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有照金 - xp1024.com
《北有照金》


第一篇 历史的足音 沉醉春风话姜螈

残雪渐渐消融,和煦的春风轻轻吹来。春姑娘轻盈的脚步就已悄悄地跨过了石门山巅,孕育了那青翠欲滴的绿色。新绿盈目,各币中不知名的花枝竞相绽放,不经意问石门山已经成了花绿相间的海洋。

这是一个多箩的季节!这是一个撩人情怀的季节!面对这流淌的绿色,扑面而来的和畅春风早已荡涤了人们心中的龌龊和烦恼,任何人都无法矜持。踏着这翻卷的绿浪,吸吮着这沁人心脾的蕊香,沉醉在这撩人的春风里,怀揣着《史记周市纪》的篇章,带着微醺的酒兴。我悠闹池来到了照金北面的屏障,桥山山脉子午岭中段石门山中的这条被人们称为姜螈河的清溪,来寻找远古时代周的始相母姜螈的足迹。

能被人们世世代代币尔为圣母的女人,肯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女人。比如西方世界神话中的圣母玛丽亚。玛丽亚无上的美是有形的,缘于一八八一年英国著名油画家菜顿的《天使之歌》,圣母玛丽亚抱着圣婴耶稣坐在爱奥尼亚式的柱头之上。在这一幅恬静的画面里,沉积着古希腊、古罗马古典文化的人文环境。荒芜的沉迹,丛生的杂草,幽暗的树树林。为耶酉币的诞生增加了神秘而厚重的色彩。画面上的圣母虽稍显疲惫。但安详恬适,美丽优雅。沉浸在了一种中天伦之乐的母爱之中。而我们的圣母。虽诞生了开中华农业之先河的“农神”后稷,却只有史圣司马迁的一些零碎的文字记载和一些渺远的民间传说而已。

《史记周市纪》载:有邰氏之女名姜螈。“行于此,见巨人迹。心忻然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这无疑也是我们中华文化里不同于西方世界的一个美丽动听的神话故事。虽然这些传说被打上了中华文化中“凡是伟人出生,必有祥云罩屋或神鬼附饰”的重重的独特烙印,但无不放射出我们民族对圣母姜媚和农神后稷尊崇和敬仰的光芒。

“邰氏之女”姜螈,是周尚处于母系民族社会时的周族首领,只不过这时已是母系民族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和转型的时期。也就是在几千年前的这个季节,在石门山中的这条清溪旁,淼柿秀美,水草丰茂,留连戏蝶,娇莺婉啼,我们的圣母,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把她设想为一个聪颖无比,美丽绝伦,母香四溢。光芒四射的活力女人,也是一个性情中人,她深深地热爱着大自然,淙涤地热爱着那原始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她可以抛却民族统治者的权杖,悠然地来到了石门山这个好去处亲野外踏青。这时的石门山麓清溪潺潺,祧赫夹岸,春风和畅,落英缤纷。面对着这优美清新的大自然,我们的圣母肯定是陶醉了,沉醉在了那和煦的春风里,以至于“心忻然悦”。当她沿清溪前行时,更为精彩而神秘的事情发生了,她无意中看到了巨人的足迹。 “见巨人迹”后,圣母怀着一种探索的心思,没有像常人那样表现出惊惧和迷茫,极有兴致地“欲践之”。踩着巨人的足迹行走,最后发生了一币中戏剧性的结果,以致于无端怀孕而生子……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或许我们的圣母最初也是迷惘的。一个芳龄女子,无端有孕而生子。她认为是一种不祥之兆。据史载,她先是把这个不祥之子丢弃在了狭隘的羊肠小径里,意欲让其饿死或让牛羊踩死,但成群的牛羊,成群的飞离走兽途经此道,却都小心翼翼地避而不踏。她想把这个无端之子抛弃在荒野阡陌里。但这些人迹罕至的地界又常常会变得人来人往。这个意忿中的不详之子又会被好心的行人爱怜地救起。不得已,她把这个心灵里的“怪物”又放在了凛冽异常的冰河之上,但各种飞鸟却又会从四面八方飞来,展开双翼托起他并覆盖着他。籍于此。我们的圣母激动地热泪盈眶。从心灵中冥冥里默认了,这个“无端之子”肯定是天神的使者,必须精心调养和呵护他。根据几次的丢弃过程。她为其取名为“存”。这个弃,即是后亲教民稼穑、功盖天地的农神后稷。正是后稷使周族结束了刀耕火种的原始生存方式,把周族带入了农耒抖文明和父系氏族时代。

缘山溪南行,清澈的河面渐渐宽阔起来,河水在这里积聚成了一面明镜似的湖泊,湖面宁静安谧,静若处子,人们为了纪忿圣母的功德,把此湖称为“姜螈湖”。人们又在湖岸陡壁上开凿了孔孔石窟,建成了纪念圣母的庙宁,内有莲花宝座神位,三尊神像及十几处罗汉石雕。庙宇虽然历经岁月的沧桑,略显冷寂和残破,但依然依稀可辩的棚棚如生的彩色壁画。烟缭雾绕的袅袅香烟,构成了一幅神仙般的氛围。在朦朦胧胧中。姜螈圣母似乎已坐在了那尊莲花宝座上,凝眸注视着这方优美的山水,为自己孕育的优秀子孙而自慰。安祥如坐在爱奥尼亚式柱头上的西万的圣母玛丽亚,正在沉醉春风,如沛春风……

照金北端子午岭蜿蜒的脉波连接着优美的石门山水,石门山总是以一种宽阔的襟怀演绎着很多精彩纷呈的优美传说。春风伴着这些优美的传说。和畅地飘荡过石门山头……

第一篇 历史的足音 车马喧喧秦直道

站在石门山巅这条隐约可辩的宽阔的直道前,我无法掩饰内心的激动与惊叹。霎时,秦军士卒昂扬的斗志和撼天动地的呐喊声,伴着车马暄暄的场面便悠然创入了我的思绪。这段冷却了的历史灰烬也从庄严肃穆中仿佛把我们带入了那个威风凛凛的时代……

威慑宇内并吞了八荒的秦始皇。以超人的智谋和远见卓识建立了强大的秦国,他颁布了一系列治国的法规和法令,采用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隼杈的方法和措施,修直道和驰道就是其中一项巨大的,仅此于修筑长城般规模的国防工程。秦始皇北修长城,征服了强悍的匈奴后,以致于“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但北方广袤的山林草地也仍然是他觊觎已久的目标。他为了调发士卒和转运粮草的方便,不但以成阳为中心,东至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南至湖北、湖南,西至今甘肃东部,北至河北和山西北部修筑了“驰道”。驰道“宽广五十步,每隔三丈,植树一枝”,用铁椎夯打路基,使驰道平坦坚实。再就是下令太子扶苏和大将蒙恬修建了南至淳化北梁武帝市寸,北至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长约一千八百余里的“秦直道”。

秦直道从淳化境内的甘泉宫,北行经英烈山村西,过“马槽梁”,偏东北上黄花山,过山间的“鬼门关”这一关卡要冲。向东北经过一段蜿蜒的披道,由北坡而进入旬邑的七里川,入石门关,经庙沟、碾子院、前陡坡、卧牛石、老爷岭,过马栏洵,上杨家胡同;再经刘家店、黑廊湾出雕灵关。纵贯陕甘两省的子午岭,直抵内蒙包头。公子扶苏和蒙恬修筑直道时,动员了三十万军队,采用“堑山堙谷”的办法,途中逢山劈岭,遇石凿道,临沟填谷,夯士筑桥。特别是对子午岭中海拔一千五百多带的石门山部不做回避。秦直道道宽一般为三十带,最宽处达五、六十米。可容七、八辆车马并驾齐驱,而且建设工期仅有二年半,在茫茫的石门林海中,蜿如一条巨蟒,向北蜿蜒伸展,飞架在群山之中,其壮阔之势令历代后人叹为观止。

从历史的云烟中渐出,驻足于石门山中的这一段秦直道,七里川段宽阔平坦。一目了然,经石门关向西北蜿蜒后,直插向石门山石门前的最高点,其“堑山堙谷”的特点便表现也十分突出。从这一段椴目远眺,被削凿的座座山峰凹凸明显,气势轩昂,蔚为壮观。由于秦直道的建设方法相同于我们今天高速公路的修筑理念,因而被人们称为秦朝的高速公路。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高速公路。

徐徐地行走在秦直道的遗迹上,我们试图睁大双目,有一些有意义的发现。秦军士兵的残剑?铠甲?车辎遗物?马蹄印?……,可惜物换星移,日寸间的沧桑早已荡涤了那一些曾经鲜和的历史故事,早已磨耗了那些曾经存在的历史遗迹。欣喜的是,我省对秦直道已进行了路面的考古发掘,而且在掘面上发现了疑似马蹄印的坑状历史遗迹。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秦直道的全程走向。修筑方法,沿线附属遗存等将会脱掉神秘的历史面纱,让我们对这一浩大的国防工程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一个不可忽视的细节是,我们注意到了史载的修筑直道和驰道的绿化要求:“隔三丈,植树一枝”。这表明,在几千年的秦代就早已注意了修筑道路时的绿化要求,这也许对我们今天的和谐生态建设有所裨益。

第一篇 历史的足音 年年风雨为谁哀

傍依着秦直道的石门关东峰,茕茕孑立着一座在风雨中破败飘摇的小庙宇,传说中的秦太子公子扶苏就被赐刎在了这里。

中秋时节,承睫着石门山清冷的秋风。我徒步来到了这个肃穆寂寥的去处……

山坡上的花草树木皆已枯黄,稀疏的虬枝在秋风中不停的摇拽,奇仄的小径上已经覆盖着了一层厚厚的落叶。带着从那些感人肺腑的民间传说中获得的依稀映像,带着从相关曲籍中获得的隐约记忆,我沉浸在了浓浓的悲情中。我努力他在这堆残败瓦砾中感知着几千年前的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据《史记-紊始皇市纪》载:“扶苏为素始皇长子,紊始皇欲焚儒书,坑杀诸儒,扶苏浦泪,激怒始皇,被贬边关,北监蒙恬军。”从这段历史轶页中我们可以准确地知道,公子扶苏当年随着大将蒙恬。是这条直道的开拓者,肯定在石门雄关留下了湔漓的汗水和足迹。然而,历史的车辙却常常和人们所希翼的叙事轨迹相左,公子扶苏就发生了这样的悲剧。公子扶苏性宽厚,心南善,爱百姓,这与秦始皇残谑的市性格格不入,以致于被北贬蒙恬军监军。秦始皇在位的第三十七年,秦始皇在其第五次浩荡出巡中病死沙丘。他死前在遗诏中立长子扶苏为继任皇帝。宦官赵高和丞相李斯为了一己私欲,却私改诏书,假传圣旨赐公子扶苏自刎于龙门。《一统志》载:“扶苏,没于此,故立庙祀之”。因公子扶苏美善的声誉,后人便自发地在此设庙祭祀公子扶苏,并把扶苏作为美善的化身,尊称为“石门爷”。这里,年年香火缭绕,岁岁奉祀络绎。以求扶苏的在天之灵能佑护百姓。造福人间。除祭祀外。人们还会在遇到大旱的年节,神鸦社鼓。成群结队地来此跪拜祈雨。据说,“石门爷”很灵,每当这个时候,真的会普降一场人们久盼的甘霖。使这一方百姓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秋风一阵阵从石门山东峰寡居的破庙前刮过,面前的瓦砾遍布,残垣累累,夯土堆堆,残破的石击主斜侧而凌乱地倒在荒草之中。凋蔽的景象才将我们的思绪从悠远的历史中拉回到现实。石门关险峻巍峨,史载其“山式雄胜,最为西北要害。”历代先贤也曾游历过这雄关漫道。唐代的郑谷和明代的刘种、秦渠就曾游历此地。明代的刘翀《石门即事》一词中吟道:“峻峥石壁千山遥,豁达双门一径开。更有藤罗淹日月,岂无龙虎出蒿蒹。空中楼阁供奇玩,眼底风云起俊才。间说扶苏遗庙在,年年风雨为谁哀。”虽然是残败的瓦砾,但问或入鼻的香火的袅香。散落的火纸残片和束束无名小花,使我们清晰地感受到,扶苏的冤魂和至善的美德,却早已深深的葙垠在了这一方百姓心中。历经几千年风雨。扶苏的形象已经熔铸成了一尊无形的美善的化身。

从石门山口向桥山山脉嘹望,在山门东侧的一处下凹地带,可看见一座形同小山的土冢,这座土冢肃穆池安卧在群山的包围之中,这里即是人们传说中的扶苏的陵寝。据民间传说,有盗墓者曾在此地挖出一通石碑,上书“亘古一人”。虽为民间传闻,但说明虽历经了几千年的风风雨雨,公子扶苏已在这一方百姓心中留下了重重的心理印记。土冢的四周栽植了一圈苍市公翠柏,这些青市公翠帕随着清冽的秋风飘摇在杂乱的荒草之中,寄托着人们的祈盼和哀思。

年年风雨为谁哀?公子扶苏的善良和美德将与世长存!

第一篇 历史的足音 风华绝代勾弋泪

看过电视剧《汉武大帝》的人,无不为汉武大帝风华绝代的勾弋夫人的美貌所折服。而这位被汊武帝宠爱有加,有闭月羞花和沉鱼落雁之美的勾弋夫人,传说中就诞生在石门山这条夹岸被桃红柳绿拥裹着的桃花溪边,她即是承袭汉武帝皇位的汉昭帝弗陵的生身母亲。

汉承秦制后,缘于紊直道的起点位于淳化县境的甘泉宫,自然被修茸一新,变成了汉代皇帝的行宫。雄才大略独尊儒带的汉武帝,改变了汊代先祖所确定的“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对内加强中央集权,对外于元光二年开始对匈奴进行全面战争。元光二年以前,汉武帝建立了侍从皇帝和警卫首都的期门、羽林和羽林孤儿三军,汉武帝尊儒、尚武、喜校射的市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汉武帝经常率领这三支侍卫军移驾甘泉宫并驰聘秦直道。巡游、枝射、狩猎。这个爱好习惯性地保持了一生。传说这一天,已近耄耋之年的汉武帝,带领侍卫三军和众多婢妃。又一次挛到了绿浪夹岸。桃红缤纷的七里川巡游。武帝的车辇缓绥向前行进,正当武帝陶醉于两岸的旖旎山水之时,忽的有一只巨型蝴蝶撞在了武帝的面部。身边的太监大吃一惊,神情恍然地捡起这只蝴蝶一看,原米是一只绢折的“蝴蝶”,顿时随行三军及浩浩荡荡的车队不得不暂停前行,彻查这飞来的“横祸”。循着“蝴蝶”飞出的方向看去,是一片桃花盛开的桃林,桃林中一个扎着羊角辩的面容姣美的小姑娘,正为自己的行为引起大军的慌乱而洋洋得意。当她被带至汉武帝辇前时,仍不知冒渎龙颜而有丝毫的惊惧。她依然还在天真幼稚的抿着樱桃小嘴媚笑。看着她天真活泼的样子,汉武帝非但没有对她治罪,反而面对着这个天真无邪身段姣美的小姑娘龙心大悦,将她收在了自己的后宫里。

从此,这个小姑娘的天真活泼,给百忙中的汉武帝带来了巨大的欣悦和心理慰藉。因这个小姑娘手心有一“勾月”印记,汉武帝对她宠爱有加,将她由一个小婢,最终擢拔成了集百宠于一身的勾弋夫人。勾弋夫人不负帝望。在随驾汉武帝的第二年,就生下了一个男孩弗陵。晚年得子,美艳妩媚的勾弋夫人从此被汉武帝愈加宠爱娇惯,刚愎暴虐的汉武帝也终于将其子弗陵立为帝位继承人。勾弋夫人也仗着汊武帝的恩宠,渐渐褪去了自然拙璞的玉质风格,变得慢慢在后宫里越来越飞扬拨扈,妄想一手遮天,统治后宫渚事。汉武帝立其其同的儿子弗陵为太子后。更使勾弋夫人变得欲壑难填。竟天真地想步高相吕太后及窦太后之后尘,妄想着待年幼的弗陵即位后执掌后宫而垂帘听政。汉武帝刘彻因英年即位后常常被权倾朝野的窦太后扯肘,甚至差点被梁王孪代桃枝。因而对后宫专权有切肤之痛。汉武帝此时虽已昏昏老也,但垂薯之年的他仍然有着高度的“政治”嗅觉,已感同身受地看到了弗陵即位后“子幼母壮”的权杖贻患。也许是汊武帝爱之愈深,从心灵中对勾弋夫人的情欲就愈发难以割舍。终于在自己撒手人寰时命勾弋夫人殉葬。勾弋夫人红颜薄命,不得不成了王权杈下的牺牲品。虽然,公元前八十六年汉昭帝弗陵即位后,给了她谥号和深淙的追悼,将其陵墓由淳化县铁王乡大圪市寸迁至云阳,派两万将士建设了云陵,而且移民三千户,在陵西北建立了云陵邑,但对于已长眠汉宫地下的汉武帝的红彦来说,这一切只是浮云而已。

我常常思忖:如果当年的纯情少女不落入王权的诱惑和魔杖之下,她在这清丽的祧花溪边最终会出落成一个风华绝代的绝色美人。虽没有做勾弋夫人的大福大贵和轰轰烈烈,但也可能找到一位才貌俱全的如意郎君,或白头偕老而终其一生。祸兮福兮。我眼前似乎在冥冥中浮漾出这样一幅情景:那就是汉武帝让勾弋夫人殉葬时,勾弋夫人双目盈满了两行悲伤的泪。以及其在失落中所表现出的声嘶力竭和无奈无助。一吊芳美的鲜花就此凋谢了,穿越千年历史时空,我们这些后人只有扼腕衰叹,感受到王杈的暴虐,同时对社会对生活对人生对一切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对喜忧应淡定处之,不能心存过高的奢望,否则历史会惊人地导演出一幕幕无法避之的“否极泰来”的悲喜剧。

