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往事·那些军阀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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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往事·那些军阀那些人》

正文楔子

光绪三十二年也就是西历1906年的10月，正值秋高气爽的好季节，在河南彰德府的古中原大地上，突然间人喊马嘶，狼烟四起，数万人分成两拨在那里奋力厮杀，知道的人晓得那是军事演习，假戏真做；不明白的人还以为又逢乱世，干戈又起。

彰德府便是如今的河南安阳，据说商朝都城曾建在这里，可算是龙兴之地，只可惜地处中原，历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数千年来，不知道有多少战事曾在此爆发，也不知道有多少前朝将士的骸骨在此掩埋。这岁月沧桑，不过一抹黄土，见多也就不怪。

清末光绪年间，京汉铁路修到了彰德府境内，老百姓北上南下也就方便了许多。就在数天前，几列火车轰隆隆的从北边开来，拉来了大批的兵士、火炮和枪械；随后，打南边也来了数列军车，同样拉来了众多的士兵和轻重武器……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彰德秋操”，也就此拉开了帷幕。

早在一年前，北洋军为检验练兵的成果，特在河北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野战演习，史称“河间秋操”。“河间秋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现代军事演习，清廷还特别邀请了各国驻华武官、中外记者和各省代表前往观操，当时场面十分精彩。中外人士在观看完演习后，都对袁世凯编练的这支新军给予了高度评价，就连海外军事界的专家也由此对中国的军力作了重新评估……倘若八国联军此时再犯中原，想必会灰头土脸、铩羽而归。

“彰德秋操”的规模比“河间秋操”还要宏大，而且这次搞的是南北军对抗：南军调派的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练就的湖北新军第八镇外加河南第二十九混成协，这支演习部队着蓝色军服，由武举出身的第八镇统制张彪任总统官，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任南军统制；北军仍旧是北洋军的原班人马，由张怀芝统制的第五镇及曹锟统领的第一混成协组成，他们着黄色军服，段祺瑞充当北军总统官。

这次秋操分别由练兵大臣袁世凯和铁良担任检阅大臣，王士珍为演习总参议兼中央裁判长，冯国璋为南军审判长，良弼为北军审判长，各省阅操大员均为审判员。参加这次演习的两军官兵共计三万三千余人，两军分拨对垒，依次操练冲锋战、遭遇战、防守战三种战法。演习开始后，南北军各兵种如步兵、骑兵、炮兵、工程兵也纷纷上阵，各显神通，阵地上只听得炮声隆隆，杀声震天，两军鏖战竟然难解难分，假打几乎就要变成真打。

在这紧张的时刻，担任阅兵大臣的袁世凯和铁良见势不妙，赶紧喊停，原本一周的秋操在演习三天后便告结束。最后，南北两军举行了联合阅兵式，在赢得中外的交相赞誉后，演习成功，皆大欢喜。

《孙子兵法》中说：“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古圣贤又说：“兵者，国之凶器，圣人所慎”，这两种几乎对立的说法说明，军事力量的强大乃是难以操控的双刃剑，治国者不可不慎。但在经历了甲午战争与八国联军侵华的惨败后，清廷终于认识到满汉八旗、绿营练军都是些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要想在内外交困中继续生存，就必须要编练新军，实行军事现代化，即使付出再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由此，练兵也就成为清末十年最重要的任务，清廷财政收入的大头都被用在编练新军上，而一代枭雄袁世凯也就此脱颖而出，成为清末最耀眼的政治明星。在晚清的最后十年中，袁世凯划出的光芒甚至让清廷都为之黯然失色。

可惜的是，等到这北洋军练得兵强马壮的时候，清廷的日子也不好过了。大清朝耗尽财力物力练就的新军，原本是希望用来抵御外侮，但到头来却反戈一击，清廷等于是给自己掘下了坟墓。在编练新军的过程中，袁世凯掌握了实力最强大的北洋军，而其他的新军将领也都手握重兵，这无疑是当时最重要的政治资本，试问这名列“彰德秋操”上的各路英雄，哪个不是清末民初的大人物？

“乱世抓枪杆，有枪便有权”，历史的残酷，原本就是如此的真实与荒唐。区区不过百年前，清室式微失权柄，中原大地烽烟再起，可叹民国多少风流豪杰，不过转瞬即逝，化为如烟如梦如幻之往事，抚今追昔，多少慷慨，多少唏嘘！

正文一、落第的秀才靠的不仅仅是运气

彰德秋操数年后，隆隆炮声早已烟消云散，人喊马嘶的练兵场也在乡民们的记忆中日渐淡忘。当年被数万大兵践踏过的山川旷野，如今也恢复了昔日的宁静，好似那太行默默，依旧春花秋实；洹水依依，曾经万古长流。

天高气爽话中秋，太行山下、洹水河边某座高宅大院里，陡然又响起了本地罕有的喧闹，只见院中戏台高筑，锣鼓喧天，虽然宴席上早已是高朋满座，但宅前大道上的来往宾客们却仍旧络绎不绝，好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这一天，也好似当年秋操的天气，尽管阳光高照但已略带寒意，所幸主人待客有道，各方宾客在杯觥交错、相互致意间，其气度显然非一般的地主老财家所能相提并论。

正当园子里排开酒席、戏班鸣锣开唱大戏时，突然一匹快马从远处大道上疾驰而来。看来，这位骑士不像是来赴宴，而是要报告一件急如星火、了不得的大事。在众人停杯错愕间，报信人已经勒住缰绳，飞身下马，只见他拨开人群，三步并作两步的赶上前，从怀里掏出一封电报呈给其中的一位矮胖老者，也就是宴席中被众星捧月的中心人物。

这时，戏台上也识相地停止了吹拉弹唱，诸宾客都屏住呼吸，试图从当事人的脸上看出些许端倪。矮胖老者倒还算遇惊不乱，他一手端着酒杯，一手接过电报，但当他看完电文后却突然脸色大变，在杯子跌落脚下的瞬间，他失声道：“大事不好！此乱非洪杨可比，不可等闲视之！”

此矮胖老者，你道是谁？乃是三年前便赋闲在乡、朝野内外大名鼎鼎的袁世凯是也。

这一年，是辛亥年；这一天，是1911年10月11日，也是袁世凯的52岁生日。

袁世凯出生于河南项城，在数百年间，老袁家原本也是默默无闻，不过家道还算殷实，在免于饥馑之忧的同时尚有余力，数代人都是以耕读传家。后来也不知是他家祖坟的篙子翘了，还是文曲星偶然路过他家，这袁家突然间便忽喇喇的发了……父子进士，弟兄举人，一门两代四贵人……乖乖，了不得啊，于是项城袁家也就成了当地望族。

父子进士，弟兄举人，这和袁世凯都没有直接关系。所谓的“父子进士”，指的是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和堂叔袁保恒（袁甲三的长子），这对父子分别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比曾国藩早一届）和道光三十年（1850年，比李鸿章晚一届）中了进士；所谓的“弟兄举人”，指的是袁甲三的次子袁保龄和袁世凯的叔叔袁保庆（袁树三的次子，袁甲三的侄子）分别中了举人。

古代人常说，科举乃是“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也就是说，要想科举得中，一要靠命，二要靠运，三要靠祖坟的风水，四要靠先辈积阴功，这第五才轮到读书。您要是不信，看看那些考到白了少年头的老童生便知。

大家想，当年这科举考试是何等的难考，这举人和进士哪个不是过十五关斩十六将、千里挑一甚至万里挑一的大牛人（要不怎么说范进同志在中举后会激动得发疯呢？）。那时参加科考的读书人多如繁星，考不中是正常，考中了那才叫稀罕。你想袁家不过区区两代人，一下子就出了两个进士、两个举人，真真是了不得、不得了啊。

不过，老天爷又是公平的，这袁家虽然显赫，但家里做官的却大都命不长。比如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当年也和曾国藩一样文官将兵，并在疆场上与太平军、捻军以命相搏，干的是刀口上舔血的营生，最终靠着无数颗人头才染红了头上的顶子……大概杀气太重，袁甲三只活了57岁便见了阎王。袁甲三的两个儿子，袁保恒和袁保龄，这两位的寿命更短，分别在52岁和48岁便告离世。

说完了袁甲三家，再来说说袁世凯家。袁世凯的祖父袁树三是袁甲三的长兄，他老人家和弟弟袁甲三相比，文才差得太远，不过混了个秀才（而且还是捐的）。好在袁树三的儿子袁保庆还算争气，不管怎么说中了个举人，算是给袁树三挣回了点面子。不过，袁保庆有一遗憾，那就是他年近四十却依旧膝下无子，于是便在与父亲商议后，从兄长袁保中那里过继了一个儿子。袁树三的大儿子袁保中也是个秀才，他在功名上虽然不如弟弟袁保庆，但他比弟弟会生孩子，而且一口气就生了六个儿子，这过继给袁保庆的就是其中的老四。

这老四是谁呢，不说大家也猜到了，这就是鼎鼎大名的袁世凯啊。

袁老四的运气着实不赖，他七岁的时候便离开老家跟着嗣父袁保庆在外地的大城市生活，见过不少世面。袁保庆虽然只是个举人，但在家族的荫护下官运亨通，他曾经在济南和南京等地为官，还放过盐法道这样的肥差。可惜的是，袁家的魔咒对这个举人大老爷更加残酷，袁保庆比叔叔袁甲三和两位堂兄弟更要短命，他活到44岁便抛妻弃子，离开了人世。无奈之下，袁保庆的遗孀牛氏只好带着十四岁的嗣子袁世凯回到项城老家，但就在第二年，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也因病去世，他离六十岁那道门槛还差得远了。

袁家当时乃官宦之家，吃穿固然不愁，但此时的袁世凯母子毕竟是孤儿寡母，也颇为可怜。这时，袁世凯的运气又来了，他的堂叔袁保恒，这位在翰林院做编修的进士大老爷，他在回乡省亲的时候见他们母子可怜，而袁世凯年纪虽小，但看上去天资聪颖，似乎人才可造，于是便将这个侄子接到北京，打算让袁世凯跟随他读书，日后走科举之道。于是，十五岁的袁世凯便跟着堂叔袁保恒去了北京。

可惜的是，虽然袁保恒自己是个饱学的翰林，但袁世凯在其严格教导之下仍在乡试的时候两试不中，就连当时另一位在京为官的堂叔袁保龄也说袁世凯在学问上天分不高、前途不大。据说，袁世凯在羞愤之下将以前所作的诗文全部付之一炬，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娱光阴耶？”

袁世凯的话颇有意思，当年洪秀全因考不上秀才而撕了圣贤书大骂：“再也不考清朝试，再也不穿清朝服，老子以后要自己开科取士！”……于是洪天王就另立门户，造反了。不过话说回来，那时考不中举人真是太正常了，比袁世凯年长一岁的康有为算是有才华吧，可他老人家考举人的时候照样五试不中，足足虚掷十六年的光阴！如此看来，科举顺利者如曾国藩、李鸿章多为守成之臣，而科举之路坎坷者如康有为、袁世凯则多有叛逆之心，或者说更有改革的需求和愿望，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

袁世凯出身官宦世家，自然还没到要去造反那一步。但也许是定数，袁家的那个魔咒随后找上门来，袁保恒于1878年因感染时疫而病逝于开封任上，袁世凯只好再次返回了项城老家，当时他刚满20岁。所幸的是，四世同堂的袁家正好在这一年分家，袁世凯以袁保庆唯一的嗣子身份分得了一份丰厚的家产。

由于袁世凯过惯了大都市的生活，因此他在老家呆的时间并不长。在分家之后，他很快便搬到陈州居住，由于家中的长辈大都离世，年轻的袁世凯无人看管，他当时最爱好的活动便是饮酒交友，常常是一醉方休；或者郊原驰马狂奔，行为放荡不羁。陈州府的太守吴重熹是袁家的世交，他见袁世凯不肯读书应试，也常常加以劝戒，但袁世凯并不醒悟。

袁世凯不喜欢读书是有原因的，他学习科举制艺但又不守绳墨，不愿受此束缚。譬如他喜读周犊山的文章，但仅限于摘取文中豪迈不羁的语句而从来不肯卒读，也不求甚解。有一次，袁世凯的老师王雁臣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题，命他撰写一篇八股文。袁世凯交卷后，王雁臣发现其所作之文有模仿周文皮毛之痕迹，但文章却逻辑蛮横无理，野性难驯，而且前后词句多不通顺。在文中，有一段最为可笑，曰：“东西两洋，欧亚两洲，只手擎之不为重。吾将举天下之土，席卷囊括于座下，而不毛者，犹将深入。尧舜假仁，汤武假义，此心薄之而不为；吾将强天下之人，拜手嵇首于阙下，有不从者，杀之无赦！”

袁世凯曾有一个老师名叫曲沼，此人颇擅武艺，曾教袁世凯练过拳术，后来袁世凯喜欢驰马试剑，估计与此有关。年轻时的袁世凯喜欢骑马，而且善骑悍马，他在归里守制时最爱读兵书，虽不能通晓其中的含意，却喜欢在客人面前侃侃而言，大加卖弄。当时在他的书房中，曾摆满了六韬三略之类兵书，各种版本都有，当时人送绰号“袁书呆”。

对于这个绰号，袁世凯很不以为然，他曾经对人说：“过去我好奋匹夫之勇，现在学了敌万人之书，才知道好勇斗狠其实没有什么用处。三军不可夺帅，要是我手上有十万精兵，便可横行天下。”

据传，陈州府城隍庙前有一位很出名的相命先生名叫“瞿然惊神算”，有一次袁世凯请他看相，这位瞿然先生在对袁端详很久之后，以极其严肃的口吻说：“公子天庭广阔，来自富贵之家，少年英发，出人头地，中年位跻公卿，五十微有挫折，但正是以退为进，祸为福倚，此后有七年大运，贵不可言。”袁世凯走后，瞿然先生望着他的背影，又补了一句：“此子不同凡人，如宿命论定，必为乱世之枭雄。”当时陈州还有一位名叫段晴川的翰林学士号称知人论世，颇有独见之明，凡经他品题过的人，无不名声噪起。袁世凯也曾慕名前往谒见，段翰林也认为袁世凯将来的功业极可能凌驾于其叔祖袁甲三之上，但才气有余而制艺不足。

分家后的袁世凯尽管已经自立门户，但家里人仍旧希望他走父辈的科举之路，不过袁世凯倒还头脑清醒，他知道自己不是科举这块料，于是他考虑再三后决定放弃功名，另寻出路。1881年5月，袁世凯前往山东登州投奔嗣父袁保庆的拜把兄弟吴长庆。

吴长庆和袁保庆是生死之交，当年袁保庆突然病逝的时候，便是吴长庆亲自料理的丧事。当时的吴长庆是淮系的重要成员，他统率庆军六营驻防登州，督办山东防务，深受李鸿章的信任和重用。袁世凯作为袁保庆唯一的嗣子，吴长庆自然是格外关照，袁世凯去后便在庆军营务处任会办一差。

在军营的日子里，袁世凯受吴长庆之命拜在他的幕府、后来的状元郎张謇门下学习，但袁世凯的文章“文字芜秽，不能成篇”，让张謇无从删改，深以为苦。不过，袁世凯虽然文章写得糟糕，但处理起军务来却如鱼得水，井井有条，似乎天生就是干实事的料。

历史证明，乱世人才多以军功起家，当年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袁世凯的祖、父辈袁甲三、袁保恒、袁保龄、袁保庆乃至吴长庆等，都是如此。在局势变幻不定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袁世凯投笔从戎，倒也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

1882年8月，朝鲜突发“壬午兵变”，在朝鲜国王的请求下，清廷派清军入朝弹压。袁世凯也随同进入朝鲜。在朝鲜期间，袁世凯崭露头角，他在帮办军务的时候以整顿军纪和镇压兵变有功，为朝鲜国王所器重，并获得清政府奖叙五品同知衔。

据《容庵弟子记》记载，到达朝鲜后，袁世凯在随同北洋水师统领丁汝昌下船探查士兵登陆处，中途因潮退而舟陷于滩，丁汝昌与袁世凯只好赤足而行，在砂石滩上走了数里远。等到登岸时，袁世凯的两足都已破裂，丁汝昌当时半是取笑半是夸赞的对小袁说：“纨绔少年亦能若是耶？”

清军进入朝鲜后军纪散漫，常有扰民之事发生，吴长庆便将整顿军纪的事情交给袁世凯。袁世凯在得到吴长庆的全权后，一有犯令者便立刻痛下杀手，树立自己的威信。有一次当地缙绅控诉清军士兵奸戕韩妇，袁世凯得报后立刻徒步往查，并带兵搜捕一昼夜而未进一餐，最终抓获元凶并亲手刃之。对于清兵吸食鸦片的，袁世凯最为痛恨，抓到必杀无赦，就连跟随吴长庆多年的武弁，也有被袁世凯所杀的。不仅如此，袁世凯还帮朝鲜国王训练了一支五千人的德式新军，令朝鲜上下大为慑服，也充分展示了袁世凯的军事才能。后来，这支新军在朝鲜“开化党人”政变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袁世凯协助国王控制局势并镇压了亲日的“开化党人”，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也因此大为受挫。

袁世凯在这些事件中的出色表现，给李鸿章等朝廷大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机缘巧合的是，当时袁世凯的堂叔袁保龄正在李鸿章的幕中且为之倚重，这对袁世凯的帮助很大。但凡国内有点风吹草动，袁保龄都会提前告知袁世凯并为侄子出谋划策；而在李鸿章的面前，袁保龄自然也少不了为袁世凯敲敲边鼓，并在适当的机会为之美言几句。吴长庆去世后不久，袁世凯便在李鸿章的保荐下，被清廷任命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一举成为清廷在朝鲜的“监国”大员，此时的袁世凯不过二十六岁。

选对了路，跟对了人，往往事半功倍。由布衣一跃为朝廷的三品大员，这离袁世凯投军不过区区四年时间，这在当时的官场可谓为奇迹，也是袁世凯的老友、在科举上一帆风顺的徐世昌所望尘莫及的。在康有为还在为考举人而苦苦挣扎时，袁世凯早已是轻舟已过万重山，谁说成功的道路只有科举这个独木桥呢？

不过，袁世凯这个位子也不好做，当时的朝鲜内外交困，内有亲中、亲日各派势力矛盾重重，外有俄日英美各方列强的不断窥渗，在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袁世凯在朝鲜洋务军事一把抓，倒也从容应对，游刃有余，比一般的举人进士要强得多了。

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中，东北亚的局势风云变幻，袁世凯能力虽强，但帝国主义的力量更大，特别是蓄意扩张的日本更是对朝鲜势在必得。在甲午战争爆发的前一年，袁世凯被升为浙江温处道（挂名官衔），但仍留在朝鲜。第二年，朝鲜东学党起事，日军在清军应邀进入朝鲜后也大举进入，由于清廷在朝鲜问题上决策屡屡失误，局势终于不可挽回。

袁世凯还算是个聪明人，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前夕，他见势不妙，最终想方设法找了个“治病”的借口落荒而逃，回到天津。

正文二、枪杆子里出官衔，抓住机会一飞冲天

甲午战争爆发后，袁世凯被李鸿章派赴东北前线，仍旧以浙江温处道的名义协办前敌营务处，负责筹拨粮饷并联络各军。由于清军在战争中节节败退，朝野人士在战后交章上奏，争相向朝廷献言练军之法。

说到练军，那些士大夫基本都是些纸上谈兵的书生之见，和袁世凯比起来就差得远了。以袁世凯当年在朝鲜练就新兵的经验，李鸿章让他做个前敌营务处会办，实在是有点屈才。报国心切的袁老四对此也不甘心，他利用朝廷急于编练新军的心理，组织了一批人帮他翻译外国军事教材，包括训练方法、编制、营中制度等，然后他又结合当年的练兵经验，草拟了《练兵要则十三条》、《新建陆军营制饷章》、《募订洋员合同通稿》等材料在朝廷大员们中间广为散发，为自己赢得了知兵治事的赞誉。当时很多朝廷大员，如恭亲王奕、庆亲王奕劻、兵部尚书荣禄、军机大臣李鸿藻，还有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地方督抚，都对袁世凯交口称赞，一致推荐。

这真是奇了。要说上面的那些大员，那可都是当时朝廷最显赫的权臣，怎么会对这不过三十六岁的袁老四如此看重呢？要说起来，这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袁老四的确是有两下子，譬如他那《练兵要则十三条》写得着实头头是道，无论是军律、军饷，还是枪械管理、募兵标准等，样样都说到了点子上，让那些不知新军为何物的朝廷大员们大开眼界，称赞有加。

袁世凯的运气也实在是好，恰好这时编练定武军的胡燏棻被调去督办津芦铁路，袁世凯乘机上下活动了一番，督办军务处的领导恭亲王奕、庆亲王奕劻、翁同龢和荣禄等人随后便联名保荐袁世凯接替胡燏棻前往小站练兵。有了这些朝中大佬的保荐，事情当然好办。由此，袁世凯便屁颠屁颠地跑到天津小站练兵去了，这也成为他一生事业的发迹之始。

1895年12月，袁世凯到小站正式接管了已初具规模的定武军，在将原定武军的兵额招足到7300人后，袁世凯将之改名为新建陆军。为了把新建陆军建成一支模范军，袁世凯重金聘请了包括退役军官沙尔在内的十几位德国教习，并规定全军使用统一的新式步枪、马枪和快炮，其中大都为德制或奥制的标准化枪械，这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袁世凯治军相当严厉，他亲自制定了新建陆军《斩律十八条》，要求士兵严格遵守，其中如：“临阵回顾、退缩及交头接耳私预压者斩；遇差逃亡，临阵诈病者斩；结盟立会，造谣惑众者斩；持械斗殴及聚众哄闹者斩；黑夜惊叫疾走乱伍者斩”等等，犯者定斩不饶。

新建陆军的军制很严密，包括募兵、行军、操典、驻扎等，都有详细的规定。袁世凯对军队管理极严，日则督操，夜则巡营，从不懈怠。有一晚袁世凯巡营，偶然发现一士兵偷食鸦片，袁世凯当场拔出佩刀将之手刃，全营为之震惊，自此营中再无人敢食鸦片。

此时的袁世凯，所有的精力和心思都放在这支军队上，几乎连吃奶的劲都用上了。在军营中，袁世凯以身作则，他和普通士兵一样，着军服、扎皮带、穿马靴、挂佩刀，一副赳赳武夫的样子。在平时的训练中，袁世凯经常亲临现场观看操练，某次阅兵时突然下起大雨，手下的军官要给他打伞，他一把推开说：“士兵都在雨中，我怎么就不能淋雨？”

在建军之初，袁世凯也刻意制造亲善士兵的形象，每次发饷时，他都亲自监督，以杜绝军官吃空额、克扣军饷的劣习。不仅如此，袁世凯还经常深入各营，接近下级军官和士兵，甚至连棚头这样的小头目都能叫出名字，很不简单。

袁世凯的努力没有白费，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新建陆军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在军队的兵营里，到处都是认真负责的洋教习、朝气蓬勃的新进军官、精神饱满的士兵、崭新的枪械大炮，操场上战马嘶腾，果然是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模范军！

当然，也不是没有隐患。据说，袁世凯曾在军中明目张胆地树立个人权势，当时各军营都供有袁的长生禄位牌，灌输“袁大人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要为袁大人卖命”的思想。有人说，每天上下操集合时，官长都要问士兵：“咱们吃谁的饭？”士兵们齐声回答：“咱们吃袁宫保的饭！”官长又问：“咱们给谁出力？”士兵们齐声答：“咱们替袁宫保出力！”如此一来，这支新建陆军便成了袁家军，怪不得后来其他人根本无法调遣这支部队。

袁世凯用人还是有一套的，后来北洋军阀的这批风云人物大都是在袁世凯的提拔任用下才脱颖而出的，譬如“北洋三杰”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原定武军的各级军官如曹锟、卢永祥、段芝贵等人，就连那些被朝廷革职的甲午败将如张勋、姜桂题、田中玉等人，他们也都纷纷投靠到袁世凯的麾下，为之卖命。

袁世凯练就的这支新建陆军，实际上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支现代化陆军。乱世抓枪杆，枪杆子里出官衔，袁世凯有了这个资本，从此便声誉鹊起，一飞冲天了。但是，凡事有好也有坏，袁世凯是有成绩，但因此招来很多人特别是满清贵族的妒忌，一时间谣言四起，说袁世凯要反清叛逆云云。

当时袁世凯的顶头上司、兵部尚书荣禄也一度听信谣言，他后来亲自到小站去查看，若发现袁世凯有谋反迹象，就立刻加以剪除。不料荣禄去了小站后，发现这新建陆军还真是军容整齐、器械鲜明、壁垒一新……完完全全的一支英武之师，当时就给荣禄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荣大人当了一辈子的军人，从来就没有见过如此优秀、如此现代化的新式部队，于是爱才之心不免油然而生，回去后他非但没有对袁世凯痛下杀手，反将之引为心腹，大加重用。由此，袁世凯也就投到了荣禄的门下。

众所皆知，袁世凯在1898年的戊戌变法之初表现积极，还为强学会捐过一大笔钱，维新派也将之引为知己，并向光绪皇帝大力推荐。只可惜后来风云突变，袁世凯为了自保，将谭嗣同夜访之事向荣禄全盘托出，导致六君子喋血街头，光绪皇帝也被软禁瀛台。

乱世出英雄，竖子亦成名。袁世凯靠出卖维新志士染红了自己头上的顶戴，在戊戌政变后，袁世凯得到了慈禧太后的充分信任，机会也就接踵而至。1899年，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率武卫右军七千人前往弹压义和团运动。在庚子年中，袁世凯不仅按兵不动，而且在“保境安民”的借口下将原有的山东旧军20营扩编为武卫右军先锋队。如此以来，袁世凯在保住一方平安的同时，又赢得了中外人士的交口称赞。庚子年后，朝廷重臣李鸿章在临死前特地向朝廷举荐了袁世凯。由此，袁世凯很快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俨然已是年富力强、权势显赫的袁宰相了！

要知道，当时的袁世凯不过四十刚出头，他的前途不但远胜于他家的那几个进士、举人大老爷，恐怕要超过老领导李鸿章都不在话下呢。

由于清廷在甲午战争和庚子之役中惨败，扩大新军的规模也就成为朝野中的共识，这对袁世凯来说，简直是个天大的机遇。1903年11月，经过一番努力后，慈禧太后终于同意了袁世凯设立练兵处的建议。由此，袁世凯甩开膀子大干，北洋陆军六镇也在两年之后大体编练完成，这也是后来北洋军阀的发轫期。

当时的北洋六镇，除第一镇因是旗兵不能控制外，其余五镇都是袁世凯一手带出的嫡系部队。各镇的主要将领也几乎都是由袁世凯一手选定，个个都是小站出身：第一镇统制先为凤山，后为何宗莲；第二镇统制先为王英楷，后为张怀芝；第三镇统制先是段祺瑞，后为曹锟；第四镇统制吴凤岭；第五镇统制先为吴长纯，后改为张永成；第六镇统制先是王士珍，后改为赵国贤。

在北洋军中担任协统、标统的中上层军官也都是袁世凯的人，比如雷震春、陈光远、李纯、王占元、卢永祥、鲍贵卿、王怀庆、田中玉等等，可谓是人才毕集、将星如云，这些人到了民国，都是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

袁世凯不仅兵练得好，他在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期间，其他方面如开矿办厂、修筑铁路、创办巡警、整顿地方吏治及兴办新式学堂等事务也搞得有声有色。在袁世凯的领导下，直隶在清末新政中一直走在各省的前列。值得一提的是，袁世凯和张之洞还在1905年联名上奏清廷，将沿袭上千年的科举制度废除；而在后来的立宪中，袁世凯也力主改革官制，实行责任内阁，方方面面都显得才干突出，咄咄逼人。

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看到日益成长的新军和权势日渐加重的袁世凯，那些满族亲贵不免有种养虎为患的感觉了。的确，袁世凯是很能干，但他又太能干了，而且是个汉人哪。袁世凯那庞大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已经渐渐如脱缰之马，清廷的缰绳似乎有点套不住他了。特别是军队方面，清廷虽然计划编练三十六镇，但除了袁世凯的北洋六镇练成外，其他各省大都没有练成；即使练成的，战斗力也远不如北洋陆军六镇。

袁世凯毕竟不是曾国藩那样忠君爱国、科举出身的读书人，这万一他……哼哼，后果不堪设想哪。

正文三、新官上任三把火，载沣要杀袁世凯

时间如同流水，日子总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一转眼便到了1908年。在这一年的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离世，两人一前一后，相隔不到一天。

两宫驾崩后，光绪的弟弟载沣被推上了摄政王的位置。载沣出生于1883年，他在老醇亲王奕譞去世后承袭了醇亲王的爵位，当时年仅9岁。在和光绪闹翻之后，慈禧太后开始有意培养载沣：1900年，载沣被任命为宫廷行走，后来又派往德国代表清廷谢罪；1901年被委派为阅兵大臣；不久，慈禧太后又让他前往军机处学习行走；1908年，载沣成为军机大臣，当时他年仅26岁。光绪龙驭光归天后，慈禧太后安排由载沣的儿子溥仪继位，年号宣统，载沣则以摄政王监国。

曾有人说，光绪在临终之前，载沣去见过他最后一面。在这次会见中，光绪嘱托弟弟一定要诛杀袁世凯，为自己报仇雪恨。有人说，光绪在被囚禁期间，每天在纸上画大头长身的各式鬼形，写上“袁世凯”三字，然后撕成碎片；又经常画一乌龟，龟背写有“袁世凯”三个字，然后贴在墙上用小竹弓射击，射烂之后还不解气，还要再取下来剪碎，“令片片作蝴蝶飞”。更玄乎的是，还有人说光绪临死前一言不发，唯用手在空中写了“斩袁”两字。

这些传闻流传颇广，听起来也颇像那么回事。毕竟，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干下了出卖友人以图自保的勾当，光绪也因此被囚禁瀛台，“十年困辱，均由袁世凯致之”。慈禧太后死后，就连“乱党”康有为和梁启超都给载沣写信，说袁世凯是光绪爷被困的罪魁祸首，要求载沣“诛杀贼臣”。看来，在保护伞慈禧太后死后，袁世凯的日子是不好过了。

究竟有没有这场传说中的“杀袁”兄弟会，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但载沣上台后第一个要对付的，确实就是袁世凯。在庚子年后，袁世凯在慈禧太后的庇护之下风光无限，也的确办了不少大事、实事，但问题是，他的势力扩展太厉害了，不管是编练军队还是官制改革，还有预备立宪，他样样都要积极参与。袁世凯不仅朝中有人，门生故旧也是遍布天下，特别是北洋新军里的那些将领，哪个不是袁世凯铁杆心腹、惟其马首是瞻？

皇族亲贵们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大清王朝本是马上打来的天下，可没想到的是，经过这两百多年的养尊处优后，曾经让满人引以为豪的八旗劲旅竟然已经不能打仗，重金豢养的绿营也是遇战即溃，毫无用处。在太平军、捻军被镇压下去后，曾国藩、李鸿章等汉人的势力异军突起，各省督抚多由汉人出任，地方权力过大，结果是尾大不掉，清廷也就开始出现软政权化的趋势。特别在庚子年中，南方的汉人督抚们拒不执行朝廷命令，而且还宣布“东南互保”，这隐约间，清廷实际上已经是失去了半壁江山。

越是失去的，就越想夺回来。从官制改革到预备立宪，皇族亲贵看着汉人的势力在不断壮大，特别是这几年突然崛起的政治新星袁世凯，他年富力强又党羽甚众，怎能不让那些亲贵们忧心忡忡、夜不能寐。

果不其然，载沣刚刚上台主政，肃亲王善耆和镇国公载泽便密告载沣，“如今朝廷的内外军政，都是袁世凯的党羽。从前他所畏惧的是慈禧太后，如今太后一死，在袁心目中已经无人可以钳制他。”善耆等人建议，目前之计，非得痛下决心，快刀斩乱麻，对袁世凯速作处置；不然等袁世凯的势力养成，届时非但不能削除，反有祸在旦夕之虞。

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短短的一两年间，岂能轻易动摇袁世凯的势力？更何况，军机处在朝廷中至关重要，要想处置袁世凯这样的军机重臣，必须经过其他军机大臣们的同意，满族亲贵要诛杀袁世凯，谈何容易。

正因为如此，载沣才不敢贸然而行。在再三的思虑之后，载沣和隆裕太后把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请来商议如何处理。不料老庆听后，立刻伏在地上，一言不发，作恐慌状。在隆裕太后的厉声质问下，奕劻才嗫嗫嚅嚅的说，这事关系重大，得和张之洞商量。载沣没办法，只好又召见张之洞。张之洞是汉人大臣，而且已是暮年，他听后不免长叹一声，且有兔死狐悲之感。在沉吟半晌后，张之洞说：“国家新遭大丧，主上又年幼，当前须以稳定大局最为重要，此时诛杀大臣，先例一开，恐怕后患无穷。”他见载沣仍迟疑不定，便又说：“王道坦坦，王道平平，愿摄政王熟思之，开缺回籍可也。”

应该说，张之洞和袁世凯的关系并不算好，但这次他说的话却的确是宽仁厚道的长者之语。不管张之洞是为了大局着想还是其他，他的表态却在无意中保护了袁世凯。

事实上，除了奕劻和张之洞反对诛杀袁世凯外，其他几个军机大臣也表示反对，比如那桐和世续，他们都是袁世凯的私党，世续还暗地为袁通风报信。而在地方督抚中，两江总督端方是袁世凯的姻亲，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更是袁世凯多年的把兄弟。另外，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也曾为袁世凯出面说情，这些人都构成了阻止杀袁的重要力量。

不过，话说回来，袁世凯是不好对付，但在皇权体制下，袁世凯何尝不慌张？当他从庆王府听到“将对袁不利”的消息后，也是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无计可施。

1909年1月2日，在严办袁世凯的流言声中，袁世凯迎着冰冷彻骨的寒风，像往常一样前往内廷（载沣主政后，每日都要召集军机大臣商议朝政）。当他走到殿廷的时候，早被买通的当值太监拦住，偷偷地说：“今日摄政王怒形于色，袁大军机可不必入内。听说严惩谕旨即下，恐怕对袁大军机不利，还是早筹自全之策为妙。谕旨如何严峻，则非我辈所能得知。”

袁世凯听后，犹如被打了一闷棍，他在脑海一片空白的情况下，失魂落魄地走回了自己家中。待到稍微清醒，袁世凯急忙把自己的幕僚亲信召来商议对策。属下张怀芝说，情势危急，不如立刻前往火车站乘三等车前往天津，毕竟直隶总督杨士骧是自己人。袁世凯听后立刻起身收拾行装，并在张怀芝等人的保护下前往天津。为防不测，袁世凯不敢到天津本站下车，而是提前一站让张怀芝给杨士骧打电话，让他派人来接。

杨士骧倒还镇定，他接到电话后让袁世凯万万不可来督署，也不能让人看见他的行踪。正当袁世凯气恼之时，杨士骧的亲信很快登上火车。他带来了北京的最新消息，说袁世凯“罪只及开缺，无性命之虞。”袁世凯听后这才长舒了一口气，随后立刻回京，预备明晨入朝谢恩，不然将会引起更大的麻烦与风波。

此时的袁府早已是陷入了慌乱当中，袁世凯失踪的消息在北京城中不胫而走，一时间谣言纷纷，有人说袁世凯被秘密处死的，也有人说袁世凯畏罪自尽的，一时纷纷扰扰，闹得是鸡犬不宁。直到后来，主持军机大政、负责找寻袁世凯的张之洞听说老袁已经回来的确切消息后，他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事后，老张忍不住对左右调侃道：“人家都说我是‘有学无术’，袁世凯是‘不学无术’，我看哪，他不但有术，而且是多术，你看他这次仓皇出走，能找的地方我都找遍了，谁能知道他躲在哪里？我现在算是知道什么叫‘术’了。”

第二天，袁世凯终于见到了那道上谕：“内阁军机大臣外务部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驱驰。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艰难，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

三天之后，袁世凯怀着无比的委屈和幽怨，带着他的姨太太和亲信们，离开了北京。谁说袁世凯位高权重、不可一世？慈禧太后在死前将他从北洋大臣调入军机，他不也只能乖乖地交出兵权？如今摄政王载沣命他“回籍养疴”，他不也只能磕头谢恩、跌跌撞撞、抱头鼠窜而去，哪里还敢说半个“不”字？在皇权专制制度下，能保住一条性命已属万幸，足见专制之毒，不言而喻。

袁世凯被排挤出京后，其私党一个个清除，清末的政坛也再次发生或大或小的地震：杨士骧于当年去世，端方接任直隶总督；张之洞去世；邮传部尚书陈璧被革职；徐世昌内调邮传部尚书，东三省总督由锡良接替；黑龙江布政使倪嗣冲被查办；民政部侍郎赵秉钧被斥，载沣接管警政；江北提督王士珍自请开缺，等等。随后，载沣又派自己的弟弟载洵做了海军大臣，另一个弟弟载涛做了军咨处大臣掌管陆军。载沣的这些措施，其实都是那次出访时德国皇帝教导的，那就是：军权一定要掌握在皇族手中！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载沣三兄弟看似掌握了军政大权，但袁世凯的势力实际上远未拔除。事实上，载沣并不是主政的合适人选，在他的治理下，慈禧太后死后导致的威信真空进一步加剧，而清廷软政权化的趋势也变得更加的严峻。

载沣的性格天生就比较软弱，口才也不好，在公开场合话不多，也没有什么热情。他这个人从小就对政治没什么兴趣，据说他的房中悬有一联：“有书大富贵，无事小神仙”；团扇则录有白居易的一首诗：“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随喜，不开口笑是痴人。”

最要命的是，载沣当时只有二十六岁，他太年轻了，也缺少政治经验。想和袁世凯斗，他恐怕还嫩了点。

正文四、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

再说袁世凯被赶出朝廷后，心里是既羞又愤，但当时的形势已容不得多想，他也只能含怨带屈的带着一家老小，凄凄惶惶的离开了北京城。

按理，袁世凯该回老家河南项城，但这时他也回不去了。原来，袁世凯在庚子年就任山东巡抚时曾严厉剿杀义和团，由于下手比较狠，当时那些支持“义民”反洋的朝廷当权派对袁世凯大为不满，结果是群起弹劾。为平息众怒，袁世凯只得将他时任营官的长兄袁世敦拿出来顶罪，说他“纵勇扰民、残害百姓”，最后予以革职并驱逐回籍。如此一来，原本已是补用知府的袁世敦，其大好仕途便被弟弟毁于一旦。

在这件事上，袁世凯做得有点过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其实是袁世敦代弟受过而袁世凯弃兄自保，袁世敦做了袁世凯的替罪羊。袁世敦灰头土脸回了项城老家后，也就不免含恨在心。

数年后，袁世凯的生母刘氏去世，他希望将其葬入祖茔正穴（刘氏虽然是侧室，但已扶正多年）。当时袁世凯在朝廷中正红得发紫，可谓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他的这个要求却被身为族长的袁世敦（原配所出）坚决拒绝，理由是庶母不得葬入正穴。袁世敦之所以不给弟弟面子，表面上看起来是维护族规、嫡庶之别，但真正原因恐怕还是当年旧事，袁世敦明摆着就是要让这个坏他前途的弟弟难堪，以出出自己胸中的一口恶气。

由此，兄弟两人彻底闹翻，袁世凯在气愤之下，发誓再也不回项城老家。

从高位上跌落的袁世凯此时可谓是失落到了极点，北京容不下他，项城老家又不好意思回，后来他只好在河南彰德的洹水北岸买了一座宅院，姑且在此安身隐居。洹水又名安阳河，据说两千多年前，那位纵横捭阖的辩士苏秦便曾经提出“令天下之将相，相会于洹水之上”，说的便是此处。袁世凯之所以选中这里，倒不是因为苏秦的预言，而是这里“前临洹水，左拥太行”，风景极为开阔。袁世凯买下的这座宅院原本是天津盐商何炳莹所修建，后来他觉得过于小气，于是加以大规模的扩充改建。一年之后，这里便成为“洹上村”的巨宅。与周围低矮房屋不同的是，袁世凯的这座宅院四周都筑有高大的围墙，并建有几座威严的炮台。另外，还有两营全副武装的护卫马队时刻保护，更使得这座奇特的建筑不像隐居之所，反像是旷野上突兀的中世纪城堡。

袁世凯的宅院外虽然威严，但围墙内的风情却大不相同。经过精心的修整后，宅内的亭台楼阁错落有致，颇有园林之景象；另外，袁世凯又特意命人在院外凿了一条小渠将洹水引入，由此院内小桥流水，到处泉水叮咚，倒也颇显情趣非凡。最让人赏心悦目的是，园内还挖了一个大水池，每到春天的时候，池边桃李芬芳，争鲜斗艳；而夏天的时候则荷花飘香，鱼虾成群，每到这时，袁世凯和亲友便前去垂钓，悠哉乐哉。

这座精心打造的花园，袁世凯给它起了个名叫“养寿园”，意思是在此归隐，颐养天年（此时的袁世凯刚刚五十出头）。在彰德隐居期间，袁世凯每天的生活都很有规律：清早出去散散步，随后与亲戚朋友下下棋；要不就是和一些来访的文人墨客诗酒吟唱，打发落寞的时光。

文笔一向不佳的袁世凯，这时倒写了几首颇有意思的诗，姑且撷取数句一赏：“投饵我非关得失，吞钩鱼却有恩仇；回头多少中原事，老子掀须一笑休”，多少有点自嘲之意；“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似乎又有不甘之心；“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勃勃雄心毕竟难掩；最逗的是这句，“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

为此，袁世凯还特意将自己那幅著名的“披蓑垂钓图”公布于《东方杂志》，以表示自己归隐山林的意思。不过，从那幅图上看，袁世凯虽然头戴斗笠、手执钓竿，看似闭目养神，似有决裂于仕途之象；但其凝望沉思，又隐隐作姜太公钓鱼之状。

袁世凯毕竟是袁世凯，既然要钓，那就钓大鱼，反正是愿者上钩，我自巍然不动。在袁世凯居室的不远处，有一个毫不起眼的小房间，这便是这座宅院中最现代、也是最为核心的一个地方：电报处。在离开京城时，袁世凯特意带回来了一个小电台，其用意不言而喻。

“退隐”后的袁世凯貌似与世无争，流连于山水之间，但实际上却时刻注视着北京的动向。通过电报处，袁世凯的亲朋故旧、北洋军的部属将领，还有他从前安插在政要部门的心腹爪牙，都能及时的与他保持紧密联系，并向他报告外间的一切巨细信息。通过这个渠道，袁世凯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事，身不在朝但一切尽在掌握。

据说，袁世凯也曾一度耐不住寂寞，请了当地一个有名的瞎子给他算命，瞎子告诉他说，到辛亥八月节，官星就动了。等到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后，机会真的来了。

袁世凯毕竟是练兵出身，眼光老到，他深知此次举事非同小可，绝非洪秀全那样的农民起义和孙中山那些革命党人的会党冲击可以比拟——新军配备的都是火力强大的现代化武装，完全具备了断送大清王朝的能力，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

果不其然，武昌义旗一起，山西湖南等省便纷纷响应，其他各省督抚的警报也如同雪花般直飞朝廷，要求增派军队，以防不测。摄政王载沣接到那些警报后，一下子就变得手足无措，只得慌忙召集内阁的一班大臣前来商议。皇族内阁的这些人，老的老，少的少，没事的时候吃吃喝喝，说说笑笑；要动真格了，这下倒好，一个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束手无策。看到这般景象，摄政王载沣气得是手脚冰冷，几乎要掉下泪来。

庆亲王奕劻资格最老，不得不出来打破这尴尬的沉默。老庆说，要保荐一个人，一定可以把革命党搞定。老庆不说则罢，一说便说到了载沣的痛脚上：你说他保的这人是谁？岂不正是那位被赶回老家的袁世凯！

载沣在听了老庆的话后，沉默良久，嘿然不答。

老庆在一边着急了，说：“要不用袁世凯的话，就怕大清要完了。”

听到“完了”二字，载沣不免一个激灵。在万般无奈之下，他也只得厚着脸皮派人去请袁世凯。

三天后，奕劻的亲笔信便送到了洹上村，开出价码请袁世凯出任湖广总督。对于出山的问题，袁世凯的答案是肯定的，但何时出山却又是另外一个问题。袁世凯琢磨了半天，最后还是决定先不动声色，试探下清廷的底线再说。

于是，袁世凯摆足了架子，说自己“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并以最近“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旧症，益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为由，拒绝了清廷的开价。

袁世凯的借口可谓是冠冕堂皇：当年你载沣不就是以“足疾”为名将我赶出京城的吗？好，现在就给你来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先出了胸中这口恶气再说。

说句实话，湖广总督这条小鱼对袁世凯也实在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吸引力。要知道，袁世凯早在十年前就已经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了，这小小的湖广总督又算得了什么？如果按袁世凯的要价，至少也应该是数年前他应得的内阁总理大臣位置。

皇帝不急太监急，现在情况不同了，袁世凯有的是资本和时间慢慢等下去。但清廷这边就不行了，摄政王载沣环顾左右，军咨大臣载涛，海军大臣载洵，自己的两个弟弟都是少年亲贵，哪有能力收拾当前的局面。至于受命前去平叛的陆军大臣荫昌，他虽然曾经留学德国，好歹算是懂得一点军事，但却从来没有指挥过军队，更别说打过仗了。

据说荫昌领旨率军前往湖北时，身穿长袍马褂，脚上却蹬着军用长靴，简直就是个“三不像”。这时，旁边有人向他恭贺大任，荫昌眉头一皱：“嗐，我手下一个兵都没有，朝廷让我去湖北督师作战，您说说，我这倒是用拳打啊，还是用脚去踢呀？”

荫昌还算有先见之明，北洋军大都是袁世凯的旧部：统领冯国璋就不用说了，下辖第六镇的统制李纯、第二镇的第三协协统王占元、第四镇第八协协统陈光远，一个个都不肯用命，荫昌这光杆司令哪里指挥得动。

在军情急如星火的情况下，载沣也只好派出袁世凯的老友、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亲自去洹上村，看看袁世凯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既然是熟人，袁世凯也没太多废话，当下提出了六点要求：

1．明年即开国会；

2．组织责任内阁；

3．宽容参与此事件诸人；

4．解除党禁；

5．须委袁世凯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

6．须与袁世凯以十分充足的军费。

袁世凯还特别强调，这六个条件缺一不可，否则决不出山。

徐世昌回到北京把消息一公布，朝中的那些亲贵们一个个跳脚大骂，骂袁世凯漫天要价，骂袁世凯趁火打劫，无耻之尤。但是，这班人在朝廷大骂，袁世凯既听不见也无所谓，反正他的条件一个字都不能改，爱办不办，他可不在乎。

当北洋大将冯国璋路过彰德请求面授机宜时，袁世凯要他暂作壁上观，“慢慢走，等等看。”清廷眼看着武昌火种不熄、各地群起响应，局势进一步恶化的时候，清廷只得按照袁世凯的奏请将荫昌召回，改派冯国璋为前线第一军总统，段祺瑞为第二军总统。随后，清廷又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并授予前线的一切军事指挥大权。

兵权到手后，袁世凯才勉勉强强的从河南彰德出发，前往湖北督师。

正文五、武昌楼上风云起，小排长断送了大清朝

武昌起义原本因为四川保路运动而引起，因为四川局势在辛亥年的九月间一直无好转的迹象，于是清廷调派湖北新军入川，这却又为准备已久的起义拉响了导火索。

湖北有两个革命团体，一个是共进会，一个是文学社。共进会是同盟会分化而来的外围组织，由长江中游数省的同盟会员如湖北的孙武、湖南的焦达峰、江西的邓文翚等人组成。共进会自称是同盟会的“行动队”，他们主要联络会党与新军，准备在长江中游伺机起事。

当时湖北新军中也有一个类似的革命团体，这便是文学社。文学社和文学关系不大，它其实是革命党在新军士兵中发展出来的一个组织，原名群治学社，后来改为振武学社，由于活动被发现，最后改名为文学社，以掩人耳目。文学社以蒋翊武、刘复基等人为骨干力量，他们在湖北新军中发展了上千人，比共进会还要多一倍。在起义前，这两个组织所能影响到的力量已经占到了湖北新军的近三分之一，革命条件非常有利。

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后，共进会和文学社决定进行合作，共举大事。正当他们周密部署的时候，清廷命湖北新军入川的消息传来，共进会和文学社开会后决定提前举行起义，时间就定在10月6日（也就是农历中秋节）那天。会上，文学社的蒋翊武被推为军事总指挥，共进会的孙武则被推为军务部长。

会议过后，“八月十五杀鞑子”的消息在当地不胫而走，当地一份小报甚至公然宣称革命党要在中秋起事（倒不是消息泄露，而是当时谣言遍天飞，小道消息虽然不准，但也能偶尔得中）。消息传开后，湖广总督瑞澂十分惊恐，他深知革命党势力早已深入新军内部，于是他以调防为名，将他认为有问题的新军分调各处，以拆散革命党在部队中的组织关系。

在中秋前的几天，瑞澂更是紧张不安，他特意召集文官知县以上、武官队长以上参加防务会议，要求军队提前过中秋节，节日期间则实行戒严，士兵不得外出，子弹一律入库。

八月十五中秋节的晚上，武昌城内桂花飘香，皎月悬空，此时非但没有想象中的喧嚣和暴动，反而显得格外的宁静与安详。原来，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在9月28日发来电报，声称准备不足，请求延缓十日起义；另外，由于军队调防，起义指挥系统等需要临时调整，于是孙武等人便决定将起义日期推迟十日，即在10月16日发动起义。

在过完了一个紧张的中秋节后，湖广总督瑞澂悬起的一颗心刚刚放下，但几天后汉口租界的一声爆炸，立刻又掀起了波澜。

10月9日下午，孙武、刘公等人在租界宝善里安装炸弹、筹划准备工作时，刘公的弟弟刘同进来，由于大家彼此熟识，孙武等人也并未在意。在其他人工作的时候，刘同漫不经心的在一旁抽烟，不慎将纸烟火屑弹入火药中，结果引发了剧烈爆炸。

爆炸发生后，屋内顿时烈火熊熊、浓烟滚滚，孙武脸部当场被烧成重伤，后被同伴送往医院救治。正忙乱间，俄租界巡捕闻讯赶来，将尚未撤离的刘同等人抓获，并查抄了室内为起义准备的旗帜、文告和革命党人花名册等重要文件。随后，俄租界巡警便将刘同等人和查获物品一同移交给湖北当局。

革命党要造反，这在当时可是个大案子。紧接着，瑞澂一声令下，武汉全城戒严，军警四出，按照花名册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在这危急时刻，被调防岳州的蒋翊武匆匆赶回了武昌，他立刻召集刘复基、彭楚藩等人在武昌小朝街85号紧急开会，商议对策。在会上，大家一致同意立即举行起义。当天下午，蒋翊武便签发起义命令，令各起义部队当晚十二点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同时举义。

但不幸的是，由于城内戒备森严，起义命令并没有及时的送到南湖炮队。午夜十二点到了，大家仰望星空，但期待已久的那一声炮声始终没有打响。在大家焦急等待的时候，军警们已经搜查到小朝街85号，蒋翊武侥幸逃脱，而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等十来个人被堵了个严严实实。在抓到这些重要党人后，瑞澂下令连夜突审，随后，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三人在凌晨便被害于督署东辕门。

10月10日上午，军警们依旧在大街小巷四处搜查，革命党人的据点相继被抄，随后又有三十多名革命党人陆续被捕。这时的湖广总督瑞澂自以为大案告破，局势已定，他得意地电告朝廷请功，说“传革命党有扑攻督署之谣，瑞澂不为所动，一意镇定处之。张彪、铁忠等各员，无不忠诚奋发，俾得弭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

可惜的是，瑞澂高兴得太早了。就在当晚，城内突然一声枪响，原本宁静的夜晚顿时被划破——枪声来自于城内紫阳桥南的工程第八营。在得知刘复基等领导人遇害、革命党人相继被抓后，第八营的起义召集人熊秉坤心急如焚，最后决定不再等待那南湖的炮声，而是约集同营的革命士兵当晚立即起事，不再拖延。

就这样，在革命党领导人缺位和指挥系统完全被破坏的情况下，那些革命士兵站了出来，他们主动承担了发动起义的责任。就在当晚七点过后，工程营中的排长陶启胜查棚时发现士兵金兆龙臂缠白巾，手持步枪，似有枕戈待旦之势。陶排长一向责任心很强，他立刻怀疑金兆龙图谋不轨，意图造反，上前要缴他的枪，于是两人扭打了起来。

在两人揪斗间，金兆龙大呼：“同志动手！”同棚的士兵程定国闻声赶来相助，并用枪击伤陶排长的腰部。这便是武昌起义的第一枪，也是辛亥革命的第一枪。这一枪，宣告大清王朝的即将落幕……从偶然性的角度来说，陶排长可能万万没有想到，这两百六十多年的大清王朝居然被他这个小排长的贸然行动给葬送了。

陶排长被击伤后负痛逃走且不说了。枪声一响，起义召集人熊秉坤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他当机立断，宣布立刻发动起义。在熊秉坤的召集下，革命士兵迅速行动。营中的督队官阮荣发、右队官黄坤荣和排长张文澜等人见势不妙，慌忙出营阻拦，士兵们嚷嚷道：“各位长官，跟我们一块革命罢，同去同去！”

可怜阮、黄等人还没有摸清当时的形势……这都什么时候了，居然还敢大声喝阻，结果话还没有说完，枪弹已钻入了他们的胸膛。随后，革命士兵们冲出营外，凡阻挡的一律请他吃枪子。

由于弹药缺乏，熊秉坤随即率领士兵们奔往楚望台军械所。到了那边后，还有数十个旗兵拦阻，不料军械所里也有革命士兵，他们听到动静后里应外合，一阵排枪便将旗兵们打得无影无踪。于是士兵们打开军械所，迅速分发武器弹药。

当时赶到楚望台的革命士兵大约有400多人，由于熊秉坤军阶太低（相当于副班长），难以服众也不懂指挥，于是他顺应了士兵们的要求，公推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来充当临时总指挥。吴兆麟原本是日知会会员（早期的一个革命团体，后被破坏），他做事干练，有一定的指挥能力。吴兆麟受命后，一边命令加强楚望台一带的警戒，一边派人与城内外其他革命部队联系，以便统一行动。

夜渐深沉，形势正向着革命党人的一边发展。几乎在陶排长被枪击的同时，武昌城外的塘角也突然燃起了熊熊大火。原来，和熊秉坤等人一样，驻守在城外塘角的混成协辎重营士兵也相约当晚发动起义，在晚上七点后，革命士兵李鹏升等人用洋油灯点燃了堆积的马草，宣布起义。

熊熊的大火，清脆的枪声，驻守武昌的新军各兵营立刻沸腾了，革命士兵们纷纷冲出营房，他们本能地向枪械所、炮台、制高点冲去。当时的19标（相当于团）、30标离最早发难的工程营最近，革命士兵们听到枪声后便在代表蔡济民、彭纪麟率领下，直奔楚望台。临近的测绘学堂学员听到枪声后，也迅速整队奔赴楚望台；加上驻扎左旗营房的第31标和第41标的部分士兵，楚望台已经成为当时革命的制高点。

在城外塘角的大火燃起之后，辎重营、工程队和炮队11营的士兵纷纷响应，他们一边迅速进城攻占了凤凰山高地，另外还派了一些士兵循着枪声前往楚望台接应。同时，城南的南湖炮队第8标宣布起义，他们在工程营的接应下顺利进城，并迅速占领楚望台和蛇山等处高地，布置炮阵。南湖炮队举义以后，附近的第32标和马队第8标也响应革命，他们纷纷汇集到楚望台、蛇山、凤凰山等地，展开军事行动。

新军士兵的起义可不同于孙中山和黄兴那些人组织的会党及学生起事，他们都是久经军事训练的专业人士，一旦动作起来，那可就是非同小可了。当时参加起义的革命军已经近四千人，而尚未起义的清军兵力也不过五千人。更重要的是，革命军集中兵力，而能与之对抗的只有守卫督署及其附近的第8镇司令部约两千清兵。因此，无论是人数上还是士气上，革命军都占据优势。

当晚十一点后，革命军在蛇山炮兵的有力支援下，向总督署连续发起了三次猛烈的进攻，最终在凌晨两点攻占了第八镇司令部。湖广总督瑞澂见势不妙，慌忙带领卫队逃往江上的“楚豫”舰，而鄂军提督、第八镇统制张彪见大势已去，只得率领残兵败将撤往汉口刘家庙。

当清晨的第一缕眼光洒落在昔日威武的督署辕门时，这里已经成为了革命士兵的占领地。在这天上午，那位自诩“不动声色”的总督大人和“忠诚奋发”的统制大人早已逃之夭夭，而剩下的那些布政使、提法使，还有武昌知府等大小官员，都面无表情的逃离了他们职守的衙门，并无一人反抗或者殉节。

10月11日上午十一点，在雄踞武昌城的蛇山之巅，飘起了一面红底十八星的大旗，它宣告了一个旧官府的死亡，也同时昭示了一个新政权的成立。

由于当时起义的领导人大都遇害或者下落不明，参加革命的士兵又缺乏威望，由谁来出面组织新政府便成了最紧迫的问题。革命士兵们首先找来的是湖北咨议局的议员们，并准备公推议长汤化龙作为军政府都督。在局势不定的情况下，汤化龙虽然表示赞成革命，但又以“非军人”、“不知用兵”的借口加以推脱。大家想来想去，便想到了一个人。

这便是湖北新军中地位仅次于统制（师长）张彪的协统（旅长）黎元洪。黎元洪原本是海军出身，他早年毕业于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1894年曾随同“广甲”舰参加了中日黄海大战，舰毁后黎元洪凫水获救。战争结束后，北洋海军的军官一律被斥革，后来黎元洪投奔了张之洞，并得到重用。在武昌起义爆发之时，黎元洪正担任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相当于一个加强旅）统领。黎元洪本是旧派军官，在编练新军中多次镇压革命活动，并曾亲手杀害革命士兵。武昌起义爆发后，他自知情况不妙，当时正躲在幕友刘文吉家中避难。

正当黎元洪惊魂未定的时候，门口突然传来一阵喧哗——革命士兵找上门来了。据说，黎元洪在情急之下躲进了床底，但最终还是被拽了出来。在吴兆麟等人的簇拥下，黎元洪无可奈何的来到咨议局。当他得知革命士兵要他当军政府都督的时候，他惊慌得连声道：“莫害我！莫害我！”

由于黎元洪死活不肯在安民告示上签字，革命士兵一怒之下，有个人便自己拿笔代黎元洪签上了他的大名。于是乎，“黎都督”之名在武昌城不胫而走。

12日，汉口和汉阳先后光复，武汉三镇全部落入革命军之手。在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黎元洪的态度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慷慨激昂地表示：“自此以后，我便是军政府之一人，愿与诸君共生死。”而咨议局的汤化龙等人也异常活跃，他们和黎元洪频频商议，对军政府的组合问题进行了精心设计。

17日，在“祭天大典”后，黎元洪宣布了湖北军政府的组成名单。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除了孙武出任军务部长外，其他六部均为黎元洪的部属和汤化龙的亲信，首义的革命士兵们反而靠边站了。

正文六、各地纷纷独立，清廷大势已去

武汉自古为五省通衢，起义的消息传开后，清廷极为震惊和恐慌，在派出陆军大臣荫昌率领北洋军南下镇压的同时，又调派了萨镇冰率海军军舰和长江水师前往助剿。

北洋军是很厉害，但荫昌却指挥不动，这些人都是袁世凯训练出来的队伍，袁世凯让他们走，他们就走；让他们停，他们立马不动了。武昌举义后，各地的形势是一天比一天糟糕，摄政王载沣这下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却又无处下手。

正当湖北的革命军占据武汉的时候，湖南新军也于10月22日起义响应。在革命党人焦达峰等的策划下，湖南新军几乎没有遇到哪怕像样一点的抵抗，便已经占领了巡抚衙门。据说，这些革命士兵还没有杀到巡抚衙门，便远远看到院内竖了根大旗杆，旗杆上飘着面大白旗，旗上写着两个大字，待到走近一看，原来竟是“大汉”二字！

原来，巡抚余城格早已逃之夭夭，特树一旗表示诚意。于是，湖南的革命除放了三声信号枪外，便已是兵不血刃地光复了长沙。

在湖南起义的同一天，陕西西安的革命党也宣告举事。西安将军文瑞和护理巡抚钱能训自知新军不可靠，正当他们打算将其调出西安以分散其兵力时，消息突然走漏了出去，革命党反先行一步，逼得文瑞投井自杀，钱能训举枪自伤。发难的指挥者为新军管带张凤翙和张益谦，两人既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又是同盟会员，由此一呼百应，革命自然成功。

在陕西革命党起事的后一日，江西九江的新军也宣告独立，九江知府朴良被赶走后，标统马毓宝被公推为都督。九江独立后不过一周，革命党人便冲进南昌，把巡抚衙门占了，原巡抚冯汝骙又羞又愤，竟然在遣送途中吞金自杀，成为汉人官僚中为清朝殉节的第一人。

九江独立后的第二天，革命党人将新任广州将军凤山炸死，两广总督张鸣歧自知大势已去，只得于11月9日接受地方士绅“和平独立”的要求，随后便逃到了租界，保命要紧。随后，革命党胡汉民从香港赶来并做上了广东都督。胡汉民做上都督后，革命党人蜂拥而至，朱执信、廖仲恺、陈炯明等全部齐聚广州，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陕西革命后，邻省的山西革命党也跃跃欲试。10月29日，山西新军发难，革命士兵迅速攻占了巡抚衙门，并将巡抚陆钟琦与协统谭振德当场击毙，太原宣告光复。随之，山西各界代表在咨议局开会，公推标统阎锡山为山西都督，由此成就了老阎近三十年的山西土皇帝事业。

接下来宣布革命的是云南。10月30日，倾向革命的新军协统蔡锷和革命党人唐继尧等人经过多次密谋后发动起义，随后同总督李经羲和19镇统制钟麟同的清兵展开激战，最终将钟麟同击毙，李经羲被俘获，昆明光复。

最可笑的是浙江巡抚增韫，他见各省纷纷独立，心里不免愁灼万分，每日都要召集官绅开会讨论，偏偏那些绅士每日以“独立”为请，增韫听了更是头皮发麻。浙江本就是革命党活动频繁之地，他们见武昌首义成功，自己哪能无动于衷？当时便有陈其美等人策划要在杭州和上海同时举事，把场面闹腾大点。

不料陈其美等人尚未准备妥当，上海革命党便率先发难。得到消息后，浙江革命党自然不甘落于人后，次日便组织了敢死队前往巡抚衙门扔炸弹。这炸弹一响，革命党便纷纷冲进署门，那些巡抚卫队个个目瞪口呆，竟然不敢抵抗，急得巡抚增韫只得往马厩里藏身，不巧革命党眼明手快，当场给逮了个正着。好在增韫并无恶行，最后被礼送出境了事。随后，浙江成立军政府，立宪派首领汤寿潜被推为都督。

本来杭州、上海两地的起义都是陈其美来组织，不料11月3日闸北巡警率先发难，随后商团武装又在南市起事，上海道台刘燕翼和知县田宝荣只得仓皇逃往租界保命要紧。随后，陈其美率领革命党攻打最后一个堡垒江南制造局，将其拿下后于11月4日宣告上海光复，陈其美也就此当上了上海都督。

就在上海举义的同一天，贵州革命党人也率兵攻打贵阳城。早在数日前，咨议局的议员们便劝告巡抚沈瑜庆反正，但沈巡抚不肯答应。11月3日，等到革命军打进城来，沈巡抚见大势已去，只得拱手交出政权，黯然下台。后来，云南的唐继尧率滇军进入，并当了贵州都督。

武昌首义不到一个月，各省便纷纷响应，那些尚未光复的巡抚也是左右不定、坐立不安，最后有两个省的巡抚一狠心，也宣布独立，“咸与维新”，这便是广西与安徽两省。广西巡抚沈秉堃反正后不久，便被副都督、革命党人陆荣廷给挤走。安徽巡抚朱家宝在合肥、芜湖等地相继宣告独立后，也在省城安庆宣布独立，并自任都督。不料此举遭到了革命党人的强烈反对，他们不准朱巡抚自行革命，于是便在11月11日宣布重新独立，并以王天培为都督。后来朱家宝又煽动巡防营闹事，夺回军政大权。革命党人大愤，向九江军政府求援，于是李烈钧便派兵进入安庆收拾残局，最后由革命党人孙毓筠出任安徽都督。

江苏巡抚程德全的反正则充满了喜剧性。11月4日晚，起义成功的革命党派出50人的小分队前往苏州策反新军，次日新军和革命党便进入苏州，并占领了各大衙门，要求程德全宣布独立。一向谨小慎微的程德全倒还算镇定，说：“值此无可奈何之际，此举未始不赞成”，便顺应了革命。为表示革命的诚意，程德全特命人用大竹竿将巡抚衙门大堂上的檐片挑去几片，以表示与清廷划清界限。在大瓦片“哐当”落地声中，江苏也宣布加入了革命阵营——程德全昨天还是大清的江苏巡抚，一眨眼便又成了革命阵营中的江苏都督。

在龙旗频频落地中，也不是没有反抗的，譬如在福建。福建革命党人彭寿松从日本回来，在争取到福建新军协统许崇智等人的支持后，决定在11月12日发动起义。11月8日，福建咨议局议员劝告闽浙总督松寿交出政权，但松寿脑子不开化，偏要顽抗到底。受此刺激，革命党当天晚上便发动起义，松寿也组织了旗兵拼死抵抗，双方竟然激战了一个晚上。最后，革命党和新军击溃旗兵，松寿见大势已去，吞金自杀，福州将军被击毙。于是，福建便也落入了革命党人的手中。

引发众多革命的四川反倒晚于其他省份独立。11月22日，重庆首先宣布独立，随后其他各府、州、县才陆续独立，唯独剩下省城成都被革命军包围，久久未能攻破。11月26日，新授四川总督的端方在入川途中被他带领的湖北新军士兵所杀，四川的局势更加混乱。要说起来，端方虽是满人，但他本人倒是一名开明且有才干的官员，而且并无恶行，值此反满风潮中殒命，也是可惜可怜。四川总督赵尔丰则是在端方被杀的次日宣布反正，但他本人未及逃走便被革命军抓住正法。

如此一来，南方各省在辛亥年12月前便都已宣告独立，就连长江上的十多只海军军舰，也在革命党的策划下投了革命军。有意思的是，在南方革命各省中，飘扬的旗帜却大不相同：湖北、湖南、江西打的是十八星旗；广东、广西、云南和福建飘的是青天白日旗；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用的是光复会的五色旗；陈炯明在惠州举义时，手里拿的居然是古老的“井”字旗；至于那些反正的省份倒没那么复杂，他们只管挂出一面白布算是顺风旗——顶多在旗上写上“大汉”或者“兴汉”几个大字。

北方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山东巡抚孙宝琦，这位庆亲王奕劻的儿女亲家，居然也在风潮中宣布独立，这可真是让清廷寒心不已。好在孙巡抚后来良心发现，他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又宣布取消独立——实在是一场闹剧。就连东三省也不太平，吉林、黑龙江也搞了保安会，奉天也杂入革命军，革命党蓝天尉还自称为都督。

让清廷稍微感到安慰的是，两江总督张人骏、将军铁良及辫帅张勋对朝廷忠心耿耿，尽管南京兵少城孤，但还是在四面楚歌中顽强地和革命军对抗，实在是可歌可泣。但是，进攻南京的江浙联军却也不屈不挠，宁军总司令徐绍桢、镇军总司令林述庆，还有浙军总司令朱瑞、苏军总司令刘之杰等，革命军会集三万多兵力向南京发起猛攻。提督张勋也有几分能耐，他督率了十八营如狼似虎的辫子军与革命军对垒，开始倒也未见吃亏，只是最后革命军实在攻得紧了，张勋只得带着他的人马开城逃走，于是南京也落入了革命党的手中。

如此一来，全国各省十去其八，清廷只剩下北方几个省还没有宣告独立，大势已去矣。

正文七、袁世凯从容拔树，摄政王退政慌张

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便以“首义”的资格向其他各独立省份发出筹建全国临时政府的通电，而上海、江浙都督在两天后也提出了类似的提议，并电邀各省代表来沪商谈。由于革命阵营一下子出现了两个声音，上海方面为尊重武昌首功，同意了在武昌会议的通电。

不料各省代表陆续抵达武昌后，袁世凯指挥的北洋军也已经大兵压境。10月27日，清廷将督师无功的陆军大臣荫昌召回后，袁世凯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前往督办湖北剿抚事宜，并授予统一指挥前线水陆各军的大权。

尽管军权到手，但袁世凯仍旧未置可否，不肯即刻出山。两天后，山西又爆发起义，宣布独立，而驻扎滦州的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联合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联合电奏清廷，提出“速开国会、改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皇族永远不得充任内阁总理大臣和国务大臣、国事犯之党人一律特赦擢用”等12条要求，并公然致电南方的革命党，表示自己断不会督师南下与革命军作战。

原来，清廷本打算在北方举行秋操，而一些新军将领如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第廿镇统制张绍曾、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等人却秘密决议，打算乘秋操时以实弹射击，先将忠于清廷的禁卫军击溃，然后趁势攻入北京。清廷得知这个消息后，慌忙将秋操计划取消。武昌起义后，驻滦州的第廿镇统制张绍曾将运往前线的大批军火截留，并联合第三镇协统卢永祥、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第卅九协协统伍禄祯等打电报向清政府提出12项要求。

“滦州兵谏”无疑是后院着火，令清廷惊恐万状，因为滦州和北京近在咫尺，一旦倒戈，后果不堪设想。在各方面的压力下，清廷在10月30日以极快的速度颁发了四道谕旨：一是罪己诏，皇上承认自己“用人无方，施治寡术”，并誓行宪政；二是迅速起草宪法；三是取消皇族内阁，亲贵不得充任国务大臣；四是赦免戊戌变法以来的所有政治犯。而资政院也不敢怠慢，他们在四天之内便把宪法信条十九条制定上奏，而清廷则在当天就加以颁布，并宣布择期在太庙宣誓，以资信守。

眼见火候已到，袁世凯也就不再装腔作势，他在30日当天便从彰德启程南下，31日抵达信阳同荫昌完成交接，11月1日便进驻孝感，正式接管了军权。荫昌在同袁世凯交接后如释重负，随即便乐颠颠的跑回了北京。

袁世凯的旧部听说袁世凯已经出山，为迎接老首长的到来，随后便对汉口发起猛攻，迫使革命军退出汉口外围。在随后的几天里，北洋军前敌总指挥冯国璋竟然下令纵火助攻，将原本繁华的汉口烧成一片焦土。在隆隆炮声和连夜大火中，百姓携家带口，狼狈逃窜，情状极惨。

11月1日，北洋军攻下汉口，并蓄势进攻汉阳。就在这天，清廷批准了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及国务大臣载泽、载洵、溥伦等人的辞职，并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让他即行来京，组织完全内阁。

据说，袁世凯接到诏旨后放声大笑，这三年多来，他总算是出了心中的一口恶气。不过，袁世凯并不想接受清廷对他的授命，而是等到11月8日资政院按照《宪法信条》正式选举他为内阁总理后，他才于次日带着大批的卫队进京就职。

11月13日，袁世凯到达北京。三天后，由袁世凯组建的新内阁宣布成立，其中民政大臣赵秉钧、陆军大臣王士珍等心腹赫然在榜。正当清廷盼望着袁世凯能尽快剿灭武汉的革命军时，袁世凯却突然不打了。

在袁世凯看来，当时的局势已经不仅仅是武汉一地的问题，而是各省分崩离析的大势；即使能剿灭了武汉的革命军，但其他省份的革命党又如何对付？何况，袁世凯心里也清楚，清廷对他并不信任，一旦渡过难关，自己的命运又将如何呢？如今天赐良机，他也得为自己打算打算。此时的袁世凯已经是百炼成钢，精敏老成，他绝不会轻易的听从清廷的使唤，也不会随意附和革命党的意愿。他要做的，是凭借手里的北洋军从中操控，一方面利用革命军来要挟清廷，另一方面又借清廷的势力来威胁革命军，连哄带吓，既打又拉，将革命军和清廷玩弄于股掌之间。

据说，当时袁世凯曾给他的幕僚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他说：“各位，你们知道拔树的办法吗？专用猛力去拔，是无法把树根拔出来的；过分去扭，树根一定会断折。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左右摇撼不已，才能把树根的泥土松动，不必用大力就可以一拔而起。清朝是棵大树，还是两百多年的老树，要想拔这棵又大又老的树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闹革命，都是些年轻人，有力气却不懂如何拔树，闹君主立宪的人懂得拔树却没有力气，我今天忽进忽退，就是在摇撼大树，等到泥土已经松动了，大树不久也就会拔出来的。”

事实上，早在袁世凯复出之前，他与革命军之间便已经展开接触，当时黎元洪和黄兴都曾经写信给袁世凯，劝他拥护共和，但由于双方在国体是“共和”还是“君主立宪”的问题上谈不拢，最后只好作罢。回到北京后，袁世凯独辟蹊径，他连续三个晚上约见刚刚释放的同盟会重要成员汪精卫（刺杀摄政王未遂），以间接打开与同盟会接触的孔道。

在汉口被攻下之后，袁世凯又派出了亲信蔡廷干前往武昌与革命党人进行试探。袁世凯之所以要派出蔡廷干去谈判，主要是考虑到蔡廷干曾经是北洋舰队的鱼雷艇管带，与武昌首义的都督黎元洪曾有同袍之谊，但蔡廷干到了武昌后，因为双方立场差异太大，仍旧没有谈拢。

由于谈判久久不见成效，袁世凯又决定采取军事行动，以挫败革命军的士气。11月21日，北洋军向汉阳发起猛攻，尽管革命军有黄兴等人指挥抵御，但终因为实力相差悬殊，汉阳在26日便宣告易手。

在攻下汉阳后，前军指挥冯国璋被清廷授予二等男爵。冯国璋在得到电旨后，激动得热泪盈眶，他对身边的幕僚大声说：“想不到我一个穷小子，现在竟然封了爵了！这实在是天恩高厚，我一定要给朝廷出力效劳！”在高兴之余，冯国璋便打算乘胜将武昌一举拿下，日后也能博得加官进爵、封侯拜相，岂不美哉？于是，冯国璋便派重兵占住龟山，架起机关大炮轰击了三天三夜，正当他想发兵渡江时，袁世凯一纸电报发来，命令暂时停战，这顿时浇了冯国璋一头冷水。他没法理解的是，在士气大振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彻底拿下革命党的地盘建立功勋呢？于是冯国璋一边给袁世凯发电报，说现在“机不可失”、“武昌唾手可得”，一边又下令继续炮击武昌，并无放弃进攻的表示。袁世凯得知后勃然大怒，随后连发七道电报，严令冯国璋立刻停止进攻，随后又将其调回北京，委派另一名亲信段祺瑞为前敌指挥。

袁世凯并不急于武汉的战事，他当时要做的，是先将那些皇族亲贵如载涛和毓朗等人，以“亲贵不得预政”的借口从军咨府等机构中扫地出门；不仅如此，就连摄政王载沣也在袁世凯的压力下，于12月6日交出印信，退回藩邸。以载沣的能力和性格，他倒不如回家抱孩子来得自在。

在取得压倒性优势后，袁世凯又向革命军大抛橄榄枝。这一次，袁世凯请出他的好友、英国公使朱尔典出面调停，于是交战双方再次停战议和。在载沣辞去监国摄政王后，袁世凯掌握了清廷的军政大权，随后他又名正言顺的派出议和代表唐绍仪率各省代表南下谈判。

唐绍仪原本是选派留学美国的幼童，在清廷中断留学事宜后返回国内，后来被派往朝鲜，随后便一直在袁世凯手下任事，并深得袁世凯的信任。南方独立各省则选出伍廷芳为议和代表，伍廷芳早年曾留学英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留洋的法学博士，由他来担任南方代表，双方算是旗鼓相当。

12月12日，唐绍仪等人抵达武昌进行谈判。在会晤黎元洪的时候，唐绍仪透露了袁世凯也有意赞同共和，不过得经过国民会议决议后方可让清廷下台。黎元洪得知后，便将消息告知了正齐集南京的各省代表。在同黎元洪取得谅解后，唐绍仪一行人又在革命党人王正廷、谭人凤等人的陪同下，乘坐“洞庭”号轮船顺江而下，前往上海进行谈判。

12月18日，南北双方代表在上海公共租界议事厅开始正式谈判，英、法、德、美、俄、日六国驻上海领事也都作为见证人出席了会议。谈判开始后，双方先就全面停战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终达成了一致。

对于政体问题，伍廷芳首先提出，如今全国人民都向往共和，因此赞成共和是谈判的前提；而唐绍仪表示，袁世凯并不反对共和，但必须召开国民大会（话虽有理，但实难操作），政体应取决于民意。双方各持一词，不肯让步。

实际上，袁世凯最初是希望保留清室，他认为虚君制下的君主立宪比较适合中国国情（如同英国），这样既照顾了清廷的面子，又满足了革命党的要求，而自己又从中掌握了大权，这是他最希望达成的谈判结果。但是，南方代表坚决反对保留清室，他们声称，如果能废除帝制，革命军可以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但前提是他必须拥护共和，放弃君主立宪的主张。总而言之一句话，清帝必须退位。但话说回来，革命党不明白的是，废除皇帝不等于废除专制，不废除皇帝也不等于就是保留专制，譬如英国等西欧国家，他们保留了皇帝，但实行的君主立宪制同样是民主国家；相反，把矛头和火力集中于朝中的那个小皇帝，反而会误导了真正该变革的地方。

对于南方代表要求清帝公开下台的要求，袁世凯也很是为难。从他的心理上来说，他个人虽然希望当上民国大总统，但也不想落下欺负孤儿寡母的骂名，毕竟袁家在清朝三代为官，也不能把事情做绝了；假如能够通过国民大会的形式、以国民公意作为台阶，那就从容多了……但这事不好办哪。

在谈判过程中，南京被江浙联军攻下，原聚集在武昌的独立各省代表迁到南京，也在开始着手筹备临时革命政府，但由于各省革命党派系林立，无人可以服众，一时间相互纷争，临时革命政府竟然无法出台。正当袁世凯还在运筹帷幄、为政体问题大伤脑筋，而革命军阵营为推选领袖而烦恼时，此时海外归来一人，正好将问题迎刃而解。

此人便是孙中山。

正文八、孙中山海外归来，袁总理妙计逼宫

孙中山原名孙文，生于1866年11月（同治年间），广东香山县人，其家世代为农，未见宽裕。1879年，13岁的孙中山离开家乡到檀香山投靠长兄孙眉，由此进入当地的教会学校，读英文，从西学，接受西方教育。后来，孙中山又进入香港西医书院学医，毕业之后曾在澳门、广州开过药店、做过医生，但时间不算长。

甲午战争爆发前，孙中山曾北上投书李鸿章，但令人极为失望的是，投书如同泥牛入海，毫无下文。失望之余，孙中山于当年秋天回到檀香山，并于当年11月成立了革命团体兴中会。兴中会并不是清末历史上的第一个革命团体，在此之前，香港的杨衢云成立了一个名叫辅仁学社的组织，其宗旨几乎与兴中会一模一样，如“推翻清廷，建立合众国”等等。1895年1月，孙中山回到香港后经友人引见，兴中会和辅仁学社合并为一个组织，名字还是叫兴中会。

1895年10月26日，在杨衢云、孙中山等人的组织下，兴中会准备在广州发动起义，可惜的是，由于消息泄露，起义未经发动便告流产。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成为革命宗旨。在后来《民报》的发刊词上，孙中山又将这十六字纲领概括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也就是后来为人们所熟悉的“三民主义”。从此后，中国同盟会作为全国性的革命团体，便开始成为清末革命的领导中心。

同盟会虽然成立了，但孙中山、黄兴等人在西南地区连续发动的八次起义都宣告失败，导致革命党内人心思变，革命气氛至为消沉。在此情况下，孙中山和黄兴等人仍未气馁，决定在广州发动新的起义，这就是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可惜的是，这次起义虽然准备充分，而且同志牺牲极大，但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在武昌起义的时候，孙中山尚在美国。直到起义后的第三天，孙中山才偶然在报纸上看到消息，于是他决定先前往各国游说，以赢得各国对革命的支持并筹集巨款回国。可惜的是，各国政府都是些势利眼，他们对武昌起义持中立态度，对革命党也不抱信心，结果孙中山转了一圈也没有获得实质性成果，最后于12月21日打道回国。

孙中山的回归，倒是顺利解决了革命阵营推选领袖的问题，因为这时只有孙中山才具备出任临时大总统的资格和威望。在万众瞩目之下，孙中山于12月25日抵达上海，正当他高举礼帽、向欢迎群众频频致意的时候，一个不识相的记者挤上前去，劈头便问：“孙先生，你这次带了多少钱回来？”孙中山一愣，说：“予不名一钱也，所带来回者，惟革命精神耳！”

1912年1月1日上午，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在同盟会员及上海社会各界人士的簇拥下来到上海火车站，一行人随后登上前往南京的专列；下午5点，总统专列抵达南京的下关车站，在革命军鸣响21响礼炮后，孙中山登上彩绸花车，在沿途骑兵的护卫下，一行人前往临时大总统府出席就职典礼。

由于形势发展太快，革命事业凡事就简，临时大总统府也就直接设在原来的两江总督府。当晚10点，临时大总统府里各界人士济济一堂，就职典礼在一阵雄壮的军乐声中开始。首先，由独立各省代表会的临时议长宣布选举结果；随后，当选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宣誓就职，誓词如下：“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宣誓结束后，典礼在“中华民国万岁”的欢呼声中结束，整个过程简短而隆重。

袁世凯在得知孙中山已经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当场就把鼻子给气得歪了过去：他费劲心思的在革命军和清廷之间上下其手、摆弄平衡，眼看就要大功告成，没料到半路杀出个孙中山，将他的计划完全打乱，是可忍，孰不可忍？

老虎不发威，你还当我老袁是病猫。随后，袁世凯怒气冲冲的将北方议和代表唐绍仪撤下，并宣称之前谈判所达成的协议通通无效，之后的谈判必须由他本人来亲自负责。不仅如此，袁世凯还公开声称“君主制度万万不可变更”，“只有维持君宪到底，不知其他”云云，作为对南京革命党人的反击。

为了给南方的革命党制造些压力，袁世凯在孙中山就职的第二天又唆使自己的心腹大将段祺瑞、冯国璋等四十多个北洋军将领发表通电赞成君主立宪，这些武人们声称，如果以少数人的意见采取共和政体，北洋军势必拼死抵抗。

袁世凯可谓老奸巨猾矣！他不仅用这个电报来恫吓革命党，还拿着这个电报去向隆裕太后表忠心，乘机将太后的300万两内帑骗出，一石二鸟，果然是技高一筹。

事实上，袁世凯也没有钱打仗。他表面上威吓说要与南方革命党兵戎相见，但在暗地里，南北谈判其实仍旧在继续进行。革命党终究年轻了点，也没有政治经验，他们在袁世凯要动武的恐吓之下很快就妥协了，称“只要袁世凯赞成共和，民国的大总统便非袁世凯莫属”。

在听说南方革命党想以总统之位换取他支持共和的建议后，袁世凯佯装大怒：“某为大清总理大臣，焉能赞成共和！欲使余欺侮孤儿寡妇，为万世所唾骂，余不为也！”

但是，袁世凯也不想将谈判之路完全堵死，他随后又发电报质问南方议和代表伍廷芳：“选举总统到底是何用意？假设国会议决实行君主立宪，该政府及总统是否取消？”

在得到南方革命党选举他做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再三保证后，袁世凯随后又抛出橄榄枝，假惺惺的表示，等到“将来国民程度渐渐开通，懂得共和的真谛，再慢慢改为共和政体”。但是，袁世凯也提出要求，那就是革命党必须承诺在清帝退位后给予清室优待条件，他也不想把事情做得太绝。

在不断的交涉中，双方终于达成了共识。时机既已成熟，袁世凯便开始了他的逼宫计划。1月16日，袁世凯便随同庆亲王奕劻（早已重金买通，用于敲边鼓）进宫，他一面跪在地上痛哭流涕的向隆裕太后报告了“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仅靠北洋六镇已经无法防卫京津；人心涣散、如江河决”的险恶形势，一面又絮絮叨叨的向隆裕太后说了一通“变更国体，实行共和，换取优待条件”的好处，直说得隆裕太后泪落不止。

数天前还口口声声说不负于孤儿寡母的袁大总理，今天怎么就像是换了一个面孔一般？

隆裕太后一个妇道人家，她深居内宫，哪里知道袁大总理此刻已经吃下“民国总统非他莫属”的定心丸！袁世凯见隆裕太后还没明白他的意思，于是又恐吓道：“倘若不答应革命党的条件，弄不好会像法兰西革命一样，届时皇室连子孙后代都不复见！”

在袁世凯的连哄带吓和奕劻的假劝真骗下，隆裕太后最终只能呜呜咽咽的说：“我们母子二人，命悬卿手，总要卿好好办理，好好歹歹，教皇族无恙、我们母子得以保全，此刻我也顾不得列祖列宗了！”

情景如此凄惨，袁世凯也只好陪着隆裕太后抹了几把伤心泪，这才慢慢退出。

等袁世凯出了皇宫，此时已是晌午，街头上人头攒动，还是像往常那般的热闹，老百姓哪里知道即将要改朝换代！不过袁世凯此刻的心情还很不错，毕竟再难说的话也已经说了出去，而且事态的发展看起来也和自己的想象一样。

正当袁世凯心满意足的长舒一口气时，突然黑溜溜的一个东西从对面的茶楼上猛地抛了过来，说时迟那时快，只听“轰”的一声，周围浓烟滚滚，火星四溅，马车边护驾的卫队长和另一个卫士当场便飞上了西天。所幸这颗炸弹离袁世凯的车驾尚有半米之远，火焰虽然舔了他的毛发，身上却无大碍。

遇刺的袁世凯虽然惊骇，倒也还算镇定，他立刻喝令卫士们快拿匪徒。那些卫士们得令后哪敢怠慢，一个个如狼似虎般的猛扑茶楼，当场便捉住行凶的三人。经审讯后，这三人原是直隶的革命党，说是要自制炸弹炸死袁总理，为革命党报仇云云。

原来，袁世凯回京就任内阁总理大臣前便已发生“滦州兵变”，而其中又以第六镇吴禄贞最为大患。吴禄贞本是早年在日本学习军事的革命党，曾在庚子年暗中声援湖北唐才常的自立军，在唐才常兵败被杀后，吴禄贞又潜回日本学习。由于他和禁卫军统领良弼是日本留学的校友，后来又谋得了第六镇统制之职。当然，这是袁世凯退隐彰德后的事情了。

对于此等人物，袁世凯当然不敢掉以轻心。滦州离北京太近，这些革命党太冲动，弄不好就会坏了自己的大事。再者，万一这革命党先下手为强，把北京给攻破了，把清朝皇帝给杀了，届时恐怕自己也收拾不了局面了。此事非同小可，不可不防！

兵变后没几天，吴禄贞正在石家庄的火车站时，突然有兵士向他敬礼，吴禄贞见其肩章是自己部下，开始也没有怀疑，只是应答如常。不料那人突然从靴筒里抽出短刀，猛然间向他突刺。吴禄贞正要拔出手枪，旁边又涌出十几名兵士向他开枪，吴禄贞虽然骁勇，但毕竟枪弹无情，只听“扑通、扑通”几声，吴禄贞和他的随员便一命呜呼，连人头也被割了去。

至于滦州起义的那些革命党，袁世凯回到北京后立刻派出北洋军第三镇统制曹锟和通永镇总兵王怀庆领着些虎狼之师，不消两天便将那些革命党镇压得稀里哗啦，领头的王金铭、施从云等几个革命党相继被杀。就在袁世凯挨炸的前一天，通州的革命党总部也被北洋军围了个水泄不通，正准备发动起义的王治增等7名革命党惨遭斩决。革命党在北方本就无甚基础，与南方又不通声息，结果很快便被北洋军一举荡平。

失败后的北方革命党胸中愤懑，决计要组织暗杀团，将袁世凯这个穷凶极恶的共和障碍去除，为死难者报仇。在他们看来，袁世凯阴险狡诈，言而无信，若要推翻清王朝，就必先除掉袁世凯。就在袁世凯入宫奏事的那天，十几名革命党兵分三路，分别在袁世凯入宫的必经之路上设下埋伏，准备将之刺死。

等到袁世凯出宫后，他在卫队的护卫下安然通过了前两处埋伏，等到了三义茶楼的时候，埋伏在楼上的三个革命党见袁世凯已到楼下，便将早已准备好的炸弹朝着马车顶上扔了下去。可惜的是，落弹点离目标马车尚有些许距离，结果袁总理有惊无险，安然无恙，倒是炸死了两匹马、外加晦气的袁世凯的卫队长袁金标和另一名卫士。

袁世凯这次遇刺未中，虽然被惊吓了一下，但实际上帮了他的大忙。因为当时满朝的亲贵都知道袁世凯在暗地里私通革命党，而革命党也公开声称要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现在经过这么一炸，隆裕太后也就打消了对袁世凯的猜疑，觉得袁总理还是清朝的大忠臣，并不是传说中那个卖主求荣的奸贼。而且，袁世凯的这次遇刺也说明，他之前与隆裕太后说革命党已经大批潜入京师，此事并非是空穴来风。

据说，在袁世凯遇刺后的几天里，隆裕太后每日都带着宣统帝躲进皇宫下的密道，生怕革命党也给他们来一下。在这风声鹤唳中，清朝的灭亡也就开始倒计时了。

正文九、宗社党妄图保皇，革命党炸死良弼

刺杀事件发生后，三个革命党被正法姑且不提，袁世凯却正好借此机会闭门不出，说是要在家养伤，不去见、也不好意思再去见隆裕太后。

在袁总理已经不露面的情况下，国事一日坏似一日，隆裕太后急得没办法，只得召开御前会议来听取皇室近亲宗室对退位的意见。等到要开会了，袁世凯并不出席，只委派了赵秉钧、梁士诒作为代表前来参加。那些亲王、郡王们平日里有说有笑，真正要解决问题了却什么主意也拿不出，到会场只顾彼此闲谈，丝毫不提国事。

恭亲王溥伟（恭亲王奕之孙）毕竟年轻气盛，他见了这般景象后不免焦躁，便厉声质问赵、梁二人究竟所议何事。赵秉钧是袁世凯的心腹，知道溥伟不过虚张声势，只淡淡的说：“革命党势大，各省又纷纷响应，北洋军无饷无械，今天要议个国体问题。”

溥伟听后大怒：“朝廷用了袁世凯做内阁总理大臣，要的是他讨贼平乱，如今汉阳已经收复，正当乘胜痛剿，却又罢战议和，这是何道理？倘若遇贼即和，人人都可做到，又何必用他袁世凯？”

赵秉钧、梁士诒一时语塞，庆亲王奕劻这时倒跑出来打圆场：“议事不可争执，况且事体重大，我们也不敢决断，还是请旨办理的好。”

正说着，隆裕太后带着小皇帝来到，她见醇亲王载沣、庆亲王奕劻、恭亲王溥伟、贝勒载涛等人都已到齐，便缓缓坐下，在扫视会场一圈后问：“这革命党要改国体，你们看是君主好还是共和好？”

听了这话，下面的那些人都不吭声，只说由太后决断。隆裕太后叹了口气，说：“我何尝想要什么共和，只是袁世凯说那革命党太厉害，我们又没枪炮又没饷，万不能打仗。”溥伟听后，便上前奏道：“乱党实不足惧，冯国璋在汉阳已经破敌，只要发三个月军饷，定能剿灭乱党。”隆裕太后说：“前次发饷，内帑已经让袁世凯全部拿去了，如今这外国人又不肯借钱，我实在没钱了啊！”溥伟说：“皇太后只需将宫中金银器皿赏出几件，以充军饷，前方将士必然感奋用命。前几年，日本和俄国开战，日本皇帝和皇后不也都拿出自己的金银首饰来充军饷吗？”隆裕太后犹豫了一下，她胆怯地说：“胜了固然好，要是打输了，岂不是连优待条件都没有了？岂不是真的要亡国了？”这时的隆裕太后，在袁世凯的多番恐吓之下，早已是方寸尽乱。想起两百多年前在煤山歪脖子树上吊死的崇祯皇帝，隆裕太后难免感到不寒而栗，全身发颤。亡国之君，寡妇孤儿，谁让自己运气不好，接到了这最后的一棒呢？

这妇人的心态毕竟不同于男人，她遇到问题往往会往糟糕的结果上想，而且是越想越怕，一味的钻死胡同。袁世凯说军队没有饷银、打不了仗，这确属实情，隆裕太后对此何尝是心知肚明，这万一打不过革命党，到时连身家性命都保不住，现在还眷恋这个皇位干什么呢？再说了，袁总理好说歹说，总算是为她们母子争来了优待条件，只要今后性命无虞，生活有保障，未尝不可考虑呢！这当皇帝有什么好，责任重大、累得半死不说，搞不好还要祸及子孙，如果就此卸了这个重担，每年有个四百万元皇室优待费，而且仍有皇宫可住，还可以在紫禁城内做天子嘛，这和原来有什么区别呢？

溥伟和肃亲王善耆、辅国公载泽数人还在那里哓哓不休，非要主战不可，隆裕太后被他们吵得没了主意，便问摄政王载沣的弟弟、军咨处大臣载涛：“载涛，你管陆军部，你知道我们的兵是怎么样的。”

载涛脸一红，连忙磕头说：“奴才是练过兵，可没有打过仗，这事我不知道。”隆裕太后听后，默然许久，没了声音。过了好大一会，她才说：“行了，你们都下去吧！”

溥伟还不服气，会后又找了几个懂军事的亲贵，组织了一个什么宗社党，非要抗拒到底，拼死保卫皇家尊严。当时宗社党的主要成员除了溥伟外，还有前陆军大臣铁良、禁卫军统领良弼数人，其中又以良弼最为积极。良弼本是睿亲王多尔衮之后，其祖父伊里布还曾在道光朝做过内阁大学士，一向受恩深重。良弼早年丧父，小时候与母亲相依为命，长大后事母极孝，后来又被公派前往日本学习军事。1903年，良弼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第二期毕业，回国后正好禁卫军成立，清廷便任命他担任了统领之职，禁卫军由其一手掌握。良弼在满人亲贵中算是有本事的人，但其为人孤傲，掌权的庆亲王等人并不喜欢他，倒是溥伟等人与之意气相投。不过，在袁世凯担任内阁总理大臣后，良弼掌管的禁卫军此时已经划归前线回来的冯国璋负责，但良弼还不死心，因为禁卫军的旧部多是旗人，他还具有一定的威信。

当时良弼等人夸下海口，说要召集旧部，如果在三个月内不剿平乱党，情愿斩去颈上头颅云云。这话传到革命党的耳中后，登时惹怒了一位义士。此义士来自四川，姓彭名家珍，其人性格游侠，崇武好勇，也曾留学东洋学习军事，回国后又在四川、云南、奉天等地做过军官。彭家珍久蓄革命之志，对暗杀主义最为赞成。武昌起义后，彭家珍潜入京城，正要打算做一番大事业时，恰好此时良弼风头正劲，活该他做一短命鬼。

1月26日晚，彭家珍写好绝命书，将自己打扮成新军标统的模样，然后先去了金台旅馆，用奉天新军标统崇恭的身份开了房，随后又命旅馆伙计给他找一辆马车，届时一起结账。在炸弹弄好后，彭家珍便将之藏在外套里，然后坐着马车出门，直奔良弼宅第而去。

等到良弼府门后，彭家珍拿出预先伪造的标统崇恭的名刺，称自己是从奉天来，有要事要见良弼。良弼府上的看门人接过名刺，说：“大人去了陆军部公干，尚未回来。”说完便请彭家珍前往客厅稍坐等候。彭家珍听后有点踌躇，他担心看门人等良弼回来后将伪造的名刺递上会引起他的怀疑，于是便推脱说自己还有事要办，等会再来不迟。

出了良弼府门，彭家珍便走到看门人看不到的转角处等候。没多久，一辆马车绝尘而来，彭家珍见后料定是良弼回来，于是便随后跟上。等良弼下了车正要进门时，彭家珍迎上前去，高声唤道：“良弼兄，别来无恙啊？”说完，彭家珍便递上崇恭的名刺。

当时已是黄昏时分，良弼见一军人模样的人唤自己，他未及细看，便顺手接过名刺。就待良弼低头细看的瞬间，彭家珍后撤一步，随即从外套中掏出炸弹，直通通的向着良弼扔了过去。乖乖，只听“轰”的一声巨响，尚未等良弼反应过来，便已被炸了个四分五裂，没等到外国医生前来救治就上阎王爷那里报到去了。至于肇事者彭家珍，因为后撤距离不足，炸弹的碎片崩过来直扎他的头部，反比良弼要先走一步。

良弼此人，虽说抗拒共和，倒也为官清廉，倘若不生在王朝末日，或许也能成个杀敌的主将，称得上是清室忠臣。再者，良弼在军界中有“伯乐”之称，其提携人才也是不分满汉，不遗余力，如吴禄贞、蒋百里等人都是由他推举提携，其为人也算是可亲可敬，此次被杀，虽说可惜，却也是死得其所。

倒是良弼死后遗下三个女儿，当时虽得清廷抚恤，但钱尚未发下，清廷便已倒台，最后遗属落得穷困潦倒，几乎流落街头。所幸后来良弼的一个好友在民国为官，总算为其子女争得些许恤金勉强度日。

在良弼被炸死之后，京城中到处传说革命党已经进城，那些满族亲贵一个个都被吓成了惊弓之鸟，简直就是闻风而逃，不成体统。就连之前那些大言不惭、誓死保卫朝廷的宗社党们，也多半在将家产折现存入外国银行的同时，纷纷携家带口，躲进了天津、大连的租界，最不济的也在京城的六国饭店租下了房间，为自己留条后路。

至于那位风头最劲的恭亲王溥伟，这时非但没了声音，连动静都没有了。在老福晋的严令之下，溥伟将全家都搬到了天津——还是先保自己的命要紧，宗社以后再说吧！

在谣言四起、人心惶惶的时节，最恐慌的其实是隆裕太后，她是哪也出不去，唯有守在紫禁城里愁云惨淡，每日以泪洗面。当时唯独不受影响的，只剩下那七岁不到的宣统小皇帝，他倒是像往常一样在宫中无忧无虑的玩耍，对即将亡国的命运浑然不觉。

等到袁世凯派人来逼得紧了，隆裕太后只得再次召开皇族会议，决定国体问题。但令她目瞪口呆又心酸无奈的是，这次竟然半天都不见人来。亲贵们虽然爱朝廷，但革命党的炸弹是不长眼的，还是暂避锋芒为好！

人都跑光了，大清朝想不亡都难。

正文十、优待条件要商量，清帝退位凄惶惶

正当隆裕太后叹气的时候，内侍太监又送来了一份电报，这不看则罢，一看几乎是魂飞天外——这哪里是什么电报，简直就是一道催命符！

隆裕太后尚未来得及看电报的内容，倒是先看到上面密密麻麻的写着许多人的名字，心里已知大事不好。原来，这份电报是前线的北洋各将领联名发来的，大概内容是：“如今全局危迫，四面楚歌，暗杀党遍布都内，稍疏防范，祸变即生，两宫亦陷于危险之地；共和制度浩浩汤汤，原已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事至今日，唯有俯仰民意，为皇太后皇上求一富贵尊荣，也使四万万人免受战祸，死于非命。三年以来，皇族之败坏大局罪实难数，现有一二王公，仍行阻扰，以致恩旨不颁，万民受困，皇上欲求之一安富尊荣之典、四万万人欲求一生活之路而不见许，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痛陈利害，挥泪登车，昧死上达！”

电报的最后一句简直就是杀气腾腾，要是这北洋军回师北京，这清廷上下哪里还有活路？所谓养兵千日，一日反噬，这下可真是彻底的完了。隆裕太后看了这个“瑞”字，岂不是武汉前线第一军的统制官段祺瑞？在他的后面，还排列着一大串的名字，什么姜桂题、倪嗣冲、何宗莲、段芝贵、曹锟、王占元、李纯、鲍贵卿、徐树铮等，一股脑儿有四五十人，个个都是北洋军的统兵大员。

隆裕太后看到这里，不免打了个寒战，渐渐迷糊了起来，口里直说：“这该如何是好？如何是好？”恰好这时太子太保世续赶了过来，他见隆裕太后已是六神无主，只得奏道：“皇太后心焦也无甚用处，事到如今，也只有请袁世凯去与南方的革命党议一议，看如何个优待条件法子。”隆裕太后抹了抹脸上的泪，带着哭腔道：“国家这些年费了多少金银，谁想到却养成了这班虎狼之师？我倒不如像先帝爷一样，早死了干净！”

话虽这么说，隆裕太后在走投无路之下也只得同意退位，并请袁世凯入宫商议。袁世凯听说隆裕太后已经答应退位，立刻忘了革命党给他留下的伤势，随后便喜滋滋的入得宫来。等见了隆裕太后，他还要故作不忍，说：“事关重大，还请近支王公商议后再行定夺的妥当。”

不说则罢，一说到这痛处，隆裕太后忍不住又掉眼泪：“现在还说什么近支王公，一个个早就跑没影了！摄政王载沣倒是留在京城没走，可叫他来又有什么用？”话说到这份上，袁世凯也就不再谦让，他拿着早已拟好的优待条件文书给隆裕太后看过后，便径直出宫发电报去了。

再说革命党这边，这时也在南京组织了一个临时参议院，等到袁世凯的电报一到，大家姑且搁置了其他议题，专心致志的审查这份清帝退位文书。

刚一打开，电报的抬头上便写着“关于大清皇帝优礼之条件”几个大字，众人见后立刻一片哗然，说：“这清帝退位、清室已亡，还扯什么‘大不大’的，就是‘优礼’二字，也属不妥。”一议员插嘴道：“直接改成‘清帝退位之优待条件’，岂不方便？”众人听后，拍手称好，便命书记员另纸记上。

待看到第一款：“大清皇帝尊号，相承不替，国民对于大清皇帝，各致尊崇敬礼，与各国君主相等”，众人读后更是大笑，说：“清帝既已退位，我等国民还去尊崇他作甚？不如直接改成‘清帝退位后保留尊号，待以外国君主之礼’即可。”

电报稿的第二款：“大清皇帝岁用，每岁至少不得短于四百万两，永不得减额。如有特别大典，经费由民国担任。”对于此款，众议员倒无甚意见，只是将“四百万两”改成“四百万元”，将“特别大典”一条删去。

第三款则写着：“大内宫殿或颐和园，由大清皇帝随意居住，宫内侍卫护军官兵，照常留用。”一看到这条，众议员立刻跳了起来，说：“既然已经退位，怎能再在宫禁中居住，难道尚要做个万年皇帝不成？”一议员接口道：“何不让他搬到颐和园居住？”另一议员则反驳道：“颐和园规模宏大，耗费巨资所修建，岂不便宜了他？”一群人在争吵间，一老成稳重的议员道：“既然清帝已经答应逊位，倒也不可过于逼迫，稍给他留点颜面为妥。”众议员一想也是，便改成：“清帝逊位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照常留用。”

接着便是第四款，“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妥善保护，并设守卫官兵，如遇大清皇帝恭谒陵寝，沿途所需费用，由民国担任”，议员们大摇其头，说：“清室的宗庙陵寝由民国保护倒无不可，毕竟明朝陵寝也曾得到清室保卫，可以同等对待，但若是废帝时常去拜陵寝，岂不耗费？不可不可！”于是便将此款改成：“清室逊位后，其宗庙陵寝由民国妥慎保护。”

待看到第五款，“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敬谨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经费，均有民国担任。”对于这款，议员们倒无甚反对意见，不过稍改数字，大意仍旧同原文一般。原来，崇陵工程此时正在修建中，光绪皇帝的遗体尚未入土为安，而国民对光绪皇帝多抱同情之态度，想必议员也是如此。何况，光绪的皇后隆裕太后尚且在位在世，国人为人做事，也不好过于刻薄。

第六款，“宫中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均由大清皇帝留用”，对此，议员们也颇为踌躇，这常年在宫中服役的宫女太监，这些人又无从事其他工作之能力，倘若全部放出，倒也是个麻烦；既然清帝愿意留用，倒无不可（反正由清室开支）。只是太监的阉割有违人道，不符合民主共和之精神，断不可再产生此等悲剧，于是议员们便让书记员改成：“宫中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得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这不经意间，便将我国历史上沿袭上千年的丑陋制度给加以彻底废止，功莫甚焉。

第七款是关于清室财产的，说：“凡属大清皇帝原有之私产，特别保护。”议员们见清帝肯退位，保护其私产倒也不甚反对，不过将“大清皇帝”改成“清帝逊位后，其原有私产由民国政府特别保护”。

待看到第八款，“大清皇帝有大典礼，国民得以称庆”，却引得议员们一片哗然，无人赞成。既然这大清皇帝已经退位，这有无典礼，与国人有何相干？直接删去不提。

最后一款，“禁卫军名额俸饷，仍如其旧”，议员们原想大清皇帝既然已经退位，禁卫军就当裁去，但这班军人平时靠着军饷过活，一旦突然裁撤，恐怕会群起闹事，或者改行做了盗贼，倒也麻烦。经过斟酌后，这款被改成：“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算是将此事打发。

清帝退位条款议妥，后面的“皇族待遇”，“满、蒙、汉、回、藏各族待遇”自不用提，不过“世爵传袭、各族平等、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私产一律得到保护”等等。你想那清帝都已退位，王公亲贵保留个空头的爵位又有何用处？不过给那些人留些许颜面罢了。

待到全文拟定，南方参议会便将修改过的“清帝退位”条件发给了袁世凯。袁世凯接到电文，也不反驳，只管将文书送到隆裕太后那审阅。隆裕太后见后，不免又暗自伤心了一回，随后召集近支王公前来商议。不想叫了半天，也就来醇亲王载沣几个人，其他仍旧不见人影，就连老资格的庆亲王奕劻也都消失不见（想必是存钱去了）。而来的人其实也无可商议，不过说些“皇室经费，每年四百万元，断不能少”；“皇帝尊号相承不替，须要加入”之类的废话。

可悲的是，亲贵们提出的“相承不替”四字也难以加入，南方回电对此坚决反对。隆裕太后又怕因此而决裂，只得取消这个提议，让袁世凯赶紧回电议妥。袁世凯细瞧了电文数遍，觉得“逊位”二字颇有伤清室体面，于是命人将电报上的“逊”字给改成了“辞”字……终究是老袁的面子大，南方对此却无意见，好歹为清室争得一个字，算是挽回了一点面子。

时至如今，无可挽回。皇宫中除了那不懂事的小皇帝还在无忧无虑地玩耍外，其余皇族亲贵早就树倒猢狲散，溜之大吉。群情惶惶之下，就连隆裕太后身边的总管太监小德张也被袁世凯买通了，他不时的在隆裕太后耳边敲边鼓：“主子，你也别太着急上火，照奴才看，不管这君主也罢，共和也罢，老主子全是一样。讲君主，老主子也不过就用用宝；闹共和了，太后还是太后。不过，可得先答应了南边的条件。要不然啊，革命党打到了北京，那可就全完了！”听了这话之后，隆裕太后更是觉得退位保命要紧，何况人家还留了条出路呢！

公元1912年2月12日，也就是宣统三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养心殿里举行了清王朝也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次朝见仪式。这一次，袁世凯照旧称病不入朝，只是委派了外交大臣胡惟德作为自己的代表，让他领着民政大臣赵秉钧、陆军大臣王士珍、海军大臣谭学衡、司法大臣沈家本、邮传大臣梁士诒、度支大臣绍英、工商大臣熙彦、理藩大臣达寿等前去朝见。

这些大臣，也可以说是清王朝的最后一班大臣，这一天仍旧像以往一样，头戴翎顶，衣冠楚楚，冠带一新，他们一大早就来到乾清宫东南角上的廊子里候旨。当时的空气颇为沉闷，气温又是如此之低，各人捧着热气腾腾的盖碗茶，一个个都不说话，低着头各想各的心思。

透过氤氲的茶气，还是可以看出各人在表情上的不同：胡惟德、赵秉钧、梁士诒三个人平静中略带喜色，似乎急不可待；绍英、熙彦、达寿三人面有愤色，却又无可奈何；王士珍、谭学衡两人一副怅然若失的模样，仿佛在为得而复失的高级职位而惋惜；而司法大臣沈家本表情冷漠，似乎这一切都不关他的事，一副置身事外的样子。

这时，一个小太监的通报声打破了尴尬的沉默：“太后已到，请各位大臣上殿！”

大臣们听后纷纷起身，他们习惯性的整了整冠帽朝服，随后由胡惟德领着，一起向养心殿走去。等到了大殿后，大臣们发现宝座上空无一人，唯有内务府大臣世续和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早早的在殿中等候。那些带刀的侍卫倒像往常一样站在那里，依旧是一副威风凛凛的样子。

片刻之后，殿外传来太监的通报声：“太后驾到！”

各大臣齐齐转身，只见隆裕太后在两个太监的引领下，牵着六岁的小皇帝溥仪进了殿，慢慢的走向了宝座。因为这一次是最后一次朝见，也就不按以前的规矩，隆裕太后也不用垂帘，大臣们也不必向皇帝三叩九拜，只是由胡惟德领着向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三鞠躬，就算是给太后和皇上行大礼了。

待隆裕太后和小皇帝在宝座上坐定后，胡惟德上前启奏：“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因病不能上朝，特委托臣等前来向皇上和皇太后请安。”隆裕太后听后点点头，说：“袁世凯为国家鞠躬尽瘁，为皇室也出了不少力。他能为皇室争取到如此的优待条件，也实在不容易。今天我就按照南北议和的条件，颁布诏书，实行退位，让袁世凯去做好善后事宜。”

说到“退位”二字，隆裕太后还是忍不住眼圈一红，几乎又要掉下泪来。底下的那些大臣们见了，也是心有戚戚，但又不知道说什么好，一群人只是局促地站在那里，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尴尬异常。

好在这时御前太监将早已准备好的退位诏书捧至御案，隆裕太后拿起诏书看了数行，泪水终于忍不住夺眶而出，她也顾不得太后的体面，终于当众抽泣起来。隆裕太后满怀悲痛，心想祖宗这二百六十多年的江山，最终在自己手里断送，日后如何去见地下的列祖列宗。想到这里，隆裕太后由抽泣变成嚎啕大哭，嘴里还喊着：“祖宗啊祖宗……”

看到这里，底下的大臣们也被感染，好几个人开始用朝服的袖子抹泪。作为领班大臣的胡惟德干哭了几声，见大家老这么惺惺作态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只好假装哽咽的对已经哭得死去活来的隆裕太后说：“太后，如今大局已经如此，还望太后保重。太后英明睿智，顾全天下百姓，保全皇室上下，臣等深感太后恩德，一定不会辜负太后和百姓的期望。如今优待条件已定，还请太后放宽心，安心退养。”

隆裕太后听到这里，反而哭得更加伤心了，她将退位诏书紧紧的攥在手里，泪珠儿几乎就要把诏书给打湿。赵秉钧几个人见了不免有点着急，他们连连向胡惟德使眼色，让他赶紧把诏书要回来。胡惟德很是为难，只得用眼神一个劲的瞟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和内务府大臣世续，想请这两位资深大臣想想办法，可这两位对南北和议一向就持反对意见，他俩非但不肯出头，反而扭过头去，装作没看见。

这时，胡惟德想起他袖里还有一份南方议和代表伍廷芳发来的电报，于是急忙从袖中取出，故作惊慌的奏道：“太后，你先别哭，我这里还有南方革命党发来的一份紧急电文，要向太后奏报！”

隆裕太后一听“革命党”这三个字，忍不住又打了个冷战，慌忙止住哭声，她带着哭腔问：“电报里说什么，是不是革命党又要变卦？”

胡惟德见“革命党”起了作用，他心里一乐，便故作镇静展开电报念道：“万急。南方伍廷芳代表电：今日经参议院同意，如15日下午12点之前清帝不逊位，则收回优待条件。此布，即转北京。”

隆裕太后听后也顾不上抹泪了，便慌忙将退位诏书交出，命世续和徐世昌赶紧用御玺用印，生怕晚了真的要收回优待条件。

等盖好印后，胡惟德捧起清帝退位诏书，大声念道：“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遴员与民军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高辍于途，士露于野。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恶因一姓之尊荣，拂万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咨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内欠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念完诏书，清王朝最后一次朝见仪式便宣告结束，胡惟德拿着诏书，领着各大臣向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再次三鞠躬，随后便退出殿外，从此就不再是清朝的大臣了。

隆裕太后愣愣的看着这些人走出殿外，而身边的小皇帝溥仪仍旧像往常一样懵懵懂懂的，他哪里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等大家都走了后，溥仪便也急着跳下宝座，想走出这阴森的大殿出去玩耍。隆裕太后见后，急忙将小皇帝抱下，不料刚才哭得过于伤心，两人差点摔倒在地，好在太监们急忙赶过来扶住。在太监们的扶掖着，隆裕太后和小皇帝溥仪随后怆然还宫。

千秋万代终是梦，俱往矣，换了人间。清朝二百六十八年，入关后从摄政王多尔衮定都燕京开基，最后也是以摄政王结束，莫非也是天数所致。

再说胡惟德，他在出宫后便直奔外交大楼，向前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复命去了。原来，退位诏书里有这么一条：“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各位，可千万别小看这一条，这说明袁世凯继承权力并非是来自南方革命党的承诺，而是来自清室的授权，可谓是名正言顺。后来革命党追究起来，袁世凯说清帝已经退位，如何能再改回来呢？如果要改回来，岂不是要再搞一次复辟和退位？革命党一时语塞，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袁世凯的这招，真可谓是用心良苦、老奸巨猾。

其实袁世凯非但没病，他此刻的心情好着呢。从上午开始，他便一直和其他官员们在外交大楼里，等着清帝退位的消息。等到胡惟德等人将退位诏书送到后，袁世凯立刻命令宣读，并让人抄写十几份分别送到各大报社和外交使馆，宣告历史上这一重大事件。

次日，北京的各大报纸毫无例外的全文登载了清帝退位的诏书。在这伟大的时刻，刚刚上市的报纸很快便被一抢而空，北京城内一片沸腾。街头巷尾，人们见面后纷纷拱手相告：“皇上退位了！共和了！”

在喜庆的鞭炮声和锣鼓声中，商家们也悄悄的收起了昔日的龙旗，改换成了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放眼望去，街巷楼阁、酒馆茶肆一片彩旗飘展，一个全新的共和时代已经来临。在挂五色旗的同时，街头巷尾到处都有人在剪辫子，被剪掉的辫子则被丢弃一地，旧时代已经一去而不复返了。

就在清帝退位的当天晚上，袁世凯也剪去了那根保留了五十多年的辫子。当时他没有请理发师，而是让亲信蔡廷干前来帮忙，因为他觉得让外人剪很难为情。在剪的时候，袁世凯说：“我当年练新军的时候，觉得这辫子实在碍事。但这辫子相伴我多年，今天一旦剪去，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剪完后，蔡廷干将辫子交到袁世凯手中，袁世凯抚摸了一下，叹了口气，将辫子扔到地上。随后，他站起来呵呵大笑道：“姑且咸与维新吧！”

正文十一、定都之争闹纷纷，兵变突起系谁主张？

待到清帝退位一事尘埃落定后，袁世凯在心满意足之余，便令人给南方革命党发去一电，声称共和政体乃最良政体，来之不易，今后共和建设还需诸君努力云云。孙中山在接到电文后，自然明白袁世凯话里的含义，次日便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呈，并举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以兑现之前的承诺。

不过，孙中山在提出辞职的同时，也提出了三个先决条件，那就是：一、临时政府必须设在南京；二、新任临时大总统必须到南京就职；三、新任临时大总统必须遵守临时参议院制定颁布的一切法律章程。

孙中山之所以坚持定都南京并要求袁世凯到南京就职不可，目的就是要以此来限制袁世凯，因为袁世凯的势力主要在北方。但是，袁世凯是何等人物，他沉浮宦海三十余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岂有看不出孙中山的用意？再者，北方是袁世凯的老巢，他岂有孤身南下、成为南方革命党的傀儡之理？南京定都之提议，其结果非待智者而知之。

果不其然，袁世凯的电报一公布，各方舆论纷纷对定都南京一事表示反对，譬如民社、民立报、国民协会等八个社团便发表联合声明，声称“定都北京乃民国内政外交之关键，倘若舍北取南，帝党势必会死灰复燃，而强敌也有乘机侵略之虞”；而革命元老章太炎更是跳出来大唱反调，他宣称南京地处偏倚，备有“五害”（从历史上看，南京的确是不祥之都），并公开指责孙中山是在故意挑起事端。

在舆论的煽动下，各省都督、绅商代表也纷纷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对定都南京表示异议。就连一贯主张建都武昌的黎元洪，这时也改口支持北京定都，“以免酿成大患”。而南方革命军中的许多将领如浙军司令朱瑞、粤军司令姚雨平、第一军团长柏文蔚等也纷纷发表通电，主张临时政府建在北京为妥。

令孙中山没有想到的是，临时参议院的议员们对定都南京一事也无甚决心，或许是他们认为孙中山的想法太天真，或者急于维系来之不易的和平，结果对于定都一事群起争吵起来，最后只好用投票的方式来决定。投票的结果却出人意料，支持定都北京的二十票，而支持定都南京的只有五票，另外还有两票支持武昌，一票支持天津。孙中山得知这个结果后，当晚便召集同盟会的议员开会，要求他们统一立场，结果临时参议院在次日再次开会讨论定都问题。

为了保证复议翻案，黄兴于次日亲临现场，并声称要是不定都南京的话，他将率宪兵队进参议院把所有同盟会籍的议员们绑缚起来。经过同盟会员吴玉章等人的紧张疏通，临时参议院再次投票，最终以十九票对十七票的结果决议定都南京。

