睡袍，感到一股寒气穿透我的香港产人造纤维的睡袍。怀尔德站着向窗外看，他的下巴只高出窗台一英寸。好像我这一辈子都是穿不对称的睡衣裤，上衣的纽扣扣在不对应的纽洞里，裤子的门襟没有扣住，耷拉着。已经是黎明了吗？在树上啼叫的那几只鸟是乌鸦吗？

有一个人坐在后院中。一个白发的男人直挺挺坐在旧藤椅里，是一个奇怪的纹丝不动的悄然无声的人物。一开始我因为眼花缭乱和睡意浓重，竟不知道对所见景象做何判断。它似乎需要比我此时所能提出的更加仔细的解释。我想到一件事，即此人是为了某种目的早就镶嵌在那儿的。然后，明显和强烈的恐惧开始降临，好像一只拳头在我胸膛里一次又一次捏得紧紧的。他是谁？这儿在发生什么事？我发觉怀尔德已不再在我身边。我走到他房间的门口时，正好看见他的脑袋埋进枕头里。等我回到床上时，他已经睡熟了。我不知该做什么。我脸色发白，感到冷。我费力地走向窗户，抓住门把和扶手，好像为了提醒自己真实物品的特性和存在。他仍然在那儿，凝望着树篱。我从朦胧的光线中，看到他的侧面，纹丝不动和洞察一切。他有我起先想的那么老吗？或者那白发完全是象征性的，不过是寓意力量的一部分而已？当然是这么回事！他可能是“死神”，或者“死神”的听差，来自瘟疫时代、酷刑时代、无穷尽战争的时代，是疯人院和麻风病院的双眼塌陷的一个匠人。他可能是口诵警句、预言世界末日的人—当他吟诵关于我离世的旅程之精巧华丽的词句时，他对我若有若无地扫了一眼，既显得文明有教养，又露出讽刺挖苦的意思。我观察了他好长时间，等待他动一下手。他的纹丝不动显得威严。我觉得自己每一秒钟都在变得更加苍白。变得苍白是什么意思？看见死神的肉身，感觉怎么样的？来把你收去吗？我害怕到了骨子里。我既冷又热，既干又湿，既是自己又是别人。那只在我胸膛里捏紧的拳头。我走到楼梯口，坐在顶上面的一级，往自己的手心里看。那么多的东西仍然在。每一句话和每一件事，都是光彩夺目的创造物的珠串。我自个儿平凡的手上，网一般布满了交叉和螺旋形的有含义的掌纹，它是一个生命场，其本身就可能成为一个人研究和惊叹好多年的对象。一种反对虚无的宇宙论。

我站起来回到窗前。他仍然在那儿。我躲进浴室。我关上便池盖，在上面坐了一会儿，想着下一步该做什么。我不要他待在这幢房子里。

我来回踱了一会儿步。我用冷水冲洗双手和手腕，将冷水泼在脸上。我感觉既轻又重，既懵懂又警觉。我从门口的书架上取下一块风景镇纸。在这块塑料的圆盘里飘浮着一幅的三维画，当我在光线下转动它时，它的色彩忽隐忽现。变化的平面。我喜欢这个说法。它好像正是存在的音乐。要是一个人能够看见死亡，就像看见他暂时寄居的另一个外表，那该有多好！宇宙存在理由的另一个方面。镜头顺着“光明天使小道”而去。

我回到身边的事情。如果我想把他赶出房去，该做的事情就是走出去。首先我要去看看年龄较小的孩子们。我光着雪白的脚，悄悄地穿过各个房间。我看看有没有毯子需要盖盖好，玩具是否要从哪个孩子暖乎乎的手里取出来，我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电视场景中。一片寂静，一切都好。他们会不会把父母中死掉一个看做另一种形式的离婚呢？

我进房去看了海因利希。他躺在床的左上角，身子紧紧地蜷缩，看起来就像那种一碰就会突然展开的戏法玩具。我站在门口点点头。

我进房去看了芭比特。她返回了好几个年龄层次，又变成了一个姑娘，一个在梦中奔跑着的人儿。我吻吻她的头，闻到她睡眠中呼出的有腐味儿的热气。我在一堆书和杂志中，看见那本。收音机响起。我害怕某个给电台打电话点播节目的声音、某个陌生人发自灵魂的伤悼竟成为我在世时听到的最后话语，所以我就赶快离开房间。

我下楼到厨房去。我向窗外看，他还在那儿，坐在湿草地上的藤椅里。我打开内重门，然后又打开防风雨的外重门。我走了出去，将抱紧在肚子前。当外重门砰的一声关上时，那人的头抖动了一下，两腿也分开了。他站起来，转身面向我。那奇怪和不可征服的静穆荡然无存，随之而去的是洞察一切的气氛以及他所传递的古老和可怕秘密的感觉。从这第一个人物神秘消失的影子中，第二个人物开始出现，开始呈现实实在在的形状，在清新的光线中发展成一系列动作、线条和五官，形成一个轮廓、一个活生生的人；当我有一点儿吃惊地看着他的身体特征逐渐清晰时，它们似乎变得越来越面熟。站在我面前的不是死神，而只是弗农·迪基，我的岳父。

“我睡着了吗？”他说。

“你在外面做什么？”

“不想吵醒你们大伙儿而已。”

“我们知道你要来吗？”

“直到昨天下午之前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一点。一路开车来的，十四个小时。”

“芭比特看见你会高兴的。”

“我敢肯定。”

我俩进了屋。我把咖啡壶放在炉子上。弗农穿着破旧的斜纹粗棉布夹克。他坐到桌子旁，一边玩一只旧芝宝牌打火机的盖头。他的神情就像一个在女人堆里厮混的男人情急之中去逃避那样。他银灰色的头发显得黯淡，有点儿黄；他将自己的头发梳成鸭尾巴式样。他胡子拉茬，大约四天没刮过脸。他的慢性咳嗽毛病好像长出了一条带锯齿的边，带有一种自暴自弃的成分。芭比特倒不太担心他的咳嗽，而是担忧这样的事实，即他从自己的干咳和发作中获取讥讽的快乐，好像这种可怕的噪音中有某种巨大的魅力。他仍然系着一条皮带扣上有一个长号角的军用皮带。

“所以去它的吧。我到了此地。可了不起啦！”

“这些日子你在干什么？”

“东给人修修屋顶，西给人除锈涂漆。我兼差赚外快，除非没有了我可以兼的差事。兼差赚外快是那儿的全部事情。”

我看了一下他的双手。真是伤痕累累，破口、凹口，指缝里永远的油污和泥浆。他环顾房间，试图找到什么旧东西需要换新或者修理。这样的毛病大体就是提供谈话的机会。它使弗农有优势来大谈填料和垫圈，大谈水泥灌浆、堵缝和抹墙。有的时候，他似乎故意用诸如棘轮钻头和狭边钩齿粗木锯那样的专门词儿来冒犯我。他看出来我在这类事情上的吞吞吐吐，认为是某种深层次上无能或愚蠢的迹象。就是这些事情构建了这个世界，不了解或不关心它们，是对于基本原则的背叛，对于性别、人种的背叛。还有什么比一个不会修理漏水龙头的男人更加没有用处？—这种男人根本上无用，对于历史和他基因中的遗传信息而言都已经死亡。我不敢肯定自己不同意。

“那天我对芭比特说：‘如果有什么是你爸爸与之不相像的，那就是他不像一个鳏夫。’”

“她对此说什么来着？”

“她认为你会给自己带来危险。‘他会抽烟时睡着了。他会死在燃烧的床上，身旁还躺着一个失踪的女人—一个官方认为失踪的人，穷困、迷失、无法确定身份、多次离婚的女人。’”

弗农对于这样的见识表示赞同而咳嗽起来。一连串发自肺部的喘息。我可以听见带丝的黏液来来回回拍打他的胸膛。我给他倒了杯咖啡，等待着。

“就是这样，你知道我在哪儿忙着，杰克，是有一个女人他妈的要嫁给我。她开着移动汽车房上教堂。别告诉芭比特。”

“我绝不会干这种事。”

“她真的非大大激动不可。先在收费打折的电话里开始。”

“她认为你太无法无天，不宜结婚。”

“如今婚姻这事儿就是，你用不着走出家门去获得那些额外的小东西。你从美国家庭的壁橱里什么都能得到。不管好坏，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时代。妻子们做事，她们要做事。你用不着使小眼色。以往的情况是，美国家庭中唯一可以得到的东西，就是人基本的自然行为。现在你还有选择余地。我告诉你，这样的做法是愚蠢的。这是关于我们时代的令人惊异的评语，即你在家中的选择余地越大，你在大街上见到的妓女越多。你怎么看，杰克？你是教授嘛。这话究竟说明什么？”

“我不知道。”

“妻子们穿可以吃的短衬裤。她们知道那些词儿、那些用法。同时，日日夜夜、不管什么样的天气，大街上都有妓女站着。她们在等谁？旅游者？商人？已经沦为肉欲潜猎者的男人们？那就像真相被揭穿了一般。我在什么报纸上读到过，日本人—整架整架飞机的男人—前往新加坡的事儿，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

“你是不是在认真考虑结婚？”

“我如果要娶一个开着移动汽车房去做礼拜的女人，那准是疯了。”

弗农有一副狡猾相，有一种不露声色的既警觉又敏锐的聪明，一股等待最佳时机的精明。这些都让芭比特紧张不安。她看见过他在公共场所侧身走到女人面前，用他不露声色的狡猾方式问讯。她拒绝与他一起上餐厅，就是怕他对女招待们说些随便无礼、过分亲昵的话，用老爷收音机的深夜话音说的具有专业水平的旁白和评语。他在小吃摊人造革搭的临时棚里，已经多次让她经历过紧张不安、愤怒和尴尬的时刻。

现在她进来了，穿着运动衣，准备做每天清晨跑体育馆台阶的运动。当她看见她父亲坐在桌子旁边时，她的身体好像失去了动力。她膝盖弯曲着站在那儿。她别的都不会了，只剩下目瞪口呆的本领。她看起来好像是在模仿一个目瞪口呆的人。她就是一副目瞪口呆的画面，天真得招人爱的心肝儿，困惑和惊讶得不亚于刚才我看见他坐在院子里像死神一样安静的时候。我看着她整张脸上都呈现出惊讶和茫然。

“我们知道你要来吗？”她说，“你为什么不打电话？你从来就不打电话。”

“我到了这儿，了不起的大事，吹喇叭吧。”

她仍然弯曲着膝盖，试图加强一下他到来的新鲜感，多看几眼他瘦长结实的身体和憔悴的脸色。对于她来说，一位长辈，一位那么大年岁的父亲，就这样出现在她家的厨房里，他一定像是具有史诗般的伟大力量；充满联想和关系的厚实历史，来提醒她她是谁，预先毫无警告地摘掉她的伪装，暂时控制她没精打采的生活。

“我本可以先把东西准备好。你看起来很不好。你睡哪儿呢？”

“上次我睡的是哪儿？”

他俩都朝我看，在努力回忆。

当我们弄好早饭的时候，当孩子们下楼来、小心翼翼地走近弗农让他吻和撸撸头发的时候，当过了几小时芭比特变得看惯了那个穿打补丁的牛仔裤、走路从容不迫的人物的时候，我开始注意到她兴致勃勃地在近处徘徊，为他做些小事，在那儿听着。愉快体现在日常的姿势和自动的节奏里。她得时不时提醒弗农，什么是他喜欢吃的食品，他喜欢怎样烹调和加作料，哪些笑话他讲得最好，过去有哪几个人物是十足的傻瓜，哪几个是滑稽的英雄。来自以前另一种生活的新闻资料从她那儿倾泻而出。她说话的声调发生了变化，带上一种乡土气息。用词和涉及的意思也变了。她又成了从前的那个姑娘，帮助她爸爸用砂纸砂平旧橡木，把暖气装置从地板上抬起来。他做木匠的岁月，他骑着摩托到处猛冲，他在上胳膊上刺花纹。

“你越来越像长豇豆，爸爸。吃完那些土豆。炉子上还有的是。”

弗农会对我说：“她母亲做出来的法式薯条真是你可以吃到的最糟的一种，就像州立公园里发的法式薯条。”然后他会转身向她说：“杰克知道我在州立公园里碰到的问题。它们不能让人动心。”

我们把海因利希从床上弄到沙发上，给弗农腾出地方。有时候早晨七点钟、六点钟或者天色灰蒙蒙的其他时刻，芭比特或者我下楼煮咖啡时，发现他已经在厨房里，就会烦躁不安。他给我们的印象是，他是故意和我们斗智，让我们内疚，表示不管我们睡眠多么不足，他睡觉的时间更少。

“告诉你吧，杰克。你老了，你觉得自己对于什么事情做好了准备，但是又不清楚那是什么。你总是在做准备。你梳理头发，站在窗前向外张望。我觉得就像有一个瞎忙乎的小家伙终日在我身边窜来窜去。这就是我跳上汽车，一路开车向前的原因。”

“去破除魔法，”我说，“从日常杂务中摆脱出来。日常杂务一旦走到极端，弗恩啊，是可以要人命的。我有一个朋友说，那就是为什么人们要休假—不是为了放松，或者寻找刺激或者参观新景点，而是为了从存在于日常杂务的死亡中逃脱出来。”

“他是什么人，犹太人吗？”

“那与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你屋顶上的排水沟塌陷了。”他告诉我，“你不知道怎样修理吗？”

弗农喜欢到屋外四周转悠，等待收垃圾的人、电话修理员、邮递员、下午送报的男孩。随便什么人，只要可以向他谈谈技术、工序；成套的特殊方法；路线、时段、设备。这样就更能让他掌握很多事情，学会他的行当之外一些领域的事情是怎样做的。

他喜欢不露声色地逗弄孩子们。他们勉强地回答他令人发噱的话。他们对所有的亲戚都心存怀疑。亲戚是一桩敏感的事情，他们是阴暗复杂的过去的一部分，分裂的人生阶段，靠一个词或一个名字就可以再现的往日回忆。

他喜欢抽着烟，坐在他那辆带仓门后背的破旧小客车里。

芭比特就从窗口观看着，似乎同时表达出爱心、担忧、恼火和绝望、希望和忧愁。弗农只需改变一下他影响的分量，就可以让她产生一系列强烈的情感。

他喜欢混在市场里购物的人群中。

“我指望你来告诉我，杰克。”

“告诉你什么？”

“你是我认识的人中唯一受过足够的教育、能够给我答案的人。”

“对于什么的答案？”

“难道人们在电视前面都是这样沉默寡言？”

某天夜里，我听见人声，以为是他在睡梦中呻吟。我穿上睡袍，走到过道里，发现这声音发自丹妮斯房里的电视机。我进房关掉了电视。她在一堆毯子、书和衣服中睡着了。在寻找“戴乐儿”药片的冲动下，我悄悄走向开着门的贮藏室，拉开了电灯，然后朝里张望。我用身子顶着去关门，身子一半在里面，一半在外面。我见到了一大堆衣服、鞋子、玩具、游戏机和其他物件。我东翻西戳，几次发现了某种童年味道的痕迹：橡皮泥，运动鞋，铅笔木花。没用的鞋子里可能有一只瓶子，旧衬衣的口袋捏成一小团丢在角落里。我听见她动弹。我马上不动，屏住了呼吸。

“你在干什么？”她说。

“别担心，是我。”

“我知道是谁。”

我继续在贮藏室里张望，心想这样我看起来就不至于太做贼心虚了。

“我也知道你在找什么。”

“丹妮斯，最近我受了一场惊吓。我认为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即将发生。谢天谢地，结果总算证明我弄错了。但是，留下了后遗症。我需要‘戴乐儿’，它或许会帮我解决问题。”

我继续翻找。

“问题是什么？”

“你知道有个问题还不够吗？否则我就不到这儿来了。你不想做我的朋友吗？”

“我是你的朋友。我只是不想被人耍了。”

“不存在什么耍人的问题。我只想试试那药。还剩下四片，我把它们吃了，这件事情就到此结束。”

说话的口气越是漫不经心，我打动她的可能性就越大。

“你不会吃的，你会把它们给我母亲。”

“让我们搞清楚一件事，”我说这话时像一个政府高级官员，“你母亲不是一个吸毒者，‘戴乐儿’也不是那类药物。”

“那么它是什么？只要告诉我它是什么？”

在她说话的声音里，或者在我的心里，或者在目前时刻的荒唐中，有某种东西让我考虑是否可能回答她的问题。来一个突破。干吗不直截了当地告诉她？她有责任心，能够衡量严重事情的含义。我认识到，芭比特和我不让她知道真相，其实始终是愚蠢的。那姑娘会接受事实，更了解我们，即便我们有弱点和心存恐惧，她也仍然会更深地爱我们。

我走过去坐在床头。她仔细地观察我。我告诉她那个基本故事，不过我省去了流泪、激情、恐惧、恐怖、我在尼奥丁-D中的暴露、芭比特与格雷先生的性事、我俩关于谁更怕死的争论。我集中谈论药物本身，告诉她我所了解的它在胃肠道和大脑里存活的每一件事情。

她提到的第一件事是副作用问题。每一种药物都有副作用。一种能够消除死亡恐惧的药定会产生可怕的副作用，尤其是如果它尚在试验阶段的话。当然，她是对的。芭比特谈起过整体的死亡、脑死亡、左脑死亡、部分瘫痪、身心方面其他残酷和稀奇古怪的症状。

我告诉丹妮斯，暗示的力量比副作用更至关紧要。

“记得你在收音机里听说过的滚滚烟雾会引起手掌心出汗吗？你的掌心也出了汗，不是吗？暗示的力量让有些人生病，让有些人身体好。‘戴乐儿’的作用多强多弱也许无所谓。如果我认为它会有益于我，它就会有益于我。”

“一定程度上吧。”

“我们可是在谈论死亡啊。”我小声说，“在极其纯正的意义上，这些药片中含有什么是无所谓的。它可能是糖，可能是调味品。我渴望着被人哄骗，被人耍弄。”

“那样不是有点儿傻吗？”

“这就是发生在绝望而不顾一切的人身上的事情。”

一阵沉默。我等待着她问我，这种绝望是否不可避免，某一天她会不会经历同样的恐惧，经受同样的苦难历程。

但是，她说：“既然作用强或者弱无所谓，我已经把瓶子扔了。”

“不，你没有。扔哪儿了？”

“我把它扔进了垃圾压缩机中。”

“我不信。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大约一星期前。我想芭贝可能溜进我的房间并且找到它。所以我决定干脆把它搞掉算了。没人想告诉我它是什么，有人想吗？所以我把它与所有的罐头、瓶子和其他没用的东西一块儿扔了。然后我把它压实了。”

“就像对付一辆旧车。”

“没人会告诉我。而那是他们必须做的一切。我自始至终一直在这儿嘛！”

“行，别急，你帮了我忙。”

“他们需要说的全部话大概就是这八个词儿。”

“没有它，我的处境更好。”

“这不会是他们第一次哄骗我。”

“你仍然是我的朋友。”我说。

我在她头上吻了一下，然后走向房门。我意识到自己饿极了。我下楼去找点儿吃的东西。厨房的灯亮着。弗农坐在桌子旁，穿着整齐，一边抽烟一边咳嗽。烟头上的烟灰有一英寸长，开始歪下来。让烟灰悬挂着是他的一个习惯。芭比特认为，他这样做是为了引起别人的担心和焦虑。这是他肆意妄为地活动于其中的境况之一斑而已。

“正是我想见的人。”

“弗恩，现在是半夜啊，你不睡觉的吗？”

“让我们到外面车里去。”他说。

“你是认真的吗？”

“我们这儿遇到的是一个应该私下处理的情形。这屋里尽是女人，我没说错吧？”

“这儿只有我俩。你想谈的是什么？”

