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壮历程·百色、龙州暴动纪实 - xp1024.com
《悲壮历程·百色、龙州暴动纪实》


序章 血刀下的“阴谋” 蒋、桂交战，桂系大溃败

十四艘战舰摆起长长的阵势溯江而上，十四面“青天白日”旗森森闪着冷芒。残阳坠毁，血光洒满江面，惊飞的鸥鸟在腥咸的江风里凄厉呜咽。

血色水天之间，庞大的舰队宛若一条黑色巨蟒，在滚滚熏烟中喧嚣着驶向九江口，被中国国民党“三全”大会树为第二代领袖的蒋介石，此刻就坐在他的座舰的卧舱里。他身着戎装，一脸严峻，微眯着鹰隼般的眼睛注视着渐渐被暮霭吞噬的江岸，像是在用无形的鞭子催赶着行进在江岸上和旷野土道上密密麻麻的队伍。江岸上不时传来汽车喇叭的号叫和骡马的嘶鸣，与舰队轰轰隆隆的喧嚣声遥相呼应。——在他听来，所有的声音正汇成一曲讨伐的战歌！一种痛快淋漓的征服欲，一种稳操胜券的激悦酣畅已浸透了他全身所有的细胞！

和往常一样，他的漂亮的夫人宋美龄陪他同行。这年他42岁，刚步入壮年，精力充沛。自他们结婚以来，他总是把夫人带在身边。他们是 1927年12月1日在上海的美琪饭店举行了极为隆重的婚礼，一千五百多位名流显贵应邀参加。一位基督教青年会的美以美牧师宣布他们为夫妻，一支俄国乐队 演奏乐曲《新娘来了》，另有一位美国男高音演唱《请答应我》这首如痴如狂的求爱歌曲。其实，蒋介石听不懂也并不欣赏西洋曲，他爱听的是京剧、越剧和浙东腔音的老家戏，但夫人偕他同行，总要把那台结婚时演奏乐曲的留声机随身携带，适时放一些美利坚爵士乐或歌星演唱的唱片为他助兴：“达令（宋对蒋的爱称。英文 Dar-ling 的中文译音，意思为‘亲爱的’），这是风靡美国的著名指挥家班尼·古德曼的《销魂的周六之夜》，你听，你听， 你一定很喜欢的 ”他马上亲昵而机械地应道：“我喜欢，我喜欢。”

这次，蒋介石确认此行一切顺利，非常顺利。——他对制服桂系已是成竹在胸。他亲自担任总司令，前来九江坐镇指挥，讨伐桂系。何应钦任总参谋长，共出动三个军：刘峙的第一军，朱绍良的第二军和朱培德的第三军，并有十四艘舰艇配合作战。不日，武汉的桂系部队将是四面楚歌了。

这是公元1929年春夏之交，在离武汉三镇仅一箭之遥的九江口岸。

这是一个灌满一江爵士乐，鼓噪得令人癫狂的血色黄昏！

——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蒋桂战争，在蒋介石走下舰艇，轻轻甩去他披挂的那件黑色大氅的抬手间拉开了序幕

在蒋介石实现独裁统治的道路上，桂系势力的威胁一直如鲠在喉，必欲先除之而后快。

两年前，在蒋介石和汪精卫为争夺中央政权而发起的“宁汉之争”中，蒋介石曾联合桂系攻打武汉。而后，桂系又与蒋介石一起北上共讨盘踞京、津的奉系旧军阀张作霖。在这两度攻战中，桂系军队骁勇善战，所向无敌，并趁机占领地盘，扩张势力：白崇禧进驻华北，黄绍竑据守广西，李宗仁则屯兵武汉，统辖两湖。一时间，桂系势力从广东至长江，再到华北，大有虎视天下，欲与蒋氏一争雄雌之架势。

1929年2月22日，桂系的武汉政治分会发出决议，罢免了蒋介石委任的湖南省主席鲁涤平的职务，以何键取而代之；同时进兵突袭长沙(这就是所谓的“湘案”)。此事恰如一系导火线，使本来就已岌岌可危的蒋桂联盟终于破裂。

于是，蒋介石下令讨伐桂系，开始史称的国民党的“第二次西征”。而桂系亦严阵以待，加紧在武汉一线布防，准备与蒋一行决战。然而，老谋深算的蒋介石深谙：军事即政治，“拳头硬的是老大”。在中国，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任何政治人物都是政客式的傀儡。—— 这从北伐中已见端倪：所谓的政治斗争绝无道义可言，只有利益原则，利益相同则合，利益相悖则分。要调动各派兵力，必须进行利益分配，娘希匹！尔等都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老滑头，谁也不愿为别人火中取栗；各派都打的是三民主义的旗号，而心目中真正信仰的上帝是他们本身的利益。

两雄不能并立，两辩不能相屈；共御外侮是兄弟，阋于墙内是仇敌。貌似突然破裂的蒋桂联盟，其实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蒋介石最拿手的办法，是利用各派系之间的矛盾以及各派系内部的矛盾——即“以派制派”来瓦解对手。利用他手握中央大权的条件，一用重兵弹压，二用重金收买，三用高官拉拢，极尽纵横捭阖之能事。这种瓦解对手的办法能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见效甚快。

蒋桂开战前的3月9日，蒋介石亲致书桂系的“龙头老大”李宗仁，要李速到南京参加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开诚相商”党国大事。信中写道：今日之大局之安危，视乎兄等之能否来京面商大局，如兄果能即日来京，则国人谁不谅兄之精诚，而政府亦决不至有所径庭。中正与兄弟久共患难，不惟成败相共，亦且荣辱一体，何能容兄之自退，更不能视兄如秦越，以兄之成败即中正之成败，正如党国之安危，即吾人之安危也。

李宗仁似乎一眼便看穿了蒋的阴谋，不予理睬。遂将集团军主力布防于武汉东北一线，并将前线总指挥的大权交给了第一师师长李明瑞和杨腾辉，而后他悄悄去上海医治眼病，借此谋划社会各界反蒋声势。

蒋介石对付的第二个目标是桂系的二号头目白崇禧。

白崇禧带到河北的李品仙、廖磊两部原是唐生智的主力军，概不愿为桂系卖力效命。蒋介石抓住这个矛盾，秘密召见曾在“宁汉之争”与桂系互为“鹬蚌”而结怨下野的唐生智，答应唐可重新指挥部队，还赏以巨款，并促其立即北上平、津，收回旧部。

此时蒋桂之战已在弦上，白崇禧欲率部南下，配合李宗仁攻蒋，但部队已不听白的指挥，并到处张贴“打倒桂系”、“活捉白崇禧”、“欢迎唐总司令东山再起”等标语，甚至把反桂迎唐的标语贴到北平、天津的火车车厢上。白崇禧在军中不能立足，遂化装成商人由塘沽搭日轮逃走。说来也巧，这艘日轮刚刚把唐生智由上海载来，又把白崇禧载走了。

3月20日，唐生智在塘沽登岸，受到旧部的隆重欢迎，宣布讨伐桂系。蒋介石立即任命唐生智为第五路总指挥，这等于砍去了桂系的一只手臂。

蒋介石精心策划消灭桂系的另一个计谋是拆散粤、桂联盟。对付的目标是李济深。

李济深是广西梧州人，在广东做官。在政治势力的划分上他属于粤系。广东财力充裕，但士兵的战斗力较差；广西较穷，而士兵打仗勇敢。李济深利用乡土关系，长期以来与桂系结为一体，广东支援广西经费，广西支援粤省兵力。蒋介石要消灭桂系，不拆散粤、桂联盟，是难以成功的。

蒋介石以人格担保，特派吴稚晖、张人杰、蔡元培、李石曾四大国民党元老请李济深到南京参加“三全”大会；负责调停“湘案”。李济深信以为真。不料想在3月21日晨，蒋介石突然下令将李济深逮捕，关押在南京市郊的汤山俱乐部，理由是李济深倾向桂系。于此同时，蒋介石已说服粤籍将领陈济棠、陈铭枢服从中央，并任命陈济棠为讨逆军第八路总指挥，主攻广东。

——待这一套计划得手之后，蒋介石这才干3月29日亲赴九江，发兵征讨桂系主力，以求全胜。

蒋桂战起之时，李宗仁慌忙从上海返回广西，白崇禧正从塘沽逃往广西途中，黄绍竑坐守广西，致使武汉军中无主帅。

正在这双方剑拔弩张、拼杀血战之际，桂军大将李明瑞突然率领所部由武汉南撤至湖北孝感，遂又宣布服从蒋介石的“中央”。李明瑞的这一行动，顿使桂系大惊失色。李宗仁气得咳血，耳边轰鸣着他平时最爱听古筝弹奏的那首《十面埋伏》的名曲，眼前便仿佛看到：汉军击鼓席卷而来，呐喊之声满山遍野，刀枪搏击，人唤马嘶；忽而听得孤军之中寒鸦凄鸣，风声萧萧，大纛倾倒，霸王仰天长叹，虞姬低头泣咽 他从十面埋伏的幻境中挣扎出来，捶胸顿足地痛骂道：“丢他妈！老蒋玩的这一手真狠毒啊！我不该去上海医治眼疾，不该把大权交给李明瑞 ”

眼见大势已去，桂系第四集团军残部在胡宗铎、陶钧、夏威带领下，放弃武汉，向荆州、沙市、宜昌一带撤退。而蒋介石岂能容他们在鄂西立足，他命令张发奎、朱绍良、夏斗寅部追击，同时发出《招抚桂系军队书》，称：官兵如带兵归来，各赏洋五元；官兵如为徒手来归的一律收容；如能杀了你叛逆长官来归的，必得重赏官级。杀了你连、排长，赏银百元，官升一级；杀了团、营长，赏银五百元，官升二级；杀了师长、总指挥来归的，赏银五千元，官升三级。

胡、陶、夏三人顶不住蒋介石的武力与金钱双管齐下的手段，同时宣布下野，部队听候改编。

就这样，蒋桂未经交战，桂系占据的湖北、湖南两省，从地方到军队皆被蒋介石分化瓦解。

4月5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到达武汉。他万分欣喜地通电全国：“兵不血刃而定武汉。”

接着，蒋介石发出《讨逆军告将士文》，大肆痛斥桂系军阀之罪恶：桂系军阀盘踞两广两湖之地盘，把持两广两湖之财政，劫持两广两湖之军队以自私，其割据行为已非一日。其最大者厥有五项：(一)投机取巧，以扩张一系势力；(二)阴谋毒计，以消灭革命武力；(三)挑拨离间，以分裂革命袍泽；(四)贪残掠夺，以剥削民众利益；(五)违背中央，以破坏中国统一。中央以全国将士之努力，全国民众之后援，讨此叛逆，固不难一鼓而歼，而桂系军阀反逆民主统一之潮流，肆行封建割据之暴行，更属自求死路，自取灭亡。

与此同时，国民党“三大”作出决议：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叛党乱国，永远开除党籍，并交中央监察委员会查明附逆叛徒，一并开除党籍。

蒋介石并不满足湖北桂军的消灭，他要趁势彻底铲除桂系，并以此镇服其他派系。4月8日，他发表《告武汉民众书》，声言：此次讨逆之目的，亦不仅在讨伐李、白。务使李、白铲除之后，永无继李、白而起之叛徒。

翌日，蒋介石即偕夫人从武汉抵长沙督战，下令由湘、粤、滇三路进攻桂系的大本营——广西。

桂系在蒋介石的紧逼之下，积极组织力量反攻。

5月5日，李宗仁在梧州打起“护党救国军”的旗号，由白崇禧、黄绍竑率兵分两路向广东进攻，企图对粤作战取胜后打开新局面；李宗仁则去香港联络其他反蒋力量。

5月21日，粤、桂军在广东白泥进行血战，桂军惨败，退回广西。白崇禧、黄绍竑率部在广西虽反复作战，但却无力抵挡蒋介石从四面八方调来的攻桂部队，桂林、梧州和广西首府南宁相继失守，白崇禧、黄绍竑丢兵弃将，相偕出亡香港。人们怎么也想不到，足以与蒋介石争霸天下的桂系竟败得如此惨！

蒋介石颇为得意地笑了：娘希匹！本介公在上海滩混过老大，对付尔等有的是办法！——他像一头老练的猎豹捕食一群小动物似的，先把猎物玩弄一番，然后再慢慢地消受，不管猎物怎样发怒，猎豹总是那般沉着镇静地持着唇上的须毛，显得特别的雍容大度。

他居心叵测地亮出一张“底牌”：任用在香港当寓公的俞作柏和倒桂有功的李明瑞，让这一对表兄弟暂且主政广西。

序章 血刀下的“阴谋” 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广西，秘邀“高手”助一臂之力

当然，俞作柏也知晓，蒋介石是想利用俞氏兄弟除掉李宗仁的桂系实力派，并非对俞氏兄弟特别青睐。但利用蒋介石除掉李宗仁和黄绍竑，这对他们来说，仍不失为一个天赐的良机。

俞作柏：眼下我们要为广西的父老乡亲办几件实事，稳定住局势。至于以后，唉，走到哪一山就算哪一山吧。

俞作柏和李明瑞执掌了广西军政大权，但局势并不乐观：这些年来，李、白、黄组成桂系集团，同老蒋争天下，连年战乱，广西民众苦不堪言。财政亏空，实业萧条，军费筹措艰难，经济困难重重。老蒋许下的二百万元军饷仅兑付了不足三分之一，剩余部分要广西从上交的国税中免下来以补空缺。更令人头痛的是，原黄绍竑所留下的部队虽然接受了编遣，但并未甘受俞、李的节制，余党隐匿，实力仍存。

为此，表兄弟二人绞尽脑汁。

蒋介石精心策划的这一密谋活动，进展得十分快捷而顺利，李宗仁等桂系大员竟毫无察觉。

俞作柏收下了支票和委任状。俞作柏秘密去了武汉。郑介民也随之改名换姓，进入李明瑞部当政治部主任：一来对俞、李的倒戈行动进行督办、监视，二来指挥混入武汉市内的蒋系特务做好内应安排。

俞作柏：请弟明讲。

桂系内部的这一矛盾，早已为蒋介石所获悉。素以城府高深、工于心计而著称的蒋介石便趁机来了个将计就计：要倒李、白、黄“桂系三雄”，必用俞作柏和李明瑞。

就在李宗仁在广西发展桂系势力的同时，原粤军统领黄绍竑和白崇禧，联合俞作柏，一致决定脱离李宗仁，相约追随孙中山进行国民革命。1925年6月，孙中山委任黄绍竑为“广西讨贼军总指挥”，俞作柏担任第一团团长。 在孙中山国民革命军统一广西的战争中，俞作柏能征善战，继而升任第三路军司令。——正因为俞的这些举动，被李宗仁视为“大逆不道”，使二人之间的关系从此伏下嫌隙。1926年两广统一，正值国共合作的高潮到来。李宗仁荣任国民革命军第 七军军长，黄绍竑为党代表，共产党员黄日葵为政治部主任。而原来拥有兵 权的俞作柏却改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广西分校校长，又任广西省政府农工厅厅长，实际上被剥夺了兵权。——这当然是李宗仁对俞作柏心怀不满而暗做手脚所致。

俞作柏：老蒋的为人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阴险狡诈，诡计多端，其卧榻之侧，岂能容他人鼾睡？老蒋绝不可信，老桂系乃是死敌！

不错，在这场蒋桂战争中，使得桂军败北的中心人物，就是桂系的俞作柏和李明瑞。

来者就是鼎鼎大名的国民党高级特工、黄埔四期生、现任蒋介石侍从副官的郑介民。

1927年主政广西的黄绍竑在“四一二”大清党时，列举了俞作柏任农工厅长时协助共产党支持工农运动的种种罪名，开除他的国民党党籍。 俞作柏在广西无法立足，只得避走香港，当起休闲寓公，伺机再起。——他把这个希望寄于仍在桂系第四集团军任第一师师长的李明瑞身上。

俞作柏，广西北流县人氏，与李宗仁共为陆小同学。曾参加广东讨袁护国军，任过参谋、连长等职。在两次粤桂战争后，粤军占据广西，李宗仁接受粤系的收编，为粤桂边防军第三路司令。俞作柏在李宗仁麾下担任第一统领，下辖两个营。

李明瑞：不管是“靠”还是“跟”，只有与共产党联手，我们的目的才能达到。

他早已被身边的一个秘密的共产党员“赤化”了——这个人就是俞作柏的弟弟俞作豫。

俞作柏：这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做官不懂从政难”啊！

邕江洋关码头上，士兵持枪列阵，工农商学各界群众倾城出动，夹道欢迎；沿途街巷，彩旗飘扬，鞭炮齐鸣，笙箫锣鼓不绝于耳。此气氛之热烈， 场面之壮观，群情之昂奋，是兄弟二人所想像不到的。两年前，桂军出师北伐时，他们兄弟曾在南宁喝过痛愤的壮别酒，今日故地重逢，不胜感慨万端。

俞作柏：还是谨言慎行的好。与共产党合作，我意是“靠”而不是“跟”，请他们来协助我们治理广西，打牢地盘，并非要跟他们走。那样岂不是把一切都交他们来指挥，来主宰？广西的事还得我们说了算！

编为“广西自治军第二路”，并自封为司令。

当俞作柏和李明瑞一经表示邀请共产党来广西共事，俞作豫义不容辞，即日动身去香港，与中共设在香港的南方局取得了联系，希望中共领导机关派人速来广西。

李明瑞：走国父曾倡导的国共合作之路，秘邀“高手”助一臂之力。明里做老蒋封的官，暗里跟共产党联手，如何？

于是，便有本书籍以展现发生在八桂之地的一出惊心动魄、大悲大壮的历史话剧：

郑介民受蒋介石派遣，前来香港请俞作柏出山。郑带来蒋介石给俞作柏的一张二百万元的现金支票和加封俞作柏为海陆空军总司令上将参议的委任状——要他马上离开香港到武汉，策动表弟李明瑞倒戈拥蒋。只要大功告成，就由俞作柏和李明瑞共掌广西，桂军由俞、李二人编遣。

，最后占领南宁，一举平定广西局势。

李明瑞，乃俞作柏的姑表兄弟，自幼靠其舅舅(俞作柏的父亲)接济上学，后靠俞作柏介绍进入广东韶州滇军讲武堂第一期甲班学习，毕业后一直投效俞作柏麾下，历任营长、团长等职。他年轻胆大，骁勇善战，在统一两广时屡建战功，在桂军中享有“再世赵子龙”的美名。

俞作柏：单靠我们反蒋，势单力薄啊！

倒桂大功告成，果使蒋介石对他们刮目相看，即兑现了由俞、李共掌广西的重诺。两张堂堂皇皇的委任书飞传而来：

李明瑞：与其说走一山算一山，不如及早另谋途径。

古往今来这好山好水陶醉了多少文人墨客和官绅仕子啊！一度隐居他乡的俞作柏又回来了！几经南北征战的李明瑞又回来了！

第一章 斡旋与角逐 周恩来与邓斌作临行前的交谈

1929年盛夏酷暑中的上海。天刚蒙蒙亮，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的上空被铅灰色的阴云笼罩着。矗立在外滩的高楼大厦依然浸漫着斑斓的霓虹光彩。海关大楼的报时钟声每隔半个时辰就隆隆响起，缓慢而沉重的节奏已经拖过了半个世纪。斯时斯地，那些享有治外法权的外国租界、港口以及英国、美国、法国和日本的军舰、商船与穿梭不停的黄包车组成五花八门的景象：官僚资本，外国买办，国际骗子，地下鸦片烟馆，白俄侨民的娼妓，残暴的警察，青红帮，军火商，走私贩，地皮倒卖者，交易所老板，乞丐，童工，贫民窟……这一切足以窥见殖民地命运的最繁华也是最龌龊的特色。高楼大厦之上，是腰缠万贯的金融巨子；阻沟歧巷之中，是地痞流氓的栖身之地；这些见得人的和见不得人的，冠冕堂皇的和下三烂的，“正人君子”和魑魅魍魉，统统都麇集在一起，勾结在一起，缠绕在一起，表面上是十里洋场，黄金宝地，而骨子里却是污泥浊水，污秽腐烂已极！

上海曾经是北伐军革命的基地，现在已成了反动新军阀的势力范围。这里军警森严，特务猖獗，他们与外国巡捕房串通一气，到处搜捕异己，收买叛徒，大肆镇压进步的民主人 士和共产党人。这里每天都有人被捕被杀、砍头示众，死亡随时随地都在威胁和考验着中共地下党的战士。

地处闹市沪中区公共租界的云南路447号(天蟾舞台隔壁)，是中共中央的一个重要秘密机关。这是一幢二层楼房，楼下是一家“生黎医院”(中共地下联络点)；楼上则是周恩来亲自安排的由熊瑾玎、朱端缓夫妇以湖南土布土纱商人的名义租住，门上挂着“福兴字庄”的牌子，作为中央政治局开会和办公的地方。从1928年11月到1931年4月间，中央政治局会议差不多都在这里召开。离这里不远的浙江中路112号二楼，是中央军委的联络地点。

此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军事部长(中共“六大”后设立中央军事部，杨殷为部长，杨被捕后，周兼任之)周恩来，正在同楼下开杂货铺的老板邓小平作临行前的交谈。

在刚结束的会议上，经周恩来推荐并得到与会的向忠发、李立三等领导人的同意，决定派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广西工作。此时的邓小平，年方25岁。

1927年“八七”会议后，邓小平随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往上海，被任命担任党中央秘书长，协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作为掩护，他当过古董店的店员，又当过杂货铺的老板；作为中央秘书长，他与周恩来朝夕相处，遇事机智果断，处理事情得体，干得尤为出色。当中共南方局要求中央和军委速派代表领导广西党的工作时，周恩来便想到了身边的这位得力的助手。周恩来晓得，身边的邓小平已不是当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那个“油印博士”邓希贤了，也不是两年前从苏联刚刚学习回国的那个能说一口颇流利俄语的“多佐罗夫”了。在国内两年多的革命实践活动，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在艰难困苦和白色恐怖之中的革命活动，使他增加了不少的革命斗争经历；尤其是在担任了中央秘书长的职务后，他经常列席党中央的各种最高会议，有机会看到全国各地的工作报告，并参加了党的一些重大决策活动的技术性工作，这对于他增长斗争才干、丰富工作经验、提高领导水平，不啻是大有裨益。故此，周恩来在党的会议上力荐邓小平作为中央代表去广西工作。

周恩来对邓小平有一种特殊的喜爱和信任感，而邓小平则把周恩来看做他最敬重的兄长，有一种终生不渝的知遇之情。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二人就情同手足——那时的周恩来已经是一位具有斗争艺术和具有领导能力的青年团旅欧支部负责人；那时的邓小平是同伴里年纪最小也最活跃的分子，尽管圆圆的脸庞上尚未稚气全脱，但已开始显露出信心与刚毅。回国后二人又一直为了共同的事业在一起奋斗，直到后来在江西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在革命战争中，在建国后的党和国家最高机关中；直到周恩来为党为国为人民鞠躬尽瘁，吐出最后一息，邓小平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一直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和忠诚战友。

此时，二人的目光投在桌子上的一张广西省的地图上：广西是中国的边远而多山的省份，西南与越南接壤，西北与云贵高原相连，东南与广东、湖南毗邻，军事上是一个退可守、进可攻的好地方。

“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广西后，很想有所作为给家乡人看，诚意地向我们发出邀请。”周恩来一边在地图上指划着，一边冷静地分析道，“广西是李、白、黄苦心经营多年的地盘，粤、滇、湘各系军阀几经与桂军交战，都未能打过去，蒋介石虽然利用‘以桂治桂’的手段赶走了李、白、黄，但这实际是给了他们一个养伤、喘息的机会，因为蒋介石还要对付冯玉祥和阎锡山，冯、阎的势力由西而东横亘中原腹地，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而窥伺时机刀戈相向。”

“这个机会很难得！”邓小平兴奋地说，“我们正好抓住这个机会在广西开创新苏区！”

“你到广西的任务是：一、积极争取俞作柏、李明瑞对我党的理解和支持，协助他们控制好局势；二、利用俞、李的掩护，发展党的组织，建立起一支由我党控制的军事武装；三、把我们的同志推荐到军政机关各部门中去工作，掌握时机，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创立新的苏区。”

邓小平认真倾听。他十分清楚肩头上的担子的重量。顷刻，一个温热的波浪打在心头，他看到周恩来那布满血丝的眼眸里涌聚着难以尽述的情感， 遐想之翼立即超越时空，在几年前欧洲多云的天空翱翔。那是一个秋雨暂歇 的黄昏，在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下，在凯旋门的石阶上，他们二人面前摆着两 杯温热的咖啡 但他不能在往昔的温情里沉湎太久，他现在正握着周恩来 递给他的一个热米团子，一边吃着一边俯视着地图。

“实际情况往往要比想像的复杂得多，”周恩来略有所思地感动了一下眉头，“我们要吸取广州暴动的教训。你到广西后，可根据那里的实际情况， 灵活机动。”

“对头，对头，这样我到广西就好办了。”邓小平连连称快，“我到那 里会及时与中央取得联系。”

周恩来会意地笑了笑：“南方局书记贺昌同志和广东省委传来消息说， 他们已派张云逸、陈豪人、龚鹤村、叶季壮、袁任远、宛旦平等同志陆续进 入俞作柏的省政府和李明瑞的军队中去工作。”

邓小平说：“有这么多同志前去，想必局面不难开展。” 周恩来微微地点着头，目光从地图上移开。他那机敏睿智的眼睛无时不在审视着时局的风云变幻：“蒋介石对广西是不会掉以轻心的，其他派系也会有所动作，李、白、黄不甘败北，定会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伺机再起 新苏区若不能在广西立足，你就拉队伍进入湘赣。”

说到这，二人的目光打个对视，默契的凝眸里蕴含了千言万语。 周恩来突然把话锋一转说：“从现在起，你的名字又要变一变了。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你的名字叫邓希贤；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你的俄文名 字叫多佐罗夫；武汉‘八七’会议后，你改名叫邓小平；现在你要去广西，名字又要改一改喽！”

邓小平感慨地说：“名字就是个符号，为了我们事业的成功，哪怕改几 十回、几百回名字又有何妨呢！”

周恩来思忖片刻，欣然地用手指蘸了一下茶杯里的水，在桌子上写出“邓 斌”两个字。

邓小平看了一眼，马上道：“这名字好，好！文武双全！”

周恩来深挚地说：“这叫量体裁衣，适而用之，大家对你寄以厚望啊！”

“胡公 ”邓小平声音有些颤哑，他不禁为之动容。

身处白色恐怖之下的上海从事秘密工作，周围的环境异常险恶。周恩来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领袖，是国民党千方百计追捕的目标。他在大革命时期 又担任公开的国共两党的领导工作，国民党内有许多人熟识他，处境更为危 险。周恩来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中，却以他的冷静和机智从容应付，不停地变 换姓名和住址。居住的地点，有时住一个月，有时只住三五天甚至一个晚上 就得转换，每换一处就改一次姓名。知道他住处的只有两三个人。由于社会 上认识他的人太多，他外出的时间严格限制在清晨五时至七时和晚上七时以 后，其余时间除特殊情况外都不出去。他对上海的街道布局进行过仔细的研 究，尽量少走大马路，多穿小弄堂，也不搭乘电车或到公共场所去。他通常 装扮成商人，后来又留起了大胡子，所以党内许多人叫他“胡公”。敌人尽 管把他作为极力搜索的重点目标，却始终无法发现他的踪迹。

“胡公，根据我的体型，叫小平最适合不过喽！”邓小平说。

“你去广西，就是要文武一齐上！”周恩来说。 毋庸置疑，此次赴广西，是邓小平在他投身中国革命这部极其漫长、曲折而又险象环生的连续剧中，扮演的第一个独立的角色。

对此，他充满信心。他微微上挑的嘴角里透露着一个年轻而坚定的信仰。 两年前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撰写的自传中写道：“我已打定主意，更 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地受 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

今天，当他觉得对组织的信任应道声感谢时，一股热流正注入他的血液， 成为他的生命他的历史他的不朽的信仰！他知道再也用不着感谢了，他的生 命正虔诚地答复着这个感谢，回报着这个感谢。

临别前，一身严装革履的邓小平瞥了一眼换下来的那件青灰色棉绸长 袍，强忍着惜别的情感，微微一笑对周恩来说：“我当不成杂货铺的老板了 ”

周恩来抓住他的手，重重一握：“小平同志，不，邓斌同志，祝你成功！”

为了保持和中央的联络，周恩来还派了特科的龚饮冰与邓小平一道前往广西，并带着电报密码，负责机要工作。

翌日，风度翩翩、绅士派头十足的邓小平即动身赴香港“省亲”了。他告别了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告别了那个秘密的杂货铺，告别了他的已有身孕的妻子张锡瑗，在黄浦江码头登上了一艘去香港的英国客轮……

第一章 斡旋与角逐 俞作柏说，广西是个大擂台，欢迎各路好汉登台示招

一切都在一种奇妙的默契中紧锣密鼓地进行。

任用。

“学生明白，学生一定竭尽全力！” 作为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派遣的钦差大臣，郑介民乘专机飞抵南宁，捷足先登。

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中共中央代表到来后，能够顺利地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

——掌管广东而又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总指挥的陈济棠， 此时忘记了随时会被蒋介石挤掉或吃掉的危险，便在五羊城做起了再次统一 两广、独霸一域的好梦。他认为，桂系目前已经元气大伤，虽有残部藏于隐 处，但一时还兴不起大浪；俞、李财力匮乏，兵力削薄，必仰仗广东为靠山。 陈济棠见时机甚好，速派代表曾如柏抵南宁，在俞作柏身边当起了训政顾问

广西发生的这一切，当然由郑介民这一耳目一五一十地向蒋介石作及时禀报。郑介民在写给蒋介石的报告中称：俞作柏、李明瑞辜负蒋主席之重托， 桂省惶骇，如临大难。卑职此次复膺新命，屡与俞氏晓以利害，申明大理，而俞妄自尊大，我行我素，致使左右两江赤焰滔天，原东兰之共匪，亦就死 灰复燃。敦请主席以钧座神威将其诛之，或以重兵将其歼之，顷得捷报，方克有此。

俞作柏沉吟着点点头，又问：“中共代表是从水路来，还是从陆路来？”

李明瑞亢奋地说：“待时机成熟，我们就打起举义反蒋的旗帜！”

郑介民听来一怔。他觉得去广西如入龙潭虎穴，单枪匹马到那里恐怕是 凶多吉少。但蒋的脾气他是知道的，一言九鼎，说一不二。他马上起身立正： “感谢校长信任，学生万死不辞！”

俞作柏劈手将半截雪茄甩在地上：“那是黄绍竑将待不同意见者都当成共产党罪犯加以逮捕，滥杀无辜！丢他妈，那时我若不出亡香港，也会被黄绍竑抓去送大牢，砍脑袋！”

任命陈豪人为广西省政府秘书长，作为俞作柏的贴身随员，以掌握省政府的一切动态；

——曾被蒋、桂联手击败出逃海外的国民党改组派汪精卫，近日来亦不屑于隔岸观火，在美国、日本、越南等国频频穿梭，大造舆论，揭露蒋介石 铲除桂系的计划及其阴险手段。同时派代表黄健君到了广西，以重金相许，在俞作柏进行组阁时争得一个席位，由黄健君出任省政府秘书长，旨在拉拢俞、李，把广西成为汪精卫的势力范围

“周恩来——”俞作柏欣悦地瞪大眼睛，“久仰大名啊！当年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与蒋介石同桌共餐，‘四一二’大清党，老蒋悬赏25万大洋要取周恩来的人头。真想不到，中共机关曾在上海遭受几乎使之覆灭的血腥镇压之后，今日居然仍扎驻上海。这叫造化啊，人可违，天不可违！”

——统领巴蜀的川军刘湘派人来了

在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在蒋介石的刽子手们砍掉了无数共产党人的头颅，以致到后来他们的胳膊酸疼得都举不动屠刀的白色恐怖之中，惟独广 西的俞作柏、李明瑞竟公然作出如此举动，这不仅使曾经策动俞、李倒桂的 蒋介石闻之惊诧，就连避居香港的李宗仁也惊呼：俞作柏、李明瑞“南归后， 为虎附翼，共祸始炽，桂省已成为共产党之西南根据地！”

省政府主席俞作柏也是混惯了宦海官场的行家里手，深知单凭自己的实力是不能在广西保持长治久安的。他有他的主意：来者不拒，佛眼相看；礼为上宾，逢场作戏；要他们有钱的掏钱，有力的出力，纵是铁打的公鸡也得 给我拔下几根毛来！

蒋介石遂电令俞作柏，要省府立即成立一个特别监察委员会，由编遣区政治部负责(就是由郑介民来负责)对所有政治犯名单重新进行严格审查，凡属共产党嫌疑犯，一律不得释放。

俞作柏倒显出几分超然气度，点燃的一支大雪茄烟在他手指间拨动旋转：“裕生(李明瑞字)弟，不必多虑，眼下有这么多使者前来为我们助兴 捧场，这在广西还是空前首举，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主政时哪有这等气派！呵呵，广西是个大擂台，咱就锣鼓家伙一齐敲，欢迎各路好汉登台示招！ 不过，对于他们我自有招数，不管他老蒋，还是老汪，是陈济棠，还是卢汉和刘湘，广西的事情只有我们说了算！”

蒋介石向他的这位贴身随从副官嘉勉一番，然后面授机宜，令郑介民立刻动身去广西就职。

因此，俞、李急需建立起一支自己能够掌握的部队。于是，广西警备大队正 在加紧酝酿筹建之中。

任命龚鹤村为南宁市公安局局长，迅速铲除反动警察头目，整顿秩序，建立新的治安机构；

蒋介石阴鸷冷峻的目光，一直在瞄视着“桂林山水”。当俞作柏、李明瑞刚刚杀回广西，随之便从南京国民政府飞传来一道新的任命书：

任命袁任远为编遣特派员公署总务处处长，专随李明瑞左右，以了解特派员公署的情况；

郑介民的气焰收敛了。在后来的一些日子里，他似乎表现得相当驯良。

广西局势的发展，早已引起各色人物的注视。八桂之地宛若摆满了一桌丰盛的佳肴，招惹众多“食客”接踵而来，一饱口福。

俞作柏点燃一支大雪茄，像玩魔棒似的在手指间拨动旋转，脸上摆出一派逍遥：“郑主任所言极是。我等皆是在蒋主席手下混饭吃的小卒，若是放走了共产党砸了饭碗不说，还不被放跑的老虎吃掉？正因为事关重大，我和李司令已根据蒋主席的电令，即成立了特别监察委员会，由我亲自担任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李司令和郑主任担任副主任委员，不知郑主任意下如何？”

而此时蒋介石正调兵遣将欲与冯玉祥决战，哪还抽得出重兵驰驱大西南？

任命张云逸等负责军事工作，协助李明瑞整顿旧军队，建立新的军事力量；

俞作柏要李明瑞和俞作豫抓紧整顿军队，且联合工友农军、山寨绿林、江湖侠士、响马镖行，歃血结盟，扩充力量，以应万急与不测。 李明瑞由武汉带回的部队仅有三万余人，而收编的旧桂系残部也有三万之众，这些桂系旧部名义上虽接受编遣，但实际上并不能为俞、李所调用。

郑介民如持“尚方宝剑”，连说话的腔调也变得强硬起来：“俞主席，蒋主席剿匪之训令，你不是不知道，‘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走一个’！你我都是蒋主席的命官，要为党国尽职尽责。释放政治犯事关重大，若是把共党罪犯放走了，岂不是放虎归山！到时候你我谁也吃罪不起！”

郑介民语塞，半天没吱声。

俞作柏又点燃一支大雪茄，依然在手指间玩味、舞蹈：“嘿嘿，若是有人背地告屌娘的御状，朝我弟兄头上倒屎盆子，那休怪我‘俞大胆’不仗义！ 那些天牢、地牢、水牢还在，那些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刑具样样俱全，不知有人是不是对它们感兴趣。”

俞作柏说：“豫弟，一旦中共代表到来，你马上带贵客来见！”

这些天，每到晚上，兄弟三人都要在俞作柏的官邸聚会商议，切磋部署。“看来，还是共产党是真心实意来帮我们做事的，别的他妈的都靠不住！”俞作柏深有感触地说。

被俞作豫给兄长“招贤”进来的中共人员，在各部门各司其职，办事成效极高，这使俞作柏和李明瑞非常满意。二位兄长没有“门户”之见，也早知道其弟是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后，俞作豫脱离国民党，脱离桂系军，毅然加入了共产党，俞作柏和李明瑞并不反对，而且为他保密。在倒戈反桂中，俞作豫在李明瑞部所起的作用非常之大。

蒋介石正颇费心机地对付冯玉祥的挑战，而对于如何才能稳住广西俞作柏、李明瑞，一时力不从心，只好再让他的得力干将郑介民出马，以监视、挟制俞、李。

至于汪精卫、陈济棠和其他山头派来的使者，则一味地探虚实、搞情报，极力拉俞作柏、李明瑞入自己的圈套，而对俞、李怎么做，释放多少政治犯，没有大多的兴趣。

“娘希匹！据报，俞作柏、李明瑞与共产党有勾结！”蒋介石恶狠狠地骂了一声，用拳头擂着军统局送来的密报，猛然从安乐椅上跳起，倒背着手在室内来回踱步。朝门庭前瞥一眼时，才发现郑介民笔挺地站着，似乎已站了许久了，他连忙摆了摆手：“介民，坐，坐。”

蒋介石对当时各派系的情势判断，张学良和阎锡山正成为他的同盟者，冯玉祥和李宗仁则是他的“假想敌”，击败桂系后，最直接的威胁是冯玉祥。 蒋在诸多许诺后请冯王祥出兵讨桂，冯玉祥早屯兵豫南，虎视武汉，却没有想到蒋介石借他臂助之力抢先进占武汉，冯的企望落了空。冯上了蒋的当之 后，决计反蒋，眼下正调集重兵，布阵中原，蒋冯之战一触即发。

俞作柏向弟投以赞佩的目光：“现在，命运之神已经把我们兄弟捆在了一辆战车上啦！摆在前面的不管是坦途，还是泥潭，我们都要冲过去！”

俞作豫说：“有诗云：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俞作柏摇动着一把黑缎折扇，突然问俞作豫：“豫弟，我们请的人为什么还没有来到？”

俞作豫说：“中共首脑机关对广西的局势极为关注，决定派全权代表前来，估计最近几天就到。”

一时间，这些各有主张，各有野心，各有盟友，各有权术的说客、使者云集广西！

郑介民没想到俞作柏行动如此之快，又深感对方如此老辣实难对付。他 略露尴尬之色道：“据察，释放的犯人中就有搞赤化的共党分子 ”

“豫弟这些天昼夜奔忙，人都累瘦啦！”李明瑞更是感怀有加，近两年来，俞作豫一直是他最得力的辅助。

蒋介石欣慰地点点头：“你到广西，主要是提防共产党插手，俞作柏这 个人是最容易被共产党利用的。记住，你要把编入李明瑞部的军官和兵力紧 紧抓住，必要时你可操纵黄季宽(黄绍竑字)旧部与俞、李互为鹬蚌。”

为扩充实力，俞作豫与东兰县的农民运动首领韦拔群取得了联系。早在 大革命时期，俞作豫就与韦拔群熟识，交情甚笃。韦拔群现已拥有一千多人 的农民自卫军，俞作豫给他运去一些武器装备农军，以作为俞、李反蒋的一 支力量。接着，俞作豫又闯入六万大山的密林山寨，说服“绿林军”寨主邱 宏才率几百人枪出山接受改编，“绿林军”个个身怀绝技，打仗十分凶悍， 成为俞、李讨蒋时的一支敢死队，后编入红七军序列。

俞作豫说：“据香港来人说，中共代表从上海搭乘英国一家客轮到香港，然后从陆路进广西。”

第一章 斡旋与角逐 行囊甫卸，邓斌当头被泼了一瓢“冷水”

邕江河畔的部码小镇。 身穿浅白色西装、头戴通帽、俨如一位年轻侨商的邓斌和随员龚饮冰，跟着赶场的人群走下船，刚一上岸，就见一辆大篷马车套着三匹棕色的南方山地马飞奔而来。不由分说，从车上跳下一个壮汉，拉起二人便上车，“叭——”车夫挥鞭催马，驾车向镇子里驶去。

喧嚷的集市声，给这条清一色的木楼小巷平添了几分繁忙的景象。马车在镇东头一幢僻静的木楼前停下来。那壮汉便领着两位远道而来的客人走进楼里。那壮汉就是新任南宁市公安局局长龚鹤村。他与龚饮冰都是广东乐昌人，并且一起参加过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龚鹤村去参加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暴动，龚饮冰跟随周恩来从事特科联络工作。所以这次接中央代表的任务就由龚鹤村亲自出马。

广西特委书记雷经天和俞作豫早已在楼上等候。一见面，邓斌便握住雷经天的手，用地道的四川口音说：“不用人介绍，你的大胡子告诉我，你就是特委书记雷经天。闻其名就觉如雷贯耳！”

雷经天是在去年初由广东省委指派回南宁恢复广西党组织的。国共两党合作时，他随周恩来到黄埔军校政治部任宣传科长，后又调到叶挺领导的团队任党代表，参加过南昌和广州起义。

雷经天乐呵呵地笑着打量邓斌：“没想到中央代表这么年轻啊 ” 邓斌打趣道：“而且还是个小个子。” 接着，雷经天给邓斌和龚饮冰介绍：“这位是俞作柏主席的胞弟俞作豫同志，这位就是新任南宁市公安局长龚鹤村同志。”

俞作豫握住邓斌的手说：“你一路辛苦了，我们欢迎你来广西。”

龚鹤村与邓斌握手时说：“到了南宁，你就住在我那里。”

邓斌风趣地说：“好嘛！有你公安局长保驾，看哪个敢趴在我这小个子头上拔毛！”

大家听后，都开心地笑了。 这就是年轻的小个子操浓重四川乡音的中央代表，给大家留下的最初印象。

简单吃了顿当地的便餐，大篷马车载着一行人向广西的首府南宁驶去。 一个多时辰，马车驶进南宁市内。沿街架满了低矮拥塞的竹木骑楼，卖烧鸭的、卖白斩鸡的、卖腊肠蒸糯米的、卖王老吉凉菜的、卖桂林臭豆腐的 摊棚摆满一街两厢，拖腔扯调的叫卖声不绝于耳。穿各色布衫、脚蹬木履鞋 的城里人和披蓑衣、打着赤脚的乡下人，混杂在一起，熙熙攘攘，万头攒动。 在沿街的墙壁上，依稀看得见用石灰水涂写的或用各色彩纸张贴的标语：

俞、李是蒋介石的走狗！ 打倒新桂系反动政府！

俞、李是改良主义者！ 坚决驱逐广西的汪精卫！

俞、李倒桂不反蒋， 一定没有好下场！

邓斌侧过脸问雷经天：“在南宁大街上粉刷和张贴这些标语，不会是自己人干的吧？”

雷经天说：“嗨，现在南宁府好戏连台，热闹得很哩！蒋派的，汪派的， 还有粤、滇、川各派的，都来广西各施其招，夺肉吃哩！不过，这些标语有他们干的，也有广东省委派来的同志鼓动工友农友和学生干的。”

“噢——”邓斌沉吟片刻，又问俞作豫：“俞主席和李司令官对此是何态度？”

俞作豫说：“鱼目混杂，一时难辨，二位兄长倒也想得开，只好来个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邓斌说：“二位兄长还是很开明的嘛！” 他轻轻地吸了一口气，仿佛嗅到了裹进各式小吃里的另一种复合气息。

他的思绪已飘出满街的骑楼、行人、摊贩和喧嚷的市声之外 那幢房檐上爬满了青藤的老式木楼，坐落在公安局的后院里。两棵古老的大榕树，枝繁叶茂，树冠如巨伞，覆覆盖盖遮掩了大半个庭院。

木楼内早已拾掇停当：一张挂罗帐的棕织垫木床，一张油漆杉木办公桌， 桌前摆着一把红木太师椅和一个书柜，这就是中央代表的办公室兼卧室。

行囊甫定，雷经天、俞作豫、龚鹤村向邓斌简要地汇报和介绍了一些情况，欲起身告辞，让风尘仆仆的中央代表好好休息一下。 邓斌简单地洗了一把脸，说：“你们先不忙走嘛，我就想跟大家多聊聊。” 这时，一位面孔白皙，留着分头，戴一副近视眼镜的斯文青年，步态轻捷地走进来——他就是年仅22岁的新任省府秘书长陈豪人。他把刚接到的一封“广东省委关于广西特委工作报告的复信”(1929年，广西尚未建立省委， 只成立特委，归属广东省委领导)，交给雷经天。经雷经天介绍，当担任中 央秘书长的邓斌与这位年轻的省府秘书长握手时，他发现陈豪人的神色里隐 含着一种抑郁不安的情绪，这种情绪在他把信交给特委书记的那一刻就有所表露。

雷经天迅速把“复信”的内容看了一遍，脸上略露一丝苦涩，搔了几下腮帮子，便把信交给邓斌，说：“邓代表，你看看吧，广东省委对我们的批 评更加严厉了，不，简直是在声讨！在谴责！”

邓斌接过信，仔细地看起来，眉头渐渐紧蹙——即使这一军阀军队中的军官是党派遣同志混入去做的，他们的作用，亦只在破坏 敌人队伍，绝对不是争取群众的公开路线。故在前统治阶级队伍中做事的人，不论其言谈 如何，一二件事情的实施如何，至多只将他看做是改良主义者，当做改组派第三党一样的 反对。在目前统治阶级日益走向崩溃，群众革命斗争日益发展的形势下，革命与反革命的 堡垒只有愈加紧严，才能有益于革命的进行。反革命的统治阶级利用各种各样的欺骗引 诱，以混淆革命的战线，以缓和革命的发展；而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愈加坚定自己的革 命领导，才能愈获得广大的群众，一致的为革命斗争。所以现时我党在两广反军阀战争的 工作，尤其是广西的反俞、李等军阀的工作，不应与上述的路线有丝毫歧异。这不仅在口 头上接受，要在实际行动中真有反抗的斗争表现字字句句反对“俞、李军阀”和指责与俞、李合作的言词，如此尖锐而 激烈！但从《复信》的语气里能看出，这封复信不仅代表广东省委，而是受 命于中央的某一领导人的指示，句句都带有命令式——在广西，群众运动可以公开号召，三四月来，未闻特委有一件领导群众斗争的显著事 实，是群众发动不起来么？不是！在俞作柏初回广西时，有许多群众对他存有幻想，因之 发生有农民代表找他的事实。在这种情形下，广西特委如立即注意于此，则三四月来，我 党必早已将跃跃欲试的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形成党的基本力量，反军阀战争的群众 基础了。因为事实的相反，不容我们不恐惧到广西党部的注意力将必在彼而不在此；不要 说将群众工作放在次等的地位，便是将群众工作与军事企谋等量齐观，或是忽视了群众斗 争的发动与领导，广西党必已踏入机会主义之门，将使广西党全部工作与党的争取群众的 总路线走在分歧的道路上去了。

邓斌知道，从信中措辞的严厉程度看，这不仅是给他的到来先当头泼一 瓢冷水，而且给他来广西工作定好了“调子”！

他点燃一支烟，吸着，微蹙的眉心流露出深刻的负重之感，约瑟夫·维 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的影像从烟雾中走出来：“中国革命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斯大林一边吸着烟斗，一边用舒缓的语调对中共“六大”的代表们说。

那是1928年6月气候宜人的莫斯科。中国共产党“六大”的召开，离大 革命失败刚刚一年，在这短促的日子里，中国革命走过了一段惊涛骇浪的路程。党在城市和农村的阵地遭到严重的打击，全国六万名党员锐减到不足两万人！

面对新的反革命的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带着累累伤痕从血泊中爬起来，投入新的战斗。在这摸索和苦斗中，一种新的危险——“左”倾盲动主义和 教条主义，从有的血泊中抬起了头。

他清楚地记得，“八七”会议后，中共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左”倾盲动主义取得了支配地位。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把中国革命的性 质和速度用一句话来概括，称作：“无间断的革命”。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这种论断的思维状态是盲从与思考。李立三主张先取得一省数省的胜利，身为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表示反对：“国民党有几百万军队，我们刚刚组织起来，没有武装，土枪土炮的怎么打得赢？”党的总书记向忠发指着他的鼻尖说：“你是列席代表，哪有你说话的资格！”

他们把主要希望寄予广州暴动和两湖暴动上。然而，冷酷的现实无情地击碎了他们美好的愿望。广州起义只维持了三天就失败了。人们不禁要问，主观设想和实际结果为什么完全不同？失败的原因究竟在哪里？

党内斗争越来越激烈。 一会儿说低潮，一会儿说高潮。这种对革命形势判定上的重大反复，反映了认识上的不确定性，也反映了形势的变幻无常。这种迷茫游移的状态， 曾使“多畏多虑”的周恩来常常沉入郁闷难抒的痛楚内省。

党，毕竟很年轻！就连那时的党的高级领导人周恩来也刚满29岁。能够 迈开探求的步伐，在黑暗中摸索，坚持下来就是伟大的，即使跌几个跟头又算得了什么呢？他收住飞逸的思绪，特别显得极有耐心地继续往下看信——俞、李统治广西，一切政治的设施，是带有浓厚的改良主义的色彩的——不管在实质上能否实现其改良主义的企图，但政治上欺骗的影响确已渗入到工农劳苦群众中去了。因此，这一改良主义的欺骗影响，不仅可以诱惑群众，增加其对于统治阶级的幻想，延缓其革命斗争的发展，甚至已经反映到我们党内来了！广西群众对改良主义的幻想，同志中竟 发生有猎官做的行为，这都是广西工作中存在的很大危险！目前两广党部的指导机关，除了广东省委大体上了解中央指示的策略并相当懂得如何 应付当前的事变外，我们对于广西特委以及许多地方党部，终觉着他们有可以发生机会主义领导危险。如上边所说的群众斗争之忽视，士兵工作之薄弱，偏于军官运动，对统治阶 级的某些分子存在有幻想，这不能不说是广西党的指导机关中，已伏下了机会主义的危险根苗。

终于看完了。 邓斌把信放到桌上，推到一边，然后抬手揉揉有点酸涩的眼窝。几双眼睛于沉默中投向他。邓斌能读懂大家目光里的语言：既然你是代表党中央接受俞、李的邀请，前来与俞、李合作，领导广西的革命运动，我们倒是很想听听你对此复信及大家最关心也最头痛的问题的意见。

邓斌站起来，又点燃一支烟吸着，缓缓地踱着步子：“要说这信来得好及时嘛！里面准备了好几顶帽子给人戴。据我所知，在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俞作柏、李明瑞把我们当知心朋友，特别请我们来广西帮助他们工作，这在 全国目前是没有先例的。”

烟截火没着，他划着火柴重又点上，吸了两口，接着往下说：“既然党中央委我们以重任，对待俞作柏、李明瑞，我们只能以诚相见，一心一意和他们共事。你们晓得不晓得，苏联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射向冬宫的第一发炮弹是谁打的吗？既不是俄国工人，也不是俄国农民，而是沙皇的海军官兵开的炮！那么，沙皇的海军官兵为什么调转炮口向自己的皇帝老子开炮呢？问 题很简单，那是因为苏联共产党人和沙皇的海军官兵交上了知心朋友！”

听到这里，雷经天等人那或猜疑或惶惑或抑郁而忐忑不安的神情都松弛下来，又舒展开来。雷经天忙起身抓起茶壶给邓斌的茶杯里续上茶水：“邓代表，听你这一席话，我雷胡子心里就踏实多喽！那我们就给广东省委打个收函的回条吧。”

邓斌说：“好！就请陈豪人同志代笔，写上我的名字，就说我邓斌对信中的观点不赞成！”

此时此刻，情绪显得异常振奋的是俞作豫。这些日子，他常常被一种难以言状的痛苦折磨着，也常常承受着这种折磨为他所信仰的主义和执著的追 求而不辞劳苦地工作着。他听到过不少对他二位兄长的种种曲解、非议、责难，以至诬蔑、谩骂和攻击，也听到过不少对他本人的奇谈怪论——但这些 他都不在乎，只希望党组织和党内的同志能理解他。中央代表的一席话使他由开始的试探、冷慢和警惕的心理释然了！眼前的邓代表谈吐爽快，思维敏 捷且又坦诚直率，确令他佩服！

他从水果筐里拣了一只牛角状的大香蕉，剥下皮，送到邓斌手上：“邓代表，请吃香蕉，这是我们广西的特产，又解渴又当饱。”

邓斌接过香蕉，咬了一大口，意味深长地连声赞叹道：“啊，好香！好甜！不来广西怎么能吃得上这么又香又甜的果实呢！”

接着又对俞作豫说：“作豫同志，你协助特委做了大量工作，我相信组织是不会忘记的。你看什么时候让我去拜见一下俞主席和李司令？”

俞作豫马上表示：“好好，我回去就安排。”

第一章 斡旋与角逐 坦诚相见，俞作柏唤他“邓贤弟”

毛毛(现名萧榕，曾用名邓榕)在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这样写道：当时在广西，人们并不知道有邓小平这么一个人。根据中央的指示和多年从事秘密工作的经验，化名“邓斌”的邓小平到了广西后，以广西省政府秘书的身份作为掩护，实际则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负责领导广西党的工作。他并未公开露面，只在极小的范围内活动，只和极少数的人进行接触和联系。除了党内很小的范围以外，他只和俞、李见过几次面，对俞、李加强工作。当时的广西特委和派往广西的一些党的干部，只亲切地称他为“邓代表”或“邓斌同志”。

邓小平也曾回忆说：“我们到南宁后，我同俞作柏见过几次面，根据中央指示的方针进行统战工作，同时注意把中央派到俞处的干部分配到合适的地方。 ”

黑色的“福特”轿车穿过闹市区街道，后又驶入一条幽静的布设了不少明岗暗哨的巷子里。俞作柏的官邸就坐落在巷子的一隅。当邓斌由俞作豫和陈豪人陪同步入后院水树亭台相间成趣的一间会客厅时，仁立在厅前的俞作柏和李明瑞专注地对这位久盼的客人打量了许久。俞、李二人与这位中共代表见面时的第一眼印象，似乎与雷经天、俞作豫等人同邓斌见面时的观感大抵相同。

俞作柏年已不惑，中等身材，因体腹发胖而显得有点“雍容大肚”；李明瑞亦三十有三，立着比表哥高出半头，肩宽体阔，面孔紫赯，身着戎装，颇有将帅风度。相形之下，邀请的这位共产党代表，竟是这般年轻，而且个小。

然而，自古风尘多奇士，岂敢相轻？

“邓先生，一路风尘，不辞辛劳，来到偏远之乡，欢迎！欢迎！” “邓先生，快客厅里坐，请——请——” 一阵礼节性的客套之后，便由浅表性会晤进入实质性交谈。

邓斌开门见山：“刚一来就得知，俞主席府上说客盈门，好不热闹。这从街上张贴的标语，便可窥见一斑啊！ ”

坐在一旁的陈豪人听着心里不禁一惊，用眼睛的余光直勾邓斌：俞作柏正为这些大发肝火，怀疑共产党也在趁火打劫呢！你这样说正戳在俞的痛处， 不是等于火上浇油吗？

但坐在另一边的俞作豫却不这么看，他向陈豪人微微摇了摇头。他认为 邓代表这样说正是一种诚挚而坦率的表现，正视现实要比回避现实明智。

邓斌继续说道：“改良派是汪精卫与蒋介石龃龉相争的一个欺世盗名的 时髦幌子，而俞主席主政广西，是真心实意想为家乡父老兄弟姐妹谋好日子 过，怎么能与汪精卫相提并论呢？哦，我记得唐代柳子厚(柳宗元字)迁任柳州刺史，革除弊政，免除民间各种债务，解放奴婢，兴办教育，破除迷信， 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被百姓赞颂为：洁廉为心，忠信为仗，文章在册，功德在民。”

“是啊，世人从洁廉、忠信、文章、功德四个方面颂扬柳公的品格、才气和政绩，并修柳侯祠以示铭记。”俞作柏的神情由刚才的“阴云密布”正在“多云转晴”，想不到这位年轻的共产党代表竟如此坦诚！他递过去一支雪茄烟给邓斌。“邓先生，我俞作柏何尝不想为家乡父老兄弟姐妹多做些有益的事？可黄绍竑留下的这个烂摊子实难一时拾掇！财政空空，社会混乱，蒋介石非但不拨饷，还派钦差大吏前来干预 ”

邓斌说：“俞主席诚意邀请我们来，我等就要尽到朋友的责任，同心协力，共渡难关。”

俞作柏突然问道：“我佩服邓先生的直率，但不知贵党里谁说了算？”

邓斌说：“既然中央委派我前来与俞主席合作共事，我当竭尽职责。”

俞作柏又问：“邓先生此行，是否有贵党更深远之宏图，一旦赤化了八桂之地，则将俞某驱逐异乡？”

邓斌说：“俞主席多虑了，我等前来只图和俞主席精诚合作，同舟共济，建牢大广西。”

俞作柏击响一掌，速又拱手相叩：“痛快！痛快！俞某在此唤你一声：邓贤弟！”

邓斌也随之拱手相敬：“兄台过誉，过誉，就叫小弟邓斌。”

这时，李明瑞站起截住话题，愉悦地说：“表哥，话留着饭后再叙，我们都饿啦！”

俞作柏马上相邀：“啊，真乃高山流水遇知心哪！邓贤弟，请，咱们边吃边叙。”

具有南国风味的午宴搞得相当丰盛：红焖果子狸——油炸金枪鱼——二龙戏珠——丹凤朝阳——烧烤乳猪——香酥鸭块——龙虎斗——白斩鸡酒杯里已斟满广西的名酒三花酒。

宾主落座，俞作柏举杯相邀：“邓贤弟，欢迎你来广西，我们一起干一杯！”

邓斌举起酒杯：“好，为我们真诚合作，干杯！” 大家一饮而尽。 刚放下酒杯，俞作柏便掂起象牙筷子点着一只镶金鎏彩的瓷盘说：“邓贤弟，听说早年你曾到过法国，那一定吃过不少西洋名菜。这道菜叫红焖果子狸，乃广西乡土菜肴，请品尝品尝味道如何。” “啊，果子狸，这可是上等野味！”邓斌举筷夹了一口，“味道好极好极，堪称广西一绝！不过，我敢说在法国巴黎各大餐馆里根本吃不到它！” 幽默的调侃逗得大家开心欢笑。 酒过三巡，俞作柏似随意地问：“听说贤弟曾在军队做过事？” 邓斌说：“是的。国共两党合作时，我在冯玉样将军手下做过一个小小的文官，后来蒋介石、汪精卫大清党，我就被赶出来了。”

那是1926年底，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邓小平，他当时的名字是邓希贤——俄文名字“多佐罗夫”，同他的两名伙伴(王崇云、朱世恒)作为首批先遣队的成员，由苏联奉调冯玉祥部队(中共先后派到冯部国民党军的人员有二百多人，其中有刘伯坚、陈延年、刘志丹、王一飞等)。他们三人乘坐的是苏联给冯玉祥部队送枪支弹药的三辆卡车从蒙古的库伦(即乌兰巴托)向中国境内的包头进发。

茫茫荒原，人烟绝迹，时值隆冬，冰封雪冻，一路之上，艰苦异常。三 辆卡车颠颠簸簸地在荒凉的草原上行驶。饿了，吃点干粮；冷了，找点牛粪 烧火取暖。好不容易走出了荒原，而荒原之外，却又是浩瀚沙漠。这沙漠比 草原更是荒凉：无草，无水，无树，无人，风刮起来满天黄沙，日晒之下赤 地千里。草原无路，尚可行车，到了沙漠，车也不能行走了。只好改乘骆驼， 整整走了八天八夜，才算走出了看似无边无际的死亡之海。大漠沙如雪， 燕山月似钩。 何当金络脑， 快走踏清秋。

他和伙伴们一遍又一遍地低吟浅唱唐代诗人李贺的这首《马诗》，便一 次又一次地获得极大的感动，一种情愫便从寂寞难耐的洗炼中超脱出来，如 此沉厚而飘逸地在茫茫戈壁扬散开去就这样，历尽千难万险，走了一个多月，终于到达了中国西北宁夏的银川。稍事休息，便又启程，经陕甘大道，于1927年2月抵达西安。当冯玉祥召见他们时，他们一个个都是蓬头垢面，衣不遮体。

邓希贤被分配到刚刚成立的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任政治处长。虽然生活费用是由冯玉祥部队发给，但这种军旅生活并不宽裕，因此他和同伴们就隔三 差五地生着法子敲校长史可轩(共产党员，后牺牲)的竹杠，让史请客去西 安的鼓楼吃羊肉泡馍，“打打牙祭”。那时候能吃到羊肉泡馍就是好东西了！

在冯玉祥的军队里不过三四个月的时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突变。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群众遭到血腥镇压，他们的鲜血染红了江河，染红了山川，染红了中华大地上的漠漠黄土和殷殷绿草，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曾经参加革命，倾向进步的冯玉祥，在这场风云突变之中，倒向了蒋介石。是年6月，冯玉祥参加了汪精卫在郑州召开的反共会议，而后，他以集训为名，下令将派往其部的共产党员全部集中到开封。

邓希贤因提早得到此消息，便悄然离开西安，去了武汉。 冯玉祥虽然附和了蒋介石、汪精卫的反共活动，但他毕竟受过进步思想的影响，曾去过苏联参观访问并同苏共领导人亲密会晤，对苏联革命颇为赞赏。故此他对大多数被集中起来的共产党人手下留情，并未加害，最后将刘 伯坚等二百多名共产党员“礼送出境”

邓斌抽回思绪，淡淡一笑。

俞作豫说：“他们赶，我们请你！” 李明瑞也连声说：“对，对，我们请你！” 俞作柏点点头，略有所思地说：“邓贤弟，请你放心，在广西无论发生什么变化，我俞某决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呵，以贤弟之见，眼下我们该怎么办才是上乘之策呢？”

邓斌放下筷子，沉吟了一下，说：“当务之急，是要扩建军队以充实力量。据我所知，黄绍竑、吕焕炎残部虽接受编遣，但他们靠不住，所以急需建立一支信得过、靠得住的部队。同时，要积极发动群众，建立工农自卫武装，清除旧桂系残余势力。这样，就能形成气候，扎下根基，建立广西自己的牢固地盘。”

俞作柏听着，两眼微眯注视对方，待话音一落，他蓦地放展了眼眸随之朗朗一笑，颇有“英雄所见略同”之概：“贤弟文韬武略，能谋善断，佩服佩服！”

随又对李明瑞说：“裕生，你向邓先生谈谈相关的那桩事吧。”

哪桩事呢？ 李明瑞快言快语：“为速成一支能够掌握的队伍，我和表哥表弟可谓煞费苦心了，商议筹建警备大队，下辖新编第四、第五两个大队；每大队一千人。我想就此事等饭后与邓先生详细叙谈，现在还是让嘴多喝些酒多吃些菜， 酒逢知己千杯少嘛！来，邓先生，再干一杯！”

邓斌举杯相碰：“李司令，饭后咱们好好聊聊，干！” 酒觞交融，珍肴回转。

第一章 斡旋与角逐 运筹于笑谈之中

李明瑞私邸。这是一所古宅，坐落在邕江东岸，与省府所在地相距不远。看上去门庭并不显眼，但庭院里秀竹苍绿吐翠，盛开的夜来香芬芳飘逸，给人一种超尘出世的幽静感。客厅左侧的过廊里排列着剑、矛、刀、棍、棒等传统兵械，一看便知其主乃练功习武之人。

邓斌浏览着诸样兵械，饶有兴致地说：“百闻不如一见，赫赫威名果不虚传。明瑞兄在北伐时即是一员虎将，耳闻你在江苏龙潭战役中率劲旅与孙传芳两万多敌兵血战，而孙传芳依仗英帝国军舰，说要在两日之内攻陷南京。面对强敌，你亲率敢死队突袭孙传芳的指挥部，一举攻克，进而取得了龙潭战役的决定性胜利，宣告了北洋军阀的彻底失败。”

李明瑞从台架上取下一把青月大刀，脸上便有一股关云长的神气浮现出来。他追忆着说：“一百名弟兄各持一支短枪和一把大刀，从敌背后抄袭过去，子弹打光了，就抡起大刀劈出血路，拿下了敌指挥部，一百名弟兄只剩下十几个人了 ”

说着，只见他猛地一个飞腿转身，跳出丈远，抡刀耍了几路招式，然后轻捷地立脚一收，将大刀放于原处，怆然地叹道：“但凭匹夫之勇，难成大事。绌绌拳脚，只为排遣消闷，邓代表见笑了。快屋里用茶，请——”

这是一间宽敞的客厅：杏黄色的杉木油漆地板，雕花镂叶的落地宽窗，古色古香的檀木家具，两厢立柜里陈设的各式古玩、竹篆兵法和古老的线装书。整个看上去显出几分典雅与庄重。

邓斌环视一番，目光便投向悬挂在厅堂两侧那行笔苍劲豪放，气韵幽婉悲切的条幅上。

右侧条幅上写道：金田崛起奋同仇，叹息英雄志未酬；又见腥膻渺无际：秦淮呜咽水空流。

左侧条幅上写道：哀哀同种血痕鲜，人自功成国可怜；莫向金陵闲眺望，旧时明月冷如烟。

邓斌观赏罢条幅上的诗句，笑着对李明瑞说：“猜得出，这遒劲有力的墨迹，定是出自兄台之手了。”

“现丑现丑，邓代表真是好眼力！”李明瑞斟好茶端至邓斌落座的桌边。“这两首诗，是近时一位名叫志尚的举人所作。为感慨太平天国十四载基业， 成而复败，得而复丧，凭今吊古，不胜万般悲叹 ”

邓斌品茶品诗，略有所悟，便说：“从诗中看，大有归罪曾国藩其人的意思。其实，太平天国的兴亡成败全在于他们自己。洪秀全定都南京后，如若君臣一德，上下一心；杨秀清、韦昌辉不背地作乱，石达开不领兵出走； 对外联盟，内纳幽燕，就是有一千个曾国藩又有何惧？”

他喝了一口茶，接着又侃侃而谈：“当初，洪秀全在金田村起事，信用未孚，兵力不足，且无锐器，四五千保良军怎么就能把大清国人马打得落花 流水呢？到后来洪秀全当了天王，有了半壁江山，兵多粮足，却反而覆亡了呢？寻寻恩思，我认为，太平天国十四载基业得而复亡，不能全归罪于曾国藩的讨伐与屠杀，只能怪太平天国自己把自己亡掉了！”

李明瑞扫了一眼自己挥毫泼墨、一呵写就的条幅，听请来的“客人”一番独到而精辟的见解，不由肃然起敬：“邓代表谈起太平天国成败因果，确是识高一筹，一针见血！”

邓斌说：“天下多少兴亡事，成败因人。就说自大明崇祯十七年被满清灭掉后，泱泱之国不知有多少杰士枭雄图谋恢复大明江山。像河南的李文成， 云南的吴三桂，我们四川的王三槐，甘肃的张阿诨，充州的王伦，台湾的朱 一贵等，众多豪杰，连年兴兵逐鹿，但都是西起东灭，还是满清稳坐江山。 直到清宣宗道光末年，佞幸专权，国穷民怨，才崛起洪秀全这位‘替天行道’ 的大英雄。”

殊不知，李明瑞从小就崇慕太平天国的这位“大英雄”。他像一切有所 为而又敢为的大人物一样，笃信时势造英雄，有着“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 的勃勃雄心。他做的“天国梦”比洪秀全还要光耀夺目，恢宏高远。

李明瑞谈起洪秀全的奇闻轶事，更是绘声绘色，情切传神：“听老人们说，洪秀全自幼抱负非凡，常与同乡好友骆秉章谈古道今，讽讥混廷暴政。一次，二人月下在池塘洗澡吟诗，洪秀全边洗澡，边观天上明月，随口念出：‘夜浴鱼池，摇动满天星斗。’骆秉章也应声对诗曰：‘早登麟阁，换回三 代乾坤。’洪秀全听罢，放声大笑不止。笑毕，又低吟浅唱：‘乾坤已非三 代，麟阁早属他人，登也不必，换也多事。’骆秉章笑他心非所云，笑他为 旷世狂人。 洪秀全专结交天下豪杰，最后成了天国之君。”

邓斌说：“洪秀全只不过是一位从广东流落到广西的穷教书匠，他能当上天王靠的是什么？不就是全靠有一支使清军闻之丧胆，又深受广大人民欢 迎和支持的强大的太平军么！”

“是啊是啊！”李明瑞深有同感地说，“孙武在他的兵法《计篇》中写道：‘兵者，国之大事也。’《虚实篇》又云：‘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 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我向表哥提出建立警备大队的意义就在于此。 但目前人事复杂，对一些旧部军官作进一步考察后方能任用，而兵力也实难补充 ”

邓斌思忖片刻，建议说：“鉴于这种情况，可以成立一个军官教导总队，培训初级军官，以提高他们的军政军事素质和组织指挥能力。至于教官，可由我党派来的一些干部来担任，他们有的是黄埔生，有的毕业于陆军学校，大都在北伐中带过兵打过仗。”

李明瑞仿佛觉得多日飘漫在眼前的一层雾霭被一阵清凉的山风吹散，连声说道：“好好，邓代表运筹高妙，就这么办！”

是夜，万籁俱寂。俩人交谈得根深很深 良好的契机，总是令人欢欣鼓舞。

经俞作柏、李明瑞颁令，广西警备大队和教导总队应运成立。一百多名中共干部学员安排进教导总队，培训首批近千人的李明瑞旧部的官兵，并在他们中间发展骨干力量和新党员。速成速决！

紧接着，一批中共干部被安排到警备大队和教导总队——第四大队，共产党员张云逸担任大队长，共产党员李谦担任副大队长；第五大队，共产党员俞作豫担任大队长，共产党员史遽然担任副大队长；教导总队，共产党员徐光英担任总负责人，张云逸兼任副总队长，冯达飞、罗少彦等共产党员担任军事、政治教官。

按照中央代表邓斌的指示：张云逸等在四大队中安排了上百名共产党员担任营、连、排干部，惩办了民愤极大的旧军官，吸收了大量工人、农民和进步学生参加部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第四大队由原来的一千人扩大到两千五百多人。与此同时，俞作豫等在五大队调来了一批农民青年入伍，并收编了山寨绿林、江湖侠士充实军队。第五大队的人数也迅速扩大到两千多人。

这次扩充的新军，便成为以后建立红七军、红八军的基本武装基础。

第二章 “结盟”行动 在暗杀、恐吓与骚乱的背后

一阵急密的枪声敲碎了黎明前的沉寂。邓斌与雷经天的谈话中断。一梭子弹带着暴躁的音流，尖啸着从公安局后院的上空掠过。有一颗子弹竟然穿过榕树的枝蔓，射进中央代表住室的门框里，劈裂的框木散发出一股焦煳的碳硝气味。

雷经天惊怒地站起来，骂道：“妈的，又是黄绍竑的‘地下军’进行骚扰！”

邓斌点燃一支烟，吸着说：“老雷，咱们继续谈，龚局长会有办法对付他们的。”

“南宁是李、白、黄多年经营的老巢，他们的爪牙都埋藏得很深。”雷经天又坐了下来，但仍担心中央代表的安全。“邓代表，咱们是不是另找个地方 ”

“我想他们是不会跑到这里来的。”邓斌显得平静如常。这种遇变不惊的气度显然是装不出来的。

“地下军”是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统治时期成立的一个特务组织。

黄绍竑逃亡时把“地下军”交给亲信黄金廷指挥，其主要任务：一是暗杀俞作柏、李明瑞等省府军、政要员，再就是共产党，从领导人到一般党员，都是暗杀对象；二是破坏政府机关、工会、农会、青年学社及进步团体。总之，要让俞、李在广西，官无安身之地，民无宁静之日。

就在前天傍晚，李明瑞陪俞作柏到警备大队视察回府的路上，突然遭到几个蒙面枪手的袭击。好在李明瑞早有防范，临上车时，让表哥坐到自己的车里，另派两名保镖坐到表哥的车内，适才使俞作柏有惊无伤，幸免遇害。当晚，俞作柏官邸的墙上有人贴出“告示”宣称：凡取下俞作柏、李明瑞首级者，赏现大洋两万元。落款是：东兰农民自卫军。

当晚，俞作柏又收到一封恐吓信：警备大队是俞、李用来镇压广西民众的暴政工具，须立即解散！如若不然，则取俞、李之人头，以谢父老乡亲。落款仍是：东兰农民自卫军。

很显然，这是一起有预谋有计划有目的的暗杀恐怖活动。俞作柏和李明瑞固然对此嗤之以鼻，断定是黄绍竑的余党干的，或是蒋、汪的耳目施展的雕虫小技。但为什么偏要打出“东兰农民自卫军”的旗号呢？

这不能不令人想到一个人——韦拔群。韦拔群，曾用名韦秉吉、韦秉乾、韦萃、农友三，壮族，东兰县人。他出身富裕之家，早年曾参加讨袁护国军，1925年进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926年当大革命在全国迅速发展之时，他出任广西农民运动特派员、东兰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田南道农民运动办事处主任，他领导的东兰、凤山等地农民运动发展得如火如茶，成为当时全国最发达的农民运动地区之一。 韦拔群不但建立了农民协会，而且建立和发展了右江地区农民自卫武装，他任农军总指挥。他们反贪官，抗捐税，打土豪，毁契约，把农民运动搞得一派热火朝天。桂系军阀慌忙派兵去镇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东兰惨案”。韦拔群在强敌面前并不屈服，率领农军坚决打击敌人，并一举占领了东兰县城，迫使当时的桂系省政府主席黄绍竑承认了东兰农民自卫军的合法地位。“四一二”事变以后，广西革命斗争转入地下，而在这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独有韦拔群率领的这支农民队伍，始终坚持公开的武装斗争。这年7月，也就在中央代表邓斌到广西的前夕，广西特委正式批准韦拔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拔哥”——乃是广西民众对韦拔群这位农民领袖的美称。然而就在这时，就在中央代表和广西特委与俞作柏、李明瑞达成了良好的默契，使合作共事顺利开展起来的当口，突然冒出“东兰农民自卫军”制造舆论、暗杀省府首脑、要解散警备大队等一系列骚扰恐怖活动，这不能不令人在震惊之余感到几分蹊跷。

邓斌和雷经天指令龚鹤村迅速侦察线索，即快破获此案。

邓斌和雷经天深夜交谈，针对广西地方党组织零乱、涣散、与省特委失去联系的状况，研究如何抓紧恢复和发展各地方组织，逐级建立联系，配合当前中心工作的具体实施方案。

首先谈及的就是与此案有关的东兰具党组织和东兰农民自卫军。经分析，此案决非东兰农民自卫军所为。而敌人施用这种“离间”伎俩，是想造谣惑众，破坏共产党与俞、李的合作关系；同时分化广西党组织内部 和东兰农民武装力量；真可谓一箭双雕，用心何其毒也！

邓斌来到广西，未曾与韦拔群谋面。俞、李主政广西后，曾向韦拔群发去过邀请，俞作豫也曾给韦拔群的农军送去一些枪支弹药，但却迟迟未见韦拔群派人来南宁与俞、李照面或与特委接头。

此刻，邓斌恨不得马上见到韦拔群这位壮族英雄，共商广西革命大计。

在来广西之前，他与周恩来谈过自己的想法和打算：即一手抓俞、李合作，一手抓韦拔群经营多年的右江根据地。现在看来，他的“两手打算”的设想是正确的。眼下，同俞、李合作已达成共识，最当紧的是要尽快与韦拔群取得联系。可是，南宁到右江东兰相距千里之遥，且山路崎岖，溪流阻隔，交通十分不便。

“我真想现在就动身去一趟东兰 ”邓斌思忖着说。

“这里更需要你，你怎么能走开呢？再说这一路上 不行，你不能去！”雷经天焦虑地说。

“老雷，能早一天与拔哥相见，我们心里就早踏实一天。”

“是啊是啊 ”雷经天端着水烟竹筒，咕咕嘟嘟地抽着，思虑着。突然，他放 下水烟枪，说：“这样吧，你给拔哥写封信，我速派‘混江手’阿龙从水路去东兰，将信交给拔哥，你看如何？”

“好！我这就写。”邓斌当即挥毫， 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给韦拔群写了一封信，敦请拔哥速来南宁，共商大计。

此时的南宁市公安局，已成为中共中央代表和广西特委秘密召集会议的“据点”。院内一座老式的木楼里，三张红木八仙桌连成一个长方形的台案，周围摆放着几把竹椅、木凳，这既是公安局长的办公室，也是中共代表和广西特委开会的场所。龚鹤村自担任公安局长后，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整顿警察队伍，治理社会秩序，清除旧桂系潜藏下来的余党，负责省府的安全保卫。他向李明瑞立下过军令状，如若在他职权范围内出了重大问题，就提龚某的人头是问！为破获“暗杀俞、李未遂”的重大案子，龚鹤村亲率侦缉队，昼夜化装侦察，接连捣毁了旧桂系在南宁分布的几个窝点，抓获四十多名李、白、黄的余党。但经审讯，这些人仅是黄绍竑的“地下军”，枪击俞、 李车队的事件，都不是他们干的。

邓斌对龚鹤村说，此案关系到我们同俞、李的合作，关系到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民自卫军的声誉以及他们与党的关系，必须迅速破案，以正视听！

龚鹤村在万分焦急、奔忙之中，突然接到陈豪人的情报：被收编的桂系旧部吕焕炎、杨腾辉等宿将盘踞梧州要津，与蒋介石派来的耳目郑介民过从甚密。他们与“地下军”勾结，其阴谋不仅是暗杀省府要员，而且要对中共派遣人员实行暴力手段。公安局已被他们作为恐怖行动的一个重点袭击目标。

龚鹤村将情报向邓斌和雷经天报告后，当晚即派几名特工到警备第一、 第二大队(多是桂系旧部)放风，说是中共要在公安局开重要会议，可趁机 一网打尽。

吕焕炎、杨腾辉遥控指挥，派了三四十名便衣特务潜伏在公安局的周围。凌晨两点，双方交上了火。 龚鹤村布下的“内外夹击”阵势，很快将敌举歼。紧接着对擒获的十几名特务进行突击审讯。特务一一招供：他们不是吕焕炎的嫡系，而是用重金收买过来的东兰县土匪和反水的农军队员，枪击俞、李未遂以及张贴“告示”、 送恐吓信，都是他们干的。他们供认不讳。

“揭案了！揭案了！丢他妈终于弄个水落石出！”龚鹤村熬得通红的眼 眸里闪射着火热的光亮，如释重负地跑来向邓斌和雷经天报告了案情。

“吕焕炎这只老狐狸很狡猾，再加上郑介民给他当幕后高参，所以他把尾巴藏得很严。”

邓斌分析说，“可是，那些自称是东兰农民自卫军的人为什么要反水呢？”

雷经天说：“我们不妨再去审一审。”

两名警察押着一个中年汉子走进审讯室。这汉子的衣服已被扯得稀烂，脸上、臂膀上和胸前背后都挂着条状的块状的血垢伤痕，被麻绳五花大绑地推了进来。他的嘴角滴着血，沾着泥。一切都展示着经过激烈搏斗才把他降服。

这汉子粗壮威猛，二目充满复仇的凶光，看样子他非以死相拼，不想活了。

邓斌上下打量他一番，问：“你是什么地方的？”

“凤梧镇！”

“叫什么名字？”

“田忠良！” “这名字挺好嘛。” 邓斌示意龚鹤村给他松绑，可是龚鹤村怕他行凶，没有执行。

“你是东兰农民自卫军的吗？”

“不但是！而且还是小队长！”

“你认识拔哥？”

“认得！他对我们很好！”

“那你为什么背叛拔哥，帮土匪做事？”

“太冤枉啊！我是被他们逼的 ”田忠良忽然两眼流泪，“扑通——” 一声跪在地下。

“给他松绑！”邓斌瞥了一眼龚鹤村。这次是命令了。

“松绑！”龚鹤村对站在田忠良两边的警察说。

“把他扶到椅子上，”邓斌继续吩咐道，“给他倒杯水喝！”

“喝茶吧。”龚鹤村亲自端来一杯水递给田忠良。

两位警察紧张地注视着，以防这壮汉突然袭击。在俘获他时，他像一头 凶猛的老虎一样吼啸着反抗，三四个人才把他降服。

“你有啥子冤，他们是怎么逼你的，你慢慢说来。”

田忠良是凤梧镇的武术教官，武艺高强，秉性刚烈，行侠仗义。韦拔群组建农民自卫军时，他带领弟兄入了农军，并担任小队长。凤梧镇的土匪被 “地下军”头子黄金廷收买，便打起了田忠良的主意。一月前，土匪把田忠 良年轻貌美且温存贤慧的妻子和刚满一岁的孩子劫押至南宁，威逼田忠良反水为他们做事，才可把妻子孩子归还于他。田忠良被逼无奈，偷偷领着十几名弟兄来南宁投靠了“地下军”。拦路枪击俞、李未遂，张贴告示、下恐吓信以及偷袭公安局，田忠良都参与了。但他一直未能见到妻子和孩子。