为促使袁世凯尽快到南京就职，孙中山决定派出专使团前往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专使团以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为团长，外交次长魏宸组、海军顾问刘冠雄、参谋次长钮永建、法制局长宋教仁、湖北外交司长王正廷、前议和参赞汪精卫等为欢迎员，阵容不可谓不强大，仪式不可谓不隆重。在袁世凯的议和代表唐绍仪的陪同下，迎袁专使团于2月21日从上海启程，赶赴北京迎接大总统。

袁世凯听说南方专使团已经出发，却也不慌张，只是关照沿途要好生招待，不得怠慢南方客人。等专使团快到天津的时候，袁世凯又派出他的长子袁克定亲自前往天津迎接，以示重视。到北京后，专使团被安排到一个特意准备好的馆舍休息。第二天，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等人便前往袁府商议南下一事，袁世凯倒也不曾怠慢，亲自出门相迎。待到双方行过礼，蔡元培便将参议院投票决定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的决议公文和孙中山的书函一并交给袁世凯，并说明来意。

袁世凯将公文书函略看了看，故意皱眉叹道：“想我四年前便已退隐山林，不料去岁国事巨变，无奈之下方才重出江湖，以解黎民之困。如今共和已定，我只想做一太平百姓，为何南方诸君非得选中老朽，催促南下？难道这泱泱中华，竟没有比老朽更适合的人才吗？”

专使团负责人蔡元培听后道：“袁总统何必自谦，如今清帝已经退位，共和国一扫数千年之专制制度，袁总统功莫大焉。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老先生为临时大总统，实乃众望所归，还望袁总统以大局为重，早日赴南京就职，以慰各方人士之愿，则共和事业幸甚！”

袁世凯故作为难，道：“南方人士希望我早日南下，北方人等又苦苦挽留我在北京，可我又没有个分身术，如何使得？我倒是想去南京就职，但如今北方局势不稳，恐怕形势不允许啊！”

年轻气盛的宋教仁听后反驳道：“袁总统此言差矣！此次推翻帝制，乃武昌起事，南京告成，何况南京已设临时参议院及临时政府，如今孙总统业已辞职，即当以民意为重，为何迟迟不肯南下就职，有碍共和大业呢？”

袁世凯正想驳斥，昨日一同从南京回来的议和代表唐绍仪走进来帮他解了围：“宋兄！你又在这里大发高论了！如今各位来此，不过请袁公南下一就，何必多费唇舌？至于袁公之虑，也并非没有道理，只待北方局势稍微平静，即当拨冗启程，不负南方之盛意。”袁世凯听后微微一笑，便起身道：“各位所言极是，既然南方诸君盛情相邀，我亦当竭诚尽力，早日南行便是。”

袁世凯充满诚意的一席话，说得专使团的各位心里颇为舒畅，紧张的气氛瞬时为之一变。袁世凯倒也善于把握机会，随后便下令设宴款待远道而来的南方贵客，推蔡元培坐了首座，袁世凯自坐首席，唐绍仪也一起陪同。只见杯觥交错间，宾主相谈甚欢，却已不再论及国事。

待到散席回馆，专使团的成员都有三分醉意，却还剩下七分清醒。说句实话，他们对交涉的结果虽然还算满意，但对袁世凯是否真的南下就职，却也说不上有十分的把握。当晚，专使团的成员正在商议对策时，突然城北传来数声炮响，随即便是人喊马嘶，仿佛有事变发生。蔡元培等人极为困惑，他们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却见不远处已是大火一片，数处房屋正在烈焰中熊熊燃烧。

借着大火的余光，专使团的成员发现不远的街道上突然冒出成群的大兵，这些持枪的丘八老爷不停的朝着天空中开火，只见子弹带着长长的亮光，不断撕扯着本是安静祥和的夜空。清脆的枪声听起来不是那么的友善，更糟糕的是，这群乱兵一路上呼呼喝喝，沿途纵火抢劫，方向却似乎正朝着馆舍而来。

专使团等人大为惊恐，正待商议如何是好时，一颗流弹突然划破窗户飞了进来，将室内墙壁砸出一个洞又折射了出去。汪精卫大叫道：“不得了！幸好这个子弹没有击中人，不然还不被它取了性命！”蔡元培说：“不好，恐怕这是兵变了！”宋教仁却还算冷静，当即一语中的：“这定是袁世凯的手段！”

宋教仁的话音未落，一群乱兵便已举着火把，“嘭嘭嘭”的猛砸馆舍大门，馆舍里管事的人前去招呼说：“这是南方专使团的所在，还望弟兄们不要惊扰！”

兵士们听后，大声嚷嚷道：“什么专使不专使！越是专使，我们越要打他！”随后，乱兵们又是十几声乱枪，子弹“嗖嗖”的从专使团成员所住房间的窗户前呼啸而过，将蔡元培等人惊出一身的冷汗。

危急形势下，蔡元培对专使团的其他成员道：“情况不妙，看来这些乱兵似乎是冲着咱们而来，不想我们使命尚未完成，却将性命白白送在这里！”汪精卫说：“多说无益，我们不能在此束手待毙，不如从后院觅条出路逃生罢！”众人听后点头称是，当时也来不及收拾什么文件衣物，便一起下楼朝后院奔去。

还没等到后院，前面乱兵们已经将大门砸出几个大窟窿，嚷嚷着要冲进来，蔡元培等人听到后，一个个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恨不能长出翅膀飞过墙外。要说馆舍的后院并不算高，但由于黑灯瞎火的，专使团的成员们又都是些谦谦君子，一时间竟然翻不过去。所幸后来有人从房内摸了一条板凳，专使团的成员们这才借以过墙逃生。

出了馆舍后，专使团见街上已经是兵荒马乱，决定分开行事，一部分人避入附近的一家教堂，蔡元培与宋教仁、汪精卫两人本想去袁世凯府上质问，但当夜的局势实在混乱，未能如愿。所幸蔡元培及汪精卫对北京还算熟悉，总算有惊无险的逃进了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

待到次日凌晨，专使团的其他成员如魏宸组、王正廷等人也陆续赶到六国饭店，众人彼此对视，不免哈哈大笑：只见各人有未穿外衣的，有穿鞋而无袜的，也有穿袜而无鞋的，情形极为狼狈，所幸无人受伤。

袁世凯在得知蔡元培等人已经逃到六国饭店避难后，随后便派人前来慰问，并将他们接到府上压惊。等蔡元培等人再到袁府的时候，袁世凯却也是一夜无眠，而且已经换上马裤、马靴，一身戎装打扮。对于昨夜之事，袁世凯似乎也是一头雾水，正急急忙忙的命人四处打探，查明究竟是何人带头闹事，又闹成何等情形。

不久，各路探子回报，发生兵变的是曹锟统制的北洋第三镇，他们原本驻扎在北京城外，不知何故突然冲进城内，跑到东城和前门一带大肆哄抢，一路焚烧，还跑到专使团所住的煤渣胡同胡闹。到下半夜，兵变继续扩大，西城、北城也发生骚乱，当地的土匪闻风而动，趁火打劫，而部分巡警也加入了抢劫的行列。等到清晨，被砸被抢的店铺、钱庄、民居已经有数千家，还有几百间房屋被焚烧，似乎是为了掩盖抢劫的痕迹。

这次兵变，是不是袁世凯一手导演，目前还没有确凿证据。不过，坊间倒有个传闻，说是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曾找几个北洋军的将领商议，说如果家父南下就职的话，到时直隶都督就要由别人接手，届时北洋军恐怕要被裁撤一部分，对大家很是不利；要想不让家父南下，首先是要把南方专使团给赶跑。

曹锟等人听后，大为恼火，便说：“这事也不难办，只有我们让弟兄们趁夜把专使团的住处围一围，放两枪，把他们吓跑就是。”袁克定听后大为满意，说：“只要你们一闹就好办，到时就算专使团不跑，东交民巷的外交团也会出来抗议，当时家父就走不成了。”

还有人说，在兵变的第二天早上，正当唐绍仪向袁世凯汇报情况的时候，曹锟突然推门而入，向袁世凯报告说：“昨奉大总统密令，兵变之事已经办妥！”袁世凯见曹锟说漏了嘴，起身大骂道：“胡说八道，滚出去！”

令人奇怪的是，在当晚的兵变中，袁世凯那些主管北京治安的亲信们毫无动作，譬如陆建章的执法处并没有对兵变进行干预，而掌管警政的赵秉钧在当晚传令全城巡警一律撤岗，不得干涉，以至于不少巡警自己都参与了抢劫活动。不过，蹊跷的是，这次兵变虽说抢劫的规模很大，却基本不杀人伤人，似乎是专门冲着有钱的地方而去，特别是城中的银号，更是一网打尽，遭灾最重，就连官府的存银处也遭到抢劫。据后来的统计，在当晚的骚乱中，乱兵们至少抢走300万以上的银两。

对于当晚的兵变，袁世凯倒不甚惊慌，他指示在京的几个将领如姜桂题等，切不可擅自去打那些乱兵，以免事情越闹越大。事实上，袁世凯得知乱兵们在抢劫银号时，心中不免还有些宽慰，因为他当时手头也没钱发军饷，既然手下的兵士们“自力更生”，那也就由他去吧！

等到了上午，兵变基本平息，乱兵们拿着当晚抢到的“战利品”，陆陆续续退到了城外，正当袁世凯和专使团稍稍安下心来的时候，天津和保定也发来电报，称当晚也发生兵变，商民被抢劫无数，情形竟然和北京完全类似。如此看来，要说这几处兵变与袁世凯毫无关系，这也有点说不过去。

北京兵变后，东交民巷的外国公使团果然迅速作出反应，他们以外国人也遭到抢劫为理由，在向袁世凯提出了强烈抗议的同时，还从天津等地调集卫队入京，以加强使馆区的巡逻警戒。不仅如此，公使团还威胁说，如果中国不马上组建共和政府，恢复良好秩序的话，他们将调集更多的兵力进入北京，大有重演当年“八国联军”侵华的架势。

在简单告知了兵变的情况后，南方专使团便被袁世凯请回了六国饭店。在随后的两天里，袁世凯也不再同他们会面，却不时的派人将各地变乱的电报送给蔡元培等人阅看，其用意不说自明。专使团看到各地电报报来的尽是些坏消息，而北京当地的报纸舆论都纷纷要求袁世凯留在北京以安定民心，免得局势进一步恶化而导致外国势力进行干涉；有的报纸甚至干脆指责是专使团的到来使得人心不稳，导致了兵变的发生云云。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蔡元培等人也觉得局势悲观，他们向南京发去一电，称：“北京及天津等地兵变后，无政府状态为害甚大，外人也似有干涉之象，经过专使团成员几次会议讨论，全体成员一致认为，不能不牺牲我等此次来京之目的，以保全垂危之大局。”

南京方面虽然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但随后又要求袁世凯派出代表向临时参议院做个说明。目的既已达到，袁世凯当然乐得大方，在接到电报的第二天便派出唐在礼和范源濂两位专使前往南京说明情况。

事实上，袁世凯已经在暗地里将临时参议院的议员们大半搞定，所以唐在礼在会议厅刚刚将情况说明的稿子念了个开头，下面已经是掌声雷动，表示予以理解，袁世凯不必到南京就职。随后，南京临时参议院便决议允许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只需将宣誓词电告临时参议院并向全国通告即可。

3月10日，袁世凯身穿大礼服，在北京外交大楼中（即前清外务部公署）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是日，前清的旧官僚们也都按前朝惯例，向新总统排班谒贺，就连蔡元培等人也不得不杂列其中，鞠躬相庆。至此，定都之争、就职风波也就彻底落下帷幕，袁世凯大获全胜。如此结局，倒像当时流传的一首民谣说的：“横商量，竖商量，摘下果子别人尝；今也让，明也让，吃人的老猿称霸王！”

袁世凯当上总统后，一些革命党人如刘揆一转而投靠蜕变了，少数人则悲观失望甚至绝望如邹永成，其在写了一首绝命诗后投黄浦江自尽，诗云：“不谅猿猴筋斗出，共和成梦我归天……”

正文十二、袁世凯当上总统，唐绍仪南京组阁

就在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同一天，南京临时政府也公布了由临时参议院所制定的《临时约法》。《临时约法》共七章五十六条，因为袁世凯即将就任临时大总统，因而南京的参议员们也紧赶慢赶，终于在老袁就任之前将条文拟定。

《临时约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主共和的宪法性文件，它在第二条明明白白的写着：“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在整个第二章，规定的全部是人民的权利，很有时代的特色，比清廷那个山呼万岁、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大纲》要进步许多。当然，这些是虚的，《临时约法》中最具杀伤力的其实是关于大总统的权力限制问题。

本来呢，在南京临时政府的组织问题上，章太炎、宋教仁等人是提倡责任内阁制，以限制总统的权力，但他们的主张遭到了孙中山的强烈反对。孙中山认为，责任内阁制只适合于和平时期，但现在是革命的非常时期，革命党人怎么能够对自己信任的领袖设立防范的法律制度呢？孙中山还说，我不会听从这样的意见，高高在上，变成一个废物，误了革命的大计。所以，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南京临时政府采用的是总统制。

说到这个内阁制和总统制，其实都是欧美国家的舶来品，这里稍做简介。西方国家民主革命之发源，最初是十七世纪中叶的英国革命，其中经过了数次反复，最终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中将国王变成了议会的傀儡。换句话说，英国的国王虽是国家元首，但只是国家的象征，并不掌握实际权力，权力则主要掌握在议会手中。因此，英国是民主国家却非共和国家，因为他们的元首是继承而非选举产生的。

但是，国王不掌握权力也导致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议会只具有立法权而不具备行政权。在多年的政治运作中，英国最终形成了政党政治，哪个政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就由谁来组织政府，也就是通常说的“组阁”，这也就是历史上最初的责任内阁制，首相和全体阁员对议会负责。

在英国革命一百多年后，美洲大陆的英属殖民地也闹起了革命，结果美国独立，诞生了一个全新的国家。作为一个新生的国家，美国倒是毫无专制历史的包袱，由此产生三权分立的民主政体也是因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所赐。美国的国会和英国的议会类似，但在行政权上，美国人却独辟蹊径，那就是将国家元首和行政权合二为一，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总统制了。美国的总统并非由国会选举产生，而是由各政党推选候选人进行竞选，获胜者组织新一届政府，与国会并无瓜葛。由此可以看出，在行政权力上，总统制比责任内阁制要宽松许多。

民主革命搞得最激烈的法国，却将英美两国的特征加以调和并形成了另外一种独特的体制，那就是法国既有总统，又有内阁总理。法国之所以有总统，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国家元首，而之所以要设立内阁总理并总揽行政大权，就是为了防止总统擅权。结果，法国的总统反成为了一个摆设，只具有象征性意义（这里的讨论只限于二战前，二战后法国的政体又有了新变化，总统的权力增大不少）。

以上三种都是民主政体，在当时的世界各国中，还有一种打着民主旗号的特殊政体，这便是德国和日本的伪君主立宪制（这也是指二战前）。之所以说德国和日本的政体是伪君主立宪，因为它们虽然在形式上和英国类似，但君主的权力却和传统专制国家没有什么两样，所谓的议会、内阁，都只是君主的襄助机构，正如宪法第一条的规定，君主的权力至高无上。

在清末预备立宪时，清廷的本意是想学德国和日本的模式来糊弄一下老百姓，但结果却是“假立宪引发真革命”，因为民主一旦出生便会自行生长，当权者要是让民众尝到了民主的滋味，那立宪的进程就不会按当局所设计的发展，清朝的覆灭其实就是证明了这个道理。最后，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全国各地群起相应，这时清廷匆忙间制定《十九信条》，想学英国搞君主立宪的真民主，可惜已经来不及了。

不管是真君主立宪还是假君主立宪，在中国都行不通，因为革命党第一个要求便是要共和，不要皇帝，更不能要一个满人皇帝，因此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对立宪制基本不予考虑。但是，中国毕竟是个有着上千年专制历史的国家，如何选择一个合适自己的民主政体也的确是个难题。当时的南京临时政府便在责任内阁制和总统制之间来回摇摆，最终在孙中山的坚持下采取了美国的总统制。

随着清帝的退位，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这下孙中山等人又犯愁了：这袁世凯是个旧体制下的旧官僚，对民主共和制度可谓是一无所知，如果按照总统制来运作的话，弄不好就会权力失控，搞出个新的皇帝来。于是，南京方面又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总统制改成了《临时约法》的责任内阁制，这时的大总统名义上虽然好听，但他的权力却受到内阁总理特别是参议院的严格限制，这显然是南京革命党人为防范袁世凯而特意量身定做的。

对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临时约法》，袁世凯也并不在意，只要他先当上了临时大总统、取得合法地位，南京方面发来的文件一切都好说，他都一概同意。毕竟，现在那边搞出来的东西都是临时的，到时候老袁真干上了总统，到时凡事都要一切重来的。要知道，翻云覆雨，一手遮天，那可是袁世凯的强项。

《临时约法》颁布后的第三天，袁世凯便按照约法第43条，向南京临时参议院举荐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并组织新内阁。本来呢，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南京的革命党是很想拿下总理这个职位的，但由于孙中山和黄兴在民国初建时遇到颇多的挫折（主要是经费、派系等问题，后叙），因而在政治上也渐趋消极，他们无意去竞争国务总理这个职位。

袁世凯提名唐绍仪做内阁总理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唐绍仪早年在美国接受教育，外加上他又是广东人，因此比较容易被南方革命党人接受。3月11日，临时参议院的会议上，袁世凯的提议顺利通过。

说起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却要简单的介绍一下。唐绍仪，字少川，广东香山人，生于1862年（同治辛酉年，也就是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后上台的那年），与孙中山是地道的老乡。唐绍仪的父亲在上海经营茶叶的买办，其族叔唐廷枢做过上海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的总办，唐家算得上是一个熟悉洋务、思想开通的家族。

在很小的时候，唐绍仪便在上海读书，接受新学知识。1874年，年仅12岁的唐绍仪作为清廷第三批官派留学的幼童前往美国，由此在美国念完中学并进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前面提到的蔡廷干也是香山人，是第二批留美幼童）。可惜的是，由于国内顽固派们的阻扰和责难，这些留美学生在未完成学业的情况下便被全部召回。唐绍仪在美国呆了7年多，回国的时候只有19岁。

由于学业未成，李鸿章觉得这批半拉子“海归”闲置可惜，于是便将这批人分别送到天津的各洋务学堂回炉再造，譬如蔡廷干被送到天津水师学堂，后来进了北洋舰队；唐绍仪也得以继续深造，并于1885年进入天津税务衙门任职。袁世凯在担任清廷驻朝鲜通商代表的时候，唐绍仪被派往朝鲜协办税务，由此与袁世凯结下不解之缘，并一直追随袁世凯，成为袁总统的老部下。

在袁世凯的帮助下，唐绍仪在仕途上也是一帆风顺，他先后做过外务部侍郎、奉天巡抚和邮传部尚书。1908年，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踢下台后，唐绍仪作为袁世凯集团的重要成员，也就自觉的辞职赋闲，直到袁世凯再度出山。在同南方革命党的谈判中，唐绍仪一直担任南北议和的总代表，足见袁世凯对他的信任。

万事开头难，首任总理不好当。3月25日，唐绍仪到达南京，开始组阁工作。由于民国刚刚建立，派系林立，南北冲突，因此唐绍仪首先要做的是调和各派系矛盾，在权力分配上达到平衡。为此，唐绍仪提出将南京临时政府的九部分为十三部，除了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司法、教育七部外照旧外，将实业部分为工业、商业和农林三部，另将商业部拆分为交通和邮电两部。

唐绍仪分拆各部的目的，无外乎可以多安排几个部长，调和些人事安排上的矛盾。可惜的是，唐绍仪的提议很快遭到临时参议院的反对，参议员们最后只同意将实业部分为工商和农林两部，邮电仍属交通部，不必分离。因此，南京临时政府便由最初的九部变成十部。

在内阁各部总长的人选问题上，唐绍仪也颇为思量。首先是陆军总长的位置问题，非常棘手。按南方革命党人的想法，黄兴既然不做内阁总理，那他作为南方军界的领袖，就应该担任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但陆军总长这么重要的职位，袁世凯岂能让革命党人染指？袁世凯的意中人乃是他的心腹大将段祺瑞，他声称：“如果段不能担任陆军总长一职，他就辞去大总统一职。”南方革命党人听后群情激奋，反非要争这个职位不可。

在这种情况下，黄兴顾全大局，自甘退让。在3月28日的南方军界会议上，黄兴公开声明自己不接受陆军总长的职位，并恳求大家不要再争。说到动情处，黄兴竟然声泪俱下，终于使这场风波平息。黄兴一生淡泊名利，其座右铭是“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功成亦不居”，可谓是革命党人中的道德楷模，结结实实的一个厚道人。

3月29日，唐绍仪向临时参议院提交了首届内阁的各部总长候选人名单：外交总长陆征祥、内务总长赵秉钧、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财政总长熊希龄、教育总长蔡元培、司法总长王宠惠、农林总长宋教仁、工商总长陈其美、交通总长梁如浩。

从名单上来看，外交总长陆征祥是无党派人士，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外交好手；内务总长赵秉钧、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和交通总长梁如浩是袁世凯的人马；教育总长蔡元培、司法总长王宠惠、农林总长宋教仁和工商总长陈其美是南方革命党的同志，南北双方可谓是平分秋色。

在随后的投票中，除了交通总长梁如浩因票数未过半而被被否决外，其他人选都得到顺利通过。由于交通总长人选被否决，唐绍仪随后又提名汤寿潜为总长人选，但再次被临时参议院否决，最终由唐绍仪自兼交通总长一职。

3月30日，袁世凯根据临时参议院的议决结果发布任命，由唐绍仪组织的民国首任内阁宣告成立。有意思的是，在南北议和和南京组阁过程中，唐绍仪与南方革命党人颇多交往，双方倒很有共同语言，似乎其早年的共和、民主观念被再度唤醒。在内阁成立的当晚，唐绍仪在孙中山和黄兴的介绍下欣然加入了同盟会。因此，唐绍仪的这届内阁也有人称之为“同盟会内阁”。

按唐绍仪的本意，他可能是想借此调和南北矛盾，以顺利的开展内阁的工作；但在袁世凯看来，唐绍仪和革命党人走得太近了，已经有离心的倾向。由此，唐绍仪也与袁世凯埋下了不和的祸根。

正文十三、新内阁危机重重，唐绍仪负气出走

1912年4月1日，唐绍仪内阁成立。正当国人们都在为战争的和平解决而欢呼、为共和的胜利和国家的统一而感到兴高采烈，民国的起步却从一开始便显得不是那么的顺利。

危机首先在内阁中爆发。在唐绍仪组建内阁后，部分内阁成员对职位安排并不满意，他们纷纷向唐绍仪提出辞职。譬如农林总长宋教仁，这位30岁刚出头的年轻人，他认为当前有着更重要的事情要办，这小小的农林总长，完全满足不了他的雄心（他要自己组阁！）。因此，宋教仁一而再、再而三地请求辞职，弄得唐绍仪非常难堪。

内阁中的另一位同盟会员陈其美，他认为给他的工商总长职位不过是调虎离山，因此他根本就没有去北京上任，只是委托了王正廷作为次长前往北京代替他处理事务。财政总长熊希龄本是介于袁世凯势力和南方革命党之间的统一党成员（原为清末立宪派），他鉴于当时的财政问题极其困难，加上内阁中派系复杂，因此也打起退堂鼓，再三向唐绍仪请辞。

按约定，南方的国务员们在组阁之后应当即时前往北京就任，但在这种情况下，唐绍仪在发布内阁任命后只能一直滞留南京，百般劝说宋教仁等人，希望大家以大局为重，早日北上。眼看首届内阁难产，袁世凯也非常着急，他通过电报不断地对各方进行疏通，以求事态得以圆满解决。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还是南北双方的互不信任。由于南方革命党和袁世凯的北洋军曾经交战过，加上不久前北京又发生兵变，因此南方革命党担心北上会有危险，主张派兵护送国务员北上。这种做法，显然是将南北矛盾提前激化。

这时，身在武昌的副总统黎元洪站了出来，他一封接着一封地给南京发电报，劝告国务员们尽快北上。在电报里，黎元洪几乎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劝说道：“民国初建，国本未定，民心动摇。即使大家群策群力，尚难图存，何况各部虚悬？各位要是以灭种为旁观，以覆邦为快事，那我黎元洪宁愿垂手待毙，也无怨言！如果各位还看得起我，还请大家按照约定尽早就职，在北京的总长可以先行筹办，在南京的总长还望轻车简从，迅速启行！如果各位北上招致危险，请杀我黎元洪以谢天下！要是各位拥兵自重，以致祸端，那也当罪诸位以谢天下！要是五日之内各位还在延宕观望，那国民必认为诸位是有意弃我民国，如何得了？”

在舆论的压力下，南京的国务员们也只好勉为其难的前往北京就职。4月15日，蔡元培、宋教仁及其部分参议员随同唐绍仪一起赴京。由于当时津浦路尚未通车，一行人首先从上海坐轮船到天津，然后由天津转乘火车进京。

临时政府迁到北京后，南京的临时参议院也宣布休会，并随之北迁。4月29日，参议院在北京隆重举行开院仪式，国务总理唐绍仪和各部总长及中外各界人士纷纷出席观礼，连袁总统也亲自前来祝贺并发表演说。不过，这是袁世凯第一次到参议院，也是唯一的一次。说句实话，议会到底是干什么的、有什么样的权力和地位，恐怕袁世凯当时也不甚了了。在潜意识里，他可能还是将参议院看成是前清的资政院，不过咨询襄助罢了。

尽管有各种矛盾和冲突，但在南北双方的协调与合作下，民国初步的政治构架总算是搭了起来。到1912年四月底，距清帝退位才两个多月（离武昌起义也不过半年），民国已经初具规模，参议院、内阁、大总统都已确定（虽然它们前面都还挂着“临时”二字）。这种民主尝试，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绝无仅有、毫无先例，而中间不过短短的两三个月，其速度不可谓不快，其成绩不可谓不大。但所谓“欲速则不达”，这民国元年的气象看起来虽说是姹紫嫣红，颇有欣欣向荣之势，但其内部隐藏的各种汹涌潜流也绝不容小视。

最根本的一个问题，也是前面所提到的《临时约法》关于总统与总理的权限划分问题。按《临时约法》的规定，临时大总统发布命令须经过国务总理副署方能生效，这规定的本意，原是要从制度上限制袁世凯的权力扩张，但可惜的是，设想看起来虽然很美，但在现实中却是行不通的。作为一个有两千多年专制传统的国家，陡然从原来的威权体系转换到一个全新的共和民主体制，其中的障碍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克服，甚至非数十年不能完成这个转换过程。梁启超曾说，即使清帝退位，当时最适合中国的仍旧是开明专制，这话说来不合时宜，却未必没有道理，最糟糕的是，就连开明专制也不可得，那无辜的老百姓就要遭大殃了。

就拿袁世凯与唐绍仪的关系来说，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唐绍仪便一直追随袁世凯，其僚属身份保持了近三十年，忽然有一天，袁世凯发布命令还需要唐绍仪来副署，非经唐总理的签署不能生效，这叫袁世凯如何接受得了？再者，以唐绍仪的身份地位和能力才干，如果没有袁世凯的支持，他岂能掌控当时如此复杂的局势？倘若唐绍仪从属于袁世凯，局面可能会好一点，但《临时约法》中规定的责任内阁制度想用总理去钳制大总统，特别是中外所看好的袁世凯，那就是书生之见甚至是出于私心了。事实上，在清帝退位后，没有一个人能够代替袁世凯，假如袁世凯那次真的被刺死，那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提前上演，应是定局。

可惜的是，唐绍仪虽然追随袁世凯近三十年，但他的骨子里却还是个书生。在清帝退位前，唐绍仪受命前去南北谈判时，他登上南下的火车后便剪去了脑后的长辫，貌似利于谈判，实则是已与清廷决裂。在南北谈判和南京组阁过程中，唐绍仪与南方的革命党相处甚欢，这就不得不引起袁世凯的怀疑与猜忌了。

按袁世凯最初的想法，他举荐唐绍仪为内阁总理，最初可能是希望唐绍仪作为自己的副手帮助处理政务，而如今唐绍仪与革命党过往甚密，那就未免有借南边的势力与自己对抗之嫌了。从事实上来说，唐绍仪虽然与革命党关系密切，但实际上仍是袁派中人，不过是因为责任内阁起见，为政见而屡屡与袁世凯相争。可问题是，袁世凯是旧派人物，哪里懂得什么总统、总理、责任内阁相互牵制的道理？在他看来，唐绍仪实在是小人得志，无礼至极，难以忍受。

就连总统府的人，每次见了唐总理前来商讨政事，都私下里愤愤不平的说：“今日唐总理，又来欺负我们总统么？”下人的观念尚且如此，身为大总统的袁世凯，他的角色如何转换得过来？现实毕竟是现实，不能用想象来代替。

有一次，唐总理因为某事与袁总统起了争执，老袁听得不耐烦了，勃然作色道：“少川，我现在已经老朽了（其实袁世凯就比唐绍仪大一岁），你来做这个总统，可好么？”唐总理骤然听得这么一句，当场就被吓得冷汗直流——这多年的僚属在官长面前，终究是硬气不起来。

由于与唐绍仪之间的抵牾过多，袁世凯干脆就撇开这个国务总理，直接指挥赵秉钧、段祺瑞等人。有了袁世凯的撑腰，原本就对袁世凯言听计从的赵、段等人更是不把这新官上任的唐绍仪放在眼里。弄到最后，赵秉钧这些人连国务会议都不去参加。如此一来，唐绍仪这个总理怎么做得下去？

譬如内阁各部人员的安排问题上，唐绍仪主张南北兼顾，但袁世凯直接命令各部仍按之前的委任，只做微调而已。在陆军部，总长段祺瑞先是推荐自己的心腹徐树铮为次长，但由于南方革命党人的不满，唐绍仪改任了原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次长蒋作宾为新陆军次长，并委托蒋物色几个司长、部员人选随同入京，但还没有等到蒋作宾进京，段祺瑞已经安排了五个司长，以至于蒋作宾带来的人根本没有位子可以安置，结果引起了一场大风波，最后唐绍仪只得用增加司长职位的办法来摆平这事。

至于其他部的人员安排，情况也大抵如此。当时的内阁明显分为两派，袁世凯的势力与南方革命党明争暗斗得不亦乐乎，而唐绍仪本是袁派中人，立场却又接近南方革命党，当时被夹在中间又无法调和双方的矛盾，实在是苦不堪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之内阁，乃背包内阁，多任总理一日，即多负罪一日！”

人员安排还是小事情，当时最困扰新内阁的是财政问题。中国的古话说得好，“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没有钱，再美好的蓝图，你说得天花乱坠、天女散花，哪怕是说破了喉咙，那也是白搭，最终什么事情也干不成。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作为新任内阁总理的唐绍仪同样遇到没钱这个问题，而他当时最重要的任务莫过于去搞钱了。也许有人会问，堂堂一个中华民国，怎么会没钱呢？岂不荒唐！

但现实是残酷的，当时的情况是的确没钱……要是有钱，袁世凯岂能善罢甘休、革命党又岂会妥协退让？要知道，被专制思想熏陶了几千年的中国人，在权力斗争上向来就爱走极端，胜王败寇，你死我活，从来也不懂得什么叫有风度的对抗，而辛亥革命达成清帝退位、实现共和这种皆大欢喜的结果，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呢。

财政上的困窘并不会因为建立了民国而有所改善，相反，由于朝代更替，原本应缴纳的税收大都没有正常收取；就是正常收取了，在局势未定的情况下，各级地方也不肯主动解送给中央啊！因此，无论是南京临时政府还是唐绍仪的北京内阁，其实都是一贫如洗的穷光蛋，只恨自己不能生出钱来。

当时还有个救急的办法，那就是向洋大人们借款。那有人要问，洋大人们为什么要发善心，借给中国钱呢？道理很简单，各位想，西方列强搞了上百年的资本主义，财富积累丰厚，而资本的天性是逐利的，中国当时有接近五万万人，那该是一个多大的市场？哪怕从每个中国人身上赚到一两银子，那就有五亿的利润，简直是不得了的数字。再者，如果拿到中国的政府项目，譬如修建铁路或者直接借款，那利润是十分可观的。

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一直混乱不堪的话，外国的资本也就赚不到钱了。因此，他们需要一个人出来稳定局势……众里寻他千百度，很显然，这个人就是袁世凯了。

由此，等到袁世凯当上了民国的临时大总统，洋大人们便组成了一个四国银行团（即英国的汇丰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及美国的花旗银行），他们主动找上门来，表示可以借给巨款（利息当然不是小数字），但要求给予他们优先权。袁世凯正愁没钱办事，这送上门来的岂有拒绝之理，于是便欣然同意，并要求四国银行团先垫付四十万英镑。四国银行团财大气粗，四十万英镑当然不在话下，次日便予以交付。

随后，袁世凯又指示唐绍仪继续与四国银行团商谈善后大借款的事宜。唐总理在同四国银行团的谈判中，心情很不愉快，因为洋大人们不仅条件苛刻，而且还动辄要安插人手进行财务监督、要求抵押担保等，于是他转头一想，便用起了当年老领导李鸿章“以夷制夷”那套招数，并暗中找了比利时银行借得一百万英镑的垫款。

有了这笔借款，唐绍仪这才信心满满的前往南京组阁，在武昌、南京和上海花掉数百万两银子后方才欣然返京。但还没有等到他向袁总统报功，四国公使却发来一个照会，抗议唐总理无视四国银行团的优先权，擅自向他家借得巨款云云。

袁世凯见此照会，也知道自己理亏在先，只得推说不知此事，将责任推到唐总理的身上。唐总理正要辩解，袁总统却教了他一个方法，让美国公使从中斡旋调停，届时退掉比利时银行的借款而只从四国银行团告贷。四国银行团本都是些见利忘义的商人，见唐绍仪答应退掉比款，便也不再追究，双方继续进行善后大借款的谈判。比利时银行人微言轻，总归是干不过四国银行团，只好忍气吞声的将本金和利息索回了事。

在同四国银行团随后的谈判中，唐绍仪按袁总统的指示，要求借七千五百万两的巨款，比之前提出的数额多出数倍。四国银行团的洋大人也很是吃了一惊，问唐总理借款将作何用途，唐总理未经思考便随口答道：“无非是遣散军队等用处。”洋大人接口问道：“遣散军队到底要多少款项？”

唐总理一时也没有具体测算，只说至少要三千万两。洋大人听后便露出一副很不信任的样子，称借款可以，但必须要派人监督借款用途，不然就不肯出借。唐绍仪听后方知事态重大……那四川的保路运动不就是因为大借款引起？

正当借款谈判陷入困境时，内阁的财政总长熊希龄正好来到北京上任，唐绍仪也就趁势将这个借款重担推给了熊财长。熊希龄是湖南凤凰厅（今凤凰县）人，人称“熊凤凰”，其人从小就天资聪慧，14岁中秀才，18岁中举人，25岁中进士，少年新秀，思想新潮，在戊戌变法期间，曾参与湖南新政，后来又随同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由此青云直上。1909年，熊希龄受命前往奉天省（今辽宁）整理地方财政税收，一时脱颖而出，被誉为朝中的理财高手。

辛亥革命后，熊希龄因赞成共和，便辞官回到上海并参加了章太炎组织的统一党（后合并为共和党）。在被唐总理提名为内阁财政总长后，熊希龄开始加以婉谢，但后来也是盛情难却，只得答应就任。不过，他没有立即前往北京，而是先在南京帮黄兴解决民军的军饷问题，之后才赴北京。

离开南京时，熊希龄也十分清楚南京那些民军缺乏军饷的窘状及其潜在的兵变危险，于是他上任后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筹集一笔借款先给黄兴，用以裁撤部队。这位新上任的财政总长的确有几分本事，他不但善于理财，而且口才很好（这点比唐总理强），硬是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将整个借款计划、用途及其归还方式等说得是头头是道，洋大人们也听得心悦诚服，当即便答应先垫款三百万两，随后再议善后大借款的具体事宜。

等到熊希龄兴致勃勃的要将好消息告诉黄兴时，南京方面却发来一纸电文，称：“垫款章程不但要监督中国财政，还要监督我国军队，是可忍孰不可忍？军队乃是国防之命脉，岂能容许外国人干涉到这种地步？熊财长难道忘记保路运动是怎么发生的吗？难道不知道埃及借债亡国的教训了吗？这二十年来，无数中华志士赴汤蹈火，不惜一死，方换得民国的今天，难道为了区区三百万的垫款就要将民国葬送？我们这些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就绝不会承认这亡国的借款条件，请熊财长务必取缔借款”云云。

熊希龄被这么大义凛然的电报一吓，慌忙看这落款是谁，却见电报下角清清楚楚的写着“黄兴”及南京诸多民军将领的大名。熊希龄这下被气得是脊梁后背几乎要冒出火来……我这么辛辛苦苦的去和洋人们周旋，好不容易借得三百万银子，图的啥？不就是为了给你黄兴解燃眉之急吗？这下好，你倒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难道你忘了当初在电报里又是如何急吼吼催款的吗？

一怒之下，熊希龄便将黄兴催款的电报公之于众，并将南京民军因为缺饷而可能哗变的危险及其自己的委曲求全添油加醋的叙述了一番。不仅如此，熊希龄还在电报中讽刺黄兴缺乏政治经验，不懂经济，说要是黄兴在位的话，非得将民国葬送不可。

革命元勋黄兴与新任财长熊希龄的电报战，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各地的都督、议员、报纸等等，纷纷各抒己见，有指责熊希龄软弱外交的、有大骂财长卖国的，也有批评黄兴不顾大局的，不一而足。

在舆论声浪的喧嚣中，临时参议院也来干涉，一些议员要求唐绍仪及其阁员前往参议院说明情况。在会议上，年轻气盛的议员们对唐绍仪群起责问，他们不但追问比利时银行借款的用途，还指责唐总理失信于国民、见嫌于邻国，甚至有人大骂唐绍仪是“亡国总理”。

唐绍仪哪里见过这般架势（这下知道民主的厉害了吧），竟在会场疲于应付，到后来干脆就失去反应，在那里呆若木鸡，一言不发。而熊希龄得知垫款一事已经泡汤之后，干脆就赌气不去部里上班，政务陷于停顿。

唐绍仪无端受了参议院的这番逼迫之后，也是气得无处发泄，当天晚上就向袁总统提请辞职。袁世凯虽然对唐绍仪不满，但他也不想让首任内阁这么快就垮台，只好温言挽留，劝唐绍仪稍安勿躁，姑且忍耐一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借款一事暂时搁下不提，直隶都督的人选问题又起波澜。原来，在辛亥革命后，各省都流行由本省人担任都督，如黎元洪督鄂、李烈钧督赣等，当时直隶一些议员如谷钟秀等人便提议由王芝祥担任直隶都督。

王芝祥，直隶通县人，原为广西布政使并兼巡防营统领，在辛亥革命中反正参加革命，后来由于陆荣廷出任广西都督，王芝祥在广西立足不住，便率部前往南京准备参加北伐。可惜北伐未果，南方革命党便想让他出任直隶都督，以扩大革命党的势力。

各位想，直隶是北洋军的心腹地带，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因此，袁世凯对南方革命党的提议置之不理，而是任命了自己的心腹张锡銮出任直隶都督。唐绍仪在南京组阁期间，试图调和南北矛盾，当时也附和了南方革命党的要求，并向袁世凯提出由王芝祥出任直隶都督。袁世凯虽然心中不快，口头上却不作反对，只说让王芝祥先来北京。唐绍仪以为袁世凯已经同意任命王芝祥出任直隶都督，于是兴冲冲的给王芝祥发电报让他来京。

等王芝祥到了北京，唐绍仪请求袁世凯发布任命书的时候，袁世凯却拿出几份电报，却是直隶五路军界反对王芝祥就任都督的通电。唐绍仪看后极为气愤，说：“大总统前面已经答应，如何能失信于人？何况，军人干涉政治，恐怕非民国之福。”

袁世凯哼了一声，说：“之前那是你答应的，我何曾答应？王芝祥是革命党人，他要是来做直隶都督，岂不是引狼入室？”唐绍仪忿忿然道：“任命不任命那是内阁的职权，岂能因军人干涉就随意改变？再者，王芝祥已经到京，叫我这个内阁总理如何交代？”袁世凯掀须一笑，道：“这却不难，老夫自有办法。”

要说这民主社会，军人即当保持中立，不该干涉国内政治，但说起来容易，实际上却极难做到。在民国期间，军人干政几乎是稀松平常之事，之前的北京兵变、这次的五路军界通电与登峰造极的军阀政治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不值一提。唐绍仪在年轻的时候亲身感受过美国的民主政治，他也意识到军人干政问题的严重性，但他手头没有枪杆子，又能奈何？倘若他有枪杆子，那岂不也是军人干政？这似乎是个奇特的悖论，而在上个世纪的中国始终无法跳出这个怪圈。

正当唐绍仪被弄得十分被动、不知道如何向王芝祥解释的时候，袁世凯却单独召见了王芝祥，答应给他一笔丰厚的经费，让他改任南方军队宣慰使，回南京协助江苏都督程德全遣散军队。唐总理的面子毕竟不如袁总统的大，而王芝祥原本也是个见风使舵的官僚，他在得到袁世凯的保证后，竟对朋友的支持置之不顾，一口答应了袁世凯的新任命。

等到王芝祥拿着任命书到了唐绍仪那里要他副署时，唐总理竟然完全蒙在鼓里，丝毫不知道这回事。等唐绍仪回过神来，这才知道他被上司袁总统和朋友王芝祥双双出卖！愤懑之下，唐绍仪断然拒绝了副署的要求，而王芝祥却是个很在乎官位的人，他竟然拿着没有内阁总理副署的任命书，径直赴南京就任去了！

当天晚上，唐绍仪一夜未眠，彷徨终夜。此时的他，想起就任总理一个多月来的种种挫辱和非难，心中仿佛打翻了百味瓶，伤心、愤懑、孤独、无奈，真是百感交集，一时俱来。独坐寒窗临孤月，唐绍仪不免自言自语道：“民主共和，乃《临时约法》所定。既然大总统的命令不需要内阁副署，我这个总理还当它做甚？”

言毕，唐绍仪心意已定，待到天色渐亮，他就收拾行囊，携家眷直接奔火车站往天津去了。

正文十四、陆征祥组阁难产，袁世凯多重斡旋

袁世凯听说唐绍仪挂冠而去后，正要派人前去挽留，这时唐绍仪的辞呈已从天津电报局发来。唐在电报中说，自己“偶感风寒，牵动旧疾，所以赴津调治，请立即开缺，另请人选”。袁世凯见首任内阁即将垮台，脸上也很挂不住，随即便派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前去天津劝驾，看事情有无转机。等梁士诒到了天津后，见唐绍仪去意已决，也只得怏怏而回。

唐绍仪的不辞而别，看起来是个偶然事件引起（即王芝祥任命书的副署问题），但实际上却隐含着权力体系构建与现实情况冲突的基础性问题，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因为《临时约法》中不切实际的规定所引发。如果从遵守法律、遵守《临时约法》的角度出发，唐绍仪的辞职是一件值得赞扬的事情，因为他用自己的个人牺牲挽救了法律的尊严，而不至于使责任内阁制陷于袁世凯的淫威之下。但从实际情况来说，唐绍仪当时能做的也只能是辞职，作为跟随袁世凯多年的僚属，他的力量实在是无法与袁世凯抗衡。

如果从功利主义角度出发的话，唐绍仪的辞职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民国初建最需要的是大局稳定，而当时唯一具有号召力的莫过于大总统袁世凯，可惜的是，唐绍仪组建的第一任内阁便以这种闹剧收场，这也实在是出人意料又不得人心的。

正因为如此，唐绍仪的辞职引起了参议院中共和党、统一党议员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发表文章责骂唐绍仪是“擅离职守、乘间潜逃”，并声称“同盟会员不宜再担任内阁总理”。面对共和党、统一党人的攻击，同盟会则对唐绍仪进行了辩解和还击，他们认为唐绍仪在这次的事件中完全是受逼而退，真正需要追究的应该是另有其人。

唐绍仪已去，内阁总理不可久悬，袁世凯只得在6月27日批准了唐绍仪的辞职，随后提名外交总长陆征祥为总理人选。最开始的时候，袁世凯并不想让陆征祥来接任总理，而是另有人选。在袁世凯还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时候，有两个人在政务上对他的帮助特别大，一个是唐绍仪，另一个是徐世昌，可谓“左膀右臂”。如今“左膀”闹翻了脸，袁世凯当时就想提名徐世昌来接任总理一职。

可惜的是，徐世昌当时对清朝还有感情，他宁可躲在外国的租界中做寓公，也不愿出山；而同盟会的人认为徐世昌是前清老官僚，对共和民主一窍不通，他们对此反应十分激烈，坚决反对提名徐世昌做内阁总理。

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在6月29日向临时参议院提名陆征祥担任总理职务。陆征祥是上海人，他早年就读于上海广方言馆（相当于现在的外语学院），后来又进了京师同文馆学习，精通多国语言。陆征祥做过多年的驻外公使，在外交界享有盛誉，对外情也了解至深，而且还娶了个比利时太太（某将军之女）。更重要的是，陆征祥是个超然派，他不属于任何政党势力，因此容易被各方接受。在当天的投票中，临时参议院以74票通过、1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高票通过了陆征祥出任总理的提案。

在陆征祥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后，同盟会本部会议鉴于唐绍仪混合内阁相互倾轧的教训，决定让内阁中的同盟会籍的国务员集体辞职，以免政党之争妨碍将来的施政。同盟会此举，一来可以成全陆征祥组建一个超然内阁，二来也表示同盟会员甘于牺牲，决不贪恋权位。但当蔡元培、宋教仁、王正廷等人派出代表向袁世凯提请辞职时，袁总统却故作挽留，以示包容。原来，袁世凯并不懂什么政党内阁、超然内阁，不过希望延揽天下英才为我所用，如果大家都辞职，反是拆他的墙脚，显得他没有威信。因此，袁世凯挽留的态度还是很诚恳的，他还不想这么快就与同盟会决裂。

但同盟会对此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陆征祥内阁也就是个过渡内阁，因为过段时间后参议院需要重新选举（由临时参议院变成正式国会），届时由胜出的政党进行组阁，内阁中全是一党，岂不更方便？当时同盟会中持这种想法的人不少，宋教仁便是其中最坚决的。

为了表示辞职的决心，蔡元培等人写信给新任内阁总理陆征祥，称同盟会国务员在7月14日后不再到部办公，同盟会员也不再参加新的内阁。在同盟会员去意已决的情况下，袁世凯于7月14日签署命令批准了蔡元培等人的辞职，同一天被免职的还有交通总长施肇基（交通总长原是唐绍仪兼任，后由唐绍仪的亲戚施肇基出任，这次自然是与唐绍仪同进退）及财政总长熊希龄，而工商总长陈其美一直没有上任，自然也被免职。当然，内务总长赵秉钧、陆军总长段祺瑞及其海军总长刘冠雄这三人却仍旧巍然不动。

至于新总理陆征祥，他开始并不是袁世凯的最佳人选，只是因为徐世昌不肯出山也不能通过，这才被袁世凯推到了前台。陆征祥常年在国外办外交，外交是把好手，但他对于内政却是一窍不通，因此他对组阁也缺乏信心，好在袁总统答应帮他物色新的内阁总长人选，陆征祥这才答应出任总理职务。

尽管同盟会声明不再参加新内阁，但袁世凯不知是真的爱才如命还是故意挑拨同盟会内部的关系，他非得提名同盟会员孙毓筠、胡瑛及沈秉堃为教育、农林、工商三部总长。孙毓筠、胡瑛及沈秉堃三人均为老同盟会员，孙毓筠担任过安徽都督，胡瑛担任过烟台都督，沈秉堃则担任过广西都督。不过，他们到北京就任参议员后，政治表现稳健，与袁世凯相处甚恰，因而得到提名。

对此，同盟会方面非常生气，宋教仁指责袁世凯这是在“逼奸”，并要求袁世凯尊重别党决议。袁世凯自然不知道什么别党不别党，他只管搞他的人才内阁。后来，因为共和党对胡瑛有异议，因而袁世凯用王人文替换了胡瑛，最后提出的新内阁成员名单如下：

财政总长周自齐、交通总长胡惟德、司法总长章宗祥、农林总长王人文、工商总长沈秉坤、教育总长孙毓筠。

7月18日，陆征祥前往临时参议院发表施政演说，同时也提请参议院批准新的内阁人选。由于陆征祥常年在外国办理外务，之前又是高票通过，很多参议员都很想一睹其风采，因此对他的演说极其期待。

等陆征祥翩然进入参议院后，众参议员们都拍着巴掌表示欢迎，会场气氛很是热烈。可惜的是，陆总理擅长外语却不擅国语（大概是工作关系），加上又是个说着吴侬软语的上海人，而且说话声音太轻，很多议员都听不太清。等到大家竖起耳朵要倾听期待已久的一番宏论时，陆总理却尽说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真真是应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那句古谚，让众议员好生扫兴。

你猜陆总理说些什么？他说的不是什么国家大政方针，也不是什么激动人心的计划战略，而是说了一番轱辘话，淡得如白开水一般：“兄弟我第一次来贵院，十分之荣幸。鄙人二十年来一直在外国，二十年间，第一次回国仅三个月；第二次回国还是在前年，呆了有十一个月。回来之后，和外界交往也少，鄙人又不愿吃花酒，不愿恭维官场，亲戚也抱怨我不肯引用己人，不肯借钱，因而在交际场中颇为冷淡。如今以一个不愿吃花酒、不愿恭维官场、不肯引用己人、不肯借钱的人来办一番大事业，鄙人实在是诚惶诚恐。如今有了国务总理，断不可无国务员，若国务员没有才干，单靠着一个总理，也断断不能成事。譬如人家过生日，也须先开列菜单，挑选可口的菜蔬，何况是重大的国务员呢。”

陆征祥的演讲内容大大出乎议员们的意料之外，他们本以为新总理会有一番高论，帮助新政府渡过当前的危机，不料却是一番极其琐碎的发言。听到这里，众议员面面相觑，非但没有一点掌声，反而在台下私自议论起来，弄得台上的陆总理极为尴尬，也无意继续演说下去，只得将新提名的国务议员名单交给议长，自己却提前告退——也没人送他。

等到陆征祥走后，众议员不免抱怨起来，说：“民国初立，本希望来个有才干的总理方能兴利除弊，要是这一位来做总理的话，恐怕没有什么指望了。”在这种情绪之下，等到议长公布新内阁人选名单，议员们一股脑儿全投了反对票，六位候选人无一通过。

在听说新人选全被否决后，陆征祥干脆躲进医院装病，并以“无组织内阁之能力”提出辞职，连兼任的外交总长一职也要一并辞掉（不肯留恋官位，倒也值得尊敬）。袁世凯得知后颇为诧异：这些议员们前几天还高票通过了陆征祥的总理提名，今天却又将提名的内阁新成员给全部否决，这变化也未免太快了吧！

要说起来，中国人过惯了太平日子，突然搞起了民主，没有经验情有可原，乱搞一气也实属正常。就说那些年轻气盛的参议员吧，这些人的年龄大都是三四十岁，他们大都是按照西方的教科书来行使权力，却无意中造成了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冲突，而中国的传统是没有立法权的。

作为一个新诞生的共和国家，在传统的皇权缺位的情况下，不为人知的立法权导致新内阁的难产，这使得当时的局势更为扑朔迷离，也更加的不稳定。因此，当临时参议院否决新内阁人选的消息传出后，一些党派团体和舆论都纷纷发表看法，批评临时参议院不顾实情，过于意气用事，导致了这场政治危机。

但话说回来，参议员们其实也没有错，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非是出于私心，而是希望能够组建一个合格、健全、有力的政府内阁，如果他们苟且迁就，到时成立一个无能之政府，亡国丧邦，又如何对全体国民交代呢？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在当时局势混乱的情况下，有政府胜于无政府，这次的组阁风波应该由临时参议院完全负责。

如果是在西方国家，内阁难产这种政治危机也算不得什么大事，但中国当时是初试民主，又是共和新立，危机才显得极为敏感而迫切。作为大总统的袁世凯，自然要对此事件负责，而受到舆论压力的临时参议院也主动派出代表到总统府与袁世凯协商解决办法。这倒是个好现象，那些参议员们虽然很年轻，但毕竟是很诚恳并且真心想把国家建设好的。

袁世凯混迹官场三十余年，多年修炼的权术已经是炉火纯青，他一方面要维护大总统的威信，另一方面又要使得临时参议院就范，这就不得不使用软硬结合的手段了。7月21日，袁世凯在总统府宴请全体参议员，以加强双方的沟通。当天虽然下着瓢泼大雨，但参加宴会的参议员仍旧达到60多人（接近临时参议院人数的三分之二），而袁世凯表现也很谦恭，他一早就到各个休息室同参议员们握手寒暄，彼此闲谈，形象极为亲和。

晚上六点半，众参议员来到宴会大厅后，袁世凯便首先发表了一通演说，无外乎是当前的内政外交、金融财政，却比陆征祥说得入情入理、娓娓动听（何不让袁世凯兼任内阁总理算了），听得众议员也是频频点头。

袁世凯演说完毕，参议院副议长汤化龙代表全体参议员发言，表示参议院愿意诚心诚意的扶助大总统稳定局势，建设国家。袁世凯随后又对众议员鞠躬表示感谢，并希望大家不要忘记今天说过的话。众议员也集体鞠躬回礼，现场气氛极为融洽。

与场内的和谐气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京的军警界高级军官却在场外召开大会，到会人士个个义愤填膺，正义凛然的斥责参议员们毫无政治责任感，置国家于无政府状态，并声称再这么“无政府”下去，他们就要“被迫”出来维持局面。会后，军警代表们又炮制出一份攻击临时参议院的电文，遍发黎元洪副总统、各省都督、各军队、各党派团体及其各家报馆，他们甚至气势汹汹的威胁说：“由于临时参议院阻扰新政府的成立，导致外国借款的谈判无法进行；如果再不发军饷，届时军队哗变，可别怪我们不客气！”

自从上次北京兵变以来，军队干政已经是第二次，后来更是发展成常态，成为民国难以医治的痼疾（是谁打开了潘多拉盒子？是袁世凯还是北洋将领，抑或是起义新军？）。在这些军人的挑动下，各省都督、议会和报馆也纷纷指责临时参议院，声讨的电文雪花般飘来，堆起来足足有一尺多高。

在舆论的斥骂下，临时参议员们反倒成了过街老鼠，落到人人喊打的地步。最过分的是，北京甚至出现匿名的传单，悬赏十万大洋取议长吴景濂等人的狗命；更有署名为“健公十人团”的某团体给临时参议院送了103份信（参议员人人有份），警告参议员们要是再胡搞的话，届时给每个人奉送十枚炸弹，好生享用。

对于北京军警的恶劣行径，南京民军的主要将领则在第一军军长柏文蔚的领衔下，向袁世凯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并要求社会各界特别是军人尊重国家的立法机关。柏文蔚等人指出，一旦军队构成压迫议会的先例，民国未来的政治必将后患无穷（这倒是明智之言）。

袁世凯接到这份抗议电报后见好就收，随后便通电军界各级军官，禁止他们再发出如此无聊的传单，并命令内务部和陆军部对此事进行调查（结果当然是口头警告，不了了之）。在舆论有利的情况下，袁世凯迅速提出第二份内阁人选的新名单，如下：

财政总长周学熙、司法总长许世英、教育总长范源濂、农林总长陈振先、交通总长朱启钤、工商总长蒋作宾。

袁世凯这次提出的名单，除了蒋作宾为同盟会员外，其他均是袁世凯的夹袋中人。由于同盟会已经决议不参加新的内阁，蒋作宾随后便表示不能出任，请求请选贤能。事实上，袁世凯并非是不知道同盟会的决议，但他仍旧坚持提名蒋作宾为工商总长的人选，似乎要以此打击同盟会的政党内阁政策并提升自己的威信。

7月25日，临时参议院再次开会讨论内阁新人选，总理陆征祥没有出席这天的会议，而是委派了陆军总长段祺瑞前来说明提名理由。段祺瑞倒是没有废话，但他一身戎装，雄赳赳、气昂昂的走进会场，让参议员们感到十分的不自在。在段祺瑞说完离场后，参议员们也陷入了矛盾：要是迫于军警和舆论压力屈服的话，议会将丧失存在的价值；可要是继续坚持给陆征祥内阁投反对票的话，可能会继续受到威胁。在现实和理想信念之间，参议员们也实在是左右为难。

经商议后，临时参议院决定以新人选需要“资格审核”为名推迟投票，并希望袁世凯发布禁止军人干政的公告，以表示参议院并非在压力下进行国事讨论。对于参议员们的心思，袁世凯自然是心知肚明，当晚他就安排了一个军警界与各党派参议员的茶话会，让各方相互交流，彼此沟通，以促成明日的投票。不仅如此，在投票的当天上午，袁世凯又公开发布禁止军人干政的电报，算是给参议员们留足了面子。

随后的投票过程自然就波澜不惊了，除了工商总长蒋作宾因为票数不足而未能通过外，其他五位总长均顺利过关。蒋作宾的被否决，一来是同盟会参议员按照其政党决议所为，二来也是临时参议院挽回面子之举——他们毕竟没有完全屈服于袁世凯和外界的压力。

在蒋作宾被否决后，袁世凯随后又提名同盟会员刘揆一为工商总长人选，似乎不打开同盟会的缺口决不善罢甘休。最后，袁世凯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刘揆一决定接受这个职务并声明退出同盟会，袁世凯这一次终于又笑到了最后。

至此，组阁危机在袁世凯的运作和各方的妥协下宣告化解，陆征祥内阁在名义上得以成立。之所以说“名义上成立”，因为总理陆征祥考虑到自己已不被参议院所信任，于是他干脆称病不出，也不到部处理政务。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只好让内务总长赵秉钧暂时代理总理职务。

正文十五、宋教仁的理想：和平竞选！

1912年10月，黄兴返回阔别多年的家乡湖南，途中正值他39岁生日。在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后，黄兴又回想起这十几年的革命生涯，他不禁感慨万千，并赋诗一首：

<small>卅九年知四十非，大风歌好不如归；惊人事业如流水，爱我园林想落晖。</small>

<small>入夜鱼龙都寂寂，故山猿鹤正依依；苍茫独立无端感，时有清风振我衣。</small>

此时的黄兴，将届不惑之年，对他来说，革命已成昨日云烟。在经过多年居无定所、漂流海外的生活后，如今革命成功、民国初立，黄兴萌生出功成名就的退意，也属正常。久动思静，革命党人主动放弃军权，固然是情非得已，但革命者最终选择一条和平竞争的道路，岂非国家之幸、国民之福哉？！

不过，同盟会中的激烈派却对孙中山、黄兴等人功成身退的想法感到大惑不解，在孙中山、黄兴北上与袁世凯会谈后，元老级人物谭人凤大发感慨，说：“以前有人写诗，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这两句正好应该送给孙、黄二人，不过一番款洽，竟然就中了袁世凯的圈套。孙中山还说什么愿袁世凯为十年总统的胡话，就连黄兴也立刻改变了论调，难道袁世凯真的有魔力吗？这些人怎么会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而不悟呢？真是奇哉怪也！”

清帝退位后，像黄兴那样看淡革命而转向和平的、有风度的政治竞争的人并不在少数，比如原同盟会员、光复会会长章太炎便公开声称“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要求将原来秘密的革命党组织改为合法组织，开展公开的政治活动。

事实上，章太炎的提议在当时的思潮中颇具代表性。在很多人眼里，清帝已经退位，“异族”统治也已结束，以后都是汉人间的事情，那不管是袁世凯也好，孙中山也罢，只要天下太平不打仗，为国为民求发展，什么事情都好商量。

1912年后，在“革命党消”的呼声中，一场热火朝天的革命组织公开化和组党运动也开始在全国各大城市相继上演，并在1913年国会选举前形成高潮。政党本是西方国家的舶来品，在中国历史上只听说过朋党，什么牛党、李党、清流党，一向便不是什么好名词，几乎等同于一帮利益中人相互攻伐以至于朝政乌烟瘴气的代名词。

革命党人素来倾心于西方政治文明甚至崇洋媚外得厉害，一贯将中国传统弃如敝履，自然不会有朋党相争之痼疾，因而引进西方的政党制度当然是革命成功后的当务之急。不出所料，那位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章先生也就成为了组党运动的急先锋。

1912年1月3日，章太炎联合前江苏巡抚、现江苏都督程德全成立了中华民国联合会，章太炎自任会长，程德全为副会长。江苏在清末新政中开化较早，特别是在国会请愿运动和立宪制度建设中更是表现突出，江苏的立宪派已形成团体，其中便有“实业状元”张謇等人。在中华民国联合会成立后，张謇、熊希龄、程德全、唐文治等人也成为了会中骨干。

令人感到痛心的是，就在章太炎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的十天后，光复会的副会长陶成章在上海广慈医院被人刺杀。虽然清末民初的刺杀事件层出不穷并被视为革命之手段，但革命党人自相残杀在当时却是极为罕见。令人痛心的是，主持这次刺杀事件的竟然是上海督军陈其美，而执行人则是后来鼎鼎大名的蒋介石。

光复会原本为江浙一带的革命党人组成，1905年并入新成立的同盟会，但由于原光复会的人员与孙中山等人屡起冲突，后来又从同盟会中独立出来，因此双方虽然同处革命阵营，却颇有嫌隙。至于这次的暗杀悲剧，历史学者大多推测为陈其美与陶成章因争夺浙江都督而酿发，这也可以算是革命党暗杀旧习之沉渣泛起。更为可叹的是，在陶成章被刺后，光复会也在无形中瓦解，从此后一蹶不振，臻于消失。

在陶成章被刺死之后，章太炎又在3月2日将中华民国联合会改组为统一党，并更加激烈的指责和斥骂同盟会。在他看来，同盟会是一个有严重暴力倾向的组织，这些人置国家利益与民族大义于不顾，在和议已成的情况下还想继续捣乱（革命），倘若这些人侥幸获得了国家政权，必定要排斥异己，恢复专制无疑。章太炎甚至在自己的谈话和通信中直言不讳的指出，他另搞其他政党就是针对同盟会的。对于老同志章太炎的倒戈反向，同盟会的人也不免愤而反击，他们在报纸上大骂章太炎是个疯子，并放出流言说章太炎要拿枪打国务总理唐绍仪，他才具有严重的暴力倾向。

和同盟会闹矛盾的还有武汉首义的那些革命党人。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当时在上海活动的几位武昌起义领袖如孙武、张振武等人都没有在临时政府中谋得职位，因而对同盟会、特别是黄兴等人极为不满。在孙武等人看来，他们这些人才是真正的革命元勋，同盟会的人不过是外来的和尚抢了自己的功劳，可这些人连个陆军次长的位置也没有留给孙武，让孙武面子上极过不去。当时率军攻克南京的浙军司令朱瑞，他是光复会员，本就和同盟会有矛盾，等黄兴当上陆军总长后，朱瑞也不服从陆军部的指挥，还私下里蔑称其为“汉阳败将”。后来，这批人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团体叫民社，公推黎元洪为领袖，其中的成员还包括后来湖北的参议员刘成禺等人。在朱瑞率军回到浙江后，民社的势力也就在湖北和浙江掌握了军政大权。

除此之外，在民国初年活跃的政党还包括孙洪伊、汤化龙发起的“共和建设讨论会”（原清末立宪团体“宪友会”成员）、清末旧官僚岑春煊组织的“民国公党”、参议员谷钟秀、吴景濂等人组织的“统一共和党”、陈锦涛、王宠惠等人发起的“国民共进会”、范源廉、黄远庸等人发起的“国民协进会”、黄群、籍忠寅组织的“国民公会”、温宗尧等人组织的“国民党”（此国民党非后来的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等，林林总总，前前后后，竟然达到数十家。

这些新立的政党或半政党组织彼此间分分合合，此消彼长，数月一变或者一月数变，成员甚至领袖也毫不固定，今日是此党，明日却成彼党，令当时的人为之目眩，也令后来的研究者为之头疼。

譬如后来在临时参议院中一时雄起的共和党，便是由统一党、民社、国民协进会、国民公会和上文提到的国民党五个组织合并而来。说到统一党，原本是章太炎发起的，但由于他这个人脾气极大，一向孤傲难以合群，弄到最后党内很多人也不能容他，结果开党元勋章太炎反被排挤了出去，最后袁世凯的亲信王赓（即后来的大汉奸王揖唐）控制了统一党，章太炎反由一个组党的急先锋变成了一个无党分子，闹腾一场不过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共和党是1912年5月9日在上海张园正式成立的，副总统黎元洪被选为理事长，张謇、章太炎、伍廷芳、那彦图为理事，另外还选出干事54人，包括当时的知名人物熊希龄、范源濂、章宗元、蒋尊簋、朱瑞、庄蕴宽、吕公望、赵惟熙、杨增新、胡景伊、程德全等人，都加入了共和党的圈子。共和党大多由清末的立宪党人及旧官僚组成，他们的政治取向是维护统一共和、支持中央集权主义，正好与袁世凯的想法不谋而合，因而被袁世凯利用来对抗同盟会。

当然，共和党也有自己的想法，他们虽然用国权主义抵制同盟会的民权主义，并在参议院中与同盟会的革命党人作对，但其实也是想借助袁世凯的支持来发展自己的势力，以待日后能够独立执政或者与袁世凯分享权力。共和党成立后，便在全国各地积极设立分部，其党员数量一度超过了10万人。

在全国各地组党运动如火如荼的形势下，同盟会也感到了莫大的压力。在开始的时候，同盟会于3月3日在南京三牌楼召开本部全体大会，宣布同盟会正式改组为公开的政党。在组织上对外公开后，同盟会挟革命之盛誉，在各地都得到了迅速发展，会员在数月间便增至十数万人，支部也遍于18行省，成为民国初年势力最大的一个政党。

迁到北京的临时参议院在经改选后，共和党因为合并党派而势力大增，同盟会在人数上已经不占参议院的绝对多数，而共和党更是借助袁世凯的势力，在很多事务上压同盟会一头。在这种情况下，宋教仁向孙中山、黄兴提出改组同盟会，并打算像共和党一样，将其他政治主张接近的党派合并而入。孙中山和黄兴在辞去公职后，在政治一度消极，对宋教仁的主张既不反对，但也不是十分热心，因而让宋教仁得以施展手脚，对同盟会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组织更新。

除了同盟会和共和党外，当时在参议院中占据一定议席的是号称“第三党”的统一共和党。这个党派也是由三个政团合并而来，其中的主要人物包括蔡锷、景耀月、彭允彝和谷钟秀、吴景濂等人。统一共和党在内阁风潮中也受到共和党与袁世凯势力的排挤，因而和同盟会走得比较近，最后双方都产生了合并的想法，增强彼此竞争力，以便在即将到来的正式国会选举中获得优势。

但在改组合并问题上，统一共和党人并不想直接并入同盟会，而是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变更同盟会名义，二是废除民生主义，三是改良内部组织。事实上，统一共和党人并不希望自己是被吞并，因而主张不用同盟会原来的名号；而且，他们也不赞成同盟会过于激烈的主张，譬如民生主义中的平均地权等。

在同盟会这边，当时最积极的是宋教仁、胡瑛、魏宸组、谭人凤、刘揆一等人，但也遭到了很多同盟会员的抵制，因为他们认为目前局势不稳，很容易被人乘虚而入并加以瓦解，而一些同盟会员对改变沿用了多年的同盟会名号也表示坚决反对，如蔡元培就表示“不能舍己从人，名称万不能改”。

这时，清末名臣岑春煊为首的上海国民公党在得知统一共和党和同盟会要合并的消息后，也派出代表到京参与合并谈判。经商议后，同盟会接受了统一共和党和国民公党所提出的条件。8月7日，北京的共和实进会和国民共进会也派代表参加合并谈判。8月13日，这五党发布联名宣言，宣布新的国民党成立。由此，同盟会的名称便退出历史舞台，正式改组并更名为国民党。

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场面空前壮观，到会者足有2000人之多。在临时主席张继读五党合并及政纲的起草报告时，突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原来，应国民公党的要求，新成立的国民党将男女平权一条取消，参加大会的同盟会知名女会员唐群英、沈佩贞等人听后十分气愤，正好主持合并工作的宋教仁就在这群巾帼英雄旁边，于是在话不投机的情况下，某强悍的女会员一把抓住宋教仁的头发，当场便是左右开弓奉送了几个大耳刮子，令会场中的男会员们大骇不已。

不过，好在当时女权主义不甚发达，在随后的讨论是否在国民党政纲中补入“男女平权”一条时，张主席建议以举手形式进行表决，结果极少数女同胞们的玉手纤纤毕竟敌不过男会员的众多粗手，举手者远未过半数，“男女平等”也就暂时顺延。

合并后的国民党干部队伍空前强大，共选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王人文、王芝祥、吴景濂、张凤翙、桑贡纳尔布九人为理事，孙中山被推为理事长。国民党内部又分总务、政事、交际、文事、会计5部和政务研究委员会，其中总务部有魏宸组、殷汝骊、任鸿隽等人；政事部有谷钟秀、汤漪、张东荪、沈钧儒、张耀曾等人；交际部有李肇甫、覃振、顾维钧；文事部有杨光湛等人；政务研究委员会有张耀曾、冯自由、吴铁城等。另外，大会还选出29名参议，包括胡汉民、柏文蔚、陈锦涛、李烈钧、张继、蒋翊武、唐绍仪、孙毓筠、谭延闿、尹昌衡、于右任、马君武、田桐等。

在改选结束后，孙中山来到会场并发表演讲，令会场气氛达到高潮。不过，此时的孙中山正醉心于他的铁路实业计划，因为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他委托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并表示自己不多问党务。

短短一年间，便出现了如此多的政党组织和活动，但透过这光怪陆离的政治热潮，后面的隐忧也不容忽视。事实上，这些所谓政党的很大一部分其实难以称为真正的政党，他们的形态其实和历史上的朋党倒是一脉相传。正如当时的《真相画报》上刊登的一副漫画，上面题了这么几句：“甚么子叫党，甚么子叫派，原本一夥人，也进谗言把他害；甚么子叫改，甚么子叫革，排挤与钻营，更比从前了不得。”

早在1924年出版的《民国政党史》一书中，作者谢彬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民国初年的这些政党不是政见的结合，而是感情的结合、权势的结合甚至干脆就是金钱的结合，只不过老祖宗之前叫什么君子党、小人党，现在的人套了一个政党的名词。这些所谓的党派，无一不是中上层士大夫的俱乐部（包括国民党在内），他们毫无民众作为基础，也没有切实可行的党纲，很多党派对自己的党纲不甚了了，不过是作为点缀和摆设罢了。

另外，民国初年最混乱的便是跨党行为，当时有的人最多可以跨十几个党派，正如后来的内阁总理赵秉钧说的：“我本不晓得什么叫党，不过有许多人劝我进党，统一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共和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同盟会也送得来。我也有拆开看的，也有撂开不理的。”说到这里，怀里揣着8个党证的赵秉钧摸了摸脑袋，对身边的人笑道：“我何曾晓得什么党来！”

在国民党成立后，赵秉钧出任了新的内阁总理，黄兴等人还积极的劝说新内阁成员全部加入国民党，就连大总统袁世凯也成了他们的拉拢对象。对于国民党的盛情相邀，袁世凯却不以为然（他也同样不懂什么党不党），他对国民党参议柏文蔚解释说：“诸位的党纲，我倒是很佩服，但要让各国务员全部是同党，我却以为大可不必呢。试想一国之间，政党甚多，入甲党，则乙党为敌；入乙党，则丙党为敌，纷纷扰扰，争吵不休，于国于民，又有甚好处呢？”由此看来，袁总统不懂民主政治，不懂政党运作，不懂有风度的对抗，这还真是个为人忽视的大问题呢。

按《临时约法》规定，国会选举应当在其施行10个月内举行。对当时的国人来说，政治选举是新鲜玩意儿，但并不是第一遭。早在清末预备立宪的时候，清廷及各级政府已经搞过一次，不过那次是选举资政院议员和各省咨议局的议员，尚不能算国会选举和地方议会选举，最多只能算预演。

临时参议院这次制定的《国会组织法》以美国为范本，国会分为参议院和众议院，其中参议院的名额为274名，具体分配如下：1．每省10名，分别由各省议会选出；2．蒙古27名、西藏10名、青海3名，分别由其选举会选出；3．中央学会8名、华侨代表6名。这个名额分配既保证了各省的发言权，也照顾了蒙古、西藏、青海乃至学界、华侨的特殊性。众议院的名额则按人口比例，每80万人分配议员名额1名，总计议员596名，由各省组织选出。

饭要一口一口吃，民主也要一步一步来。民国的第一次国会选举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普选，而是带有各种限制的，譬如年龄限制为21岁以上、居住期限为在选举区内满2年以上等。以上还是一般性的规定，最主要的限制在财产、教育和性别方面，其具体规定如下：

凡有中华民国国籍的男子，年满于编制选举人名册以前，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有选举众议员、省议员权：1．年纳直接税2元以上；2．有价值500元以上不动产；3．小学以上毕业；4．有与小学以上毕业的相当资格。

除了这两个财产和教育限制外，女子也没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由此各省登记的选民在4000万以上，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0％，这同清末咨议局选举的合格选民比较，已经是增加24倍以上。实事求是的说，这个进步的幅度应不算小。

按计划，国会选举从1912年12上旬开始，到次年3月结束，各党派对此也不敢有丝毫的怠慢。早在国会选举的筹备阶段，各党派便已经展开了明争暗斗，好一派“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景象。

1912年10月，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一直鼓吹宪政的梁启超，这位著名的保皇派和享有盛誉的宪政启蒙主义者，终于结束了十几年的海外流亡生涯，返回国内。梁启超的归来，给即将到来的国会选举制造了不小的变数。

众所周知，早在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党人便在日本、南洋、美洲等地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尽管梁启超因寡不敌众而败下阵来，但他的改良主义宪政学说仍旧吸引了众多立宪派官僚和中上层士绅的关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指导清末宪政试验的基础理论。

在回国之前，梁启超致信袁世凯，为之分析了民国初年的政治形势。梁启超指出，此时国内的政治力量分为三派：一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军政官僚实力派，二是由清末立宪派改组而来的改良派（其中又隐然尊奉梁启超为领袖）；三是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派；其中，第一派不搞政党，第二派组成政党，第三派改造成政党。换句话说，第一派掌握实际的行政权力，第二派组织政党来与第三派在议会中展开竞争。更直白的说，就是第二派帮助第一派来牵制革命派，以便第一派顺利执政，这也可以算是别出一格、颇具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

梁启超的想法，其实认为中国当时不适合立即实行西方的民主政治，而是希望袁世凯先推行开明专制，用改良主义的道路逐步推进体制革新。为此，梁启超还写了一个指导意见名叫《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这个商榷书后来也成为了共和建设讨论会的指导纲领。

共和建设讨论会是由孙洪伊、汤化龙等人发起的一个党派，其中又以清末的立宪党人和旧官僚为主。1912年8月，共和建设讨论会和国民协会等几个团体合并成民主党，在梁启超回国后，民主党又与共和党及从共和党中分出的统一党组成联合战线，准备在国会选举中共同抗衡声势浩大的国民党。当然，这种弱党间形成的结盟，在政党斗争中也是常事。

就当时的政党力量对比而言，即使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联合，也敌不过国民党的势力。尽管革命党的两大领袖孙中山和黄兴刻意淡出政坛，但代理党务的宋教仁却异常积极，他在10月中旬后离开北京南下，前往各省布置国民党的选举事宜。在宋教仁的努力下，国民党在各地的选举动员会都开得非常成功，特别是宋教仁的演说更是极具魅力，吸引了诸多的民众前来听讲。

前来聆听宋教仁演说的除了国民党员、新闻记者和普通民众外，也混杂着袁世凯派来的探子。每次宋教仁演说完毕，袁世凯总能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国民党的动向。有一次宋教仁在演说中称：“我们此时虽然没有掌握着军权和政权，但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所以，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运动。我们要在国会中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

宋教仁的这段话，倒是深刻揭示了民主政治中关于立法权至上、权力制衡的真谛，他试图领导国民党夺取国会选举胜利并组织完全政党内阁的想法，也可以称得上是教科书式的经典范例。但话虽如此，要真正操作起来恐怕会有很多的变数，譬如袁世凯在听到宋教仁的这段话后便很不高兴，他愤愤的对身边的幕僚说：“噫！宋教仁还想组建政党内阁吗？何相逼如此之甚也！”

说到底，袁世凯不但对什么国会、什么立法权、什么政党内阁毫无概念，就连监督政府都视为离经叛道之事，这也是传统的专制政治所无法理解的事情。看来，教育领导在民国初年可真是个不容忽视的大问题。

大总统不知道什么是民主和选举，下面的人也好不到哪里去。譬如说竞选，各政党除了集会演讲、宣传政见外，更多却是倚仗地方机构和行政手段来控制选举。譬如在湖南选区，国民党便在选举前将各县县长大多调整为国民党员，选区的监督也全部委派国民党员担任，结果共和党在湖南惨败，从国会议员到省、县议会，国民党的候选人都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比例数当选。

湖南是这么搞的，江西、广东、湖北这些由国民党控制的地区也是如此。其他党派也不甘落后，譬如统一党就利用河南都督张镇芳的关系，要求张镇芳支持该党在河南的选举，无论使用什么手段，也决不能让国民党取胜。

由此，民国的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出现了各种“怪状”与“丑闻”，譬如拉票、抢票、毁票，还有什么金钱贿买，甚至暴力威逼与胁迫等等，也就不足为怪了。总而言之，各种手段是无所不用，无奇不有，不怕你做不到，就怕你想不到。

稍微厚道的说，初次选举出现这些乱象实在不算新闻，何况一些乱象早在清末宪政时期就已经出现过。即使是现在，很多国家和地方的选举丑闻也是层出不穷，更别说一百多年前初尝民主的中国了。选票是个好东西，要怪只能怪到它头上。

在宋教仁和诸多国民党员的努力下，国民党在参众两院的初选和复选中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在众议院的596个席位中，国民党获得269席，占45.1％，共和党、统一党和民主党为154席，只占25.7％，在参议院的274个席位中，国民党获123席，占44.9％，共和、统一、民主三党为69席，占25.2％（其他均为跨党和无党派人士）。

在这次选举中，国民党虽然没有获得超过半数的绝对优势，但他们所占的议席数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政党，即使共和、统一、民主三党联合，也不足以相抗衡。

国民党在竞选中的胜利，使全党一片欢腾，也令宋教仁感到十分的激动。在他看来，胜利的曙光已在眼前，组阁的梦想即将实现，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危险正慢慢向他逼近。如今快一百年过去了，有时候回头想想，宋教仁所迷恋的选举胜利何尝不也被后人所迷恋并迷信着，但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它只是一个幻想，或者说是个幻象。

在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辞职后，同盟会曾想把宋教仁推出来做内阁总理，但参议院的议员们却在私下里议论说：“太少！太少！”宋教仁出生于1882年，当时未满32岁，若不是孙中山和黄兴此时在政治上消极的话，以他的年龄和资历当然不能出头，而在同盟会之外，宋教仁自然无法和孙中山、黄兴的声望相比。

事实上，宋教仁所热衷的选举政治本身就充满了矛盾：他一方面想和袁世凯调和，另一方面又想与袁世凯争权；一方面放弃了军事，另一方面却又想争夺政权，这在一个沿习千年、以武力为后盾的专制国家中，如何能办得到呢？宋教仁以为只要有一部《约法》，藉着《约法》中规定的“责任内阁”之空名，加上一个在国会拥有多数议席的政党，便足以对付袁世凯的军政力量，岂非是漠视传统和现实的书生之见？

要知道，大凡中国的专制者，依仗都是赤裸裸的武力，又有几个把法律当一回事？

宋教仁也许忘记了，在辛亥革命中，革命党人之所以放弃了与袁世凯的争夺，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无法和袁世凯的军事力量相抗衡，这才不得不依靠袁世凯的力量迫使清帝退位。在革命时期用武力尚且不能达到的目的，又怎能在袁世凯已经掌握了政权的时候再用和平的、选举的方式夺回来呢？这也未免太天真浪漫、太不现实了吧。

正文十六、宋教仁遇刺与可能的真相

1913年2月，宋教仁辞别母亲和妻子，在长沙、武汉、南京、上海、杭州等地演说、游历一番后回到上海，并准备在3月20日乘火车前往北京。宋教仁所到之地，往往要发表演说，其中也不乏抨击袁世凯政府的言辞。当时有人劝他不可过于锋芒毕露，以免不测之险。宋教仁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说：“我这一生，光明磊落，平生既无夙怨，也无私仇，光天化日的政客竞争，又怎么会有如此卑劣残忍的手段？”

唉，宋教仁毕竟年轻阅浅，也未免太大意了，他对中国根深蒂固的专制力量过分的轻视，此所谓“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真是为后来者留下了一个血淋淋的教训。

3月20日晚十点左右，宋教仁在黄兴、于右任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沪宁火车站准备北上。由于当时很多当选的国会议员也都从上海出发，因而车站还特设了议员休息室，宋教仁等人便先在那里稍作休息。议员休息室里的气氛是热烈的，每个人的情绪都很高昂。正当大家兴高采烈的谋划着民国未来的美好蓝图时，火车的汽笛突然“呜呜”响起，提醒火车已经到站，旅客们赶紧上车。

从议员休息室到检票口不过数十米，两三分钟即可走到，但此时却突然下起了小雨。在大家的簇拥下，宋教仁与黄兴在前面并排走着，一路上还说说笑笑，但当他们快走到检票处的时候，斜刺里突然窜出一条黑影，说时迟那时快，只听“砰”地一声枪响，走在队伍前面的宋教仁表情痛苦，他扶着身边的铁栅栏，忍着痛叫道：“我中枪了！”

紧接着，又是两声枪响，这次的子弹却弹在地上，并未伤人。在大家的一片惊呼中，凶手却身手敏捷，还没等到巡警赶来，此人已经消失在迷蒙的夜雨之中，一下就跑没影了。遭此变故后，欢乐的气氛为之一扫而空，夜色也紧张得换了一个面孔，在细雨茫茫中，街灯也显得更加的昏暗。

等到大家镇定下来后，却发现宋教仁已经歪倒在地上，手还紧紧的捂着受伤的腰部。当同伴们找来汽车送他去医院的时候，血已经流了一地。很快，宋教仁便被送到附近的铁道医院，经医生的检查，宋教仁是背后中枪，子弹斜穿到腰部，肾脏、大肠均被击中，更可怕的是，这颗子弹上竟然有毒！

毫无疑问，这是一桩精心策划的政治暗杀，目的就是要致宋教仁于死地。

外科医生赶到后，随即对宋教仁进行手术，在费劲周折后才将其体内的子弹取出，但此时已经太晚。手术后的宋教仁脸如白纸，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便呻吟着对陪护的于右任口授遗嘱，说有三事还需同志相助，一是将他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的书籍全部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是他家中一向贫寒，老母尚在，希望在他死后请黄兴及各位故人代为照料；三是诸位同志要继续奋斗救国，勿以他为念而放弃责任。

言毕，宋教仁痛苦至极，他一会双手抱肩，一会合成十字，似乎有说不尽的苦况，旁边一班友人，也都为之恻然落泪。在经过第二次缝肠手术后，宋教仁的伤情更加恶化，他还呻吟着说：“我为了调和南北，费尽苦心，可是造谣者和一般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真死不瞑目。”

捱到3月22日凌晨四点，在黄兴、于右任等人的围侍下，宋教仁终于在辗转苦痛中气绝而亡，年仅32岁。临终前，宋教仁双目直视不瞑，双拳紧握不张，眼眶中尚有泪珠，足见他对这个美好的世界是何等的眷恋和不舍。

宋教仁在游杭州西湖时，曾口占五绝二首，一曰：“日出雪磴滑，山枯林叶空；徐寻屈曲径，竟上最高峰。”二曰：“村市沉云底，江帆走树中；海门潮正涌，我欲强挽弓。”倘若两首诗的最后一句合并，便是“竟上最高峰，我欲强挽弓”，这就颇有点不祥的味道了。也许是命运的捉弄，宋教仁太年轻的躯体，可能真的无法承当如此大的雄心壮志。在他即将到达政治生命的顶峰时，黑暗的陷阱却早已布下，宋教仁刚刚三十二岁的生命之火和无数人为之激动的宪政理想也随之无情熄灭。

宋教仁，字遁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他出身于一个耕读世家，最开始的时候家道还算殷实，但从其祖父辈开始因参与了反清事业，家族也由此开始衰落。宋教仁从小天资聪颖，1901年的时候考中秀才，1903年报考武昌文普通学堂时，他以第一名的成绩入学。文普通学堂是湖广总督张之洞设立的一所新式学堂，对当时的中外知识和新思想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就在宋教仁入学的那一年，黄兴从日本回国宣传革命，宋教仁听了他的演说后十分佩服，从此便跟黄兴走上了同样的道路。

1904年2月，黄兴和宋教仁等人成立了华兴会，由黄兴任会长，宋教仁和刘揆一任副会长。当年11月，华兴会准备在长沙举行反清起义，可惜未经发动便消息泄露，结果起义未遂失败。在这一年的年底，宋教仁在得知自己被学校开除后，随后流亡日本。1905年初，宋教仁与革命同志在东京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以宣传革命，宋教仁被推为经理人并承担了主要的写作任务，尽管这个杂志只出了两期便被日本方面强制停刊，但宋教仁激情四射的文章已经在中国留学生中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在同盟会成立后，《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被改名为《民报》（即同盟会的机关报），仍旧由宋教仁负责日常事务。宋教仁初到日本，因为不懂日本话，因而他经常到书店购书自学，并报名学习日语、英语甚至到体育会练习兵式体操，为日后发动武装起义做准备。在具有了一定的日文基础后，宋教仁参加了早稻田大学的考试，并成为留学生部的预科学生。

在此期间，宋教仁翻译了一些宪政方面的书籍（当时日文和中文相似度达七成，没有现在那么多的片假名，中国人去日本留学，也能大概的看懂日本书刊报纸），包括《日本宪法》、《英国制度概要》、《美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德国官制》等，这些学术活动虽然谈不上研究精深，但基本奠定了他在宪政和法律认识方面的基础。

从宋教仁的日记来看，他在日本的生活并不是那么的惬意。譬如在1906年月27日，宋教仁在日记中写道，自己接到家中的书信，哥哥说家里生活很困难，衣物都拿出去典当得差不多了，家里刚长出青苗的田地也卖了，老母亲很想念他，希望他回家，并希望他能寄钱回家或者自己带回家，缓解家里的经济困难。宋教仁读完信后，愁苦不堪，一筹莫展，他恨不能长出翅膀飞回家去看望母亲，又想从哪里想办法弄一笔钱寄回去，可他左想右想，最后还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1907年，在日本试图谋划强占中国领土“间岛”（即延吉地区）时，宋教仁化名日本人打入日本秘密组织“长白山会”，并获取了日本人伪造的“间岛”归宿假证据。由此，他写出了一本名叫《间岛问题》的书，并帮助清政府在维护“间岛”主权问题上取得成功。

为了奖励宋教仁的爱国行动，时任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还亲自下令让驻日公使奖励宋教仁1000元钱。但是，宋教仁的行为也给他带来了被动，一是同盟会的同志怀疑他投靠清廷，二是日本政府将他看做清政府的奸细并对他进行监视，而此时的同盟会也屡起风波，宋教仁也被卷入冲突当中。

1911年1月，宋教仁返回上海，并应于右任的邀请担任了《民立报》的主笔，由此写下了大量的时政评论和革命宣传文章。在此期间，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人组织了同盟会中部总会，试图在长江中下游发动起义。武昌起义前（9月25日），湖北革命党人居正、杨玉如还到上海与宋教仁等人协商发动起义之事，并希望同盟会派人前去领导，可惜宋教仁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没有采取行动。

武昌起义后，宋教仁在南京临时政府中任法制院院长，协助孙中山制定法令。但在政治体制问题上，宋教仁主张责任内阁制，与孙中山主张的大总统制发生冲突（之后颁布《临时约法》却又改成责任内阁制，以限制大总统袁世凯的权力），好在后来南北议和成功，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又提名他做农林总长，但这个职位显然满足不了宋教仁的大志。在唐绍仪辞职后，宋教仁也辞去内阁职务，并返回湖南老家探望已经阔别了近十年的母亲。

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并获得国会选举的胜利后，宋教仁是极有希望出任新的内阁总理的，但谁也没有想到最后竟然会是这样的结果。

谁是杀害宋教仁的幕后元凶？

第一个怀疑对象当然非袁世凯莫属，因为他有太多理由要杀宋教仁。袁世凯曾经很欣赏宋教仁，并试图将他拉进自己的队伍中，譬如宋教仁在准备回湖南老家省亲时，袁世凯曾赠予其一本50万元的交通银行支票，让宋教仁随意支用，可宋教仁除用了二三百元外，将支票基本原物退还。另外，袁世凯还为宋教仁订造西装，连尺码都量得非常准确，足见其用心良苦。

可惜的是，在袁世凯的亲善和拉拢下，宋教仁看起却来是如此的“不识抬举”，他在各地演说中，曾毫不忌讳的攻击袁世凯的政府并言动一时，由此引起袁世凯的恼怒与仇恨，似乎也在话中之意。如今，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宋教仁也即将成为一个难以对付的对手，袁世凯怎能不萌生杀意？

令人无语的是，宋教仁在临终之前还请黄兴代笔致电北京，向袁世凯报告了被刺经过，他说：“窃思自己受任以来，束身自爱，从未结怨于私人。如今国本未固，民福不增，遽而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

临死之人，殷殷期望，章士钊说他是“至死不悟”，闻者何尝不令人心酸？

当袁世凯得知宋教仁被刺的消息后，也是十分的惊诧，他随即致电江苏都督程德全，要求迅速缉拿凶犯，按法严办，以维国纪。在宋教仁身亡的凶讯传来后，袁世凯发布命令，要求国务院从优议恤，并称：“前农林总长宋教仁，奔走国事，缔造共和，厥功至伟。适统一政府成立，赞襄国务，尤能通知大体。擘画劳苦，方期大展宏猷，何遽闻惨变？民国新建，人才难得，该凶犯胆敢于众目睽睽之地狙击勋良，该管巡警并未当场缉拿致被逃逸，阅电殊堪发指。凡我国民，同深怆恻。”

就当时而言，还不能认定袁大总统就是幕后凶手。道理很简单，如果在国会选举结束的敏感时期将宋教仁刺死，袁世凯的嫌疑无疑是最大的，若按他通常的办事手段，恐怕不至于出此下策。由此，当时的国民党人虽然心中怀疑，但至少在表面上没有表露出来。

不管怎么说，斯人已去，太息长存。4月13日，在宋教仁逝世后的第三周，国民党人在上海举行追悼大会，前来为宋教仁致哀者竟然达到2万余人。4月25日，谭人凤等人请求政府为宋教仁铸像并开设公园，以资纪念。1914年6月，公园建成，地址就在宋教仁遇难处不远（今闸北公园）。宋教仁遗体迁入墓地的当天，前来送葬者又达数万人，谭人凤、王惠宠、居正、章太炎等国民党要人及其社会名流也都纷纷赶来参加葬礼。

宋教仁墓的顶端塑有鹰斗蛇的青铜雕塑，墓寝坐北朝南，近似正方形，四周砌有24根圆头方柱，连成石栏。墓前有一大碑，碑文“宋教仁先生之墓”数字，乃孙中山先生的墨迹。墓区正中，雕有宋教仁的全身西服坐像，像座正面刻“渔父”两字，系章太炎篆文手迹；背面刻铭文：“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记？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於乎！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系于右任所撰。

宋教仁的墓园原是乡间，经几十年的发展后，如今早已是栖身上海闹市，在今天的闸北公园，宋教仁墓依然矗立，周围也有很多人在此健身，锻炼身体，虽说热热闹闹，但宪政主义先行者宋教仁的事迹却早已少有人知。在这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宋教仁的雕像多少显得有点落寞和孤寂。

宋案发生后，江苏都督程德全下令上海地方立刻缉拿凶犯，公共租界当局、沪宁铁路局也都纷纷悬赏缉捕，空气为之一紧。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沪上的那些巡警、包打听们纷纷出动，四处寻找破案信息。和以往刺杀案悬而未破相反的是，刺宋案的破获却是出乎意料地顺利，几乎要用难以置信来形容。

历史总是那般的吊诡。就在宋教仁被刺的第三天，古董字画商王阿发到英租界捕房报案，声称一周前因卖字画曾去上海青帮大佬应夔丞（即应桂馨）家中，应桂馨当时拿出一张照片，说愿出酬金1000元将照片上的人刺死，当时王阿发没有答应。宋案发生后，王阿发见各报刊所登宋教仁的照片正是应桂馨给他照片上的那个人，所以赶紧前来报案。

得此信息之后，公共租界的巡捕随即在某妓院中将应桂馨一举抓获，并迅即前往应家搜查。最有意思的是，巡捕们在搜查应家的时候发现其中一人神色紧张，而此人正是杀害宋教仁的凶手武士英。但令人不解的是，在巡捕将应桂馨抓获的时候，武士英也在妓院，并应一友人之托前往应家报信，结果被鬼使神差的一举抓获。

按常理，如果武士英是杀人凶手的话，在应桂馨被捕的时候应该立刻逃之夭夭，何以会在应家自投罗网？更令人不解的是，武士英被捕之后，很快便直言不讳的承认了刺杀宋教仁的行径，他供称自己真名为吴福铭，山西人，曾就读于贵州某学堂，后在云南军营中做过管带，现因军伍被裁，来沪一游，在茶馆饮茶的时候遇着一陈姓朋友，经他介绍认识了共进会的应会长（即应桂馨），应桂馨请武士英暗杀一人，说这人是无政府党，杀他就是替四万万同胞除害，并答应事成之后酬劳一千大洋，于是武士英便答应前去。

行刺那天，陈姓朋友告诉武士英说那人姓宋，今晚就要上火车，正好去收拾他。说完，陈便给了武士英一把五响手枪，又另招了两人前往火车站。等他们买了月台票进站后，正好碰到宋教仁进招待室，陈便把目标指给武士英看，让他随后动手。过了一会，宋教仁等从招待室出来，走至半途的时候，武士英便开枪打了一下，随后便逃走，回应家报功去了。应桂馨得知宋教仁确实被刺后，还称赞武士英能干，并承诺将来送他出洋游学。武士英则把手枪缴还，后来在应家搜到。

说到青帮大佬应桂馨，他原名应夔丞，也是上海滩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应桂馨当时有两个头衔，一是中华民国共进会会长，一是江苏驻沪巡查长。应桂馨年轻的时候曾在上海加入青帮，后来发展了一定的势力。陈其美在上海谋划革命的时候与应桂馨结识，陈本人还经常住在应桂馨提供的自家住宅，这里也成了当时革命党人的秘密据点，于右任等人也曾住过。在这个时期，陈其美与应桂馨相互加入了对方的组织，即陈其美参加了青帮，而应桂馨也加入了同盟会。

在上海光复之战中，青帮成了革命党人的坚定盟友，他们自告奋勇地组织了敢死队，在攻打江南制造局等武装暴动中便有几千帮会成员参与战斗。上海光复后，陈其美建立沪军都督府，当时也得到了青帮的鼎力支持。在革命的最初，青帮和革命党曾有过一段蜜月，譬如应桂馨被任命为陈其美的谍报科长，当孙中山回到上海后，应桂馨又被陈其美派去直接负责接待和保卫孙中山。孙中山前往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便是由应桂馨组建卫队，随同前往南京。

本来应桂馨在革命成功后应该有个不错的政治前途，但此人身上江湖气、流氓气太重，他当上孙的卫队长后，在开始的时候对前来拜访孙中山的亲朋故友还比较客气，但后来人来得多了，应桂馨就看人下菜，有时还对客人恶语相向。孙中山见他不适合这种工作，将他改调临时政府庶务长，但应桂馨又在日常工作中有贪贿行为，因此孙中山在临时政府即将解散时将打发他回了上海。

1912年6月，在上海都督陈其美的支持下，应桂馨当上了中华国民共进会的会长，这是一个由上海青帮、洪门和公口联合建立的一个准政党组织，也是帮会组织公开化的产物。在武昌的革命党人试图发动南湖马队暴动推翻黎元洪时，应桂馨也代表共进会参与其中，后来因事败而被通缉，并仓皇逃回上海。

由于辛亥革命中有众多的帮会参与其中，这些人员的素质普遍不高，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因而袁世凯上台后便采取措施解决帮会问题，以维持地方稳定。当北京政府得到应桂馨参与到武昌的暴动时，便派出内务府秘书洪述祖，希望取缔共进会，并妥善处理好帮会与地方治安的问题。

洪述祖这个人也不简单，他是清代著名学者洪亮吉的曾孙，但此人有才无德，虽然科考不顺，但他后来通过捐纳的方式进入官场，并曾在刘铭传、俞廉三和张之洞等人手下做过幕僚。但是，洪述祖的为人贪欲甚旺且胆大妄为，每次都是在任用一段时间后被逐。武昌起义后南北双方议和，这给了洪述祖一个天赐良机，因为当时南北代表均在张之洞的首席幕僚赵风昌那里议事，而洪述祖与赵风昌不仅是老相识，而且还有亲戚关系。由此，洪述祖在南北议和中成为了袁世凯的眼线，并立下大功。

清廷倒台后，唐绍仪本打算让洪述祖出任国务院秘书，但考虑到他之前的种种劣迹，后将他改任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与袁世凯及其内务总长赵秉钧的私人渊源并不深，因而当他傍到袁、赵这样的新主子后是格外的卖力，争宠立功的心情非常迫切。

洪述祖在上海也曾是帮会中人，因此很快便与应桂馨一见如故，他在代表北京政府处理青洪帮共进会的问题上，最后采取了收买的方式，并帮助应桂馨解除对他的通缉令。应桂馨在革命后受到革命党人的冷遇，于是也很快见风使舵，投靠了袁世凯集团。与此同时，应桂馨也没有割断与陈其美等人关系，颇有点“双面间谍”的味道（毕竟当时上海还是国民党的天下）。

对于应桂馨的投机行为，陈其美等人也早有察觉，特别在破获宋案时，国民党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比如揭发和抓获应桂馨、从应家搜到应桂馨与洪述祖及内务总长赵秉钧的大量密电函等，背后都有陈其美势力的影子。

在这些密电函中，主要是应桂馨与洪述祖之间的情报交换，而在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胜利在望的时候，两人的电报开始出现“激烈文章”的字样。对此，历史学家有两种解释，一是认为应、洪二人打算对宋教仁行刺，二是认为应、洪二人谋划从日本购买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的劣史，以在报纸上对革命党人进行丑化。

进入3月份后，应、洪的电文中出现“毁宋”的字样，而这个“毁”也是同样有两种解释。更糟糕的是，内务总长赵秉钧也与应桂馨通过两封密电，虽然是例行公事，但在洪述祖与应桂馨的其他电文中透露出袁世凯和赵秉钧是知道“毁宋”一事的。

从电文分析来看，最开始“毁宋”的含义应当是通过媒体丑化孙宋等人，但由于应桂馨拿不出实质性证据（即所谓“劣史”），而洪述祖又提高了相当的价码，于是应桂馨决定铤而走险，“毁宋”变成了“去宋”，也就是要除掉宋教仁以获取巨额报酬。就这点而言，这件事只有洪述祖和应桂馨知道，而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赵秉钧与袁世凯了解此事。

令人奇怪的是，武士英在一星期后的法庭上却对之前的供述全部推翻，声称自己此次杀宋教仁，完全是自己一个人的意思，并否认自己曾经见过应桂馨。不仅如此，武士英还声称自己是为北京政府除害，似乎有意为应桂馨脱罪并将人们的视线转到北京政府。由于武士英前后的供词翻得太离谱，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有人在幕后串供、故意唆使了。

更奇怪的是，武士英在被捕后一直表现从容，丝毫没有畏惧的罪犯心理特征，他在出庭受审时还沾沾自喜地说：“我生平未曾坐过汽车，此次因此案而坐公车，也是一乐。”武士英前后反复的行为让人觉得百思不得其解，而且他的背景也一直没搞清楚：他的被捕很奇怪，他的供词很荒唐，而他的死更是一个谜。

武士英和应桂馨开始被分别关押在英法租界，后来均被引渡到中国法庭，但就在预审的前一天，身体强健的武士英却突然死亡，而整个事件一点线索都没有。由于没有记载有外来者接触犯人，因而武被看守者毒杀的嫌疑最大。更要命的是，武的被杀，凶手干得非常漂亮，竟然没留下任何痕迹，以至于当时都没有留下什么有价值的证据（当然，证据也有可能被看守毁灭）。

至于后来应桂馨的死，则基本是自寻死路的。应桂馨被捕后在二次革命期间趁乱逃跑，他在逃出后躲到了青岛的德国租界里。在袁世凯击败革命党人后，应桂馨犯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他居然不甘寂寞的跳了出来，并在1913年底公开向北京政府发出请求“平反冤狱”的通电。应桂馨打着为刺客武士英平反的借口，说什么“宋教仁是主谋内乱之人却死有余荣；武士英为民除害反冤沉海底”，实际上是为自己鸣冤求功。

不仅如此，应桂馨在青岛找到洪述祖（宋案发生后洪述祖立刻逃到了青岛租界）强索报酬未果后，又从青岛跑到北京，并写信给袁世凯索取杀宋的报酬。这个应桂馨当时可谓是头脑发热，他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一开口就是索要现金50万元，而且还要求授予他“勋二位”，两者缺一不可。

对付应桂馨这样的流氓，袁世凯还是很有一套的。反过来说，如果真是袁世凯指使了应桂馨刺杀宋教仁，那倒是有可能秘密给他一笔钱将之打发走，但要是刺杀宋教仁是洪述祖与应桂馨肆意妄为并让袁世凯背了黑锅的话，那袁世凯对应桂馨陡起杀心，那就实属正常了。

果然，某日晚上，四个彪形大汉以搜查烟土为名爬墙进了应桂馨的住所，所幸的是应本人不在。当应桂馨得知这个消息后，他吓得连行李也不敢去收拾，便仓皇逃往天津，但最终还是不免一死。就在火车开到廊坊附近的时候，应桂馨在车厢中被人乱刀砍死，死状极惨。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应桂馨的被杀，也算是为宋教仁报了仇。后来有证据证明，杀应的是北京执法处的郝占一和王双喜，而下命令的人极有可能就是袁世凯。这就是一个流氓泼皮前后反复、言而无信的下场。

更让人头大的是，在应桂馨被杀死后仅一个多月，在宋案中被攻击得最厉害的另一个嫌疑犯赵秉钧也突然死亡，这就让宋案显得更加的扑朔迷离。在宋案发生后，赵秉钧辞去了总理之职，并在风声过去后出任直隶都督。目前很多历史书都称赵秉钧是被袁世凯毒死，但这种总统毒杀前总理的重大事件，多少会显得有点离奇。

至少在相关记载中，没有找到赵秉钧被毒死的任何确凿证据。事实上，赵秉钧的死亡很有可能只是正常的病故，但由于死亡的时间与应桂馨的被杀过于巧合，这大概就是历史偶然性的魅力了。从历史记载来看，赵秉钧早年跟随左宗棠大军参加西征，曾经在星星峡戈壁滩遭遇大风雪，结果连人带马埋没雪中三昼夜，由此筋骨折伤，一生多病而且不能近女色，惟与鸦片烟相依为命。

赵秉钧为官多年，在袁世凯小站练兵的时候发迹，并专攻警政。袁出任直隶总督推行新政后，赵秉钧在天津筹建了中国最早的现代警务系统，开创中国现代警察制度之先河。赵秉钧在清末一直跟随袁世凯，后来还出任过巡警部右侍郎，他常年负责警务、民政，并无什么特别的劣迹。最有意思的是，至少从表面上来看，赵秉钧和宋教仁的关系还算亲密，在宋教仁北京任职的时候，因为宋住在城外不便，因而经常留宿赵秉钧家。在宋教仁退回五十万支票给袁世凯时，也是委托赵秉钧办理并请求赵秉钧从支票中代为偿付五千债务。倘若两人关系不好，断不可能有此委托。

在宋教仁遇刺消息传来后，赵秉钧正在主持内阁例会，他听后大惊失色，一边绕桌子不停转圈一边自言自语：“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哪能算人？”不一会儿，总统府中电请总理，赵秉钧即仓皇离去。从当时人留下的现场记录来看，赵秉钧的严重失态似乎并非是故意表演，反倒是因不知情而手足无措，假如他事先得知刺宋计划，想必不至于如此。但是，赵秉钧是知道洪述祖“毁宋”活动的，这才会说“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那能算人”这样一句话。看来，赵总理虽然在政治上也对宋教仁搞了些小动作，但对于宋教仁的被杀一事，应该是为管束下属不严而承担责任。

据记载，赵秉钧死前一直抱病工作，之前并无什么异常之事。在凌晨5点钟的时候，赵秉钧突然腹中剧痛，他的家人急忙派人将天津最有名的军医官屈永秋、徐德顺和名医王延年请来，但这三大名医也毫无办法，最后赵秉钧在当天上午死亡，其家属、医生等人也都没有提出他是中毒而死。由此，认定赵秉钧是被袁世凯毒死，多少有点过于武断。

宋案中最为阴险狡诈的内务府秘书洪述祖，他倒是在宋教仁被刺死后以最快的速度逃到了青岛德租界内。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洪述祖在1917年春跑到上海，结果被得讯赶来的宋教仁之子宋振吕（当时年仅15岁）及宋之秘书刘白认出，结果洪先是被扭送到上海地方法院，后来又被解到北平法院，最终在民国8年被判绞刑，而这也是民国第一次使用绞刑。在行刑过程中，不知何故，洪述祖竟然头颈分离（也许是太胖或者是绞机是不合格产品），其状可怖。

洪述祖在狱中时自知难免一死，他曾自作一挽联为自己辩护，称：“服官政，祸及其身，自觉问心无愧作；当乱世，生不如死，本来何处着尘埃。”既然洪不服气，那就去阴曹地府见宋教仁、应桂馨辩驳一番罢。

至于另一个重大嫌疑人陈其美，更像是冤冤相报，自食其果。陈其美是浙江湖州人，数代耕读的小乡绅家庭出身，他们三兄弟陈其业、陈其美、陈其采都颇有名气。陈其美的弟弟陈其采有文才，中过秀才，后来又赴日本学习军事，先入振武学校补习文化与日语，后进入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第一期学习（同学包括吴禄贞、张绍曾、张鸿逵、蒋雁行等人），毕业后回国后出任驻沪新军统带，年方23岁。不久，陈其采又出任湖南新军标统、湖南武备学堂监督等职，可谓是官运亨通。

弟弟的成功经历给了陈其美很大刺激和启发，他当时在一个典当铺里做学徒，26岁了学徒还没毕业，想不到弟弟不过在日本留学几年，便已经前途似锦，于是陈其美也要求弟弟给予资助并于1906年赴日，进入东斌学校学习军事。

陈其美到日本的时候，当时东京已有几千名中国留学生，革命思潮广为传播，由此他也很快加入同盟会，并结识了黄兴、宋教仁、汪精卫、胡汉民等人。与这些老资格的同盟会领导人相比，陈其美参加革命的时间要晚很多，资历也比较浅，但由于陈其美年龄较大，而且精明强干，社会经验丰富，由此也很快跻身领导人之中。

陈其美虽然在革命中表现卓越，但其个人名声却甚为不佳，譬如个人生活腐化、流氓习气，等等。陈在任上海都督时，由于频繁出入下流场所，舆论经常攻击他为“杨梅都督”。据说，有一次陶成章从南洋募款回来，陈其美向陶成章要钱作为革命经费，陶不仅不给，还对陈其美说：“上海尽有够你用的钱，我的钱要给浙江革命同志用，不能供你嫖妓用。”由此，陈其美也就与陶元章结下仇。

陈其美这个人，身兼革命家和青洪帮的双重身分，其为人一向胆大妄为，而且心狠手辣，民国多起著名的政治暗杀，便都有他的身影。比如光复会陶成章被刺一案，便是陈其美一手策划，其因为个人利益关系而在革命同党身上下如此黑手，实在令人难以想象。更讽刺的是，在陶案后，大家都发表通电抓凶手，陈其美也说要抓凶手，可凶手原不是别人，正是陈其美指使手下蒋介石干的。

在宋案两个月后，陈其美又策划了一场对洪帮大盐枭徐宝山（当时也参与了革命）的暗杀时，当时使用的手段是特制了一个古董花瓶定时炸弹，然后由冒充的古董商送到徐家，将徐宝山炸死。值得注意的是，宋案中的报案人也是个自称卖画的古董商人。

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夏瑞芳与上海守备使北军将领郑汝成，也都是被陈其美所策划暗杀，他还派人暗杀过与他争上海都督的光复军领袖李燮和，虽然这次未得手，但也将李燮和从上海吓跑。陈其美的作风一向独断专行，1911年12月12日，他在不经任何法律手续下的情况下，将镇江军政府总参谋、攻克南京有功的江浙联军参谋长陶骏葆枪毙，并打算刺杀镇江军政府都督、北伐军临淮总司令林述庆（林述庆后来在1912年也是死得莫名其妙）。

在宋案中，陈其美的影子似乎无处不在，但目前又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陈其美到底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在二次革命期间，上海检察厅的很多原始档案都被陈其美的士兵有意捣毁，真相更是难以查明。也许的冥冥中自有天意，擅长暗杀的陈其美最后也在1916年被人暗杀，这次的主使人却也是同时参加革命的帮会人物张宗昌，而且是同门。

跟随袁世凯多年的机要秘书张一麟曾对刺宋案做过评语，他说：“宋案之始，洪述祖自告奋勇谓能毁之。袁以为毁其名而已，洪即唆使武刺宋以索巨金，遂酿巨祸。袁亦无以自白。小人之不可与谋也，如是。”

于右任是宋教仁的好友，他给雕像撰写的铭文惨烈沉痛，但到底是谁杀了宋教仁，众多史书，众说纷纭，至少到现在为止，不得不遗憾地说，宋教仁被刺杀一案仍旧是一个谜，于右任先生在铭文中“勒之空山、期之良史”的愿望，至今都没有实现。（注：宋案一文的写作，参考了芦笛先生与思公先生的博客文章，特在此表示感谢！）

正文十七、革命党发动“二次革命”

1912年4月8日，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届国会在北京开幕。在前一天晚上，临近众议院的各街道上早已是布置得张灯结彩，流光璀璨，一片喜庆色彩。第二日，那些当选的参、众两院议员们都穿着崭新的大礼服，喜不自禁的陆续走进众议院会场。或许是“宋案”的关系，袁世凯当天并未出席，只是派出了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及内阁总理、各部总长前来致贺，加上前来观礼的内外来宾，场面倒也算隆重。

等到上午十一点，各方人员均已到齐，国会筹备委员顾鳌宣布开幕典礼开始，先放了108响礼炮，接着才由各方代表发言。随后，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也拿着袁世凯的贺词念道：“我中华民国第一次国会正式成立，此实4000余年历史上莫大之光荣，4万万人亿万年之幸福。世凯亦国民一分子，当与诸君子同深庆幸。”说完，梁士诒高举双手喊口号：“中华民国万岁！民国国会万岁！”梁士诒一举手，台下的议员们也都纷纷响应，口号声震耳欲聋，会场气氛达到了高潮。

国会开幕后，第一件事情便是要选举正副议长，当时的参众两院均分为两派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这便是国民党一派，共和党、民主党和统一党这三党为另一派。这些议员们开了多次预备会议，闹腾了半个多月，才算把议事细则及正副议长选举规则等办法搞好。在随后的参议院选举中，国民党参议员张继和王正廷分别当选为正、副议长；而在众议院的选举中，民主党议员汤化龙当选议长，共和党议员陈国祥当选副议长，双方基本打平。

在“宋案”陷于停顿、国会议员们忙着搞选举的时候，袁世凯也没闲着。他此刻正在策划一件大事，那就是前两届内阁都没有搞好的“善后大借款”问题。袁世凯凭着多年的政治经验，早已预料到要同革命党人摊牌，因此他需要筹措足够的资金来打仗。毕竟，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没有钱总是万万不能的。

4月26日晚，国务总理赵秉钧、财政总长周学熙、外交总长陆征祥在北京汇丰银行大楼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的代表进行最后的谈判。谈判进行得很艰苦，双方代表一直谈到27日凌晨才最后议定各项具体条款。

在借款合同中，五国银行团答应借给民国政府2500万英镑，年息5厘，期限47年；债券9折出售，扣除6％的佣金，等于只有2100万英镑；如果再扣掉之前的垫款、各国银行的借款及其偿付各省遣散军队等费用的话，实际上拿到手的不足1000万英镑，但到期归还本息就要6789万英镑了（比庚子赔款似乎要苛刻）。

当善后大借款已经签字的消息公布后，立刻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首先是来自国会的质疑，国民党籍的参议院议长张继和副议长王正廷通电全国，称善后大借款不经国会批准即行签字，无疑是视国会如无物，荒唐可笑，岂有此理。随后，黄兴、柏文蔚、李烈钧、胡汉民等人也都纷纷发电报，斥责袁世凯违法借款，藐视立法机关，大有兴师问罪之势。

既然钱已借到手，袁世凯也就干脆撕下脸皮，他非但不理睬国民党籍议员的抗议，反气势汹汹的斥责孙中山、黄兴等国民党人。事情闹到这步田地，双方惟有兵戎相见了。6月9日，袁世凯先下手为强，下令免除李烈钧的江西都督职务，任命黎元洪兼署江西都督；14日，又将广东都督胡汉民免职；30日，安徽都督柏文蔚也被免职。如此一来，国民党籍的三位都督都被袁世凯以“不称职”、“不孚众望”的名义罢免，当然，根本原因还在于“不服从中央”。

李烈钧被袁世凯免职后，他并没有立即举兵讨袁，而是先通电下野，并于6月15日离开南昌前往上海。到上海后，李烈钧分别见到了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人，他们在反复会商后认为袁世凯难以感化，现在的办法也只有举兵反抗，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7月7日，李烈钧从上海返回江西后秘密召集旧部，并于7月12日占领湖口炮台。次日，李烈钧成立江西讨袁军并发布讨袁檄文，宣布江西独立。随后，柏文蔚与胡汉民、陈炯明也分别在安徽、广东宣布独立。

早在李烈钧宣布独立前，北洋军便已开始向南方各省渗透。1912年秋，一小部分北洋军应湖北都督黎元洪之邀陆续进入湖北境内；1913年4月后，黎元洪又以湖北局势不稳定为由，请求袁世凯再派李纯的一个步兵团到武汉。等到5月中旬后，南北对立之势日益明显，北洋军也开始大批南下。到5月底，驻扎在湖北的北洋军已经超过2万人。

北洋军的军事计划沿着京汉线和津浦线两路分进，一路以湖北为基地，进攻江西和湖南；另一路以徐州为前沿，并以海军策应沿岸，向安徽和江苏进军。李烈钧在湖口宣布独立后，北洋军第一军各部在李纯及王占元的率领下沿着京汉铁路南下，很快便进抵江西九江；与此同时，冯国璋、雷震春、张勋等部也沿着津浦路进兵，向南京逼近。

李纯部的前锋第十一混成旅在旅长马继增的率领下，很快便进驻九江，扼住了入赣的战略要地。李烈钧讨袁军的前锋林虎所部也不甘示弱，随后扣留了由德安开往九江的火车，并将前哨布防前移，准备迎战。

但是，李烈钧的讨袁军也存在一个严重问题，这就是部队内部分化，当时江西虽然有陆军两个师和1个混成旅，共10个团的兵力，但第一师师长欧阳武和第二师师长刘世钧均举棋不定，并在暗中与袁世凯、黎元洪互通信息，敌友难分。当时完全服从李烈钧领导的只有林虎的第一师第一旅（两个团）、李明扬的第十团、周璧阶的第九团、卓仁机的机关枪大队和方声涛的新编旅（后来鼎鼎大名的陈铭枢和蒋光鼐在其中任营、连长），兵力不足5个团。

7月12日拂晓，林虎部主动出击，一路向沙河镇挺进，一路袭击十里铺的北洋军。激战数日后，讨袁军初战告捷，占领了沙河镇，并迫使北洋军暂时后撤。但在林虎部激战的同时，方声涛部进攻九江失利后撤，严重影响了战局的发展。

李纯在沙河战役受挫后，随后便调整部署，调集了3个团的优势兵力向林虎部反扑，尽管林虎部抵抗非常英勇，但由于敌强我弱，在激战一昼夜后讨袁军被迫撤退。数日后，北洋军第二师在师长王占元的率领下开赴九江，段芝贵的8营拱卫军进抵九江，海军次长汤芗铭所率的舰队也已到达前线，北洋军实力大增。

在北洋军部署完毕后，袁世凯任命段芝贵为第一军军长兼江西宣抚使，统一指挥前线作战。随后，段芝贵坐镇九江，以李纯为左路军司令，王占元为右路军司令，会同海军舰队进攻湖口。北洋军兵分两路，一路由第六师二十二团团长张敬尧率领，另二路由第二师旅长鲍贵卿率领，在汤芗铭四艘军舰的配合下，向湖口炮台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在林虎部进攻失败后，方声涛率右翼军约5000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战斗十分激烈，第九团团长周璧阶在冲杀中不幸阵亡。在撤退途中，第九团的营长龚星胜眼见胜利无望，又带领两个营及炮队、机关枪队向北洋军投降，结果右翼军兵力大减，基本失去了进攻能力。

7月25日，北洋军攻陷湖口，李烈钧率讨袁军余部退守吴城。湖口要塞失陷后，江西已是门户大开，无险可守，而北洋军则乘胜追击，攻下德安、建昌、吴城，随后合击南昌。由于实力相差悬殊，南昌于8月18日宣告失陷。

无可奈何之下，李烈钧也只好率部下何子奇等人乘两艘快轮沿赣江南下，经樟树镇到达萍乡后与唐蟒率领的湘军援赣部队会合，随后又在袁州同林虎解散剩余部队，最后应湖南都督谭延闿之邀率少数亲信随员乘火车去长沙。李烈钧到达长沙时，谭延闿早已取消湖南独立，但他也不想和革命党交恶，于是在他的安排下，李烈钧、林虎等人都秘密流亡日本。至此，江西战事宣告平息。

