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山红旗·红四方面军川陕纪实

巴山红旗·红四方面军川陕纪实 - xp1024.com

《巴山红旗·红四方面军川陕纪实》

第一章大军西征撤出鄂豫皖

1927年11月起，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政权，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湖北黄陂、麻城，安徽六安、霍山，河南商城陆续爆发农民武装起义，并分别建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开辟了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革命根据地。1930年初，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会议，决定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根据地合并成立鄂豫皖特区，成立湖北省委领导下的鄂豫皖特委。至此，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1931年初，在根据地领导同志多次强烈请求以及革命形势发展需求下，为了加强对苏区的领导和政策指导，设在上海的党中央决定，党中央领导机关一分为三，当时的总书记向忠发和周恩来等人带领中央机关搬迁到江西瑞金，另外分别派遣几位政治局委员到鄂豫皖和洪湖苏区成立中央分局，就地领导与指导苏区的军事和政治斗争。

1931年4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国焘、共青团中央委员陈昌浩到达鄂豫皖苏区首府新集（今新县）。根据中央指示，原中共鄂豫皖特委撤销，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指定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曾中生、王平章、蔡申熙、舒传贤、旷继勋为中央分局委员，张国焘任中央分局书记。分局直接隶属中央政治局，代表中央领导鄂豫皖苏区的党组织，是鄂豫皖地区党组织的最高领导机构。

同时，成立了由张国焘、曾中生、旷继勋、徐向前、郑行瑞、沈泽民、陈昌浩等七人组成的鄂豫皖中央分局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国焘任主席，曾中生、旷继勋为副主席。革命军事委员会是鄂豫皖根据地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直接领导和指挥红军及地方武装。

为了集中力量，统一指挥，抗击蒋军的大举进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决定，将鄂豫皖苏区的几支红军部队整编成红四方面军。徐向前为第四方面军总指挥，陈昌浩为总政委，刘士奇为政治部主任。第四方面军下辖第四军、第二十五军，第四军军长徐向前（兼）、政委陈昌浩（兼），第二十五军军长旷继勋、政委王平章。

合并后的红四方面军共有两个军六个师，总兵力达到三万余人，成为当时仅次于中央红军的军事力量。从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序列中，又增添了一支钢铁劲旅。

大别山位于长江北岸，地跨湖北、安徽、河南三省，北扼京汉铁路，南抚武汉重镇，东逼国民政府首府南京，地理位置极为重要。自己的胸腹之地有一支数万人的共产党武装，蒋介石如鲠在喉，日夜不得安宁，决心除之而后快。一开始，并没有将这支由起义农民组成的武装放在眼里，指令驻扎在大别山周围湖北、安徽、河南的非嫡系军队“清剿”，这些地方军阀装备和训练水平较差，战斗力薄弱，前两次“围剿”均被粉碎。红四方面军成立后，正值敌人发起第三次“围剿”，在徐向前和陈昌浩的指挥下，红四方面军连续发起了黄安战役、商潢战役、苏家埠战役。每次战役歼敌数万，部队长途奔袭、围点打援、迂回包抄等战役指导思想日渐成熟，展现了大兵团作战的能力。几战下来，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发展到六个师五万余人。各县独立团、地方赤卫队、游击队总数接近十多万人。鄂豫皖根据地东起淠河，西迄京汉线，北达潢川、固始，南至黄梅、广济，拥有黄安、商城、英山、罗田、霍邱五座县城，总面积约四万平方公里，人口达三百五十万。

眼看红四方面军力量越来越壮大，肘腋之患发展成为心腹之患，蒋介石决心集中更大的力量，毕其功于一役，彻底“剿灭”大别山的红军。

1932年5月22日，蒋介石正式宣布成立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自己任总司令，坐镇武汉亲自指挥。敌人中、右两路共二十六个军外加六个旅约三十万人，另配有四个航空队，蒋介石兼任中路军司令官，刘峙为副司令官。三十万敌军对鄂豫皖苏区形成包围形势，蒋军吸取前三次“围剿”失败的教训，组成重兵集团寻找红军主力决战，在战术上稳扎稳打，并进长追，逐步压缩红军的活动空间，企图“聚歼”红军于长江北岸。

5月的大别山，战云弥漫。虽然已是深春，但漫山遍野乌云滚滚，翠绿的春色笼罩在浓密的战火硝烟里，时而紧密时而稀疏的枪炮声在远远近近的山林间震响。空中，数架涂着国民党党徽的敌机疯狂地呼啸着向地面俯冲，机枪和炸弹轰鸣着使死神降临四方。地面上，数十万蒋军从四面八方杀进鄂豫皖苏区，残酷的第四次“围剿”开始了。

大敌当前，采用何种对策抵御敌人的进攻，事关根据地的生存和红军的发展。当时的中共中央被“左”倾立三路线主导，他们不顾敌我力量的对比悬殊，中国与苏联国情的天壤之别，盲目地以苏联革命为模式，要求红军不间断地向敌人盘踞的中心城市进攻，与敌人展开决战，希望通过夺取城市引起全国总暴动，在短期内取得革命胜利。当时的党中央为反对敌人“围剿”给各苏区的训令要求：

鄂豫皖红四方面军除以二十五军巩固皖西北新发展苏区外，主力应向西行动，扩大与巩固鄂东苏区，以一个师以上的兵力过京汉路，配合红三军行动，消灭徐源泉、萧之楚等主力，造成京汉路两旁孝感、武胜关间比较巩固的新苏区，必要时可以重新进攻黄陂，威吓武汉，调动敌人进攻湘鄂西的力量，求得战争的解决，以造成包围武汉的形势。

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个别领导对敌情的严重性也缺乏清醒的认识，盲目乐观，甚至认为“从武装力量对比来说，我们已占了优势” 。

错误的形势估计和错误的战略方针，其结局是可以想象的。尽管红四方面军将士不怕牺牲，浴血苦战，在局部战场上取得胜利，给当面之敌很大杀伤，但红军自身也遭受极大的损失。敌军仍然按照其部署，逐步推进，红军的战略空间日渐缩小，逐步失去了战场主动权，处于被动的地位。

面对危局，身为红四方面军最高指挥的徐向前和陈昌浩认为，我军长期作战，至为疲劳，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决不能盲目硬拼，眼下敌人步步进逼，形势已经万分危急。第三次反“围剿”一结束，他们就向中央分局提出：“回师根据地，休整部队，准备迎击敌人第四次‘围剿’。”

但鄂豫皖中央分局的领导依然沉浸在前几次胜利的喜悦中，他们不顾敌我力量对比，不考虑我军长时间作战，部队极度疲劳，急需休整的严峻现实，要求红四方面军“不停顿地进攻”，在没有重火器配备的情况下，集中红军主力攻击麻城。

徐向前是直接带兵的人，知道每一场战斗的胜利都是在红军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后才得来的，在敌强我弱面前，以疲弱之师去攻击敌人有备之城，这是不符合军事规律的，对红军和苏区都不利。他在会上慷慨陈词：

自从去年秋天洗马畈战斗以来，我军连续作战，疲劳已极，当务之急是养精蓄锐，休整训练。应当停止外线进攻作战，把主力摆到鄂豫边界，一脚踏在根据地，一脚踏在白区，边休整部队，边掩护地方开辟工作，为粉碎敌人的“围剿”作准备。这样，老区既能巩固，新区又能发展，同时，部队主要就粮于新区，还可减轻老区人民的负担，乃一举数得之策。

徐向前和陈昌浩的激烈争辩和慷慨陈词都没有效果。1932年7月上旬，围攻麻城作战开始。麻城城池坚固，高大，城墙外有深深的壕沟，易守难攻。面对红军的攻击，敌人收缩外围据点，固守坚城。这一次敌人兵力多，部队之间间隔不大，互相之间也能较好地协调，红军无法实施围城打援。而屯兵坚城之下，无攻坚的重武器，既不能迅速攻克，又必须分兵阻击援敌，消耗疲惫了自己，敌人得以从容部署。敌人采取的是围魏救赵之策，红军围攻麻城作战之初，敌徐庭瑶一个纵队便攻陷霍邱，陈继承、卫立煌两纵队分别从东、北两线全力向根据地的核心黄安、七里坪猛扑。为救黄安和七里坪，红军被迫撤麻城之围，回过头来仓促应战。

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根据地面积大幅丢失，红军的战略空间日益压缩，战局日趋被动。8月13日，黄安失陷。敌人主力紧紧追寻我军决战，合围态势逐渐形成，战场形势不断恶化。

坐镇南昌行营的蒋介石正按照其部署，一点一点缩紧对根据地的包围圈，他认为，他几十万军队组成的包围圈如同一口热气腾腾的大锅，只要这么打下去，根据地里这点儿红军就是这口锅里被渐渐煮熟的鸭子，有翅难飞。

虽然战局颇有进展，蒋介石对自己部队呆板的战术仍不甚满意，8月4日，蒋介石致电前方将领：

剿赤战术不能与正式作战同视，剿赤行动惟有秘密与迅速方能完成，此时赤匪化整为零之狡计已显明，我军应分区划线，依次进剿，压迫其至最后巢内，以一网打尽之计，如此则宣化店、河口镇及七里坪、黄安县与其以西各区，应大胆快进，出赤匪不意而扫除之，先就此线占领后，乃可一面运粮整顿，只数小部队搜索此线以西地区之残匪，逐次清乡，一面再以主力与伯英部兜剿新集与泼皮河之赤匪，如此第一期清剿计划，方能完成也……

8月19日，蒋介石再致电刘峙，指导其“剿匪”军事行动的要领。

9月13日，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三人联名致电中央，请求中央调动各苏区力量予以配合鄂豫皖的反“围剿”斗争：

敌分路合进，每路均三师人，互相策应，我军已与敌转战一月。在黄安、七里坪两次激战，敌第二、第十、第八十九师受重挫，退回黄安补充。敌第三、八十、八十三三师又取道新集西北，协同五十八师及张钫部进攻。激战三日，敌第八、十两师又受重挫。因敌人分路合进，我军尚未能消灭敌之一路，现正移师皖西，首先消灭进攻金家寨之敌，七里坪、新集已自动放弃。我军最大困难即补充人员不易，医院中现有近万的战斗员，四分之三系烂脚病，生疮烂脚者仍在增加，缺医生缺药，又有反革命破坏医生。对红军补充及解决医院问题，请中区×××我们。我军处在激烈战斗中，当中央来电坚决斗争下去，请中区及中央紧急动员各区红军及工农群众急起策应我军，望经常告我们以敌军消息。

那个时候，全国红军尚处于被敌人分割包围的状态，中央苏区也在敌人的“围剿”之中，指望中央的支援难以实现。鄂豫皖的形势在进一步恶化。9月中旬，皖西战斗失利，敌卫立煌纵队攻克金家寨，红军主力逐步退回英山，敌军穷追不舍，很快，英山也陷敌手，我军处境艰危。

9月24日，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再报中央：

敌以重兵分路合进，我军已安然退出汤家汇、金家寨，现集结于燕子河、西界岭一带，英山敌正向西界岭开始进，我军正准备消灭之。我军现侦探工作异常困难，请经常告我敌情，并请迅速用各种方法扰敌后方，令各苏区红军配合我军行动。梁冠英部现驻霍山、流波一带，请对其多做工作。

一连几封电报向中央求援，足见形势已经万分危急。

9月27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在燕子河召开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徐向前、蔡申熙、方英、王平章等人出席会议。面对如此危急的局面，中央分局竟然再次决定要红军主动出击，给予敌人“狠狠打击”。命二十五军徐海东率所部四师在皖西和潜山、太湖等地袭扰敌人，红四方面军主力先取英山，然后再向麻城等地转移。徐向前和陈昌浩对这个违背常理的决定极为不满，在会上极力争辩，但中央分局、军委正式发布命令，作为军人，他们也只有服从。

10月8日，红四方面军主力在黄安以西河口地区与国民党中央军的精锐、胡宗南的第一师迎头相遇，双方随即开始血战。这次出击，以红四方面军失败告终，致全军主力被压缩到只有方圆几十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鄂豫皖苏区和红四方面军到了生死存亡的严峻关头。

10月10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再次在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形势。作为战场统帅，徐向前和陈昌浩对敌我态势和部队的现实状况最清楚。敌人力量数十倍于我，武器装备远远优于我，而我军长时间艰苦征战，没有能得到补充和休整，后勤物资和弹药给养极度缺乏，部队疲惫已极，在力量对比悬殊的不利情况下，硬拼只能使宝贵的革命力量消耗殆尽。为此，他们极力主张，主力到外线作战，避免与敌人硬拼。徐向前在会上说：

根据地中心区域已经被敌人占领，我大部队不易活动，又已丧失了歼敌一路的机会；要分散游击，地方游击队还行，大部队就有许多困难，敌人兵力总比我大，有几十万人，而我根据地仅剩那么一小块地方，只要枪一响，不用两三个钟头敌人就会从四面八方合击而来，更何况你分散敌人也会分散呢！

陈昌浩指出，硬拼只能对敌人有利，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避开敌人主力，部队到外线作战，是符合当前实际的，根据地丢了，可以再创建，部队损失了，要再恢复就难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在严重的敌情面前，除极少数人外，包括时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军委主席的张国焘也认识到形势的严峻，敌人的力量已大大超过我们，我军经过多次战斗未能完成击溃敌人的任务，根据地的大部分已被敌人占领，红军主力没有回旋余地，无法粉碎敌人的“围剿”，已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只有跳出敌人包围圈外才能保存力量。他同意徐向前、陈昌浩的意见，当前形势下，红军主力应跳到鄂豫皖根据地外，“去平汉路以西，与红三军会合”，待机歼敌后再返回根据地。

张国焘代表中央分局作出决定：由徐海东率红军一部和各地方独立团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任命徐海东为苏区军区指挥部总指挥，全权领导区域内所有的地方武装。沈泽民领导鄂豫皖省委和各县各区的党政机构，就地指导和参与游击战争。四方面军主力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少共国际师由他和陈昌浩、徐向前带领离开鄂豫皖苏区，到平汉路以西活动，争取与红三军会合，待歼敌后再伺机打回来。

对这次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党史、军事专家们有很多分析评论，有的意见较为中肯，但也有极个别的认为，红四方面军的撤离是逃跑，是没有执行“正确路线的结果”。由于过去长期极左思潮的影响以及多种历史原因，对红四方面军撤出的真正原因，知情人无法辩解，历史真实情况也无法向世人说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事求是精神逐步回归，有些历史问题开始得到党内军内研究人员的关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徐向前在与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等人谈话时，以权威的当事人的身份说话，揭示了当时的历史真相：

过去，也有的文章说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是逃跑……我回想当时召开了黄柴畈会议，有二十多人参加，我也参加了。会议临时决定离开老根据地，到平汉路以西，兜个圈子，打败敌人再回去。原来是这样计划的。结果过了平汉路以西，敌人追得很厉害，仗打得很多。我们在枣阳的新集和土桥铺一带打得很凶，损失也很大。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们也没有什么退却不退却的问题。我们是被迫撤离的。第二天早上我们冲破敌人的阻击，向西走。关于这个问题，在延安的时候，陈云同志，还有康生找我谈过。他们问，你们到四川是不是有计划去的？我就把战斗的经过说了一下。我说不是有计划的，是被迫的，开始是准备兜个圈子，等打下敌人再回去，后来回不去了。回不去就往西退。起初准备在豫西建立根据地，不行；又准备进入陕南一带建立根据地，也不行。那时杨虎城已守住漫川关，胡宗南已经追来，进入陕南，我们去汉中的路被堵住了。我们在敌人追击下，越过秦岭转到西安附近。在西安附近，遇到敌人重兵堵截围追。经过激战后，我们再越秦岭，到了汉中。接着我们就到了四川，那时四川军阀混战，反动统治力量薄弱，到了四川我们就站住脚了。

李先念在回答撤出鄂豫皖是否正确时也曾说：

有人说，退出鄂豫皖不对，我看不退也不行，是被逼着出来的。自古有语，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鼾睡？蒋介石怎么能让我们那么多人在他跟前革命？第四次“围剿”，他亲自到武汉坐镇，是专门对付鄂豫皖的。当时蒋介石已经统一了江苏、浙江、安徽，我们打了岳维峻，他又统一了河南，统一了湖北。所以说，留在鄂豫皖周转是不行的。如果说粉碎了第四次“围剿”，还可能有第五次“围剿”，第六次“围剿”。再说，那时政策也有问题，这个问题，我与徐帅交换意见，鄂豫皖退出来是对的，那个地方长期占不住。

徐向前、李先念的话讲清楚了一个基本的问题，那就是强和弱的辩证关系。在强敌的围追堵截下，你要是硬拼，只会遭到更大的损失。打得了就打，打不了就走，走的目的首先是为了生存，生存下来后，再来与你打。这就是在革命初期敌强我弱情况下，我军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只可惜，这个基本的道理多少年后，人们才肯承认它。

郑洞国，国民党高级将领，曾参加过对根据地的“围剿”，对红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根据地，他也有自己的看法：

从国民党军队大举发动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战争，到红四方面军主力退出鄂豫皖苏区，前后历时三月余。其间红军虽在一些局部战役中迭获胜利，但始终未能摆脱被动局面，最后不得不撤离这块老革命根据地，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国民党方面看，为进行这次“剿共”战争做了精心准备。蒋介石先生先后调集了四十余万军队，其中许多是中央嫡系部队，如用于“围剿”鄂豫皖苏区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九、第十、第八十、第八十三、第八十八、第八十九师等部，都是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主力师。与红军相比，国民党军队无论在兵力和火力上，均占绝对优势，这与前三次“围剿”有很大不同（以前主要是使用杂牌部队和地方武装）。同时，国民党军队在战术上做了较大调整，再加上蒋先生亲自指挥，号令统一，各部行动比较协调，作战也较以前更为积极，使部队不易像以往那样为红军各个击破。从共产党方面看，当时在鄂豫皖苏区的中共领导人张国焘搞“肃反”扩大化，根据地内部不很稳定，红军实力亦受到削弱。在军事上，红军也未能充分发挥其独特的“大胆实施外线进攻，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灵活战术，致使自己在兵力、装备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四面围追堵截下穷于应付，无法掌握战役的主动权。现在回顾起来，在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之初，红四方面军南下围攻麻城确属下策。红军主力在麻城及附近地区前后逗留月余，忙于“围点打援”，国民党军队乃乘虚由东、西、北三面深入苏区中心区域。待红军察觉到情况严重，匆忙调主力北上迎敌时，国民党军队合围已成，红军很难再有合适的战机和充足的时间来打垮或消灭某一路敌人，亦难寻找缝隙从容突围。而且，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之后，又企图用打硬仗的方式，首先消灭或打垮国民党军队一部主力，一举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这固然为情势所迫，但其设想也是不现实的。依红军当时的兵力、火力和敌情条件（各个主要作战区域的国民党军队相距甚近，可以随时相互策应），似无把握一下子吃掉国民党军队几个精锐主力师。因而红军虽一再变更打击目标，并在七里坪等地取得局部胜利，却因力量有限，未能取得所期战果，自己反而受到严重消耗。这些都是红军此次反“围剿”战争失利的原因。

第一章大军西征新集突围

黄柴畈会议结束后，红四方面军主力两万多人分成左右两路，分别由徐向前和陈昌浩率领，借着夜色掩护，从黄陂四姑墩出发悄然西行。10月12日，部队先后在广水、卫店之间穿过平汉铁路，几天后两军在湖北西北部的应山陈家巷会合。按照撤退前的设想，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平汉路西与红三军会合，然后再待机打回根据地。谁知，当部队到达湖北西部的随县大洪山腹地时才发现，红三军已经北撤到桐柏山区。令部队更感困难的是，离开了鄂豫皖苏区后，红军活动的基础完全丧失。沿途没有党的基层政权，没有热情迎接的群众，没有给养物资的供应，没有救治伤病员的医院，天天被敌人追着打。特别是由于信息闭塞，不知道大范围的敌我态势，行动极为困难。敌军的飞机天天就在红军的头上转，随时将红军的行动路线、前进方向告知前面的守军和后面的追兵，前面的敌军以逸待劳，后面的敌军穷追不舍，前堵后追，我军困难重重。

“煮熟的鸭子”居然真的飞了！蒋介石极为恼怒，他严令各部层层堵截，务必要全面消灭红军。在蒋介石的部署下，卫立煌率李默庵第十师、蒋伏生第八十三师、罗启疆独立第三十四旅跟踪追击；北面胡宗南第一师沿花园至襄阳的公路、南面萧之楚四十四师沿京山至宜城的公路，南北呼应，平行追击；刘茂恩第六十五师和冯鹏翥第六十七师依托沙河从西面堵截。红军部队在敌前后左右围追堵截下艰难地向前运动。由于头上敌人飞机的轰炸扫射，部队只能改为夜行军，而且走的都是山野小路，行进速度很受影响，即便如此，一夜也要走近百里。

19日拂晓，天还没亮，四周黑黢黢的，部队前进至枣阳以南八十余里的新集镇。新集北靠桐柏山，南接大洪山，西濒汉江。由于连日行军，部队异常疲劳，准备稍事休息再走。镇子不大，部队一头一尾就把镇子占得满满的。战士们东倒西歪地就地而卧，很快鼾声一片。

王崇德是黄安人，黄麻起义后，和儿子一起参加了红军。父子俩都在红十一师，由于年纪大，他在连队炊事班当炊事员。这次撤离鄂豫皖苏区，红十一师担任后卫，王崇德所在的部队在一条小河的河岸边停下来，炊事班忙着给大家做饭，天天急行军，敌人跟着屁股追，部队已经几天没吃口热饭了。王崇德挑着一担桶到河边去挑水，此时天已蒙蒙亮。王崇德来到河边打满水后摇摇晃晃向岸上走，突然听到远处传来嘈杂的脚步声，他抬眼一看，一大队人提着枪从河岸边的堤坝上向镇子跑过来。王崇德顿时紧张起来，自己的部队是后卫，后面已经没有我军了。他一个激灵：是敌军？！他将水桶一扔就向部队休息的地方跑，边喊边跑：“敌人来了！敌人来了！”

王崇德的喊声也惊动了敌人，“啪、啪”几声，敌人开枪了。黎明前的寂静一下子被打破，镇子内外正在休息的部队被枪声惊醒，迅速冲出来迎敌。

来敌是蒋伏生师，这几天他们一直尾随红军，但总是没追上，昨天蒋伏生命令全师日夜不休息，没想到在新集打了红军一个措手不及。敌军欺我是撤退之师，居然连战斗队形都没有，散乱一片地向我军扑来。后卫的红十一师立即在大梨树、三里塝一线投入阻击。两军在野地里交手，从早晨一直打到半夜。敌人拖住了红军的后腿，敌李默庵师及罗启疆旅也赶到并立即加入作战。眼看敌人越来越多，战斗逐渐呈现出不利于我军的状态。

红军是突围之师，在新集人地生疏，在这里与敌纠缠，有利于敌而不利于我。眼下当务之急是乘敌包围圈尚未形成，迅速冲破敌军围堵，与敌脱离接触。

新集地形起伏不平，属于鄂北丘陵，西北的亘药山至黎树垱一线已被敌蒋伏生师控制，李默庵师控制着颜家大庙至大竹园至乌头观一线制高点，罗启疆旅控制着包家湾至黄家湾一线，新赶来的王金镛旅占领了凤凰嘴至颜家巷子一线，东、北、西三面合围，已经快形成包围圈，数万部队被压缩蜗集在宋家集至吴家集方圆不过十几里的小地方，唯南面还有空缺。徐向前紧急命令抢占吴家集至宋家集一线的刀峰岭、板凳岗、刘家岗、三里塝、大梨树等几个制高点，命令红十二师夺取攻占新集西南的制高点乌头观。但十二师动作慢了一步，乌头观已经被敌人第十师抢先占领，徐向前再令红十二师师长旷继勋率部强攻乌头观，由于是仰攻，敌人据险顽抗，我军未能拿下此据点。就是因为没有拿下乌头观这个制高点，红军遭到敌人居高临下的火力压制，受到重大损失。

20日上午，红四方面军选准敌战斗力较弱的敌三十四旅为突破口，两面夹击发起攻击。开始，战斗进行得很顺利，敌三十四旅伤亡惨重，旅长罗启疆被击伤，三十四旅官兵潮水般溃退。红军部队乘胜追击。如果红军能将敌三十四旅全歼，其他尾追敌军就不敢突出冒进。就在紧要关头，控制乌头观制高点的敌军第十师突然以密集的火力攻击乘胜追击的红军。由于遭到敌人火力拦截，红军攻势受挫，溃散的三十四旅纷纷退往乌头观，凭险死守，敌我双方形成僵持局面。

下午四时，红十、十一师集中主力，向敌三十四旅薄弱部位突击。红十一师三十三团团长吴云山在发起冲击时中弹身亡，关键时刻，三十三团政委程世才挺身而出，挥起他那与众不同的长砍刀向敌阵杀去，顿时，全团士气大振。冲击中，程世才和几名敌人拼杀，身负重伤而昏迷过去。黄昏时分，落日欲坠，敌四十四师的三个旅陆续赶到，敌五十一师一个旅亦由襄阳经宜城进至板桥店，扼守住红军西行通道，敌独立三十七旅已驰援至北面的板凳岗，红军面临被合围危险。

卫立煌得知在新集阻挡住了红军主力，立即命令胡宗南的第一师赶至板桥、平林一线，刘茂恩部赶至熊集至耿集一线。蒋介石也于当日电令卫立煌：“昨日残匪主力在宋家集—吴家集之线与我军激战甚烈，望兄速率所部星夜由杨家棚向宋家集进袭，必可得最后之胜利。”

21日，敌追兵陆续赶到，优势敌军向我关门山、刀峰岭阵地发动连续不断地猛攻，到了下午，一股敌人突破前沿阵地，直扑方面军总部。

红四方面军总部平时有一个营警卫，但当天上午因北线吃紧，陈昌浩带领一个连驰援北线，总部只剩下两个连不足三百名战士。面对扑来的敌人，徐向前抽出手枪，带领总部的参谋人员和两个连的战士们与敌厮杀。总部方向密集的枪声引起侧翼红十一师师长倪志亮和政委李先念的警觉：“糟糕，总部遭袭！”但十一师指挥部跟前也没有战斗部队了，李先念和倪志亮飞速带领师通讯连一百多人扑向总部。通讯连的战士们手持大刀如同猛虎扑食，杀红了眼的战士们手起刀落，嘁里咔嚓，一下子十几个敌军血溅三尺，倒地身亡，这气势令其余的敌军心惊胆战，阵脚大乱。正在和敌人拼杀的徐向前见李先念、倪志亮赶到，立即指挥部队反冲锋，将冲上来的敌人打下去。

敌人对21日的战斗也有记载：

我陈、于两旅经板凳岗—松林寺向刀峰岭—关门山之匪攻击前进，陈旅先头张虎臣团本（二十一）午后三时进至界山垩，遥见当面各山头红旗林立，满布匪兵，张团第二营当即开始攻击，该匪居高顽抗，肉搏多次，仰攻尤难、张团长虎臣乃率后续部队亲赴前线督战，顿时士气倍增、毙匪无算，一鼓攻占刀峰岭。不幸张团长虎臣胸部中弹，当时殒命，以次官兵亦伤亡五十员余名。

原成都军区副政委、北京军区副政委，少将，时任红十二师三十四团排长罗应怀回忆：

一天之内，我们多次同敌人展开肉搏战……一次，在同扑到阵地上来的敌人进行肉搏战时，敌人一把抓住了我身上的斗篷，我使劲一挣，纵身跳下了几米高的断崖，敌人只揪下了斗篷。

21日一整天，战斗呈胶着状态，敌人力量数倍于我，而且不断有敌军增援部队赶到，敌我双方战线已经打乱，两军纠缠在一起多次发生肉搏战。在新集混战了整整两天，双方打得天昏地暗，红十师师长王宏坤负伤。黄昏时分，敌范石生五十一师从西南方向向红军侧后方发起攻击，胡宗南第一师从东北方压来，敌人从多面汇集，合围之势即将形成，形势变得万分危急。如果再不采取紧急措施，红四方面军将陷入危险境地。徐向前、陈昌浩稍作商量，决定不与敌恋战，赶快集中兵力向敌人防守力量薄弱的西北方向突围。

这一仗，部队出现大量伤员，现在部队要突围，无法带走伤员，只好将一部分伤员安置在当地的老乡家里。红四方面军老战士，原北京军区司令员，时任少共国际团连长的秦基伟在战斗中负伤，他被告知要留下来安置。秦基伟回忆：

一个下午，我坐卧不安。

我知道上级的难处，留下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可不管怎么说，我也不甘心被丢下。

我已经是红军了，而且入了党，当了连长，可以说，我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红军了。现在不要我，让我到哪里去呢？这里全是白区，群众还不是很觉悟，把我们留在老百姓家里，要药没药，凶多吉少。敌人来了只好束手就擒。再说就算安全地养好伤，下一步又该往哪里去呢？

我越想越难过，越想越黯神，想到最后，我抱定了一个主意，追上去，跟上部队！虽然胳膊负了伤，但腿是好的，照样可以行军。

部队不是要轻装吗？那好，我什么也不要。

不是怕伤员拖累吗？那好，你们前面走，我后面走，你们该打照打，该跑照跑，我能跟到哪里就跟到哪里。什么时候走不动了，就地倒下，也算革命到头了。不管怎么说，我就是不留下。

入夜，红四方面军主力轻装前进，通过沙河和襄花公路，向西北转移，红十一师、七十三师冲在最前面。陈昌浩、徐向前以及各师长团长都抄起家伙，和战士们一起与敌人拼杀。为了冲出包围圈，夺取一条生路，红四方面军的战士们抱着拼死的决心，挥舞大刀、枪托、刺刀、石块、扁担等一切能用得着的东西和敌人厮杀，两军混战在一起无法开枪，肉搏拼杀取代了枪林弹雨。生死关头，两军拼的是勇敢意志和顽强精神。虽然不断有人倒下，不断有人负伤，但没有人停住脚步。在拼死向前的红军面前，敌人终于支撑不住溃退下去。红军乘机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徐向前回忆这场战斗：

枣阳新集战斗，是我军转移以来打得最凶恶的一仗。这次战斗，如果不是我军失去先机占领制高点乌头观之利，情势会好得多。我们虽歼敌不少，但自己伤亡也大，三十一团团长林维权、三十三团团长吴云山都牺牲了，十师师长王宏坤负了伤，像吴云山、林维权，在全军是数得着的团长，打仗机智英勇，死得很可惜。

张国焘在回忆这段行程时写道：

行进到枣阳南面吴家集一带地区时，我军与敌军发生了此次西行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敌人……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军，企图压迫我军退到汉水边，在那里加以歼灭……

当时处境，我们陷于被动地位，非予敌军以重大打击，不易脱离火线。……经过两天一夜的混战，终于在敌军北线，冲破一个缺口，脱离了包围圈。

……指挥北线作战的陈昌浩担任撤退的先头部队，徐向前率大部推进……因连日过度疲劳……陈昌浩等大多数人也已累得不能再动。只有徐向前等少数身体特别强健的军人，还能支持得住。

拖着负伤的身体，秦基伟加入了突围大军。留下的伤病员大多被敌人搜出杀害。

从新集突围出来后，部队连夜行军想甩掉敌人，第二天上午，进至襄阳西南十公里的土桥铺地区，蒋介石在这里布下第二道阻击线。敌六十五师和六十七师在此以逸待劳。土桥铺有一条河名叫沙河，河水不深，部队正在徒涉时，敌人开火了。半渡遇阻，兵家大忌。先头部队一打响，徐向前立刻赶到前卫的红十二师二十九团亲自指挥反击，敌人以两个师的重兵以逸待劳，凭险据守，没料到疲惫的红军竟然在半渡中还会发起反击，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二十九团率先冲锋楔入敌阵，与敌人混战在一起。红十一师三十二团、红七十三师三十二团分别击退两侧夹击之敌，敌人的伏击圈被撕开了个大口子。这一战，不仅打垮了阻击的敌军，还俘获敌团长两名，缴获山炮一门、迫击炮四门、步枪千余支，只可惜这些重武器无法携带，只得破坏掉后就地掩埋。没走多远，部队再次遭敌阻击。

红四方面军此次西进，敌人的空军一直就在头上转，红军的前进方向敌人一清二楚，蒋介石严令敌军各部队沿途层层阻击，尾随的敌军紧追不舍，企图将红军围歼于途中。敌军各部在蒋介石的严令下，争功冒进，红军冲破一道阻击，没走多远，又受到拦截。部队离开土桥铺不远，又遭遇敌彭启标旅伏击。行进纵队被截断，红四方面军总部和两个团被围。敌人发现包围圈里的人很多都带有望远镜，多操短枪，断定是红军指挥部，于是发起疯狂冲击。徐向前、陈昌浩手提短枪，亲自率领部队反击。混战中，一颗子弹飞来，从张国焘与徐向前之间穿过，正打在一直紧跟着徐向前的警卫员马宝山头上，小马应声倒地，没过一会儿，张国焘的警卫员也中弹牺牲。

严峻的形势容不得半点犹豫，陈昌浩组织了十余挺机枪组成突击队在前面边打边冲，以火网开路，自己带领先头部队迎着敌人的拦截火力，吼叫着往前冲。见总政委冲在最前面，战士们一个个热血喷涌，他们手里挥舞着明亮的大刀，吼叫声如同狂风呼啸。这阵势惊得设伏的敌人心惊肉跳，不敢接近，只敢退到远处开枪。枪林弹雨中，不断倒有人倒地牺牲，烈士们的鲜血浸透了鄂北的土地，敌人阵地上也是尸山血海。激战半日，部队终于冲出敌人包围。几仗下来，敌人尝到了红军的苦头，这才不敢突出冒进，只能远远地跟着。

眼见得已经将红军兜进了包围圈，没想到红军居然能从铁壁合围中再次成功突围，蒋介石的心情可想而知。10月25日，蒋介石电令：

以第一师、第四十四师、第五十一师、第六十五师编为鄂陕追剿军，归何主任成濬指挥追剿。匪如西窜，应跟踪穷追，务求歼灭。

行进途中，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人边走边商量，根据形势分析，重新杀回鄂豫皖根据地已经不可能，要冲出敌人的包围圈，部队只能向西北，进入秦岭山区。部队从随县、枣阳向西急进，先是向北到达河南新野、邓县，然后越过丹江，经过河南湖北交界处的淅川，进入湖北西北部的郧阳山区。这一带兵匪猖獗，人民早已远遁他乡，部队纵横数百里，满目荒凉，人烟绝迹，荆棘漫野，沿途房舍倒塌空虚，数十里不见人迹，所经河道悉数干枯。凄凉景象，如同塞外。部队一路筹不到粮草，只得以野菜充饥。

淅川的西北部是绵延起伏的伏牛山，往西是巍峨险峻的武当山。部队在山区的林间小道间急进。山区的小路不利于敌人的大部队行动，阴晴不定的天气和山区浓密的林木也使敌人的飞机无法活动。这样，部队才稍稍将追兵甩开。

10月31日，四方面军致电中央，报告连日的战况与部队的行动方向：

我军十九日与敌第十、第八十三、四十四师及三十四旅在随西之唐河激战三日，首先击破敌八十三师，次日三十四旅及十师全部阵地亦被冲破，四十四师始终严守阵地，敌据主要点迫近我军。四方面军二十二日突围至枣阳东之土桥铺，遇刘振华部据险阻渡河点，后面敌人又迫近，但终将刘振华部突破，夺路向新野、邓县入淅川，现已到淅川南之十五里之宋湾。此役缴敌八十三等师枪械千支，毙伤数千，罗启疆受伤。我军伤亡亦有千人。我军虽因每日作战，长期行军，遂行疲劳，但士气仍是极旺，随时可与敌决死战。

郧阳一带位于鄂豫陕边界，这里山大人稀，地瘠民贫，交通闭塞。11月上旬，秋霜初降，寒冬将至。部队进入湖北西北边陲一个叫南化塘的小镇，困乏已极的部队在此休息了三天。

南化塘属郧县，地处秦岭以南，滚滚丹江从镇北面的山脚下流过，绵延不绝的大山环抱四周，这里远离敌人的统治中心，当地国民党反动统治势力也不强，贺龙的红三军曾在距这里不远的房县建立过根据地，有较好的群众基础，从军事的角度着眼，这里是一个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好地方。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人想在这里建立汉江上游红色根据地。

第一章大军西征血战漫川关

红四方面军从新集突出重围后，蒋介石亲自来到光化（老河口）布置襄阳、樊城、南阳等西北沿线的防务。蒋介石责令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镇守郧阳，堵截红四方面军西出通道。敌胡宗南、刘茂恩、萧之楚、范石生部也跟踪红军进入郧阳山区，西北军杨虎城部也调集一个师在河南、湖北、陕西交界处的商南、洛南、洵阳（今陕西旬阳）、白河一带严密布防。

敌人的行动使得红四方面军在郧阳山区建立根据地的想法失去了可能，在南化塘，还没容他们认真部署下一步的去向，刘茂恩的部队又跟上来了，徐向前、陈昌浩只好带领部队边打边向西进军陕西，要从湖北西北部边境进入陕南，只有漫川关一条道。

陕西是杨虎城十七路军的驻防地，在蒋介石的严令下，杨虎城已经作出防堵部署：

赤匪西窜，敝部已沿荆紫关—竹林关—漫川关—白河—平利之线，分安康、商雒两区扼要配备。计商雒方面，除原有部队外，并增加四十二师一二四旅之三团及特务第一团，均归武旅长勉之指挥，并以武旅长为商雒绥靖总指挥，严行堵剿。安康方面，除原有之安康绥靖司令张鸿远部扼守外，并增加警备一旅之两团及十七师五十一旅之一团，集中安康，归张司令鸿远指挥，准备迎击。

蒋介石也将眼睛盯在了漫川关，他即刻电令各部：

据报徐匪于阳（七）日午前即达玉皇店—吴家畈—铁佛寺一带，刻已过赵家川街西窜，希速派有力部队驰赴漫川关—上津—天门—洵阳之线扼堵，并严令其他部队猛力追击，务将徐匪歼灭于漫郧之间一带地区……

11月11日，红四方面军进入漫川关东康家坪、任岭地区。此时杨虎城部三个团已先到一步，卡住了湖北入陕的咽喉要道漫川关。胡宗南、萧之楚、刘茂恩部也从三面逼近，与红军后卫十二师、七十三师爆发激战。蒋介石的意图是，由西向东，从北到南，将红军压缩于康家坪到任岭方圆不过十里地的山林悬崖中聚歼。

漫川关位于湖北省郧西县和陕西省山阳县边界，地处金钱河与靳家河之汇合处，是鄂西北进入陕南的一个隘口。漫川关山高路险，林密谷深，自古以来就是边关重镇。早在战国时期，这里就是秦楚之间重要的边防，以后历代均于此设防，是兵家必争之地。

经过侦察，部队大致摸清了敌人的分布情况。东南的任岭、雷音寺、七里峡、古庙沟一线由胡宗南第一师两个旅防守，东北的张家庄、马家湾一线由敌四十四师防守，敌六十五、五十一、四十二师截断红军后路。从地图上看，红军被敌人压缩在方圆十余里的悬崖绝壁之中。刚刚突围出来的我军再次面临险境。

由于各路敌军从不同方向合围而来，离我军较近处胡宗南的部队一时弄不清眼前的我军究竟是什么部队，还吹号和我军联络。徐向前回忆道：

如果这时乘敌人立脚未稳、情况不明，我们一个冲锋打下去，有可能把敌人击溃。但十二师师长旷继勋指挥不力，贻误了战机，旷因此而被撤了职。当时敌众我寡，地势险恶，……的确到了危险至极的境地。在这个最紧要的关头，我们开会，研究对策。张国焘……提出，化整为零，让部队分散打游击。我说……不能够分散……如果分散了，切成小块，正好被人家一口一口地吃掉……最后决定集中突围。

陈昌浩的意见和徐向前完全一致，他表示，部队不能分散，一万多人集中在一起就是一只铁拳，分散了犹如五个手指伸开，铁拳能打击敌人，伸开的手指只能给敌人一口一口吃掉。部队只能集中突围才能不被敌人分割围歼，生死存亡面前，容不得半点犹豫和动摇，总指挥和总政委决心一定，全军领导层很快统一意见，集中兵力突围。陈昌浩带领红十二师许世友的三十四团在前面为全军突围开路，十二师全部和七十三师跟进，十师、十一师各一部抵御南面和西面的敌人。

此时红四方面军全军行进在峡谷间，两侧群峰耸立，这些山如同刀削斧砍，陡峭笔立，地形十分不利。

深秋的秦岭峡谷，万木摇落，一片凋零。11月11日早上，红十二师三十四团从康家坪出发，准备经南坪插向陕西竹林关。敌四十四师萧之楚部的前锋王金镛旅也压过来了。红军的路径是由东北向西，王金镛旅是由北向南，红三十四团顺着山势从上而下，王金镛旅则是由下向上爬，两军在距漫川关二十里左右的张家庄迎面相遇。

罗应怀回忆：

因为山地障碍视线，当我们发现敌人在山梁上露头时，距离已经很近了。所以，战斗的打响不是以枪声，而是以手榴弹、刺刀开始的。我们三十四团一营是部队的前卫营，最先投入了战斗。

张家庄是个簸箕形的高山小盆地，左右两侧耸立着两座小山如同两扇屏风，半开半掩挡在路口。盆地出口处被一座馒头状的小高地挡住，小高地上长满碗口粗的松树和灌木。庄子大约有十几户人家，枪声一响，全庄人跑得无影无踪。

由于是遭遇战，敌我两军都没有阵地依托，部队散布在野地里。陈昌浩指挥三十四团二营和一营分别抢占张家庄北边村口的两个制高点，制高点的侧后方，就是全军突围唯一的通道。陈昌浩和许世友各把守住一个制高点。陈昌浩手提驳壳枪，带着一个排冲在最前面，他便冲边喊：“快，立即将全团的机枪调来。”随着一声令下，全团十几挺机枪嘎嘎嘎嘎地狂叫起来，猛烈的火力封锁住敌人后续部队向前运动。

许世友双眼圆瞪，腰扎一条足有四五寸宽的灰色皮带，左右两边各插一把驳壳枪，背后斜插着一把大砍刀，袖子卷得老高。他带领前锋连一百多号人一鼓作气冲上山包，大喝一声：“打！”一百多个枪口喷吐出火舌。

敌人一下子被打蒙了，丢下几十具尸体后快速后撤。王金镛率领大部队迅速赶到，当他判别清楚当面的形势后，立刻明白这两个高地的关键性作用。王金镛一面向萧之楚报告呼叫援兵，一面组织部队夺取制高点。敌人仗着人数的优势，成连成营的敌军在高低不平的山丘间发起波浪式的集团冲锋。枪炮声在山谷间隆隆震响，残酷的战斗从早上打到晚上，大批的战士倒在血泊中。形势险恶，一旦敌人占领这个制高点，后面的部队就有被封锁的危险。陈昌浩带领部队死守在阵地上，他边指挥战斗，边对身边的指战员们大声喊道：“一定要拼死守住这个口子，要不然，全军就被堵在这里过不去了。”

三十四团团长许世友命令二营营长吴世安：“你在这里听总政委指挥，总政委叫你怎么打，你就怎么打。部队拼光了也要完成任务。”

张家庄西北几里处有一座山名为龙山，这里是红军突围通道的又一个制高点。敌我双方势在必争。陈昌浩、许世友这边打响后，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立即率领红七十三师二一九团飞速抢占龙山，二一九团团长韩金城冲在最前面，当他带领几十名战士抢上山头时，不禁倒抽一口凉气，就在面前几十米处，敌四十四师一三零旅黑压压一大片正在拼死往上爬。韩金城立即下令机枪开火，几挺机枪哒哒哒哒地喷涂着火舌将敌人压制在半山腰。这样，控制漫川关垭口通道的几个制高点全部控制在我军手里。

敌人很快明白了红军不顾一切地抢占周围制高点的意图，于是一边用炮火向山头轰击，一面组织大规模的冲锋，企图夺回垭口控制权。

这是一场为求生存的阻击战，三十四团和二一九团的战士们为了保住全军的生命通道，保证大部队突围，面对敌人不间断的集团冲击，用手中的枪支、大刀、刺刀、石头和自己忠勇的热血，拼死筑起一道敌人无法逾越的铜墙铁壁。敌人的冲击犹如阵阵波涛，持续不断；防守的红军战士则如伟岸的堤坝，一次次将敌人击退。红四方面军老战士罗应怀回忆：

激战中，我牢牢地擎着红旗。在当时红军部队里，战旗的作用是很重要的。战旗是部队和胜利的象征，战旗指向哪里，部队就冲到哪里；旗在，部队在，阵地就在。指战员们看到红旗，浑身就充满了力量和勇气。正因为这样，各部队的打旗兵总是挑选勇敢机灵的战士担任，打仗时冲在部队最前面。我们打旗兵，则把旗子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这当儿，我一面舍死保着红旗，一面参加战斗。一次，敌人突入了我连阵地，一排长抱住敌人机枪手滚打在一起，我急中生智，举起旗杆……用顶端的矛子猛地插进了敌机枪手的耳朵……敌人惨叫一声，滚翻在地上。

敌我双方的几十挺机枪刮风一般的呼啸，山崖断面上弹孔密布，双方阵亡的士兵横七竖八布满了山林间，流淌的鲜血浸透了山道，使得道路又黏又滑，以至于很多冲锋的战士滑倒在路上。许世友指挥战士们将手榴弹集中起来，一次几十枚几十枚地扔到敌人阵地上，每次乘手榴弹爆炸的烟雾和敌人机枪暂停的间隙，部队便向前冲。

残酷的突围战斗整整打了三天两夜，在制高点的拱卫下，至13日黄昏，两万多红军战士犹如决堤的洪流，硬是从漫川关隘口冲出去，进入了陕西境内。

国民党军四十四师萧之楚部《战斗详报》记载了这次战斗经过：

本师接刘军长及胡师长通报，得知徐匪残部被阻于漫川关以东地区，与我胡刘各军激战中。本师以围歼该匪之目的，乃命于、王两旅经张家庄向马家湾挺进，拦匪北窜。同时并令陈旅由南坪向张家庄以西地区推进。十三日晨我先头王旅行至张家庄西北之狮子山附近，突遇徐匪先头部队，企向东北逃窜，当予迎头痛击。该匪退踞狮子山西北各高山，顽强抵抗，激战至午，因我各团阵地均较低下，受匪瞰射，故经向匪数次猛攻，均未得手。匪后续部队相继增加，以伪十二师全部迭向我阵地猛扑多次，异常凶恶，激战至暮，毙匪无算，我亦伤亡甚众，入夜仍在激战中。

红四方面军在漫川关一举突围进入陕西，蒋介石手忙脚乱，致电杨虎城：

徐匪西窜之路已被我胡宗南师截堵，除令该师极力堵剿，并饬刘军奋勇追击外，希杨主任速饬竹林关附近部队兼程南下，萧师长速督所属向山阳前进堵截，范师长速以有力一部进至郧西之土门镇下香口镇，与胡师刘军协同夹击堵截为要。

杨虎城属地方实力派，对蒋介石的话也是阳奉阴违，软抗硬磨，接到蒋介石来电后，杨虎城的回电更有意思：

贺龙率残匪约三千余人，突由随境经桐柏及方城之赵河窜至南召西南白土岗以西地区……万一该匪窜入商南—雒南，则与围剿徐匪不无影响，查敝部防地辽阔，无兵可派，除已令武司令暂驻竹林关，并着商雒部队仍扼守商南—富水关外，此间正在抽兵赴雒南堵截，特闻。

地方军阀对蒋介石听调不听宣，不愿为蒋火中取栗，可见一斑。

红军冲出漫川关进入陕西，彻底打破了敌人想将红军堵在鄂西北深山中消灭的梦想。为了保证大部队突围，两千多名战士长眠在鄂陕交界的漫川关。许世友后来回忆道：“战斗从开始到结束，牺牲的干部战士太多了，各级干部不知轮换了多少茬，一营营长最后由营部一个姓陈的号兵接替，三十四团二营五百多官兵，战斗结束时只剩下八十多人。”

徐向前回忆漫川关战斗中：

红十二师的三十四团（团长许世友）和七十三师的二一九团（团长韩亮臣）都是善打硬仗、恶仗的部队，我们以三十四团正面突击。二一九团配合，夺占北山垭口，为全军打开通道；以十、十一师各一部顶住南面和西面的敌人。陈昌浩在前面指挥。敌我反复争夺阵地，仗打得很凶恶，三十四团的二营，五百多人，拼到最后只剩下了一百多人；二一九团团长韩亮臣也牺牲了。但我军终于控制了垭口，打开了通道，连夜突围而出。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对漫川关战斗也有明确的记载：

……陈昌浩率领一团人，迅速夺取漫川关右侧的小道。陈昌浩的行动极为敏捷，约一个半钟头，他就带着十余骑扼守住那条小路的隘口了。萧之楚部迟到了一步，那里的高地已由陈昌浩这十余骑占领，居高临下，萧部先头部队成为我军俯击的目标。乃不得不转而占领隘路口对面的一带高地。这样，他们还是可以控制这条通向陕西的险径。但陈昌浩所统率的那团人跟着赶到了，立即与萧部展开了山头争夺战，结果，所有能控制这条小路的山头都为我军所占。

我们控制了这条小路，脱离了敌人的圈套，避免了一场可能不利于我军的战争。

红四方面军老战士，原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陈明义回忆道：“陈昌浩和战士一起打仗、砍鹿砦、摔手榴弹，好像位置放得不合适；但从当时红军初入川陕，为了打开局面，指挥员的亲临前线，勇敢、沉着，无坚不摧的英雄气概，是有很大的表率作用的。”

对于我军的突围，敌军甚是沮丧，在其《剿匪战史》漫川关一役中写道：

徐匪自罩川街西窜后，被我漫川关陕军扼阻，不能西进，乃由漫川关以东转向上津南窜，至任岭附近，复经我胡师迎头痛击，又折向东窜，被我刘军截击，改向东北逃窜，十三日晨至张家庄附近，适遇我于、王两旅拦头痛击，匪以东突西撞，无路可趋，窥得西北方面，陕军防堵兵力较为单薄，乃于十三日夜乘此空隙，仓惶窜去，行将合围之匪，至此又复脱逸矣。

尽管蒋军沿路围追堵截，每次总被我军成功突围，蒋介石督催各部，各部官长回答总是恪尽职守，正在部署追击。蒋介石心头火起，11月10日给这些将军们去电：

电悉，虽追一千里，于匪无损，再追千里恐仍于我无益，望于尾追之外，速设堵截之方，协力围剿，聚而歼之……

其实，蒋介石有所不知，红军一路跋山涉水，历尽艰辛，敌军跟在红军屁股后面穷追不舍，死伤惨重自不待言，就是活着的人也吃尽苦头。敌四十四师师长萧之楚在复电中哀叹：

……连日昼夜兼程赶进，未遑片息，崇山横亘，悬崖绝壁，盘旋绕越，倍形险阻，骡马倾跌，伤毙无算，且因长途穷追，入山日深，人烟绝迹，盖藏毫无，官兵恒数日不得一饱，时届隆冬，而犹单衣赤足，露宿山坡，凉风凛冽，砭人肌骨，饥寒疲惫，亦云极矣。

……

本师溯自鄂北奉命追剿以来，时逾两月，昼夜驰逐，从未宁息，所携一切军需物品，早经告罄，因山道险阻，军行无定，后方接济，无法追送，迨淅川—商县两处虽少有补充，亦属斗米束薪，无济大事，若云随地采买，无如所经皆荒僻穷谷，人少村稀，竭农民终岁积储之粮，不敷我全军一餐之用，念兹民艰，宁饿不求，且时已严冬，冰雪载途，人马滑跌，伤毙甚众，官兵单衣赤足，感受饥寒，因病致死者，日必多人，殊堪悯虑。

第一章大军西征挥师入川

漫川关突围后，红四方面军将尾追的敌人甩在身后。漫川关之战前，陕西杨虎城部的敌军原来还不知道红军的厉害，一场恶战打下来，红军一下子打出了威风，迎面堵截的敌人不敢和红军正面较量，围追的部队受到蒋介石的严厉斥责后，驱动本部人马，一步不落地跟在红军后面。

刘茂恩部由张家庄以西尾随，17日至洛峪街，转经竹林关、龙驹寨，沿商雒大道西进，21日至商县附近。胡宗南部15日由漫川关经松树坪、清凉寺、山阳县、崔家庄、十里铺之线，20日到达龙潭—流岭街一线。范石生部留在湖北郧西一带，防止红军回撤。陕军武勉之部19日由龙驹寨沿商蓝大道向蓝田县急进，围堵红军。陕军张自强部即由山阳向西布防。四十四师萧之楚部直接跟在红四方面军屁股后面，一直跟到商县城东南。这些部队里，跑得最快的当数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胡宗南沿着大路直插山阳县，想在那里阻击红军。

红四方面军原来准备在鄂豫陕边建根据地，11月13日他们致电中央：

此次战区未能冲破包围，客观原因系革命发展不平衡……我四方面军精锐英勇慷慨，我以孤军大战数倍之敌，转战千里未曾一挫锐气，但终被迫脱离赤区。鄂豫皖赤区尚有三万枪之游击队，必能在困难条件下斗争而有发展。红四方面军现已到鄂豫陕边，当以联合湘鄂西、鄂豫边、陕甘边赤区和红军，形成襄江上游之巩固赤区和红军为目的。

但敌人的穷追不舍使红四方面军不得不放弃在这里建立根据地的想法，再向西行，而且西行的具体方位大家心中都无数，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几个主要负责人当时的想法是且战且行，当前的要务是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过漫川关后部队行经一个叫野狐岭的地方，沿着狭窄的山间小道，翻过山进入了陕西的山阳县。但胡宗南部走大路，已经提前到达在那里迎击我军。发现敌人重兵迎击，部队迅速转向北行，敌人重兵不断在周围集结，所有的要道隘口和城镇都被控制和占领。红四方面军在秦岭的大山里忽北忽西，最后抢占了出山的险隘竹林关。

竹林关位于丹江上游，是从秦岭进入陕西关中平原的一道关口。这里的守敌是陕军张自强旅的两个团，红十二师三十五、三十六两个团向驻守的敌军攻击前进。张自强部倒很知趣，并未拼死抵抗就撤出竹林关。竹林关地势险要，出关通道是不知何年代修建的栈道。绝壁上栈道凌空而架，下面几十米处全是湍急的河流和乱石滩。红四方面军以红十一师三十三团为先锋，在团长程世才带领下，首先过关。紧接着，两万多人的队伍在栈道上列队而过。由于年代久远，栈道的很多木板已经腐朽，脚踩上去，嘎嘎作响。上万人通过，人走马踏，不少地方木板断裂掉下，形成一道道陷阱。夜晚行军看不见，有的战士和马匹掉落下去，摔死在绝壁下的河滩上。为了减轻栈道负荷，总部不得不命令精减装备，忍痛扔掉一些炮和重装备。过竹林关，经商县，越秦岭，11月27日，红四方面军进入关中，逼近古城西安。

西安是敌人西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红军突然出现在西安的门口，蒋介石和杨虎城大为惊恐。杨虎城急调三十八军孙蔚如部在王曲、子午镇一带阻击，尾追之敌胡宗南第一师、萧之楚第四十四师、刘茂恩第三十五师、范石生的第五十一师等蜂拥而至。蒋军第二师和四十二师沿陇海路急速西进，敌人的意图是在陕西关中一带撒下一个大包围网，围歼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陈昌浩判断，眼前之敌，杨虎城的孙蔚如部实力稍弱，决心集中力量打击之。11月29日，红军七十三师和十一师向孙蔚如部发起攻击，十一师三十三团作为全军的前锋，在王曲、子午镇激战两日，一举歼敌两个团，俘虏千余人，缴获大批物资。这是红军西征以来，首次成建制消灭敌人，也给转战一个多月没有得到任何补充的红四方面军补充了粮食、弹药和部分冬装。王曲一战打得杨虎城、孙蔚如心惊肉跳，但还没容红军喘口气，身后的蒋军又至。

就在红四方面军艰苦转战时，11月27日，收到中央对他们11月13日电报的回电。在鄂豫皖苏区反“围剿”中负伤的陈赓已秘密到上海养病，他向在上海的党中央汇报了鄂豫皖根据地的军事政治情况。此时的中央仍旧希望红四方面军能留在长江及平汉铁路沿线，威胁国民党的大城市而不希望他们再向西脱离中国的中心地带。中央回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希望他们就在此建立新的根据地：

听了陈赓同志的汇报，我们认为：

……

（二）现在任务是要红四方面军在豫鄂、陕边建立新的根据地，发动当地的群众的革命斗争，给红军主力以整理补充，并尽量扩大红军，以准备向敌人反攻，继续向西入陕与长期行动是不适当的。

（三）迅速与红军第二军团取得联系与行动的呼应，特别是在向敌人反攻准备期，这有极重要的意义。

（四）帮助领导鄂豫边区，恢复鄂豫边苏区，发动在这些区域中的游击战争……

（五）红军主力整理休息补充之后，应取向回发展的方向，造成时时威胁襄、樊及武汉形势，所以与鄂豫皖苏区取得密切的联系，是十分必要的。

中央的意图是希望红四方面军不要脱离中心地带，但此时的形势，红四方面军屁股后面数万敌军正在尾随而追，部队若回首，则正好送到敌人嘴里，回鄂豫皖苏区根本是不可能的。战争的法则是生存和灭敌，两者互为依存，但在灭敌无望时，则首先要生存。经过分析判断，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决定，部队首先需要突破敌人的“围剿”，寻找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后再作决定。

12月1日，红四方面军自户县继续西进。还没走多远，在一个名叫丹炉村的地方，担任后卫的红十师和红十二师遭敌两旅伏击，敌人一个冲击，竟然将十师和十二师截为两段，敌人的四个师也从东、北两面对十师、十二师形成合围之势。已经前行的红七十三、十一师各一团，闻讯扭转身来对敌实施前后夹击，这才转危为安。第二天，部队向西在距周至县四十里的新口子又遭敌骑兵袭击。

12月2日，蒋介石电令各部：

匪既南窜，我军为一劳永逸计，应除恶务尽，以免死灰复燃，兹规定处置如下：

（一）杨渠统、王志远两旅紧急尾匪跟追，汉中部队全部驰向佛坪堵截；

（二）第一师经郿县—大散关向凤县—留坝兜剿，以汉中为目标；

（三）第六十五师由现地向佛坪—华阳急进，以洋县—西乡为目标；

（四）第四十四师由现地经宁陕急进，以石泉—镇巴为目标；

（五）驻陇南各部集结于徽县—两当堵剿；

（六）段象武旅由天水向略阳堵剿；

（七）务希各师长激励将士，以最迅速行动，急进歼灭此残匪，以免功亏一篑也。

时近岁末，高天寒流滚滚，大地冰雪严霜，不光红军踏冰卧雪，一直与红军如影随形的敌军追兵也叫苦不迭。尽管蒋介石迭电催促，部分追敌已是满腹牢骚，四十四师萧之楚部从鄂豫皖一路追来，红军走了有多远，敌四十四师的官兵也跟了多远。四十四师师长萧之楚直接致电蒋介石，请求稍宽数日：

奉令后，自应遵即出动，惟以近日严寒，冰雪载途，我官兵尚着单衣，赤足露体，日有病死，若不乘时补充棉衣鞋袜，强忍入山远追，则道路险阻，后方追送，杳无时日，官兵冻毙，更不可计，且本师之棉衣等，均已由鄠起运在途，计程旬日可以到防，当将以上情形电呈总司令蒋恳请稍宽时日，以待补充。

蒋介石却不待稍宽，接到萧之楚的电报后，蒋介石即回电：

该师不辞劳瘁，追逐月余，忍饥耐寒，艰苦备至，系念之余，希代慰勉，惟残匪急图远窜，恐稍纵即逝，望尘莫及，尚希饬属一面火速追送棉衣，一面淬砺将士，鼓勇跟追，以免功亏一篑，遗祸无穷，为要。

在蒋介石的严令下，敌四十四师萧之楚部虽然满腹不愿意，但也不得不遵命而行，继续尾随红军。萧之楚军中日志写道：

本师各部队于十三日由湄县开始出动，十四日入子午峪南进。时届隆冬，积雪载道，山路峻险，冰滑难行，人马倾跌，伤毙无算。且沿途人少村稀，所止仍多露营，官兵不堪受极度之寒冷，耳鼻手足因冻伤残者有之，其身体较弱，竟至冻死者亦有之。

敌人苦，尚有补充可望，我军脱离根据地，无衣无食无补，长此以往，部队的稳定与战斗力都成问题。考虑到继续西行面临的困难，结合中央“向西入陕与长期行动是不适当”的意见，不得已，12月3日，部队由新口子出发，再越秦岭向南，通过老君岭、下佛坪、都督河、黄柏源，在秦岭大山里艰苦行军几天几夜，终于在12月7日到达秦岭南麓陕西城固县的小河口镇。到了这里，暂时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千里转战两个多月后，部队终于有了喘息之机。这是红军离开鄂豫皖后第一次进入集镇休息。时任红三十四团团长的许世友回忆：“在清贫困苦的戎马生涯中，能在屋子里安安稳稳睡上一觉，能够放开肚皮吃一顿饭，就是生活上很高的享受和最大的满足了。”

自从离开鄂豫皖苏区以来，部队千里跋涉，日夜转战，没有根据地依托，没有群众支援，风餐露宿，伤病员也无法处置，为了不影响部队行动，只得忍痛将一些伤病员托付给当地老乡。当地又没有基层党组织，谁也不知道这些伤病员的前途如何。伤病员的遭遇，对部队的情绪产生了很大的影响。9月份离开根据地，战士们身着单薄的夏装，现在时至严冬，山里的气温降到零下几度，到处冰雪覆盖，一万多人的大部队人人冻得打哆嗦，部队伤病严重。所有的这些困难，都汇集成一个问题：部队到底要向何处去？如果再这样无目的地行动，部队的战斗力将大打折扣。怀疑、不满的情绪开始在部队里蔓延。

张国焘时任中央分局书记、军委主席，部队行动方向的主要决策人。从鄂豫皖苏区突围至今，中央分局没有召开过一次会议讨论部队的行动方向。下一步到底该怎么走？干部们尤其是高级干部们对此忧心忡忡。部队究竟到哪里去？这样到处打，不建立根据地，部队迟早会被拖垮。对这些问题，作为主要负责人的张国焘却一直未向部队特别是师以上高级干部们讲过。结合张国焘以前在鄂豫皖一人说了算、不听大家意见的家长作风，四方面军几个主要将领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张琴秋、朱光等人对此很有意见，有的干部甚至酝酿要到上海找中央反映情况。这些意见通过陈昌浩反映到张国焘那里，迫于压力，他立即召开会议，向大家解释了通气不够的原因，通报了中央对部队行动的意见，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并表示接受大家的意见。为了加强集体领导，中央分局和军委决定将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改称“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是最高军事领导机关，主席张国焘，副主席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参谋长曾中生，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下设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也称“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司令部”）、总政治部、参谋部、秘书处、彭杨军政学校、经理处、军医院，同时成立“前敌委员会”集体讨论和决策重大问题。

小河口会议是红四方面军西征以来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最主要的成果是，沟通和稳定了四方面军高级干部的思想情绪，缓和了矛盾，对部队下一步的行动方针达成基本共识：决定部队停止盲目向西前进，在陕南汉中地区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同时，统一思想，批评张国焘的家长作风。

值得注意的是，张国焘对曾中生、旷继勋、张琴秋等人对他的批评和提出的意见耿耿于怀，在以后的“肃反”运动中，给曾中生、旷继勋等人加以“改组派”等莫须有的罪名，秘密杀害。

“肃反”是那段时期一个令人恐怖的政治运动，从1931年起，从中央苏区到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闽西苏区先后以各种名义掀起“肃反”运动并逐渐扩大，造成严重后果。红军和根据地建设发展初期，敌特的破坏和渗透的确很严重，革命队伍中的不纯洁也是客观事实，肃清混入革命阵营内部的敌特和破坏分子确有必要，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年代，将敌特处以极刑也是客观需要。但是，在极左思潮的指导和推动下，在不顾客观现实盲目追求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化”，追求“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化的口号下，“肃反”运动被无限制地扩大到苏区的每个角落，一些只言片语被无限上纲，“改组派”、“AB团”等各种名目的反动组织相继被杜撰出来，然后，胡乱抓人，最后搞得杯弓蛇影、指鹿为马、刑讯逼供、滥杀无辜。“肃反”扩大化导致大批忠诚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倒在自己人的枪口下，这已不是错误而是罪恶。

客观地看，“肃反”运动有其复杂的历史环境和理论依据，与苏联肃反、国际共运、中国共运、中国革命的现实、中国革命领导阶层的组成、当时中国共产党理论和实践的不成熟以及为追求纯粹而造成的盲目冲动都有直接的关系。“肃反”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极为严肃、沉痛、不可回避的问题，是中共党史、军史、革命史研究的重大课题。需要指出，“肃反”扩大化过程中，有的人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或毒害，政治的不成熟、幼稚，思想僵化、教条，由此导致思想上怀疑一切，行动上狂暴滥杀，这是特定时期我党成长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现象；也有的人是既有前述因素，又存在个人品质问题，心胸狭窄，唯我独尊，一旦掌握权柄，便以“肃反”为名打击报复，去除政治对手。从已经披露和了解的事实情况看，对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肃反扩大化，张国焘要承担主要责任。

关于“肃反”扩大化问题，中央已有历史结论，笔者不打算在本书中讨论。

小河口会议后，部队停止向西转为向南，准备在汉中、西乡等地建立根据地。

12月9日，红十师作为先头部队，在秦岭出口处的许家庙、升仙村打垮了西北军赵寿山部阻击，全军进入汉中。

部队想到汉中落脚，到了那里才发现，汉中地域狭窄，背有秦岭，前有汉江，如果敌人将两头的道路一堵，部队就没有回旋的余地。更严重的是，红军来的时候，这里正遭灾，老百姓都没有吃的，一万多人的部队吃粮怎么办？时值严冬，一万多人的冬衣怎么解决？看来，汉中不是理想的根据地。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人为此忧心忡忡。经过反复研究，认为大巴山北部的西乡、镇巴、石泉、紫阳、安康等地山大林密，回旋余地大，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在目前的形势下，较为适宜落脚。最后决定，南渡汉水，向那里开进。

汉江发源于陕西宁羌（今宁强），城固附近的汉江，仍属于上游源头，这里江面并不宽阔，江水也只有一两米深，但水流湍急。一万多人的部队，一时也找不到渡河的工具，架桥也非短时间能完成。城固县城离这里只有二十来里地，县城里就驻扎着杨虎城的西北军。为了保障全军的安全，徐向前、陈昌浩决定，全军夜渡汉江，根据陕南当地党组织提供的情报，渡河地点选在距城固二十里左右的柳林铺。

12月10日夜，全军来到汉江柳林铺渡口。涉渡点的选择也颇费周折，先后派出去的几拨人回来报告，都说水太深，涉渡困难。看着岸边黑压压待渡的部队，徐向前、陈昌浩心急如火，他们带着部分侦察人员，来到江边。由于是冬季，部队里又有很多人不会水，站在岸边干着急。陈昌浩对徐向前说，我来试试。他不顾警卫员的劝阻，手拿木棍，大步踏入冰凉的水中，亲自下水试探深浅，结果顺利地步行过去，水最深处仅至胸前。他向着岸边的战士们大声喊道：“水不深，可以涉渡。”

方面军首长的行动激励了全体官兵，一万多人开始下水涉渡。冬天的汉江，河水冰凉刺骨，赤脚踩入水中，疼如刀割，走到江中间，全身冻得麻木，两脚只知道机械地摆动，脚被江中的石头割破了也不知道疼痛。全军一万多人除伤病员外，上至总部领导，下至普通战士，全部赤脚下水涉渡。徐向前对这次渡江记忆犹新：

渡汉水，要抢时间，选在当夜。船只极少，我军大部需涉渡。我们派人去看地形，回来说：水太深，过不去。于是，我和陈昌浩带侦察人员骑马到江边，又进行勘察。因是枯水季节，水势并不大，至多齐胸深，我们骑着马就过了江。选好地点，我军星夜渡河。除伤病员和妇女由船只、马匹运渡外，其余上至总部领导人，下至勤杂人员，一律涉渡。来到江边，指战员纷纷跳入水中，奔向对岸，直至上元观地区。在那里我清点了人数，全军共一万四千四百人。

这次红军渡江，也得到了陕南地方党组织的大力支持。红四方面军老战士、原川陕苏维埃政府主席余洪远回忆：

红四方面军总部领导决定，从汉中、城固之间的柳林铺渡江。汉江河床较深，水流湍急，附近三个渡口既没有桥又没有船（沿江船只都被敌人掠走了），要渡江只有涉水。当时正值“三九”寒冬，城固桃花店党支部立即组织熟悉渡口和水性的党员群众数百人，冒着严寒和危险，给红军当向导，带领和护送红军渡汉江。河道的水深水浅，哪里能渡哪里不能渡，渡过去有没有敌人，地下党的同志都是一清二楚的，提供了不少情况，对部队顺利渡江起了重要作用。

渡过了汉江，红军到达西乡钟家沟、上元观一带，尾追的胡宗南部被远远甩在关中，周围除南郑有极少数敌军驻防外，其他地方都无敌军。经过千里西征长达两个月的艰苦转战，红军第一次处于没有敌人前堵后追的局面。

陕南这一带也有党组织和游击队活动，红军到达后不久，陕南地下党迅速派人来联系，红军也给游击队部分装备，帮助他们建立地方政权。但从全局看，陕南一带的情况也不像原来想象的那样好，虽然这里没有大股敌军驻扎，但当地土匪势力猖獗，几十成百人一伙，啸聚山林，干着打家劫舍绑票杀人残害百姓的勾当，加上连年旱灾，粮食极缺，百姓普遍食不果腹。现在红军一万多人的大队伍驻进来，土匪倒是吓跑了，但粮食仍旧是大问题，在这里建立根据地，条件不具备。这里不行，部队下一步往哪里去？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人至为焦急。

部队千里转战，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信息不通，敌情不明，对周围的情况不了解，好不容易得到的一点敌军的部署情报也较模糊，有时一些情报还互相矛盾。在讨论部队去向时，几位领导提出，要是能够搞到一些报纸看看就好了。四方面军总部立即布置派出侦察人员四处搜索。

知道部队的需求后，1932年12月间，陕南地下党送来几张国民党统治区的报纸和四川地图，徐向前、陈昌浩等人如获至宝。报纸报道了四川的各派军阀“内讧”，四川军阀刘湘带领大小军阀正在与另一个军阀刘文辉打成一团。军阀混战导致四川社会动荡，普通百姓苦不堪言。原红四方面军电台台长宋侃夫在《电台工作的日日夜夜》回忆：

“十二月中旬，我们出秦岭、涉汉水到洋县。从报纸上和敌人广播中，得知四川的军阀在混战，才想到去川北建立根据地。”

四川的地理条件好，物产丰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山高林密、地势险峻，正适合我军建立根据地。更重要的是，由于四川军阀割据，蒋介石的势力难以入川，军阀混战又为红军创造了机会。当地的百姓深受地主军阀的双重压迫，是红军依靠和动员的主要力量。四川与陕南中间仅大巴山一山之隔，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总部主要领导人决定，挥戈入川，到四川打开一片新天地。

1932年12月15日，方面军总部在钟家沟召开了全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在会上，徐向前作了军事形势报告，陈昌浩作了入川动员。陈昌浩给大家报告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情况，四川的政治、军事、民情、敌情、地形等方面的情况后，代表方面军总部宣布，总部决定：红四方面军全军立即翻越大巴山进军四川，占领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在川北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陈昌浩要求，全军要高度重视根据地建设，部队打下一个村，要帮助建立村苏维埃政权；打下一个乡，要帮助建立乡苏维埃政权；打下一个县，经过筹备，要尽快建立县苏维埃政权，最后直至省苏维埃政权建设。要通过穷苦百姓选举，让那些最穷苦、最革命的人担任各级苏维埃政权主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巩固的革命政权，我们的目的是要赤化全川，最终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留学苏联的陈昌浩文武双全，同时极富口才。通过他的报告，正式明确了部队的行动方向，全军指战员眼前豁然开朗，大大缓解了离开根据地后的郁闷。许世友在《解放通南巴》中回忆：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清晨，雪后初雾，空气清新，一轮火红的太阳喷薄而出，给千里冰封的汉中大地洒下万道金辉。我和熊国其政委从私渡河出发，前往钟家沟参加总部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

……走进会场时，住在附近的同志已经先到了。这是西征以来的第一次团以上干部会议，所以我们很关心会议的内容，但是询问了好几个同志，他们谁也说不清楚。

我刚找了个位置坐下，一袋烟还没抽完，会议就开始了。方面军领导同志首先总结了西征以来的情况，表扬了我们三十四团和其他作战有功部队，接着就宣布了进军川北的决定。

这消息在会场上引起了很大震动，离开鄂豫皖以来，战斗频繁，行踪飘忽，广大指战员迫切要求结束这种无根据地作战的被动局面。到了陕南以后，我军受到当地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大家都有一种“游子还乡”的喜悦心情。现在板凳还没焐热，又要去爬雪山，太出人意料了。

但是听了方面军领导同志的解释后，我们又产生了一种茅塞顿开、豁然开朗的感觉。汉中地区南与巴山毗连，北与秦岭相接，既是陕南地区政治、经济的中心，又是通往四川与西北的枢纽，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这点知识，里的诸葛亮早就告诉我们了。现在，听方面军领导同志说：川北比陕南的地势更险要，特产更丰富，回旋地区更广阔；而且四川军阀林立，目前正在川西一带混战，川北的防守十分空虚，正是我军入川的大好机会。既然有这么好的有利条件，我们何乐而不为呢！经过热烈讨论，大家一致同意：立即翻越大巴山，占领通江、南江、巴中地区。

从汉中到四川要翻越大巴山。大巴山山势陡峭，道路难行，很多地方都是悬崖峭壁，根本没有路，更何况现在是冬季，大巴山已是冰封雪盖，据当地百姓讲，平日里也只有少数采药的和打猎的敢翻越大巴山，但这隆冬季节，从来就没有人走过。

一万多人的大部队在严寒的冬季行军，道路不熟，危险可想而知。根据总部部署，红七十三师二一七团为全军入川的先遣部队，探路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到七十三师头上。红七十三师师长张广才派侦察连连长刘子才带领几名侦察员进入巴山腹地了解敌情，侦察道路，并寻找熟悉地形的当地百姓给部队当向导。刘子才在这里了解到一个当地著名的猎人：熊国炳。

熊国炳，1898年出生在通江（今四川万源）竹峪乡熊家湾一户贫苦农民家中。十岁时，由于家境贫寒，实在无法养活，熊国炳的父亲将熊国炳过继给焦家坪的同乡熊邦杰为子。熊邦杰无子，以行医为业，家境稍宽，夫妇将熊国炳视为己出。过继到家的第二年，便将熊国炳送入当地私塾读书，两年私塾下来，熊国炳略知文墨，会写字算账。十六岁时，由父母做主，熊国炳娶了农家女子赵氏为妻，生有两个男孩。熊邦杰夫妇中年去世，为抢夺熊邦杰的地产，当地宗族大户将熊国炳一家赶走，熊国炳一家只得回到熊家湾。在老家田无一分，地无一垄，熊国炳只能靠给人做短工、扛滑竿为生，但再苦再累也无法养家，熊国炳干脆上山打猎。川陕交界的大巴山山高林密，山中野兽出没，熊国炳整日在大山里与野兽为伍，几年下来，他的足迹几乎遍及巴山。每逢当地赶集，他便将跋山涉水打来的猎物和采摘的山货换点粮食盐巴，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了解到熊国炳的身世后，刘子才认为他是一个可以依靠的对象，便以皮货商的名义与熊国炳接触，并亮明身份，让熊国炳借打猎为掩护，往返侦察川陕通道和周边敌情。熊国炳早就听说过共产党与红军，知道国民党官军和土豪劣绅害怕红军，听刘子才这么一讲，立即干脆地表示：红军是为我们穷人的，我愿意为红军带路。并主动向刘子才介绍了翻越巴山的路径以及当地的社会民情。了解清楚情况后，刘子才带领熊国炳一起赶回钟家沟，当面向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以及其他军政首长汇报。首长们对熊国炳谈的情况很满意，请他为红军带路，也鼓励他参加红军。

第一章大军西征风雪大巴山

大巴山长约一千公里，绵延甘肃省、四川省、陕西省和湖北数省，为四川盆地、汉中盆地的界山。大巴山山势雄奇，崖悬壁绝，原始森林，遮天蔽日。巴人剽悍尚武，英勇善战，历史文献记载，巴人曾出兵助武王伐纣，助秦王灭六国。汉代，刘邦据巴蜀之地，在巴山建牟阳城，筑巴峪关，得巴人以争天下。今天，红四方面军也要挥戈入川，发动四川人民起来革命，与国民党反动政权争天下。

巍峨的大巴山，像一条巨龙横躺在川陕边境。当地居民介绍，从南到北翻越大巴山，要走两百多里的山路，所谓山路，其实就是当地放羊人、采药人以及在川陕两地贩运盐巴等货物的商人踩出的羊肠小道。

出发前，总部规定，从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起到每个战士，每个人都要携带三天的干粮、一捆稻草和三双草鞋，作好在山顶露宿御寒的准备。

经过几天的动员准备，12月17日，在熊国炳、刘子才的导引下，七十三师先遣部队二一七团（团长洪美田、政委闻世震）出发。先遣团的任务是：侦察敌情，勘查标识道路，在每隔十里的地方，搭起一个简陋的小屋，作为大部队中伤病员休息的地方。

17日拂晓，二一七团开始翻越天险大巴山。黎明前的夜空，寒星闪耀。二一七团的战士们沿着蜿蜒的山路向山上爬去。山下荆棘丛生，林木茂密，走到半山腰，林木越来越稀疏。再往上走，地面上植被稀少，裸露的岩石上覆盖着一层冰雪。上到三四十里的时候，巴山上狂风呼啸，在狂风的鼓动下，如同小米粒般细小的雪粒打得人的脸生疼。狂风裹着雪粒往人的嘴里、鼻孔里钻，逼得人喘不过气来。二一七团官兵在大巴山上与风雪搏斗了一天一夜，由于有熊国炳的带路，12月18日晚，部队顺利下山进入四川境内的核桃树村，消灭了驻扎在两河口的川军田颂尧部一个营，为大部队入川打开了通道。

18日，红四方面军大部队陆续出发，经过半天的行军，来到了大巴山脚下。

一万多人的红军，排成长长的队伍，开始了艰难的跋涉。上山的头几十里，坡度较缓，风雪也不太大，路还比较好走，可越往上走，气候就越恶劣，狂风卷起漫天大雪，劈头盖脸地打来，官兵们眯着眼睛，猫着身子，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地往前移动。大雪覆盖着狭窄的小路，人走在上面，一步一滑，部队前进的速度缓慢。有一条沿着山腰的小道，当地百姓叫裤带路，大概是指其细长弯曲。这条道宽不过三十厘米，一边是壁陡的山崖，没有任何可以攀附的地方，一边是深达几百米的山沟，由于冰雪覆盖和人马的踩踏，三十厘米宽的小道变成光滑如镜的冰带。先头部队在溜滑的冰道上凿出一道道冰梯。为了安全，大家都降低重心，几乎是蹲在地上向前挪动，但仍不时听到有人和牲口滑下深沟的大叫声。为了保证安全，战士们用绳索互相牵连，小心翼翼地在冰道上蹒跚前进。

陈昌浩、徐向前等方面军领导和所有的战士们一样，在冰雪肆虐的山顶上艰难前行，尽管他们身边有几名警卫员，但每个人仍然跌跌撞撞地摔了不少跤。不知爬过了多少悬崖峭壁，总算离山顶不远了，这里是最艰难的地段。上面是又高又陡的峭壁，下面是幽深莫测的山涧，由于过往的人多，雪道已被踩得溜滑，稍有不慎，滑落到山涧中就会被摔得粉身碎骨。此时已近深夜，山上又刮起了大风。狂暴的山风吹得人摇摇晃晃，站立不稳，漫天飞舞的雪花打得人睁不开眼睛。尽管如此，战士们仍彼此鼓励，互相搀扶，艰难前行。全军终于爬上了山顶，部队在山顶稍事休息。徐向前、陈昌浩发现很多战士因为疲劳和饥饿，一头倒在雪地里就睡着了。在零下十多度的严寒下，如果没有防护和保暖措施，一旦睡着，很可能就再也不会醒来。他们急得大声喊着：“起来起来，不要睡了，大家都活动一下，再睡下去会冻死人的！”

陈昌浩命令各级干部赶快动员战士们就地活动，千万不要在山顶上睡觉。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战士们抵抗不住饥饿和疲劳的袭击而睡着了，结果这些战士就永远地长眠在风雪交加的大巴山顶上，那一夜，仅七十三师特务营就有二十多人冻死在山顶上。

许世友在《解放通南巴》一文中回忆了这段过程：

大概是十八日晚上，我们接到翻越巴山的命令：部队一点钟开饭，两点钟集合，三点钟出发。我躺在地铺上，怎么也睡不着。我们本来就衣单鞋缺，现在又碰到恶劣天气，真是雪上加霜、难上加难啊！看来，我们只能以火热的革命热情去战胜巴山的风雪严寒了。想到这里，我觉得有必要在出发时给大家鼓鼓劲，于是就打起腹稿来了。

深夜两点，全团同志冒着风雪，站在一片空地上，一边跺脚取暖，一边看着兄弟部队开进。我利用这个机会，最后一次检查全团的准备情况。

同志们除了身背枪支、弹药和干粮以外，都背着一捆稻草，有些人还拄着一根树棍，为了挡风御寒，有人裹着被单，有人披着蓑衣，还有人在脚上缠着破布、烂棉花。

伤病员们也和大家一样精神抖擞地站在风雪中。本来团里准备把他们留在陕南养伤，可他们就是不肯，说“死也要死在部队里”。我和熊国其决定让身强力壮的同志在路上照顾他们，并把团里仅有的几匹马分给他们使用。

……出发前，我对全团同志们说：

“同志们！漫川关我们闯过来了，秦岭我们爬了两次，巴山也一定能够过去……”

……

二十一日上午，我们终于翻过了天险巴山。快接近两河口时，忽然听到“噼哩啪啦”的响声，山谷回应，犹如枪炮齐鸣。我以为是前面打响了，命令全团跑步前进。赶到街口一看，原来是七十三师二一七团已经占领了两河口，镇上的老百姓放鞭炮欢迎我军，家家户户的门口铺满了鞭炮的纸屑，满街满巷弥漫着爆竹的烟气。战士们跳着、抱着、笑着，尽情欢呼……

12月21日，千里转战的红四方面军全部进入四川。

12月22日，红十师通过大通江河，经沙溪向通江东北洪口前进，红四方面军总部率十一、十二、七十三师进驻苦草坝（今通江永安镇）；23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在苦草坝召开了入川后的第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会议决定，在川陕边建立根据地，同时筹备在两河口建立苏维埃政府，并发表红军《入川十大纲领》。苦草坝就此成为红四方面军的战略后方，总部机关、后勤部门、医院等都设在此地。

红四方面军甩开敌追兵进入四川后，敌人对红军的去向不清楚，也在寻找和判断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向。12月18日，红军先头部队进入四川，12月21日，全军进入四川，直到12月23日，陕军赵寿山旅才通报：“徐匪大部已至龙池场—林口子一带，先头已入川境。”

胡宗南的第一师更是到了12月30日才报：据报徐匪先头部队宥（二十六）日已到通江东北五十里之瓦石关。

几度拦截，几度失败，面对铁军西征，敌人也是诸多无奈。

敌人还在揣测了解红四方面军入川后的动向，红四方面军大部队按照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苦草坝会议建立川陕根据地的指示，已经展开部队分头行动了。

第二章逐鹿川陕军阀混战

四川地处中国西南腹地，长江上游。位于四川北部及东北部的通（江）、南（江）、巴（中）一带，崇山峻岭，地势险要，通江、南江境内群山绵延，海拔一般都在八百至一千二百米，巴中稍微低一点，但也在三百六十至一千二百米之间。这里多为深山老林，山多地少，土层薄，再加上海拔高、气候寒冷，平均积雪期为五个月，对农作物生长极为不利。主要生产玉米、土豆、红苕，产量也不高。通、南、巴经济极端贫困，道路交通也极为落后，县与县之间全靠崎岖不平的土路连接，除了一些为了生产和生活而走出的山间小路外，放眼望去全是莽莽苍苍连绵起伏的群山。通、南、巴的山岭间奔流着通江河、南江河、巴河等几条河流，这些河流滩多流急，只有部分河段可以行船和竹筏。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近乎原始状态的生产水平下，这里的人民还要受到军阀、地主、豪绅极为严苛的层层盘剥，生活极其困苦。

四川西部是富庶的成都平原，这里“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是四川的粮仓，素有“天府”之称。特有的地理和自然环境使这里成为历代统治者争夺经营的地方。当年，诸葛亮苦撑的蜀汉小朝廷靠的就是四川有利的地形、外部势力的不易进入和富饶的物产，苟延残喘几十年。

四川地形险要，易守难攻，自古以来就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的说法。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物产，大大小小的军阀和野心家把四川当成了施展雄心的大舞台。

民国初年，新成立的民国政府无暇他顾，也无力他顾，有奶就是娘，有枪就是王。除了这些有编制的军阀外，四川还出现了大大小小成百上千的没有编制和番号的土匪军阀。这帮军阀之间翻云覆雨、合纵连横，今天可以称兄道弟，海誓山盟，明天就能刀枪相向，互相讨伐。至于过河拆桥、上房抽梯、落井下石、尔虞我诈更是他们的拿手好戏。辛亥革命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这些军阀之间大吃小，强压弱，黑吃黑，互相混战火并。

1918年，以四川靖国军总司令名义统治四川的熊克武，为解决各军阀部队的粮饷之需，决定按各军驻防地区，划拨地方税款，由各军自行向各县征收提用，四川军阀防区制由此形成。因各军驻防日久，不仅在防区内提取粮饷，还干预政事、委任官吏、预征赋税、印发货币、发行公债、自办报纸、制造武器、拥兵自重、各自为政，防区成了军阀割据的“独立王国”。这些军阀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扩大防区，争霸四川，不断加紧混战。从1912年到1933年二十一年间，四川共发生大小军阀混战四百七十多次，其中大多数混战发生在防区制形成之后。

1926年下半年，面对北伐军的胜利，四川军阀经过对时局进行权衡，决定顺时应变，纷纷派代表到北伐军表态，愿意承认国民政府，军队接受改编。杨森、刘湘、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等军阀摇身一变，先后成为国民革命军的军长，仍统率原部。这些四川军阀虽然都有国民革命军的招牌，但蒋介石只给一个番号，不给军饷和物资补给，要养活自己手中的数万部队，仍旧靠占地为王，在防区里榨取百姓为生。当时农民头上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共有七十多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将穷苦百姓逼到死亡的边缘。为了快速敛财，军阀对一年一收的田赋开始预征，田颂尧由一年三征到一年二十征，邓锡侯在1931年就已征收到1961年了。军阀的横征暴敛导致老百姓的税额增加了三十多倍。除了军阀以外还有地主老财、土匪恶霸。所有这些恶势力加起来，对于百姓的压榨到了敲骨吸髓的程度，当地的歌谣唱道：

团总保正来划款，犹如阎王朱笔点。

牌首打起光脚板，半夜三更催命短。

又是吊来又是打，整得穷人惊叫唤。

军阀梳子梳，豪绅篦子篦。

乡保甲长刀子剃，收款委员来剥皮。

为了争夺利益，四川这些大大小小的军阀如同一群斗鸡，互相之间混战不休。但他们之间有一个明确的原则：四川是四川人的四川，四川就是他们的大码头，自家兄弟可以互相争夺，但绝对不容许外部势力染指，用他们的行话说，叫做“肉烂了在锅里头”。一旦有外部势力企图占据四川，这群斗鸡立刻抱成一团，枪口对外。二十多年来他们虽然打得头破血流，但也在这口大锅里捞得盆满钵满。若是让外省势力占据，就等于让别人把“锅端了”，谁都捞不到吃。所以，保住四川这块地盘不被外人控制，是他们奉行的最高政治原则。四川军阀也因此成为蒋介石最难对付的地方势力。1932年12月底红军入川时，正是四川两个最大的军阀刘湘、刘文辉火并的时候。

刘文辉字自乾。四川大邑人，是刘湘父亲的叔伯兄弟，在五弟兄里排行老幺，人称“刘幺爸”。实际上，刘文辉比刘湘还要小五岁，但在辈分上他是刘湘的堂叔。刘文辉1916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炮科毕业后从军，在川军先后任第二师参谋，第三师营长、团长。在刘湘的照料下，刘文辉一路高升，官至川军第一混成旅旅长，驻防宜宾，总揽这里的军、政大权。在以后的军阀混战中，刘文辉势力逐渐坐大，1922年升任川军第九师师长，在打败杨森之后，刘文辉取得四川帮办名义，1927年，蒋介石任命刘文辉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1928年更当上了四川省政府主席，1931年改组后留任。此时刘文辉已拥有七个师、二十多个旅共十四万军队，拥有成都及川南、川西等地共八十一个县的地盘。三十三岁的刘文辉少年得志，但他不满足于川西一隅，想要武力统一全川。挡在他统一道路上的是他的侄子刘湘。

刘湘，又名元勋，字甫澄，四川大邑人。1905年，刘湘考入四川陆军讲习所，1908年初，升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1909年毕业后，进入新军三十三混成协（旅），走上军旅道路。刘湘面相憨厚，言语不多，喜爱读书和思考问题，平时不参与同僚花天酒地，这些使得他在军阀里显得有些另类。军阀混战的四川，给刘湘提供了施展身手的舞台，刘湘从众多军阀中脱颖而出。在四川的乱局中，每经历一次变故，他便官升一级，二十二岁当营长，二十三岁当团长，二十六岁当旅长，1917年12月27日，他被当时的北洋政府授予陆军中将，1918年任第二师师长，管辖永川、荣昌、铜梁、大足、璧山、合川、武胜七县，从此，刘湘有了自己固定的地盘。为扩大势力，刘湘在自己的部队里举办军事传习队和军官传习所，他对传习所的军官说，将来要“统一四川，问鼎中原”，表露出政治上的野心。1926年12月，国民政府任命刘湘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他长期占据四川最繁荣富庶的重庆，并控制长江入鄂通道，成为四川四大军阀之一。

在个人势力不断坐大时，刘湘也希望能够统一四川。他懂得仅靠个人单打独斗不行，必须依靠外力支持。他对中国全面形势作了认真分析，看准了蒋介石的行情，决心投靠蒋介石，公开打出“拥蒋统川”口号。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刘湘立即发表拥蒋反共通电，称共产党为“异党”，要“采取措施，合力制裁”。1927年12月20日，国民政府重新整编川军，刘湘被蒋任命为第六路总指挥，统帅第二十、二十一两军。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刘湘派唐世遵率军沿长江东下，策应蒋军，迫使桂系退出武汉。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期间，刘湘通过密报得知张学良将站在蒋一边后，立即表态支持蒋。刘湘投桃，蒋报以李。面对四川军阀混战，蒋表面上维持公允，暗地里对刘湘给以大力支持。

与刘湘相比，刘文辉反其道而行之，他把宝押在反蒋上，他也连出数牌，如扶植滇军胡若愚打回云南，支持王家烈独霸贵州，拥护冯玉祥反蒋，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勾勾搭搭。刘湘刘文辉叔侄两人都在挖空心思、不择手段地互相挤压、攻击，试图削弱、瓦解、整垮对方，达到自己控制四川的目的。两人之间芥蒂不断，其间，一笔军火交易点燃了他们之间仇恨的火焰。

1931年，刘文辉以两百万元巨资，从英、日等国购进武器和飞机散件，从上海起航后，自宜昌进入川江。这里是刘湘的势力范围，刘文辉的军火在万县港被刘湘下属的第三师师长王陵基扣留。得知这一消息，刘文辉又气又急，多次与刘湘协商，刘湘以各种名义软拖硬磨，就是不还。刘文辉不得已赴重庆与刘湘当面交涉，遭到刘湘拒绝。

你不仁我也不义，刘文辉采取挖刘湘墙脚的办法报复。1931年5月，刘湘母亲去世，刘文辉以吊唁名义赴渝，以三十万元和十五万元分别收买刘湘属下师长范绍增、陈兰亭，约定范、陈二人反水。范绍增担心事有不密，将实情密告刘湘，刘湘将贿款当场发还范当作奖励，而密受不宣的陈兰亭则被刘湘撤职查办，沦为阶下囚。刘文辉四十五万大洋打了水漂。一招不行，刘文辉再来一招，命其兄刘文彩派了一个叫胡文鹏的刺客到重庆行刺刘湘。胡文鹏潜入刘湘的宅院，准备伺机行刺。谁知刘湘身边警卫如云，就是在家里进进出出，身边也是前后左右共十二名警卫寸步不离，晚上睡觉卧室门口也守着一个班。胡文鹏根本无从下手。这小子在树上躲了三天三夜，始终没有找到下手机会。这可苦了困在树上的胡文鹏，一是没得吃，饿；二是没法解决内急。到了第四天，胡文鹏饿昏了，一头从树上摔下来。院子里巡守的卫兵听到“嗵”的一声，一个大活人从树上掉下来，立刻将其按倒在地。经过审讯，事情很快败露。刘文辉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命令驻防江津的部队截断重庆粮源。刘文辉与刘湘由明争暗斗变成势不两立，矛盾彻底激化，双方武装冲突不断。

1932年底，红军入川，蒋介石数度电令刘湘停止内斗，立即“剿共”，但刘湘却屡屡抗命。四川的达官贵人、土豪劣绅也纷纷劝刘湘先“剿共”，但刘湘仍然置之不理。1935年3月《国闻周报》第九、十期刊载文章揭露了刘湘先“安川”，后“剿共”的内幕：

可是那时赤匪不仅占了通、南、巴，而且乘势向川西北横扫过去，川北、川西都在震动。匪的势焰正在蓬蓬勃勃地升长。所以发生了“还是先剿赤或是先安川？”集中了全川人的目光的急切问题。在二十一军这个旗帜下的将领以及参与机密的政客们，和一般的舆论，都表示剿赤应该先于安川。理由是如果先安川而后剿赤，怕蹈中央从前因急于讨伐冯、阎而使朱、毛得以在江西坐大的覆辙。但是刘湘的见地与此相反，他以为赤匪尽管猖獗，究竟是经不起二十一军的铁拳一击的，和久已虎视鹰瞵地盘踞在川西，一天一天在长大的刘文辉相比，赤匪到底只算得癣疥之疾，文辉才算得心腹之患，既有了可以解决他的机会来，又岂肯错过？再说那没有被打倒的刘文辉窥伺在后边，他若是出兵去剿赤，岂能免却后顾之忧？他终于独排众议，毅然决然地先求安川。

1932年5月，刘湘与蒋派驻重庆的特务头子曾扩情拟定一项《安川剿匪计划》，刘湘在计划中明确提出，要夹击刘文辉，“从而解除其武装，占领其戍地，取掉其主席。”简言之就是要驱逐刘文辉势力，武力统一全川。蒋介石对四川军阀混战长达数十年也极为头疼，希望有一个自己能控制的人统一四川，蒋立即密电曾扩情转刘湘：如能有把握在很短时间内解决刘文辉，则可便宜行事。

有了蒋介石撑腰，刘湘的胆气壮了。1932年6月4日，蒋介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刘湘为第七路军总指挥兼陆军第二十一军军长。此时刘湘的防区近三十个县市，并占有鄂西防地，辖有兵力六个师，成为四川势力最大的军阀。

1932年10月1日，刘湘命令驻武胜的罗泽洲部向刘文辉驻南充的林云根部发起攻击，拉开了“二刘”混战的序幕。10月23日，刘湘通电指责刘文辉反复无常。24日，刘湘、刘文辉部大规模战争于江津永川开打，这是四川历史上最后一场也是最大一场军阀内战。刘湘还拉上了田颂尧、邓锡侯等其他军阀为其火中取栗。顿时，四川全境遍燃战火，万千生灵涂炭。刘文辉一人难敌刘湘多人进攻，形势不利，为求得腾挪机会，刘文辉主动与刘湘讲和，12月21日，双方签订了停战书。

刘文辉将自己的失败归罪于邓锡侯，决定拿邓锡侯开刀。谁知刘、邓之间部下不愿自残，对战事拖磨延宕，两人对峙一个多月毫无进展。

刘湘与刘文辉议和同样是为了另寻机会。1933年5月26日，刘湘、邓锡侯等在乐至召开所谓的“安川会议”，组建“安川军”，两人议定联手消灭刘文辉。不久，田颂尧也加盟安川军。

6月6日起，“二刘”再次开战，史称“成都会战”。刘湘战场进攻外加收买拉拢，邓锡侯、田颂尧两边夹攻，刘文辉一败涂地，自己的二十四军和川康边防军被刘湘收编、改编，手下仅剩不足二万人。为求自保，刘文辉一面让大哥刘文渊劝刘湘不要豆萁相煎，一面向刘湘通电认错，拥护他统一四川。1933年12月31日，刘湘在四川内江主持会议，设立“善后委员会”，令刘文辉部全部撤出川西，退往荒凉贫瘠的西康。这场四川史上最大的军阀混战打了一年多，刘文辉终于低头认输。刘湘终念叔侄之情，留下川康这块地盘给刘文辉安身。

第二章逐鹿川陕迎接红军入川第一人

就在红四方面军还在陕西奋力冲破敌人层层封锁时，中共陕西省委、中共四川省委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都在采取积极措施动员基层党组织以各种形式配合红四方面军的行动。1932年11月，川北地下党组织就通知通江、巴中的地下党组织作好迎接红四方面军入川的准备。红四方面军老战士，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中将吴瑞林是第一个代表四川省委川北特委去迎接红四方面军入川的人。

吴瑞林，四川巴中吴家河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青团，1928年冬开始担任巴中地下党秘密交通员。吴瑞林去迎接红四方面军入川并带路攻打通江、巴中的过程曲折，充满传奇色彩。吴瑞林在《战斗在川陕苏区》文中回忆：

1932年11月下旬的一天，我刚从通江回到流二沟，就接到川北特委的紧急指示：

红四方面军过平汉线时遭敌人围堵，现已到陕西地区的潼关以南地区，蒋介石调集大军在洛阳、潼关、西安一线集结，企图围歼我红四方面军的主力，据此红四方面军入川的可能性很大，巴中中心县委即去通江以北地区，代表川北特委迎接红军。

那天，我们中心县委的同志作了简单的安排后，立即吃饭准备北上，突然钢溪河团支部派人来报告，说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南江以北地区……现在还在继续来，红军找人在打听通江、南江的情况。

这天，我们带着喜悦的心情去两河口迎接红军，谁知刚到流二沟不远的地方遭到老土匪王三春的阻击……我们想办法绕路赶到了烟溪场，红军的先头部队已到过那里，大家叫我先去看看，因为我的口音是正宗川北腔。刚出场头往南才走了几步，红军的哨兵发现我，把我捆了起来。我急了，对绑我的人说：“你们绑我可以，但不能打骂我，我是党组织派来接红军的。”他们听了仍抱有怀疑，于是，还是将我绑起来送到营部，我再三声明是组织派来迎接红军的，他们还是不放心，又将我送到团部，又由团部送到了师部，最后送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把我跟捉住的地主恶霸关在一起。