一阵和风吹过,桃花溪上飘游着的祧红落英一路绥缓地流去,看着清澈的河面上这些落红,我心揪然,似乎看到了勾弋夫人那感人肺腑的两行香泪……

落红市是无情物,化做春泥更护花。

第一篇 历史的足音 英雄一去豪华尽

站在石门关及其暗门尽处这一脉黯青色的峻岩旁。看着这些依然清晰可辩,留存在岩根深处的军士屯兵的遗迹,我思绪飞扬。想象的翅膀悠然间穿越历史时空,回到了战乱频仍豪杰争霸的南北朝……

西晋灭亡后,黄河流域的广袤地区成了北方各族逐鹿中原争夺统治权的重要战场。北方的主要民族有匈奴、氏、羯、羌、鲜卑,史称“五胡”。经过廛战和王权迭替形成的主要国家有一成(汉)、二赵、三素、四燕、五凉、一夏,共计“十六国”。除“五胡”争斗外,还有汉人和寅人,建立的国家还有代、魏和西燕。在西晋灭亡到北魏灭凉统一北方的一百二十年中,黄河流域一直是军阀混战,群雄争霸,了无宁日。前秦和后秦的统治者符坚和姚苌,这一时期的两个主角,就曾互助、互斗、互讧、互残。在乔山山脉长蛇岭余脉的这一地区,导演了许许多多历史的悲喜剧。

前秦是氏族贵族符洪建立的国家,符洪是氏族的首领,弱势时曾接受过前赵、后赵和东晋的封号。公元三四九年,随着国力的日益强大,他自称三秦王。次年死,其子符健继位。公元三五七年,符健自称大单于,国号“秦”史称“前秦”,建都长安,次年又称帝。四年后,符健死,其子符生继立。据《晋书-符生载记》载:符生“凶暴嗜酒”。“连月昏醉”“宗室勋旧亲戚忠良杀害略尽。王公在位者,悉以疾告归,人情危骇,通路以目。”两年以后,符健之侄符坚杀死了暴虐的符生自立,成了前秦最具影响的人物。符坚不负众望,崇尚法制,加强中央集权,限制打击氏族和汉族地主等不法势力。整筋吏治,任用王猛等贤臣。并重视农业、奖励开荒、开放山林山泽,兴修水利、兴办学校等。前秦的国力空前捉高。据《晋书·符坚载记》:当时“百寮震肃,豪右屏气,路不拾遗,风化大行。”“关陇清晏,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故城置宜君护军”,建元七年(公元三七一年):“符坚徙关东豪富及少数民族部落十万户于关中,其中乌丸族被安置于北地郡”。大池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台。直至公元三八二年,依符坚的雄才大略才基本上统一了北方,其疆域“东校沧海,西并龟兹,南苞襄阳,北尽沙漠”,只有东晋与之对峙。此时的符坚,已变得傲慢骄横,大放蹶词:“投鞭于江,足断其流”,调士卒九十七万准备南下消灭东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傲慢骄横的结累。使前秦元气大伤,士卒仅剩十余万人,各族酋领伺机反紊自立。此时。羌族的首领姚苌的势力日益强大。终于在公元三八五年,成了其亲密战友符坚的掘墓人。

姚苌。字景茂,芜族首领姚弋的仲子,羌族大将姚襄的弟弟。据《晋拈-姚苌载记》载:姚苌“少聪哲。多权略,廓落任率,不修行业,诸兄皆奇之。”羌族曾多年与前秦为敌。公元三五七年羌族与前紊在三原混战,姚苌兄姚襄战死。姚苌率部将投降前秦,成为符坚麾下一名久经沙场的战将,此后追随符坚,转战东西,屡建奇功,累迁龙骧将军。为符坚所赏识。公元三八三年,淝水之战后,前秦大败,其内部各族矛盾迅速激化,此时姚苌正屯兵于照金北部的乔山山脉子午岭的余脉长蛇岭一带,在香山至石门关及瞎门处驻有重兵。看见前秦大厦将倾,公元三八四年,姚苌率羌人自立,号大单于、万年紊王,在照金香山处建有奉王殿,魏王耧、襄军教场及地牢等,在符秦所建香山寺的基础上,建白雀寺。年号白雀,芜胡十余万户归附。旋进北他,从暗门处西出豳邠,在公元三八五年缚杀符坚于新平佛寺(今彬县南静光寺)。白雀三年(公元三八六年)率军攻破前秦都长安,建立后秦,国号大秦,改年号建初。此时前秦部将符登率残众据平凉城(今甘肃平凉西北)与后秦对峙。这时姚苌已渐晚年,政权又始终不稳,而且身辫顽疾。符登探知姚苌病重后,多次率军进攻,姚苌任用其太子姚兴及部将窦冲与符登决战于野人堡,据《晋书-姚苌载记》载:姚苌授计于姚兴:“贼徒知汝转近,必相驱入堡,聚而掩之,无不克矣”。姚兴依计,率领兵士进攻胡空堡,符登果然率兵解围,姚兴转而奔袭了其大市营平凉城,至此。前秦为后秦所灭。

姚苌一生长于谋略,善于用兵,多谋断。指挥作战机智灵活,临战常因势定策。出奇制胜。但姚苌在中国历史上却始终是一个厚颜无耻的反面人物。姚苌在败于符坚后便俯首为臣,当符坚兵败而政权垂危时又反目为敌。恩将仇报。姚苌谋杀符坚后,还将其尸体挖出鞭尸,其行为令人发指。在攻克大界时,俘前秦毛皇后,竟想将其纳为已有。据载。毛皇后美而勇,犹善骑射。后秦兵入其营时,毛皇后犹弯弓跨马,率数百人力战。斩杀后秦军七百余人,但终因寡不敌众。为后秦所俘获。面对姚苌的淫邪,据《资源通鉴-卷第一百七》载:毛氏且哭且骂:“姚苌,汝先已杀天子,今又欲辱皇后。皇天后土,宁汝容乎。”姚苌只得将其杀之。据载,垂薯之年的姚苌,因恶行累累,常于宫中箩见符坚前亲索命,夜不能寝,常常在宫殿里乱跑,为卫士误伤阴部,伤口发炎,肿胀如瓜。临死前跪伏床头,叩首不已,终在公元三九三年病终。据《晋书·姚苌载记》日:姚苌最终能“安就而终,斯为幸也”。

唐代大诗人许浑《金陵怀古》中有句:“英雄一去豪华尽,惟有青山似洛中”。江山依旧,眼前的屯兵痕迹依旧,青山依旧。但夕阳几度。人事沧桑,昔日逐鹿称霸的一代帛雄符坚和姚苌却早已被湮没在历史长河的烟云中。生时争斗,或相携相拥,或反目为敌,临终时,抑或生死不屈,抑或忏悔不已,或因缢因疫,只能让后人留下一些哀长的叹息声。

霞霓夕落,站在石门雄关。眺望层峦叠障,回味那段逝去的历史,我心茫然。在惆帐慨叹之余,仍然难以走出一种无法言说的思维泥泞。

第一篇 历史的足音 香烟袅袅神德寺

伫立在照金山下这片空旷平垠的土也上,我很难想象到,这里原来是一处香火旺盛佛徒如织的庙宇。它就是县志记载及后亲的一次偶然挖掘中被意外发现的隋代寺庙神德寺。坪下的这个市寸子即是寺坪村。

古《耀州志》载:隋仁寿中(公元601-604),“在步寿原龙华寺建大像阁,在照金山东峰建神聪寺,又名神德寺。”仁寿四年(公元604)四月,“大德法师沙门僧晖奉敕于神德寺安放舍利,建造灵塔”。读过古《耀州志》的人,心头便自然而然地郁积了许多问号,神德寺的确切位置也成了一个难以求解的谜。

带着重重的迷茫。在卷帙浩繁的史志中,历史或许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这又不得不从隋文帝畅坚说起。自北魏建立后,鲜卑贵族就十分注意利用宗教方式亲麻痹和统治人民,各种宗教得到了空前发展。据《魏书·释老志》载,孝文帝太和元年(公元477)。“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民二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至北魏末年,全国佛寺达三万余所,僧尼一百余万人,北齐时佛寺又增至四万余所,僧尼一百余万人。而北周,即隋的前身,有寺院一万余所,僧尼二百多万人。这些寺院不但盘剥僧众,而“僧祗户,粟及寺户。编于州镇”,僧祗户不再负担国家的租税和徭役。寺院又常常“或偿利过市,或翻改券契。侵螽贫下,莫知纪极”。通过放高利货亲盘剥人民,且给统治者造成了校大的经济威胁。及至北周武帝时,面对佛教对社会发展所构成的巨大威瞬,雄才大略的周武帝适日寸对佛道二教进行了沉重的打击。烧毁了大量佛像和佛经,强制三百余万僧尼还俗,寺院占有的大量田地被没收,同时,寺院占有的大量僧众委向国家纳税服役。据《续高僧传》卷二十六《释道密传》记载,隋文帝畅坚出生于同州(今陕西大荔)的般若尼寺,由比丘尼智仙抚养,十三岁才回到自己凉中。由于自小受到佛教的影响,隋文帝聪颖非常,淙悟佛道。智仙曾预言其将亲会成大业。北周武帝灭佛时,比丘尼智仙因在杨家躲避而免遭打击。缘于浑淙的佛缘,隋文帝即位后,便举国大力弘扬佛法,从仁寿元年始,用了四年时间在全国的一百一十一州建造佛搭一百一十一座,以安放佛至尊者高僧火化后的遗骨舍利。而照金寺坪的神德寺所供奉的佛塔舍利就是其中之一。

时光进入一九六九年四月,寺坪市寸迎亲了十余位下乡知青,因为要为这些知青盖房打地基,从而唤醒了市寸上人们的记忆。马上就有村民回忆起,在照金山下那块平恨的坪地犁池时,时常会打了犁铧,而且发现过比较规则的青石。这些青石与当地山上的砂石不同,做地基坚固耐久。当村民在挖刨这些记忆中的青石时,最初只是看到一些杂碎的残垣瓦砾,慢慢地便刨出了很多佛像,紧接着又刨出了很多青砖。对这些出品清理后,一座被青砖围成的地宫便呈观在了人们面前。地宫开挖后,便发现一座巨型石函,函内有鎏金铜盆、波斯象耳铜瓶和波斯硬币等随葬品。石函为盏顶式,分为函盖和函座两件。函盖顶部刻有“大睛皇帝舍利宝塔铭”九字,字的周围刻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种瑞兽图鉴。四刹刻卷草纹。四侧立面刻有飞天和蔓草。函座中心有方形竖槽,鎏金铜盒放在槽中。口沿有二台,下面放置“舍利塔下铭”石刻。函座四周立面均为线刻的蔓草及四弟子,四天王画像。整座石函雕刻精美,线条流畅,人物棚棚如生,形象逼真。据“舍利塔下铭”记载:神德寺舍利宝塔为睛文帝扬坚于仁寿四年(公元604)颁诣敕造,派当朝的大德法师沙门僧晖护送舍利。前往当时称宜川的寺坪起塔供奉,安放在了隋仁寿中(公元601)建造的神德寺中,历史记载和现实发现由于此谜的不断解开,才有了一个合理的契台点。

可以想象,神德寺为皇上颂诣敕建,由中央派员护送舍利到寺坪供奉,其规模是十分巨大的。当时的神德寺位于秦直道石门关暗门外长蛇岭山脉的照金山下,从京城长安及四面八方通过秦直道到寺坪的交通是十分便利的。我们不难想象到当时香客如注、烟缭雾绕、法事频频的热闹场面。从神德寺周围一些村庄的地名,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寺庙宏大的规模。寺庙区域内有寺坡、寺沟、寺坪等地名;寺庙附近有坟滩、水牢、绣房沟等市寸名。笔者的村子位于与神德寺隔河相望的水面坡上,幼时挖地畔时也曾挖出过许多青色陶罐。据老人们说,这些都是当年寺坪神德寺中僧侣们坐化归西后的骨灰罐。这一切也说明当时的寺庙设有公墓、纺织基地、监狱等设施,其威严肃穆可略见一斑。

站在长蛇岭堆垒的照金山梁上远眺,照金山东峰及神德寺所处的坪地,左依青翠秀美的石门山,右傍峻岩微凸的张果老岩。被潺潺流淌的两脉清溪环绕着,凸出的峰体如一粒青灰色的珍珠。二龙戏珠,妙不可言。特别是岩面熠熠闪光,若和当年神德寺庙宇的金壁辉煌相映衬,佐之以神德寺祈福的袅袅香烟,我们不难想象,那将会是怎样一种繁荣昌盛的景象!

然而,宏伟富丽的庙宇和香缭雾绕的景象是如伺消失的,遍翻史志,均未记载。或许我们在梳理历史前行的脉络中可以找到一些答案。隋被唐取代之后。唐的统治者对道教和佛教的佞信比隋而言。有过之而无不及,究其主要原因是,道教的始祖李姌被唐的统治者因同姓而崇信。但佛教的影响是远远大于道教的,加之玄奘取经等重大历史事件影响,唐代的大多数皇帝也都佞佛,官僚贵族和大多数百姓也多笃信佛教,因而,在隋唐两代神德寺的规模得到了空酌的发展。从石函所发掘的末散佚的六枚波斯硬币来看,当时神德寺的对外交流也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些精明的波斯商人的驼队,也曾从京城长安出发,经秦直道的暗门至神德寺,寻找过佛界特有的心理及精神的抚慰。时光推移至公元八四零年,大唐帝国的大厦在“安史之乱”的重创后。政治和经济的根基也已动摇,综合国力亦日见拮据。刚刚继位的唐武宗,敏锐地看到了寺院经济的弊病:寺庙拥有大量土地,僧民也日益众多。又不负担国家赋税,使政府日益拮据的财政收入更加捉襟见肘。这种矛盾的发展,使得雄才大略的唐武宗和周武帝一枰下令灭佛,以消除寺院经济对政杈统治的威胁。史载。这次灭佛,拆毁寺院四千六百余所,勒令僧尼还俗二十六万余人,放出寺院奴婢为纳税户者十五万人。公元八四零年至八四六年唐宣宗即位前的这七年。神德寺是否遭受过沉重打击,志史也无详细的记载,但可以肯定。神德寺在此较为特殊的时期内肯定受到过重创。如若没被折毁,也可能其规模被严重削弱,因而这一时期,是神德寺衰亡的一个较为醒目的标志。唐帛相间的“五代十国”,是唐末藩镇割据的继续和发展。这一时期,战乱频仍,军阀称雄。《新五代史-安重苇传》日:“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耳。”此时皇帝由大军阀为之,刺史由小军阀为之,粕暴蛮俗的军阀政权,肯定是大大削弱了佛教的影响,佛教被作为王权统治的工具来愚昧人民的作用也渐渐消匿。这一切无疑对神德寺寺庙的进一步繁盛在时势上形成了严重的束缚和阳滞。这期间,军阀混战。抑或还有战火与兵变的破坏和威胁。因而,神德寺有可能从此使一蹶不振,逐渐湮灭在了厚重的历史尘埃之中……

民间有这样的传说,虽有一定的依据,但其准确性也不可考。传说隋唐两代。由于统治者对佛教的重视,神德寺享受了很多税赋优惠。寺院经济得到了很好的发展。神德寺在照金山下设有剁脚门,用于僧人违背了清规戒律后在此悔过。神德寺在田峪川的绣房沟设有绣房:在寺前隔河的坪地上设有监狱,此地观今都一直被称为水牢。在寺的西部披地设有公墓,这个市寸子即是坟滩村,这个村名一直被沿用至今。这一时期,虽然寺庙有很多清规戒律,但寺庙的住持们却常常随意盘剥百姓,娇奢淫逸,无恶不作。他们常常把一些无辜的百姓关进特设的水牢。更有甚者,会常常越过佛规的雷池,肆意抢霸民女。传说一位容貌姣好的皇家公主到神德寺进香,被贪婪淫邪的住持看中。住持派手下和尚将其强行拘禁于寺庙里,供当时的住持泄欲玩乐。皇家丢了公主,四处派员搜寻。一天,当充作货郎担着担子卖胭脂的搜寻人员在神德寺周围转悠时。忽然看到了寺庙阁耧中满目盈汨的公主的身影,搜寻人员便不动声色,飞速将此消息报告给了失去公主而痛不欲生的皇帝。皇帝闻传大怒,立即派军队前往寺坪神德寺营救公主。撤出公主后,皇帝怨怒难乎。下令大军荡平了神德寺。寺庙里的几千僧尼等被全部关入水牢,后又焚毁了水牢,神德寺及周围设施也被付之一炬。至于这位公主是谁,五代十国时后梁后唐曾交替统治于此,很可能是这一时期郇一位军阀皇帝的女嗣,而今也无法辩考。由于地宫为隋代建造的地下宫殿。年代久远,加之寺庙的僧尼悉数被杀,神德寺地宫便成了一个永久的谜底,被岁月的浮尘深埋在了寺庙的地下。岁月蹉跎,战乱不尽,地宫从此便从人们的视线和印象中渐渐淡出,成了一处被遗忘的角落。直至一九六九年的这一次偶然发掘,这个谜底才得以解开。

虽然神德寺的一切都已成了俱往矣的历史,但佛祖的大恩大德,大慈大悲,留给斯地的佑护和福祉,由此而形成的巨大的精神及旅游财富,将永远惠光普照,造福于广大百姓。

第一篇 历史的足音 炀帝钦定照金名

隋炀帝杨广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市是隋文帝杨坚的次子,他的兄长杨勇被立为太子,而他先是以种种虚伪的表现。如佯装朴素、孝顺等,以博取父母的欢心;后又与朝中权臣杨素勾结,台谋定计,由杨素向隋文帝进言,废掉了太子杨勇,改立他为太子。隋文帝卧病宫中,他派人先杀死隋文帝,再杀死其哥哥杨勇,这样凭奸诈和阴谋便登上了皇帝的宝座。由于其在位其间的残暴统治、大兴土市和骄奢淫逸。大隋帝国的大厦根基很快就变得摇摇欲坠,乃至訇然崩塌,使睛变成了一个短命的王朝。而这个蓉竹难书的隋炀帝,却与照金有着传说中的种种渊源。