“她们睡觉时都竖着耳朵听。”他说。

我们从后门出去，以免吵醒海因利希。我跟着他沿房子边上的小路走，然后下台阶到了车道上。他的小车停在黑暗中。他上车在方向盘后面坐下，我拢起睡袍，钻进车坐在他身旁，觉得自己在这有限的空间里被困住了。汽车里有一股气味，就像“车身和护栏商店”里面某种危险气体的味儿，废金属、油布头和硫化橡胶混在一起的气味。车内的装饰都撕破了。我在街灯的光线中看见电线在仪表板和车顶装置上悬挂着。

“我要你拿着这个，杰克。”

“拿什么？”

“我留着它好多年了。现在我要你拿着它。谁知道我是不是还会再见到你们大伙儿？算了吧。谁在乎。可了不起了。”

“你要把这车送给我？我不要，这是一辆可怕的车。”

“在你作为男人的一生中，在当今的这个世界上，你曾经拥有过一件武器吗？”

“没有。”我说。

“我就这么估计。我对自己说，此地这人可是美国最后一个没有保护自己的手段的人了。”

他把手伸进后座的一个洞里，拿出一件小的黑家伙。他把它握在右手掌中。

“拿着它，杰克。”

“它是什么？”

“举起来转一转，感觉一下，它是上了膛的。”

他将它递给我。我又发了傻似的说：“它是什么？”手里握一把枪的感受中，有某种不真实的东西。我一直盯着它，心里奇怪弗农的动机可能是什么呢？会不会倒头来他就是死神的黑暗使者。一支上了膛的枪。它在我身上引起的变化真快，甚至在我坐在那儿盯着它看、不愿意叫出它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它让我的手发麻。难道弗农打算激发思想，给我的生活提出一种新的设计、一个计划、一个模样？我想把它还回去。

“这是一把小玩意儿，但是能射出真子弹—它是一个像你这样地位的人可以正当要求于一件武器的一切了。别担心，杰克。没人追查得到它。”

“为什么会有人要来追查呢？”

“我觉得如果你给别人一把上了子弹的枪，你必须提供有关的细节。这儿是一把.25口径的‘楚姆瓦尔特’自动手枪，德国制造。它没有大口径重武器的阻击力量，但是你不会外出去降服一只犀牛吧？”

“问题就是在这儿。我要外出去降服什么？为什么我需要这玩意儿？”

“别叫它玩意儿。要尊重它，杰克。它是一件设计精良的武器。实用、轻巧、容易藏匿。设法了解你的手枪。至于何时你要用它，这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

“何时我要用它呢？”

“难道我们不是住在同一个星球上吗？现在是什么世纪？请看我闯进你家后院何其容易。我撬开一扇窗，就进了屋。我可能是职业盗贼、逃跑的罪犯、一个胡子拉茬的流浪者；一个太阳下山之后出来游荡的杀手；一个平时在公司里干活、周末出来滥杀无辜的谋杀者。你就选择吧。”

“也许你住的地方需要有一把枪。把它拿回去，我们不要它。”

“我给自己在床附近装了一只实战用的弹药桶，我不想告诉你们它上面画上人的五官之后引起了多大的麻烦。”

他狡狯地看了我一眼。我又盯着枪看。我突然想到，这就是衡量一个人在世上的能力的最后手段。我把它放在手掌里掂了掂，鼻子凑在钢管枪口上嗅了嗅。一个人违背了自己对于能力、幸福和个人价值的认识，而去持有一把能杀人的枪，熟练地摆弄它，愿意和随时准备使用它，那样的话说明什么呢？一把藏匿起来的能致人死命的枪。它就是一个秘密，它就是第二生活、第二自我、一场梦、一种魔法、一个阴谋、一场谵妄。

德国制造。

“别告诉芭比特。假如她知道你瞒着她藏一件武器，她一定会非常烦恼的。”

“我不要它，弗恩。把它拿回去。”

“也不要把它随便乱放。哪个小孩拿到它了，你就立刻有事儿。精明些。想想放在哪儿最好，这样用它的时候，一找就找到了。要预先计算好射击范围。如果你遇到有人闯入，他会从哪儿进来？他会怎样去接近贵重物品？如果你遇上一个精神病患者，他将从什么地方来袭击你？精神病患者是无法预料的，因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在做什么。他们会从任何地方—从树杈、树枝上—扑向你。考虑一下在你家外窗台上插一些碎玻璃。要学会快速卧倒在地板上。”

“我们在这个小镇上不要枪。”

“你此生就精明一次吧，”他坐在黑暗的车里说，“要紧的是，并非你要什么。”

第二天一早，一伙人来整修街道。弗农立刻就出去了，观看他们凿开和拖拽沥青；在他们压平冒着烟气的柏油时，他就站在他们近旁。工人们离开时，他觉得怅然若失，他的这次来访似乎也结束了。我们在弗农站立的地方开始看见一片茫然的空白。他看我们时，小心地保持一段距离，好像我们都是心存不满的陌生人。我们试图交谈的努力上积聚起一种说不明白的慵倦。

在外面的人行道上，芭比特搂着他大哭。为了离别，他刮了胡子，冲洗了汽车，在自己的脖子里围了一条蓝色的印花围巾。她好像哭不够似的。她看着他的脸，又哭了起来。她抱着他哭。她给了他一只装满三明治、鸡肉和咖啡的泡沫塑料食品篮。当他将食品篮子放在指头抠出来的座垫填充物和刀子划破的座位棉布之间的时候，她还在哭。

“她是个好姑娘。”他严肃地对我说。

他坐在驾驶座上，用指头梳理他的鸭尾巴头发，对着反光镜给自己整整容貌。然后他又咳嗽了一阵子，又给我们表演了一段老浓痰的拍打冲击。芭比特再一次大哭。我们侧身向着乘客座那边的窗口，看他随意地坐在门和驾驶座之间，一条左胳膊吊在窗外，弓身摆出开车的姿势。

“别为我担心，”他说，“一点儿蹒跚不算什么事。我这个年纪的人走路都蹒跚。到了某个年纪蹒跚是一件自然的事儿。忘了咳嗽吧。咳嗽有益健康，这样能使肺里的废物活动起来。只要这种废物不在一点上扎根并逗留在那里许多年，它就不能伤着你。所以咳嗽是没事的。失眠也这样，失眠也没事的。我从睡眠中得到什么好处？你到了这个年龄，每多睡一分钟觉，就等于少一分钟时间做点儿有用的事情。咳嗽或者蹒跚去吧。别管那些女人。女人也没事儿。我们租一台录放像机看看，一起来点儿性活动，它能把血液泵到心脏。忘了抽烟吧。我喜欢对自己说，我又吃喝或抽掉了什么东西。让们去戒烟吧。他们会死于一样别的坏事情上。钱也不是问题。我全部处于进账状态。无养老金、无储蓄、无股票和债券。所以你不必为钱那种事儿担心，那可是保管得万无一失。别管那些牙齿。牙齿没事儿。它们越是松动，你就越可以用舌头晃动它们，这让舌头有点儿事干。别为手颤担心。每个人都会有时候手颤的，我还只不过是左手而已。欣赏手颤的方法是假装那是别人的手。别管突然和无法解释的消瘦。去吃那种你看不见的东西毫无道理。别为眼睛担心。那双眼睛再也不会变得比现在更糟糕了。彻底忘了脑袋吧。脑袋总是比身体先走。那可是这事儿应该的方式。所以别为脑袋担心。脑袋没事儿。为那辆汽车操心吧。方向盘全歪了。厂方收回刹车检修了三次。发动机罩冲出去落到了坑洼的地面上。”

一点儿不露声色。芭比特认为这些话的最后一部分—关于车的部分—是滑稽的。我惊讶地站在那里，看着她行走时转着欢快的小圈子，双膝无力、步履拖沓，她的一切恐惧和防备都随着他巧舌如簧地诉说的往事飘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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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三、“戴乐儿”闹剧 第34节

蜘蛛出没的时间到了。房间高处的角落里的蜘蛛。卵袋外面裹着蛛丝。银丝飞舞，纯粹好像是光线的闪动，轻飘飘的像是转瞬即逝的消息、孕育于光线中的观念。楼上传来声音说：“现在请看这个。琼妮正设法用武士道中的踢腿来踢拉尔夫的膝盖。她出击，他倒地，她跑。”

丹妮斯告诉芭比特说，斯泰菲每天检查她胸部有没有硬块。芭比特又告诉了我。

默里和我扩大了边沉思边散步的范围。有一天在镇上，他谈到汽车的斜向停放时，掀起了小小的、尴尬的欣喜。一排排斜停着的车辆之中，有一种魅力和美国本土意识。这种停车方式是美国城镇风景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即使这些汽车是外国制造的也是如此。这种排列不仅实用，而且避免了相撞—那种在拥挤不堪的大城市街道上，车头顶着车屁股的停车方式大有性攻击的架式。

默里说，即使你就在某个地方，你还可能思念它而犯思乡病。

普通大街上的一个两层楼世界。谦恭、合情合理、不慌不忙地商业化，这是一种战前的方式，建筑细节上带有战前的痕迹，残存在楼层、包铜的檐口和包铅皮的窗户及“一角钱商店”门口上方圆鼓形的檐壁上。

它使我想起废墟遗迹法则。

我告诉默里说，想要建造坍塌后会像罗马废墟遗迹那样宏伟壮观的建筑，而不是锈渍斑斑的残骸，或者弯弯曲曲的钢筋和蹩脚的水泥造出来的破屋陋巷。他知道希特勒一定会赞赏任何可能震惊后世的东西。他画了一幅将用特殊材料建造的第三帝国式建筑物浪漫地倒塌的图画，画的是颓垣残壁和紫藤盘绕的断柱。我说，废墟遗迹的创造，就是要显示隐匿在权力原则后面的某种怀旧情愫，或者想建构后人渴望的倾向。

默里说：“除了我自己的怀旧情愫之外，我不相信任何人的这种感情。怀旧情愫是不满和愤怒的产物。它可以抚平介于现在和过去之间的不满情绪。怀旧情愫越是强烈，你离暴力就越近。当人们被逼发出赞美自己国家的呼声时，怀旧情愫采取的形式就是战争。”

一阵子潮湿的天气。我打开冰箱，往冷冻室里张望。包装食品的塑膜、吃了一半的东西上小巧的罩盖、装着肝和肋排的密封塑料袋，上面全都亮闪闪地沾着冰晶，一碰它们就发出一种奇怪的噼啪声。冷冰冰的、干巴巴的咝咝声，好像是某种成分爆裂后融入氟利昂雾气中的声音。一种奇怪的静电噪声，挥之不去但是几乎听不见，它使我想起冬眠中的生灵，即将恢复知觉的休眠生命的某种形式。

四周没有一个人。我走出厨房，打开垃圾压缩机的抽屉，在垃圾袋里翻看。一团湿淋淋的东西，其中有压扁的罐头、衣架、动物骨头和别的垃圾。瓶子碎了，纸板箱压扁了。产品的颜色在光泽度和强烈感上毫无减损。动物脂肪、果汁和分量重的污垢从挤压过的菜渣层里渗出。我感觉自己像一位考古学家，正要在发现的器具碎片和杂七杂八的洞穴垃圾中过滤和查看。丹妮斯将“戴乐儿”粉碎压实，至今差不多有十天了。几乎可以肯定，那一轮的垃圾已经被送到外面，现在则已被人收去。即使没有，这些药片也肯定已经让压缩机的撞锤轧得没影了。

这些事有助于使我相信，我在垃圾里不经心地翻检，只不过是在消磨时光而已。

我打开垃圾袋的收口，松掉闩扣，把袋子拎了出来。刺鼻的恶臭猛地冲出来。难道这东西是我们家的吗？它属于我们吗？是我们扔出来的吗？我将垃圾袋拿到车库去，并倒空了它。压实的垃圾团立在那里，就像一尊具有讽刺性的现代雕塑，粗大、矮胖，嘲弄人的样子。我用草耙柄戳它，随后就把里面的东西摊开在水泥地上。我从中一件一件地挑选—一团团东西有的有形状，有的没有形状。我一边在解开属于内心深处的或许还是可耻的秘密，一边心里琢磨着既然我是一个侵犯个人隐私的人，为什么还会感到愧疚。要不去注意他们选来让这部大功率机器销毁的某些东西还真不容易。但是，我为什么觉得自己是家里的一个密探？难道垃圾也是极为隐私的吗？难道个人的体温、最深层的天性的踪迹、秘密愿望的蛛丝马迹和丢人的缺陷，都使它在其核心发光？有些什么习惯、迷恋、癖瘾、爱好？有些什么孤独的行动、常规性的举止？我发现了几张蜡笔画，画着一个长着丰满乳房和男性生殖器的人。还有一根长长的细绳，打满一系列的绳结和环扣。乍一看它好像是随意做成的；再仔细看，我想我侦破了一个秘密，即环扣的大小之间、绳结方式（单结或双结）之间、带环扣的绳结与单独的绳结等等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还有某种神秘的几何图形或者着魔的象征性垂花饰。我找到一段里面包着月经棉塞丹碧丝的香蕉皮。难道这就是消费意识的阴暗面吗？我看到可怕的凝成块的一大团杂物，有头发、肥皂、耳拭子、打烂的蟑螂、罐头拉环、沾上脓血和猪油的消毒纱布、一段段用过的牙线、圆珠笔芯、牙签及其叉在上面的小块食物。还有一条上面有口红印的撕破的短衬裤，也许就是“灰景汽车旅馆”的纪念品。

但是，任何地方都没有一只压碎的琥珀色药瓶的痕迹，或者碟形药片的残余。没有关系，虽然没有化学知识的帮助，我仍然会面对必须面对的事情。芭比特说过，“戴乐儿”是愚人金。她是对的，温妮·理查兹是对的，丹妮斯是对的。她们都是我的朋友，她们都是对的。

我决定再做一次体检。当检查结果出来时，我到医疗大楼查克拉伐蒂博士的小诊所里看他。他是一个脸胖胖的、眼圈黑黑的人，他的一双手指长长的大手平放在写字台上，脑袋微微晃动着，他正坐在那儿读打印出来的报告。

“你又来啦，格拉迪尼先生。这些日子我们老看见你。发现某个病人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状况，是令人欣慰的。”

“什么状况？”

“作为病人的状况。人们很容易忘记他们是病人。他们只要一离开诊所或医院，就干脆将其置之脑后。但是，不管喜欢不喜欢，你们全都是永远的病人。我是医生，你们是病人。一天结束，医生却不会不再是医生。病人也不会。人们指望医生最严肃认真地以全部的技术和经验看病。但是病人怎么样呢？他有多少职业性呢？”

他用讲究字眼、节奏单调的声音说这些话的时候，始终没有从打印报告上抬起头来。

“我想我不是非常满意你的钾含量。”他继续说，“请看这儿。括号内的数字，计算机给它标上了星号。”

“那是什么意思？”

“目前阶段你还没有必要知道这一点。”

“上次我的钾含量怎么样？”

“实际上相当正常。但是，也许这次是含量的假性升高。我们化验的是全血，这里有一个凝固障碍的问题。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

“不明白。”

“现在没有时间解释。我们有真正的和假性的两种钾含量升高情况。这是你该知道的全部事情。”

“准确地说我的钾含量有多高呢？”

“显然已经超过了最高限度。”

“这是什么的迹象呢？”

“它可以说明什么事都没有，也可以说明问题真的非常之大。”

“多大？”

“现在我们进入语义学领域了。”他说。

“我正在试图弄明白的是，这样的钾含量，是否可以表示某种正在开始出现的症状，这种症状的发生也许是一次摄入、一场暴露、散落物—空气或雨里的某种物质—一次不自觉的吸入？”

“你实际上是否接触过这种物质？”

“没有。”我说。

“你肯定吗？”

“绝对。怎么了，难道这些数字显示可能暴露的某种迹象？”

“假如你从未暴露，那么它们就不可能显示一种迹象，是吗？”

“那样的话，我们意见一致。”他说。

“告诉我这一点，格拉迪尼先生，要完全诚恳坦率。你感觉怎么样？”

“就我所知的一切来说，我感觉身体非常好。真正一流的。相对而言，我感觉比多年来的情况都好。”

“‘相对而言’是什么意思？”

“考虑到我现在年纪大一些了。”

他仔细地看了我一下。他似乎试图要盯得我不敢抬头。然后，他在我的记录上写了下来。我就好像是一个小学生因为一系列不可原谅的缺课而被召到校长面前。

我说：“我们怎么确定钾含量升高是真的或者假性的呢？”

“我将送你到玻璃镇做进一步测试。你愿意做吗？有一个全新的机构名叫‘秋收农场’。他们有闪闪发光的新设备，你不会失望的，等着瞧吧。它还真地闪闪发光呢！”

“行。但是钾含量是唯一必须注意的事吗？”

“你知道得越少越好。到玻璃镇去，告诉他们彻底查一查。旮旮旯旯都查一下。告诉他们，你回来时带回的结果报告要封好。我会对它们最小的细节都加以分析。我肯定会对它们一一加以分析。在‘秋收农场’里，他们掌握技术，拥有最精巧的仪器，我向你保证。最好的、被称为‘第三世界人物’的特立独行的技术人员，最新的操作程序。”

他脸上灿烂的笑容就像树上挂着的一个桃子。

“医生和病人在一起，就可以做出我们分开来做不成的事。强调预防总归不会多余的。老话说，防患于未然。这是一条成语，还是一句箴言？当然，教授可以告诉我们。”

“我需要时间来考虑它。”

“无论如何，预防总是正经事，不是吗？我刚才看见最新一期的《美国殡葬业者》，有一张相当震惊的照片。这个行当几乎无法为那么多死人提供服务。”

芭比特是对的。他的英语说得漂亮。我回到家，并且开始扔东西。我扔掉了钓鱼用的鱼饵、没用的网球、破箱包。我把阁楼翻了个底朝天，找出了旧家具、废弃不用的灯罩、翘起不平的纱门纱窗、弯曲的窗帘杆。我扔掉了画框、鞋楦、伞架、壁灯座、幼儿高脚椅和童床、折叠电视机架、随坐者身体改变形状的“豆袋椅”、破餐桌转盘。我扔掉了搁了好久没用的纸、褪色的信封信笺、我的文章手稿及其长条校样、登载文章的刊物。我扔的东西越多，找到的东西就越多。房子里只见黑压压一片陈腐的东西。东西极多、分量极重，其中有一种联系，一场失败。我在房间里大步走动，将东西扔进纸箱。塑料壳电扇、烧坏的烤面包炉、系列针绣花边。我花了一个多小时把所有这些东西搬到人行道上去。没有人帮我。我不想要帮助或陪伴或旁人的理解，我只想把这些东西弄到房子外面去。我独自坐在房子前面的台阶上，等待一种安逸平和的感觉在我四周的空气中落定。

大街上一个走过的女人喊着：“减充血剂、抗组胺药、消咳露、止痛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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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三、“戴乐儿”闹剧 第35节

芭比特总也听不够收音机里的访谈节目。

“我讨厌自己的脸，”一个女人说，“这是个多年来一直困扰我的问题。在所有你可能给我看的脸之中，从容貌的角度来说，这张脸只能是最难看的。但是，我怎么能够不看呢？即便你把我所有的镜子搬走，我仍然会找到一个办法看的。从一方面来说，我怎么能够不看呢？但是另一方面，我又讨厌它。换句话说，我仍然在看。因为显而易见的是，它是谁的脸？我可以做什么—忘记它就长在那儿？假装它是别人的脸？我打这个电话的目的，梅尔，是找到别的也不能接受自己脸的人。这儿有几个问题可以让我们切入正题。不管种族和肤色，你出生之前长得什么样？你死之后看起来会是什么样？”

