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记 - xp1024.com
《半生记》


正文 父亲的故乡

昭和三十六年(即1961年)秋天,我参加了文艺春秋社组织的旅行演讲,来到了。在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我早早起来雇了一辆车,到父亲的故乡去。对这件事,我过去在一篇文章中也曾写到过。

汽车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跑了两个多小时,才抵达接近中国山脉(位于本州西南中国地方的北部)脊梁山的山脚。我看到“沟口”等地名,便想起小时候父亲对我讲过的话,并不觉得陌生。

我第一次来这个城市,是战后不久。现在生山已经成为相当大的城市。听说,由于附近产硬铝矿石,这一带的光景一下子好了起来。

矢户村这个地方现在已改名为日南町。山上有很多杉树。街中心狭长地排列着二十多户人家,不过这里既有邮局,又有养老院,在蒙蒙细雨中,有二十多人站在那里,等候着我的到来。他们都是父亲的生身父母家中的人。不过,都是我连见都未曾见过的亲戚。我去父亲的堂弟家(田中家),他们用野蔌(长在山上的野菜)和红米饭为我接风。父亲的堂弟已经八十九岁了,他的脸上某个地方长得很象我父亲。在一起的二十几个“亲戚”对我寒喧、介绍了一番,但是哪一位同我到底是什么关系,一时也没搞清楚。热心的人们待我如近亲,领着我看了父亲出生的地方和父亲这一边祖父母的墓。我走在小路上,头上的柿子树已经结果。

父亲出生时的农舍,现在由与我家无亲无故的人住着,大门改作了牛棚。自从父亲离开家乡以后,再也没有看到过这所房子。

日野川(流经鸟取县日野郡、佐伯郡、米子市的河川。全长八十公里)从村中流过,父亲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总会提起这条河。父亲的堂弟耳背,根本无法与人对话。但是,人们说从前他患重病的时候,家里人给他录了音,于是就把磁带放给我听。那里面,谈到小时候他与我父亲一起玩过。

父亲刚生下来,家里因为发生变故,把他送给别人作养子。父亲的亲生母亲怀孕期间,还一度与她丈夫离异。父亲被进去作养子,或许就是这个原因吧,但我不清楚详细情况,总感到心情阴郁。

“峰太郎上小学的时候,常常来和我玩,但是后来不知不觉地就不来了。”

磁带中的声音这样说。看来从那时起父亲就与故乡断绝了往来。

亲戚们让我写点什么做个纪念,我写了如下的话:

“父亲出走他乡,一生不曾回到故乡。我要替我父亲亲眼看看这个村庄。”

我拍下了村子的照片,亲戚们本家旁友混在一起,我虽然分辨不出到底谁是谁,但大家在村子里都过得相当不错。只有父亲一个人,生下来就很不幸。

父亲叫峰太郎。他出生后马上就被送到米子的松本米吉、雅予夫妇那里当养子。我不知道那时这对夫妇做什么工作,但以后推断,好象是开过糕团店的,是既没有财产也没有土地的贫寒人家。田中家和松本家的关系,现在很难搞清了。但有一点,松本夫妇确实是没有孩子。

米子与日野郡矢户村相距四十公里,不象现在,当时们备线(伯耆至备前,备中、备后的铁路线)没有通车,不知道两家是由怎样的缘分而来往的。

峰太郎的母亲出身于同一个郡,一个叫作霞的地方的福田家。在这里她生下了长子峰太郎,可不知什么原因,她一度与田中家断绝了关系。把峰太郎送给松本家做养子后又复婚,接着生了两个男孩。如果猜想那人所不知的理由,可以联想到很多很多。

被带到米子去的峰太郎,儿童时代时常回到矢户的亲生父母家,这的确如前面提到的那位峰太郎的堂弟田中老人所说的。“上小学时,常常来和我玩,但是后来,不知不觉地就不来了。”为什么不来了呢?是田中家回避峰太郎了呢?还是峰太郎幼小的心里察觉到自己的隐秘而不再涉足了呢?这里面的情形我也不知道。

田中家失去了次子,第三个儿子长大了。他叫嘉三郎,后来离开家乡当了教员。

不过,父亲似乎曾记得与这两个弟弟一起玩过。因此,我想那是他上小学的时候。父亲曾对我说过,他与两个弟弟躺在一起,母亲躺在旁边高兴地望着他们。

峰太郎和嘉三郎后来曾在广岛重逢,那时,嘉三郎从广岛的高等师范学校毕业,时常来看望在广岛的峰太郎。接着,他可能到的一所初中任教,在那里成了家,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过峰太郎。嘉三郎后来不再作教员了,住在东京,进了一家类似现在的学习研究社、旺文社那样的出版帮助学生复习应考杂志的出版公司。在那里,他发挥出编辑辞典等方面的才能,任过重要职位,现已去世。他的遗族现在在杉并(东京都的一个区)。

我的小说中有一篇《父系的指南》。要说象的作品,这篇是最近似的,里面几乎完全是按照事实,描写出我父亲同田中家的关系。

峰太郎大概在小学毕业后,马上被雇到官署作勤杂工。可能从那时候起,他就按照当时的风气学习过汉文,但不久他就辞掉了勤杂工,离家出走。那时候的事情,多是我小时候枕在父亲胳膊上听故事听来的。不过,他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离开松本家的呢?是否得到过养父母的同意呢?我没听他说过。

矢户村,如前面的引文中所写到的,位于中国山脉脊梁山的北部山麓。现在,如果从冈山方向乘伯备线去米子,中间有一个叫作备中神代的车站。过了这个车站,马上进入隧道,上面是鸟取县与冈山县的县界,同时也是分水岭。穿过隧道,进入伯耆地方,然后就到了生山车站。

生山车站旁边是“日野川”上流的溪谷,叫“豪溪”。相传曾在附近的寺庙中住过。

峰太郎离家出走,从米子沿着日野川走,从现在已划入日野町的根雨到了作州津山。那是他十七八岁的时候。这条路叫出云街道,在同一个县境上,有一个四十曲岭。

我也很想走走从这四十曲到胜山、津山的路,前几年,旅行演讲时住过的皆生温泉的旅馆中,镜框里收藏着的一幅字画。那幅画上画着大观乘着人力车,奔跑在巍峨的山路上。大概是明治四十二三年(即1909、1910年)的事情吧。

然而,峰太郎出走,直到最后,一辈子没有再回到过家乡。他从津山走到大阪,在那里做过什么,我不知道。接下来,父亲突然在明治二十七年(即1894年)的日清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时期成了广岛县警察部长家的学仆。

可以想象,峰太郎学习法律,当律师的学仆,可能是准备将来通过律师资格的考试。这从我已不小的时候,父亲还常常说起法律的事情这一点上可以看出。

一次,不知因为发生什么纠纷,有人来到大门前,与父亲争执。当时,父亲好象是搬出了什么法律条文。至今,我还能回想得出来,在九州那个家的昏暗的门前,父亲正襟端坐,与人应对着的情景。我记得,对方大声喊叫着:“什么法律?要是搬出法律来,我可就没法子了。要是那样,就再说吧!”他叫骂着,粗暴地关上破旧的格子窗,走了。

然而,父亲的法律学习因为警察部长调动工作而夭折,后来,他过上了广岛卫戌医院的护士勤杂工的生活。

“躺在病床上的病人、伤员,半夜里总是‘给我水’、‘给我水’地叫着,往往使我一夜不能睡觉。”

父亲说。

再以后,他经历什么样的生活,我不能得知。不过,可以断定依然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大概是那时,峰太郎与广岛县贺茂郡志和村出身的冈田谷结婚了。

我曾两次到过父亲的故乡,但未曾去过母亲的故乡。提起那个志和村,乘山阳线,要是用过去的机车,濑野与八本松之间陡得几乎只能挂两节车厢。到志和去,可以在濑野站下车,也可以在八本松站下车。每次乘山阳线经过这里,我都要靠近窗口,眺望一下母亲的故乡。

冈田谷的娘家是农民,有姐弟五人。谷是大姐,离开村子后大概在广岛当过纺织女工。她一字不识。

母亲常说,“小时候,我把学校的老师给惹恼了,从此就不再去上学了,后来老师还来接过我。要是那时去上学,也会识几个字。我看不了报纸,一点儿乐趣也没有。”

我不了解,峰太郎和谷为什么从广岛迁居到了九州小仓。或许是当时的九州,由于战争以后的影响,煤矿还很景气吧。但是,小仓并没有煤矿,而且父亲又是一个厌恶劳动的人。恐怕是他听说由于煤矿兴隆,北九州挺繁荣,才游移不定地渡过了吧。明治四十二年(即1909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我出生了。

父母依旧继续过着贫苦的日子。家里本来不只我一个孩子,在我出生前,曾有过两个姐姐。她们都在婴儿时就夭折了,这样,只剩下我一个。

“看看这个,你生下来的时候,就是穿了它才长起来的呀!”

母亲经常打开旧柳条箱,拿出用破布片缝的婴儿襦袢让我看。她说,这是因为养不活孩子,为了保住我这条小命,她在市内的神庙到处烧香参拜,收集各家施舍的破布片,缝起了襦袢。

下面我的记忆从小仓移到了。

现在,下关至之间通了电车,而当时沿着海岸只有一条狭窄的街道。现在,在一座叫“火之山”的山上,架了缆车,设有瞭望台,而那条街道叫旧坛浦,是灭亡的古迹旧址。那里建起了一群住宅,排列在四五条街道上。后面就是海,因此,靠后边的房子有一半从石墙外面突出去,架在钉在海里的桩子上。我家是位于下关到长府之间,从街道上数算第二家的二层住宅。

不知什么原因,这时,把本应在米子的松本米吉和雅子叫来同住。在那里,他们开了一家做街上过往行人生意的糕团店。

真不知父亲那时干的什么活计。他不愿意劳动,过了一年,到我能清楚地记事的时候,他干过大米的买空卖空和等事,可见,他曾想轻轻松松地取巧发财。

对我来说,已不记得相当于养祖父的米吉。在那遥远的朦胧的记忆中,出现了二楼的一个房间,里面铺着被子,影子般的人们站在那里,也许那就是祖父的临终时刻。

我曾听母亲说过:“你还不会叫爷爷,就叫牙牙。爷爷临死前,看着你,说:‘你再怎么叫牙牙,牙牙,也答应不了啦!’”

在我家后面,是翻卷着旋涡的海峡,船只来来往往。对岸的正前方有一座和布刈神社。背对着山,周围是郁郁苍苍的森林,神社的屋栋脊瓦在夕阳下闪闪发亮。到了夜晚,的灯象连串的小珠在闪烁。

母亲有个妹妹,她的丈夫是沿街叫卖的小贩,来这一带时常在店里休息。他手腕上有桃形的纹身,是个很能喝酒的人。

顺便说起来,母亲唯一的弟弟在九州当了矿工,下面的妹妹成了卖鱼商的老婆,再下面的一个在山口县三田尻那个地方成了陆军特务曹长的老婆。再往下的妹妹那时去向不明。

听说,这个妹妹有一天用儿童车推着我上街,把我丢下不管失去了踪影。过了些年,她到了相当的年纪,又见到了姐姐们。听说当问起她当时是怎么想的时,她说:

“那会姐姐也太絮叨啦!”

母亲确实是个絮絮叨叨的人。还时常提心吊胆的,这也是因为父亲过于悠闲,从不过问家务所致。我儿时对父母的记忆,几乎全让他们俩人打架给填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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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正文 白色的图书

父亲峰太郎八十九岁去世,母亲谷七十六岁去世。我作为独生子降临于世,自己大半辈子生活,都被父母捆绑住了。

假如有兄弟姐妹的话,或许我会自由些,或者我家不这么贫穷,或许也能走自己想走的道路。那么,这本类似“自传”的东西肯定会更有意思的。但是,少年时代是生活在父母的溺爱中,从十六岁起为了添补家庭收入开始打临工,从三十岁时起,为了家庭和照顾父母,弄得身不由己。——我并没有美妙的青春,而是浑浊而昏暗的半生。

父母接连不断地吵架,一直到死也还是这样。又不能离异,一起生活到最后。直到母亲先去世时,他们互相一直怀着怨恨。母亲咽气的时候,父亲虽说就在这个狡小的家中,却连她的近旁也不肯靠近。母亲说与父亲的结合是造孽,我也这样认为。没有比他们更不幸的夫妇了。

父亲骂母亲是个没见识的女人。正是如此。母亲目不识丁。比起她来,父亲常读读报,知道一般的社会常识。

父亲对时事政治很感兴趣。也许是当广岛警察部长的学仆时对法律略有所知的影响。当然,他对政治不是一般的关心,他向往着能观察政治家的动向。而且不可思议的是,他对历史很在行。这虽说是从本中得来的知识,但就是现在听起来,也决非可笑。

冬天的夜晚,我把脚伸进暖炉,枕在父亲的胳膊上,听太阁记,真不知多有意思。现在,我仍然记得中的一段。

“在大德寺发生烧香之争时,秀吉抱着三法师君悄悄地出现了。这个人才是信长的孙子,是所谓真正的继承人。他看不起柴田胜家,自愿来到佛坛之前。胜家很生气,要抓住他,寺庙的槅扇一下子打开了。胜家一看,寺庙周围满山遍野都布满了秀吉的军队。战旗摇动,海螺吹响。胜家看到这番景象,一下子吓得瘫软在地……”

小时候,我听到这儿,眼前仿佛出现了大德寺周围的群山,就象我每天见到的火之山,在那里一片盔甲在阳光下闪着亮光。

“……佐久间玄蕃攻破了贱岳的中川清兵卫和高山右近的两个碉堡后,耀武扬威,志得意满,在那里安营扎察,不听从部下关于柴田胜家会很快回来的劝告。他大概觉得正在攻岐阜的秀吉,回来还需要两三天吧,而秀吉一方,把柴田诱到贱岳,本是个计谋,因此,听手下人说胜家还在那里,一时大喜,立即吩咐部下,从岐阜到大垣、贱岳附近的路上,命令家家户户准备好喂马的干草和水,做好饭团,点燃篝火。秀吉骑马走在最前面。到了夜晚,因为有篝火,道路明亮;肚子饿了,可以吃上饭团;还可以给马饮水喂草,秀吉的队伍毫不疲惫。他们快马加鞭,当天晚上就赶到贱岳的山脚……佐久间玄蕃看到火光后,起初不相信真的是秀吉的兵马,不多时,秀吉的兵马铺天盖地而来,那火炬火光在山下弯弯曲曲如同一条蛇似的。”

我眼中好象真的看到了风声呼啸的漆黑的山上,燃起星星点点的篝火,我从远处看到山上起火的唯一的印象,就是从这个故事中联想而来的。

父亲的口音混杂着伯耆话与广岛话。他把“家”(日语音为“ie”)发成“e”,把“火”(Ke)发成“Kwa”,据说接近于古代的发音。

如果没有他与母亲的吵嘴,这些的确是愉快的往事。小学三年级时,我差不多能把这些故事理解一半了。那时候,我家已经从下关至长府的街上搬走了。

那时,父亲开始发胖。有一天,有个流浪汉来了,吃了店里的糕团不给钱就逃掉了。我看见父亲追上去把他揍了一顿。我觉得父亲真棒,同时也挺同情那个年轻人。也许因为时近黄昏,才使我更有所感吧。等到我二十二三岁时,空着肚子,身无分文地走在街上,常常想起那时的情景。

当时我家所在的旧坛浦,总共有六七家店,除一家面条店、一家人力车行以外,其余都是做造船木工,或打渔生意的。从那里到长府约有六公里的路程,说起附近的祭祀活动,有赤间富的和长府的乃木神社的祭祀。

对于先帝祭我没有多少印象。只是隐隐约约地记得艺妓在行走,而乃木神社的祭祀留给我的印象却很深。小时候,那戴上乃木大将勋章的军服,在我心目中真新奇呀!

有一次,父亲让我坐着邻居的人力车,和他一起去乃木神社。他给我买了酥脆饼干和别的什么东西吃,这对幼年的我来说是极大的奢侈。

说起糕团来,那时,恐怕祖母已经把做糕团的方法教给父母了。至今我还记得,有用普通糯米做的糕团和黑颜色的糕团,后者是用甘薯粉做的,很不可口。

“虽然有人说不好吃,可人各有所好呀!”

我记得祖母坐在店门前,对顾客这样说过。

从房间里面的暗处往外看,由于光线的原因,落坐的顾客都是一个个黑影子。过往顾客几乎都是步行从长府到下关去做生意的人,此处正好是个歇脚的地方。房子后面便是楼台(向海突出的台之意)。在一个狂风大作的晚上,有一条船撞到支柱上,把楼台撞坏了。因为上面差不多都是厨房,一阵巨响,零碎杂物都掉到了海里。

“唉呀!”“唉呀!”母亲的叫喊声掺杂在风里,传入我耳中。由于海潮汹涌,这里常有渔船遇难。

有时我也被带到下关去看廉价的演出,一到旧坛浦,有一公里左右的地方空荡荡的。尽头有一座白色的灯塔,很象是一条道路的终结。

一个冬天的晚上,我正睡着,突然被母亲摇醒。家里乱作一团。母亲背着我,从二楼跑到靠海一面的屋檐下,顺着邻居的屋檐逃了出去。原来,近在眼前的火之山,发生了山崩,碎石一直滚到我家的门前。不过,当时竟悄无声息。那时我才第一次知道,山崩时并没有什么声音。

我家曾一度搬到别的地方,但我记不得那是怎样的家了。现在即使到坛浦附近去,当然我家住过的房子和邻居都已荡然无存,找不到引人回忆的痕迹了。我们新搬去的地方,邻居中有个年轻女人,她经常唱“卡秋莎”这支歌。我抬头去看,那少女唱歌的咽喉是雪白雪白的。

还记着那样一件事,那还是没有发生山崩的时候,父亲告诉我,第二天有一位了不起的陆军大将要经过这里,我们去迎接吧。次日一早,我被叫起来,来到离我家五百米远的海边的悬崖边上,看到人们举着旗子等候在那里,这些人象是从下关来的乡兵。

因为是陆军大将,我想一定是象乃木大将那样,佩戴着勋章的人吧,然而,从长府方向所出现的不过是一位骑马的老年人,带着十来个随从而已。那位大将从我们前面走过,在列队的乡兵前面停住马,低声说着什么。我刚要开口,父亲马上告戒我,“肃静,别出声!”要我“肃静”,这使我觉得自己好象成了大人。我觉得老军人的训示很长,讲完了,一行人马又慢慢地朝下关方向走了。他就是福岛安正大将。后来,我一读起福岛中佐的西伯利亚的单骑旅行,总是会联想起这个低声说话的老人和父亲“肃静”的声音。

这些回忆还算是幸福的部分。

父亲和母亲接连不断地争吵。那时候,父亲的生活稍有好转,因为懂一点法律知识,时常出入于法院,大概做过调解员的工作吧。总之,一早起来,他帮母亲舂制糕团后,换上华丽的绸缎衣服,穿上直木纹的木屐,到法院去。那时也开始搞起无尽公司的生意。

父亲虽然体格魁梧,却厌恶体力劳动。他只是干那些舒坦事。当时还存在着粮食交易所,他也搞过大米的买空卖空。也许是这个缘故,他很会看天气。傍晚,站在家门外,他眺望云彩的颜色,说明天下雨、或是好天,竟然一猜就准。大米的投机行市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天气所左右的。

那时,我患了眼疾,险些失明。当时,母亲发起狠来,不去请医生,专心拜求弘法大师。我还记得,她带我走上坡道,把我带进高高的石阶之上的殿堂上。那线香的气味,蜡烛的火光,至今我记忆犹新。也可能我的眼睛实际上并来看见。和尚把经典象扇子一样摇动,我听到了那风的声音。

就是在那会儿,父亲有了外遇,始终住在她那里。她好象是个妓馆的妓女,母亲背上我找到妓馆去。街当中有个玻璃工厂,工人们在长铁棒的尖上吹起象酸浆似的赤色玻璃球,那景象让人难以忘怀。这个工厂正好位于从我家到妓馆的正中间,母亲常在这里把沉重的我从背上放下来,自己喘口气。听说母亲背着我,一家一家地到晚上的妓馆去找。

父亲生母亲气时,还把当天早上做出来的糕团全部丢到垃圾场。

祖母帮母亲做糕团,她常说:

“哎,谷呀,今天是春分,不要打架啦!”

“家里不和可不是好事情,老闹别扭不会富裕的呀!”

她是一个额头很宽的质朴的老太婆。

由于父亲的放荡,家里开始拮据起来。祖母出去为别人家帮工,那时她已六十岁上下。我曾经到祖母帮工的人家玩过。那是一座安静而宽大的住宅。家里有个漂亮的妇女。也许是座妾宅。

父亲的投机生意失败后,开始到祖母那里借钱。

“你爸爸回家了吗?”

祖母问我,那是我小学二年级前后的时候。

父亲很长时间连家都不回。我觉得父亲一直在那女人身边。

一天,我刚出校门,看到父亲呆呆地站在电线杆的阴影里,身上很脏,他叫我去玩,我对很久没有见面的父亲,多少有些不好意思,跟着他去了。那是一家小客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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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正文 散布着臭味的街道

近来,城市的水果店里,已经很难见到枣了。由于栽培技术的进步,在颇为讲究的高级水果当中,枣之类的怕是已经无人问津了。但我却喜欢这种长着鸟卵斑点的、带草腥气的果实。我喜欢从干涩的舌头中渗透出来的那股酸甜的液汁。

父亲把我从小学后门叫到那家小客店。在路过的一家疏菜店里,他给我买了枣子。在小客店粗俗的大房间里,旅客们横七竖八地躺倒着,其中还有一对对夫妇。父亲的地方,有二大小,他盘腿坐在那儿,摊开报纸,叫我吃刚买来的枣。枣子出乎意外地多,我吃得饱饱的。

“怎么样,你妈做什么呢?”