隋炀帝在位十四年,他把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了巡游之中。他的巡游,一方面是向少数民族和邻国夸耀,一方面是向全国人民示威。在他即位的大业元年(公元六零五)八月,就从洛阳乘船巡游江部,到第二年的四月才回到洛阳。这次巡游,他率领诸王、百官、后宫嫔妃、宫女、禁卫军等一、二十万人。船队首尾相接,长达二百余里。凡所经过州县,五百里内都要贡献食物,沿途的一切消耗。均由各州县供给,人民苦不堪言。在他即位的第三年又北巡榆市市(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至突厥启民司汗帐;第四年又到五原(今临河东),出长城,巡行塞外;第五年西行到张掖(今甘肃张掖),接见了很多西域地方的使臣;第六年再游江都;第十一年又北巡长城,被突厥始毕可汗围困于雁门(今山西代县)关;第十二年又三游江都。这一年的巡游是在农民起义的怒潮下仓惶出逃的。逃到江都后,他将自己奢逸的市性表观地淋漓尽致。这次他愈益荒淫无度。命人不断选民问美女进宫,日夜沉湎于酒色中。面对农民起义的汹涌浪潮。他自己似乎也已感觉到了末日即将来临。此刻,据《资治通鉴-卷一八五》载,他曾取镜自照,对萧后说“好头颅,谁当砍之?”虚伪奸诈,好讲浮夸排场的不可一世的隋炀大帝。终于低下了自己高傲的头颅。到大业十四年(公元六一八)。其部将宇文化及在江都发生兵变,打入宫中。用巾带勒死了隋炀帝,大隋王朝的命运就葬送在了这个荒淫无耻的独裁者手里。<bdo>?99lib?</bdo>

隋炀帝与照金的故事,依据民间传说,就发生在这无休止的北巡当中。这次北巡,隋炀帝从他即位时,在汉的旧长安城东南新建的大兴城出发,经过秦直道(这时已改为御道)向北部巡进。十余万匹军中车马,五十余万人的巡游队伍,浩浩荡荡,一时海内富庶,百物丰美,宫帐器皿,皆极其奢侈。辎重粮草,陆续于道,千里不绝。在宽阔的秦直道上。一路龙旗蔽日,凤盖擎天,宸车似水,御马如蛟;车从炫赫,金鼓暄阗,连营有数百里远近。到了晚间,登高一望。巡行队伍灯火万点,如天上列星一般。踌躇满志的睛炀帝,每到一处,便召群臣览山川之胜,饮酒赋诗行天伦之乐。巡游队伍一天行军不过二、三十里,若遇山川有形之处,便几日不行。沿途各郡县贡奉的方物饮食,如堆山填海般而亲。这一日中午经过桃蕊飘飞祧林夹岸的七里川,石门雄关便尽收眼底。睁开惺忪睡眼的隋炀帝,刚从通霄达旦的笙歌艳舞里醒转,从恍如梦境中走出,就被眼前的雄关美景所陶醉。他撩了揉朦胧的睡眼,忙问身边的侍臣裴钜这里是什么所在。裴钜惶惶然把修筑秦直道及石门雄关的战略意义细数了一番,见炀帝兴趣大增,遂又对炀帝说:石门关这里傍道有一处暗门,通长蛇岭北麓深处的一个所在,先祖文帝曾在斯地令大德法师沙门僧晖敕建了一座神德寺,陛下如能去看看,一可以有忠孝之名,二可以祭奠佛祖,彰显陛下的大恩大德,不知意欲否?毅父理屈的隋炀帝心理正虚,通过此行既可饱览美景古刹,又能洗洗罪名,何乐而不为!文武百官,妃嫔媵嫱,车水马龙,便浩浩荡荡地行进在了石门山逶迤百里的长蛇岭上。渐近神德寺时,斜阳的余晖普照过来。照在皇辇舆车和随行的王公大臣的金丝缕衣上,一时金光四射,一片金壁辉煌。透过辇窗看到如此吉利胜景的睛炀帝。忙唤过大臣们问此地是什么地方,大臣们也被眼前光芒四射的景象所震慑,一个个面面相嘘,无以回答。看着裴钜等大臣们的窘相,隋炀帝颁旨:就叫斯地照金吧!从此,这个地方就有了照金这个一直以来沿用至今的名讳。神德寺傍依的那座突兀峭峻的山峰也被赐名为照金山。照金也因有睛文帝敕建的神法寺,有隋炀帝的足迹和赐名,成了一处知名的军事重镇。神德寺也又一次因隋炀帝的往访而香烟袅袅,香火更旺。

细细观察照金周围的市寸镇名,就深知照金这一名讳的来历之妙。照金有尖坪、田峪、陈家坡、寺坪、坟滩、杨柳坪、柳市市等与地貌风物相关的名讳,而较远的寺沟、寺披、小丘、下高埝也亦有沟、坡、丘、埝等含有明显地貌色彩的词讳特征,而照金却是一处与地貌风物没有任何关联的中性名词。足见这一名讳出处的尊贵。

随便说一下。从另一个层面上讲,隋炀帝杨广的聪明多才。放在历史上所有名君行列中,也毫不逊色。《隋书》上说他“好学,善属文,深沉持重,朝野属望”,应当说是有些道理的。隋炀帝首创的科举制度,让中国的帝制有了世界上最完备和最发达的官僚机构,并使得此后天下英雄豪杰尽为皇帝所用。他力主开凿的大运洵也惠及后世,让后面的王朝尽享漕运之利。只不过东征高丽,修建东都和大运河,数百万人耽误农事,糜费储备,犯了盲目冒进不自量力的大讳。在历史上。即使是痛贬他的史家,也不得不承认他“爱在弱龄,早有令闻,南平吴会,北却凶奴。昆第之中,独著声绩”。总之,如果民间传说可靠,隋炀帝可谓是亲自到过照金的千古一帝。

第一篇 历史的足音 将军白发征夫泪

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诗文革新的领军人物范仲淹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人物,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为人们千古传唱,并被大多数有识之士奉为人生的座右铭。而这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就曾被贬任耀州知州,带领军民抗击西夏,曾经戍边屯兵在照金的北障子午岭余脉的长蛇岭上。

范仲淹(公元九八九一一零五二),字希文。祖籍郐州(今陕西彬县),移居吴县(今江苏苏州)。南真宗大中祥符八年进士,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因一生致力于政治改革而多次触怒权贵,曾多次遭贬,又因其卓越的指挥才能,在危机时刻又多次被重用,成为颇具传奇色彩的抗击西夏最著名的爱国名将之一。

公元一零三九年,西夏军队屡次犯边。由于延州(今陕西延安)一带地阔北有照金寨疏,守边兵力薄弱,而且又是西夏犯帛的必经之道,元昊一直对延州垂涎三尺,意欲得之。而帛的延州知州范雍是一个无勇无谋的鼠辈,当闻知西夏进犯消息后,不思迎敌为战,紧闭城门不说,忙向帛兵求援。精明的元吴将计就计,在延州附近的三川口设下伏兵。宋军援兵一到,就陷入了重重包围之中,死伤甚众。元昊一面紧围延州,一面将延州以北的三十六个寨堡全部荡平。延州城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对于强敌压境,范雍也束手无策。最后,若不是上苍有灵,下了一场铺天盖地的冰雪护佑,延州域才末致陷落。对边关如此被动的局面。宋仁宗慌忙召被贬的范仲淹入朝,恢复了他天章阁待制之职,让他出任陕西路永兴军的知军州事,领耀州知州,后又将其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负责延路和泾原路,全面统筹边防守备事宜。已是五十二岁的范仲淹。虽已两鬓霜白。但却丝毫末减强烈的报国热忱。续《耀州志》曾录其《谢上表》,他也以一阙《渔家傲》,一方面表达了平息叛乱和巩固边防的意愿和决心,另一方面也暗示出他功业韦建、久戍边地的浓烈的思乡之情。“塞下秋天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末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池。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范仲淹以白描的手法勾靳出了一幅雄浑壮阔的“边塞关山图”。他借景抒情,直抒胸臆,行文起伏,跌宕有致。在这里,范仲淹思乡与报国之情交融互现,苍凉悲壮慷慨生哀。范仲淹发誓要像当年东汉的窦宪“击破匈奴登燕然山勒石记功而还”那样,保卫边关,让百姓安居乐业。他身体力行,对延路和泾原路一带地形进行了详细勘察,根据西夏兵精马劲和宋军战斗力弱的特点,提出了一整套以防守为主的御夏策略,从而制定了宋军坚壁清野的战略方针。他带领宋军,努力修筑和加固边北有照金城,在帛夏交界的前沿地点修筑寨堡,建立军事据点,对西夏实行仝方位经济封锁。同时。又精炼士卒,废除了不利于在战争中取胜的“兵无常帅,帅无常师”的军事制度,从而改变了过去兵将不相识的状况,使得临战时可根据敌军多寡,可以从容地调遣军士轮流出阵。同时,他在边境地区采取屯兵萤田的管理方式。也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一时“人心归之,名震天下”。在范仲淹及其部属的努力下,延州路及泾源路寨堡林立,关城坚固。连夏军也望“关”兴叹。一段时间内,夏军部队相互告诫:“别想再打延州的主意了!现在的小范老子(范仲淹)胸有数万甲兵,不像大范老子(指范雍)好欺负。”强有力的防御策略,也促使帛仁宗改变了帘军对西夏战争的军事策略。

在此基础上,范仲淹又将坚壁清野的政策推行到陕西沿边各路,在延州与庆州之间修筑了大顺域。在环州和镇戎军之间修筑了细腰城和葫芦泉诸寨。打通了各州之间的道路。使沿着边关的宋军摆脱了孤立无援的境地。这样,一方有警,各方应援,大大加强了帛军的防御能力。根据戍边队伍久戍思乡,斗志不高的不利因素,范仲淹力主从市地人口招募了许多熟悉山川道路、保卫家乡斗志较强的市地人民入伍。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同时,大力争取宋夏交界处的少数民族。这些芜、氏等少数民族部落,由于力量单薄,有的曾依附于元昊。在宋、夏之间持观望态度。范仲淹一面筑堡立寨,切断他们与西夏的联系。并用兵保护他们的安全;另一方面竭力招抚他们。这些少数民族的旗酋长来见,范仲淹都屏退左右,迎入内室,推心置腹而谈。对于在战争中罹害的族人,则供给粮食、农具并拨给土地,帮助他们恢复生产。通过这些策略的运用。各少数民族望风归附,或为宋军担任向导,或出兵助战,有力地支援了宋军。通过以上策略,扭转了宋朝被动挨打的局面,使已经破坏的边防重新又巩固起来。边关上流传着一首歌谣:“军中有一范仲淹,西贼闻之惊破胆”。此时的西夏,也因长年用兵,物资奇缺,物价飞涨,百姓怨声载道而无力战争。到庆历四年(公元一零四四)。边境才恢复了平静和谐的局面。公元一零四三年,范仲淹在任耀州知州时,还建立了文正书院(今西小旧址),对古耀州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另外,范仲淹在照金长蛇岭上也流下了许多宝贵的足迹。一次,西夏元昊的军队从庆阳北入侵潘家塬,范仲淹曾率领六千余人的精兵。从长蛇岭经暗门由石门关出击口泾,敌人闻说是“龙图老子”带队,遂不战自退。范仲淹杰出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指挥才能在当地广为传诵。明嘉靖二年(公元一四二三),为纪念文正公范仲淹所建立的巨大的功绩,耀州知州在塔坡明德寺旧址重建了文正书院,一时文风昌盛,先后有十五人中举。清乾陵二十二年(公元一七五七),复在耀州布政分司旧址(今西街小学)再建文正书院,以示对范文正公的纪念和缅怀。每年的九月初一,是范仲淹的诞辰纪念日,当地的老一辈居民,仍有一些自发的纪念仪式,一千多年前的爱国英雄,因建立的卓越功勋,仍然被人民惦念着。

第一篇 历史的足音 尖坪有个“丁半朝”

伫立在照金镇西梁向西眺望,重峦叠嶂,沟壑纵横;流淌的绿色,散落的村庄;袅袅升起的炊烟,环绕交锚的小河,构成了一幅美丽恬静的田园风光画。循目向西北方向望去,有一处傍依在一座人字型山峰下,被雷神庙河和发源于长蛇岭西南麓的前河相拥相绕的高凸的坪地,这就是风光旖旎的尖坪村。

在这个貌似平静的偏僻村落里,历史的烽火及烟云曾留下过许多燃烧过的灰烬,发生过许多次慑人心魄的事件。有些灰烬尚有余温。而大多数已被冷却为冰凉或灰飞烟灭的时序上的记忆。

在我幼年的记忆里,我所知道的照金第一个杀人犯就出在这个村子里。一个顾性男子和另一个家庭妇女发生了暧昧关系后,共同台谋用木棍活活打死了那家的男人并掩尸。当时,传说中的场面血腥惊魂,我们也是这时候看到了公安宣判和枪毙人的场面。这一对狗男女被验明正身后,被公安人员正法在了野狐沟的尽头里。

这里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一次反抗国民党反动军队和地方武装“围剿”的地方。一九三二年八、九月份,谢子长、刘志丹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开赴照金一带活动。九月上旬,部队在杨柳坪抓获了敌人的一个侦探,获悉敌富平、铜川、耀县民团组成的三县保卫团四百余人正向照金地区进犯,谢子长迅速部署部队向照金西边的尖坪后山撤退。敌人扑空后便放松了警惕,这时游击队杀了个回马枪,部队迅速回师,在照金的寺坪、坟滩一带彻底击溃了三县保卫团的进攻,粉碎了敌人对照金的“围剿”计划。游击队当场击毙了富、铜、耀县三县保卫团副总指挥党谢芳。活捉了耀县保卫团团长马希哲和小丘区团团长柴子发。缴获了大量物资和枪支。

传说在明万历年间,有一户官宦人家遭奸党谗害排斥,其后人为了躲避诛连而陷姓埋名逃到了这里。看到这里土地肥沃,水草丰茂,遂改为丁姓居住在了这里。他们破荆拓荒,辛勤耕做。励精图治,很快傍人字形山峰建成了纵横有致,阡陌井然的尖坪村村落,街道也用从县城运来的青石板铺就,很快各地的商贾云集,一派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此时,丁姓人家也繁衍得很快,到明崇祯帝时尖坪村已初成规模,加之外地迁徙人员,居民已近数千人。丁姓人家人脉兴旺,加之其不为人不知的官家背景,很快就建立了严密的组织管理体系,并制定了详细的各种法规条令,一时民风整肃,法令严明,气象一新。这一切与摇徭欲坠的晚明王朝的凋敝,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和对比。有个算命先生甚至根据人字型山峰的背景,占卦出丁姓人家里人脉兴旺,很可能要出皇帝。这时丁姓人家也有点飘飘然,渐渐改变了隐姓埋名畏首畏尾的小心做法,变得骄纵拔扈,似乎把这里变成了一个山高皇帝远的小朝廷,人称“丁半朝”。

明崇祯年间,各地的农民起义汹涌澎湃。特务机关东厂西厂也加强了对各地居民动向的监测。由于称算命先生的广泛传播,“丁半朝”很快引起了明廷统治机关的注意,参政遂派人前往斯地打探。探子乔装打扮,刚过西梁,便见了一个在山问小道的抬粪之人。探子忙向其询问,斯地是不是有一个“丁半朝”,而这个抬粪之人则不惴不忙,很煞有介事地回答了一句:“为臣只管抬粪,不管本朝其余之事”。连拾粪之人都谓“为臣”,探子方知确有其事,遂马不停蹄地回报衙门及参政。事情重大,参政赶快上报了崇祯帝。此时的崇祯帝,早已被陕西各地农民起义的烽火炙烧地惊恐万分。疑心重重的他,没问青红皂白,便下令派军队一举荡平了“丁半朝”这个所谓的小朝廷。由此横祸,丁姓人家也全部被灭绝,在尖坪从事商业贸易的人也作鸟兽散,一座兴盛繁华的本村落,顷刻之间变成了废墟和瓦砾。

这一切虽是民间传说,但也有稀疏可辩的证据。如尖坪村修房时曾发掘过井然有序的用来建设街道的青石条、华表、门墩等,而尖坪村现在的居民中也没有一户姓丁的。由此可见,这一历史传说也不是空穴来风,有一定的依据和可信性。

岁月迭替,重重历史云烟散尽之后,尖坪市寸却一如既往地以它沉静娇丽的身姿,从容地行进在建设新农本寸和和浩发展的道路上。尖坪村以自身美丽如画的特质,吸引着广大的旅游者。

第一篇 历史的足音 豪杰命殒锥子山

从耀州城向西北走,穿重重云雾。经几多逶迤,过沟梁峁壑,跨河桥村镇。大约行六十余公里左右,便被一座尖削陡削的山峰堵了去路,这座山峰就是堡子山。它即是桥山山脉余脉子午岭段长蛇岭堆垒出的一段龙脊似的山梁的最南端。这条山梁南北走向,横亘在照金街和文趟村之间,将公路也分为绕梁而通的二条干线,一条通照金街,一条通文趟村。在文趟村北头有一个漏斗状的山坡水面坡,可通往田峪村。文趟村背依一座尖削如锥的山峰,是照金东面的屏障,这就是锥子山。据史载,明崇祯四年(公元一六三一年),明末农民起义的豪杰好汉郝临庵、独行狼及其部属四百余人就被洪承畴“围剿”在了这里。