第二天一早，我就砸门，想通过这个办法将我提出去，我也好向红军讲清我的任务和身份。

吴瑞林这一招果然见效，一会儿，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朱光来向他询问情况。吴瑞林说：“我是党组织派来迎接红军的，你们不要把我当奸细，同坏人关在一起。”朱光立即将吴瑞林带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处，吴瑞林向张琴秋汇报了地方党组织的情况和迎接红军的事以及通江城发动群众的情况及敌人的兵力部署等。张琴秋对他的报告很重视，又找来了四方面军参谋长曾中生和两个参谋。吴瑞林回忆：

他们一边问我去通江的路线，一边叫参谋绘制地图，作记录。于是，我把走通江的路线、地形、城区情况都作了汇报，最后，还讲了攻克通江城关键在争夺北山的道理，讲了敌人在城区的兵力部署情况，以及我党、团组织在城区的地下活动情况和力量。第二天，来了几个卫兵把我送到十二师。师长旷继勋叫我带路打通江县城……

吴瑞林引领旷继勋的十二师向通江前进，没想到又发生一件让吴瑞林没想到的事。当天夜里，红十二师夜宿瓦室铺（今瓦室镇），突然街上的房子起火了，红军冲出房屋去救火。这时来了三个红军问吴瑞林，是不是他放的火，一下子将吴瑞林问愣住了。原来他们仍旧不相信他，以为他是敌人的奸细，几个人上来不由分说，将吴瑞林捆得像粽子一样。委屈的吴瑞林怎么解释都没用，被捆绑着的吴瑞林带先头部队走到离通江县城十里左右，旷继勋才让给吴瑞林松绑。此时红军先头部队已发动进攻，城里打得开了锅。吴瑞林迅速将红军突击队带到城内北山制高点，这里有几百守军，正在忙着向红军正面进攻部队射击，根本没想到屁股后面会有红军袭击。红军迅速攻取北山，控制了通江全城，消灭城内敌军两个营。1932年12月25日，通江县城解放。这是红四方面军入川后攻取的第一座县城。

在通江指挥部，徐向前和陈昌浩一起接见了吴瑞林和齐应元、吕子谦。两位首长表扬了吴瑞林和中心县委的工作，又要他们介绍从通江到巴中的路怎么走。并要求吴瑞林继续给十二师带路，吕子谦给十一师带路，分两路攻打巴中。徐向前、陈昌浩亲自指挥这次行动。

杀牛坪和清江渡是由通江到巴中的外围据点。这里地形复杂，到处都是山沟和起伏不平的小山丘。山上树林密布，便于部队隐蔽行动。吴瑞林从小在这里长大，对每条山沟了如指掌，他带领部队利用浓密的树林作掩护，乘夜摸到杀牛坪。川军田颂尧部在杀牛坪驻有一个营的兵力，这伙川军平日里欺负百姓惯了，虽然听说红军进川，但都认为红军是“流寇”，根本没将其放在眼里，此刻正在睡梦中。枪声一响，这伙川军就炸了窝，没搞清楚红军在哪里就胡乱开枪，有的敌人被红军的枪口顶在脑门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这一仗，共打死打伤敌人三百多，俘虏七百多。打了胜仗的红军喜气洋洋。这次战斗结束，吴瑞林才感觉到，他身边的红军对他有了信任感，脸上有了笑容，眼神里也不再充满戒备。拿下杀牛坪，接下来就要打清江渡。徐向前、陈昌浩在十二师师部商讨进攻计划时，让吴瑞林也参加，让他谈谈该如何攻打巴中。

巴中城外有条河，河面开阔，有几十米宽，水深浅不一，深的地方有十余米，浅的地方也有三米多，冬天天寒地冻，如果没有船，部队进攻会很困难。更严重的是，巴中城城墙临河而建，敌人据城而守，一旦打响，敌人居高临下，红军处境极为不利。吴瑞林告诉徐向前、陈昌浩，如果到城墙下正面进攻，部队恐怕伤亡会很大，部队可以先在离城远的地方过河，然后绕到城西南的南龛坡，这样打就可以避开河水的困扰。听完他的话，徐向前、陈昌浩和旷继勋在地图前反复商量着，突然陈昌浩对吴瑞林说：“你敢去巴中城内侦察一下吗？”

吴瑞林没有半点犹豫：“敢。”

徐向前来到吴瑞林身边，拍拍他的肩头：“好，有胆量。你们这次去巴中侦察主要搞清南龛坡是否有敌人守军，有多少，工事建得如何。这些都要了解清楚。”

陈昌浩交代：“让手枪营张儿新政委与他一起去。”

张儿新来后，旷继勋抽出一把盒子枪交给吴瑞林。吴瑞林心里一热，从刚开始捆着带路到现在把枪给自己，说明红军已经没拿自己当外人了。他告诉旷继勋，自己不会用枪，给一把刀就行。旷继勋又将通讯员带的匕首交给吴瑞林并郑重地对他说：“小吴，这次是对你的考验，你一定要慎重。”

一路上，两人避开甄子垭、清江渡等人口稠密的乡镇，尽量走荒僻的山野小路，绕到进入巴河东北边的一座小树林里藏起来，等天黑后，渡过巴河到南龛坡去侦察。天黑透后，两人来到巴河边，从河边望去，河对岸的北山、西山、南山都有临时搭起的草屋，可以看见有敌人在草屋里进出。河边静悄悄的，一条船也看不见。可以看出，通江失守和杀牛坪战斗后，敌人已经有了警觉。吴瑞林指着河对岸的几棵大树告诉张儿新：“看到对岸的几棵大树吗？”

张儿新不解地问：“看到了，怎么啦？”

吴瑞林一笑：“你不是说红军部队里很多人不会游泳吗？进攻时带上几根长绳子，先让会水的人过去，将绳子捆在树身上，这头也固定在树上，让战士们拉着绳子过河，不就解决了不会水的问题吗？”

张儿新一听，连声说好办法。要过河了，吴瑞林将绳子拴在张儿新腰上，牵着不会水的张儿新悄悄地摸向对岸。腊月的川北，河水冰凉透骨，走着走着，水从齐腰深到齐胸深，再到漫过脖子。吴瑞林和张儿新浑身冻得发僵，脚和手如同木棍般失去知觉，好在水没有再深，河面也不宽，两人过了河，快步躲进对岸山上的小树丛中。缓过气来后，手和脚不再麻木，两人悄悄摸上南龛坡。南龛坡是巴中城内的制高点，从这里俯瞰，巴中城尽收眼底。张儿新仔细观察这里的地形和城里的布防情况，吴瑞林悄悄地向他介绍城内的布局。

回部队的路上，吴瑞林意外地遇见了自己以前的发展对象渔民老姜。从老姜这里，他们得知，城里有敌军一个团约四五千人。老姜他们还偷偷地藏了两只船。回到指挥部后，徐向前、旷继勋连夜听取了汇报，徐向前对侦察情况很满意，尤其对吴瑞林提出的由会水者先过河，将绳子拴在树上，让战士们拉着绳子过河的建议很重视。徐向前仍让吴瑞林和老姜给红十二师带路去攻打巴中。部队按照吴瑞林指的路径，经过一天一夜的战斗，顺利攻占了巴中。十二师乘胜追击，又占领了平梁、东兴、两路口一带，与敌人隔着恩阳河对峙。十一师、七十三师向北追击，川军刘汉雄部一路狂奔，放弃了南江县城。至此，红四方面军占领了通江、南江、巴中三座县城。

巴中解放后第四天，徐向前和陈昌浩专门接见了吴瑞林，表扬他迎接红军和带路攻占通江、巴中城出了力、立了功。吴瑞林回忆：

徐总指挥问我：“小吴，你什么时候入党的呀？”我说：“我还没有入党，还是个团员呢。”他一听又问：“入团多久了，怎么不转党呢？”我说：“……大家没提起转党的事。”陈昌浩在一旁听了说“现在就该转党了吧！就从你们迎接到红军那天算起！”徐总指挥点头表示同意……接着，陈昌浩政委告诉袁克服为我办理了有关转党手续。

1933年2月上旬，在川陕苏区第一次党团代表会议和第一次苏维埃会议上，吴瑞林当选为青工部长，负责青年工作，不久，他又受命和邱元胜负责组建少共国际先锋团。新组建的少共团编有一个连共一百六十人，吴瑞林任连长，邱元胜任指导员。少共团刚成立不久，就得到报告，原国民党员、县公安局长逃跑前用木桶装了些东西沉到河底。吴瑞林和邱元胜立即决定让新组建的少共团第一批战士来打第一仗。当天吴瑞林带领两个会水的战士潜到河底侦察，发现共有三十二个木桶。打捞起来一看，有两桶是枪支，共二十七支；一桶是子弹，共三千多发；其余都是些金银财宝衣服布匹。经总经理部部长郑义斋批准，枪支弹药这些东西成为少共团的第一批武器装备，金银物资交公，但给少共团每人发一条毛巾，按每人每天五分钱，发一个月的伙食费。由于当地人民参加红军的热情高涨，没过多久，少共团扩大到四个连，吴瑞林和邱元胜升任营长和教导员。

第二章逐鹿川陕摧枯拉朽

红四方面军翻越大巴山来到四川。但这样一支队伍开始也并不被人民所了解，当地背着枪的军阀、土匪他们见多了，除了糟蹋欺压百姓外没有别的。这样一支穿着破烂形同叫花子的队伍来了又会怎样呢？

入川后，当地的民团望风逃遁，红四方面军总部住在通江县苦草坝。总部在苦草坝驻了三天，为了拟定《红四方面军入川纲领》，陈昌浩逐字推敲，忙了整整几个通宵。12月24日，总部离开苦草坝向通江县城进发。途经一个叫瓦室铺的小镇时，总部停下来宿营。当天夜里，军阀田颂尧派来的特务放火烧镇子，企图嫁祸于红军，没想反倒弄巧成拙，帮了红军一个大忙。

这天清晨，总部和随行部队千余人正在镇子外面的空地上整队集合，准备出发，忽然镇上浓烟滚滚，火光冲天。这里街道上的房屋全是木结构，一条小街上房房相连，一栋烧燃全镇难保，火势很快便蔓延开来。由于敌人的反动宣传，瓦室铺的百姓在红军到来之前大都逃到附近的山上去了，留在家里的都是老人小孩，大火一起，满镇惊恐，大喊小叫乱成一片。看见火起，红军官兵们立即冲进镇子扑火，抢救财物。经过大家奋勇扑救，保住了全镇大部分房屋和商号，为居民救出大批财物，好几个红军战士在救火中负了伤。

起火的时候，镇里逃避的人群聚集在周围的山头上焦急地观望，不敢回来。后来见红军真心救火，才鼓足勇气纷纷赶回来参加灭火。大火扑灭以后，红军又把抢救出来的财物一一退还给原主，并积极安顿灾民。当地群众目睹了这一切，大为感动。就在这时候，镇子外面的老百姓抓住了两个纵火嫌疑犯，并把他们带进镇子交给了红军。经审问，这两个家伙承认是田颂尧派他们来放火烧镇子的，其目的是想嫁祸于红军。此事一出，全镇百姓顿时醒悟，“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消息经人口口相传，飞快地传遍各地，从此各地群众再不相信红军杀人放火的谣言，听说红军要来也不再像过去一样闻风而逃了。

1932年12月25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十二师三十六团攻占通江，歼灭守敌两个营，控制了通江的大部分地区。

通江县位于今四川省巴中市东北部，米仓山东段南麓大巴山缺口处，北与陕西省南郑、西乡、镇巴三县毗邻，东接万源市，南接平昌县，西连巴中、南江二县，为川陕相连的枢纽，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故地方志称通江“依三巴之旧城，控全蜀之左隅”，北扼“巴梁之冲要”，东扼“蜀楚咽喉”。

1932年12月26日上午，天上飘着雨雪，红四方面军总部抵达了川北通江县城。为振军威，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决定举行隆重的入城式，以鼓舞百姓、震慑敌人。

12月29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进驻通江，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成为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前的苏区最高行政机关。

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后，一直处在战斗的环境中，既没有后勤补给，又没有时间停下来休整。天气日渐寒冷，因为军装破烂不堪难以御寒，许多战士穿着沿途补充来的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服装，有的甚至穿着绸缎衣裤和姑娘媳妇们的红绿夹袄，还有人为了御寒，干脆将被子、毯子裹在身上。头上的帽子也是千奇百怪，礼帽、毡帽、瓜皮帽等啥都有。长年野外行军打仗，战士们人人面孔黝黑，头发又长又乱，满脸胡须。这对红军的形象很有影响，当地的老百姓也因此吓跑了不少。入城式是向当地百姓展示部队风貌的重要仪式，这种样子怎么行？陈昌浩要求部队紧急整理军容。入城式由红十一师十二师各一个团参加，由于服装不够，实在没有办法，只得将各部队中完整一些的军装集中起来给这两个团的战士们穿。

红军老战士刘应启曾回忆：“入城的那天，天气不好，天上下着小雪，根据方面军总政治部要求，我们一个个将自己收拾干净，衣服扣子扣得整整齐齐。前一天在城外时整理军容。陈昌浩政委给我们讲话，说我们是首批入城的红军部队，要让四川人民通过我们看到工农红军的威风。绝不能因为军容不整给红军抹黑。陈政委要求大家互相检查，军容不整的，不准参加入城式。我们的团政委还让我们集合唱了军歌，进城那天，前面的旗手举着红旗，走在前排的端着机枪，非常威风，我们扛着擦得铮亮的枪，排成六人纵队，高唱着军歌走在通江城里的大街上。陈政委、徐总指挥和我们师长、政委都骑着高头大马，路两边挤满了围观的人群，自从离开鄂豫皖，好久没有这么风光了。”

通江县城依山傍水，城里还有一条军阀田颂尧修造的水泥大道和一座中山公园。公园里有一幢结构宽大古色古香的房子，以前是县长的住宅，红四方面军总部就设在这里。

1933年2月1日（农历正月初七），红七十三师解放南江县城，陈昌浩、王树声随军入城，南江县城的百姓万人空巷，拥挤在道路两边争睹红军的风采。当天晚上，南江军民在县城举行盛大灯火联欢晚会，南江县城里大戏楼张灯结彩，大戏楼两旁张贴一副对联：

军阀跑，团防跑，富绅跑，跑跑跑，国民狗党跑垮台；

工人来，农民来，士兵来，来来来，共同建立苏维埃。

为纪念红军解放，南江县临时革命委员会决定，每年农历正月初七为南江县城的“灯火节”。同时，红军在入城的东门（原“迎晖门”），錾刻由陈昌浩手书的“红四门”三个大字，作为永久纪念。

进入四川以后，部队首次获得了休息和整顿的机会，各部队都抓紧时间进行休整，开展军政教育。这一带的集镇上有相当数量的土布和棉花，红军总部大批收购，赶制了大批的军装，基本改变了部队的军容问题。

红四方面军进入通江、南江、巴中以后，立即实施战略展开，卡住山险要隘，构筑工事，准备对付四川军阀的反扑。同时，抓紧一切时间休整补充，发动群众，开始着手建立基层政权和党组织。

得知红军入川，蒋介石如坐针毡，他对正在混战的刘湘、刘文辉施加压力，让其立刻停战，转头对付红军。12月21日，混战的“二刘”刚刚签完停战协定，各路军阀还来不及收拾残局，田颂尧接到报告，老巢通江被红军攻占。

通江、南江、巴中属于四川军阀田颂尧的防区。

田颂尧，1888年出生，四川简阳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1912年4月任川军第四师参谋，从此在川军这口染缸里随波逐流，最后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1935年因“围剿”红军失利被撤职查办，1936年9月任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从此寓居成都。田颂尧的一生颇富传奇色彩，和刘文辉、邓锡侯一样，1949年国民党政府垮台时他拒赴台湾，12月9日在四川彭县随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一起通电起义。

通江是田颂尧二十九军军部所在地，听到老巢被占，田颂尧犹如屁股被马蜂蜇了一口，他立即调兵遣将，回过头来对付红军。田颂尧电令留守仪陇、南部的第一路司令李炜如率部驰赴通江，相机收复县城，同时调集成都附近的主力部队，迅速回师援应。接到命令，李炜如率所部及罗廼琼师万选青旅之一部，赶赴距通江约二十里的鹦哥嘴一带布防，并令该路十七旅旅长兼三十二团团长刘鼎基率部自成都赶赴前方。三四天后，李炜如得知红军大部队正在向南江、巴中迂回，有切断后路之势，为避免遭受歼灭，李炜如立即决定向巴中撤退。途中突遭红军由龙成寨居高临下的猛烈袭击。

伏击李炜如部的是红四方面军著名战将许世友部。许世友回忆：一九三二年年底，李炜如率陈宗进旅及罗廼琼师万选青旅一部，由巴中向通江进犯。师部命令我团迅速抢占鹦哥嘴，阻击来犯之敌。

鹦哥嘴是一个大镇，位于通江城以西二十多里处的一座山上。山下是通江至巴中的大道。因此，鹦哥嘴是通江的屏障，也是攻守必争之地。

我们赶到鹦哥嘴时，太阳已经下山了。我立即带着各营营长看地形，研究战斗方案。部署妥当后，部队连夜构筑工事，做好战斗准备。

第二天拂晓，师侦察队的同志侦察回来说：“敌人来了！”

我站在指挥所旁边的制高点上，用望远镜向前瞭望。大路上出现了隐隐约约的几个黑点，继而越来越多，像成群的蚂蚁，黑压压一片……

到了山下，他们立即向我阵地发起集团冲锋，一群一群地往上涌。

待敌接近阵地前沿几十公尺时，全团火器像刮风似地响了起来，打得敌人一片一片地倒下去。前面的敌人招架不住，掉头就逃。后面的敌人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被退下来的敌人冲了个人仰马翻，乱成一团。我们所有的火器一齐向敌群里猛打。敌人的死尸、伤兵伴随着枪支、石头，像倒垃圾一样，乱七八糟地往下滚。有些敌人见退路拥挤，干脆从两侧跳崖逃命。

大约八九点钟的时候，敌人发动了第二次进攻，这一次敌人学乖了，像乌龟似地爬爬停停，只要我们的枪一响，就往后缩。我见出击的时机已经成熟，就下达了“冲锋”的命令……战士们犹如猛虎下山，迅速向敌人扑去。我提着大刀，带着交通排向山下冲去……

山沟里，到处是敌人的尸体和伤兵。脑袋崩裂的，缺胳膊断腿的，躺在地上叫爹喊娘的，挂在树杈上喊救命的，跪在地上磕头求饶的，真是丑态百出。

我们一直追到杨柏河，沿途抓获了几百个敌人，这些俘虏一个个尖嘴猴腮，剔掉骨头没有二两肉，一看就知道是大烟鬼。他们每人都有一个竹子编的背篮，上面是一床军毯，下面放着烟枪和其他烟具。在押送俘虏的路上，有些俘虏的烟瘾发作了，呵欠连天，眼泪鼻涕直淌，连话也说不清楚了，走起路来像喝醉酒一样摇摇晃晃。他们一面苦苦哀求，一面就倒在地上吞云吐雾起来……四川军阀的“双枪兵”，果然名不虚传。

李炜如的部队欺负老百姓行，和军阀之间混战也可，但与红军交手还是第一次，遭到突袭，这帮“双枪兵”部队当即溃散，如同放羊，疯狂逃窜，退过巴河，放弃巴中。李炜如一出动便被红军击溃，田颂尧这才认识到情势严重，自己的老巢存亡攸关，于是加紧调兵遣将，重新部署，以期恢复其原有的通、南、巴地盘。

为了鼓励田颂尧进攻红军，1933年1月27日，蒋介石任命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拨给他二十万元大洋的军费、一百万发子弹，令其迅速“进剿”立足未稳的红军。1月28日，田颂尧在成都宣誓就职，并立即开始调兵遣将，2月中旬，完成了围攻红军的军事部署。田颂尧纠集了三十八个团约六万人，委任二十九军副军长孙震为前敌总指挥，“围剿”部署分为三路：左路纵队由第四师师长王铭章指挥，率第五师、独立师、独立旅共约二十二个团，自万源、旺苍坝地区开进，经木门、长赤夺取南江，进而控制大巴山南麓，切断红军退往陕南的道路；中路纵队由第二师师长曾宪栋指挥，率七个团自阆中、苍溪经恩阳河地区开进，扫清巴河两岸红军，夺取巴中，进而威胁红军侧翼，协助左路纵队夺取南江；右路纵队由第三师师长罗廼琼指挥，率九个团自南部、仪陇向巴中以南开进，控制巴河两岸，协助中路纵队收复巴中。三路纵队以攻克南江、巴中为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分进合击收复通江。

为配合田颂尧部行动，盘踞在渠江、嘉陵江之间的杨森将其六个旅共计十五个团调驻英山、渠县、蓬安、南充一线。刘湘也从自己的二十一军抽出十五个团到大竹一带协助田颂尧。驻扎在宣汉、达县、万源地区的刘存厚派出自己的余光武、汪铸龙部进驻通江的镇龙关、土地堡、通江河东岸的江口（今平昌）荔枝溪一线协助田颂尧。蒋介石也派出中央军刘茂恩、胡宗南部在万源和通江北部堵截红军。陕军王志远旅也进抵广元曹家坨一线配合行动。这些部队加起来，林林总总共有十几万人，敌人布下了一个大网，妄图将刚刚进川立足未稳的红四方面军一网打尽。

1933年2月上旬，田颂尧二十九军各纵队共三十多个团的兵力，在指定地区分别集结完毕，各纵队开始行动。先头部队分别由仪陇、恩阳河、阆中、苍溪龙山、南江木门各地分路前进。田颂尧踌躇满志，统帅大军气势汹汹地向红军扑来。

客观地看，红四方面军面临的形势的确异常严峻。敌人盘踞四川十几年，兵多粮足，又得到蒋介石的财政与军事支持，以以逸待劳之师，用优势兵力四面合围。反观红四方面军，经过几个月的千里转战，现在刚刚入川，部队异常疲惫，伤病员还未安置，打仗所需的弹药储备、粮秣物资等都没有补给，根据地建设刚开始动手还未成型，的确是疲弱之师。在这种情况下，以少击多，以弱打强，稍有不慎，部队甚至革命事业会遭受重大损失。出于策略考虑，经四方面军几位领导在一起研究后，给田颂尧等军阀写了一封信，意思是：红军入川，并无与你们作战的意图，我们反对的是蒋介石，并非四川任何地方军人。我们到这里来的目的只是暂时在通、南、巴地区略事休息，如果你们能谅解不向红军进攻，明春，我们仍将返回中原。希望双方协商划分防地，请不要轻启战端，以免两败俱伤。

信由张国焘的警卫排长何福圣送到敌军驻地。田颂尧个子矮胖，光头，人称“冬瓜”。田颂尧以前从未与红军交手，对红军的战斗力没有认识，他傲慢地回答何福圣：“共匪是被打败了的军队，逃窜到了此地，我奉命围剿，毫不留情地消灭你们。即使共匪再逃往别处，我也要跟踪围剿。”

在田颂尧眼里，红军穿得像叫花子一样，只是一群乌合之众，他可以轻易地将红军消灭或是驱赶走。他没想到，红军只是希望暂时避战而不惧战，红军从诞生起就是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在强敌环伺的环境中打出来的，国民党的中央军都不怕，何况四川这伙与土匪无异的军阀？

徐向前一拍桌子：“打，让他长记性。”

陈昌浩呵呵一笑：“打，让他认识认识我们红军。”

战略上藐视，但在战术上要重视，当前形势毕竟是敌强我弱。而且川军士兵战斗力并不弱。这些士兵都来自农村，常年艰苦的生活环境使他们一个个吃得劳苦，耐得饥渴；强者为王的生存法则使他们刁蛮凶横，不讲道理；为穷困所迫，经常是给几块银圆就敢拼命；多年的战场经验，使得他们枪法精准；战场形势占优势时，他们狂喊乱叫，一副拼命三郎的样子；一旦形势不妙，仗着地理形势熟悉，立刻满山沟乱窜，如同水银泻地，一会儿便没了踪影。这些士兵几乎人人吸鸦片，平时一个个萎靡不振，抽完鸦片后个个精神亢奋。红四方面军入川后与川军交过几次手，陈昌浩注意了他们在战场上的表现，称之为有一股“烟劲”，并告诫各级指挥员，对这样一支军队，绝不能等闲视之。

川北山高路险，易守难攻，这一点有利我军。徐向前、陈昌浩决定，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收紧阵地，诱敌深入，依托有利地形，以少数的兵力与占优势的进攻敌人周旋，消耗其有生力量；主力部队逐步收缩，诱使敌军孤军深入，疲惫不堪，待有利时机，再将收缩的力量集中还击。这个战术还有一个好处，即示弱于敌，使其放松警惕，露出破绽。针对敌人部署，红军总部决定：以红七十三师（欠二一八团）布防于南江以西三江坝地区，红十一师（欠三十三团）部署于南江西南的长赤、木门地区，共同抗击敌左纵队。

以红十二师部署于巴中东南的曾口场、粉壁场、兰草渡一带，对付敌中路纵队和右纵队；以红十一师三十三团部署于通江西南江口至德胜山地区，以红十师部署于通江以东及东北的麻石场、洪口场、竹峪关一线，警戒刘存厚、杨森部，并担任战略预备队的任务。

以红七十三师二一八团部署于南江东北的碑坝地区，监视巴山以南的胡宗南、刘茂恩部及陕军。徐向前将一万多红军成扇形运动防御阵势部署。

鉴于敌军来势凶猛，徐向前强调：此次战役，重点在于集中兵力打击田颂尧部，各部队充分利用有利地形，依托工事，发扬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在战役的第一阶段争取以少量兵力，大量消耗敌人。

自2月18日起，敌右翼纵队罗廼琼师三个团向望王山、枣林一带推进，先后进至梁家河、三江口之线。李炜如路由巴中所属之万安乡推进，从曾口渡河，进迫龙成寨，与扼守该寨之红军激战。红军自行撤退后，敌军继续前进，沿途不断与阻击之红军发生战斗。

敌中央纵队沿阆、巴大道向巴中前进，曾宪栋部进至恩阳河对岸之杏儿垭，因被红军阻击，当即联系右纵队罗廼琼师一个团，合力向红军猛攻，但被红军反击退下。第二天，红军主动放弃巴中城，退过清江渡。3月8日，敌军进占巴中，并继续向清江渡前进。敌军行至龙成寨时，遭到红军的阻击。曾宪栋部一个团与右纵队李炜如部队联合向龙成寨攻击，激战一天，第二天红军自动撤离。敌军中路纵队联系右纵队的部队继续冒进。在杀牛坪，再次遇到红军的有力阻击，战斗自上午九时开始激战至夜，在给敌人大量杀伤后，红军再次主动后撤到巴中、通江边境。红军每于达到迟滞敌军前进的目的之后即主动撤退，但敌军并未认识到这一点，反而认为红军不堪一击，继续冒进。

敌左翼纵队以刘汉雄路的王耀祖、杨远福两旅沿普子岭、三江坝、孙家垭、癞巴石向罗家坝、侯家梁等地进攻；第五师之覃世科旅则由木门向周家坝进攻，目标直指南江。

南江的木门、长池、三江坝，是敌人的主要突击方向。川军的大部队，黑压压地密集冲锋，企图强行从这里突破。敌人发起进攻时我军部队尚未完成集结，木门、长赤、三江坝一线仅有四个团的兵力，当面之敌却有二十四个团。

侯家梁是一道起伏不平的丘陵地带，红三十二团在这里防守，敌人的攻击首先从这里开始。川军黄振贵部三个团十几门迫击炮集中火力射击，三十二团前沿阵地上顿时烟雾弥漫，弹片横飞。一阵炮轰之后，吸足大烟的川军发一声喊，在机枪火力的掩护下，成连成营地发起集团冲锋，如同黄蜂群，嗡嗡地扑向红军阵地。三十二团的战士们待敌人进入二百米的距离，机枪步枪突然开火，嘎嘎叫的机枪如同收割机，一通横扫，几十名川军士兵应声倒地。那些川军正在烟劲上，前面成片地倒，他们居然还呦嗬呦嗬地叫着向前冲，眼看那些没被打倒的敌军冲到距前沿阵地三四十米的地方，红军的手榴弹如同雨点落下，爆炸烟雾散尽，几十个敌军士兵倒在地上缺胳膊少腿，一个个鬼哭狼嚎，只剩下不到十几个被这阵势吓破了胆，扭头就往回跑，红军阵地上又是“啪啪啪”一阵乱枪“点名”，活着回到出发阵地的敌军不到三五个。第一波冲锋的结果将那些待在后面的川军惊呆了，他们的“烟劲”被自己同伴浑身的鲜血和冲锋途中负伤倒地者痛苦的号叫吓得烟消云散。

敌军指挥官骂骂咧咧地将部队组织好，一声吼叫，第二波冲锋又开始了，如同第一次一样，半个小时不到，第二波冲锋又被打退，阵地前的敌军尸体渐渐越来越多。第三次冲锋开始不久，三十二团换了个打法，他们将敌军放近至前沿十几米时，阵地上一阵冲锋号，战士们端着雪亮的刺刀，没有刺刀的就抡着大砍刀大声喊杀冲出阵地给敌人来了个反冲锋。肉搏交锋是最具威慑力的战法，首先拼的是勇气和精神，其次是技术和体力，这两项都不是川军的强项。自从辛亥革命以后，各派系川军的任务除了警戒防地和欺负百姓外，就是派系之间的火并和混战，交战对手都是不同派系的川军，长官给钱打仗，胜了有赏，互相之间作战远没有像红军这样勇猛拼命。像这样面对面一刀一枪，刺刀见红，一刀下去不是少了胳膊断了腿，就是掉了脖子脑袋开花，或是一枪过来被穿了个透心凉，那些平时歪眉斜眼，横着走路，只会横行乡里的川军士兵哪见过这个阵势？有的还没招架两下就丢了性命，同伴脖腔子上冒出的污血和此起彼伏的惨叫声将他们吓得掉了魂，还没过两招，一个个转身就往回跑，腿快的算命大，腿脚慢的被刺倒、砍倒，更多的是立即双膝跪地，双手举枪。18日这一天，敌人发起了七八次冲锋，死伤数百人。难熬的一天过去了，夜色渐浓，前沿阵地上渐渐静下来。川北的冬夜，寒气如针，扎在身上生疼。敌军阵地前生起一堆堆火，冻得打哆嗦的川军士兵们东倒西歪地在火堆前睡觉。三十二团组织两个连乘着夜色，从两翼穿过敌人接合部摸到敌军前沿阵地后方，干掉哨兵，突然发起攻击。手榴弹的爆炸腾起团团烟火，又困又累又怕的敌军正在酣睡，遭到打击立即乱成一团。这一仗下来，敌军一个团基本报销。

侯家梁阻击战整整打了十天十夜。红三十二团共消灭川军黄振贵部三个团，缴获七百多支枪、两挺机关枪、两门迫击炮，俘虏五百多。与此同时，红七十三师、十一师所部在高壁集、魁山、青冈梁等地与敌恶战，十天下来，川军王铭章的左纵队损失五千多人，基本被打瘫。

当年那场战事的当事人之一曾在一份回忆资料中写道，红军在木门阻击敌军时，陈昌浩让广元桃园地区游击队长侯某派人持函到广元同王铭章接洽。信函的大意是：我们不愿同你们作战，希望同你们订立一个关于双方互不侵犯的协定。

接信后，王铭章当即召集随军幕僚商讨应付办法，最后他认为：（一）听说张国焘杀人厉害，订立协定后，难免不遭受他的突然袭击，那时不仅部队要受损失，而且个人有生命危险；（二）既要收复通、南、巴，田军长绝不容许订立协定。因此对这封信既不答复，也不转送军部。作战行动仍继续进行。

随着敌人“三路围攻”的部队部署到位，通、南、巴各条战线烽火连天，敌攻势越来越猛。按照战役部署，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后，部队开始“收紧阵地”，诱敌深入。3月8日放弃巴中县城，3月18日再退出南江城。

听说连下红军两城，田颂尧大喜过望，一面致电蒋介石报捷，一面督促他的部队加速前进。4月下旬，敌人再次发起全线进攻，经过逐次抵抗，红军于4月29日又主动撤离通江县城，收紧阵地于平溪坝、鹰龙山、鸡子顶、九子坡一线。

川北的地势，南低而北高，愈是向北，山势愈陡险，愈利于红军坚守。像鹰龙山、鸡子顶、九子坡等要点，山险路隘林密，几个连的兵力据守，就能顶住敌几个团的进攻。红军利用有利的地势，以少量兵力配以地方武装，坚守前沿阵地，消耗敌人，红军主力集中到方圆不及百里的空山坝地区，待机反攻。

田颂尧是第一次与红军交手，两个月来，虽然部队损失过万，但眼见得通、南、巴一个一个地都被自己夺了回来，他也是极度兴奋，认为消灭红军“不过指顾间事”。此时，刘湘刘文辉之间再度开战，史称“成都会战”，田颂尧站在刘湘一边，于是他一面抽回一部分兵力去成都平原继续参加军阀混战；一面令左纵队的十三个团孤军冒进，进入空山坝以南的余家湾、柳林坝地区，企图一举消灭红军，“竟其全功”。5月2日，田颂尧电告“收复通江”：我剿匪军中右两纵队，东日自鹦哥嘴、得胜山继续攻击前进，匪已不支，纷纷退却，遗弃伤匪官兵，到处皆是。东晚全纵队之先头部队直逼通江城下，本日拂晓，我罗廼琼师谢副师长庶常指挥六十三团朱麟，十七团宋培根，率部首先占领通江城，李炜如部继至，并向母沈镇方面追击。又元山场附近之匪，由李派队肃清，正在围剿中。匪自二月中旬至今伤亡过半，此乃总崩溃，特连，颂尧冬印。

在这种“乐观情绪”支配下，敌二十九军各部的前线指挥官，也都认为红军不堪重兵压迫，撤离川境已属必然之势，以为不待旬日之间，即可“奏凯回师”，得意忘形，骄矜之气弥漫，这种情绪尤以冒进的左纵队为甚。

左路纵队第二路司令刘汉雄指挥李鋆陶、杨远福、杨特生、覃世科诸旅及余大经团等约九团以上的兵力，沿滴水岩、猫儿山、椿树坪等地，以追击的态势前进。敌军部队在前进途中曾拾得文件箱一口，内有拟向汉中撤退的计划略图一份，关于路线里程及各地有无工作人员与各地区可能征得粮秣多少，记载颇为详尽，并有攻略汉中的作战指示。敌军对此文件箱深信不疑，该纵队各部指挥官都认为红军确已无力再战，于是驱使部队更卖力地向柳林溪前进，一路上和红军仅有小接触，并有红军战士在山上喊话：“老乡们！我们不同你们打仗了，我们要到汉中去了，以后在陕西再会。”

左路纵队司令王铭章此时曾召集各部队高级指挥人员商讨进攻计划，一致认为占领柳林溪不过指顾间事，应即电催右、中两纵队迅速前进，乘势横扫苦草坝，早竟全功。但当时连日阴雨，山洪暴发，右、中两纵队无法前进。

单独冒进的敌军进至柳林溪、小骡马山、大骡马山之线，发现有红军部队在此布防。但敌前线指挥官竟然认为，这是红军因撤退不及而在此布防的，这些部队不过是掩护其主力撤退的后卫，如继续以有力部队对红军加以压迫，不难一举将红军驱离川境。刘汉雄当即令杨远福、杨特生两旅攻击大骡马山，李鋆陶旅攻击小骡马山及柳林溪以威胁红军侧背，覃世科旅则在古楼子为二线部队，余大经团则位于高集子为总预备队，决定5月20日全线同时进攻。

此时，敌军的战线已经拉得很长，山区基本上没有道路，数万部队在大山里作战，每日要消耗数十万斤粮食、弹药以及各种补给，运送补给的民夫就需要数万人，这些人挑着挑子在山里走，一遇袭击，立刻扔掉挑子就跑，补给断线，敌人就饿肚子，没有补给，敌军就无法打仗，敌人的战线拉得越长，后勤补给也就越困难。

春末夏初，川北正逢雨季，连日阴雨，时大时小，作战人员全身湿透，冰凉难受，受伤生病的士兵急剧增加。山洪将几乎所有的道路冲毁，补给根本无法到达。数月连续作战，敌军部队极度疲劳，山中地势险要，部队无法展开，几万人马在深山里有的拉开如线，有的拥挤成团，要收收不拢，要打展不开，敌军渐渐地进入了红军事先设计的“陷阱”。

旷日持久的防御战，使田颂尧付出了上万人伤亡的代价，达到了消耗、疲惫、分散敌人兵力的目的，红军自身的困难也与日俱增。红军已经退出进入四川以来所占领的全部县城和绝大部分乡镇，战略退却已至无路可退，阵地收缩也已至无法再收。部队被压缩到苦草坝、泥溪场的南大门、鸡子顶、九子坡一线，方圆不足百里，如这条防御线再被敌突破，红军将完全丧失战略后方，这意味着红军将失去在四川的立足之地。

红军是无后勤补给作战，战争从2月中旬打起，现在时至清明，三个多月的时间里，红军退出战略后方，没有根据地，没有给养补充，春夏之交，青黄不接的季节，粮食奇缺，部队一天吃不上一顿稀饭，全靠挖野菜和尚未成熟的蚕豆充饥。武器、弹药有耗无补，医药极端缺乏，伤病员得不到及时治疗。要解决这些困难，唯一的办法就是及早反攻，收复失地。

巴山南麓山势逶迤，峰峦如炬，从通江县城出发往东北方向，一座海拔二千五百米的险峻高山，山间沟壑纵横，怪石嶙峋。沿着山路攀爬，越往上，山势越陡峭，爬至山顶，只觉天门洞开，眼前一亮，起伏的峰峦如同被巨手削去，突现一大块平坝，极目远眺，远处群峰耸立，近处一览无余，这就是被称为“空山天盆”的空山坝！

空山坝是一片奇特的喀斯特地貌，这片高山盆地有十三平方公里，盆底平坦，长八点五公里，宽一点五公里，盆周层峦叠嶂，高耸入云，一百三十七个山峰，终年云遮雾罩。

坝中央有四座孤峰，峰高约百米，四壁如削，峰顶古松苍劲，野花遍地，内有溶洞，洞内刻有古人题词：“第一洞天”。另一峰四壁陡峭，荆棘丛生，整座山体是一个蜂窝状溶洞，东西南北均可进出，洞内题词“第二洞天”。这里是红军的营地，一座名茨竹包的山峰，山腰间有一农家小院，小院隐藏在茂林修竹之中，红四方面军总部就设在这里。

连日来，徐向前、陈昌浩、曾中生、王树声等总部领导多次研究，认为敌左纵队已经孤军深入到深山狭谷地带，供应困难，士气沮丧，我军已经收缩至极限，现在，利用有利地形围歼冒进之敌是有把握的。5月17日，红四方面军总部在空山坝召集军事会议，部署反攻。徐向前、陈昌浩、曾中生、王树声以及各师主要负责人出席会议。会议上，徐向前、陈昌浩确定，立即反攻，全歼敌左纵队，将失地全部收复。

红军老战士，原解放军装甲兵副司令程世才在《空山坝大捷》一文中，记述了这次开会的情形：

会议还没开始，徐总指挥拖着沉重的步伐在屋内踱来踱去，手拿着旱烟袋，慢慢地吸着，有时抬头看看墙上的标图，有时低头思考着什么，或同干部们谈几句话，了解一下部队的情况。钟表的指针刚刚指到五时，他立即走到墙上挂着的那张红蓝颜色标示的密密层层纵横交错的地图跟前，问道：“这张地图大家都看过了吧？”

“看过了。”同志们齐声回答。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分兵把守，这样就会造成不利的形势，使苏区广大人民继续遭受军阀地主的蹂躏；另一条道路就是在一个方向上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主力一部，而后乘胜追击，粉碎敌人围攻……”这时，一位参谋走来请总指挥去接紧急电话。

徐总指挥回到原来的位置，眼光凝注地望着前面，会场又宁静下来。他用清晰、明确的声调说：“刚才是七十三师师指挥所打来的电话，说敌人还是采取人海战术，集中攻击我小坎子阵地，我军伤亡不小。小坎子是通向空山坝的咽喉，万一丢失，就会影响全线反攻。因此，我命令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坚持到反攻开始。”

徐总指挥冷静地考虑了到会每一个同志的意见后，立即作了决定：集中七十三师和十一师全部，分别担任左右两翼的主攻任务；十师的一个团在中间，十二师一个团为预备队，十师一部继续阻击竹峪关的敌人，十二师的一部钳制德汉城方向的杨森部队。

原定后天开始行动，现在决定提早到明天拂晓。

会议决定：由倪志亮、李先念率十一师由空山坝以北向敌左侧迂回，切断敌人退路。旷继勋、甘元景率十二师主力由空山坝以东及长坪地区进攻敌人右侧。由王树声、张广才率七十三师坚守大骡马、小骡马及小坎子等阵地，伺机转为正面进攻。

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几万部队集中行动，吃饭成为首要问题。田颂尧为了供给前线部队弹药粮食，组织了一支数万人的挑夫队伍，在深山老林里挑运粮食。红军数万人行动，一样也要粮食支撑。陈昌浩命令总经理部（总后勤部）部长郑义斋一定要在十天时间内将十万斤粮食运到空山坝以东三十五里外的地方。徐向前拍着郑义斋的肩膀：“老郑啊，这个任务一定要按时完成，我不能让战士们空着肚子去打仗。”

红军总经理部的粮食屯放点在三百五十里外的瓦室铺和石门镇两地。从这两个地方到空山坝，一路上全是深山老林，基本上没有路。在如此短的时间如此远的距离如此恶劣的交通条件下，要将如此多的粮食运送到空山坝，困难极大。红军刚刚入川不久，仅有的一万多部队全部要参加反击战，这么多粮食谁来运呢？这里人烟稀少，基本上找不到民工。郑义斋将粮食运输任务交给了刚刚成立不久的少共国际团。少共国际团是红军进入通江后才成立的，全部由十几岁的孩子组成。这支成立不到几个月的部队现已发展到一千七百余人，由于是新部队，又都是孩子，总部领导没有让他们上前线，现在还处于训练阶段。现在前线部队急需粮食，只有由他们来完成这个任务了。

郑义斋急令少共团团长邱元胜和政委吴瑞林前来，将这个任务交给他们。刚刚组建的少共团全是十几岁的青少年，这些人都是贫穷的农家子弟，从小就参加体力劳动，听说要给前线部队送粮食，一个个兴奋得嗷嗷叫。他们每人背负四十到五十斤粮食，在没有路的深山老林里上下攀爬，每天坚持行走七十多里，硬是在五天内将十万斤粮食送到指定地点，保证了空山坝反击战顺利进行。

程世才回忆：

受领任务后，上午十点钟，我带领各营干部和一、二营担任主攻连的有关同志，来到了余家湾山头阵地侦察敌情。余家湾，背靠巴山，周围山峦重叠，树林密布，荆棘丛生，东面有一条小河流过，地形非常复杂。林间山洞中常有豺狼豹子出没和长蛇大蟒盘踞，是一片没有人迹的荒野。我们在山林里爬了几个小时，来到了离敌前沿一二百米的岩石前，仔细地观察了敌人的工事构筑、火力配备、兵力部署和预备队的位置等情况。由这里往南，经过二十多里的山林地带，有一个小山岗叫柳林坝。那里有敌人两个营防守，附近还有一个营，为敌人团的预备队。柳林坝不远是梓潼庙，敌人的旅部驻扎在那里。从望远镜中还可以看见东山上密集的碉堡和弯曲回转的交通壕。

从侦察的情况来看，只有从山林间开辟一条通道，在敌防守薄弱的翼侧进行攻击，然后从中间将敌人拦腰斩为两段，才能更好地配合主力展开大反攻。

午后，天气骤变，天空乌云翻滚，霎时，电光闪闪，雷声隆隆，倾盆大雨从天而降。立时，条条山沟洪水倾泻，这给我们的行动造成极大的困难……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雨还在不停地下着，同志们一直没有休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争分夺秒地开辟通路，新开的路不断地向前伸展着，距敌前沿越来越近……对面敌人说话的声音都可以听得见……

凌晨四点，总攻开始了……两个营的敌人在我军突如其来的猛烈打击下，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敌人全部缴械投降，当了红军的俘虏。

5月20日晚，各部队开始行动。红十一师担任从空山坝以北向敌左侧迂回、断敌退路的任务，徐向前亲自带着这支部队向敌后穿插。为全师开路的先锋部队是程世才的红三十三团。这天天气极为恶劣，多日的绵绵细雨转为大雨，红军指战员们冒着瓢泼大雨，披荆斩棘，在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中前进。这样的恶劣气候条件下迂回包抄，完全出乎敌人意料。

5月21日上午，左右翼部队完成迂回任务，陆续到达指定阵地，敌左纵队的十三个团全部被包围在柳林坝、余家湾地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下午四时，总部发出总攻击令。红军勇猛地向川军扑去。在震天的喊杀声中，敌总指挥孙震发现四面八方都有红军，才慌了手脚，赶忙下令突围逃命。这里的地形本来不适于大部队运动，翻过一岭又是一岭，走出一谷又是一谷，山谷间沟壑纵横、河流曲折，山间隘路一旦被截断，敌人就是插翅也难逃。红军已将各垭口、谷口卡死，以大部兵力向敌群猛烈穿插，分割围歼。

5月22日凌晨，穿插到敌后的程世才三十三团突然在敌背后发起攻击。在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行军打仗几个月，敌人又困又累，做梦也没有想到突然有大队红军杀出。在红军战士勇猛的冲杀下，敌军顿时乱成一团，有的还在睡梦中就一命呜呼。在三十三团突然打击下，当面的敌人四处溃散，到了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残敌溃逃至北山河边。暴雨后的山洪，从四面八方汇到河里，在奔腾咆哮的河水前，敌人前进不得，后退不能，一个个急得如同丧家之犬，有的扔掉武器，有的丢弃辎重，一个个争相逃命。三十三团追击部队居高临下，猛烈的火力打得敌人丧魂落魄，无路可走之时，一些士兵竟然往滚滚翻腾的河水里跳，结果大部分被急流冲走淹死。战斗结束后，沿岸到处都是淹毙的敌尸。激战三昼夜，红军全歼敌七个团，溃敌六个团，敌左纵队十三个团被彻底摧垮，前后部队纷纷溃乱，各人自顾逃生，军械、辎重尽数委弃。

敌左翼刘汉雄部听说前面部队崩溃，红军打过来了，立即慌了手脚。这些四川军阀，有枪就是草头王，很多营长、团长甚至师长原来都是占山为王、打家劫舍的土匪，一收编，摇身一变就成为国民革命军的师长、团长。如果部队打垮了，自己的地位、前途什么也没有了，所以，四川军阀里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不带兵的副军长还顶不住一个带兵的连长，保住自己的实力比什么都重要。刘汉雄也不等总指挥部的命令，立即下令分道突围。命令一下，上万人的部队夺路而逃，顿时溃不成军。天雨路滑，山区本来就没路，一些临时的小路多被雨水冲毁，有的地方根本就没路，平日里走路都歪歪摇摇，现在不要命地狂奔，结果到处都是摔倒的人。急于逃命的川军士兵，不顾前面有人摔倒，便径直踩踏过去，很多人没死在战场上，结果死在自己人的脚下，敌第四师副团长曾慎修逃跑途中摔倒，竟被成群的溃兵活活踩死。

当夜大雨倾盆，山洪暴涨，山洪冲下，很多官兵被洪水卷走，现场一片混乱。仅有的道路也为之阻塞。李鋆陶当时曾悬赏五千元，令所部占领高集子作收容阵地，但官兵已不听命，只顾夺路奔逃。余大经团在突围时，整团被红军包围缴械，余本人仅以身免，除红军在余家湾以西的两路口配置兵力不足，被孙震率一部夺路而逃外，敌左翼部队所有武器、辎重及全部九个团的兵力，损失殆尽。

见左纵队溃败，敌中纵队和右纵队立即转头逃跑，敌人的战线全面崩溃。田颂尧的进攻部队完全丧失了战斗能力，不要命地向后狂奔。红军部队分路沿南江、通江、巴中方向猛打穷追，扩张战果。

程世才率领红三十三团一路猛冲猛打，一直打到木门以南十多里的青龙寨，插到了敌军的后方，总部命令三十三团在这里阻击溃逃的敌人。

下午两点钟，只见一片黄煞煞的敌人，顺着恩阳河、镇子坝，由南向北涌进了山沟。前面是一个营，走在中间的是几架四人抬的滑竿，一晃一晃地往前走，上面坐的有男有女，还有一只小狗。一溜一行的士兵，背着笨重的行囊，扛着步枪、机枪，弯腰垂头缓慢地前进，有的士兵把步枪当扁担，挑着行李。军官们骑在马上，一摇一晃地甩着鞭子，大声吆喝着……

敌人的后卫部队全部进了山沟。这时，一营的重机枪“哒哒哒哒”地响了。接着，轻机枪、步枪齐向敌群发射……苦战两个小时，敌前卫团被歼，紧接着又追歼敌后梯队约一个团，旅长覃世科被活捉了。

不光是正规的战斗部队，就连主要负责后勤运输的妇女团也抓到了一大批俘虏。红四方面军老战士，原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营长陶万荣回忆：

一天晚上，我们运粮经过通江附近的鹰龙山，我们正在山上休息，突然，发现一股敌人向山上爬来。我立即命令各连迅速抢占有利地形，隐蔽待命……

这股敌人是被我红军反三路围攻击溃了的田颂尧左纵队一个团的残敌，逃窜到这里。那些川军大多是“双枪兵”……这帮家伙逃了大半夜，又累又困，再加上鸦片烟瘾一发，一个个哈欠连天，踉踉跄跄爬到山腰的一块草坪上。一个当官的喊了一声“原地休息”，敌兵劈里啪啦把枪支扔在一边，立刻就抄起大烟枪，倒在地上过起了烟瘾……我们决定打他们个冷不防……我命令二连从东侧，三连从西侧，四连抄后路，我带着一连从正面悄悄向敌人接近。不多时，一排长陈秀芝和班长何文秀摸到敌人哨兵跟前去了，只见他们一纵身，从后面把敌哨兵绊倒，很麻利地堵住了敌人的嘴……我鸣枪为令，全营指战员一跃而起，枪刀对准敌人，厉声高喊：“缴枪不杀！”“红军优待俘虏！”那些烟鬼们顿时吓得翻身跪倒在地……就这样，我们妇女独立营没损一兵一卒，首战告捷，缴获钢枪几百条。

几天之间，红军摧枯拉朽，5月26日收复南江，5月29日收复通江。巴河西岸之敌一直狂奔到广元城内，红七十三师也一直尾追到广元城外，红十师顺势占领万源城。田颂尧的“三路围攻”被红军彻底粉碎。

空山坝大捷，敌军损失十三个团，红军毙、伤、俘敌旅参谋长李汉城以下官兵五千余人，缴枪三千余支、机枪五十余挺、迫击炮二十余门。

经过这场打击，田颂尧本人对红军开始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

红军的力量向为川军所忽视，红军的组织、宣传、纪律、训练均特别严密而尖锐，有足为“官军”取法处。红军除在前线作战外，余都从事攀登崖岸，超越沟渠，实弹射击，夜间演习，战备行军，急行军操作，故战斗力甚坚强。其来莫测所自，其去莫辨所往。至地方组织，也井井有条……

同时，他对自己与红军作战时，各路军阀不光不援手反而作壁上观也极为愤怒，他曾公开地向外宣称：“共匪如果再追来，我连保宁都放弃，让大家都过不成清静日子！”

田颂尧毕竟担任蒋介石国民政府授予的“川陕边剿匪督办”一职，如此败绩，总得有所交代。6月15日，他发出通电，报告战败经过及红军重新收复通、南、巴的原因：尧前奉中央命令，督剿川陕边区赤匪。材轻任重，自知难胜。只以该徐匪等为党国根本大患，尧承命中央，不敢不前，欲以奋斗精神，使各袍泽闻风兴起，故倾全军之力，与该匪周旋。查该匪盘踞通南巴三县，扩充匪队，裹胁日众，有险可凭，屡次难克。尧淬历所部，勉以忠贞，幸仗中央德威，士卒用命，以次收复通南巴三县，困匪于苦草坝一隅。我左翼正猛进锐袭柳林溪一带，击匪之背，以期一鼓歼灭。不意此时，川中发生刘邓战事，尧之戍区，大受影响。该匪利此纷扰，全力反攻，遂使垂成之功，亏于一篑。我左翼失利，匪遂披猖，从前复地，相继再陷。尧部苦战半载，官兵伤亡，已愈万数，其余战士，风餐露宿，手足胼胝。今者匪焰益炽，我力渐衰，而内战方殷，莫肯应援，饷拙弹缺，难事补充。匪得因利乘便，已由长池木门，进犯川省腹地，鄂赣之祸，殆将重演于天府。尧奉职无状，固深内疚。惟匪为全国公敌，而专力猛攻者，仅尧之一军，剿匪军费浩繁，而负担者，仅尧部戍区之民。今兹之失，固在意中，从前之胜，转为意外。岂特尧一人之罪，川中各军与有责焉。现匪扩充红军，数达三万以上，实现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恐非尧部所能遏制。除电呈蒋委员长，请予解除川陕边区剿匪职务，另简贤能接替，以期督率川陕各军认真兜剿外，尧仍率所部任一方进剿之责。即使余一兵一弹，仍愿为剿匪牺牲。望我枢府诸公，迅筹具体方略，各方明达，一致催促协剿，用赴事机而弭匪患。追切陈词，尚祈赐察为幸。

话虽然说得半文半白，但意思很清楚，这次失败不能怪我田某人，“川中各军与有责焉”，而且“饷拙弹缺，难事补充”。没钱没弹药，这仗让我怎么打？

至6月中旬，反“三路围攻”战役胜利结束，历时四个月的战斗，红军先后共毙伤敌一万四千余人，俘敌旅参谋长李汉城以下官兵万余人，把田颂尧多年积蓄起来的兵力打掉近二分之一。通过反“三路围攻”战役，红军收复了通、南、巴及木门、三江坝一带地区，新占领旺苍全境，兵锋直逼广元城下。新建的川陕根据地范围北起陕西之镇巴、西乡，南至四川仪陇、江口，东达万源，西抵广元和苍溪城附近，以通南巴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扩展到三万平方公里，人口逾两百万，进入一个巩固和发展的新阶段。在建设地方政权的同时，红四方面军大力发展地方武装，红江、赤江、巴中、恩阳、南江、赤北、江口、长赤、旺苍、苍溪等县分别建立了数百人到千人不等的独立营、独立团。各地还有大量的游击队、战斗队、模范连等。

新中国成立后，陈昌浩谈到这次战斗时说：

这里（川陕根据地）没有鄂豫皖边区那样围城打援的机会，又受到高山峻岭的限制，不容易在敌人进攻时大量消灭敌人，又不应同敌人争夺城池来消耗自己。在当时的情况下，才具体摸索出了用阵地战节节阻击，诱敌深入，紧缩阵地这一行之有效的大量歼敌的打法。当敌军开始进攻时，我们在广大战线上以小部兵力节节抵抗，节节消耗敌人，大部兵力在阵地后面尽量休整待机，一直把敌人诱入三四百里，虽然我们放弃了很多良好的阵地和富裕地区，甚至被迫放弃了通、南、巴三座县城，我们也不同它作战役上的决战，一直到最后，把敌人的主力拖到大巴山山顶以下不远的荒山老岭中，甚至让我们相当大的后勤机关冒着与敌人只有一山之隔的危险。敌人已经“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疲困不堪，我们就用已经准备好的最大限度集中的主力部队在空山坝实现战略反攻，结果田颂尧几十个团全部被击溃，相当大一部分被歼灭，原有的城池、地区都被恢复而且扩大了很大的地区，一直到达嘉陵江边。红军也由入川时的四个师一个团约一万五千人扩大到四个军十四个师三十二个团，总数达到八万人。

第二章逐鹿川陕木门会议

红四方面军到达川陕后面临两大任务，一是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二是扩大红军。在战争情况下，建立根据地是为了使红军有可靠的后方和稳定的兵源及物资保障，使红军的作战有依托；红军强大了，根据地也有了可靠的保障。两者密不可分。粉碎田颂尧的“三路围攻”后，川陕根据地得以扩大，红军得以补充，部队赢得了短暂的休整时期。自从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后，大半年的时间里，红四方面军一直处在紧张的征战过程中，根据地的建设以及党内军内的一些重要事项急需解决。经过总部几位领导商议，决定召开一次党代会和一次军事会议。

1933年6月25日，中共川陕省委在通江新场坝召开第二次党代会，曾中生代表省委作了工作报告。主要内容是扩大红军，武装贫苦的农民，积极开展根据地周围和敌占区的游击战争。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和稳定各级基层政权，扩大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加强部队的报纸《红军》的编辑与发行工作，发行《干部必读》理论刊物，号召党员、团员、革命群众军事化，开展白区和白军士兵的工作，扩大和健全各级党组织和工会、共青团。

旺苍县城东南三十六公里处有一古镇名木门镇，相传三国时期，蜀魏多次鏖战木门，张飞曾在此设伏，乱箭射死张郃。木门镇有一古刹名木门寺，木门寺原名老颧寺，相传建于南朝的梁朝，隋朝时毁于战乱，唐代后重修。木门寺背靠青龙寨，面对金鱼河，建筑宏伟庄严，大殿、前殿、后殿、配殿布置有序，周围古树参天、翠竹葱茏，环境十分幽静。1933年6月28日，红四方面军总部在木门寺里召开军事会议。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曾中生、傅钟、张琴秋、李先念、曾传六等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和师团级干部一百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由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主持。中共川陕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列席了会议。徐向前就军事问题发了言，陈昌浩就部队建设、政治形势、学习、根据地建设等问题发言。会议作出以下重要决定：

（一）加强全党团结，加强部队军政建设；

（二）提高部队战斗力，扩编部队，将红四方面军由陕入川的四个师扩编为四个军；

（三）加强部队政治工作，大力开展军事训练；

（四）恢复彭杨军政学校，加强军政教育；

（五）不搞肃反扩大化，停止红军内部肃反；

（六）关于开展地方工作问题。

木门会议是自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以后召开的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会议认真总结了作战经验，使红四方面军自黄麻起义以来积累的作战经验由感性认识逐步上升为理性认识，部队的军事、政治、组织、后勤等项工作得到了提高，会议号召各级干部要有一面斗争一面学习的精神，不断总结作战经验教训，研究军事理论，探求新的战略战术。根据会议精神，红四方面军所属部队于7月上旬进行了扩编。

以十师为基础，连同通江、赤北两县的独立团和万源、江口两县的独立营扩编为第四军。军长王宏坤，政治委员周纯全，副军长刘胜模，政治部主任徐立清。下辖十师、十一师、十二师。

以十二师为基础，连同巴中、恩阳、仪陇、阆中等县的独立团独立营扩编为第九军。军长何畏，政治委员詹才芳，副军长许世友，参谋主任王学礼，政治部主任王新亭。下辖二十五师、二十七师。

以十一师为基础，连同地方独立团和其他地方武装扩编为第三十军。军长余天云，政治委员李先念，副军长程世才，参谋主任文建武，政治部主任张成台。下辖八十八师、八十九师、九十师。

以七十三师为基础，连同南江、红江、旺苍等县独立团和独立营扩编为第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兼），政治委员张广才，政治部主任张成台。下辖九十一师、九十二师、九十三师。

方面军直属机关有参谋处、总经理部、总医院、彭杨军政学校和警卫一团、警卫二团、妇女独立营等单位。

改编完成后，红四方面军共辖四个军四万人，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红军之一。就是这样一支经过血与火考验、战斗力强劲的红军部队，其领导干部都是年轻有为，久经考验，政治、军事上成熟的帅才。那一年，徐向前三十二岁，陈昌浩二十八岁，王树声二十八岁，以后担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仅二十四岁。

1933年5月26日，刘湘、刘文辉之间再次爆发冲突，四川几大军阀的注意力转向内部争夺，刘湘公开表示“先安川，后剿共”。这就给了红军一个短暂但是极为宝贵的有利时机，红四方面军开展了根据地建设和为期三个月的大练兵运动。

要赢得战争的胜利，有许多重要的因素，如部队的装备、后勤保障、战士的士气、训练水平、士兵的素质等。在艰苦的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总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将装备远远好于自己的国民党军队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其根本原因就是，红军战士的军政素质远远高于敌人。

木门扩编后，红四方面军从进川时的约一万五千人发展到八万人。部队扩大了，大量新战士进入红军行列，大量的干部走上新的领导岗位。如何加强部队的军政训练，迅速提高他们的军政素质，使大量新战士从一个自由状态的农民在短时期内转变为一个守纪律、有理想、不怕死的合格的革命军人，使大量走上领导岗位的干部懂管理，会带兵，能打仗，这是红军扩大后面临的首要课题。

从在鄂豫皖苏区起，红四方面军就形成了平时练兵和战地练兵相结合，走到哪里练到哪里的传统。徐向前提出：红军打仗主要靠有生力量，我们的有生力量就是人，是有高度阶级觉悟和杀敌本领的指战员。只有平素勤练、严练、苦练的部队，到了战场上才能以小的代价争取大的胜利。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最高军事主官，根据川北的地形特点和作战对象，徐向前提出开展“大练兵运动”，大练兵运动的主要内容是：

（一）各级指挥员的组织指挥能力；

（二）河川战斗、山地战斗和夜间战斗的演练；

（三）四大技术（射击、投弹、劈刺、土工作业）的训练；

（四）政治教育和纪律教育。

为了练兵，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和各军政治部编写了很多训练教材，如《连、排、班长须知》《连指导员须知》《支部组织及其工作》《俘虏兵工作》《管理教育上应注意的几件事》《红军新兵基本训练纲要》等。这些教材通俗易懂，内容具体，一看就明白，如“连长的责任”包括平时的、战时的、行进的几个方面：

（一）关于平时的。内容包括教育管理、卫生管理、士兵能力考查、军容着装、武器给养的补充和支配、驻扎时的警戒等。

（二）关于战时的。分别为战前的准备、战时的指挥和战后的检查。战前准备包括：给养、行李、伤病员安置、武器的检查、鼓动教育等；战时指挥包括领会上级作战意图、完成上级作战命令、侦察地形地物、严格执行战场命令、时刻保持与上级联络、伤亡的处理、冲锋前进时需带领全连行动、如排长伤亡时指定代理人、严格遵守行动时间；战后检查包括检查伤亡人数、收集清点战利品、检查武器的损坏得失、给上级报告人员和武器及战利品情况。

（三）关于行进的。分别为无敌情的行军和有敌情的行军。无敌情的行军包括检查战士的鞋袜、服装是否合适，监督排长班长带领的队伍是否整齐、行军步伐是否均衡，休息时监督排长班长整理队伍、严禁战士饮凉水、严禁战士沿途购买东西吃，到达宿营地时妥善分配驻地；有敌情的行军包括经常注意前方的情形、随时注意命令、时刻观察地形地物。

此外，班长的责任、排长的责任、连队指导员的责任、连队支部书记的工作、俘虏兵的教育管理等都非常具体明了，这些教育内容对于新扩编部队的管理和战斗力、凝聚力的提高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曾中生、傅钟、倪志亮、舒玉章、李天焕等等，几乎所有的有文化的红军高级指挥人员都动手写文章给部队开展军事政治教育作教材。如徐向前写的《简略卫生常识》、陈昌浩写的《与川军作战的要点》、舒玉章写的《追击要点》、曾中生写的《我们需要铁的纪律》和《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的要诀》等。

作为红四方面军总政委，又是留苏的高才生，陈昌浩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据目前能搜集到的资料看，在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中，他写的文章数量最多。1933年8月，陈昌浩撰文《加紧对新同志的训练》：

几万的新同志参加红军，红军扩大到两、三倍，这是土地革命胜利，共产党领导正确与同志们坚决争斗的结果。……新同志的成分大部分是雇农、贫农，无产阶级基础薄弱。他们斗争精神很高，但其斗争历史不久，斗争经验还差。作战固然勇敢，但还未经过猛烈火力与持久战争的训练。吃苦耐劳的意志固然坚决，但是，还没有经过更艰苦生活与困难物质的训练。革命固然是有认识，然而还没有经过共产党的严格洗礼。政治虽稍有训练，然而政治斗争的经验不够……因此，加紧新同志的军事的、政治的、党的训练——深刻与真实的训练——是我们每个干部万分紧急的任务。

军事上的训练……最紧要是说明我们在猛烈火力之下打胜仗的本事与办法……

政治同党的训练……使个个新同志了解，我们必然胜利的前途与达到胜利中必然经过的艰苦争斗。除去新同志中两种不良心理①由于当前困难，抹煞了远大的胜利前途；②由于小小胜利花了心，忽视今后的困难……

在和川军交手过程中，陈昌浩尤其注意观察总结川军的作战特点。虽然红军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也暴露出了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如有的部队指挥员指挥艺术与水平欠缺，明明是可以打歼灭战的，结果打成了击溃战，敌人的实力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有的不懂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古训，开战前，没有详细的战前侦察，敌人的火力点、地形、地物等都不清楚，枪声一响，指挥员把枪一举，部队就拼死向前冲，结果造成一些不必要的牺牲；有些指挥员不会合理地使用手中兵力，不会调配手中掌握的兵器，不会在战场上掌握部队等。针对这些问题，陈昌浩于戎马倥偬中写出很多关于加强部队军事建设的文章。1933年6月23日，陈昌浩撰写《与川军作战的要点》，对川军的作战特点作了仔细的分析，提出了红军应该注意的问题，是当时军队建设的一篇重要文献：

一、看清地形、道路、要路口。问明当地土人或派小部队去游击侦察。指挥员尽量要去亲身查与了解。如果不完全了解的地形，只能先以小部队搜索去占领要点后，大部队才能推进。不要在不了解的地形上随便布置或轻易使用主力。

二、占据要点。坚固阵地要点必先占据，必尽量。争取主阵地上必配足够兵力，预备队必放在阵地上或阵地附近，山岭上阵地是最后阵地、最主阵地，必在敌方来山，第一线必放在更前面，近河沟处要作工事。河道上要放哨，不要把山岭上当成第一线或主阵地。

三、敌情应侦察清楚。应完全了解敌之某师某团，一团几营、一连几多枪、长官何人、战斗力、武器如何？士气如何？从前对战经验怎样？不要忽视敌情，更不要轻视敌人。总之要根据实情。

四、集中兵力于要点战先破其主力，或先乘敌弱点。不要紧地方亦配以少数部队游击。主力攻敌时，非主力地方必助攻及佯攻，至少要坚守阵地。溃其一面再打别面，要绝不能轻于放弃。

五、集中进攻分散游击。进攻点应尽量集中兵力，佯攻是应大肆游击，非必要地方亦可派小部队去游击，使敌捉摸不到我们的布置及战况。主力绝不可分散，游击区亦不能随便放弃。

六、多留预备队。无论攻敌或防敌，预备队要多留。小部队据占某要点后，大部队应迅速跟进，击溃敌一点后，预备队要迅速跟进。破敌一面后，可以迅速策应他面。今天战后以备明天再战。绝不能分散兵力或浪费兵力，随时防敌反攻。

七、坚固工事多设木城……只要木城坚固，俟敌到木城中后或到工事附近，气衰力竭而出击之，敌即大乱后退。木城好、工事固，守则敌不敢进，攻则我有依托，而阵地万无一失。

八、沉着以挫敌，待其衰而击之。川军一股烟劲，开始猛攻，连放喊势子很凶，这时要特别沉着，可以前哨及游击部队与之应战，主阵地部队准备好集中火力，待敌爬到木城附近气已衰竭，烟瘾将至时则集中火力反击之，敌即乱退。

九、少用攻坚、多用迂回。非必要时不必随便攻坚，因山高路狭部队展不开，敌据险可守，无把握的攻坚伤亡必大，应多用迂回，抄敌侧后或集中主力迂进，或四面用小部队迂击……

十、……消灭敌人必多用包抄，敌溃则正面少数追近，大部分路抄围，敌溃则猛追，小部千万勿失敌迹，大部也须跟进。敌溃退或进攻，都要集中火力给以大大杀伤，以破敌胆灭敌火力……

十一、节省子弹，射必求中。敌每以大部接近我阵地时，喊叫连天，欲进不进，欲退不退，主要是想消耗我们的子弹，这时当坚固工事与阵地。敌不进则一枪不发，敌进则至阵地而击之，击之必中。

十二、夜袭。敌人最怕夜袭，各部应有经常夜袭部队轮流动作，或早或迟，或真或假，或声东击西、或忽西忽东，或用小击，或以猛进，或今天这地或明天那地，或走大路或摸小路，或主攻与佯攻并进，或主攻与主攻并行。或为骚扰性质，或为必争性质，但必要把地形弄熟、敌情弄清。小部队行动，预备队集结。部队轻装、服装合身，记着口令，弄好进路退路不差，小部队得手后，大部必跟进，黑夜中可分散兵力，天明前部队必迅速集中……

十三、指挥员要有单独布置的能力，在总的任务下遇敌情变化战况不同，指挥员应不待上级回示即随机动作，守可易为攻，攻可易为守，敌溃则即以小部队追进，敌攻则竭力抵抗，左右前后联络整齐，在不妨于总的布置战局下可以临时处决。

十四、要坚决达到任务。任务必坚决达到，即有不可能之任务亦必求尽量完成。

十五、追击要整齐灵便。敌溃即进，但必查明敌是真退假退……敌走大路我即分些走小路，白日进夜间更进，天晴进天雨更进，大路进小路更好进，这时要不顾疲劳，不散兵力、不顾胜利品、不顾俘虏兵……敌……愈乱愈退，愈退愈好消灭……

十六、死的当活的打，弱者当强者打。本来川军好打，但必要晓得打川军的办法，也要了解川军的长处，千万不要轻视敌人，敌人再弱也要把他当最强的打。因此，我们……要加紧训练，千百倍努力，打胜川军……如果轻视敌人，是自己轻视自己。

再如《提高干部的指挥能力和加紧射击训练》：

八月十八日我二六七团、二一八团……打到广元城下。共缴得长短枪六十七支……俘虏数十，毙敌百余。我方计消耗机步枪子弹一万零二十五发，伤亡共六十八名（内亡营长一、营政委一、连长二、副班长一、号兵一、战士八；伤营长一，连长三，连副一，排长二，班长七，副班长六，传令兵一，号兵一，战士三十二名）……

……两营多人作战，营级干部伤亡三，连级六，排长二，班长七，副班长七，合总全数（六十名）百分之三十六多，这固然表现了我们干部之忠勇、坚决，然而多半限于个人英雄，掌握部队力量太弱……同时在对敌人火力作有力避免，与利用地形地物跃进，及攻坚之技能、指挥、火力下运动，部队之指挥等等军事基础还是不够……

……我们子弹消耗太多，两营人作战，击灭敌约一团人，缴获子弹三千六百多发，而自己消耗子弹达一万发以上……

曾中生写的《与川军作战要点》，编了几句顺口溜为川军画像，语言生动、形象、易懂、好记，朗朗上口：

编制甚老，兵器不好，系统混乱，战斗力小。

拉夫拉兵，痛苦难伸，一点攻破，全军自崩。

爬山倒凶，收买冲锋，一气虽勇，再则无功。

小奸小诈，不为不高，但不持久，且怕包抄。

曾中生在《与川军作战要点》中提出：

红军作战，群众力量，处处配合，声威大壮。

乘敌矛盾，利敌冲突，各个击破，此为上着。

行军力强，才好爬山，轻装行动，诡秘为当。

交通困难，注意联络，地势复杂，尤重搜索。

敌情不明，不可妄进，敌情既明，先发制人。

敌如来攻，让其接近，集中威力，歼没殆尽。

山险寨多，不易硬攻，小部活动，最易成功。

主力迂回，抄敌侧背，歼敌之效，以此为最。

突破一点，溃敌全线，纵有牺牲，必得大胜。

前进包围，后进包围，胜利之后，必须穷追。

夜间拂晓，或袭或击，如能精炼，最好制敌。

突敌外围，攻敌联点，运用之妙，其法不鲜。

大练兵运动有力地提高了全军指战员的军政素质和军事技能，为增强部队战斗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3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将8月1日定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并将这一决定通知各根据地。接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决定后，西北军委决定，结合庆祝反“三路围攻”胜利和木门整军成果，8月1日在巴中城举行隆重的阅兵仪式，庆祝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巴中城北门原为有一东西长八百米、宽四百米的大平坝，陈昌浩、王树声带领总部工作人员选定这里为阅兵主席台。

1933年8月1日，巴中城红旗招展，北门人山人海，全城的老百姓扶老携幼涌向北门争相观看阅兵庆典。除了红四方面军成立时在黄安七里坪举行过阅兵式外，这是红四方面军千里西征以后第二次举行阅兵式。阅兵能够展示军威，震慑敌人，鼓舞人民，西北军委对这次阅兵非常重视，要求各参阅部队严整军容，展现威武之师的风貌。8月1日，各受阅部队一大清早就整队出发，红四方面军总部将各部队的一百多名号兵集中为一个方阵。各受阅部队方阵前，摆放着一排排的轻重机枪、迫击炮，还有新近缴获的山炮，夏日阳光下，这些武器铮明瓦亮，闪耀着威严的光芒。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等主要领导在主席台检阅分列式。分列式上，受阅队伍步伐整齐，上万双脚步踏着号音一起正步走，“跨、跨、跨”的踏步声震人心魄；一百多名号兵左手叉腰，右手举号，随着号令声起，一百多只军号一起吹响，激昂嘹亮的军号震天动地。

第二章逐鹿川陕 “巴山秘密协定”

1933年5月21日，一名国民党少校军官来到苦草坝红四方面军总部，他自我介绍名叫武志平，代表陕军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前来与红军接洽谈判互不侵犯事宜。上年年底，红军西征经过陕西时，还与三十八军交过手，现在怎么就要谈互不侵犯呢？要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还得从头说起。

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其实际权力仅仅限于东部沿海几个省份，中国的南方、西南和西北等几乎大半个中国，都还掌握在各地方军阀手中，虽然这些军阀表面上也归属于国民政府，但他们手握枪杆子，掌握着地方的军政大权，鱼肉百姓，与南京国民党政府貌合神离，对国民政府的指示阳奉阴违，有利的就执行，没利的就不听不办。蒋介石对这些国内的军阀割据势力极为头疼，采取纵横捭阖，分化瓦解，又打又拉等各种手腕来对付这帮军阀。就在蒋介石与其他大大小小军阀争斗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迅速发展起来。蒋介石与军阀们的斗争是同一营垒里的黑吃黑，红军与国民党政权以及大大小小的军阀则是阶级对立，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蒋介石在“剿共”的旗帜下，拉拢这帮军阀一起来“围剿”红军，同时利用一切机会削弱甚至吃掉这些军阀，最为典型的是以追剿红军为名进入贵州，然后顺便收拾贵州军阀王家烈。所以各地军阀既怕红军革他们的命，也怕蒋介石缴他们的枪。在红军和蒋介石两股力量面前，为确保自己的利益，这些军阀们各打各的算盘。只要红军是路过而不是占领自己的地盘，他们就打枪打炮，热热闹闹地将红军“礼送出境”，如果红军要在其地盘上扎根建立根据地，那他们就要拼命。这些军阀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以邻为壑，互相倾轧。

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前，陕西由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控制。杨虎城原为西北军冯玉祥的部下，蒋阎冯大战后，蒋介石分别击破阎锡山、冯玉祥，阎锡山退回山西老巢，冯玉祥出洋考察，然后将冯玉祥的西北军分而治之。1930年，十七路军进驻陕西，蒋介石对杨虎城两手并用，任命其为陕西省主席兼十七路军总指挥，又在临潼设立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任命顾祝同为主任，在陕豫边界摆放三个师，让杨虎城时时感受到蒋介石的威胁。

红军由湖北入陕后，蒋介石令杨虎城参与堵截，此时杨虎城对红军并无认识，认为红军不过是“流寇”，同时也担心蒋介石以“追剿”红军为名进入陕西，威胁自己陕西王的地位，于是派出部队在秦岭、关中一带阻击红军，与红军硬碰硬地打了几仗，结果惨重损失，西安震动。尝到了苦头后，他也知道红军的厉害。谁知红军并未在陕西久留而是飞兵入川，并且将川军打得鸡飞狗跳，一败涂地。杨虎城则乐得在一旁看热闹。

1933年2月，驻甘肃天水的杨虎城十七路军三十八军孙蔚如部奉蒋介石命令与胡宗南部“换防”，胡宗南部到川陕甘交界处的战略重镇天水，杨虎城的三十八军进驻汉中地区，在东起镇巴、西到宁羌沿五百余里大巴山一线布防，协同川军田颂尧部围攻红四方面军。蒋介石这一手一石三鸟。胡宗南的第一师是他的精锐战略预备队，嫡系中的嫡系，蒋介石将其放在陕甘川三省交界处的战略重镇天水，一是防止红军西进陕甘，二是监视和威胁西安的杨虎城，三是让杨虎城的西北军参与“围剿”红军以消耗其实力。

杨虎城原来还觊觎甘肃，蒋介石的这一招使得杨虎城不光西进甘肃的梦想落空，还要与红军对峙，杨虎城对此极为不满。蒋介石的这一招也让刚刚进川的红四方面军面临腹背受敌的严重威胁。

红四方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虽然部队在特定的环境下独立作战，但党中央也在随时想法支援和帮助各根据地的红军。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为策应和协助红四方面军，中共中央上海局加强了陕甘军事情报通信和秘密联络工作。中央军委任命中共地下党员、杨虎城卫士营营长张汉民为中共陕甘特派员，化名田慎颐，负责搜集国民党中央军和陕军的军事情报。张汉民与陕甘游击队建立了交通联络站，负责护送上海中央局、陕西省委与游击队的来往干部，输送武器物资，筹款，安排红军伤员秘密送往内地治疗等工作。利用职务之便，张汉民先后接纳了王超北、李慕愚、史维然、汪峰、唐一民、张晗辉、李锐、杜润滋等两百多名共产党员到他的部队任职，开展军运、统战联络、筹建红二十六军，向中央输送西北情报。

1932年11月29日，红四方面军进入陕西子午镇，一次歼灭杨虎城部四个营，西安震动，张汉民即受命与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1933年底，张汉民所在警卫团尾随红四方面军进驻陕南南郑，此时红四方面军刚刚渡过汉江到达上元观，张汉民即派所部通讯排长共产党员雷茂化装成樵夫，与红四方面军接上了联系。徐向前、陈昌浩等总部领导表示，红四方面军即将进川，待进入四川建立根据地后再进一步联络，现在部队急需五万分之一的四川地图，军情紧急，请雷茂三天内送来。雷茂返回褒城草凉驿警卫团驻地取到地图后已是12月18日，超过了三天期限，红军已出发。雷茂急忙循着红四方面军行军路线追赶，一直到天池寺、西河口才追到红军大部队将地图交给红军。这份地图解决了红军入川之急需，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总部领导拿到地图后，对地下党卓有成效的工作极为感谢。

由于雷茂此行前后共二十多天，张汉民在部队驻地得不到他的消息很着急，于是再派张晗辉去寻找红军。张晗辉取道上元观、西河口穿越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进入四川苦草坝，与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看到红军已进四川，张汉民计划兵变后打出红旗与红军配合，于是再派张晗辉返回苦草坝向红四方面军领导通报情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人研究后认为，警卫团是杨虎城的贴身部队，张汉民留在警卫团内进行秘密工作，与红军保持联系对革命工作更为有利。于是对张汉民的计划提出劝阻，但允诺，如果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时可以公开打出红旗。张晗辉代表警卫团与红四方面军总部订立协定：互不侵犯，友好往来，互通情报。张晗辉携带红四方面军总部给张汉民的函件，从苦草坝返回南郑，途经西河口时被敌通江民团徐跃明部拘押，徐部一名叫李元华的小队长将张晗辉杀害。红四方面军与陕西地下党刚刚建立的联系中断了。

1933年2月，蒋介石命令十七路军驻甘肃天水的三十八军孙蔚如部与胡宗南驻陕南部队“换防”。蒋介石此举令杨虎城十分恼怒。上海中央局认为，这是给杨虎城做工作的有利时机。同时，为突破敌人对川陕苏区的封锁，最好能安排一个能在红四方面军和杨虎城十七路军之间做联络工作的人。

中共上海中央局特科负责人王世英、王超北来到西安物色人选，十七路军机关报《西北文化日报》副社长、总编兼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是我党地下党员，宋绮云介绍了西北军杨虎城部的少校参谋武志平。

武志平，北京人，1901年出身于北京定辛庄一书香世家，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武志平思想进步，对黑暗现实极为不满。王世英通过宋绮云及其夫人徐侠林给武志平做工作，得到了武志平的积极回应。1933年3月23日，在西安东大街安林药铺，由宋绮云夫妇介绍，武志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据武志平回忆：一九三三年三月，党驻在西安的地下组织负责同志王右民、宋绮云向我传达党的“特科”的指示：

一、利用你在十七路军部队里的公开职务（当时我在三十八军任少校参谋）和社会关系，为党搜集情报，如作战计划；各种信号、口令、电报密码、军用地图；敌军的兵种、兵力部署；指挥官姓名，简历、信仰、嗜好、政治态度以及他们与蒋介石和友邻部队之间的关系等等。

二、利用十七路军部队在陕南与红四方面军形成直接敌对的形势，通过可靠的关系建议杨不要和红军正面冲突为蒋介石打天下，并设法创造机会秘密建立川陕苏区对外交通线，及时将军事情报直接送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并将红军所急需的物资运送到川陕苏区，以解决红军缺乏物资的困难。

三、利用白军内部的各种矛盾，争取杂牌部队守中立或在对红军作战时采取消极态度，并利用各种关系，采取各种办法抓好兵运工作，鼓动白军暴动、哗变，携带武器向红军投诚。

党指出：红四方面军到达川陕苏区还不久，在敌人的特务组织还没有在苏区周围形成有组织的包围之前，以我在陕军内部的公开职务进行这项（主要是前两项）工作，条件是极为有利的。

武志平回忆说：“王右民同志对我说，工作任务艰巨重大，必须主动灵活，积极地、当机立断地完成任务，并约定我由他单线领导，并约定了接关系的暗号和秘密联系方法。我草拟了一个进行工作的简要计划，得到组织的批准后，很快行动起来。”

经宋绮云推荐，杨虎城派武志平到三十八军孙蔚如部任少校参谋。

杨虎城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是一个具有民族正义感的爱国军人，素有政治抱负，是主张抗日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人物，他不希望在内战的战场上消耗中国武装部队的实力，他更不愿意自己与红军火并，让蒋介石坐收渔翁之利。蒋要他进攻红军，使他与红军两败俱伤，到时蒋再名正言顺地对其部队缩编，甚至裁撤，这是他绝对不愿意的事情。

杨虎城身边有不少进步人士，除了宋绮云外，有一位同情共产党的进步人士杜斌丞对杨虎城影响很大，杨虎城对其奉若上宾，并聘请其为自己的高级顾问。武志平与杜斌丞过从甚密，他希望杜做杨的工作，让杨保存实力不要与红军发生冲突，以免让蒋渔翁得利。1933年初，杜衔杨之命前往天水向孙蔚如传达机要，其中最主要的便是对进至川、陕地区的红军和进入陕、甘地区的蒋介石嫡系部队胡宗南应采取什么态度以及与胡宗南部换防问题。

武志平回忆：

杜到达天水的一天，我到马跑泉去迎接，途中我们很自然地谈到红军进入川、陕地区的问题。杜说：以我的看法，如红军西进，我们应当有意识地放过去；如果红军要在川、陕边区停留下来的话，我们最好不打……

……我和杜商谈由他建议杨就停战议和问题与红军谈判。但兹事体大，必须容杨多方考虑，待机行事。即使杨一时下不了决心，还是要争取好的结果，问题要从杨本身的利害关系来提出。这就需要有较成熟的时机条件。

5月上旬，武志平接到杜斌丞先生一封密信，信中暗示“所议有成，日内便见分晓”。没隔两天，三十八军参议王宗山从西安捎来了杨虎城给武志平的一封密信：

别来日久，殊深驰念。余于上月二十五日平安抵省，祈勿念。值慈日寇凭陵，国势阽危，凡我同志，务须深自警惕，力图奋发。吾弟才华卓著，尚希佐理孙军长努力工作，是为至要。此询近佳。

因为是杨虎城身边派来的，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本来就对武志平另眼相看，现在有了这封信，武志平也利用这层特殊关系，积极开始了对孙蔚如的工作。武志平回忆：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一日，在汉中孙三十八军司令部，我和孙作了一次较长时间的谈话。我故作什么情况都不了解的样子，我们先谈到十七路军正面临着与红四方面军正面接触的形势，如果正式打起来会得到什么样的后果，如不愿打又计将安出。我和孙的谈话是遵照党的指示进行的，但在表面上须以维护杨、孙的利害关系来谈。孙对我所提的问题很感兴趣，我们从军事、政治形势上作了分析，结论是：除了和红军采取友好的联络，避免正面冲突以保存实力之外，再也找不出什么好的办法……第二天，又经过两度谈话之后，就确定由我到川北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进行联系。我表面上是代表杨虎城（孙蔚如）和红军谈互不侵犯的问题，实质上是遵照党的决定做党的工作。

孙蔚如专门给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写在一幅绢上：

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总政委：

当前日寇凭陵，国势阽危，凡有血气者莫不痛心疾首，而蒋介石却侈谈“攘外必先安内”，妄图以武力消除异己。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我中华民族将陷于万劫不复之地。言念及此，实切隐忧。蔚如与杨虎城窃谓，各党派对政治见解有所不同，尽可开诚商议，岂容兵戎相见，兄弟阋墙，而置外患于不顾？特不揣冒昧，派我部参谋武志平晋谒虎帐，陈述我方对于时局的意见。深愿停战议和，共同反蒋抗日，以纾国难。贵军如表同意，请迅即派员前来，共商大计。迫切陈词，无任翘盼之至。敬祝胜利！

1933年5月13日，武志平化装成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从南郑出发，出发前，武志平偷偷带上了事先已经秘密准备好的一套川、陕、甘地区十万分之一地图以及国民党总参谋部颁发的甲、乙、丙三种秘密信号、口令、军用密电码、灯语、地对空联络标志等重要物资和情报。在巴山深处，武志平被一个叫袁刚的土匪绑架，险些被害。武志平是见过世面的人，与袁刚虚与委蛇，最后竟然让土匪招待一顿，留住两夜后放行。在深山老林里，武志平一人艰难跋涉，终于5月21日到达两河口，见到了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得知武志平的来意后，傅钟非常重视，派专人将其护送到苦草坝红四方面军总部。当天深夜，正在前线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从电话中得知杨虎城派人送来了军用地图，兴奋异常。他对傅钟说：“雪中送炭呀，你马上派骑兵班给我送来！”

一小时后，徐向前给傅钟回电话：“地图收到了，很有用。好好接待来使！”

武志平带来的那份密电码的作用就更大了，红军据此截译了蒋军许多重要情报。曾任红四方面军机要局局长的宋侃夫在《祁连山的电波》一文中说，在西路军失利的情况下，这份密电码“对破译马家军的电报起了很大作用，从而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及时提供了可靠的情报”。

武志平在这里先后见到傅钟、张琴秋、郑义斋、曾中生、陈昌浩、张国焘。为避免两线作战，红四方面军于1933年4月中旬公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于1月17日发表的“一·一七宣言”，即在停止进攻红军、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之下，红军愿意和国民党的任何军队签订停战协定，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其目的就是希望以此分化瓦解敌人，缓和严峻的形势。现在，武志平的突然到来使正在与四川军阀艰苦作战的红四方面军总部领导人喜出望外。之前与张晗辉的联系中断，至为可惜，现在三十八军主动来联系，不论是于战略上还是于整个川陕苏区建设都是有利的。杨虎城部位于苏区后方，控制着五百多公里的防线，和他们打通关系，可以解除后顾之忧，同时还能打破敌人的物资封锁，总部领导决定与三十八军建立联系。

张国焘对这件事情很重视，直接过问两军和谈事宜。武志平担心张国焘对杨虎城提出苛刻条件，在张国焘为他接风洗尘的宴会上亮出了这次和谈的底线：“陕军有很浓的地方色彩，内部也很复杂，既有迷恋家私的高官，又有忠于蒋介石的特务。杨虎城出身贫苦，且有爱国思想，与蒋介石有矛盾，但在现实条件下，他联共反蒋只能是秘密的。望红军心中有数，不要公开张扬。”

武志平回忆：

我向总部保证，我将及时地从陕西方面向红四军提供各方面可靠的军事情报，并建议在川陕苏区北伐接近陕南地区，只需配备少量部队就可以保证安全，尽量将主力部队集中使用于粉碎主要敌人方面去。总部还提出需要无线电器材、医药医疗器械以及其他的供给问题。我保证一定完成这些任务。

陈昌浩派总部参谋主任徐以新到汉中代表红四方面军与孙蔚如谈判，谈判方针为：（一）了解对方意图；（二）了解十七路军内部情况；（三）尽可能在杨虎城、孙蔚如部找到可以争取的人。

5月27日，武志平和徐以新从苦草坝出发，31日到达汉中，当天，孙蔚如给西安的杨虎城密电：“门敲开，如何待客？”

杨虎城回电：“举酒杯。”

1933年6月1日上午，在三十八军参议王宗山家中双方正式会谈。参加者只有孙蔚如、王宗山、武志平、徐以新四人。

谈判一共进行了四次，其中，孙蔚如参加了两次。孙蔚如一开始也想摸清红四方面军的底：你们红军到四川来是干什么？是长驻还是路过？如果长驻，是否能站得住？

徐以新向他解释了红军的政策，以红军在空山坝大捷消灭川军几十个团的事实让孙蔚如了解到了红军的实力，向孙蔚如介绍了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的“一·一七宣言”的内容。徐以新强调：“胡宗南从鄂豫皖起一直跟在我们屁股后面，现在他来进攻，我们坚决要打。你们能配合当然很好；不配合，让路也可；不配合不让路只要不帮胡也可。只要你们遵守宣言提出的三项条件，我们愿意与你们保持友好关系，双方以巴山为界，你们不过来，我们也不过去，互不侵犯。”

孙蔚如对红军的实力表示相信，对徐以新的表态也很满意。他提出：

一是希望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根据地向甘肃方向发展。红军西进甘肃时，孙的三十八军佯装追赶，在后作掩护，同时接济适量的弹药。

二是红军如果仍然在川陕地区不动，希望不要向陕西发展，双方互不侵犯。

徐以新对孙蔚如能够站在国家民族立场，不为蒋介石火中取栗表示赞赏，对于孙的具体意见，表示将回去向方面军首长汇报后才能定。

6月5日，徐以新返回川陕苏区，武志平陪同前往。第一次到川陕苏区时，孙蔚如曾答应武志平，为了表示诚意，给红四方面军送些礼物，主要是川陕军用地图和药品。但这次他却变了卦，只同意给川北部分的地图和价值一千七百元的药品以及手摇发电机上的火花塞、活塞环各两个，还声明仅此一次下不为例。为此，武志平与徐以新又自行购置了相当数量的药品。

徐以新回到总部后，总部立即召开会议，听取徐以新的汇报。总部领导决定，应立即将与杨虎城的关系确定下来，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协定。同时在汉中建立交通站。

6月24日，徐以新带着总部领导的意见，再次和武志平来到汉中与孙蔚如谈判。双方对国内形势达成一致看法，具体商定：

（一）以大巴山为界，只要孙部不进攻苏区，红军保证不进攻陕西。孙蔚如保证不打苏区，如红军去打胡宗南，孙部愿意给红军补充一些弹药。

（二）陕军前沿阵地设联络站，武志平代表陕军处理边界事务。

（三）红军可以以隐蔽的方式去汉中采购部分日用品。

（四）陕军馈赠部分药品和军用地图，以表诚意。

双方能够达成这样一个共识，将大大减轻红军的压力，有利于川陕苏区的建设和红军的发展。杨虎城对此协定也较为满意。杨虎城和孙蔚如对武志平的表现很满意，为了绝对保密，他们指定这项工作由武志平负责。由于杨虎城十七路军成分复杂，此事必须严守机密，否则蒋介石将会给他施加难以承受的巨大压力，同时他也会受到一些亲蒋部下的反对。因此，双方商定，秘密协定不能见诸文字，只能双方口头认可。

7月1日，武志平、徐以新携带部分物资第二次前往川陕苏区。这一次，武志平从国民党的情报中了解到红军有向西北发展的意图，他曾经到西北作过考察，为此，他专门给红四方面军首长写了一份长达三万多字的报告《塞上征鸿记》，内容为西北地区（宁、青、甘）敌人的武装力量，如青海的马步芳，河西走廊的马步青，宁夏的马鸿逵，甘肃的鲁大昌、石秀英、李贵清等部的分布、装备、战斗力等情况以及西北的地理、地形、气候环境等内容。令他感到遗憾的是，红军西路军失败了，他为此在延安专门责问张国焘：“当年我给你们写的材料你们看了吗？你们为什么不听取我的建议呢？”

通过武志平等人的努力，红四方面军陆续建立了从根据地到陕西汉中的几条地下交通线。

中线：汉中—麻桑坝—天池寺—凉水井—碑坝；

西线：麻桑坝—八海坪—西河口—碑坝；

东线：汉中—城固—西乡—镇巴—鱼渡坝或黎坝。

通过这些交通线，红四方面军得到了部分急需的医药、无线电备件等物资，为中共地下党员过境及情报的传递起了重要作用，帮助红军有效地粉碎了蒋介石的“围剿”。徐以新回忆：

我第二次返回总部后，军委再次召开会议，听取汇报。我把订立互不侵犯协定的内容及具体建立交通线的情况向与会同志作了介绍。军委认为今后应利用这条线加强对外往来，搞物资进来，亦应通过孙蔚如的关系，交换情报，以便掌握敌情。当时确定我们后勤部门的同志，直接与武志平联系，确保这条线路的畅通。……潘自力等同志都是通过这条线进来的。

由于敌人的封锁，苏区最大的问题是信息不通，那时能够找到一些报刊哪怕是过时的报刊都是宝贝，总部领导向武志平提出，希望他能经常送一些全国各地的报刊给苏区，武志平将这一情况报告宋绮云，宋绮云立即将全国各地交换来的报刊源源不断地送到汉中交给武志平，武志平再通过地下交通员送往苏区。

“巴山秘密协定”生效后不久，形势又有变化，蒋介石一面支持刘湘组织“六路围攻”，一面逼迫杨虎城在川陕边界配合围攻川陕根据地。孙蔚如迫于压力，他想让红军尽快西进以减少自己的麻烦，于是让王宗山代笔写了一封密信：

来函敬悉。某方若就地不动，我们与之互不侵犯，某方若决定西行，我们可作进一步之合作，但未决定行期前似不必见面。东屏（按：即杨虎城）意志如此，着弟转达，并请兄就近切实负责联络。东屏为人绝不虚伪，望转告某方诸同志勿过虑为祷！

此时红军并无西进之意，孙蔚如担心事有不密，便想与红军保持一定距离，他密令前沿部队毁掉了几座通向根据地路上的小桥。武志平立刻将此动向密报杜斌丞，希望影响杨虎城，维持来之不易的“巴山秘密协定”。杜斌丞深感事关重大，立即与杨虎城商谈，杨虎城派杜斌丞去汉中见孙蔚如，让他妥善处理川陕边界的纠纷。杜斌丞在汉中住了三个多月，积极做孙蔚如的工作，稳定了他的情绪。谁知就在杜斌丞离开西安期间，蒋介石突然撤了杨虎城的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由邵力子担任，同时派胡宗南一部进驻汉中地区，给杨虎城施加压力。此时正逢蔡廷锴、李济深等发动的“福建事件”失败，蒋介石气焰高涨，催促地方军阀加紧“剿共”。压力面前，孙蔚如再次动摇起来，他希望红军离开川陕向西去打胡宗南，以改善自己受压的处境，于是专门写信让武志平去面见“西光兄”（暗指张国焘）“一谈究竟”。

武志平借这次去红军充当“说客”之机，将陕军情况向张国焘、陈昌浩等人作了详尽报告。并建议红军应以庆祝元旦为名，派使去汉中巩固友谊，以稳住孙蔚如。武志平的建议被采纳。张国焘派西北军委秘书长黄超随武志平到汉中，并赠给孙蔚如、王宗山每人十斤通江银耳。

黄超这次出使汉中，起到了稳定杨虎城和孙蔚如的作用，经过权衡利弊，十七路军和三十八军都没有听从蒋介石的调遣，参与川军发起的“六路围攻”。

然而，没有不漏风的墙，武志平的活动，被国民党特务获知，蒋介石给杨虎城发来电报：

据密报有伍志平……其人，自称系三十八军参谋，住在西河口附近。经常给共匪输运军火、汽油等物，仰就近查办……

杨虎城抓住“伍”与“武”之差，复电道：

据查，我部无伍志平其人，给共匪输运军火事想系误传。

不几日，蒋介石又来电，将“伍志平”更正为“武志平”，其余一字未易。

杨虎城不得已，发出了缉拿武志平的命令。孙蔚如将蒋介石的电报交给武志平看，并希望武志平离开西北军：“红军的事只好就此为止了。你再到南边去一下，把这边的情况告诉他们，请他们谅解。”

三十八军开除了武志平，武志平只好去西安找党组织。他找到宋绮云，宋绮云知道一些内情，他取出一份红四方面军内部刊物《捷报》，上面写着：

西北军某部已与川陕地区红军发生了秘密联系，说明蒋介石内部已经分崩离析……

宋绮云对此事很不满意：“我们内部一些人办事很不缜密，《捷报》上这么写，还不等于给人家报信！”

对于武志平的去留，宋绮云告诉武志平，他是中央特科选拔的，现在最好去上海找中央特科。费了许多周折，武志平在上海找到了特科负责人王世英。王世英让他仍回汉中恢复秘密交通联络，并称：至于个人安全不必过虑，杨虎城对共产党的一贯态度是合作的，对共产党人都是尽量保护的。武志平只得重新回到汉中，通过三十八军参议王宗山等人说通了孙蔚如。孙蔚如同意武志平留在汉中，但提出几条要求：第一，不许公开出头露面和熟人来往；第二，不许有不利于我们团体的活动；第三，不能在陕军中担任任何职务，只能做一个闲住人员，生活费自理。

武志平不得已离开三十八军，在汉中南郑秦家坝王谢沟隐姓埋名蛰伏起来。红四方面军与杨虎城三十八军的联系就此中断。武志平离开后，在蒋介石的逼迫下，孙蔚如部也开始主动骚扰红军。

1935年2月8日，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入川，红四方面军发动了陕南战役，歼灭了三十八军宁羌驻军杨竹荪团。遭受打击的孙蔚如极度惊慌，他一方面不断发电给蒋介石叫苦，一面与杨虎城商量对策。根据杨虎城的意见，孙蔚如再次找到武志平并委派他重新去苏区与红军接触。

2月17日，武志平带着一大包军用电池、发报机零件和军事情报等物资到旺苍坝红军总部。此时红军正在组织嘉陵江战役，徐向前、陈昌浩等都在前线，一直等了十多天，陈昌浩才会见了他。陈昌浩并向他解释，红军攻打汉中的意图是吸引胡宗南的注意力，以便乘机西渡嘉陵江，向甘肃进军。现在目的达到了，红军马上就离开川陕。武志平向陈昌浩提出希望留在红军中不回陕西了。陈昌浩告诉他，现在不行，红军还需要这条秘密交通线。虽然孙蔚如不接受你，你可以与陕南巴山游击队赵明恩联系。武志平只得离开红军返回陕南。