父亲问我。他那时已经发胖,过去全盛时期身着绸缎,还很魁伟,可是如今穿着皱皱巴巴的衣服,只显出宽大的身体。父亲笑咪咪地向同住的房客们讲着我的情况。

父亲的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搬至小仓。他在大米的投机生意中败北,又被经纪店赶了出来,他与相同的落魄者,每天在交易所前,象乞丐赌徒一样,以当天的行市作赌。

父亲离开家后,母亲和我曾一度受到邻居一家鱼糕店照顾。母亲在那里象女佣人一样干活,而我则受尽那家儿子们的白眼。那家人把他们吃零散了的鱼骨头重新放在一起煮成汤,叫母亲和我吃。母亲时常暗中落泪。

父亲总算回家来了,我家决定搬到小仓去。在小仓一个叫旧船场的街上,有一家浴池。我们得到了一位熟识的名叫奥田的老人的帮助,他在浴池里是烧火的。他们老两口心地非常善良,很得雇主龟井的信任。浴池的后面,有两间六叠大小的住房,浴池老板好象没有要房费,我们全家三人借住了其中的一间。

我转了小学,成了天神岛小学五年级的学生。

父亲叫处寻找工作,但年过四十的人是找不到什么理想的工作的。附近有家叫兵库店的百货店,父亲曾被雇去看管顾客进店时脱下的鞋。虽说是家百货店,当时顾客都是脱下木屐,走到榻榻米上的柜台。

在浴池的市场附近,有一座桥,叫旦过桥,过了桥,角上有一家旧书店。我因为在窄小的房间里憋得透不过气来,便常去这家旧书店,站在店里看书。书店前有小电车,通向一个叫香春口的地方。

从香存口往返于一个叫北方的城镇。香春口的电车终点站附近,有一座木造的旧教堂。

后来,我才矧道,就是到这个教堂去学法语的。鸥外的《小仓日记》中,写的就是与那里的法国神父贝鲁特朗的交游。

从那年年底时起,父亲开始站在桥头卖起咸鲍鱼来。兜售对象是从市场上同来的顾客,价格看起来比市场上的要低点,结果买卖竟然出乎意料地好。

从这时起,我们总算从借住的奥田家的住房中“解放”出来,迁到市外一个叫中岛的寒酸的出租房里。我家是小巷子里用木板围起来的木板房,有一半还由房主老太婆住着,屋子之间的隔墙也是木板做的。四周的居民都是穷人,是个又脏又乱的地方,小巷里白天也见不到多少阳光。

不过因为总算有了一间象个家的房子,父母的心情都轻松些了。屋檐是马口铁做的,夏天,屋子里热得能蒸死人,冬天又冷得出奇。到了梅雨季节,榻榻米上会爬出好多只鼻涕虫来。

父亲依然在桥上卖鲑鱼,大概也想在家里卖吧,有一天,在纸上写了“卖鲑鱼”几个字,贴在家门口。然而鲑龟买卖也没维持多久,后来,父亲又成了庙会上的露天商贩。

要说交往,只是和过去借住过的奥田家往来。那家浴池的主人有个儿子,常听他们提起“龟井的小少爷”。他比我大一岁,在学校里总是得第一。小学毕业之后,他升入小仓初中,后来转入一所什么地方的高等学校,再进入东大。“龟井的小少爷”后来成了劳动省的事务次官。

父亲有一定的社会知识,我想如果他运气好的话,说不定会成为相当有地位的人物。与父亲关系不好的母亲,对这点也承认,她对父亲说过:

“你耳朵小,生来命就不好。”

这话里也包含着父亲刚生下来就被送到贫困的旁人家当养子的命运。

父亲的亲生父母田中家,二儿子去世,第三个儿子嘉三郎继承了家业,前面也提及过,他后来进了高等师范学校,又进入当时东京出版学习参考书的公司。他似乎和父亲没有什么书信往来。

那时,父亲带着母亲出去在庙会上露天摆摊,但他们各做各的生意。

母亲推着小小的摆摊车“轱辘辘”地离开家,父亲拉着排子车走。两辆车上装的都是破烂货。父亲的买卖,夏天大多是卖柠檬水之类。母亲用炭炉烧干鱿鱼,卖煮鸡蛋或。她喜欢抽烟,烟袋从不离嘴。面前摆着卖不出去的货,眼望着过往的行人,她嘴里叼着烟袋,脸上一副不紧不慢的表情。父亲自以为加入江湖商人的行列,与他们用暗号谈着什么。

不论做什么不起眼的生意,父亲很快就以内行自居,对别人眩耀着。他换做过各种各样的生意,大抵都是如此。我从未见到他痛不欲生的样子。只是在要帐的上门来的时候,他才有些困窘。

母亲的性格是,总要找点苦受,才能心安理得。那时,父亲已经变正经了。诚然,穷到这个地步,什么女人都不会看上他了。母亲的弟弟常从下关来,一来便夸他:

“姐夫简直象换了一个人。”

母亲总是把与父亲吵架的“老底”捅给她弟弟。她的这个弟弟,原来曾在铁路上工作,那时已当上了市政府的职员,过着安份的日子。父亲看不起内弟那种小心谨慎的生活方式,而内弟又嗤笑姐夫懒散的无忧无虑的样子。

我不知道父亲下关时代的那个女人是什么样的。反正我曾让母亲背着徘徊在花街(妓院集中的街道)里,可见那是个妓女。但我从父亲与母亲偶然的谈话中,知道那个女人的名字叫雪。所以提起她来,是因为这个叫雪的女人,恰巧来到小仓,成了小仓一条街上的一家衣橱店老板的妻子。父亲把这个告诉母亲,可见即使见到这个熟识的女人,他也产生不了恋情了吧!衣橱店位于行人较多的街上,父亲或许也是路过那里时看见她的吧!

由此可见,父亲是个不知愁苦的人。换了一般人,在嫁到富裕人家的自己过去的女人面前,恐怕都要掩盖自己寒酸的样子。我觉得,父亲大概会在那家衣橱店前,与正在卖东西的雪交谈过。因为他是个好心人。

在我的记忆中,还有父亲身着绸缎衣服,与做投机生意的同行们接触时的情形。我曾由父亲带着去过他的同行家,那些投机者中有一个是盲人。他叫一个比我大五岁左右的男孩子牵着他的手,在交易所四周转悠。在陋巷的脏水沟上,架着好几座小木桥。过了桥,在小巷的尽头,有一所黑色板墙的房子,那就是干“投机生意”的人们聚集的地方。他们都是些连经纪店都进不了的乞丐投机者中的渣滓。我忘不了坐在他们之中的父亲那高大的身体。

在小仓的中岛的木板房的家前,有一条流着白色碱水的小河。附近的造纸厂排出的废水的臭气,飘散在低洼地中。不过,在这里住久了,如果闻不到那种臭味,反倒觉得不象在自已家了。每次放学回来,我一回到那散发着废碱昧儿的桥上,一种回到家里的轻松心情便油然而生。

房东是位年过六十的老太婆,她和一个比我小一岁的女孩一起过日子,她们的生活很简朴。那女孩是老太婆的孙女,她说她父亲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工作去了。据邻居传说,她父亲入狱已有很长时间了。尽管如此,老太婆还在指望着,只要儿子能回来,今后就会好起来。

小女孩一早起来做早饭,然后去上学。

“奶奶,今天我不要饭盒。”

一听到这声音,老太太就高兴地回答一声“噢,是吗!”孙女为了讨好她奶奶,常常不吃午饭。隔壁有一个患肺病的中年女人。我家没有厕所,外面有一个由附近二三家合用的公共厕所,那女人的丈夫背着病得神志不清的妻子去厕所,离去后,厕所里面尽是血。

祖母好不容易来了。因为父亲和母亲追着高市要去很远的地方,需要一个做饭的帮手。父母亲天不亮就起身,推着排子车和货车出发,直到半夜才回来。他们到了哪里,走出多远,真是难以推测。所谓高市,就是乡下逢年过节时,搭些简单的戏台或耍把式的棚子,以这些棚子为中心,摆着卖软点心、糖、柠檬水、煮鸡蛋的露天小店。因为是冲着那些去的,所以每天必须赶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哎呀,今天上当了。”母亲嘟嚷着回来了。比如,听说是村子的地藏庙会,等赶去一看,原来只是森林中的一个小祠堂,来的人都是些孩子,不过十四五个人,这种情况也不足为奇。

后来,父亲在小仓练兵场边的路旁开了一个巴烧(印有巴字图案的糕点)店。

在这里,父亲也发挥出了他那乐天派的天性,经常同过往的客人高谈阔论,也真是难为他,还每天订着报纸,得意地吹嘘着报上的那点知识。不过,总的来说,与当时的时事政治相比,他谈的更多的还是回忆自已年轻时的事情。不论是炎热的夏季,还是飞雪的严冬,父亲就在路旁的松树下用面粉袋子的布支起帐棚,卖了两年左右今川烧和柠檬水。

我有这样一位父亲,也就掌握了一些常识。虽说是报刊杂志上登的杂乱无章的内容,但我觉得还是比其他同学懂得多些。

读到小学六年级,伙伴们都开始着手准备升入中学的考试。那时,父亲好象和东京的田中嘉三郎有点书信往来了。嘉三郎在信中说,“我的儿子准备考中学了,你们打算怎么办?”父亲告诉他,想让我继续升学,可是没有学费,看他能不能借一些。从这以后。他们的书信往来就中断了。

我上高小二年级的时候,父亲总算有了点好苗头,在过去住过的龟井浴池附近的绀屋町,开了一个小饮食店。似乎是借了很多钱才办起来的。对母亲说来那是“全盛”时期了。因为做生意的需要,甚至还雇用过三个女佣人。母亲坐在长火盆前,梳着插进青色发簪的圆发髻,母亲除了梳圆发髻,没有盘过什么别的头型。就是在露天小摊上卖干鱿鱼和煮鸡蛋时,也摆出如同那些手摸圆发髻的大姐的架式。

但是,开饮食店时的圆发髫,其形状、盘法与过去都不相同。以前是自己随便盘的,自从干起这种招徕顾客的买卖后,每次都去梳头店。但是,依旧由于父亲的懒散,这个店的光景逐渐地萧条下来。

我对上中学已经死了心。当时,报纸上登过早稻田大学出的中学讲义的广告,父亲就给我订来了。但是,就连这点微薄的费用,也没有坚持多久,因为家里的生意越来越糟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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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正文 征途

大正十二年(即1923年),我从高小毕业,由父亲带着,来到小仓的职业介绍所(公共职业安定所的前身)的窗口前。

当时,社会正处在萧条之中。职业介绍所窗口里面的职员,看到我瘦弱的身体,说:“有一个公司勤杂工的工作,到那里看看,怎么样?”说着,给我开了介绍信。那家公司是川北电气株式会社,本部设在大阪。它的营业所在花街附近,房屋低矮而阴暗。前身是家饭馆,只是内部改修了一下,便作了事务所,不论天气多好,室内必须从早晨就扭开电灯。

最初我想进报社一类的单位。那时我的理想是当一名新闻记者。原因之一,可能是受父亲的影响所致。父亲终日向别人吹嘘着报纸上刊登的有关政界的情况,这使我感到新闻记者是个很有干头的职业。是父亲所尊敬的人,而原敬、过去又都是新闻记者出身,这也使我那颗幼稚的心灵充满了对报社的敬仰。

做勤杂工时,我领到了奖金,拿出来交给父母,剩下一部分零用费。我带着当时价值两元左右的礼物,曾去拜访过中山神社的,中山神社在山口县丰浦村下关附近。

中山神社是为了祀祭大和十津川暴动中有名的公卿——中山忠光的神社。忠光被诸侯毛利一隐藏起来,在此地遭到暗杀。我见到宫司,拿出带来的礼品,表明自己想听听有关忠光的情况,并且拿出笔记本作好准备。

当时我大概有十七八岁,又不能说自已是一名真正的记者,于是就说是为一家同人杂志进行采访。由于要以忠光为题目,要求他给讲讲。或许是宫司由于面对着奢侈(我认为)的礼物吧,对我讲了有关情况,当我把那些话在笔记本的时候,我仿佛真的当上了新闻记者,激动得心潮滚滚。

顺便写一下,后来那个川北电气株式会社因为不景气而倒闭,我失业了,我想,那年我十八岁。小仓有一家地方报纸《镇西报》,印得脏乎乎的,有四个版面。因为不是用轮转机而是用活版印刷,所以份数有限。我自以为能胜任地方新闻记者工作,但是,爬上了肮脏的报社的二楼,见到象是社长身份的人,向他诉说了我的愿望。年老的社长哼哼地笑了几声,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他毫无商量余地地拒绝说;“新闻记者都是上过大学的,象你这样的连小学都没毕业的人,是没有资格作记者的。”事情确实是这样,但我就是这样从小便憧憬当一名新闻记者。

再说川北电气株式会社,主要是生产电热器和电风扇的公司,除此以外,也销售马达。KDK是它的商标,我觉得它生产的电风扇在同业界中大概算是水平最高的。电风扇上称为扇罩的螺旋形金属条,是川北电气的新设计专利。从那秀气劲儿来看,远远超过了日立、明电舍、安川电机什么的。

小仓事务所,出售本社产品,另外,也承包地方性的九州电力轨道株式会社一个大公司的转包工程。九轨的社长是松方幸次郎、专务是松本松岁。不久这家公司被西铁买下,还经营北九州地区,门司至折尾行驶的电车。假如川北的事务所不去巴结这样的公司,就不能营业。

事务所所长是四国出身,叫星加清明。他虽然年仅三十来岁,可我当时看来,觉得他有一大把年纪了。他是个非常亲切的人,对我这个完全不了解社会的人很照顾。但是,我是个起不了多少作用的勤杂工,是个很不机灵的勤杂工。

支店在福冈,卖出货的发票,要给本社、福冈支店各复印发送一份,这也是我的工作之一。薪水最初是十一元,差不多全要给家里。那时,父母开着饮食店,但还是不景气,我的薪水要用来交房租。

要说那时的痛苦,那便是在路上碰到已经上了中学的小学同学。我穿着西服,用自行车驮着发送的商品。如果在这时候我看到穿着制服的朋友,三五成群的背着放着教科书的书包,我就会马上从岔路上逃走。我时而也订阅过早稻田大学出的讲义,时而也去上过英语夜校,但都由于自己意志薄弱,什么也没有学出来。结果,读书便转向文艺方面。

在川北电气株式会社的三年间,我读的主要是当时的春阳文库和新潮社出版的东西。特别是要先读的作品。当时,芥川连续发表着短篇小说集,象《春服》、《湖南的扇子》等,都是我去银行办事、利用坐在椅子上等候的时间,贪婪地读过的。我希望等候的工夫尽可能长一些。

当时《文艺春秋》杂志已经创刊,菊池宽(日本著名作家)称霸文坛已成定局。从刊物上发表的小说和戏剧中,我逐渐找到了合乎自己口味的作家。在戏剧方面,我喜欢铃木泉三郎(日本剧作家)、关口次郎、岸田国士等人,山本有三的作品也要先读。

明治时代的作家中,大体读过、鸥外、、等人的作品,对自然主义作家,我并无很大兴趣。花袋的作品,比起他的、《一兵卒》等,我还是喜欢他过去连续写下来的游记。曾读过的《泥娃娃》,感到很无聊。我觉得私小说作家的东西,不符合我的爱好。评价甚高的志贺直哉的《暗夜行路》我也没有感到有什么魅力。相反,他的《和解》却令我感动。还有象《到网走去》、《学徒的神仙》、《在城崎》等,我也不知道好在哪里。我那时,在小说中追求的还是纯小说的东西。

因此,芥川和菊池不能不吸引了我的兴趣。尤其是菊池的《启古故事》和芥川的《来自保吉的笔记本》,虽然也属于同样的私小说系统,但是与所谓的自然主义作家的作品相比,要有意思得多。自然主义作家有什么写什么的平板作品,我觉得无聊,欣赏不了。

那时,《文艺春秋》连载了写的他与山田顺子的恋爱作品,但为什么写这些呢?我无论如何理解不了。

在戏剧方面,我被菊池接受爱尔兰的近代戏风的影响而写出来的作品所吸引,还接触到岸田国士法国式的潇洒、轻松并且明快的作品,有一种非常新鲜的感觉。《村中最好的栗子树》、《玩弄命运的两个男人》、《梅腊诺的秋天》、《骤雨》等作品,我差不多在杂志发表的同时就读了。

外国文学是从新潮社出版的最早的世界文学全集中熟悉起来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也是由于这个机缘读到的,其中吸引我的是《穷人》。象我这样的爱好,不可能对私小说感兴趣。记得读了原久一郎翻译的高尔基的《夜店》(又名《底层》),对书中那种凄惨的生活,我当时感到非常亲近。而且,据译者原氏在月刊上介绍,他似乎也曾有住小客店的经历,对他的忆旧短文我颇感兴趣,其中一首题为《纷落的雪花》的短歌,使我永难忘怀。那篇《夜店》,使我联想起我父亲的小客店。

可能就在那会儿,的《出家人和他的弟子》,成为现在所谓的畅销书。有一天晚上,听说在市内的一个寺庙举办那本书的朗诵会,我赶去了。在昏暗的正殿中,有五六个男女青年,在一起朗诵着书中的道白,这种气氛,使我觉得十分高尚。这根本不是我这样的人可以参加的小组。我觉得,象我这样一个小学毕业生,公司的勤杂工,这样一个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是根本不能接触这类事的。

那时,我对前途深感失望。我所在的公司在萧条中挣扎,草率地发行社债,企图摆脱困境。当时,日立、三菱已经开始发挥出垄断企业的作用,我所在的公司恐怕是在它们的压力下失败了吧。其根据,便是承兑我们公司社债的银行都是二流以下的银行,因为得不到强有力的支持,公司悲惨地走向倒闭。

那是倒闭前一些时间的事情,对于我这样一个光读文学书籍的勤杂工,公司的人使用起来是不会觉得顺手的。不久,在一次减员中,我就和其它职工一起被赶了出来。

但是,现在想来,我觉得十六岁至十八岁是我感觉最新鲜的时期,能挤时间乱看一些书,对今天来说也有着相当大的作用。我读了《穷人》,还曾一整天彷徨于象《看门人家的没落》中描写的那种荒凉的原野中。我想去住连名字都没有的旅店,也曾独自徘徊在山口县的海岸边的道路上。

十九岁那年,我什么也没有做,晃荡了一年。想找工作,却没有地方雇用我。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只是小学毕业,年龄又不大不小的,干体力劳动,身体又太虚弱。

所幸的是,这时父母的饮食店略有起色,可以不指望我的薪水了。可能也因为饮食店的房间太窄,让我们租借了附近杂货店的二楼。前面已提到过的,那时我们与祖母住在一起。

作为房东的那家杂货店主,是一家大批发店的代理人,并无店铺。照我看来,妻子比丈夫教养要好。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女孩,但妻子对丈夫的不满总是可以通过一些动作使人感觉得到。丈夫是在代理人中常见的那种狡猾的人,他把店里的商品拿回来以很贵的价钱卖给左邻右舍。这些商品是否是通过正当途径带回来的,令人生疑。那位太太经常埋头读着世界文学全集等书,当然,因为与我有年龄的差别,所以从未与我谈论过小说。然而,她是一个给人以好感的人。

小仓有一个叫作东洋陶器的工厂,生产咖啡杯、西餐具。我有个同学是厂里的职工。经他介绍,我认识了厂里一位比我大十岁左右的h君,h君也是个爱好文学的青年,自己不写小说,但却自称为“诗人”。不过,我一次也没有看到过他的诗。我到他家去玩,他书架上的好多书,很令人羡慕。

h君的朋友中有几个八幡制铁所的工人,比我都大七八岁,他们真的动笔写小说。由此,我与这些人开始交往,有时还给他们看我自己写的短东西。

我那时也许是受了芥川的影响,好象写过倾向相同的东西。我的习作大约有一两篇。有一天,要召开作品发布会,我们聚集在一家小茶馆里,茶馆位于小仓郊外存有宫本武藏石碑的延命寺附近。

时至今日,我还模糊地记得,那次我披露的短篇,讲的是朝鲜闹饥荒,人们吃起用土做的馒头。当然,故事是虚构的,也不是出于无产阶级意识而写作的,但八幡制铁所的人听了以后,却不当地夸奖说,我的短篇属于当时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之列。

我对东京的文坛一无所知,只不过从书店的杂志中看到有什么小说,就站在那里读什么。说到那时的杂志,有一种叫《文章俱乐部》的。加藤武雄对小说来稿进行每期评论。我虽然也曾想投稿试试,但缺乏那种勇气。因此,关于当时产生的无产阶级文学,我是茫然无知的。

但是,在八幡制铁所做工的朋友们,对无产阶级文学是真正感兴趣的,他们让东京把杂志直接送来,好象是《文艺战线》。

芥川龙之介自杀了。在报纸社会版头条位置登了“文坛之雄”的大字。楼下的太太特意把报纸拿上来给我看。我看了报上文艺春秋社的广告,便汇去钱,让他们给我寄来了龙之介的照片。照片背后,有摄影者南部修太郎的墨笔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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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河童》等。</a>

等。</a>

等。</a>

,《妇系图》等。</a>

正文 学徒时代

我总算找到了工作。

但是,准确地说,我不如道这算不算工作。前面已写过,我家做饮食店生意,但不知不觉地,父亲又开始被酒店和房东催租要帐。最后落得个只能从酒店用现金买一升装的酒喝的下场。我找不到工作,整天游游逛逛,心里焦急,如坐针毡。

假如我会一门手艺,就能找到工作,可我一不会做木工,二不会当泥瓦匠、石匠。我所以想靠会一门手艺来做工,是因为川北电气株式会社倒闭后,有一位在同一个公司的职员,苦于衣食无着,抱着被子寄宿到我屋里,使我痛切地感受到以工资为生者的软弱无力。这位事务员已年近四十,也是因为没有学历,在同行当中工资最低。他把老婆孩子送回老家,自己一边找工作,一边晚上就到我家里来睡觉。

一天,我正在小仓的小巷中转游,看到一家小印刷厂贴着“招收画匠学徒”的广告,就是招石版的原版画工。我从小学起就喜爱图画,图画的成绩在全年级名列第一。我想与画画有联系的活我还干得了,就走进了那家印刷厂。

厂主出来对我说:“学徒都是小学刚毕业就马上录用的,象你这样快二十的人用起来可不顺手。”当时,我非常羡慕那些在狭窄的场所里忙忙碌碌工作着的工匠。

我想起来了,旧日的邻居中有个叫高崎的。他是小仓最大一家印刷厂的老板的弟弟。我把此事对母亲说了,一天晚上,母亲去拜托高崎先生说情,看能不能让我到那家印刷厂作石版的学徒工。那家印刷厂的活,分活版和石版两种,但以活版为主。

就这样,我当上了高崎印刷所的见习工匠。对我来说,石版是平生第一次看到,怎么个搞法,我一无所知,最初是按见习画匠把我招来的,但印刷所里连当师傅的画匠都没有。所谓原版画,就是在象誊写纸似的透纸上,涂上油性的药,然后用油墨画画儿或写字。如果手指尖稍稍碰到纸,纸就会沾上手指上的油;可到石版上就成了一块黑。处理这些是需要技术的。

我入厂时完全是个门外汉,所以不可能顶事。最后,成了真正的石版工的学徒。把五六重的石版石从手工印刷机上拿起放下,运到厨房附近,加上金钢沙,擦掉石头的感光部分。这样的工作,本来是由小学刚毕业的少年做的。

最后我被比我年轻的小伙计们狠命地支使着。干着干着,我明白了,画原版画,完全外行的人是干不了的。我偶尔画的原版画,不能用,不得不让连画匠都不是的普通工人修改,因此,总叫我去磨石头。磨石头的地方在印刷所的厨房里,每天闻着咸菜的味道和出白色碱水的石板石的气味。

但是,我不想做普通的石版工匠。我觉得即使在这里做工,也学不成画匠,于是重新找到一家可以当画工的小石版印刷所当学徒。新去的这家印刷所的店主,教给我从基础到画原版画的方法。与此同时,广告图案开始兴起。比起用油墨绘原版画来,我倒更喜欢用油画颜料画底图,俗称为“写生”。

如今,广告图案杂志多起来了,随手也可以看到很多外国的这类专门杂志,但那时的参考书,只有诚文堂出版的《广告界》。这本杂志,是我学绘图案的教科书。

这期间,作为我师傅的店主,迷上了打麻将,对工作弃置不顾。没有办法。逼得我不得不画原版画,甚至连图案也得接过来。不过,这使我很快学会了工作。这家有两台手动式印刷机。后来,添置了八开印刷机,一座小型印刷所已初具规模。

我每天工作到很晚,夜里十一点以前从没有回过家。有一年冬季,一天,我坐在木板地上,用冻僵的手画着原版画,觉得脊背阵阵发冷。对店主的妻子说了,她说工作多,不能回去,要留下来干活,可是她连盖脊背的东西也没有借给我。那天晚上我感觉非常不好,发起了高烧。

那时,我家已从过去的最近的房子搬到偏僻的地方。还是开饮食店,这次却小多了,很可怜。在那样的地方,买卖也不可能兴隆,这段时期是父亲最艰苦的时期。我的身份搞不清是学徒还是伙计,薪金只能拿十元左右。因为原来说的就是当不拿薪金、只教会工作的学徒,而最初的半年,也的确是白干的。父亲那会还作饮食生意,还算过得去。

尽管生意萧条,可父亲却不管不顾,又开始向同行们炫耀起他的“政治知识”。有一次,在当地警察署的帮助下,饮食店工会的组成大会召开了。父亲似乎在会上向警察提过什么问题,便被选为工会干部,他颇为得意。只要饮食店工会一开会,他就匆匆忙忙兴高采烈地去参加。父亲一生都没有改掉这种老好人的秉性。

再接着前边的说,我感觉不好,得了肺炎,卧床在家,病势沉重,又住不起医院,就靠在家休养,总算脱离了危险期。那时还没有现在的盘尼西林疗法,所以肺炎的死亡率相当高。在我枕边,可以听到要帐的声音。至今我仍然记得父亲的样子:他的脸伸向火盆上面,专心致志地考虑着如何筹措钱。因为他已经上了年纪,垂着头,不知什么时候打起盹来,长长的口水滴在火盆的灰烬上。

我一心想千方百计维持住一家人的生活,急于尽快地拿到一个正式工人的工资。在小仓的小印刷所,我的技术提高不了,就又调换进了当时九州最大的博多岛井胶版印刷所。

岛井冢是博多的世家,他的祖辈岛井宗室是富商,秀吉出兵朝鲜时,往返都叫岛井宗室同行。

在岛井印刷所,我学习了画图案,但依然拿不到一个正式工人的工资。那半年,我孤身一人,第一次离开父母身边。我这个独生子,一生中与父母分开,只有这一回和以后被抓去当兵那一回。

怕是有些语无伦次,昭和三年(即1928年)发生三.一五事件,昭和四年(即l929年)发生四.一六事件,检举共产党就是在这前后发生的事情。

昭和四年三月中旬的一天早晨,有个刑事来到我家,把还睡在床上的我拉起来。父母被吓得惊慌失措。我穿上厚棉袍,来到小仓警察署的二楼上。楼上有个圆火炉,我在火炉边等了一会儿。为什么抓我,我全然不知,不过心里多少也猜着了一点。

那是因为,前面也写到了,八幡制铁厂爱好文学的伙伴们接受过别人散发的非法出版的《战旗》,受到八幡署特高课的注意。我觉得他们一定是把我也当做小组的成员之一,抓到这里来了。后来,搜查了我的住处,在我稀稀拉拉的书架上,没有发现一点可以被他们当作把柄的东西。

我正在烤火炉,刑事进来问我;“你是什么人?”