据《明史·卷二六八》载。明崇祯二年:“七月,陕西贼炽。”可见陕西是农民起义首先爆发并形成燎原之势的地方。这不外乎几个原因:首先陕西地瘠民贫。生产方式落后,而封建剥削却不比别的地方轻,反而更见沉重。如以厉民最甚的赋税加派来说,明统治者只规定按地亩加收赋税,而省份的贫富不为区别,田土的贫瘠不分等级。陕西地广人稀,特别是陕北,赋税加派反而因地广而课重,百姓不堪重负,生活异常维艰。其次,陕西各种自然灾害频发,特别是陕北。旱灾肆虐,土地干涸。如万历(公元一五七三一一六二零)的四十八年间,有灾荒记载的竞有二十五年。而天启(公元一六二一一一六二七)、崇祯(公元一六二八一一六四四)年间,又是灾荒连绵,甚至奇荒大作。如陕北延安府,崇祯元年(公元一六二八)一年无雨,乃至草枯木焦。是年八、九月间,百姓已食山间蓬草。至十月后,蓬草食之殆尽,百姓只好剥食树皮,而到年终。树皮又已尽,百姓又只好挖掘山中石块而食。食不数日,则大部分百姓腹胀下坠而死。饿殍遍野,死者比比,枕籍山谷,其状惊心惨目。成群的饥民不甘等死,因而灾荒便成为起义的导火索。此外,陕西又是边防重地,明府在此驻屯有重兵,兵饷短缺,常有叛兵叛卒出现。天启年间。数日无饷或经年无饷。崇祯初年,有的驻兵缺饷达三十六个月之久。因至相率而逃或聚众反叛的事件层出北有照金不穷。这些叛兵叛卒,平时从事劫掠,而当农民起义发生时,又纷纷相从揭竿而起。最初在陕西揭竿起义的有府谷王嘉允、安塞高迎祥、汉南王大梁、肤施(今延安)张献忠。另有点灯子、孪老柴、独行狼、郝临庵、刘道江、红军友、李都司、杜三、神一魁等等,所部数万之众,出没于陕西和山西一代。这时的起义军基市无统一组织,以逐粮为目的,各自为战,分台无定,遇见官军胜则进,败则逃进山谷。

据《明史·卷二六八》载:崇祯四年“李老柴、独行狼陷中部,巡抚练国事、延绥总兵王承恩围之。五月,庆阳贼郝临庵。刘道江援之。”从这一记载里,我们可以看出,独行狼和孪老紫当时是关中一带的一部起义军。而郝临庵则是据守庆阳的一部起义军。两部起义军时常协作行动。且相互援助。又载:“可天飞、郝临庵、刘道江为王承恩所败,退保铁角城。独行狼、李都司走与台,可天飞、刘道江遂围合水”。这时候,由于各部起义军被明军追剿,此时才共同走在了一起。台兵一处,统一行动,进攻台水县城。“贼匿精锐,以千骑逆战,诱抵南原,伏大起。”“诸角望见,夹击,贼大败,僵尸蔽野,余走铜川桥。”可见,起义各部联军在进攻台水域时误入埋伏,被明军杀得僵尸蔽野,残余起义军不得不向铜川轿溃退。“……追及之,大战陷阵,贼复大败”。明军紧追这支起义联军不放。一路追击围堵,大有荡平起义军之意。“……复追贼安口河,崇信窑,白茅山,皆大获。总督洪承畴斩可天飞、李都司于乎凉,降其将白广恩,余贼分窜。直到明军追击到平凉,洪承畴擒获并斩杀了可天飞、李都司两员起义军将领,收降了白广恩一员起义军将领,起义联军此日寸已近乎溃不成军,四散奔逃,作鸟兽散。……追击之陇州、平、凤间。十月三战三败之,逐北有照金蹙贼耀州锥子山。其党杀独行狼、郝临庵以降。承畴戮四百人,余散。关中巨寇略平。”余散的起义联军被明军穷追猛打,辗转于陇州、平凉与凤翔一带,三战三败,最后从公邠豳经石门关逃到了照金东面的锥子山中。

锥子山山峦北部以田峪洵与长蛇岭张累老崖隔河相望,西部以雷神庙河与长蛇岭的余脉相间,山峦绵延四十余公里,南至九里坡及阿子乡。山间沟壑纵横,溪流密布。与长蛇岭山脉不同的是,锥子山山峦积土深厚,土壤肥沃,森林茂盛,易于藏身。郝临庵,独行狼率部众进入锥子山后,盘旋于山林之中。游走在群岭之间,也使明军兵吃尽了苦头。由于几乎弹尽粮绝,兵士衣不蔽饰,还要忍饥挨饿,致使起义联军的整体战斗力明显下降。鉴于起义军中坚战斗力量皆由分布于各地的劫匪强盗而来,又匪性十足,在锥子山中狼狈逃窜近一个月余后,难捺艰苦异常的逃窜生活,两个小头日终于任一个夜晚,趁着月黑风高,在锥子山老虎沟,袭杀了酣睡中的起义军首领郝临庵和独行狼。之后,两个残忍的小头目,率领五、六百人残众向三边总督洪承畴请降。被农民军拖苦了的洪承畴,对起义队伍恨之如骨。恨不得杀之而后快。洪承畴遂残忍地将起义军中匪气十足的四百余人杀戮于郝临庵、独行狼遇害处的老虎沟,又特别把那两个暗杀郝临庵、独行狼的小头目。挖心剜眼,弃尸于两位争雄的陋冢旁。邀功请赏的势利小人也没能苟且偷生,面对狡黠奸诈的三边总督洪承畴,成了老虎沟中出没的虎狼的一份丰盛的大餐。据民间传。洪承畴为郝临庵、独行狼在锥子山浑处的老虎沟草殓尸饰,还修筑了墓冢,英雄的魂魄也算安息在了这里,只是故冢的具体位置今天已不可考。

崇祯十六年(公元一六四三),李白成果用顾君恩的建议,决定取关中为基地,然后占领山西进而进捣北京。李白成亲率大军从荆襄北上,九月,在河南郏县和明军对垒。时大雨连旬,起义军以轻骑切断了敌人的粮道,趁明军乏食自乱之际攻之,斩杀四万余人,大败时任陕西总督的孙传庭,十月,在潼关杀之,十一月攻克西安,势如破竹占领了陕西全境。李自成遂建立了大顺政权,年号永昌。此后,起义军攻势如潮。宁夏银川及甘肃兰州、武威、张掖等地也尽入其治。据清《耀州志》载,此年,李自成起义军“攻克耀州城,委杨鼎瑞为耀州牧”。药王山曾存有“畅鼎瑞题诗碑”,后署“耀州牧山人杨鼎瑞”,下押“鼎瑞”、“定同印”印章二枚。从碑文看,杨鼎瑞是陕西金明(今安塞)人。据民间传说,大顺永昌元年,耀州牧杨鼎瑞曾携州治百官,前往耀州北部照金锥子山中的老虎沟,祭悼反明殒命的文军将士。当然,遍翻各种史志,均末有只字记载。这一切,只不过是斯地世代居民,怀念农民起义军为穷人打天下义的丰功伟绩,演绎的美好传说而已……

第一篇 历史的足音 可叹可悲“王善人”

峪龙观,从这个名讳里我们就可以判断出,这是一个道家传教的场所。当我们仰视位于照金镇田峪市寸北半山腰的这窟石洞时,当年的峪龙观早已是岁月流逝中的一种残存的记忆而已。只有当年发掘的这通保存得尚为完整的碑子,才让我们感知到这座荒凉破败的石涧已经消逝的昔日辉煌,我们才将石洞周围氤氲的缕缕寒气与袅袅上升善火香烟联系起来……

这通石碑刻立于明万历三十六年 (公元,一六零八),碑高一米三,宽零点六五米,厚零点一二米,碑名《峪龙观碑记》。刻有楷书文字九行,满行为四十五个字,约四百字,后暑邑人乔因阜撰并书,通篇碑文记载了村民王进孝化缘建观的曲折和艰辛。刻立者乔因阜的生卒年月,与王进孝是怎样一种关系?现在已不可考。碑文中的王进孝民间传说中的“王善人”,在祖辈们的传说和演绎中,倒是有一些可叹可悲的故事。

峪龙观的主人王进孝,也就是王善人,生长在照金黑田峪村。由于自幼笃信道教,成为了一名太上老君的忠实弟子。缘于道教在古耀州的活动,从远古的北魏,到近代的民国,教义渐入人心,香火日盛,经久不绝。道教的活动中心药王山。当时一直是关中道教十分著名的“洞天福地”。历朝历代的老百姓,也把道教奉为神明。老百姓上庙烧香,上供布施,求神灵护佑的活动经久不衰。生长于这样的氛围中。王善人便被道家的教义所导引,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化缘行善,云游江湖,成了一名笃诚的道教信徒。当时的田峪川。风景奇秀,宽阔的川道里生长着茂盛的沙棘及各币中落叶乔木。田峪洵河水校盛,淙淙而流的水幕,漫过各币中奇异的河卵石,穿行于各个树木间。世世代代生活在河畔的田峪村民,背靠雄伟峻峭的石崖,脚踩如行云流水般音乐的潺潺流水,如生活在神山仙界一般。王善人自幼便被熏陶在了这道教极力推崇的神仙境界里,多年的江湖云游生涯,使他萌生了在此建观修道的意愿。从此。他便在川前崖后精心观察,寻找着建观的所在。

功夫不负有心人。也许是太上老君在冥冥中的扶携,王善人终于在村北面石崖半山腰上,发现了一处天然玉成的石洞。石涧距地面垂直距离千余米。洞内宽阔有余。可容纳百余人。只是通往石洞的羊肠小道极为陡峭,狭险崎岖的小道只能容一人通行,在接近洞口时的一段路径,奇险异常。每行此处。必屏心静气,半个身子侧附石崖,一只手牢牢抓住斧凿般的石棱石角,才能安全通过。从此,王善人便开始了其漫长的化缘建观历程。他每天间鸡起舞,早出晚归,把化缘来的各种材料,一件一件地通过那条小道,艰难地运入洞内。日复一日,一砖一瓦,渐渐地,石洞里也有了象模象样的太上老君座像,凹凸不平的他面也平整了许多。据民间传,王善人把带进洞窟里的食粮食物。随意摆放,致使洞内白鼠成群。白鼠肥硕异常,有时候还窜出洞外,摔死在悬崖上,而王差人却认为,这一切是即将修道成功的祥兆,日夜与白鼠为伍,互不相侵,相容相依,和谐而生。随着岁月的流逝,王善人也由青年到壮年,由壮年到中年。由中年到了老年,……,渐渐地,王善人也变得体力不支。但他却始终如一,坚持每月每日化缘,并一件一件地向洞内输送着各种化缘而亲的原材料……。岁月荏苒,王善人终于到了垂薯之年,但他还是坚持着修道成仙的信念。有一日,他拿了化缘来的原料,又艰难地攀爬在那熟稔于心的羊肠小道上。由于王善人已是风蚀残年,这一次他爬走的特别吃力。当走到邢段狭险小道时,王善人浑感体力不支,眼前直冒火星,他喘息停留了片刻。当他费力地继续攀爬时,悲剧发生了,颤颤唯唯的他终于一脚踩空,跌落在了千余米高的石崖之下。王善人修道末成,倒是成了一名真正的殉道者!据说,后亲人们曾在田峪村北王善人修道的那段石崖下反复搜寻,但却没有找到过王善人的一骨一发,只有那成群结队的壮硕白鼠,轻快地穿蹦在崖眉间。唧唧咕咕,似乎是在表示着对主人的恋恋不舍之情。

按照道家的理论,王善人或许是终于修道成仙了。

除了王善人持之一恒的坚毅信念。孜孜不倦的化缘建观精神值得我们借鉴以外,一心期盼着修道升天的王进孝其实委实是可叹可悲的。据说,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涉足过这个石洞。今天从石崖下仰视石洞,洞口早已被一片芜杂的乔市大部分遮掩。只有一片森森郁郁的密赫茂盛地生长在那陡峭的石崖之上。若不是那通石碑,王进孝早已被人们所遗忘。只有“王善人”的轶事轶闻,还偶尔被那些老态龙钟的古稀老人提及。

大约现在已经无人提及了……

第二篇 自然的造化 心中的石门山

在儿时的记忆里,每天清晨,我们这些小伙伴们都会站在晨露中遥视这座巍峨高耸的山峰。它总是与周遭连绵盘亘的群山一起,沉浸在天际初露的曦光中,联缀成了一片起伏欲舞的紫黛。迷离扑朔的雾霭仿佛轻轻地托浮着伟岸的它,恍如梦幻般的仙境。美丽而撩人情思。每当此刻,我默想,在那天尽头一定有我所渴望的一切……

大多时候,难仰内心的渴望与激动,我们总是从长蛇岭堆垒的这个龙脊般的尾梁上向前爬,总希望能越过眼前这座海拔一千六百多带的高山,想看一看那儿这山外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

累啊!总是极累。四肢乏力,小腿转筋,大腿哆嗦,气喘吁吁,汗流涔涔。我们的每一次行动却总是虎头蛇尾,到不了山的顶头,走不到云的尽头。

虽然很多次都无功而返,但我们攀爬这座大山的希望和信心却从末熄灭过,征服的欲望反而在多次失败中有增无减。总想着,有朝一日,我们一定会欢呼雀跃地站在那座山巅上,得到我们希翼中想看到的一切。

这一次终于爬上了那座魂牵梦萦的山头。然而却令我们十分的失望,甚至沮丧。原亲这山外还是山,山连着山。山峦起伏。重崖叠嶂,无有尽头。站在这山巅上四处眺望。感觉到脚下的这座山峰并不很高。也称不上险。这座山峰的周围参差分布着一些高低不同的山头,犹如一座座宽阔无限的墨绿色的屏障,向天边云边无限地伸延开去。在失望中,我们穿市币越壑,路转峰回。在山洼中盘旋多时,终于限前一亮,被横亘在面前的两座突兀而立的奇峰所震慑。这两座山峰在这山垭口直插云霄,似斧劈刀削的一般,岐峥峻峭,挺拔有力。这两脉岩石是褐里透红的,紫黑色的岩面里点缀了许多红色的沙砾。岩面大部分是凹凸狰狞的,偶尔的洼处也生长有一些零星的不知名的乔市和苔鲜,抑或会突兀地生出一枝火红鲜艳的山丹丹花。只是岩顶眉耥处生长了密匝匝的各币中乔木,有如人的发际一般。这些乔木蓊蓊郁郁地向四周生开去。依随了陡增陡减的山势,便自自然然地溶入了山峦里那青翠欲滴的无尽的绿色中……

听大人们说,这就是石门山,这两峰相峙的地方就是石门。而这石门山里有“石门爷”,“石门爷”的魂魄就在这东面的山峰上。“他”老人家时常注目着层峦叠障,注目着关中大地,握掌着风调雨顺的砝码,石门山由此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就增加了一种浓重的神秘感。此后。每当久旱无雨时,我们都会随着父辈们亲到这石门山东峰下,虔诚地焚香烧纸,伏地顿首,祈霖求雨。也怪。“石门爷”在大多时候都没有让我们失望,总如及时雨一般为我们奉上了久旱后难得的甘霖。从此,我们的心中对石门山和“石门爷”的敬重感也就与日俱增。此后。我们临考蓟到此磕头作揖。祈求“石门爷”佑护,使我们能考出好成绩: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哥哥姐姐等亲戚邻里有了病也都来此祈祷;十里八乡的百姓有灾有难时也米此跪拜,求“石门爷”佑护平安。“石门爷”是我们幼小心灵里的乡里乡亲们的守护神。此时,在我们的心目中,石门山仿佛是神山仙界。

后来知道了。那是这里修筑了通往旬邑的公路以后。由于工作中事体泥泞。人事纷争,为了躲避城市的喧嚣,我常常会驱车来到石门山这座童年里心灵的栖息地,来寻找心灵的片刻宁静,自然就对石门山的史籍典故有了一些详尽的了解。原来这座山脉是桥山山脉的余脉,石门山位于桥山山脉子午岭的北段,这龙脊般的山岭即是长蛇岭,是照金北面的屏障。这两座桕峙的山峰形成的石门就是著名的“石门关,”是“秦直道”穿越而过的地方,也是从古至今的一处战略咽喉。在这里流传着很多公子扶苏的事情。公子扶苏因谏议奉始皇的焚书坑儒等累政,被贬往蒙恬军监军。秦始皇死后,宦官赵高和丞相李斯密渫篡改诏书,命公子扶苏自刎含冤而去……。公子扶苏的差德善行感动了历代的三秦儿女。人们遂把公子扶苏奉成了心灵里真善美的化身,尊称为“石门爷”。“石门爷”也以他的至善至慈佑护着世世代代居民。紧邻石门关的一片山脉的低洼处,据传有扶苏的墓冢。墓冢上松市白肃立,野花绽放。掩映在了茫茫的峰峦云海之中。

常常自忖,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石门山就像是陶冶心灵的一部大书。在这部大书里。自己既悟到了真善美的真谛。也感悟到了重要的一条做人准则,那就是,做人雯像石门山那样。具有一币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襟怀。