在北洋军与李烈钧讨袁军激战的同时，第二军的冯国璋、张勋、雷震春等部也已经进入江苏，准备进攻南京。此时，黄兴组织了讨袁军司令部，随即令驻徐州的冷遹第三师向邻近的北洋驻军立即发起进攻，又令第八师骑兵团及机关枪连、炮兵营、工兵营组成混合支队，开赴徐州前线支援第三师，第一师第一旅也随后跟进；第一师第二旅开赴临淮关，协助安徽讨袁军协防北洋军倪嗣冲部；第一师和第八师的其余部队，暂时驻防南京。

在受到冷遹部的攻击后，北洋军在第五师师长靳云鹏的指挥下坚守待援，多次打退讨袁军的进攻。辨帅张勋得知徐州已经爆发战事后，不待袁世凯的命令便派出3营如狼似虎的辫子兵前去支援，而田中玉的巡防营也从兖州开到前线，随即加入战斗。冷遹部在被北洋军左右夹击后，势不能敌，只得后撤到徐州以北20公里的柳泉待援。

这时，第八师的混成支队和第一师第一旅也相继赶来增援，南北军再度展开激战，双方你来我往，阵地几度易手，不分胜负。这时，黄兴还试图利用张勋忠于清室的情结来离间张勋倒戈，他致电张勋说：“袁世凯本清室权奸，异常险诈，戊戌政变便是他告密导致。辛亥革命时，袁世凯假借民军的名义，欺负人家孤儿寡妇，乘机盗窃权位。袁世凯不仅是民国的大盗，也是清室的贼臣，天下人皆可讨伐之，还望张公深明大义，再造国家。”

张勋接到电报后，还没等看完便一把撕了个粉碎，破口大骂道：“呸！我以前只知道大清朝，现在就知道袁总统，什么讨袁军司令黄兴？我老张岂是你所能诱惑的么？”

张勋之前曾被江浙联军打得落花流水，正要找个机会出出胸中的恶气。骂罢，张勋反命令部下向讨袁军发起猛烈进攻，而冷遹部刚退守徐州，土匪出身的骑兵团团长张宗昌在所部被打散后突然叛变，以致军心大乱，讨袁军被迫退出了徐州。

在北洋军的步步紧逼下，讨袁军中的高级将领们斗志十分消沉，而坐镇南京的黄兴也是一筹莫展，整个司令部充满了悲哀失败的情绪。这时，逃到上海的程德全也来捣乱，他发布取消江苏独立的电报，并密令捉拿黄兴。在此情况下，黄兴也觉得事无可为，便在夜间乘船离开南京，一走了之。

黄兴从南京不声不响地出走后，其他高级将领洪承点、冷遹等也随即出走。这时，代理江苏民政长蔡寅、第八师师长陈之骥和代理一师师长周应时等人干脆宣布取消独立。这时，革命死硬派何海鸣、张尧卿、韩恢等人建立铁血监视团，他们在得知黄兴离开南京后，急忙从上海星夜赶来，但他们到达南京的时候，为时已晚，黄兴等人早已是人去楼空。像武昌起义一样，在高级将领缺位的情况下，又是革命士兵主动站了出来。在何海鸣等人的鼓动下，第一师的士兵赶走师长陈之骥（他虽是同盟会员，却是冯国璋的女婿），并与第八师联合起来占领了都督府，再次宣布独立。

这时，张勋部前锋已经抵达南京城外，而此时城内何海鸣领导的讨袁军连师长都无法选出。尽管如此，士兵们的战斗自觉性仍旧非常之高，他们每天都在街上站岗巡视，敌人一发起进攻，他们无须号令便奋身前往；即使在阵前，他们也无须指挥，便向前攻击。值得一提的是，临时领袖何海鸣也是位革命精神很强的人，他下手很狠，将军中怀有异心的军官一律剪除，颇似当年法国大革命时罗伯斯庇尔的风格。

如果说“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后续的话，南京保卫战无疑是最激烈的。等到冯国璋等北洋军汇集南京后，双方势力相差是极为悬殊的，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南京保卫战仍旧坚持了20天，这与何海鸣等人及其革命士兵艰苦卓绝的革命精神是分不开的。在这20天里，南京守军与北洋军在雨花台、紫金山、天保城、幕府山等地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讨袁军并未明显落于下风。

8月底，各支进攻南京的北洋军相继到齐，其中以冯国璋、雷震春和张勋部为主，张宗昌与徐宝山的叛军也加入了攻城之战。在这些攻城部队中，张勋的辫子军最为凶悍，而冯国璋似有隔岸观火之感，只是在最后才在海军的掩护下，才参与最终的总攻。

9月1日晨，北洋军对南京城发起总攻击。张勋的辫子兵在朝阳门一带挖地道进去，用炸药将城墙轰塌两丈有余（当年湘军攻下天京也是用的这招，主要是朱元璋修的城墙实在太厚）后，辫子兵随即蜂拥而入。这时，太平门、通济门、神策门也相继被攻破，何海鸣等人率领士兵们在钟楼、内桥、鸽子桥、花牌楼等处与北洋军展开残酷的巷战，战斗一昼夜后仍不屈服，并于次日上午在雨花台同北洋军进行了最后的决战，在伤亡殆尽的情况下才最终溃散，何海鸣等人在武定桥下乘小船逃走。

南京城破后，张勋手下的那些辫子兵大肆的奸淫抢掠，洗城三天。对此，张勋不闻不问，似乎是天经地义一般。在辫子兵的肆虐下，南京城陷入了极度的混乱之中，几乎是天愁地暗，中外震动，连袁世凯听了都为之咋舌。那些辫子兵在抢劫的时候毫无顾忌，几乎无兵不抢，乱兵们所到之处，挨家挨户，上自天花板，下至阴沟，挖地三尺，一丁点都不放过。另外，城内的妇女也饱受这些人的戕害，投秦淮河自杀的女子也不在少数。三天过后，用当时人的话来形容是，南京城内“各等人民皆体无完衣，家无一餐之粮”。

说起这个张勋，也的确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不可理喻的人物。他年轻的时候参加过中法战争，并在镇南关大捷中立下大功，并被越级提拔，最后累功升至参将衔。在甲午战争中，他又随提督宋庆出战，大败而归，后来投到袁世凯的门下重掌兵权，但还不是袁世凯最亲信的第一集团（和冯国璋、段祺瑞等人比较而言）。在义和团之乱后、慈禧太后西安回銮的时候，袁世凯曾派他沿途护卫，这下被他抓到机会大表忠心，并在北京承担过一段时间的拱卫任务。在此期间，张勋深得慈禧太后的信任，慈禧太后也对他大加笼络，恩宠备至，简直令老张万分激动，感激涕零。清末的最后一年，张勋被外放江南提督一职，他对大清的感恩戴德真的是发自内心，忠贞不二。

辛亥革命时期，张勋率领他的辫子兵在南京与革命军血战一场，最后狼狈退出了南京城（所以这次他表现奋勇，原来是要报一箭之仇）。在清帝退位之后，张勋的辫子兵退守兖州，但在民国的新气象里，张勋却拒不剪辫，他的部队也一律留着长辫子，由此，“辫子兵”和“辫帅”之名也就不胫而走。

张勋对脑袋后的辫子很有感情，早在辛亥革命的时候，他就在南京派出军警，凡是剪了辫子的人便指为革命党，被他砍掉的脑袋至少是成百上千。不仅如此，张勋还把没有辫子的人头高悬在大行宫、花牌楼一带，制造血色恐怖。就他那德性，如何会主动剪掉辫子，那简直是爱如至宝啊。

袁世凯原本是想安排冯国璋做江苏都督的，但这个张勋在这次南京之战中表现得也太突出了（战后的抢掠也一样突出）。为了表示赏罚公平，袁世凯也只好把江苏都督的位置给了张勋。对此，冯国璋也没说什么，他随后便带着他的队伍渡江而去。他毕竟是北洋系的元老，有的是机会。

张勋做了江苏都督后，那就苦了南京的这些老百姓了。偌大的一个南京城，简直就是倒退回了大清朝，整个就一片乌烟瘴气，看不到一点民国的气象。在张勋的引导下，南京城内又兴起了留辫子的风气（大部分是假辫子），因为张勋只重用那些有辫子的人，而那些穿西装、剪短发的人，他不但看了就生气，弄不好要掉脑袋呢！

张勋在前清的时候没有机会过总督的瘾，这次可不能浪费机会了，要知道，这位置可就相当于当年的两江总督啊，那是曾国藩、左宗棠这等人物的遗缺，倘若换了以前，老张是做梦都不敢想啊！

为此，张勋命人将江苏都督府的大柱和栋梁全部涂上朱红色，两江总督时代的吹鼓手和炮手也都找了回来，并按照老样子每天开吹三次，开炮三次。在张勋面前，千万不要用“前清”字样，因为他认为至少在他统治的范围内，应该还是“大清天下”。所以，南京城内大小官员们见了“大帅”都要行跪拜礼，要自称“卑职”。军营里更是如此，绝不允许悬挂民国的旗子，而要悬挂红色白边的蜈蚣旗。在江苏都督府门前大桅杆上，也不许挂民国的五色旗，挂的是一个斗大的“张”字红旗。

张勋在国人面前虽然狠，但在日本人面前却没了脾气。原来，辫子兵在南京胡闹的时候，有一次杀伤了三个日本人，这下不得了，几乎引发一个国际事件。日本驻华公使随即向袁世凯的北京政府提出了最严重的抗议，日本的军人们还向政府请愿，要求出兵报复。这下不仅把袁世凯吓得不轻，张勋也吓得够呛。最后，张勋只好低三下四的到日本驻南京领事馆亲自道歉，一点脾气也没有。

就因为这事，张勋在“两江总督”的位置上屁股都没有坐热，最后被袁世凯打发去做长江巡阅使了，这下可是把辫帅气得半死。迫于国际压力，张勋最后在向袁世凯讨得五十万元的开拔费后，才怏怏不乐的将江苏都督的位置让给了冯国璋。

从“二次革命”的效果来看，国民党激烈分子所发起的这场战争非但没有给自己加分，反而给了袁世凯一个树立权威的好机会。事实上，袁世凯虽然身为大总统，但正如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说的，“当时的全国各省基本都被当地的土军头所盘据，应缴中央的各种地方税收，统统都被借口扣留了，袁氏的中央政府对他们，可说是毫无办法，既不能行文，更不能动武，结果弄得中央政府分文不名，只有靠举债度日”，这次的战争实际上是给了袁世凯一次统一的机会。

“二次革命”是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南北战争，也是辛亥革命中那场尚未完成之战争的继续，可惜的是，那只是革命的退潮或者未尽的尾声。战争的最终结果是袁世凯所代表的军政集团大获全胜，国民党在广东、江西、安徽三省势力也都被一一清除。“三藩”既除，其他省的大佬们也就噤若寒蝉，唯袁世凯是命了。

在“二次革命”后，北洋军源源不断进入了南方各省，除了广西、贵州、四川、云南四省外，其他各省均已成为北洋军及其附属军的控制范围，即便是以上四省，还有山西的阎锡山、东北的张作霖，在袁大总统的威势之下，哪里还敢心怀异志。

正文十八、袁世凯的“总统制造记”

“二次革命”后，袁世凯的威势暂时达到了高潮，但当时还有两个重要问题没有解决，一个是要制定中华民国的正式宪法，另一个是选举中华民国的正式大总统。袁世凯在倒腾了半天后，才发现自己其实还只是个临时大总统。

宪法不宪法这种事情，袁世凯不太想理会，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先要把这个临时大总统转换成正式大总统。这“临时”二字，怎么听都觉得别扭，何况被赶到日本去的孙大炮也曾在这个位置上待过三个月呢。因此，在将革命党人的反抗镇压下去后，袁世凯最着急的便是自我扶正，由临时大总统转正为正式大总统。今后的日子虽然还长着呢，但关键的几步非走好不可。

议员们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主张先制定宪法，后选举大总统；另一种则主张先选举，后制宪。前一种观点认为，先有鸡才有蛋，没有正式宪法，哪里来的正式大总统呢？最开始的时候，这种观点占据了主流。

不过，后一种观点听起来也不错，因为制宪是一个漫长审慎的过程，好比百年大计，不可仓促的拍拍脑袋就定案；但是，目前局势又要求需要一个高效率的行政体系，因此选举大总统是火烧眉毛的事，何况现在因为没有正式大总统，各国都不便承认——中华民国都“民国二年”了，在世界上还未曾取得正式球籍呢。

在“二次革命”前，两派观点旗鼓相当，但“二次革命”后，情况就大不同了。兵强马壮、财大气粗的袁世凯已是今非昔比，权力陡增，他要关心总统的转正问题，那国会议员们就不能太热心于宪法的制定。因此，议员们最后还是屈从了袁世凯的意见，先选举、后制宪，先将袁世凯扶正了再说。

按理，《总统选举法》本是宪法的一部分，但如今袁总统要得急了，那议员们也只好先集中精力搞这一部分。1913年10月4日，经过国会两院通过后，宪法起草委员会便将新出炉的《总统选举法》公布，预备在两天后进行总统选举。

为何在两天后进行总统选举呢？原来，再过几天便是民国的生日，也就是双十国庆了。袁世凯希望在这一天举行正式大总统的就职典礼，既便于欧美各国对中华民国加以承认，又可以好事成双，锦上添花，岂不美哉？

早在“二次革命”前，袁世凯已经在谋划此事了。鉴于当时国民党在国会中是第一大党，人多势众，要是在选举中作起对来，也是件麻烦事。毕竟民国了嘛，既共和又民主了，当时的袁世凯毕竟要做做样子。使用武力解决问题虽然简单易行，但终究是有点赤裸裸的，面子上挂不住。

梁启超当时是支持袁世凯进行开明专制的，这让袁世凯十分满意，随后便从善后大借款中拨出专款160万元，让梁启超出面去策划国会中的其他几个政党的合并事宜，以共同对抗国民党。梁启超到北京后，便与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积极磋商，准备合并成一个大政党，以对抗国民党。

民国初年的政党其实也无甚原则立场，他们听说梁启超拿了一百多万的活动经费，又有袁世凯支持，加上梁启超这么个大名人，合并建党，何乐而不为呢？在取得初步的意向后，梁启超以共和党理事长黎元洪的名义举行了一个恳谈会，并邀请在国会中的三党议员赴宴，交流感情。在三党恳谈会上，梁启超进行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演讲，他当席指出：“目前共和、民主、统一三党联合起来，在国会中尚不能占据多数，这种现象极为可忧。不管是为三党考虑，还是为反对党考虑，都应该三党合并，使中国能逐渐二大党对峙的局面，这样政党政治才能逐步走上正轨。”对于梁启超“两党竞争”的政治构想，汤化龙、孙武等人纷纷表示支持，三党合并事宜也进行得非常顺利。5月29日，三党在北京举行合并大会，当时有一千多党员到会，场面也颇为壮观。会上，三党代表宣布正式合并为“进步党”，选举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张謇、伍廷芳、孙武、那彦图、汤化龙、王赓、蒲殿俊、王印川9人为理事，名誉理事有冯国璋、周自齐、熊希龄、张绍曾、阎锡山、胡景伊、尹昌衡、蔡锷、唐继尧、陆荣廷、张镇芳、杨增新、程德全、朱瑞等20多位名人，另外还有100多名参议，阵容可谓强大。

合并后的进步党，其领导和骨干力量事实上都是原清末的立宪党人。在梁启超的影响下，进步党的政治立场倾向于拥护袁世凯政府，其主要作用是在国会中对抗国民党，支持袁世凯实行中央集权。当然，这也没有脱离政党政治的范畴，毋庸多言。

袁世凯还不放心，另外又授意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由他出面以每月200元津贴的价格收买了国会中的另外一些议员如李庆芳、梅光远、康甲臣、陆梦熊等人，随后又集合潜社、集益社、议员同志会等小团体，并赶在选举前（9月18日）成立了公民党。公民党不为他事，唯一宗旨就是要将袁世凯扶上大总统的宝座。

在武力上打败孙中山、黄兴等人后，袁世凯挟胜利之威势，心想这下总统选举应该没问题了。就算有问题，袁世凯也设下了后着。

10月6日，759名国会议员来到选举会场，正式选举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按照新公布的《总统选举法》，选举大总统须三分之二的议员出席，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选举，候选人必须在得票四分之三以上方可当选。尽管当时国民党议员在国会中占据多数，但因为受到“二次革命”的牵连，因而也就没有提出候选人；至于其他人等，也不过是陪太子读书，帮袁世凯装点下门面而已。

刚开始的时候，选举还算正常。第一次投票后，经统计，袁世凯得471票，黎元洪154票，其他还有几个候选人只得零星数票。袁世凯这次虽然得票最高，但因为某些议员投了无效票，因而袁世凯的得票仍旧没有达到法定的四分之三多数，因此还需要再进行一次投票。

就在这时，选举会场外突然来了数千名貌似军人的不相干人等，他们打着“公民团”的旗号前来观看选举。在听说袁世凯没有当选后，这些“观众”整齐严肃的大踏步进入会场，正在投票的议员们立刻被他们里三层外三层的围了个水泄不通，插翅难飞。

议员们何时见过这等“民主”架势，只得推议长去交涉，要求这些人退出会场，不得干涉选举。谁知那帮人听后，反而大声嚷嚷起来：“我们都是公民团，今日推选大总统，关系重大，倘若你们选出辜负众望的大总统，我们是不答应的！我们丑话说在前头，要是所选非人，今天各位就甭想走出会场！”

如此情形，议员们也就明白了七分。但你还别说，当时的那些议员们还是颇有些骨气的，在如此高压之下，他们偏不肯将票投给袁世凯。

在第二次选举后，袁世凯虽然得了497票，但黎元洪也多得了几票（162票），袁世凯仍旧没有达到法定多数。从效果上来看，“公民团”的做法其实是添乱，黎元洪多得的几票很可能就是国民党议员投的，虽然他们未必支持黎副总统。

由于当时投票流程不甚熟练，从发票、填票、投票、开票、唱票，这一圈搞下来大约要4个小时，因此议员们肚皮饿了，打算明日再进行第三次选举。但这些“公民团”们不答应，他们早已将会场团团围住，许进不许出，就连四面围墙也站满了军警，谁也别想跳出这禁锢圈。

时间到了晚上，议员们饿得急了，想闯出大门找点吃的，但那也不行。议员们还没等走到门口，便被“公民团”的人拽住，轻则破口大骂，重则饱以老拳，把议员们打得抱头鼠窜，狼狈的逃回会场。最可笑的是，某些议员好吸大烟，一时间烟瘾犯了也没法补充，这群人在会场上哈欠连天，鼻涕不是鼻涕，眼泪不是眼泪，真是急得抓耳挠腮，捶胸顿足，徒然让“公民团”笑话。

也有送饭的。比如支持袁世凯的公民党给他们的议员送饭来了，“公民团”的人便放他们长驱直入。进步党也派人来送吃的，但这些凶神恶煞的“公民团”不让他们随便进去，进步党的人急忙说：“我们是拥护袁总统的！”公民团听了喜笑颜开，大手一挥，说：“那就赶紧进去吧！”国民党派人送饭来，说：“我们是国民党的，给议员们送饭！”公民团大怒，骂道：“国民党的不准进，饿死活该！”

眼看不继续选举就不许出门，议员们也只好忍气吞声的接着进行第三次投票。按照《大总统选举法》的第二条：“两次投票无人当选时，就第二次得票较多者二名决选之，以得票过投票人数之半者当选”。也就是说，这次只能在袁世凯和黎元洪中间选举一人，而且只要过半数就可当选。

待到选票发到各议员的手中，“公民团”的人又叫嚷起来了：“选举袁总统！”“谁不选袁总统就别想出门！”“谁不选袁总统就别想吃饭！”在此声浪下，饥肠辘辘的国民党议员们早已是手脚发软，头昏眼花。但即便是这样，仍旧有部分硬骨头议员在选票上画叉，以示抗议。等到投票结束，袁世凯得了507票，自然是过了半数，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

事实上，袁世凯当选为第一任正式大总统本是毫无悬念的，“公民团”的行为实在是弄巧成拙，本该下午就结束的投票非被他们弄到晚上十点才结束，差点还饿出几条人命来。等到宣布投票结果，那些议员们不是饿得发晕就是憋得发昏，哪里还有力气去鼓掌祝贺新总统当选。

那些“公民团”的人在听到袁世凯当选后，倒是兴高采烈了一下，他们高呼了数声“大总统万岁”后，随后便一溜烟的呼啸而去，想必去规定地点领赏了。只可怜那些饿了十几个小时的国民党议员，在一片狼藉中，他们扶着墙颤颤巍巍的摸出门外——啥也别说了，直奔面馆去吧！

此时的总统府却是热闹非凡，里边鞭炮齐鸣，山呼万岁，前来热烈祝贺的人几乎挤破了门槛。由此，袁世凯导演的这幕选举丑剧终于拉上了帷幕。

呜呼！各位看官，袁总统如此搞法，你说中国的民主之路难道还会平坦吗？谁又能预料，今后还会有多少掩耳盗铃、强奸民意的丑剧要上演？如此恶劣之先例，袁世凯始作俑者，能辞其咎乎？

等到第二天，议员们继续选举副总统，这次公民团的人却不来捧场了，会场也是稀稀拉拉，出席的人少了许多，不过勉强将黎元洪选出了事。黎元洪在得知自己当选为副总统的消息后，不惊不喜，心静如水，别人向他贺喜，他也觉得无甚可贺的。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终于如愿以偿的当上了正式大总统，他特意将就职典礼与国庆日放在一起，并向清室商借了太和殿来举行这一盛大仪式。这应该是袁世凯这辈子最荣耀的时刻了。

太和殿气势宏大，本是前朝皇帝用来举行登基典礼的地方，虽然清帝退位后这里已经长满杂草，但经过总统府一班伺候的人精心拾掇后，倒也干净整洁，陈设华丽，就等袁大总统前来宣誓致辞了。

上午十点，文武百官、各国公使均已到齐。在大礼官的引导下，身着一身崭新元帅服的袁总统大阔步的走了进来，这时国乐奏起，外面也放起了礼炮，统共一百零一响，气氛十分庄重。

待礼炮放完后，侍从官奉上总统誓词，袁世凯也就照着念了一遍。在大礼官的引导下，底下的各官员向着大总统三鞠躬，袁总统也还了一鞠躬。这时国乐又奏了起来，袁总统便在音乐声中徐徐退场，前往休息室暂做休整。

等到各国公使已经到达大礼堂等候后，袁大总统又在大礼官的引导下前去接见。中外双方彼此鞠躬行礼后，英国公使作为公使团的代表宣读颂词，旁边则有译员进行翻译，等到袁总统答词，也是一样。至此，各国就算承认了中华民国的球籍，世界上多了一个新的共和国。

等到袁世凯与各国公使寒暄完毕后，一身戎装的陆军总长段祺瑞走了进来，向袁总统报告阅兵仪式已经准备妥当，请袁总统前去天安门阅兵。这应该算是中国阅兵之始了。袁总统邀请各国公使一同前去观礼，在总统的率领下，文武百官、各国公使簇拥着来到天安门。

此时的天安门广场，早有两万多北洋将士在此候命，他们齐刷刷的列成方阵，手里的枪械也已经擦拭一新，只待司令官一声令下，便要迈开方步，在大总统面前显摆显摆（大概有不少是“公民团”成员）。袁总统见了自己一手练出的部队很是长脸，又听了各国公使的阿谀夸赞，自然是乐得喜不自禁，笑逐颜开。高兴之余，袁总统也就大开赏赐，给各位有功之臣颁发勋章：最有功者三人，授勋一位，分别为徐世昌、赵秉钧和世续——世续本是清室代表，不在民国为官，不知为何要授予他；各省的都督大员授勋二位，分别为浙江都督朱瑞、云南都督蔡锷、山西都督阎锡山、贵州都督唐继尧等人；后面还有陆建章等人分别授予勋三位、四位、五位不等——反正这玩意也不要钱，也不值钱，多发几个也无妨。不仅如此，袁总统还特命内务部、农林部、工商部和交通部颁发通告，将公共游玩场所一律开放三日，任人游览，不收门票，以示与民同乐，其乐融融。

行文于此，笔者却要提醒各位，此时袁世凯就任大总统，除了逃到海外的革命党人恨得直咬牙外，当时完全算得上是众望所归，中外交赞为中国的“华盛顿”、“拿破仑”呢！

实事求是的说，在这片欣欣向荣的空气中，人人都希望民国能在袁总统的领导下富国强兵，一扫昔日的屈辱心酸，可谁又曾料到袁世凯后来会瞎搞八搞，弄得这一世英名，尽付流水。英雄变小丑，可叹乎？可惜乎？可怜乎？历史便是这样的荒唐与残酷，让人唏嘘不已。

正文十九、国民党解散，国会也解散

在“二次革命”中，有部分意志坚定的国民党员如参议院的议长张继等人抛弃了议席离京南下，但贪图名禄的毕竟是大多数，因此当时的国会中仍旧以国民党的议员最多（当然，擅自抛弃议席、放弃合法斗争是应鼓励呢，还是坚持职守、力争到底应当提倡，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对于这些“捣蛋”的国民党员，袁世凯也很头疼，但时机未到，也只好先隐忍不发。当孙中山、黄兴等人在南方公然“作乱”时，袁世凯手下一些求功心切的部下建议将国民党立刻解散，甚至有人自告奋勇的要带兵去捉拿这些“乱党”。袁世凯听后大怒，斥责道：“不可胡来！”

难道袁世凯是真的要尊重政党政治吗？当然不是。袁世凯当时没有借机解散国民党，那是因为国会还没有选举他当正式大总统呢。要是解散了国民党，那国会也就开不了会，选举大总统也搞不成，反而麻烦。

俗话说得好，“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等到袁世凯把正式大总统弄到手后，他就要给国会找茬了。袁世凯找的第一个茬，是《大总统选举法》。各位可能会觉得奇怪了，袁世凯不就是按《大总统选举法》登上正式大总统宝座的吗，这个法又怎么了？

原来，在《临时约法》中第三十条规定，临时大总统有“公布法律”之权，但当时国会被袁世凯催得急了，于是在制定《大总统选举法》后便在政府公报上直接公布了，也就未经袁世凯之手（议员们想，袁世凯肯定没意见啊）。袁世凯当时倒把这档子事给记在肚子里，但他当时急于转正，也就暂时隐忍未发。

当上正式大总统没几天，袁世凯便令总统府给国会发了一个咨文，称民国制定法律应当是分“提案、议决、公布”三个过程，国会在未经总统府便将贸然宣布《大总统选举法》，这不仅是蔑视大总统的权威，而且是侵犯大总统的公布权和违反《临时约法》的行为，如果这个事情不解释清楚，影响极坏。在咨文的最后，袁世凯还要求国会议员们立刻给予合理答复。令人可乐的是，袁世凯在咨文中引经据典，并援引《临时约法》，还真说得头头是道，一点都不含糊呢。

此时的国会议员们，正在忙着讨论斟酌中华民国的宪法草案，也没有时间专门开会来讨论袁大总统的咨文，只说国会制定法律直接公布乃是各国通例，原本就不须经过总统副署云云。由此可见，《临时约法》在制定时过于仓促，加上起草者水平有限且夹带私心，结果出现多处模棱两可、不切实际甚至矛盾冲突的规定，这下被袁世凯给抓了把柄。本来，立法机关制定法律的确毋庸行政首脑副署加以公布，何必在《临时约法》中加上总统有“公布法律”之权的条款呢。

当然，袁世凯发此咨文并不要真正维护《临时约法》，恰恰相反的是，他的真实动机不仅是要找国会的茬，而且还要找《临时约法》的茬。正如前面介绍的，《临时约法》规定的体制是责任内阁制，大总统基本是个虚职，立法权力掌握在国会中，而行政权力主要由内阁掌握，这才是让袁世凯最不满意的地方。你想，袁世凯好不容易从清室和革命党人手中取得江山，岂有江山夺下之后睡于卧榻之侧的道理？

过了两天，袁世凯见国会对咨文并无正式复文，自己的出招仿佛泥牛入海，不见踪迹，心中不免十分恼怒。随后，袁世凯便命国务院派出施愚等八名委员前往国会干涉。施愚等人奉了大总统令，自然是意气风发，他们随后便雄赳赳、气昂昂迈进国会大门，要替大总统讨个说法。

八委员来到国会会场之时，正好宪法起草委员会在进行民国宪法草案的一读审核，见这八人突然闯入，不觉愕然。八委员得意之余，便将一个新咨文交给议长。在这个咨文中，袁世凯除了陈述上一个咨文的内容，又提出以后国会开会时应该及时通知国务院，以便随时派人前来出席陈述。这回，袁世凯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这便是行政权干涉立法权的勾当了。

国会议员们在传阅了咨文后，很是惊诧莫名，便答复八委员说：“民国立法，权在国会，不受行政之干涉。诸位到国会来未免违法，还请回去告诉大总统收回成命为好。”

八委员不管你什么立法、行政之类的玩意，随后又拿出一份文件交给议长，说：“大总统还有一份咨文，诸位看后便清楚了。”

事情到这里便已明朗化了。议员们传阅一遍后，只见这份文件上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地写着这么几条：

一、将《临时约法》第三十三条：“临时大总统得制定官制官规，但须提交参议院议决”改成“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行政制度和法规跟参议院、众议院没啥关系了。

二、将《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临时大总统得任免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须得参议院同意”改成“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人事权也和参众两院没关系。

三、将《临时约法》第三十五条：“临时大总统经参议院同意，得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改成“大总统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对外战争和外交这样的国家大事，也全归袁世凯管了。

除此之外，袁世凯还在咨文中提出在“公安、防御、灾患”的非常时期，大总统应有特别处分权和制定法律权，只需国会开会时再加承认即可。

各议员见后吃惊不小，袁世凯这提出的几条完全是总统制的规定，甚至与君主立宪制相差无几，这与目前宪法草案中主张的责任内阁制几乎有天壤之别。你想现在宪法起草委员会已经将宪法草案拟定得差不多了，岂肯屈服于袁总统的要求？

当下议员们便对八委员说：“我等正在进行宪法草读，只能由国会议员列席旁听，诸位原本是不该前来的；至于代大总统陈述咨文，更是与约法章程不符，还请诸位自重。”

说罢，议员们竟然撇下八委员，只管自己审核宪法草案去了。八委员本是奉着大总统的命令而来，不想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回去不免气恼，自然在袁世凯面前添油加醋的数落了一番国会的不是，其中也不乏劝说袁世凯乘机解散国会的。

袁世凯听了八委员的回报后，却也在意料当中，他却不动声色，只淡淡的说：“你等不要着急，我自有办法。”

再说国会那边，在受到袁世凯的一番逼迫之后，反而加快了宪法草案的审读进度，没几天宪法草案便进入了二读阶段。袁世凯通过各种渠道得知宪法草案和《临时约法》无甚大的区别后，随即便发了几通密电，暗暗布置了起来。

数天后，各省都督、民政长与北洋将领的电报雪花般的飘来，一个个都是支持袁世凯的“合理要求”并指责“国会专制”；还有几个袁世凯的心腹，在电报中就直接提出要撤销宪法起草委员会、撤销宪法、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大家散伙算了。

袁世凯接到这些电文，自然是喜不自胜，以为国会就此屈服。不料此时国会议员中还有一些硬骨头的家伙，他们不畏外界压力，硬是在10月31日下午通过了宪法草案的三读程序，并准备交国会公布。由于这部宪法草案的起草主要在天坛祈年殿，因而也被称为“天坛宪草”。

这部宪法草案主要秉承了《临时约法》的精神，共10章113条，其中主张“责任内阁制”并对大总统及其国务院的权力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也有人称其政体为“超议会制”——不言而喻，议会的权力过大而总统的权力过小，怎能不起冲突。

眼看天坛宪草就要公布，这下袁世凯再也按捺不住了，他使出了最后的狠招……釜底抽薪，解散国民党。

这里要插一句。在宋教仁被刺后，内阁总理赵秉钧为了避嫌而称病辞职，当时由陆军总长段祺瑞暂替总理一职。在袁世凯剿平“二次革命”后，便由进步党推出熊希龄在9月11日组阁。熊希龄原在唐绍仪内阁中做过财政总长，这次他挟进步党之势力，网罗了梁启超、张謇、汪大燮等名流，组成了号称“第一流”的人才内阁，其阵容之豪华，就是国民党也得甘拜下风。

为了搞掉国民党，袁世凯想来想去，决定还是让熊希龄出马更为名正言顺。有人会问，熊希龄是进步党员，他毕竟不是北洋集团的人，怎么就会对袁世凯俯首听命呢？说到这事，有这么一个传闻，说熊希龄在辞去财政总长的时候，袁世凯为了笼络他，特命他出任热河都统，以示器重。

大家想，热河是个什么地方？那是前清皇帝们的避暑胜地，所以熊希龄到了热河后，也就把公署搬进承德避暑山庄内。但是，在这昔日的皇帝行宫中办事，宫中的珍宝太多又未曾清理，不免有些瓜田李下之嫌。

据称，有一次袁世凯的心腹姜桂题来访，熊希龄在好生招待之余，临别时还偷偷的将一把乾隆皇帝的折扇作为私人馈赠送给了姜桂题。姜桂题是个粗人，也不识好歹，他为了取媚袁世凯，回北京后又将此折扇转送给了袁大总统。袁世凯由此派人前去暗中调查，发现避暑山庄失窃了不少珍宝，结果熊希龄便被袁世凯抓了把柄。

熊希龄在得知袁世凯要求他下令解散国民党后，未免也有兔死狐悲之感，因为熊希龄在政治立场上一贯跟随主张政党政治的梁启超，如果今天国民党被解散，那谁又能保证明天进步党不会被解散呢？但是，袁世凯的理由也冠冕堂皇，“警备司令部查获乱党李烈钧与国民党议员徐秀均等人来往密电，试图分裂国家”，因此国民党不能辞其咎；当然，最终迫使熊希龄在取消国民党员的议员资格及解散国民党命令上签字的原因，可能是内务府调查热河行宫珍宝被盗的案卷。

这人要是被拿住了要害，好比睾丸被捏，实在是有苦难言哪。

熊希龄在命令上一签字，那边三百多军警早已准备妥当，随后便凶神恶煞般的直扑广安门内大街的国民党北京支部，不仅代理事长吴景濂被当场逮了个正着，其他的职员也通通被关押起来，不得外出。等拿到国民党议员的住址后，这帮军警当晚又按图索骥，分批闯入每个国民党籍议员的家中，第一件事便是搜缴议员证章、证书。倘若议员们稍有质疑与反抗，这帮丘八老爷便拔出手枪，恶狠狠的顶在议员脑袋上威胁。这秀才遇到兵，哪里还有什么道理可讲。

等到午夜时分，军警们已经缴得350多件国民党议员的证章、证书，正待他们想去总统府邀功请赏的时候，袁世凯却又下了一道严令，让他们继续搜缴“二次革命”前已经脱党及跨国民党的议员证书，而且必须在当晚完成。没办法，这些鹰犬们只得在凌晨时分挨家挨户的继续搜查，直弄得北京城内鸡飞狗跳，鸡犬不宁，等到破晓时分，最终又收缴了80多件。

原来，老袁做了一个算术题：要是只收缴350件国民党议员证书的话，剩余的议员在国会中仍旧过半数，还有可能继续开会；现在又剥夺了80多名脱党及跨党议员的资格，这下两院议员已经去了大半，国会就开不成啦！

等到第二天，议员们前去参众两院开会，那门口早有荷枪实弹的丘八老爷拿着一张名单在此站岗，凡是进入的都必须检查议员证书，那国民党及其参加过国民党的议员们的证书昨晚便被这些人收缴了去，哪里还进得去？

各位，当时国会有个诨号名叫“八百罗汉”，就是说国会中有820人，但在昨晚被取消资格的便达到438人，这参众两院的议员尚不足半数，还怎么开会？国会既然瘫痪了，那附属的一切委员会，尤其是宪法起草委员会和制宪会议，也就自然无限期的延宕了。

那些残余的议员们气愤不平，还要向总统府提出抗议，但很快被老袁骂了回来：“你国会都开不成会了，抗议何来？”还未等到这些人再闹事，袁世凯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在1914年的元月10号发布了一道洋洋数千言的命令，将国会解散，议员们通通遣散回籍。老袁的理由同样是冠冕堂皇：既然国会已经开不成会了，那民国岂能再给你发工资？即使要再开国会，那也得重新召集。

由此，中华民国的第一届国会在干完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的一件正事后，也就此寿终正寝。

国会是个伟大的东西，但它的伟大只有在失去它之后才会显示其价值，而在它存在的时候却往往受到人们的百般拨弄和嘲讽。眼看木已成舟，这班议员们也只能自认倒霉，白白丢了年薪五千元的职位不说，最后在那些丘八老爷的威喝之下，只落得领取几十块大洋的川资打道回府，实在是晦气之至。

看到这里，大多数人以为袁世凯就要搞赤裸裸的专制了，但老袁却并没有那么头脑简单。他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并不是不要国会和宪法，相反，他是要一个合乎自己意愿的“国会”和“宪法”，这就是设立在国会之外的政治会议和后来的中华民国约法，这是后话。

在将国会解散后，袁世凯意犹未尽，又下令将地方议会也一并解散。对于这点，各省的都督倒是很乐意去做，谁也不想受到议会的限制啊。不过，国务总理熊希龄在受到多次的胁迫后，这时再也忍耐不住了，在签署解散地方议会命令后便向袁世凯提出辞职，而司法总长梁启超、教育总长汪大燮也受他的牵连一并辞职。

袁世凯见熊希龄去意已决，也就稍作挽留后照呈批准，暂由外务总长孙宝琦代理国务总理一职。湖南才子熊凤凰拜相还不到半年，除了给老袁当枪使，基本什么事都没干成。这还不算，熊才子最后还落得一身的不是，真是弄得声名扫地，狼狈不堪。受此挫折后，熊希龄也就绝意仕途，从此告别政坛，转而从事慈善和教育事业去了。这倒是他该去做的。

如此看来，不管是革命党也好，书生也罢，都不是老袁的对手。这老袁不仅搞军事有一手，搞起政治也很辣手，甚至搞起法律来，也同样是有板有眼、不落下风呢。你要说他不是枭雄，谁是枭雄？

话说回来，民国建立以后的制宪进程也不甚完美。譬如《临时约法》，因为要限制袁世凯的权利，所以特别赶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前匆匆出台，整个制宪过程不过一个月，在三读程序中竟然使用起立表决，不可谓之仓促草率。

在制宪会议中，对于实施内阁制还是总统制这样一个重大的议题，当时只有6名议员做了简短的发言并在不到4个小时就完成了表决，这实在是太轻率了。要知道，美国1787年宪法关于是否实行总统制的辩论足足进行了10天。作为一个新生共和国的国家大法，以如此迅速的速度，外加掺入制宪者的私心，如何能调和各方利益，帮助新生政权顺利过渡并促进国家的发展及其国民的幸福呢？

《临时约法》有两个重大缺陷，一是忽略了三权分立中的司法权，这往往导致立法权和行政权发生冲突时缺乏一个制衡的力量；二是对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划分没有做出规定。在《天坛宪草》中，这两个缺陷仍旧没有得到很好的纠正，而且还增加了其他的毛病，比如设立国会委员会代行国会之权力、议会有宪法解释权等，对大总统的各项权力则进行了更严格的限制。这种“议会太强、总统太弱”的模式，完全陷入立法权大大压倒甚至侵犯行政权的不平衡状态，这显然是值得商榷和探讨的。

如果从袁世凯的角度来说的话，他当时也并不是一味的反对国会和宪法，至少在《天坛宪草》三个半月的制定过程中，制宪会议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干扰，经费也得到了充足的保证，宪法草案的顺利出台便是明证。事实上，袁世凯对宪政民主并不了解，他在政治立场上多倾向于实用主义，对于《临时约法》和后面的《天坛宪草》在行政权上的束缚，袁世凯何尝不是感到极其痛苦并试图有所补救。

但在袁世凯的修宪要求被制宪会议拒绝后，形势便急转直下。事实上，袁世凯提出的修正案类似与现在法国的半总统制，即扩大了总统的权力而适当缩小了议会的权力，因为二战前法国的议会内阁制中议会的权力太大，议会频频“倒阁”，导致政局混乱，这未必是个好制度呢。

事实证明，现在法国的半总统制既造就了一个相对强势的总统，也产生了一个相对稳定而有效的内阁，这种权力的平衡比单纯的内阁制和总统制来得更加符合实际。要是当时制宪会议慎重的考虑下袁世凯的意见，说不定民国率先发展出法国式的半总统制，这未尝不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呢。

可惜的是，制宪会议中的议员们明显缺乏政治经验和妥协的意识，他们试图按照自己对民主共和的理解来制定一个宪法的美好蓝图，丝毫不考虑当时最具实力的北洋军政集团的利益和诉求，这样蛮干岂能不失败？要知道，民主的真谛本就是妥协，需要在有风度的对抗中进行经过反复多次的均衡博弈，这才能形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制度性安排。

那些制宪会议的议员们实在是太年轻、太缺乏政治经验了。在71名制宪会议的议员中，40岁以下的议员占到94％，而35岁以下的又占到68％，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只有留学或者革命的经历，不但缺乏行政管理经验，就连一般的社会经验也严重缺乏。这些人在一种封闭的状态下按照教科书制定宪法，即使这个宪法再完美，但不符合实际情况又不具备可操作性，这又有什么用呢？所以说，教条主义不但会害死人，而且会害几代人呢！

等到国会被解散、《天坛宪草》无限期的搁置后，不仅国会的制宪活动被中断，就连国会也是皮之不存。由此，民国进行到第三年的时候，便开始进入了袁世凯的威权统治时期。

正文二十、黎元洪入瓮，瀛台安置副总统

要说起解散国会的提议，这事却是出自于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之手。

有人会觉得奇怪了，这黎元洪不是革命元勋嘛，如何为虎作伥，跟着老袁助纣为虐了呢？

其实呢，也不奇怪，因为黎副总统虽为民国元勋，却非革命首义，他原本是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的协统，在当时湖北算得上是第二号的军事领袖。他原本官当得好好的，根本就没有造反的打算，不过为当时的形势所迫，被革命士兵们硬是从床底下拉出来做了首领。最开始的时候，黎元洪还死活不肯顺从革命，那句著名的“莫害我”，岂不是出于他之口？

倘若造反不成，朝廷追究下来，黎元洪按犯罪情节的话，还只能算是胁迫呢。

黎元洪接受的是传统教育，本就是讲究忠君爱国的旧派军官，他不仅在武昌起义前杀害过革命士兵，在当上湖北都督后他对那些起义出身的人也是充满了戒备和敌意。在他眼里，这些人怎么着都是些贼心不死的乱党，不可不防。譬如当时湖北号称“三武”的三位军事领袖（孙武、张振武、蒋翊武），其中有两位便是间接的死于黎元洪之手呢。

张振武之死，在前文已详细叙述，蒋翊武之死又是如何回事呢？原来，在南北议和后，蒋翊武担任了湖北军务部副部长，但受“群英会”暴动的牵连而被迫去职，在政治上曾经一度消沉。宋教仁被刺后，蒋翊武返回湖南参加了“二次革命”，也曾拉起一支队伍驻防岳阳。但革命党人在“赣宁之役”中很快失败，袁世凯到处通缉捉拿革命党，蒋翊武也只得逃走。

晦气的是，蒋翊武没有和黄兴等人一样跑到日本去避难，而是南行到广西，结果被当地巡防营给抓住，后来押送到桂林受审。黎元洪在得知蒋翊武被捕之后，随即致电袁世凯，请求迅速诛杀“乱党”，于是袁世凯便命广西都督陆荣廷将蒋翊武就地枪决。可怜这个革命首义，最后落得弃尸他乡。

黎元洪恨这些首义的革命党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在武昌起义前，黎元洪处死革命士兵是因为要维护秩序，但起义后则更多的是一种权力的争夺和个人的恩怨。黎元洪虽然是靠着武昌首义上位，但众所周知的是，他是被革命士兵强迫参加革命的，因而那些革命党的首领譬如张振武、蒋翊武等人未免对这个逼出来的湖北都督心存蔑视，特别在南北军交战之时，这种情绪更是极易表现出来。

黎元洪混迹官场多年，他对那些造反起家的人有着本能的抵触，而那些自认为有功的革命党首领对身居高位的黎元洪同样是心怀不满，彼此间抵牾不断。在双方的矛盾暴露后，黎元洪采取了投靠袁世凯的策略，以取得北洋势力的支持。由于湖北在辛亥革命中的特殊地位，袁世凯对那些革命党同样是深恶痛绝，因此与黎元洪一拍即合，张振武的被杀便是双方合作的一个明证。

事实上，湖北那些激进的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后也没有停止斗争，他们试图从黎元洪手中夺回权力，但他们数次针对湖北当局的暴动都没有成功，譬如“二次革命”期间流产的“改进团”暴动，结果非但没有将黎元洪赶下台，反而被黎元洪以维护治安的名义加以严厉镇压，多名革命党起事者未经审判便被枪杀。在“改进团”失败后，黎元洪又对湖北的革命党进行了一次严厉的整肃，当时被杀被捕者不在少数。在黎元洪的威势之下，湖北革命党人纷纷离开武汉，前往上海等地继续揭发黎元洪镇压革命党人的罪行。

在赶走了革命党人之后，黎元洪在湖北的统治也相对稳定了许多，但此时袁世凯也盯上他了。虽然黎元洪在革命后极力与袁世凯保持一致，并在各项政策上亦步亦趋，紧紧跟随，譬如在定都北京问题上，黎元洪就曾经帮了袁世凯的大忙。在宋教仁遇刺案中，黎元洪也发表通电，提出要法律解决，以大局为重，切不可意气相残，实际上就是给袁世凯拉偏架。在“宋案”的证据公布后，黎元洪又指责追查真相导致“人心摇动，谣诼逢起”，甚至荒唐的提出：“宁可令宋教仁冤死，也不可因追究冤死之因而打破宁静的大局。”

在“善后大借款”的问题上，黎元洪也是站在支持袁世凯立场上的。他非但支持袁世凯借款，还杜撰了一通“不借外债的六大危害”，以证明借款的合理性。“二次革命”爆发后，北洋军以湖北为进攻江西的前沿，黎元洪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在选举正式大总统的时候，黎元洪更是亲自致电参议院和共和党本部，推荐袁世凯作为正式总统的候选人，这简直就是露骨的拥戴效忠了。

但很可惜的是，黎元洪这些明显亲善的举动仍旧未能赢得袁世凯的充分信任。在袁世凯的眼中，黎元洪虽然不算革命党，但毕竟不是北洋军政集团的人；更令袁世凯感到不安的是，黎元洪打着支持袁世凯、支持中央政府的旗号，在排斥当地革命党的同时也暗中发展了自己的势力，譬如当时在湖北就握有四个师的兵力，而且还先后被推为共和党、进步党的理事长，政治影响力不可小觑。

在“二次革命”后，湖南、江西、安徽等省都换上了北洋系的人，既然袁世凯要在战略上控制南方各省，湖北当然也不能例外。何况，武汉乃是九省通衢，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倘若不将黎元洪调出湖北、解除兵权，终究是个隐患。因此，在黎元洪当选为民国正式副总统之后，袁世凯先后四次邀请黎元洪进京，表面上是要求履行副总统职责，实际上是要将黎元洪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所谓“有兵才有权，有地盘才有势力”，黎元洪在当上湖北都督后，他深知控制地方对个人权势的重要性，因而对袁世凯的调虎离山计也是心知肚明。对于北上一事，黎元洪是想方设法，一拖再拖，死活不肯离开湖北半步，他非得以民国副总统的名义兼任湖北都督——副总统可以不做，湖北都督不能不当，黎元洪也是个精明人。

袁世凯见黎元洪不肯轻易就范，不免也有些踌躇。这时，袁世凯的手下们大骂黎元洪不识抬举，他们纷纷献计献策，要霸王硬上弓，将黎元洪调出湖北，让北洋的人去做湖北都督。最后，据说是“太子”袁克定想了一条妙计，最终迫使黎元洪乖乖就范。

说起这个袁克定，他本是袁世凯正室于夫人所出，乃家中长子，此人从小便十分机敏，胸怀异志，不在其父之下。在袁世凯当上了民国大总统后，袁克定也就野心膨胀，成天琢磨着让父亲登基为帝，好将这袁家江山传将给他，过过皇帝的瘾。

袁克定是个聪明人，他在观察朝政后发现，民国最显赫的人物除了袁世凯之外，其次便是陆军总长段祺瑞，此人握有军权，倘若复辟帝制，必须要有他的支持。于是，袁克定便屡次派人去探段祺瑞的口风，看他是否支持袁世凯称帝。这去的次数多了，又稍微露骨了点，结果把老段惹怒，袁克定的心腹也被他痛斥一顿：“袁总统屡次宣言，誓不为帝，克定身为长子，岂有不知之理？如何一味的痴心妄想，想做皇帝，这岂不可笑？”

袁克定在被碰了一鼻子灰后恼羞成怒，于是便心生一计，要将段祺瑞从北京调开，让他离开袁世凯的身边，慢慢的冷落他，削去他的兵权，到时段祺瑞不就范都不行。再者，当时袁世凯正为无法调动黎元洪一事而烦恼，如果让段祺瑞去办理此事，并让老段担任湖北都督，岂不是一石二鸟，妙计得逞？

袁克定的这点小聪明还就打动了袁世凯，并促使他派出段祺瑞去湖北办理这趟差事。袁世凯当时还考虑到另外一点，那就是将黎元洪调往北京后，湖北的军队如何处理的问题。他考虑来考虑去，觉得还是袁克定说得对，此事非段祺瑞出马不可。

1913年12月8日，武昌阅马场上锣鼓喧天，军乐齐鸣，还不时的放起了阵阵礼炮。就在这一天，大人物段祺瑞来到武昌，黎元洪给予了去年欢迎孙中山的同等礼遇。不过想想也是，当年黎元洪当协统的时候，人家段祺瑞早已是统制，军阶远高于黎元洪。在南军北军对峙时期，段祺瑞已经是湖广总督兼第一军军统，如今又是陆军总长，黎元洪虽然是个副总统，但他也知道，副总统不过是个虚职，哪能跟老段相提并论。

对于黎元洪的谦恭，段祺瑞也不客气，无论是在阅兵还是宴席上，老段都摆出一副上级领导的样子，丝毫没有把黎副总统放在眼里。第二天，等到酒足饭饱后，段祺瑞把黎元洪叫了过去，说：“我此次来湖北，主要有两件事。一来呢，是和副总统商议湖北军队的整顿问题；二来呢，是大总统特派我前来邀请你去北京，有要事相商。”

黎元洪听后一愣，好半天才回过神来。他知道这次恐怕是躲不过去了，但在表面上还故作镇定，说：“大总统多次邀我入京，实在是盛情难却，不过湖北革命党十分猖獗，我也是一时半会走不开。既然段总长说起整顿军队一事，不如等我留在武昌协助完成之后，再行赴京如何？”

段祺瑞摆摆手，说：“黎副总统尽可放心，我段某混迹军界十几年，其他的不敢说，但整顿军队这点小事恐怕还难不倒我。怎么，难道黎副总统还不信任我的能力？”

黎元洪听后赶忙说：“岂敢！岂敢！”

段祺瑞说：“既然如此，黎副总统也不必耽搁，这里的事情我会妥善处置。大总统催得急，不如今晚你就成行吧？专车都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可怜黎元洪还没有来得及给家人道别，便被段祺瑞半推半送的弄上火车（这也是段祺瑞南下的专列），即刻赴京去了。黎元洪在临走之前，还幻想能够再回来当他的湖北都督，于是将湖北都督府的事宜暂时委托给了参谋长金永炎。

但黎元洪哪里想到，他这前脚一上车，袁世凯的电令后脚便到了：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湖北都督。两个月后，等段祺瑞将湖北的军队裁编得差不多了，北洋军的将领段芝贵和王占元先后担任了湖北都督，这里已经没黎元洪什么事了。

可笑的是，段祺瑞南下武昌的时候，黎元洪还挖空心思的想着如何盛情款待，没想到自己反被袁世凯和段祺瑞给“霸王请客”了。黎副总统的段数，和袁大总统比毕竟要差点。

11日晨，黎元洪到达北京，袁世凯也很给面子，派出了总统府军事处总长、侍卫武官、承宣官及全体国务员、各部代表到车站，袁克定也作为袁世凯的代表前去迎接。车站周围200步内都有军警站岗，闲人不得入内；另外，还派出一营拱卫军列队迎候，持枪致意，以示隆重。最离奇的是，袁世凯又派出迎接孙中山的那辆金漆朱轮双马车，也让黎元洪过过国家正元首的瘾。

等到黎元洪去见袁世凯的时候，那简直比见段祺瑞还要谦恭十倍。按当时人所描述的，黎之见袁，简直就是“一极可敬之少年见一极尊严之长辈”。尽管袁世凯招待殷勤，但还是在不经意间流露出请君入瓮的得意之色，而黎元洪在老袁的面前则是诚惶诚恐，抱着十二分的小心和谨慎。

这下，黎副总统总算是尝到“伴君如伴虎”的滋味了。

最有意思的是，袁世凯给黎元洪安排的住处：南海瀛台。瀛台位于新华门总统府内的东北处，四面环水，虽然风景甚佳，但终究是当年慈禧太后软禁光绪皇帝的地方，未免有些不吉利。对于这个典故，袁世凯岂有不知。他为了避嫌，早已命人将这里打扫干净，并换了一块匾额叫“小蓬莱”——看来，袁世凯是要黎元洪在这里做快活神仙了。

神仙嘛，不就是不管俗事，混吃等死呗（黎元洪毕竟成不了仙）。

至于黎元洪从湖北带来的少数随行人员，并没有入住“小蓬莱”的资格，他们大都被安置在东厂胡同的将校俱乐部。由此，黎元洪也就失去耳目，真的和当年的光绪皇帝差不多了。

当然，袁世凯还是讲人情的。黎元洪到京数日后，其家眷也在袁世凯的安排下来到北京，一起住进了南海瀛台。在生活待遇上，袁世凯也给予了黎元洪十分优厚的待遇，每月薪俸1万元（仅次于袁世凯），办公费2万元。光这两项，黎元洪每月便可拿到3万元，因为他实在是无公可办，每日不过散散步、读读书、看看报、写写字，真是悠哉游哉，做了一个政治寓公。

说袁世凯软禁黎元洪也不完全对。为了向黎元洪示好，营造大总统和副总统之间的和谐气氛，袁世凯还经常在晚饭后邀请黎元洪一起散步聊天，还让子女们常去黎元洪家拜访，造成总统和副总统两家人亲密无间之假象。

为了更好的控制黎元洪，袁世凯还提出两家换亲，即黎元洪的长子娶袁世凯的女儿，袁世凯的儿子娶黎元洪的女儿。这个计划的前一部分由于黎元洪的夫人强烈反对而未果，而后一计划则顺利实施，可惜是个悲剧。黎元洪当时只有八岁的小女儿黎绍芳与袁世凯的第九子袁克玖定亲后，后来终于因为这场政治婚姻的不幸福而郁郁寡欢，最终发展成精神病并死于精神病院。

尽管在表面上给予极高的尊崇与礼遇，但袁世凯对黎元洪仍旧不放心，因为以黎元洪的地位和名望，毕竟还是有相当影响力的，而且当时想利用这点的人也不少。为了监视黎元洪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袁世凯特意派出总务厅长唐在礼对瀛台严加防范。

当时总统府本来就是警备森严，能进出的人并不多，更不要说瀛台受到了特别的“优待”。对此，黎元洪也是敢怒不敢言，甚至连他的湖北朋友来访，也都会有人监视并报告袁世凯。到后来，黎元洪也就习惯了这种生活，干脆就深居简出，有钱就收，也不过问政治，袁世凯爱怎么搞就怎么搞去。

在瀛台的日子里，黎副总统没有做成神仙，倒做成了菩萨……人称“黎菩萨”。

从1912年12月入住到1915年10月搬出南海瀛台，黎元洪总共在这个几同软禁之所待了近三年。正如黎元洪在《致鄂中父老》电文中说的，“遥望汉江，不禁泪下”，这个傀儡副总统，虽说是韬光养晦，但终究是有点心酸与不自在呢。

正文二一、《二十一条》的真相与屈辱

袁世凯搞内政是把好手，方方面面都被他弄得服服帖帖，但搞外交却是另一回事了。按理，袁世凯以“朝鲜监国”起家，对外交事务是熟稔于心，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此，因为外交主要取决于国家实力的大小，一个弱国，难办喽。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趁着欧洲列强都卷入战争、无暇东顾的好时机，日本对山东青岛下手了。青岛原是德国的租借地，德国人在中国势力不大，根基尚浅，而此刻又被欧战缠身，日本这时对德国宣战并占领青岛绝对是“低风险、高收益”的好买卖。说干就干，1914年9月2日，日军借口对德宣战，随即在德国胶州湾租界之外的龙口登陆，并向青岛发动进攻。

在得知日军侵入山东半岛后，袁世凯当晚便召开会议，内阁各总长全部参加，可见事态严重。据参加会议的外务部参事顾维钧回忆，袁世凯当时问陆军总长段祺瑞，如果抵抗的话可以维持多久，段祺瑞说可以抵抗四十八小时。袁世凯问其他总长有什么意见，大多数人都沉默不语。袁世凯遂决定仿照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的老办法，划定日军过境的走廊和交战区，以尽可能的防止战争波及其他地区。

事实上，中国在一战爆发后已经宣布中立，日军此次乘欧战爆发而侵略中国的行为非但违反了国际法，从逻辑上来说也是匪夷所思。但是，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往往是由国家实力来决定的，在无力阻止日军行动的情况下，袁世凯也只能再次接受当年日俄战争时期的屈辱“中立”。

当时德国在青岛的驻军数量十分有限，德军在象征性的抵抗后，青岛便告失手，但日本并没有收手，反而借口胶济铁路是德国产业为名，出兵占领了整个胶济铁路并进占济南火车站，将铁路和车站中的德国及中国雇员全部赶出门外，由日本人全面接手，丝毫没有理会袁世凯政府发出的“中立”声明。不仅如此，日本在占领青岛后，其不顾袁世凯政府的一再抗议，随后又将胶济铁路沿线的矿山、企业及海关加以全面占领，事实上是继承了德国的一切侵略权益。

众所周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有计划、有步骤，正如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说的，“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攫取了朝鲜和台湾，在日俄战争中获得东北（南满）的侵略权益，这一次也不仅仅会局限在青岛一隅。

果不其然，1915年1月18日，在这个寒冷的冬日，刚刚从东京回任的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谒见袁世凯的时候，突然抛出日本政府的对华要求，共计五号二十一条，这就是历史上骇人听闻的“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号共四条，要求中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山东省不得让与或租给他国；准许日本修建自烟台（或龙口）连接胶济路的铁路；山东各主要城市开放为商埠。实际上要把山东变成日本的势力范围，为瓜分中国做准备。

第二号共七条，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的特殊权利，日本人有居住往来（实际上是无限制移民）、经营路矿等项特权，且不许其他列强介入；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延长至99年。日本阴谋将东北和内蒙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可谓是存心积虑。

第三号共两条，要求把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中国不得自行处理，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之人开采。

第四号一条，要求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换句话说，中国成为日本的被保护国。

第五号是最狠的，共有七条，包括：要求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中国向日本采购一半以上的军械；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之间各铁路的建筑权让与日本；日本在福建省有开矿、建筑海港、船厂及筑路的优先权；日本人在中国有传教之权，日本人经营的医院、寺庙及学校，在内地有土地所有权；等等。这几乎是要把中国变成日本的附属国，与当时朝鲜的地位相同了。

日本此时抛出“二十一条”，并非偶然。早在1900年，日本浪人内田良平便发起了一个名叫“黑龙会”的间谍组织，这个组织以中国的黑龙江为名，其用心显而易见。黑龙会虽然名义上是个民间组织，但对日本官方的决策有很大的影响，他们自成立伊始便深入朝鲜、中国东北、蒙古、西伯利亚等地，其活动包括刺探收集情报、秘密绘制地图、收买民族败类、策动内乱等，比如朝鲜之合并、中国之革命、拉拢宗社党人、策动满蒙独立等等，背后都不乏黑龙会的影子。

黑龙会在思想上自命为黄种人的代表，并提出由日本来充当远东盟主，亚洲各国在日本的领导下对抗白种人，事实上这种所谓的“亚细亚主义”不过是亚洲版的门罗主义，也就是后来“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根源。

1914年欧战爆发后，内田良平觉得日本的时机已到，随后便以黑龙会的名义亲自起草了一份名叫《对华问题解决意见书》（即《黑龙会备忘录》）的文件，并将之转呈给当时的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内田良平在这份意见书中提出，趁着中国目前尚未强大且孤立无援之机会，胁迫中国接受秘密条约，造成“保护国”的既定事实，打击袁世凯的威望，支持一切反袁力量以促成中国的内乱；支持除袁世凯以外的帝制复辟活动，使中国在政体上与日本保持一致，为今后中日合并创造条件。

当时黑龙会的逻辑是这样的，他们认为欧战爆发后，日本应当趁着西方列强无暇东顾的宝贵时机有所作为，因为欧战终有结束之时，届时列强仍旧会重返远东，继续其瓜分与掠夺。如果日本在大战期间抢先对中国下手，加以独占并造成既定事实的话，届时列强东返也就无可奈何，这样日本便树立了远东霸权，并可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争夺世界霸权。

黑龙会的计划主要包括以下几条：一是在南满和东蒙确定统治权，随后向这些地区大量移民（正如二十年后之所为），为日本的扩展打下牢固的基础；二是在中国内地修建并控制铁路网，开发那些取之不尽的资源矿产，并排斥列强前来竞争；三是取得中国的政治、军事、警政、财政的监护权，将中国变成日本的保护国，为中立合并打下基础，也就是所谓的“朝鲜道路”了。

更为可叹的是，当时的日本元老重臣及内阁军部，他们不仅在侵华的思维逻辑上与黑龙会不谋而合，就连其侵华步骤和计划蓝图都是高度一致。事实上，后来的“二十一条”即是以内田良平的这份意见书为蓝本，而之后的所谓的“田中奏折”、“大东亚共荣圈”等等，与这个《黑龙会备忘录》在思想和理论上都是一路货色，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再说袁世凯，他在接到“二十一条”后，表面上未动声色，只是说事关交涉事宜，须由外交部主管办理，届时由外交总长与贵公使交涉。等到日本公使走后，袁世凯知道事态严重，随后便召集紧急会议，讨论对策。

据记载，袁世凯对“二十一条”的批示非常详细，如第一号关于旅大南满铁路展限问题，袁批示：此本于前清中俄协定东三省会议时，已允继续俄国未满之年限，由日本展续满期，今又要重新更定。但将来若能收回，对于年限没有多大关系，此条不必争论；

对第二号至第四号，袁批示：对承认德国利益问题，应双方合议，何能由日本议定，由我承认，这是将来之事，不必先行商议，可从缓议；对于合办矿业问题，袁批示：可答应一二处，须照矿业条例办理，愈少愈好，可留与国人自办；对于建造铁路，袁批示：须与他国借款造路相同，铁路行政权，须又中国人自行管理，日本可允与以管理借款之会计审核权，惟须斟酌慎重；对于开商埠问题，袁批示：须用自开办法，并应限制，免日本人充斥而来，反客为主；对汉冶萍铁矿厂问题，袁批示：这是商办公司，政府不能代谋；对福建让与问题，袁批示：荒唐，领土怎能让与第三国；对内地杂居事宜，袁批示：治外法权未收回之前，不能允以杂居。

对于第五号，袁批示：此项限制我国主权，简直似以朝鲜视我，这种条件岂平等国所应提出，实堪痛恨；日本自己亦觉不妥，故注“希望条件”，不理可也。万万不可开议，切记切记（两句袁世凯特意加朱笔密圈）。

日本此时提出“二十一条”，事实上是有备而来，因为它之前便已料定中国缺乏反抗之能力，因而从一开始便警告袁世凯这是秘密条约，必须从速商定，不得外泄。倘若中国不答应，日本就要海陆并进，大举进攻，而当时的列强都没有能力前来干涉，美国虽然尚未介入欧战，但也不愿独力阻止日本的侵略计划。对此，日本是早有战略预估的，因而也就肆无忌惮了。

“二十一条”是袁世凯从政以来最严重的外交危机，所幸其应对还算有效得体。袁世凯采取的第一个措施便是利用各种渠道摸清日方的底牌，他先派出日籍顾问有贺长雄返回日本访问日本政界元老松方正义及山县有朋，探查其中的内幕，随后又派人花重金收买日本间谍，调查日方的有关情况，以在谈判中争取主动。

为配合摸底活动，袁世凯在谈判中故意采取了拖延战术，他首先将在外交交涉中不甚在行的孙宝琦换下，并再度启用了善于在困难局面前谈判的前外交总长陆征祥，并指示陆征祥与曹汝霖在谈判中逐条商议，务必拖延时间，不可被日本人牵着鼻子走。

陆征祥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难得的外交人才，为了贯彻袁世凯的指示，他也想了很多办法，譬如日本提出每天开会，而陆征祥则和颜悦色的提出，他的事务非常繁忙，每周只能开一次会，最后使得日方妥协，每周会谈三次。在每次谈判之时，陆征祥总是故意缩短会议时间，譬如每次开会，陆征祥说完开场白后即命献茶，并尽量拖长喝茶的时间，这与猴急的日方代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日本代表也无可奈何，因为这毕竟是东方的礼节。

袁世凯的努力最终有了回报，他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的信息显示，“二十一条”并没有经过御前会议（如果要动用武力必须经过御前会议），而是大隈重信内阁擅自采取的秘密行为。由此，袁世凯便有步骤的通过报纸及外交渠道将“二十一条”的内容透露出去，结果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二十一条”立刻成为纽约及伦敦媒体的头条新闻，这也使得日本试图尽快结束同中国的秘密谈判已经不可能。

美国国务卿在得知“二十一条”的内容后，随即照会中日两国，声明美国对于中日两国所缔结的条约如果有违门户开放政策的话，将一概不予承认。在各方的压力下，中日谈判也陷入了僵局，一拖便是四个月。日本人见在谈判桌上无法取得进展，随后便在东北、山东、福建沿海等地增兵，摆出一副谈判失败即开战的架势，并在5月7日提出最后通牒，限中国在48小时内对一至四号及其福建问题给予日本“满意之答复”，否则就要诉以“必要之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召集政府各机关首长开会，与会者包括副总统黎元洪、国务卿徐世昌、参谋总长及各部总长、各院院长等。在会上，袁世凯悲愤陈词，称在“国力未充、难以兵戎相见”的时候，目前只能暂时取辱，不然将重蹈甲午之覆辙。权衡利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何等痛心！何等耻辱！经此大难后，大家务必以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着卧薪尝胆的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不然，十年之后，非但不能与日本一较高下，亡国之危险将更甚今日！

1915年5月9日，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及中方谈判代表施履本将“二十一条”的最后修订本交给日本公使日置益，危机暂时化解。据当事人曹汝霖后来的回忆说：“当时，我心感凄凉，有一种亲递降表的感觉。”国耻面前，凡我国人，自当身同感受。

尽管是大兵压境之下的城下之盟，但若把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原件和签订后的新约相比，二者还是有霄壤之别的。在四个月的艰苦谈判中，日本在各方压力下自行取消了最凶残的第五号要求；要求“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的第四号删除，改由中国自行声明；第三号中的两条删除一条，第一、二号中的十一条中日本所要求的无限移民及日商课税须得日本领事之同意，“中国方面绝对不能接受”，其他条文不是“留待日后磋商”，就是加进了限制条件，最后签订的实际上只有“十二条”。

即使是已经签订的几条，后来也大多被袁世凯设法破坏掉。譬如允许南满、东蒙地区中日杂居以及杂居地的商租权问题、聘请日本顾问诸问题，袁世凯就曾说：“购地租地，我叫他一寸地都买不到手；杂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属地，就遇到生命危险；至于警察顾问用日本人，我用虽用他，每月给他几个钱罢了，至于顾不顾，问不问，权却在我。其他各条，我都有破坏之法。”

袁世凯是个玩弄权术的高手，那这次是否有效呢？后来在东北的日本人曾这么说过：“我们日本人在东北，被囚禁于附属地界内，一步不敢出附属地。”至于日本人向中国人购地、租地问题，更是谈不上，据说是因为袁世凯暗中制定了惩治国贼条例交给东北地方官员，所以日本人根本就买不到也租不到地。至于那些受聘的日本人员，他们也表示：“我等名为顾问，其实绝无人顾，绝无人问。”

这里有个人需要重点提一下，这就是后来的东北王张作霖。张作霖马匪出身，后来投入军队，民国初年只是巡防营某路的统领，但“二十一”条签订后，袁世凯曾秘密派段芝贵去了几次东北后，张作霖的势力突然大增，并从德国洋行购买了大量的军械，并声称：“只要有我在，日本人不敢出附属地！”而日本人想在南满、东蒙开发产业，也大都遭到张作霖的阻扰而极少施行。

张作霖和袁世凯在做事方式上颇有相像之处，两个人都是枭雄，重权术，轻条规，袁世凯对张作霖也有惺惺相惜之感。据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回忆，当时袁世凯对张作霖极为笼络，每次张作霖来，袁世凯都会在办公室接见，而张作霖当时只是二十七师的师长，按理只能在居仁堂的楼下被接见。袁世凯用张作霖暗中抵制日本人，也成为张作霖成为东北王的开始。话说回来，对付日本这种虎狼之国，必须启用张作霖这样的枭雄人物，袁世凯在这方面还算是有用人之明。

日本的强蛮恶行引发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当时全国19个省的都督向中央表示支持的决心，他们不断呼吁中央决不屈服于日本压力，而总统府也每天都要收到潮水般涌入的信件和电报，一时间民情沸腾，有抵制日货的、有毁家纾难的，民众的爱国情绪日益激昂。就连海外的留学生、侨胞等也纷纷奔走呼吁，坚决反对签订“二十一条”。

在长达八个多月的抗议浪潮中，日本成为过街老鼠，不仅在经济上受到重大损失，国际上也受到了美国和英俄等国的压力，正如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所评价的：“日本虽然费尽心机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弄得臭名昭著，后来也只落得个雷声大、雨点小的收场，为天下笑。”

不仅如此，大隈重信也因为未经御前会议就贸然提出“二十一条”，结果导致外交失败（日本所认为的）而下台。接任首相的寺内正毅后来也不得不承认：“大隈内阁向中国要求‘二十一条’，惹中国人全体之怨恨，而日本却无实在利益。”

尽管日本试图将中国变成保护国的阴谋最终破产，但中国在这次危机中受损的程度也是惊人的，譬如延长旅大租期至九十九年等等，都是不可思议的、丧权辱国的。在条约签订的第二天，袁世凯在大总统申令中表示，该条约“创巨痛深，引为惭憾，己则不竞，何尤于人。我之积弱召侮，事非旦夕，亦由予德薄能鲜，有以致之”，其中的无奈、惭愧之情，溢于言表。

如果结合当时的国际形势、双方实力对比来看，当时袁世凯所采取的外交和谈判策略还算是可圈可点，后来历史学家将“二十一条”认定为袁世凯为复辟帝制而采取的投日卖国行为，这就未免言之不公了。正如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后所说的：“当年袁世凯应许‘二十一条’时，我是学生，一腔热血，誓死反对；及至二十年后我执政，还不如人家。”

毕竟，在当时实力悬殊的情况下，逞一时之勇并非明智之策，而袁世凯也并没有像宣传中所称的全盘接受“二十一条”；至于在谈判中所做的巨大牺牲和让步，实属委曲求全的屈辱外交而非卖国性质。

特别要说明的是，笔者并非有意为袁世凯等人喊冤抱屈，乃历史评判须以事实为基础，如果仅从忠奸之价值判断，难免脱离事实之真相，对历史人物也是不公道的。在民族感情受到伤害的情况下，参与谈判的曹汝霖、陆宗舆（时任驻日公使）在“五四”运动时被爱国学生所追打，也是无可奈何之事。所谓“弱国无外交”，弱国的外交人员更是在火上烤也。

难能可贵的是，被袁世凯通缉而流亡海外的国民党人如黄兴、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李烈钧等人，他们在国难面前非但没有乘袁之危而共同倒袁，相反，他们却选择了公开呼吁同志“暂停革命，一致对日”。这才是真正的爱国革命者，而非一味的捣乱革命者。

话说回来，倘若袁世凯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痛定思痛，卧薪尝胆，奋发向上，那十年之后再与日本兵刃相见，也无外乎“知耻近乎勇”。但可笑又可悲的是，不出一年，国耻未洗，国势未兴，袁世凯却已将自己的发愤之言忘得一干二净，非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搞什么帝制复辟。到那时，哪怕袁世凯暂时能黄袍加身，最后也不过是身败名裂，遗臭万年，那就不是“知耻”，而是忒无耻了。

正文二二、袁克定的“太子梦”

1913年11月初，在国民党被解散后，国会因为议员人数未过半而瘫痪，袁世凯又在11月底搞了一个政治会议，表面上是作为自己御用的咨询机关，实际上是想用它来取代国会。果不其然，国会在一个多月后也被解散，议员们通通被赶回老家。

袁世凯搞的这个政治会议并不是选举产生，其中由袁世凯指派10人，国务院指派4人，各省各部各派2人，总名额是80人。这80人中，大多是前清的旧官僚名流或立宪党人如杨度、杨士琦等，其中也不乏原革命党人如孙毓筠等，而前云贵总督、李鸿章的侄子李经羲（李鸿章的三弟李鹤章之子）则被袁世凯任命为政治会议议长，张国淦为副议长。

袁世凯与国会最初的冲突主要是制定宪法问题上，因此在政治会议成立后，袁世凯也想将它变成一个造法工具，但政治会议的性质是咨询机关（有点类似于前清的资政院），最多只能研究研究政策、提供点政策参考之类的（如建议将国会和地方议会解散便出自于它的手笔），因此他们便建议袁世凯组织一个临时的“约法会议”，来专门从事“增修约法”一事，也显得名正言顺。

袁世凯觉得这个建议还算可行，于是又在1914年3月18日召开“约法会议”，以孙毓筠、施愚为正副议长，准备在袁大总统的指导下制定一部新约法，以替代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临时约法和流产的天坛宪草。

“约法会议”总共有57人，在经过一个半月的忙乎后，便在当年5月1日公布了一部新的中华民国约法，姑且称之为“袁记约法”。这部新的“根本大法”对原来体制做了重大修改，立法机关由原来的参众两院改为一院制，即传说中的“立法院”（因为袁世凯到死也未曾组织过一届立法院）。

鉴于组织立法院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因此在立法院未建立之前，就改由“参政院”代行立法职权。参政院的院长为副总统黎元洪兼任，副院长为汪大燮，参政员73名，而之前的政治会议也就寿终正寝。

各位，参政院和立法院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立法院乃是通过选举产生后行使立法职能，是民众的代议机关；而参政院的诸公则是由袁总统钦定，实际上是以咨询机关的名义代行立法权。你说这参政院有用吧，它不过是个御用结构；但你要说它没用吧，它还实实在在制定了数十种法律，譬如森林法、出版法、国籍法、著作权法等等，这些法律可都成了后来几个政府制定新法的蓝本，即便是和现在的法律相比，也已是相差无几。

参政院所制定的法律中，最为人诟病的莫过于1914年底制定的那个《大总统选举法》，那简直就是中西合璧又奇形怪状，助纣为虐且为虎作伥，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世界上就再也找不到第二部。

这个《大总统选举法》有两怪，第一怪是大总统的任期，一任十年长得过分且不说，还可连任，而且连任几次也无规定，几乎可以理解成终身制；第二怪是现任大总统有权推荐下一任总统候选人，只需事前用嘉禾金简封着，密储于大总统府的金匮石室中藏着，等大总统死了，再去开启。袁世凯搞的这套玩意，其实就是雍正皇帝在一百多年前搞的秘密建储。如此一来，袁世凯要传妻传子，谁知道？

参政院何以会制定这样一部稀奇古怪的选举法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前面那个“根本大法”已经将之前的责任内阁制改成了总统制，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总统制，是“超总统制”。在这个制度下，袁世凯不仅掌握了所有的军政大权，就连总统的任期、候选总统的推选等也都大大超越了一般总统的权力，简直就是无法无天了。

换句话说，袁世凯由于苦于之前的“超议会制”对行政权特别是总统权的限制，所以这次改制不仅夺回了原属于总统的各项权力，而且还变本加厉，几乎要与日本伪君主立宪式的天皇权力相当了。

在袁记约法的体制下，原来的责任内阁制被总统制代替，国务院也就不复存在。为了更好的行使权力，袁世凯在总统府下设立政事堂，以前清的内阁协理大臣（相当于副总理）、老友徐世昌充当国务卿，杨士琦、钱能训分别为左、右丞。

按理，近代民主体制应当是国会立法及监督、总统或内阁行使行政权力、司法独立的三权分立构架，其中的政治运作又包括代议制、政党竞选执政、元首选举产生等基本构成要素和运作模式，但在袁大总统的大刀阔斧之下，民国初年的共和民主气象已经是一扫而空，只剩下中华民国一副空招牌，实在令人咋舌不已。

袁世凯“超总统制”下的总统和日本天皇还是有区别的，那就是：总统候选人虽然可以由上一任总统秘密推选，但毕竟不是名正言顺的继承，所以呢，袁世凯虽然不急，但有人着急了。这人是谁呢？不消多说，一猜便知，那就是袁世凯的大儿子、准“太子”袁克定。

众所周知，袁世凯一生中妻妾众多（一妻九妾），儿女也有三十多个（十七子，十五女），在当时的那个转型年代，像袁世凯这样半新半旧的人物并不稀奇，拥有多房妻妾反是有钱有势人家的象征呢。袁世凯在1876年返回河南乡试不第时在乡完婚，娶妻于氏，当时袁世凯不过17岁。两年后，袁克定出生，他不仅是袁世凯的嫡长子，也是于氏唯一所出。

袁世凯到朝鲜后，陆续添了多房妾侍并生了众多子女，但这些弟弟妹妹们都与袁克定的年龄相差很大，譬如次子袁克文就比袁世凯要小足足12岁，因此袁世凯对袁克定当然是另眼相看，好生培养。袁克定从小就跟着袁世凯，无论袁世凯是驻节朝鲜还是小站练兵，或者巡抚山东、总督直隶，袁克定就未曾离开过一步。

要说起袁克定，倒也算是出落得相貌堂堂，一表人才，一改他父亲那种身材五短、赳赳武夫之形象。在袁世凯在清朝为官的时候，袁克定也供职于农工商部，后来还升任右丞（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厅局级干部），后来因为袁世凯被赶出了北京，袁克定也就随同父亲回籍。天有不测风云，1912年袁克定在河南老家骑马的时候不慎摔伤，因为医治不及时而落下病根，走路有点跛态，袁世凯看了十分心痛，便于次年送他到德国继续治疗。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见中华民国大总统的长子前来就医，自然是十分重视，招待也极为殷勤。威廉二世是个有野心的人，他当时正想在远东扩展势力，于是趁着宴会的时候在袁克定耳边吹风：“中国现在搞的民主共和制，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要想发达，必须向德国学习，非帝制不能发达。大公子回国后一定转告大总统，中国要恢复帝制的话，德国一定尽力襄助。”

不仅如此，威廉二世在袁克定回国的时候还特意写了一封信让他转交袁世凯，信中的大概意思也是中德亲善提携并劝告袁世凯称帝云云。

在德国期间，袁克定为德国所取得的成就惊叹不已，由此也对德国帝制之功效深信不疑。1914年，36岁的袁公子在德国脚伤没治好，倒是怀揣着一个皇帝梦回了国。由此，袁克定在家中刮起了一阵“德国旋风”，他给自己和弟弟们都定做了一套威风凛凛的德国亲王将校服，隐然以“太子”自居。

可惜的是，袁世凯当上总统后却对家人、亲戚十分避嫌，他几个成年的儿子在前清的时候倒在官府里做过一些事情，但到了民国后，在袁世凯的坚持下，反而没有一个人在外做官，这让袁克定十分胸闷。

好在机会很快就来了。民国建立后，袁世凯发现他的北洋军已经暮气沉沉，而且派系林立，自己掌控起来也已不再得心应手。从上次“北京兵变”中，袁世凯已经感觉到，原来他手下的那些将领们，现在已经大都各有山头，指挥不易。

于是，袁世凯在掌握政权之后便着手重建自己的军队，如京畿的五路巡防营（后来冯玉祥的十六混成旅便出自于此），而这时保定陆军学校的校长蒋方震提出编练“模范团”以重整军威，袁世凯便采纳了这个意见。所谓“模范团”，就是从各师中抽调各级军官分别充当军官和士兵，建制为团，训练半年后派到各师充当军官，以改造优化军队中的军官结构。

最开始的时候，袁世凯打算让云南来京的蔡锷担任“模范团”团长，但这一提议因遭到北洋系将领的反对而作罢。袁克定在听说此事后，便也想学习袁世凯当年小站练兵的经历，于是他就向老头子提出由他来担任“模范团”团长。袁世凯听后觉得不妥，袁克定便说自己在德国的时候，发现德国皇族在国内只能担任军职，不得干涉内政，这是一个值得效仿的好办法。

在袁克定的软磨硬缠下，袁世凯只好答应去和陆军总长段祺瑞商量下。段祺瑞本来就和袁克定有矛盾，他在听说要让袁克定担任“模范团”团长后，立刻大摇其头：“什么？让大公子担任团长？这怎么行？！他对军事一点都不懂，派他去练兵岂不是大出洋相？再说了，他腿脚不好……”

袁世凯还没有等段祺瑞嘟嘟囔囔的说完，就气呼呼的走了。

由于“模范团”团长人选难产，袁世凯最后只好自己兼任了。直到办“模范团”第二期的时候，段祺瑞当时已经被排挤到西山“养病”去了，袁克定才如愿以偿，当上了“模范团”的团长。但问题是，袁大公子可没有他老爹当年的那份吃苦的劲头和责任心，他从小就是公子气派，怎肯和袁世凯当年那样“每日与士兵们共奔走”，颐使气指、目中无人，他倒是有一套。尽管袁克定是个“野心大、能力小”的主，但凭着袁世凯大公子的地位，当时还是有很多人趋奉门下的，毕竟袁克定是“太子”嘛，万一押宝押对了，岂不是鸡犬升天、飞黄腾达？中国从来就不缺这号势利钻营的人物。当时紧跟袁克定的人中，文的有杨度、梁士诒之流，武的段芝贵、陈光远之辈，袁克定这“太子”尚未做成，“太子党”倒是人才济济，从中央到地方，到处都有袁克定的人。

之前的北京兵变一事，据说袁克定就颇有嫌疑。当时南京临时政府派出蔡元培等人专程前往北京迎接袁世凯，袁克定知道老爹不愿意离开北京，于是便背着袁世凯策划了这场兵变。不过，袁克定的计划是指使北洋军第三镇攻进皇宫，将小皇帝溥仪赶走后效法宋太祖“陈桥兵变”，给袁世凯来个“黄袍加身”。

可笑的是，袁克定的计划没有通知禁卫军，结果禁卫军不知就里，拼死抵抗，袁克定的军队竟然攻不进去，这帮丘八老爷恼羞成怒之下，最后反演变成一场抢掠商家的浩劫。对于这事，袁世凯当时的表现也颇为惊慌，似乎事前确实不知，不过这也算是帮了袁世凯的大忙，他当时正愁找不到推脱去南京就职的借口呢。

在袁世凯复辟闹剧中，最令人捧腹的莫过于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来蒙骗老头子一事。《顺天时报》是袁世凯每天都要读的，因为这份报纸不仅发行量大，而且是日本人在天津所办的汉文报纸，从中可以看出日本政府的动向，而当时袁世凯对日本的态度最为敏感。袁克定当时为了促成老头子称帝，竟然伪造了一份专门刊登一些鼓吹帝制、拥护袁大总统做皇帝之类消息的假报纸每天送给袁世凯看。

据袁世凯的最宠爱的三女儿袁静雪回忆说：“假版的《顺天时报》是大哥（袁克定）纠合一班人搞出来的，不但给父亲看的是假版，就是给家里其他人看的也是假的。大哥使我们一家人和真实的消息隔绝了开来。不料有一天，我的一个丫头要回家探望她的父亲，我当时是最爱吃黑皮的五香酥蚕豆的，于是让她顺便买一些带回来吃。第二天，这个丫头买来一大包，是用整张的《顺天时报》包着带回来的。我在吃蚕豆的时候，无意中看到这张前几天的报纸，竟然和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顺天时报》的论调不同，就赶忙寻着同一天的报纸来查对，结果发现日期相同，而内容很多都不一样。我当时觉得非常奇怪，便去找二哥（袁克文）问是怎么回事。二哥说，他在外边早已看见和府里不同的《顺天时报》了，只是不敢对我父亲说明。他接着问我：‘你敢不敢说？’我说：‘我敢’。等到当天晚上，我便把真的《顺天时报》拿给了父亲，我父亲看了之后，便问从哪里弄来的，我便照实说了。我父亲当时眉头紧皱，没有任何表示，只说了句：‘去玩去吧。’第二天清晨，他把大哥找了来，及至问明是他捣的鬼，父亲气愤已极，就在大哥跪着求饶的声音中，用皮鞭子把大哥痛打了一顿，一边打，一边还骂他‘欺父误国’。从这以后，我父亲见着他就有气，无论他说些什么，我父亲总是面孔一板，从鼻子里发出‘哼’的一声，不再和他多说什么话，以表示对他的不信任。”

虽然袁克定在紧要关头失去了老头子的信任，不过他还有一个杀手锏，那就是前文所提到的、令袁世凯挥之不去的“家族魔咒”。袁世凯家族中，外出做官的都没有活过60岁，如袁甲三、袁保恒、袁保龄、袁保庆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乃至袁世凯自己的父亲袁保中，也是壮年而终。由此，60岁这道大关也就成为压在袁世凯心中长久的梦魇，而从民国建立后开始，袁世凯的身体就每况愈下，这更是让他疑神疑鬼。

在年届60的大限即将来临时，袁克定称“只有称帝才突破这一魔咒”的保证，这就不能不对袁世凯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了。毕竟，皇帝是九五之尊嘛，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尊贵呢？或许，这个魔咒真的不敢侵犯真命天子？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把板子全打在袁克定的屁股上也不公道，毕竟袁世凯在那个时代也是迷信的人哪。

和袁克定热衷于帝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字寒云）却对此漠不关心。不仅如此，这位“皇二子”甚至还写了首讽父诗，可算是民国古体诗中之极品，姑且抄录如下：

<small>乍着微棉强自胜，阴晴向晚未分明；南回寒雁掩孤月，西落骄阳黯九城。</small>

<small>驹隙存身争一瞬，蛩声警夜欲三更；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small>

这首诗还有个版本，意境颇美，可共赏之：

<small>乍着微绵强自胜，荒台古槛一凭陵；波飞太液心无住，云起苍崖梦欲腾。</small>

<small>几向远林闻怨笛，独临虚室转明镫；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small>

这首讽父诗的最后两句是相同的，当然也是诗中的重点，无外乎劝老头子千万“莫到琼楼最上层”，否则站得高，跌得重，老本全赔光。苏东坡在《水调歌头·中秋》中也说，“高处不胜寒”，想必袁大总统也跟着头脑一起发热，早已忘却了。

据传，袁世凯临死的时候，曾嘟囔了一句：“是他害了我。”当时袁世凯也没说这个“他”到底是谁，一般人都认为指的就是大公子袁克定。要说这复辟丑剧，袁克定还真要负一半的责任，他自己想做太子想疯了，结果是把老头子推到火上去烤，害得袁世凯一代枭雄，最后为这竖子所害，落得个可惜可笑又可叹的千古骂名，真是窝囊之极。

袁克定这个人，不文不武，品不高，德不显，糊涂半生且不说，晚年还好男宠，结果因此而倾家荡产，潦倒而终。袁世凯之败，袁克定岂能辞其咎乎。

正文二三、古德诺：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上文已经说到，袁世凯当上了终身大总统不说，还将总统选举法也一并改了，既可传子，又可传妻，实际上与之前的皇帝已无区别，不过略欠一顶皇冠，一个名号。但袁克定还不满足，怂恿着老头子继续向帝制迈进，这一来二往的，袁世凯也就未免动了心。

正在这“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之际，袁大总统的美国顾问古德诺教授从太平洋的彼岸发表了一篇宏论，恰得东风之便，也在不经意间为帝制复辟拉开了序幕。

说起这美国宪法专家古德诺教授，本是与袁总统同年所生，他老兄本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院长，也是当时世界宪政理论界的大权威，我国近代著名的外交家顾维钧博士便是出自他的门下。古德诺原本是个做学问的老夫子，当时已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三十载。要说起他的理论水平和教学水平，那当然是没得说，不过他常年生活于象牙塔中，不知中国人事之险恶，结果是误上贼船，毁了本土的自家前程。这事呢，说来话长，且容笔者慢慢叙来。

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正处于从专制到民治的转型期，而袁世凯当上民国大总统后，他一来苦于自身的理论水平不足，二来也为了装点门面，于是便向外国聘请了两位宪政专家，一个是日本的有贺长雄，另一位就是古德诺教授。以当时古德诺的水平，做民国大总统的法律顾问当然不在话下，他接到聘书后也就欣然上任，每年领取年薪两万五千银元，这在当时的世界人才市场上可算得上凤毛麟角的高薪人士。

促成古教授来华一事的，很有可能是他的中国大弟子顾维钧。顾维钧从美国博士毕业回国后，首届内阁总理唐绍仪发现他人才难得，不仅向袁世凯极力引荐，而且还将之招为女婿，由此顾维钧在仕途上也就平步青云，鸿图大展。尽管老丈人后来与袁世凯翻脸，但顾博士后来还是为袁世凯所信任并担任了机要秘书一职。

古教授与民国政府签署的是三年合约，但他夫妇于1913年5月来华后不到一年，美国的著名学府霍普金斯大学便给他寄来校长聘书，古教授难免心动，于是在与总统府协商后，同时兼任二职。古德诺在1914年8月返回美国就任校长，其在华的顾问事务暂时委与他人，但仍由他遥为领导。等到次年美国大学放暑假，古德诺便再度来华，而他这次所待的六星期，正是民国共和政治与帝制斗争的敏感时期。

古德诺是世界一流的宪政专家，但学术上的“政治学”与现实中的政治斗争完全是两码事，他老夫子不明就里，一下就陷入了一场凶险的政治漩涡之中。在古德诺第一次来华期间，正值“二次革命”爆发，而作为美国南北战争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古德诺自然是站在袁世凯中央政府的一边，视南方革命为叛乱，这或许是古教授遭人忌恨的原因之一。

若以立场而言，古德诺是倾向于总统制的，在民国第一届国会天坛修宪期间，他也替袁世凯草拟了一份宪草，其中内容却与“天坛宪草”大相径庭，因为他认为中国太大，各地也不稳定，推行责任内阁制并无好处，而当时国会中的议员权力过大，不仅使本该与国会平行的大总统形如橡皮图章，也大大有损于民主政体中“三权分立”的平衡，实际上是一种国会独裁，最终导致国家一事无成。因此，古德诺向袁世凯建议，中国应该实行强有力的中央集权，而总统制是最为适合的选择。

古德诺的看法与观点，自然对袁世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古德诺也在无意中成为袁世凯推行总统制的最佳辩护人。这外来的和尚好念经，革命党人虽然心有不甘，但对于古德诺这个“反动学术权威”却也无可争辩，袁世凯后来取消“天坛宪草”，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也就顺理成章了。

对于袁世凯后来搞的《中华民国约法》，古德诺是十分推崇的，他在返回美国出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后，就曾在当年的美国政治学会年会上做了一个关于民国宪政改革的主题演说，其中对袁记约法改行总统制赞叹有加，大有“吾道得行”之兴奋呢。

古德诺第二次来华期间，袁大总统请古顾问以评议《天坛宪草》为题，就各国现行国体及共和与帝制之优劣作一文章，以供民国政府推行宪政之参考。对于此等作业，古德诺早已成竹在胸，因为这本就是法律顾问的份内事。受人所托，忠人之事，古德诺这么敬业的一个人，加上袁总统又礼贤下士，于是他便尽其平生所学，写了一篇万言条陈供袁总统参考，算是一报知遇之恩。

尽管古德诺一再声称自己是从纯学理的角度对中国宪政问题提出建议，但以古教授当时在学术界的地位，他这篇文章对后来政局的影响大大超出了他的想象，也不是他所能掌控的了。那些蓄势待发的帝制派政客们对古教授的学理推导毫无兴趣，他们要的是文章对总统制和中央集权的大力宣传，要的是其中关于“君主制优于共和制”的只字片言，而其中的急先锋杨度更是捡到鸡毛当令箭，简直是如获至宝，随后便将古教授的文章汉译为《共和君主论》，并交各大媒体广为传播，为帝制先声狠狠添了一把火。

也许有人会问，在那篇洋洋万言的大作中，古德诺到底说了啥？要细说起来，古教授的文章做得还真是不赖呢。只可惜近代史家在给古教授扣上一顶“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后，对如此好文章却匆忙放过，不求甚解，未免可惜可叹。

简而言之，古德诺的主要观点是，各国的各种政体制度，譬如帝制，譬如共和，本身并无天然的、绝对的优劣之分，其中的关键在于各国各族对制度的认同，是否适用才是正道。换句话说，一味的照搬照抄，全盘西化，未必是件好事。当然，古教授此论与“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哲学观点颇为接近，乃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所以他还得以各国历史和国情加以推导。

譬如英国，其实是最先推翻帝制、搞民主共和的国家，甚至连皇帝的脑袋都砍了下来（查理一世），但革命领袖克伦威尔建立大英共和国并当上了“监国”之后，却推行的同样是专制。更麻烦的是，在“监国”体制下，接班人的问题没法解决（民选的领导人如何安排接班，在当时的历史上尚无先例），克伦威尔快死的时候让自己的儿子上位，但这小克伦威尔没有经过战争，也就没有威信，结果很快就被议员们给轰了下去。克伦威尔的儿子做不成监国，其他人就更没有这个威信，最后议员们商量来商量去，还是请被废的太子（查理二世）来做皇帝的好，这样至少名正言顺……人家毕竟是几百年的皇族血统嘛！

于是，大英共和国便又成了大英帝国，即便是后来“光荣革命”，那也仅仅是换一个皇帝，而不是换一个国体。大英帝国依然是大英帝国，但皇帝不再是那个查理一世时期的皇帝，而是受到议会的严格限制，所谓的虚君制是也。英国是近代最典型的君主立宪制，虽然保留皇帝，但却是正宗的民主议会制政体，这与一战前的德国及二战前的日本所实行的君主立宪有着天壤之别，因为德皇和天皇仍旧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因此他们的体制其实是一种伪君主立宪制，清末预备立宪的时候其实就是模仿的这种体制，但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提出的“十九信条”则是英国虚君制下的君主立宪，可惜已经晚了。

至于共和政体，当时世界上有两个典型模式，一个是实行总统制的美国，一个是实行责任内阁制的法国。从效果上来看，美国算是比较成功的，但美国的例子是不可复制的，因为美国是一个成立不到300年的移民国家，他们没有专制的传统及其皇族势力；更重要是，美国当时地广人稀，只要肯努力，人人都可以有好的发展机会，这不是其他国家可以比拟的，此所谓学术界称的“美国特殊论”。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开国总统华盛顿未尝生子，无二世可传，亦不可传。

法国则不然，从帝制到共和，从共和到帝制，来回打转，倒颇值得当时的民国借鉴。法国革命最为追求自由民主，因而其酷烈尤甚，不但要砍国王的脑袋，砍贵族的脑袋，砍高级教士的脑袋，闹到最后，革命领袖的脑袋也要被砍掉。最后，砍无可砍，人人都厌恶了这种朝不保夕的民主共和的极大混乱，结果拿破仑横空出世，在煊赫武功下加冕称帝。但是，建立在军事基础上的拿破仑帝制同样不稳定，后来法国在革命后的一百年中也一直在帝制与共和中摇摆。倘若以法国为参照物，便可知道中国的共和之路绝不会一帆风顺。更值得一提的是，法国的共和制并没有给法国带来强大。

至于拉美国家，那简直就是民主共和制中最糟糕的典型，那些摆脱了西班牙、葡萄牙殖民统治的国家，如墨西哥、阿根廷、秘鲁、巴西等，他们在美国和法国的影响下也都纷纷采取了民主共和制，但由于他们严重缺乏共和政体所必需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条件，结果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共和政体也都相率变成寡头独裁政权，而这些独裁者一旦去世，加上没有固定继承人，国内往往群雄并起，举国大乱，民不聊生。

在文中，古教授特意举出墨西哥的独裁者迪亚斯作为例证，迪亚斯统治墨西哥三十多年，最初尚且相安无事，但迪亚斯年老昏聩后，由于没有法定继承人，结果群雄纷争，国将不国。因此，古教授指出，与其搞个人独裁的寡头政权，倒不如直接实行帝王专政，因为帝制尚有法统可继，不像个人专制的寡头政权，一旦老寡头死了，众多小寡头必需大打出手才能接班。所以，假共和倒不如搞真帝制，这样国泰民安的几率还大些。

古教授最后总结说，帝制、共和原是半斤八两，不过各有所适。如果按当前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条件，君主立宪是相对适宜的选择；如果要实行共和政体，那就应该加重行政部门的权力，而不能像法国那样突出议会权力（法国内阁的频频倒台便是教训）；鉴于中国当前无法实行普选，实行限制代表制和立法一院制颇为可行。

对于帝制（君主立宪而非专制帝制）的反转，古教授也未置可否，但他预留了但书三点，那就是：一要全民认可，不得稍有反对的动乱出现；二是列强（特别是日本）对恢复帝制没有异议；三是要落实真正君主立宪的具体计划，且三者缺一不可。对于这个看法，倾心于立宪政治的梁启超在后来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文章中也有所提及，后叙之。

如此看来，古教授不过理论推导，如果以如今之眼光看来，还不得不承认这老头看法之客观英明并为之拍案叫绝呢。文章应当是好文章，只可惜发表的时间地点都不对，结果被那些无耻下流的帝制派故意利用与恶意曲解，人家古教授明明说“共和帝制，各有所适”，到了杨度笔下却成了“共和不如帝制”，这真可谓动机叵测，其祸无穷。

古德诺第二次来华的时间不过六周，却在无意中被人抬出来唱出一个重头大戏，最后是“哑巴吃黄连”，背了个中国大黑锅。古德诺后来也发现风向不对，他不甘心为帝制派所利用，于是一边在八月十七日招待中外记者，说明真相；另一边又在袁总统的批准下将他的文章刊登在《京报》的英文版上，以正视听，但为时晚矣。帝制派不过利用古教授的文章做个引子，为将来实行帝制铺路，大戏还在后头，但主角已经不是古教授了。

再者，大洋彼岸的霍普金斯大学即将开学，古校长也无时间精力纠缠于这场笔墨官司，在他返回美国后，杨度反成了古教授“君宪救国”的代言人，真是气煞老古也。更糟糕的还在后面，袁世凯推行帝制失败后，自己身败名裂且不说，还连累了远在美国的古教授。本来古德诺在出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之时，其声望并不亚于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尔逊，而当时共和党本也有意提名古德诺为总统候选人与威尔逊一争高下，不料有人怀疑他受贿而执笔，实为袁世凯之御用文人，结果古校长百口难辩，他那本该似锦的前程因被袁世凯帝党的一记臭蛋击中而烟消云散，真是飞来横祸，无妄之灾，令老头抱恨终身。

至于另一位日本顾问有贺长雄，他的名气虽然不如古德诺教授那般大，但也非等闲之辈。有贺长雄不仅是国际法专家，而且曾同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组织过进步党，并创立了早稻田大学。在古教授发表《共和君主论》的同时，有贺长雄也发表了一篇名叫《新式国家三要件论》的文章，可惜其主张帝制的观点过于隐晦，不够拉风，所以不为帝制派所喜。

不过，在帝制进入实施阶段后，有贺长雄却在背后做了实实在在的工作，他以日本皇室典范的蓝本，向袁世凯进呈了一份《皇室典范》，其主要内容包括：

一、中华帝国大皇帝传统子孙，万世延绵；

二、大皇帝位传统嫡长子为皇太子，皇太子有故，传嫡长孙；

三、中华帝国大皇帝，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大皇帝，公主、郡主得下嫁五族臣民；

四、皇室自亲王以下，至于宗室，犯法治罪，与庶民同一法律；

五、亲王、郡王得为海陆军官，不得组织政党及为重要政治官吏；

六、永远废除太监制度；

七、宫中设立女官，永远废除采选宫女制度；

八、永远废除各方进呈贡品制度（满蒙回藏各王公世爵年班朝觐贡品除外）；

九、皇室典礼事务，设宫内大臣掌领之；

十、凡皇帝亲属，不得经营商业，与庶民争利。

在袁世凯推行洪宪帝制后，有贺长雄的这十条皇室典范也得以应用（倒也有进步及借鉴之处）。最奇的是，在当时的外国人中，唯独有贺长雄对袁皇上自称“外臣”，虽说忠心耿耿但也未免有点肉麻。这不，有贺长雄的行为引起了在华日侨的极大愤怒，他们认为有贺氏“玷污了日本人的体面”，并宣布从日籍中将有贺长雄除名，大概就是所谓的“日奸”了。

不过，有贺长雄对此可不在乎，在袁世凯死后，他又接连给黎元洪、冯国璋及徐世昌三位总统做法律顾问，直到1921年病死，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看来，有贺长雄还真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正文二四、“筹安会”干不过“请愿团”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有了古教授一字千金的《帝制共和论》，袁总统这下真的要订制龙袍，做起皇帝美梦来了。至于杨度那些人，自然把古教授的文章捧为组织筹安会的“圣经”，那种急不可待、一心要抢头功的敬业精神，真是令人非仰慕不足以表示敬意。

古教授的文章不过是篇理论性的开场白，而杨度等实干家们则于1915年8月14日乘势拉开了帝制运动的帏幕，这便是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筹安会”。筹安会挂牌的那天，倒也无甚大的动静，不过将写有“筹安会”三个大字的招牌挂出，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出了一帮能人策士，可将这乱象百出的民国筹划消停，让小老百姓也能过个安稳日子，倒也不失为一桩善事。

不料数天后，杨会长便在各大报纸上发布筹安会成立启事，并公布该会之宗旨宣言，其中在宣言中便掐头去尾地窃用了古德诺教授的话，说什么“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不能不用君主国体”，“我等身为中国人民，国家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漠视，坐待其亡！用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治安。”

最后，杨会长还公布了发起人，分别为：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筹安六君子”。

杨度等人尽管声称自己是学术团体，尽管有“爱国热忱”作为掩护，但此文发表后，筹安会的“六君子之心”，也就路人皆知了。筹安会显然不是什么简单的学术研究，而实质上是政治团体；这“六君子”之说法也颇为滑稽，也不知是帝制派媒体还是当时的评论家给他们送了这样一顶帽子，结果一传十、十传百，都喊他们叫“筹安会六君子”。

这“六君子”本是好词，在中国历史上就有两组非常知名的，一是反对明朝宦官魏忠贤而惨遭迫害的“六君子”，即左光斗等人；二是戊戌政变后被慈禧太后所害的六君子，即谭嗣同等人。这杨度几位仁兄，叫他们一声“帝制六人帮”倒是恰如其分，他们又何德何能，能配上“六君子”之称呢？真是奇哉怪也，想必是意在讽刺，不足为喜（容笔者揣度，杨度与戊戌被杀的杨锐、刘光第倒是同门师兄弟，莫非“六君子”之反讽，由此而来？）。

“筹安六君子”何许人也，这里稍作简介。杨度，字皙子，乃湖南湘潭人，他20岁（1894年）时中举人，后来拜在湖南名士王闿运的门下学习经世致用之学；清末新政后，在国内学子留日热潮的带动下，杨度也于1902年东渡扶桑，入东京宏文书院学习师范。后来清廷举行经济特科考试，学有所成的杨度便回国参考，初试揭榜后，杨度高中一等第二名，第一名则是后来总统府的秘书长梁士诒。

梁士诒是广东三水人，与梁启超同时就读于佛山书院且于1889年同榜中举，后又在1894年中了进士，入翰林院学习散馆后供职国史馆。梁士诒喜研究财政、河渠等实用之学，当时朝廷给他分配的工作不符合他的兴趣，于是他参加了1903年的经济特科考试并且勇夺第一，但在复试的时候被小人中伤，说他是逆党梁启超之弟，名字也很反动，所谓“梁头康尾”（康有为，字祖诒，梁士诒的父亲倒是曾与康有为同榜中举），人品可知。当时慈禧太后最恨康梁二人，人所皆知，梁士诒也就心灰意冷，退出竞争；而杨度因是被杀的杨锐、刘光第的同门（同出于王闿运的门下），也就识趣的远遁而去，免得招来横祸。

受此挫折后，杨度再度远赴日本学习法政，由于他人品潇洒，智商很高，于是很快便声名鹊起，当时还被推为留学生总会干事长。孙中山对杨度也颇为欣赏，一度还想拉他入同盟会，但杨度在政治上倾向于君主立宪，既不保皇，也不革命，于是婉拒了孙中山的请求。在日本期间，杨度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一时被人称为宪政理论家，后来清廷派出的五大臣考察宪政，据说交差的调研报告还有一部分是出自杨度的手笔。

清廷决定实行预备立宪后，杨度也在当时的军机大臣张之洞与袁世凯的共同保荐下进了宪政编查馆，由此与袁世凯拉上关系。不过，袁世凯被赶回老家后，杨度并没有与之同进退，而是继续留在北京为官。等到袁世凯复出并就任大总统后，杨度发现曾经与自己一同落难的梁大财神，竟然早已在总统府秘书长的位置上坐得稳稳当当，成为了袁总统的红人，真是羡煞人也、气煞人也。

杨度早年跟随王闿运学习帝王之术，这时也敏锐的看到了太子袁克定的帝制阴谋，随后两人便很快气味相投、勾搭成奸。1915年4月，杨度写了一篇《君宪救国论》的文章，经袁克定牵线搭桥，袁总统得见此文且十分欣赏，当时亲笔写下“旷代逸才”四个大字，并制成金匾条幅赐给杨度。杨度见了这四个字，既喜又忧，喜的是袁总统还认可他这个人才，但忧的是他在袁总统的眼中只是个“旷世逸才”，尚不能得到重用——想必这也是杨度急于表现的原因吧。

至于孙毓筠、李燮和、胡瑛这三人，前文也曾顺带提过，这次的华丽转身也着实让人大跌眼镜。孙毓筠是安徽寿州人，他在1906年便在东京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后来又出任安徽都督，是一名老资格的革命党了。但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孙毓筠先后出任政治会议议员、约法会议议长、参政院参政等职务，这次杨度发起筹安会，孙毓筠也是积极响应，并担任了会中的副理事长。

胡瑛是湖南桃源人，与宋教仁是同乡，他也是个老革命党，曾在1905年的时候与革命烈士吴樾密谋炸死出洋考察的五大臣，结果事情没有办好，吴樾成了革命烈士，胡瑛则亡命东京，并于当年加入同盟会。后来，胡瑛又回国参加日知会，与黄兴等人密谋举行长沙起义，但因事泄而被捕入狱。武昌起义后，胡瑛出任湖北军政府外交部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又被孙中山任命为山东都督（实际上只占据烟台一地）。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胡瑛被解除都督职务，被委以陕甘经略使、青海屯垦使之类的虚职。好在胡瑛和杨度是好朋友，于是也列名于“六君子”之一。

三个湖南佬，共唱一台戏，李燮和是湖南安化人，他先后参加过华兴会、光复会、同盟会，武昌起义后他与陈其美一起组织了上海起义，并出任吴淞军政府都督。由于与陈其美关系不和，李燮和随后又出任光复军总司令，并率江浙联军攻克南京，为革命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三位朋友原本是同盟会骨干，辛亥前后也曾为共和革命而冲锋陷阵、出生入死，如今却摇身一变，反水投靠帝党，真是令人慨叹人间易变、世事无常。想必是对革命前途极度失望并发现共和政体不适合中国国情吧，因此这三人穷而思变，虽被革命朋友视之为“反骨仔”也在所不惜。

至于严复与刘师培，那都是当时学界的国家级大师，如此德高望重、人所景仰的人物，如何也来掺和这趟浑水，倒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严复是福建闽侯人（今福州），原本是福州船政学堂中的最优等生，在学业上比北洋舰队中的那些老同学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等人要更胜一筹，后来又被选送到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留学，可惜学成后没能调入北洋舰队，而是被任命为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想必文人出身的李鸿章认为最优秀的学员上战场冲杀是一种浪费，派去培育更多的人才方是正途。不过这也是好事，不然严复极有可能像他的那些老同学一样，或在黄海大战中葬身鱼腹，为国捐躯；或在威海兵败后，举枪自戕，以身殉国）。

严复在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期间，此时的副总统黎元洪还是他的学生呢。甲午战败后，严复也就绝意海军，改而从事翻译著述事业，如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论》等，都是出于严复的手笔，其提出的“信达雅”三字，至今都是翻译学的圣经呢。

可惜的是，严复虽然被誉为“西学第一”，但因为各种原因都没有得到重用，唯独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后对他亲眼有加，不过此时严复已经绝意仕途，他拒绝了袁世凯延他入幕的再三邀请。尽管如此，严复对袁世凯的慧眼识人还是心存感激的，当袁世凯被罢出京时，严复挺身而出，大声疾呼：“世凯之才，天下无两”，“此人国之栋梁，奈何置之闲散？”

民国后，严复被袁世凯任命为北京大学（原京师大学堂）第一任校长，蔡元培和胡适都应算是他的后辈，以他在学术界的地位，当时无人及其项背。有意思的是，严复虽然精通西学，却在民国初年极力倡导“复古尊孔”，并发起了北京孔教会（另一名知名的翻译家林琴南也积极参与之，怪哉？不怪哉？）。不过，也有人说严复列名筹安会乃杨度肆意为之，严复并不知情；但从之后的情况来看，尽管严复从来没有参加过筹安会的活动，对帝制运动也持消极态度，但他在整个过程中一直保持沉默，并没有公开站出来辟谣，足见他对帝制之说并不反感……“复古尊孔”的结果嘛。

刘师培是江苏仪征人，是当时与章太炎齐名的国学大师，他早年留学日本时也曾加入同盟会，但并不热心革命而专心学术，他回国后被两江总督端方延入幕府，学问也大有长进。刘师培倒是对帝制运动颇有兴趣，在杨度发表《君宪救国论》后，他也发表了一篇《国情论》的文章与之唱和。不过，好在刘师培不太涉足政界，而是醉心于经学、小学、汉魏诗文等中国传统文化，终成一代国学泰斗。

不过话说回来，倘若是一班无耻政客文人鼓吹帝制以图私人之功名利禄，想必袁世凯也能洞察其奸，但杨度这样的才子加上严复、刘师培等这样顶尖的文化大师们也来支持，你说袁世凯一点都不动心，恐怕也难。据袁世凯的心腹说，袁总统听说连严复都参加了筹安会，“极为欢悦”（此等欢呼雀跃之态，读者尽可想象），随后便拨款二十万，以供筹安会研究之用。

正当筹安会的同党们敲响了第一声锣鼓并摇旗呐喊，群魔乱舞，闹腾得正欢的时候，另一彪人马突然异军突起，霎时间便将筹安会的风头抢去，这又是何人呢？

此人却并非他人，正是上文所提到的梁士诒。梁士诒在那次经济特科的考试中遭人暗算，正当他沮丧之时，正好袁世凯在直隶推行新政，延请人才，于是他便在当时袁世凯跟前的红人及老乡唐绍仪的推荐下，出任北洋书局总办。由此，梁士诒也就跟随唐绍仪的门下，成为一个北洋系下唐记小集团的成员。

1906年，唐绍仪接替盛宣怀督办铁路总公司，梁士诒也就协助唐绍仪主持路政，由此发挥专长，一发而不可收拾。等到唐绍仪出任奉天巡抚后，梁士诒也已经立稳脚跟，成为五路铁路提调（总经理了），邮传部成立后梁顺势当上铁路局局长，后来又奏办交通银行，由此发展出一大势力——交通系，人送绰号“梁大财神”。

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梁士诒出任总统府秘书长，并先后兼任过交通银行总理、财政部次长等职。袁记约法颁布后，由于责任内阁制被总统制代替，袁总统在总统府下设立了政事堂取代之前的国务院，徐世昌充当国务卿，杨士琦、钱能训分别为左、右丞，结果梁士诒一时失势，无处安身，最后只捞得税务督办一职，令梁大财神好生懊恼。祸不单行的是，肃政厅（袁记约法下的产物，相当于前清的御史台，专门弹劾各级官员）此时又提出了“三次长参案”和“五路大参案”，搞得交通系上上下下，人人自危。

所谓“三次长参案”，指的是对陆军次长徐树铮、交通次长叶恭绰和财政次长张弧的弹劾，而叶恭绰和张弧都是交通系的人马；“五路大参案”则是关于津浦、京汉、京绥、沪宁、正太五大铁路局的营私舞弊案，更是矛头直指交通系。在这种情况下，交通系的大佬、当时还兼任交通银行总理的梁士诒当然脱不了干系（叶恭绰是副总理）。

在这种情况下，梁士诒只好去找“太子”袁克定帮忙。在“太子爷”的一番指点后，梁随后便召集交通系的干将开会。会上，梁士诒提出：“目前交通系之窘境，唯有支持帝制，方可取消参案；要是不赞成帝制，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诸干将正议论纷纷间，梁士诒说：“赞成帝制不要脸，不赞成就不要头。要头还是要脸，你们自己看着办。”会上诸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一致同意：“要头不要脸！”

财神出马，一个顶十。数日后，参政院门口突然涌来了大批的请愿团，各行业、各阶层，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他们手里拿着请愿书，口里还念念有词的呼着口号：

“变更国体，唯我民意！”“君主立宪，造福万民！”……

这势头，与二十年前的“公车上书”有几分相似，又与七八年前的国会请愿运动雷同，但这骨子里终究透出点星宿老仙派的味道。

自从清末实行预备立宪后，民意渐开，请愿本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当年为请求清廷“速开国会”，各省立宪团体就曾进行过全国总动员，这次貌似依葫芦画瓢，但总觉得有点不对劲。问题还出在这个“民意”上。按理说，这次来请愿的诸多人等穿着打扮远不如清末的那些立宪派士绅，应当更代表民意，但这些人的脸上又看不出发自内心的热忱，反倒像是未经排练的拉拉队，和之前选举大总统时的公民团倒有几分神似。

原来，梁士诒等人在决定“要头不要脸”后，随后便发起了一个公民请愿团的组织，成员除了交通系人马外，又有张镇芳、那彦图、梁鸿志、阮忠枢、夏寿田一干政界名流，并公推了沈云霈为会长，预备发起请愿。

这时，署理湖北军务的彰武上将军段芝贵从武昌回来，他原本是袁世凯的干儿子，这次回京不为他事，只因筹安会给地方遍发电报、寻求支持，已具声势，他不能让这六君子抢了“拥帝”的头功，这才急匆匆回京，要大展拳脚的。

段芝贵回京后便去拜访了老友阮忠枢，在阮忠枢的牵针引线下，段芝贵与公民请愿团一拍即合，决定由段芝贵出面邀请朱启钤、雷震春、江朝宗、周自齐、袁乃宽、朱家宝、张作霖、陆建章、顾鳌等实权人物，共同组成全国请愿联合会。由此，请愿会的帝制派一时间声势大振，会中骨干则人送绰号“十三太保”。

在梁士诒、段芝贵等人的秘密操作下，各地官吏也应邀派出“公民”前来代表“民意”（费用当然是由交通系全包）；随后，这些人又买通一些报纸，每日以民意的幌子鼓吹帝制，弄得跟真的一样……只要有真银子，就不怕什么假民意嘛！

全国请愿联合会有权有钱有势，当然不是那耍耍笔杆子的“六君子”所能匹敌，而在参政院门口递请愿书的表演，其实就是“十三太保”策划的杰作。这次来请愿的分为商界请愿会、学界请愿会、各省请愿会、妇女请愿会等等，凡是来参加请愿的，都发参政费，人人有份，按照身份地位名气分别给予不同的价码。交通系遍地撒钱，这声势能小嘛！

杨度见梁士诒等人后来居上，将自己的风头抢去，忍不住悲愤的说：“梁财神啊梁财神，你可真行啊，你财大气粗，人多势众，我搞不过你，但你也别猖狂，我们走着瞧！”但秀才们囊中羞涩，区区二十万元终究是做不成什么大事，最后也只是组织些财神看不上眼的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聊壮声色。在请愿会的压迫下，筹安会很快就变成了昨日黄花，最后落得门可罗雀、无人过问的境地。杨度在恼羞之下，只得灰溜溜将“筹安会”的招牌摘掉，又换了个“宪政协进会”的牌子挂出来，但终究是老酒新瓶，搞不出什么新花样。

无可奈何花落去，辛苦一场为他人做嫁衣裳。由此，六君子也就让出舞台，请愿改制的大任改由梁士诒那个经费充足、人才鼎盛的全国请愿联合会一肩挑了。

在全国请愿联合会大肆造势下，中央大员除了黎元洪、段祺瑞数人不予理会外，其他人几乎是争先恐后的排班劝进，而各地劝行帝制的电报也如雪花般飘进参政院（都是民意哪）。帝制先锋、御干儿段芝贵更是联合龙济光、张作霖、赵倜、倪嗣冲、陈宦、汤芗铭、阎锡山、张怀芝等等，发出所谓的“十九将军联名劝进”通电，更是把这场帝制运动推向了高潮。

好事多磨。正当帝制党人自以为参政院将批准他们的请愿要求、成功在望的时候，某位大文豪突然抛出一篇冷嘲热讽的重磅文章，将他们的袁总统打了个清醒，也令帝制党人速胜的希望完全落空。