“是今天早晨被叫到这儿来的人。”我刚开口,他大喝一声:“混蛋!”马上把我赶到没有火烤的寒冷处所。在拘留所里,我与五六个嫌疑犯关在一起,我一个人是所谓“思想犯”。在这里,我同诱拐妇女、盗窃、诈骗的嫌疑犯们共同生活了十几天。与现在的拘留所不同,那时的拘留所极不清洁,屋角堆积着大小便。最初的两天,那种臭味熏得我吃不下饭。

刚进来时,我们吃的是早就褪了色的木盒里的配给饭。我的喉咙火辣辣地疼痛,吞咽不下去。我没有发觉到这是口渴的缘故。此时此刻我才体会到吃饭就象吞石头那样疼痛。厕所只是用两块板子搭在四角的罐子上,在同屋人眼前可以随便大小便。

拷问时用的是竹刀,由把我抓进来的那个叫近藤的酒红脸的人负责,他要我非得说出同伙的名字。拘留所上面是练武场,打人不需要任何顾忌。大概是看我的嫌疑较小,所以没有把我倒吊起来,也没有用烟头烫。

在拘留所关了十几天,我出来的时候樱花已经开放了。母亲哭了。

我被释放以后,那个叫近藤的刑事还多次来过我家。每次来,父亲都让他白白喝酒,我这时才领教了刑事的讨厌劲儿。在后来的小说《流浪人外传》中,我写下了这个模特。

从拘留所回到家一看,我的书全都被父亲烧光了。父亲虽然嘴上口口声声地说大话,讲政治如何如何,其实,心里胆小怕事得很。他说,看了那些书,思想上会受影响,从此严厉禁止我读小说。

不过,我也顾不上搞什么文学一类的事了。我觉得不尽早使生活安定下来,一家人就要流落街头。看到被逼债的父亲,我越发下定了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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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正文 彷徨

虽然我因“赤色嫌疑”被小仓警察署逮捕,印刷所的雇主并没有因此解雇我。换了大企业,就不知道会是个什么结果,这是身在小企业的值得庆幸之处。

印刷所的店主还年轻,与我只相差四岁。这个人过去在门司的胶版印刷厂里当过工匠。为了和现在的妻子结合,私奔到了东京。他的妻子经常提起东京或小田原。夫妇二人好象在小田原的印刷厂也工作过。我这个离不开小仓的人,听她很自豪地谈起东京。

在东京,虽然父亲的弟弟依然健在,但同我们已不通音信。

那时最头痛的工作是压商标模型和上金粉。我虽是画图案的学徒,但因为是这样一个印刷店,工匠只有三四人,最下等的活非得由我全部包下来。现在,听说出模子也实行了机械化,当时却要一件一件地用手使用装订厂用的手动式裁切机。我把一张印有几十种椭圆形、梅花形、樱花形的纸,摞上几十层,转动裁切机的手把。这活儿很需要力气,不用劲就切不透底下的。

上金粉时,先用渗有青漆的茶色墨水刷上去,然后在棉花上蘸上金粉涂上去,再用羽毛掸子掸完后,有墨水的地方就沾上了金粉。所谓金粉,自然是些铜粉之类的,极轻。干这个活儿,不管用布怎样掩住脸和身体,金粉都会飞进来,弄得一鼻子金粉。这工作因为要一张一张地上金粉,数量越多越辛苦,与现在不同,现在可以使用机器了。

父母的生意每况愈下。尽管我不愿意,可还是必须干这个工作。忙起来的时候,要加班到将近夜里十二点,而且每天晚上不断。

不知不觉中我已到了二十五岁,却依然是学徒待遇。有时遇到过去的小学同学身穿西装走在大街上,便觉得自己太悲惨了。我身穿和服,脚趿木屐上班,在印刷所里,再换上脏乎乎的工作服。

不久,那家印刷所也倒闭了。印刷所的技术不错,遗憾的是因为没有资本,才不得不去承包别的印刷所的活计。虽是一个劲儿地忙碌着,却赚不到钱。加上店主沉迷于打麻将,置工作于不顾,情形就更加困难,最后两口子象趁黑夜逃跑私奔似的逃到东京去了。

到那时为止,我见到过很多流浪工匠。那时石版印刷最受重视的是“色版画工”。所谓分色版,就是把三色印刷、四色印刷的印刷物分别画上颜色,制出原版,在原色版不发达的时代,就是这样靠大家手绘分解。浓淡的渐浓渐淡,是在叫做“胶片”的膜的网眼上擦上墨水,从上面拓到版上的。掌握浓淡法非常需要技术,技术不好的工匠,不会很好地印出印刷物。其效果,取决于工匠的感觉和本事。

不管哪个石版印刷所,都苦于色版画工短缺。画匠了解到这一点,四处游逛,雇主让他们干两三次,测验后雇用。这样的手艺人能拿到很多的钱,因此很多人过着放荡的生活。

那些工匠,让主人相信了自己的本事后,转眼就去妓院或三等莱馆搞女人。人们刚说怎么两三天不见他们影子啦,马上就会有人来找雇主,让雇主支付他们逛妓院的钱。他们也是抓住了雇主的弱点。还有的家伙早晨出来时,竟然满不在乎地把女人的腰带当成自己裤子的皮带系了来。他们在一个印刷所呆不长,总以为有了本事,在日本国,天理和饭菜都会跟着而来。他们手拿一把刻刀,四处流浪。刻刀是制版的一种工具,这同服装店的裁缝手拿剪刀、理发店的理发匠怀揣剃刀四处奔走,是一样的。

流窜的工匠中也有上了年纪的。其中也有人觉得自己是个画匠,也象画家似地穿上黑大褂。似乎荒废的生活不会使任何一个男人感到直爽。但因为他们聊起天来天南地北。我着实羡慕他们,他们不象我,被父母束缚着,十年如一日,连小仓的街道都走不出去。

一天晚上,我受印刷所店主的吩咐,带着一位这样的工匠去旅馆。

工匠们大都长期借宿供应伙食的房子,眼下让他住在一个破烂的旅店。当我拿着那个工匠可怜巴巴的一点行李通过黑暗的过道时,我禁不住感到冷清。

印刷店的店主夫妇从小仓车站去了东京,我和一个青年机械学徒工去车站送行。那女人有一个哥哥,过去在乡下作过细木匠,后来来到兄弟夫妇这里,跟着搞装订。他是细木匠,所以手很巧。

“真够奢侈的啊!”哥哥来到兄弟夫妇家的二楼客厅,环视着四周。就摆设家具而言,当时奢侈的东西他家都齐备了。他这个哥哥在别的地方过着贫困的生活。我和这个人虽然年纪上差了一截,但却很合得来。他脾气好,但多少有些狡猾。

店主夫妇往东京逃的时候,我在车站月台上悄悄地送行。店主的妻子为了弱小的后代,把辛尔牌缝纫机的部分零件带走了。因为他们债台高筑,怕被人拿走。然而,这对青年夫妇没有一点儿阴郁的表情。

这家印刷所垮台后,我不得不重返以前呆过的那家印刷所。那时,我已经多少象个工匠了。前面讲过,因为技术水平太低,我曾进过博多的岛井印刷所当学徒。

在博多的生活中,我感到了一种初次离开父母身边的自由。那时我工资很少,休假日连看电影的钱也没有,只能在市里转转作为消遣。

父亲经常给我来信。到换季时,便把我的衣服打成小包裹寄来。母亲因为不会写字,父亲信中总夹带着母亲的叮嘱。

对博多那种寂寞的生活,我终于忍受不了了。五月初,我又回到了小仓。我穿着皱皱巴巴的斜纹哗叽衣服,从火车窗口眺望着香惟一带油菜花正在开放的景色。今后将如何生活下去。我对前途感到渺茫。

在博多时,我大约一个月回来一次。母亲别提有多高兴了。但是生活越来越艰难,最后我从博多回到家里,又在过去干过的印刷所工作,那时父亲也由于欠债所迫,终于干起了卖鱼的行当。这时,父亲已年近六十。想来,父亲得意一时的时期,就是在前面市场附近的那家饮食店了,规模虽小却很兴隆,他还曾幻想着将来增建房屋。那时,我家楼下是普通的饮食店,二楼虽然脏,把它作了进出顾客的客厅。

店中有个待客周到的女佣人,因此出入过往的顾客很多,以后女佣人回到她的老家佐世保以后,店里顾客减少了。那个女佣人有个男人。父亲曾特意去佐世保乡下找那个女佣人,徒劳地求她无论如何回来干。父亲这次确实急躁不安。但是生来无忧无虑的父亲并不那么沮丧,他回来后兴致勃勃地讲着佐世保的见闻。父亲打着手势,对随便什么人都讲着;“等等简直就象。”似乎游览时还是那个女佣人作的向导。

父亲和母亲到这般年纪又开始做鱼贩子,是由于有了开办那家饮食店的经验。这买卖是把鱼箱装上两轮车,到离小仓三或四里远的农村出售。母亲走不了太远的路,便在二里左右的乡下转。

市场位于过去我家全盛时期那个饮食店附近。因此,如果被过去的邻居们看见,肯定会很不好意思。不过,这恐怕只是母亲的心思,父亲似乎并不觉得难堪。因为他体格魁梧,单手握住铁把子,那已是习惯的动作了,摇着肩头,拉着两轮车,形象并不逊于年轻人。

但是在开始时,鱼卖不出去,几乎全都剩回家。到那么远的地方,跟过去的同行者混在一起,成不了什么气候。但是,就这么硬挺着,顾客范围一点点地扩大。顾客多是在山里,要去旁边的村子,还得有半里或一里的距离。父亲已经六十岁了,回来时却并不显得很累,只是身上有股强烈的鱼腥味。

父亲照例喜欢发议论,卖鱼时大概顺便也对乡下的顾客们吹嘘过他的“博学”。他回家后,时常引以为自豪。虽然赚不到多少钱,但家计总算有所好转。

另一方面,我也可以拿到多少象个工匠的工资了。从那时起,委托印刷的商店开始重视图案设计,象我这样的人也受到了印刷所店主的重视。他甚至避开别的工人,给我一点特殊的补贴。

然而,我干活的地方依然在厨房的后门。在那里放上机器,晚上工作到很晚。我工作的地方离不开咸菜的气味和打洗澡水的声音。

尽管我的收入有所增加,可并不富裕。我依旧穿着皱巴巴的衣服和磨秃了的木屐去印刷所上班。

这家印刷所的铺面是旧店中常有的榻榻米的账房,有三四个事务员坐在那里。经营方法是旧的一套,店主辛勤工作,不辞辛劳地活动着肥胖低矮的身体,到各个公司去定货。他的脸总是红红的,因此他的名字“金太郎”倒象是绰号。

店主一回到工厂,就大声训斥工人。印刷所的主体是活版,石版是附属性的。从活版伙计混出来的店主,不怎么了解石版,所以多少有些怵头。

一次,我有事去店里,看见一个三十四五岁的穿西服的矮胖的男人,正站在房间没铺地板的土地上,向主人请求着什么。他是新来的画匠,也是流浪工匠,他有妻室。因此他规规矩矩的,不同于那些放浪形骸的单身汉。然而,看到他带着妻子到一个又一个印刷所求情的样子,我真忍受不了。我明白了,置身子这种工匠世界的可怕。

只要没有资金,就必须一辈子过着印刷所工匠的生活。实际上,活版那边有好几个已经秃头了的工匠。他们日子艰难,一贫如洗。冬夜,坐在厨房阴冷的工作地方,我也不得不想到自己的下场,但又没有办法摆脱这种生活。

仅有一点聊以自慰,我绘的图案多少被定货的主人看上了。一次,一家漂亮的西式糕点店要在小仓开张,它的包装纸决定请著名的东京画家来画。好象是老板的侄女出身于福冈女专,因为与画家熟识,拜托了画家。听说这些以后不久,我被叫到印刷所的二楼。

印刷所的二楼是店主家属的住房,家具摆设在我眼中奢侈之极。十二叠大小的客厅,正中间放着紫檀木桌子,那位来自东京的年轻画家,翻着象是图录似的东西,他是个很象早川雪洲的漂亮男子。店主的两个女儿和女专毕业的侄女站在他身边,诚惶诚恐地伺候着画家。

东京的画家从古董店的图录中选出象是陶器似的纹样,命令我把这些东西适当地展开,画成包装纸的图案。这是怎么回事?这不过是只拿图录的画配合一下吗?那个画家说:“不过字由我来写。”当时,他算是立体派什么的,被人评为二流的新进作家。

不知不觉之中,我已经二十七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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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正文 黑暗的铅字

那是为了从天上来到地面却惨遭折断的子。在昏暗天空降下的土砂雨拍击中仍旧保持倾斜。

这里,想作一点回忆。

我没进印刷所之前,由于饮食店不景气,父亲在南边离小仓一里远一个叫北方的地方的兵营前面,摆起了卖糕团的露天小摊。他让我去帮忙,我便跟了去,在火炉上架上铁板烧糕团。糕团是从糕团店里买来的,利润微乎其微。为了不致烧焦糕团,我一边不断地用小竹刀翻动着,一边看着过路人的脚下。一发现有人过来,就觉得是顾客,赶紧从柑桔箱上探出身来迎接。

那时,我有一本岩波文库中的书。其中有一篇翻译过来的的《上帝的笑》。我时常从火炉前溜开,爬上练兵所的山坡,掏出怀里的书读起来。那里有枯黄的野草和在寒风中抖动的松树。我们拉着货车往返要走一里路,当买进的糕团又剩了一半拉回去的时候,心里沉甸甸的。车上吊着的水桶咔嚓咔嚓地摇晃着,令人焦躁不安。

这辆货车也不是我们自己的,要用每天赚来的钱支付租金。因此,我们赚不到饯。把车还给车主也是我的差使。父亲常常托付我,让我跟人家说这两三天没交的租金,以后再付。我拉着已卸下货的咔啦咔啦啊的空车,去水沟旁边的房屋,四十岁左右的老板娘走出来,检查货车的破损情况,然后挖苦我们说:“要是租金欠多了,就不再借啦!”

父亲不成器,不会算计,不管做什么买卖,都不会成功。情况稍有好转,他马上就穿戴整齐,踏上直木纹的木屐,神气活现地来来往往。他把生意全推给母亲,自己跑到熟人那里大聊特聊。

我上小学六年级时,正是父亲卖鲑鱼的时期,我们在木造的小屋中生活。我的班丰任中村老师曾来家劝说我继续升学。他看到在我家的地上爬着鼻涕虫,大吃一惊,此后再也不提让我复习考试的事了。在我拥挤的家中,只有一个窗户,白天也很昏暗,连站在土地上的(不是能坐的榻榻米)中村老师的脸也看不清楚。

在路边卖糕团是我十七八岁的时候。读布哈林、普列汉诺夫的文学理论书,想来是藏原惟人翻译的,那已是我二十四五岁时,也就是在印刷所学徒时期。要是准备从事文学事业,这决不能算是早的了。但我无论如何也要掌握石版画匠的本领,使生活安定下来。于是,有时去向日本画家求教,有时则一个人练习写字。到头来读小说便成了余暇的事情。

——写到这里,为了呼吸夜里的冷空气,我走出来站在房前,猎户星座已经升到头顶,位于一点半的位置。在群星之中,冬天我喜欢猎户座,夏天喜欢天蝎座。这也带给我青年时期的回忆。

忘记是谁教给我认识了猎户座,我觉得象是从短歌开始的。那人高声朗诵着那首短歌,指着天空告诉了我猎户座。在小仓,猎户星从足立山的山顶升上来。象用扦子穿起来的饭团,三颗星星一字排开,周围有四颗星,四边各分布一颗成正方形。其中有三颗星星恰似船上桅杆的信号旗。冬天清澄的夜空很美。星星在夜空中闪闪发亮。

猎户座连结着我过去的生活和感情。从印刷所加完夜班回家,猎户星贴在足立山上。我根据它的高度,可以知道当时的时间。进了报社以后,每年冬天,也是望着星星回家。被拉到部队的时候,在朝鲜又望了两个冬天的星星。朝鲜的天空比日本清澈,因此就更显得美丽。不论身在何方,我只要一抬头看见这些星星,大都会陷入绝望和悲哀中。

在小仓的中岛开办不景气的饮食店时,也就是父母做鱼贩子之前,祖母雅子因衰老去世了。她于庆应年间生人,活了八十多岁。

这个相当父亲峰太郎父母的祖母,是米子人。因为父亲谋生无方,她六十多岁了还去给别人家里当佣人。我的父母一吵架,她一边说:“我说谷呀,一早就吵架,家里兴旺不了呀!”一边给佛坛上供。母亲为祖母只制止她一个人而气愤,不过,母亲为这位婆母尽到了责任。她从未与婆婆吵过架。我也常受到祖母的爱抚。她常说:“你不要作象你爸爸那样的人。”这不是因为父亲没有志气,祖母说:“你爸爸耳朵小,命不好。而且老婆运也不好。男人的女人运要是不好,是不会出人头地的。”她觉得父亲的不走运是天生的,也是不幸的配偶造成的。

我缺零花钱时,祖母叫我别告诉父母,她从后门出去,不到十分钟就回来了,让我握住五角钱的银币。这情形有过好几次。这钱不象是从邻居那里借的,她也没有从我父母那里讨零用钱。如果她有一些钱,早就会被父亲全部拿走了,因此,这钱的出处至今仍然是个谜。当时的五角钱是很可观的。

祖母晚年失明,脚也站不起来,只能用手摸索着在狭窄的房间里爬来爬去。七十岁时,作为高龄者,穿上了市政府发给的红色法兰绒短袖衬衣衬裤,爬过来爬过去的,底襟不断地显露出肮脏的火红的颜色。母亲把祖母的头发剪短了,露出光秃秃的额头,只有脑后是乱蓬蓬的白发。

她眼睛失明前,自己从附近的药店买来眼药,扬起下颌一个人点眼药,但那些药是顶不了用的。失明以后,母亲背着她去过澡堂,因为腰直不起来,也常在家里让人用热水擦澡。她耳朵背了,我大声地喊“奶奶!”她便顺着声音慢慢爬过来,亲热地抚摸我。祖母总是一个人呆呆地坐在黑暗的六叠大的房间里。

父亲和母亲要忙店里的事,顾不上照看祖母。母亲一面斜眼看着祖母的样子,一面可怜巴巴地对来客说;“我死之前,可千万别成了瞎子呀。”

母亲后来也衰老而亡。死前三四天,她突然叫起来:“啊,眼睛看不见了!孩子他爸(指我),我这是怎么了!”她与祖母没有什么两样。

祖母去世那天,是个雪天。第二天,去火化时,鹅毛大雪漫天飞舞。火葬场在一里半外的山里。当然,那时也有灵柩专用的汽车,而父亲却没有雇车的资力,只能把白木棺材放在排子车上,由住在附近的母亲的妹夫拉着,走在雪路上。我穿着长靴,与父亲及其他父辈们一起跟在后而。当祖母的棺材被送进火炉时,我情不自禁地喊出声来:“奶奶!”