芭比特几乎整天穿着运动衣。这是一件普通的灰色外套，宽松下垂。她穿着它做饭、开车送孩子们上学、到五金店和文具店买东西。我对此考虑了一段时间，结论是其中没有什么过分别扭，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没有理由认为她正在陷入冷漠和绝望。

“你感觉如何？”我说，“说出实际情况。”

“什么是实际情况？我现在与怀尔德在一起的时间更多了。怀尔德有助于我渡过难关。”

“我指望你又是从前的那个健康、开朗的芭比特。我和你一样—假如不是更迫切地—需要这样。”

“需要是什么？我们全都需要。这其中哪儿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

“你感觉是否基本上与以前一样？”

“你的意思是说，我是否仍然为死亡的事情而苦恼？那恐惧还未消失，杰克。”

“我们必须保持活力。”

“活力是有帮助的，但是怀尔德帮助更大。”

“这是不是我的想象—”我说，“或者他确实是比从前说话更少了。”

“他说话够多了。说话算什么？我不要他说话。他说得越少越好。”

“丹妮斯为你担心。”

“谁？”

“丹妮斯。”

“说话是收音机的事儿。”

丹妮斯不让她母亲出去散步，除非她答应抹几层防晒霜。那姑娘会尾随她走到房子外面，往芭比特的颈背洒上最后一滴防晒油，然后踮着脚尖均匀地擦拭。她试图将它抹在每一处暴露的地方，额头、眼睑。她俩就这样做的必要性激烈地争吵过。丹妮斯说，太阳对于一个好皮肤的人是一种危险。她母亲声称，这事情整个儿只是对于疾病的炒作而已。

“此外，我是一个跑步者。”她说，“一个跑步者，就其定义而言，比起站立者或行走者来，更不易受到有害射线的侵袭。”

丹妮斯迅速转身面向我，双臂伸展，她身体的姿势在恳求我纠正这个女人的糊涂观点。

“最糟的射线是直射的。”芭比特说，“这就是说，一个人移动得越快，她就越可能只受到部分的侵袭和偏斜的照射。”

丹妮斯张着嘴巴，身体弯向自己的膝盖。说实话，我真不能肯定她母亲是错的。

“这事整个儿是一种合伙搭配销售，”芭比特总结性地说，“防晒霜、营销、恐惧、疾病。你不可能有了一样，而没有另外一样。”

我带海因利希和他耍蛇的朋友奥列斯特·墨卡托一起外出，到一家表演脱衣舞的餐馆去吃饭。那是下午四点钟，此时是奥列斯特训练时刻表上每天吃主餐的时间。根据他的请求，我们去了“文森特的卡萨·玛丽娅”酒吧，这是一座有细长窗户的碉堡式建筑，它似乎是某个海岸防御体系的组成部分。

我发现自己想念奥列斯特和他的蛇，希望有一个机会与他深入地谈谈。

我们坐在一个血红色的遮阳棚里。奥列斯特用他粗壮的双手抓起结着丝带的菜谱。他的肩膀好像比以前更宽了，严肃的脑袋有一部分埋在它们中间。

“训练进行得怎样？”我说。

“我现在将速度稍稍放慢了一些。我不想太快到达顶峰。我知道该怎样照顾自己的身体。”

“海因利希告诉我说，你为了进蛇笼做准备而坐着睡觉。”

“这我已经完成了。目前我正在做另一件事。”

“譬如说呢？”

“摄入碳水化合物。”

“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来这里的原因。”海因利希说。

“我每天多吃一小点儿。”

“这是因为他在蛇笼里必须高度警惕，比如当一条曼巴蛇逼近时要聚精会神等等，这样就会消耗掉大量的能量。”

我们叫了意大利面和水。

“告诉我，奥列斯特。你离那个时刻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了，你是否开始觉得担忧？”

“什么担忧？我只想进入笼子，越快越好。这就是奥列斯特·墨卡托要干的全部事情。”

“你神经不紧张吗？你不考虑可能发生的事吗？”

“他喜欢积极肯定，”海因利希说，“这是当今运动员们的要旨。你不纠缠于消极的事情。”

“那么告诉我这一点。什么是消极的事情？当你想到消极的事情时，你想的是什么？”

“这就是我所想的。没有蛇，我就什么也不是。那才是唯一消极的事情。消极的事情是，如果这不成功，如果保护动物协会不让我进入蛇笼。假如他们不让我行动，我怎么可能成为我所做事情中的佼佼者呢？”

我喜欢看奥列斯特吃饭。他根据空气动力学原理吸入食物，这涉及压力差、吸入速度。他悄然无声并且目的明确，先用叉子卷起面条，集中自己的注意力，每次在他舌头上滑过一小团淀粉食品，他看起来就更加妄自尊大。

“你知道你可能挨蛇咬。我们上次谈过这事。你想过没有，当蛇的毒牙咬住你手腕之后会发生什么？你想过可能会死吗？这是我想了解的。死亡不让你害怕吗？它经常出没在你的思想里吗？让我把话都说开了吧，奥列斯特。你怕死吗？你经历过恐惧吗？恐惧有没有让你发抖或出冷汗？当你想到笼子、蛇及其毒牙时，你是不是觉得有一个阴影降落和掠过房间？”

“就在前天我读到了什么？今天死的人，比世界历史上其余时间加在一起死的人还要多。再多一个人有什么呢？在我努力把奥列斯特·墨卡托的名字载入《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之际，我会毫不犹豫地去死。”

我看着我儿子。我说：“他是不是在告诉我们，这二十四个小时里比起人类历史至今为止的其余时间，有更多的人正在死去？”

“他是在说今天死的人，比以前的死者人数加起来还多。”

“什么死？请界定死者的含义。”

“他是在说现在是死的人。”

“现在是死的，你指什么？每一个死的人，现在总归是死的。”

“他是在说坟墓里的人，那些你可以计数的已知的死者。”

我专心致志地听着，努力去把握他们的意思。第二盘食物给奥列斯特送上来了。

“但是，人们有时在坟墓里会躺上几百年。他是否在说，坟墓里比其他任何地方有更多的死人？”

“这取决于你所说的‘其他任何地方’是什么意思。”

“我说不清自己的意思。淹死的，炸成灰的。”

“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死的人更多。那就是他说的全部意思。”

我又看了他一会儿，然后转身向着奥列斯特。

“你正在故意去面对死亡。你着手做的，正是人们耗费毕生精力努力不去做的事：死。我想知道为什么。”

“我的教练说：‘呼吸，不要想事。’他说：‘去当一条蛇，你就会知道蛇是怎样一动不动的。’”

“他现在有一个教练了。”海因利希说。

“他是一个。”奥列斯特说。

“铁城有一些逊尼派教徒住在机场附近。”

“逊尼派教徒大多数是韩国人。但是我想，我的教练是一个阿拉伯人。”

我说：“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大多数是韩国人？”

“他是逊尼派教徒。”奥列斯特说。

“但是，统一教团大多数信徒才是韩国人。然而当然啦，他们也不都是，只有他们的领导层才是。”

他们思考着这件事。我看着奥列斯特吃饭。我看着他叉起意大利实心面条塞进喉咙里。那严肃的脑袋一动不动，只有一条让食物从机械的叉子上哧溜下去的通道。他传达了何等的目的！如此一丝不苟地遵循动作的套式，又是何等的意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自身存在的核心，那么奥列斯特好像致力于扩大这个核心，使它成为一切。更全面地掌握自我，是否就是运动员们之所为？我们可能会羡慕他们身上与体育运动无关的英勇无畏。他们在营造出一种危险的同时，以某种更深层次的意识逃脱它；他们存在于天使的视野范围内，能够摆脱普通的死亡而实现一种飞跃。但是，奥列斯特是运动员吗？他什么也不做，就是坐着—在一个玻璃蛇笼里坐六十七天，等待当着众人的面挨咬。

“你将无法自卫，”我说，“不仅如此，你将与之同处一个笼子的，是世上最黏糊糊的、令人恐惧和厌恶的动物—蛇。人们想到蛇就做噩梦，爬行、扭动、冷血、产卵的脊椎动物。人们为此去找精神病医生。蛇在我们的集体无意识中占据一个特殊的黏糊糊的位置。然而你自愿进入一个封闭的空间，与三四十条世上最毒的蛇关在一起。”

“什么黏糊糊的？他们不是黏糊糊的。”

“那名闻遐迩的‘黏糊糊’是一则神话，”海因利希说，“他要进入关有两英寸毒牙的非洲加蓬蝰蛇的笼子里去。也许是十几条非洲曼巴蛇。曼巴蛇正巧是世上行动速度最快的陆地蛇。大谈‘黏糊糊’是不是有点儿不着边际？”

“那正是我的论点。毒牙。蛇咬。每年五万人死于蛇咬。昨晚电视上讲的。”

“昨晚电视上什么事情都有。”奥列斯特说。

我真佩服这个对答。我猜想，我也喜欢他这个人。他是从某种庸俗的渴望出发，正在建立一个帝王般堂堂的自我。他会坚韧不拔地训练，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大量摄入碳水化合物。他的教练会总在他身边，他的朋友也被吸引到他所激发的危险氛围中来。随着他越来越临近关键时刻，他生命的力量会增大。

“他的教练正在教他怎样按照老式的、逊尼派穆斯林的方法呼吸。一条蛇只有一个样子。一个人可以是一千个样子。”

“去当一条蛇吧。”奥列斯特说。

“人们越来越感兴趣，”海因利希说，“就像它开始是一回事儿了，就像他真的要做这件事了，就像他们现在相信他了。一揽子解决了。”

假如自我就是死亡，那它怎么能比死亡更强大呢？

我要了账单。眼前几次闪现出格雷先生。一个穿着灰色裤衩和短袜的湿淋淋的形象。我从皮夹里抽出来几张钞票，使劲地用手指头擦摸，以确保没有其他钞票与它们粘在一起。汽车旅馆的镜子里可以见到我妻子的全身，白皙的身体、丰满的乳房、粉红的膝盖、粗短的脚趾，只穿了一副薄荷色的暖脚套，那模样就像狂欢时领头喝彩的大学二年级学生。

我们到家时，我发现她在卧室里熨衣服。

“你在干什么？”我说。

“听收音机。但是它刚才没声音了。”

“如果你认为我们在格雷先生的问题上已经告一段落，那么现在到时间让你了解最新情况了。”

“我们是在谈论作为综合体的格雷先生，还是作为个人的格雷先生？两者的区别大着呢！”

“那当然啦。丹妮斯压实了那些药片。”

“那是否表示我们彻底结束了那个综合体？”

“我不明白这话什么意思。”

“你这话是否表示，你已经将你的男性注意力放到汽车旅馆里那个人身上去了？”

“我没说那话。”

“你不必说那话。你是一个男人。男人遵循杀人愤怒的轨迹。它是生物学的轨迹，普通的盲目无声的男性生物学轨迹。”

“真整洁，还熨手帕呢！”

“杰克，你死的时候，我就倒在地上，躺在那儿。也许最终，很长时间之后，他们会发现我在黑暗中蜷缩着，已经是一个不能说话、没法动弹的女人。但是现在这段时间里，我不会帮你找到这个男人或他的药物。”

“真是熨烫和缝纫的女人之永恒的智慧。”

“扪心问问你自己，为了减轻你那古老的恐惧，或者为了你孩子气的、傻乎乎的、受伤害的男性尊严而进行报复，你还想做些什么吧。”

我穿过走廊去帮斯泰菲打好行李。一个体育节目播音员说：“他们不是在讥笑—他们是在说：‘布鲁斯，布鲁斯。’”丹妮斯、怀尔德与她待在一起。我从那种躲躲藏藏的气氛推测，一定是丹妮斯正在就探望远方父母的问题面授机宜。斯泰菲乘坐的航班将从波士顿出发，然后分别在铁城和墨西哥城停留，但是她不必换飞机，所以情况似乎好办一些。

“我怎么知道我会认得出我母亲呢？”

“你去年见过她，”我说，“你喜欢她。”

“假如她拒绝送我回来，那怎么办？”

“为了那样的念头，我们感谢丹妮斯。谢谢你，丹妮斯。别担心，她会送你回来的。”

“假如她不送怎么办？”丹妮斯说，“这种事会发生，你知道。”

“这一次不会发生。”

“你就必须将她绑架回来。”

“不会有那样做的必要。”

“如果有必要呢？”斯泰菲说。

“你会那样做吗？”丹妮斯说。

“一百万年之内不会发生这种事。”

“这种事一直在发生。”她说，“一个家长带走了孩子，另一个家长雇佣绑架者去把她弄回来。”

“如果她扣留我，怎么办？”斯泰菲说，“你会做什么？”

“他只好派人到墨西哥去。那是他唯一能做的事。”

“但是他自己会做这事吗？”她说。

“你母亲明白，她没法留你，”我说，“她一直在到处旅行。所以这事根本不可能。”

“别担心。”丹妮斯对她说，“不管他现在说些什么，到时候他会把你弄回来的。”

斯泰菲带着极大的兴趣和好奇看着我。我告诉她，我会亲自到墨西哥去，竭尽一切把她弄回来的。她看着丹妮斯。

“最好还是雇人。”大女孩出主意说，“那样的话，你就有了以前干过这种事的人了。”

芭比特进来，带走了怀尔德。

“原来你们都在这儿。”她说，“我们都与斯泰菲一起上机场去。我们都去，都去，都去。”

“布鲁斯，布鲁斯。”

第二天有一场涉及有毒气味的疏散行动。到处可见标有SIMUVAC的汽车。身穿米莱克斯服的男人们在街上巡逻，其中许多人还手持测量危害程度的仪器。设计疏散行动的咨询公司召集了一小帮志愿者，到超市停车场的一辆警车里去，他们将由计算机进行拍摄。先是半小时自己弄出来的恶心和呕吐。这个插曲将制成录像带，然后送到某地进行分析。

三天后，有一股真的有毒气味从河那边飘过来。镇上似乎有一阵子一切停顿，只剩下认真的思索。交通更慢了，司机们特别客气。没有官方出面行动的迹象，没有出现小公共汽车或漆着红黄蓝三种基本色的小救护车。人们避免直接对视。鼻孔里有一股刺激的臭味，舌头上有一种胡椒的辣味。随着时间的流逝，什么也不干的主观愿望似乎加深了，牢牢地扎根了。还有一些人干脆否认他们闻到过任何气味。涉及气味，情况总是那样的。有人声称没有看到自己无所作为的讽刺意义。他们参加了“模拟疏散”行动的演习，但是现在不太情愿为此逃命。有人奇怪是什么造成这气味的，有人看起来忧心忡忡，有人说见不到专业技术人员，就表示没有什么可担忧的。我们的眼睛开始流泪了。

大概在我们最初意识到这股气体之后的三个小时，它突然消散了，避免了我们去一本正经地细细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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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三、“戴乐儿”闹剧 第36节

我常常想起藏在卧室里的那把“楚姆瓦尔特”自动手枪。

虫子悬荡的时间到了。白色房子的屋檐下悬荡着毛毛虫。车道上白色的鹅卵石。晚上你可以在街道的中央行走，并且可以听见女人在电话上聊天。暖和的天气催生出黑暗中的人声。她们在谈论青春期的儿子。长得这么大、这么快。儿子们简直让人害怕：他们的食量，他们出现在门口的样子。这些日子里到处都是蠕动的虫子，它们伏在草里，贴在墙板上，悬在空中，从树和屋檐上挂下来，粘在纱窗上。女人们还给成长中的孩子的祖父母打长途电话。他们合听“特灵线”电话机—这些喜气洋洋、有固定收入、穿着手工织的毛衣的老人们。

商业广告结束时，他们有什么事吗？

某晚，我自己也收到了一个电话。接线员说：“有一位黛维妈妈要求与一位杰克·格拉迪尼通话，受话方付费。你接受吗？”

“你好，珍妮特。你要什么？”

“只是说一声你好。问你身体怎样。我们很长时间没有说过话了。”

“说过话？”

“想知道，今年夏天我们的儿子是不是要到嬉皮士村来。”

“我们的儿子？”

“你的，我的和他的。大师把他信徒的孩子都当作他的孩子。”

“上星期我送了一个女儿到墨西哥去。她回来以后，我才会谈论儿子的事。”

“大师说蒙大拿对这男孩有好处。他会长高长大。现在正是需要小心侍候他的年岁。”

“你为什么打电话来？说正经的。”

“只是来问候你，杰克。我们这儿互相问候。”

“他是不是一个长着雪白大胡子异想天开的印度教大师？看起来有点儿滑稽。”

“我们这儿都是一本正经的人。历史的周期只有四个时代。我们正好处于最后一个时代，没有什么去异想天开了。”

她优雅的小嗓音从一个空心球通过与地球同步的卫星轨道向我弹跳过来。

“如果今年夏天海因利希想去探望你，我这一方面是没有问题的。让他骑骑马，钓钓鳟鱼。但是，我不希望他卷进某种个人的和紧张的事情，譬如宗教。这儿已经有人谈到绑架什么的。人们都烦躁易怒。”

“上一个时代是蒙昧时代。”

“好。现在告诉我，你要什么。”

“什么也不要。我什么都有：安宁的思想、明确的目的性、真正的友谊。我只想问候你。我向你致以问候，杰克。我想念你。我怀念你的声音。我只希望说一会儿话，在友好的回忆中度过片刻。”

我挂上了电话去散步。女人们待在她们亮着灯的家中，在电话上聊天。大师是否长着闪闪发亮的眼睛？他是否有能力回答男孩提出的、我答不上来的问题，对于我引起争吵和争论的事情提供十足的把握？蒙昧时代在什么意义上是终极性的？这是否指极度的毁灭—一夜之间如此彻底地吞没生存，以至于我再也不必为自己孤独的死亡犯愁？我倾听女人们说话。全都是声音，全都是灵魂的倾诉。

我到家的时候，发现芭比特身穿运动衣站在卧室的窗户前，向着黑夜凝视。

参加希特勒问题研讨会的代表们开始抵达。大约九十位希特勒问题学者将用三天时间听报告，分组讨论，观看电影。他们将在校园里溜达，每人的名字用哥特体字母印制成层压塑料牌，别在胸前。他们会交流有关希特勒的闲言碎语，散布通常有关“元首府地堡”里最后日子的耸人听闻的谣传。

有趣的是，虽然他们的国籍和地区背景差异很大，你却可以看到他们互相之间非常相像。他们全都兴高采烈和充满热情，大笑时唾沫飞溅，喜欢穿过时服装，亲切、随便、讲究准时。他们似乎都喜欢吃甜食。

我对他们的欢迎仪式在那十足现代的小教堂里进行。我看着讲稿用德语说了五分钟。我主要谈了希特勒的母亲、哥哥和狗。他的狗名字叫“狼”，这个词在英语和德语中是一样的。我在欢迎辞中使用的大多数词在这两种语言中是一样的或几乎一样。我花了好几天功夫查字典，列出了这类词的几张词汇表。我的讲话出现了不该有的不联贯和别扭。我许多次提到“狼”，更多次提到他的母亲和哥哥，有几次涉及鞋子和袜子，还有几次涉及爵士乐、啤酒和棒球。当然有希特勒本人。我反复地说这个名字，希望以此来掩饰我的不可靠的句子结构。

其余的时间里，我尽量回避代表中的德国人，甚至穿我的黑袍子，戴着墨镜，胸口挂着纳粹时代所用铅字做的名牌。他们在场时我感到虚弱；听着他们发颚音、说词儿、发出铿锵的重金属声时，我感到像是要死了。他们说有关希特勒的笑话，玩。我所能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含糊地说个把随意的单音节，一边摇晃一边空泛地大笑。我在自己的办公室度过很多时间，躲着。

任何时候我记起那枪像一只热带昆虫似的潜伏在一堆内衣中，我就感到一股细小而强烈的感觉通过我的身体。我不能肯定它是愉快的，还是吓人的。我主要把它看做童年经验中的某个时刻，因为保守秘密而产生的强烈激动。