一想到石门山。“温、良、恭、俭、让”便悠然心间,做人便自觉地有了一些循规蹈矩。

第二篇 自然的造化 雾锁石门

刚才还清清楚楚的,一股雾浪涌过,逶迤的群峰,如黛如烟的远山,巍峨陡削的石门东西两峰,顷刻间便淹没在了扑天盖地而亲的云雾之中……

情景与儿时的那次何其相似!在那个贫穷与饥饿交织的年代里,为了那几元钱的学费,我们几个伙伴们从晨露中便爬上了这座伟岸的石门山山顶采药。

在石门山山顶的这一汪水草丰茂的洼池中,黄芪、苍术、穿地龙、单参俯首即拾,叶茂根肥的各种草药比比皆是。当什么沉浸在在收获的时,本来就阴沉如铅的天穹,突然涌北有照金过来一股雾浪,将我们这些小伙伴们顷刻间就吞噬在了浓浓的重雾之中。一不小心,托起的小镢头不幸挖向了我的左脚面,顿时血流如往,露滴伴着伤口里外喷的血注使我疼痛难忍。我无助地减了几声“救命”之后,钻心的疼痛便使我昏厥在了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重重迷雾中……。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在恍恍惚惚中我醒了,但却分明是依偎在一个宽厚而温热的怀抱中……。雾霭也渐渐散开了一些,有了一定的能见度,渐渐地我听见了同伙们的哭声,稍稍有点清醒的我才发现,自已正躺在一个善良温厚的长者的怀中。同伴们说,他老人家闻讯后,循着声音依了稔熟于心的轻车熟路,穿过重重迷雾,及时赶到了这里。他早已为我揩擦了伤口,而且就地采了中草药刺棘,挤压出了叶汁。涂在我血流如注的伤口上,并撕扯下了自己的衣襟为我包扎……。同伴们跑到我的身边时,他早已用娴熟的包扎。让我脱离了险境……。当我脱离危险准备回家时,他老人家还从药篓中掏出一载粗短的黑色柱状的东西亲手交给我,并反复叮嘱我:“这是‘血三七’,切成片泡水喝,止血很灵验的。”就这样,在他老人家所惠草药的调剂和滋养下,回到家的我伤口迅速恢复,既末影响学业,又末留下什么后遗症……。

再后来,我考上了县城的重点高中,后来又考进了国家院校,我的人生际遇不断向好的方向发展。我去拜谢过他老人家几次,但都因他要上山野采药而末能谋面。从外人的口里才知道,他是方圆百里、四邻八乡有名的“土医生”,居住在前面沟口的雁岭村。他父亲是大名鼎鼎的蒲金山,是大生产运动时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受过毛主席的亲自接见。而且,他的英雄事迹还上过陕甘宁边区的识字速成课本。三十年代初,他曾为红二十六军将领张秀山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很多红军战士,用草制的药埝子刮毒疗伤,而且和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游击队总指挥李妙斋是至交。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孪妙斋、王世泰在麈战间隙休整时,都曾从暗门将部队拉向比较安全的这里,而且几乎都睡过他家的大炕。他本人十一、二岁就参加了红军,后来成为了边区政府淳耀县石门乡的首任乡长,再后车为人民服务至旬邑县工会主席……。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因生性耿直,脾气执拗,早已“靠边站”赋闲在家。此后,他终日里与石门山林海为伴,以救死扶伤为已任,利用祖传的治病绝技。辩识和简单临床试验了石门山三百余币中丰富的中草药,为方圆几百里地的群众免费看病。他几乎是每天带足干粮,身披蓑衣,踏着石门山的晨露和浓雾,几十年如一日,早出晚归,浴雾采药。“一蓑烟雨任平生”,俨然是一位身居“世外桃园”的“药翁”……

眼前的雾越笼越厚,我不得不从回忆中回到现实里,将在浓雾里蜗牛般嚅动的车辆停在路旁,,在座椅上闭目养神。轻抚着脚面上那条窄长的岁月留下的伤疤,与眼前浓雾闭锁石门的景象一样,我心灵深处的迷雾也再一次渐渐洇开,在一种惶惶然的情绪里打开了脑海里记忆的闸门……

听说,再后来,他生活的很苦很苦。不愿求人的他,听说我担任了某大型水泥厂的“中干”,曾捎话来让我帮忙买一些便宜水泥给自己家中盖房用,而我却疲于事务和忙于应酬,竟将此事抛之脑后。他捎信来求我牵线搭桥,寻觅开发石门山中草药的门径。却因我万事缠身终忤权贵而忘的干干净净。他老人家采药东篱,吟啸徐行,以小学一年级的文化程度写成了厚厚的五本诗集,让我帮助联系诗集刊印事宜,我却终日在生活和工作的缠扰中不能自拔,没有给他老人家以慰藉和满意的回复……。生活的迷雾氤氲在我的周遭,越积越厚,愈笼愈重。在世俗和物事北有照金的泥泞中,我也早已渐渐褪去了纯洁和俭朴的秉性。在感情世界里,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渗入了市侩和庸俗,好了伤疤忘记了疼痛,渐渐屈从于世故和圆滑。若不是经历了那场人生的大起大落,自己还会沉湎于世俗的烦嚣中。在自己的不慎及奸佞的陷害后。头脑才渐渐清醒,脑海里才想起了那场浓密的大雾……。

而今也是一场遮天蔽日的大雾。但情景却大不相同。在我遭受挫折后,他老人家却丝毫末记前嫌。以博大的襟怀捎来了一封信。我流着泪默诵着那些尽释前嫌和开导宽慰自己的文字,郁积在脑海中的失落和抑郁也在慢慢流走……。他老人家还再三叮嘱我,让我一定要再感受一下石门山的浓雾。迷雾终会被雨打风吹去。一切烦恼和龌龊定会在雾中冰释……。

一阵山风吹来。精灵般的雾似乎也在渐渐散开,被浓雾紧锁的石门也渐渐露出了它清晰的轮廊。拨开谜雾见晴天,面对生活,笑傲生活,才是生活的真谛。我终于从沉思和往事的回忆中走出来,从容地发动车。向那个险些被遗失在了记忆里的小村走去……

第二篇 自然的造化 四季石门吟

氤氲在山巅洼地里的寒气在不经意间已悄然散去,渐渐地,燕子的呢喃,田硅的低吟,蜂蝶的嗡嘤……,如一场精心排练的交响乐,奏鸣在了早春的石门山中。紧接着,溪流也不甘落后,从隐身冰下而渐渐复出。或淙淙而流,或潺潺而淌,伴着天籁里大自然的和声,奏出了一曲悠扬美妙的和弦,春天的石门山沉浸在了一派和谐之中。渐渐地,起伏的重峦叠嶂也穿上了绿衣,这盈目的新绿似缎似锦,雪的梨花。黄灿灿的连翘花,紫里透红的龙柏花……,如锦上添花。盛开的花蕾竞相绽放,把春天的石门山麓装扮的分外妖娆。再后来,燕语呢哝,花香袭人。绿浪翻卷,溪流潺潺。和谐的大自然,拥裹着雄关险隘,衬托着漫漫直道,精心装扮了石门山刚柔并济的春天。

气温在不知不觉间升高了,渐觉炎暑逼人。开始只是一些偶然入耳的蝉鸣。渐渐地经久不息的蝉鸣便形成了一种聒噪,回荡在跌宕起伏的石门山中,迎亲了石门山的炎夏。此时的石门山,却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炎热,置身于石门山中,确是一个消夏去暑的好地方。保存完整的原生态植被,被浓萌屏蔽得严严实实的沟涧小路。口人的冰凉有加的溪水。山垭及沟壑里时时吹过亲的徐徐轻风,如一个天然环保的大空调,会使你心神俱怡。置身其中,你会早已忘记了那十分难熬的城里的夏。夜居石门山中,小酌几杯,承睫着石门山中明亮姣洁的月光。吟踊着“垂口饮清露,流响出疏桐。”的咏蝉诗句,看着天空上银河里璀灿的繁星和周遭芬馨无比的野花,更会处于一种难得的人与自然“天人台一”的和谐之中。

蝉声渐渐消匿。“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石门山便因叶而知秋了。原本满目的青绿骤然问就变得异彩纷呈,仿佛一位大手笔的画林高手。把一盆浓墨重彩,泼向了峰峦叠翠的青山,变成了一幅风格迥异的山水画。火红的枫叶、淡紫的栎枝、干黄的杨柳、裸露着白色躯体的桦树、墨绿的松柏……,满世界的五颜六色和流光溢彩,点缀了石门山热情奔放和琳琅满目的秋天。山峦起伏,秋风摇拽,黄叶飘飞,但不落的是那缀满枝头的沉甸甸的果实。五味子红了;山葡萄紫了;石枣的景串悬挂在裸突的虬枝上;栗子、山核桃也果实累累了……,石门山的秋无疑是一付国泰民安的丰收的图画。中秋时节,气候变化无常。石门山林海深处常常会氤氲了那薄如蝉翼的雾。这雾如精灵一般,飘忽在石门山的层峦叠嶂之中。此时的石门山神秘莫测,云山雾罩,形成了一片云雾的海洋。这美妙的云海奇观,蔚为壮丽,置身云海之中。有币中飘飘欲仙的感觉。

一阵寒气掠过之后,风扫落叶,溪水凝滞,便迎来了石门山萧瑟的冬季。这时节。落雪往往是不速之客,不经意间。一切纷纷扬扬的大雪飘洒,石门山便被银妆素裹,装扮成了一个冰清玉洁的世界。山舞银蛇,原驰蜡像,置身于石门山,虽春寒料峭。寒气逼人,但你却会被眼的“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景象所慑服。奇妙的大自然使你心里会悠然腾起一股热浪,满怀热情地去感受这美丽壮观的大自然。此时,或在枯草上踏雪;或去姜口湖滑冰;或在溪冰上凿孔捕鱼,石门山妖骁的冬日早已使你忘记了这个寒冷瑟缩的季节,充满了感受生活的勇气和活力。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石门山的四季,是神山仙界的四季。如果你亲历过,邡自然就飘飘欲仙了。

第二篇 自然的造化 烟雨暗门

从照金出发时天空还是蓝湛湛的,万里睛空,一点云彩也没有。穿过一段逶迤盘亘的山路,过虎儿梁及兔儿梁。便被横亘在眼前的一脉突兀铮狞的青黑色石崖所阻挡,天空霎时也昏暗了下来。这脉石崖或许是连通的,遁着龙脊般的地貌向东向南绵亘延伸开去。但蹊跷的是,在这里却有一个极为狭窄的垭口。这个垭口或为自然天成,或为人工凿削,是一处校为险要的所在。垭口那边的天和群山混沌地连在了一起。从远处看,眼前是影影绰绰的一片,铅黑色的云块似乎是重重压在了部朦朦胧胧的山峦之上。险固的机关、铝灰色低垂的云块、模模糊糊的远山,构成了一幅可以命之为“野径云俱黑”的美妙图画。不一会,狂风骤然刮起,一场滂沱的大雨便倾盆而下。

这个物候变化莫测的垭口就是暗门关。垭口那边的那个三面环山的小本寸子就是暗门村。而这暗门关,和石门关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秦直道穿越七里川后便一改原来的方向,直指石门关而过,而在七里川走向上留下了一段延伸的川道。这川道只有一个方向与秦直道相接,而其余的三面都被峭拔险峻的高山所环绕,形成了一个貌似葫芦状的狭长的腹地,犹入一个暗道机关埋伏在秦直道的周遭。我们所说的这个暗门关,就是在三面临山中,处在东北方向的这个狭窄的山垭口。史载明代曾“置照检司,筑石门城”。石门关是秦直道的险隘,也是陕甘宁三省的交通咽喉,因而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而暗门关作为石门关的一个暗道机关。则是东联耀州、柳林、照金的惟一一条天堑通道。据《耀州志》载:“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一五五三),参政张涣令耀州知州李廷宝修筑岸门关城。”因此处是耀州通往西北唯一的通商口岸。暗门关也常常被称为“岸门关”。史载符紊和姚秦的军士曾在这里屯兵争雄;这里曾留下过隋代帝王的足迹;这里也是宋代宁谷驿通往豳口的主要通道之一;范仲淹曾在这里率领宋军军民抗击西夏元昊的部队。在明代这里曾驻有重兵,成为抵御外族觊觎关中和镇压农民起义军的重要关口。陕北、陇东的几支农民起义军,都曾在这里被明将曹文治伏击过,其战略作用愈见明显。

一九三三年六月,红二十六军在错误路线的胁迫下,南下失败,照金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形势讲入低潮。八月,由渭北游击队改编的红四团、王泰吉起义部队改编的抗日义劳军、耀县游击队改编的三支队等三支革命武装相继到达照金。八月十四日,陕甘边特委在照金陈家披召开了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临时总指挥部。九月中旬。也是一个烟云茫茫的雨天,新成立的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反利用暗门天堑,躲过了国民党何高候部的一次精心策划的伏击。我陕甘红军游击队利用旬邑张洪镇民团的内线宋飞做内线,乔装打扮,化装成敌民团团员,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了旬邑县治所张洪镇,伪县长和敌民团团员还在睡梦中就被我军的天兵天将所俘获。同时,还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棉花、布匹及伪县长大印等战利品。得到噩耗后的国民党十七路军军部,急忙命其驻扎在土桥的何高候部围追堵截。狡猾的何高候认为,我军截获并运载有大批物资,若要返回照金,必趋近道。因而认为,石门关古道暗门处是我军返回照金根据地的必经之路,遂以其部所属一团人埋伏在暗门村川道里和暗门关一带。红军游击队总指挥王泰吉分析局势,认为敌人必在暗门一带埋伏,遂力排异议,指挥部队避开石门关和暗门关,冒着漂泊大雨绕道马栏川,经薛家寨后山,克服了币中种艰险,背负肩扛,顺利地运回了所有物资,带领部队安全返回了照金苏区。而蜷伏在暗门处的敌军,在饥饿惶恐中被滂沱的大雨浇成了一群“落汤鸡”。

历史烟云和风雨过后,现在的暗门关已被规划建设成了耀旬彬大道的一部分,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暗门村也依着时代的脚步,加快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步伐。雨过天霁后,那一排排清新整洁的村舍,与雄峻屹立的暗门关交相辉映,形成了一道道靓丽的风景线,掩映在了暗门川道青翠欲滴的绿色中,今日的暗门关显得更加瑰丽雄伟。

第二篇 自然的造化 兔儿梁

沿照金北端逶迤绵延的山岭行进,盘旋曲折约七、八里,蜿蜒百余里的长蛇岭子午岭中段,便被造化成了一处沟壑纵横、林木茂盛、流水潺潺、水草丰茂的所在。这里环境清幽,山鸟飞回,山涧盆地、洼地、坪地星罗棋布。从远处眺望,一脉龙脊般的山梁影影绰绰地蜷伏在一片广阔的洼地之间,犹如一只奋蹄欲跃的兔子,与寺坪市寸后的照金山参差相接,这个幽美的去处就是兔儿梁。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公元二千零六年的一天,笔者曾陪同一位年愈华甲白发盈巅的老人来到这里。浸润着对故里山水浓烈的热爱之情,老人眼含热泪。在一个个小山梁上凝思,在一裸裸高价入云的参天大树前驻足,在一个个山坳前肃立沉恩……。看到这种情形,我脑海里悠然飘忽了诗人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看着老人家查看的如此仔细,我感受到了老人家对此地所流露出的恋恋不舍的深厚情感。老人一生戎马倥偬。在这个小山村里,还是一个意气风发的激情少年,就毅然参加了革命。随着红二十六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第一野战军二兵团四纵,一路东突西征,所向披靡,隆指兰州。旗插武泉。最终转业到了甘肃地方工作。老人家一生屡立战功,数获嘉奖,但百忙中却无暇回故乡走走看看,直至“少小离家老大回”而“乡音末改鬓毛衰”。老人操着浓重的乡音,滔滔不绝地向我们述说着这里所发生的一切……。

这里的水很甜很甜。这里是沮河的发源地,是全耀州人民的母亲河的渊源。环兔儿梁兀发的一脉清溪,一路经过长蛇岭南麓的沟壑流至绣房沟川道。另一脉清溪,则从张果老崖和照金山之间的老君庵沟飞泻而下。两脉甘甜清冽的清溪由此汇成田峪河,沿途汇集东沟、西沟、大坡沟、西川河水,东南流至陈家楼子又纳瑶曲川水,南流至田家咀再纳瑶峪川、店子河、蔡家河水,经庙湾纳柳赫西川水,又向东南入安里、石柱,再纳梁寨河、马源沟、吕渠河水,至祧曲坡水库入锦阳川,绕耀州县城西流,最终与漆水河汇合……。说到这里,老人还俯下身去,不忘用双手掬捧起哪清冽香舌甘的溪水,忘情地细细品咂一番……。

这里曾是陕甘边最早燃起武装斗争烽火的地方。一九三二年春,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就曾在照金一带活动,这里也是游击队最初常亲常往的居住地和休息地。一九三三年三月八日,陕甘边特委在兔儿梁成立,金理科任书记,习仲勋任军委书记;李妙斋、周冬至、王满堂为特委委员,史克寿为团特委书记。边区特委下辖旬邑、淳化、耀县照金的基层党组织。从此。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有了党的坚强的统一领导。三月中旬。边区特委和红二十六军根据省委指示。在兔儿梁建立了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李妙斋任总指挥,习仲勋任政委。指挥部下辖照金、耀县、旬邑、淳化、宜君等二十一支游击队。从此。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有了统一的苏区群众武装指挥部,苏区发展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时边特委机关和游击队总指挥部。就设在这里仅有的几户人家家中,条件虽然校其艰苦,但所有工作人员精神饱满。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在这里,大家经常会看见边特委及游击队领导那矫健的身影。习仲勋同志在工作之余。常常沿着这条小沟坳边散步,边走还边思考着边区建政的重大问题。他十分平易近人,常常和照面的群众打招呼或点头致意。有时他还会驻足停下来,抱起我们这几个衣衫褴褛的穷孩子。或亲亲我们的小脸蛋。或给我们钩一些野景子吃。边区领导们朴素俭朴,衣服常常是补丁打补丁,但却十分干净整洁。我们这些穷孩子也会常常缠着打仗归亲休息的刘志丹、王世泰、李妙斋,还有高岗(人称高麻子),讲一些打仗的故事。刘志丹、王世泰、李妙斋等红军将领讲故事时诙谐幽默。精神抖擞,给了我们这些苦孩子无限的暇想和神往。我们也经常会头戴草圈“帽”,手持梭镖为特委和游击队送信。“任务”完成的好。习仲勋主席还会亲切地拍拍我们的肩膀,给我们以鼓励。当时的边特委和游击队总指挥部的工作,主要是巩固扩大农会、妇女会;培养发展有觉悟的农民入党,组建党闭基层组织;武装工农,普通成立赤卫军、少年先锋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扩大游击区域;为开展土地分配运动,成立红色革命政权做准备等等。这些工作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和积极响应。短短一、两个月,成立的游击队就有二十一个支队。人员达千余人。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特委机关和游击队总指挥部迁往兔儿梁东面的薛家寨……。讲到此时,老人沉思良久,沉浸在对往事的追忆和对英烈们的追念中……。