后来,叔父对我说:“你爸爸已经成了没有出息的穷光蛋。”他们认为在邻居面前,没有雇灵柩车是丢了脸面。

我与人素无交往,却经常到一个比我大九岁的h君那里去玩。他是前面提到过的与我一起交换读原稿的伙伴,他不写小说,爱读评论、哲学书籍等。他曾在小仓的陶器工厂工作过。有一次,他与一个来照顾他父亲治病的出诊护士谈起了恋爱,后来不顾他父母的反对,与那人结了婚。这样,他在家里呆不住了,在妻子的劝告下,他为了开办出诊护士会,辞去了工厂的工作,但他的计划进展不顺利,就又回到小仓,借住在小巷里一家理发店的二楼。

h君到市政府从事失业对策的工作,他的妻子还是当出诊护士,我每次来到他居住的只有两间房子的二楼,看到他过去的书都摆在那里,没有卖掉。他对我讲了、和等人。当时纪德和曼的作品很流行。

他的妻子是个很好的女人,但有些任性,为了早些成家,在出诊护士中,也只是想照料那些法定传染病的患者。她说:“那样可以拿到最高的工钱,虽说辛苦,可想到二元五角钱,也就忍下来了。”日薪二元五角钱在当时算是高薪了。

这位护士因为疲劳过度患了病,那年年底我去探望,看到有个二十二三岁的女人在那里,她对我道谢说:“姐姐给您添麻烦了。”原来是她在大分的医院里当护士的妹妹。后来,h君决定在就职,先离开了小仓,接着,他的妻子和她辞去护士职业的妹妹也跟去了。

我觉得有些寂寞,有时每月我到幸袋的h君那里去两次。他妻子一见我来,就买来牛肉,鸡蛋里掺上切碎了的油炸豆腐,做炖菜给我吃。先不说牛肉,那煮蛋真是天底下最好吃的东西。现在想来,h君以低微的薪金来招待我,也是不轻松的。

他们那里借用农家的二楼,前面有一座寺庙,有一棵很大的白果树,对面是远贺川。远贺川的中流是饭塚、直方一带。

那条河边,绿草覆盖着和缓的土堤。土堤上放牧着牛群,很象一幅牧歌式的图画,使人感觉不到水路的所在。早春时,h君的妻子、妹妹就在这条河边摘芹菜,采笔头菜。正如我写到这里时那样,我还从未感到比此处更欢快一些的心绪。樱花开放时,姐姐让妹妹陪我出去。到了五月,我们两人走在青草茵茵的河堤路上,往返二里左右。河岸边的麦田里,青年人吹着悦耳的麦笛。

我曾经想过和这位护士的妹妹结婚。似乎h君和他妻子也在等着我这样提出来。但是,凭我自己的收入,根本不可能成家。那时,我二十六岁了,从所见到的许多印刷工匠的不安定的生活中,我失去了结婚的自信心。父亲、母亲还在做鱼贩子。我没有勇气把她的妹妹带入这样贫困的家庭。我永远保持了沉默。

夏天,他的妹妹同附近寺庙里的年轻和尚订婚,秋天结婚后去了长崎的寺庙。

这样,我自然只有去看书了,可是工资差不多都要交给父母,我买不起太贵的书。在俄国文学中,革命成功后的作家中,有个,他似乎还来过日本,我觉得他的小说很有趣。他对西伯利亚自然的描写很美,我觉得对狼等等的处理很好。

美国的也是那时的流行作家,主要是揭露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他接二连三翻译着布哈林的革命文学理论。那时候,戏剧方面,发表了《飞翔的歌》。

我无心去搞文学创作,因此只是漫不经心地看看这类东西。所以,我连《播种人》都不知道,对中央文坛的信息,一窍不通。

就在我做石版画匠的时候,小仓出了《瞭望镜》同人杂志。玉井胜则(火野苇平)、刘寒吉、原田种夫、岩下俊作等,后来的《九州文学》的同人汇集起来,搞得热热闹闹的,当然,这些都与我无缘。还在这之前,成立了北九州儿童文学协会,以九州电气轨道公司(后来的西铁)的职员河南铁郎为主体,叫来了北原白秋、久留岛武彦等人。白秋是柳河生人,武彦是丰后森的藩主的后裔。这个协会的后援者,是一度从大阪到小仓来的一个叫桥本丰次郎的土木建筑商,在中原海岸有别墅。他对于爱好文学的青年人来到桥本别墅,颇引为自豪,不过又象是他有意想让人注意姿色漂亮的桥本夫人。这位夫人在丈失去世后,回到大阪,后来以俳句成名,是写出了《天狼》的桥本多佳子。

我过去工作过的印刷所已沦为店主不能不趁夜出逃的境地。后期买不起印刷用纸,是让一个在市内旧纸批发店工作的年轻店员特别通融来的。这个店员和我是小学同学,他大概想到是他把纸通融给我的店主的,所以,对在店里当学徒的我极为轻蔑,连话都不说。

可是,那家纸店不久也倒闭了。据说店主为一个叫梅若的唱歌唱得很好的年轻妓女赎了身。梅若即后来的赤板小梅。

不管是小仓城里发起的文学运动,还是老店铺的老板玩艺妓的传闻,都与我毫不相干。有谁把我这个身穿皱巴巴的裤子、脚趿木屐、拿着饭盒去印刷所的人放在眼里呢?文学的空气根本吹不到我的身边。我在咖啡馆等地方结识了合唱着《倒下倒下,啤洒杯》的《瞭望镜》杂志的同伴,与社会上的人们是不同的。

回顾自己的青年时代,我愈发对没有喜悦的回忆,感到索然无味。我一心想尽早建立自己的生活。二十岁过后当小伙计,晚上没有十一点前回过家。回家后,还要摊开习字的字帖,为了把字写好一些,独自练笔。字写不好,就没有资格作原版工。我因为从小学时起,习字成绩就不好,所以就是钻进被窝,还要在被子上用手指默写记下来的字帖的字样。一切练习都是与生计相连的。双亲年事越高,越使我焦躁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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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空门》等。1947午获诺贝尔文学奖金。</a>

等。</a>

正文 山路

昭和十一年(即1936年)底,我有了一个转机。印刷所的店主去世了。作为一家顶粱柱的店主倒下后,印刷所也陷入朝不保夕的境地。随着战争的进展,纸张的供应紧张起来,企业合并甚至也涉及到印刷所。店主死后,他家只剩下已被叫去当兵的长子和初中生的次子。

我考虑趁此机会辞去工匠。所幸的是,我的工在家里也可以做。也就是说,如果各印刷店来订原版品,我可以独立营业。不过说是这么说,独立营业也有难处。在这条狭窄的街道上,能这样订货的印刷店为数不多。而且开办所谓原版画店的人之多,简直没有我进去的余地。

我犹豫不决,如果别人不来订货,那就一分钱收入也没有。或许也是因为印刷店的工作不那么忙了,我便早点回家,慢慢准备着绘外来的原版画,就算是搞副业吧。这样,如果前景有望,我就准备下狠心辞去印刷店的工作,我之所以这样慎重,还是因为担心家庭的生活。那时,我已经结婚,双亲年老力衰,不能再继续做鱼贩子了。

有一天,我正在看《朝日新闻》见报上登着这样一条消息:昭和十二年(即1937年)二月一日,《朝日新闻》将在小仓创办西部分社,并将在那里发行报纸。我想,既是要在小仓出报纸,那么就一定会在本地上征集新闻广告。作广告,自然需要图案设计。如果在本地录用画原版画的人,这对我可是个机会。

不过,《朝日新闻》的牌子实在是太大了,不知道会不会录用象我这样的人,首先,上面并没有登出招人通告,我不知求谁好,又没有这个路子。不过,我并没有灰心丧气。

我直接给报纸上登出来的分社社长h氏写了一封信。对我来说,除了这样做便再没有其他办法。

过了四五天,印有《朝日新闻》字样的信封来了。我一边推测着多半是拒绝我吧,一边拆开信封,只见上面用铅字写着:关于来信所淡之事,请到本社营业部广告股K氏处面谈。并附言:如有作品,请带来样子。我对这封出乎预料的回信很是高兴。

但我还是有些不安。到底能不能录用,带去的样子能不能使对方满意呢?直到去的那天,我画了好几张新广告图案,穿上唯一的一件西服,前去拜访位于小仓东头砂津的报社。

那是刚刚落成的新社址,圆型的建筑后面连接着方型的工厂,建筑是乳白色的,非常漂亮。我畏畏缩缩地推开大门,这座建筑大都是玻璃。进去后,就象在室外一样明亮。我向门卫说明了来意,他推开玻璃门,引我来到营业部里面。柜台对面,靠里摆了三排桌子。其中最中间那排的中间位置,有一位三十岁上下、留着整齐分头的人接见了我,他就是广告股的主任K氏。

K氏看了我的履历书。当他盯着我可怜的学历和职历时,我已经泄了一半气。K氏拿着我蹩脚的原版图案的原稿和印刷物,到在里面的上司那里去商量。他们俩在那里悄悄商议。我掩饰着不安,环视四周,广告股仅仅还有一个年轻职员,只有两张桌子。现在与K氏说话的上司是Y氏,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营业部的次长。与广告股相连的,是会计股的桌子。只有一个胖敦敦的、脸红红的主任和一个小个子科员。人员稀少。

不论观察哪一位,他们每个人都穿着上等的西服。没有一个人穿着象我这样的、还是几年前做的褪色的西服。在新落成的辉煌的建筑中,我变得渺小了。这里与肮脏的印刷店的厂房相比,简直完全是两个世界。

K氏终于回来了,他告诉我:“那么,你从明天起,来吧!”由于太轻而易举了,一瞬间,我有些迷惑。

慢慢地听话音,才知道原来我不是入社,而是隶属于报社,与报社订合同,按原版画的数量逐张付钱。也就是象我过去那样——画从普通的印刷店带来的原版画,领取画费,这和过去没有丝毫不同。

我担心的是,报纸发行后能有多少主顾。一无所知的我,认为报纸广告都是由报社制作的。据K氏说,大部分广告是从大阪本社转来的纸型,因此只需要画地方的广告,让我干这些就行了。但是,凭这些为数不多的东西,能保证我的生活吗?我提心吊胆地去问,他们问我:“你在现在的印刷所里挣多少?”我同答说:“大体上是日薪,月收入在四五十元左右。”K氏说:“拿这点收入不成问题。”

距二月十一日报纸发行日还有一个来月。我向工作多年的印刷店提出辞职。已故去的店主的遗孀四十岁左右,也许是因为店主很能干,所以她生性慢腾腾的,总是盘着圆发髻,坐在账房。印刷所的合并问题正在进行,那时她正在考虑是决心停业还是合并,因此很痛快地同意了我的退职要求。我拜托她说:“今后要自己办原版画店,欢迎订货。”

那时,我家租借的房子只有两间六叠的房间,里间父母住,我在靠小巷的这间屋里的玻璃窗边摆上桌子,开始绘各印刷所来订的原版画。尽管现在有活儿做,我仍然担心日后没有活儿干。我从早晨工作到夜里十一点钟。那时,我二十八岁。

报社的工作渐渐多了起来。这与石版原版画不同,是用墨在两用纸上画,画坏的可以用白色涂改液。这一点要比石版原版画省劲多了。

因为广告主是地方的,没有什么大篇幅的广告。大多是豆腐块(两栏五厘米高左右),偶尔也登一些地方的百货商店、电影院等的广告。不过,广告上大部分空白都填满了铅字,凸版的部分不多,我的工作很轻松。

如K氏所说,月底,我要求得到的工资,足足比在印刷所时挣的钱多。而且,幸运的是,出于客气没有提出来的金额,K氏也适当地更改,给我增加工资。记得整两栏左右的原版画,大约得二元五角钱。其实也就是制作简略的大标题,所以开始时拿这些钱觉得于心不忍。

但是,想来K氏是从大阪来的,他大概是参照着大阪同等的价格付给我的吧。况且,从报社来说,要是整两栏的广告,就会得到相当多的收入,所谓的图案费是没什么了不起的。

那时还没有广告承办店、专属店,差不多全由报纸出售店来兼营。为教导现有的出售店,让他们来开展新闻广告介绍业务,社里还特别要了一些外勤员。当时所谓北九州,范围包括小仓、门司、下关、八幡、户钿、若松、西日本包括福冈、熊本、长崎。出售店的店主们不知道征集广告的要领,K氏作为开拓者,相当辛苦。

但是,不久出售店也明白了要领,明白了比起卖报纸,广告的手续费要有利得多,他们便开始认真地着手进行。后来,报纸出售店不断停业,转为广告承办店。

我的生活是:上午十一点左右去报社,要一张空桌子,展开两面纸,从书包中掏出鸟嘴笔等工具和广告画颜色,描人家拿来的原稿。大约下午两点工作结束后回家,再去画不在家时转过来的印刷所的原版图。那时我的收入比例是报社三分之二,市内印刷所的工作作占剩下的三分之一。

我好不容易实现了告别印刷工匠生活的愿望,但仍然被不安缠扰着。这担心是由于收入不固定造成的。报社方面,那时也开始企图加强营业部,广告股升格为科。传闻说从大阪要大规模调来职员。那时,要是从大阪来了图案设计员,我的工作就会终结。因为几乎全部收入都依赖着报社,这也使我非常担心。

报社的原版图差不多都是急活。印刷所的活也是急的,但比不上报社的。只要干报社的工作,不管怎样都要被报社拴着。因此,市内的工作渐渐减少。这种情形又引起了我的不安。

一次,营业部主任大声训斥十二点过后才到来的我。他说,报社每一点钟都是珍贵的,你既然干这里的工作,就必须排除一切,不误时间,负起责任。这话说得诚然不错,但我每天工作到深夜一点,第二天早上七点起来,好歹收拾一下印刷店的原版画活,然后去上班,能十二点到达,已经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了。

如果从本社来了图案设计员,我失去了报社这方面的工作,我就必须重视市内的订货。在这样的状态下,我已经不知道以哪边为主了。因此,我去问K氏,他说:最近大阪是要来一大批人,但没有图案设计人员,你就象现在一样干吧。原来如此。我下决心放弃了市内的工作。

报社地方版广告越来越多。那时,日中战争发展着,国内被战局所煽动。我不知道画了多少次“祝皇军进入北京”、“祝皇军大捷”的版头画。

昭和十三年(即1938年)五月,从大阪本部新来了许多人,分社社长、两个次长、一个外勤主任、一个上版主任和几个校列部的人。我也领了一张桌子,象《朝日新闻》的社员一样每天上下班。广告的稿件自然地增加了。

那时期,正值上海失陷,日军进占南京,成立了冀东政权。得胜新闻接二连三。每逢有这种新闻,连地方也出一页广告。是所谓联合广告,这成了我一笔相当大的收入来源。

在技术方面,我也总算适应了新闻广告。在此之前,K氏曾要我在版头画上使用喷雾刷色器。我便到福冈,买来一台手动式喷雾刷色器,使用这种机器,可以很好地掌握色彩的浓淡。当时这种机器已经大量使用,而我最初因为不习惯,相当地慌张。技术上,用海萝在两用纸上贴上薄薄的纸,用照片修正笔把薄纸的部分按图形切开,在那上面加用喷雾器上的刷子来刷色。这海萝不能太强,也不能太弱,很长时间我都不能随心所欲。

我做了大约三年这个工作。这期间我的大女儿出世了。

报社的机构越来越大,人也增加了。一笔带过这个时代,昭和十四年(即1939年)我作了嘱托(即特约人员),昭和十七年(即1942年)才成为正式社员入社。

当时报社的社员身分,分社员、预备社员、雇员三个等级。大学毕业、经过入社考试的人以社员试用,也叫做练习生,过一年时间后转为正式社员。预备社员是高等学校(旧制)或专门学校毕业的,经过同样的入社考试进来的。中学(旧制)毕业的全是雇员。雇员也可以随着年月晋升为准社员、社员。因此,练习生最初就受干部候补生式的教育。

我的身份——固定嘱托,分预备社员待遇和社员待遇,我是社员待遇,到解脱嘱记后,正式入社时,我才取得了社员的资格。

然而,当时的《朝日新闻》实行等级制,根据阶别,待遇不一样。例如,发薪日,社员和准社员是二十五日,雇员二十六日。在、或报社节日的集会时,只把社员、预备社员叫到礼堂,雇员没有参加的资格。这不知勾起雇员的多少自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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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正文 纸上的尘埃

我在《朝日新闻》西部分社工作了约二十年,前两年是社外人员,后两年是嘱托。不算正式的社员。剩下的十六年,是作为“朝日新闻人员”的任职时期。其中,夹带着三年时间的兵役。

在《朝日新闻》社工作的生活,总的来说是乏味无聊的。因为最低限度的生活已得到保障,失去了每天要吃饱肚子的那种紧迫感。

想来,我并不具备当图案设计家的素质。只不过有一点所谓“灵巧劲儿”,碰上了个偶然机会,便成了我的职业。为了不失掉这种职业的资格,我进行了一番学习。比如,我生来就写不好字,字写得歪七扭八,(现在也依然如故),为了好歹写出“能上版的文字,”我奋发努力,总算可以搪塞过去了。

虽然图案也画不好,但还勉强看得过去。在乡下,既无合适的指导老师,也无相互激励的同伴。尽管如此,我试图要成为名正式的画匠,去搏多的岛井印刷所,就是为了这种“学习”。

但是,自从进了报社的广告部,我的工作就只是按原图绘制分配给我的画稿。既没有发挥自己独创能力的余地,也没有什么窍门。我的工作完全是复制性的。因为地方上没有大的广告主,画一些小东西,没法发挥才能。那时,我对从东京、大阪送来的大篇幅的广告纸型,真不知有多么羡慕。

工作的平庸,使人生活空虚。身居大机构中小角落的岗位,你的实际能力得不到评价,其实,就连你的存在本身都得不到承认。象这样被压在最下层的人,是绝对翻不了身的。这里虽然挂的是“西部分社”的牌子,但总之是九州的支店,是办事处。在本地录用的社员,从来没有过从这里进入“本店”的。多少算是“发迹”吧,也就是在那个“支店”升主任、当个股长或者科长。

那时,很少见到从东京调到九州来的社员,差不多都是从大阪来的。这些人中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年轻社员,调动工作,在九州呆上两三年,很快就被召到东京、大阪。不用说,他们是作为候补干部,为了实际见习而暂时到这里来的。他们大多是从有名的大学毕业的,具有“练习生”身份的人。年纪大些的人则是为了以后的提升,来九州镀金的。另一种是,中央给打上了“没什么用处”的烙印,被流放到九州来的。他们中也是年龄大的人居多。

对这两种类型的调动工作的人,以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第三者的眼光来观察,那是非常有趣的。但是,第三者又是什么人呢?是连调动的资格都没有的人。清楚地认识到这些,是到车站为那些调动工作的人送行之际。在“万岁”和鼓掌声中,荣升者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小仓车站。在车站上,他们互相说着:“你也快点改邪归正,从九州回来吧!”“我再有一年也回去啦!”

但是,从地方录用的人是没有这个资格的,也没有这样的希望。他们处于一辈子走不出九州的位置,这象征着一生的命运就是如此。送别结束后,人们都奇怪地沉默着,大家寂寞得或一个人去电影院,或去玩赌搏游戏。另一方面,从中央来的人仍聚在一起去酒店,发泄着“自己没有回去”的怨气。尽管如此,这些人将来还有希望。他们与绝望的这伙人有截然不同的差别。当我见到从车站一个个各朝各的方向走回去的身影,觉得自己就象被风刮下的落叶一般。

在调动工作的人员中,要换得最频繁的是部长。作为晋升的过渡,到九州来是形式上的缓冲。大阪本社的次长到这里当部长,不久又变成大阪的部长回去了。

他们很有活动能量。不过也有最后并不一定如愿以偿的人。我印象中存有的是t,我想他大概有二十二三,是个大胖子,因为他身材矮,就更显得很宽很胖。他也是原来大阪的次长,到九州当上了部长,从体格上看,也是派头十足。t是鸟取县米子人,听说他的朋友中有生田春月、白柳秀湖等人。按照惯例,为他举办了类似就任后的联欢会,在饭馆,社员以上的人参加了有艺妓坐陪的宴会,而雇员只是第二天在中华饭馆吃顿饭。那时,我还是嘱托,只参加了雇员的会。

这时候的t部长,也许是由于朋友的影响,谈吐涉及民俗学、考古学、小说、诗歌等诸多方面。他一个人兴致勃勃地讲个不停。在场的都是些年轻人,没有能和他淡得起来的,因此,尽管多余,我还是不时地插嘴。t无可奈何地寥寥做个回答,好象尽量不愿同我谈话。这样重复几次,我不得不承认,t部长对我是很歧视的。

不仅仅限于这位t部长,即使在我已经成为社员以后,从其他上司那里所得到的这种待遇也没有改变。比如,在宴会上,部长、次长按照惯例为大家斟酒,也到末席来的。他们在那里同每个部下简短交谈几句,可一到我面前,上司转身便到旁的人那里去了。其中还有的人明显流露出一看到我就不耐烦的表情。这也是由于我生来不善社交的缘故。不过,不管哪个部长、哪个上司都是如此,这就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是我个人的脾气了。这中问包含着有意的蔑视。

在从当地录用的人员中,我之所以受到如此特别待遇,还有一个原因,我想是因为我是画图案的。大概这是一条重要原因。

绘图案和写原版文字,也许是一种“特殊技能”。但是在报社的广告部中并没有什么大用处,莫如说根本不算数。总而言之,广告部的主体是对外关系。部长关心的是如何指挥、激励专属出售店征集广告原稿,这直接关系到广告部的成绩。负责对外联络的受到重视是理所当然的。同时,绘图案的(《朝日新闻》把这叫作“图样员”)没有价值也是理所当然的。

对校对员,也可以这样说。校对不过是简单地对照原稿和铅字,改改错字,更正一下排版的形式。图案员与校对员的桌子并在一起,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部长有时提及校对员时,肯定吹捧他们是“无名英雄”以称赞他们踏踏实实的努力。平日校对员尽受冷遇,所以不得不特别肯定一下他们的价值。因此,在这里工作的人员有一种乖僻的性情。这也是一种讽刺,越是对工作熟练了的行家,就越不能从这个岗位解脱出来。

负责联系广告的人经常出差,内勤人员很是羡慕。外勤人员必须在对外交涉中取得成绩,所以也挺辛苦的,但只就他们走出报社,自由地来去这一点而言,也使别人羡慕。他们去的地方有博多、熊本、鹿儿岛、广岛,有时还有大阪。他们从外边回来后,在自己桌子周围与同伴们谈笑风生,讲出差的见闻。他们在报社内的工作除了写日报,几乎没有其它事务性工作,因此,他们可以一边抽烟,一边搭起腿随意聊天。他们的优越感中含着令人厌恶的卑劣。与他们比起来,我们的桌子就可怜了。校对们在白天也点着的台灯下,为赶活版的下版时间,匆匆用红笔划着,那忙碌的情景,我至今眼前也能浮现出来。

广告部的干部只是主要与外勤人员谈话。部长与他们谈笑风生,却绝不会走到校对员和图样员的地方来。每天早晨,“你好”的寒喧成了一天当中他们唯一能面对我们的表情。偶尔觉得次长象是要到这边来,那也是校对上出现了什么错误的时候。头发几乎掉光了的校对主任A经常理怨说:“这工作搞好是理所当然,错了就有你好受的,真划不来呀!”

在我所认识的人中,不知有多少优秀而年轻的校对辞职而去。他们虽只是中学毕业(旧制),但都通过了《朝日新闻》社困难的入社考试,奋而入社的。然而不久,他们的希望之花就在现实面前枯萎了。他们明白了,不管多有才能,只要是中学毕业,只要是从当地录用的人员,在报社内就不可能达到自己的目标。

到战争激化之时,我在这段工作之中,想了些什么,读了些什么,完全回忆不起来了。大概什么也没有谈吧。唯一的快乐是从自己图案设计的同行中找到朋友,召开近似于作品展览会的集会。所幸的是,在九州,这样的伙伴多了起来,也有了横向联系。主体是博多的小组,此外,熊本、长崎也有几个人。当时,门司铁道管理局致力于观光广告画,在其主持下,办过一些展示会,以此为缘,加强了伙伴们的往来。展示会有时在福冈,有时是长崎、熊本、小仓,每年在各地轮流举办。有一次在熊本举办一个展示会,我第一次与很多人一起下榻在阿苏的旅店,当时,我忘却了郁郁不乐的报社工作。

校对主任A热衷于考古学,经常对我大谈考古。A是个软弱的人,那些年轻的部下多少有些看不起他。也是因为他与我的桌子碰巧放在一起的缘故,他经常和我聊天。A家里人口多,虽是主任,却总是被人催债。有一天,我去他家,看到考古学方面的昂贵的书籍,堆满了四叠半高的壁橱。看来平日没有别的来访者,A兴致勃勃地把他收集的石器、陶器的碎片,一件件拿出来给我看。

受这个人的影响,我为了从报社里烦人的气氛中逃脱出来,经常走访北九州的古迹。我攒下零用钱,到京都、奈良一游,也是在那时候。北九州有很多横穴古墓。如果住一夜,是要花钱的,所以我大多是当天便赶回来。尽管如此,哪怕能有一天忘却忧郁之情也好,我不知得到了多少次解救。

但是,充其量,那只是一时的安慰。最后,就是做这些也只是得到一点点的乐趣。这乐趣,大概是回避现实的暂时的催眠剂。劲头松懈以后,又得投入到令人窒息的气氛之中,一次,一个从大阪调来的东京商业大学毕业的职员对我说:“你做这些有什么用处?搞点建设性的东西怎么样?”这句话给了我相当大的刺激。

的确,到九州的乡下,看看横穴,看看出土文物,又有什么用呢?我又不能靠考古学发迹。在生活中,也不能与事有所补益。总之,同下象棋、打麻将没什么差别。

然而,说搞点建设性的东西,我到底又能干什么呢?就算是有点才能,但又没有施展的机会。一贫如洗的我,没有做生意的本钱,况且也不能改行。一想到就这样混到退休,我就感到漆黑一片。与我一起工作的一个比我大一岁的伙伴,自嘲地说:“反正老了以后,还可以戴上花镜来画原版画。”恐怕除此以外,再没有其他出路。

战争正在进行,社会上逐渐变得紧张起来。我也多次被催促,接受在乡军人会等的指导参加军训。我已经三十三岁了,哪有心思裹上绑腿、抡起木制的刺刀!在报社里,作过下士的人,也开始进行所谓“社内教练”。那时,我很少参加,后来就是为此而倒霉的。

随着战争的进展,报社里的军事色彩逐渐增强起来。十二月八日开战纪念日那天,分社社长戴着白手套,在礼堂宣读开战的诏敕,全体职工列队到郊外参拜忠灵塔。一天早晨,我去上班的路上,望着翻卷在报社屋顶上的红旗,甚至联想到旗杆上挂上了星条旗,我把这些悄悄地告诉了同事。

一些同事离开工作岗位赴战场去了。部长开始在所谓部会上,念他们的名字,祈祷他们武运长久。

h是那时的西部分社代表,是一位董事。他很喜欢下象棋,常常出现在那时称为“娱乐室”的休息室中,同部下摆开了战场。h已近六十岁,但他身上具有新闻记者的豁达和机敏。我能够直接与报社最高干部对话,还是因为碰巧在休息室,成了他下象棋的对手。很有意思的是,只有这时,广告部长才在旁边微笑着和我谈话。

