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壁上红旗飘落照·红都志丹纪事》 第一章 落脚点在哪里 泪别雩都河 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在1927年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没有在国民党的屠杀和镇压下气馁，而是勇敢地站起来，高举革命大旗，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近百次的武装斗争，建立了数十支红军和游击队，开辟了一块块革命根据地，并在各级红色政权的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 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面对蓬勃发展的红军势力和不断拓展的革命根据地，调集重兵，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完全不顾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占东北、逼近关内的民族危亡，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先后发动四次对红军和根据地的重兵“围剿”，都被红军一一粉碎。国民党在军事上不仅没有消灭红军，反而红军得到壮大，队伍发展到30万人。 1933年9月，蒋介石又集结100万军队、200多架飞机，对各个革命根据地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把主要兵力投入到“歼灭”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军事行动上，蒋介石亲自到南昌坐镇指挥。 由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实行了错误的军事指导，红军的反“围剿”作战接连丧失军事机会，战场上部队损失过大，革命根据地逐渐缩小，红军陷入被动处境，持续一年之久的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失败。 在情势日趋恶化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到湘粤西一带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这是中央红军第一次确定落脚点。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突围。10月16日晚在雩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17日，按照计划分别从雩都（今于都）、花桥、潭头圩（龙石嘴）、赖公庙、大坪心（龙山门）、峡山圩（孟口）等10个渡口南渡雩都河。 这是中国革命史上最悲情的一幕。 雩都河畔，人山人海。数以万计的男女老幼伫立在各个渡口，恋恋不舍地为红军送行。当时担任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团长的杨得志，在回忆录中讲述了当时的情景： 以往，部队的指战员们听说要上前线，不用动员也会“嗷嗷”地叫起来。但这次出发，气氛却截然不同。虽然当时谁也不知道这是要撤离根据地；谁也不知道要进行一次跨越十一个省的万里长征；谁也不知道此一去什么时候才能转回来，但那种难分难舍的离别之情，总是萦绕在每个人的心头。 赶到于 第一章 落脚点在哪里 雩 都河边为我们送行的群众中，除了满脸稚气，不懂事的小孩子跑来跑去，大人们的脸上都挂着愁容，有的还在暗暗地流泪。老表们拉着我们的手，重复着一句极简单的话：“盼着你们早回来，盼着你们早回来呀！”连我们十分熟悉的高亢奔放的江西山歌，此时此地也好像变得苍凉低沉了。我难以忘怀的是，那些被安排在老乡家里治疗的重伤员和重病号也来了。他们步履艰难地行走在人群之间，看来是想寻找自己的部队和战友，诉诉自己的衷肠…… 深夜，秋风吹动着残枝败叶，吹动着一泻千里的于 第一章 落脚点在哪里 雩 都河，吹动着身着单衣的指战员们。寒气很重了，我们回首眺望对岸举着灯笼、火把为红军送行的群众，心里不禁有股暖融融的感觉。 在浓重的夜色掩护下，红军告别了根据地的群众、告别了亲人，从此开始了艰难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长征队伍中，有一个来自陕北的叫贾拓夫的人，他1912年出生于陕北神木县，16岁投身革命，曾担任中共陕北特委委员、西安市团委书记、陕南特委书记、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他先后组织和参与了蒲城兵变、陕南武装斗争、建立红二十九军等活动。陕西省委遭破坏后，贾拓夫先后到中共北方局、上海局汇报工作，辗转来到了江西瑞金，参加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还担任了中央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白区工作部部长。他是来自于陕北唯一参加长征全程的人。 当红军突破三道封锁线，经过惨烈的湘江血战，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后，中央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减少到3万余人，处于被敌人一网打尽的窘境。于是，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朝西前进，一举夺取了贵州黎平县城。在这里，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冲破国民党军的围堵，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这是中央红军第二次确定落脚点。 1935年1月3日，红军突破乌江天险，占领了黔北遵义城。中共中央于15日至17日又在此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了博古（秦邦宪）、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战略错误，结束了“左”倾冒险军事主义的领导，取消原先最高决策机构“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取消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指挥权。军事上由中革军委负责人朱德和周恩来指挥，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军事最后下决心的负责者。将中华苏维埃共和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增选为政治局常委，并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遵义会议纠正了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局面，摆脱了不真正了解中国情况的共产国际的干预和束缚，保证了正确路线和政策的贯彻执行。遵义会议成为党的历史上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会议根据军事形势，改变了黎平会议的决议，决定红军北渡长江，在川西或川西北建立根据地。这是党中央第三次确定落脚点。 1935年2月5日，中央红军行进到“鸡鸣三省”的云南威信县水田寨，中央政治局常委按照遵义会议的决议，讨论了常委分工，由张闻天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同时作出了撤销博古总负责人职务、留任中央常委的决定。 在国民党大军疯狂的围追堵截中，能实现，中央遂决定转战川滇黔落脚，定的落脚点。几番努力，中央红军北渡长江计划难建立新的苏区。这是党中央第四次确在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指挥下，中央红军转战云贵川，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于6月中旬在四川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会议上，否定了张国焘西进川康的主张，决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取得甘肃南部，在川陕甘创建根据地。这是党中央第五次确定落脚点。这时候，张国焘拥兵自重，不同意中央主张，导致落脚川陕甘的计划被迫取消。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分手后，继续北上，穿越危机四伏的松潘大草地，禽野菜，嚼草根，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进入甘肃迭部县。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将中央红军各部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林彪为副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政治部副主任。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五人团，负责军事领导；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提出的：继续北上，以游击战经甘东北和陕北打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在接近苏联的边境地区建立根据地。这是党中央第六次确定落脚点。 第一章 落脚点在哪里 哈达铺的惊喜 而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带队伍一到哈达铺，警卫员就把行李一放跑到街上，买了几块锅盔（又大又厚的饼子，甘肃一带的风味食品），顺手抓起饼摊上的一张《山西日报》一包，拿了回来给聂荣臻吃。聂荣臻一边吃着烧饼，一边拿起那张报纸浏览起来。忽然，心跳加速了，禁不住激动起来，报纸上赫然出现“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率领国军进攻刘志丹，陕北红军根据地又遭到围攻”的新闻标题。 <small>陕北的革命运动大发展 在哈达铺缴获了很多的国民党报纸，其中7月23日的天津《大公报》上，载着阎锡山的一段原话： 长城非好汉！ <small>高举抗日鲜红旗帜插到全国去。 <small>创造了十几县广大红区 此时，中央红军领导人还不知道陕北根据地已经陷入“内乱”之中。来到陕北的中央北方局代表和上海临时中央局代表，不到群众中调查研究，不顾陕甘边和陕北的实际情况，偏听偏信陕北某些别有用心之人的汇报，将红二十五军和西北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后，与红二十五军中一贯执行“左”倾错误路线的人联手，照搬鄂豫皖肃反方式，立即开始了针对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地方干部的肃反，逮捕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县以上干部和原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西北根据地阴云笼罩，人心惶惶。 长征中任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的彭加伦，被誉为“红军年代的宣传鼓动家”，他有着敏捷的才思和激扬的革命热情，一路上写了不少鼓舞红军指战员闯关夺隘的战斗歌曲。此时，陕北苏区让所有人欢心鼓舞，彭加伦也欣喜万分，连夜创作了歌曲《到陕北去》： 中央红军经过大草滩后，体力消耗很大，加之哈达铺物价十分便宜，部队决定给战士改善伙食，给每人发了两块银元。于是，连队里杀猪宰羊，每顿饭有荤有素，到处都洋溢着欢声笑语。 中央红军将士在当地群众的向导下，沿小水沟上六盘山，从牛头山主峰北侧而过。毛泽东与其他中央领导人登上主峰牛头山，停下来休息。毛泽东遥望远方，千重思绪涌上心头，倏然诗兴勃发，随口吟成了“长征谣”： 识分子，编一个《到陕北去》的歌曲，编好后教大家唱，振奋精神，鼓舞士气。 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的消息，使人人激动，张闻天为此写下了题为《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的“读报笔记”；博古也根据报刊材料写了一篇《陕西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与我们支队的战略目标》，两篇文章先后都发表在9月28日的《前进报》上，反映了党中央的落脚意向。 过了岷山，就要到陕北的“家”了。毛泽东回想长征，感慨万千，诗情喷涌，吟诵出了大气磅礴的《长征·七律》： <small>创立了十几万赤色的军队 <small>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陕北有根据地的消息和到陕北去的决定，让红军将士精神振奋。队伍经过休整，编为三个纵队，于9月23日挥师北上，佯攻天水，北渡渭河，突破了国民党重兵在渭河沿岸布防的封锁线，9月26日抵达了通渭榜罗镇，第二天在一所小学里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选择陕北为长征的最后落脚点。也是党中央第七次确定落脚点。 毛泽东提出到陕北去，同刘志丹的红军会师！ 再也不相信南方口音的红军了，纷纷躲避，认为他们是化了妆的国民党部队，专门来破坏陕甘苏区的。一时间，民心背离，根据地情势十分危机。 几乎天天行军打仗，尤其是过雪山草地，与外界隔绝了信息。当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看到这些报纸，真是喜出望外：陕北还有一大片苏区，有相当数量的红军，有传奇式的人物刘志丹！对于历经千难万险、腥风血雨的中央红军，陕甘红色根据地的消息，无疑是天大的惊喜，是想象不到的惊喜！ 上午，在“义和昌”药店后院平房的毛泽东住处召开了领导人会议，分析形势之后，初步决定到陕北去开创根据地。下午，又在哈达铺的一座关帝庙里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彭德怀、张闻天和林彪先后讲话，动员大家北上陕甘根据地，同刘志丹的红军会师，到抗日的前线去。 毛泽东在分析形势时，讲道：张国焘看不起我们，他对抗中央，还倒打一耙，骂我们是机会主义。我们要北上，他要南下；我们要抗日，他想躲开矛盾，究竟哪个是退却，哪个是机会主义？我们不怕骂，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 第一章 落脚点在哪里 总算到家了！赤安县吴起镇 这是一个具有历史一意义的时刻，中央红军历时一年多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赤安县的吴起镇胜利落脚了！起镇胜利落脚了！ 那天上午9点多，我正在头道川里放牛。过来3个人，赶着两头牛，牛脖子上吊着铃铛，的啷的啷响个不停。以前从来没有见过那种牛，毛特别长，黑颜色（牦牛）。那几个人看见我，就走过来对我说：“老乡，我们是中央红军。”我听不懂他们的话，就说“解不下”。他们听成“害怕”，又对我说：“老乡，别害怕，我们是穷人的队伍。”随后就是大队人马，一队接着一队，整整过了一天，还没过完。晚上，听大人们说，那是中央红军上来了。 板桥诗有“天明始觉满身霜”句，忆1935年冬初到吴起镇，宿麦地甚暖，天明见霜满衾，追赋。 10月18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铁边城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根据当时形势和部队请况，讨论了进入陕西后的反“围剿”的作战方针，和群众建立良好关系、扩大红军、解决粮食和衣物供给等问题，还决定在保安县暂停，如敌情许可，拟将部队放在吴起镇、靖边，派负责人到苏区去。过去敌人对红军是追击，现在变为“围剿”，一定要打破这一“围剿”。 1935年10月19日，历尽艰辛的中央红军，终于抵达了陕甘根据地的赤安县吴起镇。 宗世喜老人那年18岁，是白沟洼的村主席。他回忆说： 队伍中还有背着小孩的妇女，有的还担着锅灶。红军一个个又黑又瘦，饿得不成样子，看了真叫人心疼。中央红军都是南方人，爱吃狗肉。我家那时喂一条大白狗，肥得很。那时野物多，又刚打过仗，狗吃死人肉，吃得很肥。有3个红军，四川口音，要买我家的狗。第一天，我们没给卖，第二天又来了，我们就卖了，红军给了一块银元。其实，一条狗根本不值一块银元。那时候钱缺，一块银元能买好多东西。我们一直舍不得花，这枚银元就一直保存到现在。 中央红军在吴起镇上看到仄斜的窑屋，和荒凉的收割后的庄稼地，没有看到人。但是，他们的眼睛却亮堂起来，看见了墙壁上“打土豪、分田地”、“中国共产党万岁”、“拥护刘志丹”等标语，让他们的心情格外激动。忽然又见到一孔窑洞门口悬挂着“赤安县第六区苏维埃政府”的木牌，仿佛一道闪电，使疲惫不堪、破衣烂衫的红军战士顷刻明白：真的到“家”了！经历九死一生，艰难坎坷的长途征战，现在总算找到自己的家了，战士们热泪盈眶，忘情地大声欢呼起来。 北阵地。 刘景瑞和刘景权感到中央红军的抵达，必将使革命势力进一步强大，让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发生重大变化，于是，俩人边走边商量，立即派了村干部去找大队长宗维乾和赤卫军负责人，召集大家开了个支委会，分头到六区辖管的村庄，宣传和动员群众积极行动起来，给中央红军送粮草、组织担架队。有一个叫“跑烂鞋”的赤卫队员，平时工作热情很高，主动到各村宣传动员群众，他说：“中央红军来了，我这个跑烂鞋哪怕一天跑烂两双鞋也心甘情愿。”果真，他连夜跑遍了各村的所有家户。 雷义老人当年只有14岁，还是个放牛娃。他回忆说： 下午在距离吴起镇约二十里的一些村庄宿营。傍晚，刚吃过晚饭，司令部命令各纵队都进驻吴起镇及附近村落。大家听到这个命令，莫不十分高兴，因为就要回到红区了。很多人忘记了几天行军的疲劳，像小孩一样，连跳带跑，直往吴起镇跑去。但是当我们进入吴起镇时，群众误以为是匪军又来骚扰。仓惶逃避一空。我们在街上与窑洞内外，到处发现“中国共产党万岁！”“拥护刘志丹”的标语，确定这已是陕北红区的地方了。大家兴奋地不约而同地说：“我们真的回到自己家了！”于是四出去找群众，半天找着几个老头、老太太，却语言不通，讲什么都说：“解不下”，我们的同志误以为群众“害怕”，因为音很相近。战士们首先把街道打扫干净，贴上各种标语，如“北上抗日，收复失地！”“与二十五、六、七军会合，一致抗日救国！”。不久那些老人又找来了一些群众。很快当地的支部书记与乡政府主席回来了，他们和战士们热烈握手，战士们把乡干部们围起来，差一点把他们举上天空，口里说着南腔北调，但一张张的脸上表现出十分激动的心情，有的人热泪久久挂在脸上。乡干部们很热情地和部队的负责同志研究解决各种供需。第二天早晨，全镇的男女老少都回来了，见了我们一个个笑容满面，不断地说：“啊！原来是咱们自己人！” 红军上来时，饿得很。一见面，他们就给我们说：“老乡，我们是中央红军，给我们买些粮食。”粮食弄来了，玉米煮到锅里，半生不熟就连锅端起，刚准备吃饭，一声命令来了，顾不上吃就打仗去了，结果让另外一支部队吃了。那时，他们实在是饿坏了，有的战士在路上拣到豆子就生吃，地里拣到烂菜叶子就往嘴里塞。老百姓送来的猪，杀死后毛还没褪尽，一人一块就割走了。 想不到，中央红军真的来到了。吴起镇的老人对中央红军的到来，依然记忆深刻，在他们的口述中，可以真切的感受到当时的情景。 ，尽管沿路不断和阻击的敌军发生战事，多采取不纠缠的办法，竭力甩掉尾追之敌。10月中旬的一天，队伍离开陇东环县到达陕甘交界时，有五个老百姓装束的人策马奔来，他们头上拢着羊肚子手巾，腰挎驳壳枪，驰到队伍跟前，就问： 话）。女红军上来后，她们大哥大哥叫得很亲热，又是大脚片子，和男人一样蹲下吃饭。 林伯渠面对吴起镇的山水和士气高昂的战士，当即写下了《初抵吴起镇》一诗： “天明始觉满身霜” 就在前不久的9月份，陕甘根据地已经从各种渠道得知中央红军北上的消息，估计要来陕北。刘志丹嘱咐陕甘边第二路游击部队：时刻打探消息，主动接头联系。刘志丹还在陕甘晋省委和红十五军团会议上，提出把队伍开到陇东作战，把敌人打击在苏区之外，以迎接中央红军。刘志丹的意见被“左”倾路线领导者否决了，而是采取就地牵制敌人，以迎接中央红军。之后不久，陕北错误肃反开始，刘志丹就被押入牢狱了。 吴起镇处在洛河川畔狭窄的台地上，因战国时期的军事家吴起在此戍边而得名，隶属赤安县六区一乡管辖。现在的赤安县，过去叫保安县，因宋朝太平兴国二年驻守保安军而得名，之后以此名称置县，一直沿用下来。1934年11月份，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在甘肃荔园堡成立后，将保安县改为赤安县，昭告红色革命之意。红色政权建立后，这里的人们过上了充满希望的新生活。民谣唱到： 第一章 落脚点在哪里 “割尾巴”战役 蒋介石获知中央红军冲破西兰公路封锁线，通过平凉、固原，翻越六盘山，向东而去的消息后，非常恼火：“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立即部署国民党东北军在隆德、平凉、固原合力堵截红军，还急电命令何柱国、毛炳文、马鸿宾部：“红军长途行军，疲惫不堪，企图进入陕北会合刘志丹，兹令你部骑兵前往堵截，相机包围，予以歼灭。”所以，马鸿宾的骑兵团、毛炳文的骑兵以及东北军白凤翔的骑兵反复和中央红军交锋，一直尾追不放，还气势汹汹地直扑吴起镇。 10月19日上午，敌人骑兵的先头部队沿头道川侦察前进，干部团团长陈赓率后卫部队在王畔子、新寨、白屯一带多次打退敌人，给主力红军在吴起镇集结赢得了时间。 宁夏二马和毛炳文部的骑兵让行军掉队的红军战士吃了不少亏。虽然在长征路上打过国民党骑兵，但有的部队仍不知所措。过去红军是和两条腿的敌人作战，现在要和六条腿的敌人作战，感觉骑兵倏忽而来，倏忽而去，刀兆闪闪，声势夺人。所以，在讨论如何打敌人骑兵的问题上，大家形成了一个其识：敌人骑兵在平原作战，可以发挥优势，而在山沟里作战，他们的优将就变成了劣势。在山里打仗，敌人要下马和我们作战，还要招呼马匹，战斗力一定会下降。 中共中央落脚吴起镇的当天下午，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被安排住在关帝庙后面油房院的窑洞里。毛泽东晚上7时致电彭德怀，再次提到保安：吴起镇已是苏区边境，此地以东即有红色政权，保安城闻有红色部队，但吴起镇、金汤镇之间之金佛坪有地主武装百余守堡，拟派队消灭之。并请彭德怀来吴起镇，商谈对敌骑兵的作战事宜。彭德怀、毛泽东、周恩来就军事形势和作战行动详细地交换了意见。毛泽东说：“我疲劳，敌人也疲劳。壁上红旗飘落照我们打退敌人，不要把敌人带进陕北根据地。” 会后，按毛泽东的意见，彭德怀精心部署和指挥这次“割尾巴”战役。 马鸿逵的骑兵团刚刚和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交过手，团长马培清知道红军的骁勇，心里有底，不和红军硬打。而东北军的白凤翔部队没有遭逢过红军，自恃兵强马壮，藐视这些人疲马乏的队伍，便勇敢地向吴起镇挺进。马培清对白凤翔说：“估计中央红军已经和陕北红军会合，他们兵力雄厚。我们又出了甘肃，打不打呢？”白凤翔挥舞着手枪说：“本来我也不想打，可这个兄弟（指手枪）不同意，一定要打！”于是，东北军骑兵在前，马培清骑兵团在后。从10月19日开始与红军后卫部队交火，红军边打边退，敌人骑兵便大胆尾追。 10月20日，马培清率领骑兵团顺头道川、二道川中间的山岭侦察前进。白凤翔自认为装备精良，气焰嚣张，沿川道正面推进。他们不曾料到，中央红军正在布置伏击圈，将给予他们有力的痛击。 彭德怀把反击的重点放在旱起镇西北方的头道川一带。林彪和聂荣臻率第一纵队设伏千头道川、平台山（今胜利山）；彭雪枫和李富春率第二纵队设伏在二道川；叶剑英和邓发的第三纵队设伏于三道川。三个纵队在20日深夜埋伏在指定位置，严阵以待。 10月21日凌晨4时半，夜色浓黑，旷野寂静，毛泽东借着星光，登上吴起镇西边的平台山（胜利山），来到设在大杜梨树下的指挥所，召集部分干部进行战前动员，反复强调打好这一仗的重要意义。随后毛泽东叮咛警卫员陈昌奉：“枪声激烈时不要叫我，零星响时再叫。”就此，他放心地躺下，酣然入睡了。 早晨8时多，敌骑兵在一架飞机的助威下，沿川道前进，进入了中央红军的伏击范围内。就此，“割尾巴”战役打响了。顷刻之间，枪炮声、爆炸声、呼喊声惊天动地、黄尘飞扬。敌人的骑兵队被打乱了，战马中弹倒地，骑兵受伤纷纷坠落。特别是战马受惊乱挤，拥堵在一起，前不能前，退又退不动，只能被动挨打。 中央红军就此采用分块切割、相机包围的战术，把敌骑兵分割包围在二道川、平台山之西，以及头道川的杨城子、圪坻梁、柳树梁、燕山梁一带，予以有力歼击。 敌人发觉战事不利，有被围歼的险象，企图抢占平台山一线的制高点，却遭到林彪一纵队的迎头痛击，从半山上溃退下去，转身逃命。埋伏的二纵队乘机发起反击，追击敌人40多里。此次战役，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中央红军一举歼灭了敌第六师十七团，在追击中又击溃其3个团，俘敌约700人，缴获战马近1000匹，以及山炮、迫击炮、重机枪等大批武器弹药，割掉了一直甩不掉的“尾巴”。毛泽东巡视战场时风趣地说：“步兵追骑兵，这是个创举啊！” 毛泽东异常高兴，挥笔给彭德怀赋诗一首：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彭德怀看到这首诗，笑了笑，拿笔把“唯我彭大将军”改成“唯我英勇红军”，将诗稿又转给了毛泽东。虽然改动四个字，足可见彭德怀为人的胸襟和谦虚的品格。 马鸿宾部骑兵团长马培清，在追述东北军白凤翔部两个骑兵团被红军歼灭的情景时说： ……白凤翔部的骑兵第三师和骑兵第六师浩浩荡荡，顺头道川奔驰而来。白部当时自以为人多势众，装备精良，所以气焰嚣张，根本就没有料到红军会在这里组织伏击。……一时枪声炮声，回荡山间，震耳欲聋，战斗十分激烈。我亲眼目睹了这一场战斗，看到了红军战士的英勇顽强，知道白部正陷重围，只好命令部队向前面一座山头发起攻击。……白部第十七团已经被歼，十八团正在与红军激战。经与白凤翔联系，知道白部当时伤亡已将近四五百人。 事后，白风翔唉声叹气，给马培清说，他们的所有山炮、迫击炮、重机枪等重型武器都在这次战役中丢失，另外还损失战马、驮马800余匹。 “割尾巴”战役给当地群众留下了说不尽的话题。 杨生高老人回忆说： 胜利山战斗那天，红军吹着响亮的军号，炮声似雷声，枪声似爆豆声，满山的红军轮换着上阵地，打得十分激烈。这次战斗，彻底打垮了国民党追乓。长征女红军过惯了军旅生活，对打仗一点都不紧张，山上在打仗，她们在榆树坪河边洗衣服，谈笑风生…… 马增福老人回忆说： 中央红军在胜利山到刘河湾后岭一线，和马家军骑兵展开激战。战斗中，有一个10岁的红军娃上山给打仗的哥哥送水，不幸被敌人子弹打中，牺牲了那位红军哥哥把死去的弟弟紧紧抱在怀里，哭诉： “我们从江西出发，路上整整走了一年，什么苦头没吃过？刚到家了，你就离开了我们，真命苦哇！‘’那撕心裂肺的哭声，到现在想起来，我都难过得要命。 “割尾巴”战役中，红军牺牲了200多人。高级干部有军团政治部秘书长李鸣铁，军团卫生部政委胡定国，一纵队二大队大队长李英华，军团政治部总务处长方镇均等。 “割尾巴”战役把敌人赶在了苏区之外，中央红军各纵队分别与县、区、乡干部，游击队、赤卫军及群众举行庆祝会、联欢会、群众大会等，宣传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搞好苏维埃政权建设，扩大地方武装组织，积极投入到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救国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去。毛泽东委派民运部长协助赤安游击支队长张明科在吴起镇召开了3000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在会上成立了赤卫军第四联总队。会后举办了地方干部和游击队干部学习班，为苏区的政权建设和扩大地方武装组织培训了人才。 第一章 落脚点在哪里 “刀下留人” 从进入陕甘苏区开始，党中央领导就不停地向群众和游击队员询问刘志丹和根据地的情况，了解西北红军的武装编制、地方苏维埃的政权建设、周边国民党驻军等情况。 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的当天，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就听到部队里几个负责的同志说：老百姓纷纷传言，刘志丹被红二十五军关押起来了。毛泽东十分震惊：创建这块根据地的共产党人，为什么会坐进共产党的牢房里？这个消息让毛泽东很不安，迅速派人联系当地游击队负责人，赤安游击队政委张明科接到鸡毛信，飞马赶到毛泽东的住处新窑院。 张明科在回忆中写道： 毛主席一见我，对我的热情难以用语言形容。毛主席说湖南方言，我大部分听不懂。毛主席说一句，一位同志“翻译”一句。毛主席首先问我是哪里人，我说就是本地人。过去是刘志丹家中的长工，参加革命是刘志丹、刘景范叫去的。毛主席举着手说：好、好、好。 毛主席又问：你们游击队有多少人？多少枪？我说：不到一百人，有五六十支枪，其余是大刀。毛主席说：中央红军给你们枪。我说：好得很！毛主席又问，你们游击队和政府关系好么？群众纪律好么？我说，好着呢，我们和政府关系很好，和群众关系也很好。我们吃粮、打仗靠群众帮助。 毛主席说：和政府关系要搞好，群众关系搞好了，群众就拥护你，你才能存在，苏区才能扩大，你的游击队才能扩大，我们军队和群众是鱼水关系，你懂吗？我说：主席，我懂得。我们支队的伤员、病员就在农民家里养着，病好了，农民就送回部队来了，农民可好啦。 毛主席在谈话中说：中央红军由南方到北方的目的是抗日，北方将来是抗日前线。国民党自己不抗日还不让共产党抗日。中央红军从南方到北方整整走了一年，行程两万多里，经过雪山草地，苦呀，这是革命同志用血汗换来的，来之不易呀！他接着又说：昨天，我们中央几个同志开了一个会，研究我们进入了陕甘苏区，给陕甘苏区人民带进胜利呢，还是带进害呢？大家一致意见是只能带进胜利，决不能带进害。因此，决定在吴起镇以西打一个仗，把追随的敌人骑兵消灭掉，把一部分打回去，它就再不敢来了。 毛主席说：你们游击队战士在这里地形熟，让战士给主力红军带路，一来你们学习打仗方法，二来你们多拿一些枪支回来武装自己和赤卫队，行么？我说，行，行。毛主席说：你把任务安排好，就住在我这里。接着毛主席认真的问：刘志丹现在在哪里？你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我当时一下子紧张起来，我不敢说实话。毛主席又反复问，我这才说刘志丹被关押起来了。 毛主席立即站起来：为什么？什么时间关押的？我说：押起来快一个月了，为什么关押我不知道。我对面坐着一位长胡子老汉（以后才听说是周恩来）问我：现在被关押在什么地方？我说：听说押在瓦窑堡，共押起几百人。毛主席又问：谁能知道详细情况？我说：只有骑兵团政委龚逢春知道详细情况。毛主席问：他在哪里？能找到么？我说：能！毛主席问我：你什么时候能找来？我说：明天找不来，后天一定找来。周恩来说：你派人骑马快去找来好吗？……随后，沃派第一中队指导员雷涛清带一个战士去找龚逢春。 当时担任陕甘边二路游击队政委的龚逢春回忆说： 我向毛主席汇报了陕北周边国民党部队的部署情况后，专门说了当时陕北的肃反和刘志丹被捕的问题。我向毛主席表示了我的意见。我认为刘志丹等同志不应逮捕，因为刘志丹等同志不是反革命。毛主席非常关怀陕北肃反问题。买主席亲切地向我说中央红军到了陕北以后，陕北的肃反问题和刘志丹的问题都可以得到正确的解决，使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老干部王玉海回忆说： “周兴把我领到新窑院给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作了介绍，旁边还有几位同志，听说叫贾拓夫、王志伟、刘悠安。他们把我领到一个窑洞内，里边坐着三个人，我当时分不清哪个是毛主席，哪个是周副主席。墙上挂着三支短枪，、炕上铺着两块黄油布。我立即向他们敬了礼。因为他们的语言我大部分听不懂，就由在场的贾拓夫‘翻译’。他们问到了陕北红军、游击队、地方政权及地理等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我又汇报红二十五军到陕北已一个多月了，刘志丹及二十六军营以上的干部全部被关押了。最后他们说，让我派20名游击队员向下寺湾送无线电台。” 毛泽东等人从张明科、龚逢春、王玉海的汇报中，准确地知道了陕北苏区正在进行错误肃反，一大批人被杀了，刘志丹、张秀山、习仲勋等根据地的领导人被打人牢狱，陕北根据地已经处于内忧外患的危险境地。为此，中央立即决定派白区工作部部长贾拓夫、中央组织局局长李维汉、保卫局王首道以及刘向山等人带一个连队、携电台前往下寺湾了解情况。毛泽东情绪激动地对大家说：“我们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 李维汉他们一到下寺湾，就证实了错误肃反的确切消息，马上电告张闻天、毛泽东等同志。党中央立即下令：停止逮抵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 第一章 落脚点在哪里 吴起镇决议 命形势已到拂晓。 寻机歼敌，待黄河结冰后再向东发展。 <small class="right">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政治部制 中央在获悉国民党重新增调兵力，准备对陕北苏区继续“围剿”的情报后，政治局又于10月27日在吴起镇召开常委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等。会议讨论了部队工作、作战方向、任务及常委分工。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部队减员，队伍虽小，但它是将来发展的基础。指出：现在环境改变，两万里完结，将来再不会有两万里，应向干部解释发展前途。关于陕甘支队南下与红二十五、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合粉碎国民党的“围剿”问题时说：目前主要作战方向是南边，首先将国民党董英斌两个师消灭。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在甘泉、富县集中配合作战。如能再对杨虎城、孙蔚如由城南开渭水的部队继续给予打击，能打两个胜仗，即可打破“围剿”。要在严冬之前粉碎敌人“围剿”。 中共中央在赤安县吴起镇共12天时间，完成了一系列重大活动和休整任务。10月30日率中央红军离开吴起镇，取道洛河川、宁塞川向陕甘边苏区政府所在地下寺湾前进。为此，中共赤安县委组织了当地干部、游击队员、群众在街道两边深情欢送，而且沿途设有20多处接待站，备有开水、干粮。环先后派出游击队员和群众，赶上毛驴运送装备和给养。 就在这一天，陕甘支队政治部印发《庆祝我们进入陕北苏区的第一个大胜利》的连队讲话材料，文中说： 何克全）任少共书记；王首道任保卫局副局长。张闻天在发言中还提到，同意李德回国的请求，但安全上一定要有保证，不能冒险。在未出去之前，到红军学校工作。 （三）当前的任务是：进行军事、政治教育；争取群众，扩大红军；改善生活，充实被服。 <small class="right">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small>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我们从江西苏区出发以来，经过了二万多里的长途远征，打败了十一省国民党军阀的阻拦与进攻，才来到陕北地区与二十六军会合。为了解放你们及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而斗争！ 自和你们会面，和你们握手，这使我们更加兴奋。亲爱的同志们！记着！我们的会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的大开展。正因为陕甘革命运动的巨大发展，因此我们的会合震撼了地主资本家的反动统治，国民党正在准备用新的“围剿”来对付我们，但是我们有着会合了的力量和丰富的战斗经验，有着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着广大群众的拥护，我们必定能够取得胜利。 <small>亲爱的同志们！我们亲密的团结起来，为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的大局面，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武装保卫苏维埃而斗争。 <small>邻近苏区与游击区域的群众们！建立红色的工会、农会、游击队、革命委员会。不交租，不出款，团结起来打白军，打土豪、打差人。是行不见白军面，不卖米柴给白军，报告白军消息给红军。努力发展游击战争，同红军配合起来消灭敌人。 （一）胜利地到达目的地，一年来的奋斗能得如此成绩，并获得粉碎新的‘围剿’的各项条件，是由于党的领导正确。 <small class="right">陕甘边区特委会翻印 <small>中国工农红军万岁！ 第二章 赤安县的温暖 途经洛河川 中央红军从哈达铺开始，就把刘志丹的队伍和西北根据地当作落脚的家园。一踏进赤安县吴起镇，知道了这里就是刘志丹的家乡，真切地感受到了赤安人民拥护革命、朴实厚道、大方热情的品格。回想战事不断的艰险长征路，对比赤安人民给予他们的厚爱，让所有的红军将士倍加温暖，终生难忘！ 打过“割尾巴”战役，中央红军稍作休整，分三路向甘泉下寺湾进发。一路从宁塞川进，过大梁峁，经桃沟、宋庄、顺宁，沿周河川而下；一路走洛河川，途经金丁、旦八、拐人牛沟、经纸坊、到刘家坪，顺周河向南；还自一路到旦八，上柏业沟、经寺崾岘岭、下川口，再沿洛河向南行军。 对中央红军的南下，赤安县委和赤安县苏维埃政府早已做出了部署，动员一切力量，像对待刘志丹的队伍那样接待中央红军，提供一切宿营方便，千方百计筹措粮食支援这支衣衫褴褛的革命队伍。特意在洛河川布设了金汤填、金鼎山、吊坪、牛沟、旦八镇、柏业沟、寺崾岘、鹞子川等中心接待站。在周河川布设了桃沟、宋庄、顺宁、白草台、徐台子、刘坪、保安城、芦草沟、康家沟、杨城、川口等中心接待站点，此外还在两道川设了许多小接待站。县、区、乡三级干部分别在这些站点上组织群众筹集粮草、碾米磨面、安排食宿。 中央红军沿洛河川下来的时候，区政府已经发动了许多青壮年，带上标语和浆糊，在川道大路边的崖上、树上、墙上张贴红色标语：“欢迎中央红军，夺取抗日胜利”、“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老百姓是红军的亲人”、“陕甘红军和中央红军心连心”、“打倒蒋介石、打败小日本”。 洛河川农民，人老几辈从未见过如此众多的军队。现在的一些老人就是当年十多岁的孩童，他们清晰地记得，前后六天时间里，洛河川每个村庄都有红军驻扎。大部分红军战士赤脚片子穿草鞋，小腿肚上打裹缠，头上戴着草圈圈。 王咀子村的何礼玉老人回忆说：有一天傍晚，好多的队伍开下来了，男女老少都站在硷畔上看热闹。红军队伍很多，分开在沿路十几个村子里扎营。王咀子村里只有四五户人家，也驻扎了不少的红军，区政府事先通知要求各家各户做好接待中央红军的准备，大人们忙碌着招呼红军，给红军垒灶台、送柴禾、量小米，小孩子们像过节似的在各家各户乱串乱跑。 红军队伍住下后，便开始做饭，在院子里或是空地上，支起大锅小锅。切洋芋的切洋芋，烧火的烧火，整个村子烟火弥漫，人来人往，不大一会儿功夫，大锅里的小米饭热气腾腾地熟了，小锅里的熬洋芋糊糊闻起来也很香。由于碗筷有限，队伍就分批吃饭，一些人吃完饭后立即把碗筷交给另外等待的人。有些战士看到院墙根下扣着的陶盆，拿下来就盛饭。村民看见了慌忙说：“不行，不行，那是尿盆子。”中央红军听不懂赤安县的土话，以为是要盆子，解释说：“就吃个饭，用过就还你……” 饭后，锅灶旁边就坐了休息的红军战士，村民也围在跟前，看他们的穿戴，听他们说话。何礼玉回忆说：我们这些小孩子也和大人们一样，盘腿坐在地上，听着红军讲他们打仗的事情。村民也问长问短。有一个当地的干部走过来，让战士们抱草垛上的糜草，铺在地上睡觉。这天晚上，大多数红军就在露天地里宿了营。 在胡兴庄，红军也睡在窑外、脑畔，硷畔上，相对于其它村庄，胡兴庄的家户多一些，显得热闹非凡。胡兴庄因胡家在此立业而得名，在洛河川属于家业较大的富裕农户。当时，胡家爷爷辈有弟兄九人，父亲辈弟兄20人，一大家子60余口人，四世同堂过日子。胡家石窑依山而筑，上下有四个院落，最下层为店院，平时主要为工人伙计居住，和招待过往脚夫客商。二层为学院，为私塾学堂，由五爷胡克仁先生教周围孩童识字学习。上面三层四层是祖辈、父辈们居住的地方。平时要见胡家总掌柜胡贵，必经三道大门。胡贵从小勤学好问，攻读四书五经，14岁进学，20岁中举，29岁即光绪十四年（1888年）进考为清代最后一科贡生，随任甘肃平凉知县，由于清政腐败，天下大乱，为官不几年便辞职还家。 在区政府的安排下，把胡家高墙大院定为重点接待站，第三层的龙门院为中央首长住所。胡贵动员全家老少让窑让房十几孔（间）给红军住。看到红军纪律严明，爱护群众，深受感动，让儿孙们把好柴好菜送给红军用，指示儿媳们用几合石磨昼夜不停推荞面，让红军吃陕北特产荞面饴铬。当然红军灶上的猪肉、羊肉熟了，红军首长就叫通讯员先端两碗送给总掌柜胡贵。 有天中午，庄院上下突然增加了几道岗哨，来了几位态度和蔼可亲的大首长。一会儿首长灶的饭熟了，首长特邀胡家掌柜胡贵共餐。饭时闲谈，首长豪气满怀，纵论天下。胡贵觉得这几位首长非同寻常，相互谈话也十分投缘，就在晚饭时吩咐家人，摆好八仙桌、太师椅，摆了一席十三花酒席（当地招待贵客的最高规格），特备烧酒和黄酒，专门宴请首长。 席间宾主频频举杯，开怀畅饮，谈古论今，气氛十分融洽。特别是几位首长，十分健谈，孔孟之道、天文地理、农桑活计、社会礼法等所涉话题无所不能。还夸胡贵治家有方、博古通今，还对胡贵宣讲了不少革命道理。胡贵越听越高兴，越谈越投缘，不知不觉已是三更时分，在警卫员再三催促之下，才散了宴席各自歇息。 第二天一早开饭，红军首长又叫胡贵共进早餐，首长无意夸了一句：“你们这个太师椅做得好。”胡贵一高兴，要将两个柳圈太师椅送给首长，首长一再推辞拒绝。当队伍开拔时，胡贵硬是将两把椅子绑在了战马驮子上，让红军首长带走。 当时的旦八镇前牛沟村，属志良区管辖（区主席董志良被国民党民团曹俊章杀害，为纪念烈士故起名志良区），村子虽然只住牛、王两姓四户人，事先还是预备了好多临时住处，接待过路红军。 张玉珍老人回忆说： 那时我正套上毛驴在石碾子碾黄米，快要碾完时，村里来了一部分中央红军，都站在院子外。区干部和其中一个红军直接走进院子，问我叔公牛占俊，又和叔叔王德成说了几句话，就招呼队伍回到院子里。我的叔叔忙着给他们安排住处，其他战士没有坐下休息，就开始忙起来。有的在院子里垒锅；灶，有的拿起斧头劈柴，有的下河里挑水，各干其事，有条不紊。这时，叔公对我说：“快把碾好的米拿回来。”我把一百多斤黄米拿回去后，叔公就把粮食交给中央红军做饭。 院子里架起了10面大锅，不到一小时，村里来了300多红军，区干部给他们安排临时住处，我叔叔家的小石窑里住了一个30多岁的人，门上还有两个站岗的。这个人不断地进进出出，询问战士们的食宿。我心里想这一定是个官。这个队伍的战士穿的是褪了色的旧军装，显得很朴素，很能吃苦。由于村里的窑洞和房子住不开，叔公和叔叔要我让出窑洞。那个当官的不同意，所以就有一部分红军被安排住在村跟前的石庵里。他们的纪律很严，不和我们妇女说话，有什么事，总是和男人交涉。 第二天早饭后，部队很快站好了队，还是那个30多岁的人讲了话（我听不懂他的语言），很快大部队就出发了。他们还留下一些人打扫院落和窑内卫生。打扫好之后才走了。 事后，我才听叔公、叔叔说，这些队伍是彭德怀带领的队伍，那个“官”就是彭德怀。 这部分红军走后，下午又来了几百人，穿的单衣和草鞋，也十分艰苦。城叔公和叔叔又接待了他们，安排了住宿，并打发我们3个妇女赶四头毛驴到吊坪为战士们驮粮食。这个队伍的纪律和前一天的一样好。就这样，队伍断断续续过了好多天。 曾担任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的离休老干部王国桢回忆说： 我在赤安县志良区先后担任乡文书、区秘书。县上通知区上派代表到旦八洛河川组织群众迎接中央红军。我到了旦八吊坪村组织群众。吊坪村住着11户人家，中央红军路过这里休息时，家家户户都给红军担来开水，有的还给红军送来干粮。一个叫曹儒真的老汉，把家中蒸的一锅谷窝窝送给红军吃，红军说什么也不要，他只好转口气说，这是卖的。这下红军才吃了，他也不得不收一些钱。红军在吊坪村休息了一阵子，临走时，全体站起来，叫了一声“立正”，向送水送干粮的群众致敬，表示感谢。 下午，我从吊坪村赶到前牛沟，中央红军要在这儿宿营。红军战士把庄前庄后打扫得干干净净，担水的，劈柴的，做饭的，铡草喂马的，个个忙得不停。老百姓要帮助他们干活，他们怎么也不让干。五里湾村的王九成老汉去帮红军担水，一个老红军赶忙过来夺水桶，王老汉让红军休息，硬把水桶担走了。彭德怀同志看见这一情景，对战士们讲：“这是群众真心爱护我们啊。” 红军住在前牛沟这晚，我看见彭德怀同志亲自给部队分配粮食，写信答及部下请示的问题，工作十分忙碌。作为一个红军高级领导人，彭德怀同志和士兵吃一样的饭。警卫员给他端来一碗小米稀饭，他见了我，忙让我坐下，让我吃饭。第二天，彭德怀同志带领红军经过前麻子沟去了直罗镇。 第二章 赤安县的温暖 夜宿榆树沟 一顿饭是香喷喷的羊肉臊子汤饴铬。臊子汤是用中秋节藏储的干羊肉做成的，面是用新荞面压成的饴铬，完全依洛河川招待贵客的礼节，精做细删，辅以各种讲究的小菜。 车专门来到了榆树沟老王家做客。陈昌奉在院子里细细端详后，坐在硷畔下的柳树根上久久不说话。临别，陈昌奉向王立正母亲仔细询问了生活情况，拿出100元钱塞进王立正母亲的衣兜里，深情地说：“感谢你们对革命的贡献，这点钱贴补你家的生活吧。” 王家掌柜搞不清楚毛主席的职务有多大，但是听县区干部专门介绍，心里明白肯定不是一般人，所以言行举止更是谨慎，拿出家里的新被子新褥子， 王家掌柜是个老实人，说：“刘志丹主席也夸我家的饭好。” 深秋的夜，寒冷砭骨。红军看到窑洞干净，摸着土炕暖和，连声感谢王家。这夜，红军睡了个好觉。第二天黎明，王家女人们早早起床，赶在太阳出山前准备好了米饭，队伍吃过，集合出发，中央领导先后握着王家掌柜的手再次感谢热情接待，又用商量的口气说：队伍里有一个受伤的干部，能不能留在你家养一养，过一段时间，我们部队派人来接。另外还给县区干部叮咛：一定要帮助王家把受伤的干部保护好。 人安排在相邻的石窑里和后院的土窑洞里住。看到红军人多，被褥还是短缺，王家掌柜给家人讲：人家红军路过住一夜，咱们把“盖底”（方言，意为被褥）全拿给他们用，咱们用羊皮袄凑合一夜吧。全家人就把后院里平时自己用的被褥全抱到红军住的窑洞里。 <small>土地呀有土地，牛羊呀有牛羊， 榆树沟村庄在洛河川大路边的拐沟里，大树遮掩，很是僻静，当年住着王家一大户人家。由于王家殷勤务实，光景较好，在老土窑院子前又筑了一院直角形的石窑院。石窑院的窑额上还嵌了一块平滑的石头，石头上镌刻了“吉贞安”3个大字。 王家掌柜说：“前几年来过几次，今年没有见到。老刘带的是老百姓的队伍，走到哪里，群众都真心实意的欢迎。有放哨的、有送信的、有做饭的、还有给补衣服的，就像一家人。” 王家为了精心照料这个受伤的干部，饭食上顿顿优待，要么吃鸡蛋，要么加腌肉，还杀了几次鸡。在王家的细心照顾下，受伤的红军干部很快康复了。临近一个月的时候，果然来了几个骑兵，来接这位康复的红军干部。离开王家时，这位红军干部十分感激王家的照料，给老王留下了一条漂亮的马鞭作为纪念。可惜，王家没有记住这位红军干部的名字。 王立正的母亲到死，都没有舍得花这100元钱。她说这是毛主席派人给我的钱，不能花！ <small>喂马有咱们，放哨有咱们 <small>半夜里呀来叫门，问你是哪部分， 村。县干部悄悄给王家掌柜说：这些都是大首长，一定要安排好，那个身材高的中年男人是毛主席。 听完民歌，几位中央首长神情十分凝重。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刘志丹在群众中的威信很高哇，他是一个领袖人物，了不起啊……” <small>哪里有白军，女人乱逃奔， <small>男女老少都围满，话儿拉不够。 大首长问：“你们喜欢刘志丹的红军？” 第二章 赤安县的温暖 攻打“土围子” 中央红军打过“割尾巴”战役后，当地群众强烈要求打掉吴起镇的豹梁寨子，为民除害。豹梁寨子位于三道川与洛河交汇的西南山上，是反动民团张廷芝强迫农民修筑的寨堡，占地近10亩，还建有水牢。平时团匪仗着地形险要，又有两门迫击炮和许多长枪，为非作歹，盘剥农民，抢占民女，杀害单命干部和群众，周边百姓对其恨之入骨。 中央红军到来之前，团头张廷芝带领大部匪徒去了安边，留下其叔父张六、张七带领百余人在豹梁寨子上据守，根据毛泽东“金佛坪有地主武装百余守堡，拟派队消灭之”的电报指示，左权参谋长派警卫连扛着一挺重机伦，前去向豹梁寨内的反动民团宣传政策，争取不战而胜。中央红军给他们喊活：“红军欢迎你们投降起义，参加革命队伍。限你们今天晚上做出决定。”民团不知道是中央红军，还以为又是游击队，竟然朝警卫连打枪。一名红军战士气得骂道：“他奶奶的屁吆，看你们是啥子破枪，看我们是啥枪！”说完，一梭子重机枪子弹打过去，吓得那十几个团匪抱头缩进了寨墙。 第二天一早，左权参谋长给警卫连、工兵连下令攻打豹梁寨子。当队伍抬着迫击炮来到山下，摆开阵势准备攻打寨子时，当地群众跑来报告说，凌晨2时，张七带众匪打着灯笼火把逃往安边了。原来，敌人慑于红军的威力，已经连夜弃寨而逃。豹梁寨子不攻而克。红军战士与群众打开寨门，将寨内存放的20多万公斤粮食，驴驮人背运下山，除留足红军的口粮外，其余分给当地群众。驱逐了这股反动武装，群众拍手称赞，抬猪、拉羊、抱鸡，纷纷前来慰问。 旦八寨修筑于洛河畔石洼庄脑畔山石峁上，与旦八镇街市隔河相望，可瞭瞰洛河川南北形势，西控樊川要道。宋朝年间，因几十名工匠在石洼庄的石岩上经年累月地开凿24孔宽两丈、深三丈的粮仓，除食用米面外，仅吃咸盐就有一石八斗，由是声名远播。后来人们将小镇称呼为石八，逐渐书写成旦八二字沿用至今。 1916年，当地富豪曹俊章创建旦八山寨，经数次修筑，具有一定规模。依山势用条石高砌寨墙，留出入寨门，南北绝壁，西连山脉，岿然险要，易守难攻。据石洼庄83岁的郝海云老人讲：寨墙最高处有三丈、最矮处也有两丈。当时，兵匪如毛，民不聊生，曹俊章为保自家和亲朋的生命财产平安，依仗富裕家财豢养兵丁，发展民团，为保障当地平安发挥了作用。后来由于各种原因，逐步效力于反动政府，与陇东国民党军队和县城驻守的国民党部队联手，称霸一方，镇压革命，先后杀害了许多名苏维埃干部和红军战士。 为消灭旦八寨子匪团，游击队先后两次攻打寨子。1934年7月份，刘约三带合水游击支队乘雨夜发动奇袭，攻克了旦八寨，曹俊章和他的亲信乘乱脱逃，游击队到曹俊章家里搜出了压榨百姓得来的3000多块银元和一些大小元宝，缴获了土豪的70多匹骡马和物资。很快，曹俊章调国民党部队反击，游击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撤出，对寨子没来得及拆毁。 1935年7月，永宁山寨获得解放，驻守保安城的国民党团逃往三边，而曹俊章依然在旦八寨子上顽固。刘景范带600多战士将旦八寨子围住，各路战士顶着浸湿的毛毡，向旦八寨子猛攻，曹俊章凭借地势险要，顽固死守，乘黑夜派人请来马鸿逵骑兵解了围。 中央红军离开吴起镇时，赤安县工委派人向彭德怀汇报了旦八寨的守敌情况和游击队的攻打情况。彭德怀当即同意派红军和游击队一起打旦八寨，调出一个中队大约400多人，和赤安游击队总指挥马福冀等人接上头。大家仔细观察了旦八寨的险要地势后，一起研究认为旦八寨易守难攻，况且旦八寨子上还有50多户人家，200多群众，采取先谈判劝降的办法，如果劝降不成，再动用武力强攻解决。 