邓斌和雷经天深深洞察到了田忠良那暴瞪的眼睛里涌沸的怨毒恨火和那一直无法报仇雪恨的冤情！

邓斌对龚鹤村说：“龚局长，你把田忠良的妻子和孩子找回来，才可以为此案画个句号啊！”

雷经天说：“根据他们的口供，寻找线索，顺藤摸瓜，一定能找到。”

龚鹤村神情庄严，声音沉重地对田忠良说：“老弟，你算是遇到‘包青天’了，我就是他的带刀护卫。只要你说的句句实情，我保你三日内见到你媳妇和孩子！”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个铮铮有声的许诺却无法兑现：三日后，惨无人道的“地下军”将田忠良的妻子和孩子杀害，暴尸于南宁邕江桥头。

田忠良闻之，万念俱灰，既恨自己为虎作伥，造孽深重，又无脸见东兰父老乡亲，一气长绝，吐血身亡一切真相大白！

李明瑞向俞作柏力主：先把吕焕炎、杨腾辉等人抓起来，若不顺服，就杀了尔等的狗头，以除后患！

俞作柏念及吕焕炎、杨腾辉在帮他收复广西时立过战功，且向他写过效忠信；又认为恐怖、暗杀事件多是“地下军”所为，未查出吕、杨等人有任何蛛丝马迹，无端将其拿下，恐难服众。不妨再候些时日，察其踪，观其行， 若有异变，即刻严惩不迟！

仅一念之差，俞作柏便留下了千古遗恨。这是后话。

第二章 “结盟”行动 邓斌和韦拔群一次极富历史性的会晤

1929年8月中旬，南宁街头搭起了一座座用松枝翠竹和鲜花点缀的彩门，一街两厢挂满了五颜六色的旗帜。社会各界群众纷纷走向街头，敲锣打鼓，燃放爆竹，欢庆广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日前，广西省主席俞作柏发布通告：凡拥护和支持本政府，致力于广西的安定、繁荣与进步的工会、农会、学生会、妇女协会等群众社团组织，一律给予承认和保护。

这的确是一个开明的举措。 此时的俞作柏何尝不懂得“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呢？但仅靠所掌握的几万部队和收编的一些散兵游勇、民团及土匪，是无法使广西长治久安的， 自己也不可能在这块地盘上久立，更何况各派系军阀视广西为一块“肥肉”，都馋涎欲滴地打着“一饱口福”的主意。 怎么办？ 出了名的“俞大胆”心一横便就接受了“小个子”的中共代表的建议：

在广西开放进步的群众运动，建立各级群众社团组织，形成工、农、商、学、兵联盟的防卫体系，以抵御强敌入桂，以对付旧桂系余党势力的叛乱。

要做广西的开明之主，成就一番大业，俞作柏更深谙孟老夫子之言：“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所以他非常同意中共代表的建议，视为 “安邦抚民之良策妙略”大加赞赏。于是决定召开全省农民代表大会，成立广西省农民协会。

代表大会的会场设在一座老式的粤剧院内。会场是经过精心布置的。原来又黑又脏的四壁都用石灰水粉刷一新，主席台上吊起了崭新的幕布，中央 悬挂着一面犁头旗，周围摆满了鲜花翠草，台两侧站立着执枪的卫兵，看上去庄严肃穆而又隆重热烈。

来自南宁市郊和左右江地区的农民代表已于会前相继赶到。最引人注目的，是韦拔群带领的三百多名东兰县农军和农协代表。他们一律身穿白褂黑 裤、腰扎皮带，或背挎短刀，或肩扛长矛，在群众的夹道欢迎中，威武雄壮地步入会场。

此刻，雷经天、韦拔群、陈洪涛、张震球、李干等广西各路农民领袖们已在主席台上就坐。当雷经天宣布大会开幕时，会场欢声雷动，鼓乐轰鸣！

首先，由俞作豫代表俞作柏向大会宣读省政府写给大会的贺词。

接着，雷经天请韦拔群讲话。

年方35岁的韦拔群身着黛青色的农民唐装，高挑的个头，四方脸庞，看上去俨然一位憨实健壮的壮族农民，神情里却不乏精明睿智的才气。他站起环视一下会场，向大家抱拳致意：

“各位乡亲，各位农友，今天是我们农民的节日！我们能在这里欢聚一堂，庆祝自己的节日，这在广西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台下响起一阵掌声。

“当年，洪秀全在桂平金田起事，直到创建了太平天国，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千百万农民兄弟！今日在我们广西，乃至全中国，谁赢得了农民兄弟，谁就赢得了天下！” 热烈鼓掌。

“只要千百万农民兄弟站起来了，我们广西就不得了呀！我们中国就不得了呀！ ”

长时间的掌声和欢呼声。

大会一致通过了成立广西省农民协会的决议，选举雷经天为会长，韦拔群为副会长，陈洪涛、张震球、李干等为委员。大会还决定出版《广西农民》三日刊——它实际上就是中共广西党组织的机关刊物，对指导广西革命运动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南宁的市民说，当官的一发慈悲，这天就变蓝了，地就变绿了，老百姓的日子也就好过了。

韦拔群是在农民代表大会开幕的前一天到达南宁的。当他接到中央代表写给他的亲笔信，心中翻涌着怎样的澎湃之海？很快，他又接到广西特委关于召开农民代表大会的紧急通知，要他率领右江地区的农协代表和一支精干的农军小分队即赴南宁。

到了南宁的当晚，邓斌与韦拔群首次会晤，俩人亲切交谈了一个通宵。

邓斌开口唤他一声“拔哥”，喊得韦拔群两眼湿润。出身乡绅家庭的韦拔群，从小就受到太平天国英雄故事的熏陶，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启蒙和濡染。为寻求救国救民之路，他在桂林读完法政学堂之 后，就前往广州、上海和长江流域一带游历、考察，从而更加崇尚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当听到窃国大盗袁世凯改元称帝的消息，他愤慨已极，立即回老 家变卖家产，购买枪支，招募一百余名血性男儿，前往贵州参加讨袁战争。 讨伐失败，他又转到四川张毅军部当参谋。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 发时，他亲眼目睹了旧军阀对青年学生和示威群众的残酷镇压，于是他化名 “愤不平”，秘密串联其他进步军官，散发“大倡国民革命”、“坚决改革 旧军制”的传单，以展“铲除人间不平事”之志向。四川军阀下令缉捕他， 他愤然逃离四川，回家乡东兰搞农民运动，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帜，“吃 大户”、“均贫富”，以实现太平天国洪秀全梦寐以求的“有田同耕，有饭 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平，无人不饱暖”的天国理想。他极 力说服长辈要做开明乡主，开仓分粮，减租减息，普济苍生，造福一方。他 把自家的好田分给最穷的佃户去种，把积存的余谷救济那些揭不开锅的众乡 亲，深受穷苦百姓的拥戴，老少爷儿们都唤他“拔哥”。1923年夏天，韦拔 群组织农民自卫军攻打东兰县城(在此之前曾两次攻打县城，因敌众我寡而 失败)，一千多名手持大刀、长矛的农军在夜色的掩护下，袭占了守城的团 防总队。翌日拂晓，各乡农民声势浩大地拥进县城，县知事蒙元良惊慌失措， 在几个县警保镖的护驾下仓皇逃离县衙，躲到凤山县避难。东兰县城第一次 获得解放，被关押在牢狱的群众全部释放，一向欺压穷人的土豪劣绅一时间 销声匿迹。当日，召开盛大的群众集会，欢庆胜利，韦拔群当众宣布取消各 种苛捐杂税，废除所有契约，提倡各民族平等和男女平权。农民自卫军纪律 严明，市面秩序井然，人民欢天喜地，人心大快。迫使黄绍竑执掌的省政府 不得不承认东兰农民运动的合法地位。1925年初，韦拔群怀着寻求革命真理 的强烈愿望，进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从而结识了彭湃、陈延年等几 位年轻的共产党员。毕业后他重返广西，广泛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几年来，不管桂系政府怎样更替，皆对韦拔群领导的右江地区的壮、瑶、苗、汉各族农民武装奈何不得。他们称韦拔群为右江“无冕之王”。

“拔哥，你在东兰大刀阔斧地搞农运时，我和一批同仁正在法国勤工俭学。”邓斌深挚地说，“虽然在异国他乡，但对你的名字，我们在获悉和关注的有关国内信息里早已熟知了。”

“惭愧，惭愧，”韦拔群神情肃然，声音也显得低沉，“穷奔苦寻好几秋，也未了然出路在哪里，每想到我华夏被欺凌被压迫被掠夺的屈辱史，便 有彻骨之痛！就想拼洒一腔子血唤醒民众！若不是所处之地闭塞偏远，愚兄纵然倾尽家产，也会与同仁一道飘洋过海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谛 ”

“同在一个地球上，那里也有剥削，有压迫；同样也有斗争，有反对。我在法兰西的土地上生活了三年零两个月又十九天，接到了法国警方的驱逐 令(当时傲慢而冷酷的法国警察当局，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们于20年代驱逐的这位东方的小个子，五十年后竟然以国家副总理的身份访问了法国， 而且受到了法国政府和法国人民极其热情而隆重的欢迎和接待)，我和被驱 逐的二十多位学友们告别法兰西，奔赴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

“唔，我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见到了陈延年，才晓得他与诸位同仁旅欧之行，获益匪浅。”

“那是陈延年刚回国不久。他确实很能干，他是旅欧支部的领导者之一，他反对他老子(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见解也比别人高。他的牺牲很可惜 ”

“陈氏兄弟被害之事，我是在雷经天来广西时听他说的。那是‘四一二’ 事变之后，陈延年在上海龙华殉难，一年后他的弟弟陈乔年也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话题扯到这一“悲壮点”时，二人的神情都显得沉郁，许久都不再说什么，仿佛以难言尽详的沉默为死难者志哀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乱世之秋。她一诞生，周围便聚集了一群灿若星辰般的英杰才子，他们都是一些最热情、纯洁、勇敢、真诚、优秀的热血儿女。而此时的中国正是黑夜茫茫，风雨如磐，四万万人在水深火热之中熬煎，“政治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毛泽东致向警予的信中之言)。”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为寻求救 国救民的出路，提出要改造中国，必先认识世界。——在遥远的欧洲，那个 徘徊着的共产主义的幽灵对于中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为追求理想和出路的 中国青年们呈现着一种无与伦比的灿烂的光明，他们飘洋过海而去。

按说，他们本可以在西方继续求学，或去做工，或去经商，或成家立业安度一生。但他们却又毅然决然地回来了，回到了他们那贫穷落后、满目疮 痍的祖国，回到了生养他们的血泪斑斑的土地上，回到了他们的兄弟姐妹和 他们苦难深重的人民中间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他们还有几人尚存？许 许多多的志士仁杰饮恨于九泉，与江河山川化为了一体。

是啊，回顾半个多世纪腥风血雨、波诡云谲、大起大落、大悲大壮的中国近代史，面对先烈们的英灵和他们创下的丰功伟业，常常会使后来者从心 底泛起一种崇高的敬意，同时伴随着一种自我惭愧感和一点淡淡的忧思：相 比起他们那一代人，现今的一些青年人，好像缺了点什么，似乎热情没有那 么浓厚与强烈，信仰没有那么明确与坚定，品德没有那么高尚与纯正，就连 血管里奔流着的血液似乎也没有那么鲜红与火热此刻，中央代表住室里的灯光沐浴着两张一见如故的挚友的脸庞。

他们谈得是那样的投入，那样的深远，又是那样的情真意浓。虽是一夜 未眠，却都毫无倦意。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在反动派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惟独广西，出现了如此高涨的革命新形势。最难得的是有韦拔群苦心经营几载的这么一块崭新的天地。

也许，有人并不晓得，韦拔群开创的这块崭新的天地，以及这位农民领袖以他高昂的头颅和传统的忠诚来拯济辽阔苍茫大地上千千万万痛苦呼号的 民众于水火的执著追求，其实是一个很古老很古老的梦，人类已经做了几千年。

公元1535年7月6日，前英国财政副大臣、下议院议长、大法官托马斯·莫 尔在伦敦塔被刽子手推上了断头台。当他自己从容地用头巾蒙住眼睛的那一 瞬间，不是死神出现了，而是他二十年前就梦想到的那个新月形的岛国浮现 了。那里没有压迫，没有争斗，没有私有财产，人们像一个大家庭那样和和 美美快快乐乐地幸福生活着。他管那岛国叫“乌托邦”——人类美丽的天堂。

莫尔被砍下的头颅，悬挂在伦敦桥上，像一个被斩断的梦在微笑莫尔以后的四百年来，欧洲多少先哲智士不断地为实现这个梦而构想更 完美的蓝图，设计更现实的道路，尝试更具体的模式又是一个英国人，曼彻斯特阔绰的工厂主罗伯特·欧文，在莫尔死后近 三百年，以十五万美元在美国印第安纳州购买下三万英亩土地，建立了人类 历史上第一个“共产主义”移民实验区——纽哈蒙尼公社。但他的一切试验和计划很快成了泡影，他由原先的百万富翁变成了倾家荡产的流浪汉。只有当一个德国犹太人坐在大英博物馆里，把资本主义像一具尸体标本那样放在桌子上解剖时，莫尔的理想和人类之梦，才渐渐变得清晰起来。实现这个梦想的道路，也由此被科学地阐明了。

于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权——巴黎公社诞生了。虽然它 只存在了72天，但它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终于使人们看到人类从阶级社 会中能够解放出来的灿烂的革命曙光。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赞扬巴黎公社的 英勇壮举，指出：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

可是，卡尔·马克思的主义日后又总是被热衷于这个“主义”和“信仰” 的人们所曲解，常常陷入云遮雾罩的误区。

东方人常常分不清莫尔和马克思。

中国人又还有自己古老的东方文明的渊源：从孔丘、墨翟到陈胜、张鲁、陶渊明、李自成、洪秀全、康有为特别是一千五百年前的陶渊明，曾弃官后在湘赣边的斜川、玉京一带躬耕田园，虽然也偶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浪漫诗情，但毕竟是粗茶淡 饭，柴门陋室，以致晚年落到乞讨境地。或许为了这一生的清贫艰辛，他才作出一篇，把一个“春蚕收长衫，秋熟靡王税”、“黄发垂髫， 并怡然自得”的无压迫、无剥削、男耕女织的“世外桃源”托给万世。虽然， 这个素有大济苍生之志的陶放翁，没有办法让他的“桃花源”付诸实现，但 足可使一千年后的圣西门、欧文、傅立叶掩面羞愧。

本世纪初，一个身材瘦长的湖南湘潭农民的儿子，和他的几位同窗，踏遍长沙岳麓山的各个乡村，想寻找一块欧文式的“纽哈蒙尼”来建立一个“新村”。他为这个新村设计了美妙的蓝图：有公共育儿院，公共敬老院，公共消费社，公共学校，公共农场，等等，等等，十分周全，足以使四百年前伦 敦桥上莫尔的那颗血淋淋的头颅安然瞑目。然而，他却失望而归。

这个身材瘦长的湖南湘潭农民的儿子，叫毛泽东。

他本来也是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但他没有去。不久，他作为湖南代表 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然后他又回到湖南。他从劳苦大众 的活动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和按照马克思提供的理论，揭开了许多中国 革命之“谜”——奴隶史观、阶级斗争、武装夺取政权、农村包围城市 他通过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调查，充满信心地描绘了他的预言：很短的时期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的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 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 解放的路上迅跑。

虽然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因蒋介石的背叛而失败，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但在毛泽东看来，没有理由再退回，没有理由不前进。“上帝”的意志使他始终站在潮头的顶端，擎旗呐喊，始终是那样的自 信、执著和一往情深。尽管他拉着队伍跑到井冈山做“红色山大王”，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革命策略，但他却找到了新的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点燃了 “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开创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 政权”的革命道路。并在井冈山制定了兴国《土地法》：没收一切地主土地 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于是他坚信革命的高潮将会再次重现，并用诗一 般的笔调描绘了它的诱人景象：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 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中国革命的历程漫长、曲折而艰难，而毛泽东却具有一般的党内实干家所不具备的强烈的理想主义精神，天生的诗人气质与后天的广博知识相结合，形成他独特的战略眼光，形成他充满魅力的理想追求，形成他气势磅礴的意志信念；其未来目标的宏伟和瑰丽，使每个有志于革命的救国之士不能 不为之感染，自觉地心甘情愿地聚集在他的旗帜下。因为他以非凡的务实能力和创造智慧，把异域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同中国革命的实际需 要灵活地结合起来，甚至将这个“上帝”的思想转化为连村野百姓也喜闻乐 见的民族化的思维方法和语言形式，为这个世界上最古老和最庞大的国家， 设计出一条民族解放大道，并以他浪漫、超脱的诗人的热忱关注着历史和未来。

邓斌向韦拔群介绍了全国革命形势和组织工农民众进行武装割据，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方针和策略。特别讲述了“朱毛”红军的发展和创建井冈山革 命根据地的壮举，以及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边等各路红军和各苏区的发展趋势。

韦拔群倾心聆听，精神为之振奋。

直到清晨微明的阳光照映入窗，室内的油灯逐渐灰暗下来。而灯芯燃动的一尾灿亮仍是那般晶莹而温暖。这时候，远处军营的一声号音破空而来，“嗒——嗒——嘀——嘀——嘀——嗒——”悠扬沉厚的号音遂一声接一声 地震响了晨空。

邓斌说：“中央派我来，一是同俞、李做好统战工作，二是协助拔哥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韦拔群说：“拔群跟党革命到底，万死不辞若有二意，天诛地灭！”

邓斌说：“等时机成熟，我们即开赴右江。”

韦拔群说：“那是我们的家园。”

两双手紧紧相握。 这是一次极富历史性的会晤。

第二章 “结盟”行动 韦拔群与张云逸以茶代酒，也喝得畅快淋漓

省农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使俞作柏真正看到了万千民众一旦被召唤被组织起来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

他在省府官员训政会上发了一通感慨：“当年，孙总理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其要旨就是唤醒国民，聚结于共和的旗帜下振兴华夏！ 可是国父积劳成疾而去，未竟之业被乱世贼臣窃篡，为贪权独己，对各方派系大张挞伐，战祸不绝！可他哪里晓得，国力之根本于民众乎？”

无疑，他在为酝酿反蒋的大举动大造舆论。他特地设宴款待韦拔群等各路农民领袖，并根据共产党的建议和推荐，由他以省政府主席的名义委任韦拔群等一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为左右江各县县长。

这一举措，非同反响，民心大振！

代表大会一结束，代表们精神抖擞地分赴各自的地区组织农民运动。

韦拔群和他的三百多名农军队员并没有马上返回东兰。 这天一大早，位于南宁市郊西乡塘的兵营大操场上，举行了庄严的授枪仪式。

李明瑞莅临现场检阅，并亲自将一支崭新的勃朗宁手枪送到韦拔群手中。三百多条步枪也一一发到每个农军队员手中。

韦拔群在台上带领他的队员们扣拳盟誓：“为我广西父老乡亲兄弟姐妹，甘愿赴汤蹈火，断头洒血！同心战斗到底，背叛者天诛地灭！”

授枪仪式后，扛着乌黑发亮步枪的农军队员们，分成三个连队，分别在军事教官的带领下，接受严格的军事操练。

还是在农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南宁市的一些商行向公安局乃至省府报察诉状：他们的商船和陆路运输时常在右江沿线遭到“地下军”和土匪的抢劫，杀人越货的惨案屡有发生。对此，中共代表邓斌多次与俞作柏、李明瑞商议，以成立“右江护商大队”的名义，拨给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县凤山区农军一个营的武器，以示支持。俞、李欣然同意。于是韦拔群挑选三百多名身强体壮的农军青年来到了南宁——他们在经过短期的强化训练之后再回右江地区。

望着全副武装的队伍虎气生生地进行操课，韦拔群感慨万端：三年前农民自卫军要是有这些快枪，那骇人听闻的“东兰惨案”决不会发生，决不会眼睁睁看着手执大刀、长矛的弟兄在解救遇难的乡亲们时，一个个倒在军阀刽子手的枪口之下

如今，南宁变了！广西变了！一个新的革命热潮在南宁，在广西，迅速掀起来了！像当年洪天王在桂平金田奠基立业一样，中共领导下的革命武装 队伍要在左、右江地区干一番大事业了！

“一——二——三——四——”

“杀——” “杀——” “杀——”

响彻在练兵场上空的洪亮的吆喝声和震颤地腹的脚步声，使得韦拔群的思绪一如涨潮的邕江水波涛汹涌。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现实感正沸腾着他的 血液：一场旷古未有的新生与腐恶、光明与黑暗的历史大搏斗即将在八桂之地拉开帷幕！

确实是一种特意的安排，李明瑞把训练护商大队的任务交给了警备第四大队。大队长张云逸即令冯达飞等人担任军事军政教官。在此期间，韦拔群 就住在警备第四大队，张云逸对他的吃住安排得十分周到。从而使他结识了张云逸、冯达飞等中共派遣到广西的军事指挥将领。彼此一见如故，稍有闲 暇，张云逸和冯达飞便陪同这位享誉盛名的农民领袖参观警备大队官兵的训练、学习和生活。韦拔群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一种“戎马倥偬，投死为国，以义灭身”的尚武精神和治军之道。

在张云逸的整洁、简朴的卧室里，悬挂着一副还散发着淡淡墨香的条幅，那粗犷、遒劲的字迹显然出自这位果敢练达、凝重威仪的将领之手：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 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 望，射天狼。

一看便知，这是笔录豪放派诗人苏东坡的名篇《江城子》。此时觑来， 笔录者的壮怀豪情和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皆浸满了条幅的字里行间！

张云逸(曾用名张运镒)，时年三十有七，字胜之，出生于广东文昌县(今属海南)头苑乡上僚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仅读完高小，就到广州打工。1908年夏天，广州陆军小学招生，16岁的张云逸报考被录取。三年学 习期间，他参加了孙中山的同盟会，后转入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毕业后任粤 军排长、连长、营长、国民革命军旅长，并加入中国国民党，参加了辛亥革 命和讨袁护国战争。随后参加了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 参谋长，从珠江之滨打到黄河两岸，1926年10月，他在武汉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在广东、香港从事党的地下活动。1929年7月奉 中共中央的委派，从上海经香港、广州来到南宁，从事兵运工作。

中央代表邓斌到南宁后，虽未与张云逸谋面，但通过俞作豫和陈豪人转达了对张云逸等人的问候，要他和从事兵运工作的同志排除一切干扰，集中 精力抓好部队的整训，到时能拉得出，打得响。

在俞作豫的极力推荐和李明瑞的大力支持下，张云逸到南宁不久即被俞作柏委以重任，协助李明瑞整顿旧部，筹建警备大队。张云逸的资深和在北伐中的战绩，使李明瑞极为敬重，加之二人皆自幼跟“军”字结缘，少小从戎，通晓兵法，因而更是情投意合。

张云逸出任警备第四大队大队长时，发现队伍里有一些军官是李、白、黄的旧部嫡系，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如不严加整肃，恐日后祸患无穷！ 于是他面陈李明瑞：欲治兵者，必先择将；置将不善，一败涂地。

他向李明瑞提出三点建议：

一、把李、白、黄潜伏下来的嫡系一一清除，痛改者从轻，怙恶者严办；

二、请允许我提名德才兼备者担任各级军官；

三、慈不掌兵，从严治军，把第四大队建成一支铁军队伍。

李明瑞当即应允：一切由张大队长全权办理。同时批准俞作豫的第五大队也照此办理。于是，冯达飞、李谦等一批共产党员被安排到警备第四、第五大队担任各级职务。 当护商大队应运成立，张云逸就让最得力的军事高级教官冯达飞全权负责护商大队的集训工作。

冯达飞(曾用名冯文孝、冯国琛、冯洵)，时年30岁，广东连县人。19岁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期间，他认识了周恩来，并由周恩 来等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2月，他参加了讨伐粤系军阀陈炯明 的第一次东征，7月被选派到苏联莫斯科航空学校和苏联高级步校学习，毕业后又被派到德国炮科研究院将校班学习。 1927年冬回国，参加了广州起 义。1929年夏被中共广东省委派到广西从事兵运工作。

此时，在张云逸的卧室里，韦拔群从条幅的字里行间窥见了这位戎马倥 偬的将领欲“亲射虎”、“射天狼”的铮铮报国之志。望着老式的檀木桌上 放着的笔架、墨盒和一管寸头毛笔，闻到一股淡淡的墨香气味，韦拔群不胜 感慨地叹道：“不曾想，胜之兄不仅通晓兵法，深谙治军之道，而且又是一 位难得的儒将啊！”

张云逸将沏好的一杯清茶端过去，连连摇头道：“拔群兄过奖喽，云逸并非舞文弄墨之人，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偶得闲暇，吟几句 古人诗词歌赋，抓秃笔写几个歪字，权作消遣而已。”

韦拔群说：“胜之兄小来思报国，金错刀行，戎马风尘，战功赫赫，令弟由衷敬佩啊！”

张云逸谦和地笑了笑，说：“眼底江山，楼头鼓角，都是英雄泪。这正应了司马迁《项羽本纪》里一句话：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

继而又吟杜甫的诗，聊以助兴：

从军十年余， 能无分寸功。

众人贵苟得，欲语羞雷同。

中原有斗争， 况在狄与戎。

丈夫四方志， 安可辞固穷。

韦拔群听罢，顿感社诗仙的这首诗句，正是面前这位文韬武略 的将领此番心境的真实袒露。于是便直率地问：“胜之兄对广西来日趋势有何高见？”

张云逸呷了一口茶，便说：“就目前来看，形势对我十分有利。俞主席是开明之主，李司令一向倾心革命。但从全局看，蒋介石任用俞、李另有图 谋，他一贯是坐收渔利，而不是坐视不管。”

韦拔群说：“我与邓代表会晤时，他也是这么看。我认为，未雨绸缪，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须‘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眼下的 南宁，不可能成为我们长久立身之地。”

“哈哈哈 ”张云逸会心地开怀而笑，“拔群兄所言极是！兵法云： 凡谋之道，周密为宝；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如若南宁有变， 我等即拉队伍去右江，与拔群兄同创一方天下，如何？”

“哈哈哈 ”韦拔群也会心地开怀而笑，“我盼的就是这一天！” 二人齐端茶杯相碰，以茶代酒，也喝得痛快淋漓。

半个月后，韦拔群带领“护商大队”分水、陆两路返回右江去了。

第二章 “结盟”行动 上级来信指责：你们究竟打的红旗还是白旗

南宁。地处一条背街的僻静巷子“广昌号”——中共广西特委秘密地点。

中共广东省委又给广西特委来了指示信。

雷经天看了指示信，一夜未眠。那只水烟竹筒“咕咕嗜嗜”地伴随他唱响了一夜。整整一夜，他处在一种百思不得其解的痛苦煎熬之中。他一遍又一遍地从头至尾、逐字逐句地对照指示信自查自省，却怎么也不明白广西特委的工作究竟错在哪里？

广西自从李、白、黄倒后，更为军阀割据的形势。经过李、白、黄之长久剥削，广西 劳苦群众之痛苦已达极点。改良主义的欺骗宣传，自然容易在群众中发出较大的幻想。尤其是没有经过长期斗争的广西群众，易于接受这种改良主义的宣传。但是要揭露改良主义 的欺骗宣传，肃清群众对改良主义的幻想，最主要是要从日常斗争中去揭穿，用群众自己 的斗争经验去证实。如果没有群众的斗争发动，仅仅靠宣传煽动，或者过多的反对军阀的 口号，是收不到大效果的。因此发动群众的日常斗争，是广西党目前最主要的任务。你们 要利用恢复群众运动的机会，尽可能地利用一切公开的可能，去执行党的任务。尤其是公开工作本身，就是一个斗争，要靠群众的斗争，才能争取公开路线的执行。

满屋烟雾氤氲，凝滞不散。又是前一个改良主义，后一个改良主义！难道不顾一切地、不惜一切地与俞作柏政府作斗争，才算真正执行党在广西的主要任务？难道让那些来广西工作的同志打出共产党员和苏维埃的旗号，才算得“公开路线”的执行？难道难道 ！省委还要向你们指出，在南宁、柳州、梧州三大城市中更须以梧州为中心之中心。

梧州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是广西无产阶级的中心，尤其是在两广工作的配合与联系上，它占着更重要的地位。至于梧州工作，省委要极力帮助你们。但是以后梧州工作仍归特委直接管辖。你们的报告中对于工运的计划仅仅注意在组织上面，证明你们还保存着极浓厚 的狭隘的组织观念。组织赤色工会是工运中的重要任务，但是如果不加紧对群众日常斗争 的发动，确是难以打破群众的恐慌心理。而且赤色工会不能坚决地发动群众日常的生活斗争，赤色运动亦无法扩大与发展。你们必须集中力量注意三大城市的职工运动，更须利用 目前的混乱局面，发动群众日常斗争。只有斗争才能提高群众的勇气，只有斗争才能发展 赤色工会的组织，只有斗争才能破除群众的合法观念，离开了斗争来淡组织是极端错误和 危险的斗争！斗争！！斗争！！！

看来只有让特委带领党的派遣人员马上离开南宁，纷纷跑到“中心之中心”的梧州去开展斗争，组织赤色工会，才是无比正确的路线，才不存在“极浓厚的狭隘的”组织观念，才能打破群众的“恐慌心理”不！一切功过是非，需要时间的考验。时间会证实一切，时间也在改变着一切。

雷经天在对走过的革命生涯路回眸着自己投下的足迹：那是1925年他在上海上大学时，由恽代英和贺昌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即任大学的党团支部书记。他在大学里发动进步学生与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被校方开 除学籍。中央便派他到黄埔军校政治部任宣传科长，协助周恩来抓舆论宣传和思想动态。“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随周恩来到南昌，在叶挺领导的 第二十四师第六十团任党代表。南昌起义失败，他随部队南下。不久被派往广州，任广州起义行动委员会委员，在观音山一线指挥作战时，身负重伤， 幸亏同志们将他转移及时，方才大难不死。1928年初，中共广东省委指派他 回南宁恢复广西党组织。南昌和广州两大起义的亲身经历告诉他：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都是根据当时的实际而策划发动的，决不是按哪一位先生的凭空幻想或一时的热血冲动搞起来的。

眼下在广西，在南宁掀起的农运高潮不也是如此吗？但是，却遭来上级们的“迎头棒喝”：农民群众以西北江(右江)流域为中心区域是对的，但你们必须晚些决定布置农村中的工作。你们能注意到在来者请愿的农民中做工作是对的，但决定组织全省农民协会是错误的。这是“国共合作时代”的工作路线，是由上而下的方式。各地农民群众的组织到现 在还是薄弱的，而忽然成立农民协会，一方面是一个无群众的空机关，容易被人利用；另一方面可以增加群众依赖俞民政府的观念，这是断送农民运动的方法！ 过去田南、北流、玉林等县的农民运动比较还有相当的基础，你们必须加紧指导，各县党部应坚决的领 导。尤其注意在秋收时，发动普遍全省的斗争。群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农协)的组织，我党同志绝对不应当参加。它在目前军阀统治之下，丝毫没有一点革命作用，决不能代表群众的丝毫利益，而且必然的要成为压迫群众 运动的组织。党参加这个委员会，只有使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消失，这完全是机会主义的路线，如今有同志参加，须立即退出。而且党要在斗争中揭穿这一组织的假面具，领导群众走上革命斗争的道路。

指责的口气愈来愈尖锐！愈来愈激烈！愈来愈令人不寒而栗！瞧瞧，一顶“机会主义”的大帽子泰山压顶般扣下来了！“忽然成立农民协会是错误的”——就这么武断、决绝而又轻巧的一句话，把广西出现的新形势和新变化给否了！把中央代表和来广西工作的同志全力开创的新局面给一笔勾销了！

天亮时，雷经天痛苦折磨了一夜的大脑，又蓦然觉得特别清醒，他怀疑夜里做了一个不该做的梦。被水烟刺激得麻木的神经仍然扯动着“咕噜咕噜” 的水烟枪的回声那盏罩子灯已经熏得乌黑。

邓斌看完“指示信”，神色极为平静。 他把信又交给雷经天，说：“你把它保存起来，暂不要向委员们和各支部传达。哈哈，看你两眼通红，定是一夜未睡。走，到院子里透透新鲜空气去。”

二人步出木楼，四周景物都沉浸在晨雾朦胧之中。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 小径，悄然登上后院的石亭上，升曼的朝阳仿佛突然跃上屋顶，四周的景物 顷刻间似着了魔法，变得光灿明快，令人一夜困倦顿然消失，心神为之一振。 好清爽！

平静宁谧的秀竹展接天际，高空一派青蔚；莺雀鸣啭，泉水淙淙，空气 清淳，温馨逸香，无尽色彩映入眼帘，不由心扉顿开；太阳越升越高，金光 如泻，使人目眩心畅 二人似从梦境中遽然醒来，便步态悠然走下石亭。

回到木楼里，就又回到严酷的现实中了。

“从这封信的日期看，也就是省农协会成立的第二天写的。交通员不辞辛劳，跋山涉水，才把信送到我们手里。”邓斌点燃一支烟，盘腿坐在床上。“当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时期，惟独广西成立了省农协会，这似乎令人难 以置信。如果他们认为这是个错误，那就由他们前来拿我问罪好啦。老雷， 你不必为此担心。”

“我并不怕！”雷经天忿忿地说，“只是对这种无端指责、主观行令感到气愤！在他们看来，国共合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这样做就是违反了党的现实斗争的路线 ”

“国共合作时代的工作路线，过去讲，现在讲，就是将来还是要讲！” 邓斌一改坐姿，站了起来，手上的烟头在他来回踱步时带动的微风里忽闪着渔火般的光亮。“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话是不错的。什么叫‘识时务’？怎样才算‘俊杰’？我们根据广西目前的实际，采取相应的策略和步骤，一面同俞、李搞统战，抓兵运；一面积极发动群众，搞农运；这样做， 我们不敢说是不是‘俊杰’，但却敢说我们这样做是‘识时务’者。”

“哎，提起农运，信中却说田南、北流、玉林等县有基础，要我们必须加紧指导。但恰恰相反，目前广西农运搞得热火朝天的是右江山区，而不是西江平原。”雷经天又装满一锅烟叶，“咕咕噜噜”他的水烟枪。“他们好 像对韦拔群信不过，他们好像不晓得右江 ”

“此信的指责，归结一句话：你们究竟打的红旗还是白旗？为什么不马上挂出苏维埃的牌子？为什么不同广西改良主义政府进行公开的斗争？”邓斌借以诘问式的口吻说。

“确是如此。你分析得一针见血。”雷经天略露懊丧之色，苦笑了一下。

“对于广东省委的来信，我们不能单方面去看，恐怕是有背景的 ” 邓斌进一步分析道。

“你是指共产国际和中央最高层内？”

“ ……” 邓斌没有立刻道明。据他所知，在他来广西之前，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连续来过几封指示信：

一封是2月中旬的来信，主要内容是贯彻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共“六大”的反右立场，重申党的总任务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这无疑是对的，但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革命根据 地的重要意义认识、估计不足。

一封是6月初的来信，是关于农民问题的政策指示。提出改变对待富农的策略，改变中共“六大”“中立富农”的政策为“反对富农”的政策。——这当然是号召全党继续反右。

一封是关于赤色工会工作的决议的来信，提出：必须实行坚决的斗争，来反对党内各种对赤色工会的取消主义倾向，这种取消主义倾向是十足的机 会主义的表现。——这主要是针对陈独秀的。陈独秀继续坚持错误，攻击党的政治路线，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污蔑工农红军为“流寇”，反对建立革 命根据地，已变成取消主义者(鉴于此，中共中央于1929年11月15日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党籍的决议案》，并通报全党)。

一封是反对国民党改组派的来信，要求中共必须坚决地反对党内同情改组派或改良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强调“右倾是当前主要危险”。

这些来信，为立三路线的产生提供了基本的指导思想和行动依据。在当时，谁绝对忠实于共产国际，谁就握有了生杀予夺的尚方宝剑。

李立三虽然也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他既站在那个位置上，他就不能不执行。可是，他毕竟还能独立思考，并不是把共产国际指示的每一句话当成 神圣不可侵犯的圣旨，他曾一度公开拒绝共产国际的指示，指责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情况。他说：忠于共产国际遵守国际纪律是一回事，而忠于中国革 命又是一回事！

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历来对反对国际路线或执行不力的中共领导者存有疑虑和愤慨！因而频频更换领导者的斗争有时就表现得极为尖锐和残酷……

“历史总在教导我们：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只唯是。”邓斌又点燃一支烟，从万般思绪中走出来。“一切都应从斯时斯地的实际情况出发，既不能单凭主观想像办事，更不能不加思考地一味盲从。”

“那就仍按我们研究的方案进行。”雷经天如释重负地说。

“事该怎么办就该怎么办事，主动权应在自己手上。”邓斌抚掌而笑。

第二章 “结盟”行动 “两手打算”与应变之策

1929年9月1日，中共广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南宁津头村秘密举行。南宁、梧州、左右江地区等三十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由雷经天主持。

邓斌在会上作了关于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近一年来，国民党各派新军阀 几乎都卷入了内战的旋涡，枪炮声没有一天停止过，战火遍及大半个中国。 蒋介石虽在去年的双十节登上了国民党主席的宝座，宣布“统一大业已完 成”，但他实行全国军事编遣，旨在削弱地方实力派的方案，必然遭到各派 系的极力反对，这就种下了战乱的根苗。蒋介石虚伪和平统一的假面具已被 撕得粉碎。

目前，军阀战争的局面更加速了军阀内部的危机，特别是桂系军阀和汪精卫、张发奎等正在秘密策划发动夺取两广和南京政府的战争，迫使蒋介石 在北方不得不接受阎锡山的武装调停，与冯玉祥暂且休战，而抽出兵力专门 对付两广；同时蒋介石不得不向野蛮强暴的日本帝国主义作出让步，加紧所 谓的“亲善”关系——其“亲善”将以东北三省的沦陷和千百万人的苦难为 代价！蒋介石调兵南下，阎老西见时机已到，马上与蒋介石翻脸，与冯玉祥 联盟，准备在北京成立政府。于是，蒋、冯、阎战争正在津浦、陇海线密布 战云。两广军阀战争表面上好像告一段落，而实际上双方都在摩拳擦掌。从 形势发展看，两广的陈济棠和张发奎之间的混战迟早会爆发。一旦战火挑起， 广西的俞、李很可能举义反蒋，倒向张发奎，与陈济棠宣战。

邓斌特别强调指出：形势瞬息万变，我们必须作好应变的准备。眼下应抓紧有利时机，广泛发动群众，搞好兵运，准备起义，在左右江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

会议确定并通过了新形势下广西党组织的斗争任务和工作策略。

其斗争任务是： 一、迅速发动广大群众，建立党在农村的各级组织；二、深入土地革命的宣传和行动，打破农村封建势力，创建农民武装； 三、发动并领导日常工作的小斗争，从日常小斗争汇成土地革命。

其工作策略是：

一、打破国民党在农村中的欺骗影响，建立农村自己的农会组织； 二、打入豪绅地主支配下的白色农村去开展工作，夺取豪绅地主支配下的农村政权和武装； 三、反豪绅地主的运动与土地革命相联系，建立反封建的农民联合战线，准备武装暴动。

会议选举了以雷经天为书记，以陈洪涛、黄永达、张震球等7人为委员的新一届的广西特委。

党代会结束的第二天，省府秘书长陈豪人向邓斌和雷经天报告了一个新情况：汪精卫派大员薛岳抵达南宁，试图拉拢俞作柏、李明瑞与张发奎联合反蒋。

果然如此！虽早有预料，只是没想到事情来得这么快！

邓斌与雷经天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新情况进行分析，认为俞、李掌握广西政权不久，立足未稳， 加之其部队内部情况复杂，如仓促出兵，必遭失败。于是决定立刻通知有关人员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应变之策。在确定参加会议人员名单时，邓斌特意要陈豪人通知俞作豫也来参加。很快，龚鹤村、龚饮冰、叶季壮、袁任远、徐光英等人相继赶到，张云逸、李谦、冯达飞因被李明瑞邀去商议军务未能到会。当俞作豫大步流星地赶到会场时，与会者中间顿时闪出几双惊诧、疑惑的眼睛——看得出他们对俞作豫的到会，流露出一种不信任的表情。因为 今天开会的内容非同一般，他会不会把开会的内容吐露给自己的胞兄和表兄呢？

邓斌和雷经天不这么看，认为俞作豫作为一名党员，又是一位在处理俞、李关系中不可缺少的关键人物，这个会很有必要让他来参加。俞作豫环视了 一下会场，心情有些异样。当看到邓斌和雷经天正向他投以信赖的目光，这才把有些紧张、抑郁的情绪松弛下来，坦然地坐下开会。

“今天的会，是我和邓代表临时决定作为一个特别会议来召开的；每一位到会者，也是我和邓代表商议确定的。”雷经天以特委书记的身份坦率而严肃地作开场白，以打消一些与会者的猜疑、忧虑和误解。“广西的形势发展，喜忧参半，变幻莫测。所以召集大家来，通报一下情况，共商我党在广西走什么路的大事。下面就请邓代表先谈谈。”

邓斌没有作长篇大论的讲话，而是简明扼要地对形势作了客观的分析之后，将“两手打算”的计划向大家径直道出：“南宁的形势十分微妙，有蒋介石派来的钦差，有汪精卫派来的钦差，也有粤系、黔系、滇系、川系派来 的使者。眼下，俞主席和李司令处在左右为难、多方牵制的境地。昨天，汪精卫又派大员薛岳来到了南宁，他来干什么？无非是以重金厚利相许，拉俞、 李结盟反蒋。这样一来，势态就会急剧变化。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必须做好两手准备：一手抓统战，一手抓暴动；以应突变，如若到时再谋他路，那就迟了！ ”

会场寂静。 大家屏住呼吸聆听，一张张面孔在沉默中显得庄严而肃穆。无言的忧思里仿佛能听到枪声大作。一群麻雀在屋檐下忧戚的长鸣，仿佛在向某一处不知的远方呼唤着什么。

邓斌最后说：“在座的都是共产党员，党把我们派到广西来，是要我们在这块土地上干出一番事业。我相信同志们在严峻斗争考验面前，以党的利益党的原则为重，谁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可以发表。”

此时，俞作豫的神经似乎要比别人更敏感。刚入会场时，那些对他的到会表示惊诧、狐疑而冷漠的目光，他是觉察到了的。他听得出，中央代表的这番话，既充满对他的信任，也含有对他的忠告与期待。对此，他不能不有所表示。当邓斌的话音一落，他便抢先发言：“我认为邓代表及特委决定的‘两手打算’的方针是正确的，我完全赞成并且无条件地服从。根据目前形势的变化，我们必须要有两手准备 ”

没等他把话说完，有人就冲他提出质问：“俞大队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无条件服从？”

有人在下面议论：“分明是有情绪嘛！”

俞作豫站了起来：“我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来开会的，并非以俞作柏的胞弟的身份来的。正因为这种关系，有同志感到担忧，这我能理解。在这里，我向组织和同志们表明我的立场和态度：坚决服从党的决议，绝不加杂任何私情，也绝不会泄露党的秘密，绝做不出违反党的纪律的事情！”

公安局长龚鹤村把刚才堆满脑门上的疑云一扫而净，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俞大队长多虑喽！多虑喽！听你这番肺腑之言，天地可鉴，大家也就当下心安了。” 说着，便拉俞作豫坐下，随即抽出两支烟，彼此点上，吸着。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会场又显得风平浪静。 邓斌和雷经天让俞作豫来开会的目的就在于此：在打消一些同志对俞作豫的误解的同时，也打消俞作豫心里所产生的某种顾虑。“两手打算”的实施，还得由他继续充当他人无法代替的作用呢。

大家一致同意“两手打算”的计划，并制定了五条应急措施：

一、把教导总队三个营、警备第四大队、第五大队共五千人的队伍及公安局五百多名警察，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随时听从调遣；

二、以南宁警备司令部司令张云逸的名义，迅速接管南宁军械仓库和金库；

三、由雷经天派水运工人中的党员和骨干分子去接管邕江航道上的汽艇船只，在江湾和南宁码头待命；

四、加强对部队的宣传和教育工作，做到召之即来，一切行动听指挥；

五、各级党组织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离开城市，到农村去，到山区去开创革命根据地。

会议结束后，邓斌、雷经天又把俞作豫留下来进行一次深谈。

——这并不是担心俞作豫会把这次会议的机密透露给胞兄和表哥，而是共同商议如何对付各派系派来的政治掮客，如何劝说俞、李不要贸然出兵。

毋庸置疑，无论过去、现在，还是以后，俞作豫仍然是一个重要角色。

——这一点，邓斌和雷经天的看法是一致的。事实证明，俞作豫是一位党性很强的同志。若干年后，邓小平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曾感慨地对有关党史专家们说：我和一批共产党员先后去广西，那里有个人物很重要，他就是俞作豫。他是个很有党性，头脑非常清醒的同志，他与国民党省府主席虽然 是胞兄弟，但各自的信仰和志向是不同的。

“作豫同志，你对广西的情况了如指掌，俞主席和李司令要是出兵讨蒋，战事一开，广西势必又要出现一场混乱与劫难！”邓斌吸着烟，冷静地说，神情变得沉重下来。“反蒋，是我们与俞主席共同的斗争目的，这就叫做‘有的放矢’嘛。但是，眼下还力不能及，蒋的势力太庞大了，贸然出兵讨蒋，无疑是投卵击石。所以，对兄台的说服工作，还需你多苦心去做。”

俞作豫说：“我会竭尽全力去做！”

雷经天问：“万一说服不了他们怎么办？”

俞作豫坚决地说：“那我们就拉队伍去右江！与拔哥会合！”

邓斌连连称赞：“对头！对头！”

送走雷经天和俞作豫，天色已晚。暮霭愈来愈浓，周围一片朦胧。阵阵晚风送来竹林摇曳的沙沙声，唤起邓斌心中一种莫名的惆怅，与雷经天、俞作豫交谈时所激起的亢奋心境，顷刻为之黯然了。

待二人的身影在暮霭中消逝后，他回到屋中，把罩子灯点亮，又翻开笔记本对草拟的“两手打算”的计划，逐条逐句地看着，沉思着他试图勾勒出俞、李贸然出兵后会是怎样的一个结局。可是，他的思路却被一种莫名的惆怅袭扰着，支离破碎，在黏稠的夜雾中飘漫，无论如何也看不出结局的一丝光亮来。

第三章 兵变 孙中山“纪念周”，蒋介石要李明瑞速来南京

1929年秋天，也是蒋介石自鸣得意的时期。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已逃居香港，两广归依中央；冯玉祥、阎锡山争相求媚于蒋，西北军被分化；张学良听从蒋介石的指挥，东北军易帜归顺，真可谓万事如意。蒋介石认为在如此有利的形势下，是他彻底贯彻“削藩策”的大好时机。

在满眼秋色里，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从避暑的庐山飞抵南京，参加国民党中央为中山陵落成后为世人瞻仰的第一个隆重的纪念周——这是他生平最为百感交集也最为振奋而又无比荣耀的一天。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当时革命正处于艰苦奋斗的阶段，国民党还没有取得全国政权。由于条件所限，孙中山的遗体暂置于北京香山碧云寺的金刚宝塔中，没有安葬。为了以实际行动悼念孙中山，实现他手定的三大政策，完成北伐大业，国民党中央曾作出决定，每星期一的早晨，各级党部要做总理纪念周，恭读遗嘱，检查工作，以求改进，曾起到一定好的作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践踏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但却把纪念周的形式沿袭下来，不过内容完全篡改了。除了照旧要对孙中山像敬礼，背诵遗嘱外，把检讨缺点变成了对“乱臣逆子”的训话。凡是蒋介石认为有碍于他的独裁统治的人和事，他都要拿到纪念周上去训斥一通。继而，他又把做纪念周的形式，推广到一切会议上去。无论开什么会，都要先向孙中山像施礼，背诵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然后才开会。如果有谁不搞这一套，就会被认为对孙中山的不忠诚。于是，在首都南京，“三多”泛滥成灾，即：纪念多、演说多、会议多。事无巨细，只要能够把蒋介石与孙中 山扯上关系的事，统统要纪念。

在国民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已决定将孙中山的遗体运回南京安葬。这完全是合乎情理的。而蒋介石为了将 自己树为国民党最高领袖，这时是他最需要借助孙中山的威望的时候，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大好机会。

南京政府为修中山陵拨专款五十万元，而实际费用已花了一千万元之巨。中山陵的建造，国民党当局确实煞费苦心，从陵地的选择到工程设计，都做了精心安排。陵墓坐落在紫金山之阳，依山傍湖，气势雄伟，工程浩大。奉安大殿的设计更是庄重威严，巍峨壮观。大殿有三门：正门首镌刻“民生”二字；左门刻“民族”；右门刻“民权”；标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陵区周围原来就是一片秀丽优美的风景区，在造陵时又着力修葺美化，就更加显得气象非凡。

孙中山的遗体安葬日，先决定在1929年1月1日，但由于蒋介石硬要拼凑召开国民党“三全”大会而误期；遂又改定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四周年时 举行，但又因蒋桂争战，一再延误；5月间蒋介石打败了桂系，遂又决定6月1日为安葬日。

5月10日，由南京开出迎接专列，21日才到达北平。北平的移灵仪式隆重而浩繁地搞了4天，不仅出动了陆军、骑兵、空军，而且几乎倾北平全 城之众参加祭灵、送灵仪式。 25日午夜，灵柩在三十多万人的护送下，从香山抬往前门车站，步行近15个小时，两次鸣礼炮101响。到5月26日下午3时15分才将灵柩运上专列，4时35分专列在全市工厂的汽笛声及礼炮声中徐徐开动。从北平到南京，沿途各站，都要举行盛大的接送仪式。车到安徽蚌埠，蒋介石夫妇乘专车到此恭迎。然后，蒋介石的专车为先导，开往浦口。5月28日上午10时，灵车抵浦口，国民党中央出动陆海空三军，南京政府的大小官员及市民，倾城而出，在奉安总干事孔祥熙的指挥下，将灵柩移过长江，送至中央党部大厅。然后，又是3天公祭，蒋介石亲自守灵。

6月1日是安葬之日，奉安大典从午夜2时即开始。先在中央党部举行起棺仪式，然后，灵柩经过中央大道，沿途搭有二十余座牌楼，以松柏树枝、青白布铺地，送往中山陵。上午10时15分，由蒋介石主祭，举行安葬典礼，全市万人空巷参加葬礼。

报纸、电台，天天报道奉安盛况，全国各地大量发行各种纪念书刊。在这一系列的宣传中，蒋介石成了主要角色。

蒋介石还特请旅居欧洲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回国参加了奉安。但在回国前，宋庆龄特意发表了“关于不参与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奉安之后，她便居住上海，与蒋介石集团保持泾渭相分。

今天，出席纪念周的除国民党中央要员胡汉民、吴稚晖、孔祥熙、何应钦、宋子文之外，还有各部、厅、室的文武百官，而最招人眼目的是来自东 北军、西北军、晋军等派系的代表三百余人(他们是来参加第二次编遣会议的)——这是蒋介石有意的安排。

蒋介石带领大家向孙中山像致礼，背诵遗嘱，作忠诚宣誓。誓词云：“敬以至诚，宣誓于总理灵前：遵奉总理遗教，实行裁兵救国。对于本党之一切决议，竭诚奉行，不敢存丝毫偏私、假借、欺饰、中辍之弊。如有违犯，愿 受本党最严厉之处罚。谨誓。”

然后，蒋介石便施韬晦之计，授意何应钦宣布几位新任命的军政部和遣置部任职的人员名单，再由宋子文宣布给各军供应的军饷，以拢络、安抚到会的各路部将。最后，由蒋介石大讲特讲了一番编遣军事的重要意义之所在， 疾呼：“惟有编遣始能自救救国，否则拥兵自相残杀，徒取耻辱而已！”他把是否执行中央编遣决议，作为“革命与反革命”的标准。这样，摆在地方实力派面前的出路就只有一条，即：接受编遣，归依中央，就有饭吃有衣穿有钱花；否则，就是叛党逆军，坚决讨伐。

而这些各路代表们对蒋介石嗤嗤训责之声，早已司空见惯，他们像一群基督教徒看着犹大的钱袋一样，只对财政大臣宋子文拨给各自的军饷分外倾心。当得到了这种恩惠与安抚，他们喜形于色，满堂溢美之词：“复兴大兴， 皆委座神威，熟筹伟略，从此犁庭扫穴之功既成，天日之光重现 ”“企仰领袖丰功，益深感戴，措党国如磐石之安，登斯民于袄席之上 ”

这些极尽阿谀奉承吹牛拍马的虚浮之词，使蒋介石有些昏昏然。纪念周会结束后，他回到自己的并不豪华但很宽敞的办公室里坐定。咕咚咕咚喝了 半杯白开水，闭目养神片刻，又猛然从安乐椅里挺起来，在铺着猩红色的厚地毯上慢悠悠地踱步。

他把目光投向高挂在正面墙上的孙中山画像。先总理身着大元帅戎装庄严威仪地雄视着前方。

他的目光又移到孙中山手书的条幅上：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介石吾弟嘱书孙文

这是蒋介石政治上的一大资本，除了他之外，在国民党中，谁获得过大总统的这般信赖？谁曾享有过这等殊荣？

他与孙中山“安危须仗”、“甘苦共尝”的时代早已过去了。此时此刻，他面对画像和条幅，并无怀旧，充溢其胸的是一种桀骜不驯的情感：先总理 做不到的我做到了，中国，在我蒋中正的手里得到统一！

蒋介石这样想着，弄不清对孙先生是忠诚还是背叛，他才不管这些呢。 呃！什么叫忠诚？什么叫背叛？这完全是那些书生气十足的傻瓜蛋们在作茧 自缚，曹孟德是伟大的，他敢公开说出“宁要我负天下人，不要天下人负我” 的至理名言。

蒋介石生逢乱世，如鱼得水，虽然几经危难挫折，他都能化险为夷。在 北伐胜利之后，他曾捏着指头历数过国民党的元老、新秀，没有一个人能够 与他抗衡！没有一个人能够具有他那种治国安邦的雄才大略！

大总统深邃冷峻的目光，凝望着前方，对这位自诩为三民主义信徒的反共“英雄”，不理不睬。蒋介石久久地注视着他，忽然产生一种遥远感，犹 如注视着一个陌生人。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他每想到孙先生的三大政策，心中就产生一种苦腻而酸涩的亵渎感。他必须马上逃开，就像不愿让看到羞耻的隐疾， 就像烂眼子怕见强光照射一样，他不愿窥视自己心理的变异，他必须保证情绪的稳定、心灵的安宁、气质的高雅感和道义上的充分自信！

他踱到桌前，身子轻慢地躺进安乐椅上，让沉落下去的情绪回升到心安理得的宁谧之中。

身材瘦弱的侍从室主任、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陈布雷，脚步轻轻地走进来，声音轻轻地对他说：“主席，刚才郑介民从南宁来电说，汪精卫派薛岳带着不少美钞和港币到了南宁。我看俞作柏、李明瑞怕会因此变故 ” “娘希匹！汪兆铭(汪精卫别名，字季新)历来专经龌龊卑鄙之勾当！ ”蒋介石惊怒地从安乐椅上坐起来。

“他们这样搞，岂不是釜底抽薪吗？”陈布雷清瘦的面孔露出悲忧之色，玳瑁眼镜后面的两颗灰黯的光点凝滞不动，两只眼球怔怔地望着蒋介石。

这位被蒋介石倍加宠信的“文胆”，年近40岁的陈布雷曾任上海《天锋日报》、《商报》、《时事新报》主笔，1927年投靠蒋介石。他虽忠于蒋，但不媚须迎奉，且敢秉抒己见，故被幕僚谐称“文胆”。陈布雷知晓，蒋介 石并不是除了专横暴虐、歇斯底里式的骂几句“娘希匹”，耍一通脾气之外一无所长，也不是像有人所形容的一听到枪响就吓得往床下钻的胆小鬼，若是那样浅薄，他岂能服众？人们总耻笑他东征陈炯明时差一点被俘，的确是差一点被俘又差一点自杀(是他身边的勇士陈赓一把夺下他的手枪，背他逃离绝境)。而他当时是黄埔军校的校长，北伐军总司令，处在这样的地位，如果是怕死的话，完全没有必要像个突击连长那样亲临前线去冒险。

李宗仁与蒋介石虽曾拜交金兰，但并非密友，在蒋桂战争中打得你死我活。李宗仁在后来与陈布雷回首往事时，谈及他与蒋介石在北伐途中的一次经历：那是在攻打武昌城时，前线战况激烈，蒋总司令忽然约我一道赴城郭视察，我意为蒋氏未尝当过下级军官，没有亲上前线一尝炮火轰击的机会，深恐其在枪林弹雨下感到畏葸胆怯。我二人走到了城边，战火正烈，流弹在我们左右嗖嗖横飞，我默察蒋氏极为镇定，态度从容，颇具主帅风度，很使我佩服“畏垒(陈布雷字)，”

蒋介石呷了一口白开水，仿佛把满腔的怒火吞下了肚腹，同时他已想好了应变的计谋，语气舒缓地对陈布雷说，“你马上通知郑介民，要他速来见我。”

“是。”陈布雷应声欲走。

“嗯，再给李明瑞接通电话，我有话跟他说。”

“好，我这就去。”

南京至南宁没有直达通讯线路，需要经长沙、桂林几道转接，才能接通。但一刻钟后，南京至南宁的电话便接通了。——通晓主子胸臆的陈布雷此时最懂得，时间对蒋介石意味着什么。

蒋介石抓起话筒，先问了一声：“是裕生吧？”待听出对方确是李明瑞，也不容对方发话，便劈头盖脸地对汪精卫的改组派大骂一通：“娘希匹！汪兆铭其人早为总理之叛徒，为党国之败类，陈炯明之余孽，共党之走狗！ ”

他一手握着话筒，像操握着一门重炮，汹涌在胸腔里的怨恨仇火似一发发炮弹倾泻到千里外的八桂之地；他的另一只手一会叉腰，一会随着说话的声势攥起拳头，对着电话机身擂动着，就像擂着汪精卫，也像擂着李明瑞的头颅，那暴烈绝情的架势，似要把对方砸个粉碎！

“汪氏叛贼，结党营私，买空卖空，专以牺牲他人为惯技！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裕生弟等切勿受逆贼蛊惑唆使，以党国大业为重！” 他在电话中劝说李明瑞亲赴南京，“以息谣诼”。并威胁说，如李明瑞不从，则“吾为党国计，不得不以公忘私，以尽吾革命之天职。”他当然晓得，只要稳住了李明瑞，广西的事情就好办了。

“啪——”他把话筒撂了，绝不容对方申辩。如一阵飓风掠过海面之后，骤然复于平静。他瞥一眼像只爬上海滩晾风的小海龟似的电话机安详地盘桌边，点了点头，掏出手帕揩了揩嘴角，又擦了擦清癯的脸便浮现出一丝深邃的微笑……

第三章 兵变 生死以赴，宋子文向李明瑞吐露内情

被蒋介石排斥在国民党“三全”大会之外的以汪精卫、陈公博等人为首的改组派，极力在反蒋派势力之间奔走联络，并以国民党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正统”名义，打起“护党救国”的旗号，企图联合冯玉祥、阎锡山、 唐生智、石友三等军事集团，共同反蒋倒蒋。

而蒋介石利用合法中央的名义，实行军事编遣，决计痛下杀手，根本铲除封建割据，以武力统一全国的强行做法，引起地方实力派与蒋的矛盾又日益紧张、尖锐起来。已经投靠蒋介石的张发奎、石友三、唐生智等，皆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

此时的汪精卫等已认识到，仅靠政治斗争是斗不过老蒋的，改组派也要搞军事斗争。是年8月，汪精卫急忙从法国回到香港，组织国民党第二中央，向各实力派颁发委任状。于是，不愿被蒋介石编遣掉的张发奎和流亡香港、越南的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联合通电拥汪反蒋，以“护党救国军”的名义，决定举兵先进攻广州，尔后攻占南京。驻在郑州的唐生智和驻在南京 浦口的石友三也秘密加入“护党救国军”的行列。汪精卫一边策动张发奎的第四军由鄂西经湘、桂向广东进击，欲夺广东为反蒋基地；一边派薛岳到南宁诱劝俞作柏、李明瑞共同反蒋，配合张发奎第四军行动。

薛岳到了南宁后，先试探着在俞、李之间周旋游说，遵其主子秘旨——不见兔子不撒鹰。

俞作柏和李明瑞认为，反蒋虽是他们的既定目标，但目前立足未稳，而且军费军饷都十分缺乏，所辖吕焕炎、杨腾辉、黄权等部整天吵闹要军饷，因此眼下反蒋，尚觉迟疑。

当李明瑞接到蒋介石的那个良苦相劝而又威逼恐吓的电话之后，顿感情形险恶，即找俞作柏商量对策。

俞作柏气愤地骂道：“丢他妈！老蒋这是指桑骂槐，杀鸡给猴看！我们联合张发奎反了他，岂怕不成！”

李明瑞说：“老蒋虽是威逼，但对汪氏其人的企图也是一眼箭穿。权衡利弊，我们还是谨慎从事为上策。”

“老蒋狡诈阴鸷，诡谋多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我等迟早也逃不脱被他算计的厄运，倒不如趁此时机，跟他拼个鱼死网破，也省得日后遭刀俎之祸！ ”

见表哥这番痛愤气极的样子，李明瑞马上从桌上的烟筒里抽出一支大雪茄递过去，并打着火机给表哥点上，而后说道：“表哥，万不可一时冲动，毁了整盘棋路。我对老蒋说，汪兆铭派人来桂游说，我等不予理睬；与其谋合他图，更是一派胡言。他要我即赴南京，以息谣诼，我没有立刻答复。表哥，你说我是去好，还是不去好？”

俞作柏马上将烟卷在烟灰缸捣灭：“裕生，千万不能去！再说，你眼下也走不开，哥身边不能没有你。” 李明瑞思忖片刻，说：“我想，既然老蒋‘盛邀’，若不去会更加引起他的多疑，也正中他的奸计；去则可以当面向他陈情，讨回所拖欠的军费军饷。”

“裕生，我是怕你此去凶多吉少啊！ ”

“表哥不必担心，这种时候，老蒋不会妄施手脚。我若不从，大不了是拿我作人质。”

“这就更不能去了！不能去！不能去！你一日不在，我就六神无主了。” 李明瑞又给表哥点上一支雪茄，显得十分轻松而又十分自信地说：“为了我们的长远大计，我还是要去。弟若遭不测，弟甘愿以此舍身唤起众人奋起，齐举讨蒋！”

俞作柏面泛悲忧：“这这该如何是好 ”

李明瑞说：“事不宜迟，我今日就动身！我走后，军中之事由豫弟和张云逸全权负责，不妨把韦拔群也召来；必要时，请中共代表邓先生共商大计。” 此番言表，确有“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感怀。俞作柏抚摸着表弟的肩头，竟然落下两行热泪：“裕生，你要多加防备 ” 李明瑞点点头：“请哥放心。”

当日下午2时，李明瑞从南宁出发去武汉，然后转车直抵南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办公室。蒋介石一身戎装，倒背着双手在厚厚的红地毯上来回踱步。此刻，他正在听取一下飞机便跑来的郑介民向他汇报广西的新情况。

郑介民把俞、李上台后的“罪状”一一列举：公开释放政治犯；起用大批共党分子；清除异己、建立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公然支持农民运动成立省农会；以护商大队之名搞农民武装；等等。

“娘希匹！俞作柏、李明瑞居心不良！唉，当初不该……可是……唉 ” 蒋介石颇有几分痛惋地骂着，沉吟着，但马上抑制住情绪，脸露一派平和。“介民，你去广西干得不错，我会嘉勉你的。”

“多谢校长栽培！学生应尽心竭力为校长分忧，为党国效忠！”

“嗯。这次要你回来，就是商议如何挟制俞、李所为，不要让他们滑得太远。”

“校长，以学生之见，调陈济棠和鲁涤平分两路夹击，把俞、 李……”

“不行！”蒋介石扬手打断郑介民的话，“此时用兵过早，坏我大计。 现在张发奎已附从汪精卫谋反中央；西北方面，冯、阎正虎视眈眈；湘赣边朱毛赤匪又死灰复燃……我党国正处在多事之秋，一切都要从长计议。”

“是！请校长指点迷津。”郑介民起身，立正。

“介民，坐，坐嘛。”蒋介石摆摆手，要这位忠实的部下坐下。“俞作柏、李明瑞靠那五六千人的警备大队能干出什么名堂？他们还不得仰仗吕焕炎、杨腾辉、黄权这些桂系旧部？所以，你要在吕、杨、黄身上动动脑筋。”

“对！对！还是校长高见。”郑介民连连赞叹道。

郑介民很清楚，吕、杨、黄三个师是俞作柏和李明瑞执掌广西的主要军 事力量。目前，吕焕炎部驻扎玉林，杨腾辉部驻扎梧州，黄权部驻扎柳州， 表面上他们接受俞、李的管辖，那是为了伸手要军饷，实际上他们都是同床 异梦，心猿意马，各行其是。最近蒋介石对广西实行“关闸断油”之策，拨 给广西的军费愈来愈少得可怜，吕、杨、黄纷纷登门找俞、李讨要。而俞、 李呢？广西财政匮乏，银库空空，已是无从应付。

蒋介石向郑介民面授机宜：他已经让宋子文停止给广西拨分文经费。他要郑介民在吕、杨、黄三个师长身上下功夫，如果俞作柏和李明瑞受汪精卫 唆使，加入张发奎反叛行列，就让吕、杨、黄在他们的后院点火，使之首尾不能相顾，顷日瓦解崩溃。

“俞作柏、李明瑞敬酒不吃吃罚酒，阳奉阴违，脚踏两只船，娘希匹！我倒要看看他们能有多大本事！”蒋介石走到宽大的办公桌后，拉开抽屉，将已经准备好的三张支票取出来，放在桌上，往郑介民身边一推。“介民，你把它带去，用在吕、杨、黄身上是划得来的。你告诉他们，只要他们拥护中央，脱离俞作柏的管辖，一切都好说。”

郑介民接过支票一看，三张现金支票，每张一百万元。心想：凭着手中这笔巨款，郑某完全有把握让吕、杨、黄三人跟俞、李分道扬镳！于是他站起来，信心十足地说：“请校长放心，学生一定把此事办好！”

蒋介石点点头，一种强烈的征服欲和统治欲充溢于胸间：“想成大事，光靠雄心、冒险、智慧和道义是不够的，关键时候，还得靠这个。”

郑介民随声附和：“是的，是的！在中国没有钱什么也干不成。中央不给钱，俞作柏和李明瑞他们一天也混不下去！”

蒋介石一再叮嘱：“只要功夫用在吕、杨、黄身上，就抓住了要害！即使汪兆铭把俞作柏这个光头司令拉过去，也不顶个屁用！介民，你一定要紧紧抓住要害，一切事情就好办了。”

郑介民并腿挺身：“校长教诲，学生铭记在心！学生可以走了吗？”

“广西的情况，你要随时向我报告。”

“是！”

南京。财政部长宋子文私邸。

李明瑞一路风尘到达南京，并没有马上去拜见蒋介石，而是先去拜“财神”宋子文。“李将军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实在抱歉，抱歉！”宋子文笑容可掬地与造访者握手、入座，让管家端茶递烟。“李将军来南京，怎么不事先给我打个电话？不过，我知道你是为何而来，两个星期前，你派姜祖武来过，可我正好不在南京 ”

“是啊，我的部下吃了‘闭门羹’，空手而回。”李明瑞笑了笑说，“今天我来得巧啊，正好碰上宋部长。”

“我真没有想到，李将军会亲自跑来。”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这么多人等着米下锅，嗷嗷叫！我只好上门伸手来了。”

“我很理解你们的难处。”宋子文温文尔雅的脸上顿然露出一丝难色，轻声慢语道，“李将军想必知道我们这个家底的，全国四面八方都向我伸手，恨不得把我大卸八块，万剐分撕。可我体轻肉少，欲河难填啊！所以中央最近明文规定，凡给各省拨款，一律要有蒋主席亲自批准 ”

“噢——”李明瑞马上意识到了什么，抿了一口茶，问，“难道正常的计划内拨款，也要蒋主席亲自批准？”

“中央政府财政紧缺，计划内款项也要蒋主席亲自审批才行，这是中央最近压缩开支的紧急措施。”

“宋部长，”李明瑞的情绪开始冲动起来，“总不能让我等弟兄扎住脖子糊住腚眼不吃不喝不拉屎吧？！”

“李将军，你听我说，”宋子文连忙解释道，“给广西的经费，我已亲自向蒋主席报告过，可是，很难办呀！ ”他有意把“可是”后面的话音加重拉长。

“为什么？难道广西是后娘仔？”李明瑞当然听得出这种被特意强调的语气里显然蕴藏用心。

“广西办法还是有的。”宋子文仍不愿把话说白，也依然显得十分诚挚，“李将军，广西地处‘金三角’，那种‘硬通货’(指鸦片)过境时，税收颇丰。不管怎样，总可以敷衍度日吧？”

“这种风凉话说说倒可以。”李明瑞认真而严肃地说，“实情宋部长可是知晓的，政府三令五申禁毒，加之连年战乱，很少有人敢冒那个险。话又说过来，同属中央政府，给广东拨经费，为什么不给广西？”

“李将军息怒。”宋子文觉得应该把话挑明了，他放低声音道，“实不相瞒，广西发生的一切，蒋主席知道得一清二楚，看来不令主席满意啊！所以，请李将军和俞主席谅解，子文实在是爱莫能助啊！”

“多谢宋部长直言相告，裕生明白了！”李明瑞起身，与宋子文握手告辞。

“李将军既然来了，是不是见见蒋主席？”

“……”李明瑞猜不透他这话里暗隐何意，只是抿动一下嘴角，淡淡一笑，想要说什么，却什么也没说，转过身走去。

李明瑞觉得，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会见蒋介石了，而且必须马上离开南京。

第三章 兵变 俞作柏秘密做成了一笔“生意”

几只鸥鸟在邕江上空凝翅盘旋，摇曳着它们的姿体。看着灿烂的阳光照出它们姿体的一部分，而把其余的部分留在浓重的阴影里；看着它们悠缓迂回的翔飞，然后渐渐地侧着身子顺江面向东南飞去；看着深秋碧蓝的天空在波澜荡漾的水面上的反光！俞作柏的双目眩晕了。

“人微权轻，人微言轻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说来人生就是一场梦，就是在梦的苦海里翻腾沉浮！”他微眯着眩晕的双目，却仿佛看到人生梦海里卷起的波澜：一切庄严的、欢愉的、悲哀的、亢奋的、沮丧的、激动的、疯狂的、骚乱的、怯弱的、惊惧的、骄傲的、委屈的、高贵的、卑鄙的、满足的、失意的、憎恶的、怜悯的、贪婪的、虚伪的、绝望的、希冀的、眼前的、遥远的、人所欢迎的、人所抗拒的 这一切的人都在梦海里翻腾沉浮，谁也不知道自己会被浊浪抛向哪里，但谁又都知道自己是向着自以为是的目标驱进！

他蓦地睁开眼睛，似乎被梦海里一个汹涌的骇浪打醒：啊！人生苦短，活来不易，该痛痛快快豪豪壮壮地走一遭！这是省府主席私邪的后花园，坐落在风景秀丽的邕江和南湖的交汇处。

一座颇具广西壮家风格的木楼临江而建，从外表看，除了灰褐色的瓦顶，四周全是用杉木板块错落有致地嵌围成墙，且爬满了鱼鳞状的青苔，看上去斑驳陆离，似乎被风雨剥蚀得老朽不堪了。但走进室内，里面的陈设却相当奢华考究：镂叶雕花的玉石屏风，红木桌椅茶几光可鉴人，琉璃吊灯和蜡烛台灯交替使用，一排矮柜上放着电话机、电唱机和电感发报机，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广西行政区地形图。

俞作柏今天要在这里秘密会见一位“特使”。

他已经翻来覆去地想过了：表弟南京之行吉凶未卜；老蒋对广西已起歹意；汪精卫一再电催并以高官厚禄相许孰轻孰重，已见端倪。

他决心已定：人生即赌博，只要对方肯出大价钱，他就掷骰成交！

“俞主席，薛先生已在楼下等候。”卫士参谋步子轻捷地走到观景台，小心翼翼地报告说。

“好！快邀薛先生楼上请——”俞作柏抬手捋了两下头发，提起宽松的紫绸袍下摆，转身回到客厅。

薛岳身穿银灰色绸袍，手提一只精致的皮夹，脸上容光焕发，步态轻盈如燕，一见面便频频躬腰，彬彬有礼且气派十足。

待双方坐定，喝茶吸烟，说了几句客套话，便很快切入实质性会晤。

俞作柏：“看得出，薛先生今日大驾光临，想必定有好消息相告喽！” 薛岳：“健候(俞作柏字)兄真乃锐眼毫亮，入木三分也！”

俞作柏：“咱们兄弟间谈生意，不必拐弯抹角，你就直说好了。”

薛岳：“张发奎总指挥已在鄂西举起护党讨蒋大旗，冯、阎、唐等诸位将军也已通电响应，共讨国贼！汪先生一再敦请俞主席和李将军出山，就任第四集团军正副总司令之职，共同匡扶孙中山先生创建的党国大业。”

俞作柏：“护党救国，义不容辞！可我囊中羞涩，扛枪的弟兄们饿着肚皮，饥肠辘辘，怎能担起此重任？” 薛岳：“钱的事情请俞主席放心，汪先生已在美国、日本、印尼、新加坡和香港等国家银行立了户头，海外侨商、侨胞都纷纷慷慨赞助，只要义师 一动，美元和港币都可以直接拨到广西。”

俞作柏：“常言道，唐彩陶马不能骑，画中之花不闻香。我俞某人已经吃了老蒋买空卖空的苦头，可不愿再吃第二次喽！”

薛岳：“健候兄多虑了，我既前来，岂敢旁骛？”

俞作柏：“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眼下广西在编的三个正规师都无法关饷，他们就快把我的门槛踏烂了！ ”

薛岳见火候已到，悠然之中浮现出三分炫耀，遂从内衣兜里掏出一把精巧的钥匙，“咔——”的一声，将皮夹的锁扣打开，先取出两张已由汪精卫 亲笔签发的委任状，然后又取出一张四百万元港币的现金支票，请俞作柏一 一过目。最后把钥匙和皮夹一起推到俞作柏面前：“这是汪先生特意要我转 呈的一点小意思，请健候兄笑纳。等举起义旗，汪先生就给俞主席在广西立 一个专门户头，以后按时由香港汇丰银行把款直接划过来。”

俞作柏将委任状和支票收下，听说还要给立一个专门户头，喜悦之情溢满胸间：“哈哈哈！汪先生够朋友，够朋友！” 他转身打开抽屉，取出一个锦缎首饰盒，里面装着一只翡翠鼻烟壶：“薛先生劳苦功高，我这里备了一个小小的礼物赠送薛先生，不成敬意，请收下，收下。” “生意”顺利成交，彼此笑逐颜开。

薛岳：祝健候兄马到成功，旗开得胜！

俞作柏：请转告汪先生，只要他一声令下，我们立即响应！

俞作豫从陈豪人打来的电话得知，兄长正跟薛岳秘密谈“生意”，顿感情况严重，便急急火火地跑来了。但他来迟了一步，“生意”已经做成，薛岳悄然离去。

当他一步跨进客厅时，俞作柏正在接李明瑞从桂林打来的电话：“表哥！我两手空空地回来了 ”

“裕生，你能平安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老蒋没敢把你怎么样吧？”

“我没见老蒋，先找了宋子文。老蒋已下了死令，不给广西拨经费。所以我就没再去见老蒋，拨头回来了。”

“好，好！弟当即果断，真是虎口脱险哪！老蒋不给钱，有人给 。”

“谁给？”

“薛岳代表汪精卫先支付了四百万港币的现金给我们 ”

“表哥！这钱我们千万不能要！”

“为什么不能要？管他姓蒋还是姓汪，谁给钱我都要，不要白不要！”

“表哥！你你好糊涂 ”

“我比谁都清醒！形势瞬息万变，张发奎已声明反蒋，冯、阎也通电响应，只要我们再举发兵，老蒋就要完蛋了！哈哈哈 ”

“表哥！表哥 ”

“裕生！你不要再说了！老蒋已把我们置于死地，我们岂能坐以待毙！你马上赶回来！”

俞作柏挂了电话，转身见俞作豫站在客厅里正睁大两眼直直地瞪着他。他当然明白弟是为什么。于是笑着走过去，说：“豫弟，哥是一片苦心啊！电话你都听到了，你表哥南京之行，空手而归，多亏他机警果断，不然连人也要丢在那里了。”

俞作豫气呼呼地说：“汪精卫改组派是什么货色，难道你还不知道？！”

俞作柏说：“管他什么派，眼下谁能给救命钱就是朋友。再说，我们的目标就是反蒋么！现在时机到了，我们何不抓住时机大干一场呢？”

俞作豫说：“那就要我们与刽子手张发奎合作，是吧？哥啊你难道忘了，张发奎镇压广州起义，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工农群众，连你我都差一点成了他的刀下鬼！”

俞作柏不以为然地笑笑，点上一支雪茄吸着：“豫弟，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复杂得很哪，不要太认真，太书呆子气。事物总是在千变万化，没有不变的敌人，也没有不变的朋友；昨天是仇敌，今天成朋友，明天又可能是仇敌。我们与张发奎联合起来，是为了反蒋，而蒋介石在‘四一二’大清党时屠杀了多少共产党人？中共派员来广西协助我们，目的不也是为了反蒋吗？”

俞作豫感到心烦意乱，一时理不清个头绪来：“哥，这样盲目行事，我真担心会是什么样的后果 ”

俞作柏成竹在胸地说：“反老蒋又不是我们一家，如果我们不参战，到时论功行赏也就没有我们的份啦！”

俞作豫摇摇头：“哥你想得太乐观了 ” 他惊疑地发现，眼前这张令他敬重和信赖的熟悉的面孔，愈发变得陌生而朦胧……

第三章 兵变 中共代表说：只好来个“折中”喽！

李明瑞风尘仆仆从桂林赶回南宁。

此时，俞作柏正与中共代表邓斌以及雷经天、俞作豫、陈豪人、龚饮冰、龚鹤村、韦拔群(被俞作柏于昨日紧急召来)等人聚集在李公馆，商讨出兵反蒋之事。

室内烟雾笼罩，空气浑浊、沉闷 看得出来，大家为此事已经分析、论证了不短时间了。

李明瑞进来时，所有的目光一齐投向他。他向大家点点头，便在俞作柏身边坐了下来。

俞作柏神态严峻，重又点燃一支雪茄：“老蒋把广西的一切费用彻底断 了，此时我们不反蒋，到时候老蒋也会腾出手来收拾广西。况且眼下是各路 力量联合行动，一致反蒋，我们岂能坐失良机？再说贵党派员来广西协助我 们，不正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打倒蒋介石！”

邓斌也点上一支烟：“我刚才已经跟俞主席说过，反蒋是我们共同的目标，但要审时度势，把握时机，不可以贸然出兵。眼下广西就好比一个大病初愈之人，元气未复就跟强壮的对手较量，无疑是会吃大亏的 ”

俞作柏手夹着雪茄，像擎着一杆宣言的旗帜，摇了摇，打断对方的话：“我已说过，此次行动非我一家，西北有冯、阎，中原有唐生智，南方有张发奎，京沪一带有石友三，各路联合起来，就成为一个不可战胜的巨人！” 在他看来，你邓先生只不过是我请来的客人，凭什么指手划脚！我俞某有言在先，广西的事，该有一家之主说了算！

这时，雷经天搔着茂密的络腮胡子，笑了笑，说：“按说应该像个巨人的样子，可到时候恐怕就不像个样子喽！就各打各的算盘，谁也顾不上谁了。”

韦拔群也马上接上话茬儿：“老汪拼命拉老张和老俞打老蒋，俞主席一道令下，我韦拔群星夜就跑来了。可是，恕我直言，别看俞主席发给我三百杆枪，就是再给三百门大炮，我也不去给姓汪的当炮灰！” 这些话好像都是说给李明瑞听的。因为在他没到来之前，大家为此已反复对俞作柏进行了直率而坦诚的劝说，但都无济于事。现在，就看李明瑞持何态度了。

李明瑞扫了大家一眼，欲谈又止，脸色显出几分凝重。 俞作豫见状，随即添“柴”加“温”，冲两位兄长开火道：“大家的话皆是苦口良药，是真心实意为哥着想，为广西好！要是我们兵强马壮，实力雄厚，不用哥多说，大家会全力以赴。就眼下哥掌管的这点兵力不说，而吕焕炎、杨腾辉等人能靠得住吗？听说他们跟南京来的那位天子门生搞得很热火”

俞作柏瞥了弟一眼：“光听说不行，要有真凭实据。广西的三师两旅， 我俞作柏还是驾驭得住的！他们嗷嗷叫，是因为没军饷！”

