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盛宴

巴黎的盛宴 - xp1024.com

《巴黎的盛宴》

序

——读胡榴明

读，一边读一边忍不住地要笑，写得真是太有趣了，法国当代作家达恩·弗兰克的文字闲适而随意、幽默而风趣，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查阅了大量有关的文献资料，写出了这部纪实性长篇人物传记体随笔，一种最典型的“轻阅读”读本，但是其中思想立意之深及艺术品位之高，只有读过之后、思索了之后才有可能细细地领悟出来。聪明的作者将深刻的见解与诙谐的文字融得不露声色，漂亮的文笔足以令包括我在内好多以写作为生的人自叹不如。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传统的文化、传统的思想、传统的文学艺术已经稳固了好多个世纪，世界历史的进程发展到了一个亟待变革出新的时期——首先是经济领域的大工业时代的兴起，然后是科学领域的机械电气技术的发展，接下来是思想文化领域里以尼采为先驱的哲学革命。于是，一场全方位波及文学和艺术的伟大的世界变革开始了，一批反传统的现代主义文学艺术流派诞生了，一大批20世纪最伟大的文人和艺术家诞生了，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和一个特定的地点，演绎了一幕流传千古的悲喜交集的历史剧，这就是我们书中涉及的人物和故事。

20世纪之初的法国巴黎，一群艺术家、一群“伟大的疯子”刚刚从自己的家乡来到这个欧洲最美丽最浪漫的城市，他们之中包括画家、雕塑家、作家、诗人、舞蹈家——他们两手空空、穷困潦倒、衣衫褴褛、饥肠辘辘，惟一的财富就是他们天生的才气。在塞纳河右岸的蒙马特尔和塞纳河左岸的蒙巴那斯，在巴黎最下层的贫民区，在“洗衣船”和“蜂箱屋”那种最简陋最贫寒的木板出租屋内，他们开始了最初的艺术追求。他们是伟人也是凡人，是艺术家也可以同时是无业游民、小偷、酒鬼、侠客、义士、骗子、绅士、战斗英雄或者逃避兵役的胆小鬼，他们怪异的服装、怪诞的举止、怪僻的性格、酗酒、嫖妓、群殴、吸毒，甚至于偷盗；他们散漫无羁、放浪形骸，和平时期出卖才华只是为了填饱肚子，战争时期为着理想可以献出生命。

书中采用传记实录的写作手法，绘声绘色地描写了巴黎当年的名人逸事，“一幅鲜活的，多姿多彩的群星图”，描写了这一群艺术家及作家诗人和他们的模特儿、他们的情妇，和画商、出版商、新闻业主、酒店老板、旅馆老板、书店老板、画廊老板、警察等等平凡小人物，共同构织的一段辛酸的、浪漫的、坎坷的经历。

就在这一群“天才的疯子”被世人接纳的前夕，他们以自己的行动贯彻着他们的共同的理想和信念，那就是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行为自由。对于当时已形成体系的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制度和规范、虚伪的道德观念及阶层等级观念，他们深恶痛绝。于是，他们以自己特有的不合常规、不合礼仪的思想行为及艺术手段加以全面的、彻底的反击。他们是19世纪末传统思想文化的掘墓者，20世纪初新时期思想文化的呐喊者和开创人。尽管他们有着和平常人一样的弱点、缺点和过失，但是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他们所作出的贡献是伟大的、无人能及的，也是任何人都无法加以诋毁的——这就是本书的精髓，也是作者的写作目的。在我们身边的这个世界之中，理智的庸人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和“天才的疯子”相比，他们只是大树底下一群庸庸碌碌的蝼蚁。

无论是以毕加索为首的立体派也好，以马蒂斯为首的野兽派也好，以特里斯坦·查拉为首的达达主义文学社也好，以安德烈·布勒东为首的超现实主义文学艺术体系也好，巴黎——世界文化艺术的中心，他们实现理想和梦想的原生地，是土壤、阳光、空气和水——一个疯狂的时代，一群疯狂的天才，疯狂天才的天堂。放荡的巴黎、美丽的巴黎、永恒的巴黎，之所以让我们回首流连，因为书中的那一切都消逝不再，那一个时代已经过去，那一代天才已经作古，尽管巴黎依旧，已是历史的陈迹。科学、哲学、文学、艺术，更新变革的时代已经过去，当又一个崭新的世纪到来之际，剩下我们这一代人只能够品尝前人的果实，生活在上一辈人建造的瑰丽的艺术之宫，我们再也没有发展，再也不可能有发展，创造之思的花朵枯萎了，我们感到悲哀，因为那一个疯狂的时间和空间不再，疯狂的天才不再，合上书页，我们只能叹息。

译者前言

本书作者达恩·弗兰克是法国当代作家，已经发表了《希腊的初一》、《离别》、《疯人墓地》、《裸卧》、《巴罗上前线》，以及与朋友让·沃特兰合著的系列丛书《博罗历险记——摄影报道》等十五六部著作。他的小说《分手》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28个国家出版发行，并于1991年获得勒诺多文学奖(LeprixRenaudot)。勒诺多(Renaudot)是17世纪的法国医生兼记者，终生为穷人的利益奔走呼号。他于1631年创办了法国的第一份周报《LaGazette》。1635年担任法国文学杂志《法国信使》的领导。1925年，法国的一个文学评论团体创立了勒诺多文学奖，从1926年起，每年秋天颁奖。

一书是作者经过多年潜心阅读大量档案资料、收集了丰富的素材之后，又花费了几年的时间撰写而成的。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我花了几年的时间同时写着两本书。写一本感觉累了就暂时搁下，换写另外一本。因而一直无法将它们完全区别，也无法将它们彻底分开。它们是一对双胞胎，其区别仅仅在于：一本是小说，另一本是传闻逸事。如果不写，就根本不可能写成《裸卧》；没有《裸卧》，也就不可能有。来自世界各国的这些艺术家以他们各自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为基础，创造了现代艺术。多年来，我一直留意收集有关素材。我手头的资料之多，他们故事之丰富多彩，在一本书中不可能容纳得下，也无法全部献给读者。他们是一些顽强的、十分了不起的伙伴。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对他们了解愈深，我的心情就愈加激动不已。”

一书以翔实的资料和灵活的描述，将“巴黎是世界艺术中心”的那个时代活生生地展现在读者眼前。阅读此书，可以比较详细地了解毕加索、海明威、阿波利奈尔、阿拉贡、莫迪利阿尼、马蒂斯、雅里、马克斯·雅各布、帕森、马雅可夫斯基和佳吉列夫等一大批世界著名的艺术家、作家、诗人生活的各个侧面。

艺术家们不同于普通人之处在于他们有艺术灵感，日常生活中的零星火星便可能激发出他们创作的无穷动力与灵气。创作是他们人生的第一需求，无论富有或者贫穷，创作的意志都坚定不移、始终不渝。这些诗人、画家、小说家、雕塑家、音乐家敢于打破长期形成的清规戒律，跳出原有的条条框框，勇于大胆想像和创新。正因为他们具有如此优秀的品格，才能创造出20世纪初世界艺术的时代语言：野兽主义法国现代画派之一。、立体主义法国画坛的现代艺术流派，代表画家有毕加索和勃拉克等。、达达主义西方文艺流派，“达达”原为法文中幼儿语言的“马”，取之作为文艺流派的名称，表示“无意义”、“无所谓”。和超现实主义西方文艺流派。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先在瑞士出现达达主义，继而在法国演变为超现实主义。、无政府主义否定一切国家政权的小资产阶级思潮，19世纪上半叶出现在欧洲。。

然而，艺术家并非圣人，也是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凡人，而且他们特别推崇自由：创作自由、思想自由与生活自由。于是伴随着他们吟诗作画的艺术创作生涯，就出现了一些放荡不羁如同痞子似的生活方式：佩戴用纸或树皮制作的领带、将短裤套在上身当衬衣，穿着满大街游荡；用金表换一些破烂拖鞋；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在巴黎的蒙马特尔和蒙巴那斯大街上随意鸣枪开道，在餐馆酒吧中打架斗殴、寻衅滋事；身边女人成群，更换不迭……

艺术家的性格和人品也形形色色，各式各样。有的生活清贫，省吃俭用，却全力资助他人；有的收入颇丰，过着奢华生活，却背叛恩人，见死不救；有的喜欢热闹，整天前呼后拥，从酒吧到舞厅，从舞场到郊外，甚至临时决定开车到海滨，毫无计划地虚度终日；有的喜欢独处，同他人老死不相往来；有的对爱情忠贞不渝；有的见异思迁，喜新厌旧。他们之间也常发生钩心斗角、争权夺利、嫉妒仇恨和无可奈何之事……

该书还十分突出而强烈地反映出：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法国乃至欧美等西方国家中，妇女的地位仍然十分卑微，哪怕她们有创作能力，也有创作成果，但她们永远处于从属的、被歧视被凌辱的地位，永远是社会的配角，是供人利用的工具，是男人的附属品。

是一幅鲜活的、多姿多彩的群星图。由于它的素材全部来源于历史资料，而不是小说的虚构与臆造，因而对我们了解现代艺术的形成与发展、了解创造了现代艺术的艺术家们的思想理念以及他们的创作与生活，对了解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一定大有裨益。

王姤华

2001年2月5日

作者序言

无艺术的社会是盲目无知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总把自己封闭禁锢在简单化了的清规戒律之中，对丰富多彩的外部世界一无所知。正因为如此，专制主义者一旦登台执政，他们便立即在文化艺术界大开查禁、封杀与焚书坑儒运动之门。他们以此方式达到扼杀不同意见、麻痹人们思想的目的，使百姓忘记历史，放弃对理想的追求，以便巩固他们的专制统治。然而，这样的社会恰恰是产生新艺术和造就艺术家的沃土。

在此使用“艺术家”一词，与其说是定义，还不如说是对所有从事艺术创作的人的称谓。这一称谓引发了不少不满与议论。艺术愈崇高伟大、愈淳朴美好，艺术家就愈渺小、愈遭人鄙视，甚至被唾弃。人们往往只关注事物的形式而忽略其实质，常常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从毕加索的蓝色工作服、弗拉芒克的木制领带、勃拉克的帽子到超现实主义者们的打架斗殴和寻衅滋事，一些幼稚的人以及许多心怀敌意的人以偏概全，将化装用品当做艺术作品，将斗殴者当做地痞流氓，而忘记(实质纯属无知)所有上述行为只是一个人的外表，决不能代表他的思想本质，更不能代表他的创作成果。

在“机灵兔”LapinAgile，巴黎艺术家们活动的一个场所。——译注一带活动的画家们同在“丁香园”CloseriedeLilas：位于巴黎市蒙巴那斯区的一个酒馆。——译注一带活动的诗人们，也时不时地穿着一些奇装异服，组织一些稀奇古怪的活动，有时还在大庭广众之中开枪，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向资产阶级挑衅。其主要原因是：在那个时代，资产阶级从不喜欢他们，甚至始终歧视和侮辱他们。当时的资产阶级固守旧制度下形成的一切思想观念，而那些诗人与画家却信奉无政府主义，在晚些时候他们还信奉共产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他们属于两个完全无法调和的阵营。

然而，必须懂得，艺术家们除了他们的服饰和日常行为之外，还创作出了大量的艺术作品。艺术家们生活的核心是艺术创作。毕加索可以随心所欲地穿戴，阿尔弗雷德·雅里可以随意摆弄他的手枪而且从未放弃过，布勒东和阿拉贡动辄就对藐视他们的人挥动拳头大打出手，但他们的恶作剧与他们一生创作的功绩相比实属微不足道。现代艺术正是诞生于这些卓越的好事之徒之手。从1900年至1930年期间，他们不满足于单纯的艺术创作生活，也参与和从事了大量的政治活动，参加了政治党派。尽管他们为时代创造了它独特的语言——艺术语言，却遭到了一些人的诽谤与攻击，同时也引起了另外一些人的嫉妒，甚至憎恨。

《于布王》、《春之祭》、《野兽笼》等自称为立体主义者的绘画作品，以及马蒂斯在1906年的独立派画展上展出的《生之喜悦》在公众中引起的公愤，已经足以反映出当时的先锋派在社会上遭受到何等强烈的抵制和反抗。斯特拉文斯基虽然受到了百般凌辱，但还是坦然地接受现实。他认为不应该要求公众对艺术家表现出宽容，而应该要求艺术家们尽量去了解为什么公众会攻击他们。因为如果在他本人的音乐作品创作出来的前一年他自己听到这些作品的话，也许会耸耸肩膀，表示不敢恭维。

凡是先锋派，都要引起人们的不满，但社会最终总会理解他们、接受他们。新的思想艺术潮流总会代替前人的创作，使人们忘记前几代人的鲁莽行为。后浪总在推动前浪，一浪比一浪高，历史正是如此推动着艺术创作的发展和进步：在绘画领域，印象派出现时也曾激起公众的极大愤怒，引起了各界的批评。当新印象派出现之后，公众便逐渐淡忘了印象派，转而批评新印象派，但远没有在令人恐怖的野兽派出现时表现得那么强烈。畸形得如同魔鬼一般的立体主义，又驱散了人们对野兽派的公愤。在诗歌方面，巴那斯派Parnassiens是1866年出现的、以希腊东北的Parnasse(帕纳索斯)山命名的一个反浪漫派的文学运动。——译注取代了浪漫派，而象征派又驱逐了巴那斯派。在音乐界，巴赫一直代表着17世纪至18世纪上半叶蓬勃发展的巴洛克艺术风格，而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创作了交响乐，柏辽兹的交响乐则比十二音体系更加和谐、更加优美动听。

在20世纪初，法国成了世界先锋派的首都。但在巴黎塞纳河右岸蒙马特尔一带活动的先锋派中间就存在着两个派别：苏波、郁特里罗MauriceUtrillo(1883—1955)，法国画家，苏珊·瓦拉东的儿子。、苏珊·瓦拉东、于特尔和其他一些还从未迸发出火花的艺术家为一派，他们仍然延续着图鲁兹-劳特累克toulouse-Lautrec(1864—1901)，法国画家、石印画家、广告画设计师。的传统。另外一派是一些功成名就的艺术家，他们住在蒙马特尔的“洗衣船”。前者是为创作而创作，而后者创作的目的是探索新艺术。他们这些来自不同的国家、讲着不同的语言、经受了不同文化的熏陶、吮吸了不同土地营养的人聚集在一起，是为了能够自由地从事绘画和诗歌创作，是为了摆脱过于繁杂、沉闷、僵硬呆板的清规戒律，根据自己的意愿从事创作。他们当中主要有：西班牙人格里斯和毕加索，荷兰人凡·东根，意大利—波兰人阿波利奈尔，瑞士人桑德拉斯，法国人勃拉克、弗拉芒克、德朗和马克斯·雅各布。

在塞纳河左岸蒙巴那斯一带活动的先锋派艺术家们也同样在充实与丰富着世界的艺术宝库。他们当中主要有：意大利人莫迪利阿尼，墨西哥人迭戈·里维拉，斯堪的纳维亚人克罗格，俄罗斯人苏丁、夏加尔、扎德基恩、佳吉列夫和法国人莱歇、马蒂斯、德劳内。20世纪20年代，一些美国作家和瑞典人，另外一些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的人也来到巴黎，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在巴黎的蒙马特尔和蒙巴那斯街道上活动的这些艺术家从此不再是三五个或十来个，而是几百个，甚至几千个。他们中间有画家、诗人、雕塑家和音乐家，也有资助文化艺术的富人；有模特儿和出版商，有百万富翁，也有身无分文的穷苦人。他们来自世界各国，带来了世界各国古典或现代的文化和艺术。于是，巴黎一举成为世界文化艺术之都。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虽然毕加索已经发财，但他的大多数同伴仍然生活在难以想像的贫困之中。而1918年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却购买了布加蒂牌汽车和私人公馆，绘画启蒙时代结束。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在停战前两天去世，先锋派时代就此终止。莫迪利阿尼1920年离去，艺术家们的流浪生活也宣告结束。保加利亚人朱勒·帕森1930年6月1日的去世，永久性地结束了整整一个时代——彻底地关闭了放荡不羁的艺术家时代的大门。

世界各国的艺术家们之所以选择了在巴黎生活，是因为巴黎是一座慷慨大度，随时都以兄弟般的热忱欢迎来自四面八方客人的城市，它永远向远涉重洋而来的宾客们奉送上一片自由的天地。如今，毕加索、阿波利奈尔、莫迪利阿尼、桑德拉斯和苏丁们已经不在那里了。他们遭驱赶远离了塞纳河，理由是毕加索吸毒、阿波利奈尔窝藏珍贵文物、莫迪利阿尼在公共场所闹事、桑德拉斯盗窃、苏丁穷困潦倒和到处乞讨。

人们可以罗列更多的理由谴责他们，但是这一切只能证明无论是过去的或是当今的艺术家们总是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始终无法成为社会的中心，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他们无力改变自己的现状，从而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只好流亡他国。

谈论昨天的文学艺术家，目的是为了爱护当今的文学艺术家。回忆可以起反射作用，从前的影子也可以帮助我们检查今天的现实。跨越了几十年之后，当今的文学艺术家仍然是他们前人的兄弟。

创作是艺术家们一生的首要需求。莫迪利阿尼、苏丁和毕加索将他们的全部身心都贡献给了艺术事业，他们批评凡·东根及其他一些人追随上流社会。在他们看来，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这些同伴背叛了自己的事业，损害了艺术家的形象，成了单纯的工匠和绘画的手艺人。手艺人不能被称为艺术家。一天，皮埃尔·苏朗热PierreSoulages，出生于1919年，法国当代画家。1946年之后的主要绘画作品为抽象画。——译注向我点明了二者的根本区别。他说：“艺术家从事的是研究与探索。在前进中他们没有现成道路，为了达到目标，他们必须探索。而手艺人，他们的目标明确，达到目标的道路是现成的，就摆在面前。”

真是一针见血。

艺术家单独工作，不雇用任何人，没有职业。他们无论创作绘画或者诗词均不是技巧问题，而是灵感问题，没有固定的手段。如果一个人缺乏思想，没有想像力，头脑的思维出现故障，任何人用任何办法都无法拯救他，任何人用任何东西均不能替代他。因此艺术作品是独一无二的，如同创作它的人是独一无二的一样。任何人创作出来的女像柱都无法同莫迪利阿尼创作的女像柱相比。罗伯特·德斯诺斯买到了毕加索的木炭画，却以勃拉克作品的名义出售，那是因为这幅画是他们二人在创作综合立体主义画的伟大时期共同创作的作品。

他们二人同时都在从事研究与探索。未知和疑惑是艺术家的永恒主题。对他们来说永远没有最新创作，因为新的艺术永远在等待着他们去发掘。他们的探索没有任何依靠，永不参考前人的创作成果。成功与新颖只是暂时现象。每次都必须从零开始，这个零就是一个无底深渊，艺术家永远在探索深渊中生活着，一旦深渊到了尽头，就意味着艺术家的新作即将诞生。

一书讲述的艺术家们诞生于位于塞纳河右岸蒙马特尔“洗衣船”的画室内，成长于蜂窝街和蒙巴那斯的大街上。该书的写作过程与我1998年发表的小说《裸卧》相互交错，它是对小说《裸卧》中的空白、缺陷和未能揭穿的神秘之处的补充。

我花了几年的时间同时写着这两本书。写一本感觉累了就暂时搁下，换写另外一本。因而一直无法将它们完全区别，也无法将它们彻底分开。它们是一对双胞胎，其区别仅仅在于：一本是小说，另一本是传闻逸事。如果不写，就根本不可能写成《裸卧》；没有《裸卧》，也就不可能有。来自世界各国的这些艺术家以他们各自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为基础，创造了现代艺术。多年来，我一直留意收集有关素材。我手头的资料之多，他们故事之丰富多彩，在一本书中不可能容纳得下，也无法全部献给读者。他们是一些顽强的、十分了不起的伙伴。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对他们了解愈深，我的心情就愈加激动不已。

我是首先动笔撰写《裸卧》的。第一稿轻而易举地脱稿，真可谓下笔千言，一蹴而就。然而，我发现其中的真实多于虚构。面对有关“洗衣船”和瓦万街人物的资料，我虚构不出其他人物。他们的生活本身就足以构成一部小说。

于是我重新开始。我决定撤去能够使我向城堡进攻的所有扶梯，并将它们转移到别处。我着手同时写两本书。

《裸卧》不借助于时代见证人的资料，而是主要通过虚构，重点描写在那个时代的画室、酒吧和妓院里通常发生的事情。而充分采用见证人的记叙和回忆，以讲述者的口吻叙述蒙马特尔和蒙巴那斯文学艺术家们的真实生活与创作。

我不是研究艺术史的专家，而是作家。作家有自己的语言。本书应用的正是我自己的语言，即运用生活在世纪转折时期的真人、真事、真实地点和真实作品的资料创作另一种小说，让世人了解一个真实的时代。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游击队”基地

“游击队”基地蒙马特尔

加莱特圣心大教堂耸立在蒙马特尔山丘顶上。这一神圣的建筑居高临下嘲弄着巴黎。它是神的威力至高无上的实物凭证，是时代的耻辱。

贝那老爹

1897

20世纪初，巴黎的蒙马特尔与蒙巴那斯两区被塞纳河隔在左右两岸遥遥相望，昨天与今天世界的艺术美即将在巴黎这座古都的这两个城区诞生。人们在奥斯曼河Georges haussmann(1809—1891)，法国政治家，曾任塞纳省的省长。这里的奥斯曼河指目前巴黎的塞纳河。——译注的两岸为资产阶级建起许多高楼大厦和林阴大道，老百姓的住所却被排挤到了巴黎市郊，这是城市化建设的传统做法。

河的右岸有“洗衣船”Bateau-Lavoir，位于巴黎蒙马特尔区山丘的一所古老建筑。20世纪初，一些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作家、艺术家生活在其中。后被定为历史古迹，在1970年发生的一场火灾中被烧毁。——译注，左岸有丁香园，塞纳河终年从二者之间静悄悄地流淌，而现代艺术的整个历史即将于此诞生、成长与壮大。

圣心大教堂高高耸立于蒙马特尔山顶上。这座位于山腰的风车、葡萄园与蔬菜园之上挺拔屹立的雪白建筑，是塞纳河上的拜占庭。

圣心大教堂犹如一顶大礼帽高高地耸立在蒙马特尔山顶，而在它之下，丁香树与山楂树如织的山腰间散落着无数的昏暗旅馆、轻体木板活动房、用原木或硬纸板搭建的简易酒吧及餐馆。美国女舞蹈家伊萨多拉·邓肯Isadora Duncan(1878—1927)，她吸收了古典舞蹈中身穿希腊紧身长裙赤脚跳的技术，以她的“自由舞”形式创造了现代舞蹈。与其弟子们正是在这块非法的游击队基地中心身穿紧身长裙、赤着脚翩翩起舞，轻盈欢快地跳着她创造的希腊式舞蹈。蒙马特尔像一个大村庄，人们在那里自由欢乐地唱歌、跳舞，却吃着粗茶淡饭，穿着破衣烂衫，住着简居陋室。那时，这些艺术家在朱诺大街上的私人住宅还不存在，而昂布瓦兹大街妓院里却生意兴隆，总是盛情地慷慨接待着它的所有宾客。人们至今还记得红磨坊那位引发图鲁兹·劳特累克灵感的舞女古吕(图1)的超短裙、雷咏多尔美丽的臀部，以及那位白天与他人合伙当公证人、夜间当演员的瓦朗坦·德索塞那强劲有力的腿部动作。他是四对舞中惟一一个以其旋风般旋转的动作使从香榭丽舍大街至蒙马特尔的民众们群情激昂的人，遗憾的是，不久之后他成了红磨坊风车车翼的牺牲品。

在蒙马特尔自编自唱的艺人布律昂辱骂资产阶级，萨蒂在阿尔方斯·阿莱开始其艺术生涯的罗什舒阿尔大道上的“黑猫”酒馆演奏他创作的作品《Gymnopédise》。当世纪更替之前十五年，报继续四面出击的时候，阿莱甚至用弗朗西斯科·萨西为笔名在该报上发表文章。而真正的弗朗西斯科·萨西是经常在《时代》周刊上发表文章的一位戏剧艺术评论家。这仅仅是当时发生在蒙马特尔地区的笑话之一……至于画家阿莱的情人珍尼·阿维尔，她为图鲁兹·劳特累克做人体模特儿，同时也为其他画家做过模特儿。经常在蒙马特尔区出现的那些人个个精明能干、十分出色：席里柯、塞尚、马奈、凡·高、莫奈Monet（1840—1926），法国画家，印象派代表人物之一。、雷诺阿、德加Degas(1834—1917)，法国画家、雕塑家。……还有一些暂时无人所知的小画家起先在蒙马特尔，后来到蒙巴那斯的博物馆内学习临摹，不声不响，悄悄地找个空地儿，默默地等待着时机到来。接着，创作灵感将他们带往远方以及全世界。这些影子似的匆匆过客的名与姓就不一一赘举了。

蒙马特尔是为了保持其别具一格的特色才成了一个自由区吗?看上去像开玩笑，尽管这并非成为自由区的全部理由，但其中确实存在渴望保持独特性、追求独立与自由的因素。在20世纪初，一些抱有这一愿望的蒙马特尔人决定将位于圣心大教堂附近的加莱特广场，定为他们这个渴望独立自主的自治区域的首都。

人们进行了投票，提案以绝对优势获得通过。接着，还选举产生了市镇长。土生土长的画家朱尔·德巴季当选为蒙马特尔自由区的首位长官。几年前，他由于被怀疑是魏利餐馆凶杀案的凶手而被警察局拘留过，这一污点被洗刷之后，朱尔·德巴季名声大振。这一次当选为市镇长，使他的名望得到进一步提高。他成为其“新国家”内出类拔萃的头面人物。弗朗西斯·卡尔科Francis Carco(1886—1958)，法国作家，蒙马特尔的诗人、小说家。——译注歌颂他，罗朗·多热莱斯Roland Dorgelès(1885—1973)，法国小说家，他的写作主题主要是战争及蒙马特尔。颂扬他，查拉tristan tzara(1896—1963)，祖籍罗马尼亚的法国作家，达达运动在瑞士苏黎世的倡导人。——译注十分敬佩他，并且将他视为达达派运动的先驱之一。毕加索也正是由于欣赏他，才经常来“机灵兔”聆听他的诗朗诵。

朱尔·德巴季写了一本书，题为《盒子中的杰克》。巴黎歌剧院将它搬上舞台，萨蒂为之谱曲，后来经过达吕斯·米约Darius Milhaud(1892—1974)，法国作曲家。——译注改编，于1926年被俄罗斯芭蕾舞团搬上舞台，布景设计为安德烈·德朗André Derain(1880—1954)，法国画家和雕塑家。起初他与弗拉芒克和马蒂斯的绘画风格同为野兽派，接着过渡到新立体派，最后恢复到传统派。。这一哑剧的情节为：一个男子肩扛一口大钟从舞台的一头走到另一头，任何人都不明白他到底演的是什么角色。直至最后一幕，谜底才被揭开：原来他是钟表商。

朱尔·德巴季以向报社出售幽默画为生，但他每次进酒吧都要把身上带的钱全部花光。每次都是趾高气扬、昂首挺胸地进去，垂头丧气、抱头鼠窜地溜出来。

他十分严格地遵守时间安排：辛辛苦苦工作一个星期，大吃大喝三个星期。人们不知道他何时产生了这样的念头，他提出一句政治口号：将蒙马特尔从法国独立出来，争取其人民获得独立自主的权利。

他到处鼓吹蒙马特尔获得独立的种种优越性。周围的其他市镇邀请他时锣鼓震天、大摆酒宴，像邀请一个国家的特命全权大使那样热烈而隆重。

朱尔·德巴季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喝酒不花钱的赊账办法，效果颇佳。一旦他身无分文了，便肩扛大衣、手提旅行箱，垂头丧气地钻进一家咖啡馆。人们问他：

“德巴季先生，您去哪里?”

而他眼泪汪汪地回答道：

“我回我的国家去。”

“您的国家在哪里?”

“色当。”

“色当，那么远呀?”

“是的，那很远。可你们要明白我是多么伤心啊。”

此时，大家都与他一起悲伤起来。为了相互安慰，人们打开一瓶又一瓶酒，与他共饮、一醉方休。经过如此麻醉，大家都可以感觉好受一点儿。如果别人想不起来拿酒喝，朱尔·德巴季便跳上桌子，大吼道：

“普鲁士人已经攻进了色当。我们蒙马特尔人决不投降，我们一定要抵抗到底!”

人们共同举杯为蒙马特尔军队的英勇善战而干杯。

通常情形下，喝足之后，次日凌晨他们个个都醉醺醺地离开。而朱尔·德巴季领导的蒙马特尔军队不撤，他们永远不会投降，德巴季也决不做拿破仑三世，因而他再次受到其人民的热烈欢迎。

也许整个蒙马特尔都拿起武器、穿上1870年的军服，一致保卫蒙马特尔山的前卫画家弗朗西斯科·布尔波特的那一天应该除外。

事情是这样的：布尔波特是一位庆祝或游行活动的业余组织者。每年，为了让未曾接受过市长先生检阅的女友高兴，他都策划一次“假结婚”。他们和周围的民众均戴上假面具，一边唱歌跳舞，一边吃喝，通宵达旦，人们共同向“新娘”表示祝贺，市长自然也来表示他的祝福……

布尔波特同其房东有矛盾。房东执意赶他走，画家叫他的弟兄们来增援。他提议大家重新穿上在巴黎公社之前保卫巴黎时穿的军服，在他家周围筑起街垒，时刻准备为反击房东的进攻做出一切必要的牺牲。

在布尔波特做好一切准备之前，房东让步了。而布尔波特却仍按原计划招其弟兄们进驻“阵地”，在约定好的那天，用大车向蒙马特尔的大街小巷运来了化装为“重骑兵、轻骑兵、步兵和公社社员”的一个团的人。他们个个手持步枪，雄赳赳气昂昂，神气十足。按照罗朗·多热莱斯的说法，在当天夜间晚些时候，从蒙巴那斯径直开来一些同样打扮、手持刺刀的国民卫队士兵，同蒙马特尔部队会合，将那些在沿途站岗的真警察惊得目瞪口呆。

聚集在那里的化装士兵们分散守卫在各条大道上，举枪瞄准从电影院出来的过路人。他们佯装战争一直持续到凌晨，最后布尔波特的部队吹响冲锋号，举起刀枪攻下加莱特磨坊，签署停战协定之后才算收场。

乐天派弟兄们这种半挑衅、半嬉闹的行动吸引了沿途许多穿燕尾服、带礼帽的好奇者及游客驻足观看。幸运的是那些马车无法上至山丘顶，它们只好停在布朗斯广场，它们的乘客继续沿着狭窄的小道步行直至最热闹的地段。

蒙马特尔一直保持着的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它有自己的支持者和拥护者，他们属于同一个艺术思想流派。这一艺术思想派别特别注重各种艺术的相互交融，其创始人是巴勃罗·毕加索、安德烈·萨尔蒙、马克斯·雅各布以及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德巴季同他的弟兄们一起跳舞，卡尔科在酒吧的餐桌旁唱《马赛曲》，马克·奥尔朗在窗户底下吹号，叫其同伴们起床。他们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但心地善良；有饭吃，但很差；饮酒毫无节制；睡觉无固定地方，找到哪里睡哪里，哪里能睡就睡哪里。当时已经开通了从南至北连接蒙巴那斯与蒙马特尔的地铁线路，但他们还未能在地铁站内过夜。他们常常无合法证件，警察盘问时，他们说有住处，但说不出固定住址。他们中有的人也伸手乞讨，有的人可以胡乱涂抹几幅画，将就着卖了NFDA4口。有的弹奏音乐，挣几个铜板，但更多的人是向邻居、熟人蹭饭吃白食的老手。而那些邻居、熟人也常常十分慷慨大方，同意他们欠着，有了钱再给。在小餐馆的炉子上时刻热着一些锅，锅里是当地民众日常吃的大锅饭，锅里放着一把把大勺子，这就是专门为囊中羞涩的客人准备的。画家和诗人们常常同极端自由主义者们在这里吃饭、饮酒、畅谈，通宵达旦。20世纪之初，这类人在蒙马特尔多如牛毛。

这些艺术家和诗人聚集在城市郊区、大道边沿地带的现象，单单用“偶然”二字是难以解释的。从前常有人在这些弯弯曲曲、坡度很陡的小道间进行肉搏战。这些偏僻地带不仅可以庇护人，同样可以庇护书报，甚至也庇护人们的记忆。李贝塔德常在姆雷街举行民众座谈会。既无社长、也无主编的《无政府主义》报社位于杜瓦里埃-德拉巴尔街；《极端自由主义》报社设在奥塞尔街，该报社的编辑们常去位于诺万斯街的祖特酒馆后厅同他们的朋友和读者聚会。为了避免政府耳目们探听到酒馆常客们在吧台上信口开河的颠覆性言论，为了避免危害客人的人身安全，这家酒馆不久后自动关门了。后来，为报提供广告张贴画的瑞士画家斯泰朗也到蒙马特尔的其他酒馆宣传鼓动过革命。杜飞Raoul Dufy(1877—1953)，法国画家、装饰画家和插图画家。——译注因为在一位同行的调色板上胡乱涂了些易燃的红黑颜料，到警察局的大门口画了一些讽刺招贴画，被警察局拘留。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些年，胡安·格里斯Juan Gris(1887—1927)，西班牙画家，同毕加索一样，是立体派的主要代表之一。——译注曾因被误认为是加尼埃tony Garnier(1869—1948)，法国建筑师，无政府主义急先锋。——译注，被列为博诺特Jules Josep(1876—1912)法国建筑师、无政府主义者。由于持武器攻击他人而出名，故被称为博诺特团伙。黑帮团伙成员跟踪的对象，被短期监禁。蒙马特尔的邮递员兼特约记者皮埃尔·马克·奥尔朗Pierre Mac Orlan（1882—1970），法国作家。还有另外一个差事，即为从法国驻外殖民军中的逃兵解决身份问题服务。他当时在《雾码头》报社工作，借此方便条件，向该报社的一位电工派了一项蒙马特尔山“游击区”的极端自由主义者们经常执行的任务：制造假证件。他手舞足蹈地用当地习惯使用的语言说：“因为无政府主义报纸的事，我被宪兵们盯上了。”

西涅克Paul Signac(1863—1935)，法国画家，19世纪末法国新印象画派的理论家，独立派艺术家沙龙的创始人之一。——译注、瓦洛敦Félix Vallotton(1865—1925)，祖籍瑞士的法国画家、雕塑家。——译注和勃纳尔Pierre Bonnard(1867—1947)，法国画家、雕塑家、招贴画家。——译注参加了一些用实物做奖品的摇奖活动。以他们的绘画作品作为奖品，其目的是为由埃利塞·雷克路Elisée Reclus(1830—1905)，比利时地理学家，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密友，由于参加巴黎公社革命运动被监禁。——译注和让·格拉夫创办的极端自由主义报纸《造反派》筹集资金。无政府主义作家费利克斯·费内翁Félix Fénéon(1861—1944)，法国文学与艺术评论家，1883年创办了《独立杂志》，象征主义作家与新印象派画家的辩护士。——译注的朋友凡·东根也参加了。1897年，他为克鲁泡特金Kropotkine(1842—1921)，俄罗斯军官、地理学家、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译注的作品《无政府主义及其哲学与理想》的荷兰文译本画插图。

无政府主义者和艺术家们虽然有着相同的理想，但从来不能并肩战斗。因为画家与诗人既不安装炸弹，也不搞恐怖活动，但他们常常支持此类行为。从事戏剧、滑稽剧类的欺骗傻瓜的花招和各种形式的挑衅、捣乱行动时，他们总是站在第一线。在蒙马特尔以及后来在蒙巴那斯的艺术家们都放弃了资产阶级甜蜜舒适的生活，坚决反对无忧无虑的人士们恪守的条条框框和清规戒律。他们是造反派，是前卫艺术斗士。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一）酒鬼画家郁特里罗

他整天地喝。他以酒浇愁，用酒麻醉自己。

阿里斯蒂德·布律昂Aristide Bruant(1851—1925)，蒙马特尔的民间歌手。

桑德拉斯Frédéric Cendrars(1887—1961)，祖籍瑞士的法国作家、诗人。1913年发表了《跨西伯利亚散文诗》。——译注在他远离巴黎16 000里之外创作的《跨西伯利亚散文诗》中绝望地悲叹道：“布莱斯，你说说，咱们距离蒙马特尔还很远吗?”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蒙马特尔仍然是世界的中心。

对蒙马特尔山的繁荣昌盛贡献最大的人无疑是郁特里罗，但十分遗憾的是，使蒙马特尔遭受到洗劫性破坏的人也是郁特里罗。他并不情愿看到如此后果，他同样也不愿意作画。其初衷只是为了糊口，为了生存。但当他大量描绘蒙马特尔山上代尔特广场和加莱特风车的绘画作品，在1921年德鲁奥拍卖没收的德国画商收藏品的会上价格不断飙升的时候，住在蒙马特尔布特山上及纳瓦尔Navarre,中世纪的一个西班牙王国，位于现在的法国与西班牙交界的巴斯克地区。——译注的拙劣画家们开始发疯似的临摹他的作品，死板地模仿他的绘画方式，从而导致了蒙马特尔的创作氛围丧失殆尽，到处充斥着临摹模仿的作品……

郁特里罗是一位怪人。

他于1883年出生于当地，即巴黎蒙马特尔区波托街。那里绿树成荫、杂草丛生，政治气氛虽不能说十分宽松，但人们在那里还勉强可以自由地生活。在那里更便于接受贝那老爹关于如何做个本分人的教导，而距离传授夫妻生活秘诀的诗人热拉尔迪Paul Geraldy(1885—1983)，法国诗人，主要创作描写家庭内生活的诗。他的《你和我》获得了巨大成功。——译注更远一些。

他的母亲苏珊·瓦拉东个头儿矮小，圆圆的脸，蓝色的眼珠十分明亮、闪闪发光。她并非舞女，却被蒙马特尔永记不忘，这是非常罕见的。她性格坚毅，很有主见，坚持独立，不依附任何人。她的这些道德品行，对当时的道德风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她来自乡下，母亲为家庭主妇，父亲在她出生后不久便离家出走。她年纪很小就到了巴黎。当时她说话信口开河、谎话连篇，随便编造一个年龄，比她的实际年龄小几岁。她谎称出身于富裕家庭，并隐瞒了真实姓名，户籍登记姓名为玛丽-克莱芒蒂娜，聘用她做模特儿的画家给她的名字是玛丽雅。她后来才透露出苏珊这个名字。

她从事过多种职业，后来进入费尔南多马戏团当了杂技演员。在马戏团的一次表演事故中，她从高空坠落摔伤，被迫离开马戏团，做了绘画模特儿。她同时为皮维斯·德·夏凡纳Puvis de Chavannes(1824—1898)，法国画家。、图鲁兹·劳特累克、雷诺阿Renoir(1841—1919),法国画家，印象派成员，以油画著称，也作雕塑和版画。和德加做模特儿。雷诺阿和德加是德雷福斯事件中著名的反对派人物，他们还于1898年10月签署了法兰西祖国联盟的《巴莱斯宣言》。德加见苏珊人比较机灵，就积极鼓励她学习绘画。

她几乎是所有其良师益友的情人，也是音乐家埃里克·萨蒂的情人。该作曲家在六个月之内给她写了300封情书，称呼她为“我的小宝贝”，但始终未使她动情。这一段淳朴温柔的爱情持续的时间不太长。

她有过一个儿子——莫里斯。对于谁是她儿子的父亲，人们知之甚少。他也许并不是某些人猜测的米盖尔·郁特里罗。米盖尔·郁特里罗是毕加索的同胞，也是他初到蒙马特尔那些年的同志。米盖尔是画家，兼任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艺术批评家。大多数朋友都明白，他承认自己同莫里斯的父子关系，说明他是一位十分慷慨大度的情人。弗朗西斯·卡尔科断定某位名叫布瓦西的酒鬼画家才是莫里斯的真正父亲，但这也同样无法得到证实。

苏珊·瓦拉东过了几年单身母亲的放荡生活之后，同萨蒂的一位朋友结了婚。这是她一生中的首次婚姻。丈夫是一位代理人，十分富有。她的丈夫后来把莫里斯送往圣阿纳。苏珊的这次婚姻没有持续多少年，她找了另一位丈夫。她新选中的人是她儿子的好朋友，名叫安德烈·于特尔。于特尔是一位电工，工作一丝不苟，认真负责，但他更喜欢画画。当苏珊·瓦拉东要求于特尔离开自己的工作来帮助她时，她已经年近45岁。于特尔比她小20岁，比她的儿子莫里斯还小三岁，继父成了这个家庭中年龄最小的人，再加上莫里斯的外祖母也同这三口之家生活在一起，这样便形成了一个十分奇特的家庭。

这个家庭尽管十分奇特，但无论怎么说也算是一个家庭。两位年轻人经常站在苏珊的身边看她画画，一位是儿子，另一位是丈夫。这两位年轻人也经常一起作画，相亲相爱，情投意合。他们之间的情和爱是同事之情、兄弟之爱。从这个角度讲，无论众人如何议论这个家庭，无论人们有多少闲言碎语，这幅家庭之画还算和谐。

长期以来，由于莫里斯的缘故，苏珊一直过着十分放荡的生活，导致莫里斯年纪轻轻就染上了酒瘾。蒙马特尔区具有正常生活的青少年们白天都外出工作，只有晚上才喝酒，而郁特里罗却是不分白天晚上地喝。这对他母亲是巨大的不幸，对他本人是长期的折磨，对周围的邻居则构成无边的恐惧。为了强迫他停一会儿，于特尔和瓦拉东把他关在屋里，此时他开始歇斯底里地喊叫和呻吟。他花样翻新地咒骂其母亲及继父，将自己创作的绘画撕得粉碎，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室内的东西全部从窗户抛出。彻底绝望了的瓦拉东经常歇斯底里地大发作，或者疯狂地吹奏手头的乐器。丝毫不懂乐谱的郁特里罗，却夺过他母亲手中的笛子，只会用手指堵住孔，用足平生力气吹出刺耳的一个单音。邻居们对他的行为难以忍受，只有一个愿望：赶快设法让他学习画画吧!尽快设法让他安静下来吧!

苏珊在圣阿纳找了一位心理医生为儿子检查，医生对她说：“您必须给他找个事做，让他离酒远点儿。”遵照医生的嘱咐，如同几年之前德加为她所做的那样，她鼓励儿子学习绘画。她把他关在一间屋子里，给他许多明信片，对他说：“你把它们都画完，我就给你开门。”

郁特里罗开始学习作画。作画时，他精力十分集中，废寝忘食，似乎任何事都没有他正在干的事情重要。但一旦手中的活儿结束，便旧病复发，贪杯不止。

他讨厌在外作画，因为他人的目光让他有一种泄露隐私的感觉，使他十分不自在，难以忍受。偶尔在外作画时，为了不被人窥探，他总是背靠墙根。如果有人坚持要看，他就转过身背对着来人，后者在他的怒斥与责骂之下，只好一溜烟儿逃走。在对热切地渴望看他作画的追求者们给予非难和责骂几年之后，郁特里罗画出的蒙马特尔风景仍然只是一些按照明信片上的图案复制出的画面。

弗朗西斯·卡尔科亲眼看过郁特里罗作画。他在描写郁特里罗作画时的神情时写道：在从自己捡来的调色板中仔细地挑选应该使用哪一块时，他的神情十分专注、严肃而安详；在放大画作的版面时，他使用圆规与尺子在其作画台上又量又画，态度十分小心谨慎、认真仔细。罗朗·多热莱斯也是郁特里罗的朋友。他描述郁特里罗对其复制作品的准确与精确度的要求过于苛刻，几乎到了病态的程度：

他对其复制品相对于原作的忠实程度从不满意。他连盖屋顶的瓦片、砌墙面的石块的数量都要求完全准确。调色时，他为调不出理想的颜色而大发雷霆，以致将颜料管砸碎。在他想配出粉笔白时，他说：“这些外墙不是银白色的吗?哎呀，不对。可也不是铅灰色呀……它们是石膏白……”为房子上涂料时，他产生出一种古怪的念头，使用胶加石膏粉制成的混合涂料刷墙。他经常以教堂为主题作画，他向我们说过：“我喜欢画教堂。”(图2)

［摘自1947年发表的罗朗·多热莱斯的《一群放荡不羁的艺术家》］

星期五是个非常安静的日子。郁特里罗十分喜欢这一天，原因仍然是他喜爱教堂。他尤其喜欢兰斯市的大教堂。他对圣女贞德有一种特殊的崇拜之情。在郁特里罗的抽屉里、书架上，放满了与这位圣女有关的纪念章、半身像以及各种各样的纪念物品。他用每个星期五的全部时间为圣女祈祷。

星期六，又是他地狱般快乐——狂饮——的日子。一位医生收留过他几个星期。后来这位医生悄悄地向弗朗西斯·卡尔科透露说，郁特里罗一天喝酒多达八至十升；一天晚上，在把他家从地窖至阁楼的酒全部喝得精光之后，他闯入主人夫妻的卧室，将那里仅存的五瓶香水也一口气喝光。

蒙马特尔布特山上的孩子们为他起了个外号——利特里约。喝足酒之后，这位画家在大街小巷中溜达，双肘夹腰，做出跑步的姿势，口中发出“突突突，突突突”的响声，同时吐出想像中的烟雾，以此模仿魔鬼火车的到来。这时，蒙马特尔的孩子们都远远地跟在他身后，模仿他的步伐。他对自己说：这辆火车刚从地狱返回，在这世界上只剩下了一个人活着，就是他郁特里罗。突突突，突突突……折腾够了之后，他回到家里，把玩具火车用铁轨铺在地上，玩起了玩具火车，这一回可是现实中的真火车——哪怕它是玩具。

诗人安德烈·萨尔蒙讲过，有一天，郁特里罗成功地避开其母亲与继父的监视，口袋里装满了放烟火爆竹用的一切必要东西，躲进蒙马特尔的一家旅馆。他一个人在一个房间里，放起了烟火。最后房子着火了。消防队员和警察很快包围了这座旅馆。外面的人“着火了，快救火啊!”的叫喊声此起彼伏，而郁特里罗在房间内却无动于衷。

不久以后，弗朗西斯·卡尔科出版了一本有关郁特里罗的书。得知书中断言自己有精神病后，可怜的莫里斯公开疾呼自己没有发疯，但无济于事。由于坚决不同意卡尔科在书中描绘的自己的形象，他将自己用两道锁反锁在科尔托大街的画室内，在窗外挂了十几幅画。画的背面写着：卡尔科先生说我是疯子。不，我不是疯子，我是酒鬼。

在遭到苏珊·瓦拉东愤怒的斥责之后，蒙马特尔各家酒吧全部拒绝莫里斯入内。于是，他便躲藏在大教堂街或者金酒街的碾磨机中自我陶醉。他回到家时，鼻青脸肿。次日，他的母亲收到前一天发出的一张明信片。是她儿子寄的，上面只写了一句话：“没醉!”莫里斯对他的这一做法十分欣赏，非常得意。

身无分文时，莫里斯用一幅画换一杯苦艾酒，或者坐在人行道边上向过往行人散发他的绘画作品。几个法郎就出售一幅他亲笔题词的画，甚至还送货上门。在皮加尔街的一些小小店铺，例如退休肉铺老板雅克比的店铺和原为摔跤运动员、现改行从事贩卖艺术品的苏里埃老爹的店铺，郁特里罗作的蒙马特尔风景画的价格更加便宜。

他的作品终于能够出售了，郁特里罗可以时不时地有一点儿零用钱了。于是他得救了，但这应归功于原来住在拉菲特街的老糕点师傅克洛维·萨高特的热心帮助。很久以前，克洛维·萨高特曾经把他在药店地下室发现的糖果及糖浆送给艺术家们，于是他和他们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据许多艺术家(包括他的顾客毕加索)讲，克洛维·萨高特自称是版画商，其实，他只不过是一位旧货商而已。然而，无法否认他对绘画的确懂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由于他迅速地领悟到从绘画买卖中能够获得丰厚的利润，克洛维·萨高特立即散发了下面那种遣辞造句十分模棱两可的广告。

克洛维·萨高特以很小的投资起步。他提议收购郁特里罗手中的全部绘画作品：小规格的5法郎一幅，中等的10法郎一幅，最大的20法郎一幅。莫里斯立即抓住这一出乎意料的机遇，因为这样一来，他又可以狂饮了。从此，他愈加勤奋作画，同时也愈加狂饮无度。后来在其母亲苏珊·瓦拉东的鼓动下，他离开了萨高特。母亲把他托付给了另一位商人——利博德。利博德从前是一位马匹拍卖估价师，现在负责一家杂志社。他同意照管莫里斯，条件是母亲做担保人。协议签署之后，他开始对莫里斯进行戒毒治疗。然而，毫无结果，徒劳无功。母亲的再次努力又以失败告终。

赢利2500%

……………

投机商!

请您买画!

今付200法郎，10年后您卖10000法郎

……………………………………………

请从速与拉菲特街46号

克洛维·萨高特画廊联系，

在那里您将会结识许多年轻朋友

又过了几年，塞纳河左岸的蒙巴那斯同蒙马特尔一样也成为艺术家们聚集与活动的中心。当时的画家均十分喜欢的模特儿基基来到了郁特里罗的画室。阿丽丝-潘·藤田、基斯林、曼·雷以及其他许多画家都以这位天真活泼、爱开玩笑的年轻姑娘为模特儿作过画。全世界都熟悉她那放荡不羁的风度及娇柔的倩影。一天，她来到莫里斯·郁特里罗的画室，莫里斯也同意为她画一幅肖像。

他让基基摆出要求的姿势站在其画架前面，他画了足足三个钟头。结束之后，蒙巴那斯的这位名模特儿提出，她是否可以看一眼他刚画好的肖像。

“当然可以。”郁特里罗十分坦然地回答道。

说完，他便离开了画室。女模特儿走上前去，想仔细端详郁特里罗的画，可是她惊呆了。她突然爆发出一阵狂笑，那是塞纳河左岸蒙马特尔地区的所有酒馆都十分熟悉的狂笑。她再次俯下身去想核实一下自己是否看错了。然而，她完全没有看错。画布上画的既不是她的脸，也不是她的身体。郁特里罗用了三个钟头画出的，竟然是一座小小的乡间农舍。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一）蓝色人生

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一样，目前在法国也有许多外国人。他们给其收留国带来他们孩童时代最鲜活的感受，并且丰富了接待国的思想宝库，还为其接收国引进了诸如巧克力和咖啡之类的物种，大大拓宽了我们饮食中美味佳肴的领域。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芦笛声悠扬的蒙马特尔、加莱特风车旋转的蒙马特尔和到处翩翩起舞的蒙马特尔，归根结底还是法国国民的蒙马特尔。仅从蒙马特尔的上述名字中，人们就不难看出它代表了一个地方、一个时代，以及一些人物的优美、雅致及其魅力。这个地方就是位于蒙马特尔圣心大教堂东侧的代尔特广场。这个时代即19世纪和20世纪交接的时代，而这些人物即布律昂、图鲁兹·劳特累克、拉·古吕、瓦拉东、郁特里罗、卡尔科、罗朗·多热莱斯……

除了他们之外，近几年来，这里还来了一些外国人、一些艺术家，然而他们不仅仅是艺术家。

第二帝国时期的法国鼓励移民来法国，目的是利用他们从事新的建筑工程。那个时期，采矿业和冶金业都发出大量的招聘广告，聘用外国志愿体力劳动者。一些农场主也聘用外国人从事农业生产。于是，许多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外国的大学生，许多逃避独裁统治者迫害的知识分子与艺术家，还有许多犹太人纷纷涌进法国。在接受移民方面，法国早有好名声：1791年法国率先授予了在法国国内的犹太人公民权，允许他们同法国人享有平等的权利。法国由此获得的良好形象跨越国界，世人皆知。20世纪初，法国成为自由平等、宽容大度、讲究人权国家的化身。数百名画家、作家共同生活在那里，因为在此他们可以自由地使用各自丰富的语言与方式表达他们的感受。而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无此权利。因而，诞生于塞纳河两岸的蒙马特尔和蒙巴那斯两个巴黎大区的现代艺术，其实是许多国家文化与文明混合而形成的结晶。

早在1824年，波尔多就接纳了在他们国内已经被窒息到销声匿迹地步的西班牙著名画家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Goya(1746—1828)，西班牙画家。。20世纪初，另一名西班牙画家来到法国，他就是后来成为大名鼎鼎的世界级著名画家的毕加索。

毕加索抵达法国时年仅19岁。10岁的时候，他的绘画技术可以同他绘画课的老师媲美。14岁时，父亲拒绝他继续学习绘画，当时他的实际能力已经远远超过所学的技术。由于能力出众，16岁时被接纳为马德里皇家科学院院士。他到达巴黎时，已经不再是一位神童，而是手艺高超的成人了。

他对法国毫无了解，初次来，并没有打算久居。他之所以离开故乡，是因为觉得故乡太穷，视野太窄小，家庭气氛十分压抑，希望能外出透透气，缓和一下郁闷的心情。如果有一天他决定长期地越过比利牛斯山、离开西班牙的话，那也是为了前往英国，去追随英国的拉斐尔前派的画家……

毕加索来巴黎的目的是参加1900年世界博览会。他的作品之一《最后时刻》被选中，代表西班牙来巴黎参展。在此次博览会期间，他遇见了许多画家，后来这些人成了他在蒙马特尔的挚友。于是他决定留下来。

在一幅签有日期的画中，他画的是他与朋友们在这次世界博览会会场的门前。这幅画表现出当时他在那一伙人中的地位：他是所有人中的老大。他个头儿比其他人小，但比其他人胖，线条十分清晰，旁边写着：我。

其他五个西班牙人臂挽着臂：皮高特、拉蒙、卡萨斯、米盖尔·郁特里罗、卡萨热马斯。还有一位女士，名叫路易丝·雷诺阿，做模特儿时的名字叫奥戴特，她是毕加索的情妇。

这些西班牙人对法国已经比较了解，对蒙马特尔已经十分熟悉。早在巴塞罗那的时候，为了纪念巴黎“黑猫”酒吧C Noir,1881—1898年间巴黎蒙马特尔的一家酒馆，由鲁道夫·萨利斯创办，一些诗人和画家经常在此聚会与活动。——译注，他们开了一个咖啡酒吧，起名为“四只猫”。毕加索正是通过在“四只猫”咖啡馆内到处张贴的招贴画，发现了欧洲文化、印象派和塞尚、高更Paul Gauguin(1848—1903)，法国画家，后期印象派成员。、罗丹Auguste Rodin(1840—1917)，法国雕塑家。……(图3)

他的朋友们都住在蒙马特尔，于是他也来到蒙马特尔。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画家伊西德·努奈尔将自己在加布里埃尔街Gabrielle，位于蒙马特尔圣心大教堂南侧半山腰。的画室让给他，另一位西班牙人马尼亚克将自己在克里西大街Clichy，位于蒙马特尔圣心大教堂西南侧半山腰。公寓套房中的一间卧室让给他住。蒙马特尔很快就熟悉了毕加索那矮胖的身影、目光炯炯的黑眼睛上方长长的刘海儿，以及从他那短短的欧石南根烟斗中冒出的袅袅上升的淡灰色烟雾。

人们常常见到他和老朋友马尼埃尔·帕拉里斯、加泰罗尼亚作家杰姆·萨巴尔泰斯在一起，后者一直是毕加索忠实的朋友，直至他去世。毕加索在努奈尔的家居住的时期，他从“四只猫”时代就认识的朋友卡萨热马斯同他住在一起。

卡萨热马斯也许是在蒙马特尔的西班牙艺术家们当中最关心“政治”的，他和极端自由主义运动有来往。1900年，在巴黎的一批西班牙人联名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要求释放在马德里被监禁的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们。我们在此请愿书上毕加索签字的旁边，发现了卡萨热马斯的签字。也许正因为此事，在以后的一段时期内，法国警察怀疑毕加索属于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成员。尽管他同情无政府主义运动、同情这一运动的某些辩护人——例如弗朗西斯科·费雷尔Francisco Ferrer(1859—1909)，西班牙革命者、教育家和出版商，无政府主义者、反教权主义者。，但他并没有参加这一运动。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怀疑是错误的，没有充分根据。然而，1909年费雷尔被处决的确激起了他极大的愤慨与反感。

卡萨热马斯不仅热爱政治，而且十分敏感、脆弱和多情。他爱上了一个在蒙马特尔为画家做模特儿的年轻姑娘热尔梅娜，但他只是一厢情愿。求婚失败后，他决心自杀，以求解脱。为了改变其思想，毕加索将他送回西班牙。接着，他重新回到法国。回来的当天晚上，他请了几个朋友在克里西大街的一家餐馆共进晚餐，热尔梅娜也在被邀请者之列。卡萨热马斯向大家宣布说他将永远地离开法国，回西班牙去。热尔梅娜也不反对。画家多次向她建议同他结婚，但姑娘总是耸耸肩膀，不置可否。卡萨热马斯不耐烦了，从衣袋中拔出手枪，朝热尔梅娜开了枪，但未击中，于是他向自己的太阳穴开了一枪。

朋友的死对毕加索震动极大，他画了数幅画表现这一惨剧，其中《卡萨热马斯之死》(1901)(图4)和《灵柩中的卡萨热马斯》(1901)最为著名。《留发髻的女人》(图5)中那冷酷的目光与紧闭的嘴唇，形象逼真地反映出了卡萨热马斯死后热尔梅娜的神情。

卡萨热马斯的死成为毕加索创作的转折点。在这之前，他以图鲁兹·劳特累克风格绘画，他十分欣赏他在“四只猫”酒馆中发现的这位艺术家。毕加索选择的无论人物还是主题都是这位长者认可的，使用的颜色均为人民大众喜爱的鲜亮色彩。1900年作的《加莱特风车》便是一例。自从朋友不幸离开人世之后，他逐渐抛弃了这一风格，其作品侧重反映的是悲惨的事件和凄凉的内心世界。这样的风格与当时在蒙马特尔的那一帮西班牙人生活的贫困窘迫、心情的忧郁寡欢相吻合。这就是毕加索创作史上的“蓝色时期”。

这个时期的作品反映出画家刚到巴黎的那个阶段，精神生活十分贫乏，心情既悲伤又苦恼。他多次赴圣拉扎尔的女子监狱探视那里的犯人，因此在他的作品当中常常出现女犯人。这充分表明，毕加索在那个时期对当时社会生活中呈现出的悲惨与痛苦比较感兴趣。

蓝色既符合画家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悲观看法，也符合他当时的工作条件——在夜深人静之时，单独一人封闭在画室内，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从事创作。

他和朋友们一样，经常向自己提出以下三个问题：如何生活?如何绘画?如何饱腹?

他们中最富裕的要算雕塑家帕克·杜里奥了。帕克·杜里奥曾经是高更的学生，同时也是他的朋友。他拥有在波利尼西亚群岛马尔吉丝岛流亡者的一些素描画、水彩画和15幅油画。正是他介绍毕加索结识了高更。帕克经常留朋友在他家住宿、吃饭。别人不来，他就出去与他们聚会。他常常在毕加索的门前放一块面包或一盒沙丁鱼罐头。他最割舍不下的就是朋友，临终前，他留下的最后遗言是：“十分遗憾的是，再也不能和朋友们在一起了。”

从帕克的慷慨中受益最大的并非毕加索，而是一位加泰罗尼亚人——马诺鲁。此人黑头发、黑眼睛，虽穷困，但十分忠诚，遇事办法多，很乐观，机灵活泼得像个孩子。只有他同毕加索讲加泰罗尼亚语。马诺鲁爱好雕塑，但由于缺乏胶泥和其他必要材料不能从事雕塑，才被迫从事绘画。人们很佩服他的勇气，因为没有人买他的画，但他仍然坚持不懈地画。他三天两头吃不上饭，哪里能睡就睡哪里，见到什么就偷什么。

一年夏天，帕克把自己的房子借给马诺鲁住。当帕克外出几个星期后回来时，雕塑家强装笑脸迎接他归来，把钥匙还给帕克之后，悻然离去。帕克在屋里转了一圈，一切都未变，惟独高更的画全部不翼而飞了。无疑，马诺鲁把它们全部卖给了沃拉尔德Ambroise Vollard(1868—1939)，法国画商、收藏家、法国艺术出版商。。

一天，毕加索对他的朋友说：

“你呀，将来上刑场，都没有人能够处决你。”

“为什么?”

“因为你太逗人，他们会乐死的!”

他简直成了不劳而获、玩着混吃混喝的大师，他掌握着一整套炉火纯青的专门技术。他天天在做弥撒的圣地演练其手艺。来巴黎后，他首先参观的就是教堂。他以做弥撒者的身份小心翼翼地做出不知该往哪里坐的样子，此时从教堂昏暗的大殿角落走来一位妇女，她递给他一把椅子，他给了她一个铜板，他就座之后，她却消失不见了。于是，马诺鲁也模仿那个妇女的样子，向来人递上椅子，无数遍地重复着同样的花招，赚取几个零用钱。他在这同时，还可以获得比在盛圣水的碗中浸泡过的圣体更加实惠、更加富有营养的食物。

不去教堂时，他就玩抽奖、碰运气。他挨门挨户地敲蒙马特尔所有人家的门，向他们出示一幅他计划雕刻的大理石半身像的草图。

“一个号，100生丁!”

他用一个带编号的硬纸卡片换一个币。但买卡片者中无人能够中奖，因为那个半身雕像根本就不存在。当人们问他中奖号码时，他回答说：“萨尔蒙的号码!”

这样混了几年之后，他有钱购买从事雕刻所需的材料和工具了。卡恩维莱Daniel-henry Kahnweiler(1884—1979)，祖籍德国，法国艺术作家、油画商。经常买他的雕塑作品。一天，卡恩维莱来订货时，马诺鲁企图狠宰他一下。在谈到其中的一件雕塑作品时，马诺鲁要求画商加钱。

“为什么?”画商问。

“因为它将比其他的好。”

“您常这么讲。”

“这一次，是真的。”

“咱们以后再说吧……”

“这样，我没法干了。”

卡恩维莱不仅仅是商人，也是审美家，是艺术家们的朋友。而马诺鲁不了解这一点。他坚持说：

“这一件雕塑作品将比其他的大，我需要用的材料比其他的多，您也能卖出比其他的更高的价钱。”

“它将比其他的大许多吗?”

“是的，非常大。”卡恩维莱多付了他几张票子。此时，马诺鲁乱蓬蓬的黑发下，那双黑眼珠乐得闪闪发光。

夏末秋初，卡恩维莱收到了这位西班牙人的雕塑作品，是一个蹲着的女人，不大不小，同他以往买的作品一般大小。画商召见马诺鲁，说：

“您反复地强调这一件作品比其他的大。”

“情况确实如此。”

“但我怎么也看不出来……”

“您没有看清楚……”

马诺鲁站在其作品前。

“这是一个女人……”

“我知道。”

“这个女人是蹲着的……”

“我知道。”

“可是，如果她站起来呢?”

“如果她站起来?”卡恩维莱疑惑不定地重复道。

“是啊，如果她站起来，她不就大了吗?而且大许多!”

西班牙人毕加索要比整天泡在酒吧的那些人混得好一些。他找到了一个谋生的可靠办法：作画，卖画。那时，他已经表现出自己与其他人既相似又不同。所有在蒙马特尔成长起来的艺术家当中，毕加索不仅是最富有的，而且是手头儿拮据时间最短的一个。

同马尔古希、格里斯、凡·东根、瓦尔诺以及其他画家一样，毕加索也把他的一些幽默画送往“奶油碟”、“巴黎的呼唤”和“喧闹堂”这些有名的画店，对此，他十分自豪。他藐视“第二职业”，他说：“当我有话需要说、有思想需要表达时，我必须表达出来，我忍受不了任何屈从。”他总是在家等待画商来取他的绘画作品，而从不接受为报社作画的建议。

刚到巴黎时，毕加索的同乡马尼亚克主动把自己位于克里西大街的一套房内的一间卧室让给他住，并且每月付给他150法郎，条件是他作的画全部给他。钱虽然不多，但起码他不必忍饥挨饿了。

在毕加索保持图鲁兹·劳特累克绘画风格期间，马尼亚克一直坚持不懈地支持他。但当他进入“蓝色时期”后，画商就弃他而去，理由是：他的作品卖不出去。在此情形下，毕加索被迫下决心同那些与水果蔬菜商贩类似的小画铺主共事。

这些人大部分是旧货商，他们将商品摆在店铺前马路的人行道上。逛马路的人也许能在旧熨斗、旧衣物和破烂不堪的小推车堆中，发现郁特里罗、毕加索或杜瓦尼埃·卢梭的绘画作品。

同其他人一样，毕加索也不得不与利博德和萨高特打交道，而且同那位郁特里罗早已领教过的萨高特打的交道更多。

同这位昔日的糕点师的初期接触还比较容易。他热情、圆滑，很好说话。再说他确实十分喜欢画，起码是十分喜欢绘画中的色彩。然而，一旦涉及钱，事情就难办了。他不直截了当地谈事情本身，总是兜圈子，拐弯抹角地将你引导到他最感兴趣的话题上。每次他来找毕加索时，总是手捧一束鲜花。他一边十分客气地将鲜花献给画家，一边问道：

“喜欢吗?”

毕加索点点头。

“您能画这束花吗?”

西班牙人低声嘀咕着什么。

“可以吗?”

“我不知道……”

“可以，怎么不可以呢?多么漂亮的一束花呀!”画商以十分欣赏的口吻大声感叹道。

他从画家手中夺过花束，在毕加索的面前摇晃着。

“我，我向您献花，而您呢，您将这些花画出来，然后……然后呢?”

毕加索不回答。

“……然后，您将画好的花作为礼物送给我，算做对我的感谢!”

萨高特现出酷似捡到金条一般的快乐微笑。

“您瞧我这人多好啊!我就把这束花留给您了!”

一天，他提出向毕加索买几幅油画。

“付多少钱?”

“700法郎。”

“免谈。”

毕加索离开了拉菲特街，回到蒙马特尔山上。

当天晚上，由于没有任何东西可吃，他突然后悔自己不该那么固执。次日，他到了萨高特的店铺。

“改变主意了?”

“我没有别的选择。”

“太好了!”画商惊呼道。他张开双臂，拥抱住窘迫不堪地站在他面前的伟大艺术家。

“您的所有画，我全部要了。500法郎……”

“700法郎!”

“为什么是700法郎呢?”

“可您昨天……”

“然而，那是昨天啊!”

毕加索愤怒地离开了萨高特的店铺。

忍饥挨饿过了一夜之后，次日，他又回到了前一天离开的店铺。

萨高特神气十足地说道：“今天，我的情绪不错。”

“什么意思?”毕加索盯着他的眼睛问。

“也就是说，一共300法郎。”

伟大的绘画艺术家不再同他争论了，他认输了。

毕加索也常同昔日的摔跤运动员、曾经狠宰过郁特里罗的苏里埃共事。苏里埃的店铺位于梅德拉诺杂技场对面。苏里埃老爹以前是个酒鬼，后来经营起了旧货买卖，专门从事旧床和旧床垫买卖业务。他成为画商，开始于与画家们的交换：他卖给他们画布，没有钱时，他们付给他颜料或素描画。然后，他把如此得来的雷诺阿、劳特累克以及杜飞的绘画作品直接摆在人行道上出售。

苏里埃对待这些世界级的著名画家同对待一般顾客毫无两样，不择手段地还价，完全不信任他们。一天，他到毕加索画室订货，带来一束鲜花，第二天就要货。因为他已经答应了顾客，但没有库存。

“请您画一幅吧!”画商恳求道，“这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轻而易举之事。”

“我没有白颜料。”

“您需要白颜料有什么用呢?”

“您不能预付一些钱，让我买点儿白颜料吗?”

“请您忘记白颜料吧!那太俗气了!”

毕加索为他画了一束花。第二天，那幅画还未晾干，苏里埃就匆匆忙忙取走了。他付给毕加索20法郎，这是特殊价。因为苏里埃已经同意次日交给顾客货，属于急活儿。通常，无论哪位提出要求，他一律只付3法郎的颜料费。毕加索也不比别人运气更坏。有一天，正是在苏里埃老爹处花5法郎买到杜瓦尼埃·卢梭的一幅作品——M夫人的肖像。当时，那幅画被随意地扔在人行道上，毕加索在画商馋涎欲滴的目光注视下仔细地端详着那幅画。“买了这幅女人肖像吧，她能给您带来好运!”

见毕加索一时下不了决心，画商鼓动他说：

“100生丁给您!怎么样?您拿回去，可以在上面画别的。因为它尺寸大，如果您在上面给我画一束花，我以同样的价格向您买过来!”

毕加索买了那幅画，他没有覆盖它，而是把画保留了下来。

毕加索遇见的真正画商是一位女商人——贝尔特·韦伊，同她共事的画家们称呼她“了不起的女人”。她是一位视力很差、个头儿矮小的女子，常拿放大镜当眼镜用。她生活并不宽裕，卖画的利润很低。她吃住均在位于维克多-马塞街的画廊：一个十分简陋的小铺子，里面横七竖八地拉着许多绳子，用衣服夹子夹着许多名家之作：马蒂斯isse(1869—1954)，法国画家，野兽派代表人物。、德朗、杜飞、郁特里罗、凡·东根。不久，又增加了玛丽·洛朗森、毕卡比亚、梅景琪、格莱兹以及毕加索的作品。由于酷爱艺术，贝尔特·韦伊在弘扬现代艺术方面作出了几乎与沃拉尔德、保尔·纪尧姆、罗森伯格以及卡恩维莱同等重大的贡献。她对毕加索的帮助极大。她通过马尼亚克，购买了毕加索的大部分劳特累克时期的作品。中间人走后，她还购买过他的几幅水粉画，然而，仅仅几幅。

假如她让弗朗西斯·卡尔科看的账目是真实的话，其中记录着她是用怎样的价格购买名人的一幅作品的：郁特里罗，10法郎；杜飞，30法郎；马蒂斯，60法郎；劳特累克，600法郎。毕加索作品的平均标价为30～50法郎。她将收购的画卖给一些比较富有的业余爱好者，例如：收藏家安德烈·勒韦尔、马塞尔·桑巴特以及奥利维尔·杉塞尔。雷蒙·普安卡雷Raymond Poincaré(1860—1934)，法国政治家、律师、演说家，1913—1920年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到爱丽舍宫执政之后，奥利维尔·杉塞尔担任了总统府的秘书长。贝尔特·韦伊这位精力充沛、始终不渝地忠实于画家的小个子女人，就是这样使蒙马特尔山狭小范围之外的天下人了解了毕加索及其伙伴们的。

贝尔特·韦伊属于那种说一不二、独断专行、态度生硬的人。1917年的一天，巴黎第九区警察分局的警长尝到了她的苦头。那一天，贝尔特·韦伊在泰布特街的一家画廊首次举办莫迪利阿尼Amedeo Modigliani(1884—1920)，意大利画家，1906年到达巴黎。其作品以裸体为主。画展，她要求布莱斯·桑特拉斯为请柬写一首诗，并配上意大利画家的一幅素描画。她将此请柬发给了业余爱好者。

画展开幕的当天晚上，参观者云集，室内与室外人一样多，到处都熙熙攘攘。一侧(室内)是艺术的业余爱好者，另一侧(室外)是看到橱窗里的裸体画像惊讶不已的过路人。他们叫来一名警察。警察报告了警长。警察下令撤除展览会上的裸体画。贝尔特·韦伊拒绝执行其命令，于是她被传唤去警察局。在赴警察局的沿途，她遭受到脚登靴子的男士及头戴小帽的妇女们的嘲笑与咒骂。

愤怒到了极点的警察局长吼道：

“我命令你把所有那些垃圾摘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是裸体!……”

警察局长调整了一下情绪，用由于气愤而变得嘶哑的嗓门回答说：

“这些裸体……裸体!”

贝尔特·韦伊被迫关闭了画展。为了帮助生活极其贫困的莫迪利阿尼，她买了他的五幅画。就像在毕加索来巴黎初期处于困难时期，尽管她对画家蓝色时期的作品持怀疑态度，还是全力支持他一样，现在她坚持不懈地支持莫迪利阿尼，不屈不挠地为他辩护。因为毕加索富裕起来了，而莫迪利阿尼却仍然处于贫困之中。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一）巴黎的画商们

我曾经给一位顾客看了塞尚两幅绘画的初稿，他立即说：“我可不想买这些裸露着白纸的东西……”

昂布鲁瓦兹·沃拉尔德

画商昂布鲁瓦兹·沃拉尔德同样不欣赏毕加索蓝色时期的绘画作品。

他是通过马尼亚克发现毕加索的，并且在1901年和从1906年起一直销售他的绘画作品。在那个时期，他为马奈、雷诺阿、塞尚、凡·高以及高更的绘画作品举办过画展。他是画商，从事的活动完全不同于旧货商。旧货商人只是颜料商贩，贝尔特·韦伊在20世纪初正是属于这类旧货商。而沃拉尔德却在黄金地段拥有一家很出名的店铺，他是最早购买德朗和弗拉芒克的作品，以及对雕塑家马约尔Aristide Maillol（1861—1944），法国雕塑家、画家。感兴趣的画商之一。他同毕沙罗Camille Pissarro(1830—1903)，法国画家，印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联系密切，正是毕沙罗使沃拉尔德发现了印象派画家。

昂布鲁瓦兹·沃拉尔德于1895年举办了迪朗-吕埃尔和贝尔南兄弟均拒绝举办的塞尚画展。这一不同凡响的举动再次抬高了他的身价，使他进入了画商界的贵族行列。在回忆录中，他详细地描写了他花费了多少精力才找到画家的隐居处，因为塞尚精心地隐瞒其地址不让外人知道。寻觅到画家的家之后，昂布鲁瓦兹·沃拉尔德同画家的儿子有过一次约会，他向他详细阐述了举办画展的计划。几天之后，他收到画家塞尚寄来的好大的一卷画，共150幅。由于缺乏资金，在用比较粗糙的画框简单地裱过之后，沃拉尔德便将它们展出了。从此，他和塞尚二人都在绘画界名声大振。这次画展促使沃拉尔德在画展之后，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所喜爱与欣赏的画家的作品上，同时开始了他酷爱已久的出版发行活动：他精心选择最好的纸张、最优秀的制版工，出版有关艺术与艺术作品的书籍。

久而久之，沃拉尔德画廊便成了现代艺术的中心。此画廊位于巴黎绘画市场的主要街道——巴黎第九区的拉菲特街。迪朗-吕埃尔和贝尔南的画廊也在同一条街上。马蒂斯、鲁奥、毕加索以及其他许多年轻艺术家经常来此闲逛，寻觅先辈们的优秀作品。

沃拉尔德画廊的橱窗不同于其他画廊的橱窗。看过展示在拉菲特街的雷诺阿、毕沙罗以及马奈的作品。夏加尔Marc Chagall（1887—1985），祖籍俄罗斯的法国画家。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发现沃拉尔德画廊的橱窗十分肮脏，到处都是破烂报纸，而且沃拉尔德的衣着打扮酷似僧侣。推开门，来人看到一张办公桌、一个炉子、马约尔的一件雕塑作品、靠墙根反扣着一些油画以及几幅未裱糊的塞尚的作品，并且到处都盖满尘土。此时，他便彻底明白了弗拉芒克的话，当他在沃拉尔德画廊举办首次画展时，每天都派自家的用人去擦洗家具和展品。

一个男子坐在办公桌的后面昏昏欲睡。这是一位出生于留尼汪岛的克里奥尔人（白种人后裔），年纪刚满40岁，既高又胖，短胡须，秃头。后来雷诺阿将此人比喻为“黑猩猩”。顾客们认为，他对绘画作品没有任何兴趣，因为沃拉尔德懒得搭理那些进到他画廊的人。他懒洋洋地睁开一只眼，问他们想要什么，欠欠身子，接着重新坐下，回答道：“明天再来吧。”

第二天，他将从其堆满财富的“阿里巴巴”山洞里取出一些绘画作品，接着重新坐回办公桌后，直到来客指着一幅画问这问那，他才动弹一下。

“这一幅呢？”

“50法郎。”

“40法郎吧。”

“我说过了，50法郎。如果您要是再还价，我就要70法郎。”

“但是……”

沃拉尔德摇摇头，表示再说什么也没有用。

“怎么可以证明这不是假的呢？”

“无法证明。”

“怎么？无法证明？”

“这是1830年的作品，那时我还没有出生呢！……不信您就去问画家自己吧！”

顾客以疑惑的神情仔细端详着这位古怪的画商，接着问：

“您可以给我看一两幅塞尚的作品吗？”沃拉尔德拿给他后，客人问：

“这一幅卖多少？”

“200法郎。”

“您认为塞尚的作品要涨价了吗？”

“这跟我没有丝毫关系！”

客人犹豫不决。沃拉尔德决心给他解释一下：

“我在去年花12法郎买了这幅画，我以差不多20倍的价格卖给你……”

“这说明它涨价了！”

“这说明它今天是涨价了！但明天，它或许连12法郎都不值！”

沃拉尔德在其粗鲁、令人厌恶的态度后面藏着一个狡猾的灵魂。他如同一只躲在黑暗处窥视的猫。他如果看中哪个画家，就发誓一定要征服他。不是买他一两幅作品，而是收罗他的全部作品。他同德朗及弗拉芒克的买卖正是这样做成的：由于迷恋野兽派画家绘画中粗犷有力的风格，沃拉尔德亲赴一个又一个画家的画室，仔细琢磨那里的作品，然后粗鲁地说：

“我买。”

“您买什么？”

“全部。”

大多数时候，他不同画家签署购买合同，只达成口头协议。

每当他愿意劳大驾卖画家的画时，他便不再是一只猫，而摇身一变成了一只狡猾的狐狸。阿丽丝·道格拉斯逼真地为我们描述了他是如何同两位美国人格特鲁德·斯坦及莱昂·斯坦兄妹俩玩猫捉老鼠游戏的。

现在让我们想像一下当时的场面：初来乍到法国的两位美国人推开了沃拉尔德的家门。她，既粗又壮，像个伐木女工，脚穿系鞋带的皮凉鞋，过短的头发使她更加显得像个短腿男人，两只拳头像贴身保镖，不苟言笑，说起话来大嗓门、干脆利落、滔滔不绝。而他呢，穿坎肩、戴礼帽，红胡须，说话态度严肃、口气生硬，与其妹妹相比，显得稍瘦。沃拉尔德仍然穿着他那件传奇式的大衣，脚上穿一双犹如伊斯兰国家人穿的拖鞋似的脚尖上翘、又大又旧的鞋子，窝在办公桌后昏昏欲睡。

他一动不动，不知道站在他对面的是巴黎最大的科技、文学艺术事业的资助人。从1930年来到巴黎起，斯坦兄妹两人走遍了巴黎的大街小巷，仔细地查看过所有的画廊与画室。他们有一大笔钱要花出去，他们打算用它来收购艺术作品。

沃拉尔德对他们的到来无动于衷，仍然处于半睡半醒、迷迷糊糊的状态，他在等待来人先开口。莱昂·斯坦问是否可以给他们看看塞尚的风景画。沃拉尔德笨重地站起身来，沿着台阶向存放其财富的地窖走去。五分钟后，他拿着一幅画上来给他的两位顾客看，然而，画布上画的却是一只苹果。

格特鲁德快言快语地指出：“请原谅，这不是风景，是一个水果……而我们要看的是一幅风景画。”

“对不起。”沃拉尔德喊道。

他再次踢踢踏踏地走向通往地窖的台阶，消失了。两位美国人笑了。

画商回来时，手里拿着的画比第一幅大些。他将画递给两位客人。他们以更大的兴趣观看那幅画。这一次，莱昂说话了。他说：“沃拉尔德先生，我们并不想难为您……可我们想要的是一幅风景画，而您给我们的却是裸体画！”

此时，沃拉尔德才看了看他交给客人的画，确实是一个裸体背影。

“请原谅，我马上就来……”

他第三次踏上刚才的那个台阶，返回时，拿着很大的一个画框。

“你们是想要风景画吗？这是一幅风景画！”

然而，油画还未画完。上面确实有风景，但非常小。剩余的部分全部是空的。

格特鲁德·斯坦说：“这一次好一点儿。如果我们能够看到一幅小一点儿但已经完成了的画，我们将会更加高兴。”

“那么，就让我再去看看吧。”沃拉尔德咕哝道。

他又走了。兄妹二人耐心等待着。他们听见一阵脚步声，但不是画商。从台阶出口走出来的是一位上了点儿年纪的妇女。她十分热情地同他们打过招呼后，在街角处消失了。

莱昂与格特鲁德相互对视片刻，完全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们笑了。又听到了一个人的脚步声，又一个女人出现了。

“先生们，女士们，你们好！”

她与前一位一样，在拉菲特街角消失了。

格特鲁德放声大笑起来，对哥哥说出了她的想法：画商是个疯子。刚刚从这里过去的两位妇女是在画廊地下室工作的画家。他每次下去，就要求她们匆匆忙忙地画一个苹果、一个裸背和一小片风景，而给他们看时，一口咬定那确实是塞尚的作品。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塞尚的作品。

兄妹俩越说越乐。此时，沃拉尔德回来了，他递给他们一幅全新的画：一幅全部完成了的风景画，而且十分漂亮。两位美国人买了这幅塞尚的画，离去了。

沃拉尔德或许会对朋友们讲述，他接待过两位呆头呆脑、只会不停地说笑的美国人。然而，他很快就明白这两个人笑得越多，买得也就越多。

他的判断完全正确。他越惹那两位美国人发笑，他们就越经常来光顾他的画廊。仅那年一年当中，他们就在沃拉尔德的画廊里购买了两幅塞尚的裸体画，以及一幅莫奈、两幅雷诺阿和两幅高更的绘画作品。

沃拉尔德的地窖是一个复杂的、富有魔力的地方。地窖内不仅存放着大量的优秀艺术作品，而且还有一间厨房和一间餐厅。因为画商不只是个板着面孔、十分狡诈的人，而且也非常喜欢招待客人，十分好奇。在他愿意的时间内，他也很健谈，愿意听闲话，也好传闲话，他同时还是一个民间文学的业余爱好者。他待人谦恭有礼，特别是对他敬佩的女士。但是他从未结过婚。在回答弗拉芒克一个有关他独居原因的问题时，他说一个合法妻子会经常要求他回答许多有关塞尚的问题。“您能够想像得到吧？时刻向他人作解释是多么令人烦心的事啊！”

人们在沃拉尔德家里吃的主食是他的出生地留尼汪的主菜——咖喱鸡。画商邀请的都是他喜爱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购买人。特别是鲁奥和那位仇视排斥犹太人而且性格暴躁、令人讨厌的德加，每天中午都陪他用午餐。（德加永远不能原谅贝尔特·韦伊在他家的附近开办了画廊。）关于德加，沃拉尔德给人们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天，他去德加家里送一幅画，不小心将半厘米长的一张小纸片掉进地板缝中，他大喊大叫着冲过来：

“当心啊！您把我的画室弄乱了！”

那张讨厌的纸片终于被抠出来了。

一天晚上，沃拉尔德请他来家共进晚餐，德加向他提出了七个先决条件：菜中不得加黄油，餐桌上不得摆放鲜花，只能放一层透明纱，必须将猫关起来，不能有狗，妇女不得洒香水，必须在晚上七点半准时开饭。

祝大家胃口好……

客人们都知道沃拉尔德有一个习惯：每当咽下最后一口饭时，就双手交叉从后面抱着头靠在墙上，进入梦乡。

他有犯困的毛病，无论在餐桌上、马车上还是办公桌前，一概没完没了地打盹。他常抱怨说夜里没有睡好，怪床不好，发誓要把它更换掉，然而，他一直保留着。他数次发誓要在一周之内把他的大衣和鞋子扔进垃圾桶里，但它们仍然一直伴随着他。他这种整天昏昏欲睡的状态，并未对他的生意造成任何损害。他的朋友甚至他的敌人们都说，他越睡越发财。

为沃拉尔德画像的画家们，特别是雷诺阿，都恳求他切勿在他们作画期间拥抱莫尔菲Morphée，希腊神话中的睡神、夜神。。为了使他不打瞌睡，勃纳尔强行在他的腿上放只猫。更有甚者，塞尚把他固定在一只方凳上。这只方凳并不放在平地上，而是被放在一个讲台上立着的四根木桩的顶端。

“如果您倒了，方凳、木桩以及讲台必然一起翻倒！”

“那又怎么样？”

“那么，您就醒了。

这是一种酷刑。在做模特儿150次、不幸地被摔过几次之后，沃拉尔德问道：

“马上要完了吗？”

“还没有。”塞尚回答道。

“但是，起码我的态度令您满意吧？”

画家后退几步，仔细端详片刻之后，回答说：

“我对您衬衣的前襟不满意……”

昂布鲁瓦兹·沃拉尔德死于1903年的一起车祸。司机开车行驶过程中，画商一直在后座上鼾睡。对这起车祸有两种说法：一些人说那是一辆老式汽车，车轮撞到了路面一个坑边上，睡眠中的沃拉尔德没有任何察觉，一头撞到了汽车后壁上，就再未醒过来。他在昏睡中断送了性命。乔治·夏朗索尔提出另一种比较符合实际的说法：汽车失控之后，放在汽车后座上的一尊马约尔创作的铜像被甩下，恰好砸在艺术品商人的头颅上，断送了他的性命。（根据1973年出版的乔治·夏朗索尔的《两岸》）无论事情的经过如何，昂布鲁瓦兹·沃拉尔德的死确定无疑，而且是死于他的两宠：马约尔和睡眠。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一）皈依者

人们都谈论马克斯·雅各布。我看见一只虫子在墙根闪闪发光，这是马克斯·雅各布在偷听。

雷蒙·凯诺Raymond Queneau（1903—1976），法国作家，超现实主义者。

一位男子从沃拉尔德家出来，沿着蒙马特尔大街小巷，在煤气灯蓝荧荧的灯光下缓慢地向上攀登着。他的衣着十分奇特：一件布列塔尼牧羊人的披风，灰色粗呢面、大红法兰绒里子。光秃秃的大脑袋，窄小的肩膀，一张幽默诙谐的嘴巴，一对眼珠时而转动，时而固定不动，戴着一只单片眼镜。从看上去端庄的举止和优雅的风度中，时刻流露出他和蒙马特尔山上的绘画学徒们一样，处于穷困潦倒的境地。

当人们问到他的童年，他便说自己三岁时，被一帮波希米亚人劫持，剔去骨头，切成了碎片。几年之后，有人在师范学院的石板广场上捡到了他。

请千万不要相信他的话，此人其实是一位诗人。

他还有其他一些能够帮助自己获得成功的艺术手段：不断地作画。在坎佩尔Quimper，法国布列塔尼地区菲尼斯太尔省的首府，马克斯·雅各布的故乡。中学时，他的图画老师将他视为一个蹩脚的画家。这只能表明这位老师缺乏洞察力。

他的父母希望儿子上师范学院，而他自己却选择了参加殖民军。鉴于他的体力与肺活量不足，被排除在被征募者之列。一天，他既无行李也无衣物，仅凭钱包角落里剩余的几个法郎，只身来到巴黎。他很快就发现，依靠画笔和毛笔无法养活自己。于是，他轮番从事着教授钢琴、家庭教师、雇员、艺术评论家、清洁工、木工、诉讼代理文书、售货员和保育员等下等人才从事的工作。

他十分贫穷，之所以能有比较讲究的衣着，是因为他在坎佩尔当裁缝的父亲时不时慷慨地资助他。他朝着克里西大街走去，他需要在那里会见一位艺术家。不久前，他在昂布鲁瓦兹·沃拉尔德家看到过在那里展出他的64幅油画，这位艺术家不是别人，正是巴勃罗·毕加索。

来者到底是何人呢？他正是毕加索至死不渝的朋友——马克斯·雅各布Max Jacob（1876—1944），法国作家，其作品中充满辛辣与幻想。。

毕加索的画让雅各布着迷。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位画家的画十分独特，色彩的明暗搭配非常和谐，与印象派的画作完全不同。尽管有人开始迷恋雷诺阿和德加的画，但总的来说人民大众不喜欢印象派画。被马克斯·雅各布称为“伟大的装饰画家”的那些艺术家们的作品，简直无法同毕加索的绘画相提并论。那些人都被认为是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1798—1863），法国画家，坚持浪漫主义，与法国官方的学院派古典主义抗衡。他在艺术上的革新成就，加强了浪漫主义画派的地位和影响。青年时代的作品反映了他对被压迫民族的同情。代表作《1830年7月27日》，以象征和写实的手法相结合，歌颂了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反对王权复辟的斗争。他的画风是构图气势宏大、色彩绚丽、强调对比关系，重视对人物情感和动势的描绘。主要代表作有：《阿尔及尔妇女》、《十字军进入君士坦丁堡》、《但丁和维吉尔在地狱》等。和鲁本斯Pierre Paul Rubens（1577—1640），法国佛兰德斯地区的画家。青年时代开始习画。1600年至1608年在意大利研究文艺复兴和17世纪绘画的表现技法。他创作的神话、历史、宗教、肖像、风景和风俗画等作品，构图富有气势、色彩绚丽。的弟子，但他们充其量也只能属于在墙壁上胡涂乱抹的那一类。毕加索的笔法既不同于西涅克，也有别于模仿象征主义的画家，例如皮维斯·德·夏凡纳和莫里斯·德尼Maurice Denis（1870—1943），法国画家和艺术评论家，象征画派的理论家，1890年前后法国独立画派成员。。他的画没有图鲁兹·劳特累克的作品中表现出的那种尖酸、刻薄与辛辣，稍微温和一点儿。然而……

他（毕加索）模仿上述所有人的笔法，但他模仿的手段十分高明、十分巧妙，使得人们在如此众多的画中难以感觉出来。给人留下的只是一种全新而且独特的人格魅力。

［摘自在南特举行的“美术博物馆研讨会”材料］

马克斯·雅各布进入毕加索与马尼亚克合住的套房，终于见到了毕加索。在正在酒精炉上煮豆角吃的十多位西班牙人炙热的目光注视下，他勇敢地向毕加索表达了他对他的欣赏与迷恋。毕加索对他表示感谢。两人互道祝贺，相互恭喜、紧紧握手、紧紧拥抱，但相互都不懂对方在说什么：西班牙人听不懂对方的法语，而法国人对西班牙语更是一窍不通。他们感受到的，只是一股通电似的暖流从他们身上流过，一种磁铁似的引力将他们二人紧紧地吸引在一起。

毕加索向来人展示了他的所有作品：堆放在一起的十来幅画好的画布，接着邀请拜访者同他的伙伴们一起吃一起喝。晚餐结束后，他们一起唱歌、跳舞。尽管语言不同，但贝多芬的乐曲成了他们共同的赞美曲。交响曲结束之后，他们一起演奏吉他，直至深夜。

第二天，马克斯·雅各布邀请他的新朋友毕加索到他的住处做客。像往常一样，毕加索带着他的那一帮西班牙伙伴。马克斯为所有在场的人大声朗读他的诗作，但除了他抑扬顿挫的语调与连说带比画的手势之外，这些人什么都听不懂。然而，对他们来说，这就足够了。毕加索激动得热泪盈眶，他称马克斯·雅各布为当代最伟大的法国诗人。为了感谢对他的夸奖，“当代最伟大的法国诗人”将自己仅有的最珍贵的物品赠送给他的奉承者：一件丢勒Dürer（1471—1528），德国画家、雕塑家。创作的木雕，他收藏的一张张埃皮纳勒Epinal，法国的一座省会城市。的图片，以及他当时拥有的全部杜米埃Daumier（1808—1879），法国素描画家、油画家和雕塑家。的石板画。

毕加索拉马克斯·雅各布加入了他那个西班牙帮。他们整夜整夜地一起说笑，一起唱歌、跳舞。

他们这帮人有好几个窝，供他们活动。第一个是位于拉维尼昂街名叫盂特的小酒吧，蒙马特尔布特山丘的无政府主义者们都来这里聚会。一排三间房子，但一间甚似一间的昏暗阴森。在煤油灯下的这个酒吧，看上去更像是蓝色的。该酒吧的老板是一位个子矮小的男人。他头戴厨师帽，长胡须，穿咖啡色绒裤，脚登一双靴子，腰里系一条红色法兰绒腰带。他名叫弗雷德里克·吉拉尔，外号弗雷德。他的酒吧向所有穷人及所有被排挤在城市以外的人开放。他虽然不识乐谱，却常弹吉他，有时也拉小提琴；他还会唱巴黎的抒情歌曲，而且经常有来帮忙的其他艺术家与他合唱。酒吧外常常有许多下等人在溜达闲逛，有娼妓、流浪汉、逃兵、伪造假邮票的等各种蒙马特尔山布特山丘上的常客。

盂特这个标志为啤酒的颜色，意味着在这里既不出售烧酒，也不出售开胃酒，只有啤酒。弗雷德把带有大量泡沫的啤酒直接从啤酒罐子里倒入酒杯。没有桌子，他们把酒桶当桌子用。有时他也给客人们上火腿煎鸡蛋。听到外面传来枪声时——流氓团伙经常搞的恶作剧——他安慰他的移民朋友们说：“请不用担心，如果警察来，我就把你们藏起来。”所有人都十分担心，害怕被驱逐出境，但是，有弗雷德这位巴黎的无政府主义者在照管他们，他们可以稍微放心一些。

弗雷德比西班牙帮中年龄最大的人还大几岁。他十分理解这些像中学生一样生活的自由人，他们没有居住在蒙马特尔山下的那些人肩上担负的沉重的社会责任与家庭负担。在这里，惟一的家庭，就是朋友们组成的这个大家庭。社会，就是他们的艺术创作和放荡不羁的生活。李贝塔德与贝那老爹的话不偏不倚、准确无误地表达了画家与诗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偏激，语言狂躁。毕加索和马克斯·雅各布二人也无异于其他人，同样是整天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

1902年，毕加索回国短住数月。返回巴黎之后，他与一位雕塑家朋友合租了旅馆的几个房间。他的绘画作品销售状况不佳，令他非常失望，生活深深地陷入了贫困之中。仅仅比他年长五岁的马克斯·雅各布像爷爷般地照顾着他，马克斯称他“小家伙”。为了挣点儿钱养活他们二人，马克斯向其表兄领导的“巴黎—法国”百货商店提出当搬运工，表现出他令人难以置信的慷慨品格。诗人每天扫地，推着小车挨门串户地为客人送货上门。他与毕加索平均分摊他挣来的钱。然而，好景不长，八个月之后，他终因“体力不支”被辞退。

这两位朋友共同生活在马克斯在伏尔泰街租的一个房间内。毋庸置疑，他们这种浪荡公子的生活十分艰难。一天晚上，他们俩朝窗户外观望时，产生了一个共同的想法。毕加索首先回过头来，拉住马克斯的胳膊，说道：

“不应该整天只这样胡思乱想，应该做点儿什么。”

他们两人轮流睡觉：夜间，马克斯睡觉，毕加索画画；白天，巴勃罗睡觉，马克斯工作。当马尼亚克、贝尔特·韦伊以及昂布鲁瓦兹·沃拉尔德拒绝购买毕加索蓝色时期的绘画作品之后，当晚上他们两个在一起时，“巴黎—法国”百货商店的雇员马克斯·雅各布就给他的西班牙朋友打气、鼓劲儿。

有那么几天，马克斯·雅各布以马克希姆·费布尔的名义去了一些画廊。以这个有钱的收藏家的身份进到画廊后，他问道：

“你们有毕加索的画吗？”

大多数的回答是否定的，他们都不知道毕加索是何许人也。马克斯装出惊讶得目瞪口呆的神情，说：

“怎么？你们连他都不知道？他可是个天才的画家啊！像您这样的画廊，不展出具有如此影响的艺术家的作品是多么大的失策啊！”

对于毕加索来说，马克斯就是他的保护神，他不仅仅帮助他，同时也使他发现了直至那时对他来说还是雾里看花、茫然不解的文学界。毕加索一如既往，永不停止地不断学习、不断吸收新知识。他自己也承认，他的一生是索取的一生，从不奉献。

在马克斯·雅各布眼里，一切事情都十分简单：毕加索是他一生中认识的最伟大的人物。后来，他曾说过：“他是我走进生活的大门。”从宏观至微观，他都十分敬佩毕加索。例如，他迷恋毕加索精巧的梳妆打扮，当毕加索选择一双同其当天穿的裤子相匹配的鞋时，马克斯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

诗人歌颂画家，画家描绘诗人，二人配合默契，相得益彰。继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法国著名诗人。与德拉克洛瓦、左拉与塞尚之后，他们二人上演了一幕那个时代最优美动听的文学与绘画结合的芭蕾交响曲。在他们之后不久，出现了其他的诗人与画家的默契配合：特别是莱歇与桑德拉斯。毕加索本人后来也吸引了萨洛蒙、阿波利奈尔、科克托、艾吕雅、布勒东、勒韦迪Reverdy（1889—1960），法国诗人。、勒内·夏尔……然而，他是在马克斯·雅各布的帮助下才发现了隆萨尔、魏尔伦、维尼、波德莱尔、兰波以及马拉美，为他打开了诗歌领域的广阔视野，这是他一生中最易动情的领域。马克斯·雅各布是毕加索帮的首要支柱，而且也是继西班牙帮之后的毕加索派的首要支柱。他为他们的交往，为他们与文学艺术界的保护人保尔·普瓦雷及雅克·杜塞的会见提供一切可能的方便……

毕加索并非惟一受到诗人马克斯·雅各布如此多方面慷慨资助的人。但有无法否定的证据证明，如果没有马克斯·雅各布，“蒙马特尔山会失去其灵魂中最闪光的部分”。［摘自1942年在日内瓦出版的弗朗西斯·卡尔科的著作《另一生活的回忆》中《20岁在蒙马特尔》一文。］

首先在蒙马特尔一带居住与活动，继而到蒙巴那斯一带居住与活动的文学家、艺术家们热爱马克斯·雅各布到了疯狂的地步。他到任何地方，都会受到人们的欢呼和鼓掌欢迎，并且为他组织欢迎活动。他身穿黑色燕尾服、头戴大礼帽，戴着他那有名的单片眼镜，在一些观点相互对立的人文圈子中往来，受到所有人的欢迎与爱戴。资产阶级欣赏他的聪明、诙谐，与他们相似的外表以及有点像顽童似的风趣话语；穷朋友欣赏他对朋友的慷慨大方、与他们分享他的一切，甚至宁可自己受穷也接济朋友的优秀品质。他原来是个信奉犹太教的布列塔尼人。后来他仍然是布列塔尼人，但改为信奉天主教。他光彩夺目，“品质高尚、热心肠、才智横溢、诚实正直、爱帮助人、好开玩笑、会打扮，缺点是喜欢搬弄是非、爱讽刺挖苦嘲笑别人”。［摘自1942年在日内瓦出版的弗朗西斯·卡尔科的著作《另一生活的回忆》中《20岁在蒙马特尔》一文。］但是他十分敏感，脾气不好，容易冲动，能哭会笑，好在也知错就改，勇于向受到伤害的人道歉。女士们喜爱他的风度翩翩，喜爱他那无可挑剔的行为举止。而他呢？他却偏偏只爱男人。

有几个女士深深地爱过他，最少一个，最多三个。第一位名叫塞西尔，后来她改成莱奥尼小姐，小说《圣马托雷尔》中的马托雷尔的情妇。马克斯·雅各布周围的人都不认识她。如果马克斯·雅各布于1904年写给阿波利奈尔的信可信的话，当时他正打算同她订婚：

昨天我忘记对你讲今天晚上我有事。我答应参加一个订婚晚宴……是的！是我自己的订婚晚宴：再过两三个月，我将要结婚。这封信就是我发给你的请柬。

［摘自1953年在巴黎出版的马克斯·雅各布的《通讯录》］

塞西尔小姐当年18岁，她在“巴黎—法国”百货商店工作。他们两人之间田园牧歌般的温柔爱情十分短暂。按照马克斯·雅各布的说法，他之所以终止他们之间的爱情，是因为他太穷，无法帮助她。在打发她走的时候，他都哭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一天，马克斯·雅各布正同胡安·格里斯和皮埃尔·勒韦迪坐在皮卡尔咖啡馆外的平台上喝咖啡，一位妇女从他们面前经过。马克斯·雅各布的脸突然变得通红，结结巴巴地喊出：“塞西尔！……”在场的人同时抬起头来，目光集中到了一个既不漂亮也无风韵的胖女人身上。大家看见她旋风般地从他们面前那条街的街角消失了。

在真正成为别人的情夫之前，马克斯·雅各布已经成为他那个时代的一名伟大诗人。在亚历山大体诗、自由诗及散文诗诸方面的文笔都同样灵活敏捷，同样精彩简练。但是，他十分谦虚，从不宣扬自己，总以他是小字辈为借口把他人推到前台，而抹杀自己的才能。在20世纪初及后来的岁月中，他才真正获得了人所共知的名望。然而，对一个诗人来说，获得名望并不意味着他就能随之变得富有起来。

阿波利奈尔发表他的诗作《酒精》时，法国文学杂志《法国信使》的评论家乔治·杜阿梅尔在他的评论文章中写道：《酒精》一书中的某些诗是剽窃了魏尔伦、兰波和莫雷亚斯Jean Moréas（1856—1910），法国诗人，原籍希腊。的作品，而其余的是受到了马克斯·雅各布的启发。但后者却提笔反驳杜阿梅尔，说他的论点是错误的：他自称在同阿波利奈尔相识之前，没有写过任何诗。这是谎言。后来瓦莱里·拉尔博曾经说过，马克斯·雅各布的最大优点就是甘愿贬低自己。20世纪30年代，出于身无分文、一无所有的境遇所迫，马克斯·雅各布竟然同意登台演戏。每天晚上，在舞台上，面对爆满的剧场，他总是以下列台词开始他的演出：“女士们，先生们，你们都不认识我，没有人认识我。然而，我的名字被收入到了《拉鲁斯》Larousse，法语百科全书词典。词典。”

他是诗人，不是小说家。有区别吗？有一天，他对皮埃尔·贝阿恩解释二者间的区别时说：“小说家写‘一条绿色连衣裙’，而一个诗人却写‘一条草色连衣裙’。”当时一位与马克斯同住在巴黎一个小房间的年轻人夏尔·特雷内也在场，他证实了这是事实。

马克斯·雅各布曾经在他工作的一家企业里上过课。一天，该企业的领导找他谈话说：他们的最大供应商的儿子去世了，希望他为葬礼写份悼词。马克斯·雅各布十分认真地对待老板交给的这项任务。他对该供应商家的情况作了调查，在悼词中以事实做论据，对死者在经济、金融、思想以及公民义务方面的功绩进行了充分的颂扬。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搞错了赞扬的对象：死者是个孩子，他还没来得及作出上述功绩呢。

他的第一篇小说《卡布尔国王与高万厨房学徒》是专为获奖的小学生而作。该学校为非教会学校。他的小说写完后，校方不得不要求他将其中的“教堂”改为“市政府”，将“神甫”改为“小学老师”，这样才能符合实际。马克斯·雅各布确实是个地道的无神论者，但是他更配获得伦理道德教育者的荣誉勋章。

他常常手头拮据，拿不出钱，但他的许多作品都是自费出版、自己发行的。其中《圣马托雷尔》（1911）（毕加索亲自使用腐蚀铜版法为该书制作了插图）及《包围耶路撒冷》（1914）是在卡恩维莱付预订金后才得以出版的；《显花植物》及《摇骰杯》同样是自费出版的。当他在“巴黎—法国”百货商店当雇员时，毕加索就曾经劝告他说：“你应该生活得像位诗人，而不是像个苦力。”

毕加索的建议不仅指他应该抛弃手中的送货车，而且要抛弃一种绘画手法。因为马克斯·雅各布画的是形象艺术水彩画，使用的是颜料、大米粉、香烟烟灰、烟道中的黑灰、咖啡以及尘埃。为了把自己的新爱好——写作与纸牌算命——恰当地安排在日常生活中，他放弃了直到那时他一直从事的其他许多职业，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过绘画。

马克斯·雅各布会看手相，会根据咖啡渣为他人算命，也略通神鬼魔法及占星术。他赠送给朋友们的一些吉祥物、护身符、画、宝石、铜片或铁片上，刻有许多别人完全看不懂的象形文字和各种各样难以辨认的符号。尽管占星学家雅各布劝他们把这些护身符随时带在身上，否则厄运就会临头，但是多数人仍然把这些沉甸甸的物品压在箱底收藏起来。这样一来，马克斯·雅各布的敌人却时刻在他们的手包中或衣袋里带着一个沉甸甸的铸铁块或厚厚的花岗石……

他在《强硬派》一书中公布了约瑟夫·卡约的占星术后，人们都将他视为星相学家。从那时起，人们都找他为他们预测未来。蒙马特尔区的小人物常常请他算命，然后付给他一碗汤或一双袜子；服装师普瓦雷在征求马克斯·雅各布的意见之后，送他一套衣服作为酬劳；上流社会为这位如此风趣而奇特的小个子男人所倾倒，他们的夫人女士们邀请马克斯到奥特伊和帕西赴晚宴，他的出席是她们极大的荣幸。

马克斯的幽默、风趣、诙谐的性格是家喻户晓的，具有传奇色彩。除了写作与绘画的天赋之外，他也很擅长模仿他人。他模仿他的父母（他的母亲会唱轻歌剧）、政治人物、小酒吧中的歌舞明星：他卷起裤腿、汗毛外露，玩高踢腿，模仿那些边唱边叫的舞蹈女演员尖声叫喊；或者肩披一块破红布当围巾，扮演遭受侮辱的老妇人……他悄悄地对朋友说：“能使他人高兴是我的爱好与追求。”

一天晚上，在“机灵兔”酒馆发生了一场斗殴，这是那个时代巴黎贫穷阶层人们中的家常便饭。一个客人被开酒瓶用的起子在肚子上挫了一下，受伤了。这样的伤害不多。轻罪法庭要求马克斯·雅各布作为目击者出庭作证。他来了，西装革履，穿着整齐。法庭要求他提供证词。他的声音很低，并且故意将“s”发成“z”，别人听不清楚任何东西，只有“起子”一词例外，大声说了十遍。法庭庭长发火了，把他赶回旁听席。他开始边假装哭哭啼啼边嘟嘟囔囔地说，如果他早知道别人这么欺负他，他就不来了……

每次的晚会上，他的幽默及模仿表演最受欢迎。上层社会的人也请他为座上客。次日，这些人沿着蒙马特尔的山麓缓慢地向上攀登，为的是去找这位年轻人给自己算一卦。有时，漂亮的资产阶级先生太太们也不惜降低身价，来蒙马特尔山与这些穷苦的下等人为伍。在多热莱斯的作品中，不乏那些穿着燕尾服的先生来蒙马特尔参观画家的画室的情景。与其说他们是来购买绘画作品，还不如说是来贪婪地觊觎画家面前的模特儿，他们一定在猜想这些模特早已成为画家的情妇了。而那些女士太太来蒙马特尔，当她们看到陈旧的煤油灯、肮脏不堪的斯巴达式厨房兼浴室及那些属于本地部落时代的生活习俗时，个个惊讶得目瞪口呆……当走下火红的汽车或者由穿黑色制服的马车夫赶着的漂亮马车时，她们个个提心吊胆、局促不安。好在蒙马特尔山上还有许多树，这很不错……她们拎起沙沙作响的连衣裙，匆匆忙忙朝拉维尼昂街7号赶路。因为她们一直不认识那个精通魔法、能够预测未来一切的神秘占星学家。她们亲爱的著名服装师保尔·普瓦雷经常建议她们去开开眼界。当她们推开门，进房间一看，便立即从长期令她们陶醉的崇拜中跌落到当代诗人们的生活现实之中。

这是多么不幸的结局啊！

1907年，马克斯·雅各布居住在一个院子深处，位于两间房子夹角处的一间储藏室，开门正对着一排排的垃圾桶。这个房间与他通常居住的一样，既窄小又昏暗。房子主人刚刚将这个破旧房间内存放的垃圾清除出去，又以每年100法郎出租给了他。居住在此房间的诗人是地地道道的本地人，他写作用的笔只值两个苏，天天吃牛奶泡米饭，乘坐电车也须向他人借50生丁。为了尽快还钱，他必须勒紧腰带过几天。他微薄收入的大部分都花在了从早到晚开着照亮这个房间的煤油灯上。当人们向他表示同情时，他乐呵呵地大声嚷嚷道：“现在的政策是煤油比大米贵啊！”在这之前，他还经历过更加困难的处境呢：两三个冬天，房间完全没有火，而且他连大衣也没有，每天只有一斤面包。

他做家务活十分认真仔细。屋里只有一张由四个砖垛支撑着的绷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木箱子，里面放的全部是他写作的手稿。在他的一再坚持下，房东才同意他在铝材屋顶上开个天窗。在最大的泥灰墙上画有黄道十二宫图、一张耶稣像、马克斯的一幅自画像（当时他蓄有胡须）以及各种题词，其中一条特别显眼：永远别去蒙马特尔！

每星期一是马克斯的接待日。他非常好客，对顾客总是十分热情。每位顾客到来，他总到门口迎接，并且请他们在房间的一个角落就座，因为已经有数位本区的居民等在那里。谈话被迫中断时，他一定会向被打断的人作出解释。

本来有一个四扇的漂亮屏风将房间隔成两个部分。一天，他把屏风送给德国的一个业余艺术爱好者。事情是这样的：一天，这位德国人为“洗衣船”的画家们购买了几块画布，为了表示谢意，马克斯把自己的一些手稿（也许甚至包括《圣马托雷尔》的初稿）送给他。当这位德国人许诺一定把这些手稿配上铜版雕塑画出版发行时，马克斯·雅各布看着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当对方递给他几张纸币时，他感觉幸福得如同进入了天堂。接着，那位德国人提出将屏风让给他，作为对他的奖赏，马克斯欣然同意了。然而，多么遗憾啊！那四扇屏风是毕加索专为他画的。人们后来得知那位年轻的德国艺术业余爱好者名叫达尼埃尔-亨利·卡恩维莱时，突然明白其实那位德国人真正感兴趣、梦寐以求的正是那个屏风。

千里迢迢来见马克斯·雅各布的夫人们立即被他屋子里的恶劣气味惊呆了：香烟、煤油、烧香以及乙醚等发出的气味混合在一起，熏呛难闻。香烟味，因为马克斯吸烟；煤油味，因为室内哪怕白天也必须用煤油灯照亮；乙醚味，因为马克斯一刻也离不开乙醚，所以他房间的“味道比药房的味道还重”。摘自1925年发表的安德烈·瓦尔诺的《年轻画家的摇篮》一书。

皮埃尔·布拉瑟尔Pierre Brasseur（1905—1972），戏剧与电影演员。从1925年起至去世，他主要从事电影演员的工作。叙述了马克斯·雅各布同他的一次谈话，谈话清楚无误地反映出了这位只有两至五个成员的诗人流派——德洛伊教派Druidisme，德洛伊是高卢时代布列塔尼地区凯尔特民间教会的头目。他们的任务是领导宗教活动，教育青年一代和制定法律。教会的理论立足于人的思想转化。头目的思想矛盾：

诚实正直是一座小屋，屋内永远缭绕着香炉散发的香味，但它却令人不快。然而这个小屋却是人们能够找到的惟一出路；而不道德的天地就要广阔得多，它散发着香甜甘美和酒精气味，并有许多出路，然而，人们一个也找不到；请当心点，因为这个天地十分迷人，进去就难得出来。

［摘自1986年发表的皮埃尔·布拉瑟尔的《我杂乱无章的生活》］

马克斯·雅各布也曾经想成为一位圣人。他相信此事就发生在1909年9月22日下午4点钟。那一天，当他按通常的时刻回到家中时，发现耶稣出现在房间的墙上，并给予了他一些默示。耶稣的默示从根本上改变了他的生活。马克斯·雅各布对此事作了如下叙述：

……我脱下大衣之后，正准备像富有的资产阶级那样穿拖鞋时，我吃惊地大叫一声。我看见在墙上有一个生灵。我赶紧双膝下跪，眼泪汪汪。一个真实的人落到我身上，我一动不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我觉得它向我揭示了一切。当我的目光落到这个无法磨灭的生灵身上时，当即就觉得浑身的肌肉全部被掀掉，只听到两个字：死，生。

［摘自1953年在巴黎发表的马克斯·雅各布的《我的皈依》一文］

以下的叙述更加热情奔放：

我从国家图书馆回来，放下背包，到处寻找我的拖鞋。一抬头，我看见在墙上有一个人！有一个人！有一个人落在地毯上：一阵电闪雷鸣就将我的浑身扒得精光，我的肌肉落到了地面上！啊！永远不会忘记的那一秒钟啊！啊！真的！啊！请饶恕我吧！它身后是一幅风景画，而且是我从前画的一幅风景画。而他呢！既温顺又风度翩翩！瞧他那肩膀，瞧他那行为举止，多么漂亮啊！他身穿黄色真丝长袍，佩戴蓝色饰物。他转过身来，我清楚地看见了那张安详而神采奕奕的脸……

［摘自《为马克斯·雅各布在德朗西逝世50周年而作》一文］

在马克斯·雅各布的一生中还接受过其他的默示，大多数都十分滑稽离奇。

1914年12月17日，正当他舒舒服服地坐在电影院内，聚精会神地看着保尔·费瓦尔的影片《黑衣帮》中教士与武士人物的苦难生活时，一个讨人嫌的人过来在他的身边坐下。马克斯不得不拉紧一点他的大衣，嘴里嘟嘟囔囔抱怨着，把胳膊放在座椅扶手上，重新聚精会神地看他的《黑衣帮》。后来他的眼睛不经意地向右边偷偷地扫视了一下时，他被惊呆了，被吓坏了，立即感觉天旋地转、头晕目眩：刚才就座的人是耶稣本人。他同常人一样安详地坐在旁边的座位上，手臂和腿都交叉着放在面前。他还在吮吸冰棍呢！马克斯·雅各布立即双膝跪地，银幕上的电影不见了，电影院的大厅里只剩下他自己。

另外一次，他正在教堂内做弥撒时，听见一个声音在叫他：

“马克斯！你会变得很丑的！”

画家回过头来，想看看到底谁在同他说话呢？一位浑身雪白的妇人。“啊！圣母玛利亚！”他尖叫一声，“不，圣母！我向您保证您夸张了！”

马克斯本人向安德烈·比利讲述了他的这一次不期而遇。人们并没有在意他的胡言乱语，几天之后这一切就全部烟消云散了。而对马克斯·雅各布来说这些奇遇非同小可，它们促使他从此加快了皈依天主教的步伐。

自从那位身穿带蓝色饰物的黄色真丝外衣的造访者出现在他墙上的时刻起，他便开始积极地作着必要的准备。然而，事情并非他预料的那么容易：听了他的讲述之后，阿贝斯Abbesses，位于蒙马特尔圣心大教堂西南侧山腰。广场的圣-让-巴蒂斯特神甫发出一阵冷笑，圣心大教堂的神甫与前者相同。他们为什么持这种排斥态度呢？马克斯·雅各布猜测“他们也许是听到过一些关于我的坏话”。

朋友们听到他努力准备皈依的打算后，哄堂大笑。马克斯·雅各布希望认做教父的毕加索建议他用“Fiacre”fiacre，在法语中意为马车或马车夫。做洗礼名。马克斯反对，一方面因为此名字十分怪异，这是园丁和车夫领班的名字，另一方面因为此词汇也暗示出了他的喜好。

在同嘲讽、讥笑及教会设置的一切障碍作了顽强的斗争之后，诗人——这位蹦蹦跳跳的悲剧性丑角终于获得了他渴望得到的：在对他信仰的真实性进行了长期考察之后，西翁的神甫——此种性质的皈依的专家——最终接纳他为新基督徒。马克斯经过长期的不懈努力终于皈依了天主教。马克斯·雅各布的那位宽宏大量的教父——毕加索也同意用“Cyprien（西普里安）”替代“Fiacre”作为马克斯的洗礼名，因为，“Cyprien”既是公元3世纪迦太基主教的名字，也是他（毕加索）本人名字的组成部分。

耶稣对他的默示以及他本人皈依天主教的事，丝毫没有改变这位新天主教徒的生活与行为方式。在信仰方面，他比老天主教徒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祈祷，甚至是不断地祈祷。他的朋友们简直搞不明白，他为何要如此经常地祈祷呢？弗拉芒克从中看出一种自我虐待狂的享乐。因为西普里安同样也有发展新教徒的热情，但方式十分特别。一天晚上，在皮卡尔街的一间陋室里，他企图规劝一名妓女改信天主教。为了能够尽快地说服她，他跪在她面前，拉着她的双手：

“请您与信仰紧紧拥抱吧！”

“信仰在哪里呢？”

“请拥抱它……”

“但是在工作中，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那位小姐窘迫地看着面前这位教士对她的回答惊讶不已的样子。她注意到对她讲述天使以及小基督故事的这个人戴着单片眼镜，秃头，穿着一件破旧但整齐得无可挑剔的黑色大衣。此时，马克斯·雅各布的保护人进了屋。一看便可知道来人对事情的看法与马克斯截然不同。他匆忙走向“骗子”，揪着衣领将他拉起来，紧紧抓住他的手，捏断了他的两个手指。

马克斯并未就此终止其活动，不久他重新开始，不过换了地方。不久以后，他深感蒙马特尔的教堂对他不够用了。他应该到更远的地方去，到任何神甫都不认识他的地方去。他应该忏悔，因为他除了对男人的兴趣之外，还对毒品爱不释手，搞花样翻新的恶作剧，对忏悔人窃窃私语，使忏悔人及旁边的黑衣道士都十分反感。

在回家的路途中，马克斯绕道圣拉扎尔火车站的夜间药店，买一瓶乙醚。回到家，他关起门来，一边吸乙醚，一边对上帝和圣母玛利亚说话。他称呼他们为“你”，他像对自己的好朋友那样向他们讲述他一天的生活。他的邻居和看门人经常、十分经常地说，那浓浓的白色烟雾带他（马克斯）上了小小的朵朵白云。他吸了之后，舒适、快乐得如同天仙。而这些邻居和看门人虽然都不情愿，但也被动地闻到从他房间散发出来的那种苦涩的香气。

周围的人们喜欢他，所以总把有关他的丑闻统统掩盖起来。住在阿贝斯街的所有人都认识他。他听着那里人们的喧哗声，向其他人讲述在阿贝斯街的趣闻逸事。他对杂货店老板也必恭必敬，好像他们是王公贵族一般。人们也愿意对他讲知心话，但是他的确可靠吗？郁特里罗到处宣传说，有一天，马克斯·雅各布唆使他吸毒之后，曾经试图奸污他。谁相信呢？为什么选择郁特里罗呢？蒙马特尔的人们都有着各自的看法，有人相信这一位，也有人相信另一位。马克斯·雅各布还有一点不合常规：他不爱蒙马特尔。他不相信蒙马特尔的那些“被抒情歌曲愚蠢地美化了的妓院小老板”、那些“造假的小人”以及“小流氓无赖”。他更喜欢巴黎工人与资产阶级的人情味儿。他住在蒙马特尔，是因为他的朋友们在那里。他们离开蒙马特尔时，他紧随其后，立即离开了那里。由于偶然出现了一个奇迹，他才得以获得了移居国外必不可少的手段。