3月28日，红军发动了强渡嘉陵江战役，战役完成后，为接应中央红军，四方面军主动撤离了川陕苏区，“巴山秘密协定”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巴山秘密协定”对巩固川陕苏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由于有了这个协定，川陕革命根据地免于腹背受敌，红军可以集中力量对付四川军阀的进攻。这个协定也打乱了蒋介石在陕南对红军进行军事包围、经济封锁的计划，使大巴山五百余里的战线没有战事，红军也在这里建立了川陕秘密交通线，通过这条交通线，红四方面军获得了急需的军用物资和重要军事情报。红四方面军将资金交给武志平，武志平利用特殊身份从汉中换回医药、纸张、布匹、食盐、电器材料等重要的物资运往苏区，武志平将红军最为急需的军用地图、军事情报、中共中央文件、军用密码、报章杂志等用油布封牢，外面再用黄蜡浇固后送给红军。红四方面军根据武志平送来的军用密码，截译了蒋军许多重要的军事情报。武志平还护送红军重要干部进出苏区，潘自力、张德生、廖承志、刘瑞龙、张光远等一批重要干部安全地来到根据地，为川陕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巴山秘密协定”增进了地方军阀对红军的认识和了解，加深了地方军阀对蒋介石的离心倾向，客观上为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站稳脚跟创造了条件，就其深远意义分析，对以后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央红军的互不侵犯乃至“西安事变”的发生都有重要的影响。由于多种原因，“巴山秘密协定”没有见诸文字，也没有对外公布，其重要的历史意义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必须强调，虽然孙蔚如三十八军与红军订立了“巴山秘密协定”，但孙蔚如在政治上并非同情红军，他与红军接触纯粹是为了一己私利，且对共产党极为仇恨。红军出击陕南后，他立刻疯狂报复，下令处死在他军部当司书的共产党员崔臻善，活埋了原中共三原县委书记、陕西省委派来陕南做兵运工作的中共陕南特委成员偶彦民、亢学诗等同志。解放后有一些文章，称孙蔚如曾经给了红军很多帮助，武志平对此作了说明：

1936年西安事变时，许多同志和社会民主人士，都公开谈到以往从白区给红四方面军送进川、陕、甘等省军用地图和医疗器械等军用物资的情况，孙蔚如说都是他送的……这根本不是事实。

1983年11月，武志平再次撰文对这段历史事实加以说明：

第一，有人说送给红军的地图有一尺多厚：每省地图多则二百余张，少则百余张，且纸很重，我一人化装进入苏区岂能携带如此沉重物品？第二，说给我五万大洋的高价。每块银洋七点二钱，五万元计重三千六百斤，每人背七十斤，需五十人运往汉中，相反，我还用自己的钱给苏区同志买了部分用品。

武志平从旺苍回到汉中后，孙蔚如对他的态度已经彻底改变，孙蔚如对武志平说：“你去哪儿我不管，我们这儿没有你。”就这样，武志平被孙蔚如再次逐出汉中。在从汉中至关中的马道驿住宿时，武志平想起两年前随三十八军入陕南经过这里，因身负重要使命夜不能眠，如今使命完成自己却前途茫茫，思绪万千，同样夜不能寐，直到听见晨鸡报晓。

全面抗战爆发后，武志平辗转来到陕北延安，先在陕北公学学习，后来进入马列主义学院受训。毕业后从事情报工作，后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越狱后，又逢车祸，伤愈后与组织失去联系。遂返回南郑，过起农耕生活。日寇投降后，武志平到晋察冀解放区寻找党组织，找到当年参与西安谈判的中共党员南汉宸和经他之手输送到川陕苏区的潘自力。三个老朋友见面极为高兴。此时，南汉宸任晋察冀边区财政处处长，潘自力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他们对武志平说：“你为革命立大功啦，我们要犒赏你，你就住在招待所，吃好，喝好，好好休息休息！”

关系接通后，武志平到设在张家口的晋察冀边区财政处从事商贸工作。北平解放后，他在军管会房地产接管部任处长，后任北京市园林管理委员会副主任。1952年2月9日，武志平被人诬告，被关进了北京草岚子监狱。半年后查清属诬告无罪释放，但工作丢了，武志平在家赋闲三年，平反之事拖延了七年。得知他的遭遇，1955年，南汉宸调他到国际旅行总社担任《旅行》杂志编辑。1957年后，调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主任。“文革”中，武志平受尽磨难，1967年，六十六岁的武志平被下放至宁夏平罗“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两年后，干校同意让他回老家通县定辛庄治病。从宁夏回到北京才得知，他的大儿子因受其牵连在隔离审查中自杀了。1977年，七十六岁的武志平彻底平反昭雪，任国务院参事，定为行政十二级。1982年离休，享受局级干部待遇。

武志平的夫人陈新英的遭遇更为悲惨。1933年秋，秘密交通线肖成善站长的女儿陈新英与武志平结婚。后经武志平介绍，陈新英参加了延安吴堡青训班学习，走上了革命之路。青训班毕业后，陈新英按党组织安排回陕南做地下工作。1946年，陈新英在汉中被捕。因她姓陈，敌人怀疑她是陈昌浩的妹妹。一次次酷刑折磨，陈新英疯了，承认自己就是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的亲妹妹。特务们信以为真，将其送到西安监狱关押。直到西安解放，陈新英才被解放军解救出来。由于多年的酷刑折磨，这时，她的神经已经完全失常。

陈新英比武志平小十七岁，从20世纪30年代投身革命。全国解放了，她却没有单位，得不到起码的照顾。神志清醒时，她向有关部门请求落实政策，但长期没有结果。直到1987年底，国家有关部门才给她落实政策，按行政十七级干部对待，每月发给退休生活费一百多元。遗憾的是，由于常年酷刑折磨导致陈新英体弱多病，1989年，七十二岁的陈新英病逝。

武志平素爱书法，在北京经常到徐向前、李先念、王维舟等领导同志家走动，并“讨要”宣纸，李先念笑曰：“当年你从汉中给我们那么多的物资，今天要点纸算什么。”

1991年10月13日，武志平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岁。

第三章三大战役仪南战役

“巴山秘密协定”使得红四方面军避免了腹背受敌的被动处境，得以集中全力对付川军，放手向南发展。

红军在川陕的发展令蒋介石寝食不安。虽然消灭红军是蒋介石的终极目标，他一路对红军围追堵截，但红军到了四川后，他却投鼠忌器，犹豫迟疑。在中国数省军阀中，蒋介石对四川军阀尤为头疼，四川军阀，对内钩心斗角，你争我夺，以邻为壑，大打出手；对外抱团取暖，坚持“川人治川”，绝不允许蒋介石染指川政。

川军内讧，客观上减轻了红四方面军在军事上的压力。但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各类生活物资的缺乏尤其是盐的缺乏，已成为部队和苏区老百姓亟待解决的问题。

盐是生活中重要的物资，生活在今天的人对于盐的感觉非常平淡，但在上个世纪30年代，在贫穷落后的中国，盐是极为重要的也是极为珍贵的物资。俗话说：“三天不吃盐，走路打闪闪。”生动地说明了食盐在人的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的盐分为两类，一类是海盐，一类是矿盐。四川的盐是矿盐，矿盐的生产要从地下几百米深的井里抽出卤水，经过沥水、熬水等过程再熬制成盐，工序很复杂。南部是四川主要的产盐大县，有近万口盐井，“南部不产盐，淡死巴州人。”控制了盐井，就控制了当地的经济命脉。当时的四川，食盐贵到每两一块银圆。而当时一块银圆可以买三斗大米（四十五斤），或可以买三十斤猪肉，或够一两个人生活一个月。盐价如此昂贵，炒菜用盐成为一种奢侈的享受，有的地方盐甚至可以作为货币来流通，足见盐的贵重。一家有了几斤盐，就足以富甲一方。四川的贫苦百姓一年四季都吃不到盐，红军部队也没有盐。川陕苏区内仅有通江的几口盐井产盐，产量甚低，无力满足广大军民的最低需要。食盐成了川陕苏区军民最紧缺也是最急需的物资。军民的生存受到了威胁，苏区的发展壮大也无从谈起。

1933年6月，田颂尧“三路围攻”失败后，其部队大部撤至嘉陵江以西，只在江东的广元、苍溪、阆中、仪陇、南部等地区部署部分兵力驻守。徐向前、陈昌浩决心乘胜发起仪（陇）南（部）战役，夺取南部县境内的盐井，以解决苏区缺盐的严重困难。

徐向前对仪南战役是这样描述的：

南部县是四川著名的产盐区，盐井很多。夺取南部的盐井，是我们发起这次战役的原因之一。川陕根据地已发展到二百多万人……不解决吃盐问题还了得！盐，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害，关系到红军的战斗力，关系到根据地的生存和巩固，当时是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

仪陇是一座有几百年历史的古城，嘉陵江绕城而过。城区里几条街道呈井字形分布在嘉陵江畔，城内石板铺路，街道狭窄，房屋连成一片，街沿河势，巷随宅转，蜿蜒古朴，曲折幽深。县城建在半山坡上，城墙厚而坚固。

仪陇和南部县两县位于苏区西南、嘉陵江以东地区，是田颂尧部的防区，田部主力已退到嘉陵江以西休整，江东只留部分兵力，第五路和独立师共六个团在广元，二师四旅在广元附近，第三路三个团在苍溪，三师五个团在苍溪烟峰楼至南部双山垭一线，第一路四个团在仪陇的兴隆场、日兴场一线。

为了获取食盐，四方面军总部决心多路突击，几处制敌，迫使西岸田颂尧主力不敢贸然渡江援应，以便集中主力一部，迅速围歼仪陇、南部之敌。进攻部署为：

红九军担负这次战役的主要任务，从巴中以西的恩阳河地区向仪陇、南部进攻；红三十军一部向苍溪方向逼近，红三十一军一部向广元方向进击，配合九军行动；红四军在江口、洪口场等地钳制杨森、刘存厚的部队。

仪陇古隶属梁州，南朝梁设置仪隆县，以县西仪陇山得名。仪陇县城坐落在金城山。自隋朝建县筑城起，迭废迭修，规模不断扩大，至今，城高墙厚，县城易守难攻。城南不远处有一山名马鞍山，守敌一个团部驻扎在此。徐向前决定，以红九军四个团的兵力，首先扫清仪陇之敌，目标是仪陇县城以东的日兴场等外围据点，然后再攻取南部。二十七师师长王学礼率八十一团和二十五师的七十三团攻敌左翼，二十五师师长许世友率七十四、七十五团分两路向兴隆场外围突击敌右翼。徐向前专门交代，此次攻击仪陇，定要全歼守敌。特别要注意切断仪陇与南部守敌潘文华部之间的联系通道和仪陇到阆中守敌刘汉雄部之间的通道，形成关门打狗之势。

仪陇地形险要，易守难攻，为减少伤亡，徐向前、陈昌浩找来了曾在这里当过地下党交通员的吴瑞林，向他详细了解了仪陇的地势特点，并派他带领一个六十人的小分队直插仪陇和南部的边界，在总攻开始前，抢占要道黄石林，断仪陇之敌退路，阻南部增援之敌。

8月11日，夜色如漆，在吴瑞林的带领下，小分队乘夜色出发，走过三十里山路到达黄石林张爷庙，未费一枪一弹，将睡梦中的敌人全部擒获。为防止被俘之敌逃跑报信，吴瑞林想出一个绝招，将所有俘虏身上绑一枚手榴弹，手榴弹的拉线全部集中到一起由守卫战士拽着，谁要是逃跑，引起手榴弹爆炸几十名敌军都将自寻死路。看到挂在身上的手榴弹，被俘敌军老老实实地挤成一团坐在地上，谁也不敢乱动。小分队接着一鼓作气，乘胜占领仪陇南部的马鞍镇和制高点马鞍山，掐断了仪陇与南部的通道。

8月12日，“夺盐”之战开始。许世友率二十五师七十四、七十五团从巴中向仪陇前进。8月的太阳如同火炉烤炙着大地，气温上升到摄氏三十七八度，全副武装的战士们一个个口干舌燥，汗流浃背，但谁也没有因此而放慢脚步，不见首尾的部队如同滚滚洪流向前运动。前卫营报告：“尹家铺发现约一个团的敌人。”

“打掉它！”许世友毫不犹豫地下达出击命令。

七十四团团长潘幼卿立即率全团如猛虎般地向敌人扑去。这场遭遇战只打了大半个小时，歼敌两百多，残敌向阆中方向溃逃。许世友并不恋战，部队打扫完战场，连口气也没歇，继续向前运动。13日，部队攻击前进，一口气拿下兴隆镇、中坝场、回龙场等地。左翼王学礼率二十七师连克福临、大风、来仪等地。几天之内，仪陇外围之敌全部被肃清。红军左右两翼如同两把铁钳将仪陇县城紧紧地夹住。

8月22日，围城部队分别向仪陇县城的东门、南门、西门发起猛烈攻击。守敌李炜如部依托坚固的城墙，又在山腰上建了大量的明碉暗堡，配置了立体火力，迫击炮、轻重机枪组成绵密的火网，红军战士虽然勇敢不怕死，但缺乏攻坚重武器，战士们一次又一次的冲锋，都因为伤亡太重而退下，看到一批批倒在冲锋路上的战士，许世友又气又急，牙咬得咯咯响。黄昏时分，中共川北特委派遣的地下党员朱代庆来到前线，送来了地下党绘制的《仪陇城要图》。

这张图将仪陇城内的街巷道路标注得清清楚楚，哪座建筑上有暗堡，哪处十字街口有火力点，都一一作了标记。许世友兴奋地一拍桌子：“太好啦，老朱同志，你真是及时雨！”

许世友对政委陈海松说：“我军今天攻打东、南、西三个方面，地形的确对我们进攻有利，但是，根据老朱的情报来看，这也恰恰是敌军防守的重点部位。北门因为地形险要，坡高岩陡，又有金城寨这个险要作依托，敌人料定我们不会从北门发起进攻，估计防守兵力不会多。现在我们攻击受阻，如果硬打，伤亡太大。敌人认为我们不会从北边打，老子就偏要捅他的屁股眼。今天晚上，正面坚持佯攻，老子出奇兵偷袭金城寨。金城寨得手，就等于将仪陇城拿下了！”

当夜，朱代庆带路，七十五团团长韩东山带领部队悄悄向金城山侧后迂回，利用夜色隐蔽在坡岩下。这里虽然坡陡岩高，但荆棘丛生，葛藤密布，既便于隐藏，又利于攀缘。第二天拂晓，正面部队向敌人发动佯攻，敌人还以猛烈的炮火。就在正面打得不可开交之时，七十五团的勇士们攀藤附葛，从背面登上金城山，然后居高临下杀进金城寨。这里的敌人不多，因为没有受到攻击，都很闲散，有的甚至在抽大烟。红军突然出现，打得这帮敌人鸡飞狗跳，从北面的山坡上向城内狂奔。七十五团的战士们乘势尾随溃敌从北门追进仪陇城里。溃兵进城，城内守敌顿时阵脚大乱，正面攻击部队乘机发起猛攻，内外夹击。敌军招架不住了，投降的投降，溃逃的溃逃。23日上午九时，红军攻下了仪陇县城。当天下午，红九军立即按照徐向前的部署向南部攻击前进。仪陇到南部不过百里，沿途的要道马鞍和黄石林已经被红军控制，红九军两个师七八千人如同钢铁洪流直扑南部，田颂尧部的两个团一触即溃，红九军在两天之内进占盛产食盐的洪山、三合、碑院地区，控制盐井九十余口，缴获食盐十余万斤。那些堆积如山的盐，在红军战士们的眼里就是金山、银山。许世友曾回忆：“大批盐井的占领，对于保障根据地军民的食盐供应，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具有重要意义。当时，根据地内食盐奇缺，有的农民甚至终年吃不到一粒盐。当我们占领了盐井时，那种兴奋的心情难以形容，真比发现了神话中的宝窟还高兴。”

红三十一军一部向广元方向进击，攻占广元城东南要地柳林子，兵临广元城下，并以一部兵力向陕南宁羌发展。红三十军一部亦进抵苍溪城郊，与敌对峙。

仪陇、南部战役前后不过半个月，红军共歼田颂尧部三千余人，缴获枪一千余支，苏区扩大到仪陇县全境及广元、昭化、苍溪、阆中、南部等县直至嘉陵江东岸地区，彻底解决了苏区军民的食盐供应，完全实现了战役企图。徐向前谈到仪南战役时说：

我们这次战役，要取得在军事、政治、经济上的胜利，就是说军事上向前推进，消灭保安队和盐警武装……政治上对杨森采取谈判解决玉山场、鼎山场，而要继续打田颂尧，争取时间买盐和采盐；经济上我们要采用多种交易手段，收买我们急需的盐巴、布匹、药品等方面的物资。

盐到手了，但是要将这十余万斤盐和其他物资运回通、南、巴根据地成了大问题。陈昌浩以徐、陈二人的名义给张国焘和川陕省委书记周纯全写了一封信，要求后方务必动员和组织力量及时抢运。

经过动员，川陕省委组织起了一支六百多人的运盐队，红军也派出马匹和人力参与运盐，一时间，从后方到前线，崎岖的山路上，络绎不绝地走着运盐大军。南部县离巴中根据地有百多里，一路上全是高山密林，没有道路，运输队用背篓背着沉重而又金贵的盐，艰难地在深山老林里跋涉。途中，背上的盐被运盐工身体的热量融化，盐水与汗水一起从背上往下流，盐工的身上积起白花花的一层盐碱，很多人的肩、背、腿都被盐碱腐蚀，先是红肿，然后流出血水，溃烂的伤口再遭盐水流过，疼痛难当。就是这样，大家仍然坚持将宝贵的盐背到根据地。南部的盐彻底解决了川陕根据地吃盐的问题，稳定了军心民心。

除了缴获的盐外，红军还控制了南部的很多盐井。南部县的反动盐主逃跑时，对采盐设备进行了大量的破坏，他们烧毁盐房、晒棚、盐车、井架、水筒，挖毁盐井，砸毁盐灶，有的还在盐井内投沙石，破坏盐井生产。红军控制盐井后，立即组织当地的盐工抢修，很快恢复了盐井生产，盐井由原来的两千多口发展到八千多口，月产盐达七十多万斤。这些盐和缴获的盐共有上百万斤，成为仪南战役最大的战利品。

第三章三大战役营渠战役

仪南战役胜利后，川陕苏区西南方向扩展到仪陇以南地区。但盘踞营山、渠县等地的军阀杨森的部队却占据着巴中县的玉山场、鼎山场等地，玉山和鼎山地势险要，突出于仪陇和江口之间，犹如一把刀子顶在根据地的腹部，成为红军继续向南发展的严重障碍。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徐向前对着地图思考数天后，决定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红四方面军占据通、南、巴，在四川军阀中引起很大的震动，在蒋介石、刘湘、刘文辉及红军之间如何求得自身的生存，是各路中小军阀考虑的问题。四川军阀中有的如刘存厚那样腐朽顽固，也有如田颂尧那样狂妄自大，也有的精于算计，替自己打算，希望谁也不得罪，不给蒋介石当替罪羊去与红军拼杀，以保住自己的地盘与实力，杨森就属于这一类。

杨森，原名淑泽，又名伯坚，号子惠，四川广安人。1907年，杨森考入四川高等军事讲习所，学成后进入四川新军当排长。1913年杨森在王陵基部任营长，在军阀混战中，杨森不断变换主人，自身的官位也不断提升，1927年，杨森已经混到国民革命军二十军军长，以后因与刘湘争夺地盘，结果大败，所属川东二十余县尽被刘湘占领，仅剩六个残缺不全的旅，盘踞在营山、渠县一带。

杨森的二十军下辖六个混成旅（每旅三个团）和手枪团、宪兵团等，总兵力约两万余人，从北向南实施纵深梯次配置。第二混成旅分布于营山以北巴中县的玉山场、鼎山场等地，是突向川陕苏区的前哨据点。其军部设在广安。

杨森看到田颂尧与红军对抗的下场，知道自己不是对手，便悄悄地与红军接触，希望与红军互相之间达成互不侵犯协议。既然你不愿意与红军对抗，那么你就要作出妥协。徐向前先是派人与杨森交涉，要他让出玉山和鼎山。但杨森却没有音信。

徐向前、陈昌浩商量，决心乘有利时机，发起营（山）渠（县）战役，直捣杨森老巢，特别要消灭突出于玉山场、鼎山场的杨森部混成第二旅，折断这把顶在根据地腹部的刀子，而后向南发展，相机歼灭其主力。就在红军商量要动手时，杨森给红军的回信到了，杨森在来信中祝贺红军打击田颂尧的胜利，他提出，如果红军向西攻击阆中，向东攻打刘存厚，他就愿意让出营山以北地区，为此特派出代表和红军谈判。徐向前表示，可以，让他派人来谈。但一等多日，杨森那边却又没有了音信。同时，红四方面军总部得到消息，杨森在其防区内加紧“清共”，杀害了华蓥山游击队主要领导人廖玉碧等十二人。

仪陇黄石林浓密的树林中，有两座庙宇，一座是关帝庙，一座是张爷庙。这两座庙宇紧紧挨在一起，庙里享受香火的是三国时代著名的战将关羽和张飞。庙宇很大，前有大殿，两边有厢房，后面有配殿还有僧人的住房和厨房。庙宇外是浓密的树林，这里既安静又隐秘。

仪南战役结束后，红四方面军总部在这里召开了军事和政治工作会议。那几天，这两座古庙里，将星闪耀，红四方面军师以上的指挥员和各根据地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几乎都聚集在这里。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围着庙宇转了两个圈：“关羽和张飞两人真会选好地方享受，现在也该我们红军来这里享受两天了。”

徐向前对这里的环境也很满意，他里里外外将关帝庙看了个透说：“下一场战役，这里就是指挥所。”

这次会议除了总结仪南战役外，重点讨论部队下一步的行动，尤其是如何解决杨森的问题。

会议一开始，徐向前首先发言：“今天在这里召开一个军事会议，会期三天，会议的议程是，近期部队整训的情况，下一个战役从哪里动手，我们该作哪些准备。从目前来看，杨森这个人很狡猾，他说派人来谈判，至今也没见个人影，我估计有鬼，他若是派人来，我们也要以牙还牙对他拖上几天。”

在讨论下一步打哪里时，出现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应该打阆中，其理由是，阆中一带土地肥沃，人口众多，阆中又是重要的水陆码头，交通发达，物资丰富，打下阆中，可以解决部队对物资尤其是医药、布匹的需求。那里的地下党活动积极，可以有效协助部队解决扩红问题。另一种认为，解决物资需求重要，解决对根据地的威胁更重要，杨森防区的突出部是玉山和鼎山，这一突出部直接顶在我们的肚皮上，随时会给巴中根据地造成威胁，不解决杨森这个问题，我们什么时候都不得安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阆中再打也不迟。

徐向前最后作了总结发言，他明确表示，杨森的突出部对苏区威胁太大，我看打杨森很有必要。具体什么时候打，怎样打，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部队现在抓紧休整，随时作好战斗准备。

会议结束后第二天，杨森的谈判代表来了。杨森的谈判代表共两人，一是他的参谋长，姓杨，为其堂弟；一是他的副官，姓何，为其内弟。徐向前、陈昌浩批示：按预定方案执行，我方以主要领导不在前方为由，由参谋们接待，但须以礼相待。红军方面谈判代表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和副参谋长舒玉章。谈判地点设在仪陇一家地主大院里。

一张方桌上铺一块白布就是谈判桌，双方代表一见面，互相拱手致意，然后面对面就座。谈判一开始，杨森的杨参谋长就表示，他们这次来是有诚意的。杨参谋长声称，杨森在四川其他军阀中是受排挤的，四川两百多个县，杨森部只占有五个山区县和一个平原县的防区，西面的田颂尧和南面的刘湘将他压缩在这么个小区域内，自身生存都成问题，实在是不能给红军协助，请红军谅解。

很明显，杨森不愿意撤出玉山和鼎山。

傅钟说：我军是工农的新型军队，我军此次入川是为抗日救国，借路而过。但是蒋介石命令四川境内各军配合蒋军对我军进行“围剿”，我军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自卫还击，打垮了田颂尧。我党我军早已昭告天下，抗日救国是民族大义，谁要是在这个问题上与人民为敌，就不要怪我军不客气了。请你们两位转告杨森军长，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你们声称要协助我军，为什么在与我军联系要谈判后，却又整整拖延了八天？作为军人难道不知军情如火吗？

那位杨参谋长态度谦恭，语言油滑：我军这次与贵军谈判，实属诚意。今贵军西进，我军本不愿参加对贵军的“围剿”，实是蒋介石严令催促，不得已违心参战，实在是对不起贵军。至于这次拖延谈判时间，乃杨公要选择一吉日。再则，如果我军撤出防地过于冒进，怕周围邻军多言，引起后患。这次我们给贵军带来地图，足可表我军之诚意。

何副官从文件包中拿出一份地图，双手递给傅钟：“这是田颂尧部兵力布防地图，供贵军作战使用。”

杨参谋长接着说：“贵军这次过江西进攻击田部，我军一定大力协助，如还需要迫击炮弹、子弹等物资，我们随时可以提供部分援助。”

至此，杨森的底牌全部亮出，玉山、鼎山是不让的，同时希望以一点蝇头小利，引诱红军放过他而向西打击田颂尧部。

傅钟微微一笑：“既然贵军对我军诚意甚笃，何必结仇呢？送来的地图、资料及礼品，我代表工农红军收下。”并表示谢意。

红军到四川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要“赤化全川”，最终要消灭全部军阀，在此之前和大大小小的军阀达成的协议只能是权宜之计。现在红军根据地逐步扩大，但杨森的部队却如同一把刀子紧紧地顶在根据地的肚皮上，这些军阀想与红军谈什么协议完全是为自己的利益驱动，没有任何信誉可言，一旦利益关系有所变化，谁也不能担保他们不突然翻脸向红军进攻。无论什么情况，红军绝不能容许一把尖刀时时刻刻顶在自己肚皮上。正是基于这一点，徐向前和陈昌浩决心要折断这把刀子。但有些人认为，杨森此时正要和红军谈判，我们应该讲信誉，不应该主动对他进行打击。陈昌浩态度非常坚决：一定要进行这场战役。为此，红军总部内爆发了非常激烈的争论。对该不该打这场战役，徐向前在《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中有一段长长的议论，甚为中肯：

我们再克通南巴后，杨森曾派人来和我们谈判，那么，红军该不该打他，该不该主动发起进攻？

……

我们要扩展根据地，要打刘存厚、刘湘，要向绥定及其以南发展，我们的战略目标是“赤化全川”，而不是仅仅困守在大巴山下那么块小地盘上。杨森的部队占据着通江南边的玉山场、鼎山场、江口，就像一把刀子插在我们的腹部，你说难受不难受？该怎么办？我是同意打的。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争取同盟者，搞统一战线，是必要的。但是，要看对象，不能被敌人的假象所迷惑。杨森并不是资产阶级左派，也不是真正愿意同共产党合作。他是个朝三暮四、反复无常的军阀、政客。在四川，尽人皆知，红军进入川北地区以来，他在内部采取杀一儆百、严密控制、积极防共的政策，杀了不少进步青年和群众；而在外部，则和红军拉关系，想稳住我们，以便保存和巩固自己的地盘。他是搞投机的，今天是这样，明天是那样，阴一套，阳一套。田颂尧进攻我们时，杨森以为有利可图，曾派出部队参战，后来看到形势不妙，转身撒腿就跑。因此，和这样的人谈判，就要坚持原则立场，绝不能上他的当。

我们这个时候，要扩大根据地，发展和巩固自己，打不打，非打不行。不打，根据地扩大不下去，困难没法解决。你从东西两面伸下去了，可中间还有杨森这个拳头在胸口抵着。行不行？不行。假定杨森允许共产党派工作人员去作秘密工作，改造他的部队，同我们通力合作，收拾其他军阀，有那样的形势，我们打他就不对了。你打自己的朋友嘛！但情况不是这样，他不是我们的朋友、同盟者，而是敌人。我们和杨森谈来谈去，谈些什么，原则是什么，条件是什么，哪些东西是必须坚持的，哪些东西是可以妥协的，都不明确。所谓协议，无非是口头的，并没有实际的约束力。不讲原则的妥协，不是革命的妥协，不能建立真正的统一战线关系，结果只能麻痹和束缚我们自己。

营渠战役势如破竹，部队利用夜袭突破，一鼓作气，几天就前进了上百里。可惜，那时我们有顾虑，打得还不够彻底，再彻底点更好。杨森的队伍不很多，跑得快，被消灭了一部分，解除了我们胸口这个障碍，对粉碎以后刘湘的“六路围攻”是很紧要的一着，不然，敌人一压过来，杨森这把刀子就会很快插到通江、巴中一带腹地，我们就困难极了。

陈昌浩、徐向前排除不同意见，下定决心打杨森。

营渠战役第一阶段的部署是：三十一军监视广元、陕南方面之敌，四军一部监视川东刘存厚部，位于巴中地区的三十军主力从北往南进攻杨部正面，九军主力从仪陇地区向东，四军十一师从巴中东南的江口地区向西，实施两侧攻击。

9月17日，红军总部派出一支精干的小分队，化装成敌人盐警，渗透进敌占区。小分队一进敌占区就截获敌军一只运送军饷的船，船上载有杨森部队的二十万大洋军饷。接着摸到敌人的重机枪阵地，一枪未发，将守阵地的敌军一个机枪连一锅端。当时担任小分队队长的吴瑞林在《战斗在川陕苏区》文中回忆：

我们把这个连驻的山头清理了一遍，共缴获子弹二万发，四川造步枪十五条，手榴弹三百多个。我们审问这个敌连长。他告诉我们，这四挺重机枪是蒋介石新近支援他们的，还有四挺未运来。一共是十二挻。另外，他说在离这个山头十里处，还驻有一个营部……那里布置有四挺重机枪……

我和张儿新政委商量，决定还是照原来的办法，给每个俘虏身上都绑上手榴弹……逼着敌俘虏在前边给我们带路，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敌人驻守的那个山头。敌人很麻痹，哨口放了两个哨兵，轻而易举地就被我战士捉了活的。我立即押上一个俘虏带路去解决了重机枪阵地。

9月22日，大雨如注，天地间朦朦胧胧，视线极差，地上泥泞难行。在这种天气发动进攻，有利于守敌而不利于红军。红九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冒雨穿过荒僻山径，隐蔽插至玉山场、鼎山场侧后，战士们一个个全身湿透，由于不断滑倒，浑身上下到处都是泥，如同泥人一般。部队在山林间隐蔽了一夜，次日拂晓，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响，数千战士突然开火，敌人阵地瞬间被枪林弹雨笼罩，大雨中的敌人根本没有想到红军会在这种大雨天发动进攻，顿时乱成一锅粥，没有组织起像样的抵抗就一哄而散，红军顺利攻占险要阵地龙背场。许世友率七十四、七十五团乘势攻占马鞍场，将当地民团一千余人大部歼灭。与此同时，红三十军主力正面逼近玉山场，迫使守军南逃，鼎山场之敌陷于孤立，迅即被红四军一部击破，残敌拼命逃窜。红九、三十军两军奋力追击逃敌，官兵们虽两昼夜未休息、饥肠辘辘，仍咬紧牙关、勒紧腰带，奋力追击。大雨之中，政治鼓动工作别具特色，一宣传员高呼“一天一百一”，正在跑步追赶的战士们齐声高呼“赶快追逃敌！”宣传员又喊“一天一百三”，战士们又高喊：“明天打营山！”

24日，红九、红三十军追至营山以北六十余里的马深溪，硬是将南逃之敌截住消灭。同日，红四军十一师打垮驻守鼎山场的敌第二混成旅六团。

一、前方快电：九月二十三日早晨我红九军攻下了天险之龙背山，敌人一个营全被击溃。共缴步枪五十余支，俘虏三十二人，内有连长一人，排长三人。敌死伤五十余人，敌纷纷退鸡山寨，我军正准备向前追击。

二、我红四军第十一师之一部，昨日占领进攻营山、渠县的据点极天险之鼎山，消灭白匪杨森第六团，缴枪三百支，俘虏数百，获军用品甚多，我军正继续追击中。

三、接前方快电：我红九军和红三十军一部，于昨日（九月二十四日）上午向营山方向前进，杨森匪军一旅在马深溪竭力抵抗，我军当将匪全部击溃，缴获长短枪二千余支，残匪纷纷向营山逃窜，俘虏和所获各种军用品无算……

得到红军进攻的报告，杨森慌乱不堪，为确保营山、渠县、蓬安，他急令第一混成旅主力加强佛楼寺、杨家寨一线防守，第二混成旅残部和第五混成旅一部在天池至大庙场一线占领阵地，并调第三混成旅和第五混成旅主力加强蓬安、营山地区防守。

9月29日，红三十军主力攻克佛楼寺、杨家寨，全歼敌两个团。随后，协同红九军攻打营山。红四军十一师逼近渠县城郊。10月2日夜，暴雨倾盆，红九军七十三、七十五团冒雨长途奔袭，迂回到敌军背后，连续突破玉皇宫、通天场之间的七道工事。许世友亲率七十四团直插大庙场、营山城之间的新店子，夺取仪陇河上的浮桥，切断逃敌的退路，共歼敌两千余人。10月3日，红九军占领营山县城。10月6日，进占嘉陵江东岸的周口。杨森部退守嘉陵江西岸渠县、广安、岳池一线。

营渠战役持续了十余天，红军共毙敌一千余人，俘敌团长以下两千余人，缴获长短枪二千五百余支，彻底解决了顶在苏区腹地的鼎山、玉山，川陕苏区向南扩展五十余公里，新增人口九十万。

10月4日，营山战役尚未最后结束，陈昌浩在《干部必读》上撰文《占领营山城的胜利意义》：

一、……十来天大雨中的战争，前后占领了敌天险之鼎山、龙背、玉山、大小大逢、佛楼寺等，最后大庙一战消灭了敌之主力，打开了营山、渠县、广安的最后门户，敌遂大溃，十月三日晚完全占领营山城。

敌杨森之第一、二、三、四、五、六各旅几乎都参加了这次战斗。结果，第一旅大部消灭，敌第一团团长陈某击毙于杨家砦，第三团团长雍寿康同时活捉；第二旅完全消灭……第三旅所剩不多；第四、六旅闻风而逃；第五旅一团溃灭。

我军前后共缴获长短枪二千五百余支（多系汉阳造），机关枪二架，迫击炮二门，俘虏敌官兵共千名，毙敌千以上，敌人淹死河水中者数百……

……

二、这一胜利有什么意义呢？

第一，消灭了杨森，粉碎了敌人新进攻的南线阵地，开始打破了敌人之进攻计划。先发制人，使敌疲于应付……

第二，川陕赤区向南推开了几百里，不仅是占领了营山县城，而且逼近蓬安、顺庆、广安、渠县、绥定，我则居高临下，敌更无险可守……

第三，通、南、巴、阆、苍、南、仪一带，大批工农参加红军……

第三章三大战役宣达战役

接连取得仪南、营渠两次进攻战役的胜利后，徐向前、陈昌浩决定乘胜发起宣（汉）达（县）战役，打击盘踞宣汉、达县、万源、城口等地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三军刘存厚部，进一步扩大川陕苏区。打击刘存厚也有一个重要的目的，他在达县盘踞了二十余年，在残酷盘剥、鱼肉人民的基础上，积累起了较为丰厚的资产，有兵工厂、印刷厂以及枪支、弹药、银圆、布匹等，红军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急需要这些东西。

刘存厚，字积之，四川简阳人，清末举人。1903年，刘存厚进入四川武备学堂学习；1904年由四川武备学堂选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1910年春毕业回国，任云南武备学堂堂长；1912年后任四川陆军第二师师长、重庆镇守使。1915年任四川护国军总司令。1917年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四川督军。就在这一年的4月，刘存厚与代理四川督军罗佩金兵戎相见，由此拉开四川长达十七年军阀混战的大幕。在军阀混战中，刘存厚的实力日益削减，1924年5月，北洋政府改任刘存厚为川陕边防督办兼四川陆军检阅使，势力范围仅为原绥定府属各县；10月，刘存厚率不足三个团的余部，在邓锡侯、田颂尧两部各一个旅的支持下，退居川东北的万源、城口、宣汉、绥定一带。1927年后，刘存厚宣布效忠国民政府，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三军军长。

虽然在军阀混战中属于破落户，但刘存厚却仍不忘旧荣，凡对外交往均使用北洋军阀政府授予他的荣誉头衔：勋一位，一等文虎章，一等宝光嘉禾章，崇威上将军。1935年3月，《国闻周报》第九、十期连载《川东北剿赤印象记》，谈到刘存厚时，言语揶揄，讽刺挖苦：

这位老将军在名义上虽是早接受了国民政府委给他的国民革命军二十三军军长的头衔，但是在脑海中依然憧憬着“吴玉帅”统治时代的他，所用的国徽依然是“五色”的，而不是“青天白日”的。他在题赠绥属联合中学的匾额上煌煌然题着“勋一位，一等文虎章，一等宝光嘉禾章，崇威上将军”的荣衔。不但在形式上，就是在精神上他也完全继承北洋军阀时代的典章文物的。

刘存厚长期危害四川，四川民众叱之为：“瘟牛。”

刘存厚是四川的老军阀，军阀混战中，为保存自己的地位，他反复无常，有奶便是娘。先依附于蔡锷，后又投向张勋、段祺瑞，以后又投靠蒋介石，人称“刘厚脸”。刘存厚很善于经营，他在老巢绥定城里建起了规模庞大的军工厂，号称中国三大军工厂之一，还有被服厂、印刷厂、造纸厂、布鞋厂等，城内有大量的库存军需品。刘存厚自行发行金融货币，在城里储存有大量的金砖、银锭、大洋。

刘存厚的二十三军下辖第一师、第二师、独立旅和第三路共约十五个团，近两万人。其主力十三个团配置在东北起万源，西南经黄中堡、澌滩河等地，南至达县以西的桥湾河一线，防线长达三百余里，后方空虚，只有一个旅留守指挥部所在地达县地区。田颂尧、杨森溃败后，刘存厚失去屏障，他的“好日子”到头了。

江口镇北五十公里有一座古镇叫得胜镇，相传是镇守西部边关的将军外出作战得胜而归时得名。得胜镇不大，也就近百户人家，青石铺路，黑灰色的木板房，黑色的瓦，显现出年代的久远。得胜镇内有一座相传建于明代的古寺名叫北山寺，北山寺靠山而建，四周苍松翠柏。由于年代久远，寺庙的墙上斑斑驳驳，在松柏的映衬下，更显古朴雄浑，寺庙门前一座铜铸的大香炉，由于兵荒马乱，已没有了香火。

得胜镇是通往江口的咽喉地带，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红四方面军攻占通南巴以后，红三十军十一师驻扎在得胜镇，军部指挥机关就设在北山寺。由于红军的进驻，冷落多年的北山寺人气又旺了。

1934年10月初，天气初凉，红四方面军总部在北山寺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议。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李先念、王宏坤、何畏、詹才芳等参加了会议，徐向前、陈昌浩主持会议。会议决定，消灭刘存厚，扩大根据地，缴获他的军工企业和库存物资、金银，壮大根据地实力。此时，中共川东特委经过中共四川省委从南充转来情报：详细画出绥定城内刘存厚的兵工厂、服装厂、仓库的具体位置和兵力配置。看到刘存厚有如此多的“家产”，这些红军高级指挥员们一个个开心得不得了，徐向前尤为看重刘存厚的兵工厂。

会议制定了宣达战役的作战方针，部署了具体的作战计划：

先以一部兵力沿嘉陵江东岸积极佯动，造成西进的态势，麻痹刘存厚；以主力十余个团秘密向东线集结，出敌不意，发起攻击，中央突破，然后由陈昌浩率领红三十军，徐向前率领红九军分两路迂回攻击，对敌人分段围歼。方面军总部兼宣达战役指挥部设在达县石桥镇的文昌宫内。

具体部署是：红三十军四个团为第一梯队，红九军二十五师为第二梯队组成中路，从刘坪向敌防线中段土地堡等阵地实施主攻，进行中央突破；红四军十师两个团另一个营和十二师一个团组成左路，从洪口场向镇龙关等地进攻；四军十一师两个团为右路，从江口相机东进，配合中路行动。为隐蔽企图，迷惑敌人，战役发起前，分布于嘉陵江沿岸的红军部队，向嘉陵江沿线之广元、苍溪、蓬安等地实施佯动，声张西进。主力十余个团秘密集结于东线战场。

各部队开始行动后，刘存厚真的以为红军要在西线攻打田颂尧和杨森了，悠闲自得，没多少戒心。

1933年10月16日夜，担任中路和左路任务的各部队向预定地区开进，17日拂晓，全面进攻打响。全线突击的关键点在烟灯寨。烟灯寨地处绝壁，居高临下，俯瞰周围，敌人在这里设置了火力点控制进攻通道，不把这里打掉，突击部队就会被敌人的火网覆盖。但这里地势险要，三面都是几十米甚至深达百米的绝壁，一条小道通往后方，易守难攻。如果强攻，将会有巨大伤亡。总部首长决定，采用红军的拿手戏，攀缘绝壁偷袭。全面攻击发起前，中路突击部队红三十军二六八团的战士们冒着摔下绝壁的危险，像壁虎一样紧贴山崖，慢慢地向上攀爬。拂晓时分，烟灯寨的敌人尚在梦中，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红军会从这么陡峭的绝壁上翻过来，枪声一响，敌人一下子全炸了窝，喊叫着到处乱窜，有些家伙光着腚就当了俘虏。没过半个小时，烟灯寨的火力点就全部掌握在红军手里。缺口打开，各部随即突进。

第一梯队打响后，第二梯队相继攻占丘家堡、马渡关，击溃敌第五团，突破中段防线，迫敌南逃。中路各部跟踪追击，19日，红九军一部攻占宣汉城北要点板凳垭和尖子山，守军弃城南逃，红军顺利进占宣汉城。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两个团进占达县城东北三十里处的罗江口。李先念留下一个团控制罗江口，自己与八十八师政委王建安亲率号称“铁锤团”的二六三团进至城北凤凰山。山上有敌军约一个团，凭借有利地形和坚固工事，拦住红二六三团。

八十八师政委王建安打仗不怕死出了名，每逢战斗，他都是身先士卒，也不拿枪，手举一柄锋利雪亮的大刀，大喝一声向前冲，他一冲锋，整个部队就如同被点燃的干柴，轰一下子爆燃，仅这个气势就让敌人胆寒。八十八师下辖的二六三团也是一支钢铁劲旅，团长陈锡联打仗勇猛，部队作风极为顽强刚劲，为此二六三团被授予“铁锤团”称号。20日，二六三团部队到达绥定城外的凤凰山下，看到山上敌人疯狂射击，陈锡联不屑地一笑，他向军政委李先念提议：我带一、二营攻山，你带三营作预备队。

李先念就欣赏这种战将，他表示同意。陈锡联二话不说一挥手，二六三团如同一群老虎，立即扑向敌人。双方激战正酣，忽听城中响起冲锋号，机枪声响个不停。山上守敌乱作一团，陈锡联乘势夺取凤凰山，杀入城里。

陈锡联一进城却迎面见到李先念，他惊讶地问：“政委啊，我们还没进城，你就先进了城。你是怎么进去的？”

李先念笑着说：“我是灵机一动，计上心来。”

原来，就在陈锡联进攻凤凰山时，城内守敌出援凤凰山，被李先念指挥的三营击退。李先念命军部突击队换上川军衣帽，混入溃敌中，轻松入城，突击队一进城，立即控制了城内最高建筑物天主教堂，突击队登上教堂的钟楼，展开红旗，吹响军号，架起机枪向刘存厚老巢银行大厦扫射。

糊涂官员糊涂兵，当时的《国闻周报》（1935年3月）刊载了这么一段故事：

守绥城的兵还有一团，团长是蒋某。他得了报告说赤匪向绥城杀来了，便令他的一个姓朱的营长带一营兵去扼守绥城背后的凤凰山的福音堂，赤匪来时还可以在那里抵抗一下，至少也可以掩护着让城里的辎重来得及运走。不知道是怎样的，那位糊里糊涂的营长竟把福音堂错认作复兴场（在绥城西北六七十里，不当大道）。这一错真错得可以，赤匪一路毫没有抵抗便抵拢绥城。来得那样飘忽，以至于七个赤匪的先锋队四面一打枪便把还在城中饮酒赋诗而且扶乩的刘老将军吓跑了。

红军突然进城，刘存厚顿时魂飞魄散，红军进攻刚刚开始时，刘存厚还以为是川东游击军的“骚扰”，并不在意，知道是红军大部队进攻后，他又自恃达州城防坚固，红军没有攻坚武器，天天在府邸中饮酒、扶乩。没想到红军的攻势如此凌厉，才几天工夫，自己苦心经营的基础堡垒工事和制高点迅速土崩瓦解，部队一派混乱，眼看大势已去，他只得化装后与溃兵一起从渡口潜逃。

老将军带着他的宝眷细软慌忙地逃出城的时候，随身的马弁们提着手提式的机枪和连枪很威风地把住南门外的浮桥，不许任何一个老百姓走——可怜的老百姓们是连逃难的权利都被限制了的啊！有些不晓事的，被逃命的意识驱遣着勉强去挤，虽不曾死在枪下，也被推下河去淹死在河里。

《四川晨报》1933年10月27日报道：

“放弃宣汉，刘存厚早具决心，直到共匪已临城下，刘尚派兵沿门索款。”（民国社特讯）当赤匪尚未到达之前，风声鹤唳，一夕数惊，形势岌岌可危，刘（积之）犹努力搜刮，将现金集中于其办公室坐守，对于防务则漠不关心，宣汉所派各项捐款，刘更虑其未搜刮干净，令其爪牙，派兵于城乡挨门催收，并每家派兵一名，催逼坐索……欲饱食而后扬……吾宣遂告陷落矣

在红军雷霆万钧的打击下，敌镇龙关、石窝场、五龙台等要地相继失守，刘存厚部万源守军五个团弃城南撤，在川东游击军的配合下，红九军二十五师跟踪追击，直至宣汉城以东地区。21日，红军占领万源城，直抵城口近郊。

此次作战，腐朽不堪的刘存厚根本无力与红军抗衡，红军进攻犹如扫荡，摧枯拉朽，彻底地将刘存厚的势力逐出宣、达。听到刘存厚丢掉宣、达两城，蒋介石极为愤怒，立即将刘存厚罢官：

陆军第二十三军军长刘存厚御匪无方，轻弃防地，着即褫职听候查办。

徐向前对这场战役的成果特别满意，他在《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文中回忆道：

从刘存厚手里，我们还夺得很多东西，什么武器、弹药、银元、布匹、印刷机等，缴获真丰富，子弹就有五百多万发，棉布二十多万匹，运输都成了问题。特别是搞了个兵工厂，我们用它自造手榴弹、子弹，修理枪炮，对后来打刘湘起了很大作用。假如我们没有打宣汉、达县，或是打了没有打好，没有缴获许多东西补充自己，没有把敌人的兵工厂搬到根据地来，那么，打刘湘就势必遇到更大的困难。打那么长时间的仗，你没有手榴弹、步枪、子弹、迫击炮，光靠大刀、木棍、石头怎么行呢？怎么能打垮优势装备的敌人呢？

入川后，红军攻占了敌人几座县城，但达县非同一般，达县历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的夏商周年代，清嘉庆七年（1802年），达县改名为绥定府，民国2年（1913年），绥定废府存县，绥定遂改称达县。刘存厚在达县经营多年，建工厂，开银行，达县成为川东著名经济重镇。红军攻陷达县，全川震动。

那时重庆、万县一带都有些震动；人心惶惶，一天有几次的谣言；人们见着面时都有些紧张地首先互相问讯一下：“下东的消息怎样？”一些资产阶级已经在暗暗把动产向沪、汉输送。

此战红军缴获甚多，但红军战士基本上由贫苦农民组成，攻占达县后，战士们包括很多干部如同刘姥姥进入大观园，闹出很多笑话，也造成很多损失。如有人把皮鞋油、油墨当罐头吃，弄得满嘴乌黑，洗都洗不掉；有的战士把袋装的面粉当白灰，扛到城墙上垒工事；有的把坛子装的硫酸当成了酒，打开后发现直冒白烟，才知道不能喝。部队攻占电信局后，将珍贵的蓄电池全部打碎，电报机全部破坏，屋内屋外到处扔的都是电报，成捆的电话线抛着没人收拾，有人将电话线剪成一节一节当包装绳。电台台长宋侃夫闻讯赶来后，看着满屋缴获的却又被自己战士损坏的设备，心疼得直哆嗦。刘存厚的督办署内，满地扔的都是地图、文件和军事书籍，有的人竟将地图撕碎揩屁股、包东西。油库里，汽油、煤油亦分不清地乱搬乱弄。图书馆里的书籍翻得满地稀烂。陈锡联将金锭扔进粪坑更留下一段趣闻。

陈锡联被李先念称为“三十军第一能打”的虎将。他率团首先攻进刘存厚的府邸，当晚就睡在府里。次日，李先念与总经理部部长郑义斋来清点战利品，看到陈锡联的床铺下垫着许多金砖，郑义斋吃惊得合不拢嘴，他抽出一块问：“你怎么搞的，这么贵重的东西不上缴，竟然藏在铺底下！”

陈锡联說：“这些铜块子有什么可藏的！我睡不惯软床，才将这玩意儿垫在身子下面。有好些都被我给扔到粪坑里去了。”

郑义斋连连摇头：“可惜呀！可惜呀！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黄金，是金砖啊！同志！”他马上组织人从粪坑里捞出扔在里面的金砖。

这些情况引起总部一些领导的关注，红四方面军电台负责人宋侃夫立即写出一篇文章《关于占领中心城市的一点意见》：

这次我们在东方战线上获得了伟大胜利。数天之内，夺取了绥定、宣汉、万源三个县城；尤其是比较中心的绥定县城，是刘逆（存厚）十余年来在川东北统治的根据地，在物质上除刘逆全军军实之全部储藏外，还有比较完备的兵工厂、无线电台、电报局、电话局以及较大的商店工厂学校等。这些重要的部门，当时因为残敌仓忙逃窜，并未加任何破坏和搬走而完全落入我们的手中。但因我军自进占该城以后，对于这些部门的缺少注意……对于一切关于城市的物质和机器等，不能分别轻重性质而予以爱护；致使……一切军用的贵重物质受了部分损失。例如：

一、我们占领了绥定几天，而最重要的兵工厂，却没有一个武装守护。让人自由入厂，乱翻乱弄，将零星材料及零星工具等偷弄出厂。反革命亦当然乘机进厂破坏，无线电台、电话局的玻璃水电池打得满屋粉碎……

二、对于大商店货物的没收，亦欠缺有组织的进行；尤其没有注意去分别哪一种是属于军用的，而应暂时查封看管，哪一种是应由群众去分发的，因此，有一部分关于军用的物质，亦被乱抢乱分的弄掉了……

宣达战役前后打了十天，重创刘存厚部，毙敌一千多，俘其旅长以下官兵三千余人，缴获长短枪八千余支、炮三门、电台两部、棉布二十万匹、棉衣两万多套，苏区向东扩展约一百五十公里，与川东游击根据地连成一片。

尤为重要的是，这次缴获了完整的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印刷厂的全套设备。

红军接收时，兵工厂有工人一千四百多人，机床一百三十八台，三台大圆车各重达七百余斤，子弹厂碾片机重达八百余斤，压力机重七百余斤，铜砖八百多块，每块重九十至一百斤。另外还有浓硫酸、硝酸一百余缸，钢材一万多斤，焦炭二万多斤，浓硫酸和土硝二万多斤，杂铜二万多斤。大批的机枪、步枪、迫击炮、子弹、手榴弹的成品和半成品。

这是红军自入川以来缴获最丰富的一次。红军总经理部部长郑义斋听到这个消息，立即与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张琴秋等人从通江星夜赶往达县。看到这些设备，他乐得合不拢嘴。有了这些工厂设备，红军自己能够生产枪支弹药和被服，后勤补给能力将大大增强。

和仪南战役时一样，宣达战役最大的缴获在于刘存厚的几座工厂和库存的大量物资。战役结束后，总部首长最着急的是怎样才能尽快地将缴获的这几座工厂完整地搬走，让它们为红军和根据地建设服务。陈昌浩、郑义斋、傅钟为这件事情反复商量，最后决定尽快动员大量苏区劳动力前来搬运。时任通江县委书记傅崇碧接到川陕省委通知后，立即动员劳力六万多人前来抢运。搬运的物资中有镪水，由于搬运工全是农民，不了解镪水的危险性，不懂得搬运镪水应该注意哪些事项，搬运时，不慎把一个桶撞倒，倒下的桶又接连撞倒几桶，桶摔破了，镪水四溅，一下子烧伤一百多人。群众不知这个东西如此厉害，一下子都躲得远远的，谁也不敢再碰镪水桶。无奈，傅崇碧派人去达县请来管理过镪水的专业人员，指导搬运。由于出了大事故，傅崇碧还为此向川陕省委作了检查。

几万人连续运送了将近一个星期，终于将全部机器设备运回根据地。亲自参与工厂搬运组织工作的吴瑞林在《战斗在川陕苏区》文中回忆：

我回到总部，先到总政治部傅钟副主任那里报到，然后一起到了陈昌浩政委房间，他正和郑义斋部长在研究“搬家”的问题，就是将刘存厚在达县城的兵工厂、造纸厂、被服厂等设备和物资运到通、南、巴后方去……

……陈政委说缴获了刘存厚很多设备和物资，现在必须及时搬回后方，时间越快越好……我说：这次搬运任务重，时间紧，必须采取水陆并运的办法。水路用船装运大型机器，陆路用人运一些中小机器。由于是山路，路途坎坷狭窄，还应该号召当地苏维埃动员群众抢修道路。眼下又是川北多雨季节，雨多水大，把冲毁的道路要尽快修筑好。河边码头加固修筑，因为机器大，上船下船都费力，路不好怕有损坏。技术人员要负责大型机器的拆卸任务，要绝对负责，保证不损坏，运到后方就可以马上安装使用。从所运物资看，我建议先运兵工厂的设备……沿途各县、区、乡苏维埃要设好招待站、所，保证运输人员吃好、睡好……

陈政委听了，说我这些意见很好。接着他又问：“你看这些兵工厂、被服厂、印刷厂的设备运到什么地方安装好？”我说：“这个问题我也想过，我认为离通江东南二十里路的地方有个苟家湾，那里有座保安大队长的大院，有正院、前院、西院、南院，从水路运去离码头只有五六里路，地方既宽敞，又还比较方便些。”陈政委听后点了点头说：“那就把兵工厂安放在到那里吧。”我说：“……至于印刷厂，我建议设在沙溪嘴，被服厂可设在鸡子顶，这些地方都在通江境内，既是大后方，又是大山区，路也还比较不好走……”

最后，陈政委特别向我们强调说：“目前，刘湘在蒋介石的督促下，结束了对刘文辉的内战，现在正准备向我军发动新的‘围剿’，形势很紧迫，要尽快运完达县城的工厂设备和缴获的物资……这也是一项紧迫的战斗任务，要抓紧时间，加班加点干……这与粉碎敌人‘围剿’一样意义重大，任何人不能轻视和放松……对那些玩忽职守的人，要严肃处理……”为了完成这项搬运任务，供给部赵丙润副部长亲自参加领导。

……

在完成大搬家的任务中，我和赵丙润副部长自始至终与工人一道，忙碌在第一线上……亲自带上周纯全书记和吴永康秘书长和刘瑞龙宣传部长到工厂看望了工人……又从省保卫局劳改队中调了五头肥猪慰劳工人……工人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大家加班加点地为红军修理枪炮，在很短的时间内修好了一批枪支……接着，那些印刷厂、服装厂也相继搬过来，并开工生产了。从而，我们又一次圆满地在指定时间内完成了这次大搬运任务。

仪南、营渠、宣达三次战役是外线进攻战，通过这三次战役，红军对四川军阀的战斗实力有了深入了解，总结出了一套与之战斗的有效手段和战术，也熟悉和了解了四川的地理特点，提高了山地战斗、河川战斗、夜间战斗的能力，形成了一套攻守兼备的战术思想，在四川军阀中打出了红军的威风，使其闻风丧胆。通过这三次战役，根据地扩大到东起城口，西到嘉陵江沿岸，南至营山、达县，北达陕西的镇巴、宁羌，面积达四万二千多平方公里，人口五百多万，在二十三个县和一个市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川陕根据地也进入鼎盛期。

宣达战役胜利结束后，陈昌浩却同以往一样认真总结，不忘指出存在的问题：

第一，……现在异常轻视敌人，以为有了这次大胜利，似乎敌人进攻就没有似的……相反的，敌人虽然失败，但刘湘为首之新进攻，仍在受打击中，更在积极布置。事实上，现在正是我们直接与刘湘宣战之时，我们要千万倍准备……

第二，（甲）主要的军事上联络太差。纯全同志打下镇龙关两天，才来一封简单信，再两天才送到我们手中，使主力行动受到一天的牵制。不然打到宣汉、绥定还要早一天，胜利还要大一些。（乙）不能乘机歼敌。二六四团一营人奉令打到了龙背场正抄了镇龙关唯一后路，但该营复由这条路退走……（丙）始终子弹乱打，打不准，敌人乱退，杀伤敌人并不大，使敌能乘隙即跑，未能彻底完全灭敌。（丁）追敌不会去绕路、迂回，只知道后面跟打，让敌大部安心退。追敌不知尽量彻底追，邱家堡、土地堡敌人已退，已追乱，敌退两面山上，我们同志追到这时把部队向后收，不追，敌人又安心集合走。七十五团一营人追到隘口隔退走之第一旅余旅长只八里，我们部队却停止不追。

这样军事上的最严重缺点必须马上纠正，而射击必加紧练习，联络必异常密切（详细、真确、密切），追敌必彻底，相机行事之必要，是这次要执行的任务，这次去打刘湘要特别注意。

第三，必须大大提高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和加强学习，要把各种党与苏维埃基本问题了解，要学习地方工作……要坚决发动群众斗争，要造成每个战士都能做领导群众的工作。

第四，白色士兵及团丁工作非常要紧。……白色士兵在火线上，这几次都不甚顽强抵抗，一接火很快缴枪，这是白色士兵工作中之优点……要使每个战士了解及学会去做。火线上，搜索中，阵地内及对于俘虏兵，都要大大注意，如果这一工作再做得好，敌人还要垮得快……

从仪南战役、营渠战役到宣达战役，陈昌浩在每次战役结束后都撰写了总结文章，除了正面鼓动外，这几篇文章中都贯穿着几个观点：一是要克服麻痹轻敌思想，二是要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三是要提高部队的作战技术水平。

川陕根据地创建初期，红军千里跃进，一路备尝艰辛，终于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创建了根据地，有了安身之地，这的确是了不起的胜利，当然值得骄傲。但如果认识不到全国的局势，认识不到从全局看目前仍然是敌强我弱，即使从四川来看，我军四周仍然是强敌环伺，仅此以局部胜利而盲目自大，由此丧失革命警惕性，松懈斗志，那将可能给革命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有些同志因为打了一些胜仗，就骄傲轻敌，头脑发热，不能正确分析敌我力量的对比，认为军阀没有什么了不起，一打就垮。对此，陈昌浩深以为虑，几乎在每一篇文章中都要告诫：“敌人虽然失败，但刘湘为首的新的进攻……更在积极布置……我们要千万倍注意。”

从一个农民转换成战士，应该有一个军事知识、政治理论、政策水平的学习和实践过程。但残酷的战争使得大量的农民今天拿起枪，明天就要成为一个会打仗会做群众工作的革命战士，这是革命的需要。为了尽量短地缩短这个过程，徐向前、陈昌浩、曾中生、倪志亮等一大批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同志一次次地在战役结束后，立刻放下枪抓起笔，对战争中发现的各种现象加以总结提炼，给全体同志在政治上指出斗争方向，在战斗技术、战术动作上予以指导、纠正，让广大的从农村走进革命军队的红军战士，尽早尽快地成长为有政治头脑和作战技术水平较高的新型革命战士。

第四章建设川陕苏区 “泥腿杆子”掌政权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团结无产阶级革命群众，并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建立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级人民革命政权。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就是这样做的，到了川陕，红四方面军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地方党组织和基层革命政权。

在鄂豫皖苏区，最高领导机关为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1932年11月19日，在西征途中，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召开会议，根据红四方面军已经离开鄂豫皖和正在向西挺进的现实，决定将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改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或“西北军委”），张国焘任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任副主席，曾中生任参谋长。进入四川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是川陕苏区的最高领导机关。从此，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全面领导了川陕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建设与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曾经先后有三个“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除了成立于1932年11月19日，以张国焘为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副主席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外，还有成立于1935年2月5日，以刘志丹为主席、谢子长（后为高岗）为副主席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及成立于1935年11月3日，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先后出现三个同名的领导机构，这是中国革命斗争特殊时期的产物。

川陕一带山大林密，既有高山也有小块的丘陵地带，农耕条件并不算很差，山里也有大量的飞禽走兽，和平条件下，这里也称得上物阜年丰。但由于反复的军阀混战，拉丁派款，战火蹂躏，苛捐杂税，外带地主恶霸、土匪、强盗烧杀抢掠，这里的人民处于极端贫困、极端痛苦的悲惨境地。老百姓整年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日子，年成好时，打的谷子除缴租外，尚能吃三四个月，其余的时间只有靠野菜度日，油盐则是想都不敢想的。如果遇到荒年，百姓只有以蕨根、葛藤、树皮、野草维持生计，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剧。“三月杂粮三月糠，三月野菜三月荒”就是当地贫苦百姓的生活写照。由于贫穷，当地百姓多数衣不蔽体，一件棉衣、一床棉被往往几辈相传，十几岁的大姑娘因为没有衣服裤子穿而整日躲在床上。天冷了，没有被子盖，就钻进包谷壳堆里睡，俗称“冲壳子”。在这种赤贫地区闹革命，首先就要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土地是生计之本，要动员人民起来跟红军走，就要解决土地问题。

由于军阀土豪劣绅的残酷压榨，四川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从未停止。在中共陕西省委和四川省委的领导下，陕南、川北地区的党组织就已经走上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王维舟、李家俊领导农民和铁矿工人武装起义，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川东游击军。旷继勋领导了大石桥起义，南部升钟寺农民起义，万县、达州、梁山、开江一带的农民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纷纷开展抗捐、抗租、抗税、“吃大户”，反抗地主豪绅的斗争，这些斗争虽大都遭到了反动军阀的残酷镇压，但也培养了一批革命的骨干，建立了群众基础。四川的农民运动有如干柴，就等待革命运动的烈火。

正是因为如此，红军的到来便立即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全力配合，四川的穷苦百姓成为红军的天然同盟者。就连国民党的报刊在总结这段历史时也说：“缘通巴地万山重叠，道路崎岖，关隘险阻，从非用武之地。赤匪远来，不谙地势，苟非当地人民痛恨县长平素之剥削无度，迫而走险，引狼入室，否则该匪夷数千疲惫之兵，何敢深入险地？即使入之，若县长得人心，官民合作，坚壁清野，以逸待劳，该匪随狡悍异常，然主客势殊，又何至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

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的目的就是要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解民于倒悬，红军的战略口号是“赤化全川”。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建立根据地，深入地发动群众参加红军。在中共中央的明确要求下，当时各级党组织建立的革命根据地都统一称呼为“苏维埃”。

“苏维埃”是俄文совет（soviet）的音译，意思是“代表会议”。1905年俄国革命时由罢工工人组织起来的代表会议，简称“苏维埃”。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成为俄国新型的政权的标志，城市和乡村的最基本生产单位都有苏维埃，苏维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不仅可以立法，还可以直接派生行政机构。苏联国时的全称即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苏维埃也是苏联议会的名称，苏联最高苏维埃由联盟院和民族院组成，联盟院按选区选举产生，民族院按加盟共和国等选举产生，行使苏联的立法权。

中国革命深受俄国革命的影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向俄国共产党学习，以苏联为师，不光从共产党的组织制度上，连称呼上也学。中国共产党在上世纪30年代建立的革命根据地政权普遍都称为“苏维埃政府”，所以，当时革命根据地也简称“苏区”。但是，对于当时的中国农村而言，由于文化习俗的差异，“苏维埃”的意思实在难以理解，很多农民根本弄不清楚“苏维埃”是怎么回事，于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来作各种解释。虽然在理解上有困难，但由于共产党建立的各级苏维埃政府都是代表广大劳动群众的，是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的，所以苏维埃政府很快为他们所接受。

红四方面军进川时，原想一步到位，直接成立“四川人民政府”，并以此组织形式来号召和组织人民群众。但西北军委的这种设想遭到中共中央来电的严厉批评，并明确指出，在各地建立的革命政权，只能称为“苏维埃政府”。根据中央的指令，西北军委在通江召开的会议上，确定入川后建立的革命政权称为苏维埃政府。所以川陕根据地以后也简称“川陕苏区”。

1932年12月17日，红七十三师二一七团作为红四方面军的先遣团，在团长洪美田带领下，经由天池寺、核桃树，越冰封雪盖的大巴山，12月18日上午进占通江两河口，在这里，部队击溃守敌一连，通江县政府和守军仓皇出逃。二一七团第二营留守两河口，主力继续前进。二一七团二营随即在两河口建立了四川第一个工农革命政权——两河口乡苏维埃政府。

1932年12月21日，西北军委经通江县北面的两河口、泥溪场进入苦草坝。在这里，发布了《红军入川十大纲领》，号召群众反对军阀和地主豪绅剥削，建立工农民主政府，并决定，建立川陕根据地。12月24日，红四方面军解放通江。

入川之初，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重要的军政机关几乎全都放在这里。

红四方面军入川五天后，12月29日，西北军委立即组织成立了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旷继勋任主席。川陕临时革命委员会的中心工作就是宣传、动员和组织群众起来参加革命，打土豪、分田地。随着红军横扫通、南、巴，建立各级政权成为西北军委的紧迫任务。建立政权，首先要建立党组织。

1933年2月7日，中国共产党川陕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通江县城召开。到会的地方及军队代表五百余人，会议历时一周。大会选举袁克服、曾中生、吴永康、郑义斋、傅钟等三十七人组成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委员会，袁克服任书记，组织部长余洪远，宣传部长刘瑞龙，妇女部长姚明善，秘书长吴永康。

袁克服，湖北省黄安人，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黄安县委委员，总工会主席、县军事指挥部指挥长。1931年红四方面军成立时，任红四军十二师三十四团政委。曾当选为鄂豫皖省委委员，共青团鄂豫皖省委书记，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团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袁克服被授予少将军衔。

余洪远，陕西西乡人。1932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方面军第十师政治部宣传员，中共巴中县委书记，川陕省委组织部部长，川陕省保卫局局长，省政府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余洪远被授予少将军衔。

刘瑞龙，江苏南通人。192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3月到川陕革命根据地，曾任陕南红二十九军政治部主任，后任中共川陕省委宣传部部长，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农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农业办公室主任等职。

第一届川陕省党代会的中心议题是创建川陕边根据地。大会通过了《目前的政治形势与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党的任务》《发展党的组织与扩大红军》，作出立即召开“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等重要决定。大会决定充分发动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广泛开展分配土地的斗争，彻底打垮封建统治势力。大会号召川陕人民立即掀起参军热潮，扩大红军，壮大武装力量，积极准备粉碎敌人的围攻。会议决定将《川北穷人》改办为省委机关报，组建中共川陕省委党校，培训党的干部队伍。从此，红四方面军前敌委员会领导地方党的任务，正式转交给中共川陕省委。川陕省委与各地方党委和基层党组织从此肩负起巩固和发展川陕苏区的重担。在中共川陕省委统一领导下，川陕苏区的工会、贫农团、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少先队、童子团等各种群众团体组织也迅速建立和发展。

川陕省委和川陕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立即全力以赴地开展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余洪远在《力量的源泉，胜利的保证——川陕革命根据地党的建设》文中回忆：

川陕省委建立后……省委决定立即派出一批干部到各县去开展工作。当时我和何绪荣、冷持斋三人被派往巴中。临行之前，省委书记袁克服同志交给我们三项任务：第一是建党建政，要求在两个月内，把巴中的县委、区委和县、区政府建立起来，有组织地开展工作；第二是积极地扩大红军，准备打仗；第三是尽快组织工作队，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当时感到最困难的就是缺乏干部。我们三人研究，由我到红十一师、十二师去要求部队支援。部队立即答应，除原派出的工作队外，再增加六百多名干部、战士，专门负责帮助巴中县的建党、建政工作。具体分工是：十一师负责完成得胜山、曾口场、江口场、兰草渡等区的组建任务；十二师负责杨柏河、清江渡、巴中城郊、恩阳河等区的组建任务……

在部队的协助下，我们经过两个星期的紧张工作，于三月初召开了巴中县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余洪远、何绪荣、冷持斋、汤世付……等三十余人组成中共巴中县委员会。由余洪远任县委书记……汤世付任县政府主席……

1933年6月23日，中共川陕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在通江县新场坝照山坪召开，到会代表二百四十八人，代表一百余名党员。会议听取了曾中生代表省委所作的政治报告。根据反“三路围攻”胜利后的新形势和党中央指示，大会作出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的决议，通过了《组织问题决议案》《斗争纲领》和《红军与地方武装决议案》。决议案对发展党的组织，提高党员的质量，建立健全党的支部，培养与提拔干部，加强党员干部的理论学习等项工作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和具体的要求。

1933年12月，刘湘向苏区发起“六路围攻”，为配合红四方面军粉碎敌人的进攻，川陕省委于1933年12月11日在巴中召开了第三次党代会，此时全苏区二十余个县已有党员三万多名，一千多名代表参加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进一步动员起来，党政军民全力投入反“六路围攻”。

在反“六路围攻”取得全面胜利后，1934年10月19日，川陕省委在巴中县城云屏书院召开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大会总结了反“六路围攻”胜利的经验，讨论了粉碎“川陕会剿”的紧迫任务，通过了《开展游击战争的决议》，制定了发展和扩大地方武装的计划。会议改选了省委，由周纯全担任省委书记，周纯全代表省委作《川陕第四次全省党员代表大会总结》。

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后，千里征途中，红四方面军饱尝失去根据地的痛苦和困难，饭没处吃，给养没处筹，部队没处住，伤员没处养，红军没人补，信息没人通，事实说明，根据地是部队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正因为如此，红四方面军对于帮助地方建党建政高度重视，总政委陈昌浩亲自抓这项工作，除了自己亲自参加基层党组织和政权建设外，还要求各级部队的主要领导高度重视和参与这项工作。根据总政治部的要求，红七十三师政委张广才、红十一师政委李先念等一大批军师级高级领导都亲自参加工作队，带队到基层帮助和指导地方开展建党建政工作。红四方面军各部队接合部队驻地情况，对口帮助各地开展建党建政工作：红四方面军总部直属机关帮助建立赤江县委；红十一师帮助建立巴中党组织；红七十三师帮助建立南江、红江的党组织；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帮助建立赤北的党组织。截至1933年3月底，这五个县全部成立了县委县政府。

建党建政工作中，最为缺乏的是干部。当时的县委、县政府建设多是由部队帮助建成，各级领导干部也都是由部队的干部战士担任。但部队的干部战士都是要回到部队去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川陕省委、省苏维埃立即动员各级党校大力开展干部培训工作。《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组织问题决议案》明确规定，每个党员必须加紧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知识，对于新党员要有计划地进行训练，通过小组会议，读书读报，公开演讲和开办识字班等途径，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

1933年7月，中共川陕省委党校成立于通江，首任校长陈开，后由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继任。省委党校主要培养县、区委干部。有的县委也开办有党校，如巴中县委就率先开办。余洪远回忆：

县委决定：立即开办党员积极分子训练班，大力培训当地干部。先后办了两期，第一期从七个区抽调党员和非党群众积极分子共五十多人参加，组成了临时支部负责领导学习。课程主要有五门：一是党的基本知识；二是发展党的组织，建党、建团、建政；三是扩大红军，组织地方武装；四是学习土地法大纲，怎样分配土地；五是如何做好群众工作……学习二十五天就毕业了……第二期，共参加二百多人，全是党团员，学期一月，课程除原五门外，另加财政工作、粮食问题。学员毕业后，除少数留县委、县政府机关外，主要分到基层开展工作。

……

此外，当时省委还设立了党校和彭杨军政学校（以革命烈士澎湃、杨殷的名字命名的）党校主要培训基层党支部成员……彭杨学校主要为军队培养连排干部……

……川陕根据地党组织的发展是相当快的，有时红军打下一个地方，要求十天半月，甚至一个星期，就把党的组织建立起来。因此，发展组织的方式和手续都较简单，首先召开各种群众大会，广泛宣传党的主张，说明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替劳苦大众谋利益的，要求入党的人经过审查，就举行入党宣誓。

虽然发展党员很快，但条件也很严格。当时入党条件强调三个方面：

政治条件——阶级成分好，雇工、贫农等劳动阶级才能入党，地主、富农等剥削阶级绝对没有资格。

思想条件——对共产党有初步的认识，自愿为之献出一切。《十大政纲》要背熟，隔一两天就来人考查，看你记住没有。

工作表现——工作积极、作战勇敢。平时，共产党员要找能在群众中带头的分子，战时，谁个有决心消灭敌人，谁个在火线上勇敢的谁就可以加入党。

支部考查和入党宣誓极其严格庄重。支部考查有谈话考查、给任务考查和火线考查等方式。长赤县朱公乡苏维埃主席吴华传，负责保管全乡打土豪劣绅收缴的铜圆、银圆和鸦片，缴获太多，多得用背篼装。吴华传严守纪律，悉心保管，没拿一点回家。一天，红军工作队徐科长突然问他：“缴了多少银圆和鸦片？”吴华传如数一一说了。徐科长一清点，分两不少。随后，吴华传光荣入党，不久担任了镇子区区委书记。

林自亲是南江县翻坝乡的贫苦农民，红军解放南江，林自亲表现积极，跟着红七十三师工作队到处贴标语、打粮食、捉反动派。成立乡苏维埃时，被选举为苏维埃主席，以后又被选举为南江县苏维埃主席，他听说红军是共产党派来的，专门打反动军阀，解放穷人，便找到七十三师驻翻坝乡工作队长苏荣华。经过对他的了解，一天晚上，苏荣华向林自亲详细讲解了共产党的主张，林自亲再次表示了加入共产党的强烈愿望。几天后苏荣华告述林自亲：“你被批准入党了，要保守党的秘密，连老婆都不能说。”

在通、南、巴苏区，千千万万个和熊国炳、吴华传、林自亲一样的贫苦农民就这样跨进了党组织的大门，开始了自己崭新的人生。

革命战争年代，天天都是血与火的斗争，残酷的斗争环境要求党组织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而实现这些靠的就是组织纪律，铁的纪律就是胜利的保证。川陕省委对党的组织纪律要求极为严格，川陕省委印发的《党员须知》规定：

1.党的纪律是铁的纪律，对任何同志不稍宽籍。

2.党的纪律是含有教育性的处罚，要使同志自觉的去纠正和克服他的错误。

3.党的最高纪律是开除党籍。开除党籍，就是表示他的政治生活破产。

4.党内没有血的纪律。

为适应战争环境，提高党的战斗力，中共川陕省党组织规定了党员必须遵守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群众纪律、战场纪律、经济纪律、保密纪律、工作纪律。

政治纪律：始终相信党，高度统一，反对分裂；

组织纪律：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绝对执行党的决议；

群众纪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战场纪律：身先士卒，冲锋在前，退却在后；

经济纪律：廉洁奉公，严禁贪污；

保密纪律：严守秘密，要命也不能向任何人包括父母、妻子说出党内秘密；

工作纪律：忠于职守，再艰巨的任务也要按时完成。

党员违犯纪律，就要受到处分与制裁，当时的实际情形是：“初犯受教育，二次剥点皮，再犯头落地。”川陕省第二次党代会《组织问题决议案》中严厉指出：

党员对上级决议应该绝对执行，党在苏区内，应该实行纪律军事化，在苏区的每个党员对各方面工作要负严重的责任，如临阵脱逃，泄漏秘密和违犯党的路线与不执行党的决议，或在红军中或在苏区内进行小组织的活动，都要受到党严重的纪律制裁……党员屡犯错误，离开党的路线，不能改正者，当受纪律的严重制裁，实行清洗出党。

如果说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是战斗力的倍增器，那么如同水桶外面的铁箍，铁的纪律就是胜利的保障。在非常时期，川陕各级党组织执行纪律的确极为严厉。宣汉县凤鸣乡游击队队长陈大林对敌斗争英勇果敢，土豪劣绅听到他的名字就闻风丧胆，但陈大林没能抵御住金钱的诱惑，当看到打土豪没收的鸦片和银圆堆放在自己身边时，穷苦一辈子的他动了心，他将一部分鸦片和银圆占为己有。事发以后，尽管他追悔莫及，但仍被处以极刑。客观地看，当时严酷的环境使得执行党的纪律时有偏激过火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苏区党的纪律之崇高和威严，让任何人不敢藐视。在强敌和困难面前，川陕苏区的发展和红四方面军的节节胜利，最有力地说明了，钢铁的纪律练就了钢铁的队伍和钢铁的意志，大批优秀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英勇斗争、积极工作、埋头苦干、勤劳朴素，成为根据地建设和军队建设的骨干力量。

在加强党组织建设的同时，川陕苏区的政权建设也同步进行。

共产党是有着崇高政治目标的政治组织，政权建设要从法治的基础上实现党的各项目标。中共川陕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组织法总则开宗明义地宣布：

川陕省苏维埃是川陕工农兵的代表会议。这一政权，属于全川陕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群众。在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委领导之下，坚决执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布的一切法令和指示，保护工农劳苦群众利益，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地主、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扩大革命战争，争取苏维埃政权在全川陕的首先胜利，直到全中国的胜利。

《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对各级苏维埃政权的组织系统和工作内容作了明确的规定和要求，对各级苏维埃政权机构的地位、人员配备、工资待遇、职权范围作了详细的规定。对各级苏维埃代表的产生办法、人选资格以及代表的权利作了明确的规定。

在苏维埃政权中，只有工人、农民、红军士兵以及一切劳苦大众有权选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没有选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的自由权利。

组织法对政权机构的设置极为详尽，如县苏维埃的组成包括县军区指挥部、财政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交通局、政治保卫局、革命法庭、土地委员会、劳工委员会、粮食委员会、文化委员会、内务委员会等机构，同时，每个机构都有明确具体的工作内容。如县苏维埃土地委员会的工作内容是：

1.检查各区分配土地是否按土地法令执行，立即进行查田……迅速分配土地；2.办理修塘、打堰、筑堤、开沟、水利灌溉等，研究土质的好坏，适宜种什么东西，计划运输肥料，解决农具的需要，开垦荒地等；3.执行省苏对土地问题的决议和指示。

在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贫困山区，敌人正在向我发动疯狂进攻背景下，刚刚成立一个月的红色政权就出台了《苏维埃组织法》，即使在今天来看，这部组织法也是主旨清楚、条文周详、任务明确、通俗易懂、便于执行。

根据组织法，1933年2月17日，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通江召开，到会代表一百五十人。大会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为革命根据地的根本大法，这样就以法律的形式将革命取得的成果固定下来，而且明确地指出了革命将继续争取的方向。大会选举成立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川陕省苏维埃下设财政、经济、外交、交通、土地、劳工、粮食、文化教育、内务、工农监察等委员会和政治保卫局、革命法庭、戒烟局等机构。带领红军翻越大巴山进入四川的贫苦农民熊国炳被选举为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但熊国炳的一生坎坷而艰难，令人扼腕。

带领红军翻越大巴山入川后，熊国炳就成为革命的积极分子，在熊家湾打土豪分田地，被选举为乡赤卫队队长和苏维埃主席。1933年2月，在筹备成立川陕省苏维埃时，已经转任通江县委书记的刘子才将熊国炳推荐给新任的川陕省委书记袁克服，经袁克服介绍，熊国炳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川陕省苏维埃的筹备工作。1933年2月中旬，在通江召开的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熊国炳以他亲身经历声讨和控诉国民党反动军阀、地主恶霸的滔天罪行，热情歌颂共产党红军为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的功绩。他的发言朴实真诚，大大激发了参加会议的代表们的热情。经张国焘提议，参加会议的一百五十多名代表一致同意选举熊国炳为第一届川陕省苏维埃主席。这样，一个贫苦的农民登上了川陕地区革命的历史大舞台。

熊国炳是一个普通“泥腿杆子”，没有文化，也没有领导工作的经验，被革命的大潮推向川陕省政府的最高领导岗位，在新的工作面前，在大批红军将领和老领导面前，他有些惶恐和惶惑，甚至有点手足无措。但他以淳朴和炽热激情投入革命事业，他不会当领导，在实际工作中，真正起指挥作用的是红四方面军派来的秘书长黄超。但熊国炳勤勤恳恳，认真努力地干好交代给他的每一件事，从未懈怠，更未摆架子耍权威。红四方面军长征时，熊国炳负责部队的后勤物资供应，在红军西路军中，熊国炳担任后勤部总经理处处长，协助郑义斋开展工作。西路军失败后，根据安排，熊国炳带领两百多名后勤人员随左支队行动，后部队被敌人打散，熊国炳从敌群中杀出来，却落入一个深深的大雪坑昏死过去。不知过了多久，他苏醒过来，由于摔伤加上低温，他的左腿已经冻伤。熊国炳咬牙从雪坑中慢慢爬出，爬了半天后，遇到两名幸存战友。他们扶起熊国炳，找了点柴火点燃取暖。恰逢毕占云支队的参谋方震带领一些失散人员过来，见此情景，方震决定给熊国炳留下五名战士。第二天，这五名战士扶着熊国炳向西走，突然与马家军的搜山队遭遇，他因为自己腿受伤不能走，命令那五名战士快跑，为掩护他们，熊国炳身负重伤，被敌人俘虏。敌人没有了解到他的真实身份，看他这个样子以为他是一个伙夫，放松了对他的看管，他乘机逃出魔掌。身负重伤的熊国炳靠爬行乞讨艰难求生，在九家窑村，一位张姓老人收留了他，并用土法为他治好伤。伤好后，为不连累老人，熊国炳只身流落到了酒泉。此时马匪正在到处搜捕“赤匪首犯”徐向前、陈昌浩、熊国炳。形势十分险恶，熊国炳整日小心翼翼，到处躲藏。为求生，他到酒泉城内王家醋坊打短工，晚上蜷缩在王爷庙的角落里睡觉。这段时间，熊国炳多次试图离开酒泉寻找红军，但每次出去总是遇到敌人的岗哨关卡盘查而退回。熊国炳欲走不能，只好隐姓埋名继续躲藏。几年以后，他在酒泉安家直至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熊国炳自食其力，在酒泉农村劳动。由于与红军大部队和党组织长期失去联系，且因西路军的巴山儿女大部分都牺牲而自己苟活，熊国炳深感惭愧，自觉无脸见党组织，无脸见四川父老乡亲，就这样隐姓埋名二十多年。1960年，自然灾害导致全国饿肚子，这年10月，熊国炳家庭生活困难陷于绝境，家里没有粮食，饥饿导致旧伤复发，浑身浮肿，无钱医治，身体越来越差。有人知道了他的身世，劝他找组织，他说，自己脱离了党组织几十年，对不起红军，对不起党组织，宁肯自己吃点苦也不给组织找麻烦。在病、伤、饿的困境下，终与世长辞，死后即埋葬在酒泉市泉湖乡许家磨湾的沙漠里。红四方面军老战士、原成都军区副司令陈明义将军讲：“熊国炳是个工农干部，我接触过他，是个好同志，我们活着的人对他的死是过意不去的。解放后他没有任何特殊要求，这就看出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品质是高尚的。”

1933年8月1日，川陕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巴中召开。会议通过《目前形势与川陕省苏维埃的任务》的决议，决议强调，要“健全各级苏维埃组织”，“发动广大工农群众审查和批评苏维埃工作”，“吸引斗争精神好，成分好，不怕得罪发财人的工农分子到各级苏维埃来。”

1933年10月，仪南、营渠、宣达战役胜利后，根据地得到了空前发展，建立了鼎盛时期川陕苏维埃政权，共有二道二十三县一市，一百六十多个区、九百多个乡、四千三百多个村。

按照《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规定，县工农兵大会选举产生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负责执行和监督工农兵代表大会作出的决议；执行委员会产生常委会，常委会产生主席，领导县苏维埃“一部二局七委一庭”，即县军区指挥部，政治保卫局，交通局，财政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土地委员会、粮食委员会、劳工委员会、内务委员会、文教委员会，革命法庭。

《苏维埃组织法及各种委员会的工作概要说明》还规定了各级苏维埃工作人员与工资的暂行条例：

1.县苏执委二十七人，常委会十一人……县苏常委十一人内须脱离生产，每人每月工资六元（伙食费均在内）……

2.区苏执委十三人，候补二人，常委七人……每月工资五元（伙食费在内）……

3.乡苏执委七人……工资每人每月四元（伙食在内）……

4.村苏设主席、土地委员、劳工委员，三人均需参加生产，不能起伙。

按照当时的体制，红四方面军属于野战军，直属西北军委管辖，川陕省苏维埃也建立了属于西北军区和川陕省军区管辖和指挥的为数众多的游击队、战斗连、独立团、独立师、赤卫军等地方武装组织，担负保卫苏区、维持治安、侦察敌情、训练军事、扩大红军、配合作战等任务。

地方武装组织的任务是：维护苏区治安、清剿反动武装和配合红军作战。

当时川陕有一些反动会道门组织，这些反动会道门成为敌人的爪牙和走狗，经常聚集会徒袭击根据地，制造惨案。通江有一伙反动会道门武装自称“盖天党”，常在沙溪、洪口一带进行抢劫、暗杀活动，先后杀害区乡村苏维埃干部四十余人，烧毁房屋数百间，还狂叫“打到王坪去，踏平总医院”。赤北县委决定拔掉这个毒瘤，为民除害，安定一方。1934年8月中旬，赤北县军区指挥部调集沙溪、洪口、钢溪三个区赤卫军配合川陕省保卫局警卫营、总医院警卫营，向盘踞在向阳寨的这伙土匪发起攻击。警卫营兵分四路，每路由一连赤卫军配合，经过三天三夜的围剿，全歼了这股土匪，击毙匪帮头子，保卫了苏区大后方及红军总医院的安全。

川陕苏区的地方武装经过无数次战斗考验，已经成为一支支训练有素、作战勇敢、纪律严明的武装队伍，在红四方面军不断战斗、减员、扩编的情况下，这些地方武装组织源源不断地被编入正规红军部队，成为红军发展壮大的重要兵力来源。据不完全统计，仅南江、长赤两县，从独立团、营、游击队等成批改编为红军部队的，就多达八千余人。

打土豪、分田地是动员和号召贫苦大众拥护苏维埃，参加红军的直接动力，也是建党建政的首要任务。入川后，在各级苏维埃尚未建立时，西北军委政治部就专门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布告》：

川陕省父老兄弟姊妹们！

土地是穷人的劳苦雇工农民的命根子呀！地主豪绅富人占据了许多土地，自己不做庄稼，雇工农民每年缴纳租粮给他们，他们就坐着享福、有钱有势、压迫穷人，无所不为……

雇工农民要想解决自身痛苦，不但要取消苛捐杂税，还要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贫苦的工农……穷人向地主豪绅夺回土地，就是真正从十八层地狱里翻身了。

……

雇工、佃农、兵士，要分得田地，中农的土地，要不受人家并吞，不要还粮上税受剥削，自己耕种即归自己所有，就要起来拿着武器组织政权，来镇压旧的压迫者，土地才能归到被压迫者手里来。

土地归贫苦农民，粮食归穷人，八小时工作，政权归工农兵苏维埃。

为了动员广大贫苦百姓参加革命，西北军委从红四方面军各部抽调大量有基层工作经验的干部战士组成工作队深入农村，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分配和扩大红军工作，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编印了《怎样分配土地》的小册子，对“为什么要分配土地”、“怎样分配土地”、“农村阶级说明”、“土地问题解答”等方面内容，作了极为详尽的说明。

（一）为什么要分配土地？

封建的土地制度，是封建势力的根本基础，彻底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无田的农民耕种，就是根本肃清封建势力，驱逐帝国主义……

（二）怎样分配法

目前平分一切土地应由乡为单位，按照人口和劳动力混合起来分配……首先把红军的土地分好，红军公田提出来，再把好坏远近的田地、山林、池塘、竹园等作一总的计算，兼配得好好的，按人口与劳动力混合划分……

（三）农村阶级说明

（1）打长工的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叫做雇农。

（2）自己有少数土地，卖短工，做小贩，或佃种人家的田地耕种，受人家的剥削与压迫，一年收入不够吃用，这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叫做贫农。

（3）自己的田地，自耕自种，在政治上受豪绅地主的压迫、在经济上受苛捐杂税的剥削，他本身又不剥削人家，一年收入供给他全家人口需要恰恰够了，没有多余的叫做中农。或一年请几个短工或请一个放牛的，全年收入供给全家人需要所多无几，一年多上几石谷或出卖货物多一二百串钱，叫做富裕中农。

（4）自己有余土地租给别人耕种，他可收租，或种不完、雇人耕种剥削雇农，或自己种田又有多余的金钱放高利贷，或自己种田地又请人做生意……一年除供给自己家普通农民生活须要外有多的，这个多的由剥削而得来的，就叫做富农。

（5）自己把田地佃给人家耕种，专靠剥削人家生活，自己不劳动者的叫做地主。

中共川陕省委、省苏维埃成立以后，为推进苏区建设，发布了一系列决议、布告，如《中共川陕省委关于红五月工作的决议案》《川陕省总工会红五月工作计划决议案》《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布告》《加紧生产运动决议》《中共川陕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中共川陕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讨论的斗争纲领》《共青团川陕省委关于文化教育决议》《少共川陕省委关于青年文化教育决议》《川陕省军区指挥部条例》《西北军区赤卫军条例》《优待专门人才暂行条例》《川陕苏维埃税务条例草案》《川陕苏区商业条例》《优待红军条例》《妇女斗争纲领》《告商人书》《公粮条例》《正确执行税务条例》《川陕省革命法庭条例》《中共川陕省委关于白区工作决议案》等，这些政策、条例、法规、决议，涵盖了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妇女、青年、教育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在红色政权初创时能够做到如此系统和完整，在当时全国几大苏区里，尚属第一。

为了让这些制度政策人人皆知，随时可看，不怕风吹雨打的损坏，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和各军、师的政治部分别组织人将其刻在石头上。今天这些石刻已经成了极为珍贵的革命文物，珍藏在北京的军事博物馆和四川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里。

在川陕苏区存在的三年时间里，中共川陕省委和川陕苏维埃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建设和巩固了根据地，培养和造就了大批党政干部，发展了根据地的农业、工业、教育、卫生、金融、工商等事业，动员了数万人参加红军，组织了二十多万人的运输队为红军运送给养和伤员，领导群众发展生产，保证了红四方面军八万多部队和大量地方部队以及党政机关的全部粮食供应。

中央对红四方面军创立川陕苏区深表嘉许，1933年8月，中共中央在致红四方面军的一封信中指出：

你们每一个胜利，都将加多整个革命战争胜利的机会。

这种惊人的胜利，给整个西北的革命运动，奠定了最强固的基础……

在土地革命时期，川陕根据地是与江西瑞金根据地齐名的大根据地之一。1934年，毛泽东在瑞金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

……由于红四方面军的远征，在辽远的中国西北部，开展了广泛的群众革命斗争，把苏维埃的种子广播到革命形势比较落后的区域中去了。红四方面军的英勇善战，在不足一年之内，已经在二十余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已经发展了十倍以上的红军队伍，号召了整个四川的工农劳动群众与白军兵士倾向于苏维埃革命，在中国西北部建立下苏维埃革命新的强有力的根据地。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川陕苏区有地理上、富源上、战略上和社会条件上的许多优势，川陕苏区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

第四章建设川陕苏区增强自身造血能力

要了解川陕苏区经济发展就必须要认识郑义斋。郑义斋原名邓少文，河南许昌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做秘密交通。1930年，为开展工作，邓少文改名郑义斋，在上海开办了义斋钱庄。1932年，郑义斋离开上海，受命前往鄂豫皖苏区工作。在鄂豫皖苏区，郑义斋身兼数职，既任苏维埃政府财委主席兼工农银行行长，又任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部长，还兼任兵工厂和造币厂厂长。红四方面军千里转战来到川陕，从部队的后勤给养到后勤基础设施建设再到全苏区的经济发展全都靠他统筹规划、运筹帷幄，和在鄂豫皖苏区一样，郑义斋成为名副其实的川陕苏区“大管家”。

郑义斋首先要解决的是吃饭问题。部队入川后，一万多人每天的吃饭是首要问题，一天少说要消耗一两万斤粮食，随着部队的扩大，每天的粮食消耗不断上升。各部队首长一见面就冲着他要粮食。郑义斋为了粮食问题焦头烂额，到处奔波调查研究，寻找办法。他很快发现一个问题：以往部队每打下一处地方，总是把地主土豪的粮食就地分给穷苦百姓，自己随身携带的粮食最多不过维持三五天。部队行军作战流动性大，不可能背着粮食行军打仗，都是走到哪里吃到哪里，这就给后勤部门的粮食供应造成极大的困难。建立苏区后，部队的活动范围都在面积不大的苏区里，部队的活动也有一定的规律，只要在各地建立一批粮站，就能有效缓解部队粮食供应问题。通、南、巴是山区，这里水田少，旱地多，土地都在地主土豪手里，每年的粮食收成绝大部分都以收租的方式集中到地主土豪家里，穷人则一无所有。为了度日，老乡们在房前屋后、岩壁陡坡等不能种植粮食的犄角旮旯种一点红苕、土豆，荒年时就不至于饿死。现在，把地主土豪的粮食全都分给当地百姓，他们也是收藏在家里，到时部队无粮还要向老乡买。郑义斋向总部提出：打土豪破仓分粮时，只给最穷的人家分一部分粮食，大部分粮食集中起来，由总经理部在全苏区设立多个粮站和转运站，站与站之间距离不要太长，同时在各基层苏维埃组织一支运输力量，保证部队无论在哪里集中作战，都有饭吃。这样部队也不会与民争食，同时，也使闯入苏区的敌人得不到粮食而处于困境。他的建议很快得到实行。在他的指导下，总经理部建立了总站、分站和供应点的粮食供应体系。红四方面军数万部队在川陕两年多的时间，几乎无日不战，但依托各级苏维埃政权设在苏区各地的粮站体系和运输队基本解决了部队的吃饭问题，即便是像反“六路围攻”这样持续十个月的大仗，部队也维持了基本粮食供应。郑义斋的粮站供应体系为战斗胜利和部队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要解决粮食困难，根子还在生产。长年的战乱，导致川北很多地方田地荒芜，有些地方，地里不种粮食种大烟。郑义斋建议，人人动手，开荒种粮，屋前屋后，种瓜种豆，解决粮荒。徐向前、陈昌浩非常重视郑义斋的建议，指示红军各级政治机关协助政府开荒种田，毁烟种粮。川陕省委也专门下达指示，号召“多种粮、多种蔬菜、多喂牲畜”，经过一年努力，到1934年，全苏区的粮食生产有了明显的发展，部队粮食供应困难的局面得到缓解。

红军入川后，食盐曾一度是一个严重问题。仪南战役后，红军占领了部分盐场，有的盐场主逃跑时，将盐井破坏。得到消息，郑义斋立即带人赶赴盐场，组织恢复生产，同时动员地方苏维埃组织运输队，将大量存盐运往后方，既供军食，又作向群众换粮、换布之用。关于盐，郑义斋和徐向前之间还有一段故事。

郑义斋与徐向前是老战友了，两人关系很好，有一次，郑义斋在徐向前处商量工作，到了饭点，徐向前留郑义斋吃饭。两盘青菜，一碗米饭，几个蒸土豆。郑义斋吃了一口菜，淡而无味。他心里“咯噔”一下。苏区缺盐，红军缺盐，现在总指挥的盘子里也是淡而无盐，作为总后勤部长，他觉得自己工作没做好。三天后，郑义斋设在敌占区的地下交通站送来了一批盐。郑义斋如同见到黄金一样，捧起这珍贵的盐反复掂量。他拟订了详细的分配方案，然后专门交代，给他留下一小包，约有半斤。他派警卫员立刻给徐向前送去。过一会儿警卫员回来了，手里拿着那包盐，还附有徐向前的一封信，信上写着：“义斋同志，谢谢你的好意，我这里已经有了卤盐水，盐巴还是留着你自己用吧。”

看着徐向前的信，郑义斋心里一阵难过。想了一会，他再让警卫员将盐送到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医院院长周光坦从警卫员那里知道这包盐的来历后，感慨万千，将这件事告诉了伤员们，伤员们深受感动，一些较轻的伤病员当场就要求出院返回部队，经检查，共批准了十六名伤员返回部队。这件事一下子传开了，成为川陕苏区的美谈。

夺取政权靠军队，建设政权就需要发展经济，要改善苏区财政收入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就必须要开展经济建设，增强经济活力。为发展经济，满足苏区军民日常需要，保证革命战争的需要，川陕省苏维埃成立财经委员会，郑义斋任主任，财经委下设建设局，领导各地开办各类工厂。作为

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部长和苏区财经委员会主席，郑义斋对红四方面军后勤建设和苏区经济发展全面规划，具体落实。

红军入川前，川北经济凋敝，根本没有工业，可称得上工业的只有几家军阀、资本家自办的小型兵工厂，民间的所谓工业只有一点制作小型农具、酒、火纸、土布及榨油等的小作坊。在郑义斋的筹划下，首先创办的是各级军需工厂。

郑义斋将军工企业分为方面军、军、师三级军械修理厂、所，军、师修械所负责修理枪和毛病较小的机关枪、炮，军、师修械所修不了的，均送方面军总经理部修械厂修理。军械修理最缺的是技工，郑义斋要求部队每到一地，都要想方设法寻找当地的技术工人，把他们请来安排在军、师修械所和总经理部军械修理厂。自从达县缴获了刘存厚的军工厂和造币厂后，郑义斋高兴得不得了，与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一起连夜赶往达县，亲自组织机器设备和原材料的搬运。机器是要人来操纵的，有了机器，更重要的是要操纵机器的技师，机器可以搬走，要搬动技师就需要做耐心的工作了。郑义斋同达县党组织一起，向兵工厂的工人、技术人员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动员他们参加革命队伍，为红军制造枪弹。最终，连厂长何阳洲在内的几乎全部原来的军工人员都进入了根据地，壮大了苏区军事工业队伍。在郑义斋的亲自领导下，红军很快在通江苦草坝、得汉城，苍溪县文昌场等地建立了红军军工厂、修械厂、纺织厂、被服厂、子弹厂、炸弹厂、造币厂、火药厂、斗笠厂、造船厂等，苏区的军事工业迅速发展起来了。

