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隙碎笔 - xp1024.com
《病隙碎笔》


正文 1

<h3>一</h3>

所谓命运,就是说,这一出“人间戏剧”需要各种各样的角色,你只能是其中之一,不可以随意调换。

学过剧本的人知道,要让一出戏剧吸引人,必要有矛盾、有人物间的冲突。矛盾和冲突的前提,是人物的性格、境遇各异,乃至天壤之异。上帝深谙此理,所以“人间戏剧”精彩纷呈。

写剧本的时候明白,之后常常糊涂,常会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其实谁也有“我怎么这么走运”的时候,只是这样的时候不嫌多,所以也忘得快。但是,若非“我怎么这么”和“我怎么那么”,我就是我了吗?我就是我。我是一种限制。比如我现在要去法国看“世界杯”,一般来说是坐飞机去,但那架飞机上天之后要是忽然不听话,发动机或起落架谋反,我也没办法再跳上另一架飞机了,一切只好看命运的安排,看那一幕戏剧中有没有飞机坠毁的情节,有的话,多么美妙的足球也只好由别人去看。

<h3>二</h3>

把身体比作一架飞机,要是两条腿(起落架)和两个肾(发动机)一起失灵,这故障不能算小,料必机长就会走出来,请大家留些遗言。

躺在“透析室”的病床上,看鲜红的血在“透析器”里汩汩地走——从我的身体里出来,再回到我的身体里去,那时,我常仿佛听见飞机在天上挣扎的声音,猜想上帝的剧本里这一幕是如何编排。

有时侯我设想我的墓志铭,并不是说我多么喜欢那路东西,只是想,如果要的话最好要什么?要的话,最好由我自己来选择。我看好《再别康桥》中的一句:我轻轻地走,正如我轻轻地来。在徐志摩先生,那未必是指生死,但在我看来,那真是最好的对生死的态度,最恰当不过,用作墓志铭再好也没有。我轻轻地走,正如我轻轻地来,扫尽尘嚣。

但既然这样,又何必弄一块石头来作证?还是什么都不要吧,墓地、墓碑、花圈、挽联以及各种方式的追悼,什么都不要才好。让寂静,甚至让遗忘,去读那些诗句。我希望“机长”走到我面前时,我能镇静地把这样的遗言交给他。但也可能并不如愿,也可能“筛糠”。就算“筛糠”吧,讲好的遗言也不要再变。

<h3>三</h3>

有一回记者问到我的职业,我说是生病,业余写一点东西。这不是调侃,我这48年大约有一半时间用于生病,此病未去彼病又来,成群结队好象都相中我这身体是一处乐园。或许“铁生”二字暗含了某种意思,至今竟也不死。但按照某种说法,这样的不死其实是惩罚,原因是前世必没有太好的记录。我有时想过,可否据此也去做一回演讲,把今生的惩罚与前生的恶迹一样样对照着摆给——比如说,正在腐败着的官吏们去作警告?但想想也就作罢,料必他们也是无动于衷。

<h3>四</h3>

生病也是生活体验之一种,甚或算得一项别开生面的游历。这游历当然是有风险,但去大河上漂流就安全吗?不同的是,漂流可以事先做些准备,生病通常猝不及防;漂流是自觉的勇猛,生病是被迫的抵抗;漂流,成败都有一份光荣,生病却始终不便夸耀。不过,但凡游历总有酬报:异地他乡增长见识,名山大川陶冶性情,激流险阻锤炼意志,生病的经验是一步步懂得满足。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体会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非把人的特点搞丢了?便觉天昏地暗。等到又生出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后来又患“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恋起往日时光。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字体颜色乃Deer所加,下同)

<h3>五</h3>

坐上轮椅那年,大夫们总担心我的视神经会不会也随之作乱,隔三差五推我去眼科检查,并不声张,事后才告诉我已经逃过了怎样的凶险。人有一种坏习惯,记得住倒霉,记不住走运,这实在有失厚道,是对神明的不公。那次摆脱了眼科的纠缠,常让我想想后怕,不由得瞑揖默谢。

不过,当有人劝我去佛堂烧炷高香,求佛不断送来好运,或许能还我各项健康时,我总犹豫。不是不愿去朝拜(更不是不愿意忽然站起来),佛法博大精深,但我确实不认为满腹功利是对佛法的尊敬。便去烧香,也不该有那样的要求,不该以为命运欠了你什么。莫非是佛一时疏忽错有安排,倒要你这凡夫俗子去提醒一二?惟当去求一份智慧,以醒贪迷。为求实惠去烧香磕头念颂词,总让人摆脱不掉阿谀、行贿的感觉。就算是求人办事吧,也最好不是这样的逻辑。实在碰上贪官非送财礼不可,也是鬼鬼祟祟的才对,怎么竟敢大张旗鼓去佛门徇私舞弊?佛门清静,凭一肚子委屈和一叠帐单还算什么朝拜?

<h3>六</h3>

约伯的信心是真正的信心。约伯的信心前面没有福乐作引诱,有的倒是接连不断的苦难。不断的苦难曾使约伯的信心动摇,他质问上帝:作为一个虔诚的信者,他为什么要遭受如此深重的苦难?但上帝仍然没有给他福乐的许诺,而是谴责约伯和他的朋友不懂得苦难的意义。上帝把他伟大的创造指被约伯看,意思是说:这就是你要接受的全部,威力无比的现实,这就是你不能从中单单拿掉苦难的整个世界!约伯于是醒悟。

不断的苦难才是不断地需要信心的原因,这是信心的原则,不可稍有更动。倘其预设下丝毫福乐,信心变容易蜕变为谋略,终难免与行贿同流。甚至光荣,也可能腐蚀信心。在没有光荣的路上,信心可要放弃么?以苦难去作福乐的投资,或以圣洁赢取尘世的荣耀,都不是上帝对约伯的期待。

<h3>七</h3>

曾让科学大伤脑筋的问题之一是:宇宙何以能够满足如此苛刻的条件——阳光、土壤、水、大气层,以及各种元素恰到好处的比例,以及地球与其他星球妙不可言的距离——使生命孕育,使人类诞生?

若一味地把人和宇宙分而观之,人是人,宇宙是宇宙,这脑筋就怕要永远伤下去。天人合一,科学也渐渐醒悟到人是宇宙的一部分,这样,问题似乎并不难解:任何部分之于整体,或整体之于部分,都必定密切吻合。譬如一只花瓶,不小心摔下几块碎片,碎片的边缘尽管参差诡异,拿来补在花瓶上也肯定严丝合缝。而要想复制同样的碎片或同样的缺口,比登天还难。

<h3>八</h3>

世界是一个整体,人是它的一部分,整体岂能为了部分而改变其整体意图?这大约就是上帝不能有求必应的原因。这也就是人类以及个人永远的困境。每个角色都是戏剧的一部分,单捉出一个来宠爱,就怕整出戏剧都不好看。

上帝能否插手人间?一种意见说能,整个世界都是他创造的呀。另一种意见说不能,他并没有体察人间的疾苦而把世界重新裁剪得更好。从后一种理由看,他确是不能。但是,从他坚持整体意图的不可改变这一点想,他岂不又是能吗?对于向他讨要好运的人来说,他未必能。但是,就约伯的醒悟而言,他岂不又是能吗?

<h3>九</h3>

撒但不愧是魔鬼,惯于歪曲信仰的意义。撒但对上帝说:约伯所以敬畏你,是因为你赐福于他,否则看他不咒骂你!上帝想看看是不是这样,便允许撒但夺走了约伯的儿女和财产,但约伯的信心没有动摇。撒但又对上帝说:单单舍弃身外之物还不能说明什么,你若伤害他的身体,看看会怎样吧!上帝便又允许撒但让约伯身染恶病,但信者约伯仍然没有怨言。

撒但的逻辑正是行贿受贿的逻辑。

约伯没有让撒但的逻辑得逞。可是,他却几乎迷失在另一种对信仰的歪曲中:“约伯,你之所以遭受苦难,料必是你得罪过上帝。”这话比魔鬼还可怕,约伯开始觉到委屈,开始埋怨上帝的不公正了。

这样的埋怨我们也熟悉。好几次有人对我说过,也许是我什么时候不留神,说了对佛不够恭敬的话,所以才病而又病,我听了也像约伯一样顿生怨愤——莫非佛也是如此偏爱恭维、心胸狭窄?还有,我说约伯的埋怨我们也熟悉,是说,背运的时候谁都可能埋怨命运的不公平,但是生活,正如上帝指给约伯看到的那样,从来就布设了凶险,不因为谁的虔敬就给谁特别的优惠。

<h3>十</h3>

可是上帝终于还是把约伯失去的一切还给了约伯,终于还是赐福给了那个屡遭厄运的老人,这又怎么说?

关键在于,那不是信心之前的许诺,不是信心的回扣,那是苦难极处不可以消失的希望呵!上帝不许诺光荣与福乐,但上帝保佑你的希望。人不可以逃避苦难,亦不可以放弃希望——恰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上帝存在。命运并不受贿,但希望与你同在,这才是信仰的真意,是信者的路。

<h3>十一</h3>

重病之时,我总想起已故好友周郿英,想起他躺在病房里,瘦得只剩一副骨架,高烧不断,溃烂的腹部不但不愈合反而在扩展……窗外阳光灿烂,天上流云飞走,他闭上眼睛,从不呻吟,从不言死,有几次就那么昏过去。就这样,三年,他从未放弃希望。现在我才看见那是多么了不起的信心。三年,那是一分钟一分钟连接起来的,漫漫长夜到漫漫白昼,每一分钟的前面都没有确定的许诺,无论科学还是神明,都没给他写过保证书。我曾像所有他的朋友一样赞叹他的坚强,却深藏着迷惑:他在想什么,怎样想?

可能很简单:他要活下去,他不相信他不能够好起来。从约伯故事的启示中我知道:真正的信心前面,其实是一片空旷,除了希望什么也没有,想要也没有。

但是他没能活下去,三年之后的一个早晨,他走了。这是对信心的嘲弄吗?当然不是。信心,既然不需要事先的许诺,自然也就不必有事后的恭维,它的恩惠惟在渡涉苦难的时候可以领受。

<h3>十二</h3>

求神明保佑,可能是人人都会有的心情。“人定胜天”是一句言过其实的鼓励,“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才是实情。生而为人,终难免苦弱无助,你便是多么英勇无敌,多么厚学博闻,多么风流倜傥,世界还是要以其巨大的神秘置你于无知无能的地位。

有一部电影,《恺撒大帝》。恺撒大帝威名远扬,可谓“几百年才出一个”。其中一个情节:他惟一倾心的女人身患重病,百般医药,千般祈告,终归不治。恺撒,这个意志从未遭遇过抗逆的君主,涕泪横流仰面苍天,一声暴喊:“老天哪!把她还给我,恺撒求你了!”那一声喊让人魂惊魄动。他虽然仍不忘记他是恺撒,是帝王,说话一向不打折扣,但他分明是感到了一种比他更强大的力量,他以一生的威严与狂傲去垂首哀求,但是……结果当然简单——剧场灯亮,恺撒时代与电影时代相距千载,英雄美人早都在黑暗的宇宙中灰飞烟灭。

我也曾这样祈求过神明,在地坛的老墙下,双手合十,满心敬畏(其实是满心功利)。但神明不为所动。是呀,恺撒尚且哀告无功,我是谁?古园寂静,你甚至能感到神明在傲慢地看着你,以风的穿流,以云的变幻,以野草和老树的轻响,以天高地远和时间的均匀与漫长……你只有接受这傲慢的逼迫,曾经和现在都要接受,从那悠久的空寂中听出回答。

<h3>十三</h3>

有三类神。第一类自吹自擂好说瞎话,声称万能,其实扯淡,大水冲了龙王庙的事并不鲜见。第二类喜欢恶作剧,玩弄偶然性,让人找不着北。比如足球吧,世界杯赛,就是用上最好的大脑和电脑,也从未算准过最后的结局。所以那玩艺儿可以大卖彩票。小小一方足球场,满打满算二十几口人,便有无限多的可能性让人料想不及,让人哭、让人笑,让翩翩绅士当众发疯,何况偌大一个人间呢。第三类神,才是博大的仁慈与绝对的完美。仁慈在于,只要你往前走,他总是给路。在神的字典里,行与路共用一种解释。完美呢,则要靠人的残缺来证明,靠人的向美向善的心愿来证明。在人的字典里,神与完美共用一种解释。但是,向美向善的路是一条永远也走不完的路,你再怎样走吧,“月亮走我也走”,它也还是可望不可及。

刘小枫先生在他的书里说过这样的意思:人与上帝之间有着永恒的距离。这很要紧。否则,信仰之神一旦变成尘世的权杖,希望的解释权一旦落到哪位强徒手中,就怕要惹祸了。

<h3>十四</h3>

惟一的问题是:向着哪一位神,祈祷?

说瞎话的一位当然不用再理他。

爱好偶然性的一位,有时侯倒真是要请他出面保佑。事实上,任何无神论者也都免不了暗地里求他多多关照。但是,既然他喜欢的是偶然性而并不固定是谁,你最好就放明白些,不能一味地指靠他。

第三位才是可以信赖的。他把行与路作同一种解释,就是他保证了与你同在。路的没有尽头,便是他遥遥地总在前面,保佑着希望永不枯竭。他所以不能亲临俗世,在于他要在神界恪尽职守,以展开无限时空与无限的可能,在于他要把完美解释得不落俗套、无与伦比、不至于还俗成某位强人的名号。他总不能为解救某处具体的疾苦,而置那永恒的距离失去看管。所以,北京人王启明执意去纽约寻找天堂,真是难为他了。

<h3>十五</h3>

我寻找他已多年,因而有了一点儿体会:凡许诺实惠的,是第一位。有时取笑你,有时也可能帮你一把的是第二位。第三位则不在空间中,甚至也不在寻常的时间里,他只存在于你眺望他的一刻,在你体会了残缺去投奔完美、带着疑问但并不一定能够找到答案的那条路上。

因而想到,那也应该是文学的地址,诗神之所在,一切写作行为都该仰望的方向。奥斯维辛之后人们对诗产生了怀疑,但正是那样的怀疑吧,使人重新听见诗的消息。那样的怀疑之外,诗,以及一切托名文学的东西,都越来越不足信任。文学的心情一旦顺畅起来,就不大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有它。说生活是最真实的,这话怎么好象什么也没说呢?大家都生活在生活里,这样的真实如果已经够了,文学干吗?说艺术源于生活,或者说文学也是生活,甚至说它们不要凌驾于生活之上,这些话都不易挑剔到近于浪费。布莱希特的“间离”说才是切中要害。艺术或文学,不要做成生活(哪怕是苦难生活)的侍从或帮腔,要像侦探,从任何流畅的秩序里听见磕磕绊绊的声音,在任何熟悉的地方看出陌生。

<h3>十六</h3>

写的时候,我忽然明白:凡我笔下人物的行为或心理,都是我自己也有的,某些已经露面,某些正蛰伏于可能性中伺机而动。所以,那长篇中的人物越来越互相混淆——因我的心路而混淆,又混淆成我的心路:善恶俱在。这不是从技巧出发。我在哪儿?一个人确切地存在于何处?除去你的所作所为,还存在于你的所思所欲之中。于是可以相信:凡你描写他人描写的(或指责他人指责得)准确——所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惟妙惟肖——之处,你都可以沿着自己的理解或想象,在自己的心底找到类似的埋藏。真正的理解都难免是设身处地,善如此,恶也如此,否则就不明白你何以能把别人看得那么透彻。作家绝不要相信自己是天命的教导员,作家应该贡献自己的迷途。读者也一样,在迷途面前都不要把自己洗得太干净,你以什么与之共鸣呢?可有谁一点儿都不体会丑恶所走过的路径吗?

这便是人人都需要忏悔的理由。发现他人之丑恶,等于发现了自己之丑恶的可能,因为是已经需要忏悔的时刻。这似乎有点过分,但其实又适合国情。

<h3>十七</h3>

眼下很有些宗教热的味道,至少宗教一词终于在中国摆脱了贬意,信佛、信道、信基督都可以堂堂正正,本来嘛。但有一个现象倒要深思:与此同时,经常听到的还是“挑战”,向着这个向着那个,却很少听到“忏悔”。忏悔是要向着自己的。前些天听一位学者说,他在考证文革时期的暴力事件时发现,出头作证的只有当年的被打者,却没有打人的人站出来说点儿什么。只有蒙冤的往事,却无抚痛的忏悔,大约就只能是怨恨不断地克隆。缺乏忏悔意识,只好就把惨痛的经验归罪给历史,以为潇洒,以为豁达。好像历史是一只垃圾箱,把些谁也不愿意再沾惹的罪孽封装隐蔽,大家就可以清洁。

忏悔意识,其实并非只是针对那些文革中打过人的人,辉煌的历史倘不是几个英雄所为,惨痛的历史也就不由几个歹徒承办。或许,那些打过人的人中,已知忏悔者倒要多些,至少他们的不敢站出来这一点已经说明了良心的沉重。倒是自以为与那段历史的黑暗无关者,良心总是轻松着——“笑话,我可有什么要忏悔?”但是,你可曾去制止过那些发生在你身边的暴行么?尤其值得这样设想:要是那时以革命的名义把皮带塞进你手里,你敢于拒绝或敢于抗议的可能性有多大?这样一问,理直气壮的人肯定就会少下去,但轻松着的良心却很多,仍然很多,还在多起来。

<h3>十八</h3>

记得文革刚开始时,我曾和一群同学到清华园里去破过四旧,一路上春风浩荡落日辉煌。少年们满怀豪情,记不清是到了谁家了,总之是一位“反动学术权威”吧,到了人家的客厅里砸碎几只花瓶,又去人家的卧室里割破了几双尖皮鞋,然后便想不出再要怎样表现一腔忠勇。幸亏那时知识太少,否则就可能亲手毁灭一批文物,可见知识也并不担保善良。正当我们发现了那家主人的发型有阶级异己之嫌,高叫剪刀何在时,楼门外传来了更为革命的呐喊:“非红五类不许参加我们的行动!”这样,几个同学留下来继续革命,另几个怏怏离去。我在离去者中。一路上月影清疏晚风忧怨,少年们默然无语,开始注意到命运的全面脸色。

待暴力升级到拳脚与棍棒时,这几个不红不黑的少年已经明确自己的地位,只作旁观了。我不敢反对,也想不好该不该反对,但知不能去反对,反对的效果必如牛反对拖犁和马反对拉车一般。我心里兼着恐惧、迷茫、沮丧,或者还有一些同情。恐惧与同情在于:有个被打的同学不过是因为隐瞒了出身,而我一直担心着自己的出身是否应该再往前推一辈,那样的话,我就正犯着同样的罪行。迷茫呢,说起来要复杂些:原来大家不都是相处得好好的么,怎么就至于非这样不可?此其一。其二,你说打人不对,可敌人打我们就行,我们就该文质彬彬?伟大的教导可不是这样说的。其三,其实可笑——想想吧,什么是“我们”?我可是“我们”?我可在“我们”之列?我确实感觉到了那儿埋藏着一个怪圈。

<h3>十九</h3>

几年以后我去陕北插队。在山里放牛,青天黄土,崖陡沟深,思想倒可以不受拘束,忽然间就看清了那个把戏:我不是“我们”,我又不想是“他们”,算来我只能是“你们”。“你们”是不可以去打的,但也还不至于就去挨。“你们”是一种候补状态,有希望成为“我们”,但稍不留神也很容易就变成“他们”。这很关键,把越多的人放在这样的候补位置上,“我们”就越具权势,“他们”就越遭孤立,“你们”就越要乖乖的。

这逻辑再行推演就更令人胆寒:“你们”若不靠拢“我们”,就是在接近“他们”;“你们”要是不能成为“我们”,“你们”还能总是“你们”?这逻辑贯彻到那副著名的对联里去时,黑色幽默便有了现实的中国版本。记得我站在高喊着那副对联的人群中间,手欲举而又怯,声欲放却忽收,于是手就举到一半,声音发得含含糊糊。“你们”要想是“我们”,“你们”就得承认“你们”是混蛋,但是但是,“你们”既然是混蛋又怎能再是“我们”?哪个越要乖乖的位置其实是终身制。

<h3>二十</h3>

我曾亲眼见一个人跳上台去,喊:“我就是混蛋!”于是赢来一阵犹豫的掌声。是呀,该不该给一个混蛋喝彩呢?也许可以给一点吧,既然他已经在承认是蛋的一刻孵化成混。不过当时我的心里只有沮丧,感到前途无比暗淡。我想成为“我们”,死也不想是“他们”。所以我现在常想,那时要有人把皮带塞给我,说“现在到了你决定做‘我们’还是做‘他们’的时候了”,我会怎样?老实说,凭我的胆识,最好的情况也就是把那皮带攥出汗来,举而又怯,但终于不敢不抡下去的——在那一刻孵化成混。

<h3>二十一</h3>

大约就是从那时起,我非常地害怕“我们”,有“我们”在轰鸣的地方我想都不如绕开走。倒不一定就是怕“我们”所指的那很多人,而是怕“我们”这个词。怕它所发散的符咒般的魔力,这魔力能使人昏头昏脑地渴望被它吞噬,像“肯德基家乡鸡”那样整整齐齐都排成一股味儿。我说过我不喜欢“立场”这个词,也是这个意思。“我们”和“立场”很容易演成魔法,强制个人的情感和思想。文革中的行暴者,无不是被这魔法所害——“我们”要坚定地是“我们”,“你们”要尽力变成“我们”,“我们”干吗?当然是对付“他们”。于是沟壑越挖越深,忠心越表越烈,勇猛而至暴行,理性崩塌,信仰沦为一场热病。

<h3>二十二</h3>

“上山下乡”已经三十年,这件事也可以更镇静地想一想了:对于那场运动,历史将记住什么?“老三届”们的记忆当然丰富,千般风流,万种惆怅,喜怒悲忧都是刻骨铭心。但是你去问吧,问一千个“老三届”,你就会听见一千种心情,你会会对“上山下乡”有一千种印象:豪情与沮丧,责任与失落,苦难与磨练,忠勇与迷茫,深切怀念与不堪回首,悔与不悔……但历史大概不会记得那么详细,历史只会记住那是一次在“我们”的旗帜下对个人选择的强制。再过三十年,再过一百年,历史越往前走越会删除很多细节,使本质凸现:那是一次信仰的灾难。

并没有谁捆绑着我们去,但“我们”是一条更牢靠的绳子。一声令下,便树立起忠与不忠的标识。我那时倒没有很多革命的准备,也还来不及忧虑前途,既然大家都去,便以为是一次壮大的旅游或者探险,有些兴奋。也有人确是满怀了革命豪情,并且果然大有作为,但这就像包办婚姻,包办婚姻有时也能成全好事。但这种方法之下不顺心的人就多。我记得临行时车站上有很多哭声,绝非“满怀豪情”可以概括。

<h3>二十三</h3>

不过我现在也还是相信,贫困的乡村是需要知识青年的,需要科学,需要文化,需要人才。但不是捆绑的方法,不能把人才强行送过去,强行一旦得逞,信仰难保不是悲剧。很可能,人才被强行送过去的同时,强行本身也送过去了。贫困的乡村若因而成长起几个强徒,那祸害甚至不是科学能够抵挡的。

方法常常比目的还要紧。比如动物园里的狼,关在笼子里,写一块牌子挂上,说这是狼,可谁看了都说像狗。狼不是被饲养的,狼是漫山遍野里跑的,把狼关在笼子里一养,世界上就有了狗。

<h3>二十四</h3>

直到有一年,奥运会上传来一阵歌声,遥远却又贴近:我们是世界,我们是孩子……这下才让我恍然而悟“我们”的位置,这个词原来是要这样用的呀,真是简单又漂亮!我迷上奥运会,要紧的原因其实在这儿。飘荡在宇宙的万千心魂,苍茫之中终见一处光明,“我们是世界,我们是孩子”,于是牵连浮涌,聚去那里,聚去那声音的光照中。那便是皈依吧,不管你叫他什么,佛法还是上帝。

所以,“我们”的位置并不在与“他们”的对立之中,而在与神的对照之时。当然是指第三位神,即尽善尽美所发出的要求,所发出的审问,因而划出了现实的残缺,引导着对原罪的领悟,征求忏悔之心。这是神对人的关切,并没有行贿受贿的逻辑在里面,当然不是获取实惠的方便之门。

<h3>二十五</h3>

灵魂不死,是一个既没有被证实,也没有被证伪的猜想。而且,这猜想只能被证实,不大可能被证伪。怎样证伪呢?除非灵魂从另一个世界里跳出来告密。

可是,却有一种强大的意志信誓旦旦地宣布:死即是绝对的寂灭,并无灵魂的继续,死了就什么都没了,惟此才是科学,相反的期待全属愚昧,是迷信。相信科学的人竟很少对此存疑,真是咄咄怪事。未被证伪而信其伪,与未被证实而信其实,到底怎么不一样?倘前者是科学,后者怎么就一定愚昧?莫非不能证明其有,便已经是证明其无了?这就更加奇怪,岂不等于是说一切猜想都是愚昧吗?可是,哪一样科学不是由猜想作为引导?

局面似乎不好收拾。首先,人出生了,便迟早要死,迟早会对死后的景况持一种态度。其次,死后无非那两种可能,并无第三类机会。最后,那两种可能无论你相信哪一种,都一样不好意思请科学来撑腰。

<h3>二十六</h3>

但猜想是必要的。猜想的意义并不一定要由证实来支持。相反,猜想支持着希望,支持着信心。一定要把猜想列为迷信,只好说,一律地铲除迷信倒不美妙。活着,不时仅仅有了科学就够。当染,装神弄鬼骗人钱财的,自封神明愚弄百姓的,理应铲除。但其所以要铲除,倒不是看它不科学,是看它不人道。原子弹很科学,也要铲除。一个人,身患绝症,科学已无能给他任何期待,他满心的坚强与泰然可是牵系于什么呢?地球早晚要毁灭,太阳也终于要冷下去,科学尚不知那时人类何去何从,可大家依然满怀豪情地准备活下去,又是靠着什么?靠着信心,靠着对未来并无凭据的猜想和希望。但这就是迷信吗?但这不能铲除。相反,谁要铲除这样的信息,甚或这样的迷信,都不允许。先哲有言:科学需要证明,信仰并不需要。事实上,我们的前途一向都隐藏在神秘中,但我们从不放弃,不因为科学注定的局限而沮丧。那也就是说,科学并非我们惟一的依赖,甚至不是根本的依赖。

<h3>二十七</h3>

既然人死后,灵魂的有与无同样都拿不到证据(真是一件公平的事呵),又为什么会有泾渭分明的两种信奉,一种宁可信其有,另一种偏要宣布其无呢?依我想,关键在于接下来互不相同的推演。

信其有者的推演是:于是会有地狱,会有天堂,会有末日审判,总之善恶终归要有个结论。这大约就是有神论。不过,有神论对神的态度并不都一致,这是另外的话。

宣布其无者的推演是:当然就没有什么因果报应,没有地狱,没有天堂,也没有末日审判。此属无神论。但无神论也有着对神的描画,否则怎么断定其无呢?且其描画基本一致,即那是一种谁也没见过,也不可能见过,然而却束缚人,甚至威胁着人类自由的东西,“不,那根本是没有的!”

<h3>二十八</h3>

这其实就有点儿问题了:根本没有的东西如何威胁人?根本没有,何至于这么着急上火地说它没有?显然是有点儿什么,不一定有形,但确乎在影响我们。并非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才存在,你能撞见谁的梦吗?或者摸一摸谁的幻想?神,在被猜想之时诞生,在被描画的时候存在,在两种相反的信奉中同样施展其影响。

信其有者,为人的行为找到了终极评判乃至奖惩的可能,因为为人性找到了法律之外的监督。比如说警察照看不到的地方,恶年也有管束。当然,弄不好也会为专制者提供方便,强徒也会祭起神明。

信其无者则为人的为所欲为铺开坦途,看上去像是渴盼已久的自由终于降临,但种种恶念也随之解放,有恃无恐。但这也并不就能预防专制,乱世英雄大权独握,神俗都踩在脚下。

<h3>二十九</h3>

说白了,作恶者更倾向于灵魂的无。死即是一切的结束,恶行便告轻松。于此他们倒似乎勇敢,宁可承担起死后的虚无,但其实这里面掩藏着潜逃的颤栗,即对其所作所为不敢负责。这很像是蒙骗了裁判的犯规者,事后会宽慰有加地告诉你:比赛已经结束,录像并不算数。

人死后灵魂依然存在,是人类高贵的猜想,就象艺术,在科学无言以对的时候,在神秘难以洞穿的方向,以及在法律照顾不周的地方,为自己填写下美的志愿,为自己提出善的要求,为自己许下诚的诺言。

但是恶行出现了。恶行警觉地发现,若让那高贵的猜想包围,形势明显不妙。幸亏灵魂不死难于证实,这不是个好消息么?恶行于是看中“证实”二字,慌不择路地拉扯上科学——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的——向那高贵的猜想发难。但是匆忙中它听差了,灵魂不死的难于证实并不见得对它是个好消息,那只是说,科学在这个问题上持弃权态度。科学明白:灵魂的问题从来就在信仰的领域,“证实”与“证伪”都是外行话。

<h3>三十</h3>

可什么是恶呢?有时侯善意会做成坏事,歹念碰巧了竟符合义举。这样的时候善恶可怎么评断,灵魂又据何奖惩?以效果论吗,有法律在,其他标准最好都别插嘴。以动机论吗,可是除了自己,谁又吃得准谁一定是怎么想的?所以,良心的审判,注定的,审判者和被审判者都只能是自己。这就难了。自我表现的审判以什么作标准呢?除非是信仰!或者你心里早有着一种善恶标准,或者你就得费些思索去寻找它。这标准的高低姑且不论,但必超乎法律之外,必非他人可以代劳,那是你自己的事,是灵魂独对神的倾诉、忏悔和讨教。这标准碰巧了也可能符合科学,但若不巧,你的烦忧恰恰是科学的盲区呢?便只好在寺之所极的空茫处,为自己选择一种正义,树立一份信心。这选择与树立的发生,便可视为神的显现。这便是信仰了,无需实证却可以坚守。

善恶的标准,可以永久地增补、修正,可以像对待幸福那样,做永久的追寻。怕只怕人的心里不设这样的标准,拆除这样的信守,没有这样的法庭也不打算去寻找它,同时快乐地宣扬这才是人性的复归。

<h3>三十一</h3>

不过麻烦并没有完:倘那选择与树立完全由着自己说了算,事情岂不荒唐?岂不等于还是没有标准?岂不等于可以为所欲为、自做神明?一家一面旗,都说自己替天行道,冷战热战于是不亦乐乎,神明与神明的战争并不见得比群殴来得文明。

所以必有一个问题:神到底在哪儿?神到底负责什么事?

所以必有一种回答:神永远不是人,谁也别想冒充他。神拒绝“我们”,并不站在哪一家的战壕里。神,甚至是与所有的人都作对的——他从来都站在监督人性的位置上,逼人的目光永远看着你。在对人性恶的觉察中,在人的忏悔意识里,神显现。在人性去接近完美却发现永无终途的路上,才有神圣的朝拜。

<h3>三十二</h3>

“因果报应”还是靠近着谋略。善行义举,不为今生利禄,但求来世福报,这逻辑总还是疙里疙瘩的与撒但的思想类似。倘来世未必就有福报呢,善行义举是不是随之就有疑问?那样的话,岂不仍是谋略?说得不好听,有点放长线钓大鱼的意思。这样的谋略潜移默化,很容易成为贿赂的参考——既然可以为来世的福报去阿谀神明,何以不能为今生的利禄去谄媚高官?

<h3>三十三</h3>

我听到过一种劝人为善的教导,说是做人不要怕吃亏,吃亏未尝不是好事。可接下来的逻辑让人迷惑:你今生吃多少亏,来世便得多少福,那个占了你便宜的人呢,来世便有多少苦。再往下听:你不妨多让别人占些便宜去,不要以为这不划算,其实是别人用他的福换走了你的苦。好家伙!原是劝人不要怕吃亏,怎么最后倒赚走了别人的福去?

<h3>三十四</h3>

气功,从一听说它我就相信,截断物欲的追逼,放弃人类的妄尊自大,回到与万物平等的地位,物我两忘,谛听自然神秘的脚步……我相信气功确有其科学不可比及的力量。比如在现代医学束手无策的地方创造奇迹,比如在沉思默想中看见生命更深处的奥秘。还有一些听上去更近科学的功法,比如沟通宇宙信息,比如超越三维空间汲取更高级的能量,比如从更微观的世界中脱胎换骨,这些我都倾向于相信。甚至风水、符咒之类,大概也不是全无道理。世界之神秘,是人的智力永难穷尽的,没理由不相信奇迹的存在。

但若以奇迹论神明,就怕那神明还是说瞎话的一位。奇迹能把这人间照顾得周全吗?能改变这“人间戏剧”只留下幸运的角色吗?能使人间只有福乐,不存悲忧吗?要是不能,就算它上天入地擒风缚雨也并没有真正改变人的处境。神明一落到实惠,总难免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人间呢,仍要有各类角色,大家还是得分工合作把所有的角色都承担起来。所谓奇迹,大概就像“宝葫芦的秘密”,把别人的好运偷来给你,差别守恒,无非角色调换一下位置拉倒。

<h3>三十五</h3>

看足球就像看人生。或看它是一场圣战,全部热情都在打败异己。或视之为一次信心的锤炼和精神狂欢,场地上演出的是坎坷人生的缩影,看台上唱诵的是对不屈的颂扬,是爱的祈盼。再是说,这火爆的游戏真是荒唐,执迷不悟,如痴如癫压根儿是一场错误,何如及早抽身脱离红尘,去投奔无苦无忧的极乐之地?