昨天，俞作柏已分别给吕焕炎、杨腾辉、黄权打了电话，决心举义反蒋，并且要为他们发军饷。他们声言：随时听从俞主席的调遣，只要有银子，别 说打到广东去，就是打到南京去也不在话下！

然而，俞作柏哪里晓得，他自以为这些最忠实于他的部将，已为蒋介石所收买。郑介民从南京返回广西，以分别二百万元的重金和第七路军正副总 指挥之职，收买了第十五师师长吕焕炎和第五十七师师长杨腾辉，并以三十 万块大洋和师长之职，收买了俞、李最亲信的第十五师第四十四旅旅长黄权。

——这些，俞作柏和李明瑞都还蒙在鼓里。

“哥，你听也罢，不听也罢，我还要再说一句：你可不要弄到最后连立 足之地也没有了！”

“无立足之地？”俞作柏轻蔑地冷笑道，“我就不信！我与汪氏虽不为相濡以沫，但不能不相忘于江湖！”

一直沉默不语的李明瑞终于开口了：“我说一句吧，表哥的侠肝义胆，早为大家所知。刚才听得邓代表及诸位的言表，确是忠恳之至。此次出兵讨蒋，生死攸关，情形重大，只有三思而后行为上乘之策！ ”

“最怕的是连老本都输掉，那就后悔莫及了！”邓斌见机便重重地“敲打”对方一句。

“是啊，是啊！ ”李明瑞不禁喟然长叹。

“邓先生言重了吧，”俞作柏将半截雪茄在烟缸里捣灭，站起身甩下一句话，“广西的事情我知道该怎么做！”说罢，掌玩起两颗羊脂玉健身球扬长而去。

沉默。大家面面相觑，气氛令人窒息……

当天，在李明瑞私邸，邓斌、俞作豫、雷经天、韦拔群等人又与李明瑞紧急磋商。大家认为，在汪精卫的一再催促和蒋介石的威逼恐吓之下，俞作柏决计举兵讨蒋，再无劝说的余地了。

俞作柏把“宝”押在汪精卫“护党救国”的旗号上，押在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等派系的反蒋拥汪的口号上，押在他联合张发奎的第四军夺取广 州的行动上。他踌躇满志地认为，目前的“天时”、“地利”、“人和”， 对他即将采取的军事行动，对他主政以来的广西局势，乃至于对他个人享有 更高的声望、名誉、地位都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今日不为，岂待何时！ 于是，他便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举义反蒋的冒险之路。

事实上，他的“侠肝义胆”，己使他对形势的恩断与谋划，判若云泥， 相距甚远。

李明瑞思来想去，沉郁地说：“大家劝说无效，表哥决计要出兵，沿西 江攻打广东。但是，我想既然如此，不能把老本全部给汪精卫贴上，要为自 己留下一条后路才对 ”

邓斌此刻的思绪正与李明瑞共振在一个“律动”点上：“看来，只好来个‘折中’喽！留一条后路，以应万急！”

李明瑞问：“邓代表有何高见？请明示。”

邓斌说：“举兵讨蒋，广西的三师两旅当是主力，而教导总队和警备第四、第五大队是刚刚组建的部队，应留下来保卫后方。还有拔哥的护商大队 不易出山。这样部署，也许不至于到时候前方打狼后院失火。”

李明瑞紧蹙的眉头舒展开来：“这个办法正合我意！”

雷经天有点不放心：“俞主席会同意吗？”

李明瑞说：“这是最好的办法了，我想表哥会同意的。”

俞作豫说：“事不疑迟，大哥的事由我和表兄去做！”

果然如李明瑞所言，俞作柏对“留一条后路”之策，欣然同意。 俞作柏不仅素有“侠义之主”的美称，而且颇讲情面。他说我俞某向来一诺千金一言九鼎一语即出驷马难追，既然收了人家的钱又答应了的事，岂能儿戏，背信弃义！现在端出个两全其美的方案，即维护了他的尊严与情面， 又为他欲解后顾之忧，他自然拍手称快。

俞作柏和李明瑞当即决定，把警备第四大队、第五大队留守南宁，保卫后方；同时，还委任张云逸为南宁警备司令。 据俞、李派遣到广东的特工人员送来的最新情报获悉：广东军阀陈济棠按照蒋介石的密令，正调动香翰屏、余汉谋、蔡廷锴三个师的兵力，集结于湘桂边境，一旦广西发兵反蒋，他们即乘虚入桂夺取南宁。

俞作柏颇有几分庆幸地说：“由此看来，把警备大队留下来是非常对的，以防他娘的前方去打狼，后方窜来了虎。”

李明瑞却不无忧虑：“从情报上看，老蒋也做好了准备，我们此举的冒 险性是不言而喻的 ”

俞作豫借着李明瑞的思绪往下说：“老蒋调香翰屏、余汉谋、蔡廷锴三 个师直逼桂境，一旦我们内部有人伺机策反投蒋，到时候我们一切都完了， 恐怕真的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了 ”

“豫弟！你怎么总是说这些不吉利的话？”俞作柏不耐烦地打断弟弟的话，“我刚才还给吕焕炎、杨腾辉、黄权通了电话，他们都发动部属歃血盟誓，把举义反蒋书都写好了。对于他们的一些谣传，全是捕风捉影，不足为凭。至于香、余、蔡那三个师，只是老蒋用来威吓我们的一个幌子。张、唐、冯、阎四大家合路进击，他老蒋那三个师奈何不得我广西。”

李明瑞并不为表哥的这番高论感到乐观，而是心里暗暗叫苦：表哥啊表哥，你今日变得聪明了还是糊涂？桂系旧部是那么靠得住吗？冯、阎、唐虽 说兵足将广，可那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啊！豫弟的话、邓代表及诸位的忠言， 绝非危言耸听之意啊！

俞作柏见李明瑞郁闷不乐的样子，竟不明白表弟的虎威雄风为何不见 了：“裕生！我们兄弟都捆在一辆战车上了，你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李明瑞说：“汪精卫就那么可靠吗？表哥，我们这样做，别人会怎么看， 会说我们有奶就是娘！”

俞作柏说：“休管他人怎么看！古往今来，诸侯兼并，战争频仍，皆为 利而争，为利而战。古云：春秋无义战。这话对现世不亦如此吗！裕生，哥决心已定，无容再更改！”

李明瑞知道，无论再如何相劝，都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于是便说：“好 吧，表哥，在军事上我会竭尽全力支持你 ”

俞作柏听了这话，不禁为之动容，两眼泛出热泪，走过去紧抱着李明瑞 的肩头说：“裕生，出兵讨伐全拜托你了 ”

在李明瑞、俞作豫与俞作柏磋商，把教导总队和警备大队留在南宁做防 备力量的同时，邓斌、雷经天、韦拔群等在李公馆内近日搬进来的中共代表 的住室里继续开会。

会议决定：

速派雷经天、黄永达等人到恩隆县平马镇建立广西省农协右江办事处和 中共右江特委；

速派陈洪涛、张震球等分别到东兰、凤山、奉义、思林等县建立中共县委；

速派何建南、吴西、谢鹤筹、陈锡镇等去龙州领导工农运动，聚集武装力量；

由韦拔群指挥护商大队打通右江水路，保证全线畅通，为举行武装起义创造条件。

第三章 兵变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俞、李通电讨蒋

1929年10月1日，俞作柏和李明瑞在南宁举行讨蒋誓师大会，正式宣布通电讨蒋。俞作柏任南路讨蒋军总司令，李明瑞为副总司令。俞、李即对所辖各部队作战斗部署，由李明瑞挂帅出兵广东，进攻陈济棠粤系军阀。

9月下旬，汪精卫坐镇香港，遥控指挥，频频电催各路“护党救国军”向蒋介石集团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张发奎率先响应，向全国发表讨蒋通电。紧接着，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发表“讨蒋贼，雪国耻”宣言；冯玉祥、阎锡山发起讨蒋的办法则极为奥妙：冯玉祥指示西北军的宋哲元、孙良诚等领衔发动反蒋，冯则在幕后以留回旋之地。西北军先发动战争，并拥戴阎锡山为首领，然后晋军再起而响应，共同反蒋。而十分圆滑、狡诈的阎锡山则致电宋哲元等将领称：“应从长计议，以求政治趋入正轨，仍望先行切实编遣，冀达诸同志救国之初衷，国事当由国人解决也。”——此目的是要造成阎、冯与此次反蒋无关的假象，以掩护他们在幕后指挥。

汪精卫见广西行动迟缓，遂又派薛岳再携四百万元港币及各路通电讨蒋的消息飞抵南宁。

两次就拨八百万港币，不能不令人心动！可见汪精卫是多么的大度，多么的慷慨，多么的不惜血本而下了如此这般赌注！

俞作柏抓起一捆崭新的港币，像玩纸牌似地翻扯得哗哗作响，一脸的春风得意对李明瑞表白：怎么样，汪兆铭还是靠得住的吧！当哥的做这笔“生意”还算可以吧！这下我们的经费、军饷都解决了，不发愁没米下锅了。

当一一目阅了各路讨蒋通电、宣言后，俞作柏和李明瑞更是为之振奋，热血沸腾！尤其是宋哲元、孙良诚等27位西北军将领联名发表讨伐蒋介石的通电，列举了蒋介石的六大罪状，公诸于天下：自蒋氏继任主席，滥用威权，包办三全大会，党成一人之党，中央成一人之中央。假 中央集全之名，行专制独裁之实，以天下为私。此其一；自蒋主中枢，政以贿成。政府委员及财政官吏，非其私人，即其妻党。狐鼠凭陵，秽 闻昭彰。贪污之风，实甚于曩昔北京政府，以致开国正气，竟被蒋氏一手破坏无余。此其二；连岁水旱成灾，遍及全国。仅西北各省灾民数近二千万。哀鸿遍野，奄奄待毙。蒋氏 对非嫡系部队，常景十余月不发一饷，死者无抚恤，伤者无医药，生者无一食。而蒋氏及 其左右私党，骄奢淫逸，自享帝王之奉。军民交瘁，漠不关心。自蒋氏到南京不足三年，前后发行公债四亿二千万元。蒋氏用总司令名义支用特别费，每月百余万元。凡此黑暗贪 污，即榨取民脂民膏民血。此其三；蒋氏狡悍阴鸷，毫无政治道德，权术自嬉、诡谋百出，行帝王专制之淫威，使兄弟骨 肉自相残杀。今年湘、鄂、粤、桂、川、滇、黔等省，战祸连绵，蒋氏一人实为之俑。此其四；蒋氏假借编遣为名，一面令人竭力灭缩，一面自己加大招募。两度会议，皆属欺骗阴 谋。近更向德国大购军械，暗扩军额。外标和平统一之名，阴行武力统一之实。此其五。 蒋氏自知多行不义，为国人所不谅，乃更异想天开，学拿破仑三世之所为，利用外交 问题，转移国人目标。此次中东路事件发生逾月，和平交涉，既无把握，武力抵抗更不准 备，坐令俄兵出没边境，焚烧城池。边民数百万流离失所，财产损失，以数万万计。丧权辱国，薄海痛心。此其六。

通电最后宣称：蒋氏不去，中国必亡。即日出发，为国杀贼，万死不恤！

“西北军将领讨蒋通电，慷慨激昂！所开列蒋之罪状皆为事实，令人发指！” 李明瑞被突如其来的铁血廖战的狂放激情撼动着，轰击着！胸中似有“数万甲兵”在行进，在厮杀！“西北军正兵分三路，浩浩荡荡向中原进军。老蒋 的末日到了，不被活捉，也得自杀！哈哈，裕生，怎么样，哥力主出兵讨蒋之举没错吧！哈哈哈 ”

俞作柏兴奋得两眼放光，紧攥的拳头舞动着，仿佛成功在握，稳操胜券。“表哥，是时候了，我们尽快行动吧！”“我们要召开万人誓师大会，发布讨蒋通电，以壮声威！”

9月29日晚，俞、李从截获的敌电情报得知：南京中央政府决定对广西作军事解决之部署。蒋介石命令中央陆军第二师顾祝同部，第三师毛炳文部，第八师朱绍良部，第十八师 谭道源部，分水陆两路，星夜兼程，开赴粤桂前线；命令第六十二师香翰屏部为左翼，第五十九师余汉谋部为右翼，第六十师蔡廷锴部为总预备队，李敬扬、蒋光鼎两部为后预备队，在湘桂边一线向桂军发起进攻。

“这就是说，蒋介石调往粤桂、湘桂边境的兵力不是三个师，而是九个师，其中五个师是蒋的嫡系部队，装备精良 ”李明瑞分析着敌情，感到事态严峻，不免对此时举义反蒋又有些犹豫和担心起来。

“表哥，我看还是暂缓行动为上策。只要不通电讨蒋，只要按兵不动，蒋介石还是奈何不了我们的，他的那些部队也不会轻举妄动。”

“兵不厌诈，这是老蒋虚张声势，惯用的伎俩。我们不会上他的当！”

俞作柏决心已定，似吃了秤砣，铁了心。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反蒋！反蒋！！坚决反蒋！！！

10月1日上午8时许，整个南宁市被万人誓师讨蒋的浩大声势震撼了！驻邕的警备部队和广西的三师两旅开来的先遣队，在震耳欲聋的军乐声中全 副武装地进入市中心广场，轻机枪、重机枪、迫击炮在队伍前面排成方阵穿 过闹区，好不威武壮观。紧接着各界的群众团体、学校学生和郊区农民队伍 挥舞着彩旗，高呼着口号进入会场。

身着将军服的俞作柏、李明瑞以及许廷杰、熊镐等军政要人在主席台检阅了部队之后，便有俞作柏宣读讨蒋通电，各界代表发表支持政府举兵讨蒋 的演说，接着由李明瑞领着全体官兵朝天鸣枪、酹酒宣誓：我八桂子弟，遵孙总理之教诲，承继未竟之大业，举义讨蒋，铲除革命之叛贼！愿抛 头洒血，护党救国，重整山河！即日出征，讨伐顽敌，如有贰心，天诛地灭！

誓师大会结束后，俞作柏以南路讨蒋军总司令的名义，立即电令驻扎在贵县的蒙志仁独立旅开往梧州前线，归第十六师师长吕焕炎指挥；电令第五十七师师长杨腾辉和第十五师各旅、团向粤湘边界推进。

李明瑞即赴桂平前线的黄权旋部，亲自督战，指挥全线向广东进攻也就在10月1日这天深夜，完成了重大使命的郑介民化装成商人，由杨 腾辉的便衣卫队护驾，潜往柳州。不日，策动吕焕炎、杨腾辉倒戈后，郑介民速抵南京，向蒋介石复命。

南京《中央日报》于10月2日以赫然醒目的标题登出俞、李通电反蒋的消息，并惊呼：广西共党猖撅，策动俞、李举兵反蒋！新的蒋桂之战，烽焰又燃！

蒋介石获悉俞、李通电反蒋后，并没有歇斯底里大发作，颇显出从容若定、一脸祥和之神色，仿佛这一切皆在他的预料之中，也在他的谋计之中。他在他的宽敞的办公室里召集要员，由他亲自宣布为郑介民晋升中将军衔的命令，并将一枚青天白日勋章佩戴在郑介民的胸前……

第三章 兵变 桂系旧部哗变倒戈

俞、李出兵讨蒋失败，比人们预料的还要快。

10月3日，李明瑞刚刚到达桂平的黄权(此时兼第十五师师长)旅部，正准备亲自督战，不料突闻吕焕炎、杨腾辉等率部倒戈通电拥蒋。蒋介石亦发出电令：罢免俞作柏的广西省政府主席职务，予以通缉；罢免李明瑞的广西绥靖司令兼第四编遣公署主任职务，予以通缉；任命吕焕炎为广西省政府主席兼第八路讨逆军副总指挥(总指挥为陈济棠)；任命杨腾辉为广西绥靖 司令兼第四编遣公署主任。

还未开战，李明瑞手中的军事实力顷刻间丧失大半，只剩下黄权师和一个旅的兵力了。

李明瑞本来对此次贸然出兵讨蒋就心存忧虑，只是没想到吕焕炎和杨腾辉竟会这么快公然倒戈拥蒋。吕、杨二人皆是李宗仁和黄绍竑的亲信，在蒋桂战争中因主子败北后不得已才屈从于俞、李麾下等待时机。

既然战幕已经拉开，打与不打其结局都是一样的，他不能一枪不放地就此罢手！在李明瑞的戎马生涯中，还没有打过这么窝囊，这么败兴之仗！

李明瑞心急如焚，表情却显得异常冷峻。他召集黄权所辖旅、团军官，重新部署作战方案。

黄权对李明瑞有知遇之恩，一向视他为“义兄”。北伐时，黄权只是一 名营长，但他作战勇敢，一马当先，屡建战功，在李明瑞亲率百名敢死队员 突袭孙传芳的指挥部时，黄权请缨担任敢死队队长，此役告捷，黄权颇受李明瑞宠信，被破格提升为旅参谋长、旅长，如今讨蒋又提升为第十五师师长。

“威远(黄权字)，你说这仗我们该如何打？”

“义兄，目前形势你比我更清楚，我黄权纵有三头六臂，也无力回天 ”

“总不能一个屁放不响就收场吧？”

“恕弟直言，这个仗不能打啦 ”

“威远！没有想到，你也和吕焕炎、杨腾辉一样，都是一群软骨头！”

“上有天，下有地，我黄权跟随司令出生入死，何曾做过软骨头？我是不想把这点老本都拼光啊！” “现在就是要去拼，去杀！就是拼光了也比他娘的吕、杨之辈苟且偷安、蝇营乞怜值得！”

“吕、杨倒戈，已使我军心不稳，官兵惊慌。李司令，这局势很难控制啊 ”

“我已不是司令，你别叫我司令，我现在要和你一道带领弟兄们开上前线！” 李明瑞在黄权的指挥部里，对旅、团军官作了“决死杀贼，上无愧党国，下无愧庶民”的训话。

但此时的黄权，已经不是昨日的黄权了。他已被郑介民30万块大洋和蒋介石授予他的中将军衔及师长之职的委任状所收买，他兜里装着已经写好的 拥蒋通电稿和捉拿李明瑞的通缉令。但在李明瑞的催逼之下，他不得不作出 一个小小的让步，调动了他的两个团跟随李明瑞先行东进，同时向他的亲信 下了密令：待他倒戈通电后，即把部队撤回桂平，并将李明瑞缉捕。——作为投靠蒋介石的一个“见面礼”。

吕焕炎、杨腾辉遥相呼应，倒戈拥蒋，这对于俞作柏不啻当头挨了一排重炮，炸蒙了！

在他坐镇南宁的总指挥部里，副官和参谋们个个面带慌恐之色进进出出，发报员的呼叫声和急促的电话铃声混成一片嘈杂的声音他似乎没听见，慌乱的情景他也好像没看见。他额头青筋突暴，似几条蚯蚓反复蠕动，瞪着因充血而发红的眼睛，呆呆地盯着墙上的作战地图，恨不得马上扭转战局，反败为胜。 这显然是不可能了！ 他只感到脑袋嗡嗡作响，七窍生烟，一时理不出一个头绪来。一听说梧州的通讯线路接通了，他抓起话筒就骂：“吕焕炎你个王八蛋，算我瞎了眼！ 什么？要来取我首级？丢你妈你来吧，来吧，来讨老子个卵！ ”

不一会儿，柳州的线路也要通了，他又抓起话筒大骂：“无耻！杨腾辉你是个卑鄙小人哪！我俞作柏待你并不薄啊，你不该这样坏我大计！ 哦，无毒不丈夫？丢你妈你算什么大丈夫！无耻！无耻 ”

痛骂了一通，发泄了一通，他似乎并没有感到好受一些，愈加沉溺在痛苦难拔的颓丧之中。

当俞作豫走进来报告，李明瑞正率黄权师一部向前线开进的消息，他马上像吸了一口大烟似的精神抖擞起来，迅即下达命令：把五个警备大队都编入黄权师建制，即刻开赴前线。

“哥，你好糊涂！”俞作豫马上制止道，“这个时候调警备大队开过去也干事无补。黄权这个人绝对靠不住，我正替表哥的处境而担心 ”

俞作柏说：“调警备大队开过去，一可为你表哥解围，二可挟制黄权， 他若有不轨，立即将其拿掉！”

俞作豫说：“大队人马一走，黄绍竑的‘地下军’，就会乘虚而入，南宁将陷入一场浩劫、一片血海之中！”

俞作柏听来一怔，摇头叹惋，似一头困兽暴躁而无奈地来回踱步。突然他说：“那就把你的第五大队留下来，其余四个大队统统开过去！快通知张云逸、许廷杰、熊镐他们执行我的命令，如有违令者，严惩不贷！”

半个时辰后，张云逸、俞作豫、徐光英、冯达飞等人火速赶来，向俞作柏报告了警备第一、第二、第三大队在大队长许廷杰、熊镐等人策划下蓄意 叛乱的种种迹象：许廷杰与“地下军”勾结，企图炸毁军械库，好在第四、 第五大队早有防备，使其破坏未遂；熊镐已把第三大队大部分兵力拉到近郊， 以接应许廷杰拉出的第一、第二大队人马，待黄权领兵一到，他们即反攻南 宁，夺得头功俞作柏听罢，顿觉五雷轰顶，身子摇了几摇，便一头栽进藤椅里，那只由他恣意掌玩的紫沙茶壶像一颗灰色的流星从他掌心里迅即陨落，又被他猛力一甩，撞击在墙上，“啪——”紫沙茶壶的爆破声清脆而响亮！

“哥——”

“俞主席——” “俞主席——” “……”

失去神智好几秒钟的俞作柏慢慢又抬起头，撑起身子，接着五官紧缩，屏息憋气，终于打出一个气势磅礴声震寰宇的喷嚏——阿嚏！

俞作豫知道他这时需要什么，急忙点燃一支特制雪茄(里面含有少量的 鸦片)送到他嘴里。

他贪婪地连吸几口，两道烟雾像游丝般缓缓地从他鼻孔里流动出来，使 他顿觉如升驾云头之感，脸容也显得舒展、平静而庄严。

他站起来，拍着张云逸的肩头说：“胜之老弟呀，我果是做了一个恶梦， 现在醒了，悔之晚矣！ ”

张云逸安慰他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智者千虑，亦必有一失。俞主席此番义举虽操之过急，但也是出于被逼无奈，我等皆能理解。望俞主席 不要太忧虑，多保重身体为要。”

俞作柏听了这话，竟抑制不住悲枪之情，落下几滴老泪：“眼下这盘棋，被我一着走错，全盘皆输 一切都晚了，都完了……”

张云逸说：“志同则道合，志异则必分。像吕焕炎、杨腾辉之辈，迟早是要与俞主席分道扬镳，分庭抗礼。目下战势一开，他们便跳出来，露了原形，这未必不是好事啊！好在我们的人还在，南宁还在我们手里。”

俞作柏感到莫大的慰藉，揩了揩眼泪，说：“胜之，你是警备司令，南宁的存亡全有待于你和列位了 ”

张云逸坦诚地说：“俞主席，我等急促赶来，是向你请罪的。”

俞作柏不解地问：“何罪之有？”

张云逸说：“多亏豫弟及时转告，我当即把你那个调遣警备大队去前线的命令扣住了。如果照此办理，后果不堪设想，恐怕用不了多时，俞主席就 不会站在这里说话了。”

俞作柏连声道：“扣得好！扣得好！焉能有罪，而是有功！现在一切就由胜之全权决断指挥！”

张云逸说：“我尽到本职责即可，一切还有俞主席决断定夺。” 俞作柏脸露凄苦之色：“树倒猢狲散 我不当这狗屁主席了，被老蒋罢免了，还有裕生，也给罢免了。”

提及李明瑞，他身子像触电般地猛地一颤：“啊！裕生！他现在的处境万分险恶，黄权那龟儿子靠不住了 ”

俞作豫说：“胜之兄已派李谦副大队长带领一个连去营救表哥了 ”

张云逸接到俞作豫送来的情报后，果断决定把俞作柏下达的调动五个警备大队开赴前线的命令扣压了，并要俞作豫以其兄的名义给李明瑞发报，要 李明瑞速回南宁商讨军机大事为由，迅即摆脱黄权部的挟制，逃离险境。

与此同时，张云逸速派李谦副大队长带领一个连的兵力骑马和乘五辆大卡车急驰桂平，争分夺秒地抢在黄权叛变之前，把李明瑞接应出来。为此， 张云逸向李谦下了死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李将军！

为防备许廷杰、熊镐率部哗变袭击省政府，张云逸以南宁警备司令的名义发布首号宵禁令，并命令龚鹤村的公安局和俞作豫第五大队一部对省政府 驻地周围实施密哨封锁。

待这一切布置完毕，张云逸、徐光英、冯达飞等才在俞作豫的陪同下，来见这位已被蒋介石罢免职务并下令通缉的省主席。

俞作柏释然了。他感到心里获得了一种难得的平静。他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好像是在梦呓：“患难中尽知孰轻孰重，绝境里方显英雄本色。其情其义，没齿不忘！”

共产党人的磊落胸襟、操情和义节使他明白：这个世界上毕竟还有用金钱和地位无法得到的东西啊！

他紧紧握住张云逸的手，许久许久说不出话来。——他怎么也想像不到，面前这位被他委任的南宁警备司令，二十年后就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且是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10月7日，黄权在桂平通电拥蒋，遂下令悬赏追捕返回南宁途中的李明瑞。

李谦率三百多名精壮队员日夜兼程，在桂平西南的大圩镇与追捕李明瑞的叛敌遭遇，双方交火，激战甚烈。战至黄昏，将敌击溃。清理战场，查验横陈遍野的尸体，却仍未发现李明瑞的踪迹……

第三章 兵变 邓斌决断：南宁≠南昌

10月7日晚，风雨交加。

准备翌日动身去恩隆平马镇的特委书记雷经天，突然接到广东省委转来的中共中央对广西特委的指示信：

龚鹤村抢先发言：“根据目前广西的局势和我们的准备情况，我看干脆来个南宁起义，把南宁变成当年的南昌，打响工农武装的第二枪！”

斗争做起，领导群众直接行动，推翻反动政府，建立广西苏维埃政权。

雷经天看完信，感到情况紧急，事关重大。便立刻戴上斗笠，披上蓑衣，冒雨赶到中央代表的住处去见邓斌。

连日来，邓斌一直在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变化。俞、李反蒋失败的消息传来后，他立即要陈豪人通知张云逸、俞作豫、龚鹤村等按照预定计划行动起来。指示警备第四大队速派一个营去右江地区，警备第五大队速派一个营去 左江地区，协同地方发动群众，其余留守南宁继续加强整顿和补充。

张云逸遂以南宁警备司令的职权，下令接收了省军械库等重要军事机关，控制了五六千支步枪以及山炮、迫击炮、机枪、电台和大批的弹药。同时，又将十多艘汽船和民船停泊在邕江岸边，做好一切应变准备。

经过这些天的接触了解，人们不难发现，这位年轻的小个子的中央代表颇有个性，韬光养晦，处事应变中独见他的一番胆识与智慧。在他来广西短 短两个来月的工作中，已显现出他独具匠心的谋略，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毕竟是从首脑机关来的人啊！

雷经天说：“中央的指示信很明确，是要我们坚持以南宁、梧州地区为中心发动群众，搞职工运动，搞武装暴动。大家有何高见，请发表。”

进而，邓斌又联想到辛亥革命以来，各派军阀混战，都视兵如命，紧紧抓住枪杆子不放。如在湖南政坛几起几落的谭延闿，就从来不做寡头省长，要做督军兼省长。谭曰：有枪杆子撑腰，说话硬气！蒋介石更是靠枪杆子起家的，他在北伐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时，之所以能制造宁汉对立，并随后屠杀共产党，靠的就是枪杆子。

“我看，目前举行南宁暴动的条件并不比两年前的南昌暴动那个时候差。”龚鹤村争辩道，“现在我们掌握了第四、第五警备大队和教导总队共六千多人的队伍，再说我们控制的军械库里还有大量的武器弹药 ”

陈豪人扶了扶眼镜，忙接腔道：“据统计，这个武器数量，足够装备两个师。俞主席十分赞同我们坚守南宁，以图发展。上级党派我们来广西的使命，就是能早日举行武装起义，擂响南国革命暴动的战鼓！”

俞作豫说：“就武器装备来说，加上第四、第五大队和教导总队现有的装备，配发两个军也够了。军械库的一部分武器，是兄长主政广西后从香港购买进来的，多是英国和德国制造的。而目前，我们亟待扩充队伍。”

看得出也听得出，这位随着俞作柏省主席职位的被罢免而任省府秘书长的“使命”也随之告结的“大权旁落”者，仿佛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和对开 赴新的“领地”所承担的风险感到几分焦虑。

邓斌倏然回想起一个十分有趣的事：还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他便很欣 赏大革命家罗莎·卢森堡(女，1871—1919年，出生于波兰卢布林省萨莫希 城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列宁称她为“国际社会主 义革命的永垂不朽的领袖”)的一句名言：“我们要无军队便不能革命。” 同时，他和周恩来对列宁领导俄国革命成功有一个共同的见解：工农利用武 力推翻了俄皇贵族！1925年秋他和同伴被法国警察局驱逐出境后，赴莫斯 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同伴们给他起了一个很有意味的雅号——“小铜炮”。 是指他的身材和他能言善辩的口才。 他对此幽默风趣地说：这名字好啊！这 名字一听就轰轰烈烈，很响亮！

回国后，他对陈独秀把军权交给国民党的沉痛教训刻骨铭心：陈独秀的一个“致命伤”就是不重视建立独立的革命武装，结果蒋介石、汪精卫来了一个大背叛，使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发动南昌起义，独立开展武装斗争并寻找中共的立足点。在组织起义过程中，温文尔雅的周恩来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果敢和决断。当张国焘手持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要求推迟起义时，周恩来以不容置辩的语气回敬道：“我们必须立即行动起来，暴动断不可推迟，更不可停止！”在周恩来看来，暴动是压倒一切的事情，其他事情都要服从这一点，南昌起义是在一片血色恐怖和强大的敌人包围之中举行的，虽然它失败了，但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开创了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先河。

邓斌脑海里不时浮现出一个令人不容回避的大问号：南宁“这一枪”该怎样打才能打得响打得好打得持久？“两手打算”的预定计划已经明确，并且正在逐步实施。俞、李反蒋失败已成定局，从而证明“两手打算”是非常切合广西实际的。可是中央又来信指示，要以南宁、梧州为工作中心啊，应该如何来理解和执行中央的指示呢？

“邓代表，请你谈谈吧。”雷经天以探询的目光投向沉默不语的邓斌。大家的目光也跟着投了过来。

雨一阵紧似一阵地下着，漆黑的夜空不时滚过一声声沉闷的雷鸣，伴随着一道道闪电把破棉絮般的夜幕撕裂出千疮百孔的苍白的口子。 此刻，邓斌和雷经天根据中央的指示信，紧急召集俞作豫、陈豪人、龚鹤村、龚饮冰、叶季壮及部分特委成员商议应变部署和行动。

“噢，南宁——南昌，看起来只有一字之差。”雷经天不置可否地笑了笑，“但是，此一时，彼一时，以目前南宁的局势，能发动一场像南昌那样的大举动吗？”

“兵家有言：战势不过奇正，以奇胜，以正合，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那我们该如何行动？只能来个‘三十六计，走为上’——这就是坚决按原定 的第二手计划办，放弃南宁，挺进左右江。那里山高皇帝远，大有回旋余地。再说，那里已有韦拔群、陈洪涛等农民领袖开展革命活动多年，基础雄厚， 我们到那里尽可放开手脚，大力发展武装队伍，建立革命根据地。一旦条件成熟，就杀个回马枪，攻取南宁、梧州、柳州，乃至赤化全广西。”

听了这一席话，大家都沉默了好几分钟。

雷经天眉头紧锁，眼神里蕴含着一种难言的隐衷。但他的手指不由自主地“笃笃笃”弹响了桌子，开始发话了：“我同意邓代表的意见。死守南宁， 等于自毙！类似这种盲从蛮干的斗争，已使我们的同志流出了太多的鲜血。 据悉，吕焕炎、杨腾辉等明里拥蒋，暗里仍投其主李、白、黄，他们会不惜 一切地夺回他们的大本营 ”

龚鹤村马上插话：“要是这次我们不照中央指示办，硬是放弃南宁，就怕再给我们甩过来一顶与中央唱反调的大帽子，谁戴得了，顶得住？哎 我们来广西，总是费力不讨好！”

雷经天吐出一丝苦笑：“是啊，帽子扣得倒不少喽！说‘广西工作陷入了机会主义的泥坑’；不把俞、李‘当做改组派、第三党一样的对待，就是机会主义’；不按共产国际和中央路线执行，就要‘予以无情打击’ 这次‘抗旨’恐怕是非同小可，帽子会扣得更大。怎么办？我这个当特委书记的，只好接过来，不愿戴也要戴，我不戴叫谁戴，扔是扔不掉的。”

邓斌向这位宽厚耿直而又谦和隐忍的大胡子书记投以钦佩的目光，说：“老雷，我是中央代表，要戴帽子该是首当其冲吗！我现在就住在所谓‘改组派’、‘新军阀’的家里，看来是地地道道的‘机会主义’小头子了。”

大家相视而笑。

陈豪人摘下近视眼镜擦了又擦，好像眼镜片上黏了擦也擦不掉的东西： “现在争抢帽子戴，还为时过早。最担心的是，我们与中央指示反着做，万 一出了问题，恐怕就不只是给谁戴帽子的事了。 ”

邓斌说：“谚云：成事在天，谋事在人。但成与败不全在天意，关键取决于人谋。只要我们机动灵活，把握好时机，因势而利导，方能正奇相生而取胜。请大家放心去做，出了问题，一切责任由我来负！”

此言即出，落地成雷！于是，大家经过商议，决定近日举行兵变，把部队拉出南宁，向左右江地区转移，并以百色、龙州为重点，开创革命根据地。

会议结束，天色微亮。雷经天即动身去恩隆平马镇，组建农民协会和中共右江特委，迎接大部队的到来。邓斌当即伏案给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写了一封信，陈述广西形势变化和举行兵变的决策。当天由龚饮冰身藏此信去了上海。

第三章 兵变 巢倾之时，李明瑞死里逃生；俞作柏泣吟“顺治皇帝出家偈”

李明瑞带着十几个随从在大圩镇冲出追兵的堵围，向东南方那片茂密的森林里跑去。子弹洞穿着急密的雨线，迸发出淬火般的爆沸声——“哗、哗、哗、 哗 ”地在耳边飞射。

此刻，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死！不能这样窝囊地死在曾是自己最亲信的部下手里！要活着！要亲手杀掉黄权这条喂不熟的狗杂种！

森林黑压压一片，使人感到那里面更是危机四伏，但也可能是他们最安全的藏身处——收容这些从死神手指缝里逃脱的残兵败将，给他们一个喘息的机会，进行冷静的思考和体能的恢复，重新安排自己的命运。

森林背后是万仞耸立的危崖峭壁的翠竹峰，是那样静谧沉郁，神秘莫测，既让人望而生畏，又给人以莫大诱惑：或得救或死亡！

森林静默无声，既不热情也不冷淡地迎接他们。 十几个随从里不断有人倒下，不知是被枪弹击中还是用尽了最后一口气；其余的人紧跟着这位已失去军权的讨蒋副司令发疯似地向森林里猛冲。

在狂烈的喘息中，他们全不在乎心脏会不会破裂，身子会不会被飞蝗般的子弹打中也就三百来米的开阔地，在他们看来是那么遥远而艰难，好像永远也跑不到尽头。这种胜似田径场上运动员百米冲刺的速度，在这些饥困到极点的逃亡者身上表现出来，也堪称是人类求生存的一个奇迹。他们跃过一条水沟，便精疲力竭了，一个个扑倒在地，再也站不起来了！他们像蜥蝎似地向草丛深处爬，爬，爬！他们嗅到了散发着枯枝腐叶的霉味，嗅到了淡淡的腥咸的鸟粪味，嗅到了树根吮吸泥土乳液的嫩鲜味他们终于进入了森林！

李明瑞一时弄不清他是怎样带领随从突围出来的。当他接到表弟俞作豫发来的那十万火急的电报，他还不以为然地认为：黄权断不会对他起歹毒之心。直到黄权在桂平公然通电倒戈拥蒋，且派追兵缉捕他时，他才如梦方醒，但脑海里被一股黑色的漩流突袭得一团昏暗，他已经听不到自己的咆哮和呻吟，听不到对随从喊了些什么。自己如同沉入黑色的漩流之中，微微感到它的波动和漂浮。

现在，他感到头脑有了几分的清醒：还是在黎明前的一片混沌之中，大圩镇四周响起急密的枪声，追兵高喊：“活捉李明瑞，赏大洋两千块！”

黄权派遣的追兵已经把镇子包围了。这时，他的警卫排长——自称是“曾国藩胞族第五代传人”、外号亦叫“青面兽”的曾魁，不由分说地夺下他的腰刀，披上他的风衣，跨上他的战马，向他抱拳致别，说道：“请允我叫你一声大哥，这司令就由我替你来当！”说罢带领十几个弟兄迎着追兵的呐喊声冲去。

曾魁，我的好兄弟，我的好兄弟啊！ 他的心在啼血，在呜咽，在呼唤！可是，曾魁再也回不到他身边了。不知何处传来一声声战马的嘶鸣。 他心里猛地一阵惊喜：是我的战马在叫！是曾魁回来了！但只是一阵惊喜，清醒的理智告诉他：那不是你的马，也不是曾魁。又传来战马的嘶鸣。 他仍静静地聆听，每每听到雄浑、狂放、气贯长虹的战马长嘶，就唤醒他戎马倥偬的无尽遐思：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 视死忽如归！

这是他十五岁进云南陆军讲武堂韶州(今广东韶关)分校时，就已经背得滚瓜烂熟的三国魏·曹子建的“游侠”诗《白马篇》。他就是抱着“捐躯 赴国难”的壮志雄心，南征北伐，以赫赫战功饮誉全军。那时他的信条是：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可是，后来他发现，他不过是军阀魁首操握的一 把刀。旧军阀的仗打完了，新军阀的仗又开场了。看到那些满面涕泪向苍天呼号的饥民，他责问自己：你在为谁而战？你在为谁争权夺势抢占地盘？是 谁把中国民众一次次地推向这兵祸战乱的苦难深渊？军阀混战像一台绞肉机，中华民族的子民们不分赵钱孙李、不分男女老幼、不分青红皂白都被卷 入这绞肉机里变成齑粉！啊，浩浩神州，怨声载道，生灵涂炭你到底是 在拯救众生于水火，还是把众生推进更加深重的水深火热之中？

想到这些，他的一腔如火的雄心壮志骤然变冷了。每当想到把无数无辜的生灵推向战争灾难的刀锋上，也有自己的一只手时，他就感到刻骨的痛楚。 就在蒋桂大战正烈之际，他与表兄巧施计谋，来了个先倒桂后反蒋，从而主 政广西。谁知，这次举兵讨蒋，出师未捷，就落得了个光杆儿司令，纵然不 能报国于万一，还有何颜面回去见父老乡亲？

他粗旷地“呼啼呼啼”地喘着气，却感到身子瘫软得像一朵轻浮的云在雷雨停歇的血色晚霞中飘逝融化。

战马的嘶鸣愈来愈近，愈来愈清晰。他扣紧了勃朗宁手枪的扳机。依稀 听到一个熟悉的喊唤声由远而近，由小渐大地传过来，传过来：

“李——司——令——” “李——司——令——” “李——司——令——” 他缓缓地抬起头。

啊！是警备第四大队副大队长李谦。 “仲武(李谦字)，仲武 ”他悲怆而惊喜地喊起来。 接下来是无声的呜咽。

泪雨滂沱。二十多匹战马从茂密的森林里穿出，沿着孤剑削空直刺云天的翠竹峰峡谷缓缓驱动。李明瑞骑着一匹青鬃马，与骑着一匹枣红马的李谦并辔而行。

马蹄嘚嘚，清脆可闻，像一曲由军鼓和沙槌敲奏的音乐……

10月12日深夜，南宁市区内枪声四起。

张云逸指挥兵变部队对警备第一、第二、第三大队实施突袭行动，对其进行分隔瓦解。原警备大队总大队长许廷杰本是黄绍竑的嫡系，被俞、李降职使用为第一大队长兼任第二大队长后，怀恨在心，伺机复仇。当得知吕焕炎、杨腾辉、 黄权相继倒戈，便与第三大队大队长熊镐密谋哗变，并与黄权部取得联系，企图剿袭第四、第五大队，一举占据南宁，迎接吕、杨、黄部入城。

许廷杰最贪眼的，就是军械库里那足够装备两个军的枪支弹药。那可是 一笔大买卖！只要弄到手，不仅可以招兵买马，操起一方霸业，而且可以换黄金，换鸦片，换女人，换这个世界上应有尽有的东西归自己所有！

许廷杰以加强军械库的安全防范为由，增派他的手下监管军械库。但作为警备司令的张云逸岂容他插手，早已派重兵将军械库严密封锁了。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许廷杰与熊镐密商：若取不得，就由第三大队组织火攻手，用迫击炮炸毁军诫库，把南宁陷入一片火海之中。

但许廷杰怎么也想不到，张云逸来了个先下手为强，并且要端他的老巢！直到这天深夜营区外枪声大作，杀声一片，一梭子弹从他的窗口射入，他才拼命摇电话向驻扎在南部的熊镐部喊叫：“熊镐！熊镐！迫击炮！迫击炮 ”

枪声一响，狡猾的熊镐并没有作殊死顽抗，他的几门迫击炮胡乱地向市区乱放了一通便哑了。他带领大队人马向东北方向的昆仑关、武陵一线逃窜。

许廷杰见大势已去，仓皇拉起他的卫队向熊镐部投奔 夜色正浓，枪声渐渐停息，整个南宁市处于一片压抑的沉寂之中。浸凉的秋风，传来邕江翻卷的阵阵波浪声，“哗——哗——哗——”听来好像一位病弱的老人发出的阵阵呻吟 俞作柏一直沦陷于郁愤难堪的颓丧的苦海里，他倒卧在躺椅上，双目微闭，纹丝不动，只有下颚和脸颊上的肌肉不时痉挛地颤抖几下，方才断定他处在似睡非睡似醒非醒的假寝状态。听到紧促的枪声和迫击炮的轰炸声，他 也纹丝不动，好像没听见。看样子即使一发炮弹落在他身边，他也不愿再动了。

此刻，他也许想：什么都用不着你过问了，用不着你再操心了！你眼下什么都不是了，什么都没有了！广西已不再属于你，南宁已不再属于你，就连这座宅院，这幢小楼，甚至连你躺卧的这把椅子也不再属于你了！

哦，他嘴唇嗫嚅着，腮边挂着一颗黏稠的东西，凝滞不动。细听听，他究竟哼吟的是什么——百年世事三更梦，万里江山一局棋。禹开九洲周伐纣，秦吞六国汉登基。古来多少英雄汉， 南北山头卧土泥。我今撒手出家去，兔走鸟飞各东西。

啊！多么熟悉，多么体恤，多么令人慰藉了悟的醒世偈语！这就是顺治皇帝出家偈！

罢，罢，罢，作为一国之君的爱新觉罗·福临，早把朝纲看破，撒手出家，脱下黄袍换了一身袈裟。你作为一省之主的父母官又有什么想不开呢？ 常言说，三贫三富不到老，十年兴败多少人。这一切都是天意，天意啊！

他哼吟着顺治皇帝出家偈，一种悲戚的宿命感使他从万般颓丧的思绪里得到一缕自慰的解脱。

哦，何止是顺治皇帝呀，明代建文皇帝被其叔朱棣夺位后，逃出南京，削发为僧，漂泊到这南宁城郊的宝华山应天寺隐居多年。现今仍有那寺门楹 匾为证：秀出城南号宝华，翠薇深处纳僧家。

想到这里，充塞在他胸隔里的失意、落寞、感伤和烦恼似乎都已烟消云散。

他点上搁置在烟缸里的半截雪茄，慢慢地吸着，脸上便浮现出一丝平静与祥和。

“裕生他有消息吗？”他突然向悄悄走进来的陈豪人发问。

陈豪人摇摇头，没有作答。

“裕生……裕生……是哥害了你呀！哥对不住你 ”他从躺椅上撑起身子，声音哽咽地哀吟着，痛悔莫及地拍打着椅子的扶手，身子颇了颤又像半截木桩倒了下去。

“俞主席，你多保重身体，还是睡一会儿吧。”陈豪人轻声地安慰道。

“别叫我主席了我现在只是一介草民，斗败的鹤鹑打赖的鸡 ” 他躺着仰着脸，呆呆地望着天花板，好像那上面影现出一个垂视万方的上帝， 他在对上帝倾心诉说。“不知裕生是死是活，我睡不着啊！ ”

声声好悲凉！

当俞作豫陪着李明瑞、邓斌、李谦等人跨进门时，俞作柏两眼猛睁，“腾——”地一下身子像被弹簧从椅子上弹了起来！

“啊！裕生！”他一把抱住李明瑞的胳膊，惊喜得竟一时说不出话来。

李明瑞两眼湿润，一身泥浆，看上去很狼狈：“要不是李谦副大队长率弟兄拼命相救，要不是曾魁为我当替身以死换下我的命，我今天就回不来了 ”

俞作柏捶胸顿足，痛悔难抑：“都怪我瞎了眼！瞎了眼 ” 他走过去紧握住李谦的手：“仲武老弟，搭救之恩，来日相报！” 他又握住邓斌的手，极为内疚他说：“邓贤弟，真悔当初没听你和诸君净言相劝，深感愧疚啊！”

邓斌说：“俞主席，事情已经过去了，让我们从头开始，东山再起！”

李明瑞说：“幸亏邓代表他们深谋远虑，巧作安排，不然，我们这次讨蒋会落得更惨，非但东山再起无望，恐怕就连一块容身之地也难找到了。”

邓斌掏出怀表看了看，时针已指向凌晨4点，于是对俞作柏说：“吕焕炎率部正向南宁开进，他恨不得马上接你的职位，取而代之；杨腾辉和黄权也率部逼抵南宁，形势十分严峻了。”

俞作柏懊悔地摇摇头：“看来，我等在南宁呆不下去了 ”

邓斌说：“我们决定由裕生兄和作豫同志率警备第五大队和教导总队一部护送俞主席去龙州。”

“那你们呢？”

“我们随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一部去百色。这就是说，我们要在左、右江地区重整旗鼓开辟新的天地。俞主席意下如何？”

“好！好！真乃高妙之策！”俞作柏连声称赞，但脸上马上又浮现出惜吝之色，“我们是要走，我惟一不舍的就是军械库里的那些武器弹药，大都是从香港购买的英国、德国和意大利制造的快枪快炮，那可是我等多年的心血啊！”

俞作豫激动地对他说：“请哥放心就是了，那些武器弹药我们统统带走，一颗子弹壳，一根导火套也不给他们留下！”

俞作柏点点头：“你们的手脚可真快啊！”

邓斌说：“时间紧迫，我们要迅速撤离南宁。”

第四章 载入史册的日子 百闻不如一见——中央代表与张云逸等相识于平马

从中国地图上看，广西的形状宛若一片扁平而宽阔的大桑叶。它以十万大山、六万大山、云开大山等著称于世的山系和以红河水为本区独具特色的水系，构成了这片大桑叶的叶脉。它的水如同生命原汁般的绛红色；它的土地似因了红河水的滋润也就变成了红土壤；而在这土地之上，则被满山遍野的绿——恰如桑叶般的郁郁葱葱的绿所覆盖，以此造化出“桂林山水甲天下”的奇丽景观。

首府南宁，在广西的西南部。它的北部，有通往湘黔的重镇柳州；它的东部，有通往广东的门户梧州；它的西部，一条邕江一下子分为南北两江：西北方向通向百色的叫右江；西南方向通向龙州的叫左江。左右两江之间的三角地带，称为左右江地区。

百色，距南宁约四百五十里，那里已非广西腹地，周围没有大镇，西边就是云南。

龙州，距南宁约三百里，那里紧临边睡要塞镇南关(今凭祥市)，跨过关去就是越南。

10月中旬的一天，当晨雾渐散，十几艘机帆船和民船满载着军械装备和警卫部队从南宁海关码头出发，浩浩荡荡，溯江而上，驶往百色。 根据部署，由李明瑞、俞作豫率领警备第五大队和教导总队一部近三千名官兵已于日前沿左江向龙州地区开进；由张云逸、冯达飞、李谦等率领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一部近三千名官兵，也将在船队出发之后，由陆路沿右江向百色地区进发，他们同时担负着船队的护航警戒任务；邓斌、龚鹤村、 徐光英等率领党政机关干部及警卫部队随船而行。

一切进展得紧张而有秩序。

当吕焕炎、黄权率部气势汹汹地攻进南宁，已被中共掌管的部队带着所有的军事装备早已撤离得无影无踪江风盈袖，秋阳展颜，秋天的红土地散发着成熟的禾稻和瓜果的香气。

年轻的中央代表率领着他们的船队，在滔滔江水中逆流而上。江水在船舷边翻起浪花，南方十月的爽风吹拂着每一个战士的脸庞。他们的心，犹如碧空丽日般的明亮；他们的激情，犹如这奔流不息的江水翻滚激荡。

邓斌和他的战友们坐在一艘机帆船的甲板上，谈笑风生，情致飘逸。然而，此时此刻，在年轻的中央代表的大脑里澎湃着怎样的条条江河，胸中抒展着怎样的壮丽图景，是可想而知的。

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军长、广西军区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李天佑(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70年9月病逝)，当时只有15岁，他作为警卫部队里年纪最小的一个“机灵鬼”，被分配到邓斌所在的船上担负警卫任务。他当时并不晓得邓斌的真实身份，只知道他是广西省政府的秘书。于是就跟他开玩笑说：“邓秘书，你为什么不随俞主席走啊？”

邓斌风趣他说：“俞主席的官职不是被老蒋一怒之下给罢了嘛，所以，我这个小小的秘书也就失业喽！”

“噢，这么说来你是不想耍笔杆子，想跟我们一起耍枪杆子喽！”

“对头对头。你这个‘机灵鬼’蛮有眼力哩！”

“不过，以敝人之见，耍枪杆子可没有耍笔杆子那么轻松哟！耍笔杆子的是纸上谈兵，耍枪杆子的可是真枪真刀地干，砰——啪——哒哒哒——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是啊，战斗很残酷，也很壮烈。可是，笔杆子也不是那么好耍哟！你能耍得动枪杆子，不见得耍得动笔杆子。俗话说，七寸笔杆千斤重，八个屠夫抬不动。小老弟，笔杆子、枪杆子这两杆子任你选，你耍哪一杆子？”

“当然是枪杆子喽！”

“哈哈！你呀以后还就得多学学耍笔杆子哩！古往今来，文韬武略，就像一个人的手心手背一样不能分开，合起来才能形成一个拳头打击对手。”

“今后有机会的话，那我很愿意学学耍笔杆子。”

“会有机会的。” 一路上，一个年纪很轻的领导者和一个年纪最小的士兵，谈得十分开心，十分投机。百色起义后，李天佑任红七军教导营的排长，不久又任军部特务连连长，一直在邓斌、张云逸身边工作和战斗。后来在参加中央苏区第三至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他曾荣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的三等“红星奖章”。再后来他赴苏联学习(1939年)，实现了他的夙愿。

据原红七军副官许凤翔回忆——

10月中旬的一天早晨，晨雾迷茫，在南宁海关的码头上，同志们紧张而有秩序地把枪械弹药等军用物资搬上大小船只，然后上船出发。我乘坐的是一艘汽船，最后上船的一位同志，身材不高，体态结实，二十多岁年纪，精力充沛。他一边登船，一边微笑着和先上船的同志们问好。我不认识这位同志，忙向别人打听，正在这时，有人开玩笑他说：“秘书来了，咱们把铺位让出来吧，给他坐坐。”原来，他就是我们行动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同志，公开身份是广西省政府秘书。

当时曾任教导总队政治教官，后任红七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红七军前敌委员会委员、总务处处长的袁任远，在他的回忆文章《从百色到湘赣》中这样写道——

小平同志指挥军械船和警卫部队从水路向右江进发。很巧，我和余惠(当时任警备第四大队政治部主任，百色起义后任红七军政治部秘书处处长。1932年在中央苏区被错杀。1945年被平反昭雪)是和小平同船而行。过去我们只知道小平是我们的领导，但从未见过面，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小平。他当时化名叫邓斌，第一次见面就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小平遇事冷静沉着，机智果断。他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很健谈，有时也很诙谐幽默。

右江两岸，峭崖壁立，秀峰滴翠，犹如澄黛；碧岬堆云，瀑泉飞泻，绿波行舟，美不胜收 船队一路顺风，于10月20日到达了恩隆县境平马镇。

码头上，人山人海，好不热闹。雷经天、陈洪涛、黄治峰等特委领导及恩隆、思林、田东等县的农协代表和早些时候从陆路到达的张云逸在此迎接 船队的到来。

当邓斌精神抖擞地疾步走下汽船，雷经天老远就喊：“邓代表，我们在此欢迎你！”

在场的人除雷经天认识邓斌，陈洪涛、黄治峰只在党代会上听过邓斌的一次报告，其余的人都没有见过这位小个子的年轻的中央代表。

邓斌同大家一一握手。 在同张云逸握手时，俩人相互打量许久，继而同时都会意而爽朗地大笑起来。 邓斌望着对方的络腮胡子，笑着说：“哈哈，见你的胡子，就不用介绍了。这和我初见雷经天同志时一样。好啊好啊，又是一个难得的大胡子！”

张云逸笑着说：“在南宁时就左盼右盼，领受过你的指示。哈哈，总算今日相见啦！”

邓斌说：“这叫‘百闻不如一见’。从今往后我们就在一起生活战斗了！” 其实，对于化名邓斌的中央代表，张云逸早已闻其大名，只是由于秘密工作的有关原因，而未谋面。如今却一见如故。

张云逸在他晚年(1974年11月病逝，享年82岁)撰写的《百色起义与红七军的建立》一文中写道——

我们到达平马不久，军械船也到了。过不一会儿，忽然看见叶季壮陪着一个不认识的同志走来。那位同志中等身材，二十多岁年纪，神采奕奕，举止安详。我们连忙迎上前去，叶季壮就给我介绍说：“这位就是邓小平同志。” 我不禁欢呼起来：“哦！你就是邓小平！”三四个月来，我经常得到他的许多宝贵的工作指示，解决了许多工作中的疑难，但却一直没有见过面。邓小平同志也很激动，紧紧握着我的手不放，同志的温暖感情充满心间，使我们 一时间竟忘记了说话。坐下来后，雷经天和特委会的几位同志也来了，大家互相介绍，兴奋地谈笑。

这时，邓小平同志说：“我们明天到百色去，大部分军械都带去，目前不用的重武器和一些弹药，则疏散到东兰、田东的山区里保存起来。”大家都赞成这个意见，便马上行动起来。继续走了两天，到达百色。从此，邓小平就和我住在一起。

在平马镇卸下了一批武器装备之后，军械船队又继续向上游地区开进。

10月22日早晨，邓斌和张云逸率领部队顺利到达了既定的目的地——百色。

第四章 载入史册的日子 张云逸充任“右江督办”，诱杀敌匪首熊镐

百色，这座南国边陲的山城，北依凤凰山和石仔山，东、南、西三面被右江、鹅江和澄碧河交汇环抱，真可谓山水独秀，一派天造地设的南国风光。

百色地处桂、滇、黔三省交界，是滇黔土产和洋货出入的必经之道，水路船只，陆路马帮，商贾云集，六业兴茂。——正因为此，百色经常更换其主，有时甚至是贩私头目掌握政权。但无论谁霸持其位，每次都要变本加厉、 巧立名目地盘剥搜刮百姓。而城郊大部分居民是难以屈服的壮族人。据历史记载，他们仅在上一世纪就举行过数百次大大小小的暴动。为了对付军阀混战和暴税，他们常常隐藏在难以接近的山区与官府周旋对抗；有时风雨黑夜出山进城劫夺贪官污吏或恶霸豪绅的浮财；同时他们成立了联防协会和自卫武装，随时准备迎接和击退军阀势力的清剿。这些组织最能干的首领就是被壮族人尊称为“魔龙”的韦拔群——他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中国的罗宾汉”。

邓斌和张云逸率领部队抵达百色城的当日，韦拔群安排的欢迎队伍入城式搞得相当隆重：当队伍刚入城门，一时间锣鼓喧天，鞭炮、铁铣齐鸣，笙萧唢呐乐声盈耳；穿着民族盛装的青年男女欢快地跳起扁担舞、捞虾舞；从各地来的农军武术队表演飞刀舞、狮子舞、龙灯舞；城里的居民纷纷拥向街头，观看从未见过这么多的兵马队伍。

中午，韦拔群在望江楼设宴，为邓斌、张云逸等接风洗尘。登上楼来，浏览着山城的山光水色，邓斌不禁感慨万千：百色真是藏龙卧虎之地啊！随之脱口吟出一句诗来：山清水秀开画景，鸟飞鱼跃悟天机。

大家听罢，纷纷鼓掌。

韦拔群连声赞叹：“美哉！妙哉！真乃一语道破‘天机’！”接着又邀张云逸道：“胜之兄，该你对酒当歌了。” 张云逸思忖片刻，遂以稔熟的海南粤语腔音对吟道：千古江流环槛绕，万重山色上城来。

大家又纷纷鼓掌。韦拔群又赞：“乐哉！壮哉！好一个‘万重山色上城来’！今日，我们的队伍浩浩荡荡‘上城来’了 ”

接下来，大家频频举杯，为这次成功的军事大转迁干杯！

席间，邓斌兴致勃勃地问韦拔群：“拔哥，农军来了多少人？”

韦拔群说：“听说要发枪，各县农军接到通知，都连夜赶来了，大约有三千人。”

邓斌说：“有了人，有了枪，就能干一番如拔哥所说的‘不得了，了不得’的事业来！”

张云逸说：“在此英雄系马，壮士磨剑，大有用武之地啦！”

据袁任远、韦国清等将军回忆：

队伍开到百色后，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一起商讨大计，积极部署，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筹划武装起义事宜。

首先，在部队和群众中宣传党的主张，积极发动群众。

第二，把政权掌握过来，在革命力量所及的地方，撤换一些反动的县长、区长、乡长，换上我们自己的人，惩办一批贪官污吏和土豪奸商。

第三，整顿军队，扩大武装。因部队是从俞、李曾接管的旧部队拉过来的，成分复杂，首先清除了一些克扣军饷、打骂士兵，深为士兵痛恨的反动军官，对屡教不改的旧军官和兵痞流氓采取“调训”或发给路费“礼送出境”的办法进行了处理。然后在部队中实行民主革命，建立政治工作制度，组织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在政治上、生活上一律平等。

第四，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

第五，消灭地主武装和土匪，巩固根据地。

第六，培训干部。从教导总队中抽调一些优秀的学员补充担任营、连、排领导骨干，从农民队伍中抽调一些立场坚定、斗争坚决的队员充实各个连队，使部队增加了新的血液。

队伍开到百色驻扎下来，举行武装起义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在紧张有序而又切实有效地开展着。

在这收获的金秋时节，百色城内的梧桐树愈呈现出一片生命的苍绿，城北凤凰山满坡满岭的凤凰花正绽放出簇簇火红！——这不禁使人想起《诗经·大雅》所云：凤凰鸣矣，于彼高岗； 梧桐生矣，于彼朝阳。

凤凰何以非梧不栖？一架山梁又何以“凤凰”取名？ 一个古老的传说，被百色人传唱了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一只神鸟翩翩然昂立在那架山梁之上，一声啼唱便引来了这姹紫嫣红的百色奇景，一株擎天巨木在旭日的灿亮里展露出飒爽英姿，神鸟飞树上落巢，庇护这一方水土 的壮族子孙繁衍生息

古老的传说，今天已变得年轻！风水轮回，凤凰飞来了！

部队进驻百色，右江地区的地主豪绅惶惶不可终日。他们一面纠集反动民团，占据要点，企图负隅顽抗，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一面与反扑过 来的熊镐掌管的警备第三大队秘密勾结，妄图消灭警备第四大队。

一天黄昏，雷经天派交通员从平马送来一封情报：郑介民逃往柳州后， 又奉蒋介石之命，随吕焕炎、杨腾辉部回到南宁。郑介民用重金和少将旅长 之职收买了警备第三大队大队长熊镐，遂派熊镐率第三大队于本月26日开往 右江，趁我立足未稳之机来个“先发制人”。

获悉这一情报，邓斌、张云逸、韦拔群等立即研究部署，决定先吃掉熊镐部，为起义扫清障碍。 熊镐的警备第三大队原是白崇禧部一个团的正规部队，第一次蒋桂战争爆发时，李宗仁、白崇禧率领大队人马作为南路讨蒋军挺进湖南、湖北时，熊镐作为警备司令留守后方南宁。因此，他的队伍既没有损兵折将，他也没有因李、白、黄战败而被赶出广西军界，俞、李主政广西，将他降职使用任 命为警备第三大队大队长。

熊镐进军右江，与盘踞在长松山一带的谢崇坚民团勾结在一起，摆开了攻占百色的阵势：派第一营进驻奉议县的南面，以卡断百色城的南大门；派第二营进驻奉议县的北面，以阻止东兰农军南下；大部人马分布在离百色仅五六公里之遥的罗隆镇一带，与百色的警备第四大队形成对峙的态势，万一军事失利，即可南渡右江，以河为界，阻击对方，再往南还能退至长松山据守。

经过对敌情的一番分析，邓斌、张云逸等皆认为，面对熊镐、谢崇坚两股敌人，若要硬攻，我方力量不仅会受到损失，而且不一定能消灭他们，所 以应以智取为上策。

遂决定由张云逸出面，以他曾被俞作柏任命为右江督办的身份，以警备第三、第四大队是“兄弟”部队应共建负责右江防务为由，把熊镐邀进城来，趁机将其擒拿，同时分兵三路袭击第三大队主力和首脑机关罗隆镇。

很快，随着张云逸就任右江督办的通知书发往各县，右江督办的牌子就 在百色城东顺街一所侨商的洋楼门前挂起来了。

龚鹤村带着张督办的一封亲笔邀请信，带领四名卫兵骑马来到罗隆镇。

熊镐看了邀请信，随手往桌上一扔，轻蔑地朝龚鹤村冷冷一笑：“龚局长，如今是‘皇帝轮流做，明日到我家’，俞主席已随李长官流落龙州，他的任命如同废纸，一钱不值，这督办的官职谁买他的账！”

龚鹤村恭维道：“熊大队长乃我广西军界老将，对时局明察秋毫。张大队长闻镐兄率部来到右江，念之第三、第四大队为兄弟，曾同在俞主席麾下混饭吃，敌对右江辖区不敢奢为一己之功；又闻镐兄荣升党国少将，可喜可贺！特令小弟前来，盛邀镐兄进城，与逸兄共商右江联防大计。”

熊镐突然脸露怒色道：“吊他妈！我等弟兄被人当做后娘养的仔，举兵讨蒋时却把我等拉上前线去买命，天下哪有这等便宜事！ ”

龚鹤村马上又迎奉道：“所以镐兄把部队撤到郊外，拒命不出。现在看来，镐兄确是有先见之明，智高一筹啊！”

熊镐颇为得意：“嘿嘿，倘不来 这一着，我的第三大队就完蛋了，今日我等岂敢开赴右江呢？说起来张大队长也太不够意思，南宁兵变时，他把军械库的武器装备独吞，没分给我一枪一弹。”

龚鹤村说：“当时情况紧急，各自又心照不宣，张大队长不得已只好那样做。现在，武器装备都到这里，张大队长有言，镐兄所需枪支弹药尽 可来取，并愿与镐兄联手辖治右江。”

熊镐狐疑地问：“何以见得？”龚鹤村立即令随从将礼物呈到熊镐面前：一块碧玉、十锭黄金和一盒价值连城的金流细柔。

“这是张大队长特意让我前来顺便送给镐兄的一份薄礼，请镐兄笑纳。” 龚鹤村进一步引诱道，“这百色乃洞天福地，商贸重镇，据初步查验，每年光征收商税一项就是上百万元，更不必说那‘硬通货’(暗指鸦片走私)了。 只要镐兄愿同逸兄合作共事，定有发不完的巨财。”

熊镐略有心动，将礼物收下，又问：“张大队长如有诚意，为何不亲自前来？”

龚鹤村说：“不管 俞作柏的任命是否还有效，但山高皇帝远，那右江督办的招牌一挂，各县衙 门府和当地豪绅也只有惟其马首是瞻，俯耳听令。张督办一天到晚公务缠身， 忙得不可开交，故让小弟前来盛请镐兄，望兄万勿推辞，即日前去，共商军 务和辖治大计。”

熊镐哈哈大笑两声，遂厉声喝道：“来人！”随即，从客 厅两厢蹿出十多个彪形大汉，不由分说地把龚鹤村和四名卫兵捆绑起来。

“熊大队长，你这是为何？自古以来，两兵交战，不杀来使！”龚鹤村愤慨地质问。“你老弟还是如实招来吧，免做我的刀下鬼！”

熊镐狡黠地一笑，“你以为我会上你们的‘请君入瓮’之当？你以为拿这点小礼就能买下我这颗人 头吗？此乃雕虫小技，不堪一击！我熊镐卧薪尝胆，历经广西朝政三易其主， 今日而来，要的岂是一城一池之利，我要的是右江、左江，以至整个广西！ 广西！！

哈哈哈哈！龚鹤村也随之大笑：“镐兄，你杀死我和四名弟兄不足惜矣！我可对天发誓，此来如有半点谎虚之嫌，愿遭天打雷轰！敝人向来敬重镐兄的行侠仗义和掌兵治军的雄才大略，没想到今日见教，也不过如此而已。要杀要砍快下手吧，一刀了断痛快！”

熊镐对手下喊：“拿酒来！”

话音落地，一个打手用托盘端着五碗酒走了过来。 龚鹤村用嘴叼起一碗，一饮而尽。 四名卫兵也跟着一饮而尽。

熊镐走到龚鹤村跟前，以戏谑、嘲弄的口吻说：“斩首之前，你还有什 么话要说就说吧，我会把你的临终言和你的尸体一起送到百色城内。”

龚鹤村却笑着对他说：“无甚话可说，只有有一点遗憾。”

熊镐问：“是何遗憾？”

龚鹤村说：“镐兄有韩信之勇，却无韩信之谋，放着眼前的好‘生意’你不做，我死都遗憾。”

熊镐掏出手枪在手上一转，“啪——”地往桌上一甩，对打手们说：“松绑松绑！龚局长叫你受惊了！”

当天上午，熊镐骑上他的白龙马，带着一个排的卫队，在龚鹤村的陪同下去了百色县城。

“欢迎熊镐大队长光临百色”的标语和列队迎接的热烈隆重的气氛，已使趾高气扬的熊镐陶然欲醉。

接下来的细节便更有戏剧性：张云逸设宴款待熊镐，并邀请富商及当地贤达前来道贺，向熊镐轮番敬酒。筵席临近尾声，熊镐已被灌得如一滩烂泥，当他醒来时发现，手脚已经扣上了生硬的家伙，并知晓了：警备第四大队以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击了第三大队的主力和首脑机关。

经过两天激战，熊镐的第三大队一千六百余名官兵当了俘虏(经过整训后充实到第四大队)。

尔后，由公安局长龚鹤村主持公审大会，宣布熊镐及几个反动军官的死刑，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第四章 载入史册的日子 起义在即，由谁出任总指挥

秘密去上海向党中央请示工作的龚饮冰又秘密回到百色。

龚饮冰带来了中央的重要指示和决定：根据广西局势之变化，中央对你们在俞作柏、李明瑞发动反蒋以后制定的行动计划和采取的措施表示赞同。

中央同意你们在广西的左、右江地区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建议。经中央讨论决定，颁给你们的部分番号为：进驻右江地区的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进驻左江地区的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中央正式任命邓斌为红七军、红八军总政委；任命张云逸为红七军军长；任命俞作豫为红八军军长。

中央的指示和决定，犹如一股东风吹散了人们心头的忧虑和疑云；同时使大家深受鼓舞，为之振奋！作为中央代表的邓斌，此刻的心情该是多么激动，多么豪壮！然而，他的表情却很平静，他的嘴角只是挂出一丝淡淡的笑意：剧幕刚刚拉开，大戏还在后头呢！ 很显然，中央对他和战友们在广西开展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是肯定的。他知道，中央的指示和决定是在担任军委书记的周恩来亲自主持下做出的。

他关切地问龚饮冰：“此行是否见到了恩来同志？”

龚饮冰说：“何止见到，我们谈了一个通宵。恩来同志看了你写给他的信，又详细询问了南宁和左、右江的形势，以及我们工作进展的有关情况。正是他力争，才使中央开会同意我们的行动计划和建议。”

邓斌欣慰地感叹道：“知我者，周公也！”

龚饮冰说：“俞、李反蒋失败后，中央完全同意我们采取的应急措施。但中央最担心的一条就是怕我们宣布起义站不住脚 ”

邓斌说：“是啊，这里是少数民族区域，这里跟湘赣苏区、湘鄂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相比都有所不同，最关键的问题是发动群众和正确处理好民族关系问题。”

龚饮冰说：“中央认为，起义后，如不能坚持下去，可以随时灵活机动，将部队拉出，北上江西，与朱、毛红军会合。”

邓斌略有所思地点点头。在他来广西之前，周恩来就曾向他谈过这种打算。于是说：“这个问题要看情况发展而定，现在还不是考虑北上江西的时候。关键是首先打出红旗，干起来再说。到时北上，人越多越好。”

龚饮冰蓦然想起了什么，笑着说：“嘿嘿，还有一件事，需要对你说——”

“啥子事？快说么！”

“嘿嘿，你就要做爸爸了！”

邓斌一听，兴奋地问：“你见到锡瑗了？她身体还好吗？”

龚饮冰说：“她挺个大肚子，眼看就要瓜熟蒂落了。她要我转告你，就放心地等着当爸爸吧，她身边有邓颖超大姐她们照顾着呢。”

邓斌笑眯着眼睛，不住地点头：“好，好 ”

在警备第四大队队部驻地——粤东会馆，邓斌主持召开会议，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和决定。到会的有张云逸、陈豪人、韦拔群、雷经天、龚鹤村、李谦、陈洪涛、袁任远、余惠、黄治峰等。

会议研究制定并通过了起义和建立苏维埃政府的具体计划：

第一、加紧准备，举行起义。时间定在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即12月11日正式举行百色武装起义。同时在龙州也举行龙州武装起义。

第二、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左、右江苏维埃政府。红七军军部在百色，红八军军部在龙州。红七军包括原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大部和新编的农军队伍。红八军包括原警备第五大队、教导总队一部和在龙 州新编的农军。左、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即苏维埃政府)与红七军、红八军 的成立同步进行。

第三、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组成。按照党中央的任命，张云逸为红七军军长，邓斌为红七军政治委员，龚鹤村任红七军参谋长，陈豪人任红七军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李谦，政治部主任沈静斋；第二纵队司令胡斌(不久即离开，返回广东，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杀害。此职由 冯达飞担任)，政治部主任袁任远；第三纵队司令韦拔群，政治部主任李朴；军部经理处处长叶季壮。

当天，他们又派龚饮冰回上海，把部队撤到左、右江地区的情况和武装起义计划再向中央汇报。

龚饮冰，这位党的地下老交通未来及揩去长途跋涉的艰辛与风尘，就又动身上路了。

临行前，邓斌对龚饮冰说：“你告诉恩来同志，我们坚决执行中央的指 示和决定，大概需要一个多月的准备，就可以就绪，那时就立即宣布起义。”

龚饮冰说：“现己是11月初了，起义前的准备工作千头万绪，你们庸上 的担子不轻啊！”

邓斌说：“你肩上的担子也不轻啊，你一路多保重，及早赶到上海，向 中央和恩来同志报告这里的一切。”

龚饮冰说：“放心吧，我是水陆‘两栖动物’，水里钻、地上跑都行。 噢，你给锡瑗同志有什么话要我转达吗？”

邓斌说：“起义成功，就是对老婆和孩子最好的祝福，请代我祝她们母 子平安吧！”

秋雨霪霪的云块已经散去，初冬的天空一澄如碧，太阳橙汁般的光线也 就显得爽朗明快了。——这时节恰如右江出现的新局面，也如同邓斌和他的 战友们那昂奋而又舒爽的心境。

起义的日子越来越近，有一个问题却令邓斌牵挂在心——这就是让李明瑞出任红七军和红八军总指挥的事。

当这事还在酝酿之中，尚未正式提出来，就有人表示异议和反对：

——为什么非要重用一个旧军官？

——起义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他又不是本党党员。

——他和俞作柏贸然出兵讨蒋，就不听我们一再劝告，结果失败了。他 若当了总指挥，谁敢保证他跟我们是不是一条心？

——这样的旧军官靠不住，还是谨慎用之为好。

——难道我们的队伍里就没有人胜任此职吗？

不少人提到了张云逸。 邓斌最初也首先想到的是张云逸。

《三国》云：为将者，能去能就，能柔能刚，能进能退，能弱能强。无论是论智论谋，还是论领导才干和组织指 挥能力，张云逸皆具备之。但是，经过反复考虑和权衡利弊，他认为李明瑞 担任总指挥更有益于红军队伍的发展和壮大，有益于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

为此，他和张云逸进行了深挚的交谈。 张云逸坦诚他说：“兵家有言：军无适主，一举可灭；置将不善，一败涂地。邓代表用心良苦，也正是我所思虑的。我们这样做正是为大局出发， 为我们在广西的事业着想。警备第四大队、第五大队的大部分官兵都曾在他 的指挥下参加过北伐和蒋桂战争。眼下，第五大队又随李将军在龙州。无论 从哪个方面考虑，他来担任总指挥最适宜。”

邓斌深为张云逸这番谈吐而感动：“云逸兄所言极是！这下我们就心中有数啦！据龙州来消息说，最近蒋介石又派国府高参颜德忠携巨款支票和委任状到龙州，要李明瑞出任广西省政府主席兼十五军军长(因吕焕炎又投靠了李宗仁)。老蒋似乎不记前嫌，硬是想把他拉过去，但李明瑞不为所诱，断然拒绝。”

张云逸说：“老蒋是出于国民党的利益，如此器重李明瑞也决非虚情假意，确是想重用李明瑞这位难得的将才。我们无高官厚禄相许，只有这两个军总指挥的职位请他来当，无可非议！”

二人一拍即合，达成共识。

于是，邓斌和张云逸联名给李明瑞发去电报，请他速来百色共商大计。恰在这时，中共广东省委派交通员送来上海党中央的一封电报，要中央代表邓斌速回上海报告工作。这突如其来的命令，使邓斌和周围的同志都感到突然。

邓斌暗暗思忖：难道龚饮冰回上海途中遭到不测，中央急于了解广西的进展情况？或是共产国际和党中央又有新的指示精神，召集紧急会议传达贯彻？ 除此之外，或许是妻子张锡瑗即将临产，要他回去照料一番——但当这个念头一闪，他便马上打消了。女人生孩子是寻常之事，组织上不会以此要他千里迢迢赶回上海。

那么，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吗？他左恩右想，揣猜不透。

张云逸说：“起义前的准备工作都已就序，你就放心走吧。中央若有新的指示，最好尽快转达过来。”

雷经天说：“邓代表最好快去快回。”

韦拔群说：“对对对，快去快回！”

12月初的一天，即百色起义的前夕，邓斌由袁任远和余惠陪同，化装成商人从百色出发，准备先路经龙州布置检查工作，为龙州起义和成立红八军做准备，然后由龙州经越南海防乘船到香港，再乘船去上海。

第四章 载入史册的日子 邂逅相遇，邓斌与李明瑞直率谈吐

由国民党改组派汪精卫策动的蒋冯之战和第二次蒋桂(即俞、李反蒋) 之战，不到半个月就被蒋介石轻而易举地击败了。

汪精卫并不死心。当得知俞作柏和李明瑞率部撤到左江龙州，汪精卫又派黄君健去龙州对俞、李进行拉拢、引诱，劝其服从汪的第二中央。黄君健 向俞、李端出新的讨蒋计划：由冯玉祥的西北军、阎锡山的晋军、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李宗仁的桂军等百万重兵通力联手，在中原腹地与蒋军血战；京沪 一带的改组派也得随之里应外合，发动军事政变，用重炮和飞机轰炸南京城，准备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开会时，炸毁中央党部会议厅，让蒋介石和他的 党政军要员统统死无葬身之地，连同他们的老巢化为灰烬。

这的确是一个充满着十倍仇恨百倍疯狂的血腥恐怖的暴力与阴谋无所不用其极的计划，不这样就不能足以置蒋介石于死地，就不能实现汪精卫的改组梦！

俞作柏被此计划煽动得热血沸腾，受汪精卫盛邀跟黄君健到香港荣任第二中央的要职去了。俞作柏临走时再三叮嘱李明瑞：近即行动，不要犹豫，东山再起待此一举。

而汪精卫的这个计划实现得如何呢？确实付诸了行动，只是与要达到的目的相距甚远。

1929年12月2日深夜，驻扎在浦口的石友三部用数十门大炮轰击南京城，使毫无准备的蒋介石惊吓了一跳。但大炮的命中率不高，炮弹并没有在蒋介石的官邸炸响，只是炸毁了附近的几所民宅……

接着，江苏改组派发动了溧阳暴动，占领了溧阳专署，炸毁了一座军火库，切断了南京至溧阳的铁路线，颠覆了一列运兵车，仅此而已。但很快被蒋介石派军队平息了

接着，南京改组派策划的由中央军校的一名航空教官驾驶装有数枚重磅炸弹的教练飞机随时待命，当得到蒋介石召集要员在中央党部会议厅开会的消息后，令其驾机去轰炸时，但终因天气不好而未能起飞 一个接一个的消息传来，令人震动，又令人惋惜。

前车之鉴。这次李明瑞没有轻举出兵。 在此期间，蒋介石派心腹颜德忠带着蒋亲笔签署的广西省主席、第十五军军长的委任状和65万元巨款来到龙州，向李明瑞及其亲属好友进行劝说，但被李明瑞断然回绝。

李明瑞显然有自己的打算。这时他已从冷眼旁观中发现了一个契机——欲乘粤桂两军对峙、广西政局混乱、南宁空虚之际，发动攻势反攻南宁。

当他接到邓斌、张云逸要他速去百色共商大计的电报时，他已命令俞作豫率领警备第五大队开进崇善待命，他动身去百色与邓斌和张云逸商议联合攻取南宁。

右江重要渡口平马镇。 由百色去龙州的邓斌一行和由龙州去百色的李明瑞一行，在平马镇邂逅相遇。 这个巧遇，彼此都感到万分惊喜。 这个巧遇，仿佛是天公有意的安排。

这个巧遇，不仅改变了李明瑞的人生归程，使这位国民党的左派将领从此投向共产党，而且避免了左江部队重蹈军阀混战覆辙的倾向，促成红八军 和龙州苏维埃政府的早日建立。

至今一些史学专家对这个偶然的巧遇感到庆幸：如果双方失之交臂，那 么，也许就不会有年轻的中央代表和这位铁血将领并肩作战、生死与共的悲 壮历程；也许李明瑞的历史乃至红八军的历史，就不是后来的那样一种可歌 可泣大悲大壮的结局；也许但无论怎么推理与判断，这个偶然的巧遇里究竟有多少必然的因素呢？ 那么，让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巧遇后的现实中去吧—— 邓斌听了李明瑞准备发动攻势反攻南宁的意图，并发现李明瑞和俞作豫对于是否打红旗，在龙州建立革命根据地还持犹豫态度，但又觉得除此之外 没有别的最好的选择，邓斌便决定暂推迟一些时间去上海，和李明瑞一块返 回百色。

一路上，邓斌与李明瑞推心置腹地交谈，一针见血地指出军阀混战的危 害和各派军阀屡屡讨蒋屡遭挫败的根本所在：

在连绵不绝的军阀混战中，蒋介石的确不愧为一代枭雄，他之所以能纵横捭阖地战胜各路对手，最终实现其独裁统治的目的，全凭了他善于分析形 势，善于利用矛盾，善于使用各种手段以对付各种敌手。

首先，蒋介石在财力、物力、兵力上都占优势。宋子文在宁、沪、浙一带筹集军饷，甚至把编遣公债也拿出来打内战；宋美龄也亲自出马组织慰劳 队，带着巨额现金到前线奖励官兵；同时蒋介石还能得到帝国主义的军事援 助，还请来德国的军事顾问献计献策，使其嫡系部队和投靠他的杂牌军，从 武器装备和兵力上远远超过任何派系的军事实力。

其次，在政治策略上蒋介石也威胁压倒了各派军阀。新军阀之间的混战，本无正义可言，但蒋介石仰仗孙中山的英名和孙中山曾对他的信任，同时他 又掌握有党政大权，使其对各派军阀的讨伐成为冠冕堂皇实现统一的“革命 行动”。譬如宋哲元等西北将领的讨蒋通电固然产生了一定的政治影响，但 是，蒋介石回敬一篇《告全国将士书》，称西北军“本属利害结合，封建集 团。只知有集团，不知有国家；只知有利害，不知有主义”。“此种封建集 团，一日不消灭即国家统一一日不能成功”。这种似乎义正辞严的诛伐，通 过电台和报纸传向全国，很能蛊惑和打动各界人士的同情心，而宋哲元等对 蒋介石的责骂也无法回答。