什么奇迹呢？一次车祸。

1920年1月的一天，当他在马路上穿行时，被一辆汽车撞倒，身上受了几处小伤，为此他获得了一笔赔偿金。他悄悄地对弗拉芒克说：在车祸之前，他无数次地向圣母玛利亚祷告，请求她帮助他，她终于显灵了，可怜他了。圣母没有逼迫他去乞讨或饿死，而是为他制造了一起车祸。有了保险公司赔付的保险金，他的生活稍微有所改善，或者说仅仅是没有过去那么坏了。

在1944年去世的前夕，马克斯·雅各布没有把世界看得漆黑一团、一无是处。他仍然看到事物好的一面。在两个警察的押解下，他给朋友们发出几封信。在其中的一封里，他写道，两位警察对他“十分客气”。

他之所以说警察对他十分客气，是因为他们同意为他发信。但是他们还是将他押往德朗西。在被捕前数个星期，马克斯·雅各布来到他藏身的卢瓦尔河边的圣伯努瓦教堂。在该教堂的登记簿上有如下记载：马克斯·雅各布，1921年（到达日期）—1944年。他当时十分清楚地预感到自己正走在通向死亡的道路上，于是他给圣伯努瓦教堂的神甫写了如下信件：神甫先生：

请原谅一个濒临死亡的人在仁慈的警察的容许下给您写这封信。我想对您说我过一会儿就要起程去德朗西了。我还有一些要皈依天主教的人。我坚信上帝，也坚信我所有的朋友们。

我感谢上帝让我已经开始走上了殉教的道路。

［摘自《为马克斯·雅各布在德朗西逝世50周年而作》一文］

他被关押到德朗西集中营并非因为他信奉天主教，而是因为他曾经信奉犹太教。他多次给朋友们发出求救信，要求他们帮助他。基特利、科克托、萨尔蒙以及其他几个人，都曾经同纳粹德国的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和德国当局交涉过。他们终于在1944年3月15日接到了释放马克斯·雅各布的命令。然而，为时已晚，马克斯·雅各布已于十天前死于急性支气管炎和肺炎。

他最后发出的几封信中的一封是写给安德烈·萨尔蒙的。信中他求萨尔蒙找到毕加索，恳求毕加索来救救他。

人们不知道毕加索到底为营救马克斯做过什么，即使他做过点什么，也无人知晓。有人谴责他对其恩人的遭遇无动于衷，另外一些人责备他做得太少，其他人原谅他，说因为他是无国籍人，他本人的安全当时也在受着威胁。

马克斯·雅各布对毕加索深深的而且经常是过度的爱，给他带来过许多的痛苦。诗人患有严重的偏执狂。安德烈·萨尔蒙曾经讲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表现了马克斯·雅各布是个极度敏感的人。一天，萨尔蒙给马克斯·雅各布读了一首他写的诗，诗的主人公是一条蛇。马克斯回到他家时，毕加索见他在哭：原来他认为萨尔蒙是将他比做一条蛇。

仅仅画家（毕加索）未给诗人（马克斯·雅各布）回信这一点，就足以使后者痛苦万分。这在他们二人的来往信件中，表现得很清楚：

毕加索1902年写给马克斯：

我亲爱的马克斯，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给你写信了。这可不是因为我把你忘记了，而是因为我工作太忙。

毕加索，1903年：

我亲爱的马克斯，我再次向你声明，我没有经常给你写信，请别误认为是我忘记你了……我拼命地工作，想做我想做的其他事，我不能没有面包吃。再说我也不能整天游手好闲，那样太让人难受了。

马克斯，1904年：

你未收到上一次我寄给你的明信片吗？出于担心，我给你寄这张明信片。对我来说这可不是件小事，因为我身上一共没有两个苏。为了发出这张明信片，我不得不卖掉几本书。我的房子就是你的，这一点就没必要说了……

马克斯，1906年，写于他的故乡坎佩尔：

亲爱的朋友，我于明天（4月16日）晚上8点出发，后天早上9点咱俩就可以在咱们的家见面了。咱们能够重逢，我能够再见到你，我亲爱的朋友，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啊！

［摘自1994年举行的国家博物馆会议期间的文章《马克斯·雅各布与毕加索》］

我们可以引述无数他们之间的来往书信，得出的结论是相同的：毕加索总在工作，而马克斯总在等待。

朋友们都知道他还有一个表达感情的“窍门”，从他的书信的签字中更能看出他对收信人所抱有的感情：当雅各布这个名字（Jacob）中的第一个字母拉得很长、落得很低，意味着他深深地爱着对方；当这个辅音字母缩短，说明尽管信中有大量的使人认为对他的友谊最纯洁的甜言蜜语，但他其实并不爱对方。在给毕加索信中签字的第一个字母“J”如同伸出的舌头，总是拉得很长。

1927年，在毕加索长期的沉默期间，在写给让·科克托Jean Cocteau（1889—1963），法国现代派作家、诗人、电影工作者。的信中，马克斯·雅各布发怒了，他写道：

我对他非常生气！啊！不！……不！……不！他害怕吗？可他害怕什么呢？害怕我要求他邀请我吃午饭？害怕我向他要三个法郎吗？……他是在逼迫我中断我们在拉维尼昂街建立起来的亲密无间的关系吗？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种关系就已经死了，早已不存在了……

［摘自1994年举行的国家博物馆会议期间的文章《马克斯·雅各布与毕加索》］

再晚些时候，保尔·莱奥托Paul Béautaud（1872—1956），法国作家、回忆录作者和戏剧批评家。证实说：

只有在自己绝对身无分文、一贫如洗的时刻，马克斯才去见毕加索。在毕加索到巴黎之初，马克斯帮过他很大的忙。他当时在一家新产品商店当店员，薪水很低。这是专门为了解决毕加索吃饭、绘画所需而想出的新招。马克斯好像是一位从来不知道向他人索取的人。毕加索对他说：“喂，马克斯，怎么样？还好吗？”马克斯回答说：“哎！不行。你是知道的，一无所有，绝对的一无所有。”毕加索说：“好了，好了，马克斯，人们都知道你有钱。”在此时，马克斯·雅各布仍然与通常一样，微妙地回答道：“是的，毕加索，我知道，为了你，我必须有钱。”

［摘自保尔·莱奥托1961年发表在法国报纸《文学报》上的文章］

马克斯·雅各布临终前对他最老的朋友、兄弟、同伴毕加索保留的最后印象，是1937年1月1日在卢瓦尔河边圣伯努瓦的一顿饭。好像这是在诗人遭到不幸之后，画家亲自到诗人藏身地惟一的一次探望。他在其儿子保罗和多拉·马尔的陪同下，乘车于天快黑时到达圣伯努瓦。他们在一起共进晚餐。在就餐期间，马克斯使用他的通灵手艺玩意念悬浮把戏，毕加索一直在嘲笑他。在整个晚餐期间，毕加索一直口气生硬、居高临下，一直以救世主的身份自居。临走时，毕加索向马克斯建议将他一起带回巴黎，诗人惊呼道：“啊！不行！”

马克斯·雅各布眼巴巴地看着他刻骨铭心地爱着的人在汽车发动机的轰响中，头也不回地向首都巴黎去了，远离他朝北方去了。

七年之后，当轮到他朝北去时（那是因他孩童时期信仰过犹太教而被押往德朗西的集中营），马克斯想起在圣伯努瓦的晚餐期间，他与毕加索的一段对话。

诗人问画家：

“你为何1月1日来看我？”

“因为1月1日是家庭团聚的日子。”

“你搞错了，1月1日其实是万灵节（相当于中国的清明节——鬼节）。”马克斯反驳说。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一）令人敬爱的纪尧姆

这真美妙！真有趣味！真令人佩服！

莫尼，你是一个真正的超天才诗人。

快来我的卧车里拥抱我吧，

我想你想得快发疯了！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一种能够包罗所有绘画流派的艺术即将在蒙马特尔山顶上诞生，毕加索、马克斯·雅各布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是这一正在形成的新生艺术的首批勇士。

马克斯·雅各布于1904年结识了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一天，毕加索在一个名叫奥斯丹佛克斯的酒吧认识了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第二天，他带领马克斯·雅各布也到圣拉扎尔附近的这个酒吧会见了这位诗人。奥斯丹佛克斯是一个马车夫及等候火车的人们歇脚的地方。阿波利奈尔住在母亲在巴黎远郊维伊奈的家，因而，他每天都要来此等火车。

首次见到阿波利奈尔，马克斯立即就为他的英俊倾倒。他一眼就看出此人无疑将与他争夺在毕加索心目中的最高地位。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是一位天生英俊的青年：身穿英国外套，坎肩上还斜挂着一条手表链，梨形脑袋，长脸庞，尖尖下巴，活像月球上的皮埃罗Pierrot，古代意大利哑剧中的人物，身着白装，面抹白粉。下凡。马克斯的这一番描绘，同毕加索于1908年为他的第二位诗人朋友作的画像如出一辙。

马克斯·雅各布对阿波利奈尔的看法与所有以后接触到他的画家、作家、诗人、艺术品商、出版商、无数的朋友，甚至某些敌人，完全相同。

马克斯看见他时，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正坐在一张桌边，嘴里叼着一个小小的烟斗。他一边向毕加索和马克斯·雅各布伸出一只白生生、软绵绵的手，一边同邻桌的商人们继续聊着天。

他博学多才，天文地理、人文历史无所不知。他对周围的人们一会儿论述爱情文学，一会儿谈论贝特罗纳Pétrone，生卒年不详，拉丁文作家、诗人。、尼禄Néron（37—68），54—68年在位的罗马皇帝。、罗马皇帝贝迪那克斯、美国冒险家布法罗·比尔、法国诗人保尔·福尔；他从衣袋中掏出一本、两本、三本书，好像他的衣服皱褶间藏着无数各种各样的作品：散文、诗歌、哲学及各种学科的珍贵作品。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不停地掏出书，递出去、收回来，对在场的人们大声地朗读着、讲解着，忙得不可开交；他兴奋地微笑着即席作出一首四行诗，谈论世界上的随便一座城市，小声地哼哼一些歌曲，生动地描绘一个情景或一道菜的味道，要一杯啤酒品尝；接着从抽屉似的衣袋中摸出一本《白色杂志》，要求大家认真思考一下其中提出的问题。

他突然站起身，大声宣布：

“走！咱们散步去！”

接着，他带领着一大批离奇古怪的文人和艺术家，口中哼着小曲到巴黎市闲逛。他们时而停下脚步记录点儿什么，时而突然提议找一辆车一起去圣居居法公园。

此人好奇心甚强，永不满足。他对一切新的、出乎意料的、奇特的东西都感兴趣。有时他在一些正在砌墙的泥瓦工身边停住脚步，长时间地仔细欣赏他们的手艺，然后十分认真地小声嘀咕道：“泥瓦工确实是一项真正的职业，与作诗不同……”

他的文化知识出奇的丰富，会五种语言，阅读十分广泛，对尼克·卡特、方托马斯以及美国冒险家布法罗·比尔情有独钟，从不遗漏任何一期有关的杂志，常常是边走路边如饥似渴地阅读。

他高兴地说：“阅读是一件收益最大，并且富有诗意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

他把他的连载小说赠送给朋友。很快，他的崇拜者就把位于克里西大街的蒙马特尔图书馆挤得水泄不通。人们一整天一整天地在那里阅读。每天晚上，人们都要在一起评论小说中人物的冒险活动。马克斯·雅各布甚至考虑过创立一个“方托马斯朋友联合会”。稍晚些时候，在文学艺术界出现了超现实主义流派。创立这个流派的人们的写作速度之快近乎自动化，他们不正是在有意无意地创作着超现实主义的散文诗吗？而桑德拉斯发展到用他作品中主人公的名字作一首诗的题目。更有甚者，有人后来创作出《莫拉瓦季纳》作为《方托马斯》的续集。除了冒险活动中的魔鬼与狂暴之外，这两部作品无任何相似之处，一部完全出于作者的想像，另一部完全是根据出版社预先拟定的提纲写作的预定作品。皮埃尔·苏维斯特（天才的字形研究者、旧汽车业余爱好者）和他的黑人朋友马塞尔·阿兰（《载重汽车》杂志的记者，《1001种汽车保养手册》的作者）接受了这一项写作任务。

阿波利奈尔向他的朋友们讲解在文学创作中如何应用《方托马斯》的写作方法。而上述两位作者都为法耶德出版社写作：他们俩每个月必须交出大约400页的一本书。出版商的要求十分简单：必须比加斯东·勒鲁Gaston Leroux（1797—1871），法国作家兼记者，主要写作侦探小说。写得好。

苏维斯特和阿兰发明了一种拼凑法。他们在三天之内按照已经制订好的大纲编撰一个故事：首先制订大纲，然后两人抽签决定各自写哪几章，万一某些章节写砸，可以用别的章节替换。接着，二人便关起门来，各自在自己的房间开始了闭门造车。他们或者对着录音机口述，或者对着打字机直接往蜡纸上打。结果呢，从文体的角度来说，一小时之内，编造出从语法上颠三倒四的一百多个句子。

在承认作品的文体毫不考究、“过于随便”的同时，阿波利奈尔十分欣赏作品毫无约束的想像力，再说作品的出版恰好配合了庆祝《方托马斯》诞生的广告宣传运动。

阿波利奈尔的文学作品中也不乏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他不仅写诗、词、散文、记叙文、爱情小说、评论文，也喜爱书法。鉴于当时的社会思想潮流，由于害怕招惹事端，他把其最优秀的作品（毕加索认为是他从未读过的最美的作品）《11000鞭》，包上假封面，藏在书柜最高处。

结识马克斯·雅各布和毕加索几个月之后，阿波利奈尔担任了一份神秘的体育杂志的负责人。画家毕加索还为该杂志画了三幅诗人的素描画像：裸体、肌肉发达得如同举重运动员、小脑袋上一双看到一名田径运动员的强健体魄时惊呆的眼睛。后来他成为出版商，承接了两套书的出版任务，一套名叫《爱情师傅》，另一套叫《收藏家的小匣子》。他在这两套书中发表了阿里丹Arétin（1492—1556），意大利作家、剧作家、讽刺诗人。和萨德Sade（1740—1814），法国作家。侯爵的全部著作，为这些著作摆脱禁闭作出了贡献。

他无论走到哪里都十分讨人喜欢，因而他的心情经常十分舒畅。在巴黎的晚会上，身穿燕尾服的纪尧姆·阿波利奈尔走到夫人太太们面前，必恭必敬地向她们致意，亲吻她们那洁白细嫩的小手。在这种场合和在别处一样，他也拿出学者的姿态发表长篇大论，像孩子一般发出平庸的傻笑，以最不雅观的小丑似的滑稽动作向上流社会人士表示最美好的敬意。有一天，他竟然在同伴们惊异的目光下，爱上了一个犹太男子，并且双双进了玫瑰街的一家妓院，还厚颜无耻地问妓院的女监管，她的妓院是否执行宗教的有关规矩。

他买《时代》周刊，向卖报的商贩说他患有慢性肠绞痛，如果《时代》周刊能够刊登一些有关这种病的研究文章的话，也许对治好这种顽症有益。

他时而也搞些恶作剧。在从路边糕点铺的柜台前经过时，将脚抬起放在摆放在外边的糕点摊上，放个臭气熏天的屁，走了。

在他文静老实的时候，还为弗拉芒克做香水蒲公英芥末梨……

初次与他接触留下的印象与他的上述所作所为截然不同。系领带、穿坎肩、挂表链、爱好舒适享受、银行职员、相信迷信、喜欢算命、谨慎小心，避免从梯子底下经过；住在位于维伊奈的母亲家豪华的房子里，孩童时代在铺着真丝地毯如同意大利、尼斯、摩纳哥的豪华大饭店的楼梯上度过，完全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公子哥儿的派头。他的真实姓名是维廉·阿波利那斯·德·科斯托维斯基。父亲原是西西里岛王国军队的一位军官（并非人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的天主教会一位高级教士），母亲为教皇贴身侍卫中一个波兰军官的女儿。

在他出生后几年，其父亲离家出走。父亲走后，关于他神秘的罗曼故事被传得沸沸扬扬；人们不难想像其母亲科斯托维斯卡也是一位情场老手。她处事灵活、追求自由，经常带领其子女出入宾馆、饭店、赌场，生活极度放荡。在如此家庭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纪尧姆成为那个时代的德雷福斯派人物，开始接近极端自由主义思想，并且同一家黑色报纸《街头艺人》合作，为该报撰写文章。

在法国，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是一个无国籍的外国人。他与马克斯·雅各布相识时，与马克斯相反，他已经在《戏剧艺术杂志》和《白色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文章。《白色杂志》的主编——作家费利克斯·费内翁——因为同情无政府主义被判刑，马拉美Mallarmé（1842—1898），法国象征派诗人的代表。曾经出面为他辩护。《白色杂志》的编辑班子享有盛誉，阿波利奈尔也算其中的笔杆子之一。先后参加过该杂志编辑组的人还有下列著名的法国作家：左拉、纪德、普鲁斯特、韦莱纳、雅里、克洛代尔、莱昂·布吕姆、奥克塔夫·米尔博、朱尔·勒纳尔、于连·本达……

阿波利奈尔与阿尔弗雷德·雅里以及梅西拉斯·戈尔堡等几个朋友创办了一家杂志《埃索普希腊寓言家。的宴席》。总编是安德烈·萨尔蒙，一共发行过九期。1904年，他在此杂志上发表了《腐朽的巫师》。

阿波利奈尔为了生存，什么都干过：几年前，当他刚满20岁时，他写了一本爱情小书《米勒利，或一个不贵的坑》。该书是靠藏在先生们的大衣内和女士们的裙子下才发行出去的；在此之前，即当他母亲、弟弟阿尔贝和他本人放弃了原来富裕豪华的生活来到巴黎时，诗人（阿波利奈尔）撰写过一些广告性质的廉价文章；曾经代替一些著名小说作家撰写过在《晨报》上连载的一些爱情小说；为得到少得可怜的一点儿酬金，代替一名大学生撰写过一篇关于革命时期作家的博士论文。

诗人们就是这样生活的：不从事新闻报刊工作的，就在报纸上发表一些短篇；时而是无聊的杂讯，例如多热莱斯；时而是艺术专栏文章，例如萨尔蒙；时而是一些剧本，例如莱奥托；也发表一些短篇小说，例如阿兰-富尼埃；或者为一些书店写黄色淫秽书籍，例如让·福尔、阿尔弗雷德·雅里、皮埃尔·马克·奥尔朗，后者在此类作品上签上了他的真名实姓：皮埃尔·迪马尔塞。

在毕加索和马克斯·雅各布到他们新朋友的办公室等他下班的时候，阿波利奈尔没完没了地列举他的各种专长与能力，因为他曾经担任过秘书与法语家教，而且还有一个速记员文凭。他们二人都惊讶地凝视着他，而他却感觉良好，不停地继续吹嘘自己：

“我书写的速度同说话一样快。”

“这对您有用吗？”

“没有用，丝毫没有用……”

他不像萨尔蒙或雅各布那样经常伏案疾书，他不需要桌子，或者说很少需要。

他与埃里克·萨蒂来往得更频繁。因为他在与埃里克从阿尔库勒步行前往蒙巴那斯的路途中，曾经亲眼看到萨蒂在昏暗的路灯下记录着他创作出的乐曲的音符，散步结束时，他的作品也就完成了。每当回忆起那次经历，他的心情十分激动。于是诗人也学着作曲家的样子，哼着小曲（永远是同一支曲子）在巴黎市内散步。他甚至根据曲子的节拍构思出一首诗《一只蜜蜂在一朵花儿上飞翔》的阴阳韵脚。后来马克斯·雅各布写道：“这首诗作得十分美妙。他（阿波利奈尔）为增加拉长音符而在单词中增加一个音节，为减少缩短音符而从单词中删除一个音节。”一天晚上，保尔·莱奥托应阿波利奈尔与他妻子的邀请来他家做客，吃惊地听到女主人在誊清丈夫的这首诗的同时，哼出了这支曲子。

表面上看来，阿波利奈尔很富有，其实他很穷。他日常开销的部分钱是由其母亲——他称呼为“妈妈”——担负的。他酒量很大，而且只喝朗姆酒和威士忌。

弗拉芒克和德朗在维伊奈阿波利奈尔的母亲家——位于一个公园中央的硕大的别墅——见到了科斯托维斯卡。她手执长鞭，正在遛她的两只塞特种黄褐色长鬈毛猎犬。两位诗人立即想到或许长期以来，她也正是使用同一条鞭子驯服她的情夫——某位名叫韦伊的先生（马克斯·雅各布以为他是纪尧姆的父亲，其实他搞错了）的。邻居们都证实这的确是事实。韦伊先生是银行职员，他曾经为科斯托维斯基的两个儿子找工作而东奔西跑。

科斯托维斯卡的小儿子是一位很稳重、文静、老实的青年人。他的思想比较接近马尔克·桑尼埃Marc Sangnier（1873—1950），法国政治家、记者。于1902年创建了天主教杂志《西龙》，一生致力于社会天主教运动。的《西龙》宣传的社会民主天主教思想。由于他比较理智，母亲十分欣赏他，事事愿意征求他的意见。她也爱另一个儿子，即诗人纪尧姆，然而常常是以保护者的姿态出现，她对这个儿子的所作所为丝毫不理解。她认为他是个十足的废物，既挣不来钱，也不会干任何体力劳动，几乎什么都干不了。他从不攒钱，可又总担心没钱。她渴望他不做诗人，应该找一个固定、稳定而且受人尊重的银行职员的职位。诗人？诗人是什么？

纪尧姆每次把母亲钱柜内的钱全部装入自己腰包的时候，从没想过要还，因为他爱母亲。他时时处处护着母亲，避免她受到任何伤害。马克斯·雅各布写了一首歌，颂扬他的母亲。而每当同伴们嘲笑他时，就在一起唱这首歌，为此，纪尧姆把马克斯狠狠地咒骂了一通。

其歌词如下：

快娶阿波利奈尔的母亲吧，

阿波利奈尔的母亲，

那样看上去将会像什么？

那将会像什么？

表面上看来，他像个听话的小孩子。母亲几乎没有读过她儿子的任何著作（儿子也从未给她邮寄过）。当她偶尔瞅了一眼《异端分子首领》时，便立即闭上眼睛，书中那些无法理解的淫秽下流故事简直让人无法入目。一天，她遇见保尔·莱奥托，他说：

“我的另一个儿子也在写书呢！现在在墨西哥的那个！”

“他写的是哪方面的书呢？”

“他写的东西十分复杂……他在为一家金融报写文章。”

在他母亲眼里，纪尧姆有点儿令人难以容忍。当他21岁在德国的雷纳尼当家庭教师时，母亲总把他当做还穿着小短裤的孩子对待。信中常问他每天在干什么；他的钱是如何花的；他是否想家；命令他为了学好德语，必须每天读当地的报纸；千叮咛万嘱咐不要将钱放在公文包里，当心被比他狡猾的扒手偷窃……她还因为圣诞节期间他未给家里写信而斥责他，吩咐他为了牢固起见，往信封上贴邮票时多蘸些唾沫；应该买双鞋了，但价钱不得超过八马克；如果不喝奶，吃饭时一定要喝葡萄酒或啤酒；千万不要做蠢事……她问他是否定期更换被罩和床单，洗得是否干净，坏了的衣物是否已经修补好，是谁为他修补的……她用令人无法相信的口吻命令儿子给她回信，但她不希望收到像从前那些如同一个傻瓜写的那种信。最后，母亲恳求他修改书写错误：

写信时，你要用点心，好不好？一个受过教育的孩子经常出现拼写错误，真丢人。我明白这些都是你粗心大意造成的错误，但是，假如给他人写信也犯此类错误，他们将会把问题看得很严重，那就真把我们的脸全丢光了。

［摘自1987年发表的《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与其母亲及弟弟的通信录》］

阿波利奈尔在妈妈家一直住到27岁。离开家之后，他28岁和29岁时，每个星期日都去探望母亲，并且每次必定给妈妈带去一包需要洗的衣服，也带一些自制的果酱去。作为交换，吃饱喝足之后就离去了。

妈妈不喜欢他的朋友：无论是蒙马特尔的朋友，还是弗拉芒克和德朗。阿波利奈尔首次带这两位朋友到妈妈在维伊奈的家时，是因为他们当时身无分文、饿得前胸贴后背。他想在妈妈家中，他们无疑可以饱餐一顿。他本以为母亲一定会邀请他们三人同其他宾客共同进餐。然而，他们被领入了位于台球室与音乐厅之间的候见室。在书柜上的一个大金属笼子里关着一只瞎眼猴子，它也饿疯了，将镀金铁条啃得面目全非。

饥肠辘辘的三个朋友坐在硬椅子上一言不发。听见隔壁房间传来的刀叉撞击声，馋得直流口水。晚饭开始，菜一道接着一道，冷盘、热菜、奶酪和甜点，任何人也没有想到叫他们去一起吃。连那只猴子也在默不作声地听着。当宾客和女主人撤离之后，他们三位才被领进餐厅。因为母亲不愿意见到三位诗人，也不愿意让她的客人见到他们。

无疑，他们吃的只能是其他人的残羹冷炙。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继承了他母亲贪吃的毛病。夏加尔曾经写道：“酒在腹中翻江倒海之时，也不耽误他大块大块地吞肉。”纪尧姆贪吃，一吃起来总是狼吞虎咽，吃菜一盘接着一盘，直至酒足饭饱为止。

在席前，他总是精神焕发，喜形于色，挺胸凸肚，衣领大张，腰带松开，等待着冲锋的信号。信号一旦发出，立即向酒菜冲上去。除了带血的肉以外，他什么都爱吃，所以他挑选的种类最多。动物五脏和糕点是他的偏爱。他邀请朋友吃晚饭时，亲自下厨做奶油、奶酪加香料的煨饭。

阿波利奈尔下馆子吃饭，真可以算作一景：脖子上围着餐巾布，衣服的假领子敞开着，双手抓着一只鸡，大口大口地啃着，嘴巴沾满着肉屑。在整个一顿饭过程中，他始终喜笑颜开，总是笑得合不拢嘴。吞下两份牛肉和三份牛排之后，突然站起身来，说：“等着我，现在我必须去茅房解大手。”他非常熟悉巴黎最好的厕所，常指导他的朋友去这家或那家厕所。

重新回到桌边后，诗人停止用餐，但必定还要一杯咖啡和一份肉汤代替餐后的助消化酒。

他们常到诗人夏蒂埃在蒙马特尔的家聚餐，一旦德朗和弗拉芒克在场，他们总玩谁吃得最多的游戏。规则很简单：吃下菜单中的所有菜，一轮结束，开始第二轮，谁首先吃饱停下来，谁就是输家。输者被罚款。在这样的游戏中，输家从来轮不到阿波利奈尔。

阿波利奈尔每到餐馆，手往衣袋里一摸，脸刷地变白，接着惊叫道：“糟了，我忘记带钱包了！”每当他玩“朱尔·德巴季叫喊要奔赴色当”的把戏，骗吃骗喝时，他就自然地成为游戏中的输家，直至弗拉芒克说：“别担心，今天轮到我请客了。”他才算得救了。

于是，他又精神大振，立即一下子端走三份菜。

纪尧姆经常将妈妈钱包里的钱拿光。母亲在一生中经历过各种酸甜苦辣，有过顺境，也有过逆境，但她总能学会适应环境。纪尧姆也经受过许多艰苦的磨炼，但他从未像莫里哀的话剧《吝啬鬼》中的主人公阿巴贡那样（在毛线袜里）积攒过钱。他有一个很充足的理由：他经常很穷，从未富有过，所以他没有毛线袜子。他经常像孩子一样，身上只有六个苏。

苏波Soupault(1897—1990），法国作家。曾经讲过：在战争期间，阿波利奈尔在证券大楼的审计处工作，他常陪同阿波利奈尔去上班。他们每天从银行街经过，那里有一个旧货商。阿波利奈尔在一些店铺摊位前停住脚，什么都看：旧钥匙、带墨水的笔杆、人物半身像、陶器、秤砣和尺子……他对那些物品总是赞叹不已。问商人：

“这个罐子卖多少钱？”

“10个苏。”

“10个苏啊?”

他仍然兴致勃勃地端详着，突然放下，噘着嘴说：“10个苏，太贵了。”

他抓起一个旧烟斗，抚摸着上面的海泡石和欧石南根，欣赏着烟斗的拐弯处，问：

“这个烟斗呢？”

“两个苏。”

“两个苏？它可不值这个价钱呀！”

他伤心地继续赶路。第二天，他再次回到那个摊位前，尽管罐子降为五个苏、烟斗为一个苏，他仍然什么也不买。

如果你想让他发怒，有一个办法十分灵验：当着他的面打开他的壁橱，假装偷窃某样东西。于是他便命令、请求、恳求别人将属于他的那件宝贝还给他。他友好地嘲笑着你，一定要把东西要回去。他的这一弱点人所共知，人们也不怪罪他。只是必须知道，绝对不要向他提任何要求，也不要向他要任何东西。

阿波利奈尔花钱十分吝啬，但为了爱情却慷慨大方、不遗余力。认识毕加索和马克斯·雅各布的时候，他刚从伦敦回到法国。三年前，他在米罗家中遇见过一位名叫阿妮·布莱登的女孩。当时他担任这个家庭的小女儿加布里埃尔的法语家教，而漂亮的英国姑娘阿妮负责教她英语。他对她一见钟情，疯狂地爱上了这位姑娘。姑娘回英国后，他追到伦敦，目的是不惜一切地碰碰运气。姑娘的家庭富有，已经为她创造了享受贵族生活的一切条件。后来她到了德国的雷纳尼，他追到雷纳尼。这一迁移行动使得他忘记了另外一个心爱的人——琳达，并且为他周游德国和撰写有关这个地区——雷纳尼的文章创造了可能。在《被谋杀的诗人》和《异端分子首领》中有关的几段十分令人赞赏。

在他的内心深处，小加布里埃尔的英语家教比教法语的工作重要得多。他把已经寄给过琳达的求爱诗写给阿妮，而且后来他还将同样的诗写给过其他姑娘。但她们中的每一位都一直以为她是惟一收到这首诗的女孩子。他用法语给她写信，而她用英语给他回信。他们两人都看不大懂对方的信件，但对阿妮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事：他在追求她，爱她，而且他也许能够得到她。“从肉体上讲，那时我是爱他的，但我们双方的思想距离太远。”她后来推心置腹地对别人说。

然而，在写给阿波利奈尔的信中，她以“亲爱的……”称呼他。

他们两人保持了近一年的秘密爱情关系。后来是阿妮主动地中断了这种关系：“科斯特罗”（阿妮这样称呼他）是一个野蛮暴躁的人，而阿妮姑娘纯洁而内向。一天，他带她到一座悬崖边，强迫她立即作出接受或拒绝的决定，说：

“要么你嫁给我，要么我把你从这里扔下去。”

她认为这样的交易不公平，并且最终说服了他。第二天，她逃走了。纪尧姆被彻底地抛弃了。

这并非第一次，也绝非最后一次。这些女士抛弃他，说明她们不喜欢他。他为此十分痛苦，如果他稍微聪明点，就应该接受这些教训。他给所有他追求的女士都写诗代信，一开始是为了征服她们，接着是为了继续交往，最后是为了重新开始。他的情欲像疾风暴雨，热烈而奔放。他的追求有感情因素，也有性欲因素，他一旦爱上谁，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任何人都无法阻止。阿妮不愿意接受他吗？他不信。然而，她坚决地拒绝了他的恳求。

他回到巴黎。在一段时间内，他与一个邻居妇女调情。当他获悉阿妮回到英国后，他急忙赶去英国，再次向心爱的人建议劫持她离开英国，同他结婚、生育、发财，给她买毛皮大衣和围巾，吓唬吓唬那个令年轻姑娘时刻想着的家庭。一天，他设置了一个骗局：他邀请阿妮到一个阿尔巴尼亚作家朋友的家中共进晚餐。阿妮的家长批准外出，但晚九点必须到家。那次晚餐仅仅是一次纪念性的活动而已。九点的钟声敲响，阿妮注意到隔壁房间有人在活动。她上前去一看，阿尔巴尼亚作家的一位女伴正在铺床。

“这个房间是为谁准备的？”她问。

“给咱们俩呀！”“科斯特罗”美滋滋地回答道。

气愤的阿妮不辞而别。九点十分，阿妮回到了自己的家。但被愤怒的父母关了禁闭，不得再出家门半步。

纪尧姆再次垂头丧气地回到巴黎。他就这样放弃了吗？第二年，他又去了伦敦。这一次，他向意中人建议伯爵夫人的头衔。

“阿妮，咱们逃往法国吧，阿妮，你到底还想要什么呢？”

“什么也不要！”阿妮大声地吼道。

由于诗人的顽固坚持，阿妮厌倦了。她跨出了新的一步：为了躲避阿波利奈尔的纠缠，她越过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到了大洋彼岸。从此，他们两人永远地分开了。阿波利奈尔从未试图追寻她去美洲……

与路易丝在断绝关系十五年之后收到阿波利奈尔的诗作《Calligrammes（图案诗）》一样，阿妮后来也收到阿波利奈尔的诗作《失恋歌》：

永别了狼狈的假爱情

与弃我而去的女人

与去年在德国

我失去了的女人

我再也无法见到她了。

1904年从伦敦回到巴黎时，阿波利奈尔离开他在银行的工作岗位，担任了《股民指南》的总编。他对股市一窍不通，还必须不懂装懂。当他成为与他交往甚深的艺术家们的行吟诗人，同时用手中的笔为绘画服务的时候，许多爱搬弄是非的人（虽然不一定出于恶意）又旧调重弹，认为他对绘画一窍不通。

他写有关艺术的作品还很少，他仍然到处发表演讲。他的朋友圈子里不仅有毕加索和马克斯·雅各布，还有他十分敬佩的作家阿尔弗雷德·雅里，以及他在从维伊奈到巴黎的火车上遇见的两位野兽派画家弗拉芒克和德朗。他的小朝廷就这样组成了，但他们没有固定的活动场所。

1904年，毕加索第四次从西班牙回到法国后，他的朋友陶瓷雕塑师帕克·杜里奥为他们腾出了他在蒙马特尔山上拉维尼昂街的作坊。这是一座稀奇古怪的房子，建于1860年，原来是一个钢琴生产车间。他们用木板把它隔成几间后，这里便成了艺术家们的官邸。由于房子建在半山腰，于是入口开在最上层。为了进各自的房间，人们必须在进大门后往下走，首先进入夏天火热、冬天冰冻的昏暗过道。每个房间由朝蒙马特尔山顶开的大窗户采光。这座房子里有几个卫生间，惟一的水龙头在二层。下层的天花板就是上层的地板。房子的隔音效果十分糟糕，相邻房间的任何响动相互都听得见：唱歌声、叫喊声、脚步声、床铺的吱嘎声，以及时不时的呻吟声……木质地板丝毫不妨碍邻居之间相互了解他人家里发生的一切事情，甚至他们的任何动作。所有的门几乎都关不上。

但是，毕加索为他们终于有了落脚地而兴奋不已。他以贪婪的神情，欣赏着这座与众不同的奇特的全木建筑。他给房子起了个名字，叫“猎人馆”。这座简陋的房子酷似塞纳河上洗衣妇们搓洗衣服的平底船，于是马克斯·雅各布有了一个新主意：给这座房子起名为“洗衣船”。从此以后，“洗衣船”这个名字将逐渐地从拉维尼昂街出发传遍全世界。(图6)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一）美丽女神费尔南德

对女色的迷恋，使我的眼睛沉重得如同压有数公斤的重负。

布莱斯·桑德拉斯

在“洗衣船”，毕加索住最上层，即这座奇特建筑的门厅层。模仿咖啡馆和小酒吧的招牌，他在入口处的门板上用粉笔写上：“诗人会晤处”。来访者（数量很多）推开这块牌子，发现一个小小入口。入口正对着一个地面发霉的小小房间。进入房间，里面有一张床和一个生锈的铁火炉。室内充满了浓重的黑烟丝香烟、煤油和麻油混合的气味。在黑暗中，能够辨认出一个代替洗手盆的脸盆，盆里随便丢着一条毛巾和一小块黑糊糊的香皂。屋子里还有一把草席椅子、几个三角架、一些规格不同的画布、地面上到处乱扔的无数颜料管、画笔以及盛满稀释剂的器皿。一只白色老鼠在一个带抽屉的桌子后探头探脑，它对性情温顺的小母狗弗里卡毫无惧色。一只煤油灯是这个房间的惟一光源。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浴盆，里面放着数十本书。这里，有一只黑色木箱子被当做座椅使用，那里一个桶里盛满废水，等着人去倒。整个屋子乱七八糟、杂乱无章。

惟有床例外。

床上，一个23岁、高大、美丽动人、棕色头发但无精打采的年轻姑娘正在休息。毕加索磁石般迷人的黑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她看。姑娘名叫费尔南德·奥利维尔(图7)。与从妓院来的女人及几个来了又走的女人不同，她是毕加索最钟情的女人。虽然她暂时还未完全彻底地取代她们当中的所有人，但这一天总会到来的。

毕加索首次见到费尔南德是在拉维尼昂街的喷泉附近。后来他们在一楼的水管处再次相遇，他们只简短地交谈了几句。她也住在“洗衣船”。在毕加索同朋友一起在拉维尼昂广场时，他们又见面了。她对毕加索那“一双沉甸甸、尖锐、富有思想而且火辣辣的大眼睛感到惊讶”。她看不出他的年龄多大。她喜爱他那一对嘴唇和宽厚的鼻子，这些给她某种粗俗的感觉。他长着一双女人的手，穿着不讲究，她认为此人傲慢而且腼腆。

而他呢，他为她的行为举止、帽子以及他不熟悉的雅致和美貌着迷。

一个雨夜，他在“猎人馆”昏暗的过道里遇见了她。她怀里抱着一只刚从屋檐下捡到的小猫，是他捡到后当场送给她的。

当天晚上，她对画家讲述了她充满荆棘而缺少欢乐的生活：痛苦的童年；抛弃了她的父母；为逃避家庭地狱般的生活而找的丈夫；失去一个孩子；在挨打受骂遍体鳞伤之后的艰难离婚；同一位雕塑师的交往，该雕塑师建议她做模特儿；几个情夫；她的梦想及悲伤……

毕加索被她迷住了，爱到疯狂的程度。一天上午，他要求阿波利奈尔帮助他把“诗人会晤处”擦掉，他们俩花费了整整一天将地板、墙甚至天花板都打扫干净。晚上，诗人让费尔南德来参观他们的房间，他迫切希望她能够尽快地倒下……

她果真直挺挺地倒下了，其实是科隆香水、松节油、煤油和低质量的氯酸钠等各种物质的混合气味把她熏倒了。但是，这种事情并非每次都发生，而且这一次时间很短：她有情夫。而他呢，他有马德莱娜，但她如同人们熟悉的《戴假发的女人》和《穿衬衣的女人》(图8)中的神秘主人公一样，始终让他琢磨不透。

每当费尔南德走进他的房间，他总用热辣辣的目光直勾勾地盯着她看。如果她忘记什么东西，他立即将它们藏起来，她醒着的时候，他总呆守在她身边，寸步不离。他忘记朋友，忘记绘画，心中只有她一个人。他恳求她来同他一起生活，她犹豫不决。她害怕他的嫉妒与暴力。他每次都向她发起进攻，而且无一例外地征服她。这使她有点儿受惊吓。但一旦送给她点儿礼物，她就完全融化了、投降了，丧失了全部的抵抗力。他常常没有钱，但这毫不妨碍他向她赠送书、茶叶和香水。他送的香水香味浓重，她十分喜欢。每当她去某处时，人们一旦闻到此类浓香就知道了，惊呼道：“喂，毕加索太太离这儿不远，就在附近！”

他不停地为她画肖像。她摆好需要的姿势后，就仔细地端详着他的一举一动。房间里很乱，但丝毫不妨碍她的情绪，她毫不在意。相反，房主人对她“心不在焉，不保持身体的良好姿态”的态度批评也十分客气，但毫不留情。费尔南德努力让毕加索懂得在接待女人的时候，必须保持干净整洁。瞧，她已经扮演起教育青年男子的角色了。

她有大量的事情要做，毕加索对此也眼红。他现在如此，以后也如此，一生中对任何事、任何人都嫉妒、都眼红。他绝对不能忍受他的女人或朋友抛弃他、遗忘他，除非是他主动提出。他对待费尔南德的态度，与五十年之后他对待弗朗索瓦兹·吉洛的态度相同。他曾经建议弗朗索瓦兹头戴面纱，身穿长达脚后跟的长袍。他说：“这样一来，您将会比其他人更加不引人注目，他们就不会占您的便宜，甚至不大注意看您。”［摘自1991年出版的弗朗索瓦兹·吉洛的《与毕加索生活在一起》］

他企图把美人费尔南德关在他的屋里，不允许她出门，不许她到别处为他人做模特儿。那时的毕加索已经对他生活中的女人不仅仅为他一个人做模特儿这一点表示出十分厌恶。费尔南德于1906年为凡·东根做过一次模特儿，半裸体、一个乳房完全暴露，作品名为《美女费尔南德》。为此，毕加索打了她耳光。一天，他怀疑费尔南德在酒吧有意识地吸引过一个客人的目光，对她疾风暴雨般地大闹一场。从此，她再也不出门了。他宁愿自己承担一切，包括采购，也不允许冒她同他人交换一个眼色的危险。

他的这种霸道行为令他的朋友觉得十分可笑。阿波利奈尔在《坐女人》中并非恶意地讽刺毕加索道：

“为了真正拥有一个女人，就必须劫持她，关她禁闭，并且时时刻刻占有她。”

［摘自1948年出版的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坐女人》］

毕加索时而热情奔放，时而冷若冰霜，情绪变化无常，但从来不会以温和的态度待人。在这个朝不保夕的贫穷生活时刻沉甸甸地压在人们心头的圈子里，他却过着阿拉伯式的色彩斑斓的夫妻生活：她不再工作，他为她购买一切，而且为她做一切。

一天上午，毕加索向她许诺晚上给她一个惊喜。

“你要送我一幅为我画的像？”

他双手插在工作服口袋里笑得前仰后合，并且重复道：“一个惊喜……”

晚上，她来了。他急不可耐地等待她的到来。他送给她几件自己刚刚搞到手的东西：一盏小油灯和一个带象牙套管的长竹管烟斗。

“这烟丝是新的吗？”

“你过来……”

他要她躺在铺在地上的单子上，他挨着她躺下，打开一个盒子，里面装有一些琥珀色黑糊糊的像面团似的东西；他用手卷了一个小球，用针一样尖的箭头点燃油灯，用灯头加热小球，将它放在烟斗的头上，吸了起来。接着，他把烟斗递给他心爱的费尔南德。此时她才发现他在吸烟，不仅大量地吸劲儿很大的黑烟，而且是一个吸鸦片烟的大烟鬼。

他们一直到天色快亮时才入睡。

她在他的屋里度过了三天。毕加索夜里工作。她离开他的时候，也爱上了他。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洗衣船”

有过这样一位诗人：十分贫穷、无饭吃无处住、一无所有，但当法国科学院给他一把交椅时，他却要求带回他家去。

安德烈·萨尔蒙

她遇见了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他给她留下的印象是肥胖、开朗、热情、标致、梨形脑袋、双眼距离很近、眉毛形如逗号、小嘴巴、冷静、严肃、温和，看上去像个孩子、十分迷人。

马克斯·雅各布：目光捉摸不定、嘴巴风趣而招惹是非、双肩窄小，看上去像外地人。他那焦虑不安以及害怕妇女的神情，令她惊讶。

不久之后，他们每晚见面。大多数时间是在巴勃罗·毕加索家中。阿波利奈尔经常不请自到，而马克斯·雅各布正好相反，必须别人请求他才来。

大家共同进餐、公用一块餐巾，每人用一个角，阿波利奈尔在他的《诗人的餐巾》中讲的正是有关他们餐巾的故事。他们吃的东西中常有葡萄牙牡蛎，因为八个苏可以买到一打，这是他们吃得起的菜肴。吃不起时，他们就下到“洗衣船”的地下室上面写有“农民，索雷尔”字样的木门上敲敲，进去客客气气地同他商讨赊买一些朝鲜蓟菜、芦笋和洋葱。人们始终无法搞清楚房主人是用何种神奇的办法，在他家里种出来这些蔬菜的。

阿波利奈尔作一些笨拙且淡而无味的诗句，滑稽而引人瞩目的马克斯·雅各布讲许多幽默故事，逗得大家一直笑到天亮。在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坐女人》中，他的名字叫穆瓦兹·德雷塞尔，是“一个面色苍白，但浑身上下每个部分都给人以乐感的人”。那么，这位像乐队队员的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他敲打着肚皮模仿大提琴的低音／使用脚拉出木铃沙哑的共鸣声／鼓起的面颊上绷紧的皮肤／就是一部能够发出与餐馆演奏用的茨冈小提琴同样响亮乐曲的洋琴／他用笔杆敲打自己的牙齿／就能够发出一些音乐厅的乐队／或者某些游艺场旋转木马中安装的大管风琴演奏出／像打击玻璃瓶发出的清脆声响。

［摘自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坐女人》］

经过化装之后，他们即席演出一些戏剧；身后拖着一条铁链子的小狗弗里卡被挂起来制造音乐效果，画家雅克·瓦扬利用发出各种声音和做各种狂乱、鬼怪动作制造热闹气氛。安静下来之后，大家一起谈论诗歌、文学和艺术。当纪尧姆没有赶上回母亲家里的最后一班火车时，他就在“洗衣船”随便睡在一个临时床垫上，或者在阿姆斯特丹街的一个旅馆过夜。

如果是冬天（巴黎的冬天十分寒冷），毕加索每天早上都赖在床上不起，在被窝里取暖。如果是夏天，他起床后，便赤条条、一丝不挂地作画。有人来敲门或他在工作时，他决不开门。如果来人坚持，他就一通臭骂把擅自闯来的人赶走。来人如果是阿贝斯街糕点铺的人，便由费尔南德回话，她大声喊道：

“我没法给您开门，我没有穿衣服！……请您把盒子放在门口吧！”

这是暂不付钱的巧妙方法：前一天，她去预订了他们需要的糕点，并要求送货上门；以后什么时候有了办法，她再去结账。

还有另外一种不付钱的办法是：偷窃凌晨放在富人家门口的牛奶，但这就必须要早起。如果来人是一位商人，女看门人便抢先赶来通知。由于她住在隔壁房子，时刻监视着入口处，看见来人面色好看，知道不是债主，她便匆匆忙忙赶来，将艺术家们的门敲得咚咚响，并且喊道：

“这一回可能有要紧事儿！”

如果来人一定要见毕加索，他便将费尔南德藏在被窝里，才去拉开门。他接待萨高特或利博德时尽可能地表现出热情与客气，他不喜欢他们，而且他更加不能接受他们坚持要他把还未完成的作品匆忙结束。每当有此类事情发生后，他便在许多天内无法再作画。

诗人们在阿珠位于拉维尼昂街的家中可以得到一些安慰，由于有安德烈·萨尔蒙的帮助，人们可以在那里赊账吃上几年（几个五年的一半），而且饭菜十分丰盛。发现女主人阅读《晨报》十分刻苦认真，记者、诗人兼作家的苏波就不遗余力地吹捧她，并且吹嘘说他正是她每天如饥似渴地阅读的连载小说的作者。在有照片为证揭露他的谎言之后，他只好少吃点儿。

他们也常去工勤人员去的位于卡瓦路蒂街的小酒吧。觉得赊账给人的思想压力太大时，就将一件物品当在附近的当铺，何时有了能力再把它赎回来。在运气好的日子，搞得好，也许能有第三者替他们付款，马克斯·雅各布在场就更好了，因为他父亲负责结账。马克斯·雅各布的父亲同小酒吧老板有个协议：马克斯付自己的花费，如果在月末有欠账，他的父亲全部包付，但是有一个条件：消费项目组成必须如下：一个冷拼盘、一个菜、奶酪或者甜点、中午一杯咖啡、晚上半瓶红酒。

马克斯背着父亲，同老板重新修订了协议，将协议的内容修改为：马克斯的父亲支付马克斯请朋友吃喝的冷拼盘、菜、奶酪、甜点、咖啡、酒、浓黑啤酒、金鸡纳酒、烧酒以及其他酒。这样一来，他们每天都可以享用一顿丰盛的饭菜。

回家之后，毕加索时而也取出他的煤油灯、烟斗和鸦片烟盒子。他是在一对住在蒙巴那斯丁香园的吸毒惯犯夫妇那里发现这种毒品的。酒吧的其他一些常客也品尝，这些人中可能有阿尔弗雷德·雅里，在他的《沙漠时光回忆录》中就有吸鸦片的成分：发烫的双唇、神仙般的肉体、适合的烟袋；也许还有布莱斯·桑德拉斯，在纽约复活节时，他说过：“为了让他快点儿上天堂，我给了他一些鸦片。”

从1910年起，椰子取代了鸦片，鸦片的消费量下降。在战争期间，对使用麻醉品的行为打击的力度更大。

“洗衣船”时代，鸦片已经成为巴黎的时髦商品，人们向从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回来的海军军官购买。你只要去小田街的一家店铺，在柜台上放25法郎，提出要“一个小盒子”就可以了，你就可以带着必要的用具和所需物质回家去享用。

带着必要的装备来到“猎人馆”的客人们都像费尔南德那样，长长地躺在床上，一边饮着柠檬冷茶，一边随心所欲地享受着那能够让人升上“天堂”的魔力。

他们也吸印度大麻。据费尔南德·奥利维尔说，印度大麻能产生奇特的效果。一天晚上，他们在一位可以算做蒙马特尔的数学家——普兰塞的家中吸了它，阿波利奈尔出现了分身现象：他认为自己在妓院。毕加索产生了痛苦的恐惧不安，又哭又叫地说：他发现了一些照片，明白了其实自己的艺术毫无价值，最好去自杀。

他们大量吸毒，直至1908年。这一年，“洗衣船”的一位德国画家维热尔斯在吸过乙醚、印度大麻和鸦片之后上吊自杀了。这件事对毕加索震动很大，他发誓从此再不碰毒品。马克斯·雅各布毫不动摇地继续吸。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与毕卡比亚都吸鸦片，后者承认他们几乎天天吸。阿波利奈尔在认识路易丝的时候仍然在吸，1915年初的几个月内，他是在一片鸦片的烟雾缭绕之中，与其《Calligrammes（图案诗）》中的缪斯路易丝一起去了尼斯。

除弗拉芒克只喝水、毕加索喝少量的烧酒外，他们更加经常干的事情就是狂饮。于是，蒙马特尔山酒吧的酒杯每天都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吧台上等待着他们。

他们不去盂特酒吧了，因为酒吧的常客传播无政府主义被警察勒令关闭了，但他们仍然跟随弗雷德老爹。他接过从前阿戴尔大妈开的“刺客酒馆”。阿戴尔大妈是古吕的一位朋友，而这家酒馆是古吕从巴黎公社的诗人、插图画家安德烈·吉勒那里继承下来的。酒馆的招牌是一只兔子从一口锅上方跳过，象征阿戴尔大妈制作的一道名菜——白葡萄酒烩兔肉。诗人们借用原主人的家姓Gill，把该酒馆改名为“Le Lapin à Gill”（吉勒的兔子），其谐音为“Lapin Agile”，意为“机灵兔”——这就是“机灵兔”酒馆的来历。该酒馆位于柳阴街，后来成为蒙马特尔一个著名的娱乐场所，同时也是毕加索帮活动的首选地。卡尔科、多热莱斯、马克·奥尔朗等人也来。

“机灵兔”是位于郁郁葱葱的花草树木之中的一座砖石结构的建筑，四周鸟语花香，建筑物内有吧台、包间，室外带平台。室内昏暗，但弗雷德夫人——勤快麻利的勃艮第人贝尔特，每天打扫擦洗得一尘不染。用固定在屋顶上的铁丝挂着的煤油灯，在红色灯罩下泛着吝啬的黄光。墙壁上挂着一个硕大的白色基督雕像和郁特里罗、布尔波特、苏珊·瓦拉东的一些绘画作品，以及毕加索1905年创作的一幅浑身披带花环的自画像《在“机灵兔”酒馆》。一个特大的石膏壁炉成为一支白色老鼠大军的藏身之地。它们与一只猴子、一只临时驯养的乌鸦，尤其是弗雷德的那头外号为洛洛（Lolo）的驴争夺领地。洛洛到处吃，什么都吃。在1910年的“独立派画展”上，还有它的一幅画像。我们在本书的后面还要提到它。

贝尔特负责厨房，弗雷德负责收款台，但他常常允许赊账。诗人们都喝好酒，个个酒量很大。他们首选的饮料也是老板推荐的，是一种用樱桃汁、白酒、石榴汁和樱桃酒配制而成的混合饮料。周末，酒馆的大厅与各个包间全部爆满，顾客中大部分是常客，其中也有少数是对这里的艺术气氛抱有好奇心的人。

蒙马特尔的所有人都来“机灵兔”酒馆。毕加索和费尔南德正是在这里遇见了声如洪钟的哈里·波尔（毕加索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埃尔卡波）和说话十分率直的夏尔·都林。后者惟有当他在大量背诵过波德莱尔、兰波、韦莱纳及拉福格的诗词，满足了他对戏剧的爱好之后，方能表现得热情洋溢、精神振奋。他在背诵这些诗词时不是在说，而是在往外吐。他头发乱蓬蓬，眼睛闪闪发光，整个身心全部融入了背诵的诗词之中。所有听众都被他如此投入的情感震慑了，静悄悄地专心致志地倾听着他的背诵。每次节目结束之后，都林总卷起衣袖，乐呵呵地接过贝尔特递给他的三明治。

弗雷德十分乐意接待毕加索和他的朋友们。毕加索不仅仅是这个酒馆的常客，也是弗雷德家的常客。他为贝尔特的女儿画过肖像。贝尔特的女儿后来嫁给了马克·奥尔朗。毕加索于1904年完成的画作(图9)，表现的正是马尔戈与她被驯服的小鸟。毕加索总是同费尔南德、马克斯·雅各布、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等朋友们，以及组成他的贴身保镖的所有诗人或画家一起来。毕加索是时常聚集在他周围的所有这一帮人的中心人物。贝尔特第一次看见他在大胖子阿波利奈尔，瘦高个子萨尔蒙以及膀大腰圆的勃拉克、德朗和弗拉芒克三人的陪同下来到她家时，那威风凛凛的神情丝毫不亚于在贴身卫士护卫下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

其他人或许不是他的卫士，毕加索却无疑是他们那一帮人的首领，这一点不可否认。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一）兽笼

我努力使用尽可能纯正的色彩，通过艺术与绘画，实现哪怕投放炸弹（如果这样做就会被送上断头台）也无法在日常生活中实现的事情。

莫里斯·德·弗拉芒克

他们相识之后不久的一天，马克斯·雅各布问安德烈·萨尔蒙：“你听说过拉辛Jean Baptiste Racine（1639—1699），法国剧作家。曾任路易十四的宫廷官吏。、拉封丹La Fontaine（1621—1695），法国寓言诗人。和布瓦洛Nicolas Boileau-Despréaux（1636—1711），法国诗人，古典主义文学理论家。曾任路易十四的官吏。吗？”

“嘿，那不就是咱们嘛！”

萨尔蒙第一次来“洗衣船”时，发现毕加索正打着赤脚在他的画室里作画。室内很暗，只有一枝蜡烛照亮。见到他来，毕加索丢下手中的活，给来人看他的最新作品。他不辞辛劳，推桌子搡椅子、翻箱倒柜地满屋子翻腾，在全部的绘画作品中寻找想给人看的作品，并且一幅一幅递给来人。而萨尔蒙呢？与雅各布、阿波利奈尔以及其他许多人一样，为这天晚上发现了天才的创造惊叹不已。

萨尔蒙是个瘦高个子，同样抽烟斗，既写诗，也做记者。他同保尔·福尔（仍然处于萌芽状态的蒙巴那斯艺术帮的支柱性人物）创办了《诗歌和散文》杂志。萨尔蒙以其表面上的严肃和生硬掩盖了他伟大的创作天才。他的这一天赋令“猎人馆”小世界的人们佩服与欣赏。安德烈·德朗在蒙马特尔的图拉克街有一间画室。出身于比较富裕家庭的德朗离开父母为他安排好的综合工科大学的路子，也走上了攀登蒙马特尔——绘画的蜿蜒曲折的道路。由于他具有工科专业的天分，所以尽管从事了绘画，但他仍然保留有对手工活儿的强烈爱好。他喜欢从跳蚤市场买一些旧仪器回家修理或重新组装。他最喜欢用来消磨时间的活动之一是用硬纸板制造小型飞机，并且还想方设法让它们飞起来。他爱好收集旧乐器，先把它们拆散，然后再重新安装好。由于认识到自己对所在时代的文学一无所知，他废寝忘食地阅读。他作的画深沉、有条理、功底扎实。人们从他的绘画作品中，感觉到有一种强烈的乡村气息。从他平时待人接物的态度以及他高大的身材中，同样可以感受到这一点。据他的模特儿们讲，他在工作过程中，有时让她们坐在他的膝盖上，一只手勒紧她们的腰，用另一只手作画。由此可以看出，他作画时，不仅仅需要用视觉观看，而且需要通过触摸寻找感觉。

在来图拉克街定居之前，德朗生活在他出生的村庄——萨图。他正是在那里认识了老朋友弗拉芒克。弗拉芒克同他一起在塞纳河边作画的时间很长，并且把他介绍给马蒂斯。一个丑陋的怪胎——“野兽派”正式诞生于他们三人的相识之中。

一天，弗拉芒克与德朗决定他们俩将来一定要成为名人。德朗在报纸上为弗拉芒克发表一张照片，让他名扬天下。而后者将向他的竞争对手德朗施舍一顿庞大固埃式Pantagruel，法国作家拉伯雷的中胃口很大的人物。的晚餐。弗拉芒克手中拿着“小报”，带着饭菜送到德朗家，而德朗在报纸的第三版上看到的却是一则“画家莫里斯·德·弗拉芒克”大吹特吹轻泻胶囊“Pink”的广告，他简直惊呆了。

弗拉芒克、德朗、芒更、马尔凯、卡曼，特别是马蒂斯大闹“1905年秋季艺术博览会”，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公愤。秋季艺术博览会创办于两年前的官方画展，其宗旨是为青年艺术家展出他们的作品提供机会。秋季艺术博览会和修拉Seurat(1859—1891），法国画家，印象派，后来从印象派中分裂出来，成为新印象派。与西涅克创办的“独立派画展”分庭抗礼，唱对台戏。对官方的学院派和各种协会、联合会不满的艺术家们，即使他们的作品不被查禁，他们也同样推出此类展出。这样一来，库尔贝Courbet(1819—1877），法国画家。、德加、毕沙罗和莫奈都选择拿破仑三世特许批准使用的展馆举办“被拒绝者画展”。

马蒂斯、弗拉芒克及其同伙，在第三次“秋季艺术博览会”期间，也去展览会场从事了一些捣乱活动：带来了他们从一个木匠手中赊购的木料制作画框的油画。这些油画背离了绘画界诞生于印象派和点画派的规则。按照弗拉芒克的说法，前两个流派的绘画已经进入了停滞不前的阶段，走投无路。马蒂斯的看法是：“特别是由于画展上展出的油画都属于分色画派，所以这种展览会彻底摧毁了绘画艺术。”

这些不安分的好事之徒主张色彩至上，认为只有色彩的力量才是无穷的，因为它代表光明。马蒂斯从东比利牛斯山的科利乌尔Collioure，位于比利牛斯山下地中海边的一个渔港。写信给德朗，催促他到东比利牛斯山看看他所在的那个小山村别致无比的光线。德朗接受了邀请。两位画家在那里共同工作了一段时间。德加发现了能够反过来否定阴影的光的新概念。在写给弗拉芒克的信中，他说：“为了寻求光的概念，我抛弃现有观念，服从对光的新发现。”(图10)

德朗在1905年创作的《科利乌尔风景》中充分体现了他的新观点。马蒂斯1905年创作的《戴帽子的女人》(图11)中鲜艳的红、蓝、绿色的奇特配合，引起许多保守观众的嘲笑与愤怒。怀疑论者安德烈·纪德对这一画作的评价是：完全脱离直觉的理论“推理”。

持新观念的这些画家更接近高更派系和凡·高的表现主义派系，而不是塞尚派系。在画展中，他们那些色彩浓重、明暗对比度极强、画面粗犷的绘画作品被集中展览在一个单独的展厅里，名气不小但拒不接受现代艺术的绘画评论家路易·沃克塞尔把这些作品视为狂野的兽群，他将这个展厅戏称为“兽笼”。野兽派Sauvisme，“野兽派”或称“野兽主义”，法国现代画派之一。1905年马蒂斯等画家在巴黎举行画展，因其画法超越绘画常规，被评论家称为“野兽群”而得名。野兽派的历史很短，1907年达到顶点。他们强调绘画表现主观感受，多用大色块和线条构成夸张变形的形象，以求得“单纯化”的装饰效果。由此诞生。

三年之后，以上的那位评论家与其他一些评论家将在卡恩维莱画廊里展出的勃拉克创作的绘画作品比做立方体，于是又产生了立体主义画派。而路易·沃克塞尔却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特方式的幻想者……

野兽派绘画的出现在民众中引起了众多的议论，共和国总统拒绝为画展开幕式剪彩。面对这一事件，新闻媒体分裂了。《费加罗报》说这是“把一个导致绘画界分歧的屎盆子扣到了人民大众的头上”。有关对野兽派作品的评论纷纷出笼，在此引述弗拉芒克发表在1905年11月20日《鲁昂报》上的一篇文章的一段：

我们走进这个丰富多彩的画展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一个厅，个个惊讶得目瞪口呆。在此，任何描述、任何介绍和任何批评都变得不可能。大厅里的所有东西——使用的材料除外——一律与绘画不沾边；没有任何形象，全部是一些蓝色、红色、黄色、绿色的花花绿绿、色彩斑斓的斑点，它们在画布上十分随意地并排展开；简直就是一个孩童拿别人送他做礼物的颜料盒子，玩耍着拼凑而成的粗俗、天真而且十分幼稚的游戏。

［摘自1943年出版的莫里斯·德·弗拉芒克的作品《死亡肖像》］

鉴于绘画艺术已经不再从客观上表现人和自然，一时间，批评界蒙了，对眼前的作品无法作出评论，绘画批评迟迟不能展开。糟糕的是，从19世纪以来艺术家们愈来愈脱离社会现实，都用他们各自的方式重组世界。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在画布上反映自然界的人或物，而是一味地寻求“表现力”，在他们的创作生活中，对艺术的追求占据了统治地位。在这方面，黑非洲艺术对他们的影响不小。

在临时性地采取强烈的光线之后和彻底不讲究绘画的形式之前，画家们手中挥舞着他们那些红色不算最刺眼色彩的作品，接受了挑战。马蒂斯、德朗及弗拉芒克受到了猛烈抨击（挨了一千枝投枪）。比德朗更穷的莫里斯·德·弗拉芒克为加重色彩的明暗对比度，有时需要砸烂颜料管，充分利用其中剩余的颜料方可做到。他作画没有任何理论依据，完全凭借本能和突然的灵机一动。久而久之，他的作品中表现出某种凶猛和暴烈，而他的伙伴们却相反，开始在这方面一点一点地约束自己。在德朗逐渐走上同其他官方的艺术流派及学院派相同或相近的道路之后，弗拉芒克同他断绝了来往。

弗拉芒克，红褐色头发，一张固执的面孔上带着天真单纯的目光，性格有时很开朗，高兴时又喊又叫、开怀大笑，吃起饭来狼吞虎咽。他不仅对各种官方流派、学院派十分反感，而且对博物馆、墓地和教堂中的艺术也毫无兴趣。他承认，的确是无政府主义一步一步地引导他发展成为野兽派。

这样一来，我为重新创建一个感性、生动活泼和自由的世界而摧毁一切老套路、抛弃“盲目顺从”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摘自1943年出版的莫里斯·德·弗拉芒克的作品《死亡肖像》］

然而，他的结论是：他也仅仅是从事过绘画创作，野兽派最优秀的代表是拉瓦肖尔Francois Claudius Ravachol（1859—1892），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制造过数起谋杀事件。在被绞死之后，他成为无政府主义的象征性人物。。

弗拉芒克有不少见解，这只是其中之一。他在表述自己的意见时，总是慷慨激昂。他的朋友们总是赞同他的观点。乔治·夏朗索尔说过：有一天，沃拉尔德在他家吃午饭。他看见画家七岁的女儿在餐桌上点燃一枝烟时，顿时大失胃口。他客气地向她指出，在这个年龄吸烟不好。这个很不听话的小女孩儿转身对画商说：“你管得着嘛，老家伙？”［摘自乔治·夏朗索尔的《两岸》。］

弗拉芒克不是真正喜欢蒙马特尔。他时而去那里，也只是为了与他的伙伴们一起吃晚饭。天快亮时，他步行回到巴黎郊区的家。遇到毕加索的那个时期，他设法找些临时办法养活妻子和三个女儿。他从事自行车、划船等体育运动，或者在茨冈乐队拉小提琴。为了几个法郎，他曾经在集市上与别人串通行骗，同膀大腰圆的人打架。在第二回合结束之前，他就被对方打翻在地了。后来，他认为写作需要的物质材料比绘画少，于是就开始写作。他写了几本标题令人浮想联翩的小说：《从一张床到另一张》和《穿红短裤的生活》，之后，开始写回忆录。

当他首次成功地向独立派人士出售了他的绘画作品时，他相信命运之神终于朝他微笑了。后来经过了解，他发现其恩人来自港口城市勒阿弗尔。他买走了他觉得最难看的两幅画是为了送给他的女婿，第一幅的签名是弗拉芒克，而第二幅的签名是德朗。

野兽派的第三位代表人物是强壮结实的乔治·勃拉克。乔治·勃拉克是诺曼底人，出生在阿尔让特伊。他的祖父、父亲开了一家建筑涂料企业，两人都是业余画家。勃拉克在勒阿弗尔的美术学校学过绘画。在那里，他也同一位装饰画家一起工作过。1900年，他来到蒙马特尔，接着放弃了他父亲的绘画路子，投身于专业绘画道路。他住在三兄弟街。1904年，在距离“洗衣船”不远的奥塞尔街买了一间画室。他直到1907年才认识了毕加索，比其他所有人都晚。

勃拉克，大高个儿，体格健壮，肌肉发达，结实而有力量，浓密的头发带着自然卷，走起路来像只大胖熊。勃拉克颇招姑娘们喜爱，他常同她们在加莱特的红磨坊跳舞。当他乘马车跨越塞纳河去左岸时，他常常登上马车的顶层，边拉着手风琴边放声歌唱。

勃拉克十分容易辨认。他通常只穿蓝色工作服、金丝雀黄鞋子，头上的帽子压得很低。有几个月，蒙马特尔野兽派的画家们都戴上了同样的帽子。他一次共买了一百来顶这种帽子送给朋友。

1905年，荷兰人凡·东根住进了“猎人馆”。他与勃拉克同样健壮，红头发，大胡子。他什么职业都干过：街头卖报、粉刷房屋、杂务工、集市保安……与其他许多人一样，他也卖过讽刺画《黄油碟》及其他色情、淫秽画或者被查禁的只能藏在大衣里销售的印刷品。他是“洗衣船”的居民中少数几个画过蒙马特尔生活的画家之一。他创作的特点是，只从在蒙马特尔的马路边、加莱特广场的店铺里的妓女们中间或者加莱特红磨坊的舞女们中间寻觅他作画的模特儿。而其他画家虽然也是“洗衣船”的居民，却对凡·东根、维莱特、郁特里罗、布尔波特、图鲁兹·劳特累克的这一创作源泉不屑一顾。(图12)

凡·东根与蒙马特尔的外国人生活在一起，但作画时却更像法国人。也许正是这一点使他远离现代绘画运动的大动荡（因为他反对一切艺术理论，他拒不参加在毕加索家里的晚上聚会），但他经常出现在上流社会妇女云集的巴黎沙龙。这些妇女都梦想能够让这位巨人给自己画一幅佩戴着珍珠、耳环的画像。不久以后，他在位于巴黎市内的当费尔-罗什罗街画室，组织了一些规模宏大的联谊活动。

安德烈·萨尔蒙批评别人时总毫不留情。他评论凡·东根绘画的色彩过重，并说凡·东根很可能把手中的调色板与模特儿的化妆盒子搞混了。毕加索不久以后便离开了凡·东根，或者因为凡·东根认为在老家多维尔的生活比任何地方都舒适，使其很快就成为上流社会画家，或者毕加索永远不能原谅东根为费尔南德·奥利维尔画过数幅肖像，而且在作画期间他们两个还做过爱。（费尔南德自我辩护说毕加索也为其他许多女人画过像，她之所以要凡·东根为她画像是为了报复……）

凡·东根在“洗衣船”的生活也曾经十分贫困，严重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后来他永远不愿意再回那个地方去。那时，他与妻子、女儿一起住在画室里。他的妻子贵丝是个素食主义者，家里天天只吃菠菜；他家里的人都很好客；屋里太小，除了床外，还有几个画架和一张桌子；旁边邻居家的嘈杂声；室内，夏天酷热难忍，冬天结霜；衣袋内仅有的几个苏也只够勉强养活孩子。毕加索、马克斯·雅各布和安德烈·萨尔蒙曾经多次凑份子，到最近的药店为他的孩子买爽身粉。等到襁褓中的女儿多莉吃饱终于睡着了，凡·东根夫妇数数剩余的钱，看他们能否吃点什么。但结论经常是：不能。

沃拉尔德买了他的几幅画后，凡·东根用他付给的钱，把家搬到拉马尔克街的一所公寓套房内，同时也为自己租了一间房子做画室。从此，他家与菠菜绝交了，人们在蒙马特尔山上也见不到他的影子了。他更愿意去的地方是巴黎市区的王宫方向，开始有了下馆子吃带沙司的菜肴和带血的肉的习惯。饭馆的老板乘机在餐馆外四周墙上贴出大量的促销广告，自豪地打出“画家在此用餐”的招牌。

在何处能见到凡·东根把食物放入口中、嚼碎、消化它，并且吸烟呢？

请速到好孩子街10号

儒尔丹餐馆

胡安·格里斯在巴黎也是拖家带口。他于1906年来到“洗衣船”，住进了凡·东根腾空的房子。格里斯是一位年仅19岁的年轻人，面色晦暗，黑头发，黑眼睛。他在巴黎最好的朋友卡恩维莱后来描绘他时说：“一只生气勃勃的小狗，好心，多情，但有点笨手笨脚。”［摘自1946年出版的卡恩维莱的著作《胡安·格里斯》］

与其他人相同，格里斯也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他一直在向一些画报社出售素描画，直至有一天克洛维·萨高特买了他的一批绘画作品，才算结束了一家人朝不保夕的拮据日子。在画室的墙壁上，他用炭笔写了许多数字，记录他在蒙马特尔山上的各家商店赊购物品的数量。一旦他收回一笔钱，立即要求勒韦迪结算一下，尽早清还一些债务。

格里斯住在“洗衣船”，但他逃避“机灵兔”嘈杂混乱的混沌生活。他很少喝酒，只喝咖啡。人们经常遇见他一个人情绪低沉、萎靡不振地蹲在“猎人馆”的过道里，用左手抚摩着其同胞家的小狗，看它是否咬他，右手仍然在继续作画。

毕加索对胡安·格里斯怀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强烈嫉妒。他对热尔特律德·斯坦和格里斯之间的友谊、对卡恩维莱与格里斯之间的友谊一律耿耿于怀。在20年代，佳吉列夫Diaghilev（1872—1929），俄罗斯的芭蕾舞戏剧家。同格里斯签订了为他的新编芭蕾舞剧制作服装与布景的合同。接着他又出尔反尔，撕毁合同，将订货合同给了毕加索。这件事为这两位画家之间的关系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除格里斯的独立性和他也是西班牙人之外，老大（毕加索）对小弟（格里斯）没有什么可指责的。这再次证明毕加索一心想成为他的同伙中的老大，所有人都必须服从他，只服从他一个人，任何人不得闹独立。

格里斯在“洗衣船”住了十五年。在他的生活中，有过两个女人对他至关重要：1913年认识的约瑟特和他儿子的母亲。天气好，阳光充足时，他用襁褓布把儿子吊在窗户框上晒太阳。毕加索十分喜爱凡·东根的小女儿，也同样喜爱格里斯的这个孩子。

格里斯在40岁时死于白血病。在医治过程中，医生将白血病误诊为结核病。他死得很惨。那时他住在布洛涅，在卡恩维莱家的附近。卡恩维莱在他的花园里，常常清晰地听到他的朋友痛苦的呻吟和惨叫声。

得知其同胞去世的消息之后，毕加索很伤感。热尔特律德·斯坦非常气愤，严厉地训斥道：“请收起你那些迟到的眼泪吧！”……认为他不该在格里斯生前嫉恨他，死后才表现出假惺惺的痛苦。

在居住在“洗衣船”的画家们当中，格里斯是最不接近毕加索帮的人。其他人吃、住、活动都在一起，甚至衣服都可以换着穿。

星期天，这帮人到圣皮埃尔市场选购相同的衣服。他们一起在蒙马特尔大街上溜达时，简直成为街头一景，马路上的行人都驻足观望。

由于严格执行他们那个画派的绘画规则，德朗连服装都换成了野兽派画的色彩：绿色套装、红色坎肩、黄色鞋子、带黑褐色格子的白色大衣，这一切均为直接从英国进口；再晚些时候，他们的装饰稍微朴素一些，全部为蓝色：工作时穿蓝色工作服，为了外出活动时有套干净衣服，全蓝色套装按照干净程度整整齐齐地排列在衣柜内。

弗拉芒克也是萨图学校的弟子，穿着格粗花呢外衣，瓜皮帽上带有一根松雉鸟羽毛和一条木质的多色领带。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对这种领带的双重用途十分欣赏：受到打击时可以当警棍，反过来，可以弹响绷紧固定上面的猫肠子，当小提琴用。

应邀赴晚宴时，由于知道别人期望着他与众不同，马克斯·雅各布总是着意地精心打扮一番。他把自己装扮成魔术师：真丝披风、折叠高顶礼帽和单片眼镜。

安德烈·瓦尔诺穿一件丝绒披风，弗朗西斯·卡尔科戴雪白手套（这样的手套他有四打），马克·奥尔朗着彩色毛衣，穿自行车运动员的袜子。在蒙马特尔街上溜达时，身后紧跟着他的短腿猎犬。

毕加索为生产锌制品的工人选择的是蓝色工作服、草底帆布鞋、一顶帽子，以及同样是在圣皮埃尔市场上买的带白点的大红棉布衬衣。他曾经试图留胡须（在他于1906年画的《蓝色自画像》中，他留有胡须），很快又全部剃光。最后，他对画家们疯狂的表现欲十分反感。正是这一原因，当他放弃神话般的蓝色时期的时候，批评莫迪利阿尼以及他在各方面都走极端的不良言行。然而，在“洗衣船”时期，意大利画家的衣服整齐干净人所共知，同其他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与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有着相同的服饰习惯，从不穿奇装异服。

拉维尼昂的画家们，穿着这些离奇古怪、变化多端的服装，从事着超现实主义的活动：他们一边顺着街道往下跑，一边喊叫：“兰波万岁！打倒拉福格Paul Laforgue（1842—1911），法国政治家。！”他们的行为有时酿成事端，最后总是以斗殴结束。一天，他们已经过了塞纳河，又返回到艺术桥上。为了表现自己力气大，德朗扭弯了河岸陡坡的护栏。接着，他及妻子都投身到又打又骂的混战当中，直至宪兵队将他逮住。整个事件以全部警察出动作为结束。

乱世出英雄，一切混乱都是学习的好机会。对于非官方的艺术来说尤其是这样。超现实主义者们喜欢这些可诅咒的诗人。与在戏院里的层层叠叠的座椅上看戏相比，他们更喜欢到加莱特红磨坊去跳舞。花四个苏，就可以跳整整一个下午的四对舞和波尔卡舞，既温暖了脚板，也温暖了心房。不久，他们发现了非洲艺术的奇特形式。在此期间，毕加索帮的艺术家们都走下蒙马特尔山，到巴黎街头为另外一些艺术家——拳击手和街头卖艺的艺人，鼓掌加油。这些人同蒙马特尔山上的艺术家们一样，也是一些彻底抛弃传统意识和传统观念的人。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一）街头艺人

孩子拉着我的手，我保护他免受厄运的折磨。

马克斯·雅各布

毕加索羡慕勃拉克和德朗练习拳击。

有一次，他也戴上拳击手套试图狠揍德朗一通。出乎他的预料，对方正面一拳就轻松地把他放倒在地。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涉足这一行了，只满足于在他那一帮人聚集的拳击场上，痴迷地观看你来我往的激烈战斗场面。

他们也去杂技场观看杂技表演。过去他们最喜欢去的是费尔南多杂技场，后来更喜欢去由图鲁兹·劳特累克、德加和索拉特负责粉刷工程的梅德拉诺杂技场。每星期去好几次。杂技团小丑阿莱克斯、利科、伊莱斯、安托尼奥以及刚刚干上这一行的格罗克都成了他们的朋友。阿波利奈尔对杂技的浓厚兴趣至死未变。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还去布特—科蒙杂技场为已经成为“我们的木偶”联合会会员的吉尼奥尔鼓掌助兴。1905年，他在《非道德主义》（该杂志只出过一期，阿波利奈尔曾经担任该杂志的绘画、文学与戏剧专栏作家）杂志上发表文章，谈在罗马看到的意大利喜剧丑角和狡猾奸诈角色，并且把他们与毕加索联系起来：

这些身材苗条的街头艺人身穿华丽俗气的旧衣服。人们的确能从他们身上感觉到老百姓子弟的气息。他们中间有：三心二意摇摆不定的人、狡猾的人、正直的人、穷困的人与骗子。

正是这些人将让毕加索喜出望外。

毕加索离开蒙马特尔高地，下到杂技场所在的罗什舒阿尔林阴大道后，就像重返欢乐快活与开放的世界。他从未像在梅德拉诺酒馆笑得那么开心。他不喜欢杂技场的前台，更喜欢后台。他为杂技团演员作画时，不画演出中的他们，而是画在路途中、排练中、家庭生活中，总之是日常生活中的他们。毕加索在1905年创作的以街头艺人为主题的绘画作品，充分反映出这是一个令他十分愉快的时期。(图13、图14)他同街头艺人的接触为他的“蓝色时期”画上了句号。从此以后，毕加索进入了“玫瑰时期”。这个时期比较长。有人将“玫瑰时期”归功于费尔南德走进毕加索生活的说法是错误的。实际上，玫瑰期的风格源于他思想、眼界的对外开放，而这一开放始于马德莱娜走进他的生活。

马德莱娜是毕加索在费尔南德之前认识的一个女人，她是毕加索的生活中从感情到艺术道路各个方面的主要支柱。出于一些比较神秘的原因，毕加索在马德莱娜去世之前，对她的存在一直保持沉默。当马德莱娜对外界说她本人在毕加索的成功中扮演的角色时，后者不置可否。据皮埃尔·戴克斯说，惟独马克斯·雅各布认识这个女人。毕加索亲自对皮埃尔·戴克斯透露过一些内情。

1968年的一天，我到了穆甘，毕加索从画室取出一幅侧面肖像。据他说在那天之前，他一直找不到它，因为该画被嵌在了他的画室中的一个画框里。他对我说：“这是马德莱娜。”看到我惊讶的神情，他接着说：“她差点儿为我生了个孩子……”他叙述的有关详情将我们带回到了1904年。然而，如果谁想知道在绘画作品中如何表现母性，就请看看毕加索的这幅《玫瑰马德莱娜》。你可以看到他在人物的脸上多么巧妙地使用了漂亮的水粉色，恰如其分地表现出女性的美。画中的那张脸更像马德莱娜，而不太像费尔南德。

［摘自1987年出版的皮埃尔·戴克斯的著作《创作家毕加索》］

毕加索一直将戏剧丑角视做他自己的化身。他的作品《小丑一家》以及《杂技演员一家与猴子》(图15)正体现了他自己的父亲身份。因此，从一笔一画中都可以看出，那幅画中的女主人是马德莱娜，而不是费尔南德。由此可见，《玫瑰马德莱娜》是毕加索玫瑰时期的开端绝非偶然。

没有自己的孩子，对毕加索和费尔南德来说确实成了一个大问题：费尔南德·奥利维尔不能生育。这对她也许是个悲剧，对其情夫毕加索则确实是悲剧。他们生活的玫瑰时期隐藏着一个阴暗的插曲，这一插曲在许多年内都一直是个秘密。

1907年，费尔南德·奥利维尔决定领养一个孩子。她自己到高兰库尔街的孤儿院带回一个小姑娘，无人能确定她的准确年龄，也许有十来岁。人们都叫她雷蒙德，安德烈·萨尔蒙叫她莱昂蒂娜。头几个星期，人人都十分喜欢她，也十分喜欢“猎人馆”这个重新开放的小小世界。以好爸爸面孔出现的艺术家毕加索，用中国墨为她画了张肖像《雷蒙德1907年》。但是小女孩儿好动爱闹，很不安分，在家里很占地方。这个孩子进入他们的家庭，使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毕加索再也无法像从前那样白天睡觉，晚上作画。必须找个解决办法。

他们绞尽脑汁、冥思苦想，也找不出两全齐美的办法。实际上，问题十分简单：外加一个砝码如果过重，就将它取走，放到别处。从哪里拿来就送回哪里，即把她还回去，一切问题不就全部解决了吗？就这样，在同她的新父母玩了三个月之后，雷蒙德被送回高兰库尔街的孤儿院，父亲似乎十分不情愿亲自去送。还是好人马克斯·雅各布承担了这份差事。

安德烈·萨尔蒙在他的小说《圣心教堂的黑女人》中描绘过这一情景。小说中是这样写的：孤儿院的一位雇员把这位忠心耿耿、乐善好施的好人马克斯·雅各布当做女孩儿不称职的父亲，狠狠地咒骂了他一通。他对马克斯讲解孤儿院的规章制度规定：如果现在不改变主意，他以后就永远不能再领养这个女孩儿了。雷蒙德哭得像个小泪人，马克斯也一样。他用自己仅有的一点儿钱带着小姑娘去餐馆吃了一顿午饭。天黑了，他又回到高兰库尔街将雷蒙德交给孤儿院。接着，他拔腿逃跑了。

接着，痛心疾首中的马克斯·雅各布吸毒了吗？

于贝尔·法比罗在1953年出版的著作《马克斯·雅各布》一书中也确认了这件事。但是无论法比罗还是萨尔蒙，都一字未提费尔南德和毕加索。两位作者只讲“艺术家夫妇”。在安德烈·萨尔蒙的《圣心教堂的黑女人》中，马克斯·雅各布是以塞梯姆·费布尔的名字出现的。

为什么他们都如此谨慎地对待毕加索呢？为什么吹捧他的人们都如此严密、如此长时间地保护他，只是在很久以后才打破沉默呢？为什么他们只记得毕加索这位十分了不起的艺术家在“洗衣船”的第一个时期（即立体主义诞生之前的时期）的趣闻逸事呢？

因为毕加索到巴黎五年之后，便成为他周围那一帮人的中心人物。他犹如一把火炬，无论是他拥有权利的受益者或受害者都向他靠拢，他对所有靠近他的人都具有强烈的诱惑力和震慑力。在“洗衣船”，他无处不在：人们欣赏他，个个以他为标准来衡量自己，他给人以启迪，也能够从他人处得到启迪……他们之间存在一种莫名的可以相互交流的灵感。他的所作所为和他本人都对其他人具有吸引力。人们都以谨慎的态度对待他，想着他、护着他、迁就他，而他并非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其他人。甚至在他离开了“洗衣船”、以与其他人不同的方式挣钱生活之后，情况比较特别的纪尧姆·阿波利奈尔还仍然学着他的方式行事，照他的态度待人，经常受他这位朋友的摆布，让他牵着鼻子走。毕加索对待朋友时时事事居高临下、蛮横傲慢，包括他的诗人朋友们求他为他们的著作配张插图的时候，他对诗作的主题、内容一概不管不问，手头有什么就随便给什么，有的甚至是未完成的草图。它之所以有价值，只是因为上面有毕加索的签名。

作为众星捧月的中心人物，毕加索同样喜欢一对对夫妻也经常围着他转。在这方面，他比较慷慨大方。他亲自把玛丽·洛朗森介绍给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把马塞尔·迪普雷介绍给乔治·勃拉克，好像也把阿丽丝·普兰塞介绍给了安德烈·德朗……

他的朋友之间也经常为他对待他们的亲疏态度争风吃醋，于是他常常成为他们之间纠纷的中心。直至《阿维尼翁的少女》出笼之前，极少有人批评他的作品。对他作品的评论从来都是一致肯定，随之对他本人也是完全肯定。“洗衣船”像一个大实验室，人们可以在兄弟般的气氛中交换意见，表达观点，探讨艺术方面的新发现。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下，朋友间的相互嫉妒被暂时地遏制住了。不如他们有安全感的胡安·格里斯例外。大家十分清楚，总有一天，长期堆积的冰雪在见到阳光后会立即融化。只需等待。人们在不断地展示新的绘画与诗歌作品的同时，共同耐心地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艺术并非导致他们之间重大对立的原因所在，惟一的原因是艺术家。

哪位艺术家呢？

毕加索。

毕加索的嫉妒情绪本身。他嫉妒男人、女人、围着女人转的男人、不追求他本人的女人、不甘心做他的驯服羔羊和不仰慕他的男人。他与日俱增的嫉妒心和蛮横霸道的行为，激起周围人们对他的人格同样的嫉恨是完全自然的。

这种嫉妒情绪完全出自个人情感。阿波利奈尔、马克斯·雅各布和安德烈·萨尔蒙不以作品的多寡来衡量人，他们不满毕加索根据个人的喜好授予这个人或那个人某种地位或头衔。最可怜的无疑应该算是马克斯·雅各布。他在诗歌领域的冠军宝座被阿波利奈尔代替；他在毕加索感情领域的地位被费尔南德·奥利维尔代替；他在艺术创作方面的最高地位，在不久的将来也被勃拉克代替。

人们可以相信，如此精心策划串通的这一切行为对人心的伤害是难以磨灭的。在贫穷困难时期和艺术革命时期，这一切一直存在。毕加索爱过马克斯·雅各布，后来抛弃了他。他爱过安德烈·萨尔蒙，也抛弃了他。他爱过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后来阿波利奈尔坐了第一把交椅，在他去世后，让·科克托接过了这把交椅……所有这些人一致承认画家毕加索是现代艺术的旗手。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为在感情方面的失宠而万分痛苦，有的人经过较短的时间折磨，就逐渐淡忘了这一切，但他们在心灵上却受到了深深的伤害。而毕加索自己呢？他对周围可怜小人物的悲伤和人们对他的看法无动于衷、不屑一顾，时刻昂首挺胸、盛气凌人地在他们中间晃来晃去，尽情享受着他已经占有的“帮主”地位。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一）决斗时期

我之所以写，是为了惹同行发怒，为了让他人谈论我，使我有点儿名气。只要出了名，无论在女人圈内或事业中，都有可能获得成功。

阿尔蒂尔·克拉万

为向在丁香园决斗过的阿尔弗雷德·雅里表示敬意，他们在拉维尼昂街的各个角落拿刀拿枪打斗了起来。然而，往往以打着玩开始，最后真打收场。

毕加索的白朗宁手枪从不离身。一旦遇到纠缠不清的人或事，他就朝天鸣枪。作为浑身酒气熏天的散兵游勇帮派的首领人物，他回“洗衣船”的时候，要开枪；为叫醒周围的左邻右舍，也开枪。

一天晚上，他邀请三位德国人来“洗衣船”看他的作品。然后，他带领他们去“机灵兔”。在路途中，三位客人向他提出一系列有关艺术与美学理论方面的问题。他受不了了，于是他拔出枪来，朝天连开了数枪。结果呢？三位德国人被吓跑了。

有关塞尚的话题令他不快，谁向他提起这一话题，他就拔出枪来，威胁道：“闭嘴！……”

贝尔特·韦伊向他讨要就餐费，他拒绝付款，她如果表示出丝毫的保留意见，他绝不抱怨，而是拔出手枪放在餐桌上。有一次，在一家酒馆，他有烦心事，朝着天花板开了几枪，幸好没有伤到人。

多热莱斯呢，在酒馆的一个角落里窥视着夺走他心上人的男人，准备随时扑上去将他撕成碎片。阿波利奈尔为一篇文学评论对他的恶毒攻击向批评家提出了决斗，他正坐在一家酒馆的桌边等待被选为见证人的马克斯·雅各布，来同这位批评家解决使用何种武器的问题。决斗没有进行，他们只围绕两位斗士应该向酒馆赔偿损失的问题进行了交锋，剩余问题由双方选出的见证人解决。

20世纪初，通常情况下，矛盾的双方和他们的见证人一样都主张握手言和。所有报纸都有专门的专栏作家，负责掩盖社会上的恶毒中伤、暴露出的诽谤之词以及从正在进行训练的击剑教练馆传出的流言蜚语。天刚刚亮，这类报纸就被送到了挑战者和应战者双方驱车要去的地点：甲特岛或王子公园跑马场。

“洗衣船”的两位朋友十分幸运：玩弄手枪的冠军毕加索参加决斗时，总没有结果；决斗之王阿波利奈尔参加时，决斗总是流产。

第一次决斗发生在1907年，第二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久。第三次的对手是阿尔蒂尔·克拉万。此人自称为奥斯卡·王尔德Oscar ilde（1854—1900），英国作家。的外甥，两米高的个子，体重一百公斤。

克拉万成功的办法很多，而且都具有挑衅性，既粗暴，又无纪律和规则可言……总之，他是个蛮横不讲理的人。他还在中学的时候就已经十分出名。一位老师想要教训他，扒去裤子用教鞭打他的屁股，最后老师累得精疲力竭，他仍然不屈服。

这才仅仅是开始。

克拉万被学校开除了。他去了柏林。在那里他养成了一个坏习惯：肩膀上吊着四个妓女在大街上晃荡。警察将他轰出边界，永远不许他再进去，理由是柏林不是马戏场。

巴黎比柏林更自由，更开放。于是克拉万来到巴黎，并且天天打着他的如意算盘：每天夜间找一个妓女比住旅馆便宜，既合算又快乐，何乐而不为呢。后来，他临时当起喜剧诗人。在舞台上，他使用木棍与喇叭，要求剧场内的观众保持安静。

他在布朗达诺书店当雇员，不到读完一本书的时间，就被解聘了。原因是一位女顾客要求他动作快一点，他便将一本书摔到顾客的脸上。

为了加强自我保护，以防止雇主的打击，他加强训练，以完善他的拳击技术。他终于成了业余拳击冠军，而且经常在丁香园里练习：他用拳头推门，辱骂消费者，并且同他们打斗，直至把他们驱赶出去为止。

他从事过的工作比阿波利奈尔还多还杂，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全部罗列出来。他曾经单独或同时干过下列行当：冒险家、太平洋上的水手，赶过骡子，在加利福尼亚摘过橘子，玩过蛇，当过旅馆小偷、澳大利亚伐木工人、法国的前拳击冠军、女王骑士勋章获得者的外孙、柏林的汽车司机以及入室抢劫的盗贼。

他也是诗人和记者，而且还曾经担任一家杂志《现在》的负责人。该杂志只发行过五期，并且是他自己推着手推车走街串巷发行的。他写文章，大力宣传他舅舅奥斯卡·王尔德的优秀品质与伟大功绩，同时也刻薄地批评其他人的缺点。

他批评最多、最刻薄辛辣的人当中有：

纪德：他的骨骼与他人比没有特别之处，他的双手是一双懒汉的手……除了这些以外，该艺术家一副病态，比头皮屑大的小块皮从双鬓角处脱落下来到处乱飞，百姓对这一有失雅观的现象俗气地描绘为“他在削皮呢”。

［摘自1995年发表的阿尔蒂尔·克拉万的《现在》］

苏珊·瓦拉东：她的收入微薄，但她不那么简单，这个下流的老家伙！

［摘自1995年发表的阿尔蒂尔·克拉万的《现在》］

玛丽·洛朗森：这就正是一个需要人掀起她的裙子，给她两下子才能舒坦了的贱货。

在同一篇文章中，阿波利奈尔被描写成“严肃的犹太人”（克拉万很细心，他进一步明确指出他对犹太人并无任何成见，甚至同新教徒相比，他更喜欢犹太人）。

这就叫做不择手段，使尽一切办法攻击和诬蔑他人。

纪尧姆派证人去见《现在》杂志的社长。其实他主要不是为自己受到攻击而生气，主要是为同他一起生活了几年的玛丽·洛朗森打抱不平。

经过几次微妙的谈判之后，克拉万同意写两篇更正文章。更正文章对前两篇稍作改动，最根本的内容无任何变化：

阿波利奈尔：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先生完全不是犹太人，他是罗马天主教徒。为了避免未来对他可能的鄙视，在此我补充以下几点：阿波利奈尔先生的大肚子，与其说他像个长颈鹿，还不如说他更像一头犀牛；他的头不太像貘，而更像狮子，从整体上看他不大像秃鹫，倒更像长颈鹤。

玛丽·洛朗森：这就正是一个需要人掀起她的裙子，狠狠地给她的杂耍剧团两下子才能舒坦了的贱货。

事情暂时算了结了，但人们还会在一段时间内继续谈论阿尔蒂尔·克拉万。他主要是出售了马蒂斯的一幅真画和毕加索的一幅假画，得到了一笔相当可观的经济收入，足够他在大战初期回西班牙使用。

阿波利奈尔从此收起刀枪，重新开始阅读他为怀念玛丽·洛朗森而写作的诗词与文章。

毕加索于1907年将这位姑娘介绍给了他。他在画商克洛维·萨高特家发现了她。那时的玛丽·洛朗森20岁，正在克里西大街的亨伯尔特研究院学习绘画。乔治·勃拉克是她的邻居。

费尔南德·奥利维尔对玛丽·洛朗森的描写如下：山羊脸、近视眼、鹰钩鼻子、大黄板牙，一双手又长又红，一副淫荡女人像，画家模特儿，讲话时自鸣得意、慢慢腾腾，爱玩弄假天真。

费尔南德之所以非难她，很可能是因为在这个妇女众多的圈子里，玛丽·洛朗森有同她争夺第一夫人地位的可能。残忍的诗人安德烈·萨尔蒙用两个词综合了以上的评论：玛丽·洛朗森？一个丑陋的美女。

阿波利奈尔在他的《被谋杀的诗人》中详细地讲述了贝宁鸟（毕加索）在特里杜丝（玛丽·洛朗森）与克罗尼亚芒塔尔（阿波利奈尔本人）的相识中所起的作用：

他（贝宁鸟）向克罗尼亚芒塔尔转过身去，对他说：

“昨天我见到你的妻子了。”

“是谁？”克罗尼亚芒塔尔问道。

“我不知道。我看见她了，但我并不认识她。是一个真正的小女孩儿，正是你喜欢的那种女孩子。她的面部忧郁寡欢，带着受气的一股孩子气。从她抬起醉人的一双秀美的手看出来，她没有诗人们讨厌的那种贵族气，因为这样的人吃不得苦。我对你说，我见到的确实正是你的妻子，她既丑又美。”

说明：以上引述的部分是在阿波利奈尔和玛丽·洛朗森分手三年之后写的。

玛丽·洛朗森的情夫十分肥胖，而她却非常苗条，这并未阻止他们在各种不同的场合见面。现在，让我们从头讲述他们的故事：

她出生于一个克里奥尔（安的列斯群岛的白种人后裔）家庭，从小没有父亲。当阿波利奈尔刚刚离开他的母亲家的时候，她还生活在母亲位于巴黎奥特伊的家中。而他住在巴黎的莱奥尼街，每个星期天，礼节性地拜访他的妈妈一次。

她来他家的时候，玛丽·洛朗森总是跳着绳上楼。下楼时，也同样是跳着绳下去。他跟在她的身后，领她去“洗衣船”。那里的人们对她十分反感。无论她如何巧妙地掩盖，人们还是轻而易举地就发现她对资产阶级生活习俗的浓厚兴趣，对她那副假惺惺的样子十分看不惯，只是忍着不表现出来而已。但是，她令其他人反感的地方偏偏令阿波利奈尔着迷：他们两个情投意合，有着共同的兴趣与爱好。杜瓦尼埃·卢梭却非常理解他们，并且于1909年为他们二人作画《诗人与他的缪斯，1909年》，尽了最大努力使他们的表情有所区别，结果却画得像肖像漫画。(图16)

纪尧姆和他的缪斯在诗人的新居请客，但禁止人们搞乱搞脏屋子里的任何东西，不许在床上坐，没有许可不得吃饭。毕加索和马克斯·雅各布到他家吃过数次晚餐。一天晚上，主人大发雷霆，因为利用纪尧姆背过身去的时间，他们竟敢偷窃桌子上的两片香肠。

阿波利奈尔做厨师，而他的女神玛丽却当他的助手。菜烧过头了，纪尧姆火冒三丈；没有熟透，他同样要大发雷霆。他对别人的要求十分严格、威严，有时很专制，同毕加索一样嫉妒心很重。女人恰好爱这样的男人。当桌子上菜肴丰盛、做工精细、酒水可口时，他就会心花怒放、满脸堆笑，玛丽·洛朗森也会满脸堆笑得像个小太阳。尤其是当来客为了改善一下阿波利奈尔家极普通的饭菜，带来各自的拿手好菜，例如正宗的意大利沙锅炖牛肉时，气氛就会更加热烈。还有什么能比一天晚上马克斯做的美味佳肴中的生苹果浇科尼亚克酒更好吃呢？

看着诗人狼吞虎咽地吃掉冷盘（通常是黄瓜或者蜗牛）、主食（有时还多吃一些他最喜爱吃的菜）、甜点（冰激凌），享用完客人给他带来的惊喜，然后，摘掉假领子，卷起衣袖，帮忙收拾餐具。此时，在场的人知道这个晚上可以宁静安详地度过了，都开始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享受一下美妙的生活。

在夫妻生活和谐美好的日子里，阿波利奈尔的心情特别愉快，殷勤好客毫无挑剔之处。他绝对不允许他人嘲弄他亲爱的玛丽。当马克斯·雅各布讽刺玛丽时，他用当年保护他妈妈的急切心情保护他的玛丽。马克斯于是开玩笑地作了一首小诗，赞扬他的缪斯：

啊！玛丽·洛朗森，

玛丽·洛朗森，

多么渴望，

多么渴望，

抚摩着你的乳房

使你变成一个天使，

使你变成一个天使！

与费尔南德是画家（毕加索）的爱捷丽仙女一样，玛丽·洛朗森也确实是诗人（阿波利奈尔）的缪斯女神。一个用绘画，另一个用诗句（《酒精》和《Calligrammes（图案诗）》中的一段）表达他们对心上人的爱慕之情。蒙马特尔山的妇女们中像毕加索和阿波利奈尔的女人们那样进入艺术家们艺术生活的极少，能够进入他们的绘画或诗歌作品的更加罕见。

弗朗西斯·卡尔科对此十分欣慰：

我们那一帮人的女人没有起什么作用。我们收留了她们两三个月，她们自己就走了。我们仍然照常写诗、作画，心想她们不来也许更好。

卡尔科的话经常是基本符合事实，但略有夸张，上述一段也不例外。当然，在“洗衣船”还是有一些女人：凡·东根的妻子，胡安·格里斯的妻子。但是，这些男人作画时，女人们除了管家，没有其他任何事可做。

幸运的是，妇女的思想大解放在不久的将来就会逐渐成为事实。几年之后，大批蒙巴那斯的妇女们将同蒙马特尔的妇女们联合起来。如果苏珊·瓦拉东、费尔南德·奥利维尔以及后来的玛丽·洛朗森不同塞纳河左岸的姐妹朋友们基基夫人、贝阿特丽斯·哈斯丁夫人、玛丽·瓦西里耶夫夫人、尤吉夫人、格特鲁德·斯坦夫人、西尔维娅·比奇夫人、让娜·埃布戴尔纳夫人、阿德里安娜·莫尼耶夫人及其他许多人联合起来的话，世界就不会是今天的样子，历史的发展就会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因为这些妇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艺术发展中，发挥了极其巨大的作用。

《诗歌和散文》杂志的一位专栏作家对妇女的诬蔑之词是绝无仅有、不可饶恕的。他在1907年以羡慕的口吻写道：一天晚上，阿尔弗雷德·德·缪塞Alfred de Musset（1810—1857），法国浪漫主义作家、诗人。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在卢浮宫散步。他之所以喜悦，并不是因为他可以独自一人散步，而是因为他终于“躲避开了整天围绕在身边的现代女性”。［摘自1907年《诗歌和散文》12期］。该专栏作家在此向读者们讲，当他每个星期五在阿维尼翁时，与缪塞有同感，体会到缪塞当年的愉快心情。为什么惟独星期五呢？因为这一天是耶稣受难日，女人们都不出门。“那才是真正的天堂呢！我们终于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美妙了！”

这位伟大的男性主义的代表到底是谁呢？

他就是夏尔·莫拉斯。Charles Maurras（1868—1952），法国作家、记者、政治理论家、民族主义者、君主主义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支持维希政权，1945年被判处终身监禁，1952年获特赦。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一）大红裸体

理清一团乱麻，就是创造。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1906年春天的一个上午，一个马车夫赶着一辆敞篷马车停在拉维尼昂街的台阶前。马车的后座上坐着一个男人。他笨重地下了车，吩咐车夫去酒吧里等着，然后大步流星地独自朝“洗衣船”的大门走去。将这一切尽收眼底的看门人估计，一个气派如此大的人准是来向她的房客讨债的。她一个箭步蹿进过道，直冲毕加索的住房而去。她轻轻地敲了敲门，报告说：

“一个有钱人，可能是找您的。”

“什么样子？”门扇的另一侧问道。

“拉菲特街的，一个很有钱的画商。”

商人的确来自拉菲特街，是沃拉尔德。在从阿波利奈尔处得知毕加索放弃了“蓝色时期”，将要创作更加生动活泼的绘画作品之后，他来探一下虚实。

他全部看了。一个小时后，安德烈·萨尔蒙和马克斯·雅各布也来到拉维尼昂街，发生在他们眼前的一切简直难以令人置信：画商沃拉尔德从“猎人馆”搬出两幅画。两位诗人认得，那全是毕加索的作品啊。画商把画放在马车后座上，并用木楔垫稳，然后，以同样沉重的步伐向他刚刚出来的那道门走去。几分钟之后，沃拉尔德重新出现。这一次，他拿出三幅画放在马车内；接着，四幅！五幅！到马车被装满时，后座上起码有二十幅毕加索的绘画作品。

沃拉尔德上了车，在马车夫旁边坐定。马车调转头，不紧不慢地向着林阴大道方向走去。马克斯·雅各布再也按捺不住了，他激动得热泪盈眶。他贴在安德烈·萨尔蒙的身上，感谢天上众神如此慷慨地帮助他尊贵的朋友。

1906年是一个吉祥年。“洗衣船”已经接待过一个看上去十分古怪的人。但不管怎么说，他还是买了毕加索的一些作品。他是通过贝尔特·韦伊找到毕加索的。此人名叫安德烈·勒韦尔。他讲了一个十分离奇、令人难以相信，但又内容丰富的故事。“洗衣船”的人因此对这位业余艺术爱好者产生了好感。由于缺乏单独购买现代派全部绘画作品的能力，勒韦尔同一些朋友组织起来创建一个“熊皮”协会。十一位成员每年缴纳一定的年金，交给被晋升为总代理的勒韦尔，由他支配，用于为协会集体购买绘画作品。为挖掘出他可以向其会员们推荐的青年画家，勒韦尔以协会总代理的身份走访了所有的画廊与画室。他们将购买来的画作以抽签的方式分发给各个会员。他们一致同意在“熊皮”协会成立十年之后，将全部作品出售，部分利润将返还给画家。

这么好的主意怎么能不让人动心呢？遵照安德烈·勒韦尔的提议，协会的会员朋友们决定1906年只购买毕加索的作品。在这件令人欢欣鼓舞的事发生后不久，沃拉尔德也跟着出现了。

他付了两千法郎的金币。两千法郎的金币啊！这一天晚上，“洗衣船”的人们开怀痛饮香槟酒。第二天，毕加索将一个钱包装进外衣内的口袋里，用安全别针别好。

几天之后，他带着费尔南德·奥利维尔出发赴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度假去了。不久之后，他们去了加泰罗尼亚山区的一个村庄：戈索勒。

马克斯·雅各布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同他们一起去奥塞Orsay，位于巴黎市中心，王宫对面的一座老火车站。现在被改建为现代艺术博物馆。火车站为他们送行。每人手中拎着一个沉甸甸的筐，里面放满了画家绘画用的画笔和颜料。他们下了拉维尼昂街的台阶，一辆马车已经等在那里。它把心情无限愉悦的这帮人拉至火车站的站台。他们到达时，许多其他的朋友已经在站台上等待着他们的到来。人们相互拥抱，祝福声、道别声响成一片，热闹非凡。

毕加索和费尔南德在戈索勒一直住到夏天到来。毕加索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完成了他于前一年冬天开始，但总也画不完的一幅画。这幅油画在其艺术的发展进程中，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几个月前，他接待过两位来访者。这一来访再次为他填满了已经捉襟见肘的钱袋。两位古怪的人——格特鲁德·斯坦和莱昂·斯坦在亨利-皮埃尔·罗歇的带领下，来到毕加索的画室。在来戈索勒见毕加索之前，他们在沃拉尔德处买了一些塞尚的作品，也在独立派画展的“兽笼”中得到了马蒂斯的《戴帽子的女人》。后来，莱昂碰巧遇到在萨高特画廊中展览的毕加索的一幅版画。他回家带着他妹妹返回萨高特画廊让她看，他妹妹不喜欢那幅画。

萨高特问道：

“你是不喜欢这两条腿吗？”

“不。我不喜欢这双脚。”

“那好吧，咱们把它们锯掉！”

他们并没有动那幅画。莱昂·斯坦毫不犹豫地用50法郎买下了作于1905年的《挎花篮的小姑娘》(图17)。接着，莱昂说服了妹妹一起亲自登门拜访这位他们从未听说过的西班牙画家。同“洗衣船”那帮人经常来往的罗歇，自告奋勇充当中间人。第一次来访结束，斯坦兄妹俩买走了好几幅画。多亏他们来，毕加索才得以有钱购买足够他使用几个星期的原材料。斯坦兄妹的到来，使他避免了为画新作而被迫覆盖旧画的窘境。

毕加索与格特鲁德很快就成了朋友。西班牙画家十分喜欢这位美国女人的体形，建议为她画张肖像。她同意了。他希望她像安格尔Ingres（1780—1867），法国画家。古典主义画派最后的代表人物。他代表保守的学院派，与当时新兴的浪漫主义画派相对立，形成尖锐的学术斗争。画《伯坦先生像》(图18)一样，取实实在在、稳稳当当地坐姿。

画像的第一天开始了。画家将其模特儿安置在一把散了架的扶手椅里，他自己坐在画架前的一把椅子上。脸贴在画布上，先画出一张草图：格特鲁德双手抱着膝盖，背稍微向前倾斜，缩作一团，似乎在等待着什么。整个画像透着一股男子汉的力量。第一天，一切十分顺利。斯坦家里人在下班之后，都来接他们的女英雄。人人都表现得十分兴奋，甚至觉得当时的那张画可以被看做已经画完、付钱、拿走，并可以立即展出的画像。

“那么，以后呢？”毕加索问。

“您想让我再回来吗？”格特鲁德以深沉的声音小声地探询道，其神情与画家在画中体现出的完全一样。

她不仅第二天来了，而且一连来了数月。每天下午，她离开弗莱律斯街来蒙马特尔，推开“洗衣船”的大门，坐进画家对面那把散了架的椅子里。

莱昂有时来看看，费尔南德有时也前来瞅瞅。她感到斯坦兄妹有点儿滑稽可笑，特别是格特鲁德，上身穿着灯心绒外衣，脚上却穿系带的凉鞋。但她看得出此人身上有股坚忍不拔、顽强不屈的精神，因为一连数小时保持一个姿势一动不动地坐在巴勃罗·毕加索面前，绝对是需要有一种顽强精神的。然而，不知何故，画家却始终不画她的嘴巴。

费尔南德想对她表现得热情一点，建议模特儿读拉封丹的寓言。格特鲁德接受了她的建议。日子就如此在读书和聊天中，一天天地流逝着。

这样过了九十天之后，毕加索突然停下画笔。面对着沮丧的格特鲁德，他供认说：“我看您脸的时候，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他刚刚画了模特儿的脸，又把它擦掉。

别无他法，他只好动身再次去戈索勒。

早在他第一次去戈索勒之前，一位雕塑家朋友向他大谈位于比利牛斯山、距离安道尔不远的这个加泰罗尼亚山村的贫困与物质匮乏。没有公路交通，人们只能骑骡子进去。周围是一片片、一团团的褐色、黄色山间景色。远离现代生活，一切都是天然的，没有受到任何污染与破坏。热情好客的山村居民中，许多人从事走私活动。这一切恰好是毕加索需要的。于是，他去了那里。

毕加索正是在戈索勒开始了一种全新的创作方式。而这一新的创作方式，促使他在一年之内完善了他的艺术革命。这一艺术革命的成果就是《阿维尼翁的少女》(图19)。在当地光秃秃的风景和居民们俭朴的生活中，毕加索经过对自己绘画风格去粗取精的精心提炼，使它最后达到了精细、高雅、完美的程度。他一直在寻找高更在太平洋塔希提岛发现的东西：一种纯洁、原始的形式，以及其他，例如风格的新颖。目的是在重新恢复他在画那些蒙马特尔被社会遗弃的人或圣拉扎尔监狱的女囚犯时的价值观念，同时确定他与传统艺术之间的区别；建立一种考证：对绘画的考证，对社会的考证，对已有文化的考证……推翻现存的习俗，寻找原始的自我——同情他人的思想自由、无政府主义的青年。

起初，他用安格尔的风格作画，因为他对1905年秋季艺术博览会上展出安格尔的《土耳其浴室》(图20)十分着迷。他的《费尔南德在梳妆》属于极端古典主义。后来的作品受到大量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在卢浮宫展出的罗马征服之前的古伊比利亚雕像、12世纪未开垦的戈索勒以及马蒂斯和德朗的作品。

毕加索在孜孜不倦地观察、寻求、发现。1906年，他画了《大红裸体》。画中画的是全裸的费尔南德，背景是一朵大红玫瑰。人物头发直立、双手合拢、脸部的光线比身体暗、没有目光，眼睛无眼眶、又细又长、像一条缝，面部无任何表情、不带任何主观意识。

一副面具的模型。

当毕加索为躲避在戈索勒爆发的伤寒传染病回到巴黎时，他站在格特鲁德·斯坦的画像前，甚至没有再见模特儿，只用一笔就把原来擦掉的头画了出来。

一幅面具的模型《大红裸体》，作为《阿维尼翁的少女》的姊妹作，是对一种新兴艺术——立体主义的初步探索。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二）毕加索与马蒂斯

马蒂斯：色彩；毕加索：形式。两个伟大的流派，一个伟大的目的。

瓦西里·康定斯基

弗莱律斯街27号。一座带两层楼的房子，隔壁是一家画廊。住房部分包括：几间卧室，一间浴室，一间厨房，人们也在那里用晚餐；画廊是一个大厅。大厅里陈设着打过蜡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家具，一个火炉、两三张桌子，上面摆满花和瓷器，一个壁炉，两扇窗户中间的墙上挂着一个硕大的十字架，石灰刷过的墙上没有任何一寸见方的空隙，到处挂满画：高更、德拉克洛瓦、格列柯、莫奈、勃拉克、瓦拉东、塞尚、雷诺阿、马蒂斯、毕加索以及其他画家的绘画作品。

这儿并非博物馆。由于当时大多数的绘画作品值不了很多钱，画廊的门上只有一把钥匙。这是一种很普通的美国扁平钥匙，巴黎人的大衣上挂着的丁当作响的钥匙链上，都少不了这种钥匙。

斯坦兄妹就住在这里。星期六是他们的接待日。他们对客人十分慷慨大方，几乎人人都可以去。当女主人提出一个礼节性的问题“是谁派您来的？”时，你只要用在这里展出作品的任何一位画家的名字回答就足够了。

我们进入画廊。那里已经有大批的画家、作家与诗人……在那个饥荒年代，每星期到斯坦家免费吃喝一顿自然十分受人欢迎。当然也不排除来宾中有少数人的确对现代艺术感兴趣。大多数来宾都让人心情愉悦。

在大厅最里面，有个人手插在坎肩口袋中、正在和围在他身边的仰慕者说话，那就是纪尧姆·阿波利奈尔。试图同他比比口才是徒劳的，他是个万事通，在任何辩论中，他总赢。从来对自己十分自信的斯坦小姐坦率地承认在与他的辩论中，她只赢过一次，那还是因为他喝醉了。

板着面孔站在壁炉旁边的那位身强体壮的大高个儿是勃拉克。他之所以满脸的不高兴，是因为挂在壁炉上方的他的一幅画被壁炉的烟熏黑了。旁边两幅塞尚的水彩画的色彩同样变得昏暗。勃拉克嘀嘀咕咕地抱怨着，他在想下一次再来承担挂画的苦役（当女门房往墙上钉钉子时，他这位最伟大的画家在辛苦地托着他那沉甸甸的画板往墙上挂）时，一定将要求把这一幅换个位置。他十分后悔上次共进晚餐时，什么话也没有说。但他有个借口：在餐桌上，每个画家都面对着自己的作品，身边都是自己的同事，在此情形下，很难提出批评意见……

这一天晚上，毕加索也出席了。在这种场合不发牢骚、不说怪话是他一贯的态度。对社交活动的厌恶与憎恨是难以用法语表达的。他用嘲讽的神情端详着口若悬河地发表着种种评论的马蒂斯博士。这一天，毕加索的状态与他奥塞尔街的朋友相同：怒不可遏。他刚刚从挂在墙上的画中寻找到他的那两幅。它们的样子变了，光线比原画亮多了。是格特鲁德·斯坦让人将这两幅画送到这里展出的，这个女人喜欢所有发亮的东西……

马克斯·雅各布千方百计地劝说他，让他的朋友理智点儿。他只做到了让毕加索不立即离开现场，但毕加索一连好几个星期都不登弗莱律斯街斯坦家的门。

在他用目光寻找费尔南德的时候，一位陌生人走到他身边，指着画家从戈索勒回来后刚刚完成的那幅画，问道：

“这是格特鲁德·斯坦吗？”

“是的。”

“此肖像不像她本人呀。”

毕加索耸了耸肩膀，说道：

“这不要紧，以后她自己慢慢地会像它的。”

费尔南德正在同一位穿黑灰衣服的女士谈话。这位女士还年轻，一对宝石耳环闪闪发光，她那很低的话音及其严肃的态度，使人觉得她少年老成。人们常以为她是用人，其实她并不是。然而，当她与费尔南德谈话时，反让人感觉她真像是用人。她总是心不在焉，身子在这里，耳朵却听着别处，尽管什么也听不见，她还听。由于过分地依附斯坦小姐，通常她并不太重视毕加索夫人同她的谈话，因为女主人通常对这位夫人十分冷淡，说：“她总谈三样东西，只谈三样东西：帽子、香水和毛皮服装。”

而这天晚上特殊，她们谈的是费尔南德是否可以给阿丽丝·道格拉斯上法语课的事。在回答她未来的老师向她提出的问题的同时，这位美国小姐还在照看着她通常应负责的事：谁在喝，谁没有喝；谁在吃，谁没有吃；小炉子在哪里，还缺少什么；斯坦小姐为何仍然没有到，人们能认真听她讲话吗?一些赞助的作家必须同艺术家兼博士的马蒂斯交换意见，如果有些讨厌的人打搅他们的谈话，她是否应该出面干预呢？朝这里走来的布朗库西是否会打乱她们的谈话呢？……

阿丽丝·道格拉斯敬重并崇拜格特鲁德·斯坦小姐，因为她既是她的老板，也是她的朋友，并且是从多方面帮助她成长、促使她的人格中具备了他人身上罕见的优点的恩人。格特鲁德·斯坦渴望成为文学界的一颗明珠，自认为是世界文学革新的天才、文学界的女毕加索。是阿丽丝帮助她确立了这一信念。这正是阿丽丝的主要角色，她同时也是格特鲁德·斯坦作品的打字员。

斯坦小姐刚刚出现在画廊门口。她身穿一件咖啡色紧身连衣裙，双肩被紧紧卡在一个金属圈内，被挤出的肌肉覆盖在金属圈边上。为防冷，她穿了双羊毛袜子，袜子被紧紧地塞进镂空皮凉鞋里，在蜡地板上走时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

斯坦小姐一眼就注意到大家都看见她到了，她为此感到十分欣慰。她将一叠手稿递给道格拉斯小姐，要求她打出来。接着，她长嘘一口气，说写作真是一件苦差事。但是，她的运气不错，年初以来，纽约的一家杂志社已经有幸发表过她的三篇文章，她又刚给这家杂志寄去另外一篇。

她迈着大步朝毕加索画的那幅大型画像走去，并在她自己的肖像前坐定。紧接着，亨利·马蒂斯、罗伯特·德劳内、莫里斯·德·弗拉芒克以及三个经常来吃白食的家伙围拢到她的身边。

格特鲁德·斯坦是组织艺术家们此类聚会的总指挥。她喜欢扮演这一角色。她坐在自己的肖像下感觉如同圣路易坐在他的树下，威风凛凛地发号施令，谁胆敢插话，她就向他投去一道愤怒的目光。有些作家对她在美国报纸上发表的几条消息有异议，有些画家竟敢不忠实于她这位他们在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的大恩人。她决不能容忍这些人。她送给拒绝参加官方画展的人举办展览的场地，这些艺术家既得以扬名又获利。马蒂斯是如何吃上饱饭的？多亏了她。

格特鲁德·斯坦热爱马蒂斯一家。每当她去他们的家时，总为那里笼罩的气氛感到吃惊，自然也觉得十分欣慰。毕加索是个放荡公子。马蒂斯虽然贫穷但不失风度。无论在谁家，人们都吃不多，但如果在塞纳河左岸，人们去掉一切假象，个个赤裸裸地表现出各自的本来面目。马蒂斯夫人的拿手菜洋葱回锅牛肉一出锅，霎时间就被一扫而光。她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有一天，马蒂斯让她化装成吉卜赛流浪女人，手拿吉他为他绘画做模特儿。她坐在那里睡着了，吉他落在地上摔坏了。当时家里的钱仅够吃饭，而她却坚持自己饿着，省下钱来修理吉他。这样，马蒂斯才得以完成他的那幅画。

另外一次，格特鲁德·斯坦看见在桌子上放着一只十分漂亮的水果筐。这只筐是禁止任何人碰的，因为它专门留给画家工作用。在冬天，为了水果不会腐烂，他们宁可关掉屋里的暖气。马蒂斯身围大衣、手戴羊毛手套，画出冬天室外已经不存在了的自然景象。