第三种态度常令我暗自踌躇。越是接近人生的终点,越是要想:这人间真的可爱吗?说可爱,太过简单,简单得像一句没有内容的套话,其实人人心底都有一幅更美好的图景。就连科学也已经看见,人的自命不凡已经把这个星球搞得多么乌烟瘴气,贪婪鼓舞着贪婪,纷争繁衍着纷争,说不定哪天冒出个狂人,一场细菌大战,人间戏剧忽然收场。也许人间真的是一场错误?也许,在某一种时空中真的存在着极乐?人是这样的渺小无知,人的智识之外,宇宙的神秘浩瀚无边,为什么肯定没有那样的地方?人不知其所在罢了,人却可能在来生去投靠它。这真是多么迷人的图景!于是正有很多这样的理想流行,天上人间,美妙超过以往的种种主义,种种法门汇成一句话:到那儿去吧,这儿已经无可留恋,这儿已是残山剩水,那儿才是你的梦中天堂。信与不信,常让我暗自踌躇。

<h3>三十六</h3>

单说遏制人类的贪婪吧,乐观的理由就少,悲观的根据越来越多。森林消失,草原沙化,河流干涸,海洋污染,天上破着个大窟窿而且越来越大,但人类还在热火朝天地敲榨和掠夺。这差不多已经成了习惯。真能遏制吗?令人怀疑。比如我,下了好大决心,也只抗拒了羊绒衫的诱惑——据说那东西破坏植被,但更多的诱惑只在理论上抗拒,人类也真是发明了很多好玩艺儿,空调、汽车、飞机、化肥、农药、电脑……丰富得超过有用的商品、新奇得等于屠杀的美味、舒适的近似残废的生活……人能齐心协力放弃这样的舒适吗?还是让人怀疑。就算有99个人愿意放弃,但剩下一个人坚持,舒适的魔力就要扩散,就会有2、3、4、5、6……个人出来继承和发扬。

常能读到一些“现代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的精彩理论,赞叹之余一走神儿,看见生活自有其不要命的步伐。魔法一旦把人套住,大概就只有“一直往前走,不要朝两边看”了。

<h3>三十七</h3>

设想有一处不同于人间的极乐之地,不该受到非难。但问题是:谁能洞开通向那儿的神秘之门?

这就又惹动了争夺。大师林立,功法纷纭,其实都说着同一句话:跟随我吧。到底应该跟随谁呢?这神秘的权利究竟是谁掌握着?无从分辨。似乎就看谁许下的福乐更彻底了。

既已许下福乐,便不愁没人着迷,于是又一场蜂拥,以当年眺望“主义”的热情去眺望另一维时空了——原来天堂并不在咱这地界儿,以往真是瞎忙。于是调离苦难的心情愈加急迫,然而天堂的门票似有限,怎么办?那就只好谁先觉悟谁先去吧,至于那些拿不到门票的人嘛,实在是他们自己慧根不够、福缘浅薄,又怨得哪一个?

闹来闹去这逻辑其实又熟悉:为富不仁者对穷人不是也这么说吗——你自己无能,又怨得谁个?这逻辑也许并不都错,但这漠然无爱的境界不正是人间凶险的首要?记得佛门有一句伟大教诲:一人未得度,众生都未得度。佛祖有一句感人的誓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怎么到了一些自命的佛徒那里,竟变得与福利分房相似?——房源(或者福运)有限,机不可失,大家各显神通吧。

<h3>三十八</h3>

因此我大大大迷惑:就算那极乐之地确凿,就算我们来生确实有望被天堂接纳,但那可是凭着“先天下之乐而乐”的心情就能够去的么?倘天堂之门也是偏袒着争抢之下的强者,天堂与人间可还有什么两样?好吧,退一步想,就算争抢着去的也就去了,但这漠然无爱的心情被带去天堂,天堂还会永远无忧么?争抢的欲望,不会把那儿也搅得“群雄并起,天下大乱”?

所以我宁可还是相信,所谓天堂即是人的仰望,仰望使我们洗去污浊。所谓另一维时空,其实是指精神的一维,这一维并不与人间隔绝,而是与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重叠融会。

神秘的力量,毫无疑问还是存在的。神秘,存在于冥冥之中。这其实很好,恰为人间的梦想与完善铺筑起无限的前途。但是,这无限既由神秘所辖,便不容得凡人染指,原因简单:有限的凡人怎么可能通晓无限的神秘?神秘的商标一旦由凡人注册,就最值得大众担心——他掌握着神秘的权力呵,有什么疑问还敢跟他讨论?有什么不同意见还敢跟他较真儿?岂不又是“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了吗?

<h3>三十九</h3>

如果奇迹并不能改变这“人间戏剧”,苦难守恒,幸运之神无非是做调换角色的工作,众生还能求助于什么呢?只有相互携手,只有求助于爱吧。

这样说,明显已经迂腐,再要问爱是什么,更要惹得潇洒笑话。比如说爱情,潇洒曾屡次告诫过我们了:其实没有。有婚姻,有性欲,有搭伙过日子,哪有什么爱情?这又让迂腐糊涂:你到底是说什么没有,什么?迂腐真是给潇洒添乱——你要是说不出没有的是什么,你怎么断定它没有?你要是说出没有了什么,什么就已经有了。爱情本来是一种心愿,不能到街上看看就说没有。而没有这份心愿的人也不会说它没有,他们觉得婚姻和性欲已经就是了。

所以,“爱的奉献”这句话也不算很通顺。能够捐资,捐物,捐躯,可心愿是能够捐的吗?爱如果是你的心愿,爱已经使你受益,无论如何用不上大义凛然。

<h3>四十</h3>

在街市上我见过两只狗,隔着熙攘的人群,远远地它们已经互相发现,互相呼唤,眉目传情。待主人手上的绳索一松,他们就一个从东一个从西,钻过千百条人腿飞奔到一起,那样子就像电影中久别的情人一朝重逢,或历尽劫波的夫妻终于团聚。他们亲亲密密地偎依,耳鬓厮磨,窃窃地说些狗话。然后时候到了,主人喊了,主人“重利轻别离”,它呢,依旧情意绵绵,觉得时间怎么忽然走得这样快?主人过来抓住绳索,拍拍它的脑门儿,告诉它们:你们是狗呵,要本分,要把你们的爱献给某一处三居室。它于是各奔东西,“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回头”,消失在人海茫茫之中,而且互相不知道地址。

我常想,这两只狗一定知道它怀念的是什么。虽然它说不出,抑或只因为我们听不懂。不过可以猜想:只身活在异类当中,周围全是语言难通的两足动物,孤独还能教它们怀念什么呢?只是我未及注意它们的性别,不知那是否仅仅出于性欲。

<h3>四十一</h3>

不管怎么说,给爱下定义是要惹上帝发笑的。不如先绕开它,换个角度,这样问:什么时候,你第一次感到了爱?或者是在什么样的时候,你感到了需要爱?

我常回想那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时候?

那大约要追溯到上小学的时候。有个女孩儿,与我同年,她长得漂亮吗?但是我的目光总被她吸引,只要她在,我的注意力就总是去围绕她。最初发现她是在一次“六一”儿童节的庆祝会上,她朗诵一首诗,关于一个穷苦的黑人孩子的诗……会场中先还有些喧闹,但忽然喧闹声沉落下去,只剩下她的声音在会场中飘荡,清纯、稚气,但却微微地哽咽,灯光全部聚向她时,我看见她的眼边有泪光……从那以后我总想去接近她,但又总是远远地看她并不敢走去近前,甚至跟她说话也有自惭形秽之感,甚至连她的住处也让我想像叠出觉得神圣不可及。这是爱的吗,爱的萌动?但这与性有多少关系呢?那女孩儿,现在想来真的不能算漂亮,身上一点女人的迹象也还没有。是什么触动了我呢?

<h3>四十二</h3>

如果那一次触动中其实有着懵懂的性因素,可同样的触动也曾来自一个男孩儿,他住在一座不同寻常的房子里,我在中写过那座房子,在中我借助对一个女孩儿的眺望,写过,我怎样走进了那座漂亮的房子,看见了里面的生活。那是一座在我当时看去不可思议的房子,和一种我想像不到的生活。在中我写到了我当时的感受。在走不尽的灰暗小街的缠缠绕绕之中,在寂寞的冬天的早晨,朦胧的阳光之下,那座房子明朗、清洁、幽静,仿佛置身世外。那里面的布设和主人们的举止,都高雅得让我惊诧,让我羡慕,让一个欲念初萌的孩子从头到脚弥漫开沉沉的自卑。我很快就感觉到了一种冷淡,和冷淡的威胁。不错,是自卑,我永远都看见那一刻,那一刻永不磨灭。那儿的人是否傲慢地说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自卑与生俱来,重要的是那冷淡的威胁其实是由自卑构筑,即使那儿的人没有任何傲慢的表示我也早就想逃跑了。中写的是:我想回家。我跑出了那座美丽的房子,我走在回家的路上,但是家——那一向等待着我的温暖之中,忽然掺进了一缕黯然。家,由于另一种生活的衬照,由于冷淡的威胁,竟也变得孤独堪怜。在中,我借助于画家Z的形象去看过我自己那时的心情……

<h3>四十三</h3>

自卑,历来送给人间两样东西:爱的期盼,与怨愤的积累。

我想,画家Z曾经得到的是后一种。我呢?我之所以能够想像他,想像他就是在那次回家的路上走进了怨愤,料必因为Z是我的一部分,至少曾经是这样。要征服那冷淡,要以某种姿态抵挡乃至压倒那冷淡的威胁,自卑于是积累起怨愤,怨愤再加倍地繁衍自卑——这就是画家Z。相反,若是梦想着世间不再有那样的冷淡,梦想着,被那冷淡雕铸的怨愤终于消散,所有失望过和傲慢过的心灵都能够相互贴近,那就是爱的期盼。甚至纯真的心从不多看那冷淡一眼,惟热盼着与另外的心灵沟通,不屈不挠地等待。走遍一生去寻找,那就是爱的路程。在中,我借助诗人L、女教师O和F医生的身影,走进这样的梦想,借助于对他们的理解看见了我的另一种心情。

这两种心情似乎都是与生俱来,盘根错节同时都在我心里,此起彼伏,铺设成我的心路。别人也都是这样吗?我只知道,兼具这两种心情的我才是真实的我。我站在Z的脚印上,翘望L、O和F的方向。我体会着Z的自卑,而神往于L、O和F痴心不改的步伐。而且,越是Z的消息沉重,越是L、O和F的消息明媚动人。我知道了,爱原就是自卑弃暗投明的时刻。自卑,或者在自卑的洞穴里步步深陷,或者转身,在爱的路途上迎候解放。

<h3>四十四</h3>

不过自卑,也许开始得还要早些。开始于你第一次走出家门的时候。开始于你第一次步入人群,分辨出了自己和别人的时候。开始于你离开母亲的偏袒和保护,独自面对他者的时候。开始于这样的时候:你的意识醒来了,看见自己被局限在一个小小的躯体中,而在自己之外世界是如此巨大,人群是如此庞杂,自己仿佛囚徒。开始于这样的时候:在这纷纭的人间,自己简直无足轻重,而这一切纷纭又都在你的欲望里,自己二字是如此地不可逃脱,不能轻弃。开始于这样的时候:你想走出这小小躯体的囚禁,走向别人,盼望着生命在那儿得到回应,心魂从那儿联接进无比巨大的存在,无限的时间因而不再是无限的冷漠……但是,别人也有这样的愿望么?在墙壁的那边,在表情后面,在语言深处,别人,到底都是什么?对此你毫无把握。但囚徒们并不见得都想越狱出监,囚徒中也会有告密者,轻蔑、猜疑和误解加固着牢笼的坚壁,你热烈的心愿前途未卜,而一旦这心愿陷落,生命将是多么孤苦无望,多么索然无味,荒诞不经。我能记起很多次这样的经历。从幼年一直到现在,我有过很多次失望——可能我也让别人有过这类失望——很多次深刻的失望其实都可以叫做失恋,无论性别,因为在那之前的热盼正都是爱的情感:等待着他人的到来,等待着另外的心魂,等待着自由的团聚。虽因年幼,这热盼曾经懵然不知何明名,但当有一天,爱的消息传来,我立刻认出那就是它,毫无疑问一直都是它。

<h3>四十五</h3>

爱这个字,颇多歧义。母爱、父爱等等,说的多半是爱护。“爱牙日”也是说爱护。爱长辈,说的是尊敬,或者还有一点威吓之下的屈从。爱百姓,还是爱护,这算好的,不好时里面的意思就多了。爱哭,爱睡,爱流鼻涕,是说容易、控制不住。爱玩,爱笑,爱桑拿,爱汽车,说的是喜欢。“爱怎么着就怎么着”,是想的意思,随便你。“你爱死不死”,也是说请便,不过已经是恨了。

爱,与喜欢混淆得最严重。“我爱你”,可能是表达着一次真正的爱情,也可能只是好色之徒的口头禅,还可能是各有所图的一回交易。喜欢,好东西谁不喜欢?快乐的事谁不喜欢?没有理由谴责喜欢,但喜欢与爱的情感不同。爱的情感包括喜欢,包括爱护、尊敬和控制不住,除此之外还有最紧要的一项:敞开。互相敞开心魂,为爱所独具。这样的敞开,并不以性别为牵制,所谓推心置腹,所谓知己,所谓同心携手,是同性之间和异性之间都有的期待,是孤独的个人天定的倾向,是纷纭的人间贯穿始终的诱惑。

<h3>四十六</h3>

所以爱是一种心愿,不在街上和衣兜里,也不在储蓄所。睁着俩眼向外找,可以找到救济(包括性方面的救济),仅此而已。

爱却艰难,心魂的敞开甚至危险。他人也许正是你的地狱,那儿有心灵的伤疤结成的铠甲,有防御的目光铸成的刀剑,有语言排布的迷宫,有笑靥掩蔽的陷阱。在那后面,当然,仍有孤独的心在战栗,仍有未熄的对沟通的渴盼。你还是要去吗?不甘就范?那就可要谨慎,以孤胆去赌——他人即天堂,甚至以痛苦去偿你平生的夙愿。爱不比性的地方正在这里:性惟快乐,爱可没那么轻松。潇洒者早有警告:哥们儿你累不累?

<h3>四十七</h3>

爱情所以选中性作为表达,作为仪式,正是因为,性,以其极端的遮蔽状态和极端的敞开形式,符合了爱的要求。极端的遮蔽和极端的敞开,只要能表达这一点,不是性也可以,但恰恰是它,性于是走进爱的领地。没有什么比性更能体现这两种极端了,爱情所以看中它,正是要以心魂的敞开去敲碎心魂的遮蔽,爱情找到了它就像艺术家终于找到了一种形式,以期梦想可以清晰,可以确凿,可以不忘,尽管人生转眼即是百年。

但也正因为这样,性可以很方便地冒充爱情,正象满街假冒艺术的雕塑还少么?如果仪式之后没有内容,如果敞开的只是肉体,肌肤相依而心魂依然森严壁垒,那最多不过还是“喜欢”和“控制不住”。(假冒的仪式越来越多,比如种种的宣誓,种种隆重的典礼和剪彩,比如荒诞可以成为时尚,真诚可以用作包装……)其实好色倒也是人情之常。红灯区如同公厕,利于卫生。只是这样无可厚非下去似乎文不对题——在美妙的肉体唾手可得的年代,心灵的孤独怎样了?爱怎样了?以及,性又随之怎样了呢?

性冷漠据说在蔓延,越是性解放的地方,性越是失去着激情。是性不应该解放吗?不,总把性压迫在罪恶的阴影下是要出事的。但也不宜被解放到无根无据的地步,倘其像吐痰一样毫无弦外之音,爱凭什么偏要对它情有独钟,偏要向它注入奔涌不息的能量呢?

<h3>四十八</h3>

爱之永恒的能量,在于人之间永恒的隔膜。爱之永远的激越,由于每一个“我”都是孤独。人不仅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而且是一个个分开着被抛来的。

在上帝那儿,在灵魂被囚进肉体之前,“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初,并无我、你、他之分别,巨大的存在之消息浑然一体,无份彼此内外,浮摇漫展无所不在。然后人间诞生了,人间诞生了其实就是有限诞生了。巨大的存在之消息被分割进亿万个小小的肉体,小小的囚笼,亿万种欲望拥挤摩擦,相互冲突又相互吸引,纵横交错成为人间,总有一些在默默运转,总有一些在高声喊叫,总有一些黯然失色随波逐浪,总有一些光芒万丈彪炳风流,总有弱中弱,总有王中王——不管是以什么方式,不管是以什么标牌,不管是以刀枪、金钱还是话语……总归一样。尼采说对了:权力意志。所有的种子都想发芽,所有的萌芽都想长大,所有的思绪都要漫展,没有办法的事。把弱者都聚拢到一块去平安吧,弱者中会浮涌出强人。把强人都归堆到一块儿去平等呢,强人中会沉淀出弱者。把人一个个地都隔离开怎么样?又群起而不干。小时候,我们几个堂兄弟之间经常打架,奶奶就嚷:“放在一块儿就打,分开一会儿又想!”奶奶看得明白,就这么回事。

<h3>四十九</h3>

说真的,我不大相信“话语霸权”之类的东西可能消灭,就像我也不大相信可以消灭人的贪婪。但消灭霸权和贪婪正在成为人的愿望,这就好,就像爱情,要紧的是心愿。我怀疑上帝是不是闷了,寂寞得不行,所以摆布一场反反复复的游戏?别管上帝的事吧。人呢,就像我和我的堂兄弟们一样,要紧的是相互想念,虽然打架。那巨大的存在之消息,因分割而冲突,因冲突而防备,因防备而疏离,疏离而至孤独,孤独于是渴望着相互敞开——这便是爱之不断的根源。

敞开,不是性的专利,性是受了爱的恩宠,所以生气勃勃。如果性已经冷漠,已经疲倦,已经泛滥到了失去了倾诉的能力,那就让它仅仅去负责繁殖和潇洒。敞开,可以找到另外的仪式和路径,比如艺术,比如诗歌,比如戏剧和文学。不过文学这个词并不美妙,并不恰切,不如是协作,不如是倾诉和倾听,不如是梦幻、是神游。因为那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本不该有什么规范,本不该去符合什么学理,本不必求取公认,那是天地间最自由的一片思绪呀,是有限的时空中响彻的无限呼唤。为此上帝也看重它,给它风采,给它浪漫,给它鬼魅与神奇,给它虚构的权力去敲碎现实的呆板,给它荒诞的逻辑以冲出这个既定的人间,总之给它一种机会,重归那巨大的存在之消息,浩浩荡荡万千心魂重新浑然一体,赢得上帝的游戏,破译上帝以斯芬克斯的名义设下的谜语。

<h3>五十</h3>

但这是可能的吗?迫使上帝放弃他的游戏,可能吗?放弃分割、放弃角色们的差异,让上帝结束他非凡的戏剧,这可能吗?那么喜欢热闹的上帝,又是那么精力旺盛、神通广大,让他重新回到无边的寂寞中去,他能干?要是他干,他曾经也就不必创造这个人间。喜好清静如佛者,也难免情系人间。我还是不能想像人人都成了佛的图景。人人都是一样,岂不万籁俱寂?人人都已圆满,生命再要投奔何方?那便连佛也不能有。佛乃觉悟,是一种思绪。一团圆满一片死寂,思之安附,悟从何来?所以有“烦恼即菩提”的箴言。

人间总是喧嚣,因而佛陀领导清静。人间总有污浊,所以上帝主张清洁。那是一条路呵!皈依无处。皈依并不在一个处所,皈依是在路上。分割的消息要重新联通,隔离的心魂要重新聚合,这样的路上才有天堂。这样的天堂有一个好处:不能争抢。你要去吗?好,上路就是。要上路吗?好,争抢无效,惟以爱的步伐。任何天堂的许诺,若非在路上,都难免刺激起争抢的欲望。不管是在举天之外,或是在异元时空,任何所谓天堂只要是许诺可以一劳永逸地到达,通向那儿的路上都会拥挤着贪婪。天堂是一条路。这就好了,永远是爱的步伐,又不担心会到达无穷的寂寞。上帝想必是早就看穿了这一点,所以把他的游戏摆弄个没完。佛陀谙熟此道,所以思之无极。谢天谢地,皈依是一种心情,一种行走的姿态。

<h3>五十一</h3>

爱是软弱的时刻,是求助于他者的心情,不是求助于他者的施予,是求助于他者的参加。爱,即分割之下的残缺向他者呼吁完整,或者竟是,向地狱要求天堂。爱所以艰难,常常落入窘境。

所以“爱的奉献”这句话奇怪。左腿怎么能送给右腿一个完整呢?只能是两条腿一起完整。此地狱怎么能向彼地狱奉献一个天堂呢?地狱的相互敞开,才可能朝向天堂。性可以奉献,爱却不能。爱就像语言,闻者不闻,言者还是哑巴。甘心于隔离地活着,惟爱和语言不需要。爱和语言意图一致——让智识走向心魂深处,让深处的孤独与惶然相互沟通,让冷漠的宇宙充满热情,让无限的神秘暴露无限的意义。巴别塔虽不成功,语言仍朝着通天的方向建造。这不是能够嘲笑的,连上帝也不能。人的处境是隔离,人的愿望是沟通,这两样都写在了上帝的剧本里。

<h3>五十二</h3>

可这有什么用么?通常的嘲笑和迷惑就在这里:人不可能永生,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爱有什么用?心魂的敞开有什么用?热情又有什么用呢?但,什么是有用?若仅仅做一种活物,衣食住行之外其实什么都可以取消,然而,乖张如人者偏不安守这样的地位,好事如上帝者偏不允许这样的寂寞,无限膨胀的宇宙偏偏孕育出一种不衰的热情。先哲有言:“人是一堆无用的热情。”人即热情,这热情并不派什么别的用场。人就是飘荡在宇宙中的热情消息,这就是宇宙之热情的体现,或者,惟宇宙之热情称为人。若问“热情何用”,等于是问“人何用”,等于问“宇宙何用”,“无用何用”。从必死的角度看,衣食住行又有何用?不如早早结束这一场荒诞。说人就是为了活着,也对,衣食住行是为了活着,梦想也是,倘发狠去死,一切真都是何必?但是,说人只是为了活着,意思就大不一样,丰衣足食地关在监狱里如何?

<h3>五十三</h3>

但是死,那么容易吗?我是说,谁能让“无用的热情”死去?谁能让宇宙的热情的消息飘散?谁能用一瓶安眠药让世界永远睡去?

宇宙这只花瓶是一只打不烂的魔瓶,它总能够自我修复,保持完整,热情此消彼长永不衰减。人间这出戏剧是只杀不死的九头鸟,一代代角色隐退,又一代代角色登台,仍然七情六欲,仍然悲欢离合,仍然是探索而至神秘,欲知而终于知不知。各种消息都在流传,万古不废。

<h3>五十四</h3>

这也许荒诞。荒诞如果难逃,哀叹荒诞岂不更是荒诞!荒诞如果难逃,自然而然会有一种猜想:或许这人间真的不过是一座炼狱?我们是来服刑的,我们是来反省和锻炼的,是来接受再教育的(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下放与下凡异曲同工。迷信和神话中常有这类说法:天神有罪,被谴人间,譬如猪八戒。天神何罪?多半都是“天蓬元帅”一般受了红尘的引诱。好吧,你就去红尘走一遭,在肉体的牢笼中再加深一回对苦难的理解。贾宝玉和孙悟空这一对女娲的弃物,也都是走了这条路,不过比八戒多着自愿的成分。

这样的猜想让人长舒一口气,仿佛西绪福斯的路终于可以有头,终有一天可以放假回家万事大吉,但细想这未必美妙,彻底的圆满只不过是彻底的无路可走。

<h3>五十五</h3>

经过电子游戏厅,看见痴迷又疲惫的玩客,仿佛是看了人间的模型。变幻莫测的游戏是红尘的引诱,一台台电脑即姓名各异的肉身。你去品尝红尘,要先具肉身——哪一样快乐不是经由它传递?带上足够的本金去吧,让欲望把定一台电脑,灵魂就算附体了,你就算是投了胎,五光十色的屏幕一亮你已经落生人间。孩子们哭闹着想进游戏厅,多像一块块假宝玉要去作“红楼梦”。欲望一头扎进电脑,多像灵魂钻进了肉身?按动键盘吧,学会人世的规矩。熟练指法吧,摸清谋生的门道。谢谢电脑,这奇妙的肉身为实现欲望接通了种种机会——你想做英雄吗?这儿有战争。想当领袖吗?这儿有社会。想成为智者?好,这儿有迷宫。要发财这儿有银行可抢,要拈花惹草这儿有些黄色的东西你看够不够?要赌博?咳呀那还用说,这儿的一切都是赌博。

你玩得如醉如痴,噼里啪啦到噼里啪啦,到本金告罄,到游戏厅打烊,到老眼昏花,直到游戏日新月异踏过你残老的身体,这时似乎才想起点别的什么。什么呢?好像与快乐的必然结束有关。

荒诞感袭来是件好事,省得说“瞎问那么多有什么用”。其实应该祝愿潇洒从头至尾都不遭遇荒诞的盘查,可这事谁也做不了主,荒诞并非没有疏漏,但并不单单放过潇洒。而且你不能拒绝它:拒绝盘查,实际已经被盘查。

<h3>五十六</h3>

怕死的心理各式各样。作恶者怕地狱当真。行善着怕天堂有诈。潇洒担心万一来世运气不好,潇洒何以为继?英雄豪杰,照理说早都置生死于度外,可一想到宏图伟业忽而回零,心情也不好。总而言之,死之可怕,是因为毕竟谁也摸不清死要把我们带去哪儿?

然而人什么都可能躲过,惟死不可逃脱。

可话说回来,天地间的热情岂能寂灭?上帝的游戏哪有终止?宇宙膨胀不歇,轰轰烈烈的消息总要传达,人便是这生生不息的传达,便是这热情的载体,便是残缺朝向圆满的迁徙,便是圆满不可抵达的困惑和与之同来的思与悟,便是这永无终途的欲望。所以一切尘世之名都可以磨灭,而“我”不死。

<h3>五十七</h3>

“我”在哪儿?在一个个躯体里,在与他人的交流里,在对世界的思考与梦想里,在对一棵小草的察看和对神秘的猜想里,在对过去的回忆、对未来的眺望、在终于不能不与神的交谈之中。

正如浪与水。我写过:浪是水,浪消失了,水还在。浪是水的形式,水的消息,是水的欲望和表达。浪活着,是水,浪死了,还是水。水是浪的根据,浪的归宿,水是浪的无穷与永恒。

所有的消息都在流传,各种各样的角色一个不少,惟时代的装束不同,尘世的姓名有变。每一个人都是一种消息的传达与继续,所有的消息连接起来,便是历史,便是宇宙不灭的热情。一个人就像一个脑细胞,沟通起来就有了思想,储存起来就有了传统。在这人间的图书馆或信息库存里,所有的消息都死过,所有的消息都活着,往日在等待另一些“我”来继续,那样便有了未来。死不过是某一个信号的中断,它“轻轻地走”,正如它还会“轻轻地来”。更换一台机器吧——有时侯不得不这样,但把消息拷贝下来,重新安装进新的生命,继续,和继续的继续。

正文 2

<h3>一</h3>

我是史铁生——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话有点怪,好像我除了是我还可以是别的什么。这感觉一直不能消灭,独处时尤为挥之不去,终于想懂:史铁生是别人眼中的我,我并非全是史铁生。

多数情况下,我被史铁生减化和美化着。减化在所难免。美化或出于他人的善意,或出于我的伪装,还可能出于某种文体的积习——中国人喜爱赞歌。因而史铁生以外,还有着更为丰富、更为浑沌的我。这样的我,连我也常看他是个谜团。我肯定他在,但要把他全部捉拿归案却非易事。总之,他远非坐在轮椅上、边缘清晰齐整的那一个中年男人。白昼有一种魔力,常使人为了一个姓名的牵挂而拘谨、犹豫,甚至于慌不择路。一俟白昼的魔法遁去,夜的自由到来,姓名脱落为一张扁平的画皮,剩下的东西才渐渐与我重合,虽似朦胧缥缈了,却真实起来。这无论对于独处,还是对于写作,都是必要的心理环境。

<h3>二</h3>

我的第一位堂兄出生时,有位粗通阴阳的亲戚算得这一年五行缺铁,所以史家这一辈男性的名中都跟着有了一个铁字,堂兄弟们现在都活得健康,惟我七病八歪终于还是缺铁,每日口服针注,勉强保持住铁的入耗平衡。好在“铁”之后父母为我选择了“生”字,当初一定也未经意,现在看看倒像是我屡病不死的保佑。

此名俗极,全中国的“铁生”怕没有几十万?笔墨谋生之后,有了再取个雅名的机会,但想想,单一副雅皮倒怕不伦不类,内里是什么终归还是什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个老同学对我说过:初闻此名未见此人时,料“铁生”者必赤膊秃头。我问他可曾认得一个这样的铁生?不,他说这想像毫无根据煞是离奇。我却明白:赤膊秃头是粗鲁和愚顽常有的形象。我当时心就一惊:至少让他说对一半!粗鲁若嫌不足,愚顽是一定不折不扣的。一惊之时尚在年少,不敢说已有自知之明,但潜意识不受束缚,一针见血什么都看得清楚。

<h3>三</h3>

铁,一种浑然未炼之物,隔了48年回头看去,这铁生真是把人性中可能的愚顽都备齐了来的,贪、嗔、痴一样不少,骨子里的蛮横并怯懦,好虚荣,要面子,以及不懂装懂,因而有时就难免狡猾,如是之类随便点上几样不怕他会没有。

不过这一个铁生,最根本的性质我看是两条,一为自卑(怕),二为欲念横生(要)。谁先谁后似不分明,细想,还是要在前面,要而惟恐不得,怕便深重。譬如,想得到某女之青睐,却担心没有相应的本事,自卑即从中来。当然,此一铁生并不早熟到一落生就专注了异性,但确乎一睁眼就看见了异己。他想要一棵树的影子,要不到手。他想要母亲永不离开,却遭到断喝。他希望众人都对他喝彩,但众人视他为一粒尘埃。我看着史铁生幼时的照片,常于心底酿出一股冷笑:将来有他的罪受。

<h3>四</h3>

说真的他不能算笨,有着上等的理解力和下等的记忆力(评价电脑的优劣通常也是看这两项指标),这样综合起来,他的智商正是中等——我保证没有低估,也不想夸大。

记忆力低下可能与他是喝豆浆而非喝牛奶长大的有关。我小时候不仅喝不起很多牛奶,而且不爱喝牛奶,牛奶好不容易买回来了可我偏要喝豆浆。买豆浆的是个麻子老头,他表示过喜欢我。倘所有的孩子都像我一样爱喝豆浆,我想那老头一定更要喜欢。

说不定记忆力不好的孩子长大了适合写一点小说和散文之类。倒不是说他一定就写得好,而是说,干别的大半更糟。记忆力不好的孩子偏要学数学,学化学,学外语,肯定是自找没趣,这跟偏要喝豆浆不一样。幸好,写小说写散文并不严格地要求记忆,记忆模糊倒赢得印象、气氛、直觉、梦想和寻觅,于是乎利于虚构,利于神游,缺点是也利于胡说白道。

<h3>五</h3>

散文是什么?我的意见是:没法说它是什么,只可能说它不是什么。因此它存在于一切有定论的事物之外,准确说,是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定论之外。在白昼筹谋已定的种种规则笼罩不到的地方,若仍漂泊着一些无家可归的思绪,那大半就是散文了——写出来是,不写出来也是。但它不是收容所,它一旦被收容成某种规范,它便是什么了。可它的本色在于不是什么,就是说它从不停留,惟行走是其家园。它终于走到哪儿去谁也说不清。我甚至有个近乎促狭的意见:一篇文章,如果你认不出它是什么(文体),它就是散文。譬如你有些文思,不知该把它弄成史诗还是做成广告,你就把它写成散文。可是,倘有一天,人们夸奖你写的是纯正的散文,那你可要小心,它恐怕是又走进某种定论之内了。

小说呢?依我看小说走到今天,只比散文更多着虚构。

<h3>六</h3>

我其实未必合适当作家,只不过命运把我弄到这一条(近似的)路上来了。左右苍茫时,总也得有条路走,这路又不能再用腿去趟,便用笔去找。而这样的找,后来发现利于此一铁生,利于世间一颗最为躁动的心走向宁静。

我的写作因此与文学关系疏浅,或者竟是无关也可能。我只是走得不明不白,不由得唠叨;走得孤单寂寞,四下里张望;走得怵目惊心,便向着不知所终的方向祈祷。我仅仅算一个写作者吧,与任何“学”都不沾边儿。学,是挺讲究的东西,尤其需要公认。数学、哲学、美学,还有文学,都不是打打闹闹的事。写作不然,没那么多规矩,痴人说梦也可,捕风捉影也行,满腹狐疑终无所归都能算数。当然,文责自负。

<h3>七</h3>

写作救了史铁生和我,要不这辈子干什么去呢?当然也可以干点别的,比如画彩蛋,我画过,实在是不喜欢。我喜欢体育,喜欢足球、篮球、田径、爬山,喜欢到荒野里去看看野兽,但这对于史铁生都已不可能。写作为生是一件被逼无奈的事。开始时我这样劝他:你死也就死了,你写也就写了,你就走一步说一步吧。这样,居然挣到了一些钱,还有了一点名声。这个愚顽的铁生,从未纯洁到不喜欢这两样东西,况且钱可以供养“沉重的肉身”,名则用以支持住孱弱的虚荣。待他孱弱的心渐渐强壮了些的时候,我确实看见了名的荒唐一面,不过也别过河拆桥,我记得在我们最绝望的时候它伸出过善良的手。