这里曾是红二十六军的大后方。兔儿梁后的长梁,有茂密深幽的丛林,西边有一条小道,经暗门与敌人统治稍为薄弱的七里川联通。东面的丛山密林与绣房沟两侧的薛家寨和龙家寨相连,红军来可在遮天蔽日的密林山坳中,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回转移。兔儿梁前面是壁立千仞陡峭无比的照金山,只要稍有警戒,就会“一夫当关,万夫莫克”。红二十六军在庙湾之战和芋园被围时的大部分伤员,在这里都得到了很好的掩护和救治。敌人在芋园包围红二十六军红二团时,李妙斋先是把伤员转移到绣房沟的龙家寨。为了躲避当地反动民团的搜查,他又机智地把伤员从深山密林中转入兔儿梁后山长梁深处丛赫里的一个烧木炭的破窑,敌民团扑向兔儿梁搜查时,他又带领群众将伤员转移到黑田峪市村。一个阴霾很重的清晨,庙湾民团和柳林民团联合起亲到黑田峪清剿,李妙斋组织群众又冒着生命将这些伤员搀扶上了黑田峪后山。敌人撤走后,群众又协助游击队,将红军伤员从密林中转移到兔儿梁后山的长梁隐蔽起来。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兔儿梁的天然屏障与革命热情相结合,奏响了一曲曲掩护革命同志和救死扶伤的英雄主义凯歌。当时在兔儿梁后山养伤的红二十六军二团骑兵连指导员张秀山。经常散步到特委和指挥部机关,与金理科、习仲勋、李妙斋等边区领导沟通交流。虽然当时医疗条件简陋,但所有伤员在转移过程中,以兔儿梁为中心,都得到了很好的治疗……。说到这里,老人忽然转身面向兔儿梁后山的焦家后川方向,默默地弯下腰去,淙淙地鞠了一躬。他哽咽地说,白色恐布时,土桥民团到焦家后川清剿,我红军伤员温治国不幸被搜出杀害……。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兔儿梁仲春的漠漠轻寒携着一股股凉意,才把我们从战火纷飞杀声四伏的年代里拉回现实。眼下的这个村落已无人常住,只有一个孤独的守林人在制造着邡袅袅飞升的缕缕炊烟。这样,几座散落在山坳林间的破败的土房子,似乎才有了一些生机。渐近黄昏,虽然我们已归心似箭,而邢位从一个顽童成长为少年先锋队员,最终成长为红军战士、红军指挥员、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者的已是耄耄之年的老人,却拽着黄昏时放牛劳作归来的守林老者那布满老茧的手,热泪盈眶,滔滔不绝,好像有说不完的话和道不尽的情……。后来知道了,原亲他们是儿时的好伙伴,在同一个山山坳里长大。一个参加了红军,南征北战,奔赴他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而另一个曾是当年勇猛的赤卫队员,杀死过很多反动民团的团丁、土匪和国民党反动派,且久居斯地。他用辛勤的双手,在兔儿梁栽植了上万棵林木。在他的有生之年里,为兔儿梁的山川秀美发挥着最后的光与热,以强烈的眷恋之情守护着这块美丽而神奇的热土。

天色已彻底晦暗了下来,但两只大手还是紧紧地握在一起……。

第二篇 自然的造化 后沟寨子

寺坪村后岿然仞立着一座陡峭峻拨的山峰,志载为照金山。每年春暖花开之际,和煦的春风吹过,壁立千仞般的悬崖上便迎风绽放着妩媚的山桃花,故当地人也称此山为桃堡。环照金山有两条绵延几公里的深沟。东面的这条沟与张果老崖相接,被称为老君庵沟。西面的这条沟。环照金山直逼西北方向的虎儿梁纵深,因在沟的底部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山寨,因而被称为寨子沟。两条沟顶部相交,直通照金山后兔儿梁“兔子”的“颈”部。寨子沟和老君庵沟,沟内林木茂盛,流水潺潺。风景旖旎,落石独特,环境清幽。兀发的两脉清溪环照金山汩汩流出,在寺坪村口汇人了湍急流淌的田峪河。寨子沟上的这穴奇险无比的所在,就是著名的后沟寨子。

后沟寨子地势险要。上面是万仞绝壁,下面是陡峭的石崖,东西是照金山后兔儿梁下的悬崖。只在西面的山崖延伸部分有一条羊肠小道,穿过石崖边奇险的垭口通向了山外,距后沟村约十余里,这是进入后沟寨子的惟一涌道。据老人们讲,后沟寨子始建于明清时期,当时是大户豪绅和当地老百姓为了防止捻军骚扰和农民起义军的劫掠依山而建的。民国时期,成为防止马鸿逵回民武装烧杀抢掠的避难所。当时,耀县政府成立了以当地豪绅张彦宁为团长的照金民团。照金民团在这里夯筑寨墙,设置天堑,修筑暗堡,在一九二二年曾击溃了军阀刘镇华部张治功麾下二百余人的侵扰。有力地保护了当地百姓。但是随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阶级利益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寨子里便聚集了大批土豪绅士,反对陕甘边特委的各种议,对抗边区政府的各项政策,与红二十六军为敌,成了一个聚集反动派的顽固堡垒。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游击队几次想拔掉这个反动势力契入照金革命根据地的“钉子”,却因其地势险固,寨内有房、有粮、有泉而无法破袭。当地的地主豪绅在斗争紧迫时,便携粮食及贵重物品潜入寨中;在斗争松懈时又逍遥家中与政府软硬兼施。张彦宁民团长期龟缩于寨中,与国民党正规军和其它反动民团遥相呼应。伺机破坏边区的各项运动。如一九三三年初,作恶为端的伪八保保长刘德才伺机到照金市寸寻衅扰民,被闻讯后赶来的红军部队镇压。张彦宁的亲信团头孙效礼率十余名团丁在照金村催征粮款,被得到消息的红军部队镇压并处以极刑。张彦宁民团是一支顽固不化的反动武装,利用后沟寨子的险要地势,与我根据地军民长期对峙,成为根据地核心区域内的一个心腹大患。

一九三三年八月,渭北游击队改编的红四团、王泰吉的抗日民众义勇军和耀县游击队陆续来到照金后,边区特委和游击队指挥部决定,集中优势兵力,打开民团盘踞多年的后沟寨子,消灭这股残存在边区区域内的反动势力。进攻部队由寺坪村向后沟寨子开进,兵分三路将后沟寨子三面包围。我军先在寨子顶部的兔儿梁上砍下树枝点燃后抛向寨子火攻,但难以凑效。后在王泰吉亲自指挥下用迫击炮打,迫击炮弹有时落在山顶,有时打在寨墙的底下。猛烈的炮火使敌人龟缩在寨子里动弹不得。李妙斋也指挥游击队,向寨内投掷我们自制的“麻辩炸弹”。寨子里的民团被我红军游击队的猛烈进攻打的心惊肉跳,伤亡很大。天近黄昏,政治保卫队也向寨内的敌人喊话,希望以积极的政治攻势迫使敌人邀械投降。同时,李妙斋沉着机智,一方面派黑田峪赤卫队员段羊进寨谈判,一方面增加迫击炮和重武器的攻击火力。敌民团团长张彦宁见大势已去,便只身从悬崖绝壁处,用双枪打死我两名游击队员后,利用寨子周边的熟悉地形狼狈逃窜。其余团丁和财主,慑于游击队的猛烈炮,乖乖打开寨门全部投降。此战一举荡平了张彦宁盘距多年的民团巢穴,清除了根据地内存在的一大隐患。通过这场战役,侥幸脱逃的匪首张彦宁,从此也一直龟缩在小丘寺披一带。除配合反动派的大规模清剿外。对照金也不敢越雷池半步。

打开后沟寨子的第二天,陕甘边特委在后沟寨子召开了规模浩大的群众大会,一面欢庆胜利,一面动员群众开仓分粮。方圆几百里的百姓肩挑人背,川流不息,比过节还兴奋。同时,陕甘边特委及游击队,对反动民团的鹰犬和依附于他们的地主豪绅给予了坚决的镇压。从此。反动地主豪绅闻风丧胆,夹起尾巴做人,不再成为反动派的羽翼和帮凶,照金边区的各项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深入的推进。

站在今天的后沟寨子里,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它宽阔和幽深。粗略计算一下,寨内可容纳四百余人,可囤积的各种粮食也难计其数。寨内纵深处有一条细长的溪流淙淙而下,一年四季,从末干涸,足以供寨内人员饮水之用。站在寨口蝶墙处向四周嘹望,顿时有点“身登青云梯”的感觉。渐近寨墙的边缘。我们仍然可以体会到它的奇险和雄峻。一阵清风吹来,我陷入了久久的沉思当中。细细查看着石崖和蝶墙上的巢状弹痕,我淙淙感知道这穴所在,在多舛的历史中,静静地载浮了时间的疲惫,经历了各个时期的各种历史事件,经历了正义与邪恶的无数争斗的洗礼。对于后沟寨子的功过,回思这里已发生的一切,我脑中一片空白,我竟不知道对后沟寨子的事事非非如何评说。看着寨子周身那风剥雨蚀的苍桑印痕,我只想起了著名思想家梭罗的一句话:“啊,它们的颜色诉说了许多故事!”。

清风又一次从这些寡居的奇崖和蝶墙上刮过。定睛一看。眼前的后沟寨子依然雄险,只是有一种时代和历史的苍凉感罢了。

第二篇 自然的造化 老君庵沟

据县志载:照金境内多崇山峻岭,有千米以上的山峰三十四座,有二公里以上的沟道二十七条。老君庵沟就是这众多的沟道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条。从寺坪村口向东北方向进发,缘清澈透亮的溪水前行,老君庵沟,西傍祧花烂漫的照金山,东拥威岩狰狞的张果老崖。一跨进这条风光旖旎的深沟,你就会自然地陶醉在秀色可餐的美丽风光中……。

初春时节。树枝还末发芽,习习刮过的山风里还透着重重的寒意,只有沟右边悬崖上的松柏依然青绿,这里还是一派萧瑟肃杀的景象。慢慢地。冰溪解冻了。树叶渐绿了,老君庵沟左面的照金山裸突的岩石上,便凌空绽开了各种颜色的山花。开始是艳丽夺目的迎春花,紧跟着,连翘花、山犁花、石枣花及各种不知名的野花也竞相绽放。而后便被遍山遍野烂漫绚丽的山桃花所主宰,形成了一脉似乎是精心装点的鲜艳的花的海洋。繁华如锦的照金山,与右侧山崖根部处莽莽丛丛的绿色相呼应,花绿相问,一路通向了老君庵沟蜿蜒十余里的纵深。

渐渐地,春日将尽,落英缤纷,沟畔和溪水中便充满了诗意般的落红。落红絷媚了清溪,曲折百回的潺潺流水,飘飞着迎风飞舞的祧红香瓣,活蹦乱跳地一路流泻出了沟口,汇入了田峪河。同时也潦媚了田峪河……

悠然想起了白乐天的诗句:“常恨春归无觅处,不如转入此中来。”难捺盛夏的酷暑,我们便绕有兴致地转入这条沟的纵深。这条沟被浓密的各种落叶乔市和缠绕交错的青枝枯藤遮蔽着,置身其问,仿佛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这里,轻风吹拂,清凉异常。这沟涧里也很静,除了各种山鸟的啁啾声和溪水的潺潺声,没有了一切世故的喧嚣,万籁俱寂,你仿佛在聘昕一曲和谐成韵的音乐乐章。沿沟道前行,一路溪水淙淙。溪水中和溪水边散落着许多大大小小的多彩的河卵石,从树隙穿入的阳光和河卵石的口朱的色相映射,在水面上自然折射出了杂乱纷呈的七彩光线,更给这幽静的沟道里,增添了一种难以形容的璀璨和绚丽。这两岸的悬崖多为白垩纪的紫红色石英砂岩和砾岩组成,由于垂直节理发达,易于崩塌,因而经过风剥雨蚀,在沟道形成了一些奇特的落石。这些落石。有的散落在沟崖的缓冲地带,有的赫然清澈见底的清溪中。沟中的落石不断改变着溪水的流向,忽高忽低,跌宕起伏,有时湍急,有时哽咽,形成了一种奇特的空谷传响。前行约六、七里。沟宽陡然变窄,眼前便被一通硕大的巨石堵住了去路。两壁陡削突兀的巨型崖石横空相对。巨石在可贯通处仅留有宽不到三尺的缝隙,使我们不由得想起亲陶渊明中的句子:“初极狭,可通人”。巨石耸立在一池乱石丛生的水潭中,潭水青绿。深度叵测,成为进入沟道纵深处的一处险障。这时,只见有一根用粗状园市刻有脚踩踏步的独木桥,竖立在了右侧的巨石脚下,一路向左越过了那一池不知深浅的绿水,靠在了右侧巨石半腰上的平缓地带。登上独市桥便见,左侧巨石在中腰内凹成了一条险峻的便道。通过这条极仄的羊肠小道,才能通过这两壁仞立的巨石形成的“一线天”的通道。真是有种“复行数十步,豁然开郎”的“世外桃源”的感觉。再前行,沟面宽旷了一些,在这里形成了一处半圆形的沟底。沟底下部为一布满水锦水藻,虬枝枯市的青潭,沟底上部的坪地处,俨然横卧着一座破败的庙舍。这庙舍依山崖的石洞而建,洞中的淙淙流水从洞口穿出,滴入落差很大的潭水中。真是一处神仙居住的地方!这就是著名的老君庙。那些太上老君的弟徒们何时在此设坊讲道,已不可考。但联想到座落于老君庵沟口寺坪村那香烟袅袅的佛刹神德寺,就可以粗略地判断出这所道观的修建年代已很久远。听祖辈们讲,老君庵道观文革以前一直香火旺盛,香客络绎不绝,但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年代却难逃一劫。道观里的几座太上老君的摩崖造像均被损毁,唯一的一座高约一米多的太上老君的座像也难逃劫运,被无知愤怒的红卫兵损坏后,推倒在了道观下的深潭里。八十年代初,我曾陪几个刚毕业的耀县中学同学来这里游玩,还能依稀看见倒在水中的半截倒立的座像残段。庙内的壁墙上,也还残存有一处处依稀可辩的壁画。壁画画在泥坯抹成的墙面上,画向清新,人物相栩栩如生。可以想象出,当年道观望的道人,在这样一处自然清幽的世外桃园般的所在里,坐而论道,在袅袅香烟的烘托下,是怎样一币中神仙般潇洒超脱的境界。我遐想,喜爱唐诗的人,身在其中,感受此情此景,眼前便会悠然飘浮出诗仙李白的幻影。我们仿佛看到李白酒兴微醺,峨冠飘带,正手捋着自己那飘逸雅致的白胡须,口中琅琅地吟赋《山中答问》:“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闹。桃花流水盲然去,别有天地在人间”。仔细咀嚼玩味,真怀疑,李白似乎是在这般情景下,写下的这首引入入胜、摇拽生姿、变化曲折、依恋淡泊的千古绝句。

秋天的老君庵沟,秋风飒飒,果实缀枝,黄叶飘飘,层林尽染。酸香的山葡萄,熟透了的山梨、山核桃、石枣等丰硕的果实,挂满枝头并缀满清溪两岸。繁盛的市公籽、柏籽随着习习的秋风,悄然地坠落在了厚积的层层落叶中。经过一种不经意的酝酿,又开始孕毓着下一组更加绚烂的绿色生命。

冬日的老君庵沟,山舞银蛇,银妆素裹,俨然一片冰清玉洁的世界。每年大年初一,人们都要结伴来到沟底。此时,沟底庙宇处的悬崖上,已自然堆砌成了一座宛若刀刻般的玲珑晶莹的冰塔,在阳光的直射下,冰塔光芒四射,蔚为壮观,给劳做了一年的山里乡亲们,以一种难以言表的心灵蔚籍。

最后一次在老君庵沟踏青。也是十年前的事了。最近问过来家的亲戚邻里。据说通往老君庵沟的独市桥和“一线天”早已被拆被炸。在这条沟里,据说还开了所谓的“君安”煤矿。老君庵沟昔日的秀色已荡然无存。那条清溪,也时时干涸或者断流。张果老崖后山的几处山体也已然崩塌……。“君安”乎?看着好端端的靓山秀水,被折腾得面目仝非,我心揪然。脑海里充满了“是发展还是保护”等诸问题重重的疑问。

第二篇 自然的造化 张果老崖

在照金镇正北端,仞立着一脉高大陡峭的悬崖绝壁。这脉绝壁拔地而起,巍然屹立,如屏风般耸立在田峪河洵谷的北岸,海拔约一千六百余米。绵延几公里,这就是著名的张累老崖。

张果老崖虽属石英砂岩和砾岩构成的石质山脉,崖面突兀,但崖顶却奇迹般生长着茂密的松柏和各种落叶乔木。崖面的一些凹洼处。也神奇地零星生长着单株或成排的松柏,与岁月的风剥雨蚀所形成斑驳印痕相融合,形成了一幅幅自然天成的颇具想象力的图画。在崖眉的微下部,有一条微凹的平直的水平分界线。随着山势的变幻,崖面也分布着几条纵向基本垂直的分界线。这些分界线纵横交错,把崖面鬼斧神工般分成了几个主要部分。在崖的中西部的一绺松柏下,有一幅方形的人面图像。仔细观察,映象清晰,五官分明。在岩的右部,有一个张累老倒骑白驴的图像,因此而得名张果老崖。图案上的张果老像居上,他的座骑白驴居下。睛日时依稀可见。但雨霁天睛时,画面却十分清晰。只见张果老手摇绢扇,白驴四蹄奋起。整个画面棚棚如生,巧夺天工。