手枪是何等巧妙的物件，尤其是如此小巧的一把枪。一件亲切和狡猾的东西，拥有者的一段秘密历史。我回忆起几天前我试图找到“戴乐儿”时的感受。像某个侦查家庭垃圾的人。我是否在一点儿一点儿地陷于一种秘密生活？我是否认为它是我抵御毁灭的最后一道防线？—这种毁灭是如此漫不经心地由力量或非力量，由决定此类事情的原则或者权力或者混乱，为我而设计制作出来？也许，我正在开始理解我的前任妻子们以及她们与情报工作的联系。

希特勒问题学者们聚会，闲逛，狼吞虎咽地吃，龇着大牙笑。我在黑暗中坐在写字桌前，思考有关秘密的问题。秘密是否就是一条通向我们控制一切事物的梦乡的隧道？

晚上，我开快了车到机场，去接女儿的飞机。她兴奋、开心，穿戴着墨西哥特产的衣物。她说，那些让她母亲审阅书籍的人不肯让她闲着。达娜每天收到大开本的厚书，写出评语后做成缩微胶卷，然后送往秘密档案室。她抱怨神经紧张烦躁和周期性严重的精神疲惫。她告诉斯泰菲说，她想起了感冒渐渐痊愈时的状况。

早上，我开快了车到玻璃镇“秋收农场”，去做我的医生让我做的进一步检查。这种场合的严肃性，与你被要求采集来做分析的身体排泄物的数量是成直接正比的。我随身带来了几只标本瓶子，每只装了一点儿令人沮丧的排泄物和分泌物。车子仪表板上的小储藏柜里有一只不祥的塑料盒，我恭恭敬敬地在里面放了三只分别结好又连在一起的小袋子。这儿有一切之中最庄重的一小点儿排泄物，无疑将由值班的专业人员来处理，他们对此怀着我们对于世上种种异国宗教所持有的混合着服从、畏惧和厌恶的心情。

但是，首先我得找到那地方，结果发现它是一座灰白色砖砌的功能性建筑物，单层、地上铺着板石、灯光明亮。这样一个地方为什么叫做“秋收农场”？难道是企图用来抵销他们闪光的精密仪器的没有心肝？难道一个典雅的名字就会把我们骗得认为我们尚生活在“前癌症时代”？在一座称为“秋收农场”的机构里，我们可能期望诊断什么样的症状？百日咳、哮吼？有点儿流行性感冒？常见的称为“农舍风湿”的老毛病，只须卧床休息，喷一点儿解痛的“维克斯”按摩雾剂，然后做一次全胸按摩。会有什么人给我们朗读吗？

我疑虑重重。他们取走了我的标本，把我安置在计算机仪表板前。我按照屏幕上出现的问题击键回答，每一个答案又引出以大题套小题、没商量的一大串更深入的问题，我就这样一点儿一点儿地说出了自己关于生和死的故事。我撒了三次谎。他们给了我一件宽大的外套和一个戴在手腕上的身份牌。他们让我沿着狭窄的走廊去测身高和量体重、验血、做脑电图和心电图。他们在一个又一个房间里做扫描和测试，每个小房间又都好像比前一间稍为小一些，照明却更加刺目，普通人需要的设备更少。总是来一个新的专业人员。总是在迷宫般的大厅里见到那些没有面孔的、和我一样来看病的人，穿着一样的外套，穿过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没有人打招呼。他们将我固定在一个跷跷板式的设备上，然后颠倒过来让我倒挂了六十秒钟。一份打印件从附近的一个设备上冒出来。他们将我放在一架踏车上，告诉我跑起来、跑起来。仪器绑到我的大腿上，电极按牢在胸脯上。他们将我塞进某一种计算机扫描仪的成像台里。有一个人坐在一架控制台前打字，发出一条指令给机器，以使我的身体透明可析。我听见了磁场气流声，看见了北极光的闪烁。人们高举着盛有尿液的苍白色烧杯，像游魂一样穿过大厅。我站在一间储藏室大小的房间里。他们让我举起一根手指头，放在我的脸前面靠近左眼的地方。仪器的面板滑动关上，一道白光闪烁。他们正在努力帮助我、救我的命。

最后，我穿好衣服，隔着一张写字台，坐在一个显得紧张不安、穿白罩衫的年轻男人面前。他仔细地看了一下我的卷宗，嘴里嘟嚷着什么从未见过之类的话。我奇怪地发现，这一事实并未让我不安。我想我甚至感到松了一口气。

“结果出来要多久？”

“结果已经出来了，”他说。

“我想我们到这儿来是进行一般性讨论。有关人性的部分。机器所不能侦查到的。两三天之后，实际的数字就会准备就绪了。”

“数字已经准备就绪。”

“我不敢肯定自己已经准备就绪。所有那些闪闪发光的设备，有一点儿令人不安。我能够轻而易举地想象，一个完全健康的人，仅仅做这些测试就会弄出病来。”

“任何一个人何以会弄出病来？这些是世界上最精确的测试设备。我们拥有先进的计算机来分析数据。这种设备拯救人的生命。相信我，我已经看到过它救人性命。我们拥有的设备比最新的X射线透视仪或扫描仪效果更好。我们可以看得更深入、更精确。”

他好像正在获得自信心。他是一个肤色不佳、目光温柔的小伙子，令我想起超市里站在结账柜台那头给货物装袋的男孩们。

“我们一般是这样开始的，”他说，“我根据打印件提问，然后你尽量按自己所能回答。当我们全部结束时，我就把打印报告用纸袋子密封后给你，然后你对自己的医生付账咨询时，把它交给他。”

“好。”

“好。我们一般先问‘你感觉如何’。”

“根据打印报告吗？”

“只说你感觉如何。”他用柔和的嗓音说。

“在我的头脑里，按真正的意义来说，我感觉相对健康，有待确定。”

“我们一般继续进行到疲劳问题。近来你感觉疲劳吗？”

“人们一般说什么？”

“最普通的回答是稍稍有点儿累。”

“我能说的绝对就是那样，并且我自个儿的脑子里也确信，这是一个公正和准确的描述。”

他似乎对此回答觉得满意，就在他面前的一页纸上做了个醒目的记号。

“胃口怎样？”他说。

“在这个问题上，我可以说好，也可以说不好。”

“根据打印报告，这也是我大致可以判断的。”

“换句话说，我的胃口有时候大，有时候不大。”

“你是在告诉我呢，还是在问我？”

“这就取决于那些数字怎么说了。”

“那么我们意见一致。”

“好。”

“好。”他说，“现在说说睡眠怎样？我们通常问过睡眠问题后，就问对方是否要喝无咖啡因咖啡或者喝茶。我们不提供糖。”

“你们是否见到很多睡眠有问题的人？”

“只在最后阶段。”

“睡眠的最后阶段吗？你是说他们清早醒来，就再也睡不着了。”

“生命的最后阶段。”

“我就是这样想的。好。我唯一的问题是兴奋阈有点儿低。”

“好。”

“我有点儿睡眠不安宁。谁不这样呢？”

“上下动弹和左右翻身？”

“上下动弹。”我说。

“好。”

“好。”

他做了一些记录。似乎进展不错，看到进展这么好，我的精神振作起来了。我谢绝了他的喝茶邀请，这好像让他高兴。我们进展顺利。

“现在该我们问问抽烟的事了。”

“那简单，答案是不。而且还不是什么戒烟五年或十年这样的事。我从来不抽烟，甚至在我十几岁时也没抽过，从来没有尝试过。从未见到这种需要。”

“那样，在总分上总能得一个‘+’号。”

我觉得受到了鼓励，心存感激。

“我们进展顺利，不是吗？”

“有些人喜欢东拉西扯，”他说，“他们对于自己的症状兴致勃勃。这几乎变成一种癖好了。”

“谁需要尼古丁？不仅如此，我还很少喝咖啡，含咖啡因的咖啡当然更不喝。真不明白人们在所有这一切人为的刺激里得到了什么？我只要到林子里走走就精神高涨。”

“没有咖啡因总是好的。”

是的，我想。奖励我的优秀品行。赋予我生命。

“然后是牛奶问题，”我说，“人们不满足于咖啡因和糖。他们还需要喝牛奶，所有那些脂肪酸。我从小时候至今，从未碰过牛奶，从未碰过高脂奶油。吃刺激少的温和食物。从不喝烈性饮料。从不明白费那个事干什么。水，那就是我的饮料。人总可以信得过一杯水。”

我等待他告诉我，说我给自己的寿命加了些年头。

“谈到水，”他说，“你在工业污染物中暴露过吗？”

“什么？”

“空气和水中的有毒物质。”

“这是不是你们问过香烟问题之后，一般要提出的问题？”

“这不是一个预列的问题。”

“你的意思，我工作中是否接触石棉之类的物质？绝对不。我是一个教师。教书就是我的生活。我一生都在大学校园里度过。石棉安装到这里什么地方？”

“你听说过尼奥丁衍生物吗？”

“根据打印报告，我应该听说过吗？”

“你的血流中有些痕迹。”

“如果我从未听说过它，怎么会那样呢？”

“磁性扫描仪说它在那儿。我看到了括号里一些带小星号的数字。”

“你是说，打印报告显示了来自在溢出物中许可范围内最小量的暴露、几乎感觉不到的症状之模棱两可的最初迹象？”

我为什么用这样不自然的方式说话呢？

“磁性扫描仪是相当清晰的。”他说。

我们已经心照不宣地同意，要按照检查项目规定的步骤轻松潇洒地进行，而不纠缠于耗费时间和有争议的探究—对此，发生了什么啊？

“如果他或她的血液里有这类物质的痕迹，那是发生了什么呢？”

“他们体内就有一个星云状团块。”他说。

“但是我想，没有一个人确切知道尼奥丁-D对人有什么影响。对耗子是有影响的。”

“你刚才告诉我，你从未听说过它。你怎么知道它有什么或没有什么影响呢？”

他在这儿把我逮着了。我觉得自己被耍弄了，被拴住了，被当成一个傻瓜。

“知识每天更新，”他说，“我们有些不同的数据，说暴露于这种物质一定会形成团块。”

他的自信心在高涨。

“好，让我们继续进入下一个题目。我还有点儿急事呢。”

“到这儿，我要交出密封的袋子了。”

“下一步是不是做练习？答案是不。讨厌这事，拒绝做它。”

“好的。我这就交出袋子。”

“仅仅出于没用的好奇心问问，星云状团块是什么东西？”

“体内一个可能存在的赘生物。”

“因为你们无法给它拍摄清晰的照片，它就被称做星云状。”

“我们拍摄非常清晰的照片。成像仪拍摄出我们人所能拍摄的最清晰照片。它被称做星云状团块，是因为它没有形状、形态或界限。”

“从事态最坏的可能性来说，它能怎么样？”

“导致一个人死亡。”

“看在上帝的分上，说英语吧。我看不起这种现代行话。”

他对侮辱的忍受力不错。我越生气，他越喜欢。他浑身散发出能量和健康。

“现在我该告诉你到外面的办公室去付费了。”

“钾含量的化验怎么办？我来此首先就是因为我的钾含量远远超过正常限度。”

“我们不做钾含量化验。”

“好。”

“好。我该告诉你的最后一件事是，把这个纸袋子带去交给你的医生。你的医生明白那些符号。”

“那么就是这样了。好。”

“好。”他说。

我发现自己与他热情地握手。若干分钟之后我来到外面的街上。一个男孩迈着外八字步，轻轻地踢着自己前面的一个足球穿过一片公共草地。另一个孩子坐在草地上脱袜子，他抓住自己的脚后跟，使劲地拉着袜子。多么富于文学色彩啊—我恼怒地想。当主人公陷于自己死期来临的深思默想，大街上却充满着勃勃生机的种种情节。这一天是阴天，还有风，渐近日落时风才减弱下来。

当晚，我在铁匠镇的街上行走。宝贝的电视机荧屏上色彩鲜艳。按键式电话上的说话声。当载波调制成音频信号时，远方的祖父母蜷缩在椅子里，合着听同一只电话听筒。那是他们孙子的声音，这正在长身子的男孩面孔就出现在电话机四周的镜框里。欢乐涌上他们的眼睛，但是由于夹进了复杂和令人发愁的情况，又让他们泪眼模糊。年轻人正在对他们说些什么呢？他可怜的肤色让他不快吗？他想辍学，在食品城打全日工，给食品杂货装袋吗？他告诉他们，他喜欢给食品杂货装袋子，这是他发现的生活中让人产生满足感的一件事情。先把加仑桶装进去，排齐六件套装的食品，给重的货物套上双层袋子。他做得不错，他有窍门，他在碰任何东西之前就预见每件东西在口袋里的排列。这就像禅宗，爷爷。我啪的拉出两只袋子，将一只套进另一只的里面。别碰破水果皮，注意鸡蛋，把冰淇淋装进冷藏袋里。每天一千个人走过我身边，但是没有一个人看见我。我喜欢这样，奶奶，这样完全没有威胁性，这就是我要过一辈子的方式。所以，他们发愁地听着，更加爱他，他们的脸贴着光溜溜的“特灵线”电话机听筒上；卧室里摆放着雪白的“公主”牌电话机；爷爷的带镶板的地下室藏物处，还藏着淡棕色的“转轮”牌电话机。老先生将一只手插进自己浓密的白发中，老妇人拿着折叠式的眼镜贴在自己的脸上。云迅速穿过西斜的月亮，季节在暗淡的蒙太奇镜头中变换，逐渐深入冬天的沉寂中，一片宁静和冰雪的风光。

你的医生知道这些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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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三、“戴乐儿”闹剧 第37节

长长的散步从中午开始。事先我不知道它会变成一次长时间的漫步。我当时想，默里和杰克在校园里半小时的漫步，会变成一场涉及面广而杂的思考。但是，它变成了一个重要的下午，一次严肃的、苏格拉底式的兜圈子漫步，还有实际的结果。

我在默里完成了关于汽车撞车问题的讨论之后遇到他，我俩沿着校园边缘闲逛，走过建在树丛中的雪松木屋顶的公寓房—它们按照流行的防御式样，建成与环境融为一体的一簇簇住房，结果使得鸟儿不断飞来撞在窗户的平板玻璃上。

“你现在抽烟斗了。”我说。

默里鬼鬼祟祟地微笑。

“看起来不坏，我喜欢这样子，它挺有效果。”

他微笑着低下眼睛。烟斗有一根细长的烟管和圆锥体的斗。它是淡棕色的，像一件严格规范的家庭用具，也许是属于阿曼教派或的古董。我不知道他看中这玩意儿，是不是为了与他下巴上相当严肃的胡子相配。他的姿态和表情中似乎蕴含着一种严厉美德的传统。

“我们对于死亡，为什么就不能理智些呢？”

“这是显而易见的。”

“是吗？”

“叫喊了三天。那大概是我们所能达到的理智程度。托尔斯泰自己也竭力想弄明白。他本人极度恐惧死亡。”

“这几乎是说，我们的恐惧带来了死亡。假如我们能够学会不害怕，我们就可以永生。”

“我们自己谈啊谈，谈成这样的。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不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我只知道自己正在做着生的姿态。从医学上讲，我已经死了。我的身体里正在生长一个星云状团块。他们像卫星一样追踪这些东西。所有这一切都是杀虫剂副作用的一种结果。在我的死亡问题上有某种人为造作的东西。它是浅薄的、不让人实现的。我不属于这个地球或天空。他们应该在我的墓碑上刻一只喷烟雾的罐子。”

“说得好。”

说得好，他这是什么意思？我要他与我争论，把我的死亡提高一个层次，使我感觉更好一点儿。

“你是否认为这不公平？”他说。

“我当然这样想。或许这竟是一个老一套的回答吗？”

他好像耸了一下肩膀。

“请看我这辈子活的样儿。难道我的一生就是发疯似的追求享乐吗？难道我非法吸毒、开快车、酗酒，要不顾一切地自我毁灭吗？只是在教职员聚会上喝一丁点儿干雪梨酒而已。我吃刺激少的温和食品。”

“不，你不是这样的。”

他认真地抽他的烟斗，两颊塌陷了进去。我们在沉默中走了一会儿。

“你是否认为你的死亡来得早了些？”他说。

“每一个人的死亡都来早了。我们没有科学上的理由不可以活一百五十岁。按照我在超市里看到的报纸头条标题所说，有些人真活那么长。”

“你是否认为，一种‘不完全’的意识让你产生最深切的遗憾？还有事情你仍然希望去完成，还有工作要做，还有智力的挑战要面对。”

“最深切的遗憾是死亡。要面对的唯一事情是死亡。这是我考虑的全部内容。这儿只有一个问题—我要活着。”

“引自罗伯特·怀斯的同名电影—苏珊·海沃德在其中演一个服罪的女谋杀犯芭芭拉·格雷厄姆。配乐是约翰尼·芒代尔作曲的大胆的爵士乐。”

我对他看看。

“所以你是说，杰克，即使你成就了生活和工作中所希望成就的一切，死亡仍然同样地具有威胁性。”

“你疯了吗？当然啦，这是精英分子的理念。你会询问一个给食品杂货装袋的人：他恐惧死亡的原因，不是因为那是死亡，而是因为还有一些有意思的食品杂货要他去装袋吗？”

“说得好。”

“这是死亡。我不会要它逗留哪怕是一会儿，这样我就可以写一篇论文了。我要它走开七十或八十年。”

“你死期将至的状况，赋予你的话某种声望和权威。我喜欢那样。随着时间临近，我想你会发现人们会渴望听到你有什么话要说。他们会想方设法找到你。”

“你是在说，这对我是赢得朋友的一个大好机会？”

“我是在说，你不能沉沦到只有自我怜悯和绝望，而辜负了活着的人。人们指望你变得勇敢。人们在一个垂死的朋友身上寻求的，是一种执着的、粗犷的高贵，拒绝屈服，时不时显示出不屈不挠的幽默。甚至在我们谈话的时候，你的声望也在增长。你正在自己身体的周围创造一轮光环。我只得喜欢它。”

我们沿着一条弯曲的、坡度很大的街道中央走着。四周一个人也没有。这儿的房子陈旧地、阴森森地若隐若现，有狭窄石头台阶通到下面，部分台阶已被毁坏。

“你相信爱情比死亡更为强大吗？”

“一百万年里不会。”

“好。”他说，“没有东西比死亡更为强大。你相信唯一恐惧死亡的人，就是那些害怕生活的人吗？”

“那是发疯，完完全全的愚蠢。”

“对。我们某种程度上都恐惧死亡。那些声称不恐惧死亡的人，是在对他们自己撒谎。浅薄的人。”

“把他们的爱称放在自己的汽车执照上的人。”

“精彩，杰克。你相信没有死亡的生活总归有些不完整吗？”

“它怎么可能不完整？死亡才是使它不完整的东西。”

“我们对于死亡的认识不是使生活更加宝贵吗？”

“基于恐惧和焦虑的宝贵有什么好处？它是一件令人焦虑和颤抖的事情。”

“真的。最最宝贵的是那些让我们感到安全的东西。妻子、孩子。难道死亡的幽灵使得孩子更加宝贵吗？”

“不会。”

“不会。没有理由去相信生活因其稍纵即逝就更加宝贵。这儿有一个说法：一个人在开始充分享受生活之前，就必须被告知他迟早要死。正确或错误？”

“错误。一旦你的死亡被确定，要过一种令人满足的生活就变为不可能。”

“你是否更愿意知道自己死亡的确切日期和时间？”

“绝对不。去害怕未知太糟了。我们面对未知时，可以装做它不存在。而确切的死期会使许多人自杀，假如他们要钻这个体系的空子。”