格特鲁德·斯坦喜欢同时邀请马蒂斯和毕加索。因为他俩互相敬佩，从不自我吹嘘，而且对人对己都有分寸。同他们在一起时，气氛十分和谐。

马蒂斯和毕加索的情况相差甚远，类似南极与北极。法国人（马蒂斯）有点儿呆板，生硬，不够灵活，十分严肃，不爱笑。家庭成员不是朋友，而是妻子和女儿。他不常请客。他一旦开口说话，总保持天底下最严肃的态度，那是为了说服别人。安德烈·萨尔蒙回忆道：

“这位漂亮的画家生活得很快乐，但他不会笑。”

［摘自1945年发表的安德烈·萨尔蒙的《布特山的空气》］

多热莱斯在一篇稍带排外倾向的文章中描写道：他那“忧虑不安的胡须”和他那“庄严朴素的眼镜”酷似“一个德国武官”。

阿波利奈尔的描写更加出色，而且更加简明扼要：“这只禽兽是位雅士。”他描写马蒂斯作画时的神情十分庄严，同时画好几幅，每一幅画一刻钟。

西班牙人（毕加索）呢，沉默寡言。他更多的是用眼睛表达思想，用眼睛嘲讽他人。法国人很客气时，他很野蛮。躲避沙龙和团伙聚会，激情爆发时，便用画笔表达。

然而，两位画家仍然有他们的共同点：对原始主义的兴趣，以及弗莱律斯街的女主人对他们的友谊，各自对对方的密切关注。

在弗莱律斯街画廊的墙上，同时挂着他们二人的绘画作品。他们已经十分清楚，斯坦兄妹俩从发现他们的那一刻起便已经懂得：他们是现代艺术的两位巨人。

他们将有各自新的崇拜者：马蒂斯有莱昂和他的弟弟木夏埃尔，毕加索有格特鲁德。眼下，鉴于兄妹之间复杂的连带关系，他们之间的裂痕还未完全暴露到不可弥合的程度。但是，马蒂斯已经对这位美国女人（格特鲁德）常同比她小十二岁的西班牙人单独在一起表现出嫉妒；勃拉克和德朗也开始嫉妒他们，他们逐渐脱离原来的帮派，目的是想弄明白发生在“洗衣船”楼上的秘密。

他们刨根问底地问道：楼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二）阿维尼翁的少女

瞧，这就是真实的塔希提岛，即同想像的完全一致的塔希提岛。

保罗·高更和夏尔·莫里斯

在蒙马特尔与在塞纳河上圣米歇尔大街段的沿岸一样，有一只锅在沸腾着，任何人未真正品尝过其中所有，但看上去十分烫手。锅里煮的到底是什么？答案：原始主义，非洲艺术。

毕加索去了戈索勒，而马蒂斯刚从科利乌尔回来。法国与西班牙之间的边界，将山中的戈索勒村与这个渔港分隔开来。然而，艺术是没有边界的。在山上，毕加索不断发现新的单纯与朴素；在山下，马蒂斯在充分地开发利用着身边广阔的创作天地。

格特鲁德·斯坦对两位艺术家之间的矛盾在何处、是如何发生与发展的了如指掌。

有一天，不是星期六。那天马蒂斯应该来她家。但走到雷恩街的雷伊马那（绰号“野老爹”）的橱窗前时，他果断地停下脚步。雷伊马那先生是一位外国珍稀物品收藏家，在他的橱窗里摆放着一个黑木的非洲小雕像。那是刚果雕塑家维利的一件雕塑作品：一个坐着的人，高昂着脑袋，但没有眼珠。那个雕像的样子与各部分的比例，完全是出于想像。与西方传统的雕塑相反，这个雕像并不太重视肌肉组织的刻画，这两点十分奇特、新颖。

马蒂斯来到弗莱律斯街，毕加索刚刚离开。毕加索也看见过那个雕像，是在从戈索勒回来之后。他久久地端详过那件作品，接着他回到蒙马特尔的住处，心灵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第二天，马克斯·雅各布看见他在画室内忙着作画。画的却是一些奇怪的脑袋，总是一笔就画出眼睛、鼻子与嘴巴，中间没有任何中断与停顿；并且纠正弗莱律斯街女主人的说法，他肯定地说是有一次，毕加索、马蒂斯、阿波利奈尔和萨尔蒙在他家共进晚餐时，马蒂斯向毕加索介绍了维利雕像。阿波利奈尔从未提起过此事，萨尔蒙也不记得。

马蒂斯之所以懂得非洲艺术，是因为他经常去托卡德罗trocadéro也叫Palais de C，夏尔宫，一座十分宏大的地下剧院。的人种博物馆。那里保存有法国殖民主义者从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带回来的大量珍贵物品。这些物品不是仍然堆积在运输箱内，就是被胡乱地堆放在积满灰尘的柜子里。阿波利奈尔似乎还对如此肆意对待这么珍贵的财宝而提出过抗议。他曾经建议将这些珍品移交卢浮宫。那时毕加索还未涉足托卡德罗博物馆，为研究古伊比利亚雕像，他常去的是卢浮宫。

在这场两个人（马蒂斯与毕加索）的游戏中，又插入了第三个人：安德烈·德朗，而且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德朗对黑非洲艺术的浓厚兴趣开始的比其他人早。他不仅熟悉托卡德罗，而且熟悉大英博物馆，他正是在那里发现了新西兰原始主义绘画作品。他在同马蒂斯一起研究野兽主义的时候，已经对马蒂斯谈到过黑非洲艺术，后来也对弗拉芒克谈过他所了解的黑非洲艺术：

当我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和黑非洲博物馆参观时，万分激动，简直令人难以置信，那些表现手法令人神魂颠倒。

［摘自1906年发表的安德烈·德朗的《写给弗拉芒克的信函》］

在德朗的一再鼓动下，毕加索才跨进人种学博物馆的门槛。后来也是德朗，或者说主要是德朗拿一些坊格Fang，加蓬、几内亚、喀麦隆地区的民族。坊格艺术的主要代表物是一些圆隆雕像。面具给毕加索看的。这种面具对西班牙画家毕加索的思想产生了与他首次见到维利雕像时同样大的冲击。

这种面具有一个故事。该故事发生在马蒂斯从雷伊马那先生家出来，又去了弗莱律斯街的那个晚上之前。确实，如果没有格特鲁德·斯坦，就不会有马蒂斯与毕加索的相识，然而，向他们介绍黑非洲艺术的人并不是她。卡尔科、多热莱斯和桑德拉斯均可以为此作证。

那么，把黑非洲艺术介绍给他们二位的人是谁呢？是莫里斯·德·弗拉芒克。

一天下午，弗拉芒克在巴黎北郊阿尔让特伊区的塞纳河边一连作画数小时之后，离开岸边，进到一家酒馆。他要了一杯白酒，刚刚喝下一口，他发现在一个书架上的两个瓶子之间夹着三个奇怪的东西。他站起身，走过去，发现是三个黑非洲雕塑品，其中两个是赭红色、赭黄色与白色相间，来自达荷美；另一个是黑色，来自象牙海岸。弗拉芒克特别激动，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从内心深处被撼动了。”正是这些雕塑品，向他揭示了黑非洲艺术。

他当即买下那三件雕塑品，酒馆老板不要钱，他请大家喝了杯酒，然后将它们拿回家。

几天之后，他接待了他父亲的一位朋友。他看到了这三件黑非洲物品，而且又送给他另外三件：两个象牙海岸雕像，一个坊格面具。他妻子觉得它们十分难看，放在室内有碍观瞻，而弗拉芒克却为他拥有这些艺术珍品高兴之极。他把那个坊格面具挂在自己床头的墙上。当德朗看到时，激动得当即瘫倒在地。他想买下，但弗拉芒克一口拒绝。

“甚至20法郎也不卖？”

“对，20法郎也不卖。”

一个星期之后，德朗又来了。他提议用50法郎买下，弗拉芒克只好让步。德朗把面具放在他图拉克街的画室内。毕加索是在那里第一次见到黑非洲艺术品。德朗的画室才真正是毕加索黑非洲艺术的发源地。

到底是马蒂斯还是毕加索首先接触到黑非洲艺术并不重要。他们二人中，一个受戈索勒启迪，而另一个受科利乌尔影响，德朗受他们二人影响，而高更得益于他们所有人，因为高更对他在世界博览会上见到的那个时代的非洲和大洋洲展品也如醉如痴。1906年在秋季艺术博览会上，专门为塔希提雕像组织的展览使得马蒂斯、毕加索和德朗同时都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从那时起，他们都开始收集来自其他国家、其他时代、其他文化，摒弃传统艺术、将创作者的主观能动性提到前所未有高度的艺术瑰宝。被当时还仍然保留俄罗斯—日耳曼国籍的康定斯基assily Kandinsky（1866—1944），俄罗斯画家，后来加入德国籍，又加入法国籍。承认为“纯艺术家”的原始主义者们，也“只喜爱他们作品的内涵，而摒弃一切相对次要的东西”。［摘自1969年出版的康定斯基的《艺术中的精神》］

马蒂斯和毕加索是逐渐地在他们的创作中加入了黑非洲艺术成分的。前者在他的绘画作品中体现黑非洲艺术，而后者将其创作的中心转向了创作黑非洲雕塑。马蒂斯与毕加索之间的决斗从此展开了。不仅表现在绘画的笔墨之中，而且表现在大型著名画作中。这一点，尽人皆知，大家一目了然。

马蒂斯首先拔刀出鞘，摆出决斗的架势。在1906年独立派画展上，他展出的惟一作品《生之喜悦》很快就成为家喻户晓的佳作(图21)。这幅作品无论从规格（175cm×241cm）或其新颖性方面，都堪称绘画作品之最。它是画家在科利乌尔发现的原始主义、文明野兽主义及梦幻诗的巧妙结合。《生之喜悦》彻底摆脱了新印象主义的影响。

显然，这给评论界提供了一个可以尽其所能、尽情发挥的机会。评论界与其他人的嘲笑与讽刺密切配合，说这属于“超越先人的随意创作”，是“空空如也的画作”，是音乐艺术、文学艺术在作祟，而惟独没有任何造型艺术。他们责难色彩的并列使用，时而说外围轮廓过细，时而又说过重，指责它从解剖学角度看的人体变形、放弃点画法、使用调色法等等。甚至曾经买过一件“丢脸作品”《奢华、平静与享乐》(图22)的西涅克也认为马蒂斯是误入歧途。（西涅克与他的朋友修拉一起遭受过浪漫派印象主义者的排斥，毕沙罗也曾经强迫他反对过莫奈和雷诺阿）。

1906年，马蒂斯成为立体主义先锋队的头羊。后来当需要保护立体主义时，才暴露出他是一位严重的保守派人物。前一年，在独立派画展中，高更的朋友夏尔·莫里斯在有关《奢华、平静与享乐》的问题上责备他的朋友追随了“点画法派”小集团。几个月之后，画展重新开始，展出《戴帽子的女人》。马蒂斯是改革派中引起争议最多的人物。

甚至连他最忠实的朋友们也开始动摇了。面对《生之喜悦》，莱昂·斯坦走过来又走过去。他犹豫不定，局促不安，不知所措。经过反复思考，他最后断定那是绘画界的一大事件，是新世界开始的代表作，正是这幅画作使得马蒂斯成为现代绘画的大师。于是，他决定买下那幅绘画作品。

下一年，马蒂斯故技重演。这一次的画作是《蓝色裸体：纪念比斯克拉1907年》(图23)，根据1906年他在阿尔及利亚的一次旅游经历创作。评论界再次对他作品奇怪的外围轮廓，人体的变形、脸部如同面具、肤色透蓝等等方面进行责难与抨击，说“难以理解”。路易·沃克塞尔坦率地承认他丝毫搞不懂他叫做“摇摇欲坠的简单化”的绘画艺术。是马蒂斯和德朗带头把这种过分简单的手法运用到他们的创作中。其他人把画家马蒂斯描写为“滑头”，把他的绘画作品叫做“丑陋的世界”。

这一次同往常一样，莱昂·斯坦兄妹又买下了那幅画。

在此期间，毕加索在“洗衣船”的嘈杂声中，继续坚持着自己的研究探索。在马克斯·雅各布惊恐不安的目光下，他不停地画着类似史前人类洞穴中的人。《格特鲁德·斯坦肖像》(图24)之后，他于1906年画了《自画像》和《拿着调色板的自画像》(图25)。接着他开始创作妇女半身像，于1907年画出《大耳朵妇女半身像》(图26)。

他磨刀霍霍，摩拳擦掌，时刻准备着给马蒂斯以严厉的回击。毕加索在斯坦家见过对手马蒂斯的作品。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他也被震撼了，惊呆了。但是，他认为宣扬马蒂斯的绘画作品是“一场革命”的人都错了。马蒂斯的作品的确是艺术的一个顶峰，然而是古典艺术的顶峰。他在用现代语言表达传统的内容。康定斯基在同一时期也抱有相似的看法，他说：从马蒂斯身上，他看出他是现代绘画的一位伟大画家，是使用色彩的天才，但是他同德彪西Debussy（1862—1918），法国作曲家。11岁入巴黎音乐学院，1884年获得罗马奖，被送往罗马学习，早期作品受印象派影响。在万国博览会上听到爪哇等东方乐队的演奏，深受启发，随后力图突破陈规。后在印象画派和象征派诗歌的影响下，开创了音乐领域的印象派。作品多以诗、画、自然景物为题材，而突出表现其感觉世界中的主观印象。发挥声音的“色彩”表现力，运用五声音阶、全音音阶、色彩性与音的配合，以营造出朦胧、飘忽、空泛、幽静的意境。一样，是一个没有与“传统美”决裂的印象派画家。

人们不是说艺术家走得太远了吗？毕加索的内心深处却认为马蒂斯倒是过早地停止了前进的脚步，而他一定要与传统艺术彻底决裂。

在经过几个月的研究并设计出作为准备阶段的草图之后，毕加索将其笔尖对准了他确定为他超越目标者的喉咙。他开始画他的《阿维尼翁的少女》。在他的思想中，这幅画是他给予马蒂斯的《生之喜悦》的一个强有力的反击。

从草图中看得出他起初想画的是一个海员在妓院，一个医学院的大学生进入一个房间，房间内站着一个海员和五个女人。为何选择在阿维尼翁呢？因为在作画的时候，毕加索的脑海中突然出现了距离他在巴塞罗那住处不远的阿维尼翁街，他常常去那里买纸和颜料。至于海员嘛，他脑海中想的是马克斯·雅各布。因为马克斯也对他说过他的祖籍是阿维尼翁，此外这个城市里有大量的妓院。在准备阶段，毕加索给他的诗人朋友穿的是一件海员内衣，其中一个女人是费尔南德·奥利维尔，另一个是玛丽·洛朗森，第三位是马克斯在阿维尼翁的奶奶。1933年，毕加索向卡恩维莱确认了这一点。［摘自1988年出版的卡恩维莱所作《与毕加索的八次谈话》］

随着工作的进展，海员消失了，那位医学院的大学生被改成女人。画结束时，画面上有五个女人，其中四个站立、裸体。她们的面部都带有古伊比利亚雕像及黑人面具的印迹。马蒂斯的作品《生之喜悦》全部用曲线与鲜明的色彩表现，起码在现在看来，显得十分和谐；而毕加索的作品恰恰相反，色彩阴暗，显得十分粗暴激烈。那些妇女的身体各部分是散的，直棱直角，手脚既粗又大，有的带面具，有的鼻子或者塌陷或者扭曲，胸脯或者被切断或者不存在，一条腿上有蓝色，有些动作十分粗俗，睁大的眼睛盯着看她们的人，眼眶既深又黑、左右不对称，右侧用的是古伊比利亚雕像风格，左侧用的是黑非洲雕像艺术，整个作品中到处运用了几何立体，表现出画家应用的是立体主义艺术。皮埃尔·戴克斯十分明确地指出，《阿维尼翁的少女》中表现出的粗俗和暴烈与《地狱一季》中的暴烈同出一辙，在绘制该画期间，毕加索一直在苦读法国诗人兰波的作品。［摘自1995年出版的皮埃尔·戴克斯的《创作者毕加索》］

画中体现的自然不是马拉美诗作中的诗情画意、无精打采及梦幻故事，而是妓院，是最底层的社会现实。毕加索用这幅规格更大的画与马蒂斯的《生之喜悦》相抗衡。虽然不能说是最优秀，但起码是最现代的，是一个新世界的开端。

毕加索让“洗衣船”居住的几个知己看他的画时，人们都很难为情，没有人能够看懂。勃拉克开了个玩笑，回避正面回答他的问题，他说：“感觉就像你想请我们吃麻绳和汽油一样！”马诺鲁与通常一样，甩出一句：“如果你去火车站接你的父母，而你看到他们是这样一副嘴脸，你有什么感想？你一定也不会高兴！”莱昂·斯坦兄妹被眼前的画吓坏了。剩余的人都认为这幅画未完成。而德朗担心毕加索会在他的画作上上吊自杀。

最糟糕的是阿波利奈尔。通常他总是毫不犹豫地为现代艺术歌功颂德，表现出常人没有的大胆和勇敢，尤其是当毕加索带头进行大胆创作时，他向来都全力辩护。而今面对《阿维尼翁的少女》，他无言以对，沉默了。他对此画未讲一句话，甚至在他的评论文章中只字未提这幅画。

惟有格特鲁德为画家毕加索辩护。但是这一次，她没有买那幅画……

这幅画在画家接连不断更换的画室中悬挂了很长时间。在1916年由安德烈·萨尔蒙组织的昂坦画展（Salon d’Antin）上，此画第一次得以展出。开展之前，出于避免查禁和便于人们接受的考虑，萨尔蒙建议将画作的原名《阿维尼翁妓院》（毕加索给起的）改为《阿维尼翁的少女》。毕加索违心地接受了，但他说：我不喜欢这个名字。

昂坦画展之后，这幅画被卷放起来，从那时起很少露面。1923年，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1896—1966），法国作家，超现实主义的发起人和组织者。说服了服装师兼文学艺术资助人雅克·杜塞Jacques Doucet（1853—1929），法国时装大师。买下它。1937年，纽约的一家画廊买了这幅画，接着卖给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迄今为止，人们对《阿维尼翁的少女》的争论仍然此起彼伏。艺术历史学家们仍然为画作刚刚诞生时就已经提出的下列两个问题而争论不休：该作品中何处体现了黑非洲艺术？人们是否可以将此作品视做立体主义的鼻祖？

第一个问题最早的答案是：伊比利亚艺术的影响存在于作品右半部分，即最“革命”的部分，在影线和一个站着、一个躺着的两个小姐的耳朵和眼睛处明显可见其印迹；躺着的小姐是依据毕加索在戈索勒画的一个农民的肖像画出来的，草图集可以毫无争议地证明这一点。相反，左边那位小姐凹陷的眼睛是受了黑非洲艺术的影响。根据这种说法，历史学家们提出几个日期，以证明当毕加索开始创作《阿维尼翁的少女》时，已经在弗拉芒克处见过马蒂斯的维利雕像和德朗得到的坊格面具，而对托卡德罗的人种学博物馆完全不了解，或几乎不了解。因此，他的《阿维尼翁的少女》没有受后者影响的可能。

的确，毕加索是在稍晚些时候才开始得到黑非洲艺术品的。但此类艺术品很快就摆满了他在“洗衣船”的画室。（阿波利奈尔在他的作品《被谋杀的诗人》中用“贝宁鸟”指毕加索，此绰号正是来自画家收集的一件黑非洲艺术品。）他拥有的此类艺术品没有马蒂斯多确实也是真的。马蒂斯的确是此领域的冠军。有人说：从1938年至1939年起，毕加索常说：如果在“洗衣船”时代，大家都已经看出了《阿维尼翁的少女》中黑非洲艺术影响的话，那就证明人人都发现了这些文化新事物，那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在此作品中只存在伊比利亚艺术的影响。这种说法也同样是真的。

皮埃尔·戴克斯和皮埃尔·勒韦迪对毕加索的这部作品受到了黑非洲艺术影响的观点同样持有异议。与前者相反，后者否认塞尚对立体主义有影响，否认安格尔对1905年作品有影响，也否认黑非洲雕像艺术对立体主义之前时期的绘画作品有影响。但他错了。他表示了歉意，在20年代他又写评论时，就比较接近历史了。

约翰·理查森曾经试图在这些专家的辩论中引进一些新意。按照一些人类学家和艺术史学家的说法，理查森肯定地认为《阿维尼翁的少女》中少女们的面部毫无争议的是非洲面具的复制品，而且毕加索在参观了托卡德罗的人种学博物馆之后，重画了她们的脸部。此外，理查森提醒大家注意：毕加索否认他的作品受到黑非洲艺术影响的时代，恰好是西班牙战争结束、佛朗哥获胜的时代。承认伊比利亚艺术对他《阿维尼翁的少女》的影响，便是承认他的西班牙根。在《阿维尼翁的少女》的创作与40年代之前画家的言辞之间，还发生过格尔尼卡Guernica，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一座圣城。大屠杀(图27)、共和党人把普拉多博物馆的领导权交给毕加索的事，以及加入佛朗哥荣誉军团中的非洲军队犯下的大屠杀罪行等重大事件。由于当时的西班牙大地在受凌辱、在战争中失利，更加需要人们去保卫，为它而战斗。在毕加索的眼里，这些才是重大的实质性问题。而安德烈·萨尔蒙却在战争中站在君主政权一边，掩盖战争的实质。从那一天起，毕加索就拒绝再同萨尔蒙握手，断绝同他的交往。

第二个问题，立体主义的问题被提出来了。安德烈·萨尔蒙与马克斯·雅各布始终认为，而且写文章论述过，《阿维尼翁的少女》是立体主义的开端。不久以后将成为毕加索画商的卡恩维莱也持相同观点。当人们仔细观察作品的右半部分时，可以明显地发现立体主义派新的表现形式。但皮埃尔·戴克斯明确指出：

从1989—1990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展览会以来，人们认为立体主义的诞生既是对天然外形的重组，也是对塞尚在绘画中表现立体的手法的深化，而表现立体的这种手法首先是出现在勃拉克1908年的作品中以及毕加索定稿后的《三个女人》中。

［摘自1995年出版的皮埃尔·戴克斯的《毕加索词典》］

在戴克斯看来，《三个女人》是开始于《阿维尼翁的少女》的艺术进化的终结。如果有立体主义的话，它就在这里而不是别处。瞧，如何解释，人们又展开争论了。

那么，在所有这些争论中，马蒂斯持何态度呢？

他在斯坦兄妹的带领下来到“洗衣船”毕加索的画室，见到了《阿维尼翁的少女》，并且一眼就看懂了他这位小弟弟画中的粗暴激烈的情绪针对什么、针对谁：针对的是被人们称为“现代”的艺术，即针对马蒂斯本人。他不就是被人们公认为法国绘画界最新潮流的代表人物吗？他当然非常气愤，他扬言一定要把毕加索的这股嚣张气焰“打下去”。

他们二位之间的敌对情绪十分严重。据萨尔蒙说，在毕加索的拥护者们中，这种敌对情绪表现为非常可笑的孩子气：马蒂斯曾经把他女儿马格丽特的一张肖像作为礼物送给毕加索。一天，毕加索的拥护者去修道院街的一家商店，买了一些飞镖。回到“洗衣船”之后，他们轮番把飞镖瞄准小姑娘的脸刺去。好在飞镖上都包有橡胶头。

马蒂斯一直在琢磨到底是哪些地痞流氓在蒙马特尔区的墙上到处涂抹一些攻击他的标语：马蒂斯是疯子！［摘自1995年出版的安德烈·萨尔蒙的《无限的怀念》］

马蒂斯所走的道路很快就赢得了另外一个艺术流派——官方评审团和绘画协会的肯定。

由于1908年秋季艺术博览会评审委员会拒绝勃拉克的作品参加展出，勃拉克和马蒂斯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三年前大闹秋季艺术博览会的马蒂斯，如今成了1908年秋季艺术博览会评审委员会的成员。人们武断地认为是马蒂斯在评审委员会上批评了新生的立体主义艺术，他是踩着野兽派的肩膀爬上去的。

庆幸的是，纠纷未持续很长时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初，马蒂斯和毕加索开始双双到巴黎西郊的布洛涅森林去骑马散步，相互在各自的画室接待对方，并且交换作品。1937年，与其他许多人一样，他们二人也被德国纳粹宣判为“堕落艺术”的代表。德国人进入巴黎时，他们的作品都存放在银行保险室内。马蒂斯的保险室恰好在毕加索的附近。马蒂斯当时不在巴黎，毕加索奋力替他保住了作品。对马蒂斯来说，毕加索“既是他的同志，也是对手；是战友，也是他最厌恶的人”。［摘自布拉塞：《毕加索谈话录》］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毕加索前去探望在尼斯避难的马蒂斯。他们之间的敌对情绪已经完全消除，他们一起谈论他们自己的作品和他人的作品。马蒂斯表现出更多的父爱，他给予他能给的，他传授一生积累的经验，毕加索聆听着。不久以后，马蒂斯便与世长辞了（1954）。弗莱律斯街距离他们都不近，马蒂斯和毕加索都没有要求格特鲁德·斯坦为他们二人裁决谁是谁非。他们十分清楚，他们二人都是现代艺术最伟大的鼻祖。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二）天真的老画家

一只小鸟落在天使的肩头，它在为热情的卢梭歌唱。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人们根本无法想像到那样一个古怪的画家也经常同“洗衣船”帮派来往。他65岁，看上去是一位忠厚长者。他手拄拐杖，头戴呢帽，弯腰驼背，从他居住的波莱让斯Plaisance，位于巴黎南城十四区。出发，迈着小碎步急匆匆地向蒙马特尔山上走来。从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看得出他为人厚道，能够承受住任何情感的冲击，但遇到任何一点不顺心的事，脸就涨得通红。亨利·卢梭已经进入了第三年龄段（即已经成为老人），但又像刚刚脱离童年时代。他的绘画作品中也反映出他的幼稚，埃利·富尔认为他的绘画作品同郁特里罗一样幼稚可笑，这两位画家是同样的单纯和无知。

人们称他为卢梭海关，因为他曾经在巴黎税务征收处负责对进入首都的食品进行检查。50岁退休，开始学习绘画，但从未进过任何专业艺术学校，完全属于自学成才。他对绘画的前景以及绘画规则一无所知，也从不关心，完全靠本能，但作起画来十分认真。他的经历非常简单。阿波利奈尔写诗随心所欲地胡编乱造他的历史如下：

你从未忘记，卢梭，阿兹特克古国，位于现墨西哥。的风光，

长满芒果与菠萝树的森林，

猴子将西瓜掏空，满地是血红色的瓜瓤，

那里人们枪杀的金黄色大王。

你画的画，都是你在墨西哥看到的，

一望无际的香蕉林顶上一轮火辣辣的太阳，

你，一名英勇的士兵，

敢于用自己的衣服

从海关人员手中换取蓝色的古代骑兵上装。

……

诗人在写作时随意地想像亨利·卢梭以一个法国军队中士长的身份参加了墨西哥战争，他的绘画作品中画的正是在那里的所见所闻。而实际上，亨利·卢梭没有去过墨西哥，更没有去过美国。在他服兵役期间，仅仅去过距离法国南特不远的昂热。他对热带自然风光的了解，只限于在1889年万国博览会上看到的有关绘画作品。他画中的热带风光完全是受了画展上的那些绘画作品的启迪而作(图28、图29)。阿波利奈尔还说卢梭的绘画作品“是美洲异国情调提供给造型艺术的惟一东西”，他又错了。布莱斯·桑德拉斯撰写以下诗作时，也同样错了：

请你到墨西哥来吧！

高原上到处开放的郁金香散发着悠悠清香，

太阳的光芒像瓜藤朝四面八方伸展，

好像是一位画家的画板与画笔，

那些五颜六色的颜料如同闷雷般的锣声令人头晕目眩，

卢梭曾经去过那里，

在那里他使生命放出耀眼的光芒……

卢梭只属于他自己，不属于任何派别，也不属于任何时代。他既不倾向于印象主义，也不支持黑非洲艺术，他是现代派。或许可以把他当做野兽派，因为在1905年的秋季艺术博览会上，他的作品《饿狮》(图30)被挂在马蒂斯、弗拉芒克和德朗作品的旁边。路易·沃克塞尔对卢梭十分敬佩，他认为卢梭的情形证明了“最无学识、最没有文化的人是最有天赋的艺术家”。人们曾经说过他是绘画界的一位聋哑人，独自一人只凭直觉闯自己的路子。连他本人也对他遵循的规则——如果这些规则存在的话——一无所知。

他完全是独树一帜的绘画类型，他表现出某些古典主义，但十分难以将其归类，同“洗衣船”的艺术家们的勇敢与大胆无法相比，然而，他获得的光荣却离不开他们。

是阿尔弗雷德·雅里把他介绍给法国文学杂志《法国信使》的两位谋士阿尔弗雷德·瓦莱特和他的妻子拉希尔德，后来又把他介绍给阿波利奈尔。雅里也出生于拉瓦尔，是海关职员卢梭的知心朋友。迄今为止，人们还不知道更多的，雅里到底是喜欢画家本人呢，还是喜欢他的轻率冒失。不管怎么说，是他这位在作家中最不保守的人把大好人卢梭介绍给了《法国信使》杂志，而恰恰又是该报使他出了名。接踵而来的是一些前卫画家，他们对卢梭观察自然的目光非常敬佩。

第一位就是毕加索。1908年，毕加索在苏里埃老爹处用五法郎买了卢梭在1895年完成的一幅画《M夫人肖像》(图31)，画中人物是他的第一位夫人。接着，毕加索又买了他的其他一些作品。很显然，毕加索对这位前海关职员的作品中流露出的原始主义十分感兴趣。他本人长期寻求脱离学院派的道路，苦于徒劳无功。而在卢梭的画作中，他发现了不同于自己的创作方法，他认为这正是摆脱学院派的道路之一。

卢梭单身一人住在距离蒙马特尔不远的贝莱尔街。他曾经两次失去妻子，成为鳏夫。他的子女们，除一个以外，一个个离他而去。

在他家门上，张贴着用硬纸板制作的这样一张小布告：

家教：素描画，油画，音乐，收费低廉。

他的生活十分贫寒。每星期他做两次荤杂烩，吃一次后，连锅放到床下，这是一个星期的全部口粮。可怜的是，当他刚刚做好杂烩，本区的所有穷人都蜂拥而至。这样一来，他一个星期的食品不够他两天吃。

他经常在家里接待他的一些学生，并且把他们的画像卖给本区的画商（当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着手寻找他的绘画作品的时候，人们在一个管道工人家找到一幅，在一个农民的家中也找到了另外一幅……）。在沃拉尔德、于德和保尔对他的作品感兴趣之前，只有少数几位朋友买他的画。

生活的清贫并不妨碍他在家中请客。在经常性地勒紧腰带饿一个星期之后，他向人们发出请柬，上面附上吹嘘为“艺术家晚会”的节目单。1909年4月1日的节目单如下：

节目单

塞西利埃那（波尔卡舞）

钟铃花（玛祖卡舞）

蔷薇花（华尔兹舞）

婴儿波尔卡舞

天使的梦（玛祖卡舞）

克雷芒斯（华尔兹舞）

［摘自纪尧姆·阿波利奈尔1914年1月15日的文章《巴黎的晚会》］

通常到亨利·卢梭家参加晚会的人员，有面包店老板、杂货店老板以及“洗衣船”的全体居民。主人让客人排成一排坐在椅子上，而他自己坐在门口，准备迎接新来的客人。每个人背诵一段诗词或者一首儿歌。接着，卢梭取出他的小提琴，为大家演奏一首抒情歌曲。如果累了，他和衣躺在画室的长沙发上，早上醒来，心情愉快，开始作画。

当感觉十分孤独的时候，他决定重新结婚，再建立一个家庭。他爱上一个人，苦苦地追求她，他恳求朋友帮他一把。一天，他来到沃拉尔德家，使出浑身解数将一幅画作得比他以往的任何一幅都好。他把画递给画商看，后者认为非常好。画家急不可耐地对画商说：

“太好了。那么，您是否可以为我出个证明，证明我有什么样的进步呢？”

“您的未婚妻多大年龄了？她还没有成年吗？还需要得到她父母的同意方能结婚吗？”沃拉尔德问。

“不。她54岁。”卢梭带着迷人的微笑回答说。

就这样，他得到了沃拉尔德的证明，也得到了阿波利奈尔给出的一份同样的证明材料。尽管这样，他还是没能结婚。好人卢梭仍然是单身汉。

他花了数月的时间，才完成了为玛丽·洛朗森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画的肖像画。其原因并非缺乏启迪或创作灵感，只因为他一定要在版画的下方画一些康乃馨，所以必须得等到此种植物开花的季节。

据阿波利奈尔讲，卢梭画一幅虚构的神怪幻想画时，他的神情十分紧张，心常常提到嗓子眼上，有时突然惊慌失措，向窗户冲去……

《费加罗报》记者乔治·克拉尔蒂讲述了他另外的一些逸事：有一次，卢梭受到诈骗，但却被判入狱，当审判长向他宣布缓期执行时，他高兴地惊呼道：“谢谢您，审判长先生！为向您表示感谢，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为您画张肖像吧！”

他的律师吉耶尔梅先生刚刚结束为他的辩护，卢梭向他转过身来，大声问道：“现在，你说完了吗？我可以走了吗？”

同其他许多人一样，很长时间以来，吉耶尔梅律师一直在琢磨卢梭小丑似的滑稽动作是源于他十足的愚蠢呢，还是因为他富有戏剧天赋。他第一次向自己提出这一问题，是当他的顾客（卢梭——译者注）从拉瓦尔打电话到他的办公室时。他在电话里大声地吼叫，律师建议他小点儿声。

“我能听清楚你说的话！”

“你，你能听见我！可是别人听不见！”

“当然能听见……电话……”

“愚蠢！”卢梭气狠狠地打断了律师的话。

他把听筒放入手心，补充道：

“我在同拉瓦尔的人说话呢！拉瓦尔，远得很呢！我不大声喊，你怎么能让他们听见我说话呢？”

他的朋友们，无论是不是画家，都为他的人品和他的绘画作品一样天真幼稚、朴实无华而高兴。毕加索喜欢他，他也喜欢毕加索。他对毕加索说：“咱们俩是当代最伟大的两位画家。你是‘埃及’型的（原始型），而我是现代型的。”西班牙人不搭腔，他也许也那么认为。

1908年，在离开“洗衣船”之前的几个月，毕加索决定专为卢梭组织一个宴会，主题是庆祝他向苏里埃老爹买回卢梭创作的画《M夫人肖像》，并向创作了这幅画的画家表示祝贺。

他们为准备这个晚会花了很多时间。费尔南德和毕加索在会场内屋梁上系了一些树枝和树叶；天花板也用树叶装饰一新；墙壁上挂满了黑非洲艺术面具；在玻璃壁前的一把椅子上又加一把椅子，做成一个宝座。在宝座后面墙上的旗帜与灯笼之间，横拉着一条标语“光荣属于卢梭！”。室内中央的一个三角架上安放着卢梭的作品《M夫人肖像》，画像的周围装饰着彩绸与花环。

餐桌已经布置就绪：许多支架支撑着一块长长的木板，从餐馆借来的餐具摆在木板上，食品全部从费利克斯·波丹餐馆订购，参加者各自付款。

人们在等待着。晚上八点了，送饭的人仍然未到。客人陆续地开始到了：勃拉克、雅克·瓦扬、达利兹、格特鲁德·斯坦、阿丽丝·道格拉斯，她戴着一顶崭新的帽子。

八点半，订购的饭仍然未到，人们相互打听，最后才搞清楚是费利克斯·波丹把日期搞错了。人群开始骚动了，转眼之间，人散屋空。人们向不同的街道散去，最后又集中到附近一些有糕点和米饭的酒馆。“洗衣船”的那帮人匆匆赶回“猎人馆”。玛丽·洛朗森乐不可支，笑得前仰后合，是人们把她搀扶到家的。她仰面朝天地往长沙发上一躺，恰好躺在一个奶油水果馅饼上。接着又坐起来，手舞足蹈，乱叫乱嚷，浑身沾满奶油糖汁，又扑回到宾客们的怀里。没用几分钟的时间，大家身上变得黏糊糊的，靠哪里粘哪里。费尔南德开始咒骂起来：“丑陋的美妞。”接着，两人扭打在一起，身边的人一起上手才把她们分开。

恢复平静之后，大家派阿波利奈尔用马车去接卢梭来同他们一起进晚餐。画家既惊讶又激动，小帽子戴在头上，左手拿着手杖，右手拿着小提琴，停在门厅里一动不动。人们又推又拉才把他安顿在餐桌边，一起举杯向他表示祝贺。阿波利奈尔背诵一首诗，萨尔蒙也背诵一首。大家都喝了许多。玛丽·洛朗森仍然兴高采烈，唱起了诺曼底小曲。纪尧姆小声地劝她收敛点，毫不见效，他将她拉到室外。他们返回屋里的时候，她冷静多了。卢梭坐到人们为他准备的宝座上。萨尔蒙蹦上桌子就手舞足蹈地跳起舞来，毕加索将他推到外面。莱昂·斯坦站在卢梭面前，保护他免受在场人员的冲撞。但是，画家卢梭先生却迷迷糊糊地昏昏入睡了。他头顶的一盏灯笼里的蜡一滴一滴地落在他的头顶上。他醒过来时，还为在头顶形成的这顶蜡帽而乐呢。灯笼被烧着了，人们手忙脚乱，有的爬上椅子，有的登上桌子灭火。秩序恢复之后，卢梭拿出小提琴，边拉边唱起了他小时的儿歌：

哎！哎哎，我牙疼！

见大家一起鼓掌，他接着唱另外一首：

我呀，我不喜欢大报纸，

谈论政治的大报纸。

爱斯基摩人为我做了些什么

是他们将非洲洗劫一空……

唱累了，他又睡着了。

深夜，晚会仍然在继续，还有来访者推门进来：是弗雷德及他家的驴洛洛。洛洛蹭蹭这一位的衣服，拱拱那一位的帽子；一对美国夫妇，男的穿深色礼服，女的穿连衣裙，被这些下流放荡的法国人的艺术表演吓坏了，扭转身迅速地离去了。

天亮了，人们筹钱为卢梭雇了一辆马车。大家陪送他到马车旁边，把他的手杖和帽子放在他的手中，人人都紧紧地同他拥抱告别。

人们对这次活动的评价各异：有人认为这是伟大的拉维尼昂时代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庆祝活动。费尔南德·奥利维尔认为，这一活动意味着他们这一帮都“上了海关职员卢梭的船”。莫里斯·黑纳尔在191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巴黎的晚会》中说，这样的活动其实是取笑卢梭。格特鲁德·斯坦持中立态度。萨尔蒙奋起反击那些不怀好意的评论，他为画家卢梭辩护道：

我们热爱亨利·卢梭并非因为他笨头笨脑和对绘画的无知，我们喜欢他也并非因为他天真与单纯……我们喜欢的是他的纯洁无瑕，他面对艰苦生活的坚忍不拔、超凡脱俗的精神。对于一位艺术家来说，我们佩服他的这种伟大的精神、在艺术界广泛创作的雄心壮志。除毕加索和马蒂斯之外，在这个时代，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勤奋地创作。

［摘自安德烈·萨尔蒙的《无限的怀念》］

毕加索之所以在他的家中组织这一招待晚会，将“猎人馆”整理得井井有条，将他的《阿维尼翁的少女》覆盖起来，并将他的行李卷起，不是为了嘲笑与讽刺他人，而的确是为了接待一位他热爱并十分欣赏的艺术家——亨利·卢梭。

当然，亨利·卢梭常常令他发笑。他也为他的幼稚与老顽童的梦想而好笑，但是，大家共同笑、共同乐。任何人都不认为他愚蠢。毕加索笑了，玩了，但他从不嘲笑他的朋友。阿波利奈尔也一样。马克斯·雅各布说过：毕加索不允许这样做。莫迪利阿尼的未婚妻贝阿特丽斯·哈斯丁说过，由于她说了艺术家卢梭的坏话，毕加索拒绝她再登他家的门。

卢梭无论处于任何处境，永远保持他好人的言行，从不抱怨。人们与他开玩笑，恰恰证明人们对他有兴趣。在绘画方面，他无须向他人索取什么，因为他十分清楚自己有天赋。

如果换个时代、换个地方，他有资格组织一系列盛大的宴会招待毕加索、勃拉克、阿波利奈尔……他同样有资格被授予追求艺术创作的特殊荣誉。他有资格与这些持续不断地追求艺术创新的艺术家们在不久的将来，跨过塞纳河，在蒙巴那斯点燃艺术革命的熊熊火焰。

在他同这个世界诀别之前的一个月，他爱上了欧仁尼-莱奥尼，但非常遗憾，她拒绝了他。亨利·卢梭试图说服她：

……因此，咱们应该生孩子，在咱们这个年龄，没有必要为此而担心。是的，你真令我痛苦。幸运的是，我还能够感觉到。咱们结合吧，你可以试试看我是否已经没有能力为你效劳了。

［见1910年8月9日写给欧仁尼-莱奥尼夫人的信］

他没有时间当丈夫了。1910年9月的一天，他的朋友们都收到一份讣告：亨利·卢梭因患溃疡，医治无效，在内克尔医院逝世。大家都被邀请前往参加在都托特街的圣-让-巴蒂斯特教堂的宗教仪式。

但无一人前往：讣告发得太晚了。葬礼已经举行完毕。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二）《蒙娜丽莎》被盗

……一个共和国看守跟着他，阿波利奈尔带着手铐。我们为监狱如此严酷的管制制度深感遗憾。

《巴黎报》1911年9月3日，星期三

毕加索夫妇搬家了。

搬家公司把他们的最后一批家具从“洗衣船”运往他们位于克里西大街的新居，再不回来了。对他们夫妇二人来说，这是命运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什么奇迹使得他们能够离开一个肮脏龌龊、离奇古怪的小木屋，住进资产阶级才有可能住的房子呢？房子一侧是面向圣心大教堂的工作间，另一侧是居住区：包括一个客厅、一间卧室、一个餐厅。视野开阔、安静，十分舒适。

这简直是在做梦。

一切都变了，原来的家具东拼西凑，现在购买了一整套崭新的、古典风格的红桃木材料，意大利加工技术；橡木碗橱，路易·菲利普时代的长沙发，钢琴……卧室是真正的卧室，床是带有铜质床头的真正的床。到处是水晶和陶瓷用品。还有更好的呢：毕加索夫人进了卧室，开始给格特鲁德·斯坦写信，请她让她的女厨师为他们寻觅一个“女仆”：包吃，包住，每月酬金40法郎。

当找到这只稀罕鸟后，毕加索夫人给了她一间卧室，里面安置了一张圆桌、一个褐色衣橱和“洗衣船”里最好的日用家具……

年轻人喜欢这样的生活，然而这不是艺术家的生活。女主人要求女仆为餐桌服务时，必须穿上漂亮的围裙，每天打扫一遍所有房间，先生的工作间例外。在先生的画室里，到处摆放着画布、画笔、颜料和画架，到处都是黑非洲艺术面具、雕像、乐器和东拼西凑的家具，还不算各种收藏品：蓝色小摆设、杯子、瓶子、再生地毯头、盒子、旧画框……为什么还有猴子、狗和三只猫呢？

先生严格禁止动他屋里的任何东西，特别不得动那里的灰尘，因为当灰尘落在那里时，它就不动了；但你用掸子掸它时，被掸起的灰尘都落在他的油画上，那可就危险了。为了避免产生争执，人们干脆不进去。这一条禁令是必须绝对执行的，这个房间的卫生，一个季度只打扫一次。房子里其他部分的卫生，也只能等到先生太太醒来之后方可进行，即在大多数时候，必须到上午很晚的时候方可开始。女仆只好利用这些空余时间为他们熨烫衣服。让女主人不满意的是，女仆为主人服务不太上心。

据费尔南德说，搬到新居之后，毕加索变得情绪暴躁，很容易发脾气。他整天躲在完全恢复成在“洗衣船”时原样的画室内，很少出门。他的饮食也变得十分讲究，建立了固定的饮食制度，只吃对身体有益的食品，如鱼、蔬菜和水果，多喝水，少喝酒。他的情绪一天天地消沉，郁郁寡欢，并且说起话来吞吞吐吐、闪烁其词。为什么？是因为他只同以往的熟人接触吗？弗朗克·哈维朗是专门销售里莫日陶瓷的陶瓷商，他既是黑非洲艺术的业余爱好者，也画画。一天，他邀请伟大的画家毕加索到他位于奥尔良街的画室。名气不小的服装师保尔·普瓦雷也邀请过他，其场面与气派十分阔绰。保尔虽然当时还没有登上时装界的顶峰，但他总会有这一天的。因为有了他与他制作的漂亮连衣裙，巴黎的妇女们已经不再穿紧身胸衣了。保尔·普瓦雷爱艺术和艺术家。有一天，他来到克里西大街毕加索的画室，对那里的一切都十分欣赏。他觉得那里摆放着的所有画作件件独一无二、如花似锦，光彩夺目、美不胜收。

对于更喜欢肥小牛而不喜欢瘦老牛的毕加索来说，这些邀请与交往也许令他满意。但是一切过头的东西都会惹他发火、动怒。惟独星期日，重新与他的朋友们萨尔蒙、阿波利奈尔和马克斯·雅各布相聚的日子，他才能有好心情。或者当重见到迁移到塞莱特的老朋友马诺鲁时，他也心情愉悦。

塞莱特是位于东比利牛斯山的一个加泰罗尼亚小村庄。与他在几年前到戈索勒一样，毕加索于1911年夏天也第一次到了塞莱特。毕加索在那里的果园、农村和古老房屋中，又重新找回了自我。

刚去时，他住进了旅店，后来在山里租了一座孤零零的房子。勃拉克从巴黎南下来到这里，接着费尔南德也来了。每天晚上，毕加索与他们待在一起，少了些冷清。在一段时间内，毕加索和费尔南德重新找回了一点儿原有夫妻间的和谐气氛。毕加索如同他在戈索勒时一样，每天搞绘画创作。如果如此坚持下去，再返回巴黎时，他的绘画技巧一定会有新的发展。然而，他们在这里的安逸生活被一件突如其来、完全出乎预料的事件打断了。

1906年毕加索匆忙离开戈索勒是因为伤寒传染病，而1911年他匆忙离开塞莱特却是因为《巴黎报》头版上发表的一篇标题醒目的文章：《蒙娜丽莎》在卢浮宫被盗。8月29日，一位名叫热利-皮埃利特的人在同一报纸上承认是他盗窃了卢浮宫博物馆的三个小雕像。毕加索和费尔南德匆忙打点行装，火速赶回巴黎。当时的情况十分严重。

毕加索同这位热利-皮埃利特熟悉，甚至是太熟悉了。这是一位比利时冒险家，阿波利奈尔的朋友，同时也是他的秘书。诗人阿波利奈尔是在担任《食利者指南》记者期间同他相识的，并且把他介绍给毕加索。1907年3月，毕加索用50法郎从他手中买下来自卢浮宫的两个用石头雕刻的古伊比利亚头像。当时的卢浮宫博物馆像个漏勺，你拿，他也拿，无人管理。那里的艺术珍品流失了许多。弗朗西斯·卡尔科说过：罗朗·多热莱斯把他的一位雕塑家朋友雕塑的一件半身像在该博物馆的古代艺术馆摆放了数个星期，无任何人发现。有一天，毕加索本人心血来潮地对玛丽·洛朗森说：“我要去卢浮宫，你想要我给你带什么回来吗？”

事情或许不会像布莱斯·桑德拉斯描绘得那么简单，因为他向来有夸大其词、无中生有和肆意编造的毛病。他说：比利时冒险家热利-皮埃利特是一位乐天派，说话干事从来都是随心所欲。有一天，他同人打赌：如果他从卢浮宫博物馆盗出一件珍品，就赢一瓶香槟酒。他的办法是将珍品藏在大衣里，在出口处同警卫握一下手，就能顺利地通过。于是，热利-皮埃利特经常到博物馆去。

但不管怎么说，诡计多端的热利-皮埃利特让给毕加索两个头像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在《蒙娜丽莎》丢失之后，他又以150法郎的价格向《巴黎报》出售了一尊头像（这与提议出资50 000法郎回收《蒙娜丽莎》的代价自然不能相提并论）。该报在将头像交回博物馆之前曾将其大张旗鼓地展示，为该报作了一次免费而收效甚佳的广告宣传。看起来很显然，诗人阿波利奈尔的前秘书也承认是他盗窃了《蒙娜丽莎》。《巴黎报》发表了一篇煽风点火的评论文章，猛烈抨击博物馆出入口管理的巨大漏洞。8月24日，阿波利奈尔也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的开头说：“《蒙娜丽莎》如此之美，使得追求更加完美的表现手法已经成为艺术界的不休话题。”在文章的结尾部分，他批评卢浮宫的保卫工作说：“卢浮宫的门卫工作比西班牙的一家博物馆还要糟糕。”

他的这一评论再次证明了阿波利奈尔是多么幼稚，因为司法部门完全有可能认为他也参与了这一起盗窃事件，而现在他却自己跳了出来。从某种程度上讲，他是比利时冒险家热利-皮埃利特和他的画家朋友毕加索认识的中间人。1907年，阿波利奈尔也确实曾经试图说服毕加索将雕像还回去。毕加索拒绝了，他的理由是：为了寻求古代艺术和野蛮艺术的奥秘，他已经使两座头像都受到了某些损害。这两个古伊比利亚头像无疑是毕加索从事原始主义研究的基础之一，而且在创作《阿维尼翁的少女》的过程中，他的确也部分地采纳了这两尊头像的创作手法（右边女人圆圆的嘴巴，其中三个女人的大耳朵，整个画面的不对称……）。

毕加索和费尔南德急匆匆从塞莱特赶回巴黎，是因为既然《巴黎报》已经将热利-皮埃利特藏匿的第三个头像交出，卢浮宫的警察们就一定会在巴黎警察局的协助下，开始调查另外两个头像的下落。而这两尊头像正是在他的手中。

阿波利奈尔也十分清楚自己面临危险，因此，他亲自到火车站接他的朋友。三人一起去了克里西大街毕加索的家。摆在他们面前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将偷窃来的物品脱手？

诗人阿波利奈尔陷入了绝望境地，他责怪自己的粗心大意，诅咒朋友的不地道行为，他做好了名声扫地、从此再无出头之日的心理准备。毕加索的心境也不比他的同伴好多少。费尔南德·奥利维尔比垂头丧气的他们要冷静，此时此刻的她表现得比两位男子汉更加冷酷，觉得他们俩好像是“被吓傻了的孩子，满脸的懊悔与窘迫”。

在如此严重的危险关头，两位艺术家几乎忘记了另一个极其重要的不利因素：他们是外国人。想到此，他们又突然担心被驱逐出境。

晚上，他们一步也没有离开克里西大街，必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设想了一千条、一万条办法，没有一条行得通。最后还是费尔南德想到一个危险性最小的办法：把头像扔进塞纳河。

说干就干。毕加索夫人找出一个大手提箱，把两个雕像放在里面，接着把提着手提箱的两位艺术家推出门外。想像力极其丰富的布莱斯·桑德拉斯后来绘声绘色地描述道：他们紧贴墙根，眼睛窥视着周围的动静，被沉甸甸的箱子压得弯着腰，急匆匆地向前奔去。不知何处发出一个寻常的响声，吓得两位艺术家心嗵嗵跳，猛地躲进一个桥洞底下。听了一会儿，没有任何动静，他们又一前一后，继续向塞纳河走去。前面的一位注意观察前边的动静，后边的一位密切注视着后面的情况。前面突然出现一个黑影，吓得他们俩转身就沿着来路往回跑。凌晨两点半钟，费尔南德为他们打开门时，见二人面色苍白、汗流浃背、上气不接下气，箱子仍然提在手上。

“空的吗？”

“不。”毕加索小声说道。

他们进了门，再次落入束手无策的境地。最后，他们决定采取热利-皮埃利特已经使用过的办法：把古伊比利亚头像送到《巴黎报》报社，并要求只许少数人：报社社长希塞特和同样在该报社工作的安德烈·萨尔蒙知道此事。

阿波利奈尔在客厅的长沙发上躺到天亮。天刚刚亮，他提起手提箱，去执行已经确定的计划。据阿尔贝·格莱兹说，毕加索陪同他一起去了报社。二人绕路从外侧的林阴大道到了巴黎东站，将箱子存进行李保管处，耐心地等候着《巴黎报》办公室的上班时间。第三天，卢浮宫通过中间人《巴黎报》报社收到了那两个头像。

啊，毕加索和阿波利奈尔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然而，事情还远没有结束。9月7日早上，送牛奶的时间，有人敲响阿波利奈尔的家门。

是几个警察。

接着是对他的住处进行翻箱倒柜的搜查。

阿波利奈尔被捕了。

诗人阿波利奈尔被押至凯德索尔费佛Quai des Offèvres，法国司法警察总署所在地。，被控告为窝藏坏人罪和协从盗窃罪，并被直接带至巴黎十八区的监狱（Prison de la Santé)。“我好像觉得从此以后我将完全与世隔绝，最终死在这里。”他得不到任何人格尊重。狱卒发给他一件衬衣、一条毛巾、床单和被子。带他经过蓝色通道，到达11区的15号牢房。门关上了，门闩插上了。

进号子之前，

我被强迫脱光衣服。

什么凄惨的声音在叫喊？

阿波利奈尔，你成什么了？

他糊里糊涂，脑子里一片空白。在一条床腿上，他发现在他来之前住过这张倒霉床的那个人的身份：迪迪·德·梅尼尔蒙当，杀人犯。

他等着，等着。

时间过得多慢啊！

我好像已经被埋葬！

克里西大街毕加索家里静悄悄的，他丝毫不敢张扬。一天过去了，没有事。他觉得有了点儿希望。但是，第二天清晨，一阵急促的门铃声响起。一位穿便服的司法警察亮出他的证件。他请巴勃罗·毕加索跟他到巴黎警察署走一趟。

画家回到卧室脱去睡衣。“毕加索浑身瑟瑟发抖，快速地穿着衣服，但他害怕得晕头转向，最后是我帮他穿好了衣服。”［摘自1952年出版的费尔南德·奥利维尔的《毕加索和他的朋友们》］

这是可以理解的：他是西班牙人，法国警察怀疑他同情无政府主义。等待着他的危险：最坏是被捕，最好也要被驱逐出境……

费尔南德·奥利维尔眼睁睁地看着他在塞伯拉斯Cerbère，神话故事中看守地狱之门的三头犬。的陪同下，在眼前的林阴大道上离她而去。他们在皮卡尔-阿勒-奥-万斯车站上了公共汽车。毕加索向押解他的宪兵发誓与这件事无关，他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宪兵说他对此无能为力，这不是他的职权范围。

在预审法官的办公室，法官将他作为证人听取他的意见。他一再重复说他对此事一无所知，这毫无用处。法官手中有情报。

“什么？”

“一位诗人说他是您的朋友。”

“可我不认识这位诗人。”

毕加索结结巴巴地回答。法官详细地陈述诗人的交代材料：他在说出热利-皮埃利特之前先说出了毕加索的名字，现在他们已经认定：热利-皮埃利特是盗窃艺术品的罪犯；是热利-皮埃利特亲自去画家毕加索的家中，卖给了他两个头像。

“但我对这些一概不知道。”毕加索回答道，但口气中已经流露出了他的心虚。

“他也说您不知道珍品的来历……”

“……”

“我们有一个证人。”

他们说的证人被关押在司法部的牢房里。四个小时之前，他被拉出牢房，带着手铐，被带到法官办公室的隔壁房间。他已经手扶铁窗等候了四个钟头。法官打开门，证人进来了。他脸色苍白、双颊塌陷、惊恐不安、两眼发红，两天未剃胡须，领带偏斜一边，假领子松散。他坐到指给他的椅子上。毕加索看了他一眼，立即将目光移开，盯着对面的墙壁。

“您认识这位先生吗？”法官问。

“不认识。”巴勃罗·毕加索郑重其事地回答。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在椅子上打了个嗝儿。

“不认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先生。”毕加索重复道。

但是，过了不久，他开始结结巴巴地推翻他刚才的口供，而阿波利奈尔完全乱了方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在办公桌后稳如泰山的法官用他那火辣辣的目光盯着捏在自己手心的这些可怜的羔羊，他们被吓得如同天要塌下来将他们打入十八层地狱似的不知所措。他决定打发一个回家，送另一个回监牢。

同一天，热利-皮埃利特用伊尼阿斯·奥尔么桑（阿波利奈尔在诗中使用过的笔名）的名义写信给司法部，证明被关入监狱的阿波利奈尔无罪。

在此期间，巴黎在骚动。阿波利奈尔的朋友们在安德烈·萨尔蒙、勒内·达利兹、安德烈·杜戴斯克和安德烈·比利的带领下，左手举着要求释放诗人阿波利奈尔的请愿书（秋季艺术博览会的主席弗朗兹·儒尔丹拒绝在请愿书上签字），右手高举着种族主义报纸，跟随由莱昂·都德Léon Daudet（1867—1942），法国作家、记者、政治家，于1908年与夏尔·莫拉斯共同创办了《法国行动》报。和于尔班·戈耶举着的火炬大声高呼：

那个卑鄙无耻的秘书是比利时人，他是一个伦敦强盗，

当你了解了那帮人时，就会知道他们只不过都是些外国人、外国佬。

［摘自1911年9月的《作品》杂志］

在铁窗后的那些外国佬都已经心力交瘁：

每天早上，我们像狗熊在狱中散步，

我们转呀，转呀，整天在转，

天蓝得如同海洋，

每天早上，我们像狗熊在狱中散步。

……

庆幸的是，这种情形未持续多久。9月12日，纪尧姆·阿波利奈尔被释放了，然而，案件并未了结。诗人在中间人格莱兹的引见下，拜会了代理监察长格拉尼埃。代理监察长的话并没有让阿波利奈尔彻底放心，他说他保护了一个盗窃国家财产、窝藏国家博物馆珍贵文物的人。

“这样的罪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

“上轻罪法庭。”

“还有呢？”

“判刑。”

诗人绝望了。

“最理想的办法是上重罪法庭……”

“对不起，您说什么？我没有明白。”

“您无法否认您的罪行。在轻罪法庭，法官执行法律，没有法庭辩论。而在重罪法庭，您可以做解释……”

阿波利奈尔完全不想作任何解释。

“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有。不予起诉。”

“我有可能做到不被起诉吗？”

“咱们看吧……”

阿波利奈尔运气不错，他争取到了不予起诉。1912年1月，彻底解除了对他的怀疑。但是，这一灾难性的事件给他留下了一些后遗症。即便他不讲出来，但在心中始终有一个问题困扰着他：他是毕加索的朋友，但对方却不认他，为什么他却不为对方的背叛而痛苦呢？

他的一位最要好的朋友在一次对质中，不是竟然不承认认识他吗？他每当谈起此事总是心怀无限的苦涩，无法掩饰自己激动而又无奈的矛盾心情。

［摘自1946年发表的阿尔贝·格莱兹的《阿波利奈尔，司法和我》］

一直希望被承认为立体主义创始人的格莱兹十分憎恨毕加索，所以他对阿波利奈尔怀有这种无可奈何的心情打心底里高兴。

画家毕加索有时也受到诗人阿波利奈尔的朋友们的冷遇。毕加索在遭受冷落的同时，也体会到伴随而来的愈来愈强烈的害怕感：在一段时间内，他拒绝到皮卡尔-阿勒-奥-万斯车站乘坐公共汽车；在街上行走时，时不时地回头看，担心被人跟踪；克里西大街他家的门铃一响，他就提心吊胆。

五十年之后，毕加索对《巴黎报》就《蒙娜丽莎》被盗一事向他提问题的一位记者承认，他在此事中所采取的态度确实让他十分羞愧。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阿波利奈尔为维护毕加索的名誉、为抵御公众对毕加索的攻击作了无数牺牲，从未在任何场合宣扬过自己，也从未在其作品中夸耀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安德烈·比利是那个不幸事件的见证人和事件的间接参与人。他在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著作作的序言中也没有指名道姓地攻击毕加索，他只讲某某画家……

丢失的《蒙娜丽莎》于1913年被找到了。原来，它是被一个当时在卢浮宫工作的意大利人盗走的，他希望将此作品归还自己的祖国。此事到此终于结束了。

对其他人来说，也许是这样；而对阿波利奈尔来说，并非如此。

一年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诗人阿波利奈尔立即参加了战斗。他所有的朋友认为他如此自愿去保卫一个不是自己祖国的国家，其中含有一点儿报复的意味。阿波利奈尔好像一定要用三色旗的颜色洗刷那副镣铐给他留下的耻辱，这是使他彻底忘记给他带来灾难的微笑着的蒙娜丽莎的惟一办法。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二）分手

对费尔南德·奥利维尔这件事，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天天激动，天天激动。我心中觉得我深深地爱上了她。如果万一只是单相思的话，我将会非常非常的失望。

保尔·莱奥托

《蒙娜丽莎》被盗事件成为一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展开了一个新的纪元。这个新纪元对某些人来说是痛苦的，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是幸福、色彩斑斓、富有收获的时代。这是一个转折的时期，也是分离的时期。在有关艺术史的书中，涉及蒙马特尔的那一页在微微颤抖，因为那里即将发生大动荡。格莱斯·桑特拉斯不久之后写道：“我要去‘机灵兔’，去回忆我已经失去的童年。”

玛丽·洛朗森在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在监狱小住几天之后，就同他断绝了来往。费尔南德·奥利维尔断定在阿波利奈尔被囚禁期间，玛丽从未给她的情夫写过信。除了被囚禁丢面子外，诗人阿波利奈尔的大量不忠行为和两人之间长久的不和谐都是导致分手的直接原因。玛丽早已声明不会嫁给他，因为他的性格太坏。据毕加索说，阿波利奈尔和玛丽·洛朗森的夫妻生活也有点枯燥无味……

玛丽·洛朗森同他的分手使阿波利奈尔的心灵受到深深的伤害，他无法忍受身边的一切给他留下的回忆，于是决定离开他们在奥特伊的居所，到罗伯特和索尼娅·德劳内家过了几个月。阿波利奈尔在他不久以后创作的小说《被谋杀的诗人》一书中，借用小说中人物特里斯图兹·巴勒里耐特tristouse Ballerinette，小说中的人物，诗人的情妇，玛丽·洛朗森的化身。之口，对玛丽·洛朗森进行了以牙还牙的报复：

我本是个默默无闻的无名小卒，是他Croniamantal，小说中的诗人。让我变得如此声名显赫。

过去一般人都认为我骨瘦如柴、大嘴巴、大黄板牙、不匀称的脸、歪鼻子，十分丑陋，而如今的我却如此漂亮——男人们都这么说。过去人们都嘲笑我走路一冲一冲像个男人，细长胳膊在衣袖内荡来荡去像只鸡爪，而如今的我身材苗条、举止文雅，其他女人都模仿我。瞧，一位诗人的爱能够创造多么大的奇迹啊！

［摘自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被谋杀的诗人》］

战争期间，这位诗人仍然给他的缪斯写过热情洋溢的信件。据菲利普·苏波说，狠心的玛丽·洛朗森也给诗人回了信，但是十分残酷和无情。十分敬重阿波利奈尔的菲利普·苏波对这位年轻女人如此无情、狠心地对待与她共同生活了数年之久的男人的做法完全不能接受。除此以外，在《黑人》作者的眼里还有两点不可饶恕的是：玛丽·洛朗森竟然口出狂言，说诗人的作品一钱不值；更加不可饶恕的是，多年来她与马塞尔·儒昂多Marcel Jouhandeau（1888—1979），法国小说家和传记作家，作品寓意深刻，多为日常生活描写。一直来往甚密……

于是，阿波利奈尔度过了一个艰难的时期。不仅因为玛丽·洛朗森弃他而去，而且因为心中始终不踏实：他仍然没有得到“不予起诉”的保证；右派媒体对他的攻击令他毛骨悚然；担心拿不到法国国籍，因而随时都有可能被驱逐出法国。

阿波利奈尔的朋友安德烈·萨尔蒙、勒内·达利兹、安德烈·杜戴斯克、安德烈·比利和塞尔日·雅斯特佐夫为了帮助他，凑钱创办了一份杂志《巴黎晚会》，交给他领导。刊物出了一期，直接订户从40户下降至1户。但是世界各地纷纷来函希望他能够为他们提供新闻服务，这大大鼓舞了阿波利奈尔。在塞尔日·雅斯特佐夫陪同下，他每星期到整个巴黎转一圈，给所有的书店送一些他们的杂志。

以绘画笔名为塞尔日·费拉特而出名的塞尔日·雅斯特佐夫是欧丹让男爵夫人的半个弟弟。欧丹让男爵夫人是俄罗斯人，富有，受过很好的文化教育，社交经验丰富，住在圣日耳曼街的一座别墅，她对绘画和文学都有兴趣，而且曾经是克罗尼亚芒塔尔的情妇。

住在克里西大街的毕加索夫妻之间也不是没有问题。蒙娜丽莎事件在他们二人之间也造成了隔阂。是费尔南德对阿波利奈尔的态度过分强硬吗？还是因为在她撰写的有关这个事件的文章中流露出她对当事人的讽刺与奚落，使毕加索生气了吗？还是因为费尔南德朝三暮四、见异思迁呢？还是愈来愈多的社交活动让她冲昏了头脑呢？总而言之，这对夫妇的关系也出现了危机。

那个时期，毕加索同勃拉克一起干。他的脾气暴躁，人们早已有许多议论。也有人说费尔南德对毕加索的作品不理解。总之，他们之间疾风暴雨般的争吵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她责怪他小病大养、无病呻吟；而他指责她购买过多的衣服和香水，还整天无休止地抱怨。她责骂他只知道画画，除此之外，“头脑简单得像个早熟的孩子”。

类似的争吵越来越凶，越来越频繁。一天，费尔南德不辞而别。在别的地方过了几天之后，又回来了。然而，心中已经埋下了怨恨的种子。种子天天在膨胀，逐渐地开始生根发芽，直至1912年。（多年之后，毕加索第一次承认，他和他蒙马特尔的缪斯分手不是为衣服、香水之类的事，是为他们领养后又送回去的小姑娘雷蒙德）。

毕加索那一帮朋友对他们夫妇之间的纠纷不予过问。费尔南德离开“机灵兔”后，去了勃朗斯广场的克罗特或者罗什舒阿尔街的埃米塔兹。这与其他人无关，他们自然是继续处处跟着毕加索。画家们在酒馆柜台上喝啤酒的常客们疑惑的目光下重新聚合了。他们各有各的位置，互不干扰。但当年轻姑娘们为艺术家们的花言巧语折服，将酒馆当做男女幽会场所的时候，打架斗殴爆发了。有人亲眼看见，毕加索被一个人推倒在地上啃了一嘴泥。

酒馆的常客马克斯·雅各布、阿波利奈尔、勃拉克为打架的人记分，为他们判定输赢，意大利未来主义者费拉特和他的姐姐男爵夫人、梅景琪、马尔古希在旁边协助……

这些意大利未来主义者很快就确定了他们的行动原则：千方百计表现他们与其他人的区别。他们穿着色彩不同的袜子，但袜子和领带的色彩配套。他们是画家和诗人，其头领叫菲利浦-托马索·马利奈蒂，是他成功地解决了亚历山大体诗和自由诗的问题。以下是他的诗《士兵的火车》的节选：

tlactlac ii ii guiiii

trrrrrrtrrrrrr

（车轮）

urrrrrr

cuhrrr

gurrrrrrr

（火车头）

fuufufufuufufu

fafafafafa

zazazazazaza

tzatzatzatza．tza

除了他们的奇装异服和夸张的诗风以外，未来主义者们是未来的造反派人物：是他们在达达派和超现实主义派之前，首先试图点燃未来造反的火焰。然而，他们吹嘘自己是未来艺术的先驱，显然是非常愚蠢的。他们的言行在任何情形下，都必须同他们的头目马利奈蒂签署的《未来主义宣言》相一致（该宣言发表在1909年2月20日的《费加罗报》上）：

第4条：我们郑重声明一种新型的美，即速度的美正在使我们的世界走向更加光辉灿烂、无限美好的明天。一辆装备有大型排气管、正在奔跑中的汽车，一辆像沿着弹道飞奔的汽车要比萨莫特拉斯胜利女神像Victoire de Samothrace，1863年在希腊爱琴海中的萨莫特拉斯岛上发现的一座大理石雕像，创作于公元前3世纪。缺少头，但带一双象征胜利的翅膀，被称做胜利女神像，现保存在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漂亮。

第9条：我们想歌颂战争——世界上惟一的卫生、歌颂军国主义、爱国主义、无政府主义者们毁坏性的行动、屠杀的漂亮思想和歧视妇女的思想。

第10条：我们想摧毁博物馆、图书馆，同伦理道德说教家、女权主义者及机会主义、功利主义的可耻行为作斗争。

《未来主义宣言》初见报端，在社会上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法国新杂志》提出尖锐批评；雅克·科波Jacques Copeau（1879—1949），法国作家、戏剧演员和法国剧团团长。1913年创建了“老哥伦比亚”剧团。说这个宣言是“一个过于夸张的、缺乏条理的、滑稽可笑的论调”［摘自1909年8月《法国新杂志》］；意大利墨索里尼认为他们是他未来的后备军；阿波利奈尔指出：

未来主义者们是一些青年画家。他们的声明中表现出极度的狂妄和肆无忌惮，但只要我们努力做到对他们宽容，他们也许会以宽容对待他人。

［摘自1912年2月7日的《强硬派》］

但未来主义的出现给毕加索家带来一个翻天覆地的大乱：费尔南德跟着未来主义画家于巴勒多·奥皮飞了。等她落到实实在在的现实中来时，才明白从今以后一切都成了未知数。毕加索也走了，离开了巴黎。

毕加索和马尔古希（他也是未来主义者）的未婚妻爱娃·古埃尔去了比利牛斯山里的塞莱特。过去他们四位就在埃米塔兹见过多次面，后来逐渐地就只是他们两人单独幽会。借口克里西大街的画室狭窄，毕加索在他住过的“洗衣船”另租了一间房子。无疑，他们正是在那里进行秘密幽会，一直持续到1911年冬天至1912年的春天。毕加索和爱娃的艳史延续时间很长，马尔古希为此十分痛苦。他的朋友们劝告他忘记她。然而马尔古希想表现得宽宏大量些，可没有那么容易。当他怒气难消时，人们都规劝他向基督学习。

“基督是怎么做的？”

“他原谅通奸的女人。”

“说得容易。这可不是他的女人！”

毕加索爱这个年轻女子到了发狂的程度。她刚满30岁，美丽动人，性格细腻，待人热情，欢欣雀跃，使人赏心悦目，特别讨人喜爱。他为她画像，并在肖像下方题词：我的美人儿。为了逃避费尔南德，他带着爱娃·古埃尔去了比利牛斯山的塞莱特。因为他害怕有人来拜访，转移到了索尔格。后来勃拉克跟着也去了他那里。随着“洗衣船”的守护神、惟一的皇后费尔南德的消失，毕加索同她历经八年的恋情就此彻底结束了。

从那以后，费尔南德再未见过毕加索。他们之间的关系断绝之后，她先后为普瓦雷、一个古董商和一个画廊工作过，她在“机灵兔”背诵过诗词，在一家肉店当过收银员……30年代，她给来蒙巴那斯的美国人上过法语语音课，生活十分贫寒。马克斯·雅各布去找毕加索，希望他帮助费尔南德，但毕加索对她的困难处境无动于衷。于是，她决定写回忆录。她去了《法国信使》杂志社。她上楼，进了一间昏暗的办公室。一位戴单片眼镜的男人在那里工作，他身穿两件外衣抵御风寒。第一件已经破损、开缝、污迹斑斑；第二件很脏，比第一件短，但没有那么破旧，也许这正是他将它穿在外面的原因。

地上到处都摆放着印刷报纸的用纸，当天报纸的题目上覆盖着大块大块的面包片，手稿在书架上堆积如山。

那个男子抬起单片眼镜，向来人问好后作了自我介绍。他名叫保尔·莱奥托，喜爱动物，特别喜爱猫。不在《法国信使报》工作时，他照顾他的那些受保护者（动物）。他为它们寻找收养处，眼下最迫切的是为它们寻找食物，地上的那些面包就是为它们准备的。请小姐坐吧……

费尔南德·奥利维尔在与毕加索分手后不久，就已经听人说过保尔·莱奥托，或许是听纪尧姆·阿波利奈尔说的：有一个女子陪同莱奥托吃晚饭。当他将酒杯送到嘴边时，他的女主人阻止了他的动作，大声喊道：

“您不碰杯？”

“当然碰呢。”

当他既一言未发，也未做碰杯的动作时，女主人再次大声喊道：

“您不会做得更好些吗？起码应该为您的那些动物的健康干杯吧！”

“那当然！”

莱奥托微笑着与他对面的那位女人碰杯，小声地说道：

“祝您身体健康，亲爱的夫人……”

费尔南德·奥利维尔向《小朋友》的作者（即莱奥托）讲述了自己的悲惨境遇。他被她的困境感动了。他在《小朋友》中写道：

费尔南德·奥利维尔夫人走了，我对格拉兹昂斯基夫人（预定部雇员）讲，如果她确实如她所说的那么困难，她又那么漂亮，可以找个情人嘛。

莱奥托再次见到费尔南德时，上下仔细地打量了她一番，心里琢磨她的“臀部一定很美”。但是，十分遗憾“金黄头发人的皮肤是水红色”。一天，他觉得她非常漂亮，第二天，又觉得她十分令人讨厌，“她的两个乳房之间的上方有一些红色斑块”。

他在院子里为她采集了许多鲜花，送到她居住的大茅草屋街。她住在绘画学院的对面。莱奥托突然产生了一股嫉妒情绪：他想如果让这位年轻女人愿意和他做爱，可能会有点困难。他60岁了，而她那么年轻。他认为她40岁，其实她46岁。

莱奥托的确爱上费尔南德了。听她讲述其艺术生涯、她的放荡生活以及“机灵兔”……他想，“我更喜欢一个资产阶级妓女”。

她去他家（经常是在白天）时，他爱她，但有点儿难为情，不敢。她坐在院子里的帆布躺椅上，他发现她的腿很粗，腰间堆积着许多囊肉，手臂有腿那么粗，一对乳房拖至腹部。那有什么妨碍：“当时我真的勃起了。”他买了一瓶香槟酒，她走后，他单独喝完了那整整一瓶酒。

不久以后，她将其保存在心底的秘密全部倾述给他：玛丽·洛朗森没有性欲；阿波利奈尔只穿着衣服做爱；马克斯·雅各布与共和国卫队的中士和卫兵来往；拉维尼昂街的一个煤炭商爱她，经常在“猎人馆”门前堆放煤炭而不收钱；她与毕加索在性的方面很协调……

她一直在留恋着毕加索，听说他生病了，为他担忧；时时处处为他辩护。她在谈到毕加索时，莱奥托从她的面部看得出她的激情与遗憾的心情。

她说自己同毕加索的真正问题是，她十分寂寞。他总不同她说话，整天整天干做不完的工作。有一天，莱奥托对她提到，塞尔日·费拉特悄悄地告诉他，毕加索与阿波利奈尔在法官办公室对质时，毕加索说不认识他的朋友。费尔南德气炸了，说这纯粹是出于嫉妒，是因为毕加索抢走了费拉特的情妇，所以他用这样的方式报复毕加索……

应乔治·夏朗索尔的要求，费拉特为费尔南德·奥利维尔的回忆录写了序言（《法国信使》认为销路不看好，仅仅发表了其中的几个片段）。毕加索得知该书即将出版时，他试图到斯托克出版社直接干预，阻止出版，他提议支付出版该书的一切费用。不过，他的干预只是延迟了书的出版。费尔南德·奥利维尔的书最终于1933年出版发行了。

又过了二十年，处境越来越困难的费尔南德·奥利维尔写了她的第二本书。勃拉克夫人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毕加索。不知道是出于延迟出版的目的，还是想对旧情人表示他的慷慨大度，画家给她寄去一大笔钱（在德国占领法国期间，他也慷慨帮助祖籍德国的法国画家汉斯·哈尔顿去了西班牙）。

结果，那部作品在费尔南德·奥利维尔的衣柜中搁置了三十年。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二）立体主义

在我们人类看来，大自然有广度，更有深度。

保罗·塞尚

玛丽·洛朗森走了，费尔南德走了。马克斯·雅各布在塞西尔和另一个女人的卧室中品尝过另一种生活的滋味之后，面对一个表妹，他毫无激情。1912年圣母升天节那天，当马克斯在坎佩尔正观看仪仗队伍的游行时，有人喊他。他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个表哥和两个表妹，其中一个名叫爱娃。马克斯带着他们朝主教府走去。在主教府的院子里，他们看见一棵桑树。表妹们鼓励马克斯顺着树干攀登上去。他真的上去了，爱娃被这位既是诗人也是体育运动健将的人征服了。他的勇敢行为为他赢得了爱娃的双唇，他亲吻了她。他为自己“能够让爱娃高兴”十分自豪。在他获得一个接着一个的成功之余，他觉得自己更喜欢桑树，他拒绝了姑娘们的异想天开，又恢复了自己通常的所爱。

他仍然在毕加索帮派之内，但地盘越来越小，其原因颇多。

首先，他贪吸乙醚。自从德国画家维热尔斯自杀身亡之后，毕加索停止接触任何毒品，他无法容忍他的朋友马克斯·雅各布在这方面如此没有决心，没有果断性。他的反感情绪日渐变得肆无忌惮，天长日久，使他们的友情冷淡了。马克斯找种种借口为他的嗜好辩解。他说自己牙疼，吸乙醚可以镇痛。他有时去父母家，父母看到他这样治疗牙疼，担心他在吸毒的道路上越陷越深。他们强制他去看他们为他选定的牙科医生。由于马克斯牙齿根本不疼，所以他讨厌牙科医生。在一段时间内，他也曾经打算终止他的吸毒行为。也许他在布列塔尼停止过，可在蒙马特尔他从未停止。

第二个原因：他病态性的敏感，经常地将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看做像毁灭性大地震。对待毕加索和阿波利奈尔也一样。阿波利奈尔有时对他冷淡，他们两人有时在画家毕加索的面前也争执。马克斯·雅各布经常抱怨他的两位朋友：只会嘲笑他，从未严肃地看待过他的文学工作；毕加索创作挣钱，阿波利奈尔赢得荣誉，而他马克斯仍然是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这更加深了他天生的偏激情绪。马克斯·雅各布写的信与海关职员卢梭的同样幼稚可笑。他在信中指责阿波利奈尔口口声声说他们之间有着永存的友谊，但经常躲避他，到了蒙马特尔不去向他问好，从不邀请他参加他们组织的活动，而且他邀请他来家做客时，他也经常不出席……

最后，诗人（马克斯·雅各布）痛哭着谴责成了暴发户的毕加索：忘恩负义，自从沃拉尔德购买了他的绘画作品之后，就把在困难时期与他共患难的老朋友都忘记了。不幸的是，是他本人将两人的关系搞僵了：在“洗衣船”为卢梭组织庆祝活动之后不久，他卖掉了毕加索的几幅画。其理由是他太穷（这是真实的），而其他人已经完全摆脱了穷困处境。

毕加索每当听到他困难时期的老朋友重提他们那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以及他们之间相互接济的友谊关系时，就十分反感。

马克斯·雅各布事事与其他人闹对立。

1911年，他自己出资发表了他的《未发表的恺尔特歌曲集》。几年之后，他对特里斯坦·查拉坦率地承认他写那部作品的出发点，是讽刺保尔·福尔、弗朗西斯·雅姆以及他认为是“怪诞的”大众文学。这似乎进一步证实了安德烈·萨尔蒙认为马克斯·雅各布假装喜欢这一文学是为了讨好阿波利奈尔的判断。他自己销售，以维持生活。萨尔蒙认为这种为NFDA4口而创作的行为是“改头换面的乞讨”，毕加索也许有着与他相同的看法。

其他人都搬到更大更奢华的住宅之后，惟独马克斯·雅各布仍然留在拉维尼昂街的陋室。的确，毕加索有时也邀请他去塞莱特，但是他无力支付路费。画家写信给卡恩维莱，要求他给他的诗人朋友一些钱，让他购买火车票和鲜花。

应该庆幸的是，在比利牛斯山，他们两人的感情很好。在蒙马特尔时，马克斯在全力支持费尔南德的同时，也同毕加索家的女仆爱玛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欣赏她的天真活泼和对主人毕加索以及他的家务尽心尽力的精神。

他们一起去西班牙观看过一次斗牛。马克斯·雅各布在1913年5月2日写给阿波利奈尔的信中，说“西班牙是一个有棱有角的四边形国家”。后来格特鲁德·斯坦发展了他的这一思想，说西班牙是一个立体国家。

在塞莱特，诗人马克斯·雅各布也作画，他多画风景。在塞莱特的山中有百里香、薰衣草，但他们更喜欢令乙醚瘾君子青睐的咖啡。他们在室内时，各自都努力工作。马克斯作画、写诗，毕加索向阿波利奈尔学习做纸贴画。

这两位画家并非首次在塞莱特一起进行绘画创作。从前，他们已经在山中的一座孤零零的房子里合作过一次。他们的密切合作可以追溯到举办独立派画展的1908年（在那次画展上，勃拉克展出了他在埃斯塔克创作的首批风景画）。(图32、图33)尽管他们的研究方向各不相同，而且都是分头进行的，但对绘画的形式和如何表现立体等方面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将他们联系在了一起。

毕加索作品的出发点都是黑非洲艺术与古伊比利亚艺术。画家的那幅被覆盖着或卷起保存在其画室中的神秘的《阿维尼翁的少女》，受到了这两种艺术的双重影响。有幸见过这幅画的人数量有限，尽管它令人反感，但它的名声却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大。

而勃拉克作品的出发点是塞尚的风格。

与过去的野兽派及后来的立体派或者与以前的柏辽兹or Berlioz（1803—1869），法国作曲家、指挥家和音乐评论家。及以后的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爱尔兰作家。创作中大量运用内心独白来表现主人公的“潜意识”，刻画描写变态心理和糜烂生活，追求烦琐的细节描写和奇特的用语。一样，在他那个时代，爱克斯大师也遭受人们的唾骂，因为他们都是创作的先锋。遭受官方画展的拒绝之后，十分钦佩德拉克洛瓦并受到高更赞赏的塞尚在二十年内拒绝参展。著名的艺术专家卡米耶·莫克莱尔为此向他表示祝贺说：在他看来，塞尚的绘画是“近十五年来最令人难忘的艺术玩笑”。

在他去世之前的十五年内，在沃拉尔德的大力宣传下，塞尚得到人们的普遍承认。不仅他过去同毕加索合作而成的作品和印象主义的作品得到认可，而且他对绘画的形式、如何表现立体、绘制顺序、断裂与变形诸方面的研究也得到了认可。康定斯基作了高度的概括，他说，塞尚“把表现‘死的自然’的手法，提高到了能够在‘死’的表面之下表现出鲜活的物体内涵”。

塞尚想要发现胜利女神像的“地质层”，并且在尊重人类对空间现有认识的同时，一直坚持不懈地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努力奋斗。按照他的看法，最好应该将大自然用“圆球、圆柱和圆锥的术语”表述。人们十分理解为什么阿波利奈尔说塞尚的最后一些作品中体现了立体主义的精髓。毕加索对他的创作也特别重视。

勃拉克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塞尚去世后，勃拉克在奥东·弗里兹Othon Friesz（1879—1949），法国画家，1903—1907年间为野兽派，后来运用色彩的鲜艳程度趋于温和，更加注重体现立体观。的陪同下南下马赛附近的埃斯塔克，创作了多幅结构严密、简单明快的单色绘画作品，在1907年的独立派绘画展上展出。举办1908年秋季艺术博览会时，勃拉克递交了八幅画，而组委会只接受了其中的两幅，勃拉克为抗议对他的如此侮辱，拒绝参展。于是，卡恩维莱在他位于维尼翁街的画廊内展出了勃拉克的这些作品，并且要求阿波利奈尔为他画廊的宣传册撰写了序言。在画廊悬挂的绘画作品中，就有遭到秋季艺术博览会的先生们拒绝接受的《埃斯塔克的房屋》(图34)：一些杂乱无章地堆放在一起的赭红色立体块和一些无门无窗的房屋。这些绘画再也不是对自然物体的客观描绘，而是脱离传统的表现方式的再创造。它们更加简单明了，对原物体的组成部分进行了改变和重新安排。这一切与人们已经了解的毕加索的表现手法十分相近。对勃拉克来说，这是一种喜好、一种天赋。据让·波朗Jean Paulhan(1884—1968)，法国作家。讲，刚来巴黎时，来自港口城市勒阿弗尔的这位画家立即赶往卢浮宫去临摹意大利画家拉斐尔的作品。起初他临摹得与原作十分相像，但临摹的时间愈长，他改变的就愈多。

卡恩维莱也展出了勃拉克的《大裸妇》(图35)。《大裸妇》是对毕加索在《阿维尼翁的少女》和《三个女人》表现出的粗暴和过火的回击。观点已经足够偏激的卡恩维莱也批评毕加索作品的野蛮和原始主义。勃拉克的《大裸妇》与马蒂斯1907年创作的《站立裸》是近亲，都是受到了塞尚作品的影响：有棱有角、无明暗对比。同西班牙人（毕加索）“火”一般的作品相比较，少了点儿原始主义，比较“容易看懂”。勃拉克的第一幅大型油画，称得上是一部诞生中的立体主义的重要作品。

马蒂斯不喜欢立体主义的作品。秋季艺术博览会拒绝塞尚绘画作品参展的那年，马蒂斯是画展的组委会成员。他对这些立体派的作品冷嘲热讽，并且否定了它们。路易·沃克塞尔在1908年11月14日的报刊上公开批评立体派。几乎与此同时，夏尔·莫里斯也出面批评立体主义的作品。这个流派的名字可能是马蒂斯给起的。立体主义作品在这里指的是勃拉克的作品，而不是毕加索的作品。后来马蒂斯承认，他见到的第一幅立体主义作品是毕加索来他自己的画室，介绍给他的勃拉克的一幅画。由于对西班牙画家毕加索硬把自己和德朗及勃拉克捏在一起十分生气，马蒂斯不久离开了那间画室。也许是他对把勃拉克拒于秋季艺术博览会之外心中有愧吧……

为何这两位画家的作品会引起如此大的愤慨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否定传统。他们认为巧妙地利用色彩的明暗可以表现高深的绘画技术，没有更多的追求，立体主义的出现使传统绘画手法失去了前进的方向。立体主义背离了文艺复兴以来的绘画原则。观众欣赏根据立体主义原则创作的绘画作品的目光点不是惟一的，他们观赏一幅风景画时总是闭上右眼用左眼看，然后再闭上左眼用右眼看，看到的东西不一样。如果任意改变目光的出发点，结果还是一样。这样的区别十分重要。

约翰·伯杰认为立体主义起源于两个人——塞尚和库尔贝：塞尚十分重视视觉相对性，而库尔贝为古典绘画传统增添了除明暗以外的物质性。

在塞尚之前，任何绘画都好像是从窗户看到的一个景象。库尔贝为打开窗户走到室外去作了尝试，塞尚放下了玻璃。房间也变成了景象的组成部分，观赏者也成了景象的组成部分。

［摘自1968年发表的约翰·伯杰撰写的《毕加索的成功与失败》］

一个坚持唯物主义，另一个主张辩证法。二者结合便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立体主义是一次革命。

印象主义出现时在公众中引起了义愤。他们不习惯画家在作品中增加个人意向——哪怕是遵循光学原理表现出的个人意向。然而，立体主义者们比印象主义者走得更远：他们处处使用明暗技术的表现手法。勃拉克说：“人们对我讲，只要使用阴影就足够了。不，最重要的是看你想表达什么思想。”

印象主义和立体主义艺术之间对立的实质是概念艺术和想像艺术之间的对立。立体主义嘲讽印象派人士宣传的遵循目光感觉的原则。他们希望的是表现物体的本质，是他们概念化了物体，而非物体本身。从这方面讲，他们与高更的观点相近。高更认为印象派有一个工具就是眼睛，而没有思想。毕加索说：“立体派画家想：‘我要画一只高脚杯’，他就着手画起来，他画中的高脚杯与现实生活中的高脚杯完全不一样。”［摘自弗朗索瓦兹·吉洛的《与毕加索生活在一起》］

使用几何图形可以透过物体的表面表现物体的所有侧面，而不仅仅是“相似”，应该走得更远。颜色本身不应该等同于临时性的现象，如光、角、空间以及一切表现外部世界的成分。它应该真实记载永久性的物体。勃拉克说：“我不需要阳光，我有自己的光。”

印象主义者受他们生活的启迪，也就是说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生活在水边这样的潮湿之中，那里的光线变化多端，所以他们的绘画作品经常受变化多端的光线的影响。立体主义者们生活在城市，当他们离开城市时，也是为了去南方的乡村。那里山峦起伏的地形比塞纳河边坚硬得多，处处都呈现出棱棱角角，这对他们用有棱有角的立体表现物体的全貌有着深刻的影响。

如何才能更好地搞清楚现代艺术与古代艺术之间的区别呢？

立体主义者将日常生活中的简单物体糅进他们的作品之中。这些物体例如树木、房屋、乐器、商店的标牌、广告牌、报纸、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物品，对艺术家们对所画的物体的看法都起着一种作用。纸贴画可以使人更好地进行物质、质地、颜色的对比。将不同的东西并列拼贴在一起，日常经常使用的物品看上去会发生某些变化。例如毕加索的《吉他和小提琴》。特别是他于1912年创作的《小提琴》，就是在一个硬纸盒子的外面贴上纸做成的。

在立体派画家所处的时代，科学已经占有一定地位。人类已经发现了放射现象、氖和锿元素，发明了树脂及电影技术。但他们却使用同艺术的精细目光相对立的，十分简单、粗糙的材料。他们的画中没有首饰，没有奢华的服装，有的只是沙子、纸片和木头。立体主义者们绝对是完全背离了浪漫主义的现代派。

野兽派在对色彩的研究上走得过远，他们同可视现实完全脱节，一味地服从于他们的思想情绪。费尔南·莱歇在其艺术生涯的最后阶段皈依立体主义。他说，从今以后应该多关心一些绘画技术中的画面构成问题与空间问题。毕加索认为：“那时我们正在寻求在画面构成上的建筑学基础，并在布局方面重新建立一种朴实无华的风格。”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二）立体主义派先驱

依照现代人的观念，什么是纯艺术？艺术就是创造出一种同时包括物体与主题、艺术家身外世界与艺术家本身，同时还具有启发性的魔力。

波德莱尔

在经历了以改变人体和物体为标记，被称为前立体主义或者塞尚阶段的第一时期之后，勃拉克和毕加索转向一条新的道路：解析立体主义。他们处在主题的中心。他们努力通过使用重叠的平面从各个角度表达所画物体的第三维——其深度与立体，而不使用明暗对比的方法营造出建立在幻觉基础上的假象。他们从日常生活用品中选择绘画的主题，以便让人轻而易举地辨别出画中的物体。这个时期的标记是单色调（灰色与赭色）和庄严朴素。

两位画家将他们的研究建立在一种建设性的工作上，他们用纸、铁和硬纸板制作雕塑品。波德莱尔认为，除“野蛮时代”的雕塑外，雕塑是一种次等的或者“补充性”艺术。他们就拿这样的行动来答复波德莱尔，简直有点儿令人目瞪口呆。这就好像是对诗人的观点进行反戈一击，变被动为主动。在波德莱尔看来，立体主义雕塑存在什么问题呢？他指责它无法让人们“从单一的角度观看”物体；为欣赏作品丰富的内涵，观众必须围绕作品转着观看；“同时表现的面过多”。

波德莱尔看到的这些弱点，恰恰是勃拉克和毕加索眼中的珍贵之处。他们首先建造起“轻型”构造物，然后在画布上用绘画的手段反映这样建造的构造物。他们就是这样从雕塑出发过渡到绘画。立体主义的绘画作品就是从他们如此反复的劳动中诞生出来的。例如，毕加索根据他在奥尔塔为费尔南德画的所有肖像，于1909年雕塑成的《费尔南德头像》；或者于1912年根据一个用硬纸板制作成的三维样品，雕塑出一系列的吉他。

在这些力图包罗万象的作品中的问题，是迷失了前进的方向。

1910年完成的解析立体主义著名作品《达尼埃尔-亨利·卡恩维莱肖像》(图36)是在照着本人画了无数遍之后，又分两个阶段完成的。毕加索对这种方式很不满意，因为使用它创作出的作品人们看不懂。于是，他增加了他称为“标记”的一些坐标和符号，这些突出的“符号”例如耳朵的阴影、鼻梁、领带的一节、头发的雏形、交叉搁置的双手……能够深深地吸引观众眼睛的注意力。

两位画家在他们的工作中开始尝试一个新的阶段，并且努力实现他们解析立体主义的真实目的，即在作品中注入更多的清晰度。这一次是在画作中引进一个能够辨别物体的细节、符号，将以前撤销的一些特征还给观众。不久以后，在毕加索使用利波兰瓷漆之前不久，格里斯和毕加索的作品中重新出现了勃拉克在1910年《水罐和壶》中用逼真画法画的钉子、铅字、粘贴纸和零碎材料。该研究的目的仍然是使用在画布上粘贴纸张的方式，使画中显现出样品物体（例如吉他）的立体感。

勃拉克和毕加索创立的立体主义是二人共同的劳动成果。这一劳动成果的获得，建立在二人相似的兴趣和各自从事的共同研究的基础之上。在艺术史上，像他们二位之间存在如此和谐的互补性是十分罕见、没有先例的。

他们各自做了些什么呢？

提此问题没有意义。找到此问题答案的结果只能是：将本属于恺撒的还给恺撒，把由于毕加索的名声过大埋没了的勃拉克的功绩归还给勃拉克，恢复他本应得到的地位。

勃拉克受塞尚的影响多一些，毕加索受原始主义的影响多一些。毕加索之所以将原始主义作品“塞尚化”，正体现了他与勃拉克之间的互相影响。

第一幅被称为立体主义的作品出自勃拉克之手，而被人们认为开辟了立体主义道路的作品是毕加索所作。

首次在官方绘画展览会上展出的第一幅立体主义画作是勃拉克所作。费尔南德·奥利维尔认为勃拉克的那幅作品受到了毕加索1908年作的《三个女人》(图37)的启发，而且西班牙人还为此对他的同志十分生气。但是，阿波利奈尔对此不发表意见，马克斯·雅各布的说法恰好相反，他认为：是从不参加官方画展的毕加索极力鼓励勃拉克参加了这次展览。

1912年的一天，勃拉克进了一家杂货店，买了一卷仿木纸。他把这种纸粘贴在画布上，成功地制作出了《柜台与酒杯》。就这样，他创造了贴纸画。毕加索也如法炮制，是他使用一块蜡染布首先创作出了立体派粘贴画《藤椅上的静物》(图38)。

1911年，勃拉克在塞莱特创作的《葡萄牙人》(图39)中使用了立体感很强的逼真手法和在镂空模板上刻字母、数字的手法，反映了从一个酒馆窗户玻璃的另一侧看一位乐师的景象，而玻璃上写着那些字母和数字。一年之后，毕加索在他的《小提琴》上刻上了“美丽的爱娃”（赞美他的新情妇）。在此之前，他在一块椭圆形的画布上采用勃拉克的手法画过这幅画。

1912年，勃拉克在绘画中使用草木灰和食用油和的沙子。几个月之后，毕加索也使用同样的方法从事创作。

在勃拉克于1911年底用纸做成的立体建筑物的启发下，1912年秋天，毕加索成功地用硬纸板制作了《吉他》。

于是呢？

于是我们赞同皮埃尔·卡巴纳在谈论毕加索时，说“合法剽窃的技巧”是他的惯用手法。尼诺·弗朗克对毕加索的看法更加苛刻：

毫无疑问，毕加索是我们时代的一位英雄，也是我们时代最令人仰慕的艺术家。他的自私十分神圣：始终致力于利用所有事与所有人，不择手段地从他人口袋中获取自己的财富，朋友间的友谊与情人间的爱情全部成为他利用的对象，在工作中同样利用他几可利用的一切。有人认为他是靠利用女人起家的，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摘自1956年发表的尼诺·弗朗克的《蒙马特尔》］

在战争期间，毕加索并不欢迎人们去打搅他，但让·科克托不请自来，见到了尊敬的毕加索。画家带领诗人参观了蒙马特尔所有的画室。这些画室的门全部是半掩半开，一旦得知毕加索要来，在他到达之前，他们将画全部藏起来：

蒙马特尔的其他画家有的说他（毕加索）将会把我画树的方法学去，有的说他将把我想用在画中的虹吸管拿走。他们之所以害怕毕加索来访，是因为他们知道他的眼睛什么都不放过，什么都能吸收，什么都能消化，回家之后他能够将一切都重新画出，而他们却做不到。

［摘自1996年出版的让·科克托的《毕加索》］

我们也可以听听毕加索本人的观点。在立体主义时期结束很长时间之后，他解释说：在那些年中，勃拉克和他天天见面（马克斯·雅各布和格特鲁德·斯坦对毕加索与勃拉克之间的艺术默契怀有极大的嫉妒，因为他们之间永远不可能有），最初是在蒙马特尔，后来在塞莱特、索尔格和蒙巴那斯都是如此。他们相互评判、相互批评。勃拉克曾经说过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类似于“一根绳子上的蚂蚱”的同谋关系。的确，一个深受风景与静自然的启发，另一个将画物体转向画肖像易如反掌。他们二人希望创作出一种匿名的集体艺术，他们的作品几乎都是二人的共同创作，以至于在解析立体主义阶段的所有作品之间几乎没有区别。这个时期的作品中的大多数都没有签名，如果有也是后来才补签的。卡恩维莱对他们的这种做法时而持肯定态度，时而持否定态度。他在1961年出版的《与弗朗西斯·克雷米约谈我的画廊和我的画》中指出：在1908年至1914年间，两位画家经常是在作品的背后签名。他从中看出：和其他的艺术家一样，他们是避免为标明作品的出处破坏了画面的布局。他也同意毕加索与勃拉克的意见，希望他们的作品“不注明始作者”。

显然，这是他们二人真实的共同心愿，与他人无关。惟有德朗和格里斯看出了这一点，而自认为是立体主义支柱之一（卡恩维莱承认他是）的莱歇却不同意这种看法。

德朗是首批对黑非洲艺术怀着浓厚兴趣的画家之一，也是一个塞尚派的大人物。在埃斯塔克小住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除色彩之外，在描绘大自然的绘画中，画面的形式与构成画面的成分也十分重要。在1907年的独立派画展上，他展出的(图40)就突出体现了线条的几何化。毕加索的《阿维尼翁的少女》中人物体态的丰满，或许正是受到了的某些启发。德朗是促成立体主义诞生的主要人物之一，可是后来他销声匿迹了，让粘贴纸的这两位勇士从他眼前溜过。

在勃拉克和毕加索从事贴纸画和逼真画研究的同时，比他们俩更具有知识分子气和更加注重“科学研究”的格里斯也在从事这两种绘画手法的研究。他常说：“塞尚是从一个瓶子出发画出一根圆柱，而我是从一根圆柱出发画出一个瓶子。”在1912年独立派绘画展览会上，他展出了1912年作的《献给毕加索》(图41)，向他心目中的立体派首领表示他的无限崇敬。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由于立体派的奠基者们已经不在一起工作了，格里斯就成为正统立体主义的使者。

世界大战导致了许多人的分离，同样导致了毕加索与勃拉克的分离。多年之后，毕加索向卡恩维莱透露说，他与勃拉克和德朗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14年8月2日。那一天，他开车送两位朋友去了阿维尼翁火车站。

勃拉克少尉在战争中受伤，做了手术。阿波利奈尔将“立体主义将军”的称号授予了毕加索，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后来又被德朗夺回去了。

两位伟大画家后来戏剧性地重逢过。但立体派已经解体，有点儿像他们共同研究探索出来的那些创作绘画的手法：人体错位、分裂和大起大落的动荡，正恰如其分地预示了毁灭世界的一场战争的到来。

随着时间的流逝，勃拉克对其老战友毕加索愈来愈冷淡。他们之间逐渐拉大的距离把毕加索气疯了，他始终搞不明白勃拉克对他如此冷淡的原因何在。

勃拉克与马克斯·雅各布不同的是，他会保护自己。他不允许毕加索使用对依附于他的所有人使用的手段随意摆布他。

毕加索承认没有任何人像勃拉克那样爱过他。可以说勃拉克纯粹是一个“毕加索夫人”。毕加索想要收回这位“夫人”吗？但那只是一厢情愿。在50年代，当着有点儿像是评判人的弗朗索瓦兹·吉洛的面，他演出了让毕加索遭受冷遇的精彩一幕。

毕加索不请自到，去了他昔日的密友勃拉克的豪宅。这一豪华住宅位于蒙苏里（Montsouris）公园附近，由当时法国的著名建筑师奥古斯特·佩雷设计建造。勃拉克对毕加索相当冷淡，对弗朗索瓦兹·吉洛也不热情。他的朋友自始至终无意邀请他们留下共用午餐，毕加索的自尊心受到了更深的伤害。他回到位于大奥古斯特街的家之后，将在他画室的墙上挂了很长时间的一幅勃拉克的画摘了下来。

几周之后，他决定与他的女伴再次来到勃拉克家。他计划利用这次拜访，检验勃拉克对他的真实感情：他们在午饭前几分钟到达；如果主人不邀请他们用午餐，他心中就有数了，他将决定同他彻底断绝关系。

中午12点之前不久，毕加索和弗朗索瓦兹·吉洛来到勃拉克家的门前。主人礼貌地让他们进了屋子。当时恰好有一桌宾客正在品尝刚出锅、散发着扑鼻芳香的羊后腿。毕加索认为主人会立即在餐桌上为他们增加两套餐具，但是他错了。事后，弗朗索瓦兹·吉洛评论此事时说：“如果说毕加索从心底里了解勃拉克的话，勃拉克就更加了解毕加索了。”勃拉克十分清楚，如果他邀请毕加索用午餐，后者将会对他更加颐指气使，更加嘲笑他的懦弱。

他把他们带到他的画室，不紧不慢地向他们介绍他的最新作品，时间长达一个小时。羊肉的扑鼻香气直冲楼上。毕加索为达到了自己的预期目的而深感高兴。

勃拉克更胜一筹。

他向毕加索和弗朗索瓦兹·吉洛提议带他们去看他的几件雕塑作品。他们慢慢地走着，欣赏着。善于使用小伎俩的毕加索提醒说火上炖的肉可能糊了，勃拉克不接他的话题，建议他们去参观他的一些石印作品。人们继续观赏。时钟已过下午两点，毕加索开始按捺不住了，对勃拉克说，弗朗索瓦兹·吉洛还不了解他的野兽派作品。

勃拉克回答说：“那有什么关系。”

他挫败了毕加索对他耍的把戏，因为野兽派作品全部挂在餐厅的墙上。

他们一起下了楼。餐桌上只有三套餐具，一套也不多。

又过了半小时，来客仍然未受到邀请。毕加索还在顽固坚持，为了拖延时间，毕加索要求主人带他们重新参观一遍已经看过的绘画作品。勃拉克冷静地接受了他的要求。他们在楼上又过了一个小时，在画室内又过了一个小时。下午四点半时，肉香味消失了。毕加索告辞了。毕加索既怒火冲天，又对他的朋友产生了佩服与欣赏的感情。这次消食性的拜访之后，他把摘下的勃拉克的画重新挂回到了他画室的墙上。

两位画家过去相敬相爱，但是如今成了对手。完全是毕加索天生的嫉妒心理，使这一对立情绪愈来愈严重。同费尔南德·奥利维尔一样，弗朗索瓦兹·吉洛也深深地尝到了毕加索的苦头，因为后来的毕加索对他的情人更加嫉妒，更加漠不关心。据她讲述，勒韦迪出版了一部著作，其中配有毕加索的插图。接着又出版了另一部，其中配有勃拉克的插图。毕加索得知此事后，愤怒到了极点。听说同一个勒韦迪在勃拉克家度过的时间比在他家长，毕加索也十分恼怒。一天，他去勃拉克家，发现数个星期未到他家的勒内·夏尔在那里，他更加怒不可遏！

勃拉克去世后，毕加索送了一幅石印画追悼他，上面写着：“今天，我可以对你说我仍然爱着你。”有些人对此感到吃惊，有人听他说过，“勃拉克企图像塞尚一样画一些苹果，但最终画出来的却是一些土豆!”另一些人回忆起他散布的一些不堪入耳的诽谤，针对其过去的一些朋友——如索尼娅·德劳内。

胡安·格里斯逝世时，毕加索的表现同样令不止一个人感到吃惊。在他们看来，他的眼泪有点儿像鳄鱼的眼泪……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二）自我标榜

自我标榜为立体派的画家

有人可能认为我反对立体主义。完全不对：我喜欢一切古怪甚至是平庸的思想，而不喜欢资产阶级傻瓜们淡而无味的作品。

阿尔蒂尔·克拉万

1912年，巴黎的拉博埃蒂画廊展出近200幅被称做立体派的绘画作品。

两年前，参加这次画展的画家们经常在他们的画室聚会，并且成立了金派。他们比较经常聚会的地点是雅克·维龙在普托Puteaux，巴黎西城，塞纳河外侧的一个区。的画室。在1911年独立派绘画作品展的第41号厅内，组织了第一个立体派的集体展，参加者有：德劳内、格莱兹、莱歇、梅景琪、雅克·维龙、马塞尔·杜尚、库普卡、毕卡比亚、洛特、塞贡扎克、阿尔西邦科、罗歇·德·拉弗雷纳伊和勒·福柯尼埃。

勃拉克和毕加索均未参加。

他们俩只在卡恩维莱和于德的画廊展出他们的作品。毕加索和勃拉克坚决拒绝同参加上述集体展的人们搀和在一起的做法，表明了他们对那些人的蔑视。他们认为那些人是在一味地追求名利地位。勃拉克把那些人称做“自我标榜为立体主义者”。毕加索的态度更加直接，1911年他在《巴黎报》上毫不犹豫地断言：“根本不存在立体主义。”20年代，毕加索发表过有关黑非洲艺术的谈话。这次谈话具有鲜明的挑衅性，他说：“什么黑非洲艺术？我不知道……”毕加索对立体主义所持的态度，反映出他一方面有标新立异的愿望，另一方面对划分画派及探讨绘画理论感到厌恶。

这其实也是众人无节制地吹捧他的结果。勒韦迪否认塞尚、安格尔和黑非洲艺术对毕加索作品的影响。在大战期间，他发展到同“另外一小画派”的拥护者动手打起来。为此，马克斯·雅各布曾提议将立体主义者们分成两组：勃拉克、格里斯、毕加索和勒韦迪为一派，梅景琪、洛特和他们的朋友为一派。

无条件地支持毕加索的科克托更加绝对：

当人们谈论立体主义的时候，我请大家别看毕加索的作品。如同莎士比亚的一部剧本不能构成莎士比亚著作的全部一样，毕加索的一幅画同样也不能构成立体主义。

［摘自让·科克托1932年的论文《间接批评》］

罗伯特·德斯诺斯对那些自我标榜为立体主义者的画家更加不讲情面，而对毕加索的态度却十分微妙：

当其他许多画家封闭在立体主义枯燥无味的模式中，为终于找到一种可以利用难以辨认来掩盖他们无能的方法时，毕加索却从不知道模式是何物。他只凭自己的感觉创作。

［摘自1984年发表的罗伯特·德斯诺斯的《关于画家》］

勃拉克和毕加索认为金派画家们所做的只是在他们的作品中简单地增加了一些几何形状，而这种机械的增加与他们自己的绘画手法是不协调、不一致的。他们对有些人说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对立体主义有影响之类的闲言碎语完全不予理会（后来哲学家本人否定了这种传言）。有些人企图证明立体主义者们的研究是以各种科学为基础的，甚至还以在一家保险公司工作的数学家普兰塞经常与“洗衣船”的人来往为证据。勃拉克和毕加索公开嘲笑他们说：如果普兰塞乐意画一些几何图形证明圆规与画笔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也只与金派的那些画家有关，同勃拉克和毕加索无任何关系，第三、第四、第五维的故事丝毫不涉及他们。他们从来不，也从来没有在绘画中借助数学和几何的运算规则。一句话，在他们看来，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立体主义理论。格莱兹、梅景琪、雷纳尔以及其他人耕耘的是完全陌生的土地。

毕加索从来都是铺垫出新路之后便迅速离开。逆流到来时，他早已远离他人，消失得无影无踪。

勃拉克同他一样。过了很长时间之后，他向让·波朗透露道：“我早已溜之大吉了。我绝对没有学着他人的样子塑造勃拉克。”

当立体主义在社会上引起轰动时，新兴艺术的两位奠基人已逃之夭夭，让其他人进行那些唇枪舌剑的无谓争论。马克斯·雅各布尤其与别人不同，他像圣殿的守护神一样，给予来自各方面的诅咒、愤怒和流言蜚语迎头痛击。他为面对立体画不知所措的人们制订了四条建议：

1．看画不得抱有成见；

2．欣赏画时应如同欣赏一座石雕，仔细琢磨其各个侧面、雕琢它的独特性、对光线的利用、线条与色彩的布局……；

3．密切关注整体中关键部位的细节，长时间地盯着看，原来的模型便会浮现在眼前；

4．在认真比较之后，精湛的暗示就会十分强烈地出现在您的脑海中。

［摘自1992年巴塞罗那国家博物馆会议论文《马克斯·雅各布与毕加索》］

马克斯·雅各布自封为文学立体主义者（勒韦迪也一样，在此问题上他们二人是同盟）。在一篇内容丰富、复杂，既有散文诗，也夹杂有对话、文字游戏和俏皮话，因而难以归类的作品中，他也插进了立体主义的内容：

绘画领域的立体主义是脱离物体本身自我创作作品的艺术，是将几何结构放在首位的艺术，是暗示现实生活的艺术。文学领域的立体主义也是同样的道理，即只将现实作为文学创作的手段，而非创作的目的。

［摘自1927年马克斯·雅各布写给其母亲的信］

社会上的名人显贵们看不懂《埃斯塔克》、、《吉他》及其他乐器的绘画作品，更看不懂《摇骰杯》类的绘画作品。对他们来说，立体主义是对自然主义的进攻，而且这一进攻是来自外国。这里的外国指意大利、德国和俄罗斯。意大利通过派遣未来主义者“潜水艇”、德国通过派遣“炮手”如威廉·于德和达尼埃尔-亨利·卡恩维莱及立体主义画商、俄国通过派遣间谍和芭蕾舞团的方式，达到暗中破坏法国的民族艺术的目的。

1912年，有一位社会党议员奋起反对来自外国的立体主义艺术作品在法国的国家博物馆展出。人们到处在谈论“库比主义”——德国艺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人们反对外来艺术入侵的愤怒情绪空前高涨。

医学界也加入了这股洪流。在长时间思考之后，瑞士阿尔多特（Artault）博士在讲解立体主义时，将它比做一种病理现象：

其实，只要眼睛微睁观察一幅立体主义绘画作品，就足以在其曲折的线条和愈来愈暗的微光中，发现物体的错位、变形和其模糊可见的样子及单色跳动虹彩，于是在眼前出现闪烁的盲点，这是眼疼最常见的症状。

［摘自1914年5月15日《巴黎报》］

在医学界看来，勃拉克、毕加索以及他们的同伙都患了眼疼病。他们通过这种方法，巧妙地表达出医学界和公众消灭立体主义传染病的决心。

甚至十分热爱雅里的莱昂-保尔·法尔格对立体派绘画作品也十分不理解，他认为那些画家患了“智力危机”。他到处宣传恢复印象主义，将立体派艺术家统统扔进艺术的垃圾堆：

你们是公众场所——酒馆或素食食堂——的画家，你们未受过全面的教育，你们“想教育别人，还嫩了点”。你们从不去农村，或者只带着城里人的脑袋、学院派的或者革命派的幼稚思想去那里，你们的那些思想比汽油味道还要臭，你们的脑袋里只有烟斗、芥末罐、潮湿毛巾、汗臭味……以及宴会大厅和文学沙龙……

［摘自1914年1月《法国新杂志》］

西班牙的斗牛士的投枪也来自人们认为是更加开放的国度。

坚持维护他自己本来形象的阿尔蒂尔·克拉万也发怒了，他认为：

梅景琪：是一位顽固坚持立体主义的失败者。他的绘画带有德国情调，看到他的作品我就感到倒胃口。

马尔古希：他为人不诚实，但是人们在他的画前与同在其他立体派的画前一样，能感觉到点儿什么。可到底是什么呢？

格莱兹：没有任何才华。

德·塞贡扎克：除玩弄一些卑鄙手腕之外，无任何别的能耐。

个个如出一辙。

蒙马特尔也加入了这场论战。当时身为《巴黎报》记者的多热莱斯，无法容忍立体主义者们对绘画的主题、形式和色彩进行如此肆无忌惮的践踏。他眼睁睁地看着他最好的朋友格莱兹、马尔古希、埃菲尔铁塔的破坏者德劳内(图42、图43)以及莫里斯·雷纳尔（被他称为“美术数学家”）走上了一条否定传统、否定印象派和因循守旧画家的道路，看着他们用角规、角尺代替了画笔。他认为对立体派画家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表现他们自己。

多热莱斯在其朋友安德烈·瓦尔诺的支持下，决定出面干预了。他无须像其他人所做过的那样写文章，也无须惊天动地宣布解除朋友关系。最好的办法就是奚落他们。让他们成为人们的笑柄，同他们开个玩笑，让新闻界予以曝光。

他发起了一场运动：极端主义。多热莱斯选择了一位信奉未来主义的画家，名叫若阿香-拉斐尔·博罗纳利，意大利热那亚人。媒体不久以后将真正谈到的这位艺术家与众不同。它面色灰暗，浑身长毛，四条腿走路，不会说话，只会叫。它就是弗雷德老爹的驴，小名阿里保罗。

一天早上，多热莱斯去蒙马特尔郊区找一位法律书记员。他向对方讲解他的计划以及需要对方做的工作。保尔-亨利·布里翁纳，这位从事夫妻盯梢和捉奸的专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他还是笑着接受了多热莱斯的提议。

作家多热莱斯和布里翁纳回到蒙马特尔山上，安德烈·瓦尔诺在那里等着他们。多热莱斯和安德烈·瓦尔诺将那头驴从“机灵兔”牵出，在它的尾巴上系了一枝画笔，笔上蘸有天蓝色颜料，在一只小凳子上粘一块崭新画布，再把凳子系在驴的屁股下方。人们引逗它，喂它胡萝卜，那头驴高兴得直摇晃尾巴。就这样，世界上的第一幅动物艺术家的画就成功地完成了。

书记员将这一切记录在案。

由于对艺术家来说，单色调不足以显示作品的水平，为使这种绘画的效果更佳，两位朋友（多热莱斯和安德烈·瓦尔诺）移动画布，更换画板，给画笔蘸上其他色彩的颜料。

在蓝色之后，用了红色、钴色、镉色、靛蓝。看到驴有点疲劳时，贝尔特给它口中放点儿烟草咀嚼，同时给了书记员几枝香烟。弗雷德唱起《樱桃季节》歌，他的驴子的四条腿开始跳起舞来，为它的主人打拍子。当歌声落下时，一幅美妙的绘画作品《阿德里阿蒂克日落》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书记员将这一切如实地记录下来。

十天之后，独立派绘画展开幕，《阿德里阿蒂克日落》不仅参加了，并且被置于显著的位置。预先得知这一切的多热莱斯的知心朋友们，聚集在这幅巨作前兴奋地评头论足。无人认识这位意大利未来主义画家，但大家都认为，毫无疑问，“他”将来一定能够攀登现代绘画艺术的顶峰<bdo></bdo>。请别忘记他的名字：若阿香-拉斐尔·博罗纳利——极端主义大师。

人们不仅记住了它的名字，而且人们对它崇拜、迷恋，人们对它的作品进行评论，认为：天空部分有点儿野兽派特点，造型有点儿含混、不太明确，画家性格的影响过多，如果不是象征什么的话，有点儿令人难以理解：在画中央的这些红杠杠到底代表什么呢？一个鼻子？月亮？上帝派来的皮尔罗（古代意大利戏剧中的人物）？……《晨报》、《灯笼》……整个媒体都纷纷对它进行评论。更有甚者，当多热莱斯手拿有关这个骗局的全部证据来到《晨报》编辑部时，人们个个被吓得呆若木鸡，都傻了，接着犹豫了，动摇了。但几个小时之后，他们都相信这的确是事实。第二天，大幅黑体字“画派头领——一头驴”占据了《晨报》整个头版，为当时人们心目中的立体主义下了定义。

书记员出面为此作了证。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二）先锋派的辩护士

先锋派的辩护士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博学多才的人多么好啊！如果我也博学多才，我就可以修改我的画了。

乔治·勃拉克

1912年10月1日，星期一，秋季艺术博览会开幕日。博览会主席弗朗兹·儒尔丹Frantz Jourdain（1847—1935），祖籍比利时，法国建筑师、艺术评论家、新艺术的传播者，他于1903年创建了秋季艺术博览会。先生在画展所在地巴黎大宫的台阶上迎接公共教育部长。惯例性的道喜程序结束之后，尊贵的部长一行人进入展厅和走廊。

几天前，有钱的画家用马车，贫穷的画家靠手推车，人们纷纷将自己的参展作品从蒙马特尔或蒙巴那斯运往展馆。他们你呼我喊，唱着、笑着将展委会批准的作品挂在展馆内指定的位置。

审查员们审查着一幅幅作品。在雷诺阿、德加、勃纳尔、维亚尔和莫奈的作品前，他们愣住了。方坦-拉图尔和马约尔从老异己分子马蒂斯、凡·东根、弗里兹的作品前走过时，各自嘀咕着，双眉微微一抖；在毕沙罗作的《塞尚肖像》前，他们惊讶得目瞪口呆。接着，进入了一个光线更暗的大厅。

这个展厅里的作品全部是淫秽作品。人们纷纷摘下夹鼻眼镜，收起单片眼镜。弗朗兹·儒尔丹和他的助手们别无他法，只好从这些令人作呕的作品中挑选几幅大致浏览一下。主席先生向公共教育部长解释说，因为秋季艺术博览会还是应该有一些现代艺术的作品。人们无法躲避它，特别是因为阿尔贝·格莱兹和让·梅景琪最近刚刚发表过有关现代艺术问题的一部名为《立体主义》的著作，而且报纸杂志就此问题讨论得十分热烈……

在场的人们看法不同，有的勇敢地面对现实，有的逃避。他们当中还有诗人保尔·福尔先生，作曲家克洛德·德彪西先生和记者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他们一边仔细参观一边争论。评论家路易·沃克塞尔不大参与他们的争论。他长期以来在《Gil Blas》报上连篇累牍地抨击立体主义，讽刺挖苦立体派艺术家，将毕卡比亚说成“黄金立体主义者”、莱歇为“库比主义分子”、毕加索为“于布-库比”，其他许多人都受到他的大肆攻击。

