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虫 - xp1024.com
《玻璃虫》


正文 前言：电影虫子

蛛蛛，双声叠韵，把嘴唇嘟起来，舌头悬空，轻轻吐气，一个电影虫子立即诞生在空气中。林蛛蛛，这个名字使我心花怒放，虽然听起来它有点傻头傻脑，没心没肺，但我无比喜欢它。

我爱它就像爱我自己。

我改名，是因为李管说我的本名像交际花。

李管和我关系纯洁，他是我众多的关系纯洁的男友之一，除此之外，他还是当年我们省文坛的第一才子，因此当他说我的名字像一个交际花的名字时，我觉得天就要塌下来了。

他说，林白薇，陈白露，这两个名字太像了。要是光听名字不看人，我真以为你是三十年代的交际花，就跟陈白露住同一个饭店。

我认为李管的这种说法深深伤害了我。

当时我刚刚看完电影，我一听陈白露这个名字马上就会想起一付棺材，在清晨的薄雾中，在人迹稀少的大街上，一付棺材无声地抬过。在我看来，交际花就是那种花天酒地结局悲惨的女人。

数年之后，我才看到普鲁斯特关于交际花的论述，他说：这些既无所事事又用心良苦的妇女所扮演的角色，其魅力之一在于：她们以她们的热情、她们的才能，以及优美的感情所具备的一种梦境和她们不必破费便可轻易到手的一种金玉般的华彩，像名贵而细巧的嵌饰，把男人们毛糙而缺乏磨砺的生活装缀得富丽堂皇。对于梦境，她们像艺术家一样，既不追求实际价值，也不让它局限于现实生活。

如此看来，交际花生涯也是一种高尚的艺术事业。

但我一开始就已意识到，我即使想当交际花也当不成，我有陈白露（在我的印象中就是电影里的方舒）那么漂亮吗？没有。我有陈白露那么性感吗？没有。我有陈白露那么长袖善舞吗？更没有。但我就是执意不当自己根本没能力当上的人，这是人性之一。

到电影厂是一个契机，一个全新的环境，谁也不知道我原来叫什么名字，我趁机改了名，而且一见生人就抢着告诉人家，我叫林蛛蛛。而且我给所有的朋友写了信，声称谁在信封上写我的本名，我将永远不回信。

就这样，林蛛蛛这个名字在我的身上迅速滋长，它布满了我的皮肤，漫延到我的血液，然后从我的眼睛里闪烁出光芒，紧接着，林蛛蛛浓密的长发像蛇一样滋滋地长出来，一直垂落到我的肩上。

我觉得它有点像整容术，改变了原来的我。

我的职业电影生涯始于１９８５年１２月，结束于１９９０年３月。这段时间我在广西电影制片厂文学部当编辑，责编过两部电影。

广西电影制片厂在八十年代是一个重要的电影厂，张艺谋、张军钊都是广西厂的在册人员，青史留名的《一个与八个》《黄土地》《大阅兵》也都是从这个边远小厂嘴里吐出来的。

当年广影和西影是第五代导演的策源地，虎啸龙吟，车辚辚马啸啸，大风起兮云飞扬，蔚为大观。在当年广西电影制片厂的大门口的空地上，著名导演和漂亮的女演员进进出出，制片、摄影、美工、录音、服装、道具、灯光、剧务，车水马龙，所有人走路都带着弹性，鼻尖上冒着幸福的亮光（南宁是一座炎热的城市，当时还没有空调，从四月到十一月，没有人能不出汗就度过一天），这个场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事实上我基本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狂欢的时期。我只到机场去接过一次上海导演白沉，我是他将要拍的剧本的责任编辑，剧本是《乡音》《乡情》的路子，有一点淡淡的哀愁。

白沉是一个瘦瘦的矮小老头，满头白发，特别白，脸是红的。

我小时候经常看旧电影画报，知道白沉，知道他是从香港回来的。我希望这部片子能上，出来一部精湛的艺术片，得一两个什么奖。

我至今记得白沉把自己的双手交叉在一起紧紧握着，他说这是他设计的一个动作，让男女主角就这样握着，非常含蓄，但感情全都表达出来了，一句话都不要多说。本来这是一个普通的动作，但经白沉这么一番完全沉浸在剧情中的表演，我立即觉得这个动作真是非常非常有感情，真是太好了。他还提到了女主角的扮演者，好像是叫徐什么，他说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她在什么什么时候上别的戏，什么什么时候有空挡，她当时刚刚拍过《秋天里的春天》，比较抢手，但他一定要等到她，白沉希望厂里能马上筹拍，不然女主角就没空了。

我一直没有看到《秋天里的春天》，但我牢牢记住了这个女演员。直到九十年代，我才在青艺剧场的前厅看到了她的照片，她的头发中分，全部往上梳，前额高而光洁，看上去气质非常好，美而含蓄，有一点点幽怨。确实很适合白沉的电影。

但白沉的电影最终没有上成。当时厂里说要上，过几个月就筹备，让白沉回上海等，我和部主任把白沉送回机场的时候他一再希望厂里要抓紧，部主任则不停地表示一定会抓紧，请他放心。

后来就没有下文了。

这是我在广西电影制片厂的四年里唯一的一次责编一个艺术片的经历。

商业大潮汹涌而至，所有的艺术片都上不了了。这就是我赶上的电影时代。考虑一部片子要不要上，唯一的因素就是拷贝、拷贝、拷贝。在四年中，我一共责编了两部片子，一部是武打片，一部是喜剧片。

喜剧使我想起卓别林，辉煌的默片时代，优美的黑白电影，穷人、浪浪汉、盲女，《淘金记》《城市之光》，它们像水滴一样滴落，赏心悦目。伍迪．艾伦的一些片子色彩鲜艳形象夸张充满了幻想，他的香蕉有一棵树那么高，蔬菜有一间房子那么大，还有十分有趣的高潮机，说的是未来时代的男女失去了性能力，但是不要紧，这种像电话亭一样的长筒子就是帮助你们达到性高潮的，一男一女走进去，一按开关，性快感从天而降，不论男女，全都哇哇大叫，就像突然着了火。还有前苏联的《办公室的故事》，以及我从未看过但多次听说的《天堂里的笑声》，起码有十个人对我说过这部片子，它被镀上了一层又一层的金，光芒与日俱增，我至今对它怀有无限的憧憬。但我责编的喜剧片使我头昏、疲惫、想睡觉乃至深恶痛绝。

深恶痛绝，这就是我要使用的词。

我讨厌那个剧本，讨厌它的题目，它的故事，它的对话，它的人名。我看哪哪都觉得不舒服。我是一个在文学中浸泡过数年的人，阅读那个喜剧剧本对我来说就像嘴里被人塞满了沙子，有一种生理上的痛苦。但我必须责编这个本子，在领导看来，这是我的福份，是对我的关照。因为这是一个肯定能上的本子，这样我不但能完成全年的任务，而且还能得到一笔数目不小的编辑费。

编辑的职责之一，是要到一个干私活的人那里打印剧本，用那种庞大笨重的中文打字机，用蜡纸印油，用手，一张张印出来，然后装订成二十几三十本，分发给有关人员。

为这样一个本子付出劳动，我十二分不情愿，所以觉得太阳数倍地大，道路数倍遥远。我看到亚热带的太阳像熊熊燃烧的大火，南宁西郊的道路上尘土飞扬，空气中的每一粒灰尘都闪着黄色的光，我推着单车来到了阳光下，火烧着我的车（车身、车头、把手和坐鞍全都是烫的）和我的身体，我穿着一套无袖的短衫短裤，我的双臂和大腿在太阳底下发出兹兹的声音，皮肤上起了一层看不见的烟，眉毛也要烧起来了，因为我戴的草帽是当时最时髦的那种，在帽沿上有两排樱桃大小的洞以作为装饰，这些洞把阳光聚集在一起，第一排直射我的眉毛，第二排直射我的脸颊（幸亏没有射着我的眼珠），还没有走出十米我就觉得脸上已经起了黄豆大的黑斑，黑斑正在连成一片，我很后悔自己赶时髦，如果这时候有一顶大笠帽，还有一大块布，我一定马上就把布蒙在笠帽上，把自己弄得像下田插秧的农民也在所不惜！

好在我是千锤百炼成长起来的南方人，几分钟之后我就挺过来了，我以一种燃烧的状态在太阳底下飞驰，我的血液哗哗流动，脸上红得像一朵花。这时候我就骑到了叉路口。

叉路通向广西农学院，那是一条美好的小路，高大的柚加利树的浓荫遮住了阳光，两边是宽阔的稻田，大片的绿色把清凉的水气送进我的肺腑，火焰熄灭了，我全身顷刻变得柔软起来，草帽上的窟窿也不再是敌人，这些洞眼输送着湿润的风，我恨不得它们更大一点。叉路的路面是细沙和细石块（后来它什么时候变成了水泥呢？），既吸水又有摩擦力，还不会像柏油路面那样散发出逼人的热气。这真是最有人性的路面。

为了这样的路面我就要热爱广西农学院，我现在还觉得农学是一门亲切的学问，农学院包含了人间美好的事物，在酷热的下午，说它是人间的天堂也不为过。

现在，天堂就到了，我越过门卫和大铁门，从后门进入了广西农学院。我继续骑车，我的车轮下是水泥小径，周围是芒果树、榕树、枇杷树、桉树，我穿过辽阔的校园来到教工宿舍区，在一丛青草跟前停了下来。

我走上四楼，敲开一扇门，一个戴眼镜的女人把我迎进屋，她白晰、文静，看起来特别有文化，但她屋里满是浓郁的油墨味，她的里屋放着一台笨重的中文打字机，每打一个字都要发出钢铁撞击的声音，她戴着一双深蓝色的袖套，上面沾着油墨，我说是电影厂的同事介绍我到这里来，她点点头，问我急不急。

我责编的剧本就是在这里印出来的。我下楼的时候就听到了铁跟铁相撞的声音，这声音一直传到我放单车的那丛青草跟前。

现在看来，我并不那么仇恨这部喜剧，它是我电影生涯的一个硕果，比南瓜还大，比冬瓜还沉，是我评职称的一发炮弹，最最要紧的是，这个成果使我实现了从借调到正式调入电影厂的飞越。我几乎就要把这点忘记了，这真是不应该啊！从现在开始，我要牢记这一点。

但我无论如果都想不起这部喜剧的名字了。

武打片同样使我无地置容。

剧本作者曾是南宁的一个知名作家，他后来调到了珠影。他的文字感觉很好，而且他知道我的文字感觉也很好，他随便我给他的本子取一个漂亮的名字。

这使我大为兴奋。

我呼的一下把自己擦亮，又呼的一下把自己点燃。一只火球在房间里滚来滚去，这就是我当时的样子。

词和短句噌噌地往外冒，在我的头顶像焰火一样开放，在黑暗中蔚为壮观。至凌晨一点，这部武打片的片名就有了五十个，它们歪歪扭扭挤在一张纸上。

这使我得意洋洋。

(林白：19岁开始发表诗歌，后以小说写作为主。现从事自由写作。我的爱与性、我的心痛、我的疯狂、我的黄上衣与木耳环、我的北京和广州、我的恋人我的情敌、我的花与酒、我的西园和明园、我的无赖、我的脚踩三只船、我的喜剧和武打，所有这些，都缭绕在电影厂淡黄色的大门里。)

正文 第一章 跨越房间的无赖

十几个武打演员住在我的隔壁，他们从辽宁来，等着到外景地拍我责编的那部武打片。

那不是一般的隔壁，而是同一个套间，在同一个厅里进进出出，要使用同一个卫生间，上同一个厕所，在同一个地方洗澡刷牙，在同一个阳台晾衣服，大门一关，就是一家人的住法。

而他们十几人全是男的，只有我一个女性。

七月的南宁，每天都三十六、七度的高温，没有一丝风，所有的东西都是烫的。这些来自东北的男人们从早到晚光着膀子，他们无所事事，无处可去，户外烈日炎炎，令人望而生畏，所以只好整天呆在招待所里。