我的写作说到底是为谋生。但分出几个层面,先为衣食住行,然后不够了,看见价值和虚荣,然后又不够了,却看见荒唐。荒唐就够了么?所以被送上这不见终点的路。

<h3>八</h3>

史铁生和我,最大的缺点是有时侯不由得撒谎。好在我们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诚实。这不矛盾。我们从不同时撒谎。我撒谎的时候他会悄悄地在我心上拧一把。他撒谎的时候我也以相似的方式通知他。我们都不是不撒谎的人。我们都不是没有撒过谎的人。我们都不是能够保证不再撒谎的人。但我们都会因为对方的撒谎而恼怒,因为对方的指责而羞愧。恼怒和羞愧,有时弄得我们寝食难安,半夜起来互相埋怨。

公开的诚实当然最好,但这对于我们,眼下还难做到。那就退而求其次——保持私下的诚实,这样至少可以把自己看得清楚。把自己看得清楚也许是首要的。但是,真能把自己看清楚吗?至少我们有此强烈的愿望。我是谁?以及史铁生到底何物?一直是我们所关注的。

公开的诚实为什么困难?史铁生和我之间的诚实何以要容易些?我们一致相信,这里面肯定有着曲折并有趣的逻辑。

<h3>九</h3>

一个欲望横生如史铁生者,适合由命运给他些打击,比如截瘫,比如尿毒症,还有失学、失业、失恋等等。这么多年我渐渐看清了这个人,若非如此,料他也是白活。若非如此他会去干什么呢?我倒也说不准,不过我料他难免去些火爆的场合跟着起哄,他那颗不甘寂寞的心我是了解的。他会东一头西一头撞得找不着北,他会患得患失总也不能如意,然后,以“生不逢时”一类的大话来开脱自己和折磨自己。不是说火爆就一定不好,我是说那样的地方不适合他,那样的地方或要凭真才实学,或要有强大的意志,天生的潇洒,我知道他没有,我知道他其实不行可心里又不见得会服气,所以我终于看清:此人最好由命运提前给他一点颜色看看,以防不可救药。不过呢,有一弊也有一利,欲望横生也自有其好处,否则各样打击一来,没了活气也是麻烦。抱屈多年,一朝醒悟:上帝对史铁生和我并没有做错什么。

<h3>十</h3>

我想,上帝为人性写下的最本质的两条密码是:残疾与爱情。残疾即残缺、限制、阻障……是属物的,是现实。爱情属灵,是梦想,是对美满的祈盼,是无边无限的,尤其是冲破边与限的可能,是残缺的补救。每一个人,每一代人,人间所有的故事,千差万别,千变万化,但究其底蕴终会露出这两种消息。现实与梦想,理性与激情,肉身与精神,以及战争与和平,科学与艺术,命运与信仰,怨恨与宽容,困苦与欢乐……大凡前项,终难免暴露残缺,或说局限,因而补以后项,后项则一律指向爱的前途。

就说史铁生和我吧,这么多年了,他以其残疾的现实可是没少连累我。我本来是想百米跑上个9秒7,跳高跳它个2米5,然后也去登一回珠穆朗玛峰的,可这一个铁生拖了我的后腿,先天不足后天也不足,这倒好,别人还以为我是个好吹牛的。事情到此为止也就罢了,可他竟忽然不走,继而不尿,弄得我总得跟他一起去医院“透析”——把浑身的血都弄出来洗,洗干净了再装回去,过不了三天又得重来一回。可不是麻烦吗!但又有什么办法?末了儿还得我来说服他,这个吧那个吧,白天黑夜的我可真没少费话,这么着他才算答应活下来,并于某年某月某日忽然对我说他要写作。好哇,写呗。什么文学呀,挨不上!写了半天,其实就是我没日没夜跟他说的那些个话。当然他也对我说些话,这几十年我们就是这么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过来的,要不然这日子可真没法过。说着说着,也闹不清是从哪天起他终于信了:地狱和天堂都在人间,即残疾与爱情,即原罪与拯救。

<h3>十一</h3>

人可以走向天堂,不可以走到天堂。走向,意味着彼岸的成立。走到,岂非彼岸的消失?彼岸的消失即信仰的终结、拯救的放弃。因而天堂不是一处空间,不是一种物质性存在,而是道路,是精神的恒途。

物质性(譬如肉身)永远是一种限制。走到(无论哪儿)之到,必仍是一种限制,否则何以言到?限制不能拯救限制,好比“瞎子不能指引瞎子”。天堂是什么?正是与这物质性限制的对峙,是有限的此岸对彼岸的无限眺望。谁若能够证明另一种时空,证明某一处无论多么美好的物质性“天堂”可以到达,谁就应该也能够证明另一种限制。另一种限制于是呼唤着另一种彼岸。因而,在限制与眺望,此岸与彼岸之间,拯救依然是精神的恒途。

这是不是说天堂不能成立?是不是说“走向天堂”是一种欺骗?我想,物质性天堂注定难为,而精神的天堂恰于走向中成立,永远的限制是其永远成立的依据。形象地说:设若你果真到了天堂,然后呢?然后,无所眺望或另有眺望都证明到达之地并非圆满,而你若永远地走向它,你便随时都在它的光照之中。

<h3>十二</h3>

残疾与爱情,这两种消息,在史铁生的命运里特别地得到强调。对于此一生性愚顽的人,我说过,这样强调是恰当的。我只是没想到,史铁生在四十岁以后也慢慢看懂了这件事。

这两种消息几乎同时到来,都在他二十一岁那年。

一个满心准备迎接爱情的人,好没影儿的先迎来了残疾——无论怎么说,这一招是够损的。我不信有谁能不惊慌,不哭泣。况且那并不是一次光荣行为的后果,那是一个极为普通的事件,普通得就好像一觉醒来,看看天,天还是蓝的,看看地,地也并未塌陷,可是一举步,形势不大对头——您与地球的关系发生了一点儿变化。是的,您不能再以脚掌而是要以屁股,要不就以全身,与它磨擦。不错,第一是坐着,第二是躺着,第三是死。好了,就这么定了,不再需要什么理由。我庆幸他很快就发现了问题的要点:没有理由!你没犯什么错误,谁也没犯什么错误,你用不着悔改,也用不上怨恨。让风给你说一声“对不起”吗?而且将来你还会知道:上帝也没有错误,从来没有。

<h3>十三</h3>

残疾,就这么来了,从此不走。其实哪里是刚刚来呀,你一出生它跟着就到了,你之不能(不止是不能走)全是它的业绩呀,这一次不过是强调一下罢了。对某一铁生而言是这样,对所有的人来说也是这样,人所不能者,即是限制,即是残疾,它从来就没有离开过。

它如影随形地一直跟着我们,徘徊千古而不去,它是不是有话要说?

它首先想说的大约是:残疾之最根本的困苦到底在哪儿?

还以史铁生所遭遇的为例:不,它不疼,也不痒,并没有很重的生理痛苦,它只是给行动带来些不便,但只要你接受了轮椅(或者拐杖和假肢、盲杖和盲文、手语和唇读),你一样可以活着,可以找点事做,可以到平坦的路面上去逛逛。但是,这只证明了活着,活成了什么还不一定。像一头勤勤恳恳的老黄牛,像风摧不死沙打不枯的一棵什么草,几十年如一日地运转就像一块表……我怀疑,这类形容肯定是对人的恭维吗?人,不是比牛、树和机器都要高级很多吗?“栗子味儿的白薯”算得夸奖,“白薯味儿的栗子”难道不是昏话?

人,不能光是活着,不能光是以其高明的生产力和非凡的忍受力为荣。比如说,活着,却没有爱情,你以为如何?当爱情被诗之歌之,被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时候(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却有一些人活在爱情之外,这怎么说?而且,这样的“之外”竟常常被看作正当,被默认,了不起是在叹息之后把问题推给命运。所以,这样的“之外”,指的就不是尚未进入,而是不能进入,或者不宜进入。“不能”和“不宜”并不写在纸上,有时写在脸上,更多的是写在心里。常常是写在别人心里,不过有时也可悲到写进了自己的心里。

<h3>十四</h3>

我记得,当爱情到来之时,此一铁生双腿已残,他是多么地渴望爱情呵,可我却亲手把“不能进入”写进了他心里。事实上史铁生和我又开始了互相埋怨,睡不安寝食不甘味,他说能,我说不能,我说能,他又说不能。糟心的是,说不能的一方常似凛然大义,说能的一对难兄难弟却像心怀鬼胎。不过,大凡这样的争执,终归是鬼胎战胜大义,稍以时日,结果应该是很明白的。风能不战胜云吗?山能堵死河吗?现在结果不是出来了?——史铁生娶妻无子活得也算惬意。但那时候不行,那时候真他娘见鬼了,总觉着自己的一片真情是对他人的坑害,坑害一个倒也罢了,但那光景就像女士们的长袜跳丝,经经纬纬互相牵连,一坑就是一大片,这是关键:“不能”写满了四周!这便是残疾最根本的困苦。

<h3>十五</h3>

这不见得是应该忍耐的、狭隘又渺小的困苦。失去爱情权利的人,其人的权利难免遭受全面的损害,正如爱情被贬抑的年代,人的权利普遍受到了威胁。

说残疾人首要的问题是就业,这话大可推敲。就业,若仅仅是为活命,就看不出为什么一定比救济好;所以比救济好,在于它表明着残疾人一样有工作的权利。既是权利,就没有哪样是次要的。一种权利若被忽视,其它权利为什么肯定有保障?倘其权利止于工作,那又未必是人的特征,牛和马呢?设若认为残疾人可以(或应该,或不得不)在爱情之外活着,为什么不可能退一步再退一步认为他们也可以在教室之外、体育场之外、电影院之外、各种公共领域之外……而终于在全面的人的权利和尊严之外活着呢?

是的是的,有时候是不得不这样,身体健全者有时候也一样是不得不呀,一生未得美满爱情者并不只是残疾人呵!好了,这是又一个关键:一个未得奖牌的人,和一个无权参赛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吗?

<h3>十六</h3>

可是且慢。说了半天,到底谁说了残疾人没有爱情的权利呢?无论哪个铁生,也不能用一个虚假的前提支持他的论点吧!当然。不过,歧视,肯定公开地宣布吗?在公开宣布不容歧视的领域,肯定已经没有歧视了吗?还是相反,不容歧视的声音正是由于歧视的确在?

好吧,就算这样,可爱情的权利真值得这样突出地强调吗?

是的。那是因为,同样,这人间,也突出地强调着残疾。

残疾,并非残疾人所独有。残疾即残缺、限制、阻障。名为人者,已经是一种限制。肉身生来就是心灵的阻障,否则理想何由产生?残疾,并不仅仅限于肢体或器官,更由于心灵的压迫和损伤,譬如歧视。歧视也并不限于对残疾人,歧视到处都有。歧视的原因,在于人偏离了上帝之爱的价值,而一味地以人的社会功能去衡量,于是善恶树上的果实使人与人的差别醒目起来。荣耀与羞辱之下,心灵始而防范,继而疏离,终至孤单。心灵于是呻吟,同时也在呼唤。呼唤什么?比如,残疾人奥运会在呼唤什么?马丁·路得·金的梦想在呼唤什么?都是要为残疾的肉身续上一个健全的心途,为隔离的灵魂开放一条爱的通路。残疾与爱情的消息总就是这样萦萦绕绕,不离不弃,无处不在。真正的进步,终归难以用生产率衡量,而非要以爱对残疾的救赎来评价不可。

但对残疾人爱情权利的歧视,却常常被默认,甚至被视为正当。这一心灵压迫的极例,或许是一种象征,一种警告,以被排除在爱情之外的苦痛和投奔爱情的不熄梦想,时时处处解释着上帝的寓言。也许,上帝正是要以残疾的人来强调人的残疾,强调人的迷途和危境,强调爱的必须与神圣。

<h3>十七</h3>

残疾人的爱情所以遭受世俗的冷面,最沉重的一个原因,是性功能障碍。这是一个最公开的怀疑——所有人都在心里问:他们行吗?同时又是最隐秘的判决——无需任何听证与申辩,结论已经有了:他们不行。这公开和隐秘,不约而同都表现为无言,或苦笑与哀怜,而这正是最坚固的壁垒、最绝望的囚禁!残疾人于是乎很像卡夫卡笔下的一种人物,又很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里的哭魂。

难言之隐未必都可一洗了之。史铁生和我,我们都有些固执,以为无言的坚壁终归还得靠言语来打破。依敝人愚见,世人所以相信残疾人一定性无能,原因有二。一是以为爱情仅仅是繁殖的附庸,你可以子孙满堂而不识爱为何物,却不可以比翼双飞终不下蛋。这对于适者生存的物种竞争,或属正当思路,可人类早已无此忧患,危险的倒是,无爱的同类会否相互欺压、仇视,不小心哪天玩响一颗原子弹,辛辛苦苦的进化在某一个傍晚突然倒退回零。二是缺乏想象力,认定了性爱仅仅是原始遗留的习俗,除了照本宣科地模仿繁殖,好歹再想不出还能有什么更美丽的作为,偶有创意又自非自责,生怕混同于淫乱。看似威赫逼人的那一团阴云,其实就这么点儿事。难言之隐一经说破,性爱从繁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残疾人有什么性障碍可言?完全可能,在四面威逼之下,一颗孤苦的心更能听出性爱的箴音,于是奇思如涌、妙想纷呈把事情做得更加精彩。

<h3>十八</h3>

福柯在一书中说:“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这一关于疯癫的论说,依我看也适用于残疾,尤其适用于所谓残疾人的性障碍。肢体或器官的残损是一个生理问题,而残疾人(以及所有人)的性爱问题,根本都在文化。你一定可以从古今中外的种种性爱方式中,看出某种文化的胜迹,和某种文化的囚笼。比如说,玛·杜拉斯对性爱的描写,无论多么露骨,也不似西门庆那样脏。

性,何以会障碍?真让人想不通。你死了吗?

性在摆脱了繁殖的垄断之后,已经成长为一种语言,已经化身为心灵最重要的表达与祈告了。当然是表达爱愿。当然是祈告失散的心灵可以团圆。这样的欲望会因为生理的残疾而障碍吗?笑话!渴望着爱情的人你千万别信那一套!你要爱就要像一个痴情的恋人那样去爱,像一个忘死的梦者那样去爱,视他人之疑目如盏盏鬼火,大胆去走你的夜路。你一定能找到你的方式,一定能以你残损的身体表达你美丽的心愿,一定可以为爱的祈告创造出丰富多彩的乃至独领风流的性语言。史铁生和我,我们看不出为什么不能这样。也许,这样的能力,惟那无言的坚壁可以扼杀它,可以残废它。但也未必,其实只有残疾人自己的无言忍受、违心屈从才是其天敌。

残疾人以及所有的人,固然应该对艰难的生途说“是”,但要对那无言的坚壁说“不”,那无言的坚壁才是人性的残疾。福柯在同一部书中,开宗明义地引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句话:“人们不能用禁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神志健全。”而能够打破这禁闭的,能够揭穿这无形共牟大,是爱的祈告,是唤起生命的艺术灵感,是人之“诗意的栖居”。

<h3>十九</h3>

有人说过:性,从繁殖走向娱乐,是一种进步。但那大约只是动物的进步,说明此一门类族群兴旺已不愁绝种。若其再从娱乐走向艺术,那才能算是人的进步吧。

是艺术就要说话,不能摸摸索索地寻个乐子就完事。性的艺术,更是以一种非凡的语言在倾诉,在表达,在祈祷心灵深处的美景。或者,其实是这美景之非凡,使凡俗的肉身禀领了神采。当然,那美景如果仍然是物质的,你不妨就浑身珠光宝气地去行你的事吧,但那美景若是心灵的团聚,一切饰物就都多余,一切物界的标牌就仍是丑陋的遮蔽,是心灵隔离的后遗症。心灵团聚的时刻,你只要上帝给你的那份财富就够了:你有限的身形,和你破形而出的爱愿。你颤抖着,试着用你赤裸的身形去表达吧,那是一个雕塑家最纯正的材料,是诗人最本质的语言,是哲学最终的真理,是神的期待。不要害怕羞耻,也别相信淫荡,爱的领域里压根儿就没它们的汤喝。任何奇诡的性的言词,一旦成为爱的表达,那便是魔鬼归顺了上帝的时刻……谴责者是因为自己尘缘未断。

什么是纯洁?我们不因肉身而不洁。我们不因有情而不洁。我不相信无情者可以爱。我倒常因为看见一些虚伪的标牌,媚态的包装和放大的凛然,而看见淫荡。淫荡不是别的,是把上帝寄存于人的财富挪作它用。

<h3>二十</h3>

但是,喂!这一位铁生,你不是在把爱和爱情混为一谈吧?你不是在把它们混淆之后,着意地夸大男女私情吧?

问我吗?我看不是。

而且谁也别吓唬人,别想再用人类之爱、民族之爱或者祖国之爱一类的大词汇去湮灭通常所说的爱情。那样的时代,史铁生和我都经历过。是那样的时代把爱情贬为“男女私情”的。是那样的时代,使爱情一词沾染了贬意,使她无辜地背上了狭隘、猥琐一类的坏名声。套用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句话吧:不能用贬低个人的爱愿来确认人类之爱的崇高。

完全没有不敬仰人类之爱(或曰:博爱)的意思,个人的爱情正在其中,也用不着混为一谈。如果个人的爱情可以被一个什么东西所贬低、所禁迷,那个东西就太可能无限地发育起来,终于有一天它什么事都敢干。此一铁生果然愚顽,他竟敢对一首旷古大作心存疑问——“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疑问在于这后一抛。这一抛之后,自由到底还剩下什么?但愿所抛之物不是指爱情的权利或心中的爱愿,只是指一位具体的恋人,一桩预期的婚姻。但就算这样,我想也最好能有一种悲绝的心情,而不单是豪迈。不要抛得太流畅。应该有时间去想想那个被抛者的心情,当然,如果他(她)也同样豪迈,那算我多事。其实我对豪迈从来心存敬意,也相信个人有时侯是要做出牺牲的。不过,这应该是当事人自己的选择,如果他宁愿不那么豪迈,他应该有理由怯懦。可是,“怯懦”一词已经又是圈套,它和“男女私情”一样,已经预设了贬抑或否定,而这贬抑和否定之下,自由已经丢失了理由(这大约就是话语霸权吧)。于是乎,自由岂不就成了一场魔术——放进去的是鸽子,飞出来的是老鹰?

<h3>二十一</h3>

这一个愚顽的人,常在暮色将临时独坐呆问:爱情既是这般美好,何以倒要赞誉它的止步于1对1?为什么它不能推广为1对2、对3、对4……以至于n对n,所有的人对所有的人?这时候我就围绕他,像四周的黑暗一样提醒他:对了,这就是理想,但别忘了现实。

现实是:心灵的隔离。

现实是人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实,因而偏离了上帝之爱的角度,只去看重人的社会价值,肉身功能(力量、智商、漂亮、潇洒),以及物质的拥有。若非这样的现实,爱情本不必特特地受到赞美。倘博爱像空气一样均匀深厚,为什么要独独地赞美它的一部分呢?但这样的现实并未如愿消散,所以爱情脱颖而出,担负起爱的理想。它奋力地拓开一片晴空,一方净土,无论成败它相信它是一种必要的存在,一种象征,一路先锋。它以其在,表明了亘古的期愿不容废弃。

博爱是理想,而爱情,是这理想可期实现的部分。因此,爱情便有了超出其本身的意义,它就像上帝为广博之爱保留的火种,像在现实的强大包围下一个谛听神喻的时机,上帝以此危险性最小的1对1在引导着心灵的敞开,暗示人们:如果这仍不能使你们卸去心灵的铠甲,你们就只配永恒的惩罚。

那个愚顽的人甚至告诉我,他听出其中肯定这样的意思:这般美好的爱愿,没理由永远止步于1对1。——我不得不对他,以及对愚顽,刮目相看。

<h3>二十二</h3>

所以,残疾人(以及所有的残缺的人),怎能听任爱情权利的丢失?怎能让爱愿躲进荒漠?怎能用囚禁来解救囚禁,用无言来应答无言?

诚实的人你说话吧。用不着多么高深的理论来证明,让诚实直接说话就够了,在坦诚的言说之中爱自会呈现,被剥夺的权利就会回来。爱情,并不在伸手可得或不可得的地方,是期盼使它诞生,是言说使它存在,是信心使它不死,它完全可能是现实但它根本是理想呵,它在前面,它是未来。所以,说吧,并且重视这个说吧,如果白昼的语言已经枯朽,就用黑夜的梦语,用诗的性灵。

这很不现实,是吗?但无爱的现实你以为怎么样?

<h3>二十三</h3>

最近我看到过一篇文章,标题竟是:“生命的惟一要求是活着”。这话让我想了好久,怎么也不能同意。死着的东西不可以谓之生命,生命当然活着,活着而要求活着,等于是说活着就够了,不必有什么要求。倘有要求,“生命”就必大于“活着”,活着也就不是生命的惟一。

如果“活着”是指“活下去”的意思,那可是要特别地加以说明。“活着”和“活下去”不见得是一码事。“活着”而要发“活下去”的决心,料必是有什么使人难于活着的事情发生了。什么呢?显然不只是空气、水和营养之类的问题,因为在这么“生命”显然也不是指老鼠等等。比如说爱情和自由,没有,肯定还能活下去吗?当然,老鼠能,所以它只是“活着”,并不发“活下去”的决心,并不以为活着还有什么再需要强调的事。当生命二字指示为人的时候,要求就多了,岂止活着就够?说理想、追求都是身外之物——这个身,必只是生理之身,但生理之身是不写作的,没有理想和追求,也看不出何为身外之物。一旦看出身外与身内,生命就不单单是活着了。

而爱,作为理想,本来就不止于现实,甚至具有反抗现实的意味,正如诗,有诗人说过:“诗是对生活的匡正。”

(我想,那篇文章的作者必是疏忽了“惟一”和“第一”的不同。若说生命的第一要求是活着,这话我看就没有疑问。)

<h3>二十四</h3>

但是反抗,并不简单,不是靠一份情绪和勇敢就够。弄不好,反抗是很强劲而且坚定了,但怨愤不仅咬伤自己,还吓跑了别人。

比如常听见这样的话:我们残疾人如何如何,他们健全人是不可能理解的。要是说“他们不曾理解”,这话虽不周全,但明确是在呼唤理解。真要是“不可能理解”,你说它干吗?说给谁听?说给“不可能理解”的人听,你傻啦?那么就是说给自己听。依史铁生和我的经验看,不断地这样说给自己听,用自我委屈酿制自我感动,那不会有别的结果,那只能是自我囚禁、自我戕害,并且让“不可能理解”的人眼睁睁地看着一个自虐者自虐而束手无策。

再比如,还经常会碰见这样的句式:我们残疾人是最()的,因此我们残疾人其实是最()的。第一个括号里,多半可以填上“艰难”和“坚强”,第二个括号里通常是“优秀”或与之相近的词。我的意思是,就算这是实情,话也最好让别人说。这不是狡猾。别人说更可能是尊重与理解,自己一说就变味——“最”都是你的,别人只有“次”。况且,你又对别人的艰难与优秀了解多少呢?

最令人不安的是,这样的话出自残疾人之口,竟会赢得掌声。这掌声值得仔细地听,那里面一定没有“看在残疾的份上”这句潜台词吗?要是一个健全人这样说,你觉得怎样?你会不会说这是自闭,自恋?可我们并不是要反抗别人呀,恰恰是反抗心灵的禁闭与隔离。

<h3>二十五</h3>

那掌声表达了提前的宽宥,提前到你以残疾的身份准备发言但还未发言的时候。甚至是提前的防御,生怕你脆弱的心以没有掌声为由继续繁衍“他们不可能理解”式的怨恨。但这其实是提前的轻蔑——你真能超越残疾,和大家平等地对话吗?糟糕的是,你不仅没能让这偏见遭受挫折,反给它提供了证据,没能动摇它反倒坚定着它。当人们对残疾愈发小心翼翼时,你的反抗早已自投罗网。

这样的反抗使残疾扩散,从生理扩散到心理,从物界扩散进精神。这类病证的机理相当复杂,但可以给它一个简单的名称:残疾情结。这情结不单残疾人可以有,别的地方,人间的其他领域,也有。马丁·路德·金说:“切莫用仇恨的苦酒来缓解热望自由的干渴。”我想他也是指的这类情结。以往的压迫、歧视、屈辱,所造成的最大遗害就是怨恨的蔓延,就是这“残疾情结”的蓄积,蓄积到湮灭理性,看异己者全是敌人,以致左突右冲反使那罗网越收越紧。被压迫者,被歧视或被忽视的人,以及一切领域中弱势的一方,都不妨警惕一下这“残疾情结”的暗算,放弃自卑,同时放弃怨恨;其实这两点必然是同时放弃的,因为曾经,它们也是一齐出生的。

<h3>二十六</h3>

中国足球的所谓“恐韩症”,未必是恐惧韩国,而是恐惧再输给韩国,未必是恐惧韩国足球的实力,而是恐惧区区韩国若干年来(其足球)竟一直压着我们,恐惧这样的历史竟不结束,以及本世纪内难道还不能结束吗?这恐惧,已不单是足球的恐惧,简直成了民族和国家的心病。要我说,其实,是这心病造成和加重了足球的恐惧,或者是它们俩互相吓唬以致恶性循环。本来嘛,足球就是足球,哪堪如此重负!世界上那么多民族、国家,体育上必各具短长,输赢寻常事,哪至于就严重到了辜负人民和祖国?倘民族或祖国的神经竟这般敏感和脆弱,倒值得想一想,其中是否蓄积着“残疾情结”?

有位著名的教练曾在电视上说:我们踢足球,就是为了打败外国队!这样的目标与体育精神有着怎样的差距姑且不论,单这样的心理,决心(如赛前所宣称)就难免变成担心(如赛后所发现)。决心基于自信,尤其是相信自己有超越和完善自己的能力,把每一次比赛都看成这样的机会。(顺便说一句,我喜欢申花队“更进一步”的口号,不喜欢国安队的“永远争第一”。至少,“更进一步”没法弄虚作假,“争第一”的手段可是很多。)担心呢,原因就复杂,但肯定已经离开了对自己的把握;把握住自己,这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吗?输了也可以是更进一步。要是把人民的厚望、祖国的荣誉,乃至历来的高傲和高傲不曾实现所留下的委屈一股脑儿都交给足球,谁心里也没底,不担心才怪。

说句公道话,教练和球员们的负担是太重了,重到不是他们可以承受的也不是他们应该承受的,别再说什么“爱国主义和政治思想抓得不够”,这么多年,每一次失败都像重演,每一次教训都像复制,每一次电视台上沉痛的检讨都仿佛录像重播,莫非只有赢球那天才算政治思想抓够了?能不能从下一次来个彻底甚至过头的改变?比如说,不必期望下一次就能赢,只盼下一次能输它个漂亮!漂亮到底,对,明明已经出局也还是抱住漂亮不撒手!体育,原是要在模拟的困境中展现坚强、美丽的精神。爱国——毫无疑问,毫无疑问到用不着“主义”来加封,有吃饭主义吗?我不信有哪位教练或球员不爱祖国。但美丽的精神不更是荣誉?胆战心惊地去摸一把彩的心情,倒是把祖国轻看。

<h3>二十七</h3>

作家陈村说过:让中国人心里不平衡的事情有两件,一是世界杯总不能入围,二是诺贝尔文学奖总不能到手,这两件事弄得球迷和文人都有点魔魔道道。关于后一项,真的不大好再说什么了,要么是酸,要么是苦,甚至于辣,敬仰与渴望、菲薄与讥嘲也都表达过了,剩下的似乎只有闷闷不乐。

说一件真事:五六淑女闲聊,偶尔说起某一女大学生做了“三陪小姐”,不免嗤之以鼻。“一晚上挣好几百哪!”——嗤之以鼻。“一晚上挣好几千的也有!”——还是嗤之以鼻。有一位说:“要是一晚上给你几十万呢?”这一回大家都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相视大笑。这刹那间的沉默颇具深意——潜意识总是诚实的。那么,做一次类推的设想:五六作家,说起各种文学奖,一致的意见是:艺术不是为了谁来拍拍你的后脑勺儿。此一奖——摇头。彼一奖——撇嘴。诺贝尔奖呢?——我总想,是不是也会有那么一瞬间的沉默以及随后的大笑?

几位淑女沉默之后的大笑令人敬佩。她们承认了几十万元的诱惑,承认自己有过哪怕是几秒钟的动摇,然后以大笑驱逐了诱惑,轻松坦然地确认了以往的信念。若非如此,沉默就可能隐隐地延长,延长至魔魔道道,酸甜苦辣就都要来了。

很难有绝对公正的评奖这谁都知道,何不实实在在把诺贝尔奖看作是几位瑞典老人对文学——包括中国文学——的关怀和好意?瑞典我去过一次,印象是:离中国真远呀。

<h3>二十八</h3>

残疾人中想写作的特别多。这是有道理的,残疾人与写作天生有缘,写作,多是因为看见了人间的残缺,残疾人可谓是“近水楼台”。但还有一个原因不能躲闪:他们企望以此来得到社会承认,一方面是“价值实现”,还有更具体的作用,即改善自己的处境。这是事实。这没什么不好意思。他们和众人一道来到人间,却没有很多出路,上大学不能,进工厂不能,自学外语吗?又没人聘你当翻译,连爱情也对你一副冷面孔,而这恰好就帮你积累起万千感慨,感慨之余看见纸和笔都现成,他不写作谁写作?你又不是木头。以史铁生为例,我说过,他绝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我记得他曾在某一条少为人知的小巷深处,一家街道工厂里,一边做工一边做过多少好梦,我知道是什么样的梦使他屡屡决心不死,是什么样的美景在前面引诱他,在后面推动他……总之,那个残疾的年轻人以为终有大功告成的一天,那时,生命就可以大步流星如入无人之境,他决心赌一把,就像歌中唱的:我以青春赌明天。话当然并不说得这么直接,赌——多难听,但其实那歌词写得很坦率,只可惜今天竟自信到这么流行。赌的心情,其实是很孱弱、很担惊受怕的,就像足球的从决心变成担心,它很容易离开写作的根本与自信,把自己变成别人,以自己的眼睛去放映别人的眼色,以自己的心魂去攀登别人的思想,用自己的脚去走别人的步。残疾,其最危险的一面,就是太渴望被社会承认了,乃至太渴望被世界承认了,渴望之下又走进残疾。

<h3>二十九</h3>

二十多年前,残疾人史铁生改变了几次主意之后,选中了写作。当时我真不知这会把他带到哪儿去,就是说,连我都不知道那终于会是一个陷阱还是一条出路。我们一起坐在地坛的老柏树下,看天看地,听上帝的一声不响。上帝他在等待。前途莫辩,我只好由着史铁生的性子走。福祸未卜很像是赌徒的路,这一点由他当时的迷茫可得确证。他把一切希望都压在了那上面,但一直疑虑重重。比如说,按照传统的文学理论,像他这样寸步难行的人怎么可能去深入生活?像他这么年轻的人,有多少故事值得一写?像他这么几点儿年纪便与火热的生活断了交情的人,就算写出个一章半节,也很快就要枯竭的吧,那时可怎么办?我记得他真吓得够呛,哆嗦,理论们让他一身一身地冒汗——见过就要输光的赌徒吗?就那样儿。他一把一把地赌着,尽力向那些理论靠拢,尽力去外面拾捡生活,但已明显入不敷出,眼看难以为继。

他所以能够走过来,以及能在写作这条路上走下去,不谦虚地说,幸亏有我。

我不像他那么拘泥。

就在赌徒史铁生一身一身地出汗之际,我开始从一旁看他,从四周看他,从远处甚至从天上看他,我发现这个人从头到脚都是疑问,从里到外根本一个谜团。我忽然明白了,我的写作有他这样一个原型差不多也就够用了,他身上聚集着人的所有麻烦。况且今生今世我注定是离不开他了,就算我想,我也无法摆脱他到我向往的地方去,譬如乡下,工厂,以及所有轰轰烈烈的地方。我甚至不得不通过他来看这个世界,不得不想他之所想,思他之所思,欲他之所欲。我优势于他的仅仅是:他若在人前假笑,我可以在他后面(里面)真哭——关键的是,我们可以在事后坦率地谈谈这他妈的到底怎么回事!谁的错儿?