再次，各派系之间毫无信义。表面上虽集结在“护党救国”的旗帜下，而实际上相互倾轧，各保实力，被蒋介石用高官厚禄分化瓦解。如俞、李举 兵反蒋，队伍还未拉出广西，三师两旅的吕焕炎、杨腾辉、黄权等桂系旧部 即纷纷倒戈。再如西北军，事先讲好的是冯玉祥和阎锡山共同反蒋，结果老 谋深算、反复无常的阎锡山背信弃义，按兵不动，使西北军孤军作战。蒋介 石看到冯、阎的裂痕，立即采取拉拢阎锡山、孤立冯玉祥的策略，遂以南京 五院长名义致电阎锡山，蒋把特任阎锡山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命令公布于 众。阎锡山封官加爵便表示晋军完全拥护中央和蒋介石，致使冯玉祥的西北军第二次反蒋彻底失败。

1929年不堪回首，冥冥苍穹仿佛有一只无形的巨手，把国民党各派军阀 都拉入了内战的旋涡，把苦难深重的中国和劳苦大众推向了更加痛苦的兵祸 战乱的深渊。战火燃遍了大半爿国土，民不聊生，哀鸿遍野，怨声载道 叩问苍天，这乱，这灾，这苦，这怨，究竟何时可休，何日可了？！

邓斌坦诚地向李明瑞道出中共在广西的计划是要建立左、右江革命根据 地，准备发动百色、龙州武装起义，成立红七军、红八军，至时请李明瑞出 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希望他跟共产党走。

“大家一向很敬重李将军。”邓斌深挚他说，“听说近日蒋介石又派心 腹大臣来龙州对李将军以高官厚禄相许，蒋似乎像当年曹孟德器重关云长那 样对李将军器重有加，但没想到却遭到李将军的严辞回绝。李将军此举，不 能不令人敬佩啊！”

李明瑞听着，心头为之一震，想不到这件事邓代表竟知道得这么快！同时他也十分叹服邓代表对形势对国民党各派军事集团相互倾轧的矛盾及其根 源的深刻剖析。于是说：“半月前，蒋介石派国府高参颜恕祥(颜德忠字)携巨额支票和委任状到龙州，被我婉 言谢绝打发走了。”

说罢一声长叹，遂又道出抑郁难耐的隐衷：“裕生戎马数十载，向来只念沙场，为国杀贼，不惜肝脑涂地！而对蝇营狗苟的官场不屑一顾，视若粪土。邓代表，实不相瞒，裕生瀚海泛舟，一心想寻找救国救民之道，每每奋 搏苦杀换来的却是更加痛悔的自责与悲忧，脚下的路该向何处走？如今我已看透，孙先生的主义和他创建的党国已被一帮叛臣贼子践踏渍破，朝纲大乱，污秽腐败已极，只有将其整肃重造，我中华复兴才有希望！”

“裕生兄所言极是！在这个关系到国家前途和民族存亡的问题上，我们的看法是相同的。”邓斌将心里话和盘托出，“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制定了 民主革命十大纲领，旨在发展全国各地的工农武装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国 民党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建立民主政权。中央派我来广西，就是为了能早日 创立广西工农革命武装，建立地方民主政府，希望李将军及同仁能申明大义，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来。党中央已批准我们在左、右江举行武装起义，成立 红七军、红八军。我和云逸兄联名给李将军发电报，是诚请李将军出任两军 总指挥。”

李明瑞惊目相望，百感交集：“我非常感谢邓代表和胜之兄等把裕生看成一个有用之人啊！我一向钦敬贵党诸多志士仁人为救国救民和信仰的主 义，不畏杀头坐牢、流血牺牲的气节和精神 ”

展望历史未来和某一政党的发展前景是需要时间的。李明瑞亲眼目睹过，蒋介石1927年的“四一二”大屠杀并没有把共产党吓倒：

周恩来、叶挺、朱德、刘伯承、贺龙、陈毅以及其他在国民党军队和政府中的共产党人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南昌起义；毛泽东、卢德铭在湖南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彭湃等领导的广东海陆丰起义； 张太雷、叶挺、叶剑英、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的广州起义；贺龙、周逸群领导的洪湖、湘鄂边起义；朱德、陈毅等领导的湘南暴动；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领导的湖南平江暴动；这一次次的武装暴动和起义，虽因国民党的血腥镇压而失败或失利了，参加暴动和起义的共产党人和群众遭到白色恐怖的疯狂报复，国民党到处追捕他们，他们有的牺牲，有的掉队，有的逃亡，但幸存者却在偏僻荒远的深山老林、江河湖泊隐蔽起来。在军阀混战的近一二年内建立了许多赤色政权 的据点和区域——这被蒋介石请来的德国高级军事顾问冯·赛克特戏谑地嘲讽说：“尊敬的总司令阁下，请看你的中国地图现在变得像什么？像一张雪豹皮。”

这些逃亡者和寻求真理的人已成为一种新思想——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战士，但激励他们的不仅是这种从海外传播过来的新学说。每个中国人在少年时代就开始受到、等传奇英雄故事的熏陶，熟悉那被官府缉拿、逐出家门、弄得倾家荡产、穷困潦倒、最后被迫起来造反的一百单八将绿林好汉，是怎样在世人难以接近的梁山泊施展自己的本领，打起替天行道的旗帜，成功地向官府王权挑战的英勇壮举。

历次宏伟的历史转折和英雄的作战计谋，诸如古代作战的技巧以及和《春秋战国》中的“作战方略”，都对中国的军事思想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当然，这些革命者当中，有些本来确实就是打家劫舍的匪众，经过了改造，才弃暗投明。他们多半深居外人难以涉足的地方，官方也奈何不得他们的存在，因为惩罚他们花的代价要比他们有时掠夺来的东西价值大。在军阀统治的中国，地理上的管辖范围不断变动，情况更是如此。赤色苏区大都建立在交通困难、物产较差的偏僻地区，那里人烟稀少，多半是在几省交界的地方，这不是偶然的。由于各省军阀很少越过自己的“领土”界线，只有联合若干 “同盟军”才能消灭苏区，但军阀之间为争夺地盘和交通枢纽，也时常相互交战。特别是要联盟共剿苏区，就需动用大批军队，下极大的赌注。这样，他们就没有足够的财力、军力和时间去消灭那些本来就很偏远地区的赤色政权。

李明瑞从连绵不绝的军阀混战的硝烟血浪里悟出了许多他人悟不出的东西，最令他叹唱不已的就是：遍布神州大地的像“雪豹皮”一样的赤色苏区，体现了古老的中国传统与新鲜的外来学说相结合的中国民主革命的现实精神。

进而他又想到，在广西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建立赤色政权，也就是像朱、毛红军在井冈山以及贺龙在湖南和湖北交界地区建立地方政府一样。但他的大脑里掠过一团疑云：在左、右江兴起工农武装割据划地建邦并非难事，难就难在发展，难在巩固，难在持久啊！

“邓代表，我很赞成在左、右江举行武装起义。”李明瑞直抒胸臆，“不过，我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邓斌说：“我们是坦诚相见的朋友，理应无话不说才是，请讲，请讲。”

李明瑞说：“打起红旗，招扬天下，蒋介石和李宗仁是不会坐视无睹的。他们必将调集重兵前来围剿，即使难以吃掉我们，但他们一旦实行封锁，会 使我们陷入与外断绝的困境之中 ”

邓斌说：“李将军大可不必忧虑。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有道是：东方不亮西方亮，灭了南方有北方。共产党的队伍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善打游击。”

李明瑞对此深信不疑。接着又说：“我不是共产党员，出任总指挥，恐难服众啊！”

邓斌说：“不是共产党员那是暂时的，我们党是欢迎李将军的。我这次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会将李将军的情况进一步向中央详明。”

俩人就这样一路倾谈，既谈政治，又抒胸臆，越谈越有兴致，越谈心贴得越近，邓斌陪李明瑞又回到百色。

李明瑞亲眼看到右江的部队日益扩大，且军容严整，纪律严明，老百姓把他们当做亲人；大街小巷，熙熙攘攘，买主卖主公平交易，生意兴隆呈现出一派安乐祥和的太平景象！在他看来，这景象也许是短暂的，但这景象不能不令他心有触动：旷日的拼搏与奋斗，所苦苦寻求的不正是这个景象 吗？

他在百色找到了久而未解的答案。最难以忘怀的是，邓斌、张云逸等又多次与他促膝交谈，情真意浓！在百色住了两天，李明瑞即日夜兼程返回龙州，加紧筹备起义事宜。

邓斌与张云逸等再又握别，踏上了去上海的风雨路程。

第四章 载入史册的日子 百色起义一派祥和，龙州起义震慑了法国领事馆

这是个载入史册的日子。

公元1929年12月11日，依山傍水风景独秀的百色山城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在庄严的粤东会馆门口的旗杆上升起了一面“镰刀斧头”的红旗——它以此宣告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正式诞生！

全副武装的红军官兵换上了灰色军装，军帽和衣领上缀着用红布裁制的五角星和领章，颈上系着红领带，个个神采飞扬，集合在粤东会馆门前的广场上，军长张云逸、特委书记雷经天等人检阅部队，并举行向军旗敬礼宣誓仪式。

大街小巷贴满了庆祝起义的标语和红七军的布告。布告刻印着由军长张云逸、政委邓斌的亲笔署名，解释起义的原因和目的；并用标语的形式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施政纲领。

整个山城充满了欢腾的气氛。居住在这座山城的一万多壮、汉等各族群众笑逐颜开，载歌载舞。一队队工人、农民、学生及其他各界群众举着大刀、长矛、锄头和旗帜，敲锣打鼓走上街头，欢呼红七军的成立，庆祝翻身解放 的日子。鞭炮声，锣鼓声，连同人们的欢呼声，响震云空，彻夜不绝！

雷经天兴致勃勃地对张云逸说：“张军长，我们这次起义，与过去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大不相同啊，以往每次起义都是在激烈的枪炮声中进行的，而眼前的起义，却是鞭炮声代替了枪炮声！”

张云逸不胜感慨他说：“是啊！没有厮杀，没有流血，没有巷战，连敌人的影子也没有。我们红七军，是在一派祥和、歌舞升平的节日气氛中诞生 ”

韦拔群即兴吟咏《诗经·大雅》：“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 于彼朝阳。你们听到否，今天一大早，百色城内不少人家都在自家院里的梧桐树上贴了凤凰剪纸画，说神鸟飞来了，世道要变了！哈哈……吉兆，吉兆啊！”

张云逸说：“这是黎民百姓的期盼与祝福，也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啊！”

雷经天说：“红军就是一只‘神鸟’，我们的每一个红军战士都是这只‘神鸟’的羽毛，会日渐丰满、强健起来，随时准备挟雷携电，搏风击雨，托起一个鲜鲜活活的大红日子的到来！”

韦拔群乐滋滋地望着张云逸和雷经天那各自都刮得干干净净的脸腮，调侃道：“你们这两位‘胡子’官岂能是‘羽毛’？而是‘凤头’和‘利爪’！”

张云逸哈哈笑着问：“那你呢？”

韦拔群说：“我就做一个也不可缺少的‘凤尾’吧！”

大家开怀而笑。

12月12日，在平马镇召开了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右江苏维埃政府，雷经天任主席，韦拔群、陈洪涛、黄治峰等为委员。右江苏维埃政府的牌子在平马镇赫然挂出。

同日，红七军成立了前敌委员会，邓斌为书记，张云逸、陈豪人、雷经天、李谦、何世昌等为委员，统一领导部队和地方政府的工作。

邓斌曾在红七军政治部主办的《右江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工农群众的武装力量——红军已经成立了！各处苏维埃也陆续地建立起来了！ 我们要发展苏维埃根据地，夺取新的区域，应该使其基础巩固，乡区的苏维埃要快些成立起来，这些区域，是要成为更大发展的基础。

在百色，随着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沿江各县、乡的党组织和红色政权也相继建立。

六十多年以后，还有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说，那时他们也还都是些娃娃，他们对红军和苏维埃的概念说不清楚，他们只知道是韦拔群的“魔龙”队。 红军干部下去工作，一说是拔哥的魔龙队，老百姓就围拢过来，土豪劣绅就 闻风而逃。其实，许多老百姓乃至土豪劣绅谁也未曾见过韦拔群是什么模样。 越是未见过，“魔龙”韦拔群的威名与形象就越是在人们心目中更加神秘与高大起来。很多青壮年就是冲着对韦拔群的崇敬与拥戴参加了魔龙队——红军。

宛若一股脉流息息传导，百色起义的冲浪便由右江传到了左江，传到了龙州。左江、右江像一对孪生兄弟般的血脉相通，遥相呼应 如果要在地图上找到龙州这个地方，你只要沿着中越边境分界线搭眼一瞧，就能很快发现这座位于中国西南部的边陲重镇。

龙州，地处广西左江上游的要冲，水陆交通十分便利，是左江各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六十多年前，龙州的繁华与重要性远远超过柳州等内陆其他诸城市。1882年，法国侵占安南(即越南)时，民族英雄冯子材就 是以龙州为基地抗击外国列强的侵略，与法军展开激烈血战，直到壮烈殉国。

李明瑞、俞作豫率领警备第五大队于1929年10月初到达龙州后，即着手部署武装暴动。11月末，汪精卫又频频掀起反蒋声浪，粤桂两军剑拔弩张，广西政局混乱，首府南宁空虚，李明瑞和俞作豫觉得此时正是收复南宁的大好时机。遂决定先反攻南宁，然后来个南宁、龙州一并起义。由副大队长蒙志仁率一个营留守龙州，俞作豫率大队人马开进崇善，近逼南宁。恰这时，李明瑞接到邓斌和张云逸发来的电报，要他速赴百色共商大计。他令俞作豫在崇善待命，他亲赴百色想以此与邓斌和张云逸商议反攻南宁。途中巧遇邓斌，经邓斌一再说服，李明瑞放弃了攻打南宁的计划，并同邓斌一起到了百色。

当李明瑞从百色返回龙州途中，忽闻副大队长蒙志仁竟在龙州叛变。李明瑞赶到崇善与俞作豫会合，当即决定夺回龙州。经过对龙州的封锁和围攻，蒙志仁战败逃窜，警备第五大队于12月3日光复龙州，秩序迅速恢复。

12月4日，再度踏上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路程的邓斌及奉命到龙州工作的何世昌、袁振武(袁也烈)等到达龙州。

邓斌和李明瑞、俞作豫等研究了龙州起义的工作计划和具体部署并介绍了右江警备第四大队改造军队的经验，指出一定要抓紧对部队的整顿和改造，这是武装起义的前提和保证。

邓斌说，起义靠什么？靠枪杆子。而枪杆子必须牢牢地掌握在革命者的手中，才能保证起义的成功和革命的胜利。

邓斌说，必须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根据目前第五大队党员少的具体情况，每个营、连至少要建立一个党支部，连要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反对打骂下级和士兵的军阀作风。

邓斌说，对少数罪行严重的军官要撤职严办。蒙志仁的叛变，就是一个大教训，你对他姑息、迁就、手软，一遇时机他就会反过来对你开枪，砍下你的脑袋向他的主子去领赏。

邓斌仅在龙州呆了一天，便与李明瑞、俞作豫等匆匆话别，即又一路风尘经越南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

根据中央代表的意见，李明瑞、俞作豫、何世昌等抓紧在起义前进行部队的整顿改造和地方政权的筹建工作，撤销了一批反动旧军官的职务，派袁振武等共产党员充实了各级岗位。经过整顿改造，部队的情况很快有了明显的变化；士兵委员会的建立，使部队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与此同时，部队还派出一部分兵力剿匪反霸，除掉了一批横行乡里、为非作歹的土匪头子和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收编和整肃了龙州近郊乡县的地方民团。

百色起义的消息传来，左江的革命空气更加热烈起来。地方政权的建立，工农赤卫队的成立，组织群众和宣传教育等工作，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与此同时，中共龙州党组织与“安南”(即被法国等西方殖民主义者称为“印度支那”)共产主义运动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

龙州起义前夕，从巴黎回来的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秘密来到龙州，与李明瑞、俞作豫、何世昌等磋商武装起义，抗击法国殖民主义的斗争。李明瑞向胡志明提供了一批枪支弹药，胡志明称誉李明瑞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民主战士”(因为当时李明瑞不是共产党员。胡志明怎么也不会想到，两年后身为红军高级将领的李明瑞竟被错杀含冤而死。新中国成立后，胡志明曾悲愤地问毛泽东：李明瑞怎么会是“AB 团”分子？他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民主战士！毛泽东说：自己人打自己人，这是个大教训，李明瑞是被错杀的，我们会永远怀念他 )。

李明瑞和胡志明商定：在龙州武装起义的同时，胡志明在安南举行武装暴动。

这又是个载入史册的日子。

公元1930年2月1日，广西左江工农武装起义，在龙州爆发了。在古龙州城头上，竖起了“镰刀斧头”的红旗！

龙州沸腾了！ 全城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到处贴满了红色的标语，到处燃放庆祝起义的爆竹，到处传荡着嘹亮的歌声四面八方的农会会员、农民赤卫队员扛着 梭镖、土枪，兴高采烈地拥进城来，与龙州的工人赤卫队和学生团体在市中 心广场汇成了一片澎湃的海洋。三千多名红军将士以威武之师、正义之师的崭新英姿出现在大庭广众面前。人们在欢呼，在歌唱，《国际歌》声响彻云霄：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在庄严、热烈的气氛中，由李明瑞宣布起义和中共中央颁发给起义部队的正式番号以及领导人的委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军长俞作豫，政治委员邓斌，政治部主任何世昌；下辖两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何自坚，第二纵队司令宛旦平。

俞作豫带领全体红八军将士向军旗庄严宣誓。 左江革命军事委员会、肃反委员会、工人、农民、妇女、学生、商联等各个群众组织也同时成立。集会结束后，红军队伍和各个群众组织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一些青年学生慷慨激昂地朗诵世界无产者的诗人、《国际歌》的词作者欧仁·鲍狄埃的诗《起义者》：眼前是悲惨的生活，眼前是沉重的压迫，起义者，起来，子弹上膛，准备开火！地球啊，我们慈爱的母亲， 他知道你在奴役的桎梏下，伤心哭泣，痛苦呻吟。他决心重建世界， 让大地的丰满乳房流出 哺育全人类的幸福乳浆。起义者，他的名字是人，不再是当牛做马的奴隶！他永远服从真理，奋勇前进，坚定不移。起义者， 起来，子弹上膛，准备开火！

龙州，自清末以来，一直是法国的势力范围。龙州起义的第二天，胡志明在安南举行了武装暴动。这使法国殖民主义者惊恐万状，一面调集重兵对胡志明领导的武装队伍进行疯狂镇压，一面以“照会”向新生的龙州工农民主政府提出抗议，污蔑龙州“陷股匪握”之中，并宣称其驻越南总督要派武装卫队和机关炮车辆，“以兹保护”法国驻龙州领事馆及官员们的安全，此外，还派飞机侵入龙州上空进行武装威胁。

李明瑞将法国领事馆送来的“抗议书”撕个粉碎：“去你妈的！我要把法国佬统统赶出去！” 李明瑞派出红八军代表，严厉驳斥法方的诽谤和威胁，即郑重声明：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李明瑞一声令下，红军和数万群众奋起示威，包围了法国驻龙州领事馆及由法国人把持的海关大楼和天主教堂，查抄了他们准备发动暴乱的武器、电台和其他军用物资，缴获银元15万元和大量鸦片，并驱逐了法国领事和传教士。

消息传到上海，当时担任中共中央负责人的李立三对龙州起义和龙州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给予高度评价：“在数天内的政权，它已做了国民党军阀政府数十年所不能做所不敢做的事。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之反帝国主义政纲，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

——6年之后，在陕北黄土高原的窑洞里，邓小平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左江苏维埃政权曾与在法国统治下的安南爆发的起义进行过密切合作。龙州的法国领事馆遭到袭击。法国人封锁了边境，轰炸这个中国城市。红军击落了法国人的一架飞机。法国人更加残酷地镇压安南同胞，左江苏维埃政权也很快被破坏。三千官兵中，三分之二逃走，忠于革命的部队突破包围，到达右江苏区，编入红七军。

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使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的南疆大地上豪迈地高举起一面呼啦啦飘扬的赤色旗帜，在一片白色恐怖中，极大地震动了反动势力，鼓舞了革命阵营的战斗士气。

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后，左、右江区域20个县、一百多万人口，成为当时全国瞩目的红色革命根据地之一——同时也被国民党视为中国政治地图上两个“雪豹据点”。

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任命，李明瑞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邓斌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政委兼前敌委员会书记。

第五章 分争与隐忍之痛 中央汇报会上，邓斌跟向忠发要烟抽

1930年1月上旬，邓斌回到了上海。他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了广西的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立三、中央军委书记(军事部长)周恩来、中央组织部长兼秘书长李维汉等听取了邓斌的汇报，对广西的工作进行了讨论，并将报告和讨论的记录刊登在军委主办的《军事通讯》第二期上。

当时全国各路红军和各根据地处于隔绝的状态。为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和互通情报，在周恩来主持下，于1930年1月15日中央军委创办了秘密刊物《军事通讯》(现存中央档案馆)。首期刊登了陈毅的《关于红四军历史及其情况的报告》，编者在按语中指出：“这是很值得我们宝贵的一个报告。朱、毛红军这个‘怪物’，在我们看了这个报告以后，都可了然”，“是在中国别开生面”。要求各地红军、各地方党组织学习红四军的经验。

很快，在《军事通讯》的第二期便刊登了题为《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一文，并加了一个编者按。编者在按语中说：我们本来不准备再把讨论的记录全部发表，只因为广西这个转变是在全国范围内最有组织最有意识的一次兵变，站在日前应扩大全国兵变的意义上，发表这个记录，把这次兵变所得的教训和经验传播到各地方党部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把这个记录全面发表了。

邓斌在报告中，详细汇报了广西前一阶段的工作，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设想。

报告认为，前一阶段广西军事工作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军委(即前委)未建立时，士兵运动未能有计划的开始；第二个时期为中央代表去后建立军委，开始有计划地注意士兵运动，并有计划地派了些人到军队中去；第三个时期，教导总队已带了红色，有可能拖出来发动游击战争，但已引起敌人注意；第四个时期，俞作柏反蒋失败到现在，已将警备第四、第五大队拖到右江百色、左江龙州，决定正式建立红七军、红八军。

关于前委今后的工作，报告中说，要继续深入土地革命，建立直接由群众选举的苏维埃革命政府，建立由贫农组织的农会，防止无目的的烧杀主义，一切工作向着群众。要扩大宣传，发展工人组织，对小商人实行保护，对大商人加重捐务，废除苛捐杂税，健全地方党的工作，等等。

关于军队，报告中说，要加紧军队的战斗力，建立游击战争的战术，改善待遇，做到官兵一律平等，在成分上改造红军，开展军事训练，加强军中政治工作，注意维护军纪党纪。军事发展方向是左、右江取得联系，推向湘粤边界发展，以造成与朱(德)毛(泽东)会合的前途。

邓斌在报告的最后谈到，红七军、红八军中的军事人材够用，但缺乏党和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人材。地方党的组织，以前等于没有，目前党的组织干部甚为缺乏。当地农民生活很苦，土地大部分集中在中小地主手中，自耕农多，但大都很穷，豪绅对农民压迫很厉害，因此农民对土地革命的积极性很高。广西的商品交换以鸦片为中心，现在一是扣留一部分鸦片，一是加重鸦片交易的税收在讨论中，发言人对广西的工作提出了很多意见和建议，其中一些意见相当尖锐，一看即知带有浓厚的“左”倾味道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责令口吻：

——广西红军应向柳州、桂林发展，用革命暴力推翻那里的地方资产阶级联盟政权，去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专政。

——要扩大武装暴动的范围，组织区域性总同盟罢工和进攻主要城市。

——在某几省的形势之下，组织一省或数省暴动，在今天就应有坚决决定，以反军阀战争与武装保护苏联为发展独立的群众革命运动的主要任务。

——对李明瑞绝对不要存丝毫的幻想，并要加紧与之斗争，不然，远东局又要指责说这是勾结军阀。

——远东局的批评是对的，目前我党内最严重的问题是右倾，否则，将为其出卖。两年前，蒋、汪出卖革命的惨痛教训，难道我们还不应该吸取吗？

——中国革命正在军阀矛盾的激化中掀起新的高潮，要特别警惕像俞作柏、李明瑞这样的军阀人物利用工农武装力量去达到他们统治的目的。

众人发言之后，邓斌根据讨论者的意见乃至提出的责问作了补充说明，重申了一些根据广西的实际必须做的工作重点，就一些人的主观臆断和误解给予必要的说明、解释与陈情。他十分诚恳他说，对李明瑞，我们当然不好怎样还存在幻想，但是现在，在左江我们主观力量还不能够赶走他，而以为暂时利用他的线索去发动其下层群众工作也不是不可以的。当然，主要的要发动下层群众工作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能把建立工作的上层线索忽视掉！他说，李明瑞虽为旧军官，但他毕竟是北伐名将，是反蒋勇士，他和我党同志一起组织领导了百色、龙州起义。而且他已经接受了我党的感召，已经坚定地毅然投身于革命队伍的行列。

他说，中央派我去广西，就是去做统战工作！根据李明瑞的表现和他本人的要求，我向中央建议，批准发展李明瑞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不人云亦云，不袭人故智，不当“和事佬” 坦诚而正直地陈述自己的意见和观点，这正是年轻的化名叫邓斌的“小个子”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一

贯奉守的人生品格！他的秉言直谏，他的睿智敏捷，他的思辩谋断，依然展示出他那光荣绰号“小钢炮”的神韵与风采！

当他力主发展李明瑞入党的建议一提出，立即遭到一些人的极力反对——这他并不介意，他只是那么平静而沉着他说：我很愿意奉陪某同志亲赴一趟广西进行考察，同时我愿以一个党员的责任与良知作保证，这样可以不可以？！

一语即出，场面沉默了好几秒钟，无人再发话对答或节外生枝地提出什么。

讨论会的最后，化名“冠生”的周恩来作了结论性的发言：广西是适合于革命的发展，也适合于反革命势力的生存，因此要了解到，这一时期还不能怎样乐观。政治方面，要为武装保卫苏联和反军阀战争这两大党的任务服 务，同时要加紧对红军政治纲领的宣传，建立经工农群众大会选举的苏维埃政权，深入地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工会、农会。在军事上明确前委是军中党内的最高机关，要开展士兵运动和扩大红军，红七军兵力应相对集中，龙州亦应与百色兵力会合，以与广东、闽南、湘赣朱、毛红军相呼应而达到会合的前途。

这个结论性的发言，虽然未能脱离中央当时“左”的大框框，但总的来说，比较客观和求实地分析了广西的形势，指示了广西红军今后的工作，显然与前几位发言人的风格与水平大不一样。

鉴于分管军事的周恩来作出如此结论，化名“特生”的向忠发和化名“柏山”的李立三等人也就不再发表大多异议。

邓斌认真地作着记录。当周恩来的话音一落，他抬起脸，挑起微笑的嘴角与周恩来打了个对视。

他摸摸兜，烟瘾上来了，可兜里的烟盒已空空如也。他见向忠发正坐在那里“吞云吐雾”，便走过去说：“总书记，借支烟抽。”

向忠发从兜里掏出半包烟，显得很大度很慷慨他说：“拿去拿去，这半包烟都给你啦！”

邓斌接过烟盒，抽出一支烟点上吸了一口，说：“我只借一支，其余还还给你。”

他向总书记笑了笑。向忠发也向他点头笑了笑。

中共“六大”后党内有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过分地强调工人成分。向忠发(又名仲发，湖北汉川人，生于上海)曾在汉阳兵工厂当工人，后到武汉 当水手和码头工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安排在湖北省工会工作。1926年后，历任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长、武汉工人纠 察队总指挥、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等职。大革命失败后不久，向忠发去苏联 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很受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和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 长米夫的赏识，说他“极有领导工人运动的卓越才干”，“应当在中共支部(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里担起重任”。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附近的一座乡间别墅——塞列布若 那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自己也不曾想到，他会坐上中共的第一把“交椅”，他在受宠若惊之余也不得不认为自己“实难胜任”，在实际工作中无法起到主要的决策作用。但这是一种需要，不由得他，也不由得中共，更不由得党内诸多的出类拔萃者。因为由惟命是从的向忠发担任中共总书记，共产国际的指挥棒就可任意挥舞、运用自如地特别好使。

“六大”的中共政治局常委由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五人组成。蔡和森因对向忠发瞧不起，便很快被撤销了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1931年3月赴香港指导广东省委工作，6月10日被英国警方逮捕，后引渡到广州，被国民党军阀杀害)。苏兆征第二年2月才从苏联归国，当月就因病去世了。于是，便由最初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候补常委的李立三，被补为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向忠发在军事上依靠周恩来决策，而在其他方面却事事依靠李立三。

由于党内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缺乏清楚的认识，就把苏联革命的经验看做可以照搬的模式，加上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强烈仇恨和对革命 胜利早日到来的渴望，致使党内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在这一时期恶性地发展起来。

1929年春夏之间，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与一个德国人和一个波兰人来到中国组织远东局。他们同过去的国际代表有不同：不参加中共的政治局和常委的会议，而由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等在会议之前或会议之后去向他们请示、报告或商议。双方很快就发生许多意见冲突，如在中共派邓小平以中央代表身份前往广西，同俞作柏、李明瑞搞统战，准备武装起义，即被远东局指责为犯了右倾错误，“陷入机会主义的泥潭”；当中央代表和李明瑞率领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举行兵变，拉部队转向左、右江地区准备武装起义，远东局又指责这是“勾结军阀”，“使革命误入歧途”。再如在游击战争问 题上，双方也发生了激烈争论。远东局说：在目前中国环境之下，游击战争 一定会失败。中共代言人说：农民自卫，要游击战争；中国地盘大，有山川湖泊，最利于打游击。远东局说：中共党内最严重的问题是右倾。中共代言人说：反右也不能放松反“左”。 双方一直争吵不休，局面很僵。就连一向对共产国际的指示百应百诺的向忠发也愤愤不平他说：“我非常反对远东局的工作方式，他们专门吹毛求疵地来指摘中央！娘屁操(湖北土话)， 药不对症，何以治病！”似乎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央才电令邓斌回上海详细报告广西的工作，以便进一步向共产国际和远东局陈述中国的实际情况。

周恩来在他的结论性发言中，没有提及李明瑞的问题。——这无疑是对邓斌建议中央批准发展李明瑞为中共党员的一种认可。

会议批准了邓斌的这一建议。邓斌伺机找向忠发借一支烟抽无疑是施展的一个小计——“感情笼络”，既抽了他的烟，又表示对他的一种尊重。在向忠发看来，找他要烟抽，就是瞧得起他这个总书记，就需要他这个总书记体恤下情地表个态。他见周恩来向他微微点了一下头，他便开口说话：“这个建议就通过吧！”

邓斌向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完工作不久，即3月2日，上海党中央就给中共广东省委转红七军前委发了一封指示信。信中写道：邓斌(小平)同志来，对于过去广西军中工作及转变情形有详细的报告，除与邓斌同志详细讨论许多具体问题由他面达外，更有下面的指示。

指示说：目前的形势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机更加深刻，全国军阀战争的局面更加混乱，加速了统治阶级的危机。红七军是在全国客观条件下 产生出来的，是在广西群众斗争的影响之下产生出来的。红七军虽然出现在 偏僻的广西，但并不能减低其伟大的作用与意义。

中央的这个指示信总结了红七军前一阶段的工作中的优缺点，指明今后工作的主要路线是：深入进行土地革命，扩大游击战争，彻底摧毁封建势力，建立在广大群众信任之上的苏维埃政权。红七军发展的前途，“是向湘粤边、广东的中心推进，与朱、毛红军以及北江地方暴动取得联络，以争取广东一省或数省先胜利的前途。”

指示信批准了红七军前委名单，指定邓斌、陈豪人、张云逸、李谦、韦拔群、雷经天、何世昌7人组成前委，邓斌为前委书记。同时任命李明瑞为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邓斌为总政委。

党中央的这个指示，为红七军、红八军指出了今后的任务和方向。其中许多指示十分重要，比如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发动群众、加紧反对帝国主义等等。但其内容中仍充满了“左”倾冒险主义的精神，特别是提出保卫苏联、攻打大城市、夺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以及一些“左”的政策和措施。而正是这些“左”的指示和精神，为红七军、红八军定下了一条必须去走的，极其艰难而又充满危险的浴血苦战的历程

第五章 分争与隐忍之痛 丧妻失婴之痛——他追念说：张锡瑗是少有的漂亮

邓斌向党中央汇报了广西的工作，忙完了公务，便又不得不急忙去忙他的家事。

因为，在这个时候，他的个人生活遇到一件不幸的事——他的妻子张锡瑗难产。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此时，张锡瑗正住在上海宝隆医院里。分娩，这对一个将要做妈妈的女人来说既是痛苦的，更是幸福的。然而，谁也没有想 到，偏偏孩子难产！

好不容易，孩子总算生下来了，可是张锡瑗却因此得了产褥热(通称“月子病”。产妇在分娩期或产褥期中，由链球菌从生殖器官浸入体内所引起的 持续发高烧、下腹部疼痛流血脓、头痛、呕吐等)。虽是住在医院，但医疗条件很差。邓斌在医院以极其焦虑的心情日夜陪伴着妻子。

不幸的是，几天以后，张锡瑗就去世了。年仅24岁。 没过几天，生下的孩子因患“七天风”(即肺炎)也死了。这是一个女婴。

妻子和孩子的死，令邓斌十分悲痛，这对于他是怎样的一种打击啊！他久久地凝望着妻子那张青春的遗像，心里充溢着万般珍惜的亲情与追念。

那是1925年秋天，在十月革命的故乡——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期大多来自中国的六百多名学员陆续入校学习。当时因遭到法国政府驱逐出境的赴 法勤工俭学中共旅欧支部成员的邓希贤(即邓小平)与同伴傅钟(后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任卓宣(曾任中共放欧支部书记，大革命失败后叛变，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等，奉命于1926年1月从巴黎经柏林来到莫斯科 入中山大学培训。

己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后又转入正式党员(1924年)的邓希贤被推选担任学员共青团团小组长。在他的团小组里，其中的一位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而另有一位女性就是从国内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年轻的共产党员张锡瑗。

蒋经国是到莫斯科以后加入共青团(后在俄工作期间加入共产党)的，虽与邓希贤不同班，但却在邓负责的团小组过组织生活。蒋经国和邓希贤个子都不高，集合站队总是排在一起，肩挨着肩。有一次，同学们去郊外滑雪，蒋经国好奇地问邓希贤：你们干么老围着一条大围脖？邓希贤告诉他说：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因生活所迫，常去当清洁工，尤其是捡马粪。因为干这一行挣钱多，捡一天马粪能打发一个星期的花销，最划得来。法国的清洁工都围那么一条白围巾，所以，我们每人都有这么一条围巾，以此作为对那段生活的记忆和对富民强国的矢志追求。蒋经国听罢，连连感慨：兄等含辛茹苦，寻求救国救民之道，可敬可敬！并表示：我此次来俄，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一切交给我所信仰的苏维埃，我愿绝对地受苏维埃的训练，为中国的民主革命胜利而斗争！

——生活和历史就是这样地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这两个当年同窗共学的朋友和同志，谁能料想到，五十年后，会成为台湾海峡两岸的实权人物和政治对手呢？

却说张锡瑗——这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年方19岁。她的原籍是当时的河北省房山县良乡镇，父亲张镜海在铁路供职，参加过“二七”工人大罢工，曾任良乡火车站站长。张锡瑗在直隶省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1924年作为骨干分子参加该校学生改革学校教育的学潮运动，并在该校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她到北京，认识了李大钊、赵世炎等共产党的早期领袖，同年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党领导下的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活动，是不可多得的女革命活动家。是年秋天她被党组织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这样，张锡瑗与邓希贤作为同学便认识了，而且彼此之间相当熟识。这是志同道合者的天造地设般的一种“情缘”。

中山大学从1925年秋一直办到1932年，曾有几千名中国人在这里学习，接受苏维埃的洗礼与熏陶。学校首先是培养政治工作者和革命者，时间有长有短，长则两年三年四年，短则年把或八九个月。虽然开始时国民党派出的学生差不多坐满了教室(一些由共产党派出的学生也是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入校的)，但教材的重点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教材有俄语、英语、法语和德语；有历史(中国史、俄国史、东方和西方革命运动史)；有政治经济学(主要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根据苏联有关著作编写的教材)；有列宁主义基础课(主要是斯大林的著作)；还有军事科学和军事训练。

当时，正值国共两党合作出现“摩擦”的嬗变期，以国民党“西山会议派”为代表的右翼分子提出“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此时率军东征的蒋介石(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黄埔军校校长)也要求周恩来交出在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名单，否则退出第一军，已表露出他旨在军队中排斥和清除共产党人的企图。由此，莫斯科中山大学也是中国党内斗争的一个场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那里的托派和反托派斗争的缘故。国民党派去的学生时常与共产党派去的学生进行辩论——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国共两党的合作能持多久？所有这一切又引起了苏联领导人之间的争论。

有史料说，1926年秋，托洛茨基和斯和大林同时来到中山大学作报告：

托洛茨基主张，停止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合作。斯大林主张，应保持和发 展国共两党兄弟般的亲密合作。托洛茨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已提上中国的日程，共产党要自己干。

斯大林认为，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必须同它的主要力量国民党合作。托洛茨基说，国民党好比老虎，中共将是一头雄狮；不是老虎吃掉狮子，就是狮子吃掉老虎。

斯大林说，中共还是一头幼狮，即使将来同国民党分道扬镳，各自雄踞一方，两分天下，要比现在就打个两败俱伤的好！

就这些问题的辩论，个子矮小的邓希贤以他善于雄辩的口才，阐述了在中国只有国共两党亲密无间的合作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伟大社会变革，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个观点，一直贯穿邓在此问题上的主导思想，他提出 的“一国两制”的构想，就是一个杰出的典例)。由此他赢得了同学们对他的一种生动、形象、诙谐而幽默的称誉——“小钢炮”。

当时人们大概不曾想到，三十年后的1956年2月，他作为中共派出的一个重要代表团的成员，参加苏共“二十大”。继而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事件，展开了激烈 的中苏论战。在毛泽东授权邓小平直接指导和参与下，一连发起《九评》文章犹如一发发炮弹轰动了苏联，轰动了全世界，直到赫鲁晓夫垮台。正如邓小平所说：“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实行霸权主义是取得政权的马列主义党背 叛社会主义原则的最显著标志。”后来在中国，有一件事关全局的，就是邓小平以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为借鉴，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指出和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包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的错误时，没有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采取全盘否定的错误态度，而是相反， 实事求是地肯定了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和崇高历史地位。同时也没有把“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错误的责任一切都推给毛泽东一个人，而是指出 中共中央集体、毛泽东以外的其他中共领导人也负有责任，包括他自己在内。并详细分析了产生这些错误的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特别是指出了导致这些 错误产生的更重要的因素，是受苏联高度集权体制的影响和中国长期历史上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影响造成的。

张锡瑗与邓希贤同在一个党小组，既是同学，又是战友，对国内国际一些热点问题的讨论，认识、观点都很一致。张锡瑗说一口漂亮的北京话，却 十分爱听邓希贤用地道的四川话抑扬顿挫绘声绘色的演说。当大家聚在一起谈论时，她就打趣他说：好，现在开始收听“四川广播电台”的播音吧。

俩人的感情虽很投贴，但还未发展到恋爱的程度。然而，俩人之间的关系，毕竟是起于斯时，始于斯地。

中山大学的学制是两年，邓希贤仅学了一年便奉命于1926年底回国了，进入冯玉祥部从事部队政治工作。张锡瑗继续在苏联学习。 邓希贤回国后不久，即遭遇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他随机应变从西安冯部逃到了武汉。党的“八七”会议后，他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改名叫邓小平。这时，他惊喜地遇到了一个人——就是刚从莫斯科回国的张锡瑗。张锡瑗于1927年秋天学成回国，即组织参加了保定的铁路工人罢工运动。这次罢工的筹划领导工作，自始至终是在良乡她的家中进行的，她的父亲张镜海是罢工的组织者。此次罢工后，张锡瑗被党组织调到武汉，正巧分 到中央的秘书处工作——在这里两位志同道合的老同学相遇必有一番喜悦。

张锡瑗说：看来，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我总是被你所领导了。

邓小平说：志同道合者，千里来相会，这叫缘分。

江精卫公然背叛革命后，其所谓的“国民革命政府”所在地武汉，已处于一片白色恐怖和血腥屠杀之中，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秘密状态，党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往上海。 邓小平到了上海。 张锡瑗也到了上海。

迁往上海的中央各机关，工作人员约二百人，各机关之间禁止往来。中央设直属支部，支部书记由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的邓颖超兼任。邓小平和张锡瑗皆在这个支部里。机关人员多以开设各式各样的铺子作掩护，邓小平就在中央机关楼下开一个杂货铺，卖香烟、肥皂、洋火等什物，张锡瑗也就成了这个杂货铺的女店员。根据周恩来的提倡：男同志大都装是有钱人的商主或老板，穿长袍，戴绅士帽；女同志梳髻子，穿旗袍，穿高跟鞋或绣花鞋，一看便是阔小姐阔太太的模样；住机关的同志，要扮夫妇，不要革命腔。张锡瑗长得很漂亮，白净的脸庞，很秀气，再加上一身阔气的妆扮，使她显得更加风姿绰约，楚楚动人。她的朋友很多，有不少人追求她，向她求爱，可她早已选准了自己的意中人。

1928年春天，一个平常却充满温馨的日子，邓小平和张锡瑗结婚了。

为庆祝这对感情笃深的革命情侣喜结良缘，中央机关的同志们特地在上海的广西中路一个叫聚丰园的四川餐馆办了几桌酒席。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王若飞等在中央的大部分同志都参加了，共有三十多人。——在白色恐怖的上海滩上，在巡捕、特务乱窜的租界地，确有这一片难得的纯洁、美 好的人间真情存在其中，实属不易，也着实令人看之悦目，闻之清心。

邓小平和张锡瑗结婚后，曾经有大半年的时间与周恩来和邓颖超住在一 起。那是在公共租界的一幢房子里：周恩来和邓颖超住在楼上，邓小平和张 锡瑗住在楼下。有时邓小平陪同周恩来外出，张锡瑗就搬到楼上与邓颖超同住。

1929年8月，邓小平化名邓斌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赴广西工作，张锡 瑗已身怀六甲，肚腹日渐隆起。她深情地对丈夫说，要不是身子不方便，她真想陪丈夫一起去广西。因为她曾对他说过：无论你去到哪里，我也会到哪 里去，这叫缘分。

张锡瑗在良乡的家是一个大家庭，她有好几个弟弟和妹妹。大妹妹张锡瑞与她一起参加革命，一起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回国后去天津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不幸被敌人逮捕杀害。小妹妹叫张晓梅，原名叫张锡珍。邓小平和张锡瑗结婚后，就把张晓梅接到上海，介绍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安排于党中央职工部工作。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有一个很要好的同学叫徐冰(本名邢西萍，1903年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工商业家庭，1924年在德国留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党中央秘书处翻译科的德文翻译。经邓小平介绍，徐冰和张晓梅在上海结婚。新中国成立后，徐冰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张晓梅任北京市妇女联合会主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随着“刘、邓、陶”所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被“炮打”，无妄之灾从天而降，以江青、康生、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下令要“炮打徐冰领导的统战部”，将徐冰逮捕，进行长期的监禁和摧残，徐冰于1972年3月含冤而死。张晓梅也没有摆脱“文革”冲击的噩运，在林彪、“四人帮”疯狂批判北京市市委书记 兼市长彭真、彻底砸烂旧市委的同时，张晓梅被罢官免职，遭到残酷地揪斗和迫害，于1968年4月含冤去世。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才为这一对革命夫妇平反昭雪。

化名邓斌的邓小平去广西后，身怀六甲的张锡瑗就由徐冰和张晓梅给予生活上的照顾和护理，并且有邓颖超、李培之(王若飞的夫人)、朱月倩(霍步青的夫人)等“大姐姐”们的关心和爱护，这使出门远行的邓小平感到放心和欣慰。他受中央汇报工作之命回到上海时，想的是与妻子重聚，迎接他的第一个孩子的诞生。却万万没想到，妻子因难产而丧命，孩子也死了。这突如其来的巨大不幸，使他遭受的悲痛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他不能沉湎于个人的悲痛之中，他甚至不能够在上海多停留些时光以掩埋妻儿，他必须马上启程回广西！中央已批准了他们的计划，广西那时不我待、瞬息万变的形势正在向他召唤，广西的部队和同志们正等着中央代表和他们的政委去布置去指挥！国破山河在， 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 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他默吟着杜甫的《春望》，以如此感伤而悲壮的离愁别情，告别了战斗在龙潭虎穴的战友，告别了上海，再度取道香港去广西。

他通过中共在香港的地下交通找到了正在香港建立秘密电台的特科人员李强，向李强询问到广西后如何与上海用无线电联络的有关事宜。李强告诉了他有关的呼号、密码等事项。

——1928年10月，周恩来指定张沈川、李强负责建立中共地下无线电台。在上海极司菲尔路(今梵皇渡路)福康里9号租了一幢三层楼房，安装发报机。经过一年的努力，到1929年10月试制成第一套收发报机，培训出第一批报务员，在上海建立了党的第一个秘密无线电台。它的第一本密码，是周恩来亲自编制的。这年12月，又在香港设立了第二个秘密无线电台。1930年1月，沪港开始通讯联络。嗣后中共中央同广西左、右江苏区的往来电报，都是由香港电台转发的。这年10月，在苏联学成的一批无线电台工作者相继归国，同在上海培训的报务人员一起，先后被派往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1931年9月，中央苏区同上 海党中央开始直接通报。在天津也设立了分台。这些电台的建立，保证了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之间的通讯往来，也加强了中央对各苏区工作的指导，并使红军能及时了解敌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据李强回忆说，邓斌曾委托他安葬张锡瑗的事情，因为当时党内有些同志死后，都是由他负责去安葬的。比如中央政治局委员罗亦农被敌人杀害后和政治局委员苏兆征病逝后，都是由李强去掩埋的。1930年春天，李强回到上海，承中央军委之命，负责安葬张锡瑗。

李强说：“我们把张锡瑗埋葬在上海江湾的公墓。幕碑上写的名字是张周氏，立碑人用的也不是邓小平的真名，而是随便起的一个名字，这些都是地下工作的需要。但在公墓进行登记时用的是原名张锡瑗。当时埋葬这些同志多用假名，罗亦农用的是毕觉，苏兆征用的是姚维常。给张锡瑗送葬的，有邓颖超和她的妈妈，还有一位姑娘，我们安葬好了以后按当时的规矩祭奠了一下。后来我们才知道，同我们一起去的那个姑娘就是张锡瑗的妹妹张晓梅。”

1949年上海解放后，邓小平一进城就去江湾公墓查找张锡瑗的墓地。因为战乱，侵华日军曾在公墓那里动土修机场，许多烈士的墓地都找不到了。经李强凭当时对墓地方位的记忆，终于在他的帮助下找到了张锡瑗的墓。当邓小平和他在延安结为伉俪的夫人卓琳(浦琼英)一起前去查看时，发现墓地已被一场雨水淹没了。于是邓小平叫人把张锡瑗的遗骨取出来，放在一个小棺木中，和当时找到的苏兆征的遗骨一起，都存放在当年国民党励志社的那幢房子里。不久，邓小平就又离开上海，率军挥戈南下，挺进大西南，直到把蒋介石的最后一些残余赶出大陆。

张锡瑗和苏兆征的棺木，一直放在上海励志社的旧址里，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

——说来也是一种既奇怪又奇妙的安排，苏兆征、张锡瑗等革命烈士的遗骨，于1969年被革命群众安葬在上海烈士陵园。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最轰轰烈烈又最汹涌澎湃的时期，邓小平被当做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经打倒。而当时建立上海烈士陵园的人们，一定不知道张锡瑗是谁，看到她和苏兆征的棺木放在一起，也许误认为是苏兆征的夫人，或许误认为是和苏兆征一样被国民党杀害的革命英烈，所以就一起安葬，并受到人们的崇敬与瞻仰。如果他们知道这个张锡瑗就是已被倒的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的妻子，那非但不会将她安葬，而且还不知要怀着多么大的阶级仇恨来处置张锡瑗的遗骸以示对邓小平的彻底批判呢。也可能，在冥冥之中，真有什么力量，在那疯狂与混乱的岁月里，就这么鬼使神差地把张锡瑗的遗骸保护了下来。张锡瑗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时，曾和她的二十几位女同学一起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疗养院照了一张合影像。像片中的张锡瑗，端庄秀丽的面容，修剪得极为整洁的齐耳短发，和女伴们站在一起的亲热姿态，都给人一种纯情、自然、落落大方的亲切感。谁能从照片上看出，这个女孩子般的年轻共产党员，已经几经革命斗争的锤炼而相当沉稳与娴熟呢？张锡瑗把这张照片寄给了她在国内的家人。直到1978年，上海龙华革命公墓才从她的亲人手中找到这张珍贵的照片——这也是张锡瑗在短短的24年的生涯中仅存的一张照片。现在，这张照片端端正正地镶嵌在上海龙华公墓张锡瑗烈士的墓碑上。张锡瑗和苏兆征、罗亦农、顾正红等革命烈士一起，安详地静卧在青松翠柏之中。

在人们的心目中，24岁的张锡瑗永远年轻，永不衰老。在她的周围，仿佛有一层既神秘又朦胧的光环，会引起人们许多的遐想和追念。邓小平曾对他的子女们感慨而沉思般他说：“张锡瑗是少有的漂亮。”

第五章 分争与隐忍之痛 周恩来与邓斌临别时的谆谆叮咛

云霞烧着的黄昏。 开往香港的英国客轮再有一个小时就要拔锚启航了。一位身穿长袍马褂、留着胡子的商人来到邓斌秘密出发地点。

“胡公！”邓斌惊奇的目光投过去，端详着周恩来的脸。周恩来摘下礼帽，威俊的面孔在这些天里显得削瘦多了；眼睛里布满了血丝，眼眶周围浮现着一团暗影，两道浓眉和满腮的胡须上沾满了风尘；双唇皱裂，好像嘴形也变宽了；前额微蹙，失去了从前的光洁圆润。他的容颜 不仅呈现出睡眠不足和体力上的疲劳，而且他的深邃的目光里流溢着一种无可言状的潜忧。

“我们与他们(指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了。”周恩来的声音低沉而有些沙哑，“我们内部对武装暴动的直接革命形势认识也不一致，柏山(李立三)认为革命新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是一个东西。政治局连开两天会，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所以决定只有派人到莫斯科去，向共产国际报告 ”

不抽烟的周恩来从邓斌手中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卷，点上吸着。

“派谁去莫斯科？”邓斌问。

“我去。远东局也指定让我去。”周恩来说。

“要去多长时间？”

“很难说。”

“你走后，军事由谁负责？”

“政治局决定，军事部与军委合一，直归政治局，我离开由柏山担任军委常委。”

“……”邓斌颇感不安地默叹一声，欲说又止。中央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派周恩来去莫斯科？可以想见得到，中央最高领导层内又发生了严重分歧。 在向中央汇报广西工作时，邓斌已看出政治局常委们对广西工作的讨论意见不一；也知晓中央同远东局之间的矛盾已发展到十分尖锐的地步。 此刻，邓斌最忧虑不安的是，周恩来离开军委后，军事领导工作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 迄今为止，军委在周恩来的主持下，经过一年多的奋斗，全国红军战胜了初期的严重困难，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并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建立了统一的 序列，红军已有第一军至第十三军共十三个军，拥有约六万四千人的兵力， 近三万支枪，建立了湘赣、赣南、闽西、湘鄂赣、闽浙赣、洪湖及湘鄂西、鄂豫皖、左右江等大小15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党所领导的革命游击战争扩展 到了12个省、几百个县。

当时在中共最高领导层内，也许很少有人能看到，以后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这个时期已初具雏形。这些都同周恩来主持下的中央军委的指导和支持很难分开。

与此同时，在实际斗争的摸索中，周恩来对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也越来越重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城市化的步骤十分缓慢，从人口比例来讲，农民好像汪洋大海，而城市工人阶级却如同汪洋大海 中的一个小岛。到1921年中共诞生前夕，全国的产业工人也不过二百万人。 中国历代政权的更替差不多都是农民起义的结果。

周恩来进而阐明：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在资本主义发达的西欧，在那里，“城市中心论”自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特征。中国共产党信仰马克思主义， 按一般道理，也应把城市看做革命的堡垒。但实际上，中国和西方在革命起 点上存在巨大的“落差”，年轻的中共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教条式地 把“城市中心论”当成了金科玉律。

1927年国共反目后，共产党被迫转入农村，另起炉灶，可中共领导机关并非马上意识到广大农村才是其工作重心和力量源泉，依然对城市心驰神往，把组织和发动城市工人暴动当成夺权的不二法门。对于农村红军，顶多视它为配合城市暴动的辅助力量。由此以来，那些主张扎根农村的红军领袖，如毛泽东、朱德等，被戴上“农民意识”、“狭隘经验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的帽子，言下之意，农村红军成不了什么大气候，向农村发展是“旁门左道”。

周恩来在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他们(指托派)以为 中国像西欧各国一样，大城市的经济力量可以统治全国，所以大城市暴动成 功以后可以影响小城市及乡村；而在中国，则找不到一个大城市的经济力量 能统治全国的。所以中国革命要胜利，必须要有红军，必须要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的帮助。

1929年底，周恩来在给朱、毛红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提出了“先有红军，后有城市政权”的论断，并确认“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这与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军事思想一拍即合。

——显然，这是大慈大悲大智慧的周恩来经过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对中国的国情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毋庸讳言，周恩来开始也曾迷恋第三国际的“城市中心论”，不过他不像李立三、王明等那样执迷不悟。城市暴动的屡遭挫败，调整了他的思维框架：上海不是巴伐利亚的慕尼黑，南京总统府也不是彼得堡的冬宫，工人手中的木棒更不是“阿芙乐尔”号军舰上的大炮，在第三国际望远镜里看到的城市暴动大军的红旗在上海海关大楼上迎风飘展，那不过是海市蜃楼的幻境。他发现，城市并不那么青睐共产党，而落后的偏僻的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反倒是共产党最好的用武之地，只有在农村实行武装割据，积蓄力量，夺取城市才是可能的。

自中央机关迁往上海以来，他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主要是：

第一、整顿几乎被敌人打散的党组织，恢复并发展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 内的秘密工作；

第二、指导各地区的武装斗争，努力扩大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并把 这个工作放在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上；

第三、领导在严重白色恐怖下的保卫工作，清除叛徒，保证中共中央的 安全；

第四、进行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

应该说，这个时期中共中央的工作路线基本上是对的，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起着从严重挫败到走向复兴的关键作用。

邓斌感到另一个忧虑不安的就是，中央机关所处的这种极端险恶的环境：

国民党特务组织一直竭力利用各种手段穷凶极恶地搜索并破坏中共的各级机关，捕杀党的领导人。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三年内，党的许多重要领导人如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江苏省委代理书记赵世炎、中央政治局委员罗亦农、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彭湃、中央军事部长杨殷等先后被叛徒出卖，被捕牺牲。

1928年11月14日中央常委会议决定，成立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特别委员会，负责领导中央特科，周恩来为此倾注了不少心血。 早在这年春天，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由陈赓等具体负责，建立了第一个反间谍关系——杨登瀛(又名鲍君甫)。杨是国民党情报系统头目陈立夫的亲信、国民党中央的驻沪特派员。杨社会关系复杂，与各党各派、外国租 界人士以及黑社会、三教九流等都有来往。有人称他为“四朝元老”，就是 因为他与国民党、日本人、汉奸、共产党都有联系。蒋介石着手在上海建立 特务组织，陈立夫便推举杨登瀛主抓此事。而杨登瀛同情革命，他向中共提供了大 量情报，对防止党的机关被破坏、营救被捕人员和清除内奸起了重要作用。

1929年初，中共特科又利用杨登瀛的关系和介绍，派遣李克农、钱壮飞、胡 底等打入国民党高级特务机关，钱壮飞还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 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对保卫党中央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最最可恶的就是自己内部出叛徒，他们不仅出 卖了自己的灵魂，还出卖党的事业和许多共产党人的生命。

邓斌清楚地记得，1928年4月间，他就遇到过两次最大的危险：一次是从苏联归来的何家兴夫妇叛变，出卖了党中央政治局常委罗亦农。当时邓小平去和罗亦农接上头，办完事，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扑进来了，罗亦农当即被捕。邓小平出门后看见前门一位特科扮成擦鞋子的用手悄悄一指，就暗示他出事了。前后相差不到一分钟时间。不久，罗亦农就被国民党杀害了。

还有一次，邓小平、张锡瑗和周恩来、邓颖超住在一个房子里，一位特科突然送来通知：巡捕发现了这个秘密地方，要来搜查。周恩来立刻带领邓 颖超和张锡瑗向别处转移。而邓小平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正当巡捕在 里面搜查，他去敲门。幸好特科有个内线人员在里面，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 邓小平一听声音不对，转身即离去

邓斌也已经得知，就在他去年动身赴广西的8月下旬，原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叛变投敌，出卖了正在召开军委会议的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等人，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4同志惨遭杀害

同月，内奸戴冰石告密，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派宪兵包围了中共中央的一个秘密机关，当场逮捕了7位同志

还有黄埔军校一期生黄第洪叛变，出卖了周恩来和他会面内地点，多亏周恩来因故拖延了会面的时间才幸免遇险

一些叛徒还出卖过李立三、李维汉等党中央负责人，皆因中共特科人员多有提防和及时将负责人转移，而使敌人的收捕计划落空

虽然这些罪大恶极的叛徒，最后都没有逃脱正义的法网，受到“红色恐怖”铁拳(当时特科行动的口号)的严惩，但中央机关所处的这种极端险恶 的政治环境，不能不令人忧心忡仲。

“胡公，中央机关有否向农村迁移的打算？”邓斌关切地问。

“这个打算我已向柏山、特生交换过意见，在常委会上也进行过讨论，但认识不统一。远东局更持反对意见，说是‘逃跑主义’ ”周恩来语气里带有几分含蓄的伤感，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观念皆源于对政局的估计不正确，恐惧反动势力一旦纠集起来，红军会被消灭。”

邓斌抓起即将出发戴的一顶崭新的遮阳帽，弹了弹白色的帽檐儿，愤愤地说：“他们之所以不同意去农村，我看无非是迷恋大城市，嫌农村苦，落后！”

周恩来说：“这个问题只是不同意迁移的一个方面 ”

邓斌说：“纵观时局，军阀之间虽然会纠集一起‘围剿’红军，但军阀 之间也因争夺地盘和饷源而矛盾重重，相互扯皮，使‘围剿’不能完局，而 红军恰好在其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扩大自己的武装实力。”

“你的分析是对的！”周恩来极赞赏邓斌的这个判断，“军阀就是军阀，他们之间从来就不会有坚强的同盟，他们要的是金钱和各自的利益，所以蒋 介石用高官厚禄收买他们，比枪炮管用，也屡屡得手。”

邓斌快言快语地说：“条条道路通罗马，但我们要达到目的，必须找到一条正路！”

“是的！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我这个观点是根据朱、毛进行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概括出来的，而且他们的这一经验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在此以前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 ”周恩来眼眸里荡漾着一种激奋 的光芒，却也有一丝暗自隐忍的难以言明的苦楚。

“那些‘取消派’们会同‘城市中心论’者一起反对这个观点。”邓斌 对周恩来的处境充满着一种感情真挚的体恤与谅解：探索前人未走的路，是 困难的，也往往是痛苦的。

探索犹如进入远古洪荒的山林，云遮雾障，危难丛生，前路渺茫，布满沼泽 多少先驱者倒毙在披荆斩棘的中途！逝者已长眠，生者将何去？也许行进的路线偏离了目标，但后来者的成功比起先驱者的探求来谁更值得赞 颂呢？

“目前的局面非但不容乐观，而且非常严峻。”周恩来声调黯然，泛露出一种负疚感。他准备对目前的严峻局面承担责任。他的品德不允许把一切失误与过错诿卸在李立三、向忠发等人的身上。“柏山他们已为此思考得很苦，来自国际的、内部的压力，常常逼得他们骂娘！”

所以，周恩来要亲自去一趟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陈述实情。在这个时期内，由于政治环境的极端险恶，由于大革命失败后党内所遭 受的种种挫折，使党内一部分不坚定的分子从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进而走上右倾取消主义的道路。他们宣扬：中国革命失败了。

陈独秀在《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说：“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

——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社会已是所谓“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 的社会，中国无产阶级应该等到将来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现阶段只能进行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他们反对中共领导的各种斗争，把红军运动污蔑为所谓“流寇运动”。他们中许多人原是中共早期的领导人或重要干部，如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尹宽、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等，这时仍保留着共产党员的身份，有的还担负着地方领导职务，在党内有一定的影响。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在党内组织秘密的小派别，散播秘密刊物和传单，制造思想混乱和纠纷，并同国际上的托洛茨基反对派勾结在一起，进行分裂党的活动。1928年秋和1929年春天，中国留俄学生中的托派分子先后被遣送回国，在上海、北京、香港等地建立各种名目的托派小团体。这对于秘密状态下的中共党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1929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决议对反对派的整个路线及其对党的严重危害作了系统的分析，作出决定：各级党部如发现这种小组织，必须马上解散；经讨论后，仍坚持取消主义思想，不服从党的策略、不服从决议者，应开除出党。

反对派首领陈独秀，念其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有过功劳，故此，周恩来、向忠发、李立三等都找他谈话，对他进行帮助和挽救，而陈独秀却以中共元老和领袖自居，根本不把这些现任的领导者看在眼里。10月5日的《决议》对他发出严肃的警告：“独秀同志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警告，在党的路线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

但是，陈独秀和其他托派分子并不接受中央的警告，拒绝中央指派他们的工作，继续在党内进行反党宣传和非组织活动。这就迫使中央不得不对他们采取组织制裁。

11月1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由李立三起草、经周恩来修改的《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党籍的决议案》。接着，江苏省委又将郑超麟、尹宽等人开除出党。

面对敌人白色恐怖和血淋淋的屠杀，面对变节投敌的叛徒们的告密和破坏，面对来自国际的、党内的“左”倾盲动危险和托陈取消派的右倾宗派的 分裂活动 周恩来虽然临乱不惊，心有定见，皆以他高超的智谋和斗争艺术使他和中央化险为夷，安然无恙，但他披肝沥胆事必躬亲举轻若重为此付出了无尽的心血和汗水。而他的目光却在人生的无边无际的汪洋大海中，去寻找绕过那些足以使革命之舟沉没的暗礁。

周恩来在后来延安整风时说：“经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这种在极端艰难险恶的特殊环境中，经过千锤百炼而形成的坚韧不拔的品质和常人难以做到的严格自律自省精神，成为周恩来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以后一生中起着极其明显的作用。

直到周恩来逝世以后，海内外学者对他的品格，他的生存、斗争、领导艺术和他举轻若重、忍辱负重的非凡毅力，在公开或私下总是众说纷纭：

许芥星在《周恩来传》中，认为童年时期的周恩来就能在母亲与兄弟之间协调关系搞好家庭团结。由此他锻炼出超人的忍耐性与生存能力，“成为20世纪生存艺术中无可争议的大师，而在他五十多年的革命斗争中能够经历监禁、病魔和国内外政治斗争的考验，从而一直处于中国权力的顶峰，成为中国共产党不可缺少的领袖。”

海外学者认为，周恩来一生中有许多机会成为中国的头号领袖，可他却激流勇退，甘居次位，从不处心积虑地去谋求那唾手可得的最高权力：30年代初，他退居李立三之后，退居王明、博古、张闻天、毛泽东之后；1945年他退居刘少奇之后；1966年他退居林彪之后甚至准备退居王洪文之后。

——周恩来深谙这些斗争的严醋性，在这种左右互换的磨盘中求存在，并不是一件易事。他对最高领导权非但不争取而且让给别人，这种似乎没有统治欲领袖欲权力欲固然是他的高尚品德，但另一方面，他也许深知，第一把手，那是风险之地，任何风云变幻，任何轻微失足，就会成为历史罪人而身败名裂。

有些学者对周恩来的不争名利不谋高位的品格，感到遗憾。他们从权力斗争哲学或是从生存竞争意义诸方面去解释：有的认为周虽然具备了领袖的许多伟大品质，却缺乏两点：一是缺乏独立的决策能力；二是缺乏森然无情的权术和手段。有的认为周的品质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谦让态度——“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他的种种优秀品格，温良恭俭让之风采，符合中国固有的传统道德规范，所以他获得持久不衰的声誉与爱戴。有的认为“正是周无可比拟的光明磊落的气骨使他成为一个重要的排难息争解决纠纷和照顾全面的角色”。有的还认为周一贯小心谨慎地避免强求任何个人权力，而在努力贯彻与实行国家和革命政权的政策时，则一向是个热心的工作人员。他的谦和态度遮盖着不屈的意志，他的自我隐没的献身精神使得他成为毛泽东不可缺少的助手。

理查德·尼克松说：周恩来，严冰覆盖下的一座火山。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将很难燃烧起来；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革命就会烧成一堆灰烬。

此时，周恩来不愿意陷进个人之间的是非曲直之中，但他又无法摆脱这些是是非非的纷争，在国共合作北伐时期直到蒋介石大清党向共产党举起屠刀，他就悟出一个道理：任何统一战线，只是暂时的联合，是矛盾的综合而不是矛盾的解决。但是，中共党内的矛盾是需要解决的！

“胡公，你不能总替他人承担过多的责任，也不能像诸葛亮那样事必躬亲，食少事繁岂能久乎？ ”这时对“胡公”在强烈的自我克制中隐藏极深的苦痛、忧虑、伤感，只有思锋犀利、头脑灵敏的邓斌最能体恤。“有句诗曰：‘黄尘满面长须战，白发生头未得归’。你此去苏俄，一切都要善自珍摄啊！ ”

“当然，当然，”周恩来对这种兄弟亲情般的宽慰，竟然一时说不出能够表达心绪的话来，沉吟良久才说，“我会尽力去争取共产国际的理解，消除误会，以得到更多的支持。”

“最担心的是你走后，有人拿共产国际的大棒瞎指挥，一旦造成损失，再追悔也无法挽回。”

“是啊，教训不少啦！”

“你最好速去速回。中央不能没有你。”

“我会尽快赶回来 ”周恩来将礼帽戴在头上。

邓斌也将遮阳帽戴在头上。

“小平啊，对于锡瑗同志的不幸，我们大家都感到意外和悲痛，你大姐(指邓颖超)说，锡瑗的死，使她们失去了一位好妹子。我已经通知李强，由他负责安葬之事。你此次返回广西，任务更艰巨，因为一旦打出红军和苏维埃的旗帜，不仅会遭到桂系势力的攻击，而且蒋介石也会调兵遣将，对广西进行军事会剿。”

邓斌点点头，深挚地说：“非常感激‘胡公’对我去广西开展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我回去后即向前委传达中央的指示。”

周恩来说：“政治教育的重点应放在红八军。我在会上有意没提李明瑞的问题，最后批准了你介绍他入党的请求。但我对李明瑞没有直接了解，不知他以后会不会有反复？”

“李明瑞是难得的将才，是很有血性又很有头脑的人，只要他认准了的路，他会义无返顾地走到底的！”

“这就好！要使红七军、红八军的全体将士，看到我们为之奋斗的光明前途，同时要作好艰苦奋战乃至流血牺牲的准备。中国地域辽阔，回旋余地大，红军只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作战原则和发展方略，就能长期存在下去，壮大起来。 切勿妄自菲薄，忽视了对于全国影响的伟大作用。”

“胡公所言，正是我和张云逸韦拔群、雷经天等谋划起义时所畅谈的。”

“左、右江地形复杂，利于游击战。朱、毛总结出的‘十六字’诀很可以作为你们的参考。”周恩来津津乐道地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战术战略进行了一番讲解。在此之前，他已把此诀在内的游击战争指导原则以中央军委指示信的名义转发给了贺龙、周逸群领导的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

周恩来掏出怀表看了看时间，神色蓦然变得异常沉重而庄严，深邃的目光望着窗外燃烧的云空：“再等一些日子，中央即迁往江西，到朱、毛那里去！ ” 这分明是周恩来深思熟虑的一个决策！

“好！我十分赞成，越及时越好！” 邓斌说。

周恩来进而又面授机宜：“根据目前红七军和红八军的兵力，红八军最好应向红七军靠拢，集中力量，形成一个拳头，以对付可能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敌人的进攻。如若实难立足，应在开展游击战中向外围转移，以实现与朱、毛红军会合的前途。”

邓斌郑重地点头，许久没说话。

启程的时间到了。俩人握手相视，眼睛里泪花盈转。

周恩来突然低声哼唱起那支彼此都很熟悉的《马赛曲》。

邓斌当然晓得这曲子的歌词是周恩来填写的，那是在法国的巴黎。他跟着“胡公”哼唱起来：我祖国之骄子，赳赴戎行！今日何日，日月重光！暴政与我敌，血旗已高扬！君不闻四野败兵呼噪急，欲戮我众欲歼我妻我子以勤王。唤起我国民—— 秣尔马、厉尔兵、整尔队伍，冒死行进！沥彼秽血以为粪， 用助吾耕。

俩人陶醉在这沉浑、雄壮、悲愤、激荡的歌声里。这歌声，曾使那些在法兰西的土地上苦苦寻觅的华夏骄子们满腔热血沸腾，点燃起救国救民的信念之火！今日唱起它，便又平添了一种风雨登程生死以赴的悲壮情怀！

“小平，祝你一路顺风！”

“胡公，请你多多保重！”

第六章 浴血左右江 “欲擒故纵”——桂系施计“剿歼”红军

1930年元旦刚过，东山再起的桂系军阀首领们器宇轩昂地开进了广西首府南宁。领头的将军是个长着一张国字脸、体形矮壮而又威猛的广西佬。他骑着一匹浑身雪白的高头大马，在城南邕江大堤上仁立眺望片刻，遂轻轻挥动一下鞭子，马就悠悠地迈动四蹄走下堤岸。

“星移斗转，我等又杀回老家来了！哈哈 ”

他回头向众将领朗朗一笑。众将领也都跟着开怀大笑。在荷枪实弹的卫队护拥下，在欢迎的鞭炮锣鼓声中，他们个个春风满面地进了城。 人们一看便知，那个领头的将军就是桂系的“龙头老大”李宗仁，跟随其后的分别是白崇禧、黄旭初、夏威等，他们都是手握重兵的桂系集团首领。尽管满城震响着欢庆节日般的鞭炮锣鼓声，但在人们心头却蒙上了一层恐怖的阴影，耳边犹如响彻大地的枪炮声——此景此情，人们明白：看似喧闹祥和的背后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各路军阀虎视眈眈，争霸逐鹿。

中国老百姓的罪还没有受够。黄绍竑这些天一直在为他重主广西大政而马不停蹄地奔忙穿梭。吕焕炎、杨腾辉、黄权等旧部通电倒戈拥蒋后，但很快又归顺其主李、白、黄。由此，黄绍竑便打起了再做广西之主的主意：他一面同未来得及就位即被蒋介石罢免的广西省政府主席吕焕炎、第四编遣区司令杨腾辉以及黄权、梁朝玑等桂系将领商议，把李宗仁、白崇禧接回南宁；一面通过内线向蒋介石求和买好衬价还价，想以此平息蒋桂之争，握手言和。蒋介石闻之甚喜，他深谙李、白、黄乃桂系中坚三巨头，只要将这仨人的“桃园结义”攻破，使其搞不到一起，桂系就兴不起太大的风浪。为了收拾广西，蒋介石先以广西军事督办相许，并悄悄送20万块大洋给黄绍竑，要黄承劝李、白，不再挑起蒋桂战火，到时黄绍竑不仅可以做广西省主席，而且可以到中央国民政府做内政部长。——无疑这是蒋介石对桂系分而治之的一种策略，由此也可窥见蒋对付桂系绞尽了脑汁，用心良苦。

欢迎李老大、白老二这两位无冕之王重返桑梓的场面，搞得十分热烈、隆重。善于调摄的黄老三还特地雇用英国的一架小型客机，把两位嫂夫人从香港接回南宁，迎进早已收拾好的李公馆、白公馆。

这天中午，黄绍竑就在李公馆摆设了酒席，一来为李、白接风洗尘，二来对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表示庆贺。

李宗仁一身西装革履，一改他那“沙场骁勇”的军人装束，颇有几分政治家的睿智、沉稳而圆熟、练达的气韵。他的夫人郭德洁梳着庄重的发髻，身着黑色紧身旗袍，脚穿长筒丝袜和白色高跟皮鞋，一身打扮与她的地位和身份极为相称；她的娇小轻盈的身段与丈夫极匹配，相得益彰。夫妇二人早早来到公馆门前，迎候客人。

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仍然身着笔挺的将校服，头戴大盖帽，低低的帽檐儿下，那双犀利的人的眼睛，看上去似乎比过去任何时候更精神，更倨傲，更凛然不可侵犯。他用一副高傲的微笑，频频挥动着戴着雪白手套的右手，向站立在公馆台阶前的耆老故旧和他的部下致意。他的夫人马佩璋体态丰腴高挺，穿一身绛红色的金丝绒旗袍，使得白皙的肌肤一如棉桃绽放。论长相虽比不上郭德洁秀气，但大脸柳眉，精明泼辣，倒也另有一番诱魅。 她与丈夫的姿貌也极为匹配，相得益彰。

盛宴上，黄绍竑邀来的一些在野的或流亡归来的军政耆宿们，频频举杯向“龙头老大”李宗仁敬酒：

“李将军，老朽借花献佛，权且代表广西父老乡亲向你敬酒致意：一柱擎天，惟德公是焉！”

“德公一向体恤民情，蹈险犯难，不失英雄本色啊！”

“时令乃‘龙抬头’，德公此返桑梓，安抚一方，造福于民，定将载刻于史册！”

李宗仁举杯回敬，连声感叹道：“惭愧，惭愧呀！我身为封疆大吏，既不能守土，又不能卫民，很对不住我广西父老乡亲兄弟姐妹啊！但只要德邻一息尚存，誓与我八桂子弟赴汤蹈火，为争取民主政治和自由，奋斗到底！”

噼噼啪啪的掌声四起。 这些耆老故旧们仿佛随着“龙头老大”的铿锵之言已经看见了“民主自由”的曙光。

李宗仁那张不怒自威的国字脸上，在憨厚坦诚的微笑背后隐隐闪出诡滴玄奥的笑意。

他当然明白这些溢美之词的用意，他从这些暗喻着对现状不满、憧憬“民主自由”的言词中，发现了一种新的希望，一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憎恨，对各派军阀无休止征战的怨愤，而又对共产党赤化广西的极端恐惧的情绪，正在各阶层蔓延、膨胀。如能掌握住这种情绪，加以利用，便可赢得各阶层的支持。李宗仁以他军人善于抓住战机的敏锐，很快便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相信，搞政治也和打仗一样，看准时机，果断出击，勇猛突破，即能扭转战局。对于他来说，要摆脱眼下的困境，就必须抓住这个突破口，大造声势，取得民心。他从这几年与老蒋的较量中已学会了不少靠枪炮争夺不到的东西。老蒋不是推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吗？他“李猛子”也知道怎样把自己军人的粗鲁、地方军阀集团首领的狭隘自私等等不利形象修整装饰好，代之以开明、礼贤下士甚至涂上一层有点激进派的油彩，使自己作为一位众望所归的民主政治家的形象，树立在南中国的大地上，铭刻在各界人士的心目中。他不但要和蒋介石争夺天下，而且还要和共产党争夺人心。

他相信，只要在自己树起的“护党救国”的旗帜上再写上“民主改革”的宣言，便能无敌于天下了。他认为，当今的中国，人们不是害怕共产党就是厌恶蒋介石，为了寻找到自己在中国的政治地位，只有另辟蹊径，开创出一个连他本人也感到十分模糊而又陌生的理想王国——这个王国也许就是放大了几倍、几十倍的广西，也许是象征民主自由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影子。总之，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反正，在他的王国里，没有可怖的共产党和可恨的蒋介石，至于其他的党派和个人，他的胸怀还是可以容纳得下的。

那些被邀来吃宴的部属们一个个喝得醉醺醺的。他们一边痛饮，一边欢呼，随着留声机放出的舞曲，便踊跃地邀起太太小姐们相搂相抱地纵情狂舞。

李宗仁离席坐到了沙发上，双手捂着捏起的一支牙签逐一剔着牙缝儿。

黄绍竑知道“龙头老大”平时并不甚喜欢节奏太强烈的曲子，便马上令秘书去换了一支悠婉、缓慢颇含几缕哀戚的歌曲——南唐李后主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李宗仁听着这哀戚的声调，面色显得颇为忧郁。眼前的欢乐气氛并没有感染他那沉重的心绪，就像刚一露晴的天空，转眼又布满了浓重的阴云：6年前，他和白崇禧、黄绍竑结拜兄弟，在玉林镇起事，将盘踞广西数年的老军阀陆荣廷、沈鸿英驱逐出广西，继而与蒋介石联手取得了北伐的胜利，接着又与蒋介石一声“清党”令下，短短几天工夫，使共产党成千上万人头落地。“而蒋氏实为独夫民贼，反转过手来要消灭异己，于是大肆讨伐，战火纷燃，使国家民族破碎，人民流离失所，数以千万计生命死于战乱！要治邦安国，民得宁日，须打败蒋氏方可实现！”——这是他在宴会开始前所作的祝酒词。但他心下暗想，老蒋难斗啊，最终鹿死谁手尚难预料。

“德公，你也来跳跳舞吧。”黄绍竑满脸堆笑地走到李宗仁跟前邀请道，“今日最好什么都不要去想它。”

李宗仁摇了摇头，脸上毫无悦色。

黄绍竑见状，便暗暗传令部属向“龙头老大”告辞而散。他非常晓得“李猛子”的犟脾气，平时轻易不发，一旦发起九头公牛也拉他不住。

“季宽(黄绍竑字)，广西自治还由你来主政坐守，我和健生还要兴兵讨蒋。”

黄绍竑听了此话，心里“咯噔”了一下，但脸上仍堆满了笑，委婉地说：“德公，且莫操之过急，眼下还是养精蓄锐、从长计议、蓄势而动为上策。”

李宗仁忿怨难抑地说：“去他妈，我们与老蒋不共戴天！是他把我们搞得声名狼藉！这奇耻大辱不报，又复何言？”

黄绍竑显出一副悲怜凄婉的样子，低声沉吟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恕弟直言，我们且不可授人以机，替汪兆铭做嫁衣裳 ”

李宗仁略有所悟地点点头：“汪氏其人是何货色，我等心中自明白，只是借他一时之力，不堪大用！”

黄绍竑趁机劝说道：“德公想必知道，西汉的萧何，这个人物不可多得 ”

李宗仁狐疑地瞄他一眼：“这么说，当今之萧何乃季宽贤弟了？”

黄绍竑连连摇头：“弟岂敢与古贤哲相攀而论，我是说我们跟老蒋斗了这么多年，没斗过他，原因何在？惟最要因者，是蒋氏柄握朝权，而我们则朝中无人，充其量是个地方实力派。用三国曹植戏言曰：‘过屠门而大嚼，虽不得肉，贵且快意。’不过而已而已 ”

李宗仁似乎听懂了他的言外之音，便问：“季宽的意思是说，我们最好有人去‘投我以桃，报之以李’？”

黄绍竑笑笑，由衷地说：“跟老蒋死拼硬打不行，只有跟他周旋，搞点妥协，搞点绥靖，乃为权宜之策。兵多将广而无其帅参朝主持，到头来还不是授人以机？恳望德公、健公借鉴北伐与蒋氏联手之策略，在党府争得席位，进而广结盟友，招降纳叛，到时这江山由谁来坐就看造化了。”

李宗仁睁大眼睛盯着黄绍竑那张方面垂耳的佛脸，仿佛面对的是一位高僧，不觉有点肃然起敬，突然狂放大笑道：“哈哈哈，好你个黄老三，鲸口 吞舟，胃腹蛮大哟！”

这时，白崇禧拿着一份急电走过来，骂骂咧咧地嚷道：“李明瑞不识抬举，冒天下之大不韪，纠集左右江共匪和农军，要来夺取南宁！娘的，他若能在南宁府立足片刻，我就把脑袋卸下来给他！”

李宗仁接过电报看了看，半天没吱声。半月前，他曾给李明瑞写过一封亲笔信，要黄绍竑派人送到龙州。李宗仁在信中对李明瑞在北伐屡建奇功大加褒扬，并表示“不计前嫌与恩怨，以重振广西大业为计，愿与裕生兄等精诚团结，共讨蒋贼”。还以新编独立军军长之职相许，敦请李明瑞“速来南宁晤面”。谁知李明瑞概不买他的账，怒颜谢绝。好嘛，现在竟率兵攻打南宁来了！