他们像动物一样趴在地上喘粗气，还不时发出几声怪叫。一些人从中午开始就川流不息地到卫生间冲凉，穿着短裤，唱着歌，光膀子上搭着毛巾，活像一座兵营降落在我的身边。

从早到晚，只要我要上厕所，要烧开水，要洗衣服，要洗澡，洗脸刷牙，我就得穿越十几名来回走动的半裸男人，他们就像十几堆正在燃烧的火，在火光的映照下，我觉得这五十多平米的客厅是如此辽阔又是如此狭窄，辽阔的错觉源于我老感到走过客厅特别累，狭窄是因为他们把厅都塞满了。

好容易来到卫生间门口，八成又会碰到一个半裸的男人从里面出来，如果撞一下，他身上的汗就会直接擦到我光裸的手臂上，黏呼呼热烘烘的，在任何时候，和别人的皮肤接触总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那种陌生的腻滑就像是被一口黏痰沾在皮肤上一样恶心。

忍住恶心走进卫生间，正要深呼吸，好把那恶心释放出去，不料又一口吸入另一种恶心，浓郁的男人气味和不卫生的习惯相混合，把好好的卫生间变得像公共厕所，事实上它此时正是一个男女不分的公厕。我憋着气打开水龙头，憋着气接水，然后又憋着气把水提到走廊上，真是比万米长跑还要累啊！我喘着气低着头洗我的衣服，一抬眼皮，却发现有几个半裸的身体在走廊的前后左右走来走去，他们望着我的桶问：林编辑你洗衣服？

在我桶里的裙子下面埋着胸罩和内裤，我不知道怎样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它们拿出来擦肥皂。我只好拎着桶，重新穿过封锁线，回到敌后（这些话语习惯都是来自过去的电影），我关上门，在自己的小房间里继续洗衣服。如果置身其外，我觉得这个场面比较可笑，一群赤身男人在厅里游逛，一个女人关起门偷偷摸摸洗内衣，多么的不正常，多么的病态！

也许这个画面另有深意。

然后我把内衣晾在哪里呢？

既要机智，又要勇敢，智勇双全的女人，躲过了敌人的眼睛，她巧妙地把乳罩和内裤挂在了裙子的里面，然后她举着衣架重返敌人的封锁线，飘扬着的裙子就像一面胜利的旗帜，虽然这个比喻有点庸俗，但我觉得它太恰当不过了。

智勇双全的女人，镇定地把裙子挂在了共用的阳台上，这下她的秘密的小衣服就能堂而皇之地晒到太阳了。所有生活在男性眼皮底下的女性，对这些机巧都会无师自通。

从他们入住的第一天开始，男人的汗臭味和烟臭味相混和的一种气味就弥漫在这套房间里，每个件物品，每一个毛孔都是他们的气味，电灯、龙头、窗户、地板、墙角，臭气从这些毛孔徐徐散发，又从门缝进入我的房间，弄得我的床上、枕头上全是男人的汗臭味，它们是如此强大，完全覆盖了我自己的气息；又是如此顽固，挥之不去，洗之不净。

这些气味使我感到不适。

怪不得，那么多女人在骂男人的时候都说他们是"臭男人"，男人真的是臭的，女人天生就是香的。这不是我的发现，而是我们厂招待所打扫卫生的人说的，她们是两个漂亮的女人，一个二十多岁，一个三十多岁，在一个春天或者秋天（这里排除了因气候恶劣心情不好带来的偏见）晴朗的上午，她们在收拾一间只有一个男人住过一天的房间时说的，当时我刚刚起床，正在厅里踱步，她们说：真奇怪，男人住的房间怎么总是一股臭气，女人住的房间都是香的。那时候我还没有与十几个男人同住一个套间的经历，于是我替他们辩护说，那是因为男人抽烟，女人往身上喷香水。她们抢着说，不对，那臭并不是烟臭，烟甚至是香的，不然怎么叫香烟，女人的香也不是香水的香，香水的香谁还闻不出来。

我觉得她们说得很有意思。后来的日子里，发现那竟是真知灼见。

在我住招待所的一年时间里，隔壁只住过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十分年轻，只有二十岁，非常美丽，是程麻（程麻就是《一个人的战争》里的Ｎ，为了使人注意到这一点，在下文我将称他为程麻Ｎ）挑选来主演他导演的那部神话片中的仙女的。对，她就是梅飞（梅飞是《一个人的战争》里的董翩）。

梅飞，想起这个名字我就会闻到一股淡淡的香气，她住在我的隔壁，她的香气像清水滴落在阳台前的芭蕉叶上，使整套房间充满了一层薄薄的清绿，在炎热的夏天里，那真是沁人肺腑啊！这种她身上独有的香味在客厅里若有若无，在卫生间里就明确得多。卫生间窗台洁白的瓷砖上，摆着一排玲珑剔透的小瓶子，那是梅飞的个人用品，洗发水、沐浴液、香皂、洗面奶、收缩水、护肤液、防晒霜、护手霜、眼袋霜等等，从本能来说，我不喜欢一个人过份细致地摆弄她的脸，但我却无端喜欢她的这些小瓶子，我觉得尽管梅飞有这么多的护肤化妆品，她也仍是一个生活简单的人，换了别的女演员，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要比她多一倍不止。

奇怪的是，这些小瓶子散发出来的并不是各自品牌本身的香气，而是梅飞身上的气息。我在梅飞不在的时候把鼻子凑到瓶子跟前一一闻了一遍，无一例外，它们统统都是梅飞身上的幽香。

梅飞真是一个仙女啊，她还没开始上戏就成了仙女，难怪程麻Ｎ走遍大江南北，把她挑了出来，他去了北京上海，又到了杭州扬州，踩破了无数剧团的门槛，最后在广州的战友歌舞团把她找到，她是上海人，参军到了广州。我现在还认为，程麻在某种时候拥有一付火眼金睛。

在那段日子里，我没事就喜欢在卫生间里呆着，那里异香缭绕，终日不散，我在卫生间里深呼吸，一下一下又一下，淡绿的清香进入我的五脏六腑，犹如草原上微风荡漾，每一棵草都在摇晃中舒展腰身。女人的体香是尘世的花朵，它使我的身体变成了某种天堂。

我多么爱她宽大的男式衬衣，那件本白棉布衬衫把她的双臂遮得严严实实，比最优质的防晒油更有效；我爱她宽沿的大草帽，帽子上的麦秸密实而生动，让人想起无边的麦田；我爱她的墨镜，这使她看上去像一个妖精；我爱她的凉鞋，她裸露的指甲盖有着珍珠的光泽，她的脚后跟则像一大瓣粉红色的玉兰花瓣。

我爱她的芬芳，她在浴室里发出的水声，爱那温润的水雾汽，雾汽散去，美人出浴，在残留的薄雾中，梅飞裸露的身体婀娜柔软，参差的水珠在她身上闪烁，在凸起处、拐弯处、凹陷处，那些水珠完全变成了另外一种水珠，跟珍珠有相同的质地，却闪着钻石的光。我多想变成土耳其皇帝啊！让梅飞当我的女奴，就这样，赤身缀着珍珠，站在我的浴池跟前，让我抚摸她美好的身体。但我还是不要当皇帝，帝制应该打倒；梅飞也不要当我的女奴，奴隶制也要推翻。就让她重新做她的仙女，在天上的瑶池里洗浴。

在夜晚，瑶池就是卫生间，客厅就是银河。河汉迢迢，咫尺天涯，"她在那边，我在这边，依然相距很远"（不记得是哪国的民歌了，歌名叫《晒稻草》）。银河就是银河，凡人跨它不过，我在房间里，她在卫生间那边，水声传来，惊心动魄。

我不可能站在卫生间门口向内窥视，只有变成一名天仙，脚一点地，立即从窗口飞升到空中，然后再从空中降落到我们的灰房子的屋顶，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屋顶不是用瓦盖的，而是水泥预制板，一点空隙都没有。于是我就让自己倒挂着悬浮在窗子旁边，卫生间没有窗帘，窗子大开，蒸汽一阵又一阵地涌出，直扑我的头脸，这些都是梅飞身上飘过来的水汽，异香扑鼻。当一名天仙令我满意，如果我是天仙，窥视就不再是窥视，而是张望，一点也不下流，一点也不猥琐卑劣，而是像朗朗星光，高尚而美好。

如果我是一名天仙，当然，我就与梅飞一同飞翔。我们将手拉手，脚并脚，衣服鼓荡着风，眼睛盯着北斗星，空气在我们的耳边磨擦，发出呼呼的声音。

十年过去，我多想重新爱上梅飞啊！我爱你胜过爱费雯丽，爱你胜过爱玛丽亚．卡拉斯。

回首当年，梅飞住在我隔壁的三天时间里，她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仙女，而是一把利剑，我怀疑她跟程麻有某种私情，这在电影界，实在是太普遍了。我嫉妒这个比我小十岁的女孩，我的眼睛含着毒液，随着她外出不归的时间越来越长，我眼中的毒液越积越多，我在客厅里徘徊，像一条燥动不安的毒蛇，她一进门，毒液就会自动喷出。

二十岁的女孩，对这一切一无所知，她天真无邪（或者竟是老谋深算？），一进门看到我，立即就由衷地微笑，笑容明亮，把所有阴暗的角落，统统照亮。她高兴地说：我去开会了！声音像晴空中的碎银。

然后她就去洗脸，洗完脸就在厅里同我说话。她让我看她的眼睛，她说，你看，我都有眼袋了，我每天都要用这种眼袋膏，进口的，国产的没有用。她又说，你一点眼袋都没有，真好。

一把利剑就变回了仙女。她开会、试妆、再开会，到了第三天，她就出发去外景地了。从此以后，我就再没见到过她。好女孩不知今在何方。

我被围困在孤岛里，周围是男人的汪洋大海，整日风起云涌。他们无事可做，怪叫、踢腿、俯卧撑，上上下下游逛。有时在楼顶乘凉，他们中读书多的人就要和我谈文化，谈天人合一，谈虚，谈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我很想告诉他们，我再这样住下去人就要发疯了。

我整夜睡不着觉，天热心烦，空气中布满了男人的汗臭，而且蚊子出奇多。在白天，可以在客厅、卫生间、厨房的角落里看到密密麻麻一片又一片，它们一动不动潜伏在墙上，跟死了似的。一到黄昏，就大张旗鼓地飞起来，翁翁的声音此起彼伏，把手伸出来，就能感到空气的震动。它们真是太多了，而且越来越多，有可能全厂的蚊子都在朝这幢灰房子的四楼上赶，像二战时的飞机，来势汹汹，一刻不停，是它们使天暗了下来。天一暗，就只好打开灯了，灯光使蚊子有了明确的目标，它们飞得更高兴了。

十几个武打演员的汗腺，同时发送着一场盛大狂欢的信息，就像十几面铜锣当当敲着，多远都能听见。

如果是梅飞，肯定不会招来蚊子。

我怀疑她身上的香气同时也是一种蚊香，所有真正的美人都是天然驱蚊的，如果她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一群蚊子跟在身后，她们的美就会减少百分之九十。女人是植物，是各种树木或香草；男人则是动物，物以类聚，所以他们招来了这么多的蚊子。

我在房间的四个角落都点上蚊香也没有用。

而且我在蚊帐里，隔着门和墙，隔着蚊香，隔着蚊帐，三重屏障也无法消除蚊子的干扰。它们虽然还没有直接到达我的皮肤，但它们的重重包围使我神经紧张，它们如乌云压顶，手里举着刀枪剑戟，高声叫喊。蚊子实在太多，于是有一部分就从门底下的空隙钻进来，在我蚊帐的周围翁翁飞转，我觉得它们总会找到一个突破口，蜂拥而入。

我年轻时最大的一次无政府主义行动就是在这个时候爆发的。

如同一次革命，经过了蕴酿、积累、激发，最后到达临界点，箭在弦上，轰的一下就爆炸了。同时也像一次发疯，要受到种种刺激，最后才能到达大无畏的境界。又像一场大火，事先要有易燃物。而这一切，都堆在了灰房子里。