我们走过一座旧的公路桥。它上面扔满了难堪和陈腐的东西，已看不清原来的面目。我们沿着小路走，来到了中学球场的边缘。女人们带着幼小的孩子到跳远沙坑里玩。

“我该怎样对付这事？”我说。

“你可以将你的信心寄托在技术上。它把你弄到这儿来，它也能把你弄出去。这就是技术的全部要旨。一方面它创造了追求不朽的欲望，另一方面它又预示着宇宙灭绝的凶兆。技术是从自然中逐出的不良欲望。”

“是吗？”

“它是我们发明来掩盖自己正在腐败的躯体的可怕秘密。但是，它也是生活，不是吗？它延长生命，它为那些衰老的器官更换新的。每天都有新的设备、新的技术。激光、微波辐射、超声。献身于它，杰克。信仰它。他们会把你塞进一个亮闪闪的筒子里，用宇宙的基本物质照射你的身体。光、能、梦。上帝躬行的仁慈。”

“我想，这一阵子我不想见任何医生，默里，多谢了。”

“那样的话，你总归能够依靠将思想专注于来世的生活而解决死亡的困扰。”

“我怎么做呢？”

“这是显而易见的。攻读有关再生、轮回、超空间、死者的复活等等的书。这些信念已经演化成一些美丽的体系。研究它们。”

“你相信这些东西里的任何一样吗？”

“千百万的人信了几千年了。加入进去，与他们为伍。对于第二次诞生、第二次生命的信念，实际上是普遍的。这一定包含着某种意义。”

“但是这些美丽的体系都是那么不相同。”

“挑一种你喜欢的。”

“但是，你说得它听起来像一篇说来就来的梦话，这是最坏的一种自我欺骗。”

他好像又耸了耸肩。“请想一想从我们对于死后重生的追求中，所涌现出来的伟大的诗歌、音乐、舞蹈和仪式。也许，这些东西就足以证明我们的希望和梦想之正当，虽然我不会对一个垂死的人说这些。”

他用胳膊肘捅了我一下。我们向镇上的商业区走去。默里停下来，在身后抬起一只脚，手伸到后面去敲掉烟斗里的灰。然后他熟练地将那东西放进灯心绒上衣的口袋，烟斗的斗先塞进去。

“认真地说，你可以在死后重生的念头中，找到大量长远受用的安慰。”

“但是我必须相信吗？难道我必须在内心里感到，在这一次生命之后，在那遥远的地方，真的有什么东西在黑暗中忽隐忽现吗？”

“你认为死后重生是什么—是一大堆有待揭开真相的事实吗？你认为美国空军正在秘密搜集关于死后重生的数据，并且因为我们尚不够成熟，不足以接受这些发现，而对其保密吗？这些发现会引起恐慌吗？不。我来告诉你死后生活是什么。它是一个甜蜜和极为动人的观念。你可以相信它，也可以不相信它。与此同时，你必须做的是，逃过暗杀而活着。那才是立刻见效的补药。你会觉得受到特别的恩宠，你会增加超凡的领袖魅力。”

“你早先说过，死亡使我增加领袖的魅力。此外，谁要来杀死我呢？”

他又耸了一下肩膀。“火车出轨，百人死亡，而你活命。你的在起飞几分钟后撞上电力线，坠毁在一个高尔夫球场上，而你被安全利索地抛出。它不一定就是暗杀。关键是，你站在一堆冒烟的残骸边上，而别人都躺在那儿无法动弹或痛得扭来扭去。这至少可以抵消任何数量的星云状团块产生的效果。”

我们在街上溜达了一会儿，看看商店橱窗里的陈列品，然后进了一家鞋店。默里看了“威津”、“小袋鼠”、“哈什帕披”等品牌的鞋子。我们又逛到外面太阳底下。童车里的孩子眼睛瞄向我们，好像把我们看做什么奇怪的东西。

“你学的德语派上用场了吗？”

“我不敢说派上了用场。”

“它始终没用吗？”

“我说不上来。我不知道。谁知道这等事情呢？”

“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在努力做什么呢？”

“将自己置于着魔状态中，我猜想。”

“一点不错。不需要感到羞愧，杰克。那只是你的恐惧让你如此作为。”

“只是我的恐惧？只是我的死亡？”

“我们不应对于你不成功感到惊奇。德国人证明了自己有多强大吧？他们到头来输掉了那场战争。”

“那是丹妮斯说的话。”

“你与孩子们讨论这件事？”

“泛泛地。”

“无奈和恐惧的人们，被吓唬人的阴森森地忽隐忽现的史诗人物、施魔法的人物、神话人物所吸引。”

“我想，你是在谈论希特勒。”

“有些人比生命伟大。希特勒比死亡伟大。你是想，他会帮助你。我完全明白。”

“是吗？因为我但愿自己明白。”

“这是绝对显而易见的。你想得到帮助和庇护。压倒一切的恐惧，竟然不给你自己的死亡留出空间。‘淹没我吧，’你说，‘消解我的恐惧吧。’你在一个层次上要把自己隐藏到希特勒和他的业绩中去；在另一个层次上，你想利用他增强你自己的重要性和力量。我察觉到一种方法上的混淆，我倒不是在批评。那是你做的一件大胆的事，大胆的冲刺—利用他。即使在我明白这种做法完全是愚蠢的—虽然没有配戴护身符或者碰碰木头来避邪那样愚蠢—我仍然钦佩你的尝试。如果某天早上有不祥的征兆，六亿印度人都会不上班而待在家中。所以我不把你单独挑出来当特例。”

“广泛和可怕地深入。”

“当然。”他说。

“没完没了。”

“我明白。”

“这件事情整个儿硕大无朋和不可名状。”

“绝对是这样。”

“无边无际的黑暗。”

“确实，确实。”

“整个儿可怕地大得没有尽头。”

“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

他半是微笑地拍打一辆斜向停着的汽车的挡泥板。

“你为什么失败，杰克？”

“方法上的混淆。”

“正确。对付死亡有数不清的方式。你企图同时运用两种。你一方面站出来抵抗，另一方面又试图躲避。我们把这种企图叫什么来着？”

“愚蠢。”

我跟他进了超级市场。种种不同的鲜艳颜色和巨大声响。我们走过一面彩旗，宣称是为了某种不治之症募捐而抽彩售货。那上面的辞句，倒好像表示中彩者会得这种病。默里把这彩旗比做西藏的经幡。

“我的恐惧为什么持续这么长时间，这样驱之不散？”

“这是显而易见的。你不知道怎样自我压抑。我们全都认识到死亡是逃不掉的。我们怎样对待这一毁灭性的认识呢？我们自我压抑，我们伪装，我们掩盖，我们排斥。有人把这事情做得比别人好一些，仅此而已。”

“我能怎么改进呢？”

“你改进不了。有人正巧没有无意识的手段来实施必要的伪装运作。”

“假如手段是无意识的，我们怎么知道压抑存在，以及我们所压抑的事情是巧妙伪装的呢？”

“这么说过，他谈及忽隐忽现的人物。”

他捡起一盒二号保鲜塑料薄膜，阅读其使用说明，细看其色彩。他嗅了一下脱水肥皂。今天的信息数据是强大的。

“你是否认为，因为我不知道如何自我压抑，我就更健康一些？经常性的恐惧有没有可能是人的自然状态？和恐惧一起生活，我是否实际上在做着某桩英勇行为，默里？”

“你是否感到英勇？”

“没有。”

“那么你或许就不是这样。”

“但是，自我压抑不是不自然的吗？”

“恐惧才是不自然的。闪电和雷鸣是不自然的。痛苦、死亡、现实，这些统统是不自然的。我们不能按它们的现实模样去忍受这些东西。我们知道得太多。所以我们自我压抑、妥协和伪装。这是我们如何幸存于宇宙之中的方式。这就是人类的自然语言。”

我仔细地看着他。

“我锻炼。我保重自己的身体。”

“不，你没有。”他说。

他帮助一个老头读出一块葡萄干面包上的有效日期。孩子们坐在银色手推车里从我们身旁经过。

“tegrin，Denorex，Selsun Blue.”

默里往他的小本子里写了点什么。我看着他灵巧地跨过一打从跌破的盒子里渗出蛋黄的鸡蛋。

“为什么我与怀尔德在一起时，感觉那么好？不像与其他孩子在一起时的感觉。”我说。

“你意识到他的全部自我、他对于限制的摆脱。”

“他以什么方式摆脱限制？”

“他不知道他迟早要死亡。他根本不知道死亡。你珍爱他的这种傻乎乎的福气，这种对于伤害的豁免。你想接近他、碰碰他、看着他、把他吸进来。他多么幸运！一团浑然不觉的云，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小人儿。孩子是一切，成人什么也不是。想一想这一点。一个人全部的人生，就是这一对矛盾的解决。怪不得我们困惑、犹豫、崩溃。”

“你是不是扯得太远了？”

“我从纽约来。”

“我们创造美丽和永恒的东西，建设浩瀚的文明。”

“漂亮的遁辞，”他说，“伟大的逃避。”

光电子门自动打开。我们到外面去，走过干洗店、美发店、眼镜店。默里再次点燃烟斗，在烟嘴上使劲地吸着。

“我们谈到过对付死亡的种种方式，”他说，“我们讨论了你如何尝试两种这样的方式，一种抵消另一种的效果。我们提到过技术、火车出轨、关于死后重生的信念。还有别的方法，我想谈谈一种这样的做法。”

我们穿过街道。

“我认为，杰克，世界上有两种人：杀人者和死亡者。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死亡者。我们不具备那种气质，那种狂暴或者任何做一个杀人者所需要的东西。我们听任死亡来到。我们自己躺下，然后死亡。但是，请想一想，做一个杀人者是怎么一回事儿。想一想，在正面对抗中杀死一个人，在理论上是何等振奋人心。如果他死了，你就不能杀他了。杀死他，就是获得生命的得分。你杀的人越多，你的得分就越多。这就解释了那么多的屠杀、战争和处决犯人的来由。”

“你是否在说，人的整部历史都是企图通过杀死他人来解除他们自己的死亡？”

“这是显而易见的。”

“而且你称之为振奋人心。”

“我是在阐释理论。理论上，暴力是一种再生的形式。死亡者被动地屈服而死。杀人者继续活着。何其不可思议的平衡。当一伙杀人的强盗垒着尸体时，他们采集力量。力量就像来自神的恩赐一样积聚起来。”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这是理论。我们是一对正在漫步的学者。但是请想象一下内脏受到的猛击，你看着对手躺在尘土中淌血的情景。”

“你认为这给一个人的生命得分加分，就像在银行里存款一样。”

“虚无正凝视着你的脸。完全和永远的湮没。你将停止生存。生存，杰克。死亡者接受这一点，然后死去。从理论上来说，杀人者尝试依靠杀死别人来击退他自己的死亡。他赢得时间，他赢得生命。看别人在痛苦中扭动，看血一滴一滴流到泥土里。”

我惊愕地看着他。他洋洋自得地吸着烟斗，发出空洞的声音。

“它是控制死亡的一种方式，获得最终优势的一种方式。改变一下，当杀人者吧。让别的什么人去当死亡者。让他替代你，这在理论上名为交换角色。如果他死了，你就不会死了。他死，你活。瞧瞧多么奇妙地简单！”

“你说，这是人们干了许多世纪的事情。”

“他们仍然在这样干着。他们在个人小范围里这样干，他们在一小堆人、一大堆人和成群的人中这样干。杀人以活命。”

“听起来挺可怕的。”

他好像耸了一下肩膀。“屠杀从来不是随意而为的。你杀的人越多，你获得征服自身死亡的力量越大。在最野蛮和不分青红皂白的杀戮中，都有一种神秘的精确性在起作用。谈论这种事，并非研究谋杀的公共关系问题。我们是一个学术环境中的两个学者，我们的责任就是研究思想的潮流，考察人类行为的意义。但是，请想一想，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胜出、看着那混蛋淌血，是何等振奋人心。”

“你是在说，阴谋策划杀人。但是，每一场阴谋实际上都是谋杀，策划阴谋就是死亡，不管我们知道还是不知道。”

“策划阴谋是为了活命。”

我看着他，仔细琢磨他的脸、他的双手。

“我们在混乱、在哇哇叫中开始我们的生命。当我们如此轰轰烈烈地来到这世界时，我们试图设计一种形式、一个规划。这其中存在着尊严。你全部的生活就是一场阴谋、一次策划、一种图解。它是一次失败的策划，但这不是关键。策划阴谋是为了肯定生命、寻觅形式和控制。甚至在死后，尤其在死后，这寻觅仍然继续。葬礼就是一种用仪式来完成这一策划的尝试。想象一下国葬吧，杰克。它显示出何等的精确、细微、有序、规划周全。全国人民屏气息声。一个庞大和强有力的政府，被拖进一场暴露混乱的最后踪迹的礼仪。如果一切进展顺利，如果他们成功完成此事，那么某种完美的自然规律便得以遵循。全国人民从焦虑中解脱，死者的生命被上帝超度，生活本身得以强化和重新肯定。”

“你有把握吗？”我说。

“策划阴谋，瞄准靶子，塑造时间和空间吧。这是我们推进人类意识艺术的做法。”

我们返回校园时，走了一个大大的弧形。街道笼罩在浓密和无声的阴影中，垃圾袋子扔在外面等待收集。我们走过观看日落的立交桥，停顿片刻看汽车飞驶而过。阳光在车窗玻璃和电镀的物体上弹跳。

“你是杀人者还是死亡者，杰克？”

“你知道那个答案。我这一辈子都在做一个死亡者。”

“你对此能做些什么？”

“哪个死亡者对此能做什么？这不是隐藏于他无法跨越的身体构造中吗？”

“让我们考虑一下这件事。让我们考察一下野兽的天性，打个譬方说。雄性野兽。在雄性心理中，潜在的暴力不是有储备、聚集、储藏吗？”

“我想理论上是这样。”

“我们是在谈论理论，那正是我们在谈论的事情。两个朋友在一条有树荫的街上，除了理论还有什么别的？假如情况被证实，难道地下深处不会有一大片矿区，某个可能开发的原油油田吗？一个巨大、黑暗的男性愤怒的湖泊。”

“这是芭比特说的。杀人的愤怒。你说起话来像她。”

“令人惊异的女士。她是对还是错呢？”

“理论上吗？她也许是对的。”

“难道就没有一处是你想最好不了解的烂泥地吗？某个史前时期—当时恐龙尚在地球上游荡、人用石器搏斗—的遗迹？当杀戮就是为了活命之时？”

“芭比特谈论男性生物学。它是生物学还是地质学呢？”

“这有关系吗，杰克？我们只想知道它是否在那儿，埋藏在最谨慎和谦逊的灵魂深处。”

“我认为是这样。它可能在那儿。这说不定。”

“它究竟在，还是不在那儿？”

“它在那儿，默里。那又怎样呢？”

“我只要你把这话说出来，仅此而已。我只要引出你已经掌握的实情，你已经了解到某种基本层次的真相。”

“你是在说死亡者可以变为杀人者吗？”

“我只是一个客座讲师。我谈理论，我散步，我欣赏树木和房屋。我有我的学生、我租的房间、我的电视机。我领悟此处的一个词、彼处的一个意象。我欣赏草地、游廊。游廊是多么奇妙的事情！我怎么至今为止生活中竟然没有一条游廊可以在里边坐坐？我思考，我深思，我经常做笔记。我来此是为了思想，为了观察。让我警告你，杰克。我不会停止。”

我们走过我住的那条街，上山来到校园。

“你的医生是谁？”

“查克拉伐蒂。”我说。

“他医术高明吗？”

“我怎么会知道呢？”

“我的肩膀脱位，从前性事中的一处旧伤。”

“我害怕见到他。我把关于我死亡的一份打印报告放在梳妆台最底下的抽屉里。”

“我理解你的感觉。但是更严峻的部分尚有待到来。除了对你自己，你已经向每一个人道过别了。一个人如何对他自己道别呢？这是一个有趣的有关生存的两难问题。”

“肯定是的。”

我们走过行政大楼。

“我讨厌说这话，杰克，但是有一句话必须要说。”

“什么？”

“最好是你而不是我。”

我严肃地点了一点头。“为什么这句话必须要说呢？”

“因为朋友之间必须诚实，这有点儿残忍。假如我不告诉你我正在想什么，尤其是现在这样的时刻，我会觉得可怕。”

“我欣赏这一点，默里。真的。”

“此外，这不过是死亡普遍经验中的一个部分而已。不管你是否有意识地这样想，你在某个层次上明白，人们边走边对自己说‘最好是他而不是我’。这太自然了。你不能责怪他们或者诅咒他们。”

“除了我妻子的每一个人。她希望先死。”

“不要那么肯定。”他说。

我们在图书馆前面握手道别。我为了他的诚实向他道谢。

“一切到头来都归于此。”他说，“一个人一生都在向他人道别，如此度过他的一生。他如何对自己道别呢？”

我扔掉了画框的绳子、金属的书档、软木的杯垫、塑料的钥匙坠饰、灰蒙蒙的红汞和凡士林瓶子、硬邦邦的漆刷、凝结的鞋刷、干结的修正液。我扔掉了蜡烛头、层压的餐具垫、防烫的锅垫。我搜寻有衬垫的衣架、带磁性夹子的备忘书写板。我处于报复和几近野蛮的状态。我对于这些东西怀着个人的怨恨。它们不知怎么地将我置于此等困境之中；它们拖垮了我，使得逃避成为不可能。两个女孩跟着我转悠，保持着恭敬的沉默。我扔掉了破旧的土黄色水壶、一双滑稽的高至臀部的高筒靴。我扔掉了文凭、证书、奖品和奖状。当姑娘们来阻止我时，我正在浴室里搜寻，丢弃用过的肥皂块、湿毛巾、带条码和缺盖子的洗发水瓶子。请注意：你的新自动化银行卡将在数日之内随邮件送达。如果它是带银色条纹的红卡，那么你的密码将与目前的相同。如果它是带灰色条纹的绿卡，你必须持卡到银行分行来设置一个新的密码。以生日作为密码很普遍。警告：不要把密码写下来。不要随身携带密码。请记住：除非你正确地输入密码，你是无法在自己的账户上存取款项的。记住你自己的密码。不要向任何人透露你的密码。只有你的密码才能使你进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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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三、“戴乐儿”闹剧 第38节

我的脑袋枕在她的双乳之间，我近来这样子度过很多时间。她抚摩我的肩膀。

“默里说，问题在于我们不去压抑自己的恐惧。”

“压抑它？”

“某些人有这种天赋，某些人没有。”

“天赋？我想压抑是过时的做法。他们多年来一直在告诉我们，不要压抑自己的恐惧和欲望。压抑导致紧张、焦虑、不快、上百种疾病和症状。我认为我们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压抑某件东西。他们一直告诉我们要谈论自己的恐惧、联络自己的感情。”

“联络死亡并非他们想做的事情。死亡如此强大，那些知道怎么做的人不得不加以压抑。”

“但压抑完全是装腔作势和呆板机械的。人人都知道这一点。我们不应该拒绝自己的天性。”

“根据默里的说法，拒绝我们自己的天性才是自然的；这是不同于动物的全部关键之所在。”

“但那是疯狂的。”

“那是生存的唯一办法。”我在她的双乳间说。

她抚摩我的肩膀，考虑这件事。一个站在双人床附近、毫无生气的男人闪着灰色的光。他的身体扭曲、波动、轮廓不全。我不必去想象他在汽车旅馆的伴侣。我们的身体—她的和我的—混成一体，但是触觉上的快乐却被格雷先生抢了先。我经验的是他的快乐、他对芭比特的控制、他的低廉和卑劣的力量。走廊那头，一个热切的声音说：“如果你老是放错线团，就把它放进‘巴尼篮’中，在你厨房的软木备忘板上钉上若干夹子，把篮子系牢在夹子上。简便易行！”