这又是何等人物呢？

正文二五、开弓没有回头箭，皇帝不当也不行

1915年9月3日，《京报》上发表了一篇名叫《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万言长文，立马引起了轰动，当时报纸刚出去就销售一空，想看的人买不到报纸，竟然向已购报的人辗转抄读。

第二天，《国民公报》转载此文，但仍旧不能满足需求，几成洛阳纸贵之盛况，而《国民公报》也由此创造了它的最高日发行量。不特如此，全国各报也随后闻风响应，一下子就传遍全国，几乎人手一册，广为拜诵。

这事想来奇了，要说民国初年的资讯也算自由发达，当时报馆林立，彼此竞争不暇，何以会一文惊天下，竟至于一报难求呢？想必作此文者必定来头不小。不错，此人便是年少便已成名的梁启超，梁大才子。

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16岁便中举，后来投到康有为的门下（康老师此时还未中举呢）学习新学，随后又参加戊戌年的维新变法，事败后流亡日本，但仍坚持君主立宪的保皇立场，曾在日本与同盟会的笔杆子们在各自报纸上展开激辩，虽然同盟会有汪精卫、胡汉民诸多人等同时上阵，但梁启超孤身一人，也未曾落得下风。民国成立后，梁启超一度与袁世凯合作，并组建了进步党与国民党相抗衡，熊希龄组阁的时候，梁启超也曾出任司法总长，但在国民党和国会陆续被解散后，梁、袁的“蜜月”也就宣告结束。尽管后来袁世凯邀请他担任参政院参政，但梁启超觉得自己信奉的政党政治无所施展，于是便加以婉拒并去了上海。

在帝制派得意猖狂之时，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可谓是掷地有声，给了这些小丑们一记当头棒喝。梁启超在文章中指出：“君主之所以可贵，主要依赖于历史习俗上的一种似魔非魔的观念，以维持其尊严。这种尊严决不可亵渎，一旦亵渎，势必不能维持。譬如木偶泥雕，倘若放在殿堂中供人膜拜，自能产生灵验，但如果突然有狂生将它拽倒践踏，投到猪圈之中，即使再能修复并重新放在殿堂之中，那也再没有灵验了。如今的君主与共和也是一个道理，一旦共和以后，君主便不再具有至高无上的尊严，加上革命家们对君主日夜痛诋，君主在国民心中已经毫无之前的神圣。倘若再返帝政，岂不是从猪圈中将木偶泥雕重新取回？失败是必然的。”

随后，梁启超又讥讽袁世凯言行不一、举止不定：“从辛亥八月到现在，还不足四年，忽而满洲立宪，忽而五族共和，忽而临时总统，忽而正式总统，忽而制定约法，忽而修改约法，忽而召集国会，忽而解散国会，忽而内阁制，忽而总统制，忽而任期总统，忽而终身总统，忽而以约法暂代宪法，忽而催促制定宪法。每颁行一个制度，不到半年又推翻重来，令全国国民彷徨迷惑，莫知适从，政府威信，扫地尽矣。”

梁启超的嬉笑怒骂，不仅将杨度之流的声誉摔入谷底，就连皇帝候选人袁世凯也被打得浑身灰溜溜的，几无面目见人。杨度虽是“旷世逸才”，但这位袁总统的刀笔吏毕竟干不过那位笔端蘸满感情的大文豪、大理论家。据说，袁世凯之前也曾知道梁启超有此雄文，一度还派人以二十万之价格购买（可见筹安会不值钱，尚不如梁大才子一篇文章），不让其发表（倘若成交，想必是史上最贵的一篇文章），但同样被梁启超婉拒。等到袁总统读到这篇雄文，真是恨不得拔出手枪，送他几粒花生米助其归天。

事实上，梁启超并不完全反对帝制，他在文中指出：“如果中国要重返帝政，只有能两个途径，一个是大总统内治修明之后，百废俱兴，家给人足，整军经武，尝胆卧薪，遇有机会一战而霸，功德巍巍（如法国之拿破仑），亿兆敦迫，方可受兹大宝，传诸子孙；其二是经过第二次大乱后，全国沸腾，群雄割据，剪灭之余，乃定于一。”

就这点而言，梁启超的思想和古德诺教授的观点倒有异曲同工之妙，但问题是，古教授的但书和梁启超所列的条件途径，当时可曾具备？

不管怎么说，被梁启超的文章这么一搅和，帝制运动的急行军也就不免为之刹车。9月1日，正当参政院要讨论那些堆积如山的国体更改请愿书时，袁总统却突然派出政事堂左丞杨士琦来到参政院，帝制派人物还以为袁总统亲自派人前来支持，在杨左丞发言前，几乎将巴掌都给拍红了。不料杨左丞掏出大总统的一纸宣言书，待到恭恭敬敬的捧读后，大概意思却是“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更改国体不合时宜；国民请愿须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云云，这下很是给帝制人物浇了一瓢凉水。

参政院院长黎元洪这天却是到会的，他接过杨左丞的话头说：“大总统的宣言书，确为至理”，没想到梁士诒未等“理”字话音落下，便起立大声说道：“大总统的意思，无非是要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现在国民请愿，民意却是趋向君宪，本院主张，也应当尊重民意呢。”黎院长被他这么一抢白，正待反驳，底下的帝制派人士们却使劲拍起掌来，震响全院，窘得那黎院长也只好默默退回原座，继续做他的黎菩萨。后来参政院再开会，他也就称病不往了。

其实呢，袁总统的这个宣言书是话中有话，你想他也不是傻子，梁士诒等人搞的这些请愿把戏他能不知？因而此等请愿只能做个序幕，不能当成正戏。倘若非要搞拥戴，那正戏就应该是多数国民之公意，那就应该召集国民会议，以示名正言顺。再说了，袁世凯当年在逼迫清帝退位和要挟革命党人时也是以国民公议为借口，如今要从总统制退回到帝制，他也得以国民会议的手段来消除他的道德歉疚呢。

再直白点说，搞请愿拥戴的方法有失妥当，但如果经过“国民会议”或“国民代表大会”之类机构加以公决，那本大总统是可以考虑加冕称帝滴。

等到梁士诒等人摸透了袁总统的心思，那帝制运动又继续鼓喝前进了，参政院也很快制定出国民代表选举办法，袁总统也就半推半就，同意在10月20日开始国民选举，并将选举办法发各省操办。为加速帝制进程，国民代表直接在各省投票决定国体，无需来北京召开国民会议。

按说之前也搞过几次选举了，各地应积累了不少经验，但这次的选举办法却与以往大不相同，因为这些“国民代表”大都是已经指定，首先在京的军政人员便占了一大部分，这些人当然都是拥袁的，不过这次是按照他们的籍贯分回各省去投票。至于那些给各省留出的名额，也是由各省将军、巡按使来决定，方法便是每个县官推选一个选举人前往本身指定的场所报到，而在投票前，办事人员都会先招待选举人，试探下他们对帝制的态度，如果碰到支支吾吾、不明确表态或者干脆就反对的，随后便有密令给原县官，指斥他办事不力，并限令重新推举选举人。

在如此方法下，终于在全国范围内选出1993名国民代表，而在各省的投票日，在各省将军和巡按使的监督下，各省代表进行记名投票。在此之前，选票上早已印着“君主立宪”四个大字，代表们只需在下面空白处写上“同意”或者“反对”二字，然后签上自己的大名，便可投票了。

在投票之前，每名代表都收到五百大洋的川资和公费，加上又是记名投票，谁要乱写保准吃不了兜着走，于是投票结果可想而知：1993张选票都清清楚楚、工工整整的写着“同意”二字。

在随后的皇帝选举中，程序也与国体投票完全一样，只不过选票上印着“选举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之皇帝传之万世”的字样，也是写上“同意”或者“反对”，然后签名投票。

最终的投票结果是壮观的，全国1993名国民代表，赞成帝制并恭戴袁世凯为皇帝的票数一张不少，整整1993张，既没有一张废票，也没有一张反对票。后来者的选举舞弊和这次完美的选举相比，简直就不值一提。

喜剧既然开场，想收脚已经来不及了。1915年12月11日，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召集各参政开会，在审查了国民代表的投票情况后，参政院决定以全国总代表的名义上推戴书，拥立袁总统为中华帝国之皇帝。那秘书厅的秘书员早已是胸有成竹，不消十分钟便拟就了八九百字的劝进书，一气呵成，通过也就不在话下。

当天下午，当参政院将劝进书的大红喜报送到总统府时，袁总统尽管已是心花怒放，却还得要效仿下先贤的“三揖三让”，以示谦恭。在第一份劝进书被退回后，参政院也不气馁，随后又命秘书厅重新拟定一份拥戴书。令人吃惊的是，秘书厅的秘书员竟然在十五分钟内拟就一份2600字的新劝进书，倘若不是提前准备，定是无可匹敌的超级大才子。本来“三揖三让”应该是三道程序，但不知何故，袁总统竟然省去了中间第二道，在第二次拥戴书送来后的次日便急吼吼的加以接受，实在是让参政院的大人们觉得意犹未尽——第三份劝进书还没来得及写呢。至此，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帝制派终于是大功告成了。

在承认帝制后，袁克定催促老头子赶紧举行登基大典，以免夜长梦多，但袁世凯认为登基仪式事关重大，应当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挑个良辰吉日，也好从容筹备，免得届时仓促行事，有失体面。随后，袁世凯便任命朱启钤为大典筹备处主任，并准备在1916年1月1日正式登基。

在正式登基之前，袁世凯决定先举行了一次百官朝贺会，并让袁克定挑个好日子。袁克定急不可耐，说：“就明天，12月13日就是个好日子！”“13”在西方社会中可不是什么好数字，12月13日更是后来南京大屠杀的开始。倒是这个袁克定真够十三的。

12月13日上午，袁世凯在中南海举行百官朝贺会。由于时间仓促，事前也没有做什么准备，前来朝贺的官员只包括在京的官员，地方大员们都没有参加。更滑稽的是，这次朝拜也没有统一服装，有的穿着长袍马褂，有的则身着西装礼服，武官更是戎装入贺，而有的闲职人员干脆穿着便服就来了。

仪式由袁皇上的御干儿段芝贵主持，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皇上竟然命朝贺时行三鞠躬礼，他想象中的三叩九拜竟然无从施展。9点整，在四名武官的引导下，袁世凯身着大元帅戎装来到居仁堂，而不是大家所猜想的那身价值百万的龙衮服和皇冠。这一天，袁世凯甚至连帽子都没有戴（因为他素来讨厌那顶插羽毛的元帅军帽），反衬得他那大脑袋油光锃亮，仿佛紫气东来，洪福齐天。

尽管文武百官已经分成班次，但由于那御干儿段芝贵是个武人，也不懂得什么司仪的规矩，还没有等袁皇上就座，他自己抢先拜了下去，而旁人也因无人指挥，参拜时乱七八糟，有鞠躬的，有下拜的，也有喊“皇帝万岁”的，参差不齐，反弄得袁皇上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踌躇半天，只是左手扶着御座龙椅，右手还手掌向上，频频向鞠躬叩拜者点头示意；遇到年长位高的，袁皇上还上前搀扶，以示谦逊。

朝贺仪式结束后，袁皇上便让大家散去，各自回去上班，就连筵席都没有请大家吃一顿。等大家走出居仁堂后，这才回过神来：这朝贺仪式也未免太简陋、太节约型社会了吧！就跟平常一样，好像是关门做皇帝，偷偷摸摸、见不得人似的。这算怎么个回事嘛？一直热心于此事的帝制派人物对主持仪式的御干儿段芝贵很不满意，由于没有过足瘾，这帮人见了那御干儿几乎就要老拳相加了。

不管怎么说，袁世凯虽然没有举行登基仪式，但也算皇帝即位了。新朝嘛，自然得有点新气象，譬如觐见礼就由跪拜改成鞠躬，也算是一大进步，想当年，大清王朝为了这个问题和列强们死掐，弄到最后连圆明园也给人家烧了。另外，按照外臣有贺长雄的意见，宫中永远废除太监制度和宫女制度，改设女官，也算是与之前的王朝划清界限。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后都要“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这“牺牲”祭品变不变倒无关紧要，国都也是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因此“徙居处”也就大可不必；但在“改正朔”上还是需要做下文章的，那就是在1916年后废民国五年而改行洪宪元年，历法也改用《洪宪元年历书》；至于“易服色”，按今文经学的“夏黑商白周赤”的三统循环理论，洪宪王朝应崇尚红色，因而登基三大殿的廊柱都要刷成红色，瓦也要换成红瓦，以示喜庆。

除此之外，皇帝登基得对有功之臣封王赏爵，好处均沾，但这里也遇到了一点小问题，那就是之前的故人旧友，袁皇上也不好意思让他们称臣，于是便想出列入旧侣（计有载沣、奕劻、世续、那桐、锡良等数人，均为前清王公或者名督）、故友（计有徐世昌、赵尔巽、张謇、李经羲，即后来的“嵩山四友”）、耆硕（王闿运、马相伯等）三类，这些人可以享受不臣之礼。

至于其他的公、侯、伯、子、男（分三等），那受封的人就多了，大凡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镇守使、师旅长以上人等，见者有份，一口气就封了128个，就连已故的前国务总理赵秉钧也追封了一等公。

在这欢快的日子里，也有不和谐音，譬如朝贺仪式上，前陆军总长、老部下段祺瑞和前副总统黎元洪（袁世凯做了皇帝，黎副总统当然就成了前副总统）就不曾前来，而这次封爵中，段祺瑞也是榜上无名，这是何故，留待下文再叙。

先说黎元洪。黎元洪在前清的时候只是个协统，按官阶来说比袁世凯差了好几个档次，他在辛亥革命的时候被迫出任湖北都督，不过反走了狗屎运，由此顺风顺水，当上了民国副总统。对于这么个人物，袁皇上原本是看不起的（他的部将中随便抓一个也比黎元洪地位高啊），但考虑到黎元洪毕竟在副总统的位置上，也不好对他太苛。

在称帝后，袁皇上决定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并派人将做好的亲王服给“黎亲王”送去，但这个前副总统却很有骨气，屡加拒绝，就是不肯接受，惹得前去送衣的步军统领江朝宗几乎要打上门去，但袁皇上却命暂且姑息，黎元洪也就闭门不出（袁世凯称帝前，黎元洪已经搬出瀛台），在家苦练书法。

黎副总统拒受册封的事很快传遍了整个京城，一首童谣也不胫而走：“好江山，坐不牢；好江山，坐不牢；亲王奉送没人要！”

正文二六、蔡锷揭起了“护国”的大旗

正当袁世凯欢天喜地的准备登上皇位时，半路里突然杀出个程咬金……哦，不是程咬金，他比程咬金可要帅多了。此人是谁？“飞将军”蔡锷是也。

蔡锷，字松坡，湖南邵阳人，出生于1882年，13岁中秀才，15岁时受湖南学政徐仁铸的举荐入湖南时务学堂学习。时务学堂为维新党人谭嗣同、唐才常等人为宣传变法而设立的新式学堂，也是当时湖南维新派的大本营。后来，维新运动中的风头人物、大才子梁启超也应邀来到时务学堂担任中文总教习。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谭嗣同被杀，湖南时务学堂也就关门大吉。梁启超后来得知蔡锷等学生在找寻他的消息后，便设法将他们召到日本，并进入由梁启超担任校长的东京大同高等学校继续学习。名师出高徒，这也是民国史上一段难得的佳话。

1900年，蔡锷曾秘密回到湖南参加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但起义刚一发动即告失败，唐才常被杀，蔡锷也再次潜回日本，转入成武学校学习军事。1903年，蔡锷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骑兵科，第二年便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与同时期入学的蒋方震、张孝准并称为“中国士官三杰”。

蔡锷毕业之时，正好赶上清廷大力推行新政的好时候，而编练新军又是清末新政的重中之重，因此在日本学习军事的很多毕业生都在回国后受到重用，并成为各省争抢的对象（袁世凯的北洋陆军直接请了很多德国及日本教官，对日本回国的军校毕业生倒不甚重视，这也是北洋军在辛亥革命中相对稳定的原因之一）。蔡锷回国后，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等省的武备学堂任教或者编练新军，由于其观念新颖，能力出众，很快便在南方军界中崭露头角，成为一名重要的新军将领。

据李宗仁将军后来的回忆，当年他在广西陆军小学就读的时候，最崇拜的就是当时的学堂总办蔡锷。他说蔡校长每次骑马时，都不是像一般人那样的翻鞍上马，而是从马后飞奔，以跳木马的方式纵身跃上马背，把李宗仁这帮小学员看得眼睛发直，惊为神人。其实当时那些小学员哪里知道，这位英气勃发、高不可攀的“飞将军”，人家可是日本士官学校骑兵科毕业，货真价实的海归呢。

这里稍插几句闲话，蔡锷这些早期留学的人和1905年后大量涌到日本留学的那些人还不一样，后来去的那帮人大都在东京的华人圈中鬼混，留学一年却连日文都没学会几个的大有人在，在他们中间，革命党出了不少，真材实料的还真不多。和留美、留欧的学生比起来，当时留日的学生明显要差几个档次，譬如在后来清廷举办的留学生考试中，前五名均为留美、留欧学生，留日学生竟然无一及格。因为当时日本的东西原本就不正宗嘛。

蔡锷回国后，在广西待的时间最长，但后来由于广西官场的排斥，于是他便在1911年春应云贵总督李经曦的邀请，出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三十七协协统，并兼任云南讲武堂的教官（后来的开国元帅朱德便是这里毕业）。在此期间，蔡锷还潜心研究军事，写有一部《曾胡治兵语录》，不仅袁世凯见了十分赞赏，就连后来蒋介石也为之手不释卷。

更重要的，蔡锷这时已经成为一位有实权的带兵官。当时云南新军的骨干军官大都是倾向革命的士官学校毕业生，而蔡锷是他们中间资格最老的士官毕业生，从军又早，又是领导，因此被推为大师兄。武昌起义后，云南新军随后响应革命，云贵总督李经曦逃走后，蔡锷被推为云南都督，当时他仅仅29岁（江西都督李烈钧的经历与之颇为相像）。

蔡锷在政治立场上主要受老师梁启超的影响，准确的说，他并不是革命派而是立宪派，譬如贵州独立后因局势混乱，蔡锷应贵州立宪派的邀请派出部下唐继尧率兵进入贵阳，随后便将革命党杀得人头乱滚，而唐继尧反被任命为贵州都督。在“二次革命”中，蔡锷表面上声称中立，实际上也是站在袁世凯的一边并支持袁世凯“平叛”。

“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在各省推行军民分治及废行都督，而此时蔡锷与云南军界也产生了矛盾，于是袁世凯便将蔡锷调到北京，改由唐继尧署理云南都督。蔡锷到了北京，袁世凯很是重视，因为早在1906年彰德会操的时候，作为阅兵大臣的袁世凯就已经发现这个青年才俊（蔡锷当时担任演习的裁判员）。在民国以后，由于列强环伺，北洋军暮气渐深，实力也大不如前，袁世凯便试图用组建“模范团”、进行第二次“小站练兵”的方法来改造北洋军，当时他最看中的便是军事才能卓越的蔡锷。

当时的蔡锷和老师梁启超都对袁世凯抱有幻想，希望中国出一个强人带领国家走向强大，因此对袁世凯的知遇之恩心存感激，而当时梁启超组织进步党与国民党相抗衡，正是与袁世凯的蜜月时期。只可惜这段感情维系的时间很短，在国民党解散后，梁启超所主张的政党政治也就在无形中消散，而袁世凯试图让蔡锷出任模范团团长的意图也遭到北洋派内部的强烈抵制，最后只能作罢。

蔡锷在北京呆了三年，虽然也担任过将军府办事员、参政院参政、经界局督办等职，但都是一些虚职，这使得正值当打之年的蔡锷感到有志难伸，郁郁寡欢，特别在谈判“二十一条”的过程中，蔡锷对袁世凯更是失望之极。据稗官演义中说，蔡锷在此期间经常纵情酒色，留恋风尘，并结识了勾栏中的名媛小凤仙。

小凤仙是京城里八大胡同的头牌姑娘，人长得标志姑且不说，关键是她颇具侠气，一双慧眼能识天下英雄。在蔡锷邂逅小凤仙后，英雄美女，惺惺相惜，蔡将军也就时常沉迷于小凤仙的温柔乡中。相处日久后，小凤仙也看出了蔡锷的压抑与憋屈。特别在帝制运动日益猖狂后，蔡锷更是整日唉声叹气，于是凤仙姑娘便试探他：“蔡将军，日下请愿运动愈发兴盛，我的一些姐妹也想组团参加，你看这事如何？”蔡锷听后，不免烦躁，便闷声不答。小凤仙见蔡锷如此反应，便已猜到七八分，说：“蔡将军，我看你也是有志之人，为何不站出来做一番大事业呢？”蔡锷叹道：“举国汹汹，我纵然有杀贼之心，但身处京城，形如囚禁，无可脱逃啊！”小凤仙说：“既然将军有意，那我这里倒有一办法。”说完，小凤仙便在蔡锷的耳边耳语了一阵，蔡锷听后大喜，随即便按计行事。

蔡锷先到梁启超那里征询老师对帝制运动的看法，在得知老师决意反袁后，于是便将小凤仙给自己脱身的计谋给老师说了一遍，梁老师也很赞同。随后，梁启超便离开北京并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而蔡锷则故意在公开场合耻笑梁老师的迂腐错谬，并与帝制派人物打得火热，似乎也加入了帝制派的阵营。

蔡锷原本就是南方军界中的领军人物，加上有个名重四海的梁老师为之著文提携，而当时正受袁世凯青睐的进步党也引之为中坚，就连革命党人，也从未放弃对他的争取（因为黄兴和蔡锷有着极好的私交）。这样一位引人瞩目的、横跨军政两界的人物，他的影响是全国性的，帝制派人物自然不敢大意。

对于蔡锷的动向，袁世凯很早就派有暗探跟踪，他对于蔡锷的突然转变并不敢轻易相信，反而加强了监视。数日后，暗探们听到蔡锷家中突然传来激烈的吵闹声。原来，蔡锷的原配夫人因蔡锷近日一直在与小凤仙鬼混，不过稍劝了几句，而蔡锷却趁势发作，要将夫人休掉，打回老家。这事传到老袁耳中后，不免为之一乐。后来，蔡锷也就乘机将夫人送回老家，其实这也是小凤仙金蝉脱壳计策中的一部分。

夫人离开京城后，蔡锷更是成天与小凤仙在一起厮混，而那些侦探们见蔡锷已沉湎声色，也就日渐放松了警惕。一日，蔡锷携小凤仙前往第一舞台看戏，侦探们自然例行公事，尾随于后。蔡、凤二人进了包厢后，也未见什么动静，蔡锷还将大衣脱下挂在衣架上，外面的人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侦探们见蔡锷的大衣挂在外面，也就轻松了许多，不必总是去窥探之。戏过中场，蔡锷突然起身前往小解，而侦探们见大衣尚未取下，于是也就不以为意。不料戏已演完，却始终不见蔡锷回来，侦探们这下也知道大事不好，等到他们追上小凤仙索问蔡锷下落时，小凤仙笑道：“各位大人，我乃是风尘中人，蔡将军有何公干，岂是我等所能问、所能得知的呢？”侦探们大呼上当，但也只好自认倒霉。

其实，等侦探们醒悟过来的时候，蔡锷早已登上了前往天津的火车。侦探们还在北京到处找寻的时候，蔡锷已经在朋友的帮助下乘轮渡海，潜往日本。等到了日本后，蔡锷才给袁世凯发电，称自己患有喉疾，正在日本医治云云。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此时哪敢相信，他随即便命令沿海、特别是云南广西的地方官员严加缉拿，不得让蔡锷潜返入境。老袁不愧是老袁，比那些蠢笨的侦探就是强很多，此时的蔡锷果然已经在前往云南的路上，这封电报也是他托付友人在他离开日本后才拍发的。

1915年12月19日，也就是袁世凯接受帝制的一周后，蔡锷经越南抵达云南昆明。辛亥革命后，北洋军势力一直未曾染指云南，因而这里也成为当时革命基础最好的地区。当时的云南将军唐继尧，他虽然比蔡锷大一岁，但在资历上，却既是蔡锷的学弟（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炮兵科，与李烈钧、赵恒惕、阎锡山等为同期），又曾是蔡锷的部下。蔡锷在担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三十七协协统的时候，唐继尧不过是他手下的营管带（营长）。直到辛亥革命后，蔡锷派唐继尧率部出兵贵州，唐继尧才青云直起，出任了贵州都督，隐然与蔡锷平起平坐。

在蔡锷调任北京后，唐继尧接替为云南将军（因为唐是云南人，能为当地所接受），经过三年的经营后，此时的唐将军在当地已经是根深蒂固，今非昔比。本来按照梁启超的计划，蔡锷应自命云南都督，然后统率旧部，举旗反袁，但此刻唐将军是否愿意充当旧部，这也的确是个问题。

就个性而言，蔡锷是个锋芒毕露的人物，而唐继尧则相对木讷。好在当时唐继尧的本意也是要反帝制的，而且他对当年蔡将军对自己的提升也心存感激，因而等蔡锷到昆明后，他便主动让贤，让蔡锷当云南都督，领导反袁。但蔡锷是个明事理的人，他也知道自己是空降的光杆司令，早就不是当年那个蔡将军了，因此来到昆明后也不好以老长官自居，而是以旧友共事，以拥唐为要，双方相处也算融洽。

在蔡锷抵达之前，当时海内外的反袁人士如李烈钧、程潜、戴戡、方声涛、熊克武、但懋辛等人，早已在唐继尧的暗中支持下齐聚昆明，共商倒袁大计，而此时正是筹安会六君子和十三太保帝制活动的最高潮时期。等到蔡锷到了昆明，云南方面的军队、粮饷、军火等早经准备妥当，昆明也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反帝”中心，这可不是远在日本、自顾不暇的中华革命党所能比拟的。

1915年12月22日，唐继尧领衔、蔡锷等署名的电报赶在袁世凯元旦登基之前，要求其取消帝制，并将帝制派祸首杨度、孙毓筠、段芝贵、梁士诒等十三人明正典刑，以谢国人。在电报中，唐、蔡诸人要求袁世凯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公开答复，在几番电报来往后，袁世凯宣布在平定云南之前不予登基，明显死性未改，于是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人便于25日召集群众大会并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举起反袁大旗。

昆明的民众得知消息后，立时欢声雷动，并纷纷走上街头，举行了盛规模浩大的游行活动。蔡锷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称：“我们所争取的不是个人的权力地位，而是四万万人同胞的国格！我们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台下民众听后一起鼓掌，民意昭然。反袁的号角一经吹响，便一发而不可收拾，袁皇上的小日子也就不好过了。

在宣布云南独立后，唐、蔡、李等人随即组建了护国军，出兵讨袁。护国军当时共有三个军，第一军总司令蔡锷，率军西向四川；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兵进广西并直抵广东；第三军总司令由云南将军唐继尧兼任，主要坐镇云南后方。

在1915年底，蔡锷的第一军和李烈钧的第二军陆续分批开拔前线，拉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蔡锷的第一军共三个梯团、六个支队（朱德当时任第六支队长，即原来滇军步兵第十团团长），兵力尚不足一万，出征的时候只有两个月的粮饷，而且基本是步兵，只有一个骑兵连和少量的重武器、轻重机枪，弹药也不足，可谓十分的悲壮。按照作战计划，第一军兵发四川，分别向叙州、泸州、重庆三个目标挺进。

李烈钧率领的第二军有两个梯团、四个支队，主要将领为参加赣宁之役的老班底，如第二梯团长方声涛等人。第二军的作战计划是先入广西，再下广东，然后北上湘赣与第一军会师长江。第二军由于兵员不足，曾在沿途招收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后来的李宗仁将军便是在此时加入李烈钧的队伍，由此成为一代名将的——当时李宗仁本已弃武从文，在一所中学之内做体操教员，护国战争爆发后，他再度投笔从戎，从基层做起，由小排长起家。

话说回来，如果当年袁世凯能任命蔡锷做“模范团”团长，想必也就不会有这场麻烦。如今倒好，梁启超、蔡锷师徒一文一武，笔杆子、枪杆子一起上，他老袁家的皇帝美梦、锦绣江山，恐怕就要化成泡影了。

正文二七、窝里反，二陈汤，皇帝友人不买账

蔡锷、唐继尧、李烈钧、梁启超等人反袁并不奇怪，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老袁的体系中人。在最开始的时候，袁世凯也没有把云南造反看得有多严重，因为云南是穷省，造反的队伍也不过万把人，力量还不如“二次革命”时期的国民党人，至少当时国民党控制的几个省份都同时独立了，军队也大大超过了护国军，但北洋军还不是轻易取胜？

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孔夫子曾教导我们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二次革命的时候，袁世凯是代表中央平叛，得道多助，所以一鼓荡平；但现在袁世凯已经不占理了，因为你要搞复辟、做皇上，总统誓辞言犹在耳，如今却非要强奸民意，搞假选举，弄真皇帝，那只要有人振臂一呼，那原本不满的声音就如滔滔江河，汇成洪流了。

要说起老袁起家的本钱，原本在于他多年经营的班底，也就是他在小站练兵、巡抚山东、总督直隶、做北洋大臣及军机大臣时所培养、提拔的各路文武大员，这些人才是袁世凯的本钱。有了这些人，哪怕摄政王载沣把老袁一脚踢回了河南老家，但他的那套班子并不是谁都能指挥得动的。

袁世凯多年精心打造的班底，可以分为文武二类，文的有徐世昌、唐绍仪、阮忠枢、杨士琦、梁士诒、周自齐、周学熙、严修、于式枚、梁如浩、梁敦彦、张一麐、金邦平、傅增湘、杨度、施肇祥、曹汝霖、陆宗舆、孙多森等；武的那更是将星如云，如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姜桂题、张勋、张锡銮、倪嗣冲、雷震春、江朝宗、曹锟、张怀芝、段芝贵、陆建章、李纯、陈光远、王占元、田中玉、鲍贵卿、何宗莲、商德全、王英楷、徐树铮、靳云鹏等；介于文武之间的还有赵秉钧、田文烈等人。

正是靠了这个班底，袁世凯才得在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后东山再起，并把大清给赶下了台，自己则顺顺当当的做上了民国大总统。按理，袁世凯此时手下谋士如群、猛将如云，如果他能以国计民生为念，励精图治，这些人自然可以成为安国经邦之才，但要是老袁要重返专制搞独裁，搞家天下、太子党，那向心力、号召力就没了。特别是老袁在推行“军民分治”、“废都督”、“军事处”、“模范团”等举措后，那些老部下们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不满之心也就日渐增长。及至帝制运动时期，一批新进党徒为贪图荣华富贵，不惜将老袁绑上帝制的战车，而老资格的部下如段祺瑞、冯国璋等人知道帝制不可为，暗中萌生自立之心，这民国就不免乱象丛生了。人心要是乱了，这老袁的队伍就不好带了。

得人才者兴，失人才者亡，说来容易做时难。早在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后，袁世凯身边便有一批人退出政坛，不愿为老袁服务，譬如“北洋三杰”的“龙首”王士珍，他自命忠于清室，民国后便隐居乡里；前清协理大臣徐世昌也曾一度隐退，消极政治；于式枚也以遗老自居，退居青岛；至于那个有个性的辨帅张勋，他则一再声称第一忠于清室，第二才是袁世凯，大清朝都亡了，他的军队还拖着大辫子，也是个不稳定因素；加上民国初年老袁便与唐绍仪失和，加上主管警政的心腹赵秉钧暴死，旧有班底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已经消退，这才给了那些新进党徒机会。

袁世凯在宣布帝制后，他自己也觉得在原来的那些老领导、老同事、老朋友面前不好意思，于是便有了前文提到的旧侣、故友、耆硕之分，但他的那些老朋友并不买他的帐，譬如袁世凯亲封的“嵩山四友”（即徐世昌、赵尔巽、张謇、李经羲），除了李经羲坦然接受外，其他三人都对此不屑一顾。

尽管袁皇上给予“嵩山四友”免跪拜称臣、赐朝服肩舆、入朝赐座并许以优厚年金（年薪二万银元）的待遇，但张謇等仍旧不以为然，毫不买账。也许，在他们心里是这么想的：小样，就你小袁这德性，还能称王称帝？做你的白日梦吧。至于徐世昌，他在得知自己被封“嵩山四友”后，非但不高兴，反而抱怨说：“嵩山四友者，永不叙用之别名也。阳尊之，而阴摈之，吾又何贵乎此？”

徐世昌与袁世凯是几十年的交情了，袁还比徐小4岁，两人在年轻的时候曾结为金兰之好。当年徐世昌无钱赴省应试，袁世凯正值年少，轻财尚侠，他随后便慷慨解囊，馈送了100两银子给徐世昌作为川资，以壮其行色。徐世昌也确实是个才子，他在随后的科举中连连得中（1882年中举，1886年中进士），十年寒窗终于修成了正果，而此时的袁世凯则已经投入军中，并随着吴长庆去了朝鲜。

徐世昌在中进士后入翰林院为庶吉士，三年后授为翰林院编修，但由于当时的军机大臣、掌院李鸿藻（也是徐世昌的老师）对他的评价不佳，以至于徐世昌在翰林院九年，连一次外放的机会都未曾有过（翰林一般会外放各省学政或督办乡试，大有油水可捞），生活非常清苦，他过年过节能送给老师的贽敬，只有二两银子。

等到袁世凯小站练兵后，他知道徐世昌收入菲薄，于是便想办法将他调到自己幕中担任营务处总办，年薪能拿到两千两银子，远高于翰林院的收入。徐世昌与袁世凯为布衣之交，而且很早就知道袁世凯绝非常人，因此也就不顾自己的翰林身份，在军中帮袁世凯操持所有文案工作，如所有来往文书、随营学堂的阅卷、军营中的章程制度、操典律条等，都是出于徐世昌之手。袁世凯对徐世昌也十分优容，但凡家中有事，徐世昌可以来去自由。

在袁世凯的不断保荐下，徐世昌在仕途上也是平步青云，先后出任练兵处提调、兵部侍郎、军机大臣、民政部尚书等要职。1907年的时候，徐世昌出任东三省总督并兼管三省将军事务，成为名重一时的封疆大吏。二年后，徐世昌回京再任邮传部尚书、军机大臣、协理大臣等要职，而此时袁世凯已经被罢回乡，北洋系的势力实际上都是由徐世昌在暗中维持。在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出山也是靠徐世昌的坚持举荐下才得以成行。由此，徐世昌在北洋系中的地位基本无人可及。

与徐世昌的消极形成对比的是，袁世凯的另两位老友严修和张一麐却对复辟帝制明确表示反对，他们一再劝阻袁世凯不要走上这条绝路，但袁世凯终究未曾醒悟。严修是天津人，进士出身，他原本是贵州学政，袁世凯在直隶办新政的时候将他延请为直隶学校司督办，将直隶境内的学校教育改革搞得有声有色。1905年，在袁世凯的举荐下，严修升任学部侍郎，在全国推广“废科举、办新学”的教育改革运动。袁世凯被罢官的时候，严修公开站出来为袁世凯上折鸣不平，而且是亲自到车站送袁世凯回乡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为此，严修也被清廷罢官，两人可谓是患难之交。

袁世凯复出后，几次请严修出任教育总长之职，其中当然也不乏报答老友之意。但此时的严修已经绝意仕途，他一心一意的从事教育（南开大学便是严修创办），就连袁世凯的几个儿子如袁克定、袁克文也与严修有师生之谊。在听说袁世凯要复辟帝制后，严修急忙从天津赶到北京，而袁世凯听说老友来了，他也立即停下手里的工作接待严修。

严修见了袁世凯后也不客气，他开门见山的对袁世凯说：“我听说大总统受杨度等人的撮弄蛊惑，要变更国体，改行帝制，心里十分着急。杨度这个人一向阴险狡诈，为了自己的发达而不择手段，大总统一定要小心此人。如今共和思潮已经深入人心，倘若逆历史潮流而动，必将天下大乱，后果不堪设想。大总统你想，历朝历代的帝王家有什么好下场？你何苦要去做什么皇帝呢？你别看现在外面搞请愿、搞选举，闹得乱哄哄的，可大总统对外面的事情真相，你知道多少呢？”

见袁世凯还没有醒悟，严修有些激动起来：“大总统！现在的局面危险万状，你要不及时刹车回头的话，我真是为你担心，为克定和袁氏家族担心哪！”听到这里，袁世凯才频频点头，似有触动。但严修走后，袁世凯又故态复萌。

曾在经济特科复试中获得一等第二名的张一麐也跟随袁世凯多年，并深得袁世凯的信任。在袁世凯进京担任军机大臣并参与新政立宪事宜的时候，张一麐成为袁世凯最得力的助手，几乎是形影不离。袁世凯一出山，便立即把张一麐调到身边，后来任命他为机要局局长，所有重大事件的策划都少不了张一麐的身影，而机密文件也大都是由张一麐来起草和保存。

作为袁世凯的心腹亲信，张一麐对帝制运动的猖狂感到忧心忡忡。一天，张一麐终于抓住机会向袁世凯进谏：“大总统，在辛亥革命的时候，我曾经劝你自立为帝，取代清廷，但那时你没有答应。如今时机已失，民心已定，决不可改弦更张，重蹈覆辙啊！如果你现在非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帝制自为，恐怕真的要大祸临头呢！”

袁世凯听张一麐说得这么认真，便敷衍他说：“这都是外面的传闻，复辟帝制是没有的事，请仲仁（张一麐，字仲仁）放心！”张一麐听后很高兴，出去后逢人便说袁总统无称帝之意，为袁世凯辟谣。袁克定和杨度等人听到后，气得直牙痒痒，后来终于想方设法将他改任为教育总长，目的就是要把张一麐从袁世凯的身边调开。

在北洋系的武将中，段祺瑞是唯一公开反对帝制的。在辛亥革命中，段祺瑞在袁世凯的授意下联合北洋将领发电报逼宫，为袁世凯拿下江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也自认为促成共和的有功之臣。等到“二次革命”后，帝制派的活动日益露头，段祺瑞看袁世凯也真是有点想当皇帝，这下可把老段气坏了。

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他出身于一个军人家庭，但少年时因为祖父、父母相继身亡而导致家道中落，这也使得段祺瑞从小就性格倔强，为人不苟言笑。后来，段祺瑞投考了北洋武备学堂，并成为第一期（炮科）的最优等生，毕业后又被选派到德国留学并在克虏伯工厂实习。回国后，由于当时的军队系统排斥科班出身的军校毕业生，段祺瑞和王士珍、冯国璋等人都郁郁不得志，直到袁世凯小站练兵后才得到重用，由此段祺瑞也在军界中一飞冲天，成为新军中赫赫有名的大人物。

在袁世凯练新军的时候，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人都是重要的辅佐人物，而段祺瑞更是其中最重要的带兵官，他在北洋六镇中担任过四镇的统制，而且兼任各随营学堂的监督和总教习，培养了大批的军事人才。在攻打武昌革命军的时候，冯国璋因为没能很好的领悟袁世凯的旨意（冯国璋当时还想忠于清室而并不赞成共和），后来便被袁世凯调回京城，改由段祺瑞担负前线指挥重任。段祺瑞倒是真心拥护共和的，于是在袁世凯的逼宫行动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帮了袁世凯的大忙。

民国建立后，段祺瑞继续受到袁世凯的重用。尽管当时内阁总理像走马灯一样的更换，但段祺瑞担任的陆军总长却一直巍然不动。在“二次革命”的时候，段祺瑞还亲自代理国务总理，组织战时内阁并一举击败南方革命党人。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袁世凯巩固了自己的势力后，他发现段祺瑞在北洋军中也已自成一派，而段祺瑞为人刚愎自用，很多事情不向袁世凯请示便自行决定，提拔的军官也大多是自己的学生部属。如此以往，恐有军权旁落的危险。

1901年，在段祺瑞的原配夫人去世后，袁世凯为了笼络这位干将，将自己视同己出的义女张佩蘅介绍给段祺瑞作续弦，两家女眷来往非常密切，袁世凯的子女有时候也叫段祺瑞姐夫的。但在民国以后，段祺瑞与“太子”袁克定的关系一直不和，他对于袁克定试图插手军队的企图十分反感，而袁克定则利用各种机会在袁世凯的面前诋毁段祺瑞“擅权”、“图谋自立”等。时间久了，袁世凯终于起了疑心，后来便设立了陆海军大元帅统帅办事处，委派其侍从武官荫昌、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海军司令萨镇冰、参谋次长陈宦等人为办事员，并请出王士珍出来主持常务，一切军政要务均需报袁世凯定夺。

段祺瑞也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袁世凯这是在有意削夺自己的兵权，于是他就干脆找各种借口不参加统帅办事处的会议，对于陆军部的事务也多交给次长徐树铮处理。有一次，袁世凯将段祺瑞召至总统府查问一件公事，段祺瑞不太清楚，说还要到部里去查一下。袁世凯很生气，说：“你们部里的呈文都上来了，你还去部里查什么呢？”

原来，段祺瑞根本就没有处理过这事，而呈文也是次长代他签名送上去的。由此，袁世凯见人就大发牢骚：“你看看，我们北洋的人都成了什么样子！芝泉不到部里去办公，华甫（冯国璋的字）身为地方大员，每天睡到中午十二点才起床！这像什么样子！”

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袁世凯与段祺瑞也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比如袁世凯对陆军次长徐树铮非常反感（此人有才，但人缘极差，比段祺瑞的脾气还要大），几次想把他调走，但段祺瑞一直袒护徐树铮，并声称：“要撤徐树铮的职也可以，那就将我也一起撤了！”在“二十一条”谈判期间，段祺瑞也是主战一派，并在暗中偷偷的调度军队，让袁世凯很是恼火。

由于段祺瑞经常称病，袁世凯也就顺势让他养病休息，改由王士珍代理了陆军总长一职。在帝制运动进行到高潮的时候，袁世凯对已被解除兵权的段祺瑞还不太放心，于是又把他召来问话，说：“芝泉啊，你休息的这段时间里，形势变化很大。现在各界人士纷纷请愿，要求变更帝制，你看我该怎么办？”

段祺瑞霍然站起身，大声道：“大总统，你别看我在养病，但这些人的勾当我一清二楚。目前国家好不容易安定下来，如果现在又走回头路，对国民如何交代？那些所谓的民意，都是小人所捏造，为的是自己升官发财，大总统你可千万不能轻信哪！”

袁世凯心里不悦，但表面上还是装出一副平静的样子，说：“芝泉，民意不民意，我也不去管它真与假，我就问问，你的意思如何呢？”段祺瑞愣了一下，说：“大总统，你待我二十年，恩重如山，我自当言无不尽，我实在不愿意看你成为罪人啊！”最后，两人的谈话不欢而散。

袁世凯称帝前，段祺瑞曾召集心腹徐树铮、曾毓隽等人，十分悲愤的说：“项城看来真是要做皇帝了，无可救药啊！想当年，我领衔诸位将领发拥护共和之通电，如今我要是拥项城为帝的话，我在国人眼中还算人吗？试问二十四史，还能找出我这样的人物吗？所以无论公与私，我都宁死也不参与帝制，我打算归隐山林，决不多发一言。”

不过话说回来，像段祺瑞这等人物，本就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倘若按照民国政治的运作，他是完全有机会接袁世凯班的。如今袁世凯要搞“家天下”，断了段祺瑞等人做国家元首的念想不说，如今还要做袁家特别是那个袁克定的臣属，这就是降志辱身，令人难以容忍了。不过，段祺瑞毕竟跟了袁世凯这么多年，他当时并无反袁之心，不过以消极怠工加以杯葛，而袁世凯还是领着帝制的战车不断前冲，最后一哄而散，悔之晚矣。

开弓没有回头箭，世界上终究没有后悔药可吃。在后来取消帝制的当天晚上，袁世凯把张一麐找来谈话，极其悔恨的说：“我当时没有听你和范孙（严修的字）的话，现在想来真是又悔又愧啊！范孙跟随我多年，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什么官阶升迁；你在我的幕府中也有十几年了，也是从来没有提过什么个人要求。可见那些淡泊名利，视荣华富贵、功名利禄如烟云的人是多么的可贵，这才是真正的国士啊！那些曾经推戴我的人，难道他们真的是为国为民吗？他们今天推戴我为皇帝，明天就可能反对帝制，这种人真是比比皆是哪！总之，我办事情的时候多，读书的时候少，这也是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说到这里，袁世凯沉痛的说：“只是误我事小，误国事大，当国者不能不引以为戒啊！”

和段祺瑞不同的是，袁世凯的另一位股肱干将冯国璋对袁世凯就没有那么直率了。冯国璋，字华甫，直隶河间人，他与段祺瑞一样，也是北洋武备学堂第一期毕业生，但冯国璋在投军之前就有了很好的文化底子，并且在军校期间考中了秀才。冯国璋毕业之后留校任教，随后又随聂士成部参加甲午战争，战后又被派到日本考察军事，经历和段祺瑞基本相似。最巧的是，冯国璋也与袁世凯有某种亲眷关系，那就是冯国璋在夫人去世后娶了袁世凯家的家庭教师周女士（民国后的事情）。

冯国璋在日本考察回国后，写了几卷兵书献给聂士成，但聂士成是老派军人，对此却并不在意，随后他又将兵书转赠给了正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袁世凯得到这几卷兵书后如获至宝，随即便将冯国璋延揽至自己门下，冯国璋也就成为“北洋三杰”中最后一个报到的。

辛亥革命中，南北军在武昌激战正酣的时候，冯国璋被袁世凯调为禁卫军统领，以稳定京畿一带的秩序。“二次革命”后，冯国璋又率军南下，在击败国民党人后代替军纪不佳的张勋辫子军驻节南京，成为威震东南的封疆大吏。

据说，在1915年的夏天（也就是帝制初起的时候），冯国璋听到点帝制风声后便直奔京城，去找袁世凯问个究竟。袁、冯两人见面后，冯国璋却没有像段祺瑞那样单刀直入，他先是试探道：“大总统，我最近在外面听说您要变更国体、恢复帝制，不知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我们在地方上应该如何布置，能否预为密示？”

袁世凯听后，勃然变色道：“华甫啊，这都是谣传！你想，我们老袁家就没有活过六十岁的人，我今年都五十八了，就算做皇帝，又能做几年？再说了，做皇帝就要传子，可你看看我的儿子中哪有一个是成器的？这大儿子克定是个残废；二儿子克文就会装假名士；三儿子克良更不像话，整一个土匪性子，至于其他的儿子都年幼，哪一个能承继大业？况且帝王家的子孙大多没有好下场，我就算是为子孙着想，也不能这么做啊！我绝无皇帝思想，这点你尽管放心。”

袁世凯的这番话说得入情入理，冯国璋听后十分满意，于是高兴的回到南京，并有意将他与袁世凯的谈话泄露出去，为袁世凯辟谣。不料过了几个月，帝制运动就紧锣密鼓、大张旗鼓的进行了起来，冯国璋这才知道上了袁世凯的当，当时是把他气得两眼翻白，从此后再也不相信袁世凯了。在地方选举袁世凯为皇帝的闹剧中，作为江苏最高军政长官的冯国璋几经劝告才稍微露个面，随便这些人怎么折腾，反正他不赞成，也不反对，一声不吭。

冯国璋反对帝制的原因其实和段祺瑞差不多，唯独不同的是，冯国璋多上了袁世凯一个当。冯国璋自认为自己不是袁世凯的第一心腹，至少也是第二第三，不料老袁竟然将他如此欺骗，真是岂有此理。再者，如果袁世凯不称帝的话，他和段祺瑞都有可能接班，而要是摊上袁克定这个主的话，“这样的曹丕将来如何伺候！”（冯国璋原话）。

不过话说回来，袁世凯也未必是有意欺骗冯国璋，只是他当时真是没下定主意。袁世凯是想当皇帝来着，但也怕当皇帝来着，正出于这种矛盾犹豫的心态，袁世凯这才会跟冯国璋说上面这段话。因为这段话有玄机嘛，袁世凯自认为活不过六十，但袁克定说当了皇帝就可以破除这个家族魔咒，袁世凯这就动心了。

不过，据袁世凯最宠爱的三女儿袁静雪回忆说，当时袁世凯其实早知道冯国璋的用意，他是故意用这话来给冯国璋封口的，所以冯国璋刚刚走，袁世凯便气冲冲地上楼跟家里人说：“冯华甫岂有此理！冯华甫岂有此理！”

在帝制运动中，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多是一线的重要干部，而热心的其实是那些二线的新进干将。道理很简单，这些人就是要投袁世凯所好，夺拥立之功，也好乘机排挤前面的老干部，为自己晋身求封嘛。

孔夫子说得好，“君子不党”，“结党”必然“营私”，而当时的北洋系就是这样一个无组织无理论的大帮派，袁世凯这个帮主要做皇帝，那排名前几位的大佬就没了当帮主的机会，因为皇帝要传儿子嘛。至于排名靠后的那些人，他们要想挤到前面去的话，就要投帮主所好，因此拥护帝制就是谋取功名富贵的好办法，正如杨度之流。

总而言之，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一个“利”字，可解释万般问题，也可网罗芸芸众生，彼此心照不宣罢了。

正如后面的事实所证明的，别看那些二线的干将们闹腾得欢，但真正考验到自己利益了，那一个个就都现了原形。譬如在地方大员中，最早给袁世凯发劝进电的湖南将军汤芗铭，汤芗铭原本不是北洋系，他是在民国后才投靠袁世凯并成为新进亲信的。正因为如此，汤芗铭才要急吼吼的抢这个头功。

当时的一些新进军官也是如此，比如小站士兵出身的张敬尧，他在剿灭“二次革命”和“白狼之乱”中立下大功，当时已经被提升为第七师的师长。张敬尧对袁世凯可谓是感恩戴德，在梁士诒组织各省请愿联合会的宴会上，张敬尧大言不惭：“大总统高升皇帝，发一道上谕就可以了嘛，搞这些名堂干啥子？谁要是敢反对，我就砍了谁的脑壳子！”

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在民国后突然受到袁世凯的恩遇，因此支持帝制的态度也是异常坚决，他在劝进密电中称：“东三省人民盼望大总统做皇帝久矣！关外谁要是敢有异议的，我张作霖决不手软。如果内省有反对的，我愿意率部入关以平内乱，哪怕是刀斧加身，我也毫不畏惧。”

对帝制最卖力的当然是上文提到的那位御干儿段芝贵，他不但自己上表言忠，而且还积极联络各省将军、护军使、镇守使上劝进书。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在劝进书上签名的各省将领包括：广东龙济光、奉天段芝贵、河南赵倜、湖北王占元、安徽倪嗣冲、四川陈宦、江西李纯、陕西陆建章、湖南汤芗铭、浙江朱瑞、山西阎锡山、察哈尔张怀芝等十九人，而镇守使更有天津商德全、广东龙觐光、冀南王怀庆、陕南陈树藩等三十六人。从资历上来看，这些人基本是北洋系或者投靠北洋系的二三流人物，而且是不是真心拥立还未为可知也。

护国战争爆发后，袁世凯也分别调派了曹锟、张敬尧和冯玉祥的队伍入川对阵蔡锷的第一军，广东龙觐光与广西陆荣廷则协防李烈钧的第二军。按理说，北洋军在兵力、兵员素质和装备补给等各方面都远好于护国军，但护国战争却并没有打什么硬仗，双方甫一交战，便陷入相持阶段，倒是各种通电满天飞，你声讨、我调停，闹得不亦乐乎。所谓的“护国战争”，整个就是一个“泡沫战争”或者叫“口舌之战”。

来看看护国战争的大概经过。由蔡锷率领的护国军第一军左路是护国战争中的主力，但实际上也只有四千多人，他们与川军接战后顺利攻占了叙府；而第一军右路则在戴戡的率领进入贵州，进逼贵阳。1月27日，刘显世在被一番运动后随即以贵州都督的名义宣布独立，护国军可谓是兵不血刃，便解除了对云南的威胁。

2月2日，原为蔡锷部下的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率所部三千人在泸州附近的纳溪宣布反正，并引导护国军入川。这时，北洋军总指挥曹锟已经坐镇重庆，张敬尧、吴佩孚等部也已经赶到泸州前线，双方激战相持一个月后，蔡锷率护国军撤退。与此同时，冯玉祥所部也趁着护国军兵力空虚之时猛攻叙府，并在3月2日重新夺回城池，但冯玉祥随后又按兵不动，骑墙观望。

在护国军失利的情况下，四川将军陈宦和前敌督师曹锟却并不追击，反而暗中与护国军暗通款曲，相互协议停战。3月15日，在梁启超的策划下，原为岑春煊部下的陆荣廷在广西宣布独立，并趁势夺了临武将军、云南查办使龙觐光所部的军械饷银，这下立刻扭转了护国军的不利形势。

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想调冯国璋和张勋等老将前去剿平西南“叛党”，但冯国璋早已是阳奉阴违，不肯出兵的理由又多又名正言顺。至于辫帅张勋，他也不跟袁世凯兜圈子，直接就跟派来劝解的特使阮忠枢提出“四不忍”，作为拒绝出兵的答复。

何为“四不忍”？“容忍纵容长子，图谋复辟帝制，密电岂能戡乱，国本因而动摇，一不忍也；赣宁乱后，元气亏损，无开诚布公之治，开奸佞尝试之门，贪图尊荣，将国家当作赌注，二不忍也；云南不靖，兄弟阋墙，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生灵堕于涂炭，地方夷为灰烬，国家养兵，反而自祸，三不忍也；宣统名号，依然存在，妄自称尊，惭负隆裕，生不齿于世人，殁受诛于《春秋》，四不忍也。”

要按老张的看法，这袁项城完全是无风起浪，瞎闹一场；你说原来硬逼着清帝退位，已经是铸成大错，如今你又想搞帝制，那也行啊，这现成的宣统皇帝就在宫中，可以把他请出来再坐龙廷嘛！倘若你老袁要做皇上，哼哼，恐怕有点不自量力呢！

被阮忠枢逼得急了，张辫帅就沉下脸来，说：“他闹他的云、贵，我守我的徐州，干我甚事？”一下就推了个一干二净。唉，在辫帅的心目中，袁总统的地位终究比清朝的皇帝差了一大截——人家宣统是天子，你袁世凯算干嘛的，半路天子？

3月19日，就在广西独立后的第四天，一道密电呈到了袁世凯的桌前。这道密电是直隶将军朱家宝送来的，上面明明白白的写着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等内容。等袁世凯看到后面的诸多签名后，差点没有昏死过去：只见冯国璋、李纯、朱瑞、靳云鹏、汤芗铭几个人的大名，清清楚楚、白纸黑字的列在上面。更要命的是，这五个人还在偷偷的联络其他各省的将军一起联名反对帝制。

这道“五将军”密电简直就是一道催命符，袁世凯这次终于知道众叛亲离和当年隆裕太后被逼退位的滋味了。

3月22日，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并向西南各省提出议和。在取消帝制前，袁可定跪求老头子千万别做傻事，他说，要是现在退位，必然大伤士气，何况叛军远在西南，未必能直捣燕京，何必如此仓皇？袁世凯长叹一声，将“五将军”密电掷给这个犬子，说：“祸不在外，祸在萧墙之内！现在不退，难道你还想家破人亡吗？”

但从皇帝位置上退下来的袁世凯，他仍旧自命为民国大总统。对于这一点，北洋系内部倒问题不大，但西南护国军对此表示了强烈不满，他们认为袁世凯已经没有资格继续做大总统了，因此护国战争还得继续，除非袁世凯惩办祸首、赔偿帝制的花费（据说龙袍龙冠都价值不菲，可惜老袁一次也没有穿着公开亮相过）并自动下野，战火才能平息。

走到这一步，袁世凯可谓是进退两难，而随后的形势对他更加不利。4月6日，龙济光在护国军的压力下被迫宣布广东独立；6天后，浙江屈映光又告独立，照这个架势下去，辛亥革命各省独立的历史又要上演了。5月1日，前两广总督岑春煊（清朝的时候便是袁世凯死对头）与梁启超等人在肇庆成立“两广都司令部”；8日，又成立了“护国军军务院”，正式与袁世凯政府分庭抗礼。

5月9日，陈树藩赶走袁世凯的心腹大将陆建章，宣布陕西独立；5月中旬，冯国璋、张勋等人策划南京会议，有十七省代表参加。尽管会议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但冯国璋这些地方大员已经隐然有“东南互保”之势，袁世凯已经开始说不上话了。5月18日，尽管“叛党分子”陈其美在上海被人刺杀，但还没有等袁世凯高兴，更大的打击来了，四川将军陈宦在22日宣布四川独立；一周后，湖南将军汤芗铭也宣布湖南独立。

曾有人说，袁世凯帝制失败的原因是“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这“六君子”和“二陈汤”原本都是中药，这里却是暗指帝制运动的几个角儿。“六君子”不用说了，自然是筹安会的杨度等六人；这“二陈汤”原本是指半夏、橘红，但在这里却是三人，即在5月中下旬陆续宣布独立的陕西镇守使陈树藩、四川将军陈宦和湖南将军汤芗铭。

话说这三人，原来是何等的忠心耿耿，何等的期盼袁世凯称帝，如今却调转枪头，这让袁世凯是何等的伤心与寒心哪。特别是四川将军陈宦，袁世凯对他可谓是恩重如山，一而再、再而三的提拔，据说还将于夫人所收养的义女许配给他，而陈宦之前又是如何大表忠心的：“我军人以定乱保安为天职，但知效忠元首，不知其他……伏乞大总统俯顺舆情，毅然裁断，早定大计，以幸天下。”在离京赴四川上任时，陈宦更是伏地九叩首，膝行而前，大呼：“大总统如不明岁登基，正位中国，陈宦死都不回来！”

这种肉麻的程度，连饱经沧桑的老袁都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现在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陈宦、汤芗铭这些人被护国军逼得紧了，他们为了自保，只好宣布独立，加入民军，这才可以暂时保住自己的地盘。至于袁皇上怎么想，那就不是他们考虑的事情了。最绝的是这个陈宦，他不但宣布独立，还宣布与袁世凯断绝一切个人关系。据说，袁世凯在接到陈宦的电报后当场给气晕了过去，醒来后，袁世凯两颊红如炭火，双眼噙满泪水，半天都未出一言……难怪连蔡锷都骂陈宦是个四处讨好的无耻小人。

护国战争虽然三军无主，不过是个泡沫战争，但洪宪王朝何尝不是个泡沫王朝，一捅就破。没了老班底的支持，老袁的独角戏自然无法开唱，而如今北洋帮中又起窝里反，这就算没有云南举义，袁世凯这个皇上也是做不成了。

罢罢罢，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正文二八、“关门皇帝”羞愤而终

在袁世凯的老部下们纷纷造反的时候，就连家里人也不给他面子。洪宪王朝开张还没两天，袁世凯的弟弟袁世彤、妹妹袁书贞居然登报声明与袁皇上脱离兄弟姊妹关系，令袁世凯哭笑不得。

袁世彤是袁世凯的六弟，他虽然一直在老家操持家务、从来没有出来做过官，但这个弟弟却很关心政治，时不时的就写信给老兄，指斥他这个不对，那个无理。这回老兄要做皇帝了，袁世彤非但没有高兴，反而大骂袁世凯是“清室之逆臣、袁家之不孝子孙”。

不仅如此，袁世彤还在家里拉起一支二十来人的“讨袁军”，并号称勤王，要为清室讨伐袁世凯这个贼臣。袁皇上得知这个消息后，自然不能让他胡闹，随后便令地方警察局将他们给镇压下去了。

至于袁书贞，她早年嫁给原山东巡抚张汝梅之子为妻，本来和袁世凯的关系很不错，两家人还在逢年过节的时候经常走动，并常有书信往来，馈送更是不断。这一次，因为袁世凯要复辟帝制，袁书贞写信给兄长，称：“袁张二姓，世受清恩。兄长代清为民国总统，还可以说是民主，如今又要称帝，到时如何去见地下的隆裕太后？你虽假托民意，但以妹视之，其实就是叛逆罢了！”

就连袁世凯自己家里，也没有太平日子。在伪《顺天时报》露馅后，太子袁克定总觉得父亲已经不再信任自己而打算改立其他弟弟，于是他还想要来个“玄武门之变”，把他的假想敌老二和老六一并干掉；而新华宫里的那些姨太太们，还成天在那里为封“妃”啊“嫔”而吵闹不休，惹得老袁暴跳如雷（据说，后宫开始是这样安排的，正室于夫人为皇后自然没有话说，姨太太们则有子的封为“妃”，无子的封为“嫔”，一些陪侍多年而无子的姨太太就闹起来了）。

在宣布退位前，袁世凯先派人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老友徐世昌和段祺瑞，并让徐世昌出任国务卿，段祺瑞出任参谋总长，以帮他解脱困境。袁世凯本以为自己废除了帝制，又将老朋友请出来维持局面，按理应该可以混过去了，但西南各省仍旧不依不饶，非要袁世凯就地下野。

从清末的“非袁不可”到如今的“非去袁不可”，不过区区数年，竟然已是天壤之别。首任内阁总理、在朝鲜便跟随袁世凯的原部下唐绍仪在电报中斥责说：“撤销帝制之令，而仍居总统之位，在执事（即袁世凯）之意，以为可敷衍了事，第在天下人视之，咸以为廉耻丧尽，为自来中外历史所无”；具有多年流亡经历的康有为则建议袁世凯“速携家眷，游于海外”，若“早行一日，国民可早安一日”；蔡锷、唐继尧、梁启超等人也纷纷要求袁世凯洁身引退，抗议声浪真是接二连三，应接不暇。

闹到现在，只要袁世凯霸占这总统位置不下来，这全国各地的“劝退、迫退、乞退乃至斥退”的函电便日夜不绝的不断涌来，比原来拥帝时的规模还要多上几倍。

至于那些帝制派的喽啰们，什么“六君子”，什么“十三太保”，大都是些上不得台面的东西，这下也就溜的溜，跑的跑，没走的也早已是鸦雀无声，只剩下袁世凯这么个孤家寡人，衰病残年，苟延残喘。在这种情况下，原本以为凭自己的老资格可以力挽危局的徐世昌也是焦头烂额，最后只能知难而退，挂冠而去。

4月22日，段祺瑞接替徐世昌出任国务总理（取消政务堂，改回了原来的国务院），组建新内阁。段祺瑞在重掌大权后，情形就有点类似当年袁世凯逼宫了，只不过当年的袁世凯已经换成了今日的段祺瑞。当段祺瑞准备任命自己的心腹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时，袁世凯以“总理是军人，秘书长不宜再是军人”加以反对，事后段祺瑞十分生气，他把烟斗狠狠的掼在桌上，厉声道：“今日还是如此！”

至于另外一个股肱干将冯国璋，这时也没有闲着，他仿照当年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件也给老袁量身定做了一个：一、往事不追；二、公权不褫夺；三、私产不没收；四、居住自由；五、全国人民予以应有之尊敬；六、民国政府每年给予岁费十万元。这个优待条件，基本上代表了北洋系的意见，毕竟袁世凯是他们的老领导，做事情不好做得太绝，中国人还是讲人情味的嘛！

据说袁世凯看到这个优待条件后，虽然心里很不舒服，但还是表示接受。据后来的历史经验，倘若袁世凯真的按照这个优待条件下野的话，未必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毕竟，袁世凯下台了，谁又可以真正取代袁世凯的地位呢？段祺瑞、冯国璋还是黎元洪？

谁也取代不了！后来的军阀混战就证明了这点。相反，如果袁世凯能够活下来的话，再次出山并不是没有可能，后来的很多军阀头子不都是屡屡下野、又屡屡复出吗？以退为进，有时候还是一个很好的策略的。

但可惜的是，袁世凯他自己的身体最终还是顶不住了，称王称帝非但没有帮助他破除家族魔咒，反而加速了他的死亡。据袁世凯的三女儿袁静雪回忆说，在1916年的元宵节，正当全家人围在一起吃元宵的时候，六、八、九三个姨太太为了“妃”、“嫔”的名分在袁世凯面前大声争吵。袁世凯见后长叹了一口气，说：“你们不要再闹了！你们都要回彰德去，等着送我的灵柩一块儿回去吧！”

说完，袁世凯便起身回办公室了。当时护国战争已经爆发，袁世凯整日忧心忡忡，精神不振，在被家里这么一闹后，袁世凯从那天开始便饭量减少，慢慢就恹恹成病了。

在各方要求总统退位的声浪中，袁世凯方寸已乱，退位心有不甘，接着开战又有所不能，弄到最后，心力憔悴，他的身体也垮了。到了5月的最后几天，袁世凯已经不能办公；6月5日，袁世凯一度休克昏迷；延至6月6日的凌晨6点，袁世凯终于放弃了对命运的抗争，一命归西。

袁世凯在清末的时候得过软足病，这也是当时摄政王载沣将他开缺的由头。后来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复出，在入宫的时候还需要仆役搀扶。但这一次，袁世凯得的病却是膀胱结石导致尿毒感染全身，原本这个病是不会导致生命危险的，但袁世凯为人比较固执，一直不肯看西医、不肯动手术（大概也是因为发病的位置特殊，羞于启齿），加上帝制后的种种不顺，急火攻心，更是加重了他的病情。等到病情急剧恶化、小便不畅后，在袁克定的坚持下，袁世凯才让法国医生贝希叶前来诊治，但此刻为时已晚。贝希叶建议袁世凯到医院去动手术，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但被袁世凯拒绝。在这种情况下，贝希叶只好在袁世凯卧室给他导尿，但此时导出来的全是血尿。袁世凯自知不起，便急忙让人把徐世昌和段祺瑞找来，并把总统大印交给徐世昌，说：“总统应该是黎宋卿（黎元洪的字）的，我就是好了，也准备回彰德去。”

据说，袁世凯在6日凌晨昏厥复苏之后，对侍疾在侧的老友徐世昌低声说：“杨度杨度，误我误我”；也有人说，袁世凯临终时说的是：“是他害了我！”这到底是谁害了袁世凯，是杨度、袁克定还是他自己，随着袁世凯这么一蹬腿，谁又知道？

事实上，在袁世凯几年的治理后，民国发展已经上了轨道，中央财政也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从民国初年的借债度日到每年库存可余两千万元，这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可惜袁世凯偏要做什么皇帝，洪宪帝制这么一折腾，这几年的治理成果灰飞湮灭、化为乌有且不说，袁世凯死后的中国更是陷入了军阀割据的混乱时代。

黎民无辜，受此之罪？

各位，你说做皇帝到底有啥好处？你想那袁世凯袁皇上，从1915年12月12日接受拥戴到1916年3月23日撤销帝制，这洪宪王朝不过维持了八十三天。在这八十三天里，袁世凯既没有举行过登基大典，也没有戴过皇冠、穿过龙袍，搞个百官见面会还偷偷摸摸，胆战心惊，充其量也就是个关门皇帝，结果却落得众叛亲离，声名扫地，更有史书上如潮如涌的千古骂名，这又是何苦来哉？

皇帝啊皇帝，这从古至今，最难做的便是皇帝，你要做得好了，人人景仰，千古一帝；要做得坏了，那可就众叛亲离，身家不保。所以，皇帝的背后，他的名字也叫独夫民贼。与其去做个真皇帝，倒不如去做个风流快活的土皇帝，因为土皇帝没有名号，也就毫无责任与道义，亦不求传子传孙……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他死后洪水滔天！

若是抛开政治纷争，以普通人的眼光来看袁世凯的话，这个人还算说得过去。袁世凯出身于一个耕读官宦世家，几代人聚族而居，这种传统的家庭最重“忠孝”二字（这也是袁世凯的弟弟袁世彤、妹妹袁书贞与他断绝关系的原因），所以袁世凯在逼迫清帝退位时也一再以民意为借口，不到关键时候自己不出头，就是为了逃避“逼宫”、“不忠”的骂名。而后来为了当总统、当皇帝，袁世凯也都是通过“选举”、“推戴”、“公决”等方式来进行，至少显得在形式上是合理合法的。

在孝道这个问题上，袁世凯也是无可指摘。他的嗣母牛太夫人、本生母刘太夫人，只要条件允许，袁世凯必定晨昏定省，很能讨老太太的欢心（这大概也是袁世凯能得到慈禧太后宠信的原因之一）。据袁世凯的女婿薛观澜回忆说，袁世凯事嗣母极孝，他有个姐姐未嫁而女婿病死，遂终身不嫁，平日凛若冰霜，永无笑容，袁世凯尊敬而畏惮之，就算当了大总统后，每次向姐姐请安也不敢坐下。薛观澜评论袁世凯时，称他“守礼甚严，秉性孝悌，私德无亏”，应当不是护人之短的溢美之辞。

在清末民初的时期，大户人家一般都是妻妾成群，袁世凯也不例外（当然，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当然是腐朽没落、反动至极）。袁世凯一生中有一妻九妾，子女三十二人，这样一个大家庭肯定会很多矛盾，但至少在袁世凯生前，全家人惟他是从，家庭基本维持了和睦的状态（死后姑且不论）。

袁世凯对子女的管教也很严格，他在自己家中设立了私塾，并分为男馆、女馆（男馆由严修指点，女馆也聘请多位才女，如冯国璋之继室周女士），不但子女都要入学，就连年轻的姨太太也要入女馆学习。袁世凯虽然信奉“棍棒之下出孝子”，也没少责打他的儿子（哪怕是成家后也在所难免），但他对子女还是难免舔犊情深。据袁静雪在晚年所作的《回忆我的父亲袁世凯》一文中说，袁世凯经常和她们讲故事，有时候还故意将银元放在不易找到的地方让她们去找，谁先找到就赏给谁；有时候她们实在找不到，袁世凯就提示她们，最终帮她们找到。

在子女的婚姻问题上，袁世凯也是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且多要求门当户对。当时与袁家结亲的多为晚清民初的高官巨户，如长子袁克定娶湖南巡抚吴大澂之女、长女袁伯祯嫁两江总督张人骏之子、五子袁克权娶两江总督端方之女，其他亲家还包括孙宝琦（内阁总理）、陆建章（陕西督军）、张百熙（邮传部尚书）、杨士骧（直隶总督）、薛福成（驻外大使）、荫昌（陆军大臣）、陈启泰（江苏巡抚）、周学熙（财政总长）、那桐（军机大臣）、黎元洪、曹锟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子女结亲这也是袁世凯扩展自己势力的一种方式。

袁世凯待人接物，虽然从来就是喜怒不形于色，但面色和善，双目炯炯，很尊重人也很注意听人说话，所以各方人才奔走其门，如同过江之鲫。袁世凯的身材不高，但多年的军旅生涯所养成的气质，让人觉得他虽然外表和善，然不怒而威。

阎锡山就曾说他见过袁世凯两次，但不清楚袁世凯长什么样，因为在接见的时候阎锡山既敬又畏，不敢直视。袁世凯不管是站着还是坐着，总是挺直腰板，哪怕是坐在沙发上和人谈话，他也直着腰靠着沙发背，从来没有歪斜着，更不会陷进去。有意思的是，袁世凯在每次坐下的时候，总是鼻子先发出“嗯”的一声，然后一边摸着胡须，一边慢慢坐下。由于腿比较短，袁世凯坐下后一般是双脚叉开，两腿垂直，仿佛“骑马蹲裆”的姿势，从来也没有跷过二郎腿。

至于袁世凯的饮食起居，基本是常年不变，非常之刻板。他每天的作息一般是这样安排的：早上6点起床，6点半早餐（总是一大碗鸡丝汤面），7点下楼办公会客，11点半午饭（菜的花样也大都不变，他最喜欢的清蒸鸭子必不可少）；午饭后休息一个小时，下午2点到5点继续办公会客，然后带着家人去中南海各处散散步，晚上7点吃饭，9点归寝，十分有规律。

袁世凯的穿着打扮也很简单，从不讲究，除了上朝时穿朝服袍褂外，在家中一般只穿短装制服（练兵时的习惯）。袁世凯一般不喝酒，只有在过年过节全家聚餐的时候才喝点绍兴酒；烟除了雪茄外，其他如水烟、旱烟、香烟一概不抽，对鸦片烟更是深恶痛绝。

由于袁世凯死的时候仍旧是在职的总统，因此黎元洪在继任总统后还以在职国家元首的规格给他治丧。当时中央政府除了拨款五十万公款用于丧葬费用外，还通令文武机关下半旗、停止宴乐二十七天，民间娱乐也停七天；文武官员和驻京部队一律佩戴黑纱；设立“恭办丧礼处”，以曹汝霖、王揖唐、周自齐三人承办大典丧礼，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人总负责。

袁世凯死后，那些在护国战争中明里暗里背叛他的袍泽故旧也纷纷“冰释前嫌”，或亲自或派随员赶到北京沉痛悼念老领导，所以袁世凯的葬礼也办得风风光光，备极哀荣。最可叹是那御干儿、奉天将军段芝贵，他在得知袁世凯死讯后急忙从关外星夜兼程赶来，等到了新华宫灵前更是呼天抢地，涕泪涟涟，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死的就是他亲爹（真是孝子！）。

袁世凯的灵堂设在中南海怀仁堂，从6月6日到27日，共停灵21天。在此期间，京城的文武百官每日按班次前来致祭行礼，驻京部队也分批前来，举枪致哀。灵堂外面，还搭建了数座牌坊，另有京城内外的高僧、名道和喇嘛也来念经颂佛，超度总统亡魂。

6月28日，袁世凯的灵柩从北京起运到河南彰德，当时起灵的杠木棺罩都是用的皇家规格，新华门内用三十二人的小杠，出新华门后改为八十人的大杠，一路上黄土垫道，并有警察开道、陆军仪仗队一个团、海军仪仗队一个连，外加文武百官、亲朋故旧，共计两千人前来送行。至于赶来观看的群众，那更是人山人海，盛况空前，比当年慈禧太后的葬礼热闹多了。

在灵柩的后面，袁克定和弟弟们披麻戴孝，手里拿着哭丧棒步行，妻妾、女儿和媳妇则坐着素轿跟在后面。袁克文因为和大哥袁克定为安葬的墓地发生争执，一怒之下竟然出走天津，不来参加送殡仪式（真不愧是名士做派）。

在灵柩抬上预备的专列后（京汉铁路客运还为此停运一天），一般的官员也就送到车站，另一列专车则运送袁世凯的知交故旧（如徐世昌、严修、段芝贵等）、治丧人员、护送军队及其物品前往彰德。火车开动后，车站鸣炮101响，向已故总统告别。在经过保定、邯郸时，当地官员还举行了隆重的路祭。到彰德后，袁世凯下葬于故居洹上村以北一里的墓地，整个墓园占地二百余亩，系德国工程师设计建造。当时墓地栽满松柏，当地人称“袁公林”（据说当地人还有折此地松柏辟邪的习惯）。

由于袁世凯的葬礼过于奢华，最后结算的时候发现入不敷出，政府所拨的专款扣去葬礼费用后不足以建造墓地工程。为此，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等八人联名发起公启，请求社会各界人士解囊相助，最后又凑到二十五万元，才最终结束了袁世凯的丧事。

袁世凯生前为官多年，如果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标准应该置下不菲的家产，但袁世凯一生经手的钱财无数，但其“贪权不贪财、不以公谋私”的名声还是为人所公认的（比他有钱的部属可多了去了）。在袁世凯死后，徐世昌受老友之托给袁家分配遗产，他把袁世凯一生所积累的田产股票现金折为三十份，儿子与姬妾无子者各一份，未出嫁的女儿两人一份，每份八万余元，共计两百余万元。

正如袁世凯所预料的，大公子袁克定和二公子袁克文很快便将分到的家财挥霍一空。袁克定在解放后靠着政府每月二十元的救济为生，而袁克文虽然风流一生，死后却未留一文，连后事都是他在青帮的弟子凑钱办的。这些公子哥儿，哪里是做皇帝的料。袁世凯的子孙中除了袁克文的第二子袁家骝和妻子吴健雄成为知名的科学家外，其他大多默默无闻。人生如梦，不过百木一秋。

有意思的是，袁世凯晚年常念叨的那个家族魔咒却在他的子孙中却基本无效，袁家的后代不仅大都活过了六十岁这道坎，而且长寿者也不乏其人，譬如袁克定就活了八十岁，袁克文虽然只活了四十三岁（应是与他长期放荡不羁的生活有关），但他的儿子袁家骝却是九十一岁的高寿，直到近年才去世（2003年）。如果袁世凯泉下有知，会不会为自己的称帝决定而苦笑不已呢？

正文二九、好运气，黎元洪当上了大总统

袁世凯的死，引发了一个最迫切的问题，那就是……谁来继任袁大总统空出的位置呢？

在护国战争爆发后，袁世凯已经宣布退位，但他仍旧是中国民国的大总统。如果按照1915年的《总统选举法》，继任总统应由上一任总统推荐，推荐的名单写在“嘉禾金简”上，而金简又藏在“金匮石室”中，要等到上一任总统死后才能打开。

到底有没有“金匮石室”和“嘉禾金简”这一回事，目前有很多传闻，其中流传最广的是这么一说：在袁世凯去世的当天，段祺瑞、黎元洪、徐世昌和另外几个政府要员便一起去开启“金匮石室”，想要看看袁世凯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安排。

所谓“金匮石室”的做法，其实是仿照前清雍正皇帝的秘密建储制度，只不过清朝的建储密诏藏在乾清宫的“正大光明”匾额之下，而“金匮石室”则秘设于中南海万字廊内。段祺瑞一行人在打开金匮后，只见里面藏有一个黄布包裹，包裹里有一张考究的泥金纸，纸有一尺多长，上面和下面分别写着“兆民托命”和“民国万年”四个大字，中间则写着几个人的名字。

大家凑近一看，上边赫然写着“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个人的名字。

也有人说，这份名单并不是袁世凯最初书写的，而是在护国战争爆发后临时更改的。据说，袁世凯最初写的只有他的大公子袁克定一个人的名字，但随着护国军的步步紧逼，他手下的那些将领又不肯用命，袁世凯知道老袁家没有“家天下”的这个命，于是背着袁克定将“嘉禾金简”的名字偷偷地改成了“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人，以求补救。

关于“金匮石室”的这件事，其中的当事人大多秘而不宣，是否真的存在目前尚存疑问。譬如黎元洪，每当人问起这事的时候，黎菩萨总是故作神秘，笑而不答。传闻是真是假，姑且不去追究，但继任大总统的问题却是火烧眉毛，必须要最先解决的，因为按照中国的传统，“国不可一日无君”，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但后面的事情无法展开，就连国家都有可能陷入到四分五裂的危险境地，这可是开不得玩笑的。

那么，谁有资格来接任袁世凯的位置呢？这事说起来还真是颇费思量，不好决定。如果要按实力、论影响，当时的国务总理段祺瑞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要说起资格和名望，则以前清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声望最隆（相当于内阁副总理），事实上，老徐不仅和老袁是老交情，而且一直是袁世凯的左右手，可以说是袁世凯集团中的第二把手，在袁世凯退隐期间，北洋系也主要由他来照拂。

但是，北洋系统之外的一个重要人物也不能小觑，那就是武昌首义的革命元勋黎元洪。黎元洪虽然谈不上什么实力和资历，但他在法统与名分上却是独占鳌头，接任总统最为名正言顺。

由此可见，“嘉禾金简”上写着“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个人的名字，这个传闻不会是空穴来风，而是由这三个人的实力和名望所决定的。如果“嘉禾金简”的传闻是真的，那上面有三个候选人，究竟该由谁来接任呢？这可就不好办了。

如果袁世凯还有一口气在，估计他会希望徐世昌来接任，因为徐世昌是袁世凯的多年老友，而且是翰林出身，经纶满腹，从政多年，可谓是老成稳重，算得上最佳的人选；至于段祺瑞，虽说也是多年的部下，但终究是武人出身，而且政论立场和老袁多有不合；和这两人想比，黎元洪显然是落在最后面的。

但是，中国人的传统最讲究“名分”二字，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偏偏黎元洪在这点上占尽优势，并非徐世昌与段祺瑞可以比拟的。所以说，历史的发展往往不可捉摸，有时候还真由不得人呢！

徐世昌虽说是北洋元老，但饱读诗书并浸润了多年儒家传统的他显然是知道名分的重要性。在一阵尴尬的沉默后，素有“水晶狐狸”之称的徐世昌打破僵局，他首先声明自己不做总统，很明智的退出了这场竞争。徐世昌心里也清楚，虽然自己在北洋集团中名望甚高，但手中并无一兵一卒，要想做民国大总统，就必须仰仗那些北洋将领和地方实力派……远的不说，就现任的内阁总理段祺瑞，恐怕就不好说话呢！

此刻的老段，脑海里也正发生着激烈的冲突：面对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是趁势拿下、还是礼让一二？这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还真是让人难以取舍呢。老段心里清楚，徐世昌虽说是北洋集团的大管家，但他并不是自己的对手，而黎元洪就比较麻烦了。

如果要论实力，老段是完全可以登上总统之位的，但目前黎元洪是副总统而自己是内阁总理，名不正言不顺且不说，这要是强行上位，非但南方的那些护国军不答应，就是北洋内部恐怕也会有人说三道四，譬如南京的那个冯国璋，就未必会让自己如愿哪！

徐世昌的意思，也不主张老段出任总统。虽然老段是北洋的自己人，但要考虑全局的话，他还是认为由黎元洪来接任大总统的位置比较妥当。道理很简单，黎元洪以副总统的名义接任总统之位，既名正言顺，又可以笼络南方的护国军和革命党，国家也不至于陷入分裂，也算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对于徐世昌的意见，段祺瑞最开始并没有表态。但他思考了好一阵之后，觉得徐相国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这老袁刚死，国家正处于纷争之中，如果再来个名分之争，非但总统做不安稳，恐怕连现在这个内阁总理都做不成呢！既然如此，倒不如顺水推舟，避虚就实，让没有实力的黎元洪做个名义上的大总统，实权则自己掌握，还可以落得个顾全大局的好名声，何乐而不为？

既然老段想通了，事情就好办多了。本来呢，黎元洪对于接任总统的问题是没有发言权的，毕竟他来北京后，基本上是被袁世凯给软禁了，非但毫无兵权，就连自己的帮派都没有，拿什么去和北洋系竞争呢？如果自己真的接任了大总统之位，那也实在是侥幸，全仗着北洋系给自己面子。

黎元洪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当时的北京完全由北洋系控制，实权掌握在段祺瑞的手中，如果他真要是跟自己作梗，这大总统还不如不当。想到这里，黎元洪一再推脱，不肯就任，直到段祺瑞保证维持北京的秩序，并约束北洋系的那些骄兵悍将，黎元洪这才答应接任大总统之位。

当时的北洋系虽然已经分裂，但他们听说老段和老徐推举黎元洪接任总统之后，一个个心里老大的不乐意……这黎元洪毕竟不是咱北洋的人嘛！据不可靠消息，在袁世凯尸骨未寒的数小时之内，一些倾向于段祺瑞的北洋系文武大员数十人聚集在国务院里，他们坚持要段祺瑞仿效当年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继任大总统职位。对此，段祺瑞严加拒绝，并邀集徐世昌进行了好一番的劝解，才把这些武人说服。

1916年6月6日下午，段祺瑞在国务院签署了由黎元洪继任大总统的通电。次日上午十点，在东厂胡同的宅邸里，黎元洪以副总统的资格就任民国的第二任大总统。当天的就职典礼非常冷清，只有段祺瑞和少数内阁阁员参加，新任大总统黎元洪则身穿军服，在几个幕僚和典礼官的簇拥下来到就职大厅，在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说后便匆匆就任。

据称，袁世凯生前曾对黎元洪这个儿女亲家（黎女嫁袁子）开玩笑说：“今日之我，为的是将来之你。人多颂扬我的才，我看还不如你的福。”袁世凯一语成谶，要说起来，素有“菩萨”之称的黎元洪也的确是运气不错。

黎元洪的父亲名叫黎朝相，他早年曾加入鲍超的“霆军”，并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屡立战功，后被擢升为游击（武职从三品）。但在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后，像黎朝相这样的军功人员多如牛毛，清廷也不可能一一安置，最后大多数人只得到一笔数量可观的“休致费”后解甲归田。黎朝相退役之后，便将全家迁到汉阳，并用遣散费盖了一所房子，一半供家人居住，一半对外出租，以换取一些生活费。黎元洪于当年（1864年，同治三年）出生于汉阳，因其祖籍是湖北黄陂（今属大悟县），所以民国时期也称他为“黎黄陂”。

如果正常的话，黎家可能就在汉阳安家立业，做个普通老百姓安度一生。但晦气的是，承租黎家房屋的一个房客因为涉嫌谋反而被官府捉拿，结果黎朝相也被连带“窝藏罪犯”之嫌，最后房屋竟被官府没收。

在走投无路之下，黎朝相只好重操旧业，跑到天津北塘再度投军，又一次的栖身于行伍之间。黎朝相走后，黎家立刻陷入了窘境，好在这时黎朝相从天津将饷银寄来，这才缓解了家中的衣食之忧。1877年，14岁的黎元洪突然染上重病，几乎不治。父亲黎朝相得知消息后，心急火燎的从天津赶回来探视，好在黎元洪福大命大，这才度过这一鬼门关。

在黎元洪病愈之后，黎朝相考虑再三，决定将全家迁到自己的驻地北塘，以免再次发生类似的后顾之忧。在临行前，黎朝相将比黎元洪小6岁的儿媳妇（娃娃亲）同时带到北塘，这就是黎元洪后来的夫人吴敬君。

在父亲的影响下，黎元洪从小也对军事很感兴趣，他经常在读书之余去父亲的兵营观看操练，由此也产生了弃文从武的念头。1883年，20岁的黎元洪在父亲的支持下考中了北洋水师学堂，学习舰艇操作与海军战术。但不幸的是，黎朝相在次年突然壮年猝死，而母亲早在1878年去世，这样黎元洪独力担负其家庭的重任，并在读书之余负担继母、夫人和幼弟的生活。

好在当时水师学堂的学生有一笔不菲的津贴，黎元洪省吃俭用，就靠着这点钱勉强养家糊口，但日子过得十分紧巴。为了省钱，黎元洪每次回家探视时都是徒步往返，来回要走上近百里的路程，目的就是为了省下一个光洋的路费。

1888年，黎元洪从水师学堂毕业后被派往“来远”舰上见习。“来远”舰是当时北洋舰队中最新的装甲巡洋舰（与“经远”舰为同级姊妹舰），由德国伏尔铿造船厂定造，1887年刚刚下水。在见习一年多后，因为广东水师急需人才，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便将黎元洪派到“广甲”舰上充当三管轮。

“广甲”舰是福州船政局自行组装生产的一艘铁胁木壳兵舰，虽然它隶属于广东水师，但由于广东水师的训练水平相对较差，因此每年都会随同北洋舰队参与操练。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广东水师的“广甲”、“广乙”、“广丙”三舰也随同北洋舰队参战。在黄海大战中，由于与之编组的“济远舰”擅自撤离战场，“广甲”舰在管带吴敬荣的率领下随之逃跑，最后又在惊慌失措中搁浅于大连湾三山岛附近。由于担心日舰发现，“广甲”舰最终自毁以免资敌，而黎元洪等人跳海逃生，回到旅顺。

甲午之战后，北洋舰队全部覆没，广东水师也是损失惨重，那些原本为人所钦羡的海军将领也大都被朝廷革职（船都没了，养你干吗？），各回原籍，自谋出路，黎元洪当然也不例外，他大概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海军梦竟是以这样的方式破碎的。

失业后的黎元洪彷徨无计之时，之前的老领导、前两广总督张之洞调任了两江总督，此刻正在南京设立延才馆，招聘武备人才。黎元洪得此信息后，急忙赶到南京去投奔。张之洞对黎元洪的海军背景并不感兴趣，他当时要招募的是炮台防御专才，黎元洪灵机一动，便把自己曾经学过的陆上防御理论叙述了一遍，张之洞对此很是赞赏，于是委派他为负责监修南京城外的炮台。由此，黎元洪弃水登岸，由一名海军军官开始转型为陆军将领。

1896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由于黎元洪在南京干得不错，张之洞便将他带回老家湖北，继续效力。在甲午战后，鉴于旧式军队的拙劣表现，朝廷随后出台了编练新军的政策，其中便有南北两个试点，北是袁世凯的小站练兵，南就是张之洞编练的自强军。由此，黎元洪得到了张之洞的极大重视，并于1898、1899和1901年三次受命前往日本，考察学习东邻强国的陆军训练和军事工业等。

应该说，湖广总督张之洞对黎元洪是很赏识的，他曾经写了个“智勇深沉”的条幅赠给黎元洪，并上奏朝廷称其“忠勇可靠，堪当重任”。由此，黎元洪官运亨通，由帮带升管带、千总，再升守备、都司，随即又晋升为副将，成为武职中的从二品大员。1906年，清廷计划在全国范围内编练新军36镇，湖北新军的计划任务是两镇，当时暂时练成第八镇和第二十一混成协（相当于旅），前者由总兵张彪任统制，后者则由黎元洪出任协统。由此，黎元洪也就成为湖北军界中的第二号人物。

第八镇统制张彪长期跟随张之洞，但他是个旧派军人，对新军的操练并不熟悉，因此在清末的几次秋操中，张彪虽然名义上是南军的总统官，但实际指挥者却是黎元洪。特别在1908年的太湖秋操中，黎元洪率南军与北军对抗，三战三胜，由此声誉鹊起，引起了军界的关注。

黎元洪虽然是新派军人，对手下的士兵也还不错，但他在仕途上顺风顺水，因此对革命党原本并无好感。在武昌起义爆发后，黎元洪亲自坐镇第四十一标并令关闭营门，禁止士兵外出参加革命。其间，一个名叫周荣棠的革命士兵翻墙而入，前来四十一标联络起义，很不幸被抓获，黎元洪为防止军心动摇，当即下令处决。直到午夜时分，革命党用蛇山和楚望台上的大炮轰击四十一标，黎元洪方知大势已去，只得打开营门，各自逃生。

黎元洪逃出营门后，便来到幕友刘文吉家中暂避。在慌乱当中，黎元洪感到大难将至，他语无伦次地对刘文吉说：“我身居协统，如今部下兵变，死也是死，不死也是死。如果革命党失败，朝廷必定要重罚我；如果革命党成功，我恐怕也是性命不保，这下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刘文吉劝他说：“现在事态不明，还是先观望一下好，说不定会有出人意料的结果”。

这个刘文吉，还真是有先见之明。在一夜激战后，尽管革命党已经取得胜利，但有个棘手的问题摆在他们面前，那就是临时指挥起义的首领都资望太浅，不能服众，而原先的那些革命党首领又下落不明，革命士兵们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地。

命运的改变也许就在不经意间。黎元洪没想到的是，正当他惶惶不安的时候，革命党人已经探得他的下落，并决定由他来出任军政府的都督。黎元洪对此十分惶恐，连称：“莫害我，莫害我！”但革命党哪里管得了那么多，大笔一挥，便在军政府的布告上签下了黎元洪的大名……这就叫霸王硬上弓，想不做都不行。

三天后，黎元洪也想通了，反正这“黎大都督”的名声已经传遍全国，认与不认已无区别，倒不如干脆就认了算了。于是，黎元洪积极投身革命事业，一举成为了首义元勋，并进而当上了民国的副总统。

在袁世凯时期，黎元洪被段祺瑞半请半骗的弄到北京，形同软禁，好在他也懂得明哲保身之道，但凡具体事务，概不插手，袁世凯倒也对他还算满意，两人还结为了儿女亲家（其中也不乏强迫的因素）。

顺从归顺从，黎元洪在袁世凯称帝的问题上还是保持了坚定的立场，保住了革命气节。当袁世凯封他为“武义亲王”并派人亲自送来“亲王”服的时候，黎元洪是死活都不肯收下，还将来人赶出门外。

正因为黎元洪在关键时刻做出了正确抉择，这才顺顺当当的接了老袁的班……和正儿八经的民国大总统相比，“武义亲王”算个怎么回事啊？

所以说，黎元洪也是个高人哪。

正文三十、“府院之争”：一场新的斗法开始了

黎元洪接任总统后遇到了第一个麻烦，那就是接任的法律依据是1912年制定的《临时约法》呢，还是1914年袁世凯时期的约法？

在6月6日的国务院通电中，段祺瑞称“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务”，所谓“代行”，依据便是袁氏约法，其中规定“大总统因故去职或者不能视事时，副总统代行大总统职权”，但期限只有三天，不能继任。

在袁世凯死后，段祺瑞自命为北洋系的接班人，他当然不希望将袁世凯一踩到底，因为对袁世凯过多的打压贬斥反会损害自己的合法性，此所谓“投鼠忌器”是也。为了表示自己继承的是袁世凯北洋系的衣钵，老段在必要的时候还得将袁世凯的牌子扛出来为自己树威，这也是他坚持袁氏约法的原因所在。

对于老段的说法，南方护国军方面当然不能接受。他们认为，袁世凯帝制自为，早已丧失了合法性，袁世凯制定的约法，也是其称帝的一个工具，断断不能成为黎元洪接任总统的依据。因此，黎元洪继任总统应该是按照民初的《临时约法》继任，而不是什么“代行”。

护国军方面对段祺瑞说法的驳斥，聚集在上海的两百多原国会议员也纷纷表示赞同，他们发表联名通电，要求以《临时约法》和1913年国会制定的《大总统选举法》继任前总统袁世凯的任期至民国七年十月止（即1918年10月）。国会议员们之所以坚决要求按《临时约法》来处理总统继任问题，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如果按袁氏约法，第一届国会的恢复将遥遥无期；而要按《临时约法》，被袁世凯解散的第一届国会将重新恢复，议员们可以再次行使他们的权力。

由此可以看出，所谓接任总统的法律依据，从小里说，是关系到黎元洪、段祺瑞及议员们切身利益问题；往大里说，这可是关系到民国未来政治走向的大问题。

处于风口浪尖上的黎元洪，此刻却支吾其词，两边都不敢得罪，也不敢轻易表态。从感情上来说，黎元洪愿意接受南方的说法，因为按《临时约法》的规定，他可以名正言顺的继任总统，而且任期有两年有余；如果要按袁氏约法的话，他只有三天的代行期，虽然他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大总统，但难保实权在握的段祺瑞中途会不会变卦。在北洋系的包围下，黎元洪也不好公开响应南方的意见，只能装聋作哑，静观其变，以换取段祺瑞的支持。

在各方的压力下，段祺瑞却并不想把这个问题搞得太清楚，他一会说黎元洪接任总统是“代行”，一会又说是“继任”，再不然就用一个中性的词，“接任”，以图蒙混过关。但老段越是心虚，南方就越是揪住不放，各种质疑、质问乃至抗议的通电如同雪花般的飘到了国务院，非要把两个约法的事情问个明白不可。

事实上，不论是民初的《临时约法》也好，后来的袁氏约法也罢，老段其实都不喜欢。因为按民初的约法，虽然大总统的权力是虚、总理的权力是实，但国会的权力太大了，总统和总理都要受到国会的严格监督和极大限制；而按照袁氏约法，总统的权力又太大，总理不过是总统的执行人角色。

由此，老段提出一个自己的解决方案，那就是仿照民初临时参议院的召集办法，由各省各派三名代表赴京组成“修正约法委员会”，以制定一个新的约法发布执行。对此，无论是南方护国军方面还是上海的议员们，都纷纷表示反对。要知道，南方护国军争的正统地位，而议员们要的是恢复国会，老段抛出的这个什么“修正约法委员会”，不痛不痒，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些人的用意和利益，他们如何肯轻易答应。

不要说南方护国军和议员们不答应，就是北洋系内部也不以为然，譬如和老段同样老资格的冯国璋就不甚赞成，他的代表与南方互通声气，明里暗里的拆老段的台。正当各方为此事争执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个意外的事件打破了僵局，这就是海军的介入。

当年6月25日，驻沪海军司令李鼎新、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练习舰队司令曾兆麟发布联合宣言，宣布独立，并要求按照民初约法召开国会。由于当时的中国海军分为第一舰队、第二舰队和练习舰队，而其主要力量又在第一舰队，第二舰队仅仅是一些巡防长江的小型炮舰，因此这次事件等于是整个海军都倒向了南方。

由于淞沪一带是冯国璋的地盘，他害怕海军在他的背后捣乱，于是向段祺瑞施加压力，要求迅速解决约法问题。在南方步步紧逼而北洋内部又出现裂痕的情况下，老段也只好做出重大退让，在四天后以总统令的方式宣布遵行《临时约法》，并续行召集国会。

由此，袁世凯死后的第一场风波终于平息了下来，而唐继尧也随后代表南方护国军通电全国，宣布取消军务院，南北军事对立也宣告结束。

在宣布遵行《临时约法》后，黎元洪再次以总统令的形式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委托其组阁，由此，继袁世凯之后的新一届民国政府也就算是正式运作起来了。6月30日，段祺瑞提交了内阁名单：外交唐绍仪、内务许世英、财政陈锦涛、司法张耀曾、教育孙洪伊、农商张国淦、交通汪大燮、海军程璧光，至于陆军总长，还是老段自兼……不论是因为军事上的自负还是出于控制实权的考虑，老段对于陆军总长的这个位置，一向就是当仁不让。

对于老段的这个组阁安排，黎元洪照单全收，两人配合默契，相处也还算融洽。即便是黎元洪稍稍提出点自己的意见，老段也能做出调整，以示尊重，譬如后来张国淦、汪大燮请辞不就，内阁成员便改由许世英任交通总长、孙洪伊任内务总长、范源濂任教育总长、谷钟秀任农商总长，而外长唐绍仪一直未能就任，后由伍廷芳出任。

段祺瑞的新班子搭配了南北双方的人马，颇有团结统一的意味，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黎、段体制的一大特点是“黎虚段实”，虽然南方这套班子里占有几个名额，但实权仍旧掌握在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系手中。至于总统黎元洪，他也极力在南北间斡旋，调和彼此间的矛盾，力图新一届政府能够正常运作。在各方努力下，新班子虽然谈不上万象更新，倒也心领神会，各尽其责。

在一团和气的后面，南北分歧依然存在。在新班子成立不久，南方便提出要惩办帝制祸首，并提交了一份十三人的大名单。看到这里，读者也许会觉得奇怪，要说起推动袁世凯称帝的祸首，林林总总应不下几十人，其中还不乏目前盘踞各省的督军们，但为何只有十三人呢？

这个名单是有玄机的。在这十三人中，最早鼓吹帝制的筹安会六君子（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这些手无寸铁的文人们，自然是毫无悬念的上榜。另外，就是在袁世凯复辟中闹得最厉害的“洪宪七凶”，即梁士诒、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七人，合起来正好是“十三太保”。至于其他人，要不就是手握实权不好得罪，要不就是小虾米，姑且放过。

对于惩办帝制祸首，老段开始并不同意，毕竟“十三太保”中的一些人都是老朋友，自己刚一上台就拿老朋友开刀，未免不太厚道，于是他主张将帝制派和原先在二次革命时缉拿的革命党人一并特赦，大家就算玩笑一场，岂不皆大欢喜？

对于老段试图和稀泥的态度，南方极不满意，而黎元洪此时正被南方遥尊为领袖，自然得站出来坚持一下，以表示对原则的尊重。考虑到黎元洪及其背后的南方势力，老段也只好稍做让步，在经过多次的协商和交易之后，最后拟定了八位祸首名单，即：杨度、孙毓筠、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顾鳌（前法制局长）、夏寿田（内史，草拟帝制文电者）、薛大可（《亚西亚报》经理，帝制鼓吹者），人称“八大金刚”。

这个八人新名单剔除了北洋系的几个老朋友，又把几个摇笔杆子的文人给加入了进去，更是显得不伦不类。最妙的是，还没有等惩办命令下发，这些人早已得知消息并窜出京门，逃之夭夭去也。唯独前法制局长顾鳌动作慢了一点，结果在乘车出京的时候被抓到，但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惩办帝制祸首是黎元洪和段祺瑞的第一次分歧，也是两人斗法的开始。说句实话，老段是不太看得起黎元洪的。在他的眼里，黎元洪算什么呢？一个弃海上岸的败军之将？一个半路出家的新军将领？要知道，老段乃是陆军科班出身，又曾到德国留学，而黎元洪原本是学习海军的，即便他到日本访学过三次，但日本又怎能和当时世界第一的德国陆军比呢？这日本原本就是从德国那里学来的嘛。

所以，在老段的心目中，全中国就他最懂军事，他最正宗，其他人根本不在话下（别说黎元洪，就算是王士珍、冯国璋又如何？哼哼）。

老段有这个资本啊！武昌起义的时候，黎元洪不过是个小小的协统（旅长），而段祺瑞早在几年前就做过北洋六镇的统制了。当清廷调段祺瑞去镇压武昌起义的时候，正担任江南提督的老段随即被委为湖广总督，那级别比黎元洪高了去了。再说了，当时南北两军交战，北洋军把武昌的革命军打得那个叫落花流水，你黎元洪本是败军之将，虽说时来运转，侥幸坐上了总统之位，但岂敢在我老段面前抖威风？何况在民国后，当时在武昌做副总统的黎元洪还是被老段半请半逼的弄到北京，这就让老段更看不起黎元洪了。

老段出身于一个军人家庭，其祖父段佩早年因镇压捻军有功而官居淮军统领，他与刘铭传、张树声、周盛波、周盛传等人既是同乡，又同隶属于李鸿章的淮军体系之下。段祺瑞于1865年出生于安徽六安县太平集北的段家老宅，其父亲段从文倒是人如其名（兴许是段佩的安排），他未曾征战沙场而是一直耕读在家。段祺瑞5岁的时候，父亲段从文在合肥买下百亩良田，随后举家搬迁，因此段祺瑞又被人称为“段合肥”。

段祺瑞小时候主要受到祖父的影响，他在7岁的时候便被祖父段佩接到自己在宿迁的兵营，由此耳濡目染了军旅生活。尽管祖父给段祺瑞找了私塾让他念书，但小时候的段祺瑞却最喜欢舞刀弄棍，看书也只爱看排兵布阵、奇门遁甲之类的兵书（难怪袁世凯赏识他）。在那段日子里，作为小少爷的段祺瑞过得还是很惬意的。

但是，段祺瑞的好日子在14岁的时候嘎然而止，因为他的祖父段佩在宿迁驻地突然亡故。失去了庇护的小段在军营中无以托身，只得将祖父的灵柩扶送回合肥老家安葬。不久，小段又只身一人步行两千多里，在风尘仆仆数十天后，终于赶到山东威海投奔了堂叔段从德，并在他的手下做了一名小兵。这一年，段祺瑞才16岁。

不幸接踵而至。就在段祺瑞来到威海的第二年，其父段从文在赶到威海看望儿子后，在回家途中被盗贼所害（离家不过三十里地），盘缠掳掠一空，年仅39岁。噩耗传到威海后，段祺瑞请假奔丧而未获得批准。八个月后，段祺瑞的母亲因为哀痛过度，也不幸亡故。一年之内，父母双亡，段祺瑞这次才被批准回家奔丧。

家庭的变故和养家糊口的重担，使得段祺瑞心事重重，愁眉不展。作为普通一兵，段祺瑞是看不到生活的希望的。不过，时来运转的是，李鸿章在1885年创立了天津武备学堂并拟从淮军中招收学员。段祺瑞听说这一消息后喜出望外，他决心要抓住这改变命运的绝好机会，于是立刻报名应征并考试中名列前茅，最终被选入炮兵科学习。

天津武备学堂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所陆军学堂，当时聘请了一些德国军事教官，所学习的军事课程和武器也都是来自德国。在两年的学习期间，段祺瑞学习了天文地理、格致军器、测绘算法、炮台营垒、行军布阵等新式课程，另外也兼修了经史子集等中国传统学问。1887年，段祺瑞以“最优等”的成绩从学堂毕业，成为首批学员中的佼佼者。

毕业后的段祺瑞并没有直接下连队带兵，而是先派到旅顺监修炮台。1888年冬，李鸿章请求朝廷选派军事学员前往德国留学，段祺瑞再次被选中。1889年春，在督学荫昌的带领下（荫昌是满人，之前曾在德国学习军事），段祺瑞随同商德全等五个校友远赴德国深造。

到德国后，段祺瑞等人进入柏林军事学校学习。在其他人已经学成回国后，段祺瑞被指派前往克虏伯兵工厂实习，以熟悉并学习世界最先进火炮的制造和使用技术。直到1890年底，25岁的段祺瑞才返回国内，在进入北洋军械局不久，又调入威海随营学堂充当教习。

可惜的是，当时的清军对这些军校毕业生不甚重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被委以教习之类的闲职，而没能进入军营中做带兵官。当时的军界风气，那些行伍出身的旧派军官大都看不起军校毕业生，他们认为这些娃娃兵没有实际作战经验，不能委以重任，即便段祺瑞这样留洋回来的优秀军官，也屡屡遭到这些旧军官的排挤。

直到甲午战争，段祺瑞等人的机会才最终到来。由于湘淮旧军在战争中的拙劣表现，清廷决定按西式兵法编练一支新军，这就是后来袁世凯的“小站练兵”。由于军事人才极度匮乏，袁世凯随后请当时任天津武备学堂总办的荫昌推荐人才，而段祺瑞便成为其中的幸运儿。

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是一支拥有步兵、骑兵、炮兵、工程兵等多兵种的新式部队，其中炮兵就有近两千人。段祺瑞加入新建陆军后被委任为炮队统带，并得到袁世凯的极大重视。当时段祺瑞带的这支炮队有速射炮、重炮等六十门，战马近五百匹，这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支正规化的炮兵部队，段祺瑞也可以说的中国第一任炮兵司令（火炮是近代战争之王！）。

在跟随袁世凯编练新军的过程中，段祺瑞不但亲自带兵，而且还陆续担任随营学堂的教习或总办，由此形成的师生关系又派生出自己的势力，这对后来的军阀割据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是后话（冯国璋也是如此）。

据称，袁世凯对直接掌握兵权的段祺瑞也不甚放心。最开始的时候，段祺瑞是北洋第三镇的统制，等到他把第三镇弄得像模像样的时候，袁世凯便将他改调第四镇担任统制，紧接着又调往第六镇。袁世凯最初的目的，是防止段祺瑞在某个部队中呆的时间过长，以至于培养自己的亲信，但将段祺瑞调来调去的结果却是让北洋六镇中的半数人马成了老段的部下。由此，段祺瑞成为在北洋军中仅次于袁世凯的第一人，也可以称得上是北洋军的副统帅了。

随着袁世凯势力的不断扩大，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等人也是步步升迁，北洋系在清末政局中已经初现端倪。尽管袁世凯在1908年被摄政王载沣赶回老家，但段祺瑞等人仍旧手握重兵，并与袁世凯暗通来往，这也是袁世凯再度出山的最大本钱。

在武昌起义后，身在前线督战的段祺瑞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发出逼宫的通电，最终促成清帝退位。攫取了政权的袁世凯，当然也没有亏待立下大功的段祺瑞，在内阁成员屡屡更换的情况下，唯独段祺瑞的陆军总长职位巍然不动。民国初年的段祺瑞，对袁世凯也确实是忠心耿耿，言听计从，加上段祺瑞又续娶了袁世凯的义女，两人的关系可谓是十分融洽。

直到后来，袁世凯突然萌生称帝野心，两人关系随之急转直下。段祺瑞因为领衔发出逼宫通电，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再出一个皇帝……哪怕是袁世凯也不行。

你想啊，如果是共和体制，等袁世凯死了，段祺瑞也是有机会做总统的，但要是袁世凯搞“家天下”，那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再说了，段祺瑞之前反对帝制，如今又拥护袁世凯称帝，自己算个什么东西？在多次苦谏议之后，段祺瑞见袁世凯已经无法回心转意，只好称病不出，两人关系就此闹僵。

由于多年的恩遇和亲眷关系，段祺瑞并没有公开站出来反对袁世凯称帝，而只是自己躲起来生闷气。直到1916年护国战争爆发后，袁世凯陷入到众叛亲离的境地，只好再次把段祺瑞找出来帮忙。可惜的是，此时的老袁已经去日不多，在临终前，袁世凯将国事托付给段祺瑞，老段也就自命为北洋系的接班人了。

由此，袁世凯闹了半天帝制，死后非但没有被追究责任，反而被待以“国葬”的大礼，这不能不说是段祺瑞的功劳。就算是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这位在闹帝制时与老段形同水火的“太子爷”，也多次向老段致谢并诚心诚意的说：“这事多亏了总理！”

袁世凯的时代结束了，出任国务总理的段祺瑞也就此登上了权力的顶峰，接管了中央政府的全部军政大权。不过有一点，老段是不甚情愿的，那就是非北洋系的黎元洪还是依法接任了大总统。好在这位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手中并无一兵一卒，他要想和老段及其盘根错节的北洋系相争，恐怕难度大了点。

正文三一、“菩萨好拜，小鬼难缠”

段祺瑞内阁成立后，中央政府算是周齐妥当了，但地方上还是外甥打灯笼……照舅（照旧），只不过由段内阁列一名单另加任命，以表示事实承认而已。

当时的地方情况如下：奉天督军张作霖、吉林督军孟恩远、黑龙江督军毕桂芳、直隶督军朱家宝、山东督军张怀芝、河南督军赵倜、山西督军阎锡山、江苏督军冯国璋、安徽督军张勋、江西督军李纯、福建督军李厚基、浙江督军吕公望、湖北督军王占元、湖南督军陈宦、陕西督军陈树藩、四川督军蔡锷、广东督军陆荣廷、广西督军陈炳焜、云南督军唐继尧、贵州督军刘显世、甘肃督军张广建、新疆督军杨增新。

要说起这二十二省，其实大都是北洋系的势力，黎总统虽说有南方数省遥尊为领袖，但他困守北京，终究是远水解不了近渴，难以仰仗实效。不过，黎元洪也有办法，那就是重开国会，这倒是一个不错的抓手，可以用来牵制老段的势力。

1916年8月1日，阔别多年的第一届国会议员们齐聚京城，其中参议院138人，众议院318人，人数刚刚过半（第一届国会俗称“八百罗汉”，总人数应当在820人）。在被袁世凯解散后，这些国会议员们散落各地，这次得以重逢并再次召开国会，真是悲喜交集，心情十分复杂。国会开幕那天，黎元洪、段祺瑞等文武官员也都纷纷到场祝贺，当天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黎元洪按照《大总统选举法》进行宣誓。在黎总统誓毕后，议员们忍不住一齐欢呼“民国万岁”、“总统万岁”，时光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国会初开的盛况。

国会重开后，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选举副总统。副总统这个位置看似不尴不尬、可有可无，但其中却另有涵义。譬如南方的议员们，他们想把老段选为副总统，然后乘机将他从国务总理的位置上挤下，让南方的唐绍仪上位。

但是，这个提议很快便宣告失败，一则段祺瑞公开表态不会就任副总统，二来唐绍仪也不想出任国务总理。由此，该提议也就不了了之，国会议员们最后选了冯国璋做副总统。副总统本是虚衔，当年黎元洪不愿北上就任而改在湖北遥为受领，这次冯国璋当然也不例外，直接就在江苏就职了。

应该说，在袁世凯死后的这几个月里，在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等人的配合之下，总统确立了，内阁成立了，国会重开了，每天总有各种贺电从各地发来，纷纷扰扰，热热闹闹，民国气象看似不是小好，而是一片大好。

当然，也不全是喜事。就在冯国璋就任副总统的次日（10月31日），一封唁电从上海传来，革命元勋、陆军上将黄兴因多年奔走国事，以至于积劳成疾，竟在上海去世了。黄兴在“二次革命”后因不肯加入中华革命党而远赴美洲，直到护国战争爆发后才返回上海，可惜这位革命伟人的时日已经不多，逝世时不过43岁，可谓壮年早逝。

更令人惊愕的是，在黄兴死后不到十天，又一位伟人在日本福冈去世，这就是揭起“护国战争”大旗的蔡锷将军。在袁世凯死后不久，蔡锷因为患喉疾而电辞四川督军之职，随即经上海转赴日本福冈就医。不料此时竟为时已晚，蔡锷最终在日本不治身亡，年仅35岁，更是英年早逝！

民国政府好生安葬两位革命伟人姑且不提，下面却要说说新总统和新总理是如何同事的。按理，黎、段两人都是军人家庭背景，又都读过军校、留过洋、带过兵、打过仗，两人的经历类似，彼此间的沟通应该问题不大。再说了，黎元洪在袁世凯时期已经学会韬光养晦，凡事包容；而老段的脾气虽然大，仕途上也更顺利，但人家好歹也是个大领导，还不至于当面给黎总统难堪。

段总理至少能在表面上优礼黎总统，但他手下的那些人就难说了。在这些人中，最难说话的人便是人称“小扇子军机”的徐树铮，而这小徐偏偏又是老段最为信任的干才。这下好，问题复杂了，矛盾激化了，好戏马上开演了。

徐树铮是个什么样的人？听听段祺瑞府上的人是怎么说的就知道了。徐树铮是江苏萧县人，秀才出身，他和老段是一不沾亲、二不带故，原本只是老段手下的一名司书，不知怎么就给老段赏识上了，送他到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小徐回国以后立刻扶摇直上，成为老段跟前的头一名红人。段府的人都说，老段起来得快是老袁一手提拔，而老段提拔小徐也像袁世凯当年提拔他自己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譬如民国初年，老段做陆军总长，徐树铮就当次长，另外还有一个次长蒋作宾，可陆军部里的事大小都是徐树铮说了算。不但蒋作宾当不了家，就连段祺瑞本人说的都不一定算数，因为小徐在老段面前是说一不二，从不被驳回；而老段吩咐下来的事，小徐却不一定照办。当时就有这么件事，段祺瑞有个老部下被军队撤职了，穷得没办法来找老段，请求给个差使。老段看他可怜，就答应下来，并批交徐树铮办理。不料徐树铮后来却签呈上去，说：“查该员无大用处，批驳，验过”……于是这事就算拉倒。

徐树铮受到重用，和老段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也有关系。总的来说，老段的生活很有规律，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基本没有什么变化（这点和袁世凯很像）。他一般在家吃过早饭后，便上书房看公事；看完公事后去衙门，中午通常都是回来吃饭。除了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老段一般都是一人单吃，不和家里人同桌吃饭……不过这样也好，因为老段一向严肃古板，很少与人说笑，所以老段的家人倒也乐得躲开他，免得受他拘束。

老段吃过中饭后，一般会在内客厅睡个中觉，然后有客的时候会客，无客的时候就与棋手们下下围棋（后来加入日本籍的国手吴清源，他小的时候便经常陪老段下棋，老段会给棋手们每月开工资），或者找一些诗人搞搞诗会，当时王揖唐、梁鸿志等人便是段府的常客。晚饭之后，老段照例都要打牌（麻将），一天基本是就这样过了。如此看来，老段办公的时间短而享受生活的时间多，在勤政方面，老袁比老段可要强多了，而这也是徐树铮受到重用的原因之一。

小徐去段府，从来就是随来随见，用不着要号房的人通禀，他就扬长直入了。段府的那些人，见了小徐都躲得远远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他脾气大，又好挑毛病，恶狼恶虎似的，当面就给你一个下不来，小者挨一顿申斥，搞得不好，他跟老段一说，饭碗就被他砸了。旁人还有个灵活，但他是言不二价，所以大家都不愿意沾他。

老段会客一般是在外客厅，但小徐一般是径直走进内客厅，而且只谈公事，三言两语，交代完了就走。他很少参加公馆的宴会，也不大陪着老段打牌，照例是公事公办，态度很严肃。正因为如此，不但段府的人对徐树铮报着敬而远之的态度，就是老段身边的亲信，那些军政界的要人们也对小徐十分烦恶。有些事，大伙都避讳他，不愿意让他参加。为啥呢？因为只要一沾上徐树铮，就得实行独裁，听他一个人的了。

也许大家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老段会对小徐这么信任呢？原来，小徐不但对老段忠心耿耿，一心护着老段，而且他这个人也真是有学问，有能力，才气过人。有人亲眼所见，徐树铮在会客的时候，一手批公事，一手还拿着耳机子和人家通电话，真是做到五官并用。再者，小徐的记性也不是常人可比的，可以说是过目不忘，什么公文啊条例啊，他看得既快，记得又熟，只要老段一问他，他总是能对答如流，谁要是不信，找出公事来一对，还真是一字不差。所以段府的人都说：“这是人家有才，你想，老头子能不喜欢么？”

有才归有才，但天底下有才的人大都有个恃才傲物的臭毛病。老段这次出任国务总理，小徐也就理所当然的做了国务院秘书长，而这年小段不过37岁。对于徐树铮的专横跋扈，黎元洪也是早有耳闻，最开始他是反对由徐树铮出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因为他知道徐树铮这个人太难共事。后来老段托总统府秘书长张国淦和北洋元老徐世昌代为转圜，黎元洪这才勉强答应。不过，黎总统提出一个条件，那就是徐树铮到总统府见他的时候，必须有张国淦陪同，他不单独见徐树铮。

由于当时约法对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的权限不甚了了，而老段和老黎在平日里也不太互通声气，因此在一些事务上难免出现误会与冲突。按照约法规定，国务院所决定的重大事件，应当呈递给总统府，由大总统盖印发布。徐树铮是国务院秘书长，因此经常要往返于国务院和总统府办事，但这个小徐经常不给黎总统说明事件来由，只管催促总统赶快盖印。要是黎元洪多问上几句，小徐脾气上来就敢当面顶撞。徐树铮这种盛气凌人的态度，若不是总统府秘书长张国淦从中斡旋调解的话，黎总统还真是有点吃不消。

有一次，徐树铮拿着福建省三个厅长的任命书来请总统盖印，黎元洪刚刚问了几句这三人的从前来历，小徐就不耐烦的说：“大总统问这些干什么？请赶快盖印，我事情忙得很！”这下可真是把黎元洪气得半死。等徐树铮走了，黎元洪恨恨的跟手下人说：“我本不想要做什么总统的，可你们看看，这些人目无总统到了什么地步！”

为了顾全大局，黎总统固然可以忍气吞声，但他的那些幕僚们不干了，他们得为总统争权，也为自己争权。由此，府院之间的矛盾开始暴露，特别在原总统府秘书长张国淦辞职之后，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的矛盾更是迅速激化。