前去谈判的代表有：中央红军代表、县政府主席袁万祥、游击队总指挥马福冀、县保卫队队长王荣贵、三支队队长马清山等人。他们一起上了旦八寨子，与团头曹俊章谈判，讲红军政策和投降后的优待，这个顽固团头执迷不悟，导致劝降没有取得效果。 第二天拂晓，中央红军的中队担任主攻，游击二支队在石咀子山掩护，三支队在旦八寨子后山配合，高老庄警卫连在旦八镇上戒备，志良区警卫连赶做了云梯，绑了6副担架。攻击发起后，中央红军架起机枪朝寨子上扫射，于弹打在寨墙石头上冒起一片白烟，吓得敌人不敢露头。中央红军一个排攻到寨墙下，遭到寨子内匪兵的拼死抵抗，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四名战士牺牲，多人负伤，不得不撤出战斗。 赤安县苏维埃政府和群众要求再次攻打旦八寨子，拔掉这个作恶多端的反动民团。还有人提议用炮轰。中央红军考虑会伤及寨子上的群众，对旦八寨不宜硬打，只宜围困，用不了多长时间，寨子自然就会解放的。随后，中央红军中队离去，开赴下寺湾。虽然这次没有打开旦八寨，但对团匪震动很大，不久就有多名团丁逃出寨子，投降了游击队。 这个被曹俊章盘踞的旦八寨子，与苏维埃政权顽固对抗。毛泽东后来在他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将旦八寨子称呼为“土围子”：“离保安四五十里的地方有个地主豪绅的土围子。那时候党中央的所在地就在保安，政治影响可谓大矣，可是那个土围子里的反革命就是死不投降。我们在南面扫、北面扫，都不行，后来把扫帚搞到里面去扫，他才说：‘啊哟！我不干了。’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这样。钟不敲是不响的。桌子不搬是不走的。” 第二章 赤安县的温暖 保安城大会 1935年深秋，中共赤安县工委书记任秀明，在组织区干部发动群众做好吴起镇的接待保障后，又接到了一封来自陕甘边政府的鸡毛信。信的大意是，党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在10月下旬将从吴起出发，路经赤安县去下寺湾，要求赤安县工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在保安城迎接并安排食宿。工委立即作了研究，写信派人送往各区，指示他们认真组织群众，积极慰问中央红军。 县工委的同志从马莲崾岘赶到保安城时，区长张鸿钧、区农联会主任张林春，陕甘边政府派来的慕生桂同志都到了保安城。慕生桂一见面就问县区干部：迎接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提出要具体看一看。区干部领着大家察看了迎接中央机关所准备的住处和粮食筹备情况。 赤安县在历史上多次充当边关要地，洛河、周河、杏子河三条水系流过境内，唐朝年问，修筑了保安城，驻守禁军。又于宋朝太平兴国二年置保安军，以此而得名保安县。经多次对保安城的扩建和改建，鼎盛时五城环套，商贸兴隆，人口稠密。后来，在明朝和清朝战乱中，城垣毁弃，瓦砾遍地，徒有断墙残壁，兵不能防守，人不愿居住，成为荒凉苍迈之地。20世纪初期国民县政府设在永宁山寨上，县城只驻守国民党一个营，后来增加到一个团，1934年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红二十六军在刘志丹的领导下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大“围剿”，解放了广大农村，建立了一大批新的苏维埃政权，金丁寨子和平解放后，接着永宁山寨民团起义，驻防保安城的国民党部队感到大事不妙，于1935年6月仓皇逃往三边，保安城获得解放。 这时的保安城只有十多户人家，办有马列高等小学，是区政府驻扎地。深秋时节，保安城一片荒凉，城墙内枯草凄凄、大路上几乎没有人迹。但县城东山下空闲着不少红石窑洞和开凿在红岩上的崖窑，似乎告诉来者这里曾经红盛的景况。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和赤安县区的工作人员检查完食宿准备工作后，专门去了县城南门坡上的聂有德家里，这儿是给党中央领导准备的住处。三孔窑洞都已打扫得干干净净，布置得也很整齐。大家这才放下心来，到区政府的石窑里开会，详细布置迎接工作的具体事项，确定每一个环节的负责人。会议决定把欢迎会场设在保安城内的财神庙院，请毛应时老师写标语，并布置会场。拟定了参加大会的人员名单。考虑当时保安城只有一所高等小学，师生不到40人，群众不到70人，区政府和农联会也不过是10多人，加上城周围的群众，只能动员200人左右。 开完会之后，天已快黑了。任秀明和慕生桂等同志到街道上察看准备工作，看到各区的群众从四面八方向保安城走来，给中央机关及红军送来了慰劳品。他们有的赶着毛驴驮着粮食，有的担着羊肉、抬着猪肉，有的背着做饭锅等灶具，络绎不绝地走进了农联会的院子。有的群众是从40里以外赶来的，又不顾路途劳累当晚都返回去了。当夜汇总，群众送来的粮食有黄米、小米、白面、荞面、豆子等1万余斤，羊200多只，猪20多头，灶具140多件。 11月1日上午，10点左右，迎接中央领导和中央红军的群众、学生、干部共200多人集合在一起，排列两行，站在通往保安城北门的道路两旁。天气虽然很冷，但群众手持彩色纸旗和鞭炮，个个兴高采烈。 中午12点左右，中央领导人带领着警卫部队从北门外的沙道子村下来了。在城外观望的同志把这个消息传到城内，群众马上兴奋起来。很快，就看到中央红军整齐的队伍，打着红旗走过来。中央红军进入保安城北门残破的城墙后，群众挥舞手中的小旗，高呼口号：“欢迎中央红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政府”、“共产党万岁”。接着，鞭炮声密集地响起来，红军战士的脸上洋溢着激动和喜悦，连连向群众点头致意，好多战士流出了眼泪。漫漫长征路上，不是血腥的打仗，就是在饥饿中行军，好多战友牺牲了，有些战友负伤掉队了，还有的战友病倒在路上。即是队伍休整，也没有见到这样热情的欢迎场面。中央红军队伍里也响起了口号：“打败小日本，解放全中国”、“陕北红军是我们的好兄弟！” 慕生桂、任秀明等地方政府负责人和进步绅士陈定邦一起快步迎上前去，和中央领导握手问候，用真诚的笑脸向战士们致意，并引路前行。尽管欢迎的群众不多，但情景异常热烈。中央红军战士看到赤安群众的真挚，也禁不住用南方话表达谢意。古老的保安城沸腾了！ 中共中央领导微笑着，频频向群众招手致意。他们心里激荡着暖流，地方苏维埃对他们的到来是这样的隆重和热情，使他们感到陕北有着良好的群众保障，而且刘志丹家乡的百姓就是觉悟高！无疑，第一次和保安城相逢，让他们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午1点多钟，在财神庙院举行了欢迎大会。会上，赤安县工委书记任秀明和农联会主任张春林分别代表地方政府讲话，表态欢迎中央红军，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巩固和扩大苏区等等。身材高大的进步绅士陈定邦老先生，就拥护红军作了即兴演讲，博得了一片掌声。之后，红军代表讲了话，大意是感谢西北红军，感谢根据地群众，全力以赴抗日，打败蒋介石，号召青年男女参加红军等等。欢迎大会开得简短而热烈，掌声、口号声不时地在会场上响起来。 欢迎大会后，任秀明和慕生桂陪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走进了聂家小院。有一个同志向他们说感谢话，可是对南方话听不大懂，只是点头答谢。慕生桂是榆中学生，革命早，见的世面也广，他向其他人解释说，这是毛泽东主席，他问候我们赤安工委和政府的同志们好，工作辛苦，问群众好！张闻天、博古、谢觉哉、董必武等几位领导同志也向地方政府表示感谢。于是，这几个地方干部激动得不得了，立即向毛主席问好。任秀明向毛主席汇报说，赤安群众给中央红军送来了小米、白面、猪肉、羊肉等，向中央红军表示慰问。毛主席又说了几句话听不大懂的南方话，又是慕生桂“翻译”，告诉大家，毛主席说：“让群众吃去，让战斗在第一线的战士们吃吧。” 这个只有一万多人口的赤安县，竟然为中央红军提供了这样多的给养，赤安的老百姓是无私了，是真诚的，是全心全意拥护新政权的，不愧是群众领袖刘志丹的家乡。中共中央领导都是学养深厚的当代伟人，他们一定知道保安不是平凡之地，吴起将军在此建功立业、赫连勃勃把这里统为属地、狄青率军在此驻守大破西夏军、范仲淹知延州时曾来到山城修筑城墙、沈括也在保安指挥军队出奇制胜。高迎祥、李自成的义军在此夺城放粮，安抚百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来了，满怀民族解放和拯救人民的宏伟理想，带来抗日的新希望，第一次和保安城亲密接触，从他们言语中，分明对这片土地充满了感激！ 第二天早饭后，保安城内外的群众在城南街头列队，欢送党中央领导和警卫部队。毛泽东骑着一匹黄颜色马，走在队伍中间，由慕生桂在前带路，向陕甘边政府驻地下寺湾而去。 之后，几乎天天有中央红军经过保安城，有的住宿，有的路过。县区政府派人守在保安城，组织群众每天烧开水，焖干饭，炖羊肉，保证过路的红军能吃饱饭。纪律严明的中央红军不到饭时不吃饭。住下来的红军都听从地方政府的安排。就这样，保安城的接待站整整忙了七天七夜，才把过境的中央红军欢送完毕。 就在七天七夜的忙碌中，赤安县共为中央红军筹集粮食约10万余斤，骡马草料3万多斤，杀猪200多头，宰羊1000多只，捐赠军鞋无数。赤安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可以推算，在山大沟深、灾害频繁、生活贫苦的赤安县，家家户户勒紧腰带，全力以赴拥军，户均捐粮达到800斤，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啊！ 第二章 赤安县的温暖 军民鱼水情 中央红军在吴起镇的时候，不进民房，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纪律十分严明。一个红军借用了外号叫“宗大脑”家的一个盆子，不小心打破了，硬给宗家赔了五角钱。住在宗圪堵的红军，有一匹马惊了，踏破了宗维珍家的猪食槽，红军给他赔了一块钱。特别是徐特立老人，看到当地一个小脚老太婆领着一个七八岁的孙女过洛河独木桥时掉到河里，徐特立老人不顾自己年纪大，立即跳进冰冷的河中，抱起女孩、搀着老太婆上了岸。徐老全身湿透了，冻得直打哆嗦，徐老的随从人员赶快就地生火，给徐老烤衣服。中央红军呵护老百姓的消息在赤安县传开后，群众对中央红军像对刘志丹的队伍一样真心相待。 中央红军到吴起时，伤病员很多，途经头道川时就有60多名零星掉队的伤病员，被沿途群众自觉收容到家，精心护理。中共赤安县工委和县政府又派出张明科、戴通孝，分别从头道川、二道川沿着红军的来路，搜寻到200多名红军伤病员，将他们转移到群众家里进行护理。为了保障红军伤员安全转移，赤安县工委指示张明科、戴同孝带游击一支队在火连湾一带严守，防备敌人偷袭。 义正乡曹圪崂村的李文斌参加赤安游击队后，他妻子王桂花也参加了苏维埃区政府的革命工作。中央红军打过旦八寨子，向下寺湾去了，留下一个名叫郭银来的伤病员，王桂花主动要求养护这个伤员。当晚，区干部扶着郭银来，王桂花背着毛毡和被子，到离村五里路远的山窑里住下。山里梢林大，稂又多，为了郭银来的安全，王桂花晚上点一堆篝火，给这个红军战士作伴。天亮后，她又赶回家做饭、送饺，一连六天，往往返返，有时做黄米干饭，有时烙白面饼子，郭银来热泪礴面，说不出感激的话。不久，旦八民团知道了王桂花收养红军的事，前来义正川一带搜查捉拿。得到消息后，王桂花把郭银来转移到另一座梢山里的烂土窑里躲避。她晚上拿着木棍守在窑口，白天悄悄溜回家里给红军做饭。20多天后，郭银来的伤情好转了，接上级指示，郭银来回到区上，担任了秘书工作。 由于陕甘晋省委的错误肃反，定边、靖边、赤安、安塞等地发生了“反水”，金林、宗文耀带着叛匪在中央红军经过之后，开始搜查屠杀中央红军和地方苏维埃干部，妄图颠覆红色政权。这伙叛匪在麻子沟捉拿到21名受伤的中央红军战士，当场杀害14几。把红军伤员吴曙光脱光衣服毒打，致其气息奄奄。当地王成祥、王生才、徐占张、文长仁等进步群众，利用乡梓情意和亲戚关系，给叛匪说情，并收养儿子为理由，救下了吴曙光、杨清廉、闫和庆、高生富等7名中央红军伤病员。其中的吴曙光，15岁参加红军，是贵州怀仁县人，他被王成祥带日家后，王家请来当地中医大夫开药治伤，又给予细心调养。每天还用糜革水廉洗吴曙光的冻疮，在夫妻两人的周到护理下，吴曙光伤情渐渐好转，身体很快康复。而其他中央红军伤员也在群众家里得到精心照顾。春节过后，他们7人通过赤安游击队，又回到了红军队伍中。吴曙光在解放后担任过云南酋军区司令员，还和王成祥家有过多次书信联系。 赤安县是无私的。在打过旦八寨子后，赤安境内仍然存在国民党曹俊章民团和陇东国民党民团的威胁，但是赤安县工委从大局出发，将全县游击队和各区警卫连进行了一次整编油出3支骨干队伍，共100多人，由马清山带队去下寺湾充实了红一方面军，投入了直罗战役。 第三章 挽救西北苏区 纠正错误肃反 受中央委派，李维汉、贾拓夫带一个连的先遣队南下，到赤安县永宁山的时候，通过陕甘边特委的慕生桂派人送信，约陕甘边特委书记到甘泉下寺湾集中。 这时候，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由瓦窑堡到了红十五军团司令部驻地富县佐道铺，就“肃反”问题与红十五军团的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交换意见。同时也得到中央红军抵达吴起镇的确切消息，几人商定由程子华、郭洪涛前去迎接，并布置了为中央红军筹集给养的事宜，派人给瓦窑堡省委、军委送信通报情况。 李维汉、贾拓夫等人在下寺湾遇到了郭洪涛、程子华，详细了解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具体情况，重点询问正在发生的“肃反”。当即电告中央，及时叫停“肃反”，并展开深入的调查了解。 11月2日早晨，党中央领导和红军将士离开保安城，沿周河川而下，不料开始下雪。衣衫褴褛的红军战士在风雪中行军，让他们倍感温暖的是沿途村庄都设有接待站，老百姓早已烧好了开水、路边简易的锅灶上熬好了稀饭，旁边的柳条筐和笸箩里放着荞面馍馍、黄米馍馍，供中央红军食用。但是这支队伍只喝水，不吃饭，连声感谢老百姓，当天傍晚到达了陕甘边特委驻地下寺湾。 在下寺湾，欢迎中央红军的人群已经等待好久了。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专门组织附近群众和列宁小学师生，在大路两边排成两行，手举红色小旗，夹道欢迎中央红军和直属机关。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不时向欢呼的人群招手致意。这支风雪中到来的红军队伍，好多人还赤脚穿着麻鞋，双脚冻得红肿溃烂。衣服形形色色，有的穿着破烂的灰黑色军装，有的穿着缴获国民党的军服，许多人依然穿着半截裤。 下寺湾是洛河川上的一个镇子，窑屋仄仄斜斜，错落在台地上，自然形成了一条小街道。街道两旁有杂货铺、小饭馆、骡马店。镇子西头有座老爷庙，庙前有一块大广场，广场南边有一个戏楼。 党中央直属机关人员和红军分散开来，住在下寺湾和附近的村庄里。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住在镇中心白云德家，毛泽东一到住处就派人去找下寺湾乡的乡长，继续了解刘志丹和当地红军的情况。乡长田有福正忙着为红军安排住处，听说中央领导要见他，又高兴又担心。到了白云德家里，毛泽东很热情地和田有福握手让座，用他的湖南话问田乡长：“这方圆有多少恶霸、土豪、劣绅？”田有福拘谨地说：“没有多少。”毛泽东问：“刘志丹在这里损害老百姓没有？”田乡长回答说：“他破坏了几个寨子，也没别的。”当毛泽东问到红二十五军的情况时，田有福紧张起来，想到活埋陕甘边同志的情景，害怕说真话遭不测，只回答了四个字：“平平常常。”就不愿意再多说话了。 当天夜里，张闻天、博古、毛泽东、周恩来一起与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会面，谈到陕北肃反问题时，程子华说：“不能说肃反全弄错了，一定有问题，不会全没有。” 第二天上午，陕甘边党政机关在戏楼前召开军民大会。会议由陕甘边特委书记李景林主持，他念过热情洋溢的欢迎词后，鼓掌请中央领导讲话。毛泽东站起来，讲道：“同志们，今天我们开个军民大会，我们是从江西来的工农红军，我们是打富济贫的革命队伍。……现在，还有两个大土豪欺负我们，要打倒。一个是国内的蒋介石，压迫四亿五千万人民，把蒋介石打倒，老百姓才能翻身；一个是国际大土豪日本帝国主义，欺负我们民族，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我们中华民族才能解放。……我们要和陕北军民团结起来，多打几个胜仗，报答你们和广大群众对我们的热烈欢迎。” 之后，彭德怀双手叉腰，也讲了话，他用洪亮的声音说： “长征以来，我们做梦也想找到一个落脚点，现在总算有了一个落脚点了。我们开始把伤兵安置在后方，一直苦恼我们的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在吴起镇打了一仗，打垮了敌骑，让它暂时不敢来侵犯。这算是我们送给陕北人民的见面礼。我们回到家，就要和陕北红军会师了。蒋介石反动集团当然不会善罢甘休，纠集了10多万兵力，气势汹汹地向根据地扑来，企图趁我立足未稳之时，将我们赶进沙漠、赶进黄河。我们要会合英勇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和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两位中央红军领导的讲话，赢得了长久的掌声。 也就在这一天，张闻天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林彪、聂洪钧、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新组成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宣布恢复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 也是这一天，张闻天主持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门听取了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和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聂洪钧的工作汇报。毛泽东叮嘱说：“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 张闻天立即派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先去瓦窑堡，接管陕甘晋省委保卫局，控制事态，避免进一步恶化。随即组成一个“常务委员会”（通称五人小组），董必武为主任，还有李维汉、王首道、张云逸、郭洪涛，在博古指导下负责审查错误肃反事件。 11月4日，中央分两路出发了。张闻天带中央机关去了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毛泽东带红军总部机关和作战部队到富县和十五军团会合。 王首道等人一到达瓦窑堡，就接管了西北保卫局工作。认真审阅了“肃反”卷宗，并深入干部、群众中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事实证明刘志丹是久经考验、屡建功勋的共产党员和优秀的红军领导干部，对党衷心耿耿，为革命出生入死，绝不是什么“右派”、“反革命”。发现其中所列举志丹的“罪状”都是不能成立的。所谓刘志丹执行“富农路线”，是指他在土改中对地主不搞肉体消灭，给富农以生活出路；所谓“梢山主义”，是指他坚持农村割据，开展游击战争，不攻打大城市；所谓“投降主义”，是指他在统战工作中团结国民党中的爱国人士等等。显然，这些“罪状”只能证明刘志丹等同志坚持了正确路线。 毛泽东同周恩来、彭德怀在前线打仗期间，还致电张闻天、博古，请他们详细考虑陕北苏区肃反中的问题，指出：“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 王首道他们又了解到，刘志丹同志和群众的关系非常密切，不管斗争多么艰苦，总是教育干部和战士不要拿群众一针一线，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人们亲切地称他“老刘”。正因为鱼水般的军民关系，陕北根据地才能在艰难困苦中建立和巩固下来。一个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爱戴的群众领袖，义怎能是一个“右派”和“反革命”呢？ 经过分析，王首道越来越对陕北错误“肃反”生气，质问负责保卫局工作的戴季英：如果刘志丹他们这批干部都是反革命，那么这块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里的对敌斗争是怎样坚持下来的？这里的苏维埃政权又怎能建立和巩固下来呢？对于这些问题，戴季英瞠目结舌，无言以对。 为了进一步查实，王首道他们还到监狱中提问了几个所谓的“犯人”，亮明他们的身份是中央红军和党中央派来调查陕北肃反的。这时，所谓的“犯人”就敢讲真话了。经过再三审查，除极少数事实是坏人故意捏造，蓄谋迫害以外，其余都是逼供信所造成的结果。 “左”倾教条主义者强加在刘志丹等同志头上的一系列“罪状”，也完全是一些诬蔑不实之词。还造成了200多名红二十六军干部和陕甘边地方干部被错误杀害，西北红军队伍中出现了愤怒情绪。“左”倾教条主义者的倒行逆施，使亲者痛、仇者快。一些地方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乘机武装反攻，接连颠覆红色政权，根据地出现了空前严重的危机。 张秀山（曾担任陕甘边特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住他的回忆录《我的八十年》里就陕北肃反回忆说： 红军营长于震西被抓后，被肃反的人用匕首一刀一刀地扎，逼他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于震西直到死，也没有低头，没有诬陷自己的战友张秀山（右一）和他的战友和同志。义勇军首领郭宝珊同志被审讯时，反问他们“刘志丹是什么派？”审讯者说：“刘志丹是右派！”郭宝珊坚定地告诉他们：“刘志丹是右派！我也是右派！” 有的同志被杀掉，有的被活埋，幸存者被摧残得难以言表。中央后来查证，肃反中，他们已杀害了200名以上的西北党政军干部。壁上红旗飘落照“左”倾路线执行者倒行逆施，引起群众的疑虑和恐慌，根据地人人自危，军心涣散；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煽动，以致保安、安塞、定边、靖边等几个县都“反水”了（我党建立的游击区和根据地，在肃反中，老百姓又投向了军阀和国民党，“红区”变成了“白区”）；白匪乘机大举进攻，根据地日益缩小。陷入严重危机。 针对根据地的不安定情况，张闻天对陕北肃反问题抓得很紧，还和博古、李维汉一起叫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谈话。经过五人小组的工作，基本搞清楚事实了，除了李西萍等人有政治历史问题外，被关押的一批干部都是冤枉的。11月7日，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一大批被关押的干部获释出狱。 11月26日，中共西北中央局作出《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认为陕甘晋省委领导“在肃反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这种错误不仅使反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不能顺利的开展起来，反而混淆了斗争的目标，分散了斗争的力量；而肃反机关之薄弱，工作中之疏忽与粗鲁，轻信犯人的口供，更使情况恶化，以致在某些地方党内与部队内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派。” 11月30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领导和地方领导，还有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一些被冤的同志。会议宣布为刘志丹等被冤的同志平反，待后分配工作； 对现在还关押的同志立即释放； 大会上，董必武、博古、刘少奇都讲了话，他们高度赞扬了刘志丹和陕甘的同志创建西北根据地和军队的成绩，批评了借肃反胡闹的恶劣做法。大家情绪激动，发言中气愤地声讨肃反罪行，杨琪、杨森等边哭边说逼供信的残酷迫害，尤其是在下寺湾活埋了不少好同志，与会的很多中央领导也流下了眼泪。 张闻天又让刘志丹发言，他站起来讲了三点： “一、同志们受了委屈，现在党中央正确处理了这件事，弄清了问题，大家应该高兴。二、中央领导全国，大家要顾全大局，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我们要拥护党中央的决定。三、有些同志现在身体不好，要休息，要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受委屈的所有人都听刘志丹的，会场上的气氛缓和了。 会议结束时，李维汉宣读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指出陕甘晋省委“在肃反斗争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作出对戴季英、聂洪钧的处分决议，指出： 这种错误的主要责任，应当由当时主持全部肃反工作的戴季英（当时的保卫局长）及在前方主持肃反工作的聂洪钧（当时的军委主席）二同志负责之。戴季英同志在保卫局工作上还犯了许多严重错误，本应受到党的最严重处分，因估计到他长期参加国内战争，为党工作很久，特决议从轻给予他以最后警告，对聂鸿钧同志给以严重警告。 平反大会安定了民心、军心、人心。混乱的形势得到扭转。为党中央立足西北、打开新局面奠定了政治基础。 大会后，刘志丹安慰了受冤屈的同志们，快步向沙家巷的家里走去。远远的看见，夫人同桂荣和6岁的女儿刘力贞站在凛冽的寒风里，等候着刘志丹的回来。刘力贞喊了一声“爸爸，”就哭出了声音，张开双臂朝刘志丹跑来，扑进怀里，紧紧搂住爸爸的脖颈，一张纯稚的脸和一张劫后余生的脸牢牢贴在一起。这是贞娃和妈妈想念的爸爸，这是世界上最亲最亲的爸爸，这是让所有人敬仰的爸爸！同桂荣看到丈夫更加清瘦的脸和胳膊上、脚腕上被镣铐磨烂的血痂痂，禁不住泪如雨下。 几个月没见家人，同桂荣憔悴了很多，刘志丹心下愧疚，南征北战，对军阀对民众横征暴敛；地方土匪流寇四处横行；腐败政府的苛捐杂税让老百姓苦难深重。在陕甘这块高原上，民众处在霜雪交加的动乱之中。民谣唱道：“四季无宁日，兵匪多如狗，农民犹饿死，人命不如草”。多灾多难的老百姓渴望这个世界发生改变，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 1903年农历八月十四日凌晨，在保安县金汤镇小学堂的石窑洞里，教书先生刘培基的儿子出生了。先生遥望星斗，想到了“月中桂子落”的诗句，依家谱为孩子起名刘景桂。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男孩长大后成为了群众领袖！ 伴着金汤小学琅琅的读书声，刘志丹成长起来了，6岁时和母亲回到金汤村北面的芦子沟老家，在祖父开办的私塾里读书。16岁时，刘志丹顺洛河南下，来到永宁山民国县政府所在地的高等小学读书。在永宁山上的学堂里，刘志丹接受了进步老师传播的孙中山的革命思想，面对家乡民不聊生的凄楚景象，立志长大后要救国救民。1922年刘志丹考入榆林中学，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春天南下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深造，毕业后参加北伐，被派往冯玉祥国民军联军第四路军马鸿逵部，任党代表兼政治处长。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开始大规模屠杀共产党人，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反共，实施内部“清党”，将刘志丹等几十名从事政治工作的共产党人押送出境，在湖北孝子店，刘志丹和其他共产党人一起成功脱逃，到武汉找到了中共组织。在湖北省委工作一段时间后，刘志丹回到陕西担任了陕西省委交通，曾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和请示工作，带回了八七会议精神和组织地方暴动、进行土地革命的指示。 1928年5月，刘志丹按照陕西省委的决定，和唐澍、刘继曾领导了著名的渭华暴动，刘志丹担任西北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率4个大队、一个赤卫队和一个骑兵分队，共1000多人，同国民党部队在渭南和华县两地展开血战，多次打退敌人进攻；国民党又调集三个师向起义武装发动大规模“围剿”，几番恶战，起义武装遭受重大损失，敌前总指挥唐澍壮烈牺牲，起义最终失败。 1928年9月，刘志丹回到了家乡保安县，和共产党人曹力如、王子宜一起秘密建立了共产党保安县永宁山支部，以学校为立足点，点燃了陕甘边革命武装斗争之火。1929年4月，刘志丹参加了中共陕北特委在榆林红石峡召开的第二次扩大会议。大家讨论了武装斗争，刘志丹提出到国民党军和山大王中去做工作，争取他们中的进步分子参加到人民武装中来。枪杆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用兵运方式把敌人的武装变成自己的武装，是最方便的办法。会议上刘志丹提出了“白色、红色、灰色”三种斗争形式。“白色”就是到国民党军中做工作，伺机起义；“红色”就是建立自己的工农革命武装；“灰色”就是争取和改造土匪、民团和哥老会。在三种斗争形式中，重点放在国民党部队的争取上，进行策反兵变，把国民党的力量变为共产党的红色武装。这是在当时全国普遍采用工农暴动方式创建红军的一种创新。会议还决定刘志丹担任特委军委主席，并主持特委工作。不久，刘志丹要求到国民党军中做“兵运”工作，辞去了陕北特委的职务，回到家乡永宁山，和党小组成员一起联合进步人士，采取合法化的选举，夺取了县民团的领导权，废除军阀作风，加强军事训练，进行革命教育，把反动民团改造成为共产党掌握的武装力量。 刘志丹经过周密部署，抽调了党团骨干分子和民团中的革命力量，以陇东骑兵第六营的名义，开赴甘肃合水县太白镇。于1930年10月1日，奇袭陇东民团第24营，缴枪60余支，骡马70多匹，这就是著名的“太白夺枪”。以此武器和人员为基础建立了三支民间革命武装，在陕甘边一带活动，队伍迅速发展到200多人。之后，刘志丹将分散活动的三支民间武装，集合在平定川倒水湾进行整编，正式创建了南梁游击队，下辖3个大队，共400多人。刘志丹任总指挥，马锡五任军需。一支由我党领导的独立的革命武装终于诞生了。从此，陕甘边的武装斗争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1931年10月下旬，阎红彦、杨仲远率晋西游击队进入陕北后与师储杰的商贩队会合在一起，在难以开展游击的情况下转战来到南梁，和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在林锦庙会合。这年冬天，根据省委指示将两支队伍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刘志丹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共700余人。下辖两个支队，师储杰任第一支队队长，刘志丹兼任第二支队队长。 1932年2月6日，在陇东正宁县三嘉塬整训过程中，个别领导人执行：“左”倾错误路线，背过刘志丹密谋后，在列队大会上突然动手，枪杀了二支队一大队队长赵连壁、三大队副队长郭聚山，缴了二支队的枪支，打伤多人，刘志丹佩戴的枪也被缴了，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三嘉塬事件”的悲剧。二支队的一些战士离开了队伍。师储杰率商贩队出走，投奔了杨虎城。红色武装力量锐减至200余人。刘志丹从全局出发，忍辱负重，依然积极工作，帮助将队伍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5月上旬，中共陕西省委决定重建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任刘志丹为总指挥。陕甘地区轰轰烈烈的红色革命，使国民党军阀十分惊恐，调集数个旅，大举“进剿”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刘志丹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的游击战术，在半个多月时间内，进行战斗九次，八次获得胜利，取得了歼敌1400余人、缴枪1200多支的辉煌战绩，粉碎了敌人的进剿，游击队迅速发展到1500多人，革命声势日益壮大。 这年冬天，陕西省委常委杜衡来到部队，指责刘志丹、谢子长等人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梢山主义”，污蔑他们有“反革命阴谋”，撤销了刘志丹、谢子长的领导职务。派谢子长、阎红彦到上海“受训”，虽然把刘志丹留在部队，但不予重用。同年12月24日，杜衡在宜君转角镇军人大会上，宣布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王世泰任团长、郑毅任参谋长。对此，刘志丹不计较个人得失，全心全意地维护部队的团结，表现出坚强的党性修养。 在创建照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政委杜衡强令红二十六军开到关中去建立根据地，受到国民党警备旅的围追堵截，部队在蓝田被敌人重兵包围，激战数日，弹尽粮绝，几乎全军覆没。刘志丹带领十多人冲出重围，靠野果充饥，辗转北上，昼伏夜行，幸遇到红二团一个战士，才和失散的王世泰会合，回到了照金根据地。此时，在国民党军队中任团长的共产党员王泰吉在耀县起义，率部进入照金活动。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召开联席会议，任命王泰吉为总指挥，刘志丹为参谋长，大家总结了失败教训，把队伍集中起来，统一指挥，统一领导，很快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国民党十分惊慌，又集结4个团和6个县的民团共6000多人，向照金根据地发起猛烈进攻。但是因为杜衡叛变，省委也被破坏，在强敌进攻下，我军主动撤出照金，革命处于危险关头。 1933年11月3日至5日，在刘志丹的主持下，在陇东合水县的包家寨召开了陕甘边特委和红军临时指挥部联席会议，作出了重大决策：确定了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划分以陕北、南梁、照金3个游击区，相互策应。同时决定恢复红二十六军，先成立四十二师。合水包家寨会议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标志着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边党组织和红军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不再受左倾主义的干扰。 1934年1月，王泰吉请求去豫陕边做兵运工作，师党委决定刘志丹任师长，杨森任政委。2月份，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南梁成立，习仲勋被选举为主席。蓬勃的革命形势，让国民党极为不安，遂调集陕甘两省反动军阀1万多人马，对南梁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围剿”。部队党委及时在陇东华池县的寨子湾召开会议，任命刘志丹为军委主席。刘志丹命令地方红军游击队和赤卫军坚守根据地，他率红二十六军主力，经七个多月的迂回转战，进行大小战斗30多次，歼敌3000余人，解放了陕甘边的广大农村，18个县份相继建立了红色政权，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边区得到巩固。 在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中，刘志丹十分注意团结同志，上下级一律平等，不搞特殊，不摆架子，与红军战士和老百姓心连心。他和红军战士一样吃粗茶淡饭，住土窑，钻草棚，穿的衣服补了又补，深受老百姓的爱戴。他还十分注意团结党外人士，说朋友越多越好，使开明绅士、老秀才也都称赞党的领导。 同年7月上旬，陕北成立了游击队总指挥部。下旬，总指挥谢子长、政委郭洪涛带游击队支队和赤卫军来到了南梁，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召开了欢迎大会，杀猪宰羊表示慰问，还邀请陕北游击队参观了荔园堡的红军军政干部学校，介绍了陕甘边工农民主政权建设和部队生活管理的经验，搞了战术演习，并派人到陕北游击队中讲解中央政府颁布的《土地法》，以及在陕甘边地区的执行情况。陕北游击队派人慰问了红四十二师和陕甘边游击队的伤病员，介绍了陕北游击队作群众工作的经验。部队之间相互交流经验，相互学习，增进了友谊。 之后，在阎家洼子召开了连、支队以上干部参加的联席会议。 会上，有个别人对红二十六军进行指责，还宣读了带来的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共北方代表的两封指示信，信上不顾客观事实，给陕甘边党组织扣上了五顶大帽子，把红二十六军坚持游击战争、开创革命根据地的卓绝功绩否定得干干净净。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以崇高的精神品质，忠诚坦荡，没有计较两封指示信中不符合事实的批评。 在会议通过原四十二师政委高岗去上海临时中央局受训的决定后，谢长兼任四十二师政委。陕甘边军委派出四十二师第三团北上，配合陕北游队打击敌人，开辟局面。还调拨100支枪和几百块银元，改善陕北游击队装备，解决他们的经济困难。王世泰团长和黄罗斌政委带红三团进入陕北丰据地后，同陕北游击队一、二、五支队一起，开展武装斗争，有力的推动陕北游击斗争的发展。 1934年11月，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甘肃华池县荔园堡召开，正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和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选举刘志丹为军委主席习仲勋为政府主席。创办了苏维埃银行，发行了货币，增设了集市贸易，创办了列宁小学，使根据地的经济文化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广大农民在新分百的土地上勤耕细作，过上了没有土匪骚扰，没有军阀欺负，没有国民党苛捐杂税的新生活。 1934年底，根据中共中央北方代表的指示，刘志丹率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北上，1935年1月20日到安定县（今子长县）水晶沟、灯盏湾等地，探望了辗转养伤的谢子长。伤情已经严重的谢子长十分感动，俩人就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党政军的统一领导和统一指挥达成了共识（1935年2月21日谢子长逝世）。接着，陕北红军总指挥部和各路游击队正式改编为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杨琪任师长，张达志任政治委员。在几天后的2月5日，陕甘边和陕北的党组织在安定县周家硷召开联系会议，决定两支队伍组成主力兵团，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当选军委主常，统一指挥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与红二十五军在永坪镇会师的合影 1935年2月，国民党调集陕、甘、宁、晋正规军4万多兵力，对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大规模“围剿”，鉴于严峻的形势，在安定县毛家湾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他以卓越的军事才能指挥西北红军和地方游击队对敌作战，在短短5个月时间里，西北红军连战连捷，所向披靡，歼敌5000多人，缴获长短枪3000余支，还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塞、安定、保安、靖边等六座县城，把陕甘边和陕北红色根据地连成了一片，使根据地扩大到了北起长城、南至淳耀，西接环庆、东临黄河的广大地区。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红军主力发展到5000多人，游击队发展到4000多人。1935年7月3日，西北根据地的党政军机关迁往延川县永坪镇，统一指挥西北革命斗争。至此，西北根据地成为全国第二次国内战争中“硕果仅存”的一块红色根据地。 这个时候，蒋介石调集东北军为主力的10多万兵力，开始对西北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 这时，从鄂豫皖撤退转战而来的红二十五军，经关中、陇东，于1935年9月初，来到了陕北交界的豹子川。刘志丹知道后非常高兴，亲自起草了动员各级组织和广大群众欢迎红二十五军到来的通告，还派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前往豹子川迎接。 在反击国民党大军“围剿”的紧要关头，中央北方代表派出朱理治、上海临时中央局派出聂鸿钧来到陕北，着手解决所谓的“右派”和“反革命”问题。西北红军和红二十五军会师后，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组成了新的陕甘晋省委和西北军委，排挤陕甘边干部和原红二十六军指挥员。开始了“左”倾路线肃反活动，诬蔑刘志丹同志“右倾”，进而诬陷他是“右派”，“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最后干脆给他戴上“白军军官”、“反革命”的帽子。崂山战役大捷之后，原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和西北军委机关、陕甘边县以上干部几乎全部抓捕，200多人惨遭杀害，根据地一片恐怖。10月6日“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也发出了逮捕刘志丹的密信，以指挥北线作战为由，骗刘志丹回瓦窑堡，拟秘密逮捕。 曾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习仲勋在《群众领袖民族英雄》的文章里讲述了刘志丹被捕的经过： 刘志丹本来是去根据地首府瓦窑堡开会，走到半路碰上了从瓦窑堡来的通信员。通信员认识刘志丹，说有一封给十五军团的急信，顺手交给了他。刘志丹同志打开一看，原来是保卫局下命令逮捕自己。他对这种不顾大局、搞阴谋诡计陷害同志的罪恶行径，非常气愤。但为了不使党分裂，不使红军自相残杀，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他不顾个人安危，竭力避免发生冲突，镇定地把那封信交还给通信员，说：“你快把信送到军团部，就说我自己去瓦窑堡了。”他翻身上马，一路飞驰，奔向瓦窑堡。他一到便被投入监狱，备受折磨。连他的战马也被押了起来。同时把他带着5岁女儿的妻子也打入了劳改队。面对着随时都可能被枪毙活埋的残酷现实，刘志丹同志泰然处之。他向同狱的同志说：“我们死也不能说假话，黑云总遮不住太阳。” 在狱中，刘志丹被戴上手铐和脚镣，甚至还被夹上了指铐，受尽了严刑拷打，身心受到严重损害，随时面临被杀头的危险。但是，刘志丹光明磊落，坚持真理，没有向“左”倾教条主义执行者屈服，以铮铮铁骨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维护着道义和良知。 原陕甘边特委书记张秀山在严刑拷打过程中，宁死不屈，拒绝承认刘、高和战友们以及自己是有问题的人。慷慨地大声呼喊：“你们把我杀了就算了！我死没问题！二十六军创建不易，它是许多同志用头颅换来的呵！”在连续用刑之后，张秀山放声大哭：“你们可怜可怜二十六军罢！这里边的干部全是好的啊！你们不要把二十六军的干部都冤死了。” 张秀山视死如归，不讲违心话，把党性和良知看得高于生命，不乱招乱供，以凛然的气概奋然力争，让执行肃反的负责人心里发怵。 其实，肃反是后方和前方同时开始的，范围很大，军队里开始捕人，也派出战士到各地方政府去抓捕人。前方“左”倾教条主义执行者给陕甘晋省委来信说：前方的干部战士意见很大，情况很严重，要求后方派干部来前方来帮助工作。 事实上，最残酷的肃反在前方，连续的杀人、活埋人，根据地一片恐怖。西北红军情绪激烈，一部分队伍拉开阵势，随时准备与红二十五军火拼，剑拔弩张，一触即发。老百姓见了红二十五军的战士很冷淡了，要么敷衍，要么不提供方便；乡村干部见了南方战士就设法躲避，尽量不答话。 赵启民在他的《党中央毛主席纠正错误“肃反”》的中文章中说：“看管之严难以用笔墨形容，连站起来伸伸腰、睡觉时翻个身，都要报告，否则就是一顿毒打，诬你‘要逃跑’。至于审讯时的肉刑就更残酷了。” 黄罗斌在《在“肃反”中的遭遇》中说：“五花大绑，倒吊在房梁上”，“伴之而来的是大声斥责、严酷的逼供信和劈头盖脸的棍棒和皮鞭。” 习仲勋在《红日照陕甘》中说：“‘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大搞逼供信，搞法西斯审讯方式，天气很冷不给我们被子盖，晚上睡觉绑着手脚，绳子上都长满虱子；一天只放两次风，看守人员拿着鞭子、大刀，看到谁不顺眼就用鞭子抽，刀背砍。” 马文瑞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一到保卫局就被戴上脚镣。该局局长戴季英亲自抡着皮鞭打人，完全是法西斯那一套。”“吃得是沤谷米饭，还只给一点儿，根本吃不饱。” 11月5日，王首道等人接管了保卫局，很快首批释放了被关押在监狱里的刘志丹、习仲勋、高岗、张秀山等18个人。12月初，经中央党务委员会调查和审查，大部分被捕者获无罪释放。蔡子伟、黄子文、张文华被判了刑，李西萍被判处死刑。 在党中央纠正肃反错误的过程中，徐海东对毛泽东讲：红二十五军这里依然有300多人从鄂豫皖时期就被打成“改组派”、“AB团”、“反革命嫌疑犯”，至今还戴着“帽子”，长征中没有资格拿枪，活动受到限制，从事背弹药、抬担架、挖工事的杂活，被歧视和压制。毛泽东说：他们能跟着走过长征，就说明他们是忠于革命的好同志，立即摘掉帽子，恢复党、团籍。徐海东在为这些同志宣布平反的大会上，说了一声同志们就泪流满面…… 第三章 挽救西北苏区 伟人之间的握手 <small>同志们，我们难道能让国民党匪军和日本强盗来屠杀宰割我们吗？我们难道能受亡国灭种的痛苦吗？万万不能！ 补衣服，就说：“都天寒地冻了，毛主席还穿着裂口的布鞋，他是南方人，不习惯咱们这儿的寒冷，你赶快给做双棉鞋吧。”同桂荣问：“我不知道毛主席的脚有多大啊。”刘志丹笑了：“个子比我高点，脚就比我的大点。” <small>同志们，现在斗争是万分紧张了！我们前方英雄红军最近打了大胜仗，消灭敌人四团。我们红军需要更加扩大，来消灭更大批的敌人。亲爱的同志们，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土地、财产、父母、妻子，我们一定要牺牲一切，消灭敌人进攻，来保卫我们神圣的苏区！我们不应该贪恋家产快乐，我们一定要勇敢的当红军，到前方来和万恶敌人血战！ 周恩来在直罗战役胜利后，率总部工作人员于1935年12月8日回到瓦窑堡。 刘志丹谦虚地笑笑，详细地介绍了当前根据地周边的情况：东北军在南部，是根据地的最大压力；东面是阎锡山的地盘，目前不会调主力采取行动；北面是空虚的，驻国民党的一些杂牌部队，如果打掉这些杂牌军，来自三方面的威胁就会减轻，根据地也能扩大…… 刘志丹出狱后，中央先任命他担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副主任、瓦窑堡警备司令，与周恩来搭伴，休养休养，再领军上前线。 周恩来也向刘志丹讲述了红军的长征，不断选择落脚点的过程，突破敌人围追堵截的数次重要战役，以及爬雪山、过草地的艰难，知道陕北有根据地的惊喜。还说到了中央和张国焘的意见分歧。现在，中央北上抗日终于找到了家，但对根据地的情况不熟悉，今后应该怎样巩固发展陕北根据地，怎样粉碎敌人的围攻等等，想听听刘志丹的意见。 炖羊肉、剁荞面是同桂荣最拿手的厨艺。她听见夸奖，羞涩地笑了，继续在面案上忙活。只听得面刀笃笃响，细如火柴棒、匀称而柔软的面条就齐整整地跳出来，下锅煮了，捞在碗里，浇上羊肉汤。那白白的、绒绒的荞面，又好看又好吃，大家又是一番赞扬，说还要来刘主席家里吃羊肉剁荞面。 <small class="right">十二月八日 久的陕北党政军领导人。在军委院子里，周恩来站在居住窑洞的门外，迎接大步走来的刘志丹。刘志丹看到周恩来就厚道地微笑起来，俩人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周恩来看着消瘦的刘志丹，深情地说：“志丹呀，你受委屈了。”刘志丹笑了笑，说：“周副主席，你还认识我吗？我是黄埔四期的，是你的学生啊。”周恩来吃惊地噢了一声，又细细地看了看刘志丹：“对，原来是这样，我们是战友哇。我要感谢你，我们大家感谢你创造了这块根据地，使中央有了落脚地。”周恩来边说边抚着刘志丹的肩膀回到窑洞里，两人吃过邓颖超准备的便饭，又进行了真诚的长谈。 相互礼让着坐下后，毛泽东说：“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坐牢也是一种考验，又是一种休息。”周恩来说：“‘左’字号监狱，也‘左’得出奇哪。”毛泽东接着说：“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白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的。这地方虽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闹革命嘛！这里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好，搞革命是个好地方呀！”刘志丹听了，点头赞成。特意向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汇报了陕北的工作，并表示要跟毛主席、党中央坚持革命到底。 代表座谈会”，就是让错误肃反中受委屈的同志吐一吐苦水，明辨一下是非，把窝在心里的疙瘩解开，为了今后更加团结地工作。参加会议的有董必武、王首道、贾拓夫、张云逸、郭洪涛以及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张秀山、杨森、杨琪等。聂洪钧、戴季英也按时到会。 1935年12月13日，毛泽东回到瓦窑堡，第二天就约见刘志丹。这天，大雪纷纷，气温骤降，毛泽东已在窑洞前的台阶上等候了。当周恩来引着刘志丹走进院子，毛泽东大步走下台阶，迎上来，周恩来向毛泽东介绍了刘志丹。刘志丹给毛泽东敬了一个军礼，毛泽东微笑着回敬了军礼，紧紧握着刘志丹的手说：“你们受委屈了！”刘志丹说：“中央来了，今后一切事情都好办了”。毛泽东亲切地伸手拍打刘志丹肩头上的雪花，把刘志丹让进了窑洞里。