艺术领域的法官沃克塞尔先生手挽着夫人漫步在争论不休的人群当中。当他正准备说几句带刺的话（因为他知道其中的一些秘密）时，从迪努瓦耶·德·塞贡扎克或者罗歇·德·拉弗雷纳伊的几何画后面突然冒出两位蹩脚的画家围住他，责骂他，将他说得一钱不值，连马尔古希、梅景琪、毕卡比亚、洛特、勒·福柯尼埃、格莱兹、莱歇、杜尚和维龙都不如。在责骂的同时，这些人笑得前仰后合，直不起腰来。

当天晚上，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在《强硬派》报上报道了这一事件：

今天上午发生了一点儿小事。几位立体派画家攻击了我们的一位同行——沃克塞尔先生，狠狠地责骂了他一通。但幸运的是，没有动手，只限于激烈言辞的交锋。

［摘自1912年10月1日《强硬派》报］

第三天，同一份报纸公布了受到攻击的攻击者写给报社社长的信件如下：

请您相信，受到他人痛骂而予以回击不是我的性格。

实际上我反驳那两个无教养的青年人，说本来问题应该在现场解决。立体主义的道德准则严禁他们斗殴，他们立即承认了错误。

如果您能在报上公布这封信件，我将万分感激，因为当着您大批读者的面，我被置于如此尴尬的境地令我十分难堪，也十分抱歉。

致以崇高的敬意！

路易·沃克塞尔

再补充一句：以上提到的两个青年人本该等到我单独一个人的时候再“攻击我”。有些问题是应该在男人之间解决的，不幸的是事件发生时，我的夫人正和我手挽着手。

［摘自1912年10月3日《强硬派》报］

我们在此看到，立体主义需要请律师为自己辩护了。

所有人中情绪最激烈的是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他认为保护到处受到攻击的立体主义是战斗，也是义务。这是事关支持一个先锋派艺术的问题。诗人阿波利奈尔也是先锋派中的一员，他必须在保护自己信奉的事业上作出贡献。

他知道象征主义的意义所在。印象主义将诗词从诗韵学令人压抑的清规戒律中解放了出来。但他还想更现代一些，于是成为自由诗词的勇敢捍卫者。他以立体主义画家为榜样，让诗歌反映日常生活，反映生活中的新人新事，这就需要一种十分惊人的文化功底和一种特殊的想像力。他根据自己创作的需要调整其色板与色彩：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风格就逐渐地形成了。

他把从1898年至1912年之间写成的诗作汇编成册，题目为《酒精》，于1913年在《法国信使》杂志社出版。这是他脑海中的鲜花与世界上的绿叶组成的一束美丽的鲜花：其中有监狱中的阿波利奈尔，遭受无数爱情的折磨、失眠、焦虑与苦恼的阿波利奈尔；也有空港的飞机库、教皇皮X、宣传册、小广告、打字员、飞机和警报声……标点符号增加了，根据诗节律的需要停顿与中断。

下一年，即1914年，阿波利奈尔开始撰写他的《Calligrammes（图案诗》此词体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所杜撰，即能够在印刷排版后形成一个图案的诗体。。通过巧妙的字母组合构成图案并不新奇，但这些诗词图中作者刻意应用在《酒精》中的词汇和使用报纸杂志的题目、拼字游戏、插图以及音乐音阶想要突出表现与强调的东西是什么：是立体粘贴？画家们的勇气在文学中的表现？先锋派的极端观点？还是环视形式不断翻新的大胆发明呢？十五年之后，在多斯·帕索斯Dos Passos（1896—1970），美国小说家。的《北纬42°》中对阿波利奈尔的手法有所改变。

阿波利奈尔在捍卫其他人的现代意识的同时，也在保护他自己。他与其他许多人一样积极地投身到了这一艺术革命中去，而绝不仅仅是一位讨好他人的专栏作者。他认为应该如同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们一样站在革命派一边，站在新语言革命的一边。他是诗人，其武器就是笔。因此，他必须用手中的笔参加战斗。

在1910年至1914年间，他在《强硬派》报工作，而萨尔蒙在《巴黎报》工作。萨尔蒙使用的笔名是“La Palette（棒槌）”，不久之后他调往《Gil Blas》报社工作，从此他也发起了向沃克塞尔堡垒的进攻。

在朋友们眼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是一位很特别的诗人、一位非常好的朋友，然而是一位平庸的评论家。毕加索从不认真对待他的意见，他认为阿波利奈尔“感觉到的”比知道的东西要多。在勃拉克看来，阿波利奈尔什么都不懂，竟然能将佛兰德斯画家鲁本斯与荷兰画家伦勃朗混淆。弗拉芒克讥笑“他的无能和不合实际的激情”。其他人，例如胡安·格里斯发现记者阿波利奈尔的文章中，竟然抄袭他们对一个问题的答案作为他自己的观点，他为此感到十分可笑。

在需要冒险的时刻，人们利用他，因为纪尧姆喜欢一切新东西。只要是新东西，无论有无可能，他都可以贸然地去闯，哪怕被人看成是最不值钱的附属品和最不起眼儿的陪衬都在所不惜。在攻击印象主义的战斗中，阿波利奈尔就充当了先锋派中的急先锋。阿波利奈尔为1908年勃拉克画展的宣传材料写了序言。在很有保留地赞赏了“几位有天赋的艺术大师”之后，他向印象主义吹起了冲锋号，说“无知和疯狂是印象主义的特点”，印象主义者们曾经试图“狂热地、匆忙地、毫无理智地表达他们面对人的天性的惊讶”。其实，他的所作所为恰恰是狂热、匆忙而且经常丧失理智。

至于被涉及的勃拉克本人，在官方博览会拒绝他参加展览之后，卡恩维莱向他表示祝贺，评价“他表达的是一种温柔的美，画中使用珍珠色使我们对作品的内涵可以作多种多样的理解”，画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语言，无须文字、诗词的抨击，无须让人觉察出关系的破裂的图画，人们能读懂画家的思想……

在为勃拉克被秋季艺术博览会拒绝的作品写的前言中，阿波利奈尔为毕加索、马蒂斯、德朗、弗拉芒克和其他几位得到了应有的补偿而深感欣慰。他为瓦拉东、奥迪隆·雷东、勃拉克……玛丽·洛朗森未得到应有的荣誉而惋惜。

如果玛丽·洛朗森仍然是他的缪斯，他仍然是她的行吟诗人的话，他会千方百计地到处歌颂她、赞美她。

1908年，他在《新画家》中说：“洛朗森小姐善于在绘画中表达完全属于女性的美。”

同一年，在他担任《艺术生活》专栏作家的《强硬派》报上，阿波利奈尔发表文章说：“我痛恨自己找不到适当的语言，为玛丽·洛朗森小姐在她的绘画作品中表现出的百分之百法国式的优雅下确切的定义。”

1909年，在有关独立派博览会的文章中，他写道：“玛丽·洛朗森为艺术增添了一种全新的强烈而明确的美。”

1910年，玛丽·洛朗森的绘画作品再次遭到秋季艺术博览会的拒绝，阿波利奈尔在评论文章中写道：“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一些重要的画家，如安德烈·德朗先生、玛丽·洛朗森小姐、皮伊先生等未能参加此次博览会。”

1911年，他写道：“如果立体主义画家们的作品参加展出，如果不缺少德劳内和玛丽·洛朗森的作品的话，今年博览会中最精彩的部分就应该是立体主义展厅……”

评论家阿波利奈尔对毕加索、德朗、勃拉克和杜飞的作品来参加展出也表示了遗憾。除他以外，任何人都未想到过将专门从事陶瓷画的玛丽·洛朗森（她的作品常使人想起体态丰满的粉笔画）同他们四位联系起来。他却没有忘记将他的情妇列入名人的名单之内……

阿波利奈尔不喜欢其他一些画家，也许是因为毕加索不喜欢那些人，也许是因为这些艺术家根本不参与这种引起纷纷议论的新兴艺术。例如凡·东根更喜欢珍珠色的圆棱角的几何图案，而不喜欢立体主义直棱直角的图案，于是他受到了《强硬派》报的严厉谴责。

1910年，阿波利奈尔在评论文章中指出：“凡·东根先生的画表现的正是患有肠炎的被当今资产阶级称做大胆的东西。”

几个月之后，他又说：“凡·东根先生的思想言行更加平庸乏味……”

1911年，他批评凡·东根成为只展出一些“小招贴”的“老野兽派人物”。又过了两年，他的画作在评论家们看来是“世界上最没有价值的东西”。

阿波利奈尔讽刺弗拉芒克说：“他劳神费心地画出来的东西只是一些名片似的小招贴。”1907年，他评论马蒂斯时恶狠狠地说：“亨利·马蒂斯先生充其量是个改良派，而算不上发明家。”从这些言论中，人们不难看出他完全是毕加索的影子。

一旦涉及毕加索，一切都变得十分简单。阿波利奈尔从不抨击毕加索。他不喜欢他的时候，就不对他作任何评论。他在“洗衣船”见到毕加索的《阿维尼翁的少女》时，与勃拉克、德朗以及其他一些参观者一样，也不喜欢这幅画，他对新兴事物的敏锐感突然失灵了、瘫痪了、消失了。面对无人能够接受的画作，他一言不发。从1910年起，他恢复了维护其朋友声誉所必需的勇气，重新擂起战鼓，再次将毕加索抬上了他认为理应归他的宝座：最优秀的画家。

在西南发行的一份杂志上，他发表了题目为《诗》的文章，报道秋季艺术博览会。在该文章中，阿波利奈尔首次使用了“立体主义”，批评记者们从参展作品中觉察到画家们在“造型艺术中的形而上学”，例如让·梅景琪。阿波利奈尔本人认为“那些画家只是些毫无创新的模仿一个未参加展出的天才画家的作品，那位天才画家具有突出的特色，而未向任何人透露其创作秘诀。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叫巴勃罗·毕加索”。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进一步明确地表达了他的看法：“参加了秋季艺术博览会的那些所谓的立体主义作品，只是些插上凤凰羽翎的鹤，是冒牌货。”

《强硬派》报编辑部不久就收到了受到阿波利奈尔攻击的受害画家的申诉信，而且数量愈来愈多。编辑部分别回信纠正，但反过来又伤害了评论员阿波利奈尔。阿波利奈尔援引证据回击抱怨者。编辑部最后只好调整该专栏的位置，将阿波利奈尔安置去做不太显眼专栏的作家。于是，阿波利奈尔辞去《强硬派》报的工作，去了《巴黎报》。

他不是波德莱尔，毕加索也不是他的德拉克洛瓦。在他的老大哥毕加索创作绘画作品《沙龙》六十年之后，阿波利奈尔无疑希望能进行如同的作者波德莱尔要求的那样客观的、充满激情的主观评论，但是他无力进行深入的批评。人们极少看到他的手能够写出如同波德莱尔签名的《荒漠中的小姐》、《马克·奥莱尔的遗言》或者《欧仁·德拉克洛瓦》那样十分细腻的文章。

阿波利奈尔有他自己的观点，但也常常赞同他人的意见。读者的意见经常十分合情合理，但他从不会赞同他们的意见。他常常赞同亲人或朋友们的意见，但这些意见往往不甚合理。他常常根据他的同志们的兴趣或好恶改变自己的观点。更加严重的是，他可以根据与他人的友谊或知己程度的改变而改变自己的观点。简而言之，毫无疑问他是同伙伴们交往之王。但这也给他造成新的问题。

1911年，立体主义画家们在独立派绘画作品展的第41号展厅内重逢时，阿波利奈尔精神振奋、情绪激昂，为“自我标榜为立体主义的画家们”辩护。于是，他创立了一个运动，而在此运动的两位创始人勃拉克和毕加索的心目中，这一运动根本就不存在。他至少承认，他们两位中的一位在该运动的创建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在一系列文章中反复地提到这一点。但勃拉克和毕加索都反对他的意见。不久之后，卡恩维莱郑重宣布立体主义是一个艺术流派，勃拉克、格里斯、格莱兹理所当然属于这一流派，玛丽·洛朗森的某些作品也属于这个流派。请勿忘记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德劳内、费尔南·莱歇、梅景琪、洛特、迪努瓦耶·德·塞贡扎克、阿尔西邦科、勒·福柯尼埃以及吕克-阿尔贝·莫罗都受到了诗人阿波利奈尔的赞扬。

阿波利奈尔昏头昏脑、晕头转向，始终不明白自己所处的地位。他过分地爱他人，过分地付出，但很少能够辨别清楚好坏和是非。他在毕加索和仇视毕加索的德劳内夫妇之间，在毕加索和毕卡比亚（他是他们那一帮中最富有的人，并出资发表了《美学沉思录》）之间摇摆不定。为讨好毕加索、勃拉克和卡恩维莱，他努力同他日渐看出已形成一个体系的人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然而已经晚了，好坏已经成为事实。阿波利奈尔尽全力保护了好像是一个运动或一个流派的年轻艺术。据弗拉芒克和弗朗西斯·卡尔科说：不久以后许多人都在思考，如果没有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立体主义到底会是什么样子。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二）诗人与画商

艺术是时代的产儿。

瓦西里·康定斯基

如果没有阿波利奈尔的四面出击，为立体主义辩护，立体主义会如何呢？达尼埃尔-亨利·卡恩维莱从未想过。他从未写文章捍卫过立体主义，但他以行动为保卫他的画家们作出的贡献并不比阿波利奈尔少。如同伯恩海姆是马蒂斯的画商，迪朗-吕埃尔是印象派的画商，沃拉尔德是塞尚、保罗·高更和独立派画家的画商一样，卡恩维莱是立体派画家的画商。

卡恩维莱23岁那年，在巴黎歌剧院附近维尼翁街一位波兰裁缝开的破旧棚铺里开了一家画廊。面积仅16平方米，一位德国金融家向他提供了2．5万金法郎资助。这是一个冒险的赌博：这位年轻人只有一年时间来证明自己是否具备相应的能力，如果他在绘画贸易中失败，必须交出画廊。

然而，他成功了。在独立派画展上，他购买了德朗与弗拉芒克的一些画，接着，他购买凡·东根和勃拉克的作品。1907年，威廉·于德对他谈过《阿维尼翁的少女》之后，他去“洗衣船”会见了毕加索。与其他许多人相反，他对那幅画着迷了。他当即就明白了此画在艺术史上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决裂。他当时就想购买它，但是毕加索借口画还未画完，拒绝卖给他。卡恩维莱只好购买了一些这幅画的草图。但是，后来他又多次登门造访毕加索。在沃拉尔德让路之后，他才在毕加索身边取代了沃拉尔德的位置，成为毕加索的画商。

费尔南德·奥利维尔将他描绘为一个十分倔强而勇敢的人。一旦选中目标，他就坚持不懈，锲而不舍，直至完全得到它。

其实这是一种行为准则。四十年之后，他仍然遵循这一准则行事。他不请自到，找到毕加索后，坐下，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画家时而谴责他，时而尖刻地刺激他，画商却以冷静的态度否认或假惺惺地同意他的批评。有时，他们也进行一些哲学讨论，在此情形下，卡恩维莱时时小心谨慎地不占画家的上风：如果他在争论中获胜，那么他在生意上一定吃败仗。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过去了，双方都开始厌倦了。卡恩维莱仍然稳坐钓鱼台，没有打算走的意思，毕加索只好让步了：让他买。

弗朗索瓦兹·吉洛讲述说：1944—1945年期间，卡恩维莱当时还未获得毕加索作品的专营权，毕加索让他同另外一位德国人——路易·卡雷竞争。路易·卡雷位于梅西纳街的画廊是巴黎当时最大的画廊之一。毕加索请两位画商来到他位于大奥古斯特街的家中，将他们两人留在前庭单独会谈。然后，画家邀请其中的一位到他的画室。通常情形下，他首先邀请的是路易·卡雷。遵照爱之愈深、责之愈严的原则，画家以此方式让他最喜爱的人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

他在画室内同被邀请的画商不紧不慢地讨论着，直至被留在前庭的拜访者被煎熬到无法忍耐的地步。画家和画商再次出现时，卡恩维莱面色铁灰，只要卡雷表现出丝毫高兴的表情，令人感觉到他们之间的生意谈成了（甚至实际并未谈成），可怜的卡恩维莱的脸色就突然变绿了。

毕加索召他进入画室，此时同他谈价钱就容易多了。弗朗索瓦兹·吉洛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便是我发现毕加索的谈判技巧之一：使用冷遇对付商人，利用一个击败另一个。”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原文为：在猫与耗子的游戏中，总是奶酪获胜）。那时已经不是勃拉克、德朗、弗拉芒克和毕加索穿司炉工作服来维尼翁街卡恩维莱的画廊中，摘下礼帽，大声喊“老板，我们要账来了！”的时期了。

卡恩维莱已经是堂堂正正的立体主义绘画作品的画商了。这是他费尽心血才赢得的头衔。阿波利奈尔以讽刺的口吻回答说：“是的，但是那些立体主义者呢？”

卡恩维莱之所以将勃拉克、毕加索、格里斯和莱歇视为“四位伟大的立体主义者”，因为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否则，就会有人篡夺他的“立体主义画商”的头衔。受到大量恶意攻击的阿波利奈尔十分清楚这些攻击来自何人，正是此人多多少少、有意无意地在嫉妒着画家毕加索与诗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两位都是艺术的朋友。他们分别以各自的方式热情地为捍卫艺术而努力奋斗着。卡恩维莱和他之前的沃拉尔德一样，出版发行画家们为之插图的诗人们的作品，并将优秀作品印刷100套作为珍藏本。

卡恩维莱是阿波利奈尔作品的首位出版商，而阿波利奈尔也是他的首位作者：1909年，《腐朽的巫师》，书中有德朗的木刻插图32幅（1911年，出版马克斯·雅各布的《圣马托雷尔》，其插图为毕加索的作品），出版100套，五年之后，售出50套。这算是文学界的珍品：

小姐触摸他，感到他的身材很美。她十分爱他，实现了她的愿望，也实现了她母亲以及其他人的愿望。

卡恩维莱十分喜欢并且欣赏诗人阿波利奈尔。他尊重他博学多才，但蔑视他批评家的身份。他认为诗人热中于社交而对艺术史一无所知。在他看来，阿波利奈尔的《美学沉思录》仅仅是些枯燥无味的胡言乱语。他难以接受文章中的逸事部分，更不能容忍阿波利奈尔为维护汇集在1911年独立派绘画作品展第41号展厅内的画家们表现出的粗野言辞。当第二年阿波利奈尔同金派画家频频接触时，卡恩维莱再也控制不住了，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通。他希望批评能够分清是非：谁是立体主义者？谁不是？他的立场是什么？

画商卡恩维莱希望勃拉克和毕加索要求他们的诗人朋友明确自己的立场。他们拒绝了，也许是因为他们实际上同意画商的意见，但他们迁就诗人。

刚刚在《法国信使》杂志社发表《酒精》（其卷首插图是毕加索为他画的肖像）的阿波利奈尔得知卡恩维莱在挑拨离间时，立即提起手中的笔，回击道：

……我获悉您认为我对绘画的评论没有任何价值，这使我觉得您这个人十分特别。我作为一个作家在单枪匹马地为画家们辩护（您是在我之后才认识他们的），并且是惟一为未来更好地理解艺术奠定了基础的人。而您却千方百计地打击我，您认为这样的做法地道吗？

［摘自1988年皮埃尔·阿苏里纳的文章《艺术人》］

画商对上述挑战的回答如下：

我收到了您的一封奇特的信件。读着您的信，我考虑我是否该生气，但考虑的结果是：我一点儿也不生气，而是觉得十分可笑。

［摘自1988年皮埃尔·阿苏里纳的文章《艺术人》］

在卡恩维莱看来，事情十分清楚：只有他在维尼翁街展出其作品，并将其作品卖到外国去的那些画家才是立体主义者，其他人一律是些蹩脚的追随者。他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1912年，他与他的艺术家们都签了合同。原则非常简单：他根据预先确定的条件购买他们的全部作品。他要求享有专营权。价格按照规格的不同而不同。他付给德朗的钱比勃拉克的多，毕加索作品的价格比勃拉克高三分之二。毕加索同他进行合同谈判时非常仔细，逐条逐款地琢磨：画商享有三年他作品的专营权，旧作品以及他人预定的肖像除外；毕加索每年保留五幅油画和一些素描画；卡恩维莱购买其他全部作品，包括水粉画，每年至少20幅。

画商签字了。他信任他的顾客，他相信他们都会严格信守合同。他的购买人已经不再仅仅是格特鲁德·斯坦或一群开明的法国人。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外国的收藏家也来到巴黎会见立体派画家。

这些外国收藏家中的首位是俄罗斯的谢尔盖·朱可金。这位纺织工业家在莫斯科拥有图贝斯夸宫。他已经购买过一些德朗和马蒂斯的作品。马蒂斯还曾经专程赴莫斯科为他悬挂那幅《音乐与舞蹈》。他从卡恩维莱画廊购买的作品，在墙上悬挂在凡·高、莫奈、塞尚和高更的作品旁边。

从1908年以来，朱可金对毕加索的作品非常感兴趣。很快，他就获得了毕加索蓝色时期、红色时期和立体主义时期的最主要的作品（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他的收藏品全部归国家，大大丰富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博物馆）。他的主要中间人就是卡恩维莱。

卡恩维莱四面出击，同各个方面都有着广泛的联系，惟独同官方绘画博览会无任何接触。他建议同他签有合同的画家们以毕加索为榜样，避免遭受陪同共和国首脑人物出入于大宫的评论家们的嘲笑与奚落。于是，谁想在法国找到勃拉克、德朗、格里斯和毕加索的作品，必须去找喜欢这些画家作品的收藏家，或者到维尼翁街的小小画廊，当然也可以跨越国界，到外国去。因为那时这些艺术家已经不再参加巴黎的官方绘画展，他们的作品都早已走出法国，去参加在柏林、科隆、苏黎世、阿姆斯特丹、伦敦和莫斯科举办的绘画展览。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二）熊皮协会的解散

我们都将回到拉维尼昂街！……只有在那里才令我们心旷神怡。

巴勃罗·毕加索

1914年3月2日，星期一，他们在巴黎都奥特旅馆的第6、7号大厅。那里有记者、来自德国的画商、社会名流、好奇的旁观者和开明的绘画业余爱好者，如巴黎的社会党议员马塞尔·桑巴特。

在人群中，人们认出了聚集在一起的毕加索卫队：马克斯·雅各布、卡恩维莱、塞尔日·费拉特以及欧丹让男爵夫人。“熊皮”协会的创办人德律埃特和伯恩海姆兄弟在第一排就座，拍卖估价员亨利·博督安和他的两位助手坐在他们的身后。他们都在等待拍卖仪式开始。他们的协会“熊皮”成立10年后的今天就要解散了。他们决定出售他们购进的全部绘画作品。从1904年以来，该协会成员每人每年交250法郎作为集体基金。他们根据预先共同制订的原则将用集体基金购买的绘画作品分给了每个人。今天他们除了各自收回多年缴纳的全部金额外，还领取利息，最低利率为3.5％。协会主席安德烈·勒韦尔将得到剩余金额的20%，作为给他工作的酬金。画家们分摊基金的剩余部分。当初创立该协会的宗旨并非投机，而是为弘扬现代艺术，接济贫穷画家们的生活。拍卖会宣传册的前言如下：

十年前朋友们联合起来，目的是收藏绘画作品，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装饰他们住所的墙壁。由于过去的作品几乎难以寻觅，这些作品使许多人——其中大多数为对未来抱有无限希望的青年人——坚信这些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艺术家值得人们信任。他们觉得为追求新事物而冒风险无上光荣……

这些慷慨的人购买了些什么作品呢？他们共购了150幅，其中有以下著名画家的作品：凡·高、高更、奥迪隆·雷东、维亚尔、莫里斯·德尼、勃纳尔、瓦拉东、西涅克、塞律西埃、马约尔；也有杜飞、凡·东根、埃尔班、迪弗诺伊、弗朗丹、罗歇·德·拉弗雷纳伊、奥东·弗里兹、马尔凯、梅景琪、鲁奥、塞贡扎克、韦洛翁、弗拉芒克、德朗、马蒂斯、维莱特和毕加索。他们购买的作品几乎全部是古典派、野兽派以及大家期待已久的立体派的作品。因为尽管有些此类作品比在其他地方引起轰动的作品的几何特征弱一些，但这毕竟是他们首次闯入全国市场。人人都十分清楚熊皮协会的拍卖对于现代艺术是一次决定性的检验。

亨利·博督安给第一幅画定的开拍价为720法郎。这是勃纳尔的《渔缸》，宣传册介绍它为“对鱼和甲壳类动物的探究”。

弗拉芒克的《布基瓦尔船闸》比前一幅差一些，最后以170法郎成交。

杜飞的《海滨大道》的起价为100法郎，成交价为160法郎。

100法郎未能拿下梅景琪的一幅立体风景画。罗歇·德·拉弗雷纳伊的立体画《天使静物》飙升至300法郎。德朗的《粗陶罐》以300法郎、《碟子里钓鱼》以115法郎、《卧室》以210法郎售出。

玛丽·洛朗森的作品卖了475法郎，比以上几位的卖得都好。这是她昔日的情人、仍然从事记者工作的阿波利奈尔坚忍不拔精神的胜利。但是，迪努瓦耶·德·塞贡扎克的《水塘》的起价为300法郎，但成交价为800法郎，比她的高出许多。

高更的《大提琴手》以4000法郎出手，与凡·高的《杯中花》相同。马蒂斯的《妇女研究》和《科西嘉海滨》以900法郎出售，而《水边绿阴》超过了2000法郎。《苹果橘子高脚杯》一直飙升，直至5000法郎才出手，比凡·高的作品还高。

整个大厅里掌声雷动。

然而，毕加索与往常一样，这一次仍然未出面。无论何时，他从不出现在混乱的人群之中。安德烈·勒韦尔的朋友们买走的作品均比毕加索最新的立体作品古老得多，但这又有何妨呢？蓝色时期、红色时期的作品与画家本人相比，人们更看重画家本身，更看重他的创新精神以及在此精神指导下创作出的作品。在长期隐姓埋名创作之后，“洗衣船”今天也出现在拍卖大厅。博督安先生向在场的人推荐毕加索在硬纸板上绘制的《妇女与儿童》的草图。他正在无意识地以他自己的方式，了结着一直等待着荣誉降临的蒙马特尔时代。

尽管这仅仅是一幅硬纸板草图，但荣誉摆在那里，其售价仍然高达1100法郎。《宽袖长衫男人》卖了1350法郎。

大厅里人们议论纷纷：比马蒂斯的作品还高呢。正在此时，拍卖大会工作人员将一幅特大油画摆上主席台：《家庭街头卖艺》（1905年）(图44)，起价8000法郎（安德烈·勒韦尔起初买进此画时仅付了1000法郎）。拍卖开始了。价格不断攀升，有人兴奋，有人发怒骂街，评论家们已经动笔，准备撰写新闻报道。立体主义的辩护士们个个摩拳擦掌。当估价师的铜锤落下时，竞价为1．1万法郎。这是那天售价最高的作品。

全场起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许多人开始疏散。数量不小的闲话大王们边往外走，边纷纷议论，说买走《宽袖长衫男人》和《家庭街头卖艺》的是一位德国商人，名叫朱斯坦·唐奥塞。整整五个月之后，人们也许能看出点征兆，但眼下，好奇的人们最好先松弛一下各自的神经。

在拍卖现场，另一位德国人达尼埃尔-亨利·卡恩维莱为了走出拍卖大厅，施展着全身的本领，双臂用力地推搡着周围的人们。他心急火燎地要冲出拍卖大厅，去向毕加索报告消息。卡恩维莱从这一次拍卖中获利15万法郎。毕加索自己应得到这一营业额的四分之一。

终于挤出拍卖厅的卡恩维莱急匆匆地向一辆马车走去。因为毕加索不在现场，他与往常一样没有来，他在别处。

在如此荣耀的一天，他不在拍卖现场，到哪里去了呢？

他不在克里西大街，也不在蒙马特尔。恺撒有他自己的方式，他已跨越了鲁比孔河Rubicon是分隔高卢与意大利的一条河流。：而毕加索已经跨过塞纳河。从此以后，他将加入到上流社会的社交圈内。那里的电灯光将永远地将他与蒙马特尔的蜡烛彻底分隔开来。

毕加索永久性地离开了诞生其艺术的土壤，他再也不回“洗衣船”了。他从此定居在塞纳河左岸的蒙巴那斯。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一） “蜂箱”屋

蒙巴那斯成为画家和诗人们十五年前的蒙马特尔：一处美丽、自由而且简朴的栖息场所。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塞纳河的左岸没有圣心大教堂。在世纪之交的时期，蒙巴那斯是马厩与农庄的王国，时而在街角有一些集市，羊群常常在街头到处游荡。

在那里生活着的文人比艺人多：有许多身穿黑色服装的诗人，少数身穿蓝色工作服的画家。他们在绘画专门学校与带有大车通行门的大块石建成的房屋之间理智相处。哪怕是资产阶级人士也照样在牛羊粪便当中行走，他们还找不到任何可以允许沉思冥想的安静场所。

蒙马特尔的惟一特色就是到处都能见到人写诗、吟诗。从前，大学生们常离开位于拉丁区的校园，到采石场附近堆满废弃料的山上朗诵他们学过的诗词。后来农庄与马厩的长工、菜农以及开凿拉斯帕伊大街工地的工人常来此地歇脚。

蒙巴那斯也有几位雕塑家，那里的公园、庭院和货栈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工作场所。他们也利用在住宅院内开辟出的临时空地从事创作。建筑师们为资产阶级修建住宅时，在那些院子里也为艺术家们建一些艺术作坊：安装玻璃墙或屋顶天窗，以便人们能够审视作品或对作品作出应有的评价。渐渐地，那里的一些农庄被拆除，改建成用大型玻璃墙隔开的艺术作坊。

这样一来，牛羊成群的蒙巴那斯逐渐地向美术敞开了它的大门。于是，在该区内出现了著名的雕塑和绘画艺术培训学校，例如布戴尔培训学校。这里的教学比官方的自由度大。画商店铺、镶框店铺、绘画模特儿市场在大茅草屋培训学校门口、大茅草屋街的街角处和蒙巴那斯大道上雨后春笋般地纷纷建立起来。拳击运动员、打字员和大量的工人（大多数是意大利人，远没有其他人腼腆害羞）也在这里出现。

蒙巴那斯也有一些自己的“洗衣船”——艺术家的家园。那里的房客根据其经济能力有来的、有走的，也有回来的。它们是：梅纳街，从事雕塑培训的布戴尔学校位于这里；根据其墙壁的颜色而被叫做玫瑰别墅的法贵耶住宅区。藤田Foujita，法国画家，祖籍日本。住在这里，莫迪利阿尼由于长期拖欠房租不交被房东杜尔索太太驱逐出去。

特别值得指出的另一处住宅区是“蜂箱”——一座德国风格的圆形建筑。它是蒙巴那斯的最重要建筑物之一。所有的艺术家都去过那里，至少也去转过一趟，有许多留了下来。“蜂箱”是来自东方国家的犹太画家们的“洗衣船”。

此建筑是一位文学艺术资助人、装饰雕塑家阿尔弗雷德·布歇的杰作。参加过1900年的世界博览会归来之后，他购买了原属于居斯塔夫·埃菲尔先生的别墅遗址，并将它与预先已经购买的、距离沃热拉尔屠宰场不远的一块地皮连成一片。他在主楼周围建起了大量的作坊。该主楼原来是一个酒店，其屋顶酷似一个“蜂箱”，住宅的名称由此而来。庭院入口的两侧各立着一尊从印度尼西亚运来的女像柱。主楼周围有许多小型建筑，其中一座是拥有三百个座位的小型剧场（法国导演、演员、1934—1951年间阿德内剧团团长路易·儒韦正是在这里上的课），在草坪中间和鲜花小道、爱情小道及三剑客小道间，有许多展厅……

布歇先生以低价将这些作坊出租给贫穷的画家。他们各自有权支配一个他们叫做“棺材”的小小单间：一个三角形房间，门的上方有一个配备有薄床垫的平台，这就是房客的床。没有水，没有电，更没有气。但到处都是昏暗的走廊、肮脏的垃圾和挖掘敞开的壕沟。然而，从圆形的平台上、标有号码的门洞里传出意大利人优美的歌曲、犹太人热烈的讨论，以及俄罗斯人房间里模特儿们的喊叫声。

夏加尔自己承认，在战前他单独工作，并且经常工作到很晚，只接待几个来访者——桑德拉斯和阿波利奈尔，显得像个流亡者。当他们喝醉酒后喧哗吵闹地回住处时，住在“蜂箱”区的艺术家们往他们住房的窗户上扔石块，要他们去找他们。但是，夏加尔这个白俄罗斯贫穷家庭出生、受到俄罗斯杜马议员律师帮助的孩子比其他人持重得多。他根据自己的思想意识与精神状态的好坏，单独进行自己的艺术创作。他常常赤膊绘画，周初吃一个鲱鱼头，次日吃鱼尾，剩余几天每天只啃面包，而且毫无怨言。他的绘画作坊设在凉台上。

除少数人，例如诺曼底人阿尔西邦科的密友费尔南·莱歇之外，“蜂箱”的大多数房客来自中欧。每到星期日，他们聚在一起组织家乡的模仿集市，演奏家乡的音乐，跳家乡的舞蹈……一个黑胡子犹太商人从圣保罗区上山来，将他的手推车停放在铁栅栏前，开始出售散发着他在孩童时期早已习惯了味道的鲱鱼、肝片、黑面包。

他们都是大战前几年来到此地的移民。那时他们还算不上巴黎派成员，而这个流派后来在全世界都名声大振。阿尔西邦科是1908年来到巴黎的俄罗斯雕塑家。立陶宛雕塑家利普西茨比前者晚一年来。基科因同样是立陶宛人，他是社会党人，犹太博士的孙子，与克里迈尼和苏丁在维尔诺美术学校读过书。克里迈尼于1912年偷越国境，由于在行动与动作方面严重笨手笨脚，一直十分沮丧。克里迈尼自认为与苏丁势均力敌，所以有点儿嫉妒他。马奈卡兹于1913年离开基辅来到“蜂箱”住宅区。萨纳奥尔洛夫同年到达。波兰克拉科夫美术学校的优秀学生基斯林比其他许多人乐观、爱玩耍、喜欢热闹、喜欢喝酒与绘画。画家、装饰家莱昂·巴克斯特Léon Bakst（1866—1924），俄罗斯画家，布景师。1909年完成了在巴黎夏特莱演出的首部俄罗斯芭蕾舞剧《克里奥佩特拉》的布景设计与装饰。苏丁是所有人中最贫穷的，但他总是边作画边唱歌。

刚到达法国时，这些移民都不超过20岁。他们抛弃家庭、朋友及传统，除了手中的铅笔与画笔之外，没有其他任何武器。出发前，他们已经做了一定的准备，包括学业上与思想方面的准备。东欧的禁欲主义法律禁止个人崇拜，因此也禁止画像，他们在家乡无任何创作的自由：

不得创作塑像和上至天空，下到地面、地下以及水中的任何东西。

［摘自《圣经》］

在东方，犹太艺术都是宗教艺术，不存在宗教以外的其他任何传统艺术。整天封闭在犹太人区内的犹太人完全无法融入外部世界。艺术家们绘画如同儿童读书：白天，展示可以让他人看的东西；夜间，展示不可以让他人看的东西。谁如果希望自我解放，惟一的办法就是出走。

他们离开故乡出走也是为了逃避官方的反犹太主义。在那里的许多国家，大学的大门不对犹太人开放，特别是圣彼得堡的皇家学院禁止招收犹太人学生。

这些背井离乡的人来到法国时，只知道一个法语单词——巴黎。他们选择这个城市，只是因为早来巴黎的人们向他们传递了有关这里的信息：在巴黎，人们可以自由地生活和创作；可以自由地说自己想说的话，表达想表达的思想。他们的生活的确十分艰难，但多数已经可以勉强NFDA4口。不懂语言，他们可以学习。最重要的是他们终于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作画，搞创作了。他们远离学校，但作为自由人，他们发现了印象主义和最新出现的立体主义。正如不久以后德·契里柯Giorgio de Chirico（1888—1978），意大利画家。——译注所写：巴黎是一个怀有各种思想、心态和创作愿望的人都向往的地方。所以，巴黎是所有人的巴黎，巴黎是全世界艺术家的首都。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一）于布王

于布（Ubu）是阿尔弗雷德·雅里创作的一个人物，他的表现总是既粗鲁庸俗，又荒谬愚蠢，而且还整天地扬扬得意。

上帝是从零通往无限捷径。人们或许会问：从何种意义上讲呢？

阿尔弗雷德·雅里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蒙巴那斯“蜂箱”的画家们同蒙马特尔“洗衣船”的艺术家们在艺术创作方面还没有发生任何交流。一条河流——塞纳河将它们完全地分隔成为两个世界。毕加索帮越过塞纳河来到左岸，主要是会见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为代表的文学界朋友们，因为从蒙巴那斯时不时地传出诗人们的声音。那些拙劣的诗人在当地称王，一些胡涂乱抹的所谓画家也追随着他们鹦鹉学舌。蒙巴那斯的那些艺术家无力追随多姆和罗童德两个高档酒馆的富裕顾客花天酒地的奢华，只能跟随丁香园百姓的节拍终日过着贫寒的生活。

丁香园是蒙巴那斯区口碑极佳的酒馆之一，过去它仅仅是通往枫丹白露道路上的一个客栈。它的荣誉与名声来自它与布里埃舞场的人涌如潮，整日熙熙攘攘。战前，人们常常去位于卢森堡公园对面的天文台大街布里埃舞场的丁香树丛中跳舞，舞毕大家都去丁香园小酒馆喝些清凉饮料。来自圣米歇尔大街的大学生们与来自蒙巴那斯的诗人交融相会。人们在内伊元帅塑像的阴凉下交杯换盏，谈天论地。

丁香园曾经是德雷福斯派的一个阵地，也曾经作为花月派的后方基地，夏尔·莫拉斯经常在此召集为他出售保皇党人报刊的报贩子聚会。莫奈、雷诺阿、魏尔伦、纪德和居斯塔夫·拉鲁热也来这里。最后值得我们重点提及的是，为促进蒙马特尔与蒙巴那斯艺术界的交融起了主要作用的人物：保尔·福尔Paul Fort（1872—1960），法国诗人，1912年逝世，被誉为“法国的诗人王子”。。

他的《法国叙事诗》中除少数几首之外，大多数作品已经不再被传唱。仍然被经常传唱的著名诗句是：

小小马匹在恶劣天气中挣扎，但它勇气十足！

但他仍然是一位王子，诗人中的王子。继魏尔伦、马拉美和莱昂·迪尔克斯（Léon Dierx）之后，经过《法郎吉》、《Gil Blas》、《Comoedia》、《新闻》和《狼》五家报社组织的公民投票，他被任命为刚刚去世的迪尔克斯的继承人，成为诗人王子。350位文人投了赞成票，保尔·福尔被视为法国文学传统的最佳继承人。

保尔·福尔身无分文。当人们问他靠什么生活时，他面带微笑，果断地回答道：“靠我手中的笔！”

他反复抄写自己的作品，然后将抄写件出售给手稿与真迹的收藏家。

每个星期二，他召集其伙伴们到丁香园酒馆聚会，当时酒馆的老板是孔布老爹。出席的人们兴高采烈地喝酒、唱歌跳舞、朗诵诗词。

身为活动组织人的保尔·福尔讲话口若悬河，行事如同火枪手一样豪爽。他身材单薄、头发很长、胡须松散，系黑色领带，外衣扣至领口，他边笑着同大家碰杯边讲故事，然后带领大家跳舞。半夜12点，他常常用他那刺耳的细嗓门即席吟诵几首才华横溢的诗词；有时，他站到桌子上，在钢琴伴奏和其他人的伴唱下，一直唱到拂晓。

他的朋友让·巴拉蒂芒托布罗斯（笔名让·莫雷亚斯，此人文化知识极其丰富，常带领他的读者们到大文豪夏多布里昂、沃热拉斯、巴莱斯或者拉法耶特夫人家做客）在烟雾和酒气中听着、笑着，同他一起吟诗作词。他醉醺醺地坐在桌边，大礼帽压低至单片眼镜，单片眼镜耷拉至染过的胡须上，说话时，那些胡须随着嘴巴的动作上下抖动，那张歪向右边的嘴巴信口开河，竭尽全力地吹捧奉承着巴莱斯和莫拉斯。他这样做的出发点并非惹《法国信使》杂志编辑部秘书保尔·莱奥托生气。这是莱奥托首次来罗童德酒馆，但他发誓以后再不会来了。原因有二：让·莫雷亚斯的肮脏（这是家喻户晓并且得到证实的事实）令他难以忍受；加上那天晚上，莱奥托心情沮丧，因为他刚刚得知他的作品《小朋友》在五年半之内仅仅售出500册……

保尔·福尔正是与莫雷亚斯和萨尔蒙于1905年共同创办了一份著名的杂志《诗歌和散文》。三位朋友举债200法郎，买了一批邮票，给预先估计的首批订户发出2000封信件。

《诗歌和散文》在战前一直是法国文学界的不朽杰作。其首批读者是：梅特林克、斯图亚特·梅里勒、巴莱斯、纪德、莫拉斯、朱尔·勒纳尔、阿波利奈尔……杂志社设在其创办人在布瓦索纳德街的家中。杂志的名字是皮埃尔·路易出的主意。杂志的宗旨是“主张对法国文学的内容和形式进行改革，并主张将长期以来启发人们对高尚文学和抒情诗词兴趣的诗人和散文作家们团结起来”。

象征主义的行吟诗人求助于形象的力量，然而那是一种无法进行分析的神秘力量。

《诗歌和散文》杂志把“年轻文学”的各种流派团结在一起。尽管在数年前象征主义就已经达到了其发展顶峰，但保尔·福尔仍然是这一艺术流派的先驱。

这个流派的大辩护士有亨利·德·雷尼耶、圣-保尔·鲁和一日三变其立场的让·莫雷亚斯。他们奋起反击现实主义的左拉，浪漫主义的夏多布里昂、雨果、拉马丁以及巴那斯派的邦维尔、勒贡特·德·李斯勒、波德莱尔和高贝。象征主义谴责他们在诗词中只注重追求分析性和批判性，而没有吸引青年人。他们不仅抨击上述几位，也抨击福楼拜和卡蒂尔·孟戴斯，后者将魏尔伦视为十分蹩脚的诗人。

象征主义在文学史上只有短短十年的时间，只能算做一个过渡阶段。

象征主义以及后象征主义的战斗任务只是诗歌的节律问题。

当时必须摆脱传统的条条框框，将亚历山大体诗从其十二节拍中解放出来，努力向自由体诗迅速前进。《诗歌和散文》杂志对此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甚至马拉美在回答此问题说：他为在亚历山大诗体中“过度滥用民族韵律感到遗憾，而这一韵律和国旗一样，只能在非常特殊的情形下才能使用”。

杂志的第一期就有400家订户。不久以后，订户来自全世界的四面八方。杂志社向认购者赠送书作为礼物，并且在出版社、书店、书柜生产厂家、银行以及金融机构都散发了广告。

《诗歌和散文》出版社于1910年创建，并且为人民大众喜爱的近500名诗人组织了规模庞大的多次招待宴会。星期二，在丁香园参加庆祝活动的人数少一些，但场面同样热烈。庆贺的人群不仅仅来自蒙巴那斯，许多人从蒙马特尔步行穿越塞纳河来到庆祝现场。当他们为了参加保尔·福尔星期二的活动而推开丁香园酒馆的门时，“洗衣船”的画家们见到的并非他们不熟悉的场面：除了他们十分熟悉的兴奋与狂热之外，加上丁香园诗人们的吟诗与字谜活动以及热烈喧闹的气氛，真令人羡慕不已。

蒙马特尔拉维尼昂广场的艺术家们早在1905年就已经开始来丁香园，与阿波利奈尔的朋友阿尔弗雷德·雅里交往。他们酷爱滥用枪支的恶习正是雅里传授给他们的。安德烈·布勒东在谈到他时说：“雅里是谁？就是喜欢摆弄手枪的那一位吗？”超现实主义者们尊重他，并且与他有着两个相同的爱好：作诗与实弹射击。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是第一位举枪瞄准雅里的人，他介绍雅里说：

在我看来，阿尔弗雷德·雅里好像是一条河流，一条（没有胡须、穿落汤鸡似的湿漉漉衣服的）年轻河流的化身。两撮八字胡下垂着，燕尾服的下摆左右摆动着，软绵绵的衬衣，自行车运动员的鞋，所有这一切使人感觉他温柔和顺：这位半人半神的人物浑身仍然潮呼呼，似乎他刚刚汗流浃背地离开令他情怀激荡的床铺不久。

［摘自1975年出版的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令人心旷神怡的现代文学家》］

雅里是那个时代pataphysique（虚构解法）的发明者。于布和福斯特罗是此理论的吹鼓手。什么是虚构解法呢？

是我们发明的一种技能，何时需要应用，一般能够感觉得到。

这种技能是：不根据习俗与惯例，而从事物的特殊现象、反常现象观察世界（勒内·多马尔、波里斯·维昂和雷蒙·凯诺后来发展了雅里在“虚构解法”方面的研究工作）。

当阿波利奈尔遇见雅里时，后者已经在《文学艺术》和《法国信使》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出版社也出版发行了他的数部著作，例如《基督的敌人——恺撒》、《日日夜夜》和《超雄性》。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他长期被视为一部戏剧的作者，而该戏剧却在巴黎观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公愤。1896年12月9日，观念正统的巴黎人规规矩矩地坐在“著名作品”剧院在耐心地等待观看这出戏剧。但刚刚看完第一段独白：“他妈的儿！”整个剧场爆炸了，全体观众哗然了，他们骤然站立起来，用各种可能的方式纷纷表示抗议。

阿尔弗雷德·雅里住在卡塞特街Cassette，位于巴黎六区，卢森堡公园附近。7号院内的一套房子里。这房子也许与他的形象不符，但对他十分合适。房间处在四层半的位置，小小的房门被楼梯遮挡去一半。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和昂布鲁瓦兹·沃拉尔德经常去他家。他们轻轻地在那小小的门上敲几下，门扇向外推开，恰好贴在来访者的胸前。室内传来一个声音，要求来人弯下腰，让房客看清楚来人是谁。

如果是朋友，雅里请他进屋。进到屋里，来人发现房间非常小，屋顶很低，在室内行走必须弯腰。房东将一套房子从中间一分为二，上下隔为两间，租给矮个子房客。这样，房东就可以得到双倍的租金。人高马大的沃拉尔德叙述说：雅里在室内刚刚可以站直身子，他和一只可爱的猫头鹰生活在一起。那只大鸟的头顶由于经常碰到石灰顶棚而发白，而作家雅里的头时而也碰到房顶，在头顶上留下几缕白发。如今，人们不知道那只猫头鹰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到底是个有血有肉的活物呢，还是一只陶瓷大鸟。因为安德烈·布勒东经常抱怨雅里房间内散发着猫头鹰的恶臭味道。

雅里睡觉的床很矮，他写作时总是趴在床上。墙壁上挂着一幅作家的肖像，是他的朋友卢梭海关给他画的。人们看见在这屋里陪伴雅里的，好像只有一只鹦鹉或者一只变色龙。据安德烈·萨尔蒙讲，人们特别注意到模特儿本人对画的修改：雅里在肖像的身上掏了一个与墙上的通风洞一样大小的孔。雅里从这幅肖像画上完全认不出那是他自己。

他想活动一下双腿的时候，就骑自行车到塞纳河边的公园转转。雅里在《法国信使》杂志社社长瓦莱特和他妻子——小说家拉希尔德（她的真实名字为埃伊梅利夫人）的房产附近买了一块16平方米的地皮。他用全部地皮搭建了一间小小的木屋：三角坛。夏天天热，他就住在那里，吃自己钓来的鱼。

雅里平时的胃口很小，为了开玩笑而大吃大喝的情形除外。一天，他和萨尔蒙到了塞纳河街的一家小酒馆，在一张桌子前坐下，叫老板过来：

“请上一瓶科尼亚克酒。”

“还要别的么？”

“不用了。我还想要一杯咖啡。”

“可是……”

“一杯咖啡，一份瑞士格律耶尔奶酪，一份糖煮水果。”

“您点的这是饭后甜点！”

“是的，然后，上半只鸡。”

“然后呢？”

“然后，来一碗意大利面。”

“您想要牛排吗？”

“带血的。”

“所有这些同时上吗？”

“按照刚才点的顺序上。”酒馆老板狡黠地微微一笑，点头表示同意。

“肉食之后，我要一些小萝卜……和一个汤。”阿尔弗雷德补充说。

“还要别的吗？”

“是的，一瓶佩尔诺德酒……要度数最高的。”

此时，酒馆老板把他的手搭在顾客的肩头，叹了口气，说：

“请到此为止吧！你要吃坏身体了！”

“拿开您的爪子！给我拿一杯红墨水来。”

“马上到。”

墨水到了。雅里在墨水杯中放了一个糖块，一口喝下全部的墨水。

那一天，是他的特定食谱日。通常大多数时间，他只吃冷肉和酸黄瓜。

但他每天喝很多酒，最喜欢喝的是苦艾酒——他给起名为“圣草酒”。据他最要好的朋友拉希尔德回忆：从起床到吃午饭之间，雅里通常要喝两升白酒和三瓶佩尔诺德酒；然后是葡萄酒、带渣咖啡作为助消化酒，晚饭之前还喝数杯开胃酒；上床睡觉之前，喝一份佩尔诺德、一份醋和一滴墨水垫胃。

从未有人见过他喝醉。只有一次，瓦莱特的女儿搞了一次恶作剧：用过纯的水换掉他杯中的酒，于是他病倒了……

雅里不爱女人，从未有人见过他和女人有任何联系。雅里为此深感自豪。

阿尔弗雷德·雅里不分时间，不分场合，随心所欲，什么时候高兴，拔出手枪就射击：有人挡了他的路他开枪，有孩子使他不高兴他开枪，电车里人过多无法上车他开枪。即使偶尔身上未带手枪，他也会带有别的武器。

雅里首次遇见阿波利奈尔时，他们二人在巴黎市内溜达了整整一夜。在圣日耳曼大街溜达的时候，一个人来到他们身边问何处有方便的地方。雅里从衣袋中拔出手枪，对准那位陌生人，命令他后退五米。来人退到五米之外后，他才告诉他该走什么路。

连发六枪，是雅里的戏剧作品中主人公于布的拿手好戏，而有关雅里玩弄枪支的故事也同样数不胜数。

一天晚上，雅里在莫里斯·雷纳尔家吃饭，毕加索的朋友雕塑家马诺鲁走到他的身边，只想同他认识一下，交个朋友。这一下惹雅里生气了，他命令雕塑家尽快离开那里，让他安静会儿。那位西班牙人仍然待在原地未动，雅里拔出手枪，朝窗帘开了枪。

另外一次，他在一家酒馆，坐在一位女士身边。不知出于何种神秘的理由，他对身边的一位消费者产生了反感，他站起身来，拔出手枪，朝一面镜子开了枪。突然间变得粉碎的镜子哗啦啦散落一地，在场的人们惊慌失措，乱作一团，而雅里却平静得如同未发生任何事一样。他重新坐下，转身对身边的那位女士讲：“好了，现在镜子碎了，咱们继续聊。”一天，他试图用手枪开启酒瓶盖，在他租赁房子的院子里开枪，惊慌失措的房东女主人喊道：“先生，快住手！您这样会打死我的孩子的！”

“那有什么关系，我们给您再生一个好了！”他强词夺理地辩解道。

一天晚上，他去观看一场音乐会。他身穿用纸做的衬衣，上面用中国墨画了一条黑色领带。在收票口，他的装扮引起了工作人员的不满，将他打发到音乐厅顶层楼座。当时他一声不响，未做任何反应。然而，当全场安静下来，乐队指挥已经准备好开始演出时，他突然站起来，大声喊道：“这真太令人愤慨了！怎么可以让前三排那些带着乐器打扰观众的人入场呢？”

1906年5月28日，在接受过临终圣事、起草完遗嘱之后，雅里给他最要好的朋友拉希尔德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应该得到休息的于布老头将努力入睡。他深信在人解体腐烂之后，脑子仍然在发生作用，而且他的梦想就是天堂。于布老头也许即将永远地安息了，在一定的条件下，他十分渴望重返三角坛。

第二天，他在原信上增加了以下附言：

我重新打开了昨天写毕的信件。大夫刚才来过，他坚信我得救了。

［摘自1987年发表的雅克-亨利·勒维斯克的《阿尔弗雷德·雅里》］

他的确得救了，雅里又活了近一年半。他每天去医生家就诊时，随身总带着两把手枪和一根包铅棍棒。他的境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悲惨：身上穿着他的朋友们抛弃的衣服，负债累累，遭受结核病的折磨。他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但又对所有人隐瞒。他在默默地等待着生命的结束。

1907年10月29日，当人们上去敲位于四层半的那扇门时，雅里不开门了。瓦莱特找人撬开门锁，看见作家躺在床上，已经动弹不得了。人们送他到了教会医院。在两天内，他不停地低声重复着：“我在寻找，我在寻找，我在寻找……”

大夫为他作了检查，病人出奇的平静。雅里面无血色，肝脏破裂，脉搏微弱，但不抱怨，也不呻吟。

1907年11月1日，他因患结核性脑膜炎，医治无效，离开了人世。他同时还有慢性酒精中毒，但这并非导致他死亡的原因。

雅里把他修建的三角坛作为遗产遗赠给他的妹妹。有人说（首先是马克斯·雅各布说）他将其手枪留给了毕加索。无人知道他的自行车——一辆用86法郎向他人购买的克勒芒96赛车的下落，直至去世时，他仍然未能付清这笔钱。

雅里英年早逝。年仅36岁的阿尔弗雷德·雅里没来得及在文坛上扮演应属于他的角色。他的放荡与他做的一系列荒唐事，构成了与他同时代的青年人能够读懂的语言。第一位理解阿尔弗雷德·雅里并懂得他的语言的人，便是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阿尔弗雷德·雅里是一位文坛上少有的奇才。他的任何行动，甚至他的全部恶作剧中都蕴藏着无限的文学内涵。

［摘自1975年出版的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令人心旷神怡的现代文学家》］

第二位是安德烈·布勒东：

……长期以来，人们比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走得更远，认为十分有必要严格地将生活与艺术区分开来。但从雅里开始，这一观点受到了质疑，最后终于从原则上彻底消失了。

［摘自1966年出版的安德烈·布勒东的《黑色幽默选集》］

阿尔弗雷德·雅里在日常生活中处处模仿被他自己定义为“完美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戏剧人物于布，而且他一直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于布那样的人，那么如何做才是对雅里的最好的纪念呢？

雅里的悲剧在于，其实他的坏名声来自一个冒名顶替：他并不是于布老头，而且从来都不是于布老头。

这部将他神圣化了的戏剧作品其实并非出自他的手。《于布王》实际上是一部集体创作的作品，而且可以说他根本没有参加该剧的创作。于布老头是法国布列塔尼地区雷恩中学的一些学生集体所为。他们创作这部戏的目的是嘲弄他们的物理老师——埃贝尔（）老头。这位老师毫无权威，学生们常常以在他的课堂上起哄为乐。雅里16岁来到该校时，此戏剧已经存在。当时的剧名为《波兰人》，署名作者是莫兰兄弟。雅里仅仅是修改了戏剧的名称与其中主人公的名字。主人公的名字于布（Ubu）无疑来自埃贝尔（），学生们常叫他hébée或者Eb，因而Ubu显然是从hébée演变而来。

剧中反军国主义的一场戏也许是雅里在原作的基础上增加的。但是“绿蜡烛”和“Cornegidouille”两部戏不是出自他的手。那段臭名昭著的头场开场白“他妈的儿！”更不是他所写。有夏尔·莫兰的证词如下：

我们当时都还是孩子。我们的父母绝对不同意我们使用剧中的言辞；那么我们别出心裁地想出在台词中插入许多的字母“r”。事情就仅仅如此而已。

［摘自1947年的《新评论》杂志中夏尔·莫兰的文章《从于布到海关职员卢梭》］

然而，多亏有雅里，于布才得以周游世界。正是雅里将《于布王》搬上舞台，最初将它搬上了雷恩中学的舞台，演员均为那里的学生。接着，其他地方也逐渐开始上演此戏，有的地方还把该剧改编为木偶戏演出。

《于布王》在巴黎上演之后，热烈的评论开始了。人们将它与莎士比亚、拉伯雷的作品相提并论。《诗歌和散文》向“这部滑稽可笑的不朽悲剧，一部天才的法国名著致意”。雅里去世很长时间之后，《法国行动》还对这部莎士比亚、列宁和前进中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式的讽刺赞口不绝。莫兰兄弟保持着沉默，他们不说话，也不发表意见，但在他们的心底深处，一定认为眼前发生的一切简直荒唐可笑。确实，他们一直为雅里在此事中扮演的角色——自封自己为该集体创作戏剧的惟一作者，有点儿愤愤不平，但他们没有揭露他。他们对所持态度的解释是：该剧的创作只不过是开个玩笑，是为了讽刺那个时代的人，特别是文学界的那些精华。这样的玩笑令他们开心。由于他们与同窗学友雅里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也知道于布这个戏剧人物对他的职业生涯初始帮了大忙，他们也为这一滑稽剧给他带来如此大的声望而高兴。最后，他们也同意雅里修改戏剧的名称，并将主人公与埃贝尔和雷恩中学联系起来。在该剧的两位作者看来，于布仍然是一个玩笑、滑稽剧，更准确地说，是一个骗局。

即使他是《受奴役的于布》或《戴绿帽子的于布》的作者，即使于布这个人物确实在雅里的作品中出现过，也不等于《于布王》就属于雅里。他的朋友昂布鲁瓦兹·沃拉尔德十分清楚在大战期间，他写过一部北欧传奇续集：《于布老头复生》，由鲁奥绘制插图。

这一窃取他人著作权的行为，对雅里的命运以及他本人的心理构成沉重的压力。有一次他在谈论作品《波兰人》时倾吐出自己的心声，但是鲜为人知：

人们用《于布王》将我压得无法翻身。这本来是中学生的一场恶作剧，并且不是出自我的手……我做过的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他们大家都用于布堵死了我的前进道路。我必须谈论他，模仿他，过与他一样的生活。人们想要的只是这些！

［摘自1947年的《新评论》杂志中夏尔·莫兰的文章《从于布到海关职员卢梭》］

瓦莱特与拉希尔德的女儿证实，人们从来都以“于布”称呼雅里，而从未听到人们以别的名字叫过他：

那似乎是一个面具，在我们家，作为家里人，有时他可以摘掉它。有时，我们大家也如同于布老头一样说话、行事。

［摘自1947年的《新评论》杂志中夏尔·莫兰的文章《从于布到海关职员卢梭》］

于布这个角色侵犯了雅里的生活与心灵。但他还是一直那样扮演着，无论他人如何叫他，他一概接受。他在生活的舞台上如同这个人物的模子，既像麦克白Macbetaff，莎士比亚戏剧人物——1379—1459年，英国上尉，英法交战期间，任法国诺曼底、麦那和安汝地区总督。、高康大Gargantua，拉伯雷剧作中的人物，胃口十分大。及波里西内勒Polichinelle，滑稽剧或木偶剧中鸡胸驼背、尖着嗓门说话的小丑人物。。在生活的重负下，他强打精神，挺直腰杆高喊“Merdre”，在上流社会的沙龙，他用寻衅闹事、蛮横无礼制造轰动。此类行为更多的是出于极端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好斗者软弱的表现。他的一生都如同在上演一出独幕悲喜剧。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一）立体主义的瓦解

这一天，在所有人心中都响起了一声晴天霹雳。

约瑟夫·戴尔泰Josepeil(1894—1978），法国作家。

于布缺乏理智。

20世纪也一样。它刚刚进入理性年龄，便把世界带入了战争。

1914年6月28日，弗朗索瓦-斐迪南大公倒在了塞尔维亚狂热分子的子弹之下。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7月31日，德国向法国与俄罗斯发出最后通牒。同日，让·若雷斯Jean Jaurès（1859—1914），法国政治家、作家，反对政府的殖民政策，反对战争。遭暗杀。8月1日，法国全国总动员。8月2日，法国军队在灿烂的阳光下走出了巴黎的军校和军营，一个个身挂头盔、枪系红花的士兵，在战刀、宝剑、刺刀发出丁丁当当清脆的撞击声中，在战旗的军乐队的带领下，雄赳赳气昂昂地沿着巴黎的条条大道，向各火车站进发。重骑兵、龙骑兵、炮兵、狙击兵和步兵异口同声地呼喊着同一个口号：打到柏林去！他们计划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到达那里，并且带着他们的战利品——凯泽Kaiser,1871—1918年期间的德国皇帝。以同样快的速度返回巴黎。

在巴黎，人们聚集在蒙巴那斯的各家酒馆里举杯痛饮，为获得胜利祝福。开战前夕，蒙马特尔的艺术家们，为躲避战火而到蒙马特尔落脚的人们，纷纷跟随毕加索跨越塞纳河到达左岸蒙巴那斯。于是，蒙巴那斯的瓦万大街取代了蒙马特尔的“机灵兔”，成为来自蒙马特尔的艺术家们最集中的区域。他们在塞纳河的右岸蒙马特尔山撒种，却将在蒙巴那斯收获。

丁香园酒馆不再组织舞会了，因为那里资产阶级化了。茴香酒从六个苏涨到八个苏。为避免遭受镇压，画家和艺术家们从山上下来以观形势的发展。他们推开门，进入位于瓦万大街两侧的两个较大的酒馆：多姆和罗童德。前一个酒馆比第二个早开张十五年。多姆酒馆有三个厅，供德国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人和美国人玩台球。罗童德占两大优势：一台老虎赌博机，一个朝阳的大平台。不久之后，他扩大规模，把隔壁的两家酒馆巴那斯和小拿波利丹吞并。艺术家们经常在这里相聚，为德国皇帝凯泽喝倒彩。

8月2日，瓦万大街同其他路口没有两样。只是在它的南侧，人们在组织欢送军队开赴战场的庆祝活动，罗童德内人群熙熙攘攘，而位于北侧的多姆却空无一人，德国人放弃台球桌溜了。从此以后，他们只能在国界线的另一侧耀武扬威了。直至那时，一直认为艺术没有国界的拙劣画家们，也悲伤地陪同他们的日耳曼朋友到纪尧姆皇帝召见他们的火车站去了。他们在群众的一片嘘声中走了，去了柏林或慕尼黑。

当时，社会各界都酝酿着狂热的反日耳曼情绪。艺术也无法逃脱这一法则。举办“熊皮”拍卖会的次日，《巴黎午时》发表了一篇反映人们共同思想的文章：

一些不受欢迎的外国人怪诞、滑稽而且丑陋的作品卖出了天价……这样一来，我们民族艺术中讲分寸、守秩序的优点将逐渐消失，塔奥塞tannhauser，德国诗人和作曲家。以及他的同胞们将会十分高兴，因为他们不需要再购买毕加索的作品，而是免费从卢浮宫博物馆搬走他们想要窃取的一切艺术品，而那些冒充高雅的意志薄弱者或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却无能为力，束手无策。毫无疑问，这些人有意无意地成了敌人的帮凶和同谋。

［摘自1914年3月3日《巴黎午时》］

阿波利奈尔此时表现出了他全部的能力。他猛烈攻击罗曼·罗兰以及所有只讲和平、不参与任何斗争的和平主义作家。他为倡导和激励人们“反德”的民族情感大声疾呼。《酒精》一书出版时，他敢肯定德国人已经在连一个马克的著作权都未付的情形下，将《酒精》中的第一首诗《地区》翻译成德文。他说：

他们时刻到处掠夺，不焚烧法国教堂的时候，就盗窃法国诗人的作品。

如果没有安德烈·纪德极力鼓吹法德和解，欧洲就不会有和平。是因为从未上过战场，安德烈·纪德才成为少数和解的鼓吹者之一吗？在很长时间内，无人听他的，那个时代的法国文学直至30年代一直深深地打着雷米·德·古尔蒙Remy de Gourmont(1858—1915），法国作家，象征主义批评家，评论作家。在19世纪末提出的狭隘爱国主义的烙印。

1917年，甚至发展到将科隆（德国城市）香水改名为卢万（比利时城市）香水、德国牧羊犬改为阿尔萨斯牧羊犬、柏林街改为列日（比利时省名）街、理查德·瓦格纳（德国作曲家）街改为阿尔贝里克-马尼亚尔（法国作曲家）。保尔·莱奥托愤愤不平地下结论说：“我希望在实现和平的时候，将它更改为胜利街。”

罗童德酒馆稍微有点儿出格：在这里，民族主义情绪没有其他酒馆强烈。部队在街头行进时，该酒馆的老板利比翁老头从早上起就在酒馆最里面给顾客们斟茶倒酒。他将长年存放在地窖里的陈酒也取出供客人享用。他穿一身很平常的灰色服装，一手掐腰，一手捋着他那八字胡须，看着部队沿着林阴大道向北走去。一些妇女在沿途的路边向年轻士兵们抛撒着鲜花。穿着黑色制服、红色裤子的军官们雄赳赳气昂昂地向大家行礼致意。各部队都唱着《马赛曲》。

路过罗童德酒馆时，士兵们的歌声更加高亢，更加响亮，歌词也变了。军队与路边看热闹的人们都向一些年轻人喝起了倒彩。其实他们也同样在为进军顺利干杯，但身穿的不是军装而是五颜六色的衬衣，肤色也与我们不同。莫拉斯用更加刺耳的嗓门喊道：“外国佬滚出法国去！”

一眼就看得出来，那些年轻人的确不是本土人：他们的口音、服装、行为举止、所做所想全部证明他们不是我们本土人。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自十分遥远的国家，而其他人与他们的习俗相似，大多数人不清楚他们到底从哪里来。他们都避开跟随部队的大量群众，有的站在人行道上，有的站在路边。

那一天，也有误会。外国佬们一个个躲进酒馆，藏在利比翁老头的幔帐后面，不是因为他们软弱无能，而是为了免受辱骂。他们不讲话，是因为他们得到他们中间的两位——意大利人利西奥托·卡努多和瑞士人布莱斯·桑德拉斯发出的命令：

法国的外国朋友们在法国逗留期间学会了热爱法国、眷恋法国，将法国看成是自己的第二祖国，并且深深地感到十分有必要向它伸出帮助之手。

无论在何处出生，凡在这里居住的无论是知识分子、大学生、工人以及一切健康的人，我们在法国找到了生存的手段，让我们联合起来，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自觉自愿地为伟大的法兰西做出我们的贡献吧。

他们之所以不讲话，是因为这一年的8月1日恰巧是星期六，他们在等待星期一到来时，去征兵站应征参军。

星期一到了。首先到达征兵站的是波兰人。他们近一千人浩浩荡荡地开赴圣多明我街报名参军。报名之后，他们手持登记证，涌向骑士广场购买上战场需要配备的军大衣、裤子、上衣和军帽。

仅仅几个星期时间，“洗衣船”的那帮伙伴们就永远地分手了，他们在蒙巴那斯的弟兄们也离开了培育他们的土地。他们都出发奔赴北方战场，为保卫将他们养育成人的祖国——法兰西去战斗了。当时在尼斯的阿波利奈尔在那里参了军。巴勃罗·毕加索在阿维尼翁火车站送勃拉克和德朗上战场。穆瓦兹·基斯林专门从荷兰返回法国来参军。布莱斯·桑德拉斯陪同他去，还有路易·马尔古希，奥西普·扎德基恩……

8月2日，秋季艺术博览会主席、开明人士弗朗兹·儒尔丹惊呼道：“立体主义终于彻底瓦解了。”这也许既不是参了军的莱歇、洛特、迪努瓦耶·德·塞贡扎克以及他们的同龄人卡尔科和马克·奥尔朗的思想，更不是拒绝参军的莫迪利阿尼和意大利—智利画家奥尔蒂兹·扎拉特的思想。迭戈·德·里维拉陪同布朗库西Brancusi（1876—1957），罗马尼亚的巴黎派雕塑家。、格里斯和毕加索留了下来。

藤田去了伦敦，后来又去了西班牙，最终返回了巴黎。帕森去美国之前，在英国逗留了一段时间。毕卡比亚与马塞尔·杜尚在他之前已经到达了美国。德劳内呢？他需要找个托词。有些人说他退伍是因为神经有问题。桑德拉斯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与他断绝了关系，于是他干脆和妻子索尼娅躲在西班牙和葡萄牙。

接下来的几天和几个星期内，蒙马特尔和蒙巴那斯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呢？大街小巷空空如也；由于宵禁，天一黑酒馆被迫关门；布里埃舞场被改造为军需仓库；到处一片凄凉景象，没有热烈的欢庆活动，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巴黎十六区区长、索邦大学的教授和语法专家费尔南德·布鲁诺从大学辞职，专心从事区里的工作，他组织向贫困的穷人舍粥。但留下来的画家们仍遭受着贫穷与饥渴的折磨。

“蜂箱”住宅被征用，供从香槟省流落来巴黎的难民使用。原来绿油油的草坪如今成了菜园，树都被砍伐当柴烧了。冬天的一个上午，夏天经常用水喷洒房客的那位看门人上楼进了夏加尔（夏加尔于大战前夕去了白俄罗斯的维特布斯克度假，没有能够回来，1923年才回到法国）的画室，将里边所有东西一搬而空。在确认全部绘画作品都进行过防水处理之后，他满意地下到一楼。手拿画家的作品，向他那间天花板已经严重破损的小屋走去。在手脚麻利地将那些破天花板拆除之后，用那些从天上掉下来的保护物——夏加尔的绘画作品，代替了刚刚被拆除的天花板。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一）战时的艺术家食堂

在蒙巴那斯我们有一些艺术家食堂，是它们使人们暂时地忘记民族的痛苦及其他。

马克斯·雅各布

巴黎处于战争时期，食品定量配给，巴黎正在遭受着贫困与饥寒的折磨。人们缺衣少食。大街上的路灯和汽车车灯黯淡。家家户户的玻璃窗户上贴着胶布，预防被敌机轰炸震碎。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片灰暗、平淡、乏味、毫无生机的气氛之中。人们必须适应新形势，接受新现实，养成新习惯。民众也开始缺少粮食，各个阶层的人们都深深地体会到了向来属于穷人的命运：生活仅仅是消化道，整天为吃饭奔波，但口袋中的钱也仅够NFDA4口：一份蔬菜牛肉汤15个苏一个苏相当于现在的五个生丁。，一份菠菜13个苏，一斤梨两个苏，一块巧克力一个苏……

战争中断了生活在巴黎的外国艺术家们的粮食供应。商人们离开了城市，画廊全部关门，从国外给某些艺术家的汇款无法进入法国，必须耐心等待许久方可获得一些冬天取暖用的煤球。罗丹本人不得不在病榻上挨冻，因为无人想到为他供应燃料让他早日康复。

然而，艺术家们之间互相帮助，这是老传统。从前已经有凯博特用为他们购买画布、组织展览会和送钱给莫奈、毕沙罗及雷诺阿的方式支持印象派。20世纪初，巴黎的俄罗斯人组织义演舞会帮助他们当中的穷人。1913年，萨尔蒙、比利和瓦尔诺在《诗歌和散文》杂志上宣布创建文学互助社，为无生活来源的作家们募集基金。从1914年起，马克斯·雅各布在他位于蒙马特尔的加布里埃尔街的住处经常写信给上了前线的朋友，向他们通报消息。他也经常收到前线的消息，然后他将这些消息转告在后方的所有朋友。1915年，诗人（马克斯·雅各布）也为在法国南方饥寒交迫，并且患结核病的意大利画家吉诺·塞韦里尼组织了捐款活动，并将捐到的款项汇给他。马克斯·雅各布的亲密朋友西班牙人奥尔蒂兹·扎拉特（同马克斯一样，扎拉特也曾经看见耶稣出现在他住处的墙壁上）也一样：当他发现莫迪利阿尼在画室失去知觉时，他毫不犹豫地打鼓集合朋友们将画家送往意大利的家中治疗。

在蒙巴那斯为艺术家们准备了一些食堂，由市政府给予补贴。玛丽·瓦西里耶夫在她居住的梅纳街也为艺术家们办了一家食堂。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那里经常能够见到长期居住在蒙巴那斯的艺术家、“洗衣船”的艺术家、接受捐助的人、战争期间乃至战后的许多显赫人物。

玛丽·瓦西里耶夫是俄罗斯人。在莫斯科结束绘画专业学习之后，到意大利逗留了一段时间，最后于1912年来到法国。她曾经短期跟马蒂斯学艺，后来在梅纳街开办一所绘画专门学校。尤吉·德斯诺斯曾经说：玛丽·瓦西里耶夫刚来到法国几个星期后的一天，她正在一条长凳上休息，不远处有一位穿着整齐、彬彬有礼、不引人注目的老先生时而拉小提琴，时而作画，而且手艺不凡，这引起了玛丽的注意。接着，老先生就向玛丽提出要娶她。他叫亨利·卢梭，比姑娘大40岁，是巴黎市商品入市征税处公务员。

玛丽·瓦西里耶夫没有拒绝他的求婚。她在他的帮助下从事绘画和雕塑，为朋友们提供慷慨的帮助，例如开办艺术家食堂，使处于困境的艺术家们能够在这战争年代起码保持免于过凄惨的生活。

有传言说1914年之前，俄国皇后经常给玛丽·瓦西里耶夫汇寄卢布，反对上述说法的人又说有人见到过她在慕尼黑散发共产党的传单。于是在战争结束时，她被怀疑在为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工作。

由于玛丽·瓦西里耶夫的食堂占地为私人地产，可以不执行夜宵命令，整个蒙巴那斯都知道她的食堂。艺术家们频频推门进入这个食堂，晚上的欢乐聚会可以大大冲淡白天盛传她有变节行为给她造成的强大的思想与精神压力。

玛丽·瓦西里耶夫食堂的墙壁上挂满绘画作品：夏加尔、莱歇、莫迪利阿尼；地上铺着略显破损的地毯；搁物架上放着许多玛丽·瓦西里耶夫制作，将要卖给服装师保尔·普瓦雷或者塞纳河右岸资产阶级的毡绒娃娃头；到处是不配套的椅子、开口裂缝的靠垫以及从跳蚤市场捡来的几百件旧物品。

吧台后，玛丽同一个女厨正在忙着为客人们准备饭菜。共有两个灶台，一个用煤气，一个用酒精。她们为每人准备一碗菜粥，价值十来个生丁，有时供一份甜点。最富有的人可以另加一杯酒、三枝普通香烟。

人们吃着喝着，弹着吉他唱着，有的人时而也背诵几首诗。他们使用的语言五花八门：用俄语聊天、用匈牙利语欢呼、用所有的语言讲笑话。当警报响起时，他们的歌声更加响亮，希望能够以此掩盖他们的恐惧心理和即将降临的危险。

次日白天，画家们到多姆或罗童德酒馆相聚。因为那里暖和，他们可以一整天都泡在那里。在这两家酒馆，他们可以设法偷窃到一天内还需要吃的东西。老板利比翁对他们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但从不做声。在战前，他的顾客常把碟子、餐具装进背包或口袋带走。艺术家们在绘画创作中可以把它们派上用场，所以利比翁从不干预，只有在两点上他十分严厉：在他的酒馆内禁止女士摘去帽子，禁止男子打开乙醚瓶或可卡因袋吸毒。其余方面，利比翁老头是个老好人的典范。他下令服务员不得要求顾客增加消费，因为在食品短缺时期，哪怕一小块奶油也许就是一个人一顿饭的价钱。为什么那里供应奶油咖啡呢？因为这是穷人家的日常饮料：一口气喝完不好，只能放在杯中慢慢品尝，不贵，还热乎。人人都可以在暖暖和和的酒馆里愿待多长时间，就待多长时间。老板利比翁甚至还到烟草店排队，为艺术家们购买他们自己无法搞到的香烟。他喜欢他们，千方百计地保护他们。他在蒙巴那斯的所作所为，正是弗雷德在蒙马特尔所为。

“洗衣船”的大部分画家和诗人都上了前线，留在巴黎的也都到利比翁酒馆去。原来在蒙马特尔一带居住和活动的艺术家们在利比翁酒馆发现蒙巴那斯艺术家的面孔，有些他们还认识。勃拉克、德朗、阿波利奈尔赴前方作战离开了巴黎，于是马克斯·雅各布、弗拉芒克、萨尔蒙和毕加索就成为大大缩小了的蒙马特尔拉维尼昂街阵线的代表。他们接触的以下艺术家即将控制瓦万大街，并且将它武装得与昨日的蒙马特尔山同样艳丽与同样富有：波兰人穆瓦兹·基斯林、日本人藤田、意大利人莫迪利阿尼、瑞士人桑德拉斯和立陶宛人苏丁……对仍然在巴黎的人、休假军人、退役军人、正在休康复假的军人来说，跨进罗童德酒馆的门，感到心情特别的舒畅，就好像将马恩战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东北部的马恩省境内进行的两个重大战役。战场上的敌人追击到了世界的边缘那样令他们痛快淋漓。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一）苏丁和莫迪利阿尼

我忍受着撕心裂肺的痛苦。

塞姆·苏丁

塞姆·苏丁来罗童德学习识字。当他的女教师要求他喝奶油咖啡振作精神，而他却无力支付时，总是利比翁掏钱。他以此方式参与推广普及法语的善举，同时也帮助了苏丁，后者恰好需要此类帮助。

塞姆·苏丁是所有人中间最可怜的一个：腹内饥肠辘辘，心情焦虑不安，各方面的苛求与挤压消耗着他脆弱的心灵。他周围以夏加尔为首的许多人十分憎恶他，他们谴责他性格阴郁乏味、行为举止野蛮粗俗。

苏丁在罗童德酒馆，就像中发着高烧的卡西莫多：在酒馆的尽头，一字一句地重复着女教师教他的词句。女教师很丑，他从不看她一眼。他身上紧紧地裹着一件破烂不堪的大衣，宽宽的肩膀托着一张普通的脸，低着头，下巴贴在脖子上，脖子缩在羊毛围巾内，闪闪发光的黑发上扣着一顶破旧的帽子，躲藏在耷拉着的帽檐儿下的目光灼灼逼人。苏丁东张西望，什么都看，到处看：那是为了看谁喜欢他，谁不喜欢他，谁坑害他，谁送给他奶油和香烟。他冻得要死，饿得要命。他说：“我整天忍受着撕心裂肺的痛苦。”他经常翻蒙巴那斯区里的垃圾桶，希望能够找到一些破旧衣服或鞋子换鱼或鸡蛋吃。

送饭给苏丁是给他最好的礼物。在餐桌上，他简直不是吃饭，他狼吞虎咽，嚼骨头、舔菜汤。整个脸，从前额到下巴都在吃，到处都粘满饭菜，用手擦抹之后，接着又用舌头舔吸手指，完全不顾生活中的起码规矩。

他喜爱漂亮房子，他也绝对不愿意将它搞脏。一天，他应邀到一个富有人家的私人官邸。在表示歉意之后，他离开餐桌，下到花园里找了一棵树，解开裤子对着树干就解小手。

有人问他：“为什么？”

他以令人恐惧的语气回答道：“您家太漂亮了，我不想把它搞脏……”

另外一次，他的一位画商请他到马赛的一家豪华饭店住宿。而苏丁消失了，躲进港口附近的一家为海员开的妓院过了一夜。

他喜欢拳击。一个强壮结实的运动员鼻青脸肿地被摔倒在地，引起人们的大声叫喊与咒骂时，苏丁经常不合时宜地狂笑不止。他的绘画作品过分雕琢、形象粗野狂暴、畸形过度，作品与他本人一样，十分粗俗野蛮。

他绘画不用新画布，而总是使用从克利尼昂库尔Clignancourt，位于巴黎北郊。跳蚤市场买来用面包渣制作的糨糊把旧画布上的画覆盖住，然后再用。画出的结果不好（这几乎是常事）时，他用刀把刚刚画完的作品撕碎。当他给别人看作品，而来人不大加赞赏时，他同样也把它撕掉。蒙巴那斯的画家们中间流传说：任何人不得批评苏丁的作品，否则，他就当场把它们撕得粉碎。

缺少原材料时，他重新捡回撕碎的画布，用针线重新缝好再用。无疑，画出的无论是脸面还是肢体全部是畸形。不知情的人正是从他的此类作品中发现了他这个天才画家，这是多么好的讽刺啊！

他从不去现代绘画作品展览会，而是整天整天地在卢浮宫他崇拜的佛兰德斯绘画大师以及库尔贝、夏尔丹、伦勃朗的作品前度过。他在伦勃朗的作品前停留的时间最长，因为他认为这位画家是所有画家中最伟大的。他学习给作品增加亮度，以此寻求他在日常生活中缺乏的光明与心灵开放。他时常低着头，目光总朝下看，双手插在衣服口袋中，不停地搜索散落在周围的烟头，目光在周围寻觅着还能啃的骨头、能喝的剩酒水、可供他创作画的细节或能够引他发笑的笑料。

如果罗童德酒馆的门一开，站在门口的是莫迪利阿尼，他会突然心花怒放，脸上绽放出鲜花般的笑容。他对学习法语心不在焉，眼睛时刻盯着意大利人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在酒馆的餐桌间。阿姆多与塞姆的性格脾气恰恰相反：他总是面带微笑，向这个那个不停地打招呼问好。他身穿紧身外衣、平绒坎肩，棉布衬衣束在里边，肩上长长的围巾在身后轻轻飘起。他相貌标致英俊，性格和蔼可亲，爱好消遣玩耍。

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在一个陌生人面前坐下，用长长的手指将面前的杯碟轻轻地推开，从衣袋中取出画板和铅笔，不征求对方的意见，就动手为他画像。仅用三分钟，他就画出一张肖像，签上他的大名，从画板上撕下那张纸，郑重其事地将它递给主人。

“送给您，请我喝一杯苦艾酒作为交换。”

他每天就是使用这种手段解决吃喝问题。

而苏丁可没有这么容易。他靠在火车站用车运送大木箱子维持生计。他完全同意莫迪利阿尼的意见：艺术家只应该从事艺术创作，只应该靠手中的笔生活。不过，莫迪利阿尼在大庭广众中宣传自己的观点，而他呢，只整天地嘀咕着这一观点，听众只有一个，就是他自己。

当意大利人莫迪利阿尼从衣袋中取出《神奇的喜剧》（他时刻将此书带在身边)，向所有在场的消费者朗读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意大利诗人，《神曲》的作者。的作品时，立陶宛人苏丁正在心急火燎地匆匆忙忙赶回家读波德莱尔的作品，然后独自一人去科洛纳音乐会，那里的古典音乐使他心醉神迷，沉浸在无限美妙的心境之中。

苏丁从不给他人任何东西，因为他一无所有。莫迪利阿尼也只有他的绘画作品，但蒙巴那斯的一半人都拥有他的作品。因为他不是以画换他人的酒喝，就是慷慨地将他的作品免费送人。有时，他也卖，但每幅画只卖几个苏。他的慷慨大方是传奇式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安德烈·萨尔蒙讲述说他第一次在戈多德莫鲁瓦街的一家咖啡馆拜会毕加索时，意大利人莫迪利阿尼就把身上仅有的一点儿钱给了他。

莫迪利阿尼的衣服破旧，但看上去仍然像个王子：他每天刮胡须，每天洗澡，哪怕没有热水，用凉水他也必须洗。苏丁呢？时常浑身脏兮兮的。一天，一位医生竟然在他的右耳朵中发现了一个虱子窝。

没有女人喜欢他，他很腼腆，丝毫不懂得如何讨好她们。在维尔诺时，一位犹太资产阶级年轻姑娘爱上了他。她邀请他会见她的父母。同平时一样，苏丁仍然表现得高傲自大，目中无人。席间，西红柿汁、鸡蛋黄甩得墙壁上、地毯上到处都是。姑娘的亲人们原谅了他，认为艺术家不懂得礼仪规矩，但他有其他人没有的才能。

全家人在等待他向姑娘提出求婚，而他做何反应呢?他挖空心思寻找该使用的词汇与该做的动作，但无能为力，始终找不到任何感觉。人家暗示他，为了他能够更快更好地理解他们的意思，姑娘的父母为未来的夫妇买了一套房子，并且领他去看。苏丁只说了句：这不错，很漂亮。不过此时他终于明白了他们的用意，但求婚的话始终说不出口。回家之后，姑娘终于决心放弃苏丁，另选他人。

后来，苏丁战胜了他的腼腆。一次，他单独与一位女服务员在一家旅馆的房间里。他竟然敢于上前拉她的手，用拇指轻轻地抚摩她的手掌。他感觉不错，两眼露出快乐的神情，终于说了句恭维的话：“您的手软绵绵，光滑得像碟子！”

在巴黎，他也逛妓院。他每次都是局促不安地坐在等候室的红丝绒凳子上等着，女老板拍了拍巴掌，进来六个女人，苏丁看也不看她们中最漂亮、最迷人的女人，随便抱走的偏偏总是与他的绘画作品中的人物最相似的一个：她们个个披头散发，面部畸形，由于饮酒过量而皮肤潮红、委靡不振。

莫迪利阿尼却非常受女人青睐。她们被他的美貌与热情吸引，他身上的资产阶级风度得到大家的公认。他有一个儿子（他从来没有承认过），是他与一位加拿大女大学生西蒙娜·迪鲁幽会的结果。她仍然爱着他，她给他写过一些十分令人感动的信件：

值此新年之际，我将自己心底深处的温情寄给您，愿新的一年成为我们之间从思想上和解的一年……您的儿子就是我的一切，我经常抚摩着儿子的头发誓，在我的思想上从未有过任何坏念头，从来没有。我太爱您了，我太痛苦了，这是我最后的恳求……我求您正面看我一眼。我痛苦之极，求您给我一点点安慰吧！您的哪怕是少许爱情，就能够把我从痛苦中拯救出来！

［摘自1961年出版的让娜·莫迪利阿尼的《平凡的莫迪利阿尼》］

然而，莫迪利阿尼真正爱着的是一位英国女诗人、英国一家报社驻巴黎特派记者。她有一双绿眼睛，十分漂亮、标致，时常穿黑色连衣裙，头上的那顶帽子非常引人注目，从上至下装饰着她情夫送的礼物；喝威士忌；热情洋溢、富有、文化知识丰富；会弹钢琴；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1888—1923），英国女作家。的朋友。在那个时代，她是一位不太称职的煽风点火派人物：她为堕胎辩护。

她带着其情夫居住在蒙马特尔。他们公开相互打骂，公开疯狂做爱。莫迪利阿尼心中十分嫉妒。他们在多姆和罗童德酒馆、在巴迪家和罗萨利家，都动辄打架、殴斗。莫迪利阿尼吵架时嗓门很大，特别是有人在起哄时，他变得更加疯狂。在大街上有时也扯着破嗓子唱歌，在人行道上拉着过路人跳舞。有时他还睡在垃圾桶内，清晨被清洁工赶走。

苏丁恰恰相反，必须给他灌10杯酒他才能够有点儿失控，才能同意站起来，迈上几个笨拙的舞步。他用犹太人的意第绪语唱两首歌曲后，接着坐下就号啕大哭起来。

阿姆多·莫迪利阿尼逐渐地消气了，他笑，像个孩子似的笑得前仰后合，笑得直不起腰来，接着变得既悲伤又痛苦。接着回家去抱头大睡，慢慢地回味刚才发生的一切。

如果过一会儿，阿姆多要求苏丁再唱，他一定回答说不会。

“那么，讲意第绪语的歌词吧！”

“我不会。”

“可是，昨天你……”

“你听错了。”

“你叫什么名字？塞姆，这不是生活的意思吗？”

“我忘记了。”

他完全忘记了。他发誓说他根本不会讲意第绪语，并且发誓说他对以前的生活毫无兴趣。他看不起他的家庭。

莫迪利阿尼是南方人。意大利的太阳比俄罗斯的月亮更加具有约束力，而且祖籍地中海边的犹太人受到了各种世界美的熏陶。阿姆多·莫迪利阿尼是犹太人，他想让人们了解这一点。有时他会挥舞拳头同反犹太分子打起来。他永远忘不了自己是意大利人。在巴黎，他时刻惦念自己的国家意大利，在意大利的里窝纳意大利的一个港口城市，阿姆多·莫迪利阿尼的故乡。时，反过来时刻想着返回法国。他常说在意大利他可以得到恢复，重新获得力量。然而，只要他在意大利拿起画笔，心里就十分难过。令他难过的不是别的，是惦念着法国巴黎的蒙马特尔。

当他决定放弃学业，全身心地投入绘画时，无任何人阻止他。1902年，他注册到佛罗伦萨自由裸体画学校及他后来注册威尼斯美术学院时，全家都支持他。1906年，得到父母的同意后，他带着母亲积蓄下来的一小笔钱来到巴黎。他多次回到里窝纳。莫迪利阿尼从来没有违背家里人的意志从事绘画或雕塑。

苏丁小的时候生活在明斯克附近的一个犹太人区。父亲很穷，靠为他人缝补旧衣服度日。苏丁是他的第十个孩子。父亲发现他学习绘画时，动手打了儿子。他的哥哥们也持与父亲相同的意见，一致反对他绘画。父亲的心愿是希望塞姆当鞋匠。16岁时，他竟然违反“法律”为村里的犹太人教士画了一幅肖像。惩罚立即降临到他的头上：被狠狠地打了一顿之后，关进村里肉店的冷库。为了避免出现悲剧，肉店老板给了苏丁25卢布。苏丁正是用这笔钱去了明斯克。在那里，他边在照相馆当底片修理工，边上绘画学校听课。年轻的塞姆正是在维尔诺美术学校遇见了基科因和克里迈尼。多亏了维尔诺市一位医生的慷慨资助，他才得以来到巴黎。当时，他基本还未读任何东西，而莫迪利阿尼已经读过著名作家马拉美和洛特雷阿蒙Lautréamont（1846—1870），法国作家，被视为超现实主义的先驱。的作品，并且已经在他家的书柜里发现了德国哲学家尼采，意大利作家丹农齐奥，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和俄罗斯革命家、地理学家克鲁泡特金以及其他作家的著作。他的哥哥是一位社会党斗士，在当选为议员之前曾经被捕入狱。而苏丁家却无人从事政治。

直至1922年巴恩斯到之前，苏丁一直处于生活的贫困、思想的苦恼之中。而莫迪利阿尼在家庭的大力支持下，思想已经受到了多方面的启发。

莫迪利阿尼1906年首次来到巴黎时，直接下榻在玛德莱娜大教堂附近的高档宾馆，接着开始在科拉罗西学校学习绘画。一天，他从住处出来快速经过“洗衣船”走廊去另外一个房间时，在勒比克街口发现一个简陋的仓库，于是将它租下做了画室。1909年，母亲给他的钱花光了，而他在蒙马特尔未能取得成功，他失败了。然而，他并不后悔。最重要的是他在此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能够全身心地投身于自己喜爱的艺术。

莫迪利阿尼很勇敢。大战爆发时，他曾经想过要参军，是军事当局拒绝了他的要求。在一段时间内，他极度灰心与失望。但这并不妨碍他继续表达强烈的反军国主义思想，他还为在蒙马特尔街头辱骂塞尔维亚士兵而挨了一顿打。

苏丁呢，他什么都怕，甚至害怕管理部门雇员同他讲立陶宛公务员的反军国主义情绪。他的胆小竟然到了在去官方柜台办事时也必须有一个人陪同的地步，理由是预防临时发生一些事，而他无力应付。

他的朋友很少。他和基科因在同一座城市出生，二人均在明斯克学过绘画，他们一起从维尔诺来到巴黎，他们住在同一个外国艺术家居住的居民区，但他们却相互不说话，老死不相往来。塞姆生他的同胞基科因和克里迈尼的气，后者自称与他是死对头。

大家都认识莫迪利阿尼。1907年，即他定居巴黎一年之后，他认识了大夫保尔·亚历山大。此人是他的首位资助人，也是首批供应他印度大麻的人之一。亚历山大大夫在德尔塔街购买了一座房子，贫困的艺术家们常去他那里，其中有：格莱兹、勒·福柯尼埃、雕塑家德鲁阿德和布朗库西。莫迪利阿尼的绘画作品都放在他那里。保尔·亚历山大为他当模特儿，购买他的大量作品，并且说服他参加1908年的独立派画展。

阿波利奈尔曾经帮助他出售作品。他的另外一个朋友马克斯·雅各布同保尔·纪尧姆认识。于是马克斯把纪尧姆介绍给了莫迪利阿尼。纪尧姆后来成为他的第一位画商。莫迪利阿尼同马克斯谈论宗教信仰和犹太教，并且将他亲笔题词“赠给我亲爱的兄弟”的肖像送给马克斯。

他与弗朗克·哈维朗也有联系，后者还将自己的房子供给他绘画用。

正是莫迪利阿尼帮助安娜·阿赫玛托娃了解了巴黎。他也常常与她一起背诵诗词。

他处处保护蒙马特尔山的朋友郁特里罗，他觉得同郁特里罗的关系比同毕加索的关系更加密切。

苏丁也是他的朋友。莫迪利阿尼时常将这位朋友置于他的羽翼下，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他。正是他教会苏丁：闭上嘴巴咀嚼食物、不吃他人碟子里的东西、在餐馆睡觉不要打呼噜。对于苏丁来说，莫迪利阿尼是他的兄弟。苏丁对他感激不尽。

这两个人是如此的不同，但是又有一些坚实的、不可动摇的因素将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莫迪利阿尼与苏丁一样经常毁坏自己的作品，无论是绘画作品还是雕塑作品。在里窝纳时，莫迪利阿尼动辄把许多块卡拉纳大理石扔进市内的运河。

他们二人一直有着获得独立的共同意愿。他们不参加任何派别，既不抱“洗衣船”的粗腿，也不投靠意大利未来主义者（莫迪利阿尼拒绝为他们提供担保）；他们既不属于野兽派，也不属于立体派；他们既未上马蒂斯的绘画学校，也很少去位于弗莱律斯街的斯坦兄妹家。他们要自由，于是他们远离所有的派别。

他们二人同毁坏其身体的共同敌人作斗争。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在童年就患上了肺病，由于后来不停地饮酒与吸毒，天长日久，肺病转为结核。而塞姆·苏丁有绦虫和胃疼，由于营养不良，最后转为胃溃疡。意大利人（莫迪利阿尼）常常一阵一阵地剧烈咳嗽，喘不过气来；而俄罗斯人（苏丁）不断地服用大剂量的铋剂，也只能稍微缓解一点儿疼痛。最后，二人都各自遭受着自己悲惨命运的折磨。大家都知道苏丁的悲剧源于他童年时的悲剧。只须看着他在街上走路的样子：弯腰驼背，双手插在破旧的大衣口袋里，就足以知道他的历史给他造成的负担有多么沉重。

阿姆多·莫迪利阿尼时刻用他的富有和精神抖擞的外表掩盖着他的悲剧。其实他是靠酒精与毒品来麻醉自己。然而，无论金鸡纳酒、葡萄烧酒、度数最高的黑啤酒，还是柠檬橘子酒，无论印度大麻还是可卡因都不能欺骗苏丁。他清楚阿姆多·莫迪利阿尼要战胜的是什么痛苦，他清楚阿姆多无论在女人的怀抱还是在吧台，他往肚子里咽的是什么样的泪水。他之所以对此十分清楚，是因为在世纪初，他们二人同住在法尔吉埃街居民区。那时的莫迪利阿尼在同病魔作斗争的同时，也同自己作斗争，只是为了实现心中挥之不去的惟一梦想：不从事绘画，而从事雕塑，只从事雕塑。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一）玫瑰别墅

叙尔瓦日：“你为什么给我的肖像只画一只眼睛？”

莫迪利阿尼：“因为你总是用一只眼看世界，用另外一只看自己。”

在法尔吉埃街居民区的院子里，藤田、布朗库西、苏丁及立陶宛雕塑家利普西茨正在看莫迪利阿尼雕刻他的石头。意大利人手拿锤子和雕刻刀在长长的石块上敲敲打打，他正在雕刻的是一些头和女像柱。这些是将用于装饰“美神庙”的“温情柱”。他的周围，既无酒瓶，也无酒杯，因为来到巴黎三年之后，阿姆多很少喝酒了。当时他还未发现印度大麻的“好处”，不幸的是他后来发现了。吸了大麻后，他就能够设计出色彩特别的成套作品。因为雕塑才是他的真正喜好，绘画并非他的最终目的。

意大利人看看太阳，接着又敲打起来。石头散发出的灰尘钻进他的喉咙，下到他的肺部，他咳嗽起来。他敲打一会儿，就咳嗽一阵，如此周而复始，他只好停下，灌满喷壶，喷湿正在雕凿的石料。接着又敲打，又咳嗽。只好扔掉工具，蹲下身子，用手捂住嘴巴，最后被迫放弃工作。

由于没有足够的钱购买需要的石料，他去正在修建新蒙巴那斯大厦的意大利石匠工棚寻找石灰岩料。如果他们不给他，他就叫几个哥儿们等到夜幕降临时，推着手推车到空无一人的工地偷。有时，工地正在施工，他们无法下手，这帮人就下到地铁内偷窃地铁轨枕，并且迅速运回玫瑰别墅院子里。晚上，莫迪利阿尼和布朗库西一起批评罗丹，谴责他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制作模型，而且到处都是堆积如山的泥土。他们认为选择人体模特儿更加自然，说罗丹学究气过重，而他们更喜欢自由，更喜欢黑非洲艺术的创造性。莫迪利阿尼的作品中长长的畸形脸盘反映出了黑非洲艺术对他创作的影响。(图45)人们从他的作品中看出他受到了托卡德罗人种博物馆展品的启发。在马蒂斯、毕加索、弗拉芒克和德朗的作品中，早已出现了这种艺术的痕迹。1914年成为莫迪利阿尼画商的保尔·纪尧姆在他位于米罗梅斯尼尔街的画廊中展出了一些作品，这是法尔吉埃街居民区的房客十分熟悉的一些原始作品。乔治·夏朗索尔介绍说：有一天，他在弗朗西斯·卡尔科的陪同下去他的店铺里，他看见保尔·纪尧姆拿起一个刚果的雕像，蹲在尘土里用力摩擦。卡尔科要求保尔·纪尧姆解释是何用意。

“这很简单，这样一来，看上去它的年代更加久远。”他毫不犹豫地回答。

在1909年至1914年期间，莫迪利阿尼从事石雕创作，罗马尼亚人布朗库西做他的助手。布朗库西于1904年从布加勒斯特徒步来到巴黎。他的父母是贫苦农民，他九岁离开家乡，离开父母，自己学会了念书识字，然后自己购买了工具，开了创作作坊。与藤田、扎德基恩或利普西茨一样，在乔治·夏朗索尔看来，阿姆多只是一个雕塑家。他们见过他用蓝铅笔画的许多素描画，但任何人未看见他拿过画笔。尽管贝阿特丽斯·哈斯丁1914年在《新世界》(the New Age)上发表了有关她的情夫莫迪利阿尼的数篇文章，她在每篇文章中都暗示到他的绘画，但他们仍然认为他不是画家，是雕塑家。他的女儿让娜也确认了这一点：

爸爸的首要天赋是雕塑，他从孩童起就喜爱雕塑，可以说他天生就是搞艺术的。

［摘自让娜·莫迪利阿尼的《平凡的莫迪利阿尼》］

莫迪利阿尼的悲剧正来自这里：战前不久，他放弃了这一天赋，因为石料过贵，但作品售价不变。他如果不吃饭，或许能够允许他继续其创作。尤其是雕刻产生的灰尘直入肺部，他经常是边敲打，边咳嗽。有一次，一位朋友发现他躺在雕塑作品旁边失去了知觉。意大利的里窝纳或别处的充足阳光，对他也无济于事。正是他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继续连做梦都想着的雕塑创作。

于是，他被迫放弃雕塑而从事绘画创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以及战后的作品中都带有他这一未了心愿的痕迹，它们似乎是画布上的雕塑作品：形态纯粹、面庞和身段修长、手臂与脖子细长，这一切都十分奇怪地令人回忆起他在1906年至1913年间雕刻出的头像。

那一年，莫迪利阿尼离开了法尔吉埃街，迁到拉斯帕伊大街。他在一个院子里觅到一处作画室：一座玻璃建筑，风雨与寒气都可以从四面八方的缝隙中穿堂而过。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在那里生活，在那里作画和朗读但丁的诗词作品。在屋子里被冻僵时，他就到那些他曾经为其画过像的富有艺术家们的家中避避风寒。这样他可以一举两得：既有一个栖身之地，又可以用这些艺术家的材料为他们画像。他为弗朗克·哈维朗、莱昂·安当博姆和雅克·利普西茨及他妻子画的那幅画，就是这样创作出来的。同往常一样，他只用了一次就完成了这最后一幅画。但利普西茨坚持说此画没有结束。阿姆多反驳说如果继续画下去，会将一切都毁掉。利普西茨毫不让步，然而他的目的并非强迫画家继续画，而是为了要多付给他钱。莫迪利阿尼在其匿名资助人的意志面前屈服了，让步了。利普西茨和他妻子的画像，是莫迪利阿尼少数几幅不是一次性画完的作品之一。

每次在工作期间休息时，他不停地喝酒，并且不停地吸毒，从吸印度大麻过渡到吸可卡因。有一天，他的朋友交给他点儿钱，让他去为大家买一些可卡因，而他回来时，“精神特别愉快，因为他独自把为大家买的全部吸光了”。他花起钱来毫无顾忌，但他人非常好。批评人丝毫不顾情面的弗拉芒克可以证实，他说：

我非常了解莫迪利阿尼。我认识饿肚子的他，认识喝醉酒的他，也认识仅有几个钱的富有的他。但无论在任何境遇中，他都不乏慷慨大度与崇高伟大。我从未在他身上发现任何卑劣的思想与行为，但我见过他发怒，当他发现自己十分鄙视的金钱具有强大的力量，而他本来具有的坚强意志与傲慢态度有时也不得不在金钱面前投降时，他发火了。

［摘自莫里斯·弗拉芒克的《去世前的画像》］

罗萨丽是第一位承担艺术家（莫迪利阿尼）挥霍无度费用的人。这位意大利女人过去在蒙马特尔做过艺术家们的模特儿。后来她在第一战役街的一家旧乳品店开了一间小小酒吧，满满当当也只能容纳25个客人。战前，罗萨丽常常为酒吧的常客们做意大利的博洛尼亚面。这些常客有：修建新蒙巴那斯区的砌石工人，身无分文的画家和从附近旧马厩钻过来的耗子。顾客源基本稳定，如果来了动物消费，价格不变，如果嫌不合适，就请到别处去。罗萨丽很有头脑，她以自己的方式行事。她手疾眼快，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既时刻操心炉灶上的饭菜，同时还用母性的目光照顾着四张桌子，如今被她称为餐馆；凡有人敲门，她去开；来人打搅了她，便立即关上；她接待所有穷人，而拒绝那些因为价格不贵来占便宜的吝啬人和装扮成美国人的赶时髦的人。

在常客中，她对从巴黎南阿格耶来的一只狗特别有感情。她认识这只狗，也认识了其主人。它的主人是个修理桌椅的工人。一天，狗拉着一辆小破车，其主人在后面推着，来到了她的酒吧。这位修椅子工花了四天时间，修好了酒吧里的所有椅子。他的狗也很好地利用了这段时间，走的时候，它的肚子吃得圆圆的。从那以后，它只要饿了，就一路嗅着走着，独自返回巴黎。吃饱后回去，饿了再来。如此重复往返，持续了十二年。它无疑最忠实于同莫迪利阿尼一起生活的罗萨丽。

罗萨丽和艺术家莫迪利阿尼之间有着一种特别的友谊：他们相亲相爱，也不断相互争吵。她谴责他喝酒过量，而他还要喝。他们俩大声对骂，是酒吧客人们最大的乐趣。大吵大闹之后，一切如故，但盘子碟子全部报废了。在气得发疯的时候，画家摘下挂在墙上的画撕得粉碎。次日他万分懊悔，再拿来一幅新的挂上。也许他接着又将它撕毁。在他们之间，这似乎只是一种玩笑、一种游戏。郁特里罗来时，情况会变得更加糟糕。这两个酒鬼一起散步被警察带走的情形并不少见。在此类极端时刻，警察局扎马龙警长必须出面干预。

扎马龙警长是艺术家们的朋友。他在巴黎警察局负责和外国人有关的事务。他办公室的墙壁上挂满艺术作品：苏珊·瓦拉东、莫迪利阿尼、苏丁、基科因和他特别喜欢的郁特里罗的作品。

一旦有画家陷入贫困，扎马龙警长就出面帮他。他不上班时，人们去多姆或罗童德酒馆找他的朋友。他经常为他们辩护，而反对巴黎的一个警察德卡夫。德卡夫也是艺术业余爱好者，但他只会给瓦万街的画家们制造麻烦。他用自己的服务换画家的作品。有时他也买，但只付订金，要画家们到警察局要剩余的部分，自然任何人都不会去要。

莫迪利阿尼离开警察局，去这些家、那些家、多姆、罗童德或罗萨丽家。有时，他沿着蒙巴那斯公墓的墙根一直走到一座小房子，沿着楼梯上楼。他在一扇门上轻轻地敲了几下，一位年轻妇女开了门。这是爱娃·古埃尔。

她脸上抹着厚厚的脂粉，极力掩饰她苍白的脸色，她患有结核病。她想对其情人——毕加索掩盖她的痛苦。长期以来，她一直害怕他抛弃她。但毕加索却一直忠实于她。他陪同爱娃看医生，陪同她去医院。世界大战刚开始的头几个月，他们俩是在法国南方度过的。他们很少离开他们居住的那条街。在酒馆里，毕加索经常遭受休假士兵的辱骂，他们不明白这位身强力壮的男人为何不上前线去，他一定是贪生怕死的懦夫。

毕加索画室的窗户正对着蒙巴那斯公墓。相当大的房间内摆满画板、颜料和画笔。为避免在战时原材料缺乏，画家的储存充足，沿着墙根一字摆放着四五百块画布。毕加索从事贴纸画需要用的各种各样的纸张，将地面覆盖得严严实实。

他不停地画，不仅因为那时他的作品更加接近黑非洲艺术而非立体艺术，而且那些物品、椅子、墙壁都还是光秃秃的……他无法忍受任何原始的空间。

他身穿运动短裤，背靠窗户，脸拉得老长，显得十分忧愁。不是因为战争，除向朋友探听新闻消息之外，他从来不谈论战争，而是因为爱娃，他为爱娃的身体状况苦恼。

莫迪利阿尼到达时，他正在仔细地看着邮递员刚刚送来的一封信的信封。他用吃惊的目光瞅了一眼来人。意大利人毫无表情，毫不激动。他平静地叙述了他到这里之前，在夜里做了些什么。毕加索心不在焉地听着。爱娃冲到房间最里面躲藏起来。

两位画家交流着各自听到的新闻：卡恩维莱在瑞士；罗森伯格兄弟购买立体画；格特鲁德·斯坦和阿丽丝·道格拉斯回了英国，接着又去了帕尔马群岛；弗拉芒克白天在一家兵工厂制造炸弹，晚上写中篇小说。

毕加索特别指出：“马克斯·雅各布始终搞不明白为军国主义流血流汗、为他们卖命的人怎么能够成为反军国主义者。”

“他是被征兵征去的。”莫迪利阿尼辩解道。

谈话到此中断。阿姆多·莫迪利阿尼不知道他的激情恰好勾起了西班牙人毕加索的心思。正在准备飞黄腾达的毕加索，已经忘记了“洗衣船”时代他自己的放荡生活。阿姆多同样也不知道几个月之后，在一次轰炸中，由于缺少画布，但又十分渴望作画，毕加索竟然将意大利画家的一幅作品覆盖，在上面绘制一幅静物画。

莫迪利阿尼来了十分钟之后，这两位男人之间已经完全无话可说。莫迪利阿尼转身离开毕加索的画室，下了楼梯，消失在院墙围栏之外。

毕加索接着看那个在意大利人来之前他收到的信的信封。那是一个已经使用过的信封，这是写信的朋友勤俭节约的一贯做法。这是他的一位最忠实的朋友。诗人的形象出现在毕加索的脑海中，他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这位朋友是那么文雅讲究，那么会打扮，那么与众不同，那么难以捉摸；他热情得如同一位神甫，他的表演才能如同一位教皇，幼稚得如同一个孩子，而如今却脚踩冰雪，手捧泥浆，在制造炮弹！

他拆开信封，将全部身心都沉浸在阅读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信件之中。那封热情洋溢的信件，充满了作者对军事生活赤诚的爱。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一）女人和炮兵

啊！我亲爱的心肝宝贝，如果我在前线牺牲，你终将有一天为我哭泣。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阿波利奈尔参军了，诗人要去打仗了。他枪尖上的光荣花比其他人的更加挺直。为保留住在无国籍士兵光荣榜内的位置，他必须抹掉人们记忆中的一张照片，即发表在1911年秋天的报纸上，他戴着手铐被带往监狱路上的照片。他的最大愿望就是被接待他的国家承认他为它的永久性公民，于是那张照片就成为他莫大的耻辱，他必须彻底洗刷掉这一耻辱。

他并没有如他期望的那样很快上前线。虽然他有着良好的愿望，但碰上文牍主义的烦琐手续使他寸步难行：他在罗马出生，母亲祖籍波兰，父亲不明。此类家庭状况值得认真考察。报名参军者大有人在，被拒绝率很高。

在领导当局研究做决定期间，阿波利奈尔去尼斯会见他的朋友们。

到达尼斯三个星期后的一天，他在尼斯老城的一家餐馆用餐。他被邀请到临餐桌就座，恰好那里有一位30岁的年轻妇女十分引人注目。没用一会儿工夫，诗人便忘记掉阿妮·布莱登和玛丽·洛朗森。她背叛他之后，与同她结婚仅仅六个星期的丈夫奥托·翁·维特热去了西班牙。

重新点燃了他心中烈火的这位女郎活泼、漂亮，有着褐色头发，她善于见机行事、口齿伶俐，在宾客与水晶酒杯之间应付自如，“既胆大心细又轻浮放纵”。她的目光热情奔放、精力充沛，但无用武之地。卑躬屈膝的童年使她窒息，23岁结婚，又迅速离婚，有点儿特殊的姓名明显地带有女冒险家的味道——路易丝·科里涅-夏迪翁。她一方面当义务护士，另一方面在高度解放的放纵女性的道路上放任自流。阿波利奈尔看在眼里，喜在心头，激动得热泪盈眶。

他们初次会面的第二天，阿波利奈尔迫不及待地向她宣布了他热烈的爱慕之情。五天之后，他让人把他所有的作品寄给她，并且向她允诺专门为她一个人写一本书。接着俗气地邀请她同他一起单独散步。从这一刻起，他成为她的“终身奴仆”。

很快，他们就开始在大烟馆幽会。后来逐渐发展到去餐馆、海边、荒无人烟的海滨以及除饭店之外的任何地方会面。每当阿波利奈尔想推开一扇门，路易丝总低声嘀咕说他们是朋友，他们应该待在外面。当她长长地躺在烟榻上，口中叼着大烟枪的时候，她让他拉着她的手，并给她一些许诺。后来当了炮兵的阿波利奈尔常常回忆起那些美妙的情景：

我多么渴望咱们俩能够单独躺在我小小的办公室里的烟榻上，让我好好地抚爱你啊！……

［摘自1956年出版的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写给路易丝的诗》］

吸毒结束后，他们手挽着手，或许还有进一步的行为，但无论如何，这远远不够。尤其是当这位年轻女子承认她的爱和她的心已经有一半交给了一个外号叫“嘟嘟”的炮兵的时候，阿波利奈尔的渴望愈加强烈，他问：

“那又有何妨？”

“没有什么，我也给其他人。”

“那么好吧，来吧。”

“不，不行。”

他们就这样过了两个月之后，阿波利奈尔精疲力竭，再也无法继续坚持了。他加紧办理参军的手续，为出发做着一切准备工作。此时，路易丝让步了。他们爱得十分疯狂，以至于几天之后，阿波利奈尔恋恋不舍，甚至曾经产生过后悔参军的思想。战争爆发时，有朋友曾经建议他逃到瑞士去，但他拒绝了。他被调到尼姆，他同意去，然而是违心的。

第二天，路易丝来到军营门口。她要求见炮兵38团78连的第二炮兵驾驶员纪尧姆·科斯托维斯基Kostrozky，阿波利奈尔原来的姓氏。。

他出来见到她。

他们去了旅馆。

他们在那里度过九个夜晚。

然后，阿波利奈尔开始上课了。

他发现了训练、烧饭和集合点名的乐趣。他开始学习骑马，屁股骑疼了。他也有烦恼事：缺钱。他蓄起了胡须，这是要求。在他给心上人的信件中，在向她表达热烈爱情的同时，也丝毫不掩盖他士兵生活中的任何细节。他请她不要担心，战争进行最长一年，如果毕卡比亚的话可信的话，或许还可能更短。因为在全民总动员之前五个月，他已经预测到战争的爆发，并且说战争将在2月份结束。阿波利奈尔是个非常信赖法国的爱国主义者，他说：“法国的价值与法国的力量一定取胜。我们都是男子汉，而其他人，即使算数，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些黄油。”

当路（路易丝的昵称）不很快（最多三天）给他回信时，炮手很失望，唉声叹气，写信给她回忆他们深深相爱的那些晚上。当然，也不是时刻相爱，有时他也用皮带和马鞭威胁她……

她在给他的回信中说，她把他的信件捆绑起来，给它们“戴上手铐”。

他呢，他也不反驳她。他将毕加索为他画的肖像寄给她。

1915年1月1日，他获得两天的许可到尼斯看他的路易丝，他们度过了两天最幸福的床上生活。在从尼斯返回部队到马赛的火车上，阿波利奈尔结识了一位女士。他是奥朗女子中学的文学教师，名字叫玛德莱娜·巴热斯。他们以后还会见面的。

回到尼姆五天之后，阿波利奈尔光荣地加入了军官预备队。他更加经常地练习骑马，也上炮兵技术课程。他为什么能够成为炮兵呢？他的回答是因为他是艺术家。这里指炮兵一词artilleur与艺术家一词artiste中的前四个字母相同，于是形成一种特殊形式的字谜。——译注

军事培训课对他来说不难，不是什么负担。他收到索尼娅·德劳内寄来的包裹、阿尔西邦科送的毛衣、保尔·莱奥托的100个苏和布莱斯·桑德拉斯的一封信。桑德拉斯的信中写道：“我无法对你讲我们在何处。”阿波利奈尔十分高兴：查禁管制如此之严格，他还想方设法同我联系。他为自己至今没有行动感到羞愧，为仍然没有上前线有种犯罪感。但至少这一拖延无意中给了他同情妇充裕的享受生活的良机。在见不到她的时候，他回想他们之间的美妙时光。她是他的终身女人。阿妮·布莱登、玛丽·洛朗森以及所有他曾经交往过的女人，尽管都非常好，床上的功夫也无穷无尽，但与她相比，都一钱不值。

当她向他详细描述她与其他人的放荡行为时，他极力掩盖自己的嫉妒心理。两个，还行；三个，勉强；再多就成罪孽了。有一天，她在信中大谈特谈意大利，他委婉地向她提了个问题：“此时，在你小小的花瓶里是不是有一个意大利人呢？”他有时做比较：他，一个过着禁欲生活的纯洁的炮兵战士，而她呢，她的心灵和床向所有人开放，他们的家似乎成了妓院。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恶治恶。他提醒她当心点儿，因为其放荡的生活已经开始使他脸面无光了。

当他生气的时候，就再也不理他的亲爱的、可爱的、小心肝儿、“亲爱的朋友”或“老同人”路易丝；他写信的签字也不再签“纪”，而是签“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他也假装表现得十分忠厚老实，假装纯洁友谊；为激起她的嫉妒心使他能够更安心点儿，他向她描绘一些从他眼前路过、他完全可以拉进旅店的年轻姑娘……当他觉得他们之间的爱情无法挽回时，他挺直腰杆站在她的面前，不是以临时情人的身份，而是拿出有身份、有地位的男子汉的气派同她理论；他也寄钱给她；她去巴黎时，他把自己在圣日耳曼大街的房子借给她住。因为他是诗人，他要求她把他的信件和诗歌都保留下来，因为他计划战后发表。他表现出自己很有远见：从此以后，无论写什么，他在纸上只写一面，一方面方便未来的出版印刷，也便于以后把有关个人隐私的内容加进去。他已经准备好书的题目：《我爱情的影子》。

圣母升天节那天，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上了前线。那是他一生中能够想到自己不是法国人而是波兰人的很少时刻之一。他十分同情自己的祖国受到了战争如此残酷的蹂躏，他觉得自己祖国的人民是最崇高而又最不幸的人民。他上前线，同样也是为了保卫她。

4月9日，他写了一份遗嘱给路易丝。他建议她同《法国信使》出版社签署一份有关他那部题目为《酒精》的作品的合同。他认为这能够让她得到一些钱。他详细地列出其文学著作出版社的清单与地址，与他签过合同的出版社。万一有一天他无法亲自去时，她可以以他的名义去索要预付款以及他应得的部分。在此之前，她必须规规矩矩地在圣日耳曼的家中待着。一方面因为在同一座楼内住着一位参议院议员，另一方面在战争期间他不付房租，他希望她保证坚持做到这一点。最后，他表示当其他人在凡尔登炮火连天的战场流血牺牲的时候，巴黎仍然在组织各种庆祝活动，有欠妥当。

当路易丝向他述说她患有贫血病时，他时而以丈夫（他渴望能够成为）的口吻说：打疫苗嘛；时而以过路情人（已经不是）的口吻讲：洗澡时的水应该是温和的；时而以嫉妒生气的口吻说：你要不同伤寒病人接吻，你也就不会患病了……

除最后一项外，他对她讲话时总带着他母亲科斯托维斯卡给他写信时的口吻。他的母亲总是要求他告诉她在哪里睡觉，要求告诉她那位科里涅“伯爵夫人”是何许人也，是一个年轻人、老妇，还是寡妇？她长篇大论地告诫他该干什么，其实她对儿子各方面的情形并不了解。只能让人认为她其实并不关心儿子，只是一味地专横跋扈、自私自利，最关心的首先是而且只是她自己。十年前，她就是以同样的口气要求他的儿子（34岁）骑马穿过森林时要当心不要碰上炸弹，据说炸弹能炸出特别大的坑。“你如果连人带马掉进这样的坑里，那还了得！哪怕没有马，也不成！”在科斯托维斯卡大妈心中，惟有炸弹在森林里爆炸是最可怕的事情。因为炸弹能够炸倒树，于是她另加两条：“当心别让树砸伤！”“一定要每天祈祷圣母保佑你！”

4月11日，诗人正式成为一名战士。令他甚感荣幸的是，被任命为联络官。他可以骑马在野外奔波，他成为同行们中的佼佼者，他还可以在牛油灯微弱的灯光下写作。看来战争并不可怕。

他与“嘟嘟”——路易丝的另一个炮兵情夫——相互成了对方的“帮凶”。路易丝见到其中一位时，请他向另一位问好。通过她的关系，阿波利奈尔与其对手交往时如同与其同志交往一样：他对嘟嘟讲述在射击方面取得的进步。在没有路易丝的消息时，他毫不犹豫地给嘟嘟寄张明信片，请他告诉一些有关他们共同心上人的最新消息……对她呢，他只淡淡地说参军的目的是为了保卫他的祖国。