<h3>三十</h3>

这么着,有一天他听从了我的劝告,欣羡的目光从外面收回来,调头向里了。对一个被四壁围困的人来说,这是个好兆头。里面比较清静(没有什么理论来干扰),比较坦率(说什么都行),但这清静与坦率之中并不失喧嚣与迷惑(往日并未消失,并且“我从哪儿来?”),里面竟然比外面辽阔(心绪漫无边际),比外面自由(不妨碍别人),但这辽阔与自由终于还是通向不知,通向神秘(智力限制,以及“我到哪儿去,终于到哪儿去?”)。

设若你永远没有“我是谁”等等累人的问题,永远只是“我在故我玩儿”,你一生大约都会活得安逸,山是山,水是水,就像美丽的鹿群,把未来安排在今天之后,把往日交给饥饿的狮子。可一旦谁要是玩腻了,不小心这么一想——“我是谁”好了,世界于是乎轰然膨胀,以至无边无际。我怀疑,人,原就是一群玩腻了的鹿。我怀疑宇宙的膨胀就是因为不小心这么一想。这么一想之后,山不仅是山,水不仅是水,我也不仅仅是我了——我势必就要连接起过去,连接起未来,连接起无穷无尽的别人,乃至天地万物。

史铁生呢?更甭提,我本来就不全是他。可这一回我大半是把他害了,否则他可以原原本本是一匹鹿的。

可现在已是“这么一想”之后,鹿不鹿的都不再有什么实际意义。史铁生曾经使我成为一种限制,现在呢,“我是谁”的追问把我吹散开,飘落得到处都在,以致很难给我画定一个边缘,一条界线。但这不是我的消散,而恰是我的存在。谁都一样。任何角色莫不如此。比如说,要想克隆张三,那就不光要复制全部他的生理,还要复制全部他的心绪、经历、愚顽……最后终于会走到这一步:还要复制全部与他相关的人,以及与与他相关的人相关的人,这办得到吗?所以文学(小说)也办不到,虽然它叫嚷着要真实。所以小说抱紧着虚构。所以小说家把李四、王五、刘二……拆开了,该扔的扔,该留的留,放大、缩小、变形……以组(建构或塑造)成张三。舍此似别无他法,故此法无可争议。

<h3>三十一</h3>

但这一拆一组,最是不可轻看。这一拆一组由何而来?毫无疑问是由于作者,由于某一个我的所思所欲。但不是“我思故我在”,是我在故我思,我在故我拆、故我组、故我取舍变化,我以我在而使张三诞生。我在先于张三之在,我在大于张三之在,张三作为我的创想、我的思绪和梦境,而成为我的一部分。接下来用得上“我思故我在”了——因这一拆一组,我在已然有所更新,我有了新在,就是说,后张三之在的我在大于先张三之在的我在。那么也就是说,在不断发生着的这类拆、组、取舍、变化之中我不断地诞生着,不断地生长。

所以在中我说:我是我印象的一部分,我的全部印象才是我。那就是说:史铁生与张三类同,由于我对他的审视、不满、希望以及他对我的限制等等,他成为我的一部分。我呢?我是包括张三、李四、某一铁生……在内的诸多部分的交织、交融、更新、再造。我经由光阴,经由山水,经由乡村和城市,同样我也经由别人,经由一切他者以及由之引生的思绪和梦想而走成了我。那路途中的一切有些与我擦肩而过从此天各一方,有些便永久驻进我的心魂,雕琢我,塑造我,锤炼我,融入我而成为我。我原是不住的游魂,原是一路汇聚着的水流,浩瀚宇宙中一缕消息的传递,一个守法的公民并一个无羁无绊的梦。

<h3>三十二</h3>

所以我这样想:写作者,未必能够塑造出真实的他人(所谓血肉丰满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写作者只可能塑造真实的自己。——前人也这样说过。

你靠什么来塑造他人?你只可能像我一样,以史铁生之心度他人之腹,以自己心中的阴暗去追查张三的阴暗,以自己心中的光明去拓展张三的光明,你只能以自己的血肉和心智去塑造。那么,与其说这是塑造,倒不如说是受造,与其说是写作者塑造了张三,莫如说是写作者经由张三而有了新在,这受造之途岂非更其真实?这真实不是依靠外在形象的完整,而是根据内在心魂的残缺,不是依靠故事的点水不漏,也不是根据文学的大计方针,而是由于心魂的险径迷途。

文学,如果是暗含着种种操作或教导意图的学问(无论思想还是技巧,语言还是形式,以及为谁写和不为谁写式的立场培养),我看写作可不是,我希望写作可不要再是。写作,在我的希望中只是怀疑者的怀疑,寻觅者的寻觅,虽然也要借助种种技巧、语言和形式。那个愚钝的人赞成了我的意见,有一回史铁生说:写作不过是为心魂寻一条活路,要在汪洋中找到一条船。那一回月朗风清,算得上是酒逢知己,我们“对影成三人”简直有些互相欣赏了。寻觅者身后若留下一行踪迹,出版社看着好,拿去印成书也算多有一用。当然稿酬还是要领,合同不可不签,不然哪儿来的“花间一壶酒”?

我想,何妨就把“文学”与“写作”分开,文学留给作家,写作单让给一些不守规矩的寻觅者吧。文学或有其更为高深广大的使命,值得仰望,写作则可平易些个。无辜而落生斯世者,尤其生来长去还是不大通透的一类,都可以不管不顾地走一走这条路。没别的意思,只是说写作可以跟文学不一样,不必拿种种成习去勉强它;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上厕所也得弄清楚进哪边的门吧。

<h3>三十三</h3>

历来的小说,多是把成品(完整的人物、情节、故事等等)端出来给人看,而把它的生成过程隐藏起来,把作者隐藏起来,把徘徊于塑造与受造之间的那一缕游魂隐藏起来,枝枝杈杈都修剪齐整,残花败叶、踌蹰和犹豫都打扫干净,以居高者的冷静从容把成品包扎好,推向前台。这固然不失为一种方法,此法之下好作品确也很多。但面对成品,我总觉意犹未尽。这感觉,从读者常会要求作者签名并好奇地总想看看作者的相貌这件事中,似乎找出了一点答案——那目光中恐怕不单是敬慕,更多的没准儿是怀疑,尤其对着所谓“灵魂工程师”,怀疑就更其深重。这让我想起一个笑话:某贵妇寿诞,有人奉上赞美诗,第一句“这个婆娘不是人”,众目惊瞠;第二句“九天神女下凡尘”,群颜转悦。我总看那读者的目光也是说着这两句话,不过每句后面都要改用问号。

我便想,那些隐藏和修剪掉的东西就此不见天日是否可惜?岂止可惜,也许竟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那塑造与受造之中的犹豫、徘徊,是不是更有价值?拆、组取舍之间,准定没有更玄妙动人的心流?但这些,在成品张三身上(以及成品故事之中)却已丢失。为了要个成品,一个个仿真人物、情节和一个完整的故事,就值得把这些最为真切、甚至是性命攸关的心流都扔掉?为一个居高从容的九天神女,就忍心让谁家的老祖宗不是人?

<h3>三十四</h3>

在创作意图背后,生命的路途要复杂得多。在由完整、好看、风格独具所指引的种种构思之间,还有着另外的存在。一些深隐的、细弱的、易于破碎但又是绵绵不绝的心的彷徨,在构思的缝隙中被遗漏了,被删除了。所以这样,通常的原因是它们不大适合于制造成品,它们不够引人,不够流畅,不完整,不够惊世骇俗,难以经受市场的挑剔。

听说已经有了(或终将会有)一种电脑软件,只要输入一些性格各异的人物,输入一个时代背景或生活环境,比如是战争,是疑案,是恋情,是寻宗问祖,行侠仗义……再输入一种风格,或惨烈悲壮,或情意绵绵,或野狐禅,或大团圆……好了,电脑自会据此编写一个情节曲折的完整故事。要是你对这故事不甚满意,你就悠然地伸出一个手指,轻轻点一下某键,只听得电脑中“嘁哩咔嚓,嘁哩咔嚓”地一阵运行,便又有一个廻异于前的故事扑面而来。如是者,可无穷尽。

这可真是了得!作家还有什么用?

但很可能这是件好事,在手和脑的运作败于种种软件之后,写作和文学便都要皈依心魂了。恰在脑(人脑或电脑)之聪颖所不及的领域,人之根本更其鲜明起来。惟绵绵心流天赋独具,仍可创作,仍可交流,仍可倾诉和倾听,可以进入一种崭新但其实古老的世界了。那是不避迷茫,不拒彷徨,不惜破碎,由那心流的追索而开拓出的疆域。就像绘画在摄影问世之后所迸发的神奇。

<h3>三十五</h3>

因此我向往着这样的写作——史铁生曾称之为“写作之夜”。当白昼的一切明智与迷障都消散了以后,黑夜要你用另一种眼睛看这世界。很可能是第五只眼睛,第三他不是外来者,第四他也没有特异功能,他是对生命意义不肯放松的累人的眼睛。如果还有什么别的眼睛,尽可能都排在他前面,总之这是最后的眼睛,是对白昼表示怀疑而对黑夜秉有期盼的眼睛。这样的写作或这样的眼睛,不看重成品,看重的是受造之中的那缕游魂,看重那游魂之种种可能的去向,看中那徘徊所携带的消息。因为,在这样的消息里,比如说,才能看见“我是谁”,才能看清一个人,一个犹豫、困惑的人,执拗的寻觅者而非潇洒的制作者;比如说我才有可能看看史铁生到底是什么,并由此对他的未来保持住兴趣和信心。

幸亏写作可以这样,否则他轮椅下的路早也就走完了。有很多人问过我:史铁生从20岁上就困在屋子里,他哪儿来那么多可写的?借此机会我也算作出回答:白昼的清晰是有限的,黑夜却漫长,尤其那心流所遭遇的黑暗更是辽阔无边。

<h3>三十六</h3>

这条不大可能走完的路,大体是这样开始的——

有一回,我在平时最令此一铁生鄙视的人身上让他看见了自己,在他自以为纯洁之处让他看见了另外的东西。开头他自然是不愿承认。好吧,我说:“你会不会嫉妒?”他很自信,说不会。我说是吗?“那张三家比你家多了一只老鼠你为什么嫉妒?”他说:“废话,我嫉妒他多一只老鼠干吗?”话音未落他笑了,说“这是圈套”。但这不是圈套。你知道什么可以嫉妒,什么不必嫉妒,这说明你很会嫉妒。凡你身有体会的东西你才能真正理解,凡你理解了的品质你才能恰切地贬斥它或赞美它,才能准确地描画它。笑话!他说:“那么,写偷儿就一定得行窃,写杀人犯就一定要行凶吗?”但佛家有言:心既生恨,已动杀机。你不可能不体会那至于偷窃的贪欲,和那竟致杀戮的仇恨。这便是人性的复杂,这里面埋藏或蛰伏着命运的诸多可能。相反的情况也是一样,爱者之爱,恋者之恋,思者之思,绵绵心流并不都在白昼的确定性里,还在黑夜的可能性中,在那儿,网织成或开拓出你的存在,甚或你的现实。

<h3>三十七</h3>

还有一回,是在一出话剧散场之后,细雨蒙蒙,街上行人寥落,两旁店铺中的顾客也已稀疏,我的心绪尚不能从那剧中的悲情里走出来,便觉雨中的街灯、树影,以及因下雨而缓行的车辆都有些凄哀。这时,近旁一阵喧哗,原来是那剧中的几个演员,已经卸装,正说笑着与我擦身而过,红红绿绿的伞顶跳动着走远。我知道这是极其正当和正常的,每晚一场戏,你要他们总是沉在剧情里可怎么成?但这情景引动我的联想——前面,他们各自的家中,正都有一场怎样的“戏剧”在等候他们?所有散了戏的观众也是一样,正有千万种“戏剧”散布在这雨夜中,在等候他们,等候着连接起刚刚结束的这一种戏剧,黑夜均匀地铺展开去,所有的“戏剧”其实都在暗中互相关联,那将是怎样的关联呵!这关联本身令我痴迷,这关联本身岂非更是玄奥、辽阔、广大的存在?条条心流暗中汇合,以白昼所不能显明的方式和路径,汇合成另一种存在,汇合成夜的戏剧。那夜我很难入睡,我听见四周巨大无比的夜的寂静里,全是那深隐、细弱、易与破碎的万千心流在喧嚣,在聚会,在呼喊,在诉说,在走出白昼之必要的规则而进入黑夜之由衷的存在。

<h3>三十八</h3>

再有一回是在地坛——我多次写过的那座荒芜的古园(当然,现在它已经被修剪得整整齐齐够得上一个成品了)。我迎着落日,走在园墙下。那园墙历经数百年风雨早已是残损不堪,每一块青砖、每一条砖缝都可谓饱经沧桑,落日的光辉照耀着它们,落日和它们都很镇静,仿佛相约在其悠久旅程中的这一瞬间要看看我,看看这一个生性愚顽的孩子,等候此一铁生在此一时刻走过它们,或者竟是走进它们。我于是伫步。如梦如幻,我真似想起了这园墙被建造的年代,那样的年代里一定也有这样的时刻,太阳也是悬挂在那个地方,一样的红,一样的大,正徐徐沉落。一个砌墙的人,把这一铲灰摊平,把这一块砖敲实,一抬头,看见的也是这一幕风景。那个砌砖的人他是谁?有怎样的身世?他是否也恰好这样想过——几百年后,会不会有一个愚顽的人驻足于此,遥想某一个砌墙的人是谁?想自己是谁?想那时的戏剧与如今的戏剧是怎样越数百年之纷纭戏剧而相互关联?但很多动人的心流或命运早已遗漏殆尽,已经散失得不可收拾,被记录的历史不过一具毫无生气的尸骸。

<h3>三十九</h3>

历史可能顾不得那么多,但写作应该不这样。历史可由后人在未来的白昼中去考证,写作却是鲜活的生命在眼前的黑夜中问路。你可以不问,跟着感觉走,但你要问就必不能去问尸骸,而要去问心流。这大约就是克尔凯戈尔所说的“主观性真理”。他的意思是:“在这些真理中,是不存在供人们建立其合法性以及使其合法的任何客观准则的,这些真理必须通过个体吸收、消化并反映在个体的决定和行动上。主观性真理不是几条知识,而是用来整理并催化知识的方法。这些真理不仅仅是关于外部世界的某些事实,而且也是发扬生命的难以捉摸、微妙莫测和不肯定性的依据。”

<h3>四十</h3>

难以捉摸、微妙莫测和不肯定性。这便是黑夜。但不是外部世界的黑夜,而是内在心流的黑夜。写作一向都在这样的黑夜中。从我们的知识(“客观性真理”)永远不可能穷尽外部世界的奥秘来看,我们其实永远都在主观世界中徘徊。而一切知识都只是在不断地证明着自身的残缺,它们越是广博高妙越是证明这残缺的永恒与深重,它们一再地超越便是一再地证明着自身的无效。一切谜团都在等待未来去解开,一切未来又都是在谜团面前等待(是呵,等待戈多)。所以我们的问路,既不可去问尸骸,又无法去问“戈多”。

但这并不证明人生的无望,那内在的徘徊终于会被逼迫出一种智慧——正如俄罗斯思想家弗兰克在其《生命的意义》中所说:生命的意义不是被给予的,而是被提出的。

我无法全面转述弗氏伟大精妙的思想,我只有向读者推荐他,并感谢刘小枫先生和徐凤林先生让这个只懂中文的铁生读到了他。我的简陋理解是:生命的意义本不在向外的寻取,而在向内的建立。那意义本非与生俱来,生理的人无缘与之相遇。那意义由精神所提出,也由精神去实现,那便是神性对人性的要求。这要求之下,曾消散于宇宙之无边的生命意义重又聚拢起来,迷失于命运之无常的生命意义重又聪慧起来,受困于人之残缺的生命意义终于看见了路。

<h3>四十一</h3>

说到人心,还要唠叨一句:人性解放,必定善哉?怕是未必。三寸金莲解放成大脚片子当然是好,但大脚就保证不受欺压吗?纳妾是过了景,但公款嫖娼却逢其时。“铁嘴儿”“半仙儿”人人喊打,可造人为神的现代迷信并不绝迹。残疾人走进了奥运会,兴奋剂是否也要走近残疾人了呢?人性中,原是包含着神性与魔性两种可能,浮士德先生总是在。

比如一切以商品、利润为号召的主义,谁也甭说谁,五十步恨百步而已。大家都看见了地球的衰危可谁肯后退一步?先下手的并不松手,后下手的更是一肚子冤屈,叫骂着“为富不仁”却加紧行其不仁之事。千年之“禧”全球火爆,偏与神约无关,下一个千年又能怎样?谈判之风像似不坏,可谁跟地球谈判?谁跟大气层谈判?神约既已放弃,人性更容易解放成魔性,或者是,魔性一旦有了人性作招牌,糜菲斯特宏图大展正是一路势如破竹了。

平均主义是谁也没法再夸它了,况且,也不太能想像这人间失去竞争会是怎么一种寂寞荒凉。但愚顽的人老是想:竞争干嘛就不能朝着另一种方向?比如说竞争朴素,竞争自家的装修更趋自然节俭,大家的地球更加茁壮丰沛。各种主义冷争热战各执一词,加起来还是画地为牢,不能在现有的主义之外寻找新途吗?

<h3>四十二</h3>

愚顽的人多是这样说着说着就跑题,让人笑话你这是在做的什么梦?不过我总是忍不住相信,人原是为了梦想而来,原就是这么乘梦而来的。史铁生是什么?是我的一个具体的梦境。我呢,我是他无边的梦想。我们一向就是这么相依为命,至死方休呵。

我常在夜深人静之时问他:怎么样你觉着,活得还好吗?于是由生至死的这一路风光便依次展现,如同录像,你捏住遥控器,可以倒带看看开头,也可以快进先看看结尾,可以无论停在哪一段落再仔细瞧瞧。他握住我的右手,说:“你的手真凉呵。”我握住他的左手:“你的也是,你冷吗?”但这终归是他的问题,是截瘫和尿毒症的问题,肉身问题,是苦海、惩罚、原罪。

我的问题是,既入惩罚之地,此一铁生你怎么办?我给他的建议是:最好把惩罚之地看成锤炼之地。但既是锤炼之地,便又有了一个顺理成章的猜想——我曾经不在这里,我也并不止于这里,我是途经这里。途经这里,那么我究竟要到哪儿去,终于会到哪儿去呢?我不信能有一种没有过程的存在,因此我很有信心地说:我在路上。这就难免还有一问:如此辛辛苦苦,就是为了在路上吗?真是何苦,你干嘛一定要来呀?于是又要想想我是怎么来的了。我说过,就像现在不能离开过去和未来而是现在一样,我也不能离开别人而是我,我不能离开天离开地离开万物万灵——离开一切他者而是我。那么我是怎么来的?我是从一切中来呵,我是由一切所孕育,所催生的一缕浪动的消息,微薄但是独具。这样的消息并不都是由我决定,但这样的消息不死不灭总是以“我”为名——不信去问所有的人好了,他们无不是以“我”的角度在行走,在迷茫,在领悟。可我又说过,这一颗心盼望着走向宁静。是呀,宁静,但不是空无。怎么可能有绝对的无呢?那不是空无那是我的原在!原在——前人用过这个词吗?恕我无知,倘前人不曾用过,我来解释一下它的意思——那即是神在,我赖以塑造和受造的最初之在。

<h3>四十三</h3>

我不断地眺望那最初之在:一方蓝天,一条小街,阳光中缥缈可闻的一缕钟声,于恐惧与好奇之中铺筑成无限。因而我看着他的背影,看他的心流一再进入黑夜,死也不是结束。只有一句话是他的保佑:“看不见而信的人是有福的。”

正文 3

<h3>一</h3>

从网上读到一篇文章,说到中国孩子和美国孩子学画画之关心点的不同,中国孩子总是问老师“我画得像不像”,美国孩子则是问“我画得好不好”。

先说“像不像”,像什么呢?一是像老师的范本,二是像名家或传统的画路。我在电视上见过几个中国孩子比赛水墨画,看笔法都是要写意,但其实全有成规:小鸡是几笔都是几笔,小虾则一群与一群的队形完全一致,葫芦的叶子不仅数目相等并且位置也一样,而白菜的旁边总是配上两朵蘑菇……这那里还有自己的意,全是别人的实呀!三是像真的。怎样的真呢?倘其写意也循成规,真,料必也只是流于外在的形吧。

再说“好不好”。根据什么说它好不好呢?根据外在的真,只能是像不像。好不好则必牵系着你的心愿,你的神游,神游阻断处你的犹豫和彷徨,以及现实的绝境给你的启示,以及梦想的不灭为你开启的无限可能性。这既是你的劫数也是你的自由,这样的舞蹈你能说它像什么吗?它什么也不像,前面没有什么可以让它像的东西,因为你只有问自己,乃至问天问地:这,好不好?

<h3>二</h3>

国画,越看越有些腻了。山水树木花鸟鱼虫,都很像,像真的,像前人,互相像,鉴赏家常也是这样告诉你:此乃袭承哪位大师,哪一门派。西画中这类情况也有。书法中这样的事尤其多,寿字、福字、龙虎二字,写来写去再也弄不出什么新意却还是写来写去,让人看了憋闷,觉得书者与观者的心情都被囚禁。

艺术,原是要在按部就班的实际中开出虚幻,开辟异在,开通自由,技法虽属重要但根本的期待是心魂的可能性。便是写实,也非照相。便是摄影,也并不看重外在的真。一旦艺术,都是要开放遐想与神游,且不宜搭乘已有的专线。

曾经我不大会看画,众人都说好,便追去看。贴近了看,看得太快怕人说你干嘛来,看得慢了又不知道看什么,看出像来暗自快慰,看着不像便怀疑人家是不是糊弄咱。后来,有一次,忽然之间我被震动了——并非因为那画面所显明的意义,而是因其不拘一格的构想所流露的不甘就范的心情。一俟有了这样的感受,那画面便活跃起来,扩展开去,使你不由地惊叹:原来还有这样的可能!于是你不单看见了一副画,还看见了画者飞扬的激情,看见了一条渴望着创造的心迹,观者的心情也便跟随着不再拘泥一处,顿觉僵死的实际中处处都蕴藏着希望。

<h3>三</h3>

不过,倘奇诡、新异肯定就好,艺术又怕混淆于胡来。贬斥了半天“像”,回头一想,什么都不像行吗?换个角度说,你根据什么说A是艺术,B是创作,而C是胡来?所谓“似与不似之间”,这“之间”若仅是画面上分寸的推敲,结果可能还是成规,或者又是胡来。这“之间”,必是由于心神的突围,才可望走到艺术的位置;可以离形,但不能失神,可以脱离实际沉于梦幻,却不可无所寻觅而单凭着手的自由。这就像爱与性的关系:爱中之性,多么奇诡也是诉说,而无爱之性再怎么像模像样儿也还是排泄。

什么都不像既然也不行,那又该像什么呢?像你的犹豫,像你的绝望,像你的不甘就范的心魂。但心魂的辽阔岂一个“像”字可以捕捉?所以还得是“好不好”;“好不好”是心魂在无可像处的寻觅。

<h3>四</h3>

中国观众,对戏剧,对表演,也多以“像不像”来评价。医生必须像医生,警察千万得像警察,可医生和警察,脱了衣裳谁像谁呢?脱了衣裳并且入梦,又是怎么个像法呢?(有一段相声说:梦,有俩人商量着做的吗?)像,惟在外表,心魂却从来多样。心魂,你说他应该像什么?只像他自己不好吗?只像他希望自己所是的那样,不好吗?可见,“像不像”的评价,还是对形的要求,对表层生活的关注,心魂的辽阔与埋藏倒被忽视。

所以中国的舞台上与中国的大街上总是很像。中国的演员,工夫多下在举首投足、一颦一笑的像上。中国观众的期待,更是被培养在这个像字上。于是,中国的艺术总是以像而赢得赞赏。极例是“文革”中的一个舞蹈《喜晒战备粮》,一群女孩儿不过都换了一身干净衣裳,跳到台上去筛一种想像中的谷物。筛来筛去,这我在农村见过,觉得真像,又觉得没劲——早知如此,给我们村儿的女子们换身衣裳不得了?想来我们村儿的女子们倒更要活泼得多了。还有所谓的根雕,你看去吧,好好的天之造物,非得弄得像龙像凤,像鹰像鹤,偏就不见那根须本身的蓬勃与呼啸。还是一个“像”字作怪。“不肖子孙”所以是斥责,就因其不像祖宗,不按既定方针办。龙与鹤的意思都现成,像就是了,而自然的蓬勃与呼啸是要心魂参与创造的,而心魂一向都被忽视。

<h3>五</h3>

像字当头,艺术很容易流于技艺。用笔画,会的人太多,不能标榜特色总归是寂寞。就有人用木片画,用手指或舌头画,用气吹着墨液在纸上走。有个黄色笑话,说古时某才子善用其臀作画,蘸了墨液在纸上只一坐,像什么就不说,但真是像。玩笑归玩笑,其实用什么画具都不要紧,远古无“荣宝斋”时,岩洞壁画依然动人魂魄。古人无规可循,所画之物也并不求像,但那是心魂的奔突与祈告,其牵魂的力量自难磨灭。我是说,心魂的路途远未走完,未必是工具已经不够使。

<h3>六</h3>

外在的“像”与“真”,或也是艺术追求之一种,但若作为艺术的最高鉴定,尴尬的局面在所难免。比如,倘若真就是好,任何黄色的描写都无由贬斥,任何乌七八糟的东西都能叫艺术,作者只要说一句“这多么真实”,或者“我的生活真的是这样”,你说什么?他反过来还要说你“遮遮掩掩的你真是那样干么?虚伪!”是呀,许你满台土语,就不许我通篇脏话?许你引车卖浆惟妙惟肖,就不许我鸾颠凤倒纤毫毕现?许你衣冠楚楚,倒不许我一丝不挂?你真还是我真?哎哎,确也如此——倘去实际中比真,你真比不过他。不过,若只求实际之真,艺术真也是多余。满街都是真,床上床下都是真,看去呗。可艺术何为?艺术是一切,这总说不通吧?那么,艺术之真不同于实际之真,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艺术是假吗?当然也不是。倒是满街的实际,可能有一半是假;床上床下的真,可能藏着假情假义,一丝不挂呢,就真的没有遮掩?而在这真假之间,心魂一旦感受到荒诞,感受到苦闷有如囚徒,便可能开辟另一种存在,寻觅另一种真了。这样的真,以及这样的开辟与寻觅本身,被称为艺术,应该是合适的。

<h3>七</h3>

说艺术之真有可能成为伪善的借口,成为掩盖实际之真的骗术,这可信。但因此就将实际之真作为艺术的最高追求,却不能接受。

“艺术源于生活”,我曾以为是一句废话——工农兵学商,可有哪一行不是源于生活吗?后来我明白,这当然不是废话。这话意在消解对实际生活的怀疑。

有位大诗人说过,“诗是对生活的匡正”。他不知道“匡正”也是源于生活?料必他是看出了“源于生活”要么是废话,要么就会囿于实际,使心魂萎缩。

粉饰生活的行为,倒更会推崇实际,拒斥心魂。因为,心魂才是自由的起点和凭证。是对不自由的洞察与抗议,它当然对粉饰不利。所以要强调艺术的不能与实际同流,艺术,乃“于无声处”之“惊雷”,是实际之外的崭新发生。

<h3>八</h3>

“匡正”,不单是针对着社会,更是针对着人性。自由,也不仅是对强权的反抗,更是对人性的质疑。文学因而不能止于干预实际生活,而探问心魂的迷茫和意义才更是它的本分。文学的求变无疑是正当,因为生活一直在变。但是,生命中可有什么不变的东西吗?这才是文学一向在询问和寻找的。日新月异的生活,只是为人提供了今非昔比的道具,马车变成汽车,蒲扇换成空调,而其亘古的梦想一直不变,上帝对人的期待一直不变。为使这梦想和期待不致被日益奇诡、奢糜的道具所湮灭,艺术这才出面。上帝就像出题的考官,不断变换生活的题面,看你是否还能从中找出生命的本义。

对于科学,后人不必重复前人,只需接过前人的成就,继往开来。生命的意义却似轮回,每个人都得从头寻找,惟在这寻找中才可能与前贤汇合,惟当走过林莽,走过激流,走过深渊,走过思悟一向的艰途,步上山巅之时你才能说继承。若在山腰止步,登峰之路岂不又被埋没?幸有世世代代不懈的攀登者,如西绪福斯一般重复着这样的攀登,才使梦想照耀了实际,才有信念一直缭绕于生活的上空。

<h3>九</h3>

不能把遮掩实际之真的骗术算在艺术之真的头上,就像不能把淫乱归在性欲名下。而实际之真阻断了心魂恣肆的情况,也是常有,比如婚内强奸也可导致生育,但爱情随之荒芜。

实际的真与否,有舆论和法律去调教,比如性骚扰的被处罚,性丑闻的被揭露,再比如拾金不昧的被表彰。但艺术之真是在信仰麾下,并不受实际牵制,它的好与不好就如爱情的成败,惟自作自受。一般来看,掩盖实际之真的骗术,多也依靠实际之假,或以实际的利益引诱,哪有欺世盗名者希望大家心魂自由的呢?

黄色所以是黄色,只因其囿于器官的实际,心魂被快感淹没,不得伸展。倘非如此,心魂借助肉体而天而地,爱愿借助性欲而酣畅地表达,而虔诚地祈告,又何黄之有?一旦心魂驾驭了实际,或突围,或彷徨,或欢聚,你就自由地写吧,画吧,演吧,字还是那些字,形还是那些形,动作还是那些动作,意味却已大变——爱情之下怎么都是艺术,一黄不染。黄色,其实多么小气,而“金凤(爱)玉露(性)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那是诗是歌是舞,是神的恩赐呀谁管得着?

其实,对黄色,也无须太多藏禁,那路东西谁都难免想看看,但正因其太多实际,生理书上早都写得明白,看看即入穷途。半遮半掩,倒是撩拨青少年

<h3>十</h3>

我们太看重了白昼,又太忽视着黑夜。生命,至少有一半是在黑夜中呀——夜深人静,心神仍在奔突和浪游。更因为,一个明确走在晴天朗照中的人,很可能正在心魂的黑暗与迷茫中挣扎,黑夜与白昼之比因而更其悬殊。这迷茫与挣扎,不是源于生活?但更是“匡正”,或“匡正”的可能。这就得把那个“像”字颠来倒去鞭打几回!因为,这黑夜,这迷茫与挣扎,正是由于无可像者和不想再像什么。这是必要的折磨,否则尽是“酷肖子孙”,千年一日将是何等无聊?连白娘子都不忍仙界的寂寞,“千年等一回”来寻这人间的多彩与真情。

<h3>十一</h3>

不能因为不像,就去谴责一部作品,而要看看那不像的外形是否正因有心魂在奔突,或那不像的传达是否已使心魂震动、惊醒。像,已经太腻人,而不像,可能正为生途开辟着新域。

“艺术高于生活”,似有些高高在上,轻慢了某些平凡的疾苦,让人不爱听。再说,这“高于”的方向和尺度由谁来制定呢?你说你高,我说我比你还高,他说我低,你说他其实更低,这便助长霸道,而霸道正是瞒与骗的基础。那就不如说“艺术异于生活”。“异”是自由,你可异,我亦可异,异与异仍可存异,惟异端的权利不被剥夺是普遍的原则。

不过,“异”主要是说,生理的活着基本相同,而心魂的眺望各有其异,物质的享受必趋实际,而心魂的眺望一向都在实际之外。但是,实际之外可能正是黑夜。黑夜的那边还有黑夜。黑夜的尽头呢?尽头者,必不是无,仍是黑夜,心魂的黑夜。人们习惯说光明在前面引领,可光明的前面正是黑夜的呼唤呀。现成的光明俯拾即是,你要嫌累就避开黑夜,甭排队也能领得一份光明,可那样的光明一定能照亮你的黑夜吗?惟心神的黑夜,才开出生命的广阔,才通向精神的家园,才是要麻烦艺术去照亮的地方。而偏好实际,常常湮灭了它。缺乏对心魂的关注,不仅限制了中国的艺术,也限制着中国人心魂的伸展。

<h3>十二</h3>

“普遍主义”很像“高于”,都是由一个自以为是的制高点发放通行证,强令排异,要求大家都与它同,此类“普遍”自然是得反对。但要看明白,这并不意味着天下人就没有共通点,天下事就没有普遍性。要活着,要安全,要自由表达,要维护自己独特的思与行……这有谁不愿意吗?因此就得想些办法来维护,这样的维护不需要普遍吗?对“反对普遍主义”之最愚蠢的理解,是以为你有你的实际,我有我的实际,因此谁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可是,日本鬼子据其实际要侵略你,行吗?村长据其实际想强奸某一村民,也不行吧?所以必得有一种普遍的遵守。

<h3>十三</h3>

语言也是这样,无论谈恋爱还是谈买卖,总是期望相互能听懂,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就不如各自回家去睡觉。要是你听不懂我的我就骂人,就诉诸强迫,那便是霸道,是要普遍反对的。可是,反抗霸道若也被认为是霸道,事情就有些乱。为免其乱就得有法律,就得有普遍的遵守。然而又有问题:法律由谁来制订?只根据少数人(或国)的利益显然不对吧?所以就得保证所有的人(或国)都能自由发言。

说到保护民族语言的纯洁与独立,以防强势文化对它的侵蚀与泯灭,我倾向赞成,但也有些疑问。疑问之一:这纯洁与独立,只好以民族为单位吗?为什么不更扩大些或更缩小些?疑问之二:民族之间可能有霸道,民族之内就不可能有?民族之间可以恃强凌弱,一村一户中就不会发生同样的事?为什么不干脆说“保护个人的自由发言”呢?

本当是个人发言,关注普遍,不知怎么一弄,常常就变成了集体发言,却只看重一己了。只有个人自由,才有普遍利益,只因有普遍的遵守,才可能保障个人的自由,这道理多么简单。事实上,轻蔑个人自由的人,也都不屑于普遍的遵守,道理也简单:自由一普遍,霸字搁在哪儿?

<h3>十四</h3>

远来的和尚,原是要欣赏异地风俗,或为人类学等等采集标本,自然是希望着种类的多样,稀有种类尤其希望它保持原态,不见得都有闲心去想这标本中人是否活得煎熬,是否也图自由与发展?他们不想倒也罢了,标本中人若为取悦游僧和学者而甘做标本,倒把自己的愿望废置,把自己必要的变革丢弃,事情岂不荒唐?

<h3>十五</h3>

前不久,可能是在电视上也可能是在报纸上,见一位导演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问:“有人说您的‘中国特色’其实是迎合外国人的口味。”导演说:“不,因为我表现的是人的普遍情感,所以外国人也能接受。”我便想:什么是普遍情感?这普遍是谁的统计?怎么统计的?其依据和目的都是什么?以及被这统计所排除、所遗漏的那些心魂应当怎样处置?尤其,这普遍怎么又成了特色?是什么人,会认此普遍为特色呢?是不是由市场判定的普遍?是不是由外国口味判定的中国特色?