贺子珍闻声从套窑里走出来，连声请刘志丹坐，利落地端茶倒水，周恩来又给刘志丹介绍了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 同桂荣忙了两天两夜，一双新棉鞋就做好了。刘志丹又忙于工作不在家，同桂荣只好拉上女儿贞娃给毛主席送棉鞋。贺子珍听警卫员说刘志丹的夫人来了，赶忙出门把母女俩迎回窑里。毛泽东闻声也从拐窑里走出来，热情地让坐。淳朴而善良的同桂荣很拘谨，把棉鞋递给毛泽东说：“老刘给我布置的任务，让我快快给你做一双布鞋，你试穿一下，不合适的话我再做一双。”毛泽东高兴地接过布鞋，一边往脚上穿，一边说：“志丹是个有心人，你刘嫂子也是个热心人。”毛泽东穿着新棉鞋在地上来回走着，掩饰不住喜悦，连声说：“这鞋做得很合脚，谢谢你家老刘，谢谢你刘嫂子。” 要服从中央领导，听从中央调遣，按照中央的分配，到各自的岗位上积极工作。”周恩来作了总结讲话，他在高度评价陕北同志的革命精神时语重心长地说：“要是叫‘左’倾机会主义把这块根据地搞掉，中央歇脚的地方也没得了……” 第三章 挽救西北苏区 刘志丹壮烈牺牲 1935年12月18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以第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和骑兵团等部组成北路军，任命刘志丹为总指挥，北上打击横山地区进犯的国民党第八十六师，巩固和扩大陕甘根据地的北线阵地。 刘志丹在率军北上时，遇到习仲勋，叮咛说：“你给受过整的同志们捎话，让同志们不要有情绪，过去的事情不要放心上，要服从中央分配，积极工作，用事实来证明我们是正确的。” 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一书中，对陕北肃反问题是这样说的：“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分配，特别是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当时中央决定对释放干部的工作分配办法是：地方干部由陕北省委负责，军队干部由军委负责。 1935年底，中央决定将横山、绥德、米脂、靖边一带的独立部队和游击队整编为红二十八军，任命刘志丹为军长、宋任穷为政委、杨森为副军长兼参谋长（之后改任红三十军参谋长，1936年5月初在三交镇以南阻击敌人时牺牲，年仅29岁），下辖3个团，共计1200余人。中央还派了裴周玉担任红二十八军特派员。 1936年2月下旬，红二十八军奉中央命令，由吴堡北上向神木、府谷进攻，打通陕北苏区和神府苏区联系，使之连成一片，巩固和扩大神府革命根据地，并迅速发展苏区党的组织和壮大地方武装力量，巩固抗日后方，牵制敌军，策应主力红军东征。红二十八军在短短一个多月内，先后在清涧、绥德、吴堡、米脂等十多个重要城镇，强有力的打击了敌人，胜利进入神府苏区。在3月20日的行军途中，群众报告敌军八十六师的一个营正在前面的杨家塌抢劫粮食。刘志丹向群众仔细了解了敌人的兵力、装备和地形后，当机立断，给三个团分别部署了由正面主攻、切敌退路、埋伏消灭溃败之敌的作战任务。战斗打响后，敌营大乱，突围中没有退路，溃逃时又被埋伏的红军截住，仅1个多小时，就全歼了敌人。这一仗打出了威风，附近几处敌人闻风丧胆，听说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八军来了，没敢打，连夜就逃跑了。 红二十八军部队进人神府后，天气依然寒冷，当地群众看到许多指战员还穿着露脚趾的鞋子，当地政府就发动村村户户，在短短几天时间就给红二十八军做了2000多双鞋。有不少老百姓从远道赶来，带上当地特产，要亲眼看望刘志丹，真心实意地拥护陕北人民的领袖。 随军的裴周玉回忆说： ……沿途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人们听说刘志丹带着红军来了，有些人离几十里地也要赶来看。记得部队宿营在神木县境的一个小村里，那天，我在一个穷人家的破窑洞里看见刘志丹军长。他盘腿坐在炕头上，周围的男女老少挤了好几层。老乡们一声一个“老刘”地叫他。他笑嘻嘻地回答着每个人提出的问话，向大家讲着党中央到陕北以后的革命形势，讲着在毛主席领导下红军不断打胜仗的消息。 这时正值春节期间，老乡们有人拿着红枣馍馍来送给“老刘”；有人拿着鸡蛋挂面来送给“老刘”；还有人把给神灵作的供品也拿来向“老刘”送礼了。刘志丹不住地答谢着老乡们的慰问。正说话间，人群里忽然发出一个颤抖着的妇女声音说：“你们闪开点，让我也看看老刘。”原来挤进屋里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看去已有70多岁了，双目失明，老态龙钟。众人哄笑着问老大娘：“瞎娘，你没有眼睛，怎么看老刘呀？” 老人家理直气壮地辩驳说：“看不见我还摸不着哇！”说着，刘志丹就起身站在老大娘面前。老人家像抓住什么宝贝似的，从头顶摸到脚下，又从脚下摸到头顶，激动地说：“我终于见到你了，你真是咱们老百姓的恩人啊！”老大娘这种真挚感情的流露，使周围不少人都感动得流出了热泪。 原陕甘边特委书记张秀山出狱后，到神府特委任组织部长，见到了东征途中的刘志丹。两个老战友重逢，分外亲切。张秀山在《我的八十五年》中写道： 这天晚上，我和志丹睡在一个炕上谈到深夜。当说到陕北的错误“肃反”时，我们仍然很激愤。因为直到这时，刘志丹和我们这些人身上仍然背着“右派”、“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志丹说：“我们到底是不是‘右’派反革命（‘左’倾分子仍在散布这种言论），在战场上让他们看！党中央、毛主席总有一天会把这些事情搞清楚的。 这时候，毛泽东率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已渡过黄河，逼近同蒲铁路沿线。中央命令红二十八军从佳县北渡黄河，楔人晋西地区，配合红一方面军，迅速打通走向抗日前线的道路。 要过黄河，必须有船！ 为了渡过黄河，刘志丹日以继夜地不停工作，经常跑到村里找群众研究河水和造船情况。在一个大风沙天气，刘志丹在黄河边和一位60多岁的老大爷促膝相谈。 老大爷很严肃地说：“黄河有三不过：春汛不过，夏汛不过，凌汛不过。现在春汛快要到了，上面河套里一解冻，房子大的冰块一堆堆向下流涌，船一下水就有被撞碎的危险。” 刘志丹问：“老翁公，你的船还在吗？” “早被阎匪抢走了！还有我的儿子也被抓走几个月了啊！老刘，你是清官，你得把儿子和船给我夺回来啊！”说着就泣不成声了。 刘志丹听了老人一番诉说，安慰说：“你的儿子会平安无事的，我们渡过黄河就是去收拾阎匪的！” 老工人揩干了眼泪，拉着刘志丹的手：“老刘，就是拼了我这把老骨头，也要给你们把船只造好。我还要亲自把红军送过黄河去！” 群众听说是给红军部队造船，积极性很高，全力以赴。木材不够用，有的人把自己家的门板卸下拿来，有的人还献出准备做棺材的木料。时间紧迫，船工昼夜倒班，终于在7天之内造好了5条渡船。 经过刘志丹的仔细观察和分析对岸敌情后，把强渡黄河的地点放在神木县贺家川的山坡村附近。这里虽然岸崖陡峭，河面较窄，水流湍急，但敌人防守不严，加上这个地方是窟野河与黄河的交汇处，不易被敌人发觉。 当红二十八军先锋队出其不意渡河时，被敌人发现了，受到机枪火力的猛烈阻击。顷刻，子弹哗哗地扫过来，岩石上火花飞溅，河面水柱乱跳。刘志丹站在河沿上一面命令重火力向敌人射击，一面指挥部队强渡。在密集的弹雨中，船工奋力划船，红军硬是冲上对岸，拔掉了两个中心碉堡。红二十八军三个团全部相继在拂晓前渡过黄河。从黑峪口、兴县城、康宁镇横扫过去，接二连三地取得了胜利。进入临县白文镇，与红十五军团的部队会师了。刘志丹反复和徐海东、程子华等商讨军政局势，研究对敌战略。这时候的刘志丹只有一件旧大衣，白天穿，晚上盖。过去打土豪分得一条旧被子，过黄河时让饲养员给弄丢了，同志们要给他弄一条被子来，刘志丹挡住了，说：天渐渐暖了，我不需要了。现在供给紧缺，如果能弄到被子，让战士们用吧。 接着，中央军委急电：令二十八军即向以南黄河沿岸地区进击，并相机攻占山西中阳县三交镇，牵制和调动敌人。 4月13日，红二十八军到达三交镇附近。 三交镇与陕西省的清涧县和绥德县隔河相望，与山西省的石楼县接壤，处在“鸡鸣惊四县”的位置上。是山西中阳县靠黄河的一个重要渡口，南北环山，西面临水，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镇内有重兵把守，沿河有坚固的工事。 刘志丹亲自观察地形后，和军部的同志一块研究攻击三交镇的办法，叮咛说：“越向南走，离中央总部越近，一定要打好三交镇这一仗，我们千万不能轻敌。这次战斗是与河东整个红军的安危有关。周围都是白区，任何麻痹疏忽，都是不容许的。” 1936年4月14日临晨，攻打三交镇的战斗开始了。三交镇周围大部阵地已经被红二十八军占领，而主要山头上的敌人还在顽固据守。刘志丹十分着急，到前沿阵地的鳌则疙瘩山头观察战况，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3岁。 战友们在清理刘志丹衣兜里的物品时，除了几份党内文件和六支香烟外，其它一无所有。大家禁不住失声痛哭。他没有给自己留下一分钱，却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当夜，红二十八军派出一个排，把刘志丹的遗体运过黄河。4月20日左右，护送到了瓦窑堡北边的黑山梁。周恩来听到刘志丹牺牲的消息后，落泪了，沉痛地说：“志丹同志是一个很好的同志，他的牺牲是红军的重大损失。我们要永远纪念他！”接着又指示，“刘嫂子病重，正在住医院，等几天她病好一些再开追悼大会。” 4月23日，刘志丹的遗体被运到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市。24日，各机关团体、红军部队两三千人，在城内戏台前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周恩来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主任博古（秦邦宪），先后致悼词和讲了话。他们高度评价了刘志丹一生的丰功伟绩。大会结束后，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亲自扶灵，将刘志丹安葬在瓦窑堡市南门外二三里处的山坡上。 6月份，党中央为纪念刘志丹，决定将他的家乡保安县（即赤安县）改名为志丹县，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用人名为一个县份命名。 1940年，党中央指示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志丹县修建刘志丹烈士陵园。1943年4月陵园落成，4月20日刘志丹灵柩离开子长。路经延安时，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了万人公祭大会，总司令朱德代表党中央和八路军致词。之后灵柩在高岗、林伯渠、刘景范、张秀山、吴岱峰、康天民、马锡五、曹力如、刘约三等护送下到志丹县。5月2日举行了隆重的公葬典礼，将刘志丹烈士安葬于陵园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许多领导都为刘志丹烈士题了词，以表纪念。 毛泽东悲痛地写下了这样的话：“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 他还为刘志丹亲笔写下了八个大字：“群众领袖、民族英雄”。1943年8月，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干部大会上，又语重心长地讲： 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众的反映怎样，这就是衡量的一个标准。有些人高高在上，官位很大，称首长，好像老百姓都拥护他，其实这不能说明问题，要看最后的盖棺定论，要看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落不落泪。……真正的群众领袖，到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会觉得他死了很可惜，至少不会觉得死了也好，可以省下小米。刘志丹同志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 周恩来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后来周恩来在一次大会上感慨地说：“刘志丹对党忠贞不二，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格的党员。” 朱德的题词是：“志丹同志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忠实英勇的红军领导。陕甘苏区的创造者”；“红军模范”。 还有很多中央领导给刘志丹烈士题写了挽词。 刘志丹的夫人同桂荣在《离别时分》一文中说：“在延安时，有的老同志对力贞说‘你爸爸什么都好，就是太让人了，连自己的命也搭进去了，这一点你可不要学。’我说：‘志丹正是因为有这点，才感动了天地，才干出了一番事业。’他是顾全大局的人，以革命利益和党的事业为重的人。这样的人才能作出历史贡献，才能为人民办成好事，才是道德高尚的人。” 刘志丹将军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英勇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1996年被中央军委批准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6位军事家之一。1993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亲笔题词：“学习刘志丹同志的革命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四章 定都志丹县城 撤离瓦窑堡 1936年5月初，蒋介石严令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十七路军和宁夏马鸿宾、马鸿逵等部，对陕甘根据地发起新的“进剿”。中共中央考虑到全国的政治和西北的军事形势，结合陕甘苏区面临的实际情况，军事上避免与强大的敌人决战，争取东北军和其他可以联合的友军，以继续巩固和扩大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第八十一师、骑兵团共1.3万余人组成西方野战军，红一军团为左路军，红十五军团为右路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进行西征战役，打击坚持反共的“二马”军阀，开辟新的根据地，策应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北上。 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撤销陕甘省委，在保安县吴起镇刘渠子成立了陕甘宁省委和省政府，李富春任书记、马锡五任政府主席；还决定成立新赤安县（今吴起县），将志丹县部分区、乡划归新赤安县管辖。 5月底，东北军在蒋介石施加的压力之下，开始向瓦窑堡推进。而已经和红军进行过秘密谈判的东北军，及时给中央红军秘密通报说：受蒋委员长指令，他们将向瓦窑堡进攻。为了避免内战，撤离瓦窑堡已经是迟早的事了。 1936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议，决定中央机关撤出瓦窑堡，向西转移。派杨尚昆带先遣工作队进入志丹安排定都事宜。之后，通知中央机关在6月15日以后陆续撤出，把瓦窑堡让给东北军。 6月21日早饭后，周恩来和机关的同志们做好了撤离的准备。忽然，瓦窑堡城外响起了激烈的枪声。 原来是驻防在陕北的国民党高双成八十六师的一个骑兵营，听说中共中央要撤离瓦窑堡，卫戍部队又在前线，就勾结一些地主武装近千人乘虚偷袭，欲抢先占领瓦窑堡。当时在瓦窑堡的红军战斗力量只有警卫通信连和保卫队，总共加起来不到100人。 正在操场上集合的红军大学学员，听见一片枪声，头顶的子弹嗖嗖乱飞。校长林彪和罗瑞卿感觉事情不好，带着警卫部队前去观察和阻挡突然而来的敌人。敌人有备而来，气势汹汹，猛冲猛打，很快就突破了由警卫部队组成的防线，掌控了瓦窑堡的制高点——米粮山。 这时候，警卫员贺清华感觉枪声不对头，越来越近，夹杂着手榴弹的爆炸声，立即叫醒了毛泽东。说话间，院子里的土墙和枣树被子弹打得啪啪乱响。贺清华正要出院子询问情况，周恩来赶到了，对毛泽东急急地说：快走，立即走，敌人来偷袭了！我现在到前面去看看，安排阻击。周恩来转身出了院子，迎面碰上了张云逸，张云逸喘着气说：前边打得很激烈，敌人已攻进街巷，请周副主席和中央首长先走，他和战士们殿后。周恩来又返回毛泽东住的小院，神情十分严肃地催促毛泽东快撤。 周恩来和张云逸出了院子，往左一拐，不远就是一个十字路口，一些红军战士在墙垣、门洞等处有层次的隐蔽着。周恩来要求战士们靠前守卫，安全控制这条南北通道，待首长撤出南门后，再分出一半兵力，迅速向后翼移动…… 此时，张闻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从住处向十字路口这边走来。除了枪声、手榴弹爆炸声，还能隐约听到互相的冲杀之声。周恩来站在十字路口一侧，指挥十几名红军战士，沿着街道两侧做警戒运动。当张闻天、毛泽东等一行刚到达十字路口，从西门进来的一股敌军攻破了防线，突然就出现在十字路口另一头，边冲边打枪，子弹尖叫着从中央领导的头上飞过。 情况不好！排长陈友才不顾一切高喊着，领着一班战士来了个反冲锋，把不知虚实的敌人赶了出去。 张闻天、毛泽东他们沿着山沟的小道南撤，走着走着，忽然看见山峁上有十几个敌军，身背长枪，正往山下走。随行的警卫员、机要译电员顿时紧张起来，立即子弹上膛，大刀出鞘，准备与敌人厮杀。周恩来从后边追赶上来，告诉大家不要紧张，快速前进，迅速摆脱他们！周恩来又命令陈友才带领一个班，悄悄占领山沟右侧的高坡，隐蔽警戒。在路边的荆棘、荒草、野蒿的掩护下，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一行人顺着沟底小路无声无息地快速前进，很快脱离了险境。 张闻天夫人刘英后来回忆说：“那次很危险，当时严重得不得了。那天，董老、罗迈、蔡大姐和我一些人先走的。已经打起来了，敌人进了城，毛主席、周副主席、张闻天他们几个最后才撤走的。罗瑞卿讲，林彪连马都找不到了……” 第四章 定都志丹县城 定都志丹城 杨尚昆带一个工作先遣队于1936年6月30日来到志丹城，与当地苏维埃负责人接洽，安排中共中央定都志丹的相关事宜。杨尚昆对县长刘景范说：党中央和毛主席要到志丹城来驻扎，还把志丹县确定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为了保证中央领导的安全，暂不向群众宣传。他还告诉刘景范：“为了便于中央机关生活方面的供给，志丹县由党中央直接领导，是中央的一个直属县。” 志丹县城，处在周河畔的宽展台地上，曾经有五座城池相环套，经历朝历代的战火焚毁，巍峨齐整的城墙已经变为残垣断垒，城内有许多歪斜的庙殿孤立在荒草之中。城外的四山上林木繁茂，山腰的红石崖上有不少窨子。东山脚下的红石崖上有很多高高低低的石窑洞，与城墙挨连。整个县城散住着十多户人家，办有一所列宁小学，苏维埃县政府在一孔石窑洞里办公，总共有三四个工作人员。志丹城给外乡人的感觉就是“破庙比房多，菩萨比人多。” 当年的红军大学党总支书记莫文骅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保安城从城郭上看，规模还是不小的。可是，由于历年来不断发生战争，特别是回、汉民族之间的战争，加之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的反复烧杀，保安城（志丹）剩下的只有几栋土屋、几座石砌的窑洞和一个土围子框框。 志丹县境内有洛河、周河、杏子河三条主要河流，自然地把县域切割为三道大川，古迹累累，名胜俱多。由于境内高梁大峁叠涌，一直被陕北人俗称为“山保安”。 当获得中央机关定都志丹的消息后，中共志丹县委、苏维埃县政府立即行动，派出县、区、乡的所有干部深入村庄，组织和动员全县群众捐粮捐款，运送物资。 志丹人民是真诚的、是大义的、是慷慨的，倾其所有、尽其所能的迎接和厚待党中央机关和红军将士们！ 仅仅两天之内，全县共筹集粮食50余万斤，肥猪200余头，羊1000多只，鸡蛋5000多斤，羊毛5万多斤，苏维埃县政府拿出存积的70余石义仓粮，保障中央机关定都志丹后的生活所需。还腾出了炮楼山下的30多孔石窑洞，供中央机关使用，县委和苏维埃县政府特意从县城搬到西阳沟，让出办公窑洞给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居住。一时间，在通往县城的各条道路上，驮队相衔，人流不息…… 1936年7月3日上午，几个骑马的人向县城奔来，通知苏维埃县政府：首长指示，红军到达时不要组织群众欢迎。下午，太阳离西山顶一竿子高的时候，博古（秦邦宪）、王稼祥率中央各机关以及红军大学学员，出现在了城北的大路上，浩浩荡荡的队伍直向县城开过来，骡马驮着大大小小的箱子和物品，战士们有的背着枪，有的抬着物资，有的背着奇形怪状的行李，队伍中还有一些女红军。县委书记苏耀亮、县长刘景范以及10多名县区苏维埃负责人，站在大路两边，把这支队伍迎进了县城。 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博古（秦邦宪）、财政部长兼西北分行行长林伯渠、印钞所所长贺子珍、中央机要室被安排住在炮楼山（山顶上有宋代的烽火台，1930年国民党驻军曾改烽火台为嘹望台，当地人俗称炮楼山）下的红石小院窑洞里。在这处红石小院里，还给其他中央领导预留了住宿的窑洞。据老百姓说这些窑洞是宋朝杨继业父子镇守边关时领兵凿挖的营房，当地群众叫“营盘院”，后来归陕甘边早期革命者王子宜的祖上、开明绅士陈定邦和其他人家所有，曾在此栖居生息，窑洞上方搭了遮雨的石檐，这些大户人家红红火火地过了好多年光景。后来，土匪和流寇闹得不能安宁，就相继搬迁到了永宁山和其它地方居住了。 因为中央要来志丹定都，王家和住在城南的陈家主动将这些窑洞腾了出来，让给中央机关和领导人使用，由于石窑洞常年不住人，阴森潮湿，时常有蝎子爬出来晒太阳。出得红石小院，是一条半人深的小沟，由北向南蜿蜒，沟里流淌着清澈的溪水。向南望，是古旧的城墙残壁和小街两边的破房子，以及山根底大小不一的红石窑洞；向北望，是大片的荒草地，以及东山下相连的石窑洞和石窑洞上方不规则的几处窨子。从红石小院出来向西二三十米处有一口水井，相传是北宋时期驻守的官兵开挖的，被当地群众叫为“官井”，再向西就是一座墙体上生满了蒿草的折来拐去的城池。 中央机关的到来，使本来空寂、荒废的县城一下子热闹起来。街上人来人往，荒草地上拴着很多觅食的骡马。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和领导干部、警卫战士、红军大学的师生，一齐动手，打扫整修各自住处，清除路上的杂草和瓦砾。炮楼山下、小石山下、寨子山下等有窑洞、有窨子的地方，都住了中央机关的人，城里的龙王庙、文闯庙、老爷庙、财神庙里也住了红军战士。 1936年7月3日这天，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当即以博古的名义发出布告，责成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分行设立营业部，批发食盐、布匹等大宗货物，以供给各个合作社，保障机关和群众的生活需求。苏维埃国家银行和财政部同驻一家木石结构的废弃的商铺里，国民党军队曾在商铺里养过马，地面积了一层马粪，墙角累了老鼠挖出的虚土，房顶上悬满了蛛网。大家感慨一番，动手清除粪便，打扫房子。没有桌椅，就找来砖头，和泥垒起两排柱子，中间架上木板，高的当桌子，矮的当板凳。经过两天的忙碌，7月5日营业部就开张了。 进驻志丹县城的中央机关有：中央军委、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宣传部、财政部、卫生部、粮食部、土地部、教育部、外交部、内务部、司法部、国家银行、政治保卫局、工农检查司、印钞所，还有红军大学一科、二科、三科、抗日剧社、中央医院以及6月份进入志丹办学的中央党校等等。一早一晚，军号声嘹亮在保安城上空。 1936年7月9日，中共中央在《红色中华》报第286期第一版发表《定都志丹有什么意义》的文章，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定都志丹县城。由此，使这个不为人知的荒僻小城成为了苏维埃中央政府继江西瑞金之后的第二个红色首都。 定都志丹有什么意义 现在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已经定都志丹城（原保安县城），志丹已成为我们赤色的京都了。中央政府为什么要定都志丹呢？他有下列的意义： （一）志丹是陕甘宁苏区比较适中的地方，定都志丹为的是迅速巩固与扩大陕甘宁苏区，使它成为领导全国红军和抗日救国运动的中心。 （二）志丹接近陕北，更便利于指挥与领导陕北的游击战争，保卫老苏区。 （三）便利于争取东线、南线的军队，成为抗日友军。 （四）更清楚的指出，我们退出瓦窑堡，绝对不是放弃陕北苏区，绝对不是逃跑，而是依靠这个苏区的中心，造成西北抗日联合的大局面。 志丹县成为赤色首都了，因之志丹县的工作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志丹县成为模范的苏区，抗日的根据地，做全国抗日的模范（博古）。要使达到这一个伟大的任务，必须首先完成党中央提出志丹县面前的三大任务：（一）进行游击战争，消灭团匪。（二）争取群众。（三）加强党的组织，使志丹成为巩固的抗日的中心。 第四章 定都志丹县城 领袖们来了 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撤离瓦窑堡后，心情是焦虑的。虽然西征经过一个多月的苦战取得了连续胜利，占领了陕甘宁边界的广大地区，开始创建根据地的工作。但是，蒋介石强令东北军的步兵和骑兵共9个师，向陕甘宁边区的红军发起了新的进攻。另外，红四方面军虽然继续北上，但情势发展难以预测。 早在1935年10月，张国焘依仗兵多枪多，搞起分裂，另立“中央”。中共中央一直对张国焘采取说服挽救的态度，不断通过电讯反复交换意见，促使其能够北上和红一方面军会合。11月下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即张浩）由苏联回国来到陕北，中共中央决定抓住这个有利条件，由林育英出面做张国焘的工作。林育英积极拥护党中央决定，不断致电张国焘，批评其分裂红军的错误，要求其以大局为重，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北上和红一方面军会合。加之红四方面军南下碰壁、川康地区粮食缺乏、少数民族工作开展困难，广大指战员的情绪日益低落。5月份，张国焘在不得以的情况下率部北上。6月上旬到达炉霍，经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人劝说，宣布取消了第二“中央”。7月1日，红四方面军与红六军团、红二军团在甘孜胜利会师。在陕甘根据地的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彭德怀等68名党政军负责人热情地联名打电报祝贺。 7月5日这天，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红二、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萧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治委员。红二方面军隶属党中央领导，与红四方面军是平行关系。会师后，任弼时、贺龙力促张国焘放弃南下计划，执行中央北上方针，加之朱德、刘伯承配合工作，张国焘只好继续北上。但是，张国焘是否能和中央红军会合，能否在军事上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会不会节外生枝，还是个未知。 7月5日至7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在安塞县停留，召开会议听取了刘鼎关于东北军情况的汇报。 7月6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 “中央机关及红校在保安，军委后方各部在吴起镇，洛甫、恩来、我暂在安塞，若干天后去保安。” 之后，张闻天离开安塞，先于毛泽东、周恩来到达了志丹县城。他的到来，受到了保安城中央机关单位同志、红军大学学员、当地苏维埃政府同志们的简单而隆重的迎接。在保安城的南门外，人群站成了长长的两行，看到党的总书记健步走来，顿时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口号声：“红军胜利”“苏维埃万岁”。同志们高昂的士气让张闻天颇受鼓舞，他微笑着向大家招手致意，高声说：同志们好！谢谢你们！这时候，前几天到达保安城的博古、罗迈（李维汉）等领导人走上前来，热情地和张闻天握手，相逢的喜悦洋溢在所有人的脸上。张闻天和夫人刘英被安排在保安城炮楼山下的红石窑洞里，而且是唯一的两孔套间窑洞，比较宽敞。 7月10日，张闻天在志丹县城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西征中解放的新区政策问题。出席会议者有博古、罗迈、张浩、吴亮平、赖大超、周兴、张心余、刘英等。会议先由张心余作关于“三边”地区情况的报告。讨论后张闻天作总结发言，指出： 第一，“三边”地区情况复杂，现在应尽量开展游击战争，消灭民团，扩红计划不提出；第二，土地问题的解决要变通一些，因为地多，一般富农可以不没收，平分土地时，富农可同等分配，地主分坏地和荒地，如果表现较好，可给以公民权，打土豪也不一定要弄得他干干净净，应同时注意让他能解决其本身的生活问题；第三，关于蒙民工作的指导原则可以写一文件，随便说“蒙奸”不妥，这个问题应该严重地放在特委面前；第四，关于哥老会可以公开宣布允许它在苏区存在，只要不反对我们，也可以吸收它参加苏维埃工作，就是领袖人物也可以到苏维埃工作，使他脱离反动领袖，如此才更有力量；第五，回民工作现在应给以很大的注意，因为国民党也可以组织他们，回民中好的分子可以吸收入党，回民自治政府是可以组织，但仅仅把回民自治政府组织，而对回汉杂居的地区不去组织区县政府也是不妥的；第六，教民工作可以打入进去开展，就如白区工作一样，其上层活动不应放弃，能利用的尽量利用；第七，对叛徒政策，现在也要有改变，过去杀了我们的，也不一定就要消灭他，革命第一，报复第二。边咀旧地，当年毛泽东在左边的窑洞里住宿也就是7月10日这天，毛泽东和周恩来分手。周恩来留安塞县，等候前来采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毛泽东带随行人员从安塞起程前往志丹县城。 当天下午，躺在担架上的毛泽东，翻过王瑶，沿杏子河而上，到杏河镇牛园子时，天色已暗。早已等候在这里的干邵迎住毛泽东一行，拐上了只有几户人家的边咀村。边咀村民已经得到政府干部的通知：“今天要来红军队伍的首长，路过这儿住一晚上，有大事情商量，不能吵闹。”朴实厚道的村民按照政府干部的要求，腾出了最好的石窑院，并打扫得干干净净，各家都拿出来最好的被褥。边咀村最高处有一院方正的石窑院，是大商人李林芳修建的，院里共有11孔窑洞，中间5孔接口子窑洞，两边各筑3孔面对面的石窑。毛泽东住在中间那排最西边的窑里。 尽管连续几年歉收，边咀人的生活非常艰难，只有一些豆子和小米，吃得是从山野里挖来的苦菜。但是村民视红军为亲人，女人们在锅灶间忙碌起来，做米饭的做米饭、煮苦菜的煮苦菜、削土豆的削土豆，村里人倾其所有，做了主食是小米饭，菜是土豆熬苦菜的晚饭。夜色很深了，院子里铺了很多的羊毛毡，横七竖八地睡了许多的人。毛泽东窑洞里依然亮着油灯，窗户上不时映出他踱步的身影。第二天吃过小米稀饭、蒸洋芋之后，毛泽东一行走上山坡的大路，向县城而去。 7月11日中午，毛泽东一行翻下小石山，走进了志丹县城。城外的大路两边，站满了迎接的人群，人群中有红军大学学员、有中央机关干部、有当地群众，顿时响起了口号声：欢迎毛主席！红军万岁！毛泽东微笑着挥手向大家致意，用湖南话说：“同志们好啊！大家好！”博古、李维汉等人迎上前和毛泽东亲密握手问候，重逢的的笑容挂在脸上。站在欢迎人群里的县政府军事部的王海，一眼就认出了指挥过直罗战役的毛主席，激动地大声告诉身边的人说：“是毛主席，他就是毛主席！”。原来，王海在参加直罗战役中，腿部负伤，担架一时上不来，伤员都集中在坑道里等候。想不到，毛主席、周副主席和罗瑞卿走过来观察战情，看到伤员后，急忙下到坑道里挨个看望伤员，拿下自己身上的水壶，给重伤员喂，还安慰说：“喝点吧，喝点水就会舒服些，担架上来就送你们去医院。”那次经历让王海铭记在心，此时他高兴地和欢迎的人群一起，有说有笑的跟上毛主席一行，走到了中央领导的红石小院住处，才恋恋不舍离开了。 到达志丹城的毛泽东，在第二天给彭德怀致电： 我昨天到保安，周尚在安塞。 为了便于生活上照顾怀有身孕的贺子珍，工作人员给他俩安排了一孔宽而不深的大石窑洞。这孔窑洞开有两个门，窑洞里面砌了一堵墙，把一孔窑洞隔成了两个小窑洞，墙中间有过洞。窑顶还能看到锤錾留下的拉拉茬茬的痕迹，北侧窑壁有一个自然形状的石龛，石龛下筑有小土炕。工作人员知道毛泽东个子高，躺不下，就将石龛凿大，请当地老百姓重新盘了炕，架上蚊帐，就算是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睡觉的地方了。又借来桌椅安放在小窗前，地下摆了几个可以坐的木墩，墙上挂了地图。就在这极其简陋的小窑洞里，毛泽东一住下就动笔继续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一指导中国革命发展方向的著作。 中央主要领导人和军委机要室都住在这个红石小院里，电台架设在了北面距离小院100米处的山崖窨子上，窨子从下面的人口到上面环套的石洞里，有18个台阶的暗道，被当地人称呼为“十八台”。在正对着毛泽东窑洞的院门上，用木板搭建了个警卫值勤的岗楼。这个红石小院里还住着张闻天、博古、林伯渠、王稼祥以及叶子龙等，另外还有军委会议室、军委机要室、写印组、警卫室、中央机关灶。军委机要室西面的空地上有三间旧瓦房，预留给了将在7月25日来到保安城的周恩来居住。 第四章 定都志丹县城 定都大会 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已经到来志丹，中央决定召开一个声势浩大的定都大会，向中央机关的同志们和当地群众阐明定都志丹的意义，稳定人心，鼓舞士气，同时也向外宣传中国共产党不仅走过了长征，而且在西北扎根，又建立了指挥全中国红色革命的首都。 志丹县城的南门外，是一片开阔的滩地，滩地上有个龙王庙，还有一座高大的戏楼，每年七月举办一次庙会。庙会不仅祈求风调雨顺，更多的是借着庙会搭台唱戏，进行物资商贸、山货买卖、牲口交易，逐渐演变成了热闹的七月会，会期大都在十天半月以上。 接到参加定都大会通知的附近群众，结伴打伙、川流不息地向县城涌来，龙王庙滩上人群越来越多，气氛越来越热闹。城墙和龙王庙戏楼上都插了红旗，戏楼的飞檐上悬挂了红色横幅，书写了四个大字：“奠都大会”。两边的柱子上贴了两条大标语，右边是“扎根陕北高原定都保安！”，左边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场北面的城墙壁上、树杆上、路边的土墙上也贴了红红绿绿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各族人民团结起来，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去！”“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小标语。 平日里寂静冷清的龙王庙滩，一下子挤满了人，红军大学的学员和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站着整齐的队列，在会场上十分显眼。整个会场人潮涌动，充满着喜悦的气氛。这样欢腾的群众大会，是志丹历史上不曾有过的。许多参加会议的群众，半夜里就从家里动身，踩着山路而来，他们不仅为了听听党中央的政策，也为了热闹的聚会。自从中央红军进入陕北，志丹县就是一个重要的地方，刘志丹家乡的群众在红色革命斗争中，具有很高的觉悟，一心向着红军，一心帮助红军，他们把中央红军和刘志丹的队伍一样看作穷人的救星，同命运，共患难，牢牢的联系在一起，所以有好多的群众给党中央机关带来了鸡、蛋和米面，送到供给处，认为这是一种光荣和责任，又自豪地来到龙王庙滩开会。 中午时分，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等中央首长挨着走上主席台，向大家挥手点头，先后落坐在长条凳子上。会场上的群众激动起来，有踮着脚尖的，有伸长脖子的，有踩在石头上的，目光关注着主席台，纷纷猜测中央领导的姓名和职务。有的群众见过了毛泽东和张闻天，就指着说高个子的是毛泽东，坐在中间戴眼镜的是张闻天，旁边是博古，另外那个首长是王稼祥，等等。 张闻天宣布大会开始，工作人员点着了挂在会场两侧的几长串鞭炮，鞭炮辟辟啪啪地响了一阵，纸屑飞舞，焰火弥漫，大会气氛更是浓烈。 张闻天简单地讲了大会的宗旨，博古同志铿锵有力地宣读了党中央定都志丹的决定。立刻，人群声震云霄的口号声响成一片：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红军万岁！”“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张闻天挥挥手，说：“现在请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军委主席毛泽东同志讲话。”在热烈的掌声中，43岁的毛泽东神采奕奕地走到主席台的木桌前，向参加大会的人群招手致意之后，用洪亮的湖南话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蒋介石不抵抗，坚持要打内战，妄图消灭红军。怎么样子呢？我们中国工农红军走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来到了陕北，和陕北的红军会合了，站住了脚跟啊。把红色革命从南方瑞金带到了陕北保安（志丹）。中国工农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是广大的穷苦老百姓的队伍，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永远也跨不了！现在呢，国难当头之际，蒋介石不让红军抗日，阎锡山军阀也阻挡我们到抗日前线去。所以，我们号召全国有良知的军队和各族爱国人民团结起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打内战，团结一致对外，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毛主席讲到这里，提高了嗓音，接着说：“东征的红军回师陕北后，党中央为了扩大和巩固陕甘根据地，为了迎接正在北上的二、四方面军，更好地开展抗日，促进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建立，红军主力进行了西征。我们从瓦窑堡而来，把保安（志丹）确定为新的苏维埃首都，开启新的革命局面。当然，国民党反动派造谣说中央红军嫌陕北穷，生活苦，要把陕北红军带回江西去。简直是胡说！陕北地方穷，穷就要闹革命嘛！李自成、张献忠就是在陕北闹起来的么！刘志丹同志也是从陕北闹起来的么！刘志丹等同志为我们创建了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落脚点。陕北是个好地方啊，出产小米，民风纯朴，陕北不但是党中央的落脚点，还将成为我们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点！” 毛泽东把左手有力地向前一挥，结束了讲话，会场上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毛主席的讲话让大家满怀了夺取革命胜利的信念，群众激动的情绪再次高涨起来，呼喊口号的声音像春雷一样在小城上空反复滚动。 定都志丹，结束了长征以来中央机关在各地的游动状态。定都志丹更是一个政治宣言，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表明红军及中共中央并未被消灭，反而扩大了红色边区，在陕北站稳了脚跟，继江西瑞金之后又明确了自己的红色首府。 第四章 定都志丹县城 石洞中的红军大学 红军大学的前身是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创办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32年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学校，1933年又对学校进行分编，以高级班、红军干部队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大学。1936年5月，中革军委以西北红军大学为基础，在瓦窑堡成立了抗日红军大学，毛泽东亲自兼任红军大学政治委员，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周昆任校务部长，袁国平任训练部长。第一期红军大学学习时限为6个月。由于办学条件困难，校舍不足，将红军大学编为三个科。 红军大学撤出瓦窑堡来到志丹后，第一科驻在县城南桥红石山崖上废弃的窨子里和旁边的石窑洞里；第二科驻在城南三里路的柳树坪村；第三科先在顺宁镇宋庄寨子上办学，之后迁往甘肃环县木钵寺。 第一科科长陈光、政委罗荣桓，学员共40名，包括两名外国学员（武亭，朝鲜人。洪水，越南人），其他38位学员大多都是红军师团以上干部，有八年以上的作战经验，平均每人身上有三处伤疤。他们中只有三人结了婚，其他人都是单身。这38名学员是：林彪、罗荣桓、罗瑞卿、刘亚楼、陈光、张爱萍、彭雪枫、陈士榘、杨成武、谭政、周建屏、彭加伦、王平、耿飚、刘惠农、边章武、许建国、苏振华、张纯清、张树才、张经武、张达志、宋裕和、赵尔陆、贺晋年、郭述申、黄永胜、谭冠三、莫文骅、杨立三、邓富连、刘鹏、吴富善、罗保连、贾力夫、符竹庭、童小鹏、萧文玖。这些学员里的不少人在蒋介石那里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蒋介石曾悬赏要取这些人的首级，加起来超过了200万元。 第二科科长周士第（先任）、周建屏（后任），学员共225名。学员对象为连营级干部，学习内容和第一科相同，主要学习政治、军事、文化。 曾担任红军大学党支部书记的莫文骅回忆说： ……经过一星期的行军，兴冲冲地来到保安城外的山边石洞住下了。这些石洞是依着天然石壁凿成的，远远望去，好似蜂窝一样。这些石洞也不知是哪个朝代开凿的，大的高宽都在约一丈左右，深约一丈四尺；小的高宽不过六尺左右，深约五尺。 因为长期没有人住，只见洞内外野草丛生，乱石纵横…… “红大”的校舍除了石洞以外，什么也没有。为了保证教学，一科党支部召集会议，动员大家积极行动起来，自己动手建设校舍。……我们的教室选择在一个最大的石洞中，它原是一个羊圈。我们先把羊粪清除走，在石壁上凿出了一块大黑板，用石头砌成了桌子和凳子，还选了一些石头作粉笔，又给老师用石头砌成了一个挺像样的讲台。一排排桌椅虽然都是石头的，排列得却都整整齐齐，最后还用石灰水把洞壁刷白…… ……教室布置好后，我们便又开始布置宿舍。我们或两三个人一间小洞，或四五个人一间大洞，有的睡石炕，有的用石头砌起床铺，在上面铺一块木板，没有木板就在石头上铺垫些禾草。 那时候，保安县一带的狼很多，夜里经常听到狼嚎。有几次，狼甚至跑进窑洞，因为我们的窑洞都没有门，怕狼进洞，我们睡前把桌子、脸盆堵放在门口，狼一进来，便会挤翻这些东西，吓跑狼惊醒屋里的人。我们还在床头备上一根打狼棍，以防万一…… ……可是没有操场也没有一条平坦的路，到处是野草丛生，乱石拦路。开始几天，我们早晨出操，鞋子、裤子常被荆棘挂破，老师们来上课也很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支部研究决定，开辟一条横贯校门的大路和三条通往交通大道的支路，这个任务就由我们自己动手去完成。……我们有的拿镢、有的拿铲、有的用锄、有的用钩，原来平静的“校园”前飘荡着歌声笑语，有的同学指着乱石风趣地说：我们共产主义者的目标是要改造世界，建设新中国，现在修几条路又算得了什么呢？ ……平时，我们吃的是带糠皮的小米饭（因碾米工具落后），菜是土豆、干豆角和白菜。饭中还夹着谷粒、沙粒，有时吃硝盐……我们在“红大”学习期间，起码来说，能按时吃饱肚子。这“吃饱肚子”在当时是很高的生活标准了，很令人神往。 确实，红军大学的办学条件极为艰苦，大多窑洞没有门，就用石头在洞口垒成墙和门洞，找些破木头做成门框，用茅草编成门帘，以挡风御寒。考虑到飘雪季节的过冬问题，学员们学着当地老乡的做法，在石窑洞里盘了土炕，或者在烟道处垒起敞口土炉子。 每个周日，学员们就会带上绳子、斧头，去附近的山沟里打柴，背回来烧火取暖，其艰苦和寒凉可想而知。红军大学的艰苦和学员自己动手改造校舍的行动，感染了当地群众，特意给红军大学一科送来一面锦旗，写着“劳动者可以创造世界。” 红军大学开课的当天，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同志和徐特立前往一科视察，参观了教室和宿舍，勉励大家安心学习，以便迎接和促进抗日革命的高潮。毛泽东讲了当前的形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政策，勉励学员安心学习，“你们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却学习着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呀。”还风趣地说：“你们好像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在洞中修炼，什么时候下山呢？天下大乱你们就下山。”这句话引起了大家的热烈掌声。 晴天时，学员在草滩上的两棵大树底下，坐成一圈听课，石头是凳子，膝盖是桌子；下雨下雪天，就在窑洞的教室里学习。 课任教员都是中央领导或其他专家同志，学员每天听两三个小时课外，其余时间都是自己学习、讨论、研究。讲义有白纸、黄纸，还有红纸、绿纸，又印得不清楚，看起来很费劲。那些讲义的纸张是用敌人飞机撒下的传单翻过来刻印的，也有些粗麻纸。除了讲义，党中央机关有个小图书馆，学员每人每次只准借一本。学员们知道毛主席有一本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就借来刻印，每组发一本供大家阅读。中央领导了解到学员学习上很吃苦，多次要求学员注意劳逸结合，不能把身体弄垮。规定星期天一定要过假日，而且不准留在窑洞里，要到野外去娱乐。因为大家都深切地感到过去中国革命经过十多年的斗争，牺牲了无数的革命者，但结果还是失败或濒于失败。如何把过去的经验教训提高到理论上来认识，如何去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新中国，走向社会主义。许多问题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所以大家的学习情绪很高，刻苦学习，埋头钻研，珍惜每分每秒的宝贵光阴。① 每天晚上，学员们围着蜡烛光坐在石凳上，或者围着石桌，认真看讲义，遇到不明白的问题，大家就会反复讨论，直到把配给的蜡烛燃尽（一枝蜡烛规定点三个晚上），才无可奈何地去休息。后来，没有蜡烛了，就改用胡麻油灯，没有灯芯，就捻个纸捻来代替。 红军大学所授的主要科目是： 毛泽东讲：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张闻天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和辩证唯物主义；凯丰和吴亮平讲：政治经济学；秦邦宪讲：哲学；杨尚昆讲：各国论（主要是英、美、法、德、日、意）；李维汉讲：党的建设；李德（苏联顾问）讲：兵团战术；时事和党的政策，临时由毛泽东或周恩来作报告。林彪讲了一次战役学。 虽然条件艰苦，学员们很乐观。彭加伦教唱当时很流行的《大路歌》、等歌曲。每天早晨，志丹城里就会听到红大学员嘹亮的歌声在小城上空飘荡。 除了文化娱乐外，学员自己动手修了篮球场。美国记者斯诺、医生马海德到“红大”访问时，喜欢和学员们打网球。在红军大学里，这些指挥过师、甚至军团的学员们，久经杀场，但年龄都不大，大多数只有二十多岁年纪，有时候会像孩子一样玩耍，每次饭后必然开始一种叫“木棍打蒋”的游戏，很热闹，年轻的同学参加，不爱动的同学也参加，笑声跌宕起伏。 美国记者斯诺被邀请到红军大学演讲，他扼要地讲了“英美对华政策”，之后同意解答问题。学员们纷纷递条子，斯诺听翻译讲条子上的问题后，才发现自己同意解答问题“是个大错误”。他在《西行漫记》中写道：（林彪）请我吃的面条根本抵偿不了我遇到的难堪。向我提出的问题，即使由h．G．威尔斯先生（著名英国科幻小说家）来回答，也要自叹智穷才竭。 红军大学的办学条件给斯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斯诺和校长林彪以及其他教员谈了话，了解了招生情况和学员的课程、食宿，非常感慨，在《西行漫记》中这样说： 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② 党中央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对红军大学的生活格外照顾，除了平时吃小米饭外，一周能吃上一次羊肉汤，偶尔吃一顿荞面，算是最好的待遇了。 西安事变爆发后，红军大学第一期学员毕业。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学员要立即分赴各主力部队。红军大学第一期学员中，有22位学员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了元帅或将军。 第五章 来访的美国人 从上海到陕北 1905年7月19日，埃德加·斯诺出生在美国的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先后考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学习。1928年2月，他幸运地在股票交易所赚到800美元，遂萌生了冒险去大洋彼岸寻找“东方的魅力”的想法。由于钱太少，连路费都不够，于是和朋友在一艘远洋船上当了临时水手，同年7月初抵达了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 斯诺相继在上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美国国外新闻社的亚洲旅游记者。有一天傍晚，斯诺遇到了刚刚抵达上海的23岁的海伦·福斯特小姐，得知她也对古老中国的浓厚兴趣，并且腋下还夹着埃德加·斯诺报道中国文章的一大本剪报。福斯特小姐来中国担任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的秘书，俩人共同的兴趣和愿望，点燃了爱情，互相吸引，迅速进入了热恋。 1931年秋，斯诺在社交活动中，结识了宋庆龄、鲁迅等人，对中国前途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可是不久，日本侵略者蓄意制造了九·一八事件，大举进攻东北各地，蒋介石期望依靠“国际联盟”调停处理，而张学良又把大批军队撤出山海关，使东北三省轻易地沦人日寇铁蹄之下。作为新闻记者，斯诺急赴东北采访，写作了《远东前线》一书。接着日本军舰对工业城市上海虎视眈眈，威逼国民党政府解散抗日团体、撤走抗日的十九路军。在1932年1月18日蓄意制造事端，再次像九一八一样故伎重演，午夜时分突然向上海发动军事进攻，在激烈的枪炮声中，斯诺看到中国士兵勇敢地还击日本侵略者。斯诺十分激动，立即向世界发出了电讯：中国人开始抵抗了！ 