第二天，我开始携带“楚姆瓦尔特”自动手枪到学校去。我在讲课时，把它放在上衣口袋里；我在办公室接待访客时，把它放在书桌的最上层抽屉里。那枪创造了我生活的第二现实。空气一片明亮，在我脑袋周围盘旋。莫名其妙的情感在我的胸膛里颤动压迫。这是一个我可以控制、秘密支配的现实。

这些人多么愚蠢，竟然不带枪就到我办公室来。

某天下午后半晌，我从书桌里取出手枪，仔细地察看。弹膛里只剩下三颗子弹。我奇怪弗农·迪基用掉的“弹药”（或者熟悉武器的人们对于子弹的其他任何称呼）是干什么去了。四颗“戴乐儿”药片、三颗“楚姆瓦尔特”手枪子弹。发现子弹都是这样毫无差错的子弹形状，我为什么会吃惊？我猜想，自从我首次意识到物品及其功能以后的这几十年里，我认为新的名称和形状就一直在被赋以几乎每一件物品。这件武器是手枪形状的，这小小尖头的发射物无可置疑地是子弹形状的。它们就好像你四十年之后可能见到的童年时代的东西，第一次明白它们的妙处。

那天晚上，我听见海因利希在他房间里忧郁地唱着“拉雷多的街道”。我走进房间，询问奥列斯特是否已经进入蛇笼。

“他们说那是不人道的。没有官方允许他做这件事的地方，他只得转入地下。”

“地下是哪儿？”

“水城。奥列斯特和他的教练，他们在那里找到了一名公证员，他说他愿意签发文书，证明奥列斯特与这些有毒爬行动物一起禁闭多少天，等等、等等、等等。”

“在水城的什么地方他们能找到一只巨大的玻璃笼子呢？”

“他们找不到。”

“他们会找到什么呢？”

“唯一的旅馆中的一个房间。此外，还只有三条蛇。而且，他在四分钟内就挨咬了。”

“你是说，旅馆让他们将毒蛇放入房间里？”

“旅馆并不知道。张罗蛇的那个人用一只航空袋子把它们带进去的。这整个儿就是一个大骗局，但是那家伙总算还带了三条蛇露面，事先同意的是二十七条蛇。”

“就是说，他先是说能够搞到二十七条蛇。”

“毒蛇。但是，它们并不是。所以奥列斯特挨咬后什么事也没有。这个骗子。”

“突然间，他成了骗子。”

“他们准备好了所有这些解毒药，那玩意儿他们甚至不会用。只有最初的四分钟。”

“他感觉如何？”

“假如你是个骗子，你会有什么感觉？”

“高兴自己还活着。”我说。

“奥列斯特不这样。他没了影儿。他完全隐居起来。自从发生了这事情后，没人见到过他。他不答应敲门，不接电话，不在学校露面。一揽子全有了。”

我决定先溜达到办公室，去翻阅一下期末考试卷子。大多数学生已经离校，急着开始每年夏天赤脚光膀子地寻欢作乐。校园里黑乎乎的、空荡荡的。空气中有一股颤动的雾气。穿过一排树时，我想，我察觉到有人在我身后也许三十码之外，慢慢地跟着。当我去看时，路上空无一人。难道是那支手枪使我神经过敏？难道一支手枪会招来暴力，吸引其他枪支到其周围的“力场”？我继续快步向百年馆走去。我听见了鹅卵石上的脚步声，明显的啪哒啪哒声。某个人是在那儿，在停车区的边上，在树丛和雾气中。我有枪，为什么害怕？我害怕，为什么不奔跑？我数了五步，赶快向左看，见到一个人沿着路的平行线，一会儿走进、一会儿走出浓密的阴影。我开始慢慢地小跑，拿枪的手放在口袋里，紧紧握住那把自动手枪。当我再次往那儿看时，他已经不在了。我警惕地放慢脚步，穿过一大片草地，听见跑步声、脚步跳跃的节拍。这一次他是全速从右边跑过来，快速包围。我马上左拐右弯地跑，心里希望如果有人在我背后开枪的话可以不致被击中。我以前从未这样左拐右弯迂回地跑步。我保持低头的姿势，突然地大转弯。这是一种有趣的跑步方式。我吃惊于可能性之多样，在左右拐弯的范围之内，我竟然能够弄出如此多样化的结合方式。我先做了一个急左转弯，然后一直向前，突然来了个右转弯，再佯装向左，然后真的左转弯，最后做一个大的右转弯。大约离空地尽头二十码处。我抛弃左拐右弯模式，尽我所能地笔直快速跑向一棵红橡树。我伸出左臂，这时，我脑袋前倾，手臂像曲柄似的围着树反向转圈，然后停下来。与此同时，我用右手将“楚姆瓦尔特”手枪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来。这样一来，现在我就有树干挡着，并且手枪上膛，面对着那个我一直在逃避的人。

这大概是我从未做过的机灵事了。当我的攻击者踏着劈啪劈啪的步子前来时，我盯着浓雾。当我见到那熟悉的别扭慢跑大步子时，我便将手枪放回口袋。毫无疑问，那就是温妮·理查兹。

“嘿，杰克。起初我不知道是谁，所以我采取回避战术。当我明白是你时，我对自己说，那就是我要见的人。”

“怎么会呢？”

“还记得那次你问过我关于一个秘密研究团体的事吗？研究对于死亡的恐惧？试图完善一种药品？”

“当然—‘戴乐儿’。”

“昨天办公室放着一本杂志：《美国心理生物学家》，里面有稀奇古怪的文章。这样一个团体确实存在过，由一个多国大公司所资助，就在铁城郊外一幢未加标记的楼里，极端秘密地运作着。”

“为什么极端秘密？”

“这是显而易见的，防止竞争的大公司窃取机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离现实目标非常之接近了。”

“发生了什么事？”

“很多事情。那个常驻的组织天才，整个计划背后的实力人物之一，是一个名叫威利·明克的家伙。他后来被证明是个有争议的家伙。他老是做非常非常有争议的事情。”

“我打赌，我知道他做的头一件事情。他在一份社会新闻通俗小报上连续刊登广告，为一种冒险实验招募志愿者。广告词说的是：‘对于死亡的恐惧’。”

“很好，杰克。某份不登大雅之堂的报纸上的一则小广告。他在一家汽车旅馆的房间里，会见应征者，测试他们的情感整合能力以及其他十几样事情，以期在每一个人身上引发一幅死亡数据图。在汽车旅馆里的会见！当科学家和律师们发现这一情况时，他们都有一点儿怒不可遏，他们谴责明克，他们将所有的资源都输入计算机进行测试。狂怒下做出的正式反应。”

“但是这还并非事情的了结。”

“你说得真对。虽然明克如今是一个被严加监视的人，还有一个志愿者设法溜过警戒，并且开始大致上不受监督的人为实验项目，使用一种完全未知的、未经实验和批准的药物，其副作用大得可以让一条鲸鱼躺在海滩上动弹不得。一个无人指导的完全健康的人！”

“女性。”我说。

“非常正确。她就在明克原先用以会见应征者的那家汽车旅馆里，定期向他报告，有时候坐出租车抵达，有时候从破旧和令人压抑的汽车终点站步行过来。知道她穿戴什么吗，杰克？

“一种只露眼睛和鼻子的滑雪帽。她是一个戴滑雪帽的女人。当别人发现明克最新的把戏时，一个时期之内他们争论不休，尽是憎恶、诉讼和丢面子。大制药商们有他们的伦理原则，就像你和我一样。项目经理被一脚踢开，项目则在踢开他之后继续进行。”

“文章有没有说对他发生了什么？”

“记者跟踪找到了他。他仍然住在发生这一切是非的地方的同一家汽车旅馆里。”

“这家汽车旅馆在哪儿？”

“在德国城。”

“那是在什么地方？”我说。

“铁城。它是原来德国人区，在铸造厂后面。”

“我不知道铁城还有一个叫德国城的地区。”

“当然，德国人都离开了。”

我直接回了家。丹妮斯正在一本《免费电话号码簿》的平装本上做记号。我发现芭比特坐在怀尔德床边，给他朗读一则故事。

“就跑步服装而言，我是并不介意的。”我说，“运动衫偶然穿穿，倒是一件实用的衣服。但是我希望，你在给怀尔德睡前朗读故事或者给斯泰菲扎辫子时，就不要穿它了。这种时刻有某种令人感动的东西，会让跑步服装给破坏了。”

“也许我现在穿跑步服装是有理由的。”

“像什么样的理由？”

“我正要去跑步。”她说。

“这是一个好主意吗，在夜里？”

“什么是夜？它一个星期有七次。这有什么独特之处？”

“它黑暗，它潮湿。”

“我们居住在沙漠里耀眼的阳光中吗？什么是潮湿？我们生活在潮湿中。”

“芭比特说话不是这样子的。”

“难道因为我们这一半的地球黑暗，生活就必须停止吗？黑夜中有什么东西实际抵制一个跑步者？我需要加快心跳和大口喘气。黑暗是什么？它只是光明的另一个名称。”

“没有一个人能使我相信，那个我知道的叫芭比特的人，真的要在夜间十点钟去体育馆，往台阶上跑步。”

“这不是我之所要，这是我之所需。我的生命不再处于要求的领域。我做必须做的事。我加快心跳，我大口喘气。每一个跑步者都懂得这样做的需要。”

“你为什么必须往台阶上跑呢？你并非一个试图重新练好骨折过的膝盖的职业运动员。在平地上跑步吧。不要因此制造出一桩严重事故来。如今每一件事都是一桩严重的事故。”

“这是我的生活。我倾向于陷进去。”

“这不是你的生活。这不过是锻炼身体而已。”

“一个跑步者的需要。”她说。

“我也需要，今晚我需要用车。别不睡觉等我。谁知道我会什么时候回来。”

我等待她来问我有何神秘的使命，竟然需要我在这夜雨连绵的晚上驾车外出，而且还不知何时归来。

她说：“我不能步行到体育馆，又往台阶上跑六七次，然后再一路走回家。你可以开车送我到那儿，等我，开车送我回家。那以后，车就归你用了。”

“我不想这么做。你认为怎么样？你要用车，你就拿去。街上滑溜溜的。你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什么呢？”

“系好安全带。空气中还有一股寒气。你知道空气中的寒气意味着什么吗？”

“那意味着什么呢？”

“戴上你的滑雪帽。”我对她说。

温控装置开始嗡嗡地启动。

我穿上一件夹克衫往外走。自从空中毒雾事件以后，我的邻居斯托弗家人就不把车停在车库里，而是停在车道上，车头对着街，车钥匙插在点火器里。我走上车道，坐进这汽车里。仪表板上和座椅背后，粘着吃过又吐出来的糖果，晃荡着的塑料袋里满是口香糖的包装纸、车票票根、沾了口红印的纸巾、捏扁的苏打水罐头、团皱的通告和收据、烟灰缸里的碎屑、冰棍的木棍儿和油炸土豆条、团皱的优惠券和餐巾纸、缺齿的小梳子。如此熟悉一下之后，我发动引擎，打开车灯，开车出去。

我驶过中溪镇时，打亮了红灯。到达高速公路坡道尽头时，我都没有减速。在开往铁城的一路上，我产生了一种梦幻、解脱、虚幻的感觉。我在收费处放慢了车速，但是没有掷一个二角五分的分币到收费篮子里去。警报器响起来，但是没有人追上来。对于一个负债几十亿美元的州，二角五分钱又算得了什么呢？当我们谈论一辆九千美元的车被盗，二角五分钱又算得了什么呢？人们一定是这样脱离地球的引力的—那使我们每小时都更接近死亡的、由万有引力作用的叶颤。干脆不服从。以盗窃代替购买，以鸣枪代替说话。在雨中前往铁城的路上，我又打亮了两个车灯。城郊的建筑中低矮而长长地铺开的，是一些水产品和农产品市场、带陈旧木棚的肉类运输线的终点站。我进了城，打开收音机—我独自在公路上驾车时，并不需要伙伴；但是在这儿，头顶上是钠气灯，脚下是鹅卵石铺的街面，倒有一股空寂之感萦绕不去。每一个城市都有其不同的地区。我驾车通过了弃车区、无人收集垃圾区、挨冷枪区、闷烧的沙发和碎玻璃区。地面的玻璃在车胎下压得嘎吱嘎吱地响。我向铸造厂驶去。

随机存取存储器、获得性免疫功能丧失综合症、相互确定性毁灭的形势。

我依然感觉异乎寻常的轻飘飘—轻于空气，无色、无味、无形。但是围绕这种轻飘飘和梦幻，另有一样东西—属于另一个范畴的情感，正在构建一股情绪的涌动、一个意愿、一种激情的蠢蠢欲动。我将手伸进口袋里，指关节擦过“楚姆瓦尔特”粒面的不锈钢枪管。收音机里的男人声音在说：“禁区内一无所有。”

<hr />

注释：

三、“戴乐儿”闹剧 第39节

我开车围绕铸造厂兜了两圈，寻找德国人从前在此存在过的踪迹。我的车子驶过成排的房屋。它们建在陡峭的小山上，是一些正面狭窄的木房子，涂沥青的房顶攀缘而上。我的车子在大雨拍打中驶过汽车终点站。我花了好一会儿工夫才找到那家汽车旅馆，那是一座傍着高架道路水泥支柱的平房。它名叫“大路汽车旅馆”。

短暂的快乐，严厉的措施。

这是一个被遗弃的地区，这个地区里的仓库和轻工工厂都被人用喷漆涂得一塌糊涂。汽车旅馆的门前没有汽车，里面有九个或者十个房间，全都是黑洞洞的。我先开车兜了三次，仔细观察这个地方。然后我将车停在一个街区之外高架道路下面的石子地上。最后我步行往回走到汽车旅馆。这是我计划中最初的三个步骤。

这是我的计划：车子在这个地方的前面开过几次；在此地点若干距离之外停车；步行回去；找到真名或化名的格雷先生；向他的肚子开三枪，伤得他遭受最大程度的痛苦；擦干净武器上的指纹；把武器放在死者无力动弹的手里；找一支蜡笔或者唇膏，在全身大镜子上涂写一个意思含混不清的自杀遗言；取走死者的全部“戴乐儿”药片；悄悄溜回车里；开车到达高速公路入口处；朝东向铁匠镇方向驶去；在河边的老路上停车；把斯托弗的这辆车停放在特雷德怀尔老头的车库里；关上车库门；在雨和雾中步行回家。

漂亮极了。我的心情重又轻飘飘起来。我是在清醒的意识中开展行动的。我看着自己分别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随着每一个独立步骤的完成，行动的过程、组成部分、与其他事情相关联的事物，就变得清晰如在眼前。雨水大滴大滴地落到地面上。我看见了从未见过的新事物。

接待室大门的上方装着铝制的遮篷。门上的凹槽里排着小塑料片做的字母，拼成一句话。那句话是：NU MIS ZUP KO。

真是莫名其妙的话，但是属于高深的莫名其妙。我沿着墙往前走，一边向窗户里看。我的计划是这样的：背靠墙，站在窗沿上；转过脑袋用眼角往房间里看。有些窗户无遮无拦，有些则装了百叶窗或挂着落满灰尘的窗帘。我可以辨认出黑洞洞的房间里椅子和床的模糊轮廓。卡车在头顶上方轰隆隆驶过。倒数第二套房间里灯光闪烁，而且最为微弱。我站在窗沿上倾听。我转过脑袋，从右眼角往里看。有一个人坐在一张矮扶手椅里，抬头看着闪烁的灯光。我感觉到自己是一系列事件串联而成的网络的一部分。我深知全部事件的确切性质。当我向着强烈的、具有摧毁性质的暴力前进时，我越来越朝着事情的实际状态靠近。雨水大滴大滴地落下，地面闪着光亮。

我突然想到，我用不着敲门，门会开着。我抓住把手，小心地拧开了门，轻轻地溜进房间。偷偷摸摸，何其简便。每桩事情都会简便的。我站在房内，意识到存在的东西，注意到房间的色调、窒息的气氛。信息向我涌来，慢慢地，内容越来越多。当然，那人是一个男子，四肢摊开坐在矮脚的椅子里。他穿夏威夷衫和百威广告裤。塑料拖鞋在他脚上晃荡。矮墩墩的椅子、皱巴巴的床铺、机织地毯、破旧的梳妆台、黯淡的绿色墙面和天花板裂缝。金属吊架上的电视机悬在空中，向下对着他。

他先开了口，目光却未离开灯光闪烁的灯罩。

“你是心情忧伤还是精神抑郁？”

我背靠门站着。

“你是明克。”我说。

他终于抬起头来看我，看我这个有一张不起眼的脸和一副塌肩膀的友好的大个子。

“威利·明克算是什么样的名字？”我说。

“这是一个名和一个姓，与任何人的姓名一样。”

他说话是不是带一种口音？他的面孔别扭、凹陷，然而额头和下巴突出。他在看着没有声音的电视。

“这些脚步稳当的加拿大盘羊中，好几只已经被安上了无线电发射装置。”他说。

我可以感受到事情的压力和情况的紧张。那么多的情况正在发生。我觉得脑细胞正顺着神经通道积极地运动。

“你到这儿来，当然是为了弄些‘戴乐儿’。”

“当然。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消除恐惧。”

“消除恐惧。清理系统网络。”

“清理系统网络。那就是他们要到我这儿来的原因。”

这就是我的计划：不通报姓名就进去；取得他的信任，等待他不加防备的时刻；取出“楚姆瓦尔特”自动手枪；向他的肚子开三枪，伤得他痛苦时间达到最长；将手枪放在他手里，以示其为一个孤独者的自杀；在镜子上涂几句半通不通的话；把斯托弗的汽车留在特雷德怀尔的车库里。

“你既然来到了这儿，就表示同意遵守某一种行为方式。”明克说。

“什么行为方式？”

“房间行为方式。房间的关键在于它们是在里面的。除非明白这一点，否则任何人都不应该进入房间。人们在房间里采取一种行为方式，在街上、公园和机场里采取另一种行为方式。进入房间就表示同意某一类型的行为方式。据此推论，这一行为方式就该是房间里面采取的行为方式类型。这不同于停车场和海滩的标准。它即为房间的关键之所在。任何人不了解这一点，就不应该进入房间。进入房间的人与被他人进入其房间的人之间，存在着一个不成文的约定—这一点是不同于露天剧场、室外游泳池的。房间的目的源自房间的独特性质。房间是在里面的，它不同于草坪、牧场、田野、果园，对于这一点房间里的人都必须予以认同。”

我完全同意，它合情合理、无懈可击。假如不是为了弄个明白、看个确切、瞄准目标，我到这儿来干什么？我听见一声噪音：微弱、单调、白色的。

“你要做你的项目中所需穿的运动衫，”他说，“就先要问问自己：哪种式样的袖子符合你的需要。”

他鼻子扁平，皮肤是家种花生的颜色。汤勺脸究竟是何等样长相？他是不是人、人、印度尼西亚人、尼泊尔人、人、荷兰籍中国人？他是不是一个综合体？多少人来此索购“戴乐儿”？苏里南在哪儿？我的计划究竟进展得怎么样了？

我仔细地观察他的宽松衫上的手掌印，他的百慕大短裤面料上重复的百威商标。短裤太大了。双眼半闭着。头发长长的，而且像尖刺一样竖着。他懒洋洋地摊开手脚，那姿势就像一个滞留机场的飞机乘客，一个早已被无限期的等待、机场的嗡嗡声拖垮了的人。我开始为芭比特感到惋惜。这个苟延残喘的男人，如今是个平庸的非法药品贩子—竖起的头发像尖刺一般，在一家死气沉沉的汽车旅馆里快要发疯了—此人居然曾经是她寻求庇护和宁静的最后希望。