在张国淦走了之后，代替他的是人称“报界三杰”之一的参议员丁世铎。丁秘书长可没有张国淦那么好说话，他的性格和小徐倒是有点像，一向是言辞犀利，做事干练，岂能容忍小徐那样骄横跋扈的作风？这不，他一就职，马上就搞了一个“府院办事手续”草案，名义上是为了划分府院权限、规范办事手续，但说白了，其实就是要为总统府争得权力与地位……你国务院不能把总统府看成是一个盖印的机器啊！

丁秘书长的提议得到了黎总统的支持，但引起了国务院那边激烈的反对，他们认为这个草案就是“总统争权”，是用总统制来替代内阁制，这如何使得？段祺瑞身为内阁总理，当然不能对这事坐视不理，他随后便请假不出，以此来向黎元洪施加压力。

黎总统其实也心虚得很，他也不想把事情搞大，因为老段不出来理事的话，他还真维持不了局面。于是黎元洪又找人出来斡旋调解，说他本人是尊重《临时约法》和责任内阁制的，绝没有要恢复总统制的想法；之所以搞出“府院办事手续”的草案，主要是想协调府院之间的关系，避免误解，减少矛盾。趁此机会，黎总统又向老段投诉徐树铮等人在总统府嚣张跋扈的种种做法，并希望老段能对这些人稍加约束。既然黎元洪服了软，老段也就坡下驴，销假回来办事。双方经过一番调解和讨论之后，都做了让步和折中，老段还特别指示小徐，以后交给黎总统核阅的文件，一定要亲自递送，并且一定要注意收敛。于是，“府院办事手续”的风波就暂时平息了下来。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这次却是来自国务院内部，内务总长孙洪伊与秘书长小徐发生冲突。孙洪伊是清末著名的立宪党人，在民国初年的组党热潮中大出风头，他此时与黎总统及冯副总统的关系打得火热，自然免不了与老段、小徐发生矛盾。

小徐仗着老段的信任，在国务院一手遮天是人所皆知，偏偏遇到孙洪伊也是眼高手低的朋友，他的为人争强好胜，而且政治能量也不小，用当时人的话来说，这两位在一起，几乎就是“日日在火并之中”。

老孙是直隶人，年纪比小徐大十岁，哪里看得惯小徐这个嚣张劲。两人的日常口角就不消说了，这里说几次大的冲突。第一次冲突是徐树铮擅自以国务院的名义发布调令，命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四省军队会剿护国军李烈钧部的事情引起。本来这事已经在国务会议上讨论过，决议是去电调解，而小徐却私自拟了一个讨伐的命令拿给黎总统盖印，结果被拒绝了。小徐一怒之下竟然擅自以国务院的名义将讨伐之令发出，结果引起其他内阁成员的一片哗然，孙洪伊当面指责小徐违法越权，而小徐也不甘示弱，两人就此结下梁子。

紧接着，在8月下旬的时候，众议院将湖南议员提出的一个议案转给了国务院，其中对现任福建省长的胡瑞霖提出查办要求，理由是其在任湖南财政厅长时有贪污等劣迹。胡瑞霖是皖系的人，徐树铮接到议案后擅自以国务院的名义为胡瑞霖辩护，并将议案驳回。

孙洪伊得知后十分恼怒，他怒气冲冲的找到老段说：“对民政长官的处分问题属于内务部的职权，我自己分管的事情，我竟然一点都不知道，这算哪门子王法？如果秘书长可以包办一切，那我这个内务总长还做它作甚？”黎总统得知此事后，也召见并慰留孙洪伊说：“就是啊，现在哪里是责任内阁制，简直就是责任秘书长制嘛！”

被这么一闹，老段也觉得这事做得荒唐，随即命小徐将咨文追回，徐树铮表面上答应，实际上却不了了之。由此，孙洪伊又和老段卯上了。

中国的事情，就是千万不要轻视了小人物的作用，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从古至今，有多少大人物是被小人物给拖下水并一蹶不振的！徐树铮和孙洪伊两人在前台斗法，两位后台老板免不了在私下里抱怨，段祺瑞说：“这孙总长也太不象话了！”黎元洪则说：“徐秘书长未免欺人太甚！”

一个月后，孙洪伊为整顿内务部，裁减了部里的三十多名职员。由于这些被裁者大都和北洋系的头头脑脑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他们岂能善罢甘休，而徐树铮也想利用他们来把孙洪伊给搞下去，于是便怂恿他们向平政院上诉。结果，平政院裁定撤销内务部原令，被解职的那些人仍旧回去上班。

平政院是袁世凯时期设立的一个政治仲裁结构，孙洪伊不但不接受这样的裁定，反认为平政院是一个非法机构，随后他拟将此案提交国会审议。徐树铮害怕国会接受孙洪伊的意见，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他在经过老段的同意后拟定了一道执行平政院裁决的命令，准备交总统府批准。

徐树铮的这道命令，不但内务总长孙洪伊拒绝副署，黎总统也拒绝盖印，府、院之间反复争执，酿成政治风波。老段自上次就对孙洪伊十分不满，于是暗地里给孙传话，让他辞职算了。但是，孙洪伊非但认为自己没有错，而且口气十分强硬，拒不辞职。

老段这回真动怒了，他在十月中旬下了一道将孙洪伊免职的命令，让小徐拿给黎总统盖印。黎总统见后十分震惊，坚决不肯用印。徐树铮为这事来回跑了四趟，黎总统连拒四次，丝毫不肯让步。最后一次，徐树铮威胁黎元洪说：“总统不肯盖印也无妨，以后我们不准孙洪伊参加国务会议！”黎总统大怒：“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徐树铮冷笑道：“什么话？这是段总理的原话！”

过了几天，很少到总统府的段总理突然气呼呼的出现在黎总统的面前，他拿着将孙洪伊免职的命令交给黎元洪，说：“总统要是不肯免孙洪伊的职，那就把我免职了吧！”

老段下了最后通牒，黎总统也只好退让，不过他还想给双方留点余地，也给自己争回点面子，于是他建议：“免职令还是不下的好，让他自动辞职吧！我来给他做做工作！”

偏偏孙洪伊这位朋友是个死硬派，他死活不肯主动辞职，还大声嚷嚷道：“什么官我都可以不做，只要维持我的人格！我不辞职，不出洋，不外调！”

黎总统也说服不了他，这下事情闹僵了。一方面，要是不把孙洪伊赶出内阁的话，段总理的面子没地方放，以后也就没了威信；另一方面，孙总长坚持自己没有错，主动辞职就是失却人格。双方都不肯妥协，把黎总统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束手无策。

最后，黎元洪只好把北洋系的大佬徐世昌给请出来，希望他来调解这个纠纷。徐世昌是个老官僚，见多识广，他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问题所在。于是，徐世昌提出一个方案，那就是将孙洪伊和徐树铮同时免职，原总统府的秘书长张国淦出任国务院的秘书长。张国淦与府院之间的关系都不错，由他出任国务院秘书长的话，双方的沟通就相对好很多了。

老段用人，从来就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他对部下的袒护是出了名的。对于徐世昌的提议，老段开始不同意，因为他并不希望徐树铮被免职。直到后来国会要弹劾徐树铮，老段才不情愿的同意了这个方案，但又加了一条，那就是将总统府秘书长、号称黎元洪“四大金刚”之一的丁世铎也一并免职（另三人为金永言、哈汉章和黎澍）。

11月下旬，孙洪伊、徐树铮、丁世铎三人先后被免职。老段这次以一换二，而且徐树铮仍旧是陆军次长，勉强占了上风。至于被免职的孙洪伊，他转身又回到了国会，仍旧对老段不停的发难。

孔夫子曾经说过，“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可惜的是，对于老夫子的这句话，大部分中国人都不曾认真对待，所以但凡有中国人，便有内斗；内斗不休，方是真正的中国特色。

由此，这些气血方刚、一个个牛皮哄哄的强人们，想不继续斗下去都难呢。

正文三二、你说要断交，我偏不批准

随着孙洪伊、徐树铮几个人的被免职，府院之争暂时平静了下去，但更大的风潮还在后面的，这就是1917年夏的“参战风波”。

按说，除了1914年小日本借着对德参战而侵占青岛外，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实就是欧战）与中国本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再者，欧战到1917年的时候已经接近尾声，本也掀不起什么波澜。但是，偏在这个时候，即将失败的德国却在这时搞出了一个不合时宜的“无限制潜艇战”，结果引起了国际公愤，那些原本找不到借口去分一杯羹的旁观国们，这下总算是抓到机会了。

所谓的“无限制潜艇战”，指的是德国海军部于1917年2月宣布的一种潜艇作战方法，意思是对那些开往英国的任何船只，德国潜艇将不发警告的加以击沉。德国此举的目的是为了封锁其他国家对英国的物质援助，但这种不加区别的攻击方式显然要得罪其他一大批的中立国……大家这不都指望着发战争财嘛！

在中立国的船只相继被德国潜艇击沉后，受损最大的美国也就此决定对德国断交，并准备派遣军队前往欧洲参战。不仅如此，美国政府随后又展开了对中国的外交活动，希望中国也步其后尘，对德国断交甚至随同参战。

段祺瑞年青的时候到德国学习过军事，他是知道德国佬厉害的，你要1914年劝说老段对德国宣战，他肯定要当场嗤你一鼻子：你拿什么去和人家德国人打？在老段的眼中，德国多牛啊，强大的军队、雄厚的军工，还有德国人的聪明能干和高效率，那打起来德国肯定大有胜算啊！

可惜的是，人算不如天算，德国军事的确是很强大，但双拳难敌四手、好汉也架不过人多，这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打了那么几年后，德国渐现颓势，力有不支了。随着局势的变化，作为军人出身的老段也不得不承认，这回德国肯定要战败了。在这段时期，老段对欧洲战事的兴趣十分浓厚，他午饭也不回家吃了，午后也不打牌下棋了，而是让手下搜集整理欧战信息资料，供有关的人讨论。

不久，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便接到华盛顿的指示，让他把美国和德国断交的消息通知给中国政府。黎元洪在得知芮恩施的来意后，尽管他对欧洲的战局也很有兴趣，但他似乎对芮恩施关于未来战况的描述表示怀疑，因而当场并没有明确表态。

在告别黎元洪后，芮恩施又去拜访国务总理段祺瑞，并试图获得他的支持。老段对美国即将加入战争的消息极有兴趣，他对中国跟随美国与德国断交表示大力支持。事实上，美国为了劝说中国加入协约国集团，还曾许诺为中国提供贷款，并答应将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政府。

在芮恩施展开外交活动的同时，协约国的一些外国顾问，如总统府的美籍顾问福开森、英籍顾问莫理循等人也纷纷游说当时中国官场上有影响的人物，他们异口同声的建议，中国一定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翻身机会，搭上“战胜国”的最后一趟列车。

在这些外国朋友眼中，当时的中国虽然是个老大无用之国，但它毕竟是地大物博，有着数量众多且至为廉价的劳工资源，还有取之不尽的原料及其等待充分开发的市场，这所有的一切，正好可以用来弥补协约国的不足。再者，在甲午战争后突然崛起的日本乘着欧战正酣的机会在东亚混水摸鱼，其势力已经不容小觑。为战后重返亚洲的久长之计着想，英法两国都必须拉拢中国以制衡日本，因此强拉中国入伙参战也就十分必要了。

在各方人士的游说和“战胜国”的诱惑下，北京的“大人物”们不免心动。2月9日，民国政府对德国以“无限制潜水艇战”封锁国际公海的政策提出抗议，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一个信号，那就是中国可能对德国断交并进而宣战。

在一战爆发后，欧洲列强无暇顾及中国的争夺，这给日本扩展自己的在华势力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其借口对德宣战并占领山东青岛便是典型一例。事实上，远东国际局势在一战后发生重大变化，老牌的欧洲列强如英、法、德等国在华势力不断缩减的同时，新崛起的亚洲强邻日本和潜在的世界霸主美国则开始加紧对华扩张。由此，两国矛盾不断加剧并最终在二战期间爆发，这也就是必然了。

日本在一战爆发之初是极力反对中国参战的，因为这将使日本侵占青岛丧失合理的借口。但等到1917年后，日本不仅将原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接收并稳定了下来，而且还与主要的协约国英、法、俄达成了秘密协议，这三大国向日本承诺，在战争结束后支持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要求。由此，日本才改为支持中国加入协约国集团并对德国断交宣战。

在接到中国对德抗议后，日本外务大臣本野即对驻日公使章宗祥表示，中国对德国抗议是不够的，应该直接对德国断交。两天后，本野再次接见章宗祥并明确提出，希望中国在对德断交后加入协约国集团。

蹊跷的是，美国在得知日本的态度后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们随即指示芮恩施劝告中国不要加入世界大战，而且欧洲战局也不需要中国参战。美国人还特别提醒说，中国政府在采取进一步的外交行动前，希望能与美国进行协商。

相对于美国外交的“口惠而实不至”，日本人已经抢先下手，他们秘密派出西原龟三等人前往游说段祺瑞，许诺提供大额贷款帮助段内阁渡过财政困境，并愿意帮助段祺瑞训练军队，进而实现“武力统一中国”的梦想。

段祺瑞对日本原本并无好感，在“二十一条”谈判期间还曾一度主张备战，但这次日本人开出的条件太优厚了，老段也就勉为其难，暗中笑纳了日本的“好意”。老段心想，如果中国不战而胜，不但可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而且可以利用参战为名，扩大自己的势力特别是军队实力，这种好事上哪找去？再说了，用对外战争来转移国内视线，本就是新政权建立初期屡试不爽的定国良方，何况这次的参战实在是没有什么风险，不乘机搭个便车实在是太可惜了。

3月初，老段的参谋班子拟定了一份《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其中提出中国参战的条件是停付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庚子赔款，并暂缓十年偿付协约国的赔款；中国将进口关税提高到7.5％，待国内厘金裁撤后增至12.5％；取消《辛丑条约》中不允许中国在天津驻军等条款。紧接着，老段主持召开内阁会议，会上很顺利的通过了对德绝交案和《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

3月4日，老段兴致勃勃的带领阁员们前往总统府，请黎总统在对德绝交案和《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盖印。按说，《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于国于民的确是件好事，但老段背后的心思，黎总统何尝不是一清二楚。他在草草浏览了这两个文件后表示自己不能盖印，如果一定要盖印，那应该先与国会协商为妥；再者，宣战与媾和之权乃是大总统之权力，如今断交便是交战之先声，事关重大，万不可草率行事。

黎总统的话貌似有理，但在法理上却站不住脚，因为现在老段送来的不过是政府咨文，在总统府盖印之后还需要国会审议；只有国会通过了，断交和宣战的文件才再由总统盖印并正式对外发布，这才是《临时约法》所规定的大总统的宣战与媾和权。既然《临时约法》规定了责任内阁制，大总统便不该在盖印这一环节上试行阻挠，因为责任内阁是对国会负责的，其最终决定权在国会而非总统。

由此，内阁阁员们便与黎元洪吵了起来，教育总长范源濂甚至拍了桌子，指责黎总统的擅权行为是想当过去的皇帝。老段本来兴冲冲的来，没想被黎总统浇了一瓢凉水，这下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他愤愤地说：“总统不肯盖印，国会又要问我的责任，这个责任内阁还搞不搞？我这个总理还怎么干下去？”

老段一发火，局势顿时变得更加白热化了，阁员们你一言、我一语，把黎总统说得哑口无言，打回了菩萨原形。可惜的是，菩萨既然不会说话，那盖印一事也一概免谈。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见双方的火气都很大，他一再劝解大家消消气，凡事以国家为重，不要意气相争，但他的话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等到大家该说的都说完了，黎总统的印还是不肯盖。在一段尴尬的沉默后，段总理气鼓鼓的站了起来，招呼也没打一声便离开了总统府。其他阁员面面相觑，随后跟着老段一起退出。

当天下午，段总理一声不吭，便直奔火车站前往天津。在老段将要离开之前，正好来北京开会的冯国璋副总统在得知消息后，他急忙赶来，极力劝说段总理要以大局为重，不要轻易负气出走。老段气呼呼的说：“老哥你不知道，这个黎元洪太难共事了！他口口声声的说宣战媾和是总统的特权，既然这样，那我这个总理还是别干了，该回哪回哪去吧！”说罢，老段便登上专列，奔天津去了。

老段出走的消息传到总统府后，黎总统还是有些手足无措的，他随后便召集总统府的一干人马商议该如何是好。黎元洪手下的一些幕僚如哈汉章等人，他们平日里就看不惯国务院这些人的嚣张，这次见老段真的跑了，他们倒心中窃喜，有人便建议黎总统乘机将老段的总理职位免去，另行派人组阁算了。按《临时约法》的规定，黎总统实际上是个“虚君”，但按沿袭千年的中国传统，中国的国家元首怎么可以是虚君呢？再者，黎元洪好歹也是名高位重的开国元勋，又怎能甘心作汉献帝和刘阿斗呢？无论怎么说，总统毕竟是总理的上级嘛……难道不是吗？再说了，那些南方的军阀实力派和国会议员们，也纷纷要打着他的旗号来与北洋系争权，那他就更不能做一个虚君了。

退两步半说，段祺瑞他毕竟不是袁世凯嘛！

但是，《临时约法》和现实是有差距的，黎元洪的愿望和现实也是有差距的。黎元洪固然想扳倒段祺瑞，但考虑到老段在北洋系的地位和势力，他暂时还是不敢轻举妄动的。即便是要免去段祺瑞的总理之职，那黎元洪至少也要找好下家，不然的话，国事瘫痪，总统也是难辞其咎的。想到这里，黎元洪急忙把徐世昌、王士珍、冯国璋请到总统府，希望他们能从中劝解转圜一下，最好把段祺瑞给劝回北京。毕竟，这三位北洋系的元老级人物和老段是多年的老同事、老战友、老朋友，老袁在的时候，大家共事了这么多年，多少要卖点面子嘛！

但这时，冯国璋给黎元洪带了个坏消息，那就是老段要在天津发辞职通电，并请各省的军政长官评个是非曲直。冯国璋的话里带话，黎元洪岂有不知，一旦老段辞职的事闹得全国皆知，恐怕就更不好收场了。于是黎元洪便请冯国璋不辞辛劳，一定要亲自去天津一趟，把老段接回为好。

冯国璋倒是乐意去跑一趟，但他也不能肯定自己就一定能说服老段。要说起来，段祺瑞的年纪比冯国璋、徐世昌几个人都小，但脾气却最大，一向是军人作风，说一不二，少有转圜的余地。冯国璋也知道这次是因为对德断交宣战的事情引起，于是他得向黎总统要个准信，不然事情还真不好办。

为了说服黎元洪赞同对德绝交案，冯国璋也不免费了点口舌，说如今德国虽强，但毕竟是寡不敌众，这次又触犯众怒，战争肯定不能持久，要是我国对他绝交，想必也不会有什么坏处；再说了，协约各国已经答应在战后修约，加入岂不是件一本万利的好事？

至于黎元洪，他在听说老段要将各省督军引为后援后早已是乱了方寸，这时哪里还顾得上对德外交的事情。无可奈何之下，黎元洪也只能满口答应，只要段总理肯回来，外交上的事情全由他做主；只要国会通过，他决不干涉。

得到黎元洪的保证后，冯国璋随后便乘火车前往天津，与之前到达的众议院议长汤化龙一起劝说段祺瑞回北京视事。老段见黎元洪已经屈服，台阶也给得顺顺当当，也就不好再扭捏作态（这也不是老段的风格嘛！），随后便于3月6日晚同冯国璋等人一起返回了北京。当晚，在段祺瑞回到了自己私宅的时候，冯国璋还特意跑到了总统府向黎元洪报告事情办妥，老段已经回京。

第二天下午，在冯国璋的陪同下，段祺瑞再次拿着对德绝交的咨文请黎总统盖印。有了上次的风波后，黎元洪这次二话没说，当场便盖上了总统大印。次日，段祺瑞在迎宾馆招待参众两院议员，向议员们解释政府的外交政策，以求取得共识，顺利通过对德绝交案。

有了这些铺垫后，众议院在3月10日表决对德绝交案，结果以331票对87票获得通过；3月11日，参议院也以158票对35票的结果通过了这个议案。

3月14日，中华民国外交部正式照会德国公使，宣布对德断交，停付德国赔款和欠款，并令驻德公使颜惠庆即日回国。德国公使收到照会后，虽然也发了一通抗议，但事已至此，最终只能降旗回国，而各地的德国领事，也都纷纷返回国内。至于德国在天津和汉口的租界，中央政府皆令地方官即刻收回，在租界的少量德军也被解除武装；就连德国在华的商船，也都被一一扣押，德国在华工程师大都被解职归国。由此，德国从1898侵占胶州湾后在中国发展的势力，大体上烟消云散。

在这次的对德外交问题上，老段大获全胜，心中不免有些得意。但是，对德断交还只是计划中的第一步，接下来就该是对德参战，这才是最关键的。老段没有想到的是，接下来的这步看似理所当然，但真弄起来却惹出许多不该有的麻烦。

正文三三、“督军团”大闹总统府

在对德绝交问题上，段祺瑞轻松搞定了黎总统和国会，但到了参战问题，他第一个考虑的却是盘踞地方的各省督军们的意见。为此，老段特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将各省督军们请到北京，目的就是要争取他们在参战问题上的支持。

对于应不应参战，这些地方军头们大都想法简单，他们觉得如果参战的话，想必要抽调自己的军队，从而影响到自己的势力，因此大部分人开始是持反对意见的。譬如安徽督军倪嗣冲，他在蚌埠动身前便发表了一番高谈阔论，称中国不能参战，如果参战的话一定会惹祸上身，导致亡国云云；等到了天津后，倪嗣冲又大骂鼓吹参战的梁启超，称他是“亡国文妖”，欲陷国家于灭亡云云。

对于倪嗣冲的言论，老段虽然觉得十分不爽，但还是非常重视。因此，倪嗣冲一到北京，老段便亲自登门拜访，并向老倪解释了参战的原因和好处。在老段点明“参战不需出兵”的玄机之后，倪嗣冲恍然大悟，立刻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挥舞着手大声道：“参战！一定要对德国宣战，越早加入越好！”

除了安徽督军倪嗣冲之外，当时来到北京的还有直隶督军曹锟、山西督军阎锡山、河南督军赵倜、山东督军张怀芝、江西督军孟恩远、察哈尔督军田中玉等人，即便是没有来的督军，也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唯独让老段觉得遗憾的是，同为“北洋三杰”、而且是各省督军中实力最强的冯国璋却没有来。据他派去的专使靳云鹏报告，冯国璋对参战一事似乎模棱两可，不甚赞成，这让老段有点不太高兴了。

在召开会议之前，老段和自己的几个亲信傅良佐、曲同丰、靳云鹏（这三人与老段有师生之谊，并与徐树铮共称为段祺瑞的“四大金刚”）上下活动，多方拜访，力图取得督军们对参战问题的理解。特别是傅良佐，他在徐树铮被派到欧洲考察军事后最受到老段的重用，对老段也是言听计从，不遗余力。

经过一番努力后，这次军事会议的气氛既融洽，又热烈，各省督军对老段的参战主张完全赞成，可以称得上是一次成功的大会、团结的大会，这在吵吵闹闹的民国初年是十分难得的。

在开完会之后，督军们意犹未尽，他们随后竟然兴致勃勃的前去集体拜会各在京的协约国公使，并表达出强烈的参战意愿；而那些协约国的公使们更是求之不得，他们又是设宴，又是舞会，对督军们报以了极为热情的招待。在这中外互动中，各方其乐融融，一起达到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外交最高潮。

军人集体拜会外国公使，这在外交界可是前所未有的稀罕事，算是开了洋荤了。当时的舆论对此颇有微辞，但那些军头们此刻正在兴头上，他们才不在乎文人笔杆子下的扯淡呢。这不，5月1日正赶上老段开内阁会议讨论参战案，这帮武夫听说后便结伙前去围观……各省督军们倒要看看，这民主议政到底是如何个搞法，在他们看来，既然如今民主共和了，人人当家作主，那他们作为各省代表，参政自然是理所当然嘛！

这次的内阁会议，人丁本来不旺，因为内务总长孙洪伊被免职后职位一直空缺，教育总长范源濂正在休假，财政总长陈锦涛和交通总长许世英因牵扯贿赂案而正在回避，外交总长伍廷芳则因提出了辞呈，此刻也不便参加内阁会议。由此，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总理老段外，实际上只有海军总长程璧光、司法总长张耀曾和工商总长谷钟秀三人。

等到各省督军们闯进来之后，本来冷冷清清的会议室立刻变得欢快热闹了起来。按理，各省督军未经邀请是不应该参加内阁会议的，但这些家伙大多是老段的老同事或者老朋友，总理既然不说话，那其他人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倪嗣冲和老段是老乡，又一起共事多年，一向口直心快的他第一个发言：“欧战即将结束，我们又不用出人出枪，现在赶紧加入协约国，越快越好，就不用再讨论了！”其他几个督军也附和道：“对！对！不然就来不及了！”

老段听了这些老朋友的话，心里十分自在，便拿眼睛看其他几个阁员，想听听他们是什么意见。这几个阁员，海军总长程璧光是甲午时期的海军将领，张耀曾和谷钟秀都是留学日本的高才生，这三人倾向革命党，原本不是段祺瑞的派系中人，只不过老段在组阁时希望博取“人才内阁”之美誉，也便于获得南方支持而特别延请入阁的。还没有等到这三人发言，山东督军张怀芝便抢着说：“参战事不宜迟，我们山东的百姓恨死了德国佬，政府要是再不决定的话，到时地方上要是闹起来，我可不负责！”听了张怀芝的话后，其他督军你一言我一语的，一半是鼓动，一半是威胁，愣是三位阁员的话给憋了回去。

段祺瑞见会议开到这里，也就顺水推舟的总结道：“要不，咱们就参战？”还没等其他阁员反应，督军们便又是捶桌，又是跺脚，大声吼着：“参战！参战！不用再说了！”程璧光三人见这些人实在是不成体统，但也知道说不过他们，只好默许了参战案的通过。

等到事情办好，老段亲自把老朋友们送到门口，在对他们表示感谢后，又不免有些担心的说：“咱们内阁这边是顺利通过了，但不知道总统府那边怎么样，上次还因为和德国断交的事情与黎总统闹得不愉快呢！”倪嗣冲拍着胸脯大声道：“总理放心，这事包在我们身上，黎总统一定没有二话！”

三天后，各省督军们再次兴高采烈的出现在总统府，想要顺势说服黎总统。这次仍旧是倪嗣冲打头炮，他在黎元洪的面前喋喋不休的弹着“中国必须参战，不然无法在国际舞台上立足”的老调子，一点都不顾及倾诉对象的表情和反应。等到倪嗣冲说到“某某国的公使也赞同中国加入协约国”的时候，忍了半天的黎总统实在是按捺不住了，他一拍桌子，斥责这些武夫说：“你们这些人，身为地方军政长官，如何擅离职守，跑到北京来了？！你们是军人身份，怎么能擅自和外交使团交涉？还闯入国务会议干涉国政，实在是岂有此理！”

在督军们的眼中，黎元洪一向是“菩萨低眉”，没想今天突然来了个“金刚怒目”，一时还真有点不太适应。你想，这些武夫在袁世凯的时候也不曾被这样训斥过，这下气焰立刻矮了下去。吉林督军孟恩远还想辩解两句，但一看黎总统满面怒容，也只好和大家一起唯唯诺诺的退下去了。

等到那些督军们走了后，总统府的人都很高兴，说：“大总统今天的脾气发得好，这下那些人就再也不敢来欺负我们总统了！”

那些督军们就不这么想了，他们在离开总统府后，觉得黎元洪这人简直是莫名其妙、不可理喻，你也不想想，老子们在前清的时候，早就已经是统制了，你一个小小的协统算个屁啊？不过是走了狗屎运当上了总统，你还以为自己多能耐呢？现在不得了了，敢和我们北洋系对着干，哼哼，有你的好果子吃！

在督军们的游说无果后，段祺瑞只好带着阁员们亲自去总统府，要求黎元洪在提交国会的对德宣战案上盖印。黎元洪虽然训斥了那些督军们，但他在段祺瑞的面前还是没有底气，但当他把宣战案交给监印官唐浩镇盖印的时候，唐浩镇却将之推到一边，说：“这个印我不能盖。”

在总统府中，唐浩镇不仅是反对参战的，而且他还是黎元洪的亲家（其女许配黎元洪的长子），因此黎总统也不好强逼他。唐浩镇不盖印，国务院的人不答应了，首先是刚刚销假回来的内务总长范源濂跳了起来，他指着唐浩镇的鼻子骂道：“你是什么东西？你说不盖就不盖？”

双方僵持了几分钟后，段祺瑞腾地站了起来，一言不发的走了出去。范源濂气得话都说不出来，随后也摔门而去，连门上的玻璃都给震碎了。在其他阁员们离开后，黎总统又觉得后怕起来，他担心段总理再来一次离京出走，只好亲自在对德宣战案上盖好印，随后派人送到国务院。

在这次争斗中，黎元洪再次退让，但他仍旧希望国会能够阻止参战案的通过。而在另一边，段祺瑞和各省督军们也都积极奔走，向国会议员们游说政府的外交政策。5月8日，段祺瑞将国会中主要党派的议员代表请到国务院，向他们解释了对德宣战的原因：一、中国在宣战后不参与欧洲战事，无需派兵；二、德国已经转攻为守，颓势日显，失败已经是指日可待；三、俄国在革命后仍旧继续对德作战，俄德和谈乃子虚乌有。

段祺瑞等人的这些游说活动应该说还算正常，但在国会对参战案进行投票前的两天却突然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现象，譬如北京城内突然出现了很多自称“公民”、“代表”的队伍，他们拿着各色小旗子来到国会前面游行，并强烈要求对德宣战；而与此同时，有很多号称是外地的“人民团体”也纷纷发来电报，要求国会尽快通过参战案。

袁世凯在迫使国会选举他为大总统的时候，曾经用军人搞过“公民团”的勾当，毫无疑问，这次的“公民”、“代表”们也同样是形迹可疑。更让人笑掉大牙的是，有几个机灵的报社记者在查找这些号称“外地”发来的电报时，却发现它们无一例外的来自北京电报局。

原来，这一切都是段祺瑞的大弟子傅良佐搞的把戏。

5月10日，也就是国会对参战案进行表决的那一天，这场闹剧也达到了高潮。就在议员们来到众议院准备进行投票时，只见院外早已被数千名“公民”、“代表”们包围，他们整整齐齐的排着队，手里拿着形形色色的各色旗子，上面写着什么“军人请愿团”、“学界请愿团”、“商界请愿团”等等，各行各业，可谓是应有尽有。

当议员们经过他们的队伍时，这些“公民”、“代表”们便强行塞给他们“请愿书”甚至“警告”的传单，如果哪个敢不拿或者拿得慢了，他们轻则喝斥，重则抡起胳膊饱以老拳，比如邹鲁等十几名议员便挨了这些凶神恶煞的“公民代表”们的一顿拳脚，结果是鼻青眼肿的走进会场，实在是斯文扫地，不成体统。

正当议员们要进行投票的时候，“公民代表”们突然声称，为保证投票的公正性和透明性，他们要进入现场围观并加以监督。在要求被拒绝后，这些人便强行往会场里闯，结果弄得场内外秩序一片大乱，投票根本无法进行。议长汤化龙见这些人闹得实在是不像话，于是当机立断，将秘密投票改为公开的大会，并打电话给段祺瑞及相关总长，要求他们到众议院接受质询。

一直拖到下午5点，代理内务总长范源濂才赶到众议院。范总长来后，对会场内外乱糟糟的情形也感到十分意外，但他也无法控制现场的秩序，只得打电话给段祺瑞，让他亲自来会场收拾局面。

晚上7点半，段祺瑞驱车来到众议院，混乱不堪的“公民团”这才安静下来，并立刻列为两队，夹道欢迎段总理的到来。在“公民代表”们的摇旗呐喊声中，段祺瑞面带微笑、步履轻松的走进会场，但刚一进国会，段祺瑞立刻遭到议员们的围攻，他们神情激愤的质问老段：“公民团”围攻议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太不像话了！

不过话说回来，段祺瑞事前的确不知道“公民团”这事，就像当年蔡元培等人前往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就任临时大总统而突然发生兵变一样，这事其实都是手下人搞的鬼。这些所谓的“公民代表”，其实大部分是一些乞丐流氓，而暗中的组织者则是段祺瑞的弟子傅良佐、靳云鹏等北洋军人。

在议员们的强烈要求下，段祺瑞只好命令警察厅长吴炳湘前去解散“公民团”。吴炳湘见“公民团”人多势众，只好请他们派出代表并提出要求后撤退。“公民团”要求很简单，那就是限当晚必须通过参战案，不然就捣毁议院，“以平民愤”！

在吴炳湘回去复命的时候，“公民代表”们已经在场外等得不耐烦了，他们中的一些人随后鼓噪着，并捡起地上的碎砖头、烂瓦片往议院里一阵乱扔，场内外秩序再次大乱；而在议院里面，段祺瑞则被愤怒的议员们逼到国会休息室里，形成了对总理的内场围攻。

在混乱当中，前来采写新闻的外国记者也遭了殃，一名日本记者便被“公民代表”们扔的砖头砸得头破血流。消息传来后，段祺瑞担心会因此引发国际争端，这才命令吴炳湘立刻用武力强行驱逐这些冒牌的“公民团”。随后，吴炳湘调来骑警队，用马队来冲击这些“公民团”，最终将闹事的人驱散。而这时已经到了晚上十一点，参战案的投票自然也就无法进行了。

事后查明，所谓的“公民团”，其实都是傅良佐这些人花钱雇来的无业游民，他们在北洋军人的组织下摇旗呐喊，原本是希望帮助老段一举通过参战案，没想表演过了头，结果是弄巧成拙，非但使本该顺利通过的参战案泡了汤，而且还让段祺瑞陷入了极其被动的境地。

所谓“小人不足以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诚哉斯言！

在这场风波后，舆论为之哗然，老段的政敌们纷纷发电或者在报纸上予以严厉谴责。在强大的压力下，原国民党籍的各部总长如伍廷芳、程璧光、谷钟秀、张耀曾纷纷提出辞职，就连最亲老段的范源濂也只好提出辞呈，以保自己的政治清名。

5月12日，这一天国务院本该举行例会，但由于伍廷芳等人已经提出了辞呈，他们不再来参加会议；而财政、交通两总长也因为贿案被停职待查，这样内阁就剩下段总理一个人，独对空席，成了真正的“光杆总理”。不过，老段虽然成了孤家寡人，但他仍旧非常敬业，每天都照常前往国务院上班。

各位，段总理一个人到国务院去办公，可别以为是笔者在开玩笑、讲故事，这可是千真万确，实实在在发生的啊。要知道，我们这位个性倔强，又刚愎自用的段总理乃是军人出身，而军人是最讲职责的。这不，虽说“一人内阁”有点不习惯，但老段还是对他的参战案念念不忘，数天内连发三道咨文，要求国会尽快审议，速速通过，其心情之焦迫，不啻于农夫之望禾苗也。

可惜的是，段总理的心情并没有得到议员们的理解。国会在接到段总理的咨文后，议员们议论纷纷，说：“国务院发出咨文，应由国务会议决定，如今内阁只剩下段总理一人，如何召开国务会议？既然未经国务会议讨论，咨文当属无效，还是等到内阁改组之后再审议不迟。”

此刻的老段，正眼巴巴的等着国会审议参战案，心情之焦迫可用“望眼欲穿”来形容，但国会的答复却浇了他一瓢冷水，即刻宣战的愿望也就化为泡影。老段原本是个军人，做事一向雷厉风行，如今做个总理却处处被国会和总统府制肘，如何不让他忿然恼怒？

恼羞成怒的还不止老段一人，那些督军在被黎元洪训斥一顿后也是忿忿不平，他们随后又联名在外交大楼宴请国会议员，谁知道上次“公民团”闹事之后，议员们对这些人明显冷淡了许多，支持参战案也就无从谈起。

在冷遇之下，督军们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不提参战案了，他们雇人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指责“法非良法、国会专权”，要求审议宪法或者干脆解散国会算了。段祺瑞得了这篇好文章，自然是心中大喜，随即便命人将这份带有二十二位督军和代表签名的呈文送到总统府，看看黎总统是如何反应。

黎元洪看见老段这阵子窘迫不堪，原本是十分快意，而他的那些幕僚们也都是兴高采烈，他们认为老段的独角戏唱不下去，正好是“倒段”的好时机。这时，老段将督军团的咨文送来，说要将他的“盟友”国会解散，黎元洪岂能轻易上当！于是咨文只是被留在总统府，好比前朝惯用的“留中不发”，反让段总理觉得左右为难。

黎元洪对段祺瑞倒不是太怕，但对于督军团的那些武夫们，他就有点忐忑不安了。毕竟，老段现在虽然是国务总理，但他靠的是在北洋系中多年积累的威望，目前除了一个营的卫队外，并不掌握实质性的军权，但那些雄踞各省的督军们可就不一样了，这些人大都手握重兵，他们才是真正的地方实力派。

当有人问，如果督军团执意要解散国会怎么办？黎元洪思索了一下，说：“我有九个字的主意，不违法、不盖印、不怕死！”

话虽如此，若督军团真要动粗的话，黎总统的这“三不主义”虽然义正辞严，但恐怕也不是那些武夫们的对手。这秀才遇到兵，有理还讲不清，别说你仅仅是“三不”，就是“十不”，又能如何？

正文三四、张勋入京调停，请错菩萨拜错神

正当黎总统和段总理互有攻守的时候，北京的《京报》突然披露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那就是段内阁正在与日本秘密谈判，主要内容是日本借给中国一亿日元帮助中国参战，条件是聘用日本武官训练中国军队、聘用日本管理人员来主持中国的军事工业等等。

这消息披露后，立刻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各种质疑和骂名纷至沓来，令段祺瑞极为被动，只得多次出来辨明并无此事，其暗中与日本的谈判也就不了了之。

在段祺瑞陷入被动的时候，总统府的人却兴奋了起来，他们一致建议黎元洪乘机将老段赶下台，而黎元洪也觉得这次舆论上的胜利扬眉吐气，大快人心，从此腰杆子也可以硬起来，也不必再看老段的脸色了。

此刻的老段，也感觉到了总统府和国会的压力，他不得不后退一步，不再纠缠参战案的事情，而是重新拟定了一份内阁改组的名单，准备替换那些辞职的阁员。为了向黎元洪和国会示好，段祺瑞还特意挑选了一些亲近总统府的人入阁，以便顺利通过。

但是，黎元洪此时已经下定决心要倒段祺瑞的阁，他对这份内阁的新名单挑三拣四，一会说这个不行，那个不信任，老段忍耐不住，便和黎元洪争论了起来：“内阁应由总理全权组织，通过与否是国会的事情，不是总统的职权！”

黎元洪哼了一声，说：“国会对你已经毫无信任，之前公民团的事情又闹得不像话，现在督军团还干涉制宪，说什么要解散国会，这难道不是你总理的责任吗？”

段祺瑞听了这话，气得鼻子都歪到了一边，他站起来一拍桌子，吼道：“我不干了！”说罢，一跺脚，掉头便走。

有了段祺瑞的这句话，黎总统一不做、二不休，当天下午便签署命令，将内阁总理段祺瑞免职，理由是段内阁阁员长期虚悬，国务院内只剩下光杆总理一人，对国事不利，应重新选择总理并另行组阁。与此同时，黎元洪又批准了段内阁其他总长之前送来的辞呈，唯独留下外交总长伍廷芳的一份，并令伍廷芳暂代内阁总理一职。

黎菩萨终于发飙了，这可是他到北京以后所干过的第一件大事。

此令一出，老段的鼻子再次歪到了两指开外，他怎么也没有想到，黎元洪竟敢真的将他免职！要知道，上次他不过出走天津，黎元洪便被吓得屁滚尿流，连连求饶，想不到这还没几天，翅膀就硬起来了！

好，好，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你不让我干，老子走！

当天晚上，段祺瑞便收拾行李，带着卫队营的部分卫兵乘火车前往天津。这次的“府院之争”，也就以段祺瑞的去职出走而告一段落。

在临走之前，段祺瑞向各省督军发了一个通电，称：“按共和各国的责任内阁制，命令非经总理副署，不能发生效力。调换总理之命令，未经祺瑞副署，将来地方、国家因发生何等影响，祺瑞概不能负责。”

段祺瑞的意思是，黎元洪的这个免职令没有经过他的副署，不能生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临时约法》中规定大总统提名内阁总理组阁，而行政事务均由责任内阁负责，大总统发布的命令也须总理副署，这个自相矛盾的规定，之前已经让袁世凯和唐绍仪发生矛盾并导致唐绍仪负气出走，这次又轮到黎、段冲突了。

按说，中国是个大国，本就该实行总统制，可当时制定《临时约法》时，那些革命党议员们为防止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大权独揽、延续专制，便将南京临时政府的总统制又改为责任内阁制。但这种非驴非马的制度在中国完全水土不服，实行的结果便是惹出种种风波，反而让国事不畅。如此反思下来，堂堂一个宪法性文件，济济一群年轻有为的制宪议员，因为个人的私心而置国家大事于不顾，这岂不是大大的误国？（真正成熟的责任内阁应是由在国会选举中胜出的党派来组织，本就不该由总统来提名组阁的，但考虑到民国初年完全不成熟、不理性的政党状况，总统提名却又是必然）

黎元洪对段祺瑞的免职令发到各省后，也引起了一场极大的震动，而当时的一些督军们正在徐州开会，听到这个消息立刻蹦了起来。原来，在督军团在向总统府提出解散国会的要求后，但未见黎元洪有丝毫的退让，僵持了两天后，这些军头们只好悻悻然的于5月21日集体离京，前往徐州赴辫帅张勋邀集的会议去了。

说到张勋，这里却要补充几句。张勋，字少轩，江西奉新人，他比袁世凯要年长5岁，参加过中法战争并在镇南关大捷中立下军功，也还算得上是个抗法英雄；后来因为在甲午战争中大败而归才投到了袁世凯的门下，成为北洋系中一名老资格的将领。在庚子之乱后，慈禧太后从西安回銮，张勋所部承担了护卫任务，后来又被调到北京充当扈从部队，由此皇恩浩荡，加官晋爵自然不在话下。

清朝的最后一年，张勋被外放江南提督，并在辛亥革命中死守南京城，与革命军血战一场，最终不敌而退往徐州。袁世凯当政时期，张勋所部被改名为“定武军”，驻兖州。由于张勋自命忠于清廷，他严禁其部卒剪辫，所以他的军队也被人称为“辫子军”，“辫帅”之名，也由此得来。

“二次革命”爆发后，张勋在袁世凯的命令下，率领数千如狼似虎的辫子军急进猛攻，并率先杀入南京，报了当年的一箭之仇。后来，因为辫子军军纪败坏，张勋退出南京而被袁世凯授予长江巡阅使，所部驻守徐州。

徐州乃南北要冲，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以当时张勋的实力，任何人都不敢小觑。袁世凯在搞洪宪帝制的时候，屡次催促张勋出征护国军，但都被拒绝。袁世凯死前，江苏督军冯国璋请各省督军到南京会议，试图形成袁世凯和护国军之间的第三派势力，结果张勋和安徽督军倪嗣冲过去一阵乱搞，把冯国璋的一台好戏硬生生的搅黄。

袁世凯死后，张勋反客为主，他把参加南京会议的各省军头及其代表们邀到徐州（计有奉天、吉林、黑龙江、直隶、河南、山西、安徽七省代表）开会。在会上，张勋仗着自己的老资格而大放厥词，声称君主制与共和制无非是各抒己见，公论自在人心，不能以成败来论英雄。张勋的表态，其实是话里有话，他既反对惩办洪宪帝制中的罪魁祸首，而且隐然透露出复辟的愿望。

段祺瑞一向以北洋系正统自居，原本是看不起张勋这样被收容进北洋的杂牌军的，但张勋拉拢了数省督军，他也不敢怠慢，随后便派出代表前去参加徐州会议。在张勋的主导下，徐州会议最后议定十条决议，其中第一条便是“尊重清室优待条件”，第二条则是“保全袁大总统家属生命财产及其身后一切荣誉”。

张勋刻意保全清朝逊帝和洪宪皇帝袁世凯的利益，正应了他在辛亥革命后说的一句话：“清帝故主也，袁总统恩师也，今袁为总统，宣统仍为皇帝，我为国民服务，公义私恩，两无妨碍。”由于徐州会议进行得很成功，张勋在会后便得意洋洋的自认为是北洋系各路诸侯的“大盟主”，隐然执各督军之牛耳。

在黎元洪与段祺瑞在北京“府院之争”的时候，张勋却在徐州冷眼旁观，伺机而动。对于民国后搞的“民主共和”，张勋是有一肚子的牢骚和不满的。在他的眼里，“共和民主”简直就是胡闹，这总统、总理、国会搞来搞去，乱七八糟，弄到最后是一团乱象，什么也干不成。要总这么下去的话，倒不如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去……还政于清，复辟算了。

当然，张勋的观点固然可以发表，但在当时毕竟是少数派和非主流，要真做起来的话，恐怕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1916年9月21日，在国会重新召开不到两个月，张勋再次召集各省督军及代表进行第二次徐州会议。这一次会议的规模远大于上一次，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山东督军张怀芝、第五师长张树元、奉天督军张作霖、吉林督军孟恩远、黑龙江督军毕桂芳、江苏督军冯国璋、河南督军赵倜、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李纯、福建督军李厚基、直隶督军曹锟、直隶省长朱家宝、浙江督军杨善德、淞沪护军使卢永祥、第七师长张敬尧、衮州镇守使施从滨、两广矿务督办龙济光或指派代表等，就连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和北京步军统领江朝宗也派了自己的代表前来参会。

在这次会议上，张勋屡次或明或暗的发表复辟言论，只可惜没有得到其他代表的积极响应，老张也只好作罢。不过，第二次徐州会议也有收获，那就是他被推举为十三省区的大盟主，隐然成为北京政府与西南革命党势力之外的第三方力量。

在督军团要求解散国会的要求被向大总统黎元洪拒绝后，张勋觉得时机成熟，于是便将这些军头们再次邀请到徐州，商议如何对付黎总统和国会。正在议论间，黎元洪将段祺瑞免职的消息传来，这下可就炸开了锅了。

对于派系之外的黎元洪，各军头们原本是轻蔑有加的，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无兵无权的空头总统竟敢真的将老段免职了。你想啊，老段是谁？自己人啊！

在震惊之余，这些武夫们忍不住暴跳如雷，用各种最难听的话痛骂黎元洪。这时，安徽督军倪嗣冲想到前几天在总统府被训斥的糗事，他忍不住跳起来大骂道：“黎元洪曾对我说，不经国会通过，径行对德宣战不合法……什么他妈的法！总理是责任内阁的领袖，总理说的话就是法！姓黎的不经内阁副署，就免去总理的职务，他合法吗？辛亥武昌之变，他听到枪声吓得钻到了床底，由此才走运当上的总统！现在好，他身居高位，优柔寡断不说，竟然妄自尊大，以开国元勋自居，谁他妈的来拥戴他！”

众督军大乐，拍着桌子跺着脚的连声叫好。兴奋之下，倪嗣冲得意洋洋的道：“我现在就回去，马上宣布独立，大伙也都这么办！看他怎么收场！”

张勋听后正中下怀，于是趁热打铁的道：“老倪说得好，要是不给黎元洪一点颜色看看，他也太不把我们北洋系放在眼里了！咱们不但要宣布独立，而且还要出兵北伐，把黎元洪赶下台！”顿了一下，张勋又说：“民国这样搞是没有希望了，我看哪，还不如前朝呢！”

说完，张勋便拿眼睛瞟会上的各位督军及代表。按之前的情况，张勋的复辟调调一向没有太大的市场，但这次，也许是黎元洪的免职令让这些武夫们暂时失去了理智，这些人听后也连连说对，大发“今不如昔”的故国之感慨。

会后，张勋又偷偷的问段祺瑞派来的代表徐树铮，问他对复辟有何看法。小徐听后，不假思索的说了八个字：“只求倒黎，不计手段！”

徐树铮是段祺瑞的“小扇子军机”，一向为老段所信任，既然他说没有问题，老张这下算是吃了一颗定心丸了……看来，大家对前朝还是很有感情的嘛！

就在督军们在徐州开会的时候，黎元洪在北京也没闲着，他首先要考虑的是让谁来出任新内阁总理的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下，谁有资格取代段祺瑞并掌控大局呢？

黎元洪想来想去，觉得还是要靠北洋的元老来收拾局面，这第一候选人是徐世昌，第二候选人便是王士珍。徐世昌在前清做个内阁协理大臣，一向老成稳重，跟随袁世凯的时间也是最久的，因此让他出任内阁总理最好不过的。

但是，徐世昌是何等的精明，他哪里会轻易去蹚这趟浑水的呢？

在徐阁老不愿出山的情况下，黎元洪只好退而求其次，转请王士珍出来组阁。王士珍，字聘卿，河北正定县牛家庄人，他出身耕读世家，少年时投入淮军统领叶志超的门下，后来又被保荐入天津武备学堂炮兵科深造，和段祺瑞、冯国璋等人是同学。

三年学成后，段祺瑞被派往德国留学，王士珍与冯国璋则去了日本学习。一年后，王士珍重新回到叶志超的部队，随后又带领炮队学兵参加了甲午战争。在平壤之战中，王士珍率领学兵奋勇杀敌，其左手的无名指便是在此役中被炸断。甲午兵败后，主将叶志超被定死罪，王士珍便投入了聂士成的部下。

在袁世凯编练新军的时候，由于极度缺乏军事教学人才，便请北洋武备学堂的总办荫昌推荐几个人选。荫昌对之前毕业的几个高才生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和梁华殿印象很深，于是便将此四人推荐了过去，袁世凯求贤如渴，当然是照单全收。在这四人中，除了梁华殿命运不济（他在后来的一次夜战训练中不慎落水而亡），其他三人都在清末民初的历史上声名显赫。

王、段、冯三人在袁世凯编练新军的时候立下汗马功劳，在一次阅操中，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三人被德国驻青岛总督称为“北洋三杰”，又有人称之为“龙、虎、豹”，而王士珍便是“三杰”之首，北洋之“龙”。要说起来，王士珍也确实有几分能耐，此人善于谋划，办事能力强，当时深得袁世凯的信任，在前末袁世凯当政的时候，王士珍已经出任了陆军部侍郎，是北洋将领中官衔最高的。

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踢回老家的时候，正在江北提督任上的王士珍自请开缺，算是与袁世凯共患难、同进退；等到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再度出山，王士珍便被任命为陆军部大臣。在清帝退位后，王士珍便自递折子称病辞职，袁世凯很奇怪，便问他为什么不肯在辅佐自己。王士珍不满的说：“国家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乱民造反，不发兵征讨，反要议和，真是旷古未有之奇闻！”

言罢，王士珍便回到了老家正定县牛家庄。在隐居期间，王士珍仍自命为大清子民，他不但保留了脑袋后的小辫子，就连穿着服饰也全部是按照前清的规矩，一样都不能少。每次过年的时候，王士珍都要穿起清朝官服，以表示不忘皇恩。

在袁世凯与段祺瑞闹矛盾的时候，王士珍被请去帮忙，出任总统府陆海军统帅处坐办。虽为民国官员，但王士珍仍旧拖着他的小辫子，有人劝他剪掉，但被拒绝说：“三年之制还没有满！”直到1915年，王士珍才剪去他心爱的小辫子，算是为清朝守制三年。

当黎元洪找到王士珍并请他出任内阁总理的时候，王士珍死活不同意，说自己不能“卖友”求荣，这老段刚被赶下台，自己就接着做内阁总理，以后相见如何有脸见人。黎元洪好说歹说，王士珍被缠不过，这才答应出任陆军总长一职。

在徐世昌和王士珍相继拒绝出任总理一职后，黎元洪苦思冥想，终于又想出了另外一位人选，那就是前清重臣李经羲。李经羲是李鸿章的侄子，他在前清的时候做过云贵总督，在辛亥革命的时候被赶下了台。在袁世凯解散国会后，重开炉灶设立了一个80人的政治会议，当时就指定李经羲为议长（张国淦为副议长）。

李经羲固然是老资格，但当时人已老朽，不堪重用，只不过黎元洪病急乱投医，也实在找不到更好的人选了。之后，黎元洪把李经羲的提名交给国会审议的时候，国会固然顺利通过，但李经羲本人却信心不足，一直躲在天津租界中不肯出来就任。

李经羲不敢出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徐州会议后，北洋的各省督军纷纷按照会议精神宣布独立，局势十分险恶。安徽督军倪嗣冲信守承诺，他是第一个宣布独立的，随后，陕西、河南、浙江、山东、福建、直隶等省也都宣布独立；督军团甚至还派出代表在天津设立各省军务总参谋处，他们不但大骂黎元洪是“奸人”，而且扬言要组织军队进行“北伐”。

在一片乱象中，躲在幕后的张勋可谓是乐不可支，开心得不行。他见向黎元洪逼宫的好戏正按计划如期上演，时机既到，于是也就不甘寂寞，要粉墨登场了。

5月28日，一直保持沉默的张勋突然打来电报，自称是“督军团大盟主”，并表示愿进京调停。正无计可施的黎元洪听后是喜出望外，他当时好比是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随即便复电邀张勋进京，并派出专车前到徐州迎接。候任总理李经羲也表示，欢迎张勋进京调停，并希望与张勋“偕同到京”。

接到黎总统邀请他入京调停的电报后，张勋哈哈大笑，他一拍桌子，大声道：“好！这下看老夫的了！”

6月7日，在“拱卫京师、调停国事”的旗号下，张勋亲率步、马、炮兵共十营辫子军（约五千人）自徐州沿津浦路北上，一行人浩浩荡荡，次日便抵达了天津。

到了天津之后，张勋却不走了。黎元洪听说张勋率领大队人马到达天津，不免有些狐疑，于是便派人前去一探原委。来人见了张勋后，委婉的提出让张勋轻师简从、从速入京。张勋听后哼了一声，说：“你回去告诉黎大总统，我进京调停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在三日之内必须解散国会，不然，休怪我不客气！”

在走投无路之下，黎元洪也只好答应张勋的要求，将国会解散。但是，解散国会需要内阁总理的副署，现在国会通过的候任总理李经羲躲在天津不敢上任，上哪找人去！这时，黎元洪灵机一动，这不还有代理总理伍廷芳嘛？何不找他副署？

得知黎元洪屈从张勋的胁迫要解散国会后，伍廷芳大惊失色，说：“解散国会，这是何等大事！约法上没有听说总统具有解散国会之权，我是学法之人，岂能在这种违法的命令上副署？如果大总统非要逼我副署，我只有宁死不从了！”

这时，张勋又派人来催问何时解散国会，黎元洪被逼得没办法，只好派人将命令带到天津，请候任总理李经羲签字，但李经羲却说：“我现在尚未就职，还不算总理，也不能签这个字。”

来人回报后，黎元洪急得抓耳挠腮，又去求陆军总长王士珍来暂替一次总理，帮忙把这解散国会的命令给签了。王士珍见大家都不肯签，也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于是也推脱说：“我现在做这个总长已经给总统帮忙了，如果总统一定要我暂替总理来签这个字，我只好辞职出京，所有事情我都不管了！”

12日晚，也就是张勋说的最后期限，黎元洪在总统府召集会议，商议解散国会的事情。在会上，黎元洪沉重的说：“张勋派人来说，要是今天再不下令解散国会的话，他就要听任各督军自由行动了！如今国事闹到这步田地，诸位总得要想个办法才是！”

在一阵沉默后，总算有个不怕死的挺身而出，那就是步军统领江朝宗，他表示愿意在这个命令上替总理签字。黎元洪听后，如同见了救星，赶紧命秘书立刻拟出两份命令，一份是免去代理总理伍廷芳的职务，另一份则是委托江朝宗为代理总理。

毕竟这武夫胆大，江朝宗也算是过了一回代理总理的瘾，他签署“解散国会”的命令也就不在话下。

13日，黎元洪发布通电，在宣布将国会解散的同时，也在电报中诉说了自己的苦衷：“自从免段令发布之后，各地不断发难，人心浮动，谣言四起，此次督军张勋前来调停国事，以解散国会为前提，如不满足其要求，则将不负调停之责，各省军队也就自由行动，亡国之祸，即在眼前。元洪考虑再三，为了保存共和政体，保持南北统一大计，迫不得已，才有此令。”

最可逗的是，江朝宗也随后照模照样的发了个通电，说自己也是无奈之下才临时代理了总理，随后又无奈之下副署了解散国会的命令……既知违法，此举何为？

当然，要说起这当时的国会，也有不争气之处。参众两院中的党派纷争姑且不说，当时为制定宪法而开会三个月，除了自定议员俸额，其他一事无成。在开会的时候，也是迟到的迟到、早退的早退，要不就干脆缺席，以至于会议经常开不起来；一到会场议事，往往又相互攻击，争权夺利，不顾大局，不成体统。由此，这些人最后堕落为“猪仔议员”，也就不奇怪了（曹锟贿选，后话）

难怪当时围观的外国记者嘲笑说，中国人不适合搞民主。如此搞法，徒为外人所笑，也怪不得袁世凯之前也要解散国会……西式民主未经认真研究论证如何本土化便贸然移植，结果水土不服，也属正常。

6月14日，在黎元洪已经解散国会之后，张勋心满意足，随后便乐滋滋的带着辫子军和候任总理李经羲一同乘火车赶赴北京。上车后，张勋随身带着一个大匣子，极其宝贵的样子，李经羲觉得好奇，便问里面装的什么。张勋故作神秘，笑而不答。

各位看官，你可猜到这匣子里装的什么？

正文三五、慌慌张张闹复辟，轻轻松松讨逆军

1913年2月22日，隆裕太后因痰症发作而去世，当时离清帝退位仅一年零十天。隆裕太后弥留之际，对九岁的溥仪说：“汝生帝王家，一事未喻而国亡，而母故茫然不知也”，随后，又对旁边侍立的太保世续说：“孤儿寡母，千古伤心”，其语凄惨悲凉，为世人所知。

在隆裕太后去世后，民国政府给予了隆重的礼遇，大总统袁世凯通令全国下半旗一天，文武官员服丧二十七天，全体国务员前去致祭，袁本人还亲自在衣袖上缠了黑纱，以示哀悼。随后，袁世凯又安排在太和殿举行了国民哀悼大会，由参议长吴景濂主祭。就连当时已经退隐青岛的徐世昌，也拖着条小辫子赶来祭奠。

隆裕太后辞去皇位，于民有利，于国有功，加上其夫光绪皇帝为人所同情，她在丧后有如此待遇，倒也还算说得过去。

民国各方人士对隆裕太后丧礼的礼遇，让满族亲贵和前朝遗老们感到十分兴奋，在这十几天里，这些人重新换上前朝袍褂，并时常聚在一起议论复辟大业的可能性。譬如末代皇帝溥仪就在中记叙了这些人的对话：

“大总统常说办‘共和’办得怎样，既然是办，那就是试行的意思；”

“不错，我早说过，那个优待条件里辞位的‘辞’字有意思……为什么不用退位、逊位，袁宫保（世凯）单要写成个辞位呢？辞者，暂别之谓也。”

当年冬天，在光绪皇帝和隆裕太后奉安之际（即将两人遗体合葬入崇陵），这股复辟潜流达到了高潮。在梁各庄的灵棚里，遗老们就演出了这样一出活剧。活剧的两位主角，一个是前清进士、原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广东宣慰使梁鼎芬（后成为溥仪的师傅），另一位则是前学部副大臣兼京师大学堂总监督、自命“孤臣”的劳乃宣。这两人正哀号间，突然看到国务总理赵秉钧带领国务员前来致祭，赵秉钧来了之后还先脱下民国大礼服，换上清朝素袍褂，行三跪九叩大礼。

梁鼎芬见后十分兴奋，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他突然跑到一个没有穿清朝袍褂的国务议员面前，指着鼻子大骂：“你是谁？你是哪国人？”被梁鼎芬骂的人是谁呢？原来是前山东巡抚、现民国政府的外交总长孙宝琦（孙宝琦的父亲孙诒经被遗老们视为同治光绪年间的名臣之一）。

孙宝琦也被这个老朋友骂得莫名其妙，正当他发愣间，梁鼎芬的手指头哆嗦着，指着孙宝琦大骂道：“你忘了你是孙诒经的儿子！你做过大清的官，今天穿着这身衣服，行这样的礼，来见先帝先后，你有廉耻吗？你……是个什么东西！？”

正当周围的人一片愕然时，劳乃宣赶来帮腔，说：“骂得好！你是个什么东西？”

梁鼎芬和劳乃宣的一唱一和，把更多的人招来，孙宝琦尴尬之余，低着头连说：“不错，不错，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东西！”

遗老们虽然每天都想着复辟大业，但这些人毕竟都是些酸秀才，手下无一兵一卒，于是他们便把恢复前朝的希望寄托在地方军头身上。在这些人中，有两个人引起了他们的关注，一个是两广巡阅使、前广西提督陆荣廷，他来北京开会的时候，突然跑到宫里向溥仪请安，并报效了崇陵植树一万元。陆荣廷的举动让遗老们大为兴奋，由此也成为了第一个被赏赐在紫禁城骑马的民国将领。至于另一位，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张大辫子张勋了。

袁世凯死后，遗老们的复辟梦又开始蠢蠢欲动，而这一次，人称“南陆北张”的张勋真的带兵进京了，这下遗老们可真是喜出望外、要大干一场了。

再说张勋，当他抵达北京火车站的时候，外面早已有如狼似虎的辫子军站岗巡逻，将不相干的人等一律驱逐在外。黎元洪派来的迎接专使好说歹说，这才进了包围圈，恭候张大辫帅的大驾光临。不久，一列花车呜呜驶来，张勋和李老头儿满面春风的下了车，正当总统府的专使迎上前时，张勋却只是对他一笑，一转身便上了另一辆马车，随即在一营辫子军的护卫下飘然而去。

为了迎接张勋的到来，黎元洪本已将总统府的礼堂改为临时驻节地，但张勋对此好意并未笑纳，他进京后并没有立刻去见黎元洪，而是先回了南河沿的私宅。当晚，黎元洪亲自打电话给张勋，请他去总统府晤谈国事，但张勋则以“舟车劳顿，要稍事休息”加以推辞，最后才答应在次日上午去总统府谈取消各省独立之事。

随后的几天内，独立各省也纷纷取消独立，李经羲内阁也开始着手组织，从表面上看，张勋确有调停之功。但是，如果只看到表面的话，那也太小看了张大辫帅了。按张勋的意思，是希望李经羲暂时代理总理三月，维持下局面，自己则暗中将遗老遗少们急召入京，为之后的复辟作准备。

在抵达北京的第二天，张勋便帝师陈宝琛、梁鼎芬的引领下，入宫叩见逊帝溥仪。据溥仪的回忆，他初次见到张勋的时候，“多少有些失望”，只见他“穿着一身纱袍褂，黑红脸，眉毛很重，胖乎乎的”，“他的辫子，的确有一根，是花白色的”。

张勋这次入宫并没有待多长时间，见溥仪大概也就五六分钟，随后便走了。不过溥仪的两位师傅倒是很高兴，因为张勋夸小皇帝“聪明、谦虚”，而且太妃们也随后给张勋赐宴，以示笼络。

半个月后，也就是7月1日，这一天，溥仪的三位师傅，陈宝琛、梁鼎芬、朱益藩一起进来找溥仪，他们脸色十分庄严，似乎有了不得的大事将要发生。接着，陈宝琛先开口了：

“张勋一早就来了……”

“哦，他又来请安了？”

“不是请安，是万事俱备，一切妥帖，来拥戴皇上复位听政，大清复辟啦！”

十三岁的溥仪还懵懵懂懂，陈师傅急着对他说：“请皇上务必要答应张勋，这是为民请命，天人与归……”

溥仪这才明白，自己又要做皇上了！

陈宝琛又交代说：“到时不用和张勋说多少话，答应他就是。不过，不要立刻答应，而应先推辞，最后再说：‘既然如此，就勉为其难吧！’”

溥仪随后便到了养心殿，没多久，张勋便带着一群人进来，其中便有王士珍、江朝宗、张镇芳、雷震春、康有为等人。见了溥仪之后，张勋便先跪下，掏出一张奏折念道：“隆裕皇太后不忍为了一姓的尊荣，让百姓遭殃，才下诏办了共和。谁知道办得民不聊生……共和不合咱的国情，只有皇上复位，万民才能得救……”等张勋念完了，溥仪按师傅之前教的推辞道：“我年龄太小，无才无德，当不了如此大任。”张勋听后，先夸溥仪谦虚，然后又把康熙皇帝六岁登基的故事念叨了一遍。溥仪说：“那个大总统怎么办呢？给他优待还是怎么着？”张勋哂然一笑，说：“黎元洪奏请让他自家退位，皇上准他的奏请就行了。”说到这里，溥仪也就不再推辞：“既然如此，我就勉为其难吧！”

溥仪既然答应，张勋便率领一干遗老，跪拜磕头，山呼万岁；然后又拿出康有为起草的复位上谕，请溥仪“御览”后盖印。于是乎，民国六年便又成了宣统九年。

就在这一天，小王朝一口气颁发了九道“上谕”：

第一道：即位诏；

第二道：黎元洪奏请奉还国政，封黎为一等公；

第三道：特设内阁议政大臣，其余官制暂照宣统初年，现任文武官员均著照常供职；

第四道：授七位议政大臣（张勋、王士珍、陈宝琛、梁敦彦、刘廷琛、袁大化、张镇芳），两名内阁阁丞（张勋的参谋长万绳栻和冯国璋的原幕僚胡嗣瑗）；

第五道：授各部尚书（外务部梁敦彦、度支部张镇芳、参谋部王士珍、陆军部雷震春、民政部朱家宝）；

第六道：授徐世昌、康有为为弼德院正、副院长（相当于资政院或者国会性质）；

第七道：授原来的各省督军为总督、巡抚与都统（张勋兼任直隶总督与北洋大臣，其他不一一敷述）。

幸福来得总是很突然，宣统朝绽放“第二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张勋进京后的这半个月又到底干了什么？

原来，张勋在入京后，各路遗老遗少都纷纷出动，悄然入京。6月28日，北京火车站走出一位农夫打扮的老头，只见他蒲扇遮脸，行迹诡秘，初看上去一点都不显眼。但当他一走出站，立即有四名辫子兵迎上前来，将老头恭恭敬敬接上车，随即疾驰而去。

这老头是谁？说来鼎鼎大名，乃前工部主事、戊戌变法的主角康有为是也。在他的衣兜里，正藏着预备发布的复位文告和预拟的数道上谕。他此行的目的，可不就是为了复辟而来？

在复辟问题上，康有为与张勋的参谋长万绳栻颇为相投，之前曾将康引见给张勋。张勋见了康有为后，相谈甚欢，大有相见恨晚之憾。这两个人，一个尚文，一个尊武，彼此又好夸夸其谈，于是在遗老界便有“文武两圣人”之说。

康有为到京后，立刻被接到了张勋宅中，一群复辟人物也早已济济一堂，计有万绳栻、张镇芳、雷震春、沈曾植、胡嗣瑗、劳乃宣、阮忠枢、顾瑗等，这群人连夜开会，以最快的速度将复辟事宜准备妥当，譬如诏书、上谕、官职安排等等，只等张勋一声令下，便可改朝换代，旧梦重温。

6月30日，江西会馆召开堂会，邀请张勋大驾光临。张勋是个戏迷，这次又有梅兰芳登台演出，于是便乘兴而去。晚上，张勋吃完夜宴后回到自家公馆，见家中灯火通明，人头攒动，心里也好生奇怪。

一进门，张勋便被万绳栻等人围住，并送上一纸考究的文书。张勋略看了几眼，问：“今晚就动手？”万绳栻说：“大帅志在复辟，已非一日，如今乃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此时不图，更待何时？”

张勋本还有三分酒气，听了万绳栻的鼓动，心里也激动了起来，他一撸袖子，大声道：“有理有理！我老张就干这一遭罢！”

言罢，张勋便命人分头前去请京城中的几个著名大员，如陆军总长王士珍、步军统领江朝宗、警察总监吴炳湘、驻京畿的第二十师师长陈光远。等众人来齐之后，张勋跳上台阶，大声宣布复辟大业。当有人提出此事过急时，张勋嗔目道：“要干就干，不要婆婆妈妈！此事要是不成，自有我老张一个担待，今天谁要是不配合的话，休怪我手下无情呐！”

江朝宗是个急性子，原本对共和民主就无甚概念，当下便应承下来；王士珍对前朝有感情，自然也是无可无不可；至于吴炳湘等人，反正也是好汉不吃眼前亏，既然张大帅说要干一遭，那也就随大流罢。

当晚，张勋便命王士珍、吴炳湘将辫子军放入城内，待到晨鸡报晓，天色渐亮，张大帅请大家饱餐一顿后，便请在场的各位换上前朝袍褂，自己则打开在火车上那个随身携带的匣子：原来是一身崭新的清朝官服！

这时，张勋的手下统领过来报告说，辫子军已经占领城内外要冲，一切布置妥当，张勋听后一跃而起，大声道：“好，我等现在就进宫，请宣统帝复辟就是了！”

在辫子军的护卫下，张勋一行人来到清宫。由于之前没有交涉，清宫中的人被这些人吓得分头乱跑，里面的去报告瑾太妃、瑜太妃，外面的慌忙去报告清太保世续。待到两太妃和世续赶到、问为何而来时，张勋便道：“今日复辟，请少主即可登殿。”

世续听后，吓得几乎从椅子上跌落，他颤声问：“这是何人主张？”

张勋上前一步，狞笑道：“有我老张做主，你怕甚么？”

世续听后磕头出血，大呼不可，两太妃见世续如此，心里也十分害怕，说：“将军，万一这事不成，岂不是害了我全族？”

张勋听得恼了，道：“有老臣在，尽可放心！”

世续还在那里磕头反对，张勋忍耐不住，厉声道：“到底愿不愿意复辟？！”

一旁的辫子军也鼓噪起来，统请皇帝登基。世续见这等莽夫一味蛮干，要是不从他的话，指不定要发生什么别的事，只好与两太妃进宫去请宣统小皇帝。

由此也就有了以上的一幕了。

随后，张勋通电全国，宣布复辟。在通电中，张勋指斥民国初年的种种乱象，称“名为民国，而不知有民；称为国民，而不知有国。至今日民穷财尽，而国本亦不免动摇”；而追究其原因的话，则是因为“国体不良”，实行了共和所导致。

以张勋这些保守派的理解，所谓的共和制度简直就是扯谈，“五年更一总统，则一大乱；一年或数月更一总理，则一小乱”；对此，张勋等人愤慨的说：“小民何辜，动罹荼毒！以视君主世及，同享数百年或数十年之幸福者，相距何啻天渊！”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自清帝退位后的便一直冷冷清清的紫禁城，立刻又变得喧哗活跃起来了。首先是遗老和前清官员们，这些人一拨接一拨的前来晋见皇上，请安的请安，谢恩的谢恩，一个个恨不能立刻官复原职；紧接着，清朝覆灭后逃散到青岛、天津等地满族亲贵们也都回来了，他们以为自己的好日子又要开始了！

热闹的是还不仅仅是在皇宫里，北京城也要有复辟新气象。就是宣布复辟的那天清早，警察们便挨户通知：宣统爷复辟了，立即悬挂龙旗！喜讯传来，民间的遗民们仿佛像中了六合彩一样，急忙把珍藏多年、压在衣柜最深处的前清袍褂翻出，穿上后便兴高采烈地满大街溜达去了。

复辟的当天下午，当手下报告街上到处都是留辫子的人后，张勋听后乐不可支，拍腿掀须大笑道：“我说人心不忘旧主，今日果应其言。不然，哪里来这许多有辫子的人呢？这就是民心所向啊！”

说到辫子，这里还有个笑话，说刚做了半个月内阁总理的李经羲得知复辟消息后，急忙来找张勋，质问他为何不通知自己……且未曾安排自己任何职位！张勋笑道：“老九莫怪，论你资格，当然有做宰相尚书的希望。不过呢，你的前程，生查查是被没有一条辫子断送掉了，我替你着想，委实有些不值得。”

李经羲道：“真是这样吗？那李盛铎有辫子吗，他又为何做了农工商部的尚书？”张勋说：“他虽然剃了头发，但对复辟却很有点功劳，你若想再为清室大臣，快回去蓄发，那时我再给你设法。”李经羲愤然道：“只怕我的头发蓄成，那宰相尚书仍然挨不到我呐！”说罢，李经羲便出京跑了。

在复辟期间，倒是有一件事情颇值得称道，那就是满族亲贵无论有无辫子，张勋一概摈弃不用。比如贝子溥伦，在清帝退位后便剪去辫子并参与了民国政治，在参与朝拜的时候被张勋看到，结果被斥骂为爱新觉罗的不肖子。溥伦抗辩说：“宣统帝退位前已经发布了剪辫之上谕。”老张说：“就算如此，你也是违背了列祖列宗之命，我自己是个汉人，还知道恪守先皇遗训呢！”溥伦讽刺道：“不错，真可惜你不是清室子孙！”张勋听后大怒，声色俱厉的斥骂道：“臣子臣子，臣便是子！”溥伦见张勋发了蛮威，只能嘿然而退。

溥伦还是只是被张勋抢白一顿，恭亲王溥伟则更是撞到枪口上去了。据时人笔记《复辟之黑幕》上说，溥伟本是宗社党首领之一，常年往返于天津、上海等地，为复辟大业而辛苦奔走。这次张勋复辟，居然没有通知他，溥伟十分气愤，便找到张勋质问并指斥其专擅之罪。

张勋听后，反唇相讥道：“自古以来，建立大功大业的都要捷足先登，谁让你今天才来，还想得个好位置，世间哪有这样便宜的事情？”溥伟听后大骂张勋忘本，听得老张心头火起，突然起身扇了溥伟几个耳光。溥伟是前朝世袭的恭亲王（恭亲王奕訢之孙），猝然之下被张勋打了耳光，好半天才反应过来：“你竟然殴打亲贵么？！”张勋狞笑道：“现在除了皇帝我最大，就是打了你，也没啥子稀罕的！”

对于张勋等人排挤满族亲贵的行为，原来宗社党的那些亲王、贝勒、贝子们十分气愤，他们随后便聚在一起商议对策，要找前摄政王载沣甚至宣统皇帝出来主持公道。帝师陈宝琛听说后，急忙嘱咐溥仪说：“本朝辛亥让国，就是这般王公亲贵干政闹出来的，现在还要闹，真是糊涂已极！皇上万不可答应他们！”

所幸的是，王公贵族们的牢骚还没有发完，讨逆军已经打到了北京。这下好，这帮人又像当年那样跑没影了。

在复辟后的繁荣景象中，最不和谐的便是仍旧悬挂五色旗的总统府和不肯退职的大总统黎元洪。在复辟消息传来后，黎元洪又悔又恨，这下算是知道病急乱投医的结果了。不久，梁鼎芬、江朝宗和王士珍受张勋之命来到总统府，要求黎元洪立即退职，并接受“一等公”的封号。

梁鼎芬和黎元洪之前都在张之洞手下共过事，以为此去必然马到成功，能顺利的让黎元洪卸任总统并接收封号。但他没有想到的是，黎元洪在共和立场问题上倒还算坚定，此前他就拒绝了袁世凯称帝时期封的“武义亲王”称号，这次当然也不例外。当梁鼎芬拿出早已拟好的“奉还国政”的文书交给黎元洪盖印时，黎元洪拒绝道：“民国乃国民公有之物，我受国民之托担任总统，责任重大，退位与否，要尊崇民意，岂能个人决定？”

梁鼎芬冷笑道：“共和国政本就是先朝旧物，理应还给皇上，复辟乃是天意，民心如此，张大帅不过是顺天应人，才有此番举动。汝之前也受过清职，辛亥政变，也非公意，如今奉还大政，安享天禄，既不负清室，也不负民国，岂不是一举两得的善事？”

黎元洪听后一言不发，再次拿出泥菩萨的看家法宝，任凭梁鼎芬一再催促和王士珍、江朝宗苦苦相劝也不予理会。

梁鼎芬等人没办法，只好回报张勋，说黎元洪不肯退位。张勋听后，哼了一声，道：“你们先退下，我只有办法。”

梁鼎芬回宫后，越想越气，他邀集陈宝琛、朱益藩两位师傅一起进来找溥仪，要求严厉惩处黎元洪。据溥仪的回忆，当时陈宝琛脸色铁青，之前常有的笑容完全没有，老夫子几乎是失去控制的对溥仪说：“黎元洪竟敢拒绝，拒不受命，请皇上马上赐他自尽吧！”

溥仪吃了一惊，说：“我刚一复位，就赐黎元洪死，这不像话……民国不是也优待过我吗？”

陈宝琛听后气呼呼的说：“黎元洪不但不退，还赖在总统府不走。乱臣贼子，焉能与天子同日而语？”

最后，还是张勋的枪杆子发挥了作用。在辫子军强行接管了总统府的护卫后，黎元洪见大势已去，只得与仆从数人从小门悄然离去，并投入东交民巷法国医院避难，最后躲进了日本使馆。

黎元洪在离开总统府之前，秘密签署了二道命令，第一道是将李经羲的内阁总理职务免去；第二道是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内阁总理，并派人秘密送往天津；另外，黎元洪又秘密发出一个电报，请冯国璋代理大总统的职务。

复辟的消息传到天津后，段祺瑞立刻召集他的学生傅良佐及其亲信段芝贵等人开会，并决定立刻起兵讨逆。这时，恰好黎元洪的任命书也到了，老段看后扔在地上，说：“谁要你的任命！”

说归说，有了黎元洪的任命书，老段毕竟出师有名，只不过事起仓促，要讨伐张勋的辫子军，该依靠那些部队呢？

经过简单的谋划，段祺瑞决定联络三个部队，一个是驻马厂的第八师，该师的师长李长泰和段祺瑞一样，都是小站出身，多年的老交情了；更重要的是，第八师下的炮兵团长冉繁瑞和他的兄弟冉繁敏（时任步兵营长）都曾给老段当差多年，是老段一手提拔的。因此，段祺瑞觉得指挥这支部队有一定的把握。

第二个部队驻扎在廊坊的第十六混成旅，这支军队本是冯玉祥的部队，但当时冯因为被排挤而去职，于是老段决定重新任命冯玉祥为该旅旅长，以争取其对讨伐复辟的支持。第三个部队则是驻扎在保定的第三师，其师长是曹锟，也是当年小站练兵的老相识了。

计议已定，段祺瑞便派人分头前去联络，而此时直隶省长朱家宝在得知自己被张勋被任命为民政部尚书后，已经命令天津商民悬挂龙旗，表示响应。当天傍晚，前去联络第八师的傅良佐赶回段公馆，向段祺瑞报告说师长李长泰愿意跟随段总理，并希望他前去亲自指挥。

段祺瑞听后十分高兴，随后便派人将段芝贵找来，并决定立即动身前往马厂。当晚十一点，段祺瑞带着段芝贵、傅良佐及其随从们登上火车，在汽笛的长鸣声中，列车向马厂呼啸而去，一下便消失在茫茫夜色当中。

7月2日凌晨一点，段祺瑞等人来到马厂，第八师师长李长泰和营级以上军官均已在车站迎接，段祺瑞下车后，这些人全部向老段行军礼，表示愿服从段祺瑞的指挥。由于师部距马厂车站有四里远，李长泰给段祺瑞等人准备了马车。但老段这晚非常高兴，他拒绝乘坐已经备好的车马，而是提议大家一起步行前往师部。在前进的途中，炮兵团长冉繁瑞和步兵营长冉繁敏两兄弟仍旧像当年的马弁一样，紧紧跟随在老段的左右护卫。

2日上午，正当段祺瑞为人手紧张而苦恼的时候，他的老部下陈文运也赶到马厂。陈文运是段祺瑞的学生，当时以陆军中将衔任北京第二讲武堂的校长，他在复辟开始后便悄然离开北京，到天津后，一到家便被告之“立刻到马厂去见段先生”，于是他随即来到马厂。

段祺瑞见了陈文运后，立刻给他布置任务：“你现在立刻回天津找警察厅长杨以德，叫他取消龙旗并让朱家宝离开督军衙门。事成之后，我让他作直隶省长，如果不同意，我的兵随后就到，届时武力解决。”

陈文运找到杨以德后，把段祺瑞的话原原本本的告诉了他，杨以德听说老段已经组织了讨逆军，又想着可以将朱家宝取而代之，于是便爽快的答应了，结果朱家宝被逼出了督军衙门，天津也重新挂上了五色旗。

说起这个朱家宝也很可笑，他原本是光绪年间的进士，写得一手好书法。在辛亥革命的时候，这位安徽巡抚迫于形势而“反正”，谁知革命党却不许他革命，结果这位自封的安徽督军只好趁夜缒城逃走。这一次，他听说自己被封为民政部尚书后，心情十分激动，不但命全城挂上龙旗，自己还命人在大堂上摆起香案，望阙谢恩，行三拜九叩大礼。

朱家宝行完礼后，由于久疏跪拜，竟至于不起，最后还是靠身边的兵丁将之掖起。回家后，朱家宝为防止届时觐见时失仪，特意每晚练习跪拜，直至膝腿酸软为止。等到复辟失败，朱家宝尚书没有做成，直隶省长也丢了，恨得他直骂：“共和误我，复辟亦误我！”

2日中午，段祺瑞到马厂的消息传出后，其部下和追随者如靳云鹏、贾德耀、汤化龙等人也都纷纷来到马厂。当天下午，大文豪梁启超也赶到了马厂，段祺瑞见后，大喜道：“任公此来，大振军威！”梁启超笑道：“打仗我是不行，我是给总理当个小秘书来了！”

有了梁启超的这支如椽大笔，讨逆军的文告那真是威力大增。梁启超也确实是名不虚传，他稍事休息，便立刻起草讨逆通电，那真叫飘飘洒洒，万言立就，其中不乏警句，试录如下：“天祸中国，变乱相寻，张勋怀抱野心，假调停时局为名，阻兵京国，推翻国体……且以今日民智日开，民权日昌之世，而欲以一姓威严，驯伏亿兆，尤为事理所万不能致……”

7月3日，段祺瑞在马厂召集军事会议，正式成立“讨逆军总司令部”。当天下午，段祺瑞便发表通电，宣布“讨逆”，并令第八师向北京进发。

张勋复辟后，全国一片哗然，除了直隶省长朱家宝和吉林督军孟恩远公开表示支持外，响应者寥寥。7月2日，冯国璋发表通电，历数张勋复辟的八大罪状，随后，湖南督军谭延闿、湖北督军王占元、浙江督军杨善德、直隶督军曹锟、前海军总长程璧光、淞沪护军使卢永祥等人也纷纷表示反对。

安徽督军倪嗣冲开始倒是表示赞同，并令安庆、芜湖等地挂出龙旗并改用“宣统正朔”，但他后来发现风向不对，于是又通电反对，成了反复辟的急先锋。有类似行动的还有福建督军李厚基，他打电报谢恩，并自称“福建巡抚”，还定制了大批龙旗准备悬挂，后来因为局势变化而作罢。另外，王士珍的学生、第七师师长张敬尧在被授予长江水师提督后，也曾入宫叩谢“天恩”，并给张勋送了一张门生帖子。据说，摄政王载沣曾送给张敬尧一套朝服，但裤子太长而靴子又太小，因时间来不及该做，只好上身穿着朝服，下身穿着军裤军靴入宫请安，不伦不类，当时被引为笑谈。后来风向变了之后，王士珍赶紧通知张敬尧立刻跑路，这才免于被讨逆军所捉。

张勋在得知各省督军都反对复辟后，气得辫子直竖、胡子乱颤，他大骂道：“这些该死的混账王八，之前都说得好好的，现在一个个竟然也做了革命党了！看来，这没辫子的到底是靠不住！”特别是倪嗣冲，他与张勋是儿女亲家，这次也反对复辟，这下把老张气得拍案大骂：“他妈的，连老倪都不与我认亲了！”

骂归骂，打仗还得要认真，这可不是开玩笑的。7月5日，东路的段芝贵指挥的第八师与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在廊坊会师，随后便沿着铁路线进攻黄村，辫子军未经抵抗便退往北京。与此同时，曹锟则指挥第三师由保定乘车到达跑马厂，从南边向京城进击。当天下午，曹锟的手下大将吴佩孚率先头部队攻占了卢沟桥。由此，东西两路讨逆军已经完成了对北京的夹击之势。

在前期的小规模接触中，双方互有伤亡，讨逆军抓了一些辫子军，当时靳云鹏请求杀他几个来振军威，段祺瑞听后很不高兴的说：“罪在张勋一人，这些官兵们有什么罪？杀几个人有什么用？你们总是好杀人，杀人者人恒杀之，哪一个好杀人的人有好结果呢？”

由此，被抓获的辫子军大都是将辫子割除后遣散回籍，或者编入讨逆军。张勋也抓了几个讨逆军，当部下将缴获的“讨逆军”的旗帜送来时，张勋勃然大怒，将旗子上的“讨”字挖去，于是变成了“逆军”！

张勋本有五十营辫子军（每营约500人），这次只带了十营5000人入京，这些真打起来了，兵力自然吃紧。据说，张勋从徐州北上的时候，曾经交代部下张文生说：“你在徐州好好看家，等到复辟后，我发电报‘速运花四十盆来京’，你就立刻调这四十营兵力开往北京。”张文生听后满口答应，并表示一定照办，决不误事。

等到段祺瑞宣布讨逆，张勋慌忙给徐州发电报，让张文生速速带四十营辫子军北上救援，不料等了两天之后，却见徐州来人送来了四十盆各种花卉，张勋一见，气得跌落太师椅，连声道：“坏了！坏了！连张文生这小子也抽我的梯子了！”

这事可能出于野史，不过就算张勋的部下想北上支援，恐怕在当时也是办不到的。因为张勋是乘火车沿津浦路北上的，而段祺瑞宣布讨逆后，便令交通处长叶恭绰将津浦路的机车全部调到天津，并令倪嗣冲等人对张勋在徐州的余部进行防堵。如此一来，辫子军便一南一北，完全隔开，老张在北京也只能徒呼奈何，作困兽犹斗了。

7月6日，东路讨逆军进逼丰台，与辫子军发生激烈交火。在这次战斗中，倒有一事值得记录一笔，那就是南苑航空学校的讨逆航空队首次出战，并向辫子军的阵地和皇宫投了炸弹。这应该算是中国的第一次空军作战，而去还是轰炸了紫禁城。

据记载，紫禁城总共挨了三枚炸弹，虽然都是尺把长的小炸弹，但这足以吓得宫中的小皇帝溥仪、太妃和大臣、太监们魂飞魄散了。在炸弹扔下来之后，这些人慌作一团，纷纷扎进床下，仿佛睡觉的那个地方是最安全的。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三枚炸弹，一枚落在隆宗门外，炸伤轿夫一名；另一枚落在御花园的水池边，炸坏了水池一角；还有一枚则落在西长街隆福门的瓦檐上，虽然没有爆炸，但把聚在那里赌钱的几个太监给吓个半死。

7月7日，东西两路军会合进攻丰台，辫子军正在顽强抵抗时，原本加入复辟阵营的第十二师陈光远部突然倒戈，而原依附辫子军的京畿第二旅吴长植部也加入了讨逆军的队伍。辫子军腹背受敌，只好草草结束战斗，向北京退走。中午时分，讨逆军便占领了丰台，几无人员伤亡。

7月8日，外围的战斗基本结束，讨逆军兵临北京城下，而辫子军则退入北京城企图负隅顽抗。在前几天，张勋还在那里乱颁上谕，命各省督抚选派三人来京筹划国会，又搜罗了一班陈年角色如岑春煊、赵尔巽、铁良等入弼德院顾问大臣，并委徐世昌为太傅，张人骏、周馥为协办大学士，自己也加封了个“忠勇亲王”。

可惜的是，被点到的那些老官僚虽然暗地里聊以自慰，但这兵荒马乱的，谁敢贸然赴任？最后还不是只剩下这个“忠勇亲王”、“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御前议政大臣”张勋张大人带着这帮子辫子兵在北京奋勇抵抗？

战败之后，张勋在走投无路之下，只好自请开缺，并愤愤不平的发了一个通电，说民国以来，战争迭起，国困民穷，这都是办共和给闹的，现在我老张顺应天命民意，还政大清，欲行君主立宪政体，乃是诚心诚意，不为个人谋利益；所幸吾道不孤，凡我同袍各省（指各省督军），多与其谋，东海（即徐世昌）、河间（即冯国璋），尤深赞许，信使往还，都有证据证明。现在好，一个个都翻脸不认人，把我老张当傻瓜，好，现在我也不管了，请徐阁老（世昌）来京主政，组织内阁，召集国会，议定宪法。徐阁老来京之前，所以政务都交给王聘老（士珍）去负责。反正我没啥要求，从哪里来回哪里去，不要把老子惹急了！

代理大总统冯国璋听到这个通电后，却下令将张勋的老职位如“长江巡阅使”等一概撸掉，打成罪人；而段祺瑞的讨逆军也不依不饶，非要张勋解除武装，就地投降。消息传来，张勋气得是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立刻迸发出他那牛蛮脾气，将退入城中的残兵败卒重新搜集，并在天坛、东西华门、和南河沿私宅等地布下重兵，并设下炮位，定要把京城这首善之区变成与讨逆军决一死战的生死场。

张勋的拼命架势摆好后，京师大震，老百姓们纷纷携家带口的出城逃命，就连在京的外交使团也连连提出抗议，并在辫子军和讨逆军中斡旋调和，免得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在各方的要求下，段祺瑞令讨逆军暂时停止攻击，并派人去劝张勋立刻投降，免得毁坏北京古城遗迹及伤及无辜百姓。

张勋的牛脾气是人所皆知的，当来人将段祺瑞的话转告给他时，他怒气冲冲的说：“当时是黎元洪把我请到北京来的，如今要我走也可以，必须要黎元洪再把我送回到徐州去！”公使们也来劝他，张勋说：“我不离兵，兵不离械；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听说姓黎的跑到了你们那里，我倒要把他找来评评理！”

见张勋毫无所动，非要回去做他的长江巡阅使，各方人士又让遗老们去劝说张勋。众遗老束手无策，问张勋现在该怎么办。张勋喝道：“怕什么！此事与你们无关，也与清廷无关，是我老张一个人干出来的，有什么可怕的！”

10日，张勋又发出一纸通电，痛斥北洋系的那些家伙背信弃义、出卖朋友：“变更国体，事关重大，岂是我老张能独自主持？……我这次到天津，徐东海（世昌）、朱省长（家宝）都极表赞助，其他督军也无反对意见。芝老（即段祺瑞，字芝泉）虽面未表示，亦无拒绝。我密电征求各方面同意，也都许可，密电俱在，并不是我老张扯谎。现在好，复辟实行了，不但冯、段通电反对，即朝夕共谋的陈光远、王士珍，首先赞成的曹锟、段芝贵等，居然也都纷纷反对，直逼京畿。翻云覆雨，出于俄顷，人心如此，实堪浩叹。唯我老张孤忠耿耿，天日可表，勇为群小所卖，而此心至死不懈。但此等鬼蜮行为，不可不布告天下，咸使闻知。你们这些家伙给我好好听着，要是把老子逼急了，我就把历次会议记录和往返函电汇集刊印，我可是丑话说在前头。”

听这口气，张勋似乎是觉得自己上了那些老朋友的当：开始明明是赞成或者是不反对的，怎么能复辟了就翻脸不认账？但老张也不多想想，不反对未必就是赞成啊，再说了，你复辟成功了，自己又是“忠勇亲王”、又是议政大臣的，这难免不引起别人的嫉妒哟！

7月11日，眼看张勋不肯缴械投降，段祺瑞只好下令总攻。不过，在各国公使的要求下，讨逆军约定不准使用过多的实弹轰击。战斗开始后，大部分辫子军被击溃并自愿放下武器，割去辫子，接收改编或者遣散。唯独在张勋私宅一带的辫子军进行了顽抗，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

当讨逆军向段祺瑞请示用炮轰击张宅时，段祺瑞同意只能用一颗实弹，其他只能用虚炮恫吓。当天晚上，讨逆军一炮击中张宅，火光冲天中，只见留着长辫子的遗老们纷纷从宅中逃散。

到了这个时候，张勋还不肯屈服，直到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联系了荷兰使馆派出汽车去接他，老张还仍旧倔强的不肯上车，直到几个强壮的荷兰人和他的部下连推带拉的将他弄上汽车，并把他送入使馆区，辫子军才逐渐停止了抵抗并被全部缴械，讨逆之战宣告结束。

说到这里，忍不住要夸一夸张勋老俵，复辟且不说他，就战斗精神而言，老张不愧是中法战争的老兵出身，也没有辱没了“忠勇亲王”这个封号呢。

正文三六、闹剧一场：复辟余闻笑话多

从7月1日到12日，就十二天时间，由张勋自导自演的这场复辟闹剧宣告结束。

复辟是结束了，但当事人的事情还没有完，譬如宣统皇帝溥仪，该如何处置？优待条件是不是取消？这些问题还得由新的权力掌握者来决定。

在北洋系大佬们的眼中，由于溥仪在这次复辟中是被迫复位的，因此也不想追究，最终由太保世续发一个内务府声明，说本次事件是“张勋盘踞，冲人莫可奈何”的结果，由此轻轻的抹去了责任。

据说，溥仪原本是要再发一次退位诏的，但被徐世昌制止了，他将原先的退位诏改成了内务府声明，这就表示溥仪和这次复辟是毫无关系的，而这种说法也得到了总统冯国璋和总理段祺瑞的认可。由此，溥仪可以继续在皇宫中做他的关门皇帝，清室优待条件也得以继续保留，一切都恢复了原状。

唯独彻底出局的，是那个大辫子张大帅和他的辫子军。随同张勋进京的辫子兵全部烟消云散且不去说他，在徐州留守的辫子军倒得以保留（只是辫子须全部剪去），原张勋的部将张文生、白宝山仍旧照常供职，改由安徽督军倪嗣冲节制。

至于那些参与复辟的遗老们，大部分都提前逃走了，只有几个倒霉蛋被讨逆军捉住。最先逃走的夫子康有为，他老人家从戊戌变法失败后便东躲西藏，逃跑的经验最足，因此，这次他仍旧化装成老农，逃之夭夭。

据说，康有为开始并不想逃跑，而是想去法源寺剃度出家，结果被同乡梁鼎芬识破并大骂道：“你早不剃发，晚不剃发，偏偏在这辰光出家，这不明摆着是想脱逃吗？”康有为说：“胡说，你几曾看见我逃跑？”梁鼎芬大笑道：“戊戌之役，你若不逃，岂能活到今天？你这次来，既然想做复辟功臣，就不要怕死，怕死就别来。成则居功，败则惜命，有你这样的圣人么？从今天起，我不承认你是广东人了。”

说归说，帝师陈宝琛、梁鼎芬他们几个人是因为溥仪的关系，最后才没有被追究。康夫子的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些复辟诏书上谕可都是出自他的手笔，不逃又能如何？

说来有趣，起草讨逆军的文告不是旁人，正是康夫子的高足梁启超。师徒俩当年因为戊戌变法失败而亡命天涯，没想到二十年后却分道扬镳，怪不得康夫子当时黯然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今天总算知道‘回也非助我者也’是什么意思了！”（“回也非助我者也”出自，原文是“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不说”，意思是“颜回不是对我有帮助的人，他对我说的话没有不心悦诚服的”，康夫子是截取前一句的意思）

在复辟期间，康有为和张勋这“文武两圣人”还闹了不少笑话。在讨逆战开始后，冯国璋和段祺瑞都出十万块买张勋的人头，康有为听后很高兴，说戊戌年慈禧太后也悬赏十万两银子买他的人头，看来自己和张勋的价值差不多，只不过为了通缉名单没有自己，想必是自己的弟子从中转圜所致。

张勋听后大笑道：“你当年才十万两银子，我这次是两个十万元，顶多也就值我的一半身价。再说了，这次通缉名单上没有你，是因为人家觉得你的人头不值钱罢了！”取笑完康夫子之后，张勋又得意的说：“姓冯的和姓段的都出十万元买我的人头，他娘的，一个个都想在我身上发财，我若是有变身的法子，倒是想变出两个张勋来！”

有一次，张勋和康夫子又在一起吹牛，张勋说：“老夫名张勋，今日果然建立了不世之勋”。康夫子笑道：“我名有为，今日也是大有为了。且我的名字，不但切于己身，即于国家，也有特别关系，《中庸》里说：‘富有四海，贵为天子’，我的名字便是嵌入了‘有’和‘为’这两字。”张勋听后，想了一会，拍腿骂道：“他娘的，你取‘有为’两字命名，难道你还想做皇帝不成？”康夫子听后，慌忙说：“不敢不敢，这我真不敢！”

还有一次，康夫子因为自己才得了个弼德院副院长，心里很不高兴，于是口出怨言，大骂张勋说：“既然以虚职安排我，那何必打电报招我入京呢？”张勋听说后，怒道：“他啥事都不用干，就得了个现成的弼德院位置，现在还贪心不足，真是腐儒不足与谋。”说罢，张勋还恨恨的说：“他若是再到背后毁谤我，我须用野蛮之手段对付他。”康夫子听后，反莞尔一笑，道：“别人怕他，我偏不怕他。”旁人问为什么，康夫子说：“他身边有枝小枪，我身边还有枝大手笔呢！比较起来，偏看是谁利害些！”

康夫子不但有枝大手笔，而且还有双快腿，所以他倒是跑了，不过也有倒霉的。陆军部尚书雷震春，是最早参与复辟的，听说张勋之所以让他做陆军部尚书，就是因为他的名字起得好，“春雷滚滚、震耳欲聋”！这位出身小站的震威将军，曾做过江北提督、第七镇统制，在袁世凯时期便是复辟老同志了。这一次被封为陆军部尚书，雷震春穿着崭新的朝服，乘坐摩托车去宫中谢恩。到宫门后，车尚未停稳，雷震春便从车中跃出，结果摔出四五尺远，额头都碰出了血。护兵急忙上前扶他，问：“大人，痛否？”雷震春说：“心乐则不觉痛。”

谢恩后，雷震春被赏在紫禁城骑马，没想到上任没几天，讨逆军就攻进北京，雷震春只好化装成苦汉，拉着人力车仓皇出正阳门，想从东车站逃走。没想化装技术不过关，很快便被人认出，结果仍旧被抓。后来有人在报上画了一个滑稽画，并配了一联：“不在紫禁城骑马，却来正阳门拉车！”

在复辟闹剧结束后，唯一被审判并关押的，仅雷震春一人（也仅仅是关了两年便放了）。其他也有被捉的，但大多靠关系给从轻发落了。比如另一个复辟老同志张镇芳，他被张勋授予了度支部尚书，在出逃的时候被冯玉祥的人抓住，但很快由段芝贵要去放了。附逆的第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在天津被捕后，却被原本有嫌隙的张作霖前来说情而获释，最后冯德麟为感恩而率第二十八师投入了张作霖的门下，这对后来张作霖成就“东北王”有很大的帮助。

在复辟期间，京城中有“两国忠臣”的笑话，说有两个大佬，一面依附清室，一面又通款国军；在朝见宣统的时候，则身着袍褂靴帽，等天津方面派人来接洽的时候，则换成民国的大礼服，好比是戏子登台演出，演一出，换身衣服，不亦乐乎。有人问为什么要这样做，两大佬说：“我不忍心看到京城糜烂，所以不得不牺牲个人之名节，奔驰于两者之间，以期和平解决罢了。”有人取笑说：“二位真不愧是两国忠臣啊！”某大佬便忸怩说：“我非两国忠臣，乃两方面和事佬也。”

这两位“两国忠臣”，一位是王士珍无疑，另外想必是江朝宗。这两位，和吴炳湘、陈光远等人一样，不但附逆无罪，反而因“维持北京秩序”有功。复辟闹剧结束后，王士珍本来觉得无脸见人，想回正定原籍隐居的，但大总统冯国璋和总理段祺瑞赶紧跑来抚慰，劝他以北洋团体为重，继续担任参谋总长……老朋友盛情难却，那就勉为其难吧！

至于江朝宗、吴炳湘这些人，虽然也跟在张勋的后面随班唱喏，但终究是尽职尽责，勉力维持城内秩序，所以也不好加罪，因此吴炳湘还是做的京师警察总监，而江朝宗因不为总理段祺瑞所喜，所以被调为迪威将军，步军统领一职改由讨逆有功的第八师师长李长泰继任。

段祺瑞在返回京城后，随后便发布命令，通缉复辟要犯张勋、康有为、梁敦彦等人。不消说，这些人老早就跑没影了。也许是投鼠忌器，或者是觉得内心有愧，一些被张勋指名道姓的督军如张怀芝、湖北督军王占元等人纷纷通电或致函段祺瑞为张勋说情开脱，张勋的儿女亲家张作霖更是多次致函段祺瑞，请求对张勋从轻发落。

不看僧面看佛面，中国人嘛，总归要讲人情和面子的。徐世昌在段祺瑞进京前也曾跟他说：“这次复辟，原非清室本意，幸勿借此加罪清室。张勋虽为祸首，不过他原本就是个莽夫，还须念在旧日同袍的情意份上，不要逼迫太甚。”段祺瑞听后说：“优待清室条件，自然尽力保留，就是少轩（张勋的字）也未必就逮。你就是不说，我也不忍心加害呢。”

有了老朋友撑腰，张勋自然无所顾忌。他老人家在荷兰使馆静养的时候，有侦探奉命前来探察，把老张给惹火了，他跳出门外，左手挟着一把快枪，右手持着一包书函，怒气冲冲的吼道：“徐州会议时，这些人赞成复辟，相率签名，此等笔迹，都在我掌握中。他好卖友，我将宣示国人，届时与他同死，休怪我老张手下无情呐！”侦探见状，也只好知难而退。

说到这里，老张动不动就声称自己掌握了其他督军大佬们赞成复辟的签名笔迹或函电，那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据说张勋后来将这些签名、函电汇编成册，做成了一本复辟实录的书，但这本书谁也没有见过，据说因为一次失火而被烧毁，因而此事也查无对证，究竟如何，只有老张和当事人最清楚。

张勋曾在私下里跟人说过，这些老朋友中，除了段祺瑞是劝他不要干并说如果要复辟就打他，他是心服口服的。至于其他督军，都是些口是心非的家伙，干这事之前都答应得好好的，风向不对了就出卖朋友，哼哼，没有一个是干净的。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是我老张上了你们的当。

从内心来说，徐世昌是认同帝制的，但一向老谋深算，做事稳重，时机不成熟便不会贸然行事，他曾经对张勋说：“复辟我不反对，但现在时机尚未成熟。你要是不顾时机，妄行此等大事，对清室来说是不忠，对自己来也自杀。”

至于另一个嫌疑人冯国璋，据他的秘书恽宝惠说，在袁世凯死的时候，张勋的几个谋士来冯国璋处活动，而冯国璋确实给张勋写过一封信，这封信是恽宝惠草拟，内容是：“项城长逝，中原无主，义旗北指，此正其时。兄若锋车先发，弟当部属所部以随其后。事贵速断，敢布胸臆。”

可惜的是，由于这封信送到张勋那里的时候已经是时过境迁，这次策划也就只好作罢。随后时间的推移，冯国璋与张勋的关系也逐渐拉远，再加上冯国璋看黎元洪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由此也萌发了自己做总统的念头。可笑的是，张勋却仍旧认为冯国璋是支持复辟的，真可谓是时过境迁、刻舟求剑。

张勋复辟失败，舆论几乎一边倒的称之为倒行逆施，唯独一位复辟老同志却站出来为张勋说了句公道话。此人是谁呢？原来是洪宪帝制的拥趸阮忠枢，这位袁世凯曾经的手下红人却力排众议，称张勋此番举动，虽然近于粗率，却不失为烈烈轰轰之好汉。张勋听说后大喜，说：“我结交半生，尚得这个仗义朋友，便死也瞑目了！”

张勋的性格，最突出的特点是传统、实心眼，有些憨厚，也很暴躁，这些特点结合在一个武人身上，那就几乎是顽固不化。你想，在辛亥革命的时候，清王朝都已经明显末日无多，多少当官带兵的人在一夜之间便反了水，可唯独张勋仍旧死不认输，效忠到底，结果江浙联军攻打南京是整个辛亥革命中最惨烈的战役，民军血战十天才将南京光复。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张勋的家乡观念极强，他对家乡父老多有照顾，譬如老家江西奉新赤田村的人就沾了不少光，张勋给每家造了一座大瓦房，缺啥给啥。江西人在外地做生意需要建会馆的时候，但凡找到张勋，他都会慷慨解囊。譬如民国时期在北京的江西会馆，那都是张勋出的钱，宣武门外的江西会馆算得是当时北京最豪华的西式建筑，不仅有洋楼花园，还有最时兴的戏台，而且还配有发电机提供灯火，可供晚上唱戏。在北京读书的江西子弟，特别是奉新县的学生，张勋更是有求必应，提供了价值不菲的奖学金。在张勋得势期间，奉新籍的县长一度达到四十七人。

张勋有一个沉醉多年的爱好，这便是京剧，而且他也算得上是发烧级的票友。在讨逆战中，张勋听说段祺瑞派段芝贵、曹锟为东、西路司令前来讨伐，他便对雷震春等人说：“各位不要惊慌，在我看来，这两路兵指日便可荡平。”众问其故，张勋掀须笑道：“东路司令段芝贵，段者‘断’也，我兵与他交战时，包管一刀将他砍成两段。至于西路司令曹锟，更不足虑。那《三国》上不是说得明明白白吗，曹家军最怕张翼德，长坂坡一声大吼，吓退曹兵百万。我待曹锟兵到卢沟桥时，即单人独骑，前去喝他一喝，他方知我老张的厉害。”说到这里，张勋得意地手舞足蹈……其实这些段子都来自京戏《长坂坡》，而张勋也一直自命是莽张飞第二。

1922年，复辟失败已五年的张勋在家开堂会庆寿七十，一些戏苑名角如杨小楼、梅兰芳、余叔岩等人在八十多岁的京剧界老前辈孙菊仙的带领下，前来天津的张家花园给张勋祝寿，这也成为当时梨园一场空前的盛会。在张勋的面前，这些名角儿当然都很卖力，获得的报酬也相当优厚。特别是孙菊仙，张勋是他的老戏迷，这次给出的报酬高达六百大洋，把孙菊仙感动得老泪长流，说：“懂戏者，张大帅也！知音者，张大帅也！”在张勋死后，孙菊仙甚至哭倒在地，说：“黄钟大吕，恐自绝响！”

张勋的老婆曹氏倒是反对复辟的，可惜她是妇道人家，张勋不肯听她的劝。在复辟成功后，张勋得意洋洋的告诉曹氏自己已经被加封为“忠勇亲王”，谁知道曹氏却大骂他说：“民国待你不薄，你今天冒天下之大不韪，惹下滔天大罪，你就算不为自己考虑，难道不为子孙考虑一下吗？你今天被封为忠勇亲王，我就怕你明天要作平肩王了！”张勋不解，问：“平肩王是啥意思？”曹氏说：“你将来首领不保，一刀将你的头砍去，你的颈不是与两肩一字平了吗？”张勋听后大怒，摔门而去。

结合这么多张勋的生平轶事，倒也能从逻辑和思路上解释张勋为什么要逞其余威，做这一番复辟的大事。事实上，张勋的性格、信条乃至趣味完全是传统的，主要在忠义的范畴。若平心而论，这种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反复革命而使得道德沦丧的中国社会中，不但不该被嘲弄，反而是弥足珍贵呢。

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就任民国大总统后，随即下令赦免张勋，并发还了财产。晚年的张勋远离政治，“采菊东篱外，转道经商中”，据说投资金融界回报颇丰。此时，这个心境淡然、与世无争的皓首一翁，当有人问起他当年的复辟伟业时，却已不再有当年的夸夸其谈，而顶多淡淡数句，便沉默不言，毕竟，属于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且越去越远，再也回不来了。

1923年9月12日，张勋在天津病故，终年70岁。次年8月，张勋棺木启运回乡，并于当年11月底下葬于奉新县赤田乡陶仙岭下。张勋去世后，溥仪赐谥号“忠武”。

阁中帝子今何在，栏外长江空际流。袁世凯复辟失败，张勋复辟也失败，这说明在民国之后，假皇帝当不得，真皇帝也当不得了。正应了梁启超的那句话，帝位如同墙上泥塑木偶的菩萨，一旦被人扔进了猪圈，就是洗干净再重新供奉，那也早已失去了其神圣性。

正文三七、总统轮流做，今年到我家

从张勋入京到复辟失败，时间不过一个月，但北京的政局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首先是被免职的段祺瑞咸鱼翻身，卷土重来，他不但恢复内阁总理的职位，而且摇身一变，成为了“三造共和”的大功臣。段总理回京之日，广大群众夹道欢迎，其热烈场景相比于一个月前的黯然出京，何止于天壤之别。

至于黎总统，这一个月来简直就是坐过山车，不仅从愉快的峰顶跌到了绝望的谷底，也尝到了冰火两重天的滋味。在逃出总统府后，黎元洪便一直躲在使馆区内，直到复辟失败也未曾露面（他倒也不怕使馆区的新客人张勋张大帅找他算账）。

段祺瑞回到京城之后，便派人去日本使馆中找黎总统，并希望他能回到总统府。黎元洪此刻的心情如同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百味杂陈，他如何有脸再去面对段祺瑞……这个被他免职而如今又强势翻身的段总理呢？

人非圣贤，孰能无气？事实上，黎元洪心里也清楚，段祺瑞不过是表面客套，心里恐怕也未必愿意他继续在总统的这个位置上做下去，对于一个月前的解职令，老段岂能不耿耿于怀？再说了，原本可以倚仗的国会又被黎元洪自己亲手解散，如今拿什么去对抗老段呢？继续干下去，这不是给自己找不痛快嘛。

当断不断，必受其乱，罢罢罢，万事皆休，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由此，黎元洪郑重发表声明，称自己已经打定了辞职的主意，也就没有再回总统府的必要了。

黎元洪还算是有自知之明，不然的话还真会自取其辱。据说，段祺瑞回到北京的当天晚上，便和身边的人讨论了今后总统的事情，当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提出让黎元洪复职时，段祺瑞脸一沉，说：“怎么？我今天还和他共事？这事决无可能！”

段祺瑞这么一表态，他身边的几个武夫立刻拔出手枪威胁道：“这事还用讨论？今后谁做黎元洪的说客，当军法从事！”

但是，黎元洪毕竟还是大总统，在张勋被赶走后，他继续呆在日本使馆里总不是个事儿。于是，段祺瑞便让江朝宗带人去将黎元洪接出，而黎元洪则只让他们把他送到了自己的私宅，而坚决不肯去总统府。

7月14日，黎元洪发表通电，正式宣布辞去大总统职。在通电中，黎元洪倒还算勇于承担责任，说自己误信了张勋的鬼话，导致不可收拾的局面发生，这都是自己的过失，并表示自己要“杜门思过，扫地焚香”，从此后息政归隐，不问政事。电报的最后，黎元洪对冯国璋继任总统寄以了厚望，并希望他能重整民国江山，为黎民百姓造福。

黎元洪的辞职通电写得情感真挚，既不诿过于人，也不贪恋高位，得到了当时舆论的普遍赞赏。然而，黎元洪的高调隐退虽然赢得了一片掌声，但让段祺瑞却感到有些不快，因为黎元洪在退职之前极力推荐冯国璋作为继任人，这却不是段祺瑞所希望的人选。

老段最希望的人选是谁呢？徐阁老徐世昌是也。徐世昌很早就跟随袁世凯，正儿八经的进士出身，还点过翰林，可谓是北洋系中最有文化的。在前清时期，徐世昌的官衔仅次于袁世凯，而且是袁世凯在被载沣踢回老家后的北洋全权代理人，因此，徐阁老在北洋中享有崇高威望非他人所能比拟。

当然，这一切都是老皇历了，段祺瑞当时最在意的一点是……徐世昌是个文官啊。

冯国璋就不一样。这老兄在当年的“北洋三杰”中排名靠后，年龄却是最长，他比王士珍大2岁，比段祺瑞大6岁，与袁世凯倒是同庚……却还要大上半岁。冯国璋，字华甫，1859年1月出生于直隶河间县诗经村，其祖上据说为明朝开国元勋冯胜之后，而其所居的诗经村据说又是汉毛公讲学处，此处倒是该出个民国大总统。

冯家数代以来，并不算发达，虽然偶有人外出做官，但总体上仍为传统的耕读之家。在冯国璋祖父的时候，冯家还算家道殷实，但在冯国璋出世后，家道便开始中落，耕读传家变成了以耕为主，以读为辅，生计维持颇为不易。冯国璋在幼年的时候便入了私塾就读，成绩也还算优秀，在年长之后，他又去了保定最出名的莲花书院读书，但后来因为家计困乏而不得不放弃学业，回家务农。

1884年也就是冯国璋25岁的时候，他投入直隶提督聂士成的麾下，先从炊事兵开始干起。在当时那些大字不识一箩筐的粗笨士兵中，冯国璋完全可以算得上是一个知识分子，而多年的学习经历也让他显得十分机敏聪明，鹤立鸡群。于是，营管带很快便发现冯国璋是个人才，并随即将他提拔为自己身边的勤务兵。

机缘巧合的是，在冯国璋入伍的第二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了北洋武备学堂，第一期学员主要从淮军各营军官推荐的优秀士兵中选拔。毫无疑问，在这一次推选中，冯国璋的文化水平又帮了他的忙，由此顺利的进入了第一期的步科学习（王士珍和段祺瑞均为炮科）。

在就读期间，冯国璋还对功名念念不忘，他后来还曾经回原籍应试并中了秀才，后来因为乡试落第而重新回到学堂就读。当然，冯国璋的行为是得到领导默许的，因为当时武人大都不重视文化学习，而冯国璋中了个秀才倒可以起到表率作用。

在武备学堂毕业后，因冯国璋的学业优秀，总办荫昌将他留校任教。由于当时淮军并不重视军校毕业生，而冯国璋急欲立下军功升迁，后来便再次投入聂士成的部队，并参加了甲午战争，其间表现甚佳。战后，聂士成被推荐为中国驻日本大使裕庚的随员前往日本，由此留意考察日本军事，并著有兵书数册，回国后献给聂士成。可惜的是，聂士成是老粗，对近代军事了解有限，因而冯国璋的成果并未得到重视。

在袁世凯小站练兵后，冯国璋被老校长荫昌推荐前去担任教习，于是冯再次献书，这次歪打正着，却遇上一位大大的伯乐。袁世凯见书后如获至宝，并连连称赞冯国璋是“军中学子第一人”，由此冯国璋也受到了袁世凯的极大重视，并在新建陆军担当重任。在此期间，小站新军的步法操典均出于冯国璋之手，冯国璋也算是找到了施展身手的好地方。

随着袁世凯势力的不断膨胀，冯国璋也随之步步升迁，先后出任各类军事学堂的总办、练兵处军学司司长等职。1903年，慈禧太后亲临保定视察新军，冯国璋因练兵有功而由从三品晋升为正二品武官。1905年，冯国璋与铁良等人再度赴日考察军事，在国内军界的地位也日益重要。

武昌起义后，袁世凯重新出山并督军南下，冯国璋随即率第一军的李纯、王占元、陈光远等部猛攻汉口，并在激战四昼夜后加以占领，由此冯国璋也被清廷授予了二等男爵。据说，冯国璋在得知自己封爵后，竟然感动得大哭起来，说自己一个穷小子，现在竟然封了爵，这真是天恩高厚，一定要为朝廷效力……倒也发自内心，并非笑谈。

由此可见，冯国璋在袁世凯死后写给张勋的亲笔信并不是突然之举，而张勋认为冯国璋赞成复辟，想必也是“观其言、察其行”的结果。在攻下汉口之后，冯国璋一而再、再而三的向袁世凯请命，要求一举攻下汉阳和武昌，建立不世功勋，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袁世凯此时的眼光已经超越了武汉的战局，冯国璋因不了解袁世凯的用意而被调回京城，出任禁卫军统领。

在南北谈判的关键时候，袁世凯将冯国璋调任禁卫军统领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原因一是冯国璋一意主战，将影响到袁世凯的谈判大局；二是冯国璋练兵多年，又曾做过贵胄学堂的总办，当时禁卫军的各级军官大都是他的学生或属下，这样也有利于袁世凯通过冯国璋之手控制这支特殊的军队。

当时禁卫军共有两个步协（即步兵旅），每协辖有两个步标（步兵团），另外还有炮标、马标和工程营等。其中，除了步兵第四标是汉人士兵组成外，其他均为旗人，而原统领良弼是知名的宗社党领袖之一，其誓死保卫大清的态度也让袁世凯觉得非常为难，因为这支军队一旦不稳，很有可能让京城陷入险境，或者中了日本人和宗社党的计，将清帝护送出京城并成立独立的满洲国，这将导致中国分裂并让东三省最终落入到日本之手……所谓“驱逐鞑虏”，落脚也在此处（所以革命党的十八星旗是不包括满洲即东三省的）。

在冯国璋刚立下赫赫战功的情况下，袁世凯将他调任禁卫军统领既名正言顺，又具有“一石二鸟”之功效。所幸的是，良弼被排挤出禁卫军不久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给炸死，袁世凯也就通过冯国璋加强了对禁卫军的控制。没有了禁卫军，宗社党和日本人之诡计也就无从施展。

当然，当时禁卫军之所以服从冯国璋，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还在于他们觉得冯国璋是忠于朝廷的，譬如在段祺瑞发表赞成共和的通电后，冯国璋最初的反应是不能理解也不予赞同的。据他的幕僚回忆说，冯国璋在看完电报后，非常生气的道：“芝泉怎么会发出这样的电报？他本人现在保定，这个电报，是不是有人捏造，还是他的本意，我一定要问一下。”直到后来，段祺瑞派靳云鹏亲自来向冯国璋解释，并透露这是袁世凯的意思，冯国璋这才默然许久，此事作罢。

在清帝接受优待条件并答应退位后，冯国璋便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去向禁卫军的官兵解释并加以安抚。禁卫军大都是满人，他们一是忠于清廷，二是担心清帝退位后军队会被解散，从而影响到自己及其家人的生计。由此，要是冯国璋处理不好，很有可能会引发兵变，甚至影响到清帝退位的进程和京城的稳定与安全。