一次,正在下棋时,编辑局长进来,将一份记录交给h。h瞥了一眼,立即装进衣袋,眼睛又回到棋盘上。编辑局长表情紧张地离开了。那天晚刊上,发布了战死的消息。那份记录是传来的电话消息。当时h的态度,与其说动摇心慌,莫如说无视这条新闻。h曾是《朝日新闻》社有名的社会部长。

昭和十七年(即1942年)十二月,我得到了征集令。红色的纸上写着“教育征集”,我意识到当时不少人是以这种名目被带上战场的。我在指定的日子来到检查处,从其他应召者来看,上了年纪的居多。那里的办事员对比着我的面容和征集令,问道:“你是不是按时去军训了?”我回答说:“没怎么去。”他点点头说:“是嘛,所以挨了整。”这句话,至今仍鲜明地留在我耳朵里。罚不热心军训的人去战场,这件事恐怕是政府的兵事股人员是可以做的。我懂得了,人的生命可以由一个官吏任意摆布。或许兵事股拿来了市内各地区的军训成绩表,查出了出席率不高的人。不过,类似这种事情就是目前不也还在满不在乎地发生着吗?幸亏我平安地回来了,如果让我去南方正在激战着的战场,可能早就没命了。市政府的官吏铅笔稍稍一动,就扰乱了一家六口人的命运。——后来,我曾以此为题,把这些材料变换成流放者的赦免,在小说中写下了这些事情。

那时征集地是在,按照命令,有三个月的训练期,然后暂时解散。

不过,部队生活倒使我有了出乎意料的发现。正如有人说的,“到了这里,社会地位、贫富贵贱、年龄差别完全取消了。大家都是一个水平。”新兵的平等使我感到了一种奇妙的生存力量。在《朝日新闻》社,不管如何挣扎,也逃脱不了受歧视的待遇。打个比方,是齿轮上的螺丝钉,而我的存在,甚至不如一颗螺丝钉的价值。

而部队生活,又要努力工作,又要学习,还要去讨好班长和老兵。总之,可以显示出个人来。在报社,绝对不会承认我的存在,而在这里,个人的活动是出现在成绩中的。我之所以对部队生活感到奇妙的新鲜,是因为我发现了工作岗位上所没有的“人的存在”。

人们大多说,兵营生活扼杀人性,是没价值的。不过,我却有了相反的感受。不管是在三个月期间,还是三个月之后马上来了征集令,一直到复员的两年时间内,我都认为自己并不是那么懒惰的士兵。这不是因为我具备什么一以贯之的军人精神,可以说这是对到此为止的报社生活”的反动。

第二次的征集令是在六月的一个热天突然发来的。当第二天就要去指定地点报到的时候,我打开可怜的书箱,把自己的藏书按上印章。书籍为数不多,但都是我爱不释手的。如果我死了,这些书不知会散落到什么地方。我非常舍不得这些书,匆忙刻了一枚藏书印,仔细地一本一本地按上印章。我三岁的大儿子为了让我按印方便,双手捧着印泥盒。到了部队以后,孩子站在书架前的形象,我许久都不能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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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正文 在朝鲜的情景

六月一个炎热的早晨,我和父亲一起来到福冈的兵营门口。兵营设在城里。送行的人被拦在护城河旁,入伍者沿着狭窄的道路走进去。我身穿皱皱巴巴的人造纤维国民服,背着粗糙的公用袋。左侧是从前的黑色城门,我头也不回地刚要转过石垣,父亲在背后大声地叫了我一声。我同过头去,只见离远了的父亲举着一只手。我只是点了点头,便穿过黑色的门。在那里,我们互相谁也看不见谁了。父亲的声音,象是从喉咙里绞出来的。

我想象得出,父亲回家后向母亲叙说的情形。父亲是不爱发牢骚的人,但经常流泪。要是说起什么激动的事情,一边说着,一边鼻子就堵塞起来,声音也变了。小时候,我在父亲的话中不知听过多少次这种哭声。而母亲呢,即使是别人的事,也会觉得可怜,从袖口里拉出衬衣,擦着眼泪,说着“真是的”、“怪可怜的”。

我一边在酷热的兵营广场上列队,一边想着坐在昏暗房间的榻榻米上流泪的双亲。父亲鼻子里流着稀鼻涕,抽着烟叶子。母亲把手巾放在脸上,埋着头。与衰老的父母相比,我那抱着孩子的妻子的身影却是淡薄的。

我的征集令是作的补充兵。入伍后一个小时,我就明白了。从哪里得知的呢?士兵们对自己的命运敏感而正确。三个月前征集训练时,曾一起在久留米的有个叫前田的和一个叫中田的秃顶的人,加上我,三个人都是三十三四岁。在久留米,年轻人有好几百,而这次征集只有我们三人,真是莫名其妙,何况还是大动员。中田是玻璃店的工匠,前田是煤矿镇上卖菜的。看来都没怎么参加在乡军人会的军训。

一知道去新几内亚,新兵们就陷入了绝望。谁都了解在南方占领地的激战和日军的败绩。报纸不做明确报道,更说明其真实性。老兵们说:“这下大概完了。”越是戴着军事长、上等兵领章的老征集兵,脸色越是苍白。

在福冈的兵营住了五天,因为是临时借住,大家乱七八糟地睡在象个礼堂的地方。又没有秩序,象一伙在乡军人那样,用“地方话”交谈,没有上下之分,也没有什么训练。我们有时在大濠公园跑跑步,有时为祈祷武运长久,去参拜本地方保护神。在征集训练中受歧视的我,情况不同了。但我也只是体验到一点轻松,浓郁的战争气氛,使我产生了死的预感。

出发那天,天还没亮;雨哗哗地下着。我们从兵营到博多港的码头,通过空无一人的街道。当走到过电车的街道时,开早市的商店里面的人吃了一惊,目送着我们的队伍。士兵们一言不发。倾盆大雨中,出现了女人的影子,她们死命地追着队伍,寻找着她们的丈夫。黑暗中她们认不出来。女人们立即被警戒的宪兵阻止住了。她们为了不落后于行进的队伍,不断地小跑着。人数也越来越多。本来是禁止部队与家属会面的,可拂晓之前开拔的机密还是被泄露出去了。

我们乘上了去的渡船。去新几内亚,要先去汉城,在那里与东京、大阪来的征集兵汇合,编成兵团。从船舱圆窗户望出去,九州的山渐渐消失了,只有一片汪洋大海,一艘驱逐舰横穿而过。在海上,我明白了我已经被绝望的命运抓住了。父亲、母亲、妻子、儿女、报社,都飞到了与我无缘的地方。

在釜山,我初次看到了朝鲜的景色。我们在摇晃着的火车里坐了许久,在汉城前一个叫龙山的车站下了车。这里也在下着雨。我们从灰暗的街上,踏着满街红土的泥泞走过,来到练兵场。每个士兵下巴上都垂着水珠。从福冈运送我们来的下士官们走了,收领我们的新上司把我们带到兵营。我所在的是龙山二二部队。

开始,我进入正规的内务班,原来杂乱地混在一起的兵士们,也是在这里重新恢复了等级差别。我挨了打,打我的是曾经在一起用方言淡话的一等兵。

我们抵达这个兵营的时候,预定先出发去新几内亚的所需人员已经每天在训练。他们尽是进行运输船被击沉后,如何跳海的练习。爬到象滑梯一样高的高台上,往沙地里跳。我对游泳没有多少自信心,单单看一下这种训练,就意识到了死。

在这伙人中,有个卫生军事长,他在久留米的征集训练时,对我们很不好。前田跑来告诉我,又带我去礼堂,原来那个叫田中的军事长已经当了伍长,在久留米时,他精力充沛,一个人制裁我们大家,但这次见面一看,他盘腿坐着,一副垂头受气的样子。“这次算完了。你们也作好准备,跟着来吧。”田中伍长稍微笑了笑,象是为增加了一起去死的伙伴而庆幸。“那个军事长也变了。”善良的前田回来时小声嘀咕着。那个补充兵团,我们也搞不清楚儿时从那里开走了。伍长还真说对了,听说船还没到新几内亚就被击沉了。我不认为田中伍长会死里逃生。

我漫无目的地在这所兵营的周围散步。栅栏很低,再向前一点,有一条路,身穿白衣服的朝鲜人慢悠悠地走在路上。栅栏与道路之间是一条五尺左右宽的沟。那条沟并不太深,连我好象都能够跳过去。一连几天我目测了那条沟。因为附近没有住家,到了晚上,路上便没有行人。根据栏杆的位置判断,从步哨所到这里也很远。

我并不是出于明确的意识对那些地方进行实地调查的。只是想弄清楚其可能性,也就有了些盼头。假如再增加一点什么条件,或许我就会成为逃兵。但是,以后我即使看到可以越过的栅栏和沟,也没有了兴趣。朝鲜海峡的存在,留在国内的家属的生活保障,所有这些使我死了心。

到我进入报社时为止,为了求得安定的生活,我尽了自己应尽的努力。我之所以放弃了有利的收入,当了职员,也是因为我已预感到战争肯定会把我拉去当兵。不过,即使没有战争,我也肯定会成为报社的职员。尽管干零活当月有收入,但还是对毫无保障的生活感到担心。家属多,已经成为我的“癔病”,使我失去了勇气。现在到了部队,报社总能给我家属工资,这虽然是最低的生活费,倒使我放心了。丧失这个保障是不能允许的。

整整两年的部队生活,我都做了些什么呢?

家属疏散到妻子的乡下老家。据父亲来信说,他们每天干农活。我不会不知道,靠帮老百姓做农活,来填补报社汇款的不足,这种生活是多么艰难!

幸运的是,去新几内亚停止进行。运兵的船只已经没有了。

汉城的兵营中,常常来一些从东京来的征集兵。还有作为干部候补生的学生兵。一天晚上,他们在内务班的毛毯上,与伙伴们谈起;“正在默默地撰写《旅愁》呢!”

我几乎不能看小说之类的读物,也不想去看。《旅愁》是什么样的作品,我没有一点这方面的知识,但学生兵的一句话,使我在灰色的兵营中感受到一点红颜色。

在兵营中,如果想看小说,也不是不能看。当然,能从外面带进来的东西中,没有这类杂志。但是,由于我是卫生兵,可以领到公用证,单独外出。我可以到连队事务所,对军曹说;“连队所备药品缺乏,要去市内药品批发店买些紧急治疗的药品。”

东京的学生兵中,有一个是神田药品批发店的少爷,他告诉我,由于买卖关系,他认识汉城的一家批发店,如果购买药品遇到困难,可以去那里,只要说出他的名字,会给提供些方便的。他这样说,大概是出于新兵对老兵的阿谀奉承。我并没有对他如何另眼看待,同他的关系也并不怎么密切。

现在想来,当时常常因为办这些事情,发给我公用臂章。有关系的那家批发店位于繁华街道。我一说出那个学生兵的名字,他们就在大瓶子里灌满黑黑的碘酒,也不收钱,本来连队也不会给一分钱药费的。

战局紧张起来,部队禁止星期日一切出外活动。只有下士官有被许可外出的特权,其他人都以在营房休息为名被看管起来,去拿药的路上,我常去旧书店看看。要买小说,也不是不能买旧书,但看了这类书会非常怀念社会。因此,虽然店里架子里摆着这类书,也没有动手去拿。

我戴着公用臂章,因此在市内任何地方走动都是自由的。与日本人的街道相比,我更多的是徘徊在朝鲜人居住的区域。钟路附近的小巷,使我感到了异国情趣。然而,如果一个人总在这样的路上转悠,很可能要受到宪兵的盘问。

连队里卫生兵的勤务,不知道隶属于连队,还是从属于联队的医务室。这一点很象是两栖动物。起床后接受点名,吃过饭去医务室。在那里又要接受医务室的点名。然后开始工作,医务室分药品、诊断、供给各股。我在诊断室,在诊查军医旁边写诊断簿,写上转到药品室去取的药品名字。

这个工作很轻松。诊断从早晨九点开始,差不多一上午就结束了,然后整理一下诊断簿就行了。但当我不愿回连队时,就随便找个理由,一直到点名前才回内务班去。

朝鲜的秋天很美。医务室位于高处,周围有挺拔的白杨树,枝叶繁茂时很美,只剩下光秃秃枝杈时也很美。一到秋天,喜鹊就在这里造窝。喜鹊在朝鲜叫朝鲜鸦,在日本的佐贺平原也很多。

到了冬天,大川小河都冻成雪白雪白的。洗澡间里,从脱衣场的房顶上掉下来的水滴,在木板之间冻成冰块。没有燃料,装在房间角落的巨大的俄罗斯式壁炉,只在底部稍稍冒点烟。人们把背靠上去,才可以断定那是取暖设备。

从汉城药专来的学生兵成了见习军医士官,他有二十二三岁,瘦长脸,是个很漂亮的美男子。我常从他那儿拿了信,再领取公用证,去总督府旁边的附属医院。收信人是药房的一个女子。我这个三十五岁的人,竞成了这个青年传递情书的听差。

那女子有二十三四岁,是个很动人的圆脸姑娘。为了门诊患者,医院办了一个小店,也卖些孩子们的玩具。那时我的二儿子已经三岁,我曾求她给我家属的疏散地点寄过玩具。

我去药专的附属医院时,路过总督府的博物馆,我虽有公用证,还是没有勇气走进博物馆。博物馆进口处是壮丽的朝鲜宫殿的楼门。我一边看着那朱红的大门,一边枉然地往返于门前。不久,那个见习士官到南方去了,他的生死未卜,而我的临时外出也减少了。

外出的时候,我曾去过报社的支局两三次。支局里接连不断地送入伍者,人手不足,大概也就是三四个人营业吧。在这期间,从东京来的两个人曾向我讲起报社内部的情况。在沉闷的军队里,我第一次呼吸到了工作单位的空气。但是,究竟什么时候我能恢复过去的身份呢?每次回到兵营,我都非常沮丧。

连队的出入口处有个阅报栏,那里贴着迟到了一天的《汉城日报》。当然登的都是些战争消息,南方战局的报道中增加了“退却”二字。报纸的角落里登有宇垣大将飞往上海的简讯。简短的消息只有一栏,标题用的却是与之不符合的大字标题。

这条消息只是说宇垣大将去了上海,但标题的黑字体却说明了编辑的意图,即作为政治家、策略家的字垣一成去上海,意味着什么呢?我按照自己的想法作了一番想象,认为他是去做停战工作的,心中暗自高兴。

不久,东条英机内阁宣布辞职。后任是小矶国昭大将。我相信宇垣的停战工作成功了。但小矶谈话时却宣布:“圣战将永远继续”,使我很沮丧。我不露声色地注意连队事务室的动向、反应,也没发现什么异常变化。

在朝鲜,我一次都没有碰到过空袭。到了春天,蓝色的天空中有时也出现敌机飞过的云烟,但只是高射炮白白地响一阵而已。并没有发出空袭警报。这期间,从东京和大阪进来的尽是年纪很大的士兵,被收容在另外一所兵营。从他们的嘴中,我才第一次了解到东京和大阪已是一片废墟。那些兵士们脸色阴沉,一声不响地蹲在兵营里。

一年后,我离开了汉城的兵营,参加朝鲜西海岸的防卫,被编入新的兵团。分在师团的军医部,由曾是阪大教授的大尉领导。

新兵团驻在南朝鲜的全罗北道的井邑一带,防卫范围是北起群山,南至木浦、沛州岛一带。从久留米来的战友、玻璃店的中田去了济州岛,前田赴海岸附近构筑阵地,我们分手了。

军医部的组成情况为:部长是个少佐,下面有大尉一人,有一个在大阪心斋桥开过一爿大药房的老药剂中尉,然后有准尉一人,牙科军医一人,伍长两人,士兵只有上等兵的我和一名一等兵,我始终做些烧饭、洗餐具、洗涤等杂活。

我们的驻地是接收下来的地方农业学校。大尉以上的干部可在外边住,中尉以下的都分别住在学生宿舍里。宿舍是栋细长的房子,因为是火炕,床上贴了油纸。但是,好好的火炕因为没有燃料,冰冷刺骨,一点也不起作用。

军医部长是现役军人,显得很神气。他是一个胖子,老是睡眼艨胧的。部长室与所谓事务室之间,只在房子里立了个屏风隔开。部长少佐从宿舍骑马来,晚上回去。他大多是去师长室,回来一露面,就大声训斥部下的军医们。他训斥得合情合理,所以我认为他是个脑子很好使的人。说起自己来,他总是操着一口方言:“我呀,我呀……”

那时,我什么也不去想,除了做饭、听差、洗涤、扫除以外,没有其它工作。在这种动物式的生活中,头脑越来越迟钝。

前面,我曾写到逛过汉城的旧书店。我在那儿买了旧的初中三年级左右的英语教科书,藏在军装下面带回内务班。在医务室院子里没人的地方,我悄悄地打开书。这并不是因为我好学,而是觉得如果连这些也不看,我简直无法活下去。读小说一类,会使我对自由社会陷入绝望的向往,反而会变得暗淡无光,于是对那些书都闭眼不看。如果是英语书,就不会产生那种现实感。如同身居单人牢房的人,产生了一种渴望学习语言的心理。

然而,如果被人发现是在偷偷翻这种“敌国语言”的书,可就不知要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了。这本教科书中有些我不明白的地方,是一个朝鲜的士兵教会了我。这个学生兵,有一天忽然不见了。有人说他在搞反战运动和独立运动,他和其他几个朝鲜志愿兵一起被宪兵队绑架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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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正文 停战前后

尽管战败的色彩越来越浓,但我们所在的朝鲜的这个边远乡村,并未受其影响。部队只是被酷暑折磨着。

沿海岸警备的前线部队状况如何,在井邑的镇子里司令部中的我是不知道的。不过,已觉察到粮食极为不足。这一带被称为南朝鲜的粮仓,稻田连片。大米虽然不缺,但副食品却很匮乏。海岸地带的部队大概吃的是野菜,脚气患者接连出现。军医部感到有必要加以指导,哪些野菜可以当粮食吃。厚厚的植物图鉴被拿到军医部,我负责誊写那些图案中的可食野菜。在画上盖上薄薄的誊写纸,用铅笔在上面描下形状,是在钢板上用铅笔写的。

这个工作很令人愉快,就是画一片叶子,我都要进行精确的描摹,用很长时间也不在乎。在这种时候,我没有感觉到自己是在当兵。

我描下二十多种野菜,印在誊写版上,再订成十来页的小册子,发到前线部队里。

然而,这种图上没有颜色,只是素描,是很不完美的。军医部长说,这些是准备拿给师团长看的,命令我涂上颜色。我从街上买来水彩颜料,对着原始图稿,专心致志地涂上了颜色,搞完两册以后,军医部长送到师长那里,据说师长们很满意。说我画的东西给部队解决粮食问题有很大帮助,对此我甚为怀疑。士兵们对那薄薄的誊写画,大概连看都没看一眼吧!

军队里就是这样。丝毫没有用处的事情,却要把它当作有用的工作来处理。在战争过程中,不知把多少根本无益的事情有效地完成了。这种现象不单在军队中存在,在那些庞大的官僚机构中也肯定存在。

师长就是上帝。参谋长、兵器部长、军医部长为这个从预备职务提起来的老头子费尽心机。厕所是特别安装供“阁下”使用的,其他高级将校也不让使用。“阁下”牙痛了,还专门从街上把牙科医疗设备运来安装在司令部的走廊里。作为牙科医生的下士官成为为“阁下”治疗的专职医生。

军医部事务室里包括那个下士牙科医生,有六名军官和班长。在我们住的这个窄小的农业学校里,没有余地新建将校室。药剂将校不断受军医部长的斥责,这在前面也写过,准尉和这个少佐之间也不太融洽。但是准尉有长期军队生活的经验和知识,“汉城的朝鲜军司令部”就是一篇报告书,没有准尉根本写不出来。准尉的能力在将校之上,这使得他与军医部长对抗起来了,因为他技术高,军队中繁琐的函件书写很多。战争正在进行,可令人不解的是官僚主义、文牍主义也在盛行。

师长的宿舍分散在这个城镇的日本料理店中。我不知道他那里的私生活是怎样的。不过,显然那里人数不少,有艺妓,还有女仆。士兵们连一块外出都不可能,当然羡慕师长的特权。

军医大尉的宿舍在日本人的私人住宅里。那家有个己阵亡的军人遗孀和其老母两个人一起过日子。我曾数次被差到那家去办事。那位三十二三岁的老实的寡妇,至今我还留有印象。

我们洗澡是集体去街上的日本人经营的浴池。军官们也入同一个浴池。从时间上说,军官入浴的时间长。听说浴池的老板娘是哪个日本人的小老婆,军官们常在上房聊天。浴池附近的地里种了一大片玉米。映在玉米叶子上的傍晚的月亮,恢复了我的情绪。

假如老是这样的生活,简直让人怀疑战争是在哪里发生的。仅有的一点战争气氛,是司令部附近的朝鲜人的防空演习。扩音器传来:“邻组的班长,警戒警报,警戒警报!”但是,一次都没有真的实行灯火管制,每次一看到朝鲜人的防空演习,我们就失去了战争的现实感。

在真正的军队里不会搞演习,也不搞特殊训练。每天早晨的晨会上,将校们集中起来做操,后面跟着为数不多的士兵,他们可怜巴巴地看着老头子们手脚的动作。从这个校园可以看到和缓的山岗。有一条道路,上去过一道山岭。我不知道这条道路从哪里通向何方。每一次看到那道山岭,我总是想,倘若我不是当兵的,能自由地一个人翻过那山岭的话……

到了傍晚,朝鲜人家家户户点起了灯。天空中飘荡着落日后清澈的蓝色,那风景格外美丽。风景的细部随着暗色的渐渐溶和,灯光变得越发清晰。最后,山坡上的白杨树看不见了。这时,更使我怀念故乡。

白天的气温升高。热的时候达到近摄氏三十七八度。戴着帽子在外面走,不大工夫就会感到眩晕。把手放在军装的肩上,手指烫得就象让火烧了似的。不过,因为湿度低,房间里、树荫下是凉快的,朝鲜人的白衣服更显得凉快。

炎热的八月的一个早晨,上边通知说,今天有天皇陛下的广播讲话,让全体人员到司令部的院子集合。不论在什么样的“盆地”中,也流动着战败的空气。我们认为,大概是天皇要亲自出来,鼓舞士气挽回败局。那时不管什么将军的鼓舞,都已起不到作用,最后需要天皇出马督战了吧?