不消说，李宗仁等对当时在左、右江地区兴起的红军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重视，认为他们充其量是由俞作柏和李明瑞拉走的两个警备大队的兵力，不过五六千人枪，况且又是在偏远的交界之地，再闹腾也成不了多大气候，只是觉得李明瑞竟跟共产党跑了太可惜，待以后有时机一定要把他和他的人马招纳过来。

他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一口，缓缓吐出：“健生，你对此有何高见？”

白崇禧说：“刚才我与吕、杨、黄等已商议对策，目前我们最大的危险是东南面，而不是西北面。如果我们把兵力调往左、右江，那就等于把梧州、南宁拱手送给了陈济棠；还有湖南的何键，也会趁机占领桂林和柳州等城，”

黄绍竑连声称赞道：“健公言之有理，言之有理！陈济棠灭我之贼心不死，我等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李宗仁说：“分散用兵，乃兵家大忌。我们的兵力应集中放在东南面，一防陈济棠，二防何键。至于左、右江，那里不是还有一个民团总司令谢崇坚和地下军司令黄金廷吗？据说二将手下各有两千人枪，我看是可以对付共匪的。”

白崇禧说：“尽靠谢崇坚、黄金廷那些散兵游勇、虾兵蟹将怕是不行，可悄悄调梁朝现一师四个团去会剿。这样，一来可以让南京看作是吕、杨、黄在执行蒋的剿共命令；二来可以速决速战剿灭共匪兴风作乱；三来可随时对湖广相机进击。”

李宗仁听来，为之一震：“好！好！真可谓‘三全其美’，就这么办！”

黄绍竑说：“以我之见，还是来个‘欲擒故纵’之对策，把共匪赶出境去，让黔军、滇军、湘军分别调兵去剿歼他们，这不是更好吗？”

李宗仁和白崇禧一听，顿觉黄老三这主意更是一步高棋，当即商定“欲擒故纵”之部署。

但李、白怎么也意想不到，素有“桂系高参”的黄老三此时心中已另有他图，与老大、老二貌合神离。在不久的蒋、冯、阎、桂“中原大战”之后，他便离开了李、白，投入蒋氏集团，而且颇得蒋的信赖。虽然蒋介石命黄绍 竑做广西军事督办，但黄绍竑却不忍与李、白兵刃相见，便悄悄拿了蒋介石给的赏钱去香港、菲律宾、新加坡等地观光消遣。蒋介石见黄绍竑回不了广西，遂让他当了内政部长，后来又任命为浙江省主席和湖北省主席。抗战爆发，蒋介石组织作战机构，任命黄绍竑为作战部部长，后又调他去当阎锡山的副手——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太原会战失败，黄绍竑回到南京，日军已攻占了苏州、嘉兴，正向南京、杭州进迫，南京国民政府已经开始向武汉、重庆撤退，蒋介石又命黄绍竑重任浙江省主席。黄上任不到三天，杭州已快要沦陷，他率省府退至金华，组织青年抗日敢死队、兴办兵工厂，虽然天高皇帝远，但蒋介石对他仍然盯得很紧，遂派人把他的兵工厂和武装队伍接管了，并斥责他的省政府“声名狼藉”。黄绍竑一气之下，去电要求辞职，蒋介石不准。黄绍竑便跑到武汉向蒋面陈衷曲，遂又无比忧伤地回到浙江。抗战胜利后，他幽居香港，终日无所事事，除了喝酒解闷外，便是遥听国内国共两军殊死决战的枪炮声，而每每听到的却是国军节节溃败的消息。直到1949年，他受李宗仁、张治中之邀，参加国共两党和谈，周恩来称他为“和平使者”。

黄绍竑文武兼备，在长期的军事、政治生涯中，公余之外，颇喜文学， 擅长于“词”，有苏东坡“铜琶铁板”的风味，作有自传体专著《五十回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至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法察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委兼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后予以改正。1966年8月于北京逝世。

第六章 浴血左右江 上帝之音下的危急态势

1930年2月上旬。龙州。 “当——当——当——当——”沉浑的钟声从那座尖顶宝盖的天主教堂里传出，在天地间颤悠悠地扩散开去。远远眺望，城门楼上、海关大楼、法国驻龙州领事馆以及天主教堂的房顶上都飘扬着红旗。

这景象不禁使再次经香港取道越南回到龙州的邓斌感到纳闷。他知道，龙州起义已经举行了，红八军业已成立，但这外国人建造的教堂里为何又传 出神甫布道的钟声呢？

他问护送他的由广东省委派的两名交通员，他们也感到莫名其妙。 刚步入镇南关的凯旋门，便隐隐约约听到从教堂里传出的神甫宣诵《圣

经》里上帝的声音：一粒种子不落在土里死了，仍然是一粒。 若是不死，就会结出许多粒来。 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丧失生命。 在这世上愿献出自己生命的，就会保持生命到永生。 我现在心里很忧愁，说什么才好呢？如果生命的种子，从地上被举起来，就会吸引万人来归。

仔细听来，这些被用汉语译出的《圣经》说教毫无邪恶之念， 仿佛大慈大悲的上帝在向人类倾诉对生命的祈祷和对生命的礼赞。光明就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 应当趁着光亮行走，免得黑暗降临在你们头上。 那在黑暗行走的人，不知道自己要往何处去。 你们应该相信光明，成为光明之子。

不难听出，这种由上帝降谕人世的“圣经”说教，已渗透着浓厚的政治色彩，起着不可低估的鼓动和教育作用。记得有位先哲说过：宗教是麻醉人 类的精神鸦片。同时它又是人类情感的黄金纽带。

邓斌路经教堂门前一看，嗬，里面聚集了那么多的“教徒”——有工人，有农民，更多的是龙州居民和商贩，他们是那么虔诚地聆听着上帝的教诲，沐浴着安魂曲的洗礼。而布道的神甫却是一位上了岁数的中国人。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到了红八军军部，既没有见到总指挥李明瑞，也没有见到军长俞作豫，只有红八军参谋长兼第二纵队司令宛旦平在此留守。

宛旦平向邓斌详细汇报了红八军的情况和龙州的形势： 红八军的成立，最先引起法国驻龙州领事馆的极大恐慌，一个叫奥普逊的领事向我方提出强烈抗议，并对我红军进行诽谤和威胁。红八军张贴告示：

废除法国殖民主义者在华的一切特权。并组织全体军民集会示威。据侦察， 其领事馆、海关大楼和天主教堂内藏有电台、武器和鸦片，于是，李明瑞和俞作豫下令查抄，并发出最后通牒：限法国领事、传教士和一切驻龙州机构人员在24小时内全体出境。此举激怒了法国驻越南总督，遂派数架次飞机对 龙州城进行轮番空袭。我红八军迅速组织重机枪和炮手向敌机扫射，击伤两架，打落一架。

龙州起义后，许多信天主教的市民和商贩纷纷要求入教堂做祈祷。李明瑞和俞作豫根据龙州的实际情况和考虑到群众的情绪，同时认为利用这一宗 教场所正是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和收缴税费的好机会，于是便让一位具有爱国之心的侨民神甫掌管教堂，传经布道。

2月初，李明瑞找张云逸商议，趁桂军分散，南宁混敌空虚之机，决定红七军在李明瑞和张云逸的率领下，向南宁进兵。途中，在隆安与桂军近四个团的兵力发生激战。同时，红八军在军长俞作豫带领下，也正按照预定计划，向崇善进军，准备配合红七军攻打南宁。

邓斌还了解到，左江苏维埃政府虽已成立，但实际尚未开展工作，政权仍不稳定。农军第二支队司令、龙津县县长黄飞虎公然叛变，还杀害了左江革命委员会主席兼农协主任何健南。靖西、镇边、天保等县的反动势力也蠢蠢欲动，相互勾结，成立保安部队以对抗红军。而红八军刚刚建立，兵力只有三千余人，连、营干部差不多都是旧军官，派进来的共产党员尚未掌握带兵工作。眼下，大军已经出发，而后方留守的是极不可靠的收编队伍。自龙 州起义以来，红色政权与反动势力之间的矛盾表现得更加深刻和尖锐了

年已三十有二的宛旦平是黄埔军校二期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 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参谋、团长，参加过北伐战争及平定夏斗寅叛乱的战斗，后随周恩来参加南昌起义。1929年5月被中共中央派到广西从事兵运工作， 后任警备第五大队第一营营长，讨蒋南路军第一军第二旅参谋长兼第二团团长。

此刻，宛旦平眨动着熬得通红的眼睛，以浓重的湖南乡音说：“留守后方并不太平，狗日的黄飞虎杀害了何健南等同志，把他们的人头挂到这镇南关的城门楼上，还下战书，扬言要血洗龙州。日他娘，这些天我们睡觉都瞪着眼！”

邓斌问：“攻打南宁经军委会讨论没有？”

宛旦平说：“这是李总指挥和俞军长力主的，大家也都同意；七军也来电说要打，趁南宁空虚，杀个回马枪，以壮声威，扩充红军人马。”

“太急躁啦！无论从主、客观条件上来看，此时攻打南宁必遭失败！”邓斌推断说。

“是有点仓促，可当时情况不详，没想到桂系复活得那么快。”宛旦平将一份地下交通员刚从南宁送来的情报交给邓斌，“你看看这个吧，李、白、 黄已回到老巢，并部署了‘剿歼’红军的计划 ”

邓斌看完情报，急问：“这个消息电告七军和八军了吗？”

宛旦平说：“此情报于昨夜得到，我即刻给他们发了急电，但一直没有收到他们的回电。”

“由此看来，要是硬攻南宁，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你回来就好了，快拿主意如何办 ”

“事不宜迟，再给李总指挥和张军长发急电，要他们停止进攻南宁，并通知俞军长回师龙州。”

“十万火急，立刻就发！” 邓斌当即写好了电文，宛旦平亲自将电文稿交给电报员即刻发出。而后，邓斌和宛旦平紧急召开第二纵队团、营、连干部会，对龙州的防务做了部署。

天主教堂的钟声在绚丽的落日霞辉里悠悠传荡，古老的龙州城陶醉在这 黄金灿烂的夕阳伴随着钟声轰鸣的圣乐里，上帝的安魂曲沐浴着他的虔诚的子民。

“邓政委，你这一回来，我这个留守司令心里就踏实多啦！”宛旦平陪着邓斌巡视龙州各重点要道的布防。

“从布防的情况来看，李总指挥让你担任留守司令是对的。旦平兄不愧是黄埔军校出来的。”邓斌赞叹宛旦平的布防很周密。

“但从敌情的变化看，守城的力量还很不够啊！ ”

“二纵队一部，再加上工、农赤卫队，共有千儿八百人，各处要点一分，兵力就显得少了些。”

“在俞军长率大队人马回来以前，二纵队随时随地都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人在城在，誓与龙州共存亡！这就是我们的口号和决心。”

“这铿锵有力的誓言，上帝听见也会感动！”

“那就让上帝和我们一起吧，为保卫龙州而战！”

教堂的钟声如同上帝神圣的召唤，许许多多的居民和商贩在胸前庄严地划着十字向教堂拥去“阿门 ”

“阿门 ” “阿门 ” 此刻，聆听上帝之音的人们哪里晓得，风云突变，灾难即将来临！

此刻，他们心中只有上帝： 应当趁着光亮行走，免得黑暗降临在你们头上。

第六章 浴血左右江 隆安鏖战，红七军进攻南宁受挫

天空塞满了被山炮和迫击炮弹撕裂的骇人的尖啸声。几乎就在同时，在隆安渡口下游百米之外的江面上，载运红七军的几艘机帆船和数十只民船被 密急的炮弹封锁阻拦，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和被炮弹拔起的水柱，宛若被惹怒的水龙在江面上咆哮翻滚，欲将船队分割吞噬。

当李明瑞与几名随从登上右江东岸一座石坝上时，被炮弹掀到半空中的 水浪像一阵暴雨似的凶狠地砸落在他们的脸上身上。李明瑞毫无感觉地举起 望远镜向江面滩头阵地和东岸的山岳丛林里巡望片刻，遂放下望远镜，一脸 严峻，沉重地走下石坝，向设在隆安镇的指挥部快步走去。

他断定，对手决不仅仅是右江地区的反动民团，而是桂系的正规军。 隆安，是一个拥有上千户人家的大集镇，坐落在右江的东岸。狭窄的石板街道两旁，大多是青砖灰瓦的房屋，在右江沿线来说，这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宝地，同时它又是通往南宁的重要的水陆要塞。 红七军的临时指挥部设在镇中一所庭院里。院中有一棵千年老樟树，它高大、挺拔、苍劲，伟岸的树干高踞于鳞次栉比的房屋之上，横空直伸的枝条撑起像巨伞状的树冠，覆覆盖盖，荫护着在这些小院子里繁衍生息的世代庶民。

一张军用地图铺展在堂屋中央的两张拼凑一块的木桌上。军长张云逸及第一纵队司令李谦、第二纵队司令胡斌、第三纵队司令韦拔群等正在召开紧 急会议。

形势的严重性，与会者都已察觉到了。

但大家一致认为，此次行动是红七军、红八军成立后与敌人进行的首次较量，尽管中途突遇敌人阻击，与最初的计划很不一样，但不能把它看作一次单纯的军事行动。目前水陆两路红军已集结隆安，如若就此临阵不战而撤，这样不仅会影响全体官兵的士气，也会使右江地区的群众拥护红军的热情和积极性受到打击。

会议决定在隆安与敌人展开一场生死交战。

当李明瑞赶到指挥部，张云逸等已迅速将具体作战部署制定完毕，要各纵队分头去实施。

“张军长，看来敌人的势头很大哟！”李明瑞接下张云逸递过来的一杯水一饮而尽。

“我判断，是李、白的正规部队，少说有一万人的兵力。”

“裕生兄谙熟敌性，果然料敌如神！”张云逸将一份从龙州发来的敌情电报交给李明瑞，“这是宛旦平拍来的电文，李、白、黄已在南宁宣布东山再起。白崇禧调动四个团的兵力开赴右江对我进行‘会剿’，加之左、右江 的民团，实有万余人马，来头确是不小。”

李明瑞看罢电文，沉思片刻，说：“这个情报来得很及时，我们若是提 前行动数日，即使拿下了南宁，也要与李、白、黄狭路相逢，少不了一场恶战。”

张云逸说：“迟早都要与其恶战，在隆安打在南宁打都一样，从战略意义上讲，在隆安与敌交手要比在南宁更有利。”

李明瑞点点头，沉吟道：“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胜 之兄，既在此与敌一决，而我意是，切莫恋战。”

看得出，李明瑞此时的声调与平时的倔强自信的气色极不一致，当初那种激奋的冲动与决绝的“不惜一拼”的神情已被一种抑郁所隐盖：他是担心 刚刚成立的年轻红军受到难以预料的损失。眼下的这支部队已经不是他和表哥俞作柏主政广西的队伍了。队伍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李明瑞的心头禁锢着一种被嘲弄的怒火，他觉得狡黠的历史又一次地欺骗了他：举义讨蒋受挫未就，这次攻打南宁又中途而废！

张云逸说：“打不赢就走嘛！我们就牵着牛鼻子在山山水水间转！” 敌人猛烈的炮火已经把隆安镇东面远近几座山头的树丛剥光了。

2月12日。这是开战的第二天。 红七军第一纵队的战士们借着炮弹坑和山间沟壑作为抵抗的工事，与敌军作拼死的搏斗。下午，第一纵队的前线阵地淹没在敌人的炮火中，血肉横飞，弹片啸叫，撼天动地的呐喊 鲜血和泥沙凝固在一起的褐紫色山地上，遍布着支离破碎的肢体和横躺竖卧着敌对双方濒临死亡的伤员。

山崩地裂的搏斗，已经持续了两天。一团团黑色的硝烟，掠过阵地上空，犹如战神翅膀投下的阴影。纵队司令李谦站在阵地右侧的一座山包上，举起望远镜向一线十多个山头即将陷落的阵地巡望，仿佛进入一场险恶的梦境：那些濒临死亡的双方伤员滚打厮咬在一起，都在使出最后一口气将对方掐死或咬死，而那些已经死去的却瞪着目眦欲裂的眼睛傲视着硝烟漫卷的苍穹。

阵阵灼热的山风携带着混浊的滞重的血腥气味打到他的脸上，像飘拂的火，辛辣的硝烟直刺鼻腔，使他口焦舌燥，窒闷欲吐。

这是战斗的间歇，它意味着占有绝对优势的敌人在重新组织调整兵力之后，再来一次更加猛烈的进攻。波浪式的反复冲击，犹如惊涛裂岸，阵地一片一片崩塌，预示着即将沉没。

“报告司令，李总指挥来了。”一个毛头毛脸、看样子只有十五六岁的警卫员猫着腰蹿到他跟前报告说。

李谦忙走下山包去迎李明瑞。“总指挥，你不该到这里来！”李谦嘶哑着嗓子说。

“一纵队打得很顽强。但不能再打下去了，必须马上撤离阵地！”李明瑞以命令的口吻说。

“你是说，要我们主动放弃阵地？”

“是的！”

“嗨！现在双方都摽上了，像牛皮糖撕都撕不开。”李明瑞举起望远镜朝四下观察了一下，然后说：“刚才我和张军长接到邓政委从龙州发来的急电，建议我们应迅速撤出战斗 ”

“噢，邓政委从上海回来了。”

“他现在正在龙州。” 李谦盯视着总指挥那黧黑如山岩般的面孔，心情是苦涩的、悲壮的：妈的，开局不利，这仗打得有点窝囊！

李明瑞又把望远镜伸向敌人的纵深，只有从纵深才能看到敌人有没有后续力量。火线是一目了然的，他把目光投向敌方那隐藏着奥秘的地方。他判断，敌人正在加紧向两翼运动，欲把红军围歼于右江河谷：“看来对方决非等闲之辈，而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指挥官。”

“他是谁？”

“号称‘小诸葛’的白老二。”

“怕他个屌！交手两天他白老二也不过如此。”

李明瑞瞥了这位年仅25岁、黄埔一期生的纵队司令一眼，仿佛看到了几年前自己的影子，看到了北伐路上贺胜桥的那场恶战。

战场上，每个战士都成了自己心目中的英雄，酷烈的战斗把每个参战者的全部热情都鼓荡起来，他们看到的已不是战斗多么残酷(那是明摆着的)，而是人类原始野性乃至兽性的复归，决斗的欲火使每一根脉管都急剧膨胀，使每一条肌腱都绷得簌簌发抖。这是战场以外的人所不能理解不可恩议不可理喻的一种情感——正像他们无法体验到飞蛾扑向火苗时的高度的兴奋与豪壮一样。任何勇士都需要那种搏战的氛围，正像使血液沸腾的铜鼓军号和卷起心灵风暴的交响乐章——这是一种使死者也能站起来的战斗氛围，满身血浆，衣装焦烂，气喘吁吁，痴狂地呐喊

李明瑞已屡屡体验过这种激情，并且屡屡营造出这种氛围。他把这激情、这氛围叫作：战争沉醉！眼前的场面依然如故：双方的暴烈的战斗本性，都被疯狂的进攻和顽强的抵抗刺激起来了。这里既不是猎豹对着饿狼，更不是猛虎对着绵羊，而是红色战神对着白色战神，红色雄对狮着白色雄狮。 第一线激战的间歇平静，更使人莫测高深，它隐藏着诡诈和危险，它会猝然发出撼天动地的惊雷！

“仲武(李谦字)弟，对方的一些团长、师长，恐怕大多是你我黄埔军校和陆军讲武堂的同学，在北伐战场上，也都有过赫赫战绩。”

“是啊，后来由于志向不同，分道扬镳，成为仇敌。”

“并不因为他们的反动，就成了懦夫和笨伯吧？”

“那是。双方的成败，不在某个人的才干大小或德行优劣，而是代表着一个集团、一个党派乃至一个阶级的腐朽或是新生。”

“仲武弟说得很有道理。”

赤裸雄浑的落日已撞碎在西边的山崖间，半个云空浸染得血红，把山岳和森林映衬成黛色的剪影。敌人新的一轮进攻又开始了。他们显然已经发觉，红军要撤离阵地，故调集火炮对隆安渡 口的船只和滩头阵地进行猛烈轰击。其实，停泊在渡口的船只只剩下十几条木船。七八艘机帆船除两艘抛锚被炸毁外，其余的已于上午和下午载着伤病员溯水而上开往了平马。扼守滩头阵地的第三纵队一部在韦拔群的带领下，也已于黄昏前撤至隆安镇西关外待命。

天色迅速地暗下来，蒙蒙雾霭吞没了江面，村舍和山野到处流漾着乳汁般的黏稠的雾团。

这对防守不利，而对撤离是十分有利的。

敌人看不清目标，便胡乱一通地打炮，不让红军有半刻喘息时间。炮声在雾中显得沉闷仓皇，落点零乱。可是，这种目标点散乱的炮弹，有时危害极大，往往歪打正着——有一发炮弹恰恰落在红七军指挥部的院子里，将那棵大樟树炸劈了一枝主干，粗壮的树身拦住了炮弹爆炸时的强烈冲击波，而使指挥部幸免遇毁。军长张云逸临撤走时，向受伤的大樟树深深鞠了一躬。后来他回忆说：“好险呐！多亏了那棵大樟树遮拦，不然我和我的指挥部就不复存在了。解放后，我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期间，曾去过隆安，可是那个庭院和那棵大樟树已毁于战火 ”

当时，张云逸正向二纵二营营长冯达飞下达用山炮攻击敌人一号阵地和 火炮阵地，掩护第一纵队撤离的命令。

冯达飞这位黄埔一期生曾去苏联(1925年7月)进修炮科专业的军事教官，当即指挥六门山炮和十门迫击炮以他白天已经测算好的精确度和定位，向敌人的前沿阵地和火炮阵地发起还击。

炮火的气浪使浓雾激荡起来，流动起来，在被撕碎的乳白色的雾霭里，不断地闪射出条条金鞭似的子弹曳光。只见敌人在连、营、团长的督战下，像黄蜂般乱蛰乱咬地狂吼着，踏过他们自己弟兄的尸体，向红军第一纵阵地冲击。

李明瑞知道，桂系军队曾在北伐时就以骁勇善战闻名军旅。每当战局危殆，濒临绝望或殊死一搏的关键时刻，连、营、团乃至旅长、师长都要赤膊上阵，带着敢死队督战冲锋，这是桂军克敌制胜扭转战局的一大绝招。李明瑞用冷峻的不容怠慢的目光扫了李谦一眼：“快趁着我们的炮火掩护，撤出阵地！战场需要理智，不是感情！”

“撤！”李谦对通信员吼叫一声。

只见阵地上，敌人冲上来，被打下去；打下去，又冲上来。掩体、堑沟、岩石、弹坑，得而复失，失而复得，这种拉锯战、白刃格斗，显得异常严酷而壮烈。前沿一线阵地的两个连队打红了眼，拒不后撤。人类的疯狂拼杀本性一旦被刺激、喷发出来，拼杀成了目的。直到夜幕将一切笼罩，敌人停止了冲击，他们才挥泪与洒满鲜血的阵地告别。

第六章 浴血左右江 龙州失守，红八军如此悲壮遭遇

红八军军长俞作豫接到邓斌发来的急电后，遂率领第一纵队从崇善撤回龙州。

邓斌召集红八军军委和地方党委的干部会议，根据他在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的精神和中央军委对红七、红八军的指示，在会上作了详细的报告。会议决定，红八军暂时组成一个前委，由政治部主任何世昌兼前委书记，总的方向是与红七军会合，集中力量向湘、粤边进展，以期与朱、毛领导的红四军会合。

会上，俞作豫对红八军向红七军靠拢的决定，表示服从，但他保留了自己的意见。

俞作豫认为，红八军刚成立不久，反对法国殖民主义运动和开展土地革命，深受群众的欢迎和支持。局面刚刚打开，基础尚须巩固，如果这个时候 将红八军主力撤出龙州，去会合红七军，不仅群众的情绪和社会秩序会受到影响而不稳定，而且龙州一带的反动势力也会趁隙而入，卷土重来，向新生政权反攻倒算。

会后，邓斌同俞作豫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

邓斌说：“俞军长的意见也不无道理，也是我们既定计划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形势的变化要比我们原设想的计划快。桂系军阀重掌广西，龙州 是南宁的通衢门户，他们对龙州不会坐视不管。”

俞作豫说：“李、白、黄虽重操广西中枢，但元气大伤，为蒋介石效命的陈济棠、何键仍在湘桂边、粤桂边陈兵布阵，随时准备占据柳州和梧州。 这个时候，李、白、黄对付他们还顾不过来，岂敢调重点来对付我左、右江呢？”

邓斌摇头笑了笑：“他们若是如此打算，这对于我们当然是有利的。可是，情况表明，红七军在隆安与敌交战的正是桂系的正规军。”

俞作豫也笑了笑说：“这因为我们要攻打南宁，他们不能不急于应付。”

邓斌呷了一口水，接着又点上一支烟：“隆安之战已经打了两天，战况不详。七军若战斗失利，势必撤向右江上游地域，而敌人很可能调转过头来， 进犯龙州，而我八军实力与敌悬殊甚大，到时龙州危在旦夕，我八军将陷于十分险恶的境地。”

俞作豫深长地叹了一口气：“这些我也都考虑了，这种可能性很大。可是……”

邓斌很明白他的“可是”后面的潜台词是什么，于是便直截了当地说：“你是担心八军一旦撤出龙州，部队的生计和一切费用都无从着落了，对吧？”

俞作豫说：“自八军成立以来，全部经费来源皆靠龙州地区的税收解决，你拔腿开走了，人家不会把税金给你送上门去。仅靠我们现存的一些积蓄，打发不了几日光景。”

邓斌说：“所以使得你一时还下不了决心向七军靠拢。”

俞作豫说：“但我还是服从大家讨论通过的决定嘛。”

二人开诚布公的直率谈吐，虽然认识上有不同之见，但彼此间的情感是相融相通的。

红七军在隆安战斗失利，主力已向果化、平马一带撤退。白崇禧一方派 兵追击，一方调集四个团的兵力进犯龙州。红八军此时已认识到龙州是绝对守不住的，因此为了保住与红七军的联系，决定打下左、右江之间的重要通道——靖西。

邓斌和俞作豫布置完龙州的防务，便匆匆与俞作豫、宛旦平等告别，赶回右江。按商定的计划，他星夜赶到驻扎雷平的红八军第一纵队，指挥攻打靖西通道。为加强对旧部队的改造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邓斌即在第一纵队建立了党委，强调指出：党委是部队的最高领导机关，纵队中的一切大事，都要经过党委讨论通过后才能执行，并团结党内外同志以实现部队的团结和行动一致。

据第一纵队司令何家荣回忆：邓政委于3月上旬赶到雷平，在雷平建立第一纵队党委之后，便亲自指挥第一纵队向靖西敌人进攻。他对年轻的第一纵队，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都作了指示。在行军到达湖润时，他向第一纵队官兵宣讲了红军三大任务以及政治宣传工作对瓦解敌人的重要性。他说：我们红军每一个战士都要会使用两杆枪，除你们手上的武器之外，还要掌握宣传的武器；要做到既是一个战斗员，同时又是一个宣传员。对敌人作战时，要一面打敌人，一面叫口号，问他们为什么而战，为谁而战？是为自己的利益呢，还是做了军阀的工具呢？天下穷人是一家，穷人不打穷人，我们欢迎你们过来！他说：我们把这些道理讲通了，讲清楚了，敌人的军心就会动摇，就会向我们投诚，或者是不拼命作战。

何家荣说：第一纵队近两千人的兵力，分两个战斗梯队向靖西进发。于3月11日包围了靖西县城。邓政委亲临前线和我同在南门外阵地(即现在的 靖西大桥附近)指挥作战。在围攻了四天尚未能攻下之际，邓政委因急于返 回右江向红七军传达党中央的指示，故不能在靖西耽延太久。我便派谭晋连 长率领第八连护送他去右江。握别时他指示第一纵队一定要把靖西攻下来， 扫除左、右江联系的障碍，并随时注意龙州方面的情况。

何家荣说：临行前，邓政委再次电告龙州俞作豫军长等，务须照决定原则执行，红八军在龙州不 能立足时，应迅速向右江推进，以取得与红七军的联络。红八军第一纵队面对的虽是地方民团和土匪武装，但这些民团和上匪却得到桂系军阀的支持，在悬赏大把大把的光洋的诱引下，他们凭险而据，死守城池。俞作豫见第一纵队久攻靖西不下，便电令何家荣率第一纵队撤回龙州。谁知，第一纵队在撤回龙州途中，与进犯龙州的桂系正规军遭遇，双方在铁桥展开激战。第一纵队伤亡惨重，有四百多名官兵壮烈牺牲。司令何家荣和参谋长袁振武即率部向右江的果化、平马突围此时，敌人已重兵压境，向龙州逼围。红八军第二纵队在敌众我寡的情势下进行英勇抵抗，激战一天一夜，最后放弃龙州，被迫突围。红八军参谋长兼第二纵队司令宛旦平、营长雷献廷等在掩护部队突围时中弹牺牲。军长俞作豫率领仅剩七百余人的队伍向凭祥转移，敌人尾随追击 桂系发出通缉令，分别以1000大洋、500大洋、300大洋捉拿李明瑞、俞作豫及红八军主要领导人。这时红八军内部已不巩固，一些旧 军官与桂系奸细勾结，加紧叛乱活动，团长刘西定叛变，致使第二纵队丧失：政治部主任何世昌在转移中被叛徒出卖逮捕后，押往南宁杀害；一批政工人贝被迫离开部队；许多红军官兵和农军战士被叛敌枪杀 年轻的红八军和龙州革命政权仅存在一个半月而至此失败。红八军军长、左江革命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主席俞作豫及廖光华、王敬轩等一行几人化装成商人逃脱追捕，经香港到广东寻找中共组织，1930年8月在深圳因叛徒出卖被捕，9月6日被粤系军阀陈济棠杀害于广州红花岗。年仅30岁的俞作豫在慷慨就义前，无比悲壮地写下了绝笔诗句：十年英名宜自慰， 一腔热血岂徒流！

红八军失败后，其攻击靖西的第一纵队，在司令何家荣、参谋长袁振武的带领下，几次要与红七军取得联系，均因敌人强大围攻而不得，乃退至贵州边界。——红八军仅存的这支队伍，历尽千辛万苦，转战滇桂、黔桂边境数月，剩下三百多名战士，在参谋长兼纵队司令袁振武(何家荣因受重伤被安排当地养病)的率领下，终于于1930年9月间在广西河池地区与李明瑞、张云逸率领的红七军会合。

从此，红八军第一纵队余部并入红七军建制。

第六章 浴血左右江 护送队途中遭险，邓斌巧布迷阵渡右江

黎明时分，晨露打湿的茅草刷刷分开，一支近百人的队伍沿着右江支流龙须河峡谷，向深山里疾进，踏倒的草丛又很快地挺起，遮住了这支队伍的足迹。

他们无人说话，似有万钧重负 前面是层层叠叠的山峦和深不可测的山林，所有的人都不知道前面是什么样的命运正等待着他们。说不定迎面突然扫来一排子弹，他们之中，又会有不少伙伴倒地死亡。这些可恶的山贼土匪十分凶残，被桂系招安后，在各自盘踞的地盘内袭击和追杀红军。

山风萧萧，复生的植物的清芳和枯死的腐叶朽木相混合的气息，在山岚的涌动升漫中弥散开去。

这支队伍分成三个战斗小组，紧紧相随呼应着，在山林、谷涧秘密穿行。 他们已经疲惫不堪，但他们绝不放慢脚步，每个人身上都散发出酸臭的汗味， 挂满汗珠的脸颊拂着晨风的清凉。他们在两个小时前从敌人的包围中突破出 来，必须在天亮前摆脱敌人的追剿。

这是护送邓斌去右江东兰的红八军第一纵队的一个连，从靖西一带冲到 右江。三天来，他们一直处在不断地突围被围、再突围再被围的遭遇之中。

再让敌人黏上，那就完了！

红七军在隆安吃了败仗，遂向果化、平马撤退，又被敌人追至亭泗，双方再次血战，激烈异常。经过三昼夜交锋，红七军终于粉碎了敌人欲将其围 歼于右江河谷的企图。在摆脱了敌人的尾追堵截后，红七军于2月中旬进入东兰、凤山一带休整。此时已与红八军失去了联系，派交通员打探回来的消 息，令李明瑞和张云逸等极为悲痛，他们为红八军的悲惨遭际深表痛心和惋惜。

3月初，红七军粮秣匮乏，遂决定向外游击一个时期。第一、第二纵队由张云逸率领向北边的河池一带活动；韦拔群率领第三纵队留守东兰。 此时，右江沿岸已完全为敌人所占领，并在恩隆(今田东县)、奉议(今田阳县)等重点城镇建立据点，以封锁东兰与外界的联系。

此时，南宁桂系的首领们，为如此高妙的“欲擒故纵”追剿红军的部署 颇有收效而洋洋得意熹微的曙色将夜的帷慢轻轻地拂去，莽莽苍苍的群山渐渐展露出峥嵘气象。

外号叫“金刚钻”的向导黄大龙告诉邓斌：“现在已进入思林县境内，再翻过前面的老界山，就到了右江岸边的东吞村。”

“东吞村？噢，晓得，晓得。”邓斌马上记起来了，去年11月下旬，他从百色出发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曾经过这个村子。“这可真是‘高山仰上疑无路，曲径通幽别有天’啊！黄大龙同志，这一路冲杀突围多亏你引路。”

黄大龙是右江地下交通员，对这一带极为熟悉。他说：“思林县委书记陈鼓涛带领赤卫队在那里接应我们。”

邓斌问：“从这里到东吞村还要走多长时间？”

黄大龙说：“路上只要不再遇到麻烦，天黑前准到。”

“那好，我们加快腿杆子赶路！”

“联络的暗号是：他们在村口的沙滩上烧三堆火，我们对暗号是晃三下火光；如果看不到沙滩上的火堆，就说明情况有变。”

东吞村离思林县城二十来里路，北达东兰，西南通龙州，面向右江，背靠大山，是个依山傍水的壮族村寨。自桂系军阀派兵追剿红军以来，右江一 带“剿共清乡大队”活动猖獗，杀人放火，制造了许多无人村。农民赤卫队 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由公开转入地下。几天前，思林县委书记陈鼓涛就已 接到从靖西送来的通知，要他一定保卫好红七、红八军总政委一行的绝对安全，接应并护送首长顺利过右江到达东兰。

为缩小行动目标，预防在路上发生意外，邓斌对分成的三个战斗小组进 行部署：部分赤卫队员和两个警卫班为一组作前锋，他带着一警卫排为一组 在中间，另一组由连长谭晋率领为后卫。这一路多是羊肠小道，山高路险， 还要随时应付隐藏在深山老林之中的土匪袭击。傍晚时分，队伍已悄悄接近 东吞村。一双双眼睛都注视着村口沙滩上那个联络暗号。一个小时过去了。 两个小时过去了。大家等得焦急，却仍不见村口有丝毫动静，怀疑情况发生 了变化。再等等看。邓斌要大家沉住气。

晚上九时许，沙滩上突然燃亮了三堆火！

黄大龙兴奋地对邓斌说：“是陈书记接应我们来了！”

邓斌立即吩咐道：“快，快对暗号！”

黄大龙将准备好的松明火把点着，举起来晃了三下。

暗号对上了。连日突围奔波，已经疲惫的邓斌和他的护送队员们无不沉浸在这种生死相逢般的喜悦之中 一锅老南瓜煮米粥，使大家吃喝得也都精神振作起来。

邓斌喝下一碗粥，又喝第二碗，适才把速度放慢，一边喝粥，一边看着一张军用地图，突然问陈鼓涛：“这里离东兰大约还有两三天的路程吧？”

陈鼓涛说：“是的，只要过了江，进入东兰县境内，就安全多了。”

邓斌又问：“渡江的船只有困难吗？”

陈鼓涛说：“船只都被民团搜走了，我已派人准备好了竹筏，藏在岸边树丛里。”

“好！在天亮以前，我们必须渡过江去。”

接下来，邓斌询问了当地农民运动的情况，向陈鼓涛及农会负责人讲了实行土地革命的好处和怎样进行土地革命。

“记得你们这个地方有位农民运动的领导人叫黄治峰，他现在就在红七军当纵队副司令呢。”

讲起黄治峰，陈鼓涛介绍说，黄治峰与韦拔群交情甚密，亲同手足，并对韦拔群十分推崇，曾改名叫黄卓群。5年前就和韦拔群先后搞起了东兰、 奉议农民运动讲习所，领导奉议农民武装打土豪分田地，黄治峰担任奉议县农协主席和农军队长。百色起义后任右江赤卫队总指挥、红七军第三纵队副司令。

陈鼓涛说：“黄治峰同志参加革命时曾写过一首诗，广为流传，每个赤卫队员都会背诵。”

邓斌说：“不光是赤卫队员，现在红七军广大官兵也都会背诵呢——男儿立志出乡关，报答国家哪肯还，埋骨岂须桑梓地，人生到处有青山。

“这诗句，很有气魄！我们干革命就是要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当然，干革命就会有流血，有牺牲；革命的航程也不会一帆风顺，有风浪，有暗礁；许多同志在我们的前头倒下了，但先烈的血不会白流，我们的事业一定会胜利的！ ”

夜深了，半轮残月已被厚厚的云彩覆盖，旷野愈加显得寂静、阴森。

“砰——砰——砰——”一阵凄厉的枪声忽然从村头南面的山脚下传来。

接着，又从村北头传来狼狗的狂吠声。这时，当地的一位赤卫队员跑来报告说：“民团又出动了，村头村尾都发现敌人，正向村子包围过来！” 大家的情绪都紧张起来：如果夭亮前不能抢渡过江，将有全部覆没的危险。

邓斌估计，队伍的行动可能被敌人发现了。

陈鼓涛说：“邓政委，我带领赤卫队阻击敌人，你和警卫队抢渡过江！”

邓斌问：“估计敌人有多少兵力？”

陈鼓涛说：“这些天来，敌人的清剿大队调集三个县一千多人的保安团封锁通往东兰的各个要道，我们赤卫队因与敌力悬殊，只能与敌周旋。”

邓斌说：“如果敌人少，我们就先吃掉它，然后再渡江，你看如何？”

陈鼓涛说：“我估计，敌人夜间出动，兵力不会太少。”

邓斌说：“敌人多，那我们就不能与敌硬拼。”

陈鼓涛说：“不管冒多大危险，我们一定把你们送过江去！”

邓斌了解到东吞村两面环山，地势好像一个猪槽形状，只要把两头山路隘口守住，就能顶住敌人的夹击，于是果断地说：“老陈，我看我们不妨分成两路，你带一路在村南头打，我带一路在村北头打。”

陈鼓涛虽表示赞同，却不免有些担心这一百多人的队伍能否顶住民团的进攻，万一顶不住，后果不堪设想！

邓斌看出了陈鼓涛的心思，于是便说：“老陈，在敌人还没有弄清楚我们到底有多少兵力之前，先以强猛火力出击一下，即可暂且把敌击退，然后， 我们抢时间过江。”

陈鼓涛说：“好吧！”

刻不容缓。赤卫队和警卫队迅即兵分两路，占领村南村北的隘口，与敌展开决战。

为解渡江之围，陈鼓涛速派出3名交通员攀越山崖，联络周围村寨的赤卫队火速增援，从敌后侧击。

一个小时之后，村南村北枪声大作，杀声震天！周围村寨的赤卫队接到命令，便集中土枪土炮和成筐成篓的鞭炮分别在敌人背后发起进攻。他们用火药做成的滚雷弹从山坡上向敌群投射，“噼哩啪啦”的鞭炮也同时在山坳里点响，伴随着一阵紧似一阵的呐喊声：“冲啊——” “杀啊——” “红军优待俘虏——” “缴枪不杀——”

敌人真的相信遇上了红军的大部队，顷刻阵脚大乱，纷纷夺路而逃枪声渐稀，东吞村很快又恢复平静。

邓斌紧握着陈鼓涛的手说：“老陈，谢谢你们！敌人哪里会晓得中了我们的‘十面埋伏’！”

陈鼓涛如释重负地笑着说：“这一仗打得很漂亮！邓政委，咱们一起过江吧！”

这时，东方露白，天色微亮。十几只竹筏载着这支近百人的队伍竞相朝右江对岸划去……

第六章 浴血左右江 血腥的日子，山林悲啸，江水呜咽

红八军的覆灭，使桂系军阀“剿共”的气焰更加嚣张。白崇禧令梁朝玑师从靖西一线向右江推进，配合谢崇坚、黄金廷地方民团围歼红七军。

红七军隆安之战失利后，于2月中旬撤离百色，向东兰、凤山转移。至此右江沿岸所有城镇尽陷敌手。

土豪劣绅“还乡团”又杀回乡土。他们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比国民党军阀部队还要疯狂残酷。在“茅草要过火，石头要过刀；掘地深三尺，挖根不留苗”的口号下，山林悲啸，江水呜咽，燃烧的村寨在冲天火光中相经倾圮，整个右江苏区被滚滚狼烟和此起彼伏的枪声湮没了。

一时间，苏区成了恐怖、愤怒、仇恨的世界，成了血与火的世界。右江两岸的泥土被鲜血染红，右江人民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劫难！

红七军主力撤出百色的第二天，在百色城边的黎园村一右江苏维埃政府机关办公处，一个营的桂系部队端着刺刀，把全村的男女老幼五六百人驱赶到苏维埃政府的大院里。

“剿共”团长、本乡逃亡地主阔少黎洋生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站在房前的台阶上。他的初具规模的“剿共”团还只有 12个人，个个穿着黑色短打，双手叉腰，凶神恶煞似地盯视着群众，犹如12头猛兽，准备一声令下便扑向猎物——对于屠杀群众来说，这12个打手比一个营的桂系部队毫不逊色。

敌营长在临时搬来的一张方桌前落座，剃得锃亮的光头在太阳下闪着青色的光晕，嘴上叼着烟卷，一对眯缝着的猫眼，一脸的笑容可掬，犹如一只秃鹰瞅着它爪下的小兔，欣赏着小兔的恐惧与颤栗。

黎洋生的表情与“秃鹰”大不相同，这是他毕生的衔恨泣血以待的日子，他那金丝眼镜后面两只细小的眼睛已睁得不能再睁大的程度，眼里喷射着复仇的火苗。他想到三个月前那个可怕的日子，就在这个院子里，他的父亲跪 在韦拔群和这伙穷光蛋面前，被几个赤卫队员摁着脑袋扣上纸糊的高帽子，他作为留过洋的孽子陪父挨斗。他感到自家的尊贵受到了亵渎，他的太阳穴犹如乱炮轰鸣，若不是为了后来报仇，他当场就会同他们拼了。他没法忍受父亲的受辱，但他在那一时刻，重温了父亲讲的“伍子胥衔恨十九载，掘墓鞭尸楚平王，以报父兄之仇”的故事。他不相信他父亲欠下了好几条人命的血债，更不相信他父亲继承了祖业便是吸血鬼！他看到一个老汉，为受辱自尽的儿媳揪掉了他父亲的几根长须他看到一个老妪，疯了似地用尖尖的小脚踢他父亲的脸，是他父亲逼死了她的丈夫和她的儿子。

黎洋生面色惨白，肝胆俱裂，完全陷入可怖的赤色海洋里，感到末日来临。当他即将丧失理智冲上去与“赤色魔鬼”一拼了事的刹那间，他听到了父亲的声音：“洋生，我罪孽深重，死有余辜，你快带领全家人跪下！你这畜生听到没有，快给老少爷们跪下！跪下 ”

老谋深算的老地主命令着儿子，凄哀的眼神里仍透着家长的威严。

黎洋生带领全家老小跪下了。他看见父亲老泪纵横的眼眸里隐含着一种

惟有儿子才能看懂的东西——这是惊心动魄的一瞬，一双急剧充血、膨胀的 老眼里，疯狂与绝望凝结成冰块，结下了势不两立，永不和解的仇恨！并以 此向儿子预示了未来的一场杀劫！

大名鼎鼎的韦拔群向大家讲话：“百色起义成功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

这是多么权威的声音！这声音犹如惊雷般在黎洋生头顶上轰鸣滚动！接着，年轻的村苏维埃主席、曾与他在一起读过三年私塾的黎田生，向老地主厉声喝道：“限你今天交出全部地契和浮财！”

“我交，我交！”老地主连连叩头。

“押进城游街！”年轻的村苏维埃主席那威严的手势，现在还留存在黎洋生的眼前。他不会忘记，老地主的父亲在游完街回家的路上，突然口吐血沫倒地而死的情景。

当天夜里，他和两名家丁携带一箱金银财宝逃进山林“乡亲们，大家受惊了，你们还记得三个月前在这院子里发生的事情吗？用共匪的话说，斧头砸碎旧世界，镰刀创出新乾坤。是啊，那时天晴日朗，百色一派繁忙景象。但只可惜呀，昙花一现，好景不长。乡亲们都是好乡亲， 就是有不对的地方，也是被赤色分子教唆的。现在，我宣布，凡是当过赤卫队员、农会会员、村苏维埃委员、共产党员的，都站出来，一律站到这边来——”黎洋生指着地上摆着的一口铡刀和已经烧得滚沸的油锅，“听到了吗？你们有种的就自动站出来，别装缩头乌龟，免得连累乡亲！如果让我一个一个去认，一个一个拉出来，那可就有失体面了！”

全场鸦雀无声，笼罩着令人窒息的肃杀之气。村民们脸上混合着恐惧、愤恨的表情，互相依偎着，彼此都能听到对方的心跳。 黎洋生寻视着全场，他一眼便看到了他的老同学、村苏维埃主席黎田生就站在人群里。他的右手本能地握住了挎在腰间的勃朗宁手枪枪柄。但他松开了，暂时遏止住体内那迫不及待的复仇渴念，慢慢体味一下复仇的甘美岂不更好？咕咕咕咕咕咕——他发出一阵古怪的鸡鸣般的狂笑！

“秃鹰”营长令一个士兵把一托盘现大洋端到方桌上，他随手抓起几枚抛向半空，“铮—铮—铮—”银元发出弹奏古琴般的音乐，光灿灿亮晃晃地又回收到他的手掌里：“乡亲们，看到了吧，这边是现大洋，那边是铡刀和滚油锅！李明瑞率赤匪残部逃窜了，留下韦拔群一小股在东兰武篆负隅顽抗，据悉还有几个共党派来的代表现均被我方通缉捉拿！谁能提供他们的有关情报，现赏大洋一百元；谁能指出在场的赤色分子，现赏大洋五十元！”

全场一片死寂。 “怎么，竟然没有一个肯站出来？”黎洋生狰狞地笑着，“哈哈，原来那些英雄好汉都他娘的是假的！” 他伸手指向一个自发苍苍的老头，两个打手立即扑向人群把老头拉到台阶前。人群像被急风吹刮的树林，掀起一阵骚动。 黎洋生对老头说：“我知道你是本村德高望重的老者，那就请你把我们要的人指出来，不然，你就带头死给大家看！”

老人倔强地站着，一动不动。 黎洋生似乎看到他爹爹的白胡须在发抖，他从桌子上操起一把牛角尖刀，只见白光一闪，老人的一只耳朵落在地下。人群扬起一片惊叫。 老人倔强地站着，一动不动。 鲜血顺着老人的脖子、胸脯流淌。仿佛整个百色城，整个右江苏区，借着老人的形象，鲜血淋淋地站在苦难的大地上！ 黎洋生嗜血的眼睛眯成一条线，又是一个残酷的冷笑。只见他手中的牛角尖刀又闪出一道白光，老人的另一只耳朵也落在地下。

老人摇摇欲倒，但挺住了，冲着黎洋生的面孔吐了一口血痰：“你这狗杂种，论辈分你该叫我老太爷！你小时候在江边洗澡，被水冲走，是我救你一条小命！ ”

黎洋生似乎突然记起来了，脸上的肌肉微微一颤，说：“那好老太爷，你死了，我为你厚葬 ”

声音未落，村苏维埃主席黎田生像一头发狂的公牛冲出人群，致使那些团丁和卫兵来不及防备，他已扑到黎洋生跟前。黎洋生面对这猝不及防的袭 击竟忘了手中的武器，条件反射似地连连向后猛退，被身后的椅子绊了一脚，仰天跌倒在地。黎田生扑上去与他撕咬滚打在一起。

团丁和卫兵都端起枪瞄着却不敢开枪。

“秃鹰”营长抡起手枪枪柄，狠狠地砸在黎田生后脑勺上，另一卫兵用刺刀从背后插进了他的下腹。

黎洋生从他的仇敌身边狼狈地爬起来，他的只剩一个镜片的眼镜沾满了血浆。在这胆颤心惊的瞬间，黎田生猛然跃起，带着一股凄厉可怖的威猛之气，重又扑向黎洋生，却被几个卫兵死死地揪住。

“我要亲手铡死他！铡死他！”黎洋生穷凶极恶地吼叫着，奔过去拉起了铡刀。

“中国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红军万岁！ ”黎田生喊着口号走向铡刀，他想从容就义，可是，白狗子却不给他这个光荣。他们把他的双臂别在背后，按住他的头颅，推他前行，那样子好像是他惧怕死亡。

“慢！”“秃鹰”营长一声断喝，眼里闪出嘲弄的近似鬼怪的光芒，走到黎田生跟前。“看你是一条好汉，我要为你刀下留情。你是苏维埃主席，你当然知道苏维埃的牌子埋在哪里，镰刀锤头加木犁的旗帜藏在哪里，还有苏维埃政府的图章、文件放在哪里，你当然还知道本乡以及百色城里隐藏的党员和工人、农民协会人员的名单 ”

太阳悬在当顶，放射着白炽灼人的光线，似一把把寒刀，森森闪着冷芒。黎田生站在血泊里，血浆顺着大腿像几条红色小溪仍在热 殷殷地流淌 “秃鹰”以感人的声调对黎田生又是对大家继续说道：“人活着为什么呢？不就是为了过好日子吗？你干革命，搞苏维埃，是为了什么？不也是为了过好日子吗？如果你死了，那还有什么意思呢？应该为过好日子而活着。” 他拍拍自己的胸脯，又指指周围的卫兵：“噢，我和这些弟兄也大都是穷苦人、下三烂，不也是为了过好日子才来为国民党为‘龙头老大’干事，才应差前来剿共铲赤匪的吗？” “秃鹰”的话直白而简单，似乎蕴含着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哲学家们争论了几个世纪的深奥哲理。

“呸！你要我说出来全是做梦！”黎田生怒斥道。

“那好，你就去死吧。”“秃鹰”轻轻点了一下手指。

人们都紧闭着眼睛，互相偎抱着把脸埋在对方的肩窝里，不忍看那被抬起的闪出冷月弧光的铡刀。而那位被割去两只耳朵的老人，却瞪着眼睛，看着铡刀猛地落下时血浆飞溅，村苏维埃主席那颗高傲不屈的头颅在“咔嚓” 一声中“咚”地落在地上，无头的身躯急剧地痉挛、扭曲、跃动、翻转，而后缩成一团，一股股血注喷泉似地射出，在屠场上洒扬着红雾，那躯体四周很快汇成一片血泊，那血泊在慢慢扩展，被泥土浸干老人摇晃着身子，暴瞪着双目，颤颤巍巍地向刽子手黎洋生扑抓过去。 黎洋生慌忙拔出手枪，向老人连开了两枪。

“狗杂种你会遭报应 ”老人怒骂着，身子像一桩木头歪倒下去。黎洋生瞠目而视，他似乎从中看到了一种陌生的不可抗拒的东西向他劈

头盖脸地压过来。他已经没有耐心让人们目睹他的惨无人道的屠杀试验了，准备下令用机枪将在场的群众全部扫掉。当他看到人群中有人昏倒时，他相 信这些被赤化的泥腿子并不全是金刚。他决心加速复仇的进程。

他将那个曾用一双尖尖的小脚踢他父亲的老婆婆从人群中寻找了出来，亲自用铡刀剁去了老婆婆的小脚 接着，他把两个村农协委员捆成粽子样，同时丢进了滚沸着的油锅“秃鹰”滋滋有味地喝着茶，吸着烟，像一匹嗜血的狼，欣赏这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他的目光一会儿发红，一会儿发绿，他要在这些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人群中，为这天晚上纵欲作欢物色一两个中意的姑娘。但是，在场的女人中，他发现没有一个能与昨夜陪他睡觉的黎洋生的三姨太相比。后来在他仔细观察之后发现：这些大姑娘小媳妇的脸上，都抹了锅底灰。

黎洋生顺着“秃鹰”直勾勾的目光发现了一个瓜子脸、头上盘了个发髻的女子，这女子披一件大襟破布褂子——这显然是一种伪装。他走过去，抬手撕下她的假发髻，又将她的大襟破褂子剥下来，立刻裸露出白皙的肌肤和丰满的胸乳。他“啧啧”了两下嘴巴，令团丁把这女子揪到台阶上。

“把她的衣裳全剥光！让弟兄们瞧瞧，这黎园村还有这般鲜嫩的娘子！”“秃鹰”笑着说道。

这女子惨叫着，挣扎着：“畜生！畜生！你们这些畜生 ”

沉默的人群里突然爆发出一片怒吼：“拼了！拼了！怎么都是死！” “豺狼虽狠，不伤同类，这些狗日的丧尽天良啊！” “黎洋生，我操你八代祖宗！” “乡亲们，跟他们拼了！拼了！”“……” 人们吼喊着，捡起地上的木根、砖头、石块和泥巴，向台阶上砸去，冲去架在院子四周的机枪喷出了火舌 人群一批批倒下去，倒下去仇恨与反抗的火焰，在这尸山血海中凝聚成百色历史上一页铁证！

两个月后，红七军再次收复百色。血债累累的“还乡团”头子黎洋生在百色附近的一个山洞里，被红军和赤卫队擒获。在黎园村召开的公审大会上，他被报仇雪恨的群众用带刺的荆条抽烂了。

第六章 浴血左右江 东兰——仍有一片晴朗的天空

1930年3月下旬，邓斌一行终于在众敌重围之中翻越都阳山，抵达韦拔 群的创业基地——东兰县。

东兰，地处右江盆地的最北端，与贵州省毗邻。这里群山逶迤，千峰万壑，郁郁苍苍，气势壮观。传说若干万年前，这里是一片蓝色的大海。浪漫的海潮摇撼着太阳这颗宇宙间骄傲的小星星，拍抚着从大海深处生长出来的珊瑚礁、海藻、贝类和鱼类；然后沉积、黏接，挤压成厚厚的石英砂岩；然后隆动、碰撞，上升成坦荡的岩石高原；然后用山洪切，用地震撕裂，用咆哮的岩浆和奔泻的瀑布浇铸冷却，用雷霆的刀闪电的刀风霜雪雨的刀挥挥洒洒地雕刻 终于，大自然就这样十分有把握地(远比人类的艺术大师把握大理石把握汉白玉把握金银铜铁锡等有着更奇妙的技巧、目的和审美意识) 塑造出这空前绝后的右江盆地和盆地上千姿百态挺拔矗立的群山。

但由于这里边远闭塞，交通不便，历代皆无重兵把守，故称洪荒蛮夷之地，因而这里的山川景色都较完好地保留着大自然风貌的原始韵致。韦拔群之所以能在此创一方天下，除了他个人的因素以外，不能不说与这里的地域条件不无关系。

步入东兰境内，目睹着旖旎的山川地貌，邓斌不禁欣慰地意识到：在此 建立革命根据地，确实再理想不过了。

又经几天的跋涉，邓斌和他的战士们到达东兰县武篆区——韦拔群第三纵队司令部机关驻地。

据当时在县妇联工作的黄美伦回忆——

那是4月初的一天，天飘着毛毛细雨。近掌灯的时候，一位精悍的年轻人，戴着竹笠帽，拄着拐棍，穿着草鞋，裤脚卷得高高的，后面跟着一位红 军战士，神采奕奕地来到我娘家的门口。

我娘家住在武篆区魁星楼旁边。当时，我虽然已跟拔哥的弟弟韦菁结了婚，又在县里搞妇女工作，可是见到这两个不认识的男同志，还是有点害羞， 不敢抬头看哩！

“你们找谁呀？”我低着脑袋，羞怯怯地问。

“找韦司令。”那战士抢先回答。

“你们贵姓？从哪个地方来？”我把眼皮稍微挑高一点，看见他们的草鞋、裤子和上衣都被泥水打湿了，知道他们一定走了很远很远的山路。

“我叫邓斌，从左江方面来。”精悍的年轻人一边擦着脸上的雨水，一边回答。他的声音亲切、和蔼，使我那忸怩而紧张的心情，一下子缓和多了。

我真不敢相信，站在我家门口的就是红七军的邓政委！我高兴地跑进屋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拔哥。

拔哥正在我哥哥黄书样的小房子里看书。我哥哥到果德县(今平果县) 工农民主政府工作去了，空着的房子比较安静，拔哥经常在里面看书(多是 一些从苏联翻译过来的革命理论书籍)、看文件和收集到的情报。他听说邓政委冒雨来了，喜出望外，立即放下书本出来迎接。“邓政委，辛苦了！”

“拔群同志。你好！” 他们俩人紧紧地握手，格外亲切。两双眼睛互相在对方的身上、脸上端详了很久很久。 邓政委跟拔哥握过手后，又转过来跟我握手。那时，我们壮族妇女还没有跟男同志握手的习惯，我不敢伸出手来，脸上涨得绯红。接着，他问我叫什么名字呀，做什么工作呀，慢慢地，我也感到不那么拘束了。

拔哥安排邓政委换了湿衣服，吃了晚饭，就坐在我们壮家的火盆边，说 个没完。他们谈的都是公事，我不好去打听，后来才知道，邓政委刚从中央 汇报工作回来。

第二天一早，拔哥便带邓政委上魁星楼去了。

魁星楼，是一座六角形塔式的楼房，一共四层，四丈多高。朱红的墙壁雕龙画凤，倒映在水中，把我们壮乡装点得更漂亮。以前，这里是人们祭祀 文魁星的地方。现在，神牌菩萨被搬掉了，变成了农协会和工农民主政府办 公的地方。平时，拔哥经常住在二楼上。这次，邓政委来到武篆，拔哥就在 二楼上增加一张竹床和一张旧的八仙桌，供邓政委办公和学习之用。从此，魁星楼上的灯光，经常亮至深夜。

邓政委到武篆后，一面设法同已向黔桂边行动的红七军主力取得联系，一面与拔哥一起进行土地革命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 邓政委在魁星楼上经常和拔哥一起召开军政干部会议和党员领导骨干会议，研究制定有关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他向第三纵队的党员领导干部介绍了朱、毛红军在井冈山开展土地革命运动的经验，引导干部们进行热烈的 讨论。他还经常和拔哥一起下乡，宣传土地革命政策和布置工作。

为了加强党对土地革命运动的领导，培训骨干力量，军前委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在武篆旧州屯举办了一期干部训练班。学员有一百人左右，其中女学员十几人，我也是其中一个。邓政委亲自给我们讲课，主要是讲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和工农民主政府的建设问题，有时也联系到妇女翻身解放的问题。他一口四川话，遇到我们听不懂的地方，就请拔哥做翻译。记得有一次，邓政委向我们女学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过去妇女受苦受难，走路讲话都抬不起头来，现在为什么能和男人一起参加学习？”

这个问题提得好！

我做妇女工作以来，经常听到一些女伴们不是叹命苦、投错了胎，就是埋怨丈夫和公婆。我原来也是这样的想法，参加革命工作后，才逐步认识到 只有打倒封建统治阶级，我们妇女才有出头的日子。想到这里，我鼓起了勇气，大胆站起来发言，我把自己前后的思想认识说了一遍，不知道是不是答 得对路。心里怦怦直跳。

邓政委听了我的发言，没有说话，只是微微点头。他接着问：“你再讲一讲，革命给妇女带来什么好处？”

“读书明理，婚姻自主；男女平等，共掌政权；团结互助，铲除压迫 ” 我把过去在拔哥办的农讲所里学到的道理，一口气搬出了十条好处。

邓政委听后，高兴地笑了笑。这时，课堂气氛活跃起来，男女学员们都在七嘴八舌地评论我的发言。最后，邓政委联系我们武篆地区妇女的实际情况，从妇女过去受到的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的压迫，说到妇女翻身解放的重大意义。他还赞扬了武篆妇女们的作用：组织妇女赤卫队、配合红军上山剿匪、护理伤病员、做军鞋、做米袋等等。同时，还指出今后妇女工作的方向。

在学习期间，我们每个学员都领到了两本油印教材：一本是《土地革命 的政策和口号》，另一本是《苏维埃的组织和任务》。这是邓政委在魁星楼上的桐油灯下亲自编写的。他写好后还叮嘱刻蜡版的同志说：“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文化水平低，有的才识几个字，所以你们刻写时，字体要写得端正，笔划要写得清楚，使大家容易认容易看懂。”

训练班结束后，我到太平区(今三石乡)检查妇女工作，正巧碰上我爱人韦菁也陪着邓政委到了那里。一见面，我主动伸出手去同邓政委握手。他 说起刚到我家时的情景，诙谐地说：“现在不害羞了吧！大有进步！”

有一天，他和拔哥、雷经天、陈洪涛等人一起去东里屯，参加那里的土改庆祝大会。我也跟在他们后面一起去了。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当邓政 委听到拔哥家里带头烧毁田契时，高兴地称赞说：“拔哥做得对，给党员干部们做出了好样子！”

东里屯传来了欢乐的锣鼓声，我们加快了脚步。当我们步入会场时，首先佩戴上了红领带。那时，我们开群众大会，都要在衣领上系红布条。大会开始后，拔哥讲了话，邓政委也讲了话。他代表红七军前委向东里屯各族群众表示热烈祝贺，鼓励大家分到土地后要努力生 产，多打粮食，支援红军，巩固和扩大右江革命根据地，让更多的穷苦人耕者有其田，过上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的好光景。

邓政委在武篆魁星楼住了两个月左右，我们经常看到楼上的灯光彻夜通明。

邓小平在回顾他在东兰工作和生活的那些日子时，总是怀有一种眷念的惬意。

他曾经追忆说，他在右江地区开展土地革命的一些做法，并非出自他的发明。是他在上海党中央工作时，从由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的报告和 红四军到上海的同志向中央进行的口头报告中学习的经验，并结合右江东兰 的实际加以补充和推广。

他说，右江一带，虽然在大革命时期已建立了较好的群众基础，各县约有千余党员，但由于各地领导干部的成分和水平不同，土地革命有的偏左， 有的偏右，只有东兰县的干部状况好，土地革命较深入。在进一步发动群众 进行土地革命时，提出了要纠正政权“新豪绅化”的富农倾向和“平分一切土地”的过左做法，制定了“平分”、“共耕”、“没收豪绅地主反革命土地分给贫苦农民”三个办法，以适应不同的地区和由农民群众自己选择。同时，针对右江地区苏维埃政权内部一些领导和党员腐化和新豪绅化的问题，提出在“重新分配土地”的口号下来改造、改组苏维埃。

他说，韦拔群同志是广西著名的农民领袖，工作的开展至为顺利。

1930年5月1日，右江苏维埃政府颁发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宣布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耕种。这就是在当时那样的白色恐怖之下，广大农民群众为什么支持红军、热爱红军的原因所在。共产党的天下，就是靠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打出来的。

倔强、敦厚而又机敏的壮族人的典型性格，使韦拔群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在长期与官府的力量过分悬殊的较量中，表现出他的超常的胆略和意志力量，他除了对自己民族的兄弟姐妹无限忠贞和至死不渝的坚定性外，搞农民运动的经验和与敌人进行决斗的节节胜利，使他赢得了壮族同胞的敬慕和拥戴。

然而，韦拔群并不以“农民领袖”自居，他曾向当时的邓政委由衷而又略带一丝自嘲的口吻感叹道：“拔群何颜称之为‘领袖’？东兰乃蛮夷之地，可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也 ”

是的，举世无匹的杰出人物毕竟是极少数。韦拔群对营造出东兰这块小小的“基地”，这片晴朗的天空，并不津津乐道，沾沾自喜。自红七军退出右江流域后，形势急转直下，红八军失败了，左江重又陷入敌手；右江革命根据地也随之遭受桂系军阀和反动民团的大规模的血腥“围剿”，一桩桩骇人听闻的惨案传到东兰，令韦拔群这个立志“拯救苦难民众于水火”的世子心如刀绞！他恨不得让万侧群山化作千军万马杀 出东兰，夺回百色，夺回右江，夺回整个广西！可是，东兰人口稀少，他的第三纵队虽已发展壮大了近两千兵力，但农民赤卫队却是某种意义上的“全民皆兵”——妇女、儿童和上了年纪的老人都参加进去了。

自从红七军第一、第二纵队由李明瑞和张云逸率领向黔桂边一带迂回活动，整个东兰、凤山的防守全由第三纵队和赤卫队来承担，既要随时对付桂系军阀派兵来进袭，又要同躲在暗处的土匪、恶霸势力斗。为此，韦拔群发动群众想了诸多绝招来抗击敌人的侵扰：

譬如在险峻的山间隘口布设“晴天霹雳火雷阵”，一旦敌人从山路前来，埋伏在山上的赤卫队就擂响牛皮鼓，把排放好的石头套上松油火圈，轰轰隆隆劈头盖脑砸下来，敌人被砸得烧得焦头烂额，伤的伤，亡的亡，丢盔弃甲夺路而逃。

譬如“呼风唤雨水龙阵”，一旦敌人从水路而来，就有当地的几位巫仙、神汉在码头或船头摆设卦台，坐其上招诀念咒，引诱吓唬敌人，那些趁机潜入水中的水手和孩子们抱起竹筒水枪向敌人喷射，用铁钎将敌船捣透沉没。

譬如“梅花陷饼阵”，是专门对付从平川大道袭来的敌骑兵和车马队的，仅此阵在两个月内就获战马二十余匹，马车十余辆，山炮六门，重机枪八挺。

恰在这时，邓斌跋山涉水从左江来到东兰，这使韦拔群不禁感到莫大欣慰。他和邓斌携手搞起东兰土地革命的热潮，又使他感到了一种原始的开辟鸿蒙般的豪迈激情沸腾起他的一腔热血！所有的希冀与热望都汇成一曲粗犷雄壮的战歌，像一支血的潜流和着战神的脉搏，从东兰大地深处流过。右江的穷苦百姓正望眼欲穿地期盼着红七军和他们的“拔哥”再次打过来。

第七章 大迂回——红七军的勃兴 军阀中原大战，红七军回师右江

1930年4月，阎锡山联合汪精卫、冯玉祥、张学良、张发奎及桂系李宗仁，通电反蒋。

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宣誓就任反蒋联军总司令；冯玉祥在潼关、李宗仁在桂林分别就任反蒋联军副总司令，以此拉开了中原大战的序幕。这场大战规模空前，耗资巨大，主战场在河南、山东、安徽、湖北、山西等省。反蒋联军集中了70万大军，蒋介石投入的总兵力大约60万。百万大军厮杀于中华腹地千里战线之上，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军阀混战。

蒋介石对各实力派的反蒋军事进攻，早有应变准备：

4月5日，国民党南京政府国务会议下令通缉阎锡山。

4月8日，蒋介石飞抵徐州召开紧急军事会议，调遣集结部队。

5月1日，蒋介石向全国全军下达讨伐令。

5月2日，蒋介石在南京举行誓师典礼，表示了他要与反蒋派拼杀到底的决心。

5月8日，蒋介石渡过长江北上，先后到蚌埠、济南、兖州等地进行军事部署。然后率领一支庞大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坐镇徐州指挥作战。 反蒋联军在兵力上虽占优势，但决定战争胜负不只是兵力。蒋介石派何应钦统领广东陈济棠部、朱绍良部和湖南的何键部，以较优势兵力与桂系和张发奎部作战，想迅速解决南方之战，然后集中兵力对付冯、阎。

6月4日，李宗仁、张发奎率3万人马攻克长沙，6月8日又占领岳阳，蒋军全部撤退到贺胜桥以北，武汉吃紧。可惜冯玉祥将西北军过早地东移，欲夺南京，停止了继续南下武汉，贻误了战机。陈济棠的粤军趁机从南面切断了桂系和张发奎部的归路，蒋介石应机又调集了9艘军舰进入洞庭湖参加作战，桂系和张发奎部在前有重兵阻击，后有追兵截尾的困境下，掉头撤退。在南撤途中，又遭蒋军三路夹击，桂、张军在突围中损失惨重，几乎丧失了老本，焦头烂额地撤回广西境内，一时间一蹶不振。

正是在这军阀混战的空隙中间，给广西的红七军带来了一个再度发展和壮大的良好时机。

4月初，李宗仁、白崇禧亲率桂系主力北上湖南参加中原会战。李明瑞、 张云逸率领红七军第一、第二纵队经河池、怀远，转战至思恩(今环江)，与柳州开往湖南的桂系杨腾辉师发生激战，红七军受到一个小小的挫折后，翻越苗族居住区域的九万大山，到达贵州榕江地区，于4月底攻占了古州县城(今榕江县)，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其他物资，部队士气大振。

在古州休整时，红七军才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得到有关蒋、冯、阎“中原大战”及桂系已调主力北上湖南参战的消息。

李明瑞、张云逸当即决定，回师广西右江地区。

“裕生兄，你看蒋、冯、 阎此次中原逐鹿，鹿死谁手？”张云逸骑着一匹青鬃快马，与骑一匹枣红马的李明瑞并辔而行。

“老蒋既是一个军阀混战的老手，也是一个手执尚方宝剑的主帅，虽然从兵力上看，老蒋不占优势，但他会施展各种权术，不借一切地打败对手。”李明瑞说。

“裕生兄言之有理。老蒋不管打出怎样的旗帜和招牌，他骨子里仍然是一个军阀，他所施展的每一个手段都离不开旧军阀的范畴。但他这次不知要在旧的手段上又要玩出什么新花招。”张云逸淡淡地笑着，眉宇间却浮现出一丝疑云，“孙逸仙(孙中山)当初如此倚重蒋介石，不能不说是一个失误 ”

李明瑞没有立即作答，思忖片刻才说：“胜之兄当年在粤军供职时，是否读过蒋氏撰写的《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那本小册子？”

张云逸说：“读过读过。连以上军官，人手一册。孙中山还为此书作序，备极赞许：‘陈逆(指陈炯明)之变，介石急赴来粤，入舰日侍予 侧，而筹划多中，乐与予及海军壮士共死生，兹记殆为实录。’”

“胜之兄好记性！蒋在永丰舰上与孙中山并肩抗敌月余，故在大总统心目中，蒋是有谋有勇而又能与他共生死之人。那时大总统在广州虽然僚属众多，集中了举国精英人才，但在军事上却惟有蒋是可以倚重之人，委任他为大元帅府行营参谋长(1923年2月18日)。”“据传，蒋对这个职务并非受宠若惊，倒是迟迟而不到任，孙中山却不惜求远水救近火，向奉化溪口连电催促：万请速来，勿延。几日后蒋才勉强启程，抵穗就职。”“一年后(即1924年5月3日)，孙中山又正式任命蒋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蒋在日本振 武学校学到的武士道校风，在黄埔军校充分表现出来。仅又一年，蒋率以黄 埔教导团和学生军组成的精锐师，担当先锋部队，迎击陈炯明叛军，开始了第一次东征。蒋作为校长竟能身先士卒与部队一同冲锋陷阵，所以他在黄埔 军校师生中赢得了声望。”

“是啊，北伐使蒋获得了荣耀，我等当时对他确有几分敬仰，文武百官都被召集在他的旗帜之下，为国杀贼，抛头洒血。” “而蒋更以为自己是天赋雄才，孙先生不能统一中国，袁世凯也不能统一中国，只有他把中国统一了，这使他多么踌躇满志啊：如欲治国平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正是由于他的权力欲和独裁野心，岂能容得共产党之存在，故就蓄意制造事端进行大清党，把孙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踏进了抗俄反共镇压工农的血海。”

俩人侃侃而谈，随大队人马向河池方向行进。一路过关夺隘，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像样的抵抗。桂系的主力皆已开拔湖南，各地的民团也都躲藏得无影无踪。 此时，李明瑞和张云逸有一种强烈的共识和紧迫感：时机难得，杀个回马枪，抓紧时机发展和壮大红军力量，收复右江革命根据地！

三千人马日夜兼程，向广西河池疾进。

这天黄昏，部队沿着一条河谷来到一座叫龙山的山脚下。

举首望，只见云山叠翠，怪石鳞峋，龙山的主峰百丈崖雄立而峙，峭拔突兀如擎天一柱；一座小巧的亭阁倚崖而建，阁中石壁上镌刻的诗句依稀可辨。寻览山中，古榕盘桓，老柏苍森，藤蔓纠结，绿荫藉郁，飞禽啁啾。山的左面，有清澈如 镜的溪流环抱；山的右面，有丁冬如琴声般的响泉飞泻而下；在暮色苍茫中， 更增添了一种蛮夷洪荒的原始韵致和朦胧如坠仙境般的美妙梦幻。李明瑞向张云逸等人介绍说，1916年夏秋之交，蔡锷将军从边关龙州去贵州、湖南等 地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途经龙山时，曾登临山巅览胜，并在崖前挥笔题诗。后来，人们为追念这位爱国将领，便倚崖筑建了这所亭阁，阁中石壁 上的题诗，正是蔡锷的遗墨：龙山极目正重阳， 不望京华不望乡。 欲上层山寻旧路， 更登绝巅献新汤。 雄关鹫立难飞渡， 壮志鹰扬敢跳梁。 谁谓秋高防寇入， 好凭一战勒南疆。

“好诗！好诗！真乃大气魄！”张云逸连声赞叹道，“青梅煮酒论英雄，长亦在斯，短亦在斯，得亦在斯，失亦在斯啊！惟我红军肩负救国救民之历史使命，任重道远，更须有此番大气魄！”

“有为者皆若是，不管前路多艰危，纵是马革裹尸，肝脑涂地，亦无悔无怨！磊磊者人之魂魄也，浩浩者人之精血也，有魂魄崛于乱世间方有大气象，有精血抛洒于天地间方有大襟怀，有大气象大襟怀者撼乾坤纳天下！”李明瑞以此道出胸臆，表达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由衷钦敬和拥戴。眼前的龙山恰在默默为他立证：李明瑞不是蔡锷，他已从一个旧军转变成一名红军将领。

“裕生兄，我们当以蔡锷将军的题诗共勉吧！”张云逸说。

“理当如此，更当如此！”李明瑞感慨不已。

他们并立眺望龙山，绚丽的夕阳正把它的最后一抹余辉投射到龙山主峰之巅的丹崖上，宛若一柄从炉火里取出来正在锤锻的宝剑，通体透亮。——也许历史上很少把它称为赫赫名山，可是它横断南国边际天际，以其威严神秘而又落寞静寂的景观令人心慑！

这是红七军突围转战黔桂边以来所面对的一座最巍峨壮观的大山。山上无人涉足的林木闪现出一种笑傲苍穹的凌厉的铁青色；山上一尊尊汉子般的 岩峰如此怪诞、秉直、高傲地耸立着，在云涛中若隐若现。

这是一个雄性的山的部落！

这是一个沉默的山的家族！

整个龙山山岭摆列出金戈铁马雄壮威严的军阵，它是征服者的大敌——好像说此路不通；它又是大军的保护神——通过龙山屏障，敌人就无法形成包围。

张云逸下令，连夜翻越龙山。

说来也巧，就在红七军翻越了龙山，抵达河池地区不几天，前来寻找红七军的邓斌也路经龙山。

由韦拔群派出护送邓斌的牙美元追忆说，当他们来到龙山脚下时，也是黄昏时分，有人向邓政委提出在此歇歇脚，等天亮了再爬山，顺便观赏观赏 这里的美妙景色。可邓政委执意不肯。他说：军情紧急，此刻哪有这份闲情逸致啊！要尽快寻找到大部队。

于是当晚翻越了龙山，又策马上路，涉水渡河，加紧寻访红七军的去向。

到了第四天，他们从当地老乡那里打听到已有一支打着铁锤镰刀大红旗的队伍到达河池。

第六天，他们赶到河池，终于与李明瑞、张云逸会合。

在河池县城一座寺庙里，红七军召集团以上干部会议，由邓斌传达中央指示，并研究决定：抓住军阀中原大战的有利时机，回师右江，扩大红军，恢复和巩固右江苏区。

会议后，红七军上下士气大振，整装待发。

第七章 大迂回——红七军的勃兴 李明瑞入党时，中央却强令驱逐他离开红军

“于是，重又把自己摊平在一条道路上，奔突狂跑，又如何？策马入林，看到残冬的苦芩树，寒叶落尽，枯木朽株，遂想起桃花扇哀江南的一折：秋水长天人过少，冷清清的落照，剩一树柳弯腰 ”

邓斌说：“我是前委书记，一切责任由我承当！”

<small>摇篮荡悠悠，阿妹嫁北流；

在中国共产党日益发展和成长起来的这支队伍中，有多少像李明瑞这样的旧军人从此义无返顾地投身革命阵营，走向人生辉煌或是悲壮之路：朱德、彭德怀、贺龙、徐向前、刘伯承、叶剑英这些未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帅们，都是这样走过来的。从中国工农红军的建立，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又有多少将领也都是这样地走了过来。

<small>嫁摇篮，静静睡，醒来穿新衫……

“哈哈，我们红军不是当年的岳家军，也不是当年梁山泊聚义的绿林好汉。”邓斌将话题引向纵深和高度，“我们搞工农武装割据，不仅仅是在某 一区域划地建邦，而是要在全国建立中华苏维埃政府！”

生兄大嚼大啖，浇尽胸中块垒，呼将而出，快哉快哉！”张云逸连忙又续上杯中茶水，颇为感慨地说道，“风尘天外飞沙，日月窗前过马。即使像岳武穆那样铁铮铮的帅主，不也禁不住凄叹：‘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 少，弦断有谁听？’他回首后顾，三十功名和八千里路的日月风尘，在霎时间都远去了，只有无可奈何地把一道道金牌纳入怀中，仰首天地，叹发一阕《满江红》！”

是啊！“嫁摇篮 醒来穿新衫 ”这不能不令人获得极深的感动：恐怕这歌谣的另一种意义，就在于它的象征——一个世子苦苦寻求“摇篮” 的真实写照与倾吐！这才是真正的生死不渝，才是真正万劫不易的情重！

<small>塘桩着泥壅，嫁东风；

<small>白鹅游入潭，嫁摇篮；

从此，李明瑞便由一位具有爱国民主主义思想的旧军人，成为一名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和崇高献身精神的红军将领。

入党”。并一再强令：“要坚决地驱逐他离开该地！”

似乎是一种感召。李明瑞是否感到一种苍凉、悲壮的阴影宛若鹰隼的翅膀，正日趋向他袭来呢？

选择高岗；荆轲选择那种凄楚慑人的洁白之色陪葬自己的殉难，只因那白色是素净的颜色，圣洁的颜色，阳光的颜色，最宜于浸染鲜血的颜色。人的风骨愈在面对危难和死亡愈能显现，我们走在血迹斑斑的路上，一路上都散放着先驱们侠骨丹心的香气！

这个问题，对于当时的他们来说，恐怕没有谁能作出肯定而有把握的回答，因为共和国的历史凝结着成千上万先烈们的鲜血。但他们对为之奋斗的目标确是坚信不移的，用后来毛泽东的话说：“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这就是要建立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崭新的人民共和国。

根据邓斌和张云逸等人对李明瑞的了解，以及红七军广大官兵对李明瑞 的信任，他们也许会以坚决的或巧妙的态度顶住压力，十分诚挚而热忱地把 李明瑞欢迎到革命阵营里来，党的队伍中来！

这一决定，邓斌一到龙州就向俞作豫和红八军宣布了，只是没有见到李明瑞。

当天晚上，他与邓斌和张云逸倾心交谈了一个通宵。当谈到他的人生转折的这个“兴奋点”上时，他似乎情不自禁童稚十足又颇有蕴含地哼吟起一曲儿时的歌谣：

在当时，他们冒着被通缉被逮捕被杀头的危险甚至敌人的血腥屠杀和枪林弹雨，毅然决然地投入革命队伍，一没有高官，二没有厚禄，他们图的是什么呢？他们是否就想到了未来定能成为革命功臣、人民英雄、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以及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呢？

李明瑞本人这种转变过程，在当时是一个非同寻常却又极带普遍意义的例证。在中国革命历史迂回曲折而又历尽磨难的发展进程中，许许多多的有 为之士，经过了奋斗、追求、失败、挫折、彷徨、迷惘之后，终于翻然醒悟，选择了一条通往真理与光明之路，而不惜流血牺牲慷慨赴死甚至蒙屈受辱错为冤魂！

又该如何呢？

“记得两年前，即蒋桂交战前夕，我在武昌一家书画店看到一幅中堂上题有一阕《贺新郎》中有这样几句：‘二十年湖海常为客，都付与风吹梦杏，雨荒云隔。今日重逢深闺里，一种温存犹昔，添多少周旋形迹。’我策马离开时心里多少有些酸楚，感来意气不论功，魂梦忽惊征马中！几多讨伐奔波，到底是踽踽凉凉，何时才能止息？ ”