1933年1月，总经理部将鄂豫皖根据地迁过来的军工厂，设于通江城附近的苟家湾，工厂有工人一百余人，主要修配枪械、装配弹药，成为根据地军工生产的基础。宣达战役缴获军阀刘存厚大量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后，红四方面军军工厂扩大到一千余人，各种机床一百三十八台，厂房分布于苟家湾南北长四里、东西宽三里的十余座民房内。1934年3月反“六路围攻”收紧阵地，苟家湾兵工厂迁苦草坝锣坪，建成红军锣坪军工厂。厂房占地面积二十四万平方米，共有房屋八十间。工厂由原刘存厚军工厂厂长何阳洲任厂长，负责技术指导。全厂分设兵器制造厂、子弹厂、炸弹厂、制药厂及一枪房、二枪房、三枪房等生产部门。自反“六路围攻”到撤离川陕苏区的一年多时间，该厂克服种种困难，共翻造子弹、制造手榴弹一百多万发（枚），修理机枪两百余挺、迫击炮两百余门，有力地支援了前线作战。此外，还有各类中小型的兵器制造厂如长赤禹王宫兵器厂、巴中（清江）综合工厂、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军械修理厂、红九军随军兵工修配厂、江口红军斗篷厂、军械修理所、南江县造枪厂、石庙子兵器厂、正直兵器厂、陈家湾兵器厂、文昌宫铁工厂、粉市梁铁工厂和乐台寺铁工厂。就是在这些不起眼的多的上百人、少的只有十几人的各家小工厂，工人师傅们挥汗如雨，日夜不停，为红军战士打造了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大刀、长矛，基本保证了红军部分枪支弹药和全部冷兵器的供应。

除吃饭、兵器外，穿衣是部队面临的第三大问题。入川之初，部队千里转战，一路又无补充，军装破烂不堪，入川时又是隆冬，数万部队的军装成为一大问题。郑义斋认为，仅靠总经理部一家被装厂，生产、运输都成问题，他将方面军被服厂拆分到各军、师经理处，成立被服分厂，按照相同的规格组织生产，各军、师共同参与军用被服的生产，也减少长途运输的困难。进入川陕后，红军队伍迅速扩大，服装供应问题再次尖锐起来，很多军、师长找到郑义斋：扩大红军要有军装，没有军装，人家不愿意来。你给我多少套军装，我就能扩大多少红军。徐向前、陈昌浩也专门过问军用被服供应问题。郑义斋几管齐下，他将总经理部被服厂拆分成三个工厂，统一筹划，分工制作冬夏军服，保障部队的供给；为解决布匹来源，组织总经理部在全苏区设站收购土布，同时派人向苏区边沿地区商贩采购布匹。经过努力，全军1933年和1934年的冬夏服，做到了统一供给。军需被服企业主要有如下几家：

1933年1月，总经理部在通江县城郊南岭、蹇家山建立了红四方面军被服总厂，全厂有男女工三百余人，但只有两台缝纫机，绝大部分军装靠手工缝制。1933年10月宣达战役胜利，将缴获军阀刘存厚大量机器设备和军需物资运回通江，红军被服总厂的男工厂扩大到三百余人，编为一个连，缝纫机增加到八十多台，日生产军装六百五十套；女工厂扩编为妇女工兵营，营长林月琴（后为杨文局），政委王泽南，下设三个连约五百名女战士，其中一、二连驻通江生产，三连驻巴中恩阳河被服厂生产，主要生产军服、八角军帽、军鞋、挂包、子弹袋、绑腿带等。反“三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期间，被服总厂曾转移到通江苦草坝、得汉城、瓦室铺等地坚持生产。1934年12月随军西撤参加长征。

1933年2月，红四方面军纺织厂建于通江苦草坝，初期只有几台织布机。1933年10月宣达战役胜利后，将缴获刘存厚部的织布机全部充实到该厂，织布机增加到四十七台，工人一百余人。该厂生产窄幅和宽幅两种布匹，供被服厂做军衣用。

1933年2月，红四方面军染整厂建于通江苦草坝，工人一百余名，主要任务是漂染收购来的和纺织厂生产的粗布（土布）和细布（洋布），送到被服厂做军服和造币厂印制布币。

1933年7月，总经理部在通江县蹇家山建立弹花厂，有弹花工三百多名，工厂编成营级单位，下设连、排，弹出的棉花主要交被服厂缝制被子和棉衣。1933年春，总经理部在通江苦草坝建立斗笠厂，1934年初迁通江碧溪场，与总经理部碧溪织布厂和铁工厂合并，编为三个连，每连一百五十余人。两年多时间编斗笠两万多顶。1933年3月，在通江城外南岭建立皮件厂，工人七十余人，主要生产子弹袋、手枪套、枪背带、马辔头、马刀鞘、文件包、皮鞋等。

川陕的军需工业为保障部队军需供给，支援革命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

除了军事工业外，民用工业也有了恢复性的发展。1933年，中共川陕省委在《红五月工作决议》中号召：“各处开办各种手工业工厂，特别要发展对红军和工农群众日常需要的物品的生产。”

红军总经理部、保卫局配合各县经济公社，在通江钢溪河、南江大黑滩等地，建立了钢铁厂和煤厂。当时规模最大的通江钢溪河铁厂有八个分厂，两千多名工人，两年时间生产铁近两百万斤。南部的盐场，江口的水烟和酒，旺苍的煤矿，通江、南江、万源的煤铁厂、锅厂，以及散布在整个苏区的纺织厂、造纸厂、木工厂、草鞋厂、缝纫社、篾工厂、织布厂等小型工厂，工人总数近万人。川陕苏维埃政府在《财政经济问题决议草案》中明确规定：“奖励开办各种工厂与企业，欢迎自由投资，苏区、白区各种资本可以自由经营。在严守苏维埃法令的情况下，可以允许商店、工厂自由营业，而且加以保护，利用他们来供给苏区的需要和发展苏区的生产。”

在这些政策的鼓励下，虽然苏区战火连天，但私营工业和销售工业逐渐恢复和发展。除了工业企业外，交通运输、邮政、电信也逐渐起步。

通江、南江、巴中、江口等地崇山峻岭，交通十分闭塞，县、区、乡之间只有羊肠小道相通，运输全靠人力。境内几条主要河流只可行一吨左右的木船，且滩多水急，险象丛生，一遇枯水，只得停开数月。这种落后的交通运输条件，给红军的行动、经济发展、物资交流运输带来了严重困难。川陕苏维埃政权一建立，即动员群众配合红军，进行必要的交通建设。在统一规划下，修建了巴中至南江、巴中至通江、巴中至江口、巴中至阆南的四大交通干线，方便了苏区内外物资运输的流通。

1933年初，红军和当地苏维埃，先后在通江毛浴镇、南江沙河、巴中城西门外，各建造了一百余米的木桥，最大桥梁为毛浴红军浮桥。大桥全长一百多米，宽两丈余，桥分三层，下为慈竹捆子与木船，中为木方，上为木板，全部用石灰水煮过的纤藤捆绑，坚固结实。1933年12月，反“六路围攻”开始，为有利于部队机动，巴中道苏维埃政府主席联席会议作出决定：各级苏维埃在各交通要道，设立交通站，接近河边一带的地方，马上把船工集中，制造大批的船，动员群众在各地多架一些桥梁，改造一些道路。

巴中、长赤、红江、江口等县苏维埃组织群众修筑了多条通往区、乡的道路，如清江渡到通江、通江烟溪场到涪阳坝的干道山路，通江沙溪嘴到苦草坝、南江八庙垭到大河口到涪阳坝的横山便道等。其中最著名的为从通江到江口的“汉中大路”，有些路段还铺成了石板路。南江北极乡还留下一条红军石刻标语：“自古崎岖路，向阳坡培修大道。”经过苏区军民的努力，苏区基本形成以巴中、通江为中心的川陕苏区四大交通干线，即由巴中到南江，巴中到广元、万源、宣汉、达县，通江到巴中、江口，通江到营山、渠县。

川陕苏区的作战基本都在苏区境内进行，部队的粮食、弹药、给养、伤员运输，都要在苏区内解决，川陕省以及各县乡苏维埃组织了与作战部队几乎等量的十余万人的庞大运输队伍，运输队按军队编制编为班、排、连或小队、中队、大队，十人为小队，三十人为中队，一百二十人为大队。由于青壮年男子都参加了红军，运输队的主力几乎全是妇女和年纪稍大的人，有的运输队里甚至还有十几岁的孩子，地主、富农则在监督之下参加运输队。为解决运输队长途跋涉面临的吃住问题，各县苏维埃在主要交通沿线每隔三五十里就设有类似于今日兵站的交通站和招待处，为过往交通运输人员免费提供食宿。通江到巴中一百七十里路途，中途设有鹦哥嘴、杨柏河、杀牛坪、右垭口等七个交通站和招待处。长赤到南江也设有沙河子、二洞桥、石矿坝、东榆铺等七个交通站和招待处。因为过往的运输队数量太大，招待处厨房日夜灶火不息。南江沙河子街的周腊梅曾跟着母亲在招待处帮忙做饭，她回忆道：那时厨房里开流水席，每天人来人往，来了就要吃，吃完就赶路，最多时一天要煮近一千斤大米的饭，招待处里有一百多个床铺供来往部队和苏维埃人员住宿，有时半夜三更还有人来住宿。

邮政与通信是现代社会的特征，川陕省苏维埃交通委员会下设赤色邮政局和电报局，区、乡设代办所，负责各级机关报、部队和民间邮件、电报、报刊的传递工作。县邮政局一般有局长、文书各一人，到各地送信的传令兵、交通员十三人左右。南江大河邮政局通信排长何朝开曾回忆：当时邮政人员必须做到：急件随到随送，如文件报纸封有“火速火速”字样，深更半夜都要送到；战线打到哪里，邮政人员必须冒枪林弹雨将标语、传单散发张贴到哪里；既是邮政员，又当战斗员，送信时身挎步枪一支，马刀一把，手榴弹数枚，随时随地准备参加战斗；严格保密，包括自己的亲人也不准看信件，身上随时带有火柴，敌众我寡时立即销毁文件。

经济的发展与繁荣离不开商业。根据地建立初期，对私营商业一律没收，结果导致市场供应困难。川陕苏维埃政府很快改变政策，并下大力气组织了由政府投资兴办的“经济公社”，实质上是国营供销合作社，负责销售和收购。红军每解放一地没收商业资本家和官僚军阀的财产和打土豪缴获的金银，作为经济公社的资金来源。川陕省经济公社总社设在通江得汉城，各县设有总分社，区以上设有经济公社，乡镇一级设有经济合作社。经济公社担负着苏区物资供应，领导合作社及私人经济，稳定物价等重要任务，占据苏区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根据需要，有些经济公社还开办有饭店、面馆、药店，开店资金由苏维埃政府拨给并接受苏维埃财经委的领导监督。

除各级苏维埃财经委主办的“经济公社”，政府还允许合作商业和私营商业等经济模式作为经济公社的补充。合作商业是群众自己兴办的一种集体经济组织，有“贫农合作社”、“工人合作社”、“妇女合作社”、“士兵合作社”、“信用合作社”、“耕牛合作社”等。

如南江县大河区贫民合作社，经营食盐、布匹、糖等，群众集资、合股办社，一户一股，每股一元，按股分红，有股金一千五百元，由群众推选股东会管理。入股者可得到一张合作社社员证，凭证以低于国营商店价格购买当时的紧缺物资，如合作社三吊钱可买二两盐巴、一斤红糖、三丈土布、二升大米，而经济公社三吊钱只能买一两盐巴、半斤红糖、一丈土布、二升大米。这个合作社成立半年后，每股（一元钱）分红利五块银圆。

在“保护中小商人利益”的政策鼓励下，苏区国营商业、集体商业和私营商业共生共荣。如江口镇当年除两家国营经济公社外，私营商业非常活跃，每逢“一、四、七”赶集，江口镇的大桥湾到小桥湾这一段，成了卖香烛火炮、篾具竹器、土布、土烟、熟食、小百货的个体商贩市场，由于没有军阀土匪恶霸的欺行霸市，市场交易繁盛和价格灵活程度，远远超过了军阀统治时期。

川陕苏维埃所在的川北是四川经济发展最为落后的地区，除了军事工业外，本地所产全是土特产品，所有的生活物资全靠土特产品从白区换回。要搞活本地经济，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就必须积极开拓苏区与白区的经济贸易。

中共川陕省委关于《财政经济问题决议草案》规定：收集黑、白木耳，桐油、白蜡、木材、毛猪、羊皮等赤区多余和不需要的东西输去白区，由白区大批收购棉花、布匹、西药、食盐等赤区需要的东西。各边区立即建立对外贸易机关，奖励苏区农民，发展对外贸易。

经济建设是一门重要的学问，有其内在的规律，在当时的条件和环境下，红军中懂得这门学问的人很少。郑义斋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就从事金融工作，到了鄂豫皖根据地，又从事财政和金融工作，是红军中少有的经济专家。郑义斋对苏区经济建设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强调，经济建设必须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经济来源要从建设中去寻找。他批评某些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只注意向地主资本家没收财物，而不注意经济建设，增强自身造血能力。为了教育干部重视这个问题，郑义斋在《苏维埃》《干部必读》等报刊上多次发表文章，针对苏区财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的措施、办法和建设性意见。他在《我对财政经济工作之意见》一文中要求，各级财经工作的领导干部要认真抓好经济建设工作，“使每一个同志都了解，尤其是每个党团员把经济工作当作日常中心工作之一，使苏区每个工农群众都知道经济建设的意义”。

1933年7月，他在《对于经济物资集中统一支配和彻底整理问题》一文中，列举了财经工作的保守思想和分散主义的各种表现和危害，提出了健全各级财委会、经理处的机构、切实执行预算和决算、经济财物要经常精确统计、坚决执行现金集中、发展对白区的贸易、加紧宣传累进税的意义、加紧宣传与普遍建立各种合作社组织等十条措施。他的这些主张，对于加强根据地的财政工作，完善财经制度，加强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发展苏区经济建设，起到了十分重要而又非常实际的指导作用。

金融事业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可或缺。川陕苏区，经济落后，金融业毫无基础可言。由于长时间的军阀混战，各种不同背景与派系的军阀你来我往，造成这里币制混乱，银圆、铜钱、各地的纸币混杂流行，一些毫无信誉的劣币混杂其间。这里的人民除了饱受军阀、反动政府的掠夺和压榨外，在经济上还备受剥削，有时候一种货币暴跌，顷刻即造成千万人财产蒸发，身无分文，一些奸商也利用这种办法来制造金融暗潮，套取百姓财产。

川陕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郑义斋立刻担负起组建川陕苏区金融事业的重任。郑义斋在鄂豫皖就兼任苏区工农银行行长，川陕苏维埃工农银行承接了鄂豫皖工农银行的建制，仍旧由他担任行长，工农银行在苏区所有的县均设有分行，工农银行的总目标是：统一币制，流通苏区金融，实行对工农的低息和无息贷款，帮助合作社的发展。

川陕工农银行设在通江，共有六百多名员工，下设货币兑换所，有两个造币厂，一个造银圆、铜圆，一个印刷纸币。发行的货币主要有银币、银币券，铜币和铜币券。如：川陕苏维埃政府壹圆布币和壹圆纸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版壹圆布币和壹圆纸币。为了方便找零，还生产有五百文铜币、大二百文铜币、小二百文铜币，贰串布币、三串布币、伍串布币、拾串布币，壹串纸币、叁串纸币，加上仿制的袁大头、孙小头和川版银圆，苏区银行共发行了十八种货币。

在混乱的币制下，再发行百姓们陌生的“苏币”，其难度可想而知。为显示经济实力和政治威力，郑义斋双管齐下，一方面组织了金银珠宝展览，一方面运用法律手段相继公布了一系列的金融行政法规和金融管理规章：

《经济政策决议草案》：“苏维埃区域的货币，目前得在苏维埃区域内通行并消灭行市的差别。但苏维埃对这些旧币应加以清查并印盖图记，以资监督。” “外来货币一律兑换苏维埃自己发行的货币。”

《营业条例》：“一切商人不得拒绝使用苏维埃政府发行的货币。”

《革命法庭条例草案》：“凡进行经济上的破坏阴谋，破坏银行信用，拒绝使用工农银行发行的钞洋纸票……都属于反革命的犯罪，革命法庭按照犯罪轻重，阶级成分，分别首要、胁从，分别处以劳役、监禁和死刑。”

苏维埃货币究竟是当地人民所未见过的新货币，在苏币刚发行时，出现过拒绝使用、贬低、伪造的事件。《通江金融志》记载：

通江有几个盐商，对苏洋压价售盐，袁大头一个卖盐八两，川版六两，苏洋只称四两。经发现后，由西北军区予以镇压。

红江县原经济公社营业员屈学金回忆：

有一个地主造假票子，上街到经济公社买盐，被发现后，按《革命法庭条例》之规定，被处以极刑。

苏区初建时，工农银行虽然发行了少量纸币和布币，但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白区货币充斥市场，郑义斋及时提出对策，“大量发行苏维埃货币，兑换旧货币”。宣达战役缴获了刘存厚的造币设备，工农银行的铸币、造币条件大为改善，为大量发行货币创造了条件。苏维埃政府也出台政策：“外来货币一律兑换成苏维埃货币。”这项政策一出台，外来货币只进不出，由经济公社收回外来银圆和铜圆，然后回炉铸成自己的银圆、铜圆，如此一来，很快将白区货币挤出苏区市场，苏币逐步成为苏区通行的主要货币。

税收是货币回笼的重要渠道。1933年8月，川陕省苏维埃出台了《川陕苏维埃税务条例草案》等。税务条例第一条开宗明义：

本局为执行中央累进税率，并根据此次川陕省工农兵代表大会决议，以增进和巩固工农自身利益，发展社会经济为目的，故命名为川陕工农税务局。

税务种类有农业税、特种税、营业税、入口税、出口税等。农业税以交公粮为主，贫农、中农的最高税负为百分之七点五，富农最高为百分之十二点五。

为杜绝腐败，《川陕苏维埃税务条例草案》还对税务工作人员的行为作了严格的限定：

非经本局检派负责人员，无论何人不得代收代征。凡派出各级税务人员，除公家津贴伙食外，每月暂规定报酬金二元，绝对禁止徇私舞弊，不得向纳税人员妄取分文。在收税款时，税局无吊打人的权利。

除了税收外，红军战斗的缴获也是苏区货币回笼的特殊渠道。如宣达战役中一次性缴获刘存厚库存银圆一百多万枚，棉布二十万匹，棉衣两万套。这么多的缴获大大充盈了银行的库存，奠定了苏币的经济基础。

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苏区的金融系统为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促进根据地建设，保障红军军需供给，支援革命战争，稳定人民群众生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郑义斋也由此被誉为“红色理财专家”。

由于文化水平限制和对地主老财的愤恨，红军攻占一些地方后，总是有些人把有钱人的贵重物品、高档家具、珍奇古玩看成奢侈品砸烂并付之一炬，看到这些情况，郑义斋十分心疼和气愤。他在达县一次干部会议上说：“一切财富都是人民大众创造的。这些好东西，是过去地主老财们剥削掠夺我们穷人的。现在打倒了他们，好东西又回到了主人手里。我们为什么偏要打碎砸烂呢？我们是真正的主人，应当珍惜它们。只有劳动人民才有享用它们的权利！”他的观点很明确，这些东西在敌人那里是不义之财，现在到了我们手里，就是人民的财产，要好好利用，再破坏和浪费，就是对人民的犯罪。以后，部队打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同地方党组织一起组织人力，迅速将战利品清点、归类、装运、入库，为革命积累了大批财富。在达县刘存厚的府邸，他听说陈锡联将金砖当成铜块扔进茅坑，大为吃惊，立即组织人从茅坑中找出金砖。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总部率领五军、九军、三十军奉党中央之命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开始了异常艰苦的西征，郑义斋任西路军总经理部部长。由于寡不敌众，命令多变，西路军遭受惨重损失，1937年3月13日，西路军总部在康龙寺以南的石窝召开军政委员会，接到开会通知之后，郑义斋把经理部里分开保管的金子、银圆收集起来，包成几包，用针线缝牢实，准备随身带到总指挥部，给即将返回延安的领导同志作路费。谁知，没走多远就被敌人包围了。郑义斋指挥战士们沉着应战，边打边往山坡上撤，但敌人越围越多，为了不使经费落到敌人手里，郑义斋当机立断，命令战士张开清驮上金子突围，他自己留下来掩护。小张冲出去了，经费安全地送到了总部领导同志手里。郑义斋却身中数弹，同留下的警卫战士一起，全部壮烈牺牲。当年，郑义斋还不满三十六岁。

第四章建设川陕苏区免费教育不再是天方夜谭

教育是社会进步发展的基础，享受教育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但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时代，穷人尤其是农村的穷苦百姓在生存权都没有的情况下，享受教育特别是免费教育成为天方夜谭。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成立后，让穷苦百姓享受教育成为重要工作内容之一。在中央苏区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下简称《宪法大纲》），《宪法大纲》第十二条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群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阶级战争许可的范围内，开始实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实行，并保证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

1933年2月，川陕省苏维埃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布，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为根本法。同年6月，川陕省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中决定：

必须将苏维埃的理论和实际，经过苏维埃学校、训练班、读报会、识字班、会议演讲、文字宣传、戏剧、画报等，使广大群众了解……

1933年6月和1933年8月召开的川陕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和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对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川陕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决议指出：

广泛的发展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的重心应当是发展社会教育……各处都办工余学校、俱乐部、识字班、读报班，加紧识字运动，使苏区工农大众能识字，有计划的建立各地列宁小学。建立出版工作，大批的出版共产主义的书籍。同时为了苏维埃的需要，大会决定省苏维埃文化委员会马上成立苏维埃学校，培养文化和其他各种专门人才。

为了落实普及教育的决议，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专门设置了文化教育委员会，这是苏区文化教育的最高主管机关，下设有学校教育局、社会文化局和国家出版局，县、区、乡、村层层有人负责文化教育工作。

川陕苏区的学校教育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完全免费的普及型义务教育，如列宁学校，“凡属青年不分男女都有入学机会，学膳书籍一切费用应由政府负担”；另一种是旨在培养各种革命干部的学校，如党校、苏维埃学校、红军大学、彭杨军政学校等。

根据川陕省苏维埃的要求，一般区、乡苏维埃政府都办有列宁学校、贫民学校和工农中学，主要用以普及教育、提高群众文化水平。红军入川后建立的第一所学校是通江泥溪场列宁小学。赤江县苏维埃建立不久，在乡村中办起列宁小学十四所。红军解放巴中后不到一月，就在乡村中办起列宁小学校二十三所。通过努力，全苏区二十三个县市以及所辖乡都设有相当于高级小学的列宁学校或列宁模范学校。

列宁小学的规模大小不一，少则十来人，如通江长坪、檬坝等地的列宁小学，多则几十人到几百人，如通江苦草坝、巴中黄连垭列宁小学校，各有八十余人。列宁小学主要招收六至十四岁的男女儿童入学，教师一般是聘请本地任过教的私塾先生，其待遇有的是发薪水，有的是供吃穿或由代耕队帮助耕种田地。所有的列宁小学和列宁学校全部推行免费义务教育，广大贫苦老百姓的子女第一次享受到受教育的权利。其中十一所学校实行全日“供给制”，十所学校只供应午饭，这在战争年代实在是难以想象的。

列宁小学设置政治、国语、算术、音乐、美术、体育、常识、劳动、文艺等九门课程，教材由川陕省委宣传部和川陕省苏维埃文化教育委员会统一编印，如《列宁学校读本》《革命三字经》《消灭刘湘三字经》《红色革命战士读本》等，也有各种自编的识字读本。

《四川省体育史资料》1983年第二期载有一份珍贵的“川陕省苏区小学课程表”，课程表显示，列宁小学每周六天，每天上午下午各三节课。周一上午三节课依次为政治消息、国语、算术，下午三节依次为国语、常识、体育。每周还有两节音乐，两节美术，两节劳动实习。

那些没能上列宁小学的孩子们则用另外一种方式学习。丁寿元原是白庙乡识字岗的童子团团员，他曾回忆：当年我们童子团配合红军设立路岗查路条，我们村的原来的私塾老师，后来成为文化识字班的教员李克篆，就在我们查路条的岗上拿着教我们识字，要求我们会认、会写，这样才能认识路条。每天晚上，我们两人一班，在凉棚或在火堆旁，我们都抓紧认字，互相考问。交班时再把路条上不认识的字请教老师或伙伴。李克篆老师也常去查岗，帮助我们认字。这样一段时间，我认识了二三百字。

红四方面军老战士白太禄也回忆：1933年我在通江做木匠活时参加红军，当时我们战士大多不识字。虽然战斗任务重，但上级还是关心我们学习，教我们识字，并将识字多少编组，识字多的教识字少的，并视进步程度重新编组，我们学习的教材除油印的《战士必读》外，就写标语，认标语，如“打土豪分田地”，“ 穷苦人团结起来跟共产党闹革命”等。上级对我们学习抓得很紧，要求“见物识字，干啥学啥”，如被子、马刀、步枪、草鞋、扁担、粮食、碗筷，吃饭等，这样学得很快。有的行军时，就看前面同志背上的东西或是路边的东西，到了宿营地，睡觉前在肚皮上反复写，这样一下子就认识了好几百字。

除义务教育外，川陕省苏维埃政府还建立了一批省属专业学校，培养急需的各类专业人才，如党校、团校、干校、苏维埃学校、邮电学校、通讯学校、新闻学校、教师养成所（师范学校）、中医训练班、妇女学校等各种专业学校。军队办有彭杨军政学校，农村办有识字班、俱乐部、阅览室、运动场（又叫红场）。

第四章建设川陕苏区有声有色的卫生事业

川陕苏区地处僻乡，医疗卫生事业相当落后。当时川北地区流行的一首歌谣说：“穷得狗在锅里卧，哪还有钱去吃药。有病唯愿早些死，免得活着受折磨。” 天花、梅毒、疟疾、伤寒、麻疹、结核、痢疾等各种急性、烈性传染病时有发生。此外，惨烈的战争造成敌我双方大量人口死亡，数万的死尸造成环境污染，鼠疫、伤寒、疟疾、痢疾等瘟疫流行，疾病和瘟疫严重威胁红军战士和苏区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为满足苏区干部群众求医问药的紧迫要求，川陕苏区省委和省政府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了苏区医疗卫生机构体系。苏区医疗卫生机构体系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为红四方面军野战医院。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是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的直属单位，集医、政、军、教、研于一体，中西医并重，兼具培养战地医卫人才和医药研发。总医院下辖七所分院、五所军医院、十五所师医院和四十四所团卫生所，日均收治伤员三千人，最多时收治伤员约六千人，是当时苏区规模最大、机构最健全、功能最完善的野战医院。

第二部分统称为工农医院序列，是在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内务部领导下建立和组织起来的，为地方武装、党政机关团体职工和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纯中医医疗卫生机构。1933年7月，川陕省工农总医院在毛浴镇成立，1934年2月迁往长胜啸口梁麻坝里。总医院下设政治部、医务处、总务处和十五个病号连。十五个病号连分布在三条长塬的十五个大院子里。院长先后由李敬元、陈鼎玉、王兴刚、王朝禄担任。全院工作人员四百二十余人，其中院部各机关一百五十余人，医护人员二百七十余人，有病床（通铺折合）三千余张。总医院先后收治伤病员二万六千余人，治愈二万三千余人。工农总医院分别在红江县的瓦室铺、河坝场、鹦哥嘴和巴中清江渡、观音岩、镇龙观等地设立了六个分医院。

各县苏维埃政府也建有自己的工农分医院，各区乡场镇经济公社内开设工农药房或药铺，聘请医生为当地军民治病。在川陕苏区，药品和医生缺乏是医院建设最大的难题。工农总医院吸取当地郎中坐堂就诊，发动群众大量采集中草药，开办红色中医训练班，部分解决了缺医缺药的困难。在川陕苏区存在的两年多时间里，工农总医院及其下属分医院共治愈伤病员二万三千名，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军民身体健康。1935年春，工农总医院及其分医院随红军撤离川陕苏区长征。

第三个部分即私人医院、诊所。川陕苏维埃政府鼓励民间医生开办私人医院、药铺，走乡串村为群众治病。

这三个层次的医疗卫生机构组成了川陕苏区庞大的医疗卫生机构体系，为救死扶伤、保存革命力量和改善根据地人民的健康状况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三个层次的医疗卫生机构均向当地普通老百姓开放，为贫苦百姓提供医药服务，而且不收药费和诊费。红军总医院还经常派出巡回医疗组到各地进行巡回医疗，扑灭流行病，编印预防和治疗流行病的小册子，普及医药卫生知识，提高防病治病能力。对大面积的、严重影响群众生命健康和生存质量的疫病加强控制与治疗。这些做法赢得了广大群众对红军的衷心拥护，老百姓说：“军阀把人变成鬼，红军把鬼变成人，还是参加红军好咯！”

提高健康水平重在防治，为加强群众性的卫生防疫工作，川陕苏区成立了省、县、区、乡各级卫生防疫机构。各级医院也设有负责普及卫生知识，兼管卫生防疫的相关行政部门。川陕苏区还通过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大力开展卫生防疫宣传，提高群众卫生意识，提倡全民健身运动，在各县、区、乡普遍设立红场，设置各种运动器械，举办“赤色体育会”等全民健身活动，鼓励“锻炼身体去消灭刘湘”。

为了提高人民群众和红军战士的卫生常识，川陕苏维埃卫生医疗部门还专门印发了《卫生丛书》《卫生常识》等小册子，内容包括“健康法、空气的用处、公众地方的卫生、晒太阳有什么好处、防备生病的妙法、饮食、卫生的好习惯”等广泛的卫生常识。

川陕省委宣传部还编辑了《一般的卫生常识》，以编号文件下达各地。其中提出十八种增强健康的方法，要求人们勤换衣服勤洗澡，饭前便后要洗手，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早晚刷牙漱口，被褥半月洗一次；强调封闭厕所，清除垃圾，疏通阴沟，不随地吐痰；讲解“病从口入”的知识，要求饮食清洁、新鲜、适时、适量。每星期至少洗一次澡，每星期换洗一次衣服，饭前便后要洗手，不要吃生冷或苍蝇爬过的食物，不要随地吐痰，不要被蚊子、臭虫及跳蚤咬，不要用脏的手指挖耳朵、鼻孔或擦眼睛，每天早晚刷牙。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编辑出版的《卫生常识》，着重说明当时的流行病如烂脚病、痢疾、伤寒等的预防和治疗方法。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写的《简略卫生常识》有极强的实用性，文化程度较低的战士们很容易掌握：

1.每天的早操一定要确实操作……可强筋骨、活脉、壮身体……

2.每天饮食要有节制，不要过饥过饱，腐朽食物勿食，生水不要喝。

3.住的地方和房屋要干净，不干净的东西要送远掩埋好。空气要流通，光线要充足。

4.衣被要常洗换和曝晒。

5.夜间睡觉，夏天勿贪凉睡在过风道的地方，冬天不要把门窗闭紧。

6.街市卖的水果小食等，不是新鲜的不可买来吃。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曾中生写的《战地卫生》：

一、衣服要常洗，被巾要常晒，洗脸洗脚洗头洗身，时时要不懈。

二、饮水要干净，食物要新鲜，地面住屋，要打扫得没有一点灰尘。

三、人马死尸要埋深，腐物垃圾要送远，还要想尽办法对付蚊子与苍蝇。

四、粪毒易熏，臭气难闻，蚊子苍蝇来传染，百病丛生，因此军用毛厕要挖得远，不许随便大小便。

五、秋天多疟、痢，伤寒在冬春，生疮生疥也易传染，最可怕的是夏秋之间鼠疫横行，一切病魔，由于不卫生。

六、无论行军，无论驻军，无论休息与战争……无论是战士与官长，都要讲卫生，实行检查，实行奖励，实行处罚，全在连长与指导员。

红军总医院经常印发防疾治病的传单，如1934年，根据地红白痢疾流行，总医院印发传单要求人们用西皮草熬水服用，同年多雨，湿脚病流行，总医院又印发传单，教人们用斑鸠草和露水草烧灰敷治。同时还利用各种公共场所宣传普及卫生常识。

第四章建设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总医院

从鄂豫皖到川陕，部队千里转战，每次战斗中都会出现伤病员，由于部队要行军打仗，又没有根据地，往往不得不忍痛将一些重伤员留在地方，这些伤病员总是成为敌人残酷报复的牺牲品，以至于有些战士说，宁可牺牲，不愿负伤。牺牲后就再没有痛苦，负伤后往往还要承受更多的磨难。在战事不断的情况下，如何救治伤员成为部队建设发展的大事。入川后，形势相对稳定，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以红十师医院为基础，从十一师、七十三师医院各抽调一部分医务人员，在泥溪场成立西北军委总医院，又称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当时的总医院规模很小，医护人员只有三十余人。

1933年元月，总医院迁驻毛浴镇，因为环境条件的限制，总医院规模较小，医生、护士缺乏，医药设备缺乏，病房分布于瓦室铺、九浴溪、雷家河、圆池河一带，收治伤病员一千四百多人，治疗条件十分恶劣。1933年3月，田颂尧向新创立的苏区发动“三路围攻”。为了诱敌深入，红四方面军总部撤出通江城，总医院也由毛浴镇迁回到泥溪竹子坎。1933年5月，红四方面军发起空山坝反击战。战斗异常激烈，部队伤员骤增，为了就近治疗，总医院奉命从泥溪场迁往檬坝的长坡。在长坡时，总医院共有中西医生十四名、医疗看护人员三十名左右。就是这样的条件和规模，总医院仍然收治伤病员一千五百名。同年7月，随着反“三路围攻”胜利结束，总医院又奉命迁往民胜镇的鹦哥嘴。由于伤病员的增加，医院规模也随之扩大，伤病员数量剧增，但医院规模、医疗条件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西北军委决定，调川陕省委书记周光坦出任总医院院长兼政委。

1933年夏，张琴秋由川陕省红江县委书记调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事实上成为总医院的具体事务负责人。张琴秋文武双全，具有极高的政治修养和领导天赋，张琴秋、周光坦以及苏井观等总医院的主要领导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艰苦开拓，把总医院和川陕苏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开展得有声有色。

在鹦哥嘴停留了半年左右，1933年底，刘湘发起“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收紧阵地，步步后撤。总医院全是伤员和医护人员，必须要一处交通便利，又安全可靠的环境。经选择，1934年2月，总医院转移到沙溪的王坪。

王坪是川陕根据地的大后方。地处大巴山腹地，东接川北门户竹峪关，南与通江相连，西抵军事重镇得汉城，北面直抵巴山腹地简池坝。这里四面群山耸峙，到处沟渠交错，总医院中心地带背靠巍巍高耸的大城寨，脚下是潺潺流过的沙溪河，两边是直插云天的绝壁，整个地势犹如一把大靠椅，总医院所在的王坪方圆十多里地形相对平坦，周围土地肥沃，稻田环绕，漫山遍野，竹木成荫，一年四季郁郁葱葱，风景优美，气候温和，宜于养伤和治病，是设立野战医院不可多得的好地方。在这里，总医院得到长足的发展，全盛时期有四千多人，其中中西医医务人员达一千多人。

总医院是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的直属单位，其编制相当于军级。当时，由于川陕苏区处于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总医院既要领导全军的医疗卫生工作，又要兼管全军医疗机构的行政事务，同时还兼具培养战地医卫人才和医药研发的功能，实际上是一个集医、政、军、教、研于一体，中西医并重的机构。

总医院下设政治部、医务部、总务处三大部门，辖七所分院、五所军医院、十五所师医院和四十四所团卫生所，是我军当时规模最大、机构最健全、功能最完善的后方医院。

政治部主管总医院系统的一切行政事务，内设组织科、宣传科和保卫科。首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张琴秋调到妇女独立团后，徐立清接任政治部主任。最初，政治部设在大路边的一所地主大院里，后为安全起见，搬到位置僻静、绿树环抱的山坳里。组织科负责全院的人事和党团员的管理工作。

宣传科是全院最为活跃的科室，负责全院的宣传、文化和教育工作，还设有列宁学校、俱乐部和版报组、歌咏组。列宁学校负责招收看护兵、护士和一定数量的伤病员，学习的教材是总政治部编的《新战士读本》和《红色战士丛书》。俱乐部是当时的文化场所，也是人气最旺的地方。

俱乐部制作了秋千、木马、沙坑等体育运动器材，供轻伤员们锻炼身体。

俱乐部还有一个五十多名演员的新剧团，这是张琴秋的点子。剧团有一支小乐队，二胡、笛子、手风琴是乐队的主要乐器。张琴秋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高才生，她政治坚定，头脑冷静，能歌善舞，具有极高的政治理论修养和艺术素养。担任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后，张琴秋将这些为革命流血负伤的伤病员当成自己的亲兄弟，以女性特有的温柔、细致，体贴入微，想方设法帮助他们恢复健康。治疗伤病，除了药物外，还有精神疗法。看到伤病员们整天在伤病的折磨中，情绪不高，为了调动伤员自我恢复能力，张琴秋广泛寻找有文艺天赋的战士，将他们组织起来，为伤病员们表演节目。张琴秋有时自己也亲自参加演出。好几次她到病房去视察，听说张主任来了，伤病员们的情绪立即振奋起来。有一次，张琴秋来到一个重伤号面前。这天天气很热，她看到这个重伤员满头满脸的汗珠，便坐在他的身边，掏出自己使用的毛巾，给他揩汗，问他的名字、籍贯、在哪里受的伤、疼不疼，又问他有什么要求。没想到，这个伤员说，我最大的要求是想听张主任唱歌。他的话一出，周围的伤病员纷纷鼓掌。张琴秋大大方方地说：“好，大家喜欢听我唱歌，那我就给大家唱一首。”张琴秋有一副天生好嗓音，她一开口，甜美的声音如同清风吹拂，伤病员们立刻就忘记了暑热，沐浴在她美妙的歌声中。一曲终了，病房里掌声一片，张琴秋又给大家演唱了一首。张琴秋离去的时候，那个重病号的眼里饱含泪水。离开病房，张琴秋立即找来剧团负责人，要求他们尽快编排一些反映战士们战斗生活的小歌舞，要经常去给伤病员们演出。演出多半是在病房外的场地，对一些不能动的重伤号，剧团就到病房里，到他们的床边去演出。每次剧团来演出的时间，就是伤病员们最快乐的时光，比较著名的节目有歌舞《八月桂花遍地开》，话剧《刘湘投江》等。

保卫科也称交通科，主要担负医院保卫工作。保卫科配有一个营的兵力，下设四个步兵连和一个骑兵排。

医务部主要负责军队的医疗业务工作，普及医药卫生知识，培养医护人员，指导下辖医院的业务工作，医务部下设中医部、西医部、护士学校、看护营、院部医务所等机构。

由于总医院的伤员多为刀枪创伤，所以西医部是医院里的重要部门，为伤病员动手术的手术室就在西医部。手术室恐怕是总医院里最阔气的地方了。手术室原是一地主的大庄园，和一般农村常见的砖瓦房不一样，这个庄园的房屋高大宽敞，墙壁全部刷有白石灰，最为显眼的是宽敞明亮的窗户，宽大的窗户装有农村极为罕见的玻璃，阳光射到屋里，亮堂堂的，这种房屋在当地极为少见，被称为“洋房子”。洋房子共有三大间，一件储存手术器械和药物，一间是医生手术前的消毒准备间，一间是手术间。两张方桌并排，上面铺一床白单子，就是手术台。距王坪二十余里的桑丝坪设有西医分部，相当于一个分院，最多时共收治伤病员两千多人。护士学校又叫卫生学校，专门为总医院和各分医院培养医务人员。校长苏井观，学员有两百多人，全是十六七岁的青年男女。

中医部设在距离总医院约两里左右的廖坪。中医部实际上就是一所中医院。

总医院的病人几乎全是战斗中负伤的官兵，人数多达好几千。为了看护他们，总医院将五百多名十二三岁的小红军组织成一个看护大队，负责伤病员们的吃、喝、拉、撒、睡。这些小红军们每天在各个病房之间往返穿梭，为伤病员打水送饭，洗衣擦澡，采药制药，运柴运粮。这些小红军用自己稚嫩的双手，为红军的医疗卫生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总务处是医院的第三大部门，负责总医院的一切后勤工作以及各分医院，军、师医院的医药器械保障。

总务处下设供给处，主管全院数千人的衣、食、住、行、采买、仓储、食堂以及为死难伤病员制作棺材的铁木工厂。为解决伤病员床铺所需的垫被、盖被、衣服、鞋子等需求，总务处还设有纺织连、缝衣连、做鞋队、弹花班、洗衣队、担架营。纺织连有纺车一百五十多架，纺出的棉线送到苦草坝的织布厂。缝衣连共三个排，九十余人，做鞋队五十余人，弹花班有工匠十余人，专门给总医院弹棉花，做棉絮棉被。洗衣队一百五十多人全是年轻的女红军，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她们天天在沙溪河畔为伤病员们洗衣晾衣，在严酷的战争环境里，洗衣队姑娘们的青春气息，成为沙溪河畔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总医院的三大部及下设的若干科、股、室、校、队等部门组成大型野战医院完备的建制，为源源不断送来的伤病员救治提供了有力保障，也成为新中国卫生医疗体系创建的重要参考。

除三大部外，总医院还设有若干分医院。随着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不断扩大，敌人的围攻与红军的反围攻激烈进行，战斗越来越频繁，伤病员也越来越多。为适应需要，总医院设置了几个分医院，主要有设在瓦室铺的刘二沟分医院，设在新坝场的新坝场分医院，设在沙溪乡的蔡家沟分医院和设在麻石乡的张村坝分医院。分医院的设置基本仿照总医院，行政上接受总医院领导。

第一大难题是住宿和医疗机构用房严重不足。

红军入川后，天天战斗不断，近三年的时间里，大小战斗多达一千七百多次，残酷激烈的战斗给红四方面军带来极大的伤亡。仅万源保卫战，就有三四千伤病员转过来，最高峰时，曾经一天就送来一千多伤员，“每天做手术后扔掉的血棉花，都要捡一大麻袋。”全院共收治了六千多伤病员。为了便于管理和分级治疗，总医院将伤病员编为十四个连，分别为：干部连、重伤连、轻伤连、病员连、休养连等。

干部连收治的全是连长以上的干部。重伤连全是生命垂危的重伤号，重伤连流动性较大，伤势好转后便转入轻伤连。轻伤连的人数最多，共有九个连。病员连是中医部收治的病患官兵。由于战场环境恶劣，伤寒、痢疾、疟疾流行，中医部将患伤寒和痢疾的病患者编为重病员连，将患疟疾的病患者编为轻病员连。休养连又叫归队连，大部分都是伤势基本痊愈，在这里休养一段时间即可出院。休养连的干部战士都要参加一定的活动，如帮厨、轻度的军事训练。凡是出院的官兵，都必须持有休养连的证明到院部办理出院手续，否则以不守纪律论处。

十四个伤兵连外加上医护人员近七千多人住在哪里？

王坪位置偏僻，只有一个人口不多的小山村。这里的百姓生活艰苦，住的全是泥坯草房。经过当地苏维埃动员，老百姓腾出十七套民房，但这点房子远远不够，房少人多成为一大矛盾。以当时的条件而言，大规模建设病房也不现实，而且盖房子也非一日之功。为缓解房屋紧张，只有化整为零，分散居住。总医院将西医部放到桑丝坪，把中医部设到廖坪，十四个伤兵连，以连队为医疗区分散居住，六千多伤病员分散居住在周围方圆十多里的村落里。因为住房紧张，伤病员的床位也有严格规定，轻伤病员的铺位，每人不超过两尺五，一头一个，颠倒相睡；重伤员单独一个铺位，宽度不超过三尺。就是这样，每个房间里全部被床位挤得满满的。

除了手术室、药品仓库、食堂和少量的治疗用房外，其余的医疗用房也随同伤员一起，每个医疗区一两间房子作为看病的地方。就是这样因陋就简，总医院建成了红军历史上最庞大的综合野战医院。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收治了伤病员近万人次，为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战斗期间的伤病员提供了全方位的医疗保障。

第二大难题是医护人员极度缺乏。

医护人员是专业性极强的特殊人才。以当时中国的医疗卫生教育水平而言，受过专业训练的医护人员就是在大城市也属凤毛麟角，红军的根据地都是建立在敌人统治薄弱的穷乡僻壤，专业的医护人员就更稀少了。在当时的情况下，红军的医护人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俘虏敌人的专业医官，经过做工作，让他们留下来为红军服务；二是充分利用四川的“郎中”，也就是中医；三是自己办红色卫校，培养自己的医护人员。

战场上俘获敌人的医官数量有限，周光坦和张琴秋便将眼光盯在中医上。中医的特点是家传，很多中医有了绝招后便在家里坐堂行医，也有一些“走方郎中”。在当时的情况下，首先要解决“有无”的问题，能治病就是“医生”。在科班出身的医护人员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他们充分利用本地的中医资源，雇用、聘请一些老中医来医院工作。但在当时，阶级对立情绪势同水火，要聘请那些不属于工人和贫雇农的郎中到医院来为红军服务，绝非易事，有些人将此视为严重的“政治问题”。抢救医治好伤病员，是稳定军心，增强部队战斗力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周光坦、张琴秋在这个问题上据理力争，争论的焦点落在究竟是所谓的“政治问题”重要还是抢救红军战士的生命重要，不是工农出身的医护人员究竟能不能用。

1933年8月11日，红四方面军总部专门召开医务工作会议，周光坦和张琴秋在会上作了重要的发言，就解决医生不足的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他们的发言得到了徐向前、陈昌浩、傅钟及郑义斋等人的大力支持。会议结束后，川陕苏维埃和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陆续出台了好些相关政策，如《团结争取旧的医务人员，设立中药房》的决议，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和西北军区政治部联合布告更是明确宣布：

对于医生、军人、技师、熟练工人、科学家、文学家等专门人才，知识分子和学生，不但不杀害，如果这些人才愿意忠诚在苏维埃政权下服务，政府予以特别优待。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关于土地改革布告》第十三条规定：

白区医师、技术人材、专门家、教员，在服从苏维埃法律，在赤区工作者，除应有之工资外，如其家属进境，亦同样分得土地。

征得方面军总医院院长兼政委周光坦的支持后，张琴秋一面与地方党委联系，找到驻地中共沙溪区委书记阎仕金，请他们协助提供当地的中医情况，一面发动总医院现有的几位中医提供名单，动员其所熟识的中医到总医院来工作。最早来到总医院工作的本地中医是阎文仲，以后阎文仲又介绍了杨成元。杨成元是当地远近闻名的老中医，医术高明，但他曾经在当地的保安团担任过团总，红军解放通南巴后，杨成元担心受到镇压，吓得躲进深山。得知这个消息后，张琴秋认为，红军极度缺乏医疗人才，对杨成元要利用他的特长为我所用。她在阎仕金和阎文仲的陪同下，钻进深山老林，找到杨成元，亲自给他做工作，以人格担保只要他为红军服务，保证对他不关不杀。张琴秋说：“共产党说话算数，只要杨成元愿意给红军看病，不再干坏事，我用脑袋担保他的生命安全。”

张琴秋这样做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的，当时川陕根据地“肃反”之风正盛，极左环境下，很多人为一句话、一件事被抓被关。担任敌人“团正”一级官员，按规定要予以严惩。张琴秋将镇压的对象请到总医院做大夫，引起了一些非议。张琴秋力排众议，坚持让杨成元给红军战士治病。为感红军不杀之恩，到总医院后，杨成元第一天就给九十多名伤病员看病，表现出了精湛的医技，赢得众人信服。在以后的工作中，杨成元勤勤恳恳，抢救了很多重伤员，得到医院的信任。总医院中有专长的中西医生，均称为医官，相当于军队的连级干部。由于苏区财政经济困难，军队指战员、地方干部实行供给制，一律不发薪金，但对技术人才则特别照顾。经红四方面军总部同意，对杨正元等一批当地聘请的医官给予薪金，医官杨贯英每月工资一百六十元，医官杨成元每月工资一百二十元，医官陈殿之每月工资一百元，医官李邦锐每月工资四十元。医院为医生专门开小灶伙食，“无荤不摆饭”；对有烟癖的医生，特批供给鸦片；老中医行军、出诊可以骑骡子。外出就诊配以坐骑，这就如同今天给专家配专车一样。张琴秋更是决定任命杨成元为中医院负责人。1935年，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根据地，杨成元不顾古稀之年，毅然决定跟随红军长征。此时张琴秋已经离开总医院，得到这一消息后，她立即将自己的坐骑送给杨成元。长征路上，杨成元继续给红军战士治病，部队到川西理番时，杨成元不幸病逝。辞世前留下遗言：“我老年遇知音，幸得参加革命，我死值得，死而无怨。”

除了留用和聘请，周光坦和张琴秋的第三个办法是自己培养。举办“红色医官”和“红色看护”培训班，成立卫生学校，培养卫生人才。这项工作的最大功臣是苏井观。

苏井观，河南省潢川人，名苏炳达，字静观。1927年毕业于天津海军军医学校，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初离开潢川进入鄂豫皖苏区并参加红军。先任红二十八团军医，后调任红军第一师（后改为第十师）医院外科主任、院长。红军入川在泥溪开办总医院，苏井观为第一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院长，参与创建和领导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卫生事业。1935年7月至1936年3月任红四方面军总卫生部医政局局长。1936年后先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卫生部部长、红军西路军卫生部部长、延安边区医院院长、八路军医院院长、中共中央军委卫生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总卫生部部长。解放后任卫生部副部长。

为了解决医护人员紧缺的问题，红军入川后，苏井观就开办了红四方面军历史上第一所“红色卫校”，招收“粗知文字，有学习精神”的雇工、贫农、中农及社会关系清白、无反动嫌疑的男女青少年，毕业后即分配到各红军和工农医院服务。苏井观一边创建总医院，同时自任校长，他自编教材，亲自讲课，手把手带学生实习。苏井观、周吉安、林春芳、李炳伍、黄兴蓉、潘文森、俞明成等医生讲授病理学、解剖学、药物学、脉络学等课程，为红四方面军培养了一大批卫生工作骨干。总医院定址王坪村后，苏井观除了担任外科主任外，把主要精力用在了开办卫生学校、培养医护人才的工作上。在苏井观的努力下，“红色卫生学校”开办得有声有色，学员们在较短的时间里学到了很多急需的实用知识，这些人毕业后立即进入总医院和部队各级医院，有力地提高了红四方面军的医护水平。学校共为根据地培养了四百多名医护人才。

第三大难题是药品和医疗器械空前的紧张。

红军入川后战事频繁，总医院伤员日收治量在三千人左右，万源保卫战最艰苦的时候，日收治量曾高达六千余人。这么多伤病员，药品和医疗器械的需求巨大。由于敌人的封锁，治疗所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极为缺乏。红军当时医药和医疗器械的来源主要有如下途径：

缴获。这是战争年代红军医药和医疗器械的主要来源。每逢战斗结束，部队打扫战场，都要注意清点缴获的药品及医疗器械，然后集中送到总医院。总政治部和总经理部专门通知各部队，提出收缴药品及医疗器械的要求。但数量较少，也不够系统。

购买。这是红军总医院系统获得医药及医疗器械的重要途径。当时红军通过地下交通线到敌占区采购物资的顺序是：指挥战斗所需的地图、电台、弹药，再就是医疗用品了。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和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派人装扮成商人到敌占区的大城市购买，然后想方设法偷运回来。红四方面军与孙蔚如部达成互不侵犯协定后，武志平通过地下党建立的地下交通站成为重要采购运输通道。但由于敌人封锁严密，交通阻塞，数量有限。

自制。总医院医务人员自力更生，自己动手试制急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这是最主要的也是最重要的途径。

大巴山山高林密，中草药资源极为丰富，总经理部通过在川陕苏区广泛建立的经济公社和贫农合作社大量收购中草药原料回来自己加工。总医院也专门组织挖药队进山采集，同时自己种植桔梗、川芎、红花等常用中草药，医院医务科大量利用这些中草药疗伤治病。如用生半夏、生川芎、生草乌汁做麻醉药，用大小血藤、见肿消及嫩桐树枝捣碎敷创伤口。若遇沙子和碎骨取不出来时，就用蓖麻仁、倒提龙捣成糊状敷在伤口上，让沙子和碎骨自动流出来。

自制药品内容极为广泛，如盐化钙注射液、碘酒、葡萄糖注射液和鸦片制作的阿片丁以及樟脑酊、远志酊、陈皮酊、豆葱酊等药物。尤其是用鸦片制作的止痛药和麻醉剂，效果良好。红军伤员多为刀枪造成的创伤，这类伤口治疗时都需要麻药。但麻药奇缺，最初，给伤员开刀时，几乎没有麻药，只能凭伤员的忍耐来强行实施手术，后来外科医生用白酒和漂白粉混合通过蒸馏制成一种名叫“哥乐方”的麻醉剂，伤员手术前将这种药品吸入口内，就可起到较好麻醉效果。大烟是川陕根据地大量种植的毒品，总医院药剂科的医师用大烟为原料，经过提取后制成吗啡作为镇痛剂。打针没有蒸馏水，便用蒸桶把水烧开，像煮酒一样收集蒸汽，然后冷却成水。创伤治疗需要大量的脱脂药棉，药剂科就将普通棉花弹散，叠成块状，用冷水浸泡后压成薄片，再用水煮，脱去油脂，最后用漂白粉漂洗消毒后做成药棉。将土棉布加碱放到锅里反复蒸煮使其柔软，然后加漂白粉清洗干净，再用食用盐水浸泡消毒后作为药用纱布。没有透视设备，不能准确诊断伤员身上的弹头或弹片，就用铁制或竹制的探针在伤口周围探寻。

医院不仅缺乏药品和医疗器械，就连一般用的卫生用具也没有，没有尿壶，医务人员就用大楠竹筒给伤病员当尿壶。每天早晨护士们把伤病员用过的楠竹筒抱出去倒掉，再冲洗干净。为了帮助当地消除鸦片烟的危害，还自行研发戒烟药，这种戒烟药因其疗效较好，一般有瘾的人吃上一段时间，就能戒掉烟瘾，而被人们称为“神丸子”。

李耀宇当年曾在巴山腹地王坪的红军总医院参加过护士训练班，他这样描写医院里的场景：

当时，一般的疾病主要靠中药治疗。有伤病员发作腹痛，浑身大汗，呼天抢地的叫唤。老中医让护士赶紧研磨墨汁，又找来一颗步枪子弹，拔去弹头，把弹壳里的火药倒进墨汁，马上给病人灌服。一会儿，闹病的伤员就从竹床上爬起来，抹一把脸上的冷汗，咧嘴一笑，好了，肚子不痛了。

由于战事激烈，成百上千的伤病员被送往总医院救治，尽管总医院医护人员竭尽全力救治，但因缺医少药，还是有不少伤病员因伤病恶化而光荣牺牲。医院里每天都有伤病员死亡，山坡上，大树下，天天堆起十几座土坟。刚开始还可以找来一些木板制成棺材，每座烈士墓前立一块小墓碑，上面刻写烈士的姓名、籍贯和职务。高级干部牺牲后还要召开追悼会和刻制石碑。但在反“六路围攻”战斗最紧张的时候，牺牲的伤病员越来越多，也没有那么多木材做棺材，便实行软埋，甚至出现几个或更多的烈士遗体合葬的情况。反“六路围攻”战役进行了十个多月，总医院里接受的伤病员多达数万，在医院里牺牲的有数千。那段时间每天都有伤病员死去，王坪周围布满了烈士的坟墓，形成一个庞大的烈士墓区。

为褒扬革命烈士，1934年7月，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决定在王坪烈士墓区建立墓碑。张琴秋亲自设计绘图并题写了碑文，墓碑用质地坚硬的青绵石建造，碑体呈长方形，由碑帽、碑身和碑座组成，碑总高三米九四，碑体正中竖刻着“红四方面军英勇烈士之墓”，两旁是“为工农而牺牲”、“是革命的先驱”的对联，横批是“万世光荣”。碑体的左右两侧分别镌刻着手枪和步枪图案，上面镌刻着铁锤、镰刀、五星图案。烈士墓碑前一张石供桌，两侧各安放着一门用石雕的迫击炮。1934年10月，纪念碑落成。1935年秋，红军撤离通江后，地主还乡团蓄意掘坟毁碑，当地群众于半夜将墓碑深埋地下。新中国建立以后，恢复原墓碑、石供桌、迫击炮和一部分烈士墓。

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革命根据地访问团由红四方面军老战士原川陕省主席余洪远带队，在王坪烈士墓祭扫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1982年4月，徐向前为该园题词：“学习革命先烈们的不怕艰苦困难献身革命的精神，为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而奋斗！”

王坪烈士墓是全国仅有的红军为自己牺牲的烈士建造的墓碑。1985年四川省人民政府将其更名为“红四方面军王坪烈士陵园”，这也是全国最大的红军烈士陵园；2002年8月1日，民政部批准更名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

2011年6月，中共四川省委决定对烈士陵园进行修缮和扩建，并将散布在通、南、巴各处的烈士遗骸集中在陵园安放。根据“庄严、肃静、安静”的要求，新陵园由陵园牌坊、陵园集墓和无名烈士纪念园组成。扩建后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占地面积三百五十亩，陵园背靠巍峨耸立的大城寨，清澈蜿蜒的沙溪河在陵园前缓缓流过，哗哗流淌的溪水，日夜不停地在向人们讲述着当年烈士们奋斗的历史。

进入陵园，迎面而来的是庄严肃穆的牌坊。牌坊由汉白玉雕琢而成六柱五门，高十二米，宽二十五米，以纪念红四方面军1932年12月25日解放通江县城。牌坊上镌刻“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字体深红。牌坊下是宽阔的“铁血丹心”广场，广场面积为一万平方米，广场中央耸立着一组巨幅雕塑。雕塑长十九米，宽三米二，高七米八，由十九名石雕人物组成。雕塑生动地再现了当年苏区人民踊跃参军，支援前线，医护人员战地救护，红军战士英勇杀敌的场景。从广场到墓区顶部是全长四百二十五米的“千秋大道”，大道共由三百四十一级台阶组成。寓意着红军总医院1934年1月进入王坪。

沿着数百级石梯缓缓而上，便来到竖有“红四方面军英勇烈士之墓”墓碑的陵园集墓区。集墓高八米五，宽二十米，墓内安放着七千八百二十三名红军烈士。徐向前元帅题写的“学习革命先烈们的不怕艰苦困难献身革命的精神，为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题词碑和老红军、书法家魏传统将军题写的“不怕鲜血撒王坪，何日归去得祭坟；革命传统永相继，振兴中华慰英灵”题诗碑分别耸立在集墓两旁。

集墓后面是占地一百五十亩、呈扇形分布的无名烈士纪念园，园内安放着从通、南、巴各地迁来的一万七千二百二十五名无名烈士遗骸。数千个汉白玉的墓碑，每个碑上都有一颗红星，犹如将军带领士兵们列阵，向党和人民展示红军严整的军容。

陵园庄严肃穆。置身陵园里，瞻仰着烈士们的遗容，默念着介绍他们生平事迹的碑文，如同翻阅着红四方面军英勇战斗的历史。蓝天白云，清风徐来，松涛阵阵，万山唱和，这是人民在向烈士吟唱庄严的颂歌，又似烈士们生前雄壮的呐喊。

脱离俗尘，到巴山蜀水来瞻仰烈士墓是心灵的洗礼。

红四方面军总医院为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苏区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大历史贡献。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总医院将所有伤病员编成四个团，撤离王坪西征，1935年6月，在川西懋功与中央红军的卫生部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卫生部，结束了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的历史使命。

第四章建设川陕苏区 “赤化全川”石刻

通江县沙溪乡景家塬一座海拔八百多米的高山上，有一大片裸露的岩石，岩石上刻有两幅巨型标语：“赤化全川”和“平分土地”。“赤化全川”每字高五米五，宽四米七，笔画宽七十厘米，深三十五厘米；“平分土地”每字高五米七，宽四米九，笔画宽六十厘米，深十厘米。这幅标语，每个字接近三十平方米，粗大的笔画内可卧下一个人，数十里外可以看到。

两幅巨型标语如同无声的呐喊，宣示着红军在四川的战斗的目的和革命宗旨。几十年的风雨过去了，这两幅巨型标语仍然在告诉我们，当年红军为之浴血奋斗的革命理想。这就是宣传的力量。

红四方面军之所以能够在很短时间里开创川陕革命根据地，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做到了“红军发展到哪里，党的宣传工作就到达哪里”。

要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就要动员广大群众，要动员广大群众，就要开展有声有色的宣传活动，将共产党和红军的革命宗旨、目的、做法传达到每一个人心田。红四方面军入川后，宣传群众、唤醒工农，边打仗，边宣传，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中共川陕省委旗帜鲜明地提出：“在开展各项工作时，宣传工作要打先锋”，“党的宣传工作要成为开展斗争发展组织的导火索”。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号召全军“在进行革命战争，消灭国民党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坚决战争中，我们要百倍加紧宣传工作来夺取群众”。红军打到哪里，红旗插到哪里，党的宣传工作就做到哪里。川陕省第一次党代会通过的决议指出：“目前最迫切的是要扩大共产党的政治宣传，将共产党的政纲和主张，最浅近、最通俗、最明了、最生动的在各种斗争中去宣传、组织和煽动。”

苏区的宣传工作由川陕省委宣传部、省苏维埃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和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负责组织和领导。

宣传队分经常和临时两种，经常宣传队脱离生产，专任宣传；临时宣传队由各种革命组织临时组织。地方各机关、县以上设经常宣传队，十人为一队，每县设三到五队，设队长一人，大队长一人，受县苏维埃常委会指挥。各县宣传队又统一于省苏维埃常委会之下的宣传队总部。红军中设经常宣传队，每连三到五人为一小队，设队长一人，营设分队长一人，指挥三个连的小队合为一队。团政治处宣传科内设大队长一人，统一指挥。必要时可增加临时宣传队。

宣传对象除了苏区群众还包括敌军。从川陕省委到县委都专门成立了“白色士兵工作委员会”，专门负责开展争取白色士兵的工作，中共川陕省委和西北军区政治部专门编有《对白军士兵宣传大纲》和《对白军标语大纲》，宣传队员编写了许多诉说白军士兵痛苦、宣传参加红军好处、鼓动弃暗投明的通俗宣传品，在前沿阵地向白军士兵演唱或喊话，由于内容切合实际，表现形式生动活泼，相当于开辟了“第二战场”，不少白军士兵被打动而投奔红军。

在多种多样有声有色的宣传活动中，最有特色的是遍布川陕的红军石刻。石刻宣传是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宣传文化工作的一大创举。红军石刻内容丰富，有石刻文献、石刻标语、石刻对联等。川陕苏区红军石刻以其刻写和保存数量最多、分布范围最广、单幅幅面最大、单幅字数最多，成为中国特有的革命历史文化资源，堪称世界一大文化奇观。

通、南、巴地区属于喀斯特地貌，石头资源丰富，当地也不乏书写标语和刻字的能工巧匠，加之国民党对苏区实行经济封锁，红军和苏维埃机关办公和宣传纸张十分缺乏，用粉笔、墨等材料书写的标语，保存不了几天就被雨水冲刷掉了，而刻在石头上的标语可以长期保留，于是用石头作宣传阵地的宣传模式很快应运而生。

1933年2月，红军解放通、南、巴等地后，红七十三师宣传队在通江县城对岸悬崖上，刻制了苏区较早的一幅巨型石刻标语“争取苏维埃中国！”这幅石刻标语高悬山崖，笔力苍劲，十分醒目。来出席川陕省第一次党代会和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军队和地方代表看到这幅石刻标语备受鼓舞。徐向前、陈昌浩看到这幅标语后非常高兴，要求各军师的宣传队推广这种做法。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召集了一批专门以凿石为生的石匠，成立了一个“錾字队”，专门负责在石头上刻写标语。錾字队分布在城乡各地方，在野外、村庄、河岸、路旁、悬崖、陡坡、山墙、石壁、建筑物的门廊、石柱、旧的石碑、牌匾等各种地方刻写标语、口号，有的甚至将很长的文章也刻写下来。如六千多字的《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劳动法令（草案）》《川陕苏维埃政府布告》、三千多字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等。

从此以后，石刻标语宣传在苏区各地迅速兴起。川陕省委宣传部錾字队，方面军总部和各军、师政治部錾字队，刻写了大量石刻。据上世纪80年代普查，川陕苏区共有红军石刻四千多幅，其中通、南、巴三县有三千多幅，目前巴中市尚存红军石刻近一千幅。红军石刻的内容丰富，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生活、文化教育等方面无所不包。傅钟、宋光、刘瑞龙、廖承志、魏传统等川陕苏区的宣传文化名人，都亲自书写和组织刻写了大量颇具思想文化和艺术价值的红军石刻。

1983年，巴中市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在整修街道时发掘出来一批石刻，成为土地革命时期党的珍贵石刻政治法律文献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碑高二百一十六厘米，宽二百九十六厘米）、《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碑高二百一十六厘米，宽二百七十厘米）、《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劳动法令（草案）》（碑高二百六十七厘米，宽四百二十九厘米，国家一级文物）、《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布告》（碑高二百三十厘米，宽二百二十厘米，国家二级文物）。据考证，这批石刻是1933年11月，川陕省委宣传部錾字队的成果，当时刻好后，分别竖立于川陕省委、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巴中特别市委机关附近的十字街口。西北军区政治部在今平昌县江口镇禹王宫墙壁上刻写的“拥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每字一百五十厘米见方，为标准魏碑体。红三十军政治部刻写在巴州区恩阳镇的“武装拥护苏联”，字宽二百五十五厘米、高一百七十一厘米，为标准行楷。

宣达战役后，红军解放达县城。红三十军军部进驻一家地主宅院。这是一套很大的宅邸，大门外有一座几米高石柱制成的宽敞门楼，红军錾字队在门柱两边刻上一副对仗工整、内容震撼人心的标语“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两根石柱的内侧刻上“平分土地，阶级斗争”。现在，这幅标语已经成为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被保留下来。

通江沙溪的“赤化全川”石刻，堪称红军石刻“标语王”。“赤化全川”这幅标语还有一段故事。1934年农历三月，红四方面军总部錾字队在通江沙溪的岩壁上准备刻一幅“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的标语，刚刻好“国民”二字时，恰逢川陕省委宣传部长刘瑞龙一行来此视察，刘瑞龙觉得这幅标语气魄不大，便建议錾字队改刻“赤化全川”四个字，而且要求尽可能刻大些。“赤化全川”这句话源自1933年12月23日中共川陕省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的总结：“赤化全川”的任务很迫切地摆在你们的面前。

“赤化全川”言简意赅，鲜明地表现了红军在四川的战斗目的，极富号召力。根据刘瑞龙的提议，由巴中恩阳一位姓张的小学教员书写，二十多名石匠费时月余才将这幅标语錾刻完工。“赤化全川”每个字足有三十平方米大小，深深的笔画道里卧下一人还绰绰有余。在中国石刻中，此字的大小，当属中国第一。“赤化全川”雄踞高山之巅，笔力遒劲，鬼斧神工，几十里外就能看见，具有极大的震撼力。敌人对这幅标语极为痛恨，想把它破坏掉，但石刻标语身处深山悬崖，要将其破坏掉绝非易事，始终未能得逞，最后只得将其用石灰水刷成与山岩相同的颜色。

“赤化全川”巨型石刻标语大气磅礴，犹如巨人登高呼喊，震撼人心，在那个血与火的革命战争年代，这些力透顽石穿越时空的革命真理，屹立于天地之间，以旷世巨卷的宏伟气势使敌人惊恐战栗，让人民群众备受鼓舞。历经近八十年风雨沧桑，“赤化全川”依然昂然屹立，万人景仰，成为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1983年，国家主席李先念为“南江红军石刻标语陈列园”题名，老红军魏传统题词：

南江之石，标语千古。

回首巴山，永歌斯土！

第四章建设川陕苏区 “妇女打前站”

川陕地区流传着一句俗话：“要吃通江饭，妇女打前站。”尽管当地妇女吃苦耐劳，承担了社会和家庭劳动生活的主要负担，但人们还是遵照着“三从四德”的古训将妇女置于“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之下，她们没有资格参加任何的社会活动，享受任何的社会权利。在家庭中，她们是劳动的奴仆生育的工具。当地民谣说“马有龙头，猪有圈，婆娘有个男子汉”，妇女的地位最低下，所受压迫最深重，“男女平等”的观念在这里闻所未闻。由于长期军阀混战，这里的青年男子不是被军阀抓丁就是被红军动员参军，农村所剩人口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妇女。做好妇女工作成为苏区建设的重要内容。

为从政治和经济上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川陕省委专门发布了《妇女斗争纲领》，其中规定：

一、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与男子一律平等！二、妇女有结婚离婚的自由！三、劳动妇女与男子同样有分得土地的权利！四、劳动妇女有组织为自己谋福利的妇女会、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的自由！五、劳动妇女有参加政权机关的权利，与男子同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六、劳动妇女有参加和组织工会、农会及一切社会团体的权利！七、雇工苦力妇女应增加工资和改良待遇！八、青年妇女与男子同样有受教育的权利！九、反对包办婚姻！十、反对买卖婚姻及童养媳制！十一、反对多妻妾、蓄婢制度！十二、反对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旧家族的束缚。

纲领还破天荒地提出：女工享受带薪产前产后休息八周，另外还要给生活补助费和医药费，月经期间、哺乳期间休息工资照发。

红军的到来使妇女第一次和男子一样，成为社会产品和社会资源的占有者和支配者，她们的革命积极性也空前高涨，成为农业生产主力军。川陕苏区战争异常激烈，大部分男人参军参战，或参加游击队、运输队，配合红军战斗。广大妇女响应党和苏维埃的号召：

男人参加红军运输队，在家的妇女姐妹，赶快挖地点粮食，下一季不愁吃穿。

不仅在农业劳动中承担着主要的生产任务，苏区妇女还组织了大量的洗衣队、缝纫队、运输队、担架队、宣传队，不论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这些勤劳朴实的妇女在默默无闻地为红军和红色政权工作。

苏区各级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都设立了妇女工作机构，川陕苏区各级政府机关中有妇女干部六百多人，约占全体干部总数的四分之一。尤为重要的是，在红四方面军杰出的妇女领袖张琴秋的组织带领下，川陕苏区的妇女们还武装起来，直接参加到革命战争第一线。

1933年初，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奉命组建妇女独立营，由总政治部宣传队女队长陶万宋任营长，曾广澜为营政委。妇女独立营成立前，徐向前、陈昌浩亲自召集张琴秋、陶万荣、曾广澜等妇女独立营干部谈话：“总部和省委下了很大的决心，要建好我军第一支正规妇女武装，现已决定，妇女独立营直属总部领导，省委决定从省直机关中抽调一百多名干部给你们做骨干，另外，我们还派几个从鄂豫皖来的老同志到你们营去担任连长、指导员，战士也要从各县、区妇女武装中抽调一些素质比较好的来。”

当年的妇女独立营营长陶万荣回忆说：“我到总部去报到时，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政委热情地鼓励我，认为我一定能把工作做好。他们还告诉我，要从机关干部中选调几位从鄂豫皖苏区来的老同志到妇女独立营担任连长、指导员。”

1933年3月底，明媚的春光照耀着漫山遍野的红杜鹃，解放了的妇女们个个神情激动，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在通江县城内一个学校的操场上，召开了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成立大会。这件事情无论是在红军内还是在当地老百姓中，都是足以引起轰动的大事。

妇女独立营的四百多名战士服装整洁，手执武器，军容威严，英姿飒爽。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红四方面军总部、川陕省委的主要领导全部到会祝贺，周围十里八乡成千上万的老百姓都涌来观看，将操场围了个水泄不通。陈昌浩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亲手授予了妇女独立营营长陶万荣一面军旗。

随着战事的日益紧张，1934年3月，在古城旺苍，妇女独立营又扩编为两个团，第一团团长兼政委张琴秋，第二团团长兼政委曾广澜，两团指战员共有两千多人。川北的妇女从小就要干沉重的体力活，她们个子大都不高，很多人还没有步枪高。扩红时，因为身材瘦小，很多小姑娘被拒绝。这些小姑娘一听说不要她们当红军，立刻放声大哭，坚决不走，有的女娃娃甚至是哭着跪着苦苦哀求，以至于很多扩红站哭声一片。最后是张琴秋、曾广澜等领导听到哭声出来问原委，才由她们亲自批准接收，这些大哭的姑娘们方破涕为笑。

这些姑娘们全都是自愿参加红军的，因此再苦再累也没有任何怨言。白天她们像真正的战士一样训练，晚上轮流站岗，在桐油灯下学文化。战时抬伤员、送粮食，帮助伤员洗衣服。张琴秋是个文艺活跃分子，妇女团犹如一堆干柴，张琴秋犹如一团烈火，她一来，妇女团就火焰熊熊，部队驻地整天歌声笑声不断。训练执勤之余，姑娘们唱歌跳舞打快板。有一个女战士名叫史琼英，是全团甚至全方面军闻名的快板明星。史琼英唱得最出名的一段快板，很多红军老战士至今还记得：

王老五，苦不苦？黄连加上苦瓜煮。

今天你到哪里去？投奔红军打官府。

官府衙门兵刀多，革命哪怕丢脑壳！

打倒官府干啥子？夺得江山人民坐。

方面军交给妇女团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后方机关、医院、仓库，清剿土匪，运输武器弹药等军需物资，转运伤病员。这支部队从1933年组建到1935年北上，她们在红四方面军总部的直接领导下，转战于大巴山、嘉陵江、雪山草地和河西走廊。为工农大众和自身的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妇女参加武装斗争的一面旗帜。

革命战争时期，军事斗争是最重要的社会实践，妇女直接参与军事斗争，意味着她们在社会实践的所有层面和领域中都实现了与男子的平等权利，她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将妇女解放运动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层面。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笔。

第四章建设川陕苏区禁绝鸦片

鸦片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政府和人民危害甚大，当年林则徐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痛陈：如不禁绝鸦片，“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但在腐败的清王朝，禁烟运动最终失败，鸦片烟毒在中国广为流传，成为一大公害。

四川是鸦片的重灾区。到20世纪20年代，鸦片在四川的种植和吸食已发展到惊人的地步。1932年，四川鸦片种植面积已达八百万亩，以亩产五十两鸦片计算，年产量在四万万两以上。地处川北的通南巴是鸦片种植最为集中的地方，鸦片种植面积约占耕地的百分之三四十，而且都是土壤肥沃的好地。“穷乡僻壤，罂花遍地，纵目田畴，已成黑土。”“十室之邑，必有烟馆，三人之行，必有瘾者。”鸦片种植面积大，造成鸦片吸食人群广。川北吸食鸦片的农民遍及千家万户。据当地党史资料记载，1932年红军进驻通、南、巴后，当地的成年男子吸鸦片者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成年妇女吸鸦片者占百分之七十以上，连十二三岁的孩子也有不少染上烟毒。

据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调查，江口县得胜场镇有一百三十户人家共四百五十人，不会吸毒者仅有六人。巴中县化成一个区就有瘾者五千七百六十五人，占成年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由于吸食者众多，四川各地烟馆林立，巴中西街成了清一色的烟市，断垭场二十七家人，就有十八家开烟馆。通江县城约有一千户人家，开鸦片烟馆的有两百多家。鸦片甚至成了代替金钱的流通物，四川的巨商大贾大肆囤积以资牟利。鸦片甚至成为敬神的供品，许多庙宇里的泥胎菩萨嘴上都被涂上鸦片烟。军阀借此大收烟捐，横征暴敛。据当时《大公报》报道：“田颂尧防区一年征税捐十至二十次，其中烟捐最重，1932年已预征到1987年。”

鸦片烟毒摧残人民的精神和肉体，很多人为了吸食鸦片，更是倾家荡产。巴中有一村叫傅家院子，全村二十户人家六十余人，其中有十八户二十五人因吸食鸦片卖光家产，逃往通江，最后饿死在苦草坝，成了绝户。化成区因吸鸦片倾家荡产的一百一十九户，其中卖儿卖女四十三户，卖妻二十四户，流落他乡死去的二十一人。鸦片给四川人民带来了极为深重的灾难。

红四方面军到达通南巴后，扩红征兵成为一大要务。尽管穷苦百姓也愿意参军，但看到当地的百姓一个个面黄肌瘦，满面烟容，精神萎靡不振，西北军委的领导立刻意识到鸦片对红军建设根据地造成的危害。没有人种粮食，没有身体合格的兵员，怎么建设根据地？又怎么谈得上扩大红军？他们决定，立刻掀起大规模的禁烟运动。

要禁烟，首先要使当地老百姓深刻认识到烟毒的危害，从麻木的精神状态中警醒过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和新成立的川陕省委、省苏维埃联手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揭示鸦片的毒害，号召人民起来禁绝鸦片。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专门讨论了禁烟工作，在省苏维埃专门成立戒烟局，下设登记处、制药处、休养所，各县苏维埃也成立了戒烟局。1933年1月起，红四方面军就开始帮助地方开展戒烟运动，到1933年6月，川陕苏维埃开始集中大规模开展戒烟运动。戒烟局根据苏维埃法令，采取了四项严厉的戒烟措施：禁种鸦片，还地种粮；禁开烟馆，销毁烟具烟土；全面检查，查办各种烟贩；登记烟民，集中戒除。各地运用会议、标语、传单、歌曲等多种宣传形式，启发群众的戒烟觉悟。红军各级政治部和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宣传队深入通南巴各地动员宣传禁烟，动员穷苦的百姓现身说法，控诉烟毒的危害。

妇女是鸦片最大的受害者，戒烟运动中，川陕苏区妇女起了先锋作用，她们主动劝告自己的亲人不吸、不种、不卖，对吸烟的父母、丈夫、儿女进行戒烟监督，亲自将他们送到戒烟所，帮助他们落实戒烟办法，并组织起来控诉鸦片烟的毒害。

但妇女成了戒烟的急先锋，这是我们始料不及的……妇女虽有不少吸烟的，但一致诉说她们所受着的痛苦。有的说，她仅有一个可爱的儿子，因为丈夫无钱购烟，竟将儿子出卖了。有的说她的儿女病了，因为他们夫妻都吸鸦片，以致没有钱医治，结果死了。有的说她仅有的一条长裤，竟被她的丈夫拿去换烟吸，使她很久的时间无法出门。

各地普遍召开了妇女戒烟大会，推进戒烟工作。在通江举行的一次妇女戒烟大会上，就有五千多名妇女参加。第一期戒烟约三百人，第二期增至一千人以上，戒烟局成了最大的机构。经过一年的努力，在戒烟局戒脱烟瘾的达三千多人。

在政府重视百姓认同的基础上，各级苏维埃对吸食鸦片者实行强制戒除。由省、县苏维埃介绍到戒烟局特设的休养所隔离戒烟。隔离戒烟期间，由政府提供伙食，川陕省戒烟局专门聘请医师用红花、芥子、茯苓等中药，加上少量鸦片制成“戒烟丸”，下发各地戒烟所，用按日递减含鸦片量的办法，将戒烟和治病结合起来，一般一周以后，“戒烟丸”中就只有治病的药物成分了。因“戒烟丸”效果明显，人称“神丸子”。戒烟事关根据地建设成败的大事，西北军委的主要领导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在指导战争的紧张日子里，还专门抽出时间到戒烟所去视察督导。

1933年2月16日，川陕省委机关报《川北穷人》第九期《戒烟局成绩甚佳》一文，报道了巴中县的戒烟成效：

一日来戒烟的将及百余人，两星期内已有五十余人完全戒脱，四年者即需一月，毫无痛苦。

由于戒烟效果明显，遍布苏区的各戒烟所人满为患，每所每期不少于二三百人。仅1933年上半年，巴中县就有六千多人解除了烟瘾，从1933年1月开始发起戒烟运动到1934年下半年，整个通、南、巴除极少数年老体弱者外，基本戒除了烟毒。整个川陕苏区除限额种烟的几个地方外，其余地方全部停止了种植。国民党统治区的《国闻周报》报道：“在通南巴赤区内，鸦片烟种植是绝对禁止的。我们走进这些地区，简直看不到一棵烟苗。 ”

第五章反“六路围攻” “军合力不齐”

红四方面军的壮大和川陕根据地的发展，已经严重威胁到各路军阀的统治利益，尤其是我军的三次进攻战役，势如破竹，锐不可当，不仅打得田颂尧、杨森、刘存厚焦头烂额，溃不成军，而且造成了“赤化全川”的战略态势。红军西抵嘉陵江东岸，如跨江而进，可横扫岷嘉流域，控制川西平原，直逼成都；东至万源、两开地区，进而可据下江东的万县、夔门，端掉刘湘老巢，扼住全川咽喉；沿长江而上，则涪陵、重庆亦岌岌可危。因而，各路军阀如坐针毡，成都和重庆的豪绅巨商、达官贵人，纷纷转移资财，逃往武汉，全川为之震动。盘踞重庆至下江东一带的刘湘，眼看田颂尧快垮了，杨森快垮了，刘存厚完蛋了，红军再打下去，势必轮到他头上。如果两开屏障一失，下江东难保，覆巢之危就在眼前，岂能坐视不管？

红四方面军创建川陕根据地后，连续作战，粉碎了田颂尧的“三路围攻”，先后组织了仪南、营渠、宣达三次战役，沉重打击了四川军阀，扩大了苏区，红军也从刚进川时的一万五千人发展到八万人之多。蒋介石和四川军阀对红四方面军在川陕的发展极度不安。早在1933年5月，蒋介石就催促刘湘全力“剿共”，刘湘正在忙于与刘文辉大打出手，拖延不动。田颂尧被红军痛打后，蒋介石再次催促刘湘出马“剿共”。

1933年7月7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国务会议通过决议：任命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节制川中军队，共同“围剿”川北红军。国民政府也在同日特派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并发布“剿匪”命令：

现在川匪猖獗，通南告陷；亟应剿灭，以靖地方。兹特派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并饬川中各军，悉归节制，着即辑和诸将，同心协力，以尽除暴安良之天职。从前一切睚眦小嫌，悉宜蠲弃，勿得逞私忿而启内争，致使匪势坐大。务须申明纪律，师行所至，注意解除闾阎疾苦。庶匪患早平，民政财政，咸臻正轨，有厚望焉。此令！

刘湘此时已将刘文辉制服，现在又得到蒋介石的任命，7月20日，他在成都召集会议，会商“剿共”安川事宜。

7月23日，另有打算的刘湘向蒋介石电陈自己的“安川剿赤”程序：“窃以为居今日言剿匪定川，应有一定程序，实为不可混者。一曰调理各军，统一意志，化除障碍，共定川局；二曰各军精诚严密组合，分配任务……三曰统一川政，努力建设……凡以上三点，为必经之阶段……川事至此，不容稍误，决拟依照上陈程序，切实进行，于最短期间，调理各军，提挈共进，廓清匪患，一切皆迎刃而解。”

刘湘的用意很清楚，虽然自己与刘文辉之间的战事结束，但要将刘文辉“放逐”到西康，要清理“川政”，这些都需要时日，待自己将川政统一，各军阀之间的指挥统一后再动手。这也是刘湘在向蒋介石讨价还价。经过反复商讨，蒋介石派代表居中调停，各路军阀同意接受其节制，驱逐刘文辉势力，刘湘目的基本达到。8月3日，刘湘主持的成都会议正式开幕，核心话题是“加强安川剿匪”，邓锡侯、田颂尧、杨森、罗泽洲、李家钰等大小军阀参加，热闹了一阵，这些军阀们总算走到一起，共同对付红军了。

就在刘湘与蒋介石讨价还价时，红军发起仪南战役，8月18日，攻占仪陇。红军的积极进攻与刘湘的磨磨蹭蹭形成鲜明对比。蒋介石连电刘湘，命其立即发动大举进攻，限命三个月务将“赤匪肃清”。蒋介石也不让他白干，给他拨款两百余万元，万余支枪，五百万发子弹。

但蒋介石急，这些四川军阀不急，每个人都在为各自利益反复盘算，比如各方出动的兵力、经费的分配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大家就都不动。面对蒋介石的再次催促，9月12日，刘湘再次在成都召集这些军阀讨论出兵，并在会上作出姿态：部队以二十军为主干，不专恃其他各军，经费由督署统为五百万元。筹集方法，或募捐或发行公债。

但各路军阀各想心事，总是尿不到一个壶里。田颂尧在会上大倒苦水，详细陈述了他的部队与红军作战的经过，转战十月，兵力疲困，而他的防区财力已尽，希望这次刘湘一定要统筹全局。邓锡侯与之一唱一和，强调各部钱粮物资的供给，后勤补给的运输，官兵伤亡的抚恤等，均须细密统筹。说了半天还是议而不决，最后不得不由各路军阀指定专人再议，“各部指派专员，切实商讨剿赤大纲”。

这些军阀们各怀心思，在一起貌合神离，坐而论道，议而不决，红军则再次发动一系列进攻。9月23日至24日，红军自仪陇南进进攻南部产盐区，占领中兴场、碑院乡、城隍垭、赛马场、楠木寺等处，并袭击阆中，兵锋直抵嘉陵江北岸。9月28日，发动营渠战役，攻占营山，重创杨森，逼得杨森自广安退到南充。10月1日，红军攻占渠县的三汇镇。营渠战役折断了杨森顶在根据地的两把刀子：玉山场和鼎山场，大大改善了红军的战略态势，打出了红军的威风。

对各路军阀因循推诿，坐失战机的行为，蒋介石极为恼怒，10月12日，电令川中各路军阀：

如有轻弃防地，自行后退者，不但取消该军防区，且必撤职查办。又他军遇匪，而邻近部队观望不援者，或剿匪不力，不服约束者，一经查出，亦严惩不贷。

至此，各路军阀眼看再不动作，不光蒋介石不答应，红军的快刀已经直至脑门，这才稍有收敛，不得不同意共同行动。即使如此，各人仍是小动作不断。如邓锡侯在“剿总”会上表示：“末将听令，愿效驱策”，为“剿灭”红军，“牺牲一切在所不辞”。但一回到家就立即变卦，邓锡侯的第二十八军共有四十一个主力团，他把这四十一个主力团分为前方“进剿”与后方“整训”两大部分，参加“进剿”的部队只有十八个团，而且这些部队只听他的指挥。邓锡侯这样做很简单：“打红军是你老蒋和刘湘的事，这点军队是我邓锡侯的，别看今天你们对我客客气气，如果我的这点本钱输光，在你们眼里，我就什么也不是了。”

1933年10月14日，刘湘在成都宣誓就任“剿匪督办”。就职仪式上，刘湘的就职通电半文半白：

案奉国民政府令开：特派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所有川中各军悉归节制，等因奉此，遵于十月四日在成都四川善后督办署敬谨就职，窃赤匪犯川，时逾半载，每以内争未息，征对久稽，致令凶焰重张，通南再陷，流亡载道，怵目惊心。湘上承中枢付托之重，下受川民责望之殷，夙夜忧惶，罔敢暇逸。月来芟夷内乱，实已竭尽心力。今幸内争敉平，各军咸归，一致剿赤，筹备亦已略备端倪，谨拜新命，克日前驱，誓扫赤氛，用奠邦国。所冀海内贤豪，时颁榘训，全川袍泽，共赴事功。今众志已成城，期一努而永逸，庶免陨越，早奏清夷，障洪水之横流，纾中央之廑系。此湘个人所企望，当亦薄海所同情。膺兹艰矩，切凛冰洲，谨电驰陈，尚祈明教。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叩支印。

这天，蒋介石派何成濬代表他到会监誓，各路军阀亦派出代表参加。为了渲染气氛，成都的各家商号奉命悬挂旗帜，各个学校也奉命放假，很是热闹了一番。

这是刘湘赶跑刘文辉之后第一次统全川之军，眼看统一全川的愿望成为现实，颇为踌躇满志。善于发财的刘湘这次也不放过向四川民众敲一笔竹杠的机会。据《川东北剿赤印象记》记载：

因为剿赤，加增了一笔在粮税上附征的剿赤捐负担。重庆、万县、成都这些都市，房捐也增加了，增加额也是用来补助剿赤军费的。这是四川民众对于剿赤的贡献的一方面。

在他方面，作剿赤策源地的重庆设得有“四川民众剿匪后援会”，各县设得有分会。这是集中军、政、商、学各界民众的力量来宣传，募捐以及慰劳前敌将士的机关。从这会里输送到前线去慰劳官兵的物品，有毛巾、纸烟、草鞋等等。各地方机关、法团，如大竹、万县、绥定等处，也有给我们送来罐头、防疫药品、纸烟的。高级指挥官也赐过罐头、纸烟、现款的奖赏。以刘湘为会长的武德砺进会也派过专员到前线去慰劳，中级官赠手表，初级官赠头帐（只可以遮头的蚊帐）。

刘湘将川中几家主要军阀的所有兵力共一百一十一个团二十万人分为六路对根据地进行围攻。这六路分别是：

第一路邓锡侯第二十八军十八个团，由广元、昭化向木门、南江方向进攻；

第二路田颂尧第二十九军二十四个团，由苍溪、阆中向巴中方向进攻；

第三路李家钰新编第六师和第二十三师共十五个团，由南充向巴中东南之曾口场方向进攻；

第四路杨森第二十军十二个团，由广安、岳池、蓬安向通江方向进攻；

第五路刘湘第二十一军二十四个团，由开江、开县向宣汉、达县方向进攻；

第六路刘存厚第二十三军及地主武装共十八个团，由开县、城口向万源方向进攻。

刘湘还派出十八架飞机为六路大军助战。整条战线西起广元，经蓬安、岳池，东迄城口长达千里。刘湘的战术是，六路大军二十万人采取分进合击，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他口出狂言，要在三个月内将红四方面军消灭于川陕边境，消除四川“赤患”。

11月16日，刘湘下令各路军发起第一次总攻，并颁布“赏罚令”：

各路总指挥均文：此次讨赤，关系全局安危，凡我袍泽，均应戮力同心，杀敌致果，务于最短期间，肃清匪类，用奠乡邦，而安黎庶。本总司令督率有责，赏罚宜明，兹特申约三事，愿共遵守：（一）凡参加剿赤部队，敢有不奉命令，临阵退缩，或放弃汛地，遗失辎重者，决予从严处罚，连坐其直属长官。其情节重大者，并呈请中央核办。（二）剿赤部队如有不守军纪，骚扰地方，加害民众者，一经查实，定予严惩不贷。（三）参加剿匪部队，如确因努力杀敌，彻底奋斗而受损失者，本总司令绝对负责，尽量补充。同时昭告全蜀，呈报中央，用表勋勤，而垂不朽。对于伤亡官兵，亦决从优抚恤。

以上三端，必信必行，为功为罪，间不容发。其各督饬所部，一体凛遵勿违，切切此令！总司令刘湘印。

有趣的是，就在刘湘热热闹闹地发布攻击命令的第二天，10月17日，红军突然发起宣达战役，一举攻占达县、宣汉。宣达战役相当于迎面给了刘湘和蒋介石一个大嘴巴。蒋介石极为恼火，当日电斥刘存厚“摒弃宣绥”、“望风披靡”，将刘存厚罢官，并立即任命刘邦俊兼陆军第二十三军副军长。

十一月六日国民政府令：陆军第二十三军军长刘存厚御匪无方，轻弃防地，着即褫职听候查办。

十一月六日国民政府指令军事委员会，呈为陆军第二十三军军长刘存厚弃城违令，请革职查办，所余部队，拟即以该军副军长刘邦俊负责整理，应准照办，刘存厚已有明令褫职，即由该委员会查办具报。

蒋介石再次催促刘湘加快步伐。面对红四方面军在宣汉、达县先发制人的攻势，刘湘也大为吃惊，宣汉、达县为“下江东”的咽喉，这里丢了，万县、夔州将受到直接影响。如果这里有失，川陕红军将有可能与鄂西一带的红二军团贺龙联系，川鄂连成一片，那可就难以对付了。眼看各路军阀互相观望，刘湘只能督促自己二十一军的第五路部队加紧向开江、开县一带集结运动，阻挡红军的攻势，策应刘存厚的残兵败将。

红军在战斗中俘获了刘存厚第五团团长蒋明秋，蒋明秋被俘后写下长长的供词，供词中将四川军阀对红军入川后的认识，川军之间的利益矛盾冲突，川军之间在“六路围攻”上讨价还价，以及刘湘“六路围攻”的军事部署，都作了粗略的交代，对于认识四川军阀有一定的帮助。1933年11月5日红四方面军《干部必读》第六十四期刊载了这篇文章：

红军初到川时各军虽甚注意，但皆以为红军总共不过万二千人，单以田军之力即可驱除。防区积习未破，各军以为未攻我防，无协力攻击之必要。刘、杨两军虽各出兵数旅，然主旨是在防堵，并无进攻企图。田军将领亦以为本军力量足可应付。对于川陕边防军之要求通江之占有权，杨军之要求巴中或仪陇占有权，田皆不应，通电只求友军防堵，允干事平后，将杨军势力分之……顺庆。自二十四军退走后，为田、杨、李、罗共有。后李、罗、杨得遂、安、资，罗分得资中，李分得遂宁、安岳，杨分得顺庆。田军在遂部队，为李所排斥，田不甘，拟以武力夺回，适因通、南、巴失陷，又经杨之参谋长喻孟群调停，田乃隐忍。杨以与邓、田醉谱，私交为厚，又以己之势力不足，恨甫之夺其下东地盘，不欲得罪田军，敌顺庆杨驻兵两旅，田驻营余，每月款项杨得四分之三，田得四分之一，知事由杨委任，田仅委一护商局长，田对杨终无确切表示，因此，刘、杨两军，以为牺牲无代价不愿进攻。田虽一再请求协助，均未达目的。刘湘对于田军并无接济，仅允中央接济田军之枪炮弹与炸弹过道而已，田军要求补助款项，则一文不应。田军反攻失败，其将领雄心顿挫，始求各军援助，主张打破防区，拥护刘湘统一，刘湘故作镇静与缄默。嗣见各军表示诚恳，始允相助，乘此要挟伪中央，以为予以统一四川之权，则彼以全力先平川乱，扫除障碍，然后移师“讨赤”。证以鄂西“剿赤”经验，三月为期，确有把握。中央见其势成尾大，且疑其统一四川后，必经营西南，然余无法设，只好发表为四川总司令。彼要求不设置省政府，于总部设军民政各处以统治之，事平后再为论功行赏，依法成立。一面要求接济款弹，伪中央均一一照准。刘遂于成都召集会议，各军首长均到，会议数次，一事未决。所以各军以刘湘既为总节，当以彼之军队为主力，款弹均须由伊负责接济。刘初允以一师协攻，一旅殿后，款弹无甚表示，各军均不满。于是有五部合作，保定系团结，另谋出路之酝酿。刘见事不佳，乃允命王方舟率兵九旅“会剿”，并允负责筹军费四百万，子弹全由伪中央接济。经迭派代表请求伪中央给军费二百万元，子弹五百万。后以嘉陵江告急，知事不可缓，经一度会议，军事初步计划乃定……

军事计划实施第一期：第一路以木门为目标，第二路以恩阳河为目标，第三路以曾口为目标，第四路以通江为目标，第五路以江口为目标，第六路专任防堵。各路奉命总攻后，务须奋勇追剿，不得稍为观望，如违以军法从事。

第二期：第一路由木门进攻南江，第二路由恩阳河进攻巴中，第三路由曾口过河向清江渡截击，第四路进驻鼎山策应各方，第五路由江口进攻通江，第六路仍取守势。

第三期：各路由现地会攻苦草坝、得汉城，同时电请中央命令陕南各军会攻务达歼灭目的。

……

上之计划方一发表，红军进占营山，渠、广震动。杨以刘湘延不出兵，且在万扣留之军械无意发还，遂决心放弃渠、广、岳，集中顺、蓬。刘始着慌，立允发还扣械，命潘、唐、王之一部，兼程到武胜、合川，范师之周、廖、范各旅兼程到大竹，许、张两旅早已到达渠县三汇，拟协同杨军相机于短期内恢复失地后，再照第一期计划施行。特嘱潘、唐等部尚未准备齐全，而绥防告急，援助杨军恢复失地之计又行停顿了，乃星夜调兵于梁、开临区布防。除请求蒋介石下一严令，申斥杨军一再后退，以后如再有失陷防区者，除严惩不出兵力之处罚外，并撤销其防区，刘湘亦以总司令名义下一严令，命田、杨、刘三军务须固守防线，勿得再退，以待彼之驰援。

贵军东攻时，刘存厚召集会议，佥以红军主力来攻，定难支持，殊刘湘、王方舟一日数电，谓坚守一、二日大兵即至。殊渴候数日，未见援兵，只来飞机两架，旋绕空中三匝而去，翌日绥定失定，后情不明，此乃前后经过大概情形也。

第五章反“六路围攻” 首战杨柳关

从10月中旬起，刘湘的六路大军陆续集结开拔，几十万人扛枪拉炮，头顶上还有十几架飞机，从东南西北四面八方压向根据地，川北大地，战云密布。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上，代表川军的蓝色箭头就有十几条，这些箭头犹如吐着信子的毒蛇，在地图上蠕动着，爬向包围圈内的根据地。

几十万大军看起来很壮观，但这是由互不相属的六支军队组成的，刘湘虽然也能指手画脚地指挥一阵子，但他心中也明白，真正听他调遣的也只有自己的二十一军。所以六路大军中第五路是重点。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面对二十万大军压境，红四方面军伸手接招。

此时的红四方面军已发展到五个军八万之众，虽然人数处于明显劣势，但是此时的红四方面军已非刚进川时的疲惫之师，而是已经有着自己独有的优势。经过反田颂尧的“三路围攻”，打击杨森、刘存厚等军阀的“三大战役”，红四方面军获得了与川军作战的经验；缴获了大量的给养物资；部队进行了三个月的休整和军政训练，战士们的军政素质大大提高；根据地建设也粗具规模，根据地面积达四万二千平方公里，人口约六百万，解放了的农民兄弟满怀对四川军阀的仇恨和对红军的热爱，在战争到来时，能够积极主动地向部队提供兵员和运输补给。红军再也不是无根据地作战，而是依托根据地和根据地的人民与四川军阀作战，这是红四方面军独有的而敌人所没有的优势。

但我军也面临严重的困难：根据地建设时间短，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发展经济等各项政权建设工作刚刚开展，后勤供给极度困难。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红军只有八万之众，而敌人三倍于我。战线过长，防守困难。以八万之众抵御刘湘六路大军的进攻，防守千余里的战线，兵力明显不足。如果处处分兵把口，势必造成兵力分散，被动应付。唯一的办法只能收紧阵地，攥紧拳头，集中力量对付敌人进攻的主要力量。

面对敌众我寡，敌强我弱，敌攻我守的局面，红四方面军总部制定了“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积极防御作战方针。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对“收紧阵地”的战法作了精确的解释：

逐步收紧阵地，节节抗击敌人，要求我军必须讲究布阵艺术，主次相应，虚实结合。每道防线，均利用有利地势设置若干主阵地，以主要兵力作纵深梯次配置，依凭山险要隘，构成集团工事和多道堑壕，积大量鹿砦及滚木礌石等，反复抗击和杀伤敌人。次要阵地亦不容忽视，以少数兵力结合地方武装、赤卫队防守。利用密林险崖，遍树红旗，广布疑兵，假假真真，迷惑敌人，并适时机动作战，策应主阵地的固守。川北的山势很有意思，自北而南，多为斜坡；自南而北，多为断崖绝壁。敌人自南而北向我进攻，处处遇到深涧陡崖的阻挡，遇到我军阵地的阻击，结果，付出的代价惨重，进展却十分缓慢。