校园中集合了全体将校以下的士兵们,正面摆了一台旧收音机。临近广播时间时,师长拔出刀,士兵们作好举枪的准备。但是,收音机与其说是有声音,不如说只是响起一片杂乱的嗡嗡声而已。嗡嗡声的空隙,单调地夹杂着人的声音,终究也听不出在讲什么。我们在烈日下,举着枪听着那些喧嚣的杂音。

广播总算结束了。最终也没搞明白是什么事情。士兵们认为天皇的声音一定是庄重而清澈的,听完后露出吃惊的表情。广播结束后,参谋长代替师长站到队伍前面,就象是从贤明的天皇训话中领到了敕语,以毫无生气的语调训示说,大家要团结一致,对付这前所未有的难关。我主观的印象,觉得参谋长的表情也流露着困惑。

仪式结束后,我回到事务室。没有见到军医部长的影子。下士们认为,没听见天皇的声音是离东京太遥远的缘故,大概是受到朝鲜海峡的影响。真是胡说八道!已有海底电缆从日本通过朝鲜海峡与汉城广播局有线直通,广播中嗡嗡的杂音归咎于朝鲜海峡是没有一点道理的。

在这之后两个小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下士们象平时一样书写繁杂的函件。士兵仍在洗衣服。外面,炎热的太阳正疲倦地落下去。日本战败,向美英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是三点过后传来的。消息是通讯兵传过来的。奇怪的是,师长、参谋长此后几天也没有告诉士兵们。

司令部中,以军队所附属的名义,雇用了一些朝鲜人打杂。从第二天起,这些人就明显表现出目中无人的态度。令人吃惊的是,曾搞过防空演习的朝鲜人的街上,第二天早晨为之一变,太阳旗改造的太极旗一下子都挂了出来。

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战败的消息,我们的枪支和佩剑也被朝鲜人接收了。因为是夏天,入浴还继续着。从我们手里夺过去的佩剑,戴在朝鲜青年的腰间,我们的枪扛在他们肩头。他们排着队伍,在街上行进。连司令部的哨兵也不敢佩刀了。

汉城的空气是什么样的,我们这里不得而知。只是有一个下士跑来传递情报说,香月军司令官与关东军协力,只有朝鲜军与俄国打仗。那么终于可以回日本了,士兵们喜形于色,又很不耐烦。

司令部的高级军官们人心浮动。井邑的镇子里以日本人为主的地方,频繁派人到司令部上访。他们说,如果朝鲜人发生暴动,希望逃到司令部得到保护。实际上,我们在乡下的有的驻地还曾遭到朝鲜人袭击,那里的警察和他们的家属也被杀害。

军官们为自己的归宿而动摇不定,赤手空拳的军医部长,见到日本人协会的会长,说师长阁下正准备自杀。那时我们还没有听说陆军大臣的自杀,从联合国给德国首脑部判刑的先例来看,日本的高级军官认为自己也逃脱不了死刑吧!且不去管什么死刑,军医部长大概已经意识到自己会被美国投入监狱。

这时,美国的军官从汉城赶来,传话说要把日本军队的兵器全部没收。我们这个师指挥的枪支弹药不断地集结到井邑的镇子里。

有一天,将校们见到日本人协会会长,商量为美国军官团服务的事。他们说一定要提供日本女人。找姑娘不好办,他们要求会长在平民的妻子中物色合适的人。

话只是说到这里,但内容已大体上推测出来了。高级军官的头脑中大概有印象,日本的军官过去到中国去时要求得到的就是这种待遇。这事让人认为是这群高级军官为了减轻战争罪责采取的手段。我想起了奠泊桑的小说。

美国的军官来接收兵器,回到汉城,可是并没有听说发生中的类似场面。美国军官们的行动是绅士式的。但事实到底怎样,我至今也不清楚。

前线部队首先乘上遣返列车回国了。司令部的火车是最后的,与侨居井邑的日本平民一起回国。那时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在列车即将离开车站之前,那个浴池的老板娘跑着,张望着长长的连接着的车箱窗口,象是在找什么人。我觉得军医大尉借宿的那家的年轻寡妇,也坐在这列火车上,但始终没有遇到。

不一会儿,列车越过山梁。停车站叫“秋风岭”,我觉得是个好名字。

那时,我当然没有去想写什么小说。在士兵们中间,我只是做饭、洗衣和睡觉。一切思考都僵死了。头脑已经动物化了。但是,当终于获得了解放,可以同故乡的时候,我又重新感到了七口之家的生活重负。

天亮以后,火车经过了大邱的车站。沿着河边的道路,年轻的日本母亲抱着幼儿,象给出征的士兵送行时那样,摇着太阳旗,向列车跑来。

在釜山前两站的一个车站,列车停了一天一夜,前面的列车正巧遇上美军检阅,给堵在那里。车箱中,由于座无虚席,异常闷热。士兵们从列车上下来,爬上铁道旁光秃秃的丘陵,用铁锨挖了许许多多的坑,用以处理我们列车上乘客的大小便,褐色的斜坡上,大大小小的坑象蜂窝似的。为了方便女人,尽量选择有树木的暗处给她们挖坑。

列车终于开动了,抵达釜山已是深夜,车站里有美国兵在警戒。穿着西服的美国人,腰间挂着手枪,望着我们长长的行列。驱逐舰的探照灯,把天空照耀得如白昼一般。

在这里,我与战友h重逢。他是前线部队的,是个二等兵,因为都是《朝日新闻》社的社员,他曾亲热地来找过我。他在报社里是外报部的职员,英语很好,因此,他被留在这里当翻译。大概他觉得很久没有发挥自己的特长了,高高兴兴地笑着,他是个高个子,因为长着大胡子,脸显得很黑。——这个人后来因为会英文,作为特派员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途中,因飞机在印度洋上空失事坠毁而身亡。他那高高兴兴的面容,依然留在我的脑海。

我乘的渡船,渡过了黑夜的海峡。从博多乘船到朝鲜途中,那些令人生畏的敌方潜水艇已经没有了,但美军的水雷在水面到处漂动着。

天亮时,我们的船驶近风光明媚的港口。大海中突出的岩石岛屿,星星点点。简直就象青海岛,原来那个港口是山口县的仙崎。

我们在那里登陆,部队并没有立即解散。士兵们与军官们一起宿营在平民家里。令人吃惊的是,准尉还在给师司令部起草文件。我觉得就这样乘火车同家乡,也全然无妨。但我还是没有那个勇气。这三天的宿营,简直相当于一年之久的朝鲜兵营那样无聊,使我感到焦躁不安。在那里,我依然是给军官和下士们烧饭。

士兵们也有人立即给家里拍了电报,我却没有这个心思。我背上装有一身新军装、毯子、军靴的背袋,乘上乘客杂乱的列车,前往九州。我什么也不曾考虑。

正文 喜鹊

从下关开来的列车终于停了下来。抵达佐贺县的神崎车站,已是第二天的上午。在车上我一点也没有睡觉,在混乱的车厢里简直不能动弹。

下到站台时,我沉浸在一种不可思议的解放感中。这不是由于好不容易才离开了军队,也不是由于从连厕所也去不成的火车上下来了的缘故。现在,只是我一个人。可以从这里走二里路,回到有双亲和妻子的家里,也可以一个人跑到什么地方去,都是我的自由。为什么产生了这种念头呢?

由于我是个独生子,父母从小就异乎寻常地束缚住了我,那是令人窒息的生括。我不知多么羡慕那些可以一个人自由行动的朋友们。没有处在我这种地位的人,是不能理解这些的吧!

从前在久留米接受三个月的教育训练时,父亲每个星期天都来看我。一度离开军队回到小仓时,父亲也象牢牢地守住我似的来迎接。在列车上,有五六个与我同一个连队的人,没有家人来迎接他们。这些人就象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囚犯一样,在车内大声喧哗,列车员一来,就故意讲军事用语,戏谑着他们。我悄悄坐在年迈的父亲旁边,非常羡慕这些独往独来的人们。记得我常常诅咒父亲对我过分的溺爱。

但是,想来年迈的双亲只有依靠我这个独生子。我在朝鲜井邑时,父亲给我的来信中写道:

“在地图上找了找,井邑离釜山象是不远。釜山从下关乘上渡船,只需睡一个晚上,第二天白天就到了。如果可以的话,很想去井邑看看。”

这是不掺假话的爱情。

然而,从物质到精神,我是没有自由的。因此,我离开家庭两年的军队生活,感到了一种自由。军队生活虽然极为乏味,可仅有的那种自由,却给了我一种生存的意义。

我不单有父母,还有了妻子、儿女。我的自由越来越被封闭了。逃脱的缝隙被关闭了。打着绑腿的鞋带动着我的身体,到那个家庭去。逃跑的空想,随着我踏上乡间的道路,一点点地消失了。

神崎的城镇位于佐贺平原之中。通过狭窄的街道,来到一条河流旁边。沿着这条河,道路伸展到了长满野漆树的平原。山在远处,一望无际的稻田里,有几条沟。小径上,白色翘膀的喜鹊跳着,一会儿又飞到高高的野漆树上。

这种鸟,过去在汉城的医务室前多次见过,在佐贺地方,叫褐鸦,与普通的鸦叫声不同。走过一里沿河的堤坝路,田园中出现了一处村落。那是妻子出生的村庄。

我背着用毯子作的背袋,站在妻子娘家的农家门口,个子高高的岳母吃了一惊。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她睁大眼睛问,说要是打个电报,便可以到车站去接。接着,她叫来了我妻子的兄嫂。

我的父母和妻子在他们的帮助下,借住到邻村的房子里,这些,我从南朝鲜收到的信中已经知道了。岳母他们要带我去那里,我谢绝后,自己又将沉重的行李扛到肩上。

道路曲曲弯弯,转回到河边,过了一座小桥。这一带我来过几次,可来这个村子还是第一次。小桥的附近,住着十来户农家。不管哪一家,屋檐下都堆了许多稻草。

走下桥来到路上,有一座寺庙。五六个小学生走了过来。我停住步,问有没有叫淑子的学生。这是我的大女儿的名字,该是小学三年级学生了。那个学生也是个女孩子。

她回答了一句,抬起眼睛死盯着我看。在佐贺话中,意思是“有”。我来到学校,这里已经放学了,没有孩子。

这个村庄有二三十户农舍,不规则地聚在一起。离开道路,房子与房子之间隔着农田。在那些小块的农田中,我妻子穿着裙裤,正在挥动着锄头。她看到我后,一时没有说话,以迷惘的神情注视着我,接着脸涨得通红,眼泪落了下来。

这家农户房子相当大,但却破烂不堪。父母也跑了出来,还有两个我不认识的中年男女也一起出来了。父亲满脸皱纹,母亲用袖子掩住脸在抽泣。两个人都完全老了。

我不认识的一男一女马上退了同去,接着,我不记得见过的小男孩拖拖拉拉地出来了。我很快就知道,这对夫妇和孩子是与我家人同住的人。我原以为家属是借了一所房子,现在才知道,房主的亲戚,从釜山撤同来,因为也没有住的地方,便作为同居人住了进来。

母亲告诉那些人们我回来了的事情,“这下可放心了!”她一个劲地说着。

从母亲说的“这下可放心了”的话中,我觉得已体会到一切情况。父母到这里依靠我妻子的娘家,在这种不习惯的生活中过得怎样呢?在众多的庄稼人中,一个连锄头也没有握过的人会受到怎样的待遇啊!母亲的这一句话,好象使我明白了一切。

母亲说“这下可放心了”,这话我并不是初次听到。很早以前,我二十岁左右的时候,母亲和父亲打架,正在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恰好伯母来了。

“哎,姐姐,这孩子也总算有了份工作,我也放了一半心啦!”母亲对伯母这样说过。

母亲是个勤快人,目不识丁,与其说她要强,不如说是狷介,遇事不肯妥协。那还是母亲拉露天货车的时候,在祀祭的地方,曾与当地的江湖商人吵闹起来。为了占地盘,那家江湖商店的老板命令说:“老太婆,你到那边去!”母亲大声回骂道:“什么老太婆?”她气势汹汹的样子,真把对方镇住了。关于这些,父亲也常常提起。

我入伍后,父母曾寄住在叫饭冢的煤矿街母亲的一个姐姐家。也就是说,我的妻子儿女住在妻子佐贺的娘家,而父母则住在姨母夫妇家中,各过各的。但是,母亲在给妹妹夫妇添麻烦的时候,又开始与他们吵闹,不久离开了那里,转到佐贺我妻子的住处。

这所旧的农家房虽然很大,但光是我家就有七口人,只好用隔扇隔开,另一边是个五口之家。我们这边连七个人睡的地方都没有。那时我那四岁左右的二儿子,从隔扇的洞里窥视另一边的孩子。二儿子的口音就象是出生在这里似的,一口地道佐贺话。

这一带,灌满水的渠道纵横交错,野漆树一排排的,是一片美丽的田园。但是,我却觉得我刚从部队回来,就立即跳入了人间地狱之中。

乘火车去小仓,大概是在家里安定下来的第三天吧!在这样的乡下,我很担心自己会失掉职业,甚至不能踏实下来休息。

来到分别两年的报社,才知道我是最早从外地回来的。报社内增加了不认识的年轻妇女,都是战争期间雇用来的,用来补充男职员走后的空缺。

部长接受了我的问候,“回来啦,不错呀!”

他将长脖子点了点。仅此而已。恐怕这位部长过去就对我没有好感。象我这样描图的人,在工作岗位上是一种被疏远者。

三个过去一起工作的人,一个在部队还没回来,比我大两岁的t说:

“以后的工作可不好办,没有纸呀。”

他半是漫不经心,半是不放心地说。

实际上,报纸只是一张对开型。要说广告,都是排的铅字,没有象凸版的东西。从前报纸被东京、大阪来的大广告占领,所以如今地方版的广告也没有进去的余地。就是有,至多是向导广告,不需要我份内的版头面或手写文字。

t对我说,“这会儿来了也没事,还是先休息休息吧。”

说实话,比起回佐贺的家,我倒喜欢独自呆在小仓悠闲自得。因为没有事做,倒成了真正的休息。而我比什么都更需要我个人的自由。回到那个可以称作是人间地狱的佐贺的农户家,真是郁闷之极。

但是,过去我借住的小仓的房子已经被别人住进去了,既没有租公寓的,也没有租借房子的。报社的宿舍又一直让当兵走了的家属住着,这条路也堵死了。我在朋友家住了三天,那里也不是久留之地。第一,没有粮食。他们请我吃煮甘薯汁,不知心里有多别扭。其次,我有义务尽快把家属从佐贺的农舍中解救出来。与我家同居的房主那家亲戚,很想独自一家在那房里过日子。那家主妇象故意让我听见似的,对父亲说:“您儿子从部队回来,这下我们也放心了。”但是,在小仓借不到房子。市内不论什么地方,房子都被人占满了。

不久,我从印刷所的人们那里听到一个好消息。

“在黑原的那家兵工厂的职工宿舍,现在空了很多。那里说不定能借到房子。”

黑原位于从市内到靠近足立山的地方,交通很不方便。

因为是为兵工厂职工建造的宿舍。数量很多,象排列着的火柴盒,两大排房子共有一百来套。看看房子里面,规格为六叠、四叠半、三叠大小,还有一个小院子。不过,东京来的职工撤走后,那些房子荒芜下来,地板、天花板都被剥走了。大概都拿它做了冬天的燃料。这副样子,是住不进去人的。

但是,其中还有些稍好一点的房子,略加修复,总还可以凑合。宿舍街最中间有浴池和管理人的家。我不敢有什么奢望,立即去见管理人,请求借住。他说,如果是《朝日新闻》社的社员,还可以同意。社会上不少人只认牌子的大小。

宿舍里有继续留在兵工厂的职工和后来住进来的人,大约占三分之二。管理人员是个残废军人,少了一只手。他说要是早点提就好了。新来的住户不断增加着。确实如他所说,假如再耽搁一点时间,肯定连那里也住不进去了。

我返回佐贺,把此事告诉家人,他们这才放下心。没有比住在乡下一没田二没地的城镇人更凄惨的了。尽管我的妻子就生在邻村,也变成了外来者,屡受白眼,简直就象是村子的寄生虫。她每天回父母家和兄弟的田里当帮手,拿来一点点米、豆子和薯类。

当下决定,先只把铺盖送到小仓,我一个人在新租借的房子里先住下。我便回到了职工宿舍。我打算打扫一下,上街去买东西,可市面上没有一把扫帚。小仓的商业街叫鱼街,不管到街上哪个商店,都不卖扫帚。

首先上市的商品是食品,贵得令人瞠目。由于通货膨胀,那时我的日薪涨到三千元左右。

晚秋时节,我在被子上压上大衣睡下,天亮时感到很冷,把我给冻醒了。走廊的玻璃窗本应关着,现在却开了一半。我觉得奇怪,往被子上一看,发现昨晚盖着的大衣被人偷走了。我独身一人,没有任何家具什物,这件大衣还是当兵以前求熟识的服装店做的,质量算是比较好的。那个小偷肯定会把那件大衣马上换了大米和薯类的。

城镇里的人把衣服拿到农户,用以交换粮食,这在佐贺的农村是常见的。老百姓偷偷摸摸地把来访者带到家里,把自己藏起来的粮食交给他们。但是,不管人们多善良,对没有交换物品的我们家,也是不给米的。

那是第二次从小仓回佐贺的时候,我走过河边的路,来到桥头时,看到十来户农家,家家都在编稻草扫帚。比起竹把子的长扫帚,手扫帚居多,他们把这些堆放在房间中。我这才恍然大悟,懂得了第一次路过这个村庄时农户的房檐下堆着稻草的理由。

我从小仓同来时,买了两把扫帚。我想到小仓的街上没有扫帚,忽然产生一个念头,把它卖给小仓的商人怎么样?

报社里还是没有我的工作。

“你要是有空,能不能帮帮排版的忙呢?”

鼻子高高的部长过来说。

排版,是把从代理店来的稿件送到工厂,在工厂进行的工作。这工作原已有人负责,无须我去帮忙。而我,就是这样不得这位部长的赏识。

还在我没有去军队的时候,这位部长带着自己喜欢的人去寿司店里喝酒。

那时,寿司店的生意已经不能自主,但应胡乱掏钱的部长的要求,还是特别拿出了饭团。听说,似乎端来了厚厚的金枪鱼的脂肪部分,还有卷着一条海鳗鱼的。自然,是很高的黑市价格。这样的“特权阶级”,与我是没有缘分的。有一个次长受到部长的冷遇,对他很反感,没有被部长看中的人都跟随他,部里分为两派。但是,现在部长的努力是压倒多数的。我没得到部长的赏识,也没有受到其对立面次长派的邀请。没有利用价值的人,谁都不放在眼里。

没有工作,加上部里的这种情况,我复员后的心情越来越灰暗。我觉得一点儿不动脑子,象马一样干活的士兵还算好。报纸什么时候能恢复到过去的样子,连点征兆也不见。我每天去上班都没有工作,继续过着黯淡的生活。

一天午休,我拿着从佐贺带同来的小扫帚来到市场杂货店的门口。我让人看了看那把扫帚,问能不能卖给他们。店里的老板看了一眼,问了价钱。我说这是从生产店里直接买来的,在价钱上加了两成。老板第二次回话说,有多少都可以送来。我没有明确身份。不过,那时的店,只要有货,并不过问对方是什么样的人。

我肩负着通货膨胀中七口之家沉重的生活担子。

正文 城镇的篝火与山

我开始做起扫帚生意。

昭和二十一年(即1946年)夏天,我的三儿子出世,家里增加到八口人。在饥饿和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之中,单靠报社的工资无论如何也不够用。家里没有可以拿到当铺去的东西,也没有可以交换大米和薯类的农民喜欢的衣物。在长期的疏散生活中,家人已经把可以变卖的东西都卖掉了。其实本来就没有什么东西。从我结婚以来,给妻子买的不过是一件短和服和一条腰带而已,为此常常受到妻子的埋怨。往后,是发愁孩子们穿的东西。

做扫帚买卖成了很适合我干的副业。尽管利润菲薄,但因为数量集中,成了能够解决饥饿问题的一笔收入。我没有本钱,开始时是搞小批量的,利润尽可能不去动用,积蓄下来,用作自己的资金。

我利用星期天,不光在小仓市内,还跑到门司和八幡的小卖店。因为那些地方也都是商品匮乏,定货不费吹灰之力。最初所感到的卑怯,渐渐变得淡薄了。为了填饱八口人的肚皮,我没有别的办法,什么都可以去做。

接着,开始专门去转杂货批发店。当然,用的是父亲的名字。

“有多少就送来多少吧!”

每个商店都这样委托。一切在预料之中,扫帚还没有上市。

但是,仅仅局限于小仓和门司,我已经不能满足了。虽然他们让我来送货,但这个地域太狭小,销售能力并没有多少。

那时,报社承认职员的采购休假,一个星期中可以休息两天左右。我把这个休假利用起来了。

乘深夜的火车从小仓出发,清晨就可以到广岛。我决心去广岛碰碰运气。

广岛是与我有很深缘分的地方。我的父母亲就是在那里结合的。但以往我一次也没去过广岛。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不过,到广岛去到底能否做点微薄的扫帚生意呢?我反正也不想赚钱,现在只要能挣出来火车费和旅费就行。倘若与对方商洽并不理想,那便就此罢休。

坐火车,整夜站着不能活动,过道里铺着报纸,睡满了人,连厕所都去不成。躺在过道口的人也同铺在他们身下的脏烂报纸一样,破烂不堪。

半夜里听到的途经小站上车站职员的无精打采的呼叫声,倒唤起了我向没有见过的故乡前进的激动心情。天亮之际,快到岩国了,到广岛车站又用了两个小时。

我背上的背囊里插着扫帚的样品,装着饭团。我准备乘夜车去、夜车归。因为牵扯到旅费,同时我还有工作,必须尽量节约时间。

我想象之中的广岛是一片烧过的废墟,而现在,街上已经建起不少木板房。清晨,车站前的黑市就开始了,穿着复员军服的男人们四处徘徊。我也身穿从朝鲜带回来的军装,脚踏高腰鞋。

在车站前打听了一下,原来杂货批发店在过了猿猴桥后远的地方。

猿猴桥是令人怀念的名字,母亲的妹妹就是在这座桥上去向不明的。十五年后,我的这位姨母突然作为矿工的妻子,出现在大家面前。

“智江在猿猴桥上不见了,我们连夜去找。最后还是不知道她到哪儿去了,没想到过了十五年了,她又突然来看我们。”母亲常常这样说。

我伫立在猿猴桥上,河水乌黑而浑浊。从这里到八丁掘一带为止,已经盖成了木板房城镇。我来到别人指点我的街道,右侧有一个铺面很大的杂货批发店。店里摆满了菰包和箱子。我在店前来回走了两三遭,最后终于下决心走了进去。

老板是个胖子,胖得似乎可以练柔道。我从背囊中取出扫帚给他看,他握住竹把子,里外拍打了两三次,看了看,对正好从旁边走过的一个象是同行的人说:

“有这个总比没有强。”

“这个多少钱?”他又问。

对于广岛方言,我感到挺亲近。

“哎呀!战前冈山那边进过黍子扫帚,至今那种扫帚不来货,唉,现在也只能拿这样的货色凑合了。”

他连价也不开,就说送来几捆都行。

我轻松愉快地离开了那里,这次专程从小仓来,光一家的买卖还不够,于是我又迈脚去八丁堀。

当时八丁堀还是燃烧过的模样。只有一家叫福屋的百货商店的建筑,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其余是些稀稀拉拉地盖起来的低矮的木板房。水泥地基与歪歪扭扭的钢筋扔在那里,还没有安装。在福屋百货店附近,又建了一个专营杂货批发的小店,那里也说可以送两三捆来看看。

乘夜车回去,现在还有些时间,那天我在受战争破坏的广岛市区里转了转。

原子弹落下时的中心地区,除了留着残骸的银行外,仅有的几处建筑都毁坏了一半,这一带还没有建木板房。银行大门外的石阶烧得发黑。登上比治山,只见广岛的街道烧得一光二净,而山岗另一边的宇品方面,古老的房屋大多还保留着。正因为那些房屋还保存着,更使人对广岛市内的断壁残垣感到惨不忍睹。孤零零建起来的木板房的新木头,让人觉得刺眼。

一月一次的广岛之行,只限于在市内办事,有点不划算。为了乘夜车,要在广岛市内呆半天,我觉得非常可惜,老考虑回程路上能否利用起来干点什么。我查了一下火车时刻表,进入山口县后有一个叫防府的城镇,从广岛到那里要用三个小时,从防府到小仓为四个小时。

如果在广岛上午办完事,乘中午的火车三点到防府,就可以在那里呆上一个小时,然后乘下次火车回小仓,抵小仓时已是夜半时分。

我想看看自己不了解的地方。只是从小仓乘夜车往返广岛没有意义,因此,我把计划付诸实现了。

防府是在河边排列着建筑仓库的旧房子的一个镇子。白色墙壁的影子投射在河面上,镇里的商店,里面暗处的榻榻米上有用格子窗围住的帐房,挂着流水帐。

我的“生意”忙起来了。接受订货后,我必须向生产地订好能赶上供应的商品。刚从广岛回来,又要马上去乘到佐贺一天往返的火车。

报纸的机能还不能恢复到旧样,但晚刊已经完全采用了别的报社名,开始发行,可那也并不需要我的工作。采购假还被承认着。如果没有采购休假,我这种自由的副业就搞不成了。

我终于把脚伸到了大阪。

坐上下午六点左右的夜车,到大阪是次日早晨七点左右。然后去天王寺的商店,转转京都,再乘夜车回去。这趟列车第二天五点左右抵广岛。

——冬天到了,天气转冷。来到广岛车站前,广场上有几处篝火在熊熊燃烧。我把手伸过去,便要我交“烤火费”。有卖面疙瘩汤的小摊。广场上,天虽然没亮,但人已聚集了很多。到天完全大亮时,篝火减弱了。到阳光普照的时候,人群散开,只留下黑色的灰烬。在黑暗的广岛车站前,那烧得通红的篝火,反而更让人背上感到夜晚的寒冷。

天这么早,我不便去批发店。我所要办的是接受订货,同时收取过去送来的货物的货款。因此,商店开门前,我只能在市内转来转去。一大早就去要钱,那是非常忌讳的。

有时我乘上电车去宇品,有时登比治山,以此来消磨时间。我常常在宇品海上的似岛上,看朝阳喷薄而出。

到大阪又不能使我满足了。换句话说,就是早晨抵达,不到晚上也不能从大阪车站出发。为了消磨时间的市内观光,也渐渐使我厌倦了。我觉得既然专程到了大阪,干脆就到京都去做做买卖。

开始订货的商店在粟田口,它位于三条大桥到大津的电车线上。

“哎,是从九州的OGURA来的吗?那可真够呛啊!”一个象是掌柜的人有些惊异地对我说。

为什么关西人说小仓,不说KOKURA,而读成OGURA呢?也许因为京都有座OGURA山(小仓山)的缘故吧!