遗憾的是美人路易丝好像热情骤减，并且在有意识地回避他。诗人仍然热恋如初，但对方完全不予回应，或者几乎不予回应。他们之间仍然用“我的纪”或“我亲爱的路”相称，表面上显得十分亲热。阿波利奈尔继续给她汇款，不表现出他心中的猜忌。在士兵们用炮弹壳制作的戒指上，阿波利奈尔刻上一些表示爱情的字眼儿，他提醒路易丝小姐别忘记她完全属于他。

阿波利奈尔建议她翻翻他的书柜，从中找出《11000苔鞭》，并只许她自己读着享受，不得对他人讲。路易丝住在阿波利奈尔家期间，她同样可以读一套阿波利奈尔同他人合著的《女人的新情人》。

她偶尔也给他回信，他来信责怪她对他们关系的冷漠。她给他寄砖茶时（因为他知道砖茶只能用开水泡着喝，而在战场上绝对无处寻觅开水），他耐着性子，不急不躁，默默地强咽下心中的怒火。诗人时而暴怒，时而发誓对她怀有永久性的炙热爱情，反映出诗人心灵深处的痛苦，他再次受到他人的嘲弄。他十分清楚，与阿妮·布莱登和玛丽·洛朗森一样，如今路易丝也离他而去了。她同意他们保持朋友关系，可以通信，或许也可以是情人关系，但这个“或许”令炮兵十分失望，他想要的是一切。男人是主人，女人应该服从，人们在一起是为了生活，爱是相互的，绝非一方对另一方的恩赐。

同路易丝的关系无法挽回了，他必须到别处去寻找愿意接受他的爱的对象。

别处？哪里呢？一个朋友的姐姐的一位女朋友从1915年4月份以来经常给他写信，也许在她那里可以找回失去的爱情。她名叫让娜·布格布朗，曾经以伊芙·布朗克的笔名发表过一本小说和几首诗。阿波利奈尔刚上前线之初和在前线的最后时期，她都担任他的战时代母Marraine，在后方负责给战争前线作战的士兵写慰问信、寄包裹的妇女。。炮兵阿波利奈尔曾经试图将她拉进自己的心，但这位年轻的夫人坚决地拒绝了，她果断地说：咱们之间没有缘分。甚至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给他。尽管他再三要求，但她从未给过他她的照片。他们之间始终只限于文学方面的来往。只是等到战后在卢森堡公园组织的庆祝会上，他们才见了一面。

那么，他只好放弃这一个。

反正，他还有另外一个。

这是他于1915年在火车上认识的一位睫毛很长的年轻姑娘。她十分年轻，几乎不满20岁。当时他刚在尼斯的哥哥家度过圣诞节回奥朗去。阿波利奈尔在火车过道里拥抱过路易丝。火车启动时，他在这位不相识的女士对面坐了下来。他们交谈过几句，谈到尼斯、维龙，也谈到他两年前刚出版的《酒精》一书。在马赛下车时，他帮她把行李箱拿下车。然后，他要了她的地址。从那以后，他们之间从来没有过任何联系。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4月份，路易丝三天未给他写信，他想激怒路易丝，于是给这位陌生人寄了一张明信片，向她表示敬意，并吻她的手。两个星期之后，他投出的问路石子有了回应：从奥朗寄来了一包雪茄。比他期待得到的多许多，他必须给她回信。他写得十分认真，花了不少心思：谈了一点儿战事、说了一般的问候、写了一小段诗吹捧她一番，那次火车旅行是多么美好！致以崇高的敬意。签字：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过了六天，他收到一张明信片。对于一位“小姐”来说，主动迈出如此温馨的第一步，是十分难得的。阿波利奈尔希望他们之间的关系进展得快一些。他想探探底，他去信向她在谈了德国、英国、法国和俄罗斯的许多作家，包括言情小说作家之后，话锋一转，向姑娘建议为她打一枚戒指，问她是否可以将其手指的尺码告诉他？不是食指！不是中指！当然是无名指！如果可能，再送他她的一张小小的照片，他将把它放在自己的战刀与手枪的旁边，像保护生命一样保护它。

也许是因为他过于性急，姑娘的回信没有前几封自然，仍然诚恳，但热情锐减。幸运的是，冷淡并未持续多久。姑娘又寄来了巧克力。阿波利奈尔用玫瑰花瓣和另一枚镶嵌铜质“M”Madelaine，玛德莱娜中的第一个字母。的戒指予以回答。

他责备她用冷冰冰的“MP”签字，而他在五个星期之后的回信中称呼她为“我可爱的小天仙”。几天之后，又改为“我心爱的小天仙”。1915年7月5日，阿波利奈尔欣喜若狂。他终于获得了去看望他的“小天仙”的机会。一下火车，他迫不及待地扑上去说：“我从看见你的那一刻起，就深深地爱上了你。”

第二天，他还是以“我亲爱的路”开头给仍然住在圣日耳曼他家中的姑娘写了信。但是，如果说他的心还在路易丝身上的话，写信的口气却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在法国与阿尔及利亚之间，礼物像前线的炸弹一样来往频繁：炮兵收到科隆香水，他寄出亲手用“两个弹壳”制造的笔杆；玛德莱娜回赠他手帕、丝鞋带、香烟、果仁糖和嚼碎的蜜糖块象征着亲吻。他又赠送她铅笔、弹壳做成的墨水瓶、锻打而成的开信刀、用敌人的腰带剪成的心、弹夹、法国军帽、蝴蝶翅膀、书和诗。同往常一样，他仍然谨慎地要求她保存好，以便以后发表。

这当中的许多诗，路易丝和他的代母让娜·布格布朗均收到过，但这也无关紧要，目的才是最重要的。然而，他将它们送给不同人时都怀着不同的目的：给路易丝这些诗是出于激情，肉体上强烈的欲望；而对腼腆的、还不了解男人的玛德莱娜不能过于心急，阿波利奈尔极力控制着肉体上的渴望，用他诗人的作品慢慢地感化她。除后来曾经吻过一次小姐的乳房之外，正如阿波利奈尔自己承认的那样，他对她一直保持着温情、理性、威严、礼貌与真诚。

他与路易丝相处期间爱吹牛说大话，因为他需要炫耀自己。在1915年7月的一封信件中，他道出了真心话：他过去欣赏，并且一直欣赏着玛丽·洛朗森的才华，《米拉波桥》和《区域》正是在她的鼓动、启发下创作成功的。他承认的确爱过路易丝，但她仅仅是在玛丽·洛朗森离他而去的紧要关头他所急切期待得到的女人。正是路易丝，陪伴他顺利地度过了那个令他痛不欲生的时期。他也十分同情路易丝，因为她只是男人们手中的一个玩物。在肉体上他曾经十分依恋她，而在思想上却始终同她隔着一条鸿沟。

玛德莱娜？他可以坦诚地同她谈论果戈理Gogol（1809—1852），俄罗斯作家。他的作品对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影响很大。作品的优点以及亨利·波尔多henry Bordeaux（1870—1963），法国作家，法国文学界传统主义派的一位代表。作品的缺点。他们来往信件的中心内容之一就是文学，另外他们也谈论战争和爱情。他建议她生许多孩子。接着她成为他的未婚妻。1915年8月10日，他写信对玛德莱娜的母亲提出向她的女儿求婚，请求她同意将女儿嫁给他。接下来他的表现完全像一个典型的模范丈夫：声称他非常热爱妻子的母亲，尽管他们还从未见过面；他许诺一定经常去看她，最后深情地亲吻了她……

这对热恋中的青年从此以你相称。玛德莱娜给他邮寄照片，而他呢，他要求她大方点，不要总那么腼腆，例如他要求她以后能够满足他嗅觉的需求，在信纸上喷洒一些她使用的香水。为了表示谢意，他给她寄一本诗集《炮车》（人们给75毫米口径大炮运输车起名为“炮车”），封面上写着：“献给共和国军队”。他给路易丝也寄过同一部作品以及认购人名单，附言为：“你应该设法将它们保存好。收回的钱将来归你支配。如果你能够存20法郎的话，去看牙科医生的钱就解决了……”

8月25日，阿波利奈尔刚刚被提升为中尉，他十分自豪地向他未来的岳父母家报告了他被提升的好消息。一个月之后，他戴上了新蓝色军盔（这种军盔在太阳下闪闪发光，敌人从很远处看时闪烁着的是红光），穿上崭新的天蓝色军服，他自然是昂首挺胸、趾高气扬，心中无比自豪。新军服不仅能够更好地保障阿波利奈尔的安全，而且丝一般的质地更加满足了他爱打扮的虚荣心。

过了不久，11月份，他自愿参加了步兵，被任命为前线第96连的副连长。从此他过上了战壕生活，也真切地体会到了法国士兵生活的苦难。

诗人成为战士。

直至那时，他仍然保持着同这些或那些女人十分有效的通信联系，同时也没有忘记巴黎的朋友。他给法国文学杂志《法国信使》或其他报纸杂志寄过一些文章，并且关心着是否被发表以及反映如何。在文章中，他这样描写前线的生活：如同小猫喵喵叫喊的炮弹声令他高兴；炮兵部队的炮弹爆炸时如同城市里节日的烟火；他睡的是顶上盖着帐篷布的茅草房；他经常看见：游蛇盘卧在他的脚边，耗子从腿之间逃走，苍蝇的鼻子大得如同叭儿狗的鼻子，蜘蛛网悬挂在头顶……他只抱怨他心烦，感觉闲得无聊。蒙马特尔和蒙巴那斯的朋友们都担心他这样一位生活讲究干净舒适的作家如何能够适应如此艰苦的生活条件的时候，他自己却并不觉得艰苦。

他觉得大炮的发射声响“十分精彩”，1915年他在牙膏盒上刻下“战争是多么美丽啊！”的诗句。然而，很快就显示出那只是他初到前线时的心情。

其实，真正的前线生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科斯托维斯基副连长突然面临的是信号弹和机关枪，无情的炮弹倾盆大雨般地从天而降，一切诗情画意在眨眼之间统统化为乌有，战壕生活的现实活生生地摆在了面前。德国兵就在面前，距离不足两米；土地被炸弹炸翻，被掀起；他身处第一线，面对着炮口；长时间地躺在被血染红了的土中、泥中；有时不能入睡，一直在发抖；下雨被视做为他们洗澡；时刻面临刺刀的进攻与毒气的攻击；铁丝网扎，加上蚊叮虫咬；他以沙袋和堆积如山的尸体做掩护匍匐前进；他学习在夜间像影子洞穴人一样挖筑战壕。仅仅几个月之内，他所在的团就损失了好几千人。他眼睁睁地看着周围的战友们一批接一批地倒下。阿波利奈尔从前线给玛德莱娜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恳求说，即使他被俘虏，希望她也一定要等他回来。他决定让她代替路易丝，做他所有财产的继承人。

他自然也想到过死，然而他并不害怕。他从不后悔，从不抱怨。他惟一不满意的是军事当局不论大小事情都要召开军事会议。需要战斗时，他总是第一个从战壕中冲出，表现出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男人的勇气。他的部下都爱他，因为他勇于保护他们，并千方百计保证他们的食物供应。他能与部下同甘苦共患难，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火一起烤，收到包裹大家分，如果他的被子比他人的干燥些，就让给他人盖。“科斯托维斯基”，太复杂了，他们都叫他“科斯托”或者“罐头—威士忌”。

在战争的硝烟中，“罐头—威士忌”也在同自己作斗争。一旦有几分钟空闲时间，就给玛德莱娜写信。尽管他爱的冲动到了无法控制的程度，但他仍然极力地保持着他通常的理智。12月份，他给她写了一封爱得发疯的信。她从思想深处，打开了他多少个月来一直要求她打开的门。

她答应圣诞节前来见他，这是送给他的最好的节日礼物。副连长离开前线，巴黎有他那么多的朋友，他没有停留，径直到了马赛。在经过几个月艰苦的书信来往之后，他惟一要做的就是要尽快到达阿尔及利亚的拉木尔，见到这位年仅22岁的姑娘，这位他已经向她求婚、但在一年前还未当骑兵时，仅仅在火车上见过几个小时面的姑娘……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一）断臂作家

小说家首要的资格：必须是个骗子。

布莱斯·桑德拉斯

“我想告诉你，我的一位朋友、目前最优秀的诗人之一布莱斯·桑德拉斯的一只胳臂被截了。”

1915年11月6日，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在写给玛德莱娜的信中，告诉了她俄罗斯公民弗雷德里克·索塞（又名布莱斯·桑德拉斯）负伤的消息。正是这位桑德拉斯和意大利人利西奥托·卡努多联名号召在法国的外国人参加法国保卫战。

桑德拉斯，不满30岁。他15岁离家出走，一个国家又一个国家反复多次地去过许多地方：德国、英国、俄罗斯、印度、中国、美国和加拿大，最后于1907年第一次来到法国，第二次是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两年，最终在法国定居。

他从事过无数职业，同各种各样的民众与各个社会阶层有过接触，他为极端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大声疾呼，同时他也是诗人，是爱好游历的诗人。

1912年，当纽约的人们在欢度圣母升天节的时候，处于饥寒交迫中的桑德拉斯进入长老会教堂，目的是可以坐在那里取暖，边听奥地利作曲家海顿的《创世记》。他重新回到自己的房间，也坐到桌边开始写一首诗。写着写着，他睡着了，几个小时之后醒了，继续写，就这样他写了整整一夜。清晨，头脑清醒，他重读了一遍这首在困境中产生的第一首诗，并且赋予了一个题目：《纽约的圣母升天节》。

三个月之后，桑德拉斯来到巴黎。他勉强但勇敢地生活着，同几个无政府主义者朋友共同创办了一份杂志《新人》。他用在王宫剧院组织演出售票的收入资助了杂志第一期的出版。他与一位诗人合租住在圣艾蒂安迪蒙街的一家旅馆。生活仍然十分贫困。他常常在“蜂箱”区游荡，常到“五街角”酒馆喝白酒，与几家杂志社合作，出售几年前搞到的一些原版书勉强维持生活。一天，在“蜂箱”区偶然碰上莫迪利阿尼、夏加尔和费尔南·莱歇。在一次有关无政府主义的报告会上，他偶然遇见了他的第一本小说《金子》的俄语翻译家维克多·塞尔日。

但是，他最大的愿望是结识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为什么一定要结识他呢？因为惟有他奋不顾身地为先锋派人士辩护，他认为被怀疑偷窃了《蒙娜丽莎》的人一定是个冒险家。

从美洲回到巴黎之后，桑德拉斯曾经将他的《纽约的圣母升天节》寄给阿波利奈尔，但没有收到任何回音。1912年9月的一天，桑德拉斯从库存出版书店前经过，发现了《异端分子首领》一书。他开始读这本书，对它有着浓厚的兴趣，因为身无分文，将书装进衣服口袋后，离开书店。不巧，恰好被一个从书店经过的警察发现。布莱斯·桑德拉斯被抓起来，关进了拘留所。怎么办呢？他写信给《异端分子首领》的作者，要求他到库存书店为他付书款，并且找些关系把他放了。但是，他的信还未发出，他就被释放了。

几个月之后，桑德拉斯在福乐尔酒馆见到了阿波利奈尔（这是米利姆·桑德拉斯为之辩护的说法，其他人的说法是：阿波利奈尔收到《纽约的圣母升天节》之后，要求桑德拉斯来见他）。

阿波利奈尔比《纽约的圣母升天节》的作者大七岁。布莱斯·桑德拉斯见到他的时候，罗伯特·德劳内和他的夫人索尼娅·德劳内都在阿波利奈尔的身边。如果萨尔蒙的话可信，德劳内是因为他使用蓝颜色画红鱼出名的。他完全没有思想，而且从来不苟言笑。阿波利奈尔将他视为“俄耳甫斯教”的大师，而且常常夸奖他与夫人着装打扮的方式十分特殊别致：索尼娅紫色套装，用玫瑰红、蓝色和鲜红色的塔夫绸及珠网纱布料拼成的紧身胸衣；罗伯特蓝色领口的红色大衣、双色皮鞋、绿色上装、蓝色坎肩配红色领带。这一切是战前的事，1914年8月份，德劳内夫妇溜到西班牙去了……

布莱斯首先同索尼娅搭上了腔，他与她之间讲俄语。索尼娅欢迎桑德拉斯去她位于大奥古斯特街的画室参观。当着在场所有宾客包括阿波利奈尔的面，桑德拉斯朗读了他的《纽约的圣母升天节》：

上帝啊！今天是您的日子，

我在一本古书中读到过您受难的英勇壮举，

书中充满了您为普通人操心、努力

和至真至善的循循善诱的教导……

这真是神奇绝妙的杰作：诗的格律完全自由，语言朴实，文笔简练，直接涉及现代世界、现代生活中的城市、街道和人……是对古典象征主义的彻底革命。

阿波利奈尔在他面前折服了（但是如果朗读诗作的这件事真正发生过的话，阿波利奈尔应该早已读过了，因为前面我们已经看到桑德拉斯早已将他的诗作寄给阿波利奈尔了）。当时《法国信使》即将发表他的题为《酒精》又名《烧酒》的诗集。他将1898年以来的所有作品集中起来，并按写作时间顺序分类之后汇集其中。后来他突然决定取消所有的标点符号，他认为只要诗的韵律就足够了，无须使用标点符号（皮埃尔·勒韦迪创造出在诗与白话之间插入空白，后来让·科克托在他的《好望角》中也使用了这一方法）。

在校定诗集的清样时，阿波利奈尔在书的开头增加了一首可能是他夏天创作，10月份在汝拉山区加布里埃尔·比费和毕卡比亚家修改的新诗《区域》。首次发表于《巴黎晚会》12月份的期刊上：

你终于对旧世界厌倦了

牧羊女啊

埃菲尔铁塔桥上的羊群今早在叫喊

你对在古代希腊罗马的生活厌烦了

而这里甚至连汽车都好像是陈旧的东西

惟有宗教依然崭新如初

如同机场的航站楼

桑德拉斯的诗作中也含有同样的现代气息（这对阿波利奈尔并不新鲜），也有城市、街道和宗教……

《酒精》一书上市在书店出售，桑德拉斯向阿波利奈尔表示祝贺。同时他的自尊心也受到了一定的伤害：《区域》与他的《纽约的圣母升天节》太相似了。由于桑德拉斯未写任何评价《酒精》的文章，阿波利奈尔生气了。桑德拉斯也以牙还牙，写信给他的兄长（阿波利奈尔）含蓄地责备他没有在送给他这位小兄弟的《区域》一书上题词。这两部作品的撰写到底谁先谁后的问题，对二人间的关系构成了很大的伤害。正因为如此，桑德拉斯对阿波利奈尔十分冷淡。阿波利奈尔千方百计想听到他的解释，但他枉费心机，俄罗斯诗人始终拒绝对他解释。

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这样僵持着，谁也无法证明什么，谁也不想证明什么。据雅克·鲁博讲，甚至特里斯坦·查拉有时也委婉地说《酒精》是按照《跨西伯利亚散文》修改的，而且恶毒地说：“你们大家都相信那全部是阿波利奈尔写的吗？不，那里面有桑德拉斯的功劳！”

但有一点是错误的：《酒精》先于《跨西伯利亚》，另外，作者在他的《跨西伯利亚》中还倍加赞扬阿波利奈尔呢：

如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所说：“请原谅，我已经不懂旧诗的写作手法了。”

仅从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桑德拉斯1916年写的《变性十四行诗》使人想到了阿波利奈尔的《Calligrammes（图案诗）》，或者桑德拉斯没有标点符号的诗作是根据《酒精》创作的……

但是阿波利奈尔不是毕加索，桑德拉斯也不是勃拉克。在他们之间无任何共同之处，尽管两位诗人的启迪源泉之间也许有交叉与相似之处，但它们却各不相同（那个时代的现代意识已经通过绘画领域的立体主义和未来主义充分地表现了出来）。阿波利奈尔在创作中显然不需要桑德拉斯，桑德拉斯也不愿意成为阿波利奈尔的敌人。无论怎么说，布莱斯·桑德拉斯后来承认将题目《烧酒》改为《酒精》的诗作是其作者自己单独的创作。

桑德拉斯十分擅长花言巧语，这也许正是他无穷无尽财富的源泉。据美国小说家海明威讲：“只要他没有喝得太多，人们就有兴趣听他滔滔不绝地散布谎言，而不愿意听别人讲真实故事……”

桑德拉斯确实认为继阿波利奈尔之后，卓别林的《断手》和《士兵夏洛》也是受到他作品中的人物比考夫的启发才创作出来的吗？

他确实在马扎兰图书馆为阿波利奈尔（据说他也是为他人所为）抄袭了帕尧特出版社出版的《圆桌小说》吗？

也许吧。

难道确实如同他讲，他曾经是阿波利奈尔的黑非洲艺术品，他为阿波利奈尔撰写了一些言情书籍或者一些历史小说的篇章吗？而勒内·达利兹、莫里斯·雷纳尔和安德烈·比利的确只写了其中的一些片段吗？

也许是，也许不是。

阿波利奈尔在1913年的一期《法国信使》上发表的关于惠特曼alt man(1819—1892），美国诗人。葬礼的文章确实纯属编造吗？阿波利奈尔为此遭受到这份温和派杂志许多读者的猛烈攻击。

这是肯定无疑的……

沃尔特·惠特曼是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惟一的诗集在法国的发行量逐年增加，对散文诗诗人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一生肯定使与惠特曼有着共同嗜好——旅游、各种各类动物和自由——的年轻的桑德拉斯着迷。他向阿波利奈尔讲述了二十年前诗人之死及其葬礼。阿波利奈尔以这些显得很真实的材料为基础，放手撰写出一首最放纵的抒情诗。文章在1913年4月1日的《法国信使》杂志上发表，人们认为那纯属开玩笑。也许真的是玩笑，但这是布莱斯·桑德拉斯开的玩笑。

《法国信使》杂志叙述了惠特曼为自己组织了葬礼：他组织的不是下葬仪式，而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山珍海味大吃一顿的大好机会。他还请了铜管乐队，准备了大量美味佳肴、大桶大桶的啤酒和威士忌……参加葬礼的人主要是吃喝玩乐的酒鬼，他们中间也夹杂着记者、政治家、农业工人、牧民、小孩儿和大量的鸡奸客……所有这些人全部边跟着灵柩前进，边用拳头捶打着灵柩。葬礼以异常盛大的狂欢酒席结束，被赶来营救的警察拘捕了50人。

阿波利奈尔写的时候不遗余力，读者读的时候也同样不遗余力。但文章却引发了一片抗议声：像《法国信使》如此严肃的文学杂志，怎么可以容忍将艺术家沃尔特·惠特曼描绘成是一个道德败坏、酗酒成性的同性恋者呢？

八个月之后，阿波利奈尔在1913年12月份出版的《法国信使》杂志上发表文章，出面承担了该文章的全部责任。他提醒大家注意他的文章是根据一个目击者的叙述写成，而坚决拒绝透露这位目击证人的名字，仅仅指出“当时一位年轻的天才诗人布莱斯·桑德拉斯在场”。

桑德拉斯确实从头至尾活灵活现地编造了沃尔特·惠特曼的死及其葬礼的整个故事吗？

是的，的确完全是他臆造出来的，因为没有任何人在他所说诗人的床边看到过诗人。

阿波利奈尔一直十分敬佩桑德拉斯，他从未对桑德拉斯隐瞒过这一点。尽管在他们的关系中有时存在着一些谁也说不清楚的隔阂，其实是由嫉妒引起的猜疑，桑德拉斯也十分敬佩阿波利奈尔。

桑德拉斯在《吊床》中写道：

阿波利奈尔，

1900年至1911年

十二年中惟一的法国诗人，

为什么仅仅十二年呢？因为桑德拉斯于1912年才来到法国……

战后，曾经笼罩在他们二人间的乌云很快被驱散。1918年，布莱斯·桑德拉斯担任文学室主任的警报器出版社发表了阿波利奈尔的《塞纳河两岸的闲人》。布莱斯在他后来的信件中，重新在签字前对阿波利奈尔恢复使用纪尧姆的朋友们都很熟悉的最至真至诚的用语：用我友好的手……

1914年8月3日，即德国向法国宣战的第二天，布莱斯·桑德拉斯报名参军了。一个月之后，他结了婚。又过了几天，他成为巴黎外国军团一团的正式成员。

他在部队为保卫收留他的祖国战斗了一年。起初，与阿波利奈尔、科克托一样，桑德拉斯发现了一个使诗人着迷的新世界。但这样的时间持续不长，因为他不愿放弃他的无政府主义，在军事生活中仍然一味地坚持他的自由散漫、目中无人、对任何事均持冷嘲热讽的批评态度。在他的笔下，什么事都值得他大惊小怪，大加评论：部队经过尚蒂利时，若弗尔Joffre（1852—1931），法国元帅。正在那里俯身在参谋部的地图上与他的部下研究工作；步兵团的士兵迈着有节奏的步伐从街上走过的脚步声打搅了大元帅，他很不高兴；为了不干扰法国军事首长们的军事战略会议，若弗尔下令在市内的街道上铺上稻草……

他所在的团开始重返北海时，他更加起劲地嘲笑指挥官们的指挥才能，并且口出狂言：当时应该迅速进发截断敌人的通道；为了适应更加艰苦的战斗，最好能够就地休整部队；军官们有他们自己的指挥艺术；军事指挥艺术与非军事艺术从来就不是一回事，这一次，这些火车本来应该运输士兵，可是现在让火车陪送士兵上前线，真是岂有此理！士兵们背着行装筋疲力尽地沿着铁路线蹒跚前进，而得到了很好休息的空火车头黑炭似的目光却窥视着艰难地行进中的士兵，多么伟大的指挥艺术啊！

但布莱斯·桑德拉斯能够忍耐一切：侮辱、苦力活、上前线，与敌人面对面地拼。在任何情形下他都能够顶住，因为他的身边时刻还有一位虚无缥缈的小家伙，他很快就会把他培养成为一个大人物：莫拉瓦季纳。这是战时他的一位最好、最忠实的战友，因为其他人一批一批地都牺牲了。

1915年9月28日，在香槟省，一枚炸弹击中了作家的手，布莱斯·桑德拉斯失去了右臂。

5月份，在卡朗西战役中，勃拉克头部负伤，而基斯林挨了一刺刀。他们受的伤使他们二位因祸得福。除了无穷无尽的口头安慰之外，他们都被授予了金棕榈战争奖。特别值得高兴的是，许诺将授予基斯林、桑德拉斯以及所有在战壕中战斗过的外国艺术家们一个特别的奖赏：法国国籍。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一）轻浮浅薄的王子

……在他之前，蒙巴那斯大街的各家酒馆中有的只是派别与派别之间的激烈交锋；在他之后，人们都失去了理智，个个尔虞我诈，使用各种手腕向他人传授他本人的“蒙骗”艺术。

安德烈·萨尔蒙

阿波利奈尔从部队请假，千里迢迢奔赴阿尔及利亚看望他的未婚妻。在玛德莱娜的怀抱中度过甜蜜温馨的两个星期之后，阿波利奈尔返回部队途中经过巴黎，仅仅停留几个小时。返回巴黎的人对他的行为都感到困惑不解。巴黎市虽然也处于战时，但远不是前线。齐伯林飞艇Zeppelin，20世纪初德国人制造的一种飞艇。的确在夜间经常来轰炸：警报拉过之后，这些灰蒙蒙、椭圆形的家伙从巴黎上空约150米的高空飞过。城市四处的防空高炮齐鸣，发誓将它们都消灭。好奇的巴黎人在探照灯光中，有时能够看到飞艇吊舱上高举手臂、手中拿着杀人炸弹的投弹兵。观战的人数并不多，因为家家户户都躲进了地下室，等待着警报的撤销。

另外，挨饿受冻的人不计其数，在后方工作的军人也十分多。据让·雨果讲，莱昂-保尔·法尔格用同一个士官的关系让他的朋友们都复员了。阿波利奈尔把他那些贪生怕死、躲在工厂的同伴狠狠地讽刺挖苦了一番。桑德拉斯对躲避到西班牙和美国的人们也不客气。1915年，德朗与弗拉芒克之间闹了一阵矛盾，他指责弗拉芒克躲在后方不上前线。

那么，那些退伍的人和没有能够参战的人在做些什么呢？

他们在罗童德的奶油—咖啡酒馆里喝酒，在等待战争结束。远离祖国的难民们选择了蒙巴那斯作为临时栖身地，窥视、等待可能发生的革命。

列宁住在阿雷西亚附近的马丽-洛斯街Marie-Rose，位于巴黎十四区。，马尔托夫、伊利亚·爱伦堡Ilya Ehrenbourg（1891—1967），苏联作家兼记者。（靠从事翻译和在巴黎给游客当导游维持生计）和托洛茨基也都住在那里。后者接受了基辅一家报社（Kievskaya Mysl）的建议，任该报驻法国特派记者。

托洛茨基于1914年11月底来到蒙巴那斯。他先在奥德萨街的一家旅店租了一个房间，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来以后，搬到蒙苏里公园附近的穆谢海军上将街。除完成报社记者的工作之外，他还参与由俄罗斯移民刚办起来的一份小日报的工作。在法国逗留了两年后，他被法国当局驱逐出境。

托洛茨基经常去罗童德，也常去位于蒙巴那斯大街和拉斯帕伊大街交叉处的巴蒂酒馆。传说阿波利奈尔大力宣扬该酒馆的酒好，有钱人都来这家酒馆聚会，却留下一堆赊账单。

几年之后，这些俄罗斯革命家在法国的逗留受到了猛烈的抨击，甚至在一些讽刺漫画中增加了这方面的内容。例如，弗拉芒克一天在罗童德遇见托洛茨基，后者对他说：

我很喜欢你的绘画作品……但你应该画矿工、建筑工人和劳动人民！大力赞美劳动，歌颂劳动人民！

［摘自莫里斯·弗拉芒克的《去世前的画像》］

大家都承认：不是因为托洛茨基是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1886—1957)，墨西哥画家。的朋友（很长时间之后，托洛茨基到墨西哥投奔了这位迭戈·里维拉），他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们才有时间从事艺术领域的事情……

他们之间的有些聚会简直是难以令人想像的。试想一下，列宁、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这一帮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分子在烟雾缭绕、充满乙醚气味的罗童德酒馆，右边莫迪利阿尼在呼喊着反军国主义的口号，左边赤身裹着件大衣的苏丁不停地哼哼唧唧，再远点，那天正在休假的德朗用硬纸板折叠制作成小小飞机，扔得到处都是，甚至扔进了这些先生的酒杯……那是一种什么景象。

马克斯·雅各布到艺术家们泡时间的此类地方，还有点儿具有实际意义的事。

1916年的一天，诗人（马克斯·雅各布）推开门，进到罗童德。他向在那里的所有人讲述他最近做了些什么：他在巴黎北郊的昂基安当了一个月的救护车司机；在一个漂亮的花园中哭哭啼啼的母亲和妻子们中间待了三十天；由于伤员不多，他利用空闲时间整理了他的诗作和手稿，为今后发表他的著作做准备。

接着，他自然而然地谈到毕加索。他小声地抱怨他。因为爱娃患结核病数月之久，医治无效去世，毕加索正在服丧期间。他们少数几个人送她到墓地，包括胡安·格里斯。这一切都十分令人痛心，于是马克斯·雅各布不断地喝酒，大量地喝酒。喝醉之后，雅各布常讲一些无聊的故事，说他和送葬队伍中的马车夫已经成为十分要好的朋友。人们都谴责他不知道自爱。

毕加索对雅各布非常不满。马克斯为他付出那么多，现在他却十分痛恨马克斯·雅各布。

在酒馆大厅的另一端，一位年轻人一直竖着双耳，专心致志地为毕加索窥听着周围人们的谈话。

他坐在吧台、老板利比翁的对面，摇晃着他那系至脚脖子的飞行员皮鞋，笔挺笔挺的红裤子上挂着黄皮小环，配上黑色上装，效果特别好。他的衣袖上装饰着白色花边，手中漫不经心地摇晃着他那顶淡紫色的头盔。

他从战场回来，首先被派往巴黎军需处，后来被调往由艾蒂安·德·博蒙指挥的救护队，他感觉这份工作棒极了。

刚刚推开门进了罗童德酒馆的弗拉芒克，经过厅中央时就认出了科克托活跃而优美的双臂。

他径直地走到萨尔蒙和卡尔科身边，他们正并排坐着，一边端详着那位尊贵的士兵，一边说笑。

弗拉芒克小声地说：“他是毕加索和马克斯·雅各布的精神之子，但被寄养在安娜·德·诺瓦耶家里。”

萨尔蒙举起他的酒杯。

“为沙龙中的阿里耶尔干杯！”

卡尔科与他碰杯。

“为老年妇人们的红人干杯！”

接着补充说：“为香喷喷的理论家干杯。”

“为轻浮浅薄的王子干杯！”弗拉芒克最后说。

这是五年前（即1910年）科克托发表的一本书的题目。这本书几乎没有受到塞纳河左岸的画家与诗人们的赏识。因为他们讨厌右岸的花花公子们搞的任何东西，哪怕他们脱离原来的党派。科克托本人强行加入一个不愿意接纳他的圈子，在那里扎了根，而且成为几乎所有人的知己，但前些年的现实没有得到丝毫改变：他仍然被人看做局外人。

弗朗西斯·卡尔科承认科克托的一大功劳：“如果没有让·科克托，谁能相信那些冒充高雅的人竟然能够接受立体主义呢？”据菲利普·苏波说，阿波利奈尔不怎么欣赏他，他说过：“你们不要轻易相信科克托……这是个善于弄虚作假的人，是个变色龙。”勒韦迪认为科克托是一个“反诗人者”，另外他“有暴露心里秘密的嗜好、爱模仿、有成就狂，是个狡猾的骗子”。安德烈·萨尔蒙对科克托的评价比其他人都更加严厉，更加不讲情面，他写道：“从右岸过来之后，他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与速度，哎！出租车！争取从此再也不在右岸出现。在他满口精细地道的方言令整日泡在罗童德奶油—咖啡酒馆里的人们折服之后，诗人……走了。”［摘自安德烈·萨尔蒙的《蒙巴那斯》］

马克斯·雅各布也批评科克托，科克托也鸡蛋里挑骨头，挑雅各布的刺：《摇骰杯》的作者是一位“天主教暴发户，是个事事插手的温柔而肮脏的人”或者“是厕所里的让-雅克·卢梭……”然而，这并不妨碍两人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朋友。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在后面还将看到，在马克斯·雅各布被关在德朗西集中营期间，毕加索躲得无影无踪的时候，科克托却千方百计地设法要救他出牢笼，遗憾的是为时已晚。1942年，他也曾经为自己向维希政府求过情。正因为他的这一卑劣行为，使菲利普·苏波对他痛恨之极。苏波讲，他在1983年信件和手稿原件的公开出售会（在这次出售会上，他出让了《磁场》的手稿）上，发现了1942年2月科克托写给贝当的两封信。在让·马雷和科克托本人受到宪兵监视，同时成为与伪政权合作的新闻界的攻击目标之后，科克托请求贝当元帅出面调解，能让本该被禁止演出的剧作《Renaud和Armide》在法国歌剧院继续上演。苏波引述了信件的一些节选：

我已经与法国歌剧院商量，决定为该歌剧院写一部宣扬阁下教导我们的……大型抒情歌剧。我的一生无可指责，我的作品没有污点。我是达尔兰海军上将的表弟。元帅先生，我之所以向您提出上述请求，是因为我尊重您、热爱您。

［摘自菲利普·苏波的《遗忘的回忆》］

在1942年2月之前很久，超现实主义者们就十分鄙视让·科克托。安德烈·布勒东甚至为在其作品《漫步》中提及科克托的名字而请求大家原谅。他谴责科克托是个贪图名利地位、一心向上爬的疯狂野心家，千方百计巴结比波斯科公主、波莉尼亚克公主、欧仁妮皇后、罗马尼亚的乔治·基卡亲王的妻子李阿娜·德·布基，以及同他有着爱金首饰和逛沙龙共同嗜好的法国作曲家雷纳尔多·阿恩和画家雅克-埃米尔·布朗什。其实，蒙马特尔的诗人和画家们早已看透了他的一切。

让·科克托爱出风头，到处炫耀自己。他到达蒙巴那斯的时候，到处炫耀他的一件最漂亮的宝物——俄罗斯芭蕾舞剧团的一枚闪闪发光的饰物。

伊斯库斯特瓦芭蕾舞团于1898年在圣彼得堡成立。在俄罗斯舞蹈设计家福基纳的领导下，这个剧团招募到了一些画家和音乐家。1909年，该剧团在巴黎的夏特莱剧院站稳了脚跟。福基纳和塞尔日·佳吉列夫懂得如果想同古典芭蕾舞决裂，他们的剧团中就必须增加现代艺术家。从这个角度讲，他们是现代芭蕾舞的奠基人。他们同当时流行的音乐彻底决裂，由全新的作曲家为他们的作品配乐：奥里克、德法拉、米约、普罗科费耶夫、萨蒂、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i（1882—1971），俄国作曲家，后来加入法国籍，接着又加入了美国籍。。继巴克斯特之后，该剧团也同德朗、勃拉克和毕加索签订了参加布景设计的合同。

尼金斯基和卡萨维娜的演出引起了法国人对芭蕾舞的狂热……或者愤怒。1913年5月，在香榭丽舍剧院演出的克洛德·德彪西的《牧神午后前奏曲》，特别是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这真是可以与第一个《欧那尼》相媲美的大丑闻1830年2月23日首次在法兰西歌剧院演出维克多·雨果的剧作《欧那尼》或者叫《卡斯蒂里亚暴行》时，发生在剧院正厅里古典派与罗曼派之间的激烈争吵。。全巴黎的艺术界和文学界的名人全部出席了：德彪西、拉威尔、纪德、普鲁斯特、克洛代尔、萨拉·伯恩哈特、利佳纳、伊萨多拉·邓肯……当然还有让·科克托，整个剧院似乎即将被出席的宾客们的华丽首饰与高档皮毛服装压垮。

幕布刚一拉开，争吵立即开始。整个大厅分成了两派：维护斯特拉文斯基和尼金斯基的舞台设计者为一派，其他所有人为另一派。这一边，人们在欢呼和鼓掌；另一边，在咒骂和用手杖敲打地板。观众的争吵声完全掩盖了音乐声。舞台上，镇定自若的舞蹈演员们若无其事地仍然在表演着。头戴大礼帽、手戴崭新的米黄色手套、身穿礼服的阿波利奈尔从一排排的座位间走过，当那些漂亮女人没有注意看他时，他挨个儿地亲吻着她们的手。《春之祭》的丑闻也可以同几个月前在独立派绘画博览会上展出立体主义派绘画作品时引起的轰动相媲美。

让·科克托像只到处采蜜的蜜蜂，正在坐收渔翁之利。

他在几年前就认识了佳吉列夫，并且在1911年与斯特拉文斯基相见。一年之后，他写了一部芭蕾舞剧《蓝色上帝》，由雷纳尔多·阿恩配乐，俄罗斯芭蕾舞剧团于1912年5月演出了这部舞剧。

从那时起，科克托心怀一个伟大理想：团结先锋派人物，给佳吉列夫提供他还缺的东西：让圣彼得堡剧团同画家合作。现在他成功了，这一合作激起了公众的愤怒，该轮到科克托出马了，他要成为新艺术甚至整个艺术界的总指挥。

在经过多次努力之后，科克托开始靠近立体主义。为此他必须会见阿尔贝·格莱兹，格莱兹将他介绍给金派艺术家。但这仅仅是开始，还远远不够。

到了蒙巴那斯一看，科克托立即意识到那里与他同等出色的人都已经到了前线，他出人头地的时刻到了，他写道：“该夺取巴黎了。”

巴黎是什么？巴黎就是毕加索。很早以前，科克托就已经开始揣摩他。让·科克托没有任何理由不浑水摸鱼乘机大捞一把，而这位艺术家是否能够归顺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呢？这支队伍必须是与马克斯·雅各布、皮埃尔·勒韦迪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齐名的艺术界名人。于是，他开始为实现自己的目的努力奋斗了。他这位年轻人（当年他26岁）瞄准选中的对象下手了。每当有机会，他就给毕加索送点儿小礼物，例如香烟，也常常给他写一些至悲至惨的信件，例如：“我亲爱的毕加索，必须尽快地为我画张肖像，因为我快死了。”

在爱娃去世前几个星期，他比较轻易地进了毕加索位于舍尔歇街画室的门。是埃德加·瓦莱兹帮的忙。诗人为此感叹不已：“我认为我是为数不多的有资格即刻进入你的领地，并且有资格用我的语言将它准确翻译的人。我认为咱们二人的方式虽然不同，但需求却是完全一致的。”［摘自让·科克托的《毕加索》］

从第一次拜访起，科克托一直抱有一个梦想：能够再去。因为和马克斯·雅各布一样，他已经知道毕加索是他一生中遇到的最伟大的人物。不幸的是，如果他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必须去罗童德酒馆与他不十分理解的那一帮立体主义画家交往。尽管他们衣着破旧，谈话枯燥无味，但总是用鄙视的目光看待穿着讲究、漂亮与雅致的人。他的梦想是得到一幅由这位著名的西班牙画家签名的绘画作品。为达到此目的，他在所不惜。

1915年1月，毕加索为马克斯·雅各布画了一幅石墨肖像。此肖像的绘制手法与在同一年为昂布鲁瓦兹·沃拉尔德画的那一幅相似。这两幅画在瓦万街艺术家圈子里引起了犹如一枚重型炮弹爆炸产生的轰动：毕加索要放弃立体主义了吗？他要从事比黑非洲艺术还要古典的现实主义了吗？甚至贝阿特丽斯·哈斯丁在她的《新世界》中也谈到此事。

让·科克托想，既然马克斯·雅各布能做到，我为何就做不到呢？

但是，到底何时才能够获得这样的恩惠呢？好渠道只有一条……然而，说实话。这也不是什么新花样。科克托在看毕加索在爱娃病危期间画的《丑角》(图46)的时候，突然萌生出了这样一个念头。因为买下这幅画的莱昂斯·罗森伯格向他透露过，毕加索对马戏脸谱情有独钟。

科克托在柜台上放了一枚硬币，朝着利比翁微微一笑，以优雅稳重的动作从吧台前的高凳上下来，仔细拉平红裤子上的皱褶，右手捏紧紫色帽盔的系带，十分礼貌地向所有在场的人致意表示再见之后，离开酒馆，去完成在他聪明的脑海中已经形成的一整套计划。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一）公鸡与小丑

我回到家。暴风雨很大，两天的时间内，我就失去了用两个月时间才获得的黑色。

让·科克托

让·科克托住在安茹街10号。他喜欢在这里接待来访的客人。维克多·雨果的重孙让·雨果正是在这里见到了他：

诗人站在他的男女崇拜者们中间，一手拿着电话听筒，想像着他的声音通过拖在地毯上的电话线蜿蜒曲折地传向对方，他的心情就激动不已。

［摘自1994年发表的让·雨果的《回忆》］

让·科克托正在这里向一批来访者们宣读他的诗作《好望角》。飞行员罗朗·加洛斯（Roland Garros）不仅为他的这首诗题了词，而且还为他创造机会，让他发现了在空中飞行的无限乐趣。

诗人科克托站在一张崭新桌子的后面。桌子上摆放着许多画出的花朵。他身穿黑色套装，系白色领带，在纽扣上别着一枝他人送的栀子花，他向大家保证每天换一枝。但它们不是来自巴黎，那太普通了，是来自伦敦。

他朗读完诗作之后，征求在场听众的意见。波兰雕塑家西普里安·高德斯基的女儿米西亚·塞尔特是佳吉列夫非常要好的朋友。她在戏剧演员罗兰·贝尔坦和画家瓦朗蒂娜·格罗兹的鼓励下，带头鼓起掌来。瓦朗蒂娜·格罗兹是让·雨果未来的妻子，正是她把让·科克托带入了蒙巴那斯艺术家的圈子里。身穿紧绷绷军服的军医安德烈·布勒东一言不发，科克托朗读结束后，他便离开了现场。

这一幕发生在科克托拜会毕加索之前。从那以后过了一段时间，他开始为实现自己的计划积极创造条件。

科克托打开衣柜门，在他为佳吉列夫的一部芭蕾舞剧准备的服装中，选择着对他此时此地最适当的服装。他最终选中了一套小丑服装：五颜六色带菱形图案的裤子和衬衣。

他将衣裤穿好。正准备出门，突然想到在处于战局下的巴黎，穿着如此华丽的服装到处游荡一定会给他带来麻烦。于是，他在稍微迟疑一下之后，在鲜艳华丽的服装外面套了一件下摆很长的大衣，但在脚腕处仍然露出一节小丑服装。他心想，如果有人问起，他就回答说他穿的化装服装……

科克托跳上一辆出租车，要求将他送往斯苏尔塞街。上楼梯时，他的心嗵嗵地跳个不停。毕加索将如何接待他的这位漂亮的来访者呢？服丧期是否妨碍他画温馨的画像呢？

诗人科克托按响了门铃。画家给他开了门。诗人脱下大衣，露出他的真实面貌：浑身花枝招展。画家一言未发，他既未在面朝蒙巴那斯墓地的窗口明亮处摆放任何画布，也不取任何的画板与画笔。科克托失望了。他在后来写这件事时，自我安慰道：

1916年，他（毕加索）希望为我画身穿小丑服装的画像。结果却是一幅立体主义肖像。

［摘自让·科克托的《毕加索》］

科克托再次来到毕加索家时，后者终于从爱娃逝世带来的悲伤中解脱出来了。继塞尔日·费拉特和伊雷娜·拉桂之后，真正给了毕加索安慰、抚平他心中创伤的是蒙巴那斯的一位年轻姑娘加比。但不久以后，毕加索抛弃了这位姑娘，向普瓦雷的一个时装模特儿帕克莱特敞开了他的心扉，接着他接纳了奥尔加。奥尔加成了他的首位妻子(图47)。

科克托耐心地等待着。由于当时毕加索的创作精力在别处，他只好请莫迪利阿尼和基斯林给他画像。

同桑德拉斯一样，在卡朗西战役之后，穆瓦兹·基斯林也退伍了。他在波兰作家的帮助下勉强维持生计。阿道尔夫·巴斯雷十分崇拜马诺鲁，他在自己家中出售马诺鲁的绘画作品。

基斯林总是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蓝色工作服和给他在人行道上招来无穷无尽麻烦的一双凉鞋。他这些从波兰来法国时穿的衣服很快将进入历史博物馆，成为纪念品。他整天地无忧无虑，只顾吃喝玩乐，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他新同志的习惯，穿他们穿的衣服，性格也十分固执。战前他已经是这样的性格。1914年，他与另外一位波兰画家莱奥波德·戈特莱波决斗。没有人知道这场同胞兄弟互相残杀的原因是什么。决斗在王子公园进行，附近恰好有一条自行车训练的跑道，不少自行车运动员正在进行训练。安德烈·萨尔蒙是基斯林的见证人，戈特莱波的见证人是迭戈·里维拉。他们首先使用手枪，射击距离定为25米，每人打两发子弹。接着，双方使用马刀。基斯林从来没有使用过白刃武器，两把刀你来我往在空中飞舞，自行车运动员们中断了训练为他们鼓掌助威，观众的情绪激昂。双方的见证人要求中间休息包扎伤口。但这两位波兰人一致拒绝，愈战愈猛，持续一个小时，双方都受了伤。最后，戈特莱波的刀削下他同胞鼻子的一部分，战斗才宣告结束。满脸是血的基斯林微笑着朝观众大声喊道：“请大家瞧呀，波兰第四次被瓜分了！”

六个星期之后，奥匈联合向塞尔维亚宣战，这是波兰的第五次被瓜分。

在等待毕加索的心扉向他敞开期间，科克托有一天到了位于约瑟夫-巴拉街的基斯林画室。莫迪利阿尼也正在那里。两位画家应该为诗人画像了。科克托带来了一瓶杜松子酒和两瓶柠檬酒，因为他希望在他面前摆放静物。

“不可能！”莫迪利阿尼果断地说。

他不喜欢静物。

“……但我喜欢发出嘶嘶声响的杜松子酒。”说着，他夺过杜松子酒瓶，将柠檬水挤进酒瓶内，倒上喝了一杯，接着两杯、三杯，最后干脆直接拿起瓶子喝。

基斯林气得发疯。

科克托静静地等候着。

又过了几个星期，他高兴得发狂：毕加索决定要为他画肖像了。被一个聪明活泼的年轻人牵着鼻子走的毕加索，那时候知道他即将改变整个世界吗？当毕加索和科克托肩并肩、手拉手地共同闯入大世界的时候，他知道以前“洗衣船”的一切即将彻底地被埋葬掉吗？

他也许不是不知道。他与别人都不是不知道。这是莫里斯·萨克斯的观点。他解释了为何马克斯·雅各布和毕加索最早陷入科克托的圈套：因为他们当时需要“一位精明的广告宣传员”。他们为科克托提供他所需要的新先锋思想和先锋艺术，而同时也利用科克托擅长斡旋的才能。科克托是一位优秀的“活动家”，他们就利用他的这一长处。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友谊仅仅是一种伪装，在友谊的言辞下实际上掩盖着深深的相互对立与鄙视”。

这样的说法或许有点儿过于夸张，但有其真实的部分。很快，人们就能看到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对立。科克托和毕加索将一起为俄罗斯芭蕾舞剧团工作。后来，画家就同诗人之间有了隔阂、有了距离。格特鲁德·斯坦讲述了一个非常说明问题的故事。一天，毕加索在巴塞罗那加泰罗尼亚接受了一家报社的采访。谈话涉及了让·科克托。毕加索郑重其事地讲：这个人在巴黎很有名，所有时髦理发师的工作台上都摆放着他的诗。

法国的报纸发表了这篇采访谈话，科克托看到了。他千方百计要找到毕加索，让他就他的谈话作出解释。毕加索避而不见。为了扑灭这场可能毁坏其名誉的大火，科克托向一家报社宣布使用如此言辞攻击他的人不是毕加索，而是毕卡比亚。不幸的是，毕卡比亚进行了辟谣。科克托转身又向毕加索堡垒发起了进攻。他要求画家出面驳斥毕卡比亚的言论，但毕加索仍然保持沉默。

不久以后，毕加索和他妻子去剧院看戏，恰巧遇到科克托的母亲。这位母亲请求毕加索宣布在西班牙诽谤他的儿子的不是他。毕加索的妻子非常同情这位可怜的母亲，回答说毕加索的确没有使用那样的言辞谈论过让·科克托。

这样一来，诗人放心了，他们之间有关这次采访引起的纠纷总算平息了。

然而，不久以后，新的乌云又开始笼罩在他们的头顶。在20年代毕加索开始接近超现实主义者们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下起了毛毛细雨。这些超现实主义者十分厌恶科克托的《屋顶鳏夫》。在西班牙战争期间与战争之后，毕加索明确地从政治上站到了左派一边的时候，他们之间出现了暴风雨般的尖锐对立。随着战争的来临，他们之间的暴风骤雨也爆发了：有点儿神奇般地成功躲避了被清洗的科克托走得更远，他竟然公开向阿尔诺·布里凯表示效忠……

过了很长时间之后，到了20世纪60年代，毕加索虽然也不拒绝他登门，但是永远也不会忘记他的所作所为。对科克托持此态度的不仅是毕加索一个人。弗朗索瓦兹·吉洛曾经讲过：他和保尔·艾吕雅在马赛附近的圣特罗佩Saint-tropez，法国马赛附近圣特罗佩海湾的海滨浴场。时，有一条游艇开来停靠在塞内基耶家门前的港湾，科克托从游艇上下来。从来不喜欢他的艾吕雅对他十分冷淡。在科克托一再坚持下，艾吕雅冷冰冰地同他握了一下手。握了总比不握好嘛。这都值得科克托将它吹嘘为艾吕雅是他的“一位特别要好的朋友”……毕加索从未对他热情过。1952年艾吕雅去世之后，毕加索的态度有了少许的改变。

有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回答的问题。

20世纪60年代，科克托在蒙巴那斯很红，还有另外一个诗人和他一样红，而且持续的时间或许还更长。他也是既写诗歌，也写小说、戏剧，其天赋多种多样，尽管他也十分擅长讨好沙龙的女士，但没有费多少精力就打入了文学艺术先锋和时代精英的圈子内，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从本质上讲就是他们中的一员。这是何人呢？他就是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科克托和阿波利奈尔从1916年起就认识了。起初，他们的关系中始终充满着怀疑与不信任。阿波利奈尔于1917年写给毕加索的信中说，他与科克托之间的关系稍有好转。这是因为年轻的科克托于3月份写的信中，完全拜倒在阿波利奈尔脚下的原因吗？

我向您保证咱们将共同工作，而且我过去就一直确信咱们的交往不会中断。请原谅我冒着别人认为“这位年轻人极力在为自己的前途铺垫”的危险一再坚持。我如此勇敢地、郑重地向您请求恢复咱们的关系，完全是为了咱们共同的事业。哪怕是您对我的不信任我也感到高兴，就像经过乔装打扮的泥瓦工遭遇到另一位高手，并且察觉到对方持保留态度，仍然敬佩他一样。

［摘自1991年发表的让·科克托与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通信录》］

或者可能是毕加索的干预呢？据科克托讲，是毕加索坚持要求他们两位诗人见面，并且互相合作共事。

我为我们如此重要的见面深感欣慰，也对毕加索全心地希望咱们和好非常高兴，他经常讲“但愿您与阿波利奈尔能够相亲相爱”。

［摘自1991年发表的让·科克托与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通信录》，1917年4月13日的信件］

科克托和阿波利奈尔之间的关系有高潮也有低潮。科克托抱怨阿波利奈尔认为他是个“可疑人物”，阿波利奈尔怨恨科克托企图夺取他取代马克斯·雅各布在毕加索身边的地位的可能性。说到底，是社会上的流言蜚语、传说中的故事，不断地给他们之间的关系增添阴影。

时间在流逝。科克托宣布要夺取处于战争期间的巴黎的时候，他心目中的目标是在巴黎的一个位置，而不是巴黎城市本身。这就是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从前占据，而随着他去世放弃了的那个位置。他们之间多年隔阂与纠纷的深层根源就在于此：如果阿波利奈尔活着的话，科克托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子呢？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一）诗人的伤口

战争是野蛮生活的合法重现。

保尔·莱奥托

1916年3月17日。某部队139排。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正在贝里-奥巴克阵地布特斯森林中的战壕中为自己布置一片安身之地。他在护墙上方支上一块帐篷布，这是预防流弹炮弹片从头而降的临时措施。他戴上头盔，席地坐在土堆上。他请假在阿尔及利亚的拉木尔同玛德莱娜及其母亲度过一段时间之后，于1月份返回部队。接着，他领导其部下参加了两个月的强化训练。3月14日，他们再次开往前线。出发的那一天，他给玛德莱娜写了封信，重申她为他所有财产的继承人。这样的信他已经写过无数，这仅仅为其中之一。

他们几乎天天通信。他向她许诺永远爱她，发誓一旦有时间，就开始为办理结婚手续做必要的准备。每封信都柔情脉脉，但少了些狂热的激情。玛德莱娜好像有点儿为此新现象担忧，他一再地安慰她，让她放心，含蓄地说军队中对来往信件的检查甚严，禁止男女之间柔情蜜意的誓言，以防影响军队的战斗意志。有时，他好像对她的一再追究表现出不耐烦。他劝她要“听话”，并要求她阅读一些文学方面的书籍，以提高思想境界。他还建议她加强学习英语，不要吃鱼，学会休闲娱乐，特别注意为那双病脚多费点儿心：“每天晚上从脚趾到脚背轻轻按摩两分钟……”

所有这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他们之间的交往给人的印象，完全是规规矩矩地按照正规程序履行手续的本分人家的做法：向未婚妻母亲求婚、订婚、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这真是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所渴望的吗？

他不再给路易丝写信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彻底地终止了。他给她的最后一封信于1月份寄出，他在信中要求她将一张尼斯的当票寄给他，他想把以前典当的一块手表赎回。然而，他还时不时地给玛丽·洛朗森写一些充满感情的信件。他同巴黎的朋友们之间也有书信来往，尤其是常给毕加索写信，他还赠送给毕加索一枚自己亲手做的戒指。

他坚持写诗，也给《法国信使》杂志寄去几页关于战争、未来主义、司汤达或圣女贞德的诗作。无论在任何情形下，他的衣服口袋中都有一本书，每当前线的战事有间歇，他就掏出来阅读几页。

他从来没有怨言，但他心情忧郁，“十分伤感”。好像不是因为远离玛德莱娜，而是因为战争本身。他早已习惯了风雨、泥泞、兵营的生活、长途行军、战地作业和令人窒息的气味。但他无论如何无法忍受指挥官们的愚蠢、蛮横与武断。他写过一个报告，讲解为什么临近其他团的士兵都戴军帽，而他所在团的士兵戴头盔。或许他对军中纪律过严的事实了如指掌：许多自残的士兵被处以死刑；凡是手负伤，而伤口周围留有黑色痕迹的士兵都可能被处决，据说因为这些痕迹有可能是炸药，而这伤口证明负伤者距离炸药如此之近，不可能是敌人所为。大量士兵因为手被敌人炮弹的弹片炸伤而被处决。

不服从命令也一律受到十分严厉的处置。1915年，步兵336团二营突然接到袭击敌人战壕的命令。士兵们都不动，拒绝执行。因为一会儿进攻，一会儿反攻，搞得他们筋疲力尽，再加上，他们必须越过一片150米宽、布满铁丝网，并且被德国人炸得稀烂的开阔地。在这样的条件下进攻，等于去自杀。

面对如此典型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该步兵师师长计划用大炮轰炸自己军队的战壕，在炮兵上校再三恳求干预下，他才改变了决定。他要求在年纪最小的当中选出六个下士和十八个士兵。经过军事委员会批准后，这些人被立即处以死刑。

有时，士兵们因拒绝迎着敌人的猛烈炮火冲锋、拒绝穿越由自己战友尸体覆盖着的战场前进或者拒绝躺在战友们的尸体上躲避德国人炮弹的袭击，而被处以死刑。被处决的人不是由军官指认，而是由士兵自己抽签，抽中的人就去做替死鬼。副营长阿波利奈尔对这一切自然不会无动于衷，特别是对一个20岁、步兵98团的机枪手军官、名叫夏普朗的少尉的事他没有保持沉默：1914年10月，在洛杰斯树林中，他遭到德国人的袭击。德国人包围了他、四名士兵和两挺机关枪，他受了伤。敌人活捉了他们，他在铁丝网中被关了两天。当担架兵将他抬回后，他被送到上校面前。上校把他移交给军事委员会，为什么？因为他曾经被敌人捉过。夏普朗躺在担架上听了对他的最后判决：死刑。还不是普通的死刑：人们把他捆绑在担架上，然后把担架垂直地竖起来，向他射了十二发子弹。

这些事实给士兵的打击太大，人们十分气馁，整个军队士气低落。与其他人一样，阿波利奈尔对这一切没有无动于衷，一件件地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德朗在给弗拉芒克的信中写道：

白白地牺牲数万人的生命，好像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发了那么多的命令，做了那么多的计划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有些人拥有无限的权利，将他人如同永不损坏、永不疲倦的工具一样支配和使用，永无休止地要求他们作最艰苦的努力。发号施令的那些人可真是令人恐惧。

［摘自1917年3月1日安德烈·德朗写给弗拉芒克的信件］

进入贝里-奥巴克阵地战之前，阿波利奈尔请了两天假。返回部队时，他十分失望：战时的巴黎是那么温馨得让人恋恋不舍！马克斯·雅各布的风凉话更加令他心里凉了半截：他说据估计，这场战争将要持续三十年。这肯定是过于夸张了，但纪尧姆也不认为它能够在1917年底到1918年初结束。

惟一的好消息——很长时间以来最好的消息，是几天前他收到的一封官方来信。信纸抬头印有司法部民事局大字的这封信，授予了名叫纪尧姆·科斯托维斯基、别名叫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他法国国籍。啊！终于到手了！

阿波利奈尔将这封信珍藏在他的衣袋中，与一期《法国信使》放在一起。他用手摸摸那本杂志，拿出来，把它打开，展放在面前。这份杂志和这封信似乎就是他的护身符。周围的轰炸仍然在继续，但除了防卫之外，别无他法。

1916年3月17日下午4点钟。

他专心致志地读着那本杂志，翻了几页。突然，惊雷般的爆炸声在距离他四十来米处传出的同时，他的右太阳穴部位的头盔被什么东西轻微地撞击了一下。阿波利奈尔用手摸了一下他的头，头盔上有个窟窿，一股热乎乎的东西顺着面颊往下淌：是血。

他喊人来。他被撤往急救站，右太阳穴内进入了炸弹的碎片。246团的医师为他包扎好头。人们拿来他的小行李箱，让他睡觉。第二天凌晨两点，他被塞进一辆急救车送往医院。在那里，医生从他右太阳穴取出几块弹片。3月18日，他在写给玛德莱娜的信中说：我受的伤不严重，只是感到很累。

22日，医生为他拍了张片子。他感觉痛苦难忍。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在日记中记录下当时的伤势，也未耽误他给玛德莱娜、伊芙·布朗克和马克斯·雅各布写信。

25日，他必须从医院向后方撤退，但他高烧不退，直到28日仍然无法起床。29日，他到了巴黎的瓦尔德格拉斯医院。他的朋友们都赶来探望他，他的神志完全清醒。表面上看起来他的伤没有恶化，伤口也愈合了。

然而，阿波利奈尔一直抱怨头疼和头晕。医生们说他过度疲劳，需要充分休息。但他的左臂越来越沉重。4月9日，当时在意大利大使馆当护士的塞尔日·费拉特将他转到位于巴黎塞纳河边盖道尔塞的意大利政府医院。日子一天天过去了，阿波利奈尔身体的瘫痪在日趋严重，而且经常昏迷。5月9日，阿波利奈尔在莫里埃别墅接受了环钻手术，切除了一个脑肿瘤。11日，他给玛德莱娜发了一份电报，告诉她手术进行得很顺利。

他经常写一些简短的信件，随时告知她病情的发展情形。8月份，她表示希望能来探望他时，他恳求她不要来。他要求她写信告诉他一些愉快的事情，不过一个星期不超过一封信。他请求她给他寄回他的炮兵手记、一本诗集《炮车》、玛丽·洛朗森的两幅水彩画，以及他过去托付她保管的一枚戒指。他对待玛德莱娜同对待路易丝一样：收回属于他的以及他给出去的一切东西。

不久，玛德莱娜也离开了阿波利奈尔的生活。是因为另外一个女人来莫里埃别墅看过阿波利奈尔，而且不久以后取代了玛德莱娜在他身边的位置呢，还是如同他在最后一封发往阿尔及利亚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承认自己变得“更加容易发脾气”了呢？总而言之，从他恢复平民生活之后，他身穿挂着6月份颁发的战争勋章的漂亮制服，摘掉了头几个星期缠在头上的绷带，换上皮质船形帽，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换了个人，不再是原来的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了。他表现出了极端的爱国主义热情，令他的所有朋友大为吃惊。但他并不高兴，整日闷闷不乐，他周围处处可见的个人主义以及与前线的苦难相距甚远的巴黎生活使他深感失望。

然而，他还是将要回到位于圣日耳曼大街他的房子里去，将加入这样的生活，也将去参加五彩缤纷的活动与宴会。但遗憾的是他只能坚持到战争结束：一共还仅仅能在人世间再生存27个月了！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一）伪装的艺术

隐藏战争是立体主义者们的杰作，或者说也是他们对祖国的回报。

让·波朗

1916年2月，阿波利奈尔写信给玛德莱娜，向她报告一个好消息：他有了一套新军装。但他对新更换的军装不是东方人的土黄色，而是把原来颜色鲜艳的上衣和裤子换成海蓝色很不满意。如果是“迷彩”服就更好了，因为那样可以同大自然混淆，可以达到迷惑敌人的目的。这一思想其实最初产生于毕加索。一年之前，毕加索给他的诗人朋友阿波利奈尔写信，向他提出了一个战略性的观点：哪怕是被漆成灰色的大炮，敌人也可以轻而易举地辨认出来。如果想隐藏它们，必须在形状上下工夫，再配上如同戏剧中小丑的服装那样五颜六色的鲜艳色彩。

阿波利奈尔在《被谋杀的诗人》中描写了贝宁鸟（毕加索）如何隐藏重炮。据格特鲁德·斯坦说，一天，一支受检阅的军事方队从巴黎圣日耳曼大街上经过时，这位贝宁鸟高兴地喊道：“这是我们干的！”

我们，即立体主义者们。

隐藏战争的实践始于战争爆发初期法国洛林地区的杜勒附近。一位布景师产生了一个用涂成土色的大幅画布隐藏一门大炮及其操作人员的思想。参谋部派出一架飞机在被隐藏的大炮上方转了一圈，飞行员看见他下方的地面上全部是树，毫无大炮的踪影。

几个月之后，在蓬塔穆松，一位电话接线员接到下达开火的命令。他执行了命令，然而炮弹刚刚上膛，敌人的一发炮弹就将己方的大炮炸毁了。这位接线员考虑：能否发明一种使军队的武器和人员被淹没在大自然中的有效保护措施呢？

这位电话接线员本身恰好是位画家。他认为人可以采用色彩和图形达到此目的。于是，他将这一主意报告了参谋部。1915年2月，战争部长批示组成一个专门小组，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开展此项工作。于是，吉朗·德·斯沃拉（Guirand de Scevola，战前，阿波利奈尔在艺术专栏中谈到过他）组建了军事历史上的第一个隐藏技术小组。最初时有30个志愿者，三年之后就发展到3000名隐藏技术人员和8000名制作人员。他们的标志是：一个红色的背景中带有一条金黄色的变色龙。

斯沃拉招募的是些什么样的人员呢？一些毫无军事专长，也没有任何战斗才能的人：立体主义画家。让·波朗说：

只有那些公众意见坚决认为四不像的版画，在危险时刻，才能够成为说它是什么就像什么的武器与军队的护身符。

［摘自让·波朗的《老板勃拉克》］

立体主义画家比其他任何人都擅长使用背景与图形技术在画布上画物体。他们画出的物体虽然看上去不是原来物体的形状，但却能表现出物体的各个侧面。他们能够全面地恢复出物体的本来面目，而不是只反映某一个观察者的视角中的物体。反过来，他们也可以用消除物体立体感的方法达到隐藏物体的目的。也可以通过根据一个物体画反映出整个物体的各个侧面，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是许多其他的物体：这就是立体主义画能够起到诱惑、设圈套迷惑敌人的原则所在。这样一来，从在平面上画出的逼真的假大炮上空飞过的敌军飞行员，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认为那些是真正的大炮。而与此同时在假树林丛中隐藏着真正的大炮，在敌人飞行员的眼中，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那些都是真正的树丛。从空中拍摄的照片也无法显示出任何我们隐藏在里面的大炮。这项技术不仅能够起到隐藏建筑物、人员及武器的作用，还能够有效地诱骗敌人犯错误。

立体主义画家们在吉朗·德·斯沃拉上尉的领导下着手工作了。其中有些事令人十分吃惊：这些在战前受到人们猛烈攻击、人们都认为是“德国艺术”辩护士的画家，这些由德国人卡恩维莱、于德以及其他塔奥塞豢养下的艺术家，现在都齐心协力地为保卫他们的法兰西祖国而工作着！不仅有画家，也有雕塑家、戏剧布景师、素描画家和建筑师：布夏尔、布森戈、加莫万、迪费雷纳、迪努瓦耶·德·塞贡扎克（他领导设在亚眠的隐藏画制作作坊）、佛兰、罗歇·德·拉弗雷纳伊、马尔古希、安德烈·马尔、吕克-阿尔贝·莫罗（LucAlbert Moreau）、雅克·维龙……1916年，勃拉克也参加了几个月这项工作。然而，尽管斯沃拉一再坚持，德朗和莱歇仍然被拒绝参加此项工作。

在整个战争期间，这些艺术家在马戏场或美术学校内用水彩画画出假树（使卓别林受到启发的比考夫·桑德拉斯的思想正源于此），然后送到后方去制作。在这些马戏场或美术学校内部，装备有能够让哨兵观察到对手战壕的梯子。艺术家们在大炮上方和士兵们的头盔上，张挂涂染成与大自然相同颜色的叶子画，将大炮或武器的棱角处用五颜六色的色彩或者椰叶纤维布覆盖起来；将炮位、观察哨所伪装成废墟，制作假墙壁，用硬纸板制作风车，用草做成家具，用画笔画出人或动物的尸体……他们在巨大无比的画布上画出假森林，里面隐藏着真机关枪、铁路和道路里程碑；他们能够使用这些技术隐藏整个村庄、战壕和桥梁；他们制作从战壕中露出扛着长枪的士兵，以吸引敌人的火力。1917年，在麦西纳山顶的战斗中，正是突然拉展的一块上面画有正在从战壕中跳出的士兵的巨幅画布，将德国兵吓得狼狈逃窜。

后来，这种隐蔽技术被世界上的所有军队采用。法国的立体派画家们将帮助英国人和意大利人制作隐藏画。德国人在1917年也开始使用。战争结束之后，这些画家中的许多人对这种艺术感到十分厌恶，因为他们从那些被打穿的树、房倒屋塌的村庄、被摧毁的古迹、支离破碎和四分五裂的尸体中看到的是世界上最最肮脏的现实。后来有些人自然而然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将战争画得如此逼真的立体主义者们，很早以前就预计到这场战争将要发生吗？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二）逃避战争的人

艺术品。

马塞尔·杜尚

1914年，乔治·勃拉克参加了步兵第224团。起初被任命为中士，后来提升为中尉，并且在前线的第一线战斗。1915年5月，在卡朗西战斗中头部负伤。接受了手术之后，于1916年复员。

莱歇参加过阿尔戈和凡尔登战役，是毒气的受害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几个月退役。

1915年9月，德朗参加了炮兵第82团，参加了凡尔登和舍曼·代·达姆的血腥战役。战后，恢复了他的平民生活。

罗歇·德·拉弗雷纳伊一直在步兵服役，直至1918年患结核病住进医院卧床不起。

基斯林在卡朗西战役的一次肉搏战中负伤。桑德拉斯在香槟省失去一只胳膊。阿波利奈尔在布特斯森林负伤之后回到巴黎……所有这些人一致谴责那些战前是他们的朋友，而当他人在前线冒着生命危险保卫祖国的时候，却仍然悠闲自得地在这里或那里继续作画、继续出售作品的人。他们谴责的不是那些被军队拒绝了的人，例如莫迪利阿尼和奥尔蒂兹·德·扎拉特，而是那些临阵脱逃的人，例如德劳内躲避到了西班牙，毕卡比亚和克拉万去了美国。

去美国的事开始于战前。战争结束之后几个月，他们将都陆续返回巴黎，重新定居在蒙巴那斯。

1913年2月17日，在纽约举办了一个“现代艺术国际博览会”，也被称为军械库展览。这是首次在美国举办的国际艺术博览会。埃莱娜·塞凯尔认为“与其说这一展览是艺术市场的诞生，还不如说它是艺术市场的重新崛起”。这次展览的影响非同小可，因为这次博览会为欧洲艺术家们第一次提供了相聚的良好机会，在博览会之后，艺术作品收藏家们于20世纪20年代大批大批地纷纷涌入巴黎。

军械库展览的作品集中在一个昔日的兵器展厅，位于格林尼治村Greenwich，美国纽约市作家、艺术家聚居的地区。附近。这次展览的发起人是一位美国律师——约翰·奎因。他经过无数次的奋力拼搏之后，终于使一些前卫的优秀艺术作品免除了进口关税，为大量作品参展创造了先决条件。在亨利-皮埃尔·罗歇的帮助下，他得到了大量从法国购买的作品。将埃利·富尔的作品翻译成英文的沃尔特·帕齐也为这次展览收集了几幅作品，多数是立体主义者中金派的作品。

军械库展览上展出了近1600件欧洲艺术家的作品，其中有塞尚（正是在这一展览会上大英博物馆获得了塞尚的首件作品）、勃拉克、高更、格莱兹、康定斯基、莱歇、马尔古希、毕加索、杜尚和毕卡比亚。

1913年，惟有毕卡比亚有能力远涉重洋到美国去，因此只有一位法国艺术家出席了这次艺术博览会。美国的新闻界用大量篇幅介绍了这位跃身于前卫人物之列的画家。

他的父亲为古巴人，母亲是法国人。他在青年时代信奉印象派，后来成为点画派、野兽派的边缘人物，泛泛地认同立体主义。据阿波利奈尔讲，毕卡比亚也信奉俄耳甫斯教义。他在美国对机械与技术产生了兴趣。他发现汽车的确速度很快，见到了电动机，也觉察到了现代意识的丰富内涵。于是，他开始了一个爱好机器的阶段。纽约令毕卡比亚着迷，他认为美国的城市就是未来人的城市，是立体主义的未来。

回到法国之后，这位富有的花花公子接到了征兵通知，他的反感情绪溢于言表。经过一番周旋之后，他当了一位常驻巴黎军官的司机。在巴黎总比在凡尔登前线好得多。当需要向波尔多撤退时，毕卡比亚请他的父亲出面帮忙。通过古巴驻巴黎大使馆的干预，他被派往哈瓦那，从事商务工作。

哈瓦那可不是美国，他十分不情愿去。后来在他的妻子加布里埃尔·比费的督促下，勉强去了，但仅仅待了两个月，接着又去了美国。从那里，他去了西班牙的马德里，到瑞士旅游，又回到纽约，第二次到了西班牙。

1914年的夏天，德劳内和他的妻子以及诗人兼拳击运动员阿尔蒂尔·克拉万也都去了西班牙。

桑德拉斯对德劳内、毕卡比亚和克拉万三人十分地不客气。他们是朋友，他们一起参加过无数放荡不羁的活动，也在一起开怀痛饮。人们看见过他们穿着装饰鲜艳或破破烂烂的服装一起在舞厅跳探戈，克拉万穿着沾有绘画颜料的裤子，衬衣上到处的大小窟窿露出文身花纹。这一切也都激起过周围的人们极大的愤怒。

战争的爆发使这些人趋于理智，恢复了常人的生活习惯。昨日的痞子们都到了葡萄牙的首都里斯本重新集结了起来。但很快，葡萄牙也向德国宣战。于是他们到了西班牙的首都马德里，但是，那里的边界也不可靠。

克拉万决定赴美国。为了解决横跨大西洋的经费问题，他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组织他与拳击手杰克·约翰逊争夺重量级世界冠军的比赛。以前他们两人曾经在柏林和巴黎的训练馆见过面。据桑德拉斯回忆，当时的约翰逊是脱产的专职拳击运动员。

他们二位商妥后，比赛在马德里的一个竞技场举行（桑德拉斯当时在巴塞罗那）。新闻界对此作了大量的广告宣传，将它吹嘘为一场真正的决斗。比赛的前一天，克拉万在即将起航赴纽约的一艘横跨大西洋的客轮上预定了一个座位。他知道自己不是对方的对手，所以他预先要求对方出手不要太重，至少在将他打翻在地之前让他几个回合。

比赛比人们想像的要结束得快得多。桑德拉斯作为目击证人描述比赛当时的情景：克拉万吓得发呆，缩作一团，在竞技台的一个角落里一动不动。他在群众的喝倒彩中，面对气势汹汹的约翰逊完全不知所措，而约翰逊看到这个局面首先非常高兴，接着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脚，想要他动一动，最后在他脸上狠狠地打了一拳，将这位奥斯卡·王尔德的外甥打翻在地。

“一、二、三……”裁判喊着数。

克拉万已经逃跑了。当群众、赛事的组织者和发誓要他命的约翰逊到处寻找他的时候，这位“勇敢的战士”已经上了赴纽约的船，正在卫生所包扎他的伤口。

在纽约，他也激起了人们的公愤。由于杜尚和毕卡比亚听说上流社会的女士们组织了一次报告会，要请人给她们讲现代艺术。于是，他们决定给这些没有文化但自认为高雅的听众派遣一个他们当中最激进、最狂热的一位。他们选中了克拉万。在他去之前，他们请他吃了午饭，他吃得很少，但喝了许多。他准时到达了报告会大厅。对报告人钦佩得五体投地的那些头戴羽冠、一群一伙的阔太太正在痴迷地等待着他。报告人背对着她们，首先脱去外衣，接着松开裤子背带，脱掉衬衣和裤子，转过身来，开始辱骂第一排的人，接着辱骂其他排的人，直到最后被警察关进警车拉走，这场闹剧才算结束。他的朋友支付了担保金后，他才被放出来。

接着，克拉万去了加拿大，又乔装打扮成一名妇女从加拿大逃跑，接着被一只开往加拿大东部纽芬兰岛的渔船作为技工雇用。后来在墨西哥城开了一家拳击培训学校，最后娶了美国作家米娜·洛伊之后，就消失在墨西哥湾的大海中杳无音信了。

至于杰克·约翰逊嘛，从那次以后，没有人在拳击场上再见到他。

桑德拉斯虽然一直承认阿尔蒂尔·克拉万有“巨大”的创作诗的才能，但他永远也不能原谅克拉万在战争爆发前夕离开法国的逃兵行为。桑德拉斯同样不能原谅在纽约的那些朋友，那些“在欧洲吹起的战争风暴面前将他们的本来面目赤裸裸地暴露无遗的形形色色的胆小鬼”。他们是一群“欧洲的逃兵、国际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中立派的大杂烩”。［摘自1949年发表的布莱斯·桑德拉斯的《瓜分天空》］

在他们当中，有一位现代艺术的主要代表：马塞尔·杜尚。他也许是中立的，但绝对是和平主义者，无论从什么角度说，他都是一个逃兵。

他在美国做了些什么呢？

一言以蔽之，丑闻。

他于1915年到达纽约，在到达纽约之前，他在纽约已经是臭名远扬。两年之前，他曾经是军械库展览中的欧洲明星。他的《下楼梯的裸女》(图48)曾经激起了一些人的愤怒、一些人的反感、一些人兴奋不已，而另一些人狂热崇拜……新闻界有人恭维他，将他捧上天堂享受所有的恩惠；有人嘲笑他，将他架在地狱的火上烧烤。

对他，这不是第一次。1912年在巴黎举办独立派绘画展的时候，他的立体派朋友们已经要求他摘下那幅画。格莱兹和勒·福柯尼埃催促他们的两位兄长雅克·维龙和雷蒙·杜尚-维龙说服他们的小兄弟，放弃展出他那幅在设计上过于大胆的《下楼梯的裸女》，以避免遭受人们的谴责。马塞尔·杜尚服从了，只一次，第二次他不干了：第二年，他的《下楼梯的裸女》在立体派中金派的画展上展出。然后，他就跨过大西洋去了美国。

马塞尔·杜尚在军械库展览上出售了他的全部参展作品，得到了他离开欧洲奔赴纽约所需的经费。他是因为心脏功能有一些缺陷从部队退役的。他承认自己身上缺乏时代需要的爱国主义精神，但心里丝毫不觉得不安。当美国参战之后，他在法国军队中已经担任了六个月秘书。

到达纽约以后，杜尚承认自己的艺术渊源：一点儿印象派、一点儿野兽派、一点儿立体派，对塞尚并不特别欣赏，但是特别喜欢莫奈，对马蒂斯十分尊重。1910年举办勃拉克绘画作品展览的时候，他的作品受到了来自卡恩维莱的抵制。

然而，对杜尚影响最大的并非画家，而是一位作家：雷蒙·鲁塞尔Raymond Roussel（1877—1933），法国作家、诗人。。杜尚从不否认他是在纪尧姆·阿波利奈尔陪同下在安托万剧院观看过《非洲印象》之后，才开始创作《被她的独身者们脱光衣服的新娘》。

雷蒙·鲁塞尔作品中主人公的原型是“美好时代”（指1900年之前的几年，被一致认为是全民都无忧无虑的美好时代）上层社会中一位有钱的年轻人。他让菲利普·苏波想起了普鲁斯特·德·卡布尔：他们同样的风度翩翩，在吃穿方面有着同样的嗜好，在文学方面有着同样的需求和愿望。

在他的第一部作品失败之后，鲁塞尔得了“一种可怕的病”[hth]［摘自1963年发表的雷蒙·鲁塞尔的《我的有些书是如何写出来的》］，此病折磨了他很长时间。后来，由于其文学创作无法到达最崇高的境界，他在狂怒与失望情绪的折磨下，痛苦到竟然倒在地上打滚的程度。

他乘坐一辆房车到处游逛，车里装配有几个房间、一个卫生间和一个厨房。车辆行进过程中，他一直在坚持写作。所有的窗帘都放下，以免窗外的一切干扰他的工作。他的家里雇用一个园丁照顾他的花园，园中有着大量的鲜花，而他却整日忙于写作，对它们视而不见。他花钱资助出版自己的书籍，出版的书却没有销路；自己出资排演戏剧，而在社会上的反映平淡，或者如果有反映，也是议论、愤怒和咒骂，例如《非洲印象》出版时，就发生了受到社会抵制的情形。

他曾经产生过将其一本书搬上舞台的主意，以便争取不去书店购买他的书的那部分民众。惟有埃德蒙·罗斯唐欢迎他的这一行动。观众却炸了，他们强烈反对的恰恰是令马塞尔·杜尚着迷的东西：语言的新颖性、剧目的现代性，特别是那些人肉机器，其中一个是击剑手。鲁塞尔创作的源泉与那些先锋人物同出一辙：技术革命、运动、速度和电影技术……

画家杜尚与作家鲁塞尔一样，当他们还年轻的时候，也许就应该放弃他们的艺术。他们都醉心于国际象棋，他们就是那个时代最出色的棋王。他们不参加任何派别。

杜尚不参加任何派别有一个很重大的理由：金派画家将他的《下楼梯的裸女》摘下这件事，使得他对所有的派别永远地抱有一种莫名的反感。无论在法国还是美国，他永远是单枪匹马，尤其是在当叙尔瓦日、格莱兹和阿尔西邦科将达达派画家和作家们从金派中驱逐出去以后。

在纽约，年轻的杜尚待人温柔宽厚，他常常口叼烟斗或者雪茄，在他众多的崇拜者们中间踱着方步，他从一个沙龙到另一个沙龙地走来走去，在心底里暗笑着自己怎么就成了或者被崇拜或者被愤怒谴责的对象。他是各种各样先锋派的领头羊。他给一些十分美貌的小姐上法语课，他将法语中最粗俗的词语也教给她们。他常常同曼·雷、音乐家埃德加·瓦莱兹、弗朗西斯·毕卡比亚、阿尔蒂尔·克拉万和米娜·洛伊在一起，他初次发现了爵士音乐，他同他们一起下象棋、抽烟、喝酒和跳舞。妇女们来来往往，但他对她们并不留意。

金钱？没问题，他没有多余的，只够平时用。他的父亲全力支持三个从事艺术的孩子，后来美国的资助人接着支持他们。杜尚一直在路易丝和沃尔特·阿伦贝尔家生活，后来他们买了他的全部绘画作品，没有付给他现金，而是抵了他的房租。在他们家的墙上，挂着塞尚、马蒂斯、毕加索和勃拉克等名画家的作品。阿伦贝尔夫妇是十分坚定的现代派，也是先锋派的热诚捍卫者。

杜尚正是同他们夫妇俩以及曼·雷共同创建了独立艺术家协会。该协会的原则与巴黎的独立派协会十分相似：不接受检查，他们愿意展出什么就展出什么。

他给所有独立派艺术家们都寄去一幅画，画的是一个男用小便器，上面有日期，签名为一个卫生洁具商：R.牟特。这构成了又一起轰动性的丑闻。这幅画虽然未被逐出画展，但是被藏在布帘后面。杜尚因此宣布辞去独立艺术家协会的职务。

除了立即采取明显的挑衅性行动之外，他还做了些什么呢？他在寻求创造新的艺术形式。这种形式将绘画从通常的绘画工具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既不需要画布，也不需要画笔与画板。他也开始思考用肉眼看不见的第四维空间。如他的就完全出于他研究中表现第四维空间的考虑。他的这一研究将为许多人的艺术天赋开辟新的道路：正如皮埃尔·卡巴纳所说：“杜尚的榜样的出现使20世纪后半叶的艺术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促使新达达主义最终发展成为大众艺术。”［摘自1996年发表的皮埃尔·卡巴纳的《杜尚和Cie》］

并非杜尚建议展出的第一幅完成画作。1913年的一天，在巴黎，他突然产生了绘制这些物品的思想：他在一张方板凳上固定了一个自行车轮子(图49)，买了一个沥水架。后来这些东西一直在他的家中随便地乱扔着，长期以来，他从没有想过它们还有什么价值，也没有想过给它们派任何用场。

在纽约，在画之前，他买了一把铲雪用的木锨，一直悬挂在画室的天花板上，作品的题目是《预言断臂》。不久之后的作品《隐藏的噪音》画的是夹在两块黄铜片之间的一团线(图50)，《游览宣传品》画的是一个“下木”牌打字机罩，《L.h.O．O.Q.》给蒙娜丽莎加上了山羊胡子和一撮儿八字胡(图51)。

从20年代起，杜尚不满足于只在现有作品上签字，而是将这些作品汇总在一起。于是在1920年《为什么不打喷嚏》面世，这是由装在一个鸟笼中的一些立方体的大理石块、一个温度计和一块墨斗鱼骨组成(图52)；《快乐的寡妇》是一个缩小了的双扇窗户，其签名为一个匿名女性罗斯·塞拉维。杜尚后来经常使用这个签名，人们在罗伯特·德斯诺斯的诗中也能见到这个签名。

杜尚对他选择这个匿名作了解释：他希望改变其身份，起初他想选择一个犹太名字，最终决定改变名字的性别。当毕卡比亚要求他除了他的朋友们（梅景琪、塞贡扎克、让·雨果、米约、奥里克、佩雷、查拉和道格拉斯）之外，增加他的签名时，杜尚产生了使用罗斯·塞拉维的想法，他将毕卡比亚的签名写成：毕卡比亚·梅景琪，雅克·维龙，马塞尔·杜尚，库普卡，毕卡比亚，洛特，塞贡扎克，罗斯·塞拉维，最后缩减为罗斯·塞拉维。他最后下结论说：

所有这些仅仅是一些文字游戏而已。

［摘自马塞尔·杜尚的《同皮埃尔·卡巴纳的谈话录》］

杜尚酷爱文字游戏。在他1915年至1923年间创作作品的题目中经常加上“甚至”一词，《被她的独身者们脱光衣服的新娘，甚至可以是（大玻璃——杯子上的八根垂线）》便是一例(图53)。题目的后一部分与内容毫不相干，其实毫无意义，这是他有意所为。布勒东对杜尚的这一点十分欣赏，他认为杜尚是20世纪最聪明的人。

然而，杜尚也如此评价雷蒙·鲁塞尔，认为他也是20世纪最聪明的人。他们二人在这方面的确是英雄所见略同。他们对文字游戏及预料之外的突变等表现手法有着共同的观念。在鲁塞尔的画作《法国的第一皇帝拿破仑》中，也同样使用了罗斯·塞拉维的签名。

在杜尚最要好的朋友弗朗西斯·毕卡比亚身上，有着同样的现代观念。对他来说，美国同样是他为开辟未来前途做准备的实验室。

他们两人一个胖得像一只水桶，另一个瘦得如同一根竹竿，却经常结伴在美国城市的人行道上散步。毕卡比亚身材矮小丰满，但他将鞋跟垫得很高希望能够予以弥补；杜尚是一位大高个子。二人都在急切地盼望着欧洲战事的结束。他们常常在一位祖籍奥地利的美国摄影师阿尔弗雷德·斯蒂格利茨在第五大街291号开的画廊见面。欧美大陆的艺术界先锋派人物常常在那里相聚。斯蒂格利茨在其画廊中展出一些画家的作品，并且将卖画的收入全部给画家本人，他自己仅靠其摄影收入维持生活。

该画廊还创办了一份报纸《291》。毕卡比亚受其启发，于1917年1月在巴塞罗那创办了一份杂志《391》。由于战争既不能阻止人们旅游，也不能阻止他们之间的接触，于是该杂志在1924年出现在了巴黎的街头。毕卡比亚在巴塞罗那、纽约和瑞士之间穿梭往来，与他的朋友们克拉万、格莱兹、罗歇、瓦莱兹、杜尚、玛丽·洛朗森和伊莎多拉·邓肯同甘苦共患难。他每天作画、写作，去瑞士的伯尔尼探望他的孩子们，赴洛桑请一位神经病医生为他作治疗。他在苏黎世见到一位戴单片眼镜、个头矮小的男人——特里斯坦·查拉，这位法国古巴混血儿正在为撰写有关他的书而做着准备工作。

在桑德拉斯眼里，特里斯坦·查拉是一位“为艺术而艺术的冒险家”，是流亡在瑞士的各种类型的间谍、所谓的艺术家及和平主义者们的中坚人物。

杜尚几乎是所有断臂伤员中惟一存活下来、没有被处决的人。然而，他与其他人一样，被战场上纷纷落地的炸弹爆炸吓得神经稍有错乱。以特里斯坦·查拉为中心的达达主义者们经常在苏黎世伏尔泰酒馆聚会，克拉万、杜尚和毕卡比亚三位超现实主义者经常来往于纽约的沙龙。他们虽然身在异地，却有着一个共同的主张：反对战争。遗憾的是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他们的这一主张完全不能被接受，甚至连听也不爱听。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二）达达文学社

我反对动武。但是我既不反对也不赞成持续不断的矛盾与纠纷，对此我不予解释，因为我生来憎恨讲解道理。

特里斯坦·查拉

在远离纽约的大西洋另一侧——战火纷飞的欧洲，有两个人正在下国际象棋。一位45岁，高颧骨、秃头，蓄着两撇小山羊胡子；另一位，20岁刚出头，脸色蜡黄，近视眼，戴单片眼镜，一绺黑色头发覆盖在他的前额。

年长的是俄罗斯人，年幼的是罗马尼亚人。他们在苏黎世的伏尔泰酒馆。罗曼·罗兰、詹姆斯·乔伊斯和乔治-路易·博尔赫斯也在该市。

正在下棋的两位除了共同爱好国际象棋、对席卷欧洲大陆的战争反感和使用匿名之外，没有其他的共同之处。他们是革命家列宁和诗人查拉。

他们中的一位去了瑞士的一个名为齐美尔瓦尔德的城市。1915年9月，社会党人的代表集中在距离伯尔尼不远的这个村庄，发表了一个宣言。他们在该宣言中众口一词地强烈谴责由大国发动的帝国主义战争，但是远未主张实行和平主义。

另一位却从内心深处反对战争，不仅仅反对发生在眼前的战争，而且反对所有的战争。然而，他没有参加为和平而斗争的团体或政党，他的革命思想还不如身在纽约的杜尚、在巴黎的布勒东和阿拉贡坚决与彻底。因为特里斯坦·查拉最关心的事并非政治。在战争的特殊时期，他还关心点儿政治，而在其他时期，他最关心的绝非政治。他们到伏尔泰酒馆聚会的时期，查拉无疑还只是一个毫无纪律观念，热爱弗朗索瓦·维龙法国抒情诗人。、弗朗索瓦·萨德1740—1814，法国作家。、洛特雷阿蒙和马克斯·雅各布的毛头小伙子，但是他来苏黎世的目的并非是搅乱世界，而是从事学业。

达达（特里斯坦·查拉）出生于1916年2月8日下午6点钟。“达达”一词是人们用一把裁纸刀闭着眼睛随便在字典中点出来的，只是法国儿语中的这个词，没有任何实质意义，这正是它被选中的原因所在。如此不带任何倾向性地随意选择文学流派名称的做法，反映出该运动创始人思想的荒谬与滑稽。罗马尼亚人特里斯坦·查拉和马塞尔·让科、德国人雨果·巴尔、克里斯蒂安·沙德和理查德·胡森贝克及德国诗人雕塑家让·阿尔普不仅反战，而且反对导致战争的文明。他们极力鼓吹寻求绝对，反对祖传的工作、家庭、祖国和宗教等沉重的精神枷锁。

由雨果·巴尔创建的这个文学帮派经常在伏尔泰酒馆聚会，参加的人中有诗人、作家、画家和大学生，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流亡国外的反军国主义者，其中许多人还是革命者：除列宁之外，卡尔·拉戴克和维利·明策贝格也常去伏尔泰酒馆。

雨果·巴尔常常组织一些音乐、绘画、诗歌、带面具舞蹈、击打乐器混合一起的新型娱乐节目。参加者的一切活动均必须是即席、自发、出自本能。他们创作的作品比波德莱尔、兰波、雅里和洛特雷阿蒙放荡不羁的作品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当场吟诵的诗歌并非必须写出来，也可以即席口头创作。他们在自己创作的诗词中，加入其他诗篇的片段或者黑非洲歌曲歌词的片段。艺术家们一起边用各种餐具器皿敲打箱子、盒子，边声嘶力竭地喊叫，有的吟诗作画，有的唱歌跳舞，围观的群众也被拉进他们的娱乐队伍中同他们一起玩耍。查拉在达达画廊中组织毕加索、马蒂斯和德朗的绘画作品与阿尔普的粘贴画的展出，对它们进行对比研究。

《伏尔泰酒馆》杂志于1916年6月份诞生，发行了500份。该杂志刊登了马克斯·奥本海默、毕加索、莫迪利阿尼、阿尔普和让科的一些绘画插图以及阿波利奈尔和意大利本来主义诗人马利奈蒂的各一首诗，还有胡森贝克、让科和查拉首次的共同创作，可以同时用德语、法语和英语演唱的歌剧《海军上将租房子》。雨果·巴尔在杂志的社论中，透露了一份国际性杂志《达达》出版发行的消息。

首场达达晚会于7月14日举行。其节目内容包括：黑非洲歌曲、达达音乐和舞蹈、混合语言的舞蹈史诗以及立体舞蹈。

几天之后，特里斯坦·查拉在伏尔泰酒馆宣读了《安替比林先生的首次天堂冒险》中的一部分《安替比林先生的宣言》。1920年，这一作品被收入达达作品汇编，在巴黎再次发表，其中增加了马塞尔·让科的一些木雕插图。查拉邮寄了几套汇编到纽约。达达运动就这样传到了美国。安替比林是作者经常使用的一种治疗神经病的药物，而查拉借天堂冒险的方式发表了达达运动的首部宣言：

达达就是我们的强力所在，正是这一强力将德国婴儿的头颅挑在刺刀尖上；达达就是既无拖鞋也无类似东西的艺术……我们十分清楚我们的头脑将要成为柔软的靠垫，我们反对教条主义，同样也反对官僚阶层，我们唾弃人道说教。我们没有自由，所以我们坚信没有纪律管束、没有道德教唆的自由是十分必要的。达达主义仍然局限于欧洲弱者的范围之内。虽然它现在还仍然十分弱小，但我们希望从现在起让艺术的动物园被装点得五彩缤纷。咚咚锵！嘿啵哈啵！嘿啵哈啵！

［摘自1979年让-雅克·波韦尔作品中引用的特里斯坦·查拉的《达达宣言》］

1917年7月，达达杂志第一期《文学艺术集》出版发行，接着出版了达达杂志的第二期与第三期。不久之后，由于《伏尔泰酒馆》杂志的创始人先后离去而使该杂志的力量大大削弱，但是特里斯坦·查拉仍然在毕卡比亚的鼎力相助之下，发表了《1918年达达宣言》。他们二人在1919年1月会面之前，书信来往经常不断。

这篇宣言在整个欧洲将产生巨大影响，特别是在法国，未来的超现实主义者们将双手赞成实行暴力，提倡敢说敢干，提倡彻底摧毁这个早已过时了的旧世界。

查拉反对人们企图用达达主义寻求一切事物的起因、道理和解释的所有努力。达达主义在一些人眼里是一匹木马，而在另一些人眼里则是一个奶妈。俄罗斯人和罗马尼亚人对它双重肯定，而非洲人认为它仅仅是一头圣洁奶牛的尾巴……总之，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各人有各人的认识。

查拉声称艺术作品并非就是美，因为“大家在教科书上对它客观的定义”是死的，各人对美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与定义，因此无须对他人对美的理解进行评论。人本身是一个混沌物，任何人、任何物都无法使之条理化，热爱他人是虚伪，自我认识是空想。精神分析法是“一种危险的疾病，它麻痹人们反现实的习性，并且还将资产阶级描绘成为一种体制”。辩证法引导人们赞同他人的意见，而没有辩证法人们自己也能够发现这些意见。各种思想流派都为自己辩护，查拉无意说服他们赞成自己的观点，于是他第一个站出来发表自己的意见：“由于人们对社团总抱有怀疑，而同时又需求独立，这就是达达运动诞生的社会基础。”［摘自特里斯坦·查拉的《达达宣言》］

废除团体，废除理论，打倒立体主义者，打倒未来主义者，原因是这些都是“系统思想的加工厂”。塞尚是从下方观看他将要画的杯子，立体主义者是从上方看这个杯子，而未来主义者们是观看处于运动之中的杯子。“新艺术家抗议了，他们不画了”。社会与人脑相同，都有着一些固定的、古老陈旧的条条框框。必须将它们彻底打破，惟一需要保留的只是各自“怦怦”跳动的心。使事物条理化的思辨学及调和学与一切体系一样通通无用，均为颓废的思想观念，全部属于摧毁之列。“完成摧毁和否定的工作任务十分繁重，这一切都属于打扫与清除之列。”

查拉的言论虽然不置人于死地，但它却具有与枪炮子弹同样的巨大威力。1918年的《达达宣言》是向战争或旧世界的宣战书，是宣扬进行大屠杀之后创造人类新世界的一篇力量无穷的宣言书。它像达达运动的一把利剑，他们并不孤立，在纽约有许多人关心的焦点与马塞尔·杜尚本人关心的相同：

达达主义最强烈地反对绘画领域的有形画。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态度。它的内在是真正地与“文学”联系在一起，实质上是一种虚无主义……是企图摆脱思想现状，企图避免受到其周围的一切或者过去的一切的影响：即企图逃避和摆脱旧思想、旧习惯的表现方式。达达主义追求虚无的毅力是十分有益的。达达说：“切勿忘记您并非如同您自己想得那样空空洞洞，一无所有！”

［摘自马塞尔·杜尚的《符号杜尚》］

我们这些持正统观念的人完全不能赞同这一观点，不论它是从文艺的角度还是从其他角度谈问题。1919年9月，在《法国新杂志》重新发行的时候，其编辑部无情地痛斥了来自别处的这样一种新的说法：

巴黎似乎十分欢迎来自柏林的这类如此荒谬无聊的胡言乱语。去年夏天，德国的新闻媒体多次报道达达主义，也报道了该流派的忠实信徒无休止地背诵该运动深奥莫测的几个音节“达达，达达达，达达，达”的情形。

［摘自1919年9月1日的《法国新杂志》］

稍晚些时日，安德烈·纪德纠正了有关达达主义的这一说法，他比较客观地评论道：达达主义反对另一文艺流派——立体主义，是一种“摧毁旧创作方法的运动”。看到到处一片废墟的安德烈·纪德同时也承认：在战后，“思想不应该落后于物质存在，摧毁旧的思想体系也是理所当然的事，达达主义即将担当起这项艰巨的任务”。［摘自1920年4月的《法国新杂志》］

接着，达达主义也传播到了瑞士。《391》杂志不仅在欧洲，而且在其他地方也同样发行（前四期在西班牙出版，接着的三期在美国出版，第八期在苏黎世出版，最后十一期在巴黎出版发行），在巴黎先后出现了《SIC》（为Son，Idées，Couleurs，Formes：“声音，思想，色彩与形式”的缩略语）和《南北》两份杂志。创办发行这些杂志的目的是填补日报发行量不足的空白，因为版面有限的日报几乎全部用于报道前线的战事。新创刊的杂志也补充由于许多停刊报刊和杂志腾出的空白：原有的报刊中还勉强存在的只有《法国信使》一份，但是在主张新艺术的好事之徒们眼中，该报刊过于传统而且古板，完全不适应发展了的新形势。但无论如何，文学界的文豪们对这些热血过于沸腾的年轻诗人总是没有好感。而这些名不见经传的新人，再过几年之后，将由他们的一些被人低估了其价值的作品起家，突然成为时代的新星，成为当代的雨果、左拉和福楼拜。

《SIC》接替了奥尚方Ozenfant（1886—1966），法国画家。他于1918年签署了《纯粹主义宣言》。于1915年、1916年发行的杂志《奔放》。它是战前为诗人和雕塑家的皮埃尔·阿尔贝-比罗一个人创办的杂志。后来皮埃尔做起明信片生意。他自己印制明信片，然后卖给士兵与他们的家人，目的是为他们的通信联络提供方便。为了能够出版他自己及其朋友们的诗作，皮埃尔·阿尔贝-比罗决定创办一份杂志。他登记失业，用收到的失业救济金资助该杂志的出版与发行。1916年1月，首期《SIC》杂志出版：8版，每份60生丁，共印刷500份。杂志社设在社长兼编辑的皮埃尔·阿尔贝-比罗当时在通布-伊苏瓦尔街的家中，第一期上发表的所有文章和诗作的编辑工作全部由他一个人承担。他在第一期的首页上写道：

我们的宗旨是：

采取主动行动，不能等待莱茵河的另一端先于我们采取行动。

为兑现以上的诺言，皮埃尔·阿尔贝-比罗首先采取主动行动。在《SIC》杂志创刊之时，虽然单枪匹马，不认识任何诗人，而且毫无此领域的知识与经验，他却果断地采取了这样的勇敢行动。不久之后，他的果敢行为将得到应有的回报：他偶然地结识了塞韦里尼。经塞韦里尼介绍，他认识了阿波利奈尔，阿波利奈尔又同意向他提供自己的几篇诗作。对于《SIC》的创刊号来说，已经是绰绰有余。

杂志《南北》缺乏它的对手那样不受任何约束的放纵与激情奔放。杂志的名称源于贯穿巴黎南北、从蒙马特尔到蒙巴那斯的地铁线。当其首期于1917年3月出版发行时，它的创办者法国诗人皮埃尔·勒韦迪的名声几乎不超过他所在的那个诗社的范围。作为天主教的职业校对员，他参过军，1914年底退役。他并不比阿尔贝-比罗富有，但他十分善于交际，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关系网：一位有钱的智利诗人给了他必要的帮助，大大推动了他事业的进程；雅克·杜塞也帮助了他；保尔·阿波利奈尔由于健康原因退役之后，经常在他的杂志上作一些广告，每月也给他增加了一些收入；胡安·格里斯为该杂志设计封面。《南北》的色彩迷人，文笔优美，排版印刷的技术高超。

如果说杂志《南北》是艺术先锋的喉舌的话，单从杂志的表面上丝毫也看不出来，这是人们从其内容上发觉出来的。皮埃尔·勒韦迪、马克斯·雅各布、欧丹让男爵夫人（其惯用的两个化名：罗克·格雷与莱昂纳尔·皮厄）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在直至1918年5月最后一期出版的漫长岁月中，为《南北》杂志的各期撰写的文章中均体现出了它是艺术先锋们的喉舌。尽管在勒韦迪和阿波利奈尔之间存在意见分歧（前者批评后者过多地从事记者活动）、马克斯·雅各布和勒韦迪之间存在不和（后者无法接受前者自我宣扬为散文诗的发明人的说法），但是，他们在帮助该杂志方面却始终同心协力。

1917年6月，法国作家、诗人与电影工作者让·科克托作为外部的合作者，经常匆忙来往，从外部帮助着达达运动。由于勒韦迪对《阅兵》的这位作者不信任，该杂志后来再未发表过有科克托签名的文章。意大利的未来主义者们的文章大受《SIC》的欢迎，却同样屡屡遭到《南北》杂志的拒绝，惟有马利奈蒂的作品例外，或许是在第二期发表的文章中，他对他参与发起的这一运动的过激行为有所保留（但这也未能阻止他在几年之后成为意大利1922年至1945年间法西斯政府首脑墨索里尼的朋友）。

然而，为该杂志撰写文章的新人接连不断地出现，而且他们都并非无名之辈：1917年3月，安德烈·布勒东；接着下一个月，特里斯坦·查拉；8月，菲利普·苏波；1918年3月，路易·阿拉贡；5月，让·波朗。

同样是这些人，他们又同特里斯坦·查拉站到了同一条战线上：勒韦迪加入了达达运动第三支部，阿拉贡、布勒东和苏波加入达达运动的第四、第五支部，后来乔治·里伯蒙-德萨涅Georges Ribemont-Dessaignes（1884—1974），法国作家，达达运动成员，后来成为超现实主义者。也加入该支部。所有这些作家最终都同皮埃尔·阿尔贝-比罗合作，为他的杂志《SIC》撰写文章。在该杂志中也出现了雷蒙·拉迪盖Raymond Radiguet（1903—1923），法国作家。以及皮埃尔·德里厄·拉罗谢尔Pierre Drieu La Rochelle（1893—1945），法国作家、画家。签名的文章。

这三份杂志中的一份在瑞士的苏黎世出版发行，另外两份在巴黎出版。当时欧洲正处于混乱的战争年代，由他们这些文学艺术先锋签署的文章，是如何偶然地先后出现在这三份杂志中的呢？

维系这一切的只有一个人：《南北》杂志创刊号的社论将此人尊为“开辟了新道路，开创了新天地”的人，并且该杂志对他抱有衷心的敬佩与热烈的感激之情。此人到底是何人呢？他并非别人，又是我们早已熟悉的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二）战友

我们从事的活动开始于1919年3月，我们同苏波与阿拉贡之间最初的几次会面。它最初体现在文学领域，后来在达达运动中出现了爆炸性的大发展，在超现实主义运动时期达到了顶峰。

安德烈·布勒东

医院为阿波利奈尔做了头部的环钻手术。手术后，他仍然住在医院，身穿病号服，头上缠着绷带，头发被剃得精光，但他身体还好，只是情绪不够稳定，容易被激怒，时常感觉疲倦。然而，他完全能够接待朋友，说起话来仍然滔滔不绝，待人照旧慷慨大方、宽宏大量。

皮埃尔·阿尔贝-比罗不久前发现了阿波利奈尔的大量手稿，于是来医院要求手稿的作者与他合作，为他的杂志撰写稿件。其实，阿波利奈尔还在战争前线的时候已经给《SIC》寄去一首诗，题目为《未来》，发表在该杂志的第四期上。他答应阿尔贝-比罗，重新开始经常性地为该杂志撰写稿件。他言而有信，毫不食言：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他经常不断地给杂志社寄去作品。不久之后，他们二人共同出版了《蒂雷亚斯的乳房》。阿波利奈尔还为《SIC》出版社后来出版的《三十一首袖珍诗》作了序。阿波利奈尔离开医院之后，他准时出席该社长每个星期六在自己家中举行的会议，并且还拉他的朋友塞尔日·费拉特、皮埃尔·勒韦迪、马克斯·雅各布、布莱斯·桑德拉斯、罗克·格雷及其他人一道去参加。这样一来，大批撰稿人的加盟大大地丰富了该杂志的内容，于是杂志的声誉大为提高，影响也随之扩大。尽管有时皮埃尔·阿尔贝-比罗同他耍小孩子脾气，阿波利奈尔也不同他计较，始终忠实地支持该杂志的工作，始终是阿尔贝-比罗的忠实朋友。该杂志的社长先生利用这一优势，长期在其杂志中发展他的“世界主义”理论。这是一种要求在诗歌、绘画和戏剧中优先体现世界主义、普遍主义的艺术，然而这一理论并未得到很多人的响应。

皮埃尔·阿尔贝-比罗和查拉的关系，却比和其他人要复杂得多。

达达运动的鼻祖特里斯坦·查拉从苏黎世向世界各地邮寄他的杂志。后来他发现了《SIC》，于是就给皮埃尔·阿尔贝-比罗邮寄去他的诗词作品。接着，他又发现诞生了另一份杂志《南北》。查拉将其全部身心投入到了自己从事的事业之中。他千方百计地同处于战争中的欧洲的所有前卫艺术家们建立联系，向他们推荐他的报纸与杂志。桑德拉斯、勒韦迪、马克斯·雅各布和阿波利奈尔自然都成为他的撰稿人。阿波利奈尔由于身体的康复需要时间，答应得比较晚一些。1916年，《伏尔泰酒馆》杂志未经他批准发表了他的一首诗，阿波利奈尔也没有特别生气。但是，他有点儿担心：在受瑞士当局严格查禁的杂志上发表作品合适吗？这个国家所持的中立立场难道不会由于该国半数以上的人讲德语而发生动摇，倾向于维护德国的立场吗？

阿波利奈尔在犹豫，查拉也在犹豫。前者最终决定给查拉回信。在分别写于1916年12月和1917年1月的两封信中，他批评查拉面对德国的疯狂侵略，没有为保卫法国而进行强有力的斗争，他批评《伏尔泰酒馆》编辑部“由各种不同国籍的人员组成”，“其中有几位具有鲜明的亲日耳曼倾向”。他以几个口号结束他的信件：“法国立体主义万岁！法国万岁！罗马尼亚万岁！”［摘自1917年1月14日，阿波利奈尔给特里斯坦·查拉的信，引自马克·达西的《杂技团驯兽师——特里斯坦·查拉》。］

查拉在达达第二支部所在地为阿波利奈尔竖起一座祖国卫士的雕像，阿波利奈尔对此十分感激，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他于1918年2月6日给查拉回信如下：

我想在目前错综复杂的战争形势下，无论其精神多么可贵，同一个拥有德国合伙人的杂志合作迟早定会使我受到连累。

［摘自1917年1月14日，阿波利奈尔给特里斯坦·查拉的信，引自马克·达西的《杂技团驯兽师——特里斯坦·查拉》］

抛开他的极端爱国主义情感不谈，阿波利奈尔是害怕瑞士的新闻检查部门拆查来自外国或发往外国的邮件的恶劣行径吗？

无论如何，这位极端敌视德国人的阿波利奈尔仍然同勒韦迪之间产生了矛盾，而且成为矛盾的根源。事实上，勒韦迪很早以前就要求查拉加入《南北》杂志社。然而，社会上流传着有关这位罗马尼亚人的一些流言蜚语：人们怀疑他被列入了德国间谍的“黑名单”。当人们听说瑞士警方就同日耳曼—布尔什维克捣乱分子来往的事审问过查拉时，自然产生了浓厚兴趣……

阿波利奈尔尽管并不相信达达运动，但他还是再一次——尽管是间接地——充当了《伏尔泰酒馆》杂志那个圈子与未来的超现实主义者们之间的牵线人。安德烈·布勒东在圣日耳曼大街202号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住所发现了《伏尔泰酒馆》杂志的第一、二期，证实了这种看法。

布勒东与阿波利奈尔的首次见面是在1916年5月10日。地点在阿波利奈尔刚刚做过环钻手术的巴黎瓦尔德格拉斯部队医院。阿波利奈尔年长，36岁；布勒东比他小，刚满20岁。布勒东是个相当英俊的小伙子：绿眼睛，圆圆的脸盘、五官端正……一年前，他给自己从心底里敬佩的这位“十分伟大的人物”写过一封信，并且幸运地被允许去拜访他。

布勒东于1915年2月参军。在炮兵17团度过三年之后，终因他手中的医学毕业证书而被调到南特的部队当护士。他选择医学并非因为他具有在此领域工作的天赋，而是应用了“排除法”。因为他觉得“惟有医生职业能够允许他从事一些其他的智力活动，例如从事他的写作工作”。［摘自安德烈·布勒东1962年7月的《同玛德琳娜·沙普萨尔的谈话》，以及1973年发表在《UGE》上的《作家》］

安德烈·布勒东是在南特的部队医院偶然遇见雅克·瓦谢Jacques Vaché(1896—1919)，法国作家，达达主义者。的，并且受到这位昙花一现人物的巨大影响。没有一个人真正了解瓦谢。他英年早逝，于1919年仅22岁时死于吸毒过量。布勒东为瓦谢在当时那么严酷的时代中追求绝对自由的行为、坦荡的言行以及绝不附和他人的反抗精神所倾倒。他从不同任何人握手。他常常身穿可以随时变换——时而为轻骑兵，时而为航空兵——的军服在南特大街上溜达。每当遇见一个熟人，他便用手指着布勒东，说道：“请让我向您介绍安德烈·布勒东。”因为布勒东当时没有萨尔蒙那样高的名望。

瓦谢只有一点与阿波利奈尔相同：他十分敬佩雅里。而在其他方面，他们二人之间毫无共同点。布勒东本人同他南特的同志——瓦谢的关系密切，只是瓦谢经常火药味十足的言辞使诗人兼炮兵的布勒东无法忍受。在默兹大屠杀的前线度过三个星期之后，瓦谢认为这场战争就是迄今为止所有战争中最残酷的。同未来超现实主义精明灵巧的击剑手路易·阿拉贡、保尔·艾吕雅、邦雅曼·佩雷以及菲利普·苏波一样，他过去也憎恨他在战争的旗帜下度过自己的青春年华，并且出于与其他四个人同样的考虑，毅然决然地脱离了军队。他们一致认为：只有在所有领域进行一场全面彻底的革命方能洗涤这一野蛮行径，真正实现纯洁的人类文明。正是出于这一考虑，他们觉得达达主义是少数几种可能拯救人类文明的途径之一。这一途径更加接近瓦谢的思想，而与阿波利奈尔的思想稍有距离。此外，后来布勒东承认他将原来对南特朋友——雅克·瓦谢寄托的希望，全部转移到了特里斯坦·查拉的身上。

但当他见到阿波利奈尔之后，面对这位伟大人物崇高的精神境界，他同所有人的所有分歧便一扫而光。

阿波利奈尔是当时伟大的诗人，而崇拜狂布勒东，时而崇拜兰波和洛特雷阿蒙，时而又崇拜梅里美，最后由于阿波利奈尔的魅力、影响、丰富的文化知识以及目光中体现出来的新思想而拜倒在了他的脚下，声称：认识阿波利奈尔是上帝给予他布勒东“罕见的恩赐”。

阿波利奈尔之所以能够征服我，是因为他总是在大街上的百姓当中寻找自己的创作源泉，并且能够迅速地将素材，甚至是一些支离破碎的休闲聊天的片段，经过整理，写成诗词。

［摘自安德烈·布勒东1962年7月的《同玛德琳娜·沙普萨尔的谈话》］

只是到了1917年6月，当《蒂雷亚斯的乳房》上演时，这些分歧又重新大白于天下：当时在剧场内的瓦谢让布勒东终于擦亮了眼睛，最终看清了围绕在他身边的这两个人之间深刻的分歧所在，他作出了自己最后的选择——瓦谢，而远远地离开了阿波利奈尔。

是阿波利奈尔将他的崇拜者之一菲利普·苏波介绍给布勒东，阿波利奈尔曾经帮助他在《SIC》上发表过一首诗。很快，两个人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着大量的共同点。苏波是医生的儿子，他是一位穿着讲究的花花公子。虽然也参过军，但他从未见过战壕。同其他许多人一样，他也被充当实验品使用，但其中许多人都送了命，而他却安然无恙，原因是他在上前线之前注射了抗伤寒疫苗。由于充当实验品中毒，他在医院住了数月。

同其他许多人一样，苏波对这场没完没了的战争也怀着无限的痛恨。该如何表达他内心强烈的愤慨呢？只有拿起手中的笔做刀枪。他疯狂地写着写着。一天，他在一家酒馆饮酒时，突发灵感，他当即向服务生要了一枝笔，排除周围的一切干扰，专心致志地写出了一首诗。他是即席创作法的提倡者，并且与布勒东合著了《磁场》。

超现实主义三剑客中的第三位也是一位学医的，当时他还是大学生，在瓦尔德格拉斯医院上课。他比布勒东大一岁，蓄着小胡子，看上去倒好像是布勒东的哥哥。他的父亲名叫路易·安德里厄，曾经当过国民议会议员、警察局长、大使和参议院议员，当时是职业律师。他的儿子没有姓他的姓。此外，没有任何东西，起码在户籍登记等民事手续方面，可以证明他是安德里厄的儿子。因为当安德里厄的情妇、比他小33岁的玛格丽特·图卡-马西永生下这个孩子的时候，市长先生自作主张在出生登记处给他起名为路易·阿拉贡，未登记父母的姓名，使得他成为无名氏。为什么取了阿拉贡呢？人们传说是因为其父亲的一个西班牙情妇的家姓是阿拉贡。

如此严重的错误，不仅对户籍登记处，而且对左邻右舍都必须严格保密。于是，他们教小阿拉贡叫他的外婆妈妈，而且说她仅仅是养母，因为他们认为三重保护总比两重更加慎重、更加保险。他的生身父亲时而被介绍为他的教父，时而被介绍为监护人，而他自己的生母成了他的姐姐。采取如此谨慎的措施，玩弄如此多的手腕，挖空心思地变换身份，表面上看起来很可靠、很保险。但也正是这些保险措施才使得小路易·阿拉贡得以安心地在讷伊从事他的学业，并且考入大学的物理化学专业。1917年，市长要求路易的母亲向儿子讲明她并非他的姐姐，他的生父也并非他的教父，因为如果这位青年去参军，在战争中有可能牺牲。他有权在牺牲前知道自己的真正父母亲到底是谁……

阿拉贡参加了战争，他为了获得战争勋章，表现得十分勇敢。他安然无恙，幸运地保住了性命。当他遇见安德烈·布勒东的时候，二人的处境十分相似：他们当时都是正在参战一段时间，再去从事一段时间医学学业，然后又去参战，再回学校从事学业，如此轮番地交替进行。

在瓦尔德格拉斯医院，他们是同住一间宿舍的战友，并且相互发现了对方细腻的感情以及他们共同的爱好。他们常常一起谈论毕加索、德朗、马蒂斯、马克斯·雅各布、阿尔弗雷德·雅里、马拉美、兰波以及洛特雷阿蒙。阿拉贡最早是在位于奥德翁街7号的一个小书店（现在已经成为一家特大书店）的借书目录卡中，发现了这些人中间的第一位。

这位学医的大学生给布勒东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其广博的文化知识。他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在当时的青年人中像颗璀璨的明珠，十分出色。从他的言谈话语与穿着打扮的考究，可以看出他怀有希望得到人们瞩目的愿望。他的穿着入时，举止文雅，同讨好他的人或者对他非常崇拜的人谈话时，措辞丰富而且风趣，时而热情洋溢，时而讽刺挖苦。

他们离开瓦尔德格拉斯医院，离开那些被战争折磨出神经病的士兵们后，阿拉贡和布勒东经常在奥德翁街7号的小书店见面。在那里他们可以买书，可以借书，可以听一些作者朗读他们的作品，也可以翻阅一些先锋派杂志，例如《SIC》、《南北》和《达达》。处于上升中的一代作家与诗人们从那时起都与这些杂志合作，为它们撰写文稿。在《南北》杂志的封底上，人们可以看到两个订阅地址：皮埃尔·勒韦迪的住处(科尔托街12号)和奥德翁街7号的书店。这个朋友书屋于1915年开办，对传播20年代的文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书店的主人是一位长着银丝般的秀发、面色红润、身体微微发胖的小个子女人，名字叫做阿德里安娜·莫尼耶。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二）朋友书屋