……

配合收紧阵地的战法，红四方面军的各级部队在实战中还摸索出了近战、夜战等各种战术手段，徐向前对此作了高度总结：

充分发挥近战特长，是歼敌制胜、挫敌锐气的重要一环。每当敌人整团整旅进攻时，我先以少数兵力在前沿阵地顽强阻击，尽量杀伤和迟滞敌人，待敌群仰攻到我主阵地几十米处，步机枪突然开火，手榴弹开花，滚木礌石齐下，予敌以致命杀伤；趁敌慌乱，实施阵前反击，冲入敌群，白刃格斗，消灭敌人。如此多次反复，以十当百，以寡胜众，不断灭敌威风，达到逐步减弱敌人攻势的目的。部队构筑防御阵地，有新的创造。就地取材，将碗口粗的松树砍倒，排成几排，埋在阵前，树枝树杈朝前，纵横交错，挡住敌人仰攻的去路。敌人进攻，要越过这种障碍，十分困难，伤亡很大。

夜战是我军的拿手好戏，最易奏效。不少川军初次同红军作战，不晓得夜摸夜袭战术的厉害。每当太阳落山，攻势停顿，他们便拿起烟枪，横躺竖卧，在一起过烟瘾。这时，我军派出少数兵力隐蔽接近敌人，突然发起攻击，往往以极小代价歼敌制胜。黑夜来临，各部队和地方武装分别组织小分队，越敌防线，摸敌岗哨，袭敌驻地，四处击敌扰敌。弄得敌军风声鹤唳，胆战心惊，疲惫不堪。

我军转移阵地时，杀“回马枪”，运动歼敌，也是重要作战手段。因为这时敌人往往以为红军溃败，趾高气扬，轻我锐进。我们抓住机会，运用夜袭、伏兵、侧击等战术，突然掉头杀一家伙，在运动中灭敌，极易收出敌不意之效。东西两线的一些成功反击战例，皆是明证。

虽然六路敌人看起来气势汹汹，徐向前、陈昌浩一眼就看出，这六路里，真正肯卖命的只有刘湘自己的第五路，其他的都是看客。刘湘动手打，他们会在旁边看，至多会伸手帮衬一下但不会卖命。刘湘打胜了，他们会一拥而上打群架，刘湘打败了，他们撒丫子就跑。如此，只要将刘湘的第五路打垮了，就可能粉碎敌人的围攻计划。

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集中力量对付第五路。具体部署是：

以东线为主要方向，集中红四军全部、红九军和红三十军各两个师及新改编的红三十三军部队共二十余个团，配置于万源以东迄宣汉、达县地区，抗击第五、第六路。

西线以红三十一军主力和红九、红三十军各一个师共十余个团，配置于由广元沿嘉陵江东岸迄营山、渠县以北地区，牵制和抗击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路。另以红三十一军两个团分散配置于苏区北部边境一线，警戒监视陕南方向，保障苏区侧后安全。

徐向前和王树声分别指挥东西两路，陈昌浩居中调度，张国焘坐镇后方。

按照刘湘的部署，从10月中旬起，川军各路部队开始向出发地集结。

几十万大军行动，绝不是一声号令就能解决。六路大军分属不同军阀节制，部队驻防分散，首先要将各部集中就需耗费时日，集中后，部队再向出发地运动。川北山区道路交通极差，绝大部分地方没有公路，更谈不上汽车火车运输，二十余万人，全靠两条腿。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大部队行动，后勤物资需要提前筹备。二十万人每天的粮食消耗就需要三四十万斤，还有大量的弹药给养输送，这又需要一支几乎不少于战斗部队的运输队，这些运输队也要吃粮，所以几千万斤粮食等后勤物资的筹集也需要时间。数万运输队的民夫要现征集，征集不够还要去抓，所有这些也都需要时间。有了这么多原因，再加上各路军阀各怀心思，都不愿与红军硬拼，消耗自己的力量，所以各路军队步调不齐，行动参差，集结行动极为缓慢。

第五路指挥官是王陵基。王陵基是四川老牌军阀，资格在刘湘刘文辉之上，但时运不济，后投靠刘湘，任二十一军第三师师长，官拜中将，这次被刘湘委以第五路军总指挥。

10月26日下午，太阳斜斜地挂在山间，王陵基指挥第五路军一部正在向开县开进途中，突然前方枪声大作，很快得到消息，原来是刘存厚部驻宣汉的廖雨辰旅遭到红军打击，正在向开县、开江边境的杨柳关退守，途中突然遭到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的袭击。现在，廖雨辰部正在大梁山杨柳关下的唐家湾、砂锅厂一带的山坡上构筑工事，居高临下阻击红军。

红四方面军占领宣汉后，徐向前将指挥部迁至宣汉县城。徐向前和陈昌浩在指挥部里接见了王维舟派来的代表王波，听王波介绍川东游击军主动袭扰阻击敌军的情况。徐向前和陈昌浩都很兴奋。

此时宣达战役已近尾声，部队正在打扫战场，东线红九军和红三十军正在追击由宣汉逃出的敌廖雨辰部。刚才总部电台送来情报，川军“六路围攻”部队的第五路王陵基部正向开江开进，结合川东游击军报告的情况，徐向前决定，由许世友和王宏坤分别带领七十三团和二十八团在川东游击军配合下快速出击，从南向北包抄廖雨辰部，切断他们退回开县之路，吃掉廖雨辰部。如果实现目标，就等于在敌人“六路围攻”尚未开始前，就将刘存厚的第六路打掉了。

王陵基非等闲人物，在川军里也是一员悍将，人送外号“王灵官”。王陵基的川军第三师曾经与红三军团作战并占了点便宜。自以为战胜过红军，从此不可一世。此刻王陵基脚蹬乌黑油亮的马靴，身披草绿色的呢子大衣，骑在高头大马上，手戴白手套，腕上悬着条黑皮马鞭，领章上的中将军衔格外醒目。听说刘存厚的廖雨辰部与红军作战，他嘴角露出轻蔑的一笑。王陵基瞧不起刘存厚，他与刘存厚都是川军元老，但他认为刘存厚思想陈旧，做法老派，部队的战斗力和装备更差，现在遇到红军，该让他尝尝苦头。

大梁山是开江与达县之间的一座大山，方圆百里，山势险峻，只有一条道路可走，现在廖雨辰正在与红军交战，让他们先打吧。王陵基下令，派出先头部队搜索前进，大部队等待后续部队到达后准备支援廖雨辰部。

杨柳关位于四川开县三汇口乡境内，是开县、开江、宣汉三县的交通要道，也是陕南入川东到万县的必经之路，地势极为险要。逃窜至此的廖雨辰部一路上不断受到川东游击军的截击已经成惊弓之鸟，但廖部毕竟有八团之众，一路跑散了一部分，但仍然有接近六个团的兵力逃窜至大梁山，并依次控制了石碓关、界牌、赫天池、唐家湾、砂锅厂、杉木尖、凉风垭等重要隘口，这些隘口背后的咽喉要道杨柳关也被廖部控制。敌人已经占了地利之便。许世友和王宏坤的两个团外加川东游击军要在此包抄消灭廖部也极为困难。

27日傍晚，七十三团和二十八团急行军赶到大梁山脚下南坝场附近的下八庙镇，王维舟带领川东游击军早已在此迎候。听了川东游击军介绍地形情况后，许世友与王宏坤认为，大梁山绵延百里，山势陡峻，道路难行。敌人居高临下已经占领有利地形，如果仰攻部队伤亡必大。川东游击军常年在此打游击，地形熟，不如由他们带路，部队乘夜摸上山，逼近敌人，发挥我军近战夜战的优势，打敌人个措手不及。当夜，部队不顾疲劳，在川东游击军带领下，翻山越岭，通过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东线悄悄逼近大梁山的石碓关、界牌，西线逼近赫天池、唐家湾、砂锅厂、杉木尖、凉风垭等地。

28日天刚拂晓，已经逼近到敌人鼻子底下的红军突然发起攻击，敌军累了一天，一个个正在酣睡，做梦也没想到红军大部队突然出现在眼前，敌军斗志全无，稍作抵抗，胡乱放了一通枪后，漫山遍野地撒丫子跑。当天，红军和川东游击军在东线先后攻占了石碓关、界牌，西线攻占了赫天池、唐家湾、砂锅厂、杉木尖、凉风垭等敌军阵地。廖雨辰部退至高桥关、杨柳关主峰以及开江之永兴场一带继续顽抗。许世友、王宏坤挥师追击，29日一整天，敌、我双方在连绵起伏的山梁上鏖战。阵地、机枪、大炮在此都已失去意义，敌我双方纠缠在一起捉对厮杀，大梁山郁郁葱葱的山林间，到处是闪动的人影和刀枪劈杀，不断有人中弹倒下，更多的是被大刀劈倒或是刺刀捅死，漫山遍野，到处都是尸体或是伤员，鲜血染红了大梁山。战至30日上午，敌军再也支持不住，残部全部退到杨柳关。杀红了眼的许世友手提已经卷了刃的大刀，和王宏坤一起率领红军向杨柳关发起猛烈冲击，敌我双方在关口附近的山坪上再次展开了肉搏，面积不大的山坪上到处血肉横飞，敌军和红军都伤亡惨重。

这一仗非常惊险，红四方面军老战士、王近山将军传记中记载了这段战事：

战役开始之初，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派许世友和王宏坤各带一个团由西绕道，从南向北进攻川军的侧翼，切断他们退回开县之路。他估计川军在退路被切断后必然向北面大山撤退，并集中兵力向西迂回，反过来攻击红军后路。因此，他特地派红四军政委周纯全率主力团——十师二十八团去坚守西面山。战前，他亲自交代周纯全说：“一定要坚守阵地，切不可出击！如果敌人反扑，夺了阵地，全军就危险了。切记切记！”

战斗开始后，许世友和王宏坤率领攻击部队很快突破川军防线，一举攻占了三合场，随后插入敌纵深二十余里，并猛烈扩张战果。川军顶不住，忽向北退，并伺机向西迂回。这时，指挥坚守西面山头阵地的周纯全看到敌兵已溃不成军，并向北撤退，忘记了坚守阵地、保后路的根本任务，立即下令：“向北出击！”

二十八团一、二营立即从至关重要的阵地上“呼啦啦”冲了出去。结果，徐向前的担心变成了事实。

川军正由北向西迂回，见红军出击，乘机发起猛攻，红二十八团一、二营出击部队失去山头阵地依托，寡不敌众，顶不住，只得往后撤。结果，几个山头阵地都丢失掉了。幸好副团长王近山率三营控制住另一座山头，暂时阻击住了川军。在周纯全下令出击时，王近山却很冷静，不仅没有带着三营随团主力出击，相反，还严令三营紧控山头，加固工事。此刻他严阵以待，终于在关键时刻起了作用。可是，川兵夺占了二十八团一、二营主阵地后，三营阵地失去依托，与遍地而来的重兵激战，形势陡然严峻起来。而红军主力由于后路受到威胁，战场形势也急剧变主动为被动，被迫后撤。徐向前气得火冒三丈，叫旗兵举起红旗准备往西面山冲，王宏坤急忙阻止说：“总指挥，去不得，敌人从那里一插过来，我们就没有退路了！”

王宏坤话还没有说完，徐向前带着手枪队就被敌兵冲远了……此时川军为了切断红军退路，集中三四个团的兵力将三营控制的山头团团围住，不断发起猛攻。但三营在王近山的指挥下，孤军奋战，坚决阻击，同敌反复拼杀，一次又一次打退了敌人的猛攻，这样徐向前和其他主力才渐渐脱离了危险。

这次贸然出击确实很危险，如果三营控制的山头也被敌占领，红四方面军后路就会被完全切断，将处于数倍于己的川军的强大攻击之下，后果很难设想。但因王近山率三营守住了阵地，最终没有酿成大祸。

战至30日下午，廖雨辰部最终不支，从杨柳关上退下，经三汇口沿谭家山向永兴场逃窜，被王陵基的第五路部队接应。

这一战，没能实现全歼廖雨辰部的目的，但提前拉开了反“六路围攻”的序幕。

川东游击军在反“六路围攻”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川东游击军是中共四川省委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领导者王维舟曾是同盟会会员，参加过四川保路运动。辛亥革命中，王维舟亲自组建并带领部队光复宣汉和达县，其后升至靖国军团长。1920年，王维舟在四川万源放弃团长职，赴上海参加革命活动。1923年，王维舟回家乡清溪场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开始培养革命人才。在白色恐怖最猖獗的日子里，王维舟坚持革命信念从不动摇，其间，三次失败，四次再起，九死一生，堪称奇迹。吴玉章在《庆祝王维舟同志五十六寿辰》中说：王维舟同志在高度白色恐怖之险恶环境中，在敌我力量对比优劣悬殊情况下，百折不挠，坚持奋斗，其中可歌可泣，类似奇迹之事，难以尽述，卒能使革命力量发展壮大，使川东十余县反革命之军阀、地主、豪绅为之震恐，寝席难安。

1931年5月，中共四川省委决定，将分散活动于达县、开江、宣汉山区的游击队集中整编为川东游击军，下辖三个支队，共有一万余人，王维舟任军委书记和总指挥。红四方面军入川前，川东游击军就一直在川东达县、宣汉、开江的梁山、南岳一带坚持对敌斗争。红四方面军入川后，川东游击军立即在宣汉、达县、万源边境四处袭击敌人，牵制刘存厚的兵力，减轻红四方面军东部的威胁。在宣达战役中，川东游击军积极主动配合红四方面军，牵制、协助、配合红四方面军前后夹击刘存厚部，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广泛发动群众迎接红四方面军，动员群众参军、参战，献出枪支弹药等武器。

鉴于川东游击军的战斗精神和所起的重要作用，西北军委决定，将川东游击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军，属红四方面军序列。军长王维舟，政治委员杨克明，副军长罗南辉。下辖三个师：九十七师师长王波，九十八师师长冉南轩，九十九师师长蒋群麟，全军共一万余人。11月2日，川东游击军改编仪式在宣汉县城广场正式举行，陈昌浩、傅钟等总部领导参加仪式，傅钟代表总部宣读命令，陈昌浩亲自给王维舟授旗。徐向前在《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中说：

宣达战役期间，我们同王维舟同志领导的川东游击军会合，群众革命热情高涨，纷纷前来参加红军。一扩兵就是一两千，两三千……川东游击军编为红三十三军……红三十三军是一支很好的部队，有丰富的游击战争经验，与当地的人民群众有血肉联系，在川东一带有很大影响。

第五章反“六路围攻” 开江遭遇战

杨柳关战斗结束后，徐向前率红四军十师等部向南继续追击刘存厚部，并进攻开县，许世友率九军二十五师向开江进击。

小吴那年十五岁，红四方面军解放通江后参军，因为读过私塾，人又聪明机智，被安排在总部通信营。小吴身穿略显肥大的灰布军装，头戴灰色八角帽，觉得格外神气，他特别喜欢头上的八角帽，没事总是喜欢拿在手里反复端详，有时还要戴上帽子和别人比试比试，看看谁更威风，一些战士总是笑话他“臭美”。

1933年10月31日傍晚，徐向前率部进至开县以西的杨柳关地区宿营。晚上，徐向前派小吴去给驻扎在周围的部队送信。小吴一溜小跑，来到附近的一个村庄，看到村子里到处都是军人，由于天黑，也没看清楚这些军人的服装。他以为是我军驻地，于是跑进去找指挥部。小吴是跑来的，他觉得口渴，看到一间房子里有灯光，几个身扎围裙的人进进出出像是个伙房，便一头钻了进去讨水喝。伙房里的灶台上点着两支蜡烛，火苗忽闪忽闪的，几个士兵正围在一起掷骰子赌钱，旁边围了一圈人看，听见小吴说要喝水，一个炊事兵头也没回，指着水缸说，自己去舀。小吴在灶台上拿起碗去舀水，只听围在一起的人一阵哄叫，他借着灶台上的蜡烛光习惯性地往这些人头上看，突然发现，这些人头上的军帽不对。小吴心里一惊：“敌人？！”他转头就往外跑。屋里的那群敌兵也反应过来，他们追到门口边喊叫，边开枪射击。夜色漆黑，小吴很快消失在夜色里。

小吴飞快跑回驻地，气喘吁吁地向徐向前报告：“报告总指挥，敌人，敌人就在跟前。”

敌人？徐向前一惊。他让小吴讲清刚才去的村庄位置、距离，然后迅速命令，通知部队，马上准备战斗。

与徐向前指挥部比邻而居的就是王陵基率领的二十一军第三师。前几天红军追击廖雨辰部时，王陵基没有出手相救，而是让自己的先头部队搜索前进，大部队停下来等待后续部队，眼睁睁地看着红军几乎全歼了廖雨辰的部队。王陵基并不急于进攻红军，他不清楚红军数量有多少，从地图上看，红军控制了咽喉杨柳关，背后又依托大梁山，敌情不明，地势对自己不利，他才不愿意拿自己手上的一个师去和红军硬拼。刘湘命令各路人马集结，他要等到各路部队都集结完毕再一起动手，他让部队在杨柳关脚下的村庄里驻扎下来。他不知道，红军的大部队竟然翻过大梁山已经进入开县开江境内。

刚才，王陵基躺在行军床上已快要入睡，突然外面乱哄哄的，还有零星枪声，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他立即惊醒，让副官去了解情况。一会儿副官回来说，外面天太黑，有几个士兵说好像看见一个红军跑进村来，又跑掉了。王陵基站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踱步。红军？是大部队还是小股侦察部队？还是当地的川东游击队？他算计，红军与廖雨辰部血战数日，虽然取得胜利，据他了解的情况，红军部队损失不轻，起码要休整数日。他看了看外面，黑咕隆咚的，这种视野，双方都看不清，即使是有红军也无法看清，有什么情况明天再说吧。王陵基打了个哈欠，告诉副官：“通知部队，今天晚上要多放些哨，村子外的游动哨放远点，有情况随时报告。”

还没等到副官出门，外面已经响起爆豆似的枪声，徐向前已经率部打过来了。红军手里端着大刀，摸进村子与敌人进行白刃战，村子里的敌军乱成一团。王陵基在卫队的护卫下，拼死撤出村外，村子里的敌军多半被消灭，一部分窜进无边的夜色里。

11月3日，红军第十师与川军第三师在杨柳关、永兴场一线接上了火。

王陵基和撤退到此也由王陵基指挥的廖雨辰部向红军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廖雨辰表现得最为积极。逃进开江后，他奉命归第五路指挥，到王陵基指挥部报到时，王陵基将他好好奚落了一顿，廖雨辰当场就想发作，但“王灵官”现在手握十几个团的重兵，又是第五路指挥官，自己已是“残兵败将”，手上的部队不足三个团，这个时候和“王灵官”叫板，会有好果子吃？他强忍下这口气。这次进攻，廖雨辰为报失地之仇，主动要求担任前锋，他将残部集中起来，也鼓动了一番，在会上大喊“消灭赤匪，光复万源”的口号。他的这帮残兵也真鼓起“哀兵”之勇，一个个拼死向前。

第三师是刘湘的主力之一，武器装备好，战斗力不弱。交手后，徐向前发现，这股川军的确与刘存厚的部队不同，他们的军事素质和训练水平都不低，在红军的攻势面前还能顶得住。而且，打了两天，敌人越打越多，到了第三天上午，三架敌机也飞来参战，战况越来越激烈。他觉得不对劲，让人查清敌人的情况，很快，从俘虏的番号得知，敌军已增至三个师。敌我双方在永兴场柳家坪、庙庵子、童家沟、杨家坝一带拉锯鏖战整整五天，敌警备三路马云平的三个团几乎被全歼，第七旅许尧卿部遭重创，死伤五千余人，红军的伤亡也在不断增加，而且，敌人的后续部队不断开来，形势越来越不利。许世友、陈海松及时向徐向前报告，情况不对，敌人越来越多，这样拼下去部队损失太大。

开江、宣汉一带地势开阔，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不利红军作战，徐向前决定：采用“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方针，命令东线的九军、三十三军边打边撤，部队梯次撤到州河北岸的曾家山和插旗山，就地转入防御。反“六路围攻”正式拉开序幕。

守在成都的刘湘接到王陵基的报告，称在开江、开县已与红军交手，并将红军击溃。刘湘大为高兴。同时，他也为其他军阀步履迟缓极为不满。

11月16日，刘湘下达第一期总进攻令。接到进攻令，各部表现不一。

杨森一开始急于夺回失去的地盘，接令后立即率第四路疾进，二十军第三、五、六混成旅与红军展开激战，按照“收紧阵地”的计划，我军边打边撤，11月23日放弃营山。杨森重新进入营山，激动得老泪纵横。立刻给刘湘报捷，并驱动所部继续北犯。

但他很快就尝到“滋味”。26日，红九军二十七师夜袭营山城北十余里的凤凰寨，一举消灭杨森第三混成旅，一个反击直接攻至营山城下，刚刚高兴没两天的杨森立刻紧张起来。杨森很清楚自己的本钱，就这几个所谓的混成旅，加起来不过十余个团的兵力，与红军交手，打一个少一个，这点本钱打完，自己就什么也不是了。想到这里，杨森急令他的第五、第六混成旅停止攻击，与其他军阀保持同步，尽管如此，才不过十几天，他已丢掉一个混成旅，每念及此，杨森心头就隐隐作痛。为防止再增加新的损失，杨森动起了脑筋。据《四川“剿匪”第四路军进攻万源及其溃败经过》一文载：

十一月二十一日……杨森在进占营山后，一面谎报战况请奖，一面把军部移回营山，表示固守。当时二十军部队，迭遭红军痛击，各旅多已残破，军心极为涣散。旅长夏炯、杨汉城等目睹该部当时处境，深知士无斗志，如果再与红军作战，不啻以卵击石，自取覆亡；如向后撤退，又怕蒋介石、刘湘借机加罪，受到严惩，兼并部队。因此，杨部既不敢前进，又不敢后退，乃决定就地长期与红军对峙。夏炯随即秘密向杨森献策：为了保存实力，最好派人与红军秘密联系，要求“双方不打”，不仅可以保全实力，暂时苟安，而且可以让红军集中兵力专打刘湘的嫡系部队（王陵基指挥的第五路军），借以削弱刘湘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势力，还可以借此发泄刘、杨之间争权夺利积累已久的私愤。夏炯这个建议，经过杨森同意后，于一九三四年初，由夏炯派其旅部的副官长王一鹗化装潜往通江，会见了红四方面军领导人陈昌浩、张国焘等，达成了“双方都不进攻”的协议。陈昌浩亦派徐秘书（名字记不清了）前来密住夏炯旅部，担任联络。从此四路军方面形势趋于和缓，几个月内双方尽以小部队看守原阵地，只间或打上几枪，并没有发生战斗。到了一九三四年四月，三路军李家钰、罗泽洲的部队已先后占领仪陇，进窥巴中，这时杨森悍然撕毁了“双方都不进攻”的协议，增调其在后方整训的四混成旅（旅长高德周）来到前方参加各路军向巴中、通江的进攻。四月上旬，杨森亲率四、五两混成旅部队向巴中所属之兰草渡进攻，三、六两混成旅在后跟进。第四混成旅先进攻巴河右岸兰草渡前方红军的前进阵地，当被红军英勇阻击，伤亡甚大，当即溃退下来。红军乘势猛烈反攻，第二线的五混成旅部队亦被痛击，该旅十五团团长侯世光、营长王子才均被当场击毙，营长唐炳卿负伤，官兵伤亡一千余人，溃不成军，得到跟进部队的掩护，才勉强稳住阵脚，进行收容整顿。杨森亲率所部进攻，遭此挫败，只得改取守势，就地设防，筑工事防守。并经多方设法，与红军再次取得联系，重申“互不进攻”的前约。

杨森的这个小动作没有瞒过刘湘的耳目，刘湘开始想法要吃掉杨森。

六路大溃败后休息整补时期，杨森前与红四方面军秘密协商“互不进攻”和同红军交换物资的情况，已渐为刘湘探悉。刘湘尤因王陵基、唐式遵、范绍增等五路军部队被红军集中兵力痛歼的惨败，更恨杨森，遂以“私通红军”的罪名，密令当时驻南充的四川“剿匪”总预备军总指挥潘文华用武力解决二十军部队。当时在刘湘“剿总”做参谋的姜仲雍（原在杨森部当过团长）将上述消息向杨森告密，得此消息后，杨森甚为恐惧，要论打，他远不是刘湘的对手。情急之下，杨森急电该军驻南京代表罗象翥多方设法向蒋介石陈情献忠。1934年底，蒋介石行营参谋团贺国光奉蒋之命插足四川，杨森立即派其参谋长刘镛（骏鸣）星夜赶往重庆，找贺国光秘密活动，请贺设法将二十军转调到其他战场，以避免被刘湘搞掉。贺国光与杨森原是清末军官速成学校的同学，更重要的是，贺国光入川就是执行蒋介石分化川军的既定政策，如果让刘湘吃掉杨森，无异于让刘湘坐大，这不符合蒋介石分而治之的战略。贺国光当即答应为杨森设法。此时，正值中央红军北上到达贵州境内，贺国光以防堵中央红军入川为理由，于1935年春将杨森二十军全部由川北战场调到川南宜宾、雷波、屏山、峨边一带，摆脱了刘湘的控制。贺国光救了杨森一命，杨森也进一步靠拢了蒋介石。

除了杨森以外，邓锡侯、田颂尧两人一样在战场上找“荫凉”。无论刘湘的进攻命令有多急，到了他们这里都要打个折扣。邓锡侯是川军中最狡猾的将领，外号“水晶球”，又被称为“猴子”，他凡事都要揣摩再三，确定不会吃亏才下定决心。这一次也一样，他绝不拿自己的那点血本去为刘湘谋四川王的“红顶子”。田颂尧被红军打得最狠，也最清楚红军的战斗力，两人都意存观望，所属部队拖拖拉拉，直到12月上旬才投入战斗。刘湘对此不是没看见，但此时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新整编的红三十三军驻守宣汉芭蕉场至开县樊口店一线，战线长达四百余里。王陵基了解到这支部队是原川东游击军新改编的，认定这支部队战斗力不强，于是指挥部队向其发动猛攻。红三十三军新组建，全军一万余人绝大多数是入伍还不到一个月的新兵，部队的装备也远远落后于其他部队，几个人才能摊到一支枪，好在整编时，总部从其他老部队给三十三军调配了一部分战斗骨干和政工干部以及部分枪械。虽然是组建才几天的新部队，但红军总部已经将其作为主力部队。全军防守四百余里的战线，徐向前数次打来电话问王维舟能否顶得住。王维舟坚定地表态：三十三军虽然是新部队，但战士们都是新参军的贫苦农民，他们对军阀恨得要死，战斗意志高涨。川东游击军的老战士们战斗经验丰富，各部调来的骨干能够很好地组织部队，请总指挥放心，我们坚决执行命令，保证完成任务。

王陵基的部队向三十三军阵地发起多次攻击，有几次突破前沿阵地，三十三军的战士们都是迎着敌人的刺刀扑上去与敌军玩命。王维舟组织了几次反击，将敌第三师的部队赶回去几十里，一直打到开江三汇口、温塘井一线。让王陵基再也不敢小瞧这支部队了。

第五章反“六路围攻” 州河阻击战

12月中旬，在刘湘三请四催下，川军各路部队总算到达进攻出发点，12月16日，刘湘在成都宣布发起第一期攻击，命令六路大军分别向宣汉、达县、仪陇、旺苍等县发起进攻。

四川山大水多，由于空气湿度大，天空总是雾蒙蒙的，冬天，更是以多雾的天气为主。川北一带，大小河流众多，州河、前河在开江、开县环绕一圈后，流向宣汉、达县。要进攻宣、达，就要渡过这两条河。

宣汉西南二百里有一处地方名叫曾家山，曾家山海拔不过六七百米，山势挺拔，从山顶至山脚呈二十度左右的缓坡。山脚下，州河蜿蜒曲折，河面不宽，最宽处六七十米，最窄处也就三四十米。河水不深，三米多的竹篙就能撑到底，水流也不急，河边水草茂盛，不时还能看到鱼儿欢快地在水里打起水花。

根据部署，许世友指挥的红九军二十五师就驻守在州河西岸曾家山脚下，这里是由两开地区进入宣汉、达县的必经之路。许世友选定以曾家山为主要防御阵地。遭遇战后，红军与敌军全面对峙，州河成为双方的天然界河。许世友带着师部的参谋人员沿着州河走了几个来回，仔细观察地形，决定利用曾家山与州河之间的缓坡与河边的高差由高到低组织立体火网。前沿部队在州河沿岸构筑数道防御工事，许世友专门给前沿的连排指挥员讲“击敌于半渡”的典故，告诉他们：一定要等敌人的渡船离岸，快到河中间时再狠狠打。

12月15日晨，州河沿岸笼罩在薄雾中，轻柔的白雾如同细纱，远山近树，一切看起来雾蒙蒙的。

一大早，许世友走出师指挥所，在门口的平地上打了一套功夫拳，这是他的热身操。几个警卫员在旁边眼热地看着，赞赏师长的拳脚。突然，天空中传来阵阵隆隆声，许世友仰头望向天空。隆隆声由远及近，很快飞临阵地上空，虽然天上有薄薄的雾，但也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五架飞机编队在州河和曾家山上空盘旋。许世友马上跑回指挥所，大声命令作战参谋：“通知部队，迅速作好准备，敌人要渡河了。”

许世友的估计一点也不错，此刻川军二十一军第三师和二十三军廖雨辰部正在州河东岸整装待发。

12月中旬的川北，温度接近零度左右，州河边寒风飕飕。州河东岸，川军第一波攻击部队已进入前沿阵地，准备渡河攻击的前锋是廖雨辰部。数千人的队伍黑压压一大片，最前面的突击队披挂整齐，排好战斗队形，河边寒风吹得他们一个个缩着脖子，挂着鼻涕，但仍然按照步兵操典，手忙脚乱地作着渡河准备。前沿阵地的侧后方，一片丘陵里藏着第三师的指挥所。听到头上的飞机轰鸣，王陵基走出指挥所，手举望远镜，仔细地观察着对岸。王陵基身后，几十门“六零”、“八零”口径的迫击炮外带五门山炮一字排开，黑黝黝的炮口指向对岸。

根据事先侦察，王陵基在州河不到七十里的河段，部署了自己本部三个旅、廖雨辰部以及杨勤安独立团共一万五千人的兵力，再配以五架飞机和近百门各种口径的迫击炮。凭着这样的火力，他自称要给红军“熬一锅钢铁的肉汤”。

河对岸，起伏的丘陵里，一条条工事沿着起伏不平的地形延伸。工事里，红军战士们躲在工事后面，监视着河对岸敌军的动态。

八点左右，太阳渐渐探出头来，薄雾已经散去，炮兵报告视线清晰。王陵基伸起两个指头猛地向下一压：“开始。”如同按下了战争游戏机的开关，头顶的五架飞机翅膀一斜，一架接一架地向地面俯冲，轮番地开始轰炸。

飞机轰炸给前沿阵地造成很大伤亡。红军战士里，只有从鄂豫皖来的老战士们见识过敌机轰炸，也懂得怎样在轰炸中保存自己。但四川籍的新战士们多半还是第一次见识飞机轰炸。开始，天上出现隆隆的马达声时，大家都好奇地仰望，当一架架飞机狂吼着俯冲下来，炸弹带着尖厉的哨音刺激着人的神经，一些胆小的战士便爬出工事到处乱跑，炸弹落下，巨大的爆炸声响和腾起的烟雾，更是吓得一些战士不知所措。炸弹巨大的破坏力和杀伤力，在阵地上造成一个个深深的弹坑，很多人被炸得飞上半空，阵地上散落着残缺的肢体，受伤者发出恐怖的呻吟，死神狞笑着在阵地上盘桓，恐慌如同瘟疫般在一些新战士中传染。敌机俯冲下来时，尖厉的啸声吓得他们有的乱跑，有的则双手抱头，全身蜷成一团，瑟瑟发抖。这时，只有鄂豫皖过来的老红军最镇定，他们和各级干部一起对那些跳出战壕乱跑的战士大声喊着：“别乱跑，趴下，趴下。”

但这种叫喊没起多大作用，只有见到那些到处乱跑的人被炸得血肉横飞时，没被炸着的人才趴在那里不敢乱动。再转头一瞧，有几个从鄂豫皖来的老战士，居然还靠在工事里悠闲地吸烟，这对他们起到了极大的镇定作用。一个战士哆哆嗦嗦爬回工事问：“你们不怕飞机下蛋？”

一个老战士扑哧一笑：“怕有什么用？越跑越容易被炸着。这家伙在天上下蛋没个准，你稳稳当当地坐在这里，炸弹落到头上算我运气不好，咱们这么大的阵地，他一架飞机才有几个蛋？刚好掉在头顶的有几颗？记着，这家伙就欺负胆小的，越跑越炸你。”

老战士和各级干部的镇定对那些吓得乱跑的新战士起到了表率作用，对先前的慌乱，他们有些不好意思，纷纷挤到老战士们身边，要他们讲如何躲避飞机投弹。有的新战士为了掩饰刚才的失态，指着对岸说：“格老子的，你们在天上下蛋，老子要你们在地上还。”

天上的飞机肆虐一阵后离开了，对岸的大炮又吼叫起来，炮击的威胁比飞机的要大多了。近百门迫击炮一起开火，炮弹呜呜地呼叫着，成片地落在地上，炮弹爆炸的气浪如同刮起十二级台风，阵地上烟雾蔽天，弹片横飞。山坡上的草木也被打燃，滚滚浓烟夹着火舌到处蔓延。炮击整整持续了二十分钟，整个阵地如同被翻了一遍，被炸死炸伤的战士血肉模糊，横七竖八地躺在阵地上。

炮声还未停，第二轮飞机又来了。战争是最好的教师，这一轮轰炸时，基本上没有战士们乱跑了。敌人的轰炸将工事里的红军战士们压得抬不起头，就在这时，阵地上的指挥员大声喊道：“注意，敌人来了！”

战士们的眼光这才投向前面的州河。河里起码有不下三十条小船和竹筏，这些船上满载敌军突击队一字排开，船夫们连撑带划，直向河对岸而来。

州河弯弯曲曲，船行至一半，对岸工事里一声清脆的枪响，同样是轰轰的迫击炮和喷吐火舌的轻重机枪如同铁扫帚一样扫向河中心的船只。河面上顿时腾起巨大的水柱，十几艘小船在河里乱转，不一会儿，水面上漂浮满了敌军，一些人在拼命地扑腾，一些人则慢慢地沉入水中，清澈的河水霎时变得浑浊，河水变成暗红，空气中，到处飘着浓浓的人血特有的腥臭味。

许世友手端望远镜，脸色铁青，呼吸急促，前沿阵地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视线里。他凭着前沿阵地枪声的疏密，就能判断出我军阵地的现状。他已经向前沿派出两批预备队了。

一天过去了，残酷的渡河冲击反复进行了多次，血肉组成的躯体在枪林弹雨中搅磨。有几次，敌人硬是靠轰炸压制了我军的火力，有部分敌军冲上了岸。很快，那些冲上岸后的敌军才发现，他们走上了绝路。由于运输工具有限再加上我军的火力打击，后续部队跟不上来，他们又被我军前沿的火力压制在河岸边不能动弹。河东岸的敌人用炮火轰击红军阵地，红军战士们则冒着敌人的炮火，用排子枪向岸边的川军集中火力射击。那些川军有的想冲向前，但刚站起身就被打倒，再冲近点的被战士们的手榴弹炸得血肉横飞。无奈之下，一些川军士兵趴在河边装死以逃避打击，有的竟然摸下河，重新向对岸游去。

看着硝烟弥漫的州河两岸，王陵基的心情复杂，他的确没有料到河对岸的红军居然如此能抗打击。两轮飞机轰炸，近百门炮几千发炮弹，将对面的阵地翻了几次，自己煮的这锅“钢铁肉汤”翻滚沸腾，但那些红军战士的血肉之躯居然能一次次地在轰炸后端枪射击，眼见得州河变成红色，河面上死鱼和士兵们的尸体密密地覆盖了河面，在他看来，甚至可以踏着这些士兵的尸体走过河去。但就是过不去。然而他还不很难受，因为死的这些士兵并不是他的部队。

站在王陵基身边的是廖雨辰，这些渡河的突击队都是廖雨辰部的士兵。廖雨辰的脸色死灰，他想冲过河去收复宣汉、达县的念头被自己士兵的鲜血和密密麻麻的尸体打消了。他的部队冲锋了九次，五次突上了对岸，有三次甚至冲过了对方的前沿阵地，但还是被山上冲下的红军预备队消灭了。令他最为不满的是，当看到自己的士兵在对岸和红军冲杀时，王陵基竟然命令炮兵开炮。

看着身边一言不发的廖雨辰，王陵基摆出指挥官的架子命令廖雨辰再组织进攻。廖雨辰头上青筋直暴，他拔出身上的佩枪递给王陵基：“雨辰无能，请总指挥枪毙我吧！我的几个团现在还能出气的只剩两千人了。早就听说王总指挥兵多将广，指挥有方，雨辰愿意在此领教。”

王陵基被顶得一愣，虽然他心里腾起一股火，但廖雨辰毕竟不是他的部队，只是暂时受他节制。其实他早就有心要收编刘存厚的部队以自立门户，不受刘湘节制，但眼前还不是时机。他扭转脸命令身边的参谋长：“让我们第三师的弟兄们上！”

王陵基的第三师训练有素，装备优于廖雨辰部，红军已经战斗一整天，工事基本被炸毁，战士们仍然在抗击敌人的轰炸和冲锋。敌人的轰炸给我军造成的杀伤越来越大，阵地前，敌我双方尸横遍野。终于，王陵基的一支部队渡过州河，开辟出一块登陆场，后续部队还在陆续过河。

曾家山指挥所里，许世友已经没有预备队可派了，他将军帽一掀，命令师部通讯、警卫、交通等附属部队全部拿起武器，一定要压住敌人。说罢，手提从不离身的大砍刀，带头冲向前沿阵地。他身后，几乎所有的红军战士们大声喊杀，冲向前沿阵地，敌我双方混战成一团。

16日，敌援军不断增加，敌许绍宗旅、杨勤安团在东林河口陆续强渡过州河，向曾家山、插旗山进攻，敌张邦本旅、李圭如旅也渡过州河向我军新朗坡阵地发起仰攻。截至晚上，过河敌军人数已过两万。

17日，红九军也派出增援部队，敌我双方在州河北岸的大山坡、插旗山、周家桥、景坝垭口一带往来冲锋，血战竟日，只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战斗的惨烈，虽鬼神亦为之胆寒。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描述：“州河北岸，敌我相搏，杀声震天，山河尽染。”

《四川“剿匪”第五、六路军在万源地区全线总崩溃的经过》，记载了这次渡河战斗经过：

中央纵队掩护渡河部队之独立第一团于十二月十五日拂晓即对宣汉河北岸之插旗山、曾家山、新朗坡、张家寨、石鼓寨一带红军阵地进行猛烈射击，同时开始抢渡；正午前后，飞机临空助战，炮兵亦不断轰击红军工事。独立一团一部首先过河，沿河激战二小时启，即行占领曾家山，掩护七、八两旅强行渡过宣汉河北岸，向插旗山红军阵地猛犯。插旗山制高点约高一千公尺，雄踞江边，由东林河渡过的七旅全部向山上仰攻；红军凭地形险要与既设的坚固工事，以逸待劳，英勇反击，次晨更以一部扼守阵地，以主力向疲惫之来敌反攻。许旅、杨团背水为战，亦知只有前进才能幸免覆灭，故在该地与红军反复肉搏，虽死亡垒垒亦未敢稍退。从拂晓至薄暮，许旅伤亡一千四五百人，杨团伤亡二三百人，机枪营长胡泽江负重伤。最后只好坚守在斜面上与红军对抗。

由羊烈子渡河之李树藩旅刘团占领新朗坡，即依傍于曾家山杨团占领阵地之后，以待游团渡河。该旅于十七日晨续向大山坡、插旗山进犯，自晨至暮，战于大山坡、插旗山，周家桥、景家垭口一带，七、八旅及独立一团所有兵力都先后全部投入了战斗。红军亦迭次增援向来敌进击，双方兵力约达二万余人，反复冲锋，血战空前。战况紧急时，飞机多次飞临助战。红军继见敌军已全部渡河站稳阵地，十七日晚遂自行后撤。李树藩旅付出伤亡一千多人的代价，始得推进至鹅颈坝、插旗山、西二面坡高地。许绍宗旅占领新场、尖山子之线。官团于十七日晚占领宣汉城。

除了曾家山、插旗山外，红三十军主力八十八师与刘湘二十一军第四师范绍增部在达县城东南雷音铺地区也展开血战。

范绍增，四川省大竹县清河乡人，绰号“范哈儿”，“哈”在四川方言中是“傻”的意思。范绍增一生坎坷，自拉枪杆子在江湖闯荡，几经沉浮，后投靠刘湘，任第四师师长。这一次“围剿”红军，范绍增非常卖力。王陵基给范绍增的任务是渡过通江河，占领通江北岸红军阵地。

通江河南岸不远处有一处阔气的庭院，这是一家刘姓地主的豪宅。四周围墙高耸，绿树密布，庭院门口牌楼斗拱，大门内飞檐照壁，庭院里居然还有假山花园。这家地主很会选地方，宅子背后有一大山如同靠椅，宅子离河边不足十里，宅子前不远有一座数百米高的小山，山上有一土地庙，山顶上还有一座亭子。登上小山可以直接观察前沿，回到屋里可以优哉游哉。

范绍增个子不高，长得敦敦实实的，圆圆的脸蛋，两个眼睛溜圆。厚实的嘴唇上一个狮头鼻，笑起来圆眼眯成一条缝，活脱脱一副弥勒佛，凶起来圆睁的眼睛似要突出，满脸的横肉楞起，立马让人想起画上的门神。范绍增一眼看中这块地方：“格老子的，这个龟儿子硬是会享受啊，告诉他，老子要在这里打仗，哎，也要安逸安逸。”

他把手一挥，这里就成为他的前线指挥部。参谋们手忙脚乱地把地主客厅里的山水字画撤下来，挂上大幅作战地图，马弁们将地主的檀木太师椅抬到地图前，范绍增四仰八叉地躺在太师椅上，参谋长向他报告了王陵基的进攻部署和河对岸红军的部署。他不耐烦地挥挥手：“老子这次来，就是要让刘湘知道，老子的队伍是打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王灵官那个龟儿子喜欢咋呼，老子给他来实的。告诉弟兄们，打过河去，老子有赏，谁要是不卖力气给老子眼里插针，格老子的，莫怪老子不客气。”

16日清晨，宣汉以南的通江河南岸。敌二十一军第四师范绍增部集中五个团，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开始了连续强渡。

通江河北岸守军是红八十八师。八十八师师长兼政委汪烈山，湖北黄安七里坪刘家洼人，在鄂豫皖苏家埠战役时，汪烈山就已任红二十八团团长。这一战，打得敌人两个旅长缴枪投降，二十八团也打出了威风。除了和大多数红军指挥员同样具有勇猛顽强的作风外，汪烈山还具有观察细腻，处事细致周密的特点。在粉碎田颂尧“三路围攻”时，有一次汪烈山派通讯员出门送信，通讯员刚刚转身跑出去后，汪烈山突然又将通讯员追了回来。别人以为信件内容有问题，谁知汪烈山将双眼盯在通讯员的脚上。四川的冬天，天气寒冷，这个通讯员光着双脚，脚后跟一道道裂开的血口子如同小孩的嘴。汪烈山二话没说，脱下自己脚上的鞋给他：“穿上。”

这个小通讯员一下子就愣住了。他是不久前才从敌军中跑过来参加红军的，敌军中官兵的等级差别明显，欺负士兵、喝“兵血”是惯常之事。参加红军以来，官兵平等已经使他耳目一新，现在，师长脱鞋给自己一个小兵穿，他还是给吓住了。再说，红军官兵打赤脚、穿草鞋司空见惯。他手足无措，连连推辞。汪烈山如同母亲般拍拍他的背：“来，来，穿上，穿上。我坐在指挥部里，你要在外面跑，要是因为脚伤命令传达不到，那就要误大事了。”

小通讯员木呆呆地让汪烈山给自己穿上鞋，愣着半天没动。还是汪烈山对他说：“快去，执行任务。”小战士才醒过神来，他给汪烈山行了军礼，转身跑出指挥部，边跑边揩眼泪。

防守通江河北岸的是八十八师二六三团，为了抗击敌人对达县的进攻，上级抽调二六三团团长邵烈坤带一个营去防守达县城南大凤凰山阵地，河岸阵地由二六三团政委陈锡联带领二、三两个营防守。汪烈山不放心，专程来到二六三团阵地，和陈锡联一起直接指挥阻击。

16日凌晨，通江河面漆黑一片。通江河不宽，八十八师二、三营防守的这段河面也不宽，一百多米的距离，虽然天太黑看不清对面，但对面的动静都听得清。

15日，陈锡联奉命率部到河边担任阻击，部队赶到河边后立即赶修工事。部队忙碌了一天，晚上也没休息。

范绍增采取集中突破一点、然后逐步扩大战果的打法，在二六三团的阵地前用了五个团的兵力持续猛攻。

陈锡联，又名陈锡廉，乳名谱庆。1915年1月4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高桥区（今红安高桥镇）一个贫苦农家。1929年4月参加红军。因作战勇敢不怕死，被称为“小钢炮”。陈锡联回忆：

我们在宣汉以西的东宁河北岸沿河设防，工事还没有做好，敌人已经赶到河边。天还没亮，前沿就打响了。我站在河岸上观察对岸敌情，只见河面上黑影幢幢，人声嘈杂，原来是敌人正纷纷乘着木船、竹筏实行强渡。我军集中火力阻击，给敌人以很大杀伤，终于把强渡的敌人打回去。

清晨，河面上薄雾初散，敌炮开始对我沿河阵地猛轰。我发现敌人炮火打得最凶的一段阵地，正是我们工事最薄弱的地带。我放心不下，就急急冒着炮火赶了去。这时，敌人的炮弹正呼啸而来，河岸上打得乌烟瘴气，听声音，估计对岸至少有十五门迫击炮在向我阵地射击。

当我赶到的时候，远远就望见在烟腾腾的河岸上站立着一个人，我一下就认出是我们汪烈山师长……

……他只是出神地注视着对岸的敌情。突然一颗炮弹落在他近处，炸起的泥土溅了他一身，他拂拭几下，若无其事地说：

“看情形，敌人这次是‘来者不善’呀！”

通江河北岸一马平川，地形十分不利于防御。在敌人密集的炮火下，部队临时构筑的工事很快被摧毁，两个营的兵力，阻击火力太弱，又没有防御纵深，敌军的炮火给部队造成很大损伤。尽管战士们竭力阻击，但当天下午，敌军强渡成功。

右纵队十二月十五日开始渡河攻击，利用浓雾凌晨偷渡，拂晓被红军发觉时，该部即以炽盛机、炮火力制压，当时该部兵力占绝对优势，至天明，廖旅饶团已渡过两营，红军利用近河之罗顶寨据点英勇抵抗，饶团往复冲犯，飞机亦飞临助战，午后三时，该部占领罗顶寨。叶团续渡过河，占领了夹溪桥街市及其附近地区，廖旅率其预备队廖团向复兴场、双龙场纵深楔入。范旅在正面亦已先后渡河占领文家梁与廖旅会攻县城。

突过河的敌军占领河岸滩头的阵地，陈锡联组织反冲锋，将立足未稳之敌赶下河去。战士们呐喊着冲进敌阵，与敌人拼死搏杀，正在胶着的时候，敌人的第二波、第三波部队陆续过河，过河的敌人立即投入战斗，二六三团被逼步步后退。到了中午，范绍增部已有四个团过河。如果再与敌人硬拼到底，两个营都会给敌人吃掉。汪烈山决定，部队撤退到既设阵地石鼓寨。

通江北岸不远，就是重重叠叠连绵起伏的大山。由于亿万年前的地质活动，这些大山沟壑纵横，怪石林立。因为匪祸频繁，当地百姓在一些地势险要的山上以石块垒砌成山寨作为藏身之处，石鼓寨就是这样一处地方。因为突起的巨大山石状若石鼓，故名石鼓寨。石鼓寨地形险要，扼守住进山道路，四周高出地面约二十余米，地势壁陡，易守难攻。

部队退守石鼓寨后，范绍增部追踪而来。敌人以五个团的兵力，将石鼓寨三面围住发起进攻。敌军数量远远超出二六三团，攻击一波接一波。二六三团据险而守，敌人即使冲到跟前，面临二十米的陡壁也徒呼奈何。敌人无奈，便以密集的炮火轰击山寨。

二六三团这次防御作战是边行军边打仗，战士们自身携带的粮弹数量有限，坚守一天后，部队伤亡很大，子弹也快打光了。汪烈山和陈锡联把部队的非战斗人员炊事员、饲养员、卫生员都组织起来。部队缺子弹，但山寨上不缺石头，大家搬运石头守寨。寨子居高临下，敌人仰攻到山寨前，不用开枪，只要用石头砸，就能打击敌人。川军也很鬼，他们马上就发现红军没有子弹了，他们扎起了长长的云梯，冲锋时，敢死队在机枪和炮火掩护下，抬起云梯冲到寨子前，企图爬云梯上来。

红四方面军的很多部队都是由农民起义军和游击队发展而来，由于武器缺乏，各个部队几乎都配有大刀长矛。以后，部队装备改善了，但适合阵地前拼杀的大刀长矛仍旧没有丢弃。二六三团的官兵几乎人人手持一支长矛，但他们的长矛与别人的不一样，他们的长矛都带有倒钩，犹如古代的“钩连枪”。敌军士兵冲到寨前架起云梯，一个接一个往上爬，战士们为节省子弹一枪不发，躲在石头后面，待最前面的敌人一露头，便一矛捅上去，然后顺手一带，无论死活，便可将其钩带上来，敌人身上的子弹手榴弹便为我所用。碰上身材高大一点的，或者尚未死拼命挣扎的敌兵，就几个人一起动手，连扯带拉拖上来。

这种战法令敌军非常恐怖，一架云梯上往往有四五名敌兵往上爬，后面的头顶住上面的脚，当最前面的敌军被刺中拖上去时，痛苦恐怖的叫声撕心裂肺，下面的敌军吓得魂飞胆丧，往往前面的被拖上去，下面的则吓得往下跳，二十多米的高度摔下来，落在石头上也伤胳膊断腿，爬也爬不动。红军战士们则用石头往下砸，顿时死伤一片。汪烈山和陈锡联也一人手持一杆长矛，和战士们一起作战。

敌军欺负红军缺少子弹，也不急于攻寨，公然将部队在距石鼓寨不远的地方列队，前面的部队进攻，后面的部队观阵，呐喊助威。但这反而起到了负作用，看到那些被刺中钩上去和从云梯上掉下来摔倒在石头上受伤的士兵，观看的敌军谁也不愿再爬云梯。五个团的敌军，竟然拿不足两个营的红军无可奈何。不得已，敌人换了种打法，专门用炮轰。山寨上全是石头，一炮炸响，弹片石头蹦起来，给部队造成很大损失。

战斗一直到傍晚，双方仍僵持不下。太阳偏西，敌人停下来抽大烟，满山坡都是躺着抽烟的敌军士兵。二六三团炊事员乘此机会给战士们送饭来，陈锡联、汪烈山与战士们一起吃饭，突然，敌人向寨子冷炮袭击，一枚炮弹落在汪烈山和陈锡联身边，汪烈山当场牺牲。陈锡联为此抱憾终生：“这件事使我以后每每想起来就悔恨莫及。如果早知道以后发生的事情，我当时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让汪师长和我们一起吃饭的。它使我在以后的戎马生涯中永远记住一条血的教训：战场永远是残酷无情的，无论自己如何疲劳，一个军人的高度的警惕性是无论如何不能松懈的！”

汪烈山是这次战役中红军牺牲的最高级指挥员。汪烈山英勇善战，爱兵如子，深为部下所敬重。夜幕降临时，部队奉命转移。二六三团官兵们不愿把师长葬在敌占区，轮流抬着汪烈山的遗体，走过一百多里路，最后将汪烈山安葬在大巴山麓。

根据部署，红军东线部队已达到迟滞和大量杀伤敌人的目的，总部命令，17日，红军主力撤出宣汉城，18日撤出达县城。东线部队分别撤退至庙坝、井溪场、东升场、双河场、碑牌河至北山场一线。

第五章反“六路围攻” 金华寺痛击“范哈儿”

12月下旬，范绍增以所部四个旅由李家坝、凤凰山、复兴场、石桥河一线，再次向红军发动进攻。

范绍增打仗很鬼，他命令部队紧跟在红军屁股后面，红军停下来，他就在红军阵地前方一二百米处赶筑临时阵地。第二天一大早，范绍增以四个团分两路一齐进攻。几千人的部队密密麻麻如同蚁群，不要命地向前冲，敌军的阵地离我军不过二百米，几分钟就冲到跟前。

这次与范绍增过招的是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八团。二六八团为抵御敌人的冲击和炮击，利用有利地形，在此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不光有纵横交错的交通壕，很多工事上还加有一排排碗口粗细大树做成的“顶盖”，有的顶盖有两三层之厚，不光可以抵挡手榴弹，有的甚至可以抗击敌人的迫击炮弹，这种工事红军称之为“木城”。工事外密密排着丫丫杈杈的树干，状若鹿角，树枝丫口向着敌军，一层一层的，有十余米宽，敌军冲到这些工事前，攀爬不易，躲避无地，立即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工事里的红军得以逐个射杀，不长的时间，工事前面立即被死尸铺了一层。后面的敌军见状，再也不肯向前冲。陈昌浩在战斗后撰写的报告中举例说：“敌人两个营围住我二六八团一个排的工事，却被我们两班人打得飞跑了。三十六团一排人在工事里与敌人六七个团打了一天。”

攻击了半天，死伤遍地。范绍增见无法突破红军阵地，大为恼火。他到底是土匪出身，便使出怪招，派出所谓“神兵”。这些“神兵”是当地反动会道门头子组织的道徒，这些人个个身披红布，头扎黄表纸，喝了朱砂酒，手提大刀，脸上画得如同地狱里的鬼怪，冲锋时披头散发，袒胸露臂，手舞足蹈，口念咒语：“昆仑山，缠硬体，观音赐的金刚体。金刚体，肚炼气，能挡万枪能防戟，枪炮子弹不入体……”冲锋时，这些“神兵”在前，范绍增的敢死队在后，其余部队紧随其后，范绍增的督战队守在出发阵地前，他传下命令，只准前进，不准后退。

这帮亡命徒刚出现时，有些红军战士也被吓住，神情紧张。部分有经验的老战士稳稳当当端起枪，瞄准冲在最前面、叫喊最凶的家伙，“当”的就是一枪，枪响人倒，鲜血喷涌，刚才还活蹦乱跳的，现在躺倒在地一动不动，随着枪声不断响起，一个、两个、三个，眼看这些“神兵”们纷纷倒地，战士们不怕了，那些高喊着“刀枪不入”的“神兵”们反倒吓得扭头就跑。敌人的冲锋再次被瓦解。

范绍增手下多半是土匪出身，这些家伙们有不少都是善于钻山沟的惯匪。范绍增将这些惯匪组成多股，由副师长罗君彤指挥，从远离北山场阵地右边的山林中楔入，从纵深威胁红军后边防卫，这一招立即见效，前沿红军撤出北山场，退守土地垭、石龙场一带。范绍增部以伤亡一千余人的代价，占领北山场、高冠子、龙台寺一带。另一股敌人亦由江陵溪沿巴河进至三溪口、青龙场之间。

攻占北山场的次日，范绍增部孟浩然旅继续向王家岭、金华寺进犯。

孟浩然旅属于预备队，孟浩然认为北山场红军的主力已被击退，自己再由王家岭、金华寺进袭土地堡切断红军后方，当属轻而易举。他立即命令所部一个团由右翼向金华寺东面发起攻击，夺取马鞍山制高点；另一个团由左翼向金华寺西南面进攻；另留一个团为总预备队位于王家岭街市附近。

扼守金华寺的为红九军二十五师一个团，由师政委陈海松率领。

陈海松，湖北大悟人，1930年参军，先后任勤务员、通讯员、营宣传队长、红四方面军十二师三十六团特务连指导员、机枪连指导员、营政委、团政委等职。1933年，在反“三路围攻”时，奉命率两个连扼守杀牛坪，抗击田颂尧部两个师五个团的轮番攻击，激战三昼夜，毙伤敌一千五百余人，阵地屹立未动，创造了红四方面军战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1933年6月，他由七十三团政委升任二十五师政委，年仅二十岁。

就在不久前一次战斗中，他率领部队坚守阵地，激战七昼夜，部队奉命撤退。离开阵地后，陈海松拿起望远镜对阵地进行观察，发现距敌阵地不远的桥头上还躺着二十多位我军伤员。活不投降、死不丢尸是红四方面军的传统。他立即命令部队停止撤退，组织突击队返回去抢救伤员。此时敌人已经向我放弃的阵地运动，发现我军又返回来，立即集中火力射击。陈海松组织十几挺机枪猛烈射击，在机枪火力掩护下，突击队将伤员全部抢了回来。陈海松对这些伤员说：“同志们，是我疏忽了，对不起你们，让你们受苦了！”

1936年，陈海松任西路军红九军军长。1937年3月，在甘肃祁连山下的梨园口战斗中，为掩护三十军和总部撤退，陈海松率领九军浴血奋战，身中八弹，壮烈牺牲。同年，在延安宝塔山下，中共中央为陈海松举行追悼会，毛泽东和许多中央领导人都亲自参加了为陈海松举行的追悼会。朱德多次对一些老同志说：“陈海松是红四方面军最年轻有为的军级指挥员，可惜他牺牲得太早了。如果他现在还活着，一定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金华寺为马鞍山制高点，四周陡坡悬崖，金华寺的反斜面即可直下通江河谷。孟浩然旅从拂晓开始攻击，红军在这里依托山崖构筑了坚固工事。敌人沿着山坡仰攻，激战至中午，虽然爬到金华寺山腰处，但前面悬崖陡立，无路可走。红军在山上居高临下，俯瞰攻击。敌军攻击至此，在红军密集火力下，伤亡重大，死伤遍地，活着的已经精疲力竭，挤成一团躲在山崖下，进退两难。

孟浩然见前方士兵既不能战，又不能退，不是想办法将他们救出险境，反而亲来督战，催逼部队继续向上攀爬仰攻。陈海松见敌人施展不开，立即下令反突击，刹那间，十几把冲锋号同时吹响，顿时山谷回应杀声震天，多路红军如同决堤山洪冲杀而下，锐不可当，敌军顿时仓皇失措，一派混乱。原先退入金华寺周围深谷中隐蔽的红军，亦于此时冲出。这些部队在旗手的引导下呼啸而至，只见漫山遍野，红旗招展，数千名红军战士手中的大刀、刺刀寒光闪闪，冲进敌群，如同砍瓜切菜，数百名敌军瞬间毙命，逃兵慌不择路，有的跳崖上树，有的滚下山坡，跑不了的跪地缴枪。兵败如山倒，在山脚督战的敌旅长孟浩然也被卷入败兵潮中逃命，红军赶杀数里，一直追到王家岭街市。直到另一股敌军飞跑来援，占领嵌口岩北端两鼓山阵地，才避免孟浩然旅全军覆灭。这一仗，孟浩然旅伤亡失踪逃散多达二千六百余人，一个旅仅剩一个团，基本被打残了。

红军在金华寺重创孟浩然旅后，一鼓作气，转向高冠子、印盒寨廖雨辰旅阵地进攻。红军发挥夜战特点，午夜三点钟，对守敌发动猛烈攻击。红军一部从正面突破敌军阵地，一部从右后方迂回包围。夜色昏暗，视线不清，为了区分敌我，红军战士们胳膊上缠着毛巾，突入敌阵，与敌军展开肉搏。

肉搏拼杀最见士兵素质和精神。每次肉搏时，红军从指挥员到战士一个个热血贲张，竞相争先，许世友、王建安、陈海松、王近山、王宏坤、程世才、熊厚发等许多师团级指挥员也和战士一样，手提大刀，身先士卒，与敌人拼杀，许世友、王近山、熊厚发等人是全军闻名的“不要命”。突击时，总是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身边几个警卫员拉都拉不住。指挥员带了头，战士们更是奋勇争先，与敌人拼杀时，一对一、一对二，有的甚至一对三，毫不手软。两军近身肉搏，刀光血影中，头颅滚地，鲜血喷涌，惨叫哀号，那个场面真是惊天地、泣鬼神。

川军士兵多半是被拉夫和强征入伍，大多抱着“当兵吃粮”的想法，平日里根本没有拼杀训练，隔空开枪还凑合，面对面真刀真枪拼杀就不行了。尤其是那种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血淋淋场面，给他们精神上极大震撼，看到战场上不断倒下痛苦哀号的人，一个个吓得肝胆俱裂，身瘫腿软。有的敌兵拼杀时，对手刺刀未到，自己就已倒地，浑身哆嗦，口不能言。有的敌兵见对手双眼充血，大喝一声冲过来，吓得扭头就跑，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敌军士兵不是跪地缴枪，就是撒丫子飞跑，肉搏拼杀出现一边倒的局面。在北山场督战的范绍增，见势不妙，一面令尚未溃散的敌军严守主阵地不得后退，一面急调总预备队一个团和手枪一营、冲锋枪一连跑步赶来增援，才挡住溃兵逃散。双方混战至黎明，敌人增援部队逐次增加，出击的红军才节节掩护，逐渐退去。这一仗，廖雨辰部伤亡一千余人，报销了近一半。

范绍增眼见得自己的部队损失如此惨重，不得不放下“哈儿”劲，暂停进攻脚步，自12月底起，与红军进入对峙状态。

范绍增的经历值得一提。在四川军阀中，他也算是一员悍将。全面抗战后，范绍增被蒋介石任命为八十八军军长出川抗日，在日寇面前，范绍增表现出中国军人的气节。1940年冬，与日军第二十二师团在宜昌一带展开激烈的拉锯战，范亲临第一线督战，终于击败日军。当年春节时，老百姓慰问范绍增部。范绍增说：“这回打日本人，不是老百姓帮忙，还是打不赢的，二回我们不把仗打好，老百姓要吐我们口水！ ”

1942年5月28日，范绍增率部与日军激战，击毙日军第十五师团长酒井中将。在日本陆军历史上，在职师团长阵亡，自陆军创建以来还是第一个。5月29日，范部又击伤日军四十师团少将旅团长河野。1942年，范绍增被蒋介石明升暗降剥夺军权，一气之下，范回到四川赋闲，其间经常接触进步人士，同情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1949年蒋介石逃离大陆前，重新任命范绍增为川东挺进军总指挥。12月14日，范率所属官兵两万余人在渠县的三汇镇通电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范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解放军四野五十军高参、河南省体委副主任、河南省政府委员、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职。

第五章反“六路围攻” 鏖战马渡关

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后，东线红军后撤，放弃宣汉、达县，敌第五路部队一下子“收复”两座县城。王陵基大喜过望，他一面给刘湘报捷，一面驱动所属部队，继续向红军压迫。在再次挫败川军多次进攻，大量杀伤敌军后，1934年1月中旬，东线红军再次撤退到固军坝、罗文坝、马渡关、红灵台一线。

这段日子是王陵基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他不断向红军发动进攻，红军在给他以大量杀伤迟滞其攻势后，又向后退一步，此一此二此三，王陵基不顾战线越拉越长，部队损失越来越大，反而得意忘形，以为红军溃败。每进展一次，他所做的就是两件事：一是给刘湘报捷，一是命令所属各部继续发起进攻。红军则乘其冒进，不断予以阻击，消耗其有生力量。

在西线，川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路于12月中旬开始，在北起广元南至营山的嘉陵江东岸发起全线进攻。红三十一、红三十、红九军分别在广元的元坝子、快活岭，苍溪的三川寺，阆中的鸡山梁，仪陇城南至佛楼寺一线，实施阻击，予敌大量消耗和杀伤后，1934年1月11日撤出仪陇城，在旺苍坝、千佛岩、尹家铺、鼎山场一线继续抗击进攻的敌军。至2月中旬，再次收紧阵地至旺苍坝、恩阳河、鼎山场迄江口一线。

面对步步后撤的红军，王陵基大为兴奋，他认为，这是红军“全线崩溃”的征兆。立即命令所属各部向前快速推进。其实，王陵基也是在战场上厮杀十几年的老将了，难道连一支部队崩溃的征兆都看不出？刘湘发动第一期攻击以来，虽然占领了红军放弃的几座县城，但红军的实力基本没有受到损伤，而且红军的撤退都是步步为营，王陵基每攻打一个地方，都要付出几千人的伤亡，仅从12月中旬到1月中旬，王陵基的第五路死伤已经超过五千，王陵基这种不顾死活，拼死向前，不过是想用官兵的鲜血来染自己的“红顶子”。

宣汉县西北有一险峻的关口，名为马渡关。马渡关位于宣汉、江口、达县、万源的接合部。马渡关原名阆英，唐朝天宝九年（750年）在此设阆英县，宋乾德五年（967年），阆英入石鼓即今宣汉县。阆英有一著名的河名为沙溪河，河中巨石林立，如碑如牌，故沙溪河又名碑牌河。相传当年三国名将张飞骑马夜渡沙溪河直取巴州，故碑牌又名马渡关。马渡关周边的岩口方山坪、庆云大锣坪、红岭香炉坪地形诡异奇绝，到处是悬崖绝壁，当年白莲教起义便在此建立根据地。马渡关背靠阆英山，峰峦罗列，山势奇峻，有一处悬崖称百丈岩又名和尚岩，悬崖高达百丈，中有洞，外狭内广，可容百余人。因四川战乱不断，兵匪横行，当地百姓为避战祸而在阆英山险要处构筑山寨以避战祸。

如此奇绝险峻的地方，徐向前当然不会放过，红四方面军东线部队三十军、九军沿马渡关阆英山一线布防，为了靠前指挥，徐向前将自己的前线指挥所就设在马渡关。

王陵基督促部队向前疾进，来到马渡关前。面对如此险峻地形，王陵基也真有一股“二愣子劲”，他不加思考就下令向马渡关发动进攻，宁静的山谷间，霎时枪炮齐鸣，郁郁葱葱的马渡关战云笼罩。

看到王陵基甚为猖獗，徐向前找来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程世才，指着地图交代：“王陵基在这里撒野，全靠后续的增援部队和物资补给。据情报，王陵基左翼后方十余里是敌人的兵员集结地，这里的地形对于我们夜袭很有利，你让你的夜摸团去搞他一家伙。”

程世才，湖北大悟人，1930年参加红军。历任连指导员、红三十三团政委、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兼政治委员，红三十军副军长、军长。解放战争时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南满军区司令员、安东军区司令员、辽西军区司令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公安军第一副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兼沈阳卫戍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59年任军委装甲兵副司令员。

八十八师二六五团是红四方面军著名的“夜摸团”。程世才在三十三团当团长时就听说了“夜摸团”的大名，1933年6月任八十八师师长后，立刻到二六五团体验了一次。

一个漆黑的夜晚，二六五团两个连要出发执行任务，程世才带上几个参谋和警卫人员，悄悄藏在这支部队要经过的一条路的边上。冬夜寂静而寒冷，程世才躲在半人深的枯草丛中，屏住呼吸，悄悄地聆听四周的动静。不久，一阵轻轻的“唰唰”声传来，隐隐约约可以见到一支队伍轻轻地快速行进。部队离程世才也就十来米远，部队过完，如同夜风轻轻地从地面刮过，“唰唰”声听不见了。部队也消失在夜幕中。程世才很惊奇，他问身边的部队领导，几百号人夜间在山里行走，是怎样做到间距相等、一个不落的？这位领导轻声说：“师长，你盯着他们看。”

部队走出一百多米后，程世才才从部队后方发现一点点像萤火虫似的亮光。不提醒，还真以为是一串串飞舞的萤火虫。第二天，战士们向他介绍，这叫“竹筒讯号”。战士们将一节竹筒的一头切开，中间插根点燃的香，竹筒拴在身上，插香的筒口向后，后面的人只要跟着前面的香火走，前后就不会失掉联络。战士们还告诉他，为了避免在夜战中误伤战友，除了用白毛巾绑在胳臂上，他们还制作了一种竹哨，这种竹制的哨子，吹起来很响，声音也很特别，即使在枪炮声中也能听到。晚上战斗中，只要吹响竹哨，便知道对方是自己人。程世才立即要求二六五团将“夜摸”的训练方法在全师推广，以后，徐向前又要求向全军推广。

程世才将徐向前“夜摸”的命令布置下去，二六五团稍作准备后立即出动。1月23日午夜，战场早已宁静下来，天空一层薄云，两三米开外什么也看不见。这正是夜摸的最好天气。八十八师二六五团在团长邹凤鸣、政治委员黄英祥带领下分几路在山林间潜行，如同鱼儿潜入水中，近千人的队伍在山林里行军，没有一丝亮光，没有一点声响，“唰唰”的脚步声如同清风在山林里拂过。部队静悄悄地向庆云场而去。庆云场是一个山间小集镇，镇子里住满了范绍增第四师十二旅预备团的两千多名官兵。他们奉王陵基的命令，十万火急地赶往马渡关增援，因为天黑了，部队在庆云场宿营。

二六五团摸到庆云场，已是24日凌晨两三点。部队将庆云场团团围起来，邹凤鸣一声令下，手榴弹机枪一起打响，庆云场顿时如同沸腾的大锅，手榴弹爆炸的火光好似节日的礼花，“噼噼啪啪”的枪声爆豆似的炸响，睡梦中的川军如同火燎蜂房，没头没脑地四处乱窜，很多人还在梦乡里就到了另一个世界。很多川军想冲出镇子，二六五团的十余挺机枪守住镇子的各个出口，冲出来的川军都被打倒在地，镇子里的残敌漫无目标地向外乱打枪，结果招来更多的密集射击。不到一个小时，庆云场里一个团的敌人被全歼。打扫完战场，二六五团乘夜色迅速返回。返回马渡关天色已经微明。敌十二旅两个团的官兵正整队吃早饭，二六五团撸草打兔子，全团冲上去就打，几千敌军乱了套，到处乱窜。但敌很快便向二六五团发起反击。这里是我军前沿阵地，听到前沿打响，我军正面部队立刻冲出阵地，和二六五团前后夹击，将敌两个团基本报销。这一晚上，红军以极小的损失一下子全歼敌三个团，王陵基和范绍增得到消息后暴跳如雷。王陵基立即命令炮兵向红军马渡关前沿阵地疯狂炮击以解其心头之恨。

马渡关地当要冲，距通江河西的隘口场只有五里，从马渡关攻下隘口，就打开了直插通江的大门。

1月24日，王陵基命令川军第七旅郝耀庭部进攻马鞍山、第八旅代理旅长刘若弼进攻马渡关。

徐向前在这里部署的红九军、红三十军都是红四方面军最能打硬仗的部队，许世友、陈海松负责指挥。马渡关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受地形限制，敌人的攻击部队挤在一起难以展开。刘若弼集中一个机枪营、一个炮兵营，向红军阵地疯狂扫射轰炸，然后组织多路步兵集团轮番冲击。但让刘若弼没有料到的是，尽管他的火力十分凶猛，但他组织的冲击波还是一次次被打退。其实不是刘若弼不拼命，因为马渡关的地形实在是太有利于红军了。

马渡关的坡状地带全是由无数巨石组成的巨大岩石阵列，这些岩石圆溜溜光秃秃，除了石头与石头之间长满草和荆棘丛外，四处无一障碍物，红军依托这些巨石阵修筑了几道防御工事，他们又砍来许多树，将树干架成“木城”，敌人即使冲过巨石阵，在这些半米高、几米长的“木城”前也很难爬过。为了防止敌人炮火杀伤，许世友在最前沿的工事里只放少数人监视敌人，多数防御部队藏在后面的防御工事里，待敌近前至四五十米时，前沿工事里的战士们突然开火，迟滞敌人的攻击速度；等大批敌人冲近后，大批战士再从后面的防御阵地迅速冲至前面，依托有利地形和坚固工事稳稳当当开火，然后在一片喊杀声中，跳出工事，冲向敌群，用大刀砍，用刺刀挑。这样打，红军既能躲避敌人的火力打击，又能利用有利地形地物，最大限度地杀伤敌人。

每当敌人发起冲锋，冲到那些圆溜溜、光秃秃的大石头上，就会受到迎头痛击，他们无处躲也无处藏，冲锋的士兵们非死即伤。有时候，红军还会组织部队从两翼出击袭击敌人。第一天，刘若弼发起冲锋近十次，死伤五百余人，冲锋的路上布满了士兵的尸体。红军阵地前那些巨大的岩石上满是敌军士兵的鲜血，由于死伤的士兵太多，石头上积了厚厚的一层血，血液使得石头又滑又黏，很多冲锋的士兵不知是滑倒还是被子弹打到，几乎到了石头上就陆续倒地，眼看冲上去一批没几个活着回来，受伤倒地的士兵哭爹叫娘：“哎哟，疼啊！”“给我补一枪吧！”，听到阵阵惨叫，排在阵前待冲锋的川军士兵吓破了胆，一个个磨磨蹭蹭不愿意冲锋。刘若弼的脸阴得如同阴曹地府里的判官，挥舞着手枪，用脚猛踹那些畏缩不前的士兵，这样仍不起作用，他枪毙了两名从冲锋队列里逃回的士兵，又组织营团级军官督战队，用枪顶在士兵们的背后，强迫士兵们向前冲。就这样再战了一天，仍旧没有丝毫进展。两天下来，刘若弼旅伤亡一千多。

眼看自己的部队就要打光，刘若弼自己也垂头丧气不愿再打，但王陵基却不放过他。王陵基冲着刘若弼气急败坏地吼道：“你们也是人，共军也是人，为什么共军能打你，你就不能打共军？我就不信共军是三头六臂，马渡关就打不下来！”他带着师部两个手枪大队和杨勤安的独立团，赶到第八旅阵前督战，王陵基声色俱厉地对刘若弼说：“如果你把马渡关给我拿下来，我负责提拔你当旅长，若拿不下来，别怪我军法无情！”

刘若弼是王陵基的部下，他已经多次见过这个“王灵官”的残酷无情。他清楚，现在不是当不当旅长的问题，而是自己能不能活下来的问题。在王陵基的枪口下，刘若弼将部队编成多组加强连，并仿效红军，正面冲锋时，从两翼侧击红军的防守阵地，然后自己端起一挺机枪，亲自率领突击队向红军攻击。王陵基则手持短枪，亲自在阵地前督战，并许以重赏：“首先攻占马渡关者，奖大洋三千元！”

此前，敌军已占领周围的烟灯山、烟堆山、落雨山，马渡关东、北、南三面高地皆被敌军控制，对马渡关红军阵地形成三面火力包围。

刘若弼旅再次组织进攻，王陵基将第三师的师属炮兵营调来加强刘若弼旅炮兵的火力，又呼叫飞机支援。顿时，红军的阵地上炮火连天，航空炸弹和如雨的炮弹爆炸，上百挺轻重机枪疯狂扫射，漫天飞舞的弹片织成一张绵密的死亡之网。不待火力停止，敌人的敢死队就向前冲。大冬天，这些家伙吸足大烟，一个个眼冒绿光，光着膀子，腰缠红腰带，手举鬼头大刀，嘴里呜呜啦啦地念叨着向前冲。前面一排打倒了，后面一排跟着上，刘若弼率突击队紧随敢死队之后向红军前沿阵地猛攻。

敌人的飞机投下的炸弹点燃了红军阵地上的防御木城和周围的树林、草丛，大火熊熊，烈焰张天。利用大火，这一次，刘若弼的敢死队和突击队倒是冲到了红军的阵地前，但红军阵地上的烈焰使他们前进不得。关键时刻，如有神助，红军阵地上刮起了下山风，火仗风势，风助火威，烈火直向冲锋的敌军卷来。浓烟熏得刘若弼和川军士兵们睁不开眼，烈焰烘烤得他们无法呼吸，烈焰驾着滚滚浓烟将刘若弼和敢死队赶了回去。几百人连滚带爬跑回出发阵地前。只听空中“啪、啪”几声枪响，刘若弼和士兵们抬头一看，一下子都傻了眼。王陵基站在一块石头上，一言不发，嘴绷得紧紧的，脸色铁青，阴森的眼里充满杀气，手举还在冒着青烟的手枪，他的身边站满督战队员，一个个手端机枪，对准跑回的士兵们。看这阵势，刘若弼明白，今天前进也是死，后退也是死，反正是个死，他一咬牙一跺脚，转身对那些满面惊恐不知所措的士兵吼道：“冲，都给老子冲，反正就是一个死，老子活不了，你们大家都别想活。”

在王陵基的枪口下，刘若弼横下心，带领退下的敢死队、突击队不顾一切地又向红军阵地扑去。

战至28日，马渡关阻击整整打了五天，按照“收紧阵地”的战法，在给敌人重大杀伤后，红军再次撤离马渡关，退守大垭口、鹰背场。王陵基总算占领了马渡关和江口隘口，他再次向刘湘报捷。但一个多月来，王陵基指挥的廖雨辰部、刘若弼部死伤过万，部队遭受重创，已经失去战斗力。王陵基的攻势已成强弩之末。

第五章反“六路围攻” 奇袭马鞍山

1934年2月16日，大年三十刚过，刘湘在成都召集军事会议，田颂尧、邓锡侯、杨森、刘邦俊等各路诸侯齐集成都，各路人马中唯独少了王陵基。很快，他们就知道，骄横的王陵基已经成为刘湘的“阶下囚”，刘湘宣布撤销王陵基本兼各职。一路上得意扬扬的王陵基怎么会落到这个结局呢？

1934年1月底，王陵基损失了几千人马占领了马渡关，他并未认识到这是红军“收紧阵地”的战略，反而得意扬扬，率部继续前进。第五路共二十余个团的兵力，被红军消灭、打残了近一半，剩下十余个团。从开江、开县到通江，战线长达数百里，一路上山大林深，每至险隘处，就有红军固守，每次攻坚，死伤成千上万，遍地死尸，伤兵被抛弃在路边，昼夜哀号无人问津，任凭豺狼野狗啃咬吞食。后勤补给尤其是粮食运送困难，开始时还能保持每天三餐，没过多久一日两餐，近十天来，一日一餐还清汤寡水，部队整日在深山里行军作战，几乎见不到村庄，想抢粮食都没地方。每日拼命厮杀，士兵们却吃不到一餐像样的饭菜，官兵怨声载道。更重要的是，2月中旬是农历新年，俗话说，“叫花子也有三天年”，这些官兵都是家里的男人，一年到头都希望能与家人团聚，现在，不仅不能团聚，还要在死亡的边缘行走，各部长官牢骚满腹，对王陵基的进攻命令拖磨延宕，部队行军速度一日尚不足十余里，王陵基的攻势日渐颓弱。但也有人贪功冒进，2月上旬，刘存厚部郝耀庭的警备第三旅行进速度明显快于其他部队，深入马渡关、马鞍山地区，成为远离后方、孤立无援之敌。

马鞍山离马渡关不过数十里之遥，这里一样山大林密，重关险隘。郝耀庭警备第三旅脱离大部队冒进，一下子就被寻找战机的徐向前盯住。随着地图上那个蓝色箭头向前蠕动，徐向前在地图上画出两个红色箭头如同一把大钳子，对准蓝色箭头张开大口，等待时机。

春节将至，刘湘的各路“进剿”部队也纷纷就地休整，王陵基的第五路也停了下来。

王陵基也是家里的男人，也有老婆孩子一大家，他也想在这几天和家人团聚。让第五路所有官兵都没想到的是，作为第五路的总指挥，王陵基竟然甩下第五路数万官兵，一个人悄悄溜回万县和家人过年去了。总指挥开溜的消息很快被其他高级军官得知，大家都是带兵的人，你能回家过年，我为什么不能？很快，又有几名高级军官效仿王陵基，丢下部队溜回了自己的老家。

徐向前也要过年，他决定，将郝耀庭旅作为新年大餐一口吃掉。他命令第四、九、三十军各一个师迅速集中，从沿山场至罗文坝四十里宽的正面战场上，歼灭突出于马鞍山地区之敌。

2月中旬气候糟糕透了，天气阴沉沉的，整日雨雪交加，气温在零度左右徘徊。山区的道路湿滑，很多地方还结了一层薄冰。2月10日夜，雨夹雪变成了纷纷扬扬的雪花。总部命令：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以二六五团为第一梯队，二六三团、二六八团为第二梯队，红四军一部配合，由三十军政委李先念指挥；红九军二十五师之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团由副军长许世友指挥连夜迂回马鞍山，消灭郝耀庭部。

郝耀庭旅和敌第三师第七旅分布在马鞍山的罗大湾、毛坝、胡家场等地。川军早已是强弩之末，在蓄势待发的红军面前，一触即溃。八十八师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全歼罗大湾敌人两个团。随即，全军直扑三十里外位于毛坝的郝耀庭司令部，这里的敌人同样没有任何防备，红军的突然出击让敌人上下乱成一团，郝耀庭在乱军中被击毙，歼其旅部和一个团，毙伤约九百余人，缴枪六百余支，俘虏八百余人。

有意思的是，郝耀庭已经被红军击毙，《时事周报》却刊出这样的消息：

（本报万县十九日电）赤匪自废（旧）历正月初二日起，密令各路分头反攻，并集中主力于宣、绥马渡关以南，我五路军郝（骑富）路司令迭接谍报告知匪倾巢来犯，早将阵地工事筑成，及碉堡碉楼配备完善，前（十一）日晚，匪果率四、五百人夜袭，我郝路司令防御在前，身先士卒，沉着应付，激战一小时，当将该匪迎头击溃，擒获俘虏百余人，缴械投诚者四十余人，并令跟踪追击肃清，本市各界闻此捷讯，异常鼓跃，并致电前方慰劳。

倒是另一家报纸老实一点，1935年3月四川《国闻周报》上的《川东北剿赤印象记》一文登载了红军消灭郝耀庭部的“内部消息”：

右翼的路司令郝耀庭部在万源的罗大湾，因警戒疏忽，被匪乘夜袭进，把排哨缴了械，检得了口令、军装，化装成军队一直闯到司令部去，郝耀庭和全部官兵都被活捉，逃跑的只有一个夫子。郝耀庭本人便牺牲在这次事变中——也是四川剿匪军高级军官中第一个死难者！

据说这次事变又是起因于郝的部下某营长和匪有勾结。他作内应把匪引了进来，占了司令部，杀了郝耀庭之后，逼着所有的官兵去投匪……匪的大部赶来时——据谍报说是陈昌浩带了六团精干的匪兵去——郝部固然是全部崩溃，连附近的崔金山、马云屏、王学聚、冷白云等部也受了不少的打击。各部损失的步枪有千多支，机枪十几架，迫击炮几门。

这是川省剿赤战役中一桩非常的事件。

八十八师打死了郝耀庭，许世友指挥的二十五师则活捉了敌第九旅旅长张邦本。

2月10日夜，许世友指挥红九军第二十五师，以七十三团为前卫，冒着纷纷扬扬的雪花，沿山间小道向胡家场疾进。七十三团乘夜暗登上一千多米高的老鹰寨，一举攻占敌第三师第七旅占领的红岩高地，歼敌一个营，控制了胡家场北部制高点。第七十四团沿鸡公岭，第七十五团沿锣鼓山向胡家场攻击前进，对敌第七旅和第三师师部实施三面包围。战斗一打响，睡梦中的敌人乱成一锅粥，第三师第七旅是王陵基的部队，这支部队有较强的战斗力。受到突然袭击后，敌指挥官立即指挥部队仓促抢占胡家场周围高地，企图负隅顽抗。许世友打仗的特点就是“狠”，他不给敌人半点喘息之机，立即将部队收拢向敌发起总攻。总攻前，许世友将各连的司号员全部集中，命令一下，几十支冲锋号同时吹响。激越昂扬的号音在远山近谷回荡震响，如同千军万马排山倒海而来。在冲锋号的激荡下，战士们呐喊着扑向敌人，仓促间爬上高地的敌人根本组织不起像样的防御，一个小时不到，敌第三师师部和第三师第七旅大部被歼，正在师部的第九旅旅长张邦本被活捉。12日，红军调头向西，占领赤溪场，回师进逼马渡关。

正处于休整状态的敌人被红军这个雪夜反击打得晕头转向，待清醒后才发现已经损兵折将两个旅，刘邦俊的二十三军慌忙将该军另两个旅向西转移，巩固胡家场、毛坝场以南阵地。敌中路第九旅从罗大坪向东延伸，巩固隘口场附近阵地，与二十三军两个旅联手阻击红军推进。

自从红军采取收紧阵地的战法后，红军节节抵抗，边打边撤，消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但徐向前一直在寻找机会向敌人发起反击。这一次消灭敌郝耀庭部，红军取得局部优势，徐向前想从这里开始反击。

从12日起，敌我攻守换位，红二十五、八十八师等部分别向赤溪场、毛坝场地区之敌发起攻击。但这里的地势有利于防守而不利于攻击，如果硬攻，会消耗我军有生力量，敌人也尚未到最疲倦之时。红军连攻两日未能突破，徐向前遂立即决定停止反击，退守毛坝场、马渡关、红灵台一线。

马鞍山反击战共歼敌两个旅，在宽约二十里的地段上，战线向前推进三十余里。

得知损兵两个多旅，尤其是得知第五路总指挥王陵基居然不在职守后，刘湘大为震惊，他一方面急令第二十三军和第三师余部相互靠拢，阻止红军继续进击；另一方面又急调唐式遵第一师、王缵绪第二师和杨国桢独立旅驰援东线。

大年三十一过，刘湘电召王陵基飞成都开会。王陵基一到成都，即被刘湘软禁，并以“擅离职守”罪撤销了其本兼各职。随即任命第一师师长唐式遵为第五路总指挥，范绍增为副总指挥，徐绍宗继任第三师师长，赵鹤为第七旅旅长。

此时，刘湘发动“六路围攻”为时已三个多月，虽然红军放弃了一些城镇和阵地，但刘湘为其付出了惨痛代价，王陵基被解职后在谈到五路军的伤亡时曾哀叹：“五路军自作战以来，伤亡六千，连排长二百员，营长三十员，团长三员。”

回顾刘湘在就职仪式上所高调宣称的三个月“全部肃清”红四方面军的“豪言壮语”，不免滑稽。至此，刘湘的第一期总攻不得不草草收场。

第五章反“六路围攻” 大战镇龙关

一次不行，再来第二次。1934年2月2日，刘湘在成都举行第二期“剿匪”军事会议，会议上，各路军阀大倒苦水，都说自己出力多、牺牲大，要刘湘“给钱”。

第二期剿匪军事会议，在成都刘湘官邸举行，除王陵基外，各路总指挥邓锡侯、田颂尧、李其相、杨森均出席。三日起开会，六日闭会。会中对饷弹问题，商讨最久，仍请刘湘负责筹划。

经过讨价还价，2月17日，刘湘颁发“剿匪”第二期作战计划。刘湘的第二期作战计划主要内容为：在西线战场，第一、二、三、四路军将红军主力压迫到通江和巴中以北、木门以东地区加以消灭；在东线，第五、六路军占领万源，把红军赶到竹峪关以东地区，并封锁川北至镇巴门户，不让红军出川北，上述作战计划在一个月内完成。

3月3日，刘湘下达了第二期总攻令。这一次，刘湘再次增加投入，除已经投入的第三、第四师外，又将自己的第一师、第二师、独立第一旅及独立团等二十个团都投入战斗。加上第六路刘邦俊二十三军两个师以及川陕杂牌部队，总兵力达到六十余个团。

3月4日，西线之敌首先发起攻击。第一路进攻旺苍坝，第二路进攻恩阳河，第三路进攻玉山场、鼎山场，第四路进攻兰草渡。红军还是采用“收紧阵地”的既定战略。西线的红军部队利用有利地形节节抗击。在迟滞和消灭敌人部分有生力量后，7日撤出鼎山场，10日撤出旺苍坝，14日撤出恩阳河，18日撤出巴中和木门。

第一期攻击时，东线敌军损失最大，这一回，第五路新任总指挥唐式遵放弃王陵基全面推进的办法，改用重点进攻。

唐式遵，字子晋，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为刘湘最亲信的将领，由于唐式遵平时讲话啰啰唆唆，缺乏军人的阳刚之气，人送外号“唐二瘟”、“唐瘟猪”。其实这个唐式遵非常圆滑，正如四川俗话所说“哈儿不哈，瘟猪不瘟”。有一件事足见唐式遵其人：一次刘湘到唐式遵部视察，为表现自己体恤士兵，他宣布发三个月军饷以犒劳士兵。“当兵吃粮，每月关饷。”这是当时国民党军士兵当兵的目的。但由于官长克扣盘剥，军饷总是不能按时足额发放。今天见到军长发饷，一个个心花怒放。但当第一个士兵领到大洋后，一数，还差两个月的，便大声喊道：“报告军长，这饷不够啊！”

刘湘被问得火一冒，他明白，唐式遵做手脚了。刘湘两眼盯住唐式遵，唐式遵慌了，他立马向士兵发话说：“弟兄们，这钱是我扣了。我怕这银洋发到你们手上，你们非赌即嫖，很快花光，我把它扣起来帮大家做生意，等发了财，再加倍还给你们！”

刘湘与唐式遵对当前形势也作了认真的分析判断：

一九三四年三月中旬，刘湘认为：红军伤亡甚大，子弹缺乏，红军的核心部队（指原来豫、鄂、皖的老红军）业已分散配备到各部，其向陕南发展的企图，已被杨虎城部阻回；又侦知徐向前总指挥与政治部主任陈昌浩等开会决定，拟集中主力突破下川东，与贺龙总指挥所部联络封锁长江，进袭川、鄂边境，另图发展。同时证之第一、二、三、四各路当面红军逐渐减少，而五、六路当面红军则不断增加，常有激战，从而误断红军将以主力突破第五、六路以进图下川东……因此刘湘特令唐式遵密切注意，并以独立第二旅杨国桢部、第一师二旅饶国华部、第二师四旅王泽浚部（后王升任二师师长，林毅继任四旅旅长）、第五旅刘光瑜部、独立第四团佟毅部，二十一军边防第一路司令陈兰亭部等加入第五路，用以增强军事力量；并令从速准备全面出击，完成第二期作战计划……

唐式遵与范绍增商议，决定部队分为左右两翼，自己带领部队为左翼，以范绍增部队为右翼，两路合击进攻通江。

红灵台为红军东西防线的接合部，是通向通江的枢纽，要拿下通江城就要拿下红灵台。3月12日，范绍增集中四个师三个旅猛攻红灵台，红军组织几道防线顽强阻击，双方激战终日，毫无进展。14日，范绍增心急如火，他的部队本来就是收编的土匪，于是以银圆和烟土为诱饵，组织敢死队疯狂攻击，这些亡命徒以命换钱，大冷天赤着上身，疯狂号叫着往前冲，很多人被打倒，身上的大洋撒了一地，伤亡五百多人后突破了部分前沿阵地。天黑后，红军组织小股多路突击队进行反击，经过白刃格斗歼敌一千余人，将敌占领的阵地夺回，几天的血肉拉锯，红灵台阵地始终在红军手中。3月22日，敌军又集中第一、二、四、五、九共五个旅兵力改攻红军东线中段阵地老鹰嘴、毛坪。防守在老鹰嘴、毛坪一线的红军将士，利用险峻的地形灵活防御，以日防夜攻的战术对付敌人日攻夜防战术。白天以小部队在前沿阻击杀伤敌人，晚上以大部队多路反击，这种战法打得敌人心惊肉跳，仅两天时间就歼敌两千余人，前前后后的加起来，范绍增部的损失已经超出六七千，如此下去，实在支持不住，范绍增不顾唐式遵的压力，再次将进攻停了下来。

由于伤亡太重，而其他军阀的部队又进展迟缓，唐式遵和范绍增大为不满，两人联名致电刘湘，向他抱怨，请他督促一、二、三、四路军由南江、巴中加快东进，夺取通江，向红军右翼侧击，以利于东线部队夺取万源，而后东西对进，合围并歼灭红军。

刘湘气得拍了一通桌子后，3月28日发出第三期总攻令，要求各路围攻部队同时向红军阵地推进。在刘湘和蒋介石的压力下，第一、二、三、四路加快了进攻节奏，增大了红军右翼的压力。

4月初，敌人第三期总攻开始，范绍增也重振精神，指挥右兵团的主力十个团在三架飞机和大量火炮掩护下，向东线红军发起进攻。经日血战，尸山血海，范部付出重大伤亡后仍不能突破红军阵地。红七十三师在东线战场防御作战中给范绍增部以大量杀伤后，收缩阵地于万源城以南，西经镇龙关至刘坪、曲溪口一线，构筑纵深防御阵地。唐式遵指挥左兵团约三十个团的兵力及第六路各部向红军阵地发动全线攻击，逼近秦家河、镇龙关一线。

在西线战场上，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指挥红三十一军主力、红三十军第九十师、红九军第二十七师抗击着敌人第一、二、三、四路部队的进攻。西线红军节节收缩阵地，1934年1月11日撤出仪陇城，收缩到北起旺苍坝，南沿恩阳河至千佛岩、鼎山场一线；3月中旬又收缩阵地到江口、长赤、南江一线；4月上旬再次收缩阵地到贵民关、观光山、得胜山一线。在收缩阵地转移过程中，西线红军充分利用川北山高路险的有利地形，同时抓住敌人分路前进，指挥不统一，兵力较分散的特点，不断伏击、反击和夜袭敌人，给各路敌人以沉重打击。敌军在红军东、西线接合部打开缺口的企图，均遭失败。

为了拿下万源，4月23日，东线敌第三师全部和二、四、五旅在师长许绍宗指挥下，连续向万源外围的镇龙关、石窝场长约七十里的地区发起进攻。

镇龙关一带崇山峻岭，重重叠叠的大山似一条条腾跃的飞龙，镇龙关因此得名。海拔一千五百米的高鼻寨居镇龙关天险之中，为天险的锁钥。高鼻寨就如同一扇大门，挡在万源外围。要进万源就必须越过镇龙关，要过镇龙关，就必须要拿下高鼻寨。

4月中旬开始，敌廖雨辰旅、饶国华旅和杨勤安独立团从关门寨到土龙场一线攻击前进，红军守军逐步后退至制高点高鼻寨。廖雨辰部和饶国华、杨勤安部分别从左右两侧发起攻击。这里是红军精心布置的战场，也是一个屠宰场。

镇龙关为通江之天险，山势绵亘六七十里，但只一条路上下，颇有“一将当关、万夫莫开”之势。高鼻寨雄踞镇龙关最高点，敌人从东西两侧只能仰攻。22日敌人开始发起攻击，红军逐步后撤，将敌人引至高鼻寨下。高鼻寨为一突起的大平台，如同人的鼻梁挺在镇龙关上。高鼻寨有绝壁六层，红军层层布置了多道防御阵地，居高临下打击敌人，地形极为有利。廖雨辰部组织各团发起波浪似的攻击，红军居高临下，火力射界开阔，敌人仰攻，极为不利。敌人冲锋，红军甩手榴弹，雨点般的手榴弹落在敌群中，烟雾腾起，弹片横飞，血肉之躯怎抵得钢铁弹雨！爆炸过后，敌人死伤一片。敌人退下，再组织冲锋，红军如法炮制，一天下来，敌人尸横遍野，伤兵的哀号震天动地，见此惨景，后面的部队再也不愿上前送死。就是这样，廖雨辰为了邀功，在给刘湘的电报中居然称：“陈旅梁、徐两团27日晨向高鼻寨进攻。寨有绝壁六层，激战至夕，幸我奋勇，已进至五层，仅余一层即至山顶，陈旅两团已近至山鼓岭。”

且不说廖雨辰电报的真伪，仅就剩这一层，廖旅啃了两天，死伤近千，也未能再进一步。廖雨辰邀功吹牛，许绍宗也不甘落后：

五路军向通江进逼已愈三月，惟因镇龙关、刘坪、得胜山等处地势险峻无处攀登，尤以镇龙关为通江之天险，绵亘六七十里，只一条独路，颇有一将当关、万夫难入之势。第五路唐部分路进攻镇龙关，由第三师许绍宗督师麻石口，距关不过八九里，相持两月，大小五六十战，双方伤亡不下六七千人。我七、八旅于马（二十一）日夜占领镇龙关、卧龙寨、元顶子、纷壁寨之线。匪向黄泥口、草坝场方向溃逃。特达。许绍宗叩养（二十二）日辰。

两天后，唐式遵来到镇龙关战场，目睹了战况的惨烈，由于仰攻几乎难以杀伤红军，从下面看不清红军的工事布置，迫击炮火也不能对红军构成威胁，唐式遵下令调来敌机凌空轰炸。几架敌机在山顶盘旋轰炸后，敌人再攻，仍旧受到从上至下的打击。眼看损失日甚一日，数万部队堵在镇龙关下无法进展，唐式遵致电刘湘：“镇龙关天险，久攻不克，航空队轰炸也无成效，该间宽三十余里，山路崎岖，非天晴不能进。东西绵延六十余里，均系断层崖壁，无处攀登，只关门寨一条独路……”

《新蜀报》4月29日报道：刘、马、杨、廖会攻朱家湾、土龙场，向石窝场前进……肉搏数十次。25日晨，刘旅即伤营长两员，连长五员，排长二十余人，士兵二百，尸横遍野，惨不忍睹。

镇龙关阻击打了整整六天，除了留下数千具尸体外，未能前进一步，4月28日，唐式遵下令撤退。这一仗，敌军死伤惨重，仅在镇龙关以南的龚家坝，红军歼敌四千余人。蒋介石得知镇龙关战斗经过后也不禁哀叹：

综合川中最近情报，匪我已到决战时期，故旬日以来，我军死伤颇大，如五路军镇龙关之役，一日伤亡几在二千以上。若不铲除私意，齐力共趋，则为匪所乘，恐有影响全局之虞。

到了4月下旬，红军阵地日益收紧，兵力日益集中，敌人各路部队的攻击已到再而衰、三而竭的境地，前方进展缓慢，各路矛盾重重，指挥不灵，兵力损失高达三万五千人。刘湘不得已下令各路暂停进攻，严密封锁红军，重新拟订进攻部署。敌人的第三期攻击无疾而终。

从12月开始的第一期攻击到4月底的第三期攻击，在刘湘的步步紧逼下，红军收紧阵地，边打边撤，先后放弃了营山、宣汉、达县、仪陇、巴中、南江等根据地的大部分地域，在后撤中，红军利用有利地形，阻击、反击相结合，给敌以有力打击，重创敌军。

刘湘的三期攻击虽然占领了苏区大量的地域，但红四方面军的实力并未受到影响。相反，红军都是据险防守，以逸待劳。川军每攻占一地，都要付出大量伤亡，由于战线越拉越长，各路“进剿”川军补给困难，人困马乏，各路将帅叫苦不迭。

第六章决战万源 “神仙”出马

1934年5月25日，成都青羊宫上演了一出闹剧。一个道人身披大氅，手执拂尘，面向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的席位行叩拜大礼。他毕恭毕敬拜倒在祭坛上，嘴里念念有词，行礼完毕，转过身来将手中的拂尘在空中晃了几下，然后端坐太师椅，两眼半睁半闭，接受坛下弟子叩拜。这些弟子个个军装整齐，肩上将星闪耀，却恭恭敬敬地给这位道人行礼，接受他的点名指挥。刘湘、田颂尧、杨森、李家钰、罗泽洲等各路军阀均在其列。道人指挥将军，场面滑稽，不伦不类。这是唱的哪一出？