一个创作者,敢说他表现的是普遍,这里面隐约已经有了一方“父母官”的影子。一个创作者,竟说他表现的是普遍,谦虚得又似过头,这岂非是说自己并无独到之见?一个创作者,至少要自以为有独特的发现,才会有创作的激情吧?普遍的情感满街都是,倘不能从中见出独具的心流,最多也只能算模仿生活。内在的新异已被小心地择出或粗心地忽略,一旦走上舞台和银幕,料必仍只是外在的像。这样的“创作”,我在想,其动力会是什么呢?不免还是想到了“迎合”,迎合市场,迎合“父母官”,迎合一种故有的优势话语,或者迎合别的什么。未必就是迎合大众,倒可能是麻醉大众。大众的心流原本是多么丰富,多么不拘,多么辽远,怎么迎合得过来?惟把他们麻醉到只认得一种戏路,只相信一种思绪配走上舞台或银幕,他们才可以随时随地被迎合。所以我又想,是否正因为这堂而皇之的普遍,万千独具的心流所以被湮灭,以致中国特色倒要由外国人来判定?还有,为什么要以国为单位来配制特色?为什么不让每一缕心魂自然而然地表现其特色呢?

<h3>十六</h3>

别抱怨摆弄实际之真的所谓艺术总是捉襟见肘吧,那是必然。正因为实际走到了末路,艺术这才发生,若领着艺术再去膜拜实际,岂非鬼打墙?所以,艺术正如爱情,都是不能嫌累的事。心魂之域本无尽头,比如“诗意地栖居”可不是独享逍遥,而是永远地寻觅与投奔,并且总在黑夜中。

<h3>十七</h3>

要讲真话,勿瞒与骗,这是中国人普遍推崇的品质。可从来,有几人真能做得彻底,真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且莫苛求“言必行”吧)倒是常听见这样的表白:“有些话我不能讲,但我讲的保证都是真话。”说实在的,能如此也已经令人钦佩。扪心自问,我自己顶多也就这样。但这绝不是说我钦佩我自己,恰恰相反,用陕北话说:我这心里头害麻烦。翻译成北京话就是:糟心。有点儿像吸毒,自个儿也看不起自个儿,又戒不掉。软弱的自己看不起自己的软弱但还是软弱着,虚伪的自己看不起自己的虚伪却还是“有些话不能讲”——真真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就完了吗?钦佩着勇敢者之余,软弱如我者想:岂有此理的深处就怕还藏着另外的道理,未必一副硬骨头就能包打天下。说真话、硬骨头、匕首与投枪,于虚伪自然是良药,但痼疾犹在,久不见轻,大概还是医路的问题。自古就有“文死谏”的倡导,意思也就是硬骨头、讲真话,可这品质世世代代一直都被倡导,或只被倡导,且有日趋金贵之势,岂不令人沮丧?怎么回事?中国人一向推崇的品质,怎么竟成了中国人越来越难得的高风亮节?

<h3>十八</h3>

说真话有什么错吗?当然没有,还能是说假话不成?但说真话就够了吗?这就又得看看:除了实际之真,心魂之真是否也有表达?是否也能表达?是否也提倡表达?是否这样的表达也被尊重?倘只白昼在表达,生命至少要减半。倘黑夜总就在黑夜中独行,或聋,或哑,或被斥为“不打粮食”,真,岂不是残疾着吗?比如两口子,若互相只言白昼,黑夜之浪动的心流或被视为无用,或被看作邪念,千万得互相藏好,那料必是要憋出毛病的。比如憋出猜疑和防备,猜疑和防备又难免流入白昼,实际之真也就要打折扣了。这还不要紧,只要黑夜健在,娜拉大不了是个出走。但黑夜要是一口气憋死,实际被实际所囚禁,艺术和爱情和一切就都只好由着白昼去豢养、去叫卖了。失去黑夜的白昼,失去匡正的生活,什么假不能炒成真?什么阴暗不能标榜为圣洁?什么荒唐事不能煽得人落泪?于是,什么真也就都可能沦落到“我不能说”了。

<h3>十九</h3>

听说有一位导演,在反驳别人的批评时说:“不管怎么说,反正我是让观众落了泪。”反驳当然是你的权利,但这样的反驳很无力,让人落泪就一定是好艺术吗?让人哭,让人笑,让人咬牙切齿,捶胸顿足,都太容易。不见得非劳驾艺术不可。而真正的好艺术,真正的心路艰难,未必都有上述效果。

我听一位批评家朋友说过一件事:他去看一出话剧,事先掖了手绢在兜里,预备哭和笑,然而整个演出过程中他哭不出也笑不出,全场鸦雀无声,直到剧终,掌声虽也持久,但却犹豫,直到戏散,鱼贯而出的人群仍然没有什么热烈的表示,大家默默地走路,看天,或对视为。我那朋友干脆找个没人的地方坐下来发呆。他说这戏真好。他没说真像。他说看戏的人中有说真好的,有说不好的,但没见有谁说真像或者不像。他说,无论说真好的还是说不好的,神情都似有些愕然,加上天黑。他说他在那没人的地方坐了很久,心里仍然是一片愕然,以往的批评手段似乎都要作废,他说他看见了生命本身的疑难。这戏我没看。

<h3>二十</h3>

我看过一篇报告文学,讲一个叛徒的身世。这人的弟弟是个很有名望的革命者。兄弟俩早年先后参加了革命,说起来他还是弟弟的引路人,弟弟是在他的鼓动下才投身革命的。其实他跟弟弟一样对早年的选择终生无悔,即便是在他屈服于敌人的暴力之时,即便是在他饱受屈辱的后半生中,他也仍于心中默默坚守着当初的信奉。然而弟弟是受人爱戴的人,他却成了叛徒。如此天壤之别,细究因由其实简单:他怕死,怕酷刑的折磨,弟弟不怕。当然,还在于,他不幸被敌人抓去了,弟弟没这么倒霉。就是说,弟弟的不怕未经证实。于是也可以想象另一种可能:被抓去的是弟弟,不是他。这种可能又引出另外两种可能:一是弟弟确实不怕死,也不怕折磨,这样的话世上就会少一个叛徒,多一个可敬的人。二是弟弟也怕,结果呢,叛徒和可敬的人数目不变,只不过兄弟俩倒了个个儿。

谁是叛徒无关紧要,就像谁是哥谁是弟并不要紧,要紧的是世上确有哥哥这样的人,确有这样饱受折磨的心。知道世上有这样的人的那天,我也是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呆坐很久,心中全是愕然,以往对叛徒的看法似乎都在动摇。我慢慢地看见,勇猛与可敬之外还有着更为复杂的人生处境。我看见一片蛮荒的旷野,神光甚至也少照耀,惟一颗诉告无处的心随生命的节拍钟表一样地颤抖,永无休止。不管什么原因吧,总归有人处于这样的境地,总归有这样的心魂的绝境,你能看一看就忘了吗?我尤其想起了这样的话:人道主义者是不能使用“个别现象”这种托词的。

<h3>二十一</h3>

这样的事让我不寒而栗。这样的事总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是他,你怎么办?这问题常使我夜不能寐。一边是屈辱,一边是死亡,你选择什么?一边是生,是永恒的耻辱与惩罚,一边是死,或是酷刑的折磨,甚至是亲人遭连累,我怎样选择?这问题在白昼我不敢回答,在黑夜我暗自祈祷:这样的事千万别让我碰上吧。但我知道这不算回答,这惟使黑夜更加深沉。我又对自己说:倘这事真的轮到我头上,我惟求速死。可我心里又明白,这不是勇敢,也仍然不是回答,这是逃避,想逃开这两难的选择,想逃出这最无人道的处境。因为我还知道,这样的事并不由于某一个人的速死就可以结束。何况敌人不见得就让你速死,敌人要你活着,逼你就范是他们求胜的方法。然而,逼迫你的仅仅是敌人吗?不,这更像合谋,它同时也是敌人的敌人求胜的方法。在求胜的驱动之下,敌对双方一样地轻蔑了人道,践踏和泯灭着人道,那么不管谁胜,得胜的终于会是人道吗?更令人迷惑的是,这样的敌对双方,到底是因何而敌对?各自所求之胜,究竟有着怎样根本的不同?我的黑夜仍在黑夜中。而且黑夜知道,对这两难之题,是不能用逃避冒充回答的。

<h3>二十二</h3>

对这样的事,和这样的黑夜,我在中曾有触及,我试图走到三方当事者的位置,演算各自的心路。

大凡这类事,必具三方当事者:A——或叛徒,或英雄,或谓之“两难选择者”;B——敌人;C——自己人。演算的结果是:大家都害怕处于A的位置。甚至,A的位置所以存在,正由于大家都在躲避它。比如说,B不可以放过A吗?但那样的话,B也就背叛了他的自己人,从而走到了A的位置。再比如,C不可以站出来,替下你所担心的那个可能成为叛徒的人吗?但那样C也就走到了A的位置。可见,A的位置他们都怕——既怕做叛徒,也怕做英雄,否则毫不犹豫地去做英雄就是,叛徒不叛徒的根本不要考虑。是的,都怕,A的位置这才巩固。是的,都怕,但只有A的怕是罪行。原来是这样,他们不过都把一件可怕的事推给了A,把大家的罪行推给了A去承担,然后,一方备下了屠刀、酷刑和株连,一方备下了赞美,或永生的惩罚。

<h3>二十三</h3>

大家心里都知道它的可怕,大家却又一齐制造了它,这不荒唐吗?因此,很久以来我就想为这样的叛徒说句话。就算对那两难的选择我仍未找到答案,我也想替他问一问:他到底错在了哪儿?他不该一腔热血而做出了他年轻时的选择吗?他不该接受一项有可能被敌人抓去的工作吗?他一旦被抓住就不该再想活下去吗?或者,他就应该忍受那非人的折磨?就应该置无辜的亲人于不顾,而单去保住自己的名节,或单要保护某些同他一样承诺了责任的“自己人”吗?

我真是找不出像样的回答。但我不由地总是想:有什么理由使一个人处于如此境地?就因为他要反对某种不合理(说到底是不合人道之理)的现实,就应该处于更不人道的境地中吗?

我认真地为这样的事寻找理由,惟一能找到的是:A的屈服不仅危及了C,还可能危及“自己人”的整个事业。然而,倘这事业求胜的方法与敌人求胜的方法并无根本不同,将如何证明和保证它与它所反对的不合理一定就有根本的不同呢?于是我又想起了圣雄甘地的话: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获得和平,和平本身是一种方法。这话也可引申为: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获得人道,人道本身就是方法。那也就是说:人道存在于方法中,倘方法不人道,又如何树立人道,又怎么能反对不人道?

<h3>二十四</h3>

这真正是一道难题:敌人不会因为你人道,他也就人道。你人道,他很可能乘虚而入,反使其不人道得以巩固。但你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你就也蔑视了人道,你就等于加入了他,反使不人道壮大。仇恨的最大弊端是仇恨的蔓延,压迫的最大遗患是压迫的复制。“自己人”万勿使这难题更难吧。以牙还牙的怪圈如能有一个缺口,那必是更勇敢、更理性、更智慧的人发现的,比如甘地的方法,比如马丁·路德·金的方法。他们的发现,肯定不单是因为骨头硬,更是因为对万千独具心流更加贴近的关怀,对人道更为深切的思索,对目的更清醒的认识。这样的勇敢,不仅要对着敌人,也要对着自己,不仅靠骨头,更要靠智慧。当然,说到底是因为:不是为了坐江山,而是为了争自由。

电视中正在播放连续剧《太平天国》。洪秀全不勇敢?但他还是要坐江山。杨秀清不勇敢?可他总是借天父之口说自己的话。天国将士不勇敢吗,可为什么万千心流汇为沉默?“天国”看似有其信仰,但人造的神不过是“天王”手中的一张牌。那神曾长了一张人嘴,人嘴倘合王意,王便率众祭拜,人嘴如若不轨,王必率众诛之,而那虚假的信仰一旦揭开,内里仍不过一场权力之争,一切轰轰烈烈立刻没了根基。

<h3>二十五</h3>

小时候看《三国》,见赵子龙在长坂坡前威风八面,于重重围困中杀进杀出,斩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不禁为之喝彩。现在却常想,那些被取了首级的人是谁?多数连姓名也没有,有姓名的也不过是赵子龙枪下的一个活靶。战争当然就是这么残酷,但小说里也不曾对此多有思索,便看出文学传统中的问题。

我常设想,赵子龙枪下的某一无名死者,曾有着怎样的生活,怎样的期待,曾有着怎样的家,其家人是在怎样的时刻得知了他的死讯,或者连他的死讯也从未接到,只知道他去打仗了,再没回来,好像这人生下来就是为了在某一天消失,就是为了给他的亲人留下一个永远的牵挂,就是为了在一部中国名著中留下一行字:只一回合便被斩于马下。这个人,倘其心流也有表达,世间也许就多有一个多才多艺的鲁班,一个勤劳忠厚的董永,抑或一个风流倜傥的贾宝玉(虽然他不可能那么富贵,但他完全可能那么多情)。当然,他不必非得是名人,是个普通人足够。但一个普通人的心流,并非普遍情感就可以概括,倘那样概括,他就仍只是一个王命难违的士兵,一个名将的活靶,一部名著里的道具,其独具的心流便永远还是沉默。

<h3>二十六</h3>

我的一位已故艺术家朋友,生前正做着一件事:用青铜铸造一千个古代士兵的首级,陈于荒野,面向苍天。我因此常想像那样的场面。我因此能看见那些神情各异的容颜。我因此能够听见他们的诉说——一千种无人知晓的心流在天地间浪涌风驰。实际上,他们一代一代在那荒野上聚集,已历数千年。徘徊,等待,直到我这位朋友来了,他们才有可能说话了。真不知苍天何意,竟让我这位朋友猝然而逝,使这件事未及完成。我这位艺术家朋友,名叫:甘少诚。

<h3>二十七</h3>

叛徒(指前述那样的叛徒,单为荣华而出卖朋友的一类此处不论)就正是由普遍情感所概括出的一种符号,千百年中,在世人心里,此类人等都有着同样简化的形象和心流。在小说、戏剧和电影中,他们只要符合了那简化的统一(或普遍),便是“真像”,便在观众中激起简化而且统一的情感,很少有人再去想:这一个人,其处境的艰险,其心路的危难。

恨,其实多么简单,朝他吐唾沫就是,扔石头就是。

《圣经》上有一个类似的故事,看耶稣是怎么说吧:法利赛人抓来一个行淫的妇女,认为按照摩西的法律应该用石头砸死她,他们等待耶稣的决定。耶稣先是在地上写下一行字,众人追问那字的意思,耶稣于是站起来说,你们中谁没有犯过罪,就去用石头砸死她吧。耶稣说完又在地上写字。那些人听罢纷纷离去……

因此,我想,把那个行淫的妇女换成那个叛徒,耶稣的话同样成立:你们中谁不曾躲避过A的位置,就可以朝他吐唾沫、扔石头。如果人们因此而犹豫,而看见了自己的恐惧和畏缩,那便是绝对信仰在拷问相对价值的时刻。那时,普遍情感便重新化作万千独具的心流。那时,万千心流便一同朝向了终极的关怀。于是就有了忏悔,于是忏悔的意义便凸显出来。比如,这忏悔的人群中如果站着B和C,是否在未来,就可以希望不再有A的位置了呢?

<h3>二十八</h3>

众人走后,耶稣问那妇女:没有人留下定你的罪吗?答:没有。耶稣说:那我也就不定你的罪,只是你以后不要再犯。这就是说,罪仍然是罪,不因为它普遍存在就不是罪。只不过耶稣是要强调:罪,既然普遍存在于人的心中,那么,忏悔对于每一个人就都是必要。

有意思的是,当众人要耶稣做决定时,耶稣为什么在地上写字?为什么耶稣说完那些话,又在地上写字?我一直想不透。他是说“字写的法律与心做的忏悔不能同日而语”吗?他是说“字写的简单与心写的复杂不可等量齐观”吗?或者,他是说“字写的语言有可能变成人对人的强暴,惟对万千心流深入的体会才是爱的祈祷”?但也许他是取了另一种角度,说:字,本当从沉默的心中流出。

<h3>二十九</h3>

对于A的位置,对于这位置所提出的问题,我仍不敢说已经有了回答,比这远为复杂的事例还很多。我只是想,所有的实际之真,以及所谓的普遍情感,都不是写作应该止步的地方。文学和艺术,从来都是向着更深处的寻觅,当然是人的心魂深处。而且这样的深处,并不因为曾经到过,今天就无必要。其实,今天,绝对的信仰之光正趋淡薄,日新月异的生活道具正淹没着对生命意义的寻求。上帝的题面一变,人就发昏,原来会做的题也不会了;甚至干脆不做了,既然窗外有着那么多快乐的诱惑。看来,糜非斯特跟上帝的赌博远未结束,而且人们正在到处说着那句可能使魔鬼获胜的话。

插队时,村中有所小学,小学里有个奇怪的孩子,他平时替他爹算工分,加加减减一丝不乱,可你要是给他出一道加减法的应用题,比如说某工厂的产值,或某公园里的树木,或某棵树上的鸟,加来减去他把脚丫子也用上还是算不清。我猜他一定是让工厂呀、公园呀、树和鸟呀给闹乱了,那些玩艺儿怎么能算得清?别小看糜非斯特吧,它把生活道具弄得越来越邪乎,于中行走容易找不着北。

<h3>三十</h3>

我想我还是有必要浪费一句话:舍生取义是应该赞美的,为信仰而献身更是美德。但是,这样的要求务须对着自己,倘以此去强迫他人,其“义”或“信仰”本身就都可疑。

<h3>三十一</h3>

“我不能说”,不单因为惧怕权势,还因为惧怕舆论,惧怕习俗,惧怕知识的霸道。原是一份真切的心之困境,期望着交流与沟通,眺望着新路,却有习俗大惊失色地叫:“黄色!”却有舆论声色俱厉地喊:“叛徒!”却有霸道轻蔑地说:“你看了几本书,也来发言?”于是黑夜为强大的白昼所迫,重回黑夜的孤独。

入夜之时,心神如果不死,如果不甘就范,你去听吧,也许你就能听见如你一样的黑夜还在黑夜中挣扎,如你一样的眺望还在黑夜中眺望。也许你还能听见诗人西川的话:我打开一本书/一个灵魂就苏醒/……/我阅读一个家族的预言/我看到的痛苦并不比痛苦更多/历史仅记录少数人的丰功伟绩/其他人说话汇合为沉默……

你不必非得看过多少本书,但你要看重这沉默,这黑夜,它教会你思想而不单是看书。你可以多看些书,但世上的书从未被哪一个人看完过,而看过很多书却没有思想能力的人也不少。

<h3>三十二</h3>

中国的电影和戏剧,很少这黑夜的表达,满台上都是模仿白昼,在细巧之处把玩表面之真。旧时闺秀,新潮酷哥,请安、跪拜、作揖、接吻,虽惟妙惟肖却只一副外壳。大家看了说一声“真像”,于是满足,可就在回家的路上也是各具心流,与那白昼的“真”和“像”迥异。黑夜已在白昼插科打诨之际降临,此刻心里正有着另一些事,另一些令心魂不知所从的事,不可捉摸的心流眺望着不可捉摸的前途,困顿与迷茫正与黑夜汇合。然而看样子他们似乎相信,这黑夜与艺术从来吃的是两碗饭,电影、戏剧和杂技惟做些打岔的工作,以使这黑夜不要深沉,或在你耳边嘀咕:黑夜来了,白昼还会远吗?人们习惯于白昼,看不起黑夜:困顿和迷茫怎么能有美呢?怎么能上得舞台和银幕呢?每个人的心流都是独特,有几个人能为你喊一声“真像”?唔,艺术已经认不出黑夜了,黑夜早已离开了它,惟白昼为之叫卖、喝彩。真不知是中国艺术培养了中国观众,还是中国观众造就了中国艺术。

你看那正被抢救的传统京剧,悦目悦耳,是可以怡然自得半躺半仰着听的,它要你忘忧,不要你动心,虽常是夜场但与黑夜无关,它是冬天里的春天、黑夜中的白昼。不是说它不该被抢救,任何历史遗迹都要保护,但那是为了什么呢?看看如今的圆明园,像倒还是有的可像——比如街心花园,但荒芜悲烈的心流早都不见。

<h3>三十三</h3>

夜深人静,是个人独对上帝的时候。其它时间也可以,但上帝总是在你心魂的黑夜中降临。忏悔,不单是悔白昼的已明之罪,更是看那暗中奔溢着的心流与神的要求有着怎样的背离。忏悔不是给别人看的,甚至也不是给上帝看的,而是看上帝,仰望他,这仰望逼迫着你诚实。这诚实,不止于对白昼的揭露,也不非得向别人交待问题,难言之隐完全可以藏在肚里,但你不能不对自己坦白,不能不对黑夜坦白,不能不直视你的黑夜:迷茫、曲折、绝途、丑陋和恶念……一切你的心流你都不能回避。因为看不见神的人以为神看不见,但“看不见而信的人是有福的”,于是神使你看见——神以其完美、浩瀚使你看见自己的残缺与渺小,神以其无穷之动使你看见永恒的跟随,神以其宽容要你悔罪,神以其严厉为你布设无边的黑夜。因此,忏悔,除去低头还有仰望,除知今是而昨非还要询问未来,而这绝非白昼的戏剧可以通达,绝非“像”可能触及,那是黑夜要你同行啊,要你说:是!

这样的忏悔从来是第一人称的。“你要忏悔”——这是神说的话,倘由人说就是病句。如同早晨醒来,不是由自己而是由别人说你做了什么梦,岂不奇怪?忏悔,是个人独对上帝的时刻,就像梦,别人不得参与。好梦成真大家祝贺,坏梦实行,众人当然要反对。但好梦坏梦,止于梦,别人就不能管,别人一管就比坏梦还坏,或正是坏梦的实行。君不见“文革”时的“表忠心”和“狠斗私心一闪念”,其坏何源?就因为人说了神的话。

<h3>三十四</h3>

坏梦实行固然可怕,强制推行好梦,也可怕。诗人顾城的悲剧即属后一种。我不认识顾城,只读过他的诗,后来又知道了他在一个小岛上的故事。无论是他的诗,还是他在那小岛上的生活,都蕴藏着美好的梦想。他同时爱着两个女人,他希望两个女人互相也爱,他希望他们三个互相都爱。这有什么不好吗?至少这是一个美丽的梦想。这不可能吗?可不可能是另外的问题,好梦无不期望着实现。我记得他在书中写过,他看着两个女人在阳光下并肩而行,和平如同姐妹,心中顿生无比的感动。这感动绝无虚伪。在这个越来越以经济指标为衡量的社会,在这个心魂越来越要相互躲藏的人间,诗人选中那个小岛作其圆梦之地,养鸡为生,过最简朴的生活,惟热烈地供奉他们的爱情,惟热切盼望那超俗的爱情能够长大。这样的梦想不美吗?倘其能够实现,怎么不好?可问题不在这儿。问题是:好梦并不统一,并不由一人制订,若把他人独具的心流强行编入自己的梦想,一切好梦就都要结束。

看顾城的书时,我心里一直盼望着他的梦想能够实现。但这之前我已经知道了那结尾是一次屠杀,因此我每看到一处美丽的地方,都暗暗希望就此打住,停下来,就停在这儿,你为什么不能就停在这儿呢?于是我终于看见,那美丽的梦想后面,还有一颗帝王的心:强制推行,比梦想本身更具诱惑。

<h3>三十五</h3>

B和C具体是谁并不重要。麻烦的是,这样的逻辑几乎到处存在。比如在朋友之间,比如在不尽相同的思想或信仰之间,也常有A、B、C式的矛盾。甚至在孩子们模拟的“战斗”中,A的位置也是那样原原本本。

我记得小时候,在幼儿园玩过一种“骑马打仗”的游戏,一群孩子,一个背上一个,分成两拨,互相“厮杀”,拉扯、冲撞、下绊子,人仰马翻者为败。老师满院子里追着喊:别这样,别这样,看摔坏了!但战斗正未有穷期。这游戏本来很好玩,可不知怎么一来,又有了对战俘的惩罚:弹脑崩儿,或连人带马归顺敌方。这就又有了叛徒,以及对叛徒更为严厉的惩罚。叛徒一经捉回,便被“游街示众”,被人弹脑崩儿、拧耳朵(相当于吐唾沫、扔石头)。到后来,天知道怎么这惩罚竟比“战斗”更具诱惑了,无需“骑马打仗”,直接就玩起这惩罚的游戏来。可谁是被惩罚者呢?便涌现出一两个头领,由他们说了算。于是,为免遭惩罚,孩子们便纷纷效忠那一两个头领。然而这游戏要玩下去,不能没有被惩罚者呀?可怕的日子于是到了。我记得从那时起,每天早晨我都要找尽借口,以期不必去那幼儿园。

<h3>三十六</h3>

不久前,我偶然读到一篇英语童话——我的英语好到一看便知那是英语,妻子把它变成中文:战争结束了,有个年轻号手最后离开战场,回家。他日夜思念着他的未婚妻,路上更是设想着如何同她见面,如何把她娶回家。可是,等他回到家乡,却听说未婚妻已同别人结婚;因为家乡早已流传着他战死沙场的消息。年轻号手痛苦之极,便又离开家乡,四处漂泊。孤独的路上,陪伴他的只有那把小号,他便吹响小号,号声凄惋悲凉。有一天,他走到一个国家,国王听见了他的号声,使人把他唤来,问他:你的号声为什么这样哀伤?号手便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国王。国王听了非常同情他……看到这儿我就要放下了,猜那又是个老掉牙的故事,接下来无非是国王很喜欢这个年轻号手,而他也表现出不俗的才智,于是国王把女儿嫁给了他,最后呢?肯定是他与公主白头偕老,过着幸福的生活。妻子说不,说你往下看:……国王于是请国人都来听这号手讲他自己的故事,并听那号声中的哀伤。日复一日,年轻人不断地讲,人们不断地听,只要那号声一响,人们便来围拢他,默默地听。这样,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的号声已不再那么低沉、凄凉。又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那号声开始变得欢快、嘹亮,变得生气勃勃了。故事就这么结束了。就这么结束了?对,结束了。当意识到它已经结束了的时候,忽然间我热泪盈眶。

我已经五十岁了。一个年至半百的老头子竟为这么一篇写给孩子的故事而泪不自禁,其中的原因一定很多,多到我自己也说不清。不过我一下子就想起了我的幼儿园,想起了那惩罚的游戏。我想,这不同的童年消息,最初是从哪儿出发的?

正文 4

<h3>一</h3>

有位学者朋友给我写信,说我是“证明了神性,却不想证明神”。老实说,前半句话我绝不敢当,秉性愚顽的我只是用着傻劲儿,希望能够理解神性,体会神性;而对后半句话我又不想承认。不过确实,在我看来,证明神性比证明神更要紧。理由是:没有信仰固然可怕,但假冒的“神”更可怕——比如造人为神。事实是,信仰缺失之地未必没有崇拜,神性不明之时,强人最易篡居神位。我们几时缺了“神”么?灶王、财神、送子娘娘……但那多是背离着神性的偶像,背离着信仰的迷狂。这类“神明”也有其性,即与精神拯救无关,而是对肉身福乐的期许;比如对权、财的攀争。比如“乐善好施”也只图“来生有报”。这不像信仰,更像是行贿或投资。所以,证明神务必先证明神性,神性昭然,其形态倒不妨入乡随俗。况且,其实,惟对神性的追问与寻觅,是实际可行的信仰之路。

<h3>二</h3>

我读书少,宗教知识更少,常发怵与学者交谈。我只是活出了一些问题,便思来想去,又因能力有限,所以希望以尽量简单的逻辑把信仰问题弄弄明白。

那位学者朋友还说,我是“尽可能避开认同佛教”。这判断有点儿对。但这点儿对,并不是指“尽可能避开”,而是说我确实对一些流行的佛说有着疑问。

大凡宗教,都相信人生是一次苦旅(或许这正是宗教的起因吧),但是,对苦难的原因则各说不一,因而对待苦难的态度也不相同。流行的佛说(我对佛学、佛教所知甚微,故以“流行的”做出限定)相信,人生之苦出自人的欲望,如:贪、嗔、痴;倘能灭断这欲望,苦难就不复存在。这就预设了一种可能:生命中的苦难是可以消灭的,若修行有道,无苦无忧的极乐世界或者就在今生,或者可期来世。来世是否真确大可不论,信仰所及,无需实证。但问题是:

<h3>三</h3>

脱离一己之苦可由灭断一己之欲来达成,但是众生之苦犹在,一己就可以心安理得吗?众生未度,一己便告无苦无忧,这虽不该嫉妒甚至可以祝贺,但其传达的精神取向,便很难相信还是爱的弘扬,而明显接近着争的逻辑了。

争天堂,与争高官厚禄,很容易走成同一种心情。种什么神根,得什么俗果。猪八戒对自己仅仅得了个罗汉位耿耿于怀,凡夫俗子为得不到高级职称而愤愤不平就有了神据。我是说,这逻辑用于俗世实属无奈,若再用于信仰岂不教人沮丧?大凡信仰,正当在竞争福乐的逻辑之外为人生指引前途,若仍以福乐为期许,岂不倒要助长了贪、嗔、痴?

(眼下“欧锦杯”正是如火如荼,荷兰球星伯格坎普在批评某一球队时有句妙语:“他们是在为结果踢球。”伯格坎普因此已然超出球星,可入信者列了。因信称义,而不是因结果,而信恰在永远的过程中。

<h3>四</h3>

如何使众生不苦呢?强制地灭欲显然不行。劝戒与号召呢?当然可以,但未必有效。这个人间的特点是不可能没有矛盾,不可能没有差别和距离,因而是不可能没有苦和忧的。再怎么谴责忧苦的众生太过愚顽,也是无济于事,无济于事而又津津乐道,倒显出不负责任。天旱了不下雨,可以无忧吗?孩子病了无医无药,怎能无苦?而水利和医药的发展正是包含着多少人间的苦路,正是由于人类的多少梦想和欲望呀。享用着诸多文明成果的隐士,悠然地谴责创造诸多文明的俗人,这样的事多少有些滑稽。当然,对此可以有如下反驳:要你断灭的是贪、嗔、痴,又没教你断灭所有的欲望。但是,仅仅断灭了贪、嗔、痴并不能就有一个无苦无忧的世界;久旱求雨是贪吗?孤苦求助是痴吗?那么,诸多与生俱来的忧苦何以救赎?可见无苦无忧的许诺很成问题。再么就是断灭人的所有欲望,但那样,你最好就退回到植物去,一切顺其自然,不要享用任何人类文明,也不必再有什么信仰。苦难呼唤着信仰,倘信仰只对人说“你不当自寻烦恼”,这就像医生责问病人:没事儿撑的你生什么病?

我赞成祛除贪、嗔、痴的教诲,赞成人类的欲望应当有所节制(所以我也不是“尽可能避开认同佛教”),但仅此,我看还不能说就找到了超越苦难的路。

<h3>五</h3>

以无苦无忧的世界为目标,依我看,会助长人们逃避苦难的心理,因而看不见人的真实处境,也看不见信仰的真意。

常听人讲起一个故事,说是一个忙碌的渔夫在海滩上撞见一个悠闲的同行,便谴责他的懒惰。同行懒洋洋地问:可你这么忙到底为了什么?忙碌者说:有朝一日积攒起足够的财富,我就可以不忙不累优哉游哉地享受生命了。悠闲者于是笑道:在下当前正是如此。这故事明显是赞赏那悠闲者的明智。但若多有一问,这赞赏也许就值得推敲:倘遇灾年,这悠闲者的悠闲何以为继?倘那忙碌的渔夫给他送来救济,这明智的同行肯定拒不接受而情愿饿死吗?

这并不是说我已经认同了那位忙碌的人士,其实他与那悠闲者一样,只不过他的“无苦无忧”是期待着批发,悠闲者则偏爱零买零卖。要紧的是还有一问:倘命运像对待约伯那样,把忙碌者之忙碌的成果悉数摧毁,或不让悠闲者有片刻悠闲而让他身患顽疾,这怎么办?在一条忧苦随时可能袭来的地平线上,是否就能望见一点真信仰的曙光了?

<h3>六</h3>

再有,以福乐为许诺——你只要如何如何,便可抵达俗人不可抵达的极乐之地——这在逻辑上太近拉拢。以拉拢来推销信仰,这“信仰”非但靠不住,且很容易变成推销者的福利与权柄。

比如潇洒的人,他只要说一句“小乐足矣,不必天堂”,便可弃此信仰于一旁,放心大胆去数钞票了。是嘛,天堂惟乐,贪官也乐,天堂尚远,钞票却近,况乎见乐取小,岂不倒有风度?我是说,以福乐相许,信仰难免混于俗行。

再看所谓的“虔诚者”。福乐许诺之下的虔诚者,你说他的终极期待能是什么?于是就难辨哪一笔捐资是出于爱心,哪一笔献款其实是广告,是盯着其后更大的经济收益。你说这是不义,但“圣者”可以隔世投资以求来生福乐,我辈不才,为什么就不能投一个现世之资,求福乐于眼下?商品社会,如是种种就算是无可厚非,但不知不觉信仰已纳入商业轨道,这才是问题。逻辑太重要,方法太重要,倘信仰不能给出一个非同凡响的标度,神就要在俗流中做成权贵或巨贾了。

再说最后的麻烦。天堂若非一个信仰的过程,而被确认为一处福乐的终点,人们就会各显神通,多多开辟通往天堂的专线。善行是极乐世界的门票,好,施财也算善行,烧香也算,说媒也算,杀恶人(我说他恶)也算,强迫他人行“善”(我说是善)也算……什么?我说了不算?那么请问:谁说了算?要是谁说了都不算,这“信仰”岂不作废?所以终于得有人说了算——替天行道。于是,造人为神的事就有了,其恶果不言自明。关键是,这样的事必然要出现,因为:许诺福乐原非神之所为,乃人之所愿,是人之贪婪酿造的幻景,人不出面谁出面?