因为他们最了解广西的实际情况，也最了解李明瑞：李明瑞需要革命，革命也需要李明瑞！李明瑞入党后，即被补任红七军前敌委员会委员。有人悄悄向邓斌和张云逸提出疑议：增补之事，是不是请示中央报批后再定？

荆轲有言：吾乃此生为赌注，以赌天下苍生！

李明瑞重重地点了点头，他对自己投身到这个崇高目的的追求深信不移。然而他声音低沉地说：“请相信吧，我李明瑞不图什么，只图报答，上不愧党，下不愧穷苦百姓！即使下一道驿站与荆何开在一处，也心甘情愿 ”

中共南方局和广东省委的一些人对于旧军人出身的李明瑞更是心存疑 忌，在向红七军前委转发《中共中央给军委南方办事处并转红七军前委指示 信》的同时，也向红七军作出更加强硬的贯彻执行中央指示信的指示信：李 的出身背景复杂，充其量是一个旧民主主义者，为了维护党的纯洁和威信， 你们应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决定，非但不能让其入党，而必须将其尽快驱逐 出红军队伍，令其离开右江！是投靠汪，投靠蒋，还是逍遥海外，一切随他 去！联想到红八军的丧失，与李和其表弟不无关系，难道还要由他来指挥红 七军重蹈红八军的覆辙吗？！

<small>老鹰飞过河，嫁白鹅；

第七章 大迂回——红七军的勃兴 收复百色——炮科专家和他的六门山炮

1930年6月3日，红七军从河池回到东兰。军前委在魁星楼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收复百色。

6月4日，红七军主力向百色进发。

6月8日，红七军第一、第二纵队向百色城发起进攻。红军总指挥部设在离百色城只有十里之遥的澄碧山上。澄碧山是横跨百色、田州、平马诸重镇的龙伏山脉主峰隘口。这里层峦叠蟑，排空而出；山间蛇道，曲折盘绕；山上山下，林深草茂；整条山脉千沟万壑，地势十分峻险，是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

顽守百色城的虽然是谢崇坚、黄金廷纠集地方民团组成的“剿共大队”，约三千人枪，但他们凭借百色城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势和构筑的明碉暗堡负隅顽抗。红七军第一、第二纵队分别从城西关和北关发起攻击，激战两天两夜，未能拿下。

据获敌情，谢崇坚已令右江南岸甸山老林的两千多土匪武装沿巴鲁托山谷向百色增援，对红军进行前后夹击，企图把红军消灭在西北城边。 红七军前委在澄碧山指挥部召开紧急作战会议，研究制定新的部署。激战两昼夜，攻城不下，加之敌增援部队又气势汹汹地扑来，战势对红

军极为不利，是继续攻城，还是暂且退却待日再攻？

有人主张暂时放弃攻打百色，绕道夺取敌守势较弱的奉议、恩隆、果德等右江沿岸诸城镇，然后再攻取百色。

总指挥李明瑞说：“这一主张不无道理，但不能因小患小败而避却。兵家有言：‘古之善攻者不尽兵以攻坚城，善守者不尽兵以守敌冲。夫尽兵以攻坚城，则耗兵费粮而缓于成功。尽兵以守敌冲，则兵不分而彼此间行袭我 无备。’又云：‘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两天来我军虽攻城不下，却也把敌火力点及工事暴露了出来， 这就给我们的山炮提供了轰击目标。”

说到这，他停顿片刻，抬手在墙上挂着的简易地图上轻轻地指划了两下，继续说道：“我已同冯营长(冯达飞)磋商了一番，将去年拆卸藏于凤凰山 洞的六门山炮组装好了，由冯营长指挥炮排对敌守城工事实施轰击。嘿嘿，只要一隅破之，我则可一举夺城！”

他的话音一落，大家的目光全投向坐在门口的石坎上还正在用一技小棍 于地上写写算算的冯达飞。

参谋长龚鹤村发话道：“我说炮科专家，你那炮还能用不能用？有把握吗？”

冯达飞故意吊冷着脸子，说：“你这话差矣！什么叫能用不能用，我这玩熟的‘炮’，一打就响，百发百中着呢！”

大家听出了什么，哄哄大笑。 冯达飞却不笑。

龚鹤村说：“我指的是那山炮，可不是你那‘弟兄五名，抬炮出营，大雨一阵，收兵回营’的屌肉炮！” 又是一阵大笑。

冯达飞说：“不管什么炮，操在我手里都管用！” 笑声险些震破屋宇。

邓斌说：“看来我们的炮科专家是成竹在胸啊！听张军长说，在隆安战役中，达飞同志指挥火炮轰击敌炮阵地和敌前沿阵地，掩护部队撤离立了大功。这次攻取百色城，敌人构筑的工事远远超出我们的估计；另外，考虑到城内居民的安全和财产，所以才采取突击队越护河攻城。刚才，李总指挥讲的，我完全赞成，但用山炮对敌守工事进行轰击，这可不比轰击敌阵地啊！目标必须准确无误，稍有偏差，就会给城里的老百姓造成损失。”

冯达飞站起来说：“请放心好了，我的山炮有眼睛，只轰敌工事，不毁坏民房，但城西门楼和北门楼将不复存在。”

张云逸说：“军中无戏言，你立军令状吧！”

冯达飞说：“攻不下西门和北门，就拧下我的脑袋来见！”

张云逸说：“你的脑袋最好还是由你结结实实地顶着，我们要收复的是百色城！”

是日黄昏，红七军炮排的六门山炮在凤凰山腰处由冯达飞指挥，对百色 西北城围实施轰击。

轰击前，抵进城边的部队架起用洋铁皮制成的大喇叭对城内守敌喊话：“民团弟兄们，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队伍！” “奉劝你们快放下武器，不要再替反动民团头子卖命了！” “现在，特向你们宣告：红军的大炮马上就要对你们的工事实行轰击！”

城内没有动静。大喇叭又继续喊话：

“再宣告一遍：红军的大炮马上就要对你们的工事实行轰击！” “再宣告一遍：红军的大炮马上就要对你们的工事实行轰击！” “再宣告一遍：红军的大炮马上就要对你们的工事实行轰击！”

轰击！轰击！轰击！大喇叭的喊话声在百色城上空频频传荡。城内仍然一片死寂。城下桥头堡的哨兵不时探出头来东张西望一番，立刻又将脑袋缩了回去。

城门楼上一群群乌鸦和麻雀“哇哇”“喳喳”地叫着，纷乱地盘飞，仿佛感到大祸临头在向守城的民团官兵转告着一个凶兆。

李明瑞放下望远镜，向冯达飞点了点头：“开始吧。”

冯达飞拔出指挥刀，在空中一扬划出一道白光，猛地劈下来：“传我口令，各就各位，开炮！” “开炮——”“开炮——” “开炮——”

轰—— 轰—— 轰——

第一轮轰击的目标是城北门。大地在炮弹的撞击下发疟疾似地颤抖，爆炸声汇成连续的轰鸣，使人的耳膜“嗡嗡”发响。一股股气浪裹着滚滚浓烟把城门楼上的瓦砾、砖块和木头抛上半空，又飘浮着纷纷散落。待烟雾渐散，整个城楼已变一片火海

轰—— 轰—— 轰——

紧接着，一枚枚炮弹又在城楼两侧炸响，高大而古老的城墙像破朽的幕布被一块一块地撕裂、粉碎、散落。

随着第二轮炮击的余音，攻城的冲锋号吹响了，潜伏在护城河和近郊的第一、第二纵队攻城部队抬着一副副云梯和撑杆，跨越壕沟向城内突击，杀 声震天！激烈的巷战在苍烟残阳中喧腾，机关枪喷射着桔黄色的火舌，像盛夏云际间耀亮的一道道闪电

是夜，红七军胜利收复百色。谢崇坚、黄金廷带着“剿共”大队残部向甸山老林逃窜 ……

祝捷会上，邓斌、张云逸、李谦、冯达飞等频频举杯向李明瑞敬酒，祝贺他入党后即果断指挥取得收复百色战役的胜利。

李明瑞一饮而尽，然后又斟酒回敬各位：“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 我李明瑞身许革命，投死报国，只为一轨九州，同风天下！可几经征战，南突北杀，却是余身之惮殃，闻独夫民贼之败恶，委实愧对父老乡亲。自结交我党诸多贤达良将，才愈渐脑清理明。在此，我万分感激诸位对我谆谆教诲和诚挚之助，来来来，我敬各位一杯！干！”

邓斌兴致勃发，与李明瑞连碰两杯：“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我英勇红军与四万万民众前途命运休戚相联，欲治平天下，舍我其谁焉？！”

张云逸也举杯相敬：“长于斯时，立于斯土，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裕生兄，自南宁结识以来，我们不仅情感相融，而且志同道合；如今，兄已被接纳为我党一员，真乃人生之快事！来来来，我与兄连饮三杯：一杯解忧愁，两杯通大道，三杯换日月！”

酒杯丁冬，情酣意浓。古老而年轻的百色城在右江奔流的波浪母亲般深情的抚拍下，安详地进入温馨的梦乡，江面上不时传来一声声鸥鸟的啼鸣，听来像是夏夜的喃喃呓语

收复百色后，红七军继续扩大战果，又相继收复了奉议、恩隆、思林、果德等右江沿岸各县城，全部恢复了右江苏区。整个右江地区又呈现出一派“分田分地真忙”的景象。

第七章 大迂回——红七军的勃兴 蒋介石再施“一石二鸟”之计

1930年7月，中原大战的局势已逐渐变得对蒋介石有利。蒋介石在取得了对桂系及张发奎部作战的胜利之后，便集中兵力与阎锡山的晋军和冯玉祥的西北军作战。

这时蒋介石已看出阎、冯之间的矛盾明显地暴露出来：冯玉祥率军奋力苦战，而阎锡山却总想保存实力，双方配合不足，相互拆台有余。战争开始不久，阎锡山就断绝了对西北军的接济，使贫困的西北军吃穿无着，弹械奇缺，冯玉祥气得发火不已，痛骂“阎老西不是个东西！”

于是，蒋介石决定“对晋军采取打垮，对西北军采取拖垮”的方针。

7月下旬，蒋介石把军队集中到津浦线向晋军发起全线总攻，晋军节节败退。阎锡山尝到了蒋介石的苦头，这才想起给西北军送给养，敦促冯玉祥在陇海线配合作战，以解他在津浦线的挨打局面。阎锡山临时抱佛脚，为时已晚。晋军的战斗力向来很弱，官兵几乎都是大烟鬼。时逢大雨连绵，晋军的大烟枪点不着火，吸不上鸦片，晋军将士精神不振。但蒋介石从德国买来的大炮却在雨中能点着火，不停地轰击。晋军招架不住，丢泰安、弃济南， 向黄河北岸溃退。蒋介石则命大军穷追猛打，渡黄河追击晋军。

被蒋介石拖在陇海线上的西北军，一向待遇极低，生活困苦。冯玉祥的封建家长制的治军方式，表面看来军纪森严，人人尊敬，实际上全军上下早已不耐其苦，怨愤四起，不愿整日为军阀争战。蒋介石看到西北军的这一致命弱点，认为打西北军不应用炮弹，而应采用“银弹”加“肉弹”的攻势。遂即命令陇海线六个守备区都在前沿办起阵地俱乐部。蒋还特命南京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负责办理此事，用火车车厢或汽车布置成流动酒店，备有中西 大餐、烟具、赌具，并从上海雇佣了数百名舞女、妓女充当招待。凡是西北军官兵前来，均请入内，任其受用，分文不取。玩乐之间，蒋介石派遣的特务从中拉拢，美色引诱，临别时还根据官职的高低，对蒋军作用的大小，赠送数额不等的现金，以及烟酒等物品。久受封建家长制之压迫、饱尝艰难生活之苦的西北军官兵，对蒋介石的这一手极为欣赏，他们羡慕蒋军的这种高级待遇的享受(其实蒋军并无此待遇)，便私下暗想改换门庭。很快就有许多人消极，或充当了蒋军的坐探。这时，蒋介石已作好了在陇海线发动总攻 的准备。

8月下旬，蒋介石将津浦线上打垮了晋军的部队集中到陇海线上，遂发动了总攻。冯玉祥指挥西北军奋力拼杀，但遭到蒋介石“银、肉两弹”打击 后的西北军已今非昔比，斗志锐减，节节向陕西退却。

声势浩大的反蒋联盟中原大战，在与蒋介石较量了七个月之后终作鸟兽散，彻底失败了。

蒋介石更加踌躇满志，春风得意。

从1929年1月至1930年10月，他接连战胜一个又一个对手，实现了武力统一。他在《告中央同志书》中宣称：“此次讨逆战事后，深信本党统一中国之局势已经形成，叛党乱国之徒，今后决无能再起。”在他看来，环顾中华，主宰九州者，“为中正及同志不懈奋力之使命”——他要足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了。

在中原大战接近尾声之际，他便以胜利者的姿态，偕夫人宋美龄作上海、奉化之游，省亲祭祖，游山玩水，其悠悠自得的神情，俨然已是“中华天子”了。

就在这次偕夫人到上海时，他欣然地答应了宋美龄的要求——即在宋家的私邸，由美国牧师江长川主持了他入基督教的洗礼仪式。宋老太太和宋家所有亲族都参加了这位“贵婿”入教的洗礼仪式。

蒋介石在上海接受入教洗礼和逗留期间，发表了《告父老文》，提出“肃清匪共”、“澄清吏治”、“励行地方自治”等五项措施，对中共苏区实行 “全面清剿”。

就广西红军和右江苏区的再度兴起，使蒋介石尤为不安，他即命令云南省主席龙云发兵，取道龙州、百色，沿左右两江进攻南宁。

这又是“一石二鸟”之计，也是渔翁得利之举。

滇军攻桂，主要目的是趁桂系战败之机，直捣桂系老巢，不给桂系苟延残喘机会；同时，又打击了右江赤色势力，把红军扼杀在桂境之内。——这种利用滇军一打桂系，二打红军的图谋，真可谓是“以夷制夷”，不伤蒋介石分毫实力的锦囊妙计。

待这一切部署完毕，蒋介石这才在他的上海私邸召见桂系第三霸主黄绍竑。私下被蒋介石以国民政府高级军事参议相许的黄绍竑，身穿藏蓝色中山装，头戴遮阳帽，手拄司的克，一脸的笑容可掬，走进了这座神秘而又森严的别墅。

蒋介石显得彬彬有礼，与黄绍竑握手寒暄：“秀宽兄，辛苦了！请——请——”

黄绍竑连忙谦让道：“主席先请，主席先请。”

走进客厅，刚一落座，蒋介石呷了一口白开水，便开门见山地说：“季宽兄此来该不是为李老大和白老二求情的吧？嗯，若知如此，何必当初，我蒋中正向来对李、白二位是以贵友尊朋看待的。”

黄绍竑连连附和道：“是啊是啊！不过，主席是知道的，我黄季宽是不主张干内仗的。”

蒋介石抿动一下嘴角，笑了笑：“他们想打嘛，我只好奉陪！一而再、再而三交战，结果如何？中原大战全都卷了进来，结果又如何？”

黄绍竑恭维道：“卑职早已领教了。蒋主席雄韬伟略，当世无人匹敌，领袖风范令人钦敬之至！ ”

蒋介石扬扬手止住，脸上泛出一丝愠色：“打了，骂了，都无所谓，可到底谁是心腹之患？”

黄绍竑听着，竟一时闹不清蒋指的是阎老西、冯玉祥，还是李宗仁、白崇禧？是汪精卫，还是共产党？他咂了咂嘴，没做声。

“心腹之患既不是冯、阎，也不是李、白，而是共产党！”蒋介石忿懑地站了起来，一边踱步，一边不停地挥动着手势。

“嗯，不管是冯、阎，还 是李、白，只要他们不再兴兵作乱，抗命中央，那过去的一切账都可一笔勾销。季宽兄可以把我的话转达给李、白，只要他们拥护中央，把枪口调过去去清剿共匪，那么，省政府主席、统兵司令，还有钱都可以给他们！”

“主席宽洪大量，我一定向李、白诸位传达。”

蒋介石转身指着桌子上的一张由特工收集来的《右江日报》和一些情报，愤慨地说：“看看，看看！广西共党公开建立军队，公开成立民主政府，公开办赤化广西的报纸 ”他一脸怒容，手指不停地敲击着桌面，“噔噔噔” 地似敲着一只木鱼，“娘希匹！趁叛逆内乱，朱毛匪酋在江西大闹赤化，广西赤祸又泛滥蔓延，这样下去，将如何得了！”

黄绍竑说：“广西赤祸主要是俞作柏、李明瑞怂恿而起，去年年关，我等带兵平定龙州后，俞作柏逃居香港，只有李明瑞死心塌地跟了共党，且声言说，他看透了这个社会，看透了这个军队，看透了这个党 ”

“完全是共党激进分子的一派胡言！”蒋介石正颜厉声道，“李明瑞被赤化了！可惜啊，党国的一员虎将，竟如此轻信共党妖言！难道共党真会相 信他，重用他吗？”

“唉，李明瑞这个人哪，简直让人不可理喻 ”黄绍竑当然知道，蒋 介石为得到李明瑞真可谓不惜血本，先后派郑介民、颜德忠携带蒋亲自签署 的委任李明瑞为广西省政府主席兼第十五军军长的任命书和百万元的巨额支 票，没想到都被李明瑞断然拒绝。

“嗯，看来李明瑞中共匪之毒素太深了，太深了！季宽兄，我蒋某作为 国民政府主席，竟连一个李明瑞都拉不回来，岂不悲哉哀哉 ”蒋介石的 神色陡然显得沮丧起来。

“话不能这么说啊！”黄绍竑虔诚而敬畏地说，“记得主席曾经说过：‘没有希特勒，也就不会有第三帝国。’这句话说明一个道理，一个杰出的 领袖人物可以推动历史，可以改变一个国家，可以召唤起他的万千子民为他去流血去拼杀，为他去死！但领袖并不一定能改变一个反对他的人 ”

蒋介石突然又神经质地抿动一下嘴角，笑了。

蒋介石一生中最欣赏的就是这个观点，想不到被黄绍竑一语道破。 他瞄了黄绍竑一眼，说道：“季宽兄也一定记得希特勒在一书中说过的话：‘不能用和平方法取得的东西，就用拳头来取。’——这当然是指领土，但把它用在对人的征服上，又为何不可呢？”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黄绍竑唯唯赞同。他当然知道，希特勒不仅沿袭第一、第二帝国的道路向别国进军，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为德国人取得每天的面包、黄油和美酒，而且用刺刀、枪弹和血腥屠杀对全人类说话——希特勒以他那种偏执狂的强烈的畸形的人格暴行为他所要得到的东西而不惜榨干人类最后一滴生命的血浆！蒋介石崇尚希特勒，又何尝不是这样？

在蒋看来，流血和恐怖是可以改变历史的。当独裁者操纵起国家机器这种怪物，不惜使用全面犯罪的手段向国民举起屠刀时，它所制造的流血和恐怖的能力是不可估量的。消灭共产党，并不是蒋的全部目的，他要统一中国，必须消灭异己！

“在德国容易，可在中国难矣，难矣 ”蒋介石苦笑着沉吟道。

“久乱必治。迄今，蒋主席统一中国的夙愿即已实现。当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也是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

蒋介石沉吟良久，忽然说道：“古人云，治理国家有九经：修身也，尊贤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 季宽兄，你以为如何？”

黄绍竑马上应道：“为政致治，在于识贤任贤，并非在于自贤。”

蒋介石感到此话说得颇有道理，但又含有领袖只要任贤用能而自己不必有贤德之意，会不会是影射于他呢？他一时很难分清这是褒还是贬。但此话却能勾起他联想到在上海滩混交易被杜月笙、张啸林、黄金荣叫作“阿伟”的那一段历史——在后来的军事生涯中，在中国各派军阀角逐的擂台上，他能够把所有对手打翻在地，其拳脚运用之高妙，不正是来自于上海滩所学到 的投机钻营、随机应变、无所不用其极的“生意经”吗？什么贤德不贤德，一切惟我政治的需要！

“嗯，季宽兄，我蒋某不对，惟重情义，请你转告德邻和健生，一切以党国利益为重，当务之急，是要清剿广西共党，消灭赤祸。待平走后，南京国府可有各位一席之位，季宽兄应尽快来京赴任，为我在军事上当高级参议啊！”

“请主席放心，我一定不辱使命！不过——”黄绍竑欲言又止，小心翼翼地斜乜了蒋介石一眼。

“季宽兄，有话请讲！”

“哦，李、白之意是，清剿共匪不过唾手之劳，就不必请滇军入桂了吧 ”

“这个……”蒋介石沉吟片刻，但马上委婉地说，“桂、滇、黔联手剿共，不是很好吗？到时我会令龙云、王家烈他们撤回。”

“那好，一切由主席定夺。”黄绍竑起身告辞。

蒋介石亲送他出门，望着他走去的背影，遂将挂在脸上的一丝微笑摘了下来。

黄绍竑速回南宁，向李宗仁转达了蒋介石的“宽宏大量”以及“桂、滇、黔联手剿共”的意图后，遂又向李宗仁深鞠一躬，说：“德公，我——告辞了！”

李宗仁身子猛地一抖，像被针子刺了一下。他知道黄老三要离他而去，到蒋介石麾下供职了。但他又觉得黄老三的神情异常 古怪，令人捉摸不定，便说道：“季宽！我不奢望你做‘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关公！”

黄绍竑道出胸臆：“我等既不能与蒋为伍，但总要设法摆脱蒋掣肘，那里即便是地狱，也只有弟去了。望德公多加保重，一切好自为之”

“慢！”李宗仁霍地站起，用手指重重地敲击着桌子，唤了一声，“来人呐！”

黄绍竑一怔，颇感意外地站住了。客厅的门立刻被推开，进来一位侍从副官，躬身聆听李宗仁的吩咐。李宗仁点燃一支香烟，在屋里缓缓地踱步，也不看黄绍竑一眼。

黄绍竑盯着李宗仁的背影，心里禁不住犯疑：难道他真要扣留我不放？不，李老大不是蒋介石那种睚眦必报之人！那么，他这是干什么？ 黄绍竑对这位“龙头老大”的神情、动作熟悉得很——看他除了一脸彷徨之色，再无别的表情。

李宗仁猛一回头，对副官命令道：“你现在就去给季宽先生准备一笔现款。”

“是！”副官立刻退出办理去了。

“大哥！”黄绍竑 一下子紧紧地握住了李宗仁的双手，眼泪扑扑地落了下来。

“季宽，愚兄只有一句话：随时欢迎你回来 ”

“三弟不会忘记大哥的恩宠 ”黄绍竑深深感到，老大就是老大，老大是靠宽容、忠厚赢得了桂系集团的拥戴！“三弟仅有一言相告。” “弟请讲！”

“联手剿共，谨防老蒋‘一石二鸟’之计啊！”

“老蒋这一手，我已看穿！”

“这就好，这就好。”

如果历史按照另外一种写法，李宗仁若在两广和大西南霸居一方，黄绍竑非常可能会再次回到李宗仁的麾下。然而，历史是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法官，它按照自己严峻的逻辑，神圣地迈出了众所周知的那一大步——无论是蒋系还是桂系，他们都被无情的历史潮头抛向沉寂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一个阴气沉沉的早晨，李宗仁派人送黄绍竑到龙州，经越南，再送到香港。黄绍竑泪流满面，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李宗仁。

第七章 大迂回——红七军的勃兴 平马恶战，滇军突然偃旗息鼓

酷热难当。长蛇般的队伍在重山密林间恹遢遢地爬行——滇军总指挥卢汉骑着一匹青鬃马，不时举起望远镜向先头部队眺望，对侍从副官下达命令：“向后面的弟兄传我口令，迅速跟进，不许掉队！”他脸色悒郁，神情不安，狠狠地朝马屁股上甩了一鞭，青鬃马长嘘一口粗气，“咴咴”地叫了两声，向前奔去。

卢汉奉蒋介石和省主席龙云之命，亲率三个师南下打广西。两万人马的滇军，浩浩荡荡，长驱直入，大有锐不可当之势。先头部队是素来勇猛善战的张冲“铁军”师，他们抵进右江，就占领了百色、四塘、田阳诸渡口重镇，于是便更加趾高气昂，且声言：“十日内荡平右江，直捣南宁！”——卢汉对此淡然一笑，此情难言。

突然，侍从副官急匆匆送来一份昆明急电。卢汉接过一看，是上司龙云发来的：广西吕焕炎来急电称：多日来进入右江之桂军与共匪展开激战，李明瑞率共匪残部正向桂黔边山区逃窜。特令你部全速前进，将共匪堵截围歼右江一带……

卢汉只看了电文的一半，便一脸怒气地将电文稿甩给了侍从副官，骂了句：“扯他娘个蛋！姓吕的搞的是假情报！”

据他所得到的可靠情报：黔军王家烈师已停止南下广西，镇守黔边；桂系谢崇坚、黄金廷，仅有三千乌合之众，已被红军打散，逃进深山老林；滇军来打广西，红军是主动撤出百色，而并非向桂黔边山区逃窜。

进而，卢汉又想：滇军入桂，虽有两万人马，但人地两生，孤军深入，战线过长，后勤供应困难，弄得不好我卢汉损兵折将，连老本都会拼丢在广西的红土壤里。

卢汉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按照蒋介石的意图，滇军和黔军要摆成两条战线同时南下夹击红军，然后进攻南宁打桂系。但如今王家烈以镇守榕江军事要地为借口，抗命蒋介石，把入桂的黔军悄然撤了回去——王家烈自是聪 明之举，不会像龙云那样听从蒋介石的摆布，把自己的弟兄送进虎口。直到率兵出动前夜，他还向龙云苦心相劝，对老蒋之命，应以少量兵马聊作应付， 不必兴师动众。而龙云不知哪根神经错乱了，对老蒋膜拜称臣俯首听令，并点他的将，领兵两万入桂剿共。恐怕龙云被老蒋的“迷魂汤”灌得昏昏醉了： 一剿共匪二打桂系，可与老蒋分得三分利。

太阳还有一树干高，队伍到了平马镇，卢汉即下令停止前进，在平马至果化一线分前后集结点安营扎寨。

卢汉跳下马，懒洋洋地朝草地上一歪，顿感全身精疲力竭，难以支撑，大张着嘴一个波次接着一个波次地打哈欠，鼻涕直流——眼尖的副官晓得，长官的烟瘾发作了。便急忙挽扶起他走进刚支起来的帐篷里，将一杆精致的鸡血玉烟枪递到他手里，迅捷而熟练地提起烟针从烟包里挑出一颗绿豆般大 的烟土，装进烟枪里，随即划火柴点燃了烟灯。

卢汉斜着身子躺在油布上，手执烟枪，对准火苗贪婪地吸着，眼睛微眯，神情愈发显现出安详自得，似湎入幻境，化羽登仙。

这是一支“两杆子兵”的队伍，从司令长官到下属列兵，每人都有两杆 枪——一杆钢枪、一杆烟枪。他们不抽鸦片就走不动路，打不了仗。那些兵卒就是为了能抽上鸦片才被招募从军，只要有鸦片抽，他们打起仗来玩命。当卢汉躺在帐篷里大过烟瘾的同时，他的下级官兵们也都纷纷像变魔术似地端出了各自的各式各样的烟枪。有的躲到石崖下吸，有的趴在草丛里吸，有的迫不及待干脆生吞几口大烟面待一阵紧张而默契的忙乱之后，整个宿营地变得安详有序，温馨恬静。在烟鬼们的眼里，漫山遍野的罂粟花正盛 开得红红艳艳，一股股醉人的幽香浸漫了丘坡草地鉴于滇军气势汹汹入桂夹击红军的态势，红七军主动撤出百色，但并没有离开右江，只是撤至平马南面的思林一带山区隐蔽起来。

根据侦察到的敌情，滇军已抵平马，大有与广西“剿共”大队会聚之势，施行蒋介石“南北夹击共匪”的指令。倘若滇、桂两军一旦会合，红七军则背腹受敌，既无力歼灭南下的滇军，又极难对付广西“剿共”大队的进攻。——面对这种严峻的军事态势，红七军前委召开会议，研究制定相机应变的决策。

邓斌：“很明显，蒋介石的意图是滇、黔军南下并进，欲与桂系的‘剿共’大队会合，夹击我们，然后滇、黔军联手再打桂系。”

李明瑞：“目前，右江战况对我军有利。黔军王家烈滞待黔桂边按兵不动；而滇军入桂，人地两疏，且又在明处游动，无从构筑工事防守。我想不妨出击一下，打打卢汉的威风！”

张云逸：“我赞同李总指挥所言！我们采用游击战术袭击滇军，叫他们闹不清是红军，还是桂系的‘剿共’大队。”

李明瑞：“我军主力悄悄开进平马附近，选择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 对滇军采取出其不意的闪电出击，打它一个措手不及！”

张云逸：“对！打个漂亮的伏击战！虽然从军事力量对比上， 我只有三四千人枪，而滇军近两万人马，但他们是‘两杆子兵’， 一打就像赶鸭子一样四处逃散。”

龚鹤村：“万不可轻敌呢？‘两杆子兵’吸足了大烟，打起仗来玩命。”

陈豪人：“据侦察，滇军的先头部队是张冲师，号称‘铁军’，善打恶战。”

李明瑞：“龚参谋长、陈主任说的确是实情。张冲是滇军赫赫战将，尤其善打防御战。北伐时，他曾带领敢死队在清凉山扼守 四天四夜，最后杀出一条血路，与我援军会合。”

张云逸：“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张冲仗打得好，倘若他活得还算明白，我倒很想与他见识见识。此役就由我来打，李总指挥和邓政委帐中运筹，如 何？”

邓斌：“哀兵必胜！张军长主动请缨，定会开战告捷！打就打张冲师！”

李明瑞：“敌优我寡，切莫恋战，突猛击敌一顿后，应迅速收兵转移。”

张云逸：“对对对，见好就收嘛！” 邓斌：“此仗之目的，是要卢汉识趣，率他的‘两杆子兵’早早打道回府。”

在卢汉下令宿营的当天早晨，红七军的第一、第二纵队两千余兵力已经在平马镇东南的龙须至果化的福禄山一带埋伏下来。 张云逸派特务连连长李天佑率侦察小分队密切观察滇军沿途的动向，同时命令冯达飞指挥的山炮排做好随时轰击敌阵的准备。 时近黄昏，宿营的滇军刚一歇脚大发起烟瘾，天空突然乌云密布，狂风大作，暴雨倾盆。拖得老长的宿营地一片嘈杂，叫骂连天，官兵们纷纷争抢 帐篷，遮风避雨。

狂风暴雨过后，天光灰暗，浓熏的山岚水雾笼罩了群山。远处不时忽闪的雷电，更显出夜的漆黑一团。

号称“铁军师”的师长张冲布设好宿营地的警戒之后，由警卫参谋陪着回到自己的帐篷里，面对侍从们为他准备好的西式罐头和白酒，却毫无食欲。他心神不宁，坐立不安。

警卫参谋说：“师座，这种天气，共匪大概不敢轻举妄动。弟兄们连日奔波跋涉，人困马乏，此乃正是休整喘息、养精蓄锐的好时机”

张冲劈手打断他的话：“放你娘狗屁！这里的地形和这鬼天气，正是共匪大打出手的好时机才对！娘的，若是我就搞你的埋伏，把你的宿营地连窝 端了！娘的，你信不信？”

“师座高见，卑职岂能不信？我信，我信 ”警卫参谋连连点头恭维道。

“电告卢总指挥，平马至果化一线，路险林密，此夜万不可掉以轻心，谨防共匪有诈！”

“是！”

张冲是滇军中一位多谋善断而又心细如发的将领，当接到卢汉的宿营命令，他亲自随侦察排登上一座叫脚山的山顶，对平马的地形地貌进行一番勘察：南宁至云贵的盘山土道由西北向东南穿过平马、果化，土道两侧夹峙着数公里长的丛岭地带，山崖陡峭，怪石鳞峋，杂树屏集，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伏击阵地。他举起望远镜巡望了一阵，看样子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或许因天空灰暗，山岚浓郁，能见度太差，他放下望远镜，似笑非笑地晃了几下脑袋，颇显疲惫地走下山坡。他突然下了一道命令：“用迫击炮对周围的山头轰击一下，把山林中的鸟鲁们赶跑，免得它们骚扰我们的宿营地。”

十几门迫击炮分别对各自瞄准的山头狂轰了一阵之后，山林很快又复于 平静，一股股硝烟渐渐逝散。

张冲又举起望远镜巡望一番，遂命令加强警戒。但他的神情看上去仍忐 忑不安。

一颗迫击炮弹像一只昏头昏脑的怪鸟“啁——啁——”地骇叫着飞过一 座丘包，就在张云逸面前几米远的地方炸响了——轰！

李天佑没来得及喊出“军长，快隐蔽——”便猛打一个滚翻，同张云逸一起扑倒在一陡石崖下。一块炮弹皮撞过石崖，迸溅着火花，“当——”地一声抖落在二人身边。

乖乖，好悬哪！张云逸捡起像匕首状的弹片，还很灼手，便用嘴吹了吹，好像为它散热。

“军长，伤着了没有？”李天佑小声问。

“这弹片钢性很好哩！大概是德国造。”张云逸用手指摸了摸弹片的锋刃，对李天佑说，“这玩意由你保管，一来作个纪念，二来磨一磨当刮胡刀用。”

李天佑接过弹片也吹了吹，随手装进口袋里，嘟哝着说：“他娘的，这些‘两杆子兵’打的是啥子炮？不会是发现了我们吧？”

张云逸说：“看来，张冲决非等闲之辈。这是他用火力侦察我们的阵地哩！”

李天佑说：“棋逢对手，这回有好仗打了。”

张云逸严肃地说：“传令下去，前沿阵地不得有丝毫动静！”

“是！”李天佑像猫一样轻捷敏快地消失在石崖沟壑间

红七军对滇军先头部队的伏击，是在暴雨过后西天残露的一抹霞辉被暮雾吞噬的时刻 响的。这是雄师对雄师的较量！红七军的六门山炮在冯达飞的指挥下，对张冲师的宿营地进行猛烈轰击。紧接着，在土道两侧夹峙的数公里长的山岭上，火把映天，杀声阵阵，急密的枪弹声震耳欲聋。滇军被这突如其来、来势猛烈的轰击吓蒙了。一时间，整个宿营地乱作一团，官兵纷纷抓枪操炮，对烟云笼罩的四周群山胡放一通。战斗打响不到半个时辰，宿营地已横陈上百具尸体。

从帐篷里已转移到一座小山丘下的张冲，望着眼前一片惨状却不动声色。看上去他的神情似乎僵直呆板得麻木不仁，又颇有一种处变不惊的气韵——好像对于红军的伏击，早已在他的预料之中。半个时辰过后，张冲开始组织力量反击了。滇军的迫击炮和德制新式山炮疯狂地向红军潜伏阵地轰 击。阵地旋即变得像生天花的孩子，满目疮痍，且剧烈地痉挛颤栗着呻吟着， 呛人的血腥味、尸体的焦煳味，裹着浓黑的烟云腾腾翻滚，笼罩住了狼牙锯 齿状的山岭。趁炮轰时机，张冲先让他的决死队喂饱了大烟——就像给他操 握的机器加足了油，炮膛里装填了炮弹一样。队员们个个精神抖擞，披挂上 阵，如魔如兽地投入战斗，闯入死海！——的确，滇军也不都是孬种，他们 连、营、团各级军官打头，督战队在后，好像着了刀枪不入的魔法，一队接 一队地狂吼大叫着，踏过他们自己弟兄的尸体，向对方阵地冲击。一场浴血 拼杀的恶战开始了。在敌人拥有新式大炮和精良的步兵武器的情况下拼搏， 就等于敌持长矛我持匕首，只有近战，才能发挥红军之长。张云逸命令部队 不要过早还击，把敌人放到阵地前沿，而后突然出击。他激励大家说：“我 们面对的是滇军的王牌部队，但这并没什么了不起，等他们那股子烟劲儿一 过，我们就会像赶鸭子一样狠揍他们！”

短兵相接了。 阵地上，炮火已经不再轰击，只有枪对枪、刀对刀地白刃格斗；只有拉锯式的反复争夺，冲上来，打下去；打下去，又冲上来 李明瑞和邓斌在距主阵地仅有三百多米的一座山坡上一直注视着战斗的进展。战况是一目了然的：敌我双方暴烈的战斗本性，都已被疯狂的进攻和 顽强的抵抗刺激起来，并发挥得淋漓尽致！

李明瑞和邓斌把各自的目光一起投向战场的纵深处——滇军组织反击的 那片以一排小山丘作屏障的隐蔽的草滩。那里，张冲派出的一批批决死队犹 如蟒蛇出洞。

的确如此。那些决死队员好像一个个红了眼的赌徒，不顾一切地用孤注 一掷的痴狂，倾尽全力摧毁红七军第一纵队的前沿阵地。在张冲看来，他手下的兵勇还没有砸不烂的铁核桃！

“张冲的确是一位很有经验的指挥官。”邓斌夸赞着铁血厮杀的对手。

“我们必须在拂晓前撤出战斗，以防卢汉派后续部队对我实施包围。”李明瑞说。他仿佛又看到了北伐路上汀泅桥那场恶战。那时他是国民革命军第七旅旅长，张冲是邻军协同作战的先遣团团长。

“估计卢汉已晓得他的‘铁军’师与我交战正酣，定会派兵增援。”邓斌分析说。

“我们必须在拂晓前撤出战斗！”李明瑞果断地重复说。枪弹的紫火光焰不时闪出他那山岩般冷峻的面孔轮廓。他建议邓斌和陈豪人率军部机关和第三纵队向太平、兴宁一带撤离，他和司令部参谋莫文骅由前来报告战况的参谋长龚鹤村陪着去了张云逸的前沿指挥部。

突然，大地在他脚下颤动了一下，一颗炮弹在离他仅有几米远的地方炸 开，弹片带着淬发的一声尖啸在他耳畔扇起一股灼热的气流穿射过去，他身 后的一名警卫员被弹片击倒，而他前面的一名警卫员被炮弹的气浪抛到十米 以外的山坡上，只喊骂了声“日你娘啊 ”便趴下不动了。李明瑞向前踉跄了两步，被烟雾所笼罩，许久才发现他的身影幽灵般直向指挥部奔去。

此刻，作为一名久经沙场的战将，李明瑞并不关心是否还有炮弹飞来，也不关心谁死谁伤，那是救护队的事情。战场上，他绝不婆婆妈妈；他认为，“慈悲为怀”是战争中的泥潭，谁陷进去谁就要遭灭顶之灾；他关心的是战场角逐的胜负，胜了才是本事，才是大局。

李明瑞从对方炮火的闪光里，判断出隐藏在山后的滇军炮兵集群阵地。

拿破仑曾把大炮称作“战争之神”，李明瑞也抱有同样的看法。他到了前沿指挥部，向张云逸询问了战况，即令冯达飞用山炮轰击敌炮阵地：要趁夜间把他们的卜福式野战炮炸掉，不然，我军在撤离时会受重创。

“娘的，我的炮弹用完了！”冯达飞满身的油污血垢，气喘吁吁地说。嘶哑的嗓子里仿佛塞进了沙子。

“那就组织爆破队！”李明瑞命令道。

“没有炸药包啊！”龚鹤村焦急地说。

“那就用集束手榴弹！”这个平时和言悦色，战场上却变得冷峻决绝的总指挥，即使是吩咐这样一条计策，也是用一种不容置疑必须绝对服从的命令的方式——这在一年后的中央苏区批判他时，曾被作为“军阀作风”的一条罪状。而此刻，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李明瑞的军事辞典里只有随机应变、百倍胜利的信心、准确的判断和斩钉截铁的决策。北伐时他是国民党将领，现在他是红军将领，这些都是从政治角度而言；而在血与火的战场上，他推崇的是拿破仑；他不是诗人，却相信战场上奔突着抒写壮丽史诗般的灵感。他果断，坚决，在于他 自信于自己手中操握着军事智慧的钥匙，用它，可以打开通向胜利的门锁。他在苏区受审时，供认不讳地表述：鄙人是战争的宠儿，换言之，也就是战 争的一把工具，或者说是一支来复枪。走上战场，体内的全部热情便被激荡起来，整个处于最佳的竞技状态。

迅速组成的二十多人的爆破队分成四个小组向敌炮阵地偷袭过去。这时，李天佑将俘获的滇军一名营长押过来，接受李明瑞和张云逸的审讯。

“你叫什么名字？”

“报告长官，小的叫董晏。我家上有老下有小，求长官大人放小的一条生路吧 ”

“我们放你可以，可你们的张冲师长会如何待你？”

“宁可战死，不可被俘，俘者归回，定吃枪子。我……我回家种田。”

李明瑞与张云逸打了个对视，示意警卫员给董晏松绑。

李明瑞随即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小本子，撕下一页纸，在松明火把的亮光下，速速写了几行字，写毕，折叠了一下，装进一个信封，又在信封上写了 “张冲兄台亲鉴”，然后开口说道：“董晏。”

“小的在。”

“我是李明瑞，跟你们的张师长有过生死之交。我这里给张冲写了一封短信，要你亲自交给他，这样既可保你性命，也能保你继续升官。”

“啊，长官就是大名鼎鼎的李将军！小的久仰，小的有眼无珠，请李将军饶恕。”董晏诚惶诚恐地连连向李明瑞鞠躬，双手接过信，说：“承李将军信任，我一定把信亲手交给张师长。”

龚鹤村带了几名警卫护送董晏下山去了。

李明瑞给张冲的信中写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大约两个时辰过后，气势汹汹的滇军停止了攻势。战场立即陷入沉寂，炮火不再轰鸣，杀喊声也就停息。不仅张冲的先头部队向四塘、百色撤去，就连卢汉也颇识趣地率部撤至滇边，以后再没与红七军为难。

拂晓时分，红军清理战场发现：双方恶战一场，滇军丢下五六百具尸体和十几门完好无损的迫击炮、卜福式野炮以及上百枚炮弹。

此役也使红军付出与滇军对等的代价。千疮百孔的阵地上，喧腾了一夜的火光气浪已复于平息，焦躁的浓雾又开始变得湿润起来，滚动起来，在被撕碎的乳白色的破絮里露出了黑沉沉的小山头；颇带一丝凉意的晨风，从西面的山谷里挤出来，弥漫的雾阵缓缓向右江东岸淡散，山林、田野、丘坡以及阵地上穿透弹洞的旗帜和冒着硝烟的树楂，在渐渐明亮起来的天光下，流溢着战地油画般的凝重色彩，山岳又呈现出莽莽苍苍的姿影

五十六年后(1986年)，邓小平故地重游，思绪万千，追忆起当年在广西的战斗生活，他讲到在平马伏击滇军的战役：“云南军队能打仗，最沉着。但是每个兵都是两杆枪，一杆是步枪，一杆是烟枪。抽鸦片烟走不动路，所以滇军打防御战打得好。红七军曾经与张冲打了一仗，在百色东面平马附近。张冲是云南的战将，滇军三个师就要打广西！后来张冲参加了革命，他是彝族人，解放后才逝世的。”抗日战争爆发后，张任国民党六十军副军长、新三军军长、第二路军指挥官与日军作战。1946年到延安并加入共产党。建国后历任云南省副主席、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副主席，1980年10月在北京病逝。

第八章 冒险·冲突·裂痕 “极盛时期”潜伏着险恶的危机

滇军与红七军恶战一场，好像挨了当头一棒，撤回了云南，使蒋介石“一石二鸟”的计划破产了。红七军遂又开进恩隆县平马镇进行整训，同时挂起了右江工农民主政府的牌子，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红军战士、赤卫队员和当地的老百姓当时最爱唱的就是这首《工农革命歌》：谁是革命主力军，我们工农兵，工农和士兵，原来都是一家人。

广西出生的苏区历史学家迪安娜·洛林(Diana Lary)根据回忆写的一个片断这样说到：当时苏区的语言不反对马克思、列宁，甚至对西方政治思维的基本概念都不了解。诸如“自由”或“平等”这样的词也需要用哑剧来表演。第一个动作：一个男人手搭在另一个人肩上行走；第二个动作：把手放下，这就是解放、自由。又一个动作：一个人从另一个人手里取东西；第二个动作：俩人共分东西，这就是民主、平等。什么是租税、军队、地主，当然不需要用上面那种方式来说明。对于红色政权和土地革命的问题也不需要这样解释。他们分了逃亡地主的土地给没有土地的穷人种，并减少税收，税证和地契被烧掉。这时这支部队已拥有七八千人，控制了十一二个县，红色政权从百色等城镇的商业税中得到足够的收入。红七军希望通过每次战斗扩大根据地，但由于土地改革不彻底，以及军队中主要是汉人，在这个少数民族地区做件事并不容易，地主军往往趁红军不在之机袭击地方革命政权。

据红七军老战士莫文骅(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回忆：滇军撤回云南，桂系再次被老蒋挫伤后苟延残喘，红七军便趁机大力经营右江革命根据地。为提高军队政治素质，巩固革命成果和适应形势的发展，红七军军部在平马举办了“右江党政干部训练班”，为期三个月。参加训练班的学员是营、团以上干部和来自东兰、果德(平果)、奉议(田阳)、恩隆等县的领导人共五六十人。为这个训练班讲课的有邓小平、张云逸、雷经天、韦拔群等党政军领导同志。

莫文骅说，那时邓小平约二十六七岁，剃个光头，赤着脚，常穿半新半旧的白色汗衫和半新半旧的灰布裤子。他讲授的内容有工农民主政权问题、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帝国主义等。他讲课能够照顾到学员的不同文化程度，深入浅出，讲得形象、生动，通俗易懂，密切联系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他在阐述如何利用国内外阶级矛盾，壮大自己的道理时指出，各帝国主义国家为瓜分世界，争夺地盘，引起冲突，打了起来，这样，各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就可以趁机开展革命活动，不断削弱帝国主义势力，争取解放、独立、民主和自由。同样，国内各派军阀混战，也有利于发展革命力量。他以滇军带两万人马沿右江直下夹击红军攻打南宁时，红七军采取的战略战术为例来说明问题。

莫文骅说，记得小平讲到土地革命问题时指出：当前农村的土地集中在地主豪绅手里，而广大贫苦农民没有土地，或只有很少土地，这是农民一切痛苦的根源。目前革命的主要内容是深入土地革命，实现耕者有其田。他十分赞扬韦拔群在东兰县焚烧契约、农民不再给地主豪绅交租还债，创建共耕社的行动。

莫文骅说，整训结束，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也基本完成，广大贫苦农民分到了土地，许多翻身的农民纷纷要求参加红军，说只有参加红军才会有饭吃有衣穿。整训期间，就有几千农民青年报名参加了红军，这就使红军队伍由三个纵队扩大力四个纵队，全军发展到八千人。这时红军兵强马壮，跃跃欲试，为扩大根据地迎接新的战斗，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按邓小平的说法，此时是“红七军的极盛时期”。然而，“极盛时期”的红七军的前景并不令人乐观——随着一位由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委派的“钦差大臣”邓岗(又名邓拔奇、邓伯奇)的到来，一股强硬的来自中央的“左”倾路线为红七军的命运和前途蒙上了一层未可顶卜的阴影……

自1930年2月间邓斌向上海党中央汇报广西工作离沪回桂之后，由于种种原因，中央与广西红七军失去了联络。

4月，中央写给红七军前委一封信，信中称：“自小平同志去后(指邓 从上海又回广西——作者注)，中央没有得到你们的报告，仅从反动的报纸上得到你们一些消息。”

同月，中共广东省委给中央的报告称：“前天广西左、右江已有交通员来，隔绝很久的消息，到现在才得以恢复。但可惜他们带来的两件报告因缮 写技术不好，致糊涂不清，只知其大概。”

到了6月，中共广东省委因经费缺乏等困难，还未打通与广西红七军的交通联络。

6月16日，中央给军委南方办事处并转红七军前委发了一封指示信(即写有不许李明瑞入党并强令驱逐其离开红七军的那封信)，信中称：“关于七军问题，自小平同志回七军后，中央即未曾得到报告，自退出龙州、百色后除龙州部分失败情形有同志 到沪报告外，关于从百色退出的大部分的行踪，中央都不甚明了，近日上海有西文报纸载说已到柳州附近，但详情亦不知道。”

在这封信中，党中央重申了“立三路线”的观点，认为“世界革命有首先在中国爆发的极大可能”，要求“革命首先在一省或重要几省之内胜利”，在南中国要争取广东的胜利，“坚决地进攻敌人的柳州、桂林，向着广东的西北江发展”。同时批评红七军前委对于李明瑞、俞作豫的态度是“非常错误而且危险的问题”，是“没有遵照中央正确指示的做法，故结果遭受机会主义的失败”！

可以看出，以“立三路线”为代表的中央因对广西红七军前委的一些做法不满，又因联络不上，情绪是多么的忧虑和焦急！

因此，在上海的党中央为了在广西更有保证地贯彻执行“立三路线”，特派邓岗前往广西。

邓岗，广西怀集(今属广东)人，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赴苏联学习， 1927年回国后，曾任中共广西地 委委员，广西特委委员、特委书记，参与领导过广东工农运动和恢复广西党组织的工作。1929年先后在广东、上海等地从事中共地下工作。

中央派邓岗去广西，是因为他对故乡颇熟悉。

1930年9月下旬，年方27岁的邓岗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到红七军。

10月2日，红七军前委在平马召开前委扩大会议。

会上，邓岗传达了6月11日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定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命令红七军离开右江地区， 向东发展，攻打柳州、桂林，在粤桂边界小北江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阻止粤桂军阀，使其不得有一兵一卒向北增援，保证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最后夺取广州，以完成南中国的革命。

“同志们，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啦！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总要求是：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执行任务的战术是：集中攻坚，沿途创造地方暴动，以求取得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进而建立全国革命政权！ ”

邓岗极富演讲口才，他的这种极具权威、器宇轩昂、铿锵有力、极富鼓动性和情感效果的讲话，轰然唤起红七军将士们久盼甘霖的渴望和如火如荼的战斗激情！

邓小平曾回忆说，作为红七军的政委，当听到中央代表传达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的中央精神，心里的确很兴奋。但他又不能不冷静地考虑到，当时的广西已被李宗仁、白崇禧重新恢复了统治，红七军虽在右江地区开辟了根据地，壮大了队伍，但军力只有几千人，打百色都十分艰难，要想打下柳州、 桂林甚至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是根本没有把握的。

邓岗以钦差大臣的权威口吻宣讲了中央决议之后，遂将话锋一转，接着传达中央对红七军前委与中央长时间脱离联系的批评和对右江根据地土地革 命政策的批判：他说红七军前委“山高皇帝远，而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则封闭、保守”，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样搞下去很危险，很危险 他说右江特委所执行的土地政策是“右倾富农路线”，那些没有逃跑的地主、富农为什么也分有土地，应当毫不留情地彻底地剥夺他们的一切权力！

这样搞下去很危险，很危险！他说红七军对旧军队和旧军人的整训与改造极为不力，以致造成变节、反水、出卖同志、残害革命的种种案件，对此为什么还要对某些旧军人加以重用，抱有幻想(这当然是指李明瑞)？这样搞下去很危险，很危险！

面对党中央的新的战略部署和邓岗代表中央对红七军前委及右江特委严肃而尖锐的批评，不能不引起红七军前委书记兼政委的邓斌、右江特委书记兼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雷经天等人的沉恩和疑虑。尤其邓斌，更是忧心忡忡。对于革命形势和现阶段革命任务的不同看法，对于党内路线斗争的新动向，对于红七军这支年轻武装力量的前途命运的担忧，他无法预想，但不能不使他深刻地思考：革命新高潮已经到来，取得一 省或数省首先胜利，进而建立全国革命政权 这就是“立三路线”的战略布局：中央总书记虽然是向忠发，但有共产国际做坚强后台的李立三却握有生杀予夺的尚方宝剑，名义上是执行“立三路线”，实际上是推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这种指示成为中共必须绝对服从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圣旨。

邓斌心里十分清楚：上海立三中央对红七军的工作不满意，新的中央代表的到来，实际上也就是对他这个中央代表的罢免与否认。他是前委书记，会议当然由他主持，但会议的主要矛头是对着他来的。开会的第一天，气氛就处在极度紧张状态。如果不是桂系“剿共”大队与当地土匪勾结串通对红军驻地进行骚扰，使会议不得不几次休停几次派兵力去清扫，进而对会议的气氛起到某种调节作用，其紧张程度大有直线升级的趋势。

然而，与会者的精神并没有丝毫轻松。

这一夜，邓斌没有睡。愁多知夜长，他翻来覆去地思考邓岗在会上传达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和对红七军前委、右江特委的严肃尖锐的批评，进而联想到党内几次路线斗 争——这些斗争，总是在“左”和右的问题上争论不休，歧见颇深。迷茫和惶惑像一股浓墨般的油烟充塞在胸膈里，他感到憋闷，披衣起床，掏怀表一看，时针已指着凌晨两点。他便坐下来阅读文件，这是他忙以忘忧之法。

“笃、笃、笃”——有人敲门。 是雷经天。

“这真他妈的叫‘水深火热’啊！”雷经天一进门，满脸愤慨地大发牢骚，“他初来乍到，就威风八面！他凭什么对前委和特委评头论足，指手划脚？”

邓斌忙给他拉把椅子：“老雷，有话坐下说，坐下说。”

“我睡不着觉，也想不通！”雷经天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点上一支烟，“吧嗒吧嗒”地猛吸两口说，“噢，与中央联络不上，怪得我们吗？自从你从上海汇报工作回来后，光我就派了三次交通员向广东省委和南方局报告情况，其中有两位同志被敌人抓捕，他们为保机密，把密件吃进肚里，宁肯被敌人活活折磨死，也不吐一个字！这些，他邓拔奇知道吗？广东省委和南方局知道吗？远在上海的中央知道吗？这些死去的同志若是有灵在世，当听到他邓拔奇满嘴胡话，他们会感受到多大冤屈？会作何等感想？”

“老雷，不要太激动嘛！我们可以向中央和中央派来的代表陈述我们的意见。”邓斌显然抑制着自己的情绪说，“对七军前委和特委工作中的失误和缺点，应当允许人家提出批评，我作为前委书记更应当首先检讨、承担责任，同时欢迎自己的同志提意见。”

“这要看他是善意还是别有用心。他作为钦差非但不体恤下情，反倒无端挑剔，横加指责，这无论如何令人难以膺服接受！”

“我想，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是钦差，恐怕有大背景 ”邓斌深思沉吟道。

“这么说，我们就应该识时务了。”雷经天自嘲地一笑，“噢，识时务者为俊杰。话是不错的，可什么叫‘识时务’？怎样才算‘俊杰’？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见解。”

邓斌晓得，雷经天一向是豁达、宽厚之人，眼前已出现的党内斗争的严肃性和尖锐性对于宽厚豁达的雷经天来说，是多么艰难。他安慰说：“老雷， 明天还要继续开会，出于对党的事业和革命前途的高度责任感，我们完全有必要把各自不同的看法和意见摆出来，以求达到谅解和团结，对于个人的荣辱得失决不萦怀。”

“那好，明天，我雷经天要打‘雷’了！”

二人的交谈，显然是发自肺腑之言，但却不能使二人摆脱窘境：右江日夜流，客心悲未夹，安静的长夜反而愁多不能寐。

第八章 冒险·冲突·裂痕 妥协，也是一种进攻

第二天吃过早饭，继续开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央特派代表邓岗、中共南方局代表黄晖(与邓岗一起来右江)和红七军前委成员及右江特委委员们共二十多人。李明瑞虽被补任前委委员，但遭到邓岗的否定，说补任前委委员必须报请中央批准，在中央没有批准以前就不是前委委员，你们随便补任前委委员是错误的。但作为总指挥，李明瑞可以列席会议，没有发言权，只能旁听。

列席就列席，李明瑞昨天列席了会议。今天开会前，邓岗找李明瑞谈话说：总的部署已定，李总指挥就不必列席今天的会议了。李明瑞倒也明智，冲邓岗豁爽一笑说：你们好好开会，我去打些野兔野鸡来，为你们改善改善伙食。

韦拔群虽是前委委员，但他负责驻地的安全警戒，指挥警卫部队打击不时前来偷袭和骚扰的土匪武装，没有参加会议。

会议仍由前委书记邓斌主持。会议的内容是对中央的“六月决议”进行讨论，制定出具体执行方案。

雷经天果然抢先发言打“雷”了：“我不同意邓岗同志对右江根据地土地革命的批判，说是什么‘右倾富农路线’。我认为这是对七军和特委工作的极不负责任的主观否定 ”

坐在邓斌对面的邓岗几次要站起来打断雷经天的话，紧闭的嘴也张了几张。

雷经天向他摆摆手：“邓岗同志，请别急，稍安勿躁，等我把话说完你再批判也不迟。好，我继续陈述自己的意见。请问，作为一名党员，允许不允许对上级的某个决定执有不同看法？如果允许的话，我就说了。”

雷经天有意停顿了一下，点上一支烟。

大家屏息聆听。“我不赞成把七军撤出右江根据地，去打柳州和桂林，而应该坚守右江，巩固和发展苏维埃区域。眼下，右江根据地已拥有十一个县，十一个县的根据地啊！创下这片根据地容易吗？它是经过七军和农民武装浴血奋战，几经艰辛，牺牲了许许多多同志的生命换来的！撤出右江，不光七军官兵不情愿，右江的穷苦百姓也不情愿 ”

“够了！够了！”邓岗气得两眼发乌，一杆黑亮的博士笔在手中籁簌发抖。他停止了记录，拍了一下桌子霍地站起来，“雷经天，你要对你这种对抗中央决议的行为承担一切后果！”

“老雷，你心中还有党，还有中央吗？”黄晖也紧接着邓岗的话音发火道。

雷经天把吸剩下的半截烟蒂用两个指头捏灭揉碎了：“请问钦差大人， 你们给我定什么罪？”

“你，你抗拒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战略部署，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邓岗板着冷冰冰的面孔，一字一顿地说，“你对中央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目标持怀疑态度，对七军进攻柳州和桂林缺乏信心，这不是右倾机会主义是什么？！”

“先别忙着下结论嘛！”邓斌摆摆手，要二人都坐下，“会议刚开始，结论就有了，那还开啥子会？畅所欲言，多听听大家的意见，又有什么不好呢？”

红七军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几次把近视眼镜摘下来擦了又擦，好像眼镜片上黏有一种擦不掉的污尘，终于还是戴上眼镜，干咳了一声，开始发表己见：“我谈谈我的看法。我认为，中央的决议不是凭空设想的，更不是随心所欲炮制的，而是根据世界革命发展的新形势和大气候，并根据中国革命态势和现阶段的具体情况制定的，所以我们对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坚决执行。同时我认为，右江一带地瘠民贫，又是少数民族区域，偏远闭塞，发展前途不大，我七军应服从中央命令，撤离右江，向粤桂边的北江流域发展。”

参谋长龚鹤村看上去有点激动，马上接着陈豪人的话茬儿说：“我同意豪人同志的发言。世界形势在变化，中国的形势也在变，我们就必须跟着变，这叫顺应时代的潮流嘛！我七军在这穷乡僻壤的弹丸之地泡着，守着，充其量拉起万把人的队伍，又有什么大发展，大前途呢？我认为，有人主张七军坚守右江的意图，不仅仅是右倾保守的问题，而且是一种狭隘自私的农民意识在作怪！ ”

“慢慢说，慢慢说，激动反而不容易把问题说清！”一直沉默静听的张云逸瞟了龚鹤村一眼，意思是说：你这个人，今天是不是吃错药了？还嫌会议的火药味不够浓是不是？

邓岗接腔道：“龚参谋长的话极对！一语道破的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是绝不能忽视的！列宁是怎么评价农民的呢？列宁说：‘农民，他的善良和残忍，他的勤劳和自私，他的聪明和狡诈是分不开的。’在座的某些人，就是怀有狭隘自私的农民意识，这是很危险，很危险的！我看，会议要开好，首先要端正态度。态度不端正，怎么能统一认识，清算错误，坚决执行中央的决议呢？”

“对，先端正态度！”黄晖疾言厉色道。

“反对中央决议，这是原则问题！”有人跟着附议。

室内烟雾缭绕，空气污浊。会议笼罩着令人压抑、难堪的僵局。人人都在思考着对会议应持的态度和立场。

雷经天搔着满腮的青胡碴子，好像胡碴子里爬了几只令人讨厌的跳蚤。他身体前倾，嘴唇哆嗦着，在忧伤的目光里隐含着无限的焦虑和愤懑。他知道，这里不是袒露心胸的场所，却又是展示一个人品格和德行的地方。他对个别前委委员和个别特委委员的强烈的过火的指控，很是愤慨：这些人并不是不了解实际情况，而是不顾实际情况，一味地以迎合态度去贯彻上级的旨意。他们只对上负责，他们的耳朵只听上面的命令却不听真实的呼声，他们满腔激情地要完成上级交给的任何任务而固执地坚持一种明明不合实际的教条。——这是一种隐藏极深的变相的自私！

他深知这种步步升温、层层加码的做法，在党内已是司空见惯：谁 吹得高，喊得响，谁就最正确，最积极，最忠诚，最坚决，最革命；谁降温 唱低调，谁就是跟错误路线站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无法敞开内心，实事求是。

邓斌寻视了一下会场，最后将目光从雷经天脸上掠过，仿佛对他说，你不要打“雷”了，该我发言了。

他说：“时间很宝贵，我谈一点个人的看法。广西右江地区的情况，跟其他省区的情况不一样，和在地图上推想的更不一样。眼下，红七军不足一万人，力量、装备都不强，所以我不赞成现在就去打大城市，而应该团结内部，壮大力量 ”

邓岗劈手打断他的话，言词更为激烈：“你和雷经天一个腔调！总是寻找借口拒不执行中央的命令！”

张云逸忍不住发话：“让人把话说完嘛！”

邓岗口噎了一下，却仍揪住不放，严厉地说：“无须再解释了，问题的实质在于你们一心想保实力，对中央命令不执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七军前委的负责同志和右江特委的负责人，对中央和广东省委一向采取不尊重的态度，拥兵自重，顽固地坚持自己的做法 ”

邓斌手里夹着一支烟，没有点燃，好像把它遗忘了。他抑制住愤懑的情绪，尽量平静地反驳说：“邓岗同志，你这种说法是不公正的！七军前委和右江特委总是尽一切可能按照中央的指示去做，近几个月来，陆续派六名交通员与中央和广东联系，其中有两位同志牺牲 目前七军的实际力量不可能攻打柳州和桂林。这方面，七军和八军是有血的教训的。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命令，叫人难以接受，即使扣上不执行命令的罪名，也不能拿着同志们的生命做无谓的牺牲而去机械地执行！ ”

邓岗冷冷一笑，仿佛从对方的话中抓住了什么把柄，立即反驳：“血的教训是什么？是你们良莠不分，把国民党的改组派、激进分子拉进红军队伍里来，致使龙州起义在极短的时间内断送，红八军遭受惨败。请问邓斌同志，是谁批准李明瑞入党的？中央三令五申赶他离开红军，你们为什么不听？为什么还介绍他入党、担任总指挥？”

邓斌据理申辩：“既然你把话挑明了，我就把具体事实说给大家：李明瑞同志的入党问题，是经过七军党委认真研究后上报中央，经周恩来同志亲自审批的。李明瑞任总指挥一职，也是上报中央后，由中央军委批准的，我邓斌和七军的某一位负责同志既无法批准他入党，也不可能任命他为总指挥，因为没有这个权限，无效！”

哄——会场引起一阵笑声。

张云逸说：“是啊，譬如我作为一军之长，今日批准你龚鹤村做三军统帅，明日提你陈豪人当中央总书记，那我只是‘车大炮’(说大话)，不算数！这就好比老和尚梳头——有发髻喽！老虎头上捉虱子——好大胆喽！老倌子腰里别黄瓜——不顶用喽！”

哄——哄——哄———波接一波的笑浪，把难堪的局面撞击得哗哗稀碎。

“张军长，这不是开玩笑大会！”邓岗阴沉着脸，将乌黑发亮的博士笔 往上衣兜里狠狠一插，站起来巡视会场，似有满腹的怒火要向外发泄：“好么好么，这里山高皇帝远，你们可以搞独立小王国！既然如此，我认为对于前委和特委，不仅要在思想上解决、政治上解决，而且应该从组织上解决！我在此贯彻不下中央的决议，我可以回中央去复命！ ”

这是中央特派代表发出的警告，也是一种要挟！会场的气氛一下子又变得寂闷、凝固。一些委员窃窃私语。他们似乎对中央特派代表坚强的政治原则性和斗争性给予应有的尊重。

外面传来冯达飞的呛喝声：“开饭啦！开饭啦！我和李总指挥亲自下厨做的红烧野味，好鲜好香哟！”

红烧野味，与会者似乎没有吃出任何味道。面对会议出现的僵局，张云逸感到了问题的严重：如果坚决反对执行中央决议的话，势必引起红七军内部分裂；如果双方硬碰硬地对峙，斗争便会升级，促成双方采取极端措施，那结局会很糟。邓岗所云“思想解决”意味着批斗、清算错误；而“组织解决”则意味着改变领导，对某些人撤职查办。

饭桌上，张云逸悄悄与邓斌商量：为顾大局，从长计议，暂以执行中央决议为宜。

邓斌说：“这是策略。不弯则折，把事情弄僵是不利于大局的，对大家对同志都有损害。”

张云逸说：“暂且执行中央命令，行不通时再说。”

邓斌沉吟良久。他已感到，所谓的“中央命令”是立三路线的一种极端政策的推行，它可以造成许多人的畸形心理，认为中国革命在某个日头照亮光陡的某个早晨便好梦成真了。这就像一辆从陡坡上向下滚动的车子，以不顾一切的冲撞力和加速度向下滚滑：先要你打下一两个中心城市，再让你争 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然后胜利的旗帜即插遍全国 梦魔似的狂热，梦呓似的谵语，直到撞崖落谷，车裂轮飞噩梦始醒，惊然痛悟！

张云逸看了邓斌一看，见他两腮微抖，嘴里“咯吱咯吱”响动，好像嚼磨着几粒沙子。看得出，他内心深处被强抑着怎样的情感风暴啊！

邓斌向张云逸点了一下头：“好吧，暂且执行，行不通再说” 他记起列宁论策略的一句名言：必要的妥协，往往也是一种进攻。

吃过午饭，没有休息，继续开会。

在讨论中央决议的具体执行问题时，会议完全按照邓岗的意图，拒绝了雷经天提出的保留一部分兵力保卫右江根据地的意见，并对雷经天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认为雷是保守思想作怪，违反中央的决议，决定撤销雷经天的中共右江特委书记和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职务，由陈洪涛继任雷的职务，调雷随部队行动，对其进行监护管制，令其反省交待问题。

——这显然是中央特派代表手挥尚方宝剑，施展的“杀鸡吓猴”的绝断一招，若有抗拒者，自当与其同罪，严惩不贷！邓岗的脸上挂出一种至高无上者的威仪与得意。

——此神情是在告诫人们：残酷斗争来不得半点温情！同时也教人明白：这种批判会场，就是绞杀心灵、人格、尊严和独立思考的战场，不杀个血流成河尸骨堆山决不收兵！一方是大张挞伐，一方是引颈受戮，因此就显得格外残酷无情。

陈豪人、龚鹤村等人的脸上亦绽放出豪门府第、富贾望族般的高贵优越的神情——其神情里多少有点幸灾乐祸的成分。

会议最后决定：执行中央决议和指令，部队开拔到河池集中，在河池举行全区苏维埃代表参加的阅兵典礼，以鼓舞士气，并召开红七军党代会。

10月4日，红七军四个纵队近万人马，浩浩荡荡，威武雄壮地整装北上，向桂黔边界的河池地区进发。

这支年轻的队伍，此时正是朝气蓬勃、士气高昂的极盛期，然而，行进在队伍中的广大官兵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的政委——险些被中央特派的钦差大臣给撸下台……

邓斌心里，此时却是恩绪万千，很不平静！曾与滇军恶战中，邓斌在指挥军部机关和第三纵队撤离时，不慎从山坡上滑下跌伤了左脚，至今尚未痊愈。部队离开平马时，他骑的是一匹南方矮腿马，队伍行至都阳山，道路崎岖，山石嵯峨，峰峦峻嶒，他只好弃马徒步 而行，一拐一瘸地拄着一根木棍随警卫班一起赶路。

李明瑞和张云逸率部出发时，特意要警卫人员为邓斌准备了一副担架，他死活不肯让人抬一步，说：“骑马困难，抬担架更困难，还是靠我这‘三条腿’走路方便。”

警卫员唐三柱紧跟着他，随时遇险路扶拉他一把。“政委，我们天天爬山蹚河，没完没了地走呀走呀，这天底下可真大啊！不知哪一天才走到头？也不知哪一天能转回平马老家去？”年仅15岁的唐三 柱一脸稚气地问。

“……”邓斌一时很难回答。

“政委，像柳州那样的大城市是什么样子？” “有街道，有楼房，有富人，也有穷人。” “我们打下柳州，就住在那里不走了吗？” “我们要走的，还要走很长很长路。” “走多远的路也不怕，只盼能走回老家。”

“……”邓斌望着那张稚气的脸庞，只是点了一下头。他把目光投向远处，莽莽苍苍的都阳山像天宇穹庐里一扇博大而壮丽的屏风，摆在艰难行进的队伍面前。红水河曲折婉蜒穿过峡谷，荡漾着碎银般耀眼的阳光，远远望去似一条飘逸拂动的玉带。一群鸥鸟在水面上翔掠，山雀在林间啁啾，几只野鸭在碧波的茜草中钻动他顿觉筋骨徐徐松弛，有 一种极度疲惫后的酣畅和焦虑苦思的安怡，心静宛若流水，缓缓东逝，似乎 已经远离了战争。

啊！多么壮美的风景，像个孜孜追寻的遥远的梦境。流水缓缓东逝，它是不是汇入长江，放归东海？他悠然而又怅然地想到东海滩头那座东方最大的都市，进而他更加思念一个人——周恩来。

第八章 冒险·冲突·裂痕 历史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还是有意的嘲弄

周恩来于1930年3月3日从上海动身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情况和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他的护照是通过地下党的关系，经在上海的环球中国学生会申请取得的。护照是真的，用的名字是“周冠生”，照片是他本人的，但故意照得又像又不像。他坐轮船于4月间到达欧洲，再由陆路去莫斯科。 经过德国时，他应德共《红旗报》的邀请，写了一篇题为《写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的社论，署名“陈光”(译音)。文章指出：

“农民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这是中共“六大”后一年多实践中得出的新的极端重要的结论。发表后，很多读者向报社探询作者是谁，《红旗报》公开答复：“这篇值得一读的文章的作者是我们的中国兄弟党中央政治局的一位领导成员。”“文章生动、具体地展现了中国革命巨大高涨的图景。”

当周恩来离国以后，中国国内和中共党内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1930年5月间，蒋介石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的空前规模的中原大战正打得火烈火爆，双方投入前线作战的兵力达一百万人以上，后方顿形空虚。这种形势为中共领导的工农武装力量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时机，全国正式红军已有十几个军，连同地方武装力量共约十多万兵力，开辟了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故被蒋介石雇请的外国军事顾问戏谑地称作：中国的“雪豹皮”：

在赣南、闽西地区，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军团，近两万人，纵横驰骋数百余里，形成了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即中央苏区)。

在湘鄂赣边地区，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三军团，下辖两个军，形成了具有一万五千余人的武装力量。

在湘鄂西地区，由贺龙、周逸群领导的红二军团，建立了有部队万人，在长江、汉水之间的革命根据地。

在鄂豫皖地区，由许继慎、徐向前领导的红一军，建立了有部队万人，二十多个县的红色区域。

在赣东北，由方志敏、邵式平领导的两千余红军和工农赤卫队，形成了一个拥有十几个县的红色区域。

在广西右江地区，由邓小平、张云逸率领的红七军近万人，建立了右江十一个县的革命根据地。

此外，在苏中，在广东东部，在陕甘边和陕北等地区，都建立了规模不等的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

也就在这一有利时机和革命武装力量迅速增长的时候，使中共党内一部分人滋长了骄傲情绪，本未彻底肃清的“左”倾思潮又开始抬头，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这时恶性发展起来。

周恩来去莫斯科期间，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就事事依靠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的李立三，于是李立三就在政治局起着主要的决策作用。

1930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上由向忠发主持，李立三为主导，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强调：“在全国革命高潮之下，革命可以在 一省或几省重要省区首先胜利(在目前的形势看来，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客观条件更加成熟)。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之下，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决议还宣称：中国是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锁链中最薄弱的一环，就是世界革命的火花最易爆发的地方。所以在现在世界革命危机都已严重化的时候，中国革命有首先爆发、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

基于这一“左”倾冒险路线，中央制定了一整套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计划，并命令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红三军团攻打武汉； 红一军团进攻南昌、九江，以夺取整个江西；红二军团配合进攻武汉和长沙； 红一军切断京汉路以进逼武汉；红十军进攻九江；红七军进攻柳州、桂林并 最后夺取广州；最终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计划。

同时，还制定了白区各大城市的总罢工和武装起义计划。对于持不同意见的党内同志，立三中央对他们扣上“调和派”、“取消派”、“右倾势力”等帽子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恽代英、何孟雄、林育南等同志因反对冒险主义而被排斥出中央和给予撤销、降职、开除党籍等 处分。

为切实保证贯彻立三冒险主义总策略的执行，中央派了许多特派员，到各苏区和红军去指挥和监督。派往广西红七军的代表，就是邓岗。 由于上海同莫斯科之间的秘密通讯联络不便，远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并不十分了解党内所发生的这一切变化。

7月5日，周恩来出席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了《中国革命新高潮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他说：“中国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这一民权革命是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联合农民才能彻底完成。”

7月16日，他又在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上作了《中国革命新高潮的特点与目前党的中心任务》的报告。他说：“中国革命的发展，因为全国政治经济的不统一，还表现不平衡的特征。”“目前中国革命新高潮是在成熟的过程中，还没有形成全国直接革命的形势。”

很显然，周恩来的这些论断是正确的。

大约在7月下旬某日，斯大林会见了周恩来，同他进行了一个小时的谈话。

斯大林：看来，中国工人运动的新高潮只是在农民战争的背景之上兴起的。

周恩来：中国的革命，实际上主要是农民的革命。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先解放千百万贫苦农民。

斯大林：中国不同于苏联，中国是一个贫困落后的农业国，要发动农民，形成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大军。

周恩来：目前，中国革命更加发展的还是农民土地革命的深入，中国工农群众不仅有他们的苏维埃政权，并且有了为这政权斗争的工农武装力量。

斯大林：目前中共有多少红军？

周恩来：十万红军和十数万游击队。

斯大林：噢，由此看来，近两年中国红军发展很快，应该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位。

周恩来：我们的发展策略和工作重点，正在逐步向这个方面转移。

这是多么值得令人欣慰的事情啊！斯大林这位世界革命导师对中国倾注极大的关心。此时的斯大林已和1928年主张中共搞工人运动和城市暴动的观点不同了，一年多来中国红军在农村发展壮大的事实，使这位导师较客观公正地认为“应该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位”。

而此时在国内，立三中央已将“左”倾冒险决议在全国各苏区强力推行。

7月16日，中共中央以向忠发的名义致信共产国际主席团，声言：“决定组织南京兵士暴动，同时组织上海的总同盟罢工，并力争武汉武装暴动首先胜利，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要求国际动员各国支部积极进行保护中国革命运动，特别(是)联共的积极援助，并派大批政治军事人才前来加紧指导与工作。”

共产国际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致电中共中央，认为中共的武装力量还太弱，不同意布置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这无疑是给立三中央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8月1日至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全国总形势与共产国际的来电。

李立三首先发言：“昨晚看电后，我感觉国际的来电，确没有知道中国革命发展的形势，恩来同志要负这一责任。恩来同志向国际的报告，一定没有说明革命发展的总的趋势，所以使国际不能了解这一迅速的发展。”

李立三强调：“如果我们机械地执行国际的指示，表面上忠于国际的来电，实际上放松现在革命的紧急关头，便是不忠于革命，不忠于革命就是不忠实于国际。”

与会者同意李立三的意见。

政治局常委项英说：“国际并不是不了解总的趋势，而是没有了解革命发展的速度。这要怪罪于去莫斯科的人右倾保守。”

列席会议的团中央负责人温裕成说：“恩来同志回来，必有一次激烈的论战和斗争，我们必须指出他在国际上应负的政治责任。”

向忠发作结论时说：“政(治)局同志都应在一致的精神上来坚决执行党的路线，这绝不是反国际，形势的发展说明党的路线之正确。恩来对这一问题，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暴露他右倾的危险，应负严重的责任。待政治问题解决后，调他到北方局！”

8月6日，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成立，李立三在会上作了《目前政治形势与党在准备武装暴动中的任务》的报告，进一步部署全国暴动和军事战略，并且声言：“我们必须采取积极进攻路线，我们的战略也必须推动国际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决战！”

总行动委员会下达命令，调集红一、二、三、四、五、六、八等军分路向武汉、长沙等城市推进，要求南方局速调红七军向柳州、桂林进攻，以期在广州组织暴动。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在研究了中共6月11日决议后，认为它是错误的，要周恩来和“六大”后一直留在莫斯科的瞿秋白回去纠正。

周恩来离开莫斯科，先坐火车到大连，再搭轮船于8月19日抵达上海。

刚一见面，李立三和向忠发便迫不及待地向他提出质问。

周恩来没有发火，而以耐心的说理和具体的分析，终于把他们说服。

8月22日至24日，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传达国际的指示精神，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并着重强调建立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重大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他指出：“现在是革命高潮日渐成熟过程中，虽然许多苏维埃已推翻了乡村封建统治，但在全国来说，还没有直接革命形势。”

他说：“在中国什么地方最适合建立苏维埃的根据地？赣西南、闽粤边等处，不仅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而且有党的基础，有广大的群众。在策略上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因为在这许多区域不仅是敌人力量最弱的地方，而且有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党将这力量巩固起来，以向着各中心城市发展。”

他说：“根据地绝不是割据、保守，而是站住脚跟，一步一步地有力的发展。”

他特别强调：“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政治坚定的红军，在现时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的任务。”

8月26日，瞿秋白也到了上海。

这时李立三的冒险主义已使革命受到重大损失，红军两次攻打长沙皆遭失败。瞿秋白以自己在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主持中央工作所犯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使党和革命力量受到的严重破坏和损失的沉痛教训，说服李立三。李立三深为瞿秋白这种不诿过、知错改错的勇气和磊落坦荡胸怀而感动。

在周恩来、瞿秋白的帮助下，李立三承认了错误，在政治局会上作了深刻的检讨(25年后，李立三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又作了深刻的反省和自责)，不久便被调离中央去苏联学习。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从事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著作中文翻译。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劳动部部长。后历任中央工业交通部副部长、中共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等职，“文化大 革命”中被诬以“特务”等罪名关押批斗，1967年6月被迫害致死，终年68岁。1980年，党中央为他昭雪平反，恢复名誉。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在上海麦特赫斯脱路一幢临时租用的洋房子里秘密召开。在这次全会上，批判了李立三等人的“左”倾错误，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及时地减少了“左”倾冒险主义所造成的损失。

这次会议，对于中国革命不啻是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

山高路远，消息隔绝，地处西南边陲地区的红七军，对于中央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和中央战略方针的重要转变却毫不知晓。乃至在中央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两个月后，中央派遣的“钦差大臣”邓岗仍按中央6月决议的精神向红七军传达，红七军前委则仍根据中央6月决议和中央对红七军的指令去完成自己所肩负的使命。

红七军出发了。七千多红军健儿满怀豪情，高举红旗，浩浩荡荡，威武雄壮地出发了。

他们并不知道，摆在他们面前的，将是一条蹈险犯难、坎坷崎岖的悲壮历程。

他们并不知道，在他们千里转战的征途中，将要遭遇到多少险恶的处境和强敌的殊死搏斗。

这是历史给他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还是有意的嘲弄？

不！历史就是历史，任何人也改写不了。

第八章 冒险·冲突·裂痕 啊！突奔而来的一群“长毛鬼”

李明瑞、张云逸率领红七军主力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向河池地区开进。 位于广西西北隅的都阳山脉在霪霪秋雨中仍然呈现出夏季的苍绿。从山顶上望去，映人人们眼睛里却是一片白茫茫的云雾世界，石英沙岩的山脊不时从乳白色的云海里露出峥嵘。濛濛细雨下个不停，竹编的蓑衣难以抵挡久 雨的浸透，许多战士的皮肤因枪伤、跌伤、扎伤或虫子叮咬而被雨水浸泡得 红肿糜烂，疼痛难忍，步履艰难。透过纱慢般的雾幕，那绿色的森林、褐色 的山谷以及收完稻谷的梯田隐约可见。村寨屋顶上青烟镣绕，炊烟弥漫了那 些简陋的茅屋，令人窒息。