在中国两三年里，斯诺发现他是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里，迫切希望了解现实的、活着的中国究竟是什么样？中国的文化艺术界是什么状态？外国列强给中国人造成的苦难有多深？斯诺与鲁迅多次交谈，使他茅塞顿开，深深体会到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尤其是，上海抗战期间，斯诺四处采访，看到宋庆龄在抗战医院里精心看护伤员，千方百计营救爱国人士，油然心生敬仰，渐渐地和宋庆龄建立了姐弟般的深厚情谊。 1932年，斯诺和海伦·福斯特（爱称尼姆、或海伦·斯诺）的爱情在时间的检验中愈加弥深，两人乘船去日本旅游，并于圣诞节在东京美国大使馆举行了婚礼。之后，一起甜蜜地游历了台湾、婆罗州、塞利比亚、爪哇和巴厘、新加坡等地。1933年春天，俩人回到中国大陆，移居北平煤渣胡同一所四合院里。斯诺专心地投入到写作中，海伦·福斯特倍加呵护丈夫，给自己约法三章：一是要不惜任何代价保证丈夫的健康和工作；二是除非必要，不在自己身上花钱；三是决心不抱怨、不诉苦或感到不满。海伦·福斯特说：“如果把伟人力量来源的实情公诸于世，妻子往往是丈夫完成更高成就的物质与精神力量的发电厂。” 时隔不久，斯诺被聘为英国《每日先驱报》的特派记者，和爱国学生来往更加频繁。一些学生运动的领导人经常到斯诺家里谈论时事、谈论红军、共产党和抗日救国、法西斯蓝衣社等话题。喜欢阅读斯诺收藏的“禁书”，其中有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经常来这里的人包括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张兆麟、学生会执行委员会主席王汝梅（黄华）、北平学运领导人之一的俞启威（黄敬）。 东北三省沦陷之后，日本侵略者又掠夺了河北热河一带和冀东大部地区，在山海关、唐山、天津、北平郊区都驻扎了军队，耀武扬威，欺凌百姓。1935年6月，国民党政府下了一道“邦交敦睦令”，取缔一切抗日团体，禁止一切抗日言论。国民党派出宪兵在北平搜捕、迫害爱国青年和进步人士，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也遭到很大破坏。日本侵略者威逼国民党政府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华北严重危机，北平阴云笼罩。 斯诺以美国记者的身份采访了日本军要人，了解到日本军的侵略阴谋和当局软弱妥协的情况，极为同情和支持广大学生的抗日活动。及时将消息告诉了北平大学和中学联合会负责人，立场鲜明地讲：“要行动起来，你们是中国的希望。我支持你们！” 12月初，北平的政治形势急剧恶化，日本侵略者导演的“防共自治”游行队伍出现在北平街头，还传来了国民党同意“华北特殊化”的消息。 1935年12月9日黎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的爱国学生汇聚成了海洋，开始抗日救国请愿大游行，挥旗帜，贴标语，散传单，高唱歌曲，呼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从四面八方向国民党政府北平军的所在地——中南海新华门前进。国民党军警阻挡游行队伍，用木棍殴打游行学生，还调用消防车向游行队伍喷射。学生勇敢地冲破军警的阻拦，会师在新华门前，向政府提出了六项抗日要求。学生的要求遭到拒绝后，游行队伍沿长安街前进，其它学校的学生也相继赶到，游行队伍越来越大，浩浩荡荡的汇聚到天安门广场上。斯诺夫妇亲历了这次游行活动，看到了大批中国知识青年表现出来的政治勇气。 12月16日，中国共产党又发动和组织了北平的第二次抗日救国大游行。一万多学生和两万多工人、农民、商贩、市民，汇集在天桥广场。斯诺和夫人无比兴奋，拍下了好多照片和电影胶片。 面对越来越高昂的学生运动，国民党政府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规定军警可以开枪、逮捕抗日爱国群众。斯诺对国民党政府彻底失望了，不得不另眼看待中国的共产党，也急切的希望了解和采访共产党。 斯诺不知道，幸运之神正在向他招手。此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红军已经胜利到达陕北，并且站稳了脚跟，秘密和东北军张学良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陕北给宋庆龄写信，请她物色一位公道正直，而且同共产国际没有瓜葛的外国记者和一名医生到苏区考察，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把共产党的内外政策昭示天下，争取国际社会了解中共的抗日主张，并帮助苏区和红军改善极为困难的医疗卫生条件。 斯诺过去对中国共产党不了解，从国民党的宣传上，心里留下了一些印象，“共产党破坏了不可计数的生命财产”，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可能意味着“暴民政治”，“它缺乏意识形态方面的背景和有素养的领导人”，“永远不会变得强大”。曾在1934年，美国出版商哈里逊·史密斯曾和斯诺签订了一份撰写“红色中国”的合同书，斯诺因为没有资料，最终没有完成合同任务；1935年，英国《每日先驱报》也要资助斯诺，以获得“关于红色中国的真相”，各种条件的限制，斯诺也放弃了。 现在，斯诺看清了中国的局势，真的怀疑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宣传。为什么共产党能对抗国民党10年？存在哪些强有力的因素呢？难道共产党真的比国民党好？ 中国的红军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被国民党悬赏25万元缉拿的头号“赤匪”毛泽东是怎样的人呢？红军总司令朱德又是怎样的人呢？ 中国的红军究竟是由一些所谓的“赤匪”领导的一种新式流寇，还是国共产党统一指挥的，遵守一个统一的纲领的一批自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 红军战士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东西支持着他们？他们有什么样的理想、希望和目标？ 共产党怎样穿衣？怎样吃饭？怎样娱乐？怎样恋爱？怎样工作？他们的妇女真的像国民党宣传所说的“共妻”吗？ 共产党和红军得到了农民的真正支持吗？红军是不是基本上仍然是农民的造反呢？ 许多消息也证实中共红军和东北军秘密会晤，他们之间签订了抗日协议，陕北和西安的封锁出现了松动。对一个敏感的新闻记者来说，共产党和毛泽东这个神秘人物必然唤起他心里强烈的职业欲望。斯诺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队伍，是被封锁了9年的世界头号大新闻呵！ 斯诺把到陕北采访红军的想法告诉了纽约的《太阳报》和《每日先驱报》，立刻得到两报的积极回应。《每日先驱报》愿意担负斯诺采访的全部费用，如果采访成功将给予奖金。兰登姆出版社还主动预付了一笔稿费。妻子也支持斯诺，说：“机会太重要了，为了探明事实真相，拿头颅冒险是值得的。” 如何才能进入陕北苏区呢？此前，斯诺曾托人与平津地区的共产党联系去陕北事宜，由于条件限制，中共华北局未能作出安排。现在，斯诺想到了宋庆龄。在斯诺看来：没有一个人，包括中国人在内，不了解红军到底是什么样子，必须有人去弄明白。这个人就是斯诺自己。一种新闻记者的责任驱使着他，赶到上海宋庆龄的寓所，请求宋庆龄帮助自己到陕北苏区进行采访。宋庆龄说：“你是中国俗话说的‘有福之人不用忙’，正好有机会。毛泽东和周恩来让我物色一位公道的外国记者前去采访，我推荐你和乔治·海德姆一起去。到西安后，会有一个姓王的牧师和你们接头。”斯诺高兴万分，拿着海德姆的照片和联系方式，告别宋庆龄返回北平，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取得了联系，带上了刘少奇用隐色墨水写的介绍信。 埃德加·斯诺秘密地告诉黄华，中共中央已同意他去陕北苏维埃地区参观采访，他虽然会说一些中国话，但还不怎么行，问黄华愿不愿意陪他去陕北采访做翻译？黄华当即答应了。 1936年6月3日，斯诺踏上了采访陕北苏区之路。 在郑州火车站的月台上，正如宋庆龄所说那样，前去采访红军的斯诺和前去参加红军的海德姆相遇了。海德姆曾想去江西苏区，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实现；前不久准备去陕北苏区，又遭到封锁；现在是第三次，希望能如愿以偿。 海德姆出生在美国的纽约州布法罗水牛城的一个钢铁工人之家。他先在贝鲁特美国大学学医，后到日内瓦大学攻读获得了医学博士。1933年来到上海讲学，研究性病和皮肤病。在朋友的介绍下，他认识了宋庆龄，参加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知道了红军的许多事情，他决心帮助红军，把自己的诊所作为地下党联络点和开会的地方。 斯诺和海德姆到达西安，住在有名的西京招待所。几天后，身材高大、仪表堂堂的基督教公理会的王牧师登门拜访，斯诺和海德姆喜出望外，立刻取出宋庆龄给他们的名片和英镑与王牧师拼对，又用暗语一问一答，秘密关系对接上了。 王牧师的真名叫董健吾，曾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过高级官员，弃官后到基督教会当老师，成了共产党的秘密使节，到处游说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王牧师的安排下，他们见到了被国民党悬赏5万大洋缉拿的、共产党秘密警察负责人邓发。邓发热烈地拥抱了他们，并代表中共中央对他们的来访致以欢迎和问候。 为了保密，斯诺在西安与共产党地下组织接洽后，给妻子尼姆（海伦·福斯特）拍去密语电报，让尼姆通知黄华迅速动身前来西安。当时黄华临近毕业，应付了一堂考试，照了带学士帽的照片，又担心路上盘查，请大学的秘书蔡一谔先生给张学良将军写了一封考察西北银行的介绍信，还向尼姆借了30块银元做路费。很快，黄华到西安与斯诺会合了。 在一个夏日的黎明，斯诺和海德姆在东北军的军官刘鼎的护送下，隐蔽在一辆带篷卡车的棉衣堆里，离开西安北上，通过一道道国民党军警特务设置的关卡，当夜住在洛川。而黄华没有与斯诺一同成行，被留在西安，安排随下一批人员到苏区。刘鼎，曾在德国和苏联留学，回国后到江西苏区工作，是共产党打入国民党军队中得力的地下工作者。 第二天，卡车继续沿着简易公路北行，上了渭北旱塬，出现在眼前的是望不到边际的黄土高原丘陵地貌。对此，斯诺倍感异常：有的山丘像巨大的城堡，有的像成队的猛犸，有的像滚圆的大馒头，有的像被巨手撕裂的岗峦，上面还留着粗暴的指痕。那些奇形怪状、不可思议有时甚至吓人的形象，好像是个疯神捏就的世界——有时又是个超现实主义的奇关的世界。 这天下午，卡车驶进了延安古城，住在东北军一位团长的家中。长途颠簸，斯诺和海德姆很疲劳，一觉醒来，天已大亮。刘鼎引来了两个脚夫，用两头骡子驮上他们的行李，一直送出东北军据守在延安城北的最后一道关卡，才放心地与他们拥抱告别。 第五章 来访的美国人 走向红都 离开了延安城，就算踏上了苏区的土地，所经过村庄的土墙上或石崖上，有白灰和黑炭书写的标语：“打倒吃我们肉的地主”、“打倒喝我们血的军阀”、“打倒把中国出卖给日本的汉奸”、“欢迎一切抗日军队结成统一战线”、“中国革命万岁”、“中国红军万岁”等等，气氛与国民党统治区迥然不同。中午时分，斯诺他们见到了带着武器的红军游击队员。第二天傍晚，也就是1936年7月8日，他们到达了安塞县的白家坪，看到了更多的穿着军服的红军战士，而且受到了鼓掌欢迎。 斯诺和海德姆刚在窑洞里坐定，就有两匹马跑进院子，从马上跳下来两个年轻军官。一位中等身材，脸庞清瘦，留着大胡子，眉毛十分浓黑，眼睛炯炯有神。另一位戴着眼镜，跟在身后（红军政治保卫局长李克农）。红军战士见到这两人，都站端正，举手敬礼，大胡子军官边走边朝红军战士打招呼，径直走到斯诺和海德姆面前，用标准的英语说：“哈罗！你们想找什么人吗？” 在这个荒僻的山沟里，一个共产党人用英语说话，让斯诺非常吃惊。顿时明白面前的大胡子军官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恩来。斯诺过去对周恩来有一些了解，知道他出身在官僚家庭，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领导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和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队伍中的卓越领袖。斯诺原来以为蒋介石悬赏8万银元买这个“凶恶的匪首”头颅的人，是罗宾汉式的传奇人物，现在看，完全像超脱的学者一样。 斯诺把隐色墨水介绍信交给周恩来，周恩来看了，说：“毛主席在志丹（保安），你们到那里交给毛主席吧”。又给斯诺起草了一个92天的参观访问日程安排。 斯诺与周恩来通过用英语交谈，感到周恩来温文尔雅，思想深邃，胸怀博大，完全一派绅士风度。斯诺在日记中写到：他是一个具有非凡魅力的红军革命领袖，在他身上有一种惊人的吸引力，在他身上毫无国民党报纸上宣传的‘无知土匪’、‘强盗’的影子。……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当他陪着我走过安静的乡间田埂，穿过芝麻田，成熟的小麦田，沉甸甸地垂着穗的玉米田，回到白家坪去时，他似乎一点也不像一般所描绘的赤匪。相反，他倒显得真的很轻松愉快，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 两天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斯诺和海德姆跟随交通队，向中共中央的红都——志丹而去。 1936年7月13日。斯诺和海德姆走到了志丹城东面的小石山上，陪同而行的胡金魁给两人介绍说：山下就是志丹城。斯诺拉着海德姆的手激动地叫起来，迢迢千里，辗转前行，终于到达了中国共产党的红都！ 下山，一进城门，就看到狭窄的街道两旁站满了欢迎的人群。一些人挥动着标有镰刀斧头的红旗，还有一些人举着用中文和英文书写的木牌：“欢迎美国朋友访问苏维埃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革命万岁！”欢迎的人群中有身穿军服的红军，有机关工作人员，有当地的农民群众，人们手里都摇动着三角彩色纸旗，洋溢着热情的笑脸，不断振臂高呼口号，还伴随着热烈的掌声。 斯诺和海德姆从街道的南头，沿着夹道欢迎的人群所留出的坑坑洼洼的土路，一直向北走，不住地用汉语客气地说：“谢谢！”、“谢谢你们！”走着走着，前面出现一群站在路中间的人，这些人是中国共产党在志丹城的大部分党、政、军领导，专门在此迎候外国朋友。有留着寸头、戴着眼镜的总书记张闻天，瘦高个子、戴着深度近视镜的书记处书记博古，戴眼镜、稳重谦和的财政部长林伯渠，留着两撇白胡须、目光犀利的教育部长徐特立，蓄着白胡子、笑容可掬的司法部长谢觉哉，气质轩昂的中央党校校长董必武，眉毛浓黑、精明干练的红军大学校长林彪，还有凯丰、张云逸，以及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李富春的夫人蔡畅、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等等。他们一起上前，和斯诺、海德姆热情握手，表示热烈地欢迎，每人都做了自我介绍。特别是个子矮小、漂亮文静的中央宣传部长吴亮平，英语说得极为流利。 在吴亮平的陪同下，斯诺和海德姆来到街道北头的外交部招待所，这是靠着红石山崖下的一处小院落，有四间刚刚粉刷过的向阳的砖木瓦房，房内虽然陈设简朴，但干净整洁，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两块木板床。这些都是根据周恩来事先发来的电报安排的。在志丹城里，干燥敞亮的砖木瓦房就是最豪华的地方了。吴亮平对斯诺和海德姆说：“条件不好，请多包涵，生活方面有什么困难，让招待所的所长胡金魁解决。” 临近晚饭时分，斯诺看见一个红军干部走进院子，脚步稳健，身材高大，留一头很长的浓发，微笑径直走入房间。吴亮平急忙给斯诺和海德姆介绍说：“这是我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是专门看望两位刚刚抵达的外国朋友的，伸手和惊愕中的斯诺、海德姆分别握手并问候：“欢迎你们，朋友！一路辛苦了。” 斯诺和海德姆十分惊诧：站在面前的这个人，就是南京悬赏25万元索要首级的毛泽东？！真的是红军的重要领袖人物毛泽东吗？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 我到后不久，就见到了毛泽东，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在一刹那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 ……南京曾一再宣告他死了，可是没有几天以后，报上的新闻栏又出现了他的消息，而且活跃如昔。说真的，当我访问红色中国的时候，报上正盛传毛泽东的又一次死讯，但我却看到他活得好好的…… 毛泽东微笑着招呼两位客人坐下，风趣地说：“你们真勇敢呀，像孙悟空、穿山甲一样，把国民党铜墙铁壁的层层封锁打破了。”他又指着吴亮平，“他是我们的宣传部长，以后就是我们的翻译。你们要了解我们共产党、红军、苏区的情况，就问他。”毛泽东让斯诺和海德姆休息一下，吃过晚饭去城里看一看，然后就告辞离开了。 斯诺对初到志丹的印象极为深刻，难以想象能受到如此热烈地欢迎。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一个政府的全体内阁成员的欢迎，也是第一次接受一个城市的全体居民的欢迎。 晚饭后，斯诺和海德姆走在黄昏的志丹城街道上，到处是古城墙的残垣断壁，滩地上生长着大片的庄稼，石子地里野草茂盛，四山上密实的林木给人一种凉爽。街道上和拐巷里人来人往，远处不时还有抗日的歌声传来，使本来荒凉之中的城市多了热闹和生机，人们的脸上都呈现着快乐的表情，礼貌地和他们俩人打招呼，这里看不到北平和上海居民所特有的压抑和忧伤。 吴亮平在街道上找到斯诺和海德姆，告诉说：今天晚上特意为你们安排了一场文艺晚会，毛主席邀请你们二位客人观看。 斯诺说没有看到剧院呵？吴亮平笑着说：这里的剧院是世界上最大的剧院、空气最好的剧院，也是最自由、最明亮的剧院。大地就是座位，星斗就是穹顶。 他们来到城南的龙王庙滩，戏楼上悬挂了“欢迎美国朋友文艺晚会”的横幅，戏台两侧插了红旗。戏台下的草滩上早就坐了黑压压一片人。张闻天、毛泽东、博古和其他中央委员们已经坐在群众中间，正在和旁边的人亲切交谈，没有一点官架子。斯诺和海德姆的到来，引起了热烈的掌声，毛泽东站起来招手，请斯诺和海德姆来前面就坐。 演出还没有开始，坐在草地上的观众互相开始拉歌。先是财政部工作人员拉军委战士唱歌，接着是红军大学的师生一起鼓掌，让中央党校的学员唱歌。你拉我，我拉他，歌声、掌声、笑声此伏彼起，气氛十分热烈。斯诺和海德姆从没有见过这么自由的中国人，能这么快乐，这么朝气蓬勃。领袖人物和群众坐在一起，没有等级之分，就像一个大家庭。 拉歌中间，红军大学的学员爆发出极其响亮的掌声，要毛泽东唱歌，毛泽东站起来，笑着说：“怎么叫我唱呀，我提议，请美国记者斯诺先生唱一个好不好？我们欢迎！” 斯诺没有料到，毛泽东会让自己唱歌，在全场风潮般的掌声里，不得不站起来，唱了一首进入苏区才学会的民歌《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他用洋腔，怪怪地唱完了这首歌，把人们笑得东倒西歪。接着，会场上又拉海德姆唱歌，海德姆用英语唱了《马赛曲》。接着一阵又一阵掌声，请起了邓颖超、贺子珍、刘英（张闻天夫人）、危拱之（红军剧社社长），四个人唱了一首《鱼光曲》。 晚会开始后，第一个节目是歌舞，虽然演员服装陈旧，但演得很认真，让斯诺和海德姆很感动。之后的节目各有特色，有反映抗日的、有红军长征的、有穷人踊跃参加革命的。晚会演出两个多小时才结束了。 7月14日，中共中央举行了所有领导人出席的“斯诺和海德姆欢迎会”，张闻天、毛泽东分别在会上热情洋溢地讲了话。 第五章 来访的美国人 采访毛泽东 1936年7月15日晚上，毛泽东放下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写作，在居住的窑洞里接见了斯诺和海德姆。 毛泽东请斯诺和海德姆在一张白木方桌前落座。方桌上倒扣着一个土瓷碗，碗上立着一根点燃的蜡烛。毛泽东交叉着双腿，坐在从岩石中凿成的一个壁龛里，吸着香烟，和斯诺、海德姆进行交谈。 对毛泽东和贺子珍居住的窑洞，斯诺十分感慨，与上海和北平那些达官贵人的豪华生活相比，简直是天地之差。 毛泽东和他的夫人住在两间窑洞里，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除此之外，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的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他虽然除了主席以外还是红军的一个指挥员，他所佩戴的领章，也不过是普通红军战士所佩戴的两条红领章。 毛泽东对斯诺说：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女士来信说，你是一位对中国人民友好、正直的新闻记者，相信你会如实报道我们的情况。任何一位新闻记者到苏区来访问，红军都会欢迎。国民党害怕国外记者了解红军的真实情况，造谣污蔑红军是“土匪”，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来。你可以到苏区任何地方去采访，不受任何限制，苏维埃将尽可能给你方便和帮助。 斯诺对毛泽东的真诚和坦荡，很是感动，表示一定公正、如实地向全世界报道苏区和红军的情况。也正像毛泽东说的，斯诺在后来的整个采访期间，都是自由的，没有受到任何检查和阻碍。 毛泽东微笑着，又对海德姆说：宋庆龄女士告诉我们，你是一位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的医学博士，医术精湛。我们苏区和红军十分缺乏医生，医疗技术、设备都很差。请你考虑在考察时到我们的每个医院去看看，提出批评意见。我们还计划创办一所医科大学，也请你结合考察，提出一个筹备方案。 海德姆表示一定尽力而为，还转达了宋庆龄女士向所有共产党领导人的问候和敬意，特意说明：宋庆龄女士让我给你们带来了一些药品和医疗器械。 从此开始，连续多夜，就在这孔窑洞里，毛泽东回答了斯诺提出的有关问题，两人一问一答。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下来这样的情景： 时间已经过了早晨两点，我精疲力尽，但毛泽东的苍白有点发黄的脸上，我却找不出一些疲倦的表示。在吴亮平翻译和我记录的时候，他一忽儿在两个小房间之间来回踱步，一忽儿坐下来，一忽儿躺下来，一忽儿倚着桌子读一叠报告。毛夫人也还没有睡。 斯诺问：苏维埃政府对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政策是什么？ 毛泽东回答说：“在讨论政策问题以前，我必须请你永远认清中国人民当前最大的问题便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苏维埃政府的外交政策就是针对这种斗争而产生的，日本军阀企图征服整个的中国，把全中国人民都变成他们殖民地的奴隶。所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粉碎日本经济的和军事的征服，是分析苏维埃政府外交政策的两个基本课题。 “日本的侵略不仅威胁了中国的和平而且威胁了世界的和平，尤其是太平洋上的和平；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敌人，而且也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特别是英、法、苏等在太平洋上有利害关系的国家的敌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不只直接威胁中国，而且直接威胁了上述的国家。 “所以，日本侵略的问题不仅是中国一国的问题，而且是一切在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国家整个待决的问题，因此，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国人民，希望联合所有国家、民族、各党各派，以及民众组织，成立联合战线，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斯诺问：苏维埃政府，对友邦和帝国主义者如何区别？ 毛泽东说：“关于帝国主义问题我们的观察是这样，在主要的列强中有些国家已表示决不愿参加新的世界大战，也有些国家已经表示，决不能坐视日本占领全部中国。这些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荷兰以及比利时等等。 “在过去南京政府会受到美国英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许多援助，可惜这些资金和援助都用作内战了，这种内战不仅是压迫红军，而且摧残中国无数民众。因南京政府在杀掉一个红军以前，要牺牲许多无辜的农民和工人，依著名银行家章乃器先生最近的估计，中国人民对南京政府杀掉一个红军的负担是八万元。所以这种‘援助’，在我们看来，并不是真正地援助了中国人民。 “只有在南京政府决心抗日，确实和人民革命组织联合起来，组成抗日的民主政府，这种援助对中华民族才有真正的利益。”② 斯诺问：苏维埃政府是否承认北平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和南京政府（国民党政府）对外缔结的条约？假如承认的话能承认的是哪些条约？ 毛泽东回答：“日本事实上已经破坏了一切条约。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 “假如苏维埃政府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收回中国失掉的省份，我们对那些援助或不反对中华民族进行独立战争的国家，我们一定和他们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和互惠关系，至于那些实际援助日本的国家，当然不能取得同样的待遇。 “当中国真正取得独立以后，一切外国对华的商业利益将享受空前未有的机会。对日本帝国主义者我们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武力的抵抗，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财产，铲除日本在华的一切特权、租界及政治势力。其中包括中国人民一致反对的《何梅协定》、《上海停战协定》、《塘沽协定》，以及《防共协定》等等。” 在回答“现在苏维埃政府对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的希望是什么？他们怎样才算真正地援助中国？”问题时，毛泽东说：“根据我们的看法，美国人民以及美国政府，对中国的眼光一向是比较远大的，同时客观环境也决定了他们在中日纠纷中占有主要的地位。我们希望并且相信，他们将更进一步与中国人民组织联合战线，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及它所代表的法西斯主义战线。这是美国人民及其政府在现在对中国人民应当而且能够帮忙的。许多美国人民，已经自动地组织了许多团体，如中国人民之友社、太平洋国交讨论会、泛太平洋协会、中国学社等等，都表现他们对中国的爱护，并且宣示了他们对中国全体人民的同情。我们愿意代表中国人民，对中国人民之友社等团体特别致敬，感谢他们对我们亲切的同情与援助。 “可是在美国也有许多近视眼的政客，他们认为日本征服了中国，与他们无关，我们共产党认为这是少数美国人的错误观念，因为美国在远东以及太平洋上的利益，只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才有保障。” 7月16日。斯诺就“论日本帝国主义”中心话题进行采访。 毛泽东说：“最后的胜利一定是中国的。中国最紧要的，第一必须在国内实现联合战线。第二必须将它扩大到一切与太平洋和平利害相关的国家。 “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红军和中国人民准备和任何国家联合起来，去努力缩短这次战争的时间，如果没有人和我们合作，我们也决定自己干。” 斯诺问：中国民众当前的急务，是要收复所有丢给日本帝国主义的领土呢？还是驱逐日本出华北，收复长城以内的中国领土为止呢？ 毛泽东说：“中国民众当前的急务，是要收复所有我们的失地，不仅是长城以内的主权，而是需要收复东北。” 斯诺问：若中日战争展开到很长的时期，日本没有完全战败，共产党政府能否同意讲和，承认日本统治东北？ 毛泽东答：“这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样，不准日本留下中国的寸地尺土！” 斯诺问：照你意见，这次“解放战争”主要的战略是什么呢？ 毛泽东答：“这种战略，必定是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这种战略，全靠在艰险的战场上，高速度行军的成功，进退的迅速及集散的敏捷。这次战争是要大规模的游击战略，而不是深沟壁垒，层层防线，专恃坚固防御工事的阵地战。我们的战略战术要和发生战争的战场配合起来，这就规定了为一种游击战争。 “在地理上，战场这样的广大，我们作最有效的游击战争是可能的。这个战争是在中国打的，就是说，日本军要完全被敌对的中国人民包围。 “我们除了调动有训练的中国军队之外，在农民之中，要政治的军事的武装大多数的游击队。东北抗日义勇军所完成的工作，仅仅是表示了全中国革命农民所能动员抗战的潜伏实力的小部分，如果指挥组织得当，这种游击队能使日本人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疲于奔命。 “在战争过程中，我国能够获得许多日本的俘虏，夺取大量的武器弹药和战争机械等物。因此，抗日军队的机械配备将逐渐改进，同时由外国的帮助而更新加强，因而从事于阵地战，运用炮垒沟壕等等攻击日本军队，这样，在侵占中国长期消耗的压迫下，日本的经济将行崩溃，在无数不能决定大局战争的折磨中，日本军队的士气将行颓靡，中国抗战的潜伏力量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准备为自由而战。日本帝国主义却因中国的抵抗而日趋崩溃。” 斯诺提问：在对外作战时，必须将所有中国的军队，放在一个统一的指挥之下。如果允许红军参加最高军事委员会，红军能否同意政治军事双方都服从它的决议案呢？ 毛泽东的回答很明确：“如果这个委员会能够真正抗日，我们政府将很热情地服从它的决议案。” 7月18日。围绕“内政问题”，斯诺采访毛泽东。 问：关于下列各项，苏维埃政府目前的政策如何：（一）本国小资本家、小资产阶级等等。（二）大资本家、地主及买办。（三）知识分子及自由职业者——如医生、工程师、记者、建筑师等？ 毛泽东回答：“在目前情形之下，当整个中国正面临着要变为日本奴隶的迫切关头，我们的政策，为着要把一切爱国分子，组成一个抗日的民族战线，在许多方面，已经改变了。 “从苏维埃运动开始以来，我们永远是欢迎知识分子的参加。一切的自由职业者，均给予苏维埃市民权利。小资产阶级、小商人等等，并给予政治权利。出身于资本家或地主家庭，但本人参加革命，也是给予苏维埃市民全部权利的，而且能被选举担任官职。 “在目前准备抗日战争时期，富农的土地，是不被没收的。地主的土地必须被重新分配，因为土地革命的不能贯彻，会削弱抗日战争的基础；但被没收土地的地主们，会给予一份耕种的土地。小地主们的财产不遭受没收。参加抗日运动的地主们，会予以特殊的看待。参加抗日战争的白色军官们，会有权利领有土地，他们的家属被保护。 “在苏维埃法律中特列有一条规定，保护海外华侨。我们现在政策的目的，在促成全民族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团结，对日本侵略者作战，去争取我们民族的解放。一切国民党征收的捐税，我们已经取消了。在陕西和甘肃现在我们不征收土地税，而在将来我们只会征收一种很低的累进税。” 毛泽东还说：“现在，南京的军队正攻击我们。一方面我们不得不与之周旋，我们被强迫着和企图消灭我们的人们进行防御的战争。同时我们还继续督促南京和我们合作。我们的口号是：‘停止内战，联合抗日。”’ “反对继续内战的运动，正在全国扩大着，国民党官吏越来越多地会加入联合战线。直到蒋介石被强迫着改变他的战略。我们的许多红色领袖，过去曾经是国民党军官和官吏——举例来说：朱德、罗炳辉、贺龙、彭德怀、林彪、陈赓、叶剑英、徐向前，仅仅举这几个，过去都是国民党军官。林伯渠过去是国民党的财阀并且是中央执行委员中的一员。许多其他这样的人们已经和我们联合了，而且在将来，随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加深，更多这样的人会和红军联合的。” 1936年7月19日。 斯诺问毛泽东：在中国和外国的报纸上，关于说红军“野蛮”和“残忍”的记载这个问题时，毛泽东讲：“以前蒋介石和国民党散布了许多虚构的故事，述说红军在苏区的杀戮、奸淫和焚烧。我们请你自己去周游参观一下，看是不是有任何人从事于杀戮焚烧来消遣。你也不会听到一件红军奸淫的事情。在红军中这样的罪犯是用死刑来处罚的。 “人民大众是红军的唯一真实‘基础’。红军不焚烧任何房屋，也不杀戮任何清白人民。极普通的常识就能告诉我们，红军所以能够存在这许多年，根本因为它得到了在苏区里人民大众全部的同情和拥护。普通常识也能告诉我们，焚烧人民的房屋和杀戮人民，是不能取得他们的同情和拥护的。 “有些宣传说红军屠杀知识分子。这特别是一种极蠢的谎话。 “我们必须保护知识分子，而且我们用尽种种方法，争取他们来革命。我们的使命是解放知识分子，而不是摧残他们。你看看周围在苏区中的学校教员、技术师、工程师和作家吧，问问他们，红军屠杀知识分子是不是真的。” 在谈到土地问题时，毛泽东说：“土地集体化是将来的事情，现在就是把土地分给没有土地的农民。目前农民的要求，不是一个公社，而是土地领有。 “在苏区没有失业的问题。高利贷和高利贷者均不允许存在。当铺完全取消了。禁止罂粟花种植和鸦片的购买、销售和吸食。在红色区域，侵吞公款和公行受贿，是要严厉惩办的。我自己算一个苏维埃的要人，但比一个红军兵士得到的少，每月只得到五元钱的津贴。” “在文化上，红军在占领一个地方后，马上开始组织民众学校，利用一切方法教人民读和写。我们在江西的扫除文盲工作上，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在陕西和甘肃也组织了一个扑灭文盲会，建立乡村学校。” 毛泽东还回答了“苏维埃目前的工业计划”、“对南京的外交政策的看法”等问题。 7月23日，毛泽东就斯诺提出的“关系”等六个问题，进行了回答。 1936年7月25日，毛泽东对斯诺讲完红军长征经过之后，说：党之所以不可战胜，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有人才，有一批革命的干部，他们才能非凡、忠勇双全。讲了朱德、王明、洛甫、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彭德怀、张国焘、徐向前等等。毛泽东绝口不谈自己，只抄录了自己的《长征》一诗，赠给了斯诺。 通过频繁的采访和接触，斯诺对毛泽东的兴趣越来越浓，想搜集了解他的个人历史，为其写传。一天，斯诺给毛泽东开列了一张关于他个人生平问题的单子。毛泽东不表态。斯诺竭力说服毛泽东：人们都想知道你是怎样的一个人。外边有许多关于你死亡的各种传说，有些人以为你能说流利的法语，有些人说你是一个无知的农民，又有消息说你是一个半死的肺结核病人，有的人则坚持认为你是一个狂热分子……你应该辟谣。 为了弄清楚毛泽东是否患有肺结核病，海德姆仔细的检查了毛泽东的身体后，高兴地说：“你的身体很好，特别是肺部没有问题，只是缺乏营养，工作劳累。” 斯诺说：“我要告诉全世界，毛泽东身体非常健康，让国民党制造的谣言彻底破产！” 第五章 来访的美国人 珍贵的照片 毛泽东建议斯诺和海德姆先到西部前线看看，返回志丹后，再谈个人生平。此次西行，由刚刚来到志丹城的黄华当翻译，李长林和胡金魁负责安全并陪同前往。黄华来陕北苏区时，向斯诺夫人尼姆借的钱还剩下15块大洋，装在裤兜里，丁零当啷地响，很累赘，就交给了林伯渠。林伯渠高兴地说：“谢谢，这是苏区金库的第一笔个人捐款。” 8月1日上午，工作人员送来了两套崭新的红军服装，两支自卫用的手枪，还牵来了两匹马。斯诺和海德姆兴奋地穿上了红军服，高兴地又说又笑。 斯诺问黄华：“看看，我像不像真正的红军？” 大家说：“像，太像了！” 斯诺举起右手，伸出两个指头，给大家敬了一个军礼。 顿时，在场的人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收拾妥当之后，斯诺和海德姆去毛泽东的住处告别。毛泽东正在窑洞门口若有所思地吸烟。上午的太阳照过来，身材高大、精神奕奕的毛泽东显得容光焕发、格外英武，斯诺以特有的新闻敏感，举起胸前的照相机，对准毛泽东，说：“主席，我给你照几张像吧！” 毛泽东抬头，笑了，用手理理长发，站稳了姿势。斯诺对好焦距，摁了快门，给毛泽东照了一张相。 斯诺发现毛泽东没有戴军帽，就说：“你戴上军帽，会更有神采的。” 毛泽东说：“我的军帽，很久都不戴了，不知道放哪里去了。” 斯诺说：“国民党说你是红头发、绿眼睛、长牙齿的魔鬼。你戴上红军帽，才好说明你是英俊的红军领袖。” 旁边的警卫员李长久兴奋起来，赶忙摘下自己的帽子，递给毛泽东，帽子太小，戴不上。毛泽东又戴了其他人的帽子，还是小。斯诺把自己头上的帽子摘下来递过去，毛泽东戴上还合适。就此，以红石窑洞为背景，斯诺为毛泽东照下了一张英俊而睿智的照片。这张照片，也是毛泽东在陕北时期最为满意的一张照片，长期以来在海内外广为流传。 斯诺和海德姆访问了吴起镇，参观了在土窑洞里开办的兵工厂、被服厂、鞋袜厂、制药厂和纺织学校。工厂里的车床、缝纫机、发电机等许多设备都是从长征带过来的。厂里的大多数工人来自上海、北平、广州、天津，都是技术过硬的技师，这让斯诺大为惊叹：他们即使缺乏社会主义工业的物质，却有社会主义工业的精神。 之后，斯诺和海德姆来到了豫旺堡前线，见到了西路军司令彭德怀、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政治委员聂荣臻和政治部主任朱瑞。前方指挥部组织了几千名红军，为斯诺和海德姆举行了欢迎大会，红一军团第四师的代表宣读了给美国朋友的热情洋溢的慰问信，红一军团的战士表演了队列、刺杀、射击、马术劈刀。斯诺见识到了正真的红军，拍下了大量的照片。在前线的日子里，斯诺和海德姆深入到战士和群众中采访，还遇到了陈赓、徐海东，一一进行了访谈。海德姆为了方便接近回民，给自己起了一个中西合璧的名字——马海德。马姓是回民中常有的姓氏，海德则保留了自己美国的姓氏。 1936年9月底，斯诺从前线回到了志丹。 毛泽东兑现了自己的诺言，用好几个不眠之夜，给斯诺讲述了自己的家族和少年求学，讲了江西红色根据地，讲了红军长征。不仅斯诺听得兴味盎然，贺子珍也一直关注着他们的谈话。 完成了对毛泽东的采访，斯诺又对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和红军将领进行采访。每天，他都能结识新的朋友，听到新的故事。在斯诺住处不远的地方，驻着一个新兵教导团，要么操练步伐，要么打球唱歌，有时候还演戏。每天晚上，住在营房或半山上的战士就朝山脚下唱歌，夜色中的志丹城回荡着嘹亮毛泽东与贺子珍在志丹的旧居的歌声。这段时间里，斯诺认为自己过着假日般的生活，要么在城外的大道上骑马，或是到周河里沐浴，或者去网球场打球。当时，城里有两个网球场，一个在博古家的隔壁，也就是外交部旁边，是个石子地球场；另一个在红军大学附近，是个草地球场。每天早晨，斯诺起床后，走出外交部的院子，同李德、蔡树藩、伍修权打球。蔡树藩和伍修权同李德讲俄语，斯诺同李德讲英语，四个人用三个国家的语言说话。 斯诺来志丹时，带了一副扑克牌，条胳膊的蔡树藩学的快，经常赢斯诺。呜哩哇啦，和打球一样十分的热闹。拿出来教蔡树藩玩“勒美”。失掉一领导人的夫人们知道后，斯诺的住处成了上层人物聚会场所。晚上，在油灯暗淡的光线里，周恩来夫人、博古夫人、凯丰夫人、邓发夫人、甚至毛泽东夫人，都兴致很高地聚在土炕上，热热闹闹地玩扑克牌。就连博古、张闻天、凯丰、李克农也被吸引到斯诺住处。用火柴梗当筹码，尽兴地玩扑克。有一个晚上，蔡树藩赢了博古12万元，要给红军买飞机，结果飞机也是火柴梗，大家笑成一片。 蔡树藩再三要求斯诺回到北平后，给他寄一条假臂；陆定一要斯诺把出售共产党的照片得来的钱为红军买成一队飞机；陷入情网的徐海东向斯诺要一对假牙……斯诺看到李德的窑洞外，挂了成串成串的香肠，极为羡慕，看报纸时读到一则制作蛋糕的简便方法，想起博古家里有长征带过来的可可粉，硬是要了四两，又从合作社搞到了面粉和糖，斯诺动手自己做蛋糕，结果巧克力蛋糕没有做成，又焦又粘，半生不熟，斯诺很惋惜自己浪费了一些好东西。 斯诺一走进陕北苏区，就不断的听到一个响亮的名字——刘志丹，这个“现代罗宾汉”式的人物和战友们创建了陕甘苏区，为中央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之后又牺牲在东征前线。在斯诺心里，刘志丹是个非凡的英雄，所以在《西行漫记》中这样写道：“在穷人中间，他的名字带来了希望，可是在地主和老财中间，他成了惩奸除恶的天鞭”。在志丹城，斯诺知道刘志丹的夫人同桂荣和6岁的女儿小贞娃（刘力贞）也住在这里，异常兴奋，特意要为她们照相。自从刘志丹牺牲后，中央和机关同志们特别照顾母女俩，中央机关定都志丹城的时候，也把她们带到了这里，安排在红石小院上方半山坡的石窑洞里。 她们的住处有一条小路，蜿蜒而下，就能到达小院。平时，同桂荣带着刘力贞下了小路，去街道上买点生活用品，要么被其他中央领导的夫人邀请，一边聊天一边帮助缝补衣服。这时候，小贞娃就一个人在院子里玩耍，常常和小红军战士捉迷藏。在志丹城，同桂荣就等于回到了老家，有不少的亲戚朋友带着土特产来看她们母女。同桂荣很大方，总是把亲戚朋友带来的食品送给身体虚弱的领导夫人们，所以，她和刘英、贺子珍、邓颖超等关系十分密切，姐妹称呼，生活上相互帮助。 当斯诺提出要为同桂荣母女拍照，小院里的警卫就朝山坡上喊叫几声，就真的通知到了。同桂荣拖着小贞娃从小路下来，看到美国人斯诺手里拿个照相机，知道怎么回事了，脸上露出了淳朴的羞涩和微笑。平时小贞娃穿着红军服、戴着军帽，几个红军战士还执意要为小贞娃再打扮一下。一个战士就摘下自己佩戴的盒子枪，挎在小贞娃身上，由于枪带太长，盒子枪拖在地下，觉着不合适，大家一片笑。有个战士认为戴着帽子照不出小贞娃的美丽，就建议摘下帽子照相，回窑里找来梳子，仔细地给小贞娃梳了一个漂亮的分头。在大家的赞许声里，斯诺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但是，斯诺大意了，他在《西行漫记》中把小贞娃写成了男孩。“在保安，我看到了他（刘志丹）的遗妻和孩子，一个6岁的美丽的小男孩。红军为他特地裁制了一套军服；他束着军官的皮带，帽檐上有颗红星。他得到那里人人的疼爱，像个小元帅一样，对他的‘土匪’父亲极感自豪。” 不久，从西安方面传来坏消息，国民党集中5个军的兵力，将对起新的进攻。而从志丹到西安只有洛川一个出口，如果东北军被调防，斯诺就很难返回了。前些日子，斯诺夫人尼姆赶到了西安，要来红都志丹采访，由于没有冲破封锁线，只得返回北平。面对多变的情况，斯诺焦虑不安，等待离开志丹的行程安排。 临行前夕的夜里，斯诺去向毛泽东辞行。毛泽东关切地说：你应该马上回去，要是蒋介石把门堵死了，你就回不去了。你的夫人也日夜为你担心呢。 斯诺说：你们让我自由地采访任何人，拍摄我所选择的任何镜头。你们给了我一切可能的合作。我向你和你的同志深表感谢！ 毛泽东对斯诺说：当别人谁都不来的时候，你是第一个冲破封锁，来苏区调查了解我们情况的外国记者，并将把事实公诸于世。你为中国人民做了件极大的好事，我们应该感谢你才是。 临别，毛泽东拿出几枚江西时期中华苏维埃政府铸造的银质钱币送给斯诺做留念；还取出一些红军长征前的旧照片交给斯诺。握着斯诺的手说：“我们已经是朋友了，希望你以后再来！” 警卫员提上马灯，领着斯诺向外交部走。转弯处，斯诺回首看到毛泽东依然站在窑洞门口频频挥手告别，一股热流涌上心头。 10月12日清晨9点，斯诺起程了。 志丹城里的许多红军官兵为斯诺送行。有个叫王东平的“山西娃娃”一直照顾着斯诺的生活，就要分别了，斯诺抚摸着王东平的头，把最后一张胶片给这个12岁的小红军照了像。接着，把照相机送给了喜欢摄影的陆定一。 我最后一次走过保安的大街，越是走近城门，越是感到恋恋不舍。人们从办公室伸出脑袋向我道别。我的扑克俱乐部成员全体出动来送行，有些“小鬼”陪我走到保安城墙根。我停下来给老徐和老谢拍照，他们像小学生那样互相搭着肩膀。只有毛泽东没有出现，他仍在睡觉。 “别忘了我的假臂！”蔡树藩叫道。 “别忘了我的照片！”陆定一提醒我。 “我们等着你的航空队！”杨尚昆笑道。 “给我送个老婆来！”李克农要求。 “把四两可可送回来！”博古责怪道。 我走过红军大学的时候，红军大学全体学员都坐在一棵大树下听洛甫作报告。他们都走了过来，和我握手，我嘴里喃喃地说了几句话。然后我转身蹬过溪流，向他们挥手告别，很快骑上马，跟着我的小旅队走了。我当时心里想，也许我是看到他们活着的最后一个外国人了。我心里感到很难过。我觉得我不是在回家，而是在离家。 在送行的人群里，也有马海德，他已经决定留在苏区参加中国革命，担任了中共中央军委卫生部顾问，在志丹城南30里的康家沟办起了红军医院。（1937年2月，马海德加人中国共产党；1940年农历除夕，他和中国女演员苏菲结婚；1950年，他成为第一个获得中国公民国籍的美国人；1988年10月3日逝世。） 胡金魁一直把斯诺送到洛川才分手。斯诺取下了自己的钢笔和手表送给胡金魁作纪念。 10月19日，斯诺进入东北军防地，由张学良将军派人护送到西安。10月底，斯诺悄悄回到了北平。他和夫人尼姆一起冲洗出了照片，连日赶写报道文章。这时候，外界传说斯诺已经被“赤匪”处决，有几家报纸刊登了斯诺在新疆遇害的消息，还有传教士说斯诺已经死在了甘肃等等，闹得满城风雨。当各路媒体知道斯诺安全回到北平的消息后，纷纷上门拜访，搞得斯诺夫妇无法安宁，只得去美国大使馆，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了苏区之行的主要事实。把一系列报道文章，交给英美各国报纸发表，并在远东的报纸上刊发。 斯诺以《毛泽东访问记》为题，把毛泽东关于个人经历的谈话，发表在1936年11月14日的《密勒氏评论报》上，配发了毛泽东头带红军帽的大幅照片，它像一枚巨型炸弹震动了中国，也震动了世界！ 国际新闻界对斯诺的独家新闻趋之若鹜，强烈反共的《每日先驱报》也刊登了斯诺采访苏区的一系列文章，并提升斯诺为该报驻远东首席记者；最保守的纽约《太阳报》、《时代报》、《大美晚报》、《星期六晚邮报》等报刊争先恐后地向斯诺约稿。从此，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红军队伍被世界各国政府刮目相看，也为中国抗日赢得了国际力量。 斯诺成了北平新闻界的中心人物，北平掀起了一股“苏区”热。人们纷纷请他演讲、发表谈话。要求放映他拍的电影，展示他拍的照片，介绍苏区的见闻和红军情况。王福时等爱国青年，将斯诺正在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的一些文章和书稿赶译成中文，加上1937年1月史沫特莱到延安对毛泽东的采访、韩蔚尔对四川红区的报道、廉臣（陈云化名）的长征亲历见闻记，于1937年4月以上海丁丑社名义秘密出版了《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此书印刷5000册，迅速传遍了中国大地，也被国民党政府列为禁书（后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在整理重印此书时，改名为《前西行漫记》，使之与《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北行漫记》成为一套丛书）。 斯诺访问西北苏区成功后，斯诺夫人尼姆再也坐不住了。这位不甘人后、争强好胜的女性，决意要采访斯诺没有见过的红军大人物，写一本堪与丈夫《红星照耀中国》相媲美的书。1937年4月下旬，尼姆和王福时结伴到达西安，住进了西京招待所。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部队被蒋介石调离西安，形势发生了变化，他们两人受到国民党军警的严密监视，尼姆通过陈翰伯与红军驻西安办事处联系，在一个夜晚，尼姆女扮男装，爬出窗户，潜逃而出。在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接应下，和王福时、陈翰伯一起辗转到达了延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亲切接见。尼姆在延安生活采访了4个月，除过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许多的红军将领外，还采访了蔡畅、康克清、刘英、贺子珍、李坚贞、李伯钊等许多的女性革命家。共写了27本日记，34个人的访问记录，拍了300多张照片。 1937年10月，斯诺报道中国共产党西北苏区的纪实性专著《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由伦敦戈兰茨公司首次出版。该书出版后立即在世界上引起巨大反响，第一年就再版五次，销售10万余册。不久，《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被译成俄、法、日、瑞典、德、意、西、葡、荷兰、印地、希伯来、哈萨克、塞尔维亚等多种文字，销售达到了百万册以上，传遍了全球。 1938年2月，《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在上海被译成中文由“复社”出版，考虑到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的联合统一战线，就将书名改为《西行漫记》。 而尼姆（海伦·福斯特），也先后出版了《续西行漫记》、、《延安采访记》、《中国劳工运动》、《革命生涯》、《中国之妇女》等著作。 1939年，斯诺以“工合”国际委员会代表和记者的身份，再次到达西北苏区，在延安同毛泽东进行了重要谈话。 1941年2月，斯诺离开中国，回到了阔别13年的美国，与妻子尼姆相会。 之后，中国的抗日战争越来越激烈。斯诺先后几次到印度、缅甸、伊朗、伊拉克、苏联和中国等地采访。1944年以后到波兰、法国、奥地利、德国、朝鲜、东南亚采访。专注于新闻事业的斯诺在1949年和尼姆（海伦·福斯特）离婚，与女演员洛伊斯·惠勒结婚。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的敌视势力十分猖獗，斯诺遭受政治歧视，身处逆境，依然关注中国，写作出版了《红色中国杂记》、《复始之旅》等书。1959年，斯诺携妻儿移居瑞士，住在日内瓦湖畔的乡间。1960年6月到11月，他作为美国《展望》杂志记者第一次访问了新中国，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会见了他。1964年10月到1965年1月，斯诺作为法国《新直言》周刊记者，第二次访问新中国；1970年8月到1971年2月，斯诺携夫人洛伊斯惠勒第三次访问新中国，参加了国庆大典，还和毛泽东进行重要谈话，就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来中国访问交换意见。1970年9月23日，在外交部黄华的陪同下，斯诺和夫人来到当年的红都志丹，受到全城群众的盛大欢迎，他特意与黄华站在毛泽东旧居前合影留念。 1971年秋天，斯诺卧床不起，查出患有胰腺癌，病情极为痛苦。他的夫人惠勒女士感到孤立无援，给丈夫的家人、她的亲戚、他们的住在世界各地的朋友写信，寻求帮助，期望挽救斯诺的生命。最后她给斯诺的好朋友、住在中国的马海德医生写了一封信，很快收到了马海德和周恩来的回信。