一家小店铺、一家小商店、一间雪屋、一座剧院的后台、一座蜡像馆、一间阅览室以及一家有卖书和租借业务的小小书店，都可以吸引书友们经常来，或购买，或翻阅、租借，都可以通过阅读丰富知识，增长才干。

雅克·普雷韦

一个冬天的早上，阿德里安娜·莫尼耶和她的小女儿（每天都来帮助母亲将书摊摆放在人行道边）来到书店，打开门。摆放好书架、书箱之后，一批又一批的过路人来到书架、书箱前停下脚，漫不经心地翻看着，而她们母女俩既害怕、激动，又难为情，于是二人都回到店内，躲藏起来。因为该书店没有能力购买其主人喜爱的所有书籍，所以她们的书摊上的书有的来自出售的家庭藏书，有文学艺术杂志，也有当代文学作品。因此，朋友书屋的首要特点只能是量力而行，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选择性地购买。该书店刚刚开张时，人们在阿德里安娜·莫尼耶书店看到的只有《法国信使》出版社和《法国新杂志》出版社出版的所有版本的书籍，她购买的是这两家出版社的库存积压品。后来，她也搞到《诗歌和散文》杂志社的全套杂志。是保尔·福尔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将未出售的所有剩余杂志共6676份全部卖给她。

这些杂志受到顾客程度不同的爱好。有的刚一上架就被一抢而光，例如第四期，而有的完全无人问津。

首位在该书店购买的顾客是安德烈·布勒东。他的美貌与性感令书店的女主人惊慌失措，惶恐不安，后来她在回忆录中写道：

布勒东不微笑，但他在发表演说的时候有时发出短促而嘲讽的笑声，而其面部却能保持毫无表情，同孕妇们由于担心其美貌被破坏而保持表情严肃一样……根据传统的相面学的说法，他过度发达的下嘴唇揭示出他首先是由于性要求强烈而表现得十分性感……他的确具有精神分析创始人弗洛伊德称做的那种好色的威慑力。

［摘自1989年发表的阿德里安娜·莫尼耶著的《奥德翁街7号书店回忆》］

他又来了，买走了《诗歌和散文》杂志的第四期，接着又来了第三次、第四次……

不久之后，来了一位蓄着小胡子、头戴礼帽、双手戴着浅色手套、穿着十分讲究的小伙子。他右侧的衣袋中有一枝法国诗人魏尔伦式的笔，而左侧的衣袋中装着一本法国诗人拉福格的著作。他向书店走来，以最礼貌的语气问是否有《诗歌和散文》杂志的第四期。

“为什么这套杂志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呢？”书店女老板问道。

“请您打开看看第69页。”

书店女老板打开第69页，发现了曾经令安德烈·布勒东着迷的那篇保尔·瓦雷里的文章《与泰斯特先生一起度过的晚上》。

她应该也经常见到路易·阿拉贡。他来到书店，一会儿同这个人聊聊天，一会儿同那个人说说话，经常要持续三个钟头。所有同他谈话的人都被他讲话的艺术折服。在瓦尔德格拉斯医院时，周围的人们言谈话语粗鲁俗气，与他天生的敏感细腻格格不入，而在朋友书屋，他长期受到压抑无法发挥的天性找到了发泄的适当场所，有时一发而不可收。

与布勒东和苏波相同，阿拉贡也给阿德里安娜·莫尼耶书店出售的杂志《SIC》、《南北》和《达达》写文章。一天，当一位忠实顾客问书店女老板是否同意借给他苏黎世报纸的头两期时，得到的回答是：“好吧，但有一个条件，您不能裁剪其中的内容，否则我必须将这一可怕的事件报告给瑞士当局……”

这位顾客是让·波朗。

另外一次，一位长着鸭梨脑袋的大胖男子在认真仔细地审视了书店的橱窗之后，进了书店。他用目光寻找着书店女老板，看到她之后，用手指指着她，以责备的口吻大喊大叫道：“这里没有任何一本在前线流血牺牲战士的书，未免有点儿太过分了吧！”

这人又是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那时他对安德烈·布勒东还有着巨大影响。阿德里安娜·莫尼耶认识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之前，布勒东早已无数次地向她谈到过阿波利奈尔：对布勒东来说，阿波利奈尔是他“狂热的崇拜对象”，布勒东是他的信徒与忠实弟子。

我永远记得一两个的确令人永远无法忘记的场面：阿波利奈尔坐在我的对面，同我聊着家常，布勒东背靠墙站着，惊恐的目光一动不动，他看的不是眼前活生生的人，而是一个用肉眼看不见的黑色上帝，似乎时刻在等待着对自己发号施令。

［摘自1989年发表的阿德里安娜·莫尼耶著的《奥德翁街7号书店回忆》］

阿波利奈尔并非布勒东当时十分敬佩的在世的惟一诗人，他敬佩的另外一位，就是《南北》杂志的创始人皮埃尔·勒韦迪。布勒东非常佩服勒韦迪无与伦比的使用“动词的魔力”和突出的理论能力。但他批评他在讨论问题时情绪过于激烈，而且带有过于明显的为“诗歌创作中立体主义表达方式”［摘自1969年发表的布勒东撰写的《与安德烈·帕里诺的谈话》］辩护的倾向。

1917年的一天，可怜的勒韦迪坚持要当着安德烈·纪德的面朗读他的一部著作，他受到了人们无情的谴责与攻击。布勒东背着诗人，让人对那些攻击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布勒东对诗人的以上批评，同诗人遭受到的他人的恶毒攻击根本无法相比。

事情是这样的。一天，皮埃尔·勒韦迪，这位莽撞鬼找到阿德里安娜·莫尼耶，对她讲：“亲爱的阿德里安娜，纪德先生坚持一定要在您这里听我的诗，您能否将您的书店借给我使用呢？”

由于阿德里安娜·莫尼耶经常组织此类活动，所以她十分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于是她约请了她的朋友：莱昂-保尔·法尔格、保尔·莱奥托、马克斯·雅各布、埃里克·萨蒂……在上述作家们朗读过他们的作品之后，所有的参加者都应邀吃一些点心：葡萄牙产的波尔图葡萄酒配三明治和甜食……

由于得到书店女老板的同意，诗人勒韦迪去了安德烈·纪德家，他必恭必敬地对纪德先生说：“亲爱的师父，莫尼耶小姐请我来对您讲，她渴望能让我在您在场的情形下朗读我的诗作《好望角》。”

“那好吧，一言为定。”纪德回答道。

1917年5月，让·科克托在《SIC》杂志第17期上发表了一首诗《夜宵餐馆》。此作品引起了一些风言风语。并非因为诗的文学质量低劣，而是因为诗中包含的藏头字母：每个诗句的第一个字母合起来组成了对杂志社社长的一句咒语。科克托否认他写过这首诗。人们一度将此诗作归于梅景琪、瓦尔诺和其他几个人，然而这首开玩笑的诗的作者是安德烈·布勒东的密友泰奥多尔·伏拉凯尔。

阿德里安娜·莫尼耶当时不仅是书店老板、图书馆员和诗歌朗读会的组织者，而且也是出版商。她出版了几本书，其中一本是詹姆斯·乔伊斯的名著。她出版的是该名著的法文版。该作品的英文原著由阿德里安娜的朋友西尔维娅·比奇出版发行。

西尔维娅·比奇是位热爱法国的美国人，她的父亲是牧师。她读了刊登在《诗歌和散文》杂志上的一则广告，才得以找到位于奥德翁街7号的这家书店。她抱着买下这家书店的目的，立即来到奥德翁街7号。然而，在听取了阿德里安娜·莫尼耶的建议并且在她的大力支持下，西尔维娅·比奇在杜普腾街开设了自己的书店：萨开斯皮尔公司。两年之后，她搬到奥德翁街12号，定居在她朋友的朋友书屋的对面。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来巴黎的美国作家都选择住在西尔维娅·比奇的家中。她的书店成为人们聚会的中心、邮件的投递地址和来自大西洋另一端的文人学者们首先拜访的地方。在这些文人学者中，有美国作家海明威。这位年轻女老板多次赊借给他喜欢读的书籍，还有说服詹姆斯·乔伊斯来巴黎的艾兹拉·庞德。

1918年，纽约的新文学出版社开始出版，由于社会呼吁删除其中的缺陷而于1920年停止出版（直至1933年美国司法部门批准，才重新开始此名著的出版工作）。第二年，詹姆斯·乔伊斯完成了他的著作。西尔维娅·比奇建议他在法国出版该著作的英文版，乔伊斯接受了她的建议。作品于作者40岁生日——1922年2月2日出版了。

瓦莱里·拉尔博在这之前就曾于新文学出版社看见过。该作品深深地吸引了这位打着深刻家庭烙印的药剂师的儿子，他写信给西尔维娅·比奇，说他对“尤利西斯爱到如醉如痴的程度”，并且毛遂自荐要翻译作品中的几个片段，在《法国新杂志》上发表。

1921年2月，他在阿德里安娜·莫尼耶书店做了一个关于詹姆斯·乔伊斯的讲座报告。詹姆斯·乔伊斯和阿德里安娜·莫尼耶都要求他翻译的全部。经过一番周折之后，最后决定由《Barnabooth》的作者翻译作品的最后一部分，剩余部分由一位年轻人奥古斯特·莫雷尔和一位英国法官斯图亚特·吉尔贝负责翻译。瓦莱里·拉尔博和詹姆斯·乔伊斯参加了最后的翻译定稿工作。

1929年2月，的法文版出现在朋友书屋的书架上。阿德里安娜·莫尼耶给当时在华盛顿任法国驻美国大使的保尔·克洛代尔Paul Claudel（1868—1955），法国作家，外交家，曾经担任驻日本、美国和比利时大使。邮寄去一本。克洛代尔大使给她回信如下：

请原谅我给您寄回该书，我认为它有一定的销售价值，并且也使我受益匪浅。过去我也花费了几个钟头阅读过同一位作家有关这位年轻人的书，对我来说这就够了。

［摘自1929年5月4日保尔·克洛代尔写给阿德里安娜·莫尼耶的信］

两年之后，阿德里安娜·莫尼耶再次给保尔·克洛代尔大使写信。在法国，人们得知在美国有一本的盗版书，原封不动地抄袭西尔维娅·比奇出版的原书，并且已经在美国到处发行。阿德里安娜·莫尼耶要求大使先生采取干预行动，要求美国有关当局追究出版商的责任。克洛代尔以种种借口拒绝了她的请求。信件的最后措辞如下：

尤利西斯作为一个肖像，充满了亵渎神明的最肮脏言辞，人们从中看出一个叛教者内心的仇恨，并且也由于缺乏真正恶魔的才能而遭受到折磨的痛苦。

［摘自1931年12月8日保尔·克洛代尔写给阿德里安娜·莫尼耶的信］

保尔·克洛代尔缺乏欣赏里内容最丰富部分中现代精华的能力。他讨厌詹姆斯·乔伊斯，并且遭到了超现实主义的先锋人物：布勒东、阿拉贡、苏波、伏拉凯尔以及在保卫成为文学战斗的那个时代她所有朋友们的憎恨。

在该作品出版很久以前，《SIC》、《南北》和《达达》早已接受了挑战。他们后来让位给作为安德烈·布勒东及他的朋友们手中武器的杂志《文学》，他们毫无顾忌地奋起战斗，彻底反驳大使先生，使得保尔·克洛代尔和“那些可耻的爱国诗作者，那些令人作呕的天主教职业作家”哑口无言。阿德里安娜·莫尼耶不久以后原谅了一切，而对布勒东攻击了她尊敬的大使先生的言辞却永远不能原谅。于是从那以后，人们在奥德翁街再也见不到出售《文学》杂志了……

然而，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了……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二）巴黎的欢庆日

我的良心活像一堆脏衣服，明天才是洗涤的日子。

马克斯·雅各布

战争的前线距离巴黎100公里，战局在不断扩大。像患了高烧和荨麻疹，人们在不断地更换医生，时而起用霞飞元帅，时而任命利奥泰元帅，而且施用重药，即采取火焰喷射器和毒气等死亡疗法，但一切都难以根本扭转失利的局面。人们在谈论使用飞机攻击，也有人说美国人将出兵与同盟国联合作战。人们同时也担心遭受动乱之苦的俄罗斯人改变立场，背叛同盟国。成千上万的尸体堆积在战壕，伤员们潮水般地从前线向后方撤退。

巴黎蒙巴那斯区人们的生活一切正常：人们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勉强地解决了饥饿与干渴的问题，局势缓解了。牛角面包在罗童德酒馆、玛丽·瓦西里耶夫家、萨马利泰尔面包店里重新出现了。在宵禁的晚上，为了消磨漫长的时光，画家、诗人等艺术家们穿过灯光昏暗的街道，去奥特伊或帕西区的一幢豪华住宅。居住在那里的穿着得体的一个幸运儿可以向他们提供酒喝。他惟一的目的就是同艺术家们一起一醉方休。其他晚上，有一个作坊开门。整整一个通宵，一些互不相识的人不顾禁止通行的禁令，陆陆续续地来到这里，将他们口袋中所有的一切——面包和奶酪，全部拿出作为捐赠物发给他人。

独臂将军桑德拉斯无疑是守着他的断臂，基斯林守着砸碎他胸腔的枪托，勃拉克和阿波利奈尔守着砸穿他们脑壳的刀子、锯子和斧头，熬度着他们充满噩梦的日日夜夜。但是，在生活的快乐和欢娱中，他们的伤口及心灵也许能得到一定的宽慰。

1916年7月，在一个亭廊内举办了昂坦画展。紧接着，服装大师保尔·普瓦雷在他的公馆也开设了一个画展展厅。普瓦雷的姐姐热尔梅娜·邦加尔已经举办过几次此类大展。但是，最近的这一次无可争辩的是规模最大的绘画展览。这是安德烈·布勒东的杰作，他曾经想在其中体现法国艺术与外国艺术的巧妙结合，以重振法国艺术与外国艺术的协作精神。克里迈尼的画作在马蒂斯的旁边，紧接着悬挂的是塞韦里尼的作品，距离他不远处依次为莱歇、契里柯、基斯林、凡·东根、扎拉特……马克斯·雅各布也出席了展览会，他是法国人，而且是布列塔尼人，他本人要求一定要明确指出这一点。

保尔·普瓦雷的公馆位于昂坦大街26号。一条穿过凡尔赛式花园的小径直达他的公馆。绘画展览在一家面积不很大的画廊中举行。整个一面墙被一幅早已完工，但由于画家本人决绝的态度而使公众从未与它谋面的巨型大画占据：《阿维尼翁的少女》。

室外的地盘留给诗人们展出他们的作品。马克斯·雅各布朗读了他的《基督在蒙巴那斯》。断臂将军桑德拉斯和头上仍然裹着绷带的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受到了人们热烈的欢迎。

晚上，组织了一场音乐会。正是在那些音乐家中间，科克托突然想出一个如何彻底地抓住毕加索的主意。

几天之后，他向毕加索建议与一个他和埃里克·萨蒂为之写过剧本的现实主义芭蕾舞团及俄罗斯的芭蕾舞剧团进行合作。剧本反映的是，马戏团的演员们为吸引马路上看热闹的人们进入马戏团表演场地内而表演节目的故事。

好像正是毕加索的加入促使俄罗斯芭蕾舞剧团的团长佳吉列夫作出了最终的决定。佳吉列夫根本不去关心在剧场门口招揽顾客的滑稽表演。他在秋天会见了画家毕加索、作曲家萨蒂和剧作家科克托，并且同意与他们合作。作曲家和剧作家立即投入了工作。毕加索呢？他离开原来的画室，搬迁到蒙图兹街的一座独立的小屋。他在那里将不会住多长时间。

1916年底，又开设了一些其他供艺术家们聚会的地方，其中之一位于惠更斯街6号院子深处。一位瑞士画家——埃米尔·勒热纳将他的画室贡献出来，供愿意展出他们的作品、朗读和表演他们作品的诗人、画家和作曲家们使用。

布莱斯·桑德拉斯、让·科克托和奥尔蒂兹·德·扎拉特是这个诗画协会的创始人。这里每天接待的民众五花八门：瓦万街附近那些上了岁数穿毛衣裤子、破衣烂衫的居民，也有让·科克托从塞纳河右岸拉来的西装革履、珠光宝气的上等人。在一个时而热得如同酷夏、时而冻得像在严冬的房间里，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的人交流着、相识着。院子外面，一辆辆镀金小汽车占据了大部分的空地，给艺术家们运送参展作品的手推车和从卢森堡公园拿来的椅子留下可怜的一小块地盘。

11月19日是第一个诗画展览开展的日期，基斯林、马蒂斯、莫迪利阿尼、毕加索和奥尔蒂兹·德·扎拉特将他们的绘画作品挂在一起。保尔·纪尧姆也将他保存的代表黑非洲艺术的主要雕像贡献了出来。晚上，为演奏达达主义乐曲，埃里克·萨蒂从住处徒步抬来一架钢琴。这些乐曲的题目为：逃跑曲、斜舞曲、世俗经文、狗序曲。

以后的数日内，由当时被人们称做“新青年”的六个人在此组织活动。他们后来形成了“六人团”：阿蒂尔·奥涅格、达吕斯·米约、弗朗西斯·普朗克、乔治·奥里克、路易·迪雷、热尔梅娜·塔伊费尔。

11月26日，桑德拉斯、马克斯·雅各布、勒韦迪和萨尔蒙朗读了他们的诗作。科克托背诵了阿波利奈尔的一首诗，因为阿波利奈尔身体过于虚弱无法亲自朗读。他身穿前一天刚刚从商场买来的一套高档的军官服装，脚登一双皮靴，在大厅中稍微靠后一点儿的地方就座。他时不时地掸一掸天蓝色上衣无人知晓是否存在的灰尘，自豪地用手触摸一下缠绕在额头上的黑色绷带。一位年轻女子的手搭在他的手臂上。她叫雅克琳娜，但阿波利奈尔根据她红棕色的头发给她起了另一个名字——吕比（红棕色的法文为Roux，而她的新名字吕比的法文为Ruby）。她认识的人很少，他是在几次见到她陪同其未婚夫——诗人朱尔-热拉尔·若尔当之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将她拉到了自己的身边。这位未婚夫于1916年在蒙马特尔布特斯森林的树上摔下死亡，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那次也负了伤。

1916年12月31日，为庆祝阿波利奈尔的诗集《被谋杀的诗人》出版发行，他的朋友们决定组织一次小范围的午餐会，参加的人有200名，地点选在梅恩大街奥尔良宫内一个铺有地毯的地方。马克斯·雅各布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本人经过精心研究确定的菜单如下：

立体主义、俄耳甫斯主义、未来主义冷盘，

朋友梅里塔尔特鱼，

克罗尼亚芒塔尔牛腰肉，

异端鼻祖阉鸡，

美学沉思沙拉，

奥费送葬队伍奶酪，

（希腊寓言家）埃少谱宴会水果，

戴面具士兵饼干。

魔法师白酒，

阿尔蒙魔盒红酒，

炮兵香槟酒，

巴黎晚会咖啡，

各种烧酒。

宴会获得了圆满成功。隆重的午宴最后演变成为毫无价值的争论战，争论的一方是坐在同一张桌子上的拉希尔德、保尔·福尔、安德烈·纪德和其他几位文学艺术界的名流，另一方是一些大吵大闹、毫无教养的年轻艺术家，但最终宴会结束时，大家都十分开心。

两个星期之后，人们又组织了一次类似的宴会。这一次是在玛丽·瓦西里耶夫家，其宗旨是给做完手术从部队复员的勃拉克接风洗尘。由阿波利奈尔、格里斯、马克斯·雅各布、勒韦迪、马蒂斯、毕加索、梅景琪以及其他几个人组成的组织委员会邀请了他们的朋友，参加者交纳六法郎（安德烈·萨尔蒙确认在整个战争期间，毕加索从未给勃拉克写过任何信件）。

这一次宴会组织得不十分成功，因为玛丽·瓦西里耶夫邀请了同莫迪利阿尼分手的贝阿特丽斯·哈斯丁。她出席了，但不是单独一个人，由她的新情夫——雕刻家阿尔弗雷德·皮纳陪同她来。人们劝说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到别处去，避开她。但阿姆多还是出席了，他进门交纳了六法郎，认为交了钱，就有权看一场好戏。在向周围的宾客们热情地打了招呼之后，径直走到贝阿特丽斯·哈斯丁的身边，开始在她的耳边背诵意大利诗人但丁和法国诗人兰波的诗作。当雕刻家刚刚打算干涉时，阿姆多·莫迪利阿尼抡起拳头试图将他打翻在地。在此情形下，雕刻家拔出了他的白朗宁自动手枪。他的这一举动把所有在场的人都吓坏了，气氛突然变得十分紧张。马克斯·雅各布和阿波利奈尔出面企图作裁决，惊慌失措的胡安·格里斯呆呆地注视着这两位像斗架的公鸡，面红耳赤、大喊大叫，活像是魔鬼附身的疯子。蓄着小胡子、戴着眼镜的马蒂斯稳定沉着地出面平息了事态。最终大家一起努力将阿姆多·莫迪利阿尼推到门外，送到大街上，事情才算结束。

而毕加索却坐在大厅的一个角落，在帕克莱特——他在普瓦雷家找到的他心爱的模特儿的耳边神秘地谈论着。然而，他那田园诗歌般的爱情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就短命地结束了。

一个月之后，画家从巴黎消失了。他去了意大利，首先参观了那不勒斯和庞贝，然后到罗马找到了佳吉列夫，并且倒在了奥尔加的怀里。毕加索于1917年5月18日回到了巴黎的夏特莱剧院舞台。

那里正在上演由让·科克托作剧情简介、埃里克作曲、毕加索作服装设计的独幕剧《滑稽剧》。

那天晚上，贵族阶级的许多人来这里，希望能够享受到科克托在其节目中极力捍卫的立体艺术的温馨美。结果却远远出乎预料，到场的观众们受到了不小的惊吓。开头的《马赛曲》没有任何可挑剔的。三色幕布、小丑、女演员演马戏和其他杂耍艺人的表演还勉强可以接受。但接下来：那个戴尖帽子姑娘！黑人服务生！那匹长翅膀的马！背上背着摩天塔的牧童！加上那毫无曲调只是一片噪声的音乐！简直让人无法接受！

戴着冠冕发饰的欧仁·缪拉公主烦躁不安。每当她的跟班和分立在她左右手的仆人不附和人们喝倒彩的口哨声大喊大叫时，她就用“我亲爱的”称呼她的跟班，用扇子扇她的左右仆人。沙布里扬伯爵夫人和韦桑侯爵夫人大声地喊道：“外国佬！逃兵！真丢人！不害臊！”这一切具有极大的煽动性！平民百姓中的妇女到处寻觅粗俗不堪的艺人，使用帽卡子戳他们，挑逗他们；一些穿黑色礼服的贵夫人惊慌失措，紧紧抓住穿燕尾服或者穿着佩戴荣誉军人饰带的先生们的胳膊不放。为了让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懂得不仅仅他一个人参军服过役，另外一些妇女，如波莉尼亚克公主，也穿着护士服装。因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头上裹着绷带，表明他不仅参过军，而且负过伤，以此维护他那一类人的利益。在阿波利奈尔身边的科克托时不时地蹦得老高，想知道大厅里是否坐满了他编剧的目标观众，这些人至今是否仍然支持他的立场与观点。他的袖子偶然碰到一位先生。这位先生对他的邻座讲：“我要早知道这戏剧如此愚蠢的话，我绝对不会带我的孩子们来看这样的闹剧！”

第二天，媒体上大张旗鼓的批评展开了。人们认为《滑稽剧》是对德国艺术最好的宣传，它会得到德国人的热烈欢迎。专栏作家们写大量文章搞大轰炸。他们将佳吉列夫的一切丑事公布于众，因为他在几个星期之前不幸地在布尔什维克小红帽里藏了《火鸟》。他们希望将他从此钉在耻辱柱上，使他永远不得翻身。

记者们攻击的第一个对象是埃里克·萨蒂。《一周新闻》一方面批评他侮辱了法国人的兴趣与爱好，另外还说他缺乏所从事职业必须具备的才能与想像力。在接受该报纸专栏作家的采访时，萨蒂好像作了以下回答：

先生，亲爱的朋友，

您是一个混蛋，一个十分无聊的混蛋！

因为他辱骂记者和亵渎记者职业，记者们把他控告到轻罪法庭。萨蒂被判处蹲监狱，缓期执行。他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如同当年毕加索由于偷窃古伊比利亚雕像被传唤到预审法官面前时一样。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名字也上了犯罪记录，著作权遭到查封，并且禁止他外出（他的外出也仅限于往返于巴黎与他们流派总部所在地阿尔克伊之间）。他没有钱，请不起律师为他辩护，无法就判决上诉。以格里斯、科克托和马克斯·雅各布为首的朋友们到处寻找关系帮助这位作曲家。

在此期间，即1917年5月，法兰西共和国普安卡雷总统任命了菲利普·贝当为武装部队司令，因为当时在北方平原地区作战的军队，尽管牺牲惨重，但还是走出战壕作了最后的拼搏。

贝当为了杀鸡给猴看，下令枪杀了400名逃兵。除被自己同胞杀戮的这400名士兵外，在舍曼·代·达姆，法国军队还被德国人消灭了40 000人。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二）一见钟情

他孤单一人，前额上留着一缕浓厚的褐色刘海儿，合成树脂眼镜，红白格棉布衬衣，留着M形的小胡子，十分漂亮的英国面料套装……

尤吉·德斯诺斯

隐隐约约长出胡子的利比翁老爹站在罗童德酒馆的吧台后面，警惕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一个接一个地更换了无数个旅店的布莱斯·桑德拉斯，出于无奈，只好再次搬家。他手里拎着旅行箱刚刚进入罗童德，径直走到正在专心致志地为裁缝师杜塞先生抄写一份手稿的马克斯·雅各布的身边。桑德拉斯当时的穿着也许正像莱奥托所描写的那样：后跟已破的浅口皮鞋，粗线袜子，裤子已经褪色而且短得可怜，短小的上衣紧紧地裹在身上，帽子上覆盖着厚厚的尘土。

他随意坐在一把椅子上。马克斯·雅各布开始对他讲述在勒韦迪与迭戈·德·里维拉之间由关于立体主义的分歧引发的斗殴：画家与诗人之间的斗殴开始于莱昂斯·罗森伯格邀请大家在拉彼鲁兹家里进晚餐期间，最后结束于洛特的家里路易-菲利普的小摆设当中。勒韦迪不顾在场其他画家的面子，极力维护勃拉克、格里斯和毕加索的立体主义。由于遭到冒犯，里维拉打了他耳光。勒韦迪揪着对方的头发，要将他抛到室外去……

大厅里的人们乱作一团，利比翁一时无法听清他们在议论什么。他注意到在酒馆周围六七个支持立体主义的警察站起来，集中到酒馆的门口。

突然，人们听到一个特别响亮的声音喊道：“抓！”

人们对此无动于衷，因为这是他们早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事了。自从俄罗斯的革命者以及各种肤色的和平主义者选择罗童德酒馆作为他们的司令部以来，警察局的这些先生就频繁光顾这里。所有反对战争的人统统被视为失败主义者。假如霞飞元帅的话可靠的话，法语中不存在“失败主义”一词，法国人不相信失败，但必须对此提高警惕。正因为如此，几个星期以来，利比翁在酒馆四周的墙壁上张贴了许多爱国主义的宣传画，他希望它们能够证明自己酒馆的爱国主义立场。从年初以来就不断地有人检举、揭发，而且便衣警察在形迹可疑的部门、机构与单位的周围设岗监守，罗童德被列在被监视者首位，还有不远处的多姆及丁香园都被列入了受监视名单。位于它们对面的巴蒂餐馆的压力稍微小一点儿，它的雪白台布及其菜肴尽管相当贵，但还是可以讨得进餐者的欢心。

另一支全副武装的人员突然出现在酒馆的门口。他们一张桌子一张桌子地检查正在那里就餐的消费者的证件，一个人都别指望能从这里溜走。如果有人仍然存此奢望的话，在马路人行道上整装待发的自行车队毫无疑问地可以立即将你追捕归案。但这一次，在场的人们十分幸运的是：就地检查证件，而不是请你到警察局去。

宪兵们围住一个身穿深紫红色袍子、脖子上挂着一条闪闪发光的项链的小个子日本人。耳朵上的那一对沉甸甸的大耳环使他显得十分奇特，与众不同。

“这是一位妇女吗？”

“是一位先生。”日本人回答说。

“还有待证实。”

“我已经结过一次婚，第二个婚礼也即将举行。”日本人乐呵呵地解释道。

他说此话的时候，用手指着站在不远处正在和她旁边的一位女子说话的另一位年轻姑娘。但那位姑娘丝毫没有留意一边正注视着她的人们。

“先生们，我们俩是一见钟情。”

“请出示您的证件。”

他将证件递过去。警察弯下腰仔仔细细地查看着：藤田·图古拉如，1886年生于日本东京。

“请问您父亲的职业是什么？”

“日本皇军中的将军。”

“您什么时候来到法国的？”

“1913年……但我后来去过伦敦。”

“去那里做什么？”

藤田用探究的目光朝那个不认识的女人瞟了一眼（可是那个女人完全没有发现他在看着她），才回头来回答警察的问题。

“我在那里为一个画家从事绘画创作，我们一起搞创作。他只管在我创作的作品上签名，并将它们出售，而且还不付给我钱。”

“那么，您为什么要在那里呢？”

“为了能挣钱活命。”

警察们皱了皱眉头。

“如果你们想知道的话，我如实地告诉你们，我被人涮了……”

“我们愿意知道一切，请您详细地讲讲。”

“这个画家拥有一份地产和一个马厩。”藤田一本正经地讲解道，“问题是他会画除了马之外的任何东西。因此我只负责画马，剩余的部分全由他负责完成：草地、日升、日落、那些可爱的围栏和美丽的田园牧歌，当然外加签字……有一天，他出去卖我们共同创作的作品，就再也没有回来。”

“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法国的，对吗？”

“在伦敦的戈登-塞尔弗里兹家当了一段时间的服装设计师之后，才来的法国。现在那里卖的许多服装都是我设计的。”

警察的目光盯着他身上穿着的深紫红色袍子。

“那么，这也是您的作品吗？”

“这是我手工缝制的……你们当中有人喜欢同样颜色的短裙子吗？”

警察们迅速地向门口撤退。利比翁双手叉腰站在吧台的后面。警察对他说如果今后有人揭发他们，这个酒馆将被查封。

警察离去了。只剩下藤田一个人的时候，他用目光寻找着坐在距离他三桌之隔的地方，那个令他着迷的女子。她年仅25岁，笑眯眯的眼睛、短头发、翘鼻子，爱学习巴黎人开的玩笑。她曾经转过身来瞟了他一眼，似乎并未在意他的紫红色袍子。刚刚来到法国，他在伊莎多拉·邓肯和她的宣传恢复希腊理想的哥哥陪同下散步，他头上裹着头巾，身披肩头搭扣的短披风，脖子上佩戴大宝石粗项链，手拿女式手包，光着双脚。这样一套稀奇古怪的装束也没有阻止成群结队的姑娘们拜倒在他的脚下。这位年轻的日本人对此丝毫不感到惊奇。

藤田经过仔细考虑之后，承认她们教给了他许多东西，他十分感激她们：玛塞勒教会他喝汤时不发出声音，吃甜点时不舔勺儿；玛格丽特教给他接吻艺术；勒妮教会他如何看电影逃票；玛戈将满腹把人当做畜生骂的词语全部教给他；伊冯娜教给他去当铺里典当手表时如何磨蹭，出店门时如何顺手牵羊拿点小玩意儿；加比教会他如何穿着衣裤睡觉而使它们保持挺括……而眼前的这位姑娘能够教给他什么呢？她叫什么名字呢？这是必须首先搞清楚的。

藤田站起身来，走到姑娘跟前，必恭必敬地弓下腰来向她表示敬意。他们简短地交谈了几句之后，日本人离开了酒馆。

第二天，他又回到罗童德。他终于获得了那位姑娘的名字——费尔南德，以及她的住址——德朗布街。于是在他再次进来时，手臂上已挽着他的最新猎物，脸上带着胜利的微笑，雄赳赳气昂昂，神气十足。而她好像也疯狂地爱着仅仅用一件衬衣就将她猎获到手的这个日本家伙。她身上正穿着他送给她的那件蓝色的小短紧胸衣，如同她穿的是件公主服那样自豪，他前一天设法得到她在多姆附近的住址之后，不足一个钟头就能够缝制一件上衣的藤田花了整整一个晚上做了这件礼物，这一天的早上他把礼物送到费尔南德的住处。他向她赠送这件亲手缝制的礼物之后，就对她讲述他小小的房间是如何如何的冷。为他的盛情感动不已的费尔南德·巴雷操起一把斧头，亲自动手将自己惟一的木头椅子劈碎，立即点火给他取暖。

十三天之后，他们在巴黎十四区区政府登记结婚了。藤田向罗童德的一位服务生借了六法郎发了他们结婚的布告，然后为该服务生的妻子画了一幅肖像抵了这笔债务。他们选了一位证婚人，但由于必须有两位，因而临时在区政府门前拉了一位作为专业证婚人，凑个数。

几星期之后，藤田夫人拿着一个画夹离开她的住所——即他们夫妇的新房，去了大多数画商的所在地——塞纳河右岸。由于途中遇到瓢泼大雨，她进了谢龙的商店内，用两幅水彩画换了一把雨伞，然后返回了蒙巴那斯。

然而，这一趟她并未白跑，至少她还认得了谢龙。因为，在仔细地研究过那两幅水彩画之后，这位商人匆匆忙忙越过塞纳河，来到德朗布街。他顾不得欣赏该街上各商家地面上铺的席垫、刻有表意文字的灯、带锯齿腿的桌子、真正的浴缸等一切闻所未闻的豪华景象，只顾到处打听画那些水彩画的艺术家是何人，他的绘画作品在何处。谢龙决定购买所有的画：每幅7法郎50生丁，并且保证每月至少买他450法郎的画。从此以后，藤田和费尔南德不仅有了买菠菜的钱，而且也可以买黄油了。

为庆祝这一激动人心的好消息，藤田赠送给妻子一只金丝雀，并且配了一个精致的鸟笼。接着，他把日本的传统艺术与欧洲的前卫艺术相结合，开辟了一种任何人都无法效仿的新的绘画艺术。鉴于财力有限，他只限于使用水彩和彩色粉笔画制飞禽走兽和花鸟鱼虫。从此以后，藤田有能力购买过去他一直缺乏的油彩与画笔。他坐在德朗布街那间已经成为其画室的旧马厩里，四周摆放着所需要的各种油彩颜料，开始严肃认真地画起了油画。不久的将来，他的油画将风靡整个巴黎，在凡·东根之后，甚至在毕加索的时代，藤田也品尝到了富有的乐趣。金钱与名望无法阻挡地向他滚滚而来。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二）画家与画商

说到底，还是伟大的画家创造了伟大的画商。

达尼埃尔-亨利·卡恩维莱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谁外出狩猎，谁就失去自己的位置。德国公民卡恩维莱，财产——绘画收藏品——全部被查封，被迫移民瑞士，最后完全丧失掉支持其画家朋友们的能力。从那以后，他长期以来在画商中一直占有的第一把交椅空了。不久以后，有人接他的班，占了那把交椅。

谁来得最快，它就属于谁。获得者是莱昂斯·罗森伯格。听取了安德烈·勒韦尔和马克斯·雅各布的建议，罗森伯格购买了格里斯、勃拉克、莱歇和毕加索的一些绘画作品。在他对画商生意还知之甚少的情形下，就莫名其妙地成为立体派画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几年之后，他建议米罗将他的画《农庄》切割成数块，卖给他的一些顾客。因为他生活拮据，还住公寓套房……但这一切最终是海明威战胜了其他业余画商而获得了最后的胜利，稳稳地占据了统治地位，坐上画商中的第一把交椅……

莱昂斯·罗森伯格购买绘画作品付费十分低廉，但有时还比卡恩维莱高一些。然而，由于独此一家别无他门，大部分画家只能听天由命，忍气吞声。也因为如同马克斯·雅各布记载的那样，因为“不卖给他，大批的画家就可能被迫去当司机或去工厂当工人”。［摘自马克斯·雅各布给雅克·杜塞的信《书信来往》］

在莱昂斯·罗森伯格手下的画家中，惟独判断力灵敏的毕加索不甘心俯首帖耳，他最后离开了莱昂斯·罗森伯格，把他的作品卖给前者的弟弟保罗·罗森伯格。保罗·罗森伯格成为两次大战之间毕加索的主要画商。

莫迪利阿尼以毕加索为榜样，也更换了门户。他选择的画商是保尔·纪尧姆，后来又选择了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此人是现代艺术的重要捍卫者，也是现代艺术展展品目录的出版商之一。他是波兰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就读于巴黎的索邦大学。他端庄的外表和得体的服装，掩盖了他实质上的极度贫困。他完全不敢奢望得到他的顾客拥有的任何东西，但他有一颗金子般的善心。当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首次见到阿姆多·莫迪利阿尼时，就对他说：

“您相当于两个毕加索！”

“如何见得？您能够证实吗？”

“应该就此进行商谈。”

这一幕发生在一次诗歌绘画展览期间。基斯林负责介绍参展作品。

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和他未来的画商朝小拿波利丹酒吧走去。莫迪利阿尼刚刚做了两次绘画模特，挣了两张纸币。他把其中的一张放在了为受战争之害的艺术家组织流动作品展的意大利—智利画家奥尔蒂兹·扎拉特的帽子里。

他们二人坐下来，十分理智地要了两杯奶油咖啡。他们又要了一杯，给了一个与他们属于同一类的画家。那个人身上穿的大衣破旧，衬衣差得不能再差了，脚上的鞋也不合适，而且连连咳嗽，嗓子嘶哑。于是阿姆多将第二张纸币，即最后一张偷偷地扔在地上。

接着，他弯腰从地上捡起那张纸币，在桌子上方边晃边喊：

“请看呐！十法郎！”

他将纸币放在那位画家面前，说：“这是你的，它在你的椅子下面。”

那位画家想要与他平分，意大利画家（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却嚷嚷道：

“完全用不着，我刚刚发了一大笔财！”

于是，莫迪利阿尼第二次当模特的收入，就这样为了另一个人的幸福而付之东流了。

那个画家请莫迪利阿尼喝了杯咖啡，告辞了。

斯波罗斯基是一位非常古怪的年轻人。穿着讲究，衣裤裁剪合体，胡须修剪整齐，口音与苏丁相同，十分渴望同意大利画家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合作……他向莫迪利阿尼提议为他提供模特儿与一切必要的物质材料，一天再付给他15法郎。

15法郎对毕加索来说只算一种少得可怜的施舍，而对莫迪利阿尼来说却是一笔可观的意外收获……

意大利人（阿姆多·莫迪利阿尼）窘迫地盯着斯波罗斯基，心想自己的这把骨头也只值一杯烧酒，而这位画商却提议给他连做梦也不敢想的一个如此美妙的天赐良机（因为是每天都付给他15法郎）。他看得出来此人也并不富裕：扒拉一下他的领带，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衣服上的纽扣掉了，衬衣上补了补丁，胸脯扁塌，立即便会明白此人与他自己处于同样的饥饿状态。而他却提议每天付给自己15法郎，这怎么可能呢！

“我还有一些很有天赋的朋友。”里窝纳人说。

他谈到了苏丁，他正打算罗列他的同志们中手头拮据的人的名单时，画商用一个手势打断他的话。

“我必须坦率地向您解释……”

他说他的确一无所有，正在巴黎的索邦大学学习法国文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将他滞留在法国。迫于形势，他当了艺术、书籍与雕刻作品的经纪人。他了解自己，明白他善于言辞，具有谈判的天赋与才能。他阿姆多·莫迪利阿尼过去没有，现在仍然没有这方面的天赋。他阅读《诗歌和散文》杂志作品时，发现阿姆多·莫迪利阿尼的才华，他愿意为使他更好地发挥这一才华而贡献自己的一切，并且愿意保护他。

同意还是不同意呢？

阿姆多将整个身体靠在酒馆的桌子上，直勾勾地盯着邻桌上单独饮着咖啡的一位美国女郎。她正在描眉毛。莫迪利阿尼也许是在回顾他与另外一位画商间一次会面的情形：那是在同保尔·纪尧姆签署合同之前。那个家伙同他就一批画的合同进行谈判，那位画商出价很低，很低很低，越来越低。莫迪利阿尼估计对方出的价钱已经到谷底的时刻，他夺过那些画，在孔中穿了一根绳子后，径直地去了卫生间，将那些画挂在抽水马桶的水箱上。然后，他返回谈判桌前，对画商讲：“我都给您了，您去用它们擦屁股吧。”

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将刚才写满了字的那页纸从纸夹中扯下，撕得粉碎……

“同意不同意呢？”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再次问他。

莫迪利阿尼将他画的肖像递给那个美国女郎。她夺过画，仔细地端详着。她着迷、高兴、快乐、满足、陶醉、感激与幸福的心情交织在一起。当她的面部显露出心醉神迷时，莫迪利阿尼说：“请上三杯黑啤酒！”

服务生立即送上三杯黑啤酒。

“请您签上您的名字。”美国女郎要求道。

“圣人并非都是天使。”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指出。

莫迪利阿尼接过女郎递过来的画，说：

“为何一定要签字呢？”

“价值，将来有一天，您或许会成为名人呢！”女郎惊叹道。

莫迪利阿尼在肖像画整个画面的对角线上用苍劲有力的笔法书写了构成他家姓的十个字母，然后将画递给那个美国女郎。她欣喜若狂地接住画，脸上带着兴奋、感激与怀疑交织在一起的心情仔细地观赏着它，接着突然近乎发疯似的将它撕毁了。

莫迪利阿尼向斯波罗斯基转过身去，拿自己的酒杯与后者的碰杯之后，以坚决的态度说：“同意。”

画商斯波罗斯基每天都外出争夺画廊。莫迪利阿尼从不要求他结账，但常向他提出预支要求，以支付吃饭、喝酒与送花的开销……斯波罗斯基能给多少就给多少，确实无力给他时，就典当妻子的首饰、去罗童德玩扑克、与其他画商搞非正常交易或向其他商人借。有时，人们见他坐在罗童德酒馆的餐桌旁，连续两天什么也不吃。

马克斯·雅各布和其他一些艺术家的命运几乎不比他强多少：马克斯·雅各布经常怀抱着自费出版的作品沿桌子叫卖。其他人由于没有自己的浴室，习惯性地到罗童德洗澡。画商斯波罗斯基和其他人一样在从酒馆的柜台经过时，也许顺手牵羊地捎带走一些面包头。在手头十分拮据的情形下，发现一个绘画作品的业余爱好者来到他的面前时，他就手举莫迪利阿尼的作品叫卖，常常以五年之后的售价百分之一的价格甩卖掉。

斯波罗斯基完全地忠实于阿姆多，他全身心地支持他，维护他，为他牺牲自己的一切，为使阿姆多过得好一点，可以将自己的一切都给他。为阿姆多他戒了烟，冬天不烧煤，甚至不吃饭。他这样做的原因，一方面是出于对阿姆多的一片爱心，也因为他十分敬佩阿姆多。如果不是有一天在日内瓦的一份报纸上发表的一篇弗朗西斯·卡尔科的文章引发了几个瑞士人的收藏热情（他们以低廉的价格购买了他的几幅裸体画作品）的话，除斯波罗斯基以外的其他任何人都不相信莫迪利阿尼。画商为保护他的画家，始终不渝、日复一日地艰苦奋斗着。

斯波罗斯基千方百计地到处寻找顾客，甚至到瓦万街的商人中去寻找。在万般无奈的情形下，莫迪利阿尼就直接同他们洽谈生意。弗朗西斯·卡尔科讲述过一件事：一天，他的画商在南方，阿姆多遇见画商的妻子——昂卡。他要求她做他的绘画模特，因为他必须卖两幅画给一位理发师。她接受了他的恳求，条件是他还必须画第三幅送给她。全部画完之后，第三幅画还未干透，昂卡·斯波罗斯基决定第二天再来取。但她第二天来取时，三幅画全部不见了：两幅在理发师处，第三幅被他卖给了临时来的一位顾客。

昂卡为莫迪利阿尼做过许多次绘画模特，他们夫妇俩的朋友——路尼阿也一样。只要手中有哪怕是五个法郎，莫迪利阿尼都去找职业模特或购买画笔、颜料和画布等必不可少的材料，另加一瓶酒。

阿姆多在旅馆的住处作画，然后送到他的画商位于约瑟夫-巴拉街的家中。他工作的条件与谢龙强加给他的条件绝不能同日而语。后者在战前总是将画家关在他位于保埃迪街画廊的地窖里，只给他手头预备一瓶酒，画完后才给他自由。

在斯波罗斯基这里，莫迪利阿尼每天都是下午来。几个钟头他就结束一幅画。他从不批评模特儿。画完之后，他经常同主人一起吃昂卡从附近小铺子里买来的芸豆，然后离开其画商的家。有时，他夜间还回来要求预支几个法郎。画商夫妇俩将楼上的灯熄灭，假装已经入睡。

莫迪利阿尼也带他的朋友到画商斯波罗斯基家，苏丁是第一位。他不停地坚持请求画商关心照顾一下他的这位朋友，但他始终没有能够说服这位波兰画商。也许是他的妻子昂卡不同意。因为苏丁的行为举止令她不舒服，而她十分赏识莫迪利阿尼，只是不喜欢他同苏丁在一起。她一直责备莫迪利阿尼每天在吃饭时才起床。

莫迪利阿尼经常同一位年轻姑娘来。从1917年春天起，这位姑娘就代替了他以前的模特儿。人们叫她“可可核”，原因是她的头发褐里透红，而皮肤光亮白净。她叫让娜·埃布戴尔纳(图54)。

让娜·埃布戴尔纳在莫迪利阿尼的画室听过课。她非常温柔、十分腼腆、心不在焉，整天多愁善感、难以琢磨，清亮透彻的绿眼睛像一潭清清的泉水，深沉而漂亮的目光温馨诱人，纤细柔弱的身材美丽而动人。但她总像一头受惊的小动物，时刻想在大人物的圈子里寻觅一个小小的栖身之地。她的父母欧多克西和阿希尔·卡奇米尔均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对女儿的管教十分严格。他们不同意女儿和一个意大利艺术家、犹太人、身无分文而且比她大许多岁的人联姻。她当时年仅19岁，而莫迪利阿尼为35岁。然而，他们二人之间的恋情已经发展到了如胶似漆、难舍难分、寸步不离的地步。

斯波罗斯基在大茅草屋街找到一间艺术家作坊，恰好在保罗·高更以前占用过的那一间的对面。不同于在豪华地段开著名店铺的商人，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关心着他的保护对象。

晚些时候，有些人，特别是达尼埃尔-亨利·卡恩维莱，谴责斯波罗斯基在选择保护对象方面缺乏严肃认真的态度，被选中的画家不可靠。但是，所有这些责备都无法掩盖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他选择的对象——莫迪利阿尼的确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画家。正因为他正确地选择了保护对象，在1916年至1920年期间，斯波罗斯基与莫迪利阿尼合作完成了他们计划中的差不多全部绘画作品——卓越的系列裸体画。由于命运使然，命中注定，在意大利画家逝世十二年之后，他的画商也随他而去了。斯波罗斯基临终时彻底破产了，与莫迪利阿尼临终时一样穷困潦倒。莫迪利阿尼去世的那天上午，让娜·埃布戴尔纳搬回到她父母家——阿姆尧特街乙8号。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二）守护者

当看门人？是的，然而，是艺术家们居住房子的看门人。

安德烈·萨尔蒙

年轻姑娘们解放了。偷情的事情时有发生，晚上开始，早晨结束。桑德拉斯认为这是因为爆发了战争。战争将许多男人都赶到了前线，女人们就寻找他们的替身填补床上的空当……恋爱使人们像麦秆似的头脑疯狂地燃烧着，燃烧着。

基斯林爱上了20岁的金发女郎勒妮-让。这位姑娘整整齐齐的刘海儿直垂眉梢，热情活泼，意大利未来主义者的衣着打扮：穿裤子，差配鞋（两只鞋不同）。

由于继承了在1914年之前他常与之狂饮的美国雕塑家的遗产，新郎基斯林有能力组织一个盛况空前、在战争时期本区内最豪华的婚礼：整个蒙巴那斯的人都受到邀请；迎亲队伍从基斯林的住处——约瑟夫-巴拉街出发，狂热而且醉醺醺的人们在去区政府的途中，在罗童德和多姆歇歇脚，在多姆酒馆，尚邦老爹还给大家些吃的喝的以便增强体力。迎亲队伍遇到酒馆便喝，于是参加的人愈来愈多。在新郎基斯林与新娘勒妮-让在副区长先生面前交换信物，相互表达自己“愿意娶（嫁）对方”的心愿之时，副区长先生才发现他从未见过如此杂七杂八、衣冠不整的迎亲队伍。他们当中混杂了许多休假军人，他们的军鞋将婚礼大厅中的地板踩得喀喀作响。新娘祝她的郎君是“可笑的小波兰人”，而新郎娶的却是一位共和国卫队指挥官的千金小姐。面对如此杂乱的场面，基斯林失望了。他是经受过考验的反对军国主义者，却有了一位军人岳父！简直是耻辱！简直是他极大的不幸！

酒席之后，一对新人从圣日耳曼大街兜了一圈，最后回到基斯林的作坊。马克斯·雅各布在那里模仿象征性诗人朱尔·拉福格扮演着新郎的角色，莫迪利阿尼在他后面跑着、追着，恳求他让自己背诵但丁、兰波和波德莱尔或随便谁的诗作，只要让他扮演喜剧角色就行。莫迪利阿尼冲进基斯林画室隔壁的小卧室内，出来时头上顶着新人的被褥。他爬上一张桌子，扮演魔鬼朗诵《麦克白》，然后扮演《哈姆雷特》，莎士比亚悲剧剧名和该剧中的主人公。。勒妮-让愤怒得大声叫喊起来，她不能允许他人乱动她的新婚被褥，哪怕是为了背诵诗词也不行。随之而来的，是阿姆多·莫迪利阿尼白尾海雕般的喊叫声和萨洛蒙太太的咒骂声，与楼梯上乱哄哄的嘈杂声、歇斯底里的尖叫声混成一片。

萨洛蒙太太是看门人。她是一个倔强固执的布列塔尼人，小小个头，滑稽可笑，活像个巫婆。但是她对住在这里的小艺术家们忠诚老实，对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在街上她的同行们面前处处为她的房客们辩护。

夏天，她横躺在大门前睡觉；冬天，她人虽然回到房屋内，但从来都同卢梭海关一样，总是和衣睡觉。她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任何人、任何事别想逃过她的眼睛。外面有人一抬脚一投足，她都会箭一般地从屋里冲出。无论白天还是晚上，她始终用严厉而警觉的目光护卫着她卵翼之下的所有雏鸟。

她对基斯林有着一种特殊的爱。基斯林负伤从前线归来的时候，她鼓励他多喝牛奶止渴。他每次出去或回来时，她从观察岗楼冲出来，整整她的鹰钩鼻子，问道：“奶呢？”她得到的答复是：“明天喝！明天喝！”

他常常亲吻她那乱蓬蓬的头发，而她对他的举动满肚子的不高兴。

勒妮-让刚来时，萨洛蒙太太总把她当做一只小小雏鸟看待。她希望小两口的温馨生活能够把基斯林的心收回来。因为以前他总是每天拂晓才回家，总是喝得醉醺醺，而且很少是单独回来。

但她很快就失望了。夫妻生活并未让她的保护对象改邪归正。基斯林作坊的门时刻是敞开的：从上午九点起，这个门为模特儿们开着，她们接连不断地来到画布后面等待着；下午为朋友们开；晚上为寻欢作乐而开。这位可怜的萨洛蒙太太不得不时刻忍耐基斯林家留声机发出的可怕的噪音。

“嘈杂的声音震耳欲聋，我整天被搅得心烦意乱！”

她从此以后，就十分厌恶法国女歌星弗雷埃尔的歌声和阿根廷探戈的乐曲。

音乐刚刚停止，接着响起画家推动上面坐着模特儿的带滑轮座台发出的刺耳的噪音：他根据光线的需要将它拉过来，推出去，向左转又向右转。好不容易选择好角度之后，他又需要喘口气，休息一下，边声嘶力竭地唱一段滑稽小曲，同时跳起震天动地的舞蹈。

这还仅仅是在最上面的一层发出的嘈杂声，还没有算其他层的呢。因为住在约瑟夫-巴拉街3号的不仅仅基斯林一户房客。安德烈·萨尔蒙在搬到6号之前也住在此。每天晚上，一位遛狗的人总告诉他该回家睡觉了。每到晚上11点，这个遛狗的人按照惯例总说一个词“坏蛋”。一天晚上11点，一个人被小虫子咬了，他却出口骂了狗的主人，后者在固定的时刻仍然用同样的“坏蛋”回敬了他。

人们都不知道那些狗的名字，它们的主人住在斯塔尼斯拉斯街，在《法国信使》杂志工作，名字叫保尔·莱奥托。

汽车制造商埃托尔的弟弟、动物画家朗布朗·布加过去住在约瑟夫-巴拉街3号的底层，1915年自杀身亡。1914年，朱勒·帕森从最上面一层搬走，去了巴黎十四区的蒙巴那斯。

后来搬进这两间房子来的房客给萨洛蒙太太制造了许多麻烦。尤其是最后进来的那位，即画商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他住进了二层的一个两间套。他同许多人合住，有画商的妻子昂卡·斯波罗斯基，这没有什么不正常；还有一位朋友，上了前线的一位波兰人的妻子——路尼阿，这有点儿奇怪；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在别处生活，却在两间中的另一间内作画。波兰夫妇俩倒很慷慨，然而同座房子里的其他房客无法忍受他们的嘈杂。

上下楼的人从不间断，整天乱哄哄：莫迪利阿尼上基斯林家中取颜料；基斯林下楼来取回他的颜料；基斯林在楼梯上遇见萨洛蒙；阿波利奈尔推开门，一位模特儿寻找画家；勒妮-让晕过去；路尼阿到处打听她与阿姆多之间是否有私情，昂卡听了恶心得简直想呕吐；有人报告说苏丁要来；苏丁上到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家；而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却夹着莫迪利阿尼的最后几幅画在往楼下走……

萨洛蒙太太密切关注着来来往往的人们。当他们喧哗过分时，她就想：他们的同行中有人在前线为保卫祖国牺牲了，也就原谅他们了。她辛苦一整天，晚上躺到床上时，仍然竖起耳朵，准备应付随时可能出现的比五六个诗人和画家的大叫大笑更加刺耳的喧哗吵嚷声。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二）蒂雷亚斯的乳房

……我仍然心惊肉跳，无法从过度的神经紧张中自拔，我好像还得等待一年多，才勉强从剧烈的精神创伤中恢复过来。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基斯林、藤田、莫迪利阿尼和阿波利奈尔都被人爱上了，毕加索也未逃脱爱情的追逐。费尔南德离他远去了，爱娃去世入土了，加比、帕克莱特和其他人被他遗忘了。现在身材高大、容光焕发、端庄富贵的奥尔加·科克罗瓦出现在了毕加索的画布上。她芳龄25岁，俄罗斯人，俄罗斯芭蕾舞团的芭蕾舞演员，父亲是沙皇军队的将军。毕加索在罗马佳吉列夫处结识了她。他一直跟随她到了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二人后来又在巴黎重逢，接着，又一起随同奥尔加所在的芭蕾舞团到了巴塞罗那。

毕加索已经不是原来的毕加索。他西装革履，脖子上系领带，手腕上带链表，西装口袋上别手帕花结。他的西班牙朋友们都认不出他了。他依附的俄罗斯芭蕾舞团的赫赫声名也为他带来了耀眼的光环。这是他多年从事绘画未能得到的。

恋爱仍然在持续着……1917年3月，吕比对阿波利奈尔说她怀孕了。孩子未能成活。不知是否属于偶然，阿波利奈尔那个时期正在准备一出戏：《蒂雷亚斯的乳房》。戏的中心思想是法国的人口增长问题。该戏于1917年6月24日在巴黎蒙马特尔的勒内-莫贝尔剧场上演。散发出去的节目单的封面装饰画是毕加索的一幅作品，该剧打出的旗号是毕加索。该戏剧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比《滑稽剧》的震动还大。它成为“1917年先锋派最重大的事件”。［摘自米歇尔·德科丹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腐朽的巫师》写的前言。］

编写《蒂雷亚斯的乳房》剧本的思想来自皮埃尔·阿尔贝-比罗。1916年11月的一天晚上，阿尔贝-比罗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在《SIC》杂志社办公室。比罗说他希望他的杂志《SIC》不仅仅出版新诗，也出版现代戏剧剧本。于是，阿波利奈尔向他推荐了他于1903年写的一部悲剧：《泰莱丝的故事》，并且建议用古希腊神话中泰贝斯神“蒂雷亚斯”代替剧本中的主人公泰莱丝，于是其女主人公改成了男的，并且赋予了他男子的权威。这部作品使人们回忆起了古希腊最伟大的诗人阿里斯托芬的作品《女人聚会》。

比罗同意了阿波利奈尔的意见。后者着手改写剧本，无疑需要进行深刻的重大修改。最显著的是在原版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序幕，该序幕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深层思想：

我给您带来一个剧本，其目的是改造人们的思想行为习惯……（台词）

他否定过去：

战前的戏剧艺术既无崇高的思想境界，也无高尚的道德情操。人们在观看这类戏剧纯粹是浪费晚上长长的时间。（台词）

他提倡妇女与男子在社会生活中扮演同样的角色，发挥相同的作用：

我也希望当议会议员、律师和部长，在公共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台词）

他表现出强烈的反军国主义的思想：

他们用大炮轰炸，不仅炸毁人间的一切，连天空的星斗也炸灭了。（台词）

所有这些思想都通过剧本用大量的反串演员、音响效果和夸张的表演表现出来，但也正是这些表演在观众中激起了强烈的抗议。不仅因为该戏表现出和平主义（阿波利奈尔身上近来才出现这一倾向），也表现出失败主义，而且还因为在这个男人上前线遭到大屠杀的年代，尽管应该重视和鼓励生育，但也不应该让女人在戏剧舞台上摘掉乳罩冲着观众放出无数的气球，象征着挤出丰满的乳汁。

排练开始了。那简直不能叫做排练，用皮埃尔·阿尔贝-比罗自己的话说，应该叫做“谩骂大表演”［摘自1964年出版的皮埃尔·阿尔贝-比罗的札记《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整个排练构成了毫无任何专业水平可言的大杂烩：演员中没有一个是专业演员（阿波利奈尔曾经考虑过扮演其中的一个角色）；名义上是由塞尔日·费拉特设计制作的布景直到开幕时才临时凑上；因为在战争年代找不到必要的乐器，由一个会弹两下钢琴的妇女代替了一整个乐团为该戏剧伴奏；签字负责音乐效果的是热尔梅娜·阿尔贝-比罗，实际却是诗人马克斯·雅各布在领导合唱队。

阿波利奈尔从来不喜欢音乐。1917年，加沃大厅举行了一场音乐会。正当舞台上演奏塞扎尔·弗兰克的一部作品的时候，深感无聊的他却当场作了一首诗，中场休息时，他乘机悄悄地溜了……在《蒂雷亚斯的乳房》的排练中，阿波利奈尔突然为伴奏的女钢琴家鼓掌叫好，但他赞美的不是她的演奏技术，而是她的身材窈窕和动人的相貌；他也赞美法国著名作曲家萨蒂，只因为萨蒂是他的朋友。无论怎么说，他对《蒂雷亚斯的乳房》怀着浓厚的兴趣，因为这关系到捍卫文艺先锋派的重大事业。

《蒂雷亚斯的乳房》的剧本改写结束之后，比罗问诗人阿波利奈尔在封面上应该写什么剧名。阿波利奈尔提议写《蒂雷亚斯的乳房》。比罗觉得这个剧名不足以表达他们的思想，还必须赋予这部戏剧自己的特点。阿波利奈尔又提议：

“悲剧。”

“不，作为剧名，这太短。观众可能以为它反映的是立体主义的悲剧。”

阿波利奈尔考虑了一会儿，说：“咱们就写一部超自然主义的悲剧吧。”

比罗反驳说：“绝对不行。我们既不是自然主义，也不是超自然主义。”

“那么，咱们就只能写《蒂雷亚斯的乳房》，算是超现实主义戏剧。”

此话一出口，安德烈·布勒东和菲利普·苏波就不断地使用这个剧名，并且向纪尧姆·阿波利奈尔表示祝贺，祝贺他成功地将该剧从原来的《泰莱丝的故事》改写为超现实主义的《蒂雷亚斯的乳房》。

《蒂雷亚斯的乳房》排演时，布勒东出席观看，他十分失望。他不仅对作品不满意，对演员也不满意。第一幕结束时，他发现一个身穿英国军装的观众在乐池边气愤之极，他从枪套中拔出手枪，威胁要开枪。那是雅克·瓦谢。布勒东终于说服他，使他息怒了。两个人继续观看了排演，没有再加以干预。瓦谢之所以被激怒，主要因为“一方面抒情诗枯燥乏味，另一方面反复出现立体主义的服装和布景”。［摘自安德烈·布勒东的《与安德烈·帕里诺的谈话》］

那部剧只是一场歇斯底里、构成超现实主义系列丑闻的序曲。该戏剧一面世，整个新闻界和公众舆论都爆炸了。尽管皮埃尔·阿尔贝-比罗十分谨慎，但作品仍然被指责为立体主义，阿波利奈尔在当中遭受侮辱，毕加索也因为剧本采用了他的画做封面插图而被钉在了民族艺术的耻辱柱上。立体主义被看成是受到“德国艺术”影响后产生的艺术，而且1917年法国的艺术界受到的德国艺术的影响比1914年大得多。

然而，在巴黎的一些画家自认为属于正统的纯立体主义的拥护者。他们声明坚决地属于立体主义派。甚至在《蒂雷亚斯的乳房》上演之后，他们向新闻界的种种评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他们的作品与“文学界和戏剧界某些突发奇想的心血来潮毫无关系”。

《蒂雷亚斯的乳房》在巴黎蒙马特尔的勒内-莫贝尔剧场上演的第二天，即1917年6月25日，阿波利奈尔被分派到战争部的新闻办公室，即新闻审查署工作。于是，他写信给《信息报》、《SIC》、《Excesior》、皮埃尔·勒韦迪的杂志《南北》、皮埃尔·阿尔贝-比罗的杂志。过去，阿波利奈尔曾经和安德烈·比利一起在《巴黎午时》工作过，他仍然没有丢弃那时令朋友十分欣赏的好斗精神。他给《巴黎午时》寄去一些从伦敦、东京和纽约传来的消息，但这是一些虚假消息……

阿波利奈尔继承保尔·福尔的传统，召集大家每星期二的下午五点至七点之间在福乐尔酒馆聚会。马克斯·雅各布把这些聚会叫做“保尔·福乐尔星期二”，皮埃尔·勒韦迪把这些聚会叫做“星期二野兽派”。

阿波利奈尔在巴黎的歌剧院广场偶然遇见过一次路易丝，他们之间的恋情彻底枯竭了。从那以后，他一直同雅克琳娜住在圣日耳曼大街的一套公寓房里一起生活。他们的套房在最高层，人们去他家必须爬无数的楼梯。为在开门之前看清来人的面貌，阿波利奈尔从门里在楼梯的踢脚板上挖了一个小洞。来访者如果不是朋友，他不开门。门扇上钉着一张纸条：“请勿打搅人。”［摘自1970年出版的安德烈·布勒东的《等距离投影》］

他套房里的过道弯弯曲曲。过道里堆满书籍、小雕塑品和到处拣来的许多小东西。这是一个很奇特的地方，在一排排杂七杂八的小物件中间，他奇迹般地安放了一些既大又笨重的家具。墙壁上已经挂着一些画，沿墙根堆放着许多，等待朋友们帮忙往墙上挂。因为阿波利奈尔笨手笨脚，不砸伤三根手指，他就挂不起一幅画。

在他的那套房子里，阿波利奈尔最喜欢的房间是餐厅。那个房间既狭小又黑暗，里面有几把椅腿长短不一的椅子和一张桌子，摆放在桌子上的盘子、碟子也残缺不全。房子里还有一个厨房和一间办公室。办公室里小小的窗户前摆放着一张桌子。房间里的一个室内楼梯通向卧室。一个推拉玻璃门外有一个小平台，从那里可以看见巴黎高低不平的房顶。

阿波利奈尔负伤之后，正是在这座房子里养伤，并且渐渐地康复起来。接着，他患了肺气肿。他童年时代的朋友勒内·达利兹在战场上牺牲，令他十分痛苦。达利兹经常同他一起参加各种活动。他时刻在手臂下夹一把雨伞，常常面对着镜子，看着日渐苍老的面容说：“生活对人的折磨多么厉害啊！”

那时的阿波利奈尔达到了荣誉的顶峰：到处得到他人的承认，到处有人请他参加这样那样的项目，许许多多的新项目在等待着他。但是，他逐渐地抛弃了许多在前线生活的欢乐，开始对前途担忧，情绪愈来愈暴躁。朋友们到他家进晚餐时，个个小心翼翼，特别注意迁就他，不激怒他。他们看着放在刚进门处桌子上显著位置的那顶在太阳穴处被打了一个洞的炮兵钢盔，心里非常不安。

1918年1月，阿波利奈尔发生肺充血，又被送进了医院。不久之后他出院了，那时的战局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二）巴黎—尼斯

在距离巴黎120公里的尼斯，所有人都下到酒窖里，打开香槟酒痛饮一番，并且边喝边开玩笑取乐。那天晚上，比在巴黎更加热闹。

马克斯·雅各布

1918年的春天，整个巴黎处在饥寒交迫之中，无法入眠。腹中空空的人们毫无兴趣去听音乐会、看戏、看电影。马克斯·雅各布在包装纸上写诗，但他仍然能为毕加索找到雪茄。晚上，有人在街上游荡，等待着少数喝酒的人离去之后，把能够找到的酒瓶统统搜刮走，或徒步或乘车到一些隐蔽的地方将酒瓶中的剩酒一口气喝光，暂时地应付一下他们的辘辘饥肠。汽车都缓慢地爬行着，车内人瞅准一个地方想下车时，车就离开马路，停到路边去。成群结队的人们时而拥向这里，时而挤到那里，或者凯特街的一家面包店，或者塞纳河右岸的一家大商场的后院，哪里供给大家吃喝，大家就一起向那里奔跑。

打了两年防御战后，1918年3月，德国人开始大举进攻法国和英国防线。防线被攻破了，福煦元帅曾经信誓旦旦地说法国一步也不再后退，克列孟梭也曾经勉励士兵宁可付出任何代价——包括生命，也决不向敌人退让一寸土地。这一切都白说，敌人距离巴黎只剩70公里了。夜间，德国人的远程大炮——贝尔塔轰鸣。这是一种长30米、靠轨道运输的大炮，发射炮弹的高度能够达到30公里，最远射程为100公里。法国的格勒内尔、沃日拉尔，白朗峰山区的圣热尔韦教堂、巴黎的马斯广场都挨了它的轰炸。它的一发炮弹落在了巴黎的利昂库尔街，另一发在皇家港爆炸，炸死一个幼儿园里的数名儿童和他们的母亲。这种大炮使人害怕，令人恐惧。50万巴黎人逃离首都，到南方去避难。他们中间有苏丁、藤田、桑德拉斯、基斯林、莫迪利阿尼和让娜、斯波罗斯基和他的妻子。

他们离开巴黎一方面是为了躲避敌人的轰炸，另一方面也希望尼斯的太阳光能够对莫迪利阿尼和让娜的身体有益。因为阿姆多的肺病越来越重，而让娜身怀六甲，急切需要充足的阳光。让娜的母亲一听到这个消息，当即决定她也跟着一起走。理由是她决不能把女儿扔给一个缺少教养、不负责任，并且十分无能的犹太画家。

莫迪利阿尼带领母女俩去了尼斯。但原本和睦相处的他们突然翻脸了，未来的父亲被迫住进了一家饭店，而让娜母女在马塞纳街的一处公寓套房里安顿了下来。

莫迪利阿尼在南方住了近两年。尼斯的阳光对治疗他的疾病大有好处，另外他也不可能梦想返回巴黎，因为他的证件全部被人偷走了。他创作了大量的绘画作品，也经常同在那里新结交的朋友们一起毫无节制地狂饮。他的这些朋友是叙尔瓦日、雕刻家阿尔西邦科、保尔·纪尧姆和画家奥斯特兰。

有一天，奥斯特兰带领莫迪利阿尼去了雷诺阿家。雷诺阿患了严重的风湿病，坐在轮椅上不能动，只好把画笔绑在手上作画，全靠一个平衡吊锤上下移动画布。但是，他每天坚持不懈地工作，目的是在去世之前创作出尽量多的绘画作品，同时也是为了他周围无依无靠的孩子们能够从中受益。他也接待另外几个朋友，例如专程来见他最后一面的著名画家莫奈。他瘫痪在轮椅上不能动，但他想吸烟，80岁的莫奈给他放在嘴上，并且替他点着。而雷诺阿接待他朋友莫奈的第一句话是：“喂，莫奈，你的视力好像下降了，对吗？”

雷诺阿常接待年轻艺术家，所以他接待了莫迪利阿尼。雷诺阿试图同他谈话，但意大利人死活不开口。雷诺阿提议说：“那么您去看看我的裸体画吧。”

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和奥斯特兰去了雷诺阿的画室。意大利人仔细地端详每一幅画，但不作任何评论。返回到雷诺阿身边时，他仍然不说话。

“怎么样？”奥斯特兰说。阿姆多仍然莫名其妙地一言不发。

“您注意到皮肤的颜色了吗？”

仍然沉默不语。

“胸脯上的线条呢？”

一言不发。

“臀部呢？我画臀部时，好像我触摸到了似的……”

莫迪利阿尼突然站立起来，看着老画家，干巴巴地说：“我，我不喜欢臀部。”接着，他走了，留下的雷诺阿不知所措，奥斯特兰羞臊得满脸通红。

他找到了斯波罗斯基，而后者仍然整天在豪华饭店轮流住。后来他返回巴黎，因为他明白莫迪利阿尼在这里同在别处一样难以获得成功，明白南方那些游手好闲的有钱人也不比巴黎的画商买得多。

在巴黎，阿波利奈尔出院了。他离开了新闻审查署，去了殖民部。5月2日，他娶了雅克琳娜·科尔布。宗教仪式在圣托马达甘教堂举行。新娘的证婚人是昂布鲁瓦兹·沃拉尔德和加布里埃尔·比费-毕卡比亚，新郎的证婚人是吕西安·德卡夫和巴勃罗·毕加索。

两个月之后，毕加索终于扫清了奥尔加父母加比和伊雷娜·拉古特的障碍，奥尔加·科克罗瓦也同意与他结婚。但佳吉列夫提醒毕加索：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奥尔加是一位俄罗斯姑娘，她的证件不符合要求，而俄罗斯正处于革命的混乱时期，一时难以办妥合法手续。阿波利奈尔托了他在市警察局工作的弟弟吕西安·德卡夫帮忙，利用关系，走了后门，结婚手续才算办理妥当。结婚仪式定于1918年7月12日，在巴黎第七区区政府举行。马克斯·雅各布接到毕加索选择他做伴郎的信时，高兴得要昏过去了。特别是因为这一天恰好是他的生日……马克斯·雅各布立即跑到未来新娘家人住的吕苔里雅公馆，但没见到新娘，接着他又到了毕加索仍然住的红山街，也未见到新郎。于是，他发了一封欣喜若狂的快信给毕加索：

亲爱的，

惟独死亡方可阻止我于星期五11点钟准时到达七区区政府，万一我参加不成你的婚礼，我会遗憾死的。

上午11点，他准时到了。1881年10月25日出生于西班牙马拉加的绘画艺术家巴勃罗·毕加索娶1891年6月17日出生于俄罗斯尼埃基纳、无固定职业的奥尔加·科克罗瓦为妻。伴郎有：纪尧姆·阿波利奈尔，37岁，作家、战争十字勋章获得者；马克斯·雅各布，42岁，作家；瓦莱里安·伊尔切科·斯沃洛夫，54岁，骑兵上尉；让·科克托，27岁，作家。

宗教婚礼在达鲁街俄罗斯教堂的一片浓浓的香火和优雅的东正教圣歌声中举行。

几个星期后，毕加索搬进了他妻子家人住的吕苔里雅公馆(图55)。

1918年11月，战争即将结束。9日下午，毕加索在里沃利街的拱廊下散步时，遇见一位寡妇，战争夺去了她丈夫的生命。一股大风把寡妇的黑纱刮到了毕加索的脸上。晚上，回到公馆后，毕加索站在一面镜子前，长时间地端详着自己的面容。下午的事使他大惊失色，他从脸上看到有一种不祥的预兆。他操起一枝铅笔，把从镜子中看到的那张脸画了下来。此时，电话铃声响起。他放下画笔，拿起电话。放下电话之后，他长久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接着，又转身走到自画像前。

他刚刚获悉的是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去世的噩耗。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二）游戏结束了

我们不去树林了，月桂都被砍了。情夫们去战场送死，情妇们在家偷情。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1918年11月3日，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在弗拉芒克和他妻子的陪同下，从他的家中出来，下了楼。他邀请他们夫妇俩与他共进午餐。两个男人在圣日耳曼大街上讨论着诗人最新完成的剧本《时代的特色》。两个星期后，艺术与自由剧团将上演这部戏。弗拉芒克负责布景。他们分手之后，阿波利奈尔朝他经常投稿合作的《Excelsior》报社走去。

晚上，阿波利奈尔发起了高烧。他躺在卧室里无法出门。卧室的墙上悬挂着玛丽·洛朗森为他画的一幅画。在那幅画中，他和马克斯·雅各布、毕加索在一起。阿波利奈尔感觉很不好，而且与以往的感觉不同。但他还是不想去医院，因为从头部受伤以来，他在医院住的时间太长了，他害怕住医院。

体温还在继续升高，大汗淋漓。雅克琳娜既担心又着急，但她不叫医生，他们在等待。

第二天，马克斯·雅各布来了，毕加索也来了。走了，又回来了。他们去安茹街见了让·科克托，请他去通报卡马斯大夫。他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呢？也许是肺充血，也许是别的什么病。谁也不知道。

是西班牙流行性感冒。人们认为这种病是西班牙海员从亚洲带回来的。实际上，它是远征军从美国带来的，并在欧洲迅速地传染开来。它比战争更快地将人们击倒，两年之内死亡人数高达2500万。为了疏散传染病人，法国的将军们在舍曼·代·达姆前线同德国人签署了停战协议。在巴黎，一批又一批的棺材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直至墓地，其中一具棺材里面躺着法国诗人、剧作家埃德蒙·罗斯唐。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在战场上天天与死神做伴时，从未害怕过死亡。而今看见死亡逼近时，他害怕极了。他不甘心就这样死去，一再恳求卡马斯大夫救救他。他始终搞不明白，他从炮弹堆中能捡回一条命，却逃不出一个小小微生物的魔爪！

阿波利奈尔的朋友们一次又一次地来探望他。雅克琳娜·阿波利奈尔、马克斯·雅各布和塞尔日·费拉特一直守候在他床边，寸步不离。室外天空晴朗，阳光明媚，室内布满鲜花。1918年1月9日下午5点钟，死神慢慢地逼近巴黎圣日耳曼大街202号。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身穿军官制服，军帽放在身边，安详地躺在床上。战争就要结束了。死亡人数达800多万，伤员达2000万。身上覆盖着三色旗的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被送往了巴黎的拉雪兹公墓。

国土保卫军第237团的一个排来向他志哀。科斯托维斯基夫人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面，毕加索紧跟着灵枢，他身后依次是马克斯·雅各布、安德烈·萨尔蒙、布莱斯·桑德拉斯、皮埃尔·马克·奥尔朗、保尔·福尔、让·科克托、费尔南·莱歇、梅景琪、雅克·杜塞、保尔·莱奥托、阿尔弗雷德·瓦莱特、拉希尔德、莱昂-保尔·法尔格、保尔·纪尧姆……以及其他许多人。停战协议在两天前签署了。成千上万的百姓在大街上喊着“阿波利奈尔永存！”的口号欢庆胜利。

举行葬礼的当天晚上，巴勃罗·毕加索离开吕苔里雅公馆，返回他原来居住的房子，整理好自己的衣物。第二天，他给格特鲁德·斯坦发了一封信，告知她说他将搬到拉博埃蒂街居住。他再次跨越塞纳河，从塞纳河的左岸再次回到了塞纳河的右岸。

III 蒙巴那斯，开放的城市（一）-1

基基？人们视她为蒙巴那斯女皇。这是她应得的称号。

安德烈·萨尔蒙

冰冷的阳光高悬在停战后的巴黎上空。参军上前线的人们复员了，游客来了。最先到达的游客是随同远征军来欧洲参战的美国人。战争时期，他们发现了法国。停战后，他们脱掉军装，换上便装，作为游客来到法国。

蒙巴那斯的新老小酒吧生意兴隆。巴那斯酒吧就是一例，它甚至可以同罗童德相媲美。

利比翁老爹闷闷不乐地观察着这一切。令他烦恼的并不是酒吧之间的竞争，而是战后当局的所作所为。他们屡次对他罚款，数次勒令他关门：最初是因为开小差（或者自称为开小差）的士兵在他的酒吧里喝酒；接着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和他们的同情者常来他的吧台停留，例如基科因，他被检举同俄罗斯革命派有联系；现在是因为吸烟的顾客过多，因为利比翁购买好像是走私来的黄香烟送给他最穷的客人吸了几口。有人反对他的这种做法。利比翁就威胁说要出售香烟，而且他果然出售了。于是，一切都完了。

利比翁老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人，他曾经见过她同苏丁在一起。他认出了她，因为她头上戴一顶男士的大礼帽，肩上披着一条打着补丁的破旧披肩，脚上穿着一双过大的鞋。这是一个年轻姑娘：最多不过18岁，皮肤白净、黑色短发、长相秀美、聪明活泼，从她的一举一动和言谈话语中都看得出她为人直爽，甚至肆无忌惮。然而，这一次，当基斯林转过身去大声地问利比翁老爹“这个新来的婊子是谁？”时，她却出奇地一声没吭。

她只是从口袋中掏出一根火柴，划着，吹灭火焰，用黑灰细心地涂抹着她的左眉。

“喂，这个婊子到底是谁啊？”年轻姑娘仍然一言不发，等着基斯林将在头脑中仔细酝酿出的新的辱骂劈头盖脸地向她泼来。果然不出她所料，波兰人使用“热尿”、“娼妓”、“老梅毒”及其他笑料词语咒骂她，惹得整个酒吧都大笑不已。那个时代真是令人不可思议，在如此臭骂一通之后，画家基斯林又雇用这位姑娘为他做绘画模特儿长达三个月之久。

这位名叫阿丽丝·潘，别名“基基”、“蒙巴那斯基基”的姑娘，就这样成为蒙巴那斯区的女皇、画家们的福星和传奇式的面孔，并且在全世界都有了名气。她先后给下列著名画家做过绘画模特儿：基斯林、藤田、曼·雷、裴科罗格、苏丁、德朗和其他许多画家。她受到瓦万街所有画家的保护，成为战后蒙巴那斯区的形象大使。她用自己放荡不羁的热情，使得战争的硝烟从欧洲蔓延到美国。

一直到那个时期，基基的运气都十分不佳。她的生活时而攀升至幸福的顶峰，时而跌入贫困的深渊。她出生在法国勃艮第大区的金边省。她做木材和煤炭生意的父亲早已离家出走，没有了踪影。她被迫在小小年纪就早早地流落街头。

基基的首要悲剧是她是私生子，这个事实也影响到了她的母亲。那个时代，乡下人的思想习俗迫使她离开家乡，奔赴巴黎。她在巴黎博德洛克妇产医院找了份护士的工作，但是妇产医院的工作对带着私生子而且再次怀孕的单身妇女过于艰难。

因此，小阿丽丝被送到外祖母家，与一大群同她一样为私生子的表兄弟表姐妹们生活在一起。外祖父是养路工人，一天挣1．5个法郎；祖母在当地的有钱人家做工。母亲也尽自己所能给她寄点儿钱。学校的老师不喜欢身无分文的孩子。于是基基每天整个上午都缩在教室后面，下午靠着墙根被罚站。晚上，家中的大锅里连豆角都没有时，她和表姐就去找科耐特修道院的嬷嬷乞讨。

应母亲的要求，12岁的基基离开外祖母家，到了巴黎。她的母亲每年见她一个月，所以小姑娘同外祖母的关系更加密切。外祖母不仅把她养大成人，而且十分疼爱她。在火车上，她守着外祖母给她带的旅途食品——蒜肠和红酒，不停地哭，但整个车厢的人都看着她乐……

在巴黎，小姑娘第一次看见四轮马车和干净而笔直的林阴大道。

“妈妈，你说，那里那么明亮，是有人在上面放了点燃的雪茄吗？”

她的母亲心情并不好，但这话把她逗笑了。她离开博德洛克妇产医院，去了一家印刷厂当排字工人。她希望女儿能够继承她的事业，送女儿上了市镇学校。基基对学习十分反感：“我13岁就永远地离开了学校。我只学会认字和数数……仅此而已！”［摘自1929年发表的基基的《回忆录》］。

小姑娘进了一家印刷厂当装订工学徒，每星期挣50生丁。后来，她以自己的方式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进了一家军鞋厂。在这些军鞋被送往前线之前，小基基为它们消毒、上油，使它们变软，再用锤子修饰。她从鞋厂的学徒转为焊接工，后来又先后进了制造飞艇、飞机和制造手榴弹的工厂。但无论到了哪里，都是生活在贫困与黑暗之中：吃的是如同石头子儿一样硬的扁豆和大众化菜汤，脚上穿的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40码男人鞋。

14岁半，她被巴黎十五区圣夏尔街的一个女面包商人雇用，吃住在她家，才得以洗澡。每天五点钟起床，伺候去上班的工人吃饭；七点钟出发给仍然在睡觉的懒汉们送面包；九点钟回来做家务、采购、做饭，并且给面包店的小伙计当下手。这个刚满15岁的小伙计，已经具有了那个年龄的男子汉应有的气质。

“你迷上他了吗？”

“还没有。”

但是，当小阿丽丝从卧室的小窗户看见广场上谈情说爱的男男女女搂搂抱抱、相互亲吻时，她的心也乱了：“我感觉怪怪的！接着在床上打起滚来……后来我害怕起来。”［摘自1929年发表的基基的《回忆录》］。

慢慢地，她就不害怕了……

小姑娘决定打消胆怯，勇敢地把他身边的小伙子拉到店铺后，一阵阵热烈的亲吻和抚摩把他们送上了九霄。他们的感情继续发展时，感觉就不那么好了。还必须等等……

她那个年龄还没有到化妆的时候，可是基基开始化妆了。一天，老板娘发现她正在用五颜六色的化妆品在脸上涂抹，于是就大声喊道：“你这个小娼妇！”

这话是多余的，毫无用处。但她的行为让老板娘心里十分腻味。挨骂之后，小东西跑了。

她跑到一个画家的画室，给他做裸体模特。第一次，一切非常顺利。第二次，因受到斥责而草草收场。邻居告诉阿丽丝的母亲，说她的女儿在同一个几乎是老头子的人混在一起，美其名曰搞一种什么美学艺术，她对此丝毫不懂。母亲找上门去，证实确有其事，就暴跳如雷，大喊大叫地骂了起来：“娼妓！……无耻的小娼妇！”

母女二人从此闹翻了，她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此结束了。母亲回到了她未来的丈夫——一个比她年轻的排字工人的身边。女儿在一个歌剧院女歌唱家的家里落脚，当了用人，什么活儿都干。歌剧艺术家无法容忍用人经常擅自外出的行为。有一次被主人赶出来后，基基到了她的朋友爱娃家里避难。爱娃也只有一间很小的房间。床很大，但也不够三个人睡。因为爱娃为了能够得到两个法郎和一根香肠，时不时地让一个年龄比她大的科西嘉工人来她这里睡觉。那个人自然是可以任意支配那张床及其主人。爱娃对她的朋友说：“玛特，这样也好，你可以学学。”

基基坐在那里，看着那里发生的一切，她等待高潮过去。这对她来说不冷不热。她也很高兴，因为她可以吃那两个人剩余的香肠。但她不明白自己是否还完全正常。爱娃问：

“为什么？”

“我还是处女呢！”

“14岁？”

“我差不多也经历过这样的事。”

“这太可怕了！跟我来，咱们看看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两个姑娘在斯特拉斯堡大街等了许久。爱娃许诺一定为她的朋友找一个年纪大的人，她说：“第一次，最好同年纪大的，这样不太疼……”

基基遐想着。年纪大的人，她了解他们。曾经有过一两次，她曾经拉着一个到了蒙巴那斯车站后面的一个小窝棚里，那是她的住所。付两法郎，他们可以看看她的乳房；付五法郎，可以摸摸她的乳房。但从未有过更多的举动，也从未往下去。基基不是婊子，她只是需要钱吃饭。

第一天在斯特拉斯堡街，爱娃发现一个还勉强可以接受的50来岁的人。她把他介绍给基基。他觉得不错，就同意了，交换条件是给她奶酪和香肠。爱娃走开了。基基跟着那个幸福的人到了他家里。这是一个小丑艺人。他给她看了他漂亮的演出服装，给她吃了一块猪排，喝了好酒。然后去洗漱，并给她穿上他的睡衣，抱起她放到床上。基基真有点儿爱他，她任由他搂抱，听着小丑艺人的琵琶催眠曲，在一些小小的不舒服的感觉之后，她睡着了。

第二天的总结：她达到了六重天，但小姐未遭受任何损失。

她遇见了一个艺术家罗伯特。他送给她一块巧克力，把她带到家。他自己先脱衣服，袜子前面大张口，基基笑个不停。“过去我从不知道袜子和手套一样也露指头！”

罗伯特生气了：“这是时髦。”

他们试着来，但无论如何都配合不好。罗伯特突发奇想，他从多姆酒馆拉来两个女人，说：“你看着别人是怎么做的，给你上上课。”基基看了一次、两次、三次。她跟课很认真，但自己却无论如何做不到。罗伯特最终丧失了耐心，把她赶到了大街上。

她发现了罗童德，发现了那里的诗人和画家。她和利比翁老爹的其他寄宿者一样，也在那里的盥洗室洗漱，也学着把仅有的一点儿钱放进赌博机，指望赚到一个面包。

她得到的比希望的多得多：苏丁。他收留她住在自己家里，把半间画室加热给她取暖，并将她介绍给其他艺术家。这些艺术家启发姑娘进入人造天堂。

最后，一个波兰画家莫里斯·蒙迪基表现出他是一个拯救天使。这正是基基长期以来等待的人。他给姑娘起了“基基”这个名字，是阿丽丝的希腊语发音。

蒙迪基是基基生活中的第一个男人。她做他的绘画模特儿。后来她也给基斯林和藤田做过模特儿，这两个人后来都成为她最好的朋友。

她第一次去日本人在德朗布街的家。她光着脚进到他家，穿着一件大衣和一件红色连衣裙。

画家说：“请您脱掉大衣。”

她脱去大衣，里面什么也没有穿：红色连衣裙是她在大衣的下摆上用别针别了一小块红布造成的假象。藤田看着他的模特儿，走上前去，看看她的皮肤，问：

“没有汗毛？”

“您画着画着，它就长出来了。”

基基伸手操起随便放在桌子上的一枝铅笔，在自己身上随便画了些汗毛，并问画家：

“您喜欢吗？”

“真滑稽！”

基基把画家从画架前推开，她站在他的位置上，命令道：“请别动！”

模特儿拿起一些铅笔，含在口中，在画板上为本来该画她的画家藤田画起了肖像。画完了，她说：

“请付我给您当模特儿的钱吧。”

被她的这种胆大妄为惊呆了的藤田，糊里糊涂地就付给了她钱。基基拿起她作的画，说了句：“先生，再见。”出门走了。

她直接去了多姆酒馆。正在那里的一个美国收藏家买了这幅藤田的肖像。

第二天，日本画家在罗童德酒馆见到了基基，对她说：“您必须回到我的画室，让我把您画下来。”

“好吧！”基基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藤田创作了一幅大幅画像《裸卧基基》(图56)。过去藤田从未创作过如此宏伟壮观的画像。他送这幅画参加了秋季艺术博览会。所有的报纸杂志都在谈论这幅画像，画家为此得到了政府部长们的祝贺。画像以未曾料想到的价格8000法郎出售。画家邀请他的模特儿共同庆祝这一重大事件。在餐桌上，画家给了基基几张票子。基基立即离开了餐桌。几个小时之后，她又出现在德朗布街藤田的画室。她戴着一顶新帽子，穿着一件新连衣裙和一件崭新大衣，脚上的一双新鞋闪闪发光。藤田高兴得喊出声来：

“我必须画一幅您这样打扮的肖像！”

“不！我和另外一个人有约会。”基基回答说。

“是一个画家吗？”

“基斯林。”

那个时期，在蒙巴那斯有三个基基：凡·东根基基、基斯林基基(图57)和基基基基。

藤田无可奈何，眼巴巴地败在了基斯林的手下。

在蒙巴那斯缭绕的死亡幽灵

这是一个外星来的孩子，追求现实生活对他是不现实的。

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

基斯林毫不动摇地等着基基。他约定九点，总是九点准时到达。而她呢，总起码晚40分钟。他们经常为此争吵，而且已经成了习惯。耳根特别软的萨洛蒙太太经常为此批评他们。基基和基斯林吵架时相互咒骂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并且技艺高超，咒骂语言花样翻新。

但是，他们的相爱也十分温馨。基基夫人心里不痛快时，基基先生想方设法逗她笑，为她唱歌，为她跳舞，拉着她和他一起唱，一起跳。两个人比赛谁叫喊的声音高，比谁的嗓门大。邻居们找上门来抗议时，他们立即停止喧哗吵闹。斯波罗斯基或者一个爱看热闹的人常来看他们，以饱眼福。

莫迪利阿尼时而也来看望他们。他于1919年5月从尼斯回到巴黎，三个星期之后，让娜也来到了他的身边。1918年11月，让娜生了一个女孩。本来需要找一个奶妈，因为据布莱斯·桑德拉斯的第一位妻子说，无论是孩子的父母亲还是外祖母都没有能力照顾这个孩子。

让娜到巴黎重新见到她女儿的父亲时，她又怀孕了。1919年7月7日，莫迪利阿尼立字据保证尽早——即一旦收到符合结婚要求的必要证件，就同她结婚。这份字据由另外三人会签：让娜、斯波罗斯基和路尼阿·杰科夫斯卡。许多年之后，路尼阿对莫迪利阿尼的女儿坦白说，自己经常在约瑟夫-巴拉街斯波罗斯基的家里看护她。

莫迪利阿尼经常半夜三更，喝得醉醺醺地去敲斯波罗斯基家的门，想知道一些有关他女儿的情况。路尼阿从窗口大声命令他别大声喧哗，他立即安静下来。但他并不马上离开，而是在门前的台阶上坐许久后，才站起来恋恋不舍地离去。

［摘自让娜·莫迪利阿尼的《平凡的莫迪利阿尼》］

莫迪利阿尼常喝酒，每次都喝得过多，而且不停地咳嗽。他发现了文学奠基人伊西多尔·迪卡斯，也叫做洛特雷阿蒙伯爵在他的杂志上发表的诗作。莫迪利阿尼首先在观象台大街的长凳上与安德烈·布勒东一起研读，后来又去国家图书馆抄写。

他在大茅草屋街的画室接待模特儿，画一笔，喝一口朗姆酒。他在到处是煤灰的黑糊糊的路上无精打采地走来走去。只有去酒馆的时候，他才显得精神焕发。他给别人画像，换酒喝，吃一口三明治，咳嗽一阵，喝一口酒。把剩余的一点儿钱分发给更加穷困潦倒的人。然而，他自己却常跟着一帮朋友，在大街上，在阿莱齐亚教堂广场上东倒西歪，跌跌撞撞地走着走着，栽倒在哪里，就在那里睡去，甚至倒在雨地里，也就在雨地里睡去。

他寻找斯波罗斯基，想向他借几个钱。他忘了斯波罗斯基根本不在巴黎，早已到伦敦为他的一位客户和朋友办展览去了。他跨过塞纳河，爬上蒙马特尔山丘。拥抱郁特里罗和苏珊·瓦拉东，并为他们唱一段之后，再下山回到塞纳河左岸，在她母亲寄来的贴有邮票的明信片上，匆匆地给母亲写封信求救。

他病倒了。但他从不让别人知道他正在遭受着结核病的折磨，对让娜·埃布戴尔纳也不说。因为让娜又瘦又弱，为了保护她，他必须对她保持绝对沉默。几个月以来，斯波罗斯基一直在说服他去瑞士的一家结核病疗养院治疗，每次阿姆多总用同样的话回答他：“请收起你那一套教训吧！”

然而，他或许早已知道死神即将降临到他的头上。他整天狂饮，只是为了缓减病痛，为了麻痹自己，借酒消愁，淡忘穷困对他的折磨。外面的战争结束已经一年，他却在内心世界中挖出了战壕，留出做最后冲锋的地盘。

1920年1月的一天晚上，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和他的朋友们一起离开罗童德。当时天正下着暴雨。他向伊索瓦墓地方向走去，在严寒暴雨中坚持了两个钟头。他咳嗽不止，连喝酒的力气也没有了，倚着墙壁，摇摇晃晃地走到大茅草屋街。他艰难地攀登着通向画室的十分陡峭的楼梯，进门瘫倒在床上让娜的身边。他吐血了。

与他住在同一座楼的意大利—智利画家奥尔蒂兹·德·扎拉特离开巴黎一个星期，回来后发现不仅他自己没有莫迪利阿尼的消息，而且同样在病中的斯波罗斯基和其他所有人都没有他的任何消息。于是，1月22日，他来敲莫迪利阿尼家的门，连着敲了两次、三次，屋里没有任何一点儿动静和声响。这位智利人又等了几分钟，后退几步，下定决心用力把门撞开。

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在床上，躺在让娜的怀里，缓慢地喘息着，口中轻轻地呼喊着“意大利……意大利”。室内的火炉早已熄灭，地上散乱地扔着的沙丁鱼盒子上蒙着薄薄的一层冰，酒瓶都是空的。整个屋子里笼罩着死一般的寂静。

奥尔蒂兹·德·扎拉特大步流星地冲下楼去，叫来一个医生。医生命令立即送病人到雅各布街的教会医院。

两天之后，即1920年1月24日20点45分，结核性脑膜炎无情地夺走了莫迪利阿尼的生命。消息立即传遍了蒙马特尔和蒙巴那斯。朋友们从四面八方赶来，诗人、画家、商人和众多的模特儿在医院门前筑成了一道人墙。人人都不敢，或者说都不愿意相信莫迪利阿尼死了，个个都被莫迪利阿尼的死惊呆了、吓傻了。

基斯林正在医院的太平间里俯在朋友的脸上，在瑞士画家孔拉尔·莫里康的协助下，用经过石膏涂成雪白的双手为死者做面模。取面模时，破碎了，并且还带下了部分肌肉。他们赶紧去叫利普西茨来帮忙。利普西茨把面模碎块拼对在一起，以便以后在里面灌铜液，制作雕塑模具。

第二天一大早，在人行道上的人群中间，有一个身穿孝服的身影。她身材瘦小，面色苍白，双手捧着怀孕的小腹，步履蹒跚，艰难地移动着那笨重的身躯。这是莫迪利阿尼的妻子让娜·埃布戴尔纳。她没有在大茅草屋街过夜，而是在旅店里过了一夜。她离开之后，用人在她的枕头下发现了一把尖刀。

人们带领她穿过一个又一个走廊，来到棺木旁边。应她的要求，众人回避，她单独在棺木边停留了很长时间。最后她剪下一缕头发，放在她的孩子们父亲的腹部，离去了。大家都劝说她回到卫生院为她准备的房间去，但她拒绝了所有人的劝告，径直地回到了阿姆尧特街她父母的家中。凌晨三点，她起了床，到了客厅，打开窗户，抬腿跨过栏杆，从六层跳了下去。

第二天早上，一个工人发现了她那摔散了的躯体。工人把尸体抱上楼，不知道是她的父亲还是母亲开了门。开门的人拒绝接受女儿的遗体，要求那个工人送到死者在大茅草屋街8号的家中，任何人都不知道他们为何如此无情。但人们完全可以想像当两人面面相觑时，双方表现出的无法用语言描述的惊愕与恐惧。

工人下了楼，把尸体放在他的独轮车上，推着穿过雷蒙街、克洛德-贝尔纳街、菲扬蒂纳街、瓦尔德格拉斯街、蒙巴那斯大道，最后终于到达了大茅草屋街8号。但女看门人拒绝他入内，要求出示警察局的证明。工人又推着躺在独轮车上的让娜到了德朗布街的警察局，拿到证明，重新穿过蒙巴那斯大道，来到大茅草屋街。

朋友们得知消息之后陆续来到：让娜·莱歇、萨尔蒙、基斯林、卡尔科。他们给死者铺上玛丽·瓦西里耶夫赠送的俄罗斯毯子。蒙马特尔和蒙巴那斯的朋友们都来了。第二天，人们都从让娜身边走开，去参加莫迪利阿尼的葬礼了。基斯林通知了死者的家属，并支付了葬礼的全部费用。阿姆多·莫迪利阿尼的弟弟埃马纽埃尔写道：“哥哥的葬礼组织得十分隆重，他受到了王子般的待遇。”

一支庞大密集的送葬队伍默默地为阿姆多·莫迪利阿尼送终的时候，人人心中都想着死者的女儿，那个同时失去父母的孤儿——小让娜·莫迪利阿尼。所有参加葬礼的人，无论是画家、诗人，还是模特儿都出了份子钱。除了为死者买花之外，剩余的留着补贴将来孩子在外祖父家的生活。当送葬的车辆、鲜花与花圈从大街上和十字路口经过时，警察们也必恭必敬地向死者行立正礼。商人们开始动脑筋寻求商机，在送葬的人群中寻觅拥有莫迪利阿尼作品的人。他们中的一位向弗朗西斯·卡尔科走来，向他提议购买他拥有的死者的全部作品。巨额财富终于敲开了画家的大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是一座坟墓的大门。

莫迪利阿尼被埋葬在拉雪兹公墓，而让娜·埃布戴尔纳将被埋葬在巴涅。

第二天一大早，为了避免打扰周围的人们，时钟刚刚敲过八点，一辆穷酸寒碜的柩车停在大茅草屋街8号院门前，车上放着一具窄小的棺材。在消息传开之前，柩车在家人的陪同下已经快速地悄悄离开了。

消息迅速地传开。在大茅草屋街口停放着两辆出租车和一辆私人轿车：萨尔蒙、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基斯林携带着他们的妻子和鲜花，赶来为他们的朋友莫迪利阿尼的妻子让娜送行。

十年之后，莫迪利阿尼家获得了让娜父母及其全家的同意，将让娜移至拉雪兹公墓同阿姆多合葬。因为，此时的阿姆多已经再也不是一个无名之辈，再也不是遭人诅咒的犹太艺术家了。

那时，另一位亲爱的逝者——文字艺术家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也已经葬在了拉雪兹公墓。

蒙马特尔失去了一位，蒙巴那斯失去了另一位……他们的逝世不仅意味着战争结束了，而且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代人结束了、一段历史结束了。

III 蒙巴那斯，开放的城市（一）-2

我想有很多钱，但却过一个穷光蛋似的生活。

巴勃罗·毕加索

前面简略叙述过黑猫酒馆时代的蒙马特尔、图鲁兹-劳特累克时代、德帕基时代、布尔波特时代、苏珊·瓦拉东时代和郁特里罗时代的蒙马特尔山上艺术家们的生活；也叙述过他们在“洗衣船”时代的蒙马特尔山、穿蓝色工作服时代、肆无忌惮地随意开枪时代和在“机灵兔”酒馆聚会时代在蒙马特尔山上的创作。后来，蒙马特尔的这些艺术家跨过塞纳河，同生活在塞纳河左岸的诗人阿尔弗雷德·雅里、保尔·福尔和布莱斯·桑德拉斯携手共同战斗。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们如同爆炸后的铅沙子弹，纷纷离开巴黎，星散于法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蒙巴那斯经历了饥寒交迫的时期、组织秘密集会的时期，也重新组织过和平展览。莫迪利阿尼的去世构成了这个可怕时期的最后一幕悲剧。停战协议签署之后，生活逐渐恢复正常。人们即将忘记战争，蒙巴那斯也同样发生了变化，昨天已经成为过去，蒙马特尔播下了种子，蒙巴那斯即将收获其成果：巴黎出现了超现实主义思潮。同其他许多人一样，诗人和画家们也抛弃了四轮马车，换乘上汽车，径直而快速地奔向未来。

在“洗衣船”居住的画家们、野兽派和立体派艺术家们曾经是一个十分激进的艺术先锋派。战后，这些艺术先锋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四分五散，各奔东西了：毕加索溜了，马克斯·雅各布准备退避到卢瓦尔河边，荷兰人凡·东根穿着裁剪合体的鹿皮外衣和洁白无瑕的衬衣，手挽着珠光宝气的女伯爵或男爵小姐混迹于上层社会的人群之中。白天陪同她们到画家们的画室做模特儿，夜间偕同她们到夜总会等聚会场所大肆挥霍。

安德烈·德朗已经收藏有一整系列的布加蒂汽车，还准备购买一辆赛车。他也计划购买一些房地产：杜瓦涅-卢梭街的一座私人公馆、阿萨斯街的一套公寓套房、瓦莱纳街的另一套公寓套房、波拿巴街的一间画室和桑布西的一座别墅。

弗拉芒克身穿粗花呢上衣，手持大粒霰弹枪密切地窥视着他的敌人（他有许多敌人），时刻准备为捍卫自己的领地而扑出去战斗。他散布一系列言论诋毁毕加索、德朗、基斯林以及几乎一半以上的艺术家。当兽性般的狂怒达到无法控制的程度时，他就冲出门去，或爬山，或到野外的乡间公路上，缓解一下紧张的神经。他的外出常常吓得周围鸡飞狗跳。

胡安·格里斯一直保持着从前同其他人之间的距离。他经常到南方去治疗他的哮喘病。医生认为哮喘同他的结核病有关系。虽然很重，但不会致死。但是，在1927年，不治之症白血病最终夺去了他的性命。

勃拉克也住在杜瓦涅-卢梭街，是德朗的邻居。他不仅远离了毕加索，也同其他人不再来往了。

十五年过去了，金钱升值了。然而，除漂亮的房子、汽车和地产之外，原来一贫如洗的这些艺术家的脑袋都变成存钱罐，整天只琢磨着捞钱和攒钱。他们也许已经成为资产阶级，但是无论如何，他们也只能算得上是一些小资产阶级。达尼埃尔-亨利·卡恩维莱十分了解他们，从他们刚踏入巴黎时起就了解他们。他经常说：

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哪怕德朗，特别是毕加索，他们都没有改变……我们所说的了解他们的生活，不是他们的私生活，而是这些画家的家庭生活。从根本上讲，他们需求的东西很少。在日常生活上，他们完全没有资产阶级化。

［摘自达尼埃尔-亨利·卡恩维莱的同弗朗西斯的谈话《我的画廊与我的画家》］

他们之间几乎不再相爱了，而且也不再寻找理由相聚了。然而，有一件事把他们重新集合在了一起：这就是拍卖对立体派绘画作品十分青睐的德国画商卡恩维莱1914年前收集的全部作品。

在五年的战争期间，同于德及其他德国侨民一样，卡恩维莱的财产全部被查封。《凡尔赛条约》签署之后，德国被迫向同盟国赔偿由战争造成的一切损失，并且在条约中还附带逾期罚款的规定。人们开始谈论拍卖从敌人手中夺回的财产，以赔偿债权人的损失。但关于拍卖绘画作品，画商中某些人赞成，为首的是莱昂斯·罗森伯格；另外的人反对，卡恩维莱自然属于反对者之列。莱昂斯·罗森伯格在内心深处有着自己的盘算。他认为赞成拍卖被查封的绘画作品，他可以一举两得：一方面，阻止德国商人卡恩维莱重新收回他原来收藏的几百幅绘画珍品，从而可以保住他本人在该领域立体主义主要保护人的地位，从而也保护了自己；另一方面，他预计立体派作品的价格即将飙升，他现在把它们都买下来，将来他可以从中大捞一笔。然而，他失算了。后来的事实很快证明，800幅作品同时上市，市场很快饱和，其结果是手中的存货滞销，卖不出去。

1908年的独立派画展拒绝了勃拉克的作品参展。十五年后的今天，有一些人仍然愿意、希望甚至梦想这一次拍卖德国商人的收藏品能够对立体主义构成真正的打击，能够彻底将它打倒，使它永无抬头之日。所有这些人都支持莱昂斯·罗森伯格的观点，坚决支持拍卖。然而当希望与愚蠢联手时，产生出的结果一定是愚昧主义……

卡恩维莱于1920年2月（即莫迪利阿尼去世一个月之后）返回巴黎。他与童年时的一个朋友结盟，使他得以绕过了禁止无法国国籍者在法国从事经营活动的规定，在阿斯托格街开了一家西蒙画廊。接着，他开始两面出击：首先，同在大战期间和他失去联系的画家们重新建立联系；接着，他有效地控制住了拍卖被查封作品对他构成的威胁。

他失去了毕加索，而且没有很快同他恢复关系。他们两人之间在两个问题上存在着纠葛：西班牙人（毕加索）谴责德国人（卡恩维莱）没有听从他的劝告申请加入法国国籍，如果听了他的话，早点儿获得法国国籍，就可以避免这一次收藏品被查封的事件发生；画商一直欠着画家2万法郎，因为他没有能力支付。

他们二人似乎一直到1925年付清那笔债务之后，才重新见面。正因为如此，毕加索的画商一直是罗森伯格兄弟。继莱昂斯·罗森伯格之后，毕加索选其弟弟保罗·罗森伯格为其画商。

以格里斯为首的其他一些画家始终忠实于卡恩维莱。而有一些，例如弗拉芒克、德朗、勃拉克和莱歇只在几年之内选择卡恩维莱，后来他们也站到了罗森伯格一边。

卡恩维莱以及他所有朋友中的任何人都没有能够阻止出售法国从德国画商手中没收的绘画作品。他只是通过秘密手段购回了他爱不释手的几幅，其中没有一幅是毕加索的作品：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仍然很僵。由于国籍问题决定了他无法以公开的身份活动，卡恩维莱和几个朋友及他的家庭成员组建了一个协会，他们以协会的名义活动。

1921年和1923年，在德鲁奥先后组织了五次卡恩维莱战前收藏绘画作品的拍卖会，其中四次出售的是他画廊中的作品，一次是他的私人收藏品。从各个方面评价，这些拍卖会都是失败的，而且简直可以说是灾难性的失败。罗伯特·德斯诺斯买了一幅木炭画，标签上写的是勃拉克的名作，而实际上是毕加索的作品。德斯诺斯气愤之极，而且不仅仅因为搞错了作品的作者。他在其文章《谈画家》中写道：

要出售的作品杂乱无章地堆放在一起，卷着的画折叠在纸箱子里，画家仔细地签字盖章的画作捆扎成捆，想购买的人什么也看不见，其他作品或者随便地扔在筐内，或者被埋在展台后面的杂物之中。整个销售会场的脏乱程度无法用语言形容。这一切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被涉及的画家勃拉克、德朗、弗拉芒克、格里斯、莱歇、马诺鲁、毕加索先生们采取的报复行动不无道理。

1921年6月13日第一次拍卖。在会上，勃拉克首先开火了。据格特鲁德·斯坦说，勃拉克是受同行们的委托向晋升为专家的莱昂斯·罗森伯格发起攻击的。他们不能选择格里斯或毕加索，他们是西班牙人；不能选择玛丽·洛朗森，她结婚后成了德国人；也不能选择雕塑家利普西茨，他是立陶宛人。弗拉芒克没有资格，因为他在背后指挥战斗。人们本来可以委派德朗或莱歇，但是勃拉克更加具有优势，有老资格：他是法国人，是被授予了战争十字勋章和荣誉勋位的军官，再加上在前线受过重伤。

他勇敢地接受并执行了大家交给他的这项任务。他拳脚并用地向莱昂斯·罗森伯格发起进攻，斥责他背叛了立体派艺术，是一个地道的卑鄙无耻的混蛋和懦夫。莱昂斯·罗森伯格毫不示弱，责骂攻击他的人是一头“诺曼底猪”。结果被勃拉克打翻在地。巡逻警察恰好路过，把斗殴的二人扭送到警察局，发生在德鲁奥的这场殴斗才告结束。马蒂斯正好在此时赶到。在格特鲁德·斯坦对他讲述了事情的原委之后，马蒂斯全力为立体派画家的代表辩护，他说：

“勃拉克做得对，这个人是法国的强盗！”

伤口被包扎好了。拍卖估价人再次来到画商们的面前，他们当中有小贝尔南、迪朗-吕埃尔、保尔·纪尧姆、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以及其他许多外国人。来参加拍卖会的人当中也有银行家、画家、作家、文学艺术事业的赞助人和法国博物馆的负责人。十分遗憾的是由于这些负责人很少举手，因而他们与战前的大部分优秀作品失之交臂。

画商们购买得很少：莱昂斯·罗森伯格是因为没有钱；他的弟弟是因为盼望尽可能多地买进毕加索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作品；外国人买得少，是因为除毕加索和德朗之外，他们不了解其作品被拍卖的其他画家。因此，所有画家的作品都没有售出高价。

于是，卡恩维莱创立的协会成功地购买了格里斯和勃拉克作品中的大部分。德朗的作品销售得最好，接下来的是弗拉芒克。随着拍卖会的进展，越来越显示出莱昂斯·罗森伯格原来的算计是重大错误，被查封的绘画作品的销售价格不仅没有飙升，反而直线下跌。市场没有能力消化吸收全部参卖作品。拍卖会的真正受益者不是职业艺术家，而是知识渊博的绘画业余爱好者，他们往往是为别人而购买。例如，瑞士画家夏尔-爱德华·让纳雷买了大量毕加索的作品，送给一位企业家——拉乌尔拉罗什；路易·阿拉贡花240法郎为自己购买了勃拉克的；安德烈·布勒东购买了莱歇、毕加索、弗拉芒克、勃拉克和凡·东根的一些作品；特里斯坦·查拉和保尔·艾吕雅也购买了不少。

有不少诗人也参加了拍卖会，但他们不再是战前的那些诗人。战前的诗人有的去世，有的销声匿迹，不知去向了。后来者代替了大家已经非常熟悉的那些诗人。这些后来的诗人即将获得“洗衣船”画家们的作品，成为过去穿蓝色工作服的画家们和新文学艺术赞助人之间承上启下的中间人。这些诗人占领了昨天的文人们留下的阵地，并且将为改变蒙巴那斯的面貌做出贡献。20世纪初，在德鲁奥拍卖会上已经有超现实主义者存在。超现实主义的时代从那个时候起就诞生面世了。

……正是在那个时期，我和安德烈·布勒东发现了这种艺术表现手法（那个时期，在我们看来，这仅仅是一种表现手法）——“超现实主义”，我们采用这种手法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纪念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菲利普·苏波

1919年，安德烈·布勒东在先贤祠广场伟人旅馆内十分寒酸的房间里，接待了来看望他的父母亲。他们来此的目的，是命令他停止从事只有神经病的小丑才参加的达达运动。如果儿子不恢复他的医学学业，他们就终止供给他生活费用。

布勒东服从了父母的命令，离开原来居住的旅馆，到位于塞巴斯蒂安-博丹街的加利马尔出版社当了一名雇员。出版社领导分派给他的任务是：给订户送他们出版的《法国新杂志》和校对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作品《盖芒特一家》。但布勒东在那个时期的重要作品是与菲利普·苏波合著的《磁场》。安德烈·布勒东在他的作品《漫步》中谈到他们二人写作《磁场》时，写道：

1919年，我的主要精力集中在研究不怎么太完整（多少有点儿不完整）的句子。当它们单独存在时，有点儿令人摸不着头脑。虽然不可能从中发现作者预先已经确定了每个单句最后组合得出的结果，但透过这些单句，人们可以发现其中包含的某些思想。这些句子形象、逼真，句法结构正确严谨。在我看来，它们属于第一流的优秀诗句。

连续两个星期，每天上午，布勒东和苏波都在圣日耳曼大街的温泉酒馆或伟人旅馆里写作。他们在写作过程中始终遵循的原则是：不讲逻辑、单凭灵感，突出情景、形象与效果；写作的速度与进展随机应变，但杜绝删除与修改；根据需要使用的协作方法：时而两人一起写，时而分开写，时而一先一后。天天日出始，日落终，日复一日，周而复始。他们如此刻苦撰写这部作品，是基于令布勒东激动不已的一个发现：梦幻、催眠、灵感随笔。这一发现构成了超现实主义运动的核心思想。

《磁场》的作者认为该作品是超现实主义的出生证，随着《磁场》的诞生，超现实主义运动也随之诞生了。在那个时期，它还不叫超现实主义，而叫达达运动。

这一运动真正开始于1920年1月，即查拉从瑞士到达巴黎之后几天。以布勒东和阿拉贡为首的文人们在圣德尼街艺术宫朗读完一些诗词之后，公众们等着听安德烈·萨尔蒙题为《兑换危机》的报告会（广告和报纸上都是这么公布的），但他们看到的却是一排不三不四的人在朗读苏波、查拉、阿尔贝-比罗和其他一些人的诗。这些诗既与“兑换危机”毫无关系，也与在正厅里展出的毕卡比亚的作品毫不沾边。

几天之后，即1920年2月5日，未来的超现实主义者们在巴黎的大宫组织了第二次达达运动的公开活动。

当时提出的问题十分简单：如何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参加这样的活动呢？他们迅速地找到了答案，在媒体发一个公告，宣布目前正在巴黎的夏尔·卓别林要到大宫看他的达达派朋友，因为布里·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1863—1938），意大利作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法国唯灵论哲学家，新康德主义、实证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反对派。和摩纳哥王子夏洛以及一些类似的头面人物都刚刚加入了这一运动。这些人既是他的朋友，同时也是他的同党。

然而，夏尔·卓别林、邓南遮和柏格森谁也没有到会场，只有查拉、布勒东和阿拉贡向挤满了大厅的听众们宣读了他们运动的宣言。他们与听众间的对话辩论进行得十分激烈。

1920年3月27日，发生了一起新的挑衅性事件。地点是二十五年前由于上演《于布王》引发丑闻的那个剧场。“演员们”以揭露古典戏剧规则的荒谬性为名参加“表演”，他们的行为真可谓肆无忌惮：里伯蒙-德萨涅演奏了钢琴曲《皱叶菊苣舞》。那完全是靠随意地胡乱弹奏而凑合而成的曲子，震耳欲聋，使观众忍无可忍；安德烈·布勒东胸前挂着一块用硬纸板制成的盔甲，纸板上面画了一个射击靶子，他向观众们宣读了由弗朗西斯·毕卡比亚撰写的《残酷的宣言》。宣言结尾的几句如下：

达达他没有任何特殊感觉，他什么、什么、什么也不是。

如同你们的希望：微不足道。

如同你们的天堂：微不足道。

如同你们的偶像：微不足道。

如同你们的政治家：微不足道。

如同你们的英雄：微不足道。

如同你们的艺术家：微不足道。

1920年5月26日，在加沃大厅举行了一次达达狂欢节。新闻媒体和胸前挂广告牌的人们在首都的大街小巷中添油加醋地宣传说：达达派成员都将在大庭广众下剃头；台上（在台上表演的将有阿拉贡、布勒东、艾吕雅、弗拉恩凯尔、里伯蒙-德萨涅、苏波和查拉）台下都将有丰富多彩的表演节目。但愿台下的观众能够爆满。

幕布拉开，查拉手举一个气球——气球上竖立着用硬纸板做成的、标有“达达生殖器”的一个巨型男生殖器，首先出场。后面紧跟着“著名魔术师”菲利普·苏波，他全身被涂成黑色，穿着睡衣，手举一把大刀。他手举五个气球，每个上面书写一个已经死去人的姓名：一位教皇——伯努瓦XV，一位军事指挥官——贝当，一位国家领导人——克列孟梭，一位女作家——拉希尔德夫人和第一个受到超现实主义诗人的利剑戳穿要死的人——科克托。

整个大厅里顿时吵吵嚷嚷乱作一团。虽然纪德、道格拉斯、朱尔·罗曼、布朗库西、莱歇、梅景琪坐着一边不动，而其他人却个个情绪激昂，西红柿、胡萝卜、白萝卜和橘子在座位上方横飞，一直扔至舞台。首先命中的是正在舞台上表演的里伯蒙-德萨涅；台下有的唱《修女歌》，有的唱《马赛曲》；一位观众责备毕卡比亚，并且勒令他对他们的行为作出解释；稍远处，一个矮胖的青年人站起来大声喊道：

“法兰西和炸土豆条万岁！”

这是邦雅曼·佩雷。稍晚些时候，他即将离开普通大众，也登上超现实主义的舞台。

到底是达达主义还是超现实主义呢？到底是二者并存还是一个当中包括另一个呢？眼下还无人知晓。布勒东已经厌烦了，是查拉令他失望了。他尊重作为诗人的查拉，而不是作为社会活动家的查拉。因为在苏黎世行得通的东西，在巴黎不一定行得通。只喊口号无济于事，必须付诸行动，必须讲求实效。达达运动是追求自由的运动，布勒东完全同意这一结论，他说：“达达是一种思想……达达运动追求的是艺术领域的思想自由。”［摘自安德烈·布勒东的《漫步》］然而，查拉的思想更倾向于极端自由主义，布勒东的思想却倾向于列宁主义，也就是说在方法问题上，与斯大林更加接近。

1921年5月13日，再次举行了达达主义行动。“巴莱斯诉讼案”的庭审于20点30分在丹东街学会厅开庭。这是一次对作家莫里斯·巴莱斯的控告和刑事起诉庭审的预演。由谁审判呢？公开说是达达派，实际上是安德烈·布勒东。为什么呢？因为巴莱斯是“文学派”以及某些左派和许多各种流派的文人最最憎恨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代表。

特里斯坦·查拉反对进行这样一次审判，他认为达达派没有从事审判的资格。布勒东反对查拉的这一思想。他一方面设法阻止这一思想的传播，另一方面竭尽全力使得这一审判能够如期进行。他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是审判巴莱斯，而且也是审判查拉。从这一角度看，布勒东认为这一起诉包含着双重意义：

因为达达派认为执法权服务于否定一切思想的时候到了。于是，他们下定决心无论如何必须行使这一权利反对有可能阻止他们实行专横跋扈的人们，而且必须立即采取措施打击他们的抵抗。

于是，莫里斯·巴莱斯的抵抗被指控为“反对思想安全罪”。

在审判席上就座的有：一位庭长，安德烈·布勒东和两位陪审官，皮埃尔·德瓦尔和泰奥多尔·弗拉恩凯尔，控方代表乔治·里伯蒙-德萨涅，辩护方代表路易·阿拉贡和菲利普·苏波。

证人的数量很多，他们当中有达达派，也有出于各种动机毛遂自荐的知名人士：邦雅曼·佩雷、德里厄·拉罗谢尔、特里斯坦·查拉（属于违心地参加）、拉希尔德夫人、象征派诗人路易·德·贡扎格-弗里克……