这是桂西北最贫瘠荒寞的地域。这种困苦的日子已经缠磨了人们不知多 少朝代多少岁月了。现在，在这阴郁的下午，一支红军的队伍从这里经过。 山民们躲在隐蔽的地方，用一种冷寞得近乎痴呆的目光盯着他们。

队伍抵达凌云县境内，天色已近黄昏，张云逸便下令宿营，以避免夜间行军再发生事故。

侦察连连长李天佑突然跑来报告：在岑王老山脚下，发现了一小股儿稀奇古怪的队伍，双方交了一阵火，转眼就不见他们的踪影了。经询问，当地人称他们是一群“长毛鬼”，已在此地流窜几日，出没无常，十分诡秘。

“啊！‘长毛鬼’？他们有多少人？”李明瑞惊奇地问。

“交火时发现他们有几十号人，当地人说足有好几百人。”李天佑说。

“是不是流窜的土豪武装？”张云逸问。

“天暗，又有雾，看不清。”李夭佑说。

“你们打听到他们有什么特征和习性？”李明瑞问。

“当地人说，他们白天隐居老林，晚上出动，到一些镇子和山寨抢粮抢物。”

“都是抢什么人户的东西？”

“谁家有东西就抢谁。”

李明瑞思忖片刻，忽然沉吟道：“是不是红八军突围冲散的队伍？ ”

张云逸推断：“说不定就是！” 他马上对军部参谋下达命令：“通知各纵队，一律把队旗挂起来，队旗旁点上火把。如发现‘长毛鬼’的行踪，立即就喊我们是红七军！”

李明瑞补充说：“多布些暗哨，注意观察。”

的确，这支“长毛鬼”队伍，正是红八军第一纵队剩下的三百多人。他们在纵队长袁振武的率领下，经过半年多的长途跋涉，转辗滇、黔、桂边，历尽千辛万苦到达了凌云县。他们已经没有能力进驻一些集镇或村寨，因为他们弹药匮乏，有的枪膛里只剩下一颗子弹，是准备留给自己的。他们只能藏进荒山老林，他们已经习惯了野人生活，形同返古了的人。他们在凌云县的岑王老山已经徘徊四五天了。这天黄昏，袁振武派出的一个小分队到岑王老山下一个小镇搞粮食，与红七军的侦察连相遇，双方交了一阵火，便急速撤回深山。他们判断是遇上了追剿红七军的桂系部队。袁振武遂命令这支仅有三百多人的队伍向岑王老山深处的凌峡谷撤退。后面不时有稀稀疏疏的枪声传来。他们并不知道对方正是他们苦苦寻找的红七军。

袁振武鼓动大家：甩掉敌人，撤进峡谷隐蔽起来，就脱离了危险！

峡谷深处，丛木杂陈，陡崖万仞，看上去是那样静谧沉郁，神秘莫测——也许那里面野兽横行，险恶万端，一进去就再也走不出来的死亡之谷；也许那里面是一片从未染过战争硝烟的洪荒净土，恩慈的大自然会收容下这些 从死神魔鬼指缝里逃脱的人们，赐给他们一个喘息小慈的机会，使他们经受 了生存极限的折磨和蹂躏之后，进行一番思索，重新安排他们的命运。

“日他娘个狗崽儿卖爷田不心疼！弟兄们，快往里冲啊！冲啊！ ”袁振武用湖南腔音一声接一声地喊、催促。

“扑通——”一个瘦弱得失了形体的战士被盘结的藤蔓绊倒了，挣扎了几下，怎么也爬不起来了，抽泣着哀求：“队长！队长！快给我一刀吧！ 我爬不动了 ”

“你倒是想死个痛快，娘的，没那么容易！”袁振武一把拽起他拎到自己肩背上，拼尽最后的力气，发疯般地向前猛冲。

天光彻底黑暗下来，后面的枪声已经停止。三百多人像三百多条蜥蜴在偌大一片草滩爬行聚集。他们一边爬一边大口大口地吞嚼蒲苇，想以此充饥换取些力气，准备爬起来再跑。他们终于脱险了。

袁振武沙哑着嗓子对大家说：“我们就剩下这点儿人了！人地生疏，我们无法立足，我们只有找到红七军，才有活路！”

袁振武，(1899—1976)，字树成，号映吾，曾用名袁炎烈、袁也烈、王国栋，湖南洞口人。1924年进入桂林军官学校学习，后考入黄埔军校，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连长，第十一军第二十四 师第七十二团营长，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失败后，到湖南武冈从事地下工作。1929年被中共组织派到广西，任警备第五大队营长。龙州起义时，任红八军第一纵队参谋长、纵队司令。红八军失败后，他率余部向右江地区转移，寻找红七军六个多月以来，袁振武率队转战数千里，途中屡次同滇军、黔军、桂系“剿共”大队及各地土豪武装作战，与严酷的气候、险恶的处境和饥饿搏斗。他们没有地图，找不到坐标，形如盲人探路，时时警惕，处处小心，钻深山，食野果，过着野人般的生活。

在六个多月的历险记中，袁振武有过多少次亲眼目睹：他的战友们在无可避免的死亡面前，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面对死神无所畏惧，虽然每个人不无恐惧心理，一旦打红了眼睛都能视死如归——“丢头权当瓜落地，身上穿洞透透风！”但他们有的因食有毒的植物中毒而死或被毒虫毒死，有的被饥饿夺去生命，有的受伤不愿拖累队伍而自杀身亡 他们说不管怎样都是一死，总算尽了一个为穷苦百姓打天下的革命者的天职！可是，当脱离险境之后，一种求生的欲望却又万分强烈地使每个人都亢奋起来：活着，一定要活着！

在二百多个日日夜夜，他们几乎是在深山老林度过的，且不断地遭到军阀部队和土豪武装的清剿和袭击；一些当地的土著族人和山民，也把他们当成猎物，不仅抓捕他们可以领赏，而且在国民党的宣传中，认为这伙四处流窜的“赤匪”身上既有枪支，也有金银财宝和鸦片。在他们喘息之际或奔突途中，不断有暗箭或飞石袭来 他们精神极度紧张，就像在一群群饿狼围追下的野兔或羚羊，刚逃离虎口，又落入狼穴。他们衣衫(如果还能称作衣衫的话)褴楼，蓬头垢面，须发老长而肮脏，看上去个个面目可憎，是那样的凶恶、野蛮而丑陋。山民们见之，死命逃奔，称他们是红皮绿眼的“长毛鬼”！

多亏了那队旗的昭示，那火光的照耀！他们先是一步一探地在红七军的宿营地徘徊，观望那队旗、那火光。他们感到诧异：红七军怎么会来到这里？会不会是桂系的“剿共”大队布下的迷阵、设下的圈套？突然，那队旗下、那火堆旁人影晃动且向四下吆喝：“红八军的弟兄们，我们是红七军！” “我们是红七军——”“我们是红七军——”

“……”他们听清了，他们看清了，他们顿感喜从天降！他们大胆地勇敢地热泪盈眶地向那队旗那火光向久盼的亲人向自己的队伍奔跑过来！奔跑过来！欢呼。拥抱。张张面孔流淌着悲喜交加的泪水！

这支九死还生的队伍编入了红七军，一同向河池开进。

“我们此次北出东进，攻打柳州和桂林有把握吗？”袁振武了解了部队行动的方向和任务后，直率地问李明瑞和张云逸。

李明瑞不语，将目光移向缓缓在山道上行进的队伍，一缕缕云雾在山腰 间升蔓盘绕。

“振武啊，你可要当心呢！”张云逸以一种警示的口吻对袁振武说道，“打柳州、桂林是中央的指令，你这话要是传到中央特派员那里，可要当心打你的右倾哩！”

“那我就对特派员宣称：我要打到南京去，一举捣毁蒋介石的老巢！” 袁振武戏侃道。

“那就封你个南京镇守使吧！”张云逸也戏侃逗乐。

仨人相视而笑。

“古人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当初我与表哥主政广西时，何尝不想统辖柳州、桂林诸城？可是，力不从心，事不随愿，则欲速而不达， 至此留下万端遗憾，唉 ”李明瑞脸色有些怆然地长叹一声。

“是啊，自古以来，法无异辙，殊途同归。我们只好因势而利导，重谋应急之策。”张云逸说。

袁振武心里感到有些沉重。但他无论如何也意想不到，他和他的三百多名壮士又汇入这支近万人的队伍，重蹈他们的“覆辙”，再次开始了转战千里的艰辛历程。

第八章 冒险·冲突·裂痕 非荣即辱，邓斌并非邓岗

昨天的生活，常常在人们意想不到的地方打开一叶天窗，闪电般的一瞬，那被岁月尘封已久而模糊的一切历史原貌，又以惊人的清晰再现出来。

1986年9月，邓小平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迈克·华莱士电视采访，当他追忆起当年在红七军的战斗生涯时说：那时和以后，人们有时总是把他与中央后来派去的代表邓岗混淆起来。但他却拒绝写自己的回忆录，也反对别人为他写一部正式传记的建议。他说，等以后吧。他不写，有人也会写。其话语里，颇有一种“千秋功罪，由后人评说”之气概。

红七军老战士莫文骅回忆：邓岗一到红七军就发号施令，有些干部就跟着跑。中央的命令么，你不执行还了得？当时下边的人还意为他就是军政委呢！邓斌、邓岗，年龄相仿，个头般同，二人的名字仅一字之差，但一混淆就面目全非了。可谓真假政委，实难认辨。

1930年10月6日，邓斌和邓岗率军部教导队、军政治部、经理处、军医处等部分人员及警卫人员离开平马，经那略、百定、那拔、义圩到达燕峒(时属恩隆县，今属巴马县)。在燕峒休整三天，接着取道赐福、介莫、弄槐，到达东兰，与韦拔群的第三纵队会合，然后经金洞、大山塘向河池进发。

10月9日，各路部队云集河池。

10月10日，红七军前委和右江特委召开联席会：由中央特派员邓岗传达中央“6月决议”和关于时局的指示，以及中央调红七军北上东进的伟大使命和重大意义；加紧进行党代会的各项准备工作；组织各级党组织讨论中央决议，明确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及今后的行动方针；选举出席党代会的代表；健全党内民主制度，改选前委。

11月5日，红七军全体指战员在河池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典礼，近万名红军官兵和赤卫队员情绪高昂、意气奋发地接受了中央代表、红七军首长和右江特委领导人的检阅。

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节这天，红七军党员代表大会在河池县城的凤仪小学内隆重开幕。中央代表邓岗在会上再次传达、宣读中央“6月决议”， 再次明确中央给红七军的指令：“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 “消灭两省军阀，完成南方革命！”执行此任务的红军战术是：“集中攻坚， 沿途创造地方暴动，迅速打到柳州、桂林，向北江发展。”

会议作出了以下决定：

一、执行中央命令，打柳州、桂林，攻占广州。

二、整编军队，将原来的四个纵队整编为三个师：第十九师、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

三、改选前委，选举邓斌、陈豪人、张云逸、李谦、袁振武、许进、许卓等九人为前委委员，邓斌任书记。

四、开展对雷经天的批判，开除其党籍。

在讨论执行中央命令，打柳州和桂林时，大家都表示坚决执行，但具体讨论起来，意见并非统一：有的说可以打，只要打得动，打到哪儿都行；有的认为不可以打，但嘴里又不能说不行；有的干脆缄口沉默，不发表意见。 邓斌提出建议：“看来不打是不行，但是首打柳州还是先打桂林值得认真研究。由河池到东南的柳州，距离虽近，但隔着龙江和柳江，不好打哩！ 最好不去打柳州，缓缓再看。如果要打，可以先打东北面的桂林，虽然距离远一些，但要比柳州好打一些。”

李明瑞、张云逸等均表示同意这一建议。

李明瑞说：“邓政委的建议不无道理。柳州眼下有桂系吕焕炎部重兵驻守，且有天堑阻隔，取胜的把握是很小的 ”

没等他把话说完，邓岗马上疾言厉色地驳斥道：“你这是在长谁的志气，灭谁的威风？我们一万人马难道还打不过已元气大伤、苟延残喘的桂系旧部？”

李明瑞无奈地摇摇头，嘴唇紧闭。

邓岗把咄咄逼人的目光瞄向邓斌：“刚一听你那个建议，我倒也觉得有道理嘛！可是，稍一留心，就会发觉，你是要拉部队向湘桂黔边撤退，而不是进攻。邓斌同志，你说是不是？”

邓斌没有反驳，点燃一点烟，吸着，心想：不愧是中央派来的代表，脑瓜子好灵敏哩！于是说：“是撤退，还是进攻，结论都在行动之后。”

邓岗说：“不能改变打柳州、桂林和广州的计划，这是中央的命令！”

会议只得按照“不能改变”的中央的命令作出决定，计划攻打柳州、桂林和广州。

在讨论整编问题，意见仍有分歧。

邓斌、张云逸认为红军北上后，右江根据地将出现复杂的形势，韦拔群、陈洪涛(陈此时不在河池，未参加会议) 等是本地人，又是壮族，群众关系好，又有长期斗争经验，因此应将他们留在右江坚持斗争。

邓岗不同意。说：“一切都要服从大局，你把韦拔群和他的二十一师留下来，就减少了我们进攻的兵力，这怎么能行？不行！不能留下！”

邓斌说：“让韦拔群和一部分兵力留守右江，正是出于大局和长远的考虑。俗话说：行方思圆，进退不难。我认为这是很必要也是最好的部署。”

张云逸说：“大部队开赴前方，总是要留下些人守后方嘛，此乃兵家之常！”

邓岗想了想，说：“那好，可以把韦拔群、陈洪涛留下来，但只给他们以第二十一师的番号，仍由韦拔群任师长，陈洪涛任政治委员，要他们在此 招兵买马，组建第二十一师，坚守右江。”

大家听了，不禁面面相觑：这个邓代表此主意出得也真够绝啊！好一阵沉默。所有的目光都投向坐在一张八仙桌旁“咕噜咕噜”抽水烟的韦拔群。

韦拔群将水烟锅轻轻地往椅把上一搭，说：“好吧，那就把我师的兵员分给十九、二十师，我这个光杆儿司令留下。”

邓斌马上以还是前委书记的身份说道：“右江的工作可分为上游委员会和下游委员会，上游委员会的活动应以向都为中心，下游委员会的活动以东兰武篆为中心。要马上派得力同志尽快把上、下游的交通线打通，以便互相联系，开展斗争。上、下游的党、政、军总领导由韦拔群同志负责。”

邓斌说完，便以征询的目光看看邓岗。

邓岗点头，没表示异议。

在改选前委时，一开始倒显得风平浪静，顺利进行。当新的前委产生后，邓岗突然提出，按照中共中央7月18日召开的全国组织会议上关于建立“党在非常时期的领导机构——中央总行动委员会”的要求，宣布成立一个执行中央总行动的兵委，由政治部主任陈豪人担任书记，邓岗、龚鹤村等为委员。

邓岗当然很懂得：离开军事，政治便是空谈。邓岗同时更懂得：政治目的必须靠强有力的手段来推行。

作为红七军前委书记邓斌、红七军总指挥李明瑞、红七军军长张云逸均被排除在“兵委”之外。 刚刚产生出了新的前委，又突然冒出了个兵委，是前委隶属于兵委，还是兵委要凌驾于前委之上？

邓斌心想：上行下效，既然中央成立了总行动委员会，作为中央的特派代表在七军成立执行总行动的“兵委”似乎也就顺理成章无可非议了。但他着实感到一种大权旁落的威胁：红七军前委岌岌可危！

邓岗见大家都不说话，便说：“即日起，一切战斗部署和行动计划由兵委协助(意为监督)前委负责实施。”

最后一项决定，是对雷经天进行火力十足的批判。批判会是在党代会召开的当天晚上进行的。新当选的前委委员和右江特委委员很快到齐，却迟迟不见受批判的雷经天到会。

面对窗口而坐的邓斌，不时向坐落在院子西北角那间破旧的房屋投去凄楚的目光。雷经天就被看押在那间小屋里。坐在会场中央一张长条桌前的邓岗，用咄咄逼人的目光扫视一下会场，手指敲了几下桌子：“人都到齐了，现在开会。”

邓斌抽回目光，说：“既然是开对雷经天同志的批判会，应该让他到会听一听，也好接受大家对他的批评。”

邓岗说：“不必了。雷经天的错误，大家都很清楚，可他态度顽固，死不认错，让他到会又是大吵大骂，就不让他来了。这个会主要是要大家通过对雷经天错误的批判，充分认识这种错误对革命的极大危害性，坚决地执行 中央总行动的战略部署。”

接下来，他宣布批判会开始。

陈豪人首先发言，历数了雷经天“在右江贯彻的是富农路线”、“不同意将赤卫军集中编入红军”、“狭隘自私的小农意识”、“思想一贯右倾保守”、“对政权工作搞得不深入”、“破坏大局，对抗中央决议”等等，足有十几条罪状。

之后，他话锋一转，另有所指地说：“雷经天所犯的错误是有根源有背景的，这决不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这与前委某些负责同志对他的怂恿、放纵、温情、姑息乃至支持分不开的，这与前委右倾指导思想分不开的 ”

与会者都听得出，这种不点名的“点名”指的是谁。 邓斌认真地作着笔记。他似乎成了雷经天的替身。

“问题就出在这里。”邓岗紧盯着邓斌，抛出最有刺伤力的撤手锏，“有这种右倾思想作怪，怎么还能有号召力去执行中央决议？请问同志，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

思想批判的武器是无形的，运用之妙是无穷的，其随意性是无限的。

在这种时候，一切过激的言论，一切过分的举动，一切过火的抨击，都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斗志高昂的表现——这是大造轰轰烈烈之声势的必要，这是冲锋陷阵威慑敌胆的呐喊，这是迈向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落地成雷的脚步声。

接下来又有几个委员发言，但他们找不到更具杀伤力的投枪，故而显得言之无物，苍白无力，老腔低调。

邓岗感到不悦，马上截住说：“雷经天错误性质是严重的，因此，我提议：开除雷经天党籍，不再参加任何领导工作，令其随军政治部行动。大家举手表决吧！”

“我不同意这种仓促作结论的做法！”邓斌尽量压抑着激愤的情绪，以平缓的声调说，“批判教育自己的同志，却不让他到会，又要强令开除他党籍，也不许他到会申诉，这种做法既不符合党的章程，也不符合组织原则”

“够了！”邓岗立即板起面孔喝斥道，“今晚是‘三委’(指兵委、前委、特委)联席，开除一个反对中央决议的党员，是维护中央的权威，是党的最高原则！”

这个时候，坐在旁听席上作为列席代表的李明瑞却是另一种“清醒”——他面对眼前荷枪实弹残酷无情的厮杀场景，陷入深沉的悲哀：这种政治斗争风暴的严酷性，在其他党派、社会团体中似乎是绝无仅有的。是是非非、对对错错、曲曲直直，总是缠缠绕绕、颠颠倒倒、混混淆淆；有的可以乘机扶摇直上，平步青云；有的则身败名裂，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他呻吟了一下，痛苦得像患了一场大病后的那种呻吟，心境沉郁悲凉。

他站了起来，很知趣很识相地说：“你们继续开会，我暂且退场了。不过，我拣句古话要说：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先日所用，今或弃之；今之所弃，后或用之。 ”

他停顿了一下，中断了几秒钟，想要再说些什么，但只是缓慢而平静地吐出两个字：“完了。” 他大步向门外走去。全场一阵静默，平静如水。

邓岗带着一种朦胧的诧异，急忙问身边的张云逸：“张军长，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张云逸没有立刻作答，掂起茶壶倒了大半碗茶水，喝了两口，然后才说：“李总指挥引用的是列子的话，是说这天下没有永远正确的道理，也没有永远错误的事情；先前认为是好的，今日认为它不好便放弃了；今日认为是错的，明日又当成对的拿起来用。”

邓岗顿然明白了，质问：“他是何意？是不是心怀不满，有抵触情绪？！”

陈豪人说：“他是列席代表，无权表决！”

张云逸说：“所以他走了嘛！”

会议开到凌晨两点，最后作出决定：开除雷经天的党籍，并通报七军和右江特委。

第八章 冒险·冲突·裂痕 只挂了个空头衔的韦拔群显出无尚气度

红七军的整编授旗仪式搞得相当隆重。地点就设在河池县城三里亭(今三八坡东面的大田洞)。三里亭前是一片坦阔的大草坪，四面群山环抱，秀竹葱茏，一条碧溪绕过草坪向东南流去。登上亭台，视野顿开，吼一嗓子，回声传荡，余音不绝。

11月9日上午9时许，红七军全体官兵在三里亭集合，举行整编后的授旗仪式。县城的居民和四乡的群众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前来庆贺。

仪式开始，由前敌委员会书记邓斌宣读红七军建制第十九师、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各师、团的军政指挥员任命书和兵员配备序列：

李明瑞任红七军前敌总指挥，张云逸任军长，邓斌任政治委员，龚鹤村任参谋长，陈豪人任政治部主任，辖第十九师、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和炮兵营、特务营、教导大队。原第一、第三纵队合编为第十九师，龚鹤村兼师长，邓斌兼政治委员，辖第五十五团、第五十六团。原第二、第四纵队合编为第二十师，李谦任师长，陈豪人兼政治委员，辖第五十八团、第五十九团。第二十一师，由韦拔群任师长，陈洪涛任政治委员。——本师无兵员， 所以再无所辖的建制配备可宣布。

接着，由邓岗代表中共中央授予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第十九师、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各一面军旗。接着，邓岗、邓斌、李明瑞、张云逸等检阅部队，并讲话。 场面壮观，群情激昂。

身材魁梧、全副武装的第二十一师师长韦拔群格外引人注目，因为该师没有兵员，只是个番号。当韦拔群走上主席台，立正，敬礼，从军长张云逸、政委邓斌手中接过旗帜，高高举起，向空中一展，台下指战员和四周的群众随之欢声雷动，长时间的热烈鼓掌——人们被这位壮族领袖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顾全大局的无私精神所感动吗？这感动里却有几分惊天地泣鬼神的 壮情怀！当各师在各自的队旗下迅速地聚拢、集结、列阵，人们一眼便看到，第十九师和第二十师的队伍几乎占据了整个草坪；惟独第二十一师的旗帜下站立着韦拔群和他的只有一百多人或年老体弱或稚气未脱的队伍——年纪大的有五十多岁，年纪小的只有十四五岁。

然而，只挂了个空头衔的韦拔群倒是显出胸有百万雄兵的无尚气度！他回首浏览了一眼自己的队伍，向队员们微微点头致意：不错，百十号人的队伍倒显得很“精悍”！莫愁，同志们， 队伍很快就壮大！观看的群众包括一些官兵不禁私下交耳：这兵员分得太偏心眼了，这算得什么师哟！老的老小的小，一个连就不够嘛！有的止不住想笑，又笑不出，觉得这情景有点滑稽。

授旗完毕，中央代表邓岗讲话，号召全体指战员同心同德，英勇奋战，高举红旗，战斗到最后胜利！

随之，各师宣誓，高呼口号，气吞山河！在整编授旗仪式之前，韦拔群表示，坚决执行兵委和前委的决定，将原第三纵队的精良武器和体质健壮的指战员交给了第十九师和第二十师。那些曾跟着韦拔群创天下且朝夕相处的同乡，极不情愿离开他们的“拔哥”，他们担心此次出征后再也回不来了。

韦拔群对他们说：“天下之大，何处不能容身？打天下又何止是东兰、右江？一山生出百样木，一米吃出百样人，你们跟着我韦拔群能打天下，没有我韦拨群你们也能打天下！去吧！”

那一夜，有人酗酒，喝得酩酊烂醉。

那一夜，有人跳进小溪，泡个通宵。

那一夜，有人爬上山岗，噙泪向家乡张望。

那一夜，韦拔群吸烟吸出一嘴燎泡。

红七军从河池出发，一路向东开进。

韦拔群带着第二十一师的番号，扛着第二十一师的军旗，率领一百多人的队伍返回东兰。

韦拔群临行前，邓岗、邓斌、李明瑞、张云逸等与他握手话别。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们都要出发了。”李明瑞紧握着韦拔群的手，不无感慨地说，“这让人想起诸葛亮《出师表》。心悬八阵图，初对策，再出师，共仰神明传将略；目击三分鼎，东连吴，北拒魏，常怀谨慎励臣躬。 ”

韦拔群说：“诸葛亮《出师表》，惊人文字，千秋涕泪，墨痕同溅岳家军！”

邓岗马上用一种校正的口气说：“岳飞虽是抗金名将，民族英雄，但他的岳家军是为昏庸无能的朝廷效命；而我们红军呢，是为天下劳苦大众打天下的，岂能与岳家军混为一谈？”

张云逸说：“李总指挥和韦师长讲的是诸葛亮的《出师表》，以此激励大家执行中央命令，出征打仗，邓代表不要误解嘛。”

邓岗斜瞥李明瑞一眼，算不上笑地笑了一下。

李明瑞知道，这位钦差大臣对自己成见很深，但他以豁达、宽厚与仁者之态不屑与其论短道长。他笑了笑调侃道：“我又记起一闭佛法联句。上联曰：教有万法，体性无殊，不可取法、舍法、非法、非非法；下联曰：佛本 一乘，根源自别，故说下乘、中乘、上乘、上上乘。”

吟罢，“扑味”一笑，又与韦拔群重重地握了握手，说了声：“多保重！”转身走去。

“异端邪说！”邓岗瞪眼望着李明瑞的背景痛斥一句，又马上把目光收回来，说，“你们看，你们看，此人有半点马克思主义的气息吗？没有！他根本就不懂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相信真理，不信什么神呀鬼呀佛呀法呀！《国际歌》唱得好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张云逸又不得不作一番解释：“李总指挥讲的是一种比喻。好比说，从事革命事业的道路、战略不只有一条(词意是说佛的教化方法甚多)，虽有些差别，但就本质上来说目的是一样的。不能只认同一条道路和战略是对的，而把其他的说成错的(词意是说不能拘泥某一种佛法，也不能舍弃另一些佛法)；干革命不能无目的，也不能有不是目的的其他目的(词意是说不能无佛法，也不能有不是佛法的佛法)。革命的目的只有一个(词意是说佛教原本只有一宗)，只是在从事的活动中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战略(词意是说只是在传播中衍化成不同的门派)，这些理解和战略有很高、很英明的，也有不大高明甚至低下、落后的(词意是说对不同的门派，佛法自然有下乘、中乘、上乘、上上乘之别)。”

“对头，对头，就是这个意思。”一直沉默静听的邓斌忙给张云逸的解释下了个“注脚”，然后与韦拔群握手，语重心长，“拔群同志，主力部队离开右江后，你肩上的担子重啊！桂系军阀会倾尽全力‘围剿’右江苏区，斗争会更加艰苦复杂。但我们相信，你一定能够领导军民，冲破困难，战胜敌人！”

张云逸同韦拔群的握手像两个铁匠挥锤打铁一样，两双手似锤头紧紧砸在砧子上一般：“拔群兄，为了加强远征部队的作战力量，你把你师的兵力拨给了兄弟师。你回到东兰后，要尽快充实兵力，与敌开展游击战、运动战。”

韦拔群说：“胜之兄放心，拔群不会给红七军丢脸！誓与右江共存亡！”

“好！好！”邓岗连声赞扬，走过来与韦拔群握手，“张军长、邓政委的指示是对的。除此之外，你们要牵制桂系军阀堵击、追击我主力北上的兵力，以保障我们整个进攻计划的实施与完成。”

韦拔群“吭唷”一声，说：“请中央代表放心，我们一定坚持到最后胜利。我们盼着主力部队很快打回广西，会师南宁，饮马邕江！”说罢，哈哈大笑。

邓斌和张云逸也跟着笑起来。

韦拔群率领他的全部人马——由老少兵组成的一个特务连出发了。

张云逸派出两个连护送他们一程。

“拔哥，多保重！”“韦师长，多保重！”

“你们也多多保重！”“打了胜仗，尽快把捷报传到东兰！”

邓斌、张云逸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此次与韦拔群话别竟成永诀！这位壮族领袖、这位仅率领一百多人的一师之长手擎大旗，显出无尚气度的形象，在他们记忆的屏幕上成为永恒的定格。

第九章 长征的总预演 “一路上天天吵，吵了一路！”——未可预卜的征程

蒋介石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赤匪”的兴起。在新军阀混战之际，中共已在全国建立了大小十五块革命根据地，正规红军发展到十多万兵力。其中，江西的中央根据地、闽浙赣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等，距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近在飓尺，像一把把尖刀对准了它 的前胸和后背。

这对蒋介石来说，“赤匪”的兴起，比任何国民党内的反蒋派都要可怕千百倍。不除掉这一心腹大患，“则国无宁日，民不堪命，祸患无穷”。当中原大战的帷幕刚刚落下，他即调遣兵力，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剿”。

1930年10月10日，蒋介石为纪念双十节发表《告父老文》，向全国发出“全面清剿共匪”的动员会。同时，他秘密派人组织了湘、鄂、赣、豫等省的地主绅士，冒充乡民代表，打着请愿团的旗号，到南京中央党部请愿，“要求政府发兵剿匪”。蒋介石接见这些“民众代表”时声言：“四中全会后本人即湘、鄂、赣督剿共匪。”

1930年11月12日，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召开。蒋介石要求全体党员要做到“讲团结，讲宽容，肯退让”，“为了实现团结，一致剿共，什么都可以牺牲，什么都可以忍受”。他首先以“宽容”、“忍让”的表率，“虔诚悔过”的楷模，颁布大赦令，宣布过去四五年来先后以“附逆有据”、“弄兵作乱”、“叛党卖国”、“危害党国”、“勾结反动”、“设小组织”、 “破坏编遣”、“反抗中央”、“忤逆总理”等等二十余种罪名而被开除党籍的481人，一笔勾销，统统恢复党籍。

蒋介石称那些被开除党籍的人，“实际上并未叛变本党。反对攻击者，系对我蒋某个人。故一切罪恶，皆由我个人而造成。假使无我，各同志或不至于如此分崩离析，而帝国主义者亦或不至如此压迫。”“使国家处于内忧外患，天灾人祸之状态，使国民革命的生机几乎断绝，连已经统一的局面都不能保全 ”“故对党内同志，对总理，我承认是有罪之人。而今忏悔， 愿牺牲一切，贡献于党国，赎我罪恶。”

继而，他恳请中央取消对阎锡山、冯玉祥的通缉令，还请孔祥熙当调停人专程去山西面陈阎、冯；同时打电报给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恢复李、白等人的党籍；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副总司令，汇拨军费1500万元，令其镇守东北，接管平津、河北。

待这一切“安抚”妥当，蒋介石便以胜利者的姿态，偕夫人宋美龄一行乘坐“美龄”号专机飞抵南昌，督率“剿共”。他在南昌召开“剿共会议”，特悬赏五万元缉拿红军统帅朱德、毛泽东、黄公略、彭德怀等。

不消说，蒋介石对这些予以缉拿的“赤匪”首领们曾怀有过某种同行间的尊敬。当年，他们在孙中山的旗帜下并肩行进——用蒋的话说，“在一个锅里耍勺子”的时候，他就结识了其中的很多人，他认为他们确实是一群杰出的人物。正因为如此，他不能低估他们，一定要置他们于死地。

1930年11月下旬，蒋介石任命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司令、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调集十万大军，对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大“围剿”。

南昌市中湖畔，矗立着一座高大森严的楼房，楼里有一个身体消瘦、穿着考究的光头男人。此刻，他正坐在精美的红木写字台后面，手里拿着当地国民党报纸《民国日报》，他那薄薄的嘴唇上挂着一丝得意的微笑。他的目光掠过当日的主要消息，掠过刊登的上海十家商厦联袂大甩卖的新年贺礼，掠过春药、妇科良药和珠宝等杂乱无章的广告，然后集中在当日的主要社论上——这是1930年岁末最后一天发表的元旦献辞。它在恭贺新年到来之际，却警告人们：天灾将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共匪趁机作乱，人们应忠信党国，拥戴领袖，崇尚仁义道德，戒酒茶舞，为祖国与中华之生存而努力奋斗。社论又要人们相信：乱世中之大幸，江西的局势正迅速改观，共匪数日之内即可肃清，他们已四面楚歌，不得不用绳索把士兵拴在一起，以防逃跑，共匪土崩瓦解已指日可待，云云。

看报的人轻轻舔了一下嘴唇，对报上的言词感到满意。其实，这些话都是在他亲自授意下写的。

此刻，他正在等待从“剿匪”前线传来的捷报。然而，在这辞旧迎新的最后一天，给蒋介石送来的并不是吉祥如意的佳音，而是“赣省剿共军失利”的坏消息：前敌总指挥张辉瓒被俘，一个半师被歼灭，首次“围剿”被朱、毛红军粉碎。噩耗传来，南昌乃至南京的欢乐气氛顿消。蒋介石哀叹道：“呜呼石侯(张辉瓒别号)，魂兮归来！ ”

就在朱、毛红军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围剿”，毛泽东欣然挥毫以挥洒夭地的狂放墨迹写下“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的豪迈词句之时，远在南国边睡的红七军已经踏上了千里转战的漫漫征途。

红七军从河池出发后，仍按照原来的计划，攻下北进途中的小镇怀远之后，再攻龙江南岸的大镇庆远，然后直攻柳州。部队进驻怀远时，获悉敌人在庆远驻有重兵，并在庆远附近的融县、独山一带构筑工事，做好了防御的准备。

对此，红七军前委和兵委内部产生了不同意见：邓斌认为，庆远乃敌军重镇，敌人必下死力固守，此时强攻是没有把握的，应立即东进攻占渡口。据此，他不同意攻打庆远，也不赞成攻打庆远附近的融县。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中央指示集中攻坚，红七军就应该攻打庆远，不必躲闪。——不难看出这种意见里多少有点消极、抵触的情绪。似乎只有吃点苦头，才能使中央代表和某些人的“狂躁病”有所收敛。

当然，张云逸等也认为庆远不易打，至于攻不攻融县，等到了天河再作定夺。

最后，争论的结果，决定采纳张云逸等人的意见，放弃打庆远，部队继续向天河进军。

占领了天河，获悉庆远、融县均有敌重兵扼守，兵委和前委同意了邓斌的意见，决定不攻融县，而是经过三防地区转移敌人的目标，然后再进占长安(今融安)。但第二天得知，融县有一条小河可以涉过直达长安，于是，兵委和前委又决定进攻融县。

11月18日，红七军离开天河四十余里，就在天河县的四把(今属罗城县)附近，与从宜山方向赶来阻截的桂军罩连芳师遭遇，双方发生激战。敌我相持了三日之久，这时，敌韩采凤师又从怀远方向追来，企图与覃连芳师合围夹击红军。

红七军被迫撤出战斗，乘夜暗甩开敌军，向北面九万大山的三防地区疾进……

11月25日，红七军到达三防(今属融水县)。三防地处大苗山腹地，没有敌军困扰，又因霪雨绵绵，难以行军，部队便在此休整数日。期间召开全军党员和排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从河池出发以来与敌交战的经验教训。为此，兵委和前委先召开会议，统一认识。

邓斌在会上发言：“我们离开河池已经十多天了，却才仅仅推进了不到一百公里。四把一战，歼敌近五百人，而我军也付出几乎对等的代价。但是， 敌人可以拉丁补充，我们却无法补充。即使敌我伤亡比例是三比一，甚至更多，这对于我们也是不太合算的。从面临的情势看，我军能否打下下一个目标——长安，决定下一步能否打下桂林 ”

他的发言，立即遭到中央代表和兵委的反对。

邓岗指责：“仗没有打好，是谁的责任？”

邓斌反问：“你说是谁的责任？”

邓岗满脸温怒：“责任就在前委某些人右倾，对中央的命令执行不力！”

邓斌冷冷一笑：“自你来到以后，全军的一切部署和行动都是执行中央的命令啊！”

“这么说，责任在我，在中央喽！”

“我还是前委书记么，责任当然由我负。”

这时，陈豪人按捺不住，站起来说：“前委最初的估计就是错的嘛！本来是要我们先打柳州，后攻桂林，可邓斌同志则主张先打桂林后攻柳州。当然喽，现在‘亡羊补牢，未为迟也’。如陆放翁《剑南诗稿·秋兴》所云：‘惩羹吹齑岂其非，亡羊补牢理所宜。’我提议，我们还是执行先打柳州的方案。这样既能变被动为主动，同时也给敌人造成一个错觉，打它个措手不及！”

张云逸俯视着铺在桌子上标志着双方态势的简易地图，在听完了陈豪人的发言之后，抬起头扫了大家一眼，说：“目前，我们与外界联系己隔绝，但从侦察到的情报看，李宗仁已派重兵占据了各个重要城镇，并派罩连芳部、韩采凤部为流动师，阻截追击我军，不让红军在广西有立足之地。按豪人同志的意见，变被动为主动，果能‘枉尺直寻’的话，我们岂不是‘亡羊而得牛，则莫不利失也！’但现在看来，不论打桂林，还是打柳州，我们都不易得手。”

“由此看来，势态是严重的、复杂的，但也是明显。”龚鹤村以参谋长的口吻说，“我们除了主动出击，坚决战斗，别无他法！”

“变被动力主动，不仅需要条件，而且需要时间 ”邓斌微带沙哑的声音说，“如果说仗没有打好，是军事指导思想有问题，我可以承担责任， 大家不必要再争论了。目前最当紧的是要根据我们所处的境地，研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方案 ”

他的语气里蕴含着一种暗自隐忍的无从解脱的苦楚。一个善于引咎自责 的人，内心常常陷在痛苦之中，正所谓“巧者劳智者忧”了。

邓岗将含有强烈芒刺的目光投射到他脸上：“中央的方针已定，中央给七军的任务已定，这还有什么可动摇的吗？刚刚举步，就畏首畏尾，就打退堂鼓，还有何颜面奢谈革命，奢谈奋斗，奢谈建立苏维埃政权？”

陈豪人马上以兵委书记的身份表示：“大敌当前，若有半点动摇，便是对党的不忠诚，对革命对红军的背叛！”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大家也就停止了唇枪舌剑、无休无止的论战，表示服从中央的指示，坚持攻打柳州的方案。

邓斌深感在会上的孤立。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他的两只大而近似欧洲人式的眼睛，在凹陷的眼眶里闪烁着幽亮，扫描着在场的兵委和前委的委员们。他似乎对身处的这种孤立丝毫没有感到难堪不安，似乎对在坐的每一位充满着一种深挚的体谅：党，毕竟很年轻！红军，毕竟很年轻！大家，毕竟很年轻！

探索前人未走过的路，是艰难的。这种艰难，往往是常人无法理喻的痛苦！

客观上彼诡云橘，变幻莫测，主观上受着革命理论的盲从与思考的局限。

在历史大变动的时代，许多陌生而复杂的问题，严峻地摆到这些“激情有余、 活力充沛、但并不成熟”的革命者面前，一切都是未知的，一切都隐在云里雾里，一切都具有极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很难说走进峡谷是绝对的好，也很难说攀上悬崖就绝对的坏！也许，认定的平坦大道上突然会出现不可逾越的鸿沟；也许，在山重水覆疑无路时会出现柳暗花明的境地。

啊，在未可预卜的征途中，环境和势态已不允许征战者作从容而周密的思考。革命理论水准的提高与实践经验的丰富都需要时间乃至沉痛的代价！进而他又想：在茫茫的深夜中探索，一步迈对了，也不要看作无上荣光；一步迈错了，也不能看作终生耻辱。那种为了一时的政治需要，把一方升上天堂而把另一方踩入地狱的偏颇，既不是辩证唯物主义，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dfn>.９９lｉｂ.</dfn>

于是，他平静地说：“我服从大家的意见。在此我提出一个请求，愿辞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职务，建议由邓岗同志或其他同志来担任。” 他话音一落，立刻遭到大家的反对。一阵哗然。

邓岗拍了一下桌子：“邓斌同志，你这是什么意思？想撂挑子？我千里迢迢而来，难道就是要取代你的前委书记吗？”

邓斌说：“我并不是撂挑子，前委书记也并不是非我当不成，我是建议由最合适的同志来担任。”

邓岗说：“大家总结经验教训，并不是非要撤谁的职，罢谁的官嘛！前委书记还必须由你来当！”

陈豪人附和：“就是嘛，就是嘛！争来争去，吵来吵去，只是为了一个目的，把仗打好！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龚鹤村站起来和稀泥道：“嗨！你们二位都是中央先后派来的钦差大臣，而且同姓，都被大家唤称‘邓代表’。这前委书记由二位谁来当，我都赞成， 没意见。”

张云逸马上发话：“战前换将，乃兵家大忌！不论怎样，打完仗再作定论！”

邓斌见此情形，也就只好服从大家的决定，继续当他的前委书记。

——邓小平回忆说，在这个漫长而艰苦的征途中，红七军前委内部，从未停止过争论，从未消除过分歧。“一路上天天吵，吵了一路”！

三防会议之后，红七军即向东南而下，去攻打柳州。

第九章 长征的总预演 桂系“追剿”施诈，红七军被迫转入湘南

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首领得到蒋介石的大赦，并被委任桂、湘、黔边“剿共”总指挥、联防司令长官等职。似乎一夜之间，蒋、桂化干戈为玉帛， 握手言欢，重归于好了。

李宗仁重整旗鼓，要做出点样子给蒋介石瞧：遂令覃连芳和韩采凤两个主力师(即六十师和教导师)围追阻截红七军，并由白崇穗亲自督战——以此向蒋介石讨得军费。当蒋介石调集十万大军向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一次“围剿”失败，李宗仁便即刻给蒋发去一个“剿歼战况”电报称：“我两万兵勇正奋力阻截李(明瑞)张(云逸)军，期于柳、桂以北地区，将匪扑灭。”“惟虑该匪一部或其残部，万一逃漏，突窜湘漓入赣，与朱毛会合，兹特拟定加大兵力，将匪剿歼于柳、桂或湘漓地区。”“目前军费匮乏，无后力保障，亟待解决。”云云。

蒋介石一向认为，共产党只要他的命，而桂系却是既要他的命，又要他的兵，还要他的钱。蒋也一向要求“本党诸同志要廉洁自律，防微杜渐，清除腐败”，他自己首先做清廉节俭的表率，烟酒不沾，只喝白开水，即使聚会也以水代酒。但是，为了完成他的“剿共” 大业，他不得不做出一种慷慨的姿态，挥笔向桂系拨了50万元军费和物资，同时给李宗仁复电：“决不使李、张之匪窜逃湘漓，企与朱毛合股之目的。” “围剿该匪于柳、桂以北地区消灭之。”

在向桂系拨款、签发电报时，蒋介石像祈祷上帝似地沉吟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能否尽灭共匪，就看他们是否言出必行，膺命无问了！”这个恐怕只有上帝知道了。李宗仁、白崇禧的意图仍然是“欲擒故纵”之策：在围追堵截红七军时，无须付出太大的代价，将红军往黔、湘两境内追赶，让黔军或湘军与其交战。

1930年12月中旬，红七军以主力攻打长安。

长安是桂北的一个重镇，位于融江西岸，约有三四万人口。这里物产丰富，商贾云集，是南下柳州、北达黔湘的通衢码头。当红七军还未到，白崇禧已把覃连芳和韩采凤两个师在长安镇构筑工事，布下阵容，企图将红军在此“合围聚歼”。

时值冬季，红七军为筹措冬衣，解决急需的给养，决定攻打长安。此役由李明瑞亲自指挥，从西、南、北三面向长安镇发起攻击，迅速攻

占了外围阵地。敌军退至镇内抵抗，并请求白崇禧速派桂林、柳州之敌增援。敌人在镇周围设了三道鹿砦，工事确是坚固，火力交叉密集。红军三支突击队数次攻坚，虽接近镇区，攻破了部分街巷，但部队伤亡较大，未能攻占镇中心区。

彼此越打越激烈，越打越黏着。彼此都知道对方是老辣而强悍的对手。彼此都把“北伐老兵”的威风发挥得淋漓尽致。北伐时，李明瑞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旅长、第十五师师长，白崇禧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那时，两个人一起行军， 一起研究部署，一起指挥战斗；现在，两个人代表着两个敌对阵营，在此进行殊死较量。

当李明瑞命令炮排向守敌工事进行轰击时，亲临长安督战的白崇禧也随即命令炮火以十倍的疯狂予以还击

当李明瑞再次派出一个营的兵力攻夺镇门关阵地时，白崇禧也马上调遣一个营的敢死队冲出城门，而且斩断后退的浮桥以令敢死队与对方厮搏拼杀

当李明瑞下令停止攻势，待命再攻时，白崇禧也似乎显得颇有礼节地即下令停火，严阵以待！

这里是雄狮与猛虎的决斗！

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战斗已经打了整整五天。双方皆伤亡甚重。敌师长覃连芳被击伤。白崇禧像下了某种赌注，倾心于这场较量。他不能不佩服对手指挥的这

支军队：他们穿着不遮日晒、不挡风寒、甚至连皮肉部遮不住的破衣烂衫，他们风餐露宿，忍饥挨饿，时而吞吃着临时到口的一些食物，时常却靠野菜、稻壳、草籽充饥；他们带着伤痕和病痛，迈着血迹斑斑，滞重蹒跚然而却又是那般坚定、执著的步伐，怀着不可动摇的意志和信念，面不更色地向着死神，向着茫茫无际的恶路险途，以不可思议的顽强和耐力去拼搏冲杀，转战开进白崇禧蓦然想起杀进右江苏区时，看到苏维埃门上贴着这样一副对联：土豪劣绅不入地狱，穷苦百姓难进天堂。

呵，这就是共产党的真理，这就是穷人队伍的红军打天下的信仰。我要升入天堂，就必须把你打入地狱；你要升入天堂，也必然把我打入地狱。那么，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大厮杀就不可避免的拉开战争之幕！红军之所以如此顽强地战斗下去，除了生存之外，不正是由于对“升入天堂”的信仰而战吗？

白崇禧不禁喟然长叹，遂将一个狡黠的微笑挂在他那宽大肥厚的脸庞上：绝艰奇险，方显出英雄本色。那么好吧，我们还须较量方可见分晓。白崇禧派人给李明瑞传送去一封亲笔信：裕生兄，还想打吗？你愿怎么打就怎么打，愿打多久就打多久，我白健生奉陪到底！你若攻下长安，我则退兵远离，此地乃归兄所据李明瑞一眼便看出，这里面有“诈”——白崇禧善用诈术而著称，以此伎俩迷惑对方上钩，冷不防便从背后捅对方一刀。

李明瑞与白崇禧交识多年，深谙白的性情与智谋。白自幼就学会宁用智取不用力敌的战法。白曾向他讲过少年时的一个故事：

9岁的白崇禧与6岁的么弟一起上学。同班里有个年龄最大的学生叫毛长林，性情暴戾，品性恶歹，时常以“大王”自居，欺侮他兄弟二人和弱小学生做其忠顺的“臣民”，勒令他们供其零钱、食物以作“贡品”，不能满足其勒索，便拳脚相加。白崇禧虽恼恨在心，但力弱而不能敌。便与六弟密商以智取胜之法，击败“大王”，夺取“王位”。某日放学回家的路上，白崇禧埋伏在“大王”必经之地的一堵山包后面，见毛长林登上山包往下走，他乘其不备从背后猛力一推，毛长林翻滚而下，摔成了个瘸子。他让六弟先回家告诉家人说明原委，而他则匿藏村后山岩洞之内，静候事件的了结。一个9岁的幼童作此精细安排，绝非一般。

白崇禧也善于自行其事施阳奉阴违之招。15年前(1915年)，他在旧桂系当连长，当时广西匪患泛滥，概有“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之说。当时广西政府对待股匪均采用招安之策，自陆荣廷做了广西督军，更是力主采用招抚政策。因陆荣廷在清军当兵时将法国领事的一只狗踢入河中而受通缉，陆畏罪潜逃落入绿林，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帜，在安南、龙州一带专抢劫法国人，以示报复，而将所获财物接济贫苦人家，因而获得穷苦百姓的拥戴，势力日益庞大，后为清府督官苏宫保招抚，委以边防督办。辛亥革命后，陆荣廷便掌握了广西军政大权。因陆当过土匪，又是被招安者， 所以他当政后，对土匪一律招抚宽待，以扩充、巩固自己的势力。

而那时只是一连之长的白崇禧，却主张对土匪剿重于招。他在所招安的三百多名土匪中挑出八十名惯匪，欲杀之而绝后患。营、团主官不敢作主，遂请示陆荣廷。陆闻之大怒，训斥道：“如开杀戮，各地匪酋皆不来就抚，本省治安如何安治得了？统统放了，予以宽待！”白崇禧闻后，决定独断独行，却又不能犯上，只能施谋用计。

白崇禧将所要杀之惯匪，先施优待：放他们三天假回家过中秋节与家人团聚，并严令他们按期归队。惯匪们如期归来后，白崇禧却怒不可遏，诡称有人控告他们中间有人回乡又生匪恶，奸淫民女抢劫钱财，有负他的优待之意。惯匪们皆说绝无此事，白崇禧则说控诉者在学校内等候，定能认出犯罪之人，令其全部去学校让控诉者辨认。惯匪愿往，以证其无罪，乃鱼贯而入校门。校内早伏士兵，逐个捕捉，当夜将其全部枪决。白崇禧向营、团长官先斩后奏说：“该伙匪徒竟借夜间抢枪谋叛，事起仓促，因不及请示，恐误戎机，故用紧急处分将匪首全部惩处。”陆荣廷得知，也只能接受既成事实。此乃成为广西清乡剿匪史上一桩玄秘而又耸人听闻的血案。从此以后，对土 匪的“招安”改为“进剿”。

李明瑞将白崇禧的信在手中搓揉成一团雪片撒之于地，复而大笑两声：“哈哈，好聪明的活诸葛啊！我李裕生不上你‘白老虎’的当！” 果不出李明瑞所料，当战斗进行到第六天头上，白崇禧已悄悄调集一个师的兵力向长安开进，欲从背后袭剿红军。李明瑞遂下令撤出战斗。

红七军于18日夜撤离长安，向黔、湘边转移。

白崇禧没有派兵追击。其实，这正是桂系既定的一个权宜计谋。

一路急行。翻越崇山峻岭，穿过苗乡侗乡，取道湘西南通道县境(1934年12月中旬，中央红军冲破蒋介石的四道封锁线，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由此开始了无后方的万里远征) 饥寒交迫的红七军于12月20日占领了一个叫绥宁的古镇。本想在此能筹集到一些粮款和衣物，以解燃眉之急。可是，这是一座空城。

在红军到来之前，听信国民党宣传的居民和生意人全跑光了。红军到此一无所获。

然而，红七军进入湖南占领绥宁的消息，很快为国民党的报纸报道。中共的机关报《红旗报》对此也作了报道：24日长沙讯：红军第七军由广西义宁三江一带，进攻湘南通道、绥宁各县由李明瑞指挥，约三千余人，20日攻克了绥宁，继续向武冈、城步两县进攻，声势甚张。湖南军阀何键得知消息，十分紧张，急令王家烈由靖州派兵三个团倾击通道、绥宁；令章亮 基旅开赴武冈，与绥宁黔军取得联系；令段珩由广州派兵驻新宁，向武冈、城步警戒；令湘乡新化各县团队开赴宝庆集中，以兹抵抗。观此布置，可见湘南白军吃紧到如何形势了。

敌我双方的报道，红七军并没有看到，也无法看到。对于敌军的各项军事部署，红六军更是全然不知。部队在绥宁住了一夜后，便又于饥寒交迫之中向湖南西南边界重镇武冈进发了。

“娘希匹！他们是一群喂不饱的狼！狼！”蒋介石看到“叛匪李明瑞率残部窜入湘西南”的密报，心中顿升起一股不可遏止的怒火，愤愤地恶狠狠地痛骂着，用一个指头不停地敲着何键发来的紧急电文，就像敲着李宗仁、白崇禧的脑袋瓜。

红七军占领了绥宁，对蒋介石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与惊扰，因为此时他调集的十万大军正对朱、毛红军进行“围剿”，战况甚烈，胜负难断。而拿了他大批军费的桂系，非但没能“聚歼”广西的“共匪”，反倒把“共匪”引入湖南境内。——这个企图，蒋介石洞若观火，看得十分的清楚。若是他处在桂系的地位，他也会这么干，而且干得比李、白更狡猾更巧妙。

现在，他给何键下了委任状，委任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令其“将入湘之匪寇，剿歼于武冈、绥宁一带”。 蒋介石委任和提拔军官，向来是独断专行，哪怕你是一个小小的排长或是连长，只要他看上你，就认为你有用，一言即出便提升你团长、旅长。这并不妨碍他识人之深、用人之当。但他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是颇费了一番心机的。

何键，字芸樵，湖南醴陵人，1916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1918年湘军总司令程潜委任他为游击司令，后归唐生智指挥，任骑兵团团长和九旅旅长。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师师长，后升任第三十五军军长兼任湖南清乡会督办。何键在湖南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是有名的反共专家和健将，手段毒辣而残忍。在国民党内，他是一个极善于投机钻营的军人，他和桂系白崇禧、 胡宗铎、夏威是保定军校的同窗好友，而后歃血为盟义结金兰。但他明靠桂系，暗通蒋介石，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他拥蒋反桂，在李宗仁、白崇禧背后捅刀子，而表面上对桂系特别地友好。李、白被迫下野逃亡，何键被蒋介石委任湖南省主席，在对中共革命根据地的屡次“进剿”、“会剿”、“围剿”中，他极为卖力，深为蒋介石所青睐。现在，蒋介石委任何键为追剿军 总司令，一是因为他会决死堵截红七军入湘；二是他可以率湘军追剿入桂， 凭借他与桂系首领的私谊，而不会引起各地方势力的纠纷。何键接到蒋介石的委任状，立即赶往衡阳督师布阵，对红七军进行穷凶极恶的堵截。

第九章 长征的总预演 武冈血战，李明瑞喝斥何莽：革命需要的不是烈士

红七军开到武冈地区，原本只想筹集些粮款和物资，并不打算攻城。但很快得到消息说，武冈城内只有一个保安团驻守，兵力不过六七百人。是打还是不打？红七军兵委和前委考虑到自部队进入湘南以来，天气骤冷，而指战员们仍是离开河池时穿的单衣单裤，且部队粮弹均缺，亟待补充，于是便决定攻打武冈。而实际上，武冈守敌并非只一个保安团。自中原大战后，这里成为湘军遵蒋介石之命阻止桂军北上的第一道防线。迄今，仅武冈城内仍驻守着湘军的两个正规团，因一时无战事，全由保安团担负警戒与巡防。由于对敌情勘察不明，红七军便急不可待地攻城了。

12月26日，红七军向武冈城发起攻击。

可是，连攻三天，未能攻下，部队伤亡很大。敌人凭险而据，顽固抵抗。 双方成对峙之势，相互打枪打炮。坐落在资水河西岸的武冈古城，被滚滚硝烟笼罩最惨烈的战斗，是在第四天。 红七军调整攻城部署：以第五十五团挖掘坑道，放置炸药轰城，主力部队待城墙炸开后发起总攻。 而这时，何键调集的五个正规团在空军的配合下，气势汹汹地向红七军包围过来。

大约下午2时，敌军赶到，首先施展空中轰炸：数架意大利式轰炸机背着滴血的日头俯冲着向红军外围阵地猛扑过来，天空立即塞满了骇人的怪啸声。几乎就在同时，在离红军指挥部——一个天然岩洞百米外的主攻阵地，拔地腾起几团火光，接着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狗日的何芸樵好歹毒啊！ ”李明瑞暗自骂道。他满脸已被硝烟熏黑，两眼红肿，声音沙哑，已经三个昼夜没有合眼。此时，他沉重地感到战局已恶化，势态万分危急！眼前的景象与最初的希望反差太大了！他把望远镜甩在胸前，转身向张云逸、邓斌等人提议，“撤吧！越快越好”

张云逸举着望远镜，巡视着被打得千疮百孔却岿然不动的城墙和城下布满弹坑、掩体的阵地：敌机像狂蜂一样乱蛰乱咬，大地在重磅炸弹撞击下发疟疾似地瑟瑟颤抖，爆炸声汇成连续的轰鸣，弹坑里冲起一股股气浪在 被炸毁的浮桥旁和周围的河滩上，横陈着血肉裸露的尸体，折断的枪柄，滴血的刺刀，倾倒的树枝上挂着被扯烂的血淋淋的布条，这是被战火烤煳的焦土！这是被鲜血渗透的土地啊！

他心头生起一股被战神嘲弄的怒火：红军是以单一兵种抵抗敌人步兵、炮和空军的联合进攻，实力上敌众我寡，装备上敌优我劣，地形上敌高我低，事先敌人已经坚土扼守，而我却是仓促进入阵地一切的不均衡，决定了这场较量的异常残酷！

“通知各团，待日落后撤出阵地！”张云逸向参谋长龚鹤村下达命令。

“只有战到天黑才能撤 ”龚鹤村嘟哝着，“可是，往哪儿撤？这屌仗打得真他妈的窝气！”

“是啊，往哪儿撤？唉！ ”中央代表邓岗将目光从地图上抬起，在每个人脸上掠一眼，又转向地图。他恨不得马上能找到一条顺利到达安全地带的路线。

“何键大兵压来，我们只有抢渡资水，向东南转移。”邓斌伸手指向地 图上湘、桂交界的新宁、全州一带。

“你是说，我们再转回广西？”邓岗问。

“只有向新宁、全州一带转移。”邓斌说。

“眼下，我们整个部队都衣不蔽体，饥寒交加，赤脚赶路 ”陈豪人的话语里流露出悲悯的情调，“前锋五十五团子弹已经打光，何莽两次派人来要，他骂娘说，没有子弹让老子用掏火棍与敌人拼吗？只好把后备营的一批子弹送了过去。唉，看来，我们执行的计划有误 ”

“不！不！”邓岗马上反驳说，“这和中央的计划毫不相干，只是出现了意外的原因嘛！怎么能以此怀疑中央的计划呢？”

“可是，我们陷入了困境，被敌包围在这里 ”陈豪人焦灼不安他说。

“不必再争论了。”李明瑞以总指挥的决断吩咐道，“由前委、兵委率二十师先撤，抢渡资水河，沿岐塘埔向新宁突围；十九师两团随后跟进，由我指挥五十五团牵敌人，然后翻越石门山，甩掉追敌，迂回到新宁会合。大 家看这样行动如何？”

邓斌说：“天亮前必须全部撤出武冈，渡过资水。”

张云逸说：“只能是这样，才有可能避免更大的损失。兵贵神速，所有辎重和不必要的东西统统扔掉，轻装突进！不过，我有一点意见，可否与李总指挥交换一下？”

李明瑞忙问：“张军长是何意见？”

张云逸说：“还是你率主力先撤，我和五十五团留下牵制敌人。”

李明瑞说：“你留下我留下都一样，还是我留下，就这样定了。”

炮火已经把武冈城四周的树木剥得净光。城南门外的攻城阵地出现了战斗的间歇，它意味着占有绝对优势的敌人在敌机停止轰炸之后，重新组织调整兵力和火力，发动更加猛烈的攻击。

将落未落的残阳正在古城一边孤独的角落露出脸来。在晚天揉红的血色中，焦头烂额的城门楼在资水河上投下一抹伤悲的影子。夕阳的橘，晚天的红，硝烟的灰褐，交杂着城墙暗淡的青铜般砖色，这一切似乎都在印证这座坚甲厚壁的城他纵大纵深整整一天，红七军第五十五团的战士们借着炮弹和飞机炸弹坑作为抵抗的工事，与蜂拥而至的敌军作拼死的搏斗，敌我双方波浪式的反复冲击与反冲击，已经记不清进行了多少次……

“团长，敌人又开始进攻了！”两眼直直注视着敌方动向的作战参谋喊了声。

“打！”团长何莽吼了一声，抱起一挺歪把子机枪，向黑压压冲过来的敌群扫射，嘴里不停地叫骂着，“狗日的何键，老子不尿你！你有种敢来吗？ 老子想会会你！五百年前是一家，一笔写不出两个‘何’字，呸！你何键辱没何家祖先，你是何家的败类！败类 ”

何莽，字子祁，壮族，龙州人。1926考入广西军官学校，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0月被桂系黄绍竑逮捕入狱。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广西时，得知何莽关押，遂将其解救，委任警备大队分队长。百色起义后，任红七军第一纵队第一营营长。由于他英勇善战，河池整编被任命为第十九师第五十五团团长。

“团长，一营葛营长说，军部送来的子弹又打光了！”通信员匍匐着身 子爬过来报告。

“那就拼刺刀，从狗日们的手里夺！夺！”何莽说。

“是，从狗日的手里夺！” 阵地一片片崩塌，预示着即将陷落 靠近浮桥和河滩的一营阵地。被炸断了一只胳膊的营长葛志虎提着马刀，嘶哑着嗓子喊着，带领一支大刀队向冲过来的敌人左劈右砍，有人倒下了，有人从敌人手里夺过枪支吼叫着向敌人射击，有人死死地抱着对手拉响 了手榴弹这种极尽疯狂的厮杀惊心动魄！

整个阵地犹如一个遍体伤痕血将流尽仍然拼杀不休的巨人。一片片血洼，在浓烈噎人的腥风中，冒着粉红色的腾腾蒸气

傍晚时分，李明瑞带着一个班和四挺机枪及部分弹药来到五十五团阵地。

“李总指挥，你怎么来了？我们马上就组织突围 ”何莽报告说。

“你是说，马上放弃阵地？”李明瑞一向器重何莽，但他愠怒的反问声调立刻使何莽倒噎了一口气。

“总指挥，我们团可以杀出一条血路冲出去，掩护大部队突围 ”何莽并不晓得总指挥的真正意图。

“何莽，要是现在把阵地丢了，我砍你的脑袋！”李明瑞声调并不高，却含有万钩之力，“五十五团要像钉子一样，把敌人死死地钉在这里！没有我的命令，一兵一卒不准撤！”

“是！”

“拖住敌人就是胜利！”

“何莽明白！” 何莽崇尚李明瑞的忠勇，自入党后，对共产党以死相报。——这便是一个告别旧军队的将领的军人魂！

何莽向部队下达了决战到底的命令。 在落日坠入苍山谷壑的殷血天色中，敌人又开始了凶猛的炮击，表现出敌人要在天黑前攻陷阵地的决心，用铁与火消灭红军夜间突围的希望。

炮火一停，敌人便施展出入海战术，一个梯队一个梯队向前推进，步步收缩，且高喊口号：

“活捉共匪，立功有赏！”

“活捉共匪，立功有赏！”

“活捉共匪，立功有赏！”

天色很快黑了下来。夜空被曳光弹划破一道道惨白的痕迹。守城的敌人杀气腾腾地从城门拥出，敌增援部队也从城外包抄过来。

李明瑞借着曳光弹的闪亮洞察着敌人的动向。他谙熟对方在夜间打仗的习惯：只拉阵势，不敢近抄；士兵们在前头杀杀喊喊亮嗓子，指挥官在后头抽屁股赶鸭子。他发现守敌出城后，沿岸滩向南推进，而援敌则撒开两翼，成围抄收拢之势。

于是，李明瑞对五十五团作战术调整：一营阻击守城之敌，二营、三营分别打击援敌，待两敌靠近时，各营迅速撤出阵地，由城东突围，向石门山疾进。

他告诉何莽：派一些战士搜寻敌尸体上的服装穿上，与敌靠近时也高喊 “活捉共匪，立功有赏”的口号。

何莽明白了总指挥的意图，往驳壳枪里压了一梭子弹，便说：“他娘的，我们一抵十跟狗日的拼死也值得！”

李明瑞喝斥他道：“放屁！革命需要的不是烈士，而是战士！”

凌晨1时许，何莽指挥一营阻击了敌人十多次进攻后，撤出断肢残骸、尸体累累的主阵地，与二营、三营会合。等守敌冲入主阵地，何莽率领一部分换上敌人服装的战士向援敌靠近，并高喊口号：“活捉共匪，立功有赏！”乘机调转枪口向守敌开火。

这一招果然应验，援敌把闯进主阵地的守敌当成了“共匪”，守敌也把 援敌当成了“共匪”，双方打得火火爆爆，好不热闹。

昏黄的残月，蹲踞在武冈城外的石门山头，凝滞着浑浊阴冷的目光，呆视着这场旷日持久的人类惨剧，呆视着威严狞恶的战神用它单调而斑斓的青铁与血红的色彩，在湘桂边界这块古老的画布上，潦潦草草地涂抹的一笔。纷乱的黑色人群在枪炮迸射的硝烟气浪中伏倒、狂奔，那嘈杂的呼叫在 远远近近的枪炮声的伴奏下，像一个声音嘶哑的解说员，对着颇为壮观的夜战画面，不厌其烦地作着说明。 让他们自相残杀吧！

李明瑞无暇顾及这些，他指挥五十五团向城东突围。突然，半空中发出炮弹呼啸的怪叫声，震得耳膜“吱吱嗡嗡”地发响。

“快卧倒！！！”李明瑞压着嗓门吼喊了一声，战士们一个个像碰上了无形绊脚石似地纷纷栽倒于地，而他确实感到自己像被一块石头撞击了一下，猝然栽倒下去。

当他转身坐起来时，何莽的头颅“咕咚”一声触倒地上，整个躯体缩成一团，带着的驳壳枪在手中紧紧握着，那已经破成碎网状的灰布军衣和刚穿上敌军官的上衣浸满了血浆；顷刻，只见何莽两脚岔开而僵直，麻质的草鞋 上沾满鲜血浸泡的黑色稀泥。

“何莽，何莽，我的好兄弟！ ”

一声声喊唤，再也没有把年仅26岁的红七军第五十五团团长何莽唤醒过来……

第九章 长征的总预演 中央代表在全州出走

红七军分两路撤出武冈，经三天三夜突围急行，抵达湘、桂边新宁地区。

一些红七军的老战士追忆起当时的情景说，武冈作战失败，部队士气大受挫折，在撤退途中人员又跑散了不少。谁知在新宁刚一落脚，又陷入湘军的包围圈。虽经奋力突围，击溃追敌和民团，但也使部队受到较大的损失。面对湘军的围追堵截，红七军前委和兵委决定：向桂东北的资源地区撤退。途经湘、桂交界之地“八十山”时，又遭到湘军重兵围堵，难以突破。于是红七军前委和兵委便又决定：绕开资源，翻过越城岭山脉，沿湘江北岸向桂境的全州突进。

1931年元旦，红七军进入全州境内，当晚在会龙铺宿营。经侦察，发现全州城守敌不多且毫无防备，红七军即于1月2日夜攻克了全州。

1月3日，红七军前委和兵委在全州召开会议，讨论红七军的前途。会议总结从河池出发以来的经验教训，研究部队今后的行动方案，围绕

“红七军发展前途”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红七军北上，本是为了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打柳州、打桂林的命令，以便最后夺取广州。经过桂、湘边两个多月的艰苦行军，转战突围，屡屡与敌遭遇，战四把、打长安、攻武冈……虽打得英勇顽强，但因敌众我寡，粮弹匮乏，再加上地域生疏，情报不准，没能攻下一座城镇。而部队衣食无着，饥寒交困，加上长期行军和频繁作战，部队减员严重，开小差的很多，仅两个多月的时间，部队已由七千多人锐减到三四千人。

此时，部队中的失败情绪很深，对部队的行动方针和中央要求红七军攻打柳州、桂林和广州的命令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和动摇：眼下，北有湘军虎视眈眈，南有桂军严阵围堵，在这种情形下，还有何言去攻打柳州和桂林？还有何言奢谈那个“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高调？

邓斌、张云逸、李明瑞等主张立即放弃攻打柳州和桂林的计划，此计划对于红七军已经根本无从实施无法实现。

邓斌说：“部队几经苦战，减员过半，而且粮弹奇缺，极度疲劳，若再照此计划，再长途跋涉去攻打城市，无异于以卵击石！”

张云逸说：“照此下去，用不了多久，红七军就会被拖光拼光！况且，原来攻打柳、桂之目的是开辟通往广州的道路，现已绕过桂林到达全州，可以穿过湘南进入粤北，故此攻打桂林已没有必要，而且是一步‘臭棋’。”

李明瑞说：“有兵有粮有地盘，什么都好说，也好办。而眼下我们只剩下三四千人了，再打回右江已不可能，但照这样既无后方又无兵源粮源的东突西奔也决非长法。当务之急，是要定准我们的去向。”

在严酷的现实和血的教训面前，实际上已过时了的“立三路线”的忠实执行者，终于低下了威严高傲的头颅！

会上，委员们看到邓岗的脸上出现了难以想像的变化。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面色青灰，蒙着一层悲苦的暗云；干裂的嘴唇微微地颤动着，哆味着，扭歪着，饱蕴着一派莫名的羞怒；眼眶塌陷很深，布满血网的眼眸散射着黯淡的红亮；他倾听着大家的发言，像一位被提起讼诉者到庭听讯，却一言不发。

执行中央命令的挫败，给他这位年轻气盛的中央代表的打击多么沉痛是可想而知的。他隐约地意识到：这大概就是命运的作梗与嘲弄！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事情，看来并不是单凭意志、忠诚和一腔热血就能强求其成的。作为中央代表来到红七军是要尽他的聪明才智，出色地完成组织赋予他的历史使命，除了他希望用自己的热血和号召力唤起红七军英勇奋战，为党的事业作出贡献之外，他还有什么可求呢？当然，他希望荣誉、威望和尊严，只要努力就可以站在巨人的肩上，甚至成为巨人。但这些都是伴随着一个又一个的成就——伟大的成就，才能得到才能实现的啊！却没有想到开局不利，连连受挫， 这大概就是“命厄运蹇”之说吧？当然，“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者是不相信这个，但惨痛的事实不能不使他有点相信。

他明白，自从河池出发，打长安攻城失利后，他的中央代表的权威已经开始产生根本的动摇。无条件无保留地支持他的大概也就是陈豪人和龚鹤村，而陈豪人这位年轻的军政治部主任虽然当了兵委书记，但在军事上是无足轻重的。自打武冈失败，龚鹤村已开始转向，有时总眯起眼睛瞧他，眼神里隐含着一种酷似上当受骗后的悔恨之意。

他本想为自己辩解什么，把一切挫折看成意外的客观原因。但这时他稍稍有所顿悟：自以为是，自行其事，这是一般人常犯的错误，或者叫着通病，被这种错误或通病葬送的不仅是一般常人，而且还有许多伟大的人物。他把嘴绷得紧紧的，只有洗耳恭听大家滔滔不绝、多是批评甚至指责他的发言，他好像是一位列席会议的代表，又好像变成了一个多余的人。

他的心情处于极端复杂的状态，泛起一缕不可言状的失意、空虚和沮丧。

“邓岗同志应该对七军受到的损失和挫折负责任！”龚鹤村的发言火药味极浓。

“现在看来，我们撤离右江根据地是个极大的错误！我当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在此我做深刻检讨，我提出辞去兵委书记的职务 ”陈豪人又习惯地摘下近视眼镜擦来擦去。

李谦、许卓、余惠等委员的发言也火力十足。

邓岗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他无法排遣胸中的郁闷，也无法填补内心的空虚。他怀着痛苦的心情愤然离开会场，他那似乎再也沸腾不起来的血液里浸透了失意的悲凉……

会议最后作出决定：

一、放弃攻打柳州、桂林的任务；

二、迅速改变硬打攻坚的战略；

三、改变单纯军事行动为沿途发动群众，扩充队伍；

四、部队在全州稍事休整后，经湖华、江华出连州、粤北，至粤湘赣边与朱、毛红军取得联系。

会议还作出决定：撤销兵委。撤销对雷经天的一切处分，恢复其党籍。

清冷的月色给邓岗一种凄楚之感。他坐在荒凉而空茫的城垛上，对陈豪人说：“有时候，我觉得月色的善良温和像一个婉致的少女，而如今，这月色就仿佛一个年老的海盗，虽退守到这砖墙的角落，而他的眼睛冷森森地闪着幽光，手里还握着年轻时砍钝了的水手刀 ”

陈豪人听出了什么，便直白他说：“你的比喻看似优雅，却使人感到很冷酷。我在会上对你没有丝毫的恶意，我只是作自我检讨 ”

邓岗没有理会，继续谈他对“月色”的体会：“哦，那把水手刀！在夜幕下四处游动，终于把我的胸腹剖开，冷漠的月色夹着古旧的城他猛然涌进我的胸臆，五脏六腑纵是被扯碎，但流淌出来的却是鲜红的血 ”

陈豪人说：“是的，你来七军并没有错，只是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转移，我们执行中央的命令显然收获的不是成功啊！”

“也许，我根本就不该来。”

“也许，中央的决策确有失误 ”

邓岗怀疑地瞅了他一眼：“怎么，你由此怀疑中央？”

陈豪人脸泛愁云：“我只是私下这般琢磨，两年前，面对蒋介石的大清党和屠杀，中央上层不就出现过盲动冒险的错误吗？很快被纠正了。”

邓岗不置可否地沉吟了一声，然后又深长地叹了一声：“山重水覆，路途遥遥，与外界的一切联络全都断隔，中央一概不知七军的行踪和这里发生的一切 ”

陈豪人不禁惊异地问：“你想离开红七军？”

邓岗没有作答。

朦胧的月色里有一个人影由远渐近地晃动着而来，很快便听到登城垛的脚步声。是邓斌。

“噢，你们俩都在这儿赏月呀！”

邓岗沉默不语。 陈豪人也沉默不语。

邓斌直言不讳他说：“邓岗同志离开会场，要大家好难堪哟！面对当前的困境，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嘛！”

邓岗的脸上挂着掺有几分凄苦而又焦的的微笑，嘴角抽搐起来，散淡了的委屈、怨忿之情重又在胸中泛滥开来。他伸手将一根爬攀上城垛的枯藤折断，就仿佛听到自己体内纤维的断裂声。他终于开口说话：“我准备明天离开全州”

邓斌忙问：“为什么？”

邓岗说：“既然中央派我来七军，既然是这样一种局面，我只好回上海复命，作个交待。” 是啊，他初来乍到时的那种以勃勃雄心、激情满怀、刻意筹划、大刀阔斧地带领红七军要干出一番伟业的壮举，只不过是一场“空悲切”的梦境。

“是走是留，随你。”邓斌不便再多说什么。

此时，夜已经很深很深，半轮残月栽下了城垛，夜雾从旷野慢慢蒸腾浓重上来，渐渐把远的山峦、树木，近的古城楼、砖墙、连同仨人的身影也吞没了中央代表，邓岗离开了红七军，从全州走了。

不久，政治部主任陈豪人也离开了红七军，走了。

据邓小平回忆说：陈豪人是在一次战斗后自己悄悄走了的，没有告诉任何人，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去向。邓岗和陈豪人走后，“立三路线”对红七军的指挥就此结束。

邓小平说：邓岗和陈豪人，对于在红七军中推行立三冒险主义，对于红七军的一再失利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他们不是错误路线的制定者，只是坚定的推行者。对于红七军的遭遇，他们要负责任，但主要责任在中央。

邓岗离开红七军，前往上海途中，被留在广东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秘书长，后任中共东江特委组织部干事、秘书、代理部长。1932年10月10日在大南山作战中牺牲，时年28岁。

陈豪人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告工作，此后便在上海、福州、香港等地从事中共统战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新四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国民党军第七十军上校参议兼战时步兵于训班主任，全国战地动员委员会委员等职。1940年8月13日在福建崇安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时年33岁。

历史应该是公正的。 作为中共中央代表的邓岗和红七军领导人的陈豪人，虽然在红七军推行“立三路线”，犯过错误，但纵观其一生，仍不失为革命的一生，有功于党和人民的一生，而且最后都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第九章 长征的总预演 抢渡武水，红七军被敌拦腰分隔两部

白崇禧得知红七军占领了全州，便亲率一个师向全州扑袭而来。

红七军闻讯，即被迫撤出全州，经桂湘边界的永安关，翻越都庞岭，向湘南的道州(今道县)疾进。

道州已是一座空城。城内除了沿街乞讨的乞丐和少数贫民没跑以外，商人和富人早已跑光，许多居民也都避进了山林躲藏起来。

这是何键的毒计！他在强令各乡镇政权和民团强迫群众坚壁清野的同时，派特务扮作红军进行奸淫烧杀，抢劫一空。当地百姓一听说“红毛鬼” 来了，便四处奔逃。

红七军占领道州后，为迅速消除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对红军的恐惧心理和敌对情绪，前委派出一批有文化的同志组成宣传队，利用休整的时间，在道州城内和附近的村寨路口刷写标语口号，宣传红军的主张和政策，如：“打倒国民党军阀！”“红七军是为穷苦百姓打天下的队伍！”“红军不拉夫、不发洋财、不强奸妇女！”“实行不交租、不还债、不纳粮！”“打倒土豪劣绅，分田分地分房！”等等，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谁知才驻两日，部队既无法筹粮款，也未能解决御寒冬衣，便得悉何键已派兵从宁远、零陵、嘉禾三路向道州袭来。红七军不得不立即开拔南下，向湘南边界的江华迫进。

时值隆冬，大雪纷飞，北风呼啸、天气奇寒。一日百里行军，饥寒交困，部队大都还穿着单衣、草鞋，有的甚至只穿平膝的短裤赤脚赶路，冻伤难忍， 凄苦不堪到了江华，部队已疲惫至极，清点人数，一路上竟有一百多官兵被饥饿和严寒夺走了生命。

而江华的环境条件，比道州还要恶劣：这里的瑶族群众穿的是破麻烂布，吃的是稻糠野菜，家家蓬门荜户，人人蓬头垢面，有的村寨连树叶树皮都吃光了鉴于此，红七军前委即决定：

一、此地不宜久留，只能再度跋涉，先向粤西北的连州(今连县)进发，再翻越湘、桂、粤三省交界的老苗山，退至广西边界的贺县桂岭山区，寻找立足之地，获得暂时的喘息机会，以图发展。

二、根据需要，部队进行轻装，把笨重的武器如大炮等埋掉，把一些多余的家当如大铁锅、铁桶、脸盆等都送给当地群众。

三、走不动的重伤员和重病号，尽量留在当地或设法请人护送回原籍。

部队在江华只停留了两天。

第三天，部队刚集合准备出发，四面八方的湘军和地主武装犹如飞蝗压野般扑袭过来。红七军仓促组织还击，边打边撤，虽受到些损失，但终于突围出来。

顶风冒雪，一路急行军红七军于1931年1月中旬翻越老苗山，抵进广西边界的桂岭山区。

桂岭地处大山腹地，偏僻荒远，交通闭塞，离敌人统治的中心城市较远，有利于部队休整。红七军前委原计划在此休整一个时期，发动群众，补充部队。可是到了桂岭之后，发现这里虽然偏僻，但地主豪绅的力量强大，活动猖獗，如若桂系重兵赶来，对红七军将构成极大的威胁。

前委即又召集会议，作出决定：

一、桂岭不可久留，部队在此只作短暂休整。

二、没收反动官僚、地主豪绅的财产，尽可能解决部队的吃穿和御寒问题。

三、整编部队。 此时全军兵力还有三千五百余人。

为了充实基层和便于指挥，前委决定撤销师的番号，将原来两个师的建制改编为两个团，以主要长官兼任团长。

原第十九师缩编为第五十五团，参谋长龚鹤村兼任团长，邓斌兼政委，下辖两个营，共一千二百余人。原第二十师缩编为第五十八团，总指挥李明瑞亲兼团长，李谦任副团长，政治部主任许卓(陈豪人走后，许被补任此职)兼政委，下辖两个营，共一千三百余人。此时全军还有六挺重机枪和三门迫击炮。

1月19日，整编后的红七军由桂岭出发，翻越鹰扬关，再次向粤西北的连州进军。

1月21日，红七军开进距离连州城六十里的东陂，得知城内有民团凭坚固守，还强迫老百姓集中在城内和炮楼里不许出来。红七军前委经权衡利弊，并根据龚鹤村的建议，决定不打连州，还是北上湖南宜章一带，因为三年前朱德、陈毅等在那里领导了宜章起义。经分析，认为那里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且地势险要，利于生存。

1月23日，红七军转向北进，途中经星子圩镇，时闻前往湖南境内已有湘军重兵布防，不可冒进，遂又折返连州。

红军掉头南返，引起连州守敌万分惊恐，乃放火烧城，企图阻挡红军。红七军速组织突击队与守敌一边激战，一边入城救火，使得连州城没有全部毁于烈焰。

红军此举，大大地感动和教育了连州市民。众多市民和商人主动筹款筹粮，慰劳红军。当地的教会医局也在红军崇高精神感召下，将百余名红军伤病员接纳住院免费治疗(这批伤病员治愈后，大部分经香港地下党组织送入中央苏区)。同时，红七军发动群众斗地主、恶霸，没收其浮财分给贫苦民众。

红七军在连州休整七天，补充了弹药、马匹、药物、衣被等，又筹足了四万现洋，而且有二三百贫苦青年参加了红军。斯时斯地，不仅人人穿上了新衣，而且每人发了两块银元，队伍也扩充了。大家笑逐颜开，士气大振！