到了第三天，我觉得我快要发疯了。我决定要离开这个地方，不管去哪里，哪怕去监狱也行，监狱里起码有女牢，不必和十几个男人同居一室。但监狱是进不去的，我只有躲回北流老家。

在北流呆了七八天，睡了几个好觉，才又回到南宁。

灰楼尘埃落定，人去楼空，他们终于到外景地去了，但听说拍完戏后还要回来，而且还听说厂里准备投拍的下一部又是武打片。楼里残留的汗臭味时隐时现，我感到在这个混乱的环境下我会一个字都写不出来，睡眠不好，基本的生活难以保证，长期下去，连身体都会跨掉。

我意识到，房子问题真的是关系到我的生死存亡。

就在这时，厂里新的一轮住房分配方案下来了，又一次没有我！我感到自己受到了愚弄。

电影厂地皮充足，当时经济效益甚好，房子盖了一幢又一幢，全厂职工人均住房面积是三十平米（不是三十就是五十，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与德国人均住房面积持平，连工人在内，几乎人人都能分到房子，差别只是房子的大小和新旧。我刚从图书馆搬来的时候厂长说，你暂时住招待所，那边的宿舍楼马上就要封顶了，到时候，你们几个大学生，一人一套，两室一厅的。我顿时心花怒放，兴冲冲地住到招待所去了。

过了一段时间，新楼盖好了，却没有我的。我又去找厂长，厂长就住我的楼下，他的夫人是我的顶头上级，他的女儿是我的朋友，找他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想躲也躲不掉。这次厂长说，新楼没有了，旧楼也可以嘛，从旧楼里分给你两室一厅就是。

正文 第二章 男友们

我的男文友包括张尊、李管、张小东、梅逊等数人。

我程度不一地爱他们，在感情上有一种深深的依恋，如果有几天看不到他们我就要去找，不管出着大太阳还是下着雨，我会跑到他们住的大院去，站在楼下高声呼喊他们的名字（多么没有教养、多么不淑女啊！到现在我也不喜欢淑女，这种文明的果实，她们走路要踮着脚，坐着要挺胸收腹，说话要像蚂蚁，吃饭要像小鸟，在她们面前我会感到累），如果楼上没有人，我就会向邻居打听。

他们每个人的妻子都是全城公认的美人，在大学里是校花，在舞会上是皇后，都是十分带得出去的。在八十年代，所有的美人都愿意嫁给一名青年作家，那真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啊！即使十年过去，现在你们到南宁看看，他们的妻子还是风韵依旧，真正的美人是不会老的。当然她们都不是南宁本地人，南宁是不出美人的，广西的美人大多数来自桂林，或者祖籍江苏。

只有李管至今未婚。

李的问题是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挑花了眼，他当年的名气实在是太大了，以至于桂林的文学青年以讲他的坏话为荣，讲了他的坏话，就说明跟他很熟，跟李管相熟就是一种荣耀。跟李管谈恋爱则是更大的荣耀。

当年我对李管有一点好感。 我对所有有才华的人都 有一点好感，包括达利和布努艾尔。八五年的时候我和李管、张尊、梅逊、鲍小松等四人同考广西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他们前面三个人的考试方式是每人写一个电影剧本，我和鲍小松则是对这些剧本进行评价，指出优缺点，并提出一个修改方案。结果我和鲍小松最后都顺利过关，调进了电影厂，他们三人则全军覆没。

在１９８５年冬天，形势尚未明朗，每个人看上去都有希望。当时的文学部主任陈敦德雄心勃勃，开了一个电影研讨会，请来了北京的专家，专家带来了内部片，有《金色池塘》《恋人曲》《头回出嫁》《列宁在巴黎》《奇怪的女人》《命运的嘲弄》，看完了电影又讲课，讲完了课还出去采风。

陈主任为了培养我们，把我们五个人全带上了。一路车开到广西的最西端隆林，去看苗族的女孩和土特产，又看红水河上游的天生桥水电站，还去看了红七军军部旧址。

李管就是在天生桥水电站的隧道里说我的名字像交际花的。

一边是怪头怪脑的美国掘进机，一边是闪着铁光的巨大管道，隧道里吊着电灯泡，鼻子里全是泥土的腥气，按说这样的环境应该首先想到战壕、防空洞、苏联片《战地浪漫曲》才合道理，但他环顾四周后忽然说：林白薇，你的名字太像一个交际花了，陈白露、林白薇。这截隧道里只有我和他两人，没有别的人听见，但电影里陈白露的棺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使没有人听见，我也十分生气。我立即回敬了他一句：交际花也不错，比唐朝美人好。

说完之后我十分痛快。

"唐朝美人"是李管的敌人奉送给他的雅号，李本人较胖，十分忌讳这个说法。我拾起这块石头一扔，正好中了李管的七寸，他向后一退，差点从管道上掉了下去（无危险）。

这时候有人给我们抢拍了一张照片。这幅照片被我放在北流老家，十年来已经忘得一干二净。去年我回北流，在一堆旧照片里看到了它，当时李管穿着一件短风衣，外面是米色，里子带领是大红，他穿在身上特别时髦，但他在照片上斜着身子，十分狼狈，我则穿着牛仔裤，上身是一件军绿色的毛衣，我头发蓬乱，两道眉毛是竖的，脸上亮得像金属的反光，头顶有一颗电灯泡，整个背景是黑的。

就是这么两个莫明其妙的人，看不出会有什么甜蜜的故事发生。

但是去年十月在南宁，在我到达的当天晚上，张尊在明园咖啡厅约我喝咖啡，他看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当年有没有可能跟李管结婚？

我觉得这是一句奇怪的问话，我跟李管从来没有闹过什么风流韵事，也没有谈过一分钟的恋爱，结婚这么大的事情从何谈起？

我不动声色地答道：如果发展一下，还是很有可能的。

张尊比我还要不动声色地说：告诉你吧，如果你跟他结了婚，现在已经离了十年了。

我不知道他是指责我离婚成性，还是认为李管实在太不适合我了。过了一会我才明白，李管从珠海给张尊打电话，说我从桂林机场往珠海给他打长途电话说了有足足半个小时。我这个人很少主动给别人打电话，何况是长途，又何况是男的，而且是半个小时，张尊觉得我有一点不良倾向，作为朋友，他有责任将危险扼杀在摇篮里。

（关于打电话的事情是这样的：我１９９８年１０月到西安签名售书，结束之后直接回广西老家看母亲，因西安没有直飞南宁的飞机，需要在桂林转机。我那天上午十点半到桂林，下午两点半的飞机，在桂林机场足足停留了四个小时，我给桂林、南宁两地的朋友都打了电话，偏偏张尊的电话打不通，这才又给李管打电话，结果一聊就是半小时。在电话里我问起了李管的婚姻，他说有一次几乎就要登记了，结果还是没登。）

张尊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他的名字使我感到温暖和亲切。

当年我和另外一名女作者Ｙ以及李管三人一起去见陈敦德面试，张尊反复告诫我一定要穿上自己最好看的衣服，一定要打扮得漂亮一点。因为Ｙ出身名门，人又漂亮，而且已是省报文艺部记者，见多识广，而我不过是一名图书馆员。张担心Ｙ把我压倒。

结果那天我状态特别好， 完全超常发挥。 Ｙ反倒感到压抑，无论谈什么话题（主要是电影和小说两大话题，电影谈的是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小说谈的是莫言的《红高粱》），Ｙ一概不开口，后来她就先走了。

到了第二天，我去看张尊，他说听李管说我昨晚表现很出色，压抑了Ｙ，他说："就是要这样"。他又说昨晚问李管你穿什么衣服他根本说不清楚，然后问我：你是不是穿这条裙子？我说不是，就是穿了一条牛仔裤。

张尊说，像你这么不爱打扮的人是很容易丢分的，因为陈敦德认为文学部的人走出去要十分醒目，十分带劲。

现在事情已经过去十五年了，每当我回想当年的调动，首先听到的总是张尊的声音：你是不是穿这条裙子？他是山东人，在桂林长大，当过多年演员，能讲一口十分标准的普通话。

他的声音从我的桌子那边飘来，当年的一切已不复存在。

一只电影虫子要到一张巨大的叶子上去了，这张叶子就叫电影厂，它的筋络无边无际，它的汁液源源不断，一辈子也吃不完。这是一件多么高兴的事情啊！张尊关照我穿漂亮衣服的声音犹如一个渐渐敞开的进口，它透着光，往昔岁月的丰绕枝叶在光中摇曳，在初夏的绿色中，我再一次看到了１９８５年的自己。

林蛛蛛，又黑又瘦，扎着两根短辫，额头上有一排留海，衣着随便，喜欢把衫衣束在裤腰里，有一种中性（或偏男性）趣味，用诗人杨克（杨现在广州，１９９９年主编了一本《１９９８中国新诗年鉴》，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话说就是：林蛛蛛是那种在人群里一下就被淹没的人。

女人很容易因为意识到自己不好看，或衣服太土、发型不时髦而缺乏自信，这种情况太普遍了，只要有一个男人在场，所有的女人就会用这个男人的目光来挑剔自己，平添许多压抑和不自在，空气中就是这样渐渐积存了越来越多的男人的眼睛，即使没有男人在场，女人们也会无意识地感到这些眼光，这些场。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几乎没有感到过来自相貌、衣服方面的压抑，这并不是因为我得到了某种先进理论的武装，思想超前，而是因为我经常意识不到自己是女性。

我不知道怎么会是这样。

我喜欢男友们的妻子。

我爱她们。她们的友好使我感到，即使我每天去找她们的丈夫，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在深夜的黑暗里，即使只有我和某一个男友，即使房门紧闭，即使百米之内，四周无人，也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

深夜十二点，百米之内，四周无人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是否狐仙出没，荒草丛生。荒草丛生是我十分熟悉的一个环境，各种草在我的身后像动画那样抽条拔节，东扭扭西扭扭，姿势略有一点夸张，一扭二扭三扭，它们的叶子就从墙脚长到了我的窗口，有细小锯齿的锋利的长叶子，有毛绒绒的椭圆形叶子，还有一种藤本植物，它的叶子是一种薄而易破的心形，它们拥挤着攀升到我的后窗，窗上钉了两层五金厂的下角料铁皮，那上面有一排排整齐的圆洞，就像刻意做成的图案。浓郁的铁腥味和新鲜的草腥味终日缭绕，那是我多年前居住过的平房。

当时的图书馆在公园里，我住的平房在园子的最深处，那里尚未开发，荒凉的后山，树深草高，人迹罕至，有时候会像电影一样发生刑事案件，在离我的房子二百米的地方，在几株栀枝花树底下，曾经发现过一个死去的女人，她穿着一件粉红色的上衣，脚上是一双棕色的塑料凉鞋。

那天晚上陈让我们几个人去电影厂看内部片，是两部美国电影，散场之后已经十二点过了，张尊决定送我。

我们骑着车，从电影厂所在的北郊穿越大半个南宁回到公园。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深夜的公园，我经常在晚上出门，但十点以前就回来，这时候还有路灯，路旁的长椅上还有相拥的恋人。我骑在车上，以最快的速度冲到宿舍的后门。后门没有灯，两旁都是树丛，我经常担心在我下车之后，还没来得及开门背后就会跳出一条黑影，把我的嘴捂着拖到树林里。每次我在掏钥匙的时候心都是提起来的，如果我高度紧张的神经听到某种细微的声音，我就会在进门之后以闪电的速度关上门，而把我的自行车扔在门口外面。我的车就是这样无数次地经受风吹雨淋，变成全南宁最锈最破最脏的车。 有两类嘲笑我的话是这样说的， "嗬，这车真革命！"，另一类是"人跟车差太远了！"说这话的都是星期天上公园玩的年轻人，他们三五成群，我更多的时候会认为他们是一种夸奖。如果我是一个男孩，看到一个年轻女人骑着一辆全南宁最破的车，我也会由衷地指出事情的不公平。同时我还会想到，这个年轻女人八成没有男朋友。