<h3>七</h3>

看看另一种信仰是怎么说吧:人是生而有罪的。这不仅是说,人性先天就有恶习,因而忏悔是永远要保有的品质,还是说,人即残缺,因而苦难是永恒的。这样的话不大招人喜欢,但却是事实(非人之所愿,恰神之所为)。不过,要紧的还不在于这是事实,而在于因此信仰就可能有了非同凡响的方向。

看见苦难的永恒,实在是神的垂怜——惟此才能真正断除迷执,相信爱才是人类惟一的救助。这爱,不单是友善、慈悲、助人为乐,它根本是你的福。这爱,非居高的施舍,乃谦恭的仰望,接受苦难,从而走向精神的超越。这样的信仰才是众妙之门。其妙之一:这样的一己之福人人可为,因此它又是众生之福——不是人人可以无苦无忧,但人人都可因爱的信念而有福。其妙之二:不许诺实际的福乐,只给人以智慧、勇气和无形的爱的精神。这,当然就不是人际可以争夺的地位,而是每个人独对苍天的敬畏与祈祷。其妙之三:天堂既非一处终点,而是一条无终的皈依之路,这样,天堂之门就不可能由一二强人去把守,而是每个人直接地谛听与领悟,因信称义,不要谁来做神的代办。

<h3>八</h3>

再有,人既看见了自身的残缺,也就看见了神的完美,有了对神的敬畏、感恩与赞叹,由是爱才可能指向万物万灵。现在的生态保护思想,还像是以人为中心,只是因为经济要持续发展而无奈地保护生态,只是出于使人活得更好些,不得已而爱护自然。可什么是好些呢?大约还得是人说了算,而物质的享乐与奢华哪有尽头?至少现在,到处都是一样,好像人的最重要的追求就是经济增长,好像人生来就是为了参加一场物质占有的比赛。而这比赛一开始,欲望就收不住,生态早晚要遭殃。这不是哪一国的问题,这是全人类的问题,因而这不完全是政治问题,根本是信仰问题。人为什么不能在精神方面自由些再自由些,在物质方面简朴些再简朴些呢?是呀,这未免太浪漫,离实际有些远,但严谨的实际务要有飞扬的浪漫一路同行才好。人用脑和手去工作、去治理,同时用心去梦想;一个美好的方向不是计算出来的,很可能倒是梦想的指引。总之,人为什么不能以万物的和谐为重,在神的美丽作品中“诗意地栖居”呢?诗意地栖居是出于对神的爱戴,对神的伟大作品的由衷感动与颂扬,惟此生态才可能有根本的保护。经济性的栖居还是以满足人的物欲为要,地球则难免劫难频仍,苟且偷生。

<h3>九</h3>

说到人格的神,我总不大以为然。神自有其神格,一定要弄得人格兮兮有什么好处?神之在,源于人的不足和迷惑,是人之残缺的完美比照。一定要为神在描画一个人形证明,常常阻碍着对神的认信。神的模样,莫如是虚,虚者,非空非无,乃有乃大,大到无可超乎其外。其实,一切威赫的存在,一切命运的肇因,一切生与死的劫难,一切旷野的呼告和信心,都已是神在的证明。比如,神于西奈山上以光为显现,指引了摩西。我想,神就是这样的光吧,是人之心灵的指引、警醒、监督和鼓励。不过还是那句话,只要神性昭然,神形不必求其统一。

<h3>十</h3>

我是个愚顽的人,学与思都只由于心中的迷惑,并不很明晰学理、教义和教规。人生最根本的两种面对,无非生与死。对于生,我从基督精神中受益;对于死,我也相信佛说。通常所谓的死,不过是指某一生理现象的中断,但其实,宇宙间无限的消息并不因此有丝毫减损,所以,死,必牵系着对整个宇宙之奥秘的思悟。对此,佛说常让我惊佩。顿悟是智者的专利,愚顽如我者只好倚重一个渐字。

任何宗教或信仰,我看都该分清其源和流。一则,千百年中,源和流可能已有大异。二则,一切思想和智慧必是以流而传之,即靠流传而存在。三则,惟在流中可以思源,可以有对神性不断的思悟,而这样的思悟才是信仰之路。我是说,要看重流。流,既可流离神性,也可历经数代人的思悟而更其昭然,更其丰沛浩荡。

正文 5

<h3>一</h3>

生命到底有没有意义?——只要你这样问了,答案就肯定是:有。因这疑问已经是对意义的寻找,而寻找的结果无外乎有和没有;要是没有,你当然就该知道没有的是什么。换言之,你若不知道没有的是什么,你又是如何判定它没有呢?比如吃喝拉撒,比如生死繁衍,比如诸多确有的事物,为什么不是,此既不是,什么才是?这什么,便是对意义的猜想,或描画,而这猜想或描画正是意义的诞生。

<h3>二</h3>

存在,并不单指有形之物,无形的思绪也是,甚至更是。有形之物尚可因其未被发现而沉寂千古,无形的思绪——比如对意义的描画——却一向喧嚣、确凿,与你同在。当然,生命中也可以没有这样的思绪和喧嚣,永远都没有,比如狗。狗也可能有吗?那就比如昆虫。昆虫也未必没有吗?但这已经是另外的问题了。

<h3>三</h3>

既然意义是存在的,何以还会有上述疑问呢?料其真正的疑点,或者忧虑,并不在意义的有无,而在于:第一,这类描画纷纭杂沓,到底有没有客观正确的一种?第二,这意义,无论哪一种,能否坚不可摧?即:死亡是否终将粉碎它?一切所谓意义,是否都将随着生命的结束而变得毫无意义?

<h3>四</h3>

如果不是所有的生命(所有的人)都有着对意义的描画与忧虑,那就是说,意义并非与生俱来。意义不是先天的赋予,而显然是后天的建立。也就是说,生命本无意义,是我们使它有意义,是“我”,使生命获得意义。

建立意义,或对意义的怀疑,乃一事之两面,但不管哪面,都是人所独具。动物或昆虫是不屑这类问题的,凡无此问题的种类方可放心大胆地宣布生命的无意义。不过它们一旦这样宣布,事情就又有些麻烦。它们很可能就此成精成怪,也要陷入意义的纠缠了。你看传说中的精怪,哪一位不是学着人的模样在为生命寻找意义?比如白娘子的“千年等一回”,比如猪八戒的梦断高老庄。

<h3>五</h3>

生命本无意义,是“我”使生命获得意义——此言如果不错,那就是说:“我”,和生命,并不完全是一码事。

没有精神活动的生理性存活,也叫生命,比如植物人和草履虫。所以,生命二字,可以仅指肉身。而“我”,尤其是那个对意义提出诘问的“我”,就不只是肉身了,而正是通常所说的:精神,或灵魂。但谁平时说话也不这么麻烦,一个“我”字便可通用——我不高兴,是指精神的我;我发烧了,是指肉身的我;我想自杀,是指精神的我要杀死肉身的我。“我”字的通用,常使人忽视了上述不同的所指,即人之不同的所在。

<h3>六</h3>

不过,精神和灵魂就肯定是一码事吗?那你听听这句话:“我看我这个人也并不怎么样。”——这话什么意思?谁看谁不怎么样?还是精神的我看肉身的我吗?那就不对了,“不怎么样”绝不是指身体不好,而“我这个人”则明显是就精神而言,简单说就是:我对我的精神不满意。那么,又是哪一个我不满意这个精神的我呢?就是说,是什么样的我,不仅高于(大于)肉身的我并且也高于(大于)精神的我,从而可以对我施以全面的督察呢?是灵魂。

<h3>七</h3>

但什么是灵魂呢?精神不同于肉身,这话就算你说对了,但灵魂不同于精神,你倒是解释解释这为什么不是胡说?

因为,还有一句话也值得琢磨:“我要使我的灵魂更加清洁。”这话说得通吧?那么,这一回又是谁使谁呢?麻烦了,真是麻烦了。不过,细想,这类矛盾推演到最后,必是无限与有限的对立,必是绝对与相对的差距,因为那必是无限之在(比如整个宇宙的奥秘)试图对有限之在(比如个人处境)施加影响,必是绝对价值(比如人类前途)试图对相对价值(比如个人利益)施以匡正。这样看,前面的我必是联通着绝对价值,以及无限之在。但那是什么?那无限与绝对,其名何谓?随便你怎么叫他吧,叫什么其实都是人的赋予,但在信仰的历史中他就叫做:神。他以其无限,而真,他以其绝对的善与美,而在。他是人之梦想的初始之据,是人之眺望的终极之点,他的在先于他的名,而他的名,碰巧就是这个“神”字。

这样的神,或这样来理解神性,有一个好处,即截断了任何凡人企图冒充神的可能。神,乃有限此岸向着无限彼岸的眺望,乃相对价值向着绝对之善的投奔,乃孤苦的个人对广博之爱的渴盼与祈祷。这样,哪一个凡人还能说自己就是神呢?

<h3>八</h3>

精神,当其仅限于个体生命之时,便更像是生理的一种机能,肉身的附属,甚至累赘(比如它有时让你食不甘味,睡不安寝)。但当他联通了那无限之在(比如无限的人群和困苦,无限的可能和希望),追随了那绝对价值(比如对终极意义的寻找与建立),他就会因自身的局限而谦逊,因人性的丑陋而忏悔,视固有的困苦为锤炼,看琳琅的美物为道具,既知不断地超越自身才是目的,又知这样的超越乃是永远的过程。这样,他就不再是肉身的附属了,而成为命运的引领——那就是他已经升华为灵魂,进入了不拘于一己的关怀与祈祷,所以那些只是随着肉身的欲望而活的,你会说他没有灵魂。

<h3>九</h3>

比如希特勒,你不能说他没有精神,由仇恨鼓舞起来的那股干劲儿也是一种精神力量,但你可以说他丧失了灵魂。灵魂,必当牵系着博大的爱愿。

再比如希特勒,你可以说他的精神已经错乱——言下之意,精神仍属一种生理机能。你又可以说他的灵魂肮脏——但显然,这已经不是生理问题,而必是牵系着更为辽阔的存在,和以终极意义为背景的观照。

这就是精神与灵魂的不同。

精神只是一种能力。而灵魂,是指这能力或有或没有的一种方向,一种辽阔无边的牵挂,一种并不限于一己的由衷的祈祷。这也就是为什么不能歧视傻人和疯人的原因。精神能力的有限,并不说明其灵魂一定龌龊,他们迟滞的目光依然可以眺望无限的神秘,祈祷爱神的普照。事实上,所有的人,不都是因为能力有限才向那无边的神秘眺望和祈祷吗?

<h3>十</h3>

其实,人生来就是跟这局限周旋和较量的。这局限,首先是肉身,不管它是多么聪明和健壮。想想吧,肉身都给了你什么?疾病、伤痛、疲劳、孱弱、丑陋、孤单、消化不好、呼吸不畅、浑身酸痛、某处搔痒、冷、热、饥、渴、馋、人心隔肚皮、猜疑、嫉妒、防范……当然,它还能给你一些快乐,但这些快乐既是肉身给你的就势必受着肉身的限制。比如,跑是一种快乐,但跑不快又是烦恼,跳也是一种快乐,可跳不高还是苦闷,再比如举不动、听不清、看不见、摸不着、猜不透、想不到、弄不明白……最后是死和对死的恐惧。我肯定没说全,但这都是肉身给你的。而你就像那块假宝玉,兴冲冲地来此人间原是想随心所欲玩它个没够,可怎么先就掉进这么一个狭小黢黑的皮囊里来了呢?这就是他妈的生命?可是,问谁呢你?你以为生命应该是什么样儿?呆着吧哥们儿!这皮囊好不容易捉你来了,轻易就放你走吗?得,你今后的全部任务就是跟它斗了,甭管你想干嘛,都要面对它的限制。这样一个冤家对头你却怕它消失。你怕它折磨你,更怕它倏忽而逝不再折磨你——这里面不那么简单,应该有的可想。

但首先还是那个问题:谁折磨你?折磨者和被折磨者,各是哪一个你?

<h3>十一</h3>

有一种意见认为,是精神的你在折磨肉身的你,或灵魂的你在折磨精神的你。前者,精神总是想冲破肉身的囚禁,肉身便难免为之消损,即“为伊消得人憔悴”吧。后者,无论是“众里寻她千百度”,还是“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总归也都使你殚思竭虑耗尽精华。为此,这意见给你的衷告是:放弃灵魂的诸多牵挂吧,惟无所用心可得逍遥自在;或平息那精神的喧嚣吧,惟健康长寿是你的福。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是肉身的你拖累了精神的你,或是精神的你阻碍了灵魂的你。前者,比如说,倘肉身的快感湮灭了精神的自由,创造与爱情便都是折磨,惟食与性等等为其乐事。然而,这等乐事弄来弄去难免乏味,乏味而至无聊难道不是折磨?后者呢,倘一己之欲无爱无畏地膨胀起来,他人就难免是你的障碍,你也就难免是他人的障碍,你要扫除障碍,他人也想推翻障碍,于是危机四伏,这难道不是更大的折磨?总之,一个无爱的人间,谁都难免于中饱受折磨,健康长寿惟使这折磨更长久。因此,爱的弘扬是这种意见看中的拯救之路。

<h3>十二</h3>

但是,当生命走到尽头,当死亡向你索要不可摧毁的意志之时,便可看出这两种意见的优劣了。

如果生命的意义只是健康长寿(所谓身内之物),死亡便终会使它片刻间化为乌有,而在此前,病残或衰老早已使逍遥自在遭受了威胁和嘲弄。这时,你或可寄望于转世来生,但那又能怎样呢?路途是不可能没有距离的,存在是不可能没有矛盾的,生是不可能绕过死的,转世来生还不是要重复这样的逍遥和逍遥的被取消,这样的长寿和长寿的终于要完结吗?那才真可谓是轮回之苦哇!

但如果,你赋予生命的是爱的信奉,是更为广阔的牵系,并不拘于一己的关怀,那么,一具肉身的溃朽也能使之灰飞烟灭吗?

好了,最关键的时刻到了,一切意义都不能逃避的问题来了:某一肉身的死亡,或某一生理过程的终止,是否将使任何意义都掉进同样的深渊,永劫不复?

<h3>十三</h3>

如果意义只是对一己之肉身的关怀,它当然就会随着肉身之死而烟消云散。但如果,意义一旦牵系着无限之在和绝对价值,它就不会随着肉身的死亡而熄灭。事实上,自古至今已经有多少生命死去了呀,但人间的爱愿却不曾有丝毫的减损,终极关怀亦不曾有片刻的放弃!当然困苦也是这样,自古绵绵无绝期。可正因如此,爱愿才看见一条永恒的道路,终极关怀才不至于终极地结束,这样的意义世代相传,并不因任何肉身的毁坏而停止。

也许你会说:但那已经不是我了呀!我死了,不管那意义怎样永恒又与我何干?可是,世世代代的生命,哪一个不是“我”呢?哪一个不是以“我”而在?哪一个不是以“我”而问?哪一个不是以“我”而思,从而建立起意义呢?肉身终是要毁坏的,而这样的灵魂一直都在人间飘荡,“秦时明月汉时关”,这样的消息自古而今,既不消逝,也不衰减。

<h3>十四</h3>

你或许要这样反驳:那个“我”已经不是我了,那个“我”早已经不是(比如说)史铁生了呀!这下我懂了,你是说:这已经不是取名为史铁生的那一具肉身了,这已经不是被命名为史铁生的那一套生理机能了。

但是,首先,史铁生主要是因其肉身而成为史铁生的吗?其次,史铁生一直都是同一具肉身吗?比如说,30年前的史铁生,其肉身的哪一个细胞至今还在?事实上,那肉身新陈代谢早不知更换了多少回!30年前的史铁生——其实无需那么久——早已面目全非,背驼了,发脱了,腿残了,两个肾又都相继失灵……你很可能见了他也认不出他了。总之,仅就肉身而论,这个史铁生早就不是那个史铁生了。你再说“那已经不是我了”还有什么意思?

<h3>十五</h3>

可是,你总不能说你就不是史铁生了吧?你就是面目全非,你就是更名改姓,一旦追查起来你还得是那个史铁生。

好吧你追查,可你追查根据着什么呢?根据基因吗?据说基因也将可以更改了。根据生理特征吗?你就不怕那是个克隆货?根据历史吗?可书写的历史偏又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你还能根据什么?根据什么都不如根据记忆,惟记忆可使你在一具“纵使相逢应不识”的肉身中认出你曾熟悉的那个人。根据你的记忆唤醒我的记忆,根据我的记忆唤醒你的记忆,当我们的记忆吻合时,你认出了我,认出了此一史铁生即彼一史铁生。可我们都记忆起了什么呢?我曾有过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背后我曾有过的思想、情感、心绪。对了,这才是我,这才是我这个史铁生,否则他就是另一个史铁生,一个也可以叫做史铁生的别人。就是说,史铁生的特点不在于他所栖居过的某一肉身,而在于他曾经有过的心路历程,据此,史铁生才是史铁生,我才是我。不信你跟那个克隆货聊聊,保准用不了多一会儿你就糊涂,你就会问:哥们儿你到底是谁呀?这有点儿“我思故我在”的意思。

<h3>十六</h3>

打个比方:一棵树上落着一群鸟儿,把树砍了,鸟儿也就没了吗?不,树上的鸟儿没了,但它们在别处。同样,此一肉身,栖居过一些思想、情感和心绪,这肉身火化了,那思想、情感和心绪也就没了吗?不,他们在别处。倘人间的困苦从未消失,人间的消息从未减损,人间的爱愿从未放弃,他们就必定还在。

树不是鸟儿,你不能根据树来辨认鸟儿。肉身不是心魂,你不能根据肉身来辨认心魂。那鸟儿若只看重那棵树,它将与树同归于尽。那心魂若只关注一己之肉身,他必与肉身一同化作乌有。活着的鸟儿将飞起来,找到新的栖居。系于无限与绝对的心魂也将飞起来,永存于人间;人间的消息若从不减损,人间的爱愿若一如既往,那就是他并未消失。那爱愿,或那灵魂,将继续栖居于怎样的肉身,将继续有一个怎样的尘世之名,都无关紧要,他既不消失,他就必是以“我”而在,以“我”而问,以“我”而思,以“我”为角度去追寻那亘古之梦。这样说吧:因为“我”在,这样的意义就将永远地被猜疑,被描画,被建立,永无终止。

这又是“我在故我思”了。

<h3>十七</h3>

人所以成为人,人类所以成为人类,或者人所以对类有着认同,并且存着骄傲,也是由于记忆。人类的文化继承,指的就是这记忆。一个人的记忆,是由于诸多细胞的相互联络,诸多经验的积累、延续和创造;人类的文化也是这样,由于诸多个体及其独具的心流相互沟通、继承和发展,个人之于人类,正如细胞之于个人,正如局部之于整体,正如一个音符之于一曲悠久的音乐。

但这里面常有一种悲哀,即主流文化经常地湮灭着个人的独特。主流者,更似万千心流的一个平均值,或最大公约数,即如诗人西川所说:历史仅记录少数人的丰功伟绩/其他人说话汇合为沉默。在这最大公约数中,人很容易被描画成地球上的一种生理存在,人的特点似乎只是肉身功能(比之于其他生命)的空前复杂,有如一台多功能的什么机器。所以,此时,艺术和文学出面。艺术和文学所以出面,就为抗议这个最大公约,就为保存人类丰富多彩的记忆,以使人类不单是一种多功能肉身的延续。

<h3>十八</h3>

生命是什么?生命是永恒的消息赖以传扬的载体。因那无限之在的要求,或那无限之在的在性,这消息必经某种载体而传扬。就是说,这消息,既是在的原因,也是在的结果。否则它不在。否则什么问题都没有。否则我们无话可说,如果从不吱声的X。X是什么?废话,它从不吱声怎么能知道它是什么?

它是什么,它就传扬什么消息,反过来也一样,它传扬什么消息,它就是什么。并非是先有了消息,之后有其载体,不不,而是这消息,或这传扬,已使载体被创造。那消息,曾经比较简陋,比较低级,低级到甚至谈不上意义,只不过是蠕动,是颤抖,是随风飘扬,或只是些简单的欲望,由水母来承载就够了,有恐龙来表达就行了。而当一种复杂而高贵的消息一旦传扬,人便被创造了。是呀,当亚当取其一根肋骨,当他与夏娃一同走出伊甸园,当女娲在寂寞的天地间创造了人,那都是由于一种高贵的期待在要求着传扬啊!亚当、夏娃、女娲,或许都是一种描画,但那高贵的消息确实在传扬,确实的传扬就必有其确实的起点,这起点何妨就叫做亚当、夏娃,女娲和伏羲呢?正如神的在先于神的名,其名用了哪几个字本无需深虑。传说也正是这样:亚当和夏娃走出伊甸园,人类社会从而开始。女娲和伏羲的传说大致也是如此。

<h3>十九</h3>

但这消息已经是高贵得不能再高贵了吗?只要你注意到了人性的种种丑恶,肉身的种种限制,你就是在谛听或仰望那更为高贵的消息了。那更为高贵的消息,也许不能再经由蛋白质所建构的肉身来传扬,不能再以三维的有形而存在,或者仅仅是因为我们受这三维肉身的限制而不能直接与它相遇,甚至不能逻辑性地与之沟通,因而要以超越时空的梦想、描画和祈祷来追寻它,来使这区区肉身所承载的消息得以辽阔,得以升华。这便是信仰无需实证的原因;实证必为有限之实,信仰乃无限之虚的呼唤。

<h3>二十</h3>

因而也可以猜想,生命未必仅限于蛋白质的建构,很可能有着千变万化的形式,这全看那无限的消息要求着怎样的传扬了。但不管它有怎样的形式(是以蛋白质还是以更高级的材料来建构),它既是消息的传扬,就必意味着距离和差异。它既是无限,就必是无限个有限的相互联络。因此,个人便永远都是有限,都是局部。那么,这永远的局部,将永远地朝向何方呢?局部之困苦,无不源于局部之有限,因而局部的欢愉必是朝向那无限之整体的皈依。所以皈依是一条永恒的路。这便是爱的真意,爱的辽阔与高贵。

无聊的人总是为皈依标出一处终点,期求着一劳永逸的福果,一尊宝座,或种种超出常人的功能(比如特异功能)。没有证据说那神乎其神的功能全属伪造,但这样的期求哪里还是爱愿呢?不过是宫廷朝政中的权势之争,或绿林草莽间的称王称霸的变体罢了。究其原因,仍是囿于一己之肉身的福乐。然而你就是钢筋铁骨,还不是“荒塚一堆草没了”?你就是金钢不坏之身,还不是“沉舟侧岸千帆过”?那无限的消息不把任何一尊偶像视为永恒,惟爱愿于人间翱飞飘缭历千古而不死。

<h3>二十一</h3>

你要是悲哀于这世界上终有一天会没有了你,你要是恐惧于那无限的寂灭,你不妨想一想,这世界上曾经也没有你,你曾经就在那无限的寂灭之中。你所忧虑的那个没有了的你,只是一具偶然的肉身。所有的肉身都是偶然的肉身,所有的爹娘都是偶然的爹娘,是那亘古不灭的消息使生命成为可能,是人间必然的爱愿使爹娘相遇,使你诞生。

这肉身从无中来,为什么要怕它回到无中去?这肉身曾从无中来,为什么不能再从无中来?这肉身从无中来又回无中去,就是说它本无关大局。大局者何?你去看一出戏剧吧,道具、布景、演员都可以全套地更换,不变的是什么?是那台上的神魂飘荡,是那台上台下的心流交汇,是那幕前幕后的梦寐以求!人生亦是如此,毁坏的肉身让它回去,不灭的神魂永远流传,而这流传必将又使生命得其形态。

<h3>二十二</h3>

我常想,一个好演员,他/她到底是谁?如果他/她用一年创造了一个不朽的形象,你说,在这一年里他/她是谁?如果他/她用一生创造了若干个独特的心魂,他/她这一生又是谁呢?我问过王志文,他说他在演出时并不去想给予观众什么,只是进入,我就是他,就是那个剧中人。这剧中人虽难免还是表演者的形象,但这似曾相识的形象中已是完全不同的心流了。

所以我又想,一个好演员,必是因其无比丰富的心魂被困于此一肉身,被困于此一境遇,被困于一个时代所有的束缚,所以他/她有着要走出这种种实际的强烈欲望,要在那千变万化的角色与境遇中,实现其心魂的自由。

艺术家都难免是这样,乘物以游心,所要借助和所要克服的,都是那一副不得不有的皮囊。以美貌和机智取胜的,都还是皮囊的奴隶。最要受那皮囊奴役的,莫过于皇上;皇上一旦让群臣认不出,他就什么也没有了。所以,凡高是“向日葵”,贝多芬是“命运”,尼采是“如是说”,而君王是地下宫殿和金缕玉衣。

<h3>二十三</h3>

无论对演员还是对观众,戏剧是什么?那激情与共鸣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现实中不被允许的种种愿望终于有了表达并被尊重的机会。无论是恨,是爱,是针砭、赞美,是缠绵悱恻、荒诞不经,是唐·吉诃德或是哈姆雷特,总之,如是种种若在现实中也有如戏剧中一样的自由表达,一样地被倾听和被尊重,戏剧则根本不会发生。演员的激情和观众的感动,都是由于不可能的的一次可能,非现实的一次实现。这可能和实现虽然短暂,但它为心魂开辟的可能性却可流入长久。

不过,一旦这样的实现成为现实,它也就不再能够成为艺术了。但是放心,不可能与非现实是生命永恒的背景,因此,艺术,或美的愿望,永远不会失其魅力。

<h3>二十四</h3>

然而,有形的或具体的美物,很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丧失其美。美的难于确定,使毛娒这样的大作家也为之迷惑,他竟得出结论说:“艺术的价值不在于美,而在于正当的行为。”(见《毛姆随想录》)可什么是正当呢?由谁来确定某一行为的正当与否呢?以更加难于确定的正当,来确定难于确定的美,岂不荒唐?但毛姆毕竟是毛姆,他在同一篇文章中不经意地说了一句话:“他们(指艺术家)的目标是解除压迫他们灵魂的负担。”好了,这为什么不是美的含意呢?你来了,你掉进了一个有限的皮囊,你的周围是隔膜,是限制,是数不尽的墙壁和牢笼,灵魂不堪此重负,于是呼喊,于是求助于艺术,开辟出一处自由的时空以趋向那无限之在和终极意义,为什么这不是美的恒久品质,同时也是人类最正当的行为呢?

<h3>二十五</h3>

所以要尊重艺术家的放浪不羁。那是自由在冲破束缚,是丰富的心魂在挣脱固定的肉身,是强调梦想才是真正的存在,而肉身不过是死亡使之更新以前需要不断克服和超越的牢笼。

因此有件事情饶有趣味:男演员A饰男角色甲,女演员B饰女角色乙,在剧中有甲和乙做爱的情节,那么这时候,做爱的到底是谁?简单说吧,你能要求A和B只是模仿而互相毫无性爱的欲望吗?这样的事,尤其是这样的事,恐怕单靠模仿是不成的,仅有形似必露出假来——三级片和艺术片的不同便是证明;前者最多算是两架逼真的模型,后者则牵连着主人公的浩瀚心魂和历史。讲台前或餐桌上可以逢场作戏,此时并不一定要有真诚,惟符合某种公认的规矩就够。可戏剧中的(比如说)性爱,却是不能单靠肉身的,因为如前所说,人们所以需要戏剧,是需要一处自由的时空,需要一回心魂的酣畅表达,是要以艺术的真去反抗现实的假,以这剧场中的可能去解救现实中的不可能,以这舞台或银幕上的实现去探问那布满于四周的不现实。这就是艺术不该模仿生活,而生活应该模仿艺术的理由吧。

<h3>二十六</h3>

但这是真吗?或者其实这才是假?不是吗,戏剧一散,A和B还不是各回各的妻子或丈夫身边去?刚才的怨海情天岂非一缕轻风?刚才的卿卿我我岂不才是逢场作戏?这就又要涉及到对真与假的理解,比如说,由衷的梦想是假,虚伪的现实倒是真吗?已有的一切都是真理,未有的一切都是谬误吗?看来还要对真善美中的这个真字做一点分析:真,可以指真实、真理,也可以指真诚。毛姆在他的《随想录》中似乎全面地忽视了后着,然后又因真理的流变不居和信念的往往难于实证而陷入迷途。他说:“如果真理是一种价值,那是因为它是真的,不是因为说出真理是勇敢的。”又说:“一座连接两座城市的桥梁,比一座从一片荒地通往另一片荒地的桥梁重要。”这些话真是让我吃惊。事实上,很多真理,是在很久以后才被证明了它的真实的,若在尚未证明其真实之前就把它当做谬误扫荡,所有的真理就都不能长大。而在它未经证实之前便说出它,不仅需要勇敢,更需要真诚。至于桥梁,也许正因为有从荒地通往荒地的的桥梁,城市这才诞生。真诚正是这样的桥梁,它勇敢地铺向一片未知,一片心灵的荒地,一片浩渺的神秘,这难道不是它最重要的价值吗?真理,谁都知道它是要变化,要补充和要不断完善的,别指望一劳永逸。但真诚,谁会说它是暂时的呢?

<h3>二十七</h3>

科学的要求是真实,信仰的要求是真诚。科学研究的是物,信仰面对的是神。科学把人当做肉身来剖析它的功能,信仰把人看作灵魂来追寻它的意义。科学在有限的成就面前沾沾自喜,信仰在无限的存在面前虚怀若谷。科学看见人的强大,指点江山,自视为世界的主宰,信仰则看见人的苦弱与丑陋,沉思自省,视人生为一次历练与皈依爱愿的旅程。自视为主宰的,很难控制住掠夺自然和强制他人的欲望,而爱愿,正是抵挡这类欲望的基础。但科学,如果终于,或者已经,看见了科学之外的无穷,那便是它也要走进信仰的时候了。而信仰,亘古至今都在等候浪子归来,等候春风化雨,狂妄归于谦卑,暂时的肉身凝成不朽的新爱,等候那迷恋于真实的眼睛闭上,向内里,求真诚。

<h3>二十八</h3>

让人担心的是A和B从剧场回家之后的遭遇,即A之妻和B之夫会怎么想?

从一些这样的妻子和丈夫并未因此而告到法院去,也未跟A或B闹翻天的事实来看,他们的爱不单由于肉身,更由于灵魂。醋罐子所以不曾打破,绝不是因为什么肚量,而是因为对艺术的理解,既然艺术是灵魂要突破肉身限定的昭示,甚至探险,那飞扬的爱愿惟使他们感动。此时,有限的肉身已非忠贞的标识,宏博的心魂才是爱的指向——而他们分明是看到了,他们的爱人不光是一具会行房的肉身,而是一个多么丰盈、多么懂得爱又是多么会爱的灵魂啊。

这未免有些理想化。但理想化并不说明理想的错误,而艺术本来就是一种理想。“理想化”三个字作为指责,惟一的价值是提醒人们注意现实。现实怎样?现实有着一种危险:A之妻或B之夫很可能因此提出一份离婚申请。在现实中,这不算出格,且能为广大群众所理解。但这毕竟只是现实,这样的爱情仍止于肉身。止于肉身又怎样,白头偕老的不是很多吗?是呀,没说不可以,可以,实在是可以,只是别忘了,现实除了是现实还是对理想的吁求,这吁求也是现实之一种。因此A和B,他们的戏剧以及他们的妻与夫,是共同做着一次探险。险从何来?即由于现实,由于肉身的隔离和限制,由于灵魂的不屈于这般束缚,由于他们不甘以肉身为“我”而要以灵魂为“我”的愿望,不信这狭小的皮囊可以阻止灵魂在那辽阔的存在中汇合。这才是爱的真谛吧,是其永不熄灭的原因。

<h3>二十九</h3>

我正巧在读《毛姆随想录》,所以时不时地总想起他的话。关于爱,我比较同意他的意见:爱,一是指性爱,一是指仁爱(我猜也就是指宏博的爱愿吧)。前者会消逝,会死亡,甚至会衍生成恨。后者则是永恒,是善。

可他又说:“人生莫大的悲哀……是他们会终止相爱。……两个情人之中总是一个爱而另一个被爱;这将永远妨碍人们在爱情中获得完美幸福……。爱情总是少不了一种性腺的分泌,这当是无可置疑的。对于极大多数的人,同一的对象不能永久引发出他们的这种分泌,还有随着年事增长,性腺也萎缩了。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十分虚伪,不肯面对现实。……难道爱怜与爱情可以同日而语吗?”性爱是不能忽视荷而蒙的,这无可非议。但性爱就是爱情吗?从“这将永远妨碍人们在爱情中获得完美幸福”一语来看,支持性爱的荷而蒙,并不见得也能够支持爱情。由此可见,性爱和爱情并不是一码事。那么,支持着爱情的是什么呢?难道“性腺也萎缩了”,一对老夫老妻就不再可能有爱情了吗?并且,爱情若一味地拘于荷而蒙的领导,又怎能通向仁爱的永恒与善呢?难道爱情与仁爱是互不相关的两码事?

<h3>三十</h3>

单纯的性爱难免是限于肉身的。总是两个肉身的朝朝暮暮,真是难免有互相看腻的一天,但,若是两个不甘于肉身的灵魂呢?一同去承受人世的危难,一同去轻蔑现实的限定,一同眺望那无限与决定,于是互相发现了对方的存在、对方的支持,难离难弃……这才是爱情吧。在这样的栖居或旅程中,荷而蒙必相形见绌,而爱愿弥深,衰老的肉身和萎缩的性腺便不是障碍。而这样的爱一向是包含了怜爱的,正如苦弱的上帝之于苦弱的人间。毛姆还是糊涂哇。其实怜爱是高于性爱的。在荷而蒙的激励下,昆虫也有昂扬的行动;这类行动,只是被动地服从着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最多是肉身间短暂的娱乐。而怜爱,则是通向仁爱或博爱的起点啊。

仁爱或博爱,毛姆视之为善。但我想,一切善其实都是出于这样的爱。我看不出再这样的爱愿之外,善还能有什么独具的价值,相反,若视“正当”为善,倒要有一种危险,即现实将把善制作成一副枷锁。

<h3>三十一</h3>

耶稣的话:“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林语堂说:“这就是耶稣温柔的声音,同时也是强迫的声音,一种近二千年来浮现在人了解力之上的命令的声音。”

我想,“正当”也会是一种强迫和命令的声音,但它不会是温柔的声音。差别何在?就在于,前者是“近二千年来浮现在人了解力之上的声音”,是无限与绝对的声音,是人不得不接受的声音,是人作为部分而存在其中的那个整体的声音,是你终于不要反抗而愿皈依的声音。而后者,是近二千年来人间习惯了的声音,是人智制作的声音,是肉身限制灵魂、现实挟迫梦想的声音,是人强制人的声音。

<h3>三十二</h3>

我希望我并没有低估了性爱的价值,相反,我看重这一天地之昂扬美丽的造化,便有愁苦,便有忧哀,也是生命鲜活地存在。低估性爱,常是因为高估了性爱而有的后果。将性腺作为爱的支撑,或视为等值,一旦“春风无力百花残”或“无边落木萧萧下”,则难免怨屋及乌,叹“人生苦短”及爱也无聊。尚能饭否或尚能性否,都在其次,尚能爱否才是紧要,值得双手合十,谓曰:善哉,善哉!