张果老是八仙中年迈的仙翁,名“张果”,因在八仙中年事最高,人们尊称其为“张果老”。历史上也确实有张果老其人,新、旧《唐书》为其列有传记。他市是民问的江湖术士。因民间传闻甚盛,便成为了飘飘然的神仙。他自言生于“禅让时代”的尧时,有长生不老之法,一直隐居于中条山。据民间传说:武则天曾派使者前去招见,张果老佯死不赴。但是不久,就有人在恒山的山中见到过他的身影。唐玄宗曾数次召见他,求长生不老之法。张果老推诿几次后,拗不过使者的软磨硬施,他不得不拜见唐玄宗。唐玄宗看到的张景老却是一付步履蹒跚、老态龙钟的样子,唐玄宗颇为失望。唐玄宗问:“先生乃得道之人,为何发疏齿落,衰衰老矣?”张果老说:“衰朽之岁,那有可依凭的道术,所以才成这付模样,实在令人羞愧难当。不过今天如果把这些疏发残齿拔去,不就可以长出新的来吗!”遂在殿前拔去疏发,击落牙齿。唐玄宗有点害怕,忙叫人扶其去休息。过了一会后,张果老回殿,果然容颜焕然一新,青鬓皓齿,神气抖擞。于是,皇帝及权贵都争相拜谒,求返老还童之术。但不管祈求者是谁, 都被他一一拒绝。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闻其奇闻,唐玄宗再次召见他。这一次,张果老又再次装死,气绝了很长时间才醒转,使得使者便不敢进逼。此后唐玄宗又累次邀请。张果老不得不又一次进京。唐玄宗对这些传闻一直心存疑虑,或命有名的算命先生和道士计算其甲子,或费尽心机地进行验算,但一直也没有结论。《太平广记》中记载,张果老自言为尧帝时人。唐玄宗曾问过当时十分有名的一位术士张果老的来历,术士道:“臣不敢说,一说立死”。后言道“张果老乃是大千世界混沌初分时的一个白蝙蝠精。”言毕。术士便倒池而亡。后经唐玄宗求情,张果老才救活了他。有一次,唐玄宗狩猎时捕获了一头巨鹿。厨师刚要开宰,张果老便上前连忙阻止。并且声言:“这是仙鹿,已经有一千岁了,当年汉武帝狩猎时就曾捕获过它,我曾跟随其后,汉武帝看其奇异,就把此鹿放生了。”玄宗问:“天下之大,鹿多得不能胜数。时过境迁,你怎么知道它就是你说的那头鹿呢?”张果老说:“武帝放生时,用铜牌在它左角下做了标记。”于是,玄宗忙命人验看。果然,这头巨鹿角下有一个二寸大小的铜牌,只是字迹已模糊不清了。玄宗问:“汉武帝狩猎到现在已多少年了?”张果老对曰:“八百五十二年。”唐玄宗命人核对,果然准确无误。

从史传所记亲看,张果老只不过是一位心虚老朽的术士而罢。他屡次装死以避征召,是害怕术道露馅。至于上述那些传说,只不过是一些可以伪造的幻术罢了。有关他仙道的传说,只是道教为了其传播需要,夸大其词编造的故事而已。据传,张果老回中条山后不久就仙逝了,唐玄宗还为他建有道观。就是今天山西长治西十五里的“栖霞观”。据传,张果老有一怪癖,平常倒骑着一头白毛驴,能日行千里。这头驴是一头神驴,据说不骑的时候,还可以把它折迭起来,放在他的皮囊里。人们只所以把崖面上的各种图像,想象为张果老和他的座骑,一方面与老君庵道观的暄染有关,另一方面,也是人们的美好期盼而罢。善良的人们,总希望能觅求长生不老之术,寻求各路神仙的佑护,从而求得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张果老的传说正好迎合了人们的这种心理需求。另外张果老不忤奉权贵的做法,也深得民间拥戴。在张果老崖西侧的平绥处,有一处隆起的土丘如坟,传说为张果老之墓。墓后是有郁郁苍苍的密林,与蜿蜿蜒蜒的老君庵沟相连,绿色葱郁,蔚为壮观。

现在的张果老崖的景色已逊色了许多。由于煤矿的过度开采。地下水位急骤下降,从崖西汨汨而出的青溪已近干涸。崖顶茂密的林木也时有枯枝。崖后的砾石已大面积崩塌,崖面的砾石层也时有脱落。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是一个让每一位有识之士十分忧虑的事情。但愿历经岁月剥蚀的张果老崖,能永远屹立在人们心中!但愿能青山常在,清溪常流。

第二篇 自然的造化 龙家寨

沿张景老崖前行,过大崖子及小崖子村,透迤七、八里,便被一条突兀地横亘南北的深沟所阻滞。这条深沟就是风光旖旎的绣房沟。仞立于沟东面的一脉脉奇险峻峭的石崖,薛家寨就雄踞其中。位于沟西的一道道峰峦,与薛家寨相对峙,龙家寨就隐身其里。

龙家寨有两处洞穴,一处位于绣房沟西的杨八姐梳妆台下,一处位于和薛家寨三号寨洞正对的西面峰峦那横空出世直插云霄的石柱下。前者略小,仰视难见寨形,内有一脉透亮见底的清澈小溪,能容纳四、五十人。后者略大,这个寨洞掩映在一片隐约可见的松帕之中,可容纳百余人。两个寨洞相距二、三里,有一小径相通。由两个寨子构成的龙家寨。只有一条蜿蜒小道可通,入口出在小崖子的南部,绣房沟的入口处。龙家寨绵延入桥山山脉,寨势雄险,易守难攻。整座寨子后面和兔儿梁相通,隐蔽在绣房沟西郁郁苍苍的丛林中,陡峭深邃,有很好的隐蔽性。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刘志丹、谢子长就已带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来到照金。趁张彦宁的反动民团耍社火,在照金街上狂欢作乐,敲锣打鼓之机,率领全体队员迅速出击,将反动民团包围缴械。向群从宣传“红军是其产党的队伍”,“红军为穷人办事”,号召大伙起来“打土豪。分田地”。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二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照金击溃了富同耀三县保卫团对照金的第一次“围剿”,当场击毙了副总指挥党谢芳,活捉了耀县保卫团团长马希哲和小丘区团团长紫子发,在群众中树立起了崇高的威望。虽然红军军纪严明,但游击队中也不乏败类。叛变分子陈克敏、王子祥看到龙家寨易守难攻,便叛逃出来据此地占山为王,与人民为敌,和红军作对。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份,趁陈克敏、王子祥等匪徒窜至淳化一带抢劫之机。红军游击队利用被陈克敏、王子样押为人质的省委特派人员张秀山做内应。在谢子长、阎红彦、贺耀华的率领下,以凌厉的攻势一举解放了龙家寨,捣毁了这帮为非作歹的匪徒的卵巢。这次解放龙家寨,不仅教育和争取了附近群众,还为下一步开辟照金革命根据地扫除了一大障碍。当敌人后来包围上下芋园村时,由于杜衡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严重危害,我红军及游击队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这时,孪妙斋指挥游击队利用龙家寨的两窟寨洞的隐蔽功能,很好地转移救护了许多红军伤员,有力地支援了红二十六军的各项战斗,和根据地的军民一起,粉碎了国民党调集的三个正规团对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又一次“围剿”。当时,红军在龙家寨设有撤护站、被服厂等,龙家寨是当时红军的总后方。

一九三三年三、四月份,红军及边区大本营迁往薛家寨时,随着反“围剿”斗争的胜利,照金苏区的各种事业出现了巩和发展的大好形势。农会、妇女会普遍成立,农民游击队也普遍建立,达二十三个支队之多,广大群众积极组织起来建设和保卫苏区,革命热潮空前高涨。这时,一些投机叛变分子见苏区发展迅速,又寻找机会亲投机革命。自我军政破龙家寨后。投机分子陈克敏、王子祥发生内讧,陈克敏借机将王子祥赶走,骗得游击队总指挥李妙斋的信任,重新又被收编为游击队三支队,驻防龙家寨。在一个时期内,龙家寨和薛家寨相配合,打败了反动民团一次又一次对绣房沟和照金革命根据地的进剿。

一九三三年九月。国民党的一个正规团,联合四县民团对我根据地发起了疯狂“围剿”,此时。我红二十六军主力部队转入旬邑外线作战,根据地的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特别是九月二十一日,当游击队总指挥李妙斋牺牲后,形势更为严峻。匪性十足的投机分子陈克敏,经不住耀县民团团总雷天一用高官厚禄和美人计的引诱,又一次叛变革命而重操旧业。龙家寨又一次沦为反动民团和国民党军队向我根据地疯狂“围剿”。其中孙友仁特务团和三原、淳化、旬邑、同官、耀县、宜君县民团分路直接进攻照金苏区。敌人一面修路,一面将大炮运到龙家寨和兔儿梁上。叛徒陈克敏和反革命头子张彦宁的两个民团也倾巢出动,带领孙友仁团在照金故滩、绣房沟一带安营扎寨,准备长期围团我根据地。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三日,敌人用密集的炮火轰击薛家寨,发射了大量炮弹。在炮火支援下几次试图登山,但我军利用薛家寨天堑。齐心协力,英勇阳击,战斗进行了五、六天。敌人却末能得逞。我游击队员愈战愈勇,山寨岿然不动。敌人见强攻不行,就改用偷袭战术。在我军石门工事和后山崾岘之间的悬岩边沿,峭壁上有一道长约二百余带的石缝,石缝里长满了小松柏。由于此处悬崖突兀,陡立直起,我军末曾设访,敌人从龙家寨隔沟看的十分清楚。于是,敌人一百多人在龙家寨惯匪陈克敏的带领下,从石缝问攀树上寨,在炮火掩护下,悄悄爬上了寨子前沿并散开埋伏。清晨,敌人发起冲锋,由于我守寨人员寡不敌众,薛家寨失守。

薛家寨失守后二十天左右,我军利用曾先后和陈克敏有过“拜把子”之交的红二十六军班长、排长曹宏彦和朱子界的特殊身份。潜入龙家寨,和被扣押在龙家寨的我军伤员桂生芳等人取得联系。叮嘱他们相机行事作为内应。刘志丹同志还亲自给被扣押的桂生芳同志写去了一封信,嘱咐他们做好对敌军的策反和联络工作,并以照金镇一个杂货铺为联络地点,经常与红军保持联系。一九三三年大年二十,驻守薛家寨的敌中队长李兴域秘密起义。第三天晚上,趁土匪头子陈克敏领着三个亲信团丁到庙湾民团过年之机,李兴城中队偷袭了龙家寨。我被扣押人员经过对敌军的策反和说服教育,里应外合,又一次攻克了龙家寨,彻底摧毁了陈克敏所率领的这支反动武装。陈克敏闻讯后再也没敢返回过照金,龙家寨终于回到人民的怀抱。由此,照金地区才渐渐又成为了我红军控制的地区,为此后的第三路游击区的建立和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十分良好的基础。

今天的龙家寨,已褪去了岁月及战争留下的苍桑,掩映在一片片葱茏的绿浪之中。它和薛家寨隔沟相望,洞窟里也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充满了刺鼻的牛粪味……。薛家寨以其曾经的辉煌渐渐人流如织。而龙家寨以自己的多舛经历,很少为人们所提及。只有残留在寨墙上的弹痕和寨洞内的生活遗迹,沉静地向人们诉说着已经,逝去的一切……。岁月远去,丰碑永存。龙家寨和其发生的一切故事,将永存人们心中。

第二篇 自然的造化 薛家寨

这里曾是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大本营。

记的还是上小学的时候,这脉斧劈刀削般的峰崖,就给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许多复杂的幢憬和神秘的向往。那时候,每至清明,学校都要组织全体师生来这里瞻仰英雄遗迹和祭扫烈士墓。当时学校规定,中学的同学可以在向导和老师的带领下,攀上那雄奇险峻的寨子去实地考察和凭吊,而我们这些小学生却只能在老师引导下,聆听完当地几位戎马倥偬的老红军爷爷讲完回忆故事后,远远地站在那脉充满神秘感的雄险石崖下,眼巴巴地眺望着那横亘在一千五百多米千仞崖壁上的一绺绺绿色林带畅想。这林带中的寨子到底是什么榫子亍充满着怎样的玄机?一个个重重的疑问号一直郁积在懵懂茫然的心头。

上初一了。心想终于可以解开心头之谜了,甭提心中有多高兴了。记得当时学较在这一年的清明里,除安排几位老游击队员为我们观场讲解外,还准备在寨子上烈士墓前召开一个凭吊追悼的大会,而且安排每个年级的一名代表在会上发言,我荣幸的被选为初一的发言代表。记得清明的前一天,我激动地一夜末眠,苦思冥想地写了发言稿。现在只记得描写痛悼烈士场面的几句话:“这里山很静,树很静,没有一丝杂音。只有轻轻刮过的风声和人们缅怀烈士的啜泣声……。”虽然通往崖顶寨子只有一条陡险盘曲的羊肠小道,但我和我的小伙伴们,还是在一种巨大的兴奋里,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艰苦的登攀中。我们在向导的带领下,一会穿过一片荆棘丛生的密林;一会越过一脉突兀飞泻的激瀑;一会跳过一堑幽泺奇险的涧谷:一会爬过一壁陡峭仞立的怪石。或一面斜倚着嶙峋雄险的陡壁;或一面脚蹬着当年红军凿削的零星的“脚窝”:或用双手小心翼翼地轻扶着当年红军设立的“护马桩”……。大汗淋漓,气喘吁吁。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异常艰难的跋涉,我们终于到达了心中向往的邡绺市市市葱茏的绿色林带处。据向导讲,这里就是薛家寨的入口处。薛家寨的所有机关,都自然地摆布在这灌木丛生而十分隐蔽的同一脉峰崖的内凹处。从此,我们看清了薛家寨的真面目。

薛家寨总共有五个寨洞,其中四个寨洞可以互相连通。洞内十分宽敞,大者能容纳二、三百人,小者可容纳数十人。这里原是传说中薛刚反唐时的起兵之地,后来为当地人朱吉祥父子敬神修道之处。带家父子在最为险要的四号洞里供奉着山神泥像,在三号洞里挂着一块木制金匾,洞内香缭雾绕,香火不绝。朱吉祥父亲死后,他儿子看到红军打富济贫,军纪严明,十分感动,便主动把寨洞献给红军做为营地,自己也参加了红军游击队。一九三三年四月份,陕甘边党政军领导机关便从兔儿梁迁往了这里。这里山势雄伟,奇峰突兀,三面悬崖,石峰千仞,南接箭穿崖,东连黑用峪,北倚李家山。西临绣房沟,与沟对面的龙家寨相对峙。这里又通过老窑沟的一条青溪与兔儿梁的山水相连,可通桥山山脉的腹地。“一夫当关,万夫莫克”,因而自然成为了照金苏区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为了巩固这个后方基地,边区政府和游击队对薛家寨进行了修整,共构筑了北哨门、绣房沟口哨门,党家山、鸡儿絮等哨卡。在哨卡周围敷设了大量的地雷、滚石垒、战壕及暗道等防御工事,哨卡之间都修筑了便道。在薛家寨的悬崖上横卧着的五个寨洞之间的狭道上,或楔入粗壮木桩,木桩之间或结扎市篱;或修筑蝶墙;以保证行走安全。当时除边区特委、苏维埃政府和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外;薛家寨尚有苏区修械所、被服厂、仓库、运输队、红军医院等后勤单位。此外;薛家寨还储存着王泰吉起义部队带来的百余支手提机枪和红二十六军及陕甘游击队历次缴获的棉花、布匹、银元等战略物资。另外,历次浮获的土豪劣绅和俘虏也关押在这里。据向导讲,当年攻克旬邑县治所张洪镇时缴获的旬邑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得大印也曾保存在了这里……。

北哨门直通寨顶。薛家寨寨顶起伏开阔,与党家山、鸡儿架、五子山、五女峰等山脉连通,直接通入桥山山脉的纵深。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和被服厂等后勤机关也迁往了寨顶处的党家山。寨顶和寨洞相匹配,有力的促进了根据地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整整几小时,我们都陶醉在了向导对薛家寨的全面介绍中。看着当年红军及游击队员用过的石凳、土坑、锅灶和熏染的黝黑的崖壁,红军及游击队战士当年的艰苦生活便悠然间浮现在我们的脑海里。用手轻抚这些当年的红军遗迹,我们仿佛还能感受到革命志士们那火热的革命热情所留下的余温……。向导说,由于薛家寨固险的防御工事,敌人几次“围剿”,薛家寨都岿然屹立。固若金汤。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五日,由于我主力红军转入外线作战,敌人由以高管厚禄引诱叛变投敌的叛徒陈克敏带路,从我军末曾设防的峭壁上的一道二百余带长的石缝里攀树上寨偷袭。在敌五一一团孙友仁部炮火的猛烈攻击掩护下,各个参加攻击薛家寨的反动民团全力配合,虽然山寨的留守人员进行了猛烈还击,用自制的旆辫手榴弹将敌人打得鬼哭狼嚎,但终因寡不敌众,薛家寨暂时失守。陕甘游击队总指挥李妙斋和他的警卫员武功,也在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一日的一场战斗中,被敌人的冷枪射中,牺牲在了距北哨门约二百米的桦树峁上。当年绣房沟群众祁振海家自愿献出了两口棺材,杨玉财、冯夏、冯劳和孪福奎等几人,满怀敬仰,强忍着无限悲痛的心情,将烈士掩埋在了一号寨子的山坡上,李妙斋在左,武功在右……。在一号寨子山坡上的这堆墓冢前,松柏肃穆,山河凝滞,我们中学部的师生在静静的肃立着。也许是红二十六军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的熏陶,我也一改往日胆怯地毛病。在追悼烈士的大会上,抛去了准备已久的形式上的发言稿,敞开心扉,做了一次发自肺腑的发言,表达了对逝去烈士真挚的无限哀思。我和同伴们在回程的路上,都默默地发誓,要继承先烈们的遗志,化悲痛为力量,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祖国的繁莆富强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

烈士们,安息吧!祖国和人民会永远记住你们的!