——此时觑来，这支艰苦贫困、筚路蓝缕的队伍，看上去大体又像个样子了。

此时，红七军的总部署还是想北进到湘南地区，在那里站稳脚跟，补充队伍，建立一块立足之地。因此决定，再度掉头北上。

1月28日，红七军撤出连州，与来袭的粤军和民团激战两天，退至星子圩，于1月底抵达广东乳源县境梅花村(今属乐昌县)。

时值残冬初春，腊梅花盛开的季节。梅花村坐落在湘粤边界南岭山脉之中，是一个拥有上千户人家的大村寨，离湘南宜章只有百里之遥。

得知红军到此，中共广东省乐昌县委宣传部长谷子元接受地下党组织的委派，前来和红七军联系。谷子元带来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紧急通告等文件。

看了中央的这些文件，红七军前委才知道，原来早在去年的9月，也就是红七军在河池会集之时，党中央已经批判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

啊！一切都释然了，一切都明白了，一切都水落石出云开见日！这一切的一切都令红七军全体壮士扼腕痛首，悲愤填膺：

从1930年9月到1931年1月，这个时间上的差距，竟使红七军辗转数千里，被桂、湘、粤军阀围追堵截，昼夜于饥寒困苦之中突袭奔命，不但丢失了革命根据地，而且兵力锐减三分之二！

这么大的责任，这么大的损失，这么大的差误，回想起来，怎不能不令人深感震撼！深感遗憾！！深表痛叹！！！

然而，逝者已逝，无可挽回，也没有时间去挽回。

邓斌在梅花村召集前委开会，决定：部队在梅花村一带发动群众，扩充红军，在湘粤边小北江(即武水一带)创建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

殊不知，这一地区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湘、粤军阀为争夺地盘在此连年征战。三年前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曾在此举行过湘南暴动，占领了宜章县城，与来袭的湘军许克祥部五个团以及桂军、粤军重兵展开激战。暴动失败后，朱德、陈毅率领余部和湘南农军向赣南井冈山地区转移，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会师，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随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全军约一万人)。几个月前，朱、毛红军(红一方面军)也在执行“立三路线”的命令攻打长沙时多次出入湘南。所以，无论是湘军还是粤军、桂军，都十分警惕地注视着这一地区。

红七军驻扎梅花村的消息，很快被广东军阀陈济棠所知。陈济棠速与何键谋划，认为红七军“流徙千里，四面受制，虎落平阳，不难就擒”。即以湘军粤军联手，南北夹击，企图将红七军在此一举歼灭。

2月3日晨，红七军得到情报：粤军邓辉部约一个团兵力从连州追来。前委认为，敌军只有一个团，正是歼灭敌人的大好机会。乃决定在此与敌决战。

当日中午，敌我双方发起攻势。仗一打响才发现，敌人的兵力绝非一个团，而是一师之众，其中两个团是由乐昌方向开来的。

错误的情报导致了错误的决定，错误的决定导致了失败。

经过五个多小时的激烈而残酷的一场恶战，歼敌一千余人，红军伤亡七百余人。

当晚，粤军加紧攻势，后援部队源源而来。红七军遂于黄昏撤出战斗，向梅花村东南山区转移 梅花村战斗，红七军损失甚巨，原第二十师师长李谦、第五十五团团长章健等英勇牺牲，原红七军参谋长龚鹤村、第五十九团团长袁振武、第五十八团营长李显等身负重伤。全军干部损伤过半，兵力只剩两千余人。

—— 对于梅花村一仗，邓小平记忆深刻。1992年他到广东视察时，还曾感慨地提起在广东的昔日战斗经历。他万分惋惜地说：在梅花村一仗中，牺牲了许多重要的干部，比如李谦！比如……他的声音哽咽了。

他在1931年3月间再次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时，在写给中央的《七军工作报告》中说：鉴于在梅花村一带建立苏区的计划不能实现，决定速出乐昌，向江西前进，找到苏区作一相当时期之休整。部队出发前，经与地方党组织商定，龚鹤村、袁振武、李显等伤病员暂留在当地休养，并将二百余支枪、两门迫击炮及一些马匹留给了当地游击队和群众武装。为加强指挥，前委决定由李明瑞兼任第五十五团团长，张云逸直接指挥第五十八团。

2月5日，红七军撤到乐昌东南的杨溪(今属乳源县)渡口，旋即开始东渡武水(北江上游)。

武水河宽水深，不能徒涉，而渡口的船只已被粤军和民团收缴烧毁，企图将红军堵歼击于武水西岸。红七军速派人四下寻找船只，仅在江潭湾芦苇丛里找到渔民们匿藏的两只小船，只好分批漕渡。因船少人多，抢渡十分缓慢。

当日黄昏，邓斌、李明瑞率第五十五团和第五十八团一个多连共一千五百余人刚刚渡过武水东岸，由韶关、乐昌南北两面的粤军乘汽车赶来堵截。红七军第五十五团和第五十八团一个多连处于粤军两面夹击的不利境地，情境十分险恶。

轰——轰——轰 哒哒哒哒哒哒

敌人先用迫击炮轰炸和机枪扫射来封锁渡口。两只渡船被炮弹击中碎裂，未来得及下船的人群纷纷落进血红的江水里……渡口边的沙滩上，驮马嘶鸣狂奔，纷乱的灰色的人群不顾一切地冲向江岸，占领有利地形向敌人还击

邓斌和李明瑞的心头顿生起一种被嘲弄和被激愤的怒火：敌人偏偏这个时候赶来堵截！

“张军长他们已无法过江 ” “敌人的企图是要分割歼之于我 ” “只好各自为战了！” “而我们也不可在此久守待毙！” “那就边打边向仁化撤！” “好吧，一切听天由命！”

残阳如血。奔流的武水被枪弹的起一阵阵怒啸。渡口边的河滩上，横陈着马匹和战士的尸体。黝黑的沙滩，在鲜血的浸润下瑟瑟发抖，水浪波波拍动，发出飒飒低吟——这是唱给不屈者们殉难的安魂曲，苍凉、悲壮、雄浑、沉闷，充溢天地之间，欲把死者唤醒！

李明瑞指挥部队给粤军以打击后，冲出一条血路，即向仁化方向撤退

张云逸率领的第五十八团主力和军直属队等非战斗人员共六百余人，被粤军阻于武水西岸。他们眼睁睁看着东岸的部队与敌殊死厮杀，战友们一个个倒下，却真格是“隔岸观火”，无力能助。并且，敌人的后援部队已开始调转方向，向他们扑袭而来。河面完全被敌火力封锁。

至此，红七军在武水被敌拦腰分隔为两部，相互失去联络，音信全无……

第九章 长征的总预演 筚路蓝缕入赣南，邓斌即仆仆风尘回上海

1931年2月上旬，邓斌、李明瑞率红七军第五十五团和第五十八团一个多连(此已编入第五十五团)经广东北部仁化地区，向北直入江西大庾县西部的内良，翻越大庾岭、诸广山(属罗霄山脉系)，随后转向崇义挺进。

经过六个多月的艰苦跋涉，千里转战，这支蹈险犯难、英勇不屈的队伍，终于摆脱了国民党各派系军阀的围追堵截，到达了目的地——赣南苏区。

这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开创出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它很快将成为全国革命武装的指挥中心。

这里，有十万正规红军，他们已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大“围剿”，正在积极准备和投入粉碎蒋介石即将发动的第二次大“围剿”的战斗。

这里，已使赣南、闽西等红色区域连成一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即将在这里诞生。

江西不是广西，广西自然不能与江西相比，只要走进这里，才真正领受到它的另外一番天地，一派气象！

“啊，这叫‘踏破铁鞋无觅处’，我们总算到家啦！”邓斌感慨地说。

“是啊！《左传》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周易》曰：独行州闾，藏器待时。我们到此将有施展余地了！”李明瑞引经据典，侃侃而谈。

二人骑于马上，并辔而行。 队伍大踏步往前开进，再也不用担心前方有敌情或突遭敌军袭击。因为所到之处所见之人——也不论男女老少，都非常热情地欢迎他们，因为这里早已“草木皆兵”，人人都是赤卫队员。

当邓斌、李明瑞率部队一踏进江西境内，他们便欣喜地遇到了中共赣南特委(又称赣南行委)领导的游击队，并很快与赣南特委取得了联系。

经特委同志介绍，他们才得知，这一带尚属游击区，六十里外的崇义县城还是敌占区；这里离井冈山有二百多里，已是湘赣根据地的外围地带。

邓斌和李明瑞立即决定：北进六十里，拿下崇义城！

2月12日晨，红七军第五十五团在游击队的配合下，以较强兵力和人力，一举攻克了崇义城。

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红七军决定在崇义地区开展工作，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红军，以配合红一方面军的反“围剿”。同时决定组成中共红军第五十五团前委，取消军前委(简称“团委”，有时仍称“前委”)，邓斌兼书记，暂受中共赣南特委领导。

2月17日，恰逢旧历新年，红五十五团全体指战员与崇义城群众喜气洋洋地度过了一个欢乐祥和的新春佳节。

红军占领崇义，已使坐镇南昌的“剿匪”总司令何应钦不能安枕。

何应钦急令赣州的蒋光鼐及长沙的何键，以两面夹击，“速歼李(明瑞)张(云逸)残匪于赣南”，夺回崇义城，“占据围剿之要冲”。

3月初，敌第十九路军两个团由赣州向崇义进犯；何键也随之调集参加第二次大“围剿”的湘军一个师从柳州向崇义推进。

针对这种形势，邓斌和李明瑞等在杰坝寨与赣南特委研究红五十五团的行动时认为：崇义地区“群众基础还很薄弱，七军力量亦不厚，很难站住脚”。在崇义东南的信丰一带，红三十五军已奉命由信丰转向中央苏区，信丰地区已无红军。据此，便决定红五十五团转到信丰，巩固苏区。

在杰坝，邓斌从特委负责人那里得悉，中共中央已于1月7日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王明(陈绍禹)占据了中央的领导地位。以王明为首的党内的一部分人，打着反对“立三路线”、“调和路线”的旗帜，起来反对三中全会以后的党中央，并写了《两条路线》(后改称《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作为他们新的中央的政治纲领，从此开始了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统治。这一消息，不禁使政治嗅觉极为敏感的邓斌感到吃惊：中央六届三中全会是去年9月下旬召开的，这么快又开四中全会，其间必有缘故！

进而他想，自去年初他从上海回广西后，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直接与中央取得联系。似乎正因为此，中央才又派代表邓岗来到红七军。现在红七军几经曲折与磨难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后，终于抵达中央苏区。对于红七军今后的行动方针如何确定？是在赣南地区发展，还是与朱、毛红军会合？红七军是否到此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请示中央，亟待定夺。因此，他考虑很有必要赴上海一趟，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他和李明瑞、许卓召开了一次前委会，就他去上海汇报、请示工作进行讨论。委员们对他此时离开部队去上海感到恋恋不舍，又感到不太理解或疑虑：

有的说，红七军好不容易经历了千难万险，从广西千里转战到了江西，很快就要与朱、毛红军会合了，作为红七军前委书记兼政委，为什么非要这个时候去上海呢？

有的说，邓政委是党中央派来的代表，已有一年多没与中央联系了。“立三路线”垮了，中央又有新的领导同志主持，不知又有什么新精神新战略新部署，邓政委此行去上海，也实属必要。

也有的说，红七军抢渡武水时，被粤军分隔两部，现在张云逸军长率领第五十八团主力和军直属队还在湘、粤边迂回苦战，下落不明

也有的说，待被敌分隔的两部会合后，或与朱、毛红军会合后，邓政委再去上海也不迟啊！

但会议还是原则同意他去上海汇报和请示工作。他指定，他走了以后，由许卓代理前委书记。他强调，红七军就剩下这么多人了，一定要打听到五十八团的下落。部队不能独立行动，必须在有群众基础的地区，与群众会合起来才能站稳脚。

他一再叮咛，必要时可向井冈山根据地方向靠拢，与朱、毛红军会师。

据当时任红七军前委委员、总务处处长的袁任远回忆说——小平同志(邓斌)带几个同志到杰坝，一方面与地委(赣南特委)开会，研究开展地方工作问题，另一方面慰劳红七军的伤病员。小平同志在返回崇义的路上，听到了枪声，他知道我们会按照前委预定的计划撤出崇义，向北转移。于是，小平同志又回到杰坝，给我们写了一封信，让警卫员送给我们。我们从崇义撤到营前上犹县境内时，小平同志的警卫员赶到，将信交给我们。小平同志在信中指定许卓、李明瑞、余惠、我和张翼五人组成前委，许卓任前委书记。我们把这个前委叫小前委。他在信中还说，我在回来的路上听到枪声，知道敌人已向你们进攻，你们会按原计划撤退。我决定乘此机会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并了解“富田事变”的情况。我们接到小平同志的信后，即按小平同志的指示，成立了前委，向井冈山方向转移就这样，邓斌告别了李明瑞，告别了这些与他共创红七军、共创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战友，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崇义。他当时绝对没有想到，他与李明瑞、许卓、许进、余惠等战友的这一握别，竟成了永别——仅半年之后，李明瑞、许卓、许进、余惠等在中央苏区打“AB团”的清洗运动中均被杀害成为冤魂！

邓斌化装成一个买山货的商人，由赣南特委派出的交通员护送到广东的南雄，然后由中共广东地下组织派交通员护送到韶关乘火车去广州，然后由广州乘船到香港，然后再由香港乘船去上海……

第九章 长征的总预演 天河镇重逢，李明瑞和张云逸热泪流淌

被粤军阻于武水西岸的红七军第五十八团主力和军直属队在军长张云逸的指挥下，沿武水西岸向西北方向的包公庙、狗牙洞一带疾进，终于摆脱了敌兵的尾追之后，撤至南岭众山之中。

为便于指挥，张云逸把军教导队、特务连编入第五十八团，任命黄子荣(第五十八团一营营长)为团长，李天佑(特务连连长)为副团长，即对部队的行动作了周密的部署。

面对北有湘军堵截、南有粤军追剿的险恶态势和艰困的生存处境，张云逸对大家说：“同志们，虽然敌人在乐昌河(即武水)把我军拦腰截为两段， 这吓不倒我们！同志们都知道蚯蚓吧，它还有一个非常有气魄的名字叫—— 土地龙！即使它的身子被斩断，可它还能生出一个头来，虽无坚齿利爪，却能游仞自如于土中，上食埃土，下饮黄泉！”

他说：“眼下，我们就好比一只‘土地龙’，在这崇山峻岭之中同敌人周旋，叫敌人摸不透，打不着！”

他说：“我们的行动部署，是要千方百计地渡过乐昌河，挺进赣南，早日与我们五十五团会合！与朱、毛红军会合！”

大家纷纷表示：要死一块死，要活一块活；坚决不能死，拼死也要活！军长往哪儿带，我们就往哪儿冲；军长往哪儿指，我们就往哪儿打！

2月8日夜，张云逸率部北上突进一百余里，在乐昌地下党和当地群众的帮助下，从粤湘交界的坪石渡口渡过武水，经湖南宜章县境的红岩、五岭向北开进。

2月下旬，他们翻越八面山，绕过资兴、蓝市，夜渡洣水河，抵入湘赣边界的酃县境内。

3月9日，得悉酃县城内守敌只有一个团的兵力，旦又是刚纠集来的民团(敌正规部队已向中央苏区聚结，即将投入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于是，张云逸当机立断，迅以较强兵力突袭，一举攻下了酃县县城。

这时，湘东南红军独立师第三团团长谭家述、政委王震，得知红七军已进到酃县的消息后，立即率部队由赣边的莲花镇星夜兼程，前往迎接。

3月14日，红七军第五十八团在酃县的十都圩同湘东南红军独立师第三团会合。这是红七军远征以来，第一次见到的兄弟红军部队。而后，两支精干的队伍协同作战，在茶陵、莲花一带歼灭国民党第十九师一个团和反动地方武装一部，俘敌团长以下军官一百余人，声威大震。

3月底，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指示，成立中共河西临时总前委和总指挥部，滕代远任总前委书记，张云逸任总指挥，统一指挥赣江以西地区红军寻机歼敌，配合红一方面军第二次反“围剿”作战。

4月1日，蒋介石调集二十万大军在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的同时，又调遣三个多师的兵力在赣江以西地区进行“清剿”。

4月4日，敌第七十七师气势汹汹地进占吉安县的永阳镇，逼进永新县境，企图从九龙山“进剿”井冈山中心苏区。张云逸率湘东南独立师、红七军第五十八团和红二十军一个团抵进永阳镇以北地区，随即向永阳镇发起攻击，将敌击溃，占领了永阳镇。

战斗结束，他们从敌师指挥部缴获的军事情报中，发现国民党《中央日报》上登出的一条消息：《共匪李明瑞残部向遂川流窜》。张云逸得此消息，遂改变向吉安方向发展的原定计划，立即率部南下遂川，接应红七军第五十五团。

邓斌告别红七军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刚离开，李明瑞即按原定计划率红五十五团准备撤出崇义城，向信丰地区出发。这时，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两个团和地方民团已三面来袭，到了城边，企图将红军一举围歼。情势万分危急！当时天欲破晓，大雾弥漫，攻城敌军喊喊杀杀地向城内开枪开炮。李明瑞沉着应战，巧布迷阵，指挥部队一会儿向北打，一会儿向南打。待两边的敌人向相逼近时，李明瑞即施“金蝉脱壳”之计，在浓雾的庇护下，率部迅速从城内撤出。

攻城的敌军和民团则热热闹闹地相互大打了一场，当发现是自己人打了自己人时，红五十五团已顺利撤出崇义，向北疾进。然后渡过上犹江，到达井冈山地区的遂川。

不久，李明瑞率部到达永新，与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三军团一部会师。彭德怀、滕代远闻讯，即赶到永新会见这支千里转战、万劫还生的英勇队伍。

彭德怀紧握着李明瑞的手，激动地说：“裕生兄，久闻你大名啊！你率部从广西打过来，真是不简单啊！”

李明瑞更为激动：“石穿(彭德怀字)兄的大名我也是久仰啊！红七军从广西出发时有七八千人马，打到这里只剩下一千多人了，渡武水时又被敌分割两部，迄今不知张云逸军长率领的第五十八团主力和军直属队现在何处 ”

彭德怀说：“不管剩下多少人，来了就好！我跟老朱老毛说一声，你就来我三军团！”

李明瑞说：“一切听从调遣！”

在永新，李明瑞率红五十五团一边配合兄弟部队与敌作战，一边继续打听张云逸率领的红七军第五十八团的消息。

4月上旬的一天，雨歇天晴。朗朗艳日下，山川一洗如碧，万物葱茏。 红五十五团打着红旗由永新县城向天河镇(今属吉安县)进发，配合红三军团一部攻占安福。此时，红一方面军第二次反“围剿”的战役全面展开，鏖战犹酣！ 队伍抵达禾水河南岸，正要过浮桥，突然发现河对岸有一支队伍欲夺浮桥向南岸突袭。李明瑞遂下令：抢占有利地形，做好战斗准备！

河对岸的队伍也马上抢占有利地形，准备迎战。

李明瑞举望远镜向对岸观察，似发觉了什么，即令司号员吹军号联络：“嗒嗒嘀——嘀嘀嗒——”

对岸也吹响了军号：“嘀嘀嗒——嗒嗒嘀——”

彼此都听出来了！听出来了——

北岸是红七军第五十八团！ 南岸是红七军第五十五团！

两岸军号更加嘹亮吹奏，两岸的队伍纷纷登上堤岸，纵情地欢呼着，蹦跳着，向浮桥拥去……

李明瑞和张云逸紧紧握手、拥抱、互相端详，竟像孩子般地热泪流淌。

“胜之兄，我们找你们找得好苦啊 ”

“裕生兄，我们也是啊 ”

被敌军打散的红七军第五十五团和第五十八团，分别在李明瑞和张云逸的率领指挥下，在分散了三个多月之后，终于在永新县的天河镇会合了！战士们互相拍打着，相搂相抱着，在松软的如地毯般的河滩上滚成一团，欢笑声感心动耳、荡气回肠 燕子轻快地翱翔，蜻蜒振翅盘飞。 云在天空赶集似地跑着。麻雀群群，蹲踞在河边的树枝上咻咻交谈。

张云逸抬眼巡望欢乐的人群，目光从一张张悲喜交加的脸上掠过，心头不禁一惊，蓦地回首问李明瑞：“裕生兄，邓政委呢？”

李明瑞忙说：“噢，邓政委已于一个月前回了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去了。”

张云逸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说：“嗨，已经转战千里到了朱、毛这里，还非要回上海作甚？”

李明瑞说：“据赣南特委的负责同志披露，上海中央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又换了新的领导人主持中央工作。邓政委考虑到，已有一年多没与中央直接联系了，很有必要回上海一趟，一方面向中央报告一下七军的情况，一方面能得到中央的指示和新精神。”

“他不该这个时候离开啊！你们也不该让他走 ”

“大家当时也都舍不得让他走 ”

“他毕竟是中央派来的代表，理当回中央复命 ”

“是啊，他是中央代表，要回中央复命 ”

至此，红七军历时八个多月转战桂、黔、湘、粤、赣五省，行程七千余里，作战一百余次，全军由出发时的七千八百余人，到达“会合朱、毛红军”目的地时还剩下两千余人。至此，红七军加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序列。

1931年11月15日，在中央苏区“红都”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为表彰红七军英勇转战的业绩，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手将一面“转战千里”的锦旗授予红七军。

然而在当时，红七军的两千多名幸存者，他们怎么也不会预想到，三年后的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漫漫征途。而中央红军湘江突围后的始发路线，恰恰正是三年前红七军转战千里的湘、桂、粤边，无疑，红七军的千里转战为中央红军的大迁移提供了一条探索的途径与借鉴。

当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苏区中央局书记、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把红七军的千里转战称之为 “长征的总预演”。

40年后，毛泽东还几次对邓小平说：“红七军能打啊！”

第十章 劫难 邓斌回到上海，为何被打入“冷宫”

邓斌风尘仆仆回到上海，情况已骤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他几经周折才与中央机关的秘密联络处接上了头，并通过联络处请求向中央负责同志汇报红七军的工作。可是，长等短等却不见有中央负责同志听他汇报工作的任何迹象。他只有耐心地等待。他在等待向中央汇报工作的同时，于4月29日写出了一份近两万字的《七军工作报告》。他在这份工作报告中，详尽地叙述了红七军、红八军的发展经过和战斗历程，叙述了红七军在创建右江根据地和转战千里途中，开展地方党的工作及土地革命等情况。他以十分诚恳的态度，认真分析和总结了红七军这一时期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并检讨了自己曾受“立三路线”的影响，在工作中存在的失误。最后，他在这份报告上，重又正式签上了自己原有的名字——邓小平。应该说，这是作为红七军的一位政治、军事的主要负责人，对于工作的十分认真的总结，也是向党交出的一份十分诚恳的答卷，本应得到中央的重视。可是，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三个月过去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却一直没有听这位红七军前委书记兼政委的汇报，也没有哪位负责同志召见他一面。

由此表明，他是一位不受王明为首的中央所“欢迎的人”。他被冷慢地“晾”在了那里，好像遗忘了他的存在，遗忘了当初被中央派往广西、如今又回来的中央秘书长的存在。

但在这漫长而耐心的等待中，他知道了中央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切……

1930年9月，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结束后，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即以国际代表的身份秘密来到上海，直接插手干预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大政。于半年前从苏联回国、备受国际代表器重的留俄生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等，自称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严厉指责周恩来、瞿秋白主持召开的三中全会是“调和路线”，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的右倾”，要求召开四中全会。一时间，把个秘密处境下的中央机关，闹得纷纷扬扬。周恩来向他们苦心解释，舌敝唇焦，风潮仍无法平息。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了。

这次全会是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举行的，只开了十几个小时，共产国际代表一直处在实际做决断的最高权威的地位。出席会议的共有三十七人，其中有中央委员十四人、候补中央委员八人，还有王明、博古等其他出席者十五人。米夫在讲话中点名批周恩来、瞿秋白接受“立三路线”，责令全会将瞿秋白清理出政治局(会前，米夫已决定排除瞿，保留周)，并且严厉地警告周恩来说：“对于周，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

瞿秋白听罢对周恩来说：“看来，我要‘解脱’了，你还要背这个担子。”

周恩来苦涩而隐忍地说：“背就背吧 ”

会议通过了由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名单。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三人退出政治局。李维汉、贺昌俩人退出中央委员会。原来不是中央委员的王明，不仅堂而皇之地进了中央委员会，而且成了政治局委员。虽然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仍担任党的总书记，而实际上当家的是王明，为他撑腰的是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周恩来的处境可想而知。他和瞿秋白都被置于“被告”席上，成为主要的批判对象。在决定瞿秋白等人退出政治局后，有人提议周恩来也应退出政治局并单独交付表决。表决的结果：六人同意，十八人不同意。这样，周恩来才被“保留”在了政治局，而没有被“排除”。分给他的任务是负责军委和苏区的指导工作。

经过了这场突然袭来的轩然大波之后，很快形成了一条比立三“左”倾错误更加严重，而且更加气焰嚣张，对党和革命力量危害更大的王明“左” 倾冒险主义路线，在中国共产党内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统治。

在这样复杂而艰难的局势面前，周恩来该怎么办？他的内心充满着苦闷。任其“左”倾肆虐横行，是不能容许的；若乘此撒手不管，置身事外，这从他的思想和性格来说，又是决计做不到的。

他后来说过：当时支配着他的想法，是要“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可以说，这是一位伟大政治家的人生“自白”，他为此倾尽了毕生精力！

王明等人把持了中央领导权之后，便马上向全国各地派出中央代表和中央代表团，去推行他的路线：派出相当阵容的由二十多人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开赴中央苏区，撤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由项英(六届三中全会派到中央苏区)任代理书记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派张国焘、陈昌浩等去鄂豫皖根据地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煮任书记兼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派夏曦等去洪湖成立湘鄂西中央分局，夏曦任书记……于是，“钦差大臣”满天飞，到处拿“国际路线”压人，清除异己，进行残酷无情的扩大化的肃反运动。而此时留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的工作环境，由于国民党军警和特务的猖獗破坏，变得更加恶劣了。

1931年4月25日，一件对中共中央的安全造成从未有过的极大威胁的事件突然发生：参与领导中共“特科”的顾顺章奉命送张国焘去鄂豫皖根据地后，归途中化装成杂耍艺人在武汉一高尔夫球场表演魔术，不料被叛徒王竹樵认出，即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当天顾就叛变了，他在没有受到任何刑讯逼供的情况下，便主动表示愿将所知道的一切都讲出来，但他似乎不把武汉国民党特务机关和军事首领放在眼里，扬言只把情况直接禀告蒋介石，到时可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中共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

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和武汉侦缉处处长蔡孟坚急于表功，一连向南京特务本部发出六封密码电报——

第一封电报：“匪中共中央政(治)局要人、负责特务组织之黎明(顾顺章化名)在汉口被捕。”

第二封电报：“黎明已归顺中央，说有消灭共匪中央之重大计划。欲赴宁面呈蒋总司令。”

第三封电报：“何长官(成浚)电请陈部长(陈立夫)，速报蒋总司令，调军舰即赴汉口，以便押黎明赴宁。”

第四封电报：“考虑到事关十万火急，汉口方面已征招商局客货轮一艘，即刻解押黎明赴宁。”

第五封电报：“调查科驻武汉特派员蔡孟坚将于明日飞抵宁，向钩座(指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禀报。”

第六封电报：“不要把黎明被捕自首之消息让钩座身边的人知道，否则将上海中共地下机关一网打尽之计划便要落空。”

每份电报上都标有“特急”两字。他们意为这下可把共产党的老窝端了，一个也跑不掉！

但这些极端机密而重要的情报，被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统计调查科(中统)担任徐恩曾机要秘书兼国民党长江通讯社负责人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截获。那天正值周末的晚上，徐、恩曾早去舞场泡女人去了，正巧是钱壮飞值夜班。钱壮飞用密码将六封极不寻常的电报翻译出来，不禁大吃一惊！于是连夜让身边的地下联络员刘杞夫(钱的女婿)潜往上海向特科负责人李克农汇报。但考虑到事关重大，钱壮飞又亲自于翌日拂晓前换上便服，登上了南京开往上海的头班车。

千钧一发，十万火急！！！ 中共中央机关危在旦夕，若被敌人一网打尽，那将是怎样悲惨的一幕！而要在敌人统治下和大搜捕之前，迅速进行大规模疏散，任务是何等艰巨，时间又是何等紧迫！刘杞夫第二天早晨到达上海，几经周折找到了李克农，汇报了情况。李克农马不停蹄，迅速将情况转达给陈赓、陈云和周恩来。不久，钱壮飞也赶到了上海。

周恩来当即同陈云、聂荣臻、陈赓、李克农等商定对策，迅速而果断采取了一系列应急措施：

1.销毁大量机密文件。

2.迅速对党的主要负责人做周密的保卫和转移。

3.把一切可能成为顾顺章捕捉目标的干部，尤其是中央特科人员，要尽 快撤离上海或转移安全地带。

4.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工作方法，由各部门负责实行紧急改变。

5.由特科迅速调集力量，组织一支队伍，伺机捕杀叛徒顾顺章。

特科人员在周恩来指挥下，终于抢在敌人前面，完成了中央机关、共产国际驻远东办事处和江苏省委机关及大批人员的转移。

4月28日晨，国民党军警特务在顾顺章指引下对上海全市进行大搜捕。可是，每到一处，皆是人去房空。据陈立夫写给蒋介石的报告中称：“当调查科人员前去搜捕时，周恩来却无巧不巧的早五分钟离开，得以幸免。”

顾顺章虽逃脱特科的严惩于一时，却最终也没有逃脱厄运的惩罚：1935年，他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内因拉山头、搞派别，被国民党“中统”特务秘密处决。

事隔半个世纪后，徐恩曾在写的《一个特工的自述》中自怨道：“一生中所犯最大之错误，就是不该重用钱壮飞。”

其上司陈立夫也说：“其时双方作渗透工作，无孔不入，可均兄(指徐恩曾)录用钱壮飞，实为一大疏忽。”

铲共专家蔡孟坚在《两个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故事》一文中，痛斥责骂顾顺章在被捕以后还他娘的“打埋伏，卖关子”，不肯立即说出有关钱壮飞的情况，以致“天机泄露，功亏一篑”，害得他们空喜一场。蔡还以蔑视的口吻说：“潜伏我中央的钱匪逃沪，使顾可能发生的作用与成就已全部消灭。”

顾顺章事件后，钱壮飞因身份暴露，随周恩来去了江西中央苏区，曾任红三军团军医处处长，中革军委政治保卫局局长，总参谋部第二局局长等职。钱壮飞乃浙江湖州人，国立北京医科专门学校毕业，具有绘画、文学创作、建筑设计、行医、破译电报等多种才能。1935年3月31日在长征途中的贵州息烽防空时与部队失掉联系，被当地反动分子杀害，时年39岁。解放后，周恩来在上海视察时参观中央机关旧址，百感交织，动情地追忆说：钱壮飞打入敌人内部后的最大功绩，是破译了国民党武汉公署发出的关于顾顺章叛变的特急密电，把中共中央从死神跟前拉了回来。要不是钱壮飞等同志，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国民党特务的手中。他们为党立下了丰功伟绩，使我们党少走了不少弯路，全党将永远纪念他们。

顾顺章叛变不到两月，新的打击又接踵而来。

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向忠发历来生活作风不好，爱拈花惹草。中央机关刚转移到新的隐蔽住址，他便从妓院里讨了个小老婆。周恩来得知后，即派陈琮英(任弼时的夫人)的母亲去和向忠发的那个小老婆住在一起，注意他们。周恩来当时想把向忠发弄到苏区去，于是先把向忠发的小老婆转移到一个旅馆住下，然后周恩来把向忠发转移到自己的住处，还一再叮嘱他不要外出去住。向忠发非但不听，反而指责周恩来“管得太宽了”，是在挟制他，夺人之美。并声言： “我知道该怎样保护自己！总书记可以不当，苏区坚决不去！”

6月21日晚，向忠发又擅自外出跟那小老婆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出门叫出租车时，被司机特务认出，当即逮捕。

周恩来闻讯后，立即组织人营救，但未成功。向忠发吃了几下皮肉之苦就受不住了，于6月24日自首叛变，还把周恩来在小沙渡路的秘密住所供出。特务即刻押着向忠发去搜捕。向忠发有周恩来的房子钥匙，门打开了，特务蜂拥而入，结果里面已经空空无人。就在向忠发被捕后不久，周恩来、邓颖超、蔡畅等即转移到一个法国的饭店里去住 了。

国民党上海特务机关抓获了中共的总书记，急于表功，当即给南京总部发报，说抓到匪首。当时蒋介石在庐山，他一看到电报，当下批示立即就地处决。

24日向忠发一叛变，上海特务机关又马上发电报给南京总部，几乎是同时就收到了总部奉蒋之命就地处决匪首的电令。向忠发本以为自首后不仅能保住一条性命，而且能获得犒赏，但他没想到，在他叛变的当日即在龙华监狱被处决。等蒋介石收到“匪首向忠发自首归顺”的电报，遂又下达缓期执行的命令时，向忠发已在枪下作鬼了！蒋介石就此两起至关改写中共历史的重大案件的破获而收获甚微，痛训陈立夫等“中统”头目：“娘希匹！你们这些笨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坏我大计！”

这些恶性事件的连续发生，使得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活动陷入困境。周恩来不得不更加严格地隐蔽起来，同其他领导人互不往来。这时他感到在上海已很难继续存身了。

9月下旬，中共中央根据远东局(这时米夫已离开中国)的指示，决定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洛甫(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工 人，在全国总工会工作，后叛变)、李竹声等六人组成，由24岁的博古负总责，决定将中央机关转迁江西苏区。

10月中旬，王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以“国际路线”的代言人继续遥控指挥中央。

12月上旬，周恩来告别了长达四年的白区地下斗争的生活，前往江西，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去之前，由先去苏区的项英代理，后又由毛泽东代理)，从此开始了他的军事谋略生涯的新领域。

作为红七军前委书记兼政委的邓斌，回上海等着向中央汇报工作，这么一“等”就是四个多月。他由此便知道了，党内斗争的惊涛骇浪、连续发生的恶性事件，使得局势极度混乱而紧张的中央，谁还哪有工夫去同他见面，听他汇报呢？尽管他重又恢复使用了“邓小平”这个名字，尽管他曾是中央秘书长。

他默默地承受着这种“冷遇”，不仅从感情上，而且从理智上获得一种 “理解”。但他不知道，在他4月29日写出《七军工作报告》之前，先他赴上海汇报工作的红七军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和一位叫阎衡的红七军干部，已于3月9日和4月4日分别向中央写出了关于红七军情况的报告。他们除了详述了红七军的发展状况和经历之外，用迎合王明中央更“左”的观点分析了红七军的成败得失。特别是在阎衡的报告中，言词激烈地指责红七军前委主要负责人的阶级性表现得非常模糊和战略方针上的右倾保守思想等等。

这似乎正应了古老的俗语：先下手为强，抢先者有理。 这似乎含有一种政治的需要：上行下效，执事者乃须上下其手。这似乎还有一种无可名状的原因：邓小平是周恩来的人，周恩来此时的日子很不好过，二者当为“难兄难弟”。

由此觑来，一个比立三中央更“左”的王明中央，为何对前来汇报工作的邓小平不予理睬，似乎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实，在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已经发出了一封《中共中央给七军前委信》，信中以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极其严厉的口吻，对红七军的工作横加指责：七军前委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阶级路线的缺乏，七军的路线“很明显的是立三主义的盲动冒险路线，但同时又充分地表现出这条路线下所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与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的本质与富农路线，没有像七军前委的领导表示得明显的了！”

信是发往已经到达江西苏区红七军的，身在上海的红七军前委书记兼政委的邓小平，早已被打入“冷宫”。他哪里会晓得中央对红七军前委的这封信，而信中对他和对红七军工作咄咄逼人的指责与不满以至于否定，他更是一无所知。但他多少已从饱尝到的中央对他那种特有的冷淡中感觉到了什么。

偶尔和几个老友相聚，温一壶酒下肚，论长道短，发发牢骚，以泄胸中苦闷大把大把的雨点落着，一直落到心中升起微微凉意，只留两串脚印在雨里对话风雨歇了，西沉的日头被楼群挤压到一边孤独的角落露出脸来……夕阳拖长一个孤寂的身影，去江湾公墓看一眼爱妻的墓地。芳草萋萋，于风中摇曳，便隐隐感到那弥足珍贵的亲情的抚慰……一只小鸟不知为何，竟颓然地从树枝上跌落在草丛里，但它不灰心，再振力飞起，却又跌落，跌落了又飞起，直到完全没了力气，蹲在褐黄色的土地上，喘着气忧戚长嘶，仿佛在向所向往的某一远方呼唤着什么……他是个最不甘于无所事事无所用心无所作为之人！

他通过联络员向中央要求：回红七军。中央答复：无交通保障。未被批准。

他又通过联络员向中央请求：到苏区去。中央答复：可以考虑。

7月中旬，终于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和他一起被派往中央苏区去工作的还有一位女同志，名叫金维映，人们都称她“阿金”。

邓小平和阿金一路同行，由上海乘船，经广东赴江西，二人由此便结为夫妻。

毛毛在所著《我的爸爸邓小平》一书中这样写道：父亲这次离开上海，是他在两年时间里第三次离开上海。

第一次，是1929年夏季，在他二十五岁时，踌躇满志地受中央之命奔赴广西组织武装起义。

第二次，是1930年1月底，他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本是奉命汇报工作，去则是经历了一番丧妻失女的悲痛，并十万火急地赶回军情日紧的前方。

第三次是1931年7月，也就是这一次。当他乘船再度南下之时，已又是一番春秋了，红七军的七千里转战仍在心头萦绕，党的前途命运又几多疑虑， 中央苏区的工作则令他向往。

两年的时间，才仅仅两年的时间，仿佛是转眼般的短暂，又好似无比的漫长。

两年的时间，又是军旅，又是战火，又是胜利，又是曲折。

这日月星辰，是一年一度照旧地过；而这人，却是一年一度，岁岁成熟。此时的邓小平，已将满二十七岁。在过去的革命历程中，他丰富了阅历，正在日趋更加成熟和深沉。

而他的未来，则将是更加充满战斗激情的，更加如火如荼的……

第十章 劫难 祝捷会上，毛泽东说：红七军应保留，归三军团

1931年5月初，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总司令，坐镇南昌，指挥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七百里战线的二十万重兵，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分四路向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大举进犯。

红一方面军在朱德、毛泽东亲自指挥下，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弱敌，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方针，选择不善于山地战、不熟悉地形的敌第五路军王金钰部为首战对象。5月15日，敌第五路军分左、中、右三路逼近苏区东固。16日，红军乘敌右路军由富田向东固推进时，予以奇袭，并分兵围击留守富田的敌军，截断后路，歼王部公秉藩师大部。接着又转至潭头， 歼王部中路郭华宗师。随后，红军在沙溪击败王部左路郝梦麟师后，星夜直奔中村，歼敌第二十六路军高树勋一个旅。27日，红军乘胜进至广昌，歼敌第六路军一个团。接着挥师直捣福建的建宁，歼敌一个团。此役从5月16日起至30日止，红军在15天中，从赣江之滨一直打到闽西北山区，横扫七百余里，歼敌三万余众，缴枪两万余支，酣畅淋漓若下了一盘好棋，一举打破了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

战斗结束，毛泽东以日月天地之精气贯通心灵的诗人韵致，犹如指挥作战，挥毫填词，以畅达运行摇曳回旋之势，挥挥洒洒地写下了一首《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白云山头云欲立， 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 为营步步嗟何及！

在第二次反“围剿”已拉开战幕的4月上旬，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 总政委毛泽东喜获红七军第五十五团和第五十八团在永新县天河镇会合的消息，即发函祝贺，遂任命李明瑞为红一方面军河西总指挥部总指挥，张云逸为河西总指挥部参谋长，直接指挥红七军、湘东南红军独立师和红二十军第一七五团等部，配合红一方面军投入第二次反“围剿”的战斗。

此时正是拥兵鏖战的当口，红七军的到来，无不令人振奋！

平生眷念沙场的李明瑞情绪显得尤为激动，对张云逸说：“赶得早不如赶得巧，这仗可就有的打了！”

张云逸说：“有咱这七千里腿功，百余次阵功，他老蒋来什么花样的战法，咱都能对付！”

李明瑞似获有莫大的感动，由衷地说：“初来乍到，还未见朱、毛二位帅主，即委以重任，实乃盛情有加啊！”

张云逸说：“裕生兄乃北伐名将，雄风犹存，朱、毛帅主对兄可谓之‘知人善任’！”

当即，李明瑞和张云逸向红七军及所辖部队发出战令：配合主力，打击援敌，不让河西之敌东渡赣江！

当红军主力在赣江以东纵横驰骋，取得决战胜利之时，李明瑞和张云逸率部北出安福地区，先后攻克茶陵、安仁、攸县、酃县等地，歼敌等十九路军一部近两千人和地主武装两个挨户团，有力配合红一方面军主力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6月下旬，中共湘赣特委负责人王首道向红七军前委传达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指示：要红七军东渡赣江，到中央苏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合，准备迎击蒋介石又要发动的第三次“围剿”。

7月上旬，红七军渡过赣江，昼日兼行，回师赣南，经良口、白露，进入中央苏区。接着，经兴国到达雩都县桥头镇，于7月22日同红一方面军会合。

这时，因第二次“围剿”惨败而大失颜面的蒋介石，正调集三十万兵力， 亲任“围剿”军总司令，并聘请德、日、英等国军事顾问随军筹划，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大举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将士书》，声称“戒除内乱，剿灭赤匪，在此一役”。并发誓：“幸而完此夙愿，决当解甲归田，否则，就舍命疆场！”

形势极为严峻。

蒋介石决计不让红军有喘息、休整机会，调动一百多架飞机，以陆、空军协同作战，重兵压境之威势，对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

红一方面军紧急动员，踏着未息的硝烟，又投入战斗。

毛泽东则气韵悠悠，轻轻地调侃：“据说蒋介石在南昌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大骂以何应钦挂帅的部下无能，以至于痛哭起来。好么，这一次他亲驾御征，要挽回面子，并发誓说：此役打不赢，就舍命疆场。嘿嘿，我看他不会轻意丢命，就叫他再丢一次面子吧！”

毛泽东以他驾轻就熟的指挥艺术，对此役作了一番可实可虚、可轻可重、可大象着眼，可层层勾勒的运斤成风般的化典。他提出“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战略方针，采取声东击西、周旋迂回等灵活战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而使敌人不知红军主力去向，成天疲于奔命地追跑，却又屡遭重创。

——就这样，红一方面军以三万余兵力同十倍于己的敌军经过两个半月的作战，连续取得了莲塘、良村、黄陂、老营盘、高兴圩、方石岭等战役大捷，共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一万五千余支，各种炮一百余门，电台六部，骡马六百余匹。至此，打破了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从而使赣南、闽西两块苏区连成一片，中央革命根据地进一步扩大。

9月15日，在兴国的龙冈头村召开的庆祝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大会上，毛泽东、朱德等出席、讲话，并召见红一方面军各路将领。

毛泽东在听取了李明瑞、张云逸等人讲述红七军转战千里的经历后，感叹道：“七千里转战，跨越五省区，了不起啊！早有所闻，北伐时，明瑞同志就是赫赫有名的战将，所以红七军不仅能跑，而且能打。”

李明瑞说：“弟觉悟得太迟了，当初在武汉与老蒋作战(指第一次蒋桂战争)时，就该拉队伍过来，那时近两万人马！”

毛泽东笑着调侃道：“你若那时过来，也只能当个红色‘山大王’，老蒋可就不会让你和表兄主政广西喽！”

李明瑞说：“那只是老蒋‘以夷制夷’之计。”

毛泽东气韵悠然地说：“蒋介石在划谋施计上确是一位老手哩！其间一着，便是善于调动各派之间的矛盾，让其刀戈相向。想必他对两则掌故领悟贯通得绝好。一曰：螳螂捕蝉，志在有利，却不知黄雀在后啄之。二曰：赵国将要攻打燕国，苏代为燕国对赵惠王说，今者臣来，过易水，徒见蚌方出曝，而鹬啄其肉，蚌合而钳其啄。那鹬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晒死你 晒死你。’那蚌亦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饿死你饿死你。’两者不肯 相舍，渔者得而并擒之，且笑曰：哈哈，这正叫做‘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也！”

大家听着，愉悦而笑。

毛泽东收转话题，问李明瑞：“你们现在还有多少兵力？”

李明瑞答：“两千多人。”

毛泽东沉吟片刻，说：“两千人马，在武水被敌分隔成两部，而没有被敌人吃掉，实属不易呀！全军在休整期间要进行整编，对一、三军团要作一些调整。七军应保留，充实兵员，归三军团！”

说到这，毛泽东向坐在张云逸身边的彭德怀瞥了一眼。

彭德怀随之向毛泽东咧嘴一笑，转脸对张云逸小声道：“怎么样，老毛是听我的哩！我说要七军，他就同意了。”

9月底，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瑞金进行休整。朱德、毛泽东签署命令，任命李明瑞为红七军军长，葛耀山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参谋长，许进为政治部主任，辖第五十五、第五十六、第五十八团，归红三军团指挥。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作为红七军军长的李明瑞怎么也不会想到：在红军内部悍然刮起的怵目惊心的政治狂涛之下，他已大祸临头！！！

第十章 劫难 一曲没唱完的童谣，李明瑞对枪手说：兄弟，冲我正面打，手不要发抖

10月初的一天中午，正在为部队讲授攻坚战术的李明瑞，突然被方面军肃反委员会传讯，前来执行“公务”的保卫人员当即下了他身上的手枪，不容分说地押走了。

正作战术训练的干部战士顿时都惊呆了：这是怎么回事？

张云逸闻讯，立马追了上去，厉声喝问一位押解的干部：“你们为何把李军长带走？这是谁的命令？”

那干部说：“这是中央局和肃反委员会的命令。”

张云逸问：“是何据由？”

那干部说：“我们也不晓得，只晓得执行命令！”

张云逸说：“无凭无据，妄自抓人，那就休怪我手下无情了！” 他抬手一挥又猛地劈下，像传下的一面令旗。转瞬间，那些进行战术训练的官兵迅即围拢过来。

那干部并不惊惧，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印有红一方面军肃反委员会章戳的逮捕令。

张云逸不禁瞪呆了眼睛：这是由方面军肃反委员会主席、总政治部秘书长李韶九亲自签发的逮捕令。当他看到“AB团嫌疑要犯”几个字后，眼前訇然一黑，脑海里轰响一声炸雷：啊！这是真的吗？

那干部将逮捕令在张云逸眼前展示了那么几秒钟，立即收了回去。

李明瑞转过身，向张云逸深长地点了一下头，笑了笑说：“胜之兄请放心，我想不会有什么事的，我很快就会回来。”

但他想错了。他这一去便失去了自由。其实，早在1930年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清除混进革命队伍内部的地主、富农和“AB团”分子等指示，肃反斗争已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展开。虽然清除了一些暗藏的反动分子，但运动愈来愈严重的扩大化，搞得人人自危，人心惶惶，错杀了一大批被误认为是“AB团”分子的党政军干部。

所谓“AB团”，是1926年冬北伐军攻克南昌后，蒋介石指使陈果夫授意段锡朋、程天放等在南昌成立的一个亲国民党的右翼组织。“AB”二字代表了“反布尔什维克”的缩略语。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AB团”是个无足轻重的小组织，在共产党的打击下，不久就销声匿迹了。但国民党却造谣说它是“渗入共党队伍中的地下组织”，一些红军将领和苏维埃政府中的干部“是它的秘密成员”，以此挑起共产党内讧，自相残杀，瓦解红军队伍。而共产党内部的一系列主观推断和无端猜疑，相信“AB团”就是国民党打进共产党内部的特务组织，必须给予严厉打击。

1930年12月7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一些人在逼供下的假口供，特派方面军肃反委员会主席、总政治部秘书长李韶九带一个连到红二十军军部驻地富田进行肃清“AB团”的工作，逮捕了中共江西省行委段良弼、秘书长李白芳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金万邦、财政部长周冕、秘书长马铭等，并进行刑讯。

12月11日，李韶九和红二十军军长刘铁超把该军第一七四团政委刘敌从前方召回，告诉刘敌有人指控他是“AB团”分子。刘敌否认，并表示愿意追随李韶九。李韶九即把刘敌作为骨干派回红二十军肃清“AB团”分子。刘敌对这种做法抱有极大的怀疑和不满返回部队。

12月12日夜，刘敌率一个营来到富田，包围了红二十军军部和江西行委，省苏维埃政府机关，逮捕了李韶九和刘铁超等人，释放了被关押的谢汉昌等近百人，收缴了省苏维埃政府警卫连的枪械。李韶九在监押中掏大洋买通了看押人员，乘机逃脱。

当夜，刘敌、谢汉昌、段良弼、李白芳等召开紧急会议，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错误口号，把红二十军拉到了赣江以西的永阳地区，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

12月15日，段良弼、李白芳等在永阳召开会议，自行宣布他们是“合法”的江西省行委，把毛泽东对“立三路线”的抵制、纠正和对他们的批评说成是“一贯反对中央”和“取消革命斗争的右倾路线”，并伪造毛泽东给彭德怀的信，破坏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领导人之间的团结，并企图分裂红军。

——这就是史称的“富田事变”。

1931年1月，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后，一方面指出发动富田事变是严重错误，另一方面采取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处理这一问题，动员红二十军回到赣江以东，参加即将开始的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但就在4月，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后，根据同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错误地认为：“富田事变是‘AB 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遂成立审判委员会，对刘敌、谢汉昌、李白芳等事变领导人进行公审处决，并逮捕杀害了红二十军大部分排以上干部。紧接着又在苏区再度掀起肃反运动，杀害了许多被误认为是“AB 团”、“社会民主党”(据《红一方面军军史》载：此组织在中国从未建立过。1931年初，在闽西苏区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列宁的大会上，有战士从首长讲话中听到 “社会民主党”一词，便误喊“社会民主党万岁”等口号，以此认为在苏区 在红军内部存在“社会民主党”，一些喊口号的人当即被抓，杀害了许多被误认为是“社会民主党”成员的红军指战员，造成了极其荒诞而严重的后果)、 “改组派”成员的同志，甚至许多无辜的群众。

——这是自引自发的一场灾难！一场所谓清除“隐藏在党内的敌人”的自相戮杀！

红七军军长李明瑞自然逃不脱这场劫难！指控他的罪状是：“隐藏最深的改组派首要分子”、“打入红军队伍的旧军阀”、“最危险的‘AB团’要犯”等等，而最最要命的一条罪状是指控他任河西总指挥部总指挥时，与“富田反革命暴动”分子有勾结。

案情重大！在富田事变中逃脱出来的肃反委员会主席李韶九亲自参加刑讯。这是于都城边的一座古庙。四周布下了荷枪实弹的哨兵，庙院里几棵古柏树上也居高临下地安扎了瞭望哨。不断有人被押解人员从庙门外押送进来，也不断有人被押解人员从庙门里押送出去；押进来的人要逐个接受刑讯， 押出去的人就再无生还的可能对李明瑞的刑讯设在古庙后院的一间佛堂里。端坐在堂内中央佛龛里的菩萨早已被扫地出门，两侧的堂柱上挂着铁链和铆钉，地上洒下的一摊摊血 迹已经凝固 李明瑞被押进来后，押解人员才摘掉蒙在他脸上的一块黑布。这里给他的第一眼印象：人间地狱！

但没等他再多瞧上一眼，行刑人员动作非常熟练地用铁链把他捆在了堂柱上。

“李明瑞，你可知罪？”年轻气盛只有25岁的李韶九张口便厉声斥问。

“我何罪之有？请讲明处！”李明瑞也厉声道。

“嘴还挺硬，那就先掌嘴！”掌嘴的刑具是用湿牛皮裹着的一只铁勺子，掌嘴的时候发出狮吼虎啸般的击打声，听来颇有勾人魂魄的震慑力！仅扇五六个来回，受刑者的两耳轰鸣，两颊青紫，牙床松动，鼻孔出血……

“招不招？”

“呸！没想到共产党里，红军队伍里，竟会有你们这样一群魔鬼！魔鬼！！”

“快把他这话记下来，记下来，这就足以证明他是个地地道道的‘AB团’分子！”

第二道刑法开始了：用铆钉钉膝盖。他们把李明瑞的裤子撕开，将其两腿撬成大八字——直到撬到不能再撬的程度，听到筋骨和肌肉纤维欲将断裂的吱吱声！然后从堂柱上拔下长短粗细不等的铆钉，遂一钉在他的两个膝盖骨上。看两个行刑者挥动小铁锤钉膝盖的动作，俨若两个钉鞋匠——一点不错，他们正是李韶九特意从战士中找来的钉鞋匠。

李明瑞感到膝部像被数条青竹蛇、响尾蛇、七步蛇、眼镜蛇疯狂地乱咬，倾射毒液，复合的蛇毒迅即从大腿攻进胸膛又迅即扩散全身！他的身子在剧 烈痉挛的颤抖中扭曲、抽缩、变形，脑袋里隆隆轰响着山体崩塌，岩浆喷发，狂飙海啸“给他松绑吧。”年轻的肃反委员会主席似发慈悲地轻轻说了声。

李明瑞从昏迷中渐渐苏醒过来。他咬紧牙关挣扎着要站起来——他的狷介性格，他的勇猛刚烈，他的秉直风骨唤醒他站起来，他没有跪下或装死倒相的习惯！他刚一按膝盖，剜心绞骨的剧痛又使他支持不住地像一根木桩似地倒了下去。

“我看你还是招了吧，免得再吃更大的苦头。”李韶九用一支剔牙根剔着牙缝，好像刚吃完了一桌盛宴下来。声音仿佛是从牙缝里跑出来的。

“我李明瑞堂堂汉子，从不搞卑鄙龌龊之勾当！不为天，不为地，只为这山水共作证：我无罪可认，无供可招！哈哈哈哈 ”他由愤怒到愤恨，巨大的愤恨已使他变得麻木，忘却了疼痛。他充血的眼睛直直盯着冷寞、空荡、阴暗的佛龛，仿佛看到一尊卧佛罗汉抚摸着滚圆的肚腹对他微笑，他随之跟着大笑起来。

“你笑什么？”李韶九愕然一怔。

“我笑古笑今，笑东笑西，笑南笑北，笑来笑去，笑自己原本无知无识；我观事观物，观天观地，观日观月，观上观下，观他人总是有高有低。哈哈哈哈 ”李明瑞倒卧在血浆黏稠的地板上，颇具弥勒笑佛的形态和神韵。

“听听，他多张狂！他哪里还把共产党和红军看在眼里！记下记下，这又是一条罪状！”

行刑又开始了……

李明瑞一次又一次地被整死过去，又一次再一次地苏醒过来。他终于说：“拿笔和纸来。”看来他要招供了。李韶九颇为得意地叫人把笔和纸端了过去。李明瑞抓起毛笔，饱蘸浓墨，匍匐在地上，奋笔疾书下他的“供词”——此录辛稼轩《永遇乐》戏赋“辛”字为刑狱之口供： 烈日秋霜，忠肝义胆，千载家谱。得姓何年，细参辛字，一笑君听取。艰辛做就，悲辛滋味，总是辛酸辛苦。更十分，向人辛辣、椒桂捣残堪吐。世间应有，芳甘浓美，不到吾家门户。比著儿曹，累累却有，金印光垂组。付君此事，从今直上，休忆对床风雨。但赢得，靴纹縐面，记余戏语。

李明瑞写完这般“供词”，将毛笔朝墨盒里重重一掷，挣扎着坐了起来，目光投向屋外，于凝视中泛起绵绵情思，似又显出一种无忧无虑的坦然。他淡淡一笑，回头对李韶九说道：“快送我——走——”

李韶九抓起“供词”便看，看毕极为失望，又似乎看懂了些什么：“艰辛”、“悲辛”、“辛酸”、“辛苦”、“辛辣”一连五个辛字，真可谓戏赋“辛”字，把一切都化入“辛”字中了。啊！多么凄楚，多么悲凉，又是多么恶毒，多么痴狂！

他摇摇头，提笔在“供词”上画了一个圈，尔后向行刑人员轻轻挥了一下手，说：“送他走吧。”

于都城外的小密村东面是一片荒芜的乱石滩，于都河绕过滩地曲曲折折地向东南流去

李明瑞站在乱石滩上，顺着河流向远处张望。已是黎明时分，晨光熹微，东方堆积的云块里透出几缕灿亮的曙色。但天空阴郁，且有雾，眼前的景物显得朦胧混沌，一片迷茫，什么也看不清爽了。而他却仿佛看到了那片红土地，看到了红土地上很茂盛地长着一丛丛翠竹和一片片荔枝园，哦，这个时节，正是伐竹子、摘荔枝的时节——那是他的故乡北流镇。戎马倥偬，南征北战，想想已有好几个年头没回故乡看一看了。

他怆然想起他的凄苦童年。阿爸因病撒手而去，阿妈含辛茹苦供养他读书识字，而家境穷困，实难为济，多靠表哥俞作柏资助送他入了云南陆军讲 武堂韶州军校，从此他由一个村野苦娃成为一名职业军人。

他的干裂的嘴唇突然抽搐地嚅动起来，发出时续时断的嘶哑的嗫嚅声。

啊，多么亲切，多么纯真，又多么令人留恋和向往——那是一曲儿时的童谣：团团转，荔枝园， 阿妈叫我睇龙船；我不睇，睇鸡仔，鸡仔大，担去卖；卖得几多钱？卖得两百钱；五十买肉吃，五十买衫穿；一百娘收好，留到过大年一百娘收好，留到过大年。

“叭——”一声枪响，打碎了黎明的静寂。一群山雀倏然惊飞。童谣的 哼唱声猝然断歇。李明瑞身子一歪，眩晕欲倒，摇了几摇又立住，转过身子对枪手说：“兄弟，冲我正面打，手不要发抖！”

“叭叭叭——”一阵排枪暴躁地叫响！

枪手们惊呆了：这条好汉毅然站立着，虎目含威，胸前流淌着条条红色小溪。大约过了三四秒钟，那皮开肉绽的躯体像一切轰然断裂的石壁，迅速倾斜倒下就这样，这位北伐时的赫赫战将，这位拒绝蒋介石以高官厚禄相许的“关云长”，这位有胆有谋、指挥有方，为红七、红八军创下不可磨灭功勋的总指挥 就这样被“莫须有”诬陷罪名，倒在了红军肃反的枪口之下，时年三十五岁。

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党中央为李明瑞公开昭雪平反，恢复名誉，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李明瑞被杀害之后，事情并没有完结。

肃反委员会继续在红七军抓捕李明瑞的“同党”：红七军政治部主任许进、原红七军政治部秘书长余惠、魏伯刚等一些负责同志以及一大批团、营、 连、排干部和战士都被扣上“改组派”、“AB团”的帽子含冤而死。原中共广西特委书记、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雷经天，是在毛泽东的保护下才没有被杀，但第二次被开除了党籍。而在整个苏区有几千人被捕，许多人惨遭杀害。

1932年1月初，到达中央苏区任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即主持召开会议，总结了苏区肃反工作的经验教训，作出了《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在肯定肃反的必要性后，指出：“因为过去对‘AB团’及一切反革命派认识不正确，将‘AB团’扩大化了，以为一切地主残余富农分子都可以当‘AB 团’看待，以为一切从异己阶级出身的分子部可能是‘AB团’，把党的错误路线 的执行者和犯错误的党员与群众都同‘AB团’问题联系起来，甚至发展到连工农群众都不能信任”；“专凭犯人口供、依靠肉刑，以致造成肃反唯心论，乃至苦打成招”。

决议案对红一方面军在肃反工作犯了扩大化和简单化的严重错误给予严肃的批评与制止。同时又指出：“富田事变”不是“AB团”领导的，也不是以反革命为目的暴动。事变领导人同反革命组织没有任何联系。所谓“AB团” 在当时是不存在的。肃清“AB团”的斗争，是肃反扩大化和逼供信的产物，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但是，“富田事变”领导人，带领部队包围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机关，公开提出分裂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领导的错误口号，并在敌军集中兵力向苏维埃发动进攻的严重时刻，不顾大局，把红二十军从布防地区拉往赣江以西地区，宣布成立非法的江西省行委等等，制造了混乱，损害了革命，这是红军纪律所绝不能允许的。

需要一提的是李韶九。他被撤销肃反委员会主席职务，受到留党察看处分。毛泽东当时曾严厉地斥责李韶九等人：叫你去多抓思想，你就把人家的脑袋搬了下来！肃反委员会成了阎罗殿，冤杀错杀自己的同志，这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

受到处分的李韶九表示悔过。后任江西省政治保卫局局长、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长)汀瑞(金)卫戍区司令员等职，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时，留在中央苏区。1935年在闽西被错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在后来延安整风运动时，毛泽东讲到红军肃反问题说：肃反走了极痛苦的道路，反革命应当反对，党未成熟时，在这个问题上走了弯路，犯了错误。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

所以，毛泽东对整风运动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

第十章 劫难 灾难之日，韦拔群竟遭叛徒暗害

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围剿”被红一方面军粉碎后，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陆续进入苏区瑞金。

瑞金由此成为享誉全国的“赤都”。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在不久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工农兵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当选的六十三名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中，有两位来自红七军——一位是张云逸，另一位是韦拔群。

而此时，韦拔群还在广西。

红七军主力离开右江后，韦拔群、陈洪涛奉命率领只有一二百人的部队留下来坚持斗争。——这跟后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进行长征，项英、陈毅等奉命率少数部队留下来坚持斗争的情景完全相同。

在当时被大家称为“留下来看家”。因为他们大都是本地人，相信还能打回来。韦拔群率领只有一个连的队伍回到东兰，按照河池会议精神，在东兰、凤山、恩隆、奉议、果德等县以农民赤卫军为基本力量，于1930年12月正式组建红七军第二十一师的第六十一、第六十二、第六十三团，共两千余人，三百多条枪。韦拔群担任师长兼第六十一团团长。陈洪涛兼师政委(他主要负责右江特委)。论人数，全师也就一个团的兵力；论枪械，不够装备一个营，而且大都是些长条步枪，没有快枪和重武器。

对于武器装备的低劣和缺乏，韦拔群并不犯愁，他发动大家一如先前那样自制土枪土炮和火药。在与桂系军队和地主民团的作战中，他们制造的“红柳炮”和“滚球弹”也显示出相当出色的威力。但他最犯愁的是扩充队伍缺乏兵员：当地的青壮年大都参加了红军跟主力走了，留下的赤卫队员几乎都是上了年纪和体弱的农民。

斗争的残酷，环境的艰险，生存的困苦……这些在韦拔群告别大部队返回右江的途中，他都意识到了。并预感到，右江人民遭受前所未有的灾难之日，已经不可避免地即将降临！

《赤匪首要韦拔群率股匪又窜回东兰》消息已在南宁的大小报刊上作为特号新闻登载。李宗仁一方面给韦拔群写信，劝其“归顺”，既往不咎，并以少将师长和警备副司令的职衔相许；一方面令白崇禧调遣部队和民团开到右江，且大造“清乡”、“会剿”之声势，对韦拔群进行武力威胁。韦拔群给李宗仁的答复不能不使李宗仁大为光火，他谴责李宗仁、白崇禧等：“为争雄称霸，屡衅战祸，置万千民众与水火”，“血债累累，窑竹难书”；并正告李、白，“韦某不屑与尔等为伍”，“只为八桂父老乡亲争得一方太平”。李宗仁遂令白崇禧对右江地区进行“清剿”。

1931年1月至1932年8月，白崇禧也效仿蒋介石，采取“步步为营”、“梳毛篦发”、“缩网收鱼”等战术，对右江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三次“围剿”。

1931年2月，红七军主力转入湘粤边后，决定向赣南突进，投奔朱、毛红军，亲自督师围追红七军的白崇禧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遂调转部队“围剿”广西境内的韦拔群师。他们从北从东两路剿袭，以纵队兵力迅速占领右江各城镇和交通要道，将右江分割成许多小块，先分区“清剿”地方武装和游击队，然后调兵连营直逼东兰，将韦拔群师包围在狭小的地区内，步步收缩，实现“瓮中捉鳖”彻底消灭苏区。——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在向蒋介石发去的战况电讯称：歼灭“本境残匪”，已是挥手间事，从此“赤祸绝不再死灰复燃”！

这是一个被血腥窒息了大地呼吸的日子——桂系部队两个师突袭东兰。韦拔群率部奋力抵抗，终因寡不敌众，撤至深山隐蔽。地主“还乡团”趁机又杀回家乡，在“茅草要过火，石头要过刀”，“人要换人种，谷要换谷种”的口号下，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仇恨反攻倒算！敌军和还乡团把红军伤员和没来得及转移的赤卫队员集中起来，用机枪扫射；把当地苏维埃政府的干部和党员逐个逐个用各种惨无人道的刑具折磨致死；一些当过赤卫队和村干部的妇女被剥光衣服，在光天化日之下被轮奸；韦拔群的媳妇、儿子和弟弟在屠杀的日子里受尽凌辱与残酷刑罚，一一丧命。韦拔群的年迈的母亲被还乡团作为人质押着进山去搜捕韦拔群，老人饱受折磨，活活饿死。敌人出两万大洋悬赏缉拿韦拔群。

霎时间，韦拔群经营多年的素称“太平之郭”的东兰成了恐怖、愤怒、仇恨的世界，成了血与火的世界。

那些经受空前恐怖和劫难而幸存活下来的人们，一双双急剧内缩而充血的瞳孔里，疯狂与绝望同时凝结成冰块：天命轮回，人与野兽同，世界末日到了！“工农革命新高潮，工农红军有力量”的口号，似乎已成了遥远梦境。往日的革命热情淹没在殷殷血泊中，化成了微弱的潜流，在地下悄悄流过。

直到这时，韦拔群和他的不到千人的队伍，已经经受了桂系军阀的两次“围剿”。韦拔群也已痛愤地意识到敌人的疯狂报复还不算完，更加残酷而困苦的斗争还在后面！

1931年8月，韦拔群终于得到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信，这也是最后的指示：根据中央南方局的部署，红七军第二十一师现改为右江独立师。以游击战术消灭敌人，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打破桂系军阀的“围剿”，坚守到最后胜利。

韦拔群不辱使命，率领他的右江独立师，在残酷险恶的环境中与敌周旋。

他曾写下这样的话，以此表达他和右江独立师坚决战斗到底的决心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在红军，任红军，都是救人民而奋斗；你先死，我先死，大家为革命而牺牲！

1932年10月18日，韦拔群率右江独立师在抵抗桂系军阀的第三次“围剿”的突围中，在东兰赏茶洞(又称“双茶洞”)，他和几位随行人员竟遭到叛徒暗害。叛徒们将他的尸首运到南宁去领赏，随后他的头颅被拿到广西各地示众。韦拔群遇害时，年仅38岁。

不久，陈洪涛带领右江独立师余部在与敌人搏斗中，也为叛徒出卖而壮烈牺牲，时年27岁。

1932年底，原红七军第二十师副师长、后任红七军军部副官长的黄治峰，奉命从中央苏区潜回到右江坚持斗争。一年后在东兰被捕而慷慨就义。

第十章 劫难 祸起萧墙，“毛派头子派”的悲欢离合

瑞金。1931年6月的一天。

正当红一方面军在闽西、赣南几百里的战线上同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展开激烈鏖战之时，苏区肃反委员会打“AB团”的运动也在后方大张挞代。

原中共瑞金县委书记邓希平、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萧连彬、县总工会委员长杨舒翘等地方党政干部二十多人，均被粗大的棕绳捆绑着押赴刑场，在震耳的枪声中，他们倒在殷殷的血泊中！肃反恐怖的阴云笼罩着苏区中心的瑞金，一个个饮辱而去的冤魂在红军后方的上空萦绕。

8月，受中共中央派遣的邓小平和妻子金维映，顶着炎炎烈日来到了即将成为“红都”的瑞金。一到瑞金，他们便发现，这里的政治气候极不正常：原来在5月初，中共瑞金县委书记李添富根据肃反委员会的旨意，在瑞金大抓“AB团”组织——“社会民主党”，仅在两个月内，瑞金党政干部不少人被错杀，单位解体，大批干部、群众被迫离乡外逃，全县面貌死气沉沉。

鉴于当时红军主力反“围剿”战斗正酣，他们还没有与上级取得联系，中共赣东特委书记谢唯俊及刚从上海抵达瑞金的余泽鸿等人便决定罢免李添富等人的职务，由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

邓小平走马上任，立即宣布停止乱捕乱杀，并审查了全部被捕和判处死刑人员的案子，遂派出一个调查组由金维映带队，深入到各区乡调查了解，弄清了李添富等人搞逼、供、信滥杀无辜和为非作歹的大量罪恶事实。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邓小平惊悉李明瑞被捕杀害了，红七军的一批干部战士也惨遭杀害 他愤懑难平，扼腕痛绝！

邓小平果敢下令，拘捕了民愤极大的李添富和县苏维埃主席谢在权等人——尽管他们十分狂做而嚣张地宣称：有苏区肃反委员会主席李韶九为他们撑腰！但新上任的这位小个子书记却着实硬起“铁手腕”，遂于9月底在瑞金绵江中学召开公审大会，枪决了李添富、谢在权等人，释放了大批无辜关押的干部群众。

十分奇妙的是，邓小平在纠正了瑞金肃反扩大化错误之后不久，事情就发生了极富戏剧性的变化——随着中央机关人员不断地进入瑞金，临时中央领导者博古等人便把邓小平列入毛泽东周围的少数成员之列。他不得不把位子让给上海来的同志，因为他在上海向中央汇报红七军工作时，他已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把邓小平调离瑞金，到距“红都”以南百里之遥的会昌担任中心县委书记，掌管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的工作。

会昌位于苏区和白区的交界，是中央苏区的南大门，战略地位堪称重要，但“赤化”的程度远不及中心苏区。由于会昌刚刚在反第三次“围剿”后收复，城外一些小股国民党“靖卫团”和散兵游勇，经常向城内放冷枪，并四处骚扰群众。而各县当时只有一个独立营，赤卫队的枪支也很少，商店大都关了门，经济萧条，群众生活十分穷苦。邓小平不得不从头开始，按照毛泽东的土地政策和做法，惨淡经营，不久也就有了政绩。后来，被调离红军领导岗位的毛泽东在会昌搞调查研究，登上会昌城外的岚山岭，以郁闷雄沉的心境赋诗称：“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而苏区中心的“风景”又怎么样呢？ 临时中央进驻苏区后，加强了他们对根据地的直接领导。他们像太上皇一样发号施令，要求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向着中心城市发展”。他们指责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中央苏区犯了许多严重错误，并强令取消了总前委。毛泽东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务实主张被斥之为右倾保守、逃跑退却路线；毛泽东保护中农、给富农以经济出路的温和政策被斥之为“富农路线”；毛泽东本人因“不尊重中央的领导”而被撤销了他所担任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只给他一个“苏维埃政府主席”的空头衔(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在党内军内毫无发言权。

然而，临时中央的“毛头小伙子”(毛泽东、朱德等对博古等人的戏称)虽然有共产国际撑腰，但要把毛泽东这位土生土长、在红军中享有崇高威望的领袖扳掉似乎仍很吃力。他们架空了毛的权力之后，并决定公开批判毛所犯的“严重错误”，欲开除毛的党籍或送其到苏联“养病”。可斯大林不同意，担心这样会导致红军分裂。但是，不清除毛泽东在根据地党和红军的影响力，他们怎么发号施令呢？于是他们就采取“敲山震虎”的办法，把斗争的火力对准毛泽东的追随者们，而对毛泽东暂且“不予深究”。

他们很快从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身上发现了毛泽东的影子——罗明在一份报告中对“左”的扩红计划提议，认为扩大主力红军应从实际出发，“上杭、永定等边区的条件比较困难，党的政策应当不同于根据地的巩固地区”。罗明说，在目前情况下，莫说我无办法，就是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请斯大林同志，或请列宁复活，一起来这里，大演说三天三夜，我看也不能解决问题。等等。

——这就是被临时中央狠批猛批的所谓的“罗明路线”。罗明被撤销职务，受到严酷打击。

这一路线斗争很快波及到邓小平所在的会昌——他们发现这里也有一条同“罗明路线”没有什么区别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同时他们联想到邓小平在广西右江“一贯右倾”、“推行富农路线”、“退却逃跑主义”等，再加上邓在会昌刚发生的“寻乌事件”(1932年11月，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位于赣粤闽交界的寻乌县城失守，被广东军阀占领)，于是邓小平被划进了毛泽东的圈子里。

不久，任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的毛泽覃(毛泽东的弟弟)、江西第二军分区司令兼红军独立五师师长谢唯俊、江西苏维埃裁判部长兼省党团书记古柏也被圈了进来。

这样，邓、毛、谢、古便构成一条“江西的罗明路线”，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而邓则是四人中的首要。

很显然，“罗明路线”即是毛泽东路线。临时中央领导者认为，只要把毛泽东路线的追随者在政治上置于死地，最后就可以把毛泽东彻底孤立起来并一举打倒。

这回，天塌下来不是由高个子顶着，而是先砸落到矮个子身上。

“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5页)”直到60年后邓小平还发出这样的感叹。

于是，对邓的政治迫害接踵而来。他和毛、谢、古等人先受到公开点名批判，遂又被撤销了会昌中心县委书记职务，调到江西省委审查办作检查反省，等候处理。幸好在省委碰上三位在巴黎勤工俭学时的老同学：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省军区司令员陈毅和省委组织部长蔡畅(李富春的夫人)。他们并不认为这位当年的“小钢炮”犯了什么弥天大罪。于是邓在失去中心县委书记后，又悄悄当上了省委宣传部长。按现在的级别，实为同级调动，没有降职处理。

这下更触怒了临时中央！

于是兴师动众、集中火力，以更加猛烈之势对“邓、毛、谢、古”开展批判斗争。在批斗会上，四人据理申辩，又被说成“公开在会场上进行反党活动”，罪加一等，当众缴了他们的枪，撤销了他们的职务，责成他们去基层监督改造。

邓小平被撤销了省委宣传部长，还受到党内“最严重警告” 处分，并责令他作出深刻检查。邓小平被关押在一间阴暗潮湿的低矮房子里。在残酷无情的高压之下，他不得不违心地检讨自己对“国际路线”的意义估 计不足等等，作了自我批评，想以此过关。他从百色、龙州起义到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从红七军千里转战到中央苏区，从瑞金、会昌直至“寻 乌事件”，一一详明事实，陈述自己的意见。他把“检查”送上去了。但在 “左”倾领导者看来，这哪里是什么“检查”，分明是一份“抗议书”！随即，他们在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发表《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的署名文章，指责邓小平“依然站在机会主义的观点上”，“没有一个字批评自己所负的责任”，责令他立即向党写出申明书，彻底坦白“机会主义路线和派别观念甚至派别行动的全部”。于是，邓小平又秉笔直书写出第二次“检查”。但他的对手对他的检查仍然十二分地不满，再次责令他必须向党交出一份“像样的”申明书。邓小平气愤地陈述道：“我所上交的两份检查，写的全是实话。回顾过去，我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对党的事业负责任的这样的态度写出的‘检查’”，再一次把当权者激恼了！他们把邓小平带到审讯室，拍案大怒：“邓小平！你的三次书面检查，全在为你自己歌功颂德，错误一点也没有承认！”邓小平申辩：“是啥子就是啥子么，我毫无掩饰。”

当权者说：“现令你向党写出第四次申明书，再不容许有任何隐藏！若是继续抵赖下去，必须考虑你的党籍！”

邓小平强压着心中怒火，说：“该申明的我都申明了，每句话我都经过认真考虑的，全是真话实话，我可以拿党性来负责，现在没啥子再要说的了。” 说完，他转身走向自己的那间“拘留室”。 此后，每隔两天提审一次，他经受着精神和肉体的折磨。

邓小平在政治上遭受到磨难，随之家庭生活也骤然发生变故——他的妻子金维映也离他而去。经受磨难和挫折，绝不是一件令人轻松的事情。好在邓小平倒是想得爽脱，不为个人生活中出现裂痕而过分的在意：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

进而他想，人这一辈子真不知要经历多少悲欢离合，要经受多少事业和生活上的磨难，才算得“修成正果”，才能达到“四大皆空”涅槃超度的境界。无论在感情上，还是在理智上，他都没有过多的责怪金维映，因为她的这一行动更多地是出于组织上的干预，他很能理解她的处境：不能因为自己落难而再连罪于她毁了她的前程，好合好散，离就离吧！

在他要被发配到乐安县南村区去当巡视员的临行前，他在金维映写的离婚报告上签了自己的名字。

南村人从未听说区里有个巡视员的职务，那么邓小平来此干什么呢？人们疑惑不解。熟悉他的人仍亲切地与他打招呼道：“首长身体可好？” 他似乎并不感到窘迫和沮丧，直率地说：“啥子首长啰，同志们好。”在南村“巡视”不到十天，上级又令他卷起铺盖回到江西省委所在地宁都。据说这是因为乐安的南村是边区，怕出问题。

出什么问题呢？整他的人当然不会担心他的个人安危。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怕邓携带党的机密投敌而去；或者天高皇帝远，怕他在此煽动谋反。

回到宁都的日子当然更不好过。整他的人要他接受更严峻的考验：到宁都附近的一个光秃秃的山上开荒种地。挥锄开荒他并不在乎，早在法国的哈金森工厂他就练就了一副硬身板，率红七军千里转战又练就了一双铁脚板。但是，人是铁，饭是钢，吃不饱肚子差点要了他的命。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邓默默地挖山不止。他对突然来看望他的蔡畅以近乎哀求的口吻说：“蔡大姐，我饿极了，给我弄点吃的吧 ”

“好，好 ”蔡畅看着他又黑又瘦的脸色，心里泛起一阵酸楚。在巴黎时，邓是最受她喜爱的小弟弟。

蔡畅叫他中午到她家吃午饭。蔡畅叫人去买回两斤猪肉、两把大蒜和一些辣子、水酒，烧了三个菜，煮了一锅饭，要让邓小平来家里饱餐一顿。邓小平已有好几个月没尝肉味，没闻酒香，听说有好吃的，喜不自禁。

但他怕连累老大姐，来的时候把草帽压得低低的，几乎遮住了眼睛。这位“劳改犯”趁午休无人的机会，悄悄从省委后门溜进蔡家，着实饱餐了一顿。临走时大姐还让他带回一些酒菜，嘱咐他要保重身体，再坚持一下。因为李富春到瑞金汇报工作去了，到时会向有关领导反映他的情况，为他讨回公道。

军委副主席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从李富春那里得知邓小平的处境，说：“临时中央不用邓小平，埋没人才，真是偏见！目前正值敌兵大军压境，怎么能让邓小平这样的人才去开荒呢？！”为了拯救被“埋没”的邓小平，王稼祥想出一个办法：他以总政治部秘书长杨尚昆上了前线守边境无人为由，要求把邓小平调上来当代理秘书长。经过王稼祥多方努力，邓小平终于结束了劳改生活，重返赤都瑞金。来到总政机关，邓小平十分珍惜王稼祥给他的这个机会，把个《红星报》办得有声有色，红红火火。——正因为《红星报》主编的担子压在他的肩上，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他才得以随军长征。试想一下，如果邓小平当时被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那么他的人生道路会怎样呢？同他一起被撤职处分的毛泽覃和古柏都是留守人员，大军西去不久，这两位蒙冤受辱的革命者和许多年轻的生命都葬身在被敌占领的青山绿林之中。

长征的开始，意味着王明路线的失败。毛泽东开始有了发言权，在他和周恩来的影响下，邓小平重又当上了中央秘书长。党史资料中没有为邓正式平反的记录，但是当他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加遵义会议时，他头上的“右倾”、“反党”帽子无疑是取消了，而且不仅仅是取消。

他的第一轮人生低谷从落到起，整整经历了三年。

邓回忆说，遵义会议时他和毛泽东住在一起。这两位决定中国命运的“大个子”和“小个子”，终于在历史的紧要关头相遇了。

两千多年前的老子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30年代在中央苏区挨整对邓小平来说是“祸”不是“福”。但40年后， 这个“祸”却成为决定邓小平政治生命的相当重要的因素之一，而且是好的因素，关键性的积极因素——

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在决定邓小平第二次复出的批示中写道：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

(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

(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

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这是毛泽东的指示，在当时是多么权威多么神圣的最高指示啊！从这个批示开始，邓小平遭受彻底批判的政治命运开始得到转机，并于1973年3月从江西农村的“牛棚”里回到了北京，重新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又回到周恩来身边，协助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1975年，邓小平再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此后，他开始逆当时“左”的疯狂的潮流而动，开始 了对于全国各个领域的全面的整顿。

小平在第二次倒台后之所以能受到毛泽东的起用，除了在毛泽东的批示中所谈到的和毛泽东认为邓小平“人才难得”等因素以外，30年代的“邓、毛、谢、古”事件，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因为邓小平当时挨整的原因，就是邓小平当时执行的是毛泽东所主张的政策和作法。

30年代党内残酷激烈的政治斗争，把邓小平划进了毛泽东这一派里面。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是铭记于心的，而且记了整整40年。这对于当时挨整的邓小平来说，恐怕是他连想也没有想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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