1972年1月26日，大雪纷飞，马海德带着中国专家飞抵了日内瓦，来到斯诺家中，转达了中国政府、毛泽东、周恩来的问候，专家组给斯诺检查身体后，确认胰腺癌已到晚期，不适合接到中国治疗，就地把斯诺家改造成病房，细心护理、努力救治，每三天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一次斯诺的病情。 1972年2月15日，这位著名的新闻记者，在日内瓦湖畔的埃辛斯村家中去世，享年66岁。 按照斯诺的遗嘱，1973年10月将他的一半骨灰安葬在了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周恩来等领导人前来参加安葬仪式，邓颖超主持，廖承志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致了悼词。 斯诺的另一半骨灰在半年后，被安葬在美国纽约州的赫德森河畔。他最后未完成的、第十一部著作《漫长的革命》，经洛伊斯·惠勒整理后出版。 斯诺的前妻海伦·福斯特女士，一直为增进中美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贡献自己的力量，出版了8部著作，在中国政府的两次邀请下。1972年11月至1973年2月来到中国访问，会见了朱德，先后去了燕京大学以及曾居住过的上海、南京、广州，还专程到志丹县、延安、韶山等地访问。1978年，海伦·福斯特又一次访问中国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皆相继去世，她禁不住失声泣泪。1991年9月，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把首届“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授予海伦·福斯特女士；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给她颁发了“人民友好使者”荣誉称号。海伦女士在临终时，眼含热泪说：“我爱中国，希望中国越来越好。” 2007年9月，在海伦·福斯特诞辰100周年之际，美国海伦·斯诺研究会代表团专程到中国访问，于9月6日来到志丹县并进行了学术交流和研讨。 第六章 指挥三军会师 过雪山草地 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中革军委下达命令：将红二军团、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组建为红二方面军。中央政治局委员、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任弼时向张国焘要来了与中央联络的密电码，从此得以和中央直接通话。过去贺龙、任弼时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得知一些关于张国焘和中央分裂的消息，以为是国民党造谣，当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才知道红四方面军确实曾经闹过分裂。为了团结红四方面军，任弼时离开红二方面军，和朱德、张国焘一起随红四方面军北上。任弼时不停地找干部谈话，从团结的角度出发，进行沟通交流，感觉到分歧仍然存在，党内的矛盾需要得到解决。 1936年7月10日，任弼时给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发去一封长电，通报了二、四方面军的现状，特别指出： “我深切感觉党内团结一致，建立绝对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是万分迫切需要，而且是不能等待七次大会的。”并且任弼时说：他在征求张国焘、朱德同意的基础上，向中央诸同志提出六条建议，其中第一条是：在一、二、四方面军靠拢时，召开一次中央扩大会议，至少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一、二、四方面军主要干部参加，并要求国际派负责代表出席会议。议程应列有总结在五次反‘围剿’斗争之经验教训和讨论党的目前紧急任务，并产生党内和党外的统一集权的最高领导机关。 7月11日，张闻天以洛甫署名，在志丹给张国焘、任弼时、朱德致电，传达共产国际给中央的来电。特转国际书记处七月二日来电如下：中央书记处：国焘与中央书记处之争论内容我们不明白。我们想帮助你们解决这个问题。因此请将你们与国焘之主要争论之点详告。同时请转告国焘，把他与中央书记处所不同的意见告诉我们。在未接到你们报告以前，我们相信国焘一定能诚恳的与中央书记处一起，完成目前党在西北的伟大政治任务。 7月14日，张闻天以洛甫署名，在志丹复电任弼时：来电悉，已向国际请求批准召集六中全会，给予原则指示，同时派遣负责代表出席。关于开会之时间与地点，须侯国际回示及其出席代表到达，或确定到达日期之后才能决定。此会议自然应有全国的代表及红军的代表到会。会议的主要日程为检查五中全会以来的工作，及决定今后的政治任务。 7月上旬以来，红二、红四方面军按照既定的北上部署，分三路纵队向北前进。集结在四川炉霍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四军第十二师和独立师、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及方面军总部为中央纵队，由徐向前率领，向包座前进；集结在甘孜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十师和第十一师、第三十军第八十八师及第三十二军、红二方面军为左纵队，由朱德、张国焘率领，向包座、班佑前进；集结在四川绥靖、崇化地区的原红一方面军的第五军及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为右纵队，由董振堂率领，向毛儿盖、包座前进。 此次两军北上，要跨过茫茫草地。从甘孜到包座行程1000多公里，除了阿坝有居民外，其余地方都是一望无际的荒无人烟的大草地。 为了保证红二、红四方面军各部队顺利通过草地，许世友率领红四方面军骑兵师打前站，筹集到了两三万头牛羊和一大批粮食。 红四方面军已经是第三次过草地了，由于有了经验，下达命令，将筹集到的粮食炒熟后，携带在身上。时任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师长徐深吉回忆说：“第三次过草地，路程最远，是我最难忘的。那里处处是沼泽，遍地是水草，似河非河，似湖非湖，一片片，水汪汪。露营难得一块干燥的地方。草地的气候一日多变，一会儿骄阳似火，晒得浑身冒汗；一会儿倾盆大雨，夹带冰雹，衣服淋得透湿。昼夜温差大，露水多，夜晚多风，凉气逼人。由于衣服单薄，腹内少食，长时期缺乏营养，疲劳过度，身体虚弱，一遇到疾病就难以支持。能走出草地实在不容易啊！” 红二方面军是第一次过草地，部队专门做了几次动员，要求每个战士带上10天的干粮和准备的草鞋、帐篷、骡马。红四方面军为了能使兄弟部队顺利走过草地，特意把直属队所有驮运行李的牦牛留给红二方面军。当时在红二方面军政治部工作的颜金生回忆说：“最突出的、最棘手的是吃的问题。过草地没几天，战士们的粮袋差不多全空了。由于走在前面的部队已经滤过一遍野菜，二方面军进入草地时，只能吃草根。为了活着走出草地，战士们从先头部队丢下的牛骨头、牛蹄子、牛犄角中榨取最后可以食用的东西，有的战士吃力地掰开坚硬的骨头，剔着变了色的骨髓；有的战士刮着凝干的血块，还有的战士用刺刀一点一点挑着黄白色的胶原……” 茫茫大草地，其艰难超出了战士们的预料，那是生与死的考验，那是倒下与活着的炼狱。王恩茂在回忆过草地的情形时写到：“从阿坝到包座一路基本上都是水草地。通过水草地比通过旱草地更困难”。“草地的气候恶劣，一日数变，一会儿天晴，一会儿乌云满天，一会儿刮大风，一会儿下大雨，一会儿下大冰雹，有的冰雹像大碗那样大，有的人被冰雹砸伤了，有的骡马被打死了。草地这样恶劣的天气，我们白天行军还能勉强承受，但夜晚露营就很难过了，有不少体弱的同志经过草地长期露营经受不住风吹雨打的折磨而死去”；“我们部队有的人和骡马走错了路，就掉进了稀泥坑里而死亡”。 除了恶劣的天气和可怕的泥沼以外，当时对红军指战员的另外一个严重威胁，就是饥饿。在进入草地之初，每人每天还有三两青稞面粉，但不久就断了粮。红军指战员只好依靠挖野菜、草根充饥，有的误食毒菜、蘩草以后，全身浮肿，中毒身亡。到了后来，连野菜、草根也采不到了，甚至连皮带、枪带、皮鞋、马鞍也火烧水煮着吃了，有的甚至到牛粪里去拣那些牛没有消化的粮粒。 当时，面对死亡，战士们依然保持高昂的精神状态，传唱着《牛皮腰带歌》： 牛皮腰带三尺长，草地荒原好干粮。 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熟分外香。 一段用来煮野菜，一段用来熬鲜汤。 有汤有菜花样多，留下一段战友尝。 在后来1936年12月19的《二、六军团长征的政治工作总结报告》中，对过草地有这样的陈述：“……特别是后卫部队更困难（如六师），到阿坝后还饿死了十余人，沿途饿死的很不少，死尸的口里是含着草的。特别掉队失了联络的战士，受饿的更多。虽然动员了一点粮食临时救济他们，但终于未得到完满的解决，沿途烧牛羊骨头、牛皮吃的常可看到。……阿坝通包座路上有许多地方无野菜，或者很少，已被前头部队摘光了。所以最后几天既无粮食又无野菜，甚是很难支持下去。” 从甘孜到阿坝这一路，饿死、冻死、病死的就有750多人。从阿坝到包座饿死、冻死、病死的人就更多。 过草地的路途中，贺龙看到因为饥饿而浮肿的战士们，就下令把他的枣红马杀了，将马肉分给战士们吃。鼓励大家：咱们一起前进，闯过草地，就是胜利！ 除了饥饿、疾病造成红军减员外，还经常遭到敌人骑兵飘忽不定、出没无常的袭击。刚调任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参谋处长的郭鹏，到前边视察部队宿营地时，被隐蔽在草丛中的敌人骑兵开枪打中，战友们立即赶到，把他抬阿坝红军长征纪念碑回卫生部抢救，发现子弹还留在髋关节内，需要立即手术。郭鹏疼痛地躺在门板上，脸上流着冷汗，在没有麻药、没有消炎药品的情况下，医生们折腾了半夜，硬是把他髋关节里的锡弹取了出来。 任弼时随红四方面军北上的过程中，为党和红军的团结做了很多的工作，对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有重要作用。张国焘也说：任弼时不惜花很多时间，分别和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和我详谈，研究这个争执的症结所在。对于他这种热忱，我极为感动。 在红二、红四方面军迅速北上，中共中央从志丹不断给红二、红四方面军通报敌隋，介绍全国革命形势，鼓励他们战胜一切困难，团结前进。7月22日，中央在志丹县以“育英、洛甫、泽东、恩来、博古、德怀”署名致电朱德、张国煮、任弼时： （甲）目前陕甘宁为汤恩伯、杨虎城、高桂滋、高双成、张学良、何柱国、于学忠、马鸿逵各部共一百五十余团，在蒋介石命令压迫之下，向我进攻。毛炳文全部、马步芳一部亦被我吸引到甘北附近，企图先击破我再阻止你们北上。 （乙）我们正动员全部红军并苏区人民粉碎敌人之进攻，迎接你们北上。 （丙）二、四方面军以迅速出至甘南为有利。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时，即令一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击，消灭何柱国、毛炳文等部，取得三个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伟大的局面。 （丁）国际电台联络从六日起已畅通，望国焘兄将四方面军情形及意见电告，以便转达国际。④ 7月25日，张闻天在志丹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提示他们在四川、甘南方面做争取敌军工作： （甲）在四川方面进行统一战线极关重要，望派人到刘湘、孙震、邓锡侯等部去，杨森表示过去与朱德同志有良好关系，望朱写亲笔信派妥人送杨，对四川各部约以互不侵犯共同抗日讨卖国贼。 （乙）对甘南蒋系各部采取先礼后兵政策，先头派人致送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请求书，其坚决与我为敌者，则在反对拦阻粤军抗日去路的口号之下与之作战。王均、毛炳文两部朱德司令可多写信。 （丙）我们盼望你们早日北来，能于八月中旬到达甘南否？你们情况望随时见告。 鉴于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实际情况，7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朱德、关向应、贺龙、徐向前、王震、陈昌浩等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中共西北局的组成，出乎张国焘的意料，显然西北局不是直属于共产国际代表团，与中共中央平行的组织，而是归中共中央统一领导的下属组织。 7月27日，毛泽东、周恩来、杨尚昆致电彭德怀并转左权、聂荣臻、朱瑞、程子华、王首道、宋时轮、宋任穷、萧劲光、李富春、刘晓，指示在西面、东面、南面打击敌人。毛泽东还指示彭德怀：8月份休整队伍，增加兵员，到9月份同二、四方面军南北夹击敌人，夺取陕甘大道。 8月1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连续两次致电给朱德、张国焘、任弼时，通报国民党西北“剿总”兵力布防和封锁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路线的情况，建议“红二、红四方面军行动部署：四方面军到包座略作休息，宜迅速北进；二方面军随后跟进，到哈达铺后再大休息，以免敌人封锁岷西线，北出发生困难。” 当天，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给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复电： 我二、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对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和配合行动，一致兴奋，并准备牺牲一切，谋西北首先胜利奋斗到底。俟兵力稍集结后即向洮、岷、西固，约八月中旬主力可向天水、兰州大道出击。以消灭毛炳文、于学忠为目的，来配合你军。 8月3日，中革军委和红军总政治部通报各兵团：红二、红四方面军即将进入甘南，要求西方野战军各部队进行广泛动员，准备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到来。同时，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接八月一日电为之欣慰。团结一致，牺牲一切，实现西北抗日新局面的伟大任务，我们的心和你们的心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已将你们的来电通知全苏区红军，并号召他们以热烈的同志精神，准备一切条件欢迎你们，达到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 在红二、红四方面军相继走出草地所面临的敌我形势，西北局在四川包座的求吉寺召开会议，决定组织岷（州）、洮（州）、西（固）战役。8月5日，朱德总司令签发《岷洮西固战役计划》，就是“以迅雷手段在敌人主力尚未集中洮、岷之前，在运动战中大量的各个消灭敌人，先机取得洮、岷、西固地区，主力向天水、兰州方向进展，策应一方面军一致灭敌为目的。” 8月7日，张闻天致电任弼时： （甲）来电欣悉，已传阅各同志。 （乙）六中全会国际尚无回电，他们正在讨论中。 （丙）此间军委及总政治部已通令一方面军及各独立军师团营，一致以热烈的同志的精神欢迎二、四方面军，使三个方面军会合之后达到完全兄弟团结。 （丁）两广抗日发动之后，因余汉谋叛变袭占广州，陈济棠退香港，广西李（李宗仁）、白（白崇禧）尚在斗争中，并有组织国防政府说。党的工作在全国有发展，华北成绩较好。统一战线可得全国更大同情，在西北各部队中尚未普遍，然在某些部分已有了相当的关系。兄方过毛（国民党第三十七军军长毛炳文）、王（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王均）各部务多方派人游说。 （戊）一方面军主力组成西方野战军，两个月来占领定边、盐池、豫旺、环县四城，完成了创造西方根据地的初步任务，现正进行巩固工作，并整理部队，以备于适当时机配合二、四方面军南北夹击，夺取陕甘大道及其以北，扩大根据地。 （己）在陕北使用次要的红军与游击队，发展游击战争，保卫苏区，延川、安定、安塞、保安四城在我手中。在陕南是发展广大的游击区。 8月9日，红八十八师抢占腊子口天险后，接着红八十九师攻占大草滩、哈达铺，歼敌千余人，拉开了洮岷西战役。 第六章 指挥三军会师 三军大会师 9月14日，张浩（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拟作如下部署： 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8月31日，红一方面军的第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由豫旺堡、同心城、黑城镇地区出发南下，迅速控制了中宁至固原大道以西、海原以东地区。随后，经硝河城向南挺进，于9月14日占领将台堡和打拉池。红四方面军则加紧进行岷洮西战役，占领甘南广大地区。9月7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在哈达铺召开会议，制定陇南战役计划，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发布命令：“决乘甘陕敌人分兵据城的弱点，透过其封锁线打击成县、徽县、凤县、略阳、康县之敌而袭取之。建立临时根据地……配合一、四方面军行动，求得三个方面军会合。”②红二方面军将部队分为三个纵队；先后攻下成县，两当县城，徽县县城，康县县城，广泛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和武装，仅半个月时间，红二方面军就扩大红军2000多人，并筹集了大批物资。红二、红四方面军还协助地方党组织成立了两个省委：一个以岷县为中心，名中共甘肃省委：一个以成县、徽县为中心，名中共陕甘边省委，占领区域人口达到约80万。 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署名致电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陈绍禹（即王明），介绍了大体情况和存在的困难：“红军主力必须占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希望苏联方面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非多兵久驻之地”。目前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只有占领宁夏才能改变这一情况。 以南地区，与四方面军互相策应；由陕北派出游击支队至泾水以南活动，牵制胡宗南之侧后。在这一对于中国红军之发展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发动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行动中，三个方面军须用最大的努力与最密切的团结以赴之，并与甲军（指国民党东北军）取得密切的配合。 <small>（乙）我们的这一抗日前进阵地的会合，证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侵略是快要受到我们全民族最坚强的抗日先锋队的打击了；证明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抗日联军是有了坚强的支柱了；证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全国同胞是有了团结御侮的核心了；证明正在抗日前线的爱国工人、爱国农民、爱国学生、爱国军人、爱国记者、爱国商人，英勇的东北义勇军以及一切爱国志士是有了援助者与领导者了。总之，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在中国与日本抗争的国际火线上，在全国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了。 张国焘对红一方面军不能南下、只由红四方面军迎击胡宗南部，心生不满。在岷县三十里铺召开的西北局会议上，讨论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向时，政委陈昌浩和张国焘俩人的意见分歧很大。陈昌浩主张立即北上静、会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合，与敌决战。张国焘却主张西进甘西，认为红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红四方面军独自在西兰通道地区作战，十分不利。提出西渡黄河，进据古浪、红城子一带，伺机策应一方面军渡河，夺取宁夏，实现冬季打通苏联的计划。最终，陈昌浩的意见得到与会多数人的支持，张国焘的意见被否决。 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上，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在当前一瞬间，则拒止胡军把一、四两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一环。时机迫促，稍纵即逝，千祈留意，至祷至盼。 随之，中共中央提出了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并于8月12日以张闻天、林育英、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彭德怀、凯丰、毛泽东名义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建议“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有配合甲军（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由此任务之执行以配合并推动全国各派统一战线，达到大规模抗日战争之目的。”电报还提出红二、四方面军如何与一方面军具体配合实现西北新局面的军事部署。10月份三个方面军在甘北会合，准备进攻宁夏；12月起，三个方面军中，以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苏区，以两个方面军乘冰期渡黄河，占宁夏，完成打通苏联任务，并为出兵绥远作准备。 班首长及全体红色战士同志们： <small>（甲）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好了举行对于中国新的大规模的进攻，我们有五千余年光荣历史的中华民族，处在空前未有的危急存亡地位的时候，我民族革命战争的先锋队第一、第二、第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境内会合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谨以热烈的敬意与欢跃的贺忱，致之于我们的民族英雄与红军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张国焘同志、周恩来同志、彭德怀同志、林彪同志、徐向前同志、陈昌浩同志、贺龙同志、任弼时同志、王稼祥同志、刘伯承同志、叶剑英同志、萧克同志、徐海东同志之前；敬之于各军军长同志、政委同志、各师师长同志、政委同志、各团团长同志、政委同志之前；致之于各级参谋机关首长之前；致之于各级政治机关首长之前；致之于全体红色军事政治指挥员、战斗员全体光荣的民族英雄之前。 按照聂荣臻政委的指示，10月22日，我率一连将3万块现洋，1000双布鞋，300套棉衣，50件皮大衣，500匹土布及200只羊、50头猪送到将台堡交给二方面军首长。……贺老总连声说：“好！好！多年来盼望见到中央红军，今天终于实现了。一方面军生活也很艰苦，还给我们送来这么多东西，太感谢你们了！” 张国焘来了劲头，指着地图，边讲边比划。大意是说，四方面军北上静会地区，面临西兰通道，与敌决战不利，陕甘北地瘠民穷，不便大部队解决就粮问题，如果转移到河西兰州以北地带，情形会好得多。从军事观点看来，我们觉得张国焘的意见，并非没有道理。于是，当场制定了具体行动部署：四方面军以一个军从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立脚点；以一个军暂在黄河渡口附近活动，吸引和牵制青海的马步芳敌；以两个军继续布于漳县、岷州地带，吸引胡宗南部南下，而后这三个军再渡河北进。主力出靖远、中卫方向，配合一方面军西渡黄河，共取宁夏。这个方案一是避免了在不利地区同敌人决战；二是吸引胡敌南向，减轻了对一方面军的压力；三是并不违背中央关于两军先取宁夏、后取甘西的战略企图；四是便于解决四方面军的吃粮问题。部署既定，张国焘即电告朱德、陈昌浩，要他们来漳县会商。同时，令部队调动，准备从循化地区渡河。④ 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的“双十节”国庆，国民党的主要报纸在醒目位置刊登“全国各地均举行民国成立25周年庆祝典礼”活动的消息。但是，这一天的傍晚，甘肃会宁镇文庙前的广场上却举行了共产党领导的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庆祝大会。木板搭建的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庆祝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联欢大会”的红布横幅。主席台两边挂着几盏大油灯，坐在主席台上的两军领导人先后讲话，会场上不断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宣读了当天来自京都志丹的通电： 9月26日，中共中央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毛泽东复电朱德、张国焘，不同意红四方面军西进方案。同时致电红二方面军任弼时、贺龙、刘伯承，重点指出：北上计划有利，西进将被限制于青海一角，担心以后行动困难，而且妨碍了宁夏计划。 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虽远在山大沟深的志丹县城，却胸怀大局、放眼世界，根据新的抗战局面，于8月10日，由张闻天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作了专题报告，指出：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北上，对于打通苏联，保卫苏区，统一红军领导，都有很大意义，应极力欢迎红二、四方面军，并使他们完全在中央的领导之下。目前，民众抗日已经冲破蒋介石的压迫，但是还没有冲破蒋介石的最高界限，即还没有实现民主。“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现在已不合适，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蒋介石政府是统战的主要对手，进一步联合东北军，发展抗日新局面。同时要注意提高对同盟者的警惕性，保持党的独立性。会议一致同意报告和结论，决定公开发表宣言，专门给蒋介石写一封信。 这时候，先行踏察行军路线的徐向前在洮州，从老乡谈话中知道，黄河对岸进入大雪封山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将情况及时告知了朱德和张国焘，无疑西进计划难以实现，张国焘只好同意北上，9月29日，红四方面军重新下达了北进的命令。9月30日，红四方面军4万多人，分五路纵队向静宁、会宁方向快速推进。中央知道红四方面军北进的消息后，立即命令彭德怀安排兵力策应红四方面军。红一方面军红七十三师以一部向静宁前进；红十五军团独立支队袭击占领会宁县城，红一军团两个师、红七十三师主力又在会宁县城外打退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师纪念馆反扑的国民党敌军，把会宁牢牢控制在手中。 10月5日，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占领通渭城。10月7日，第四军先头部队在会宁的青江驿与红一方面军的红七十三师会合。10月9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率领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直属队进入会宁城。专门留在这里迎候红四方面军的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陈赓，热情地欢迎朱德和张国焘等人。 当时担任红四方面军直属纵队司令兼四局局长的杜义德，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晚7时，一、二方面军指战员在镇西北河滩开阔地集会，召开庆祝会师联欢大会。兴隆镇及附近村庄的群众也赶来参加，会场上挤满了四五千人。黄寿发团长首先致词热烈欢迎二方面军胜利北上，并简要地汇报了一方面军东征、西征取得的胜利。彭绍辉参谋长讲话介绍了二方面军在长征中的艰苦战斗历程。 备冬季打通苏联。（四）发展甘南作为战略根据地之一，同时巩固与发展陕南苏区，使之成为另一战略根据地，与陕北、甘北相呼应。（五）迫使胡宗南部停止于甘肃以东。”④ 朱德接到电报后大吃一惊，没想到张国焘会这么固执，当即在9月22日凌晨给张国焘复电，竭力劝阻张国焘不要改变行动方向，否则就失去静、会战役良机。张国焘的军事变故，牵扯大局，朱德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中共中央，并通报给了红二方面军。9月23日，在漳县三岔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会议上，朱德继续坚持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合的主张。但这次会议否决了北上的意见，决定西进，还将这一结果报告中央。随后，徐向前即带先头部队向洮州出发、调查行军路线。其他部队奉命迅速筹足8天干粮，待命行动。 同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中央明令已下，请速令通渭部队仍回占通渭，其余跟即北上。” 在此期间，在志丹的中央领导人两次致电红四、红二方面军领导人，反复强调：对过去与张国焘之间的争论应该一概不谈。集中全力与团结内部，执行当前的军事政治任务。提出：第一步应集合三个方面军于静宁、会宁、定西一线及其南北，打击敌人，粉碎隔断红军的企图；第二步以两个方面军占领宁夏，以一个方面军控制胡宗南部队；第三步在占领宁夏之后，可得远方帮助，处于有利地位，再分兵夺取甘西、绥远等地较为容易。这是西北大计。 红二方面军的长征，比红一、红四方面军晚，但是损失最大。从1935 11月19日南下湘中开始，至1936年10月22日在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止，历时11个月，行程8000余公里，转战湘、黔、滇、康、川、青、甘、陕八省，进行大小战斗110多次，攻克城市39座，战胜了数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终于取得了胜利。 10月9日上午，碧空万里，阳光和煦，会宁城门楼前扎起了彩门，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夹道欢迎的人群，有部队，有群众，气氛非常热烈。我们自南门进入会宁城。会宁城内，万象更新，标语、人群、欢声笑语，使这座偏僻的小山城空前的热闹起来。与一方面军的部队会合了。多么激动人心的会师啊！ 10月21日，红二方面军到达甘肃、宁夏交界处静宁一带，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从老君坡来到平峰镇，与红一军团负责人会合。而红六军团模范师到达兴隆镇，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陈赓带领党政军及当地群众1000多人，排出三里多的欢迎长队，敲锣打鼓，放鞭炮，喊口号，迎接二方面军的到来，并且杀猪宰羊，热情慰劳。 10月16日，红二方面军赶到了六盘山脚下，后面有敌人追击，前面有敌人大军堵截，天上的敌机还在轰炸，骄狂的敌人甚至送来恐吓信，声称要在几小时内把红军消灭在六盘山下。此时，红军只有1000多人，要对付两个军的敌人，可谓凶多吉少。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英勇的红军血战两天两夜，向北夺路突围，冲破了敌人优势兵力的围歼。但是，数千名红军战士永远牺牲在了这次转移突围的路上。贺龙回忆说：“我们原来估计四方面军不会走的（指四方面军西进），那时我们给中央发了电报，早（向北）走两天就好了，不会这样狼狈，六军团也遭不到侧击。四方面军一撤，敌人就围拢来了，急行军掉了几千人。……部队搞得稀烂，后勤都搞完了。” 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在志丹的石窑洞里召开会议，慎重地进行了讨论。 在二、四方面军基本完成洮岷西战役后，考虑到蒋介石增调胡宗南部队进入甘肃实施“围剿”红军，所以，中共中央就进一步巩固陕南、陕北、甘北根据地，对红军的军事行动及时部署。8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联名发布了《关于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及红二、四方面军任务的训令》。《训令》规定：在九至十一月，我二、四方面军的任务是在甘南活动，消灭毛炳文、王均部，发展苏区，准备冬季新的行动。我西方野战军九至十一月的任务是，消灭二马部队于运动战中，在不付过大代价条件下，克服若干必要的城寨，占领海原、打拉池、同心城及其以北地区；从发动回民群众斗争之中，争取回民大量加入主力红军；发展西北苏区，保障定边、盐池、豫旺苏区，策应红二、四方面军作战。 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域，从靖远渡河；一方面军跟即渡河或合力先取宁夏，或分途并取宁夏、甘西。二方面军仍在外翼制敌，则万无一失。 第六章 指挥三军会师 山城堡战役 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集结会师的趋势，让蒋介石恼羞成怒，快速调动几十万国民党军队，亲自部署军事上的大规模“围剿”。首先是组织“通渭会战”，指令胡宗南部、王均部、关麟征部、毛炳文部、东北军于学忠部、王以哲部、董英斌部，向西兰大道地区集结，打击红军主力，堵截红军西渡黄河，确保河西地带安全。其次是集中大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在100架新式战斗轰炸机配合下，企图将红军主力压迫至黄河以东、西兰大道以北地区，予以全部消灭。 对于蒋介石的“通渭会战”计划，张学良及时通报给了定都在志丹的中共领导人。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及时征求各方面军领导人的意见后，于10月11日及时向全军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决定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要求在11月10日前做好休整训练，完成进攻宁夏的各项准备：四方面军以一个军迅速造船，选择渡河地点，准备渡黄河进入宁夏。攻打宁夏部队以红一方面军的西方野战军和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组成。红二方面军等部组成对南面国民党军的防御部队。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朱德、张国焘分别以红军总司令、总政治委员名义，组织指挥三个方面军的军事行动。 《十月份作战纲领》发布后，红四方面军总部确定：由李先念的红三十军在靖远一带秘密造船，侦察渡河点，筹办渡河事宜；红九军随之迅速跟进；红四、红五、红三十一军沿会宁、通渭、静宁一线，形成梯次，抗击国民党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关麟征等部的进攻； 10月16日，蒋介石下达“进剿”命令。10月21日，胡宗南部、毛炳文部、王均部组成三角，直扑红四方面军主力。 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督促东北军、西北军参战。 这一天，西北战事异常激烈，红五军在会宁一带激战两昼夜，遭到7架敌机的轰炸，伤亡800多人，副军长罗南辉在华家岭战斗中牺牲。国民党其他部队借助飞机优势，凶猛推进。红四方面军在长征结束之时还没有得到休整，面对国民党重兵进攻，只能疲惫迎战，拼力相搏，几番交锋，防线失守，军事形势十分严峻。 10月23日，朱德、张国焘率红军总部和彭德怀率领的西方野战军总部在打拉池会合，商讨宁夏战役的部署。随之，朱德、张国焘电令红三十军首先渡河，红九军跟进，打开河西战局，策应红一方面军；当晚，红三十军先头部队开始渡河，因为事先未侦察清楚河道情况，渡船遇到浅滩受阻。25日凌晨，红三十军在虎豹口偷渡成功，突破黄河天险，后续部队立即抢渡，并迅速摧毁马家军沿河防线，控制了上百里的沿河地带。 10月25日，中革军委致电红军总部和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提出了具体部署，特别指出：“根据敌向打拉池追击及三十军已渡黄河的情况，我们以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中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我处南北两敌之间，北面作战带阵地战性质，需要准备至两个月时间，不停止南敌，将使尔后处于不利地位。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向北。并部署了作战行动。” 10月26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等46人联名发出《红军将领给蒋总司令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要求：“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并与红军携手共赴国防前线，努力杀贼，保卫国土，驱逐日寇，收复失地。”并提出：“不论诸先生派代表进来，或要求我们派代表出去，或即在前线上谈判，我们都愿接受。只要内战一停，合作门径一开，一切谈判都将要在抗战的最高原则之下求得解决。” 也是这天，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一）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二）目前以打胡敌、取定远营两着为最重要。（三）三十军占领永登是对的。九军必须占定远营，这是接物攻宁的战略枢纽，不应以一方面军去占，不便利，又失时机。（四）四、五、三十一军，二方面军，应以打胡为中心，仅抗击不够，打法可采诱敌深入。（五）一方面军速集结同心城休息。” 这时，胡宗南第一军先头已进至硝河城地区，向海原、打拉池出动。王均和毛炳文部队也快速推进。这时，蒋介石接连看到西部前线的胜利捷报，以为红军已经在围剿中溃不成军，正慌忙向西撤退，恰是完全消灭红军的好机会。于是，命令各部疾进，乘胜追剿。 中革军委为了阻止南线敌人的猛烈追打，加强三个方面军的协同作战，在10月28日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任参谋长，准备组织海（原）打（拉池）战役，重点打击蒋之嫡系胡宗南部。10月30日，彭德怀下达了《海打战役计划》，意在遏制和击破胡宗南部的进攻，为宁夏战役创造条件。可是，担任重要作战任务的红四方面军的三个军，由于敌军阻挡，无法按时到达指定位置，使红一方面军主力右翼暴露在敌人面前。在此情况下，中革军委不得不放弃海打战役计划。 11月1日，前敌总指挥部迅速作出了夺取宁夏计划的新部署。然而，敌人大军推进，打通了增援宁夏的通路，加之河东红军主力与河西徐向前、陈昌浩指挥的3个军联络被隔断，导致宁夏战役计划也无法执行。 11月8日，中共中央根据战局新情况，提出了新的战略计划设想，主要内容是：三个方面军主力11月份继续在现地区作战，并以一部兵力佯示红军欲渡黄河，引敌北进。到12月，红一方面军主力、红二方面军组成南路军；以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一军组成北路军，分别经陇东进陕西，于适当时机再渡河入晋，寻求直接对日作战，或在晋、冀、鲁、豫、皖、鄂、陕、甘等省机动作战，扩大党的政治影响，扩大红军，争取同南京政府订立共同抗日协定。徐向前、陈昌浩指挥的部队组成西路军，在河西创立根据地，以一年时间打通与苏联的路线。（后来，西路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由于敌众我寡，大部分红军指战员牺牲在河西走廊。） 这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第一军，凭借武器精良，非常骄狂，蔑视红军实力，孤军深入，以三路向豫旺县进攻。对此，彭德怀暗喜，抓到了消灭胡宗南部的新战机，向中革军委建议在豫旺、洪德城间消灭敌军。 连续几天，毛泽东在京都志丹吃睡不安，时刻关注着红军对抗国民党大军的情势，从各方面得到胡宗南部孤军突进，心中一亮，结合彭德怀的军事建议，11月15日就一、二、四方面军集结准备对胡宗南部作战问题，两次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指出：“蒋介石仍坚决打红军，与南京妥协一时难成，我们应坚决粉碎其进攻。”“目前两三天内，四方面军即在甜水堡、保牛堡集结，二方面军在毛居井及以北集结，一方面军在环县西集结，各兵团鼓动作战准备，胡敌东进时消灭之。”① 11月16日，中革军委向红军各级军政领导人发出指示，要求立即进行政治动员，使广大指战员明白这一战役的重大意义。 “甲、敌既继续向我进攻，目前中心是打破敌之进攻，然后才能开展局面，才有利统一战线，否则敌以为我可欺，不但局面不能开展，与南京之统一战线也是不可能的。乙、我有打破敌人之许多有利条件，敌情、地形、群众等方面，都有利我作战，粮食困难是敌我共同的。丙、一切具体布置及作战行动，各兵团首长绝对服从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之命令，军委及总部不直接指挥个兵团，以便适合情况不影响时机地战胜敌人。” 11月17日，胡宗南部队分三路向定边、盐池前进。敌人中路第二旅在萌城以西遭到四方面军的红四、红三十一军的伏击，死伤600多人。 11月18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张国焘：“四军萌城抗战甚为得力，请鼓励其继续抓紧阻止该敌，以利一方面军与三十一军之突围”。现胡军已露疲惫，兵力又颇分散，一战而胜前途大佳，“只有战胜胡军才便开展局面。” 同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周恩来、彭德怀、贺龙、任弼时联名下达《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动员令》，强调：各首长务须以最坚决的决心，最负责的忠实与最吃苦耐劳的意志去执行。“……当前的这一个战争，关系于苏维埃，关系于中国，都是非常之大的，而敌人的弱点我们的优点又都是很多的。我们一定要不怕疲劳，要勇敢冲锋，多捉俘虏，多缴枪炮，粉碎这一进攻，开展新的局面。” 山城堡位于洪德城和甜水堡中间，梁峁起伏，沟壑纵横，地形复杂，有利于设伏歼敌。此时，红军三大主力已经移动到山城堡一带，做好了打击来犯之敌的准备。 之前，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曾致电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十七路军总参议杜斌丞，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以及张学良等高级将领，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主张，加之，秘密的统战关系，所以王以哲部，张学良部分别盘桓于豫旺堡以东、庆阳以南数日，为红军的山城堡围打胡宗南部提供了有利战机。 至此，歼灭胡宗南部队的时机已经成熟了。第一，山城堡地区地形复杂，土寨众多，便于我军运动、集结、隐蔽和埋伏，而且我军已占领有利地形，敌人进入我三面伏击圈内；第二，敌人到达山城堡的头一天，急行军200余里，疲惫不堪，战斗力大大减弱；第三，敌人刚到山城堡，防御工事是匆匆忙忙修起来的，很不坚固，容易被我军突破；第四，敌人先头部队孤军深入，与后续部队相距较远，一时支援不上；第五，我军在战役上占了绝对优势，有把握消灭敌人。 受中共中央所派，周恩来于11月18日抵达西部前线，慰问红二、红四方面军，并和两个方面军的领导人会见。别后重逢，格外热情。同时共同制定山城堡战役，围歼胡宗南部右路的第七十八师。遂将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红三十一军部署在指定位置，隐蔽埋伏。红四军主力、红二方面军主力分别在山城堡与洪德城之间策应各方；敌机白天侦察时，没有发现红军的作战动机。胡宗南认为红军不堪一击，已经向盐池方向撤退了，命令所部向盐池方向开进。11月20日，胡宗南右路第七十八师进占山城堡一带，还派出两个侦察连沿山城堡至洪德城大道运动，遭红一军团一部的有力伏击，损伤很大。 此时，敌第七十八师已钻人红军预先布置好的“口袋”。 11月21日黄昏，围歼战打响了。红军先截断敌人西逃的退路，然后从东、南、北三个方向朝敌人展开猛烈攻击，红一军团第一师接连组织两次冲锋都没有突破敌人阵地，直到在红四师的重机枪掩护下，才一举成功，在漆黑的夜晚，红军战士十分勇猛，一手提刀，一手向前摸，只要摸着帽徽有个“圆疤疤”，顺手就是一刀。胡宗南的精锐部队，碰上惯于打夜战的红军，发挥不了打阵地战的优势，机枪大炮又发挥不了作用，阵容大乱，溃散奔逃。 到第二天上午，战事基本结束。红军将敌第七十八师第二三二旅及第二三四旅的2个团全部歼灭。同时，胡宗南派向盐池方向进攻的另外几个师被红二十八军击溃，迫使胡宗南部全线退至大水坑、萌城、甜水堡及其以西地区，从而停止了其对红军的进攻。 山城堡大捷的消息传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于当日立即发表通令，将红军在山城堡打的第一个胜仗，消灭胡宗南部1个多旅的消息通告全体红军将士、全苏区人民，指出：“这个胜利是粉碎蒋介石全部进攻的开始”。并号召：“我全体红军战士要更加团结起来，吃苦耐劳，执行命令，勇敢作战。我全苏区人民要帮助红军输送粮食，转运伤兵，搬运胜利品。白军来时，用坚壁清野对付之。为保卫抗日根据地而战，为扩大抗日根据地而战，为消灭全部进攻之敌而战。” 山城堡战役是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相互配合作战，取得的第一次重大的军事胜利，也是长征胜利结束的最后一仗。这一仗挫败了蒋介石的军事图谋，使国民党军从此基本停止了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进攻，巩固了陕甘宁根据地。 第六章 指挥三军会师 领袖相会红都 山城堡战役后，朱德、张国焘和周恩来率司令部直属机关、让四方面军的红军大学高级科学员，一起向京都志丹而去。 中共中央对朱德、张国焘的到来极为重视。11月30日，阴云四合，沙尘飞扬。吃过早饭，中央机关、红大学员、警卫部队排了整齐的队伍，到志丹城北门等候。由于大家衣衫单薄，在寒风里冷得瑟瑟发抖，只好在原地跺脚搓手。一会儿通讯兵传消息说，朱司令和张政委下午两三点钟才能到，大家又整队，返回志丹城。中午过后，天放晴了，也暖和了，重又去北门迎接。 北门外的树上、墙上、窑屋上，到处贴着红色的欢迎标语，还布置了一个临时讲话台。尤其是红大学员和机关同志分外亢奋，排着整齐的队列，举着一面面红旗，还特意组织了锣鼓队。四周则是接到通知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群众，站成了黑压压、喜洋洋的三里多长的欢迎的队伍，从城北一直排列到中央机关驻扎的炮楼山下。 当年的军委机要秘书童小鹏在日记写道： “朱、张两总今日即入京，每一个人都带着很热烈的希望，望他们早些到来。想早点看看在藏民区艰苦奋斗一年多的他们的面容消瘦几多？想早点看到中国革命的领袖们的姿态是肥是瘦、是高是矮？尤其希望他们早点到来，使党与红军的指挥更求得统一与团结。更能集中了，争取大的胜利，开展新的局面，是更加有保证了！” 下午3时多，远处飞起尘土，十数匹马跑来，报告“两总”即刻到来。大家正在张望时，山弯处就出现了队伍，浩浩荡荡的，有数千人，他们步子加快了，越走越近。尽管他们衣服单旧，身体消瘦，脸上却是无比的激动和欢喜。“两总”走在队伍的前头，不停地向大家挥手致意，人群欢呼起来、雀跃起来。瞬间，锣鼓大镲热烈地敲响了欢迎的节奏，几十面红旗在战士手中尽情地挥舞。 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等在京都的中央领导满面春风走上前，热情地和“两总”握手、拥抱、问候。人群里的口号声此起彼伏，雷鸣般响彻四野，“欢迎总司令、总政委”、“红军万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人们热烈鼓掌，把最衷心的感情表达给“两总”和战友们。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保安（志丹）的红军学校校长林彪率学生队伍到郊外迎接我们，毛泽东等中共中央要人也和在懋功初会时一样，站在学生们行列的前面迎候。在一个预先布置好的讲台上，我们都发表演说，互致祝贺。我的演词是强调对外抗日对内团结。” 毛泽东走上临时讲话台说：四方面军这一年，多吃了些苦，多爬了些山，革命的道路不是一点弯子也没有啊！红四方面军也是党领导的部队，今后中央还要尽可能多派一些同志去工作，和你们团结在一起，共同进步。朱德、博古也先后走上会台，发表了演讲。之后，中央领导人走在向夹道欢迎的人群中间，一起向城内而去。 12月1日又是个阴天，北风大作。吃过早饭后，红大学员和各机关又到城外，唱着歌儿，喊着口号，迎来了四方面军总部的直属部队。一见面，大家就无比亲切，相互握手问候。 童小鹏在他的日记中写道：12月2日，今天是总部直属队来到，约数百人。听他们说起在藏民区的艰苦，真使我们伸舌，回想我们去年在藏民区认为最苦的生活还不及他们的十分之一呢！尤其可敬可佩的五军，连吃数月的树皮野草，更是使人听了生出无限的感情来。同时还说到一些同志的被屈被诬及许多痛心事，真要啜泣！机会主义者使革命的损失，真不知要如何算账？该杀的王八蛋！ 中共中央欢迎“两总”大会在12月6日隆重召开，这天是星期天，中午过后，几千人聚集在了龙王庙戏楼前的广场上。