事实确是如此，张尊是我的朋友，但不是恋人，他出于关心朋友的天性，在深夜十二点把我送回家。他在我的身旁，但我一点都看不见他，全部路灯都熄灭了，连自己都看不见自己，我们只好推着车走，这就像闭着眼睛走路一样，即使知道前面是平整的路，也会凭空觉得有坑或有石头，闭着眼睛只能坚持三秒钟，到第四秒就吓得赶紧睁开眼。倒退着走路也是，退两三步就忍不住回头看看，总觉得要掉进坑里了。我们对自己看不到的地方总是有着过份的怀疑。

我是一个经受过锻炼的人，在幼年时就独自对付过各种黑暗。在我成年后我发现，大多数女性都不适应在完全黑暗的屋子里睡觉，她们要彻夜开着走廊灯或地灯，如果这些灯都没有，她们则要开着卫生间的灯，然后把门开着，让卫生间的灯光反射到房间里。

所有的女人都担心在黑暗中有一条黑影扑到自己身上。在我们的感官中黑暗是有重量的，它跟随我们的惊恐程度在一瞬间加重，又在另一瞬间变松驰，它是我们身体深处的神经的延伸物。它的形状和质地，完全是我们在某个时候赋予的。有多少内心的尖叫，就有多少黑暗的千锤百炼。

那天晚上是千锤百炼中最重的一锤。我从未经历过这样的黑暗，最黑的黑都会有一点微弱的光，或者是远处的灯，或者是云层缝隙的星光，它会使我们在浓黑中看见自己的手。那晚的黑暗吞没了一切，那么厚的云层，那么浓密的树冠，那么深的深夜，上下左右，完全没有了方向感，好象飘浮在深渊之中，而每迈出一步，又会掉进更深的深渊。

我每走一步，就叫一声张尊的名字，他答应的声音就像溪流中凸出水面的石头，我小心地踩着它们往前走。走了几步之后，他在答应我的同时按响他的车铃，铃声一圈又一圈地碰到我的身体，然后落到地上成为石头之间的细沙，深渊不见了，道路重新变成了庭园里的甬道。走了有十几分钟，就到了我宿舍的后门，他站在旁边，看我进了门才走。

这段深夜的道路在多年以后还能把我吓出一身冷汗。多年以后，我还常常看见自己独自一人在深夜十二点穿过南宁空寂的大街，我草木皆兵，全身浸泡在冷汗中，惊恐万状地往前赶路，当我走进公园大门，才知道我再咬牙、再硬着头皮，我也不可能越过这片黑暗的万丈深渊。

为了这一个夜晚，我将永远感谢张尊。

当年我喜欢一种没有性别意识的气氛。

我对他们的感情是不是一种兄弟般的感情呢？如果置身于电影《战火中的青春》，我就是那个高山，我把我的辫子剪掉，推成寸头，我只在一面破镜里看一眼就不看了。然后，炮火连天，下着大雪，为了救出排长雷振林，那个个人英雄主义者，我冒着危险冲到磨房，在熊熊烈火中大声喊道：排长＿＿排长＿＿火光映在我的脸上，我的额头和脸颊各有一块土印，这使我的双眸看起来更加明亮。雷振林当时正躲在磨盘底下，我拉起他就往外跑，在一堵墙跟前，我托着他先翻，然后我翻，一颗子弹打中了我的大腿。后来在行军中，雷振林把我背着走，我的脑门和他的脑门都渗出了豆大的汗珠。

我怕暴露自己的女性身份，死活都不肯动手术。那个大夫戴着眼镜，脸瘦而多皱，有点像白求恩，加拿大共产党员，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到最后，我留起了齐耳短发，出现在欢送队伍中，我排里的战友们头戴树叶，肩扛机枪（刚刚缴获的），从我的面前经过。雷振林，他来了，送给我一把指挥刀。多带劲啊，从敌人手里缴获的、真正的指挥刀！我最喜欢这样的礼物，它是我的魔杖，向上一挥，千军迸发，万马奔腾，排山倒海的巨浪，马蹄扬起的飞尘。我喜欢《战火中的青春》这个片名，我既喜欢战火（必须是电影中的，虚拟的，我爱好和平，但我更喜欢极端状态下的激情）又喜欢青春，战火中的青春是浓缩的青春，炮火连天，一日等于百年，坚硬如铁。

《战火中的青春》是１９５９年摄制的片子，我不可能进入其中。我在和平的八十年代，把诗歌当成战火，从人民公园到南宁剧场就是我的行军路线。

正文 第三章 西园的风花雪月

泽宁有点像里的上仙吕洞宾。

我猜想我的读者中看过这部电视连续剧的人不多，也许一个都没有。

是一部由大陆、台湾、新加坡三地演员联手的神怪片，说的是八仙归位大战妖怪的故事，除了八仙，还有孙悟空、二郎神、太上老君、王母娘娘、玉皇大帝、观音、如来佛，又有东海龙王，又有阎王，又有大小妖怪，人参精、椿树精、穿山甲，还有韩愈（他是韩湘子的叔叔），真是人神鬼妖动物植物样样齐全，一飞飞到天庭，一下下到地府，还有使人灰飞烟灭的天地之极，东海里的深海龙宫，这边刚刚历尽磨难成了仙（也有人成仙比较容易，如蓝采和，因他前世帮过孙悟空的忙，孙悟空送他五百年功力他就成了仙，韩湘子则最难，经历了七七四十九天的五雷轰顶，又被一万个鬼咬死，死后才转世成了韩湘子），那边却又中了血咒，血咒好不容易解掉了，却被吸到了众仙身上，中了血咒的神仙毛病百出，帮着妖魔打自己人，又有千年情劫，三角恋爱，真是热闹非凡，完全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神怪文化的浓缩。

不料到了结尾竟出来一个川端康成式的画面，穿山甲（这时他的功力已到了顶级，只有如来佛能处死他）冒死上天去救何仙姑，结果何还是不爱他，穿山甲用一只尖镙旋纹的铁器（铁器里曾经装着他的灵魂）自刺身亡，在他消失的地方出现了一只黑黄相间的布质华盖，依依飘动，跟随着美人何仙姑，场面优美缓慢，凄艳哀绝，令人心碎。

这一画面使我爱上了。

以我的教育和天性，我对打斗言情神怪深恶痛绝，一见刀飞棒打我就头晕，会在一秒钟之内换台，但我的女儿却喜欢。

（这除了说明她比我更有生命活力之外，我怀疑是我的一次疏忽造成的。有一次报社分给我两张电影票，放映地点是中山公园音乐堂。当时正是春天，我的女儿一岁半，我觉得正好可以带她到中山公园看玉兰花，当我们把玉兰花瓣拾满两个口袋之后就到音乐堂去。上映的却是香港武打片，本来我马上就要退出，但我的女儿却瞪大着眼睛，脸上露出惊奇的神情。只好让她看了几分钟，从此不管何时何地，只要一提起电影，我女儿就抢着说：我知道，电影就是很多叔叔阿姨打架。

这种误解延续至今。）

在北京电视台的红星剧场播出，每天晚上从七点半播到九点半，而我的女儿每晚八点半必须上床睡觉，她临睡前总是一再叮嘱我，一定要替她看，第二天讲给她听，不然她就不睡觉。

于是每天晚上八点半到九点半之间，我就老实坐在电视机跟前看这部神怪片，以便第二天回答"小人参精被谁吃掉的？""定山神针偷到没有？""何仙姑的灵魂从宝剑里出来了吗？"一类的问题。

我发现这里面有无限广阔的空间，能够开拓我女儿的想象力。我对我女儿今后的希望比较笼统，就是做一个健康快乐的人，如此看来，以神怪片作底，方向是正确的，日后她即使只能扫大街，与神仙同在，也会另有一番我们看不见的瑰丽。

现在已经播完，我心里若有所失，但我昨天惊喜地发现，北京三台又在重播，时间变成了十点半到十二点半，我像一个吸毒上瘾的人一样，按耐不住，到时间又看上了。

但我怀疑自己不是要开拓想象空间，而是看上了吕洞宾。吕本是天上的东华真人，为了引导八仙归位，扫除妖魔，自愿下凡转世为吕洞宾，他在凡间重新修炼成仙，经历了千年情劫，最后终成正果。天上有一个牡丹仙子，是王母娘娘手下的一个小仙，专司看管蟠桃园，蟠桃三千年才能熟，熟了才能开一次蟠桃大会。牡丹仙子实在是太寂寞了，寂寞思凡，爱上了吕洞宾，为吕偷出定山神针，结果被打下凡间，三世为娼。

里有不少这两人的离离合合，恩恩怨怨，吕洞宾作为男一号，总是在各种关键时刻飞来飞去，哪里有坏事就有他，哪里有好事也有他，他白衣飘飘，一身长袍雪白宽大，一头长发垂到腰，真是英俊飘逸。

我喜欢电影里的男主角的时候很少，除了里的白瑞德，我一时还想不起来有谁。总之在深夜里观看吕洞宾这件事使我感到有些奇怪，最后我才明白，他跟我多年前的某一位男友有几分相像。

这个男友就是泽宁。

泽宁像神怪片里的人物那样白光一闪就出现在了我的眼前，但他没有齐腰长发，如果有，他就是一个疯子。

当时他理的是寸头，风格上有点冷硬，不像一个搞艺术的人。八十年代的美术界青年不是剃光头就是披肩长发，而且统统穿黑色Ｔ恤，到中央美院一看，完全是一个光头黑衣党的世界，每个人长的都是一个样，不是十胞胎就是九胞胎，毫无个性，只有出了大门，他们才能从黑衣制服里复活，在头顶上闪出一点明晃晃的个性来。

泽宁没有上过正规的美院，只上过师范学院的艺术系，听起来真是要多土就有多土，但他却经常口出狂言，认为北京最土，是一个大农村，全国的城市里只有上海勉强算一个城市，广西人比较喜欢说香港，他就说香港不过是一个自由市场，杂货铺。不过这些话都是在我们很熟之后说的。

这些话使我感到一个人对世界的敌意。

但我当时并不这样认为，反倒觉得此人甚有趣。

那次集体去广州看苏联电影回顾展，坐大巴来回折腾，时间漫长，路途遥远，我一心盼望出现一个有趣的人，结果泽宁就出现了。泽宁是厂里的美工，虽是美工，却不积极争取上戏进组，反倒喜欢写影评，尤其擅长批判，无论是欧美片还是台港片，经他一评，立即就五马分尸，体无完肤。

据说他也写小说，但从未发过。从广州回来后，他积极要求调进文学部，我们此后便成为了同事。

有关王泽宁，我觉得还是要从头说起。

某一日，在广州黄花岗住地，吃过了早饭，我们几人七零八落地走在冬青树的甬道上（该住地有点像宾馆，吃饭分好几号餐厅），泽宁问我：林蛛蛛，今天你去哪？我说：去看潘玉良画展。泽宁说：一块去吧。我说：好！

当时我还不知道泽宁是否有趣，这一点对我比较重要，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不甚有趣的人，再跟一个不好玩的人呆着，肯定就会连连打呵欠。

但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认路比有趣更重要，我有一个屡教不改的毛病，就是永远不认路。因此，一听泽宁说跟我一块去看画展，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下不用发愁认路了！

（在南宁的时候，我常常到文化大院去，结果有一次竟在院子里迷了路，急出满头大汗还转不出来。到了北京，住在东四十条，到雍和宫旁边的戏楼胡同上班，骑车最多只需二十分钟，但每次只能走北新桥的街道，如果有一次走了胡同，一定就会在胡同里迷上四五十分钟，然后出现在东直门大街上，看过门牌号码，确认是东直门大街之后，才能找到雍和宫，已经试了两三遍，每次都是这样。）

我的脸上绽开了欢欣的笑容，就像一朵盛开的鸡蛋花，既纯洁又由衷。

我们到了中山四路，一看休馆，就决定就近去广州图书馆看我的大学同学，大学同学还在等签证去法国里昂，等得愁眉苦脸的。看过了同学出来，我掏出了地图，决定去六榕寺和光孝寺。