刘湘取得四川霸主地位后，川中各派军阀既不满意刘湘独霸四川，又担心通过这次“剿共”，刘湘坐大，自己的力量减弱，刘湘一口将他们吃掉。刘文辉为前车之鉴，以后又有刘存厚。由于丢失宣汉、达县，蒋介石撤掉了刘存厚二十三军军长，换上刘存厚的兄弟刘邦俊任副军长，掌管全军，结果刘湘第三师师长王陵基即想法逼走刘邦俊，企图收编二十三军自己取而代之，此事引起其他军阀一阵躁动。“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今天碰到他，明天轮到谁？”黑吃黑，互相倾轧，本来就是四川军阀之间的“行动准则”，正因为如此，各路军阀虽然在“剿共”的旗帜下站在一起，实际上互不信任，每一个行动都要互相观望，嘴上说一套，行动上做一套，谁也不肯做亏本的买卖。

当红军集中主力南下万源，与唐式遵第五路决战时，邓锡侯便将前线部队停止在通江河右岸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静观变化。第二路总指挥田颂尧与红军在柳林溪大战中损失惨重，根本不愿意再为刘湘做赔本的买卖，早就打定主意，要求部属保存实力，守稳当面防线，慎重应付刘湘。第三路正、副总指挥李家钰、罗泽洲虽然感激刘湘对他们的提拔重用，但又恐惧红军军威，不敢倾全力进攻红军，只派部分军队参加围攻红军。而且李家钰曾吃掉过罗泽洲的部队，李、罗二人积怨未消，第三路指挥根本不能统一，就更难协同进攻红军了。第四路的杨森在营渠战役中遭到红军几次痛击，手上所剩部队已残破不全，军心涣散，士气十分低落。杨森不敢率部向前与红军交战，亦不敢后退为刘湘加罪提供口实，只好就地长期与红军对峙，顶多在前线小打小闹一阵。

面对军合力不齐，各怀心思的困境，刘湘也十分头疼。前三期攻击损伤惨重，难以为继，除了红军强大，他啃不动外，各路军阀人人自保，互存戒心，不肯卖力是重要原因。

5月15日，刘湘在成都召开各路总指挥会议协调行动，决定在南充设立“四川剿匪总部前方军事委员会”，让各路军阀都来做“委员”，参与指挥第四期攻击。为了拉拢大家一起干，刘湘不得不作出姿态，拿出自己的全部家底参战。他调来边防军陈兰亭师增强第五路，调潘文华的教导师和韩彭的暂编第二师组成总预备队，潘文华任总指挥，韩彭任副总指挥。如此一来围攻红军的兵力增加到一百四十多个团，约二十余万人，仅他的二十一军就有八十余个团。同时向各路军阀保证：“剿赤”后，各路军阀都能得到“安全保障”。尽管刘湘做了这些动作，各路军阀仍旧叫苦不迭，你唱他和。刘湘明白，他们这是在“要奶吃”，不给他们点甜头，他们是不会动的。刘湘咬咬牙，拨出三百万元军费、三百万发子弹接济各路军阀。他也明白，仅靠这点恩惠收买不了这帮白眼狼，这帮人无论实力强弱，谁也不是省油的灯。怎样才能让这些人齐心协力地使出全身的劲打红军呢？他左思右想，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刘湘黔驴技穷，竟然让自己身边的江湖术士“刘神仙”担任这个前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靠这个道人采用“巫术”来统帅这帮难缠的军阀。

刘湘笃信道术，由来已久。成都有一位名叫刘从云的道士，自称懂星相之术，能掐会算，知过去未来，1920年创建了一个“孔孟道”，两年后，竟发展道徒上万，分布于威远、荣县、富顺、内江等地，一时名声大震。其势力发展到成都、重庆、万县，四川军阀也多被网罗。刘湘在川军任团长时，曾请他看相，刘从云看后说：“相君之面，不过封侯，相君之背，贵不可言。”“不出三年，巴山蜀水，均为阁下管领，但一遇草头（暗指蒋字），届时调虎离山，必失所得。愿好自为之。”

此后三年，果然如刘从云所言，刘湘仕途顺达，因军功屡得升迁，当上了二十一军军长，驻防重庆。预言应验，刘湘对刘从云大为推崇，在重庆送刘从云一套豪宅，并正式加入了刘从云的“孔孟道”，获刘从云赐道名玉宪。上行下效，刘湘入了道，手下的一帮将领也纷纷加入，潘文华赐名玉羽，唐式遵赐名玉美，王陵基赐名玉豹，王缵绪赐名玉道，范绍增赐名玉泉。刘湘部营长以上军官，约有百分之九十皆为道徒。除刘湘二十一军外，其他各军首脑，也随刘湘之后，拜刘从云为师。邓锡侯赐名玉齐，刘文辉赐名玉猷，杨森赐名玉勇，田颂尧、李家钰、罗泽洲、谢德堪等，无一不是刘从云门下弟子。一次川东大旱，刘湘让刘从云求雨，这个妖道装模作样地闹腾了几天，重庆居然真的暴雨倾盆，这一来非同小可，四川百姓只呼“刘神仙”，刘湘也请他参与军机大事。刘从云被刘湘身边的将帅视为当代“刘伯温”。刘湘尊刘从云为军师，言听计从，一个满口胡柴的妖道居然成为川中最高权势人物。四川军政界中人都知道，巴结刘从云是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以至于有报纸讽刺刘湘“以神治军，以军干政，以政扰民”。因为刘湘为刘从云专门成立一模范师，由刘从云负责统率，于是人皆讥讽刘湘拥有陆、海、空、神四大兵种。

这一次与红军作战，各部疲惫不堪，怨声载道，刘湘希望从精神上控制各路军阀为他卖命，于是抬出这位“刘神仙”来做前敌统帅，指挥前方作战。于是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刘湘想通过刘从云来糊弄那帮不听话的军阀，而这个刘从云居然沐猴而冠，公然穿上道袍，手执拂尘，于5月25日在成都宣布就职，然后择黄道吉日，坐上八乘大轿，前呼后拥，前往南充指挥部赴任。到南充后，这个妖道即发表宣言，他狂妄宣称：“只需三十六天，我将三十六天罡遣齐之后，不费吹灰之力，共匪自然消除。”

刘从云说神道鬼，靠占卜推算来指挥作战，连国民党的报纸也不相信：“刘从云即世人所谓刘神仙，一片神话，毫不知兵，智者预测剿匪前途，将受意外之挫折。”

让一位没有从军经历，连枪也不曾放过的江湖术士统率二十万大军，成为中国军事史上空前绝后的大笑话。

刘湘自己是一刀一枪在战场上打出来的，他当然明白指挥军队非同儿戏。但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刘湘的师长许绍宗解放后是这样叙述的：

刘神仙欺骗奸诈，以迷信蛊惑人心，如说刘湘迷信神仙，不如说刘湘需要神仙。他对刘从云执弟子礼甚恭，神仙赐道名为玉宪，他还把所属团长以上的军官都叫去拜老师。当时我赐名玉英。这种强迫相信，不少军官甚为不满。唐式遵就在刘神仙被授予指挥全军大权时公开提出：“各将领仍愿意直接受总司令指挥（其意即是不愿受刘从云指挥）。”刘湘说：“你不相信，你就自己把脑壳上的帽子揭下来。”刘湘对刘从云的态度如此，他的部属谁敢道半个不字？就是非二十一军的各路总指挥，你借神仙打整我们，我们也借神仙对付你，以诈对诈，大家都一窝蜂拜倒在刘神仙门下。刘湘原想以上下隶属再加道教师徒关系促使各路协同作战，共同对付红军。但这仅仅是他的幻想。刘神仙对军事一窍不通，在指挥作战时闹出不少笑话……

王陵基在前线与红军作战，刘神仙夜观星相，以此决定行军路线，王陵基依命行事，不料刘神仙指定给他的路线沿途皆是悬崖绝壁，王陵基一怒之下，遂抗命不遵。并言：“刘妖之命，誓死反对！”为了维护刘神仙的权威，刘湘竟然将王陵基的第五路总指挥撤了。

严啸虎反刘神仙则更为激烈。他向刘湘上书：“请杀妖人以谢二十一军，否则四川将来之糜烂，将百倍于今日。”此信送到总司令部，见者无不吃惊，因为其时刘神仙气焰正炽，连王陵基不听招呼都被罢了官，都认为严啸虎不识时务，恐将招致不测之祸，可是严啸虎不仅未获罪，上书不及一月，刘湘竟将他调升为“剿匪”总司令部的少将参谋处处长。

通过此事，可见刘湘心中自有分寸，说他真信神仙，尚无定论，说他玩弄神仙，以神治军，则近似之。

会上，刘湘通过刘从云之口，宣布了他制定的第四期总攻作战计划：

第一路邓锡侯部向川陕边界的两河口推进，截断红军入陕道路；

第二路田颂尧部、第三路李家钰、罗泽洲部进攻得汉城；

第四路杨森部和总预备队潘文华一部进攻竹峪关；

第五路唐式遵部和第六路刘邦俊部攻占万源及其以西一线。

以上各路中，以唐式遵的第五路担任主攻，以夺取万源为主要目标，而后东西合击，达到最后消灭红军的目的。

第六章决战万源决战序曲

万源位于四川东北部，大巴山腹心地带，地处川、陕接合部，也是进出川的主要通道和重要门户。因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有“秦川锁钥”之称。

万源地形由东北向西南倾斜，境内山峦重叠，沟壑纵横。万源县城就坐落在这崇山峻岭中的一个平坝上。在县城环顾四周，群山逶迤。万源东北部山区多为喀斯特岩溶地貌，地形险要，大小洞穴密布。由于万源地形险要又连接川陕，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

在敌我争夺中，万源曾几度易手。红四方面军在反田颂尧“三路围攻”时，就攻占了万源。1934年3月中旬，敌陈国枢部袭占了万源县城。5月中旬，红三十三军再次将陈国枢部驱逐，重新占领万源县城。

起初，刘湘的“六路围攻”部署中，并没有将万源作为攻击重点。部署于此地的攻击部队不过是陈国枢、王三春等土匪收编的杂牌部队。红四方面军也未在此部署重兵，只有红四军的两个团负责镇守万源县城周围的笋子梁、花萼山和陕南边境的隘口。到了1934年4月下旬，敌人企图夺取镇龙关、高鼻寨以打开通往通江的大门。但唐式遵在镇龙关和高鼻寨战斗中损失惨重，在红军阵地前留下五千多具尸体，仍然无法越过镇龙关。拿不下镇龙关和高鼻寨，直取通江的计划就无法实现。对着地图琢磨了几天的唐式遵决心改变计划，取道万源，经龚家沟、灌坝场、望星关、关坝等地由东向西进攻通江。他的这一计划很快得到刘湘批准。刘湘的第四期攻击计划中，决定集中力量夺取万源。

攻取万源的任务交由唐式遵率领的第五、第六路执行。第五路的部队是刘湘的二十一军主力，有八十多个团约十万人。再加上第六路刘邦俊二十三军的二十余个团，刘湘在万源一线集中了一百多个团共十几万人。

敌变我变，针对刘湘的攻击部署，徐向前、陈昌浩对红军的部署作出相应调整：

由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率领红三十一军大部，在西线凭借小通江河的有利地形阻击敌一、二、三、四路敌军的进攻；由红四军第十师师长陈再道率领所部驻守魏家坪、草坝场一线，阻击敌范绍增部的进攻；红九军、红三十军、红三十三军大部集结于万源县城周围，构筑工事，保卫万源，并相机反击敌人，为全线战略决战作好准备。

大战前夕，双方都运筹于帷幄之中。万源城里，红四方面军指挥部灯火日夜通明，无线电嘀嘀嘀嘀地鸣叫，参谋人员进进出出，脚步匆匆，徐向前、陈昌浩整日对着地图研究敌情。自从敌“六路围攻”开始以来，在超过二十多万敌军的大举进攻下，红四方面军采取了“节节抗击，紧缩阵地”的战略，在消耗敌人大量有生力量的同时，近八万红军边打边撤，先后放弃了十四座县城，根据地已压缩到南江以东、通江以北、万源以西的狭小区域内，方圆已不过百余里，受伤仅剩通江、万源两城，阵地收紧已经到了极限。红四方面军如同弹簧被紧紧压缩到了这块弹丸之地。为改善处境，振奋军心，红军急需发起反击，击溃敌人的进攻。经过反复权衡，徐向前认为，西线敌人看起来有四路，但分属不同的军阀，互相之间不协调，犹如一个四腿方桌，打断一条腿，桌子就要倒。经过与陈昌浩商量，徐向前决定，在西线先打一套组合拳，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伺机发动反攻。徐向前回忆：

旷日持久的战争，使我根据地的范围愈来愈小，困难与日俱增。大片麦田，来不及收割，被敌人占去。兵员、粮食、盐巴、医药、弹药有耗无补，难乎为继，我们极为焦虑，决定从西线发起进攻。

六月中旬，我们以三十三军第二九七团东向城口方向移动，迷惑敌人。同时，为了集中兵力，将过于突出的得胜山一带阵地放弃，并撤出通江县城。二九七团出动后，先后击破陈国枢、王三春等匪部，乘胜东进，攻克城口。

城口县地处四川陕西交界处，东北与陕西省镇坪、平利、岚皋、紫阳等县接壤，南与巫溪、开县、宣汉等县毗邻，西与万源相连。红军的这一行动果然使刘湘产生错觉，他以为，红军将由城口南出巫溪、奉节，直捣云阳、万县，进入下江东，将与万县、夔州一带活动的贺龙红三军团打通。于是急令第五路的第一、第二、第三师及第六路的廖雨辰师由通江东移至万源附近，只留第五路的第四师在通江至镇龙关正面，以陈兰亭部、杨国桢部、汪铸龙部位于镇龙关至万源之间。这样刘湘的主力八十多个团十五万人全部东移到通江至城口间二三百里长的战线上。

敌主力东移，调动与分散敌人的目的达到，徐向前决定，在东线坚决阻击敌军进攻，在西线发起反攻，一举消灭敌第一路邓锡侯的部队。即以东线许世友的红九军第二十五师坚守万源城以南至通江城以北一带阵地，在西线集中了十余个团的兵力于贵民关、观光寺之间的分水岭地区。

部队刚刚调整到位还没来得及行动，6月22日，刘神仙一声令下，东西两线的敌军分别向红军发起了猛攻，西线敌军向驻守分水岭的红军发起攻击。总部决定，就此开始反击。

27日拂晓，红军聚集于分水岭的反攻部队兵分左中右三路，突然向敌人发起反击，仅一个冲锋，右路部队就冲入敌军阵地，将敌两个团包围于官田坝，歼灭五千余人。左、右两路激战一昼夜，连续突破敌人十多道阵地，直逼敌主阵地马鹿寨。关键时刻，天降暴雨。

1934年，初夏的四川，雨势来得特别猛，一连数天，天地茫茫，大雨如注。山区集雨面积大，滚滚雨水汇入谷底顿时形成山洪，肆虐的山洪如同猛兽，在山谷中隆隆作响，横冲直撞，冲毁了道路房屋，最后全部汇入大小通江。大小通江河水顿时暴涨，浑浊的河面激流滚滚，平日里只有十几米、几十米的河面一下子宽达百米以上，两岸一片汪洋。暴雨阻断了敌人的进攻，但暴雨也打乱了红军的战役进程。因为道路、房屋被冲毁，红军的部队运动和后勤给养运输都受到了严重阻碍，这仗没法打了。徐向前、陈昌浩当机立断：部队停止反击，撤回小通江河以东既设阵地，与敌隔河对峙。

继上一次马鞍山反击战未果后，这一次分水岭反击战又是无果而终。徐向前回忆：

马鞍山反击战和分水岭反击战，我们试图举行反攻，但因条件不成熟，兵力的高度集中受到限制，未能如愿。及时停止反击，是必要的。如果不顾主观力量和客观条件，急于反攻，冒险蛮干，局面就难以收拾了。

红军在西线反攻未成，两军处于对峙，敌军东线的第五路唐式遵却按照既定计划向万源发起进攻，由此打响了反“六路围攻”以来最惨烈的大战。

战前，万源周围，唐式遵的十几万大军和十余万人组成的粮秣运输大军源源不断地从各地向万源集结。通过无线电台的破译和情报侦察，唐式遵的行动早被红军总部掌握。万源县城周围各个制高点花萼山、大面山、玄祖殿、南天门的数万红军日夜不停地赶筑工事，苏区政府组织民众紧急为红军筹运粮草。整个五六月，烽火连天的战线出现了难得的平静。这是暴风雨的前夜，空气中都能闻到决战前的紧张气息。

西线分水岭反攻未果，红军只能在东线的万源做文章了。如果敌人夺取万源，则意味着红四方面军将被彻底挤出四川，花了两年时间建设的川陕根据地将不保，红四方面军将再次失去根据地依托，处于无根据地作战态势，战略上将处于极为被动的局面。

以四川军阀刘湘为主对川陕苏区的“六路围攻”与以蒋介石中央军为主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几乎同时进行。这是蒋介石反革命集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苏区和川陕苏区同时进行的两场战略绞杀或称之为战略决战。刘湘等四川军阀本身就是蒋介石反革命军事集团的组成部分，刘湘等四川军阀对红四方面军与川陕苏区的“六路围攻”和蒋介石反革命集团对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围剿”，都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组成部分，红四方面军的反“六路围攻”，不仅直接与倾巢出动的川军作战，同时也牵制了蒋介石中央军以及陕西、甘肃等周边众多敌军，有力地策应和配合了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的斗争。红四方面军的反“六路围攻”和万源决战，实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与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的生死大搏杀。从战略和历史的角度看，万源决战成败不仅事关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更是事关中国革命全局。关键时刻，徐向前提出要“沉着冷静，审时度势，毅然决然‘聚三军之众，投于险地’，实行万源决战防御”。要在万源防御的同时，集中全部力量，给敌人以致命一击。因此，万源成为双方志在必得的战略要地。

由于具有如此多的战略因素汇集在这场战役之中，由于双方的主力全部集聚于此进行大决战，使得万源决战成为“六路围攻”中双方会战规模最大，战事最为惨烈，敌军死亡人数最多、失败最惨，红军战果最大的一场战役。在中国革命历史上，万源决战是红四方面军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大规模战略决战的第一次，开了中国国内革命战争中大兵团决战并获全胜的先河。

如果说反“六路围攻”如同一部宏大的音乐交响曲，那么万源保卫战则是这部交响曲中的最高潮和最强音。

由于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现实，反“六路围攻”和万源决战对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和川陕苏区全体民众的意志、毅力、胆略、智慧都是一次史无前例的严峻考验，战场上的血与火、生与死锻造了红四方面军“不胜不休”的铁血军魂，进一步坚定了根据地军民的革命理想和信念，为中国革命武装力量建设留下极为宝贵的光荣传统和精神财富。据统计，参加万源保卫战的开国将帅计元帅一人、大将一人、上将十四人（其中1955年授衔上将十名，1988年授衔上将四名）、中将三十五人、少将二百五十二人。

徐向前在其回忆录中对万源决战作了分析和评价：

反六路围攻，是我们在四川打得最艰苦的一个战役。在红四方面军的历史上，也可以说是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战果最辉煌的一个战役。

在反“六路围攻”中最有决定意义的是万源一带的决战防御。假如万源失守，我军就有被压出川北的危险。敌人拼了死命，我们也拼了死命，“这是关系川陕革命根据地生死存亡的一场血战，不拼命不行啊！”

第六章决战万源血肉磨坊

刘湘原定于6月22日向万源、通江发起总攻，但因城口被红军夺取，唐式遵即下令五、六两路提前于6月15日全线出击，以阻止红军的进展。

6月15日，城口前线战云密布，枪炮齐鸣。敌独立一支队汪杰部以一个团由正面向分水垭、箭杆坪进犯，以两个营由黄白湾向红军阵地侧击，正午时占领分水垭、箭杆坪、大尖山、甘菽梁。仅半天工夫就夺得红军四处阵地，汪杰得意忘形，两三天后，继续率部向甑子坪进攻，没料到遭到红军有力反击，汪杰部死伤惨重，营长死伤各一人，连、排长伤亡十余人，士兵伤亡三四百人，红军一个反击将丢失的阵地全部夺回。

同一天，万源前线。空中，敌机盘旋投弹；地面，敌五旅旅长刘光瑜指挥一、四、五旅及汪铸龙部之刘、周两旅共五个旅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当面红军发起猛烈进攻。第一天，敌一、五两旅就进占了清花溪防线的鹞子寨、马鹿垭、红梓山、老鸦寨、麻姑石、耳山及香炉山等阵地。16日夜，夜色如墨，大战了一天后的敌军疲劳不堪，就地东倒西歪入睡。凌晨时分，突然枪声大作，手榴弹爆炸声如同惊雷，红军手举大刀，杀声一片，昏睡中的敌人被砍杀如同砍瓜切菜，至天明，四百多具尸体铺满阵地。敌四旅第一天与红军激烈拼杀，红军稍作抵抗便与敌脱离接触退守邱家梁、笋子梁一线，敌汪铸龙部进占了万源西南的青龙观、石垭子、八庙垭、牛背梁一线，第二天，红军按照防守计划再退至玄祖殿。

十余天里，敌我双方互相拉锯，敌进我退，敌驻我攻，敌我往返冲杀。至7月1日，红军退出通江、城口两座县城，向毛浴镇、硝口、熊溪口方面撤退，在万源至通江一线全力阻击敌人的进攻。十几天的浴血苦战，川军的攻势日渐疲软，唐式遵不得已让部队稍作休整，再次策划对万源发动第二次进攻，前线暂时趋于沉寂。

乘此战斗间隙，红四方面军和川陕根据地最高领导层在万源城内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副军长程世才，红四军军长王宏坤、政委周纯全、副军长刘世模、政治部主任兼第十二师政委徐长勋，红九军副军长兼第二十五师师长许世友、第二十五师政委陈海松，川陕省苏维埃主席熊国炳以及东线红军少数营团干部数十人。

这次会议召开的时间非常关键。从1933年10月底，刘湘发动“六路围攻”以来，红军采取“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战略，节节抗击敌人，步步后撤，整个根据地的大部分已经放弃了，敌人仍旧在步步紧逼。严峻的形势面前，有些干部战士看到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根据地被一块块放弃，心疼不已，对于为什么要收紧阵地心存疑虑。对大家的担心，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西北军委的主要领导对形势作了透彻的说明。徐向前从军事角度对收紧阵地和创造条件反攻作了说明：我们分析了两次反攻未能成功的主要原因。一是敌人兵力众多，步步为营，攻势尚未达到“再而衰，三而竭”的地步，我军反攻时机过早。二是我们的防御战线较长，兵力集中不够，前面突开了口子，后续力量明显不足，无法打破敌人的层层壁垒，进一步向纵深发展。要造成有利的反攻条件，还必须经过一个艰苦消耗敌人的阶段。东线是敌主力第五路重点进攻的地区，要下决心在这里实施决战防御，把前沿阵地变成埋葬敌人的坟场，造成反攻的有利形势，熬垮了刘湘的精锐之师，其他军阀势必“树倒猢狲散”，我军反攻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从地形条件上说，东西两线比较，东线反攻更有利些。因为西线山脉多南北走向，有利于敌人节节抗击；东线地形南低北高，我军居高临下，反攻开始后可以顺着山脉走向，直捣敌人后方，大纵深迂回歼敌。我们要求各部队继续发扬以寡击众、以少胜多的顽强精神，硬着头皮顶住，准备力量，适时转入反攻。

陈昌浩在会上作了题为《敌我力量之分判与我们胜利的前途》的报告，着重从政治和战略角度对“紧缩阵地，诱敌深入”作了说明：当我们开始与刘湘作战的时候，我们阵线太长……为要消灭敌人，不能不集中兵力，集中兵力，不能不收紧阵地，此其一。敌主力进犯开始势力颇猛，欲战胜之，非先用疲敌制敌办法，给敌以大大杀伤，杀其初气，老其兵力，使其气萎力衰，然后鼓我积极之力，一举而打垮之，此其二。川地山大岩险，利于守不利于攻……收紧阵地为的是集中兵力，分散敌人兵力，收紧阵地当然在政治上颇受影响，因为赤区之一部受损失，群众一部分遭国民党军阀屠杀，苏区缩小……然而，主要问题是消灭敌人，不消灭敌人不能谈巩固赤区……如果为消灭敌人而收紧阵地，则敌人消灭之后，不但丢失苏区可以恢复，而且可以大大发展新苏区，以至争取全四川的苏区。去年为消灭田颂尧，不能不收紧阵地……将田颂尧打灭，三天就夺回原有赤区，为继续发展，七天发展到嘉陵江，此其证明。

会议确定了坚守万源、准备反攻的作战方针并作了相应的部署：充分利用万源一线有利阵地，以少数兵力实施坚守防御，继续给敌第五路以重大消耗，将红军主力集中在第二线，加紧政治动员和军事训练，全力准备反攻。

东线以许世友指挥红九军二十五师担任主要方面的防御任务，坚守万源以南的大面山，抗击敌人主力的进攻；张才千指挥红四军第十二师大部坚守万源西南的玄祖殿，配合红二十五师作战；红三十三军一部和红十二师两个营坚守万源以东的花萼山，主要抗击由城口方向进攻的土匪王三春部；红十二师第三十五团于万源以北的滚龙坡地区警戒陕南敌人；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八十九师和红三十一军两个团为预备队，分别配置于万源以东的孔家山和万源西南的南天门地区。

西线红军在小通江河一带牵制敌第一、二、三、四路，配合东线红军作战。

面对严峻形势，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向全军发出“紧急关头，准备反攻决战”的号召，指出：“现在是我们的紧急关头，是消灭刘湘的决战关头。”

根据会议确定的防御计划，红军在地势险要、山高林密的甑子坪、大面山、孔家山、南天门、鹰龙山、云雾山一带构筑了一条长约四百华里的半圆形、多层次的坚固防御阵地。

7月上旬，刘湘获得情报：红军正猛攻陕西之紫阳、镇巴，有向安康扩展模样。徐向前总指挥在万源方面指挥东线部队，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在通江以北指挥西线部队。

刘湘认为，红军此时进兵陕西，说明“六路围攻”已大见成效，红军不支，向陕西进军是无奈之举。此刻川军在万源方面的兵力已达十个旅以上，左翼通江方面范绍增师四个旅及陈兰亭部均已全数右移，王三春、王三友部已于7月7日占领城口，红军向下川东发展已不可能。于是电令唐式遵迅即进兵，乘红军分兵之机，一举攻下万源，即使不能消灭红军于通江、万源以北地区，也要将其逼出川境退入陕南。

7月11日，敌军东西两线的阵地上空陆续出现两架飞机，飞机盘旋一阵后投下了联络信筒。“刘神仙”占卜7月11日是所谓“黄道吉日”，以前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身份下达了总攻令，并以黄缎包裹总攻命令，用飞机分投各路总指挥部。

唐式遵将进攻万源的部队分为三路：

第一路由敌第一师及王三春、陈国枢等部攻甑子坪、花萼山，迂回万源东侧；

第二路由刘邦俊二十三军廖雨辰、汪铸龙两师攻击大面山，迂回万源西侧；

第三路以二十一军第二、三两个师从万源正南的玄祖殿、孔家山突击。

为夺取万源，刘湘颁布了奖惩条例，以三万银圆作为攻克万源的奖赏；规定指挥官必须亲临前线督战，畏惧不前者就地正法。第五路总指挥唐式遵不敢怠慢，亦到前线坐镇督战。

因为后勤补给和部队集结需要时间，即使刘湘下了严令，川军前线各部依然没能在11日发起攻击。7月16日，唐式遵一声令下，三路纵队十余万人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如同群狼扑向万源。从大面山、花萼山再到玄祖殿、孔家山，万源的东、南、西三面笼罩在战火硝烟中，万源决战正式打响。

保卫万源，关键是要守住大面山和玄祖殿。这两座山位于万源的东南和西南，犹如两扇大门，是万源南面的屏障，拿下两山，万源便无险可守，大门洞开。

大面山位于万源市东南部，距离万源城四十多里，山势雄伟，峰峦起伏，主峰挺拔险峻，海拔高度一千一百米，满山林木茂盛。令人称奇的是，山上有一名为峡口湖的山顶天池，湖面宽达十万平方米，湖水清澈碧澄，一尘不染。大面山属于喀斯特地貌，山上溶洞密布，相传这里是道教的洞天福地，自古以来，在溶洞里隐居修仙的归隐之士留下了很多遗迹与传说。

大面山是万源城东南面的重要屏障，也是万源防线的重点部位，这里要是被攻占，敌人便可直下万源城，川陕苏区将不复存在。徐向前说：“大面山，是万源的城门。城门一垮，庐舍为墟。”经过慎重考虑，徐向前、陈昌浩将大面山防守任务交给许世友和陈海松率领的红二十五师。

许世友，河南新县人，幼年读过几年私塾，因家贫而辍学，给当地武术师傅当杂役。其母受恶霸欺压，许世友怒火中烧，渴望报仇，但苦于力不从心，愤而投少林寺当武僧，法号德成。习武三年，练得一身功夫后，返回乡里将恶霸一顿痛打后，投奔武汉国民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当兵。1926年9月，许世友任该团连长时，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8月转为中共党员，并于当月返回家乡参加工农红军，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许世友戎马一生，同国民党部队、日军、伪军、美军、越军都进行过较量。在战争舞台上，“少林将军”的指挥才能让世人称道。

许世友打仗以猛著称，人称“血胆将军”。许世友曾撰文写道：“万源防御战，是我一生中经历过的一次规模最大、时间最长也极为残酷激烈的坚守防御作战。”

为强调防守大面山的重要，徐向前、陈昌浩专门找许世友和陈海松谈话。看到方面军两位首长凝重的神情，许世友明白，这一次自己肩上的担子非同小可。自从在鄂豫皖参加革命后，许世友也记不清自己到底打了多少次硬仗、恶仗，每次战斗都是在枪林弹雨、尸山血海中闯过来，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怕。这次，总部两位首长如此慎重，说明自己的责任有多重大。许世友就是那种举重若轻的人，他撂下一句话：请总指挥、总政委放心，大面山阵地就是敌人的坟场，有二十五师在，有我许和尚在，大面山阵地就在。

许世友对自己的部队有充分的自信，他曾回忆：

刘湘用在大面山三十华里正面的兵力，先后共达九十个团，其中包括刘湘的嫡系部分。这是川军配备最精良的部队，不但有重机枪、迫击炮，还有在当时来说是新式武器的轻机枪和山炮，甚至经常出动飞机助战。川军善于爬山，能够反复冲锋；军阀更依赖自己兵多，不惜用人海战术，一冲锋就是一个团，一个团上不来就两个团，两个团上不来就四个团、八个团……满山遍野，齐声嘶叫：“捉活的！捉活的！”

我们红九军同样也是主力，兵员充足，装备也相当好。指挥所有无线电，随时可向总指挥部请示报告；师、团、营和前哨连都有电话；连里的轻机枪，是四次反“围剿”时缴获的最新式的美国武器，比刘湘军队的英国造“六一式”轻机枪还好。二十五师有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三个团，共一万多人。虽然敌人的军队总数数十倍于我，但我们是红军，指战员大都是得了土地的农民，打仗从来都是“活不缴枪，死不丢尸”，每个同志都有大刀，勇猛如虎；干部多是身经百战，在最危险的情况下也能沉着应战，视死如归。部队体力也强，新兵入伍不仅要政治上够条件，要贫雇农成分，还要能爬二三里的山路不怎样喘气才能录取。所以部队一天跑一百里很轻松。四川军阀部队素称会爬山，但也爬不过我们。

许世友率部队赶到大面山从红三十军八十八师手里接防。登上大面山一看：东南西三面的天池子山、白沙河、白庙子、酒店坪、玄祖殿、铁匠垭枪声阵阵，敌军正向我红四军、红三十军阵地发起进攻。

大面山的制高点叫老鹰寨，这里是大面山的最高峰，山顶上有一块小平台，平台上有一座小庙，站在这里俯瞰四面八方，一览无余，由于射程的限制，敌人的炮火也难以打到这里。许世友对这里的地形很满意，他交代作战参谋，将指挥部设于小庙内。战前动员会上，许世友传达了方面军首长的指示，敌人的进攻将会非常猛烈，这次防御作战将会异常艰苦。八十八师已经在山上修建了道道工事，各团、营在此基础上要继续抢修加固工事，深挖堑壕，阵地前大量设置鹿砦等障碍，筑木城，挖战壕，特别要注意阵地纵深，要多修筑几道工事，充分作好打恶仗、打大仗的准备。

命令一下，大面山南坡成了大工地，二十五师各团、各营数千名战士挥汗如雨，昼夜不停地修筑阵地。战士们依据山势从下至上构筑数道以至十几道堑壕，而后就地把大树砍倒，垒成一人多高、三四米厚的“木城”。在敌人冲锋必经的路上插上竹签或编成竹篱笆，和鹿砦结合起来组成多道防御设施。

附近周围的百姓知道红军要在这里打大仗，在当地苏维埃干部的带领下，纷纷来到山上，帮助部队挖交通壕，砍树，架木城，掘战壕，筑指挥所，几天忙活后，二十五师在大面山构筑了七道木城，一级一级，每道木城都结合地形，既便于隐蔽，又便于发挥火力，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木城”根下，散满铁蒺藜，安满竹签。这种竹签是用桐油炸过的斑竹签子，硬如钢铁，一根根竹签如同匕首，锋利无比。在一些险陡地段上则堆积了大量的滚木礌石，严阵以待。从木旺坪到老鹰寨、杨家梁，各个防御工事间战壕、交通壕四通八达。交通壕宽五尺、高有一丈、长达十余华里，战士们在交通壕上盖上成排的大树，再在树排上覆以厚土和草皮，人在交通壕里能打能藏，从外面看不出有工事和交通壕。整个大面山变成一座堡垒。

7月的天气，热辣辣的，太阳如同一个大火盆，把地面烤得滚烫，人人晒得汗流浃背。许世友军装整齐，腰间永远都是扎着那根四五寸宽的皮带，两支驳壳枪插在两边，背上背着那把不知砍杀过多少敌人的大刀，脚上一丝不苟地扎着绑腿。军容严整纪律严明才能带出有战斗力的兵，这是许世友的信条，师长如此，二十五师的战士们没有一个衣衫不整，哪怕军装再破，也要补好，收拾整齐。

许世友是尸山血海里滚打出来的，最能体会到工事对士兵的保护作用。他在每道工事前仔细检查，不合标准的都要重修。他给战士们反复讲着一个短小的故事：里的宋江三打祝家庄，为什么要打三次？就是因为祝家庄工事修得好，宋江吃了亏。刘湘的进攻用的是飞机大炮，比宋江那几下子厉害多了，我们的工事要能经得起飞机的炸弹、炮弹，要经得起刘湘来三打、五打、十打。只要他打不烂我们，我们就一定要把他打个稀巴烂！

考虑到敌人进攻持续时间长，攻击力度大，进攻时火力杀伤大，在兵力部署上，许世友将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团各留一个营作为第一梯队在要点上坚守，其余大部分兵力作为机动部队分别隐蔽在防御纵深内。

与大面山成掎角之势的是玄祖殿。玄祖殿原名钟南山，因为山顶有座小庙叫玄祖殿，所以山也被称作玄祖殿。玄祖殿位于万源西南五六十里，主峰海拔一千六百八十米，地势由北向南倾斜，南坡上，多条山梁沿正东、正南、西南方向，由山顶延伸到山脚，状若鸡爪。远远望去，玄祖殿峰峦叠嶂，林木繁茂，玄祖殿主峰周围，到处是悬崖断壁，易守难攻。玄祖殿北面有一块小平地名为牛毛坪，海拔约一千二百米。

守卫玄祖殿的是由红四军十二师师长张才千率领的三十六团和三十四团一营。

张才千，湖北麻城人，1930年4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作战及西征入川作战。1933年春任红四方面军第七十三师三营营长，第二七九团团长，7月任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副师长兼第二七九团团长，10月任红四军第十二师副师长、代理师长。

张才千久经战阵，他将指挥部设在玄祖殿山顶的小庙里，组织部队依据山势在山脚、山腰、山顶分层构筑了十几道工事。最前面的是“木城”，在“木城”外围敌人进攻的必经之地，埋上了经桐油炸过硬如钢钉的竹签，表面用茅草、浮土加以伪装。“木城”后面是三四道堑壕，堑壕之间以交通壕相连。最后一道堑壕是主阵地，堑壕上面架上树木，树木上盖上厚厚的泥土做成盖沟，既防炮弹又防雨。守阵地的部队就住在盖沟里。张才千在前沿阵地只放少量的阻击兵力，将主力集中到牛毛坪，作为反攻时的有生力量。

7月16日上午，太阳刚刚升起，大面山脚下，隆隆的炮声如同惊雷，大面山阵地上，烟尘滚滚，弹雨横飞，敌人的进攻开始了。

唐式遵的八个旅数万人，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大面山、玄祖殿等红军阵地发起猛攻。冲锋敌军像看大戏一样人山人海，波浪式冲锋一上午就达五六次。

红军沉着应战，待敌人冲到阵地前几十米时，各种火器一齐开火，滚木礌石翻滚而下，敌兵惊恐万状，抱头鼠窜，红军战士跃出战壕，挥动大刀猛追猛杀，敌人的冲锋一次又一次被粉碎，由于敌人反复炮轰，阵地被打得像刚犁耙过的耕地，一脚踩下去就是一个深深的脚印。有些地段土少石硬，工事打平来不及抢修，战士们就地取材，把敌尸拖来，头对头、脚对脚地垒起来；上面盖一层浮土做成简易工事。子弹打光了，就到敌人尸体堆里找，枪打坏了就到敌人尸体堆里拣。

眼看一次次冲锋，几千名士兵如同潮水一样往上涌，经过红军一顿打击，又如同决堤一样垮下来，每次垮下来，红军阵地前面便横七竖八躺满了尸体和伤兵。刘湘对损兵折将而毫无进展焦灼万分，他下令：攻下万源者赏银圆三万，擅自放弃阵地者军法从事，师、旅长不亲临前线指挥者处死。

此令一出，敌旅长、团长赤膊督战，营、连长组成军官敢死队冲锋，畏惧不前者不分官兵一律就地枪决。飞机炸、大炮轰，集团冲锋的士兵成百上千地往上涌。虽然红军各种火器像狂风暴雨般扫向敌人，成群的敌人纷纷倒下，但后面的敌军仍往上涌，有的竟跳进战壕与红军战士肉搏。两军厮杀之惨烈，天地为之变色。许世友回忆；刘湘像快要输光的赌徒，拿他的士兵作孤注一掷。我从指挥所里向外看去，山坡上，山沟里，到处都是敌人，就像数不清的狼群，往我们阵地上扑来。快到阵地前沿了，我们的各种火器一起开火，猛烈的火力像一阵狂风暴雨扫向敌人，成群的敌人纷纷倒下。但是，后面的敌人还是往上涌，有的竟冲进了我军的堑壕。我们的战士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勇敢地跳出工事，和敌人混战成一片。大刀在阳光下闪着白光，两军兵械相接之处红花花的，敌人招架不住，纷纷向后溃退，但过不多久，又增兵压了过来。就是这样，你冲过来，我杀过去，一直持续不断。坚守在青山阵地上的七十五团三个连，在团长韩东山的直接指挥下，抗击敌人两个旅的轮番冲击……在他们的阵地前，敌人留下的尸体像劈垒柴一样，一堆又一堆的遍布于鹿砦附近。

战斗持续进行了半个月，唐式遵发起了几十次进攻，大面山阵地仿佛人间地狱。

在玄祖殿阵地与许世友并肩作战的张才千回忆：

敌人在以主力进攻大面山的同时，以一个旅的兵力，由清花溪分数路向我玄祖殿阵地进攻……首先以密集的炮火向我军阵地进行了约二十分钟的破坏性射击，紧接着便以整营整团的兵力，分数路朝我们的阵地扑来。这些“双枪兵”由于刚过足了鸦片烟瘾，这时候精神足、劲头大、攻得猛。面对敌人优势兵力的进攻，我三十四团一营一、二连隐蔽在工事里，一面密切观察着成堆成群往上爬的敌人，一面组织神枪手用冷枪不断地杀伤敌人。等敌人爬到距我前沿阵地三、四十米时，居高临下，向敌人展开了猛烈的火力袭击，步枪、机枪一齐开火，马尾手榴弹一枚接一枚地投向敌群。顿时，打得敌人死的死，伤的伤，像山崩一样纷纷倒下。其余的见势不妙，争相向后逃窜。敌人第一次进攻被打退后，接着又组织第二次、第三次进攻，结果仍是伤亡累累，我军阵地却屹然未动。到了下午三、四时，“双枪兵”的烟瘾上来了，哈欠不断，进攻也没劲了。这时用望远镜可以看到，在敌军阵地上，张开了无数雨伞，许多敌军官兵躺在伞下点燃烟灯，摆出烟枪，开始“吞云吐雾”了。一营指挥员便抓住这个有力战机，派小分队从几个方向突然向敌人发起攻击。敌人惊慌失措，乱成一团，失去指挥，争相逃命……这一天，敌人一个旅的进攻就这样被我军三十四团两个连击退了。

大面山阵地上也出现以敌人烟枪为靶子的趣谈。

7月16日，血战一天后，天色渐晚，战场渐渐安静下来。二十五师的战士们抓紧时间抢修工事。许世友、陈海松到七十五团的阵地巡视，突然发现进攻的川军一反常态，没有撤走，而是停在红军的阵地前。再仔细观察，敌阵中，一团团亮光时明时灭，原来这是川军士兵烟瘾发作，竟然躺在红军阵地前抽大烟。许世友笑了：“这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练习夜间射击的好机会。”

他从身边的战士手中接过步枪，瞄准不远处明灭的烟枪连开三枪，随之传来惨叫声，亮光立马熄灭一片。阵地里的红军战士都向师长学习，以闪亮的烟灯为靶子，开展射击比赛，打得川军士兵心惊肉跳，再也没人敢在阵地前抽烟了。

看到敌人恶狼似的没完没了地向我军阵地猛扑，总是我军战士们挨敌人的炮弹砸，虽然战士们英勇反击，但老被人打总让人不舒服，张才千想换个方式给敌人一点颜色瞧瞧。三十六团报告，部队在一次反击中，抓了几个俘虏。张才千脑子一转：“带过来。”几个俘虏被带来，张才千一见，妈呀，这哪里是人，这分明是鬼！三个俘虏除了高矮不一样，其余的都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浑身精瘦，眼睛深陷，两腮无肉，胡子拉碴，蓬乱的头发长长的，几乎让人难以区分男女，身上的军衣几乎成了碎布条，细长的胳膊如同麻秆，腿和胳膊一样粗，看样子一阵风都能吹倒，眼睛几乎分不出黑白，浑浊无光。三个家伙一见到张才千，立即跪倒在地，口称红军官长饶命。张才千让他们站起来，又让警卫员给他们一点吃的，让他们缓和情绪，然后聊家常似的问他们是哪里人，当兵多久了，慢慢地问到敌人的具体情况。这几个家伙有问必答。张才千很快了解到，眼前的敌人有一个多旅，其中有一个团就住在不远的罗家垭。罗家垭以前就是三十六团的驻地，我军对那里的地形非常熟。张才千立即叫来三十六团团长，让他想办法去偷袭这股敌人。

当夜，三十六团交通队派了三名战士，乘着夜色悄悄摸进罗家垭。罗家垭是一个山村，村里村外住满了敌人。三名战士摸进村后，各自朝着敌人堆里啪啪啪就是几枪。这一下子就热闹了，惊醒的敌人梦魇般地惊叫，“红军打来了”，一些敌军没有目标，胡乱地开枪，结果你打我，我打你，互相混战。看到乱成一团的敌人，三名战士开心地又悄悄回到阵地。

眼看一次次失败，唐式遵非常恼火，他将前线的师旅长一通训斥，给他们定下时间限制，限期拿下大面山、玄祖殿阵地。这些师旅长们也一个个表态坚决。但结果总是一样：失败。

7月22日，唐式遵下令发起第二次总攻。但除了再次丢下上千具尸体外，仍旧一无所获。如此打法，唐式遵手下的廖雨辰、汪铸龙、王三春、陈国枢等部师旅长们纷纷向他叫苦，再这样打下去，部队就要没了。汪铸龙更是公开向他叫板：“总指挥，我的士兵们都躺在红军阵地前面，再要冲锋，只有把他们都喊起来。”

唐式遵恨得牙痒痒，他横下心，将预备队全部投入战斗。

唐式遵以为自7月22日开始第二阶段进攻以来，进展虽微，但已接近万源正面红军主阵地，各部如于此时齐心协力进行一次会攻，当不难达到中央突破、夺取万源的目的，于是下令在7月25日这一天举行大会攻。所谓大会攻，用唐式遵的话就是，集中全部力量，飞机、大炮、机枪一起上，阵地上能动的，能出气的，所有活的东西全都给老子冲。唐式遵对手下的将军们挥动拳头：“我们现在有近八十个团，红军有多少？八十个团还拿不下这几个山头？你们就是豆腐渣也要把红军的肚皮撑破。”

7月25日上午，天气闷热，站着不动都是一身汗，很多川军士兵为了图省事，几乎清一色地打着赤膊。唐式遵来到距攻击点不远的党家坡阵地督战。

唐式遵这次真是豁出去了，由于运输困难，前方已经没有多少炮弹和粮食了，这次他下令将所有炮弹都搬出来，希望能够一次性地解决问题。他这是在赌博，用战场上士兵的性命和自己的前途赌。

攻击开始前，几十门平射步兵炮、山炮和近百门迫击炮对红军阵地进行压制射击，半个小时的炮击打得大面山、玄祖殿、孔家山等红军阵地上浓烟滚滚，火焰张天，炮弹的爆炸声连成一片，空气中充满浓烈刺鼻的硝烟味，炮击还没结束，五架敌机盘旋着向红军阵地投下一串串炸弹，红军阵地如同狂风大浪中的小船，炸弹爆炸的冲击波如同十二级狂风，横扫着地面上的一切东西。

敌人第五路一、四、五、九各旅及六路汪铸龙师之刘育英旅同时一致行动，从南池坪、袁家山、老鹰寨、木旺坪、香炉山、瓜子山、土地垭各地，向大面山、孔家山、玄祖殿、大山坡等处的红军阵地发起强攻。漫山遍野的川军如同翻窝的蚂蚁，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在督战队枪口威逼下不停地向红军阵地爬来。

唐式遵将五个旅投入到大面山、甑子坪、孔家山阵地，将二个旅投入到玄祖殿阵地，采取波浪式集团冲锋的办法，每次冲锋一个营全上，被打下来后不再重新组织，而是让第二个营上，第二个退下来再让第三个营上，第三个不行再上第四个。看着不停向上的人潮，望着红军的阵地，唐式遵狞笑着说：“你红军再厉害，我用人海战术，淹也要将你淹死。”

敌人阵地前，督战队指挥官厉声吼道：“弟兄们，刘长官有令，冲上去，官升一级，杀死一名共匪，奖大洋一百，后退者，格杀勿论。冲啊，抓活的。”

他的话音未落，周围成百上千的敌军士兵一起响应：“冲啊，抓——活——的，抓——活——的！”随即枪炮齐鸣，潮水般的敌军涌向红军阵地。

这一招的确有效果，在督战队的枪口下，敌人营团级规模的集团冲锋轮番不停，红军阵地上机枪打得刮风一样，战士们的排子枪将正在冲锋的敌军割稻草一般，一排一排打倒，但前边的倒了，后面的又涌上来，射出去的子弹没有敌军人数多。红军的机枪枪筒打红了，子弹卡壳了，火力稍弱，敌人蜂拥着就冲进了我军的堑壕，双方打起了肉搏战，好几处红军阵地被突破。

敌人四、九两旅拼死突破了红二十五师大面山前沿的南池坪、袁家山阵地，接近大面山主阵地。红军各营各团的敢死队、预备队都投入了与敌殊死反复争夺前沿阵地的战斗。红军用密集的手榴弹和轻重机枪织成强大的火网给敌以大量杀伤，但敌人仍然不停地向上涌。蝗虫般的敌人爬至老鹰寨、香炉山半山的枣子院、胡家山、谢家园等地，即将攻临大面山顶，突然，天空乌云滚滚，电闪雷鸣，狂风骤起，顷刻间大雨如注。这不是下雨，这是狂怒的老天在往下泼水。狂风暴雨让正在拼死搏杀的敌军官兵惊骇不已。主峰阵地本来就坡陡坎高，山头上早已被敌军的炮火打得一片尘土，大雨一来，地面顿时一片湿滑，正在艰难地向上爬的敌人一个个跌跌滑滑，摔成一团，加之饥渴难耐，体力衰竭，敌人的攻势明显减弱。

老鹰寨指挥所里的许世友见状立即令二十五师预备队以泰山压顶之势，从正面和两翼发起反冲击。暴雨中，成千的红军似山洪暴发，借助暴风骤雨之势，居高临下，直冲下来，从师长许世友到每一名战士都舞着纯钢大刀扑进敌群，寒光闪闪的大刀上下翻飞，刹那间，无数敌军成了无头鬼，无数人身体鲜血如注，“抓活的”的狂叫变成遍地伤兵的鬼哭狼嚎。看到身边的同伴要么成了无头鬼，要么缺胳膊断腿，漫山遍野都是惨叫和哀号，那些没有被红军钢刀砍倒的敌军吓得肝胆俱裂，在暴雨中一跌三滑，不要命地向后跑。红军乘势追击，冲入敌群。正在前方党家坡高地指挥督战的唐式遵见红军的反击如潮，自己的溃兵也如潮，溃兵返回来将后面的冲击部队裹挟下来，形成更大的溃兵潮。为了拦阻红军的反冲击，丧心病狂的唐式遵急令炮兵对红军进行拦阻射击，炮弹在敌我两军接合处爆炸，敌我双方死伤一片。红军停止追击，敌军才得以退回攻击阵地。

回看刚才激烈战斗的阵地，堑壕里，阵地前，陡坡边，各种姿态的敌军尸体横陈，惨不忍睹，数千具的尸体鲜血横流，在暴雨的冲刷下，血水横溢，大面山阵地被染得一片赤红。

7月26日上午，玄祖殿阵地。三十六团二营四连的一百多战士抗击着敌军整营、整团的轮番冲击。玄祖殿阵地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三十六团的战士们近战歼敌，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战至午后，全连只剩下不到一半人，战士们退守到第二线阵地前的一个山垭口。在垭口前的陡坡上，战士们用绳子拦住许多大石块。当敌军逼近垭口时，他们砍断绳子，顿时，数百块大大小小的乱石如同山崩，临空而下，迎面而来的数百名敌人几乎全部被打倒，顿时哀号声一片，白的脑浆、红的鲜血四处溅洒。

关键时刻，许世友、张才千的排兵布阵艺术起到了作用。战前，考虑到敌人进攻火力的凶猛，为了保证有效反击，他们都将大部分有生力量放在二线休息。现在敌人加大了进攻力度，他们也加强了防守的力度，都拿出了隐藏在后面的预备队，并且及时将在一线坚守的部队换到后面休息。敌人冲破了一线阵地，已经是疲惫至极，还没容他们停下来喘口气，二线的红军预备队端着机枪，举着大刀又冲进敌阵，此时敌军已经到了“再而衰，三而竭”的地步，再也经受不起这番打击，潮水般地溃退下去。红军再次夺回第一道堑壕。张才千回忆：

是日，天刚放亮，敌人配置在清花溪一带的山炮、迫击炮开始不停地向我玄祖殿阵地进行轰击……在机枪掩护下，号叫着向我们的阵地上爬。在木城外游动的我三十六团一个排，首先与敌接触。他们利用有利地形，节节抗击。当敌人越过我木城后，被敌炮火打燃了的木城，燃起了熊熊烈火……该排乘机反攻……二连顺着交通壕，迅速地进入了各自的战斗岗位……等敌人接近时，各种火力一齐展开，顿时打得敌人鬼哭狼嚎……指战员们从凌晨一直战斗到中午，粒饭未进，滴水未喝，打退了敌人五、六次冲锋，守住了阵地。下午一点多，敌人约一个团的兵力，又向我阵地扑来……仰攻至三星拜月山半腰时，突然，天下起了倾盆大雨，但敌人不退，在督战队的逼迫下……继续向我们的阵地上爬。我在山顶小庙前用望远镜观察，看得清清楚楚。我决心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便用预备队反击……按我的命令，号长立即吹号，通知三十六团三营马上出击。随着嘹亮的号声，三营……犹如猛虎下山岗，分两路从东、南两条山梁直插敌群……不到半个钟点，敌人的一个团，被我歼灭了大半……

前方吃紧，总指挥徐向前心急如焚，他来到大面山前线视察，对许世友说：“大面山是全线的重点阵地，一定要守住。你们右翼的三十军，左翼的四军，都打得很顽强。敌人还会发动更猛烈的进攻，你们的任务是极其艰巨的。”

许世友坚定不移地回答：“横竖是有我无敌，有敌无我，有我们二十五师在，敌人就休想过大面山！”

白天，烈日、硝烟、战火，把阵地烤得像蒸笼似的。夜晚，是蚊虫、小咬的天下，成群成群的围绕着堑壕、工事飞舞，咬得人们满脸满身的疙瘩，痛痒难忍。暴雨天，泥水灌满堑壕，指战员泡在齐腰深的水里，坚守阵地。烂脚病，像瘟疫一样地蔓延，许多人的腿脚溃烂红肿，行动艰难，又缺乏药物治疗。照样坚持战斗，不下火线。敌人的尸体横七竖八，密密层层地堆在阵地前沿，来不及处理，两三天就发霉发臭，熏得人恶心呕吐。粮食供应不上，指战员靠挖洋芋野菜充饥……

这一次会攻，川军共使用七个旅，兵力超过二十个团，唐式遵亲自来督战，迭次使用密集部队进行波浪式多层冲锋，而红军则以逸待劳，掌握战机，先是层层顽强抗击，继而猛烈反击，反击毙伤敌军一万人左右，成果甚为显赫。这是川军对红军作战以来失败最惨重的一次，也是在一个地区伤亡最多的一次。

这段日子，最伤脑筋的要算唐式遵了。从7月16日他下令发起第一次攻击到现在，整整过了半个月，唐式遵天天都在极度的煎熬中度日。刚开始，他对攻克大面山拿下万源信心满满。与红军交手以来，每次攻击几天后，红军就会主动撤退，但这次红军的抵抗却极为坚决，根本看不出任何撤退的迹象。不撤退也罢，唐式遵对自己的实力还是很有信心的，五比一。他也知道红军的素质比自己的那些烟鬼强，但五比一的比例，我就是豆腐渣也要撑破你的肚皮，更何况自己还有飞机大炮。每次看到飞机在红军阵地上反复轰炸和炮击腾起的熊熊大火和漫天烟尘，唐式遵的心里总觉得很痛快，在这样的钢铁弹雨面前，人能存在吗？但他无论如何也难以相信，每次一阵狂轰滥炸后，自己的士兵呐喊着“抓活的”潮水般地向山头上涌去，眼看就要到达山顶的时候，却被从地里冒出的红军给打下来。这样的场面一天要上演七八次，每次都是如此，有时候他甚至怀疑自己的眼睛，这些红军到底藏在哪里？他们怎么能在如此猛烈的炮火中活下来。看到自己士兵的狼狈样，他又非常痛恨，这帮家伙平日里看起来还有个人样，怎么在红军面前真的成了豆腐渣呢？他曾数次在电话里逼着手下的师长团长把领头溃退的那几个连排长当众处决。尽管杀了一些下级军官，但众多的敌军士兵还是被惨烈的战斗吓破了胆。每次冲锋，一个个都畏畏缩缩，谁也不愿朝前多走一步。更让他难受的是，刘湘几乎一天一个电话，有时甚至一天几个电话，问的都是一句话：“什么时候拿下万源？”

问得多了，唐式遵都怕接这个电话，每次电话铃声响起，他总觉得这刺耳的电话是在催索他的命，有时候任凭电话铃响半天，就是不伸手去接。

其实着急的岂止是他？屡战屡败，连攻不克，蒋介石对刘湘极为不满，频频发电催促他迅速消灭川北“赤匪”，迅速结束战争，蒋介石的连电催促也让刘湘焦灼万分。

其间，有一个插曲曾让唐式遵和刘湘兴奋万分。

8月初，就在唐式遵正处于进不可能、退又不敢的两难窘境中时，敌崔二旦部于万源附近乘红军防守间隙冲入万源县城。消息一出，唐式遵全身的细胞都兴奋起来，他立刻致电刘湘大肆渲染：五、六路军与红军血战三昼夜，确实“克服”万源，红军退离万源二十里，狼狈不堪，已令先头部队跟踪追击。

刘湘得报，也兴奋得立即给蒋介石报捷，敌人的报纸也纷纷报道“攻克万源”的捷报。殊不料，崔二旦部的消息纯属扯淡，他的小部队冲入万源县城不到一天，旋即为红军逐出。刘湘望眼欲穿的攻占万源，随后便没了下文。唐式遵也为这“乌龙”捷报大失面子。

屡屡失败，唐式遵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宁。经过与南充的“神仙”军师商量，决定于8月2日再发动一次猛攻，希望毕其功于一役。

发动猛攻需要粮食弹药等军需物资，唐式遵第五、第六两路近十几万士兵在前线搏杀，十几万人每天起码要吃二十多万斤粮食，每天要消耗几千万发子弹和数不清的炮弹、手榴弹，这些后勤物资全部靠后方运输。战争已经持续了十个多月，随着红军步步紧缩，战线深入苏区境内数百里，后勤运输线越拉越长，从后方到前线近则四五百里，远则近千里，一路上全是大山险川，交通状况极为恶劣。数量庞大的军需物资运输全靠数万民夫的双肩，全靠那盘曲在万山丛中的羊肠小道。民夫队伍近十万，这十万人也要吃喝，所运粮食一多半要被他们吃掉。沿途红军小分队、游击队不断袭击，造成大量民夫逃亡。因为大量战斗减员，到达前方的民夫有时还被敌军强征入伍。后勤运输已使刘湘的军事机器不堪重负，如同没有润滑的绞盘，咯吱咯吱作响。就在唐式遵在前线为军需物资急得跳脚，就在数万民夫挥汗如雨，肩挑背扛，艰难地在万山丛中手脚并用地攀爬时，一场连日大雨使其运输线瘫痪了。

或许是前线的搏杀过于惨烈，血腥之气直冲云霄，惹得天怒人怨，自7月底起，天降大雨，而且一下就是数日不停。千山万壑的雨水全部汇集到山谷间的河川里，大小河流河水暴涨，几乎所有的道路全部中断，唐式遵的运输线因此全部瘫痪。唐式遵如同凶神，强令部队和民夫在暴雨中架桥。但在狂暴的大自然面前，人类如同蚁蝼。正如1934年7月31日《新蜀报》所述：“滦流奔湍，势如奔马，官兵夫役，多坠河死者，且三日滂沱，昼夜不止，运输困难，前线粮食，颇感不济。”

直至8月4日，雨势稍缓，才有部分后勤物资运到。弹药粮食一到，唐式遵如同吸了鸦片，又来了精神。看看敌人的报刊记者在现场的报道：

四日：

——五路军定于本日（三日）开始总攻，分左右两翼及正面。范、陈、杨及六路廖、汪各部任左翼向黄中堡、大地坪、魏家坪等处猛进。彭、刘、饶及王、陈各部任右翼由大山坟及高铺、玄祖庙、孔家山等处前进。许绍宗师七、八、九旅由白沙河、狗坝、茶垭子、董家坝、清范湾等处准备强渡，向万城猛进。准定一、二日内即将万城攻克云。

五日：

——三日电：五路军李旅于昨夜选派敢死队由张家滩偷渡，潜入匪境后方，直达天华山山顶森林内隐匿，复另派队向天华山袭击，我军进至山腹，内外夹击，我军几连山巅。匪由玉皇庙左右来援，腰击我军，天华山之匪亦倾巢拒战，一时弹如雨下，战至拂晓，匪亦麇集，我乃从容退过对岸。

七日：

——五路军定于五日开始向万源进攻，唐许誓于日内将万源城攻下。

……

十二日：

——五、六路歌（五）日总攻，廖师陈旅杨勤安团已占领袁家山，七日晚已进至大面山腹，并将老鹰寨匪部完全包围。

一路邓部卢旅已占贯子山，正向松坪攻。黄石子旅已占小峰垩，正向蓑衣梁进攻，黄锡煊旅已占四皮湾一带。

三路军副总指挥罗表示自愿攻取鹰龙山，请总部拨四万元奖金，如攻不下，请在该部应领饷中扣除四万元。

8月6日，刘湘下令，第五路大军倾其全力第四次猛攻万源。这一次刘湘严罚重赏，宣称：攻占万源奖洋一万元，攻占花萼山、孔家山各奖洋四千元，攻占大面山、大竹溪、梨树溪、灯盏窝各奖洋二千元，攻占玄祖殿、老鹰寨、香炉山、黄中堡各奖洋一千元。刘湘还规定：擅自放弃阵地者军法从事；师长、旅长凡其所属两旅、两团上阵而自己不亲临前线指挥者处死。

刘湘的命令如同一道催命符，唐式遵自己到前线亲自督战，他的卫队全部端起机枪督战，他的命令更凶：从师长起一直到营、连，均下管一级，凡作战不力者，立即阵前处决，师长畏缩不前的，由他执行战场纪律。

唐式遵也得到情报，红军目前存粮已尽，前沿阵地的战士们日食面糊仅二餐仍不能保证，只能靠山果、野菜和半生不熟的土豆充饥。对手在饿着肚子打仗，此时拿下万源是合适的机会了。

唐式遵再次调整部署，以第一师和王三春、陈国枢部进攻甑子坪、花萼山，迂回万源东侧；以第六路的廖雨辰、汪铸龙两部进攻南天门，迂回万源西侧；以第二、三师等部向万源正面的大面山、孔家山等地进攻。第二、三两师在大面山阵地投入精兵十几个团，营以下的军官全部组成敢死队，全军所有的炮兵集中使用。唐式遵这次使出吃奶的劲，誓言：“要在日内将万源攻下！”

8月6日拂晓，震天动地的炮声再次在大面山震响，成百门各种口径的迫击炮、山炮轰鸣着将炮弹倾泻到大面山阵地上，炮弹爆炸，烟火弥漫，空气热得似乎要燃烧，数架敌机排着队向阵地俯冲轰炸，敢死队打着赤膊，端着机枪，不要命地向前冲，整团、整营的兵力紧随其后轮番攻击。整个大面山开始战抖，烈焰张天。

8月7日，大面山，二十五师第七十五团青山阵地。团长韩东山只放了三个连在前沿，其余的部队作为预备队放在后面。大雨过后，太阳如同火球烘烤着地面，水汽蒸腾，湿热难耐。阵地上战士们泡在堑壕的臭水里，憋得气都喘不过来，但阵地上喷出的弹雨仍旧猛烈，虽然一日三餐不能果腹，但战士们冲杀的气势丝毫不减。敌人两个旅轮番进攻，眼见得敌人突击队涌上阵地，有的敌军士兵冲入堑壕，七十五团的战士们冲出来与敌搏斗。唐式遵丧心病狂，仍旧命令炮火不停，大面山阵地上，敌我双方同时被敌炮火覆盖。危险时刻，韩东山立即将预备队派出，经过一天奋力厮杀，敌人遗尸累累，两个旅的进攻仍告失败。

大面山，七十三团前沿阵地。敌四个旅的兵力以团为单位，轮番猛攻。七十三团团长刘理运在前沿阵地仅放了二个连，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前沿阵地的鹿砦、“木城”都被打着了，阵地上空，烈火浓烟，遮天蔽日。大火分散了红军战士的抵抗，敌廖雨辰部乘势连续突破了红军两道战壕，一部分敌军已经攻到七十三团主阵地，这里距许世友的师指挥所老鹰寨仅两百多米。

此时指挥战斗已经不需要望远镜了，许世友对刘理运说：“敌人不怕死，我们红军更不怕死，把你的敢死营拉出来，把这股敌人给我吃下去！”

刘理运一声大喝，七十三团敢死营如同苍鹰扑兔，冲进敌群用大刀刺刀与敌人展开拼杀，这股敌人还未解决，敌许绍宗师的彭焕章第一旅和赵鹤第七旅从红七十三团和红七十五团接合部突入二十五师阵地，敌人的先头部队已经冲到了许世友指挥所的山脚下。千钧一发之际，许世友命令作为预备队的红七十四团团长潘幼卿：“马上出击，坚决把突进来的敌人消灭掉。七十三、七十五团用火力支援你们！”

许绍宗师的这股敌军有数千之众，从山脚仰攻到山顶，一路上几经厮杀，一个个早已精疲力竭，腿脚酸软，突然遭到七十四团以泰山压顶之势的攻击。七十四团是二十五师的预备队，蓄精养锐，敌人是疲惫之师，虽鲁缟不能穿，在七十四团突然而猛烈的火力打击下，敌人再也支撑不住，四处溃散。许世友大喝一声，一把抽出插在背上的大刀，与陈海松一起率领师直属分队杀向敌人。

红军乘胜追杀敌人七八里，将敌人赶至大面山下的白沙河边。仅这次进攻，唐式遵的几个旅加起来损失了近一万人。

长时间的正面防御作战，敌我双方都异常疲倦。川军的战法简单愚蠢，硬打硬攻，结果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红军战士除了正面坚守外，还采用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方法，以多种手段，袭扰、打击、疲惫敌人，削弱敌人的战斗力。

三十一军二七一团防守在西线小通江河北岸，对岸是邓锡侯部。邓锡侯为了保存实力，不愿意配合刘湘进攻，他的部队在小通江河南岸坚守不出。二七一团团长王友均看到敌人不动，决定采用你不动我动的办法，在了解清楚敌人的部署情况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王友均亲率三十余人的手枪队，从平溪坝以北夜渡小通江河，穿过邓锡侯部沿岸的防线，摸到敌人后方牛角嵌。这里驻着邓锡侯部一个团，因为长时间没有战斗，敌军情绪消极，防卫懈怠。王友均突然袭击敌军团部，战士们手执大刀，冲进敌团部，王友均直扑敌团长卧室，听到枪声，敌团长慌慌张张从卧室里跑出来，被王友均迎面一刀，砍倒在地。团部里都是些非战斗人员，一看到团长被砍死，一个个都跪地缴枪。王友均命令他们脱下军衣，将这些俘虏捆成一串，每个人身上挂一个拉了弦的手榴弹，自己和手枪队的战士们穿上敌军衣，化装成敌军，带着俘虏和战利品安全渡河返回阵地。

有一个连队更想出绝招，战士们先是在当地找来成群的水牛，在牛背上安装一个木架，木架上挂满鞭炮，然后在夜幕掩护下将牛群赶过大河，来到敌人前沿阵地后，将鞭炮点燃，被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惊吓的牛群在敌阵地前横冲直撞，搅得敌人昼夜不宁。以后又将缴获的敌军电筒绑在狗的身上，晚上悄悄地将这些狗带到敌军阵地前，然后突然打开手电筒，受到惊吓的狗群冲入敌阵，敌人阵地上顿时道道电光乱晃，阵地上的敌军看到乱晃的手电光，惊慌失措，向着电光开枪，被枪声惊吓的狗群在敌人阵地到处乱窜。这些小动作搞得敌军草木皆兵，夜夜不得安宁。闹腾几次后，敌军放松了警惕，红军战士们又乘虚而入，突然深入敌人阵地发动袭击，打得敌军措手不及。各种袭扰活动，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军心和士气。

大面山、玄祖殿血战，消耗疲惫了敌军的精锐之师。刘湘以争夺万源为目标的第四期总攻再告失败。经过七十多天的艰苦防御作战，红军消耗了敌人大量的有生力量，仅第五路军在万源的三次总攻中就被歼一万四千余人。西线各路军阀部队在红军的节节抗击中，损失惨重，兵疲力竭，刘湘的六路围攻已成强弩之末，为红军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

敌五、六两路十几万人对万源地区围攻以来，历时四月之久，在以万源为中心周围百余里内，使用兵力逾二十个旅，使用于万源正面的攻击部队先后达二百多团次，有时在一个狭小地区内曾同时使用几个团，在清花溪、白沙河并不宽广的地面上甚至使用到二十多个团同时进犯。每次攻击，都受到红军的猛烈打击，伤亡惨重，最后以败退告终。敌人的万源攻击战不仅毫无进展，而且损失惨重。很多部队被打散打残。前线部队有的一个团仅剩百十人，有的连，战前接近一百人，现在不足二十人。敌军士气日益低落，战斗力大幅下降，逃亡不断。为弥补兵员不足，敌军在战区附近各县大肆拉兵、拉夫来补充。川军军纪败坏，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再加以征粮拉夫，更是弄得民怨沸腾，怨声载道。

时值酷暑，天气炎热，前线死尸枕藉，在高温烘烤下，很快腐烂发臭，瘟疫流行。敌人非战斗减员大量增加。随着战争的进展，敌人的后勤补给越来越少，前方部队缺粮少弹，敌人的报纸惊呼：“前线士兵，形同乞丐，令人视之，惊为僵尸。”由于死伤惨重，军队内部士气低沉，官兵普遍厌战，最后溃败，已经成为定局。

敌二十三军第二师师长廖雨辰在与红军的多次交手中，屡受打击，眼见得前途无望，他干脆破罐子破摔，在给刘湘的报告中说：“崇山峻岭，溽暑炎蒸，疫病丛生，遗尸载道。伤亡既众，无法补充，勇气消沉，兵无斗志。官长恒多自戕，士兵日益逃亡，考察各连兵员情况，多者不过三十名，少者仅十余名，加以千里匮粮，师不宿饱，怨气四起，哗溃甚虞。职等处此危局，莫展一筹，唯恳总指挥唐，星夜派队前来接替防务，并恳总司令刘、军长刘，将职师残部明令解散……”

8月7日以后，刘湘无力再攻万源，被迫变攻为守。

红军在根据地作战，得到苏区群众和各级基层政权的全力支持，苏区的农民把刚收获的谷子、玉米碾成大米和面粉支援前线，自己却用野菜和洋芋充饥。红军战线日益收缩，后勤补给的距离也大大缩短，苏区各县组织了大量的妇女运输连，将粮食和弹药等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一千四百余名战士夜以继日地加班生产，修好了大批枪械，生产了大量子弹和手榴弹及迫击炮弹，缓解了红军粮弹不足的困难。在各级苏维埃政权的组织下，根据地的青壮年积极参加红军，红军兵员得到了及时补充。

与此同时，西线红三十一军、红四军一部在南起通江城附近，北至小通江河一线阵地上，多次击退了敌李家钰、杨森、范绍增、陈兰亭、潘文华部的进攻，与敌在西线阵地上形成对峙。7月15日，西线红军乘潘文华暂编第二师彭韩部与杨森部交接防地之机，一举攻占简家山，直逼通江城下，有力地配合了东线的万源保卫战。

经过近十个月的反“六路围攻”作战，红四方面军各部共歼敌近四万人。红四方面军八万多主力红军，万源前线部队接近四五万，但在最前沿主要阵地的战斗部队始终只有五个营左右，大量主力部队处在休整和待机状态。敌我力量相比，此消彼长，整个战场的形势发生了有利于红军的变化。红四方面军总部制定的“收紧阵地，诱敌深入”，节节抗击，消耗和迟滞敌人的战略意图已经达到，所有这些都说明，红军反攻条件已经具备，反攻时机业已成熟。

第六章决战万源反攻青龙观

自发动“六路围攻”，尤其是发动对万源的攻击以来，面对红军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刘湘、唐式遵对这场浩大的战役设想了各种可能，但他们就是没有想到一条：红军的反攻。正是因为没有想到这一条，对此也没有任何精神和物资准备，当这一天来到时，在红军雷霆万钧的反击下，刘湘的六路大军如同决堤之水，一溃千里。

万源，红四方面军指挥所。浓密的树荫下，一处重兵守护的办公室，室内工作人员头戴耳机，神情专注地手击电键，抄写电码，不断地有人手拿电文急匆匆地进进出出，嘀嘀嗒嗒的无线电收发报声，传递着大战前的紧张与神秘气氛。

8月8日，万源城内，红四方面军指挥所。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以及各军、师首长十几人正在召开军事会议。本次会议的议题就是一个：反攻。

与会者分析了敌我力量的消长，决定立即展开反攻，反攻从敌人兵力最集中的东线开始，集中主要力量首先击破敌主力唐式遵第五路，然后再挥师向西，横扫第一、二、三、四路敌人。根据红四方面军总部电台提供的敌人部署情报，反攻的突破口选在青龙观。

万源城西南七十里处，一座海拔二千五百米南北走向的大山，蜿蜒三百余里状若巨龙，龙首昂起，两只前爪，左插罐坝场河，右下青花溪口，龙尾连达县之凤凰山，龙身上无数道山梁如同鱼刺状自上而下延伸。这座山名为青龙山，东起玄祖殿，西至老鹰嘴，绵亘二十里，北面为悬崖峭壁。山顶有一道观名叫青龙观。

青龙观正处于敌第五路主力四师范绍增部和右翼第一、二、三师之间，如果在此处突破，反攻红军将如同一把利刃，插进敌接合部，既可将敌第五路主力左右分割，动摇敌人整个阵线，又便于向纵深穿插、迂回，断敌退路，达到歼灭刘湘主力的目的。

青龙山地势集险、雄、奇为一身，堪称造化之功。青龙观所在的主峰海拔二千五百米，三面绝壁，深达百丈。东面是清花溪，山高崖陡，无路可上；山北碗柜崖、天鹅抱蛋一带，山势陡峭，怪石林立，由于山高林密，阳光罕至，山石上长满青苔，悬崖上挂满了密如蛛网的葛藤，这些葛藤有粗有细，长长短短，互相牵扯。几乎所有的山石如利刃刺天，形成大大小小的峡口和风洞，峡口和风洞掩隐在浓密的荆棘和树丛中，虽然是夏天，但山风吹过，峡口和风洞里怪声呼啸，阴森恐怖。青龙观正面一条宽不足一米的小路，顺着被称为“牛背梁”的山脊，从山脚下蜿蜒而上。山脊两侧是万仞壁立的悬崖峭壁，要上青龙观，只能走这条正面的小路，只要一挺机枪或十几支步枪组成交叉火力，就没有人能通过这条不足一米宽的山间小路上来。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攻打青龙观绝非易事。徐向前认为：

这个最险要的地方，正是敌人守备最薄弱的地方，战斗力最差的地方，是想不到红军会进攻的地方。我们就把反攻的突破口选定在这里。

面对如此险要的地形，怎样拿下青龙观？徐向前对此也颇感为难。作为红四方面军最高军事领导，徐向前亲自来到南天门、青龙观一带勘察地形了解敌情。侦察部队在当地找到了一位六十多岁的老药农。这位老药农告诉徐向前，在外人眼里，青龙观地势险要，但在他们眼里，没有到不了的地方。他告诉徐向前，这里虽然山高路险，但采药人在山里采药时穿上脚码子，带上铁钩长绳，依靠大树和长藤，可以攀越最为险要的绝壁从背面爬上青龙观。老药农的话让徐向前眼前一亮。综合多方面情况，徐向前决定，选派一支小部队作为全军反击的刀尖，从山北攀崖而上，从背面实行突破，然后迅速向敌纵深发展，配合主力部队将敌截为两段，以此动摇敌人整个防线，而后迅速穿插，迂回包抄敌人。

据情报，青龙观到青花溪一线，守敌为川军二十三军汪铸龙师之刘育英、周建辰两旅，青龙观守敌为周建辰旅的两个团，山上碉堡、工事完备。汪铸龙部屡遭红军痛击，已是惊弓之鸟，加之给养补充困难，该部士气低落，军容不整，就连敌军内部也瞧不起这样一支“常败军”。1933年10月，原第五路总指挥王陵基从开江过来时，被红军击溃的刘存厚部第一师师长刘邦俊曾主动赶到双河场向王陵基请战。王陵基就没正眼瞧他，把手一甩：“我们有的是队伍。”说罢，扬长而去。让刘邦俊好生难受。

青龙观易守难攻本为优势，但山势高，山路陡，也给给养运输带来困难。周、刘两敌的部队素质差，在敌人内部被人瞧不起，部队给养也最差。别人的部队都吃新米，他们的部队吃的粮食都是放置数年，已经霉烂结块的陈年烂谷子，拿起来一闻，霉味直冲脑门。就是这种米，还经常断顿。如此待遇，军心如何能稳？当兵的情绪不稳，当官的更是心虚气短。一次战斗行军，刘育英带队走到青花溪和玄祖殿间的小垭子阵地上，刘育英问左右，“此地何名？”

左右答道：“杀牛坪。”

四川话“刘”谐音“牛”，刘育英听了心里咯噔一下，身子一晃，差点滚下马来。他二话不说急令退军，并打电话要求与守青龙观的周建辰旅换防。周建辰不解，问他何故。刘育英说：“我姓刘，牛（刘）到了杀牛坪，凶多吉少。”

周建辰外号“周大炮”，他一听刘育英的话，心里老大不高兴，你怕杀牛，我难道就不怕？他一句话挡回去：“老兄，不要怕，有我的大炮来保护你。”

青龙观东面为刘湘第五路主力一、二、三师，西面是范绍增的第四师。

了解敌情后，总部制定了反攻部署：由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四军第十、十一师及九军第二十五、二十六师共十四个团组成第一梯队，担任突破敌人防线的任务；由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九十师和三十三军第九十九师组成第二梯队协同第一梯队向敌纵深发展，迂回歼敌；其余部队继续坚守阵地，相机转入反攻。徐向前点名由擅长近战、夜战的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七四团担任奇袭青龙观的“杀牛”尖刀。

奇袭青龙观是全军大反攻的关键，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为了确保夜袭青龙观的成功，徐向前带三十一军军长孙玉清、九十三师师长叶道志和参谋杜义徳来到二七四团，亲自部署、动员、检查夜袭准备，决定二七四团二营从山北攀崖，实行山顶开花，一、三营从东西两侧夹击，一举歼敌。成功后，举火为号。

反“六路围攻”以来，红军紧缩阵地，节节后退，数万主力红军在后方蓄精养锐，现在这些部队将卷起万丈狂飙。

8月9日下午五时，夕阳西下，远山挂上一抹红霞，各路反攻部队从各地向青龙观周边集结。张家湾、饶家山、松柏坪，从青龙观山下到牛背梁间的翁柏寺前，各路大军静观信号，坐待枪声。

8月9日晚八时左右，二七四团二营副营长陈金钰率队出发。

陈金钰，湖北广济人，1929年参加红军，1930年入党。1955年授少将衔，曾任北京军区副参谋长。陈金钰回忆：

团首长经过认真研究决定由我们二营来打头阵……营里迅速组织了两个精干的侦察小组，分别由五连长张金臣和该连一排长庞振国带领，夜间悄悄地摸到青龙观下，进行潜伏侦察。有时烈日当头，草丛里闷得像个蒸笼；有时风雨交加，个个都泡在泥水里；黄昏以后，蚊虫又来袭击，咬得人刺痒难忍。但他们为了完成任务，一潜伏就是两三天……经过连续周密的侦察，我们掌握了青龙观敌人的兵力部署，活动规律和阵地设置情况，熟悉了地形、道路。比如：敌人每到晚上爱瞎咋唬，半夜打一阵枪，为其壮胆；换哨的时候，老远就对口令……

与此同时，全营在青龙观以北二十几里的一个隐蔽的半山坡上，展开了紧张的夜摸训练……不分昼夜地在深山密林中练静肃行进，练跨越攀登，练擒拿格斗，练摸哨本领，练独立作战的胆量和本领。

根据老药农指点的道路，在荆棘丛生的山谷里行进了三个多小时，陈金钰带队来到青龙观西侧一处被称为“碗柜崖”和“天鹅抱蛋”的地方。从这里到山顶有三百多米高，全是近乎九十度直上直下的陡壁，有的地方还向里凹进，尖刀排要从这里爬到山顶偷袭敌人。陈金钰让战士们再一次检查了装备后，低声命令：“开始行动。”战士们三四人一组，紧紧抓住密如蛛网的葛藤，脚蹬溜滑的崖壁，如同壁虎一般，小心翼翼，一步一步地向上攀越。两山之间的峡口，山风呼啸，吹得人站立不稳。陈金钰随五连一排——尖刀排攀爬在最前面。山间的葛藤看起来绵密细长，但在几个人的重力下，原来弯弯曲曲的藤子一下伸直，陈金钰和两名战士刚爬到半截，手抓的葛藤一绷直，几个人的脚一下蹬空，一起摔了下来。崖壁上除了浓密的葛藤和荆棘外，崖缝里还生长着一些大树，这些大树枝干茂密，如同大手将落下的陈金钰和两个战士托住，树杈将他们的脸上、身上划出道道血痕。陈金钰在树杈上挣扎着站起身，指挥战士们继续向上攀爬。山壁上有几处小的台阶，战士们爬到这些小台阶上，用事先准备好的带铁钩的竹竿紧紧地挂住上方的崖壁，冒着摔下绝壁深涧的危险，搭起人梯向上爬。先上去的人将绳索紧紧地拴在崖缝的大树上，下面的人再抓住绳索，脚蹬崖壁向上爬。陡峭的崖壁长满青苔，人根本无法立足，全靠双手使劲。夜里视线差，又不能发出声响，更给攀爬带来了困难。尖刀排的战士们平日里都练得一身“壁虎功”，虽然一路上险情不断，但他们硬是靠着葛藤和竹竿、绳索艰难地攀登到了绝顶。

排长庞振国第一个登顶，他先在山崖边悄悄露出头观察，朦胧的夜色里，崖壁顶上空空荡荡的，除了呼啸的山风外，一个人也没有，他轻轻招呼下面的战士们一个一个地攀上崖顶。几十个人全部上顶后，端着枪，弯着腰，轻轻地向前运动。突然，陈金钰听到前方有人打鼾，他指挥战士们迅速蹲下，再仔细观察，原来两个敌兵抱着枪，背靠背在睡觉。这是敌人在山顶放的一个“复哨”。庞振国用刺刀尖顶住敌人哨兵的前胸，用脚将他踢醒。这个家伙睁眼一看，几乎没吓死，庞振国低声喝道：“不许叫！再叫就捅死你。”另一个敌兵也被惊醒，两人吓得全身发软，浑身哆嗦，半晌说不出话。庞振国低声问：“这里有几个人？”

“就我们俩。”长官叫他们在这里放哨，看到这里的绝壁，他们相信就是天神下降也无法从山脚下爬上来，两人于是放心地睡了，谁想到，红军竟然真的来了。

敌人哨兵交代了山顶的部署和当晚的口令，陈金钰带领二营根据敌人提供的口令，消灭了驻扎在山顶的敌人，迅速控制了山顶。

为配合夜袭，防守玄祖殿的红十二师突然向敌人发起两路进攻。一路从阵地右侧茨竹沟，沿河直下青花溪，猛击青花场背后之敌旅部；一路出小垭子，过八庙垭、插三洞溪，猛击青花山下之牛背梁。

青花溪驻军就是那个怕“杀牛”的刘育英部，这些日子，各路敌军已经被打得一塌糊涂，刘育英部剩下不足一半。在红军突然打击下，刘部立刻陷入混乱。刘育英急电周建辰求援，周建辰集中全力向牛背梁、三洞溪、八庙垭方向用兵。就在这边打得一塌糊涂之时，汪铸龙得到报告：青龙观被红军占领。

得到青龙观阵地丢失的消息，汪铸龙又惊又怕，他立即命令组织反扑，拂晓时分，敌一个团向陈金钰的二营反扑，双方发生激战。听到山顶激烈的枪声，已经运动到瓮柏寺待命的红军立即发起猛攻。红二七四团主力在师长叶道志率领下杀到。见红军大部队杀到，向山顶反扑的敌人立刻一哄而散。青龙观要隘被红军完全控制。红军后续部队投入战斗，将汪铸龙师大部歼灭，敌防线被撕开了二十余里宽的一个大缺口。

得到拿下青龙观的消息，8月10日拂晓，徐向前发出全线反攻令。红军各路全线出击。11日拂晓，红九十三师向敌纵深楔入，红九军二十五、二十六师从左翼，红四军主力从右翼发起进攻。

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从青龙观突破口向敌纵深楔入，追击石人、赵渡方向逃敌。红九军第二十五师、二十六师从左翼向青龙观东南的清花溪、田家坝等地发起反攻。红四军主力分两路从右翼同时向青龙观西南之敌发起反攻，并向敌纵深猛插。

本来就已虚弱得不堪一击的敌军突然遭此沉重打击，顿时犹如高堤崩溃不可收拾。汪铸龙残部、杨国桢独立第二旅、刘光瑜第五旅、吴锦堂边防军第一路等敌纷纷溃逃。得到前线崩溃的消息，唐式遵开始还希望重新部署，将撕开的防线堵起来。他急令左右两翼部队迅速靠拢，并调陈兰亭师、范绍增第四师向红军突破地段机动，企图缝合缺口。但川军各部惧怕被歼，谁也不听他的，皆望风而逃。红军各部压缩了大半年的时间，早已憋足了劲，现在放虎归山，求战意识推动着一个个部队奋勇追击。

面对红军迅猛反击，唐式遵在石塘坝召集就近的各师、旅长紧急会议，商讨对策。这些人早已心无斗志，异口同声地大呼困难，部队已无法再战，都主张放弃宣汉、达县。有一位旅长还文绉绉地引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兴登堡先脱离敌人追击而后取得胜利的战例说明，目前应以远撤布防为宜。唐式遵的亲信参谋处处长罗洁莹将其拉到一边说：

他们想苟安一时，避开正面，不顾全局……但你却不能这样做：因为绥定、宣汉两县城都在前河右岸，守前河就要放弃绥、宣，今一战而失重镇，即使今后战局好转，人必谓王总指挥（陵基）取绥、宣，唐总指挥失绥、宣，势将得到与刘存厚同样的结果；且前河水浅，到处皆可徒涉，各部已成惊弓之鸟，谁能保其固守无虞？一旦再有疏失，前途就更不堪设想了！

唐式遵听了罗洁莹的话，愤而拍案大叫：“要我放弃绥、宣，万万不能！”

但各路将军们对唐式遵的决心无动于衷，眼看将无死心，兵无斗志，唐式遵明白大势已去，最终还是决定右翼前线各部相互掩护总指挥部撤退。让他没想到的是，还没等到他在地图上调配撤退部署，各路川军在红军凌厉攻势下，早已自行下令撤退，唐式遵的撤退令进一步推动了川军各部争先恐后的逃跑大比赛。

1934年《民国川事纪要》也报道了这次惨败的情况：

八月十日匪军猛攻川剿匪第五、第六两路军阵地，两路全线崩溃，宣汉不守，损失奇重。

在川剿匪军六路中，以最右翼之六路为最弱，八月十日，匪猛攻六路阵地，不数小时，全线动摇，汪铸龙旅放弃青龙观阵地，大败而逃。伪九军全部乘势直入，已抄至第五路后方，时五路尚不知。伪四军则从中横击，杨国桢、刘继勋两旅首当其冲，夹击之下，全军覆没。匪又乘势向左抄袭，正面之匪亦前来攻击，于是五路全线崩溃，节节败退，宣汉不守，达县附近亦沦为匪区。五路损失人枪一万四五千，团长阵亡者七八人。

……

八月二十八日，匪向通江、巴中突击，两县相继失陷，第三（李其相、罗泽洲）第四（杨森）两路军退保营山、渠县，损失甚重。

匪部自攻袭第五路军获逞后，于本日向通江、巴中突击第三、第四两路军，李、杨集中兵力，以谋应付，因之防地空隙甚多，为匪所乘，阵势大乱，乃退保营山、渠县，损失人枪共约四五千。时罗泽洲有四团之众在巴中，因李（其相）军右移，遂为匪所抄围。罗本人在巴中后方，率五连残卒，仓皇逃走，其被围之四团，冒死突出重围，损失过半。

张才千回忆：

十日上午，我东线反攻部队第一梯队，按计划迅速向敌纵深发展……我调到第十师任副师长……向五龙台、石窝场、秦家河方向追击敌人……

部队冒着酷暑，翻山越岭，涉溪过河，日夜兼程，向五龙台方向追击逃跑之敌。一路上，河沟里、山坡上、路边、田里，到处是敌尸，到处是敌人丢弃的枪支、弹药、竹夹背包。我们顾不上这些，只顾同敌人“赛跑”……连吃饭、喝水也顾不上。实在饿得没有办法了，就抓一把干粮，边走边吃；实在渴得没有办法了，就在路旁的水沟、水田或水塘里喝上几口，爬起来又继续追击敌人。

一天黄昏，我随二十八团前卫到达五龙台时，得悉驻守五龙台之敌陈兰亭师的冉团（团长姓冉）……不久前已向石窝场方向逃窜……我当即命令二十八团，连夜抄近路赶在敌人前头，占领去石窝场必经之地黄岩院，把敌人截住歼灭。

……

黄岩院位于石窝场东北的走马坪上。两条南北走向的山梁在此处相交，中间是深谷，一条山路从谷中通行。二十八团立即令一、二营埋伏于左、右两条山梁，三营派部队卡住黄岩院至石窝场必经的谷口。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口袋，专等敌人来钻。

拂晓，散乱、疲惫的冉团，慢慢钻进了我们早为他准备好的口袋……埋伏于山梁上的红军从四面八方一齐向敌人开了火……随着嘹亮的号声，红军指战员犹如下山的猛虎，在一片杀声中向山谷中的敌群冲去。经过半个小时的战斗，……敌团大部被歼，团长也被我击毙。

……当我们进至石窝场，王宏坤军长指示……继续追击敌人。

经过几天几夜的连续追击，十七日上午，我先头部队抵达秦河北岸，占领了河边高地垮子岭……

八月的川北，阴雨连绵，山洪暴发，河水猛涨，水流湍急。原来不到十米宽的秦河，一下子变成了三四十米宽了……敌人为了过河，在两岸上拉了几条铁绳，拆老百姓房子上的木板，临时架起了一座索桥。由于桥窄，加之川军和逃窜的地主豪绅争相抢过，拥挤异常。当闻知红军已占领垮子岭时，已过河之敌即把索桥砍断，拥挤在河边的敌人，望着湍急的河水，在河边乱作一团。有些敌人被挤到河里，立即被河水吞没了……红军战士杀下山来，敌人纷纷缴枪投降。有些敌人跳进河里，企图游水过河，大部分淹死，被急流冲走了。

17日，红军第二梯队之八十八、九十师已进至沿山场、老鹰岩、赤溪场地区，红三十三军第九十九师进至河口场地区，把万源正面的敌人第一、二、三师甩在了左后侧。唐式遵部队纵深拉长，一时撤退不及，造成了被红军分割包围的态势。

面对一溃千里的逃敌，怎样打才能有更多收获？徐向前主张红军主力向东实行大迂回、深包围，跨中河两岸由西向南顺山构筑工事，截断刘湘主力第一、二、三师向宣汉、开江的退路，力求将其全歼或歼灭其大部，使刘湘元气大伤，红军武器装备也会因此改善，下江地区将为红军所有。

徐向前的意见与川陕根据地最高领导人，时为中央分局书记、西北军委主席的张国焘意见相左。

在川陕根据地，最高领导有三个人，即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张国焘为中央分局书记、西北军委主席，为川陕根据地党政军最高负责人。徐向前为西北军委副主席，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也是部队军事行动最高负责人，负责制订作战计划，指挥部队行动。陈昌浩为西北军委副主席，红四方面军总政委，负责全军的政治工作并协助徐向前指挥部队行动。中国红军的政委制沿袭苏联军队的政委制，对同级军事主官执行监督并在需要的时候有权更改军事主官的决定。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可以干预徐向前的指挥。陈昌浩革命热情高，年轻气盛，留学苏联，又是党内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军队政治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打仗也有一套。自从两人共同指挥红四方面军以来，在鄂豫皖和川陕都配合默契，而且多次陈昌浩都是支持徐向前的主张并在张国焘面前据理力争的。

在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根据党内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张国焘犹如一驾马车上的马车夫，而徐向前和陈昌浩则如同拉车的两匹马。车夫可以驾驭和指挥马，但车夫与马之间只有配合协调，马车才能平稳地前进。

客观地看，在鄂豫皖和川陕，徐、陈对张的领导地位是尊重的，多数情况下也是服从的。张对徐、陈也是信任的，对于徐向前的军事指挥才能和陈昌浩的政治组织才能是看重的，从张的回忆中也没有看到任何对徐、陈不满的记录。在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在制订大的战役计划、规划大的军事行动如制订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决定实行“收紧阵地”等这样事关全局的军事行动计划时，都是要通过军委会会议。张国焘在制订这些事关全局的军事战略计划时，虽然也会发表意见，但一般都是尊重徐向前的意见的，从目前披露的党史军史资料看，也没有发现张国焘粗暴干预徐向前指挥的记录。

但这一次，张国焘却异乎寻常地对徐向前军事指挥提出异议。徐向前提出要向东大纵深迂回包抄唐式遵的部队，张国焘却坚持要红军向西迂回，追歼与红军处于平行位置的范绍增第四师。两人远隔两百多里，通过电话讨论了五个多小时，陈昌浩也站在徐向前的立场共同做工作，但张国焘坚持己见，徐向前与陈昌浩不得不按照他的意见，命令部队向西迂回。事实证明，张国焘的意见是不对的，其结果是既放跑了唐式遵的部队，又没能抓住范绍增的部队，歼灭战打成了击溃战。

此刻，敌人各路部队正在撒丫子狂奔，部队要尽快地追击并消灭敌人，战机稍纵即逝，刻不容缓，徐向前只得按张国焘的命令，率军向西迂回，追歼范绍增第四师和独立第二旅等部。

范绍增是土匪出身，滑头得很，跑起来比兔子还要快。没等我们旋下去，他已带着队伍从喜神滩调头鼠窜，五昼夜内南逃四百余里，至渠县以北的三汇场才停住脚构筑工事，凭险固守。

范绍增师当面虽尚未发现红军大部队，但唐式遵所指挥的右翼十万主力，业已全部瓦解，几天以来，范与唐失去联系，右翼情况不明，如红军先是攻占达县城，截断后方补给线，自己部队的处境就十分危险。范绍增深恐孤军被歼，立即下令，全军经城隍庙、双凤场、马渡关撤至达县城郊及附近要隘，集中力量固守。并派出十二旅三十六团潘寅九部日夜兼程赶到达县城。

由于范绍增动作够快，红军跟着敌人屁股后头追击，没有追着，张国焘的向右迂回没能达成目的。于是，红四方面军再集结主力向左南出宣汉、达县，截击刘湘主力许绍宗等师，但是敌人第一、二、三师因后路受到红军威胁，已星夜南撤了。虽然川北一带山路崎岖，但在红军主力追击下，唐式遵部有的整团甚至整旅竟能在一昼夜逃跑两百余里。许绍宗师在东林河以南，宣达以北构筑工事固守。其他各师也逃到了宣汉城北的老鹰嘴、毛坝场一线。8月24日又撤至井溪坝，西经东升场、马家场至双龙场一带，沿州河右岸构筑阻击工事，与红军形成对峙局面。东线反攻不足半月遂告结束。原来预想的包围战打成了击溃战。

东线反攻虽然未能给予敌人毁灭性的打击，但也使敌军士气大挫，斗志涣散，战斗力削弱。在红军猛烈的追击下，第五、六路各部丢盔卸甲，官兵中弹倒毙者、涉水溺亡者、跌落悬崖摔死者、弃枪逃匿山林者不计其数。为期近半个月的追歼战中，红军歼灭敌二十三军周绍武旅，二十一军独立第二旅，第二师第五旅，边防军第一路陈兰亭部三个团；另外，敌第一师两个旅、第二师第四旅、第三师三个旅、第四师三个旅、独立第一旅和二十三军第一师均有不同伤亡。二十三军廖雨辰师撤至新场整补时，各连士兵，多的不过三十人，少的只有十来人。仅刘湘的主力二十一军“共损失人枪一万四五千，团长阵亡者七八人，遗弃的弹药、粮草、辎重无法计数”。

第六章决战万源黄猫垭阻击

对于部队向右迂回追击敌人的战果，徐向前相当不满，他在《历史的回顾》中写道：

事后看来，左旋是对的，右旋是错的。如果开始就左旋，刘湘的主力很可能被我们全歼，整个战局就会大不一样。

东线没能网住大鱼，徐向前、陈昌浩都不满意，决心乘有利的战略态势，再接再厉，在西线打一场歼灭战。

8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总部在通江附近开会，决定主力在西线反攻。留一部分兵力在东线，由陈昌浩指挥，徐向前和王树声率领三十军、四军、九军主力以及三十一军九十三师迅速西转。8月28日，红军主力从通江城南上老官庙越过小通江河，开始了西线反攻。

西线反击突破口放在通江城南得胜山的冷水垭口。8月28日深夜，红三十军八十八师著名的“夜老虎”二六五团悄悄出动，夜袭冷水垭。冷水垭是一片悬崖陡壁，地形对部队行动很不利。深夜，黑黢黢的，两三米外就什么也看不见。二六五团凭着平时专门练就的夜摸本领，几百人行军，一点声响也没有，来到悬崖下，部队搭起人梯，挂上攀登钩，一个个猴子似的，悄无声息地攀上悬崖，抓住敌人的两个哨兵。了解清楚情况后，直插敌团部，战士们将敌团长从床上揪起来时，这个家伙还在发呆。与夜袭相配合，二六三团、二六八团以强大火力发起正面攻击。由于敌团部已被“摸掉”，冷水垭的敌人没有组织起抵抗就迅速瓦解。拿下冷水垭，打开了反攻的大门。

西线敌军由第一、二、三、四路组成，这些部队分属不同军阀，平日以邻为壑，互相拆台，打起仗来只顾自己不管别人。得知东线敌军一溃千里，西线敌军顿时紧张起来，都已经作了开溜的准备。蒋介石和刘湘对他们严厉斥责，让他们想跑不敢跑，不跑又怕挨打。红军在冷水垭的夜袭彻底打消了他们的观望想法，本来就已经风声鹤唳的西线敌军顿时全线溃退。

关键时刻，张国焘又来电话，主张以主力从巴中以东向北迂回长赤、木门。徐向前认为这是浅迂回，不能兜住敌人，只能追着敌人屁股打。徐向前反复向张国焘陈述深迂回的必要。张国焘还是那句话：“我就是这个意见，你们不听话就算了！”

徐向前放下电话，连声叹气，说：“可惜呀，可惜！眼看到口的‘肥肉’，吃不上了呀！”他卷了一支烟，坐下大口大口地吸着。

李先念进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你叫我们往哪里打，我们就往哪里打！”

徐向前猛然站起说：“好！他让浅迂回，那是去抓兔子尾巴，抓不住的。我们来个独断专行，这回就是犯错误也不听他的，打完仗再说，错了我负责。”

徐向前令王树声率红九军一部追击敌第三路；令王宏坤率红四军一部追击敌第四路；自己亲自率红三十军及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直扑巴中，实行大纵深迂回，直插黄猫垭、旺苍坝方向截断敌人退路，他要将这四路敌军一网打尽。

9月13日傍晚，徐向前率部赶至九龙场。当夜召开了军师级干部会议。他说：

我三十一军正进抵旺苍坝。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两个任务是：以一个多团的兵力顺恩阳河尾追敌人；另一个任务是以三十军主力火速抢占黄猫垭，切断孙震部通向苍溪的退路，并全部歼灭之。现在，敌人离黄猫垭仅四十多里，因此要分秒必争！