戏楼就是主席台，插了几十面红旗，悬挂了横幅，红一方面军的红军大学的学员们率先唱歌，再是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大学的学员们唱歌，气氛欢快而热烈。当中央领导人和朱德、张国焘走上台后，人群里响起了雄壮的口号声：“红军万岁”、“团结抗日，收复河山”。欢迎大会开始后，张闻天、朱德、张国焘、周恩来、博古、毛泽东先后讲话，尤其是朱德总司令的讲话让红军战士和机关同志分外激动，会场上响起一阵又一阵掌声。 《红色中华》报在1936年12月8日的一版头条上，刊发了标题为“欢迎红军领袖”的文章： 我们以最大的热情和欢呼，迎接我们的朱德总司令和张总政委，全苏区的群众、全中国的抗日人民都在欢呼，都在庆祝！这是党中央的胜利，是中国革命史上划下崭新一页的胜利。 我们可以想象到敌人——日本强盗和卖国汉奸们是如何的张皇失措，梦想着破坏我们的团结，用尽了苦心和诡计，使尽了可以想象的卑鄙手段。今日三方面主力红军都已团结得如铁一样了，三大主力红军在一个意志、一个统帅底下步伐整齐的行动着，任何破坏红军团结的阴谋都不能丝毫奏效的，我们胜利了，我们在中央胜利的路线底下迎接我们的领袖。 绥远的人民在万分痛苦中，注视着我们，全国的人民都以无限的热望，注视着我们迎接革命的领袖后的每一步行动，我们就应该大家努力，将铁的团结更使之像钢一样的巩固紧密起来，互相的加紧学习，互相的团结友爱，为着驱逐日寇，为着争取民主共和国奋斗到底。 让我们心中更高燃起的欢悦和兴奋的火焰，永久燃烧下去。在迎接我们的领袖中，我们大家来下决心，一切工作加上马力，一切事业加上速度，让我们一切都永远如看见今天朱总司令和张总政委时候的兴奋起来。 我们相信，我们的领袖都如此希望我们。同时牢记着：全国抗日人民都如此地希望我们！ 欢迎艰苦奋斗北上抗日的朱总司令张总政委！ 一、二、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紧密的团结起来！ 党中央路线胜利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这期《红色中华》报的第二版，的消息：刊发了题为“欢迎朱张的盛大联欢会” 十二月六日，在志丹城举行了非常热烈的欢迎朱总司令和张总政委的大会。下午二时，会场上都已经排满三千多群众。一律穿蓝灰色军服的红大学员很整齐地排列在正中，各机关的工作人员像厚墙似的围绕在两旁。大约二时半，朱总司令、张总政委随步到会场，全会场立即肃静立正，向我们的领袖致敬。 在训词中，朱总司令指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应该拥护中央路线和拥护群众利益，还要担负当前的历史任务，大家要加紧学习。随后张总政委、毛主席、博古主席都先后有训词，都着重的解释学习的必要。 人民剧社表演了团体交际舞，网球舞，一、二、四方面军会合的活报（剧）等等。大家都兴高采烈，在每一幕间断时大家唱歌，有唱外国歌的，有唱山歌土调的，连美国同志马海德都来唱美国歌。散会时，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我是永远不会忘记今天的。” 12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扩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以毛泽东等23人为委员；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等七人组成中央革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以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同时任命刘伯承为总参谋长，叶剑英为副总参谋长；王稼祥为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副主任。 至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的领导集体在京都志丹诞生了，三个方面军接受军委的统一领导，告别了曾经发生的不愉快，将团结起来开始新的奋斗。 来到京都志丹的朱德和张国焘心态差异很大。朱德很乐观，自然地融人到京都新的环境里，他在欢迎大会的第二天，就携着书本去红军大学听课，和同学们热烈地讨论问题，并和学员们打球，虽然50岁的年纪了，却有着青年般的活力，博得球场边上的观众连连叫好。 张国焘的心情很复杂，他在《我的回忆》中写道： ……保安是我所见到的县城中最荒凉的一个，它的规模不及长江下游的一个集镇，而且经过历年的天灾人祸，房屋多已倒塌，我们来后立即发生房屋不敷分配的现象；我和朱德都分得了山边的一个窑洞，与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博古）、王稼祥、林伯渠等结邻而居。这些窑洞的前面，原有一条由商店住房所组成的街道，但那时房屋已是荡然无存。在废墟之上，已种满了各形各色的菜蔬。总司令部人员就只有各按工作单位性质，分别挤住在同类的机关里。我们所带来的红军学校的学生，就合并在林彪所主持的红军学校里。 （张闻天）曾向我表示这些事（与张学良合作抗日）都由毛泽东、周恩来两同志来处理，前者在后面策划，后者在外奔走，并说“老毛懂得旧社会旁门左道的那一套，让他去干罢！”张闻天说这些话，可能有多方面的意义，其中之一也许是暗示我不要去干预“老毛”所管的事。 ……我的心情当然是不愉快的，别人也不多理会。在毛泽东所住的窑洞内，每日都有谈话会，大家都避谈往事。 一直平静的志丹，在12月9日遇到了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平时飞机来了只是侦察，这天却来了两架飞机，盘旋着掷炸弹，大部分落在山上，连番轰轰隆隆爆炸声后，掀起漫天的黄尘，有一颗炸弹落在柳树坪红军大学二科住处，二队队长不幸牺牲。接着飞机向志丹城飞来，掷下的一颗炸弹落在贸易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把城里所有窗户纸都给震破了。 谁也没有想到，三天后，国民党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第七章 “统战”赢取主动 “统战”东北军 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面临军事上的围困，情势十分不利。当时，国民党在山西太原成立了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调集东面的阎锡山部队，西北的马鸿宾、马鸿逵、马步芳部队，南面则以东北军为主，实施对陕北苏区的猛烈进剿。 1935年10月，红十五军团接连取得了崂山、榆林桥两次战役的全胜，击毙敌师长何立中，俘虏了团长高福源，共歼敌5500余名。11月21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和红十五军团联合发起了直罗镇歼灭战，消灭了敌一个师又一个团，俘敌5300余人，迫使各路敌人纷纷退却，解除了陕甘根据地周围的险象，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陕甘根据地的形势初步稳定下来，而国内局势风云突变，日本侵略者在冀东建立伪政权，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情绪迅速高涨起来。在陕北，担任国民党进剿红军的主力东北军，屡次在军事上遭受重创，又备受蒋介石的冷遇，加之他们东北沦陷后流落内地，将士都有着强烈的抗日愿望。如何对待东北军，与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巩固和扩大陕北苏区所必须认真解决的现实问题。 此前，中共中央在《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中，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要有下层统一战线，也要有上层统一战线，要和一切抗日反蒋的团体和个人联合起来。11月中旬，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张浩（林育英）从莫斯科来到瓦窑堡，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这些，都为12月份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主题，起到了不可缺少的促进作用。 12月2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反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抗日的战线上去。”瓦窑堡会议是党中央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重要转折的一次会议，及时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给未来开辟了新的道路。 可是，从哪里寻找统一战线的契机呢？ 这个契机真的出现了。在榆林桥战斗中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在红军中生活了两个月，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他对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提议：他愿意回去劝说张学良同红军联合抗日。周恩来知道后立即同意高福源返回东北军。在高福源的牵线搭桥下，1936年1月20日，李克农去洛川同东北军主帅张学良进行了3个小时的商谈，就“成立国防政府”的提议，张学良表示愿意为之奔走。 1936年2月份，中央再次派李克农到洛川与东北军商谈，先同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谈判，达成五项局部性的口头协定：（1）红军与六十七军互不侵犯、各守原防；（2）红军同意恢复六十七军在富县、甘泉、延安马路上之交通运输及经济通商；（3）延安、甘泉两城现驻六十七军部队所需粮、柴、蔬菜等物，可向当地苏区购买；（4）红军同意在甘泉被围东北军两个营换防；（5）恢复红白通商，往来苏区和白区的办货人员均穿便衣，红军与六十七军有保护之责。 3月5日，李克农又一次与张学良会谈，张学良坦率地说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蒋介石也有抗日的可能，因此要抗日必须联蒋。双方商议由中共派毛泽东或周恩来为代表，到延安与张学良进一步面谈。 同时，中共中央北方局王世英也带来了好消息。王世英经南汉宸（共产党员、曾担任杨虎城秘书）介绍，会见了陕西地方派实力领袖杨虎城。杨虎城担任十七路军总指挥和西安绥靖主任，过去同一些共产党员有过友好关系，思想进步，赞成抗日，两人经过商谈，也达成了合作的初步协议。 4月9日，周恩来和李克农带着电台，在延安一座教堂内会见张学良。 周恩来和张学良的会谈，融洽而坦率。张学良表示不愿意打红军，但现在不能离蒋，财政上也要靠蒋，故处在苦闷中。他说：“对国民党中的要人，他只佩服蒋尚有民族情绪和领导能力，故希望蒋抗日。”他主张他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促使蒋介石改变错误政策，走上抗日道路。 会谈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4时才结束。 第二天，周恩来给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张学良）完全同意，但他在公开抗日之先不能不受蒋令进驻苏区。”“他再不进兵无以回答蒋（蒋有电责他，并转阎电说他隔岸观火）。”“四方面军北上，他可使陕甘部队让路。”“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他认为要抗日只有此出路，他愿酝酿此事。”“对蒋问题，他认为蒋部下现有分化，蒋现在歧路上。他认为反蒋做不到。蒋如确降，他当离开他。” 延安会谈之后，中共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5月份，中共中央有几次会议讨论东北军工作，决定将统一战线工作的中心放在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上，使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结成“三位一体”，争取首先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实现“西北抗日大联合”。还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的名义，向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全体海陆空军、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各报馆和全国爱国同胞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放弃反蒋口号，公开向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提出建立抗日联合阵线的建议。 中共中央定都志丹后，7月27日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报告了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与会者人心振奋。毛泽东说：“由于这方面工作的进展，党的整个工作部署应该相应地改变：原来的工作次序是，第一在西边建立根据地，第二在东边建立游击区，第三建立联合战线；现在应改变为把联合战线的扩大放在第一位。”会议决定成立白军工作部，由周恩来负责。 第七章 “统战”赢取主动 与南京谈判 在与张学良、杨虎城的“统战”工作取得进展的同时，与蒋介石之间的秘密谈判的渠道也在打通。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又导演了“华北自治运动”，国民党上层逐渐形成了中国必须抗日的共识。1936年春，日本政府提出所谓“广田三原则”，企图独吞中国。蒋介石对此态度明了：“我们拒绝日本的原则，就是战争；我们接受日本的要求，就是灭亡。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 曾在1935年底，蒋介石派心腹陈立夫（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秘密赴苏联谈判，希望签订共同对日的军事同盟。又考虑直接去苏联谈判的时机尚未成熟，命令陈立夫回南京同苏联大使鲍拉莫洛夫交涉。1936年1月初，回国述职的驻苏联使馆武官邓文仪也奉蒋介石密令赶回莫斯科，找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要求谈判。指定潘汉年为中间联系人。 现在，蒋介石也想办法寻找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陈立夫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的亲戚、铁道部次长曾养甫；曾养甫又找来他的下属谌小岑。经过几番周折，找到了北平以及上海地下党关系张子华，但均不能代表中共中央进行谈判。所以，国民党希望同中共中央直接取得联系。 于是，受蒋介石的秘密嘱托，宋子文、孔祥熙找到了和共产党有某些联系的宋庆龄，称国民党希望和共产党谈判。宋庆龄找来了以牧师身份活动的共产党人董健吾，将一份火漆印封的密信交给他，告诉他务必亲手交给陕北的中共领导人，这件事办成了将“益国匪浅”。为了董健吾方便，还给他带了一份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签发的“西北经济特派员”委任书，作为他的护身符，并与上海地下党张子华一起前往陕北。张学良从这件事中明白了南京的意图。 1936年2月27日，董健吾和张子华到达了瓦窑堡。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都在前线。博古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感到事情很重大，随之就将情况通报给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人。3月4日，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电告博古转董健吾，表示“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提出了五条意见。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允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允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至此，国共两党中断八年的联系，终于接通了。 4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已经把国民党包括在内了。 6月，控制广东的陈济棠和控制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帜，把他们的队伍改称“抗日救国军”，出兵湖南，同南京政府相对立。7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大会上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接着，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张群在同日本驻华大使川樾的谈判中，拒绝了日本的要求。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南京政府第一次表现了强硬态度。 再说潘汉年，1936年2月底离开莫斯科，辗转前行，5月抵香港，7月作为共产党的联络人，先在香港会见国民党的代表张冲，然后到南京与国民党的代表曾养甫会晤。潘汉年要求同陈果夫会谈，曾养甫希望潘汉年回陕北听取中共中央对两党合作谈判的意见，也就是对“南京来信”的意见，然后再会见陈果夫。潘汉年即启程，不远千里于8月8日来到志丹，向中央汇报了这个消息，还汇报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精神：放弃“抗日反蒋”口号，以南京为首要谈判对手。 所谓“南京来信”是指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后，致函中共中央提出新的国共谈判的四个条件。这封“南京来信”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军队统一编制，统一指挥，取消工农红军名义。（二）政权统一，取消苏维埃政府名义。（三）容纳各派，集中全国人才。（四）共产党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等政策。中心思想是：“先统一、后抗日”，要在国民党、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集中统一”指挥与领导之下，实际解决军事、政治问题，然后进行抗日。 因此，对南京政府需要听取中共中央对两党合作谈判的意见，中共中央十分重视，8月10日，在红都志丹东山下的政治局会议室里，张闻天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南京来信”。最后确定了谈判的方针和条件，概括起来为：承认南京政府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的力量，我们愿意与南京谈判，可以承认统一指挥、统一编制，但一定要停止“剿共”，一定要实现真正的抗日。 张闻天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与蒋联合、与南京政府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通过“停止内战，民主自由”来“与蒋联合”。毛泽东在结论中指出：“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现在已不合适，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会议决定公开发表宣言。 接着毛泽东、张闻天起草以书信形式的“公开宣言”《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在尚未定稿的时候，中共中央在8月15日收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电报，在政治上指示：“我们基本上赞同你们所采取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我们认为，把蒋介石和日寇等量齐观是不对的。这个方针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抗日。此外，不能同时有效地进行既反对日寇又反对蒋介石的斗争。”“必须采取停止红军同蒋介石军队之间的军事行动，并同蒋介石军队协同抗日的方针”；“最好由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主张建立统一的中华民主共和国”；“争取同国民党及其军队达成协议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等。 由此可以看出，中共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和南京谈判”、“与蒋联合”的方针，同共产国际上述的“政治指示”精神、方向以至基本策略是一致的。所以，中共中央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质与性质认识更加明确了，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方针完全转变过来了，实现了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 中共中央在积极开展抗日统一战线的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给各地国民党爱国将领和著名爱国人士写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尽快形成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 第七章 “统战”赢取主动 团结“哥老会” 中共中央在开展统一战线过程中，把上层和下层结合起来进行，谋求争取广泛的抗日力量，对盛行于西北的“哥老会”江湖结社组织予以积极的团结和争取。 陕甘地区“哥老会”盛行，较有名气的后九天、少华山、十九塬、豹子岭等山寨都成了“哥老会”的“堂口”与“码头”。上世纪30年代初期，陕北的“哥老会”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行各业和不同阶层。当时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内部也有不少的“哥老会”成员，驻守榆林一带的国民党军邓宝珊、高双成部以及地方民团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哥老会力量存在。像国民党军中井岳秀、高双成、张廷芝、高桂滋等均参加过哥老会；谢子长、刘志丹也多次利用“哥老会”组织发展党的武装力量。从中不难看出，“哥老会”拥有相当一批人才，是一支不容忽视的的政治力量。 定都志丹后，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于1936年7月15日向全国“哥老会”发表宣言，指出：“哥老会历来是代表民族志士及广大农民与劳苦群众的组织，始终受政府军阀官僚的压迫，被目为‘下等人’、诬为‘盗匪’，而不能公开存在。你们过去兴汉灭满，我们现在主张抗日救国；你们主张打富济贫，我们主张打土豪分田地；你们轻财重义结纳天下英雄好汉，我们舍身救中国、救世界，联合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与阶层。我们彼此之间的观点主张都相差不远，我们的敌人及我们的道路更完全相同。哥老会所遭受统治阶级的待遇，同我们所遭受的待遇，实是大同小异！我们要在共同抗日的要求下联合起来，结成亲密的兄弟团结，共抱义气，共赴国难，这是你们神圣的义务，也是全国人民的神圣义务！”“我们欢迎各地山堂的哥老会山主大爷、四路好汉兄弟都派代表来或亲来，与我们共同商讨救国大计。” 7月16日，中国共产党又发布了《中央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在进一步分析了哥老会“两面派”的性质和特点后，中央明确提出争取哥老会的策略和方针：“（甲）推动与吸引他们参加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中来。（乙）在哥老会中发扬哥老会的革命传统，消除哥老会中保守的、封建的、迷信的反动的思想与成份，使之适合于社会的与革命的发展趋势。（丙）允许哥老会在苏区内公开存在，并招待与起用在国民党区域内一切被压迫的江湖好汉，英雄豪杰之士。”《指示》还要求：“在实际工作中，除一般的对哥老会首领与群众进行宣传与鼓动工作外，必须：（甲）注意物色与哥老会有关系的人物，最好是从前曾经参加过哥老会的同志或革命群众，首先同哥老会中的龙头大爷特别是豪杰尚义之士，进行统一战线的谈判，并传达苏维埃对于哥老会的态度。（乙）鼓励与帮助哥老会中进步的优秀的分子，利用开山堂等方法，取得某一地区的哥老会的领导权，众组织与领导群众参加革命的任务，使他们担负起转变哥老会为革命的群吸收其中最可靠的分子加入共产党。（丙）选择干练的同志直接加入哥老会，去从内部进行工作，使哥老会转变为革命的群众组织，或争取其中广大的群众到革命方面来，特别注意于这一工作同白区白军工作与利用公开活动的联系。（丁）对哥老会中有威望的龙头大爷以及一切旧道德旧习惯或宗教仪式，应采取慎重的与耐心的态度，在工作过程中逐渐的使之改良进步。” 以上两个文件构成了党和红军争取“哥老会”的根本纲领，其中包含了丰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和策略。正是在党和红军的帮助带领下，广大“哥老会”成员才加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阵营中，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 为此，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设立了“哥老会”办事处，成立了中华江湖抗日救国委员会筹备处。苏维埃政府设立了接待“哥老会”成员过往的招待所，专门招待在国统区立不住脚的“哥老会”英雄好汉。过去没有职业的“哥老会”兄弟，在苏维埃政府帮助下分到了土地、粮食、牲畜、房屋，解除了破产失业的痛苦，使他们真正感受到红军是穷人的军队，苏维埃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为下一步的各地“哥老会”联合会的召开营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 宣言发出后，得到了各地“哥老会”山堂的热烈拥护。志丹县石畔乡龙头大爷马海旺的家，被指定为中华江湖抗日救国委员会筹备处，并以他的名义向全国“哥老会”各山堂发出“马头山大会”邀请函。各山堂积极响应，派出代表前来参加会议。苏区内还专门设了“哥老会”代表接待站，保证食宿，提供方便。1936年8月19日至26日，1000余名来自于四面八方的“哥老会”代表聚集志丹县西南的马头山的道观废墟上，举行了隆重的“全国哥老会代表大会”开幕仪式。 马头山林木蓊郁，鸟雀翔集，位于志丹县永宁镇定边渠东岭，拐人仓沟，行走15里路程即到。据史志记载，上有灵湫，祈雨获应。先有规模较大的真武祖师道观。后在宋徽宗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建顺惠王庙，祀宋将李显忠，香火日盛，遗存有道士真身羽化塑像。大清同治六年（公元1866年），“回民起义”军将庙宇遭受焚毁，马头山道观成为废墟。 中央组织部干部科科长郭滴人、中华苏维埃白区工作部长龚逢春、陕甘宁省政府主席马锡五、白区工作部长贾拓夫、县委白区工作部长骆宏雄等出席了这次全国“哥老会”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包括苏区党政军中的“哥老会”成员代表，有干部、工人、农民、商人，也有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中任职的“哥老会”成员，白区国民党队伍中的军官和地方民团头领，以及各地选派来的“哥老会”大爷，一切食宿由志丹的西壮堂龙头大爷马海旺和红旗管家白老五（白天才）安排接待。与会代表在周围的松树坪、榆树坪、柏树畔和苍沟的崖窑里食宿，并进行会议的小组讨论。 马海旺是此次大会的发起人和召集者。为了把这次“哥老会”代表大会开好，马海旺捐出两石多粮食作为代表伙食。在他的带动下，所有“哥老会”成员都争着捐献粮款。 在大会讨论中，马海旺极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救亡主张，并在其他“哥老会”大爷的协助下，成立了中华江湖抗日救国会，讨论通过了抗日救国会章程。马海旺被选为抗日救国会副主任。会后，抗日救国会的章程得到各地“哥老会”代表们的积极实施。使陕甘宁边区的“哥老会”成员，个个成为抗日救国的有生力量。 “哥老会大会”贯彻了我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会议的中心议题是： 1．宣传抗日救国问题； 2．党对“哥老会”的政策； 3．讨论“哥老会”章程； 4．成立江湖组织和选举山主； 5．组织抗日义勇军等； 通过7天的宣传和讨论，凡参加“哥老会”的成员一致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接受党对“哥老会”的改造政策，他们一致表示在党的领导下抗日救国。大会选举并成立了中华江湖抗日救国会和抗日救国军。 这次大会还确定了宗旨和目标： （1）奋斗宗旨：驱逐日寇、铲除汉奸； （2）奋斗目标：中华英雄大聚会，团结一致救中国，民主共和求解放，全区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马海旺先生的革命精神和爱国主义思想，为抗日救国运动贡献力量。1943年12月，中共志丹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在县劳模大会上推选马海旺为志丹县抗联委员会主任。1944年6月，马海旺身患重病，不幸于7月2日辞世。7日，中共志丹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在志丹县城举行了追悼马海旺的万人大会。县长李生华致悼词，县委书记王耀华对马海旺作了高度评价。追悼会上，林伯渠主席、谢觉哉副参议长、刘景范厅长、曹力如专员以及各级党政机关敬送了挽联；志丹县党政机关及群众团体敬献了金匾。同年12月，林伯渠为马海旺墓碑题词：将永远纪念马海旺先生；西北局书记高岗题写了“英雄千古”，并拟楹联“神功掩马头千古称秀，英名驾洛水万代垂青。” 2003年6月17日，志丹县人民政府将位于苍沟小溪畔的马海旺墓，确定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6月16日，志丹县委、县政府在马海旺墓立大碑，镌刻了马海旺生平事略，炳彰其德，永励后人。 第七章 “统战”赢取主动 拒绝蒋介石 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将修改补充后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发给了南京国民党政府。信的抬头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诸位先生并转中国国民党全体党员大鉴”。这封6000字的公开信是中国共产党“新的宣言”，包括了建议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等新内容。 这封公开信指出：“九一八”以来，日寇乘虚而人，得寸进尺，这完全是国民党及其政府的错误政策招来的。“如果你们还要继续内争，不把向内的枪口转到向外，不把退让的政策转到抗战，不把分离的局面转到团结，不把涣散的情况转到统一，则祸患之来，不堪设想，而诸位先生千秋万世的罪名亦将无可挽回。”公开信还向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全体党员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 这封信称蒋介石为“蒋委员长”，承认他对国民党五次全会政策所作的新的解释“较之过去有了若干进步”，表示“诚恳的欢迎这种进步”；同时又对蒋认为目前“并未达到和平绝望的时期”、“并未达到最后关头”的说法提出批评。信件列数东北四省的沦亡，察哈尔大部的失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猖獗，日本大军的进驻冀察，华北经济权的丧失，泛滥全中国的公开走私……直至华南自治运动的策动等等事实，说明“在全国人民看来，和平早已绝望，牺牲早已到了最后关头，除了发动全国人民全国武装力量的坚决的自卫战争外，中国领土主权的全部沦亡是无法挽救的”。公开信还说：连年不绝的内战与不统一，是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造成的。“以这种错误政策，来求集中与统一，真是缘木求鱼，适得其反”。 尤其是，公开信提出把“民主共和国”的纲领作为“现代国家”“集中统一”的纲领。郑重宣言：“我们赞助建立使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宣布在全中国民主共和国建立时，苏区成为其“一个组成部分”，红军愿意服从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指挥。 公开信明确提出了“国共重新合作”的建议：“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民族统一战线，如像1925年至1927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信件向国民党尖锐地指出：“是同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们一道，建立防共统一战线即亡国统一战线呢？还是同中国共产党及全国人民一道，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即救国统一战线呢？现在是已经到了决定的关头了”。公开信最后说：“国共合作的关键，现在是在贵党的手中。”“至于我们方面，是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的遵守这个协定。” 中共中央决定放弃“抗日反蒋”而采取新的方针，用什么口号来代替“抗日反蒋”，经过多次的斟酌和变化，曾用过“请蒋抗日”，“联蒋抗日”，都觉得不贴切。到1936年8月30日，在张闻天、林育英、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联名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的电报中，第一次用“迫蒋抗日”来概括党中央放弃“抗日反蒋”后采取的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迫蒋抗日，造成各种条件使国民党及蒋军不能不与我妥协，以达到两党两军联合反对日本的目的。” 8月27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局副局长张子华带着曾养甫给周恩来的信，以及同武汉电台联系的密码又回到了志丹。8月31日，周恩来给曾养甫复信，表示：“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请曾养甫、陈立夫到苏区或陕西省华阴县会晤。 8月30日，李宗仁、李济深派代表钱寿康到志丹，中共中央对他们要求订立抗日救国协定表示同意。 9月1日，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在党内发布，出现了“逼蒋抗日”的提法。指示说：“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指示还向全党通报了国共两党将进行联合抗日的谈判；党中央赞助建立“民主共和国”，届时“苏区可成为统一民主国的一个组成部分”，“红军将服从统一的军事指挥”。这个指示的发布，标志着“逼蒋抗日”方针的正式确定。这个指示精炼地阐述的策略、方针，成为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共产党行动的纲领。从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进入了一个以“逼蒋抗日”、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 9月15日至17日，张闻天在志丹的红石窑洞里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在会上作《目前政治形势与一年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张闻天重点指出：“各党派联合，主要是国共联合。”统一战线的口号是：“建立民主共和国”。现在的策略是：“实现联合国民党抗日”。即用各种办法推动正在动摇中间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和蒋介石走向抗日。他还强调：“我们在统一战线中要取得领导，这是我们基本任务。我们要保持我党的独立、纯洁。”会议还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这个决议是8月10日会议的继续与深化，又吸收了“国际电报”的意见。这个决议不仅对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具有指导意义，而且使党的策略变得更加完善，更加符合实际，对整个抗日战争的胜利有着深远的影响。 蒋介石在“两广”事变解决前，对国共谈判表现得比较积极，当他用收买和分化内部的办法搞垮陈济棠，解决了“两广”危机后，错误地估计共产党已处于困境，急于同南京妥协，因而下令向陕甘地区增兵，大举进攻红军。 为此，9月22日，周恩来致函蒋介石，重申“共产党今日所求者，唯在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与真正发动抗日战争。……商定停战地区，邀请国内救国团体各界代表监视停战。”并指出蒋如徘徊歧路，“日寇益进，先生之声望益损，攘臂而起者，大有人在。局部抗战必将影响全国。先生纵以重兵临之，亦难止其不为抗战怒潮所卷入，而先生又将何以自处耶？” 这一天，周恩来还第二次致书陈果夫、陈立夫：“蒋先生于解决两广事变之后，犹抽调胡军人陕，阻我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岂停止内战可以施之于西南，独不可施之西北耶？”希望他俩“力促蒋先生停止内战，早开谈判，俾得实现两党合作，共御强敌，则两党之幸，亦国家之幸也”。“为促事速成，特委潘汉年同志前往详申弟方诚意，并商双方负责代表谈判之地点与时间。” 9月24日，潘汉年携带周恩来的致函信和《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离开志丹，前往上海。 10月8日，接到张子华从广州来电：曾养甫再次邀请周恩来飞香港或广州谈判。10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子华，要他转告陈立夫、曾养甫，表示：只要国民党方面不阻拦红军抗日去路，不侵犯红军抗日后方，红军愿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进攻。提议：“国民党方面，立即下令暂时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进攻，双方各守原防。……以便互派代表举行谈判。至于周恩，来飞赴广州会谈，在确保安全条件下是可行的。双方主要代表未会谈前，我方拟派在沪的潘汉年先与陈立夫、曾养甫会谈。” 毛泽东给张子华回电，提出国民党方面须“先停战，后谈判”。 10月14日，周恩来接到与南京方面联络、已返回西安的张子华发来的电报说，国民党方面的谈判条件是：（一）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二）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同国军；（三）中共代表参加国民大会；（四）即派人具体谈判。④ 10月17日，中共中央得知蒋介石将到西安，通知张子华出面，要求蒋介石派飞机接周恩来到西安同蒋谈判。 随之，蒋介石下达了国民党部队“进剿”红军苏区的命令。顿然，与南京谈判的形势急转直下。 11月13日，张闻天在志丹县的红石窑洞里再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凯丰、林彪、吴亮平、博古等，讨论红军行动方向和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在会议上作报告并做结论，在讲到统一战线问题时说：我们总的方针就是，要团结群众，用群众的力量，利用国民党将领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等要求与红军联合的变化，逼蒋介石走到与我们联合。我们的原则是在抗日的目标下逼蒋抗日。现在与南京妥协的范围缩小到红军怎样处理的问题，他们要求我们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我们准备承认，这在政治上是胜利的。 同时，潘汉年在上海沧州饭店同陈立夫会见，面交周恩来的书信，并口头转达《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的八项条件。此时，陈立夫的态度明显变了，代表蒋介石答复：“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红军目前可保留3000人之军队；师长以上的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才录用。”还说：“如军队能如此解决，则你们所提政治上各点都好办。” 潘汉年当即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例，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蒋先生为甚目前有此设想，大概误会了红军已到了无能为力的时候，或者受困（于）日本防共协定之提议。” 陈立夫急忙转换了话题：“你我均非军事当局，从事谈判也无结果，可否请周恩来出来一次，蒋答应愿和周面谈。” 潘汉年断然回答：“暂时停战问题不解决，我想他是无法出来的。” 11月21日，红军在山城堡一举歼敌胡宗南军一个多旅，显示了红军的力量。这以后，陈立夫又和潘汉年谈了两次，他虽把保留红军的人数由3000改为3万，但根本立场没有改变。 1月22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潘汉年，强调对国民党谈判的方针是，我只能在保全红军全部组织力量、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并指出，从各方面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以此迫蒋停止“剿共”，这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 八天后，中共中央给潘汉年的电令指出：谈判显无速成之望，彼方如有诚意，须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以外，静待谈判结果。“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 中国共产党拒绝了蒋介石的无理要求。出乎意料的是，西安事变很快就发生了。 第八章 抗日的新文艺 抗日剧社 党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定都志丹时期，凡遇重要节日，或有重大活动，城南的龙王庙滩就会有文艺演出。斯诺来志丹采访时，抗日剧社特意演出了一台文艺晚会。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述说： 不售门票，没有包厢，也无雅座。我看到中央委员会书记洛甫、红军大学校长林彪、财政人民委员会林伯渠、政府主席毛泽东以及其他干部和他们的妻子都分散在观众中间，像旁人一样坐在软绵绵的草地上。 台上挂着一块红色的绸制大幕布，上面有“人民抗日剧社”几个大字，还有拉丁化的新文字拼音……节目三个小时，有短剧、舞蹈、歌唱、哑剧——可以说是一种杂耍表演，共同的地方主要是两个中心主题：抗日和革命。 在演出中，现场气氛是极其热烈的，在上一幕与下一幕转换之间，场地上就会响起嘹亮的歌声，坐在一起的属一个单位的同志就会开始唱革命歌曲，直到节目再次开演时才会停止。 那天的演出，让斯诺记忆深刻。第一个短剧是以满洲一个村庄为背景的《侵略》，第二个节目是《丰收舞》，另外一个节目是《统一战线舞》，接着是《红色机器舞》，还有活报剧。在演出之间，观众中不时有人喊叫，要请别人即兴唱歌。斯诺在苏区的采访中，对红军的宣传感受很深。他在《西行漫记》写道： 这些剧团使我奇怪的不是他们向世界提供了什么有艺术价值的东西，他们显然没有，而是他们设备这么简陋，可是却能满足真正的社会需要。他们的道具和服装都很少，但就是能够用这种原始的材料演出逼真的戏剧。演员们除了伙食和衣着外，所得生活津贴极微，但是他们像所有共产党员一样天天学习，他们相信自己是在为中国和中国人民工作。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由于不断地改换节目，几乎每天变更活报剧，许多军事、政治、经济、社会上的新问题都成了演戏的材料，农民是不轻易相信的，许多怀疑和问题就都用他们所容易理解的幽默方式加以解答。红军占领一个地方以后，往往是红军剧社消除了人们的疑虑，使他们对红军纲领有个基本的了解，大量传播革命思想，进行反宣传，争取人民的信任。 “红色戏剧”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27年冬到1929年冬，是初级阶段，它从化装演讲发展为活报剧，又发展为初具话剧格式的“话剧”。第二阶段以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强调重视演剧活动开始，逐步出现了专门的编创人员，组建了俱乐部，专人筹划话剧演出，很快出现专业化的剧团：八一剧团、工农剧社；还筹办了戏剧学校——蓝衫剧团学校，后又正式定名为高尔基戏剧学校，先后培训了约1000名学员。 “红色戏剧”的繁荣和壮大，引发了群众性的戏剧运动蓬勃发展。根据地各个地区纷纷建立起来的各级蓝衫团和工农剧社的分社、支社，把红色歌舞的演出活动带人了一个高潮。1931年11月，瑞金召开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时，举行了盛大的“万人提灯会”，表演了龙舞、鲤鱼灯舞、狮子灯舞等，以及各村各乡演出的富于江西民间特色的舞蹈，使得整个演出气氛热烈，直至通宵达旦，创造了红色歌舞历史上最为壮观的演出记录。 红色剧目的演出形式是多种多样：有载歌载舞的表演，也有歌舞参与表演的小话剧，更有被称作“话报舞蹈”的小型演出等等，在当时都十分流行。《扩红话报》、《统一战线话报》等节目就反映了当时文艺演出，以及宣传共产党时事与政策的情况。当然，歌曲是易于流传的形式，比如著名的革命歌曲、苏联红军歌曲、根据地民问歌曲歌谣、小调以及当时流行全国的著名儿童歌曲等，不仅成为红色歌舞的音乐依托，而且还为之提供了艺术水准的基本保证。《八月桂花遍地开》、《送郎当红军》取自江西民歌《八段锦》，还有黎锦晖儿童歌舞剧《可怜的秋香》、《麻雀与小孩》都成为红色歌舞的最重要创作基础。《俄罗斯舞》、《海军舞》、《乌克兰舞》也是各种晚会上经常见到的苏联歌舞节目，给从事艰苦卓绝斗争的人们以最大的精神支持。虽然这些歌舞在艺术上还比较稚嫩，限于条件而简单、粗糙，但是它们为后来陕北的歌舞艺术奠定了发展基础。 江西根据地时期，李伯钊、刘月华、石联星被称为苏区三大赤色跳舞明星，有很高的声誉。李伯钊天性乐观、能歌善舞，曾经赴苏联学习，看到在苏联闯荡的美国现代舞蹈家依莎多拉·邓肯的《国际歌舞》，心底极为震撼，在舞蹈艺术上受到了苏联艺术的深刻影响。她回到中国后，为苏区人民表演苏联歌舞，还积极进行了歌舞创作。她们仨人创作演出了《工人舞》、《红军舞》、《农民舞》、《大刀舞》，在根据地受到欢迎。《国际歌舞》常常得到观众的高声喝彩。 在湘鄂西苏区，贺龙、周逸群领导的红二军团组建了著名的战斗剧社；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组建了火线剧社以编演新剧为主，在前线流动演出；在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领导组建了猛进剧社，并主持编演了许多活报剧、话剧。红一军团组建的战士剧社，是红军部队中创作演出活跃、影响很大的业余演剧团体，先后编演了《庐山之雪》、《八一南昌起义》、《亡国恨》、《杀上庐山》、《广州暴动》等剧。军团领导人聂荣臻、林彪、罗荣桓、李卓然、罗瑞卿、童小鹏等都参加了李卓然创作的《庐山之雪》的演出。《八一南昌起义》是军团政委聂荣臻主持、集体创作的，由罗瑞卿导演。此剧运用多场次的形式，从敌我双方不同侧面，反映了这一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风暴，演出规模宏大、气势磅礴，是苏区最突出的剧目。 长征开始后，苏区戏剧队伍也分为两部分：一部随军长征，一部留在闽赣边、粤赣边地区参加游击战争。在瞿秋白领导下，留在苏区的工农剧社成员和高尔基戏剧学校的师生，编成了战号、红旗、火星3个剧团，继续在艰苦环境中进行宣传演出活动。 长征路上，战事紧急，各方面军中的红军剧社都已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师团中去，所以他们与基层宣传队结合在一起，进行随军宣传工作。 长征初期，“宣传鼓动棚”和“飞行演出”两种形式十分活跃。 “宣传鼓动棚”就是在行军途中用布扯起棚子，上插红旗，内设茶水，在招待战士们进棚喝水的片刻，由宣传队员们唱歌、说快板，或贴上标语和宣传诗，鼓励大家行军战斗。