1912年2月初的某天，正当禁卫军的官兵议论纷纷的时候，冯国璋来到驻地并命令吹号集合，他要亲自向官兵们宣布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件和禁卫军的安置问题。吹号后，全体官兵集合在操场，操场的前面则摆着三张大方桌，其中一张叠在上面，并在旁边放了接脚的椅子，以临时搭一个高台，方便冯国璋向官兵们讲话。

在全镇官兵按照步、马、炮、工程、辎重营的顺序列队后，冯国璋便拿着一张纸卷上台了。他先扫视了一下列队的官兵，随后开始讲话：“我今天来，是和大家说一件要紧的事。大家知道，袁总理是主张君主立宪的，我也是向来赞成君主立宪。但现在独立的省份太多了，要打起来，兵力不敷使用，军饷也没有着落，外国人又不肯借给我们钱。现在隆裕皇太后下了懿旨，说要将国体问题交给国民大会公决，但现在的局势已经是万分危险了，就算我们禁卫军的官兵拼着性命去打，那护卫皇宫和保卫京师的责任又交给谁？”

看到下面已经有动静后，冯国璋赶紧拿出那张纸卷开始念：“现在，总理大臣已经和民军商定了优待条件：皇太后和皇帝的尊号、满族和蒙族的待遇，还有我们禁卫军的一切，一概不动……”

当冯国璋念到“大清皇帝辞位”的时候，队伍里已经有了不小的骚动，一些旗兵嘴里虽然没有说什么，但脸上无疑是那种又惊又愕的表情；而一些人干脆就抹开了眼泪。随着冯国璋越往下念，队伍的骚动情况就越严重，很多官兵都已经脱离了原本整齐的队列，开始相互议论并发表自己的意见，其中也不乏愤怒的举动。唯独屹然不动的，是由汉人组成的步队第四标，他们仍旧整齐的列队站着，丝毫不为所动，表现出无动于衷的表情。

冯国璋在念完优待条件后，见队伍已经凌乱，便大声宣布：“我刚才所说的事情，不论官长士兵，有什么话都可以跟我说，你们大家可以推选几个代表，请代表上前五步，由他们代大家申述意见。”

过了一会，队列里走出几个代表，他们提了两个问题，一是皇太后和皇帝的安全，冯总统（禁卫军的统领当时称总统）是否能够担保？二是禁卫军今后归陆军部编制了，会不会取消？冯总统能不能对此担负完全责任？

冯国璋听后，立刻上台答复说：“两宫的安全，我冯某敢以身家性命担保！并且，我敢担保两宫决不离开宫禁，仍旧由我们禁卫军照常护卫。至于我们禁卫军，不论我今后调任什么职务，走到什么地方，永远不和你们脱离关系！”

在代表们归队后，队伍的骚动仍旧没有完全平息下来。这时，冯国璋急中生智，他再次跳上高台，大声对下面说：“我还有话跟大家说！”这时，协统姚宝来、王廷桢赶紧对自己的队伍高喊一声：“立正！”

在队伍稍微安定了一点后，冯国璋便大声道：“现在你们不管是目还是兵，赶紧推选出两个人来，今天就发给他们每人一把手枪，并且从今天起就跟随在我的左右，以后不论在家出外，只要发现我和革命党有勾结的情形，准许这两个人立刻把我打死，并且不许我的家属报复。”

旗兵们听了这话后，当场便推选出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是步队里的正目（即班长），一个叫福喜，一个叫德禄，两个人来到冯国璋面前后，冯国璋对随从幕僚说：“今天就到镇司令部拟两份命令，委派这两个人做本处的副官，领两支手枪，并按每月50两银子支饷。”

这事办好之后，队伍才安静了下来，冯国璋也算是松了口气。他回到镇司令部后，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只“嗳”的长叹了口气，一言不发。情势所逼，冯国璋当时的心情，既觉得自己对不起清廷，又不得不做了袁世凯的驯服工具……袁世凯对他也是有知遇之恩的啊！

在沉默的气氛中，冯国璋随后便离开了镇司令部。从此后，冯国璋的身边便多了两个拿手枪的旗兵，他们不但跟着冯国璋回煤渣胡同的私宅，而且真的是冯国璋去哪里都跟着，这种情形一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据称，当时禁卫军的军心确实是不稳的，特别是在宣布优待条件的时候，旗兵们觉得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如果不是冯国璋的灵机一动，当时发生什么事情还真不好说。（以上记叙均来自冯国璋当时的幕僚恽宝惠亲历的回忆）

清帝退位之后，冯国璋对前朝的官服和官帽都是十分珍重的，他的官帽仍旧挂在客厅的四足帽架上，为了防止落尘，他还特意让人做了一个帽袱子盖在官帽上。冯国璋身后的小辫，也是1912年8月去天津上任直隶都督时才剪掉的。这也许是为了维系禁卫军的军心而有意为之，但一直到冯国璋死，禁卫军也确实没有和冯国璋脱离过关系，这是后话。

在袁世凯时期，冯国璋先后担当重任，并在“二次革命”的时候亲自率兵南下，将革命党镇压了下去。随后，冯国璋又当上了江苏都督，成为威震江南的一方霸主。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时候，冯国璋是反对的，但他不像段祺瑞那样直接，而是背地里阻挠。之所以和袁世凯抹不开脸，一来是冯国璋的性格，二来也是由于冯国璋的继室是袁世凯家的家庭女教师周女士，冯国璋也不好跟袁世凯闹翻脸。

在袁世凯死前的几个月，冯国璋也曾经在南京召开会议，商讨日后的政局发展，但由于受到倪嗣冲等人的干扰，最后不了了之。在黎元洪继任总统后，冯国璋也曾为黎、段之间的“府院之争”调停过，但黎、段最后还是愈演愈烈，结果引发了张勋复辟的事情……可笑的是，张勋还以为冯国璋也是复辟派呢。

在黎元洪坚决辞去总统职位后，当时的代理大总统冯国璋也就成为名正言顺的继任人。但最开始的时候，冯国璋也是喜忧参半：喜的是他终于可以达到人生中的最巅峰……当上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做得，我老冯也做得嘛！）；忧的是北京那地方不是自己的势力范围，万一像黎元洪那样当一个光杆总统，处处受别人的约束，倒不如当个江苏督军来得逍遥自在。

在冯国璋左右为难的时候，段祺瑞给他发电报说：“四哥快来！”冯国璋在接到这个电报后，又高兴又得意的指着电文对身边的人说：“你们看，芝泉这个粗人！芝泉这个粗人！”

然而，冯国璋身边的人当时分为两派意见，一派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希望老头子立刻去北京当总统；另一派则认为“宁为鸡头，不为凤尾”，还是作江苏督军的好，免得去了北京束手束脚，受别人限制。

冯国璋对此也十分苦恼，一来当总统的诱惑实在太大，二来也怕猛虎离山，虎落平阳，反而丢了自己的地盘。段祺瑞见冯国璋总不表态，而总统一职也不能总是虚悬，于是派靳云鹏亲自去南京劝说冯国璋就大总统之职。

靳云鹏来南京后，说了这样一段话：“北方的大局好比是一个香炉，这个香炉有三条腿，大总统好比是这个香炉的一条腿，总理和东海（徐世昌）是那两条腿，有了这样的三条腿，还怕香炉立不稳吗？”

靳云鹏的“香炉三条腿论”打动了冯国璋，他最终决定择日北上就任总统。但是，在去之前，冯国璋提出了三个条件，那就是：一、国务院秘书长的人选，除了徐树铮之外，任何人都可以同意；二、江苏督军的遗缺，由江西督军李纯调任，李的遗缺则由陈光远继任；三、崇文门监督和两淮盐运使均由冯国璋派人出任（两个职位均系收钱收税的肥缺，冯国璋主要是担心做上总统后财政毫无保障）。

段祺瑞接到冯国璋的条件后，心中虽然有些不快，但还是很痛快的答应了。毕竟，更着急的是段祺瑞，他当时急需冯国璋来帮他解决这个总统缺位的政治危机。

冯国璋来到北京后，原总统黎元洪执意要离开北京（一城不容二总统嘛），但段祺瑞考虑到当时南方仍旧有“拥黎”之声，他害怕黎元洪离开北京后会被人利用，于是一再强留，不肯将黎元洪放走。就在这时，黎元洪的东厂胡同私宅突然发生了一起离奇的命案：黎元洪的一名卫队士兵突发疯疾，其用刺刀连续刺死卫队长和两名士兵后逃出门外，最后才被其他追上的卫兵用枪击毙。

血案发生后，黎元洪的私宅也就成了凶宅，黎的家人纷纷避居天津。而此时冯国璋已经抵京，段祺瑞这才同意黎元洪迁居天津。由此，黎元洪也就成为了息影津门的一介平民，他的故事也就暂告一段落……他还能够再度咸鱼翻身吗？

世事变幻，向无定数，姑且等到五年后再说吧！

正文三八、三湘大地烽烟再起

1917年8月1日，冯国璋在北京就任代理大总统，这也标志着短暂的“黎、段”体制结束，民国中央政局进入“冯、段”体制时期。

没了黎元洪和国会的制肘，对德国宣战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发布公告，正式向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并宣布之前与德奥签订的条约协议一律无效。换句话说，德奥在中国的租界及其特权全部收回，庚子赔款也不必再支付了。

真是大快人心的大好事啊。

那有人要说，既然参战了，那应该组建军队去欧洲参战吧？这天上掉馅饼的事，终究不可靠啊。值得庆贺的是，这种想法在当时确实多虑了。中国虽然宣布参战，但并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加入战场，也没见德奥提兵前来报复，这实在是一件包赚不赔的好买卖。

当然，中国还是派出了一些劳工前往协约国集团的法俄等国的，因为当时欧洲打了几年仗后，青年都上了战场，后方壮劳力极度缺乏，因此他们请求中国派出一些劳工前往欧洲，帮助他们在后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譬如兵站运输、防御工事的挖掘修建等工作，也算是代中国军队间接参战了吧！

冯、段虽然外交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内政上却遭遇了大麻烦。原来，在段祺瑞拒绝恢复国会后，部分议员们来到广州并于8月25日召开了“非常国会”。所谓“非常”者，乃是人数不及法定出席人数也。按例，国会通常为“八百罗汉”，须过半数方可开会，当本届国会议员自选举后已近5年，部分议员或老或病或死或退，已经难以凑足八百，之前被黎元洪解散的那个国会也不过刚过半数。这次来广州“非常国会”的议员，人数在一百五十余人，已属不易。

经“非常国会”的“非常会议”之后，广州便组织了以孙中山为大元帅的军政府，与老段的北京政府遥相对峙，分庭抗礼，而其依靠的势力却是西南军阀，如云南的唐继尧和两广的陆荣廷，这二位大佬也被选为元帅。

自命为正统的冯国璋大总统得知广州另立中央后非常生气，他一边指责广州方面非法召开“非法国会”，一边还下令将广州军政府的成员一律缉拿严办。段总理来得更直接，他气势汹汹的宣布要出师剿灭南方军队，决不宽恕。

在北方的威胁恫吓之下，南方也不甘示弱，陆荣廷在召开会议后提出四项主张：一是迎黎元洪复职、二是恢复国会、三是罢免段祺瑞、四是撤免湖南督军傅良佐，如果北京政府不肯答应，哼哼，他们也要武力征伐。

在这个比谁的拳头粗的军阀年代，非常即常，常也不常，哪里来的这么多讲究！

陆荣廷的前三个条件，即“迎黎元洪复职、恢复国会、罢免段祺瑞”，稍有理智的人就知道这断无可能，要是满足了这三个条件，那还不如请你陆荣廷去北京做总统、重组政府得了。很显然，这不是谈判的友好方式，也毫无谈判之诚意。南北双方，彼此彼此。

说到第四个条件撤免湖南督军傅良佐，却是引发南北冲突的直接原因。原来，在辛亥革命后，湖南革命党推年仅26岁的焦达峰为湖南都督，但不到十日便被人刺死，后由进士出身的知名立宪党人谭延闿继任都督。

谭延闿出生于1880年，其父谭钟麟曾做过陕甘、闽浙、两广总督等职，曾与陈三立、谭嗣同并称为“湖湘三少”。谭延闿从小就聪颖好学，帝师翁同龢也曾称他为奇才，后来谭延闿果然连中秀才、举人，并在1904年的全国会试中一举拔得会元（会试中的头名），填补了湖南近200多年来没出过会元的空白。而这一次，也是中国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

谭延闿当上都督后，由于湖南革命党的势力比较强大，因此谭延闿也在民国初年偏向革命阵营并加入了国民党。在“二次革命”中，谭延闿因试图在南北双方中维持中立而被袁世凯逼走，改由海军次长汤芗铭出任湖南都督。

汤芗铭是湖北人，其兄便是清末著名的立宪派领袖汤化龙。汤芗铭曾中过举人，后来改习海军并到欧洲留学五年。回国后，汤芗铭进入海军，并出任了统制萨镇冰的参谋长。在辛亥革命中，汤芗铭率领舰队起义，后来被袁世凯委为海军次长之职。“二次革命”爆发后，汤芗铭重披战袍，率舰队前往江西、湖南助攻，并由此接任了湖南都督。

在洪宪帝制中，汤芗铭带头劝进，袁世凯喜出望外，随后封其为一等侯，不料护国军起，局势大变，汤芗铭在其兄的劝说下又仓皇宣布独立。袁世凯得知汤芗铭都倒戈了，气得病情加重，是谓“送命二陈汤”也（“二陈”即为陕西的陈树藩和四川的陈宦）。

尽管汤芗铭气袁有功，但他毕竟是帝制运动的积极分子，最终为湘人所不容，后来被逼出湘，而谭延闿则卷土重来，做上了湖南省长兼督军。上任伊始，谭延闿便搬出民国初年的一个口号，叫“湘人治湘”，实则是再次贩卖他“严守中立”的看家法宝，防止其他势力觊觎三湘大地。

说起民国初年的口号或者说理念，那可谓是不胜枚举。就拿“湘人治湘”、“鄂人治鄂”之类的来说吧，意思就是由本省人来治理本省，具体体现便是由本省人来做本省的都督，如黎元洪做湖北都督（黎为湖北黄陂人）、阎锡山做山西都督（阎为山西五台人）、李烈钧做江西都督（李为江西武宁人）、谭延闿做湖南都督（谭为湖南茶陵人）、陆荣廷做广西都督（陆为广西武鸣人）、胡汉民做广东都督（胡为广东番禺人）等等，诸如此类。

民国初年，南方民党推荐参加革命的原广西布政使王芝祥出任直隶都督，结果引发了袁总统世凯和唐总理绍仪的一场冲突，弄得最后，唐总理被逼挂冠而去，未尝不是“直人治直”思想所导致。南方民党的推荐理由很简单，王芝祥是直隶通县人，由他出任直隶都督理所当然。唐绍仪对此本已答应，但直隶是什么地方？袁世凯岂能容忍卧榻之侧来个革命党做都督？此事闹得不欢而散，不待智者而知之。

“湘人治湘”及其类似的理念，其实是各省自治的初级阶段，后来还扩展成“联省自治”的高级阶段，其滥觞便在于此。

与“湘人治湘”类似理念同等出名的便是“军民分治”。所谓“军民分治”，就是要将各省的军政事务与民政事务分开，一来防止军阀专权，二来也是为了提高效率。在前清的时候，各省的总督巡抚是兼管军事民政司法狱政的，后来清末搞什么统一军权，把各省都督巡抚的军权收去，结果总督巡抚控制不了各省的新军，这其实也是清朝覆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理论上说，清末统一军权的政策并没有错，错就错在操之过急，结果辛亥革命一爆发，各省新军各行其是，把老的总督巡抚赶走，自己做督军。君不见，民国初年的各省新贵，那些新军的将领是何等的年青，譬如蔡锷、李烈钧、阎锡山等都督，他们当时也不过就三十出头，倘若不是武昌起义的机缘，如何能发生此等不可思议之事？以他们的知识、阅历及能力，又有何德何能，能治理数千万人口的一省之大呢？像阎锡山这样的，实在是凤毛麟角。

民国建立后，各省大权均集中在都督手中，这对中央政府统一政令自然不利。于是，袁政府也就接过前清的政策，打出“军民分治”的旗号，要将各省都督的权力分离，也就是在各省分设省长和督军两职，省长管民政，督军专任一方安全，彼此分工合作，又有所牵制，而中央政府也可借以统一政令，防止地方军阀的危害出现。

不管是口号也好，理念也罢，“湘人治湘”和“军民分治”都可以说是好东西，但中国的问题往往在于，东西是好东西，但执行起来却走样变形，其中的问题出在哪里？关键还在于人的私心掺杂其中，弄到最后，好理念、好政策都要变成歪经。

这不，谭延闿说“湘人治湘”，段祺瑞便提出“军民分治”，理由是谭延闿文人出身，不谙军务，理应辞去督军而专任省长；至于督军一职，则由时任陆军部次长的傅良佐来出任。傅良佐原本就是段祺瑞的学生和跟随多年的亲信，这次得以出任湖南督军，老段特意解释说，傅良佐乃是湖南乾城人，回老家署理督军一职，岂不是“湘人治湘”和“军民分治”的完美结合？一石激起千层浪，谭延闿心里是一百个不愿意，因为大家都知道，傅良佐虽然原籍湖南，但他是生于北方、长于北方，说的北方话，吃的北方饭，当地就没有几个人知道他是湖南的。因此，说傅良佐回老家当督军是“湘人治湘”，实在是过于牵强。但是，谭延闿又不能公开违抗中央军令啊，于是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西南军阀的身上。对于老段派傅良佐督湘的目的，南方的大佬们陆荣廷、唐继尧等人当然是心知肚明，他们也深知唇亡齿寒的道理，因为一旦傅良佐拿下湖南，下一步就可能要进军西南，实现段祺瑞“武力统一”的梦想了。

在危险面前，西南的各军阀们立刻联合起来，他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派兵入湘支援谭延闿。但是，西南军阀毕竟山高路远，而且内部也不甚统一，虽说要出兵，但只听雷声大，却不见雨点下，倒是段祺瑞那边行动迅速，先是傅良佐在8月下旬即动身南下，准备前往湖南赴任。按说，去湖南本应该走京汉线，但傅良佐却绕道津浦路，先去南京拜见江苏督军李纯，随后又溯长江而上，到武汉拜会湖北督军王占元。很显然，傅良佐此举是为了争取直系军阀的支持。

说起北洋时期的军阀，实在是名目繁多，令治史者和读史者头疼不已。但大体而言，在清朝覆灭后，北方除了新军将领出身的阎锡山盘踞山西自保门户外，长江以北基本属于北洋系的控制范围，长江以南则是民党的势力范围，但民党也有派别，可分为革命党（如胡汉民之于广东、李烈钧之于江西）、原新军将领（如蔡锷之于云南，唐继尧之于贵州）、旧派势力（如谭延闿之于湖南、陆荣廷之于广西）；二次革命后，北洋系的势力扩展到长江以南，将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纳入北洋的范围之中，而西南五省（两广、云贵、四川）也噤若寒蝉，屈从于袁世凯的威势之下……袁氏当国的这几年，也是民国时期难得的统一时期。

袁世凯死后，各级军阀又活跃了起来，首先是西南五省乘护国军之余威，藐视段氏中央；接着是奉系军阀张作霖隐然崛起，雄踞关外；山西军阀阎锡山仍旧是闭境锁省，自谋发展；新疆军阀杨增新从辛亥革命后便僻处偏远，不问中原，而内蒙、西藏也因为北京政府的反复而局势不定。

更不妙的是，北洋系内部也出现了分裂，先是张勋一通乱搞，自取灭亡，接着是段祺瑞和冯国璋悄然形成两派，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皖系军阀和直系军阀。所谓皖系，便是以段祺瑞为首的一批军头，因段祺瑞是安徽人而得名。在最初的阶段，段祺瑞并无自己的地盘和军队，不过凭借自己的威望和多年维系的部属或者弟子成一派之长。直到后来参战军和西北军的组建，老段才算是真正拥有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并由此触发了后来的直皖战争。

直系则相对复杂一点，可分为老直系和新直系，老直系以冯国璋为首，其中又包括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北督军王占元，外围还有直隶督军曹锟等人。冯国璋的直系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后来称的直系实际上是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军阀势力，因为冯国璋和曹锟都是直隶人，因此直系也可分为新老两个阶段，这是后话。

段祺瑞要傅良佐前往督湘，实际上是深思熟虑且又是个一石二鸟的好计谋：一是可以据住长江中游，打进冯国璋的赣鄂势力；二是可以借湖南为入口，南征云贵两广。此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外战固然可宣而不战，但内战却是火烧眉毛，迫在眉睫。

在傅良佐抵达湖南之前，谭延闿以原辛亥革命党刘建藩为零陵镇守使，并将湘军第一师第二旅林修海部移驻衡山。表面上看，谭延闿是对傅良佐虚位以待，表示长沙不设防，但实际上为了保存实力，先行准备。

老段自己是军人出身，他心里也清楚，如果没有军队在背后撑腰，傅良佐在湖南肯定是一事无成。于是，他随后便调遣北洋军第八师王汝贤部和第二十师范国璋部随傅入湘，协助控制湖南。在北洋军的压力之下，谭延闿只好借口回老家茶陵省亲，不辞而别。

1917年9月9日，傅良佐带着自己的卫队营来到长沙走马上任。新官伊始，傅良佐便给了湖南的小军阀们来了个下马威，他先是将林修海的旅长撤去，改派自己的随从邹序彬出任；紧接着，又将刘建藩调任外省，改陈邃章为零陵镇守使。林修海和刘建藩也是手里有枪的小军阀，他们岂会束手就擒，轻易买账，随后这二位便在衡阳、零陵同时宣布独立。由此，战争爆发了。

傅良佐对林、刘二人的独立早有预料，而且早有准备，随后便请调北洋军第八师和第二十师前往清剿。战争是从10月6日开始的，由于湘军的兵力单薄，实力太弱，北洋军基本没有遇到什么大的抵抗，便相继攻下了衡山、宝庆等地。

初战告捷，傅良佐心里乐开了花，随即便打电报给老师段祺瑞报喜。老段听后也十分高兴，他不但通电嘉勉，还命人采购了大宗物品送到前线，以鼓励他们乘胜南下，一举平定西南。

但正当老段在北京喜滋滋掐着指头算胜利日期的时候，前方一纸电报传来：王汝贤和范国璋两位师长竟然要求停战议和！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正文三九、冯总统与段总理闹翻了脸

在张勋复辟的时候，段祺瑞在马厂起兵讨逆，他当时依靠的便是李长泰任师长的第八师。李长泰和段祺瑞都是小站出身，同袍多年，彼此关系很熟悉。据说在起兵前，李长泰的夫人就半开玩笑的对老段说：“总理啊，你看我们家老李当了半辈子官了，都老白了毛了，能干多少年呢？总理你若不提拔他，还有谁能提拔他呢？这次你回到北京，就把九门提督给他吧！”

段祺瑞听后，嘴里也没说什么，只是点头默认了。讨逆成功后，各将论功行赏，段祺瑞便将李长泰调为步军统领（所谓“九门提督”是也），算是对其助军讨逆的回报。但是，段祺瑞有个条件，那就是要将李长泰第八师的师长职务免去。李长泰是希望兼任第八师师长的，于是找人到段祺瑞那里去说情：“李师长在马厂有首义之功，步军统领又不是封疆大吏，要是不让他兼任师长的话，恐怕会让人有德薄之讥。”

段祺瑞听后很不高兴，说：“步军统领一职，是我刚到马厂的时候李太太要求的，当时李师长也在座。李身为军人，又与我有桃园之义，功未成而先要酬佣，形同要挟，这是他不该做的。而且，李师长暮气沉沉，第八师将要担任重任，他不能胜任。”

由此，李长泰最终被免去第八师的师长职务，而改由原旅长王汝贤接任。段祺瑞原本以为，王汝贤被提拔为师长，想必会感恩戴德，届时派他去平定西南一定肯出力，这也是老段前面说的“第八师将要担任重任”的意思。

但事与愿违的是，王汝贤也有自己的小九九。老段对他固然有提拔之恩，但他与范国璋带着弟兄们入湖南，不过是帮傅良佐抬轿子，就算打了胜仗，他们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打赢了还好办，要是打输了，把自己的老本折掉，自己上哪喊冤去？所以，小战辄止，若要再去打苦仗硬仗，吃力不讨好，此非吾辈所为也。

王汝贤和范国璋当时发出停战通电有两个原因，一来是因为西南军阀的援军已经开进湖南北上，而且势头很猛，一旦交战，必然要拼个你死我活；二来则是北京那边有人给他们撑腰，并主张和平统一。

这主张和平统一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大总统冯国璋。和冯国璋一样，王汝贤和范国璋都是直隶人，乡谊纽带加上利害关系，他们当然愿意听从冯国璋的“和平统一”而不是老段的“武力统一”，他们总不至于傻到要去干些为他人火中取栗的事情罢？

王、范二人说到做到，他们不等北京政府的批准，在发出停战通电的当天便率领自己的队伍北撤。王、范的队伍撤走后，傅良佐哪敢再留，他随后也赶紧带着自己的随从逃出了长沙。在北洋系的势力撤出长沙后，陆荣廷的小舅子、“联帅”谭浩明随后便率领湘粤桂联军入驻，恢复了南北双方战前的状态。

段祺瑞眼看自己的“武力统一”政策刚刚开了个头便宣告失败，心里好生气恼，于是他气呼呼的找到大总统冯国璋：“王汝贤、范国璋两人身为军人，未经批准便擅自退兵，以至于湘省尽失，该以军法从事！”

冯国璋却心里清楚王、范二人撤兵是怎么回事，于是淡淡的说：“王、范固然有错，但傅良佐弃省自逃，又该当何罪？”段祺瑞愤愤的说：“王、范二师，无故倒戈，傅良佐不走又能如何？”冯国璋微笑道：“倘若能武力勘定，我又何必一意主和？想必是前方困难重重，王、范才有此无奈之举。”段祺瑞听到这里，才算摸出点门道来……搞了半天，原来是冯国璋在背后给他们撑腰的！

说到段祺瑞和冯国璋的关系，自然是非同一般。这二位都是北洋武备学堂的开山弟子，又一起跟随袁世凯多年，既是老同学，又是老同袍，几十年的交情，那可是实打实的。据冯国璋的女儿回忆说，在袁世凯升任山东巡抚的时候，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都随同调驻山东，那时他们白天上班，晚上便经常来冯国璋家小聚，或谈天说地，或喝喝酒，打打牌（麻将），彼此相处非常融洽。

当时冯国璋家有个共同捐资的私塾，塾师是冯国璋的三哥冯琥璋，在家塾中就读的学生不但有冯家的子弟，段祺瑞的儿子段宏业甚至小舅子吴光新也在这里读书。段祺瑞对子弟的教育非常重视，如果书读得不好，他不但责罚自己家的子弟，冯家的几个儿子也要同时受罚，一视同仁。

在前清时代，由于受到大领导袁世凯的影响，冯国璋和段祺瑞的政见基本相同，直到段祺瑞发出“共和通电”，冯、段两人才出现分歧。关于这件事，冯国璋对段祺瑞是非常不满，但后来见势已如此，也只好作罢。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和冯国璋都成为了主导当时政局的风云人物。但也许是年龄的缘故，冯国璋和段祺瑞在收拾乱局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冯国璋比段祺瑞大6岁，1917年的时候段祺瑞正好52岁，尚有余勇可贾，而冯国璋已经是58岁，明显老态毕显。由此，段祺瑞主张要武力统一，而冯国璋却不忍杀伐过度，认为还是和平解决的好。

冯和段的这个分歧，完全是原则立场的分歧，这要调和起来有点困难。就拿傅良佐督湘这件事来说吧，冯国璋最开始是不同意让傅去湖南的，最后因为段祺瑞的坚持才让步。像黎元洪一样，冯国璋当时的工作也主要是盖印，程序一般是这样：国务院的秘书长张志潭带着公文来总统府，随后在总统府代秘书长恽宝惠的带领下去请冯国璋用印。一般来说，国务院的公文须冯国璋看过一遍，然后再交恽宝惠盖印，盖完后交还张志潭，周而复始。

有一次，张志潭拿着一些公文来请冯国璋盖印，其中便有傅良佐督湘的任命书。冯国璋看到后，便停住不动，并不像之前那样随手交给恽宝惠盖印。张志潭见冯国璋犹豫，便将段祺瑞的理由转述了一遍，说傅良佐原籍湖南，又是军人，去做湖南督军一定会胜任愉快的。冯国璋听后，不以为然的说：“这恐怕不见得吧？你还是回去跟总理再商量商量！”于是，这份任命书又被递回了张志潭。过了几天后，段祺瑞提出让傅良佐做督军或者省长任选其一作为让步，便又让张志潭去总统府盖印。张志潭去见冯国璋之前，先找了恽宝惠沟通，让他到时帮忙说几句话，这才通过了对傅良佐的任命。

傅良佐的任命一事虽然解决了，但背后的分歧依旧存在。段祺瑞本来就不经常去总统府，加上两人都上了年纪，彼此间的走动也已不是太多，因此沟通上的问题日渐突出，分歧越拉越大。譬如段祺瑞是喜欢打麻将的，之前冯国璋去段家也会打上几圈，但冯国璋上了年纪特别是当了总统之后，已经不爱从事这项运动，而段祺瑞不明就里，他却认为冯国璋是故意在他面前摆总统的架子。

话说回来，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说白了就是个人情社会，你不多走动，哪里来的人情呢？麻将成为国术，这并不是偶然呢。

在王汝贤、范国璋部的北洋军后撤、傅良佐仓皇逃出长沙后，冯、段两人的分歧便开始公开化了。段祺瑞主张追究王、范两将的责任，而冯国璋则认为傅良佐同样渎职，也主张严办。最后，傅良佐被免职，而王汝贤和范国璋则因军务重要，仅仅是给予口头申斥，轻轻带过。

段祺瑞得知后十分气恼，便放出风去说要辞职。然冯国璋却不是黎元洪，过了几天，当张志潭拿着公文前去盖印的时候，冯国璋在盖好之后，突然莫名其妙的说了一句：“总理还不辞职吗？”恽宝惠和张志潭两人听后，都觉得冯国璋这话说得太冒昧了，特别是张志潭，这如何回答呢？好在张志潭还算反应比较快，他神情严肃的说：“辞呈就上来！”

当然，辞呈还没有这么快，张志潭也就是随机应变，说说而已。但没过几天，直隶督军曹锟、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这四位督军突然联名发布了一则通电，要求停战议和，反对武力统一。这“锣鼓听声、说话听音”，段祺瑞岂有不知其中的文章，随即便真的提出辞呈，再次辞去总理并兼任的陆军总长职务。

有意思的是，冯国璋却只准了段祺瑞辞去总理而保留了陆军总长一职……各位，这不是故意打老段的脸吗？哪有辞去总理却腆着脸继续干总长的？这总理都做不了，岂能继续做陆军总长？于是段祺瑞便再次辞职，这次冯国璋却不再挽留，一一批准。

段祺瑞辞职后，冯国璋得要找一个替手。这替手是谁呢？原来是“北洋之龙”王士珍。在袁世凯被踢回老家后，王士珍其实已久疏军政两界近十年，手头既无军人势力，也无政治本钱，加上年亦老朽，血气已衰，本是不堪重用的，但冯国璋还是觉得王聘老（王士珍字聘卿）性情平和，资格又老，于是便引为己助，并借以抵制皖系，调和南北。

王士珍和冯国璋、段祺瑞当然也是老哥们，这“段去王来”，这两人的面子都有点挂不住。对段祺瑞来说吧，王士珍出任总理有卖友之嫌；但冯国璋又对他说：“老聘，难道你就忍心看我的笑话么？”所以，王士珍也实在是推脱不得，只好勉为其难了。

段祺瑞辞职后，原阁员也按例全部自动辞去，改由王士珍重新组阁，最后名单如下：陆征祥为外交总长、钱能训为内务总长、王克敏为财政总长、江庸为司法总长、田文烈为农商总长、曹汝霖为交通总长、傅增湘为教育总长，海军总长仍用刘冠雄，陆军总长则由王士珍自己兼任。

11月22日，段祺瑞正式辞去总理职务，第二次“府院之争”再次以段祺瑞的去职而告终。由此，老段的第二次内阁不过三个月便不幸倒台……这冯国璋毕竟不是黎元洪！

12月1日，王士珍公布了自己的阁员名单，新一届内阁宣告成立。在这本该是普天同庆的日子里，湖北前线却传来不和谐音：湖北第一师师长石星川在荆州宣布独立；三天后，第九师师长黎天才也在襄阳宣布独立，并与广州护法军政府遥相呼应。为了赢得云南靖国军唐继尧的接应，襄、荆两地均改名为湖北靖国军，并推黎天才为总司令。

这又是为何呢？

原来，在王汝贤、范国璋部北洋军撤离至岳阳后，南方军势力挺进长沙，占据优势，在他们的鼓动下，与湖南接近的湖北襄荆两地起而响应，宣布独立。与此同时，长江上游总司令、四川查办使吴光新（也就是段祺瑞的小舅子）也在四川被川军熊克武等部打得大败，仓皇退回鄂西。

这下，段祺瑞布下“武力统一”的两颗棋子已经完全失败。有意思的是，吴光新在四川吃了败仗，但他却想在湖北露一手，于是便打电报给北京，要求收复荆襄，将功折罪。

吴光新的电报发出后，湖北督军王占元着急了。王占元出生于1861年，他的经历和王士珍、段祺瑞等人基本类似，也是小站旧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参加过甲午战争，后投入袁世凯门下，由此飞黄腾达）。在武昌起义后，王占元任第二镇第三协协统，在南下镇压革命后因功升为第二镇统制。二次革命爆发后，王占元再次领军出征，并由此在湖北扎根，并逐渐独掌大权。

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这吴光新要打湖北靖国军，王占元又有什么好急的？这不是借兵助剿，好事啊！

其实不然。因为当时的湘军势力正旺，他们想一举攻下岳州，将北洋军逐出湖南境内，而王占元和南方军联帅谭浩明正在竭力调和，试图平息局面。如果这时吴光新进攻荆襄，必然会引发湘军进攻岳阳，由此战火重燃，危及湖北的安全。

12月4日，长江三督李纯、王占元、陈光远发表通电，请求冯国璋正式宣布停战，而两天后，以曹锟为首的八省督军和淞沪护军使卢永祥、第七师师长张敬尧却发表了一个言辞更加激烈的通电，要求冯国璋立刻颁布对南方军的讨伐令，这标志着北洋系已经在战和问题上彻底分裂了。

值得注意的是，之前发布停战议和通电的直隶督军曹锟这次却摇身一变，成为了主战的急先锋，这又是为何呢？

据说，曹锟的转变，是有两个原因的，一是北洋元老徐世昌的指点，二是徐树铮向其许诺，支持其获取副总统一职务。曹锟当时驻节天津，与寓居于此的徐世昌多有来往，在之前的那个停战议和通电发布后，徐阁老却不以为然，说：“芝泉固然性子太急，但华甫也不该暗中唆使王、范二人，以至于倒戈失湘。他们两人如此闹法，今后如何收拾？”

曹锟听后，支吾了两声，徐世昌见他还不明白，便又道：“冯、段两人争斗，你们也不在其中帮助调和，如此以后，恐怕北洋团体四分五裂，届时民党卷土重来，你们到时都推卸不了责任呢！”曹锟听后，这才如梦初醒。

至于徐树铮，其在段祺瑞倒台之后仍旧忠心耿耿，为段祺瑞的复出而上下奔走，遍访各省督军，以寻求支持。有一次，徐树铮见到曹锟，表示只要他支持段祺瑞复出并赞成“武力统一”政策，段祺瑞便愿意在召集新国会改选总统时支持曹锟就任副总统。曹锟在经过徐世昌的一番点拨之后，本就对通电主和有所悔意，又听说段祺瑞愿意支持自己当副总统，由此也不免动心……冯国璋不就是由副总统当上了大总统的吗？既然老冯做得，如何我老曹就做不得呢？

冯国璋在接到两份完全对立的电报后，也十分为难。他仔细一估量，主战的督军都在北京的周围，而主和的长江三督虽然站在自己的一边，但毕竟相距太远，远水解不了近渴，倘若不对这些主战的武夫们有所回应，还不知道他们要闹出什么事情来。

想到这里，冯国璋急忙把内阁总理王士珍等人找来，商议对策。王士珍说，现在主战的都是老段的势力，何不将老段请出，给他个闲散职位，以免得他从中作梗，牵制中央。冯国璋想，这老段并非是寻常人物，除了总理一职，哪里还有职位可以安排？后来大家七嘴八舌，商议出一个新名目：老段不是一意要对德国宣战吗，何不给他个参战督办的名义，以示中国参战？

老段听了这个主意后，倒也不推辞，只说参战督办一职须与陆军总长联合，不然凡事梗阻，倒不如不就任。王士珍听后，自然明白老段的意思，于是便主动辞去了所兼的陆军总长一职，改提名老段的亲信段芝贵来充当此职，冯国璋对此也无甚意见。

数日后，老段便带着段芝贵去总统府见冯国璋，两人重归于好，言笑如初。虽然冯、段间还有些疙瘩，但新任陆军总长段芝贵却是个善于插科打诨的家伙，三人一席言谈，最后尽欢而散。

有了冯国璋的让步，老段心中的“武力统一梦”不免又再次升起，由此，南北也就要再起烽烟了。

为了协调南下作战，徐树铮特地邀请各省督军前来天津开会，参会的有直隶督军曹锟、安徽督军倪嗣冲、山东督军张怀芝等人，山西督军阎锡山、陕西督军陈树藩、河南督军赵倜、福建督军李厚基、浙江督军杨善德、淞沪护军使卢永祥、苏皖鲁豫剿匪督办兼第七师师长张敬尧等也派有代表，就连关外的张作霖、吉林督军孟恩远、黑龙江督军鲍贵卿也有代表前来参会。

武人们聚在一起，自然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一个个恨不能立刻飞奔南下，给南方军一点颜色看看。在会议上，曹锟和张怀芝表现最为突出，他们在段祺瑞的授意下，完全控制了这次的动向。由于冯国璋是大总统，不好直接骂他，于是这些人便把矛头对准了主和的“长江三督”，特别是江苏督军李纯，更是被骂得狗血喷头，并被扣上北洋的“内奸、小人、走狗、叛徒”的大帽子。光骂还不行，得有实质性的东西。在经过一番争论后，天津会议初步决定，要求冯国璋明令讨伐湘、粤，并拟以两路南下进攻湖南：第一路以曹锟领衔，沿京汉路经过湖北后进攻湖南南部；第二路以张怀芝为主帅，沿津浦路南下后经江西攻入湖南东部。各省督军还约定了出兵的兵力，其中直隶、山东、安徽各出一万，奉天出兵两万，山西和陕西各五千。

有意思的是，之前只要是提到用兵讨伐，各省督军总是推三阻四，而且出兵之前一定要中央将粮饷枪械补充齐全，经费发足，否则决不动兵；而这次督军团会议却面目一新，各省督军们个个自告奋勇，精神可嘉，他们非但自愿出兵，而且愿意自筹经费，并不需要中央出一个子儿。

1月23日，在北军尚未大规模南下的时候，吴光新便在天津会议精神的鼓舞下，一举攻下荆州；而2日后，由吴佩孚统属的第三师第五旅张学颜部也占领了襄樊。至于最先独立的黎天才和石星川的所谓“靖国军”，早因内部分裂而土崩瓦解。

冯国璋在接到这个消息后，却试图“以胜求和”，并与南军联帅谭浩明约定南北军互相撤退，不得开火。可惜的是，谭浩明这时也已指挥不动当时的湘军，何况是吴光新等部已经攻克了荆襄，他们自然不肯罢休。

1月24日，湘军赵恒惕部向驻扎在岳阳的北洋军第二师王金镜部、第八师王汝贤部、第二十师范国璋部、第十一师李奎元部发动进攻。由于这几支部队均属于冯国璋的直系范围，他们并不愿与湘军发生冲突，于是便将岳州焚烧一空后不战自退，等湘军来到岳州的时候，这里已经是一座烈火焚烧、余火未尽的空城。

在“二次革命”后，岳州便一直被北洋军所占据，这次的胜利收复使得湘军上下十分激动，也令西南各省大为振奋，因此很多人都主张乘胜北上，顺势攻下武汉，扭转南方的颓势。但是，联帅谭浩明并没有采取湘军的意见，他认为南军攻下岳州后已经是强弩之末，并不具备继续进军武汉的实力；而且，岳州可以作为北洋军攻下荆襄的补偿，适可而止，也不失为上策。

谭浩明的后台老板是两广巡阅使陆荣廷，他也觉得南军既然已经攻占岳州，湖南已经成为了西南的屏障，再北上进军，一无实力，二无必要，三是怕引发北军南下，反而另起争端，倒不如就此熄火停战，也好保自己的一方太平。至于西南省份其他督军，如云南唐继尧等人也是这般认为。

而在另一边，湘军攻占岳州的消息传来后，立刻激起了北洋系主战派的一片怒吼，他们一再逼迫冯国璋立刻发出明令，讨伐南军。在这几天里，冯国璋被搅得心烦意乱，几乎要淹没在主战派的汪洋大海之中。

正当主战派们眼巴巴的等着冯国璋下讨伐令的时候，却突然得到一个消息，说冯国璋大总统不声不响的乘火车南下，这下可就把他们惹毛了。

1月26日下午，冯国璋离开北京南巡，第一站便是天津。当天晚上，冯国璋便见了直隶督军曹锟，和他谈了半夜的机密，争取这位“虎变将军”的支持。曹锟本是直系中人，自然不好对冯国璋过于为难，只是说：“要主和，就必须先主战，只有在战场上取得胜利了，和平才有希望”……这倒也不失为真知灼见。

冯国璋在天津督署借宿一宿后，次日便继续南下。这时，冯国璋出京南下的消息已经传出，段祺瑞等人听后十分气恼，连夜发电报给沿途的督军张怀芝和倪嗣冲，让他们将冯国璋堵回京城，不得延误战机。

山东督军张怀芝接到电报后，便带着随员来到济南火车站，眼巴巴的等着冯总统的专车莅临，不料车倒是来了，却风驰电掣的一驰而过，张怀芝连冯国璋的影子都没有见着。原来，冯国璋离开天津的时候，心想这张怀芝是铁了心要跟着段祺瑞主战的，他又与安徽督军互为党援，何不先去蚌埠说服倪嗣冲，届时张怀芝自然不攻自破。

于是，冯国璋的专列在经过济南的时候，便没有停车而是直接奔蚌埠去了。张怀芝在吃了一个闭门羹后，急忙发电报给倪嗣冲，让他做好截留的准备。所幸济南和蚌埠尚有几小时的车程，倪嗣冲得以从容布置，他带着卫队将车站给围了，然后在一边静待冯总统的大驾光临。

不久，冯国璋的专车便来到蚌埠车站，不消拦截，车便停了。冯国璋下车后，倪嗣冲早已等候多时，他立刻上前恭恭敬敬的迎住冯总统，将他请到督署小坐，好生招待。当天下午，张怀芝和苏皖鲁豫剿匪督办张敬尧也赶到蚌埠，冯国璋这才发觉事情不妙。

倪嗣冲等人先是客客气气的问冯国璋：“总统这次微行出巡，究竟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为何也不提前通知，也好让我们有所准备，好好招待。”冯国璋见躲不过去，只好说要南下与各省督军商议下和还是战的问题。

倪嗣冲说：“总统既要商议大事，何必亲自南下？只须打个电报即可。”说完，他便自作主张的给江苏督军李纯发电报，请他来蚌埠商议。令冯国璋十分生气的是，第二天来的并不是李纯本人，而是他的代表齐燮元……这是什么意思嘛？！

事情呢，其实很清楚，李纯明知道冯国璋被困在蚌埠，他不肯亲自前来解围而只是派了个代表前来，这就不是迎接而是有“挡驾”的意思了。原来，当时有个传闻说，这次冯国璋南巡是因为被困北京，所以他希望借此重返江苏老巢，但冯国璋要是以代理大总统的名义长留南京的话，江苏督军李纯的身边就不免多了一个婆婆，这却是他不愿意看到的。尽管李纯是冯国璋的“忠实信徒”，但在危及他利益的时候却一点都不含糊。

冯国璋见继续南下南京已经“此路不通”，只好同意倪嗣冲的意见，在蚌埠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当前的局势。很显然，这次草草召开的会议几乎被主战派完全控制，倪嗣冲等人七嘴八舌的，说的都是一个套路，那就是催促冯国璋赶紧下令开战，荡平西南。

冯国璋在会上虽然没有扮演菩萨，但他每次开口，总有七八张嘴把他的话被堵了回去……这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冯国璋虽然不完全是个秀才，但毕竟是一嘴不敌八舌啊。

说到最后，张怀芝不耐烦的道：“总统想与南方谋和，除非你把总统的位置让给了他；如果总统不想让出此位，那就只有主战一条路可选。如果将段合肥请出，我们北洋军心一致，莫说他一个小小湖南，就是整个西南我们也可以一举荡平，岂不痛快！”

安徽督军倪嗣冲则更有表演天赋，他拉着冯国璋的手大哭道：“总统，现在国家已经危险万分，我们北洋派也到了危险万分的时候了！你看南方的势力多么嚣张，还有小人在总统跟前挑拨，说你是直派，说段总理是皖派，说你俩在闹意见；现在又造谣说，直皖两派要分裂，若真的分了，我们自相残杀，那北洋派就完了！中国就完了！”

倪嗣冲此人一向粗鲁野蛮，素有武健严酷之名，人送外号“倪大炮”，喜发惊人之语，爱做惊人之事（所以后来得了精神病而死），他既是一个骄横恣意的军阀，又是一个顽固的保皇派。在政治上，倪嗣冲唯人是听，有大清皇帝，他就听皇帝的；皇帝没了，他就听袁世凯的；袁世凯死了，他就改跟从段祺瑞了。由于在政治上一贯正确，所以倪嗣冲也就在安徽任上稳如泰山，也算是深得中国政治之精髓了。

倪嗣冲的一番哭闹，冯国璋也难免有些感动：老倪也一大把年纪了，如此忠心爱国，一心护着北洋，这种集体主义的精神是多么的可贵！

事已如此，冯国璋也就不再坚持自己的主和论调而改对倪嗣冲等人的主战观点表示认可。既然这样，继续南巡已无必要，冯国璋便于29日沿着津浦路原路返回了北京。

老冯白费了一番心思，不但白跑一趟，还讨个没趣，正当他怏怏不乐之时，湖北督军王占元发来一个电报，称“湘、粤、桂三省南军已经攻陷岳州，驻岳总司令王金镜和其他北洋各部均已撤离。南军占据岳州后，又向通城等地发起进攻，声势正盛，请求急援”云云。

冯国璋看到这里也不免动怒了，他胡子一翘，大腿一拍，惊呼道：“不得了！南军如此猖狂，看来不开战是不行了！”

次日，冯国璋便发下两道命令：第一道命令是授曹锟第一路军总司令，率吴佩孚的第三师和五个混成旅由鄂北开往鄂南、张敬尧率第七师和两个补充旅南下进攻湖北通城；第二道命令是授张怀芝为第二路总司令，率施从滨的山东暂编第一师、张宗昌的江苏第六混成旅、张之杰的第十二师、李传业的安武军一部，还有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各队伍分别南下，进攻湖南东部。

紧接着，冯国璋又发布命令，将闹“独立”的第九师师长黎天才、湖北第一师师长石星川、南军的广西督军谭浩明的勋位军职等一股脑儿给撸了，并令前线部队将之擒拿严办。

另外还有三道命令，却是惩处北洋系内部人士的：第一道是令将逃跑的前湖南督军傅良佐组织军法审判，以肃纲纪；第二道是将第八师师长王汝贤、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第二师师长王金镜撸掉军官勋位勋章，姑且留营戴罪立功；第三道则是在主战派的强烈压力下，冯国璋将江西督军陈光远的上将衔陆军中将勋位撸去，仍留督军本职，以观后效。

冯国璋的这三道命令，粗看是罪责分明、一视同仁，但细看却是内外有别、亲疏有分：逃跑督军傅良佐无兵无权，又系段派，所以惩罚最重，要以军法审判；而王汝贤、范国璋、王金镜、陈光远这几位因是直系中人，却被轻轻带过，不过摘了那些无用的勋位勋章及军衔，其在军中或者地方上的权位却丝毫不为所动。

但不管怎么说，冯国璋毕竟已经走上了主战的轨道，这也就让这些武夫心满意足，不再纠缠于具体细节而是抖擞精神南下建功。2月6日，曹锟亲临汉口，在此坐镇指挥第一路军发动进攻。与此同时，海军第二舰队也在司令杜锡圭的率领下，带着“楚观”、“江鲲”、“江利”、“江犀”、“江贞”五舰由水路开进，帮助陆军发起攻击。

至于南军这一边，由于内部派系太多、矛盾重重，直到北洋军大举南下后，仍旧没有做好充分的应战准备。当时的南军形势如下：湘军的赵恒惕部驻扎岳州、刘建藩部驻平江、桂军马济、韦荣昌等部均在后方充当预备队。

所谓“预备队”者，其实就是不想开仗罢了。援湘军的后台老板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已经意识到，南军加入即将爆发的湖南战争只能是一场没有希望的赌博，与其拿自己的部队去填这个无底洞，倒不如全身而退，保存自己的实力要紧。由此，当时真心抗战的，其实只有赵恒惕、刘建藩等部湘军子弟兵……谁让湖南是他们的老家呢？

正文四十、段祺瑞三任总理，徐世昌就任总统

在南下进攻湖南的北洋军中，大部分是北方的部队，他们从几千里之外远征湖南，这可是一件难得的新鲜事。因此，大部分的军官都感到兴致勃勃，劲头十足，想在这场战争中建功立业，拔得头筹。

1918年2月26日，曹锟一声令下，吴佩孚便率北洋第三师兵分两路，直扑岳阳。第三师的前身本是袁世凯练就的北洋六镇中的第三镇，1906年成军的时候，首任统制是段祺瑞，段祺瑞调任第四镇后又由段芝贵接任过一年，从1908年后便是曹锟充当统制，素来便是北洋军中的劲旅。

辛亥革命后，北洋第三镇改为陆军第三师，师长仍旧是曹锟，吴佩孚则被提拔为炮兵团团长，继而又升为第六旅旅长。曹锟就任直隶督军后，便让吴佩孚代理了第三师师长一职。吴佩孚虽然是秀才出身，但却练兵有方，在原先的北洋老部队日显疲态的时候，北洋第三师却在他的训练下虎虎有生气，此次出征，果然大有斩获。

在发动进攻的第二天，北洋军便攻破了湘军的第一道防线，并开始实行钳形战术，意图截断湘军的后退路线。在北洋军的逼迫下，湘军慌忙放弃战略要地羊楼司，撤回岳阳。吴佩孚在占领了羊楼司后，于3月16日上午下令总攻岳阳。虽然当时的南军兵力在数量上超过北军，但由于连吃败仗、内部又不统一，于是未经抵抗，便在17日弃城南逃。

在吴佩孚率军进攻岳阳的同时，张敬尧也率所部第七师对平江发动了猛烈攻击。平江是湖南省城长沙东面的重要屏障，尽管湘军在此进行了顽强抵抗，但由于北洋军实力过于强大，3月22日平江便告失守。

在岳阳和平江被北洋军相继攻下后，坐镇长沙的南军湘鄂桂联军主帅谭浩明却束手无策。在岳阳失守的那天，谭帅还故作镇定，他发出一个安民告示：“岳阳小挫乃是兵家常事，本帅坐镇长沙，自有主张。”但刚过一周，这位号称“自有主张”的谭帅便带着他的桂军从长沙溜之大吉，临走之前，还不忘在城内大肆劫掠一番。

3月26日，吴佩孚不费一枪一弹便占领了长沙，并南下湘潭继续追击。随后，张敬尧率第七师开进长沙，并在第二天被任命为湖南督军兼署省长。

在前方捷报频传的情况下，皖系的主战派们兴奋至极，他们随后发出通电，要求段祺瑞重新出任内阁总理，以更好的完成“武力统一”。这一次，段祺瑞获得了空前的支持，不但曹锟、张怀芝等人领衔通电，就连长江三督也在通电后列名。冯国璋见大势所趋，也只好要求段祺瑞三度出山，重新组阁了。

冯国璋再次对段祺瑞让步，除了前方打了胜仗和各省督军联名支持老段，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徐树铮引奉军入关所导致。在段祺瑞下台后，徐树铮四处活动，力图要让老段重新出山，这一次他把筹码压在了奉军张作霖身上。

在经过一番密谋后，张作霖突然以“南下参战”的名义派出两个混成旅挥师入关，一个旅进驻滦州，另一个旅则开进了秦皇岛。奉军此举意欲何为呢？原来，徐树铮事前得知在段祺瑞之前任总理时与日本秘密购买的一批军械即将抵达秦皇岛，这次他要做个顺水人情，让奉军将此批军械截下，以换取张作霖对段祺瑞复出的支持。

2月23日，等军械已经到岸后，奉军的张景惠、杨宇霆等部将军火装上火车，乘着前来接收军火的人不备，将火车机车倒挂过来，随后一溜烟的开出关外。接收大员见军火列车突然朝着相反的方向驶去，连呼上当，但为时已晚。张作霖后来大肆扩充队伍，这批军械可是帮了大忙。

对于徐树铮搞的这种小动作，段祺瑞是不赞同的，但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也只能私下将小徐训斥了一顿了事。但对于冯国璋大总统来说，小徐这样做就未免太伤人了。本来这批军械是以北京政府的名义购买的，并要分配给各参战部队，但被小徐这么一截，结果只便宜了张作霖一人（虽然后来他分出了一些给友军，但大头还是奉军占了）。更重要的是，奉军开进关内并造成了逼近北京的态势，这不但损害了冯总统和王总理的威信，也直接威胁到他们的人身安全。

在此事发生之后，王士珍很快便请假并躲到了天津，而此时皖系的主战派又鼓噪着要让段祺瑞出山，冯国璋还能怎么办？只能完全顺从这些人了！

3月29日，王士珍内阁垮台，段祺瑞被任命为国务总理，这也是他在继1916年6月和1917年7月后的第三次出任总理。当日，段祺瑞公布内阁成员名单如下：外交总长陆征祥、内务总长钱能训、陆军总长段芝贵、海军总长刘冠雄、教育总长傅增湘、司法总长朱深、农商总长田文烈、交通总长曹汝霖（同时兼任财政总长）。

在“和战之争”之中取得胜利的段祺瑞在第三次组阁后，更是信心满满，决心要趁热打铁，全力推行他的“武力统一”政策，一举平定西南，为民国立一奇功。此时，前线的北洋将士也很配合，他们在长沙稍事修整后，便分三路继续向南推进：第一路进攻衡山、衡阳；第二路进攻湘乡、宝庆；第三路进攻醴陵、攸县。

为了鼓舞北洋军的士气，段祺瑞在上任不到一个月便亲自南下督战。4月20日，段祺瑞一行抵达了前方总指挥部所在地汉口，随即又召开军事会议，与会者有前线的两位总司令曹锟和张怀芝、湖北督军王占元、湖南督军张敬尧、河南督军赵倜，其他如江苏、江西、安徽、山西、陕西、奉天六省也派有代表参加。

在会上，段祺瑞特别强调了北洋军人的团结，并十分大度的将之前陈光远、王汝贤、范国璋等人的处分全部取消，以鼓励大家同心协力，共同完成武力统一大业。在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前方又传来喜讯，北洋军在24日攻下衡阳，正在挺进湖南中部。

4月25日傍晚，段祺瑞一行兴致勃勃的乘坐“楚材”舰前往九江、南京，但乐极生悲的是，由于当时江风过大，加上航速过快，结果“楚材”舰与上行的招商局客轮“江宽”号相撞，“江宽”号当场被撞沉并造成了上百人伤亡，而“楚材”舰也被撞伤，段祺瑞的养子兼亲信秘书罗凤阁在这次事故中不幸身亡，令老段感到十分痛心。

事情偏这么巧，段祺瑞等人改乘“楚泰”舰继续前行。老段怎么也没有想到，因为自己的这次南下，居然会酿成这样一件惨案，原本高兴的他，一下就沉重了起来。

也许的巧合，前线的北洋第二路军也在次日大败，几乎被南军打得溃不成军。事情是这么回事，张怀芝率领的第二路军本是多支杂牌军混合而成的，因此进军缓慢，但他们看到吴佩孚、张敬尧等人连战连捷后，不免也着急了起来，生怕自己去晚了就没仗打了，因此在四月中旬后，他们又改为急行军，简直就是要和第一路军赛跑。

第二路军是由江西进入湖南东部的，在向南挺进的过程中，由于进军太速，结果把刘建藩部湘军撤退的后路给断了。所谓“哀兵莫追”，北洋第二路军的急躁行动反激发了湘军的拼死一战的斗志，而刚得到喘息的桂军马济部也为了防止北洋军继续追击而突然掉头，配合刘建藩部打一个反击战。

4月26日，南北军在湖南新市一带发生激战，但蹊跷的是，人数占优的北洋军却并没有传说中的那般神勇，主攻部队山东第一师甫一接战，便如潮水般纷纷后撤，师长施从滨差点就溺水而亡，而其他部队如张宗昌的江苏第六混成旅、安武军等见势不妙，也几乎是溃不成军，一直从醴陵、攸县撤到了长沙。第二路军总司令张怀芝见自己的部队被打得丢盔弃甲，急忙从长沙跑回了汉口。

北军失败的原因，一是因为过于冒进，急于贪功；二是北军初到南方，对当地的地理形势、饮食习惯等毫不熟悉，一时间也适应不过来。譬如攸县，这里是典型的丘陵地带，到处是沟渠水塘、羊肠小径，又多有小山小丘，松林茂密、茅竹丛生，而北洋军通常是在宽阔平坦的北方大地上训练演习，来到这烟雾弥漫、地形错综复杂的南方后，不免昏头昏脑、难辨方向。加上当时又是梅雨季节，天气闷热不堪，而道路又泥泞不堪，这些因素对北洋军都大大的不利。

湘军刘建藩部在追过株洲后，仍旧孤军深入，继续向长沙前进。由于湖南新任督军张敬尧的第七师在占领长沙后并没有南下，这时便正好将湘军截住，双方对峙了数日。为了减轻自己的压力，张敬尧让张宗昌收集自己的旧部并加以重新武装，借以反攻湘军。

在大败之后，张宗昌正担心自己部队的番号被取消，于是这次决心冒死一攻，以求将功赎罪。后来，张宗昌亲率敢死队1200人，直插湘军中央阵地，并四面冲击，湘军一时猝不及防，结果全线混乱，主将刘建藩也在慌乱当中溺水而亡（也有说是因要对部下军法从事而反被部下刺死的）。

在这次湘东反击战结束后，南北方的形势才初步稳定下来。正当段祺瑞眼巴巴的盼着北洋军继续南下的时候，前军总指挥曹锟却突然带着他的司令部于5月29日返回了天津。原来，在得知徐树铮引奉军入关后，曹锟十分不满，他认为自己在前方为北洋系拼杀，而某些人却在自己的背后插刀子，侵占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是他无法容忍的。

6月9日，败军之将、第二路军总司令张怀芝也灰溜溜的回了自己的老巢济南，不再好意思提南征之事了。由此，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再次夭折。

6月11日，曹锟在天津召开会议，讨论对南作战问题。徐树铮作为段祺瑞的代表赶赴天津，试图扭转对段祺瑞不利的政策。就在会议期间，却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这就是前陕西督军陆建章被害一事。

与段祺瑞等人一样，陆建章也是小站旧人，而且一直是袁世凯的心腹亲信。清廷覆灭后，陆建章担任了右路备补军统领（后改为警卫军）和北京军政执法处处长，对异己分子向来就是毫不手软（譬如武汉首义的张振武便死于其手），因其杀人如麻，人送绰号“陆屠夫”。在民国初年的白狼之乱中，陆建章被授为陆军第七师师长，在率兵进入陕西剿匪后担任了督军一职，帮袁世凯稳固了陕西的地盘。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陆建章被原陕南镇守使陈树藩排挤，给撵出了陕西地盘。失势后的陆建章后来便投靠了冯国璋，并暗中为冯服务，奔走赣、鄂，为和议出力。本次他来天津，正是为了说和而来。徐树铮对陆建章的幕后行动早有所知，心里恨得只牙痒痒，于是在6月14日约请他到奉军司令部（小徐此时正和张作霖打得火热，被委为关内奉军副司令）一谈。陆建章也知道小徐不怀好意，但想自己也是段祺瑞的同辈中人，去了又有何妨。

进得营内后，徐树铮开始还好言招待，大家言笑如初。等酒席吃到一半，徐树铮突然对陆建章说：“后面有个花园，里面景色极佳，我想请你进去游玩一番，顺便谈点私事。”陆建章不知其中有诈，便欣然入内。不料两人进去后，徐树铮立刻翻脸厉声喝斥道：“你知罪否？”陆建章大惊失色，说：“我有何罪？”徐树铮骂道：“你为南方做走狗，成天里东奔西走，妄谈和议，破坏段总理的统一政策，你还敢说自己无罪？”

陆建章冷笑道：“主和之人，又不止我一个，难道都要归罪于我？”徐树铮变脸道：“哼，今天恐怕容不得你说什么了！”说罢，手一挥，令左右将陆建章绑上，陆建章见势不妙，慌忙改口愿为段总理效力，但小徐完全置之不理，掏出手枪亲自把昔日威风凛凛的陆将军给枪毙了。

小徐妄逞辣手、擅毙陆建章，此举真可谓是石破天惊、胆大包天。消息传出，海内震惊，就连段祺瑞得知消息后，都惊得半天没说话，随后便令人给陆建章的遗属送去五千大洋，以示慰问。冯国璋还是在接到要将陆建章勋章撸去的命令时才知道此事，但人都死了，还要勋章干什么？不过是徐树铮非要给陆建章一个“煽惑”之罪，以示名正言顺罢了。

据说，冯国璋开始不肯给这道命令盖印，并愤愤的对手下人说：“你看看，这有多么荒唐！徐树铮这么胡闹，难道芝泉就一点都不管么？”最后，冯国璋又生了一会闷气，但事已如此，也只好把印一推，了结了这段公案。

陆建章虽然被杀了，但后事还没有完。陆建章在做右路备补军统领的时候，原第二十镇营官冯玉祥因“革命嫌疑”而被解送原籍，这时正好被老长官陆建章知道，于是对冯施以援手，并让他留在左路备补军中继续担任营管带，这才有了后来的第十六混成旅。1918年2月，受命征伐南军的冯玉祥部开到皖鄂赣交界的武穴时，突然宣布主和，便是陆建章的主意。陆建章被杀后，冯玉祥气愤难平，从此对段派阳奉阴违，不再服从。至于小徐，最后也是冤冤相报，这是后话，先搁下不提。

为了挽回人心，段祺瑞委派曹锟为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经略使，张怀芝为援粤（当时广东的龙济光部被粤军、桂军围攻）总司令，吴佩孚为副司令，试图让他们再度南下，继续对南方作战。但是，前线部队大都为直系，加上徐树铮擅毙陆建章之事的影响恶劣，这些人大多不愿意再为段祺瑞卖命了。

6月15日，湖南前线的南北双方达成停战协议，而主将吴佩孚不断的发出停战议和通电，并以缺饷等借口拒绝继续作战。段祺瑞虽然百折不挠，但对于这些直系部队，他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干着急的份……没有自己的嫡系部队，事情不好办哪！

在“武力统一”暂告一段落后，又有一件棘手的事情来了，那就是冯国璋当时是代理大总统，代理期限为一年，从1917年8月算起的话，时间将满，必须要在法统上进行重新选举，以确定新的大总统。

前面说到，段祺瑞拒绝恢复国会，而是搞了一个临时参议院来替代，其理由有二：一是第一届国会张勋复辟前已由当时的大总统黎元洪解散，断无恢复之理，而新国会在仓促间无法产生；二是第一届国会的组织章程等存在问题，需要重新研究修订。

在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的帮助下，各省督军（西南各省除外）在1917年10月底均选派参议员到京。11月10日，临时参议院在京开幕，原袁世凯的秘书、皖系政客王揖唐（即王赓）被选为正议长，而前清高官那彦图则被选为副议长。

临时参议院接到的第一项任务是对原先的国会组织法和两院选举法进行修改，换句话说，就是要把之前的参众两院的“八百罗汉”改为“五百大仙”，免得人多嘴杂，每次议事都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议，徒然浪费纳税人的钱。经修改，原参议院的议员名额由274人减为168人，众议院的则由596人减为408人，相当于每一百万国民出一个代表。另外，参议员也不再由各省议会选出，而改组织地方选举会选举产生，避免各省督军从中干涉舞弊。作为历史的反动（非政治之“反动”也），这一次的修改在财产、教育等方面提高了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资格，以防止出身甚低的革命党从中捣乱，这虽然便于当时的国情，但终究是反时代潮流而行之。

1918年2月下旬到6月中旬，除西南省份外，其他各省便开始组织第二次国会选举。这种全国性的选举，如果把前清资政院的选举也算进去的话，从1909年到1918年的十年间实际上搞了三次（中间那次即第一届国会选举），这一次按理说应该有点经验了，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资格，但这次选举的质量还是很差，进步不大。

说白了，无论是资政院也好，第一届国会也罢，所谓“议员”，大多为指派或者协调产生，真正的竞选是少之又少，而真正尊重选票并知道选票重要性的选民更是稀少。因此，指望这一次国会选举有明显的进步和改观，显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

不过，在这一次的选举运动中，有一个像政党又不像政党的非正式组织横空出世，翻云覆雨，几乎完全主导了整个选举过程，这就是所谓的“安福俱乐部”。

安福俱乐部，得名于其所在地西单安福胡同，这里原本是王揖唐、曾毓隽等皖系政客为了招待各地来京的参议员而租赁的一座大宅院，原名梁式堂宅。在开始的时候，这些搞政治的人不过在晚间到此坐坐，彼此闲聊，偶尔交换交换政治看法，辩论几句，当时也无专人召集或主持。但时间长了，这里的名气就开始大了起来，来的人也越来越多，因此在寻常的聚会之外，又搞了一些棋牌之类的娱乐器具，这就有了俱乐部的味道了。

等到新的国会组织法和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法颁布后，这里立刻就热闹起来了，那些亲皖或者试图投靠皖系的政客官僚们如同过江之鲫一般，一个个都跑到这里来打探消息，谋求发展。在这些天里，梁式堂宅里日日夜夜都是高朋满座，宾客盈门，而安福胡同内也是车水马龙，几近人满为患。

1918年3月7日晚，王揖唐、曾毓隽等人在梁式堂宅开会，打算成立一个团体，以方便在随后的选举筹备工作开展活动。既然是个组织，就得有个好名字，大家七嘴八舌的，提了许多好听的名字，但终究是众口难调，没有一个能得到全体赞同的。

议到最后，大家也乏了，这时有个人灵机一动，说：“咱们开会的地方不是叫安福胡同吗？得，干脆叫‘安福俱乐部’得了，名字吉利，说起来也好听。”大伙一想，这名字好啊，安福安福，安国福民，这不正是本团体的一贯宗旨吗？好，就这么定了！

名字定好了，安福俱乐部便在次日……3月8日……宣告正式成立。

安福俱乐部成立之后，随后便设立了干事部、评议部、政务研究会等结构，而干事部又细分为文牍、交际、会计、庶务、游艺五课，其中又以交际、会计最为核心。有人也许会奇怪，这搞政治嘛，当然要善于“交际”，但为何“会计”也是核心业务呢？

这个问题倒是个好问题，且容笔者慢慢解释。所谓“安福俱乐部”，到底是个啥玩意？是政党吗？不是。它既没有党纲也没有章程，更没有统一的信仰体系，不过是一些亲皖系的政客集合，而且它的成员又不稳定，大都以投机为主，分分合合，有利则来，无利则去，实则是王揖唐等皖系核心政客驱使的一群乌合之众。既然是乌合之众，那什么让他们聚合在一起呢？太史公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说白了，就是一个“利”字。安福俱乐部幕后的真正老板并不是王揖唐和曾毓隽，而是徐树铮，王、曾不过是前台的马仔罢了。

那徐树铮有何等能耐，让这些自命不凡的“政治家”们为皖系利益而上下奔走呢？对此，徐树铮曾一语道破天机：“我用金钱让他们做事，不担心他们不为我效劳。这些人所希望的无非是功名利禄，我将尽力满足其欲望，还怕他们不跟着我跑？”

功名利禄，我所欲也，是人便有欲望，有欲望就容易受制于人，这世间有几个搞政治的能做到“无欲则刚”的地步？那些在官场上上下钻营、四处奔波的人，无非是为了功名利禄、金钱女人，倘若欲都没了，还搞什么政治？所以，往安福胡同里钻的人就跟苍蝇一样，赶都赶不走，天性使然耳。

那有人要问，徐树铮的钱从何来？据统计，主要有这么几笔大款子，一笔是徐树铮在做关内奉军副司令的时候，挪用了军饷四十万以用于选举运作（后被张作霖发现而闹僵）；另外一笔则是梁大财神梁士诒资助了二百万元……可梁士诒凭啥资助这么多钱呢？

原来，梁士诒本是交通系的党魁，算得上是清末民初的第一理财高手，他所把持的交通系（交通部、交通银行及其相关的铁路建设投资所构成的无形体系）更是当时的大肥缺，可惜因为在洪宪帝制中表现得过于露骨而遭民国政府通缉，这时正好跳出来献金，试图来个咸鱼翻身。

另外，各皖系地方督军在选举期间对安福系的活动也多有补助，比如奉天督军张作霖、安徽督军倪嗣冲、黑龙江督军鲍贵卿等人，据说各出了数十万元。除此之外，也有人说安福系的财源还可能来自日本的西原借款，此款原为对德参战之用，也被挪为选举费用；再者就是说盐税被挪用。总而言之，有了这些钱，选举工作就好办了。

在徐树铮的幕后指挥下，王揖唐、曾毓隽等人指挥着安福俱乐部的皖系党羽走卒，由他们分持巨款，奔走各省，以图包揽各地选举。在这些人的暗中操纵下，各种选举丑剧就不免以常态出现了，什么高价买票、什么军警干预、什么抽换选票，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譬如以陕西为例子，该省的参众两院议员定额为19人，徐树铮提名12人，留7名给督军陈树藩自行把握。在选举过程中，陈树藩以张作霖为榜样，非但指定人选而且派军警现场监督，有三人未按照指定名单投票，被陈树藩查出后将之逮捕，险遭杀身之祸。

贿选也是一大特色。据说安福系在每省的计划是十万元，落实到实处，则初选每票一至两角钱，到复选阶段，票价则升为百元以上，加上运动费、交通费，都是大有可观的。既然选票已经被收买，投票的时候就未免肆无忌惮了，譬如自填自投者有之，反复投票者有之，在察哈尔多伦的投票，监督人竟自投两千余票。

贿选还算好的，选举过程中有时还会出现暴力。譬如在江苏江宁，在投票过程中竟然发生硬抢选票的事情；江苏无锡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投票之日，突来顽民，到所便抢选举票十张；不予则大肆殴打，毁坏器物，扰乱秩序”；安徽安庆的投票日则“有五六百人蜂拥入内，抢夺选举票、签名簿，且互相殴斗，拳足交加，有杨某被打得头破血流，一时人声鼎沸，愈集愈众，实难排解”，闹到最后，“所有执事人员见势不佳，均抱头鼠窜而去”。

此等热闹场面，正如当时人写诗讽刺的：“投票场为打架场，公民气象本轩昂；能文能武谗人杰，姓氏还教千载香！”

不管怎么说，选举终究是进行了。在皖系控制的地盘，如陕西、山西、安徽、热河、黑龙江等地，安福系果然大获全胜，其议员席位几无旁落。至于在直系控制的地盘如江苏、湖北、江西等地，安福系党徒虽然没有那么猖獗，但“银弹战术”的威力还是很大的，结果也大有斩获，令人刮目相看。

6月29日，徐树铮就选举结果致电各省督军：“各省区参、众选举已揭晓，其成绩以奉、皖、黑、晋、热、察、中央各部及蒙、藏为全胜，吉、豫十之九，京、绥五分之四，鲁、苏四分三，直、赣、浙三分二。以上选员得人，为国称庆，吾兄闻之当亦为之快慰也。其延期省份，待得续报，再行奉闻”，其得意之态，溢于言表。

所谓“选员得人”，便是入选者皆为皖系囊中人也。7月底，选举结果全部揭晓，共选出参议员147人，众议员325名，两院合计472人（原定应为576人，但西南各省不参与，因而减去百人之众）。在这些议员中，安福系人数达到330余人，而由直系支持的研究系则只获20余席，可谓惨败。

有人也许会奇怪，梁启超的研究系不是为皖系重开国会而鞍前马后、拼命卖力吗，如何会落得这个结果呢？其实这也不复杂，因为研究系本身也有政治野心（他们倒还算懂点议会政治），重开国会本就夹杂自己的野心，但安福系岂能不知？因此在选举开始后，研究系便被视为安福系的第一死敌，成为重点防堵对象，而研究系的人又不如安福系那样财大气粗，虽然后来及时的投靠了直系，但终究无力回天，遭遇惨败。

选举结束后，接着就该召开国会了，而召开国会后的重头戏，便是选举总统……这可是万众瞩目的大事情，容不得一点疏忽。当时最有资格去竞争这个位置的，当然是冯国璋和段祺瑞。冯国璋是代理大总统，顺势转正也属名正言顺，而老段正要雄心勃勃的推行他的“武力统一”大策，也是非总统不行；再说了，安福系这么卖力的四处奔走，大把大把的银子哗哗的花出去，难道是给冯国璋抬轿子么？

但正因为双方争夺太厉害了，反使得这个位置成了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我要当不成，你也别想当。冯国璋在国会选举的初期，也是非常热心的，他这么个小气的人，居然也从私囊中拿出四十万（也有说是六十万的）给自己的党羽去奔走，但后来局势的发展，冯系明显落于下风，冯总统也开始心灰意冷了。

进入1918年后，冯国璋和皖系也算是较量了几次，但不管是“和战之争”还是国会选举，都是以冯国璋落败而告终。对于这样一个空头大总统，冯国璋曾跟人说：“总统一席，有人不愿我久居，我自己也实在不愿再干下去，只求有人接替，便可早日脱离。我已经准备好了外面的私宅，继任之人随时可进府来居住。现在我无事可办，不过是一个看守印信的人。”在安福系把持了国会选举后，冯国璋自知无望转正，更是多次发表谈话，表示自己不愿继续担任大总统，宁可选择回到河间老家“耕种自活”，退出政坛。

8月12日，第二届国会在北京正式开幕，因为这届国会主要由安福系政客把持，历史上又将之称为“安福国会”。国会开幕之日，原来的临时参议院也因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而寿终正寝。

在开幕的当天，冯国璋发表通电，再次袒露自己的告退决心：“今距就职代理之日，已逾一年，而求所谓统一平和，乃如梦幻泡影之杳无把握，推原其故，则国璋一人，实尸其咎……所冀国会议员，各本良心上之主张，公举一德望兼备，足以复统一而造平和者，以副《约法》精神之所在，则国本以固，隐患以消……”

冯国璋在告退通电中的“足以复统一而造平和者”这句话，实际是将了段祺瑞一军，也就是说，新任总统须以和平为大策，而不容许武夫当国。

段祺瑞当时也很为难，一来皖系的党徒们非要把他推到总统这个位置上去了，不然他们岂不是白忙乎了？再说了，那些安福议员们可是拿津贴的，每个月300大洋，选举段祺瑞出任总统一职，岂不是信手拿来，一句话的事情吗？但是，西南各省是坚决反对段祺瑞出任总统的，他们连着安福国会都反对，指斥为“非法国会”；而冯国璋的表态也大大影响了地方上的直系军阀，曹锟和长江三督再次联手，反对段祺瑞出任总统，前线的大将吴佩孚更是屡发通电，声言支持和平，明摆着是要给老段施加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段祺瑞要强行出任总统的话，不但会使得南北局势恶化，也必然导致北洋系中直皖两派的公开决裂。就这点而言，段祺瑞还算是一个有风度的政治家，他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与冯国璋一起引退，共同退出大总统的竞争。

在冯、段二人都引退的情况下，谁来继任这个大总统职位呢？双方的目光同时转向了另一位大佬，那就是徐世昌徐阁老。徐世昌作为北洋元老，论资格当在冯、段之上，其权术手段更非冯、段这些武人所能比拟。在接到段祺瑞抛出的橄榄枝后，徐世昌却欲迎还拒，玩起了欲擒故纵的把戏。

事实上，在民国成立之后，很多大事件的幕后都有徐世昌的身影，而对于大总统的职位，徐世昌自觉非他莫属，但黎元洪、冯国璋的遭遇也让他感到“总统虽好，风险太大”，在这个武夫当权的时代，一个不小心成了傀儡总统，自己的一世英名可就要付诸东流水了。

想到这里，徐世昌对冯、段两人甘愿让贤的表示反应冷淡，他推三阻四，就是不肯给个痛快话。这时，着急的反而是段祺瑞，他见总统难产，大局不定，只能屈尊就驾，最终将徐世昌的出山条件打探清楚：“冯段同时下台，冯段两派人物也同时去职。”

在冯国璋的逼迫与徐世昌的要挟下，段祺瑞只得发表通电，宣布愿意辞去总理一职：“……惜祺瑞襄赞无方，未能早纾国难，上负总统知人之哲……元首改任之时，即政局重新之会，祺瑞自应及时引退，遂我初服。”

有了段祺瑞的公开保证，有了各方的统一协调，徐世昌这才放心大胆出山了。9月4日，第二届国会举行总统选举会，徐世昌以425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民国第二任、第四位大总统（前三人为袁世凯、黎元洪和冯国璋）。有意思的是，在次日选举副总统的时候，安福系议员竟然集体缺席，结果到会者只有88人，副总统选举一事竟这样不了了之……虽然派系之争使然，亦甚属荒唐。

徐世昌出任总统是一个多方妥协的产物，一来西南各省可以默许这个文官总统；二来徐世昌也可以凭借自己的老资格，以第三方的身份在直皖派系斗争中起到缓冲的作用；而国会中的研究系、交通系议员也是支持徐世昌出任总统的。至于当时最具实权的人物段祺瑞，他再次以退为进，甘居幕后，继续把持北京的政局。

10月10日，也就是中华民国的第七个国庆日，徐世昌在北京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而徐世昌上台后的第一道命令，便是将段祺瑞的内阁总理一职免去，改由内务总长钱能训暂行代理。由此，历时一年有余的“冯段体制”宣告结束。

在总统府举行完新旧总统交接仪式后，新任总统徐世昌吩咐用总统专用的小汽车将冯国璋送回他的私宅帽儿胡同。当这场“揖让一堂”的喜剧演出结束后，冯国璋回到家的第一句话便是：“这一回，咱们是栽给芝泉了！歇两天，将来再看咱们的！”

这倒有可能是一句真心话。

是啊，实权派人物段祺瑞太强势、太咄咄逼人了。他与黎元洪合不来，和老兄弟冯国璋也合不来，那这位八面玲珑的徐阁老，又能做得长久吗？

正文四一、欧战结束，南北议和正当时

1918年11月11日，在法国东北部贡比涅森林的一列火车上，德国代表与法国代表签署了停战协定，一战结束了。在这短短的四年中，欧洲的政局因为这场惨烈的战争而发生剧变：俄国爆发革命，沙皇被推翻；德国投降，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奥匈帝国瓦解；英法虽然惨胜，却元气大伤……

但不管怎么说，残酷的战争终究是结束了，全世界的人们都沉浸在和平和欢乐中……中国人民也不例外，因为咱也是“战胜国”！史无前例的第一次！

这战胜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东单北大街上那座规模宏大的克林德碑给掀了。克林德是庚子年混乱中不幸被杀的德国公使，在八国联军侵华后，清廷被迫派醇亲王载沣亲自到德国致歉并为之修建了这种牌坊。在德国宣布投降后的第三天，这座牌坊被兴奋的中国民众推翻在地，碑上用德文、拉丁文、中文书写的三种铭文被抹去，后来被运到中央公园（原社稷坛，今中山公园）重新搭建，并刻上了“公理战胜”四个大字，以示我国人扬眉吐气（1952年又改成了“保卫和平”四字）。

徐世昌也着实赶上了好运气，上任刚刚一个月，就遇上了这么个特大利好消息，可谓是不战而胜，喜从天降。虽然中国只派出了一些劳工赴欧洲帮忙，胜利来得有点廉价，但终究挤入了战胜国的队列，可以随班逐队，山呼万岁，值得好好的庆贺一番，并借以鼓舞鼓舞民族的志气。

据当时人的记载，北京的街道上插满旌旗，人满为患，各方面欢呼庆祝，一片歌舞承平之声浪，可谓是普天同庆、万民欢愉。从11月14日起，教育部特令北京的各学校放假庆祝，并由半天延长至数天。当天下午，北京学界举行游街大会，教育总长还特意安排在天安门附近搭建一座高台，以供检阅与演讲之用。

由于这次游街游得特别的好，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兴奋之余，又向教育部提出申请，请求延课两天，并希望在这两天借用天安门的那个临时高台，以供北大教授们公开演讲。在这两天里，蔡先生每天都去演讲一次，其他文理科学长教授也都陆续登台，在剧烈的冷风中向大众讲演，几至喉咙嘶哑为止。

11月28日，总统府决定在天安门举行阅兵式，以庆祝欧战胜利；阅兵式后，又在中央公园开演讲大会，大会有众议院议长王揖唐主持，总统府秘书长吴笈孙代表总统徐世昌演说，总理钱能训、参战督办段祺瑞等人也都到场发表演讲。此次大会，人数上万，每至演讲高潮，听讲者欢呼连连，气氛之热烈，前无所有。

在这种激动的情绪影响下，徐世昌又决定在30日举行全城的市民提灯游行大会。大概是受到上次游街的鼓舞，教育部这次更是兴高采烈，他们特发命令，让全体学生都来参加30日的这次提灯大会。据称，当天参加庆典游行的学校有60多所，光学生就有万人之众。当大总统徐世昌的马车进入天安门时，围观的市民和学生更是鼓掌欢呼，盛况空前。

在国际上，各种利好的消息也是纷至沓来，先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建议，呼吁建立世界和平的纲领；接着又是各国筹备巴黎和会，为建立世界新秩序而努力。在国际和平潮流的影响下，徐世昌也顺势发布和平命令，以求国内南北双方停战议和，重归统一。

在一战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欧美列强无暇顾及东亚，等战争一结束，他们立刻重返远东，但当时中国南北分裂的局势是令他们非常不满的，因为这严重影响到了他们的商业利益。在英国公使朱尔典的牵头下，各国公使都向北京政府委婉的表示了对中国和平稳定的期待，而这时支持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的日本寺内内阁垮台，新上任的原敬内阁也不想冒天下之大不韪，于是转而支持中国南北和谈。

1918年12月，英、美、法、意、日五国公使向南北双方提出联合劝告，敦促中国和平解决南北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段祺瑞所代表的皖系势力也不好过分的主张武力统一，而西南军阀也对冯国璋的和平法令表示拥护，南北双方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而这也是当时大部分国民所乐于看见并寄以厚望的明智之举。所幸的是，当时西南五省在将孙中山排挤走之后，改由前清官僚岑春煊出任军政府主席，而徐世昌与岑春煊本就有老交情，因此对南北和谈的组织大有帮助。

在经过一番的争执和妥协后，1919年2月20日，南北双方终于在上海正式召开南北议和会议，这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第二次南北和谈（前一次发生在辛亥革命时期）。由于参加这次和会的南北代表人数众多，关系复杂，其背后的利益代表更是错综纠葛，是否能谈出点实质成果来，还真不好说。

先来看下双方代表名单：北方总代表朱启钤（代表徐世昌），其他代表方枢（安福系）、吴鼎昌（安福系）、江绍杰（安福系）、施愚（直系）、王克敏（直系）、汪有龄（交通系）、刘恩格（奉系）、李国珍（研究系）、徐佛苏（研究系）共10人；

南方总代表唐绍仪（广州军政府）、章士钊（岑春煊之政学会）、胡汉民（国民党）、缪嘉寿（云南）、曾彦（广西）、郭椿森（政学会）、刘光烈（四川）、王伯群（贵州）、彭允彝（湖南）、饶鸣銮（福建及海军）、李述膺（陕西）共11人。

双方的谈判队伍固然强大，但并不团结，也不统一，当时人称之为“南与南不和，北与北不合，南北复不合”，此话倒是一语中的。

在北方的谈判团中，其实主要由安福系政客所控制，他们代表的是段祺瑞和皖系军阀的利益，真正的后台老板是段祺瑞，大总统徐世昌反而插不上手；而南方的代表团更加分散，他们分别代表了自己省份的地方势力，往往各打各的小算盘，唯独在反对段祺瑞的问题上倒是齐心协力，意见一致。

说句实话，大总统徐世昌和内阁总理钱能训倒是希望和谈能有成果，但主导和谈的都是那些枪把子，他们俩夹在中间，谁也不敢得罪，事情确实不好办哪。这不，和谈一开始，南方总代表便提出一个要求，要将陕西督军陈树藩撤去。北方代表听后，颇感诧异，这唱的又是哪一出呢？

原来，南方树起“护法”大旗后，前清举人、老同盟会员、大胡子大书法家于右任便响应号召，潜回老家陕西三原与同志井勿幕、胡景翼、张钫等人策划起兵，拉起陕西靖国军的大旗。陕西督军陈树藩岂容革命党在自己的地盘上撒野，随即便以“剿匪”的名义前来进攻，双方好一阵厮杀，不料靖国军的杨虎城部却十分神勇，硬是将陈督军的威风给打了回去……这位在后来的“西安事变”中名扬天下的杨虎城将军，当时才二十五岁呢。

陈树藩是皖系干将，段祺瑞当然不能坐视不管，因而后来便有其他友军开进陕西帮助“剿匪”，但此时正好南北开谈，南方自然是站在陕西靖国军的一边，他们将这个问题首先提了出来……既然是和谈，怎么能让那边还打着呢？这气氛太不和谐了嘛！

北方代表一听也觉得在理，总不能一边战火四起、硝烟弥漫，而另一边绅士们还装模作样的故作和谈吧？这样也显得太没有诚意了。于是，南北双方接受了调停人、江苏督军李纯的意见：陕西境内双方的军队均停止前进，援军撤回，南北双方都派员到陕西监督停战……现在联合国维和搞的不也是这一套？

在陕西暂时停战后，南北和谈步入正题，北方代表提出西南各省撤销军政府，全国归于一统；而南方代表则提出停止参战借款、取消参战军和公布中日密约等问题。从法统上来讲，北方代表的提议名正言顺，毕竟他们人多省众，又占住北京，还有一个像模像样的国会，由它一统也说得过去。但从道义上来说，南方打出“护法”的旗号，我们又理应支持革命、支持“护法”，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还真是左右为难呢。

北方代表的提议相对笼统，但争的是法统，如孔夫子说的“名正言顺”，南方代表自知不能与之相较，于是便把矛头对准了老段，别的不说，光“停止参战借款、取消参战军和公布中日密约”这三项具体而直接的要求，就够老段喝一壶了。

北方总代表朱启钤开始的态度还算和气，他答应接收这些要求并转而请示北京政府。安福系的代表们听到朱启钤的表态后立即跳了起来，他们指责朱启钤过于软弱并威胁说，如果总代表再这么迁就下去，恐怕就不能继续代表北方。

段祺瑞听到南方代表的“无理”要求后，心里也是十分的激愤。他想，中国能成为战胜国，自己可谓是第一功臣，可如今在南方的眼里，自己之前的所作所为怎么反成了罪过呢？这是何道理？恼怒之下，老段便暗中鼓唆陈树藩继续进攻陕西靖国军，以示警告。

陕西重燃战火后，南方代表愤而指责北方毫无谈判诚意，于是在3月2日通电停止会谈，南北和议也就陷入了僵局。这时，外国公使们看了也很着急，他们再次联合向北京政府提出劝告，而一直关注和谈的社会各界也纷纷呼吁抢救和会，并敦促双方各退一步，以求南北和议能够继续进行。

在各方压力下，陕西方面于4月1日再次停战。一周后，南北和谈的代表也就再次坐到了一起，大家继续谈判。这一次，南方代表仍旧提出之前的几个问题，而北方代表则避其锋芒，提出裁减军队、军民分治、地方自治、发展经济等相对高尚的问题，双方貌似没有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谈判再次陷入僵局。

其实说白了，南方代表的要求确实有点过分……直击老段的要害嘛！所谓“不妥协便是专制，不宽容也是暴力”，谈判本是有风度的对抗，你不给人家留余地，人家如何给你让步呢？如果是全盘通吃，那还叫什么谈判！

至于北方代表提出的那些要求，就像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建议”一样，说起来固然是悦耳动听，但说句实话，那都是唱高调，没法落实到实际的。比如说“裁减军队”吧，这事好不好？好得很！但人家一句话就可以把你噎死：“你先来！”

军阀啊，没有枪杆子，叫什么军阀！

既然话不投机，那就换个话题，谈谈国会的问题。正如前文所说，南北双方各有一个国会，南方的“非常国会”原本是第一届国会的一些议员组成，但人数大大低于应到人数，所以南方提出要恢复旧国会；而北方的安福国会虽然号称是第二届国会，但没有西南各省的议员代表，当然不被南方所承认。但是，要不承认安福国会，召集南北和谈的大总统徐世昌尚无存身之地呢！

在双方的争执中，谈判毫无进展，时间一晃就到了五月。众所周知，随后便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这更是给当时的南北和谈增加了不少的变数。在5月13日的第八次正式会议上，南方总代表唐绍仪提出了八项条件：

1．对于欧洲和会所拟山东问题条件，概不承认；2．中日一切密约宣布无效，并严惩订立密约之人，以谢国人；3．立即裁废参战军、国防军、边防军；4．恶迹昭著、不洽民情的督军省长，即予撤换；5．由和会宣布前总统黎元洪于民国六年6月30日解散国会的命令无效；6．设政务会议，由和平会议推出全国负重望者组织之，监督议和条件的履行并统一内阁之组织；7．其他已经议定及付审或另行提议各案，分别整理决定；8．由和会承认徐世昌为临时大总统，执行职权，至国会选举正式总统之日为止。

唐总代表的这八项条件犹如最后通牒，件件都是重磅炸弹，朱总代表听后也忿然而起，两人先是就第五条即恢复旧国会的问题展开了争辩，但这条却是涉及法统的最核心一条……谁能让步？谁会让步？

最后，朱启钤表示：“贵总代表如绝对主张恢复旧国会，则北方对于时局现状，实无回旋之余地”；而唐绍仪则声明：“如第五条不能解决，则其他各案，不必讨论。”如此谈法，毫无妥协、毫无创新、毫无策略，简直是浪费时间。

据称，唐绍仪提出的这八条要求，南方的一些代表在事先是不知道的；而唐绍仪的意思，貌似是认为和会已无希望再继续下去，倒不如提出个最后通牒，以探明底线。就此，北京政府十分不满，他们除了认为第一条尚且有讨论的余地外，其余七条均不必开谈。为此，总统徐世昌电准了北方代表的辞职，并令他们离开上海，返回北京，以示决裂。

南方倒没有让代表们辞职，但几经转圜后，北方派出了安福国会众议院议长王揖唐作为总代表前来上海继续谈判，这下惹起了他们的怒火。你想，王揖唐在南方的名声多坏啊，“帝制先锋”、“贿选高手”、“卖国代表”，一个个名号都可以套在他的头上。弄到最后，南方代表干脆不和他谈，而乘兴而来的王揖唐原本在上海的哈同花园（今上海展览中心）租下寓所，准备大干一番，不料吃了这么个闭门羹。

在5月13日的会谈破裂后，双方的信心都失去了很多，而公众的注意力大都被学生们掀起的“五四运动”所吸引，南北和谈已成鸡肋，没几个人把它当回事了。在上海无所事事了几个月的王揖唐为了给自己找台阶下，据说在10月中旬派人在自己住的哈同花园安置炸弹，然后贼喊捉贼，大呼有人要对其行刺云云，然后趁机灰溜溜的返回了北京。

这幕喜剧演完后，南北会谈也就正式收场了。

在南北和谈的进行中，《每周评论》曾发表文章讥讽道：“此次会议，处处标题曰南北，果属南方之民意与北方之民意缔结和好之会议耶？亦不过特殊势力之少数武人分权力而已。就武人而论，南与北如一丘之貉！……国利民福，岂此分赃会议所能顾此哉！”

稍微公道一点的说，《每周评论》的抨击还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南北和谈其实主要是法统之争，尚且够不上分赃会议的级别……因为本就无赃可分嘛！

遗憾的是，也许是有太多利益纠葛，也许是中国人确实不懂得妥协，或者说根本就是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一次真正成功的和谈……一个过分相信枪杆子哲学的民族，有什么可谈的呢？

南北和谈不算分赃会议，但与之几乎同时进行的那个著名的国际会议，那才是真正的分赃会议呢。各位，去见识一下吧！

正文四二、惨败！巴黎和会上的中国外交

1919年1月，巴黎和会正式开幕了。既然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自然也在被邀之列，民国政府也是兴高采烈，随后便派出以外交总长陆征祥为首的专使团，成员包括驻英公使施肇基、驻美公使顾维钧、驻比公使魏宸组、南方军政府代表王正廷，另外还有驻法公使胡惟德、驻丹麦公使颜惠庆等欧美派外交家提供后援，阵容不可谓不强大。

在临行之前，大总统徐世昌、总理钱能训与段祺瑞等人都对专使团寄以了厚望，希望能借此和会之机，取消德奥两国的在华权益、撤退各国在华军警、裁撤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关税自主等正当要求。

美国的威尔逊总统不是在“十四条”宣言中说了吗，这将是一次公开的、和平的大会，并要组织国际联合会来维护世界公道……多好的构想，多美妙的蓝图啊！

不仅如此，威总统还多次通过外交部门照会民国政府，希望中国在和会中与美国通力合作。既有威大总统的保证，事情岂不是好办得多。但兴奋归兴奋，国人此时却更应当施以冷水浇背、饮冰凝思……国内的和谈都这么艰难，那国际的和会又岂能一帆风顺？

1月18日，巴黎和会正式开幕，会议公推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为主席，美国国务卿兰辛、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意大利总理奥兰多、日本侯爵西园寺四人为副主席；另外，由英美法意日五国各派代表2人组成十人委员会，作为和会的审议和决策机构。至于大会的代表名额，也是按大中小来区分：大国5席、中小国1至3席……中国分了2席。

当中国代表满心盼望和会能处理“撤军、关税自主”等正当要求时，那些大国却说此等要求与和会无关，须另开会议再议。1月27日，当五大国在讨论德国的海外殖民地处置问题时，日本突然提出要承袭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并坚决主张不把山东问题划入讨论议题，意图由日本独占原德国的权益。

由于这个问题涉及到中国，“十人会”便临时通知中国代表前来陈述意见。陆征祥等人得知后十分诧异，因为日本曾经多次表示要将青岛还给中国，何以突然出尔反尔，要独占原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呢？

说起山东问题，此事却说来话长。早在1897年，山东曹州发生了一件教案，两名德国传教士被一群身份不明的人士给打死，结果德皇威廉二世立刻点派远东舰队，杀气腾腾的直奔山东半岛，一上来，二话没说便把胶州湾一带占住，随后又借口教案问题强迫清廷签订了《中德胶澳租借条约》，德国由此获得了租借胶州湾99年、胶济铁路的铺设权及其铁道沿线30里内的矿产开发权等项权利，山东也就成为了德国的势力范围。

一战爆发后，日本借口对德宣战，一举夺下由德国人经营了近20年的青岛和胶济铁路，俨然以新主人自居。在洪宪帝制前，日本突然抛出“二十一条”，并以决裂的姿态逼迫袁世凯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此事一经公开，举国哗然，世界为之惊诧，但此时因为欧战正酣，英、法、意三国为争取日本的支持，竟然私下达成谅解。“二十一条”中的山东问题条款及其英、法、意三国与日本私下达成的谅解，便是日本代表提出继承德国权益的重要理由。因此，在日本抛出此论调后，英、法、意三国自知心中有鬼，也就缄口不言，不肯因为中国而开罪日本，唯独美国代表对日本企图独霸中国的阴谋表示不满（他们乃是竞争对手），还肯“仗义执言”，为中国说几句好话。

中国代表原本对和会极其乐观，未曾想到会有“山东问题”这一麻烦事，一时也慌了手脚。细论起来，日本若提“二十一条”，中国代表尚有“情势逼迫”之理由相抗辩，但看到英法意三国与日本的私下谅解，却是惊诧莫名，因为这显然是秘密外交，与威尔逊总统说的公开外交相悖嘛！

日本代表自以为有英法等国的默许，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自然不再话下，他们在听了中国代表对抗抗辩后，反含讥带讽的说，日本为铲除德国势力出力不少，牺牲甚大，中国又做过什么呢？不过派几个工役、挖几条战壕、运几斗粮食，如何能与日本的贡献相提并论？如今德奥租界尽已归还，中国所得利益已经不小，如何还要争回青岛，岂不是自不量力，妄加请求？不睬也罢！

在美国代表的转圜下，十人会再次休会，并允中国代表另定时间陈述理由。事实上，在来巴黎之前，陆征祥曾在日本做过短暂停留并拜会了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内田当时也表示，要按之前的声明将山东权益交还中国，唯照法律手续须等日本向德国取得后，再行交还中国云云。但这次和会后，日本代表绝口不提交还一事，唯独坚持要占有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这才让陆征祥感到事态严重，不容小觑。

随后，陆总长便召集专使团代表会议，讨论问题的解决办法。经商议，代表们决定由顾维钧出任主陈述人，向“十人会”表明中方态度和抗辩理由。顾维钧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美国著名法学教授古德诺并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被当时的内阁总理唐绍仪所赏识并当上了唐家的乘龙快婿。在专使团中，顾维钧虽然是最年青的一位，但其口才和外文水平却是最为一流，因此由他出任主陈述人最为合适。

在经过精心的准备后，顾维钧在随后的会议中分别就山东的历史、人种、宗教、风俗、文化等诸多方面阐述了中国应当无条件的直接收回德国在山东权益的要求。在会上，顾维钧与日本代表牧野展开了一场舌战，牧野最后被驳得哑口无言，“十人会”也认为顾维钧的抗辩理由甚有说服力，形势开始变得对中国有利。

这时，日本代表便抛出“西原借款”中的“济顺高徐铁路借款合同”的换文，上面清清楚楚的记着北京政府代表章宗祥的回复，称“中国政府对于日本上列之建议，欣然同意”几个大字。

历史的真相，往往就在于细节的推敲。这个“济顺高徐铁路借款合同”的换文到底是怎么回事？日本又有什么建议？章代表为什么会“欣然同意”？

这还得从胶济铁路说起。当年德国人强租了胶州湾后，便在这里建起了一个新兴城市即青岛，但是，德国人的胃口不仅仅限于胶州湾而是要将山东划为它的利益范围，这其中最重要的举措便是修建了一条从青岛到济南的铁路。有人说，有德国佬帮我们修铁路，那不是好事嘛！为什么我们要反对？

各位，在弱肉强食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不要说德国人来到山东纯粹是强盗行为，就是一般的外国资本在中国投资也总是附带有各种政治条件的，这胶济铁路是德国人投资修建不假，但整个铁路的路权及其沿线的矿产开发权等也被德国人攫取，这种投资可就不仅仅是投资了。打个比方来说，胶济铁路在中国的领土上，但中国要想用这条路运兵的话，那得德国人同意才行，否则的话，门都没有……因为铁路的管理人员乃至沿线的治安，都控制在德国人的手里啊！你说气人不气人？

前面赶走了一只饿狼，后来又来了头恶虎，日本人把德国人打跑了，那他们就心想，既然和尚摸得，为什么我就摸不得呢？中国人既然可以忍受德国的特权，那就理应忍受日本的特权嘛！所以，和会上的日本代表便是这样的逻辑，他们反觉得中国人真是不可理喻呢。

但从国际法的角度上来说，德国被赶跑乃至战败了，之前签订的《中德胶澳租借条约》实际上是归于无效，而日本想继承德国的权益的话须重新签订条约，否则便为非法。即便是日本在“二十一条”中胁迫中国承认日本继承了德国的所有权益，但中日之间的条约何在呢？还是没有直接的法理依据嘛！再说了，日本在出兵前便声称自己是代中国出兵，日后应将青岛及相关权益还给中国，如何能自食其言呢？

所以，日本人就设下了一个小圈套，这便是“济顺高徐铁路借款合同”。从表面上看，中国政府是向日本兴业银行、台湾银行、朝鲜银行借款两千万日元，以建造济南到顺德及高密至徐州的两条支线。在谈判过程中，中方提出胶济铁路沿线的日军撤至青岛，而日本则提出撤走是可以的，但须留下一小部分在济南，其他全部调集到青岛；胶济铁路沿线的治安由中国负责，但巡警本部等处须聘用日本人；待胶济铁路确定归属后，改由中日合办。

当时主持此事的段祺瑞内阁觉得日本人提供的借款还算优惠，而且又答应将胶济铁路沿线的日军撤回青岛（之前铁路和青岛均由德国人控制），这岂不是一件一举两得的好事吗？虽说青岛仍旧被日本人控制，但他们也声明过，等战争结束就会归还的，所以这才有了章宗祥“欣然同意”的回复。

但段祺瑞这些人没有想到的是，日本人其实是以借款撤军为诱饵，以换取中国在正式文件上对日本占领青岛并进而继承德国权益的默许……你既然“欣然同意”了日军从胶济铁路撤回到青岛，那不就是说明他们控制青岛是得到中方正式文件的认可了吗？尽管之前日本在事实上是已经控制了青岛和胶济铁路，但毕竟没有被中方正式、直接的承认过，这下好，中方算是被日本人下了套了……这小日本可真够阴险的。

这下好，美国代表也没法再帮中国说话了，在他们提出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交给国际共管的要求被日方拒绝后，美方代表的立场也开始软化，反过来劝说中国接受现实。这时，意大利总理奥兰多因对阜姆领土的要求没能得到满足并愤而退会，日本也趁机施加压力，声称山东问题如果不能满意解决的话，日方也将步意大利的后尘，退出和会。

在日方的威胁下，英、美、法三国代表慌了手脚，因为意、日同时退出的话，巴黎和会势必以失败而告终，如此一来，他们试图利用这次和会瓜分并划定世界新秩序的计划将全部破产，这可不是他们愿意看到的。由此，这些寡头们决定向日本让步，至于中国的利益，那就不是他们考虑的范围了。

4月22日，英、美、法三国巨头将陆征祥和顾维钧请来，将他们与日方达成共识的方案公布。美国总统威尔逊先是埋怨中方先有1915年的“二十一条”、后又有1918年“欣然同意”的换文，这下没法帮忙了；接着又劝说中方接受他们的“最佳方案”：“日本获得胶州租借地和中德条约所规定的全部权益，然后日本将租借地归还中国，但归还之后仍旧享有全部经济权利，包括胶济铁路在内。”

当顾维钧反驳说1915年的条约乃是胁迫所致，而1918年的换文是根据前约而来时，威尔逊不以为然的反问：“前约虽然是胁迫，但日本在后约中并未强迫，为何又‘欣然同意’呢？”顾维钧一时语塞……这该死的小日本不但敢于威逼胁迫，而且他们的利诱也很强大啊。当时就是为了贪图那两千万的借款，这才饮鸩止渴的！

这时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也过来帮腔，问中国到底是愿意接受这个“最佳方案”呢，还是愿意遵守之前的中日密约。当陆征祥和顾维钧表示这两个方案都无法接受时，威尔逊又打起了太极拳，称此事不好解决，不如等成立了国联之后再做打算，此次和会就按最佳方案算了。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也随声附和，他们自知心中有愧，未等中方代表再做申辩便匆匆宣布散会，跑了。

弄了半天，一向被认为是光明正大的“国际大好人”威尔逊威大总统，原来也是个银样蜡枪头……“威大炮”是也！

4月30日，在没有经过中国代表同意的情况下，巴黎和会最高机构对山东问题做出最后裁决，承认了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即《凡尔赛和约》的第156、157、158条）。至于日本须将山东权益交还中国的问题，日方只肯做口头承诺而反对在和约中明文规定，因此这三个条款对中国是极其不利的。

中方代表在得知这一最后裁决后，在5月4日向和会提出了强烈抗议：“三国会议为了维持和会不至破裂，竟然以中国为殉葬品。中国的命运因为渐入国联的缘故，反而要成为国联的利益交换品。这种不信不义的处置，实在万难承认！”

但是，列强们对中方的抗议置若罔闻，他们仍旧在5月6日按照原计划公布了《凡尔赛和约》，由于当时加入新成立的国联必须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在二难中做出选择：要加入国联的话，就必须签字；不签字就不能加入国联。由此，中国在此次巴黎和约上的外交，已经宣告完全失败。

至为荒唐的是，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标榜“公理、正义”的和会上竟然被以战败国对待，真是在国人头上狠狠的浇了一盆凉水。咱们中国人的这个心啊，这次真的是很受伤，哇凉哇凉啊……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国际公理”？

说一千道一万，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的惨败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和会仍旧凭战力，公理岂能敌强权？”

所谓“弱国无外交”，一个国家在谈判桌上声音的大小，往往是由其拳头软硬来决定的，你一个穷国弱国小国，就算你喊破了喉咙，又有谁会理你呢？

在得知中国外交失败后，《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发表了一篇名叫《两个和会都无用》的短文：“上海的和会，两方都重在党派的权利，什么裁兵废督，不过说说好听、做做面子，实际上他们哪里办得了。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的十四条宣言，即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说到最后，陈先生不免叹道：“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

正文四三、五四暴起狂飙，神州风云激荡

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北大学生许德衍曾回忆说，在一战结束后的半年中，“学生们真是兴奋得要疯狂，而各种名流们也勤愈讲演”，“公理战胜强权”的口号“激动了每一个青年的心弦，以为中国就这样便宜的翻身了”。

但是，世间物往往是这样，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在巴黎和会开幕后，随着各种坏消息的不断传来，国人的热情也就从烂漫的春天回到了萧瑟的冬日，各种希望也像被风吹起的五颜六色的肥皂泡，最后还是落在坚硬的地面，残忍的破碎了。

5月2日，总统府外交委员会事务长林长民在北京《晨报》上发表文章，正式对外公布了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消息传出，北京的学生们震惊了，北京的人民震惊了，全中国的人民都震惊了！

3日下午，由北京政界中知名人士所组成国民外交协会（其中便有熊希龄、梁启超、蔡元培等名流）召开会议，讨论并决定于5月7日（也就是日本在1915年“二十一条”谈判时下最后通牒的那一天）的国耻日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以抗议这强权的和会。

和国民外交协会那些文质彬彬的绅士相比，北京的学生们已经没有这个耐性了，他们哪里能等到5月7日？就在同一天的下午，北京各校的学生代表们决定晚上七点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大会，参会者除了北大学生之外，还包括法政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学校、中国大学、朝阳大学等十三所学校的学生。

当天晚上，北大学生和其他学校的学生代表们集合于北大法科大礼堂，很快便将大礼堂挤得水泄不通，连礼堂外都聚集很多人。在当晚的大会上，发言的学生有丁肇青、谢绍敏、张国焘、许德衍及外校代表夏秀峰等人，谢绍敏同学更是激愤异常，他当场咬破中指，撕裂衣襟，在上面血书了“还我青岛”四个大字！

在这一刻，整个礼堂都沸腾了，青年学生们的鼓掌声、喝彩声和激动的泪光交相辉映，有的学生相互拥抱而泣，有的人则紧紧攥着拳头仰天而叹，会场上充满了悲壮苍凉的气氛。

这时，一个学生跳上主席台高喊道：“哭有什么用！我们要行动！同学们，我们现在就募捐，明天到天安门游行去！”

听了他的话之后，会场内的学生纷纷将身上的银元、铜币、手表甚至戒指乃至帽子都捐了出来。随后，学生们分头准备，有制定游行路线的、有制作标语横幅的、还有外出联络其他学校的……这一晚，多少年轻的朋友一夜无眠。

5月4日下午一点左右，来自北京十几个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天安门，他们在金水桥前的两个华表下竖起了一幅硕大的对联：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在对联的另一边，前一天晚上北大学生谢绍敏咬破手指所血书的“还我青岛”也悬挂在那里，随着学生们的激愤而飘摇。

来到天安门的学生大多手持标语，上面分别写着：“取消二十一条”、“誓死力争”、“不作五分钟爱国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头可断，青岛不可失”，等等。在行进的过程中，学生们还不断呼喊着这些口号，并将传单发给沿街的民众。

传单便是运动的宣言，一个是古体，一个白话体，凡爱国之士，不可不读：

<small>呜呼国民！我最亲爱最敬佩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于日本人之密约危条，以及朝夕祈祷之山东问题，青岛归还问题，今日已由五国共管，降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矣。噩耗传来，天暗无色。夫和议正开，我等所希冀所庆祝者，岂不曰世界中有正义，有人道，有公理，归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军事协定，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条约，公理也。即正义也。背公理而逞强权，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共管，倚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非公理，非正义也。</small>

<small>今又显然背弃山东问题，由我与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纸空文，窃掠我二十一条之美利，则我与之交涉，简言之，是断送耳，是亡青岛耳。夫山东北扼燕晋，南控鄂宁，当京汉津浦两路之冲，实南北咽喉关键。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同胞处此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法之于亚鲁撤劳连两州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意之于亚得利亚海峡之小地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朝鲜之谋独立也，曰：“不得之，毋宁死。”</small>

<small>夫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二十世纪之贱种。无可语于人类者矣。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亟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著。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small>

有学生嫌这份宣言过于文绉绉了，于是又以白话体拟定了一份更通俗的：

<small>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small>

<small>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small>

<small>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small>

这份宣言却简单易懂，当时分发一空，传诵一时。随着学生们的集聚，跟随而至的民众也越来越多，他们也都为学生的爱国热忱所感动，并跟着一起高呼口号。

在经过一阵短暂的演讲后，学生们随即向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列队进发，拟向各国公使请愿并求争取国际公义之同情。在途中，民国政府的教育次长袁希涛、北京的步军统领李长泰和警察总吴炳湘监闻讯赶来，但他们并不能阻止学生的前进。到了东交民巷后，尽管美、英、法三国使署对学生的到来表示欢迎，但巡捕房坚决不放行，结果数千名青年学生在五月的烈日下被晒了近两个多小时，最终还是不能通过。

使馆区请愿受阻之后，学生们义愤填膺，激愤异常，随后便决定改道前往卖国贼曹汝霖家示威。尽管这次游行的总负责人傅斯年担心途中会出意外，但此刻他已经无法阻止学生运动的洪流。

这一天的中午，曹汝霖和章宗祥正应大总统徐世昌之邀前往总统府赴宴，学生游行的消息传来后，有人曾劝他们暂时不要回府，但曹、章两人不以为然。在三点左右，曹汝霖和章宗祥一起回到了赵家楼胡同西口的曹宅。

曹、章两人回到曹宅不久，陆军部航空司长丁士源和一位名叫中江丑吉的日本记者来访，尽管他们已经得到学生要来赵家楼的消息，但当时曹宅外已有上百名警察保护，因此也就不以为意。他们觉得学生们不会搞出什么名堂，即使出现暴烈举动，也能被警察所制止并加以驱散。

四点左右，大批学生来到赵家楼的曹宅门口，形势立刻为之改观。尽管警察们已经严阵以待，但数千学生高呼“打倒卖国贼”的口号声如同排山倒海一般，足以令宅内的人胆战心惊。

很快，一些学生一边高呼：“卖国贼曹汝霖出来见我！”一边猛烈的叩击曹宅大门，局势开始失控。警察们见势不妙，随即上前劝阻叩门的学生，双方发生冲突。在混乱当中，有学生绕屋而走，寻找其他入口。突然，只听“哗”的一声，曹宅的大门被打开了，外面的学生们一下就冲破了警察的阻挡，他们蜂拥而入，四处寻找卖国贼曹汝霖。

学生们首先发现的是曹汝霖的老父和小妾，但他们并没有对两人动手，而是放走两人，继续寻找曹汝霖。但是，学生们找了半天，也没有发现曹汝霖的踪迹。

那这几人哪里去了呢？

很多人以为曹汝霖在大门被打破的时候逃出去了，事实上并非如此。据曹汝霖的回忆，他在学生闯进大门后，仓促间躲进了其妇及其女卧室中间的一个箱子间，但学生们却并未细细搜查，他们进屋之后只是噼噼啪啪砸门窗玻璃，然后扔掷屋内的瓷器（既是卖国所得，砸了它又有何妨？），在乱嚷了一阵后，他们又出去了。

四点半左右，曹宅突然起火，躲在锅炉间的章宗祥几个人慌忙窜出，由于章宗祥穿着礼服，一下就被人认出，结果被堵在后门被学生痛殴（学生以为他是曹汝霖），有个学生拿了根铁杆敲了章宗祥的脑袋，章宗祥顺势倒地，学生们以为他被打死了，一些人便一边嚷着“曹汝霖”被打死了，一边逃跑了。听了这个消息后，另外一些人则兴高采烈的纷纷赶来，要看看“曹汝霖”是不是真的被打死了。

趁着这个间隙，日本人中江丑吉冲了过来，他将章宗祥搀扶着，连抱带拖的出了后门，随后又将章宗祥推进了对面的油盐店。学生们见“曹汝霖”没死，哪肯放过，他们随即跟踪而至，并要将“曹汝霖”拖出殴打，但这个日本人拼死护住，结果替章宗祥挨了不少打，也被打得头破血流。所幸中江丑吉在挨打过程中不断嚷着一口不熟练的中国话，学生明白他不是中国人，这才手下留情。

火起之后，大批的巡警赶来，最终将学生们和看客们驱散，并当场抓捕了三十二人（其中便有著名的许德衍）。随后，消防队赶到现场将大火扑灭，但此时的曹宅已经烧得只剩下门房和西院的一部分。所幸的是，曹汝霖及其家人也都趁着火起的时候偷偷溜走，并无人员伤亡（章宗祥和那日本人被打得鼻青眼肿姑且不算）。

“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可以说是当年五四的最高潮，很多人以为火烧赵家楼只是学生们的义愤所致，事实上并非如此。据参与的学生回忆，这次行动是早有准备，只不过是在极小的范围之内而已。

放火的人是谁呢？据现场目击的学生回忆，此人乃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的学生匡互生。当学生们正在到处寻找曹汝霖的时候，匡互生取出预先备好的火柴，准备放火。这时，另一名游行的负责人段锡朋慌忙阻止，说：“我负不了这个责任！”匡互生说，“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

另有一位名叫肖劳的目击者回忆说，他看见两位穿长衫的学生，从身边取出一只洋铁扁壶，内装煤油，他们低声说“放火”，然后进入四合院内北房，将地毯揭起，折叠在方桌上面，泼上煤油，便用火柴点燃，霎时浓烟冒起。这位目击者当时就跟在两位长衫学生的后面，他也认得这两位就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

这两位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除了匡互生外，还有一个名叫周予同。在五四游行前，他们甚至打算去弄一把手枪干掉曹汝霖，可惜没有成功。在五月三日的夜里，匡互生等人秘密召集工学会的十几名会员，并决定带铁器、小罐子火油和火柴前去，预备毁物放火。匡互生和周予同几个人还写下遗书，准备牺牲。后来周予同回忆说，对于他们的秘密行动，游行的总指挥傅斯年和段锡朋一点都不知情。事实上，打开大门的也是匡互生这些人，他们是打破曹宅围墙上的窗洞后进去的。

在学生被捕之后，北大校长蔡元培随即向警察厅提出交涉，要求立刻释放爱国学生，在要求被拒绝后，北大学生当晚又成立了干事会，当时的很多知名学生团体如国民社、新潮社、平民教育演讲团、少年中国学会等成员都纷纷加入，干事会还分设了总务、文书、交际、纠察、讲演等部门，准备扩大罢课，以营救被捕的同学。

5日上午，北京各大专学校学生代表召集会议，宣布从即日起一律罢课，并通电全国，请求支援。因为学校地处偏远，前一天没有参加游行的清华学校也召开学生大会，并宣布此后与其他学校一致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学界的十几个学校也成立了“校长团”，以组织营救被捕学生。

由于担心学生会更大规模的参加在7日举行的国民大会，警察总监吴炳湘答应释放被捕学生，但作为交还条件，那就是学生必须在7日复课。在蔡元培等人的劝说下，学生们重返课堂，而被捕学生也在当天上午被释放。为了庆祝被捕学生重获自由，干事会还特意弄了三辆小汽车去接回那些学生。回到北大后，大家又搬出五张方桌，将被捕的学生请上合影留念，也算是运动的小小胜利。

那有人或许要问，那三个被学生指名要诛杀的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他们是何等来历，又犯下了何等罪行呢？

据称，曹汝霖在学生把他的宅子烧掉后为他当年的所为自辩说，“不敢言功，何缘见罪”；而陆宗舆也是满腹牢骚，“百思不得其故”；无故挨了一顿打的章宗祥则提出辞呈，称“所有办理中日交涉事宜，无一不恪遵政府训令，往来文电，有案可稽”……我等三人不过是主事人，“卖国”大帽，如何能全落到我们的头上呢？

若把曹、陆、章三人的生平履历捋一遍，这三位均可算得上是我国优秀人才，标标准准的海归派。最有意思的是，三人不但籍贯接近，而且生平和颇为类似。譬如曹汝霖，他原籍浙江，生于上海，清末赴日本留学，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政科。回国后，曹汝霖参加了留学生考试并勇夺第二名，被钦定为“洋翰林”。随后，曹汝霖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并成为了袁世凯的亲信。

陆宗舆是浙江海宁人，清末赴日留学，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参加留学生考试获举人出身。陆宗舆曾随载泽出国考察宪政，为徐世昌所赏识，后来也成为了北洋系的一员。章宗祥则是浙江吴兴人，留学日本时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获进士出身，为袁世凯所赏识，并与曹汝霖、陆宗舆一起参与了清末立宪活动。