只要有货,有多少要多少,钱是用现金支付给我的。因此,洽谈买卖,如果运气好,一家商店花上二十分钟就够了。后来这样不行了,可那时还很好办。从大阪到京都转一圈,时间还有富裕。我参观京都,也是肩背插着扫帚样品的背囊,不过后来可看的地方已经没有了。

最后是大津。想起去那里,是因为有一次,我在粟原口的店铺中心不在焉地望着开往大津的电车,一想到有三十分钟就可以去大津,便下决心去那里开拓。大津的那家店铺位于码头前的街里,进东面的一条窄巷。

昭和二十三年(即1948年)一月,我从八濑方面乘缆车登上了。我穿上大衣,再背上背囊,里面插着短把和长把的扫帚头。缆车上的乘客只有我一个。翻过白雪皑皑的山顶,也只是我一个人。

从四明岳的山上俯瞰,我在雪中站了很久,并不觉得寒冷。

我从小学时起就喜欢地理,不过那时课本上没有照片,差不多都是凸版的图画。那些画使我不知产生过多少梦幻。可以说,我是从地理教科书中体会到旅行的魅力吧!田山花袋的旅行著作中终于有了照片。我从儿童时代就觉得自己一辈子不能远游,所以一直对旅行怀着憧憬。然而,在这里,不是图画,也不是照片,我看到的是真正的琵琶湖,来到根本殿堂,我还是一个人也没遇到。下到山脚的日吉神社,这才第一次遇到人。

那天晚上,我在坂本的街上四处寻找住宿的地方,不管哪家旅店都关着门,不象是有客人。

我还利用空余时间,到过泉州堺。有一个叫佐野店的兼卖杂货的整洁的批发店,就在城址附近。

每个地方都有各自风貌独特的山。火车驶近那个城镇,那里的山就进入了视野。防府市有秃山,宇品市的海面上的岛屿很象富土山,临近神户的是六甲山,耸立在京都北面的有比叡山,在大津能眺望比良山,岸和田市有长满繁茂森林的归城址。还有在佐贺平原的远方,那些隐约可见的群山。——有远方的山,也有近处的山,从那些山峦的形象可使人联想到城市的风貌。每当从火车的窗口慢慢接近我见过的山,那个城市的生活就在我心里拓展开来。

采购粮食的任务,主要是到佐贺农村订扫帚成品时完成的。这个产扫帚的村子里,沿着神崎川的土堤,有十五六户人家。最初是农家业余做做,可战争结束后,一下子增加了需要,无论哪家都扎起了扫帚。

佐贺平原以盛产大米而闻名,秋收结束后,年内来不及脱谷,稻子带着稻穗堆放在田里。十一月的时候走在田边,到处可以看到收割后的稻田里堆放着的稻子堆,所以不缺稾(即各类植物的茎秆)。

扎扫帚的材料是用木槌捣稾,抽去里面的蕊,用水洗后放在太阳地晒干。这个地方把它叫“斯宝”。广岛地方叫做“稾西蓖”。为了收集稾,扎扫帚的人家全家出动,到附近的农家去。随着扫帚销路好了,稾开始供应不足,生产价格上涨了。各地都明白扫帚销路好,新的经纪人也多起来了。我联系的货物获利逐渐减少。

但如果说按我开出的价,农家不愿给我货物,那倒也并不是。生产景气的地方也有苦衷。主要是扎扫帚的材料——竹子和铁丝不足,特别是铁丝实行统销制度后,市面上见不到了。扎扫帚主要使用二十二号铁丝,是镀铝的。

“只要把铁丝弄来,要多少都可以扎出来!”

每个生产者都这么说。我为了让他们把扫帚扎出来,必须去找铁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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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正文 铁丝和竹子

在这个村子里,我请了三家来扎扫帚,一家是大批量的,那家男人胸部患病后,半截倒下了。他原来脸色就不好,嘴唇特别红。尽管如此,直至卧床不起,他一直让附近的农家扎扫帚,由他来收货。

其余两家都是老人,他们不搞很多的经营,只由自家人来扎扫帚。不单这三家,扎扫帚的人家互相之间都很得意自家的成品,贬低别人的货物。同时向三家收购,在这里检好听的话说,很可能听着听着就成了说别人家的坏话了。

扫帚产地的定货增加后,稾的价格上涨,收购的价格也上涨了。有时还偷工减料,结果受到顾主的责备。那时,上市的扫帚已经相当多了,买主也强硬起来,付款开始拖欠,挑剔也多了起来。

尽管如此,扫帚还是卖出去了。问题是如何让订货的商品及时送到。

佐贺那里生产扫帚的人让我拿铁丝来可是新铁丝属统制品,第三者的手是力所不及的。扎扫帚用二十二三号的细铁丝最合适。小仓有一个属于住友系统的小仓炼钢厂,那里生产镀锌的亮光闪闪的新产品,但是以黑市价格购买都行不通。

正在这时候,我认识了一个名叫小田的人。他是出入于小仓炼钢厂的小工,在负责处理从工厂淘汰下来的不合格的铁丝中取得了成效。

所谓不合格品,也是新的,用机器卷铁丝时,稍微一乱,铁丝就象线一样绞在一起。炼钢公司不能把这种东西拿出厂,而是作为废品,以半价以下的价格让小田处理。不过,虽说是半价,如果知道解开那些绞着的铁丝的工钱和辛苦,就感到不象实际价格那么便宜了。可这毕竟是新货,倘若连这些绞着的铁丝也没有呢?当然,也只是这些东西,才能到小田这样的人手里。

小田的家住在小仓到门司之间,靠山近海的延命寺。电车通过隧道后,有一片松林,前面可以看到彦岛。小田的家是正在海岸上的一所小屋,小田和妻子、孩子三个人住在那里。海风从小房子里木板墙的缝隙吹进来。这间小屋我去过好几次,央求他多给我一些处理的铁丝。从报社所在地的沙津到那里,乘电车用二十分钟左右,我可以利用午休时间去。

小田费劲地将那些乱成一团的铁丝卷起来,为此还叫过四五个小工。我把这些铁丝送到佐贺扎扫帚的农家,不管哪家都非常高兴。虽说是处理品,但只要解开,便和新的一样,因此,我的扫帚供货进展顺利。

小田为从炼钢厂争取由他来处理这些铁丝,自然也有一份辛苦。他给仓库管理员送礼、送酒,后来好象每况愈下,再也从厂里拿不出铁丝了。我不能如数给佐贺提供那些铁丝,非常为难。

小田四十二三岁,驼背,脸上布满皱纹,因为从早到晚都脏得黢黑黢黑的,深陷的眼睛总是闪闪发亮。他穿着肮脏的军装和补着补钉的外套,走路时身体向前倾斜,一副穷酸相。他的妻子总是把小屋子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小田很疼爱他的妻子,曾对我说过:“你是报社的,把我老婆写的拿去看看吧!”

他的妻子把用作工作间的木板房内宽敞的一角隔出四叠半大小,在嵌在木板墙上的玻璃窗下,摆上桌子,桌上总是摆着一束插花。小田象口头禅似地把“我老婆、我老婆”的挂在嘴边。我有一次让他妻子把短歌拿来看看。她羞涩地笑了,说:“孩子他爹怎么连这点不足道的事都对您说了?”她是东京人,虽说这样,她还是给我看了她写在大学笔记本上的诗歌原稿。那些短歌的句子我忘了,好象大意是说在贫困的日子里愉快地度过着每一天。

小田把“我老婆是东京生的”引为自豪,的确,她的语音不象是穿裙裤和棉坎肩的形象,说话口齿很清晰。我觉得她比小田大概要小十岁。她挽着发髻,洗得干干净净的脸上不施脂粉,显得很利落。

炼钢厂不再给铁丝以后,小田大概也着手做了许多别的事,但哪个可能都未成功。一天,他到报社来找我。

他同我告别说:“给您添了不少麻烦,现在我要搬到宫崎去了。在椎叶那地方要动工修一座水库,我决定带着妻子到那里。在这里真是毫无办法啊!”

我也给小田添过不少麻烦,当时给了他一些钱作为饯别。现在写到这里,很挂念他和他的妻子在何方,又在干些什么呢?椎叶水库早已完工,小田又会转移到什么地方生活呢?他的女孩子也一定出嫁了。小田那位咏短歌的妻子,或许依然在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家中,看上孙子了吧?

我自从得不到小田的铁丝后,不得不从别的地方想办法。不知是怎么认识的,现在怎么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我与一个叫芝山的人接近起来。芝山住在八幡稍稍向西一个叫黑崎的地方,在那里他有一个更新废铁丝的“工厂”。据他宣传说:军需工厂处理一批二十二号铁丝,可以匀出一些给我。

于是,我随他去了黑崎。下了电车,走进山边高高的小巷。他所说的“工厂”,原来是借前面铁工厂的一幢破烂房子。似乎是从附近找来的五六个女人坐在那里,正解着绞在一起的铁丝捆。芝山象个厂长似的,只有他一个人穿着笔挺的西装。

这些现货虽然是二十二号铁丝,可都是黑乎乎的旧货,与小田拿出来的镀锌的闪亮闪亮的铁丝,根本无法相比。

“总之,就是旧铁丝,也希望一定让给我。”我刚一提出,芝山便说,不预先付款就不给。我记不得金额了,总之是从两卷可怜的本钱中付了款。我立即把这些送到佐贺,告诉他们虽比不上过去的铁丝,总还可以用。没有别的铁丝进来。他们也只得用那些来将就。

芝山又来找我说,这回又来好货了,不来看看吗?我和他一起去乘电车,他在路上自豪地说:

“军队的东西,是旧的,又粘乎乎的,沾满了油,所以卷起来特别费劲。我叫女人们来卷,效率不高。于是,由我认识的一个从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的男人发明了卷取机。现在,正在把铁丝捆放上去进行作业,如纳入轨道,不管有多少铁丝都可以更新出来。”

到了黑崎他的“工厂”一看,我吃了一惊,木制的“机器”象瞭望楼似的,架得快到房顶了。

芝山向我介绍那位设计这座“瞭望楼”的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出身的“总工程师”,这是一个脸色发青、三十上下的纤弱的人。他不怎么爱说话,左右查看着刚刚组装起来的“瞭望楼”。这座“瞭望楼”就是卷铁丝的机器。

“这东西真了不起呀!如果启动起来,原料从广岛能搞到很多很多,便可以大批生产啦!这家伙是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的,脑子可好使呢!和我们根本没法比。”

芝山说到这儿时,信赖地望着爬上木制机器的男人。我望着象是由他设计,甚至连木工活都是让他做了的“瞭望楼”,越看越觉得有点靠不住。这个“机器”一点也投有使用铁器,只在有些地方拧进一些铁螺钉。

“动力怎么办?”

我望着看不到螺钉和马达的“机器”问。“用的是人工呀,让两个男人转动把柄就行了。”

芝山自信地答道。

可是过了一个礼拜以后去看,那饥器还是停着未动。

“这是怎么回事?”

“情况还是不好呀?好象什么地方设计错了。现在总工程师正在加紧改进那一点呢!”

芝山有些无精打彩地说。

就算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出身的工程师能改进成功,而我所发愁的是尽快让他拿出铁丝来。

如果按照约定时间,三天之前铁丝就应该到我手里了。

“没有办法,现在叫女人们用手工先解着呢。”芝山招认说。

他说,“好歹先给你一卷吧!”

钱已经预先支付了。我马上让他们尽快把那卷铁丝送到佐贺去,然后回去了。

后来,我从京阪经广岛直奔佐贺,扎扫帚的人们向我发泄了一大堆不满。

“送来这样的破铁丝,一点也不顶用,根本不能使呀!”

“怎么了?”

“也不怎么。只是用那铁丝刚要勒上扫帚,马上就零零散敝地断开,一点韧劲也没有。都是火灾中烧过的东西,你看看这!”

他们拿出那些铁丝,在眼前用手指折弯曲,还正弯着呢,铁丝就象铅笔芯似的一节节地断开了。

我这才恍然大悟,芝山说这些铁丝出自广岛军需工厂,那肯定是被原子弹爆炸搞坏的。而且,是为了遮掩烧了的地方,才在铁丝捆上涂上黑油的吧!扎扫帚的人们说是让火烧过的,实际上是受过原子弹幅射,所以溃烂朽坏了。

从佐贺同来的路上,我立即来到芝山的工场,那架木制的机器在破屋子的工场里还在炫耀着雄姿,但却静止不动,只有芝山一个人,“总工程师”、“工人”连影子也没见。

“啊,非常对不起。”芝山挠着头说。

“完全上当受骗了。就象你说的,这些东西遭过原子弹爆炸。而且那个‘总工程’师说用机器解铁丝,再加上化学处理就可以恢复原状,我便信以为真。单单制造这架不顶用的机器,就让木工改过好几次,光这就花了不少钱呀!真是遇到了骗子手!”

他失望地说道。

——下面谈谈竹子。

北九州竹子不多。要说竹子的产地,是大分县、熊本、鹿儿岛县。

在大分县,有个丰后高田市,从宇佐车站支线分开的终点,就是竹子的集散地。

到那里去,从小仓乘火车要用三个小时。丰后高田市位于国东关岛向外突出的北面的底部,也是个渔港。走到街上一看,我大吃一惊,街上所到之处都有堆放着竹子的批发店。这些竹子从国东关岛的中部砍伐下来,在高田集巾起来。主要用于雨伞的把柄,也可以用做灯笼的骨架。从战国起,此地就主要向岐阜地方供货。做伞把粗细的竹子正好适用于扫帚把,为此我很高兴。

我之所以频繁去高田,是为了把竹子运到佐贺。除此之外,还产生了一种愉悦,就是丰后高田市附近有很多我想去的地方。从高田向南大约走二十公里,有一个叫蕗的大堂,是留下来的建筑——富贵寺。那附近有摩崖佛群。高田街道的尽头还有平安时代的遗迹,例如阴刻的佛像画像石。

从前,我在滨田耕作的论文集《丰后的摩崖佛研究》中读过关于这些石佛、石像石的记述。自己虽然想去看一次,但一直没有机会。奈良、京都也是那样,作扫帚经纪人,搞副业,旅费还是有的。这种愉悦比“生意”更令我不停地奔跑。

画像石只在崖的斜坡上列成一排,经受着风吹雨打。因为是水成岩,雕刻的细线条,现在只能隐隐约约分辨出来,磨损得很严重。看来没有专程来看这些的人,画像石乱放在农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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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正文 泥砂

去看富贵大堂也是那个时候,它在从高田向南乘大约一个小时汽车才抵达的一个叫作蕗的地方。那时候的汽车还是木炭车。车在狭窄的、坑洼不平的山路上喘息着向上爬,很费时间。我只要夜里赶回小仓就行,所以并不感到特别匆忙。

在飞鸟园发行的“图解日本美术史”、天沼俊一的《日本建筑史》等书上,我读到过富贵寺,也曾想去看看这个偏僻的山村中埋藏的平安时代遗留下来的建筑。听说明治时期后富贵寺曾经修复过,从那时以后,历经风吹雨打,已经成为孩子们游玩的地方。

从汽车站下来,穿过只有十来家的部落旁,就来到富贵寺。自然,这里没有一个人走动。寺庙坐落在一座小山岗的半山腰。这条铺着石台阶的坡路,在我后来访问平泉的金色堂时,曾联想到这两处的地形很相似。

不过,处于丰后山中的这个堂,就象是被人们遗忘了似的,孤零零地留在小林,使人觉得象座荒芜的殿堂。佛堂的门上着锁,我又从石阶走下来,在停车前的小杂货店打听,原来这就是管理人的家,一个五十多岁的主妇提着钥匙和我一起返回来。

没有任何照明,只好借着外面的光亮模模糊糊地向里面张望,大殿的须弥坛的背面,描绘的恐怕是极乐净土图,不过只稍稍留着一点朱色和的颜色,分辨不出是什么图案。同样的,内殿和外堂的柱子上,拉窗上,斑驳脱落的痕迹也很严重,发霉似的渗着白色。尽管如此,拉窗上还是残留着一些手拿笛子和琵琶的飞天像。

站在我身旁的主妇,讲起战前来临摹壁画的堂本印象,就曾住在她家。我站在这个山中的古迹之中,竟一时忘却了现实的艰苦。

去吉野也是那个时候。从檀原神宫到下市,我被塞逃了货车。只是从货车稍微启开一点的门缝中,射进一点光线。乘客或者坐着,或者站在席子上。我想那是在京都做完“生意”后的归途之中。我的背囊中放着扫帚的样品和到住宿地时准备做一顿饭的大米。沿着吉野川的溪谷,一片新绿显得非常美丽。

我这样周游各地,慢慢地觉得无聊。开始时看到陌生的土地,产生出一种在现实中看到了在书中读到过的地方的兴奋感,但这也逐渐难以满足我的要求了。总而言之,对这类周游我已经感觉不到意义了。

战前,我游览北九州各地的横穴古墓时,一位朋友曾对我说过:“干这事到底有什么用?”现在与这些话倒取得了一致。这不过是我驱遣空虚的作为罢了。

我的扫帚生意也越来越糟。商品上市,正规的批发店恢复了过去的秩序后,已经没有我这样的人钻进去的空隙了。而且,我在经济方面也拮据起来,以前用现款支付的订货改变成先付支票或票据。而那也慢慢开始拒付后,这工作也就只能罢手了。

阪神地方开始出现过去那样的黍扫帚以后,我们的情形就更别提了。对黍扫帚,质次的稾扫帚是无法与之竞争的。再这样下去会给扎扫帚的人家增加麻烦。以昭和二十三年(即1948年)三月为界,我结束了我的生意。去大津、京都、大阪、广岛、三田尻收款归来之际,一想到这就是一个终结,我便对这些地方产生了依依之情。

在上述旅行之中,我大多是连饭也不吃的。为了协调火车与所去目的地的时间,只能耽误吃饭。例如,我去收款,如果那家店里来了买东西的顾客,店里总要先招呼顾客,把我的事放在后面。如果顾客接二连三地来买东西,买多长时间我就得等多长时间,想到要赶不上预定搭乘的下次火车了,真是坐立不安。这些难言之苦,只好一个人咽在肚子里。

到了昭和二十三年,吃的东西开始丰富起来,尽管有的东西很想买,但价钱贵,想到一买就减少一部分储蓄,终于还是忍住了。在很长的时间里,我被混杂的列车摇晃着,深夜才能回到家,第二天一早还必须按时去报社。

我的这门“生意”结局如何呢?最后,我是一点儿也没有存下钱,相反,那些无法支付的票证倒成了损失。不过,在通货膨胀的过程中,我带着这七口之家平安无事地过来了,这就算万幸了。能看看自己向往的地方,也算是我很大的收获。

不得不让“生意”下马的理由还有一个,那就是食物丰富后,报社不再认可工作人员采购东西的休假了。我本来也不是随便不上班去搞这些副业的人,所以没有给报社添什么麻烦,但精神上还是有一种欠债感。领着月薪,却干这种“生意”,即便说是为了养活大家庭的需要,可心情上却决不轻松。时至今日,这仍象是事后的坦白。

我重新恢复纯职员生活,倒退到单调无聊的日子之中。

——顺便讲讲《朝日新闻》社,在这期间,有过一次主要领导大撤换。新的主要领导都是根据工会的意图选出来的,长谷部忠氏被选为社长。问题出在部长这一级上,人们议论说部长也要由工会选出,当时的部长们都面带愁容。不过,这件事没有进行就了结了。

我家从佐贺回来时,借住在原兵器工厂的职工住宅,从那里再也没能挪动。六叠、三叠、四叠半的房间里挤着父子八人,而且连我搞副业的地方也要留出来。那时,我的大女儿上中学一年级,最小的儿子刚两岁。两个老人、四个孩子,简直没有立足之地。

“扫帚生意”罢手后,我的副业是专门画印刷所的原版画和给赏金的广告画。我将对开大小的两用纸用水贴在木板上,置于榻榻米上,然后趴在上面涂颜色,用喷雾刷色器刷色。

使用喷雾刷色器是我开始在《朝日新闻》社画新闻广告的原版画时,接受社里同仁的劝告,从博多以按月付款形式买来的。机器很旧,用起来摇摇晃晃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拼命地压泵。这种作业,有时要持续到深夜一两点钟。

而且,印刷所的工作时间紧,有些时候我自己去印刷所,不是在纸上画原图,就是面石版或锌版的原版。等回到家里,已经过了深夜一点。假如不这么干,凭月薪是远远不够的。

还有,受人之托,我也搞过商业街上的橱窗装饰,工钱很便宜。在狭窄的房间里,往陈列用的大木板上涂颜色所花费的力气真是超过想象。有一次,我正等着颜色变干时,竟躺在榻榻米的空隙上,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翻身的时候把好不容易涂好的颜色搞得乱七八糟。

画好了的东西,如果主人能够喜欢还算好呢,一般总要发几句牢骚,然后马上降价。这样一来,报酬也就刚够我的材料费。

就是这样的副业,也不是每天都有,一个月中顶多够干一个星期。

报纸基本上恢复了原状,只是早刊变成了四页。我的工作也总算恢复到接近战前的水平。不过,那并不能使我心里产生兴趣。

报社里的空气丝毫不能使我感到愉快。走动起来动作很活跃的只是那些从学校毕业的注定要成名成家的人们。他们从大阪来,在九州过两三年临时生活,很快就回到大阪或东京去了。每一次,都往上升一级。对于这些人,连部长也用特别的眼光看待。我的这些看法,恐怕并不只是个人的偏见。

我也快四十岁了。

没有副业干的时候,除了打打麻将,没有什么可以消遗的。我还下象棋,希望忘却自我。

以前,我进印刷所做学徒的时候,那里的店主爱打麻将,并且教会了我。做完了夜活,围着桌了,有时半夜一点才休战。那时,从附近可以送饭菜上门的饭馆里要来一盘炒面条,我觉得世界上没有比它更香的食品了。我穿着油腻的工作服,盘着腿喝着中华面汤,简直不能再有比这更惬意的了。我的身份远不够能自己出钱买炒面吃。

听说有位穷老太太,消极厌世,打算自杀,她走在寻找死亡之处的道路上,作为最后的回忆,吃一碗,老太太没想到世界上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决定不去死了。从我的体验来看,并不认为这话过于夸张。

在那家印刷所当学徒结束后,我不再打麻将了,可报社这伙人差不多每天晚上一下班就都抓起了牌。如果不这样做,直接回家,那简直忍受不了。打麻将的对手,大都是所谓“有资格者”,象我这样的人,大概是因为缺人手,才不得不被加进来的。