我曾在另外的文章里猜想过:性爱,原是上帝给人通向宏博之爱的一个暗示,一次启发,一种象征,就像给戏剧一台道具,给灵魂一具肉身,给爱愿一种语言……是呀,这许多器具都是何等精彩,精彩到让魔鬼也生妒意!但你若是忘记了上帝的期待,一味迷恋于道具,糜菲斯特定会在一旁笑破肚皮。

<h3>三十三</h3>

性爱,实在是借助于肉身而又要冲破肉身的一次险象环生的壮举。你看那姿态,完全是相互融合的意味;你听那呼吸,那呼喊,完全是进入异地的紧张、惊讶,是心魂破身而出才有的自由呵!性爱的所谓高峰体验,正是心魂与心魂于不知所在之地——“太虚幻境”或“乌托之邦”——空前的相遇。不过,正也在此时,魔鬼要与上帝赌一个结局:也许他们就被那精彩的器具网罗而去,也许,他们由此而望见通向天国的“窄门”。

<h3>三十四</h3>

因此,我虽不是同性恋者,却能够理解同性恋。爱恋,既是借助肉身而冲破肉身,性别就不是绝对的前提,既是心魂与心魂的相遇,则要紧的是他者。他者即异在。异性只是异在之一种,而且是比较习常的一种,比较地拘于肉身的一种,而灵魂的异在却要辽阔得多,比如异思和异趣,尤其是被传统或习常所歧视、所压迫着的异端,更是呼唤着爱去照耀和开垦的处女地。在我想,一切爱恋与爱愿,都是因异而生的。异是隔离,爱便是要冲破这隔离;异又是禁地,是诱惑,爱于是有着激情;异还可能是弃地,是险境,爱所以温柔并勇猛(我琢磨,性腺的分泌未必是爱的动因,没准儿倒是爱的一项后果或辅助)。这隔离与诱惑若不单单地由于性之异,凭什么爱恋只能在异性之间?超越了性之异的爱恋,超越了肉身而在更为辽阔的异域团聚的心魂,为什么不同样是美丽而高贵的呢?

<h3>三十五</h3>

人与人之间是这样,群、族乃至国度之间也应该是这样——异,不是要强调隔离与敌视,而是在呼唤沟通与爱恋。总是自己恋着自己,狭隘不说,其实多么猥琐。党同伐异,群同、族同乃至国同伐异,我真是不懂为什么这不是猥琐而常常倒被视为骨气?我们从小就知道要对别人怀有宽容和关爱,怎么长大了倒糊涂?作为个人,谦虚和爱心是美德,怎么一遇群、族、国度就要以傲慢和警惕取而代之?外交和国防自然是不可不要,就像家家门上都得有把锁,可是心里得明白:这不是人类的荣耀,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千万别把这不得已而为之看成美德,一说“我们”便意味着迁就和表彰,一提“他们”就已经受了伤害。

<h3>三十六</h3>

“第三者”怎么样?“第三者”不也是不愿受肉身的束缚,而要在更宽阔的领域中实现爱愿吗?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比如诗人顾城的故事,开始时仿佛是,结果却不是。“第三者”的故事各不相同,绝难一概而论。

“第三者”的故事通常是这样:A和B的爱情已经枯萎,这时出现了C——比如说A和C,崭新的爱情之花怒放。倘没有什么法律规定人一生只能爱一次,这当然就无可指责。问题是,A和B的爱情已经枯萎这一判断由谁做出?倘由C来做出,那就甭说了,其荒唐不言而喻;所以C于此刻最好闭嘴。由B做出吗?那也甭说,这等于没有故事。当然是由A做出。然而B不同意,说:“A,你糊涂哇!”所以B不退出。C也不退出,A既做出了前述判断,C就有理由不退出。我曾以为其实是B糊涂,A既对你宣布了解散,你再以什么理由坚持也是糊涂。可是,故事也可能这样发展:由于B的坚持,A便有回心转意的迹象。然而C现在有理由不闭嘴了,C也说:“A,你糊涂哇!”于是C仍不退出。如果诗人顾城最初的梦想能够在A、B、C间实现,那就会有一个非凡的故事了。但由B和C都说“A,你糊涂哇”这件事看来,A可能真是糊涂——试图让水火相融,还不糊涂吗?可是,糊涂是个理性概念,而爱情,都得盘算清楚了才发生吗?我才明白,在这样的故事里,并没有客观的正确,决不要去找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不是理性的领域,但也不是全然放弃理性的领域,这是存在先于本质的证明;一切人的问题,都在这样的故事里浓缩起来,全面地向你提出。

<h3>三十七</h3>

我想,在这样的处境中,惟一要做并且可以做到的是诚实。惟诚实,是灵魂的要求,否则不过是肉身之间的旅游,“江南”“塞北”而已,然而“小桥流水”和“大漠孤烟”都可能看腻,而灵魂依然昏迷未醒。“第三者”的故事中,最可悲哀、最可指责也是最为荒唐的,就是欺骗——爱情,原是要相互敞开、融合,怎么现在倒陷入加倍的掩蔽和逃离了呢?

通常的情况是A和C骗着B。不过这也可能是出于好意——何苦让B疯癫,跳楼或者割腕呢?尤其B要是真的出了事,A和C都难免一生良心不安。于是欺骗似乎有了正当的理由。可是,被骗者的肉身平安了,他的灵魂呢,二位可曾想过吗?B至死都处在一个不是由自己选择而是由别人决定的位置上;所有人都笑着他的愚蠢,只他自己笑着自己的幸福。然而,你要是人道的,你总不能就让他去跳楼吧?你要是人道的,你也不能丢弃爱情一辈子守着一个随时可能跳楼的人吧?是呀,甭说那么多好听的,倘这故事真实地发生在你身上,说吧,简单点儿,你怎么办?

<h3>三十八</h3>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在这样的故事里我宁愿是B。不要疯癫,也别跳楼,痛苦到什么程度大约由不得我,但我必须拎着我的痛苦走开。不为别的,为的是不要让真变成假,不要逼着A和C不得不选择欺骗。痛苦不是丑陋,结束也不是,惟要挟和诅咒可以点金成石,化珍宝为垃圾,使以往的美丽毁于一旦。是呀,这是B的责任,也是一个珍视灵魂相遇的恋者的痛苦和信念。“第三者”的故事,通常只把B看作受害者而免去了他的责任,免去了对他的灵魂提问。第二个想法是:在这样的故事里,柔弱很可能美于坚强,痛苦很可能美于达观。爱情不是出于大脑的明智,而是出于灵魂的牵挂,不是肉身的捕捉或替换,而是灵魂的漫展和相遇。因而一个犹豫的A是美的,一个困惑的B是美的,一个隐忍的C是美的;所以是美的,因为这里面有灵魂在彷徨,这彷徨看似比不上理智的决断,但这彷徨却通向着爱的辽阔,是爱的折磨,也是命运在为你敲开信仰之门。而果敢与强悍的“自我”,多半还是被肉身圈定,为荷而蒙所挟迫,是想象力的先天不足或灵魂的尚未觉悟。

<h3>三十九</h3>

爱情,从来与艺术相似,没有什么理性原则可以概括它、指引它。爱情不象婚姻是现实的契约,爱情是站在现实的边缘向着神秘未知的呼唤与祈祷,它根本是一种理想或信仰,有一句诗:我爱你,以我童年的信仰。你说不清它是什么,所以它是非理性的,但你肯定知道它不是什么。所以它绝不是无理性。对于现实,它常常是脆弱的——比如人们常问艺术:这玩艺儿能顶饭吃?——明智而强悍的现实很可能会泯灭它。但就灵魂的期待而言,它强大并且坚韧,胜败之事从不属于它,它就象凡高的天空和原野,燃烧,盛开,动荡着古老的梦愿,所有的现实都因之而显得谨小慎微,都将聆听它对生命的解释。因而我在的后面常看见一个赴死的身形,又在《有松树的山坡》上听见亘古回荡的钟声。

<h3>四十</h3>

那回荡的钟声便是灵魂百折不挠的脚步,它曾脱离某一肉身而去,又在那儿无数次降临人世,借无数肉身而万古传扬。生命的消息,就这样永无消损,永无终期。不管科学的发展——比如克隆、基因、纳米——将怎样改变世界的形象,改变道具和背景,甚至改变人的肉身,生命的消息就如这钟声,或这钟声之前荒野上的呼唤,或这呼唤之上的浪浪天风,绝不因某一肉身的枯朽而有些微减弱,或片刻停息。这样看,就不见得是我们走过生命,而是生命走过我们;不见得是肉身承载着灵魂,而是灵魂订制了肉身。就比如,不是音符连接成音乐,而是音乐要求音符的连接。那是固有的天音,如同宇宙的呼吸,存在的浪动,或神的言说,它经过我们然后继续它的脚步,生命于是前赴后继永不息止。为什么要为一个音符的度过而悲伤?为什么要认为生命因此是虚幻的呢?一切物都将枯朽,一切动都不停息,一切动都是流变,一切物再被创生。所以,虚无的悲叹,寻根问底仍是由于肉身的圈定。肉身蒙蔽了灵魂的眼睛,单是看见要回那无中去,却忘了你原是从那无中来。

<h3>四十一</h3>

当然,每以个音符又都不容忽略,原因简单:那正是音乐的要求,这要求于是对音符构成意义,每一个音符都将追随它,每一个音符都将与所有的音符相关连,所有的音符又都牵系和铸造着此一音符的命运。这就是爱的原因,和爱的所以不能够丢弃吧。你既是演奏者,又是欣赏者,既是脚步,又是聆听。孤芳自赏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的,单独的音符怎么听也像一声噪响,孤立的段落终不知所归。音符和段落,倘不能领悟和追随音乐的要求,便黄钟大吕也是过眼烟云,虚无的悲叹势在必然。以肉身的不死而求生命的意义,就像以音符的停滞而求音乐的悠扬。无论是今天的克隆,还是古时的练丹,以及各类自以为是的功法,都不可能使肉身不死,不死的惟有上帝写下的起伏跌宕、苦乐相依的音乐,生命惟在这音乐中获得意义,驱散虚无,而这永恒的音乐,当然是永恒地要求这音符的死生相继,又当然会跳过无爱的噪响,一如既往保持其美丽与和谐。

<h3>四十二</h3>

爱,即孤立的音符或段落向着那美丽与和谐的皈依,再从那美丽与和谐中互相发现:原来一切都是相依相随。倘若是音符间的相互隔离与排拒,美丽与和谐便要破坏。但上帝的音乐岂容破坏?比如说,地球的美丽是不容破坏的,生态的和谐是不容破坏的,被破坏的只可能是破坏者自己,比如说,上帝之手将借助干旱、沙尘暴、艾滋病、环境污染、臭氧层破洞……删除造成这一切不和谐的赘物。癌症是什么?是和谐整体中的一个失去控制的部分,这差不多是对无限膨胀着的人类欲望的一个警告。艾滋病是什么?是自身免疫系统的失灵,而生态的和谐正是地球的自身免疫系统。上帝是严厉而且温柔的,如果自以为是的人类仍然听不懂这暗示,地球上被删除的终将是什么应该是明显的。

<h3>四十三</h3>

书架上的书,一本一本几千本,看似各成一体相互孤立,其实全有关联。几千年的消息都在那儿排开,穿插、叠摞,其相互关联的路径更是玄机无限,鬼神莫测。真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但其中任何一本都是“不识庐山真面目”。

我猜想,基因谱系也并不是孤立的每人一份,上帝不见得有那样的耐心,上帝写的是大文章,每个人的基因谱系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段落,把这些段落连成一气才可能领悟上帝的意图。领悟,而非破解。用陈村的话说,上帝的手艺哪能这么简单?比如,基因谱系中何以会有很多不知所云的段落?不知所云只是对人而言,只是对“岭”和“峰”而言,是整体对部分而言。部分只好是“知不知,尚矣”。这便是命运永远的神秘,便是人要对上帝保持谦恭,要对他说“是”,要以爱作为祈祷的缘由。

<h3>四十四</h3>

听说有个人称“易侠”的人,研究得透彻,不仅可以推算过去,还能够预测未来。我先是不信,可是说的人多了,有的还是亲身体验,我便将信将疑地有些怕——倘那是真的,岂不是说未来早都安排妥当,那人的努力还有什么用处?再那么认真地试图改变什么岂不是冒傻气?但后来想想,也没什么可怕,未来的已定与未定其实一样,已定也还是得往前走,前面呢,或一个死字挡道,或一条无限的路途。这就一样了——反正你在过程之外难有所得。

我写过,神之下凡与人之下放异曲同工,都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很可能“改造客观世界”倒是瞎说,前面终于是死亡或无限,你改造什么?而“改造主观世界”确凿是你躲不开的工作。比如戏剧,演员身历其境,其体会自然与旁观者的不同。下凡与下放大约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下去吧,亲身经历一回,感受会不一样。倘“易侠”的预测真的准确,就更可以坚定这改造的决心了——是呀,剧本早都写好了,演员的责任就很明确:把戏演好,别的没你什么事。何谓演好?就是在那戏剧的曲折与艰难中体会生命的意义,领悟那飘荡在灯光与道具之上的戏魂,改变你固有的迷执。

<h3>四十五</h3>

说文学(和艺术)的根本是真实,这话我想了又想还是不同意。真实,必当意味着一种客观的标准,或者说公认的标准,否则就不能是真实,而是真诚。客观或公认的标准,于法律是必要的,于科学大约也是必要的,但于文学就埋藏下一种危险,即取消个人的自由,限定探索的范围。文学,可以反映现实,也可以探问神秘和沉入梦想;比如梦想,你如何判定它的真实与否呢?就算它终于无用,或是彻底瞎掰,谁也不能取消它存在与表达的权利。即便是现实,也会因为观察点的各异,而对真实有不同的确认。一旦要求统一(即客观或公认)的真实,便为霸权开启了方便之门。而不必统一的真实则明显是一句废话。

<h3>四十六</h3>

不必统一的真实,不如叫做真诚。文学,可以是从无中的创造,就是说它可以虚拟,可以幻想,可以荒诞不经,无中生有,只要能表达你的情思与心愿,其实怎么都行,惟真诚就好。真诚,不像真实那样要求公认,因此他可以保障自由,彻底把霸权关在了门外。

不过,当然,在真诚的标牌下完全有可能瞎说,胡闹,毫无意义地扯淡——他自称是真诚,你有什么话讲?可是,你以为真实的旗帜下就没人扯淡吗?总是有扯淡的,但真诚下的扯淡比真实下的扯淡整整多出了一种自由,自由的思想,自由的灵魂。倘不是没有自我约束的自由,那就叫做真诚,或者是谦恭吧。

<h3>四十七</h3>

不过,我对文学二字宁可敬而远之。一是我确实没什么学问,却又似乎跟文学沾了一点儿关系。二是,我总感到,在各种学(包括文学)之外,仍有一片浩瀚无边的存在;那儿,与我更加亲近,更加难离难弃,更加缠缠绕绕地不能剥离,更是人应该重视却往往忽视了的地方。我愿意把我与那儿的关系叫做:写作。到了那儿就像到了故土,倍觉亲切。到了那儿就像到了异地,倍觉惊奇,到了那儿就像脱离了这个残损而又坚固的躯壳,轻松自由。到了那儿就像漫游于死中,回身看时,一切都有了另外的昭示。

<h3>四十八</h3>

有位评论家,隔三差五地就要宣布一回:小说还是得好看!我一直都听不出他到底要说什么。这世界上,可有什么事物是得不好看的吗?要是没有,为什么单单拧着小说的耳朵这样提醒?再说了,你认为谁看着你都好看吗?谁看着你看着好看的东西都好看吗?要是你给他一个自以为好看的东西,他却拧着你的耳朵说:“你最好给我一个好看的东西!”——你是否认为这是一次有益的交流?也许有益:你知道了好看是因人而异的。还有:但愿你也知道了,总是以自己的好看要求别人的好看,这习惯在别人看来真是不好看。

好看,在我理解,只能是指易读。把文章尽量写得易读,这当然好,问题是众生思绪千差万别,怎能都易到同一条水平线上去?最易之读是不读,最易之思是不思,易而又易,终于弄到没有差别时便只剩下了简陋。

<h3>四十九</h3>

不知自何时起,中国人做事开始提倡“别那么累”,于是一切都趋于简陋。比如文革中的简易楼,简易到没有上下水,清晨家家都有人端出一个盆来在街上走,里面是尿。比如我座下的国产轮椅,一辆简似一辆,有效期递减;直到最近又买了一辆进口的,这辆真是做得细致,做得“累”,然而坐着却舒服。再比如我家的屋门——80年代的作品,我无力装修故保留至今——不过是盖房时空出一个方洞,挡之以一块同大的板,再要省事就怕不是人居了。

<h3>五十</h3>

爱因斯坦说:“凡是涉及实在的数学定律都是不确定的,凡是确定的定律都不涉及实在。”因为,任何实在,都有着比抽象(的定律)更为复杂的牵系。各种科学的路线,都是要从复杂中抽象出简单,视简单为美丽,并希望以此来指引复杂。但与此同时,它也就看见了抽象与实在之间其实有着多么复杂的距离。而文学,命定地是要涉及实在,就是因为在诸多科学的路线之外看见了复杂,看见了诸学所“不涉及”的“实在”,看见了实在的辽阔、纷繁与威赫。所以,文学有理由站出来,宣布与诸学的背道而驰,即:不是从复杂走向简单,而是由简单进入复杂。因此我常有些很可能是偏颇的念头:在看似已然明朗的地方,开始文学的迷茫路。

<h3>五十一</h3>

简单与复杂,各有其用,只要不独尊某术就好。一旦独尊,就是牢狱。牢狱并不都由他人把守,自觉自愿地画地为牢的也很多。牢狱也并不单指有限的空间,有的人满世界走,却只对一种东西有兴趣。比如煽情。有那么几根神经天底下的人都是一样,不动则已,一动而泪下,谙熟了弹拨这几根神经的,每每能收获眼泪。不是说这不可以,是说单凭这几根神经远不能接近人的复杂。看见了复杂的,一般不会去扼杀简单,他知道那也是复杂的一部分。倒是只看见了简单的常常不能容忍复杂,因而愤愤然说那是庸人自扰,是“不打粮食”,是脱离群众,说那“根本就不是文学”,甚至“什么都不是”,这样一来牢狱就有了。话说回来,不是文学又怎么了?什么都不是又怎么了?一种思绪既然已经发生,一种事物既然已经存在,就像一个人已经出生,它怎么可能什么都不是呢?它只不过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名字罢了。可是文学,以及各种学,都曾有过这样的遭遇啊!

<h3>五十二</h3>

文如其人,这话并不绝对可信。文,有时侯是表达,是敞开,有时侯是掩盖,是躲避,感人泪下的言词后面未必没有隐藏。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验,常在渴望表达的时候却做了很多隐藏,而且心里明白,隐藏的或许比表达的还重要。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心里明白却还要隐藏?知道那是重要的却还要躲避?

不久前读到陈家琪的一篇文章,使我茅塞顿开。他说:“‘是人’与‘做人’在我们心中是不分的;似乎‘是人’的问题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要讨论的只是如何做人和做什么样的人。”又说:“‘做人’属于先辈或社会的要求。你就是不想学做人,先辈和社会也会通过教你说话、识字,通过转换知识,通过一种文明化的进程,引导或强迫你去做人。”要你如何做人或标榜自己是如何做人的文学,其社会势力强大,不由得使人怕,使人藏,使人不由地去筹谋一种轻盈并且安全的心情;而另一种文学,恰是要追踪那躲避的,揭开那隐藏的,于是乎走进了复杂。

<h3>五十三</h3>

那复杂之中才有人的全部啊,才是灵魂的全面朝向。刘小枫说:“人想整体开放的部分只有灵魂,或者说,灵魂是人声上最靠近整体的部分。”又说:“追求整体性知识需要与社会美德有相当程度的隔绝……”要看看隐藏中的人是怎么一回事,不仅复杂而且危险。最大的危险就是要遭遇社会美德的阴沉的脸色。

<h3>五十四</h3>

我一直相信,人需要写作与人需要爱情是一回事。

人以一个孤独的音符处于一部浩瀚的音乐中,难免恐惧,这恐惧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心愿,却不知道别人的心愿;他知道自己复杂的处境与别人相关,却不知道别人对这复杂的相关取何种态度;他知道自己期待着别人,却没有把握别人是否对他也有着同样的期待;总之,他既听见了那音乐的呼唤,又看见了社会美德的阴沉脸色。这恐惧迫使他先把自己藏起来,藏到甚至连自己也看不到的地方去。但其实这不可能,他既藏了就必然知道藏了什么和藏在了哪儿,只是佯装不知。这,其实不过是一种防御。他藏好了,看看没什么危险了,再去偷看别人。看别人的什么呢?看别人是否也像自己一样藏了和藏了什么。其实,他是要通过偷看别人来偷看自己,通过看见别人之藏而承认自己之藏,通过揭开别人的藏而一步步解救着自己的藏——这从恋人们由相互试探到相互敞开的过程,可得证明。是呀,人,都在一个孤独的位置上期待着别人,都在以一个孤独的音符而追随那浩瀚的音乐,以期生命不再孤独,不再恐惧,由爱的途径重归灵魂的伊甸园。

<h3>五十五</h3>

奇斯洛夫斯基的《情戒》,就是要为这样的偷看翻案,使这背了千古骂名的行为得到世人的理解,乃至颂扬。影片说的是一个身心初醒的大男孩,爱上了对面楼窗里的一个成熟女人,不分昼夜地用望远镜偷看她,偷看她的美丽与热情、孤独与痛苦。当这女人知道了这件事后,先是以不耻的目光来看他。幸而这是个善良的女人,善良使她看见了大男孩的满心虔诚。但她仍以为这只是性的萌动与饥渴,以为可以用性来解救他。但当她真的这样做了,大男孩却痛不欲生,惊慌地逃离,以致要割腕自杀。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期待远不止与性啊!他的期待中,当然,不会没有性。其实身心初醒就像刚刚走出了伊甸园,感到了诱惑,感到了孤独,感到了爱——这灵魂全面且巨大的吁求!性只是其一部分啊,部分岂能代替整体?尤其当性仅仅作为性的解救之十,性对那整体而言就更加陌生,甚至构成敌意。大男孩他说不清,但分明是感到了。他的灵魂正渴望着接近那浩瀚的音乐,却有一种筹谋——试图把复杂的沉重解救到简单的轻盈中去的筹谋,破坏了这音乐之全面的交响。

<h3>五十六</h3>

当然,这大男孩会逐日成熟,就像人出了伊甸园会越走越远。未来,他也许仍会记得灵魂所期待的全面解救,性从而成为爱的仆从,部分将永久地仰望整体。但也许他就会忘记整体,沉缅于部分所摆布的快乐之中;就像那个成熟的女人,以为性即可解救被逐出了伊甸园的人。未来什么都是可能的。但现在,对于这个大男孩,灵魂的吁求正全面扑来,使他绝难满足于部分的快乐。所幸者,在影片的末尾,那成熟的女人似也从这男孩的迷茫与挣扎中受了震动,仿佛重新听见了什么。

<h3>五十七</h3>

应该为这样的偷看平反昭雪。除了陷害式的偷看,世间还有一种“偷看”,比如写作。写作,便是迫于社会美德的围困,去偷看别人和自己的心魂,偷看那被隐藏起来的人之全部。所以,这样的写作必“与社会美德有相当程度的隔绝”。这样的偷看应该受到颂扬,至少应该受到尊重,它提醒着人的孤独,呼唤着人的敞开,并以爱的祈告去承担人的全部。

<h3>五十八</h3>

所以,别再到那孤独的音符中去寻找灵魂,灵魂不像大脑在肉身中占据着一个有形的位置,灵魂是无形地牵系在那浩瀚的音乐之中的。

据说灵魂是有重量的。有人做过试验,人在死亡的一瞬间体重会减轻多少多少克。据说那就是灵魂的重量。但是,无论人们如何解剖、寻找,“升天入地求之遍”,却仍然是“两处茫茫皆不见”。假定灵魂确有重量,这重量就一定是由于某种有形的物质吗?它为什么不可以是由于那浩瀚音乐的无形牵系或干涉呢?

这很象物理学中所说的波粒二象性。物质,“可以同时既是粒子又是波”。“粒子是限制在很小体积中的物体,而波则扩展在大范围的空间中”。它所以又是波,是“因为它产生熟知的干涉现象,干涉现象是与波相联系的”。我猜,人的生命,也是有这类二象性的——大脑限制在很小的体积中,灵魂则扩展得无比辽阔。大脑可以孤立自在,灵魂却牵系在历史、梦想以及人群的相互干涉之中。因此,惟灵魂接近着“整体性知识”,而单凭大脑(或荷而蒙)的操作则只能陷于部分。

<h3>五十九</h3>

这使我想到文学。文学之一种,是只凭着大脑操作的,惟跟随着某种传统,跟随着那些已经被确定为文学的东西。而另一种文学,则是跟随着灵魂,跟随着灵魂于固有的文学之外所遭遇的迷茫——既是于固有的文学之外,那就不如叫写作吧。前者常会在部分的知识中沾沾自喜。后着呢,原是由于那辽阔的神秘之呼唤与折磨,所以用笔、用思、用悟去寻找存在的真相。但这样的寻找孰料竟然没有尽头,竟然终归“知不知”,所以它没理由洋洋自得,其归处惟有谦恭与敬畏,惟有对无边的困境说“是”,并以爱的祈祷把灵魂解救出肉身的限定。

<h3>六十</h3>

这就是“写作的零度”吧?当一个人刚刚来到世界上,就如亚当和夏娃刚刚走出伊甸园,这时他知道什么是国界吗?知道什么是民族吗?知道什么是东、西方文化吗?但他却已经感到了孤独,感到了恐惧,感到了善恶之果所造成的人间困境,因为有了一份独具的心绪渴望表达——不管他动没动笔,这应该就是、而且已经就是写作的开端了。写作,曾经就是从这儿出发的,现在仍当从这儿出发,而不是从政治、经济和传统出发,甚至也不是从文学出发。“零度”当然不是说什么都不涉及,什么都不涉及你可写的什么作!从“零度”出发,必然也要途经人类社会之种种——比如说红灯区和黑社会,但这与从红灯区和黑社会出发自然是不一样。

一个汉人在伊甸园外徘徊、祈祷,一个洋人也在伊甸园外徘徊、祈祷,如果他们相遇并且相爱,如果他们生出一个不汉不洋或亦汉亦洋的孩子,这孩子在哪儿呢?仍是在伊甸园外,在那儿徘徊和祈祷。这似乎有着象征意味。这似乎暗示了人或写作的永恒处境,暗示了人或写作的必然开端。什么国界呀、民族呀、甲方乙方呀,那原是灵魂的阻碍,是伊甸园外的堕落,是爱愿和写作所渴望冲开的牢壁,怎么倒有一种强大的声音总要把这说成是写作的依归呢?

<h3>六十一</h3>

回到原来的话题吧。从人的“魂(波)脑(粒)二象性”——恕我编造此名,也是一种无知无畏吧——来看,人就不能仅仅是有形的肉身。就是说,生命既是有形的、单独的粒子,又是无形的、呈相互干涉的波。甚至一个人的出生,一个承载着某种意义的生命之诞生,也很像量子理论的描述:“在亚原子水平上,物质并不确定地存在于一定的地方,而是显示出‘存在的倾向性’;原子事件也不在确定的时间以一定的方式发生,而是显示出‘发生的倾向性’。”“亚原子粒子并非孤立的实体,而只能被理解为实验条件与随后的测定之间的相互关系,量子论从而揭示了宇宙的一种基本的整体性。”人的生命,或生命的意义,也是这样不能孤立地理解的,还是那句话,它就像浩瀚音乐中的一个音符,一个段落,孤立地看他不知所云,惟在整体中才能明了他的意义。什么意义?简单说,就是音符或段落间的相关相系,不离不弃,而这正是爱的昭示啊!

<h3>六十二</h3>

那么,灵魂与思想的区别又是什么呢?任何思想都是有限的,既是对着有限的事物而言,又是在有限的范围中有效。而灵魂则指向无限的存在,既是无限的追寻,又终归于无限的神秘,还有无限的相互干涉以及无限构成的可能。因此,思想可以以来理性。灵魂嫩,当然不能是无理性,但他超越着理性,而至感悟、祈祷和信心。思想说到底只是工具,它使我们“知”和“知不知”。灵魂则是归宿,它要求着爱和信任爱。思想和灵魂有其相似之处,比如无形的干涉。但是,当自以为是的“知”终于走向“知不知”的谦恭与敬畏之时,思想则必服从乃至化入灵魂和灵魂所要求的祈祷。但也有一种可能,因为理性的狂妄,而背离了整体和对爱的信任,当死神必临之时,孤立的音符或段落必因陷入价值的虚无而惶惶不可终日。

正文 66

<h3>一</h3>

一个人对一个人说(碰巧让我听见):“他们提倡爱,可他们挣的钱可不比谁少。”“他们”不知是指谁,我听了心里却忽悠悠的一下子没了着落。我知道这问题我心里一直都有,只是敷衍着,回避着,就像小时候听见死,心里黑洞洞的不敢再想。我不能算是穷人,也没打算把财产都捐献出去,可我像“他们”一样,自以为心存爱愿。也许是要为自己辩护,也许不完全是,觉得这问题是得认真想想了。

这问题的完整表述是这样:对所有提倡爱并自信怀有爱愿的人来说,当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比你贫穷,因而生活得比你远为艰难的时候,你的爱愿何以落实?或者说,当他人的贫困与你的相对富足并存之时,你的爱愿是否踏虚蹈空?甚至,你的提倡算不算是一种虚伪?

<h3>二</h3>

这确实是个严峻的问题,不容含糊的问题。但想来,这还会是一个令多数人陷于尴尬的问题。因为你很少可能不是一个相对富足的人,因为贫困之下还有更贫困,更贫困之下还有更更贫困;差别从未在人类历史上消灭过,而且很难想像它终于会消灭。还有一层,贫困的位置其实是谁都不喜欢的,一有机会,这位置很少有人愿意留给自己。这样,依照前述逻辑,还有几个人敢说自己心怀爱愿呢?还有多少爱愿敢说是脚踏实地呢?甚至,爱愿,还剩下多少脚踏实地的机会呢?然而爱愿是要宏扬与实践的,是要蔚然与恒久的呀。可要是依照前述逻辑,爱愿,或爱的信奉,就只少数人够资格享有它了,而且还是在一个随时希望放弃这资格的时间段里。

<h3>三</h3>

然而,这种注定是少而临时的资格,这种仅以贫富为甄别的爱愿,还是人类亘古期盼的那种爱愿吗?不错,人应当互爱互助,应当平等,为富不仁是要受到谴责的。但是,当受谴责的是“不仁”,而非“为富”呀。请稍微冷静些,想一想被溺爱惯坏的孩子吧——爱愿若仅意味着贫富的扯平,它不会成为游手好闲者的倚赖吗?它不会成为好吃懒做者的温床吗?甚至,它不会骄纵出觊觎他人劳动成果的贼目与偷手吗?

于是乎还有一件事也就明白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爱愿何以越来越稀疏,越狭隘。最后竟弄到荒唐滑稽的地步。比如曾经有过这样的事:公交车上上来一位老人,是否给他让座也要先问问他是贫农还是地主,是工人还是工贼。

<h3>四</h3>

为贫困者捐资,无疑是爱愿的一种实践,但这就能平定前述那严峻的一问吗?先看看捐资之后怎样了吧。捐资之后,捐资者与受捐者就一样富有了吗?大半不会。大半还会是捐资者比受捐者富有,还会是贫与富并存,贫富之间的差距也不见得就能缩小,因为前述局面并无改观——爱愿依然要面对那严峻的一问,而且依然是不容含糊。除非你捐到一贫如洗。可这样的人有吗?