清廷覆灭后，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均在袁世凯或段祺瑞的手下出任要员，其中也因为职务的缘故，参与了卖国行为，譬如曹汝霖做过外交总长与交通总长，是“二十一条”的签约代表；陆宗舆则是签订“二十一条”时的驻日公使；章宗祥是“中日军事秘密换文”的经办人，时任驻日公使。

冤有头债有主，学生不找你们三个找谁？

最可逗的是，在五四的风潮中，章宗祥与陆宗舆均被家乡父老开除乡籍，成了中国“没有籍贯”的人。当然，其中最倒霉的是章宗祥，在不久前的四月中旬，当他从日本启程回国时，有很多日本政界要人和驻日外交界人士到东京火车站送他，不料忽然来了很多中国留学生，章宗祥本以为他们也是来欢送的，谁知道这些人却把写了“卖国贼”、“祸国”等字的送丧白旗抛进车中，还大呼道：“章宗祥、章公使，你既喜卖国，为何不卖妻？”

听了这话，章宗祥顿时脸红如猪肝，章夫人也是气得花枝乱颤、两眼含泪。

后来，曹汝霖在其回忆录《一生之回忆》中坦陈：“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

诚然，在主理卖国事务的时候，来往电文均有据可查，毕竟卖国事大，也不是这“三贼”能私下卖得了的。但是，在经过了“五四”被罢官风潮后的一段沉寂后，这三人在日本侵华时期再做冯妇并分别出任了不同伪职。

如此看来，“卖国贼”这三字，还真不算冤枉了他们。

正文四四、五四之后的民众洪流

在北大学生到天安门游行并“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之后，安福系政客们对北大校长蔡元培十分不满，他们认为学生之所以闹事，主要是因为蔡元培之前过于鼓励学生参与社会活动，这才引发“五四”事件的爆发。在这些人的眼中，蔡元培这个老革命党，居然“老夫聊发少年狂”……贼心不死呐！

安福系政客的指责倒也不是空穴来风，在一战结束之后，蔡校长的确是十分的兴奋与热情，他公开号召学生走出校园，积极参与到国家与社会的活动中去，并对不参与提灯游会的学生施以连坐惩戒，这对北大学生后来热心社会活动的风气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事实上，在“五四”游行之前，北大学生已经对段内阁的对日借款举行过抗议活动，而一些学生组织如国民社、新潮社、平民教育演讲团等也发展壮大，这对此后的学生运动起到了重要的组织作用。

在此压力之下，蔡元培在学生被释放后的第三天便提出辞呈，并悄然离京出走。同时受到指责的还有教育总长傅增湘，他因为同样鼓励学生在一战后的庆祝活动而被迫提出辞职，而此时的北京政府却准备提名安福系政客田应璜出任教育总长。

蔡元培去职的消息传出后，北大学生当晚便以“停课待罪”的方式来挽留自己敬仰的校长。随后，北京各大专学校的校长也宣布全体辞职，团结一致，与蔡先生同进退。而就在这时，积极参与“五四”活动的北大学生郭钦光因愤激病逝，因对同学的哀悼而随后引发了5月19日的北京中等学校以上学生实行总罢课，参与的学生总数达到两万五千余人。

北京学生在5月19日的总罢课已经较“五四”游行成熟许多，他们明确的提出“拒签对德和约、惩办卖国贼、挽留傅增湘总长和蔡元培先生”等要求，这些要求后来被总结为八个字，那就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北京学生的行动，很快便获得了上海、天津、杭州、南京等地学生的支持，他们也纷纷走上街头，使得当时的罢课风潮愈演愈烈。但是，中国人一贯是要面子的嘛，如果北京政府如此轻易的答应了学生的要求，他们的面子往哪里搁呢？于是总理钱能训就“惩办国贼”的问题答复说：“学生如果有他们的卖国证据，政府自当依法惩办；如徒凭空言，政府不能办到。”

20日，教育次长袁希涛亲赴北京大学，召开大专以上学校校长会议，但官立学校校长竟然无一到会。不仅如此，学生们还展开了更积极的活动，他们组织了大量的演讲团，每十人一组，当时称为“十人团”……你巴黎和会有“十人会”，我们就有“十人团”……这些演讲团最初是在周日上大街演讲，在总罢课后，便有更多的演讲团出现在大街上、天桥下、甚至游艺场，到处都有学生们的身影。学生们的演讲赢得了广大市民的热烈欢迎，每一处演讲都有大量的民众前来听讲，听到即将亡国的激愤处，很多人都跟着学生抹泪叹息。又有一些热心的市民，他们给学生们送茶送水，甚至当场捐款捐物，以示对学生的支持。

不仅如此，学生们还掀起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运动，最早是北大学生将校内消费社的日货全部起出并在文科大操场集中焚毁；随后清华等学校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5月18日，北京各大中专学校的学生将他们自己买的日货，一起拿到先农坛集中焚毁。尽管那天还下着雨，但演讲团仍旧冒雨进行演说，而一些中小学生也很踊跃，他们不但烧了自己的日货，还积极的上台发言。

学生们的行动引发了日本的恼怒，他们派出军舰前往天津、吴淞等地进行军事恫吓，甚至派出日本浪人去破坏学生的演讲。当东京的中国留学生进行抗议活动的时候，日本军警横加镇压，并将多名学生逮捕。

由于学生的风潮越闹越大，加之以日本的压力，北京政府派出军警、马队前去破坏学生的演讲活动，他们见到学生聚集便用马队冲击，将围观民众驱散并收缴了学生的旗帜、传单等。除此之外，他们又用提前放假，进行文官、外交官、司法官考试等办法进行分化，使得一部分学生退出了运动，此阶段的学潮也就告一段落。

不料到6月1日，北京政府在不恰当的时间发布了两道不恰当的命令，一道是为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辩护并温言挽留的，另一道却严厉呵斥学生扰乱秩序，要求取缔各种街头活动并立即复课。

一石激起千层浪，各位，这天底下哪有“爱国有罪、卖国有功”的道理？学生们都是热血的爱国青年，哪里受得了如此对待？他们随即在6月3日恢复街头演讲，而在这一天，北京的军警们也是严阵以待，你来一个我抓一个，你来两个我就捉一双，而这一天又恰逢雷阵雨天气，天上怒雷轰轰、地上飞沙走石，黑云滚滚，不见天日，好一派阴暗惨淡的人间地狱之景象！

当晚统计，计有170多名学生遭到逮捕，其中北大学生占了多数，另外也有清华学校、高等师范等学校的。因为人数众多，这些学生没有被送到看押所，而是被集体关在北大法科的讲堂之内，从早到晚，学生们连口水都没得喝。

但是，政府人士明显低估了学生的能力和毅力，就在第二天，更多的学生静悄悄的走出校门，他们来到街头后，突然从怀里摸出藏好的演讲旗帜，便对着大众开始演讲。而这一天的军警也比往日要分外的多，他们见有人群聚集，便放马过去，先将听讲民众驱散，随后老鹰抓小鸡一样，两个强壮的警察挟着一个弱小的学生娃娃，送到北河沿的北大法科拘禁了起来。

在4日这天，学生竟被拘禁了700余人，最后北大法科装不下了，又送到马神庙的理科宿舍作为临时监狱。4日这天的天气也很糟，大风大雨、大雷大尘，只见一对对的学生被掳了进来，而一队队军警则在北河沿安营扎寨，陆军第9师派来了一个团兼一个营的兵力，愣是把堂堂学府变成了兵营。

军警们的凶神恶煞却没有吓倒学生们。5日，更多的学生背上行李，连牙粉牙刷面包都准备齐了，他们这一天大队集合出发，分路演讲，人数达到2000多人。与此同时，他们又向各地发出通电，请求支援。

据《每周评论》的记者报道：“五日上午，记者打前门经过，看见三个学生站在路旁演讲，来了几个警察，犹如城隍庙的阎王一般，把三个学生一人捉一个，那三个学生两手虽然被他们捉住，嘴里还说个不止，听的人不知道有多少都流下泪来。后门外边，有两队学生，一向西行，一向东行。这个地方只有十几个警察，到东边赶人，西边又演说起来了；到西边赶人，东边又演说起来了。闹得很久，听的人个个拍手，几个警察也就不敢动手了。”

警察不敢动手的另一个原因是，学生越来越多，再抓就没有地方关了……一旦不慎，闹出人命，那可不是好玩的。

令人感动的是，有许多学生自带行李，主动前来北大法科要求被拘禁，而被禁的同学们知道后，他们纷纷登上法科大楼摇旗怒号，校内外连成一片，军警们也无可奈何。就连女学生们也行动起来了，她们组织了十五校联合会，集体向总统府请愿，要求释放那些被关押的男同学。

各校校长和教职员工也极为愤怒，他们不但为营救学生而上下奔走，而且发表联合通电指责政府“等学生为匪徒，以校舍为囹圄，蹂躏教育，破坏司法，国家前途，何堪设想？”北京社会各界团体也对学生被拘表示了同情，比如国民外交协会、北京教育会、红十字会等都纷纷前去慰问，以示对学生的支持。

北京学生大批被抓被捕的消息传出后，全国人民震惊了。6月5日，上海工商学各界人士为了声援北京学生，第一次实现了“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联合行动。上海是个大都市，这里经济发达、交通便利、思想新潮，当“五四”游行在北京爆发后，上海的学生也群起响应，实行罢课等活动。

后来，黄日葵等北京学生领袖也曾经来上海开展联合行动，因此在北京学生被拘后，上海的学生也立刻行动起来，他们手持传单，到大街上去挨家挨户的宣传，动员商家在6月5日实行罢市。在这一天的动员中，一些学生甚至采取了“沿街跪求”的哭谏方式进行哀告，很多来往行人和商家也都答应在次日一定支持学生们的行动。

5日实行“罢课、罢市”的消息传出后，首先起来响应的却是上海的工人们。在学生们的热忱感动下，一些在日本企业如日本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的工人首先在上午实行罢工，紧接着日华纱厂、上海纱厂的工人也随之响应，接着便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沪宁铁路、杭甬铁路等地的工人实行了罢工。

5日上午，各商家也按约定实行了罢市，原本热闹的大街上很快便冷冷清清，绝大部分商家都大门紧闭，停做生意，就连租界里的永安、先施两大商业公司也都杜门谢客。在大街上，唯见大中学生在上下奔走，分发传单，而巡警们则在街上巡逻，防止有人捣乱。

人心齐，泰山移，上海“三罢”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当局意识到事态非同小可，于是包围北大校舍的军警们当晚便撤去了，被拘禁的同学重获自由。

但是，由此形成的风潮并未停息，6日后，上海的“三罢”非但没有停止，规模反而有所增大，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工人加入了罢工的行列，而商家们也仍旧实行罢市，街上除了几家买早点的还半掩半闭的开着门，向路人卖些糕点行个方便，其他商家仍旧像昨天一样，一律是关门主义。上海当局派警察前去干涉，强迫开市，但商家答复“买卖自由”，警官们也无办法。

在上海实行“三罢”后，天津、南京、安庆、武汉、济南、九江等地均以上海为榜样，实行“罢工罢市罢课”，“五四运动”也由此变成了“六三运动”，前者以北京的学生为先导，后者却开始以上海为马首是瞻了。

商人一向被人认为是倾心谋利的，但在这次运动中，商家却表现出令人刮目相看的爱国热情：先是一些大型商业公司主动实行罢市，随后各中小商铺也都闭门谢客，并在大门上贴着标语：“万众一心，同声呼吁，力抗汉奸，唤醒政府”等，就连理发店也贴上了“国事如此，无心整容，请君不必光顾”的标语。至于那些娱乐场所，也都停止售票，不再娱乐。一些说书人甚至发起义务说书，将所有收入捐给学生联合会。

唐朝诗人杜牧曾说“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但此次的上海“三罢”运动中，就连青楼的女同胞们也纷纷响应，她们也主动的站了出来，自费印刷传单发放并呼吁花界同胞捐助学生联合会。在学生进行游行和宣传活动时，这些女同胞们在路口设立饮茶休息处，以示对爱国学生的支持……妓女从来就不比那些官僚更无耻。

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北京政府只得于6月10日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免职。在“内惩国贼”的目标实现后，各地的“罢工罢市”风潮才告一段落。

紧接着，中国代表是否应该在巴黎和会的对德和约上签字又再次成为焦点，各地学生和社会团体纷纷派出代表到北京向总统府请愿，要求政府保证不在和约上签字。由此，五四运动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拒签和约运动”再次如火如荼的开展了起来。

这时，一直对学生运动保持沉默的段祺瑞突然发表看法，他说：“学生们有爱国心，这是可喜可贺的。但有一言相劝，尽心求学，成为人才，将来鼎新政治和工商实业，这样才可以强国”，说到这里，段祺瑞话锋一转：“如果受人愚弄，只能助长某些人的嚣张之气，误己误国则是错误的。”

段祺瑞的大概意思是同意签字，因为不在和约上签字的话，中国将不能加入国联，到时一些有利条件都不能得到保证，两害相权，学生不应该在签字问题上继续向政府施加压力。老段的话，不但遭到学生的反驳，就连他的政敌们也纷纷向他发难，比如直系大将吴佩孚公开通电支持学生说：“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

事实上，在巴黎的中国代表们也不甘心就此签字，他们先是提出一个“保留签字”的方案，即中国在和约上签字，但对山东问题的解决办法有所保留，不能承认。但是，这个方案也遭到了和会的拒绝，当时中国代表面临的选择只有无条件签字或者拒绝签字，别无他途。

北京政府最初是倾向于签字的，但在社会各界的反对下，只好把这个皮球踢给了专使团，说：“国内局势紧张，人民要求拒签，政府压力极大，签字一事请陆总长自行决定。”

6月28日下午三时，巴黎和会在凡尔赛宫举行对德和约的签字仪式。这一天，中国代表团函告和会主席，表示中国将不派代表出席，也就是拒签和约。这一天，从上午开始，中国代表团住所的外面便围满了中国留学生和华工，他们公然宣称：如果代表团去签字的话，就要发动致命行动。

事已如此，倒也不必苛责于外交人员。毕竟，在一个“力大为王”的国际社会中，但凡你是国力比不过别人，难免不低声下气，所谓“弱国无外交”，说的便是这个道理。如此，弱国的外交家，岂不更是难当！

不管怎么说，“拒签和约”算是完成了“外争国权”的目标，而“罢免三贼”则完成了“内惩国贼”的任务。但是，山东问题并没有因此而解决，一直到1921年底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日军才最终撤出山东并归还青岛，但中国须花钱赎回胶济铁路，并且中日共同经营，这又为后来的“济南惨案”埋下了伏笔。<strike>.99ｌｉｂ?</strike>

对于中国来说，1919年是躁动的一年，其中的一个重要结果便是民众特别是年轻的知识分子们开始觉醒，他们迅速成为新生的政治力量，并崛起于中国的舞台之上。在“五四”运动中的一些学生领袖，如张国焘、周恩来等人，还有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甚至新崛起的北洋第二代人物如吴佩孚等，他们即将在未来的政治进程中大放光芒，而学生作为一个新生的团体，也将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

“五四”，他们做到了；未来，他们也能做到。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除了段祺瑞还出来说了几句话，其他老一代的北洋系人物却在这次运动中黯然失色。很显然，他们原先对学生的看法无外乎是“国家大事不用你们管，不好好念书，便是造反”之类的，由此，当学生运动突然崛起后，他们的表现大多是茫然而一无所知，也毫无手段，这或许也揭示了他们的时代，即将过去了。

1919年12月28日，冯国璋在北京去世，终年62岁。临危前，冯国璋口授遗言致大总统徐世昌，希望“和平统一”早日实现。冯国璋患病的原因，据说还是因为禁卫军的缘故。在清帝退位时，冯国璋答应一生不与禁卫军脱离关系，所以后来这个部队改编成陆军第十六师时，仍旧由冯国璋遥为领制，而且这个师也一直派出一个营给冯国璋作卫队，冯国璋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

后来，冯国璋做上了大总统，第十六师也分拆成了第十五师和第十六师，两个师仍旧派出队伍轮流到总统府担任守卫工作。在冯国璋卸任回河间老家后，第十六师还派出一个连跟着下去，以示特殊关系。

1919年的10月，冯国璋为了调解十五师和十六师向陆军部争饷的问题再次返回北京，但不知为何，第十六师的师长王廷桢突然以陆军部的命令为借口，把跟随冯国璋这一连的士兵调回，冯国璋十分气愤，他觉得自己刚刚下台不久，而且当年曾许下诺言要和禁卫军的官兵永不脱离关系，而王廷桢作为自己多年的部属，如何能做出此等绝情之事。这时，他在家里洗了一个冷水澡，结果引发了急性肺炎，没有多久便去世了。

冯国璋死后，丧事和遗产分配都是委托给老友王士珍负责。段祺瑞后来也来吊唁，他仍旧像往常一样，面无表情的径直走到冯国璋的遗体前，将盖帘揭起，看了看老友的遗容，便回身走了。后来，段祺瑞派人送来亲拟的挽联，其中便有一句是“正拟同舟共济，何期分道扬镳”。

冯国璋因为从小生活艰辛，因而对钱的事情看得比较重，和袁世凯、段祺瑞这些人比，他算是一个爱财的人。据说，冯国璋在做大总统的时候，曾经命人将中南海的鱼捞出卖钱，一时传为笑谈。据他的幕僚恽宝惠回忆，为了钱的事情，冯国璋还与王士珍闹过别扭。事情是这样的，当时王士珍作总理，想派人去南方调停，但经费希望总统府出，但冯国璋却批示让他们自己解决，王士珍听了后气愤的说：“我一天到晚狗颠屁股垂似的，为的是谁？这一点钱，他还不往外拿！”

据当时的统计，冯国璋留下的遗产总值大概在300万元左右，这些钱是冯国璋多年的储蓄和投资所致，其中也包括了田地、股票等折合而成，这些钱后来都在王士珍的主持下分给了他的子女们。当然，冯国璋虽喜敛财，倒也无贪赃枉法之名。

“北洋三杰”的冯国璋首先走完了他的历程，而“北洋之龙”的王士珍则在辞去内阁总理后便不问政治，甘心退隐了。王士珍倒是作风清廉，不事铺张，他没有儿子，只有二女，他在1930年去世的时候，只有两处房产和十余顷田地，而北京的房产还是学生鲍贵卿和卢永祥等人给他买的。

由此，也就还剩个老段还老当益壮，仗着自己余勇可贾，要做一番大事业。不过，面对北洋第二代的挑战，老段能对付得了吗？

正文四五、老段也弄起了枪杆子

在讨伐张勋复辟的过程中，段祺瑞身边并没有一兵一卒，他当时主要借重李长泰的第八师、冯玉祥及曹锟的部队，这才讨逆成功……用流行的说法，这简直就是“空手套白狼”，完全凭借着个人的威望“咸鱼翻身”，这不能不说是有运气的成分在内了。

在湘鄂战争的时候，段祺瑞原本指望北洋的军队帮助他实现“武力统一”的梦想，但前线的部队毕竟不是自己的子弟兵，人家如何肯帮你火中取栗呢？所以，湘鄂战争进攻了两次，最终都是不了了之，段祺瑞也由此感到手中无兵的切肤之痛。

按理，段祺瑞曾在清末编练新军的时候先后担任过北洋三个镇的统制，在小站练兵的时候又担任过几个军事学堂的督办，怎么说也该有自己的子弟兵，但在袁世凯民国当政后，段祺瑞虽然被任命为陆军总长，但却与部队脱离了直接关系，这时间久了，指挥不动，也是在所难免。

由此可以这么说，段祺瑞终其一生，应该算是一个军人，而非军阀，因为他没有自己的军队，也就不能借此拥兵自重，而这两点恰好是军阀的主要特征。不过，段祺瑞原本是具有这个条件的，可惜运气不佳，没有做好。

这又从何说起呢？

说到这事，还得从对德宣战这事说起。地球人都知道，中国和德国相距甚远，山东的德国鬼子也被日本鬼子给干掉了，加上1917年后德国已经显露颓势，此时宣战本该是稳赚不赔的好事。但是，偏偏应了中国那句古话叫“好事多磨”，1917年11月7日，本与中国同一集团的俄国突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这一炮比之武昌起义的那一炮威力却大出许多，武昌的一炮只影响了中国，而俄国的那一炮却震惊了世界……

革命后的列宁政府忍辱负重，和德国签订了一个绝对是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和约》，并单方面宣布媾和，随后又退出协约国集团、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按照《布列斯特和约》，苏俄须割让上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的局部和拉脱维亚、白俄罗斯的全部）并赔款30亿卢布（约60亿马克），但苏俄却由此赢得了和平及其宝贵的喘息时间，对巩固新生的苏俄政权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至于那个条约嘛，都是空口白话，德国不久就战败投降了，谁还认账？

以空间换时间，这等外交，是需要莫大的魄力和定力的，非一般人所能为也。当然，卖国还是高明外交，这是人家的事情，咱这里就讲民国，也没必要扯那么远，就说苏俄退出战争后，协约国集团却一片恐慌，生恐德国借势反扑，战局扭转，所以大家伙一味的压迫苏俄继续对德作战，不然便要追究责任，视为敌国。

当时的冯国璋政府得了这个消息，也被恐慌情绪所感染，这万一德国前来报复，岂不麻烦？所以，段祺瑞被委任为参战督办，也有这方面的原因……谁让祸事是你惹下的呢？只好请你老段自己包圆了。

这时，日本人却向老段抛出橄榄枝，称俄国与敌国单独媾和，必将威胁到远东的安全，既然中日是同一集团，又是远东近邻，何不未雨绸缪，联手对付苏俄呢？为此，日本提出了极为优惠的条件，那就是由日本借款2000万日元以提供军饷和购买军械，并帮助中国编练一支参战军。

段祺瑞得了这个消息是又惊又喜，全然忘记了日本人背后的阴谋，于是便派参谋处处长靳云鹏负责中日谈判，力争把这一本万利的好买卖给做下来。靳云鹏不负众望，加上此时老段又官复总理，各事都办得顺利，于是中日双方在5月中旬分别签订了陆军及海军的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其内容包括日方提供借款以购买军械和支付军费，并派遣军事人员帮助训练中国参战军。

但是，日本人的优惠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中日同盟之后，一旦日本在西伯利亚发动对苏俄的战争，中国在军事行动区域须与日本合作，相互提供武器装备和军需品；中国参战军参加西伯利亚作战，须服从日本司令部的指挥；日本军队和军需品经东北铁路（南满铁路和中东铁路，前者是日本控制，后者本属俄国）运输时，中日应该相互协作。

此中的危害，便在于日本可以借口防敌，任意进入中国的东北，这也为后来日本出兵北满并侵夺中东铁路路权提供了机会。1918年8月2日，日本宣布对俄作战，随后一路占领海参崴，一路沿着铁路北上占领赤塔，由此侵占了苏俄在远东的大量领土。但是，日本的军事行动很大一部分却是需要通过中国东北运输的，这实际上是为后来的“九一八事变”埋下了一条重要的伏笔（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将南满变成了势力范围，这次是乘着俄国革命再度觊觎北满）。

事实上，在段祺瑞主政期间，其向日本的借款远不止这一次，譬如著名的西原借款，就高达惊人的一亿四千五百万元（交通银行借款2500万，有线电信借款2000万，吉会铁路借款1000万，吉黑林矿借款3000万，满蒙四铁路借款2000万，山东二铁路2000万，参战借款2000万），再加上其他借款的话，如善后借款的三次垫款3000万，京畿水灾借款5000万，军械借款3200万，总数额接近两亿八千万日元。

有人会说，日本人怎么就这么愿意借给中国钱哪？这当然是有原因的啦。原来，当时由于欧战，日本贸易大量出超，结果累积了大量的金融资产需要寻找出路，否则的话，将在国内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而这时中国正好缺乏资金，日本的借款实际上是一种高回报的投资。

除此之外，借款对于日本在中国的扩张也起到了牵线搭桥的作用，特别是由于民国时期中国政府更迭频发，很多借款往往成了一笔糊涂账，到底还了多少还是根本没还，到现在谁也说不清。所以，借款问题也极容易引发政治甚至是军事上的冲突。

但很遗憾的是，此时的段祺瑞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点，他当时的心思完全放在了编练参战军上面，殊不知日本人送出的糖衣炮弹是有毒的……而且毒性极强。

从历史上看，日本因为本国的资源有限，缺乏发展空间，在甲午战争之后便立志将朝鲜半岛与东三省吞并，借以移民屯垦并最终与日本本土合并，成立一个新的“大日本帝国”。这个既定战略，可以从黑龙会和日本军部支持辛亥革命党分裂中国为本土十八省及其满洲、辛亥革命后又抛弃革命党支持满族宗社党制造满蒙独立，加上之后发动“九一八事变”打造伪满洲国等一系列历史事实中得到证明。

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在黄海大战实在缺了几分运气，由此也逆转了中日两国在近代史上的国运。不过，上帝是公平的，日本也不是不会犯错误。他们在1937年后全面侵华，所谓“人心不足蛇吞象”，最终前功尽弃，一败涂地，半个世纪的经营化为泡影（军人往往比政治家更愚蠢、更急功近利）。不然的话，一个合并了朝鲜、满洲、台湾的“大日本帝国”必将成为中国人至少500年甚至永远的噩梦。这一切，假以时日，步步为营，并不是不能做到的；但是野心太大，能力不足，全盘皆输也属正常。

历史的观察往往在于细节的推敲，而长时段的历史观察更能看出历史的最终真相。日本这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战略意图，无论是在历史事实还是逻辑上，都是可以说得通的。某位身处其中的著名历史人物反看不出其中的图谋，并多次声称在革命成功之后可以将满洲租让给日本，这倒是一件极为吊诡的事情。

1918年8月，参战军训练处成立，负责处理这支新军队的编练事务，督练由靳云鹏兼任，并成立了军官教导团和军士教导团，分别由陈文运和曲同丰担任团长。按照约定，参战军的军费均来自日本借款，其使用的武器装备也是从日本购买，就连训练方式，也完全采取的日本那一套。参战军军官教导团主要是从保定军官学校中的优秀毕业生和接近皖系的初级军官中抽调组成，训练结束后分派到参战军担任初级军官；军士教导团则是从皖系的北洋各师抽调优秀士兵前来受训，受训三个月后分派到参战军充当军士。军士教导团共六个营，总人数约3200人。

段祺瑞对参战军的编练非常重视，在军士教导团的开训典礼上，他兴致勃勃的亲自前来讲话。看见军士训练团整整齐齐的勃勃军姿，老段十分高兴，他指着身边的督练靳云鹏对大家说：“你们看！靳督练原来就是我当年小站练兵时的一个炮兵，现在已经是参战军的督练了！你们要好好训练，服从命令，将来的前途，必将是不可限量的！”

靳云鹏被老段这么一说，原来准备好的训词给硬生生的咽了回去，只得接着老段的话接着说：“不错！我在小站练兵的时候，不过是段督办的一个小兵，今天我能站在这里，全是段督办一手栽培提拔的，你们今天做了督办的学生，未来必有远大的前途！”

军官教导团和军士教导团训练结束后，随即赴安徽、山东、河南等地招募了三万多名新兵，并于1919年1月正式成军。参战军共分3个师，第一师师长曲同丰，驻北京北苑；第二师师长马良，驻山东济南；第三师师长陈文运，驻北京南苑。

由于参战军的武器装备都是来自日本，那在当时的国内算是非常先进了，譬如参战军第一师，全师辖两个步兵旅，一个炮兵团，一个骑兵团，另有工兵、辎重、机关枪各一营，总兵力达到一万余人。第一师的基本装备，步兵全部使用日本的三八大盖，炮也是日本生产的山炮和野炮。炮兵团辖三个营，每个营辖三个连，每个连有火炮四门。机关枪营则共四个连，每连有重机枪六挺。

在训练上，参战军也完全是按照日本军校的模式进行，分步、炮、骑、工、劈刺等科目，当时段祺瑞还成立了一个以坂西利八郎为首的参战军顾问团，并聘请了一百多名日本教官来指导参战军的日常训练。

因此，就当时的武器装备、训练水平、兵员素质等方面来看，参战军既是国内军队的佼佼者，也是段祺瑞引以为骄傲的“王牌军”。但是，参战军有一个重大隐患，那就是成军的时间太短，而其中的中下层军官大都是一些毕业不久的军校生，部队缺乏实战，军官也缺乏指挥的经验，整个部队的作战精神亟待考验，这些负面影响在后来真刀真枪的战斗中立刻暴露无遗了。

在参战军编练没多久，第一次世界大战便宣告结束，和平成为当时的主流。于是，段祺瑞便将参战军改名为国防军，后来又改名为边防军，自己也由“参战督办”改名为“边防督办”。在南北和谈中，南方代表坚持要取消边防军，这遭到了段祺瑞的断然拒绝。老段非但不会解散边防军，而且还要建设第二支部队，那就是西北军。

说起西北军，还得从1918年2月徐树铮所策划的截械事件说起。当时由于段祺瑞被罢免总理职务，徐树铮为了帮助主帅复出并迫使冯国璋主战，由此策划了这样一出好戏。被劫的那批军械本是段祺瑞做总理的时候所定购的，徐树铮当然不甘心肥水留了外人田，于是便勾结关外的张作霖突然入关，并在抢得这批军械后成立了奉军关内司令部。

由于当时徐树铮与张作霖的关系打得火热，张作霖便任命小徐为关内奉军副司令（总司令由张作霖自兼），并利用这批军械组建了五个补充旅，其名义是准备去支援湘鄂战场上的张景惠、孙烈臣所部奉军。对于这支新部队，当时的上级军官主要是徐树铮与奉系高级将领杨宇霆所委派，而这些人基本都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

这五个旅的具体情况如下：奉军补充第一旅，旅长王永泉（系徐树铮推荐）；奉军补充第二旅，旅长于珍（系杨宇霆日本士官第八期的同学）；奉军补充第三旅，旅长李如璋（关系不详）；奉军补充第四旅，旅长宋邦翰（系徐树铮日本士官第七期的同学）；奉军补充炮兵旅，旅长宋子扬（系徐树铮日本士官第七期的同学）。

后来，由于张作霖发现徐树铮挪用奉军军饷用于安福系贿选，两人关系闹僵，结果小徐辞去关内奉军副司令的职位而改任参战处参谋长，其所编的5个奉军补充旅则在段祺瑞的协调下，除于珍旅被调往岳州前线加入奉军所部外，其他四个旅均划入参战处……毕竟小徐在提供武器和委派军官的问题上比较微妙。

在与奉系分道扬镳之后，徐树铮开始专心经营西北，而这时又因为俄国革命，一些原沙俄的军官在蒙古边境策划独立，并不断的骚扰中国蒙边。身为边防督办的段祺瑞当然不敢小视，随后他就派出徐树铮去设法解决外蒙问题。

徐树铮当时也认为立足西北，为段祺瑞的势力谋一块地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于是欣然受命。但是，赤手空拳是不可能解决蒙边问题的，于是他派人到河南、安徽等地去招募新兵，随后又将这些新兵补充到与奉系分家的那四个旅中。

在经过整编之后，除了王永泉的第一旅改编成第二十四混成旅调往福建支援闽浙联军外（当时粤军在进攻福建），其他部队则成为西北边防军的四个混成旅，其序列如下：边防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宋邦瀚，驻兖州；边防军第二混成旅，旅长宋子扬，驻天津；边防军第三混成旅，旅长褚其祥（系徐树铮的亲信），驻库伦；边防军第四混成旅，旅长张鼎勋（系徐树铮日本士官第七期的同学），驻洛阳；边防军第五混成旅，旅长李如璋，驻南京。

1919年6月，徐树铮被委任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由此，手握重兵的小徐终于要一展宏图了。而此时的段祺瑞也是最踌躇满志的时候，他当时手握三张王牌，第一是靳云鹏统率的边防军（即原参战军），第二是徐树铮统率的西北边防军，第三则是安福国会。

即使冯国璋与段祺瑞在1919年10月同时去职，但老段有了这文武三张王牌，又何惧哉？之前的“武力统一”政策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是因为老段手里无兵，如今同时有了参战军和西北军两个“王牌军”，那离统一大业实现的梦想还会遥远吗？

正文四六、秀才的江湖：“吴大帅”的崛起

正当老段和小徐等人踌躇满志的时候，直系军阀中的一个新生代人物却向他们提出了强烈的挑战，这便是第三师师长吴佩孚。

吴佩孚，字子玉，山东登州蓬莱人，1874年生人，由于其从小机灵话多，人送绰号“吴小鬼”，又因其23岁中过秀才，成名后又与广东的陈炯明并称为“南北两秀才”。吴秀才从小好动贪玩，有一次某官绅家里召请堂戏，他与几个朋友本与人家素昧平生，却非要上门蹭戏，结果别人不让他们进，双方大打出手，在人家门外上演了一场武戏。

由于该官绅并非是寻常人物，结果一道书信到了吴佩孚家乡的地方官那里，地方官便派了巡警去捉人，吴佩孚得了消息后急忙跑掉，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学籍”，结果吴秀才又变回了吴佩孚……秀才的功名被当地学政给革掉了。

吴佩孚逃跑后，先是去了天津，后来又到了北京，因为衣食无着，只好在街上摆张桌子，帮人写写书信并兼职算卦，也算是学有所用。由于写字算命的收入实在太差，吴佩孚后来便去投奔了两个在聂士成所部武卫前军当兵的本家哥哥，也想投入军伍，混碗饭吃。但是，他的两个哥哥认为他是秀才，今后前途无量，开始不同意他入伍，殊不知吴佩孚的秀才其实早就被革掉了。

在吴佩孚的再三要求下，他的本家哥哥才答应推荐给军中的统领王怀庆。王怀庆听说吴秀才效仿古代投笔从戎之故事，那当然是欢迎得很，由此吴佩孚不但当了小兵，而且还在后来被推荐到开平武备学堂学习。

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华后，聂士成力战身亡，武卫前军也被打残，吴佩孚在开平武备学堂本还有几个月便毕业了，结果毕业证没有拿到，落入失学又失业的境地。被再次推上社会的吴佩孚在流落京津间，只好又一次重操旧业，继续帮人写字算命。

这时，吴佩孚的运气来了。庚子年后，袁世凯继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并开始推行新政，其中的一项便是试办警察，于是吴佩孚顺利的在天津巡警道段芝贵的属下找到一份工作。不仅如此，在新单位正好有一个名叫郭朝栋的师爷，他见吴小鬼既是老乡，又是秀才，于是对他另眼相看，多多提携。不久，吴佩孚便在郭师爷的推荐下经天津巡警道的保送而进了袁世凯办的陆军测绘学堂学习，而测绘学堂的督办又正是段祺瑞。

你看，这吴小鬼和老段小段有缘吧？后面还得继续打交道呢！

毕业后，吴佩孚被分派到北洋第三镇充当队官，在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当时需要招募军事人员前去东北收集情报并勘测战况，吴佩孚的专业正好符合要求，于是便成为其中一员。在这次任务中，吴佩孚表现出色，他时而扮成他的老本行算命先生，时而装成行旅商人，上下奔走，四处打探，终于将东北的军事地形及其日俄双方的情况给摸了个透，回来后便受到嘉奖并提升为营管带。

武昌起义后，第三镇火速入关并进驻石家庄，以防范山西的革命党。后来，第三镇奉命进攻娘子关，吴佩孚带领的第十一标第一营首先攻入，他一面向协统卢永祥报告，另一方面又派人送信给镇统制曹锟，报告了战斗的经过。卢永祥知道吴佩孚越级上报后非常生气，他找了一个借口狠狠的训斥了吴佩孚一顿，由此两人心生芥蒂。

在打娘子关的时候，第一营缴获了三箱山西钱票，吴佩孚提出在十一标中均分，但他的直接上级、标统王治国不同意，吴佩孚十分生气。第一营的士兵们得知后也个个发牢骚，以为王治国想私吞了这笔钱。由于立功没有受奖，抢了钱又没有分到手，吴佩孚认为标统和协统做事不公，一气之下他便请了假，想去北京找曹锟曹统制告状。

不巧的是，吴佩孚在向标统王治国请假后，王治国却没有向协统卢永祥报告，结果第一营的士兵在吴佩孚走的当天晚上便闹起了兵变并抢劫了当地的一些商家。此事发生后，卢永祥大怒，便给曹锟打电报，称吴佩孚擅离职守，应予以撤差处置。曹锟接电报后，批了一个“准”字。

吴佩孚在得知自己被撤差之后，他气得不行，随后便赶到北京向曹锟报告了自己作战有功而王治国、卢永祥两个人欺压属下的冤情。由于吴佩孚的口才确实的好，曹锟听说后觉得他说得在理，于是便将吴佩孚留在身边做他的副官。

这时，吴佩孚的好运气又来了。在蔡元培专使团请袁世凯南下就任总统的时候，不知道是被指使还是自发行为，第三镇士兵突然在某夜发生兵变，乱兵们在北京大抢大掠，闹了整整一晚。在这次事件中，炮队标统刘学信一时过于兴奋，他在兵变的时候对着朝阳门向城内开了几炮，影响极坏，结果为舆论所不容，曹锟于是将他撤职，而改而提拔吴佩孚做了炮兵标统。事后，吴佩孚得意洋洋地说：“卢永祥不让我当管带，我当标统！就算卢永祥徇私，王治国贪婪，可天生德于予，卢、王又能奈何？”

所以说，每一个成功人士的背后，总是需要一点点好运气的，因为这是天命。不过，人同时也是需要敬畏天命的，那些自以为是、牛皮哄哄而不敬畏天命的人，必终将为天命所弃……人必须学会谦卑！

“二次革命”爆发后，吴佩孚受命率炮兵团南下助战，由于秀才兄改不了夸夸其谈的毛病，又经常端出曹锟副官的架子，因而在同僚中很不受欢迎，当时就有人这样讽刺他：“嘻、嘻、嘻，语言乏味；哈、哈、哈，面目可憎。”有一次吴佩孚请同僚们吃饭，结果只来了军医处长刘国庆和时任第九团团长的萧耀南两人，遭此冷遇，吴佩孚却毫不在乎地说：“都不来，更好；咱们可以多吃，多说话。”由此可见其人缘的确不佳。

不过，吴佩孚的口才和文才虽然在同僚们面前不受欢迎，但在关键时候却发挥了作用。有一次湖南督军汤芗铭请曹锟赴宴，在开席之前，汤芗铭在欢迎辞中极力夸赞了曹锟一通。按当时的规矩，主人致欢迎辞了，客人也应该致答谢辞，但曹锟向来不善辞令，于是诡称自己感冒而让副官吴佩孚来代为致辞。

这下吴佩孚算是抓到机会了，他在致辞中将湖南的人文历史、道德文章以及汤督军的丰功伟绩都添油加醋的颂扬了一番，说得是字字珠玑、滴水不漏，令在场人士刮目相看。事后，汤芗铭对曹锟说：“哎呀，你的部队真是人才济济啊！你看你的这位副官长，真是文武全才，人中精英啊！”

说完，汤芗铭的意思是想把吴佩孚留下来给他帮忙，准备委派他做个旅长。曹锟本来觉得吴佩孚这个小子能力虽然还可以，但就是这张嘴成天唧唧呱呱，没个消停，没想到汤督军却如此赞许，心想吴佩孚可能还真是个人才，那不行，我的人怎么能为你所用呢？

等曹锟回了岳州，便把吴佩孚找来，说：“你小子还真行，难怪昨天汤督军这么看得起你。你说你这么个小个头，黄头发，黄胡须，两眼炯炯有神，莫非你是金星下凡来帮我的？以后你好好跟着我干，将来一定有个好前途！”

凑巧的是，第三师第六旅的旅长张鸿逵突然发病去世了，本来是应该由团长王承斌递补的，但因为有人反对王继任旅长，结果曹锟便让吴佩孚升任了第六旅的旅长……这真叫“有才又有运，处处同花顺”，由此，吴佩孚也就成为了曹锟的铁杆心腹，并在北洋军人中崭露头角了。

介绍完了吴佩孚的经历后，却要说到1918年的湘鄂战争，当时吴佩孚奉曹锟之命率第三师南下入湘，在大败南军后相继攻克岳阳、长沙，继而驻防衡阳。入湘不久，吴佩孚因战绩卓著而正式升任了第三师师长，由此成为曹锟军中的第二号人物。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便两年过去了，吴佩孚的军队已经在衡阳呆得不耐烦了。事实上，早在1918年7月，吴佩孚便电请撤防北归，原因很简单，当时的督军是皖系的张敬尧，第三师驻防湘南实际上是为他看家护院，这如何使得？再说了，第三师的官兵大都是北方人，他们久居潮湿闷热的南方当然也不乐意。

但是，由于当时的战局刚刚稳定下来，而接着又是一战结束、南北议和，巴黎和会之后又闹学潮，国际、国内的事情多得不得了。一直等到1920年，吴佩孚再也等不及了，他这次不管北京政府批准还是不批准，都要率兵北撤了。

张敬尧在听说吴佩孚要北撤后，这下可把他急坏了，因为他深知自己在湖南的这两年太平日子，完全是倚仗吴佩孚的第三师替他守住了山门、挡住了南军，不然，靠他那孱弱无能的第七师是根本应付不了场面的。张敬尧在督湘期间，由于其高压政策和搜刮劣迹，一度还引发了湖南人的“驱张运动”，当时的毛泽东就曾作为“驱张”代表前往北京向大总统徐世昌请愿。

段祺瑞在接到吴佩孚请求“撤防北归”的电报后十分生气，他拿出老校长的架子，亲自致电吴佩孚并斥责他“藐视中央、不守军人纪律”。谁知吴佩孚这口气也憋了很久，他反过来通电驳诘段祺瑞“穷兵黩武、祸害国家”，并表示北撤决心已下，不容更改，而后台老板曹锟则于4月8日在保定召开直系各省联盟会议，商议对付段祺瑞和皖系的办法。

5月20日，在曹锟的授意下，吴佩孚不等中央下令，便率领部队撤出防地。在撤军之前，吴佩孚做了精心的准备，以每旅30里的间距，水陆兼行，从衡阳撤往长沙。一路上，第三师的官兵高唱着吴佩孚作的《回防途》一诗：

<small>行行复行行，日归复日归；江南草木长，众鸟亦飞飞。</small>

<small>我今定归期，天下一绒衣；船舻连千里，旌旗蔽四周。</small>

<small>江上送归舟，风急不停挥；得遂击楫志，青史有光辉。</small>

军容整齐，军歌嘹亮，吴佩孚练兵甚佳，秀才不是白中的，这诗写得着实不赖。

在吴佩孚的第三师及同为曹锟属下的王承斌、萧耀南等部队北撤后，其他在湖南的北洋军队阵脚大乱。由于吴佩孚撤军前已经与南军达成协议，吴军一走，湘军赵恒惕部随即北上接防，不到一周，衡阳、莱阳、祁阳、宝庆等地便落入了湘军手中，而张敬尧属下的湖南暂编第一师吴新田部、暂编第二师田树勋部很快溃逃，兵败如山倒。

至于其他的北洋部队，他们见吴佩孚的部队走了，他们也无力抗拒南军，随后也跟着北撤，比如原驻扎湘潭的范国璋第二十师、驻扎长沙的李奎元第十一师都随吴军北撤；原驻扎湖南常德的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也北撤到津市，随后又撤到了武汉；而驻防湘东的张宗昌暂编陆军第一师就更惨了，他当时没有得到消息，等知道后北撤不及，只好进入陈光远的江西地盘，最后被陈光远略施小计，便全军缴械，张宗昌最后带着几个亲信逃到了北京。

在直系的北洋军纷纷北撤之时，张敬尧只能急电段祺瑞请求援助。段祺瑞当时无兵可调，只能命令驻扎鄂北的长江上游总司令、妻弟吴光新部调往洞庭湖、岳州一带，准备与张敬尧的部队一起截击吴军，防止他继续北撤，威胁到京津的地位。

但是，老段的这个小舅子吴光新也实在是不争气，他虽然被老段送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过，但所带的部队并没有什么战斗力。而且，吴光新这个人脾气极坏，他的部下们对他又怕又恨，如何搞得好？

在接到段祺瑞的命令后，吴光新率部东行，但湖北督军王占元不知其来意，还以为他要袭取武汉，因此一度给予阻击，延缓了吴光新与张敬尧合兵的计划。至于张敬尧，他的部队并不敢去撩拨吴佩孚的军队，当吴军以战斗序列通过长沙的时候，他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第三师从容北撤。吴佩孚所部在路过武汉的时候，王占元还赠银60万元，以示支持。

至于吴光新，直到吴军已经渡过了洞庭湖，他才刚刚赶到汉口。不久，王占元请吴光新前去赴宴，吴的部下都劝他不要去，吴光新不以为意，他笑着说：“你们怎么这么胆小！”随后便带着十来个人去赴宴。到了之后，王占元设下的果然是鸿门宴，吴光新被扣留，他的部队或被收编、或被遣散，直到直皖战争结束，吴光新才被释放。

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张敬尧能做的就是赶紧把这两年来搜刮的钱财紧急北运，随后便放弃长沙，撤往岳州。在撤出长沙之前，为免资敌，张敬尧还下令将军火库放火焚烧，结果长沙城内一片火光，在轰隆隆的炮弹爆炸声中……张敬尧逃走了。

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的岳州，这次也没有守住。兵败之后，张敬尧却发电报指责范国璋等部坐视不救，不战先逃，以推卸自己的责任，可惜北京政府此时对他早已失去了信心，随即便下令将张敬尧革职查办，由在汉口的吴光新接任湖南督军（当时吴光新尚未被王占元软禁）。

张敬尧逃到汉口后，吴光新让他把湖南督军和省长的两颗大印交出来，张敬尧开始还不相信，吴光新便拿出电报给他，张敬尧看后气呼呼的要求吴光新拿200万大洋作为交印的条件。吴光新哪肯理会这一套，当场便令卫兵将张敬尧的印给夺了下来。

7月1日，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张敬尧跑到武昌去找湖北督军王占元，诡称自己还有一师一旅的兵力，希望老朋友拉他一把，接济点军饷和派点援兵，以打回湖南，继续做他的督军。王占元坐镇湖北已经七八年，早已是官场老狐狸，他哪里肯相信张敬尧的鬼话，当场便不客气的拒绝了。

被拒绝后，张敬尧还想发火，王占元呵呵一笑，又掏出一张电报给他看，张敬尧一看，一屁股在椅子上半天都没有起来：电报上明明白白的写着，令吴新田代理第七师师长并收容张敬尧的残部！

督军没了，军权也没有，张敬尧这次是彻底的栽了。这位在民国初年因“剿白狼”而立下大功的四十岁汉子，在这双重打击下忍不住放声大哭。想当年，张敬尧也是北洋系中的一名骁将，没想到在湖南做督军腐败了两年，居然成了现在这副熊样。张敬尧的弟弟张敬汤，也因为之前无恶不作，最后因兵败而死于非命。

从此后，张敬尧便一蹶不振，虽然一度投奔张宗昌、张作霖试图东山再起，但终究时运不济，只是一个无关轻重的小卒子。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的时候，张敬尧出任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做了可耻的汉奸，结果在一年后被人刺死，终年53岁。

在北洋军全部撤出或赶出湖南后，前督军谭延闿还一度想卷土重来，但谭只是个文人，很快便被手握重兵的赵恒惕赶下台。由此，湖南也进入了赵恒惕的时代……湘人治湘，当时可是个流行的口号。

正文四七、靳云鹏内阁风波与短命的直皖战争

在1919年的五四学潮中，钱能训内阁垮台，大总统徐世昌为了平衡各方势力，便提议靳云鹏出任内阁总理。之所以如此，主要出于这样几个考虑：首先，靳云鹏是段祺瑞门下的大弟子，由他出任总理既讨好了段祺瑞，又能在安福国会顺利通过；其次，靳云鹏为人比较通情达理，不像徐树铮那样锋芒毕露，难以打交道；其三，靳云鹏与张作霖是儿女亲家，据说还与曹锟换过帖，可以缓冲一下皖系、直系之间的矛盾；其四，把靳云鹏由参战军督练改为内阁总理，实际上是武人从文，暗中削弱老段势力。

这徐阁老就是徐阁老，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几十年，这老狐狸都快成精了。

果然，靳云鹏为各方所接受，由此也开始筹建新内阁。靳云鹏的老家是孟子的故乡山东邹城，后迁到济宁，他生于1877年，其胞弟靳云鹗也是北洋后期的风云人物。由于父亲早逝，家里主要靠寡母邱氏卖煎饼维持生计，因此靳家兄弟姐妹在小时候也常常沿街叫卖，做过小小货郎。甲午年后，袁世凯因编练新军而来到山东招兵，由于生活所迫，18岁的靳云鹏便自愿入伍，当时恰好成为了段祺瑞的手下一兵。

由于靳云鹏小时候念过两年私塾，粗识文字，在训练中又很卖力，因而很快从一千五百多名粗笨的大兵中脱颖而出，并引起了炮队统带段祺瑞的关注。数年后，靳云鹏便被段祺瑞推荐到随营武备学堂第1期学习，毕业后，时任随营学堂监督的段祺瑞将他留校担任教习，由此也成为了段祺瑞手下的主要干部，并列名“四大金刚”之首。

在做上内阁总理之后，靳云鹏和段祺瑞及其皖系的关系却有了非常微妙的变化。说到这里，各位看官可千万不要误会，以为靳云鹏做上了原先老段坐过的位置，便不知道自己的斤两，以为可以和老段平起平坐了，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情。事实上，靳云鹏在老段的面前，仍旧是毕恭毕敬，还是像当年的那个大头兵一样，而老段也没有因为靳云鹏当上了总理就另眼相看，仍旧是像过去一样……把靳云鹏当小学生看待。

所谓的这个变化呢，主要是靳云鹏既然身为民国内阁总理兼陆军总长，那就不能仅仅着眼于皖系的利益，而是要考虑全局，要协调皖系、直系、奉系、西南军阀等各方面势力的关系，还要考虑国家的外交、财政、教育等方面的问题，这就不能拘于派系立场，而是要坦诚布公的照顾好各方利益了。

但是，靳云鹏的做法引起了安福系政客的极大不满，他们认为靳云鹏这是胳膊肘往外拐，非但不为皖系谋福利，反而帮助其他派系说话，因此这些人就经常在老段的面前诋毁靳云鹏，并试图将他搞下来。老段是三任总理的人，他当然知道内阁总理不好做，对于靳云鹏的主政还是以支持为主，但这世界上小人太多，这说坏话的人多了，老段也不免对靳云鹏有所不满和怀疑了。

段祺瑞门下的“四大金刚”：靳云鹏、徐树铮、曲同丰、傅良佐，后面两个师弟能力差了点，也相对低调一点，但大师兄和二师兄的关系却是形同水火，一直便不和睦。徐树铮做事风格一向专断跋扈，不但皖系外的人憎恨他，皖系内喜欢他的人也找不到几个。但最奇怪的是，老段却对小徐信任有加，对他的倚重甚至超过了靳云鹏。

因此，靳云鹏和徐树铮的矛盾，不仅仅是个人风格的冲突，另外还有争宠之忧。靳云鹏与徐树铮的关系极坏，据说有一次徐树铮来到部里找段祺瑞汇报工作，正巧段祺瑞不在，于是徐树铮便沿着各办公室一一查看，到了靳云鹏的办公室后便在窗外窥视，被靳云鹏发现后一声不吭的走了。靳云鹏大怒，他追出来对着徐树铮的背影大骂道：“徐树铮你奶奶的×，你鬼鬼祟祟的想干什么？你来查谁啊？你管得着么？婊子的儿，整天价不干好事，出坏主意，你是人做的么？王八蛋！”徐树铮听后，也没有回头便急匆匆的走了。

由于受到多番牵制，原本7月份便该成立的靳云鹏内阁一直延宕，而原财政总长龚心湛原本代理一月，结果新内阁难产，只得先由靳云鹏以陆军总长的身份暂时代理。在这期间，徐树铮则在蒙古大展身手，不费一兵一卒便解决了蒙边问题。

这事说来其实也是徐树铮运气好，因为沙俄垮台后，苏俄新政权正忙于国内战事，根本没有精力来插手蒙古事务，倒是之前的一些原沙俄匪兵窜到蒙古边境，试图以蒙古为基地反抗苏俄，这使得蒙古王公感到受了威胁，这才主动要求取消自治，重新归化，而身为西北筹边使的徐树铮当然要抓住机会，立下不世之功勋。

1919年10月，在蒙古王公宣布取消自治后，徐树铮作为册封专制前往库伦收复。到了之后，原驻库伦的办事员陈毅（非后来之元帅陈毅）恭恭敬敬的前去迎接，不料反被小徐斥为多年毫无建树，把权力给全部夺下。

在蒙古的事情办好之后，徐树铮得意洋洋、风风光光的回到北京，难免有些恃功自傲，说话也没轻没重了。段祺瑞一向宠信小徐，这次又立下大功，当然不以为意，但在其他派系的人听来就十分刺耳了，他们非但对取消蒙古自治一事视而不见，反攻击参战军、西北军师出无名，要求取消。

由于安福系不断的倒阁，而直奉八省同盟则不断发表通电支持靳内阁、攻击安福系，当时谁也不敢出来组阁。此时的靳云鹏，再也不想卷入到两派的政治漩涡中，因而坚决不肯留任。在政治危机愈演愈烈的同时，直皖双方军人也是剑拔弩张，用武力解决的态势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吴佩孚率军北归之后。

在这种情况下，徐阁老也没有了办法，他最终只能电请张作霖、曹锟和江苏督军李纯来京调停，以解决当前的危机问题。李纯和曹锟不想趟这浑水，一个称病不到，另一个借口“直军回防、无法分身”加以推脱，唯独张作霖感觉还不错，他在接到电报后便欣然入京，充当调和人。

张作霖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原本是土匪出身，居然在清末民初的乱世异军突起，亦可为乱世之英雄也。你别看张作霖身材瘦小、北人南相，脸上总是露出一丝狡黠的笑容，但他的心胸、他的志气……大着呢！

张作霖是善于笼络部属的，他也常利用子女联姻来发展自己的势力，这一招一式，骨子里都有袁世凯的味道……袁世凯是正路子的枭雄，张作霖是野路子的枭雄，那都是精于计算、善于权谋，谁让袁世凯是张作霖最崇拜的偶像呢？

关外辽阔的东三省，无论如何都不能算小，但这并不能满足张作霖的雄心壮志，他有事没事都竖着耳朵、眯起小眼关注着关内的一举一动，这种“身在关外心在内”的问鼎之心和染指之意，其中的乐趣恐怕只有张大帅才能体会与品尝。

机会说来就来，这不，大总统有请，那还能错过这大展身手的机会？

1920年6月19日，张作霖翩然入京，当时大家都对这个自告奋勇的和事佬寄予了厚望，就连一向跋扈的徐树铮都亲自到车站去迎接，这等礼遇不实在不低。张作霖的高兴那当然是不用说了，要知道，仅仅做个“东北王”对他来说简直就是衣锦夜行，唯有成为北京甚至全国的焦点，这才是他追求的目标。这一次他受万众瞩目，身负调和之重任，倘若大家都卖他个面子，那就别提多风光了。

张作霖到北京后，首先去见大总统徐世昌，听听阁老的意见；接着，又去见了靳云鹏，劝说劝说，疏导疏导，但这都是表面功夫，张作霖心里也很清楚，总统和总理那都是线外傀儡，真正的幕后人却是段祺瑞和曹锟，这二位才是决定局势的重头人物。

张作霖来京之前已经准备了一个调停方案，那就是挽留靳云鹏、撤换安福系三总长，对此，段祺瑞未置可否，徐世昌则请他去征求曹锟的意见。随后，张作霖又偕同江苏、江西、湖北、河南等省督军代表前往保定，同曹锟商议解决办法。曹锟见张作霖带着一大帮子人来，自然是殷勤备至的好生招待，张作霖也是满面春风，得意非凡。毕竟，张和曹是亲家嘛！

但是，酒桌上的谈笑风生总归是属于吃吃喝喝的范畴和层次，一旦开起会来，那气氛可就不一样了。曹锟和张作霖关系不一般，自然不好拂了老张的面子，但吴佩孚在会上义正辞严的慷慨陈词，无非是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曹锟唱的是白脸，吴佩孚唱的是红脸！

说句实话，老张看不惯段祺瑞手下的那个徐树铮，但曹亲家下的那个吴佩孚也是个刺头，特别是吴秀才在会上的发言，让他听得是句句刺耳。张作霖想，你吴佩孚不过是个小小师长，动不动就老段如何如何，你又算老几呢？我们和老段老曹出来混的时候，你小子还不知道在哪呢？什么“身为军人，食国之禄，保国之责，义所难辞”，话说得好听，怪不得人家说吴秀才就长了一张嘴！还扯什么“部下之兵，久经训练”，你想吓唬谁啊！

但是，既然曹亲家不肯表态，那张作霖也只好嗯嗯啊啊，由着吴佩孚他们先来。会后，直系方面提出了5项条件1．解散安福系；2．靳云鹏复职；3．撤换北方议和总代表王揖唐；4．罢免安福系三总长；5．撤销边防军，改编后归陆军部直辖，罢免徐树铮。

谈到这里，张作霖心里已经凉了半截，知道自己这次是白来了。且不说前四项已经是困难重重，光这第五项，就完全没有可能……傻子都知道，哪个军阀会自动放下武器呢，这种条件没得谈嘛！

张作霖回京后，把保定方面的条件交给段祺瑞，段祺瑞一看这第5条便立刻跳了起来：“吴佩孚不过区区一师长，竟公然要挟罢免边防大员，此风一开，中央政府威信何在！若要如此仗势欺人，尽管与我兵戎相见，难道我还会怕他不成？”

张作霖见段祺瑞真的动怒后，只好劝说道：“我也是苦苦相劝，但不见他们让步。段总理也别生气，为个后生小子气坏了自己身体，大可不必。”

段祺瑞听后，恨恨的说：“徐树铮不费一枪一弹便收回外蒙，他有什么对不起国家的，如今却非要罢了他的官职？打狗还要看主人，这分明就是要和我过不去。他们如果一定要罢免徐树铮，那好，吴佩孚也必须同时罢免！”

正当张作霖还留在京中做最后努力时，曹锟、吴佩孚却7月1日发表了《直军将士告边防军将士书》，矛头直指徐树铮和安福系。两日后，曹锟、李纯等人又联名通电声讨徐树铮，并宣布其“祸国殃民、卖国媚外、把持权柄、破坏统一、以下弑上、以奴欺主”的六大罪状，看来不把徐树铮搞下台是誓不罢休。

面对直系的电报攻击，皖系这边也没有闲着，他们同样连发通电，指责曹锟和吴佩孚“拥兵自重、干涉国政”。总而言之，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电报你来我往的打嘴仗，能解决个啥问题？

7月4日，徐世昌在直系的压力下提出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开去徐树铮的西北筹边使一职，改授为威远将军，西北边防军也改由陆军部接办。此令一出，直系是高兴了，但皖系则一片哗然，被空授了个将军的徐树铮找到老段哭诉，而老段岂有不知“打狗便是打主人”的道理，他随后便以边防督办的名义命令边防军紧急动员，给部队发足军饷和弹药，做好应战准备。

在直皖双方剑拔弩张的情况下，张作霖还能有什么作为，只能宣布调停失败，灰溜溜的自个出关去了。到了这份上，还有什么可说的，那就打吧！

1920年7月8日，段祺瑞召开军事联席会议，会上，段祺瑞怒气冲冲的说：“国家以纲纪为重，纲纪不振，则国不存。吴佩孚受贿通敌，无故撤防，现在又在保定兴风作浪。督军曹锟，不但不约束部属，反而以兵力胁迫中央，要挟总统，提出种种破坏法律之主张，还要求解除徐树铮之职，简直是无理之至！”

说到这里，段祺瑞看到下面的人一个个都点头赞同，于是满意的接着说：“徐树铮此次宣慰外蒙，没有用中央一分钱便收回了万里疆宇，曹、吴等人却反而要罢免徐树铮，这是赏罚不分，是非不明，如此以往，纲纪荡然！”

下面的人听到这里，有的人就喊起来了：“总理，他们这是骑在我们头上拉屎了！我们不能再忍了！”有的则说：“是可忍孰不可忍，看来不武力解决是没有办法了！”更多的武夫则嚷嚷道：“总理，你就下命令吧！咱们打他娘的！”

看到部下们一个个都情绪激昂，老段一拍桌子：“我宣布，为了维护国家纲纪和元首的威信起见，我们不得不兴师讨逆！现在便进入军事状态，如有不听命令者，军法处置！”

随后，段祺瑞又派徐树铮带卫队到总统府，要求徐世昌立刻发下将曹锟、吴佩孚等人褫职的命令。徐世昌当心局势无法挽回，开始还不肯发，徐树铮冷冷的道：“定国军现经整备，备齐即发，你发也是发，不发也是发！”

无奈之下，徐世昌只好发下命令，罢免吴佩孚本兼各职，曹锟则褫职留用。

保定那边也没有闲着，曹锟接到褫职令后不屑一顾，随后便召开会议，宣布讨伐段、徐，并将自己的军队称为讨逆军，由曹锟自任总司令，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双方纷纷调兵遣将，冲突一触即发。

从兵力上来看，直皖双方势力相当，皖军约合兵力5万余人，直系兵力也在5万有余；从双方的布防来看，战线主要是在北京与保定、天津之间的中分弧线为主要战场，令段祺瑞感到震惊的是，在直皖战争爆发前夕，关外的张作霖突然宣布讨伐徐树铮，随即挥师入关并进占天津的马厂、军粮城等地，很明确的站在了直系的一边。张作霖参战的原因，据说是因为徐树铮在战前用重金买通了满蒙边境的土匪，让他们前去关外骚扰奉军，以做牵制之用，免得奉军站在直系的一边。

但是，小徐固然是聪明过人，他这步棋走的是很对的，但问题是那帮土匪毕竟是土匪，这些唯利是图的家伙毫无战斗力，他们与奉军一接战便或逃散或俘虏，被俘的也不讲江湖义气，一下就把徐树铮给供了出来。

张作霖原本就对小徐恨之入骨，此次得知真相后更是勃然大怒，他心想：小徐啊小徐，别人都说你是机关算尽太聪明，我看你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现在倒好，居然算计到老子的头上了！好啊，今天就老账新账一起算，不把你往死里整，我就不是这东北王了！

段祺瑞并不知道小徐暗中捣鬼的事情，他原本以为张作霖即使不站在自己的一边，至少也应该保持中立、坐观成败，谁想这个老胡子居然也和曹锟、吴佩孚一个鼻孔出气，这回，老段的鼻子又给气歪了一下。

但是，此时的直皖战争已经是如箭在弦，不得不发，没有退路了。

7月14日晚，战争正式打响。但在开战后的第三天，皖军便遭遇了重大失败，首先是西路直军诱敌深入，皖军不明就里，孤军深入，而这天突然天降大雨，雷电交加，边防军第一师依仗强大的炮火向直军攻击。但因为天气的缘故，不幸落到了刘询的十五师阵地上，结果引发了友军的极大愤怒并溃散甚至回击。刘询的第十五师本来是冯国璋的部队，本就和皖系不是一条心，这下干脆投降了直军。在失去了友军的支持后，曲同丰只能命边防军第一师退守涿州。

段祺瑞没有想到的是，中路的边防军第三师陈文运部被直军萧耀南部和彭寿莘部彻底击溃。在这场激战中，师长陈文运在指挥时被击成重伤，最后被卫兵架着逃走，余众溃散，而友军第十三师也大部投降了直军。

17日，吴佩孚分出一部直军为佯兵，另亲率所部迂回到侧翼突击边防军第一师。在吴佩孚第三师的猛烈攻击下，边防军第一师伤亡惨重，第一旅旅长范尚品战死，第二旅旅长程发战败潜逃，曲同丰见大势已去，只能屈膝投降。

据传，吴佩孚击败曲同丰还有这么个笑话，说曲同丰在武备学堂当教习的时候，本是吴佩孚的老师，他见吴佩孚是自己的小老乡（曲是烟台人、吴是蓬莱人），对吴也多有照顾，还称赞吴佩孚将来必是将才。但战场毕竟是战场，如今师徒兵戎相见，讲不得什么情面。曲同丰兵败之时，亲自将他俘虏的正是这位小老乡，当时吴佩孚率部策马奔袭，直扑边防军司令部，曲同丰正错愕间，只见吴佩孚已经出现在自己面前，并给昔日的老师敬了个礼，报告说：“老师，你已经被俘了！”

中路溃败、西路曲同丰连带司令部人员被俘的消息传到天津后，徐树铮这下也慌了手脚，他匆匆赶回了北京，其所部西北军等也被直军、奉军各个击破，或投降、或溃散，不复成军。至于在中西路后方指挥的前敌总司令段芝贵，这位北洋宿将在战前十分猖狂，他把司令部设在火车上，并声称不需几天便可把直奉两军彻底击溃，届时仍旧坐火车返回。

据称，段芝贵的火车上不但有军用品，还有烟枪14杆、麻将牌7副，光专门的大厨就有24名。在直皖两军开始交战后，段司令仍旧坐在麻将桌上不肯下来，当随员们向他报告战况时，他就一边打麻将，一边读战报，并为自己镇定从容的大将风度而陶醉。后来，当他听说吴佩孚的军队已经攻过琉璃河并向长辛店扑来时，这才慌了手脚，急令火车立刻启动，撤回北京……所幸段司令有先见之明，火车头都是朝北的。

段芝贵逃回北京后，众人围住他问前线战况的时候，他这才缓过劲来，摸着头连声说：“好险！好险！”

另一边，吴佩孚听说段芝贵在交战过程中还在打麻将，忍不住大笑道：“老段用小段这样的人做前敌司令，如何能不败？！”

7月18日晚，段祺瑞呆呆的坐在饭桌前，几天之间仿佛老了十岁，两角的鬓发也看上去更加的稀疏斑白了。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亲手打造的边防军和西北军如何会失败如此之速，而又败得如此彻底。

直皖之战，纷纷扰扰，漫卷风云，其矛盾冲突酝酿了近两年，双方相互指责恫吓的电报战打了几个月，而真正的战争其实只有3天（14日晚到17日已基本结束）。

3天，就3天。老段的一世英名就这样付之流水了。

这时，大弟子靳云鹏来到段府，劝告老师承认失败，宣布停战算了。在靳云鹏的建议下，段祺瑞只好派出傅良佐前往天津求和，但傅良佐刚下火车便被扣留，随从被告知：只有投降，没有求和一说！

事到如今，老段只好在靳云鹏等人陪同下，去总统府请求大总统徐世昌下一道停战令，免得直军继续进攻北京，届时更加不可收拾。徐世昌也不希望战争继续，他二话没说，当场便发下停战令。等老段走后，徐世昌冷笑道：“老段啊老段，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7月19日，段祺瑞宣布引咎辞职，辞去边防督办一职并请撤销历年之勋位、勋章，边防军、西北军也即日解除，以谢国人。据说，在失败之后，段祺瑞曾想举枪自杀，幸好多年的老大哥、老将姜桂题在旁拦阻，这才没有惨剧发生，姜桂题还斥责段祺瑞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一次失败就要自杀，那我岂不是死了好多回了？”……姜还是老的辣，姜桂题不愧是参加过甲午战争的老将。

在直军、奉军开进北京之前，为逃避直系的追拿，安福系政客及皖系骨干如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朱深、丁士源、姚震、梁鸿志等9人逃入日本使馆寻求庇护，李思浩则逃入华俄道胜银行避难。有人劝老段也赶紧像张勋那样，去使馆区避避风头，但遭到了他的坚决拒绝。

老段虽然输得一败涂地，但这口气还在。他非但不去使馆区，就连北京都不出，成天就呆在家里……哼，看你老曹和小吴能奈我何？

老段的沉着是有底气的，当时还真没人能把他怎么着。且不说曹锟是老段多年的同袍，就连吴佩孚在名义上也算是他的学生（后起的蒋介石也是如此），再加上徐世昌、张作霖、姜桂题、张怀芝等这些老关系，还有大弟子靳云鹏等人为之奔走斡旋，在老段头上动土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毕竟，老段对民国还是有功的嘛！不能让他太难堪，不然大家都不好看了。

这一次，皖系虽然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但段祺瑞毫发未损，他仍旧在家里和客人们打打牌、下下棋，等到风声平静后，段祺瑞便去了天津，开始了他的隐居生活（和黎元洪倒是可以同城相怜），直到4年后再次被推为临时执政。这是后话，先搁下不提。

说到这里，有人或许会问，边防军、西北军都是挺牛的嘛，边防军是清一色的日本军械、日式训练，西北军也都是外国进口的先进军械，当时这两支部队的供给军饷也最为优厚，而军中干部都是军校毕业生，人员素质应该说是相对上乘，如何会一败涂地呢？

民意不民意我们就不去扯它了，任何事件的成败是非往往取决于细节。边防军、西北军在各方面确实不差，但唯独缺乏历史和实战。任何一支优秀的部队，一定是有着光荣传统……失败也是一种宝贵的经验，最可怕就是从来没有失败过，也就是没有历史。

一支新军队，在己方取得优势的时候往往勇不可挡，但一旦受挫，则容易军心动摇甚至立刻溃散，这其实都是缺乏实战的结果。再者，参战军和西北军的炮火固然猛烈，但当时的炮战技术似乎用得并不恰当，因为炮兵的威力主要在于远战，轰击密集人群比较有效，而吴佩孚的军队大都是散兵线进攻，而且突击距离很短，所以炮兵非但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自身的安全反成了问题。

再说了，边防军和西北军对阵的是吴佩孚的北洋第三师，这可是一支有着20多年历史的老部队，从辛亥之役到二次革命再到湘鄂战争等等，可谓是身经百战，军中干部所积累的战争经验可是一种极为宝贵的财富。

因此，由学生班子组成主要干部队伍的边防军和西北军去打第三师这样一支成熟的部队，肯定是要吃大亏的。再说了，吴佩孚也确实是一位难得的将才，曲同丰虽是老师，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学生不必不如老师嘛！

不管怎么说，战争结束得很快，这对老百姓来说是幸事。此时的军阀战争，武人们还算讲点武德，失败了就是失败了，不苦苦纠缠……敢于承认失败，也算一种勇气和高效率。至于后来的国内战争，武夫们不肯承认失败，非要死缠烂打，那就更加流氓和不堪了。

直皖战争是北洋系内部的第一场战争，段祺瑞的一世英名被毁于一旦，而皖系作为一种政治势力也烟消云散。但是，倒了袁世凯，便有南北战争；倒了老段，军阀间的攻伐非但不会减少，反而更加的频繁了。

所谓“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军阀时期嘛，大家公认的规则不就是四个字嘛：

力大为王！

正文四八、直奉首战，吴佩孚威震中原

1920年的下半年，民国的政坛上相对比较平静，各地修养生息，军人们练练兵，政客们磨磨嘴皮子，文人们发发文章、搞搞新文化运动，至于工人农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去。总而言之，天下太平，暂时无事。

如果非要说有事，却不得不提两件蹊跷的事，一是江苏督军李纯在这年的10月12日突然死于江苏督署内；二是次年的8月，新任陕西督军阎相文也突然自杀于督军署内。

这可真是奇了怪了。按说，督军们那一个个就是土皇帝，上管不着、下不敢管，天不怕地不怕，为何好好的幸福日子不过，偏一起玩起了自杀的把戏？

先说江苏督军李纯，他死的那年仅仅46岁，可谓是年富力强却又突然死于非命。冯玉祥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李督军“浓眉大眼、鼻头端正，相貌雄武”，分明是个“勤勉细密、精明干练”的人物，如何说死就死了，未免让人怀疑。

李纯是天津人，年青时曾入天津武备学堂学习，毕业后不久便跟随袁世凯编练新军，标准的科班出身、小站班底，由此在军途上也是一帆风顺，顺风顺水，到清末的时候已经升为第六镇统制，可谓是年轻有为，机遇眷顾。“二次革命”后，李纯因镇压有功，升任江西都督，冯国璋在1917年去北京做大总统后，又将他调任江苏督军……四十出头便做到两江总督的位置，这放在清朝可算是腾云驾雾般的升迁速度了。

据官方发布的消息，说李纯是因为国家分裂、政事不修，进而愤然自戕，并留有遗嘱为证。但是，李纯在官场一帆风顺，在商界投资又生财有道，实在是看不出他为何要如此忧国忧民，进而采取如此之激烈举动。

官方说法靠不住，小道消息倒是满天飞，一是说李纯的小妾与他的马弁（又有说是参谋副官的）私通，不巧被李纯发现，慌乱之下，马弁竟然将李纯击毙；另又有人说，李纯暴死是因为被北京政府授了苏皖赣巡阅使，但安徽、江西不服管制，李纯因此受了刺激，精神失常所以开枪自杀；还有一说更邪乎，说是李纯和养女有染，养女婿不甘受辱，结果愤然将之刺死；更有人说，哪有那么复杂，李纯其实就是被自己部下给做掉的，而嫌疑最大的，莫过于遗嘱中的指定接班人、帮办军务齐燮元。

李纯之死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众说纷纭的，谁也说不清，死人又不会说话，也只能算是民国的一桩悬案。

李纯的死，倒是便宜了部下齐燮元，让他继任了江苏督军一职。齐燮元是直隶宁和人，他与李纯是老乡，光绪年间中过秀才，后入保定军校而走上军途。李纯做第六镇统制的时候，齐燮元是参谋长，一路紧跟，果然大有回报，最后顺利的做上了江苏督军一职。

另外一个自杀的督军是曹锟手下的阎相文，他原本是直隶第二混成旅的旅长，直皖战争后便升任陆军第二十师师长。由于当时的陕西督军陈树藩是皖系中人，直系挟大胜之余威，便要扩张地盘，想将陈树藩赶出陕西，让自己人去做这个督军的位置。

陈树藩盘踞陕西多年，岂肯束手就擒，于是直系便只有武力解决一途。1921年6月，被任命为陕西督军的阎相文以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从湖南撤回后驻防河南信阳，并随后改称为陆军第十一师）为前锋直捣西安，驻湖北的吴新田第七师从武关、紫荆关入陕侧击，阎相文则亲率第二十师紧随冯玉祥所部之后，准备武力接收。在强压之下，陈树藩的军队迅速瓦解，其本人也仓皇逃出了西安，从此一蹶不振。随后，冯玉祥、吴新田和阎相文的部队相继开进西安，陕西也就此落入了直系的势力范围。

但是，会做官的人往往风生水起，不会做官的人则是疲于奔命，不堪其苦，不幸的是，阎督军偏是后者。首先，陕西的军队太多，有阎相文自己的、冯玉祥的、吴新田的，还有民党的靖国军、陈树藩的余部等，这军队一多，粮草军需都要地方供给，而陕西在民国初年便一直遭灾，老百姓不堪重负，阎相文是百般罗掘，也是难以满足那些军人的需求。

再者，阎相文入陕后，曹锟、吴佩孚手下的一些顾问、参议等都拿着条子跟了进去，据说人数达到上百人。这些人个个都有后台，他们成天找到阎相文要吃要喝要官要贪，没有一个是好对付的，阎相文招待不好，便有人向曹、吴打报告，结果常遭一顿训斥。由于局势一直动荡不安，而自己内部也矛盾日益激化，阎相文在穷于应付而不可得的情况下，竟然干脆自寻短见，于1921年8月22日吞服鸦片，自杀于陕西督军行署。

由此看来，官也不是随便哪个人都可以做的，特别是脸皮薄的人，不能做官哪！

两个督军的晦气事姑且说到这里，下面继续说说军阀混战。直皖战争结束后，皖系势力被大大削弱而直奉势力则此消彼长，大为加强。但是，战后的利益分配是由双方的实力和出力程度来决定的，因而直系得益多而奉系得益少，两派势力也暗生摩擦，并最终酿成第一次直奉战争。

从地盘上来看，以曹锟、吴佩孚的直系势力扩张明显。首先是陕西督军陈树藩被赶走后，由曹锟的部下阎相文出任了新督军，虽然这位不走运的新督军很快便到阎王那里报了到，但继任者则为第十一师师长冯玉祥，也算归入了直系势力范围。冯玉祥在恩师陆建章死后，他的部队本是爷爷不亲、奶奶不爱的边缘角色，在过去的几年中可谓是备尝艰辛，这次受到曹、吴的青睐，自然是以身投靠，惟命是从了。

接着，吴佩孚借着湘军进攻湖北的机会逼走了原督军王占元，接着又南下亲征，将自己的死党萧耀南扶上了湖北督军的位置，因此湖北又揽入了曹吴直系的怀抱。至于江苏，在督军李纯死于非命后，继任督军齐燮元因为根基未稳，又有浙江督军卢永祥在南边压迫，此时只能先投靠了曹锟，以求庇护。

眼看曹、吴在各省攻城拔寨，奉系的张作霖就很不高兴了。张作霖这个人别看他是胡子出身，但野心很大，其欲望决不仅限于关外。这时恰好安徽督军倪嗣冲因病去了天津，无法视事（1924年去世，据说是精神分裂症……倪嗣冲这个政治变色龙，想必是变过头了），直奉两派便打起了安徽督军的主意。

首先，是张作霖提出让张勋来出任安徽督军，因为张勋是他的亲家，又因复辟失败而长期潜藏天津租界，这时见风声过去了，老张又想出来活动活动筋骨，于是便缠着张作霖帮他出头，谋上这个安徽督军的位置。

说实话，张作霖的这个提议也确实是有点荒唐，因而遭到直系的反对也属正常。在未与张作霖协调的情况下，曹、吴便安排原张勋的部下张文生出任了安徽督军，张作霖得知后也没有办法。

这时，恰好蒙边出了乱子，徐世昌便将此边境问题交给了张作霖，并委派他作蒙疆经略使，这样张作霖便东北巡阅使和蒙疆经略使两肩挑，这才稍微心理平衡了一点。但是，没过多久，由于直军南征湖南胜利，吴佩孚被任命为两湖巡阅使，加上曹锟的直鲁豫巡阅使，直系的地盘已经连成了一片。

在之前的两年，张作霖不顾吴佩孚是曹锟主心骨的事实，多次对吴佩孚进行贬斥，比如吴佩孚多次通电取消新旧国会和南北议和代表、成立国民大会以解决南北分裂的问题，张作霖就很不以为然，他在公开场合对别人说：“我就知道曹巡阅使。吴不过是个区区师长，全国的师长有好几十个，我手下就不少，倘若人人干预政治，那成什么话？”

眼见吴佩孚由一个小小的师长变成了与自己平起平坐的两湖巡阅使，张作霖就别提有多气恼了。为获得补偿，张作霖以辞去蒙疆经略使、对蒙边问题甩手不干为要挟，最后迫使徐世昌将原热河都统、老将姜桂题调回北京充当有职无权的陆军巡阅使，而改由奉军第二十八师师长汲金纯出任热河都统，张作霖这才算出了口气。

这时，北京政府的财政危机再次爆发，各省军阀纷纷来京索要所欠军饷，内阁总理靳云鹏焦头烂额、毫无办法，只得坚决辞去总理一职。在无人接手的情况下，张作霖把洪宪帝制的罪魁、安福系的骨干梁士诒推了出来，而徐世昌也希望借这个财神的善舞之袖，渡过当前的危机。曹锟、吴佩孚原本是不同意梁士诒组阁的，但梁士诒答应上任后先解决直系军队的军饷问题，这才勉强同意。

1921年12月24日，梁士诒内阁成立。上任之后，梁财神其实也没有什么办法，不过是利用过去积累的老关系进行借债，拆东墙补西墙而已（当然，此等拆挡之法，亦非一般人所能为之）。至于梁士诒内阁借债的对象，肯定又是日本无疑。

为了笼络人心，梁士诒在元旦发布赦令，赦免了原皖系的段芝贵、曲同丰、陈文运等人，接着，随后又安排亲日派曹汝霖、陆宗舆复出，其目的便是向日本借债。由于借债一时不易，梁士诒答应拨给直系军队的300万欠饷落了空，吴佩孚等人对梁士诒恶感倍增，随后便寻机倒阁。

这时，在美、英、法、日、中等国在华盛顿召开会议，解决巴黎和会上搁置的悬案，其中就包括了中国的山东问题。在一番激烈的外交谈判之后，日本答应退出山东，但胶济铁路须中国用钱赎回，在赎回之前日本有权进行管理。

由于梁士诒急于借债，对此条件满口应允，但消息公布之后，遭到了吴佩孚的激烈抨击，说梁内阁“牺牲国脉、断送路权”，不异于李完用、张邦昌之流。数天后，吴佩孚再次攻击梁士诒，并称“梁士诒借日款及共管铁路”，即为“全国之公敌，凡我国人，当共弃之”，吴佩孚还杀气腾腾的表示要“为民请命，敢效前驱”。

在这种情况下，张作霖不能再保持沉默了，他随即发表通电支持梁内阁，并指斥吴佩孚“是非不问，辄加攻击”。而吴佩孚更加咄咄逼人，称“若有袒护梁氏者，即为国人之公敌，当誓死杀尽，以除国奸”。

直奉相互攻讦，相持不下，梁士诒的戏也无法再唱下去了。好在梁财神还有自知之明，他知难而退，在组阁不到一个月便告假出京，做了缩头乌龟。

在电报战中，张作霖非但没有占得上风，反而屡次被吴佩孚用“爱国大义”这个独门暗器点中要害，不免有些恼羞成怒，要耍起胡子作风蛮干了。好在这时皖系也试图东山再起，而孙中山的护法政府正试图北伐，敌人的敌人便是我的朋友，奉系和皖系及其孙中山革命党一拍即合，要组成三角联盟共同对付直系。

大总统徐世昌见这些武夫又要动刀动枪，不免有些着急，但他又没有什么实质性办法去约束这些人，只好请出北洋系的元老王士珍、鲍贵卿等人分别去奉天和保定劝导张作霖和曹锟两个大佬，请他们以黎民性命安危为重，不要再次大功干戈。

几个和事佬的劝导固然给双方消了点气，但更重要的是，双方还没有到彻底决裂的地步。在张作霖这边，想象中的反直系三角联盟因为各种原因而化为泡影，而曹锟终究是个忠厚人，他也不想和张亲家撕破脸皮，因为对吴佩孚多有约束。

1922年3月中旬，曹锟派弟弟曹锐去奉天给张作霖祝寿，顺便也探探张作霖到底是怎样的底牌。但是，曹锐到了奉天之后，张作霖对军政事务避而不谈，只是派部下孙烈臣来问：“咱们大帅想请教曹四爷，到底是部下亲呢，还是亲戚亲？”

曹锐听出了话中的意思，加上他一向对吴佩孚的作风很不以为然，于是便回答说：“请转告张大帅，我们曹家兄弟是不会做对不起亲戚的事的！”

到这时，张作霖才提出了他的要求，那就是：1．梁士诒销假复职；2．直军退出京汉线北路；3．吴佩孚专任两湖巡阅使，不得兼任直鲁豫巡阅副使。

曹锐回到保定报告后，曹锟一听就皱起了眉头，说：“我是直鲁豫巡阅使，京津一带本就是我的地盘，如何让我撤出京汉线北路呢？就是其他两项，子玉恐怕也不会答应呢！”

在得知曹锟的态度后，张作霖决定先下手为强，随即便往关内运送军队，准备以枪杆子决胜负。吴佩孚这边也没有闲着，他也借着做寿的名义，将直系将领集中到洛阳召开军事会议，商议对奉军作战。

4月10日起，奉军便源源不断的开进关内并改称“镇威军”，张作霖自任总司令，孙烈臣为副总司令，杨宇霆为总参谋长。镇威军司令部设在天津的军粮城，兵力计有张景惠的第一师、邹芬的第十六师、张学良的第三混成旅、郭松龄的第八混成旅等12万兵力。

在奉军的压迫之下，曹锟这才下决心与张作霖决裂，他打电报给吴佩孚说：“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亲戚虽亲，不如自己亲。你要怎么办，我就怎么办。”身边幕僚觉得这说得太不文雅了，曹锟摆摆手，说：“不要改，就这样发过去！”

有了曹锟的支持，吴佩孚也迅速调集军队，准备迎战。当时吴佩孚的兵力分布如下：西路司令吴佩孚，率董振国第十三混成旅、孙岳第十五混成旅进攻长辛店，张锡元的第四混成旅为预备队；中路以王承斌为司令，率所部第二十三师的第四十五旅及第三师的杨清臣第六旅，由霸县进攻信安；东路以彭寿莘为司令，率所部第十四混成旅及第二十六师的一个旅进攻白洋桥。另外，冯玉祥率第十一师及胡景翼、靳云鹗等部出师河南，监视与奉系有勾结的赵倜，张福来等部则为援军，其总兵力也不下12万。

1922年4月29日，直奉战争正式打响。在张作霖的亲自指挥下，奉军在东路、西路同时进攻，当晚炮声隆隆，连北京城里都可以隐隐听到。在西路长辛店，奉军张景惠部的炮火压倒了吴佩孚的直军，但吴佩孚用兵一向狡黠，他以林木伪装成军队、以鞭炮伪装枪炮声，引诱奉军大量开炮，等到炮声稀疏，吴佩孚断定对方炮弹接近用完，这才命直军出击，将张景惠部杀得大败。

这时，张作霖及时地派来了梁朝栋旅和邹芬的第十六师，这才稳定了西路战线。但是，邹芬的第十六师原本是王廷桢的部队，也就是由老直系冯国璋掌管的禁卫军拆分而成，他们就像兄弟部队第十五师在直皖战争中的表现一样，很快便向直系倒戈了（禁卫军原来是用来倒戈的，此可谓是再续光荣传统）。在这利好消息之下，吴佩孚率军猛攻，结果援军梁朝栋旅被彻底击溃，旅长梁朝栋也性命断送。

在兵败如山倒的情况下，张景惠见势不妙，只好托邹芬的关系说情，让他的部队撤回北京，而自己愿意到直军做个俘虏。西路奉军接到撤退命令后，更是土崩瓦解，慌不择路，很快便被直军缴械，张景惠也成了一个真正的“阶下囚”。

在中路，王承斌所部也大败奉军李景林，尽管李景林下令死守大城，但王承斌不折不挠，攻城九次，终于将大城收复。在奉军援军许兰洲部开到后，王承斌分兵拒敌，进而复退，前后四次，终于占领马厂，对直系获胜立下大功。

在西路崩溃、中路失败后，张作霖还试图稳定局面，他甚至亲自驱车到东路的落垡进行指挥，但一路上只看到奉军士兵疯狂后撤，败兵如潮，这下终于明白大势已去。为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张作霖随即调转车头，并下达了总退却令，随即仓皇逃回了滦州。

张作霖退回滦州后，他摸了摸脑门上的汗，忍不住骂道：“妈了个巴子，这一仗打得真是窝囊！要不是一路上有张学良和郭松龄两个旅保护，老子今天就差点玩完了……他妈的，这个该死的吴小鬼，还真是有两下子啊！”

奉军战败后，大总统徐世昌装模作样的下达四道命令：1．通缉梁士诒，解散梁内阁（梁士诒早跑到日本去了）；2．奉军即日撤出关外，直军退回原防；3．撤销张作霖的本兼各职，听候中央查办；4．任命吴俊升为奉天督军。

张作霖接到电报后，笑骂道：“妈了个巴子，连手无寸铁的老徐都欺负到老子头上了。别说你撤我的职，我还不愿意到你手下做呢。”说罢，张作霖把吴俊升找来，把电报递给他，吴俊升一看，连说不敢不敢，一切惟大帅之命是从。

6月4日，张作霖宣布成立东三省自治保安司令部，由他本人出任总司令，孙烈臣、吴俊升分别为副总司令。对此等自绝于中央的独立行为，张作霖给它起了个好名字，叫“联省自治”……中央莫管我事，好官我自为之。

为挽回一点面子，张作霖又派孙烈臣为前敌总司令，指挥奉军在秦皇岛一带发起反击作战，并与直军彭寿莘部及孙岳部发生激烈交火。好在当时直军也没有进军关外的实力和准备，双方在各国领事的调停下宣布停战，并约定以榆关为界线，奉军撤回关外，而直军除一部留驻榆关外，其他全部撤回原防。

由此，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奉军大败而吴佩孚再创辉煌。

战争结束后，直系的实力再度扩张。先是在战前便暗中做了内应的河南督军赵倜，他在战争的进行过程中误信谣言，说吴佩孚已战死（他倒是真这么想来着），于是他急吼吼的跑出来发表通电，历数吴佩孚、冯玉祥之罪恶，结果奉军刚一战败，他和弟弟赵杰的宏威军便全被缴械，河南督军则改由冯玉祥上任。

同年，江西督军陈光远因抵抗南军不力而被免职，曹锟、吴佩孚提请原察哈尔都统蔡成勋为江西督军，周荫人继任第十二师师长。次年，因为土匪孙美瑶闹出“临城劫车案”（多名外国人被劫为人质），在各国公使的强大外交压力下，山东督军田中玉被迫于当年10月18日引咎辞职，山东督军为郑士琦（皖系）接任。

由此，曹锟、吴佩孚的直系势力更是如日中天，除掉东北和西南，真的有雄霸中原的味道了。

正文四九、黎元洪法统重光，曹锟贿选总统

段祺瑞和张作霖相继被赶出政治中心后，曹锟和吴佩孚的信心大增，这老曹想要更上一层楼，弄个总统当当；而吴佩孚则接过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大旗，要一统江山，青史留名，两人可谓是心神默契，一拍即合。但是，曹锟要想爬上总统位置的话有两个障碍，一个是现任的总统徐世昌尚未下台，第二则是老徐下台后，曹锟以何等名义上台的问题。

这时，有个奇人出了一个奇策，这便是民国史上所称的“法统重光”。奇人名叫吴景濂，说起来呢也不能算是陌生面孔。吴景濂是清末举人出身，在后来的预备立宪中当选为奉天咨议局议长，1916年第一届国会恢复的时候被推为众议院议长，可惜后来黎元洪在张勋的胁迫下将国会解散，吴景濂也就被砸了饭碗。

这一次，吴景濂不计前嫌，因为所谓的“法统重光”，就是要重新拥戴当年被赶走的黎元洪复职，并恢复第一届国会。按说，这国会是当时的大总统黎元洪解散的，而黎元洪又是自己辞职的，但政客们总是能翻云覆雨，把死的说成活的……只要在前面加个“被迫”两字，这普天下的坏人便都成了好人。

吴景濂的理由是，黎元洪在张勋复辟的非常时期离任大总统，是不能视为自动离职的，所以应该将他迎回并补满任期，等任期结束后再重新选举大总统（不消说，候选人便是曹三爷了），国会亦当如此。按这说法，现存的这个安福国会反倒是段祺瑞一手操纵的非法产品，因此，由安福国会选举产生的现任大总统徐世昌也就成了伪总统，因其不合法，所以要下台。

吴景濂的整套方案简单明了，也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但一个好的方案得找到一个好的主顾，这中间又需要有一个好的中间人。所幸的是，中间人也不缺。吴景濂当年曾在奉天师范学堂做过校长，当时曹锟手下的“红人”王承斌既是他的学生，又是他的表弟。

曹锟、吴佩孚与吴景濂细谈后，觉得这个方案确实可行，于是开始在两方面着手，一是向徐世昌施加压力，让他自己识相点主动下台；二是制造并推广“法统重光”的概念和舆论，同时又派人前去天津与黎元洪接洽，安排他重新出山，以便为曹锟当总统做个垫脚石。

先说徐世昌这边。在吴景濂纠集一帮失业的旧国会议员们发出通电并要求徐世昌下台后，在曹锟和吴佩孚的暗中鼓唆下，新进的齐燮元、孙传芳表现最为积极，他们首先响应造势，随后其他直系督军也纷纷附和。由此，“法统重光”的概念迅速走红，成为人们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

徐世昌虽然常在大总统府内不太出来，但他本人却是最重视新闻舆论的。在他刚当上总统不久，他还亲自邀请各大媒体的记者举行招待会，中国最早的政府新闻发布会雏形可能就是由他首创的。在听到这种“法统重光”的新舆论后，徐世昌心里明白，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曹锟和吴佩孚看来是要把他赶下台了。但老徐也是个要面子的人，不能你要人家来、人家就来，要人家走、人家就走，何况徐世昌这个大总统算得上是最正常选举出来的，若是屈服于这莫名其妙的“法统重光”，岂不是带头违法？

但是，在“力大为王”的军阀时代，谁还跟你讲什么法？谁的枪杆子硬，谁就是法。徐世昌不肯主动下台那也无妨，别人自有手段。首先是吴佩孚不断派出代表，向徐世昌询问对“法统重光”有何看法，接着便是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半劝半逼，说：“大总统，现在直系要人已经达成一致，事情到了这地步，捱下去也无必要，到不如体面点自动引退算了。”

徐世昌想了想，不免又气又恼，说：“当初我也不是自己要来做这个受气总统，偏他们怂恿我出来，可现在又这样逼我，我总不甘心！”王怀庆冷笑道：“大总统，人家不跟你讲什么交情，你不如见机点罢！不然，他们要用武力来对付你，你又如何吃得消？倒不如现在就退了，还冠冕堂皇些。”

见徐世昌还未下定主意，王怀庆便说：“大总统现在退了，以我现在的能力，尚可以保你的身家性命、家庭财产，要是最后弄僵了，到时我可就不负责了。”

听到这里，徐世昌忍不住仰天长叹……1922年6月2日，退了。退位后的徐世昌返回天津做寓公，开始过诗、书、画三位一体的“隐逸”生活，而且老有所为，颇有成就。他的诗，人称“超越前人”，书、画也堪称精品，但不轻易送人，因而流传不多。1939年6月6日，徐世昌于天津病逝，享年85岁，是北洋系人物中相当高寿的。

徐世昌被顺利的逼走了，但另一个主角黎元洪却迟迟不到位。原来，黎元洪在被张勋赶走之后，隐居天津已有5年。在这5年里，黎元洪热心实业，获利颇丰，平时的生活也就写写字、散散步，寂寥而安静。陡然间，“法统重光”的喜讯从天而降，请他出山的各路邀请也是热情洋溢、纷至沓来，人非草木，孰能无情，黎元洪表面上看似平静，但心中早已激起了万丈波澜。

当年的仓皇去职虽说是如尘往事，但黎元洪心中始终憋了一口闷气，这次有机会要发出来，难免心有所动。但黎元洪心里也清楚，直系要人不过是让他出来过渡一下，并非真心拥戴他上台。因此，黎元洪开始并不想去趟这趟浑水，而是直截了当的跟那些人说：“你们直接选曹三爷做总统不就结了，何必搞这么复杂？”

但是，这幕戏既然已经开演，黎元洪想不参加也是不行的。在黎元洪拒绝后，曹、吴加强了邀请的力度，他们先后派出各界代表亲赴黎府，盛情相邀，而直系督军们也纷纷通电，请黎元洪以国事为重，出面挽救危局，说得是义正辞严、情真意切，连黎元洪看后都有点陶醉，不免怦然心动了……既然是众望所归，那我就勉为其难，姑且出山风光一次罢！

正当黎元洪兴高采烈的打点行李、准备返京之时，飘然而至的一份电报给他浇了一瓢凉水。电报是由皖系的浙江督军卢永祥发出的，他给黎元洪提了醒，说你的总统任期早就由副总统冯国璋合法继任期满了，何来的补满任期一说？你明知道这是直系的一个陷阱却非要往里面跳，这“于卫国则不仁、于自卫则不智”，得，别做美梦了，还是洗洗睡吧。

黎元洪被这么一浇，倒是有点清醒了。随后，他打消了出山的念头并发表通电，声称自己当年是引咎辞职，并不存复职总统之念，所以还是另请高明的好。但是，正如前面所说，戏台老板已经编好剧本，选好演员，各项工作都筹备好了，这大锣一敲，哪有主角不上台的？不行，得继续劝进，不然这剧情无法发展，前面的投资不就白费了吗？

于是乎，新一轮的拥戴运动又开始了。首先是通电造势，曹锟、吴佩孚领衔，各军政大员如萧耀南、田中玉、齐燮元、王怀庆、许世英、刘承恩等人纷纷致电黎元洪，盛情相邀；接着是曹、吴的代表亲自上门敦劝不已；最后，几十名旧国会议员在旧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和旧参议院议长王家襄的带领下前往黎元洪家软磨硬泡，国务院也派出代表前往游说，几有万众一心，非黎元洪出山不可的架势。

在重重包围中，黎元洪和幕僚们商量：要是不去，既是错失良机，恐怕后面也不会有好果子吃；但要是去了，就不能随便被他们摆弄，得讲讲条件！

6月6日，黎元洪发表了“鱼电”（民国时期的电报以韵目代替日期，如6日为“鱼电”，汪精卫后来的“艳电”对应的是29日），该电报洋洋数千言，乃是黎元洪多年的幕僚饶汉祥捉笔。饶素有“文胆”之称，写得一手的好骈文，这次的电文真是倾尽其才，地地道道的一篇极好文章，电文发出后，洛阳纸贵，轰动一时。

黎元洪在电文中深刻揭批了军阀时期的五大恶政：1．军阀统治，无人不兵，无兵不匪；2．各省督军，拥兵为雄，搜刮民财；3．武夫争霸，连年征战，兵连祸结；4．督军擅权，破坏民治，滥用威权；5．武夫权重，干涉政治，政潮迭起。由此，黎元洪提出，要自己出山也可以，但各省督军应立即解除兵权，还政于国家，否则自己决不当这个莫名其妙的总统……你要我“法统重光”，我就要你“废督裁兵”，这样就扯平了。

可惜的是，文章是好文章，主意也是好主意，但文人的笔杆子怎么干得过武夫的枪杆子，你要这些军阀自动解除兵权，那岂不是与虎谋皮，太不现实了！

果然，曹锟、吴佩孚在收到“鱼电”后极为的恼羞成怒，曹锟说：“请他做个现成的总统，他竟然还要向别人提条件！我们捧他上台，他却叫我们下台！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吴佩孚虽然也很愤怒，但他却劝曹锟暂时忍耐一下，姑且敷衍一下黎元洪。于是，在曹、吴的建议下，冯玉祥首先通电表示支持，陕西督军刘镇华、湖北督军萧耀南、江苏督军齐燮元等人也假惺惺的随声附和，表示愿意听命。

黎元洪这时却得寸进尺，他派出代表到曹锟、吴佩孚处要求给予切实保证，并要求等到全体督军都通电支持后才肯复任总统。曹锟手下的人气得要命，连声嚷嚷着踢开黎元洪算了，吴佩孚则按捺住自己的怒气对黎元洪的亲信代表金永炎说：“黄陂如果再要装腔作势，我就无能为力了。你回到天津后，请他说一句痛快话！”

黎元洪和幕僚们一番商议后，觉得台阶已经搭得差不多了，再弄下去恐怕都下不了台，不如趁势复任总统算了。说句实话，所谓的“废督裁兵”也就说说好听，真弄起来，那些督军还真会听命中央？

1920年6月11日，黎元洪在旧国会两议长王家襄、吴景濂及其国务院代表周自齐等人的陪同下，一起登上了返京的列车。阔别政坛5年，黎元洪此番归来，风景果然大不一般。刚到北京站，外面前来迎接的代表早已是人头攒动，街道上也是彩旗飘飘，这和当年仓皇离京的遭遇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当天下午，黎元洪便在总统府举行了复职典礼……我老黎又回来了！

但是，黎元洪的兴奋劲并没有维持几天。复任大总统之后，黎元洪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组阁问题。民国的内阁总理人选一向是个难题，由于各种矛盾与冲突，从1912年到1927年这短短的16年间，北京政府的内阁总理如走马灯一样更换，总共产生了27任正式总理，还不包括数量几乎等同于正式总理的代、摄总理，也不包括袁世凯改大总统制和称帝时期的3年。

换句话说，北洋时期的内阁总理几乎是每半年就要倒阁一次，除了靳云鹏做了2年的总理、段祺瑞做过近1年外，其他总理任期都是几个月，甚至一个月都不到的。如此频繁的倒阁率，就是最为人诟病、最喜倒阁的法式民主也难以望其项背。

这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抑或是中国的政治土壤根本就对西式民主共和水土不服，恐怕不是革命党所说的，“只要是中国国民，必然有共和国民之资格”；“公理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不是万能妙方，不加研究和论证便在原来的那个基础上搭建所谓的民主共和大厦，不失败才怪。

即便是革命党人喜欢搞民主共和，那也要建立在具体国情的深入了解和研究基础上才行，未经考察和研究，也未对民众进行启蒙和普及，便照搬西方舶来品乱搞一气，不亡国亡种已属万幸。中国的问题，还是得立足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具体国情才能找出解决之道，一味的迷信西方制度，恐怕是落入西方的陷阱、走进了另一个死胡同。试图以西方的制度来超越西方，这本就是一种幼稚的想法，何待智者而知之？

尽管吴佩孚声称组阁是总统特权，自己决不干预，但黎元洪实质上是个无权总统，哪里真的是他说了算。譬如黎元洪找的第一个总理是颜惠庆，但颜内阁从组建开始便残缺不全，不到两个月，颜惠庆便因为财政危机而辞职。随后，黎元洪又提名唐绍仪来做总理，但吴佩孚很快便忘记了“不干涉”的承诺，他发表通电坚决反对……弄半天，吴大帅的承诺有效期原来只有一次！

在“废督裁兵”问题上也是如此，那些督军在表面上个个拥护黎总统的主张，但真做起来却是“歪和尚念经……另搞一套”。黎元洪下令撤去督军一职，那些督军就改做省长或者派傀儡做省长，还不是土霸王的天下？在封建王朝，地方督抚还畏惧中央和御史，现在军阀时期连中央都敢于藐视，真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多幸福的年代！

黎元洪为了推行“废督裁兵”政策，他倒还算有点勇气，敢于先在吴佩孚身上动手。在颜惠庆内阁成立后，吴佩孚被任命为陆军总长，想以此来取消他的直鲁豫鹗巡阅副使，但吴佩孚手握兵权，怎么可能轻易上当……人家根本就不上任。

黎元洪做总统期间，第一任总理是颜惠庆，不到两个月，辞职了；第二任总理是唐绍仪，根本就没就职；第三任总理是王宠惠，但王宠惠很快便辞职。在王宠惠内阁垮台后，黎元洪又分别找了汪大燮、张绍曾来做总理，但曹锟、吴佩孚觉得黎元洪做总统的时间够长了，所以谁来做总理都不可能有什么作为，反而因为种种“倒黎”政潮而被弄得焦头烂额。

按“倒黎派”的说法，黎元洪补任总统的时间应该是洪宪改元到袁世凯败亡结束，时间是160天，现在黎元洪已超过300天，早就该自动退位，改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然后组织选举新总统。而支持黎元洪的议员们则提出一种更离奇的说法：黎元洪的任期应该从1914年5月袁世凯改内阁为政务堂开始补起，再加上冯国璋非法代理的一年零两个月，这样的话，黎元洪应该继续做到1925年。

“保黎派”的说法让曹锟、吴佩孚很生气，他们随即鼓动张绍曾内阁成员辞职。在黎元洪不肯就范的情况下，武夫们干脆弃文从武，派出了陆军校阅使冯玉祥、京津卫戍司令王怀庆、步军统领聂宪藩、警察总监薛之衍率所部军官三百多人去总统府索饷，随后又有公民团去总统府门前闹事，接着是北京的警察们罢工并前往总统府请愿，目的就是要让黎元洪赶紧自动下台。

对于这些人的胡闹，黎元洪早有心理准备，他对身边的幕僚说：“民国六年的时候（即1917年），我受到督军团和张勋的胁迫，违法解散了国会，酿成大祸，一直没有机会弥补。这一次我既然依法而来，就当依法而去，不能再犯糊涂。我的任期如何，应当由国会来决定，如果国会认为我任期满了，我一天都不恋栈。但是，如果有人想要用武力来迫使我去职，那我就要为国家维持纪纲法律，决不能重蹈覆辙，贻害百姓。”

黎元洪的节气固然是令人敬佩的，但曹、吴这些人的手段更是层出不穷。先是内阁总辞职，接着京津卫戍司令、步军统、警察总监都纷纷辞职，黎元洪发出去的命令如同泥牛入海，根本就出不了总统府。再接着，总统府的水电、电话也被掐断，黎元洪在北京已经无法立足，但他还不想向直系屈服，而是决定离开北京，前往天津。

1923年6月13日，黎元洪乘坐火车悄然出京，这和一年前入京的盛况相比，又是换了人间。从去年入京到这次出京，正好一年零二天。

在逼走黎元洪后，辞职的王怀庆那些人立刻复职，罢工的警察也随即上岗，公民团也一眨眼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当这些人兴高采烈地来到总统府接收的时候，却发现总统的印信不见了，于是立刻打电话给直隶省长王承斌，要他在天津扣留黎元洪专车，索回印信。

有意思的是，黎元洪早就料到这些人会用这招，他在离京之前便把主要的五颗印信交给了如夫人黎本危，而黎本危此时已经躲进了东交民巷的法国医院。所以，当王承斌和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带领卫队在杨村车站截住黎元洪的时候，并没有找到总统印信。

王承斌开始还煞有介事的问：“大总统此次出京，是公事还是私事？”

黎元洪答道：“我在北京无法执行职务，所以要移到天津来办公。”

王承斌便问：“既到天津办公，那总统印信何在？”

黎元洪怒道：“你是什么人？敢向总统索印？”

王承斌冷笑道：“我劝大总统还是把印信交出来的罢，免得伤了和气。”

黎元洪起身骂道：“我便不交，你能奈我何？”

王承斌哼了一声，向杨以德努努嘴，杨以德便会意的一招手，随即拥进几十个丘八老爷，一个个拿着短枪，雄赳赳、气昂昂往周围一站，黎元洪和随从顿时大惊失色，以为这帮人要动粗。

王承斌见黎元洪还不交印，便上前一步逼问道：“总统还是赶紧把印交出来，我没有闲工夫跟你扯谈！”黎元洪的随从见势不妙，慌忙说：“王省长别动怒，印在总统府，不曾带来。”王承斌厉声道：“北京已经来了电话，总统府只有十颗不相干的印信，另外五颗呢？在哪里？”

见黎元洪还不吭声，王承斌便命人将火车头摘除，另调来一个营的兵力将火车团团围住，不准进也不准出，直到黎元洪交印为止。

僵持了一个多小时后，黎元洪明白要是不交印的话休想离开这里，只得写下纸条让人送到如夫人黎本危那里，让她把五颗印信交出。王承斌说：“这一来一往岂不麻烦，还是请大总统亲自打个电话吧！”

无奈之下，黎元洪只能在王承斌等人的监视下去车站电话室给如夫人打电话，让她把印信交给参议院议长王家襄。光交印还不行，王承斌在曹锟、吴佩孚的授意下，又拟了一份电报让黎元洪签字，大概意思是“宣告自动辞职，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云云。这一来一往，黎元洪最终捱到凌晨两点多才回到天津私宅。

在后来曹锟紧锣密鼓的进行贿选之时，黎元洪还想做最后一次抗争。当时张作霖、段祺瑞、卢永祥、孙中山号召反直的议员南下到上海召开特别国会，以破坏曹锟的贿选。当时卢永祥也发出电报，邀请黎元洪到上海重组政府。

但黎元洪到上海后，他发现“反直联盟”虽然欢迎他的到来，但并没有人希望他组建政府，就连卢永祥的那封电报，原来也是安福系政客捏造的。黎元洪这才明白，这次又陷入了一个陷阱当中，这些人只不过是借他的名气来以壮声势罢了。

在曹锟贿选成功后，黎元洪也就对复任总统彻底死心，他随后便以“养病”的名义离开上海，东渡日本。半年后，黎元洪回到天津寓所，从此不再过问政治。

从辛亥首义到落寞天津，黎元洪终于走完了他十余年的政治历程，也见证了民国初年政坛的风风雨雨，其间的酸甜苦辣、光荣与屈辱，早已化为往日尘烟。白头黎翁在，闲话说民初，1928年6月3日，黎元洪病逝于天津寓所内，享年65岁。在开祭之日，黎元洪的死对头段祺瑞也亲自前往吊唁，对着遗像“三鞠躬毕，渭然而退，似有无限感慨”。

说完黎元洪，再来谈谈曹锟这个人。曹锟，人称曹三爷，他是直隶天津人，其出身比较贫困，家里有五兄弟，老大曹镇，老二是个女儿，老三曹锟，老四曹锐，老五曹彬，老六曹锳，曹锟后来发迹后，四弟曹锐做了直隶省长，六弟曹锳也做了天津镇守使。

曹锟早年读过一点书，长大后不愿做农活，于是便去保定贩布。曹锟的性情爽直，年轻的时候好酒贪杯，喝醉了便席地而卧，街上的顽童趁机把他的钱偷走，他也不当回事，只是一笑了之。别人告诉他是谁谁谁拿了你的钱，他也不去追问，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喝酒，图一乐耳；别人拿我的钱，也是图一乐耳，何苦再去追拿？”由此，曹锟当时便有了“曹三傻子”的绰号……图一乐耳！

1882年，21岁的曹锟应征入伍，后来被选送到天津武备学堂学习，由此改变了他的命运轨迹。袁世凯小站练兵后，曹锟前去投奔并当上了右翼步队第一营的帮带。由于曹锟的性格宽厚，喜怒不形于色，从来不与人争权夺利，因此在小站时并不算特别出名。直到同他一起练兵的那些同袍基本上都做过镇统制了，曹锟才在1908年混上第三镇的统制。

好在曹锟一向做事沉稳，稳打稳扎，不像某些人冲动冒进（如段祺瑞），反逐渐成了气候。说句实话，曹锟练兵打仗的能力实在乏善可陈，但他也有一项专长，那就是善于发现人才、笼络人才，因而其门下人才济济，吴佩孚便是其中的典型。事实上，曹锟的成就至少有一半是来自吴佩孚，而吴佩孚对曹锟又是忠心耿耿，决无二心，真正做到了“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地步。

在直皖战争中赶走段祺瑞、直奉战争赶走张作霖之后，曹锟、吴佩孚的直系势力已经成为把持北京政府的唯一军政集团，这时的曹锟可就不仅仅满足于巡阅使的位置，而是要尝尝当总统的滋味了。

黎元洪被逼走后，曹锟便开始了紧锣密鼓的选举工作。当然，具体工作并不需要曹锟出面，主要是由吴景濂等津保派政客在四处活动。这次总统选举的特色是，贿选几乎就是公开的，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议员投曹锟一票，便可得5000元支票，选举成功后兑现。

在金钱的诱惑下，就连一些南下的反直议员也纷纷返回北京，准备领取这5000元去投曹锟的票。在9月10日的预选会上，出席议员高达500余人。但按临时约法的规定，总统选举须四分之三的议员投票，当时支票已经发出去570余张，但还是没有达到法定出席人数。

曹锟为了能在10月10日的国庆日举行总统就职典礼，随后便加大了贿选的力度。为了在10月5日的总统正式选举大会上凑足大选的法定出席议员人数，曹锟还派人成立了“暗察处”，防止议员擅自离京。而反对曹锟贿选的势力也在六国饭店设点，以每人8000元的代价收买不投票的议员，但终因为财力有限，所收买的议员不过40人，其中还有几个是两边拿钱的。

10月5日，总统选举会正式举行，但吴景濂走进会场一看，签到者远未及法定人数，于是他宣布签到人数够了再进行选举，但一直等到中午时分，签到的议员也不过400人。吴景濂这下急了，他在曹锟的同意下临时决定，只要议员出席会议，即使不投曹锟的票，也发给5000元支票。随后，吴景濂调来180辆汽车，派出可靠的议员分别去劝或去拉同乡同党的议员，并规定每人至少要拉一个回来。

于是乎，议员们分头四出，会场外汽车喇叭声滴滴乱响，好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由于曹锟不能当选，支票就不能兑现，因而那些财迷心窍的议员们费尽力气的前去拖人，好几个正生着病的议员也被他们拉了来。一直挨到下午1时20分，签到的议员才达到590名，这才摇铃开始投票。下午4时唱票结束后，曹锟以480票当选为民国第六任总统。

曹锟这次贿选总统耗费巨大，除了每张选票5000大洋外，还需要给那些上下奔走的政客们酬劳，另外还有招待费、秘密费，加起来不下千万。这笔钱到底是谁出的，现在也无确切结论，但曹锟自己支付了一部分应属无疑，而其他可能用的是公款，比如直系各省发行的公债、借款等。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曹锟的贿选在程序上完全合法的而且完全公开的，而且，他又没有采取任何的暴力，即便是有人拿了钱不投票，他也不曾采取手段加以报复，完全是“一个愿买、一个愿卖”的态度。正如曹锟的某部下说的：“花钱买总统当，比拿枪命令选举的人强多了！”

至于那些拿钱投票的议员们，则被人骂为“猪仔议员”，这民国的第一届国会也自然堕落为“猪仔国会”。民国初年的时候，国民都对“议会政治”充满了幻想和无尽的希望，谁曾料到这帮人竟成了今天这副模样？

第一届国会俗称“八百罗汉”，但说实话，这里却没有一个罗汉是民众自己选举出来的。他们这些人，原本是各省的革命党和立宪派，或者是一些社团的领袖，或者一些要人指定的人选，说白了，这些人获得候选资格，并不是选民推举出来的，因此也不需要代表谁。

当然，这些人中间并不缺少才智之士，但民国初年的政治环境，那就是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腐烂的政治酱缸，众多的革命党、立宪派、社团领袖丢弃他们的理想而变成帮闲政客，为了5000大洋而甘做猪仔议员的人，大有人在。宋教仁先生倘若地下有知，看到这些人又会作何感想呢？那些认为宋教仁不死便可以带领中国走向宪政之路的想法，在残酷现实面前实在是荒唐可笑。民国的政坛，可就是一个超级无敌大酱缸啊。

最可恨的是，这些议员们领着丰厚的年薪，每次会议还可以拿到高额出席费补贴，但他们又干了什么呢？开会的时候党同伐异、吵闹不休，大部分事情都是会而不议，议而不决。最可笑的是，在1916年恢复国会后的数月之内，除了议定议员的薪酬一事，其他无一事议成。议员应该参加的会议，经常因为法定人数不足而流产。

《临时约法》中，可有谁来监督议员的规定？

当时的很多议员，个人生活极其糜烂，吃喝嫖赌，抽鸦片，喝花酒，北京的“八大胡同”，便是当年国会议员们最爱光顾的地方。如此议员，焉能成为国民之表率，又岂能为国为民谋福利？

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说过，先进民主国家中的议会制度，都是数百年不断的实践而慢慢地一级一级发展起来的结果，我们来个速成班，搞东施效颦、一步登天，哪有这么容易呢？此乃不是政党政治而是帮会政治，所谓“朋党制”也。

曹锟当选总统后，唯一值得称道的是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正式宪法，这也算是国会议员们近十年才完成的一项重大工作成果。可惜的是，这部宪法虽说是十年磨一剑，但在贿选的恶名下，又有几人知，又起到了什么作用，这都是难以猜想的未知数……在枪杆子说了算的年代，宪法连个球都不顶。

倒是曹锟因此而青史留名，他花了大价钱去当这个贿选总统，想必也是性情中人，大概就是“图一乐耳”。十二年前，袁克文曾经劝父亲袁世凯“莫到琼楼最上层”，但对曹锟来说，民国大总统便是他的最高层，此生有幸到此一游，无怨无悔，夫庸何言？

正文五十、东北王厉兵秣马，直奉再战

在经历了第一次直奉战争惨痛失败后，张作霖痛定思痛，他请书法家在自己的折扇上题了四个字：“勿忘吴耻”，以示勾践之志。之后，张作霖开始思考：自己的队伍明明兵强马壮，怎么数天之内就让这个“吴小鬼”稀里哗啦的给收拾了呢？这到底怎么回事？

思来想去，张作霖认为，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军队人员过于老化，特别是一些高级将领，比如张景惠、吴俊升等人，虽然他们跟随多年，忠心耿耿，但战场无情，讲究的是灵活多变、生龙活虎，这些老兄弟年青的时候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他们打打小规模战争还行，但规模一大，见识和能力就有点跟不上形势了。

相比之下，倒是那些军校毕业的中青年将领表现突出，虽败犹荣，譬如杨宇霆、姜登选、郭松龄，还有自己的儿子张学良，要不是这些人力挽颓势，奉系这次肯定要吃更大的亏。看来，长江后浪推前浪，后浪死在沙滩上，不服老不行啊！

由此，张作霖决定对新老将领进行一次大换血，他把冯德麟、张景惠等一干重量级的旧派军官调到保安司令部充当高级顾问，实际是让他们空出位置，使其有职无权，给予优厚的待遇。随后，张作霖又本着“在精不在多”的原则对部队士兵进行裁汰后，又招收了一批新兵加以训练，总的兵员数量比之前要减少，但战斗力却有所提高。

另外，纪律整顿也非常重要，对于那些在战场上临阵退缩的、贻误战机的、掳掠害民的，张作霖在查明之后，一律枪毙，譬如第六混成旅旅长鲍德山和两个团长，都被当作靶子给打了。至于那些表现不力、能力不足的将领，张作霖也给予了撤职处分，比如第二十八师师长汲金纯、第二混成旅旅长郑殿升、第九混成旅旅长牛永福等人，计有1个师长、13个旅长、3个团长被撤职处分。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整编之后，奉军拥有了3个师、27个混成旅和5个骑兵旅，旅以下按三三制，即是每旅三团、每团三营、每营三连，每连兵员一百五十人，总兵力达到17万。为了提高奉军的立体作战能力，张作霖顺应时代潮流建立了空军，并委任张学良为东三省航空处总办。奉军的飞机主要是从外国购买、飞行员也大都是由外国航空学校毕业，这在当时的军阀里是远远走在前头的。在奉军空军的全盛时期，飞机数量一度达到近300架。

在各方面都发展的情况下，张作霖也注重拳头力量的培养，这就是重点扶持的张学良和郭松龄的部队。由于张、郭俩人的部队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表现出色，张作霖对这两支生力军寄以了厚望，希望他们能够成为奉军中的典范，由此，张学良和郭松龄的部队在装备、待遇等方面都比兄弟部队强很多，完全称得上是奉军中的王牌军。

张学良是张作霖的大儿子，出生于1901年，当时只有二十几岁，但出于“老子英雄儿好汉”的传统，张学良耳濡目染，很早就投身军队。在东北讲武堂学习期间，张学良遇到了当时的教官郭松龄，两人一见如故，并私下结拜为异姓兄弟。