打完麻将,步履蹒跚地往家走,如果是冬天,猎户星座正好升到头顶上的天空。“啊,不能干这种事,得想个办法。”这种想法沉重地压到我心头,不是焦躁,不是后悔,也不是什么虚无感。

下象棋的搭伴是广告部一个叫冲原的男人。他曾是东京总社的警备员,从战场当军曹回来后,分配在九州,被提升为社员。战后,《朝日新闻》社中自然已没有社员、预备社员、雇员的等级,只有社员与庶务部方面的雇员之分。警备员隶属于庶务部。

这位冲原在东京总社担任警备员时,有个右翼分子来到报社印刷厂捣乱,用日本刀砍伤了编辑局长铃木文史郎。冲原从暴徒身后两腋下伸过手去,交叉着勒紧那家伙脖子,那便成为他引以自豪的话题之一。

冲原家的附近,有广告部长的家,广告部次长的家也在那边,次长很得部长赏识,从会计主任连连晋升,当上了次长。冲原利用家住得近之便,千方百计地讨好部长,他让自己的老婆不管是早晨还是晚上都去部长家,象个女佣人似地给他家帮忙。这不可能不刺激住得很近的次长家属,次长马上对部长说了,让部长疏远了冲原。

不走运的是,冲原恰恰在那个次长手下当会计。冲原以军队里很自然的那套诀窍,巴结部长喜欢的次长,大概很想钻到“主流”里去吧。结果恰好相反,他后来大受次长虐待,最后终于从会计股调出,调到校对股。他坦白地说,从此后他“经常嚎啕大哭。”但又有谁会耻笑冲原呢?还不足三十人的广告部里,就分成部长的亲信和非亲信两派。

大家暗地里笑话冲原生出与自己身份不相适应的野心,这也是一个没有资格的人想钻进宝塔尖的一种挣扎。“落到”校对股后,他大概对“出人头第”已完全丧失了信心,心情轻松起来了,以前拼命也要去上的夜班现在也不上了。

部里的职员总是讨厌这位冲原,可我理解他的心情,有时和他下象棋。也可以说,我这个除此之外无处解忧的人,除冲原以外,再也找不出下象棋的对手了。有一年过新年,因为冲原常去值班,我也来到没有任何旁人的报社,和他下棋玩,从早晨一直下到半夜,一直玩了十二个小时左右,我也自暴自弃了。

心里老象嚼沙子一一样,陷入灰色的境遇……这些用惯了的形容词我也是会用的,但用这样的词句来表现自己又是很难的。虽然处于连续的焦躁之中,但那种愿意在泥沙之中窒息、绝望的痛快劲儿,那种虐待自己身体的心情,我也是有的。

我家附近有个报废了的煤矿,矿上有一座不很高的废煤堆成的山。晚上,我带着大女儿,站在山顶上,教给她星座的名字。从山边升起来的天蝎座,闪耀着红色的眼睛,比起图上看到的出人意外的要大得多。头顶的天空中有白鸟座、鹫座,呈三角形,“那是白鸟座。”“那边是牵牛星。”我用手指点着告诉孩子。我只能这样做,但我的心中,连一颗星也看不见。

没有副业干时的星期天,我无处可去。在家,焦躁不安;出去,也不能填补空虚。在人流汇集的街上走着走着,也会毫无理由地生起气来。不管是下象棋、打麻将时,也不管是在工作时,我的额头都流着冷汗,必须不断地用毛巾擦,为此受到同事们取笑。我也许得了神经衰弱,晚上也睡不好。

从小仓隔山面对着的濑户内海的海岸,位于北九州的里侧。路上有座石灰山,有水泥厂的采石场。公路绕过山麓,伸展到半岛顶端的门司的后面。无处可去的我,毫无目的地乘上公共汽车,到松枝下车,在海岸上散步,不见人影的海边,只能看见一个不知名字的小岛。

我有时在海边坐下,眺望大海,有时在松林中漫步。回到人口众多的家,我感到厌烦,出去也没有可去的地方。倘若我有更为直接的动机,那时我可能会企图自杀。但是,我身上连这样强烈的动机也没有。思想沉浸于急躁,怠惰的情绪中,虽然心里着急,但身体是倦怠的,头脑是懒散的。

我甚至没有欲望去读一本书,觉得读了书也没有用处。做扫帚生意,乘着夜车往返于京阪、广岛,佐贺之间,已成为遥远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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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正文 颜色

朝鲜战争爆发后,驻小仓的美国兵频繁调动。因为有禁止外出的命令,所以在街上看不到军人。

自从这里成了占领军的营地后,城南很快增添了拉客的妓院,妓院周围云集着出租三轮车。美国兵的调动一定是乘夜间的火车,不让市民们看到,只是作为一些传闻,什么昨天夜里大部队好象换防了,什么后续部队到来啦,等等。这些传闻,大多是从在营地里做工的日本劳工嘴里传出来的。

黑原的美军补给厂,原封不动使用过去陆军补给厂的建筑,大小有二万左右。周围拉上了美国式的铁丝网,探照灯从高台上照射着四个角落和中央。

我家就在黑原兵营的旁边,前边也写过了,那里是兵器厂的职工住宅,与补给厂紧挨着。有浴池,也有菜店、干菜店、鱼店等等。

我去《朝日新闻》社上班,走的是另一条路,所以很少到营地旁边去,但有时也路过。补给厂的里面有一条道相通,一直连到公路上。隔着铁丝网所见到的景象,与美军刚进驻时没有任何改变。暗绿色的吉普车和卡车群,可口可乐的空瓶堆成的小山。里面,有身穿军装徘徊着的美军……那时,我没怎么见到黑人士兵。

到了昭和二十五年(即1950年)六月,美军在朝鲜的境况转为不利。报纸上报道说,美军放弃了大田机场,向前线投入了两个师团的步兵部队。由于北朝鲜的挺进,美军后退到大田、釜山一线。

我觉得,其实是美军太弱,北朝鲜的军队并不很强大。一到报社,就在那里互相争夺校样看。编辑系统的动向很不稳定。

美军的师长戴因少将去向不明的消息,在报纸上发表也是在那个时候。戴因家在户大田的安川,过去是煤炭暴发户的宅邸。

记者福留,毕业于青山学院,英语很好,负责占领军方面的报道。有一次,他到楼下来说,戴因恐怕是当了俘虏被杀了吧等等。

我过去工作过的小印刷所店主的哥哥,在印刷所倒闭以后,换了很多职业,到那时当上了三轮车夫。干这一行好象攒了不少钱,后来可能是看到拉客能挣钱,便修缮了房屋,又弄来三个年轻的女孩子。他过去在大分县的农村做过细木工,心灵手巧的。

他的妻子到小仓后,大约过了三年就病死了。后来,他娶了一个招揽顾客出身的女人为继室。这正好适合他的新生意。也就是说,老婆经营拉客的妓院,丈夫在外拉车,带来男人。

我有时到他那里去玩,他的妻子被穿得花里花哨的女孩子们叫作“妈妈”。她在过去的职业中,也被人叫“妈妈”,这是美国的流派。她这样被人称呼好象很满足,士兵们与女人们熟识之后,差不多总是那些人来。但是,战争开始后,“顾客”就频繁地更换起来。美军的调动非常之快。

开始的时候,士兵们说去打仗就是为了钱,回来休假时,兴高采烈的,但美军战局失利后,只要一提起朝鲜,他们就耸起肩头,露出忧郁的神情。这些士兵再没有第二次露过面。在妓院这个小小的世界中,也可以实际感受到美军在朝鲜的败绩。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黑人士兵在兵营中增多了。有时看到一连串的大型卡车,载着士兵们开走了,身穿作战服的士兵全部是黑人士兵。

由美军引起的与市民发生摩擦的事故也增加了。

这些,报纸上是决不会刊登的,在城郊的兵营旁,曾经发生过黑人士兵杀死一家日本人的事件。拂晓时,那个黑人士兵醉熏熏地回到营房附近,对在外面搧着炭炉的妇女调情。那是夏天,主妇只穿了一件衬裙。听到喊声,那女人的丈夫和该子们从家里跑出来,那个黑人士兵昏了头,竟用佩戴的大折刀杀了那女人,杀了她丈夫,还杀了两个男孩。只有一个孩子,不知是哥哥还是弟弟逃了出来,才得以幸存。

类似的事情都是在口头流传,市民们半信半疑。因此,也不那么特别警惕美国兵。这些事情朝鲜战争以前从没有听到过。黑人士兵是上前线的主要兵力。如果一支部队从城郊的营地出发了,不知来自何方的补充部队就会到来。他们呆上几天后,又匆匆忙忙出发,接着又来了替换部队。那时,美军的前线已被压到朝鲜最南边,替换部队的命运大多是被派到那里。黑人士兵们完全明白自己已被逼到死地,差不多已经自暴自弃了。

在这种情况下,不知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而美军的司令官、宪兵队长、小仓市长、警察署长却都摆出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至少小仓的市民们是这样看的。

比这种稳稳当当的状态更甚一步的,是六月十二日开始的祗园会。

祗园会是小仓的拿手好戏。一临近这个节日,街上到处响着鼓声。装着大鼓的人拉彩车行进,是小仓祗园的纪念活动,还曾有个名字叫大鼓节。为了敲这个大鼓,街上的青年人自告奋勇地站出来出风头。少年们在节日到来的五天之前,就半是练习似地敲起放在街上的大鼓。每年小仓的市民都这样认为,大鼓一响,祗园会就来到啦!

黑原离市中心很远,所以只能在远处遥听那些鼓声。

六月十一日晚上,我大约在八点钟离开了报社。我记不太清楚了,可能是因为下象棋回去迟了。

从报社到我家,沿着铁路线走是径直路线,所以我总是往返于那条铁路线。晚上从那里走有危险,我就乘电车回去。下车的地方有一个车站叫三郎丸,从车站到我家有一点五公里,这条路的旁边挨着美军补给厂的后身,住家稀少,一到晚上九点来钟,即使在夏天人们也早早关紧门户,外面看不到什么灯光。在田地的对面,散布着农户。

我想,我路过那里是九点过后,丝毫没有与往日不同的迹象。路上有个小坡,下坡的地方是聋哑学校。再往里是补给厂的厂界,当时在那里我没有遇到过一个士兵。所以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很快就睡了。第二天早晨,总觉得外面人声纷扰。街坊邻居们每个人都露出不安的神情,悄悄地在议论着什么,警察仍在四周来回巡视。

我对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昨天晚上,就在离这里很近的兵营中,黑人士兵集体逃跑,闯到民宅和附近的民户,发生了暴行。据邻居说,有四五个全副武装的黑人士兵闯入店铺,白白喝了那里的酒,还把架子上放的威士忌偷偷带走了。还说,有的人家丈夫挨了拖把的痛打,有的人家主妇遭到了强奸。

住宅区的东边就是足立山,山脚下散布着农家、商店和住宅区。黑人士兵大概认为在营地旁边会被捉住,于是闯入到很远的住家,听说昨天夜里,手枪射击着,有时打照明弹,就如同巷战一般。听偶然路过那里的上班的人说,宪兵守在道路上,说不许通过那里。有好几辆侧面装着机关枪的吉普车飞驰而过。

后来我才知道,这些黑人士兵是从滨松方面调过来的一伙人,在黑原营地住了两夜,第二天马上就要出发去朝鲜。出发的前一天晚上,他们从兵营院子通向外边道路的阴沟中的大缸管里,爬出去逃走了。缸管在铁丝网的下面。

我每次经过这里时,也看到过这些缸管。不仅是黑人士兵,其他士兵也经常在深夜跑出来,到女人家去过夜,第二天天没亮时再穿过缸管回到营地。我夜里走在路上,时常遇到这样的士兵。黑人士兵逃走时就利用了缸管。不知什么原因,卫兵也不去注意警戒缸管,大概卫兵们同逃跑的士兵串通一气,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走的吧!

我不清楚逃走的黑人士兵的人数,听说有二百人左右。他们手持卡宾枪,携带着手榴弹,全副武装。他们都是要好的同伴,在各个地方胡作非为。

听到这个紧急情况,宪兵从市内赶来了,因为对方有武器,光凭宪兵也对付不了他们。于是,出动了镇压部队,“战斗”马上结束了。那些逃兵在机关炮、机关枪的袭击下,束手无策。来镇压的部队一边打着照明弹,一边开着吉普,追击那些在机关枪射程内的黑人士兵,把他们赶进营地。

然而,还有一百名士兵逃进了足立山。数字可能没有那么多,却使山麓一带的居民惊恐不安。搜查队开始搜山,他们占据山脚的要地,企图逮捕下山来的逃兵。逃走的黑人士兵没有带粮食,不可能在山里彷徨几天。

日本的警察得知此事,是事件发生后第二天的下午九点。警察署长召集全署人员,中断了从市内到城外的全城交通。报社用广播车向市民报告着危险,警告他们要关严门户。这是日本方面的警察所能采取的最大措施,不允许他们参加占领军的镇压活动。

当然,警察的广播车也不能广播说占领军发生了集体逃跑事件,他们的态度是暧昧的。这种暧昧态度反而进一步加大了市民的紧迫和不安。广播车只是要人们关好门户、不要外出。

这个事件结束后,市民受害的情报汇集到小仓警察署,仅此项就大约有八十起,都是暴力行为、抢劫、威吓。没有告发的强奸妇女的事件数字不明。

那是镇压时发生的事件,听说逃兵所在的二十五师的M准将表示,责任在他身上,他要亲自去说服叛逃士兵,就乘上吉普车出去了。前来镇压的部队大约有两个中队,除了装备机关枪的吉普车外,还有装载着二十厘米机关炮的装甲车。

但是,尽管发生了骚动,市民在报纸上却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兵营的司令官说:

“这次,一部分占领军士兵给市民添了麻烦,非常遗憾。希望大家不要因为这个事件对美军抱有恶感,今后我们要继续保持友好关系。”

报纸上只发表了司令官这个既不象道歉、又不象声明的东西,而且还只是在北九州地区的报纸上刊登了,除此之外,一切情况都不允许在报刊上发表。

那是后话了,昭和二十九年(即1954年)我到东京去时,问过东京的人。这件事,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由于占领军的命令,报道只限于北九州的部分地区。因为出事的地方当时总不能佯装不知,所以只能象如前所述的那样漠然地发表消息。以这次骚乱为动机,我开始对占领时代日本人不曾了解的那些方面发生兴趣。

虽说在自己居住的土地上时而也有这类变化,但它与当时的我没有任何关系,就象过往观看的风景一样。它既没有影响我的生活,我也没有被卷进去。

无聊的每一天,依然持续着。我依然搞些印刷所的副业,有时也画有赏金的广告画。

我还是穿着军靴,往返于铁路线。走在这条石子路上,不穿军靴是耐不住的。我原来曾有一双普通的鞋子,因为买不起替换的鞋,结果脚后跟破烂不堪,已经不成形了。那双鞋是比着自己的脚买的,不过是便宜货,它越穿越大,最后终于一走路,就跟不上脚了。从后面看得清清楚楚,一个朋友评论说简直就象神官穿的木屐。

在铁路线旁长满野草的道路上,有煤窑,有铁桥,有简陋的房屋,也有猪圈,那就是当时我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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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正文 后后记

我很少在小说中写到自己。所谓的私小说不适合我的气质。把这些素材用于虚构的世界,我觉得可以强调出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和感情。我认为这是小说的正道。我并不想否定占有一席之地的私小说,只是认为它与自己的道路有所不同。

尽管如此,我还是写过两三篇类似私小说的作品,但结果还是印证了以上的看法。

不过,也并非作不想回过头来看看自己走过来的脚印。我已经五十五岁了。在公司来说,已经是退休年龄了。实际上,我看过报社等处退休后的人们在杂志上发表的一些简短的回忆,便也动了念头想写写看。不是写小说,而是出于对自己的问候。

迄今为止,人家劝说我写写这类自传的东西,已有两三次了。但我总没有心思,理由是还为时尚早,可是一过了五十五岁,心情就有所改变。这时,《文艺春秋》社劝我动笔。我终于拿起了笔,但连载结束以后,翻过来读一读,还是不满意。后悔这不算写作。我懂得了,自己的前半生是多么乏昧呀!真是一成不变。为了合订成书,我把连载的稿件拿起来看了看,最后只是做了一些删节。

在连载的过程中,编辑部要我一直写到当了小说家以后。我拒绝了。理由有两个,其一,因为我开始就没有从事文学创作的志向,因此,不会谈什么所谓的文学进修;其二,在以写小说为生之前,我的人生已经度过了四十多个春秋,以后的十二三年仅仅是一小部分。我在文坛上交游不多,所以也写不出来与哪位作家熟识,或者了解某某作家的情况,这样就会使读者感到没有趣味。而且,过于接近现实,极不成熟,所以即便真的要写,也想放在十年以后再说。如果活不到那时候,那就不写而终吧。

不过,本书在这里结束,也会使人有不了了之的感觉。因此,作为与目前的生活相连接的部分,想简单加一点以后的事情。

——如前面写到的,我的志向不是写小说。在二十岁左右的时候,多少有过这种念头,这是那种年龄的人谁都会有的,是不足为道的。后来被生活所迫,不是那个样子了。我认为,支撑起一家是艰难的劳动,我为全家生活的安定而工作。但是,我喜欢读书。

大概是昭和二十五年(即1950年)时吧,《朝日周刊》以“百万人小说”的名义举办了一次一般性的有奖小说征文。一等奖为三十万元,这在当时来说是相当可观的奖金。什么文学,什么小说,与我这个没有野心的人没有关系。但是,有一天,我因事去翻看百科辞典,《西乡钞票》这一条目映入眼帘。我随便读着,从这个条目的解说中浮现出一个空想。我觉得那个空想就象是一篇小说。也就是说,我觉得它能成为小说。

那时候,我还是九州小仓市《朝日新闻》西部分社广告部的雇员,每天的工作是画广告的原版画。就象本书中已写到的,我的扫帚生意的副业已经罢手,因为通货膨胀,正苦于如何维持一家八口的生活。我如果中了三等奖(奖金十万元)……这幻想也曾产生过。为了逃避生活上的痛苦,我决定把浮现在脑子中的空想尝试着写成小说。我决定写作时,距离截稿日期只有二十天了。

那时,我还没有自来水笔,就买来铅笔和纸张很低劣的本子,开始在家里或在报社里抽空写初稿。上下班时,我的西服口袋里总是装着本子和铅笔。每天在报社勉勉强强能写一两张稿纸,有时只能写五六行字。

我对自己的小说没有把握,便约请报社一个喜欢文学的青年同事到外面,在电灯厂堆放灯泡的地方坐下来,把我正在写作中的文章念给他听。那位同事开始时还说有点意思,但因为我屡次带他出去,不久他就不耐烦了。然而我却从中产生了兴趣,并从现实的痛苦中得以逃脱出来。

一天,我从报社回家,在路口将珍贵的铅笔从口袋中丢失了。那时,我是穿着军靴往返于捷径的铁路线的,发觉丢了笔,马上回过头去找,可怎么也没有找回来。铁路上铺满了石子,小小的、笔杆很细的铅笔混在那里面,是不容易被发现的。我一边注意着往返的火车,一边猫着腰,趴在石子上,瞪着一双近视眼找了一个小时。直到后来天黑了,我才死了心。第二天一大早,我爬起来又去找,还是没有找到。铅笔,我再没有去买。

以后,我用了报社的3B铅笔,可它的笔芯太软,不适合在本子上写,一用马上就秃了,还必须携带着小刀。往稿纸上抄写时,是在家里用沾水笔写的。因为要在下班后干,所以每天晚上都要干到很晚。

《西乡钞票》这篇小说得了三等奖。后来我听说本来再稍稍向上提一点也可以,但因为作者是报社里的人,编辑部就这样定了。虽说是三等奖,还特别在《朝日周刊增刊》上发表了,并作为那一期的的候选作品。得来的十万元奖金用作生活费用,但我不记得花到哪里去了。

第一篇小说成了直木奖候选作品,这使我产生了野心。那时,我把刊载我小说的杂志送给编辑《三田文学》的木木高万郎先生,他问我还准备写点什么。我送去两次稿件,都发表了。后来,《某。写《某<小仓日记>传》的初稿,是在夏天。我们住在六叠、四叠半、三叠的原兵器厂的职工住宅,妻子和五个孩子一起睡在旁边的蚊帐中。再旁边的一间里,年迈的父母发出呼呼的鼾声。我边用茶色团扇驱赶着蚊子,边写着稿子。有时,还到黑暗的厨房去喝水。

在那之前,我的小说在《朝日周刊》获奖后,经报社企业部一个职员的介绍,我时常去若松市的火野苇平那里。火野乘飞机来往于东京和若松之间,我每次去火野家,那里总是挤满了北九州的文学爱好者。恕我直言,那是一帮跑前跑后拍马捧场的人。因此,我很少能同火野说上话。而且,那些人对我这个半路出家的人总是报以白眼,(也许是我的错觉),我于是疏远了火野。但火野很热情,还曾向出版社推荐过我的小说。

许久以后,我曾与火野一起参加过《文艺春秋》的年终,火野看着我,发出忠告:“这一阵你象是写得太多了,不控制一下对身体不好啊!”此后不久,火野就在一个寒冷的夜晚死在工作间里。

由于这个原因,与地方的《九州文学》相比,我因奇妙的机缘成为《三田文学》的同人,但这也没有多长时间。木木卸任以后,我也不再是同人。归根结底,我在哪里都不过是外人而已。

获得芥川奖一年之后,我调到东京本社工作。在《文艺春秋》上获奖后,我第一次发表的作品仅仅是《战国权谋》和《菊花枕》。调动工作是我一再提出的要求,报社好意地同意了。

在东京,有半年左右我是单身赴任,住在本书中已出现过的父亲的弟弟家,我的这位叔父一年前已经去世了,婶婶还健在。我一下子有了四个堂妹。

那是昭和二十九年(即1954年),东京刚开始建造公寓,肯出租的房屋极少。我下班以后跑遍房屋公司,人家一听说有八口人,便立即予以拒绝。有半年时间没从九州叫来家属,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好不容易我才看好了练马区关町一丁目的一套有三间四叠半的房子。

我去东京车站接家属,母亲很衰弱,在过天桥时上上下下几次用嘴大口喘气,不得不休息一下再走。她的腰也弯了。从那时起,视力也开始减退。

父亲身体很好,到他死去的弟兄家里时,他含着热泪感谢大家的帮助。

父亲到哪儿都是乐天派,而母亲悲观的性格到死也没有改变。“我是受苦的命,”从我小时候就常听她这么说。她的确是倒霉的命。母亲来到关町的家里,一年以后就去世了,去世前眼睛也看不见东西了。一步也不能出去。在榻榻米上,她用手试着摸着爬,那样子与祖母完全相同。尽管如此,她还是不放下烟袋和火柴。当死期降临的时候,她的脑子已糊涂了,装好大烟袋,便把点完烟的还燃烧着的火柴头,放在自己枕旁肮脏的隔扇纸上。父亲发现后,大吼一声:“着火了!”把火说成huvva是伯奢的方言。我正在一旁写稿子,赶忙跑过去,只见隔扇下一团火焰已经烧起来了。母亲在火旁,悠闲地叼着烟袋。真危险!好在只烧了一个隔扇。

母亲临死前,打了一夜呼噜。这也同祖母临终前一模一样。母亲以前常说“媳妇象婆婆”,果然如此。

父亲在母亲故去之后四年去世,享年八十九岁。他与母亲直到临死,关系还是不好。尽管如此,在母亲死后,他似乎也很寂寞,腿脚也不听使唤了,但还是穿着软底的鞋子到附近转转。父亲是我们搬到滨田山以后去世的。那时我的大女儿马上就要出嫁,父亲却没能看到。其实,就是有力气,他又能有多少视力呢?临死前半年左右,他的瞳孔完全变成灰色的了,使人看了觉得难受。

松本清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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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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