被告没有出庭，他在接到出庭的通知后，匆匆忙忙离开了巴黎。于是，在被告座上摆放了一个用布制作的假人，假人头顶上方挂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任何人都不能推脱说对达达运动一无所知”。审判席上的所有人一律头戴法官帽，身穿医学院学生的白色外衣。

布勒东宣读由他亲自起草的起诉书。整个起诉显得软弱无力，与其说是在指控巴莱斯，还不如说是在牺牲查拉（里伯蒙-德萨涅十分不情愿地扮演着担任的角色）。辩护有力而且到位，证人们也个个恰到好处地履行各自的职责。

“无名战士”也被传唤出庭作证。他穿着一套滑稽可笑的服装，戴着防毒面具，走起路来活像一只大企鹅似的左右摇晃。他在舞台的出现激起了台下在此情形下通常出现的情景：有的喝倒彩，有的吹口哨，有的唱《马赛曲》。向来对吵嘴打架反感之极的毕卡比亚，自然立即离开现场。

很好地扮演了其角色的邦雅曼·佩雷此时到了后台，摘掉了防毒面具。人们期盼已久的证人特里斯坦·查拉替代了他。他的对面便是布勒东，二人之间唇枪舌剑，互不相让：这是苏黎世与巴黎之间的争斗、过去与未来的争斗，以及达达派与超现实主义者之间的争斗。

查拉抢先发言：

我不相信任何法庭，即使由达达派开的法庭我也不信。庭长先生，您一定会同我一样，承认咱们大家都是一帮坏蛋，因此，我们之间仅仅有大坏蛋和小坏蛋之分而已，这都无关紧要……

布勒东：您明白为何让您出庭作证吗？

查拉：自然是因为我是特里斯坦·查拉。尽管我还未完全明白让我出庭作证的必要性何在。

苏波：辩方认为证人嫉妒被告，您是否敢于承认这一点呢？

查拉：证人要对辩方说的是：你们统统在信口雌黄……

布勒东：除了莫里斯·巴莱斯，您还能找出更加卑鄙龌龊的人来吗？

查拉：是的。安德烈·布勒东、泰奥多尔·弗拉恩凯尔、皮埃尔·德瓦尔、乔治·里伯蒙-德萨涅、路易·阿拉贡、菲利普·苏波、雅克·里戈、皮埃尔·德里厄·拉罗谢尔、邦雅曼·佩雷、塞尔日·沙尔舒纳。

布勒东：证人的言外之意是否是说莫里斯·巴莱斯本人与证人刚才列举的都是他朋友的那些卑鄙龌龊的人同样好？……证人是想证明他是个十足的白痴，还是想让人将他关入疯人院？

查拉：是的，我的确是让人当做一个十足的白痴，但是我并不想逃避对我的囚禁，相反，我打算在那里度过我的余生。

安德烈·布勒东或许希望莫里斯·巴莱斯被判处极刑。然而，由十二个观众组成的陪审团却作出了另外的判决：作家被判处二十年劳改。判决一作出，布勒东就开始作第二手准备。

巴莱斯诉讼案一年之后，毕卡比亚与“文学派”社人士及查拉的朋友都疏远了。他自己召开了一个“维护现代思想和确定方针的国际大会”。当时主要杂志社的社长和一些独立派艺术家：《法国新杂志》的波朗，《新思维》的奥尚方，《冒险》杂志的维特拉克，《文学》杂志的布勒东、埃里克、德劳内和莱歇都参加了这次大会。

查拉认为这样一个大会（当时被俗称为“巴黎大会”）的宗旨与达达派主张的思想自由不相吻合，经过一番考虑之后，最终作出了拒绝参加巴黎大会的决定。布勒东认为查拉处处与他作对，凡是他所行之事，查拉一概反对与抵制。于是，他要求参加这次大会委员会的委员（波朗未参加）签署一份新闻公告，公告宣告查拉为源于苏黎世“一个运动的倡导者”，而且这一运动“已经过时，与当前局势完全不符”。［摘自米歇尔·萨努耶的《巴黎的达达运动》］。为了使大家认清形势，不至于上当受骗，大会委员会将查拉称为“一个招摇撞骗的伪君子”。布勒东自己后来承认，他那时那样做的确是做了件蠢事。

他们的做法实在有点儿太过分。为回击布勒东的排外言论，查拉在艾吕雅、里伯蒙-德萨涅和埃里克·萨蒂的支持下，在丁香园酒馆召开一个会议，邀请达达运动成员、该运动的同情者和参加过巴黎大会的艺术家们参加。布勒东出席了会议。许多收到邀请的人都参加了会议。大多数参加者一致抨击了布勒东在“巴黎大会”期间的做法是欺诈行为：那份新闻公报是他个人一手炮制的，却冠以集体的名义，而且为了毁坏其名誉，肆无忌惮地咒骂一位知名人士。本来艺术家们出于对他的信任，委托他组织艺术家巴黎大会，现在他们撤回了对他的信任。于是，这次会议告吹了。

布勒东不服气，他发誓要报复。几天之后，《Comoedia》杂志发表一篇文章，指责特里斯坦·查拉自称为“达达运动”一词的发明者，说其实他在起草《1918年达达宣言》中只发挥了微乎其微的作用，因为在他之前已经有过瓦谢、杜尚和毕卡比亚，因而，他对此运动也基本没有起到决定性的影响……

最后，布勒东比较真诚地努力整顿了“文学”派的队伍。在1919年创建的《文学》报社，布勒东视为象征主义幸存者的纪德、瓦雷里、法尔格，阿波利奈尔熟悉的诗人萨尔蒙、雅各布、勒韦迪、桑德拉斯、莫朗、吉罗杜以及德里厄·拉罗谢尔都参加了报社的工作。接着，曾经使瓦雷里和纪德黯然失色的瓦谢、艾吕雅和查拉出现在他们的队伍中。曾经因为过于虔诚地笃信天主教而疏远了超现实主义的勒韦迪也重新归队了。

巴黎大会失败之后，报纸成了该运动打文字战的工具。布勒东曾经短时期地放弃过对达达运动的攻击，致力于整顿其战斗队伍。他把阿拉贡、佩雷、兰布尔和维特拉克等人重新组织起来，还招募了一位新兵，并且直接地将一个人列入了他小小部队的突击队，这就是罗伯特·德斯诺斯。Robert Desnos（1900—1945），法国诗人。1922年至1930年期间为超现实主义者。

III 蒙巴那斯，开放的城市（一）-3

超现实主义：是在无论用口头或者书面形式表达思想的真实运作中运用的纯心理自动性，运用它时杜绝施加任何理性控制，不顾及任何美学或道德观念，惟独注重的是如实地记载现时的所思所想。

安德烈·布勒东

罗伯特·德斯诺斯结束其兵役生活时刚满20岁，布勒东26岁。后者被这位小弟弟的“倔强违拗和咄咄逼人的充沛精力”震撼。从这方面讲，德斯诺斯的确是一位非同寻常的人。他小矮个儿，一缕褐色头发覆盖在眼睛上，牡蛎般的淡紫色眼珠周围镶嵌着茶色，穿着随便，毫不讲究。狂热、易冲动，对待有点儿理性的敌人要么爱得疯狂，要么恨之入骨。作为博诺特帮无政府主义者的朋友，德斯诺斯也动辄使用拳头。但是他不会打架，于是他的女友给他上过几次拳击课。然而，因为一旦遇见不平之事，他总是第一个冲上去，所以学会了拳击也没有免除他经常受皮肉之苦。

德斯诺斯不仅不惜肉体挨打负伤而经常勇敢出击，而且在写作文字中也同样毫无畏惧，无所顾忌。他纯粹是一位文字魔术师：他常常写藏头体诗，巧妙地运用每行诗句的第一个字母连读就构成了作者的姓名或者诗的题目；通过改变一个词中字母的位置构成另一个词（例如将gare改为rage）；对字母或音节做戏谑性的次序颠倒构成新的词或词组（例如将sonnez trompettes写成trompez sonnettes）；或者随心所欲地创造各种音节和单词。他在文字方面表现出来的自由，完全打破了语言逻辑和语法规则，与当时出现的超现实主义潮流不谋而合。在这一点上，布勒东有先见之明。

德斯诺斯在他工作的报社什么都写，表现出了他罕见的写作天赋。起初，他将一些广告宣传材料翻译成他一字不识的语言，接着他翻译有关根瘤蚜虫病、甜菜种植、帆船航行、压死狗等各种类型、各种内容的报道文章。

德斯诺斯是欧仁·梅尔的朋友。欧仁·梅尔有一副金子般的好心肠。他是《巴黎晚报》（1930年让·普鲁沃购买了该报社）和《白色梅尔》报社的创始人。1919年之后，该报每个星期六出讽刺版，先后出了充满无政府主义乐天派讽刺意味的报纸共8000多份。1927年的一天，欧仁·梅尔突发奇想，要创办一份新日报——《巴黎早报》。他求《巴黎晚报》报社写作最NFDA5嗦的编辑、一位24岁的年轻人——乔治·西姆农帮助他，为他的报纸写文章。西姆农虽然年轻，却很有几套成功的办法。德斯诺斯高兴地在旁边看着他们，并且在暗中支持他们。梅尔和西姆农串通一气，将设置一个具有两个暗道机关的圈套。他们将签署一项合同。合同中规定签署合同的作家必须保证三天三夜完成一本小说，《巴黎早报》为他发表。为了使情节更加能够吸引读者，西姆农自然将在选题上尽量投读者所好，并且极力强化对人物的描写，甚至允许公众直接参与小说的选题。例如在描写男女之间的私生活时，不是关起门来写，相反，作者要在尽可能多的人面前写，以便随时听取他们的意见。具体如何做呢？在红磨坊（巴黎最著名的红灯区）前设立一个玻璃亭子，乔治·西姆农将在这个亭子里写作，不时地征求出入红磨坊的人们的意见和建议。

玻璃亭子将修建起来。合同开始履行之后，乔治·西姆农应该能够领取合同总金额10万法郎中的2．5万法郎，作为预付款。这种做法被视为一举几得、对多方都有利的绝妙主意，可以传至子孙后代，而且也受到了那个时期目击者的欢迎。尤吉·德斯诺斯写文章吹捧这个计划，安德烈·瓦尔诺表示祝贺，弗洛朗·费尔斯欣赏这一构想，路易·马丁-肖非耶也为此欣喜若狂……欧仁·梅尔觉得很好玩儿，因为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玻璃写作亭，也从未有过三天写成一本小说的奇迹，也无人见过如此着迷的公众。惟独西姆农是个讲求实际的人，在计划临近实施的最后时刻，他将活动取消了……

罗伯特·西姆农也爱赌博，但他与其老板的赌法不同。布勒东把他叫做“随时保持警觉的瞌睡虫”。因为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敏感，更加容易受到超现实主义主张的催眠、梦境与幻觉的诱惑。

是勒内·克勒韦尔René Crevel（1900—1935），法国作家。于1922年将催眠、困倦术引进到超现实主义者的圈子中来。一年之前，由于他具有通灵天赋，得到一位女招魂巫师的赞扬。

催眠困倦，与其他产生于梦幻或未受任何控制的心理活动等现象相同。它对超现实主义来说，是一个独立存在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末，“超现实主义只要抹掉梦幻与现实、意识与非意识之间的界限，不期求其他任何东西”，“超现实主义是一种边界现象，其任务是在负责供给的非意识与负责接受与开发的意识之间建立联系”。［摘自1976年日内瓦斯基拉出版社出版的加埃堂·皮宫书中引用的《超现实主义报》］。

不久，他们都醉心于这种酷似集体灵媒的沉眠之中。克勒韦尔带头从事这种沉眠实践：他与马克斯·莫里斯、罗伯特·德斯诺斯和安德烈·布勒东手拉着手，关在一个隔绝一切声音的昏暗屋子里，他逐渐进入了昏昏欲睡的状态。在困倦与睡梦之中，他朗诵、唱歌、叹息，而且还讲故事……他醒来时，丝毫回忆不起他在睡梦中所做的任何事情。

下一次轮到了德斯诺斯从事此类沉眠实践。在完全没有意识的情形下，他轻轻地挠着桌子。据克勒韦尔说，这种挠痒痒的动作反映出他希望书写的愿望。人们在处于睡梦中的德斯诺斯面前放了一张纸，在他的手中放了一枝笔。奇迹出现了，他动手写了起来。克勒韦尔仔细地观察着他，其书写速度快得令苏波等周围观看的人们吃惊（在实际生活中，惟独阿拉贡有能力用同样快的速度撰写作品）。德斯诺斯在一股沸腾的热情推动下，用如此快的速度写出了不少书。然而，德斯诺斯本人却始终不相信那是在无意识的情形下进行的，在他看来，“书写”与“无意识”两个词语是相互矛盾的。但他完全保持沉默，什么也不说。

恩斯特、艾吕雅和莫里斯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进入梦幻状态。苏波和阿拉贡待在一旁观看。德斯诺斯经常在布勒东家里似睡非睡，同时既写又说，还做梦，并且不停地拥抱莫尔菲。一天夜里，由于怎么也叫不醒沉眠中的德斯诺斯，布勒东只好去叫来一位医生，但迎接医生的却是德斯诺斯的一阵叫骂。

还有一次，德斯诺斯与在纽约的马塞尔·杜尚通过心灵感应建立了联系，杜尚对他讲了几句话，他全部记录下来。最后，杜尚还通过罗斯·塞拉维之口向德斯诺斯表示过敬意：

罗斯·塞拉维十分了解盐商。

［摘自1953年罗伯特·德斯诺斯出版的《罗斯·塞拉维》］

在一天集体练功期间，克勒韦尔要求参加的人们到衣帽架上去上吊。德斯诺斯得寸进尺，手执菜刀，在院子里追赶艾吕雅，声称要杀死他。布勒东用尽了全身力气才避免了一场灾难发生。这一切愈走愈远的发展倾向，促使他们的头目布勒东终于明白了必须立即终止此类活动。他在《莽撞行为的前景》中写道：

罗伯特·德斯诺斯在许多年中全身心地投身于（从灵魂到个人财产全部投入到）超现实主义的一切出于自动性的活动之中，即从事一切活动完全凭心理自动性，严禁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我从开始担心他的体质抗不住时起，就曾经多次试图阻拦他继续从事这样的实践。是的，我继续相信在这条道路上，在超越我所担心的界限之后，有可能发生精神分裂。

布勒东的确劝阻过德斯诺斯，但有一个问题仍然存在：在相信动作和语言自动性的信徒们参加的一些招魂集会上，德斯诺斯是在装睡吗？

在清醒的时候，无论是在运用语言上还是动拳头，德斯诺斯都相当灵活。

在把德斯诺斯介绍进入“文学”社之后，布勒东把他当做未来斗争的主要依靠力量之一。他没有忘记他们的首要目标：达达运动始终是他们的瞄准线。在发起最后冲锋之前，还必须继续进行训练。1922年4月，在巴黎大会失败八个月之后，争论又起。

1922年12月11日，在安托万剧院上演了两部戏：雷蒙·鲁塞尔的《Locus Solus》和一部爱国戏《闲散战》。

布勒东和他的伙伴们仍然是以达达运动的名义，而不是以超现实主义的名义全力支持雷蒙·鲁塞尔。阿拉贡、德斯诺斯、布勒东和其他几个人分散在剧场内的四处。在《Locus Solus》的演出过程中，他们都带头鼓掌，不顾其他观众的责骂，大声地相互呼应，一起向作者表示祝贺。《闲散战》引起了这些超现实主义者的不满，他们同时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怒。阿拉贡在剧场的一侧故意拖长声音大声地喊道：

“德国万岁！”

“打倒法国！”德斯诺斯在另一侧呼应道。

“那又怎么样？”一位演员问道。

“那么都是王八蛋！”布勒东从看台上叫喊道。

整个剧场变得一片混乱。雷蒙·鲁塞尔从心底里感到高兴：

此事在巴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结果是一夜之间我就成为无人不知的名人……我的一部作品的名字广为流传。

［摘自雷蒙·鲁塞尔的《我是如何写我的一些作品的》］

于是，他在当年又写出另外两部戏剧《Cocus Solus》和《Blocus Solus或者les btons dans les Ruhrs》。

十个月之后，超现实派再次全力捍卫雷蒙·鲁塞尔的《前线明星》。再次引起在场观众极大的公愤，以至于演到第三幕时只好收场。当一位气愤的观众向德斯诺斯喊叫说“你们都是被雇用来捧场的”的时候，罗伯特·德斯诺斯反驳说：“我们是受雇用来捧场的，而您呢？”啪！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那位观众的脸上。

下一次活动于1923年7月6日在米歇尔剧场举办。这一天，查拉把他所有的朋友都拉来观看一场十分平静但混乱得离奇的节目。他们向观众表演了斯特拉文斯基和“六人团”的作品，朗诵科克托、苏波、艾吕雅和阿波利奈尔的诗，表演舞蹈，放映最新电影和演出特里斯坦·查拉的三幕剧《气心》。

问题是在组织这次活动之前，没有任何人征求苏波和艾吕雅的意见。他们两人都没有预料到能将自己的诗作与科克托的诗作同时在这次活动中朗读。因此，他们出席表演活动时，都带着跟随他们的保镖。

演出开始时，一切正常，秩序井然。但在乐曲演奏结束之后，一个年轻的达达分子皮埃尔·德·马索走上舞台，开始宣读一篇攻击纪德、毕卡比亚、杜尚和毕加索的文章。恰好毕加索和布勒东当时也都在现场看演出。于是，布勒东上台为画家（毕加索）辩护，德斯诺斯和佩雷跟着布勒东也上了舞台。他们两位上前抓住马索，布勒东举起手中的手杖，打在了马索的手臂上，并且发生了骨折。全场向侵犯他人的那几个人发出了愤怒的吼声，并且将反对的矛头一致转向布勒东。站在远处观战的查拉报了警。布勒东、德斯诺斯和佩雷被驱赶出剧场之后，剧场内才终于平静下来。遗憾的是在短暂的平静之后，查拉的戏剧刚刚开幕，一个与众不同、目光迷茫、金黄色头发的大个子年轻人站起来，点名要求查拉给大家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他为何要把布勒东驱赶出剧场？

刚来的治安警察仍然在剧场内。他们立即向保尔·艾吕雅冲过去，然而，艾吕雅的朋友们和保镖们马上在他的周围筑起一道铜墙铁壁。于是，诗人们和警察动手打起来了。此时，查拉跳上舞台，艾吕雅改变了他的进攻目标，转身扑向查拉，重重地打了他一记耳光。全场群情激愤，斗殴很快扩展到了观众和剧场的工作人员当中，继而扩展到了剧场之外。剧场内外骤然变得一片混乱。第二天，剧场经理拒绝接受新的演出，理由是：搞艺术可以，打架，不行。

布勒东对查拉请警察来帮助将他驱赶出米歇尔剧场一事一直耿耿于怀，不能原谅。在他的作品《漫步》中，他写给达达运动之父查拉的题词如下：“赠给1924年的小说家、五毒俱全的骗子、警察的耳目特里斯坦·查拉。”《漫步》中包括一篇题为《放弃一切》的文章，文章充分地表明作者与达达运动彻底决裂的决心：

放弃一切。

放弃达达。

放弃您的妻子和您的情妇。

放弃您的希望与恐惧。

到森林深处去重新播种。

放弃您的猎物，到不为人知的地方去。

放弃舒适生活和他人为您的未来提供的一切。

迈出坚实的步伐，走自己的路。

［摘自安德烈·布勒东的《漫步》］

很长时间之后，布勒东和查拉这两位冤家对头还将见面，但这要等到《超现实主义宣言（二）》发表之时。

超现实主义运动在1924年发生了重大转折。布勒东并不满足于发表他的《漫步》，他也发表了《超现实主义宣言》。与此同时，阿拉贡发表了《放荡不羁》，佩雷发表了《永存的疾病》，艾吕雅发表了《永存的死亡》，布勒东当年结识的阿尔托Antonin Artaud(1896—1948），法国作家、戏剧家和戏剧演员。发表了《炼狱的中心》。

这个超现实主义小集团除发表了上述作品，在文人界获得一席之地之外，他们在格勒内尔街15号还有一个“超现实主义研究办”。这个办公室每天下午四点半至六点半开门办公。不久的将来，他们要在雅克-卡洛街开一个陈列室，由想像天才罗朗·蒂阿尔主持领导，遗憾的是他从不写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即将创办一份杂志《超现实主义革命》。首期将在社长皮埃尔·纳维尔和邦雅曼·佩雷的主持下，于1924年12月份出版。

1924年也标志着安德烈·布勒东生活的重大转折。这一转折与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1844—1924），法国小说家，1921年10月加入法国共产党，同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逝世以及超现实主义者们针对这一事件制造的丑闻有关。

布勒东憎恨作家阿纳托尔·法朗士，他曾经在他的《与安德烈·帕里诺的谈话》中写道：

他吹嘘说他的写作风格清晰明了，但在阅读他的作品的过程中，我们丝毫也体会不到这一点。特别令我们反感的是他过重的怀疑心理……在做人方面，我们认为他十分不光明正大，这一点是最令人鄙视的：他吹嘘自己在调解左派与右派的痛苦方面做了所应该做的一切。由于获得过多的荣誉和生活在无忧无虑之中，他在道德上堕落了。

在举行阿纳托尔·法朗士的葬礼的时候，阿拉贡、布勒东、艾吕雅、德尔泰伊、德里厄和苏波发表了异常激烈的诽谤阿纳托尔·法朗士的文章：《一具死尸》。布勒东还特别在题为《拒绝埋葬》的文章中写道：

我们应该将除掉这不吉利的三个人——洛蒂Loti（1850—1923），法国小说家。、巴莱斯和法朗士的这一年标上白色标记，因为他们分别是白痴、叛徒和奸细。

阿拉贡愉快地紧接着布勒东问道：你们扇过一个死人的耳光吗？

我坚持把欣赏阿纳托尔·法朗士（France）的所有人全部看成是堕落的人。在思想方面，他简直是一个可恶的江湖骗子。法国人民高兴地将法兰西（France）的名字借给他用，而他却给他们带来如此大的耻辱，平心而论，他对得起这个名字吗？……有的时候，我真想用一块橡皮将人类的这一污垢擦去。

集体抨击阿纳托尔·法朗士的文章让安德烈·布勒东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正是这些极其激烈的攻击性文章，使他失去了占据多年的工作岗位。而正是因为他占有这一岗位，他才得以出席了在德鲁奥举行的卡恩维莱收藏画的拍卖会。在那次拍卖会上，他利用职务之便不仅给自己购买了许多著名的绘画作品，而且还给雇用他完成这项使命的一个人买了许多。这是一个在许多年中使得蒙巴那斯的大多数艺术家（包括画家和诗人）得以生存下去的人，他就是大力资助文学艺术事业的时装大师雅克·杜塞。

直至月底，我一直没有任何事情可做，只好到田地里度日如年地煎熬着，躺在草丛中不停地吸烟，不停地胡思乱想……多亏了杜塞先生，我才得以有了今天。

布莱斯·桑德拉斯

1924年的时候，雅克·杜塞先生已经不算太年轻，而且对高档时装也已经没有多少兴趣，再加上他也讨厌人们把他当做时装师傅。的确，他曾经是，而且一直是“美好时代”妇女的伟大救星。是他在为她们制作的服装中引进轻薄透明的织物、花边、打褶和刺绣，是他决定不能继续把妇女们禁锢在人工制作（支撑裙子用）的铁圈和紧身胸衣当中，是他为她们制作出了花样翻新的贴身、凹领、能够体现妇女美丽身段的连衣裙。

他那个时代最高贵的妇人们都穿他制作的时装。他制作的时装表演会的确是真正的艺术展示。每个星期天，那些公爵、伯爵小姐太太都爱到隆尚赛马会上展示他为她们制作的色彩鲜艳、柔软轻便、手工精细的漂亮服装。许多艺术家都是他的朋友，萨拉·贝纳尔Sara（1844—1923），法国剧团团长兼戏剧演员和电影演员。和雷雅娜Réjane（1856—1920），法国戏剧演员。都是他的知心朋友。然而，他的惟一愿望却是出售他的服装店。因为他虽然是时装大师，但他首先是一位收藏家。尽管表面上看不出来，其实他实际上有点儿异常。他相貌英俊，穿着讲究，银灰头发，胡须柔软、修剪整齐。他腿上带护腿套，脚上穿闪闪发光的靴子：传说他使用特殊的上光漆，并且每天脱下鞋子后都把它们放进炉子里烤。

尽管他同巴黎的大多数文人都有来往，但由于他性格比较粗暴，朋友不多。然而，他是个感情丰富、多愁善感的人。遗憾的是，他的爱心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回报而时刻感到十分孤独。他爱过一个年轻姑娘，但遭到拒绝；爱上了第二个姑娘，当她还没来得及接受他的求爱，便去世了；后来他爱上一位已婚女子——R夫人，他打定主意要劝她离婚。在他计划送给未来新娘的礼物中，有他已经让人开始在布洛涅森林附近的斯蓬蒂尼街修建的一座私人公馆。当他漂亮的心上人终于同意答应他的求爱时，雅克·杜塞购买了大量拉图尔、弗拉戈纳尔和布歇的油画、瓷器、中国的小摆设，再加上他原有的华托、戈雅和夏尔丹的油画、雕刻作品以及一百来件18世纪的作品（1906年德鲁奥第一次大拍卖时，大师已经购买了上述作品收藏起来），无疑，新娘将拥有一座博物馆似的公馆。

令人遗憾的是，这位R夫人从未来过这座梦幻般的宫殿。因为在她丈夫终于同意她离婚请求的前几天，她突然去世了。

杜塞从此一蹶不振。1912年，他卖掉了全部收藏品。他决定把由此获得的700万金法郎用来修建一座艺术图书馆。

从1909年起，他在斯蓬蒂尼街私人公馆的对面租了一座房子，在里面集中存放经过他精心挑选购买到的一些稀有手稿和出版物。他雇用了艺术评论家勒内-让协助他工作。他扩建了这座房子，它后来成为法国最大的图书馆之一。在大战期间，先后由安德烈·苏亚雷斯、安德烈·布勒东和玛丽·多尔穆瓦负责管理这座图书馆。雅克·杜塞最后将它遗赠给了巴黎大学。

收藏家杜塞处处表现出他的慷慨与大方。一天，他参加在其时装店举办的试衣活动，一位顾客大声地嚷嚷道：“我一旦听到《特里斯坦》的曲子，我就欣喜若狂，就可以随便别人怎么摆布，他们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好极了。”时装大师自言自语道，心想这下可找到知己了。

历史书中没有记载杜塞是否喜欢瓦格纳，但他为这位女顾客摆设筵席盛情招待了她，这就足以体现他是多么尊重这位女顾客。他租了一套房子，在里面布置了十分考究的家具摆设，并且请了女音乐家。她来了。贵客刚刚关上客厅的门，优美的乐曲就在隔壁房间响起。

“请您来看。”杜塞说。

他拉着自己不久之后的意中人进了一间房间，那里有一些音乐家正在演奏《特里斯坦》的片段。那里的气氛像在天堂。

杜塞对在大战期间和大战以后资助的艺术家们也表现出同样的慷慨，完全如同对他的美人儿一样。他要求他们每人送给他一份礼物。他要的不是人，而是他们的作品。因为他不仅仅收集初版书籍和手稿，无论这些手稿是何等的稀少（例如波德莱尔、兰波、夏多布里昂、魏尔伦、马拉美、福楼拜、克洛代尔、雅姆、纪德的手稿），也希望他资助的作家和诗人为他写些东西。

杜塞在他最先接触到的文人中选择了安德烈·苏亚雷斯，交给他一项任务：每星期给他写一封信，内容是有关现代文学或者当前形势。1916年，皮埃尔·勒韦迪经常写涉及那个时代艺术运动的文章，每篇可以获得酬金50法郎。《南北》杂志创办之后，杜塞不仅从物质上给予支持，而且经常给他提出大量的建议。正是在杜塞的督促下，勒韦迪把让·科克托从该杂志编辑部开除出去。但这也并不妨碍在谈到雷蒙·拉迪盖接受杜塞的帮助（每个星期写一篇专栏文章，得酬金50法郎）的时候，让·科克托对拉迪盖说：“嘿，是我的那位老朋友杜塞啊！”［摘自弗朗索瓦·夏蓬的《雅克·杜塞——资助艺术的艺术》一文］

安德烈·萨尔蒙发表他对文学的观点也获得酬金，马克斯·雅各布也一样。雅克·杜塞也希望从雅各布那里得到有关文学艺术前卫战士的最新消息。他经常可以从雅各布那里得到消息，但不是他希望得到的。诗人向他详细报告：勒韦迪和迭戈·里维拉在拉彼鲁兹家里打架斗殴的经过：《蒂雷亚斯的乳房》的上演引起的纠纷；作曲家埃里克·萨蒂与评论界的冲突等等。马克斯·雅各布向资助人杜塞坦率地表露他对文学和诗歌方面的爱好与厌恶。但当杜塞要求他谈论毕加索时，他却决不向其资助人的要求让步：

我没有写过任何有关毕加索的东西。他对人们写他十分反感，他对别人的不理解和泄露他人秘密的行为十分厌恶。我非常崇拜他、尊重他，也非常感激他，我决不做任何令他不愉快的事情……有些朋友靠他的名声度日，但我相信将来总有一日……咱们看吧……

［摘自马克斯·雅各布的《通讯录》］

马克斯·雅各布出售给杜塞几部书的手稿：《围困耶路撒冷》、《摇骰杯》、《基督在蒙巴那斯》，有些是原始手稿，有的是重新抄写的。雅各布建议杜塞去找阿波利奈尔和名声小一些的作家或者一些穷困画家。马克斯·雅各布缺钱时，会毫不犹豫地去向他的资助人提前支取稿费。为了表示感谢，他送给资助人一些水粉画。

杜塞也找布莱斯·桑德拉斯。那个时期，后者恰好经常身无分文，连吃饭都成问题。他常到《法国信使》送一些诗作。一旦对方接收了他的作品，桑德拉斯就提出预付一点儿的要求。

对方总是差点儿背过气去似的惊呼道：

“预付什么？”

“钱，请您行行好吧。”

气氛立即变得紧张起来。桑德拉斯的脸涨得通红。

“先生，您要知道，《法国信使》报社是从来不给诗词作者预付款的。”

“那没有关系，您就把它改成散文吧。请您无论如何给我六个生丁吧。”作者耸耸肩膀争辩说。

他没有拿到钱，但无人知晓他是否将其作品留给了报社……

据悉，在不久之后，雅克·杜塞的仆人来拜访了桑德拉斯，并且向他转达了其主人的建议：每月给他写一封信，作为交换，他每月可以得到100法郎。他感觉这笔买卖简直不可思议，他在《上天的赐予》中写道：

那时杜塞先生也不是我的朋友，没有任何理由给他写信，再说对他说些什么呢？……我甚至没有资格认识他。

于是，他作出了否定的答复。桑德拉斯写了一封拒绝信。这简直是一份礼物，因为对于收藏家杜塞来说，这是一封不用付酬金的免费信件。桑德拉斯在这封信中提出了一个反建议：他同意为杜塞写一本书，条件是每月交付一章。

杜塞的仆人回到斯蓬蒂尼街杜塞的公馆。接着他又返回桑德拉斯家，在他的桌子上放下100法郎和一封信。信中表示他们的买卖成交了。作为答复，桑德拉斯又给杜塞写了两封免费信件！诗人进一步明确了他们合同的具体条款：这是一本小部头的书，用12个月完成，每月多少页，每页多少行，每行多少字；每月1日预付当月酬金；版权归作者所有。《通晓天文、自然和占卜的高卢僧侣》就是这样写出来的。桑德拉斯说，他与杜塞只在这一件事上打过交道。

安德烈·布勒东同其他大批人一样，也得到了这位时装大师的鼎力相助。1920年12月，他被聘用为杜塞图书馆的管理员。任务是选择他认为符合他那个时代敏感性的著作和向他这位70岁的老板传授现代艺术。于是，他将会让其老板购买下《阿维尼翁的少女》（花了2．5万法郎）、卢梭海关的《玩弄蛇的人》(图58)以及德朗、德·契里柯、修拉、杜尚、毕卡比亚、恩斯特、马松、米罗等画家的作品。

1922年，布勒东向雅克·杜塞提议扩建图书馆，并且自作主张聘任了阿拉贡，二人共同制订一个扩建计划，其宗旨是收集和购买传统文学和官方文学不接受或者不知晓的文学作品。除了他们已经接纳的洛特雷阿蒙和雷蒙·鲁塞尔的作品之外，他们二人提议该图书馆向帕斯卡尔Pascal（1623—1662），法国作家和哲学家。、康德Kant（1724—1804）,德国哲学家。、黑格尔e（1762—1814），德国哲学家。、柏格森、萨德Sade(1740—1814），法国著名作家。、雷蒂夫·德·拉布勒托纳Restif de la Bretonne（1734—1806），法国作家。、苏Sue（1804—1857），法国作家。、雅里和达达等人的作品开放。他们还向杜塞建议购买让·波朗、特里斯坦·查拉、保尔·艾吕雅、邦雅曼·佩雷、罗伯特·德斯诺斯、雅克·巴龙和乔治·兰布尔等作家的手稿。

布勒东毫不掩饰他的雄心壮志。他想帮助他的朋友，而且确实做到了。杜塞很喜欢阿拉贡，同资助其他人一样，也资助阿拉贡。他说服作家寄给他《巴黎的农民》一书中一些篇章的手稿，并且获得了阿拉贡有关文学的两封信。家住在巴黎讷伊-帕西区的这位服装大师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为这一帮年轻文人维持生计默默地做着无私的贡献。然而，这些放荡不羁的年轻文人却经常在巴黎的许多街区内制造一些恶作剧，不断地引起社会各界的议论与公愤。

在阿纳托尔·法朗士去世时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杜塞与艺术家们之间田园牧歌式的日子在1924年突然发生了变化。面对他的年轻朋友们的猛烈抨击，雅克·杜塞利用他当老板手中的“橡皮”，一举抹掉了他同超现实主义者们之间的一切联系，中断了他们之间的全部合同。据布勒东说玛丽·多尔穆瓦有不同的看法，她认为是有人告知杜塞说他的朋友们在背后对他不敬，散布了大量冷嘲热讽、令人生气的言论。在听到这些令他伤心的消息之后，他召集所有超现实主义派成员到他的办公室，宣布他将付清欠他们的全部钱，但除阿拉贡之外，他与其他人之间的合作从此中断，不再继续。

1926年，阿拉贡爱上了居纳尔海洋运输公司女继承人南希·居纳尔。南希的母亲是英国王宫的常客，这一背景给杜塞服装大师的事业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条件。于是，杜塞给阿拉贡的月薪增加了一倍，同时要求他随时向他提供巴黎上流社会的年轻人何时喜好从事何种娱乐活动等方面的消息。阿拉贡在杜塞手下从事此项工作直至1927年。阿拉贡加入法国共产党之后，由于政治观点各异，就彻底中断了同雅克·杜塞的联系。

再晚些时候，安德烈·布勒东承认服装大师兼收藏家的雅克·杜塞道德高尚。大师在他生活的各个困难时期，都给了他慷慨而且无私的帮助（例如他1921年结婚时，杜塞给他送礼，出钱让新婚夫妇去旅游，而且为他能够养活妻子，还给他增加一倍工资)。但他在赞美其恩人的时候，又有意识地降低调门：

因为我不认为这涉及职业机密，而且我认为在当今社会搞清楚艺术家与业余爱好者之间的关系不无好处。请允许我在此指出，这笔资助款并非完全是为了年轻艺术家们的利益而授予的。

［摘自安德烈·布勒东的《与安德烈·帕里诺的谈话》］

在布勒东讲的故事中，还有更加有损于杜塞形象的内容呢！例如：是布勒东本人劝说收藏家（而并非他本人自愿地）买下在独立派画展上展出的一幅马克斯·恩斯特的油画。这幅画画的是在五个类似的花瓶中插着五束类似的花束，标出的售价为500法郎。但据他说杜塞当时建议说：“请您让画家给我们只画两个花瓶吧，我只出两百法郎。”

据皮埃尔·卡巴纳说，一天，布勒东带领服装大师到他家里去买一幅静物画。画家从衣袋中取出一个卷尺，量过杜塞大师十分渴望得到的那幅画之后，对他的拜访者说：“如果按精确到平方厘米的程度计算的话，这幅画卖4000法郎。”杜塞二话没说就离去了。

又有一天，杜塞对马松的一幅微型画说：“这幅画上缺点什么……”他手捋着胡须嘀咕了好半天，突然似乎有了重大发现似的大声嚷嚷道：“我必须去要求画家在上面加点儿东西……一只鸟！对了！增加一只鸟，这幅画就十全十美了！”

阿拉贡对他的资助人杜塞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在他的剧本《奥雷利安》中，他将杜塞叫夏尔·鲁塞尔，并把他与一个叫贾莫拉（他不是别人，而是毕卡比亚）的画家作比较。人们不难发现，他在小说中描写了后者不少怪癖：热中于社交生活，乐于接待“名赛马师、公爵夫人、文人学者、游手好闲的有钱人、各界美人、象棋手和外出旅游时在大西洋轮船上结识的人”。［摘自1944年出版的路易·阿拉贡的剧本《奥雷利安》］

在同一部戏剧中，作者将前者描写成一位穿着时髦标致的美男子：“梳妆打扮得像只鬈毛狗，穿着考究到引人注目的程度。”该剧中未把另外一个诗人梅内特雷尔（原形是布勒东）描写得那么标致，而是侧重描写他在超现实主义者们制造的一次丑闻中扮演了不受欢迎的角色。这出戏讲述的是一群“不喜欢科克托”的人们如何破坏科克托的一出戏剧演出的故事：在一阵短促的对骂打斗之后，梅内特雷尔（布勒东）鼻子受伤，领带上到处是血；夏尔·鲁塞尔（杜塞）立即带他到了一家酒馆，圆睁着贪婪的眼睛，气愤地对他说：“你是否可以就今晚发生的如此奇特的事件给我的图书馆写篇东西呢？我手里已经有了剧本的手稿，是我向科克托买过来的……我将把你写的东西附在剧本上……”

阿拉贡和布勒东一样，时不时地也对他们本该无限感激的恩人表现出不够尊重。那时，从基斯林、桑德拉斯、安德烈·萨尔蒙、马克斯·雅各布、阿波利奈尔、拉迪盖、科克托到德斯诺斯之间都互相传话，说可以从雅克·杜塞那里得到大量慷慨的资助。于是，他们的大多数人都以极其谦恭的态度给这位先生写卑躬屈膝的信件。

尽管桑德拉斯说是杜塞先派了他的仆人来同他联系的，但这是吹嘘。事实是桑德拉斯于1917年亲自给杜塞写信，为完成他的小说向杜塞要求赞助他500法郎。他还提议以向大师赠送他1912年撰写的《纽约的复活节》一书的手稿作为交换条件。在这之后，他们之间就《高卢僧侣》达成了协议。因此，事实并非像桑德拉斯所说，他们之间只有一笔交易，至少有两笔。而且绝对不是桑德拉斯自己决定交易的条件，甚至在第一笔交易中，他要500法郎，杜塞也只给了150法郎。桑德拉斯在他的《分天》中一直将杜塞称为“老来俏”，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在给恩人的信件中对他给予的慷慨帮助感激得五体投地。任何人都没有像他那样活灵活现地描写雅克·杜塞的图书馆：我们看到他陪同老板在装满书籍和信件的一大堆一大堆由书箱组成的迷宫中艰难地跋涉；他在认真地听老头子不停地抱怨收到的东西太多了，最后以十分遗憾的口吻感叹道：“他们还会继续不停地写下去呢！”

其实这是桑德拉斯在感叹，而不是杜塞。

III 蒙巴那斯，开放的城市（一）-4

同许多法国艺术家一样，俄罗斯的芭蕾舞美得令我吃惊，因此它对我产生了一些影响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

保尔·普瓦雷

巴黎时装界的竞争也十分激烈。很快，杜塞的霸主地位就被一些更年轻的服装师取代了。杜塞于1924年卖掉了他的时装店。这些年轻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保尔·普瓦雷。他把更加鲜活靓丽的色彩——绿色、红色和蓝色引进了时装，彻底改变了他的前人长期采用的淡紫色和玫瑰红的古板传统。他彻底地让妇女摆脱了紧胸衣的束缚，推出了乳罩，发展了更加贴身的连衣裙。

曾经拜雅克·杜塞为师，经过雅克·杜塞的培训才出师的保尔·普瓦雷也出钱资助文学艺术事业。其成就也可以与他的前辈媲美，他对法国的文学艺术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保尔·普瓦雷因给雷雅娜制作了一件丝网眼珠罗纱黑色大衣而首次扬名法国时装界。普瓦雷为自己的未婚妻设计了一些服装式样，但其未婚妻却拿着他设计的图纸到另外一个女服装师处制作服装。雅克·杜塞决不原谅保尔·普瓦雷的这种做法，于是普瓦雷彻底离开了他的大师雅克·杜塞。

在自由之后，普瓦雷很快就腾飞起来了。他在圣奥诺雷区购买了一座漂亮的别墅，开始为上层，特别是上层的夫人、女士和太太们制作高档时装。

保尔·普瓦雷对他那个时代的艺术绝非无动于衷。在立体主义作品与芭蕾舞之间，他更热爱芭蕾舞，并且他的艺术创作也受到了芭蕾舞艺术一定的影响。但是，保尔·普瓦雷天生十分自负，爱吹牛，他时刻不忘向人指出他早在巴克斯特先生之前就已经名扬天下了。

在蒙马特尔处于艺术的鼎盛时期时，保尔·普瓦雷就开始经常光顾艺术家们居住的“洗衣船”。正是他鼓动到他那里的漂亮女顾客们到马克斯·雅各布的陋室去。雅各布在陋室内为一些大名鼎鼎的夫人用纸牌算命。而普瓦雷本人呢？他邀请一些衣冠不整的艺术家参加他组织的豪华盛会。他也利用类似的机会，大肆宣传他的理论：时装与其他艺术一样，同样是一种艺术。而阿波利奈尔给予他的回答是：时装如果是艺术的话，也只能是一种低档的艺术。

他们二人在口头上达成了一致意见，但普瓦雷的心中十分不服。

然而，保尔·普瓦雷对马克斯·雅各布备感亲切，在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十分特殊的感情。做一切事情、所有的决定：选择什么颜色的领带、什么颜色的袜子，每天的时间如何安排等方面，保尔都征求马克斯的意见。他向马克斯·雅各布建议，在昂坦街的私人公馆上演他编写的戏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毕加索的《阿维尼翁的少女》就一直在那个公馆内展出。保尔·普瓦雷在自己的周围编织成了这个上层社会网。这给马克斯·雅各布提供了方便，使得在他身无分文、处于绝境的时候，知道该向谁求助。

在他的朋友中，诗人（马克斯·雅各布）对保尔·普瓦雷的评价并非十分高。他批评时装师不喜欢他的朋友们，而且在艺术方面表现得过于保守。这一点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有一种现象十分奇怪，他欣赏在“洗衣船”见到的一切，但却未加入立体派：

我对毕加索的探索并不陌生，但我始终把他的那些研究看成是只限于在画室内的练习和一些思想的探索。这些研究和探索既不该超越艺术家的圈子，也本不该走上社会与公众见面。

［摘自保尔·普瓦雷于1930年发表的《用艺术武装时代》］

保尔·普瓦雷的伟大力量来自将各种艺术糅合在一起。

保尔同舞蹈演员伊莎多拉·邓肯关系密切。她的两个孩子去世之后，伊莎多拉·邓肯向普瓦雷透露了她头脑中设想出的一项计划：她希望能有一个男继承人，他应该具有一个天才诗人应该具有的健壮优美的体魄和超群的才智。

“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1862—1949），比利时法语作家，191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普瓦雷惊呼道，因为前一天晚上，他恰好刚刚读过他的一部作品。

伊莎多拉·邓肯立即跑去找到梅特林克，并且直截了当地问他是否同意和她有个孩子。作家果断地拒绝了，因为他已经结婚，而且那样做会惹出许多的麻烦事。

普瓦雷也想到了马克斯·雅各布，但他未对伊萨多拉说出他的名字。

费尔南德·奥利维尔在同毕加索断绝来往之后，到保尔·普瓦雷的时装店工作过一段时间。她向保尔·莱奥托透露说普瓦雷的商店白天也接待妓女和嫖客，并且抱怨保尔·普瓦雷对外十分和蔼可亲，而对待自己的员工却十分恶毒。他惟一的长处就是他收藏的先锋派绘画作品的确是巴黎最漂亮的。

一位年轻的美国摄影师十分欣赏他的收藏品。1921年秋天的一天，他手捧装有其摄影作品的纸箱子，来到普瓦雷在昂坦街别墅的正门前。是加布里埃尔·比费-毕卡比亚派他到服装大师家里来的。

一位身穿门卫制服的人站在花园门口，显然是已经等候了很久的门卫。这位摄影师向门卫说出自己的名字。他被带进大门，沿着草坪中开辟出的弯弯曲曲的小道缓慢地边看边向前走去。他见到面前碧绿的草坪上种植有许多藏红花，在花园的中间到处散摆着一些色彩鲜艳的桌子和椅子，好像进了王宫——凡尔赛宫。

来访者登上石头台阶的三级阶梯，看见台阶的两侧摆放着两只青铜母鹿。这是从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维苏威火山脚下的庞贝罗马古迹遗址运来的。他从朝内开着的十扇门中的一扇进去，一脚踏上一块栗色地毯，地毯由排列在两侧的许多水晶枝形吊灯照得通亮。地毯的尽头是一级敦实宽厚、经过精心雕刻的石头台阶。

一位年轻侍者带领他乘电梯上了二楼。美国摄影师沿着一道走廊向前走着，两侧是无数的试衣间。在走廊的尽头，他进入一间大厅。大厅的中央耸立着布朗库西雕刻的一座雕像。一些夫人太太们正在那里唧唧喳喳地对一个人体模型穿着的一件新连衣裙评头论足。

摄影师走到一位传令员身边，向他说明他与普瓦雷先生有约会，问如何才能见到他。对方回答说：“请跟我来。”

他们穿过一个又一个大厅，走过一道又一道走廊，慢慢地终于到了一间办公室的门前。而门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

请注意！危险！

在敲门之前，必须三思而后行，仔细考虑好：

“是必须打扰他吗？”

在让人通报之后，美国摄影师被带进一个房间。一位男子站在那里，他身穿金丝雀黄色衬衣和条纹裤子，蓄着尖细胡须，头顶稀稀拉拉地已经没有多少头发了。美国摄影师将手捧的纸箱子放在办公桌上。服装师打开箱子，仔细地看了一遍后，对客人说：

“好吧。我能为你做点儿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你拍摄过时装照片吗？”

“从来没有，但我很愿意试试。只是我没有摄影棚。”

“谁和我工作，都是在我这里干。”普瓦雷把手一挥，指着他的办公室、所有的花园以及远处的第二座别墅，冷冰冰地回答说。

“摄影师就必须在现场工作……你有所需要的器材设备吗？”

“我缺一间暗室。”

“我们将借给你一间用。”

摄影师被允许在他们下班之后，拍摄一些人体模型的照片。

他在别人下班之后，返回来拍摄了一些照片。接着回到他在巴黎住的一家黑咕隆咚的旅馆里，把那些照片冲洗出来，立即送去给普瓦雷看。

服装师惊叹道：“太漂亮了！”

美国摄影师抓住这个时机，大胆地问：

“您付我多少钱？”

听了这话，普瓦雷惊讶地做了个鬼脸，回答道：

“我从来不付摄影师钱！……这是画报社的事情！”

“可我是刚到法国，不认识任何人啊！”摄影师的话几乎是呼喊出口的。

此时，普瓦雷也表现得相当慷慨。他买了这位美国人的几张照片，付给他200法郎。

当时他的财富已经开始枯竭，仅仅用了几年的时间，就全部耗尽。他其实是银行、税务官员和“社会主义威胁”的受害者。20年代中期，普瓦雷帝国彻底崩溃，他只好离开巴黎，到巴黎远郊区的一所小房子里过起了隐士的生活。他整日抱怨周围的一切，甚至整个地球，并且考虑将他的情况上告到世界人权联盟。最后由于担心“这个机构沾上共济思想，也失去了独立性”而放弃。

普瓦雷一直保留着一个朋友，即他的医生。一天，这位医生来找美国摄影师，要求他陪同他到保尔·普瓦雷家里去一趟。处在绝望之中的时装大师写的一部回忆录即将发表，急需一张照片。

为表示对他给过200法郎的慷慨举动的感谢，摄影师不辞劳苦，甘愿为他跑一趟。普瓦雷盛情地接待了他。把他仅有的东西全部拿出来招待摄影师。他们一起吃，一起喝，一起去散步。他们天黑回来的时候，由于他房间的灯光过暗，已经无法拍照。他们只好抱着无限的遗憾分手。

几天之后，曾经充当他们中间人的医生来到美国摄影师家。摄影师猛然发现医生和处于鼎盛时期的普瓦雷有某些相似之处。他随便玩儿着为他拍摄了一张照片。

当二十年之后，经过多年的积怨和极端偏执心态的折磨而瘫痪在床的普瓦雷去世时，一家周刊杂志问这位摄影师，在他的档案中能否找到死者的一张照片。摄影师将医生的那张照片寄给了这家杂志社。于是医生的照片被刊登出来，成了一篇描写保尔·普瓦雷——他的生平、他的成就的文章的插图。除了美国摄影师和医生之外，没有任何人发现其中的奥妙。

人们始终未能得知那位医生的尊姓大名。而那位摄影师呢？他从1921年夏天起一直居住在法国巴黎的蒙巴那斯，他名叫曼·雷。

曼·雷与没有戴帽子的女人

我结识了一个摄影技术高超的美国人……他对我说：“基基，请你别这样看着我！你的目光使我心慌意乱！”

基基

在保尔·普瓦雷家里拍摄了人体模型的那一天，曼·雷回到旅馆他那间陋室之后，立即关闭小小房间的所有窗帘，打开一盏无光化性红灯，着手冲洗底片。他当时手头的原材料少得可怜，只有必不可少的少许化学药剂、两个盆、一些相纸和小用具。

他将相纸浸泡在显影液中。由于粗心大意，衣角一带，一张未感光的相纸滑进了盆里的药剂中。他把那张相纸从盆中取出，无意识地在上面放了一个玻璃漏斗，接着他开了灯。他惊奇地发现，出现了一种奇迹：

在我的眼前，逐渐地显现出了一个图像。此图像不仅仅是周围物体的一个单纯的轮廓：周围物体通过漏斗上与相纸接触的或不接触的各个玻璃面的折射投射到相纸上形成的图像完全变形了，直接对着光线的部分从黑色背景上凸现出来，酷似一座浮雕。

［摘自1986年出版的曼·雷的作品《自动成像》］

曼·雷当时立即将在普瓦雷家里拍摄的照片丢在一边。随便抓起在他手边的任何一件物品：钥匙、手帕、铅笔和线，把它们摆放在经过显影液浸泡甚至未经过显影液浸泡过的相纸上，然后将这一切放在灯光下。他把经过这样处理的相纸冲洗出来，晾干。

第二天，他将这些实验的成果挂在卧室的墙上。同一天晚上，特里斯坦·查拉（他是一年前来到巴黎的）来敲他的门。曼·雷开门让他进来，给他看前夜的劳动成果。年轻的罗马尼亚人立即兴奋极了。他们两位立即动手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把大量的物品摆放在相纸上，用灯光照，冲洗，再照，再冲洗，如此轮番地重复着，一直折腾到大半夜。折线照相术就这样诞生了。这一技术的发现使得无相机摄像成为可能。一年之后，曼·雷发表了他的首部折线摄影影集《美妙的画面》，特里斯坦·查拉为该影集题了词。

曼·雷的父亲是一位犹太人，其职业是裁缝。从事摄影之前，曼·雷曾经是画家。他上过费雷尔课。之所以用教育家的名字命名一种课，是因为这种课是由无政府主义事业的支持者创造的，而毕加索一直十分敬仰的弗朗西斯科·费雷尔为这一事业牺牲了生命。曼·雷来巴黎之前，也经常去新纽约州先锋派艺术家们活动的地方。他最早去的是位于五号大街291号的阿尔弗雷德·斯蒂格利茨画廊。他正是在这个画廊结识了弗朗西斯·毕卡比亚和马塞尔·杜尚，并且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十分密切。

曼·雷自己拥有一部照相机，用来拍摄自己的作品。天长日久的拍摄实践使得他发现了复制黑白照片的丰富技巧，最后他发展到“毁掉原版，只保留复制品”［摘自国家照相技术中心档案《曼·雷》部分］。不久之后，他就认为“绘画只是一种过时了的表现手段”［摘自曼·雷的《自动成像》］，迟早会有一天不可避免地被照相取代。后来在其他的场合，他多次表达过他的这一观点。

在纽约，他到处寻找模特儿，不仅仅是为了创作绘画作品，同时也为了创作摄影作品。一天，他在一家酒吧结识了女雕塑家贝尼丝·艾博特Berenice Abbott，在巴黎，她为曼·雷当了三年助手。，并且为她拍摄了一张照片。曼·雷的《为雕塑家》这一幅摄影作品获得了摄影奖，那也是曼·雷获得的第一个摄影奖。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曼·雷为不少人拍摄了照片：埃德加·瓦莱兹Edgar Varèse，法国作曲家。、马塞尔·杜尚、作家德朱纳·巴恩斯和米娜·洛伊等人。

马塞尔·杜尚第一个离开纽约返回巴黎。曼·雷在凑够旅途费用之后，将他的油画作品和一些达达派东西装在一个木箱子里，带着它登上横跨大西洋的渡轮，紧随他的朋友杜尚之后，也来到了巴黎。杜尚为他在巴黎帕西区的一家旅馆租了一个房间。后来特里斯坦·查拉也下榻在了那家旅馆。这样一来，曼·雷就与巴黎的达达派和超现实主义者们有了频繁的接触，并且同布勒东、阿拉贡、艾吕雅、苏波、德斯诺斯以及其他一些超现实主义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有一天，苏波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为曼·雷从纽约带来的摄影作品组织一次摄影展。在为这次摄影展印发的宣传材料中，达达派介绍曼·雷是一位煤炭商人兼口香糖大王，而且是非常擅长摄影的大富翁。人们不认同拥有这些头衔的摄影师，那次展览未卖出任何作品。于是曼·雷改变策略，开始拍摄毕卡比亚的油画，接着拍摄科克托等一些名人的绘画作品。于是，他立即就名扬四海了。

曼·雷在1921年遇见一位年轻女子。她成为他的第一位摄影模特儿。她甚至在后来的许多年内，给蒙巴那斯的整个艺术界带来了重大的启迪与灵感。当时摄影师曼·雷在俄罗斯人玛丽·瓦西里耶夫的陪同下，正在瓦万街多姆和罗童德酒馆旁边的一家酒馆闲聊。酒馆里人很多，十分拥挤。大战之后该酒馆的常客基本上全都来了：生活不十分拮据的画家、美国作家、瑞典舞蹈家、大批的模特儿、波兰人、日本人、俄罗斯人、科克托、从美国回来的朱勒·帕森、一个印第安人头上插着五颜六色的羽毛装扮成牧童、一位鼻子上挂个窗帘圈的保加利亚哑巴，还有一些人化了装，男人赤脚、女人裸露，都准备着要跳舞。远处的一张桌子旁，两位浓妆艳抹、珠光宝气的女子在大声地喧哗。其中一人就是基基，她正在为酒馆服务生以她没有戴帽子为由拒绝为她服务而气愤得暴跳如雷。那位服务生态度温和，但非常坚决与果断。她争辩说酒馆不是教堂，谁想来就来，无论谁来，都应该服务。她接着说：“给我上一杯草莓葡萄酒，给我的朋友也上一杯。”服务生退让了，去叫来了老板。

老板说：“没有戴帽子，就有可能搞混。”

“跟谁搞混，同美国女人吗？”

美国女人都有权进酒馆，不戴帽子也可以进。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呢？”

“不戴帽子，人们有可能认为你是一个……”

“一个什么？”

“一个婊子！”

基基一听，气愤得蹦了起来。一只脚（赤脚）踩在椅子上，另一只踩在桌子上，用一种他人无法模仿的嘲笑口吻、既尖又高的嗓门大声地辩解说她出生于法国的勃艮第省，是地地道道的法国人，她是私生子，富有魅力，但她从来不拿自己的魅力卖钱花。接着，她发誓无论她还是她的朋友，永远不再来这家酒馆。说完，跳下桌子，边用手甩掉周围布置的布帘，边嘴里气哼哼地嚷嚷着：“没有帽子，没有鞋子，也没有裤子！”边朝酒馆外走去。

此时，曼·雷向服务生方向伸出一只手，玛丽·瓦西里耶夫叫两位女子留步。曼·雷说：“请给两位小姐上两杯酒。”

“请到我们这里来坐吧。”玛丽对那两位女子说。

基基顺从地坐在他们的旁边。

“她们是同你们一起的？”服务生问。

“是的。”曼·雷回答说。

“因为我无权为单独的女人服务。”

“……除非她们戴着帽子。”基基纠正他说。

接下来的就是他们几个时不时地碰碰杯，不紧不慢地喝着，聊着。在这家酒馆喝完，又到另一家酒馆。接着又去了一家餐馆吃饭。在餐桌上，他们接着开怀痛饮。

“你是我们的美国朋友啊！”醉醺醺的玛丽和基基歇斯底里地大声嚷嚷道。

“咱们的美国朋友是个大富翁！大富翁！”

接下来，他们去了电影院，正在上演的影片是。

两位女子坐在大富翁的两侧。基基目不转睛地盯着银幕，痴迷得像个孩子。而曼·雷却在寻找她的手。他找到了，并且紧紧地抓住它。而她却没有任何反应，但也没有抽走她的手。

离开电影院时，曼·雷对基基说非常希望能够为她画像，但因为由于心情十分慌乱，可能画不好。她回答说：她已经习惯了，所有为她画像的画家，第一次都出于同样的心理状态。

“那么，我向你提个别的建议。让我为你照相吧。”

“这可绝对不行。”基基喊道。

然而，第二天，她自己来到了曼·雷住的旅馆，径直地上了他的房间，并且进门就将衣服脱得精光：她要求他为她拍摄裸体照。

曼·雷拍了几张之后，他们下楼一起去了酒馆。他要求基基再来，再拍一次，顺便可以看看第一次拍照的效果如何。第二天，她又来了。他们一起看了前一天的工作成果。接着，曼·雷准备相机，基基脱衣。他坐在床上不动，而她向他扑去。他抓住她的手，她将双唇向他伸去。从此之后，他们俩在一起厮守了六年，从未分开。

他只画妇女和猫，几乎不画其他任何东西：瞧，他自己的情妇即将像一个漂亮的乖孩子似的从舞台上款步走来，动作舒缓而富有节奏感，目光空泛，似看非看。

罗歇·瓦扬

正当基基与曼·雷相爱之后首次沉浸在幸福的熟睡之中，一个20来岁的年轻姑娘推开门，进了她在卡尔迪内街单独居住的公寓套房。她圆圆的脸蛋，胖乎乎的身材，栗色头发，黑色的眼睛。三年前父母双亡，她成了孤儿，但父母留下的遗产足够她生活所需，因此她不工作。她名叫露西·巴杜尔。

露西·巴杜尔把刚刚买来的一大包书放在一张桌子上，进到浴室，仔细地去掉口红和脂粉。卸妆之后，抱起那一堆书，进了卧室。一只浑身红棕色毛的小猫跟着她也进了卧室。姑娘钻进被窝，从那些书中顺手挑选了一本题目令她感兴趣的书《坐着的女人》，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在阅读那本书之前，她既不了解书的作者——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也不知道他在书中描写的那个区——蒙巴那斯。读完之后，她觉得那里的酒吧棒极了，生活在那里的人们那么自由自在，那里的气氛与露西·巴杜尔所熟悉的气氛截然不同。她顿时产生了一种无法克制的激情与渴望。

她跳下床，穿上衣服，重新化了妆，抱着她的小猫，离开卡尔迪内街，方向：地铁站。

她在蒙巴那斯站下了地铁，出了站。沿着一条林阴大道径直地朝阿波利奈尔描写的那个不可思议的酒馆——罗童德走去。酒馆里的人爆满，无论是一层还是二层，同样的座无虚席。她彻底失望了，正打算撤退的时候，一帮西班牙人离去，空出了一个位子。她赶紧坐下，好奇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她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见过如此热闹的场面，那些不断地进进出出的人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的默契、融洽。看得出来，他们都是这里的常客，相互之间存在着深厚的友谊。露西看呆了，陶醉了，对眼前的一切着迷了。

她一直在那里泡到深夜才回家。第二天，她毫不犹豫地又来到了罗童德。这一次，大厅里的人比前一天稍微少了点儿，不只是能看到人们的影子，也能够看到一个个人的脸面了。

例如，刚刚进门的那个人。一位亚洲人，他是一个人进来的，额头上有一撮刘海儿，戴一副玳瑁眼镜，齐臀部的外衣上系着一条布腰带，红白格子的棉布衬衣的下摆从外衣下方伸出。露西透过面纱，仔细地观察着这个人。她心里十分清楚她被那个不认识的人征服了，因为她刚才一看见他，就有一种触电的感觉传遍了全身。然而，那个人转身走了。姑娘仍然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她向服务生喊了一声，要求给她上一杯饮料，接着要了第二杯、第三杯……一直喝过第六杯，她才有了足够的勇气向别人打听使得她神魂颠倒、不知所措的那个人是谁。她站起身，站到酒馆大厅的中央，问是否有人认识刚才离开的那个日本人。一位她不认识的人站起来，回答说：“请你跟我来。”

此人是位画家。他带领着姑娘到了他家。只用了一会儿工夫，他就用炭笔描画出了那位亚洲人的一幅肖像。

“是他吗？”

“是的。”露西回答。

画家卷起他的画，递给她后，说：

“他的名字叫藤田。你想认识他吗？”

“那当然！请您把我的地址给他。”露西请求道。

接着她写了张字条交给画家，就回家了。她把藤田的那张画像挂在墙上。寸步不离地在家等待了一个星期，然而，她一直未见到藤田的影子。露西耐不住了，再次去了蒙巴那斯。画过日本人画像的那位画家带领她去了藤田画室的所在地——德朗布街5号。藤田见到露西后，赠送给她一把日本扇子，并且约定当天晚上在罗童德酒馆约会。

露西如时赴约。他们两人在一起吃完晚饭后，他把她带回自己的住处。他们整整三天闭门未出。第四天，他们返回罗童德时，露西已经不叫露西了。藤田给了她一个日本名字“瑶基”，意思是“玫瑰雪”（一直到1931年她投入罗伯特·德斯诺斯的怀抱之后，露西仍然保留着瑶基这个昵称）。

她与藤田一起的生活如何呢？可以称做一场噩梦，这是明摆着的。因为藤田的合法妻子是费尔南德。尽管很久以前就已经跟着他人远走高飞，但她仍然不会轻而易举地放弃阵地，给她让位。当藤田在独立派画展上展出《雪中天使——瑶基》时，费尔南德来到展览会上公开向他丈夫的情人挑衅，肆无忌惮地恶毒攻击露西。

20年代的蒙巴那斯是声光的世界。大批大批的朋友在那里相聚，经常是有二三十人，有时两三倍，甚至更多。大家在一起喝呀、唱呀、跳呀，吟诗作画，谈古论今，热闹非凡。

不同的人请客，来宾的数量不同，阶层也各异。

博蒙伯爵在他迪罗克街的私人公馆请客时，所有的接待室、走廊里和楼梯上都挤满了人，楼上楼下都成了舞厅。来宾大多数都是化装后，戴着面具而来，瑶基经常认不出他们：马尔古希化装成农民、凡·东根成了海王星、基斯林装扮为南方妓女……妇女带着鸭舌帽，胸前系着军官的条形佩带；男人们头戴假发，有的化装成白面小丑或者斗牛士，有的穿海军服化装成军人。乔装打扮大王藤田，常常穿着日本袍子来。一天晚上，人们看见他化装成搬运工，全身裸露，背上背着一个笼子，一个女人坐在笼子里。他时而佩戴许多环形饰物，时而戴些硕大的耳环，头上或者包布，或者戴折叠式的高顶礼帽。大家开怀地大笑呀，大杯大杯地喝呀，时而同这个、时而同那个结伴，潇洒地跳呀，无忧无虑，痛快淋漓。

如果不在迪罗克街，就是在瓦托在朱尔-夏普兰街的家。那里是斯堪的纳维亚人的领地。他们每年起码组织一次规模宏大的舞会。每当有这样的舞会，几乎整个蒙巴那斯都参加。类似的舞会在蒙巴那斯经常有，即使这里没有，其他地方也有。人们选择一些工场作坊布置成为舞厅，画家们负责这些场所的装饰，并且在大街上张贴广告，扩大宣传。俄罗斯艺术家联合会经常将他们在比里耶的会所让给艺术家友好救济会（A.A.A.——Aide Amicale aux Artistes），为贫困艺术家组织晚会。人们也参加一种名叫四“Z”艺术的舞会。参加者从美术馆院子开始，到深夜，甚至凌晨，在协和广场或者卢森堡公园结束，并在那里举行结束仪式。每逢周末，喜欢热闹的人们选择星期六或星期天中的一天，有时在星期六和星期天两天，聚集在“黑色舞厅”参加舞会。成群结队的人——许多黑人、混血儿、从殖民地回来的大量士兵和越来越多的诗人和画家，疯狂地跳着“比尼纳”（一种起源于安的列斯群岛的舞蹈），尽情地演奏着大锣鼓和单簧管，开怀痛饮潘趣酒和朗姆酒。他们边唱边跳，边喝边叫。

有时候，他们也去蒙马特尔区的红磨坊或蓬皮埃舞厅跳舞，舞毕，到附近比较安静点儿的地方休息消遣。

瑶基和藤田有时到蒙巴那斯大街和第一香槟大街交会处的变色龙餐厅歇歇脚。从前，那里白天空无一人，他们常到那里吃点酸白菜，其价钱不比意大利面条贵多少；一些流动小商贩在那里向少得可怜的顾客兜售一些类似床垫子或丝袜的小商品。自从雕塑家亚历山大·梅瑟罗决定投资这家老酒馆起，变色龙餐厅被改造成为蒙巴那斯的开门大学。赋予它新的生机之后，那里从早到晚始终是顾客盈门，一派繁荣景象，晚上尤其繁华。天一黑，来自各个国家、讲着各种不同语言的画家和诗人都聚集在这里，有的吟诗，有的作画，有的开报告会，有的将他们自己的作品编成话剧、戏剧现场表演，好不热闹。每个星期天，他们大批地来观看幽默生动的节目。一些上流社会的人物时而也来，例如科克托和诺瓦耶伯爵夫人Comtesse Mathieu de Noailles（1876—1933），新浪漫派诗人。。

这位夫人长期以来一直十分仰慕藤田，与其说她是欣赏他绘画作品的高超技术，还不如说令她更加佩服的是这位日本人始终不放弃上流社会公主太太们这块阵地的坚忍不拔的顽强精神。他已经为克莱蒙-托内尔伯爵夫人、加奈伯爵夫人和蒙特贝罗伯爵夫人画过肖像，为何不能为诺瓦耶伯爵夫人也画一幅呢？

当瑶基和藤田在蒙巴那斯过着他们相处中最温馨时期的时候，诺瓦耶伯爵夫人恰巧和他们是邻居。第一次为她画像时，是劳她的大驾，请她来到藤田的画室进行的。

诺瓦耶伯爵夫人身材小巧玲珑，却佩戴着一条硕大的项链，因为此项链可以帮助她时刻保持身体的挺直。她不大欣赏从前给她画过像的画家们，理由是因为她只欣赏自己，而且欣赏自己的各个方面，尤其对她坚持诗歌创作的精神十分满意。她不仅是优秀的诗人，而且眉清目秀、天生丽质、目光明亮，宽阔的额头上表现出四处横溢的精明与才智，浑身上下散发着迷人的魅力。她那天使般的肢体需要精心保护。有时她对藤田说：“我的好富士达呀，您应该理解我，当我需要安卧在床，让我的肌肉、胫骨和思想得到休息的时候，就必须劳驾您来我家为我画像了。”

在此情形下，忠心耿耿的藤田就乖乖地从侧门进到她家，因为看门人不想让衣帽不整洁的小日本到诺瓦耶伯爵夫人这样有身份、有地位并且十分富有的人家来。诺瓦耶伯爵夫人懒洋洋地靠在真丝绸缎铺盖的床上，身穿在普瓦雷那里订做的连衣裙，正等着他呢。她的身体在明暗交界处不停地扭动着，而且唧唧喳喳、没完没了地说着，藤田一声不响地画着。他画了很久很久，当最终结束之后，诺瓦耶夫人一看，火了：从画像上丝毫看不到她光彩照人的容貌、深邃的思想以及优秀的品格。然而，画已经完成，没有任何挽救的办法，只能这样了。于是，画家签上他的大名，扬长而去。

同藤田一起的生活像是一场梦，因为他的职业本身就是在一场梦幻中翱翔。自从1922年谢龙展出藤田的水彩画作品的那一天起，这位日本人就应人们的一再要求，去过欧洲几乎所有的国家，也去了美国。他的绘画作品销路十分广，售价也十分昂贵。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他便成为蒙巴那斯的绘画界首屈一指的富翁。在纪念露西成为他的未婚妻二十一年之际（她不久将要成为他的妻子了），他决定为她更换一个司机。因为在这之前，她一直有一辆固定的出租车供她使用。无论她去餐馆就餐或者到夜总会消遣，那辆出租车总在门前等候着她。

藤田赠送给他的心上人的礼物是一辆过去的画家们做梦都奢望得到的汽车。那不是一辆普通的汽车，而是一辆黄色巴洛特，散热器的盖上加印有罗丹字样。为她开车的专职司机是若泽·拉若——晋升为专职司机的巴斯克赛车冠军。

藤田不再亲自动手写信，而是向他的打字员秘书口授。他向该秘书赠送了一件水貂皮大衣，也只是他长年累月积累的财富中的沧海之一滴而已。

藤田无处不在，他时而在圣特罗佩，时而在戛纳的夸塞特码头，时而又到了波尔多附近的多维尔海上滑水。从1927年起，藤田和瑶基住在巴黎蒙苏里公园街3号。那座房子的结构为：底层，上面三层，另加一个大平台。他向朋友们凑了一些家具。一位年轻作家卖给了他一块地毯、几把椅子和一个古香古色的美国吧台。他的名字叫乔治·西姆农。他也经常参加藤田组织的晚会，也常去多姆和罗童德酒馆消磨时间，常常一直泡到受不了那里的烟熏和酒呛之时，才回到塞纳河右岸布瓦西-当格拉街28号的住处。让·科克托也住在那里。由于实现了莫里斯·萨克斯的预言，让·科克托成为最出色的活动家。

III 蒙巴那斯，开放的城市（一）-5

Cocktail，词意为“鸡尾酒”，其复数形式为Cockteaux，与科克托名字的发音相同。——译注

……拉迪盖，戴着单片眼镜，时常心不在焉，甚至自命不凡，自以为他就是上帝塑造的神童……

皮埃尔·布拉瑟尔

1922年1月10日起，科克托在路易·穆瓦泽的“屋顶牛”酒吧郑重其事地工作起来了。他同他的那帮人都投入了资金。他那帮人把巴黎几乎所有追逐时髦的人全部集中在那里：“六人团”、佳吉列夫、科科·沙内尔以及其他几个人。仅仅这些人就足以把这个地方变成前进中的先锋派在塞纳河右岸的活动中心。

科克托手持火炬，维内和杜塞弹钢琴，威廉负责打击乐器。没有人听他们的演奏，人们来此的目的是露面、喝酒，并且欣赏毕卡比亚的《卡可基酸眼》。这幅画在独立派画展时被拒绝参展，后被穆瓦泽买下。毕卡比亚在画中表现的是正在接受用卡可基酸治疗其炎症的一只眼睛（在此暗示特里斯坦·查拉的一种退热镇痛药“安替比林”）。他要求他的朋友们在上面签名，并且可以写几个字：

伊莎多拉全心地爱着毕卡比亚（邓肯），我觉得他十分酷（特里斯坦·查拉），我没有什么可以对您说的（乔治·奥里克），我从1892年起就叫达达（达吕斯·米约），我喜欢沙拉（弗朗西斯·普朗克），令人忧伤的荣誉（让·科克托，还贴上自己的照片）……

最初几次闯荡蒙巴那斯之后，科克托就在那里闯出了自己的道路。于是，他就成为一切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人物。

诗词《索福克舞蹈》的年轻作者（1917年创作该诗时，年仅25岁）具有常人少有的策略意识。在用他的战略目光看透了世上的这些人之后，他似乎在躲避而离开了他们。当他返回来见他们的时候，带来了丰盛的礼品。他的礼物令这些人对他产生了一种盲目的崇拜，而且到了五体投地的程度。从那以后，他就彻底地征服了这些人。

［摘自安德烈·萨尔蒙的《蒙巴那斯》］

萨尔蒙的用词也许夸张一些，但他说得十分正确。科克托来到巴黎的艺术界十来年之后，他就在那里有了立足之地，而且站稳了脚跟。从那之后，在社交活动中人们常常见到他那装饰有花边的服饰。他不仅被社交界接纳了，而且人们还在追求他，力图想得到他。人们也十分理解这一现象，因为他是那么出色，他也十分需要得到人们的爱！的确如此。

另外，在青年一代的眼里，科克托的头上有一个灿烂的光环，他成了年轻人追逐的偶像。当有人建议年轻的皮埃尔·布拉瑟尔去认识一下科克托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后来他写道：“结识科克托是1923年所有男孩子的愿望。”［摘自皮埃尔·布拉瑟尔的《我杂乱无章的生活》］

于是，这位未来的戏剧演员皮埃尔·布拉瑟尔来到安茹街，见到了“我们大家十分崇拜的那位瘦高个儿”。年轻人着迷了，特别是对诗人的那双手：“他不仅用它们拿画笔绘画，用它们拿鹅毛笔写字，甚至还挥动着那两只手向人问好，用手势来加强他说话的语气。他的那两只手简直可以顶四只用。总之，一句话，那是我从未见过的一双秀美而灵巧的手！”

主人（让·科克托）带领客人参观他的整所房子，一直把他带到浴室。在那里，他一边刮胡须，一边不停地同客人聊天。

他说话时经常将词汇颠倒使用，意思前后矛盾，构成的句子酷似字谜……读起来像崩豆子，连续不断地发出劈劈啪啪的声音。随便添加一个词，就可以构成一句富有韵味的笑话；省略一个词，就可以将他美妙的思想变成一幅优美景象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在这个家伙的头脑中，类似的组词技艺数不胜数，层出不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科克托第二次带领布拉瑟尔到他的卧室时，客人看到房间四壁墙上写满了电话号码。

另外一个来访者是时任《巴黎报》记者的乔治·夏朗索尔。到他的住处拜访让·科克托，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门厅的豪华。正对着大门高高悬挂着由雅克-埃米尔·布朗什为房子的主人创作的肖像，然而他的卧室却出奇的简陋。由于布拉瑟尔当时的年龄还过小，未能作出如此细腻的比较。而且由于他刚一进门，就看见从床下冒出来一个巨人。此人满脸皱纹，嘴巴上黏黏糊糊，也许是鸦片。他们二人可能已经为此消磨数小时之久了……

科克托指着那个迷迷糊糊的人说：“瞧，这就是我在夜里生的孩子：约瑟夫·凯塞尔。”［摘自皮埃尔·布拉瑟尔的《我杂乱无章的生活》］

约瑟夫·凯塞尔。

这一切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自然会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屋顶牛”酒吧开张的那一天，毕加索和玛丽·洛朗森一起闲聊着，布朗库西和他从前在科克托的陪伴下认识的一个年轻人闲聊着。这个年轻人的长相并非十分帅气，皮肤白净，小小的近视眼毫无神气，而且头发蓬乱。他不停地在卷着烟卷，烟丝撒得到处都是。他从衣服口袋中取出一副打碎的眼镜，把它像单片眼镜似的贴在一只眼睛上。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安德烈·萨尔蒙介绍这位年轻人进入了科克托帮。当时科克托正在撰写《强硬派》一书。1917年，他和他的一位当画家的老朋友联系，希望他推荐一些可以作为书的首页插图的素描画（萨尔蒙已经以这种方式帮助过藤田）。他的这位老朋友接受了他的建议，每星期向他提供两幅画。因为他住得距离萨尔蒙较远，于是他把送画的任务交给了自己的儿子。

他的儿子当时还是个孩子，年仅14岁，经常穿着短裤。

这是一个很可爱的小男孩儿：他头戴鸭舌帽，额头上留着一缕浓重的刘海儿，刘海儿的阴影后有一双仍然充满着稚气目光的眼睛。但是他的目光中透着大人的智慧，而且可以看得出他长大后的性格将会是严厉而冷酷的。

［摘自安德烈·萨尔蒙的《无限的怀念》］

他的名字？

雷蒙·拉迪盖。

雷蒙·拉迪盖每个星期两次送他父亲的画到安德烈·萨尔蒙的家。来过几次之后，一天，他张嘴同安德烈·萨尔蒙说话了：

“您知道吗？我也画画呢！”

萨尔蒙不答腔。

“我给您看看我的画怎么样？”

男孩子打开放着他父亲绘画作品的画夹子，取出了他自己作的画。记者兼编辑萨尔蒙惊讶得目瞪口呆。

“怎么样？”

安德烈·萨尔蒙一时语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这些画或许也能对您有用，或许有一天您可以把它们发表……”

因为画得还不赖，萨尔蒙接受了。即使画得不好，他也会要的，因为这个小孩子需要钱。但有一个条件，孩子必须换个签名，不能签其父亲的名。

“这没有任何问题。”雷蒙·拉迪盖迫不及待地回答说。

编辑吃惊地看着他抓起一枝笔，快速地以“Rajki”为名字画了押。

一个星期过去了。雷蒙·拉迪盖再次来的时候，拿出他父亲的画之后，也拿出他自己的。而且接着说：“上次我没有对您讲，我还写诗呢。”随手拿出了他写的诗。

“这你应该去找马克斯·雅各布。”安德烈·萨尔蒙建议道。

第二天，雷蒙·拉迪盖给马克斯·雅各布打电话。接着，他又来问萨尔蒙是否可以帮助他，他希望当记者。于是，萨尔蒙介绍他去见莱昂斯·罗森伯格，让他参加了为纪念纪尧姆·阿波利奈尔而组织的诗歌朗诵会。他朗诵了一首诗，令出席这次朗诵会的科克托十分感动。他立即喜欢上了这位年轻人。马克斯·雅各布为此感到十分欣慰。

“屋顶牛”酒吧开张的那天晚上，布朗库西觉得在酒吧里无所事事，就邀请雷蒙·拉迪盖去散步。他们朝蒙巴那斯的方向溜达着。拂晓来临时，雕塑家突发奇想，提议他们去乘火车。

“好吧。可是咱们去哪里呢？”

“去南方。”

他们二人去了火车站，登上来到面前的第一列火车。然而它是开往西部的布列塔尼的。从那里他们又换车，次日晚上到达马赛。直至那时，他们身上穿的仍然是参加酒吧开张时的礼服：燕尾服。

他们觉得马赛气氛沉闷凄凉，接着去了尼斯；又嫌尼斯荒凉毫无生气，他们又去了阿雅克修（科西嘉岛拿破仑的家乡）。他们嫌阿雅克修没有女人，于是开始参观这个岛。他们嫌该岛太小，十一天之后，返回巴黎。让·雨果在他的《回忆》中写道：“从南方回来后，布朗库西径直地把拉迪盖送往‘屋顶牛’酒吧，走了之后，就再没有回来。”

同皮埃尔·布拉瑟尔一样，保尔·莫朗Paul Morand（1888—1976），法国作家和外交家。第一次在保尔·普瓦雷家组织的化装舞会上遇见雷蒙·拉迪盖时，就断言他是一个沉默寡言、高傲自大、自命不凡的人。被他迷恋并且爱上了他的科克托在后来写的文章中，与其说是在批评对方，还不如说是在作自我批评：

如果他当时有个计划，如果他能实施一个长期规划的话，他也许早就已经将自己的作品搬上舞台了。并且能够一步一步地使它们获得成功，让他在文艺界名声大振。

［摘自让·科克多的《生活的不易》］

但是他没有那样做吗？科克托没有帮助他吗？

当雷蒙·拉迪盖开始写他在大战期间同一位比他年长的女人（玛尔特）来往的故事时，诗人科克托介入了。介入到什么程度，无人知晓。或许仅仅如同他自己说得那样，只是为了克服他懒惰的毛病，他把雷蒙关在卧室内不许他外出。但是科克托去格拉塞出版社读过那部作品的样稿，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出版社的贝尔纳·格拉塞立即就明白了科克托充当的角色：一个青年作家，乃至整个巴黎文学艺术界和社交界的介绍人与保护人。

当雷蒙·拉迪盖的《魔鬼缠身》于1923年3月出版的时候，科克托长期采取的策略见效了。那个时代，各家报纸杂志争先恐后地抢登广告，朋友们也在报纸上为该作品登广告（尤其是科克托在《法国新杂志》上刊登广告）。结果是两个星期内售出50 000册。“小孩子”（科克托这样称呼雷蒙·拉迪塞）该高兴了。

雷蒙·拉迪塞的确十分高兴。他为胜利而疯狂地饮酒，并且很快学会了吸鸦片，开始为所欲为。他完全不顾《魔鬼缠身》中的主人公玛尔特。玛尔特为他的行为痛苦万分，经常哭着到出版社编辑部找他；曾经疯狂地爱过莫迪利阿尼的贝阿特丽斯·哈斯丁在布朗库西家中遇见雷蒙·拉迪盖之后，也同样疯狂地爱上了这个小男孩儿。此时，她也为雷蒙的败落而痛心；让·科克托的心情也不比他们二人轻松。他为雷蒙的颓废而一蹶不振，甚至发展到拒绝接受雷蒙·拉迪盖带回的布罗尼娅·佩勒米泰。这是一个祖籍波兰的年轻模特儿。蒙巴那斯的艺术家们都希望请她做他们创作的模特儿。尼尔斯·达代尔和基斯林都为她画过肖像。一天，她穿着服装大师普瓦雷做的连衣裙到“屋顶牛”酒吧，雷蒙·拉迪盖就把她带回到他居住的旅馆。

两位年轻人说他们想结婚，整天躲在特尔农街的福尧特旅馆里不出门。他们千方百计地躲避一个人——科克托。不久，一些爱搬弄是非的嚼舌者给科克托起了个外号“屋顶鳏夫”在此用“屋顶鳏夫”代替“屋顶牛”，因为法语中的“牛”是Boeuf，而“鳏夫”是Veuf，两个词中元音发音相同。意思是掌管“屋顶牛”酒吧的科克托失去了他心爱的雷蒙·拉迪盖，成了鳏夫。——译注。许多专栏作家在他们撰写的文章中，将科克托的名字Cocteau一词变成单数，成了Cocktail，于是科克托就这样被他们叫成了“Cocktail——鸡尾酒”。

当时，蒙巴那斯的艺术家们到处组织晚会、舞会、演出等各类活动。刚在这里喝过，又接着到别处去喝；大批的美国人也为能够生活在这个自由而美丽的城市而不断地碰杯庆贺；巴黎，无论是塞纳河的左岸还是右岸，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成了一口锅，一口沸腾着的大锅。这一切，让来自各国的游客惊愕不已。当时正沉浸在成功给他带来的光环虚幻中的拉迪盖，也随着无论真真假假或者大大小小的艺术家们，不惜一切糟蹋着自己年轻的生命：他整天整天地泡在蒙巴那斯的轻歌曼舞和花天酒地之中，天天注射酒吧和饭馆里的老鸨们发给的可卡因，常常喝得酩酊大醉。

《魔鬼缠身》一书出版之后仅仅几个月，雷蒙·拉迪盖的光环开始逐渐黯淡，消失了。1923年12月12日，他患上伤寒，病倒了。当人们把他从福尧特旅馆送到巴黎十六区的一家诊所时，为时已晚。由被吓傻了的科克托派来的主任医师也未能诊断出病情，雷蒙·拉迪盖在万分痛苦的挣扎中，结束了他年轻短暂的生命。

整个葬礼由科科·沙内尔主持进行。棺木、鲜花、马匹和马具，一切全部为白色。痛不欲生的科克托未能参加葬礼。几年之后，他写下了以下美妙的词句：

拉迪盖自由过了头，过度地放纵自己，毫无节制。是他教会了我不依靠任何人和任何东西，只依靠自己……我所具有的少许洞察力也正是来自他。因而，他在未给我任何指点时就离我而去，使得我失去了前进的方向，我的创作也失去了动力。

［摘自让·科克多的《生活的不易》］

雷蒙·拉迪盖去世时，年仅20岁。

你们，参加过战争的年轻人，你们是被毁掉的一代。

格特鲁德·斯坦

在美国，有禁酒法。而在欧洲，人们可以尽情地喝，没有任何人干预。在欧洲还有其他好处：生活费用不算贵，而且到处可以遇见许多整天想帮助他人的朋友。

例如西尔维娅·比奇，她的书店成了接待站。人们不仅可以到那里歇脚，而且可以把邮件直接寄到她那里，她负责保管和分发。她组织人们的见面会，而且还组织人们之间的思想交流与物质交换。

她的书店地处市中心的繁华地段。如果有人从她那里出来想喝几杯，只要穿过卢森堡公园，在十字路口向右转第一条街10号，就有美国人刚刚买下来的一家酒馆兼经营餐馆——“流浪者之家”。白天在这里用餐比较昂贵。天一黑，喝酒的人成群结队地接踵而至。弗洛希·马丁是在横跨大西洋的游轮上跳大一字开舞蹈的一名女舞蹈演员，她许诺支付她的朋友们在“流浪者之家”的一切开销。因此，人们在那里狂饮着，操着美国的扬基腔海阔天空地聊着。“流浪者之家”成了美国人在巴黎的一个活动中心。在巴黎的美国作家有数百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晚饭之后常到这里来聚会：舍伍德·安德森、桑顿·怀尔德、尤金·乔拉斯、辛克莱·刘易斯、阿奇博尔德·马克·利思、约翰·多斯·帕索、威廉·西博格、德朱纳·巴恩斯、米娜·洛伊、罗伯特·马克·阿尔蒙（后来他撰写了《我的美国朋友》)，还有在巴黎旅馆客房里写出《一个美国人在巴黎》的乔治·格什文；首批来到巴黎的美国人之一艾兹拉·庞德，任《文学评论》杂志驻巴黎记者，1924年离开法国去了意大利；纳塔莉·克利福德·巴尼与他的女伴——罗马尼亚人戈得德·布鲁克，在雅各布街他们的住处经常慷慨大方地盛情款待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亨利·米勒于1928年来到法国。在他逗留的两年中，天天来“流浪者之家”，采用一种万无一失的方法讨饭吃，而且保证能够吃饱：一进来，找个位子坐下，就着手写12个字，分别送到在场的12个人的手中，要求每个人每星期请他吃一次晚饭。而米勒呢，他撰写有关塞纳河左岸最大的妓院——“凤凰院”（1931年开张）的广告分发给在场的男士。去妓院的男士还另外给他钱。

雕塑家桑迪·考尔德同样也来“流浪者之家”，他的金属丝雕塑尽人皆知。斯科特·菲茨杰拉德Scott Fitzgerald（1896—1940），美国小说家。、泽尔达和小斯科蒂也都来。菲茨杰拉德的《尘世乐园》在1920年出版发行以来，各大报纸都在追逐作者，欲获得首家新闻，而且他的《伟大的盖茨比》不久就要出版。因而，他有足够的钱供他不假思索地消费……

菲茨杰拉德正是在“流浪者之家”遇见了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1899—1961），美国作家。1954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海明威第一次来巴黎是在1921年。后来他返回美国过了一年之后，携带他的妻子——哈德利和他们的孩子再次来到巴黎。海明威认识在巴黎的所有盎格鲁-撒克逊人，与乔伊斯的交往尤其频繁，他们经常在一起喝酒（这位爱尔兰作家喝醉了，就放声大唱戏剧小调），海明威还给他上课，教他拳击。

海明威的家起初住在巴黎五区，后来搬到了市中心的圣母院街。他的家刚来巴黎之初，海明威依靠给《多伦多之星》撰写体育文章挣钱养家NFDA4口。后来他听从了格特鲁德·斯坦的劝告离开报业后，曾经试图用非记者身份向美国各大报纸提供新闻赚钱度日，但却遭到一家又一家报社的拒绝。

海明威经常在丁香园写作，因为那里比多姆酒馆安静。有时他带着儿子一起去丁香园。他写作时，儿子在一边牙牙学语。到了该吃饭的时间，他惟一可以耍的把戏就是更换地方，到没有任何可以诱惑食欲的地方去，否则拿什么钱支付饭费呢？

海明威找到了一条对他这样穷到无能力吃饭者适合的路线：先到卢森堡公园，那里树木和花草散发着诱人的芳香，它可以令人忘记垂涎欲滴的饭菜。从卢森堡公园的另一侧出去，在观象台广场和沃日拉尔街之间散步。在那里，饥肠辘辘的人没有风险，因为那里没有任何餐馆。

如果想换个环境，离开公园，到大街上看看风景，海明威建议你沿着费鲁街朝塞纳河方向去，沿途没有任何诱人的餐桌。塞纳河边的面包店、糕点铺和其他供应吃的店铺自然很多。最好在奥德翁街向右转，避开有三家餐馆的奥德翁广场，一直向前到这条街的12号。书店的西尔维娅·比奇总会十分友好地接待你，甚至可以借书给你。海明威正是在这里阅读到屠格涅夫tourgueniev(1818—1883)，俄国作家。、果戈理和契诃夫tchekhov(1860—1904)，俄国作家。的大量经典著作。

晚上，海明威经常去“流浪者之家”。他在那里第一次见到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那一天，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一连干了许多杯香槟酒，最后是别人将他抬上出租车的。

几天之后，他们二人又在丁香园见面了。菲茨杰拉德向海明威介绍他如何在美国报纸上发表短篇小说的经验：先给《邮报》寄一篇，被发表之后，再将同一篇小说进行剪贴和稍微修改之后，寄给另一家报社。海明威听后跳起来，责骂他对面的这位同胞为“卑鄙小人”。菲茨杰拉德也大声喊道：“可我的许多好书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写出来的！”

在争吵之后，菲茨杰拉德请求海明威帮他一个忙：陪同他到里昂，取回由于天气恶劣他和泽尔达不得不留在那里的雷诺汽车。

海明威同意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十分离奇可笑的旅程：出发时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没有赶上火车，火车拉走了欧内斯特·海明威一个人；第二天，他们二人重逢之后，斯科特又喝得酩酊大醉。接下来是为开车旅行做准备。在去汽车修理站取汽车之前，他们购买了大量路途上需要的食品。到了修理站时，那辆雷诺已经修理一新，正等待车主来出发。那是一辆轿车，但没有顶盖。海明威觉得非常奇怪，斯科特解释说：车顶盖在马赛被撞得凸凹不平，泽尔达让修理工给锯掉了。这就是他们把汽车留在里昂的真实原因。

他们二人在车内就座，斯科特坐在方向盘前，海明威在他的旁边。上路不久，瓢泼大雨又迫使他们停车，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几乎每次停车都补充葡萄酒，斯科特十分高兴，以前他从未直接对着瓶嘴喝过酒。但突然，在两口酒之间，他咳嗽了起来。难道这有可能是肺充血的先兆吗？

“绝对不是。”海明威回答说。

“肯定是。”菲茨杰拉德十分有把握地说。

如果真是这样，问题就严重了。据他所知，已经有两个人死于肺充血。他坚持认为这就是肺充血的症状，而他又不能让同样的命运落在自己的身上。

他们在沿途的一家旅馆停下来：他生病了，必须卧床休息。

在卧室里，斯科特换上睡衣，躺在床上。在闭眼之前，他要求海明威答应照顾他的女儿和夫人。海明威很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因为他的脉搏正常，气色很好。但是需要为他量量体温。于是，他叫服务生来。

菲茨杰拉德郑重其事地说：“如果有好转，我们必须乘火车，我必须立即到巴黎的美国医院去住院。”

体温表拿来了。斯科特把它夹在腋下。五分钟后取出，结果十分正常：37．6℃。

“高吗？”病号问。

“没有什么。”

“那你的是多少？”

出于友谊，海明威也测量了自己的体温。

“多少？”斯科特十分担心地询问道。

“37．6℃。”

“可你没有生病吧？”

“绝对没有。”

菲茨杰拉德从床上跳下来，脱掉睡衣，穿上衣服：“我每次生病都恢复得特别快。”

在巴黎还有一个美国人，海明威不认识。这就是住在弗莱律斯街的格特鲁德·斯坦。海明威第一次到她家时，他27岁。在她眼中他十分英俊，对人也非常尊重。夫人对他的到来十分高兴，因为他不仅可以替代那个因毁坏一把椅子被她赶出门的艾兹拉·庞德，而且他比庞德更加优秀：他乖乖地坐在她的面前，安静地听她讲话，并且还征求她的意见。他不是还请她到他的住处去看他的手稿吗？

他拿自己的手稿给她看，他觉得它们写得不赖，但小说中有一段非常蹩脚。出于指导他的目的，她让他读了她的最新作品《美国人的素质》。海明威惊讶得目瞪口呆：这才称得上是著作。格特鲁德·斯坦在她的《阿丽丝·道格拉斯的自传》中写道：“海明威对她讲，他和他这一代人惟一可以做的就是将他们的一生用于设法将这本著作发表，让它与读者见面。”

的确，后来他为此付出了不少的努力：他重新抄写手稿、校对小样，为它的出版帮了许多忙。这位大男子汉十分和蔼可亲，十分忠心耿耿。当格特鲁德·斯坦建议他退出新闻报业，全力投身于写作时，海明威双手紧贴裤缝，做出立正的姿势发誓，并且他确实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他毅然决然地回到美国工作，目的是当他返回法国时，不再从事记者工作。

真是一个好学生。在格特鲁德·斯坦和舍伍德·安德森一起谈到海明威时，异口同声地说：“一个多么好的学生啊！”

为何指出他这样的优点，而非其他的优点呢？格特鲁德写道：因为他有两位好老师——舍伍德·安德森和她本人格特鲁德·斯坦。是的，她的确认为是他们二人共同培养造就了这个小家伙。同时，她也不否认他有才能：他善于囫囵吞枣，不懂的东西也能记住。她拿他同德朗比较，海明威的身上透出一种带古老韵味的现代气息。

海明威的看法显然不同。首要一点是他来格特鲁德·斯坦家经常是单独一人，因为女主人不喜欢夫人们跟着来见她，她们由阿丽丝·道格拉斯照顾。

海明威也喜欢这样的拜访，他不仅可以尽情地饮酒，而且可以慢慢地仔细欣赏挂在墙壁上的精致漂亮的油画。他与女主人之间的谈话也不错，起码不令人讨厌。没有外人在场，她更加轻松自在，谈论的主题更多涉及造物主们生活的闲话，而不是他们二人的创作与作品。她不惜花费时间给来访者开的性教育课十分荒唐可笑：她竭尽全力想说服对方相信，男人之间的同性恋是肮脏的、堕落的，而女人之间的同性恋却是美丽与高尚的。

其实，格特鲁德·斯坦吸引海明威的只有她的作品，仅此而已。他觉得她的《美国人的素质》有一些优点，但也存在缺点：过长、重复、缺乏条理。他尽力撮合该作品的出版、校对小样都是出于友谊，仅此而已，别无他意。

然而，他们最关心的话题仍然是紧紧围绕格特鲁德·斯坦自己：她的生活、她的著作。斯坦小姐希望她的著作能在《大西洋月刊》或者《星期六早报》上发表，她认为海明威根本别指望在这些报纸上发表东西，因为他还没有资格，他并非一个好作家。其他的美国作家或使用英语的作家也不比海明威强多少。

在格特鲁德·斯坦眼里，所有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作家都只满足于整天泡酒馆，不顾一切地酗酒，他们是“被毁掉的一代人”。从那以后，鉴于它的荒谬，这已经成为一句名言。

由于格特鲁德·斯坦无休止地侮辱这些年轻作家，乃至所有人，最后发展到同过去常去她家的许多朋友闹翻了，只有胡安·格里斯例外，因为他当时已经不在人世了。包括她的哥哥莱昂·斯坦在1934年出版的回忆录中，也同其他人结盟一致反对她。勃拉克、毕加索、查拉、马蒂斯和萨尔蒙后来都分别发表文章批评这个女人的胡言乱语、贪天功为己有，为自己戴上了许多桂冠，而且说她不是根据作品本身的质量，而是根据个人喜好评论他们的绘画作品。

比其他人更加宽宏大量的海明威也对她烦了。后来只同意去见她，可无论如何也无法同她亲近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在很久以后——60年代，他去世前不久才恢复。在自杀之前，他为怀念青年时代在法国巴黎度过的自由浪漫生活，撰写了《欢乐巴黎》。

他的帽子扣在后脑勺上，绝对不像一个富有吸引力的迷人画家，反倒酷似上世纪末纽约百老汇大街剧院的一个戏剧人物。他上吊自杀之后，我更愿意经常回忆起的是他在多姆酒馆那天晚上的样子。

欧内斯特·海明威

漫步在蒙巴那斯大道上，要上格特鲁德·斯坦家，或者是要去西尔维娅·比奇的书店时，海明威总从多姆酒馆门前经过。每次他都见到一个男子坐在一张桌子前作画。有两个姑娘在旁边陪伴着他。一个是褐色头发，另一个年龄很小，但很漂亮。那位男子穿着十分考究：蓝色西装，领带、浅色衬衣熨得平整，皮鞋擦得锃亮。脖子上挂一条雪白的真丝长围巾，一顶瓜皮帽扣在前额。脸色稍显灰暗，黑色的眼珠发出深邃的炯炯目光，但在眨眼间时而流露出无限的忧愁。他的嘴角上叼着一枝卷烟。

他打了个手势，请海明威到他身边去。

“跟我们一起喝一杯吧！”

海明威要了一杯啤酒。画家说他有钱，可以喝威士忌。接着，他向作家介绍说那两位女孩是他的模特儿，并且推荐一位给作家，还答应让出他的画室给他们消遣使用。于是大家一起大笑起来。

酒馆的服务生给他们送来账单时，那位男子接过那张纸，揉皱，开始在上面作画。接着他拿起一根火柴，点燃那张纸，然后将火扑灭，再拿起那张点燃过的纸在仿羊皮纸上来回移动，稀释了原来纸上的咖啡渣线条，三下两下就勾画出了坐在他对面的那个女孩子一幅惟妙惟肖的肖像。在作画的同时，他还不停地和周围的人们说着话。他的声音温和而甜美，带点儿中欧人的口音。他一边用苏打水稀释着他的水彩画，一边向他邀请来的客人提出无数的问题。聊着聊着，又一幅画完成了，画家朱勒·帕森Jules Pascin（1885—1930），祖籍保加利亚的美国画家和雕刻家。把它扔在他的椅子上，又要来一张纸，接着画……

海明威离开他们后，帕森向两位姑娘提议再为他干一杯，然后他们到了阿尔费雷多餐馆。那里的饭菜档次很低，但价格却很高，让帕森有一种他在巴黎的高档餐厅邀请自己的贵客用餐的感觉。

午夜12点时，同他们一起吃饭的共计15人，包括其他模特儿、画家和一帮夜间游荡的闲人。帕森为大家付过账后，他们就到蒙马特尔或者蒙巴那斯的一家妓院打发剩余的夜晚时光。他们中有的上楼，有的在一层待着。帕森继续画那里的姑娘。时而许多人围着夸奖他、赞美他，大家一起开怀大笑；时而他一个人带着铅笔、画笔和酒杯，躲在一个角落不停地画着。他喝得很多，喝得过多。他的朋友们常常玩弄诡计，用别的饮料冒充酒灌他，而他却从来学不会他们使用的技巧。

哪里热闹，那里就准有帕森。他能经常带领他的那一帮人搭乘朋友的汽车到乡下或马恩河边游玩。他带的人中总是女人比男人多。下水游泳冲澡时，他们常常半裸露着身体一起吃冷餐，一起喝酒。晚上很晚回到城里，还要到一家酒吧去告别一天。

帕森每星期起码发出一次大量的请柬或气压传送卡，邀请他的朋友们到他家——克里西大街36号来做客，而且可以带愿意带的任何人来。

最先到达的客人总见到主人还穿着睡衣在剃胡须。他带着满脸的肥皂沫在走廊里悠闲自在地游荡，而他最宠信的模特儿们却跑前跑后，为摆放火腿、鸡、羊腿、酒和饮料而忙得不亦乐乎。

艾伊莎是帕森在大街上发现的一个黑白混血儿。她出生在法国的下加莱省，对帕森最忠实最依恋，但也时而为基斯林、凡·东根、藤田及其他许多画家当模特。她也为在画室内腾出更多的空地给大家活动而帮着摆放椅子和坐垫，整理家具。人们将在一起唱、跳、喝、笑，也许还有一支管弦乐队来演奏……总之，活动将是简单而隆重。这将不会是凡·东根式的社交聚会。活动结束时，帕森也许突发奇想，提议大家去马赛附近的圣特罗佩海湾玩一趟。他已经这样干过一次。那天拂晓，五十来个吃喝玩乐之徒临时决定乘上火车到了海边，在狂欢畅饮了几天几夜之后，一个个醉醺醺地返回了巴黎。

另外一次，帕森在马赛宴请他所有的朋友。因为座无虚席，他一个人到隔壁的餐馆吃饭去了。这是弗朗西斯·卡尔科讲述的有关帕森的一个故事。这未免有点儿过于离奇，也许是卡尔科编造出来的。但这也无关紧要，不管怎么说，它完全符合帕森的天性：他喜欢热闹，喜欢到了发狂的程度。他绝对无法忍受独处的时光，这对他是一种残酷的折磨。

他最大的嗜好是请大家一起喝酒……如果你没钱，又想喝酒，那就去找帕森。他整天无忧无虑、喜气洋洋，他十分风趣，能够讲许多幽默的故事，也采取各种办法激励周围的人们讲故事，并且认真地听他们讲，大家边讲边听边喝。喝醉了，大家，包括酒馆里的所有人，开始狂饮乱舞，纵酒狂欢。喝得愈多，他们愈高兴、愈狂热……然而，人们发现他偶尔也痛苦，似乎有一种无依无靠、无家可归的感觉，甚至在蒙马特尔，周围到处是朋友的时候，他也会这样。

［摘自弗朗西斯·卡尔科的《20岁在蒙马特尔》］

凌晨，帕森替所有人结账之后，单独回到家中。醉醺醺的他此时的心情十分沉重。

上午，他养活的其他女孩子来了。他常常把她们打扮得怪里怪气，供给她们吃喝，以她们为模特儿创作绘画作品，有时也同她们上床……她们给他买颜料，为他整理房间。这些女孩中间有跳舞的，他就给他们上舞蹈课，其他人学习当厨师或女仆。从理论上讲她们都有各自的分工，但这些分工丝毫不影响她们穿上十分性感的轻薄透亮的服装和花边衣裙，为帕森做绘画模特儿。他既是她们的雇主，也是她们当中有些人的情人，但他是她们所有人的朋友。

这些女孩子都十分年轻。帕森从未想过让她们回家，更何况她们中的多数根本无家可归，其余的人所谓的家也只不过是一间陋室，或者是在街头巷尾临时搭的小草棚子。于是她们就都住在他的家里。她们裹着被子睡在沙发上，甚至睡在地板上。帕森很喜欢平民家孩子的俭朴作风。

正如帕森的同胞画家乔治·帕帕洛夫所说：“帕森是一位东方画家，同时也是一位被驱逐、遭虐待而背井离乡的犹太游侠。”他为人豪爽、慷慨大方。他供养着一大帮人，他离不开她们，她们整天围绕在他的身边，无论他参加舞会还是酒会，总有这一大帮人浩浩荡荡地尾随其后。“人们经常可以见到在帕森做东的餐桌周围坐着各种肤色的人”，他的一位朋友，同时也是每餐必到的宾客皮埃尔·马克·奥尔朗指出。［摘自1995年出版的皮埃尔·马克·奥尔朗的《帕森之墓》］

帕森与莫迪利阿尼一样不吝啬，无论是他的绘画作品还是钱，谁想要他随手拿起就送给谁，谁需要什么动手就可以拿走。他常把自己使用的物品送给他十分欣赏的朋友，把餐馆里结账的零钱送给在同一餐馆就餐者中最穷的人。当朋友去他家买画时，帕森让他任意选，答应以后邮寄账单给他再结算，显然这只是一种托词而已，他根本不向他们邮寄结账单：这是向他人送礼的一种方式。

在他的画室有一个抽屉，里面经常放满钱。当有朋友手头拮据时，他对朋友讲：“开开抽屉，需要多少就尽管拿好了！”

他的绘画作品有时被盗，因为抽屉里所有的钱加起来也没有他的一幅画值钱。由于他的作品销售得非常好，于是市场经常出现临摹复制品。帕森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其泛滥。他赚的钱对他来说绰绰有余，假如他是一个讲究外表富有的人，他完全可以像毕加索和德朗那样生活。他的所有作品都比德朗的售价高，只有两幅画比毕加索的售价低。但是他从不攒钱，挣来的钱全部花出去，而且花在别人身上的部分比花在自己身上的多得多。除了他的朋友、他的模特儿（他付给她们的钱比市场价格高出许多）和蒙马特尔及蒙巴那斯的穷画家之外，他还养活着两个妻子（他已经结婚，可他爱着另外一个女人）以及所有做过他画笔下模特儿的女子，她们中的大部分都是成年女子。他酗酒成性、爱好热闹、说话夸张、性欲旺盛，同时他又是一个背井离乡、没有国籍、四海为家、四处流浪的人。因此，在他豪爽、开朗、无忧无虑的表面现象背后，掩盖着的却是一个腼腆、焦虑和遭受着爱的痛苦折磨的人。

帕森出生在保加利亚的莱茵河畔。他的父亲是富有的商人，有着土耳其和西班牙血统，母亲是塞尔维亚—意大利血统。在世纪之初，为了发展生意，他们跨越边界进入罗马尼亚。帕森爱上了一个芬芳扑鼻的女子，从那以后，他如同吸了毒一样惹上了性毒瘾，由此引出的丑闻像幽灵一样跟随着他一生，始终未能摆脱。起初，只有15岁的他，爱上了一位30多岁的女人。全市对他们的歧视给全家在思想与精神上构成了难以承受的压力。那位女子当时领导着一个效益非常不错的企业，他家从这一方面得到了满足，相对地减轻了一些精神负担。然而，她的企业不是工商企业，而是布加勒斯特最大的妓院。这一点对帕森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但对他家庭的荣誉和家长的权威构成了巨大的挑战。

于是，他的父亲将帕森驱逐出罗马尼亚，送他到了德国。帕森爱他的情人和那个妓院的妓女。同她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不停地在白纸上画下她们窈窕的身材和秀美的脸蛋。在那里度过的时光，使他无意识地学到了一些粗浅的绘画知识。经过在慕尼黑、维也纳和柏林潜心学习绘画之后，他受聘于一家讽刺报纸《Simplicissimus》。该报纸经常刊登斯坦伦Steinlin（1859—1923），祖籍瑞士的法国油画家、幽默画家和广告画家。签字的绘画作品。帕森的这一决定让他的父亲更加气急败坏：他对儿子背叛了其家族历来信奉的犹太教的行为早已忍无可忍；父亲的生意兴隆，本来能够保障他有一个稳定、富有、无忧无虑的前景，他却无力继承；继而又一头栽进了可耻到令人难以启齿地步的妓院中学会了男人的行当和画画，他的父亲对此一直耿耿于怀；现在，他又决定为一份对世上所有人和一切传统价值观念一概不放在眼里的垃圾报纸工作。真是大逆不道，令他忍无可忍！

为了不让他进一步败坏家族的名誉，父亲命令儿子立即更改姓名，断绝同家庭的一切关系。于是，他由原来的朱利尤斯·莫尔德盖·潘卡改名为朱勒·帕森。同帕森的情形完全一样，法国人劳特累克（Lautréc）同样是接到了父亲下的一道类似的命令，将原来名字中的字母颠倒一下位置，改名为特累克劳。他们二人改名的时间，前后相差只有几个星期。不同的是，特累克劳很快放弃了他的新名字，而帕森却将它保留终生。

朱勒·帕森于1905年12月24日到达巴黎，年仅20岁。帕森带着自己选择的名字，抛弃了有可靠保障的前途，同家人断绝了一切来往，靠着报社给他的固定薪水过着舒适的生活。他终于成了一个真正的自由人。他到达巴黎时，有许多人到火车站接他。对于一个从东方来的移民来说，这是少见的现象。来接他的人中大部分是德国人，他们不辞辛劳地跨过塞纳河，到右岸来迎接他，因为他们从报纸上已经久闻其大名。他们直接将他安置在蒙巴那斯区德朗布大街学院旅馆的一个房间……他们之间花天酒地的日子从此便开始了！

活动首先在12月25日晚上，从塞巴斯托博尔大街开始。有一个意外的惊喜，上天赐予了他们一份上等圣诞礼物：一位姑娘。

接着，这帮人一起奔赴卢浮宫。帕森和其他许多人大量临摹了祖师们的作品，用他们使用颜料创作的图像作品庆祝圣诞。

这样的活动天天都有，每次都是在蒙巴那斯帕森居住的旅馆收场。不久以后，帕森就有了画室。从此以后，他的朋友们常来他的画室。来客中总少不了写帕森的作家：保尔·莫朗、皮埃尔·马克·奥尔朗、安德烈·瓦尔诺、欧内斯特·海明威、安德烈·萨尔蒙和伊利亚·爱伦堡……

每天早上，帕森约大家到多姆酒馆去会面，所以活动总是从那里开始。

和莫迪利阿尼一样，帕森同各种派别都有来往，但只在他们的外围活动，从不在组织上正式参加任何派别。在“洗衣船”派活动高潮时期，他常在跑马场同毕加索见面。帕森到巴黎的那天，他在德国结识的画家维热尔斯带领其他人到火车站接他。后来维热尔斯去世时，他的葬礼正是在帕森的主持下进行的。“洗衣船”派艺术家们都参加了他的葬礼。毕加索和他的朋友们有的穿蓝色或者黄褐色的工作服，惟有帕森全身黑色葬礼服，当时他的头上已经歪戴着那顶传奇式的帽子。

同莫迪利阿尼一样，帕森迷恋女人、喜欢热闹和爱酗酒，但另一方面他热情好客慷慨无度。还是和意大利人莫迪利阿尼一样，他的周围总有许多的朋友和崇拜者，他也受到人们同样的热爱。他们两个属于同一代人，都是背井离乡、流落他国；两位心头都承受着剧烈的伤痛折磨，一个是由卢浮宫雕像的丢失导致一生的悲哀，另一个是因一个女人的逝世造成的一蹶不振。他们各自反映出处在不同时代的人们却有着同样悲剧的社会现实：前者处在战前缺衣少食的贫困之中，后者处在战后丰衣足食的富有时代，但是他们却遭遇到同样悲剧性的命运，而且二人都被内心的痛苦折磨致死，间隔仅仅十年的时光。

帕森其实是一位出色的画家。他从1908年起一直参加秋季艺术博览会，也参加柏林、布达佩斯以及其他地方的绘画展。1924年，他还为皮埃尔·勒布的画廊开幕剪彩。

1907年他还住在学院旅馆时，他和多姆酒馆的酒友亨利·班格合用一间画室。一天晚上，班格说第二天有人来拜访。来访者是一位年轻姑娘，她从事雕塑和在象牙微型雕塑上绘画。帕森决定身穿睡衣、耳鬓戴一朵鲜花接待她。

来者大高个儿，褐色头发，目光游离。帕森只用了一个小时就征服了她。他给她灌了大量白酒，很快就把她放倒在长沙发上，并且发现她的衬裙下摆是被缝死的。这是母亲为保护女儿的贞操而采用的惯用手法。这位名叫埃尔米娜·戴维的姑娘当年21岁。

这一天，埃尔米娜·戴维进入了朱勒·帕森的生活，并且成为他第一任妻子，也是惟一的合法妻子。但他们十年之后才举行结婚典礼。在帕森正式搬进克里西大街的住宅之前的许多年内，他们一直住旅馆，有时在一起，有时分居。

朱勒·帕森的第二个妻子名叫塞西尔·维迪伊。她比埃尔米娜·戴维重要得多，蒙巴那斯的人们习惯性地叫她吕西。她14岁在肉店当学徒，15岁学裁缝，后来到马蒂斯绘画学校当模特儿。她正是在那里认识了她一生中的两个男人：朱勒·帕森和佩尔·克罗格。

帕森听到传闻说这个女人是巴黎最美的女人之一，就去马蒂斯绘画学校。他的惟一目的就是认识这个女人。她长着褐色头发，皮肤白净，体态丰盈出众。帕森邀请她为他做模特儿。她痛快地接受了。他提出了得寸进尺的要求，她没有拒绝，于是他们进了安维尔广场的一家旅馆，事完之后，两位一夜情人在十年内从未谋面。佩尔·克罗格是克里斯蒂安·克罗格的儿子，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挪威画家、雕塑家。的教子。他同样是在马蒂斯绘画学校认识了吕西。她做他的模特儿，接着他带她去了舞厅。他们坠入了情网。后来，他们二人都成了探戈舞专家。他们去了挪威生儿育女，后来回到巴黎，于1915年结婚。

当时帕森远离法国。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两个月，帕森离开他在法国巴黎约瑟夫-巴拉街3号的画室，去了布鲁塞尔，接着去了伦敦。从伦敦又去了美国。在美国，他也是小有名气。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纽约、南美洲国家和古巴度过，并且不断地给战斗在前沿阵地的画家朋友们汇款。1920年，他获得了美国国籍，1921年重返法国。

刚到巴黎，他立即到约瑟夫街3号寻找他临走时存放在地窖里的箱子。在约瑟夫街3号院子里，他意外地遇到他走后住进他房间的女主人：吕西·维迪伊。她已经成了佩尔·克罗格的妻子——吕西·克罗格，有一个三岁的男孩子。但这也未能阻止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并且从此之后一起苦苦地厮守了十年，直至帕森去世。

III 蒙巴那斯，开放的城市（二）-1

吕西女士身材窈窕灵活，眼睛虽小，但目光犀利，表情丰富而特别，圣母玛利亚似的微笑常挂在唇边。她属于一种性格果断的女性，稍带神秘，同时又和蔼和亲，而且十分迷人，穿着时髦，胸脯丰满，线条明显。无疑，她恰如其分地满足了男人的观感需求。她对性需求十分敏感，自然也能够时刻满足多情善感的帕森的性欲需求。

乔治·帕帕洛夫

帕森疯狂地爱着吕西，她的反应总是缺乏激情。埃尔米娜·戴维面对丈夫对其情妇的疯狂恋情，离开了帕森，搬到蒙巴那斯单独生活。帕森仍然留在蒙马特尔，他在那里工作、在那里饮酒、在那里等待吕西。她也来见他，还比较经常，但她不留下。问她原因，回答总是说她不能丢下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不管。他一再恳求她，甚至哀求她，她发誓同他断绝来往。于是，他提议他们以朋友的身份见面，她不作答复。他便采取苏族北美印第安人的一个部族。——译注孩童的惯用伎俩去见她：她在哪家酒馆，他就去那家酒馆，装做没有发现她，故意冷淡她，等待着希望她主动来找他，但每次都以他的希望落空收场。他回到家，写张便条寄出，告诉她他打算去约瑟夫-巴拉街取他存放在地窖里的东西，问她哪一天去合适，然而实际上他并不去。

他不去，也并不想取走他的东西，因为不取走那些东西永远可以作为去拜访她的借口。她有时来，他们一起度过几个小时或者半天，她又走了，她再回来。他哀求她别抛弃他，但她又走了。他有时返回蒙巴那斯或者约瑟夫-巴拉街，或者到十年前他们二人度过一夜的那家旅馆租一个房间，然后给她写封信，以庆祝这个周年纪念。他寄礼物给她，许诺带她去旅游，请她到高档餐厅吃饭。她有时接受，有时拒绝他、躲避他。她有时也来做他的绘画模特儿，为他整理画室，帮助他寻觅模特儿。她接受与他同床共枕时，他幸福极了，但接着她又走了，对他来说总是走得过于匆忙。当她答应来，却又食言的时候，他失望之极，于是给她写去令人心碎的信件。他对她述说在等她期间，他完全无法工作，他知道她要来，但她没有来。为了画画，为了活命，他需要她……她来见他的间隔时间长了，他就采取出走的方式报复她。

每次出走，他都大量酗酒。每次酗酒，他都找一位姑娘或者一位小伙子带回家。被一大早来的吕西发现，让她火冒三丈，气急败坏。看到她暴跳如雷，他十分高兴，他的目的达到了。她说他喝多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而他呢，他反口说只要她不在身边，他就只能用酗酒麻醉自己，所以她是他身体状况恶化的罪魁。她耸耸肩膀，转身走了。他紧追不舍，她停住脚步，只好返身回来。他立即将她压倒在床上……她起身后，同样的争吵还会重新开始，下次什么时候见呢？

整天花天酒地的帕森像个需要时刻有人陪伴的孩子。他害怕黑暗。只要吕西不在他身边，他总觉得周围永远是一片黑暗。他撕扯着周围的一切，说自己要死了，活不长了。他的妻子埃尔米娜想方设法帮助他：为他绘画做模特儿、照顾他的模特儿，打扫整理他的画室。她经常见到吕西，并且成了吕西的朋友。她们二位使用各自的方式拯救帕森，但她们的一切努力通通归于失败。帕森感到孤独，十分痛苦，但他依然一成不变地请大家吃喝、替大家付钱。

每当外出，他总带着他的那一帮哥儿们。其中有：尼尔斯·达代尔和他的妻子托拉（莫迪利阿尼在去世前几个月为她画过一幅肖像）、突尼斯画家阿布杜勒·瓦拉伯（他将在突尼斯接待帕森和埃尔米娜）、爵士乐业余推销商乔治·艾森曼、萨尔蒙夫妇、克雷姆尼兹夫妇以及法蒂玛、莫尔冈、克洛蒂娅、西蒙娜、艾伊莎等帕森所有最忠实的模特儿；也有埃尔米娜、吕西、她的儿子居伊和佩尔·克罗格。帕森和吕西的关系瞒不过他们周围除佩尔和居伊以外的任何人，只不过大家都装做不知情而已。他们大家乘坐吕西的汽车一起去乡下，去马恩河边，去“赛马师夜总会”。

这是从前当过驯马师的米勒和一位美国画家希莱尔·希勒于1923年11月在蒙巴那斯大街和第一战役街交会处开办的一家夜总会。帕森带领的一帮人在那里恰巧遇见基基带领的一帮人。美国佬们一下子就把那些变色龙扔到了马路对面，占领了“赛马师夜总会”这块领地。从此，蒙巴那斯通宵达旦地灯火通明。人们在那里可以昼夜跳啊，唱啊，喝啊，笑啊。这正是开办“赛马师夜总会”的宗旨。