光孝寺里很安静。

我想起一个新近成为佛教徒的朋友说过的话，他说：佛教是所有宗教里最高级的，现代派根本不行（八十年代青年不论谈什么都要扯上现代派）。我觉得这个话题比较有趣，就问泽宁：佛教高级还是基督教高级？问过之后我又感到有点抱歉，觉得这样的问题实在是为难了本厂的美工，有点过份。

不料泽宁却是水来土挡，不加思考就说出了一套又一套的，让我觉得他特别有道理。

接着他就说起了《圣经》，他两岁的时候曾经背圣经得过奖，当时是在上海。他五岁时全家才从上海迁到广西，他父亲曾经留学德国，是心脑血管专家，母亲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他曾祖父的岳父是中国第一代传教士。

我觉得这些东西甚奇怪，像一些看不见的饰物，挂在了泽宁的前胸后背，东闪一下，西又闪一下，使泽宁看起来像稀有动物一样新奇。

他真的像稀有动物，只有在上海这样殖民化了的城市才会产生，两岁就背《圣经》得奖，在广西打死也找不出第二个，在全国也不会有很多，最大胆的估计也不会奖一百个，全国的大熊猫还有三千余只，可见泽宁比大熊猫珍贵多了。

在后来我跟他谈恋爱的时候，我更多地把他当成一部百科全书。

在八十年代我崇尚知识，对动物缺乏兴趣，泽宁正好就是那种从小就看了很多书，对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知道了皮毛的人。

最令我吃惊的是当我告诉他我五岁就自慰的时候，他眼都不眨接口就说：我明白，那你是某某快感型的（某某快感是一科学用语，但它涉及了人体的隐秘部位，会让一些人看了受刺激，故以某某取代）。他又说：除了某某快感型还有某某快感型，幼年期自慰的比率是多少万分之多少（现在我完全记不住了）。

这种从容的态度和精确的数字完全镇住了我，在我各个阶段的男友中，此前和此后，从未有任何一个人达到如此通透的程度，大多数人大吃一惊，感到不可思议不相信是真的，以为只是我的虚构。少数人则将信将疑。

第一次发生在深夜。

在深夜里我总是盼望有意外的事情发生，像戏剧一样冲突，又像戏剧一样发展。

一切如愿以偿，雨水从天上落下，花朵张开了花瓣。

某日晚上十二点，我们从明园酒吧喝了鲜桃汁出来，四周悄无声息，泽宁陪我一路骑车回图书馆宿舍（当时我尚未搬到电影厂招待所），明晃晃的月亮一路悬在我们的头顶，所以到了楼道就像到了地洞，一片漆黑。

我们像猫一样在黑暗中走上了四楼。

同住一个套间的学日语的女孩已经关门睡下，图书馆向来有早睡早起的好风气。此时已经是万物沉睡，我觉得开灯就像扔炸弹一样惊天动地。我把窗帘拉得大大的，让满窗的月光漏进屋。

月光浓稠，质地优良。

我让泽宁坐在我的藤椅上，我坐在床沿上，我的脸对着窗口，月光和阴影在我脸上交替浮动，泽宁的脸则是一团深灰，在深灰之中又有两粒黑亮，那是他的眼睛。此外他脸上是什么表情则完全看不见。

在阴影中深灰说：蛛蛛......

正文 第四章 东游记

一

我年轻的时候喜欢一种明亮的黄色。

比柠檬黄深一点，又比橘黄浅一点。我有一件黄色的上衣，双层夹克，这是我最喜欢的衣服之一。

穿着黑色的牛仔裤，理着一个奇怪的发型，一边非常短，另一边垂下来，盖住了半边脸。多年以后张尊还记得这个发式，每次他跟人感慨完了之后就说：林蛛蛛当年真是非常时髦啊，理着一个清汤挂面的短发。

发型的确标志着我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

那是专门为我设计的一种发型，我的女友方耘把她的两个搞美发的朋友弄到图书馆宿舍来，一男一女，男的左看一眼，右再看一眼，然后嚓嚓就把我的垂肩长发剪掉了。他边剪边说：保证好，你放心！

然后我就穿着我的黄色上衣和黑色牛仔裤，顶着这头在全城独一无二的头发游逛在南宁的大街上。在深夜里我像一个骑车的女巫，在白天，我则像一株奇怪的向日葵。

女巫这个词不是我说的。

但我很喜欢这个称号，我觉得它不同凡响、先知先觉、诡秘飘忽，只有在电影里才会出现，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当某种生活里不可能有的人物，这比称我为博士或学者更要令我兴奋。

女巫这个说法最早是李管说的，他是我早年的朋友中对词最敏感的人。

李管当时在桂林，我在南宁。那次他正好到南宁开会。有一天傍晚，我到王红家看她给小孩洗澡，结果一进门就看到了李管。

他劈头就说：林蛛蛛，昨天晚上我看见你了，头发挡了半边脸。我说：我怎么没看见你。他说：肯定没错，穿着你这件黄色夹克，单手骑车，另一只手插在裤兜里，半夜十二点，街上一个人都没有，特别像一个女巫，不是你是谁。

在白天，女巫消失，阳光一照，她就变成了一株向日葵。

现在我觉得我的衣服不再是那种难以描述的黄色了，它正是向日葵的颜色，在阳光下散发出炫目的金黄。葵花这种植物使我首先听到一阵歌声，"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满怀激情迎九大，迎九大，我们放声来歌唱，我们放声来歌唱......"，在歌声中万人集会、欢庆、游行的场面像海水一阵又一阵地涌来，我们手持纸做的葵花，成为这海水的一部分。

葵花是我们从小到大看得最多的花，它出现在银幕、舞台、墙壁、报纸、黑板、课本、信封、信纸、笔记本、像章、瓷盘、茶杯、脸盆上，并在我们的手上成为一种一开一合的道具，在游行队伍里，哨声一响，我们同时打开，葵花在我们的头顶一片金黄（如果我兴致不高，或者头晕，我就会觉得这片葵花是一片屎黄，屎黄当然是最难看的），哨子响两声，我们把葵花关上，一片黑脑袋重新露出来。

在南方，在我们的小镇上，我很少看见真正的向日葵，那种有着宽大叶子、焦黄饱满的圆盘、并且神秘地绕着太阳转的向日葵，如果偶尔见到，我就会惊呼，并且停下来看上半天，我喜欢它那种动人的明亮。但在更多的日子里，葵花是一种简化了的符号，当它出现在信封上时，它是一个椭圆，周围是一圈小些的半圆，这使它看上去像一只蛋壳上沾了一圈虫卵，丑陋无比。这种图案铺天盖地，像泥沙一样多，在我八岁到十八岁，我完全丧失了对这种花朵的感受能力。

直到凡高在中国出现，向日葵才获得了再生。它们身上的颜色一层又一层，神经质的筋络动荡不已，犹如寂静中一声响镲，纯黄的花瓣在炽烈的燃烧中生长，在这时，真正的向日葵才从泥土中上升，成为不朽的事物。

在八十年代，我身穿黄色的上衣，微歪着头站立在旷野上的照片让我联想起一株向日葵，阳光强烈，天空湛蓝，我上身的纯黄在燃烧，头发在燃烧。但当我找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身后并不是一片蓝色的天空，而是一片红色的壁画。壁画在一面山崖上，山崖从江水里伸出来，需要租一条木船才能到达。

我侧身站在崖画前，身后是密密麻麻的红色的青蛙，这张照片大概摄于８６年或８７年，地点是广西宁明县。在我的旧影集中，我身穿黄色上衣的相片比比皆是，它们分别摄于广西的百色、隆林、田林，云南的文山、马关、麻栗坡、富宁，广州、深圳、珠海、北京，影集里一片金黄，就像无数棵生命力旺盛的向日葵，开放在祖国各地。

由此我认识到，虽然我没有分到房子，我仍然应该感谢电影制片厂，它是我呆过的单位中最有趣的地方，它虽然没有给我房子，却给了我自由。

有什么单位不用上班就能领工资呢？有什么单位总是让你看电影院里看不到的电影，而又出钱让你到祖国各地到处走动呢？

我真是一个有福的人啊。

一只电影虫子掉进了电影厂，就像一条蚕掉进了桑田里，桑田无边无际，又肥又嫩又大的桑叶就像海水一样无穷无尽，我吃完一张又吃一张，最后我会变成一条蚕精，通体透明，金光闪闪。这样的福份从天上掉下来，像一张面饼，叭的一下就砸在了我的脑袋上，这件好事我在图书馆干活的时候真是连想也想不到。

我特别喜欢回想我到电影厂报到的那一天。

推荐、考核、面试，像风一样吹过去，我口袋里放着图书馆的介绍信，骑上单车，呼的一下冲上了七一广场。那是十一月份，南宁最美好的季节，酷热已经散尽，凉爽袅袅婷婷，所有的树叶都呈现出一种深秋的墨绿，所有的墨绿都变得更加肥厚，完全是一派丰收景象。

我走在大街上，就像一个农民走在收割的田野里，风是金风，露是玉露，满城的树叶都发出哗哗的喧响，它们一会儿把浅色的背面翻过来，一会儿又把正面的深色翻过去，这使满街的绿色深深浅浅，层次丰满。阳光在叶子上跳荡，绿色煜煜生辉，天地间一片辉煌，连世界上最丑陋的牛肚果（即木菠萝，外壳像牛胃，深棕色，有密密麻麻的凸刺）在秋天午后的光线下也变得像一面面金锣，在明亮的蓝天下当当敲响。

朝阳路、火车站、中华路，往左拐，衡阳路、友爱路，在友爱路尾，这个城市的尽头，马路的左边，就是广西电影制片厂。

淡黄色的大门，寂静而神秘，我穿过铁栅栏，穿过一大片空地，穿过花坛和收发室，一楼、二楼、三楼、四楼，四楼的左边就是文学部。

整个文学部静悄悄的，只有一间办公室开着门，我探头看见部主任一个人正坐在办公桌前，我说：我来报到了。主任说：好，好。他带我到二楼财务科，把我的工资关系交给一个女同志，然后领我到图书室借书。主任说：这段时间你的工作就是读书，先熟悉电影，每个星期一上午九点来开例会，星期六下午四点来扫地，其余时间在家。

然后就没事了。

我又沿着友爱路、衡阳路、中华路、火车站、朝阳路七一广场一路飞车回家，满街的叶子再次沙沙鸣响，纯银的音色在晴空中化作漫天的清流，从我全身敞开的毛孔长驱而入，直抵我的五脏六腑，我的身体溢满了因膨胀而轻盈的气体，有一种力量将我往上托，我既在浪涛上，又在空气中，所有的房屋大楼、电线杆、交通亭、垃圾筒，所有的树叶，连同牛肚果，统统都在说着同一句话：不用上班了！每天都能睡懒觉啦！

自由从天而降，朝辞白帝彩云间，泪飞顿作倾盆雨，便从衡阳到朝阳，李白杜甫和毛主席的诗篇像飞箭，嗖嗖掠过我的血液，发出噼噼啪啪的火光。

到了星期六，我就兴冲冲地去扫地。

已经有整整一个星期不去上班，我觉得不太对得起我的工资，于是把扫地当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想到厂里面积辽阔、荒草丛生、落叶满地堆积，我觉得要从四点扫到六点是很有可能的。

我早早就到了，文学部三个办公室都关着门，一个人都看不到，我没有钥匙进不了，只好在楼道里徘徊，我徘徊了差不多半小时还没看到有人来，于是我又从四楼到一楼，从一楼到四楼，上上下下走了几个来回，还是没有人。

已经四点过了，我有点着急，看到楼道里有一个半人高的大竹扫帚，拿过来就在楼道里扫了起来。扫了几下，又觉得一个人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地方扫地比较奇怪，有一种上不着天下不到地的悬空感。

我疑惑着放下了扫帚，重新下楼。我走到办公大楼旁边的橱窗跟前，那是一个要塞，谁来都要经过那里。我打算等到有人扫地我才扫，否则我无法确定自己在一个新单位的行为。

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文学部的同事，我向他打听包干区。他说，包干区就是你我脚下站的这块地方，没什么好扫的。说完他就到收发室看信去了。我左右看看，其他部门有人拿着扫帚陆续出来了，没有文学部的人，我内心感到无比孤独，如芒刺在背，有一种四面受敌之感。好在只是方寸之地，我几下就扫完了，我有些不放心，又去问别的部门的人。那人瞪着我说：你们文学部经常出差，包干区就那点。