且慢,这样的人历史中确凿是有几个的!有几位伟人,有几位圣贤,料必也会有几位不为人知的隐者。不过这又怎样呢?事实上他们也只能作为爱愿的引导和爱者的崇尚,不大可能推广。崇尚而不可能推广,这就怪了,这里头有事儿,当然不是咬牙跺脚写血书的事儿。

<h3>五</h3>

什么事儿呢?比如平均主义。贫富扯平不就是平均主义吗?可平均主义的后果料必一大半中国人都还记得:平均绝难平均到全面富裕,只可能平均到一致的贫穷——就像赛跑,不可能大家跑得一样快,但可以让大家跑得一样慢。但麻烦还不在这儿,麻烦的是,平均主义是要以牺牲自由为代价的。为什么?很简单:既不能平均到全面富裕,便只好把些不听话的削头去足都码码齐,即便是码成一致的贫穷也在所不惜。不听话的——真正的麻烦在这儿!平均必然要以强制为倚靠,强制会导致什么,历史已屡有证明。30年前我在农村插队,村中就有几个脑筋“跑得快”的,只因想单干,就被推到台上去批斗。另几个不听话的,只为把自家的细粮卖了,换成更经吃的玉米和高粱,便被一绳捆去,以“投机倒把罪”坐了班房。

<h3>六</h3>

平均不是平等。平等是说人的权利,大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平均单讲收获,各位请再终点上排齐。平等,应该为能力低弱或起步艰难的人提供优越条件,但不保证所有的人一起撞线。平均却可能鼓励了贪懒之徒,反正最后大家都一样。比如自由和爱情,怎么平均?平均只可能是一个经济概念,均贫富。平等则指向人的一切权利。这样的造反当然不会造出法治,只不过再次泄露“宝葫芦的秘密”——分田分地真忙。但这样忙过之后怎样了呢?我曾在陕北插队,那是个特殊的地方,解放得早,先后有过两次土改:第一次均贫富之后不久,又出现了新贫农和新富农,于是又来了一次。这有点儿象孩子玩牌,矫情,一瞧要输就推倒重来。这样的玩法不可再三,再三的结果是大家都变得懒惰、狡猾;突出的事例是,分到田的人先都把田里的树伐作自家的木材,以期重新发牌时不会吃亏。可后来发现这其实白搭,再洗牌时所有的地里都只剩着黄土了。

<h3>七</h3>

崇尚而不能推广,原因就在这儿。平均,原也是多么美好的愿望啊,然而不好意思,人性确凿是有些丑陋。人生来就有差别,不可能都自觉自愿去平均;这是事实而非道理,道理出于事实而非相反。当然爱愿并不满足于事实,这是后话。

那么,强制平均怎样?可强制本身就不平均——谁来强制,谁被强制呢?或者,以强制来使人自觉自愿?这玩笑就开得大了,多半就要成全了强人篡取神位的图谋。倘人言即是神命,对也是对,错也是对,芸芸众生岂不凶多吉少?

人是不可替代神的,否则人性有恃无恐,其残缺与丑陋难免胡作非为。惟神是可以施行强制的——这天,这地,这世界,这并不完美的人性,以及这差别永在、困苦叠生的人之处境,都可以理解为神的给定。上帝曾向约伯指明的,就是这个意思:你休想篡改这个给定,你必须接受它。就连耶稣,就连佛祖,也不能篡改它。不能篡改它,而是在它之中来行那宏博的爱愿。

<h3>八</h3>

必须接受人的罪性。人性并不那么清洁和善美。但幸而,人性中还埋藏着可以开掘的几分明智。这明智并不就是清洁和善美,但因其能够向往清洁和善美,能够看见人的残缺与丑陋,于是能够指望他建立起信仰,以及建立起一种叫做法律的东西,以此弥补人性的残缺,监视和管束人性的丑陋。

法律实出无奈,既是由于人的丑陋,当然也是出于人的爱愿。

贫穷的并不都是因为懒惰,富有的也未必全是靠着勤劳,相反,巧取豪夺也可致富,勤劳本分也有受了穷的。对此爱愿当然不可袖手一旁。但爱愿曾一时糊涂。相信了平均,结果不单事与愿违,反而引狼入室弄出了强制。

<h3>九</h3>

但法律不是强制吗?不过,此强制与彼强制有些不同。其一:法律是事先商定的规则,由不得谁见机行事,任意修改。比如足球,并非是由裁判说了算,而是由规则说了算,是为法治,故黑哨也逃不脱制裁。其二:法律是由大家商定的,不是由什么人来强制大家商定的,所以大家才自愿受其制约。又比如足球,一切规则都是为了保持足球的魅力,以赢得人们广泛的喜爱,倘只取决于权势的好恶,看台上寥寥然只坐着几门谁家的亲戚,那足球也就完了。

任何规则,都要有众人的理解与拥护才行,否则不过一纸空文。再比如足球,单是裁判和球员知其规则还不行,球迷要是不懂,这球也甭踢。比如说,自家一输球,看台上就起哄,再输,球迷就退场,那还不如甭踢,先就算你们赢了吧。不过,要是裁判有“猫儿腻”呢?当然,误判应当理解,偏袒也要忍耐而后申诉,但若有人以权压众,包庇、怂恿黑哨呢?甚至事先就已排定了比赛的结果呢?球迷们那就给它一大哄吧,然后退场——此乃义举,算得上护法行动。

<h3>十</h3>

法律不担保均贫富,正如规则不担保比赛结果。要是有谁担保了比赛结果,没问题你把他告上法庭。可要是有人担保了均贫富呢?人们却犹豫,甚至可能拥护他。就算发此誓愿者确无他图,可历史上有谁真正做到过均贫富吗?真正做到,同时又不损害人的自由,可能吗?就比如,有谁能让大家自由奔跑,又保证大家跑得一样快吗?有谁能把这山高谷深日烈风寒的行星改造得“环球同此凉热”吗?

骂一骂富人这很容易,甚至也不都是毫无理由,社会的不公既在,经常也就需要一些敏锐甚至挑剔的眼睛。不过另有一种可能:这愤怒其实比前述的尴尬还不如。尴尬是因为能够反躬自问,而比如说喊着“开‘奔驰’的出去”的(听说最近上演着一出话剧,剧终时,剧中人便高亢地向观众这样喊),大约从未反观自己,否则他不难看出还有比他更贫穷的人,那么他出不出去呢?都出去了,只剩一个最穷的人,戏还怎么演呢?

<h3>十一</h3>

尴尬是一种可贵的能力。因为,反躬自问是一切爱愿和思想的初萌。要是你忽然发现你处在了尴尬的地位,这不值得惊慌,也最好不要逃避,莫如由着它日日夜夜惊扰你的良知,质问你的信仰,激活你的思想;进退维谷之日正可能是别有洞天之时,这差不多能算规律。

比如说,法律,正就是爱愿于尴尬之后的一项思想成果。而且肯定,法律的每一次完善,都是爱愿几经尴尬之后的别开生面。斥骂的畅快,往好里说是童言无忌,但若挺悠久的一种文化总那么孩子气,大半也不是好兆。比如说,那就为诘问备好了麻木,以愤怒代替了思考,尴尬倒是没了,可从此爱闹脾气。反躬自问越少,横眉冷对越多,爱愿消损,思想萎钝,规则一旦荒芜,比如说足球吧,怎么踢呢?很可能就会像一个自闭的儿童,抱了皮球,一脚一脚地朝着墙壁发狠,魔魔道道地自说自话。

<h3>十二</h3>

但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事可怎么说?谁敢说这样的事已经没有?那么法律,对这样的结果也是听之任之吗?规则不是不担保结果吗?

但这不是结果呀,这正是法律或规则的起因。“朱门酒肉臭”先放一放再说,“路有冻死骨”则是在要求着法律的出面与完善。人有生的权利,有种种与生俱来的平等的权利,此乃天之赋予,即神命,是法律的根据。再比如足球,游戏规则是人订的,但游戏——游戏的欲望、游戏的限制、游戏的种种困阻和种种可能性,都是神定。这简直就是人生的比喻,人世的微缩,就像长河大漠就像地久天长就像宇宙无垠就像命运无常,都是神的给定,是神为使一种美丽的精神得以展开而设置的前提,这不是规则的结果,而是对规则的呼唤,是规则由之开始的地方。在这一切给定之后,神说:人生而平等(不是平均)。生,乃人之首要的平等权利,因而,倘有穷到活不下去的人,必是法律或规则出了问题,是完善它的时候,而非废弃它的理由。

<h3>十三</h3>

可要是这么说,是不是就有点儿可笑?法律既定,一有“冻死骨”,你就说这不是结果,这是法律的开始之地,是法律需要完善的时候,那法律还有什么权威?它岂不又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非也,这不是任人打扮,这是神命难违。法律也不是绝对权威,绝对的权威是神命:人有生的权利!倘这儿出了差错,错的一定是人,惟去检点和完善人订的规则,切不可怀疑那绝对的命令。

可要是一个游手好闲之徒穷得活不下去了呢?也得白白送给他衣食住所吗?是的,也得!穷,但不能让他穷到活不下去,这正是担保平等但不担保平均,担保权利但不担保结果呀。情愿如此潦倒而生的人,也是背弃了神约,背弃了爱愿(他只顾自己),但神不背弃任何人,爱愿依然照顾着他,随时为他备下一个平等的起点。

<h3>十四</h3>

幸而情愿这样潦倒而生的人并不多。更多的人,更多的时候,是听得见神的要求的。爱愿,不能是等待神迹的宠溺,要紧的一条是对神命的爱戴,以人的尊严,以人的勤劳和勇气,以其向善向美的追求,供奉神约,沐浴神恩。

从报纸上读到一篇文章,说是这世界上的某地,其监狱有如宾馆,狱中的食物稍不新鲜囚犯们也要抗议,文章作者(以及我这读者)于是不解:那么惩罚何以体现?我们被告知:此地的人都是看重自由的,剥夺自由已是最严厉的惩罚。又被告知:不可虐待囚徒,否则会使他们仇视社会。这事令我感动良久,这样的事出于何国何地无需计较,它必是出于严明的法律,而那法律之上,必是神命的照耀。惟对热爱自由、看重尊严的人,惩罚才能有效,就像惟心存爱愿者才可能真有忏悔。否则,或者惩罚无效,或者就复制着仇恨。没有规矩何出方圆?没有神命又何出规矩呢?爱愿必博大而威赫地居于规则之上。

<h3>十五</h3>

法律或规则既为人订,就别指望它一定没有问题。无法无天的地方已经很少,但穷到活不下去的却大有人在。比如有病没钱治的。比如老了没人养的。比如,设若资本至尊无敌,那连本钱都凑不足的人可怎么起步?比如我,一定要跟刘易斯站在一条起跑线上,不(贝+青)等着做“冻死骨”才怪。所以有了残奥会。残奥会什么意思?那是说:爱愿高于规则,神命高于人订。换言之:规则是要跟随爱愿的,人订是要仰仗神命的。但残奥会也要有规则,其规则仍不担保结果,这再次表明:神命并不宠爱平均,只关爱平等。残奥会的圣火并不由次神点燃,故其一样是始于平等,终于平等。电视上有个定期的智力比赛,这节目曾为残疾人开过一期专场,参赛者有肢残人,有聋哑人,有盲人,并无弱智者,可这一期的赛题不仅明显的容易,而且有更多的求助于他人的机会,结果是全部参赛者都得了满分。我的感受是:次神出面了。次神是人扮的,向爱之心虽在,却又糊涂到家,把平等听成了平均。

<h3>十六</h3>

很久了,我就想说说尿毒症病人“透析”的事儿。三年前我双肾失灵,不得不以血液透析维持生命,但透析的费用之高是很少有人能自力承担的,幸而我得到了多方支援,否则不堪设想。否则会怎样?一是慢慢憋死(有点儿钱),二是快快憋死(没钱)。但憋死的过程是一样的残酷——身体渐渐地肿胀,呼吸渐渐地艰难,意识怪模怪样地仿佛在别处,四周的一切都仿佛浸泡在毒液里渐渐地僵冷。但这并不是最坏的感觉,最坏的感觉是:你的亲人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你,看着这样的过程,束手无策。但这仍不见得是最坏的感觉,最坏的感觉是:人类已经发明了一种有效的疗法,只要有钱,你就能健康如初,你就能是一个欢跳的儿子,一个漂亮的女儿,一个能干的丈夫或是一个温存的妻子,一个可靠的父亲或是一个慈祥的母亲,但现在你没钱,你就只好撕碎了亲人的心,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一分一秒地撕,用你日趋衰弱的呼吸撕,用你忍不住的呻吟和盼望活下去的目光撕,最后,再用别人已经康复的事实给他们永久的折磨。谁经得住这样的折磨?是母亲还是父亲?是儿子还是女儿?是亲情还是那宏博的爱愿?

<h3>十七</h3>

我有过这样的经历,幸而经历到一半时得到了救援,因而我知道剩下的一半是什么。我活过来了,但是有不得不去走那另一半的人呀。我闭上眼睛不去看他们,但你没法也闭上心哪。我见过一个借钱给儿子透析的母亲,她站在透析室门外,空望着对面的墙壁,大夫跟她说什么她好像都已经听不懂了。我听说过一对曾经有点儿钱的父母,一天一天卖尽了家产,还是不能救活他们未满成年的孩子,看见和听见,这多么简单,但那后面,是怎样由希望和焦虑终于积累成的绝望啊!

我听有位护士说过:“看着那些没钱透析的人,觉得真不如压根儿就没发明这透析呢,干脆要死都死,反正人早晚都得死。”这话不让我害怕,反让我感动。是呀,你走进透析室你才发现(我不是说其他时候就不能发现)最可怕的是什么:人类走到今天,怎么连生的平等权利都有了疑问呢?有钱和没钱,怎么竟成了生与死的分界线?这是怎么了?人类出了什么事?

如果你再走进另一些病床,走到植物人床前,走到身患绝症者的床前,你就更觉荒诞:这些我们的亲人,这些曾经潇洒漂亮的人,这些曾经都是多么看重尊严的人,如今浑身插满了各种管子,吃喝拉撒全靠它们,呼吸和心跳也全靠它们,他们或终日痛苦地呻吟,或一无知觉地躺着,或心里祈盼着结束,或任凭病魔的摆布。首先,这能算是人道吗?其次,当社会为此而投入无数资财的同时,却有另一些人得了并不难治的病,却因为付不起医疗费就耽误了。这又是怎么了?人类到底出了什么事?

<h3>十八</h3>

出了什么事?比如说,高科技在飞速发展,随之,要想使一个身患绝症的人仅仅保持住呼吸和心跳,将越来越不是一件难事了,但它的代价是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入。一方面,新的医疗手段和设备肯定是昂贵的,其发展的无止境意味着资金投入的无止境。另一方面,人最终都要面对死亡,如果人的生存权利平等,如果仅仅保持住心跳和呼吸也算生存,那么这种高科技、高资金的投入就更是无止境。两个无止境加起来,就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有限的社会财富,将越来越多地用于延长身患绝症者的痛苦,而对其他患者的治疗投入就难免捉襟见肘了。

绝没有反对科学发展的意思。但是,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医学必然或者已经提出一些哲学问题了。医学已不再只是一门救死扶伤的技术,而是也要像文学和哲学那样问一下生命的意义了,问一下什么是生?什么是死?生的意义如何?以及,“安乐死”是否正当?

<h3>十九</h3>

在不久前的《实话实说》节目中,听到一位法律专家陈述他反对“安乐死”的理由,他说得零乱,总结下来大致是两点。其一:“安乐死”从实行(即立法和执法)的角度看,困难很多,因此他认为是不应该的。这可真叫逻辑混乱。一事之应不应该实行,并不取决于其实行是否有困难,而是要取决于其实行是否正当。倘不正当,实行已失前提,还谈什么困不困难?倘其正当,那正是要克服困难的理由(以及正是表明法律专家并不白吃饭的时候),否则倒是默允或纵容了不正当。这样看,无论“安乐死”应不应该实行,都与困难无关,那专家说了半天等于什么都没说。

当然,应不应该,并不等于能不能够。见报纸上有文章说,从中国目前的条件看,“安乐死”还不能够很快实行。这我同意,但这又不等于说,我们不应该从现在就开始探讨它的正当性和可行性。

<h3>二十</h3>

我住过很多回医院,见过很多身患绝症的人,见过他们对平安归去的祈盼,见过因祈盼不得回应而给他们带来的折磨,生理的和精神的折磨,分分秒秒不得间歇。我真是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似乎只是为了一种貌似人道的习俗。这样的时候,你既看不到人的尊严,也看不到人的爱愿,当然也就看不出任何一点人道;那好像只是一次刑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被病魔百般戏弄,失尽了尊严和自由,而另一些他的同类呢,要么冷漠地视而不见,要么爱莫能助,惟暗自祈祷自己的归程万勿这般残忍。这简直是对所有人的一次侮辱,其辱不在死,人人都是要死的;其辱在于,历来自尊的人类在死亡面前竟是如此地慌张和无所作为。刑罚所以比死更可怕,就在于人眼睁睁地丧失了把握命运的能力。我想,创造刑罚的人一定是深谙这一点的。可我们为什么要让那必来的“归去”成为刑罚呢?为什么不能让它成为人生之旅的光明磊落的结束,坦然而且心怀敬意地送走我们所爱的人呢?

当有人(以及每一个人都可能)受此酷刑的折磨与侮辱之时,法律和法律之上的爱愿,只摆出几项改变它必然要遇到的困难,就可以溜之大吉并且心安理得了吗?

<h3>二十一</h3>

那位法律专家反对“安乐死”的另一个理由是:“人没有死的权利。”但是为什么呢?他未提供有力的说明。他除了说得有些蛮横,还说得有些含糊:“死是自然而然的事。”但自然而然的事就一定正当吗?真若这样,要你法律专家干吗?不过,这一回的问题好像真的不太简单。

人没有死的权利——第一,这话可以翻译成:个人没有死的权利,比如文革中,一个终于受不住摧残与屈辱的人,要是自杀了,必落一个“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罪名;凭此罪名,你生前的一切就都被否定,你的亲朋好友就都可能受到株连。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老老实实忍受屈辱,无权反抗,连以死抗争的权利都没有。当然,你已经自杀了说明你可以自杀,任何罪名对你都已毫无作用,但其实,那罪名是说给生者听的,是对一切生者的威吓,那是要取消所有人抗议邪恶势力的最后权利。还说“人没有死的权利”吗?一个人若连以死抗争的权利都被剥夺,可想而知,他还会有怎样的生的权利。

<h3>二十二</h3>

人没有死的权利——第二,此言也可作如下想:生的权利既为天赋,人便无权取消它,死既为天命之必然,故只可顺其自然。话说到这儿,真像似有些道理了。

但是未必,且不论生死之界定尚属悬案,只说:真这样顺其自然,医学又是干什么用的?医学,不是在抗拒死亡吗?倘若顺其自然,那么不仅医学,一切学、一切人的作为就都要取消。那样的话可真是顺其自然了——人将跑成一群漫山遍野地寻食、交配、繁衍,然后听天由命的物类了。理想也无,爱愿也无,前途嘛,不过是地平线以内四季的安排。有人说了:这样不好吗?可更多的人说:这样不好!说好的人就这样去好吧。说不好的人就有麻烦:为什么不好?以及怎样才好?

<h3>二十四</h3>

人热爱自然,但料必没人会说人等同于自然。人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又是从自然中升华出来的异质,是异于自然的情感,是异于物质的精神,异于其他物种的魂游梦寻,是上帝之另一种美丽的创造。上帝是要“乘物以游心”吧?他在创造了天地万物之后又做了一点手脚(比如抽取了亚当的一条肋骨,比如给了女娲一团泥巴),为的是看看那冷漠的天地间能否开放出一种热情,看看那热情能否张扬得精彩纷呈,再看看那精彩纷呈能否终于皈依他的爱愿。人热爱自然正如人珍重自己的身体,人不能等同于自然正如人要记住上帝的期待,否则自然无思无欲无梦无语,有了大熊猫等等也就足够,人来干吗?

依我浅见——绝非谦虚,我甚至有点儿不敢说但还是说吧:中国文化的兴趣,更多地是对自然之妙构的思问,比如人体是如何包含了天地之全息,比如生死是如何地像四季一样轮回,比如对天地厚德、人性本善的强调。这类思问玄妙高深精彩绝伦,竟令几千年后的现代物理学大为赞叹!所以中国人特别地喜欢顺其自然,淡泊无为,视自然为心性的依归。但那异于自然的情感呢,就比较地抑制;异于自然的精神呢,就比较地枯疏。所以中国人的养身之道特别发达,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就不大顽固。

<h3>二十四</h3>

反对“安乐死”,看身患绝症者饱受折磨与屈辱而听之任之,大约都是因为不大过问生命的意义。人不是苟活苟死的物类,不是以过程的漫长为自豪,而是以过程的精彩、尊贵和独具爱愿为骄傲的。医学其实终不能抗拒死亡,人到底是要死的这谁都明白,那么医学(以及种种学)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其实,医学说到底仍只是一份爱愿,是上帝倡导爱愿的一项措施,是由之而对人间爱愿的一次期待。当有人身患绝症,生命惟饱受折磨而无任何意义之时,其他人却以顺其自然为由而袖手一旁,人间爱愿岂非自寻其辱?上帝的期待岂不就要落空?

“安乐死”还是不应该吗?还是要“自然而然”地任那绝症对人暴施折磨和侮辱吗?难道还有谁看不出“安乐死”并不是要取消人之生的权利,而是要解除那残酷的刑罚,是在那疑难的一刻仍要信奉神命、行其爱愿吗?神命难违,神不单给了人生的权利,还给了人自由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h3>二十五</h3>

神命不可违。可我心里一直都有个疑问:神是谁?神在哪儿?其实,哪一份神命不由人传?哪一种神性不由人来认信?哪一位先知或布道者不是人呢?如此,神还有什么超凡独具?还有什么绝对权威?谁不能造一个乃至若干个神出来,然后挟神祗以令众生?神岂不又是任人打扮了吗?

除非神亲临作证。除非神迹昭然——比如刹那间使饥饿的流民获得食品,转眼间使病残者康复如初。除非神于此刻亲宣其命,众目皆见,众耳皆闻。但是第一,真正见过神迹的人很少,通常都是人传,你可以信也可以不信。第二,因上述神迹而皈依信仰者,信的未必是神命,多半是看重了神的馈赠,这就难免又发展成对实利的膜拜,和对爱愿的淡忘。

那么可有并非人传,而是众目皆见众耳皆闻的神迹吗?有啊,有啊!我们头上脚下的这个气象万千的星球不是吗?约伯终于对之说“是”的一切,不是吗?为什么把一根木棍变成蛇算得神迹,沧海桑田、日走星移倒不算?为什么点石成泉算得神迹,时时处处的“山重水复”和“柳暗花明”倒不算?为什么天地之种种慷慨的馈赠算,而世间之种种严酷的困阻就不算?

<h3>二十六</h3>

神命不可违,神命就得是一种绝对的价值要求,只可被人领悟,不能由人设定。故,那样的价值要求必得是始于(而非终于)天赋的事实(比如说“第一推动”),是人智不能篡改而非不许篡改的。不许,仍是人智所为,不能,才为人力不逮。那是什么呢?那正是神迹呀1这天之深远,地之辽阔,万物之生生不息,人之寻求不止的欲望和人之终于有限的智力,从中人看见了困境的永恒,听见了神命的绝对,领悟了:惟宏博的爱愿是人可以期求的拯救。

为什么单单是爱愿呢?恨不可以吗?以及独享福乐,不可以吗?恨与享乐,不过是顺从着人之并不清洁善美的本性,那是任何物种都有的自然倾向,因而那仍不过是顺其自然,并未看见人智之有限,并未听懂那天深地远之中的无声天启。那样的话,仍是只要有着大熊猫等等就够了,这冷漠的世界仍难升华出美丽的精神。所以,终于(而非出于)自然的拯救算不上拯救;断灭一切欲望以达无苦无忧的极乐之地,那是人的臆想,既非天赋事实,又非天启智慧,那才是出于人之妄念,终于人之无明吧。

<h3>二十七</h3>

我想,哪种文化也不是“第一推动”,哪种宗教也都不是“绝对的开端”,它们都是后果,或闻天启而从神命,或视人性本善为其圭臬。“第一推动”或“绝对的开端”,只能是你与生俱来的,躲不开也逃不脱的面对。惟在此后(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人类)才有了生命的艰难,精神的迷惘,才有了文化和信仰,理性和启示,或也才有了妄念与无明。倘不是从这根本的处境出发,只从寺庙或教堂开始,料必听到的只是人传。

这又让我想到了文学,想到了“写作的零度”。只从经济、政治出发则类似数典忘祖,只从某种传统出发则近乎原地踏步,文学的初衷原是在那永不息止的“推动”与“开端”中找到心魂的位置。所以,文学料必在文学之外,论文料必在论文之外,神命料必在理性之外,人的跟随料必在现实之外。

<h3>二十八</h3>

比如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语虽是人言,却既暗示了人不能篡改的天赋事实,又暗示了人要超越其自然本性的方向。己所不欲,意味着人之有欲,且欲之无限——这是天赋事实。人欲无限,则可能损及别人(他者),而为别人(他者)所不欲——这也是天赋事实。人在人群,每个人就都是自己也都是他人,人类是万灵万物之网的一脉,个人又是人类整体之一局部——这是人之独闻的天启,人于是恍然而悟:原来如此,惟整体的音乐可使单独的音符连接出意义,惟宏博的爱愿是人性升华的路径。所以爱愿不是人的自然本性,而是人超越大熊猫等等而独具的智慧,是见自然绝地而有的精神追寻,是闻神命而有的觉醒。

<h3>二十九</h3>

神,当然不是理性推导出来的,但却是理性看到了理性的无能才听见的启示。我不大相信理性走入绝地之前的神,那样的神多半是信徒期求优待——今生不可那就来世——所推举的偶像;优待哪有个完呢?弄来弄去便与贪官纵容自己的亲朋同流,结果是爱愿枯萎,人间惟多出几个乱收费的假庙。

理性走入绝地,有限的人智看见了无限的困阻,人才会变得谦恭,条条计策终见迷茫,人才在服从与祈祷中听见神命。但我还是不大相信这时就可以弃绝理性,因为那绝地之上等着人的除了倡导爱愿的神还有别样的神,比如还有道破人生苦短,号召及时行乐的神。价值相对主义可能会说:诸神平等,怎么都行。但怎么都行不等于怎么都好,保护大熊猫不等于人也要做大熊猫。或有人说:大熊猫怎么了?人还不如大熊猫呢!那人也不如耗子吗?就算也不如,那圣雄甘地如不如希特勒呢?还是不如?那好,大家提防着你就是,所以还得提防着价值相对主义。

人居各地,习俗不一,人在人群,孤独无二,魂拘人身,根本的困境与救路都是一样的。受贿的神受不同的贿,指引爱愿的神却并不因时因地而有改变。

<h3>三十</h3>

物质至上,并非一国一地之歧途,而是全人类的迷失。你看一切政府的共同目标是什么?你看全球各地的斗志昂扬都基于什么?无不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以及消费指数的增长;增长增长再增长,似乎人类的前途、生命的意义全系于物质占有和消费水平的可持续增长。这样的竞赛之下,谁还顾得上地球?谁还顾得上生态?相互的警告与斥责,不过是五十步恨百步,或百步对五十步的先期防范,讨价还价中哪还有什么爱愿和理性?完全像贪婪的子孙在争夺父母(地球)的遗产。本来嘛,做买卖的谁不想赚?非要让先赚的让着后赚的,一百步等着五十步,实在也是不通事理。可是话说回来,五十步恨百步也未必是恨其掠夺地球,也未必是恨那消费模式腐蚀着人类灵魂,更可能是恨着自己的手慢,好东西先都让别人拿了去。如此这般地增长了再增长,赚了又赚,五十望一百,一百望一千一万,结果无非是地球日益枯萎,人间恨怨飚升。而这未必只是政治、经济问题(把这仅仅看作政治、经济问题,我疑心那还是中着物欲的魔法,还是像五十望一百而不成时的心理不平衡),多半是信仰出了毛病,是如林语堂所说:近二千年来人已经听不懂了神的声音。岂止是听不懂,是干脆不要听,是如陈嘉映所说:“生活真容易变得有趣,所以没有人思考。”诗意地栖居吗?就怕诗人早也认同了饭局中的操作与推销。

<h3>三十一</h3>

有位一向自诩关怀生命意义的老友,忽一日自信看透了人生,说:“咳,什么意义不意义,道德不道德的,你说是不是?”不小心我说了“不是”。场面于是有些沉闷,大家对坐无言,然后避开这话题胡乱说些别的。但我知道他心里在说什么——“虚伪!”我也知道这一句谴责后面的理由——“老实说,你不看重名利?”我还知道支持这理由的所谓看透——“什么信仰呀爱愿呀,这个呀那个呀,说说罢了,人生实实在在,不过死前的一次性消费,唱高调的不是傻瓜就是装蒜。”

虚伪,这两个字厉害,把它射向诚实,效果多佳。比如黄色小说的自卫反击:“各位的做爱难道不是这样?为何不从实招来?”想想也是,诚实于是犹豫。黄色见状,嘴上或心里必是脆脆的一声:“虚伪!”诚实容易被这一声断喝吓糊涂,其实呢,黄色只见了性爱之形同,而难识心魂之异彩——本来嘛,爱情之要,原是黄色的盲区。不过“虚伪”二字真是厉害,它所以百发百中,皆因人非圣贤,谁心里没有一些阴暗和隐藏?但这些可能是污浊的品质,恰是人应当忏悔和道德不可或缺的缘由,怎能借坦荡与实在之名视其为正当?这差不多是个悖论:你说他虚伪,是因其知污浊而隐藏,你说那隐藏的并不污浊,甚至美妙到可供炫耀,那虚伪岂不要换成谦逊了?

上述的虚伪固然不是美德,但毕竟留了一份美好的畏惧在头上,而上述的坦荡和实在,则无所畏惧到彻底不识了好歹。好与歹,岂可由实在引出?好与歹根本是心魂的询问。难怪价值相对主义说怎么都好,它是执实在而不思不悟,助人欲以坦然胡行。有了美好的畏惧在,虚伪则可望迷途知返,人便有了忏悔的可能。我有时设想,最不可救药的虚伪什么样儿?比如说,有一天忏悔也不是因为看见了自己的污浊,而是追随着时髦,受洗也不是为了信守神约,而是看它为一枚高雅的徽标,信仰呀爱愿呀都跟把黑发染黄一样成了美容店的业务,那才真叫麻烦。

<h3>三十二</h3>

但爱愿都是什么呢?如何才算是爱愿呢?爱愿既然高于规则,它就不能再是规则。爱愿既然是天启,它就不能又是人说。比如,爱愿之紧要的一条是爱他人,这分寸如何把握?就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种可能的把握,但它也只说出了问题的一面,另一面——己之所欲,怎样呢?务施于人吗?你欲丰衣足食,务使别人也丰衣足食,你欲安居乐业,务使别人也安居乐业,这当然好。但是,你欲欺世盗名,也务使别人偷梁换柱吗?你欲做伪证,也务使别人知法犯法吗?显见是不行,那是教人作恶呀。那么,你欲捐资扶贫,你欲安贫乐道,你欲杀身成仁,这总不是恶了吧?那么,别人也都得这样吗?你说不必。你甚至说,强迫捐资岂非掠夺?强使乐道,道将非道;强逼成仁,仁安在哉?如此说来,自扫门前雪吧,不如少管别人的事。人欲乘凉,我独种树,人欲出人头地,我看平常是真,相安莫扰各行其是,岂不天下都乐?可是有个别人叫希特勒,他要打仗,还有几个别人叫“四人帮”,他们要焚书坑儒,怎么办?你可能会说:这已经跑题了——倘其自己跟自己打,自己烧自己的书,请便,但你把仗打到别人头上,那就违背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圣训,故此一条圣训已经把话说全。就算是这样吧,那么“勿施于人”要不要务施于人呢?要,是“勿施”之否定;不要,是否定了“勿施”。你说:还是独善其身的好,但这是绕圈子,希特勒打来了,“四人帮”烧来了!你说:那正是因为是他们违背了圣训呀?倘人人尊此训而独善,哪还会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但他们要是压根儿就不信你那圣训呢?好了,不管你是指责他们的违背,还是遗憾于他们的不信,都说明这圣训压根儿就有务施于人的倾向。

<h3>三十三</h3>

怎么回事?哪儿出了毛病?“务施”者,难免为他人所不欲,故当“勿施”;“勿施”者,又难免误失了圣训,故又当“务施”。那么,“勿施”与“务施”的分寸谁来把握?鱼与熊掌可否兼得?水与火,怎样和谐共处,相得益彰?

但这是能由人说的吗?人一说就是“务施”,就是“勿施”,或就是“误失”,就又要掉进那个逻辑陷阱。

这事必由神说。人,必要从那不可更改的天赋事实(第一推动,或绝对开端)之中,从寂静之中,大音无声之中,谛听天启。

可是先生,你这就不是绕圈子吗?你说你听见了此般天启,我还说我听见了彼般天启呢!这像不像把猴子扮成人,等他说人话?像不像把人扮成神,由他行天道?

<h3>三十四</h3>

这怎么办?

这怎么办?

这怎么办?

要把这一节写满:这怎么办?

或要用一生来问:这怎么办?

人将听见,那无穷之在莫不是:这怎么办,和这怎么办?

<h3>三十五</h3>

在逻辑的盲区,或人智的绝地,勿期圆满。但你的问,是你的路。你的问,是有限铺向无限的路,是神之无限对人之有限的召唤,是人之有限对神之无限的皈依。尼采有诗:“自从我放弃了寻找,我就学会了找到。”我的意见是:自从我学会了寻找,我就已经找到。

叹息找不到而放弃寻找的,必都是想得到时空中的一处福地,但终于能够满足的是大熊猫和竹子,永远不能不满足的是人和人的精神;精神之路恰是在寻找之中呀。寻找着就是找到着,放弃了,就是没找到。就比如,活着就是耗损,就是麻烦,彻底的节约和省事你说是什么?但死也未必救得了这麻烦。宇宙本是一团无穷动啊,你逃得了和尚逃得了庙?天行健,生命的消息不息不止,那不是无穷动吗?人在此动之中,人即此动之一环,你省得了什么事?于人而言,无穷动岂不就是无穷地寻找?

问吧,勿以为问是虚幻,是虚误。人是以语言的探问为生长,以语言的构筑为存在的。从这样不息的询问之中才能听见神说,从这样代代相传的言说之中,才能时时提醒着人回首生命的初始之地,回望那天赋事实(第一推动或绝对开端)所给定的人智绝地。或者说,回到写作的零度,神说既是从那儿发出,必只能从那儿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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