夜总会的外面，希莱尔·希勒亲自在黑色外墙上画了些印第安人和小丑，门前聚集了许多群众，人行道上停靠着许多老式汽车，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还有一项奇迹：现代技术的结晶——一块霓虹灯闪烁的耀眼招牌。

夜总会内，似乎进了美国西部宽阔的大草原，一个宽敞的舞厅，几张桌子，一个舞池，墙上张贴着数百张招贴画，优雅的音乐凌空飘荡，一切都笼罩在一片缭绕的迷雾之中。由希勒或者一个黑人弹奏的钢琴声抑扬顿挫、娓娓动听。几个裸体女子在舞池中翩翩起舞。但任何人都不注意她们，满舞池的人们都在跳着爵士舞，用各种不同的语言相互交谈着、挑逗着。

帕森坐在一个角落里。由埃尔米娜、吕西或佩尔轮流陪伴着他。大部分时间，他和佩尔在一起。他们一起去多姆酒馆或别的什么地方。他们谈论吕西或者基基——她刚刚进到夜总会，艰难地拨开一条通道，在人们一片热烈的掌声中一直走进舞池。

基基是“赛马师夜总会”的皇后。她毫无顾忌地用玩笑话激起人们的愤怒。当马塞尔模仿美国歌星和身高1．5米的西佛耐特演唱了几首海员歌曲之后，基基也准备表演她的节目了。她刚一出场，全场就报以热烈的掌声和一片嘘声，以资鼓励。

她开始唱了一支比较文静的歌曲。接着唱的是《卡马莱的女儿》，歌词如下：

卡马莱的女儿们自称都是处女，

卡马莱的女儿们自称都是处女，

但当她们到了我的床上时，

她们……

基基演唱时经常忘歌词，陪同她的女孩子无奈，只好到舞池内给她提词。帕森目不转睛地盯着看的不是歌星，而是这位为基基提歌词的姑娘。佩尔·克罗格也同样在盯着她。她20岁左右，圆圆的脸盘，与基基一样，也是褐色头发，名叫泰莱丝·莫尔，是体操教师。她昔日的情夫罗伯特·德斯诺斯叫她“十三”她给他上过拳击课。由于他发音有困难，总把“treize”——十三。。如今，她更喜欢别人叫她“十三”。姑娘的父母对女儿在极端自由化的蒙巴那斯的所作所为却一无所知。

基基和泰莱丝相互佩服，互相欣赏。她们俩经常一起乐，一起闹，把一切贫穷与烦恼抛在脑后，以求一时的欢乐。基基记忆力差，记不住，忘得快，泰莱丝就是她的脑子。她不仅为她提歌词，而且还充当她的记事簿：她经常在活动场所就小声地（为了不让曼·雷听见）提醒她第二天的同一个时间定了几乎二十个约会。最后，仍然是她在节目结束的时候帮助基基跳上桌子，当基基决定做倒立行走的动作时，她帮助她倒立起来。这是消费者们最感兴趣的一幕。他们在饱口福的同时也饱了眼福，因为基基从来不穿内裤。

疯狂的观众中雷鸣般的掌声响起的时候，泰莱丝拿起帽子，沿着大厅边走边说：“请多关照！请多关照！”钱币纷纷落下，恭维话不绝于耳。但惟有一句话令她感兴趣：当她离开几步远时，朱勒·帕森俯身向吕西的丈夫，小声地对他说：“这个姑娘棒极了。她非常喜欢你。”

她心里美滋滋地，两步并作一步匆匆离去。

……过去我一直在试着不用照相机做画家们日常做的事，其区别只在他们使用的是颜料，而我使用的是光线和化学品。

曼·雷

追求基基的艺术家大有人在。俄罗斯戏剧艺术家莫斯汝金向她求爱，她还没有接受；一位墨西哥部长多次恳求她作为他的随从住进克拉利兹饭店，然后跟他去大洋彼岸，她也没有拒绝。眼下，这位部长的那辆西班牙—瑞士高级轿车就在“赛马师夜总会”门口等着她呢。她刚从纽约回来，去那里的公开理由是跟随建议她去美国拍电影的一对夫妇去拍电影，实际上她的真正角色是那位丈夫的情妇。

她同曼·雷之间的爱情远非十分完美。二人的嫉妒心都很强，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大打出手。从前，她总喜欢在他的记事簿上涂画他所钟爱的摄影模特儿，而他也常常发无名火，连续几天生气，同她不说一句话。于是当他得了性病时，就说病的根源在她，她不得不进行体检，与其说需要证明她身体是否健康，还不如说是需要证明她的行为是否检点。有一次，曼·雷赠送给她一件名牌连衣裙，她拿起剪刀就把它剪掉，说她喜欢自己的样式，而不喜欢高档货。

他们经常不断地打架，相互将水或墨水泼到对方脸上。有时，基基打开窗户朝外面大声叫喊：“救命啊！杀人了！快来抓杀人犯啊！”周围的邻居怨声载道。于是，他们只好搬家。

在他们认识之后不久，曼·雷在第一战役街31号租了一间画室。这栋楼建于1911年。高耸的内墙上镶嵌着玻璃，在楼梯的尽头，有一个小阳台和一间浴室。浴室被改造成一间暗室。曼·雷接待客人的时候，基基就藏在暗室内偷听。他们二人的共同生活并不那么简单。在这间工作室之外，他们另租了一套带浴室的住房。生活条件好了，基基的日子过得十分舒适，每天吃得饱穿得暖，经常在浴缸中一连待数小时之久。她发福了，也开始学着摆女主人的架子了。于是，他们就开始打架。

他们不断地搬家，先搬到德朗布街的一家旅馆，又在“赛马师夜总会”开张一个月之后，搬到距离画室较近的第一战役街的伊斯特里亚旅馆。他们一直住在那里。查拉也住在那里，恰好是他们的邻居。查拉同时也是基基的知己，他很同情基基，为她打抱不平，埋怨曼·雷对她过于冷淡。

毕卡比亚住在他们的楼上。不愿和妻子在一起时，毕卡比亚就来此陪同他的情妇热尔梅娜·埃弗尔林。

他的朋友马塞尔·杜尚，在同一些女子玩着藏猫猫游戏。那些女子一直在寻找他，拥挤在旅馆一楼惟一的浴室门口等待他回来。她们中间有美国的一位富婆玛丽·雷诺，他曾经同她住在一起，而今在极力逃避她；费尔南德·巴里，他从未同她住在一起，但现在他同样躲避她；艾尔莎·特里奥莱Elsa triolet（1896—1970），祖籍俄罗斯的法国作家。1928年怀着征服西方的渴望来到法国，特别是立志要征服法国人中最巴黎化的路易·阿拉贡。她最终成为阿拉贡的妻子。，她还没有认识阿拉贡，渴望起码能获得他的一吻；大情种让娜·莱歇，她准备抛弃自己的画家丈夫，保留住她在伊斯特里亚旅馆的房间，其目的只是想同那位不想知道任何事、不想听到任何事、每天只下国际象棋的马塞尔·杜尚距离近一些。杜尚的情人们很难忍受他这样的生活，而只同他相处过几个星期的妻子完全无法忍受他：她晚上见不到他，因为他在多姆酒馆进行国际象棋比赛；夜间见不到他，因为他总躲在自己的角落里睡觉；早上也见不到他，因为她醒来时发现他在厨房里专心致志地在棋盘前，研究导致他夜里噩梦不断的国际象棋中的一个问题。直至有一天他无法移动棋子，因为她把棋子全部用胶水粘在棋盘上了。

曼·雷有时也同马塞尔·杜尚进行国际象棋对垒。他有时也参加演电影，但其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摄影上。所以，到处都能见到他的身影，不仅生活富裕起来的过着放荡生活的人，而且其他各阶层的人们都争着要求他为他们拍照。

卡萨蒂侯爵夫人私人住宅的所有门都向他敞开着。他于1922年去过她家。侯爵夫人接待摄影师的时候身穿日常的普通服装，腰间缠绕着三米长的活蟒蛇。她向他讲述她的朋友加布里埃尔·丹农齐奥，接着让他参观她经常在那里组织晚会活动的花园，花园里的所有树干都涂成金黄色。然后他们回到房间，侯爵夫人请摄影师开始工作。曼·雷安装摄影灯的时候，发生了短路。

怎么办呢？没有辅助灯光，只好利用自然光照为侯爵夫人照了相。

曼·雷回到家，冲洗出来照片，结果不能令人满意，看上去不像一位侯爵夫人：她以不由自主的动作不停地转动着眼珠。但她却十分满意，说：“您知道吗？您照出了我的灵魂。”她不仅买下了照片，而且向所有朋友敞开她私宅的大门，邀请他们来参观他的照片。正是由于得到这位侯爵夫人的慷慨资助，曼·雷才得以租到第一战役街的画室。

卡萨蒂侯爵夫人之后，紧接着的是科克托的好朋友博蒙伯爵。他请曼·雷为他组织的大型化装舞会的来宾们拍照。接踵而来的有克雷菲勒伯爵夫人、佩西-布兰特伯爵、印度城市安道尔土邦主、诺瓦纳子爵和子爵夫人、大量戈雅名画的拥有者等等。

曼·雷也为过着放荡生活的许多艺术家拍过照片：穿着斗牛士服装的毕加索、戴单片眼镜的特里斯坦·查拉、烂醉如泥的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斯、美国诗人兼文学评论家艾兹拉·庞德、法国作家兼戏剧家安托南·阿尔托、菲利普·苏波、马蒂斯、勃拉克、化装成戏剧人物的杜尚、驾驶自己汽车的毕卡比亚……蒙巴那斯基基最漂亮的肖像等等，全都是他的杰作。他带领瑞士画家兼雕塑家贾珂梅蒂的一位女朋友梅雷·奥本海姆到罗马尼亚雕塑家布朗库西家中，在使用硝镪水墨在双手和胳膊上文身之后，为她拍摄了裸体照。他也为布朗库西拍了照。这位雕塑家很少去瓦万街的酒馆。他家中的墙壁、顶棚和壁炉全部为白色，没有任何一件家具是从商店买的：树桩做凳子，宾客们吃饭时用的桌子是埋在地下的一根支撑腿上面搭一块石膏板做成的。

曼·雷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布朗库西曾经要求摄影师教他摄影。他希望自己亲自拍摄自己的雕塑作品。他们一起去购买了相机、支架和冲洗照片所需要的全部物品。布朗库西还专门布置出一间暗室，并将暗室的外墙也涂成白色。一次晚餐席间，布朗库西展示他的摄影技术研究成果给曼·雷看：一些底片颜色浅淡、线条模糊，并且带有划痕。而他自己却十分满意。

曼·雷拍摄下了他那个时代以及上个时代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他甚至还拍到了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法国小说家。的脸。但是从那以后，他未能再见到这位大文豪。在这次机会之前，许多人都见到过他，而曼·雷却不属于这些人之列。

那是在法国西部海滨城市卡布尔的一家海滨饭店的凉台上。天黑之前那里总是一直空着，每天太阳一落山，的作者马塞尔·普鲁斯将穿着一件黑色短大衣，搬一张藤椅出来坐在凉台上，轻声细语、慢腾腾地“像英国女人一样”谈论天气，谈论他的病情。（据让·雨果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普鲁斯特只同公爵们聊天。”）他面色苍白，病得不轻。菲利普·苏波还有幸在那里见过他，而曼·雷却从来没有去过那家海滨饭店。

保尔·莱奥托过去常常讲述：有一个时期，普鲁斯特经常乘坐出租车到一个大门紧闭的院落前，要求见女老板，请她给他派几个年轻姑娘。他让她们上他的汽车，坐在他的对面。他为她们提供牛奶，听她们谈论生与死。（这正是莱奥托有一天去要求寄存一只猫的妓院。那天女老板助理出来接待他，请他跟她进去，把他带进一个圆形房间，那里等待着他的是六名女子。助理对他说：“亲爱的先生，请选择您的猫吧。”）遗憾的是，曼·雷也从未同莱奥托一起去过那个妓院。

1914年，阿尔弗雷德·瓦莱特收到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一封信。信中含蓄地指责他没有对他在此之前发表的一部著作发表评论，毫不掩饰地公开指责他允许女作家拉希尔德撰写一篇文章，谴责他向《巴黎回声》报推荐发表雅克·布朗什的文章。那个时候，曼·雷恰好不在法国。

马塞尔·普鲁斯特于1919年10月30日为咨询如何才能使他的作品《在少女们的身旁》获得法国科学院大奖，曾经给法国科学院的终身秘书亨利·德·雷尼耶写信。可惜的是，曼·雷根本不认识这位秘书先生。

1922年11月19日，科克托和曼·雷联系，恳请他为马塞尔·普鲁斯特拍摄一张照片，而且明确指示只能洗两张，一张给普鲁斯特的家人，另一张给科克托。如果愿意，曼·雷也可以为他自己加洗一张。摄影师同意他提出的条件。科克托陪同曼·雷来到普鲁斯特的床前。他们见这位大文豪平躺在床上，衣冠整齐，一动不动。其实，马塞尔·普鲁斯特在前一天已经离开了人世。

巴恩斯大夫刚刚离开巴黎，美元丁丁当当的撞击声伴随着他的脚步，贪婪的欲望如同鬼火一样出现在他的面前，紧紧跟随着他、挑逗着他、追赶着他、纠缠着他，使他无论如何摆脱不掉。

保尔·纪尧姆

一天晚上，曼·雷的轿车在“赛马师夜总会”门前停下。他从车上下来，推开夜总会的门，立即被大厅内悠扬的音乐、缭绕的烟雾和朗朗的笑声吸引。他努力在拥挤的人群中开辟出一条路，走到舞池边。他断定基基一定正在那里跳舞。他与特里斯坦·查拉交谈几句。查拉西装革履，戴着大家熟悉的单片眼镜，他即将结婚。未婚妻名叫格蕾塔·克努斯东，是一位年轻的瑞典画家。她的家庭十分富有，她向年轻的人们许诺请奥地利建筑师阿道尔夫·罗斯在巴黎市中心给他们建造一座房子。

那天晚上，格蕾塔没有在“赛马师夜总会”。陪同查拉的是另外一位女子。她是查拉的好朋友——南希·居纳尔。南希褐色头发，瘦高个儿，十分漂亮，但着装奇特，很容易辨认出来：她手腕上佩戴一套象牙手镯。人们传说她曾经是英国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的情妇，不知是否真实，但她将成为阿拉贡的情妇却千真万确。那天晚上，阿拉贡也未在夜总会。

帕森最喜欢的模特儿、年轻的黑白混血儿艾伊莎走到曼·雷身边，问他是否愿意让她将来的某一天做他的摄影模特儿。曼·雷回答说：“为什么不可以呢？”他接过艾伊莎从衣袋中取出的名片，读道：“艾伊莎·戈布洛，艺术家。”他笑了笑，继续往前走，寻找他的基基去了。

他终于发现了她。一名美国西部牧童样的人正在邀请她跳舞，她拒绝了。稍远些的地方，帕森正在指挥乐队演奏。曼·雷根据他的帽子和真丝围巾认出了他。曼·雷常应邀去他家参加活动，知道画家喜爱音乐，有时也摆弄两下大鼓和小鼓。他在帕森家也经常见到模特儿们吵架。有一次晚餐时，大家都喝了很多酒，他们一行15人去了妓院。帕森和曼·雷各叫了一个姑娘上楼去了，但他们都烂醉如泥，没有能力干出任何罪孽事来。

曼·雷终于下到了舞池中。美国牧童还在搂抱基基，她想推开他，他一再坚持，此时，曼·雷火了。在气头上能够拿着枪追赶情人的他，此时跳起来扑向牧童，拦腰将他抱起，摔在地上，接着又扑上去，两人死死地抱在一起在地面上滚打起来。基基大声地喊叫着，人们互相推搡着、向前拥挤着，观众们边鼓掌边呼喊着为他们助威。基基朝曼·雷叫喊道：“干掉他！杀了他！”

曼·雷站起身来后，基基冲上去，拥抱他、亲吻他，十分为他自豪。接着，转过身来对狼狈不堪的那个牧童破口大骂。基基就是这样的人，她的嘴巴从不饶人，也毫无遮拦，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早上，有人问她夜里睡得好吗，她的回答经常是：

“好极了，好痛快哟！”

当有人问她为何不穿内裤时，她回答说：

“因为酒馆里没有为女士准备卫生间，这样我也可以像男人们那样在街上站着小便。”

基基不喜欢安德烈·布勒东。有一次她对他说：“您爱情谈得过多，致使您完全不会做爱！”

从那天起，超现实主义的鼻祖布勒东对她十分厌恶与反感。但曼·雷时刻袒护她，为她辩护。当别人问她是否聪明时，他总回答说：“我一个人的聪明就足够两个人用了。”他的这种说法并不表明曼·雷高傲自大，而只表明他对基基的一片爱护之情。

当她和女友泰莱丝在南方的维夫朗什市遇到麻烦时，他也全力支持保护她。一天晚上，她进到一家酒馆，老板企图赶她出去，大声嚷嚷说：

“这里禁止娼妓入内！”

基基搬起一摞碟子，朝老板的脸上甩去。接着，双方打起来了。老板报了警。第二天，一名警察来到基基住的旅馆。

“请跟我到警察局走一趟。”

基基回答说：“不去。”

维夫朗什市的警察局长带领宪兵队来了。局长重申了他的命令。她说需要时间准备，实际上是把局长大人晾在了一边。局长想催促她快一点，她给予的回答是咒骂加拳脚。于是基基被带走，关进了尼斯监狱。曼·雷得到通知之后，集合起他所有的朋友，向指定的律师施加压力。布勒东的朋友弗拉恩凯尔是医生，他出具证明基基神经有毛病。基基在走出法庭后说出了她的心里话：“最艰难的时候，是我的律师对我讲：请向这些先生说句谢谢吧。”

她很不情愿地说了这句违心话，才得以获得缓期执行的判决。曼·雷为这一审判专程从巴黎来到尼斯。审判结束后，他把基基带回到“赛马师夜总会”。从此，基基又有了一个值得引以为豪的新资本：还蹲过十几天监狱。

基基喜欢向人们讲述她的冒险故事。在曼·雷狠狠地教训了那个牧童，回到“赛马师夜总会”的人群中之后，她喋喋不休地挨桌子向人们叙述她的最新遭遇。她最主要的经常听众有：勒内·克莱尔、藤田、基斯林。他们聚在一起，远离乐池，但靠近另外一堆人，其中心人物是手举钱币的汽车制造商安德烈·雪铁龙。坐在该中心人物旁边的是费尔南·莱歇，他在密切关注着自己的妻子是否往马塞尔·杜尚或者罗朗·蒂阿尔身边窜。但莱歇的监视毫无结果，他十分了解让娜，她生活放荡。但他原谅她，谁说她的坏话，他会为了维护她的声誉而大打出手，泰莱丝·十三就曾经为此挨过他的打。如果让娜的情人对她不好，莱歇甚至还教训他们。

泰莱丝·十三在基基的眼皮底下就同佩尔·克罗格热烈接吻。刚刚离开乐池的帕森仔细地观察着这一场面。他看了自然十分不愉快，因为他十分清楚这两人之间如此的关系对他的事情十分不利，吕西自然会非常嫉恨泰莱丝。吕西到处跟踪他们。佩尔·克罗格躲避在埃德加-吉内大街的一家旅馆不露面的时候，她到处寻找他。

帕森——这位祖籍保加利亚的美国人在人员已经稀少的夜总会大厅当中，同刚刚进门的苏丁打了个照面（基基记得他们二位是在不久前经过她的介绍才认识的）。帕森未同后者打招呼，苏丁向帕森伸过手来，并且对他说了一句出乎他预料的话：

“我喜欢您的绘画作品，但更加喜欢您的那些女人！”

“我禁止您对我的那些女人产生邪念！”帕森严肃地命令道。

他发火了。

苏丁拉着他的手说：

“帕森先生，我也很爱您啊！我非常非常的爱您！”

基基离开藤田和基斯林，走到苏丁身边。她的这位朋友从前十分贫寒，而如今可发财了，富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经接纳她在冰冷的画室中度过一夜。从那以后，他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不冷了，不饿了，不再像个叫花子了。现在他抽的是带金嘴的高级香烟，穿的是从前做梦都想穿的既暖和又柔软的高档外衣。真是奇迹。

这一奇迹出现于1922年。苏丁的发财得益于一位富有的美国艺术品收藏家。他的名字是：阿尔伯特·C·巴恩斯。

巴恩斯本人是一位美国工商业家，懂点儿医学、心理学，还带有点儿过分的利他倾向。他发明了防腐剂——银盐，在批量生产与销售了这一产品之后发财了。

他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费拉德尔菲亚（即费城）。在一个接近非洲文化的民间环境中长大。他的成长环境培养了他对非洲文化的爱好，促使他后来成为一个非洲文化艺术品收藏家。他也酷爱现代绘画艺术，并且认为艺术可以使他更好地帮助他的后代。

在他的工厂里，他首先展出的是美国艺术家的作品，然后就是欧洲的绘画作品。他曾经派遣过一名特使——美国画家威廉·詹姆斯·格拉肯到巴黎乃至欧洲参观画廊和画室，并带回美国大量有代表性的绘画作品。正是通过这一渠道，塞尚、凡·高、毕沙罗、雷诺阿和毕加索的作品才得以横跨大西洋，到达了大洋彼岸。

巴恩斯大夫在纽约购买到了雷诺阿的一些绘画之后，于1922年亲自到欧洲跑了一趟。他会见了昂布鲁瓦兹·沃拉尔德，并参加了公开拍卖会，购买了高更、勃纳尔、杜米埃、马蒂斯的作品、塞尚的其他一些作品（其中包括）、新的雷诺阿和毕加索的作品，作为他的收藏品。他还向莱昂·斯坦购买了一些马蒂斯的作品。1914年大战爆发之前，巴恩斯已经拥有了50幅雷诺阿、15幅塞尚和多幅毕加索的作品。然而，这还仅仅是开始。

这位收藏家于1922年在费城附近的梅里翁买了一块地产，在那里建了一座博物馆，专门用来存放他的收藏品。这些收藏品首先被用于对生产防腐剂工厂的职工进行文化艺术的教育和启迪。他们可以通过接触这些受到非洲文化启发而创作出来的作品和最现代的绘画作品，进行自我教育和得到自我发展。这种慷慨的教学考虑对巴恩斯公司的工人，以及能够获得入门证进入博物馆的参观者无疑是富有重大的教育意义。但收藏家宣布：拒绝外借这些作品参加展览；他购买的作品不得离开他的博物馆；任何人无权找任何借口、以任何方式复制这些作品。其他人对收藏家的做法不能接受，绘画作品的业余爱好者和历史学家们认为，如此大量的作品（其中有近200幅雷诺阿、一些塞尚、60幅马蒂斯和大量莫迪利阿尼的作品）在七十年中不与外界见面，很有可能会销声匿迹，但巴恩斯的立场永远不动摇。

巴恩斯于1922年12月再次来到巴黎，住在和平街米拉波旅馆。他会见了亲自选择的中间人画商保尔·纪尧姆。此人是非洲艺术的专家，他本人拥有大量马蒂斯、弗拉芒克、德朗和莫迪利阿尼的作品。在半个月内，他每天早上开着西班牙—瑞士高级轿车来接美国收藏家。他与其同事们和几十个手拿画夹在旅馆前的人行道上等待巴恩斯大夫的人群中为自己开出一条通道，进去接上大夫带他去巴黎的所有博物馆参观，去古董商店谈判，到上等餐馆就餐。接着，保尔·纪尧姆耐心地回答大夫提出的有关作品和现代艺术家的无数问题。天黑了，助消化酒下肚了，巴恩斯坐到扶手椅中，双手大拇指插在马甲里，提议说：

“咱们是不是去呢？”

“有点儿晚了吧……”

“您累了吗？”

“没有。”

“那就上路！”

巴恩斯站起来，像睡了一夜好觉早上刚起床时那样精神抖擞。他一头钻进他的西班牙—瑞士牌高级轿车，毫无疲倦地接着提他的问题：为什么搞非洲艺术？为什么搞立体主义？为什么只见马蒂斯，为什么只见毕加索，为什么不见利普西茨？

于是，巴恩斯在其良师益友的陪同下去见雕塑家——利普西茨。这位艺术家既无自己的画商，自己也卖不出去任何作品，生活极端贫困。巴恩斯丝毫没有注意到这一切，他只关心雕塑作品。一边不停地提问题，一边作记录。问题全部提完之后，他决定买八件雕塑品，还提出邀请利普西茨共进午餐。雕塑家心里乐得手脚不知所措，嘴巴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看到保尔·纪尧姆雅致的穿着打扮和带银行支票的美国人的金边眼镜、高级雪茄和皮手套，利普西茨十分难为情，千方百计地用手掩盖自己衣服上的窟窿。同时，他高兴得如同上了天堂。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这还远未到天堂，他还仍然在地狱，真正的天堂还在后边呢。

“我在建一座博物馆。我需要您的帮助。”巴恩斯大夫解释说。

这只不过是饭后甜点，一块糕点而已。

“我的博物馆的外墙上需要配制五座浮雕，您可以接这活儿吗？”

瞧，这是在糕点上外加了樱桃，更加美丽了。

这是上百件作品的工程啊，需要几十名艺术家干才行。

他们的车快到达保尔·纪尧姆的拉博埃蒂画廊的时候，巴恩斯大夫停止提问题了，好像提完了。纪尧姆开灯后，他一连串的问题又接踵而来了：为什么有野兽派？弗拉芒克为什么？基斯林为什么？马尔古希为什么？……

保尔·纪尧姆嘀咕说：“我也不知道。”他所知道的已经竹筒倒豆子，全部都抖光了。

“你不知道？那么让他们本人来。我要直接向他们本人提问。”

午夜12点，保尔·纪尧姆给弗拉芒克、基斯林和马尔古希打电话。巴恩斯大夫在他的版画中找寻。他发现一幅颜色鲜艳，画中的物体被扭曲、被拉长的画。他停下来，取出那幅画，立在对面，站远点，更加仔细地端详着。画中的人物是一个青年男子：一只巨大的耳朵，头戴帽子，白色工作服上反射出黄色、绿色和蓝色的光彩。

“这是什么？”他问。

“苏丁的作品《小面点师》。”保尔·纪尧姆回答说。

“你认识他的画商吗？”

“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

巴恩斯一把抓起他的大衣，一边朝门外冲，一边果断地说：“咱们马上就去。”

“去哪里？”

“去画商那里！去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那里！”

“现在？为什么一定要现在去？”

“因为我想全部买下来。这位苏丁是一位天才。”

III 蒙巴那斯，开放的城市（二）-2

我认为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除戈雅之外，我从未见过其他任何人可以与苏丁媲美。

萨纳·奥尔洛伏

“他（巴恩斯）买了我的几十件作品，付了3000美元。”苏丁说。

“我也搞绘画呢，我给你看看我的画吧。”基基讲。

“再说吧，”这位立陶宛人回答说，“我的作品的标价相当于一辆布加蒂Bugatti（1881—1947），祖籍意大利，汽车制造商。轿车。如今，我的一幅画售价一万美元！”

基基圆睁双眼，目不转睛地瞪着苏丁。他已经远远不是大战臭虫年代的他了。当年，他的画室内到处都是臭虫：整个房间无任何一处稍微暖和点的地方。于是，那些臭虫都躲进了他的枕头取暖；他经常囊空如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外出时，只在裸体外套件大衣；为了打扮自己，只好拿腰带当领带，双臂伸进短裤的裤腿里当衬衣。

苏丁比其他任何人受的苦都多。他对当今的生活仍然不满意，他很怀旧，想念家乡：现在吃不到孩童时代常吃的食物，经常梦想吃家乡有滋有味的饭菜、鲱鱼、沙司酱……

但他变了，变得不是从前的他了，认不出来了。从前他作为移民，整天或者闭门不出，或者躲在罗童德最不显眼的角落里学习法语。而如今，他穿着花衬衣，打着他过去做梦都想得到的鲜艳领带。他最早与巴恩斯打交道的时候，有一天，美国收藏家要求他陪同去旺多姆广场的一家卖真丝领带的高档商场。收藏家一口气买了三打领带，这位衣衫褴褛的艺术家羡慕地盯着他，他都没有想到送给他一条。这件事让苏丁感觉受到了极大的凌辱。

从那以后，苏丁一心想着要报复。现在，他不仅有能力去旺多姆广场购买他需要的任何东西，而且也可以在他面前挥动那擦过香脂的漂亮双手。手指甲上不再被绘画涂料玷污：过去他经常因为生气，扔掉手中的画笔，使用手掌和手指充当画板和画笔从事创作。他一头乌黑的头发闪闪发光，因为他请一位穷人家的小姑娘定期地为他用香精软膏洗染。他甚至还有一辆汽车和一个司机——达内罗勒供他使用。他对基基说，这一切都不属于他本人，而属于靠着巴恩斯和发了财的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美国人巴恩斯到约瑟夫-巴拉街看苏丁的作品。波兰人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每从他的床下取出一幅画，美国人都用惊讶的口吻喊道：“太棒了！美极了！”

从那以后，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就在塞纳河街开了一家画廊，展出郁特里罗、德朗、弗拉芒克、基斯林、杜飞和弗里兹的作品。他在安德街还有一座房子，他的画家们和女合作伙伴们，例如波莱特·茹尔丹（她有时为苏丁和基斯林做绘画模特儿）都常去那里与他聚会。

苏丁想去地中海边时，就叫达内罗勒来。他躺在汽车后座上睡上一夜，次日就在海边了。他不喜欢巴黎，终日躲避着不想见到过去的熟人，不愿意去他过去常去的地方，害怕触景生情，回忆起从前悲惨的生活；他批评莫迪利阿尼，其实此人是惟一在大战期间支持他的人；他生埃利·富尔的气，然而正是此人写了第一本有关他的书；莫里斯·萨克斯发表了赞颂他的作品的文章，而他见到此人连招呼也不打一下；当酒馆里的顾客认出他，站起来，走到身边同他说话时，他却很不客气，无精打采地说：“我不认识你。”

当对方坚持说认识他时，他便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说着离开餐桌，扬长而去。

苏丁的傲慢使他吃了不少亏，甚至差点让他错过会见卡斯坦夫妇的机会。对他来说，卡斯坦夫妇是和巴恩斯同等重要的资助人。

卡斯坦夫妇住在巴黎西南大约150公里的萨尔特市附近的一座城堡。他们十分热爱绘画艺术。马塞兰·卡斯坦在一家杂志社任编辑部秘书，同时负责该杂志的艺术专栏。他经常去蒙巴那斯会见艺术家。

巴恩斯回到巴黎前不久的一天晚上，马塞兰在他妻子玛德琳娜的陪同下去了罗童德。苏丁恰好从那里经过。一位画家建议卡斯坦夫妇购买苏丁的一幅画，他说：这位俄罗斯人身无分文，连吃饭都十分困难。于是，卡斯坦夫妇叫住苏丁。马塞兰要求看看他的画。苏丁同他们定下在第一战役街一家酒馆的后厅见面，但他手里拿着两幅画姗姗来迟。卡斯坦夫妇在昏暗中匆匆瞅了一眼，提议次日再来，并给他100法郎作为订金。苏丁接过钱来撕得粉碎，扔了，说：“我不是乞丐！你们连看也没有看我的作品，就给钱！我不乞讨！”

他发火了。卡斯坦夫妇只好离去。

几个星期之后，苏丁在玛德琳娜附近的一家画廊中展出他的《番茄鸡》，卡斯坦夫妇想买这幅画，他们找到苏丁的画商斯波罗斯基。但是他没有权利出卖这幅画，因为它属于弗朗西斯·卡尔科。斯波罗斯基没有说明从前苏丁的画一文不值，他早就将这幅画送给而不是卖给了作家卡尔科。

卡斯坦夫妇坚持要买。斯波罗斯基只好去见卡尔科。后者十分客气地把画还给他，没有接受这位波兰画商付给他的钱。于是，卡斯坦买下了画。从此之后，他们经常来画家的画室，一逗留就长达十个小时，还一幅又一幅地买他的作品。

后来，苏丁经常去卡斯坦夫妇的城堡做客，一住就是数个星期。慷慨资助苏丁的这对夫妇对画家倍加宠爱，特别是女主人玛德琳娜，还为画家当绘画模特儿。她迷恋此人的韧劲：他身上带有的那股无法形容的力量和能量；他为自救而顽强拼搏的硬骨头精神；他到处寻找17世纪的油画作品，只要画面有颜料颗粒他就心满意足，因为创作时画笔在画布上移动时并不是平行滑动；他跪在地上恳求一个为他当模特儿的洗衣女工恢复原有的表情；他花费数小时甚至数天的时间修改作品中的一点儿微小的缺陷；创作的时候，他要求周围绝对安静，任何人不得靠近他，不得同他讲话；天蒙蒙亮，他就起床要求尽快备好汽车，立即拉他去市场买鱼，而且只买鱼，因为他要画鱼；一天早上，他恳求卡斯坦夫妇陪同他到田里去，因为他曾经在那里见到过一匹十分漂亮的马。他们见到了那匹老马。它瘦得皮包骨头，浑身泥浆，正在街头为一个街头艺人拉车。

“我想画它！”苏丁高兴地说。

他激动得围着那匹马转来转去。马塞兰·卡斯坦开始同那些街头艺人谈判。艺人们同意到卡斯坦夫妇的城堡逗留一下，条件是必须向他们提供吃喝。艺人们在城堡的草坪上安顿下来之后，苏丁带着那匹瘦马远离人群，接着他画出了一幅名作。

苏丁对自己的要求严格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从不参加集体画展，担心被淹没在其他艺术家之中。无论是他自己的、卡斯坦夫妇的或者他的亲朋好友的任何画，只要不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他就毫不吝惜把它撕毁。

据曼·雷说，苏丁过去一直连做梦都想看看大海。巴恩斯买了他的绘画作品后，苏丁兴奋不已，完全陶醉了。他叫了一辆出租车，直接拉他到了南方，去了东比利牛斯省的塞莱特，后来又去了阿尔卑斯省海滨卡涅的海边。

回到巴黎两年之后，他系统地毁掉他在南方创作的画作：他在其画商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处见到多少，就烧掉多少；听说哪个画廊有他的画，就去全部买回来或者用他最新的作品把那些旧的换回来。运回家后，全部将它们剪掉；有时他把撕毁、剪毁的一些碎片缝合成为新作，但大部分被扔进垃圾桶。除他的司机达内罗勒有时将他扔进垃圾桶的一些碎片捡回送给斯波罗斯基外，剩余的全部被一些绘画业余爱好者回收，送给马扎兰街的一位酒馆老板——雅克。老板用针线把它们缝合成新画之后，这些业余爱好者再把它们卖给画廊。

最初他只毁坏他在塞莱特创作的作品，后来其他作品也逃不掉这样的厄运。每当苏丁到画商勒内·冉佩勒家时，画商准将苏丁的画挂到高处，而且绝对不能让他单独留在展有其作品的画廊内。

苏丁毁坏所有他的画，包括带有他签名的假画、他在所有他居住过的地方作的画。

到了1925年，他惟一喜欢的画作只有他的《死牛》(图59)。那是他在圣戈塔尔街的画室内试验创作的作品。住在卡斯坦家的城堡的时期，他经常去城堡周围的菜市场或附近的农场。回来时常常带着一些宰杀后的或者储藏变质发臭的鸡、鸭、火鸡或兔子。他把它们挂在钩子上，画在画布上。但牛却是另一码事。苏丁画的牛是效仿他十分欣赏的伦勃朗的风格的结果，也是孩童时的苏丁经常见村子里的屠夫屠宰牲畜，而且曾经被关在冷库里挨了一顿狠揍之后，被强迫画一些无视传统观念的画的结果。在以下的一段文字中，他十分清晰地承认了他的牛是如何画出来的：

我在孩童时代见过村子里的屠夫一把抓起一只鸟，把它的头剁下，将血放净。我痛苦得直想大声叫喊，而我看见屠夫却十分高兴时，我的喊声被压在嗓子眼儿里没有能够释放出来……但我始终觉得这喊声堵得我喘不上气来。我有一次画侮辱老师的肖像时，我试图将这一喊声释放出来，仍然未能够实现。然而当我画《死牛》时，终于将一直憋在嗓子里的那股喊声释放了出来。

［摘自保存在艺术图书馆中1955年出版的埃米尔·斯吉特雅的《苏丁与他的时代》一书］

苏丁去巴黎郊区的维莱特买了一头屠宰过的整牛，回来用一些铁钩挂在画室的屋梁上。天长日久，等到牛开始变质腐烂时，和斯波罗斯基一样对苏丁忠心耿耿的波莱特·茹尔丹，为了让牛骨架保持颜色鲜艳，到许多屠宰场寻找牛血涂抹腐烂的牛。苏丁在画之前，有时也帮助她用刷子将找来的血刷在死牛腐烂了的肌肉上。

很快，苍蝇越来越多，可是苏丁对此视而不见；恶臭气味越来越大，邻居们纷纷告状。一天早上，市政府卫生部门的人员找上门来。向来害怕穿制服的官方人员的苏丁吓得躲藏起来。于是，只有波莱特·茹尔丹出面解释在室内保存死牛的原因。她成功地说服了市政府的这些雇员为画室进行了消毒。他们还向她讲解了如何才能够避免牛尸体的腐烂和散发臭气。其实问题很简单，只要给死牛注射一些氨液就可以了。

从此以后，苏丁无论到哪里，都随身带一个注射盒。每当遇见死去不久的动物，他都给其注射氨液，然后带回家来做他的绘画标本。

基基十分想向苏丁表达对他的爱慕，但她没有说出口来。她知道苏丁早已不像从前那样是独身一人了。他重新找到一个他青年时期的心上人——德博拉·梅勒尼克。有人传说他们已经举行了宗教婚礼，并且有了一个女孩子，但苏丁很快终止了他们之间的婚姻关系。当人们同他提到他的女儿时，他说自己没有女儿，而且立即转移话题。他不想知道任何事情，但没有过去蛮不讲理了。从此以后，身边总有女人在陪伴着他。

1937年，他爱上一位德国犹太移民、社会党人——热达·格罗特。他给她起了个别名“看护小姐”。因为在他们相识后不久，他患了急性胃溃疡。在他卧床不起的时候，格罗特守护过他整整一夜。很快，他们一起住到勃艮第大区约讷省的索拉。大战期间，他们一起回到了巴黎。

1940年，格罗特被关进了集中营；1943年，她奇迹般地返回巴黎。在此期间，卡斯坦夫妇在一次艺术展览会开幕式上向苏丁介绍了一位聪明美貌，但也十分任性的女子——玛丽-贝特·奥朗斯。她曾经是马克斯·恩斯特的第二任妻子。从此，她成为苏丁的最后一位伴侣。

德国人占领法国期间，盖世太保一直在追捕无国籍的犹太人苏丁。在巴黎，他尽量少出门。万一出门，他总把帽子拉得很低，几乎扣在眼上，他以为这样就能够不被人认出。他已经不能吃别的东西，每天只吃土豆泥和蔬菜汤，瘦得皮包骨头，十分吓人，并且大把大把地掉头发。为了保护头发，他在头顶上打了个鸡蛋，像个鸡蛋饼似的扣在头上，然后再戴上帽子。

他最后躲藏在玛丽-贝特·奥朗斯在植物园街的一位朋友家里，只有夜间才敢出门。看门人向占领当局告发他之后，他逃到了安德卢瓦省的桑比尼。玛丽-贝特·奥朗斯领着他一个又一个地更换旅馆，直至他们找到了一座僻静的住房，在那里安顿下来。但那时苏丁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1942年8月，他的胃病日趋严重，出现了胃穿孔，被送进西农医院。他央求医生立即为他手术，但玛丽-贝特拒绝了，她坚持要去巴黎的一家医院，找一个专家为他进行手术。他们租了一辆救护车。玛丽-贝特·奥朗斯想回住处取他的绘画作品带回巴黎。她要求救护车返回桑比尼，然后又到别的地方取其余的画作。这样一来，来回耽搁了二十四小时。当他们最后到达巴黎时，苏丁的胃已经大面积穿孔。1942年8月7日进行了手术，9日早上六点，苏丁停止了呼吸。送葬的艺术家的人数少得可怜，但其中有毕加索和还没有去集中营的马克斯·雅各布。他被埋葬在了蒙巴那斯墓地。帕森和他的女人们在那里已经等待他十二个年头了。

塞姆·苏丁坟墓的地皮属于奥朗斯家族。他的墓上没有插犹太教的五角星，而是一个天主教的十字架。虽然不合情理，但绝非独一无二。他墓碑上的题词不仅出生日期被搞错了，连他的名字也被写错了……

……于是出现了一些奇怪现象，起初几乎没有引起家人的警惕，直到有一天在公众中发生了一些极端行为，人们才知道他是诗人。

路易·阿拉贡

1925年7月的一天上午，文人们再次在丁香园酒馆聚会。这是《新文学》杂志在为天主教的象征主义诗人圣-波尔·鲁克斯退居法国西部菲尼斯太尔省的卡马莱而举行的饯行宴会。超现实主义派人士均受到了邀请，因为《新文学》杂志专门为诗人圣-波尔·鲁克斯出版了一期专刊，而超现实主义派人士似乎都为该期刊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超现实主义派人士们认为圣-波尔·鲁克斯是属于以马拉美为代表的象征主义诗人，也就都原谅了他顽固的宗教观念。安德烈·布勒东给他的题词是“世上的明白人”。二十年后，阿拉贡在他的《共产党人》一文中，向这位被他称为“十分了不起的人”表示深深的敬意。

布勒东和他的朋友们都出席了这一饯行宴席。除了他们之外，参加聚会的人还有雅里演出《于布王》的那个剧院老板吕涅·坡。布勒东谴责他在大战期间曾经被反间谍机构雇用当过反间谍特工。宴会由在主席台就座的拉希尔德女士主持。布勒东后来承认：“主席台（拉希尔德女士）的几句话使我们大家勃然大怒。”［摘自安德烈·布勒东的《与安德烈·帕里诺的谈话》］在场所有人的神经立即都紧张了起来。不应该把人们的火冒三丈仅仅归结于小文人们出席宴会，而超现实派人士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不久前，法国驻日本大使保尔·克洛代尔阁下向《Comoedia》发表谈话，称超现实主义和达达主义的实质是“男子同性恋”，他在文章中同时还回顾了在大战期间他的伟大功绩：他从拉丁美洲购买肉品养活盟军。超现实主义中的好事之徒们利用了这一高尚的集会，对这位大使阁下进行报复。他们散发了大量带有血腥味的血红传单，其内容如下：

只有一种思想道德是站得住脚的，即一个人不能既是法国驻外大使，同时又是诗人。我们利用这一机会公开宣布我们从思想到行动上均同所有法国的东西决裂，划清界限。我们在此申明，为一个出售猪狗的国家利益服务的行为属于背叛行为，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我们永远地把您视做学究和流氓恶棍，不惜名誉受到损害。

［摘自1977年出版的让-雅克·布罗希耶的《超现实主义者们的冒险行为》］

宴会上的气氛紧张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只要有一点儿小小火星，就会引发爆炸。拉希尔德女士在达达主义盛行的时期，曾经号召这些勇士向社会那个无忧无虑的堡垒进攻，鼓励他们纠正把一切都不放在眼里的年轻一代。在这一天的宴会上，她的发言火上浇油，引起了冲突。因为她重复了几天前在一次采访中她已经表达过的反德国言论：“法国女人都不应该嫁德国人！”她说话的声音并不大，但所有人都听见了。这一言论恰好触及了超现实主义者最敏感的问题——德国。正如阿拉贡所说，超现实主义者经常帮助法国的敌人——德国，特别是在《凡尔赛条约》签订、盟军占领鲁尔河之后，甚至在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之一。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1919年1月5日被艾伯特反动政府杀害。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被杀害之后，他们仍然一如既往地帮助敌人。另外一个原因是布勒东站起身来十分冷静地说：“女士，您的讲话对我们的朋友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1891—1976），祖籍德国的法国画家。德国科隆达达运动的奠基人之一，超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是极大的侮辱。”

马克斯·恩斯特随声附和其上司的意见。然而，布勒东对德国的失败十分失望，恩斯特却为法国的胜利深感自豪。这一下子，宴会的会场就炸锅了。

冷不防从空中飞来了一个苹果砸在布勒东的身上，接着第二个、第三个，布勒东将一块餐巾扔到了拉希尔德女士的脸上，口中喊道：“女土匪！”

“她诬蔑我们！”一个与会者推波助澜地责骂。

圣-波尔·鲁克斯努力劝说双方，企图让局势平静下来，他大声嚷道：

“好了，好了。不能这样对待一位女士，我们应该礼貌待人！”

“礼貌？什么礼貌？我们必须以牙还牙！”

这样一来，整个大厅乱了起来。带汁的鱼、蔬菜、盘子、碟子、酒与杯子像炮弹一样在空中飞来飞去……

菲利普·苏波“嗖”地一下跳起来，双手抓住固定在屋顶上的吊灯支架，身体悬空，双腿甩动，阻挡着漫天飞舞的“流弹”。路易·德·贡扎格从旁边一个包间冲出来，加入了反对超现实主义派的行列。安德烈·布勒东用拳头砸碎玻璃，打开窗户，看见人行道上已经聚集了好大一群人。马克斯·恩斯特用双手合成喇叭筒，大声呼喊：“打倒德国！”

“打倒法国！”米歇尔·莱里斯喊着作为对他的回答。

“中国万岁！”第三个人喊道。

“里夫人Rifains，摩洛哥北部的一个部落民族。万岁！”有人喊道，意为怀念在摩洛哥起义的柏柏尔人。

聚集在人行道上的人群中，有一位妇女朝窗户方向投过一道目光。她是俄罗斯人，不到30岁，名叫艾尔莎·特里奥莱。透过被打开的窗口，她发现了一位身穿礼服的美貌男子不声不响、文质彬彬，在眼前的一片大喊大叫、大打出手的混乱之中，他一直保持着十分平静的态度。

这位男子没有注意到她。他有如鹤立鸡群，不久他就转过身去，伸手挡住向桌子飞去的一把香蕉。特里奥莱向她旁边的一个人打听此人是谁。显然，谁都不认识他。她在圣米歇尔大街的路边上发现一张长凳子，她登上那张长凳子，继续向那个位置看的时候，那人已经不见了。她继续寻找，没有任何结果。于是，她从长凳上下来，走了。她的心像被此人带走了似的，她明白刚才见到的正是她长期寻觅的心上人。

丁香园酒馆内，圣-波尔·鲁克斯在一片狼藉中仍然在极力劝说大家恢复冷静。但丝毫不起作用。米歇尔·莱里斯又来到窗口，大喊一声：“德国万岁！”

聚集在人行道上看热闹的人们勒令他下来，给大家讲明他的道理。人们则把他打了个半死，及时赶到的警察把他带到警察局，关起来又狠揍了一顿。藤田认为是罗伯特·德斯诺斯在警察局找到爱德华·埃里奥这个后门，为米歇尔·莱里斯说了情。他才被警察局释放。

丁香园丑闻影响颇大。第二天，新闻媒体异口同声地一致反对超现实主义派，说他们是“蒙巴那斯大街的恐怖分子”。文人协会、战斗作家协会与《法国行动》报协同一致，号召所有新闻媒体从此不得让这些危险分子的名字见诸报端，以切断他们与公众的一切联系。

在巴黎市，捣乱分子闹事这并不是第一次。但在蒙巴那斯，特别是在丁香园酒馆，诗人、画家和作家间为艺术以外的原因发生打架斗殴的现象过去从未发生过。

安德烈·布勒东也承认：“为圣-波尔·鲁克斯饯行宴会事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超现实主义派与那个时代的其他思想派别从此彻底决裂了。”

举行饯行宴会的当天上午，布勒东和他的朋友们参加了一个反对摩洛哥战争的组织，并且准备派遣法国志愿军参加反对阿卜杜拉-埃勒-克里姆Abd-el-Krim（1882—1963），摩洛哥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的斗争。在1925年7月的这一天发生了震撼丁香园酒馆的丑闻之后，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现象。法国诗人保尔·福尔和他那些整天吟诗作画嬉笑吵闹的幽灵似的伙伴从此没有了踪影。在超现实主义派人士的影响下，蒙马特尔和蒙巴那斯又要再次改变历史了，诗人们即将发现一个新的时代：政治时代。

超现实主义者的活动场所

我们的主啊，您在天上，请您就在那里吧。

雅克·普雷韦

超现实主义者们的活动场所有好几处：好几家酒馆、布勒东家和巴黎十五区的城堡街。但这些先生（除了西蒙娜·布勒东之外，超现实主义者们中的妇女很少，而且她们经常保持沉默。）最喜欢去的地方还是小酒馆。他们并不在吧台前聚会，总是在酒馆的最里面。他们把大厅里所有位置全部包下来。如同上班一样，他们在晚上六点准时到达。然后就开始他们的约会，玩塔罗牌、扑克牌或者从事问答游戏（这是一种回答未知问题的游戏）；也有人在这些人中间进行调查，特别是常向他们提一些有关性或者个人隐私方面的问题。此类问题常常会引起冲突，造成紧张气氛；参加者常对新闻界的新闻报道、国内外形势及周围发生的大小事件进行分析、发表评论或者认真仔细地算账。所有这些活动都很少在心平气和中进行，朋友们相互邀请在中午或晚上七点聚在这里喝上几杯，申请加入该派别的人有时在这里接受审查和参加考试。

布勒东从不缺席，阿拉贡也几乎从不缺席。他们两人的性格各具特色，前一位脾气暴躁，动则暴跳如雷；后者文质彬彬，从来都保持威严与宁静，他那出奇的冷静在发生激烈口角时十分有用。《超现实主义宣言》的鼻祖布勒东只对他（阿拉贡）一个人怀有无限崇敬的感情，只同他一个人说话时客客气气。

他们喜欢色彩斑斓，所以喝石榴果汁。他们喜欢什么酒的名字，就喝什么酒。

他们就餐总执行一条不可动摇的规则：实行AA制，各人付各人的账。布勒东在拍卖卡恩维莱的收藏品时，低价购买了大量的绘画作品。在需要的时候，他适时适量地出售一些。所以他比较富有，他经常为他人缺钱的事犯愁。保尔·艾吕雅也有钱，而且有很多钱，遗憾的是像他那么有钱的人只有他一个。因此，每当他们一起就餐时，必须选择大家都能够接受的餐馆。

他们还有另外一条规则：干事必须兢兢业业。阿拉贡不愿意接受布勒东制订的清规戒律，更愿意同南希·居纳尔手挽手闲逛，人们就看不惯。艾吕雅经常高兴地向周围的人们展示加拉的裸体照片，人们口头上同意看，但总是找种种借口婉言谢绝到场。人们都清楚他喜欢加拉，加拉也爱他，但她也同样地爱着马克斯·恩斯特。而恩斯特爱加拉，但也同样地喜欢艾吕雅。只要别人不妨碍他的利益，艾吕雅并不感到这种三角恋爱有什么不好。但无论如何，在布勒东组织聚会时，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借口缺席。尤其是出现屡次缺席的现象时，他们这位统帅、整个集会的“教皇”——体魄粗壮、腰板挺直、深色着装（墨绿色）、向后拳曲的头发——他神情威严地、以特有的犀利目光审视着整个会场，清点着到会者和缺席者的人数。发现一个妇女到来时，他站起身来，十分礼貌地亲吻一下她的手。于是，吻手后来就成为超现实主义派的内部规矩。

他们主要在哪一家酒馆聚会呢？超现实主义的前身达达运动时期，在圣米歇尔大街的“苏尔斯（Source：意为泉水）”。这里距离布勒东和阿拉贡所在的瓦尔德格拉斯和布勒东生活的“伟人”旅馆都不远。布勒东正是在“苏尔斯”，让他最要好的朋友阿拉贡朗诵了他与苏波合著的《磁场》一书中的两节。（《文学》杂志发表过该书的前三章。）布勒东、查拉和阿拉贡在这里接待要求加入他们运动的申请人以及他们的朋友，例如马塞尔·杜尚、马克斯·恩斯特、让·阿尔普和年轻貌美、总是充满激情的造反派勒内·克勒韦尔。

塞尔塔酒馆为处于困难关头的阿拉贡提供了挣钱的条件：有一个时期，阿拉贡身无分文，他的朋友菲利普·苏波向在绝望中挣扎的他为《欧洲杂志》约了一篇稿子，因为苏波当时是该杂志的编辑部负责人。而阿拉贡正是在塞尔塔酒馆撰写了这篇文章，此文被收进了阿拉贡的《巴黎的农民》一书。

在20年代，布勒东搬到喷泉街之后，他所创立运动的总部起初就设在他家中，后来迁移至巴黎十八区克里西大街，直到1929年达利Salvador Dali（1904—1989），西班牙画家、作家。1929年至1939年期间为超现实主义运动成员。和布努埃尔Louis Bunuel(1900—1983），西班牙电影工作者，是电影界超现实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加入了超现实主义运动为止。

他们二位跨过塞纳河，到左岸之后，超现实主义者们就经常到圣叙尔皮斯广场的市政府酒馆聚会了。从1928年起，曼·雷、阿拉贡和德斯诺斯及其追随者重返蒙巴那斯的古堡酒家，画家们也去。阿尔托和其他许多人仍然是多姆和罗童德的忠实顾客。然而，他们大家都经常集体到位于蒙巴那斯的勃洛梅街，因为那里是塞纳河左岸超现实主义者们的圣地。

位于沃基拉区的勃洛梅街，有从遍地荒草中挺拔而起的一栋砖瓦结构的房子。1922年，安德烈·马松André Masson（1896—1987），法国超现实主义画家。和若昂·米罗Joan Miro（1893—1983），西班牙画家、雕刻家、陶瓷学家。各自住进这里。米罗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结识了毕卡比亚，通过后者也接触到了法国文化。他们的巧遇促使他于1919年来到巴黎。他在蒙马特尔结识了安德烈·马松，安德烈·马松同样是马克斯·雅各布的朋友。

马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负伤，留下了严重的战争后遗症。战争结束后，他在精神病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出院之后，生活十分拮据。1922年，马克斯·雅各布把他介绍给卡恩维莱。这位德国画商向他提议，签署一项向马松购画的合同。得到这一完全出乎意料的恩赐之后，他才得以同妻子和女儿搬到勃洛梅街来居住。马松的朋友米罗几乎同时也搬进了勃洛梅街，但他们二人对此彼此都一无所知。

1924年，罗伯特·德斯诺斯带领布勒东来到勃洛梅街见马松，马松带他去见了米罗。首次见面，布勒东就购买了米罗的绘画作品《耕地》(图60)，后来他还买了其他的油画，并且在《超现实主义革命》杂志上发表了其中一些画的复制品。在他的眼里，米罗毫无疑问是他的人。

1925年11月，在波拿巴街皮埃尔画廊举办了一个艺术作品展览会。大多数超现实主义者都出席了该展览的开幕式：布勒东、阿拉贡、苏波、艾吕雅、纳维尔、维特拉克、克勒韦尔（他在追随一段时间达达运动之后，最终归顺了布勒东）、莱里斯、马克斯·恩斯特等。同往常一样，超现实主义的展览会开幕式在夜间十二点举行。不反对超现实主义的米罗也出席了，但条件是必须允许他根据自己的意愿同他们拉开一定的距离。

在对待超现实主义运动的态度上，马松比米罗积极。他经常向布勒东的杂志提供素描画，一直到1928年，他再也不愿忍受“头头”的专制才疏远了他。与其他许多人一样，这一疏远的结果是被达达运动开除。

最初几年，超现实主义者们——莱里斯、阿尔托、罗朗·蒂阿尔、巴塔耶（他始终积极靠近该运动，但没有加入组织）、兰布尔和阿拉贡，无论资历深浅，一律都到勃洛梅街。他们在那里一起读书看报，一起开怀畅饮，一起抽鸦片。1926年，雕塑家安德烈·德·拉里维利、画家乔治·马尔金那和诗人罗伯特·德斯诺斯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以同样的热情与他们同饮同乐。

罗伯特·德斯诺斯不再爱泰莱丝·十三，而爱上了一位比利时女演员。她为他唱歌，他向她提供滋补品。德斯诺斯在不睡觉的时候，就去黑人舞厅。他曾经为开办该舞厅做了许多的工作。他也常沿着车站后面的城堡街向上朝蒙巴那斯墓地方向走去，不远处就是原来的玛丽·瓦西里耶夫食堂。他在54号门口停住脚步，伸手推开栅栏。在他的面前，出现了一座二层小楼。过去这里是一个出售兔子皮的店铺。他登上几级台阶，进入了一个十分宽敞的房间。房间的墙上有一幅吕尔萨创作的立体画。地面上到处乱扔着一些从跳蚤市场或者附近的垃圾桶中捡来的破烂东西。

门对面的墙根处放着一套奇怪的家具：很高，带有一个壁橱，一个玻璃缸里装有沙子和一些活的游蛇，一台很不错的电动留声机。在这套家具的上面有一个笼子，里面有一窝欢蹦乱跳的白色耗子。这面墙的外侧是一个凉廊。临时来的朋友就住这个凉廊里。经常来住的人是邦雅曼·佩雷。后来，1928年1月6日到7日，路易·阿拉贡同南希·居纳尔住进了这个凉廊。

这里住着三人。底层一扇门的后面就是他们三人之一的画家伊夫·唐居伊Yves tanguy（1900—1955），祖籍美国的法国画家。的画室。伊夫·唐居伊曾经在他们公用厅的墙上画过一幅血迹斑斑的耶稣像。他在一辆公共汽车顶层发现了德·契里柯的画之后，回来就将这幅画擦掉。从那以后，他放弃了印象主义，而开始创作许多无视传统观念、无视圣像的作品，并且在《超现实主义革命》杂志上发表了它们的复制品。

二层住着另外两个人。马塞尔·杜阿梅尔目前是一家旅馆的老板。因为他是三名住户中最富有的，房子的修缮工程款就由他支付。

这三人当中的最后一位雅克·普雷韦Jacques Prevert（1900—1977），法国作家，超现实主义诗人。当时已经戴着后来成为传奇式的那顶鸭舌帽，嘴角上已经叼着烟头。他经常写电影剧本，但没有人要。他同德斯诺斯合作创作歌曲，并建议基基唱。基基认为这些歌曲不适合她，也不愿意接受。

他在朋友们演出的电影中当群众演员。他没有上过几年学，从16岁起就靠站柜台叫卖东西维持生计。他诡计多端：向真的顾客开假发票，把商店里所有的钟表调到在客流量最大的时间同时响起。因为当时他还没有与西蒙娜结婚，他就向在稍远一点儿的地方工作的一位年轻女售货员求爱。但女孩子的父母想方设法保护他们的女儿不受他的侵犯。一天，人们看见他在商店前的人行道上奔跑，两名警察在后面紧追不舍。

他曾经在法国的默尔特-摩泽尔省和伊斯坦布尔服过兵役。在服役期间，认识了他的两位好朋友杜阿梅尔和唐居伊。

一天，歌词的作者雅克·普雷韦在蒙巴那斯的一家酒馆遇见了《身体与财富》的作者罗伯特·德斯诺斯。当时酒馆里有个人大吵大闹，普雷韦正准备狠揍他一顿时，恰好进来的德斯诺斯举起拳头向他打去，保护了那个受攻击的人。在场的弗洛朗·费尔斯见情况不妙，急忙起身介绍他们二位认识。

他们两人收起拳头，紧紧握手。接着，普雷韦就带领德斯诺斯去见唐居伊和杜阿梅尔，他立即就和他们成为好朋友。不久以后，他们发现了他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点：四人都出生于1900年，他们认识的时候都年仅25岁。

这样一来，常在勃洛梅街和城堡街活动的超现实主义者们会合了。接着，塞纳河左岸的蒙巴那斯与右岸的喷泉区活动的两帮超现实主义者也会合了，并且为他们信奉的理念赋予了一个正式的名称——“超现实主义”。尽管他们的“教皇”布勒东和那些习惯于寻衅滋事的普通成员实践他们共同理念的方式不同，但他们还是一致为这一会合深感欣慰。

我们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蒙巴那斯这个永久性集市上闲逛。

马塞尔·杜阿梅尔

以普雷韦为首的那帮人，为了显得精神饱满一些，在第一次去见布勒东之前吸了大量的可卡因。因为感觉在城堡街十分自在，所以阿拉贡、凯诺、马克斯·莫里斯、米歇尔·莱里斯等人每天都到那里去。第一天，米歇尔·莱里斯坐得笔直，拿起一瓶金酒，一饮而尽，然后坐得越来越直，越来越沉默寡言，越来越让人猜不透。

后来他经常这样。

邦雅曼·佩雷呢？他一到那里就操起一架手风琴，深吸一口气，双手猛然往两个方向一撑，手风琴突然从正中间断裂成了两块。

后来，他再也不干那样的蠢事了。

《超现实主义革命》杂志第八期上发表了马塞尔·杜阿梅尔拍摄的一幅照片，解说词是《邦雅曼·佩雷谩骂神甫》。这样，就产生了佩雷最喜爱的体育运动是追逐神甫的笑话。当时，他们陪同普雷韦夫妇去接唐居伊夫妇，他们将一起赴马松在尼斯附近萨那利的家度假。马松不久之前在那里租赁了一座房子。他们乘坐的汽车在快速行驶，车窗敞开，佩雷边开枪，边吼叫驱赶着沿途的行人，其中有一位教士。佩雷手枪不离身，而且到处滥用，一点儿不比二十年前的阿尔弗雷德·雅里逊色。

马松十分了解佩雷的过激行为。在他搬家到勃洛梅街之前，佩雷每天到画家在塞居大街的家看他。在半个月之内每天重复发生同样的事情：佩雷每次从一家底层敞开的窗前经过，恰好看门人和他的妻子及孩子正围坐在一桌热气腾腾的餐桌前吃午饭，饥肠辘辘的他每次都从窗口探头进去，向一家人提出同样的问题：

“这一盘盘的屎好吃吗？”

他有一次甚至两天滴水未进了。

在忍了两个星期之后，受到挑衅的家庭忍无可忍，奋起反击了。当佩雷又出现在面前时，看门人用力地清了清嗓子，小声地嘀咕道：

“该死的德国鬼子！”

然后猛地把窗户关闭，以免挨打。

佩雷十分欣赏布勒东，而布勒东也为此十分感激佩雷。佩雷拥护布勒东的一切思想和行为，时时处处为他辩护。只有每当根恩巴赫神甫坐到布勒东身边时，佩雷就立即站起来，扇他几个耳光，神甫只能离开。布勒东当时正在劝说神甫加入超现实主义运动，但他对佩雷毫无办法，他的这位最忠实的信徒根本不听从他的任何劝告。很久以后，佩雷向他人承认说：“根恩巴赫加入不加入超现实主义运动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位神甫爱上一个女演员，常身穿长袍到“赛马师夜总会”跳舞，常到罗童德喝酒，逛窑子。当他身无分文的时候，就退避老家——卢瓦尔河沿岸的索莱斯姆……但道貌岸然的他仍然是神甫。《超现实主义革命》杂志第五期上登过该神甫同一个情妇小姐的一张照片。佩雷无权阻止杂志做什么，于是他在大街上予以报复。每当他在街上瞅见穿教士长袍人的影子，就怒火中烧，免不了冲上去教训他一通。这类过激行为发生的时候，经常同佩雷在一起的普雷韦也不阻止，他从心底里赞同其朋友的做法。

一天晚上，布勒东和城堡街的超现实主义者们一起在克里西大街的人行道上等着电影院开门。街上闲逛的人熙熙攘攘，天下着雨，行人人手一把雨伞。布勒东特别讨厌雨伞，尤其是当雨伞挡住了他去路的时候。此时，怒不可遏的他抓住一个路人的雨伞，双臂一伸，不费吹灰之力将伞折成两节。普雷韦看见很好玩，也学着他的样子折断了另一行人的雨伞。德斯诺斯也不甘落后，折断了第三个人的雨伞。接着，佩雷、唐居伊和杜阿梅尔边走边夺过行人们的一把把雨伞，全部照此办理……群众被激怒了，责骂与抱怨声连成一片。佩雷带头动起手来。很快警察赶到，结果显而易见：事件平息了，但看电影就只能等下一回了。因为他们被带走了。

另外一次，普雷韦、杜阿梅尔和唐居伊都在布列塔尼的海滨。普雷韦在用创作讽刺词的方式搞了一些恶作剧之后，他躲进了一家酒菜丰盛的餐馆。上甜点的时间到了，他敞开所有的窗户，咒骂聚集在餐馆前广场上的农民。只因他的运气好，才未被那些人揍死。几天之后，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不小心撞倒了他，他起身狠打了那人一顿。

在周围邻居的心目中，城堡街54号是一个妓院，否则，整天有那么多的人来来往往作何解释呢？

白天，住在54号的人都不工作，他们整天在蒙巴那斯泡酒吧，逛电影院和剧院。据说德斯诺斯每天去一次电影院，普雷韦也一样，因为他的弟弟皮埃罗是塞纳河右岸电影院的放映员，可以放普雷韦和他的朋友们免费进去。有许多电影他们都反复看了无数遍。晚上，他们回来阅读乔治·巴塔耶秘密出版的书——《眼睛的故事》。

他们一起住的人总是很多。以三个人的名义租的房子里常常住十五六个人。每天睡觉之前，他们都听美国的华尔兹舞曲的唱片，喝酒，吸烟，玩一些稀奇古怪的游戏。

什么样的游戏呢？

大家围坐在一张桌子边，桌子上摆放着一些纸片。他们轮流传递一张纸片，每人都背着其他人在纸上写自己想写的东西，折叠好，传给下一个人。一圈结束后，另取一张重新开始。这种小纸片游戏是查拉发明的，而普雷韦赋予了它文化内容：正是他给出了下面一句名言的开头：

老鞋也将走出新路。

画家和诗人们经常组成小组做游戏：有时曼·雷、米罗、莫里斯、唐居伊为一组，有时布勒东、杜阿梅尔、莫里斯、唐居伊……为一组。他们中的诗人时而也拿起画笔搞绘画创作。

他们在一起时也讨论政治问题。他们的立场观点与《光明》杂志比较接近。该杂志由亨利·巴比塞（1872—1957），法国政治家，作家。政治立场同样温和的彻底革命家。”后来，该杂志成为法国共产党左派的机关报。而眼下，它是反对摩洛哥战争的先锋。许多知识分子，包括超现实主义者们也参加了这一斗争。但是，光明社同时也提出了共产主义的问题。布勒东为此发表了一篇长文《正当防卫》，一方面反击《人道报》上对知识分子的攻击，同时也回答皮埃尔·纳维尔Pierre Naville（1904—1993），法国社会学家，是法国劳动社会学的一位奠基人。的质问：超现实主义者们“确实”做好从事革命“行动”的准备了吗？布勒东的回答：是的。但是，“思想上”的革命与“行动上”的革命同等重要，不能说只有共产党成员才可以从事革命斗争。

那几年的最大问题是：超现实主义者们到底是否即将搭乘共产主义的列车。普雷韦曾经说过：“别人将把我编进党的一个支部。”［摘自1972年出版的马塞尔·杜阿梅尔的《请别讲述你的生活》］在他看来，1929年组建的“十月小组”和工人聚集的郊区创办剧团都无须建立党组织。

莱里斯和唐居伊对是否加入共产党组织犹豫不决，阿尔托和德斯诺斯明确表示拒绝加入。布勒东、阿拉贡、佩雷、于尼克和艾吕雅于1927年1月采取了果断行动，从组织上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但布勒东由于对共产党的文化政策完全失望，很快就退党了。)他们发表了一篇文章《告天下》，对外宣布他们的决定，讲解做出这一决定的理由。文章的发表引来让·波朗在《NRF》上发表了一篇尖酸刻薄的评论文章讽刺挖苦他们。布勒东在答辩文章中，称波朗是“法国种的奸夫”。波朗派遣马塞尔·阿尔朗和弗朗西斯·克雷米约以见证人的身份去见布勒东，要求同他决斗，布勒东避而不见。波朗在《NRF》上发表了他给上述两位朋友的一封信，内容如下：

亲爱的朋友，

非常感谢你们二位。我劳驾你们跑了一趟，也没有白费。现在人们都看清楚了表面上行为蛮横粗暴与语言肮脏下流的这个人，内心深处是多么胆小如鼠、贪生怕死。

［摘自1927年11月1日《NRF》］

阿拉贡后来给波朗写了一封反击信。这是一封超现实主义色彩很浓、极力为布勒东辩护的信件。他写道：

先生，卑鄙下流的人有多种多样，我总认为最坏的莫过于以匿名从事活动。而您正是以匿名从事活动的专家……但是，归根结底您是太愚蠢了。我决不能允许您如此为所欲为，现在我彻底地不把您放在眼里了。

注：您赶快派见证人来吧，过两天我就要走了。

［摘自1994年发表的贝尔纳·勒利奥写的《阿拉贡通信录》］

克勒韦尔也加入了共产党。他在党内的时间比较长。他为法国共产党的杂志写过文章，参加过一些战斗行动。1935年在召开保护文化的作家国际大会期间，他曾经不顾一切地为拉近共产党员和超现实主义者的距离而奋斗过，但没有成功。他同布勒东产生了矛盾，双方都十分恼火。他向萨尔瓦多·达利［见发表于1974年萨尔瓦多·达利为勒内·克勒维尔的《艰难的死亡》写的序言］哭诉了他们决裂的经过。几天之后，长期遭受肺结核折磨的他在彻底的绝望中自杀身亡。

佩雷在1926年就加入了法国共产党，而且在其机关报《人道报》印刷厂做校对工作，能挣一点儿钱维持生计。当他发觉共产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之间的分歧完全不可能弥合时，就脱离了共产党。1936年，他在西班牙支持该国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中的托洛茨基分子。皮埃尔·纳维尔同佩雷一样：1926年加入共产党，同年担任《光明报》社的社长，1928年由于他成为托洛茨基分子，并且领导第四国际法国支部的工作，被法国共产党开除。

在巴黎塞纳河右岸，超现实主义者们的政治立场观点同托派比同共产党的更加接近。在左岸，他们的立场观点更加接近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者乐观、爱热闹，主张绝对自由、不拘泥于原则、不关心政治路线，比较灵活，不赞成动辄开除成员的做法。城堡街一侧，老的蒙巴那斯精神延续的时间较长。金钱的困惑、思想启蒙和现代意识的确限制了超现实主义派的腾飞，但在德斯诺斯和普雷韦身上有雅里和阿波利奈尔的精神。而布勒东常让人想起马蒂斯，哪怕是当他声嘶力竭大喊大叫的时候，也不失他的庄重与沉稳。

蒙巴那斯的超现实主义派之所以能够保持住蒙巴那斯人的原貌，他们之所以没有同喷泉街的超现实主义派融合，是因为他们之间主要的区别在于：左岸的超现实主义派是以普雷韦为首的放荡不羁的赖学生为王，而喷泉街一侧是由他们中间严肃的好学生当家。

III 斯蒙巴那斯，开放的城市（二）-3

……我循循善诱地启发的结果是：莫里斯整天打字，而维特拉克整天无所事事……

安德烈·布勒东

1928年的一天，瑶基·藤田在布雷阿街的白鹳酒吧喝酒。在邻桌上坐着一位穿燕尾服的男子朝这位年轻妇女微笑，这一举动令她十分恼火。那位男子额头上耷拉着一缕头发，手里拿着一把稻草正在编着玩。看见瑶基对他玩的把戏有兴趣，他起身来到她的桌边，让她看他最新发明的超现实主义游戏：他把已经编好的草片连接起来，就形成一只蜘蛛。接着他在上面洒了一滴水，这只蜘蛛的脚就动起来了。

这位男子放声大笑，并作了自我介绍：罗伯特·德斯诺斯。

瑶基对他的一套表演完全无动于衷。

第二天，瑶基和在蒙巴那斯的舞厅跳过舞有点儿认识的布勒东一起喝开胃酒。她向对方讲述了第一天发生的事，并且向他坦言德斯诺斯的行为令她不快。布勒东立即喊来一个服务生，要求给他拿来纸和笔。他马上给他的超现实主义同伙写了一封口气十分严厉的信，批评他不懂得在酒馆如何对待女士。瑶基试图阻止气得要发疯的布勒东，但没有用，信还是发出去了。

又过了几天，瑶基在另外一家酒馆发现了德斯诺斯。她请他到自己的桌边来，对她把那天发生的事情告诉布勒东向他道歉。但德斯诺斯对此毫不在乎。他刚从古巴回来，是自由人。

瑶基邀请他当天晚上到藤田在蒙苏里公园附近的家里共进晚餐。于是，他们之间建立了友谊。几年之后，瑶基·藤田成了瑶基·德斯诺斯。

瑶基和德斯诺斯在白鹳酒吧相遇之后，布勒东向这位惹是生非的青年人写的那封烈火熊熊的信件，反映出布勒东对属下的管制十分严格。萨尔瓦多·达利后来在为勒内·克勒维尔的《艰难的死亡》写的序言中，评价布勒东是一位“正直廉洁和严格刻板”的人。总之，布勒东要求他的属下必须时刻严格地跟着他的指挥棒转。

布勒东干预的方面很多。例如，他认为绘画作品买卖（他本人和艾吕雅都在做)是一种崇高的行为，而新闻工作却相反，德斯诺斯、克勒维尔、苏波以及其他许多人都由于从事新闻工作而使自己的名誉受到了损害（德斯诺斯在《巴黎晚报》工作；克勒维尔担任《新文学》的编辑部秘书；1944年，苏波在纽约巧遇迫于生计从事新闻工作的布勒东：皮埃尔·拉扎雷夫雇用他任电台播音员。他给自己划定了一个任何情况下都不得逾越的界限：可以播送除涉及他这位超现实主义教皇之外任何内容的文章）。

在喷泉街，很难听到或者很少听到马松、德斯诺斯和城堡街及勃洛梅街黑人舞厅的常客们喜欢听并且常听的音乐。即使偶尔听一下，也必须偷偷地背着布勒东。

布勒东永不放弃的一个信条就是：纯洁的爱情是一种高尚品德，而同性恋却是道德败坏的行为。《超现实主义革命》杂志第11期发表了超现实主义者们在一次关于一个特别问题（“如何看待鸡奸行为？”）的圆桌会议上的发言。普雷韦认为没有什么不好；凯诺持同样立场，他认为在超现实主义派中流行的反对同性恋是一种偏见，他为此深感遗憾。佩雷、于尼克和布勒东站出来反对，特别是布勒东。他说除萨德之外所有的同性恋者，都在“企图用精神与道德上的空虚向人性的容忍性发起挑战”。［摘自菲利普·苏波的《遗忘的回忆》］

这种严格作风或许能够部分地解释超现实主义者们对科克托的蔑视，以及布勒东对居住在巴黎但效忠于莫斯科的伊利亚·爱伦堡的敌对情绪。

法国人布勒东对这位俄国人不满的主要原因是他猛烈抨击过超现实主义派，而并非因为他不断地变换手法讨好党的领导。伊利亚认为超现实主义者是一些整天游手好闲、过着寄生虫生活的人，几乎仅仅关心罪中之最的鸡奸活动的人。在为革命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全国大会做准备工作期间，布勒东在蒙巴那斯遇见爱伦堡从家里下楼到酒吧去购买香烟。他尾随着他，并赶上去狠狠地打了他几个耳光，而对方未作任何反应。

《超现实主义宣言》的作者——布勒东对不忠者一律严惩，无论是动手或者动口，或者二者同时并用，一概毫不留情。而且经常是在对方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形下，打他个措手不及。例如，当他1929年与西蒙娜·布勒东离婚的时候，他还把别人同他的妻子打招呼也视为亵渎君主罪。有人甚至猜测布勒东与皮埃尔·纳维尔翻脸，可能是因为纳维尔的女伴（未来的妻子）丹尼丝·莱维是西蒙娜的表妹。

谁违背了布勒东的意志，布勒东与他断绝关系是必然的。无论同谁断绝关系，布勒东必定会同他进行一场激烈的厮打或咒骂。达达派及后来的超现实主义派的野蛮粗暴的言行不仅仅对外，他们自己也自食其果。当惩罚或开除组织内的成员时，也每每使用同样野蛮粗暴的手段。（布勒东在1946年发表《再版超现实主义宣言（二）的通告》中，对他本人的“不适当的暴躁”和“过于仓促地作出判断”表示懊悔。）

超现实主义的奠基人之一、《磁场》一书两作者之一的苏波同样被无情地抛弃，这是三十年之后许多人被无情地从斯大林主义的大家庭中驱逐出去的先兆。与苏波同时被开除出党的还有许多知识分子。被开除出党之后，他们都感觉成了无依无靠、无家可归的孤儿。被开除出与之命运相关的超现实主义派之后，苏波一度处于神经质的意志消沉当中。

以下是菲利普·苏波对他被开除经过的叙述：（1926年11月的一天晚上，苏波被传唤出庭。与审判巴莱斯大会一样，审判由布勒东主持）：

我进到一间相当大的房间。那里的灯光昏暗。我早已意识到，根据惯例，出席类似审判仪式的人很多，布勒东主持，路易·阿拉贡和马克斯·莫里斯协助。他们指控我的诉状充满敌意，甚至谩骂。我丝毫没有料到过去我一直视为朋友、在他们遇到无论何种困难，我都尽全力帮助的人们竟然会如此对待我。我很快就明白，他们预先早已精心策划好。这一次他们非要凌辱我，直至把我完全整垮为止。组织者们完全没有要听取我辩护的意图，因为他们已经做出了最终的决定。我感觉他们的这种做法荒唐可笑、荒谬绝伦。

［摘自菲利普·苏波的《遗忘的回忆》］

他们指控菲利普·苏波什么呢？没有经常出席超现实主义者的组织会议，为一些“资产阶级”杂志工作，写了一些引起争议的书，以作家的身份从事“乌七八糟的文学活动”，拒绝加入共产党，抽比工人们抽的无产阶级黑色烟卷更加贵族化的英国烟。

阿尔托也同样被开除了，他们对他的指控是什么呢？行为卑劣，不讲道理；形而上学；“为人卑鄙下流”；他负责的《超现实主义革命》杂志第三期中的文章全部带有“半极端自由主义”、“半神秘主义”［摘自安德烈·布勒东的《与安德烈·帕里诺的谈话》］的色彩，这就有可能将运动引导到与其创始人的意图背道而驰的方向上去。而运动的创始人本来正想依靠该杂志同上述倾向作斗争。

两年之后，阿尔托在阿尔弗雷德-雅里剧院上演了《梦幻》，他又成为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满足虚荣心”和“为个人牟取私利”［摘自安德烈·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宣言（二）》和让-雅克·波韦尔的《在超现实主义宣言中》］的告密者。天才的戏剧家听到对他如此指责，满不在乎，只耸耸肩膀，一笑了之。

仍然是在1926年，马克斯·恩斯特和若昂·米罗也被送上了被告席，原因是他们同意为佳吉列夫导演的一部最循规蹈矩的戏剧《罗密欧和朱丽叶》制作布景。在戏剧上演的当天，布勒东、阿拉贡和他们的弟子们一起来到剧场，从剧场的楼上撒下数百份谩骂性的传单，众口一词地说两位艺术家在金钱利益的诱惑下毁坏自己的名声。莱里斯在距离舞台不远处突然打出一面大旗，上面写着：“洛特雷阿蒙万岁！”穿着时髦雅致的阿拉贡在佩雷和德斯诺斯的大吼大叫声中，破口大骂在场的群众……很快，宪兵队的口哨声掩盖了他们的喊叫声。结果是他们都被关进了看守所。

接着就轮到了德·契里柯。人们十分欣赏他前期的创作，而讨厌其后期的创作。1928年3月，为了与展出新绘画作品的莱昂斯·罗森伯格抗衡，布勒东违背德·契里柯的意愿，派遣雷蒙·凯诺从德·契里柯在蒙巴那斯的画室取了画家前期的绘画作品，组织了超现实主义画廊。

1929年3月11日，在城堡街进行了另一桩清算案。不是在原来的房客居住的那座房子里（他们已经将它让给了更加正统的乔治·萨杜尔和安德烈·蒂里翁），而是在对面的酒吧。布勒东召集超现实主义的全部人马到那里讨论几个重大问题：革命，在斯大林统治下托洛茨基的命运以及应该采取的共同行动……

一些重要人士选择了不参加会议，他们是：纳维尔、阿尔托、维特拉克、兰布尔、马松、蒂阿尔、巴塔耶。鉴于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以及他们的“性格怪异”，超现实主义中央委员会没有通知原来住在城堡街的两位房客杜阿梅尔和普雷韦参加会议。曼·雷和唐居伊虽然被人“忘记”，还是去参加了会议。

这次站在被告席上的是一些新加入运动的小字辈：以《大游戏》杂志命名的大游戏派的罗歇·吉尔贝-勒孔特、勒内·多马尔和罗歇·瓦扬被指责为：搞神秘主义；支持朗德吕 Bartolomeo Vanzetti，两位移民美国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分别于1891年和1888年出生，1921年被判处死刑，1927年执行。其罪名是持枪抢劫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一家工厂，但没有找到有力的证据。因而导致了风起云涌的大规模游行，该运动在欧洲的规模更大。，于是他们得到了“《大游戏》杂志教唆犯”的罪名；罗歇·瓦扬在《巴黎午时》上发表了一篇赞扬警察局长夏普的文章。但赞扬中含有嘲弄和讽刺挖苦的意味，文章一开头就把警察局长比喻为“送给子孙大量礼物的祖父”（这里的“子孙”显然指的是来到巴黎的外国客人），而以直戳“我们首都的净化器——警察”心脏的梭镖为文章的结尾。瓦扬是记者，他写了这篇文章就激起了超现实主义者们的无比愤怒。

审判大游戏派的第二天，里伯蒙-德萨涅发出一封信，宣布塞纳河右岸的超现实主义喷泉派同塞纳河左岸的超现实主义断绝关系，他们再也无法忍受“上帝”及其信徒们在审判中表现出如此冷酷的激情。

1930年，布勒东发表了《超现实主义宣言（二）》。他一方面重新整顿他所领导的运动，另一方面重申他的原则，同时抨击背叛运动、腐败堕落了的“懦夫、伪君子和机会主义者”。

当时，人们就知道马松十分嫉妒马克斯·恩斯特和毕加索，同阿尔托一样，他也缺乏“社会弃权主义”；人们对德斯诺斯的得意忘形也十分清楚；任何人都不怀疑已经加入共产党的纳维尔（其父亲非常富有）很快就退出，其目的是自我宣传；人们猜测乔治·巴塔耶和米歇尔·莱里斯马上会受到惩罚，因为前者创办了一家竞争性杂志《文献资料》，后者担任该杂志的编辑秘书，他们二人都向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叛徒德斯诺斯、普雷韦、马松、兰布尔等人的文章开了绿灯。

《宣言（二）》添油加醋地说：维特拉克为剧团写的东西中“充斥着一些十分肮脏的思想”，兰布尔的笔锋中带有“文学中惯用的献媚取宠、卖弄风骚”，苏波只不过是个“整天围着大老鼠打转转的小耗子”的“无耻之徒”。［摘自安德烈·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宣言（二）》］

总之，布勒东对属下的谴责面面俱到，甚至信口开河，讽刺挖苦侮辱之词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为反击布勒东，里伯蒙-德萨涅、维特拉克、兰布尔、莫里斯、巴龙、莱里斯、凯诺、布瓦法尔、巴塔耶、德斯诺斯和普雷韦发表了一份题目为《一具死尸》的小册子，对安德烈·布勒东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实际上，布勒东只是他们中一些人的假兄弟、另外一些人的假教皇或者主教、许多人的假朋友、所有人的警察。他是地地道道的能置某些专业知识分子于死地，能随时将他们送进监牢的恶魔。

这些偶像破坏者在他们的文章中引用了1924年纪念阿纳托尔·法朗士逝世时，阿拉贡一伙散发的宣传册采用的题目《一具死尸》。他们也使用了布勒东在他为纪念阿纳托尔·法朗士逝世而写的《悼念》文章的结尾部分：“此人应该得到死无葬身之地的报应。”这句话使得布勒东气急败坏，两眼血红，头如针扎。

面对自己昔日信徒们的分崩离析，布勒东并不甘心，他仍然努力要将手下的新旧信徒团结在自己周围。为了把他的理想变为现实，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他终于找到了这个目标——向蒙巴那斯作最后的冲锋。丁香园已经随着第一批超现实主义派的衰败而衰败，第二批蒙巴那斯超现实主义派选择了埃德加-吉内街新开的一家集酒吧—舞厅—晚餐—高汤功能为一体的酒馆，作为他们聚会活动的场所。这里距离德帕尔街和蒙巴那斯火车站都不远。不幸的是，洛特雷阿蒙伯爵的骑士们不能容忍在这个作为他们夜间娱乐场所的酒馆的门上，挂着取自洛特雷阿蒙的著作《马尔多罗之歌》的名字《马尔多罗》。

1930年2月14日晚上，超现实主义者为此组织了对该酒馆的讨伐。他们并非全部到场，而且新加入运动的成员布努埃尔、贾珂梅蒂、马格利特、达利、萨杜尔、蒂里翁也并未全部上第一线。他们中只有几个人出面帮了阿拉贡、佩雷和唐居伊一把。布勒东口中喊着他是洛特雷阿蒙邀请的贵客，跨进马尔多罗酒馆的门，并且带头抓起桌子上的酒杯菜碟向门窗玻璃砸去。

“超现实主义的人袭击我们了！”一位穿皮衣的女士惊慌失措地尖叫起来。

蒂里翁当胸挨了一拳，一个盛着新鲜黄油包香槟酒蜗牛的盘子砸在唐居伊的身上，一块干火腿甩在艾吕雅脸上。他毫不相让，立即手脚并用，乱打起来。于是，整个酒馆内混战的规模愈来愈大，范围愈来愈广。穿晚礼服的女士和穿燕尾服的男士们都缩在洗手间一侧。勒内·夏尔朝一块桌布开了一枪，一大块蛋奶酥中的厚厚的蛋奶在用花边装饰的桌布上流淌；一只香槟酒桶中的酒气泡四溅；服务生班长扔出一个水果正中阿拉贡的后脑勺，导致了一场用波尔多酒桶、桌子加椅子的进攻战。被扔出的这些桌子椅子砸在厨房门窗上，伴随着劈里啪啦的响声，都碎了。三个厨师冲出来，其中一个声嘶力竭地喊道：“快去叫警察！”

酒瓶、咸辣芳香的火腿继续在空中飞舞。警笛鸣响的警车向事发地点驶来，诗人们重新集结在一起。他们发现勒内·夏尔大腿挨了一菜刀，正在淌血，布勒东的衬衣也被撕碎。

肇事者们都缩进门里，留出空让警察进来。在周围人们的一片喧哗嘈杂声中，布勒东注意到马尔多罗酒馆内一片狼藉：满地杯盘碗碟碎片，桌椅断裂，墙上地上到处流淌着菜汤、肉汁、调味品。为洛特雷阿蒙的荣誉得到报复，他深感痛快淋漓。

超现实主义者们撤了。夏尔被出租车带走送到医院，剩余的人沿着蒙巴那斯墓地的方向去了。布勒东的眼睛中闪烁着打完群架之后常有的喜悦火焰。佩雷又在摩拳擦掌，因为他发现一位教士从百米之外的人行道上正朝这里走来。阿拉贡的上嘴唇开了个大口子，于是他丢下所有人，向德朗布街走去。到达瓦万街十字路口，又向左拐经过多姆和罗童德酒馆，一直到了一家挂着绛红色帷幔的餐馆。从两年前这家餐馆开张的那个晚上起，艾尔莎·特里奥莱一直在那里等待时机。

半年来艺术家们迅速地离开蒙巴那斯，而且速度愈来愈快。他们如同逃跑似的从昂贵的饭店和画室撤离。他们的画室变成了一些美国阔佬的工作室，风景优美、视野别致的地方挂起了十五个夜总会的广告宣传牌，有的被贪图私利的地方报纸和杂志占据。

罗歇·瓦扬

古堡酒吧占地1400平方米，是个集餐馆、舞厅、温馨、诱惑、幽会和掠夺斗殴的多功能场所。一层是餐厅，地下室是娱乐厅，二层是滚球厅。

奥弗涅省人弗罗和拉丰合伙于1926年买下了塞莱特酒吧对面的煤炭和木材库房。在这之前，他们向尚邦老爹重新要回多姆酒馆，而尚邦老爹在忠实服务三年之后，又要回了自己的财产。他们的梦想遭受到失败之后，接着又制订了另一个计划：在蒙巴那斯开一个如果不是首都最大的，也应该在蒙巴那斯一带最大的酒吧。

说干就干，1927年1月动工。一年之后，工程结束，开张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建成的餐馆共三层，三种风格：一层的客人们在正在雕梁画栋的艺术家们的眼皮底下用餐；人们从面向大街的旋转门进来，就是酒吧，服务生博布在吧台后准备随时为您服务。推开连接两个大厅的一扇门，就从酒吧进入了餐厅。

愿意玩滚球的人们从大厅后右侧的楼梯上二层。那里是一个大平台。夏天，人们在那里用餐，一年四季，人们都可以在那里玩滚木球游戏。游戏经常是由画家奥东·弗里兹组织安排。

过夜生活的人去地下室。那里长年有两支乐队伴奏，一支奏布鲁斯舞曲，另一支奏探戈舞曲。跳舞的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爱好的节奏从中选择。

下午，这里被布置成为茶室，换成了另外一种情趣。一些浓妆艳抹、上了点儿年纪的妇人来此寻觅身无分文的年轻人。人们用他们特有的本领换取点儿小钱。

如此经营一直持续到70年代，收益似乎一直不错。

为何要去古堡呢？古堡餐馆其实和多姆及罗童德酒馆属于同一家族。弗罗和拉丰在为他们的这个酒吧起名为“古堡”之后，让人在建筑物顶上真的加建了一个圆顶，用于排放地下室娱乐厅内的污浊发臭的空气。

古堡酒吧开张的那天晚上，有2000人参加了开馆仪式，名为表示祝贺，实际是趁机大吃大喝。晚宴开始不久，1200瓶香槟酒已经告罄。出租车奔赴巴黎的四面八方接人来赴宴，返回时，酒菜台周围的人拥挤得水泄不通，机灵的小滑头们拿到足够多的酒和菜之后退出，到附近的塞莱特、多姆和罗童德酒馆去。他们在那里要些酒杯，为庆祝新蒙巴那斯的和平生活慢慢地尽情享用。

1914年在罗童德酒馆里，利比翁老爹仅有三名助手。而如今的古堡酒吧有员工400多名。弗罗先生的别名叫“酒吧雪铁龙Citroen是法国的大汽车制造商的名字。”。他的工厂？就是古堡酒吧。该酒吧开张前四年，安德烈·瓦尔诺就曾经预言：

在此开第一家酒吧的工业家也许能够发财，而且艺术家们将离开蒙巴那斯，到别处去安营扎寨。

［摘自安德烈·瓦尔诺的《新画派的摇篮》］

酒吧开张了，艺术家们仍然在蒙巴那斯，并且还要在那里滞留很长时间。那么，他们过的仍然是原来的生活吗？不。德朗从此驾驶着他的布加蒂汽车，曼·雷购买了一辆瓦赞Gabriel Voisin（1880—1973），法国工程师、工业家。1908年，他创建了世界上第一家飞机厂，从1918年起制造汽车。，基斯林拥有两辆美国的威力-克尼格，毕卡比亚有一辆六缸的德拉热，桑德拉斯买了一辆阿尔法-罗密欧。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非常富有，但无驾驶执照。藤田也没有汽车，他用瑶基的“子弹头”小汽车换了一辆顶盖可以折叠的德拉热，但司机拒绝折叠，原因是折叠顶盖会出现褶皱。更换顶盖其实花费不了很多钱。税务员交给他应交纳的税费清单中的金额高达几百万法郎。藤田辞退了他的全部人员，并且准备搬离蒙苏里的住处。他在日本举办了一个大型画展，指望能够从中赚到大钱，否则他必须卖掉汽车。

只有帕森没有任何变化。他是同伙中最富有的一个，但丝毫看不出来。他总是在他的模特儿和忠实信徒们的簇拥下，步行来罗童德。在停满路边的无顶盖老式汽车中辟出一条通道进入酒馆，来到吧台前，在请所有随从喝一杯的同时，他用目光到处寻觅吕西·克罗格。眼下，他的情绪甚佳，他刚刚从美国旅行回来。在整个旅行中，一直有这位吕西姑娘陪伴在他的身边，而且她怀孕了，怀的是他的孩子。当时，他还不知道这样一位天使般的女人，已经给他带来了恶魔般的命运。

对任何人都一贯忠实的帕森也一直忠实于他对吕西·克罗格的爱情。而其他人的生活却过得杂乱无章。

瑶基正准备离开藤田，投入罗伯特·德斯诺斯的怀抱，而藤田已经同时装模特儿和歌唱家马蒂·勒克开始了他们新的生活。

保尔·艾吕雅孤身一人周游世界回到巴黎之后，失去了加拉。而他接着在大街上未花一文钱，捡来了努丝什陪伴他。长期以来，加拉一直在艾吕雅和恩斯特之间犹豫不决。她让他们二人协商解决，而她却趁机选择了达利。

布罗尼娅刚从拉迪盖去世的悲伤中挣脱出来，将要嫁给在一次巡回演出中遇见的勒内·克莱尔。

基基与美国摄影师曼·雷多次大吵大闹，因为曼·雷正在考虑同一个美国姑娘结合。她是一个出色的时装模特儿，性格果敢。她来法国学习摄影。一天，她来到第一战役街拜会曼·雷。曼·雷不在家，她到附近的酒吧等他。曼·雷进到酒吧后，她走上前来直截了当地对他说：

“您好。我名叫李米勒，您的学生。”

“你说什么？”

“李米勒，从今天起，我就是您的学生。”

“可是我没有学生啊！”曼·雷看着她，结结巴巴地说。

“不对，我就是您的学生。”

第二天，曼·雷要出发去法国西南部的海滨城市比阿里茨。他将此事告诉她时，她甜蜜蜜地微笑着提了一个问题：“您的火车几点发车？”

曼·雷这个善于勾引女人的家伙，对任何一个男人接近李米勒都嫉妒。从此，他的手枪常装在衣袋里，随时准备杀掉任何一个企图夺取他在李米勒身边的位置的人。基基对此忍无可忍，在古堡酒吧的吧台前，她抓起摆放在面前的一摞碟子，径直地朝曼·雷的脸上甩去。

曼·雷在餐桌间绕来绕去，躲避着基基的追逐，最后躲在桌子底下。这就是生活，生活中的幸福与烦恼总是并存，时刻伴随而行。地球仍然在转动，生活仍然在继续。

而基基本人呢？她找了一个名叫亨利·布罗卡的记者兼画家结了婚。布罗卡在巴黎创办了几份报纸。基基的绘画作品尽管仍然很稚嫩，但在几次画展期间出售了不少。从此她的名声大振，并且被选为“蒙巴那斯王后”。

德朗以与曼·雷最宠爱的前模特儿同样激烈的愤怒，了结了与他自己的情妇之间藕断丝连的关系。德朗有一个非常有钱的情妇，名叫玛德琳娜·安斯帕克，是一位比利时银行家的妻子。他喝得酩酊大醉，她眼睁睁地看着他满脸通红，顺手操起古堡酒吧的杯子、椅子和桌子砸得粉碎，接着跳上他的布加蒂汽车，以170公里的时速向东南方向的巴尔比宗飞驰而去。次日，他返回酒吧，表示深深的歉意，向酒吧赔偿了损失，并且大夸特夸他那辆小小汽车发动机的性能之好，任何艺术珍品都无法与之相比。玛德琳娜赞同他的意见，同时要求他给她两只银狐。多数时候是他让步，满足她的要求。

但古堡酒吧的常客中最痴情的应该算是路易·阿拉贡，人人都见到过他追逐爱情的滑稽场面。

在艾尔莎进入他的生活之前，诗人阿拉贡疯狂地爱过西蒙娜·布勒东的表妹、不久将成为纳维尔的妻子的丹尼丝·莱维以及南希·居纳尔。

南希在1926年和1928年经常与阿拉贡来往拥抱。她手腕上时常佩戴着象牙手镯，因而，也常在阿拉贡的脸上留下她手镯的印记。她头戴帽子或面纱，身披一件斗篷。她的伴侣阿拉贡同样经常身披一件斗篷和手持一根手杖。他从事手杖收藏，有许多手杖。男子标致英俊，女子窈窕美貌，是天生的一对。他们二人都是自由人：因为她最重视实现自己追求的愿望，而且家财万贯，可以随便在任何饭店或大西洋游船上挥霍，因而也使实现其愿望成为可能。他是一位超现实主义作家，而她是一位慷慨大度的灵感启迪者。她时而带他到这里，时而到那里。当她最终决定在古堡酒吧的常客中选择了他之后，立即就要带领他到她的一座房子里上床。他顺从她的意愿，服服帖帖地跟她去了。

那是1926年初的一天，阿拉贡在伦敦发现了一个女人。她不仅自由，而且独立。她已经成功地避免了怀孕，而且想要哪个男人，就能够把他搞到手。她仔细地审视他们，要了他们，带他们到她愿意去的地方。他们一起酗酒，一起玩，然后她将他们抛弃。而阿拉贡被留了下来，他拜倒在她的脚下。她可以用满口英国腔的法语词句任意地咒骂他，冷酷地看着他。在马德里饭店的房间里，将一千五百页《为无限辩护》的手稿投入大火烧毁，指责他嫉妒、心胸狭窄、单一的性关系等等，而他始终单膝跪地，对她痴迷到对一切辱骂都麻木不仁、无任何反应的地步。

他们一起去西班牙、荷兰和德国。1928年7月，他们在威尼斯。阿拉贡正等待出售他于1922年在卡恩维莱收藏品拍卖会上购买的勃拉克绘画作品所得款的到来。他花了240法郎买下，六年之后，售价长了百倍，但钱迟迟不到。他不能吊在南希身上，依靠她养活。他的心上人正在同一个名叫亨利·克罗德的男人在圣马可广场上散步。克罗德是一位钢琴家，是居纳尔家族的女继承人南希把他从钢琴边拉出来散步的。

阿拉贡一人孤苦伶仃地待在饭店的房间里。他想死，而且也做过尝试。后来他对别人讲他跳进了大运河或者服了安眠药，也许两种办法都用上了。但无论如何，他还是及时地得救了。好在钱终于到了，他才回到了巴黎。

返回巴黎之后，阿拉贡在城堡街住下来。这座房子从前是普雷韦、唐居伊和杜阿梅尔居住的。1928年，两位南锡的青年人（一个是共产党员，一个是超现实主义者）安德烈·蒂里翁和乔治·萨杜尔向他们要回了那套房子。阿拉贡回来之后，他们向他提供了其中的一个房间。

南希从威尼斯回到巴黎。他们之间的交往重新恢复，一直维持到何时？直到一辆与德朗的那辆十分相似的布加蒂汽车停在古堡酒吧门前的那天。

汽车停稳之后，从车上下来一位妙龄女子。她褐色头发，神情活泼，头戴一顶无边软帽，怀里抱着一只白色大耗子。她是一个舞蹈演员，刚从维也纳回来，名叫莱娜·安塞尔。她立即被人群包围起来，但她选择了阿拉贡。阿拉贡领她离开了古堡酒吧。安德烈·阿拉贡后来写道：

那个时期，我心想我爱上了另一个女人、一个德国女人……我假装不爱另外一个、一个英国女人。

［摘自路易·阿拉贡的《寻死》］

同“德国女人”的爱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因为在酒吧的角落里，另外一个女人一直在盯着他。她想她出面的时刻到了。她弯下腰，对一位正在小口地喝着啤酒的朋友——罗朗·蒂阿尔说：

“我希望你给我介绍一下那位男子。”

“阿拉贡？”蒂阿尔问道。

“对，阿拉贡。”女子回答说。

“为什么选择他呢？”

艾尔莎·特里奥莱用她特有的黑眸子紧紧地盯着这位既未写过任何作品，也未画过任何画的艺术家的眼睛，只简单地回答说：

“因为我等待这一刻，已经等了三年了。”

爱情可以表现为归结生命，也可以发展生命。

路易·阿拉贡

1928年11月4日，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Maiakovski（1894—1930），俄罗斯诗人、剧作家。坐在古堡酒家的一张桌子旁。马雅可夫斯基是俄国的一位伟大诗人。几天前他刚刚来到巴黎，住在伊斯特里亚旅馆。是艾尔莎·特里奥莱邀请他来此的。艾尔莎从童年时代就认识马雅可夫斯基，而且马雅可夫斯基曾经爱过艾尔莎。但最终是艾尔莎的妹妹莉莉·布里克劫持了他。布里克是她丈夫的家姓。同加拉和马克斯·恩斯特交往时艾吕雅的态度一样，布里克对艾尔莎和马雅可夫斯基的交往也并不太在意。当时的艾尔莎正投入到特里奥莱的怀抱，特里奥莱是1917年来到莫斯科的法国人。后来，特里奥莱带她到过太平洋的塔希提岛，最终在巴黎落脚。而在巴黎，特里奥莱同她结婚之后离开了她。

伊利亚·爱伦堡派的许多人经常围绕在马雅可夫斯基的身边，都成为他的好朋友。马雅可夫斯基与众不同：大高个儿，宽肩膀，栗色厚发，手掌大得如同球拍，但目光却柔和而安详。

他的身边坐着一位18岁的姑娘塔蒂亚娜。他爱这位姑娘，但他比她年长20岁，还不属于同一种族，他是红皮肤，而她是白皮肤。除此之外，他也不大可能带她回到他的苏维埃老家。

阿拉贡从古堡酒吧大厅中间走过。马雅可夫斯基派人叫他过去。两位诗人相互久闻大名，但至今还从未谋面。俄国人一个法语单词不会，法国人一个俄语字母不懂。幸运的是，有翻译在场。他们借助翻译热烈地交谈起来。阿拉贡邀请马雅可夫斯基第三天去城堡街，他将组织宴会，为马雅可夫斯基接风洗尘。11月5日，阿拉贡来到古堡酒吧时，他的一位朋友罗朗·蒂阿尔招呼他到他的身边。蒂阿尔对他说：“我想给你介绍一个女朋友。”这位女朋友——艾尔莎就坐在另外一张桌子旁。她头戴天然色羊毛帽子，身穿皮大衣，内着黑色连衣裙。她身材矮小，棕红色头发，皮肤白净，看上去为人十分严肃。阿拉贡坐下。当时是晚上六点钟，天色还没有黑。阿拉贡邀请艾尔莎参加次日为马雅可夫斯基组织的活动。“我一定来。”她说。她的确来了，混在其他的来宾中。阿拉贡并未特殊关照她，他关心的是马雅可夫斯基和他的朋友、由于失恋而心绪不佳躲在阳台上的安德烈·蒂里翁。阿拉贡到阳台上陪伴蒂里翁。艾尔莎从下面看到那里发生的一切，她立即明白自己的机会到了。她上了阳台，用目光审视一下周围，像在开玩笑地说：“这里是干什么用的？是用来做爱的吗？”说着，她紧紧地贴在阿拉贡的身上。蒂里翁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惊呆了。

在1988年出版的安德烈·蒂里翁的《没有革命的革命派》中，就此事写道：

她丝毫不顾羞耻地向他立即发动进攻，而且十分顽强、很有耐心，坚信自己一定能够征服他。在后来的一生中，她的这种性格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看到面前发生的一切，蒂里翁自己反倒感到有点儿难为情，知趣地离开阳台，下了楼。一刻钟之后，这一对情人面带微笑地回到来宾们中间，随着伴奏的乐曲欢快地跳起舞来。

以后事态的发展不难想像。他们经常在城堡街幽会，但他们的第一夜是在伊斯特里亚旅馆度过的，马雅可夫斯基在那里的楼梯上遇见过他们。此外，他们幽会的那一天，艾尔莎是在弗拉基米尔·波兹内陪同下去赴约的，她并且要求波兹内在适当的时候悄悄地离开［摘自1994年出版的伊里亚·马尔古的作品《艾尔莎·特里奥莱，其眼睛与头脑》］。

接下来，阿拉贡与艾尔莎这一对情人之间的关系发展得并不顺利。他们只开了个头，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创造其神话。

我那时本来就不爱你，不爱你。我从未对你说过我爱你，因为我那时根本就不爱你。

［摘自路易·阿拉贡的《寻死》］

当时，艾尔莎的眼睛中还没有后来阿拉贡赞赏的那种神奇的目光。阿拉贡更喜欢舞蹈演员莱娜·安塞尔的眼睛、她的美貌和活泼性格。然而她很滑稽，与南希·居纳尔一样，过分开放，她也同其他男人调情，同一个雕塑家特别难舍难分。

艾尔莎想见他的情夫阿拉贡而找不到他时，就立即揪住蒂里翁或者萨杜尔问：“您看见阿拉贡了吗？”

“没有啊。”他们回答的同时，目光躲躲闪闪。

他们当然知道他在哪里，但阿拉贡要求他们为他保密。他顺手牵羊地选择了俄罗斯人，不是为她的美貌，而是为莱娜和她的雕塑家报仇。起码他对蒂里翁是这么说的。他还说他不相信艾尔莎，她的纠缠不休到了令人畏惧的程度。而且她守不住秘密，嘴巴不严。他怀疑艾尔莎是为监视共产党员的警方工作的内奸。宪兵怎么就不可能派遣这样一位青年女子，来城堡街的卧室里收集在枕边泄露的机密呢？

在这一点上，阿拉贡是过于多虑了。实际上，艾尔莎爱他到了要死的地步。如果说她第一步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成功的话，而第二步却没那么容易，至少她还必须奋斗几个星期。于是，聪明伶俐的她玩起了令人吃惊的也是最后的手段。

一天晚上，阿拉贡要求蒂里翁去“丛林夜总会”告诉莱娜，他无法在十一点钟准时赴约，他将迟到一会儿。“丛林夜总会”是在“赛马师夜总会”的老板去世之后，埃莱纳·吕班斯坦购买下第一战役街和蒙巴那斯大街夹角处的一整块地皮，建起的一座现代建筑。它足以满足那些夜间出来游荡、过夜生活的人继续他们喜欢活动的需求。“赛马师夜总会”的那些常客来此，仍然是踩着同样的布鲁斯舞曲跳舞。于是，“丛林夜总会”代替了“赛马师夜总会”，只不过换了个地方而已。

十一点差几分，蒂里翁进了“丛林夜总会”大厅，在一张桌边就座。夜间活动刚开始，大厅里的人稀稀拉拉。城堡街的送信人边喝酒边等。十一点过几秒钟，一个青年女子进了大厅，径直地过来坐在了他的面前。但来人不是莱娜，而是艾尔莎。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讨论的话题立即转向：阿拉贡在哪里？这是一个一方兴趣甚浓，而另一方却十分反感的话题。

蒂里翁苦于找不到脱身之计，恨不能找个地缝溜之大吉，而同时担心阿拉贡真正的情妇到来。最后只好边战边退，步步为营，一点儿一点儿地往外倒：

“阿拉贡在哪里？”

“他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

“谁？”

“一个舞蹈演员。”

“这是临时性的。”

“您说的完全正确。他爱她。在他为南希·居纳尔的离去痛苦得不能自拔时，她给了他安慰，缓解了他的痛苦。”

“您是说他爱她吗？”

“有点儿。”

“就一点儿，对吗？”

“还多一点儿。”

“还多呢？”

蒂里翁像一个正在经受着多么大苦难折磨的人一样，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接着叹了一口气，说：

“他的确爱她。”

艾尔莎受到了沉重的一击，突然变得哑口无言。接着，痛苦地哭了起来。

就在此时，一对情人出现在了舞池的另一侧。他们正是莱娜·安塞尔和路易·阿拉贡。

“糟了！”蒂里翁嘀咕道。

“啊！”艾尔莎惊讶得不由自主地喊出声来。

她如同一股旋风似的从椅子上站起来。阿拉贡一看见她，一转身，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艾尔莎仔细地端详了一会儿莱娜，然后对她说：

“请过来同我喝上一杯吧……”

两位女人在蒂里翁的桌子旁落座。俄罗斯人艾尔莎转身示意蒂里翁：“请你回到阿拉贡身边吧，免得他干出什么傻事来！”

蒂里翁没有等她重复，像一枝上了弦的箭，嗖地起身冲出了“丛林夜总会”，奔向第一战役街。在拉斯帕伊街上加快了步伐，飞也似的从蒙巴那斯墓地后经过，在城堡街刹住脚步停了下来。

阿拉贡在那里。他正在南希·居纳尔的肖像前自我陶醉呢。

几分钟后，莱娜·安塞尔和艾尔莎·特里奥莱二人笑眯眯地推门进来。艾尔莎走到阿拉贡的身边，温情脉脉地宣布了她们的谈判结果：莱娜明白了，与艾尔莎对阿拉贡怀有的激情相比较，她对阿拉贡的爱情简直是微不足道。所以，她自动离开。阿拉贡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还没有时间说一句话，莱娜转身向安德烈·蒂里翁说：“请您陪我去找一辆出租车。”接着，就出门走了。

当这位信奉共产主义的超现实主义者（将来有一天他还会成为戴高乐主义者）蒂里翁返回来时，城堡街的那座房子里已经关了灯，拉上了窗帘。诗人阿拉贡和他的缪斯，已经在从前邦雅曼睡觉的房间里休息了。

以具有顽强的求爱精神并且获得成果而名扬天下的玛丽-洛尔·诺瓦耶将南希·居纳尔比做罕见的夜蝴蝶，而将艾尔莎比做常春藤。正如1997年出版的多米尼克·德桑蒂写的《阿耳戈乘坐快艇赴阿耳戈寻觅金羊毛的人。英雄》中所说：“常春藤很难缠，一旦粘上就难以摆脱掉。”

特里奥莱夫人（艾尔莎）没有能够嫁给马雅可夫斯基成为马雅可夫斯基夫人，而最终于1935年成为阿拉贡夫人。三十五年之后，艾尔莎仍然因为阿拉贡对南希·居纳尔的恋情而耿耿于怀，当南希需要阿拉贡帮助时，艾尔莎阻止他做丝毫的表示。

南希·居纳尔的继承人艾尔莎此时已经将她的财富挥霍一空：全部给了超现实主义者、西班牙共和派和美国黑人。1970年的一天夜间，为了避免在医院的公用病房里结束自己的生命，瘦得吓人、重病中喝醉了的她死在一辆出租车中。

面对艾尔莎的死，阿拉贡无能为力，只好听之任之。

莱娜·安塞尔在离开阿拉贡后很快就死了。1929年11月3日，德朗向这位年轻的舞蹈演员提议，一起去巴黎南郊的巴尔比宗吃午饭。同时，带上弗洛朗丝。一年前，马克斯·恩斯特曾经成功地将弗洛朗丝诱骗到手。弗洛朗丝当时正准备回安德烈·蒂里翁在城堡街的住处。布加蒂汽车容纳不下三个人，于是他们开了两辆汽车。

他们带着弗洛朗丝一起去了巴尔比宗。在返程的路上，德朗和莱娜各驾驶一辆车，在公路上你追我赶开得飞快。布加蒂汽车的速度很快，但有一个缺陷：它的马力很大，但车身过轻，本来应该在行李箱中加一个重量砝码方可快跑。德朗曾经想到过这一点，但莱娜没有想到。当时正是收获甜菜的季节，道路泥泞，很滑。在两辆汽车的你追我赶中，布加蒂紧紧咬住画家的车一步也不放松。突然，车轮一打滑，车身失去了控制，横着打了一个滚、两个滚、第三个滚。接着，汽车着火了。救援人员赶到时，一切都已经无可挽救，人们见到的只是两具完全烧焦的尸体。

1930年2月14日，阿拉贡在砸了马尔多罗酒馆之后，推开古堡酒吧的旋转门进了大厅。此时的阿拉贡已经成了只有自己妻子一个女人的男人，他也成了这个艺术家日渐减少的新蒙巴那斯的一根顶梁柱。

曾几何时，艺术家们为蒙马特尔带来无数的游客和金钱，继而日渐衰败。如今的蒙巴那斯也每况愈下，大势已去，日薄西山。光彩夺目的豪华汽车和丁当作响的金钱银币还在，但画家、诗人等艺术家们已经悄然离去，各自去寻找更加安静的做爱之处。他们中的一些人去了圣-日耳曼-德-佩，他们在将来的某一天还会返回蒙马特尔和蒙巴那斯高地，而大多数人到了别处。许多人完全改变了原有的生活方式（第一次世界大战瓦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粉碎了他们时常在一起聚集的生活方式）。

毕加索很早以前就已经离开了那里；马克斯·雅各布逃跑到了另一条江（卢瓦尔河）边；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去世了；弗拉芒克整天喝酒，喝醉后大喊大叫，大吵大闹；凡·东根在诺曼底多维尔的海滨木板浮桥上同人谈写作合同；安德烈·萨尔蒙写了大量的专栏文章，但也并不总是那么安分；勃拉克独来独往，很少同他人接触；德朗整天在计算为他的汽车应该交多少税费；胡安·格里斯去世；莫迪利阿尼去世；基斯林每年到萨纳里过冬；扎德基恩再也没有什么消息了；苏丁从不再来；桑德拉斯整天旅游。

如果说还有一个人仍然留在蒙巴那斯，这也许就是朱勒·帕森。他头戴瓜皮帽，身穿深蓝色制服，嘴角始终叼着一枝烟卷。他时不时地朝阿拉贡递去一个小小的微笑。他和阿拉贡之间至少还存在一个共同点：他也是只有一个女人的男人。

最后一位放荡不羁的艺术家

自由人。用他那双流血的手推开金制的门。有血有肉的帕森不屑进行选择。主宰生命，由自己安排死亡。

安德烈·萨尔蒙

爱情之舟在日常生活中被撞毁。

马雅可夫斯基

帕森患了严重的肝硬化，其原因与吕西·克罗格有关，也与他自身心绪欠佳有关。在多年的绘画创作中，他逐渐地丧失了创作的自由。他本来一直喜欢流畅的线条和随意的水彩画，但他必须作油画，因为它可以卖出好价钱。小贝尔南向他提议签署一份甚至连德朗和毕加索都渴望得到的高价合同，他没有签，因为他不想成为“绘画界的男鸨”。

赚钱做什么呢？他要让吕西·克罗格有地方住，让埃尔米娜·戴维有衣穿，让他画室中的十来个模特儿有饭吃，还必须养活人们送到他这里来的一些年仅13岁的小姑娘。他让她们做他的绘画模特儿，他付给她们钱，但他不画她们。每人摆三次姿势，拿了钱，就高高兴兴地走了。

但她们接着还来，继续养活她们对帕森来说逐渐变得困难起来。他开始像躲避恶魔般地躲避她们。他从一家旅馆到另一家旅馆，寻找酒和女子稀少的旅馆，寻找无人能发现的他的画室。

吕西为他在蒙巴那斯的边缘地带的万屋门找到一个小小的私人公寓——山茶花别墅。他被安置在那里。他希望吕西也到那里同他一起生活。他也回克里西大街，在那里溜达，在那里创作。由于吕西常迟到，后来干脆决定不再来见他，但他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忘记她，于是他就常给她写一些令人撕心裂肺的信件。她责怪帕森过度饮酒，疏于工作，夜间游荡回来时常常满脸鲜血，而他每次都说：“你坏，你这人真是太坏了。”

1930年5月的一个晚上，她对他说他们之间的一切都完了。帕森见他们之间的关系再无挽回的可能，提出要把在万屋门公寓中他的衣物和几幅画取回来。她回答说：

“好吧，但必须在七点之前取走。”

“晚上七点？”

“不，早上七点。”

帕森请他的朋友帕帕洛夫来帮助他。他们在蒙巴那斯墓地的围墙外等了整整一夜，拦了两辆出租车，拉他们去了万屋门。

帕森回到克里西大街他们的原住处，吕西也回去了。他们两位既无法在一起生活，又无法果断地分手，就这样拖了十年。

1930年6月1日，帕森在画室的桌子上工工整整地写了几行字。然后，从他的画作中选了一幅，穿上他那件早已破烂不堪的海蓝色制服。它和他的靴子和瓜皮帽一样，哪怕已经破旧不堪，蒙马特尔和蒙巴那斯的人也一眼就能认出来。为什么要换呢？换给谁看呢？

他下楼去见他的医生——特赞克大夫。自从特让克大夫任他的医生以来，从来没有收他的钱。为了表示感谢，他送一幅画给大夫。

如同从1905年以来他经常做的那样，他跨过塞纳河，去了瓦万大街。他对那条街的每个门洞、每条长凳和每棵树都了如指掌。他推开古堡酒吧的旋转门进去。和通常一样，服务生博布站在吧台后。帕森要了一杯白兰地，然后将他从前的欠款全部付清。

“帕森先生，您结账啊？”

“是的。”

帕森用了这一天的整个晚上和夜间告别巴黎。凌晨，他在皮卡尔广场遇见作家皮埃尔·马克·奥尔朗从一家酒吧出来。帕森对他说：

“请您过来，咱们喝上最后一杯吧！”

但十分疲倦的马克·奥尔朗没有留步，走远了。

帕森自己独自喝了最后一杯后，回到家，锁上门。朝霞已经映红了蒙马特尔和它周围的山丘，帕森的百叶窗紧闭，他不想看到外面的任何东西。

他在地上放了两个垫子，垫子两边各放一个盆。在一张柏林展览会请柬的背面，他给吕西写下以下诀别词：

吕西，请不要责怪我选择现在的道路。谢谢你给我的东西。你太好了。为了你能够幸福，我必须走了！

永别了！永别了！

他进了浴室，拿起剃须刀的刀片，割断了左手腕上的动脉血管。接着回到画室，重新读了一遍他当天早上写的遗嘱：他将银行的全部存款和所有的绘画作品遗赠给埃尔米娜·戴维和吕西·克罗格。

他用右手食指蘸上从左手腕上淌出的鲜血，在壁橱门上写下“永别了吕西！”几个大字。

他重新拿起刀片，割断右手腕上的动脉血管。他静静地躺在垫子上，两只手臂分别放在垫子两侧的盆里。

他等着。时间过得很慢，很慢。

在他的眼前出现了他孩童时代的一幅图景：一个上吊自杀的男子。

他重新站起来，走到厨房，从一个抽屉里找到一根绳子，打了一个活结后，套在脖子上。他又回到画室，目光到处寻找，最后选择了门把手。他走过去，将绳子的一头系在上面，另一头抓在手中，让自己的身体沉下去、沉下去……

当6月5日吕西发现他时，她和开锁的人同时尖叫起来。接着就是埃尔米娜·戴维的号哭，警察局长对现场的验证和进行笔录，朋友们送花……有关帕森自杀身亡的消息公布之后，全巴黎都在为失去他而无限惋惜。举行葬礼的那天，人们哭泣、叹息，画家们为他挥笔作画，诗人们为他创作悼念诗篇。在蒙巴那斯墓地的三块墓碑上，留下了生活在三个时代的三位伟大艺术家的名字：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阿姆多·莫迪利阿尼。

朱勒·帕森。

免责:该文章采集于网络,相关权利归相关人所有!!!本站不承担任何责任!!
更多文章: 1024社区 xp1024.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