黄猫垭位于苍溪县城东北一百二十里的蟠龙山上，是木门通往苍溪的咽喉。蟠龙山山势起伏，一条简易公路随着山势起伏在蟠龙山上盘旋。山势险要处有一个咽喉垭口，两边全是陡峭的山岭，有一巨石横在垭口边，巨石颜色发黄，形状似猫，故得名黄猫垭。黄猫垭西、南面是一条月牙形的险峻山谷，山谷的两面是悬崖峭壁。东北方向横着一道山岭，岭上的鹄子庙、王官寨距黄猫垭不过五六里路。

黄猫垭一带山峦起伏，危岩耸立，地势险要。从黄猫垭至王官寨的十几里路几乎全在山谷中穿行，路两边绝壁高坎，林木葱茏，是设伏的天然场所。二六三团的任务是死死卡住黄猫垭的谷口，只要这里堵死，敌军绝无第二条路可逃。情报显示，逃跑敌军距黄猫垭已经不到四十里，我军一定要抢在敌人之前赶到黄猫垭。

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和副军长程世才把抢占黄猫垭的任务交给了年仅二十岁的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

熊厚发，湖北大悟宣化店人，1929年参加农民赤卫队，1930年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军十三师三十九团连长，十八岁任红四方面军十二师三十六团营长，十九岁任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团长，二十岁任八十八师副师长、师长，二十二岁任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副军长兼八十八师师长。

熊厚发是红四方面军著名的战将。和许世友一样，熊厚发打仗的特点是勇、猛、快。从当战士起，熊厚发就是听到枪声不要命，哪里危险往哪里冲。由于作战勇敢，指挥有方，短短几年的时间，他就被提升到师级指挥员岗位。

接到抢在敌人之前占领黄猫垭的死命令，熊厚发立即带领二六三团为先头部队，从九龙场跑步向黄猫垭前进。副军长程世才率领二六八、二六四、二六七团随后跟进。

9月13日夜，大雨倾盆，天地间全都被茫茫雨雾笼罩。二六三团的出发地距黄猫垭有七八十里，比敌人远一倍。敌人走的是大路，为了抢在敌人前面，二六三团要在没有道路的山岭间攀越。雨夜路滑、坡陡，在这种环境和条件下快速行军，是对人体极限的挑战。熊厚发冲在全团最前面，他边跑边喊：“大家再快一点，绝不让敌人从我们手里逃掉。”

看到师长在前面，全团战士谁也不愿被落下，在山路夜雨中一个个向前狂奔。战士们全身湿透，一个个摔得泥猴一样，不少战士甚至摔伤，虽然道路艰险，部队行进速度一点也没有减慢。14日下午二时，二六三团准时赶到黄猫垭。熊厚发嘶哑着嗓子发出命令：“快，抢占两边制高点，构筑工事，准备战斗。”

中午，副军长程世才率二六五团赶至王官寨，二六八、二六四、二六七团和二七四团也相继赶到高台寺一带。徐向前和李先念将指挥所设在王官寨。

红军的阻击部队如同一把铁钳，卡在黄猫垭的垭口。

田颂尧和田颂尧部的参谋长所写成的《二十九军参加“六路围攻”及其在嘉陵江与红军作战经过》一文，详细介绍了田颂尧部曾起戎旅和胡开莹旅两个团经黄猫垭逃跑被歼的经过：

曾起戎接到田颂尧接防巴中电令后，当即收集所部三个团向巴中前进。九月下旬行抵距巴中约二十里之地，始知罗泽洲师及田军李炜如等部业经撤离巴中及恩阳河等地。曾起戎不敢径进巴中城，乃暂就阴灵山占领阵地，另电田颂尧请示尔后行动。曾旅得田复电，令其自选道路向阆中撤退。在阴灵山等待三日后，得田的撤退令后，决定取道长池、木门向旺苍坝撤退。

曾旅向长池撤退途间，与自和平场向黄猫垭辗转绕道撤退之傅贵梁所率的胡开莹旅两个团相遇，在通往长池道上互相争夺退路。部队秩序混乱。由曾起戎与傅贵梁临时商定两旅统一由曾指挥，两旅轮番交互前进；谁的部队在前头谁即担负扫清道路之责。该两旅，沿途遭到红军截击，行进极为迟缓，胡旅伤亡逃散更众，在未到黄猫垭前，残存部队已经为数不多了。待行抵黄猫垭时，此一要隘已为红军所占，扼住曾、胡两旅去路。曾旅当即展开攻击，夺路逃生，红军在黄猫垭正面予以有力阻击，并以大部绕抄其后，经激烈战斗一昼夜之后，红军逐步将曾旅据守的几个山头攻下，给以重大打击……代旅长傅贵梁、团长张陶斋相继被击毙，曾起戎趁黄昏坠岩潜匿，入夜后脱离战场，化装改着便衣绕道陕西南郑经三义口只身逃归成都。曾旅系田部新近得到补充、装备最好的精锐部队，每团三营，均各有重机枪六挺，每连均有轻机枪和冲锋枪等武器。傅贵梁所带胡开莹旅亦系田部装备较好的部队，黄猫垭一战悉为红军所歼灭，这是田颂尧始料所不及的。

14日中午，红三十军副军长程世才率警卫连和二六五团进至距黄猫垭二十多里的山梁。下午三时许，敌第二路田颂尧部第一师曾起戎旅和第二师傅贵梁旅及其他部队约十余团一万七千余人，从长赤、木门撤下来，拥挤在黄猫垭至王官寨十几里路的山谷中，进入了红军的包围圈。

程世才命令警卫连立即开火，警卫连守在一道高坎后面，因时间急促，连工事也没来得及修。受到阻击，敌军先是乱成一团，很快就组织反冲锋。在几十挺机枪的掩护下，一个营的敢死队，黑压压地扑向警卫连。警卫连只有一百来人，几挺机枪，十几支冲锋枪，面对排山倒海般的人潮，所有的武器一齐开火，短短一个多小时，就打退敌军五六次冲锋。毕竟寡不敌众，就在警卫连难以支撑的时候，二六五团赶到投入战斗。

二六三团到达黄猫垭比敌人早了一个小时，部队的工事还没有修好，战士们跑了一夜山路，一个个又困又饿，还来不及休息一下，吃一口饭，战斗就打响了。

溃逃之敌已是惊弓之鸟，又饥又渴，疲惫至极，很多人倒地就睡，现在突然遭到兜头痛击，一下子炸了窝。为了闯开一条生路，在几十挺机枪掩护下，敌人发起一次次集团冲锋，先是一两个排，继而发展到连，再往后整营整营地往前冲。面对潮水般涌来的敌人，八十八师全体官兵奋力拼杀，熊厚发打得兴起，在阵地前端起机枪不停地扫射，两个战士不停地给他供应弹夹。看到师长在阵地前沿拼杀，八十八师的战士们精神振奋，将敌人死死堵在阵地前。连日激战，阵地上炮火连天，硝烟蔽日，死者横陈，伤者哀号，天地惊泣，鬼神战栗。

二六三团打退了敌军的数次进攻。团政治处主任李耿在与敌人拼刺刀时，腹部被敌人刺刀挑开一条半尺长的口子，肠子都冒了出来。李耿一咬牙，伸出手一把将肠子塞进去，撕开衬衣堵住伤口，鲜血浸透军衣。由于疼痛，他浑身战抖，脸色苍白，呼吸急促，但仍手提驳壳枪，靠在山石边准备战斗。战友劝他到安全的地方休息，他瞪着眼睛吃力地说：“哪里……是安全的地方？只有消灭了……敌人，才有……安全。”

战斗进行到傍晚，包围圈里的敌人明白，冲出去才能活命。敌人困兽犹斗，迫击炮弹如雨点般在我军阵地爆炸，在炮火掩护下，成百上千的敌人不要命地向上冲。但黄猫垭及其周围地形险要易守难攻，二六三、二六五团凭借居高临下的地势，顽强抗击。几十挺机枪的子弹如同泼水一样，敌人的尸体在阵地前堆起厚厚一层。有好几次，潮水般的敌人借着炮弹的爆炸冲上了我军阵地，有一次，竟然逼近程世才的指挥所。看到涌来的敌人，程世才啪啪两枪，将冲在最前面的两个敌人打倒，然后端起上了刺刀的步枪，跃身冲向敌人，一连挑倒几个敌人。见军长端枪出击，全军发一声喊，如猛虎下山，扑向敌人。

熊厚发端着刺刀一个人与三名敌军拼杀，突然又有一个家伙从后面端枪刺来。一名战士发现险情，不顾正在与之拼杀的敌军，挥起大刀一下子劈向偷袭的敌人，只听“咔嚓”一声，血溅三尺，这名敌军身首异处，那名战士却被对面的敌人刺中，他胸前鲜血喷涌，但双手紧紧抓住敌人的枪杆，连敌人一起带倒。见此情景，正在与熊厚发拼杀的三名敌军吓得心惊胆战，腿脚发软，熊厚发连续两个突刺，撂倒两个，剩下一个敌军扔掉枪，扑通一下子瘫倒在地，浑身哆嗦。

战场上，两军拼杀全凭一股气，一人胆怯，立刻像传染病一样影响一大片。冲向红军阵地的敌人经受不住如此猛烈的拼杀，扭头就跑，熊厚发立刻指挥发起反击。战斗到15日拂晓，徐向前、李先念率大部队赶到。此刻，整个战场开了锅一样，枪炮声震天动地，敌我双方混战在一起，敌军整团、整旅发起进攻，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徐向前对李先念说：“这一仗，我们是违背了张主席意图打的，一定要打好，打不好，我们是难以交账的。部队要是顶不住，放跑了敌人，我就拆散你们三十军！”

李先念还是第一次听到徐向前说出分量这么重的话，他二话没说，一把脱下上衣，提枪转身，带着警卫连直冲前沿。战后，有参谋告诉李先念，徐向前见他走了，怕他上去拼命，直后悔。

惨烈的阻击战进行了两天，一万多敌军从各个口子向外冲，红军二六四、二六七、二六八、二七四团陆续赶到，三十一军九十三师的部队也从敌人屁股后面压来，前堵后追，敌军首尾难顾，乱成一团。见时机已到，徐向前下达了全线出击的命令。三十多里宽的战场上，军号声响彻云霄，红军战士冲出阵地将敌军分割围歼，山坡、沟壑、田坎到处是搏杀的战场，短兵相接，血肉横飞，残敌满山乱窜，到处都是红军战士“缴枪不杀”的喊声。如同得到命令，敌军纷纷扔掉枪举手投降。放眼战场，敌人尸横遍野。除了在战场上战死的外，掉到崖下摔死、掉到水中淹死及弃枪逃匿者不计其数。

战至15日上午，红军毙敌旅长傅贵梁以下官兵四千余人，俘敌旅长以下官兵万余人，缴枪七千余支、迫击炮四十余门、电话机八十余部、电台七部、子弹数十万发。黄猫垭阻击战是红军反“六路围攻”以来歼敌数量最多、最集中的一次重要战斗。

在红九军、红四军两路的打击下，敌第三、四路望风而逃。杨森慌忙撤出通江城。9月11日，罗泽洲撤出巴中，红军追击部队不战而得两城。王树声没有半点停留，率部继续追击敌人。红四军进占兰草渡，向营山方向追击杨森第四路；红九军追击李家钰、罗泽洲第三路，直扑仪陇，在右垭口附近歼灭李家钰四个团。

9月16日，罗泽洲放弃仪陇，向蓬安境内溃退，红九军收复仪陇城。敌人没有半点斗志，七天狂奔五六百里，一直逃到嘉陵江西岸。红三十军向南疾进，二十二日攻克苍溪城，一直打到阆中城下。红四军一部尾追敌第四路直至兰草渡西南地区。

关于红九军消灭李家钰部四个团还有一个传奇故事。红军展开反攻后，红九军的两个主力团采用夜袭方式，占领了敌人控制的重要阵地铁家山，并乘势攻到敌人后方长赤、木门一带。某部的电话员在给部队架电话线时，将电话线搭到敌人遗留的线路上，正好听见了敌方在通话，他听出是李家钰师在请示是否撤退。这个电话兵立即把这一重要情况报告正随红九军前进的陈昌浩。得知这一重要情况，陈昌浩马上拿起电话，以敌军上级下命令的口气，要李家钰师“坚守阵地，不许丢失”，意在不让敌人放弃阵地跑掉。这一重要的“上级指示”，稳住了敌军，为红九军全歼李家钰部创造了条件。

那些没有被红军拦截、侥幸逃脱的敌军，在逃跑的过程中也损失惨重。第一路邓锡侯部跑得算是最快的，在得知第五、六路惨败后，邓锡侯即令一线部队转移阵地。第一步退守巴河一线，巩固南江，视情况变化再向后撤，并与二路军约定9月4日开始行动。本想作有计划的撤退，不料各路军溃败情况犹如传染病一样，前方军心早已动摇；加以部分旅、团长不在前方，指挥系统混乱，命令无法贯彻，官兵怕被围歼，都争先逃跑。先得令的先走，作掩护部队的不到时间也就溜了。恰逢当面红军反攻，邓锡侯部的撤退立即演变成“恐慌大逃亡”。各部官兵互不听指挥，各择路径，最远的甚至绕道一千多里，从陕南境内逃回广元。十余天的时间，从小通江河、南江溃逃至广元，邓部整旅整团溃不成军，狂奔七八百里，各旅官兵伤亡共约二千五百余人，士兵逃散在四千人以上，械弹物资损失更多，比进攻各时期全部的损失还要大得多。由于溃退途中屡次遭到红军的有力追击，一些官兵患了恐惧综合征，只要一听到“红军来了”，不管何时何地，不管是在吃饭还是睡觉甚至是在如厕，都一跃而起，不问方向，拔腿狂奔，及至精疲力竭方才问“红军在哪里？”士气低落，可想而知，部队已经完全丧失了战斗力。

邓锡侯到广元收拢败兵，整顿部队，向其官兵训话时问的几句话颇有代表性：“你们进攻几个月才到小通江河，几天就跑回来了，你们一趟子跑了七百多里，真是跑得快哟。我不怪士兵们，我要问一问你们这些指挥官们究竟在搞些啥子嘛？”

1935年3月《国闻周报》上的《川东北剿赤印象记》长篇报道详细描述了敌军阵线崩溃逃跑时慌不择路的狼狈相：

这时我方的阵脚大乱，匪看破这个弱点，大胆地用深入穷追的策略。分兵两路，一路向三师追击，一路便向四师。向三师追击的在二十那天已攻到离宣汉城不过百里的罗文坝、佛耳岩一带，向四师冲来的这路，打过了陈师和孟旅之后，便横冲到土地堡来打廖开孝旅。廖旅不敢恋战，赶急向绥定的第一道要隘马渡关退去。孟旅也退到了那里。还守着通江的麻石场、铜冠山、喜神滩一线的周绍轩和范楠煊两旅便处于腹背受敌的形势。当面的匪，又天天在攻，军心有些动摇起来。加之，四师所指挥的部队，那时已被匪从中间截成了两段，呼应不灵。当时高级指挥官手忙脚乱的情形真是一言难尽。局势之险恶，军心之紧张，也就可想而知了。

周、范两旅勉强在原线撑持了四天，才转奉到刘湘的固守绥、宣的命令，二十一日晚开始退过长滩河。以五日五夜的脚力，退到距原阵地足足有四百里远的三汇场……古语说的：“其进锐者其退速”，然而左翼退却的这四百里路和右翼退却的三百多里路乃是在抛掷了很大的血肉的代价，和熬过了十个月的长时间才夺回来的，竟在短短的十天中轻轻断送了！

因了四师的退却，在左的彭诚孚也不能不退；更左的守通江城的杨森部，以及守通江县西北一带的李、罗、田、邓部更不肯再守。于是全线总退却，而且是都不大肯抵抗地退却。截至九月二十六日止，巴中、南江、仪陇、营山都相继放弃了！阆中，广安、苍溪在危险中，他们虽不想抵抗，其如赤匪毫不留情何！所以李、罗、杨三部遭匪各个击破，伤亡损失得很惨。像这样节节后退，不知道究竟要退到什么地方才不退了……

各路敌人狂奔逃跑，红军各部拼命追击，演出了一幕幕精彩生动的活剧。

红四方面军老战士，海军中将周希汉在《深夜的号声》一文中记载了那场追击战中的有趣故事：

我带军直属队随二十五师后面出发，二十七师在最后，一起向罗文坝方向追击。军直属队虽有五六百人，有战斗力的部队只有一个通信队。其他的，除号兵连外，都是机关干部和勤杂人员，行动起来，骡马担子一大溜。我们沿着直通宣汉、达县的公路向南疾进。涉过一条河，走不多远，通信员忽然奔来报告说：“前边有一条岔道，路口躺着不少敌人的伤兵。”

我们赶到前边，果然有七八个敌人的伤兵躺在公路边上。二十五师师长韩东山同志等挨次地询问着他们，回答都是一致的：敌人由这里拐弯向东去了。可是，伤兵毕竟是敌人的，不能轻易相信。我们沿着向东的小路，用手电筒仔细勘察了一番：路上不时发现敌人丢下的空烟盒、烂草鞋、破军衣和一些散落的银圆，路两旁的草给踩倒了，几个被遗弃的伤兵，倒在草窝边呻吟；由岔道口向南去的公路上，却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痕迹。这一切征象都说明，伤兵没有说谎。于是，二十五师便改由这条朝东的小路追击敌人。我带军直属队按着原来的路线继续沿公路南进，预定集合地点是罗文坝。

我们向南走了五六里路，突然，砰！一声枪响，山鸣谷应，声音很近。我估计，这一线敌人也许会布置埋伏，便跳下马，带领通信队、号兵连赶到队伍最前边。这时，天色更黑了，我极力辨认着眼前的一切，发觉在右前方山坡上，隐约有个发白的东西。我们正怀疑莫解，又是一声枪响。乘着打枪发射的火光，这才看清了那是一座小庙。显然，这是敌人利用两侧的高山来阻击我们。情况不大妙，二十五师走了，二十七师还没有赶上，而我们这五六百人只有通信队有战斗力，怎么办呢？我和通信队长谢家庆研究了一下，决定用一个排去袭击小庙，两个排在公路两旁埋伏。为了迷惑敌人，便让号兵连散开，每隔十米，站一个号兵，只等小庙方向手榴弹一响，就一齐吹冲锋号。

布置停当，我带着一排人，悄悄向小庙接近。对通信队的战斗力，我是放心的：论战斗经验，都很丰富；论武器，都是双的——手里提的是手提式冲锋枪，腰上插的是驳壳枪。我们绕到小庙的侧后，向一座笔陡的崖壁上攀登。幸好崖壁不高，崖壁上还布满了网形的葛藤，我们静悄悄地握着葛藤爬上去以后，就是倾斜的山坡。我们占领了小山头，居高临下，向小庙掼了一排手榴弹。在这样沉寂的黑夜里，排子手榴弹的爆炸声比小炮还要惊人，小庙的敌人顿时慌乱起来，也摸不清我们在哪里，噼噼啪啪胡乱放枪。这时候，忽然一百多支军号一齐吹响了，雄壮的号声，好像要把山头都哄抬起来。我们乘着这股声势，呐喊着，一齐冲向小庙，突然出现在敌人后边。敌人吓蒙了，呆呆地看着我们，忘记了打枪，也忘记了逃跑。直等战士们的枪逼到他们前胸，大喝一声：“缴枪不杀！”他们这才惊醒，恐怖地号叫起来：“啊呀，红军来了！”有的拔腿就逃，有的丢下枪，扑通跪下来。我们审问了俘虏，才知道这是敌人的一个排哨，向南，公路上还有敌人的一个团。一个团！情况相当严重。可是，决不能被敌人吓回去，黑夜里，敌人在溃败，我们的号兵连就是一个师！怕什么？

雄壮的冲锋号声，震撼着山谷，我带着通信队飞一般地向南冲去，那股声势，真似山崩地裂一般。不一会，就听到前边响起杂乱的枪声，并夹杂着人喊马嘶。我们一边冲，一边组织短促的冲锋枪射击。用手榴弹消灭了几个机枪点，敌人抵抗的劲头就不大了，加上我们又吹号，又咋呼，敌人不知道来了多少红军，便乱了套，漫坡遍野乱奔乱突。这时，走在后边的军直机关人员，也一齐拥到前边来了，挥舞着扁担、菜刀，漫野地里抓俘虏。号声和“缴枪不杀”的喊声，汇成了一股巨响。没有半个钟头，战斗结束了。战士们和参谋、译电员、伙夫一个个都背着许多枪，押着一串串俘虏，集合到公路上来。

和周希汉一样，红四军十师二十八团团长王近山在追击中，也创造了奇迹。红四军十师从竹峪关以东的丝罗坝、黄中堡地区出击，一举突破敌军防线，直插敌纵深。王近山的二十八团一路过关斩将，连克敌数道阵地，以最快速度冲在全军最前面。为了兜住溃逃之敌，军长王宏坤命令王近山在前面指挥十师四个团作战。王近山率部不顾道路泥泞，翻山越岭，直插达县以北，抄到了敌人溃兵前面。傍晚，王近山率前卫二十八团来到一村庄，布置完警戒，又累又饿的王近山刚想休息，突然接到报告，一支敌军大部队过来了，看样子有数千人。一听敌情，王近山一下子来精神了，他立刻命令，战斗准备。有人担心，敌人数千，我们这里才一个团，且连日急行军，部队又困又累，今天一天一口热饭都没吃，是不是联络上其他部队再动手？王近山眼睛一瞪：“有敌人打还吃什么饭？打完这些敌人再吃饭。”

王近山迅速指挥部队向来敌发起猛攻。溃败之敌突遭迎头打击，顿时乱成一团。不过一个小时，王近山就吃掉了这股敌人。事后才知道，这股敌人是杨森部一个整编旅，王近山以灭此朝食的勇气，创造了遭遇战中一个团全歼敌一个旅的光辉战例。

第六章决战万源刘湘请辞

反“六路围攻”，历时十个月零二十二天，共击溃敌人七万八千人，歼灭敌人七万二千人，缴获各种口径的大炮一百门以上、枪六万三千余支，击落敌机一架。田颂尧的二十九军几乎全军覆没，罗泽洲、李家钰部被消灭大半，刘湘、杨森部损失惨重，邓锡侯和刘邦俊部元气大伤。红军在收缩阵地时放弃的地方，现在一个个又重新收复，8月11日收复巴中，8月17日收复通江，8月20日攻克阆中，8月22日收复苍溪，9月17日收复南江，9月19日收复旺苍坝，红军追击逃敌直至广元城下。至此，北起广元、南至阆中的嘉陵江东岸地区基本被红军占领，苏区基本恢复了宣达战役以后的根据地辖区，还扩大了部分新区。上海《国闻周报》惊叹：“刘湘廿年的精华毁于一旦。”刘湘等四川军阀“空全川之兵”、“竭全川财力物力”对川陕苏区发动的“六路围攻”彻底宣告失败。

遭如此之惨败，刘湘自觉无颜，8月23日，刘湘致电蒋介石，声称“六路围攻”耗资一千九百万元，官损五千，兵折八万，难乎为继，请免四川“剿匪”总司令等职。

奉命剿赤，十余月矣；仰托中央德威，北道失陷诸邑，以次收复；匪徒穷处万源，已到最后挣扎时期，徒以军实缺乏，各路步调不齐，致令九仞之功，亏此一篑。我五路派军奋进，迭次冒死强袭，损折殊巨；目前择险扼制，谅无他虞，但今后如何维击，则有难乎为继者：盖川省民力已尽，罗掘俱穷，原筹四百万剿赤军费，早已用罄，额外挪垫之项，已达一千五百余万，无法弥补。而战事尚须延长，地方既搜括尽净，中央则挹注无由；腹枵械窳，唯有坐待崩溃而已。湘素愚戆，不尚浮嚣，倘有回翔余地，莫不委曲求全。一年以来，绞脑呕血，心力交瘁，匪特无补时艰，而局外浮言，反以不肖之心相度；一隅如此，全局可知，窃料钧座主持大计，其困难必有百倍于湘者，此湘之所以欲言辄止，而不敢冒昧直陈者也。然情势至此，何可终默？川虽辟远，关系全局甚重；棉力既尽，来日大难，应请中央解除湘本兼各职，迅简大员接替，以策成功。从本日起，所有剿匪总司令，善后督办，二十一军军长各项职务，分别交由参谋长代行；立候处理，迫切陈词，伏维鉴察！

这封电报，第一次以刘湘之口说出了四川军阀惨败的实情，如承认损失巨大，“损折殊巨”，如承认因为作战导致地方经济出现巨额亏空，难以为继，“腹枵械窳，唯有坐待崩溃而已”。

“六路围攻”惨遭败绩，刘湘自成都出走重庆。途经内江椑木镇时，自觉无脸见江东父老，竟然跑出汽车，要投江自尽，被左右扯住，传为笑谈。

刘湘发出辞职通电到了重庆后，既不到部办公，又避不见客，以示辞意甚坚。其实刘湘是以退为进，其已在幕后稳定自己二十一军诸位师长，给他们补充弹药、经费，招募兵员补充部队。虽然受到打击，但刘湘在各路军阀中的实力仍旧是最强的，四川各军阀自知谁也无力取代刘湘，纷发通电，挽刘复职。

对刘湘的请辞，蒋介石倒是极力挽留，毕竟刘湘是四川军阀中与他走得最近的，蒋介石本人在历年“剿共”中败绩累累，与刘湘也惺惺相惜。9月2日，住在庐山上的蒋介石复电慰勉刘湘，盼即复职：“兄为乡为国，均应负责到底，虽至一枪一弹，亦必完成任务。此实大局所关，亦即大义所在。中央眷念前功，倚畀尤为殷切，讵可轻率引去，动摇军心矣。”

蒋介石挽留，刘湘也就就坡下驴。9月7日，刘湘电呈蒋介石：“宣、达吃紧，三、四两路纵队复连电告急，百孔千疮，补苴无术。湘10日决驰赴前方视察整顿，期能暂时稳定，以待中央处理。”

挽留刘湘，只是为了让刘湘对付红军，但对其他各路为保全实力、擅自放弃阵地的军阀还是要给点颜色看的。9月13日，蒋介石电川中各军：近日川中匪情，依然猖獗有加，各路部队，亦复涣散如故。除已另电刘总司令，即将捏报战情望风奔逃之新编二十三师师长罗泽洲革职查办，以资儆惩……

就在蒋介石要刘湘重新出面收拾残局时，西线再次大败的消息传来，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蒋介石大为恼怒，9月16日给刘湘及川军各路总指挥发了一封长长的电报，在电报中对他们痛切指责：近日川中情况，自五、六路挫败后，一、二、三、四各路，又复节节后退。南江、巴中相继沦陷；巴河险要，亦竟放弃。三路既遭失败，二路又受创伤，遂使苍溪、阆中、仪陇、营山、蓬安等处，均觉岌岌可危；此实各路互相猜疑，彼此坐视不救之必然结果。各个击破，前言悉验，惟有痛心！盖兄等虽各矢言开诚协力，然从未声明某路被攻，某路赴援策应，或弃间实行夹击者；各不相谋，事实昭然；故虽为六路会师，实则皆各自为战。加以各路自身贪存，勉强周旋；有相提自保之意，绝无背水背城，硬扎硬打之决心；往往稍一交绥，即图引退。基上两因，致匪深知进无苦战，后无顾虑，尽可肆意突击，放手穷追；故各路不败则已，败则损失奇重。匪势披猖至此，兄等痛定思痛，宁不幡然自生悔乎！？

今一、二、三、四各路阵线，已逼近嘉陵江岸，则全川存亡，及诸军生死最后之关键，实已临头，再不死拼，唯有坐待灭亡。兹规定一路扼守长池，二、三两路扼守恩阳河南岸之线，以保仪陇；杨军固守佛楼寺三溪口，左连鼎山之线，以固营渠；借以稳固阵地，速图整理；务盼兄等格切遵行。如电到时，对于上列规定各要点之阵线，已有转移逾越者，应即赶紧力图恢复，嗣后拼命死守。倘仍不努力夺回规定阵线，或再任意放弃，或不相策应援救者，不问原因如何？中央定予严惩。甫澄兄尤应克日复职，主持一切；要知今日，不特责无可避，尤已退无可退。更须知匪如狂犬，畏之而走，则狰狞追噬，终为所伤；若返身直挺，迎头击之，则虽凶猛，亦必骇窜。今匪区愈广，阵线愈长，空隙愈多；非各种上下官兵用心力撑，视人犹己，痛痒相救，则更难防范。生死存亡，争于呼吸，惟兄等惩前警后，深自猛省焉！

四川各路军阀之间互相倾轧，争功诿过已是常态。如前期红军放弃仪陇后，罗泽洲与田颂尧均称是自己的部队“收复”仪陇的，双方互不相让，结果双方将领在报纸上“对簿公堂”，闹出一桩“公案”。据当时的《时事周报》报道：田总指挥拍电告捷，原电如次：“限立刻到成都刘总司令甫公钧鉴（密）尧路李炜如部，于上月二十九日攻入仪陇县城，因形势突出，遭匪大股反扑，退扼附城险要，当由曾师古旅增援，转取攻势，复命刘汉雄、王志远两部向仪陇以左地区牵制敌匪，在玉台场前方与匪激战甚烈。我李炜如全部乘势反袭，于蒸（十）日确实占领仪城，友军罗泽洲师一团，亦同入城，现仍令刘、王各部猛进，望各友军乘时会攻，以收协同之效，为祷。田颂尧叩真（十一）晨。”

罗泽洲得知田颂尧的电报，一怒之下，以副总指挥之名向《四川晨报》“披露”真相：罗泽洲电告入仪城经过，十一日自凤仪场通电：泽洲部自进仪境，苦战十余日，连克各要隘，伤官兵达七八百人，昨日攻占高家山、王家楼，即追入城，巷战半日，仪城完全占领。田军汪旅本日到达城外。顷阅田军长真（十一）日晨电谓，曾李刘王各部克仪城，罗师有一团同入等语。为士气之盛衰所系，剿匪之成绩所关，有不能已于言者。先是泽部肃清达境，奉令会同田军一致进攻，殊竟一败于金子山，赖我李团掩护，再败于双盘庙，均我梁团撑持，三战三败，于今未进，曾师倒退中兴场，刘、王尚在大泥屯外，三十里内无田军，艳（二十九）日电之告捷何据？用其惯技，以彼之贪，乱我之贞，贪天之功，何颜之厚。人民倒悬已久，拯救叹我来迟；仪境糜糜已深，诸公犹常省悟。谨此陈词，伏候明教。副总指挥罗泽洲叩真（十一）印。

对罗泽洲的辩解，田颂尧部的李炜如旅长予以冷嘲：李炜如电，有谓：吾侪军人，食民之食，衣民之衣，作战乃军人应尽天职，本不足奇，胜亦不武，且剿匪内战，何足以言功……

《时事周报》对这桩“公案”评论道：三路军副指挥罗泽洲电告仪城由罗部攻克，最先入城，而李炜如亦电辩真相。仪城究竟谁先入城，自然难以明白，不过因此争功，实觉为剿匪史上之污玷也。

其实，这桩公案本来很简单，罗泽洲、李炜如两部于1934年1月上旬向仪陇县城进攻，因红军先已有计划主动撤走，李炜如部遂于1月11日进入仪陇城，并已经开始委派官吏。罗泽洲部熊飞团后到，见李炜如部已经进城，遂占领仪陇高山金城寨并向城内放枪，李炜如部以为是红军回攻，吓得又慌忙撤逃，罗泽洲部熊飞团随即入城。

本已一败涂地，却还要争功如斯，这样的军阀部队，不打败仗倒让人奇怪。

失败了，总要追究责任。刘湘自己请辞，算是给了自己一个台阶下。但也有相当的人将眼光盯在那个沐猴而冠的“刘神仙”上，如当时国内著名的《大公报》就将“六路围攻”的失败归咎于“刘神仙”：此次川中各军失利，“匪”势坐大之主因，实由于不知军事而妄为计划、胡乱指挥之刘神仙（从云）致误。刘原属巫教，籍四川威远县人，尝为人算命看相，刘湘极信奉之，以其为军师，并兼领三旅之众（模范师）。无论内战、“剿匪”，靡不由刘从云观天星、卜吉凶。近年从云竟轰动全川，虽妇孺亦莫不知有刘神仙其人。至今夏初，竟公然充当“剿匪”前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负“剿匪”全责，并屡发滑稽可笑怪诞不经之命令，故迭攻万源不克，进攻各部徒遭损失，“匪祸”愈形披猖。

在刘湘的老巢成都，那些有名望的官绅们对刘从云更是大加指责，要求以总司令部名义致电刘从云，要其自裁以谢川人。前方各部也纷纷抨击刘从云毫不知兵，指挥不当，以致全军溃败。还有众多军官联名电请刘湘杀刘从云以安军心。刘湘的嫡系二十一军参谋长郭昌明与刘湘谈到刘从云的问题时，竟当面与之争执起来，气得刘湘掀翻了茶几，拂袖而去。

打狗看主，刘湘倚重刘从云对各将领进行精神控制，早已引起他们的反感，借这次大败，追究刘从云，不过是向刘湘表示反抗，刘湘自然明白个中原委。眼看众怒沸腾，不得已，刘湘亲笔给刘从云写了一封信，信中的大意是：“我没有把四川的事情办好，业已离开成都，我和你他日远道相见吧。”此信未封口，由刘湘的副官蒋捷先亲自送去。这实际上是诿过于刘从云，赶他走。刘湘的信一送去，郭昌明、严啸虎等人立即限令刘从云立即出境，将他赶走。

在刘湘的眼里，刘从云不过是其一个工具，如同夏日里要扇子，冬来藏高阁。现在刘湘败了，他只是刘湘的替罪羊。没有刘湘，刘神仙能坐到那个位子上吗？

刘湘的“六路围攻”以彻底失败而告终，这是刘湘在四川与红军作战中遭受的最大败绩。值得一提的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刘湘积极主张抗战，1937年8月7日，刘湘到南京出席国防会议，会上各方就战与和莫衷一是。刘湘在会上慷慨陈词近两小时：“抗战，四川可出兵三十万，供给壮丁五百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

这一次刘湘并未空谈，1937年8月20日，刘湘出任第二路预备军司令长官，下辖九个军。8月26日，刘湘发表《告川康军民书》，号召四川军民为抗战作巨大牺牲：“全国抗战已经发动时期，四川人民所应负担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

在民族危机面前，川军各将领也不含糊，纷纷请缨抗战。9月1日，刘湘率部出川抗战。川军在淞沪战场奋勇抗敌，牺牲惨烈。出川时，四川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刘湘的主要谋士）等人，劝多病的刘湘不必亲征，留在四川指挥。刘湘说：“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9月22日，刘湘乘船到南京。此时日军已在浙江金山卫登陆，突破了国军在上海的防守，淞沪会战失败。刘湘下令所部各军、师拼死堵击向浙江境内侵犯的日军。10月26日，蒋介石调整各战区主官，刘湘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作战地域为江苏的太湖以西和浙北、皖南部分地区。11月23日，刘湘胃病突然复发，大口吐血，在昏迷中被护送至芜湖医院，28日又转送汉口万国医院就医，终因病重，1938年1月20日在汉口去世。死前留有遗嘱：“抗战到底，始终不渝，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抗战中，川军有七个集团军共四十余万人，先后开赴抗战前线浴血奋战，四川每年向前方输送青壮军人的人数居全国之冠。曾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的何应钦曾写过《八年抗日之经过》一书，书中记载：“抗战八年中，四川（包括西康省及特种部队和军事学校征的十万余人）提供了近三百万人的兵源充实前线部队，占全国同期实征壮丁的五分之一还强！”

反“六路围攻”是红四方面军入川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战斗最激烈、战果最辉煌的一次重大战役，是红四方面军战史上最大规模的反“围剿”作战。

虽然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红四方面军自身也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开战时全军共有八万余人，反“六路围攻”结束时全军剩六万余人，各部队的干部也牺牲巨大。10月，西北军委和红四方面军对各部队建制和主官作了组织调整，各军师领导人如下；

第四军：军长王宏坤，政治委员王建安，副军长刘世模，政治部主任洪学智。下辖：第十师，师长王乃贵，政治委员叶道志，编有第二十八、三十、三十四、三十六团；第十一师，师长陈再道，政治委员叶成焕，副师长陈锡联，编有第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团。原第十二师师部、第二十九团、第三十五团并入其他师、团。

第九军：军长何畏，政治委员詹才芳，副军长许世友，参谋长王学礼，政治部主任王新亭。下辖：第二十五师，师长许世友（兼），政治委员陈海松，副师长潘幼卿，编有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团；第二十七师，师长刘理运，政治委员梅华樊，编有第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团。原第二十六师师部和第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团并入其他师、团。

第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政治部主任李天焕。下辖：第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政治委员郑维山，副师长丁纪才，编有第二六三、二六五、二六八团；第八十九师，师长邵烈坤，政治委员张文德，副师长汪成功，编有第二六二、二六四、二六六团；第九十师，师长王乃贵，政治委员贺立池，编有第二六七、二六九、二七零团。

第三十一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张广才，政治部主任张成台。下辖：第九十一师，师长余家寿，政治委员易良品，副师长王友均，编有第二七二、二七三、二七五团；第九十三师，师长陈友寿，政治委员王德安，政治部主任李德明，编有第二七一、二七四、二七九团。原第九十二师师部、第二七六团、第二七七团并入其他师、团。

第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政治委员杨克明，副军长罗南辉，政治部主任李百选。下辖：第九十八师，师长冉南轩，编有第二九四、二九五团；第九十九师，师长王波，编有第二九六、二九七团。原第九十七师师部和第二八九、二九〇、二九一、二九二、二九三团并入其他师、团。

直属部队：升钟独立师师长于江震，政治委员韩照凯。独立第一师，师长袁克服，政治部主任王大成。独立第二师，副师长王振亚，政治部主任赵必胜。此外，还有炮兵团、警卫团、妇女第一和第二团、川陕省军区。

历时十个多月的反“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五个军三十二个团八万余人，外加地方武装数万人共十余万人与二十多万敌军在川陕苏区全境进行艰苦卓绝的战略决战并获全胜，开了我军战史上大兵团作战并获全胜的先河。通过血与火的战争实践，展现了徐向前高超的战争指挥艺术，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高级军政将领，锻炼和铸就了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作风顽强，不怕牺牲，能打硬仗、恶仗的钢铁之师。

徐向前对为时十个月的反“六路围攻”作了精辟的总结：

十个月反围攻战役的实践表明：干革命，干战争，必须具有敢于压倒敌人的革命胆略和坚强耐力，绝不能被优势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

……

假如那时只看到敌人的优势而轻视自己的力量，只看到我军的劣势地位而忽视有利条件，只看到战局逆转的危险性而忽略争取胜利的可能性，就容易陷于张慌失措、束手无策的境地，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

十个月反围攻的战役实践又表明：利用川北的有利地形，实行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待机反攻、重点突破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是粉碎敌步步为营、持久围攻战法的有效手段。

……

最后，十个月反围攻的战役实践还表明：战争的胜利，来源于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是红军战斗力的源泉。在川陕边一隅，红四方面军之所以能够打一场如此旷日持久的坚守防御战，之所以能够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胆略和惊人耐力，之所以能够用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去粉碎优势敌人的“围剿”新战略，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红军的作战，得到了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援与配合。没有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作后盾，我们要打赢这场战争，简直是难以想象的。

……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在战争中承受的牺牲、苦难、压力，事实上，早已远远超出了他们所能承受的限度。但是，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群众的觉悟，依靠军民的团结，依靠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人民终于熬过十个月的战争难关，沉重打击了敌人，胜利保卫了革命果实。

第七章强渡嘉陵江 “川陕会剿”

1934年10月，庐山牯岭。蒋介石在宋美龄的陪同下，漫步在庐山秀美的秋景中。四周景色虽美，但蒋介石并无心思赏景。作为中国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他面临的形势实在是太复杂了。日本人在华北不断挑起事端，国内主战派和主和派在他身边吵得一团糟。汪精卫也在庐山，专门拉了一帮主和派的人给他施加压力，鼓吹“三个月亡国论”。蒋介石其实是赞成汪精卫观点的，但他早就看穿了汪精卫的那点把戏，“娘希匹，不过是想借此机会拆我的台，取我而代之，你汪精卫也不掂量掂量？”汪精卫虽是党内元老国民党副总裁，但手里没军队，没有军队能翻起多大浪？日本人倒是步步紧逼，1933年3月越过山海关向华北五省步步进犯，现在又在挑动华北自治，越闹越凶。蒋介石并不怕日本人，他早就看出，日本人吞不掉中国。中国有英美的利益，日本人要灭中国，英美能答应吗？

蒋介石也并不是真心不打日本人，考虑到中国国内的军事力量多半是各地军阀的“私家军”，战斗力弱不说，对自己的话阳奉阴违，这样的军队能和日本人碰吗？正因为如此，从1934年开始，他就开始落实编组六十个新式师的既定计划。从1934年12月起，依照全国编成六十个师为标准，暂定三年至四年编练完成，并先后拟制了五年、四年和三年的空军建设计划，以“援护地面部队剿共作战”。

蒋介石认为，一旦六十个新式师编练完成，自己手里的本钱大了，就可以和日本决战。与此同时，为了培养新式军官，提高现有军官的素质，蒋介石开办了庐山军官训练团。但打日本要一心一意，不能被国内的政治势力掣肘。

攘外必先安内，蒋介石真正伤脑筋的是两股力量，一个是共产党，一个是那些对他虚情假意，时刻瞅准机会肇事的国内军阀，什么冯玉祥啊，什么阎锡山哪，什么李宗仁哪，此外还有王家烈、龙云、刘湘、杨虎城等等，这些人割据一方拥兵自重，比那个手无寸铁只会耍嘴皮子的汪精卫要伤脑筋得多。但与共产党相比，他们又算不了什么，对他们只要恩威并施，枪杆子和金条子一起使，多大的事都能摆平。最头疼的是共产党。从1927年起，毛泽东、朱德、徐向前、贺龙，这些人居然越闹越大，江西瑞金、鄂豫皖、湘鄂赣，一块一块地方都被他们赤化了，红军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从1930年起开始对鄂豫皖和江西的红军“围剿”，可是越“剿”越多，仗越打越大，徐向前的红四方面军被自己从鄂豫皖赶出来，没想到他们跑到四川，又建起了根据地。四川那帮军阀只知道自己混战，让他们“围剿”红军，没想到一败涂地，真是无能。想到这里，蒋介石深深地叹了口气。与他并肩而行的宋美龄善解人意，她知道蒋介石此刻的心思，“别太烦了，共产党不是都已经被你从老窝里赶跑了吗？朱毛在云贵的大山里逃窜，你把四面的口子扎紧，他们还能跑到哪里去？”

蒋介石脸上的神经抽动了一下：“是被从老巢里赶出来了，但这些共产党的生命力太强，从鄂豫皖跑到四川，两年工夫，就在巴山蜀水生了根，把甫澄（刘湘的字）几十万人打得焦头烂额。现在朱毛倒是被赶到了云贵川的荒僻之地，但愿这次不要让他们再跑掉了。”

提到刘湘，蒋介石倒是喜忧参半，通过这次惨败，刘湘知道仅凭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打败共产党，终于接受自己的条件，四川已经落入手中。贺国光的行营参谋团已经进入重庆，康泽的别动队也已进入四川。虽然徐向前的红军把刘湘打得落花流水，但红军自身也损失不小，让陕西的杨虎城、甘肃的胡宗南和刘湘以及湖北的萧之楚拉起手来，几十万人在川东北围猎，徐向前的几万疲惫之师还能蹦多久呢？朱毛的红军在云贵川的崇山峻岭里，有大渡河、金沙江阻拦，龙云、孙渡、王家烈、杨森层层拦阻，中央军也紧紧尾随，他们还能往哪里逃呢？想到云贵川的险峻地势和自己的数十万大军，蒋介石心头稍稍舒缓。

等到“剿灭”共产党，再抽出手来对付日本人。想到这里，蒋介石心头稍微舒缓，他亲昵地拍拍宋美龄的手：“达令，走，到含鄱口看看去，那里的云海景观可是很壮观的。”

1934年7月13日起至15日，蒋介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作了《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的报告，报告内容极其冗长，蒋介石用了三天的时间，表述了他对时局与治国的想法：

短时间内，日本是灭亡不了中国的，要抵抗日本，就要绝对服从他，要攘外，必先安内。摘要几个观点如下：

日本从明治维新，经甲午之战、日俄之战，一直到现在，他们一切教育的基本精神，就是“忠君爱国”，就是要尽忠皇室，舍身报国；所以一到对外作战的时候，就能够同仇敌忾，奋勇牺牲，这种精神，是战胜敌人一个最大的要件。

我们抵抗敌人的条件，有没有完备呢？我们自己可以很简单很沉痛的答复一句话：一点也没有。不仅是在物质上和实力上没有具备，就是在我们思想上、精神上也都没有统一！我可以断言：现在如果我们和日本打仗，一定有些恣睢灭裂的反动派来乘机捣乱，只拿这一点来讲，已够制我们的死命了，不待敌人来打我们，我们国内就要内乱。

日本要求独吞中国，就先要征服世界，日本一天不能征服世界，也就一天不能灭亡中国，独霸东亚。日本没有力量可以战胜列强，可以压倒世界一切，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日本必不能吞并中国，独霸东亚。

全国同胞要知道，如果我们中国没有得到时机，贸然和日本开战，日本可在十天之内，完全占领我们中国一切重要地区，就可以灭亡我们中国。

以现在的情形来看，他只要发一个号令，真是只要三天之内，就完全可以把我们中国要害之区都占领下来，灭亡我中国！

只要大家能绝对服从革命的统帅，在一个最高命令之下，要我们守就守，要我们攻就攻，要我们退就退，要我们进就进，要我们生就生，要我们死就死，这就是我们革命军人救国最要紧的一个条件！

有什么方法可以抵抗外侮，复兴民族呢？就是“安内攘外”四个字，意思就是安内是攘外的唯一前提与必要的准备工作，我们现在一定要求内部真正统一和安定，然后才可抵抗外侮。外能否攘，就看内能否安。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蒋介石仍然将主要精力放在“剿共”上，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粉碎了刘湘的“六路围攻”，蒋介石立即积极地组织新的“川陕会剿”。

红四方面军反“六路围攻”胜利后，蒋介石虽然对刘湘指挥无能、川军大败极为不满，但他也正好借此机会派中央军入川，接替川军部分防务，控制四川要害命脉，实现他既“剿共”又削弱地方军阀的一石二鸟政策。

1934年9月16日，蒋介石电令刘湘：“既然遵命复职，重行区分，提携进剿，以资振作。”

10月12日，蒋介石飞抵西安，亲自策划“川陕会剿”，将“奔逃”、“捏报”最甚的罗泽洲“革职查办”，令四川各军必须严格服从刘湘指挥。

同时，他又令胡宗南第一师之丁德隆旅接防昭化、广元，派上官云相部队进驻夔（今奉节）、万（县）一带，调徐源泉部驻酉（阳）、秀（山）、黔（江）、彭（水）。这些部队得令后即刻行动，只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在1935年1月先后到达指定位置，蒋介石终于实现了进川的梦想。客观上看，这也为日后抗战，国民党政府将四川作为抗战大后方奠定了基础。

复出后的刘湘重新部署了“围剿”红军的力量后，刘湘决定到南京拜谒蒋介石。11月15日，刘湘乘“巴渝”号军舰自万县东下，这也是刘湘第一次出川。

长江水浩浩汤汤，自西向东昼夜不息。“巴渝”舰顺着滚滚江水，穿过险峻的三峡进入湖北，11月16日上午九时到达沙市。蒋介石派徐源泉、邱甲等在沙市迎候。下船后，刘湘即同徐源泉、邱甲乘机飞抵汉口，蒋介石的代表何成濬、张群等到汉口机场迎接。当日，刘湘下榻汉口中央银行大厦。在这里，刘湘接受了国民党“中央社”记者采访：

此次东下，仅在万县停留一日，定十七日由汉东下谒蒋。川省剿匪军事，过去因各军不协调，经济困难，地形险峻，故贻误之处，在所难免。目下川北在防守中。萧克一股，闻经黔军堵截，窜向大庸，今后如加紧痛剿，则川匪消灭，并非难事。时间长短虽不敢定，如能努力，四个月或可有效。本人极愿早日总攻，以清残匪。川省军政需要统一，而后方可谈到整顿政治。进而运用政治力量，安抚地方，从事剿匪善后。至财政一端，拟将盐税交还中央，以至发行公债七千万元，为整理四川之用，现已有此拟议，此次东下，除向蒋请示剿匪方略外，对政治财政，亦欲作一度商请，俾能转达中央予以俯准云。

与蒋介石国民政府代表见面后，刘湘继续乘船东下，20日到南京下关码头。常年盘踞四川一隅的杨森在南京感受到了石头城虎踞龙盘的气势，自觉应该臣服于蒋介石，接受蒋介石对四川的控制。第二日，刘湘携重要幕僚杨芳毓，面见蒋介石，请示“安川大计”。以后又两次拜见蒋介石，明确表态，请蒋派兵入川共同防守红军。然后又连日与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商谈四川财政问题，这次“六路围攻”所耗财力巨大，没有国民党政府中央财政的支持，四川地方财政只能陷于崩溃。刘湘与国民党中央政府全面合作的态度令蒋介石乐不可支，蒋介石与孔祥熙都给刘湘撑腰打气，并允诺从军事上与财政上给刘湘以援助。蒋介石要用江浙的经济发展方式和富裕程度给长期偏安四川的刘湘洗脑，他专门安排刘湘到上海、杭州游览一圈，让刘湘在江南的吴侬软语和清雅灵秀中重新定位自己。

刘湘在上海十里洋场漫步浏览，在黄浦江畔的高楼大厦和浦江上洋人的轮船兵舰中体会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在杭州西子湖畔的苏堤垂柳下观赏雷峰夕照，苏杭的富足让他眼界大开。11月30日，刘湘自南京到上海，12月1日从上海赴杭州，再从杭州返回上海，12月4日自上海返抵南京，自11月中旬离川到12月10日离南京返四川，刘湘连日奔波，成绩颇丰，他得到了蒋、孔从军事到财政的支持。尤其是对蒋许以他担任四川最高行政长官感到极大的满足。在四川与各路军阀纵横捭阖，冲冲杀杀十几年，谋求的不就是这个位置吗？今日在蒋介石的支持下，这一切都实现了。蒋介石更是感到满足，不费一枪一弹就取得对四川的控制权。事实说明，蒋介石这笔买卖做得极为划算。控制四川不过几年的时间，在以后的抗日战争中，四川成为抗战的大后方，他也能够借助巴山蜀水与日本坚持了整整八年战争而没有投降。如果当初他没能让刘湘心满意足，以后要坐稳四川，恐也非易事。

刘湘还没回到重庆，蒋介石立即开始动作。12月17日，蒋介石电令：

（一）派山炮一营赴渝，归刘湘节制。（二）令第一师胡宗南部接防昭化、广元。（三）令四十七师、五十四师、四十四师及独立第四旅合为一路，由上官云相指挥。四十四师及独立第四旅，经竹山、竹溪集中平利、安康、岚皋待命；四十七师、五十四师由洵阳前进，经紫阳联合向万源推进。

12月18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决议改组四川省政府，任命刘湘为四川省政府主席，统一四川军政大权，四川各军统由刘湘指挥；拨给军费二百四十万元及军需弹药武器；同意刘湘发行巨额公债，偿还历年积欠。

12月19日，刘湘返抵重庆。此次进京前后耗时一个月零五天，他如愿以偿地坐上了四川省主席的宝座。当然这也是有条件的，就是要听命于蒋，全力“围剿”红军。

12月19日，蒋介石电刘湘：

任命贺国光、杨吉晖为行营驻川参谋团正副主任，已定克日入川。

12月21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下令改组四川省政府。免去刘文辉省主席职务，任命刘湘为四川省主席。当上四川省主席的刘湘则开放四川门户，允许国民党军入川，四川的“防匪剿赤”由蒋介石统一指挥。

12月25日，刘湘奉蒋介石令派兵援黔，沿乌江布防，围堵中央红军。

1935年1月6日，刘湘三个师入贵州，前队抵綦江，阻止长征的中央红军。1月10日，蒋介石又令刘湘进兵贵州，实现自己以川制黔的目的。

1月12日，蒋介石的参谋团主任贺国光率领南昌行营驻川参谋团正式到达重庆，特务头子康泽也率“军分会”别动队两千余人入川，监督川军“进剿”红军，这意味着蒋介石国民政府中央势力进入并控制四川。贺国光得意扬扬地对记者谈话：“川军近觉非彻底服从中央指挥，不能剿灭赤匪，委员长特组参谋团，前往代表发布命令。”

1月16日，刘湘从重庆赶到泸州布置防堵中央红军，交代完毕，席不暇暖，又急匆匆赶回重庆，宣布将成都的“四川剿匪总司令部”设在重庆。

1月18日，刘湘在重庆召开“剿匪”会议，与会者为四川军阀各军高级参谋及参谋团高级人员，会议的目的是检讨过去“剿匪”错误，贺国光带领的蒋介石南昌行营参谋团，全程指导这次会议，刘湘在会上宣布，今后四川“剿匪”的部署和各部军事上重要决定都要向参谋团请示。这意味着，蒋介石开始了对四川军阀的直接控制。

第七章强渡嘉陵江 “川陕甘计划”

毛浴古镇位于大巴山腹地，距川陕苏区首府通江县城北十二公里，大通江河与圆池河在这里交汇。毛浴镇三面临水，北靠鸡子顶山，整个镇子为一小冲积平原，呈半岛状，形似舌头，唐朝称龙舌坝，后建茅峪镇，明朝称毛峪镇，清朝称毛浴镇。明、清两代皆为川东北军事重镇，由于地处水陆交通要冲，毛浴镇为通江最繁华的水码头之一，商贾云集，有“小重庆”之称。反“六路围攻”胜利后，红四方面军在此召开了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有两大内容，一是表彰参战官兵，二是安排部署粉碎敌人“川陕会剿”。

反“六路围攻”是一次以少打多的典型战例，为表扬战役过程中功绩突出的部队，1934年11月1日至9日，红四方面军在毛浴镇召开了规模空前的党政工作会，各部到会代表八百余人。会上分别授予九军七十三团以“攻如猛虎”、七十五团以“守如泰山”的奖旗；授予三十军二六三团以“钢军”、二六五团以“夜老虎”的奖旗；授予三十一军二七四团以“夜袭常胜军”、三十三军二六九团以“百发百中”的奖旗。同时，表彰了其他有功的团队和个人。

陈昌浩在会上作了党政工作报告，徐向前作了军事工作报告。会议总结了反“六路围攻”以来的党政工作经验，通过和制定了《红四方面军政治与党务工作决议案》《团政治处暂行工作细则》《军师政治部的暂行工作细则》《各军革命竞赛条例》。

为了统一思想，教育部队，这次会议，将全军各部队军训时的训词进行了规范，统一为“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并庄严地组织了全军部队参加的以“训词”为基本内容的军训宣誓。

毛浴会议的另一个议题是研究如何粉碎敌人的“川陕会剿”。会议通过的《红四方面军政治与党务决议（草案）》指出：

目前我们中心任务就是用全力来巩固这一胜利，在继续坚决进攻中一刻不停的来准备更大更残酷的战争，以期达到彻底消灭敌人，冲破川陕的“会剿”，“赤化全川”，争取西北首先胜利。

反“六路围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胜利，红军也付出了很大的损失。这场为期十个多月的反“六路围攻”作战，虽然取得重大战果，但红军也精疲力竭，伤亡惨重。整个战役期间，红军伤亡达到两万余人，兵力仅剩六万余人。相对战前八万红军，相当于每四个人就有一名伤亡。川北的各个战场上，尸横遍野，惨不忍睹；千村薜荔，万户萧疏，十室九空。除了人员重大伤亡外，根据地也受到重大损失。特别是在阵地收缩期间，根据地基本丧失，根据地的政权和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都受到重大损失，尤其是农业生产。由于战争持续的时间长，敌人为了维持战争，强拉了近十万的百姓来为他们运送弹药、给养，根据地的各级基层政权也动员了大量的民众来保证红军的后勤供应。大量劳动力去为战争服务，留在家里的只有老幼妇孺，大片土地荒芜，人民群众衣食无着。川陕边区本来就山大人稀，土地瘠薄，人民贫困，经过几年不断的“围剿”与反“围剿”，根据地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八万军队以及各级政权的吃穿用等基本需求也日见局促。反“六路围攻”大战之后，既有胜利的喜悦，又要急于处理战争留下的创伤，休整部队，恢复基层政权，还要准备对付国民党蒋介石以及四川军阀下一次的“围剿”，根据地困难局面日渐突出。徐向前回忆说：

十个月的反六路围攻，固然以我军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终，但川陕根据地的元气，却受到了严重损伤。我们的面前，废墟一片，困难重重。战役结束后，我从前线回到后方。沿途所见，皆为战争破坏带来的灾难景象。良田久荒，十室半毁，新塚满目，哀鸿遍野，令人惊心触目。

……人民对土地的热望降低了。一则是粮荒严重，许多地方连种子都没有；二则认为种下去也难保收成，“围剿”一来，又会落到敌人手里；三则劳力十分缺乏。兵员枯竭了。根据地的青壮年，早已大批参加红军。战争中遭敌侵占的地区，又被抓走或杀害一批。还有些人受反动宣传影响，逃往敌占区去。红军士兵的来源，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物资短缺，补给困难。南部和通江的盐井，被敌人破坏殆尽，短期难以恢复。敌人的经济封锁，日甚一日。根据地急需的食盐、粮食、衣被、药物等，无法解决。随着饥饿现象的日趋严重，伤寒、痢疾等传染病猖狂蔓延，夺去了不少人的生命。根据地的秩序，大不如前。逃难的，抢东西的，当土匪的，屡有发生。这种情况，不仅使我们眼下艰窘万分，渡过翌年的春荒，应付敌人的新“围剿”，更成问题。

张国焘形容，根据地如同被挤干了的柠檬。

当时的情况也的确不容乐观，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被国民党大肆宣传，还用飞机向川北苏区撒传单。听说共产党红色首都陷落，被打败的各路军阀也好像被打了一剂强心针，纷纷卷土重来。蒋介石亲自主持制定的“川陕会剿”计划已着手执行，先前入川的参谋团已经进一步充实了力量，加强了对川军将领的监督，参与协调并指挥川军进剿。蒋还调集胡宗南、萧之楚等嫡系部队和陕军孙蔚如部进入川境，对川陕苏区形成了四面包围的态势。

严重形势下，下一步棋该如何走。会议期间，张国焘与徐向前有一段对话。

张国焘问：“你看将来怎么办？现在苏区物力、财力很困难，如果刘湘再发起新的进攻，该怎么个打法？去汉中行不行？”

徐向前答：“西渡嘉陵江的战机已经丧失，敌人筑碉防御，我们再向南部一带发展，又有很大困难。汉中地区是块盆地，南面有巴山，北面有秦岭，回旋余地不大，去不得的。我看还是依托老区想办法比较好。”

经过一段时期的思考，徐向前提出了自己的“川陕甘计划”。这个计划的重点是打击盘踞在甘南的胡宗南，夺取文县、武都、成县、康县地区，伺机向岷州、天水一带发展，与川陕根据地连成一片，以打破敌人的“川陕会剿”计划，并想法配合策应离开根据地长征的中央红军。“川陕甘计划”概括而言就是：依托老区，收缩战线，发展新区。

毛浴镇会议除了要解决根据地如何发展的问题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要策应中央红军。

1934年10月，红四方面军正处于取得反“六路围攻”最后胜利的时刻，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们通过敌方的电台得知了一个重要的消息：10月16日，中央红军撤出了江西瑞金根据地，在敌人疯狂的追击和堵截下，开始了艰难的战略转移。

瑞金是党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的驻地，红色首都的放弃，说明局势危急的程度。中央撤离瑞金，也没有向其他根据地通报，得到这一消息时，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人感到震惊。从全局看，任弼时的红二军团一度在万县奉节活动，有同四方面军会合的迹象，但在敌人的堵截下，又转战至湘鄂川黔边，继续同“围剿”的敌军苦斗；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也被迫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向西转移。面对严峻形势，红四方面军总部立即召集党内军内的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中央红军退出江西根据地后的形势。

1934年11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在巴中县清江渡一所小学里召开了有师以上及部分团的干部参加的军事会议，会议由徐向前主持。徐向前在会上正式提出“川陕甘计划”：

第一，盘踞甘南和川陕甘边的胡宗南部是蒋介石的嫡系，“川陕会剿”的主力部队。该部虽战斗力较强，但同四川军阀和陕南的西北军均有矛盾，处境孤立。四川军阀是被红军打怕了的，西北军对红军则敬而远之。红军集中主力打击胡宗南，他们有可能按兵不动，作壁上观。而消灭胡宗南部，正是粉碎蒋介石“川陕会剿”计划的重要一着棋。第二，碧口和文、武、成、康地区，座于汉水和白龙江流域，临山傍水，人口不少，利于我军解决物资和兵员补充问题，摆脱眼前的困难。第三，依托老区，进取甘南，比较稳妥可靠。我军进退自如，有回旋周转余地，不致造成无后方作战的危险。

会议着重讨论了徐向前提出的“川陕甘计划”。大家认为，反“六路围攻”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也受到严重损失，仅伤员就有好几千，兵员补充困难，大量土地荒芜，粮食供应日益紧张，刘湘及其他四川军阀的部队在根据地四周层层封锁，正在酝酿下一次“围剿”，严峻的形势并没有从根本上改观。根据地要发展，必须要有更为广阔的战略空间，下一步应主动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力求向外发展，不必死守川北苏区。根据这一思想，会议一致同意徐向前的“川陕甘计划”。

胡宗南部是蒋军嫡系，部队训练有素，装备最好，是蒋介石的拳头部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什么要将这样一支部队列为重点打击对象呢？清江渡会议将胡宗南定为主要打击对象有两重目的。一是胡宗南驻防在甘肃天水，其部队控制着陇南一带，红四方面军部队要执行“川陕甘计划”向陇南发展，一定要和胡宗南部发生战斗；二是要解决部队的武器装备问题。张国焘回忆：

我军……兵力人数虽在五万左右，但实际能作战的枪支不到两万，其中多半是土制货，是从四川军阀作战缴来的次等货色，而且枪支在作战中损毁极易。因而同志们多引以为忧，认为只有与蒋的嫡系部队作战，才能缴获较好的枪弹来补充自己。

红军创建之初没有兵工厂，以后即使有了兵工厂，也只能修修补补，与规模化批量生产相距甚远，技术水平与质量更是无从谈起，所以红军自诞生以来就是靠夺取敌人的装备来武装自己。无论是在鄂豫皖还是在川陕，红四方面军的交战对手主要是蒋介石的杂牌军，这些地方军阀的装备也是建立在自己的兵工厂生产为主少量进口为辅的基础上的，所以，红军打谁，就缴获谁的装备，由此造成装备的杂、乱、差，除了质量参差不齐外，大量的步枪、机枪、炮的口径都不一样，这给后勤补给带来极大困难。有一支部队在阻击敌人时，弹尽粮绝，团长命令到敌人死尸上去找弹药，好不容易找来了一大堆子弹，一装枪却发现绝大部分不能用，战士们最后只有用大刀和石头与敌人拼命。那么，红四方面军部队的武器装备究竟如何呢？根据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的要求，在嘉陵江战役前，全军各部统计武器装备以评估战斗力。红四军第十师刘世模部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其麾下二十八团、三十六团是第十师的两只铁拳头，但这两只铁拳头的装备却是人均不到一支枪、一颗手榴弹、一把刺刀，万国造的枪械子弹口径各异。主力部队的装备尚且如此，其他非主力部队可想而知。这也是为什么每次战斗战士们总是以大刀对付敌人的原因。而胡宗南部全部配备德式装备，正因为如此，执行“川陕甘计划”，打击盘踞在川陕甘边的胡宗南部，获取良好的武器装备一直是红四方面军领导层的一个重要构想。徐向前认为：

从各方面条件看，这个计划是能够实现的。只要我们集中三个军以上的精锐部队突然出击，不惜花上大的代价拿下甘南的战略要地碧口，打开战局，搞掉胡宗南，我军就能缴获一批自动步枪、火炮，装备会大大加强，弹药也能得到很大补充。有了新的根据地，既能减轻老区人民负担，又能解决粮食、兵员等困难。粉碎敌人的“川陕会剿”，要好办得多。

会议决定对部队编制进行调整，调整后，红四方面军下辖第四、九、三十、三十一和三十三军。

第四军：十师（二十八、三十、三十四、三十六团）；十二师（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团）。

第九军：二十五师（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团）；二十七师（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团）。

第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三、二六五、二六八团）；八十九师（二六二、二六四、二六六团）；九十师（二六七、二六九、二七零团）。

第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二七二、二七三、二七五团）；九十三师（二七一、二七四、二七九团）。

第三十三军：九十八师（二九四、二九五团）；九十九师（二九六、二九七团）。

整编后，红四方面军总计五个军十一个师三十二个团。此外，妇女独立团仍保留原建制，方面军炮兵营扩编为炮兵团，下辖五个连。各游击指挥部所属的地方武装合编为独立第一师和独立第二师。彭杨军政学校改为红军大学，内设高级干部班、中级干部班、政治连、军事连、特种兵器班和教导队。

为落实“川陕甘计划”，西北军委、红四方面军总部、川陕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等领导机关，也从通江和巴中西移至旺苍坝。

旺苍坝是广元治下的一个小镇，三面环水，背靠群山，至今已有1580年的历史。旺苍是川陕根据地最西边的县城，红军要渡过嘉陵江西进陕甘，从地理形势看，旺苍是最理想的前进基地。旺苍坝的得名可追溯到元末明初，当时这块坝子还是一片河滩，遍地芦苇莽莽苍苍，绵延数十里。清朝乾隆、嘉庆之际，当地旺族袁、何、咎、赵、辜、尹、詹、张八姓，联合在此兴市建场，取名“旺苍坝场”，希望此场兴旺昌盛。二百多年来，“望昌”、“ 望苍”、“旺苍”等名几经更迭。旺苍坝为群山间一块平地，周围群山环绕，登高四望，满目苍松翠柏，望之苍然。

1934年11月起，为落实“川陕甘计划”，准备西进，西北军委、红四方面军总部和川陕省委、省苏维埃从通江和巴中开始了大搬家。在川陕经营了两年多，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苏区也置办了不少家当，除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西北军区政治部、川陕省委、省苏政府总部机关外，陆续转移到旺苍坝的还有大大小小的后勤机关、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以及红军总医院等，旺苍成了川陕苏区后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

旺苍古镇古色古香，面积很小，方圆不过一平方公里，小城里宽街窄巷，曲折勾连，如同一副不规则的棋盘，青石板铺就的小路，在街巷中缠绵曲折又四通八达，房子古朴，青砖黑瓦。不知何年起，旺苍的善男信女们在不大的小镇上修建了很多庙宇祠堂，他们在盖自己的住房上缩手缩脚，但在修建庙宇祠堂上却很讲究，宽敞高大，一进数间，这正好给搬来的党政军机关提供了住房。王庙街、文昌街上，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军区政治部、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四方面军总医院、三十一军军部、川陕省革命委员会、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等大机关一个挨一个，旺苍成了一座红军城。现在的文昌街一百六十八号，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驻地，陈昌浩和徐向前就住在这个四合院里。院子不大，一个一二十平方米的天井，四周几间厢房。红四方面军的最高军事首脑就在这里运筹帷幄，广（元）昭（化）战役、陕南战役和嘉陵江战役都是在这里筹划和指挥的。

人多了市面就热闹，几万红军驻进来，原本清幽的小镇一下子“旺”了。狭窄的街巷里，人群摩肩接踵，并排三个人就走不开。小镇街上十几家大大小小的饭铺面馆从天没亮到半夜一直开着门，进进出出的大都是身着灰布军衣的红军官兵，西北军委政治部还下了一个文件，废除旺苍旧名，改为“列宁市”，不过这个名称当地百姓不习惯，最终没能叫开。

绕旺苍城大半圈的河流名叫邓家河，清澈的河水倒映着远处的群山，充满灵气，人们又称这条河为灵溪。灵溪对岸有一座寺庙叫灵溪寺，寺院建筑雄伟，前庭后殿，左右厢房，一应俱全，人数较多的彭杨军政学校驻扎在这里，灵溪寺旁边有一座小山，小山的山腰上还有一座小庙，周围翠竹环绕，环境幽静，这里是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西北军委主要领导开会的地方，也是红四方面军的前线指挥所。

旺苍城外有一座山叫南峰山，山上林木森森，翠竹青青。山半壁的绿树丛中，有座寺庙叫观音阁，观音阁飞檐翘角，依山而建，站在观音阁的平台上，旺苍风光，一览无余。阁内四根大柱子上，镌刻着时任川陕省苏维埃秘书长黄超写的四句诗：

因为这里地势高，红四方面军电台台长宋侃夫挑中了这里作为方面军总部电台所在地。战士们在观音阁上竖起高高的天线，观音阁里两间房子，一间为收发报室，一间为保密室，自从电台进驻观音阁，一天二十四小时，观音阁内嘀嘀嗒嗒的电报声不绝于耳。

红四方面军总部和各机关尤其是后勤部门从通江、巴中搬迁来旺苍，一开始都像农村人搬家一样，坛坛罐罐啥都舍不得丢，穷日子过怕了，置点家当不容易，谁要说精简轻装，都会遭到一大堆人的指责，特别是军工厂、造币厂，连颗螺丝都舍不得丢，结果要搬的东西太多，运输力量不够，拖拖拉拉走不了。陈昌浩、郑义斋都急了，又是给各级领导做工作，又是板起脸狠狠批评人，限定时间动身，搬完。即使如此，很多工厂的工人们宁可少搬点吃的也不肯丢设备，硬是把能搬的全搬来了。但没想到嘉陵江战役后，又要撤离旺苍。部队要长距离行军去和中央红军会合，总部下命令轻装上路，很多笨重的设备无法搬走，非得扔掉。造币厂、军工厂的机器设备，都或沉或埋，有的工人们为了以后回来便于寻找，还在埋机器的地方栽了竹子和树木。一位红四方面军的老军工回忆：当时我们自己生产的步枪和手榴弹，多得很，根本没法带走。尤其是自己生产的地瓜形麻辫子手榴弹，堆得像几座山包一样。这东西是工程师何伯阳研制出来的，在战场上管用得很，比川军使用的木柄手榴弹威力还大，燃线时间也掐得很准，不容易造成自伤。这些宝贝疙瘩大家舍不得丢，可又没力量全带走。那时部队接到撤退的命令后正从前线撤下来，一天二十四小时，石板路上都在过队伍，一个军就要过好几天。总部就组织我们把步枪和手榴弹弄到大路边堆起，鼓励路过的战士们尽量多拿。

第七章强渡嘉陵江 “看不见的战线”

中央红军撤离江西苏区并没有通知红四方面军，这一重要的消息是红四方面军电台通过监听敌人的广播得到的。在红四方面军的建制中，电台是人数最少，但功能最为重要的部门。

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始建于1931年鄂豫皖时期。受中共中央派遣，1931年10月，宋侃夫、蔡威、王子纲等电台工作人员陆续到达鄂豫皖根据地，开始组建红四方面军电台。1932年2月，商（城）潢（川）战役歼灭敌张钫部一个骑兵旅，缴获了一部完整的电台，由宋侃夫、蔡威、王子纲、徐以新为主组建了红四方面军第一部电台，宋侃夫任台长。

红四方面军第一部电台开设后，立即与中央苏区沟通联络。红四方面军发出去的第一封电报是向中央报告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建制。第二份电报报告了黄安战役、商潢战役的胜利。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的第一份回电是祝贺胜利，并通报了全国各个苏区的一些情况。

以后的苏家埠战役缴获了敌人几部电台和大批无线电器材，红四方面军电台扩建为一台和二台。一台直属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军委，由宋侃夫和王子纲负责。二台随战斗部队行动，由蔡威负责。在人手少、技术力量薄弱的情况下，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工作，开始为总部领导和各战斗部队起到了眼睛和耳朵的作用。红四方面军总部领导对电台工作非常重视，总部保卫局长周纯全专门安排了一个警卫连为电台提供二十四小时的全天候保卫，为电台工作顺利进行创造了条件。

到了四川后，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扩大电台规模，在通江毛浴镇，开办了电台训练班，总部成立了电务处，宋侃夫任处长，电台扩大为五个台，每个军配备一部。一台台长王子纲，二台台长蔡威，三台台长由宋侃夫兼任，四台台长游正刚，五台台长徐明德。

红四方面军电台建立以后，除了对中央和各苏区互相通报情况外，还负责收听敌台广播，破译敌人电报，向领导提供敌情情报等重要工作。

敌人使用无线电台的时间也不长，保密等工作做得也很差。一次偶然的机会，一台台长王子纲在电台监听时听到敌人的问答，由此知道了敌人的地址、番号和长官姓名。总部首长非常重视这个情况，要求进一步加强侦听的力度。从这次开始，宋侃夫、蔡威、王子纲都参与了侦听和破译敌人电报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努力，基本摸到了敌人电台工作的规律。

宋侃夫，江西萍乡人。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红军时期，他长期任电台报务员、处长、局长，对红军通信联络、电信建设、侦破敌军军事情报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解放后，宋侃夫历任中共沙市市委书记，武汉市市长、市委书记，湖北省委常务书记兼武汉市委第一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宋侃夫回忆：

……最初搞出来的叫“通密”，这是最普通的密码，它的底本就是明码。只要敌人电台以“通密”发报，我拿起电话就可向总部领导念出电报内容。“通密”是田颂尧用的。刘湘用的是一种。蒋介石用的是另一种。真是像变戏法一样，各有各的变招。但只要有一个密码本子作基础，怎么变化都能猜得出来。这期间，我们每一次收到敌人重要密电，就打电话向张国焘、徐向前同志报告。特别是通江第一次收紧阵地后，我们破译了敌人兵力部署的电报，就及时向总指挥部报告。开始张国焘半信半疑，后来把现地侦察的情况，与通过电台侦听到的情况相对照，两方面的情况完全一致，他才信服了。

一天，深夜两点多钟，张国焘带着警卫员步行四五里路，悄悄地到我们电台来了，看到我们正紧张地工作，有的收报，有的译报，有的发报，他的怀疑才有所消除，说了一句：“你们辛苦了！”这以后，张国焘见到我们电台的同志就比较客气了。

对敌斗争形势不断发展，我们的“战斗”也愈来愈紧张。敌人的密码改得很频繁，几乎是一个星期就改换一次，越改越乱了，我们把它叫做“烂码”，破译起来比较麻烦，但我们一认真，花两三天集中精力干，也就解决了。

……

宣（汉）达（县）战役打刘存厚，就是破译了敌人兵力部署的电报，红军先敌一步占领蒲家场、宣汉，直插绥定（达县）城，歼敌六个团……

反六路围攻时，在万源南面、宣汉西边的笔架山，这是个很险要的山峰。敌第五路王陵基部企图强攻，我们从敌人电台获悉情报，立即报告总指挥部。我军迂回包围了敌人，使强攻笔架山之敌，受到我主力左、右两路包抄的夹击。敌人在电台呼救：“笔架山红军火力很强……左面发现红军，右面发现红军，火速派人援救！”敌人用的是英文讯号直接通话，我们及时收听翻译，报告总部领导。总部领导情况明、决心大。徐向前同志亲临前线指挥，打了一场歼灭战。同志们高兴地说：“这次战斗的胜利，也有电台的一份功劳！”

蔡威是红四方面军中另一位著名的电信专家。蔡威，福建省宁德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蔡威在同济大学学习的就是无线电技术，后来被吸收进了中共中央特科无线电小组。蔡威不仅能自己动手装电台，修电台，更能够侦听破译敌人的无线电密码。1933年初反“三路围攻”，蔡威成功地破译了田颂尧的密电，让徐向前了解了田颂尧的部署与行动，在空山坝战役中，一举歼敌十三个团。战后，蔡威受到总部特别嘉奖。1934年，在粉碎刘湘“六路围攻”的作战中，蔡威不但破译了四川军阀的密电，而且利用地下党员武志平提供的蒋军密码，截获和破译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往来电报，为宣达战役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1933年1月，蔡威担任红四方面军总部电台第二台台长，开始对敌电台进行技术侦察工作，仅仅一个月，就成功破译敌军密码。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贵州，为了把截获破译的敌军情报及时报告党中央，蔡威每天傍晚起就守在电台旁，开始和中央红军联系。在“看不见的战线”上，蔡威屡建奇功，做出了特殊贡献。

蔡威爱机如命，整天泡在机器边琢磨。有一次，敌机空袭旺苍，警卫连通知电台所有人员离开房屋躲避空袭。蔡威却不管不顾，忙着抱来棉被盖在机器上。警卫连长急得去拉他，却被他推到一边。连长情急之中问他：“你就不怕炸弹？”

没想到蔡威真的一屁股坐在机器旁：“你们走吧，我不走了。”他不走，警卫连长为了保卫他也不走了，虽然外面爆炸声隆隆，他和警卫连长两人守在机器边硬是没挪窝。所幸敌机的炸弹没有一枚命中电台。

1936年，红四方面军滞留西康高原时，蔡威不幸染上了伤寒。病重期间，朱德、徐向前、陈昌浩等首长都守在他身边。傅连暲和苏井观两位红军中最有名的医生想尽办法挽救他的生命，可没有药品，最终他还是被伤寒夺去了生命。去世时，蔡威才二十九岁。

王子纲，河北定州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受中共中央派遣进入鄂豫皖根据地后，先后担任参谋部电信处秘书长和电讯教员。后担任红四方面军电台一台台长、红四方面军总部电台台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邮电部副部长、部长，为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建设和新中国的邮电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在宋侃夫、蔡威、王子纲、游正刚、徐明德等一大批红军报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充分发挥了其“眼睛”和“耳朵”的作用。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们就是依靠这些“眼睛”和“耳朵”，了解敌人的部署和动向，然后转报给中央红军，陈昌浩主要负责这项工作。红四方面军电台台长宋侃夫、第二台台长蔡威都是无线电台侦听和密码破译工作的高手。他们从四方面军的电台中抽出几部，利用手中掌握的密码，组织专门人员全天二十四小时侦听敌人的电台联络，破译后经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人确认后再发给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老战士，原青海军区司令员肖全夫在《忆无名英雄蔡威同志》一文中写道：

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开始长征以后，我们电台的工作就更加繁重了，既要和中央红军及时取得联系，又要向他们提供有关敌军的情报。

由于军情紧急，瞬息万变，特别是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更是时刻需要了解敌人的部署和动向，那段时间，陈昌浩有时候整夜守候在电台前，不敢合眼，生怕错过了重要情报。宋侃夫回忆：

一九三四年底，中央红军在贵州被敌人堵截、追击，每天行军很紧张，没有时间收听敌台广播，我们就跟踪敌人电台，逐步查清了中央红军前后左右的敌情，整理后，先送总部领导看，然后再发给中央红军的电台。会师后，见到中央红军电台的同志，他们说：红四方面军电台提供的情报很快、很准，对一方面军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起了一定的作用。

1935年1月4日，电台截获了敌人在中央红军周围的部署情况，蔡威破译出来后，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核对确实，迅即决定，火速向中央发报：

廖泽之援黔所谓模范师第三旅及穆瀛洲旅共六个团，原集中泸州拟取道南川、正安入黔。刘湘约五师，陈鸣谦部及田中毅旅共约九团在川南，陈之达在石柱、黔江，袁旅在涪陵、彭水，田旅在酉阳、秀山正赶筑碉堡，取守势，咸丰为渝团，来凤为潘旅，古宋、叙永、赤水一带无敌。肖、贺已占慈利，徐源泉一部开往剿肖、贺。吴焕先同志所率领之红二十五军约三千人，现已到商南一带。刘湘六十团在绥、宣、城口，李、罗、杨森共约三十团分布营山双河场，仪陇前方至新政坝线，田敌颂尧三十团在阆、苍、南嘉陵江两岸。邓锡侯敌十五团在昭化、广元、剑阁一线，胡宗南师之丁旅到广元，余部在碧口、略阳一带。陕南敌约十七团，集中南郑六团，萧之楚部约九团白河到郧西一带，荣景芳师在竹山、竹溪一带，上官云相之四十六、七十六两师有开安康进万源之说，敌正赶筑碉堡。东方城口一带山大，穷困，人口少，西方有嘉陵江、剑阁、碧口之险，再采取决战防御亦非良策，如何请示。

这份电报将当时中央红军周围的敌军分布情况较为详细地报告了中央，此时正值中央黎平会议以后，遵义会议之前，中央红军正处在敌人围追堵截最困难的时候，应该说，这个电报对于正在艰苦转战中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来说太有价值了。宋侃夫曾回忆：“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在延安曾对我讲，你们红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辛苦了，有功劳呀！在我们困难的时候，特别是长征在贵州期间，是你们提供情报，使我们比较顺利地克服了困难。”

第七章强渡嘉陵江广昭战役

1935年1月15～17日，中央召开遵义会议。遵义会议从军事路线上分清了是非，点名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领导上的严重错误，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进入了党的领导核心，用毛泽东对贺子珍的话来说就是“我也有发言权了”。这是毛泽东自博古、李德等人到瑞金苏区剥夺他的军事领导权后，重新回到党中央的军事领导岗位。当时中央常委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陈云和毛泽东等五人组成。张闻天取代博古成为党中央的“负总责”。原来由李德、博古、周恩来组成的军事指挥“三人团”被取消，由朱德、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周恩来“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是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中央常委分工由毛泽东协助周恩来，“为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以后又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新的军事指挥“三人团”。从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央政治局与中央书记处及中革军委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

遵义会议后，1月19日，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对敌情作了分析和评估，决定避开敌人的锋芒，向川黔边转移。1月20日，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并制定了《中央军委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

二、作战方针：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在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间活动，来牵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

……

六、为配合这一计划的实施，我二、六军团应及时转移和依托湘黔向彭水、松桃、印江、沿河地域发展，并以一部发展咸丰、来凤、宣恩、恩施地域的游击运动，以便造成深入川东活动，威胁敌人长江下游水路交通的有利条件，牵制和分散蒋敌新的围攻兵力，而配合我野战军及四方面军来争取四川赤化。四方面军在我野战军渡江之先，应向重庆方向积极行动，吸引重庆川敌之主力于自己方面，以便我野战军顺利渡江。在我野战军渡江后，则转向苍溪及南部之嘉陵江两岸反攻，密切配合我野战军与川敌进行决战，以打通横贯川西北的联系。

电报明确了党中央的战略意图：由黔北渡过长江，进入川南，然后与红四方面军南北联动，占领四川作为根据地。接到中央来电，徐向前回忆：

中央来电，要我们派出一个师南进，接应中央红军北上。我们立即开会，讨论如何策应的问题。派部队出去多了，等于大搬家，放弃川陕根据地。少了，去一个师，等于拿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四川那种地形，敌人把山险隘路截断，你无处可走哇！还有，从敌人报纸上得悉，徐海东已率红二十五军抵陕南豫西，也需要我们接应。有的说先派一个团去吧，有的说我们又不是三头六臂，一个团哪能行呵！怎么办？讨论来讨论去，想不出好办法。最后，决定仍按清江渡会议制定的方针向川陕甘发展，先把广元、昭化拿下来，消灭胡宗南刚刚伸进四川的一部分力量。那里是嘉陵江上游，江面不宽，冬季水稳，容易渡过。如果拿下广元、昭化，我们就控制了嘉陵江两岸川陕交界的咽喉要地，进而可图川西平原、甘南、陕南，伺机接应中央红军和红二十五军。

广元，古称“利州”，昭化古名“葭萌关”，两城地处四川北部山区嘉陵江上游，相距不过三四十里，呈掎角之势，互相呼应，广元、昭化位于川、陕、甘三省接合部，为北出四川的咽喉重地，有“蜀北重镇”、“川北门户”之称，是川北战略要道，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两城犹如两扇大门，拱卫着四川北部。因为战略地位重要，四川军阀在这里派有重兵把守。“六路围攻”红军失败后，蒋介石布置新的“川陕会剿”，命驻甘肃天水的国民党精锐部队胡宗南第一师丁德隆部进驻广元、昭化，抢先一步把住川北大门，防止红军向甘南发展。

甘肃南部文、武、成、康一带土地肥沃，是甘肃省的粮仓，甘肃军阀鲁大昌的实力也较弱，如果向甘南发展，使川陕根据地与之连成一片，既可有广阔的机动地域，又有可供养根据地的粮食和兵源，届时无论是北伐中原还是西进成都平原或是东指汉中，都进退有据，当年诸葛亮经营蜀汉政权，也是这个思路。这就是徐向前发展川陕甘根据地的基本设想。但要从旺苍进入甘南，就要越过嘉陵江向北，还要越过秦岭最险要的地段剑阁。要实现这个战略意图，就要拿下卡在嘉陵江防线上的关键广元和昭化。1935年1月中旬，徐向前和陈昌浩决定，发起广昭战役，红四方面军与胡宗南第一师迎头相撞。

红四方面军与胡宗南的第一师是老对头了。1932年，两军在鄂豫皖，以后在漫川关都交过手，打起来也是势均力敌，不相上下。更有意思的是，双方的主要将领徐向前与胡宗南都是黄埔第一期的同学，由于信仰不同，昔日同窗共读，今天各领大军刀枪相向。

胡宗南，浙江宁波人，1924年6月考入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胡宗南身高不足一米六，报考黄埔军校时因身材矮小被淘汰，胡宗南异常沮丧，在学校大门外不走，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知道此事后，与胡宗南交谈，见胡宗南态度坚决，认为革命不能以貌取人，于是特批录取胡宗南。胡宗南1925年毕业后进入黄埔军校教导第一团第三营第八连任少尉见习官、机枪连中尉排长，以后参加东征、北伐，因战功卓著，不断擢升，1927年10月26日，胡宗南被提升为第一军第二十二师师长，1930年6月出任陆军第一师代理师长，1931年1月任陆军第一师中将师长。

陆军第一师是蒋介石从黄埔军校起家的部队，第一师的前身是黄埔军校教导团，何应钦任团长，1925年8月26日，国民政府所属部队全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何应钦任第一师师长。1926年何应钦升任第一军军长，钱大均任第一师师长。1927年，薛岳、蒋鼎文先后任第一师师长。1928年，国民党军队整编，原第二、二十二、七十一三个师合编为第一师，刘峙任师长。此时的第一师实际上相当于军的实力。1930年，胡宗南出任第一师代理师长、师长。从上述名字可以看到，第一师师长均为国民党军队中名声显赫的将领，这些人也都是蒋介石的铁杆亲信。

亲信就有亲信的待遇，第一师的编制比别的部队都要大。1930年11月第一师改编为三旅九团制甲种师。作为蒋介石的嫡系和拳头部队，第一师在国内东征西讨。1931年5月，第一师开赴河北配合东北军击溃石友三部，继又入赣“围剿”中央红军；“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作为战略预备队进驻南京、常州、无锡等地；1932年5月开赴鄂豫皖参加“围剿”红军；1932年11月尾随红四方面军入川。1933年2月，蒋介石为防堵红军和监视陕西杨虎城，将第一师派驻甘肃天水整训。1934年2月，第一师组建一个西北补充旅和骑兵团，扩编为四旅十三团，拥有三万余人。第一师的武器装备为清一色的德制装备，是国民党各部队中编制最大、武器装备最好、训练有素的战略机动部队。

胡宗南第一师以天水为中心，分占十多个县和城镇，师部和直属部队、补充旅一团驻天水，一、二旅分驻两当、徽县、文县和陕西略阳，独立旅驻碧口，补充旅驻兰州。胡宗南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他明白蒋介石将他放到甘肃、四川边界的目的和意图，在天水整训期间，他就特别重视加强部队的山地作战训练，他本人也积极研究四川的人事地理，以及藏、羌族的风俗习惯，积极准备入川作战。1934年冬，胡宗南接到蒋介石命令援川的电报后，他自负地说：“第一师如果早入四川，共军就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了。”

广昭战役打响前，根据贺国光行营参谋团的建议，刘湘对红四方面军的部署为“北守南拒”。潘文华为南路总指挥，率四十个团在川黔边境协助蒋介石的薛岳、吴奇伟纵队和龙云、孙渡、王家烈等云贵地方军阀围堵中央红军。在四川北部和西部大修碉堡和工事，据险扼守。具体部署为：邓锡侯部防守昭化城南射箭河到剑阁、江口一段江岸；田颂尧部防守江口以南到南部新坝一段江岸；李家钰、罗泽洲部分布于蓬安东北岐山场、龙凤场、天仪场、凤仪场地区；杨森部分布于渠县、营山及以北地区；刘湘主力六十个团分布于渠县三汇镇以东，从达县罗江口、宣汉广溪至城口一线。北线由杨虎城陕军十七个团驻守南郑；上官云相指挥第四十四师、四十七师、五十四师和独立第四旅由湖北、河南向四川开进。蒋介石、刘湘用两百个团几十万大军沿秦岭、巴山、嘉陵江布防，从川、陕、鄂、豫四面八方给红四方面军布下一张大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场新的更为疯狂的“多路围剿”。而且，这一次不同以往，刘湘并没有驱动各部主动进攻，而是在贺国光参谋团的指导下，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碉堡封锁、南北夹击的战术，不再给红军各个击破的机会。

部署有了，但在落实过程中仍旧是困难重重。蒋介石的中央军和范石生的部队原来就在四川外围等着，蒋介石的命令一下，中央军各部立即行动。但杨虎城部就没那么积极了，蒋介石将胡宗南放到天水，杨虎城极为不满。杨虎城原打算将甘肃也收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但在蒋介石那里碰了钉子。1934年10月14日，蒋介石来到西安布置“川陕会剿”威逼杨虎城部协同胡宗南部在陕南围堵红军。杨虎城口头答应派兵四旅协同胡宗南，但除了让孙蔚如和赵寿山警备旅派出部队在川陕边境动了动外，没有采取实质性的军事行动。

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罗泽洲、杨森的反应就更复杂了。“六路围攻”他们一个个损失惨重，结果，刘湘得到了四川省的统治权，哥几个一块儿动手，自己被打得鼻青脸肿，最终果子全让刘湘一人吃了，而且自己的军队全都要听从刘湘指挥，杨森还差点中了刘湘的招，被刘湘“吃掉”。这些军阀损失困难到了什么程度呢？据载：田颂尧二十九军“素即寅支卯粮”，“前方粮食早食殆尽”，“伙食亦几乎不能维持”，“不得已改稀饭，又不足，乃杂以苞谷高粱，或日食一顿，以延残喘”。“其经济困难至此，所以兵员之损失难于补充；粮饷之缺乏，难于维持；械弹之消耗，难于接济；装备之败坏，难于整理。”“此种困难，非属田军为然，如邓、杨，莫不相同。”

除了这些外，胡宗南对四川军阀也“不爱搭理”。

1月3日，刘湘给邓锡侯、田颂尧等川军将领电令：

朱毛陷桐梓后，似有扰我川南企图，徐匪主力亦自宣绥左移，似有南北呼应向西窜扰模样。

由一路抽组精兵十五团，二路十团交邓总指挥指挥，担任左翼攻守任务。昭广防务立交胡师接收，迅即开始移动，暂以双河场、赛金场为战斗地境，线上属左地区，与二道河罗师切取联络，左翼与胡师联络；并以田军十团担任北段，邓军十五团担任南段攻守。

刘湘的这道命令是在蒋介石行营参谋团指导下发布的，田颂尧、邓锡侯等部也老老实实听令。

广元、昭化原为邓锡侯的防区，接到刘湘向胡宗南第一师交接广元、昭化防务的电令，邓锡侯迅即电知天水胡宗南，请其派部队接替昭、广暨嘉陵江沿右岸一带防务，同时也电告了田颂尧，自己部队将交防。1月14日，邓锡侯向下辖部队发出调防命令。

没曾想到，邓锡侯遵命行动，却在胡宗南那里碰了个钉子。胡宗南似乎不屑于与邓锡侯之流打交道。以天子门生的身份，胡宗南的第一师历来只听蒋介石一人调遣，其他人的话都成耳旁风。胡宗南清楚，让他把守住广、昭两城，看牢川甘门户是蒋介石的意见，他当然遵照执行，但你刘湘、邓锡侯这等“土鳖”，在移交广、昭防务时，将昭化以南的地段也交给我，把我当成你们的“看门家丁”了？胡宗南毫不客气：

昭化城防重任以我兄之命勉强接替，如再南移则力不从心，弟实未敢担任，还祈贵部照旧驻守，互为援应。

胡宗南甩了邓锡侯的“袖子”。邓锡侯为川军中顶顶“聪明”之人，被称为“水晶猴子”，嘉陵江防线都在其防区之内，红军若在此渡江，所有的打击都将由他一人挨着，这可是万万不能的事。部队打没了，蒋介石、刘湘谁都不会给自己补贴。既然胡宗南不搭理他，他又出一招，拉上田颂尧垫背。1月16日，邓锡侯致电刘湘：

昭化县城南至江口一段防务，胡师既已不能接替，则由昭化城南沿嘉江至新政坝、富利场延至双河场、赛金场之线应由一二两路担任防堵，南北两段之区分卢拟定在双龙场或河溪关，务恳明令规定，自昭化城南至江口一段侯部暂负，防守之部队应即从速调赴南段，恳电令田军增兵四五团接替。

邓锡侯同时自己立即调整军队布防，并电令自己的参谋长、前敌总指挥杨秀春：

惟各部在行进中应与嘉江前线友军随时联络，如情况变化，各在现位置向左转，以策应沿江全线，作嘉陵江总预备队。

所谓“如情况变化，各在现位置向左转”，意思再明白不过，那就是随时做好逃跑的准备。邓锡侯部前线调动，也急坏了同在一防线的田颂尧，你走了，落下的窟窿谁来补？田颂尧立即致电邓锡侯：

匪屯兵苍阆对岸，请酌留兵于相当地点，以便策应刘、何两部……

田颂尧的意思很清楚，大家都彼此彼此，邓锡侯你不要做过头了。邓锡侯更有意思，他接到田颂尧的电报，立即命令十四旅二十七团王徽熙由汉阳铺折转江口，侧重防守虎跳驿方面，但电文中却点明“为友军刘汉雄部之声援”。在你死我活的战斗中，不言“支援”，却称“声援”邻近友军，邓锡侯为保存实力真是费尽心机，不愧“水晶猴子”之称。由此也可看出敌中央军与川军之间、川军各部之间尔虞我诈、以邻为壑的紧张关系。

胡宗南平日里过于自傲，谁也不放在眼里，地方军阀更不在话下。为此，同僚敬而远之，有事时躲得远远的，结果部队行动上总是孤军作战。胡宗南的这些做法早有人报告蒋介石，蒋介石对胡宗南进行了训诫，胡宗南这才有所收敛，并也做些“面子活”。

两军换防，应是低军阶的官员前来谒见高军阶的官员，接受指示。邓锡侯的职务是二十八军中将军长。胡宗南虽然为中央军第一师，其编制也远远超过二十八军，但他毕竟只是师长。这次两军交接防务，却是邓锡侯军长屈尊前往胡宗南设在天水的师部。好在邓锡侯到达天水胡宗南第一师师部时，胡宗南举行了隆重的迎接长官的仪式，而且，自己亲自站到仪仗队前列，向邓锡侯举手敬礼。胡宗南的这一手，让邓锡侯颇受感动。其实这不过是胡宗南受到蒋介石“训诫”后的一点“雕虫小技”。

1935年1月18日，第一师独立旅旅长丁德隆率部进驻广元、昭化。旅部及第一、三团驻广元，二团驻昭化，附属该旅的一旅一团、补充旅一团，位于广元以西的羊模坝、三磊坝一线，二个游击支队（相当于营）活动于川陕交界的得胜关、转斗铺等地，以巩固广、昭侧背。二旅六团李用章部驻于广元以北的阳平关，遥为策应。

针对敌军的布防，徐向前决定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术，首先扫清广元、昭化外围之敌，并以主力突击敌人侧背，隔断广、昭两城敌军联系，然后转入攻城和围点打援。战役部署为：

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从昭化、广元间渡过嘉陵江，割断两城敌军的联系，包围昭化城，并准备打击从剑门关方向来援之敌；红四军十师、红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主力从正面进逼广元城，并以九十一师一部向广元东北的转斗铺出击，掩护向敌侧背出击的部队渡江，并阻击可能从阳平关方向来援之敌；红九军二十五师另两个团、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另一个团共九个团，从广元以北渡江，直扑广元、昭化敌军与甘南联络线上的重要据点羊模坝、三磊坝，准备在消灭该地敌军后，一部转为打援，一部配合围攻广元的部队攻城。

广元、昭化、陇南一带是著名的三国古战场，当年魏蜀在此演绎过一幕幕争夺天下的文武大戏。三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人诸葛亮、姜维、张飞、关羽、魏延、费祎、邓艾都在此风云际会。在徐向前的指点下，当年的三国古战场，如今硝烟又起。

1935年1月22日，广昭战役打响。

1月18日，丁德隆独立旅从邓锡侯部手里接过广、昭防务，丁德隆独立旅旅部就设在广元城内。接防后，胡宗南立即向丁德隆告警，红四方面军主力从通江、巴中大批东移至旺苍一带，判断红军有可能攻击广元、昭化，须严加防范。接到警示，丁德隆不敢怠慢，三天之内，席不暇暖，命令士兵加固城防，深挖壕沟，在城东的城隍庙山上密布碉堡，放一旅一团驻守，城西的九龙山主阵地乌龙堡（五龙堡）筑有五大堡垒圈，派独立旅三团驻守。广元、昭化本来就城池坚固，高墙深沟，堡垒众多，再经过数千士兵几天拼命筑垒，交通壕四通八达，防御工事呈纵深配置，机枪大炮密布，两城成了两座钢铁刺猬，易守难攻。

1月22日晚，寒风萧萧，夜色浓密，和平常一样，嘉陵江水静静地流淌。红三十一军、九军、三十军的战士们分别在朝天驿北面的大滩等几个地点将早已准备好的制造浮桥的器材悄悄地运送到嘉陵江边。

早在几天前，为了迷惑敌人，红军各部每到晚上就在嘉陵江南岸点火、打枪，有的甚至将一些小部队运动到江边，对岸敌军惊恐万状，以为红军要渡江，纷纷向上报告，请求支援，丁德隆先也以为红军要渡江，但每次都发现是虚惊一场，连续几天，敌人一夕数惊，丁德隆也被闹得夜不能寐，于是将前沿敌军训斥一通，要他们“不要庸人自扰”。及至红军再打枪放炮，敌人也当成“狼来了”的故事，不再回应，躲在碉堡里睡大觉。红军的“骚扰战术”见到成效。

随着一声令下，几只小船载着先遣突击队悄无声息地划向对岸，控制登陆场，江南岸训练有素的水兵连将一艘艘事先准备好的渡船连接起来，铺上木板，架起浮桥，早已集结在岸边的各部官兵通过浮桥快速冲向对岸。当守在碉堡里的敌军发现“狼”真的来了，红军的枪口已经顶在脑门上。红四方面军主力第三十一军、九军、三十军、四军各一部共约18个团的过江部队兵分两路，一举切断广、昭两地敌军的联系，广元、昭化外围各据点首先遭到红军猛烈攻击。