扫完地上楼，文学部的秘书才来。

她告诉我部主任出差到北京去了，下星期一不用来开会，主任让她布置我看剧本并提出意见，但又没留下本子。她让我先看看书，等主任回来再说。这样我就可以回家了。

这就是我第一次到电影厂上班的情形。

后来我才知道，这种整整一个星期不用来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不管谁当部主任，都会经常到北京去，主任一不在家就不用来开例会，扫地也是不用扫的，一年扫两次就够了，十一一次，元旦一次，你一次都不扫也不会扣你工资。

有时候连着两三个星期都不用来上班，连你自己都忘了是电影厂的人，这时厂里却来了电话，说厂里发广柑橘子了，你快来拿吧，水果不能放。有时是白糖，一发就是十斤，有时是排风扇，一人一个。当年电影厂经济效益甚好，经常有东西发。我用自行车把一筐新鲜的广柑、橘子、芒果运回家里，整日睡大觉、写小说、谈恋爱，我边写小说边吃水果，每天要吃一两斤，这边刚刚吃完，那边又通知说厂里发水果了。

那真是我一生中少有的幸福时光啊！这样的好时光再也不会有了。为此我永远都要感谢广西电影制片厂。

假如厂里现在还能发得出工资，不但发得出工资还能给我分房子，而且不用坐班，假如有一天它说：林蛛蛛你回来吧！我一定会连滚带爬，昼夜兼程，像飞蛾扑火那样奔向它！

当然，这只不过是我的痴心妄想。

二

我身穿黄色衣服的照片有一张摄于广州，那是一身黄色的连衣裙，我歪着头站在东方乐园的门口，面带微笑，兴致十足。

正文 第五章 北游记

我到北京去跟王朔有关。

四月下旬，有一天，我们文学部忽然来了一个奇怪的任务，让我和一位老编辑带领四个来厂实习的大学生到厂资料室翻文学杂志，说是要给张艺谋提供小说线索，张艺谋需要一个城市题材的线索，最好是写青年人的，六月份必须有头绪。

在八十年代，有什么事情比得上为张艺谋打工更让一个电影人感到无上荣光的呢？至于精英们是什么看法，我们毫不关心，我们关心的是人民，伟大领袖说得好：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让学院派见他娘的鬼去吧！张艺谋就是我们的英雄，他是电影的大救星，呼儿咳哟。有了票房，我们全厂都有救了。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我当年的一位小朋友。小朋友姓韦，因热爱文学，自己取了个奇怪的笔名叫小虫。

小虫认识我的时候还在南宁三中上学，三中是南宁最好的中学，升学率达到９８．７％，小虫很顺利就考上了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放寒假的时候小虫从上海回来，到图书馆宿舍找我玩，话不出三句就聊到了张艺谋。

张艺谋的名字像一种奇妙的催化剂，使小虫茶黄色的脸上泛起了一层好看的红色，她的眼睛闪着光，闪着光的眼睛说，张艺谋，我们真是太崇拜他了，我们经常在寝室里谈论他。她想要说出一些谈论的内容，但它们梗在她的喉咙里，一半由于激动，一半由于难以启齿（她们觉得张艺谋特别具有男性魅力，他紧皱着的眉头、刀削般的脸，无一不是魅力的来源，与此同时，她们莫名地嫉妒巩俐）。忽然，她像跟我吵架似的说：张艺谋一点都不土！

这话使我一愣，为了表示我跟她完全一致，我说：土与不土的说法体现了一种文化霸权。

小虫觉得此话特别解气，连说：就是就是。她们寝室有一个北京女孩，家住航天部大院，平日十分骄傲，见她们热衷谈论张艺谋，就说：张艺谋最土了，老农民一个。小虫她们认为，北京女孩不但侮辱了张艺谋，还侮辱了她们全体，众女生像被捅了马蜂窝的马蜂，你一口我一口，把北京女孩蛰得遍体起火，最后只好说巩俐比张艺谋还土才平了民愤。

见小虫意犹未尽，我就告诉她，这张艺谋是我们厂的人，每个月领工资的时候我都在财务室看见他的工资袋。小虫立即跳了起来，她紧张地盯着我，好像我在顷刻间变成了一个骗子。张艺谋是一个神话，他应该出现在法国的嘎纳、德国的柏林，以及被嘎纳和柏林的折光变得无比遥远的黄土高原（虽然这黄土地就在陕北，但它在我们的印象中却不是在中国），他怎么可能在平庸的广西呢，而且还有一个工资袋。

等小虫觉悟到张艺谋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神话的时候，她再次跳了起来，好象听见了晴天霹雳，她像电影里一名面对行刑队的共产党人，用下地狱的决心说道：我一定要见到张艺谋。

从此，小虫差三隔四，就要从她家所在的衡阳路骑车来到我们厂，她先顺着围墙，从大门到后门之间来回张望，然后又假托找文学部的林蛛蛛，进入了厂内，她骑着车在厂办公大楼、摄影棚、宣发科、道具车间、图书室等处倘佯，在荒草环绕的摄影棚，小虫也像我当年那样，扒着门缝朝里看，蜘蛛丛生灰尘弥漫的荒凉景象使小虫感到无比失望。她又无师自通找到了通往宿舍区的边门，在千篇一律的楼房之间，小虫仰着头，在一家又一家的阳台上仔细辨认张艺谋照片上出现过的衣服。她走过幼儿园和饭堂，来到家属区的露天放映场，一排排水泥台阶在冬天的阳光下空荡荡地凸起，有几只麻雀停在上面。难道张艺谋会在如此简陋的放映场上看电影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小虫回到家，给我打电话，我告诉她，张艺谋长年在外面拍片，很少回厂，像我这样住在厂外的人也没见过他，不过凡住在厂里的人都见过他。于是小虫坚决要求，万一我看到张艺谋出现在厂里，立即就给她打电话，她把她父母工作单位的电话都留给了我。结果是，整整一个寒假过去，我和小虫都没有见到张艺谋。

想到小虫对张艺谋的热爱，我感到自己的工作甚有意义。

我带领四个大学生杀到厂图书室，把《花城》《钟山》《当代》《十月》《中国作家》《人民文学》《作家》《青年文学》统统搬出来，桌子椅子顿时一片狼藉。我心想，如此恶读，哪里还能见到天日，不如我到北京找王朔，王朔愿给就给一个，不愿给就得死了心。

立即就自告奋勇。主任听了大喜。

吾厂地处偏远，女编辑一个比一个胆小，一个比一个怕累，既怕坏人，又怕名人，既怕坐火车，又怕找不着地方住，怕举目无亲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最后还怕无功而返遭人耻笑。有一年，厂里让一位女编辑到北京观摩外国电影，这本是一件好事，不料她回来后却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去北京了。大家莫名其妙，一问，才知道因为北京太大，从住地到电影院，要坐半个小时公共汽车，害得她起早摸黑，辛苦异常。现在出了一个初生牛犊，不知道怕老虎，一开口竟说要去找王朔组稿，主任立即批准，当天就让她就去财务室领一笔钱买票，还让她中午到家里吃饭，好好商量去京组稿的事。

说王朔是老虎一点都不夸张，王朔虽然不像张艺谋那样得到全球瞩目的国际奖，但他深受广大青年的爱戴，同时也深受电影界的爱戴，那一年正是"王朔年"，王朔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已成燎原之势，我是流氓我怕谁（这话说得多痛快啊，无奈的小人物口念此语，身上顿时充满了力量），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多少年以后，它还是一句优美的诗），玩的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有多少混沌中的青春热血，受到王朔语录的召唤，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领袖的语录在我们的心中还历历在目，王朔的语录就已长驱直入，它们混淆在一起，使我们的热血像开水一样沸腾，像火焰一样招展。

直到１９９２年，当时我已到文化报当记者，应邀到港澳中心参加香港作家梁凤仪的财经小说研讨会，会议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联合举办，来了各路精英，以及一些平日很难见到的人物。我的身边坐了一位很漂亮的女孩，她伸长脖子不停地四处张望，面露焦灼之色。会议开始之后，她终于忍不住了，她先是问我看到王朔没有，我说王朔不会来的，他怎么会来呢？女孩万分不解，她揪着我问：为什么王朔不来呢？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好像王朔不来是由于我的阻挠。她跟我论理道：听说作家都要来，为什么王朔不来？她说着说着就有点想哭了，她带着哭腔说：我是听说王朔会来我才从海淀赶来的，我连早饭都没吃，跟学校都没请假。他们骗人。说完女孩便万分委屈地走了。

此事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由此我觉得自己在八十年代实在算得上是胆大妄为，对于我等凡夫俗女来说，胆大妄为不是去炸白宫，剌杀克林顿，而是胆敢只身一人到人地两生的北京组王朔的本子。记得当时我口放狂言，全身感到十分畅快，但主任刚一同意，我立即又感到心虚，万一找不到王朔怎么办？万一组不回来稿子怎么办？而且根本不是什么万一，而是完全可能的。坐在主任家里，吃着他的炒米粉，我心里一阵阵发虚。

好在主任十分开明，他说：你去吧，组不成王朔的就组别人的，其他题材也可以。

于是，四月里的最后一天，我乘坐南宁直达北京的五次特快来到北京。

走进一条灰色的胡同，头顶是北方的榆树和槐树，树杈之上是蓝色透明的天空，我十分喜欢这样的天空，我一边走一边仰头看，心里想道：多美啊，北京。我微笑着，有一种透明的东西从我心里和外面的空气间来回穿梭，发出圆号般纯金的声音，嘹亮而遥远，它们来自什么地方呢？

长长的胡同一会儿就走了一半了，胡同的中段，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中国少儿出版社的办公大楼，我迎着大门走进去，往右拐，有一个很不起眼的门洞，我沿着门洞的台阶走到地底下，再往右，走到尽头，就到我的房间了。中青社招待所在地下室里，有十来个房间，房间里只有床和桌子，一部公用的电话分机放在走廊里，电视在值班室，到了晚上，大家都挤在一块看电视。

我住的房间是两人间，八元钱一天，另一个床位基本上没人住，在整整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一直住这个房间。这样稳妥的单身宿舍，使我感到像是在家里，甚至比家里还方便，在广西图书馆的宿舍，打电话要下四楼走到辅导部办公室，假如人家下班了，就只好不打。电视则没有，如果我特别想看，就上别人家去。这里的生活设施是多么齐全啊，大院里有浴室，有饭堂，还可以看录像。

浴室里蒸汽弥漫，一个接一个白晰的女体从水汽中浮出来，像天鹅一样美丽，她们带着一种别样的神情和别样的动作出现在我的眼前，使我恍惚迷离。我穿衣服的时候看到对面的椅子上有一个年轻女孩，一头湿漉漉的头发遮住了她的整个脸，不知是因为她的皮肤特别白，她的头发才格外黑，还是恰恰相反。我穿内衣时感觉到她在看我，我一抬头，一眼看到她满脸浓黑的头发中露出一只乌黑晶亮的眼睛，以及与眼睛宽度相等的一小段脸，浓烈的雪白和乌黑，就像黑白两种闪电的光芒交会在一起，这种高强的亮度使我几乎往后仰倒。她的眼睛躲在头发后，不露声色，有一种怪异孤标的狰狞之美。我觉得此人甚似日本古代美女，手持短剑，正准备切腹自尽。她到底是谁呢？我无端认为她必是天樱。

天樱是当年新进女作家，文坛上有关她的传闻极多，我没见过她的照片，但听说她冷艳邪魅，迷倒男人无数。据说她就是踩着男人的身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登上文坛的，所以正派的人大都要对她表现出不屑以表明自己的正派。