在过雪山之前，宣传队还事先找到老百姓询问上山情况，有的群众反映说：“山上有妖风，变化快的很，要过雪山等于难上难。”一些同志为此产生了恐惧的心理。为此，宣传队及时进行破除迷信的工作，讲气候，讲地形，还编着歌子来演唱：“大雪山，算个啥，最高不过七十八，比比哪个本领大，看谁最先登上它。”或者唱：“同志哥，听我说，前面还有十里多；过了十里就宿营，支上钢锅煮青稞。”有时，宣传队员就跟着队伍前后跑着打快板，有的要提前跑到山顶上插个小红旗，队伍在山下就能看见了，你追我赶，很快便翻过了一座山；有时，还在沿途上画出风趣的漫画，哪怕是画两个红军的头像，或画几朵正在怒放的山花，对战士都是一种很大的鼓舞。 “飞行演出”是一种抢时间、又危险的演出形式。由于部队长时间的强行军，得不到休息，极度疲劳。如二、六军团在乌蒙山同追击而来的敌人展开历时一个月、1300里的大回旋战斗，宣传队就选择渡口边、半山腰或狭隘路口等处，进行十几分钟一场的“活报”剧表演。这种演出所付出的不光是热汗，也同样有鲜血。在一个名叫野马川的阻击战中，宣传队同战斗队在一个山头上掩护山下的部队安全行军，坚持了两个多小时，上有飞机轰炸，下有大炮开花，胡琴都被炸飞了，月琴也被炸成了两半，一个同志的左手被片削断了，可是大家从硝烟和泥土中爬起来，接着再唱，继续演出。那时经常演出的节目有一军团的歌曲：《渡金沙江胜利歌》，词作者是红一师宣传科长彭加伦，作于向金沙江皎平渡奔袭的行军路上。还有《打骑兵歌》，词作者是陆定一、李伯钊，该歌曲是反映袭击马步芳骑兵团的情景，而且李伯钊还编导了《打骑兵舞》，舞蹈具有很强的战斗风格。尤其是，在长征路上出现了民歌形式的《长征小调》，一路一段地唱开，全曲十二段，每个月一段，再现了长征岁月的全过程，到1935年7月时，再经陆定一、贾拓夫整理，成为我军文艺史上第十首歌颂长征的歌曲。 长征途中的一、四方面军于懋功会合后，举行了盛大的联欢会，战士剧社演出了黄镇创作的话剧《破草鞋》，歌颂了红军抢渡金沙江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士气。红军二、六军团转战云贵高原时，创作演出了4幕话剧《我当红军去》，对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扩大红军队伍起了积极作用。甘孜会师组成了红二方面军时，贺龙委托李伯钊组织培训出了战斗剧社。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胜利完成了伟大的长征，苏区的文艺战士分散到各部队、各地区，由此“红色戏剧”的火种也被带到了各个解放区。 危拱之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党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定都志丹时期，她以中央人民剧社社长的身份出现在文艺活动中，并数次跟随中央领导到前线慰问战士，联欢演出，而且以她为主又培养了一个剧社。 危拱之，1907年生于河南信阳一个破落的士绅家庭，1925年考取了开封女子中学。1926年考进黄埔军校的政治分校。1929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7月回国后，在闽粤赣军区政治部宣传科工作，奔赴瑞金后，担任中央政府办公厅秘书兼机关俱乐部主任等职。在此期间，她与李伯钊一起创办了红校“八一剧团”，组建“工农剧社”，被推荐为副社长。就在此时，她在王明路线的“肃反”中，被说成是“托洛斯基嫌疑分子”，被永远开除出党，还被监禁起来，似乎在中央苏区销声匿迹了。但是，危拱之参加了长征，受到九死一生的考验，终于到达陕北。毛主席在长征结束后指示，凡是经过长征考验的、政治上没有动摇的，不管是马夫、伙夫，不管历史上受过什么处分，都可以入党或重新入党。危拱之被党组织和同志们一致评为坚强的女战士，终于恢复党籍。 斯诺在红都志丹采访时，见到了危拱之，在《红旗下的中国》一文中写到： 危拱之穿着干净的红军服装，而且像一切苏维埃妇女，她剪了头发。从较远距离看来，你或者以为她会是一个整齐的红军军官。但是仔细一观察，发觉她是一个很漂亮的年轻女人，带着一种媚人的笑，和一种很胜任的能办事的人的态度。我以为她可以是一个露茜·司脱恩诺，就问她是不是已经结婚了？她摇着她的头笑了。指着她的学生说：“一个丈夫能供给比我这里更多的小孩吗？不！我还没有结婚，革命没有胜利，日本没有打倒以前，我不会有时间考虑这样的一种奢侈品的！” 对苏区各种人民剧社的演出活动，斯诺先后在志丹和西征前线都看过多次，感慨不已： 他们到哪儿就睡在哪儿，给他们吃什么就愉快地吃什么，从一个村子长途跋涉到另一个村子。从物质享受来说，他们无疑是世界上报酬最可怜的演员，然而我没有见过比他们更愉快的演员了。② 舞蹈明星李伯钊，也参加了长征，却是走路最多的女红军。她是四川重庆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到上海，在共青团浦东地委任宣传委员。1926年冬赴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夏与杨尚昆结婚，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1931年转人中国共产党，同年到闽西苏区，任中国工农红军闽西军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兼军政学校政治教员。后到江西瑞金，任红军学校政治教员、《红色中华》编辑、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艺术局局长。 长征过程中，李伯钊一直把自己的艺术才能用在负责宣传和鼓动士气上， 在没有剧本的情况下，即兴创作了一些小故事来演出。1935年秋天，红一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红一方面军决定北上，此时她正在距离总政治部较远的红四方面军驻地筹办文艺训练班。接到杨尚昆的信后，她往回赶，但红一方面军已经出发了，她只得跟红四方面军回头过草地。 当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合时，李伯钊得以进入红二方面军负责宣传工作，并一同北上，但是，她又无奈了，不得不随军第三次过草地。李伯钊的长征旅途，比别人整整长出一年。 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指挥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东征。红一军团宣传队和部队一起行动，按照军团政治部编发的《宣传提纲》进行抗日宣传，张贴以总司令彭德怀、总政委毛泽东的名义发布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标语，召开群众大会。这些抗日救国、打倒汉奸卖国贼的标语，很快就流传开了，家喻户晓。在山西洪洞县附近的万安镇，宣传队耐心做长工的工作，发动他们起来揭发，没收了一户恶霸大地主的当铺，把一些金银首饰、衣服等财物分给了一些贫苦的群众，得到他们的拥护。在扩红中，宣传队一马当先，每到一地，就用文艺演出吸引许多人，好多青年围着宣传队报名，要求当一名“演戏的兵”。那时，宣传队还开展了“扩红竞赛”，看谁扩红最多。结果，平均每人就扩红30多个。樊文烈、崔宝珠、孟成义、田东海、王宗垄等同志就是这时参军补充到宣传队里来的。 宣传队在洪洞县河西石止村，遇到一个名叫崔宝珠的小娃娃，他父母双亡，家里没有其他人了，是个孤儿，靠亲戚、朋友抚养。红军来到村里开展工作时，他才12岁，红彤彤的脸盘，一双闪闪发亮的大眼睛。他对什么事都感到新奇，部队出操、宣传、打土豪、分浮财，他都要围着看半天。特别是宣传队搭起戏台，一敲锣鼓，他就跑来看热闹。天还没黑，连饭也顾不上吃，搬个凳子坐在最前面。部队一动员扩红，他就报了名。考虑宣传队演出节目也需要个小孩，就把他收下了。后来，崔宝珠果然发挥了儿童演员的作用。宣传队排演戏剧，需要小孩做陪衬，他就上场。排演舞蹈，他更少不了。什么《儿童舞》、《东渡黄河舞》、《叮铃舞》呀，都有他的份。斯诺所写的《西行漫记》中有一幅题为《红色机器舞》的照片，前排身穿“红五星”服装的那个演员就是他。 红军西征时，约有30个剧社和文艺宣传团体到前线巡回演出。一次，宣传队在毗邻国民党控制区的集镇上演出，吸引了很多东北军士兵，这些士兵还把宣传队员请到一个连队里，唱了歌、表演了舞蹈，他们开始时很高兴后来一个个伤心地哭了。有的愤怒地咒骂：“国民党宣传红军是‘土匪’，你们这么年轻，又会打仗，又会讲话，还能歌善舞，懂这么多的道理，天下那有这样的‘土匪’呢？”有天晚上，敌工科长芦仁灿请宣传队分队长黄星和新战士杨晋桃到东北军的一个王师长家里去演出，这是师部的一个宽敞的瓦房，梁上悬挂着手提汽灯，师部的勤杂人员和军官太太都来了，挤了满满一屋子。演出开始，黄星同志跳了《海军舞》、《高加索舞》、《乌克兰舞》又和杨晋桃合唱了《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一些东北籍官兵深受 感染，牵动了怀乡之情，当场流泪了。演出结束后，他们请宣传队员吃糖果。师长的姨太太见黄星穿着草鞋，找了把尺子，量了他的脚，取来一双新胶鞋，硬要他穿上。 为了进一步扩大宣传，增进与东北军的友好关系，宣传队进行“送戏上门”。演出的节目一部分是长征路上创作的老节目，一部分是针对东北军现状编排的新节目。剧目有：《血汗为谁流》、《亡国恨》、《打回老家去》、《宁死不屈》、《一车子弹》、《放下你的鞭子》，还编排了一些歌舞。这些节目短小精悍，生动活泼，博得东北军官兵的热烈欢迎。 1936年8月，斯诺和医生乔治·海德姆（即马海德）在黄华的陪同下，经过长途跋涉，来到豫旺堡。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描述了他同彭德怀司令员一起看宣传队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文艺演出： 我们同其他战士一起在临时搭成的舞台前面的草地上坐下来。他（彭德怀）似乎很欣赏那些演出，带头要求唱一个喜欢听的歌。天黑后天气开始凉起来，虽然还只八月底。我把棉祆裹紧。在演出中途，我突然奇怪地发现彭德怀却已脱了棉衣，这时我才看到他已把棉衣披在坐在身旁的一个小号手身上。 斯诺在苏区采访时，拍下了很多极为珍贵的照片，尤其是为我们留下了红色剧社的演出剧照，成为罕见的历史记录。并且通过他的文字，我们读懂了那个年月的激情和奋发向上的昂扬。 第八章 抗日的新文艺 中国文艺协会 参谋部为丁玲送来了一匹马，供她西行乘骑。11月24日，丁玲随杨尚昆等同志奔赴前线，到达了陕北的定边县，参加了这里的广州暴动纪念大会，随即写了《广暴纪念在定边》。丁玲一路上写了通讯、散记和速写等七八篇，编为《北上》，未及出版便大多佚失了。 丁玲，原名蒋冰之，1904年出生于湘西北一个破落的官僚家庭，从小在常德等文化较发达地区成长。早年曾在长沙上中学与杨开慧同窗，并知道了毛泽东的名字。丁玲受五四运动的影响，19岁时在中共负责人瞿秋白等人的帮助下进入上海大学读书。1927年开始发表小说，以《沙菲女士日记》轰动全国。1928年，丁玲和丈夫胡也频到上海从事革命文化工作，1931年初丈夫被捕，不久在龙华监狱中被枪杀。丁玲继承亡夫的事业，翌年也秘密加入了共产党，瞿秋白作为中宣部代表主持了她的入党仪式。 遭受国民党迫害和婚姻伤害的丁玲，历经艰难，辗转千里，于1936年11月10日到达了红都志丹。丁玲的到来，受到了中共中央的格外重视。在志丹，她发起和成立了中国文艺家协会，奠基了革命的新文艺创作。 在前线，丁玲采访了彭德怀，专门写了一篇题为的报道，发表在1937年2月3日的《新中华报》上面。文章旁边还配了一幅丁玲手绘的彭大将军的肖像画。从定边到三原，丁玲写了七八篇散文编为《南下》，除仅有的数篇存在以外，其它也都找不到了。 丁玲到保安后，被视作宝贝，中国共产党对她宠爱有加，因为她是第一个从国统区来的著名作家。对于丁玲来说，这当然是极大的荣耀，也令她满怀感激。在物质生活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外交部让丁玲女士吃了三天好饭！所谓好饭，就是一点点肉。三天以后就没有了，只有土豆、小米、酸菜。为此，周恩来邀请丁玲到他家吃了一顿饭，也就是两个荤菜，几个馒头，还有从陕北边上搞来的牛油！丁玲吃了馒头夹牛油，十分欢心。 战。怎样才能停止内战呢？我们要文武两方面都来。要从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从文的方面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如果文的方面说服不了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那我们就要用武的去迫使他停止内战。你们文学家也要到前线上去，鼓励战士，打败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所以，在促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运动中，文艺协会都有很重大的任务，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这是你们伟大光荣的任务。 丁玲在志丹很活跃、很快乐，先后到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等领导人的窑洞拜访作客。也和其他人打网球，参加红军大学的文艺活动。 丁玲到志丹，住外交部招待所。毛泽东常于晚饭后，到她的窑洞里聊天。丁玲回忆说：毛主席一条腿支在炕沿上，背靠墙壁，海阔天空什么都谈。有时候就一起外出散步，边走边聊。丁玲在《写在（到前线去）的前边》的文章中说，“这是我有生以来，也是一生中最幸福最光荣的时刻吧。我是那么无所顾虑，欢乐满怀地第一次在那么多的领导同志面前讲话。我讲了在南京的一段生活，就像从远方回到家里的一个孩子，在向父亲、母亲那么亲昵的喋喋不休的饶舌。” 仿吾、李伯钊、陆定一、危拱之等34人。报名接洽处有三个地方，一是外交部，联系人王亦民；二是总政治部，联系人徐梦秋；三是中央局，联系人徐国梁。文艺协会在中央领导人的支持下，11月15日，丁玲主持召开了筹备会议。11月22日，文艺协会举行成立大会，大会由李伯钊主持，丁玲报告筹备经过。会上，毛泽东提议协会的名称改为“中国文艺协会”，与会的全体会员一致通过。在成立大会上，张闻天、毛泽东、博古、林伯渠、徐特立、凯丰都发表了演讲。 毛泽东演讲说： 1936年12月，就在西安事变发生几天后，丁玲随彭德怀和任弼时领导的部队从定边南下，途经甘肃，前往位于陕西三原县的红军前方司令部。部队经过甘肃庆阳的时候，聂荣臻司令员给了丁玲一封电报，是毛泽东从志丹发来的一封军用电报，内容便是毛泽东赠给丁玲的《临江仙》一词： 成立大会通过了会章，选举出干事会。丁玲、成仿吾和李伯钊等16人当选为干事。11月23日，中国文艺协会举行第一次干事会，丁玲当选为中国文艺协会主任（会长）。会议决定出版不定期的《红色中华·副刊》，丁玲写了《刊尾随笔》作为发刊词。她开门见山地写道：“战斗的时候，要枪炮，要子弹，要各种各样的东西，要这些战斗的工具，用这些工具去摧毁敌人；但我们还不应忘记使用另一样武器，那帮助着冲锋侧击和包抄的一枝笔！”、“我们要从各方面发动，使用笔、使用那些最被人欢迎的诗词、图画、故事等等，打进全中国人民的心里，争取他们站在一条阵线上，一条争取民族解放抗日的统一战线上。”最后，丁玲大声疾呼地号召：“革命的健儿们，拿起你的枪，也要拿起你那一枝笔！” 今年春天《字林西报》上说，中国红军经过无人的草地的数万里长征，是一个伟大的史诗；但只有被文艺创作写出来后，才能成为史诗。现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了，我们就要回答《字林西报》的记者：我们一定要、并且一定能够写出这部伟大的史诗。此外，现在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中国文艺有了新的倾向，这需要新成立的苏区的文艺协会从基本路线上去影响推动团结起来，成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的战斗力量，用正确的文艺来反映伟大的英勇斗争的现实，使广大群众更能从斗争中来学习。这里，拿笔的比拿枪的更重要了。 <small>纤笔一枝谁与似 1937年初，丁玲从前线回到延安，毛泽东又亲笔抄录了《临江仙》一词赠给丁玲。 她在当时的纪实文章《到前线去》中讲述：“是日，从西安到达保安。”当晚，中共中央在一问很宽敞的窑洞里为她举行了高规格的欢迎宴会。张闻天、周恩来、林伯渠、凯丰、李克农等同志先到会出席，许多人都讲了话。毛泽东来得晚。他走进来的时候，窑洞里已经坐满了人。他披了件棉大衣，脸刮的很干净，大家都笑。周恩来说：主席今天漂亮啦。毛泽东也笑了，说：我还没理发呢。在这次欢迎宴会上，中共中央还特邀根据地的“知名女士”同桂荣作陪。丁玲见到这位西北群众领袖的遗孀，就不停的问陕北的风土人情和根据地的革命情况，同桂荣尽自己所知，一一回答。丁玲见毛泽东叫同桂荣“刘嫂子”，自己也就称同桂荣为大嫂，两人格外亲切。 张闻天（洛甫）在演讲中说： 一天，毛泽东问丁玲：“你想做什么事？”丁玲说：“我想当红军。”毛泽东说：“那很容易。”丁玲又说：“我想打仗呀！”毛泽东说：“还有最后一战，正在布置。”丁玲问：“和谁打仗呢？”毛主席说：“和国民党呀！要搞胡宗南了。你赶快去，还能赶得上！跟杨尚昆他们领导的前方总政治部一起去吧。” 第八章 抗日的新文艺 《红色中华》报 《红色中华》报在陕北复刊后，接着江西时期的期目，从241期开始印发的。由于湘江之战，铅印设备全部抛弃到湘江里，所以只能采用手工腊版刻写、油印机印制，虽然油印设备简陋，但字迹认真，版面经过精心设计，报纸美观大方。报纸对外定价是一期一枚铜元，红军战士半价。报纸出刊后，通过运输队发行到苏区各地和前线各连队。经过了长征的考验，广大红军有一个很好的传统，不论官级高低，人人关心国际、国内时事。《红色中华》报每送达一个单位或一个连队，都会被人们争相阅读，甚至还举行读报会，讨论国内外大事。可以说，《红色中华》报是红军战士了解国际国内形势的窗口，也是鼓舞士气、激发斗志的精神食粮。 《红色中华》报于1931年12月11日创刊于江西革命根据地瑞金，是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也是中国红色政权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报纸。第一任主笔周以栗，继任负责人先后有王观澜、杨尚昆、瞿秋白等。报纸刊发的社论多为中央党政各部门负责人撰写，保持战斗的风格，鼓舞根据地战士和民众。当时，报纸铅印四开，平时出4—6版，有时增至8—10版。初为周刊，49期起改为三日刊，149期起改出双日刊。发行量初期仅数千份，后最多时增至4万份。该报以宣传、教育、组织根据地民众参加工农民主政权建设、反对国民党军事“围剿”的革命战争以及发展生产为主要任务。同时，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抨击南京政府的妥协政策，宣传中共抗日救国主张。经常刊发社论、专论和重要文件，版面辟有社论、要闻、专电、苏维埃建设、中央苏区消息、党的生活、赤色战士通讯、工农通讯、红色小辞典、工农民主法庭、突击队等栏目。《红色中华》报在杨尚昆、瞿秋白等人的领导下，实现了它的发刊词中所表述的：发挥中央政府对中国革命的领导作用，建立和扩大苏维埃根据地，创造大规模红军，组织大规模革命战争，推翻国民党统治等方面的战斗任务。对于重大事件和重要活动，《红色中华》报会在主要版面，整版的刊登中央决定和相关联的内容，高举抗日旗帜，宣传苏维埃的主张，以革命性和战斗性发挥了报纸的宣传作用。 全国“哥老会”大会在志丹马头山召开之后，《红色中华》报相继介绍了“哥老会”基本知识。还在1936年9月18日的《红色中华》报第二版，安排了“哥老会专版”。以“盛况空前的哥老会大会”为标题，报道了陇东“哥老会”大会召开的情况。这一版上还有“中华江湖抗日救国委员会通函”、以及宁夏一带哥老会拥护苏维埃的报道。 鲁迅先生去世后，《红色中华》报在1936年10月28日第三版，用一个整版悼念鲁迅先生。在左上角用大号字，标语式的写下：“鲁迅先生精神不死”。刊发了北京、上海追悼鲁迅先生的消息，还有一块位置摘录了“鲁迅先生的话”，手绘了鲁迅先生肖像。在这版的头条位置，发表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为追悼鲁迅致国民党中央、南京政府电”全文，指出：“噩耗传来，鲁迅先生病殁于上海。我国文学革命的导师、思想界的权威、文坛上最灿烂光辉的巨星竟尔陨落，此乃中华民族之大损失，尤其当前抗日救亡运动的大损失。鲁迅先生毕生以其犀利的文章、伟大的人格、救国的主张、正直的言论，为中华民族解放而奋斗。其对我中华民族功绩之伟大，不亚于高尔基之于苏联。”所以，苏维埃中央政府将在全苏区，通过六个方面隆重悼念鲁迅先生。同时要求南京政府在八个方面悼念鲁迅先生。 红一、二、四方面军相继在甘肃静宁、会宁会师，《红色中华》报给予了整版的报道，发表了重要社论。当红四方面军朱德、张国焘来志丹时，《红色中华》报在头版头条刊发“欢迎红军领袖”的言论文章，报道了在志丹举行的盛大的欢迎大会情况。 为了革命文学艺术的需要，从1936年11月30日起，《红色中华》报新增了副刊。首先对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情况进行报道，占了一版和二版两个版，刊发了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的讲话，以及苏区开展文艺活动的报道。不久，毛泽东题写了“红色中华”4个字，出现在12月8日的报头上。 西安事变发生后，《红色中华》报在12月28日的头版，就解决事变，出了专版。头条是“蒋介石允诺张杨六项要求”、“蒋介石释放后日本大感不安”。还刊登了《红色中华》报社论“要求蒋介石履行其允诺”，社论说：“全国人民与有血性的军政将领，在此日寇挑动内战、进攻中国严重形势下，均热烈地一致反对对张杨的讨伐行动。”，“我们深望各个方面将领，为中华民族之和平团结为大计……更希望蒋介石能由此次经历中反省，以不负全国民众的热望”等等。 在1937年1月2日的《红色中华》报上，头版刊登了“欢迎一九三七年、告全国报界与人民”的文章，气势宏阔，语句铿锵：“旧岁已过，新年又来。回忆一九三六年这个年头，积极方面发生了许多中国政治上极有意义之事件，使一九三六年成为过去黑暗十年中大有意义之一年。一九三六年学生运动在前年十二月示威之后，向着全国蓬勃展开去……”文章回顾了一年来逐月发生的大事，指出：务须认识一九三六年中国革命的伟大进步，务须提起自信力向光明的方向冲击。举国一致，共赴抗日救亡之途，将天际乌云一扫而空。使一九三七年中华民族自由解放更加伟大胜利之年。最后的胜利定是属于我们的。 值得一提的是，《红色中华》报先后三次刊登关于“旦八寨子”的文章。党中央定都志丹时，离此地80里路的洛河上的旦八寨子，尽管多次围打，还没有解放。 从1936年下半年开始，游击队采取了围困的办法，旦八寨子坚持数月后，饮水出现困难。先是一块银元换一桶水，后来半桶水换一块银元。曹俊章几次派团丁偷偷下河湾取水，都被我游击队打死或打伤。寨子上缺水，军心不稳，团匪已成瓮中之鳖。 7月26日的《红色中华》报第二版，及时报道了题为“围攻旦八寨子的经过”：旦八寨子在赤色势力包围下，已有两个月了。据调查寨内有群众千余人，枪支八九十支，苏区豪绅地主逃跑去的亦有些，还有少数革命叛徒。文章分了三个小标题，在“我们的教训”段落中说：“志丹独立营围攻月余未能解放寨子，后来由红二十九军一个团担任围攻任务。寨子内民团知道主力部队来了，十分惶恐，派人送东西写信给红军，要求讲和。当指挥员用炮火打了寨子，寨子上的民团就拒绝谈判了，是一个教训。”在“群众热烈拥护红军”段落中说：“在我们围困旦八寨子过程中，附近群众不断的送粮食蔬菜，当地赤卫军也集中了二三百人，协助部队围攻寨子。”在“第一次攻击”段落中这样写道： 攻击开始了，红色战士一个个的向着目的地前进，没有一个畏缩不前的，没有一个落伍掉队的，奋勇的向前冲。特别是二连副连长郭世奎同志，领导一班人英勇的杀到了寨子下面，把敌人吓得发慌。而我们的郭同志在此时就光荣的负伤了。假使我们火力配备得好、指挥好，一定能拿下旦八寨子。 在8月23日的《红色中华》报上，刊发了题为“旦八寨子——一个小贩的谈话”。最近寨子上跳下一个做生意的小贩，名叫江毛蛋子，据他说：今年三月遇着团匪，被捉进寨内有数月之久，生活过着不如牛马的待遇，每天一顿饭，寨内人吃不完剩下的饭给他度日充饥，剩余多就多吃，剩余少就少吃。有几顿没有吃饭，是未剩下饭的缘故。他一天一顿是绝无保障的。水比饭更加稀少，别人喝得不要了的水，臭得难以闻得水也只得喝下一些过活。 他这天乘着两个看守他的团丁不注意，一个睡觉，另一个去打饭去了，他决心跳出寨子。饿死在寨子里，不如死到寨子外面，跳出去还有活路的希望。他跳下寨子被团丁发现，打了几枪。绳子捆着自己手上的结，躲在寨子脚下，傍晚则摸出来了。 他又说：寨子内的水剩下不很多了，开始有水的几天，每天吃两顿饭。最近大多数的家中水快完了，担得水多的还可以多吃两天。担得水少的早已经完了，向其他有水的借用。尤其是被强迫欺骗进寨子的群众早已发生没有水的困难，借不着找不到吃不饱。寨内许多生病的过两三天死一两个人，病死的很多。寨内对迫击炮极为恐慌，一听迫击炮声，大半都躲藏起来。现在寨内被欺骗压迫进去的群众都不愿在寨内，民团亦很动摇。想不日将该寨子拿下。 在持续围困旦八寨子的过程中，红军想了个办法，就是从寨子外的西山，向寨子里打地道，却被民团发现，团总曹俊章立即指挥团丁在寨子内挖深壕进行拦截。到了1936年的11月，江华（虞上聪）奉周恩来之命，率部接替红三十军担负中央机关所在地的卫戍任务。中央军委决定组织一支专打旦八“土围子”的部队，去解放旦八寨子，并任命江华为这支部队的政委，周恩来为此给了他一副望远镜，并交待了具体细节。江华带队伍还没接近旦八寨子，敌人的枪弹就从“土围子”上胡乱地扫射出来。江华借着一块高地拿望远镜观察后，认为倘若强攻，将会付出极大的代价。他与司令员白志文商议后，决定以火力控制寨门，死死围困，敌人一旦断水，就会不击自溃。果然，十多天后，寨子内的敌人因为缺水，扛不住了。面对强大的压力，曹俊章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偷偷溜下西北方向的高墙，钻入水渠，跑出包围圈，逃向了甘肃，第二天，即1936年12月4日，旦八寨子获得解放。 为此，《红色中华》报12月8日发了一条题为“旦八寨子打开了”的消息：志丹县旦八寨子经我们红军围困数月，寨内民团死守该据点，企图作最后的挣扎。我英勇红军于四日将该寨子全部攻克，民团完全被俘，缴获步枪数十支，其他用品甚多。被胁迫上寨的群众，均欢天喜地，对民团非常愤恨。志丹群众更加高兴，庆祝攻克旦八寨子的胜利。 1937年1月，党中央离开志丹，进驻延安后，将《红色中华》报改名为《新中华》报，由手工油印变为机器铅印。 第九章 艰苦中的奋斗 大树下的党校 中共中央党校的前身是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成立于1933年3月，由中共苏区中央局和政府、青年团、工会联合办学，任弼时任校长。同年4月，张闻天兼任校长，中央工农监委主席董必武兼副校长。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红军开始长征，大部分学员被编人干部团，陈赓任干部团团长，宋任穷任政委，徐特立、成仿吾任政治教员。行军宿营休息时，干部团还坚持上政治课。 长征之后的1935年11月，中共中央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在瓦窑堡组建了中央党校，董必武担任校长。学员发展到六七百人。1936年6月，中央党校迁到志丹县，校部驻扎在刘坪村，学员分散居住在附近的保娃沟门、任坪、阳台、高台、武沟门一带有窗户和没窗户的烂土窑里。 当年，刘坪村住七八户人家，开阔的台地上长有一棵硕大的中槐和一棵春天里花色缤纷的大楸树。在大槐树的南侧，有两个互相连通的四合院，四合院由石窑洞组成，所用石料都是河滩里的石片，被匠人仄仄斜斜地巧妙砌成，犹如堡垒可以防御匪患。这些石窑洞历经风雨岁月，虽然窄小、低矮、古旧，却依然呈现着曾经的大户人家立业务实的气象。 这些石片窑属于当地人刘家，中央党校来到刘坪时，刘家让出了大部分窑洞供党校领导和教员居住。 党校搬到刘坪的第二天，召开了一个学员大会。校长董必武和教务主任成方吾分别讲了话，将学员编为六个班：一、二、三班是普通班，另外还有工会班、研究班和高级班。党校教员有白东才、吴文林、李养兰、李锦银、马定邦、廖志高、吉汉杰等。 中央党校在刘坪村办学的四个多月时间里，学员每天早上在宽展的台地上进行两小时的军事操练，早饭后围坐在大槐树下听课。每礼拜四天课，两天讨论，一天休息。中央党校在这里恢复了原中华苏维埃中央图书馆后，学员们经常去窑洞四合院里借阅图书，往往院子里坐满了人，起伏着喃喃的读书声和讨论问题的声音。 刘坪是非常贫穷的地方，加之战争留下的创伤，使党校在吃、住等方面都极端困难。可是，学员士气高昂、满腔热情，如饥似渴地投入到革命理论知识的学习中。党校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党的建设、马列主义和游击战争知识等，并成立了相应的教研室。罗迈、成仿吾、吴亮平、张云逸等人讲授“党的建设”、“社会发展史”、“苏维埃政权”、“游击战争”等课程。当时，学员的学习时间一般不超过半年。 当年的学员徐锡林回忆说：那时党校生活困难，吃不上饭。确实，由于人多，粮食供给十分紧张，党校专门组建了驮粮队，到乡下采购粮食。几乎天天吃小米和洋芋，往往吃不饱，动员大家利用星期天到山里挖野菜，补充大灶上的菜蔬不足。当定边、盐池等县解放后，党校在10月份迁到长城脚下的定边县城，生活、学习条件略有改善。 毛泽东从1935年11月起，着重钻研哲学，阅读了苏联和中国学者撰写的哲学著作10余种，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撰写出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讲义。其他哲学教员在备课时也是先当学生，像毛泽东那样发奋读书后系再向学员讲授。当时的中央党校，成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地委以上及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党的实际工作干部及军队政治工作干部的高级与中级学校”。先后四次，毛泽东到刘坪的大槐树下，给中央党校学员作报告，内容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统一战线”等，听报告的主要是党支部委员以及每个班选派的部分学员。 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活捉了蒋介石。党中央为了适应统一战线的新形势，把一批党校干部调回中央所在地志丹，聆听毛主席、张闻天、博古等中央负责人的报告。毛泽东穿着一件白板羊皮袄，长长的头发，脸显得有点消瘦，讲话铿锵有力，说：“过去我们生活在山沟里，现在我们要到延安去，大家要学会城市工作，开辟抗战的新局面。” 第九章 艰苦中的奋斗 被寄养的孩子 曾在家乡浙江岱山县领导组织盐民运动、后来担任于都县委书记、胜利县委书记的金维映，1933年秋天被组织调到瑞金县，担任扩红突击队总队长，后调人中央组织部，任组织科长。1934年初，出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当年春夏之间，30岁的金维映和37岁的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结婚。 李维汉曾赴法国留学，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共同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回国后担任中共湘区执委会书记。1928年党的六大后，历任中央巡视员、中共江苏省委兼上海市委组织部长。在中共中央六届二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代理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之后去莫斯科学习，回国后任中央组织部干事、部长。 1934年10月份，夫妻俩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李维汉兼任军委二纵队司令员和政委。经受了长征九死一生的磨难和饥寒交迫的煎熬，夫妻俩终于在陕北苏区安定下来，在相对稳定的环境里，金维映有了身孕。 中共中央机关来到志丹定都后，李维汉和金维映住在炮楼山下。1936年9月9日，金维映忽然临产，由贺子珍、刘英、李坚贞三人帮助接生，生下了一个男婴，大家欣喜万分。 李维汉和金维映给孩子起名罗小金（即李铁映），“罗”是取李维汉的原姓，“小金”里面含有金维映的姓。孩子是他们爱情的结晶，用孩子的名字佐证着他们俩人心心相连。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说：金维映刚生过小金，过了两天，就有国民党的飞机在保安城上空盘旋，进行轰炸，我看见李维汉同志怀里抱着刚出世的小金钻防空洞。大家看到了都为孩子担心，怕受了风，李维汉同志紧紧地把孩子抱在怀里说：“真的没有法子。”大家能看出来他是非常喜欢这个孩子的。 长征之后的金维映营养严重不足，分娩后身体非常虚弱，没有奶水哺乳孩子，加之中央派遣李维汉去盐池、定边一带从事团结回民和蒙民的工作。再三考虑后，他俩决定把孩子寄养在当地的一户人家里。通过一个名叫李海清的医生了解到，在县城南三里路的麻地坪村，有一个叫段世章的前不久夭折了一个婴儿，政治可靠、条件合适。于是，在小金出生后的第七天，金维映看着孩子被抱往段世章的家，禁不住泪流满面。为了感激，也为了孩子，金维映把长征时一直带在身边的红木箱子送给了段家。 段世章家坐落在面向东南的山脚下，越过一片广阔的种植了各类农作物的台地，就是一大片柳树滩，滩下是清格凌凌的周河水。这里家禽结队，羊儿星散，与县城的中央机关的生活环境相比要好些。李铁映的到来，让段家异常欢喜，消减了他们夭折婴儿的伤痛。对组织上的嘱托段家不敢有丝毫的懈怠，这是中央领导的孩子，是中国革命的后代，由此对孩子万分的呵护，还给孩子起了一个乳名“招娃”。为了孩子，段家特意拿出仅有的积蓄，买回来一只奶山羊，用羊奶辅喂孩子。在那个战争年月，小招娃得到了段家的细心照顾，天气炎热了，担心窑洞里闷热，就抱着孩子在树荫下透气纳凉。天寒地冻了，段家夫妻不敢在家里燃木炭火，怕烟火呛了孩子，就反复把土炕烧得暖暖和和，将孩子放在最舒服的地方。 1937年1月，党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离开志丹，移居延安后，红色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扩展，延安成为稳定的大后方。李维汉担任了中央党校校长，金维映和长征过来的女干部蔡畅、邓颖超、贺子珍、康克清等一起到中央党校接受轮训。之后，金维映担任了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大队女生区队长，和女学生同吃同住。随着全民族的抗战，全国各地来延安的青年越来越多，党中央为了快速培训人才、输送干部，筹办陕北公学，李维汉担任了陕北公学党组书记，金维映在陕北公学里担任了生活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1938年春天，党中央决定分批派一批同志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也为这些身体有病的同志提供治疗疾患的条件。金维映、蔡畅、蹇先任等与中共派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团长任弼时及夫人陈琮英结伴同行。取道兰州、乌鲁木齐，然后去莫斯科。在乌鲁木齐，金维映非常思念孩子小金，提笔给李维汉写了一封信，说十分思念孩子，叮嘱李维汉一定要把孩子接到延安去生活，可以在父亲的呵护下得到更多的关爱，于安定的环境里健康成长。此信辗转，半年后才送到了延安。 在莫斯科，金维映被编人共产国际党校政治班，生活确实得到了改善。但是由于当时苏联搞肃反运动，保密制度十分严格，中国来的学生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蹇先任回忆说：“学校四周是高高的围墙，校园里除了警卫人员，还养着迅猛的猎狗。组织上对学员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不准一个人外出。在这里，我们不可能与外界接触，不能上街随便对人微笑点头，不要随便碰人家东西。有一次，在马戏院里碰到冼星海、袁牧之等同志，连招呼都没敢打。为什么要这样呢？主要是怕暴露我们的政治身份，即同共产国际的关系。” 以后，一批又一批的中国同志来到了莫斯科，朋友相逢，格外亲切。在紧张的学习之余，金维映十分想念国内的亲人和寄养在段家的儿子。1939年下半年，金维映突然病了，到了1940年上半年，病情越来越严重，依然坚持学习。金维映在蔡畅回国时，要她转告李维汉：无论如何要把儿子从志丹接到延安生活。 1940年底，金维映没有能力到课堂了，在任弼时的关怀下，被送进了疗养院。 邓很颖超回忆说：“1939年7月，周恩来同志骨折，8月我陪恩来同志去莫斯科治疗。听说阿金（大家对金维映的称呼）已经在莫斯科郊区休养所。当时许多的中国同志都在那里休养。我曾去过两次。第一次见到金维映同志时，她很正常。第二次再去时，听说她病了，当时不知道什么病。据说后来把她送到了精神医院了……1940年3月，我们离开莫斯科回国前，恩来又去看她。我在远远的门缝里看着她，她精神很不正常，两眼发直，衣服不扣，只听她说话，但听不清说些什么。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希特勒军队进攻莫斯科的时候，她住的医院和国际儿童医院都迁离了莫斯科，以后再没有听说她的消息了。解放后，有同志从苏联回来也没提起过她，可能她在医院里受到敌人炮火死去的。” 37岁的金维映下落不明地牺牲了。对于她牺牲的详情，很多人都在探究，却得不到任何答案。博古的妻子刘群仙也是在苏德战争中下落不明地牺牲，留给人们无尽的哀伤。 被段家精心抚养的小招娃，在岁月的流逝中健康成长，学会了说话，学会了走路，度过了几年幸福的时光。1940年春天，延安创办了中央托儿所，李维汉派人前往志丹县麻地坪村，接小招娃回延安。小招娃哭闹着不和接他的陌生人走，段世章只好带上衣物把孩子送到延安，住了半个月，待孩子基本习惯了才返回麻地坪。李铁映（罗小金）作为第一批幼儿进入了中央托儿所，开始了另一种新的生活。 毕竟段家和李铁映有了很深的感情了。李铁映被接走后，段家夫妻很是伤感了一些日子。他们既为李铁映高兴，高兴的是他可以到延安更好的环境里成长，尤其是孩子能在亲人身边生活。让他们难过的是，在抚养孩子的几年时间里，他们和孩子已经亲如骨肉。好长一段日子里，段家夫妻对孩子想念尤甚，时常落泪。一年后，李维汉给段家来信说：如果想念孩子，可到延安探望。于是段家夫妻怀着急迫的心情，赶上毛驴，带上土特产，走了两天到了延安，受到李维汉的热情接待。他们看到小招娃（李铁映）在院子里和其他孩子快乐的玩耍，禁不住泪水盈眶。 后来，段家在当地抱养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男孩。在儿子长大后，给娶了一个精干聪慧、名叫胡海兰的女子，把曾经的历史如实地告诉了儿子和儿媳。可惜与李维汉家失去联系已经20多年，隔山隔水不知音信。1958年，村里下派来了干部，有位是西安外语学院教授闫恒聚歇在段家，闲谈中说起往事，见多识广的闫教授立刻惊讶了，说：“罗迈是李维汉的另一个名字，是现今的中央统战部长。”这个消息让段家兴奋不已，闫老师主动给段家代写了一封信寄往北京。料想不到，还真联系上了，李维汉部长回信说：李铁映正在捷克斯洛伐克留学，待以后有机会便来志丹看望亲人。 1961年，李铁映亲笔给段家写来一封信，情深意切地问候二位老人，详细地谈了自己的留学情况，也说了与博古女儿秦新华的幸福婚姻，叮嘱养父养母爱护身体。随信还夹寄了一张他的精神饱满的照片。段家人和邻居都仔仔细细地看，翻来覆去地端详。段世章的妻子蒋成莲更是情不能禁，看着照片流泪，擦过泪水又看，看过了又笑，喃喃地唤着“招娃，招娃……”一连许多天后，这位无私的老人安详地去世了。又许多年过去了，段世章也离开了人间。 2002年4月6日，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李铁映在西部考察工作，第一次来到了他渴望已久的故土——志丹县。他踏上这块土地后，抑制着内心的激动，专程到麻地坪村，走进每一个家户问长问短，特意到胡海兰家里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看到他曾经寄来的照片，回忆当年，感慨不已；当知道抚养过他的二位老人已经过世，李铁映眼眶里含满了泪水，长时间说不出一句话…… 2005年9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铁映，第二次来到志丹考察工作时，和老红军及地方党政负责人亲切座谈，深情而豪迈地说：“我是陕北人，我就是志丹人”。纯正的乡音，浓浓的乡情，深深感染了大家。 第九章 艰苦中的奋斗 改善群众生活 听毛主席和警卫员夸奖陈定邦老先生，几个老乡也七嘴八舌地讲起来。刘志丹太白镇夺抢时，陈老先生提供了枪支和骡马。刘志丹创建了南梁游击队之后，陈老先生几次给予经费上的援助，他家还是红军的秘密接待站。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陈老先生主动把土地和牛马分配给周围的穷人，一些穷人过去借陈家的钱、粮食，欠的地租，陈老先生全都免除了。 苏维埃政府为着改善志丹县群众生活，使广大工农群众以自己的生产出来的东西，能充分换得日常的必用品，所以特号召广大群众进行下列工作，以解决困难。 银匠很荣幸。第二天就联络了一些群众和机关里的干部开始掏井。毛泽东中午看见了，也过来帮着绞辘轳，大家十分振奋，干劲更大。经过两三天的忙碌，从井里掏上来十几筐泥沙，向井下深挖了七八尺，给井底铺了一层小石子。果然井水就旺了。黄银匠又请来木工师父，就近取材，做了三个辘轳安在井上，从此四个辘轳同时打水，人们担水再不用排队了。 二、各区政府立即帮助群众设立区消费合作社，分销食盐布匹，大批供给群众。 三、国家银行西北分行设立营业部，批发食盐布匹等大宗货物，以供各个合作社。 毛泽东长叹，说：“刘志丹是好同志，发动群众、团结群众、爱护群众，和他的战友创建了西北苏区。他呀，把党的利益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他的精神是不会磨灭的，我们要世世代代歌唱他。” 等待打水的当地人黄银匠说：“可能这个井的水眼被泥窒了，掏一掏大概水就旺了。” “刘志丹和我们穷苦农民好关系，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分牛羊。穷人才过上了好光景。” 毛泽东用手抚着黄银匠的肩膀：“你是当地人，了解这口井，我请你负责组织大家，把井掏一掏。好吗？能不能多安几个辘轳？打水就不用排长队了。” 第二天，贺清华、保安县长刘景范及其他人员，带着毛泽东的嘱托和补品，步行到柳树坪，探望了陈定邦老先生。卧病不起的陈老先生听了来意，很感动，同时也表达了对毛主席的谢意。 贺清华急忙说：“主席，放心吧。我们一定把你的问候带给陈老先生。” “刘志丹爱穷人，没架子，走到哪里都和群众打成一片。我们都叫他老刘。” 水做豆腐白嫩好吃，烧开的水放上几天都没有沉淀。但是由于中央机关的到来，人多吃水多，官井的水供不上了，排队在后面的人只能打上来半桶混浊的水。 有一次，毛泽东和警卫员走到城外散步。正是秋天，原野一片金黄。有农民在唱民歌，是歌颂刘志丹的信天游，就站下来认真地听。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这些货币，在金融史上是非常独特的，可以说是政治性很明确的“抗币”。 1936年7月13日的《红色中华》报上，也刊登了题为“苏维埃极力改善志丹群众生活”的具体办法。 由于供给的人员增多，财政收入减少，不得不依靠发票子维持机关部队的最低需要。到国家银行离开志丹的时候，发行的货币（包括收回陕甘晋银行的票币）约有90万元，物价飞涨，纸币贬值，初到志丹时一元钱可以买一只羊，离开志丹时一元钱只能买到一副羊下水。尤其是西安事变之后，国共两党形成了抗战统一战线，苏区既可以用“苏币”，也可以使用国民党的“法币”。当东北军让出了延安、甘泉、合水、庆阳四县后，国家银行为了一到延安就能继续工作，在1936年12月31日连夜结好账务，整好东西，1937年1月1日早晨离开志丹，两天就到达了延安城。 “是的。我一到保安，机关的同志告诉我，中央机关居住的石窑院，有些窑洞是陈老先生家的，听说我们要来，就主动让了出来。”毛泽东望着远山，继续说：“红大二科的同志在他家的村子办学，陈老先生又把窑洞和房子让出来，真是觉悟很高哇。” 五、凡买卖货物都要使用苏维埃政府发行之票币，严禁“白票”在市面流行。 贺清华问：“主席您每天那样忙，你怎么会知道陈老先生？” 毛泽东微微一笑，说：“你忘了？我们中央红军离开吴起镇，路过保安城，当地苏维埃政府和群众隆重迎接我们。记得，陈老先生是高个子，代表群众在欢迎大会上讲了话，很有文采啊。”。 贺清华拍拍自己的脑门，说：“对对对。听当地人说陈老先生是文拔贡，在社会上威望很高，还是刘志丹的老师。陕北苏区很多干部，比如马锡五、曹力如、王子宜、刘景范都是他的学生。” 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主席博古一到志丹，就深人群众和当地干部之中，了解到山大沟深的志丹县交通不便，食盐、布匹、火柴等生活用品十分奇缺。比如，吃盐要冒着遭遇土匪劫掠的风险，去宁夏驮盐；而布匹和棉花更缺，一块棉被几个人盖，一件衣服谁出门谁穿。大多数人一年四季穿羊皮，冬天，羊毛朝里穿，天热了羊毛向外穿。过去县城里有逢五逢十的集市，由于多种原因消亡了。县城里没有一家能去白区进货的商店，而白区的商人又因为封锁不能进入苏区贸易。根据这些情况，在1936年7月8日，以博古名义发出布告，责成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分行设立营业部，进行布匹、食盐等生活用品的调运和批发，供给各个合作社，改善群众生活。 第九章 艰苦中的奋斗 同志亲如手足 在清苦的日子里，战友之间和同志之间更加团结友爱、互帮互助。一声问候，一次吃饭时的挽留，一把山野里挖回的苦菜，都能让人与人之间温暖。如果馈赠一颗西瓜，必然会使人久久难忘。 童小鹏曾在家乡新桥省立师范学校就读，当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后，打土豪、分天地，革命运动掀起高潮，16岁的他就参加了红军，曾长时间在红一军团保卫局当秘书。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他被军团政治部选派到红军大学一科学习。编人红军大学一科的都是师以上干部，童小鹏身上没有伤疤，也没有职务，却被编入一科，这是缘于他有文化，经受过长征的考验，得到了组织上的特殊照顾和信任。后来，他被调到军委二局从事情报研究工作。在志丹时期，由于窑屋缺少，军委二局住在城北4里路的东沙道子村，童小鹏一边工作，一边跑到红军大学听课。每天来来回回走过志丹城。过去的志丹城里没有什么商铺，中央机关进驻后多了几家卖馍卖枣的店铺，而且每天中午的时候街上都是卖杏的农民，坐在一堆一堆的杏子旁，等待买主光临。童小鹏每天走过街道，饿了就买些杏吃，或是看着别人买杏吃。为此，他还写几首打油诗，其中一首很风趣也很真实： 来回日当午，汗滴脚下土。 肚中正饥饿，进餐无雇主。 为得去学习，不得不吃苦。 红军大学三科在顺宁开运动会，红军大学一科的同学骑马都去了。比赛有刺枪、唱歌、游戏、跳高、跳远，还有骑兵表演。童小鹏在这次运动会上认识了16岁的王林水，就怜惜这个小同志，把自己的一双袜子给寄过去了。 没几天，童小鹏被调到军委机要科当秘书，不停的译发电报、抄写文件。 中秋节前，前方缴获了敌人的一些物资，还有几包月饼，派骡马送回了红都志丹。月饼大多数给了红军医院，后勤处给中央领导每人配送了几个月饼，邓颖超舍不得吃，想到甘苦与共的小同志，就用纸包了月饼，一个送给了“弟弟”叶子龙，一个送给了“妹妹”童小鹏。 志丹处在茂密的林区，潮气大，霜雪来得早，寒冷异常。因为物质匮乏，好多的同志放哨没有棉衣穿，童小鹏也经常在夜里被冷醒来，恰好过去的战友从前线给他寄来了虎皮褥子，才使童小鹏在长夜里获得了温暖。 天气越来越冷。童小鹏拿着写“长征记”的五块五毛钱稿费，买了些喜欢的食物和同志们吃了，高兴地闹了一番，没想到病了，高烧不退。去外交部对面的红军卫生所看病，卫生所十分简陋，几乎没有药品，医生也生气地开不出处方。童小鹏懊恼之下只得去住院。骑着马昏头昏脑地沿周河向南走了二十几里路，才到了驻扎在土堆河村的红军医院。由管理员分配，童小鹏住在一个不知号头的小石洞内。洞内住四人，其中有久闻其名的郭滴人。童小鹏在日记中写道：“一个没有一丈长和宽的小洞洞住了这几个病人，真的是相当难过。……（我）与郭滴人对面，真好笑，两人固然是通病相怜，时时问及病况，但有时四只病得黄瘦的眼睛睁着对看，一句话也不说。” 童小鹏在住院的10天时间里，有的同志给他捎来了面、糖，梨子。还有人给他拿来了鸡、鸡蛋。邓颖超特意托人带给他一包大米、八个馍、一个酱菜。还有很多同志因为买不到东西，只能给他写信慰问。其他住院的同志也和他一样，总是收到同志们捎来的慰问品和信件，他们相互共享这些平时吃不到的好东西。 童小鹏出院后回到了志丹县城，边工作，边修养。可是仅仅相隔了20天，曾在一孔小窑洞里住院的郭滴人，却因肺炎和痢疾去世了。英年29岁。 郭滴人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时，将郭尚宾改名“滴人”，立志“点点滴滴为人民”。跟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先任陕北省委 《红色中华》报1936年11月22日，第二版刊登了题为“悼郭滴人同志”的文章： 郭滴人同志死了！ 郭滴人同志龙岩人，一九二六年二月加入共青团，同年五月入党。大革命前，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后正是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时候，他由广州回到龙岩做农民运动。在闽西时，与邓子恢诸同志为农民所信仰的领袖之一，他领导龙岩农民暴动，建立起苏维埃政府，郭同志即为该县苏主席。适党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他代表闽西党出席。回来后即任闽西党的特委书记，后来继续担任福建省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等工作。郭滴人同志一贯来工作积极，在与反革命作斗争中他经常是站在最前线与最艰苦的地位，为党的路线而奋斗着。 郭滴人同志死了，不能不说是我们党的一个损失。特别是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积极开展情况下，而牺牲了这样一个坚定忠实的干部，实在是可惜。郭滴人同志虽然死了，但是他的精神是不死的。今天，我们来追悼郭滴人同志用不着哭泣，用不着流泪，我们只有坚决站在党的领导之下，努力地忠实地为着党的路线而奋斗。 第九章 艰苦中的奋斗 “我不能搞特殊” 在志丹，中央领导和普通战士的生活是一样的，遵守伙食标准，日子极其清苦，多数是小米饭炒青菜，偶尔菜里才会有点肉，有时是粗面馒头。 毛泽东喜欢吃辣椒，似乎有了辣椒饭就香。斯诺采访时，他还唱了所喜欢的《辣椒歌》： 远方的客人，你请坐，让我唱个辣椒歌。 远方的客人，你莫笑，湖南人待客爱用辣椒。 虽说是乡里的土产货，一日三餐少不得。 要问辣椒有哪些好？随口能说十几条： 去湿气、安心跳，健脾胃、醒头脑。 油煎爆炒用火烧，样样味道好。 没得辣椒不算菜，一辣胜佳肴！ 毛泽东夜以继日地工作，越来越消瘦，尽管平时警卫员想法子把土豆切成片、或者切成丝，要么切成块，毛泽东每次吃饭，还称赞厨艺好。可是，警卫员心里清楚，无论如何变来变去，还是土豆菜。