耳边响起破碎声，撕裂声，旋转着的小斑点。这是一种被强化的现实。浓重，同时也透明。表面闪光。雨水状如球体、水珠、飞溅的水花，拍打着屋面。接近于暴力，接近于死亡。

“情绪紧张产生的不悦，也许需要特殊规定的饮食。”他说。

当然，他以前并非总是这个样子。他曾经是一位项目经理，生气勃勃、咄咄逼人。即便是现在，我仍然能够从他的脸上和眼睛里，看见残留的若隐若现的精明和智慧。他将手伸进口袋，掏出一把白色的药片，向自己嘴巴的方向一掷。有些进入嘴巴，有些飞落别处。碟形的药片。恐惧的结束。

“如果我能称呼你为威利的话，我倒要问：你原本是从哪儿来的？”

他陷入沉思，试图回忆什么。我想使他安下心来，让他谈谈他自己，谈谈“戴乐儿”。这是我计划的重要部分。我的计划是这样的：转过头来朝房间里看；使他安下心来；等待他不加防备的时刻；在他肚子上打三枪，使他遭受最大的痛苦；拿走他的“戴乐儿”；在河边大路下车；关上车库门；在雨和雾中步行回家。

“我并不总是像你现在看见的这个样子。”

“这正是我所想的。”

“我那时从事重要的工作。我自鸣得意。我真是忙得不可开交。死亡没有了恐惧，就是一件平常不过的事情。你可以与这样的死亡相安无事地活着。我是看美国电视学会英语的。我在得克萨斯的桑港有了第一次美国式的性经验。他们所说的每一件事都是真的。我但愿自己能记得。”

“你是在说，就我们所知，不存在没有恐惧因素的死亡。人们得调节自己来适应它，接受它的必然到来。”

“‘戴乐儿’无奈地失败了。但是它的成功肯定会到来。也许就是现在，也许永远不。你手上的热量真的会使金黄色涂层粘到蜡纸上去的。”

“你是在说，最终会有一种有效的药物，一种消除恐惧的治疗办法。”

“接着就是一宗更大的死亡。在产品方面来说更加有效。这是用‘伍莱特’肥皂洗工作服的科学家们所不了解的。倒不是我高高地站在‘宗主县体育馆’的顶上，产生了什么对抗死亡的个人看法。”

“你是在说死亡会适应吗？它躲避我们与它理论是非的努力？”

这一点与默里有一次说的话意思相当。默里说过：“想像一下你的对手腹部受到猛击，你看着他在尘土中淌血。他死，你活。”

腹部受到猛击，几近于死亡，几近于金属的弹头对于皮肉砰的一击。我看着明克吞下更多的药片，像舔糖果似的舔着它们。他一边盯着灯光摇曳的灯罩，一边向自己的面孔上抛掷药片。波、射线、。我看见了从未见过的新事物。

“只是在你我之间，”他说，“我才像吃糖果似的吃这玩意儿。”

“我正是这样想的。”

“你想买多少呢？”

“我需要多少呢？”

“我看到的你，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矮胖的白人男子。这一点道出了你的苦恼吗？我看到的你，是一个穿灰上衣、浅棕色裤子的人。告诉我，我所说的正确程度如何。你要做的事，就是将华氏温标转换为摄氏温标。”

此时出现了一阵沉默。物体开始发出红光：矮墩墩的椅子、破旧的梳妆台、皱成一团的床铺。那张床安装有小脚轮。我想：这位就是折磨我的那个灰不溜丢的人物，那个偷我妻子的男人。当他坐在床上往自己嘴巴里抛掷药片时，她有没有推着他坐的床，在房间里转圈儿？他们有没有各自斜躺在床的一边，向下伸出一只手臂当作桨那样划动？他们做爱时有没有使床转动起来？弄得装有转轴的小轮子的床上，枕头和床单都成了乱蓬蓬的一堆？现在看看他，他的脸在黑暗中发出红光，龇牙咧嘴地露出一副老态。

“我几乎忘记了，”他说，“忘记了在我被人错误地免职之前我在这个房间里的时光。有一个戴着滑雪面罩的女人，她的名字我此时记不起来。美国式的性经验，我告诉你，这就是我怎样学会英语的。”

空气中充满了超感觉的物质。离死亡更近，离第二视觉更近。无比强烈。我向房间中央走近了两步，我的计划漂亮。循序渐进：先取得他的信任；掏出“楚姆瓦尔特”自动手枪；向他腹部射三颗子弹，使他腹内痛苦达到极点；清除武器上的指痕；在镜子和墙上写上有关自杀的迷狂言辞；拿走他的“戴乐儿”存货；偷偷溜回到车里；驾车到高速公路入口处；向东驶向铁匠镇；把斯托弗的汽车停在特雷德怀尔的车库里；在雨和雾中步行回家。

他吞下了更多的药丸，好多粒扔到了他百威广告裤的前裆上。我走上一步。阻燃地毯上到处都是碎裂的“戴乐儿”药丸，被踩过，被碾碎了。他向灯罩抛掷了几粒药片。那套灯具镶着胡桃木装饰板和银饰。那幅画卷得厉害。

“我现在拿起金黄色颜料金属软管，”他说，“我要用调色刀和无臭松节油，调稠调色板上的颜料。”

我记起了芭比特说关于该药副作用的话。我想试验一下，便说：“飞机正在坠落。”

他看了我一眼，抓住了椅子两边的扶手，眼睛逐渐出现痛苦的最初迹象。

“飞机正在急剧下坠。”我说，并将每个字音都以干脆和权威的口气发出。

他踢掉拖鞋，将自己的身体蜷缩成飞机坠毁时应该采取的姿势，脑袋尽量向前，双手交叉在膝盖后面。他像小孩或小丑似的急急地将自己变成那个样子；他的上下身灵活得像可以折叠的两个部分，自动地完成了这个动作。真有趣。那药不仅使服用者将词语混同于它们所指代的事物，还让他们以有点儿程式化的方式去行动。我看着他颓然倒在那儿，颤抖着。这就是我的计划：这样用眼角扫视各个房间；进去时不予通报；吓得他发抖；向他腹部连射三枪，使他的肚子最大程度地开膛；在河边大路下车；关上车库大门。

我又向房间中央走一步。当电视上的图像跳动、摇晃，变为乱糟糟一团时，明克好像越来越生动了。事件的真正性质，事物的实际状态。最终，他使自己从紧紧的蜷缩中脱出，潇洒地站起来，在忙乱的气氛中轮廓清晰。到处是白噪音。

“含有铁、烟碱酸、核黄素。我在飞机上学会了英语。它是航空的国际语言。你为什么到这儿来，白人？”

“来买东西。”

“你非常白，你知道吗？”

“那是因为我正在死去。”

“这玩意儿会治愈你。”

“我仍然会死去。”

“但是那没关系，结果是一样的。这几条好玩的海豚已经配置了无线电发射器，他们遥远的漫游也许会告诉我们一些事情。”

我在意识中继续前行。物体发出红光，一种秘密的生命从它们内部升腾而起。雨水拍打延伸的圆面屋顶，溅起细细的水珠。我第一次明白了雨究竟为何物。我明白了潮湿是什么意思。我理解了有关自己脑子的神经化学、梦的意义（预警的废料）。到处有了不起的玩意儿，缓慢地涌动，涌动着穿过房间。丰富、浓密。我相信任何事情。我是佛教徒、信徒、达克河的教友。我唯一伤心的是芭比特，她竟然不得不吻这铲子似的凹脸。

“她戴了滑雪面罩，这样就可以不吻我的脸了，她说我的脸是非美国式的。我告诉她，房间是在里面的。不接受这一点就不要进入房间。这不同于正在出现的海岸线、大陆板块，这是关键所在。或者你可以吃天然的谷物、蔬菜、鸡蛋，而不吃肉、鱼、水果。或者吃水果、蔬菜、动物蛋白，不吃谷物、牛奶。或者吃大量豆浆来摄取维生素B12，吃大量蔬菜来调节胰岛素释放，但是不吃肉、鱼、水果。或者吃白肉，但是不吃红肉。或者吃维生素B12，但是不吃鸡蛋。或者吃鸡蛋，但是不吃谷物。实用可行的组合是无穷尽的。”

现在我已准备就绪，可以杀死他了。但是，我不想放弃原计划的安排。那计划是周密细致的。驾车驶过那地方若干次；步行走向汽车旅馆；扭转脑袋，用眼角扫视各个房间；找到化名为格雷先生的人；进入时不予通报；取得他的信任；慢慢地向前；搞得他发抖；等待他不加防备的时刻，掏出.25口径的“楚姆瓦尔特”自动手枪；向他的肚子射上三颗子弹，使他痛到最深处、痛苦最剧烈、为时最长；把武器放在这受害者的手里，以暗示一个汽车旅馆住客老一套的、预见得了的自杀；用他自己的鲜血在墙上涂几个粗鲁的字眼，以证明他临终时的迷狂；拿走他的“戴乐儿”存货；偷偷回到汽车里；取道高速公路到铁匠镇；把斯托弗的汽车停在特雷德怀尔的车库里；关上车门；在雨和雾中步行回家。

我向前走出阴影，进入灯光摇曳的范围，设法亮出自己。明克看着灯罩。我把手放进口袋，握住武器。我轻轻地对他说：“一阵子弹扫射。”我的手揣在口袋里。

他蹿到地板上，开始向浴室爬去，还回头看着；那模样像孩子、像哑剧中的小丑；他运用了强化形象的原则，但仍然露出内心真正的恐怖、明显的畏缩着的恐惧。我尾随他进入盥洗室，经过他肯定与芭比特在那里摆过姿势的全身镜子；他那邋遢的器官，像反刍动物的那东西一样晃荡着。

“连续射击。”我低声说。

他双臂抱住脑袋，两腿夹紧，试图蹲在抽水马桶后扭动。这时我在门口出现。我清楚自己正在出现，从明克的观点看我自己，觉得自己膨胀了，威胁着他。到告诉他我是谁的时候了。这是我计划的一部分。我的计划是这样的：告诉他我是谁，让他明白将要慢慢地、痛苦地死去的原因。我说出自己的名字，解释我与那个戴滑雪面罩的女人是什么关系。

他将两手按在自己的腹股之间，企图将自己藏在马桶后的水箱下面。房内的噪音具有所有频率上同样的强度。四处都是声音。我掏出“楚姆瓦尔特”自动手枪。强烈和无名的情感砰砰地撞击我的胸膛。我明白在意义的网络中自己是谁。雨水大滴大滴降落在地上，使地面发光闪烁。我看见了从未见过的新事物。

明克从腹股间抬起一只手，伸进口袋里抓出来更多的药片，往张开的嘴巴里一掷。他的脸出现在白色房间的尽头，一种白色的嗡嗡声，一个球体的内表面。他坐了起来，撕开衬衣口袋寻找更多的药丸。他的恐惧是好看的。他对我说：“你有没有怀疑过，在三十二颗牙齿中为什么这四颗造成如此多的麻烦？我一分钟之后回头来告诉你答案。”

我开了这枪、这武器、这手枪、这火器、这自动手枪。枪声加上了反射声波，在白色的房间里像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响。我看着鲜血从受害人的腹部喷射而出，形成一个精美的弧形。我惊叹这种富丽的颜色，感觉了非具核细胞形成颜色的过程。流淌又减弱为滴血，洒得地砖地上到处都是。我看见超越言辞的东西。我明白了红色是什么。我是以其关键的波长、亮度、纯度来看它的。明克的痛苦是好看的、强烈的。

我开了第二枪—仅仅为了开一枪，为了重新体会一下这种经验，为了听听声波分成一层层穿过房间，为了感觉一下猛烈的反弹在我的手臂上通过。子弹击中他，进入右髋骨里去。一块紫红色的血迹出现在他的短裤和衬衣上。我停下来注意看他。他跌坐在马桶和墙之间，一只拖鞋不见了，两眼只剩下眼白。我试图从明克的观点看我自己：若隐若现、高大突出、获取着生命力、存储着生命得分。但是他已彻底完蛋了，再也不能有什么观点了。

事情进展顺利。我高兴地看到事情进展得这样顺利。头顶上卡车隆隆驶过。浴帘散发出发霉塑料薄膜的味道。丰润、无比强烈。我向前走近跌坐在那儿的人，小心地不踩上血迹、不留下马脚。我取出手帕，擦干净武器，将它放在明克手里，小心翼翼地拿掉手帕，煞费苦心地将他皮包骨的手指一根一根地按在枪柄上，巧妙地将他的食指塞进扳机护圈里。他的嘴角上吐了一点儿白沫。我后退几步，审视那轰轰烈烈时刻遗留下来的现场、发生在阴影笼罩的社会边缘的暴行和孤独死亡的场面。这就是我的计划：后退几步；看看这个惨状；确保所有的东西都正确就位。

明克的两只眼睛从他头颅上的眼眶突了出来，它们闪烁了一小会儿。他举起一只手，扳动扳机打中了我的手腕。世界从内部坍塌了，所有那些生动的结构和联系都埋葬于一堆堆平常事物之中。我失望了。心灵受伤、惊讶、失望。我借以实施计划的高层次能量中，发生了什么事？疼痛在加剧，小臂、手腕和手上都淌满鲜血。我往后趔趄，眼睁睁看着鲜血从指尖往下滴。我苦恼和困惑不解。我的视野边缘出现彩色的星点，熟悉的飞舞的微粒。多维度、超感觉，统统成了眼前的混乱、一堆令人眩晕的杂物，毫无意义。

“这可以表现出某种热空气的突出边缘。”明克说。

我看了他一下。还活着。他怀里是一摊血。按照重新恢复的物质和感觉的正常秩序而言，我感到自己正在看着他，第一次把他当作一个人来看。人类古老的糊涂和古怪的癖性又一次在我身上流动起来：同情、悔恨、慈悲。但是，在我能够帮助明克之前，我得先对自己做一些基本的救护工作。我又一次掏出手帕，设法用我的右手和牙齿将它紧紧地绑在左手腕的枪眼上方，或者说是绑在伤口和心脏之间。然后，并非很清楚是为什么，我在伤口上吮吸了一会儿，再吐掉吸出来的血水。子弹打进皮肉很浅，又转向飞出。我用未受伤的好手抓住他的脚，把他拖过血迹斑斑的地砖地；那支枪仍然握在他的拳头里。此地有赎罪的事情可做。拖着他的脚通过地砖地，通过洒有药片的地毯，穿过大门，然后进入黑夜之中。这件事情巨大、雄伟、景色优美。先犯下恶行、再设法用高尚的举动弥补，较之于始终如一地过一种平淡无奇的生活，是否更好？我知道，当我拖着这个伤势严重的人穿过黑暗和空荡的街道时，我觉得自己善良有德行，双手沾着血迹的同时也是庄严高贵的。

雨已经停了。我看见我们身后留下了这么多的血，吃了一大惊。主要是他的血。人行道上的图案是有条纹的。一个有趣的文化遗址。他软弱无力地举起手来，将更多的“戴乐儿”药丸咽下去。拿着枪的手拖曳着。

我们来到汽车里。明克的两腿不由自主地乱踢，同时身体有一点儿像鱼那样翻动扭转。他缺氧，所以不断地发出无力的大口喘气声。我决定试试口对口的人工呼吸。我朝他俯下身，用我的大拇指和食指夹住他的鼻子，然后设法将我的脸向下贴到他的脸上。这个动作中包含的别扭相和讨厌的亲密性在此等情势下使它显得更加高贵、更加伟大、更加慷慨大方。我不断设法凑到他的嘴上，以便将强大的气流吹进他的肺里去。我收拢嘴唇，形成一个漏斗状。他看着我俯身向下，也许他在想自己将被人吻了。我尝到了其中的嘲弄意味。

他的嘴巴周围全是回吐出来混有“戴乐儿”的泡沫、嚼成两半的药丸、聚合物的小碎块。我超越愤怒，感觉伟大和无私。这就是通向无私奥秘的钥匙，或者当我置身公路下面满地杂物的街上，跪在伤者面前有节奏地吹气、做人工呼吸时，它对我来说好像是这样。超越厌恶，忘却那令人作呕的躯体，拥抱它的全部。这样过了若干分钟，我感到他苏醒了，呼吸也正常了。我继续俯在他身体上方忙碌，我俩的嘴巴几乎碰到一起。

“谁向我开了枪？”他说。

“你自己开的枪。”

“谁向你开了枪？”

“也是你开的枪。枪在你的手里。”

“我这么做是干什么？”

“你失去了控制，你不必负责任。我原谅你。”

“你究竟是谁？”

“一个过路人，一个朋友。这无关紧要。”

“有些蜈蚣长眼睛，有些不长。”

我费了很大的力气，经过许多次失败的尝试，终于把他弄到汽车后座上，他瘫在那里呻吟。现在已不可能清楚我的双手和衣服上究竟是他的血还是我的血。我心中的慈悲心高涨。我发动了汽车。我手臂上是抽动的疼痛，现在不那么火烧火燎的了。我单臂驾车穿过空荡的街道，搜寻哪儿有医院。铁城产科医院。慈悲之母。怜悯和亲善。我会接受他们提供的任何东西，即便是城内最糟糕地区的急救病房也行。身负各种各样的刀伤、子弹进入和出来的枪眼、钝器伤、创伤，以及服药过量、严重神智昏迷，到头来，这儿才是我们该来的地方。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一辆送奶车、一辆送面包车、几辆重型卡车。天空开始放亮。我们来到一个大门口上面有一个十字霓虹管的地方。这是一幢三层楼房，原本可能是一个教堂，一个日托托儿所，某个严密的青年组织运动的国际总部。

那儿有一个走轮椅的坡道，就是说我可以把明克拖到门前，而不必用他的脑袋撞水泥台阶了。我把他从车里弄出来，抓住他滑溜溜的脚，往坡道上移动。他用一只手压住腹部以阻止流血。拿枪的手拖曳在后边。到黎明了。这一刻有一种开阔感，一种庄严的怜悯和同情。我向他开了枪，又使他相信是他向自己开的枪；然而此刻我感觉到，在把我俩的命运联在一起、实际地领着他迈向安全时，我就给我俩、给我们所有的人带来了荣誉。我从未想到过的是，一个人赎罪的尝试可能会延长他犯罪时所感觉到的兴奋。对于这罪行，他现下正在寻求弥补。

我摇响了铃。大约几秒钟之后，有人出现在门口。一个老妇人、一个修女，穿着黑衣服、戴着黑面纱、倚在手杖上。

“我们被枪打中了。”我说，将手腕举到空中。

“我们这里那样的事见得多了。”她带着地方口音平淡地回答，一边转身回到里面去。

我将明克拖过了门口。这地方看起来是个专科医院，有候诊室、带帘子的小单间、标着“X射线”和“眼测试”的房门。我们跟随老修女来到创伤室。护理员走出来，是两个长着相扑运动员身体的矮胖男人。他们将明克拎起来放在一张桌子上，以干净利索、训练有素的动作撕开了他的衣服。

“扣除涨价因素后的实际收入。”他说。

更多的修女到来，个个年高德劭的模样，互相说着德语。她们走路时，衣服发出的声音。她们带来了输血设备，带轮子的小车运来了盛着闪闪发亮的器具的盘子。我们遇见的第一个修女走近明克，从他手里拿掉了枪。我看着她将它扔进写字台的一只抽屉里，里面已经有了大约十支手枪和六把刀子。墙上挂着一幅画，画面是在天堂里与握着手。天堂是一个有点儿云的地方。

医生来了，他已经上了年纪，穿着一身蹩脚的三件套西服。他对修女们说了一通德语，然后检查明克的身体，后者身上裹着床单。

“没人知道海鸟为何飞来。”威利说。

我慢慢地喜欢他了。第一个修女把我领到一个小房间，去处理我的伤。我向她提供了有关枪击的一种说法，但是她显得没有兴趣。我告诉她，那是一支旧枪，打出来的子弹毫无力量。

“这样一个暴力国家。”