1920年，张学良从东北讲武堂毕业后，立即将郭松龄调为自己的卫队旅参谋长兼团长，在次年的奉军扩编中，张学良出任第三旅旅长，郭松龄则出任了奉军第八旅旅长。由于张学良当时忙于其他事务，第三旅的日常训练等工作也是由郭松龄负责，也就是郭松龄实际上指挥了两个旅。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两个旅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由于第三旅和第八旅损失惨重，张作霖便将之整编为第二、第六旅，仍旧由张学良和郭松龄充当旅长，并挑选精兵强将补充到这两个旅，另外新式枪械也都是由这两个旅先挑。在张作霖的重点培植下，张学良和郭松龄在奉军中的地位迅速提升，其所带的部队也成为奉军中最基干的部队。

张作霖在东北厉兵秣马的时候，吴佩孚在中原可也没有闲着。在部队拉到洛阳后，吴佩孚每天都是6点前起床，8点到操场阅操，向来是风雨无阻。值得称道的是，吴佩孚不仅重视军事训练，也注重对士卒的精神教育，由于他本人是个秀才，又一向喜好夸夸其谈，因而经常召集士兵们进行讲话，什么“忠孝节义”，什么“见利思义，见危授命”等等，往往是出口成章，随后便来。

吴佩孚不仅喜欢训话，还自己创作军歌，比如最著名的《北望满洲》（满江红曲调），便是他当年在日俄战争时期到东北执行任务时的感想，歌词雄浑有力，感情丰富，最为士兵们所爱唱：

<small>北望满洲，渤海中风浪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small>

<small>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权堕。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small>

吴佩孚的歌词虽然骂的是倭寇，但实际上也是指向与日本相勾结的张作霖奉系势力的，通过这首军歌，吴佩孚是要让士兵们时刻牢记“一战恢复旧山河”的勇气和使命。

吴佩孚此人，在军阀中的确是独树一帜，非同凡响，譬如一般军阀的毛病，如拥兵害民、贪婪无度，吸大烟，好女色，赌博纵饮，荒淫无耻等等，吴佩孚从来不沾这些，可见其人品道德之高。在治军方面，吴佩孚纪律严明，嫉恶如仇，也是近代军人之罕见。

在公务之余，吴佩孚最喜欢与幕府谋士们饮酒赋诗，或者驰马试剑，颇有古代儒将的风范。就他的行为方式而言，其实与段祺瑞颇有几分相似，又有远崇湘军大帅曾国藩的遗风。可惜的是，吴佩孚因为屡战屡胜，便自以为用兵如神，难免生出一丝傲气，并把武力看得太重。太史公有云：欲以力征经营天下，卒之一败涂地而不可收拾。事实上，吴佩孚虽然反对段祺瑞，但他继承的仍旧是老段的“武力统一”之衣钵。过于崇尚武力，诚吴佩孚之戒也。

在曹锟做上总统后，吴佩孚接任了直鲁豫巡阅使兼两湖巡阅使，陕西、两湖、长江中下游均入直系势力范围。这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转眼便到了1924年阴历三月初七，这一天是吴佩孚的五十大寿，部下、亲信们就要好好的给吴大帅好好闹一闹了。

在寿诞的当天，前来洛阳给吴佩孚祝寿的宾客如云，高朋满座，各界名流达到上千人，其中有各省军政长官或者代表、驻军将领等，还有康有为、徐谦甚至前清摄政王载沣的代表。为了招待这些客人和随从，之前准备的招待所已经住不下，只好将部队的团部、营部腾出来安置。当天，全体士兵每人发一斤猪肉并另有赏钱，放假休息。

在继光大楼（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是吴佩孚的同乡，因而吴佩孚将自己的办公大楼以此命名）的寿堂，各地送来的礼物堆积如山，譬如载沣送的白玉如意，其成色极佳，洁白得如羊脂一般；还有不知是谁送来的仇十洲的名画《汴洛图》，不仅是稀世珍宝，而且画的又是本地风光，也算是颇动了一番脑筋；还有赵恒惕送来的湘绣八扇屏、马富祥送来的两匹伊犁名马等等。

最奇特的一套礼物，是冯玉祥送来的，是一坛玉泉山的清水。众人见了之后十分诧异，觉得冯玉祥过于不近人情且近乎无礼，吴佩孚却打着哈哈说：“究竟焕章是个有心人，他这是表示我们两个人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呀！”

在所有的礼物中间，康有为的一幅寿联是吴佩孚最最喜欢的：

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大名士，他写的这对寿联真可谓是为当时呼风唤雨的吴佩孚锦上添花，据说吴佩孚见到这副寿联后，连对康有为鞠躬三次，高兴的说：“皇帝天子的赏赐我都不稀罕，唯独康先生的赠我的这两句名言，将是无价之宝，伴我永年！”

“百岁功名才及半，八方风雨会中州”，这两句恐怕还不仅仅是康有为对吴佩孚的恭维，而确确实实是吴佩孚当年全盛时期的写照。

在吴佩孚的声名如日中天之时，就连欧美人士也对他极其看好，并认为他将带领中国走出混战，并最终走向统一。1924年9月8日，吴佩孚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封面的下面的注释是：General u。

一周后，也就是9月15日，张作霖自称镇威军，派遣六路大军近15万兵力向关内进发，其部署如下：第一军司令姜登选、副司令韩麟春，率第二师、第五师攻击山海关、九门口一线；第二军司令李景林、副司令张宗昌，率第一师、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六旅向热河北路的朝阳、凌源、冷口一线进军；第三军司令张学良，副司令郭松龄，率第四师、第五、十九旅攻击山海关、九门口一线；第四军司令张作相，副司令丁超，辖5个旅在锦州做总预备队；第五军司令吴俊升，第六军司令许兰洲、副司令吴光新，这两军主要以骑兵为主，负责热河北路。（注：直皖战争后，皖系的张宗昌、吴光新都投入了奉军门下。）

曹锟在得知奉军大举出动后，急电吴佩孚入京商议对策。吴佩孚也料到迟早要和张作霖再打一仗，不过他没有想到这关外的老胡子来得如此之快。按他的估计，奉军怎么说也再要个两三年才可以恢复，届时他的部队练得差不多了，就算老胡子不来，他也要去平定东北的。

奉系大军出动的当天，曹锟发出讨伐令，吴佩孚则在中南海四照堂点兵，吴自命为讨逆军总司令，共分前线三军，后援十路，共计20万大军，其中：第一军分三路，一路司令彭寿莘，副司令冯玉荣，二路司令王维城，副司令葛树屏，三路司令董振国，副司令时全胜，分率第十五师、第十三混成旅、第二十三师、第十二混成旅、第九师、第十四混成旅在山海关一带与奉军张学良部对抗；第二军司令王怀庆，副司令米振标，前敌总指挥刘富有，率所部在朝阳与奉军李景林部对抗；第三军司令冯玉祥，率所部与张之国、李鸣钟部在赤峰一带与吴俊升、许兰洲部对抗。另外，援军总司令为张福来，后路的援军包括胡景翼、靳云鹗等十几路军队，分别北上支援战事。军阀的混战，规模是越来越大了。

后来冯玉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起这次著名的“四照堂点兵”，他却以十分轻蔑的态度描写道：“四照堂四面都是玻璃窗，电灯明如白昼，厅中置一长桌，挨挨挤挤，坐满了六十多人，大家坐了许久，才听到有人大声报告说：‘总司令出来啦！’接着，吴佩孚摇摇摆摆走到堂中，且看他那副打扮：下面穿着一条白色裤子，身上穿的是紫色绸子的夹袄，外面一件黑色坎肩，胸口敞着，纽子也不扣，嘴里吸着一根纸烟。他走到座上，即盘腿在椅子上坐下，斜身靠着条桌，那种坐法，宛似以为懒散的乡下大姑娘！”

“接着，吴佩孚又念各路任务，命令下完，吴即站起来说：‘没有了吧？我们就这么办吧！’此时海军总长连忙站起来说：‘报告总司令，命令上没有提到海军，我们的舰队怎么办？’吴答道：‘哦哦，海军没有提，在命令上添一条吧，你们自由巡弋，以防意外。’航空署长也站起来说：‘还有我们空军呢，怎么办？’吴又哦哦连声，说：‘也添上一条，你们随时准备，相机出击。’接着，其他没有分派任务的将领也相继请示，吴佩孚搔了搔头，不耐烦的说：‘这样尽着往下添，还成命令吗？今天就这样了，散了吧，散了吧！’大家才一哄而散了。”

事后，冯玉祥极其不屑的评价道：“这样重大的事，办得如此轻率儿戏，吴之鲁莽灭裂，往往似此！”当然，冯玉祥与吴佩孚矛盾很大，其描写固然有故意丑化吴佩孚的嫌疑，但当时直军的计划安排之匆忙与考虑欠妥是客观存在的，这对后面战事的成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早在9月15日，奉军李景林部便与直军米振标部交火，奉军势如破竹，很快便攻占朝阳，逼近冷口一带，但主战场则是在山海关一带，双方都集中了各自最精锐的部队在此决战。

山海关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山海之间仅15里，既是关东通往中原的必经之路，也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直军在山海关一带早有准备并占据了有利地形，当奉军第一军姜登选部与第三军张学良部来攻时，双方势均力敌，互有胜负。这次的山海关大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多兵种立体作战，陆军、空军、海军三军协同，相互攻伐。

在空军方面，奉军占据了绝对优势，其不断以飞机前来直军阵地上轰炸，而直军也调来意大利进口的高射炮还击；在海军方面，直军占据优势，其渤海舰队拟攻击葫芦岛，并载陆军前往营口登陆，抄袭奉军后路。但是，奉军飞机不断前来轰炸，使得海军两次起锚都无功而返。在山海关陆路战场上，奉军的重炮团和骑兵队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直系士兵久经沙场，他们依托有利地形，并不处于下风。

由此，奉军与直军便在山海关这不足15里的战线上反复冲杀，展开了极为残酷的拉锯战，其战事之惨烈，为之前的战争之罕见。特别是重炮、重机枪、地雷、飞机轰炸的使用，更是大大增加的伤亡率。另外，在前沿阵地姜女庙的争夺中，双方甚至展开了大规模的白刃战，死于刺刀之下的竟有两千余人，也是近代战争史上极为罕见的。

奉军在山海关正面无法取得突破后，便转到侧面要地九门口进行攻击。九门口距山海关的西北十公里，是山海关外又一条通向关内的要道，当时由直军冯玉荣所部驻守。10月8日，姜登选派一个旅突袭九门口，由于冯玉荣手下的两个团长不服指挥，临阵脱逃，直军大败，九门口失守，冯玉荣服毒自杀身亡。

消息传到北京后，吴佩孚大惊，随即便亲赴山海关督战，并将自己保留为预备队的第三师第十团、第六旅调往前线增援，这才使得战线暂时稳定了下来。这事奉军第三军在胜利鼓舞下，再次在山海关正面发动了猛烈攻击，企图一举攻克直军彭寿莘的防线。

彭寿莘是吴佩孚手下的一员猛将，其所率的第十五师也是仅次于第三师的主力部队，对于奉军不要命的敢死队冲击法，他命部下架起几十挺马克沁重机枪进行扫射，使得奉军敢死队非但无功而返，反而伤亡殆尽……吴佩孚的部队一向胆大，而且善于近战，用敢死队的冲击战法往往并不奏效。

奉军在中路连战连败后，决定放弃这个硬骨头而该向两翼进军，这就是南面的沿海一带和北面的三道关一带。在沿海一带，姜登选的部队在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后，阵地上尸体堆积如山，7000奉军已经只剩下3000人，无力再战，而直系军队虽然也伤亡惨重，但仍旧坚守阵地。

三道关是通往二郎庙并包抄山海关最近的通道，奉军郭松龄派了三个旅的兵力前去进攻，并相继拿下第一、第二道关。这事，吴佩孚也亲临二郎庙进行就近指挥，并调来第三师第十团、第二十四师、第二十六师和第二十六混成旅进行反攻。

这时，作为奉军总预备队的张作相部也赶往三道关支援郭松龄部，并一度攻占了二郎庙。但是，二郎庙的失陷却是吴佩孚的诱敌之技，张作相的告捷电报刚发出，直军已经重新占领了二郎庙，奉军在直军的追击下全面溃败，双方又回到了之前的对峙。

至此，第二次直奉大战已经打了一个多月，在山海关主战场双方拼尽全力，但仍旧是势均力敌，形成对峙局面；在热河战场，直军战败，循循撤退；而古北口的北路战场却一直风平浪静，这又是为何呢？

原来，冯玉祥、胡景翼、岳维峻、孙岳等部队并非是曹锟、吴佩孚的嫡系部队，他们对长期的不公正待遇而感到十分不满，因而并不愿意为吴佩孚卖命。而曹锟手下的大将王承斌也因为兵权被削夺而心怀不满，加上他与孙岳同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第二期同学，因而也在关键时候与冯玉祥等人联合起来，反对吴佩孚。

早在直奉大战之前，冯玉祥已经和奉军张作霖接洽，据称张作霖给了冯玉祥“奉天官银号一百多万小洋”，双方达成协议，互不进攻，共同倒吴。由此，冯玉祥的部队虽然开出北京，但屡屡以粮饷准备不足、前方需要修路等借口而迟迟不肯进军，到达战场也并不与奉军交战，这使得奉军解除了后顾之忧，而吴佩孚打算用冯玉祥所部侧击奉军的计划完全落空。

最开始的时候，冯玉祥还只是静观直奉大战，看谁能取得决定性优势：假如吴佩孚在山海关取得胜利并进军关东的话，冯玉祥部将按照之前的计划出击热河北部，与吴军夹击奉军；如果奉军攻破山海关挺进关内的话，冯玉祥将回师北京，给吴佩孚来个釜底抽薪，与奉军一起夹击吴军。

这时，一个电报要了吴佩孚的命，这事得从吴佩孚的参谋长说起。1923年的时候，吴佩孚的原参谋长李倬章调任河南省长，遗缺由参谋处长张方严接任。张方严自知能力不行，便向吴佩孚请辞，说：“我的军事学不行，政治、经济、外交都很幼稚，恐怕不能胜任，还是请大帅另委贤能吧！”

吴佩孚听后，哈哈一笑，说：“张良、韩信，我自任之。一不用你替我拟军事计划，而不用你到前线指挥军队，更不用你带兵去冲锋陷阵。你只要谨谨慎慎的跟着我，听我的话就可以了。”如此，张方严还有什么话可说，只能感谢“大帅栽培”了。

于是，张方严便像影子一样跟在吴佩孚的后面，从来没有做过参谋长出谋划策的事情，因此有人在背后嘲笑他：“这哪里是参谋长？分明就是个高级副官嘛！”

而恰恰是这位从不出谋划策的参谋长，偏在直奉大战最激烈的时候自作主张了一次，结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给直军开了一张送死的药方”！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当时吴佩孚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去了，而张方严在总司令部给吴佩孚看摊。这时，前线来电告急，要求速调援军，而正好靳云鹗部有两个旅开到并准备到营口登陆的，张方严觉得预备队陕军张治公部战斗力不强，于是想让这两个旅前去支援，但靳云鹗的旅长看不起张参谋长，便推脱说：“我们另有任务，你直接跟我们头儿说吧！”

军情急如星火，张方严一时间又找不到靳云鹗，于是只能发电报给援军总司令张福来速调军队前来支援。电报发出后，张方严又觉得远水解不了近渴，他突然想起第三军冯玉祥部尚未发动战争，于是又给冯玉祥发去一个电报，说：“此间形势危急，不有意外胜利，恐难挽回颓势”，并希望冯玉祥赶紧出兵夹击奉军，以奏大功。

冯玉祥本来就一直关注着山海关大战的局势发展，正当他举棋不定之间，张方严的电报来了，于是冯玉祥判定吴军一定不行了，于是断然决定班师回京发动政变，囚禁大总统曹锟，这下给吴佩孚来个釜底抽薪。

北京政变的消息传到山海关后，吴佩孚的部队军心动摇，张学良趁机指挥奉军精锐突破直军防线，一举击溃吴佩孚的主力，缴械纳降达三万余人。经此大败之后，吴佩孚率数万残兵败将连战连退，而冯玉祥等部又向东进军包抄，吴佩孚最后剩下数千兵卒退守天津，最终浮海逃遁，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奉军大胜而告终，张作霖也算报了一箭之仇。

各位，关于张参谋长的故事，可千万别以为笔者说的是野史，要知道，这封电报之事乃是实实在在、有据可查之事，决无半点的捏造与夸大。事实上，历史有时候就是由细节决定，而细节的偶然性和非理性恰好在关键时候决定了历史的走向和发展……当人们在苦苦追寻历史的真相时，其实仅仅是因为北美洲的一只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而已！

事后，吴佩孚乘坐军舰离开天津，那些残兵败将们愤恨张方严擅发电报导致功败垂成，一个个都要求将张方严扔到海里去喂王八。吴佩孚摆摆手，苦笑着说：“这也不能怪他，全怪我运气不好，还是算了吧！”

张参谋长的性命可以算了，但吴佩孚的雄心呢？

故事还远未结束，且看下文吧！

正文五一、冯玉祥发动政变，段祺瑞再度出山

话说冯玉祥在接到那封求援电报后，随后便迅速班师回京。1924年10月22日晚，冯玉祥的部队便神不知鬼不觉的摸到了北京城下，而守卫北京的正是冯玉祥之前设下的内应，孙岳的第十五混成旅。

孙岳是直隶高阳人，1878年生人，据说是明末名将孙承宗之后，他早年行侠仗义，曾因打死了当地的一个恶霸而隐姓埋名，削发为僧，后来又不甘寂寞而考入了保定武备学堂炮兵科，毕业后被分派到北洋军第三镇，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孙岳任镇参谋官。孙岳很早就加入了同盟会，并且是北方的重要负责人之一，可以说是个老革命党了。

武昌起义后，孙岳因为卷入了“滦州兵谏”，后来便南下投了革命政府，但孙岳到了南京后，革命同志误以为他是袁世凯派来的探子，差点就给自己人给干掉了。受此打击后，孙岳由一个积极的革命志士变成了一个颓废主义者，最后还是找到自己的老领导曹锟，谋得军官教导团团长一职，并升任了大名镇守使兼第十五混成旅旅长。

冯玉祥与孙岳在清末便是熟人，在冯玉祥打算发动北京政变后便与他交了底，孙岳听后表示赞同，并主动承担了与陕军胡景翼、岳维峻部的联系工作。在直奉大战前，因为原负责北京治安的王怀庆被调往前线，冯玉祥便把孙岳推荐给曹锟，让他做北京警备副司令。曹锟不知是计，便同意了冯玉祥的提议，将孙岳部由保定调入北京。事后，孙岳笑着对冯玉祥说：“弄了半天，原来你是特意把我弄来给你们开城门的啊！”

说完了孙岳，却在细细说说这次政变的大主角冯玉祥。冯玉祥，字焕章，祖籍安徽巢县，1882年生于直隶青县，童年在保定长大。冯玉祥的父亲早年投入刘铭传的铭军，曾参加过镇压太平军、捻军、陕甘回乱等战事。同光年后，天下太平，因铭军解散，冯父也就解甲归田，但多年的从戎生活使得他已无心从事其他行业，最后还是投入淮军并随军分驻直隶等地。

冯玉祥的父亲是个低级军官，加上家里的孩子比较多，因而冯玉祥小时候的生活非常艰苦。冯曾在回忆录中说，自己小时候都跟着哥哥去拔草拾柴，帮衬家计；家中房子之小，有时候客人来了连坐的地方都没有。由于生活艰辛，冯玉祥经常要去当铺典当家中物品（因为大人不好意思去），以勉强维持家中生计。正因为这样的生活经历，冯玉祥对清廷几无好感，对旧社会极为痛恨。

冯玉祥原本不叫冯玉祥，而是叫冯基善。当时保定的练军大都是父子兵，也就是父亲退役、儿子递补进营，外面不相干的人是很难补得进去的。因此，一年半载的出个缺，争的人很多。冯玉祥的父亲当时境遇困难，这是他的同袍都深知的，有一次营中正好出了个缺，当时一个姓苗的管带便说：“这回补冯大老爷的儿子”，旁边的人问：“那他叫什么名字？”苗管带一下想不起来，那人便说：“让我问问去”。苗管带怕他去一问而耽误了时间，于是忙摆手道：“我知道，用不着问”，随后便在纸上写了“冯玉祥”三字。

于是，冯基善便成了“冯玉祥”。

冯玉祥补上学兵的时候不过11岁，但他从小便身材高大魁梧，天生就是军人的料。成年后，冯玉祥的身高超过一米九，膀大腰圆，人称“冯大个儿”。但是，由于冯家并没有什么显赫的背景，冯玉祥小时候接受的教育也比较有限，因而不像其他的军官一样读过武备学堂之类军校，他完全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在军队里摸爬滚打了多年才逐步升迁的。正因为如此，他的日常作风非常简朴，也从不沾染当时的一些恶习如吸鸦片、赌博、狎妓等，这和其他的高级将领完全不同。

由于当时的淮军已经疲弱不堪，冯玉祥后来便改投了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因为当时的武卫右军无论是在训练还是待遇等方面都是最好的。由于他的身材高大，在慈禧太后从西安回銮的时候，冯玉祥还作为仪仗兵在保定亲眼见过慈禧太后（心里很不爽）。在袁世凯的军队中，冯玉祥逐渐由副目、正目、哨长、队官等一路升迁上去，并在清末的时候做上第二十镇的营管带。

武昌起义后，潜伏在第二十镇（驻扎滦州）的革命党也蠢蠢欲动，当时的骨干便有营管带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及其张树声、张之江、鹿钟麟、李鸣钟、龚柏龄、商震、刘骥等同袍或部属，就连镇统制张绍曾也是倾向革命的，由此也引发了后来的“滦州兵谏”。

可惜的是，由于张绍曾举棋不定，自请辞职，“滦州兵谏”最终以王金铭、施从云等十四名革命党被杀而告终。冯玉祥等参与者还算幸运，只是被解除军职并押送回籍了事。无巧不成书的是，军法处的人押送冯玉祥路过北京的时候，正好偶遇了曾经的老上级陆建章。

原来，赋闲三年的袁世凯在复出后，对之前编练的北洋军已无绝对掌控之信心，所以要组建一支忠于自己的嫡系军（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袁世凯的判断是正确的），这就是之后的五路备补军。当时陆建章被袁世凯从广东潮州镇守使调回来担任左路备补军统领，他对当年冯玉祥带兵的印象不错，而他这里又急缺优秀的中下级军官，于是当即决定让冯玉祥留下来帮忙。

由此，冯玉祥便留在陆建章的左路备补军中担任营长，随后又升为团长。在民国初年“剿白狼”中，冯玉祥被提升为旅长，并随陆建章入陕。袁世凯称帝后，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奉命开进四川与护国军作战，但未及半年，袁世凯便因病去世，护国战争不了了之。

而在这时，忠于袁世凯的陕西督军陆建章也被皖系军阀陈树藩驱逐，冯玉祥失去了靠山，也无法回陕西，只能由陆军部指定回廊坊一带驻扎，第十六混成旅也险些被解散。所幸的是，后来张勋闹复辟，段祺瑞组织讨逆军，实际上他并没有基本部队，因而第十六混成旅正好派上用场，老段也由此对冯玉祥另眼相看。

但是，冯玉祥终究不是段祺瑞的嫡系，后来广东护法军攻入福建时，第十六混成旅奉命前去支援，但部队到了南京后，江苏督军李纯奉总统冯国璋之命（冯国璋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将之留下，直到段祺瑞一派在北京取得优势，才奉命离开南京，前往湖南参加湘鄂之战。

1918年2月，在陆建章的鼓动下，冯玉祥部开到皖鄂赣交界的武穴时突然宣布主和，并指斥段祺瑞“对外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这不但对皖系军阀的震动很大，也很是伤了段祺瑞的心，并最终导致了后来陆建章的被杀（“武穴主和”据说是陆建章的主意）。尽管冯玉祥后来还是迫于皖系军阀的压力而率部驻扎湖南常德，但在吴佩孚率军北撤并在直皖战争中击败皖系势力后，第十六混成旅也随即北上投入曹锟、吴佩孚的门下。

冯玉祥本人贫困出身，一向艰苦朴素，与士卒共甘苦，因此他带的部队很团结，凝聚力很强。尽管他的部队屡遭排挤，但却磨炼了部队的顽强作风，其战斗力不容小视。1921年，冯玉祥作为先锋部队进入陕西驱逐皖系督军陈树藩，随即因为阎相文自杀而接任了陕西督军的职位。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击败河南督军赵倜有功而做上了河南督军的位置。但是，由于吴佩孚的军队驻扎在洛阳，一山不容二虎，因而冯玉祥很快便被排挤到有职无权的陆军巡阅使一职，这也是冯、吴产生矛盾的直接原因。

早在第二次直奉大战前，冯玉祥便通过部下与奉系接洽，密谋共同反吴。在得知冯玉祥在京中极为苦闷困窘之后，张作霖决定联合冯玉祥并接济了冯部一些军械和钱饷（一说是二百万日元，一说是奉天官银号一百多万小洋）。随后，冯玉祥又与同为非嫡系且有同盟会、革命党背景的孙岳、胡景翼、岳维峻等人联系，共组冯、孙、胡同盟，这也是后来国民军系列的最初雏形。这时，曹锟的手下大将、直隶军务督理王承斌因为被吴佩孚削去第二十三师的军权也心怀异志，并暗中与冯玉祥合作，这也是后来吴佩孚派王承斌去古北口监视冯玉祥而反被冯玉祥利用的原因。

冯玉祥虽然看上去高大魁梧，像个军界老粗，但实际上胆大心细。他在军事上做好准备后，在政治上也在有意识的寻找替代曹锟政府的人选，这便是前内阁总理张绍曾和做过外交总长和教育总长的黄郛。张绍曾在清末的时候便倾向革命，而黄郛更是个头颅有价的革命党，他是陈其美的盟弟、也是后来发家的蒋介石之盟兄。在革命失败后，一部分革命党改变策略和信仰，重新进入了北洋政府，张绍曾和黄郛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做的这些联络工作，都是为后来的政变埋下伏笔。

直奉大战打响后，冯玉祥以训练新兵为借口，在城中留下一营兵力作为内应，其他部队则陆续开出城外，但每日行程不过二三十里，行动十分缓慢。冯玉祥的司令部到达古北口后，随即借口筹措给养，并令鹿钟麟部每日练习行军，让沿途居民见怪不怪，免得到时班师回京引起外间的注意。

鹿钟麟学兵出身，在四川的时候投入第十六混成旅任营长，很受冯玉祥的器重。他在进入北京前，每次都派两连人进入城内装着拿东西的样子，但每次都是进的多，出的少，这样就在城内陆续聚集了近一个团的兵力，而孙岳的守城部队对此也是睁一眼闭一样。

1924年10月23日，在政变的当晚，孙岳下令放开城门，鹿钟麟部则大举进城，由于前面内应的士兵已经在各街道做指引，因而政变神不知鬼不觉，竟然未放一枪一弹。等到第二天早上，北京的居民起来一看，城中到处都是冯玉祥国民军的安民布告，街上的交通要道也站满了缠着“誓死救国，不扰民，真爱民”白色臂章的国民军士兵。而此时北京与外界的电报、电话早已被操练了多次的内应部队给切断，总统府的卫队被缴械，曹锟也被软禁在中南海延庆楼内。

第二天，冯玉祥便赶回北京，会同胡景翼、孙岳成立了国民军，冯为第一军总司令，胡、孙为第二、三军总司令。随后，冯玉祥又派人前去逼迫曹锟下停战令并将吴佩孚本兼各职免去；另外，请曹锟自动退位。

曹锟总统做得好好的，一夜之间遭此变故，也是惊诧莫名，特别是他听说孙岳、王承斌都反了，更是气得半天都说不出话来。当冯玉祥的代表薛笃弼与内阁总理颜惠庆去见曹锟的时候，曹锟口气仍旧非常强硬，连问：“子玉在哪？”并接着又说：“此次对奉作战，虽是子玉主张，但也是我同意的，要办子玉，就先办我曹某。”

后来孙岳等人赶来并劝曹锟说：“公身安全，某等可以保证。停战为和平而发，不妨早下，至于吴佩孚，可以给予名义让他下台。”曹锟见大势已去，再争无益，只得对颜惠庆说：“责任内阁，一切可以负责办理，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在停战令和将吴佩孚解职的命令发布后，前线的吴佩孚还不敢相信，一再通电这是“伪诏”，企图负隅顽抗，但由于此时军心大乱，吴军大败，只得退守天津。就在这时，国民军又相继在杨村、廊坊一带将吴佩孚的原驻军击溃，而那些北上的直系援军也被山东督军郑士琦、山西督军阎锡山所阻，至此，吴佩孚的失败已经是无可逆转。

11月2日，在王承斌的劝说下，曹锟宣布辞职。曹锟怎么也没有想到，之前夺了黎元洪的印并扶他上台的王承斌今日竟然要他下台，这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世事难料啊！而吴佩孚在得知曹锟下台消息后，也知道自己困守天津毫无用处，好在曹锟的人身安全已有保证，随后便于次日率残卒两千余人浮海南遁。

由于孙中山北上遥遥无期，冯玉祥在与张作霖协商后决定推举段祺瑞出山收拾残局。在段祺瑞赴京之前，冯玉祥把黄郛推出来组织临时内阁作为过渡。黄郛的临时内阁寿命很短，不过却抓紧时间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下令将清逊帝溥仪驱逐出宫。

11月5日，鹿钟麟和临时内阁代表李石曾带着手枪队，拿着临时内阁签署的《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杀气腾腾的来到故宫，要求溥仪在修正书上签字，并限令两个小时内搬出紫禁城。

内务府大臣绍英见天降横祸，一时急得要命，他先走到李石曾的跟前说：“你不是大学士李鸿藻的公子吗，如何也帮着当局欺压清室呢？”见李石曾不理他，绍英又哆哆嗦嗦的走到鹿钟麟的面前哀求道：“你不是太傅鹿传麟的嗣子吗，如何对清室如此苦苦相逼？”鹿钟麟听得不耐烦了，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炸弹，往桌上重重一放，喝道：“要是再不搬出，我就要令景山上开炮了！”

就历史经验来看，武力威逼一般都是成功的，也可以免去很多口舌之争。于是，溥仪等人被吓得魂不附体，慌忙从紫禁城中搬出。当时国民军给溥仪等人预备了五辆汽车，由鹿钟麟亲自将他们送到溥仪的父亲、前清摄政王载沣居住的醇王府（北府）。

在溥仪下车后，鹿钟麟笑嘻嘻的上前跟逊帝握手，并问：“溥仪先生，你今后是打算做皇帝，还是要当个平民？”溥仪说：“我愿意从今天起就当个平民。”鹿钟麟听后松开溥仪的手，笑道：“好！那么我就保护你！”听到这里，周围的国民军士兵也都一齐鼓起掌来，中国至此终于没有合法的皇帝了……逊帝也不行。

不过话说回来，冯玉祥将逊帝驱逐出紫禁城的举动固然是大快人心，且是他个人的长期愿望（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就多次提及，特别是在反张勋复辟期间，如果没有段祺瑞的阻拦的话，他是要一直打到紫禁城的）。这本也不奇怪，革命党和皇帝一向是势不两立，岂容你一个莫名其妙的人住在紫禁城享受假皇帝的特权？

但是，当时的国际舆论却非法干涉我国内政，加上国内民众的觉悟太低，冯玉祥此举在当时竟是饱受批评。除了南方革命党对此大表赞赏外，其他如各国驻华公使均对此表示抗议，认为冯玉祥违背了民国之前所做的承诺，无视国际规则；而段祺瑞、张作霖等军阀名流也认为如此逼迫清室实属毫无必要，且有自毁诺言、毫无诚信、践踏法律之嫌疑。

不管这么说，此时的北京完全在冯玉祥的控制之下，即使有人想帮溥仪，那也是无能为力的。溥仪被赶走了，冯玉祥将紫禁城封存清点，并预备作为博物馆进行开放，但紫禁城面积之大、藏物之多，并非一年半载所能完成，之间的种种变故甚至文物流失，难免瓜田李下，揪扯不清，冯玉祥也因此受到了当时舆论的误解和批评。

将溥仪驱逐成紫禁城的另一个重要隐患是，给日本分裂中国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工具。在驱逐事件发生后，日本人对溥仪的遭遇给予了高度的同情和异乎寻常的关注。后来，在日本军部的密谋下，溥仪逃到了日本使馆，随后又逃到天津日租界，并在日本人的卵翼下，于“九一八事变”后出任“伪满洲国”的执政，这是后话。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虽然暂时控制了局势，但随着吴佩孚势力的崩溃和奉军的不断入关，如何收拾残局却非冯玉祥一人之力可以主导的。1924年11月10日，张作霖来到天津后，随即电邀冯玉祥来津商谈善后问题。在蔡家花园举行的会议上，张作霖、冯玉祥等人对拥戴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的问题达成一致。由此，在直皖战争失败后潜伏了近4年的北洋大佬段祺瑞被再次推了出来。

段祺瑞在直皖战争失败后，全家便搬到了天津过上了隐居的生活。蹊跷的是，老段突然开始吃斋念佛，每天早上起来，他第一件事便是在自家的佛堂焚香念经，从未间断。而且，老段在信佛之后，也开始改吃素食，除了自己养几只母鸡下蛋供应外，荤食一概不碰。

段祺瑞虽说已经吃斋念佛，但并没有看破红尘，四大皆空。每次有学生、旧部、朋友来拜见他，说起国内战火纷飞、人民流离失所的时候，老段总是板着脸，一言不发。唯独这些人说“要收拾局面，非老师东山再起”时，老段一贯冷若冰霜的脸上才会多少露出点欣慰的笑容。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后期，吴佩孚困守天津，据说段祺瑞给他送了封信，劝他来日方长，另做打算，不要做鱼死网破的无谓之举。用段公馆里的话来说，就是“老头儿眼看吴小鬼掉在井里头了，小辫提一提，给他指条明路”。最终，吴佩孚还是浮海南遁，临行前将遗弃的粮食、弹药等贴上封条，上面写着“移交段督办”。

在接到各方的邀请后，老段也未谦虚，他发表通电说：“我也是国民的一分子，如果中国舆论非要我出山不可，我也不会推辞奉公的机会，与南北各方共图时局的安定，这也是我作为国民的义务”……既然你冯、张假意曲承，我老段就姑且来个假戏真唱一下嘛！

经过这四年的潜伏和思考，段祺瑞对时局有了新的看法，他说：“这次战争是第一次革命（即辛亥革命）的延长，自然应该打破一切现有制度，制定出一全新的政治新格局。现在总统、国务员、议员均四散，以前制度下的法律手续均已破坏，我们在收拾时局时，一切不必顾虑，唯以民意为基础，向重新建设共和国方向努力，舍此别无良策。”

老段的话，颇费思量。在他看来，自辛亥革命后的民主共和尝试已经完全失败，一次又一次的内阁风波、国会风波、府院之争，这说明民国初年的关于“总统、内阁、国会”的构架本身就存在严重的问题。无论是护国还是护法，抑或是称帝或者复辟，其实都是对帝制崩溃后制度紊乱的种种挽救，但都无一例外的失败。

帝制崩溃之后无帝制，但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制度却迟迟不能在实践中产生，辛亥革命党简单幼稚的移植西方制度，其最终的结果却是导致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历史给中国人开了一个恶劣的玩笑，这其实也是年青的革命党们对中国传统制度、历史现状和具体国情缺乏最基本的了解所导致。事实证明，在一个有着两千多年皇权专制传统的国度里，一个全新的制度构架并未经过严密的理论推导和反复的验证、未经对国民的充分教育普及并建立民众的基本共识便贸然出台实施，出现各种乱象必不可避免，失败也是百分之九十九的。

由此，段祺瑞提出“打破一切现有制度，制定出一全新的政治新格局”，从思路上说是对的，但在局势一乱再乱的情况下，如何寻找出一条新的出路，这就是难上加难的大问题了。段祺瑞虽说“一切不必顾虑，唯以民意为基础，重新建设共和国”，但当时的民众依旧是混沌无知，政客们一贯的争权夺利，军阀依然用枪杆子说话……这出路在哪里？

旧者已破，新者未立，收拾旧河山，再建新中国，谈何容易？

经过与张作霖、冯玉祥等人多次磋商，最后各方决定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由临时执政充当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这种方案，其实是对过去十三年不成功的总统制与内阁制的一个总结，因为从名义上看，临时执政虽然挂着“临时”二字，却不动声色将之前的总统及总理职权合二为一，不再会有之前的“府院之争”的烦恼了。

“执政制”说白了就是一种变相的总统制，只不过比内阁制更加适应中国的国情而已。由于作为民意机构的国会已经被解散，而段祺瑞也无意恢复之前的国会，因为不管是第一届国会还是安福国会，都已经堕落为“贿选、猪仔”等可耻的代名词。老段这次不恢复国会，却无人表示反对，说明国会这个玩意在国人心中已毫无价值、毫无信任感可言了。

事实上，西方民主共和制度在民国初年的彻底失败，应引发国人更深层次的思考：任何制度构架，如果没有经过良好的理论设计和验证，没有取得国民的基本共识，没有建立在中国传统制度和具体国情细致分析之上的话，非但失败是必然的，弄得不好就是国家分裂、内战迭起，老百姓家破人亡。从后来的历史来看，单纯善良的指望引进西方民主制度便可使中国繁荣强盛，这不过是“一股就灵”、“一民主就灵”的幼稚简单之机械思维罢了。

1924年11月24日，已经是两鬓斑白的段祺瑞在铁狮子胡同（前清陆军部旧址）举行了就职仪式，正式就任为临时执政。上任之后，老段却接过了老对手黎元洪的“废督裁兵”政策。在经历了多年的风风雨雨、起起伏伏之后，两人终于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可惜的是，为什么这些强人们总是自己强大的时候便要推行“武力统一”，而非要等到自己处于弱势的时候才会想起“废督裁兵”呢？这绝对不是偶然的。

不过这一次，实力最强大的张作霖却首先站出来表示支持，他自请撤销“镇威将军”的名号并解除东北巡阅使的名义，算是给了段祺瑞一个好大的面子。既然张作霖作了表态，其他各省督军也就依葫芦画瓢，纷纷将自己的督军名义拿掉，而改称“军务善后督办”。但这个督办和督军到底有啥区别，或者“军务善后督办”本就可以简称“督军”或者“督办”，原本就是换汤不换药的混杂使用。

段祺瑞随后打出的另一张牌，则是邀请各界名流、军政要人来北京召开“善后会议”，规划未来中国的制度构架和发展走向（最好能搞个宪法之类的）。但很不幸的是，在这节骨眼上，应邀北上参会的南方革命领袖孙中山却于1925年3月12日去世了，这不免给善后会议蒙上一层阴影。

从民初的历史可以预测，段祺瑞的善后会议很难取得效果。道理很简单，段搞这个会议并不是为了取得民众的共识，而是为了取得上层人物的共识而召开的，代表固然是少了许多，层次也上了好几个台阶，但矛盾呢？利益冲突呢？一样不少嘛！

譬如会议的重点议题“改革军制”，段执政想拿掉武夫们的军权，哪能这么容易呢？再说“整理财政”这项，中央想收回财政权，那地方上怎么会答应？所以善后会议也就是“雷声大、雨点小”，最后不了了之。

一句话，善后会议或者说国民大会的召开是需要枪杆子撑腰的，但枪杆子撑腰下又如何会有真正的民意大会呢，这显然是个悖论嘛。这个问题，以前的人解决不了，一个善后会议就可以解决了？不现实嘛。

正文五二、张宗昌大举南下，孙传芳五省联军

奉军最早进入关内的，是负责进攻热河北路的第二军张宗昌部。说到张宗昌，文中曾多次提到过，趁此机会把他的来龙去脉说个明白。张宗昌，字效坤，1882年生于山东掖县，其父亲是个吹鼓手（农村婚庆丧仪中不可缺少的气氛制造者），因为家贫无计，张宗昌少年时便跟着别人闯了关东，曾在哈尔滨淘过金、修过铁路，也做过镖局的镖手。后来，张宗昌来到海参崴的华商总会中作了一名小协警，因为经常和俄警打交道，张宗昌学了一点简单的俄语，但千万别小看了这个细节，这在后来可是帮了他的大忙。

由于张宗昌身材高大魁梧（可与冯玉祥相媲美），为人行侠仗义，加上工作性质的缘故，因而很快便在海参崴的黑社会中崭露头角，而辛亥革命党也有不少是混黑社会的，因而张宗昌多多少少交到一些这样的朋友。武昌起义后，陈其美派人来海参崴招收革命义士，张宗昌也想投机一把，于是便代革命党招抚了一股土匪，随后坐俄国邮船到上海去闹革命。

按之前的约定，这批人到了上海之后，应该由这股土匪的头子出任团长，但不知张宗昌怎么七搞八搞的，最后自己当上了团长，而那个土匪头子只混了个营长，也不知道后来是不是为革命献身了还是怎么样，总之是默默无闻、未见记载，倒是张宗昌投机成功，由此顺风顺水，屡遇贵人，最终成就了民国的一段传奇。

“二次革命”的时候，张宗昌的骑兵团在徐州与冯国璋、张勋等部激战，但他们的队伍毕竟不是专业出身，结果一战即溃，张宗昌失败之后便裹伤投降了冯国璋。冯国璋见张宗昌相貌体格皆属不凡，因而将之纳入并令他去收复旧部。由此，张宗昌便拜到了冯国璋的门下，后来还当上了江苏军官教导团的团长。在袁世凯称帝的末期，据说张宗昌收了有关方面的20万大洋，派部下陈国瑞数人到上海把曾经的老领导陈其美给干掉了（在黑道上，张宗昌和陈其美两人还属同门）。

冯国璋代理大总统后，张宗昌也跟着出任总统府的侍从武官。每次阅兵的时候，都是张宗昌身着笔挺的将校服，骑着马在前面做引导，因而也引起了总理段祺瑞的关注。湘鄂之战前，张宗昌奉命回江苏成立第六混成旅，后来被派上战场。

1920年吴佩孚率军北撤后，张宗昌部退入江西时被江西督军陈光远缴械，张宗昌仅以身免。回京后，张宗昌结识了曹锟军官教导团的教官许琨，于是想通过他的关系去走曹锟的门路（此时老领导冯国璋已死）。这时，他与陆军部结算的20万军饷拿到手，于是便打了八个金寿星送给曹锟作寿礼，这在当时可谓是惊人之举。

曹锟性格随和，他收了金寿星后十分满意，加上许琨在旁边说好话，于是便答应将直皖战争中缴获的一批军械拨给张宗昌，让他组织一批人马。但是，张宗昌当时有枪无人，而后来吴佩孚得悉此事后又坚决反对，使得张宗昌借机复起的愿望落空。

许琨得知后，愤而对张宗昌说：“此处不留爷，自有养爷处，咱们走吧！”于是张宗昌便与许琨到关东投奔了张作霖。在最开始的时候，张宗昌并未受到重视，而他的旧部一两百人也都陆续到沈阳投奔了他，因而有一段时间张宗昌十分困窘。直到后来，张宗昌接受了一项剿匪的任务，张作霖给了他一些简陋武器，张宗昌带着他的旧部却抓住这次机会，一举端掉了近千人的土匪窝子，张作霖这才对张宗昌刮目相看，并有心要培养他一下。

张宗昌随后便被任命为绥宁镇守使兼吉林防军第三混成旅旅长，而这时他的好运气又来了，当时中俄边境上涌来了很多俄国沙皇的溃兵，这些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愿意把武器交给张宗昌，只需折算一点遣散费即可。张宗昌由此获得了大批的俄国军械，并编成了一支500人的白俄军，也就是后来的铁甲兵团。

由于在奉军的联合秋操中表现出色，张宗昌所部被改编为奉军第三混成旅，成为奉军的正规军，随后作为主力军参加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在出战之前，张宗昌对部下说：“这回我们要是战胜了，毫无问题，什么都有……要是战败回来，奉天是不会养活闲人的，到时我们就找个山窝去落脚吧！”

张宗昌的第三混成旅作为奉军第二军的前锋进攻热河北部，首先遭遇的是直系劲旅董政国部，在经过一番血战后，张宗昌迫其退却，并攻克冷口，奇袭滦州。而此时正好冯玉祥倒戈，直军一片混乱，张宗昌趁机挥兵追击，并大肆收编溃散的直军，其部队一下就膨胀了七八倍，成为奉军中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

第二军总司令李景林部一直躲在张宗昌的背后，他们在听说张宗昌攻陷滦州、直军大溃后，也急忙兼程赶来抢夺战利品，一天一夜竟然走了400里。最后，李景林反后来者居上，自己做上了直隶的军务督办。李景林跟随张作霖多年，他当直隶督办自然没有问题，但另一个人就不高兴了。

原来，在倒戈之前，冯玉祥与直系大将王承斌达成协议，由王承斌接收一些直系部队并重组第二十三师，由王承斌出任直隶督军。王承斌之所以支持冯玉祥倒戈，原因就在于吴佩孚夺了他第二十三师的师长职务，没想到局势的发展远远出乎他的想象，刚被收拢的直系部队很快便被奉军李景林部缴械，王承斌也由此自尝苦果，从此在军政界一蹶不振。

王承斌原本也是个人才，他身材丰硕，相貌奇伟，气宇轩昂，少年时受业于表兄吴景濂，后就读于保定武备学堂，毕业后不久便进入北洋第三镇，跟随曹锟多年，是当时直系仅次于吴佩孚的大将。论才智、论韬略、论骁勇善战，王承斌本不在吴佩孚之下，可惜“既生瑜、何生亮”，吴、王二人终究积不相乘，彼此出现嫌隙。本来王承斌在贿选中出力甚大，但曹锟酬功不匀，王氏这才在倒戈中袖手旁观，结果既毁了他的前程，也毁了曹锟、吴佩孚多年打造的直系势力。

由于奉系挟新胜之威，又收编了大量的直系部队，冯玉祥自知国民军力不如人，便以退为进，宣布自己精神不好，随后避入北京西郊天台山，以暂时回避矛盾。张作霖见冯玉祥辞职下野，于是也高调宣布辞去东北巡阅使一职，并自解“镇威将军”的名号。

这冯、张二人的故作姿态，倒把临时执政段祺瑞给急坏了。这傻子都知道，目前的局势没有这两个大佬的点头，谁说了也是不算的，又何必虚张声势、浪费大家的时间呢。于是，段祺瑞给了冯玉祥一个“西北边防屯垦督办”的名号，而给了张作霖一个“东北边防屯垦督办”的名号，算大家扯平。

老段自己没有兵权，自然不希望冯、张之间的任何一方做大。事实上，他这一次出山，也有恢复皖系势力的打算，但如何在冯、张之争间渔翁得利，显然也非易事。冯玉祥最初的打算是防止奉军入关，而张作霖的计划是屯重兵于华北以压制冯玉祥的国民军，随后奉军南下解决长江各省的直系势力，以最大可能的扩张奉系势力。

张作霖的计划，是要沿着津浦路南下，夺取山东、安徽与江苏，这样才算是没有白打这次仗。而恰在此时，段祺瑞提出让卢永祥出任江苏督办，理由是直奉战争的开始本就是因为江浙战争引起，再说卢永祥也投入了张作霖的门下，正好以酬其功。

在安排卢永祥的同时，段祺瑞又下令皖系政客王揖唐出任安徽督办，张作霖刚开始并不同意，但转头一想，卢永祥和王揖唐并没有实力去南方就任，何不借“护送”的名义派奉军南下，趁机拿下安徽与江苏呢？

主意既定，张作霖立刻积极表示愿意出兵帮助驱赶江苏督军齐燮元，经费要由奉军自己承担，不需要中央政府出一分钱。既然张作霖做出一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样子，段祺瑞、卢永祥等人便也不好拒绝，何况齐燮元根本就不肯下台，要用武力对抗中央呢！

1924年12月中旬，张宗昌受命率军南下赶走齐燮元，护送卢永祥上任。卢永祥虽然也收拢了一些残兵败将并自号“光复军”，但实际上是没有战斗力的。倒是张宗昌有七、八万人马拥挤在天津，正好想南下夺取点地盘，于是欣然受命，提军南下。

从天津沿着津浦路南下的话，就必须经过山东，而当时的山东督办是郑士琦，郑是皖系人马，他的实力有限，自然不敢拒绝假道，因此奉军通过山东畅行无阻。出了山东之后，第一个军事重镇是徐州，当时的镇守使是江苏第四师陈调元部，这却不是什么大问题。

陈调元是陆军大学第一期毕业，他在湖北的陆军第三中学堂做过教官（唐生智、何应钦、白崇禧便毕业于此），后来又投入冯国璋的门下。说来也巧，张宗昌投奔冯国璋的时候，陈调元是南京宪兵司令，当时与张宗昌结为金兰之好，这次他见张宗昌率大军南下，自知无力抵抗，倒不如做个顺水人情，把徐州让开，自己率部队撤到砀山、大丰一带。

由此，张宗昌不费一枪一弹便入了徐州，随后江苏门口洞开，而张宗昌的部队全部是用火车运送，一朝夕便已抵达长江北岸，并在浦口下车后立即抢上渡轮或帆船，进攻南京。齐燮元没有想到奉军来得如此之快，由于准备不足，奉军很快便兵临城下，齐燮元所部慌乱之中丢盔弃甲，急忙由沪宁线撤退。

张宗昌所部的追击速度也很惊人，立马就跟着后面进占镇江，齐燮元的军队再次大败，已经不复成军。随后，奉军相继占了江阴、无锡、苏州，并进至松江。张宗昌当年随冯国璋在江苏呆过数年，对此地了如指掌，其行军之速，不愧为“长腿将军”的称号。

张宗昌的护送任务虽然圆满完成，但手无寸铁的王揖唐和卢永祥根本就控制不住局面，不到几个月，他们就做不下去，只能自动引退，而这正是张作霖的妙计所在。按张作霖的计划，是打算让姜登选去接任江苏督办而让郭松龄接管安徽督办的，不料郭松龄已经派出一个旅到达蚌埠后，半路上突然杀出个程咬金……杨宇霆自恃劳苦功高，硬是抢去了江苏督办一职，原来他也想尝尝“唯我独尊”的土皇帝是啥子滋味。

张作霖拗不过他，只好论资排辈，将杨宇霆放为江苏督办，而姜登选改为安徽督办。这个安排一出，立刻激怒了两个人，一个是本安排为安徽督办的郭松龄，另一个则是拥兵江南的张宗昌。张宗昌在一气之下，将大部分军队全部撤回徐州，只留下一个旅在上海负责贩毒的运送护卫工作。

最开始的时候，张作霖以为奉军势大，控制江苏、安徽应该不是难事，所以杨宇霆和姜登选都没有带部队跟随，免得引起南方人的反感。杨宇霆这个人富有才略，办事机敏，但一向自视甚高，也有恃才傲物、骄傲狂妄的坏毛病。他来到江苏后，江苏军务帮办陈调元和苏军第十师师长郑俊彦前去迎接，杨宇霆却故意摆架子，想给他们来个下马威。

据陈调元的回忆，说杨宇霆到了江苏后，盛气凌人地对他们说：“你们江苏弄得太糟，军不像军，政不像政，全不如奉天。我本不想来，雨亭（张作霖的字）非让我来！”在就职仪式上，杨宇霆不但张嘴闭嘴“雨亭”、“雨亭”，还故意模仿张作霖讲话：“你们好好干吧！”陈调元等人听后，出门便骂：“什么东西！”

杨宇霆在江苏得意的时候，手握重兵的张宗昌不高兴了，他可不想帮杨宇霆和姜登选做看门狗。在张宗昌将部队撤回徐州后，张作霖也知道他心怀不满，也得赶紧给他找块地盘，不然这七、八万人造起反来恐怕也不好办。老张想来想去，当时也只有山东可以安排，但山东是段祺瑞保留的唯一一块皖系自留地，如果再让张宗昌给拿去，段祺瑞这次出山可就真的颗粒无收了。

枪杆子的年代，终究还是枪杆子说了算。最后，段祺瑞在无奈之下，只能让郑士琦让位给张宗昌，而张宗昌就此衣锦还乡，当上了山东督办。张宗昌这个人，带兵打仗固然勇猛，但却是好赌好色、草菅人命的混世魔王，他督鲁三年，坏事干得不少，好事干得不多，人送绰号“狗肉将军”“三不知”。“狗肉”者，非张宗昌爱吃狗肉也，乃是喜推牌九、好赌的缘故（牌九俗称“狗肉”）；“三不知”者，即这位狗肉将军从来不知道他自己有“多少兵、多少姨太太、多少银子”是也。

由此，杨宇霆督苏、姜登选督皖，张宗昌督鲁，由此，奉系势力达到鼎盛，不仅雄踞东三省，而且还囊括了热河、直隶、山东、江苏、安徽五省，这大概是张作霖这个老胡子自己也没有想到的吧。

奉系已成长江饮马之势后，新崛起的浙江督办孙传芳在杭州秘密召集军事会议，邀请闽、苏、赣、皖的四省代表前来参会，共商对付奉系的办法。会上，各代表决定五省结为联盟，组织“浙闽苏赣皖五省联军”，并共推孙传芳为联军总司令，周荫人为闽军司令，陈调元为苏军司令，方本仁为赣军司令，马联甲为皖军司令，孙传芳自兼浙军司令，准备一起讨伐并将奉系驱除出江南。

而在这时，一度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吴佩孚时来运转，他从湖北潜回湖南岳州后，一些失败的直系将领张福来、彭寿莘、李济臣、靳云鹗等相继来到武汉，连日商议如何复兴直系势力。在这些人的压力下，湖北督办萧耀南也只得虚意奉承，并率湖北将领通电拥吴，并请吴佩孚再次出山，共定国难。而孙传芳又及时的送来东风，他们五省联军也打算推吴佩孚为领袖，共同讨奉，以壮声势。如此一来，吴佩孚的出山也就顺风顺水，万事俱备。10月21日，吴佩孚从岳州乘坐军舰来到武汉，随即挂出“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部的大牌子，并自任为总司令。

“十四省”中除掉“浙闽苏赣皖”五省外，其余分别为“四川、贵州、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河南、陕西、山西”，但这九省除了湖北是吴佩孚可以控制的外，其他八省不过是虚与委蛇，所谓“十四省联军”，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

既然要打仗，吴佩孚就先将湖北的军队加以整编，他派萧耀南为讨贼联军鄂军总司令兼后方筹备总司令，寇英杰为第一路军总司令、陈嘉谟为第二路军总司令、卢金山为第三路军总司令，其他的如川军、桂军、黔军这些虾兵蟹将，反正自己也指挥不动，便随便委了个总司令了事。

这时，孙传芳做了一个作战计划，这就是由孙传芳率五省联军进攻苏皖，驱逐杨宇霆和姜登选；待到张宗昌南下支援的时候，由河南的岳维峻出兵山东、吴佩孚率鄂军进攻鲁南，消灭张宗昌；最后，冯玉祥的国民一军与北上的队伍一起合力，最终消灭李景林和关内张学良的关内奉军，斩草除根，除恶殆尽。

乖乖，这简直就是后来北伐战争的一个翻版！孙传芳，人才啊！

但是，战略家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战术跟不上战略，你规划得再好，但最终实行不了又有何用，不过是徒生烦恼。后来的事实证明，孙传芳的五省联军是完成了自己的既定任务，但吴佩孚及其国民军就难免互不信任、勾心斗角，最终是成不了大事了。

杨宇霆得知孙传芳即将发动攻势之后，决定缩短战线，保存实力，他先将奉军第二十师从上海调到苏州、常州，并宣布上海永不驻兵。姜登选则与孙传芳拉起了同学关系：“中央及各省之间虽有隔阂，但大家彼此都是同学，何必相煎太急，何必大逞干戈以争胜负！”原来，姜登选与孙传芳、周荫人均为1907年的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生，而杨宇霆也是两年之后的师弟，这打起来又何必呢？

临到打仗了，孙传芳哪里会管你什么同学不同学，该打那还得打啊！孙传芳用兵，一向推崇兵贵神速，他当年从湖北打到福建便是如此，这一次当然也不例外。不过四五天，孙传芳便组织了五路浙军：第一路司令为第一师师长陈仪、第二路司令为第四师师长谢鸿勋、第三路司令孙传芳自任、第四路司令为第二师师长卢香亭、第五路司令为第三师周凤歧。按孙传芳的安排，第一、二路分别由沪杭线进攻上海，第四、五路由长兴进攻苏州，自己的第三路则居中策应。

10月15日，孙传芳通电就任五省联军总司令，并下令讨伐奉军。孙电一出，原直系各省纷纷响应，如湖北的萧耀南、江西的方本仁、福建的周荫人，还有江苏各师长、镇守使如陈调元、白金山等，还有安徽的旅长倪朝荣等，也都群起通电讨奉，并号召“同志诸帅，分途进剿，直捣胡巢。大寇不除，国难不已”，由此形成了强大的反奉浪潮。

无可否认，奉军下江南后纪律极坏，南方人对这些外来者非常反感，必欲去之而后快；另外，杨宇霆、姜登选在南下就任的时候，为了宣示“和平”，所带军队数量不多，因此在军事上的准备明显不足，这也是孙传芳敢于对奉军用兵的原因之一。

就在孙传芳发布通电的当晚，浙军前锋便已经进占松江，而江西督办方本仁的赣军第一师也出兵九江，前往抄袭安徽安庆。随后，孙传芳的部队沿着沪杭线大举进军，奉军则节节后退，一直退到镇江、丹阳一带。

孙军的各路军队在常州会师后，士气更是高涨，随后便进逼丹阳，并首次与奉军交火。在敌寡我众的情况下，奉军被打得丢盔弃甲，被俘近千人，其残部则在破坏铁路后退往镇江，随后又退往南京。

由于奉军未经苦战便唾手而得江南，这次遭遇孙军的猛攻自然是措手不及，结果只能再次退出南京，撤往蚌埠，孙传芳不战而下南京。江苏的那些师长们对杨宇霆早就十分不满，他们在暗中与孙传芳暗通款曲，等到孙军一到，马上宣布独立。安徽也是一样，旅长倪朝荣在响应孙传芳通电后便率军进逼蚌埠，逼迫姜登选离开安徽。在杨宇霆、姜登选退出江苏、安徽后，奉军的第一次南下也就以失败而告终。

但是，张作霖并未死心，他认为这次主要是自己太大意了，奉军的真正实力并未真正展现，因而他随后又令张宗昌集中兵力于徐州，准备好好跟孙传芳干一仗。由于担心张宗昌的军队尚不足以对付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张作霖又在关外下总动员令，打算以10个师到15师的兵力南下接济张宗昌。

在此局势下，东北的奉军源源不断的沿着京奉线开出关外，集中在滦州、天津一带准备集体开拔，连飞行队也都做好准备，随时飞到济南作战。有了张作霖的撑腰，张宗昌也底气十足，毫不犹豫在徐州摆开架势，要与孙传芳一较高低。

10月26日，张宗昌命令奉军发起进攻，双方在宿迁、蚌埠一带展开激战，苏军白宝山、陈调元等部形势危急，直到孙传芳调集大队人马并亲赴前线指挥才把战线稳定了下来。在孙传芳军队的猛烈攻击下，张宗昌部步步后撤，而此时国民军与奉军的冲突在即，张作霖决定让张宗昌放弃徐州，撤回山东。而孙传芳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从杭州打到了徐州，五省联军也急需整顿，因而在攻占徐州也放弃进攻，双方形成对峙局面。

11月8日，孙传芳在徐州召开庆功大会，并宣布以徐州为界，南北和平。随后，苏军师长陈调元、福建督办周荫人纷纷拥戴孙传芳为浙、苏、闽、皖、赣五省领袖，而段祺瑞在孙传芳已经打下江苏地盘后，只能任命他为江苏督办（同时兼浙江督办）。

由此可见，奉系这次南下其实是为孙传芳在江南崛起提供了一次宝贵的机会。从此，刚满40岁的孙传芳春风得意，一举成为名重一时的“馨帅”（孙传芳字馨远），也成为当时奉系、国民军、吴佩孚之外的直系新势力。

正文五三、郭松龄倒戈，奉系阵脚大乱

奉军虽然被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击败，但毕竟未伤筋骨，而孙传芳在攻占徐州也无北图之意，南边的局势基本上稳定了下来。这时，张作霖要对付一个更强大的敌人，这就是冯玉祥的国民军。

按吴佩孚、孙传芳、冯玉祥之前对付奉军的计划，是由孙传芳截头、吴佩孚截中、冯玉祥截尾，一举消灭奉系势力。对此，张作霖也自有对付的办法，那就是：对于孙传芳的截头，奉军以退回山东，暂避锋芒相对付；对于吴佩孚的截中，因为吴军实力不强，危险也不大；唯独冯玉祥的国民军是最致命的，稍有不慎，便会导致奉军全军覆没。

因此，张作霖认为，要想南下江南，一统天下，就必须先消灭身边那个最危险的敌人，那就是盘踞西北和中原的国民军，不然的话，哪怕奉军南下击败孙传芳的部队，那也极有可能被冯玉祥拦腰截断，最后功亏一篑。

正因为如此，张作霖才没有派出奉军中最精锐的部队南下，而是将他们放在天津滦州一带，并设立了津榆驻军司令部以监视并防备冯玉祥的国民军。但就在张作霖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奉军内部却突然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闹出了一个大乱子，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郭松龄倒戈”。

郭松龄又是何许人也？

郭松龄，字茂宸，人送绰号“郭鬼子”，1883年出生于奉天沈阳。郭松龄在清末的时候进入奉天陆军小学堂学习，后来又进了速成学堂，并在毕业后派送到北洋第三镇见习，之后又回到盛京将军衙门任职，深得统领朱庆澜的信任。

后来，郭松龄随同朱庆澜调到四川，并在武昌起义后参与了四川的革命，但因川人的排挤，郭松龄随后回到奉天并于民国初年相继进入北京将校研究所和中国陆军大学深造，毕业后被北京讲武堂聘为教官，属于军界中典型的学院派出身。

在袁世凯称帝失败后，郭松龄一度南下广东投奔之前的领导、当时任广东省长的朱庆澜，并担任了粤军警卫营营长，可惜的是，广东内部也是派系林立，矛盾重重，郭松龄无从施展其才华，最后还是返回了奉天老家。

在陆军大学的同学秦华（时任奉天督军署参谋长）介绍下，郭松龄先进入督军署任少校参谋，随后又调任东三省讲武堂中校教官，由此结识了一位贵人，这便是少帅张学良。张学良1901年出生，1919年的时候进入东三省讲武堂学习军事，时年仅19岁。

张学良是张作霖的公子爷，难免有纨绔子弟的风气，因而其他教官也就对他放松要求甚至放任自流，唯独郭松龄却不信这个邪，他对张学良像其他学员一样不加分别，同样给予了严格要求。由于郭松龄是学院派出身，也确实是有几把刷子，张学良很快便为其渊博的学识和扎实的功底所倾倒，并尊之以师，待之以友，由此确立了信任关系。

一年后，张学良从讲武堂毕业，随后被张作霖委派为卫队旅旅长。张学良上任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将郭松龄调为参谋长并兼任第二团团长，郭松龄也由此成为了带兵官并在之后的军旅生涯中一再升迁……与少帅同进步嘛！

郭松龄身材高大，双目炯炯有神，一看便是有大志的人。在平时的生活中，无论春夏秋冬，郭松龄总是一身制服，面容严肃，其作风一向井井有条，生活上相对简朴。郭松龄的夫人韩淑秀是燕京大学毕业生，与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为莫逆之交。

在直皖战争后，张学良担任奉天陆军第三混成旅旅长，郭松龄为第八旅旅长，由于张学良另外担任了其他职务，因此两旅合署办公，其训练、人员管理等工作也全部交由郭松龄负责，时人称之为“三八旅”。

在此期间，张学良和郭松龄的关系亲密无间，张学良对郭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完全放手让郭松龄训练军队；而郭松龄也对张学良衷心拥戴，恭顺服从，两人甚至结为了异姓兄弟。就像曹锟和吴佩孚的关系一样，张学良也常说一句话：“郭茂宸就是我，我就是郭茂宸”，郭松龄的决定与作为，张学良基本都给予了支持。

在张学良与郭松龄的精诚合作下，“三八旅”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表现出色，由此也获得了张作霖的极大重视。在直奉一战失败后，张作霖整军备武，其中举措之一便要将张学良与郭松龄的部队打造成奉军中的王牌军（即“二六旅”）。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奉军被编为六个军，但其中的精锐部队是第一军和第三军（即“一三联军”），当时姜登选、韩麟春任第一军正副军长，张学良、郭松龄任第三军正副军长，但由于“一三联军”的干部大都是郭松龄所训练的，因而东北军最精锐的部队实际上都在郭松龄的指挥统率之下。

相比而言，郭松龄是靠着少帅张学良而青云直起的，而他这派势力的崛起难免和其他老的派系产生矛盾。当时的奉系可以分为这样三派：第一派是“绿林元老派”，譬如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等人，他们原本是一群绿林豪杰转化来的军中老粗，已经跟随了张作霖多年，地位根深蒂固；第二派是“日本士官派”，如杨宇霆、姜登选、韩麟春等人，这些人都是清末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的毕业生，当时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奉军，其他军阀中也是屡见不鲜，譬如李烈钧、蔡锷、阎锡山等人，均可划入此派；最后一派便是以郭松龄为首的“北洋陆大派”，这一派人既包括了陆军大学的毕业生，也包括了“东北讲武堂”训练出来的学生，其中便有魏益三、刘伟等中高级将领。

从古至今，中国人在一起便喜欢拉帮结派，几乎无处不党、无处不派，党中有党、派中有派，党中无派、千奇百怪，奉军也是如此。作为后起之秀的郭松龄这派人，他们年青、有冲劲，思想也比较先进，因而难免与那些“绿林元老派”、“日本士官派”发生矛盾冲突。再者，“绿林元老派”、“日本士官派”当时已经在位攘权，郭松龄这派人想要上位的话，必然引起另两派人的警觉和反感，并进而激化矛盾。

在这些人中，郭松龄与杨宇霆的矛盾最大。首先，这两人都刚愎自用，恃才傲物，谁也不把谁放在眼里；其次，当时杨宇霆任奉军总参议兼参谋长，无论是政务还是军事，张作霖都倚之甚重，言听计从，可谓是奉军中极显赫的人物，而郭松龄掌握了奉军劲旅，背靠少帅张学良，可谓是旗鼓相当；因此，除了张作霖和张学良，奉系中竞争最激烈的便是杨宇霆和郭松龄，而且两人的政见一向不合，因为平时的争权夺势而积怨很深。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李景林当上了直隶督办、张宗昌当上了山东督办、杨宇霆做上江苏督办、姜登选则上任安徽督办，出力最大的郭松龄反在战后的地盘分配中颗粒无收。张作霖的想法，固然是传统的按资排辈，先照顾老同志，但对于郭松龄一派人来说，这就是奖赏不公，自然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

张作霖原本是准备安排姜登选作江苏督办而让郭松龄当安徽督办的，但杨宇霆突然跳出来把江苏督办的位置给抢去，因而姜登选便代替了郭松龄出任安徽督办。郭松龄在此之前已经派出一个旅前往安徽蚌埠并做好了出任安徽督办的准备，谁知道最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心中的激愤可想而知。

张学良也理解郭松龄当时的心情，他曾对郭的参谋长魏益三说：“将来他（郭）想要地盘，黑龙江、吉林任他选择。但是，现在还不是时机，尚需少安毋躁，届时一定会解决好这个问题。”

但是，郭松龄此时已经忍无可忍，不想再等待了。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前往各地占领地盘的大都是奉军的次级部队，其精锐部队“一三联军”改由“京榆驻军司令部”管辖，其中包括六师十二旅，骑兵一师两旅，炮兵两旅，外加工兵一团，兵力达七万五千人，这些便是奉军的最精华部分，而军权掌握者为少帅张学良，郭松龄副之。当张学良所兼职务太多，军权实际上掌握在郭松龄手中。

由于郭松龄夫人韩淑秀与冯玉祥夫人李德全的特殊关系，冯玉祥的“北京政变”难免会对郭松龄产生影响。郭松龄和一般的北洋军人不同，他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参加过革命，经历和冯玉祥类似，因此对军阀的那一套作风很看不惯，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革命”冲动了。

另外，冯玉祥成功倒戈后，势力扩展迅速，这实际上是给郭松龄树立了一个榜样。相比而言，郭松龄在奉军中的地位和实力远比冯玉祥在直系中更为优越，既然冯玉祥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功，那他也同样搞一下“反奉倒张”，自己当个东北王，那胜算应该是很大的。

据说，郭松龄倒戈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当年他奉派前往日本观操时，偶然得知了日本与张作霖的卖国密约，出于爱国热忱而愤然倒戈。此次日本观操，冯玉祥也派了部下韩复渠前往同去，于是郭松龄便通过韩复渠与冯玉祥达成七条攻守同盟的密约，共同反奉。与此同时，郭松龄又与同样受到排挤的李景林达成默契，准备合作。

1925年11月22日，张作霖突然电召郭松龄返回沈阳，讨论对国民军的作战问题。郭松龄以为事已泄露，时不可待，便当机决定倒戈反奉，并于当天发出三道通电，宣布主和拒战，并要求张作霖下野，请张学良主政，严惩主战的罪魁祸首杨宇霆等要求。

当天晚上，郭松龄在滦州召集军事会议，到会的“一三联军”军官有近百人，郭的夫人韩淑秀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的会场气氛紧张，戒备森严，担任警戒的卫兵一个个荷枪实弹，来回巡查。郭松龄在宣布反奉倒张之后，请愿意参加的各师长、旅长、团长在参战书上签字，不签的也不勉强。

由于事发突然，这些中高级军官一个个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最后，齐恩铭、裴春生等4位师长公开表示反对，后来这几个人被送到李景林处软禁，而其他人大都在参战书上签了字，表示愿意跟从郭松龄倒戈反奉。

会议结束后，郭松龄迅速将掌握的这7万多兵力重新组建成5个军，准备进军关外。最开始的时候，为了争取更大同情，郭松龄在命令后都同时署上张学良的名字，直到30日他将部队改名为“东北国民军”后，才不再使用张学良的名义。

郭松龄倒戈的消息仿佛一枚重磅炸弹，几乎把张作霖给炸懵了，张学良也是十分惊诧，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当时的张学良正忙于招抚渤海舰队，还真没想到郭松龄会在背后这么搞他一下。

更要命的是，郭松龄最初都是打着“清君侧”、“拥护张学良主政”的名义反奉，这让张学良显得更加的被动。11月24日夜，张学良乘火车南下，但因陆路被阻而改由海路到达秦皇岛，他先派自己的日本顾问仪峨诚也少佐与在滦州给郭松龄治病的日本医生守田福松通电话，希望能亲自见一次郭松龄，但遭到婉拒。

无奈之下，张学良只得托人给郭松龄送去一封亲笔信，信上说：“承兄厚意，拥良上台，但我对于朋友之义尚不能背叛，又岂能见利忘义，背叛自己的父亲呢？所以兄台所谓统驭三省、经营三省者，兄台可自为之，我虽万死也不敢承命，免得落下千古忤逆之骂名。”

尽管张学良一再向郭松龄保证，只要停止军事，一切善后问题由他负责，但郭松龄此时已是开弓没有回头箭，除了往前，并无第二条退路。在此情况之下，双方也只能兵戎相见，在战场上一决高低了。

和张作霖相比，郭松龄这个人在政治权谋上还是欠稳妥的。比如郭松龄宣称自己这次倒戈是要“清君侧”、“拥少帅上位”，张作霖将计就计，很快便将杨宇霆撤职查办并让张学良前往招抚，但郭松龄拒绝与张学良见面的事实，等于是不打自招，不但让自己的这两个号召在无形中化为乌有，反而让自己这种口是心非的“司马昭之心”，将士皆知。毕竟，奉“少帅”伐“老帅”，这不仅违背了中国传统的人伦大道，在策略上也并不高明；而率少帅之兵行逼迫之实，这种不忠不义之举，在保守的奉军中恐怕难度不小。

在处理与其他奉军将领的关系上，郭松龄也是刚愎自用、举止操切。比如擅杀奉系将领姜登选，便是一例。姜登选是“士官派”的重要成员，此人一向沉默寡言，性格沉稳平和，在奉军中颇得人心。但郭松龄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与之发生矛盾，姜登选还曾在张作霖面前告过郭松龄一状，郭松龄由此怀恨在心。

在后来的安徽督办问题上，尽管姜登选挤掉郭松龄出任了督办一职，但原因并不是姜登选要抢，而是因为杨宇霆抢掉了本该由他出任的江苏督办，这个事情主要应怪罪于杨宇霆而不该迁怒于姜登选。但姜登选在孙传芳军队夺下苏皖后，在返回奉天途中被郭松龄截住并下令枪决，借口便是“为穷兵黩武者戒”。

说姜登选“穷兵黩武”，显然是帽子大了点，而未经审判便枪杀一位陆军上将，更是让奉军内部人心惶惶，人人自危。郭松龄这种挟嫌报复、草菅人命的作法，实在是给对手加分而给自己减分的愚蠢之举。据揣度，郭松龄杀姜登选固然有个人嫌隙之原因，但很可能是要拿姜登选来“祭旗”，以表明自己“有进无退”的决心（其他造反者也亦当如此，不可抱有侥幸之心）。

郭松龄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实力而拒绝了奉系其他派系的援手。比如与张作霖也有矛盾的阚朝玺、汤玉麟等人，在郭松龄起兵后也派代表前来表示接洽，但分别索要黑龙江或者吉林的地盘。但郭松龄只委派他们为总参议之类的虚职，对地盘的事不置一词，这使得阚朝玺、汤玉麟等人极为失望，最后转而投向张作霖。

郭松龄统率的军队的确是奉军中的最精锐，从宣布起事不到半个月，尽管其所部不断有人临阵投奉，但郭军还是相继击溃了张作相、汲金纯、张学良的守卫部队并于12月8日进占锦州，此时继续进军并攻下沈阳已是指日可待。

可惜的是，由于进兵速度过快，加上后勤等方面原因，郭军已经疲惫不堪，郭松龄也只好命令部队在锦州休整三天。由于郭军未能猛追穷寇，以至于奉军得到宝贵的喘息时间，而吉林等方面的援军此时也源源不断的开到，这对郭松龄是极其不利的。

更重要的是，张作霖利用此机会加紧了与日本的勾结，并不惜签下密约，以获得日本关东军的支持。在郭松龄起兵造反之后，日本方面也是极其关注，他们分别派出代表前往张作霖和郭松龄处打探，希望获得对他们有利的信息。对此，郭松龄只希望日本保持中立，并未答应他们的侵略要求，而张作霖则在失败的阴影下孤注一掷，答应了日本在满洲享有土地商租权和杂居权等要求（这也在后来引发了“皇姑屯事件”，张作霖为此付出血的代价），条件就是日本关东军协助奉军击败郭松龄部队。

在得到张作霖的保证后，日本随即向东北调集军队，并警告郭松龄部不得进入南满铁路20里内，否则关东军将采取非常措施。换句话说，南满铁路以东便成了张作霖的安全地带，而郭松龄的部队只能沿着锦州北上进攻沈阳。不仅如此，日本关东军还为张作霖刺探军情，指引目标，甚至派日军穿上奉军的服装帮助张作霖作战。

在此情况下，郭松龄部北上占领新民之后，与奉军在沈阳北边的巨流河一带展开决战。由于奉军以逸待劳，又有空军和大队的骑兵相助，而郭松龄的部队久经跋涉，补给不足，此时已成强弩之末。12月22日，双方展开最后决战，由于郭松龄的参谋长邹作华已经暗中投靠了奉军，致使郭军中唯一具有优势的炮兵失去了作用。

如此一来，在奉军的猛烈进攻下，郭松龄部全线崩溃，后方司令部也被吴俊升的骑兵所包围。12月24日清晨，郭松龄夫妇率少数随从逃出白旗堡，但很快又被奉军王永清所部骑兵追上，在混乱之中，郭松龄的随从幕僚林长民被乱枪打死，饶汉祥在混乱中逃走，而郭松龄夫妇失踪不见。

林长民是民国初年的知名政治活动家，他当年在日本留学时便已是明星式的人物，在留学生中很有名气。可惜的是，民国的政坛是以枪杆子来说话的，林长民、梁启超这些人空有一身智慧和理想，尽管他们组织了“宪友会”、“进步党”等一个又一个的政党，但终究是仰人鼻息，有志难酬。当年的五四运动，便是时任总统府外交委员会事务长的林长民首先在北京《晨报》上披露外交失败的消息，最终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郭松龄起兵后，林长民受郭之邀，欣然入幕，不料遭此惨败，死于乱军之中，也属可惜。林长民是福建闽侯人，有一女名林徽因，得一佳婿曰梁思成（梁启超之子），皆为民国才子才女。

至于饶汉祥，之前已经多次提及，他原本是黎元洪的主要幕僚，兼有“文胆”之称，其独创的骈体电文更是风靡一时。在黎元洪失败并退出政坛后，饶汉祥也随同归隐，但不知为何，这次他也参与了郭松龄的起兵，并为之起草讨奉电文多篇。郭松龄兵败后，饶汉祥侥幸逃脱，回乡两年后去世。

至于郭松龄夫妇，当时躲进了一个农家的菜窖里，但后来被人举报，结果双双被擒。在报经张作霖批准后，郭松龄夫妇于12月25日被枪杀于辽河之畔。行刑前，郭松龄说：“吾倡大义，不济，死固分也”，夫人韩淑秀说：“夫为国死，吾为夫亡。吾夫妇可以无憾矣！”

郭松龄夫妇被杀的当天，正好是西方的圣诞节，关外大地白雪茫茫，狂风呜咽。是年，郭松龄42岁，韩淑秀34岁。

带着张家的子弟兵去造老张家的反，郭的失败并非偶然。民国初年，中国人传统的观念如“君君臣臣”、“忠义孝悌”等“封建道德”仍旧是当时的主流，张作霖经营东北数十年，有礼于士大夫，有恩于士卒，其军心所向，仍在老张家，这在郭松龄进军途中不断有部队投奔奉军可以看出。既然郭松龄不能一鼓作气拿下奉天，其败走麦城的结局，应是定数。

郭松龄夫妇被杀后，张作霖命将其尸体拉至沈阳暴尸三天，后由张学良派人收容火化，算是对旧友的一个交代。人生的命运难以琢磨，历史也是如此。郭松龄从起兵到失败，时间不过一个月，其经历如同划过夜空的闪耀流星，固然是昙花一现，却在历史中留下了凝重一笔。郭松龄的失败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对张作霖父子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张作霖原本是希望靠张学良、郭松龄的这支精锐之师去帮助他实现武力统一大业的，但郭松龄的反戈一下就把这个迷梦打了个粉碎。由此，奉系也就由盛转衰，精神气大不如前了。

正文五四、“联冯讨奉”与“联奉讨冯”

在郭松龄与奉军苦战之时，其盟友的异动或者说盲动，也是导致郭松龄反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按郭松龄与李景林的协定，李景林应获得直隶和热河地盘，但郭松龄起兵后，冯玉祥却立即派宋哲元部直取热河，而国民二军邓宝珊部则攻占保定，并试图夺取直隶的其他地盘。

国民军的异动立即引起了李景林的不满和警觉，他之所以加入郭冯联盟，主要还是想扩大自己的势力并从奉系中独立出来，但国民军的步步紧逼非但让他失掉已有的地盘，连生存都成了问题。而这时，张作霖派代表许兰洲前来游说，劝告他脱离郭冯联盟，并对他之前的反奉的通电既往不咎。

在权衡利益之后，李景林决定同国民军决裂并重新投入奉系的怀抱，随后他便将郭松龄交他关押的奉军将领全部送回沈阳，以示对张作霖的忠心。按之前的约定，国民军应当是协助郭松龄攻奉的，但现在却变成了盟友之间的地盘之争，非但没有帮上忙，反而拖了郭松龄的后腿。国民军这种挖盟友墙角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浑水摸鱼的短视之举，这非但把李景林推到了对立面，也使得之前的大策略完全失败。

既然国民军与李景林已经决裂，双方也就撕破脸在天津一带展开大战，其战局的结果将决定直隶的归属。在郭松龄逼近沈阳的同时，国民一军张之江部、郑金声部和国民二军的邓宝珊部、国民三军的徐永昌部分别从北路和南路夹击天津一带的李景林部，双方在北仓、杨村、马厂、落垡一带反复争夺，彼此都伤亡惨重，但激战数日仍旧未分胜负，倒是列强的外交团拿出《辛丑条约》关于京津沿线不得驻兵打仗的条文屡加抗议，但此时军情如火，谁还会顾及你这个劳什子条约不条约。

冯玉祥见天津久攻不下，随后便从热河绥远调来宋哲元、李鸣钟部，而李景林也慌忙请求山东的张宗昌调集援军。在郭松龄最终兵败之时，国民军与李景林、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在天津一带展开决战，最终李景林的部队战败并放弃天津，退往沧州、德州一带，而李景林本人则先逃入租界，随后又从海路经青岛到达济南，并继续指挥他那些退入山东的残部。

尽管国民军赢得了这场对李景林的战争并夺取了热河与直隶地盘，但从全局来看，这种违约异动实质上是错失了消灭张作霖势力的最好机会。在郭松龄兵败被杀后，张作霖很快恢复元气，并要找国民军算总账了。

由此，北方的整个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郭松龄兵败被杀，张作霖的奉军有惊无险；国民军占领天津和直隶地盘，李景林与张宗昌组成直鲁联军；吴佩孚东山再起，并由“联冯讨奉”转变成“联奉讨冯”……看来，吴佩孚对于冯玉祥的倒戈深恶痛绝，势必要报仇雪恨。

此战结束后，国民军势力达到鼎盛时期，他们拥有了40余万人马，并据有北京、天津、直隶、河南、陕西、甘肃、热河、绥远、察哈尔等大片地盘，成为军阀中最大的势力。但经此变动后，奉军张作霖、直鲁联军和吴佩孚势必联手对付国民军而使得他们将腹背受敌，总体局势对他们却是非常不利的。

可叹的是，国民军内部也不统一，各派系之间争权夺利，比如在直隶被打下来之后，岳维峻的国民二军与孙岳的国民三军都想把直隶划入自己的控制范围，最后闹得不可开交，连冯玉祥也被夹在中间无可奈何。

1926年1月，张作霖公开致电吴佩孚表示谅解，并提出联合对付国民军的问题。吴佩孚接电后立刻表示同意，并发自内心的回电痛骂冯玉祥：“从前冯玉祥倒戈，令我痛心；现在郭松龄的倒戈，想必你也是很痛心的。我生平最恨的就是这些反复无常的小人，现在我很愿意援助你。”由此，张作霖与吴佩孚一笑泯恩仇，从敌人又变成了朋友。

在直系、奉系重新携手的压力和国民军内部矛盾纠葛的重重困扰下，冯玉祥再次以退为进，宣布下野。1926年1月4日，在把烂摊子丢给部下张之江、鹿钟麟等人后，冯玉祥途经库伦转往苏联参观学习。可惜的是，冯玉祥的退让非但没有改变张作霖、吴佩孚对国民军的切齿仇恨，反让国民军陷入群龙无首的被动局面之中。十日后，张作霖的奉军、直鲁联军、吴佩孚部相继在山海关、山东、河南等地爆发战争，这就是所谓的“国奉大战”。

郭松龄兵败的时候，还有一支精锐部队原封未动，那就是他的死党、原炮兵旅旅长魏益三统率的第五军。郭松龄之所以未能将魏益三的第五军调往前线，主要是因为李景林已经背约投奉，为了防止李景林从背后偷袭，这才将魏益三部留在山海关一带监视李景林部。

但魏益三不曾想到的是，郭松龄的失败来得如此之快，这下他的境遇就非常危险了。尽管张作霖表示不计前嫌，希望魏益三回归奉军，但魏益三最后还是南下保定投靠国民军，并接受了“国民四军”的旗号。

由此，奉军的第一个讨伐对象便是魏益三的这个“国民四军”。在奉军发动进攻后，国民军鹿钟麟立即率韩复榘、佟麟阁、郑金声、孙连仲等部开赴滦州一带布防，防止奉军长驱直入关内，另外，宋哲元等部也在喜峰口等处出动，以牵制奉军的后路。

在山东方面，直鲁联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张宗昌所部进攻尚留在鲁西南的国民二军李纪才部，另一路由直鲁联军向天津方向发起反击，力图夺回天津和直隶地盘。在鲁西南战场，由于吴佩孚的靳云鹗部获得了张宗昌的军械粮饷帮助，因而形成了张宗昌部与靳云鹗部对李纪才的南北夹击之势。

危急之下，岳维峻命在山东的部队全部撤回河南以自保，而张宗昌在肃清山东的国民二军后，随后又与李景林的部队联合北上，准备夺回天津。直鲁联军此次反攻，规模甚大，总共有个七个军的兵力，其中李景林三个军（共一师八混成旅）、张宗昌四个军（共九师二混成旅），分别由德州出发，一路进攻天津，一路进攻保定。2月中下旬，直鲁联军已经相继攻下沧州、马厂，与国民军形成对峙局面并等待最后的总攻。

在河南战场，主要由吴佩孚部与岳维峻的国民二军对垒。最开始的时候，岳维峻未落下风，他先任命李云龙为豫南总指挥，调第十一师师长蒋世杰守卫信阳，李纪才部守归德（今商丘），田玉杰部回防郑州，以迎接吴佩孚的进攻。吴佩孚的军队实力虽然有限，但他之前便收买了被岳维峻击败的镇嵩军残部及河南本地的红枪会，以便到时内外夹击。吴佩孚自己的部队则兵分两路，一路由寇英杰率领，从鄂北攻入豫南，一路由靳云鹗率领，从山东攻入豫东。第三路则是刘镇华、张治公的镇嵩军残部，从陕西攻入豫西。这些军队从三个方向对国民二军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必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

尽管吴佩孚指挥的寇英杰部在进攻信阳时受阻，但靳云鄂所部吴军进展顺利，相继攻下归德、兰封等地，随后吴佩孚也改变策略，绕过信阳向北进发，并相继攻下驻马店、漯河、郾城等地，最终形成对岳维峻所部主力的包围。这时，原归附于国民二军的毅军米振标部也投靠了吴佩孚，岳维峻最终只能在3月2日放弃郑州，并分别向豫西豫北撤退。

靳云鹗部与寇英杰部在郑州会师后，兵分二路继续追击岳维峻的国民二军。最后，邓宝珊部撤往豫北，最终归附冯玉祥的国民一军，而岳维峻从洛阳逃出后，在吴军与镇嵩军的夹击下，曾经煊赫一时的国民二军主力尽没，岳维峻本人也被南下的阎锡山部队俘获。

在这场战争中，打得最惨的是信阳包围战。由于信阳城的城墙高厚坚固，吴军久攻不下，而蒋世杰师又突围不成，结果战事旷日持久，城中军民不分，任意抢劫奸淫，老百姓极其遭殃，饿死者不计其数。由于缺乏燃料，城中树木被砍伐一尽，各庙宇会馆等公共场所的门窗梁柱也被拆卸一空。解围后，城中垃圾堆积如山，粪便遍地，此后数年都瘟疫蔓延，信阳人苦之！

河南战事结束后，吴佩孚委任寇英杰为河南督办，靳云鹗为河南省长，算是拿回了自己的老地盘了。在此之前，一度背吴的湖北督办萧耀南在1926年2月14日（这一天恰好是正月初一）暴病身亡（传为吴毒死），其遗缺由第二十五师师长陈嘉谟继任，这也是吴佩孚的心腹。

河南战场消灭了国民二军，但这只是小战场，真正的主力决战还在奉军、直鲁联军与冯玉祥的国民一军最终对决上。1926年3月上旬，直鲁联军在天津以南与国民军重开战火，战斗极为激烈。为充分利用自己的海军优势，直鲁联军派遣渤海舰队前往大沽口袭扰并设法登陆，以截断国民军的后路。

国民军为防止直鲁联军利用外国船只做掩护进行登陆，随后封锁了大沽口一带海面，并熄掉航标灯、设下水雷，以禁止船只通过。国民军的行为立刻遭到了列强外交当局的强烈抗议，他们认为国民军的行为违反了《辛丑条约》中的天津港不设防的规定，并要求交战双方立刻停止军事行动。

在中外争端纷纷扰扰间，强悍的武夫们并没有被帝国主义的虚声恫吓所吓倒，因而战争也仍旧在继续进行。3月下旬，奉军与吴军分别在南北两个方向发起猛攻，以策应中路的天津之战。在奉军的猛烈攻击下，国民军节节败退，相继退出了滦州、唐山等地，而吴佩孚的军队也北上占领了石家庄，直逼京畿。

就在这时，一向喜欢落井下石的山西督办阎锡山也趁机出兵京汉路，威胁国民军的后路，这下国民军立刻陷入了四面楚歌的绝境之中。3月21日，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等国民军将领发表求和通电，并于次日下令总退却，将津浦线、京汉线的所有军队全部撤到京畿一带，直鲁联军也就此夺下天津。

在奉军、直鲁联军、吴军的步步紧逼之下，国民军试图拉拢吴佩孚以共同对付张作霖势力，而吴佩孚所部的靳云鹗等人也认为奉系是最大的敌人，他们重新主张最初提出的“联冯讨奉”之策，但吴佩孚心里太恨国民军了，他非但拒绝了靳云鹗的提议，对前来议和的国民军代表也只有一句话：“除了缴械，别无其他办法。”

4月15日，奉军占领通州，直鲁联军进占北京南苑，吴佩孚的部队也抵达了西苑，此时国民军已经大势已去，如果再不撤退的话，真的要全军覆没了。就在当日，国民军余部撤出北京，退往南口。

国民军虽然退出了北京，但实力尚在，张作霖和吴佩孚是绝不会轻易放过他们的。为了防御张作霖、吴佩孚军队的进攻，张之江将在南口一线的国民军分为两路：东路军总司令鹿钟麟，率郑金声、方振武、徐永昌等部防守多伦至南口一线；西路军总司令宋哲元，率韩复榘、石友三、石敬亭等部防守晋北一带，并对阎锡山的晋军采取攻势。

国民军被直奉联军打败，便要西进夺取山西地盘，这下把一向喜欢搞机会主义的阎锡山给吓慌了手脚。阎锡山从辛亥革命后便盘据山西十多年，为了防止外省势力进入，他连山西的铁轨都搞成了窄轨，目的就是防止外省军队长驱直入。但是，此刻国民军慌不择路，阎锡山虽然“我不犯人”，可国民军却“人要犯我”，如之奈何？

阎老西的晋军战斗力显然和国民军不是一个档次，石友三、韩复榘部随后便轻松的攻入大同、雁门关一带，这下可把老阎给急坏了。好在这时奉军和吴佩孚的直军已经解决了内部的危机，可以随时向南口的国民军发动进攻了，这才把阎锡山从危局中救出。

原来，在国民军在山西攻城拔寨的时候，张作霖的奉系与吴佩孚的直系内部都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他们反对继续进攻国民军，这就是直鲁联军的李景林和力推吴佩孚出山的靳云鹗。吴佩孚在与张作霖协商后，靳云鹗被撤职，怀有异心的李景林部则被张宗昌缴械。

直奉联盟的两巨头意见一致，那就是要彻底解决国民军。6月底，吴佩孚发出总攻击令，向南口的国民军发动总攻，但此时吴佩孚的部队早已不是当年的那个王牌第三师了，因而进攻了半个月也不见起色，这时张作霖和张宗昌在旁边看不下去，只好改由奉军与直鲁联军担任主攻任务。

1926年8月1日，奉直联军发动全线总攻击，张学良、张宗昌、吴佩孚均亲临前线指挥，战况异常惨烈。国民军尽管奋勇抵抗，但终因敌众我寡，最后全线崩溃，并于8月13日放弃南口撤退。

兵败如山倒，国民军在撤退的过程中又遭到了奉直联军的追击和阎锡山的围追堵截，最后国民军被打得不复成军，韩复榘等人投奔了阎锡山，而张之江等人率残部向绥远、甘肃等方向溃逃，最终只剩下五、六万人。

不过也不要紧，此时冯玉祥已经从苏联返回，他的老部队虽然遭遇惨败，但毕竟基干队伍还在，在苏联和南方的北伐军帮助下，国民军的东山再起也不是不可能的。

正文五五、段祺瑞下野后的北洋残景

在南口之战结束后，军阀间的混战也就暂时告一段落，这里却要补述一下北京政局的变化。前文已经提到，在直鲁联军与国民军在天津大沽口激战的时候，国民军为了自身的安全考虑而将大沽口一带海面封锁，这引起了列强们的强烈抗议。其中就有一两个不信邪的列强，他们调来军舰硬闯天津港，结果与国民军发生冲突，进而酿成了北京的政潮。

3月14日，两艘日本驱逐舰开至大沽口海面挑衅，结果引发了与国民军的互相炮击，双方各有伤亡。日舰见讨不到便宜，便退出大沽口海面，并由日本外交当局向段祺瑞的执政府发出抗议，要求严惩中方肇事者并赔偿日本损失。

日方的无理行为自然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而这时正是国民军与奉直联军激战的非常时刻，所谓牵一发而动全局，这让段执政感到非常难办。让老段更为难的是，当时北京的民众运动再次兴起，其规模已经不下五四运动。

要知道，这次列强仰仗的，仍旧是那个最著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在前一年，上海曾发生过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如今血仍未冷，帝国主义再次欺压到中国人的头上，是可忍孰不可忍？

3月18日，在地下活动家们的策划下，2万多大中学生和民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反对八国通牒的国民示威大会，随后，在“他们不敢把我们怎样”的怒吼下，又有2000多人前往铁狮子胡同的段祺瑞执政府请愿。由于前一天有请愿代表同段祺瑞的卫队发生过流血冲突，因而这次来的游行队伍一则人多势众，二来情绪也比较激动，因此卫队也添加了人员，个个荷枪实弹，严阵以待。

无可否认，无组织甚至是有组织的民众运动，都是极容易失控或者容易被坏人利用的，这一次也不例外。在面见执政段祺瑞、代总理贾德耀的要求被卫队拒绝后，游行队伍中的激进分子情绪明显失控，这些赤手空拳的年轻人把怒气发泄到卫队身上也就是情所当然。

可惜的是，误事而又被牺牲掉的也是这些人，无论是强势还是弱势一方，中国人都明显缺乏有风度对抗的基本意识，强者不肯妥协，弱者不肯宽容，因而暴力之后还有暴力，革命之后还有革命，专制结构循环不止，暴力统治生生不息。这一个又一个的血案，不过是给这种不宽容、不妥协的暴力文化添加一个新的注脚罢了。

很明显，执政府的卫队首领既缺乏应对这种危机的经验和能力，当时也没有高压水龙头、催泪瓦斯之类的镇暴工具，结果便像清末保路运动的“成都血案”一样，局势的不可控终究酿成了惊天的血案。

至少目前可知的是，段祺瑞并不是导致这场惨案的直接下令者，而直接下令者也不是真的要对民众开枪，但那些过于紧张的卫兵们却把“朝天开枪”的命令当成了“平射”的杀戮，这在人情汹涌的场合下，是偶然，也是必然。不可否认的是，对着赤手空拳的民众开枪，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极其混账的行为，而段祺瑞的执政府应对民众运动的危机管理能力实在是太有提高的必要和空间了。

据事后的统计，“三一八惨案”中共死难47人，伤200多人，被鲁迅先生纪念的刘和珍君，这位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小女生，便与那些无辜而又激进的同伴们死于这场惨案之中。当年的刘和珍，还没有满22岁……呜呼哀哉，谁之过？

鲜为人知的是，段祺瑞在得知民众前来执政府门口抗议时，曾对身边的人发怒道：“这群土匪学生！”但在得知卫队开枪打死大批学生之后，他立刻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随即，段祺瑞赶到现场并面对死者长跪不起。

在血案发生后，举国震惊，各种愤激的舆论几乎如排山倒海般向段祺瑞执政府涌来，段执政自知理屈，随后下令对死难者进行抚恤，而代理国务总理贾德耀也因此引咎辞职。为了缓解自己的压力，北京政府指责悲剧的产生是因为背后有人鼓唆。无可讳言的是，在民国的学运和工运等民众运动中，暗中挑动的各派“坏人”固然有之，但大部分年轻人的爱国义愤却是真真切切的。可叹的是，世间有多少因爱生恨的人生悲剧，便有多少因爱国而误国的悲情历史，类似的运动和惨案，之前有之，后面更有许多。

惨案的发生与战局的变化，段祺瑞执政府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随着奉直联军的步步逼近，段祺瑞的手下却试图拉拢原属皖系吴光新旧部的唐之道师里应外合，与奉军一起将城中的国民军赶出去。段派人马的异动立刻引起了国民军京畿警备司令鹿钟麟的警觉，他们在4月9日率先包围了段府，以示警告，而段祺瑞则在受到威胁后暂往东交民巷桂乐第大楼躲避。两日后，鹿钟麟将前总统曹锟释放，并试图以此拉拢吴佩孚共同对付奉系，但此举被吴佩孚断然拒绝。13日，国民军退出北京，撤往南口，而奉军、直鲁联军、吴军相继进入京城。段祺瑞也随后返回执政府并宣布复职。

但是，吴佩孚此刻已经不允许段祺瑞继续做执政，而奉系也对老段没了兴趣。4月20日，段祺瑞在命胡惟德代理内阁总理并摄行执政职权后宣布下野，这也是他最后一次下野了。当天下午，在直鲁联军的“礼送”下，段祺瑞和安福系的一彪人马如梁鸿志、曾毓隽、许世英及其亲信部属吴光新、曲同丰等人离开北京，永远的告别了民国的政治舞台。

在车过廊坊的时候，段祺瑞命列车停留十分钟。在四个多月前，他最宠信的徐树铮便在此遇害。原来，在段祺瑞做成临时执政后，本在外国游历的徐树铮也兴冲冲的于1925年底回国，并随后来到北京到处活动，企图再次出山。

但是，冯玉祥并没有忘记徐树铮在七年前擅杀自己的恩师陆建章一事，当时国民军控制了京津一带，对小徐是非常不利的。段祺瑞似乎也感觉到点什么，他一见到徐树铮便说：“这时候你回来干什么？”说完，老段便撵他快走。

但小徐并没有把这当回事，他在北京待了近半个月后才准备经天津南下上海，但就在去天津的路上，徐树铮在廊坊车站被人刺杀了。据国民军的说法，是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为父报仇，但真实的情况恐怕只有国民军自己最清楚。

在列车重新启动之后，段祺瑞仍旧打开车窗西望，久久不肯离去。此时的他，显得是如此的苍老，这只北洋之虎，已经再没有昔日的威风了。

在这次下野后，段祺瑞真的远离了纷繁多变的政治漩涡，只在家中吃斋念佛，下下棋，写写字，不再过问世事。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了华北，并试图拉拢段祺瑞出来做代理人。为防止段祺瑞为日本人所用，蒋介石在1933年1月21日派人将段祺瑞从天津接到南京，在乘船过江的时候，蒋介石率一批高级将领亲自前来迎接并执弟子礼（蒋介石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前统一由北洋速成武备学堂送出，段为学堂督办）。随后，段祺瑞便定居在上海。

1936年11月2日，段祺瑞因胃溃疡引发大出血而去世，享年七十二岁。段祺瑞的病，可能与其长年吃素有关，但医生和亲友建议他进点荤食以提高抵抗力时，段祺瑞坚决拒绝并表示：“人可死，荤不可开！”……足见老段性格之倔强。

临终前，段祺瑞写下亲笔遗嘱，谆谆告诫后人：“国虽危弱，必有复兴之望。复兴之道亦至简单，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勿信过激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弃固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骛时尚之纷华。所谓自立更生者在此，转弱为强者亦在此矣。”

由于段祺瑞生前信佛，其葬礼也是照他的遗嘱以居士礼简葬。在各界名流的吊唁中，有几副挽联特别显眼，一副是冯玉祥的：“白发乡人空余涕泪，黄花晚节尚想功勋”；另一幅是吴佩孚的长联：

<small>天下无公，正未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奠国著奇功，大好河山归再造；</small>

<small>时局至此，皆误在今日不和，明日不战，忧民成痼疾，中流砥柱失元勋。</small>

段祺瑞死后，由于其长子段宏业坚持要将其灵柩送往北京安葬，但因为日本侵华导致的时局变动，以至于十多年都无法找到合适的下葬地，最后只能草草葬在段祺瑞三弟之前买好的坟地，位置就在大道旁边。对此，段祺瑞的一些生前故旧忍不住叹息：“想不到老头子轰轰烈烈的一辈子，死后会没有一块葬身的地方！”

直到1963年，在段祺瑞生前的好友章士钊、李思浩、曾毓隽等人的努力下，才最终将段祺瑞的遗骨起出，并重新安葬在北京西郊香山附近的万安公墓中。

段祺瑞的故事到此为止，后面说说被释放的前总统曹锟。曹锟本以为段祺瑞已经下野而自己重获自由，应该出来继续当他的总统了，但各方对此反应冷淡，就连吴佩孚也认为时局未定、时机不到，给曹四爷浇了一瓢凉水，由此也只好死了这个念头。

在北伐战争后，曹锟见吴佩孚和当年的那批人马已经是昨日黄花，也就放弃了复出的幻想，回到天津隐居去了。在日本侵占东北后，日本也曾多次请曹锟出山担任职务，但始终被曹锟所拒绝。1938年5月17日，曹锟因肺炎在天津病故，终年七十六岁。

在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等巨头的协商下，原颜惠庆内阁复职，并摄行总统职权。但经过这么多的政潮、政变和军阀混战后，北京中央政府的法统早已沦丧殆尽，这个所谓的摄行内阁到底是总统制、内阁总理制、执政制或是其他，已经无人知晓也无人感兴趣，因为颜惠庆及其后来的几个内阁总理如杜锡圭、顾维钧、胡惟德、潘复，在即将到来的北伐战争时期，这些残缺不全的内阁，值此风雨飘摇之际，既无必要，已经不再为人所重视。

这原本就是军阀的时期，而且狂欢的高潮和末日到了……宪法与国会，内阁与法统，又算个什么东西呢？

1926年8月，就在奉直联军在南口取得对冯玉祥国民军的决定性胜利之时，南方却已是风云突变。就在一个月前，南方的国民政府宣布出师北伐，随后便从两广打进湖南，一时间如风卷残云，很快便占领了湖南全境并逼近湖北。吴佩孚得知之后急忙率部南返，等到他抵达汉口时，北伐军已经兵临武汉的前沿要地汀泗桥，一场恶战即将展开。

这不是吴佩孚一个人的战争，而是旧军阀与北伐军决战的开始，这也注定要成为一个时代的节点。

回顾1926年的中华大地，无处不纷争，无处不烽火。北边有奉军、直鲁联军、吴军及其国民一、二、三军的连续作战，而南边也不太平，湖南有赵恒惕与唐生智在打得头破血流，广西有桂系新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崛起，广东国民政府内部也是矛盾重重，东征西讨，更别说四川的大小军阀们，他们从辛亥年后就没有安宁过。

泱泱中华，南北西东，只听到枪声遍地、炮声隆隆，只可怜那些黎民百姓，辗转反侧，家破人亡。所谓军阀混战，1926年大概就是一个浓缩的高潮罢。这时的中国，早已不是一个国家，而是群雄逐鹿的兵马场和无辜百姓悲惨的修罗场。

从大局来看，北方有四大势力，其一是奉系张作霖及附属的张宗昌势力，其控制了东三省、京津、直隶、山东等地，势力最为强大；其次是冯玉祥的国民军，虽然遭遇了南口大败，但冯玉祥从苏联返回后，仍旧可以收拾残部，并在苏联和北伐军的帮助下重出一战；其三是吴佩孚，他在复出之后，虽然貌似强大，但实际上兵力不多，南口之战后已是强弩之末，其四为阎锡山的晋军，这位山西“土豪”原本就是墙头草，谁势力大了就跟着谁，谁不行了就来个落井下石，无论政局如何变化，阎老西的秘诀就是“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只要能守住山西老巢，管他风吹雨打，我自逍遥。

在南方，各势力也在分化组合后初露雏形。首先是雄踞东南五省的孙传芳势力，他夹在北方的奉系与南方的北伐军之间，注定维持不了多长时间；原来的西南军阀在经过几年的战争之后，已经被广东的国民政府初步统一，其中便有蒋介石、李济深、李宗仁等人的新军队，随后他们又与唐生智等人的军队一起混称为北伐军，并成为南方最强大的势力，在共同的理想召唤下，他们即将席卷中原，彻底埋葬老一代的军阀。

在这些势力之外，还有一些据守西南、西北的边疆军阀，他们在中原无主的时候往往各据一方、称王称霸，或者你争我夺、相互砍杀，但中原一旦霸主雄起，这些小军头们自然重归一统，纳降称臣，不在话下。这本就是中国历史的常有之事。

如果再做进一步细分的话，1926年后的南北对决，实际上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势力与北方奉张势力的最终决战。南方的蒋介石，在继承孙中山先生的衣钵及其“联俄联共”政策下，逐渐取得了新政权的法统，汪精卫、胡汉民、李宗仁、李济深、唐生智乃至西北的冯玉祥和四川的各军阀，最后也不得不拜在他的门户之下。而北方的张作霖作为老军阀的大一统者，当吴佩孚、孙传芳等盟友被打得落花流水之时，唯有他南下收拾局面了。

1926年12月1日，在北伐军已经席卷了半个中国的局面下，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安国军总司令。这次奉系当权，北京的一些政客们本是劝张作霖出任民国大总统以捞取晋身之阶的，但张作霖却只愿担负“安国军总司令”的名义……国家未安，总统何来？

尽管老张推却了大总统一职，但他的这次入京，显然是以国家元首而自居的。当张作霖的专车抵达前门车站时，从前门到西长安街、再到他所驻节的西城顺承王府，沿途都是黄沙铺地、净水洒街，俨然是前朝帝王的派头。

可是，经过这十几年的战乱，民心虽然思定，但国家凋敝如此，张作霖这个安国军总司令，能安得下来吗？在与北伐军的新老对决中，他又有几分胜算？

历史的时针转到了公元1927年，哗啦啦如秋风扫落叶，军阀的冬天终于要来了。

正文大事记

<h3>1911年</h3>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

12月13日，独立各省代表齐集南京，筹备临时大总统选举。

<h3>1912年</h3>

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月25日，段祺瑞等北洋将领通电赞成共和。

1月26日，满人将领良弼被炸死。

2月12日，清帝退位。

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6月15日，唐绍仪出走天津，民国首任内阁垮台。

12月前后，各省举行国会议员选举。

<h3>1913年</h3>

3月20日，宋教仁遇刺，22日晨去世。

4月8日，第一届国会开幕。

4月26日，赵秉钧内阁与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大借款协定。

7月12日，李烈钧通电讨伐袁世凯，“二次革命”爆发。

9月1日，张勋等部北洋军攻占南京，“赣宁之役”结束。

10月6日，国会在“公民团”的胁迫下，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

<h3>1914年</h3>

1月10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随后又下令解散各省议会。

5月1日，《中华民国约法》公布，《临时约法》被废除。

5月20日，袁世凯成立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职权，黎元洪副总统兼任院长。

9月2日，日军借口对德宣战，登陆山东半岛后攻占青岛。

12月29日，袁世凯公布《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十年，可连选连任。

<h3>1915年</h3>

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

8月3日，古德诺发表《共和君主论》，引发帝制先声。

8月23日，杨度等人成立筹安会鼓动袁世凯称帝。

12月11日，参政院上“劝进书”，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

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接受帝位。

12月25日，蔡锷等人在云南宣布独立，护国战争爆发。

12月31日，袁世凯宣布将次年改为“洪宪元年”。

<h3>1916年</h3>

1月5日，袁世凯发布讨伐令，兵分三路，对云南用兵。

3月15日，在梁启超的策划下，陆荣廷在广西宣布独立。

3月19日，冯国璋等“五将军”密电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惩办祸首。

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

6月6日，袁世凯在四面楚歌中病故，终年五十七岁。

6月7日，副总统黎元洪接任大总统职。

<h3>1917年</h3>

3月14日，民国政府宣布对德绝交。

5月10日，“公民请愿团”围攻众议院，要求通过对德宣战案。

5月23日，大总统黎元洪下令免去段祺瑞总理职务。

6月7日，张勋打着“调停国事”的旗号，率五千辫子军北上。

7月1日，张勋复辟，大总统黎元洪于次日避入日本使馆。

7月12日，“讨逆军”攻入北京，张勋逃至荷兰使馆。

7月14日，黎元洪宣布辞去大总统职。

8月1日，冯国璋就任代理大总统。

8月14日，民国政府宣布对德国、奥匈帝国宣战。

10月6日，湘鄂战争爆发。

12月18日，冯国璋委派段祺瑞为参战督办。

<h3>1918年</h3>

3月1日，段祺瑞成立参战督办处，扩兵买马；徐树铮成立安福俱乐部操纵议会选举。

3月29日，段祺瑞再次出任内阁总理，并决定对南方用兵，武力统一。

9月4日，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

10月10日，徐世昌就任大总统，冯国璋与段祺瑞同时去职。

11月11日，德国宣布投降，一战结束。

11月16日，徐世昌发布停战命令，南北开始议和谈判。

<h3>1919年</h3>

1月21日，巴黎和会召开，民国政府派出陆征祥、唐绍仪、王正廷为代表参会。

2月20日，南北会谈在上海开幕，唐绍仪与朱启钤为南北方总代表。

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

5月8日，南北和谈宣布破裂。

6月10日，北京政府免去章宗祥、曹汝霖、陆宗舆职务。

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h3>1920年</h3>

5月20日，吴佩孚率军北撤。

7月14日，直皖战争爆发。

7月19日，段祺瑞在兵败后宣布下野。

<h3>1921年</h3>

7月，湘鄂战争再次爆发。

8月27日，吴佩孚率军攻入岳州，湘军赵恒惕部大败。

9月1日，吴佩孚与赵恒惕达成和议，湘鄂战争结束。

11月12日，华盛顿会议召开。

12月24日，梁士诒内阁成立。

<h3>1922年</h3>

1月，吴佩孚连续通电攻击梁士诒内阁。

4月29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

5月，张作霖战败退回关外。

6月2日，徐世昌辞去大总统职。

6月4日，东三省自治保安司令部成立，张作霖自任总司令，宣布联省自治。

6月11日，黎元洪复任总统。

<h3>1923年</h3>

6月13日，黎元洪在直系的逼迫之下离开北京。

10月5日，曹锟贿选总统成功。

10月10日，曹锟就任总统并公布《中华民国宪法》。

<h3>1924年</h3>

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

9月15日，奉军向关内开拔，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

10月12日，江浙战争结束，卢永祥通电下野，东渡日本。

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

11月2日，曹锟宣布辞职，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

11月5日，冯玉祥驱逐清逊帝溥仪出宫。

11月24日，段祺瑞就任为临时执政。

<h3>1925年</h3>

3月12日，孙中山病逝。

6月，奉军南下淞沪，与直军孙传芳发生矛盾。

10月7日，孙传芳组织“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

10月15日，孙传芳下令讨伐奉军，浙奉战争爆发。

10月21日，吴佩孚组织“十四省讨贼联军”，发布讨奉通电。

11月8日，孙传芳攻入徐州，浙奉战争结束。

11月22日，奉军郭松龄部滦州兵变，奉军退回关内。

12月25日，郭松龄兵败被杀。

12月29日，徐树铮遇刺身亡。

<h3>1926年</h3>

1月4日，冯玉祥宣布下野。

1月中旬，国奉大战爆发。

3月18日，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卫队制造“三一八”惨案。

4月20日，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垮台，段祺瑞最后一次下野并退隐天津。

7月9日，南方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进军湖南。

8月13日，张作霖、张宗昌与吴佩孚的奉直联军与国民军在南口激战，国民军败北溃散。

9月17日，冯玉祥在五原誓师，组建国民军联军，宣布北伐。

<h3>1927年</h3>

2月，奉系军阀增援孙传芳。

4月23日，北伐军攻入南京。

<h3>1928年</h3>

5月30日，张作霖决定退回关内，孙传芳残部溃散。

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

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北洋军阀时期结束。

正文主要参考书目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以下著作，因体例原因而未能在文中一一标注，特在此表示敬意和感谢！

1．赵尔巽等撰：《清史稿》，中华书局2003年版。

2．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3．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书社1999年版。

4．王先明：《清王朝的崩溃：公元1911年中国实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5．张朋园：《立宪派和辛亥革命》，吉林出版集团2007年版。

6．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7．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1987年版。

8．张宪文：《中华民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9．汪朝光：《中国近代通史：民国的初建（1912～1923）》，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0．郑师渠：《中国近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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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丁中江：，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版。

17．陶菊隐：《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

18．来新夏：《北洋军阀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9．章伯锋、李宗一：《北洋军阀》，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

20．杜春和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21．柏杨：，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

22．蔡东藩、许廑父：《民国演义》，上海文化出版社1983年版。

23．刘凤舞：《民国春秋》，团结出版社1996年版。

24．刘小宁编：《话说民国》，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

25．丁文江：《民国军事近纪》，中华书局2007年版。

26．张明金：《民国时期战争大参考》，京华出版社2006年版。

27．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中华书局2007年版。

28．胡文海：《奉系纵横》，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

29．谢本书：《西南十军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0．郑志廷、张秋山编：《保定陆军学堂暨军官学校史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1．冯兆基：《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2．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3．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4．罗志田：《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5．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36．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版。

37．杨天石：《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发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38．杨天石：《国民党人与前期中华民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9．朱宗震：《真假共和：1912．中国宪政试验的台前幕后》，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0．叶曙明：《大国迷失：帝制崩溃后十字路口的中国》，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1．严泉：《失败的遗产：中华首届国会制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2．凌冰：《最后的摄政王：载沣》，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

43．刘忆江：《袁世凯评传》，经济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

44．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0年年版。

45．候宜杰：《袁世凯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46．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7．杨博文：《孙中山图传》，团结出版社2006年版。

48．廖大伟：《1912：初试共和》，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

49．张华腾：《洪宪帝制：袁氏帝梦破灭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

50．溥仪：，同心出版社2007年版。

51．文斐编：《我所知道的北洋三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52．侯杰、姜海龙：《百年家族：黎元洪》，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53．周俊旗：《百年家族：段祺瑞》，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54．文斐编：《我所知道的张宗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55．文斐编：《我所知道的吴佩孚》，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56．徐彻：《东北王：张作霖画传》，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

57．冯玉祥：《我的生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

58．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广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内部资料1980年。

59．景占魁：《阎锡山传》，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版。

60．李烈钧：《李烈钧将军自传》，中华书局2007年版。

61．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中华书局2007年版。

62．许指严：《新华秘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

63．南海胤子：《安福祸国记》，温世霖：《段氏卖国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

64．佚名：《闽浙阵中日记》，无聊子：《北京政变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

65．汪德寿：《直皖奉大战实记》，陈冠雄：《奉直战云录》，中华书局2007年版。

66．汪曾武：《劫余私志》；天忏生：《复辟之黑幕》，中华书局2007年版。

67．思公：《晚清尽头是民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68．金满楼：《帝国的凋零：晚清的最后十年》，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正文后后记

在北伐军横扫中原之时，曾经“八方风雨会中州”的吴佩孚在败局中迎来自己54岁的寿诞。在寥落的寿宴上，昔日风光无限的吴大帅赋诗一首：

<small>民国军人皆紫袍，为何不与民分劳；玉杯饮尽千家血，红烛烧残万姓膏。</small>

天泪落时人泪落，歌声高处哭声高；逢人都道民生苦，苦害生灵是尔曹。

此诗意境悲凉，似有无尽的落寞与沧桑。在十几年南北征战后，吴佩孚陷入了人生的最低谷，也陷入了无限的迷惘和愧悔之中。是啊，辛亥革命打开了国内战争的潘多拉盒子，而所谓“武力统一”，不管是军阀也好，革命党也罢；成也好，败也罢，终究不过是改朝换代，另换一帮人上台唱唱跳跳。在经过多年的战争之后，无辜的百姓流离失所，千万农民的子弟白骨累累，荒弃于野，最终承担代价的，仍旧是那些无辜的草民。一部所谓的军阀混战史，其实就是一部黎民百姓的血泪史，可谁又能抗拒这历史的洪流呢？

历史终究是历史，它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很多时候，历史被认为是茶余饭后的谈资，但这种谈资除了娱乐价值之外还是有生命力的，因为它能够给人们提供一条“问题从何而来、又将向何而去”的线索，“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最直白的解释便是，我们一直生活在过去历史所造成的阴影当中。

1912年到1927年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上称之为北洋军阀时期，这段历史颇为复杂。之所以说它复杂，原因是这段时期的历史人物如同走马灯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场，其间又有军阀、政客、文人等不同品种，这些人派中有系，系中有派，朝秦暮楚，时聚时散，要想把他们理出个头绪来，却并非是一件易事。

好在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提出了一个“四四划分法”，算是比较圆满的解决了这个问题。所谓“四四划分法”，便是从1912年到1928年的这十六年间，正好可以以四年为一段，按顺序排列如下：1．袁氏当国（1912～1916）；2．段祺瑞的皖系主政（1916～1920）；3．曹锟吴佩孚的直系主政（1920～1924）；4．张作霖父子的奉系主政（1924～1928）。

唐先生的“四四法”虽然不是至为准确，倒也将这十六年的北洋军阀混战史分了个脉络清晰。在将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张作霖几个主线人物确定后，像张勋、冯国璋、黎元洪、徐世昌那些匆匆过客及其王占元、李纯、张宗昌、孙传芳等大小配角们就不至于喧宾夺主，以至于“乱花渐欲迷人眼”了。

目前读者手里拿到的这本《北洋往事》，之前曾在笔者的网易博客及天涯、凯迪等论坛上连载过，静雅思听网也曾录制过朗读版，最初连载的名字叫《民国往事》，但因为笔者才力不济而只写到1927年（即北洋时期）；而在出版过程中，因篇幅的限制而删除了部分章节，因此与网络版、朗读版稍有不同，敬请读者及听友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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