为了拱卫广元、昭化，丁德隆将新组建的两个游击支队和补充旅一团放在城外的转斗铺和羊模坝，这几个地方都是地形险要，易守难攻。1月22日，红三十一军一部乘着夜色向驻守转斗铺胡宗南部第一游击支队潘名世部发起攻击。寒夜里，刺耳的枪声先是噼噼啪啪地零星响起，很快便如爆豆般响成一片，隆隆的手榴弹接连爆响，夜空里火花四溅，到处燃起熊熊火焰。由于攻击突然，正在睡眠中的敌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阵脚大乱。驻守在得胜关的敌游击第二支队张俊耀部也赶来支援，遭到红三十一军半道拦截，当天第一游击支队全部及第二游击支队大部被歼。敌第一师的《战斗详报》记载了这次战斗：

一月二十二日，匪之一部进攻我转斗铺游击第一支队，复派一部约二百人，于上午十时，经黄坝河附近，迂回转斗铺侧背，我第一支队不支，遂向北转进。我游击第二支队，于午后四时由得胜关往援，行抵黄坝河附近之李家坪，与匪遭遇，接战四小时，因众寡殊悬，乃乘暗夜向得胜关撤退。

23日下午五时，红三十军一部包围羊模坝，驻守羊模坝的是敌补充旅罗克傅一团团部及二、三营，由于22日战斗已经打响，红军的攻击已失去突然性，敌凭险据守，火力也大大超过川军，为减少伤亡，红三十军八十八师挨到23日夜幕降临时才发起攻击，两军展开了夜战。夜色浓浓，视线很差，双方都冲着对方闪光的枪口射击，漫天飞舞的曳光弹让人们清楚地看到，死神是怎样驾着一缕缕耀眼的光芒带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的。丁德隆部装备远优于红军，士气也不弱，羊模坝地势险峻，敌人又是筑垒固守，红军发动进攻但缺少重武器攻坚，战士们一波一波的冲锋，在敌人密集火力阻击下，前仆后继，牺牲惨重。战斗进行了整整一个通宵，战至24日下午，付出很大伤亡后才占领羊模坝，守敌除一部逃往乌龙堡外，大部被歼。

干部带头冲锋是红四方面军的传统，但这也造成干部大量牺牲，两天的战斗，除了一些营连干部伤亡外，二十五师副师长潘幼卿和八十八师副师长丁纪才两位高级干部也相继牺牲，而且，丁纪才是在徐向前身边指挥战斗时被流弹击中，可见战斗的激烈与险恶。敌第一师《战斗详报》记载了这次战斗：

一月二十三日午后五时半，匪第三十一军约千余，由罗家院东端高地，向羊模坝我罗团主力（两营）进攻，适逢市集将散，混乱异常，该团仓猝应战，彻夜不休。二十四日下午，入于苦战状态。该团第一营，二十三日奉令进驻大坝口，二十四日午刻奉令回羊模坝夹击，途中与匪遭遇，且战且走，入夜到达东山庙。此时罗团主力已退出羊模坝，匪之后续部队，即由大坝口络绎渡河，向罗团包围攻击，入夜罗团决围而出，向广元引退。十一时许，其一部退到广元，同时丁旅长令甘团集结昭化，准备守城，并派甘团谢团附义锋，率该团唐营增援三磊坝，协助第一团杲营（附无线电一架）固守。

转斗铺、羊模坝两战，红军共歼敌三百余人，缴枪几百支，防守三磊坝的敌一旅一团见势不好，立即弃守阵地逃往碧口。徐向前命八十八师等部不要追击残敌，立即掉头围攻广元，留下红二十五师等部准备打援。

战斗持续了一周，红军基本清除了广、昭两城的外围据点，从四面团团围住广元和昭化。

红军占领羊模坝后，广元侧背全部暴露，从羊模坝逃回广元的敌军绘声绘色地向丁德隆描述了红军攻击的猛烈。丁德隆顿感威胁，当夜十二时，电话命令守昭化的甘竟生团，连夜作好守城准备，并须派遣一营，驰援三磊坝，以固后方。甘竟生遵命派出一营增援三磊坝，同时于25日拂晓，将白河北岸的警戒部队，撤回河南岸，切断浮桥，布置警戒，又派一个排前往昭化城外的邓家渡口警戒。

1月25日上午，红九十三师向昭化运动，前锋在邓家渡口与警戒的敌军在鸭红岩遭遇，九十三师前锋一个冲锋，敌人立即缩回昭化城的凉亭子阵地。九十三师大部队迅速抢占天雄关及昭化城后山阵地，向昭化守敌发起猛烈攻击。

昭化已有两千年的历史，秦统一巴蜀后，在此设置葭萌县，后又称汉寿县、晋寿县、益昌县、京兆县，当年蜀汉政权在葭萌关开府，从此，葭萌古城成为蜀汉重镇。宋代改名昭化县，意谓“昭示皇恩，以化万民”。昭化古城三面靠山，两面临水，嘉陵江、射箭河绕城而过，古人称其“虽为弹丸之城，而有金汤之固也”。因为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作为战略重镇，昭化古城的城墙高大结实。据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昭化县志》记载：“旧系土城，明天顺年间（1457～1464年）全筑以石，围城三里七分，其墙四百三十八丈，高三丈，厚一丈二尺。”

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邑令李宜相领银一万七千多两维修古城墙，因缩小了城池面积被撤职。保宁府又饬新邑令吴庭相重修东西城墙，外墙砌石，内墙石脚砖身。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工程全部竣工，基本恢复了明天顺古城原貌。完工后的昭化城墙高约十二米，城墙厚四米，城墙全部用青条石砌成，四周护城河围绕，城外有数百米的开阔地。守城敌军火力齐备，居高临下。高大坚固的城墙和凶猛的火力使得红军的进攻屡屡受阻。

红军缺少大口径炮等攻坚武器，步枪、机枪的枪弹打在青条石城墙上只留下一个小小的坑，攻击距离远，手榴弹发挥不了作用，少量的迫击炮对敌人构不成致命威胁。敌人据守在城墙上，数十挺轻重机枪如同泼水一样将子弹洒向四方。红军战士要架起攻城云梯，需要冲过二三百米的开阔地带，这给攻城部队造成极大伤亡。为减少伤亡，红军只能利用夜色掩护发起攻击。为防红军夜袭，甘竟生下令，每到夜间，城墙四周各个据点即以火把通宵照明，给红军攻击造成很大困难。双方形成对峙。

川北的冬天，寒风呼啸，冰封雪飘，广元、昭化两城敌军身着厚厚的棉袄，在城内囤积有大量的粮食和弹药，凭坚固守，丁德隆有恃无恐。26日，丁德隆致电胡宗南：

广元现已筹得粮，可守半月，若继续筹得，维持三月或半载，亦不困难，职所率部属官兵愿尽力死守保全全城数十万生命，并为中央立信，尚可抑留多数匪部。

得知红军猛攻广昭两城，蒋介石急令胡宗南将第一师驻阳平关部队日夜兼程南下支援广、昭，刘湘也急令邓锡侯、田颂尧由各自防区向红军进攻。邓锡侯率数万援军由两河口、白田坝向红军侧后压来。

这次红四方面军的交战对象由四川军阀变为蒋介石的中央军加川军，而且是以中央军为主；非但战场上对手变了，而且运筹帷幄的对象也变成了蒋介石派来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广、昭战役打响后，蒋介石派来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根据战场态势，迅速对川军各部署作出调整，一招一式颇见章法，尤为重要的是遏制了川军各部为求自保以邻为壑的恶习。

蒋介石对川军将领临阵自保的恶习深恶痛绝，这次红军重兵攻击自己的嫡系部队，他唯恐川军将领袖手旁观，1月26日，他发出署名电报，给川军将领一个集体警告：

查赤匪行动，飘忽异常，我军剿匪作战，处置贵在神速。各带兵长官。必须身临行间，方能应付机宜。近人常谓剿匪战略，前方反指挥后方，确系洞见症结之论。乃查川中各将领，每每安处后方，前方责任委诸部属，而所属将校，亦相习成风，层层委托。以致平时则废弛军纪，有事则坐失戎机。兴言及此，良堪浩叹！嗣后各军事长官，务须恪遵上级命令，常驻指定地点，非经长官核准，不得擅离。倘有似前玩忽或因之失地丧师者，定按抗命辱职各罪，分别严惩，决不姑宽。希转饬所属。一体檀遵。

此时嘉陵江南北两岸已打成一片，战至29日，在付出重大伤亡后，八十八师及三十一军一部，先后攻占广元飞机场和乌龙堡，但由于缺乏攻坚武器，昭化城攻击无法取得进展。屯兵坚城之下为兵家大忌。胡宗南了解红军“围城打援”的战术，不但不派兵增援广、昭，还将驻阳平关的一个团调回碧口，意在凭借坚城疲劳和消耗红军。眼看战局即将陷入不利形势，徐向前、陈昌浩决定撤围回师，另寻战机。

第七章强渡嘉陵江侧击陕南

其实，徐向前、陈昌浩决定撤走广、昭之围，不与胡宗南周旋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接到正在川黔边境转战的中央发出的《中央军委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

就在广、昭战役发起的同一天，1月22日，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军委又致电四方面军：

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敌，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进攻。因我军入川，刘湘已无对你们进攻可能，你们若进攻刘敌，亦少胜利把握，与我军配合作战距离较远，苏区发展方向亦较不利；西线则田部内讧，邓部将南调，杨、李、罗兵单力弱，胜利把握较多，与我军配合较近，苏区发展亦是有利的。故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兵力部署及攻击目标，宜以一部向营山之线为辅助方向；而以苍溪、阆中、南部之线为主要方向。在主要方向宜集中主力，从敌人堡垒间隙部及薄弱部突入敌后，在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敌人，于运动战中包围消灭之。若你们依战况发展，能进入西充、南充、蓬溪地带，则与我军之配合最为有利。

接到中央来电，西北军委在旺苍召集紧急会议，讨论如何执行中央来电。会上争论非常激烈，主要分歧是如果向西渡过嘉陵江，川陕根据地将难以保住。但接应中央红军和策应红二十五军事关全局。最后，决定调整部署，放弃攻打广昭，准备西渡嘉陵江，渡江之前，为打乱和迷惑敌人部署，先发动陕南战役。徐向前在《陕南战役》一文中写明了当时的战略意图：

中央发出这个电报时，红一方面军已离开遵义，向川黔边的赤水方向前进。形势紧迫，不容我们犹豫不决。我从前线匆忙赶回旺苍坝，出席总部举行的紧急会议，讨论这一牵动全局的作战方针问题。

中央要求红四方面军集中全力西渡嘉陵江，突入敌后，运动歼敌，策应红一方面军渡江北进。这就是说，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将离开川陕根据地，向嘉陵江以西发展。大家认为，如果不是中央红军的处境相当困难，中央不会作出这样的决定，因而西进策应中央红军作战，是头等重要的事。会议决定，第一，暂时停止与胡宗南的角逐。第二，由三十一军和总部工兵营，火速搜集造船材料，隐蔽造船，解决渡河工具问题。第三，适当收缩东线兵力，准备放弃城口、万源一带地区。第四，即以主力一部出击陕南，调动沿江敌人北向，为在苍溪、阆中一线渡江创造战机，并接应已经进入陕南商县一带的红二十五军。会上，也讨论了是否以主力南下，直接与中央红军打通。走哪条路好？需要多少兵力？能不能打到长江边？因力量有限，没有把握，只好作罢。

驻守陕南的……孙蔚如部怕胡宗南的势力入陕，侵占西北军地盘，曾和我们达成过互不侵犯默契，双方一度相安无事，并有些来往。但在敌六路围攻期间，他们屈服于蒋介石的压力，出兵攻打过我们。同时，任凭胡宗南的势力伸向川陕边，威胁我侧背，也使我们够恼火的。我们这次出于战略上的需要，出击陕南，顺便给孙蔚如点颜色看看，以示惩戒，是必要的。

陕南战役一石二鸟，除了接应中央红军外，同时还要策应正处于艰苦环境中的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

红四方面军大部队撤离鄂豫皖后，鄂豫皖根据地陷入极度困难境地。1934年11月，在中央红军准备实行战略转移的同时，中共中央两次指示鄂豫皖省委设法摆脱困境，开辟新的根据地。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由省委委员高敬亭领导的部分武装改编成红二十八军，留在当地坚持游击战争。由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徐海东任副军长的红二十五军共二千九百余人，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于11月16日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向西转移。

红二十五军西进路线与当年红四方面军路线基本相同，国民党刘峙部一路尾追不放。红二十五军历尽千辛万苦，1934年底进入陕西境内，到达陕南商县、镇安、柞水、蓝田一带。为对付入陕的红二十五军，陕军孙蔚如部调动了十五个团的兵力布防于宁羌、勉县、南郑、褒城一带堵截，敌刘子潜部、萧子楚部、冯钦哉部、张飞生部从四面八方将二十五军团团围住，红二十五军处境危急。

根据中央的要求，旺苍坝军事会议决定：停止与胡宗南的角逐，适当收缩东线兵力，放弃城口、万源一带，集中主力在苍溪、阆中一带西渡嘉陵江，攻击江油、梓潼，向茂县、北川、汶川方向攻击前进，接应中央红军入川。为了调动敌人注意力，给敌人造成我军要东出汉中的假象，红四方面军一面作好西渡嘉陵江的准备，一面集结了十二个团的兵力，挥师向北，直指陕南。

1935年2月初，陕南战役打响。

战役的第一站是宁羌。宁羌位于陕西省西南、汉中西部，地跨川陕甘三省，是由川入陕的门户。宁羌守军为陕军孙蔚如部。打宁羌的目的是为了造成敌人以为我军要攻取汉中的错觉。

因为红四方面军曾与陕军孙蔚如部有过“互不侵犯”的秘密协定，战前，依照徐向前的指示，部队派人给宁羌守敌独立一旅二团团长杨竹荪送信，要他主动撤兵，勿作抵抗。但孙蔚如此时已经两面摇摆，他看到蒋军大举布置围攻，认为红军难过此劫，又想染指川陕，为蒋火中取栗，于是命杨竹荪坚守待援。

宁羌县城为秦岭大山中一小城，城池远没有广元、昭化那般坚固，陕军的战斗力、士气也不如敌中央军。2月3日，红四军十师主力向宁羌外围贺家梁、七星池、东山观发起攻击，战斗了一夜。第二天，敌人弃守贺家梁，退守城南小高地。红军接着猛攻东山观，杨竹荪率兵来援，但援兵还未到，东山观守敌已被全歼。杨竹荪急忙退回宁羌县城。谁知红八十八师一部已经封锁了宁羌西门和北门，截断了敌人的退路，红十师与八十八师分进合击，杨竹荪部抵抗了三四个小时，除三十多人漏网逃脱外，其余被全歼，敌团长杨竹荪被活捉。敌三十八军《战斗详报》详细记载了这次战斗经过：

三日下午四时许黄坝驿一带之匪倾全力向我贺家梁、七星池阵地猛袭，我二、三两连凭据碉楼及强固工事沉着应战，匪死亡甚众，终未得逞。激战至黎明，奈该匪愈集愈多有增无已，并用迫击炮轰击碉楼，以其密集队约两团之众，附有自动步枪多架，猛扑贺家梁阵地。我步炮连由城上阵地超越猛射，多中要害，第二连官兵奋勇血战，与匪肉搏十余次，毙匪百余名。卒因连长阵亡士兵伤亡过众，碉楼被毁，不得已乃放弃贺家梁退守城南小高地。是时匪以主力猛攻东山观，城西北两面亦被匪攻，杨团长以东山观关系宁城安危，仅驻一连，兵力薄弱，坚守不易，乃令第一连放弃五里铺退守西门，第三连放弃七里池增援东山观，并亲率五、六两连及特务排前往应援，欲死守东山观以保宁城。讵该匪乘我变换战线之隙，以全力猛扑东山观阵地，第四连遂陷于重围，连长受伤殒命，士兵伤亡过半，我杨团长所率援军方行至山腹，救援不及，东山观阵地遂致失陷。守城部队与杨团长所率官兵亦因众寡悬殊，力不能支，相继陷没。是役仅第一营营长石藻珍臂受重伤率官兵百余名突出重围，脱险者仅三十余人，星夜退至大安驿，其余官兵俱没，杨团长失踪，战斗于此告一结局（此据逃回官长所述）。

攻取宁羌后，2月5日，四军、九军、三十一军各一部从铁锁关、阳平关、宁羌向东北挺进，2月6日攻克大安驿。

眼看红军势如破竹，孙蔚如急了，急调三十八军十七师四十九旅王毅武部及独立第一旅一团在勉县以西的新铺湾构筑工事迎击红军。陕军四十九旅是杨虎城陕军里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甲等编制，齐装满员，其实力与一个师相当。旅长王毅武为人刚愎残暴，骄横跋扈，治军极严，每逢恶战，王毅武便赤膊上身，手提鬼头大刀，一口饮下半瓶酒，然后赤红着双眼上阵搏杀，凡是遇到胆怯退却的官兵，他往往大喝一声，一刀劈倒。在他的威逼下，王毅武部的官兵也极能拼命，久而久之，王毅武在军阀中混得“王老虎”之称。这一次，孙蔚如将“王老虎”旅堵在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前进路上。八十八师是红军中出了名的“铁军”，师长熊厚发二十岁出头，一把大刀舞开，十余个敌人无法近身。但这次王毅武遇到的不是师长熊厚发，而是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

郑维山，河南省新县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红四方面军总部炮兵连、通迅队政治指导员，1933年春，反“三路围攻”结束后，十七岁的郑维山任红九军第八十一团政委，1934年，年仅十八岁的郑维山升任红二十七师政治委员。1934年11月，清江渡整编，红三十军将三个有荣誉称号的主力团即“能攻钢军”第二六三团、“夜老虎”第二六五团、“能守钢军”第二六八团编为第八十八师，熊厚发任师长，郑维山任政委。新编八十八师齐装满员，全师员额超过一万，成为红三十军的铁拳头。

这一次，八十八师从宁羌向勉县攻击前进，郑维山带领“夜老虎”二六八团在军部后面跟进。部队行进到青羊驿，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把郑维山找去，李先念劈头就问：“这回给你们一只老虎，你们吃不吃得下？”郑维山先是一愣，很快就明白了李先念的意思。红四方面军的战将，无一不是尸山血海中滚打出来的，郑维山虽然年轻，但早已在打大仗、打恶仗的环境中成长，听见枪炮声就浑身兴奋。如同武术行家，只愿意与高手过招，他也早闻陕军有个“王老虎”，今天军政委拿这个来诱自己，岂能随便放过？郑维山笑了：“我今天刚好带着夜老虎，就想和这个王老虎过过招，今天，这只老虎我吃定了。”看到郑维山来劲了，李先念和程世才满意地笑了，他们向郑维山详细交代了任务：王毅武旅已经占领前面的二郎山并已构筑了工事。我军的战斗部署是：三十军正面进攻，十师从侧翼配合。要求你们八十八师二六五团今晚攻占二郎山主阵地，待明日敌人反扑时，我主力投入战斗，争取在运动中歼灭王毅武旅。

领受任务后，二六五团当天中午就赶到二郎山脚下。郑维山和二六五团团长邹丰明、政委黄英祥来到二郎山旁的一个小山来看地形。望远镜里，二郎山阵地构筑得有模有样，布局严密，重点突出，交通壕四通八达，敌军士兵正在工事里来回运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将工事修成这个样子，看来敌军平时的训练和战术素养不低。

2月7日夜，天气晴朗，天上繁星密布，秦岭的冬夜，寒风如同无数根钢针，针砭肌肤。经过细心调度安排，二六五团摸黑出动了，邹丰明带一营，黄英祥带二营，郑维山带领三营和师部通讯队留在后面作预备队。几千人的队伍在夜里行动，居然毫无声响。郑维山回忆：

打仗，我们并不生疏，可是今夜这一仗与往常不同，这是陕南战役的第一个硬仗，又是一场吃“老虎”，虽然我相信部队能够完成任务，同时也有些放心不下，生怕哪儿出了漏子而影响全局。……

正在我焦急不安的时候，突然，二郎山主峰上出现一团耀眼的火光，接着传来一声震天撼地的爆炸声和战士们的吼杀声，我们的偷袭成功了！……

不大一会儿，正面敌人被肃清，二郎山主峰吹响了胜利的号声，我把手一挥，带上通信队和三营朝二郎山主峰奔去。

我们刚跑到二郎山的半腰，隐约听到山那边传来一阵阵密集的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显然敌人在猛烈反扑……夜间作战敌人反扑来得这样快，势头这样猛，倒真的有几分“虎味”……于是我们便向主峰飞奔而上。

……不一会儿就接近到二郎山主峰，只见这里到处都是敌人的尸体、伤兵、枪支和大个头手榴弹。我们的两个突击营都跟踪追击下去，主峰上没留人控制。我刚要登上山顶，对面有一群人已上了山顶，一照面，他们立即持枪对着我，见此情景我判定来者是敌人……我身后的通信员抢到我前面。一梭子子弹打出去，把敌人领头的撂倒了。紧接着，通信队一阵猛打把敌人压了下去……

……

敌人反扑持续着。成连成营的向上推……这样持续打了近两小时，直打得阵地上硝烟滚滚，风吹不散。

……

半晌时，南山脚下响起了枪声，我知道这是师长熊厚发带主力赶到了……

“吹冲锋号”我大声命令。刹那间漫山遍野都响起了冲锋号声。呼的一下，三营从我身边杀出去了。这时山上山下数十面红旗迎风招展，杀声四起，我指战员猛虎般的冲入敌群。我在冲进中看到，黄英祥左手挥着驳壳枪，右手舞着大刀带队猛扑敌人。他身边有几个战士挥舞着鬼头刀，横砍竖劈硬是从人疙瘩的敌群中杀开一条血路……

敌人起初还能抵抗一阵子……时间不长，二六八团扎进敌人纵深，就把他们割开，冲乱，于是敌人全线动摇，纷纷夺路逃命。但是晚了，红军从四面八方围上来，又经过一阵子剧烈的短兵相接，不可一世的“王老虎旅”终于在二朗山下全部覆灭，只有王毅武只身落网，逃回褒城。

后来听说王毅武垂头丧气逃往西安，逢人就说：“兄弟虽是身经百战，可从来没打过这样的硬仗。红军，我算服了。”

2月7日，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一举歼敌四十九旅全部和独立旅一个团，8日，占领勉县，围攻褒城，前锋直达南郑城郊，陕西重镇汉中一片惊慌。仅十天时间，红四方面军捷报频传，歼敌四个多团，缴获机枪五十多挺，步枪五千余支，俘获敌团长以下官兵四千余人。

陕南战役犹如捅了马蜂窝，从陕军到蒋介石的中央军全都乱成一锅粥。孙蔚如是陕南战役的首要打击目标。2月3日，红军开始攻击宁羌时，他就急电陕西省主席邵力子，报告宁羌陷落：“救应不及，全军与城陷没。”

2月7日，孙蔚如电告邵力子：“杨团在宁羌两个营，仅逃出三十人，杨团长阵亡。”

2月10日，再电邵力子：“匪以大部围攻勉县，激战两昼夜，众寡悬殊，且勉县无险，附城山形丛杂，致不能守，我军损失颇大。”

同日下午又电邵力子：“此次宁勉战事，应战各团伤亡殆尽，损失过三分之一，洵以众寡悬殊。”

除了陕军叫唤外，胡宗南也电告邵力子：“匪攻我褒城及南北地区。”

追剿红二十五军的敌刘峙部也电告邵力子，要加紧对“徐海东股匪”包围进剿，防止其与正在陕南的红军会合。

江西庐山。牯岭的别墅里，蒋介石正被全国的乱局搅得心烦意乱。北边，日寇不断进犯；南边，陈济棠、李宗仁咄咄逼人，以抗日相要挟，要率军北上逼宫；红军几路人马在贵州、四川闹得天翻地覆。蒋介石不怕乱，他的目标很清楚，所有的威胁都不如共产党的威胁大。只要把共产党解决了，其他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眼下，毛泽东率领的红军在贵州已经陷于绝境，王家烈、龙云、杨森、潘文华、刘湘外加中央军胡宗南、薛岳合起来几十万人马，还有长江、乌江、金沙江道道天险，看你毛泽东往哪里跑？四川的徐向前由刘湘、邓锡侯、田颂尧这帮四川军阀“围剿”，还有胡宗南在那里撑腰，量他徐向前也难成气候。现在的关键是不能让毛泽东与四川的徐向前合为一股。就在蒋介石为处理这些事情绞尽脑汁的时候，陕南军情战报不断汇集到他的办公桌上。

蒋介石两眼紧盯悬挂在墙上的军事地图。徐向前突然放弃攻击广元、昭化，转头打宁羌，占勉县，下褒城，目标所指究竟是哪里呢？他设想自己如果是徐向前，会想什么呢？沿褒城再向前就是陕西重镇汉中。汉中北面与甘肃的天水和陇南相接，东面就是西安，南面是红军的川陕根据地，汉中南面巴山，北卧秦岭，怀抱汉江，物产丰富，素有陕西“小江南”和“秦巴明珠”之称。比起穷山恶水的川西北，这里就可以算是天堂了，当年诸葛亮就是取得汉中，利用这里的地理形势，东拒孙权，北抗曹魏。蒋介石认定，徐向前也是如此打算，四川红军猛攻陕南，目标是要将根据地扩展至陕南汉中，进而由陕入甘。

2月7日，蒋介石电告孙蔚如：

匪陷宁羌，由陕窜甘已无疑意……除已电调西乡、镇巴、石泉、汉阴一带部队留必要之少数守城外，汉江以南各部队亦令即日向南郑集中，加厚防务，并限各担任守备部队迅速完成一切准备。

蒋介石急令驻守河南的刘峙速调驻豫的三十九师庞炳勋部开安康，六十师开汉中，胡宗南部丁德隆旅由广元、昭化调往陕南阳平关增援，川军邓锡侯部撤走射箭河以南的防线，调五个团的部队接替广、昭防务，湖北、陕西周围的各部也纷纷向陕甘南部移动。这些调动减少了敌军在嘉陵江一线的驻军，为红军西渡嘉陵江创造了条件，也减轻了中央红军与红二十五军的压力。

看到军用地图上代表蒋军的蓝色箭头向陕甘南部移动，徐向前笑了，声东击西的目的达到了。徐向前说：

……我们出击陕南的企图，不是打击杨虎城部而是吸引沿江敌人北向，以便我军从嘉陵江中段突破，接应中央红军，所以，这次战役行动颇有节制，不过是虚晃一枪罢了。假如我们实打实地要歼灭孙蔚如部，夺取汉中盆地……一路中出南郑，一路东出镇巴、西乡，合围汉中，“瓮中捉鳖”，那样，孙蔚如是吃不消的，汉中盆地难免落入红军手中。

虚晃一枪的目的达到，红四方面军遂于2月中旬停止进攻，回师川北，准备西渡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入川。但中央红军那里情况再变。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三路向赤水河以东地区推进。毛泽东在向土城镇行军途中，见这一带道路两边皆是山谷，便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磋商，如果追兵孤军深入，红军可以在土城以东的青NFDA2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川军郭勋祺师，保障下一步顺利北渡长江。经过讨论，红军总部决定以红三、五军团为主力在这里打一仗。

1月28日，战斗打响，经过连续几个小时激战，战斗处于胶着状态，敌人越打越多。从抓获的俘虏番号中发现，原来的情报有误，敌军不是四个团六千多人，而是六个团一万多人。而且，川军郭勋祺师的战斗力也被低估，就在红军与川军恶战不下时，川军的后续部队又迅速赶到，形势对红军逐渐不利。危险时分，陈赓、宋任穷率领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前增援才稳住了阵脚。这一仗没有歼灭土城附近的川军，自己反而受到不小的损失，更严重的是，红军的发展意图也被敌军判明。根据空中侦察，蒋介石判明了中央红军北渡长江的意图，派重兵加强了泸州附近长江沿岸防线，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计划受阻。

2月7日，新组成的中央书记处在扎西（今云南威信）开会，决定放弃原来准备在泸州上游北渡长江到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计划。2月16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三人联名致电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领导通报了情况：

国焘徐陈项贺任萧王：

甲、我野战军原定渡过长江直接与红四方面军配合作战，赤化四川，及我野战军进入川黔边区继向西北前进时，川敌以十二个旅向我追击并沿江布防，曾于一月二十八日在土城附近与川敌郭、潘两旅作战未得手，滇敌集中主力亦在川滇边境防堵，使我野战军渡江计划不能实现，因此军委决定我野战军改在川黔滇边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这一广大地区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以与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呼应作战……

因在该地域作战不利，现我野战军已折向赤水河东乌江以北活动，并以黔西敌人为主要作战目标。

接到中央电报，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紧急召开西北军委会议研究对策，经过反复考量，决定原定渡过嘉陵江西进的战役安排不变。徐向前在回忆陕南战役时写道：

既然土城受阻，中央红军根据当时的敌情、我力，临时改变一月二十二日的作战方针和行动计划，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红四方面军因受一月二十二日作战方针的牵动，已若箭在弦上，非进不可。在东线，刘湘的主力占领万源后，正向通江、巴中推进。西线的苍溪、阆中、仪陇、南部亦为田颂尧、罗廼琼部分别占领。川陕根据地的地盘越来越小。我们决定，仍以强渡嘉陵江，实现原定的川陕甘计划为主要目标，并密切注视中央红军的转战动向，伺机进行有力策应。

第七章强渡嘉陵江强渡嘉陵江

陕南战役是虚晃一枪，调动和打乱敌人战略部署，为嘉陵江战役开展创造了条件。

红四方面军发起陕南战役时，由于兵力东调，造成根据地兵力空虚，川陕境内的川军各部依据“川陕会剿”的部署，乘机向根据地发起大规模攻击，短时间内相继占领万源、阆中、仪陇、苍溪、巴中、通江等地。川军的这种偷偷摸摸的“老鼠战略”给我军发起嘉陵江战役造成一定的麻烦，为了扫清渡江作战的障碍，确保控制渡江前进基地，徐向前、陈昌浩决定首先消灭仪陇、苍溪之敌，控制东岸嘉陵江渡口。

1935年3月2日，红三十军、红九军和红三十一军各一部分别向当面之敌发起攻击。川军已经是红四方面军的手下败将，如同乌龟，一打就缩。3月4日，红三十军二六五、二六六、二六七、二六八团，首先以夜袭手段，向盘踞在阆中城东四十五公里处的老观场和红山庙一线之敌发起猛烈攻击，激战两天，全歼田颂尧部何德隅第三路两个团。3月5日，又在红九军一部的配合下，于阆中老观场以西的鸡山梁、大奎山地区歼敌罗泽洲师第九团全部和第八团大部，敌旅长被击毙，敌团长梁宽培、二营营长邱泽维自杀，俘敌团副雷少卿、一营营长杨覆宇、三营营长骆州伦等。在追击中，又歼敌四个团的各一部。与此同时，红三十军一部和红九军一部向仪陇的兴隆场、日兴场、大风场等地的敌军发起攻击，歼灭四川边防军李家钰部一千余人，几天的战斗犹如风卷残云，攻占阆中的玉台、水观、洪山、河溪，直抵阆中城附近的烂泥沟。红三十一军一部向苍溪进击，守敌何德隅第三路的一个旅听闻红军大军将至，没作抵抗即弃城而逃。3月11日，红军克复苍溪城。

到3月上旬，红军在阆中、苍溪、仪陇等地连续作战九天，共歼灭了田颂尧、李家钰、罗泽洲六个团的全部或大部，俘敌官兵近四千人，缴获长短枪三千余支。特别是罗泽洲师仅伤亡逃散官兵即达五千余人，基本上失去了作战能力。至此，北起广元，南至南部的嘉陵江东岸（除阆中城外），悉为红军控制，扫除了渡江作战的障碍，渡江战役的条件基本具备。

红四方面军发起陕南战役，蒋介石就估计红军意在陕甘。3月2日，蒋介石飞抵重庆，恰逢红四方面军发起收复苍溪、仪陇的战役。几天之内，红军即克服苍溪、仪陇。看到四川军阀如此豆腐渣，蒋介石气不打一处来，“殊堪痛恨”，3月12日，特电刘湘与派往川军的督察专员，要求严明赏罚：

（一）此次二、三两路阵地侵入之匪，并非匪方主力，乃罗泽洲部平时不遵令构筑碉堡，加强防御工事。官长督饬不严，精神废弛，临阵则一再撤退，影响全线战局，殊堪痛恨。即派大员听候查办，一面令饬负责戴罪图功，就现地赶速收容整理，立即恢复，并固守东观场、赛金坝、新政坝之线。（二）苍溪失陷，该总指挥田颂尧督饬不严，着记大过一次，并将守城负责长官查明从严议处，呈候核夺以为战守不力者戒。（三）李部左翼固守仪陇部队，不为罗部退军牵动，仍严阵死守，廖战数日，该总指挥李家钰督饬有方，各部异常奋勇，殊堪嘉尚，着先传令嘉奖，并奖洋五千元，以昭激勤。（四）杨森部报告多欠确实，除令遵规定迅速督部确实占领恩阳河至兴隆场阵线外嗣后报告务须确实，不得再有此类妄报情事，致干未便。（五）以上各条，望将遵办情形具报。

随后，蒋介石以“督饬不严，精神废弛，临阵则一再撤退，影响全线战局”的罪名，将罗泽洲撤职查办。

嘉陵江是四川四大名川之一，古称阆水、渝水，是长江上游的支流，也是长江水系中流域面积最大的支流，流域面积达十六万平方公里。嘉陵江发源于陕西省宝鸡市凤县西北凉水泉沟，因流经凤县东北嘉陵谷而得名。嘉陵江源头为白龙江和西汉水，直至陕西省略阳县两河口以下始称嘉陵江。嘉陵江从略阳白水镇向南，经阳平关进入四川境内广元，流经元坝、昭化、苍溪、阆中、南部、蓬安、南充、武胜而达重庆的合川，左纳渠江、右纳涪江两大支流后，于重庆朝天门汇入长江，干流全长一千一百一十九公里。

广元以上为嘉陵江上游，广元至合川为嘉陵江中游，合川以下为嘉陵江下游。

嘉陵江上游蜿蜒穿行于秦岭、摩天岭、米仓山等崇山峻岭之中，从源头到上中游，水位落差高达四五百米，沿途河谷深切，水流湍急。过了昭化以后，山势逐渐平缓，河道也逐渐开阔，水流趋缓，由于地势迂回曲折，嘉陵江在这里七弯八绕，有“九曲回肠”之说。

嘉陵江战役发起前，红军与川军在嘉陵江东西两岸隔江对峙。川军在北起广元的朝天驿，南至南部新政坝约六百里的嘉陵江以西地区共配置了五十三个团。其中邓锡侯部二十一个团防守广元朝天驿至射箭河以北的沿江地段，田颂尧部三十二个团防守射箭河以南至南部的新政坝地段。

按照贺国光行营参谋团推广在中央苏区“剿共”的经验，川军在嘉陵江西岸修建了大量的碉堡，仅从昭化以上至宁羌一百多公里的防线上，原有碉堡两百座，新筑碉堡一百四十七座，平均每三五百米就有一座碉堡。参谋团对碉堡的修建有严格的要求：所有的碉堡之间要连点成线。其密度以两碉间目力、火力均能交叉相及。每座碉堡里最少能驻一两个班，大碉堡里甚至可驻一个排的兵力。五十三个团的数万敌军分布成数个集群，对防守地段分工负责，任何地方的碉堡里一发现动静，枪声一响，周围的驻军就可以迅速出动，互相支援。

红军控制的河段主要在嘉陵江东部地区苍溪经阆中至南部段，这一带水深流急，江面宽约一百八十至二百八十多米。对无舟楫之利的红军来说，要在短时间内，组织八万大军渡江作战，难度极大。

3月中旬，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七四团二营四连在苍溪鸳溪口上游的通竹溪试行偷渡。四十名突击队员乘坐九艘木船偷渡，部队顺利抵岸，在木船返回来接应第二批部队时，江中的木船被碉堡里的敌人发现了。敌人的轻重机枪立即开火，船上的艄公中弹牺牲。上岸部队在江滩边没有任何掩护，全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下，碉堡里的敌人火力密集，碉堡后面不远敌人的大部队听见枪声，立刻冲往江岸。结果寡不敌众，除了两名战士泅水返回东岸外，其余三十八名干部战士全部牺牲。这次试渡失败了。

通竹溪渡江失利让敌人发觉了红军要从剑门关以南渡江北进的战略意图，刘湘迅即增调刘汉雄部加强江防，红军渡江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这次失利也震动了红四方面军领导层，大家都意识到，渡口的选择事关渡江成败。强渡前的准备工作极为重要，徐向前反复强调，“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各级指挥人员一定要做仔细的工作，行动前，将困难想得多一些。战争的胜负除了取决于双方军力多少、火力配备、战士素质、意志品德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事先作大量仔细认真的调查，对于战场的地形、敌军的配置、一草一木、一沟一坎都要做到了然于胸、知己知彼。

为了选择合适的渡口，确保渡江作战的隐蔽性和突然性，红四方面军各部及地下党组织派出了多路侦察人员，这些侦察兵以各种职业为掩护，深入嘉陵江东西两岸，搜集敌人的江防情报。侦察兵王义化装成难民，混过江去，在苍溪马桑垭下寺庙“出家”，以当和尚作掩护，搜集情报。通过各条渠道的情报，红军总部掌握了沿江的地形、道路、渡口以及敌江防工事、纵深兵力部署、火力配置、敌人活动规律等重要情况。为了掌握第一手情况，徐向前和副总指挥王树声带上熟悉地形的红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以及参谋人员翻山越岭，沿嘉陵江东岸行进三四百里，了解敌情，查看地形，选择合适的渡河地点。

经过详细调查和反复比对，徐向前最终选择了苍溪城南四公里处塔子山下的塔山湾渡口、苍溪城北二十五公里处的鸳溪口、阆中城北八公里处的涧溪口作为强渡嘉陵江的主要渡口。同时，还选择了阆中境内的沙溪场、南津关、河溪关、茄子渡，南部境内的红岩子等作为强渡嘉陵江的辅助渡口。三个主要渡口的江面宽约一百五十米至四百米。虽然江面较宽，却是敌人整个江防的薄弱环节。田颂尧在涧溪口至鸳溪口这一地段，仅部署了三个团，一线地区只有四个营。这些部队装备差，又屡遭红军打击，建制不全，士气低落。从地形条件看，东岸一般高于西岸，便于红军隐蔽待机和组织兵力掩护；从水文条件看，这一段江水流速缓慢，水深只有三至五米，岸滩亦比较平坦，对渡江有利。根据地形和敌我兵力分布以及渡江器材等因素，总部决定，大部队分三个点同时渡江：

红三十军居中，为渡江主力。从苍溪以南塔子山附近实施重点突破，歼灭守敌后向剑阁攻击前进，协同三十一军攻占剑阁。

红三十一军居右，从苍溪以北的鸳溪口渡江，而后向剑阁攻击前进，攻占剑阁后，向昭化、广元发展，打击邓锡侯部并阻击胡宗南部从甘南南下，保障红军右翼安全。

红九军居左，从涧溪口渡江，而后以一部协助红三十军向北进攻，另一部消灭阆中、南部守敌，保障红军左翼的安全。

红四军作为第二梯队，待第一梯队渡江成功后从苍溪渡江，以一部向南迂回，协同红九军消灭南部守敌，主力向梓潼方向攻击前进。

总部炮兵营配置于塔子山，掩护红三十军渡江。西线渡江作战由徐向前指挥，陈昌浩指挥红三十三军和地方武装在东线阻击牵制敌军来援。

接到总部的渡江部署，红三十军副军长程世才立即赶到八十八师，和师长熊厚发一起研究渡江方案。在红四方面军入川后的两三年里，在血与火的严酷斗争中，程世才从团长迅速擢升为副军长，但每逢重大战斗便一竿子插到基层连队和战士们一起拼杀，这已是多年的习惯。程世才和熊厚发也时常有惊人之举，一个副军长，一个师长，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他们居然化装成普通百姓，直接来到嘉陵江边察看地形，侦察敌情。程世才和熊厚发参军前都是种田的农民，农民的淳朴和憨厚形象根本就不用化装，他们俩一个身着蓝色土布裤褂，一个身着黑色土布裤褂，背着背篓，手提镰刀，程世才的腰里还别着旱烟袋锅。几个警卫人员也是一身农民打扮，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砍柴、割草。平时猛得像张飞一样的熊厚发，此时却细致地在笔记本上仔细勾画部队的隐蔽地点、出击路线、强渡突破口。

程世才回忆：

……经过反复侦察核准，我们对敌我双方的地形、江水的流速变化、敌人的工事构筑、兵力部署、火力配备以及预备队所在方位等情况都摸清了，就连敌人怎么换班，每班次多少人，进出哪个工事，有什么规律，都掌握得一清二楚。

当时嘉陵江上没有桥，要渡河只有靠船只和临时架设浮桥。

为了阻止红军渡江，敌人事先已经将嘉陵江东岸所有的船只或是拖到西岸，或是击沉、烧毁。红军急需解决渡江工具。方面军总部决定，由三十一军和总部工兵营负责造船，当地苏维埃政府全力协助。造船地点选择在嘉陵江支流东河沿线的苍溪王渡、阆中清泉、井溪、土垭袁家崖，以及嘉陵江上游的猫儿跳和永宁铺附近的丛林。这里群众基础好，地势宽广，树木茂密，便于隐蔽，并有红军部队严密警戒，封锁消息。

为了给红军造船，当地苏维埃政府几天时间就请到了五百多位造船的老船工、木匠、铁匠，这些工匠们背着干粮，带着工具，昼夜兼程，从四面八方赶到造船地点；郑义斋组织和动员各级后勤部门到处收购和运输了大批木材、打造船钉的废铜烂铁和桐油。三十军军长余天云和政委李先念亲自到造船工地给工人们做政治动员。川陕省委副主席余洪远和省保卫局的谢凡守在船厂督导。经过一个多月日夜不停的紧张劳动，共造了木船七十五只，除了几只较大的船外，大多数都是“毛蜂壳”（即五块板子钉成的船，每只可容纳一个班），还用毛竹扎了三座浮桥和数十只竹筏。根据渡江指挥部的要求，3月26日前，七十五只船全部造好。

3月27日下午六时，太阳渐渐地隐入群山之中，天色暗了下来。部队的战士们和支前的民工们隐蔽地将船只一艘艘地运送到渡江出发地。

云峰山既陡且险，仅有的小路，早被枯草掩没了。抬船的人们，必须用自己的双脚踏出路来。最陡的地方，前面人的脚跟几乎碰到后面人的鼻子。这样陡的坡抬这么大的船，实在不好走，大家只好在船底绑上垫木，把船放到地上前拉后推地往上滑送。衣服撕烂了，皮肉磨破了，在这深夜里，不知有多少血汗洒在险峻的荒山！……有位老大爷说：“我活了六十岁，走遍全四川，只看见水里驶船，没说过陆地行舟。可这样奇怪的事。我现在亲自来做了。”

造船的同时，渡江的部队也展开了紧张的水上练兵。在嘉陵江左侧的东河上，担负渡江任务的部队官兵们加紧学习驾船、泅水技术，反复演练登陆、突破、巩固阵地、扩大战果、纵深穿插等战术动作。

为保证战役发起的突然性，红四方面军采取了各种隐蔽措施，如严密封锁消息，隐蔽船只，部队行动不吹号，做饭不冒烟。为了迷惑敌人，苍溪县委组织了大量的宣传队在主渡口所在的塔子山、五当山、陶家垭一带，对敌喊话、唱歌，晚上组织赤卫队、游击队在江内放灯，配合红军搞佯攻，假渡江，又发信号又打枪，高喊“红军过江了”。这些迷魂阵搞得敌人惊疑不安，通宵难眠，坐卧不安。但每次都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久而久之，敌人对红军这些迷惑动作习以为常，注意力逐渐松弛。由于各项工作到位，在十几天的准备时间里，敌人始终没能摸清红军的军事意图。

1935年3月28日，苍溪、阆中已经到处可以见到春天的景象，漫山遍野的树木披上绿装，春日的阳光里，田野里金黄的油菜花耀人眼目，空气中飘浮着淡淡的花香。天渐渐黑了，嘉陵江东岸一片宁静。苍溪塔子山下，嘉陵江滚滚奔流，一个接一个的浪头拍打着两岸陡峭的山壁，激起一阵阵水花。要不是战争，这又是一个极为平常的嘉陵江之夜。

塔子山雄峙于嘉陵江东岸边，塔子山顶方面军炮兵营的十几门“八二”口径迫击炮虎视眈眈，黝黑的炮口指向对岸敌军阵地。塔子山后面的斜坡上，登陆部队排列着队形，一直绵延到远处的树林里。几千人集结在一起，一点声响也没有。工兵部队已经悄悄地将几十艘渡江的木船移到了江边，几十只木船排成一列，每艘船边蹲着两名水手。山脚下，红三十军军属炮兵和八十八师师属炮兵的一排排迫击炮蹲在发射阵地，随时准备开火。

对岸的阵地淹没在夜色里，什么也看不见，哗哗的流水声中，偶尔可以听见江对岸传来敌哨兵的几声咋呼，不时还有几道手电光在夜空和江面上晃动。

九点三十分，徐向前在前线指挥部里命令：“各部急袭渡江。”但部队真正渡江的时间实际上在下半夜。程世才回忆：

当晚，我和熊厚发同志带领部队到达预先选定的渡江地点，迅速将已经运来隐藏在附近山沟里的几十只小船抬到江边下水，按编号顺序排列好，待命出发……熊厚发师长看了看表，正是午夜一点半。他用征询的目光望着我：“副军长，时间到了。”

“好，按计划行动”我点了点头说。

“开始渡江！”随着熊师长简短有力的一声令下，五十多只小船载着渡江勇士们，似离弦的利箭，直射对岸。

由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两个营和总部教导营组成的中路突击部队在师长熊厚发亲自带领下，登上五十多只渡船。每只船上一个班，船头架着轻重机枪，战士们个个手握步枪，背插大刀。艄公们奋力划船，几十只船很快消失在茫茫夜幕里，滚滚江涛也淹没了船桨击水的声音。

张德胜家在四川江油农村，两年前，邓锡侯的部队到处抓丁，他没躲脱，被几个“棒老二”吆吆喝喝地捆绑到了军营，发了一身军装，和一大帮和他一样的农民一起，成了“当兵吃粮”的川军。前几天，连长将他们召集训话，要他们“眼睛放亮点，发现情况先问一声，情况不对再开枪”。今天晚上是张德胜的岗，他在江边晃悠，和以往一样，除了哗哗的江水，什么情况也没有。张德胜嘴里咕噜着：“格老子的，要老子眼睛亮点，老子眼睛又不是洋油灯，啷个亮法嘛？”

今天晚上喝的是稀饭，张德胜一气干了三大碗，这会儿有点憋得慌，跑到江边冲着江水撒尿。突然，他隐隐约约听到哗哗的江水中有点别的声音，但定神一听，又什么声音也没有。一会儿又听见了似乎是划桨的声音。他赶紧瞪大眼睛盯着江面看，黑乎乎的江面，什么也看不清，他使劲瞪着眼睛，还是什么也看不见，但哗哗的江涛声中，划桨的声音倒是听见了，张德胜警觉起来。过了一会儿，划桨声清晰可辨，他隐隐约约看到江面上有什么东西在移动。张德胜大声吆喝：“谁？干什么的？”黑乎乎的江面没有回音。慢慢地，划桨的声音和移动的影子变得更清晰了，一排排船正向着自己划过来。张德胜的头皮一个劲地发麻，他一把端起枪，再次吆喝：“谁？站住！再不站住老子开枪了！”那一大排船只既不答话，也不减速，径直向着江岸冲过来。张德胜扣响了扳机，“啪”，枪声在嘉陵江静谧的夜空震响，此时已是凌晨二时。

听到枪声，成群的敌人如同蜂群般咋呼着从碉堡里冲出，各种枪对着船队开枪。此时，二六三团突击队的船距离岸边不到五十米。“哒哒哒哒”，船队的机枪吐出道道火舌，偷渡变成强渡。部署在塔子山上的红军炮兵也对准敌人的火力点开炮了，红军总部炮兵营二十多门迫击炮和几十挺重机枪一齐开火，隆隆声如同雷鸣。江岸上顿时浓烟滚滚，弹片横飞，炮弹爆炸的火光映红了嘉陵江的夜空。敌人被压制在工事里。还没等敌人展开，红军突击队已经抢滩登陆。五十多条船载有六百名突击队员，六百多人一上岸犹如猛虎般冲向敌阵。碉堡群里共有敌人三个连，不到十几分钟便全部报销。张德胜胳膊负了伤，倒在地上装死，最后捡了一条命。

突击队上岸后迅速控制了杜里坝、老君堂、胡家坝一带的登陆场。五十多艘船只紧张地在滚滚江水中来回穿梭抢渡部队，到29日拂晓，八十八师两个团已经全部顺利渡江，渡江后兵分两路，向敌师部据守的东岳庙和赵家山进击。守敌不支，狼狈逃向思衣场。八十八师突击队占领了飞虎山、高城山、万年山等制高点。天亮后，敌人从各个据点里涌出来发起反扑。八十八师是有名的“拳头”部队，这只铁拳头左右挥舞，敌人顷刻遍体鳞伤，刘汉雄部一个旅被全歼，敌团长陈崇朴被当场击毙，随后又消灭敌陈继善旅，旅长陈继善本人也被击伤，在八庙场后的金龟山击溃前来支援的敌江防预备队王志远旅，红八十八师一天之内向纵深推进了七十余里。

除中路塔山湾渡口红三十军八十八师成功登陆外，右路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七四团在苍溪以北鸳溪口石罗锅强渡成功，一举攻占敌阵地火烧寺，击溃当面之敌一个旅。左路红九军二十七师与红三十军之一部，在阆中的刘家坝至涧溪口一带，利用浮桥渡过嘉陵江。到29日黎明，红四方面军左、中、右三路全部突破敌人的江防工事。一夜之间，刘湘和邓锡侯、田颂尧苦心经营三个多月的六百里嘉陵江江防工事全部瓦解。

3月29日中午，过江后的红军夺回被敌人抢走的大批船只，又在沿江群众的支持下，利用事先准备好的器材，在上自虎跳驿下至涧溪口的江面架起数座浮桥，红军大部队迅速过江，向两翼席卷。

《国民党二十九军在嘉陵江与红军作战经过》文中，记载了田颂尧防区被红军突破的过程：

……二月二十八日晚，红军在苍溪之六博垭乘风雨之夜，先以小部渡河在胡家坝登岸成功。防守这段河防系何德隅路之陈继善旅陈崇朴团的陈择仁营。红军渡过河时，河边守兵正在哨棚内聚赌。红军继续渡河未被发觉。待红军已前进到该段守军营长陈择仁营部时，营部守兵始发觉进行抵抗，陈择仁慌忙惊起走出营部门口，即被红军击毙。田军顿时一片混乱，争相溃逃。红军的其他部队又复自松家场、孙家仓等地相继抢渡过河，对田军进行猛烈攻击和扫荡。旅长陈继善、团长陈崇朴仓猝抽调部队应战，在红军的猛烈打击下，陈继善身负重伤，陈崇朴被击毙，官兵伤亡甚大。经渡河红军继续深入和左右席卷，于是第三地区之刘汉雄防御阵地即全部瓦解。

红四方面军大部队过江后，按照预定部署迅速展开。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击溃邓锡侯从思衣场赶来增援的敌军后，迅即向剑门关挺进。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经阆中的垭口、思衣场，向剑阁方向攻击前进；另一部在红四军的配合下迂回阆中嘉陵江西岸的白溪、天鞍，向南部方向推进。红九军二十七师在红四军一部的配合下，向驻守在嘉陵江东岸阆中城郊田颂尧部王志远的第五旅、第九旅发起攻击。此时的阆中城处于红军的半包围之中，已成一座孤城。3月30日，驻守阆中的敌军见大势已去，其主力连夜向嘉陵江以西溃退，3月31日，红军进驻阆中城，并沿苍溪东岳庙向剑阁方向前进。

邓锡侯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为防守昭化以南，胡宗南公开甩了他的袖子，想拉田颂尧垫背，又被一掌推到棉花包里，刘湘又在中间和稀泥。这次布防嘉陵江，自己的部队承担了近半江防，责任重大，蒋介石要进川，刘湘要整编，整来整去，矛头总不外乎我们这几个军。想到吹胡子瞪眼睛的蒋介石和阴森森的刘湘，邓锡侯的脊梁骨直发凉。28日晚上，他和参谋长在一起东扯西拉了半天，安排部队向北进攻朝天驿的红军，至午夜才睡下，睡下没一会儿，刺耳的电话响起，他一把抓起听筒。电话里传来了他最怕听到的话：“报告，红军过江了。”

邓锡侯已经听不清对方讲了些什么，他只是对着电话吼道：“守住，给老子守住。”扔下电话，邓锡侯立即电令陈鼎勋、杨秀春稳固嘉陵江江防。

红军突破嘉陵江的消息很快就报给了蒋介石。可以想见蒋介石气愤与懊恼的神情。接报后的当天，30日上午，他先是敦促江防责任人邓锡侯迅速采取措施：

迅即抽派后方及昭、广部队十团以上分驻金仙场、剑阁，对窜过嘉陵江之匪痛击，并负责肃清该匪。

4月2日，他得到更多川军溃散的消息。红军突破嘉陵江之后，势如破竹。田颂尧不仅不抵抗，反而指挥部队撤退，结果田部败退一泻数百里。田颂尧知道丢失嘉陵江江防的责任，为了减轻战败之责，发电报给蒋介石请“削职示惩”，并将自己的部将刘汉雄、何德隅、杨特生、陈继善等一干人拟定处分报蒋。蒋介石决定借此机会名正言顺地撤销田颂尧职务，以逐次解决四川军阀尾大不掉的难题：

查嘉陵江向称险要，阆、苍、南部一带。原属二十九军防地。一年以来，迭次通令构筑碉堡，加强工事，严密布防，以遏残余徐匪之窜扰，不啻三令五申。该军负责守备经年，糜饷实钜。津以救国救乡之大义，应如何激励军心，力图报称。乃连日据报，该军防守不严，徐匪一部，遂于俭晚突破嘉陵江；继复作战不力，苍溪、阆中、南部亦竟相继撤退。弃藩篱而不守，陷人民于涂炭！实属玩忽命令，贻害地方，断难再予宽容，盖川陕边防剿匪督办第十二路总指挥，四川剿匪军第二路总指挥，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着即撤职查办。其副军长孙震辅助不力记大过一次。着令孙震督率二十九军，戴罪图功；此次该军失败负责诸将领，由孙震查明呈报，以免分别惩处；该军现在收容若干，着孙震速即整理改编。秉承刘总司令湘办理具报。仰即转令，一律遵照。

继刘存厚、罗泽洲以后，在四川军阀窝里混了十几年的田颂尧也被蒋介石一脚踢开，从此两手空空，失去兵权。既“追剿”红军，又打击地方军阀，还要取得地方政府的实际控制权，蒋介石一石三鸟。以后，田颂尧部二十二路指挥何德隅、二十旅旅长杨特生、二十一旅旅长陈继善、团长陈崇朴、第三纵队司令刘汉雄、十三旅旅长覃世科、第八路指挥李炜如、第二路指挥李鋆陶都被分别给予撤职、记过的处分。

蒋介石撤田颂尧杀鸡吓猴，邓锡侯不敢怠慢，3月30日立即向所部再下指令，固守梓、剑、昭：

一、匪窜过嘉陵江后，向左右延伸，缺口渐扩大。

二、北路扼江口，百图观，剑阁及江口至昭化河防之线，已商得第二路军应协同防守。

三、剑阁至梓潼距离甚大，刁司令所部速兼程驰赴剑阁。余亲率之五团到达梓潼后，直趋剑阁，以资联系，防匪流窜，但须以梓潼、剑阁、昭化为三个据点。

四、广元部队应与胡师联络，并抽调三团由陈指挥，率领在刁部后兼程跟进。

五、所有本军后方各部队应一律出动，限四月冬日集中绵阳。

继第一梯队的三个军过江后，第二梯队的红四军也从苍溪鸳溪口渡过嘉陵江，其一部配合左翼第九军一部经阆中地区南下，攻占南部县城，歼灭敌李炜如部三个团，中路红三十军及九军另一部击溃田颂尧第十旅一部，3月31日占领剑阁。

徐向前率队随中路行动，他回忆道：

……我军刚进剑阁，别处的敌人不知道剑阁已失，打来电话问：“赤匪到哪里了？你们怎么样呀？”有的干部回答倒干脆：“老子是红军，你们完蛋啦。”令人又好气又好笑。

听说剑阁县丢了，邓锡侯真如火烧屁股，立即连续发布命令，4月1日，命令调集驻守广元附近的部队回援剑阁，4月2日，命令梓潼的部队坚守城池。他自己率部从绵阳星夜来援。

第七章强渡嘉陵江飞夺剑门关

剑阁县位于四川盆地北部边缘，是连接四川与陕西、甘肃的咽喉通道，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从广元、昭化向西到梓潼、江油，其地势犹如一根扁担，剑阁居中，剑阁有失，犹如扁担被从中折断，拿下剑阁就意味着腰斩了嘉陵江防线，控制了川北的咽喉。这就是邓锡侯着急的原因。但邓锡侯还抱有一线希望，就是剑门关。

距剑阁县城约五六十里有山名曰剑门山。剑门山古称梁山，由大、小剑山组成，其山峻岭横空，危崖高耸，从东北向西南蜿蜒伸展，长达百余里，气势磅礴。主峰大剑山，侧看山峰尖利高耸，似利刃刺天，横看峭壁连绵，横亘似城。山之中断处，两崖相对如门，故称“剑门关”。剑门关是古今闻名的雄关险隘，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千百年来，兵家皆言：“打下剑门关，犹如得四川。”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因为剑门关过于险峻，易守难攻。早在一千多年前，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蜀道难》就对剑门的奇、险、绝、怪、难作了极为生动形象的描绘。

邓锡侯抱的希望是，凭借剑阁的奇、险、绝、怪、难，我已经置重兵在此防守，你红军再厉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一挺机枪就可守住的隘口，你纵有千军万马又能奈我何？

邓锡侯真没料到，徐向前排兵布阵，就是冲着这剑门关而来。

1935年4月2日，春寒料峭，阴雨绵绵。红八十八师、九十三师、九十一师的数万健儿踩踏着湿滑的泥泞道路，分别抵达剑门关下，从东西南三面包围了剑门关。

剑门高耸入云的峭壁，犹如刀切斧砍一般，成为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冷兵器时代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但关口一破，就无险可守，一泻千里，直下成都。正因为如此，徐向前在制订嘉陵江战役作战计划时就强调，渡江后，主力部队必须迅速占领嘉陵江西岸的几个重要城镇，并尽快攻克西北要道的隘口剑门关。

明知剑门关天险，红军为何要涉险呢？知彼知己乃取胜要诀，作为三军统帅，徐向前对剑门关地势有着独到而绝妙的分析：

……剑门关向来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地势而著称。三国时姜维就守过那个地方。战后，我去剑门关一看，真是个奇怪的地形。你从北面来的话，它是个高山，一壁千仞，险恶万分。你从南面来的话，它是坡地。南攻容易北攻难。人家说剑门关险要，我看也险要也不险要。从陕西到四川就险要，从四川到陕西就不险要。我们的部队是从南面打过去的，只用半天就解决了战斗，打了个漂亮的歼灭战。

由于红四方面军主力是在剑阁以南渡过嘉陵江，由此，对剑门关的攻击方向也成了由南往北的态势，守关川军由原来的面北防御，变为面南防御，其结果，雄关变成了坡地。这就是大元帅的军事素养和战略眼光。红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后能够很快站稳脚跟，与出奇制胜迅速攻占剑门关有相当大的关系。

剑门关是敌军的江防纵深，守敌为邓锡侯第二十八军宪兵司令刁文俊部三个团。其中陈麟团守剑门关东侧的沙坝河、红岩寺一线；王良团守关南汉阳铺、大小吊崖一带；杨倬云团和陈团之廖营，守关口至青树子一线。剑门关守敌与昭化、广元守敌遥相呼应。敌人在隘口两边梯次配置了几十个地堡，形成交叉火力。为鼓励守关，邓锡侯拨专款四万银圆犒赏官兵。

根据敌情和地势，方面军总指挥部决定分三路攻击剑门关。

第一路红九十一师迅速切断关口东面的广、昭援敌，经黑山观、风垭子强夺李家嘴，形成佯攻态势，以牵制敌人火力；第二路红八十八师由南直插剑门关，协同红三十一军攻关；第三路红九十三师一部在骑兵配合下，从五里坡到梯子岩，直接攻击关口主峰。

红四方面军总部迫击炮营配合攻关。各路攻关部队由王树声统一指挥。

4月2日拂晓，红八十八师先头部队攻击敌阵地鱼池梁，守敌为杨倬云团。上午十点，红军集中火力，掩护突击队对敌各集团工事逐点攻击，地堡里的敌军疯狂射击。为配合突击队攻击，红三十军、三十一军攻击部队分别从隘口东西向敌人发起攻击。见我两路包抄，地堡里的敌人担心后路被断，军心涣散。乘敌人火力减弱之际，突击队战士将集束手榴弹扔进地堡里，巨大的爆炸声中，敌人的地堡一个一个地被我突击队敲掉。其余地堡里的敌人见状，纷纷夺路而逃。红军一举夺取隘口东西两侧高地。

八十八师乘胜追击，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火网，利用地形掩护，连冲带跳，迅速突破敌两道前沿岗哨，冲上阵地，与守敌肉搏。这股川军远不是八十八师对手，留下一地尸体和伤兵后，杨倬云团逃离阵地，八十八师遂占童家山、棚子梁。与此同时，红九十一师也占领李家槽。红九十三师一部挑选了七人组成突击组，由当地农民带路，绕至金牛峡一带，突然袭击敌指挥所，夺得川军旗帜一面和机枪一挺。打掉敌人指挥所后，突击组随即化装成川军，直奔关口门楼。这段道路崎岖狭窄，两面都是悬崖峭壁，敌关口守兵见一队川军前来，做梦也没想到竟然是红军，直到部队离关口不到百米，才例行公事地喊道：“什么人？口令！”

红九十三师的突击队在攻取敌指挥部时已经通过俘虏得知口令，他们一边回令，一边快速接近关口门楼。直到跟前，敌守兵才发现来者不对头，待再要细问时，已被一枪打倒，突击队随即冲进第一道门楼，听说红军冲进来了，门楼里的守军也不知道红军有多少，立刻乱成一团，到处乱窜，突击队乘势边打边冲，连续突破三道门楼，守敌仓皇越过烽火台逃下志公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关口就这样轻易地被红军占领。九十三师后续部队一个连赶到，会同突击组以轻重机枪封锁关口，敌杨倬云团被迫退守剑门山主峰阵地。至此，剑门关外围敌之据点被全部扫清。剑门关主峰阵地暴露在红军面前。敌人在主峰阵地上配置了密集的火力网，迫击炮、轻重机枪躲在陡峻的山石后面不停地轰鸣。

十一时许，红军对剑门关主峰守敌发起总攻。主攻任务由九十三师二七四团担任。天空灰蒙蒙的，早上就开始飘落的毛毛细雨越下越大，地面上湿滑不堪，沟沟坎坎到处都在哗哗流水。这种天气对于进攻方极为不利。敌人居高临下，交叉火力基本上覆盖了冲锋的路线。二七四团连续两次冲锋都被敌人火力压制。敌人还不时利用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发起反冲锋。攻击呈胶着状态。

王树声直接来到冲锋部队出发前沿，仔细观察敌军的阵地部署和火力配置，随后调整进攻部署，命令二七四团二营担任正面主攻，红九十一师攻击敌东侧阵地，红八十八师攻击敌西侧阵地，红九十三师作正面掩护。强大的红军攻击部队犹如“三股叉”，以泰山压顶之势，狠狠刺向守敌的咽喉。

红四方面军老战士，原二七四团二营营长陈康回忆：

王树声副总指挥……转过脸对我说：“陈武和同志（我当时的名字）我命令你们二营向敌人主峰阵地发起冲锋。”

……

第一次攻击失利了。

……

“现在要怎么办呢？”……我和营政委简单商量之后，重用土坎作掩护，重新组织战斗队形……我叫营连打旗兵把红旗抖开，司号兵和各支援火器，都静候我的命令。

……

“司号兵，吹冲锋号！”我的命令一下，营连号声次第而响，连排长的指挥旗和打旗兵的红旗，也随之展开，……只见漫山遍野红旗招展，军号齐鸣……

……

我们全营同志，立即跃出隐蔽地，端着刺刀，以泰山压顶之势，似雷霆万钧之力，沿着选择好的冲锋道路，一鼓作气冲上山顶……

……

……由于我营攻击太猛太快，敌人来不及使用预备队反扑，两个营就一齐溃退，漫山尽是人了。

敌军团长杨倬云在部署兵力时，曾向守关人员下达命令：凡见溃兵就枪毙。当败兵逃回关上时，守关人以“临阵潜逃”论处，开枪射击，威逼士兵回过头来和我军硬拼。

残敌前进不得，后退不能，被压在一个不到三百米长的槽沟里，逼成挨打的缩头乌龟。我们营居高临下，几百颗手榴弹一齐往下扔，槽子里人山人海，浓烟滚滚，像熬一锅烂稀粥似的。

杨倬云见形势不妙，赶急命令营长廖玉章抬出银圆，给每个士兵发给三元拼命奖。廖营长没发几个人，就腰部中弹……倒地毙命了。

杨倬云见阵地已丢，营长中弹阵亡。就策马往关上跑。猛抬头一看，关口已经红旗高插……他陷入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无可奈何地跳下了悬崖……

战至下午四时，红军占领剑门关，歼敌近三个团约三千人。此战，红军仅牺牲五十余人。

剑门关战斗结束后，邓锡侯部写出《剑门关战斗经过报告》，这份报告的描述倒也翔实，是一份重要的军史资料：

徐匪突破嘉陵江后，以主力直趋剑阁。总指挥以剑阁为北道交通要点，关系重大，特令陈前敌指挥再抽调广元部队六团，及先遣之刁司令三团向剑阁急进，期与自率之五团会攻该匪。殊料三月卅一日守剑阁之刘汉雄、覃登弟两部被匪击败，剑阁亦于是日失陷。徐匪亲率伪九军、卅军及伪四军分向汉阳铺、剑门前进……匪约五千之众向汉阳铺进攻，以一翼包围式向汪团左翼袭击。激战数小时，我汪团数被包围，联络线亦有截断之虞，不得已乘夜向魏家角、天生桥引退。刁司令接得汪团报告，即以杨倬云团紧接天生桥、五里坡、关家沟高地一线占领阵地，并以陈麟团之一营位置于志公寺为预备队。陈指挥接得刁司令报告，即令李旅兼程向两河口方面急进。杨倬云阵地尚未坚固，汪团残部即已退回。匪跟踪以大部来攻，先以火力激战，继以短兵相接，循回肉搏情势极为激烈。我杨团官兵均尽力撑持，以图最后胜利。正激战间，复兴场方面之匪一部，由沙句河经青狮观，袭据剑门关。刁司令以预备队力争无效，杨团与刁司令即先隔绝。同时匪大部袭击大木树，昭、剑交通亦告断绝。杨团右翼之汪团被逼，即向大吊岩方向引退。而剑门为匪攻击重点，此时杨团退路四塞，除少数官兵突围外，几全部覆灭于血泊中……是役杨团长倬云、江营长孝思，及陈团廖营长均战死于剑门阵地。刘团李营长在沙溪坝附近阵亡，陈团何营长在天雄关收容时阵亡。共计官兵伤亡失踪约一千三百余名。

剑门关被攻占导致敌军江防崩溃，沿江川军纷纷溃逃。红军乘胜追击，势如破竹，大军向数百里宽的敌后猛进，孙震部一溃数百里，到处都是敌人丢弃的枪支辎重。红三十军和红三十一军各一部乘势星夜攻占昭化城，歼守敌一个团。红三十一军主力进至羊模坝、三垒坝地区，阻击胡宗南部南下，并再次包围广元。红四军以一部兵力向梓潼发展，另一部协同红九军攻克阆中、南部，击溃孙震部一个旅，歼敌三个团。

4月5日，红四方面军主力强渡嘉陵江战役第一阶段遂告结束，红四方面军先后歼敌七个多团，攻占阆中、剑阁、南部、昭化四座县城和军事要地剑门关，控制了北起广元、南至南部的嘉陵江西岸近四百里的沿江地区，摧毁了沿江防线，取得了渡江战役的重大胜利。强渡嘉陵江是一次成功的战例，有着深远的影响。强渡的江河之宽、渡过的人数之多、取得的战果之大，在红军战史上是罕见的。此次战役经验的取得，为之后部队渡涪江、岷江乃至黄河，都是有益的借鉴。

第七章强渡嘉陵江 ““差一点活捉了邓锡侯”

嘉陵江战役第一阶段结束后，川军二十九军残部退走射洪、盐亭、三台地区。邓锡侯一部退至广元及其以北地区，另三个旅和军部所率部分机动兵力，布防于梓潼、魏城、江油、中坝地区。以上各敌沿涪江右岸分据要点设防，阻止红军渡过涪江。

敌人最关心的问题是，下一步，红军将向何处发展。刘湘、邓锡侯、孙震一致判断：红四方面军可能放弃通、南、巴根据地，北出汉、沔，沿川陕公路南下川西平原。红军向涪江上游进军，不过是红军历来的“转山”行动。

蒋介石对红军是否会南下川西平原也有几分担心，4月4日，他亲自下令在成都及涪江流域构筑碉堡封锁线，防堵红军南下川西平原。

一、着康总队长率别动队一中队即日开赴成都及上列各县，会同当地军政长官指导督促军民全体动员，赶筑该地城防及各城镇间碉堡工事。

二、成都须先完成城墙上垛口及城垣并防守设备。次就城外周围要点构筑碉堡，形成外廓。

三、沿射洪、三台、绵阳、梓潼、中坝、江油、平武之线利用涪江河流，先就各县城及重要镇市构筑据点式碉堡，其次即于各据点间增筑多碉，联点成线。其密度以两碉间目力、火力均能交叉相及为要。其在此线前方之梓潼、彰明两城并应完成城垣，构筑碉堡，形成据点，以为涪江屏蔽。

四、南部、盐亭两城及南部、三台之线亦照上述要领构成碉堡封锁线。

五、在上述两线后方之中江、罗江、绵竹、德阳、金堂、广汉、新都、什邡、安县、北川、蓬安、南充、西充等县及其间重要市镇与道路辐辕点，均应照此办法构筑碉堡群，形成据点。

六、各城防及碉堡群完成后，即储备粮弹燃料，以军队或团队坚固防守，阻碍匪之行动。如匪来犯，并将人民及物料移屯于其内，实行坚壁清野。

七、此种办法由各该县长负责立即转饬办理，如当地驻有军队，即由该驻军协助之。

八、各县县长及守军必须与城共存亡，如有放弃城者，以军法从事。

九、遵办情形具报。

康泽的别动总队即蒋介石的军事特务组织，蒋介石在派驻行营参谋团时，也同时派出了康泽的别动总队，别动总队再向四川各市、县派出行动组以控制地方官吏。除了命令康泽的别动队立即行动外，行营参谋团的贺国光也通过刘湘向各路军阀并通过他们向各县的县太爷们发出修碉堡防堵红军的命令。4月8日，邓锡侯立即以特急电报转发各县县长，通令各县区文武官吏，速筑碉堡，并明确规划各地区及民团要做的工作。

几道命令一下，敌人在各城镇、江防立即掀起了大修碉堡的行动。

除了敌人在猜测红四方面军的下一步的去向，中央红军对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向也极为关心。早在红四方面军发起嘉陵江战役前，3月5日，朱德曾向红四方面军来电了解红四方面军的动向：

（甲）我四方面军自在川陕边宁羌、勉县及汉中等地胜利后，目前所采取的战略方针与发展方向如何？

（乙）目前川敌及甘陕敌人对我四方面军的进攻部署如何，均望立即电告。

接到朱德来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立即于5日、8日、11日分别给中央回了三份电报。

我南路军大举攻川敌，本日完全消灭了仪陇城北七十里二龙场之罗泽洲两个团及田颂尧第三师两个团大部。

获步枪三千支，机枪二十余挺，俘团长一名，俘虏官兵二千余。正乘胜猛进中。

我南路军乘胜追罗泽洲残部百余里到仪陇城南七十余里之寨金义。七、八日完全将罗泽洲五团消灭，缴获步枪二千五百支。现在仪城外围打李家钰部六团，即将消灭。

敌判断我主力回川，胡宗南师及第二师补充旅现在略阳、徽县、碧口一带，拟即攻取宁羌。邓拟以八团守昭、广线，另十团出击朝天驿、红土关及广元正面。田之二十余团守昭、苍、阆、南线，三、四路共十八团，守王渡场、栅鬣铺、恩阳河线。五路以三十余团固守巴州东南沿巴河、大河口、竹峪关、万源线。五路王纵队四个旅已调南，许纵队一个旅已调青、渝、万、开，邓国竝两团已调重庆。蒋之八十师陈沛部在陕云风县，伍诚仁师及王旅即由西安开城固、洋县，庞炳勋师到安康。目前，我军在南路大捷，拟大进，彻底灭敌，配合西方军行动。

我军正围攻仪城，并已取回苍溪。

此时正是红四方面军紧锣密鼓备战强渡嘉陵江之时，可能是为了保密，红四方面军的这几封回电里没有一字透露关于即将举行嘉陵江战役的信息。

剑门关战斗结束后，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以西北军委的名义在剑门关“节孝祠”内召开了一个重要会议，讨论决定了部队下一步的发展计划。徐向前、陈昌浩、李先念三人因去平武、青川前线未到会，红四方面军其他领导人员张国焘、王树声、周纯全、曾传六、张琴秋、傅钟、王维舟、王宏坤、余洪远等参加了会议。由于时间紧迫，会议仅开了一个晚上。

会议就陕南战役和渡江战役等情况作了总结，并给予高度评价。会议着重讨论和确定了部队下一步的行动方向。经过讨论。最后决定：红四方面军的整个部队仍向西向北发展，由徐向前、李先念率领北面一路，首先攻占平武、青川，而后相机拿下天水，准备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主要作战对象是胡宗南；已进入剑阁、苍溪、南部、阆中一线的部队为西路，继续西进，尽快攻占梓潼、江油、中坝、北川，而后进至茂县迎接中央红军。

会议批评纠正了部队执行“坚壁清野”政策时乱烧房子的错误。张国焘在会上提出了到茂州后成立西北联邦政府的主张。会议决定将原来的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改为红四方面军总后勤部，对外名义不变，确定由余洪远专门负责后勤工作。

会后，整个红四方面军部队即按会议决定，开展了川甘边的战斗和中坝战役。可以认为，这次会议是“川陕甘计划”的具体和细化。

打开四川地图，目光从苍溪、阆中一直向西，映入眼帘的是梓潼，再往西就是川西重镇江油，若再往西南则是绵竹、德阳、广汉，穿过这里再往西就是一马平川的川西平原。川西平原气候温和，水网密布，物阜民丰，被称为天府之国，著名的“安逸之都”成都就坐落在这里。刘湘最担心红军突破嘉陵江占领剑门关后会向西南进入最富庶的川西平原，蒋介石对此也有担心，但蒋介石已得到最新情报，中央红军目前行动的目的，是要向北以“打通国际路线”，到靠近苏联边境的地方建立根据地。为此，他判断红四方面军如果也要“打通国际路线”，那么川西北的松潘、茂县是必经之路，4月8日，蒋介石急电四川各路军加以防堵：

一、徐匪主力麇集两剑，企图窜松、茂，打通国际路线。

二、南、东两方面已派队追剿；西南扼守涪江；北守广元、碧口；西北守青川、平武，绝对扼制匪向西北突窜。

三、胡师应接广元、白河一带防务，限蒸日接替完毕。其派青川、平武方面部队限九日以前务须达到碧口、姚渡一带。应驻重兵。

四、廿八军交防后，即星夜绕道青川，赴南坝集结……

就在蒋介石及四川军阀忙于调兵遣将之时，红四方面军嘉陵江战役的第二阶段已经开始了，兵锋指向梓潼、江油、北川、平武、青川。

梓潼位于剑门关的西部，西北是逶迤起伏的龙门山脉，南临川西平原，四周与绵阳、江油、剑阁、盐亭、三台毗邻。梓潼因东依梓林，西枕潼水而得名。

梓潼再向西就是江油。江油为川北重镇，江油再向北，便可进入徐向前“川陕甘计划”中的甘南。江油，取涪江水清澈如油之意。江油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同时，江油也是邓锡侯的老巢。

梓潼、江油是由川入甘的战略通道，嘉陵江战役的第二阶段的任务是攻取梓潼和江油，伺机向甘南发展。根据战役部署，红三十一军主力推进至羊模坝三堆石地区，并再次围攻广元。红三十军八十九师出击青川、平武分割广元、江油敌军，并阻击胡宗南部南下，以保障右翼安全。红九军、四军和三十军主力则分别大举进攻梓潼县城和江油县城（今江油武都镇）。

集结在青林口地区的红三十军和红九军各师奉命后以迅猛的速度，直抵梓潼和江油。4月10日，红九军渡过涪江，包围江油守敌杨晒轩旅，前锋直抵中坝（今江油市）。

红四军攻势凌厉，一天即攻占梓潼，守敌溃散。邓锡侯、孙震顿时乱了手脚，尤其是刘湘，他最担心红军会南下川西平原，急令邓锡侯和孙震率部前往解江油和梓潼之围，将红军堵在梓潼一线不再往西。

4月9日，红军围攻江油部队开始向邓锡侯部游广居师的两个旅发起攻击，激战一天，敌军溃退至青莲渡，江油城内守敌杨晒轩变成孤军。杨晒轩部有三个团，他留一个团守在城里，另外派出两个团在城外的观雾山、公子坪、陈唐观、塔子山设防，两个团的守敌还不够做攻城红军的“小菜”，仅半天时间，就被消灭一部，击溃一部。城内的杨晒轩见势不妙，立即关上江油城的大门。江油城西临涪江，一共只有东南北三座门，杨晒轩先是关上东、南两门，留一座北门与城外的部队联络，谁知城外的部队一打就跑，杨晒轩吓得赶紧关上北门，江油城的外出通道全部切断，成了座孤城。城内剩下杨晒轩的旅部、一个手枪连和九个步兵连。杨晒轩困在孤城里惊恐万状，连电邓锡侯求援。邓锡侯问他能守几天。杨晒轩还要充英雄：“城内粮弹充足，可以守十天。”

听到杨晒轩如此回答，邓锡侯也来了劲头，他希望以江油城里的杨晒轩作为诱饵，将攻城红军吸引住，然后调集重兵包围红军与之决战。邓锡侯立即命令游广居、陶凯等部十八个团的兵力，经中坝向江油增援，孙震急令盐亭、三台的部队前往梓潼相救。

4月11日，蒋介石也急电邓锡侯，令其坚守涪江沿线：

一、徐匪自蒸日以来，急攻梓潼、魏城、江油上下游。强渡涪江。另有匪数百攻占青川。判断匪系以一部攻击梓、魏，牵制国军，其主力似图在江油渡河窜扰北川、平武。

二、国军以歼灭该匪于嘉、涪两江间之目的，除扼守青川、平武及涪江外，拟分北、东、南三路向匪攻击。

三、第一、二两路军应坚固防守涪江沿线及现在防守之各城镇。其绵阳下游之部队应尽量向上游移动，以增厚上游之防御力，并速由绵阳酌派有力部队沿河右岸向江油方面急攻渡河之匪。又在广元一带部队，即日将广元防务交替后，全部速向南坝转进，至迟删日必须到达。即向江油以东、青林口以西地区寻匪攻击。

4月6日，邓锡侯部游广居、陶凯向渡过涪江的红军发起攻击。

徐向前此时正在江油前线指挥部，得到邓锡侯倾巢来援的消息，立即上演围点打援的拿手好戏，他命令红九军二十七师继续围攻江油，红九军二十五师、三十军八十八师以及红四军十师、十一师各一部，分布于江油以南的塔子山、雉关山等候敌人援兵。他要在江油城外打一个大仗，全歼邓锡侯部主力。为进一步调动敌人，还派出一部分部队，南下袭扰绵阳等地，给敌人制造我军真的要南下川西平原的假象。

4月14日，战斗如期打响，红三十军八十八师、红九军二十五师与敌人援兵在江油和中坝之间苦竹林、白塔山、水口庙、东岳庙、二郎庙一带相遇，与敌人对峙一阵后，部队即向塔子山撤退。

4月17日下午，敌人开始大规模攻击红军塔子山阵地。坚守塔子山的红军利用有利地形，居高临下杀伤敌人，战斗从早晨开始打到傍晚。邓锡侯亲自指挥十八个团的敌军，在空中掩护下，强行向江油推进。由于敌人使用航空兵对我地面部队轮番攻击，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空中，一架架敌机发出刺耳的嘶叫俯冲下来，一颗颗炸弹爆炸后腾起几十米高的烟柱，爆炸冲击波肆无忌惮地将地面的人和枪支抛到空中，红军阵地上烈焰熊熊，浓烟滚滚，在密如弹雨的机枪掩护下，敌人以三个团的规模发起了集团冲锋，几千名川军猫着腰端着枪，狂吼怪叫着往前扑。突然，一股敌人突破了红四军三十团和红三十军八十八师阵地的接合部。若不能制止敌人的连续突破，后果不堪设想。刚调任红四军军长的许世友一下急红了眼，身为军长，已不允许他再抽刀到阵前厮杀，他急令：“快，叫王近山上！”

王近山，原名王文善，湖北省黄安人，1930年3月参加红军，入川时任红四方面军第十师三十团一营营长，十师二十九团团长、二十八团团长，十师副师长，九十三师师长，后任八路军三八六旅旅长，1949年10月任解放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第十二军军长兼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重庆警备司令部司令员、政委，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公安部副部长，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

王近山当时任红四军十师二十八团团长，和许世友一样，是出了名的打起仗来不要命的战将。在一次战斗中，王近山率部反击敌人，他和一个大个子敌军徒手搏斗，双方打红了眼，厮杀中两人一同滚下十几米的山崖。敌军当场摔死，王近山头部被石头戳了个洞，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从此，战友们都称他“王疯子”。

战前，许世友将二十八团作为预备队，看到前方打得热火朝天，王近山急得心如猫抓，一直就在许世友面前转来转去。现在听到军长点了自己的将，他没等身边的政委说话，立即大声喊道：“一营听令：全部上刺刀；二营、三营机枪、迫击炮掩护。跟我往上冲！”

王近山的身边时刻带着几个号兵，他的话音一落，几个号兵立即吹响调兵号，调兵的号音一响，阵地上几十支冲锋号一呼百应，激昂的号音吹得人热血沸腾，王近山左手握着驳壳枪，右手举着雪亮的大刀，一纵身跃出战壕，十几名打旗兵一步不落紧跟在后面，团长一冲，二十八团的官兵如同点燃了的火药一起爆发。喊杀声震天动地，一千多人如同狂飙冲进敌阵，和突进接合部的敌人短兵相接。王近山双眼圆瞪，头发似钢针竖起，在敌群中横冲直撞，像一头下山的猛虎，敌人远了，他用驳壳枪“点名”，近了，他冲上去就是一刀。不到一会儿，他浑身上下都是鲜血，不知是敌人的还是他的。王近山正杀得畅快淋漓，忽然一颗子弹击中头部，他一头栽倒在地，霎时鲜血盖住了面孔。警卫员将他抬上担架往后方送，就在这时，徐向前来到前线，看到战场形势万分紧急，大声喊道：“王近山！王近山在哪里？”

总指挥的呼喊将王近山从昏迷中惊醒，得知前线情况后，立即强令：“把我抬回去！”

血人一样的王近山回到前线，坐在担架上硬撑着指挥部队反击。听说王近山又返回指挥岗位，徐向前放心了：“只要王疯子在，阵地一定不会丢。”

王近山在前线坐镇振奋了官兵的士气，战士们终于击退了敌人。就在这时，一颗子弹再次击中他的头部，王近山又倒下。江油打援一战，王近山头部两次中弹，但生命是如此眷顾他，两个月后，王近山伤愈归队。

激战中，八十八师再次发挥了“铁拳头”的威力，为了避开敌人飞机和排炮，熊厚发指挥部队使劲往敌人堆里钻，和敌人搅到一起，然后发挥我军大刀和刺刀的威力，激战两天，八十八师黑虎掏心，直插敌人中心，八十八师三个团数千人杀入敌阵，战场上血肉横飞，敌人尸横遍野，敌人被这种打法吓破了胆。

川军屡次受到红军痛击，早已心存畏惧，这次几万敌军来援，由于邓锡侯催逼得紧，路上昼夜不停地赶了两天，刚到江油城外连口气都没来得及喘就被赶着上阵，从17日下午一直打到18日上午，和红军搏杀了十几个小时，这些川军士兵一口饭都没吃，本来就又饿又累，眼见得身边的弟兄一个个被红军如同杀鸡一样撂倒，漫山遍野都是尸体，士气早已崩溃，很多士兵干脆就不打了，见到红军冲过来即躺倒装死。

两军交战，攻心为上；两军相搏，士气为上。一旦失去士气，即便是装备和人数占优势，这仗也定输无疑。见敌人胆怯畏战，守卫塔子山主阵地的部队立即向敌人发起反击，山脚下打援的红二十五师也乘势迅速向敌人右翼迂回包围，塔子山山上山下到处红旗翻飞，冲锋号声此起彼伏，山上冲下来的和山下围过来的红军战士与敌人混战在一起，场面蔚为壮观，此时敌人的机枪大炮飞机轰炸全都失去了作用。肉搏战是红军最擅长又是敌军最害怕的打法，数万人搅在一起拼杀，刀枪相向，血肉横飞，惨叫凄厉，吼声裂胆，实为战争史上的奇观。很多敌军士兵受不住刀枪和精神的双重刺激，转身就跑。

而就在此时，红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原本受命急行军到梓潼附近打援，半道接到命令，要他们赶到江油以东打援，三十一团跑步数十里赶到战场，又给已经濒临崩溃的敌人致命一击。这使得敌人前、后、右三面受攻，几个师数万人顿时全军溃散，官找不着兵，兵找不着官，漫山遍野到处是狂奔的溃兵，红军一声“缴枪不杀”，周围立马齐刷刷地跪下一片。

逃离阵地的溃兵直奔中坝，看到成千上万的溃兵涌过来，中坝城里的邓锡侯也慌了，立即向绵阳的孙震和黄隐告急，要他们速来救援。孙震担心离开绵阳后会在中途遭到红军伏击，以红军阻隔道路不通为由拒绝来援，让邓锡侯撤出中坝，他在一旁策应。此时形势已经万分危急，红军打垮援军后，随时会攻克江油和中坝，此时不撤，恐怕就来不及了。邓锡侯无奈，令江油城里的杨晒轩坚守，自己带领人马撤出了中坝城。

红军打援部队已经向中坝围过来，在警卫营的护卫下，邓锡侯飞快逃窜，他先是骑马后又换成汽车向绵阳逃跑，红军大部队在后面紧追不舍，跑到青莲渡时，突然前面传来密集的枪声，邓锡侯以为被红军断了后路，魂都吓丢了，站在停下的汽车旁，脸色发青，双腿战抖。后来才知道是孙震派来接他的第三旅八团与他的溃兵发生误会，这才重新上车逃向绵阳。

这一战，邓锡侯三个团被全歼，三千人被俘，几个师的建制被打散。徐向前围点打援取得完胜。援兵一垮，邓锡侯一跑，中坝的守敌立即丧失斗志，4月18日，红军攻占四川重镇中坝。攻占中坝后，红军并没有直接攻击江油县城，除了留一部分部队继续紧紧包围江油县城外，大部队绕过江油县城，开始源源不断渡过涪江，并控制了涪江左岸的彰明城和窦圌山，涪江右岸的观雾山、公子坪、塔子山等制高点。

邓锡侯在率兵来解江油之围前曾对官兵训话：“本帅此次亲自出马，率你们来打共匪，你们看看本帅是如何用兵的。”结果如此溃败，在官兵间上上下下落下笑柄。邓锡侯将一股怨气撒向蒋介石的参谋团。17日战斗最紧张之时，邓锡侯多次向参谋团请求空军支援，参谋团也满口允诺，但直到第二天也没见到一架飞机的影子。等到他兵败如山倒时，飞机来了，在空中漫无目的地俯冲轰炸，此时红军已与他的部队搅到一块，轰炸扫射起不到任何作用。邓锡侯称之为“雨后送伞”。邓锡侯对其他的川军也是气不打一处来，在自己最紧张到处求援的时候，孙震不肯来；要王缵绪来，王缵绪称未接到命令，不得擅动。王缵绪关键时候隔岸观火的做法让邓锡侯与之结下梁子。

在四川，邓锡侯也是一个人物，四川军阀混战十几年，他凭着心计与实力，逐渐成为与刘湘、刘文辉、田颂尧实力相当的四大军阀之一。但在与红军的交手中，邓锡侯屡战屡败。在与蒋介石和其他四川军阀周旋中，他看到的只是钩心斗角和尔虞我诈，毫无前途和光明可言，而红军深得四川百姓拥戴，入川仅两年，打得四川军阀丢盔卸甲，红军也发展到八万之众。两相比较，邓锡侯开始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认识。

全面抗战爆发后，出川抗日的川军十四个师编为第二路预备军，刘湘为总司令，邓锡侯为副总司令兼第一纵队司令。邓锡侯率部抗日，与日寇殊死拼杀，驻守滕县战斗到全军覆灭的王铭章一二二师就是他率领的部队。抗战结束后，邓锡侯不满蒋介石发动内战而消极应付，被蒋介石削夺兵权，邓锡侯遂辞职“养病”。1949年蒋介石兵败如山倒，邓锡侯、刘文辉等人不愿为蒋介石殉葬，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在彭县龙兴寺联名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及全国人民发出起义通电。一起参加彭县起义的川军将领还有田颂尧等一大批军政人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三个人最终都站到了人民的一边，虽然其中原因复杂深刻，但与当年他们和红军交过手、对红军有深刻认识是分不开的。

江油距成都不过百里，邓锡侯江油一败，成都震动。敌人尤其是城里的那些有钱人惊恐万状，分别向上海甚至香港跑，钱少的也向重庆和万县跑，为了转移资产，成都到处贱价甩卖房产，原来每亩地出价三百元，现在三十元就出手。

在江油围点打援的同时，红三十军八十九师大步北进。4月10日，攻克青川县，4月14日占领平武县，4月18日攻占彰明，4月21日攻克北川，为与中央红军会师打下了基础。

嘉陵江战役第二阶段战斗中，红四方面军一路凯歌，但在向北进入甘南的战斗中失利，致使“川陕甘计划”没能实现。

4月上旬，担任西北路主攻任务的红三十军、三十一军抵达川甘边界的青川县一带，准备北进文县，进而攻占天水，夺取甘肃南部，实施创建“川陕甘新苏区计划”。徐向前将红军指挥部设在青川县薅溪拱北。

4月6日凌晨开始，红军兵分三路，向文县平台山、悬马关、摩天岭三个方向进军。红四方面军进取甘南的第一战在五龙山打响。五龙山山势高耸，是青川东北部之屏障，也是进入甘南的必经之道。红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二七一团先遣队从茶坝经天隍赶到了沙州附近的龙坝嘴，抢占了制高点五龙山。占领五龙山之后，九十一师于4月11日兵分两路抢占甘南门户平台山。驻守碧口的胡宗南军丁德隆部得知红军占据平台山、直逼碧口的消息，急忙调遣一部兵力和地方民团向平台山猛扑，与九十一师打成一团。

4月10日，红三十军一部由江油青林口进入青川境内，经凉水、关庄、古城到达青溪，抢占了川甘交界的战略高地摩天岭后，向悬马关进军。悬马关与甘肃省文县接壤，危崖绝壁，高峰入云，关口仅有一条羊肠小道，是进入甘南的又一通道。红三十军九十师到达文县悬马关后，九十师便衣侦察队越过悬马关，深入文县境内二十余华里，进至山王庙、窑场坪一带侦察，与胡宗南部发生遭遇战。听说红军已经到了文县，胡宗南极为震惊，急从天水调十二个团的兵力向碧口进发，堵死红军入甘通道，同时令受其节制的敌杨步飞六十一师、伍诚仁四十九师、王耀武中央补充旅、钟松第二师补充旅，先后进入碧口加强碧口防御。由于敌人大军云集，徐向前经悬马关进攻碧口的计划不能实现。为避免孤军深入，红三十军退守摩天岭。

摩天岭位于川甘交界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红军若控制摩天岭，便打开了川甘门户，可直插甘南。得知红军已占领摩天岭，胡宗南急电四十九师伍成仁部从西面向摩天岭逼近，另增调两个旅的兵力，在通往文县的沿途设防。敌四十九师伍成仁部和第一师胡宗南部两面夹击向摩天岭发起攻击。摩天岭东、西战场绵延百里，敌我双方共投入三十个团数万兵力。这是红四方面军与胡宗南部首次大规模长时间正面搏杀。摩天岭一带山大沟深，人烟稀少，地形险要，胡宗南部外加上数万援军在数量、装备、后勤补给上远超红军，红军无后方作战，给养不足，弹药缺乏，后援不继，红军给敌人重大杀伤，自己也牺牲惨重，战场态势日渐恶化。4月28日下午，红四方面军全军奉命西进，坚守平台山、悬马关、摩天岭阵地的红军主动撤离。

摩天岭一战未能实现消灭胡宗南部队，打开进入甘南的通道，使得通过川北进入甘南建设根据地的“川陕甘计划”未能实现，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次失利甚至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由于甘肃南部和川西北地区一直控制在敌人手里，特别是川西北的战略重镇松潘被胡宗南部抢先占领，红军在以后的长征中不得不绕开敌重兵集团把守的松潘，跨越茫茫草地。

在分析摩天岭战斗失利的原因时，徐向前认为，红四方面军攻击力量的不足，后援不继是主要原因。他回忆道：

……我打电报左催右催，提议把南边的部队往北集中，迂回碧口，抄胡宗南的后路，进取甘南。但张国焘死活不吭气，叫人干着急……后来他说，那时他正注视中央红军的动向，对西出和北出，下不了决心。这样一拖拖了个把月，使我们打胡宗南的计划流产了。

对未能实现川陕甘计划，徐向前非常遗憾，他在《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文中回忆道：

川陕甘计划未能实现，非常失策，是关系整个革命的命运问题。如果当时实现了这个计划，中央红军北上后就有了立脚点，形势会大不一样的。

嘉陵江战役历时二十四天，先后歼敌十二个团，攻占了阆中、南部、剑阁、昭化、梓潼、青川、平武、彰明、北川等九座县城，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北川，南起梓潼，北到川甘边的广大地区，大有北出陕甘、南下成都之势。蒋介石、刘湘手忙脚乱调集重兵前来围堵红军，保卫成都，远在西康的刘文辉也从西昌、凉山、雅安调集部队前来助战。云贵川边境敌军大量的调动，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在川滇黔边的行动。

发起嘉陵江战役的目的是要依托老区，发展新区，打破敌人的“川陕会剿”，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策应中央红军的行动。但从结果看，要依托的川陕根据地撤出了，要发展的甘南新区没能实现，最终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预定目标未能实现。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嘉陵江战役未能实现战役预期目的。

撤出川陕根据地，也是党史和军史上的重大事件。在红四方面军取得节节胜利的情况下，为什么要撤出川陕根据地？对此，徐向前作了极为客观的回答：

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根据地，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首先，是优势敌人的联合压迫。我军入川时，四川军阀混战犹酣，并反对蒋介石的势力染指四川“剿赤”事宜。敌人营垒的四分五裂，是红军立脚生存和发展壮大的基本条件之一。但是，自从刘湘组织六路围攻起，这个条件便发生了变化。四川军阀从内乱走向联合，开始统一对付红军。我川陕根据地军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艰苦鏖战十个月，才粉碎了六路军阀的联合围攻，接踵而至的，是蒋介石与四川军阀的联合。刘湘等军阀不仅同意蒋介石的势力入川，而且在军事上甘愿服从蒋介石的统一调度。于是，蒋介石迫不及待地纠合其嫡系部队及川、陕两省的军阀势力，向我根据地周围云集重兵，部署发起“川陕会剿”，企图一举将红军置于死地。

条件决定形势。敌人营垒的暂时稳定和统一，造成四面八方联合压迫我军的严重局面。蒋介石在川陕根据地周围部署的兵力，达到二百个团以上，层层碉堡，严密封锁，一旦“川陕会剿”开始，敌东西堵截，南北夹击，势必陷我军于背腹受敌、进退失据的不利境地。这与我们以往反三路围攻、六路围攻时，背靠巴山，只对付川敌一面、两面、三面的进攻，是显然不同的。

在这种情况下，出路安在？一是破釜沉舟，死守根据地，准备拼上全力，同敌人决一死战；二是提前冲破敌人的“川陕会剿”部署，打出外线，保存和发展有生力量。权衡利弊，考虑再三，我们在清江渡会议期间，选择了后一条出路，制定了依托老区、收缩战线、发展新区的“川陕甘计划”。这个计划，虽然在付诸实践中尚需修正，但主力红军将向川陕甘边转移，打击胡宗南，发展新的根据地，却是毫无疑义的。

……欲有所得，必有所失。在周围敌人的重兵压迫下，我们要集中主力出击甘南，发展新区，就得准备舍弃川陕根据地的一部分或大部地盘，甚至暂时变根据地为游击区，日后伺机再图恢复。下不得这个决心，是不行的。这是冲破敌人“川陕会剿”计划的需要，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的需要。从战略指导原则上看，应当允许的。相反地，不顾敌情我力，企图固守一地，死打硬拼，结果只能断送红军的力量，实为兵家之大忌。

……

第二，川陕根据地民穷财尽。革命根据地要支持战争，支持红军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红军打仗，一要吃饭，二要穿衣，三要兵员，四要武器弹药。没有这些，所谓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便是空想。川陕根据地后期的情况，可以用四个字概括：民穷财尽。要粮没粮，要衣没衣，要兵员补充没兵员补充，别说部队打仗，就是生存都成了问题。

……

总之，战争的破坏和“左”的政策交互作用的结果，把川陕根据地搞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好比一个池塘，水都抽干，鱼还能活吗？活不了的。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消耗殆尽，红军只有另找出路，以图生存和发展。

第三，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需要……打破蒋介石的分割包围，全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是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的一切计划和部署，必须服从这个大局。

从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来电，令红四方面军全力西渡嘉陵江，配合中央红军作战之日起，我们就把冲破蒋介石的“川陕会剿”计划和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任务，紧密结合，变成这一时期全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尽管中间因敌情变化，中央红军的行进路线有些曲折，但全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的方针和任务，我们是明确的，毫不动摇的。强渡嘉陵江战役的主要企图，就在这里。假如不是为了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需要，我军实现“川陕甘计划”，就没有必要渡江西出，同川敌作战，而是应当直接出西北方向，寻歼胡宗南部。对此，稍懂战略问题的人，不难一目了然。嘉陵江战役结束不久，我军转而进军川西北，终于实现了一、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合，更是有力的证明。

整个说来，红四方面军退出川陕根据地，有它的复杂原因。优势敌人的压迫，长年战争和“左”的政策造成的困难，策应中央红军的紧迫战略需要，凑到了一起。在这个意义上说，是历史的必然。

免责:该文章采集于网络,相关权利归相关人所有!!!本站不承担任何责任!!
更多文章: 1024社区 xp1024.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