我也打算斜着眼看她，侧目而视。但她怪异的美像一种光，它的能量改变了我的视线。当年我就是这样一只自由的虫子，遵循生命的指引，哪里有快乐，哪里有美，我就像飞蛾一样扑向哪里。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天樱的确有六分之一的日本血液，并翻译过日本女作家吉本香蕉的小说，长久以来我对天樱的了解只限于她与男人的关系。绯闻总是比别的东西传得更远，而对于她的才华，男人和女人同样只字不提。两年之后，听说天樱真的东渡日本了，当时我已到文化报当记者，听到这个消息，眼前立即飘满了樱花的花瓣，在纷飞的白色花瓣中，一个女子浓发垂肩，遮住了半边脸，她手持一把长剑，剑身寒光闪闪，她鲜红的嘴唇倒映在惨白的剑上。

当然这并不是天樱本人，那个我在浴室里相逢的女子也不是天樱。她隐藏在我的身体里，在某些时刻出现。

中青社饭堂的白菜豆腐也像天樱一样隐藏在我的身体里，比天樱更加真实。我学别人的样子提着饭碗排队打饭，置身于一片普通话之中，我感到自己好像正在溶入京城生活。我发现北京的大白菜真是太好吃了，大白菜炖豆腐里的豆腐真是太好吃了，我从来没有吃过那样的豆腐，冻过的，有许多细小的网眼，像我家乡的腐竹，北京真是北京啊，连豆腐都非同一般，它的网眼里注满了大白菜醇厚的甜汁，咬在嘴里，齿间的醇美传遍全身。最好吃的是北京的米饭，北方的大米日照时间长，使米饭散发出浓烈的米香，并且具备了糯米那样的黏性。诱人的菜香在队伍的前面袅袅上升，大白菜炖豆腐的菜汁拌在热气腾腾的米饭里，让我吃一百年都不腻。

北京的豆浆，竟然是装在袋子里的。油饼。油条。咸萝卜。烤白薯。一切都变得意味深长。所有普通的食物全都摇身一变，闪着光，粉墨登场，在我的北京印象中轰然鸣响。

在轰响的声音中我看到了飞机，它们在中青社的会议室里飞翔，如果它们不是越战中的美国飞机又是什么呢？闷热的蝉声响起，密不透风的丛林，子弹、芭蕉叶、椰树，燃烧的火焰、黑烟、气浪，鲜血、鲜血、鲜血，《野战排》。

与《现代启示录》相比，《野战排》是一部沉闷的电影，但会议室里人满为患，听说放《野战排》录像，所有人都觉得必须坚持。而我则认为是一种幸福。电影就是我的生活，它与真实的生活交替穿过我的身体，一分钟前我在中青社的地下室里，一分钟后我就穿越时空，进入越南的丛林中，疯狂的植物缠绕着我的身体，火光灼痛了我的眼睛，我是如此深地进入了虚幻的世界，进入了越南，以至于唤醒了我体内的越南的潜质，在北京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我总是对第一次见面的人声称自己是越南人，以便给自己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

地下室就这样成为了我的天堂。

我曾以为它是天堂的反面，是地狱。地下室是一个暗处的词，潮湿、发霉、阴森，来自陀斯妥也夫斯基的《死屋手记》。住在地下室里，就是住在地下的监狱里，有人就是这样理解的。

她说：你住在地下室里？你真年轻啊！可以不在乎。

听到有人将地下室跟年轻联系在一起，这更加使我感到地下室真是太好了。而我眼前的这个女人是这样美丽，她的话更是真理。

她坐在我的面前。她的名字不够灌耳，但她的美貌弥补了一切。

她已经有四十多岁了，我从未见过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还拥有如此彻底的美。对于这样的女人，我不能称呼她老师，也不能称她为大姐、阿姨，平常的称呼用在她的身上会显得古怪，我只能直呼其名。

吴婀。

吴婀说：林蛛蛛，这个名字挺好听。她又说，你的形象也不错，可以演一个渔家姑娘。

只有电影界的人才爱随时随地地设想别人扮演某一个角色。吴婀既是电影演员，又是电影剧作家，还是小说家。她住在小西天的北影宿舍，在电话里她说：坐地铁，到积水潭下，过护城河的桥，往前走一段，就到了。一个灰色的院子，有很大的树（是槐树呢？还是榆树），树下有一排水龙头（那些银幕上的明星们就是在里站着洗衣服的吗）。我走进一幢房子，里面光线很暗，我摸索着找到了楼梯口。木地板，很暗的走廊，两边的门互相对着。我走到最尽头，敲开其中的一扇。

她光芒万丈地出现在门里。

我觉得她就像女皇一样，能指挥无数男人。我忽然提出要看她的影集，她很快就递过来。里面果然有她与国务院副总理的合影，不是一张，而是一个系列。她陪副总理到西藏去，在雪山、寺庙、布达拉宫、帐篷前留下了合影。（如果没有她，这些照片将黯然失色）但她从不滥用她的权利，她提到另一名演员出身的女作家，她说，你知道她到北京住在哪里吗？住钓鱼台国宾馆。

每一个女人都是一部天方夜潭。

吴婀这个名字刚刚出现就要消失了，这使我感到惋惜。她说她现在没有本子，她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要写整整一年，等以后有了本子就给我。她留我吃饭，我东张西望，她的房间一尘不染，不见人间烟火。正疑惑间，吴婀说她请了一个小时工，接着我就看到了一个长得很干净的姑娘，她在走廊里做饭，做完饭她就走了，剩下我和吴婀两人吃炒饼（我至今认为这是一种奇怪的食物）。

一个连炒饼都不动手的女人，她的故事无数。也许有一天她会自己把她的生活写出来，我对此怀着极大的好奇。我对所有超越常规的女人均有浓重的好奇心。但我现在要与吴婀道别了，再见，吴婀，也许将来有一天，我会听到你的绯闻，那时你的身体就会镶嵌在小西天昏暗的走廊里，越过北京四级污染的空气，来到东城，你的面容鲜明如昨日，而我则神思恍惚。

正文 第六章 达利与布努艾尔，或林蛛蛛与程麻

布努艾尔生于１９００年２月２２日，卒于１９８３年７月２９日，是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电影大师，他的代表作品《一条安达鲁狗》和，探索了在电影中下意识"自动书写"的无限可能；他的社会文献纪录片《无粮的土地》则对电影的纪实特征进行了美学的新实验； 此外他的"女性三部曲" （《女仆日记》《白日美人》《特里丝丹娜》）表现了神秘的女性世界里各种奇异的欲望与幻想。他自如地往返现实与超现实梦幻世界中，使超现实信仰和叙事体获得了完美的结合。

他一生中拍摄了三十二部电影，获得过若干个电影节大奖。他的电影传遍了全世界。

正文 第七章 天使使望故乡

在我对电影厂的眺望中，最先出现的总是我从未进去过的摄影棚，它像一个穿着灰色衣服的人，携带着大朵大朵的蜘蛛网，面容模糊地从我眼前走过，犹如一个穿着前卫时装的秃头模特，旁若无人。

厂里只有一个摄影棚，我从未见到这个摄影棚启用过。通往那里的小径荒草丛生，像森林一样繁茂。我刚调到厂里的时候，经常在黄昏时分独自前去探望这座神秘的巨大建筑物。

它没有窗，密不透风，有五层楼那么高，顶上有一道像弦梯那么窄的过道，有灰色的铁扶手，让我觉得那是专门留给放哨的士兵的，这座巨大的黑牢囚禁了什么样的鬼魂呢？在我失眠的夜晚，这样的奇怪问题就会一咕噜一咕噜地冒出来，把我的头脑变成一口不停冒水的泉眼，但冒出来的不是清水，而是一种浅灰色的沾手的丝状物质，当然，这就是蜘蛛网，它们布满了整个闲置的摄影棚，从这头到那头，飘飘荡荡，自由自在，你真的不会在别的地方看到这么大这么完整的蜘蛛网了，即使在真正的原始森林，那些户外的蛛网被风一吹就会破几个洞，在我看来，一只破了洞的蛛网真是奇丑无比。要见识最美的蛛网就来吧，这里连窗都没有，十年都不会开一次门，空气是绝对静止的。这里真是蜘蛛的天堂啊！我都愿意变成一只大蜘蛛了。

除蜘蛛外就是灰尘。谁要想写一本《灰尘大观》一定要来这里考察，灰尘的条件跟蜘蛛一样好，有充足的时间和空间让它们长成各种样子。你要戴上一只口罩，戴上一只布帽子，还要穿一双护住裤脚口的雨鞋，再戴上两只袖套，然后就轻轻地走进来吧，动作不要太大，以免眼睛里掉进灰尘。

最漂亮的是又圆又轻的绒线状灰尘，空灵、飘逸、富有弹跳力，如果说她们是一群小女孩，我是完全同意的。但若她们不跳舞，我就要去观看那些厚得成了砣的灰尘，它们结硬在角落里，如同一些沉默的岩石，千年不动。最普遍的是粉状灰尘，它们最广大、最日常，像群众一样遍布上下八方，那道名为《小草》的歌唱的就是它们，只不过它们比小草还要卑贱，如果不是我来书写它们，它们就会隐入黑暗之中，万劫不复了。

看过团状、砣状、粉状的灰尘，我就要抬起头来，最壮观的时刻来到了，从五层楼高的天棚上一泻千里地垂挂下来的是成片成片的帘状灰尘！就像飞流直下的瀑布，突然间被一道魔法封住了，一封封了一千年，水都变灰了，它就等着一个人，这个人轻轻地说一声：飞。这大片凝固的瀑布就会脱身飞出，并且发出巨大的轰鸣声。

当然，这个人就是我。

在这个蜘蛛和灰尘的摄影棚里，我觉得有三类电影可以在此拍摄内景。

第一类是里盘丝大仙的盘丝洞，这个山洞比任何真正的山洞都更适合跳舞，让舞美把蜘蛛精的翅膀（蜘蛛是没有翅膀的，这里指的是类似的东西，是一种叙述上的翅膀）做到一丈长吧，两个翅膀加起来就是两丈，艺术上的东西就是要夸张才好看，在我们广影的摄影棚里，再长的翅膀都能舞得开，舞起来天昏地暗，日月失色，这才不辜负了那伟大的神话传奇。除了蜘蛛精之外，还可以同时容纳一群蝙蝠精，蝙蝠比起蜘蛛可是活泼得多，但也不要紧，就让它们疯狂飞舞吧，有多疯就飞多疯，有多快就飞多快，像一道一道黑色的闪电，把孩子们看得瞪大眼睛，尖声大叫。

第二部电影发生在一个中世纪古堡，既是古堡，想来就是欧洲了，我觉得欧洲的蜘蛛和灰尘跟咱们的不会有质的区别，远看（特别是在电影上远看）都是一样的。这是一部爱情片，有一个男主角，是一个王子，有一个女主角，是顷城的美女，故事说到这里，我就不想往下说了，这种脱离时代和社会的爱情其实是很苍白的，跟纸做的一样，吹都吹不厚，把我的血都输给它都不会长肉，虚构这样的故事是得不偿失的，我再写下去就会把自己写死。

不如说《孤星血泪》，这是适合在这里拍的第三部片子。

这部片子跟我有某种缘份，我总是在不同的时候碰到它，即使在不看电影的九十年代，我也会在开电视的时候看到它熟悉的身影，我暗暗发誓，有朝一日，遇见高人，我一定要问问我与部影片在前世是什么关系。

我眼前经常出现一位白发鹤皮的老太太，她瞪着眼睛，发出神经质的动作，她在一间布满了灰尘的房间里走来走去，这是她几十年前的新房，她的婚纱、嫁妆保存完好，但是已经布满了灰尘。这个场面使我黯然神伤。如果在这里重拍《孤星血泪》，我一定要竞演那个老处女，我要写一份血书，写成之后我才会醒悟到这是一种过时的做法，凝固的血迹是最丑陋的恶心东西，现在的导演是不会被它打动的。那么我就去跟导演睡觉？不过我已经太老了，导演会觉得他是在倒贴。我多想不择手段啊，我多想不惜一切啊，既使如此，我也没有什么机会了，这是我的悲哀。这都是因为我是一名女性，如果我是一个男人，在我这样的年龄，正是最走俏的黄金时代，哪会有什么想献身都怕人家不要的道理。