有一次，警卫员陪主席到城外散步，毛泽东忽然看见一种半尺高的锯齿形绿色植物，高兴的对警卫员说：“你们看，这是野菜，叫冬苋菜，我长征路上吃过，很好的，咱们可以吃这个菜啊。”毛泽东说的冬苋菜其实是起了苔的苦菜。这个发现提醒了大家，从此警卫员经常到山里挖苦菜，用开水烫熟，使凉水泡，去除苦味，经凉拌或者热炒，饭桌上就多了一道新鲜的菜食。在毛泽东的影响下，中央单位的其他同志也到山里挖苦菜，既改善了生活，又填饱了肚子。 有一天，警卫班长李长久和其他三个警卫员商量如何给主席补身体。白海山说：“城里什么也买不到，怎么给主席补身体呢？”贺清华讲：“听说乡下老百姓习惯腌制猪肉，家户都养着鸡，如果能买到这些东西就最好了。”大家最后商定，由贺清华骑毛泽东的小黄马，去原来的国民党县政府驻地永宁山一带买鸡。当天下午贺清华在鹞子川买到了两只鸡和一些辣椒。带回来后，大家十分高兴，杀了一只，留着一只。由于没有调料，李长久就按南方老家的做法，做成“白酥鸡”，又炒了一盘辣椒，晚饭时分，给毛泽东端上桌子。 警卫员以为毛泽东会高兴地吃这些鸡和菜。可是，毛泽东沉默了，平静地批评说：“你们这样不好。大家的生活都很苦，我应该和大家一样，我不能搞特殊啊。” 贺清华眼泪汪汪，说：“你不一样，你的工作又忙又累。这样下去，你的身体会垮的。”其他几个警卫也进到窑里，七嘴八舌的劝毛泽东吃鸡。 毛泽东认真地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比井冈山的时候好多了，一定要按标准办伙食，想办法节余才对。这次买了，下次千万不能再买。”毛泽东给自己碗里拨了几块鸡肉，对警卫员说， “其余的鸡肉，你们几个吃了它。只要有辣椒，我就可以多吃饭。” 有一次，贺清华和白海山到周河给毛泽东洗衣服，看到河水里有好多指头粗细的泥鳅，两人用床单逮了一脸盆，告诉毛泽东有鱼吃了。毛泽东说：“先养起来，周副主席明天就回来了，等他回来一起吃”。第二天，周恩来真的回来了，和毛泽东一见面，紧紧握手，互相问候。周恩来给毛泽东带来了几条香烟、一包青辣椒。毛泽东高兴地说：“及时雨啊，正好没烟抽了。警卫员捉了好多的泥鳅，就等你回来吃呢。”两位战友开怀地笑起来。饭桌上摆了苦菜、炒土豆、杏皮儿、炸泥鳅、炖泥鳅、炒辣椒。周恩来赞赏说：“好菜，太丰盛了。告诉其他同志，河里的泥鳅是美昧呀。” 天渐渐地冷了，石窑洞变得冰凉。贺清华看到毛泽东长时间伏在桌子上办公，不住地晃腿跺脚，就自作主张，向供给处领了木炭，在办公桌下生了火盆。毛泽东看到火盆，对贺清华语重心长地说：“还不到规定的烤火时间，你想想，这么多中央机关同志都在受冷，我怎么能搞特殊呢？大家什么时间开始烤火，你们再给我生火盆。” 贺清华心里酸酸的，把木炭退给了供给处，却又不知道怎么给毛泽东御寒。正巧，城里逢集，四面八方来了好多卖山货的。贺清华看到一个老乡卖驼绒，灵机一动，想起自己从小放羊，学会了捻毛线技术，就用参军时村里乡亲给的钱，买了一斤驼绒，用了三天时间，把驼绒捻成毛线，织成袜子，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吃惊地说：“你还有这个手艺呀，不简单。”试着一穿还大小正合适。当问清楚贺清华买驼绒花了五角钱，就拿出自己的五角钱硬塞给贺清华，“清华呀，你的心意我领了，谢谢你啊。你要收下我的钱，你要不收钱我就不要你的袜子。” 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在南京扣留了张学良，又给西安增兵，内战一触即发。毛泽东连日参加政治局会议，忙于争取蒋介石维护和平、践行共同抗日的承诺。一天早上，贺子珍要分娩了。 毛泽东的警卫员气喘吁吁地跑到刘志丹夫人同桂荣的住处，急急地说：“快！快！贺大姐要生孩子啦，毛主席请你赶快过去，给接生一下！” 刘志丹将军在东征前线牺牲后，中央一直很照顾同桂荣母女俩。虽然同桂荣精神上受到难以承受的打击，她身上依然洋溢着做事厚道、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品质，备受中央领导和红军战士的尊敬。凡亲戚看望她送来的鸡蛋呀面呀，她都会给怀孕的贺子珍拿去一些。前些日子，本来生活就十分困难的同桂荣，拿出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钱，买了布和棉花，为贺子珍生孩子做准备，一针一线，细心地缝制好了小被子、小衣服、小枕头，用布包裹起来，等着贺子珍生孩子时用。 听警卫员一说，同桂荣拿上包裹好的小被子和小衣服，向毛泽东的住处跑。 老远，就听见贺子珍在院外的岗楼里疼痛喊叫。 毛泽东看见同桂荣，指着岗楼说：“刘嫂子，快来呀！” 消瘦的贺子珍面色蜡黄，躺在岗楼里的地铺上，冷得直打哆嗦。岗楼的墙是石头垒起来的，顶子是用高梁杆子抹着泥巴搭起来的。正值寒冬，外面北风呼啸，四面透风，冷飕飕的。 同桂荣很生气地埋怨他们：“怎么能挑选这地方生娃呀？” 毛泽东说：“石窑里太阴湿了，是子珍自己跑到这里来的。”又看着同桂荣焦虑地问：“怎么办呀？” 同桂荣看到了血水，说：“来不及了，就在这生吧！”同桂荣急忙让其他人烧开水，给贺子珍喂了半碗，暖和暖和身子。然后，同桂荣搂住贺子珍，一边轻声安慰，一边调整分娩姿势。不一会儿，孩子生下来了，是个女娃。这时，医生也闻讯赶来，为娃娃扎了脐带。同桂荣用半盆热水洗了娃娃的身子，用自己准备的小被子裹起来，抱给毛泽东看。 毛泽东双臂小心地接过婴儿，细细地端详，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告诉贺子珍说：女儿和她一样清秀。贺子珍疲惫地点点头，回应了一个微笑。 贺子珍生孩子的消息马上传开了，康克清、邓颖超、刘英都赶来贺喜，询问母子情况。毛泽东幽默地说：“生了，生了。像母鸡下蛋一样，生了个大鸡蛋。”这孩子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的第五个孩子，在这个孩子前面生的两个哥哥、两个姐姐，都先后在战争环境中夭折或者送人了。 邓颖超把婴孩抱在自己怀里，看着细细嫩嫩的脸儿，怜爱地说：“真是个小娇娃，一个小娇娇。” 还没来得及给女儿起名字的毛泽东，听了顿有感悟，想到《西京杂记》中“文君姣好”的词句，就说：“对，就叫娇娇！”贺子珍也觉得这名字非常适合女孩子。 这年，毛泽东43岁，贺子珍28岁。 空空的窑洞十分寒冷，身体虚弱的贺子珍缺奶水，娇娇老是哭闹，大家都很着急地想办法。这时候，街上的居民孙玉祥知道了情况，转到小院给警卫员李长久说：“我的娃娃好几个月份了，我婆姨的奶水多，如果不嫌弃，每天就让我婆姨给娇娇喂一喂。”李长久一听就高兴起来，赶忙把这个事对贺子珍说了。贺子珍当即欣喜万分，说：“很好，很好！”就这样，孙玉祥的婆姨每天到红石小院，给娇娇喂奶水。20多天后，毛泽东和贺子珍带着娇娇要去延安。在离开志丹城的时候，贺子珍专门到孙玉祥家里，对夫妻二人表示感谢，把平时节省下来的津贴留在了孙家的土炕上。 1947年，姣姣从苏联回到陕北，当时毛泽东化名李得胜，正在陕北转战，因此给姣姣取名李敏。 第十章 应对西安事变 临潼“兵谏”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苏区后，中共中央根据日军继续侵略的严峻形势，公开提出团结抗日的主张，通过对张学良开展统战工作后，建立了秘密的统一战线。而杨虎城过去同共产党有秘密往来，建立了友好关系，拥护抗日，不打内战。于是，先后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达成了互不侵犯、在防区内取消敌对行动、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以及联合抗日等协议，形成了“三位一体”联盟。张、杨两人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都遭到蒋介石的训斥和拒绝。 蒋介石发出围剿红军的命令后，胡宗南言听计从，结果在山城堡受到了重创。为此，蒋介石十分生气，曾耳闻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与共产党频繁接触，就认为张学良和杨虎城不可继续信任，就于1936年12月4日飞抵西安督战，坚决施行“攘外必先安内”策略。蒋介石下榻于临潼华清池后，连日召见师以上军官，还郑重地举行了第六次围剿红军的军事部署会议，要求东北军和西北军打先锋，到陕甘前线作战。严肃明令：如不服从则将两军调往外地，有中央军直接“剿共”。面对民族危难，张学良和杨虎城难以服从命令，连续几天多次劝谏蒋介石以民族利益为重，停止内战，团结抗日，陈述“攘外则内自安”的道理，都遭到蒋介石的屡次斥骂。很明显，蒋介石“剿共”态度非常坚决，几乎不可回头。 12月7日下午，张学良抱着最后的希望，声泪俱下地再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长达3个小时的哭谏，蒋介石始终没有为之所动。当夜，杨虎城对张学良初步提到兵谏的想法。 9日，西安各学校一万多名学生上街游行，纪念一二九爱国运动一周年，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因得不到政府的满意回答，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离开西安，向蒋介石住处华清池而去。蒋介石闻讯立即指示开枪镇压，严加制止。对此，张学良除了失望，心情更加沉重，获知蒋介石在灞桥布置了一个营的部队，架起了扫射学生的机枪。于是，张学良不顾一切，追至十里铺，挡住学生。游行队伍中的东北籍学生，围住张学良哭喊着请求东北军打回老家去，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看到学生们声泪交加，张学良也流泪了，表态在一个星期内用事实给大家一个答复。也就此下定了“兵谏”的决心。 11日上午，张学良按惯例到华清池晋见蒋介石，有意带了两个侦查华清池道路和地形的随从。下午，蒋介石生气地抛开张学良和杨虎城，再次召开军事会议，重新部署“剿共”，宣布蒋鼎文为西北“剿共”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 与此同时，张学良和杨虎城在绥靖公署大楼召集东北军和西北军要员开会，宣布对蒋介石进行“兵谏”，详细安排了各部任务。张学良的东北军负责前往临潼华清池扣蒋，杨虎城的西北军负责扣押随蒋介石而来的住在西安城内的国民党军政大员。张学良任命东北军一0五师师长刘多荃为总指挥，确定内线、外线两个行动部分，外线在华清池四周警戒，防止蒋介石的卫队武装突围；内线由孙铭九、白凤翔、刘桂五、王玉瓒进入华清池，执行扣蒋任务。 蒋介石在12月11日的回忆中写道： 是晚召张、杨、于与各将领来行辕会餐，商议进剿计划。杨、于均未到。询之张汉卿，则知彼已于今晚宴来陕之中央军政长官，杨、于先在西安招待，俟此间餐毕，将邀诸人同往也。汉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为异。殆以彼昨来见时受余责斥，因而不快欤？或彼已闻余训责黎天才之而不快欤？临睡思之终不明其故。以时迟，亦遂置之。 张学良在11日夜，传唤自己的警卫营长孙铭九，叮咛说：“你去请蒋委员长进城，绝对不能把他打死。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们不能见面了，你死，我死，说不定了。” 夜半时分，孙铭九等人带东北军士兵朝临潼出发了，士兵不知道此次行动的真相，只对士兵谎称：张学良司令被蒋介石扣押在华清池，赶快去营救！只有活捉了蒋介石，才能救张司令！ 蒋介石在华清池的住处，院内有警卫队30多人；院外的禹王庙驻有宪兵70人左右。黑沉沉的夜色里，当孙铭九部下100多人分乘两辆大卡车，于凌晨时分到达华清池大门前，强行朝里闯，门卫被迫开枪，枪声打破了寂静，随之展开了激烈的枪战。 经过一番混战，孙铭九和部下绕过了火力猛烈的二道门，匍匐爬进了五间厅，冲进蒋介石的卧室，一看，房里没有人，桌子上放着皮包和假牙，被窝还是暖的，一扇窗户开着，无疑蒋介石跑了。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如果蒋介石脱逃，后果就不堪设想。 此时，负责扣押南京军政要员的西北军，把西京招待所团团围住，睡梦中的十余名军政要员和他们的家属、随从看到手持枪械、面目不善的士兵闯入房间，对他们竟然厉声呵斥，明白有了变故，只好服从命令去大厅里集中。 此时，志丹县城还在黎明的梦中，滴滴答答的电报声忽然响起，机要科长叶子龙被电台值班员叫醒。中共驻东北军联络代表刘鼎从西安发来加急电报，说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叶子龙一看电报是半白半文的语言，其中有“兵谏”两字，不太懂，立即送到了隔壁毛泽东的窑洞，“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①毛泽东还没有睡，看了电报非常兴奋，一拍大腿站起来，挥手说：“去睡吧，明天有好消息。” “捉拿蒋介石”的消息迅速传开，志丹山城沸腾起来。机关工作人员和红大学员纷纷穿上衣服，打着火把，奔走相告，涌向党中央领导的住处——石窑院。大家欢呼雀跃，群情激昂，要求把蒋介石公开审判，然后枪毙，为人民报仇雪恨！ 事发突然，中共中央领导聚集在张闻天的窑洞里，就西安事变开始紧急讨论。 此时，华清池的东北军将士焦急万分，担心蒋介石一旦脱逃，后果不堪设想。经过反复判断，认为蒋介石可能逃上了住处背后的骊山，当即组织士兵开始拉网式搜寻。并发布命令：绝对不许伤害蒋委员长，谁活捉蒋委员长，奖赏一万元。 拂晓时分，孙铭九手下一个叫陈思孝的班长，在山上抓住了蒋介石的贴身侍卫、侄儿蒋孝镇。接着在半山上的一个山洞里找到了蒋介石。蒋介石光着头，赤着脚，身穿睡衣，不失威严地走出来，问：“你们是哪里的？”赶来的孙铭九说：“我们是东北军，张副司令让我们来保护委员长，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老家去！” 蒋介石被“请下了山”，坐小轿车直达西安。 毛泽东和周恩来复电张学良：为防御南京政府的军事进攻，提议双方在军事方面的布防，并说“恩来拟赴兄处协商大计”①。 西安事变震惊了世界。在“兵谏”中，国民党中常委邵元冲死于流弹；蒋介石的副侍卫长蒋孝先被打死。死亡的要员还有速记秘书萧乃华、中央宪兵二团团长杨镇业、中央宪兵三团中将杨国珍等。 一夜之间，蒋介石从领袖位置变成了部下的“阶下囚”，以为必遭加害，恼羞成怒，不容张、杨有任何解释，以绝食抗议，顽固表示：“我是革命者，随时准备牺牲自己，我绝不会改变我的观点。”当了解到张、杨只为抗日，并无加害之意，蒋介石的情绪才缓和下来。 扣蒋之后，张学良和杨虎城等18位高级将领在西安宣布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并署名向全国发表《对时局通电》，提出了八项政治主张：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张学良和杨虎城又致电冯玉祥、李烈钧等地方实力派以及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和蒋介石夫人宋美玲，阐明“兵谏”的目的是为了让蒋介石反省，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这使主和派宋美玲等相信张、杨并无加害蒋介石之意，坚定了他们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信心。 同时，为了防备中央军的进攻，张学良和杨虎城积极进行军事上的防御部署，使国民党讨伐派的行动不得不有所顾忌，也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十章 应对西安事变 英明决策 12月14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及红军各方面军负责人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提出西安事变后的行动方针： 直到12月20日，中共中央才收到了共产国际清楚的电报内容，其意见与中共中央独立作出的决策基本一致。表明中国共产党驾驭复杂局势的能力更加成熟。 18日，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冷静分析形势后，综合衡量国内大局，向国民党致电，指出“贵党果欲援救蒋氏，则决非调集大军讨伐张、杨所能奏效”。呼吁国民党立刻实行下列处置： 当晚，周恩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报告了他到西安后所了解的情况，对蒋介石的处置问题，“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这个处置办法得到中共中央的认可。 中心，以西北为抗日前线，来影响和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他着重提出：“我们的政治口号：召集救国大会。其他口号都是附属的。”毛泽东作结论说：“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新的阶段，前面摆着很多道路，也有许多困难。为了争取群众，我们对西安事变不轻易发言。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应该把抗日援绥的旗帜突出起来。” 立即宣布组成西北抗日援绥联军，张学良为总司令，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分别编为三个集团军；抗日援绥联军三部主力应集中于以西安、平凉为中心之地区，巩固团结，与敌决战，各个击破。目前第一要务是巩固内部，战胜敌人。15日，由15名红军将领署名的“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政府电”中要求其“自别于蒋氏”，“自别于亲日派”，“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 西安事变爆发后，国内外反应强烈而复杂。南京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亲日派主张讨伐张、杨；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亲英美派主张和平解决，保全蒋介石；地方实力派担心引发更大内战，大多数不支持张、杨，几乎一致要求恢复蒋的自由。日本则极力挑动中国扩大内战，幸灾乐祸地图谋更大的侵略。英美力求维持蒋氏统治，与共产党合作对付日本。 考虑张学良、杨虎城急于要中共中央来人，并要派飞机来接。于是，志丹县城军民千余人在柳树坪开阔的川台地上整修飞机跑道，只干了半天就停止了。原因是台地酥软，飞机落不下，即是落下了，也起飞不了。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等人在12月15日骑马前往延安，再乘张学良飞机抵西安。 张闻天的发言比较晚，他对会上“审蒋”、“除蒋”，以及“以西安为中心”，成立“一个实质的政府”的意见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主张以西安为中心建立实质的“政府”，以西北为抗日前线，领导全国抗日，以及出现的审蒋、除蒋的观点，都是不妥当的。为此，他说：“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把西安抓得很紧，发动群众，威逼南京。”，“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统队伍。”“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 大家估计可能是张学良派来接他们的，因为没有接到，又飞回去了。 接着，周恩来发言，提出要防止日本利用这一时机将南京变成傀儡政府，因此我们不要在政治上与南京对立，要争取黄埔系、cc派、元老派、欧美派，如林森、宋子文、孔祥熙、冯玉祥。孤立何应钦等亲日派。还要深入发动群众，巩固西北三方抗日力量，把西安变成抗日的中心。周恩来还提出：“在军事上我们要准备打，但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要在实际工作中取领导作用。”“中共要公开走向政治舞台，但仍应注意地下党的艰苦工作，要有正确的组织工作。” 周恩来到西安后的当晚，同张学良的谈话一直进行到深夜。 <small>上述建议，实为解决目前紧急关头之合理有效方法，南京诸公，望立即决定国策，以免值此国家混乱中日寇竞乘虚而入也！并望全国人民各党各派，立即督促当局召集和平会议，讨论一定国策，共赴国难！ 从志丹出发前，中共中央对西安的具体情况还不十分清楚，很多问题需要等周恩来到西安进一步弄清情况。对蒋介石的处置以及各种难以估计到的复杂问题，都要由周恩来到西安后相机处理。面对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政治局势，周恩来肩负起了一副艰巨的重担，许多事需要当机立断。 周恩来带领罗瑞卿、杜理卿（即许建国）、张子华、童小鹏等共18人，骑马奔跑在大雪纷飞的山路上。他们在安塞住了一宿后，16日傍晚赶到延安北门外。当地游击队告诉他们：下午听到过飞机的声音。 并和张学良商定同宋子文谈判的五项条件。一、停止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日。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四、成立抗日联军。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 12月19日，张闻天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再一次讨论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此次的会议与13日的会议不同，它是在党中央领导意见一致，作出“和平调停”的决策后召开的。毛泽东在会上做报告，事变“能更促进抗日与亲日的分化，使抗日战争更为扩大”；“我们应争取和帮助西安方面，把阵线整理好，打击讨伐派，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夺取胜利。”毛泽东又分析“西安事变”后的前途，“有六种力量可能使内战结束，一是红军，二是东北军，三是西安的友军，四是人民，五是南京的内部分化，六是国际援助。应把六种反内战的力量团结起来，使内战结束，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 中央政治局研究认为：事变的发展可能有两种前途，一种前途是由于这次事变的发动，引起新的更大规模的内战，削弱全国抗日力量，反而推迟了全国抗战的发动，给日本的侵略造成有利的条件。而另一个前途是，如果这次事变能够得到和平解决，结束“剿共”的内战，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形成，使全民族的抗日战争能够早日实现，这是全国人民和国际和平阵线所希望的。 有可能。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应该放蒋，并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 张国焘在会上发言比较激烈：“在西安事件意义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 会议还产生了两个重要文件。一个文件是，由毛泽东执笔的公开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通电”在18日“致国民党中央电”的基础上前进一步，承认南京政府在全国的领导地位，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改为和平会议，正式建议由南京召集。对蒋介石以“先生”之称，显然放弃了“审蒋”。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策略的正式标志。 军、东北军及十七路军的抗日要求；三、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四、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五、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同时还申明：“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 他的罪状，交付人民审判，最后把他杀掉，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还会使中国的前途更坏。这就要力争说服蒋介石，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可以释放蒋介石。蒋介石实际统治着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迫使他走上抗日的道路，还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有利于发动全面的抗日。 17日清晨，天上传来隆隆的飞机声。周恩来立刻写了字条，请张子华以南京来客的身分进城同延安县长交涉，随后得以顺利赶往机场。这架飞机是张学良的专机，特派刘鼎随机前来接周恩来。由于飞机空问有限，代表团中只有9人先一步乘飞机到西安。在飞机上刘鼎向周恩来汇报：张学良在扣留蒋介石时，向执行者明确交代要抓活的，保护蒋，拥护他抗战，促其抗战。 由于事变突然，对外界的反应知道的不多，谁也拿不出成熟的意见，存在处理意见不一的分歧，为此向共产国际电告此事，倾听意见和指示。12月16日，中共中央收到了共产国际的电报，却是一组乱码。 第十章 应对西安事变 西安和谈 周恩来到西安和张学良见面的当夜，一起商定了谈判的五项条件之外，还和张学良还商定：为了迎击蒋军的进攻，红军兼程南下，主力先开庆阳、环县击退胡宗南部，然后出渭水下游侧击从潼关西进的刘峙部。根据这项协议，红军先后进据延安、瓦窑堡、延川、延长等城，并在西线控制庆阳、环县、西峰一带。 第二天上午，也就是12月18日，周恩来到九府街杨公馆拜会杨虎城。杨虎城和中国共产党有长期的友谊关系，周恩来首先代表中共中央向杨问候。就红军误杀杨虎城部警三旅旅长、共产党员张汉民以及在同杨达成协议后又曾突袭杨部这两个问题，代表中共作了自我批评，使杨虎城消除了内心存在的一些积怨。接着，说明了昨夜同张学良谈话的经过和主要内容，以及提出的和平解决的方针。 杨虎城也坦陈了自己的看法：对蒋介石将来能否抗日，是否不对发动西安事变的人施行报复，不能不有所顾虑。共产党和国民党是敌对的党，地位上是平等的，对蒋可战可和；而他是蒋的部下，如果轻易放蒋，蒋一旦翻脸，他的处境就和共产党有所不同了。 周恩来很理解杨虎城的顾虑，进行安慰：现在不但全国各阶层人民逼迫蒋介石抗战，就连国际上也争取他抗日。蒋介石本人，现在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至于蒋是否会报复，并不完全取决于蒋介石个人。只要西北三方面团结一致，进而团结全国人民，形成强大的力量，蒋虽有报复之心，也不可能实现。杨虎城表示： 我更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 周恩来电告中央，“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汪精卫将回国。”“蒋态度开始（时）表示强硬，现已转取调和，企图恢复自由。”另外，周恩来还报告了各省地方实力派对西安事变的反响。 中共中央接到电报后，对西安和全国的情况进一步清楚了，及时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对西安事变的方针也就比较明确。指明中共代表团可以公开与蒋介石、宋子文谈判。同时，中央派博古、叶剑英带着中央最新意见，率代表团其他成员前往西安。 周恩来同张、杨会谈后，在西京招待所找中共东北军工委代理书记宋黎，西北特别支部谢华、徐彬如等，对他们分析了形势，指出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要他们转告地下共产党员们，要以国家利益大局为重，审蒋、除蒋都是不妥当的，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宣传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政策，全力以赴，实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12月20日上午，与张学良私交甚密的澳大利亚人端纳随宋子文飞抵西安。端纳的到来，改变了蒋介石与张、杨不合作的态度。而宋子文是南京政府亲英美派的重要人物，又是蒋介石的妻兄，他来西安一是为了同蒋介石取得联系，二是为进一步探明情况。张学良见到他时就坦率说：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方面已经共同商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只要蒋介石答应张、杨通电中的八项主张，三方面将一致同意释放蒋介石。随后，张学良陪宋子文一起探望了蒋介石。蒋介石看到宋子文带来宋美龄的信：“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时竟然哭了起来。 宋子文知道周恩来已经来到了西安，指派同来的郭增恺去见，以探察态度。周恩来很坦诚地对郭增恺说：这次事变，中共并未参与，对事变主张和平解决，希望宋子文认清形势，劝说蒋介石改变政策，为国家做出贡献，“只要蒋先生抗日，共产党当全力以赴，并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宋子文知道周恩来的态度，心里踏实了，21日就飞回南京报告情况。 22日下午，宋子文、宋美龄、蒋鼎文等飞到西安。蒋介石见到宋氏兄妹后表示：改组政府，三个月后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此外，他还提出两个条件：一是他本人不出头，由宋氏姐妹代表他谈判；二是商定的条件，他以“领袖的人格”做保证，不做任何书面签字。张学良和杨虎城答应了他这两个条件。 23日，谈判在张学良公馆西楼二楼会议室举行。参加谈判的有：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西安方面代表张学良、杨虎城，中共代表周恩来。谈判开始后，周恩来按照中央指示，提出中共和红军的六项主张，一、停战，撤兵至潼关外。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以上六项要蒋介石接受并保证实施，中共和红军赞助蒋先生统一中国，一致对日。张、杨也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六项主张。宋子文表示个人同意，并转达蒋介石。下午，就组织过渡政府、撤兵、释放爱国领袖、放蒋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磋商。 这一天，宋美龄见到了周恩来，表示既然中共有诚意，应该在政府领导下共同努力。周恩来表态：只要蒋介石同意抗日，中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而并除蒋介石外，全国没有第二个合适的人。 也是这一天，博古、叶剑英率其他代表团成员也到达了西安，和周恩来一起研究了形势，进行了具体分工。周恩来负责上层统战和群众团体工作；博古负责党内工作；叶剑英参加西北联军参谋团的工作。 24日，谈判继续进行。蒋方由宋子文、宋美龄出席；西安方面代表还是张学良、杨虎城；中共代表依然是周恩来。宋美龄明确表示赞成停止内战，宋子文对谈及的一些问题也都作了明确的承诺。 子、孔、宋组行政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 丑、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线已退）。 寅、蒋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先发表，宋负责释放。 卯、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辰、宋表示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三个月后改组国民党。 巳、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法。 午、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 未、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 申、蒋回后发表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 酉、宋表示要我们为他抗日反亲日派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 是夜，周恩来由宋氏兄妹引导，去高桂滋公馆会见蒋介石。一进卧室，周恩来上前和蒋介石握手，说：“蒋先生，我们有十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蒋介石点头叹息：“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周恩来回答：“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 还问蒋介石为什么不肯停止内战？宋美龄接住话题说：“以后不剿共了，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这次见面，蒋介石作了三点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我指挥；由宋、宋、张全权代表我与你解决一切。我回南京后，你可直接去谈判。”会见中，周恩来也与蒋介石略叙家常。 经过几次谈判，蒋介石也有了口头承诺，所以宋氏兄妹向张学良提出蒋、宋要在25日回南京，张学良就立即同意，并表示愿意亲自护送。周恩来知道后，和张学良沟通，认为蒋介石离开西安前，须有一个政治文件来表示，也不赞成张学良亲自护送。博古认为蒋介石必须发表改变政策的“公开声明”，否则不能立即放走，也不同意张学良护送蒋回南京。 在放蒋问题上，张学良和杨虎城意见分歧，发生了激烈争吵。对此，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也写到：“又闻杨虎城坚决不主张送余回京，与张争执几决裂，究不知其真相如何。” 释放蒋介石的消息传出后，引起西安内部极大震动。有人主张继续扣蒋，令蒋在西安发号施令；有的人同意放蒋，但坚持蒋必须签字；还有人提出让蒋在西安对全国作广播讲话。 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一些高级将领比较激进，在25日早晨，联名写信给宋子文，大意是：必须有人签字，中央军必须先退到潼关以东，才能放蒋，否则虽然张、杨两将军答应，我们也誓死反对。蒋介石看到信后大吃一惊，让宋子文立即见张学良。张学良考虑军队的抗日情绪，也怕闹出乱子来，觉得不如把蒋介石早点放走，以免发生意外。 12月25日，午后，张学良和杨虎城陪同蒋介石夫妇，以及宋子文等悄悄离开住地，乘车直奔西郊机场。机场上挤满了迎接绥远抗日将领傅作义的人群，没有人注意到蒋介石一行。告别时，蒋介石对张学良和杨虎城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他还把答应的六项条件重申了一遍。张学良要求陪蒋介石回南京，还写了一个手令：余去南京期间，东北军由于学忠统率，听从杨虎城副主任委员指挥。 在蒋介石起飞时，张学良登上自己飞机跟随而去。这时已是下午四时了。当周恩来得到消息，急忙乘车赶到飞机场，但为时已晚，叹息道：“张汉卿（张学良的字）就是看那些旧戏中毒了，他不但（像窦尔墩那样）摆队送（黄）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 蒋介石飞到洛阳落地，就命令张学良让杨虎城立即释放陈诚、卫立煌、朱绍良、蒋鼎文等被扣的高级将领。得到张学良将军的指示后，杨虎城等人还为被扣的南京高级将领饯行。接着，蒋介石又向张学良要回了被扣的50架军用飞机。 回到南京后，蒋介石脸面一变，组织了高等军事法庭对张学良进行审理，给予严厉制裁，判处张学良10年徒刑。几天后，蒋介石迫于曾经承诺，又指示国民政府宣布“特赦”，但是“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从此，张学良失去自由，开始了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囚徒生活，先被胁迫到台湾。后来，张学良获释，移居到了美国，2001年10月15日在夏威夷去世。） 西安方面最初还希望张学良把蒋介石送到南京后，能在三五天内回来，后来才知他们的少帅被扣押了。1937年1月5日，蒋介石下令将杨虎城、于学忠两人撤职留任，派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还调集37个师的兵力分五路向西安推进，其中进入潼关、直逼西安的达12个师，逼迫西安方面屈服。杨虎城等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对此发出一封措词强硬的电报，抗议蒋介石扣押张学良和准备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而东北军少壮派非常愤慨，准备决一死战。东北军中的主和与主战两派激烈交锋。2月2日主和派王以哲军长及副官宋学礼被主战派激进分子杀害；主和派何柱国军长风闻厄运，躲进了杨虎城公馆。 东北军出现内讧，前线部队撤出渭南防线，调转枪口逼近西安要为王以哲报仇。在错综复杂、危机四伏的形势面前，周恩来以团结大局为重，当机立断和杨虎城商量，把制造事端的主战派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送到红军云阳总部，消除了东北军内部将要发生的大规模自相残杀。但东北军元老为了泄恨，把凶手于文俊杀死后破腹取心；还误将高福源旅长枪杀。之后，东北军开往甘肃。不久，南京政府迫令杨虎城出国考察。抗战全面爆发后，杨虎城回国参战，被囚禁。先后关押于湘、黔、川等地。1949年9月17日国民党溃逃时，被蒋介石下令杀害于重庆。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形成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了国共合作的新时期。它成为历史转折中的重要关键。周恩来受党和人民的重托，在极端复杂而紧张的历史时刻来到西安，一直置身于这个巨大风暴的中心。临危不惧，沉着机智，忘我工作，力挽狂澜，显示出一个伟大政治家的卓越才能。 第十章 应对西安事变 进延驻延安 西安事变爆发后，原来在延安的东北军撤向西安一带。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由红军接管延安（原称肤施）。1936年12月13日，黄春圃（江华）司令员遵照中央指示，率张国焘的手枪连和陕北红一团约400余人，在12月15日到达延安城北门。这时，城内还有国民党地方武装，为了避免误会而引起冲突，红军当即决定在北门外宿营。 12月17日，周恩来一行为解决事变飞赴西安后，国民党县长高锦尚邀请红军进城晚餐。饭未用完，在城里做哥老会工作的李仲英暗示黄春圃，要防备国民党反共分子乘吃饭时捣乱。黄春圃司令员、黄罗斌团长、钟玉山（钟辉）政委等即刻借故离去。返回驻地后，黄春圃与陈友才参谋长连夜商定：如果明天国民党地方武装仍不全部撤退，即武力强占。 当晚，即派一部分部队占领东门外的清凉山，一部分部队占领南门外的宝塔山及西山。18日凌晨，接到李仲英传来的消息：城内国民党部队已全部撤走，高县长带着民团也于深夜出东门而去。黄春圃即令部队迅速把延安南门、东门、北门警卫起来。天亮后，红军从北门进入延安城。 红军进城后，根据军委命令，迅速成立了延安城防司令部。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张贴了一个“安民告示”，宣布了我党我军的政策。不久，党中央派王观澜带工作团到达延安。随后，中央警卫团长黄霖带领警卫部队进入延安，为党中央进驻延安做准备工作。 西安事变发生之后，中央作出和平解决的方针，红都志丹的机关和红军大学的一些同志对此不理解。 12月26日，毛泽东到城南前桥的红军大学操场上给红大学员和机关干部做了“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说明了放蒋和联蒋抗日的道理。毛泽东说：“在目前的形势下，杀掉蒋介石，会使国内形势更加复杂和混乱，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何况杀一个蒋介石，还会出现第二、第三个蒋介石。过去诸葛亮对孟获还搞七擒七纵，我们对蒋介石为什么不可以搞一擒一纵呢？”毛泽东还用毛驴上山比喻：“陕北毛驴子很多，让毛驴子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就采用对付毛驴子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这就是我党逼蒋抗战的方针。国共合作是大势所趋，但毛驴子是会踢人的，我们又要提防着它，这就要又联合又斗争。” 毛泽东生动的演讲使大家思想上有了飞跃，满怀信心地憧憬着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到来。 12月27日，中共中央在志丹就西安事变又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和结论，对西安事变的意义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就内战来说，十年的内战，以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结束了内战，也就是抗战的开始。”“西安事变使蒋介石的地位降低了，而我们的地位提高了。我们在西安事变中实际地取得了领导地位，应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开展全国局面，把红军扩大起来，与张、杨更加团结，成为抗日的核心，这是我们当前的任务。我们的具体策略是推动左派，争取中派，打击右派。”“巩固西北根据地，扩大红军和苏区，改造东北军和西北军。做好全国群众工作，把群众组织起来，这是工作的重心。”“重视宣传工作，党报应办起来。培养干部，要办党校和红军学校，造就群众的、军事的、党的、政治的四种人材。应督促国民党三个月后召开救国会议。” 12月28日，毛泽东在志丹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指出：“蒋介石氏在西安接受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和西北人民的抗日的要求，首先命令进行内战的军队撤离陕甘两省，这是蒋介石氏转变其十年错误政策的开始。”《声明》驳斥了蒋介石所说的“西安事变”系受“反动派”包围的谰言，分析了促成西安事变的各种因素。要求蒋介石“不打折扣”地兑现自己的诺言，希望“能一洗国民党十年反动政策的污垢，彻底地改变他的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基本错误，而立即走上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战线”。 毛泽东在长期的武装革命实践中，产生了丰富而独特的思想，在志丹定都时期，撰写了他最为重要的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西安事变前完成了前五章的写作，即第一章：如何研究战争；第二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战争；第三章：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第四章：“围剿”和反“围剿”——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第五章：战略防御。原计划写作七章，所剩余的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及其他问题，因“西安事变”发生而没有时间再写。毛泽东在写作这部著作的过程中，曾以其内容为教材，多次给红军大学讲课。1937年5月首次以油印本印行。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对十年内战经验的总结，是当时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一场大争论的结果。这部著作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战争绝对领导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着重批判了1931年至1934年党内在革命战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为抗日战争战略问题的提出作了理论准备。本书根据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诸条件，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从小到大、以弱胜强的规律和特点，并由此规定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红军战争的指导路线，规定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书中讲述的关于人民战争的路线、战术的原则。主要是：要掌握“围剿”和反“围剿”长期反复的规律；要采取积极防御的战争方针；要在一定条件下为着进攻所必须采取的退却和诱敌深入；要实行集中兵力这个克敌制胜的作战方法，把运动战作为红军的主要作战形式；要采取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把歼灭战作为红军作战的一个根本指导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奠定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中国军事理论上的历史地位，系统地创立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一整套战略理论，对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取得彻底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以此为基础，影响和形成了当代中国的军事文化思想。 1937年1月9日晚，毛泽东电告周恩来、博古、彭德怀、任弼时等同志，告知1月10日动身离保安进驻延安。 1月10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等领导人带着中央机关从志丹山城动身了。满街都是托运物品的骡马，机关工作人员和红军战士都背负上了行李，在军号声中有秩序地列队走出了南门。闻讯而来的老百姓站在南门外的大路边，有的用瓷盆端来煮熟的鸡蛋，热情地往他们衣兜里塞；有的拿来自己手工编织的羊毛袜子，让小红军带上；有的背着装满荞麦窝窝的布口袋，送给机关工作人员作为路上的干粮。有人干脆在大路边架起大锅，温热了米酒，让这些远行的人喝一碗，暖暖身子好上路。此情此景，感动了好多中央机关的干部，他们眼含热泪，频频挥手依依惜别。再见了红都！再见了亲人们！ 面对欢送的人群，毛泽东深情地说：志丹山好、水好，人更好啊。朱德说：山保安、保平安。随之，队伍由保安的前桥儿进沟，翻山行进在白雪皑皑的梁峁上。 志丹山城变得空空荡荡。领袖们走了，机关工作人员走了，每天高昂的歌声也被他们带走了，这片热土却永远记住了曾经难忘的岁月。 傍晚时分，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到达志丹县侯市乡寺儿台村歇脚宿营。 杨金桂老人回忆说：“那天，人好多好多，满沟满洼的都是队伍。村里住不下这么多的人，数九寒天的，就在大路上、山坡间烧起一堆一堆的篝火，战士围着取暖，天地一片彤亮。” 毛泽东住在杨金桂家里西面的窑洞里。一群警卫员在院子里也燃起一堆火，有说有笑地围着取暖。贺子珍抱着刚出生不久的“毛娇娇”和杨金桂住在她家东面用石板制顶的木房子里，似乎贺子珍缺奶水，孩子老是哭。正好杨金桂也生过孩子不到一年，奶水足，想给“毛娇娇”喂自己的奶水，又怕这位英姿飒爽的女首长嫌弃，就不敢说出自己的想法。看着孩子哭个不停，杨金桂实在忍不住了，鼓起勇气告诉贺子珍：“孩子可能饿得厉害，我的奶水多，让我喂喂孩子行不行？”没想到贺子珍不仅不嫌弃她，而且喜出望外，用她听不大明白的南方话连连感谢，还说：再好不过了，再好不过了。 杨金桂老人永远忘不了这个夜晚。她给可爱的“毛姣姣”喂足了奶水，“毛姣姣”安静地睡去。杨金桂心里涌上了一种成就感，她用自己的奶水帮助了这位女红军，喂养了这个可爱的孩子。 半夜里，杨金桂听见院子里有人跺脚，说：烧着了、烧着了。杨金桂出去一看，一个警卫员娃娃手里提着一条褥子，褥子被火烧烂脸盆大的一个黑窟窿。警卫员羞愧不安，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毛泽东从窑？同里出来安慰警卫员说：不怕、不怕，咱们把它缝一缝，补一补，还可以用嘛！原来，毛泽东晚上要熬夜办公，警卫员怕毛泽东冷，就不停地往炕洞子里烧火，火太大，从炕缝里扑出来，把褥子给烧着了。 第二天，队伍吃过早饭走了。杨金桂才知道她家里住得是毛主席，和她同睡一盘土炕的女红军就是贺子珍。 13日，中央警卫团黄霖团长和延安抗日救国会主任曹华山、副主任马生有、高永祥则带领部分群众代表，赶到距延安城约10华里的杨家湾路口去迎接党中央进驻延安。而延安城北门外，当地群众和从邻县专程赶来的代表约2000余人，手持彩旗，排列在道路两旁，等候欢迎中央领导和中央机关的同志。 约下午3点左右，朱德总司令带着红军队伍先进入延安城。一小时后，毛泽东、张国焘等中央领导人从杨家湾跨过封冻的延河，然后顺着大路走到大砭沟口，下马步行，边走边向欢迎的人们挥手致意。 延安，从此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党中央在延安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推进了党的建设，全面进行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为全国解放后的执政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党中央在延安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而且在艰苦的环境中形成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延安精神。尤其是毛泽东思想逐渐成熟，影响了全党全军乃至建国后的中国社会发展。 |
免责:该文章采集于网络,相关权利归相关人所有!!!本站不承担任何责任!! 更多文章: 1024社区 xp1024.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