“你在德国城里待了很久吗？”我说。

“我们是这里的最后一代德国人。”

“现在住在这儿的，基本上是什么人？”

“基本上没有人住在这儿。”她说。

更多的修女走过，沉重的祈祷念珠在她们的腰带上晃来晃去。我觉得她们是一道心旷神怡的景色，那是一种让飞机场里的人们微笑的整齐划一的仪态。

我请问了这位修女的尊姓大名。赫尔曼·玛丽修女。为了取得她的好感，我告诉她，我知道一点儿德语—我以前对待任何类型的医务人员总是这个样子，至少是在一开始的阶段，在我的恐惧和不信任感压倒我试图争取有利的任何希望之前，我一贯这样做。

“Gut，besser，best.”我说。

一丝笑容出现在她满是皱纹的脸上。我对着她用德语数数，指着实物说出德语名称。她愉快地点着头，一边清理伤口，用消毒纱布包扎我的手腕。她说，我用不着上夹板，她还告诉我，医生会开一张抗菌素的药方。我们在一起数到十。

又有两个修女出现，她们憔悴、衰老。护理我的修女对她们说了几句话，我们四个人就可爱地进行了一场孩子式的对话。我们用德语说了颜色、各种衣服、身体的部位。比起那些研究希特勒的学者来，这一伙说德语的人让我感到更加自在。在诵读这些名称时，是不是有某种天真无邪的东西，从而博得上帝的欢心？

赫尔曼·玛丽修女对枪伤做了最后的处理。从我的椅子这里，可以清楚看到肯尼迪与教皇一起在天堂里的画。我内心对于这幅画有一种掩掩藏藏的崇敬。它使我感觉良好，情绪振奋。总统死后仍然精神饱满。教皇的平易近人散发出一种光芒。为什么它不能是真的？为什么不能在时间上提前一些，背靠一层毛绒绒的积云，让他俩在某个地方相遇和握手呢？为什么我们大家不能像某部关于变化多端的神与普通人的史诗中那样，相遇时身处九霄云外，形容姣好、精神焕发呢？

我对护理我的修女说：“如今教会关于天堂是什么说法？天上是不是仍然是原来的天堂，像画中的那个？”

她转过身去，看了一眼那幅画。

“你认为我们愚蠢吗？”她说。

我对于她回答中的激烈分量吃了一惊。

“如果它不是上帝和天使的住所、那些被拯救者的灵魂安息处，那么按照教会的说法，天堂是什么呢？”

“被拯救了？谁被拯救了？这儿有一个笨脑瓜儿，他居然到这里来谈论天使。给我看看天使！请啊！我想看看。”

“但是，你是一个修女啊。修女们相信这些事儿。每当我们看到修女时，就会被提醒仍然有人信仰天使、圣人、所有传统的事物，这一点美妙而喜人，颇令人鼓舞。”

“你的脑瓜儿如此笨，竟然会相信这个？”

“关键问题不在于我相信什么。那是你们相信的事情。”

“这倒是真的。”她说，“没有信仰的人需要有信仰的人。他们拼命需要有人相信什么。但是，给我看一个圣人。给我看看哪怕圣人身上的一根毛也行。”

她俯身向我，她呆板的脸罩在黑面纱里。我开始担忧起来。

“我们在这儿照料有病和受伤的人。仅此而已。你要谈论天堂，你就必须另找一个地方。”

“别处的修女穿女装了。”我通情达理地说，“你们这儿仍然穿老式的制服。修女服、面纱、沉重的靴子。你们一定相信传统。原来的天堂和地狱、拉丁式的弥撒。教皇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上帝用六天创造了世界。伟大古老的信念。地狱是燃烧的湖泊，那儿有长着翅膀的恶魔。”

“你流着血从街上来到这儿，还告诉我要花六天时间创造宇宙？”

“第七天上帝休息。”

“你还要谈论天使？在这儿？”

“当然在这儿。还能到别的地方去谈论吗？”

我感到沮丧和困惑，几乎叫嚷起来。

“为什么不是在世界末日到天空中去打仗的军队？”

“为什么不？你为什么是一个修女？为什么你们要把那幅画挂到墙上？”

她往后退了两步，眼睛里充满了鄙夷的快乐神情。

“那是为了别的人，不是为了我们。”

“但那是滑稽可笑的。什么别的人？”

“所有别的人。别的一辈子相信着我们仍然相信的人。我们在这世界上的任务，是去相信没有人会认真地当回事儿的东西。完全彻底摈弃这类信仰，人类就会毁灭。这就是我们为何在这儿的缘故。一小撮人，去体现古老的事物、古老的信仰。魔鬼、天使，天堂、地狱。如果我们不佯装相信这些东西，世界就会坍塌。”

“佯装？”

“当然是佯装。你当我们都傻了？从这儿滚出去。”

“你不相信有天堂？一个修女？”

“如果你不相信，为什么我应该相信？”

“假如你相信，也许我会相信。”

“假如我相信了，你就用不着相信了。”

“一切古老的糊涂观念和胡说八道。”我说，“信仰、宗教、永恒的生命，伟大古老的人类骗术。你是否在说，你们并不认真对待它们。你们的奉献只是一种佯装而已。”

“我们的佯装就是一种奉献。有人必须显得好像相信。假如我们宣称真正的信念、真正的信仰，我们的生命不会就此少一点儿认真。由于信仰从世界上畏缩退却了，人们就觉得有人相信就更为必要了。山洞中眼光野蛮的人，穿黑衣的修女，不开口说话的僧侣。只剩下我们这些人来相信：傻瓜、孩子们。已经摈弃信仰的那些人必须相信我们。他们肯定自己不相信是正确的，但是他们明白信仰不应该全部消失。没有一个人相信时，就什么都完了。永远必须有一些有信仰的人。傻瓜、白痴、那些听得见声音的人、那些用舌头说话的人。我们就是你们的疯子。我们贡献自己的生命来使你们的无信念成为可能。你们肯定自己是正确的，但是你们不要每个人都像你们那样思想。没有傻瓜，就没有真理。我们是你们的傻瓜、你们的疯女人，黎明起身祈祷、点燃蜡烛、向塑像祈求健康长寿。”

“你们都已长寿，也许这管用。”

她发出格格的笑声，露出非常老的牙齿，差不多透明了。

“很快就不会了。你们将失去你们的信仰者。”

“这么多年来，你们一直不为任何事情祈祷吗？”

“为这个世界，蠢货。”

“什么都没有生存下来吗？死亡就是结局吗？”

“你想知道我相信什么或我佯装相信什么吗？”

“我不想听这种事情。这是可怕的。”

“但是真实。”

“你是一个修女。像一个修女那样行事！”

“我们发誓。贫困、贞操、服从。严肃的誓言。严肃的生活。你们没有我们，就不能生存。”

“你们中间总归有些人并不是在假装，而是真的相信。我知道有这样的人。多少世纪的信仰不能在几年中就这样消失了。有很多研究这些课题的领域。天使学，就是研究天使的神学分支，研究天使的科学。伟大的思想家们思考这些事情。如今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他们还在思考，还在相信。”

“你居然抓住一个人的脚拖着从街上来到这里，还谈论住在天上的天使。从这儿滚出去。”

她用德语说了些什么话，我没有听懂。她又说了起来，话稍为长一些，同时把脸向我贴过来，话变得更加刺耳，口水更加多，喉音更加重。对于我的懵懂，她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可怕的惬意。她是在向我喷洒德语，词汇的暴风雨。当她继续进行演讲时，她变得越来越亢奋。一种强烈的兴奋进入她的话音中。她的话说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富有表现力。血管在她眼睛里和脸上变得活跃起来。我开始发现一种抑扬顿挫的声音、一种有韵律的节奏。我认定她是在背诵什么东西。连祷文、颂歌、教义问答。可能是诵读《玫瑰经》时数念珠的奥秘。用藐视的祷告来奚落我。

令人尴尬的是，我觉得它动听极了。

当她的声音变得微弱时，我离开了小房间，四处游荡，直到我找到那位老医生。“or.”我叫喊道，觉得自己像电影里的某个人。他调响了他的助听器。我拿到了我的药方，询问威利·明克是否还行。他不行，至少一段时间里还不行。但是，他也不会死，这一点就使他胜过我了。

驾车回家的一路上平安无事。我将车停在斯托弗家的车道上。后座上沾了血。方向盘上也有血，挡泥板和门把手上血更多。人类文化行为和发展的科学研究，人类学。

我上了楼，对孩子们观察了一会儿。全都睡着了，他们在梦中摸索前进，眼睛在紧闭的眼睑下快速转动。我上床躺在芭比特身旁，和衣而睡，但是脱了鞋子。我知道这样子她就不会奇怪了。但是我的头脑仍然在剧烈运转，我无法入睡。过了一会儿，我下楼到厨房去，沏了一杯咖啡坐着，感到了手腕上的疼痛，加快的脉搏。

现在已经无事可做了，只有等待明天日出，那时天空就会发出青铜钟似的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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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三、“戴乐儿”闹剧 第第40节

这一天，怀尔德坐到他的塑料三轮车上，骑着它转过一排房子，向右拐进一条死胡同，然后吱吱嘎嘎地踏着车，向死胡同的尽头而去。他先是推着三轮车绕过护栏，然后沿着人行道骑车前行。人行道蜿蜒穿过一片杂草丛生的空地，通向一溜儿二十级水泥台阶。塑料车轮忽而轰隆隆作响，忽而吱吱尖叫。在此，我们“重组”的故事只好让两位吓坏了的、上年纪的老妇人来叙述了。当时，她们正从林中一幢高房子二楼背面的游廊里往下看着。他推着三轮车向台阶下走，一只手倒是紧紧地把着车，但是毫不心疼地让它一路砰砰地颠簸，好像它只是一个奇形怪状的小家伙，没有必要爱惜。他又上了车，骑着过了街，过了人行道，然后骑到高速公路边的斜坡草地上。这时，老妇人们开始叫喊。嘿，嘿，她们说。开始时，她们尚有一点儿试探性，还没有准备接受她们面前发生的事情中所包含的危险。男孩踏着车斜穿着下坡，机灵地减小下坡的角度，然后停在坡底，将他的三轮车对准了对面好像是距离最近的某个点。嘿，孩子，别这样。她们挥舞手臂，情绪激动地寻找有哪个身强力壮的过路人出现在此时此地。与此同时，怀尔德毫不理睬她们的喊叫，或者是在川流不息飞驶而过的大货车、小客车的呜呜声中，根本听不见她们喊什么，他鬼使神差地憋足了劲儿，开始踩着车子过公路。两位老妇人只好目瞪口呆地看着，各自伸出一只手臂悬在空中，祈求这个场面逆转，让小男孩像早晨电视上的卡通人物那样，倒踩他那褪色的蓝黄两色的玩具车回到原地。汽车司机们未能完全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儿。他们从系着安全带的座位上往外看，知道这样的景象与意识中公路上的横冲直撞无关，不属于宽丝带似的现代车流的一部分。速度中具有意义。符号中、模式中、瞬间的生命中，都是如此。这个滚动的小斑点是什么意思？世上某一种力出差错了吗？他们打了方向盘、减了挡、拉响了喇叭，喇叭声穿过漫长的下午，像一只野兽的哀鸣。那孩子甚至都不瞧他们一眼，只顾一直向公路中央一片狭长的浅绿色草地踏着车子。他得意地使足了劲，两只手臂看起来像他的腿一样快速摆动，那圆脑袋则像一个傻小子发狠一般地前后晃动。他要到隆起的中央草地上去，首先必须减速，双脚站在地上将前轮搁上去，依事先盘算好的计划而行，他的动作极其娴熟；旁边众多汽车呼啸而过，喇叭声不绝于耳，司机们的眼睛注视着后视镜。他推着小三轮车走过草地。两位老妇人看着他重新稳稳地骑上车。待着吧，她们叫喊道。别走开。不，不。她们说话就像外国人那样，只剩下几个简单的词儿。汽车不断地驶来，又疾驰进入笔直的路段—没有尽头的飞驰的车流。他开始横穿最后三条车道，像一个跳动的球一样滚离公路的中央草地，一个前轮、两个后轮。然后，晃动着脑袋冲向公路的对面。汽车躲闪、偏到路边、冲过路缘石，吓呆的人们从车窗里伸出脑袋。狠命踏着小三轮车的男孩不可能知道，从楼上游廊里老妇人们俯视的角度往下看，他前进的速度何等缓慢。老妇人们现在沉默不语；因为被排斥在事件之外，她们突然之间感到疲惫不堪。他前进得多么缓慢！他以为自己在一路轻快地前进，又是多么错误！这一切让她们疲惫不堪。汽车喇叭声不断地响起，声浪在空中汇合、平息，再从消失的车后响起、叱斥着。他终于到达了公路的对面，与车流平行地骑了一小会儿，然后似乎失去了平衡，从小三轮车上摔下去，翻了好几个跟斗，最后滚下路堤。一会儿之后，当他再出现时，他已经坐在水沟里，那是沿公路的一段小溪。他先是大吃一惊，然后决定放声大哭。他哭了一会儿，浑身都是污泥和水，小三轮车撂在溪边。老妇人们再一次喊叫起来，每人都举起一只手臂挥舞，要挥去刚才的事故。男孩落水啦！她们说。看哪！救命啊！要淹死人啦！他一屁股坐在小溪里，号啕大哭，现在似乎第一次听见她们的喊叫，他的目光越过土堆的路堤，向上投向高速公路那边的树丛。这一来把她们吓得更加厉害。她们喊叫、挥舞双臂，正当她们行将进入无法控制的恐怖前期时，突然有一个过路的“摩托车手”—这些人通常被如此称呼—警觉地刹车、下车、滑下路堤，又把男孩从黑乎乎的浅水沟里拉出来，举得高高的，好让叫喊着的老妇人们看见他。

我们经常到立交桥上去。芭比特、怀尔德和我，我们带了一个装满冰镇茶的保温瓶，先停好车，然后就去观看日落。乌云绝不碍事。乌云增强戏剧效果，它们遮掩光线，也赋予其形状。厚厚的云层毫无影响。光线穿透云层，唯见探照灯光和烟雾中的弧光。阴沉的天空增强了气氛。我们相互之间几乎找不到话说。更多的汽车到来，车停成一行，一直延伸到住宅区。人们从桥的斜坡往上走，来到立交桥上，手里拿着水果、坚果和清凉饮料—大多是中年人和上了年纪的人，有些人还带着网编的沙滩椅，将它们支起来放在人行道上；但是也有年轻的夫妇挽着手臂站在栏杆上向西凝视。天空具有了内容、情感，呈现出一派情绪高昂地诉说的生气。众多彩色的光高高升起，有时好像要散开还原成它们的组成成份。天空中有角塔状的云、小团的暴雨雪、轻轻地降落的电子流。实在难以明白我们对此应该作何感受。有些人见到这样的日落而吓呆了，有些人则决计要兴奋一下，但是我们大多数人不知怎么去感受，准备取两种态度中的任何一种。雨绝不碍事。雨呈现出千姿百态、奇妙变幻的颜色。越来越多的汽车到来，人们步履蹒跚地走上桥的斜坡。这些暖洋洋的傍晚中所弥漫的精神着实难以言表。空中荡漾着一种期待，但是它并非衣着随意的大众所期盼的仲夏的熙熙攘攘、一场沙地赛事—有前后一致的先例、一部保证有反响的历史。这一期盼是内向的、不平静的，几乎是倒退和羞涩的，趋于沉默。此外我们还有什么感觉？当然有敬畏，完全的敬畏，超越以前任何类型的敬畏。但是，我们不清楚自己观看时是怀着惊奇抑或恐怖；我们不明白自己在观看的是什么，或者它表明了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它是否永恒、是否属于经验的某个层次，对此我们将逐步调整适应，我们的疑惑将最终被消解于其中，或者它只是某种昙花一现的神秘气氛而已。折叠椅被吱吱嘎嘎地拉开、支起，老人们落座。还有什么可以诉说？落日不去，我们也流连忘返。天空笼罩在魔力之中，显得强大有力，含着精彩的故事。偶尔，有一辆汽车真的驶过立交桥，缓慢地、恭敬地行进。人们不断地上桥来，有些人因为病残只得坐在轮椅里，照料他们的人低躬着身子，推着轮椅上坡。我以前并不知道城里有多少老弱病残之人，直到那些暖意融融的夜晚吸引那么多人群来到立交桥时才恍然大悟。汽车从西方、从高远的光亮处驶来，它们在我们脚下疾驰而过；我们看着它们，好像为了寻找一种符号，好像它们漆得锃亮的车身表面残留着落日的余辉、几乎看不见的光泽或者泄露天机的薄薄尘埃。没有人开收音机或大声说话。某样金黄色的东西从天而降，一股柔意洒向空中。有人在遛狗；有孩子在骑自行车；一个男人手持长镜头的照相机，在等待拍摄的最佳时机。待黑暗降临、昆虫在热空气中嘶鸣，我们就慢慢地开始散开，怯生生地、有礼貌地，一辆车跟着一辆车，重新恢复到我们原先分离的、防备有素的自我。

穿着米莱克斯服的人们仍然留在附近的地区，他们戴着黄色的口罩，将他们的红外线探测装置瞄准地面和天空，搜集可怕的数据。

查克拉伐蒂大夫想与我谈谈，但是我打定主意回避他。他渴望了解我的死亡进展得怎样—也许这是一个有趣的病例。他想把我再次送入成像仪中，那里面有带电的粒子撞击、强风劲吹。但是，我害怕那成像仪，害怕它的磁场、它的计算机化的原子核脉冲，害怕它所了解的有关我的情况。

我不接听电话。

超市货架被重新摆过了。这发生在某一天，事先却未有预告。过道里弥漫着焦躁不安和惊慌失措，老年顾客的面孔上可见沮丧惊愕。他们行走时神志恍惚，时而止步、时而前进；衣冠楚楚的小堆人群在过道里发呆，试图弄明白货架摆放的格局，搞清楚其中的逻辑，试图回忆他们是在哪儿见到过麦酪。他们觉得没有什么理由需要重新摆放货架，也发现不了其中有什么意思。现在，擦洗物品用的海绵与洗手皂搁在一起了，调味品则分散摆放得到处都是。年纪越大的男女，穿着和修饰越是讲究。男人们穿着“桑萨贝尔特”牌的宽松便裤和鲜艳的针织衬衫。女人们脸上扑着粉，一脸大惊小怪的神色，一副手足无措的举止，好像准备有什么忧心的事情发生。他们走错过道，顺着货架张望，有时候突然停下，结果别的购物车就撞到他们身上。只有普通食品仍旧在老地方，白色的包装盒上简单地标着品名。男人们查看购物单，女人们是不会这样做的。现在，人们有一种游荡的感觉，漫无目的和精神恍惚，好脾性的人们被逼得快耐不住了。他们仔细地阅读包装盒上印着的小字，唯恐内中有什么耍弄他们的地方。男人们看的是打上去的日期，女人们看的是食品的成分。很多人无法看清楚上面的字。墨迹斑斑，印刷的内容模模糊糊。他们本来就处于明显和无情的衰老之中，现在又置身于重新摆放的货架和周围大声的喧闹，他们努力想在混乱中找到出路。但是，他们见到了什么，或者他们认为见到了什么，到头来都无关紧要。付款终端配备着全息扫描仪，毫无差错地给每件货物的二进位代码解密。这是波与辐射的语言，或者是死者向生者说话的方式。这就是我们，不管什么年龄，都一起等待付款的地方，我们的购物车上装满了色彩鲜艳的货物。队伍缓慢地移动，使我们满足，让我们抽空瞧瞧架子上的小报。只要不是食品或者爱，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这儿架子上的小报中应有尽有。超自然和外星球的故事。神奇的维生素，治癌的特效药，减肥疗法。对于名人和死者的迷信和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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