三部电影拍过，我应该没有什么想法了。但蜘蛛的意象太强大，使我不由得想起，这是一部沉积在我内心深处的电影，我本来不想在这里说它，但它实在是太繁茂了，那个海岛阳光灿烂，长着许多缠绕着野藤的棕榈树，到了夜里，一切都是银白色的，这时强烈的灯光亮起，一个奇妙的女人出现了，蜘蛛女身穿一件镶着银线的闪闪发光的长袍，她脸上带一副面具，也是镶银的。但她却一动也不能动，因为她自己身上张着蜘蛛网，她的腰部、臀部、腋下长出一条条线，这些毛茸茸的线全都是她躯体的一部分。她在哭，面具下面流出一滴滴眼泪，像钻石一样闪闪发光。她的目光越来越悲哀，眼泪越流越多，她的形象布满了整个画面。

我是１９８８年７月在北京香山卧佛寺看到的这部片子，到现在，十一年过去了，它的结尾还是如此鲜明、清晰，只要我注视一只蜘蛛半分钟以上，那个海岛、那个身穿银线长袍的女人就会从香山一路飘来，在瞬间到达我的面前，她那些钻石般的眼泪叮咚作响，参差落到我的手心，圆润、冰凉，使我心疼万分。

我不记得这是一部法国片还是一部美国片了，我当时还没有看过曼努艾尔．普伊格的原著译本，我甚至一点都没听说过这位阿根延的天才作家。馅饼从天上砸到我的怀里，我就这么到香山参加这次第五期国际电影讲习班了。我记得前十天是美国班，后十天是法国班，另外我记得翻译在电影刚开始的时候告诉大家，那个扮演男同性恋者莫利纳的演员是法国大明星，《最后一班地铁》的男主演，由于他扮演了同性恋者，遭到了他的崇拜者们的强烈反对。这些都是我刚刚想起来的。我不明白那些法国观众为什么会反感他演一个，同性恋者，难道在法国也存在普遍的偏见吗？真是不可思议。

在我看来，演莫利纳的演员美极了，比在《最后一班地铁》里动人得多。他的全部动作都十分女性化，他的眼睛充满深情。电影一开始，就是莫利纳对同关在一个囚室里的政治犯讲述一个女人，他边说边表演，他学她把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他的整条腿是裸着的，囚室里光线很暗，显得他的腿像月光一样洁白，他把脚面绷直，形体十分优雅。他又形容她的镂空的高跟鞋和涂成黑色的脚趾甲，在说到丝袜的时候他做了一个穿丝袜的动作，他的手指优雅轻盈地从脚尖一直掠到腿部，然后他又形容她的手，她的指甲，他的手形在囚室的黑暗中像花一样美好。

政治犯瓦伦第是一个富有男性魅力的人，在同居一室的生活中莫利纳爱上了瓦伦第，向瓦讲述了他当"女人"的感受和心理。瓦伦第没有爱上他（瓦并不是一个同性恋者），但出于同情（也许更多的是利用）终于和莫利纳作爱。获得了爱情的莫利纳愿意为瓦伦第做任何事情，在他被释放之后就来到了广场上，跟瓦伦第的同志们接头。正如瓦伦第不是一个同性恋者一样，莫利纳也不是一个革命者，他知道，一旦与他们有牵连，不是跟他们一起走就是被他们消灭，他事先把自己银行里的全部存款都取了出来。莫利纳是一个把爱情看作生命的人，他提前三十分钟就到了广场上，最后，瓦伦第的同志们开着一辆白色的轿车来了，革命者发现了警察，接头没有成功，莫利纳向着汽车拼命奔跑，但汽车并没有停下来等他，反而从车里射出了一串子弹，直接射中了他的胸膛。据警察局的分析，极端分子是要杀人灭口，免得他招供。

我永远也忘不了莫利纳拼命奔跑的镜头，他的长发飘扬，蓝色的眼睛里燃烧着痛苦和爱情，但是一串子弹从正面击中了他，他干净的白色衬衣涌出了鲜血。这一刻是如此惊心动魄，让人心碎。对莫利纳来说，爱情是不可能的，革命也是不可能的。

这是我第一次在公共媒体上听到同性恋这个词，它来自异乡，带着温暖的神情，就像那个法国男演员本人一样美（我至今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在我看来，它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而是是黑暗囚室里的一抹月光。

有朝一日如果我重返旧地，我一定要去看看我住过的那幢灰房子。有一段时间我特别仇恨它，因为厂里不给我分房子，让我住在这个临时招待所，十几个武打演员在我的客厅里打得天昏地暗；有一段时间我又特别热爱它，它长年累月无人居住，成为我和我的恋人无所顾忌的天堂。

灰房子跟前的木瓜香蕉苦楝树在我的想念中变得越来越清晰了。一、二、三，吹一口气，再吹一口气，灰色的楼房就出现了。它是多么安详啊，我站在四楼的阳台上，一只青色的木瓜就在我的眼前，雨点落到木瓜宽大的叶子上，木瓜一点都没有被淋湿，而芭蕉叶泛着水光，不停地发出美好的雨声。

现在我要再一次从南宁的闹市回到电影厂，我从广西艺术学院出发，穿越整个南宁市区。

天桃路、桃源路、七星路、星湖路、七一广场、朝阳路、火车站，这些路名一一苏醒了，它们奔涌着来到我的脚下，与我的车轮发生摩擦，街道两旁的浓绿终年不化，灿烂而艳丽，如果有长风浩荡，把它们全都吹上天该有多好！如果吹上天又落下来有多好！如果全都吹到邕江去多好！如果把我埋起来多好！或者，它们就这样永远挂在树上，每年都在长大，长得比十层楼还高，比游泳池还大，这样的大叶子是多么神奇啊！对环境保护尤其有好处，等于凭空多了无数只氧气发生器，它们铺天盖地，一万亿个毛细孔呼呼放送着氧气，每一个走在南宁街上的人都等于进行着有氧锻炼，女孩子则会皮肤含水（南宁的女孩都是很干瘦的，有人说南宁无美女，这我有点同意），老女人的皱纹肯定就张开了。

如此看来，我已经一不小心就置身于一部电影之中，一部夸张的、虚假的、毫无诚意的庸俗浪漫主义电影，难道我内心深处就充满了这样腐朽的意象吗？我为什么不向安东尼奥尼学习，拍一部像《中国》那样的《南宁》呢？

这是一个问题。

但一切问题我都要置之脑后，我要回到南宁火车站，我从火车站往右拐，就到了中华路，在十字路口再往左拐，就到了衡阳路，衡阳路这个地名我已经忘记十年了，在前面我还没想起来，现在它却忽然蹦出来，跟孙悟空从石头里蹦出来一样神。衡阳路最漂亮的门面是南宁棉纺厂，简称南棉，那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工厂，它到底拥有一万人，还是两万人，抑或是十万人，我一直没有弄清楚，我始终就是一个不够精确的、永远搞不清数字的人。但是南棉是最大的企业这一点我早在１９７５年就知道。

我从１９７５年就开始热烈向往南宁棉纺厂，当时我是一名高中生，在离南宁几百公里的一个县城上学，这个县叫做北流县，要先坐汽车到玉林，再坐七个小时火车才能到南宁。省会、高大的厂房、自动化的机器、纺织女工洁白的帽子、把腰系得更细胸挺得更高的围裙，一部崭新的电影就降临了，这是一部跟灰色陈旧的小镇截然不同的电影，是灰色小镇上空的幻影，带着金属的光泽、被无限美化了的机器声、现代化工业的诱惑（工业对一个农业小镇的诱惑就如同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诱惑），该电影在我们教室的天花板闪闪发光，在小镇的天上摇来荡去。

我们多想凭空出现一条通天的梯子啊！我们将抓住这把梯子，像最惊险的电影镜头那样，英勇无畏，一步一步地攀上去。有一天，我们忽然被告知，这把梯子是有的，不过它不在天上，而是在地上，虽然在地上，却又与天有关，它的名字就叫做广阔天地，来自毛主席的语录。

这时我们全都知道了，毕业之后我们只要到农村去锻炼两年，只要表现好，就会被推荐到南棉当工人。为了到南棉去我们踊跃报名去农村，这件事情给了我们一种真实的幻觉，好象去农村就是去南棉，只要去了农村，就一定能到达南棉，农村和南棉之间的距离完全被我们取消了，中学生的头脑从来就是最好的头脑，一厢情愿地篡改现实，想自己愿意想的好事情，坏事则统统不想。

事情就是这样，等到我后来真的到了衡阳路，我才明白南棉是万万不能去的，去了就会被机器震聋耳朵，九十年代还可能下岗。

过了衡阳路，险处不须看。（注：这句话的出处来自著名诗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岗山》，"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需看"）

衡阳路一过，就到友爱路了，友爱路在我１９岁的时候叫大寨路，当时我只差一点点就要调进电影厂当编剧，几乎当上全国最年轻的在职编剧，这是我值得大大炫耀一番的事情，有关这件事，我统统写在我的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里了，如果这件事是真的，经过了《一个人的战争》，它就会变得更真，如果是虚构，经过了《一个人的战争》，它就会从假的变成真的，这样看来，说《一个人的战争》是炼丹炉也有一定道理。

所以你要看看这只炼丹炉，它是很好看的。作为一部小说，它跟本文有一定的互文性。但是它的版本杂乱，是一个烂泥潭，这是因为当时有人认为这本书比较惊世骇俗，出于不同的目的，有的版本被加上了一些杂碎，有的版本又被删去了一些杂碎，这样你会看到一只七零八落的炼丹炉，如果你不想欣赏残缺美，你可以去读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版本。

（有这么推荐自己的书的吗？）

友爱路或大寨路是一条郊区的路，这从路名就看出来了。当年它一定尘土飞扬，奔跑着不息的拖拉机、马车、骡车，有时候还会有水牛和大白鹅蹒跚跑过，如果它是在北方，一定跟《金光大道》（好象没有拍成电影，好象拍了，是黄馥莉演的什么嫂）或《艳阳天》里的道路一样，但我十九岁的时候没有看到这一切，我只看到有一辆拖拉机轰隆隆地开过，车上运着一车斗的绿色的香蕉，一长挂一长挂的，像炮弹一样庄严而坚实。我在公共汽车的终点站大寨路尾下了车，怯生生地往前走，越走越荒凉，暮色苍茫，人烟稀少。

不过，我现在要说的是我二十九岁时候的事情。十年过去，我已经大学毕业，在省会南宁居住了五年，我已经是老油子了！我到广西艺术学院看画展，之后就一路骑车，穿越整个南宁城，来到了友爱路尾。

我们厂的大门是淡黄色的，是两根长方柱上面一道横梁，毫无特点。门口竖着一长牌子，上面写着厂名。（听说这些字是赵丹写的，赵丹在七几年的时候和黄宗英在柳州劳动改造。）电影制片厂在八十年代的边远省份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虽然大门平淡无奇，这样一个厂名还是能把我这样的人吓住，在我彻底习惯这个大门之前，它总是把我吓得心里怦怦跳。

越过惊心动魄的铁栅栏门，就来到一个大圆圈跟前，这个圆圈是一只水池，里面有长满青苔的假山，有水，有金鱼，绕池摆了三层花，红的绿的黄的，组成一个巨型花坛，我觉得这个花坛有两层含义，一是国庆节要到了（我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和暗示就是这样的，已经形成了条件反射，一看见花马上就会想到国庆节，后来到了北京，这一毛病又得到了强化），二是这里是全厂的中心地带，就像天安门是北京的中心一样。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第二个想法是对的。

站在这个花圃广场上，我有一种四面受敌的感觉，事实上四面一个人也没有，但由于此处太空旷，任何一个方向出现任何一个人，都会一眼就看到我，我很希望这里马上出现一些树，只要有树荫遮住我就会有安全感，不过所有的树都在围墙那边，这里光秃秃的。

现在我要回宿舍，有两个门可以通向宿舍区，一是厂区和宿舍区连接的边门，一是正对着马路的大门。如果不是上下班，我一般不会穿过厂区再从边门进去，当然我现在也不会这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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