第三篇 红色的记忆 刘志丹

刘志丹(1903-1936),名景桂。陕西保安(今志丹)县金汤镇芦子沟人。

1922考入榆市市中学,1923年被选为较学生自治会主席。

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春转为中共党员。

1925年冬到达广州。

1926年初,进入黄埔军枝第四期炮兵科学习。

1926年秋,被派往国民革命军联军第四路军马宏逵部,任党代表兼政治处长。

1927年,邓小平到陕西。担任中国共产党主办的中山军事学校政治部主任,刘志丹被聘为教官。

1927年夏,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反共,实行清党,下令将刘志丹等二十余名共产党员押送出境,党派刘志丹回陕工作。

1928年春,中共陕西省委派刘志丹等陆续前往驻洛南的陕军暂编第三旅许权中(中共党员)部,加强中其对该部的领导。5月,组建西北工农革命军并任军事委员会主席。

1929年3月,刘志丹被选为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委员、候补常委,仍在陕北特委负责军事工作,4月担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一度主持特委工作,1930年春,刘志丹打入驻甘骑兵苏雨生部任十六团中枝副团长。

1930年8月中旬,刘志丹到绥德参加了陕北特委第五次扩大会议后,回陕北搞兵运。

1930年9月,刘志丹回保安组织革命武装,1931年因兵运被当地豪绅告发后被捕。经党组织营救后打进平凉甘军新编十三旅陈硅璋部,在桥山南端宁县成立了一个旅,号称十一旅,自任旅长。

1931年9月。建立南梁游击队,任总指挥。

1931年10月,在甘肃合水林锦庙与阎宏彦、杨重远、师储杰率领的晋西游击队及陕北保运武装胜利会合。

1932年1月刘志丹任西北反帝同盟军副总指挥兼第二大队大队长。2月,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刘志丹被任命为副总指挥。

1932年6月,刘志丹曾一度担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多次率领部队到照金进行革命活动。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领导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

1932年12月24日,中国工农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成立,刘志丹任团政治处长。在照金革命根据地,红二团进攻庙湾失利后,接替郑毅出任参谋长,成为红二团实质上的总指挥。指挥红二团外线作战,打击地主和民团武装,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和反动民团对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多次“围剿”,为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1933年6月。被杜衡的错误路线挟持,率红二团南下。失败后组织部队失散人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布置和领导了渭北地方的游击斗争,夺面、枪杀恶霸地主宋宗武,辗转洛川、保安、台水包家寨、马栏川、老爷岭,历尽艰辛回到照金薛家寨,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他带领部队奇袭台水县城;在毛家沟门痛击国民党赵文治团,在革命低潮时期船领部队取得了重大胜利。

1934年1月,刘志丹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5月,任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他提出建立陕北、陇东、关中三个游击根据地,以互相支援。国民党当局对此大为惊慌,从1934年2月起,陕、甘、宁三省的国民党军队对陕甘边苏区和红二十六军发动了第一次“围剿”。刘志丹指挥红二十六军主力在地方游击队配台下。取得九战九捷的胜利。

1935年2月,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组建,统一领导由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形成的西北根刘志丹用过的公文包据地的党和军队工作,刘志丹任中共西北工委委员、西北军委主席。刘志丹指挥红二十六、二十七军粉碎了国民党当局组织的第二次“围剿”,先后解放了六座县城,实现了把陕甘边和陕北苏区连成一片的意图,游击区扩大到30多个县,苏区人口逾百万,主力红军发展到5000人,游击区发展到4000多人,在20多个县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有力地配合了红一方面军的北上,使这块全国仅存的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1935年9月,刘志丹被错误的肃反关押,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获救。

1936年2月上旬,任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八军军长,率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黄河东征。4月14日。刘志丹在前线指挥部队攻打中阳县三交镇时,不幸中弹牺牲。同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保安县改名志丹县。

1943年5月,中其中央和陕甘宁边区人民为他举行隆重的公葬典礼,几乎所有在延安的中央领导同志,都为他题了词。毛泽东的题词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朱德的题词是:“红军模范”;周恩来的题词是:“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第三篇 红色的记忆 谢子长

谢子长(1897-1935),陕西安定(今子长)县凤凰山村人。青年少时先后就读于安定县立高等小学、西安陕西省立第一中学和榆林中学。

1922年秋,考入山西陆军学兵团学习军事。

1925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初,受中共北方区执委会派遣回到陕北,办民团,任团总。不久,县民团编为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石谦团第十二连,谢子长任连长,并秘密在石谦团建立了中共第二特别支部,任特支书记。在此期间,他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领导县农民协会开展对土豪劣绅和高利货者的斗争,群众亲切地称他为“谢青天”。此后,谢子长被派往洛南许权中(中共党员)的暂编第三旅,任营特派员兼副营长。5月与唐澍、刘志丹等一起领导了渭华起义。谢子长在新成立的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任委员兼第三大队大队长。

1929年2月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

1930年10月,任中共陕北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总指军。

1932年1月,任西北反帝同盟军总指挥。

1932年2月,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率部在旬邑、耀县照金、宜君等地同国民党军作战。连战连捷。5、6月间,谢子长和焦维炽等人领导了靖远兵变,成立了陕甘边工农红军游击队第三支队,任总指挥。8月末,中共陕西省又委派谢子长回陕甘游击队任总指挥。9月,谢子长率部南下耀县,在照金地区歼敌富同耀三县保卫团400余人。

1933年夏,谢子长被派往北方,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1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谢子长回陕任驻西北军事特派员。谢子长于1934年初回到安定。7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安定县杨道峁成立,谢子长任总指挥。为了粉碎井岳秀部对陕北根据地发动的第一次“围剿”。谢子长率部南下,在南梁地区与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会合,谢子长兼任该师政委。8月15日率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和陕北游击队第一、二、五支队由南梁抵达安定地区。8月26日率部奔袭清涧河口。在战斗中,谢子长亲临前线指挥,不幸胸部中弹,但仍继续指挥战斗直到胜利。

1935年2月21日。由于伤势恶化。谢子长在安定县灯盏湾病逝。毛泽东先后两次为谢子长墓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并亲笔写下碑文。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42己年5月批准,将安定县改名为子长县。

第三篇 红色的记忆 习仲勋

习仲勋(1913-2002),陕西富平县淡村人。

1926年5月,在县立诚中学高小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1月在县立第一高小读书,因组织学生反对封建教育制度。年底被迫休学。

1928年1月。在三原县第三师范读书,3月因参加学潮被捕,关押于三原看守所。4月,在狱中转为中共正式党员。5月,被转送西安国民党军法处关押。10月保释出狱后,回乡秘密从事农民运动。

1929年,在富平发动农民,建立秘密党团组织。

1930年1月,被派往国民党杨虎城部警备第三旅二团二营做兵运工作,任中共营委书记,驻防长武,乾县等地。

1931年夏至次年3月,在警备第三旅二团一营从事兵运工作,任中共营委书记。驻防凤翔、凤县等地。

1932年4月2日,与刘林圃在甘肃两当县组织发动兵变,成立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任队委书记,许天杰任队长。兵变失败后于1932年5月,在照金杨柳坪地母庙会见刘志丹,9月又在金刚庙见到谢子长。9月任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指导员。11月,渭北苏区失败后,到富平领导农民进行分粮斗争,开展游击活动。

1933年2月,任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

1933年3月,调边区工作,参加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任少年先锋队指导员、陕甘边特委委员、军委书记,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

1933年4月5日,当选为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兼任党团书记。领导组织了根据地基层政权、赤卫队、土地革命等工作。5月,红二十六军南下,与李妙斋等领导照金革命根据地军民坚持斗争。6月,兼任共青团陕甘边特委书记。8月14日,与特委书记秦武山以会议执行主席身份在陈家坡主持召开了陕甘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党委联席会议,决定在红二十六军南下失利尚末恢复前,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红军主力外线作战时。和李妙斋、张秀山一起率队打退国民党向薛家寨发动的几十次攻击。11月薛家寨失陷后转战到庆阳、合水一带,参与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1934年2月起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中其陕甘边特委代理书记、军委书记,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参与领导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反击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

1935年9月,在错误的肃反中被关押,中共中央领导人长征到达陕北后获释。

1936年1月任中共环县县委书记。9月调回关中,任中共特委书记、游击队政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关中地委书记、专员公署专员,军分区和关中警备区第一政委。

1942年7月,调任中其西北中央局党枝枝长。

1943年2月任中其绥德地委书记兼绥(德)带(脂)警备区独立第一旅政委。

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同年7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集团军政委,与司令员王世泰一起率队在淳化爷台山地区反击国民党进攻。抗日战争胜利后,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1945年10月任中其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

1947年起任陕甘边野战军集团军政委,西北野战兵团副政委,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副政委。协助彭德怀指挥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战役,三战三捷。继又参与指挥陇东和三边战役。同年7月再次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与司令员贺龙一起领导西北地方武装斗争和后方工作。

1949年2月起任西北军区政委、中其中央西北局书记。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

1950年9月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他主持制定“整顿提高、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16字方针。指导了建国初期的文教工作。

1953年9月,任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

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59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在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下,参与国家重大方针、政策、法规的研究和制定,参加重要的国务活动及外交活动。他主持制订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条例,为规范国家机关活动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他厉行节约,勤俭办事,树立了为人民当家理财的优良作风。他协恩来总理的高度称赞。

1962年9月,在中其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同志因所谓的《刘志丹》小说问题,遭康生诬陷。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残酷迫害,被审查、关押、监护长达16年之久,但他始终保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中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彻底平反。

1978年3月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后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兼广东军区第二政委。同年12月被增选为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

1979年任广东省省长。

1978年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同年9月被补选为第五届仝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 982年9月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负责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

1988年4月被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任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

1993年后,不再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2002年5月24日在北京逝世。

第三篇 红色的记忆 李妙斋

李妙斋(1903-1933),原名王玉玺,化名李妙斋、王之宪、王桥山、李华锋等。山西汾西人。幼年家贫,在舅父的资助下读完高小。后在汾西县天平小学教书一年多,被有钱人家排挤。遂回乡务农。为反抗不平等的黑暗统治,愤然远走他乡。

1927年11月到陕北,在驻军高双成部任连事务长。

1928年,经马济仁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从事兵运工作,担任过李亚军团一营营长、邓宝珊部警卫营营长。

1932年春随邓到兰州,任邓部干部补习队队长。10月,去平凉接舱返兰途中,和孪艮等共产党员组织蒿店兵变,拉出26人,成立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七支队,任队长。兵变失败后,化装成脚夫到陕甘边,参加了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游击队。

1932年11月,李妙斋随游击队转战句邑清水塬、三原武字区、耀县照金芋园一带,开展武装斗争。在芋园,李妙斋组织韩天成兄弟等建立了有40多人的芋园游击队并任政委。二十多天后,率队首战川口,接着攻下孙家山、张家山、龙家寨,占领兔儿梁,参与领导创建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为壮大们代购枪支弹药,掩护红军伤员。同时还教育收编了一部分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愿意革命的绿林武装。但由于杜衡执行“左”倾机会主义政策,破坏了这币中统战关系,致使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在国民党进剿时北撤外线作战。在红军外线作战期间,李妙斋奉命留守照金,掩护伤员,坚持斗争。他以红二十六军特派员的身份,建立起耀州第一、第二支队和三水支队等五个游击队,发展了富平、宜君游击队,还组织了六个农会分会,使照金的革命形势从低潮转向高潮。

1933年3月成立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李妙斋任总指挥,习仲勋任政委。遵照中其陕西省委和陕甘边特委关于土地革命的指示,发动群众,成立了以薛家寨为中心的24个村农会和村妇联、儿童团、赤卫队,废除了保甲制度和地租、债务,打击了国民党的特务活动,群众革命热情空前高涨,游击队迅速发展到十八个,人数达900多人。照金根据地迅速扩大到东起香山、西起土轿、石门关、北屹薛岔、南到关庄的广大地区。为巩固根据地,李妙斋在薛家寨办起修械所、被服厂,设立了物资储备仓库,还号召同志们利用战斗间隙开荒种地、养猪、养羊,最大限度地解决了部队的给养。他还骋请照金的冯彦升在绣房沟的亭子沟开设集贸市场,公买公卖,为红军筹集粮袜、资金等必需品。在他和同志们努力下,尽管处于红二团南下以后的复杂时期,但照金根据地各项工作开展顺利。

1933年9月21日拂晓,千余民团武装趁红军主力北上外线作战之机,从四面夹攻薛家寨,李妙斋刚从老爷岭执行任务回来,末及休息就投入战斗,几次将民团武装击退。李妙斋在组织游击队追击逃敌时,不幸被埋伏藏匿在梢林中的民团团丁的冷枪击中,英勇牺牲。李妙斋牺牲后,被掩埋在薛家寨一号寨洞不远处的桦树峁上。每逢清明,当地的群众和各界人士都要自发地来此地凭吊,瞻仰烈士遗容,追念烈士的丰功伟绩。

第三篇 红色的记忆 高岗

高岗(1905-1954)陕西省横山县武镇乡高家沟人。原名高崇德,字硕卿。贫苦农民家庭出身。

1922年考入横山县立第一高级小学。受其产党活动的影响,组织学生自治会,曾任学生会主席,因参加进步活动被学校开除学籍。后被榆林中学枝长杜斌丞收入该校就读。

1927年1月。由时任国民革命军西安军事政治队大队长的吴岱峰介绍,入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学习,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和横山党支部取得联系,举办农民运动通俗讲习所,成立农民协会等。

1928年秋到佳县、吴堡一带组织群众抗粮抗捐。不久调肤施(今延安)开展地下工作。

1929年被派往军阀部队开展兵运工作。任学兵队党的特别支部副书记。

1930年1月至5月,任冯玉祥骑兵第四师中共特别支队副书记。

1932年2月起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交通员,后升任第二大队政治委员。

1933年8月14日,以省委特派员身份参加了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陈家坡召开的党政军联席会议。同习仲勋、秦武山、李妙斋等同志,以正确主张解决了红军游击队集中与单独行动的问题,同时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政委。同年11月3日在甘肃台水县包家寨参加了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和陕甘边特委举行的包家寨会议,做工作报告。同年11月8日,任正式成立的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治委员。

1934年5月,任陕甘边军事委员会委员。8月后因错误调二路游击队任政委。

1935年2月至9月任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同年5月起)。

1935年9月在错误肃反中被关押。被中央解救后。

1936年1月被派往内蒙古三边地区,6月至10月任中共内蒙古工作委员会负责人。10月任中共陕甘省委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副书记。12月任书记。

1937年5月至9月,任陕甘宁特区委员会执行委员。同年8月至1938年4月,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书记。

1937年8月至1942年9月,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政治委员(1941年1月起)。

1938年5月至1941年9月,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区委书记。

1938年11月至1941年5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委员。

1939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生产运动委员会委员。同年至1945年8月。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长、议长。

1939年冬至1941年8月,任陕北公学董事会成员。

1940年9月至1941年5月,任中其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

1941年4月起任中其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委员。同年5月至1945年9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1941年6月至10月、1943年5月起任西北局统战部部长。

1941年6月起任中其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

1942年6月起和任弼时一起负责陕甘宁边区系统分区学习委员会。同月起任西北局财经委员会成员。

1943年至1945年7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治委员。

1943年至1945年9月代理政治委员。

1943年5月至1944年2月任西北党校校长。

1943年12月起任西北局友军工作核心组主要负责人。

1944年5月,出席中其六届七中全会,参加组织问题报告委员会和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

1945年4月至6月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主任,率团出席中国其产常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在大会上作关于争取中间分子、生产、作风问题的发言。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后奉命赴东北,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务委员。

1945年11月至1946年1月任北满军区司令员。

1946年5月至1949年5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代理书记兼秘书长(1946年6月起),1946年8月至12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代理书记。

1946年6月至1947年12月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同年6月至1949年3月任中央军委东北分会委员。

1948年8月兼任东北局办公厅主任、政策研究室主任(同年9月起)。

1949年4月兼任财务委员会主任。

1948年8月至1949年6月任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1948年11月起)。

1949年5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同年6月至1954年9月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50年11月至1954年4月任党委书记。

1949年8月至1953年1月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兼人民经济计划委员会主任(至1950年8月)。

1949年10月至1954年8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1949年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51年11月至1954年8月任副主席。

1952年8月至1954年4月任东北局第一书记。

1953年1月至1954年2月任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

1951年11月至1954年8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委员会主任。

1953年调中央工作。

1954年己月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因同饶漱石进行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受到揭发和批判。

1954年8月17日自杀身亡。

1955年3月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开除其党籍,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第三篇 红色的记忆 汪锋

汪锋(1910-1998),原名王钧治,曾用名王文钊,陕西蓝田人。

1926年加入中国其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6年任陕西省蓝田团县委书记。

1927年冬起任蓝田县学联主席。

1930年秋起任中共蓝田县委工委负责人。

1931年底任中共陕西省军委组织部长、省军委书记。

1932年秋起任中共陕西渭北特委书记,三原中心县委副书记。

1932年12月24日任红二十六军二团随营学校校长,1933年3月在照金杨柳坪任红二十六军代政治委员。

1933年5月随二十六军南下失败后负伤,伤愈后任中共陕西省委特派员兼陕南特委书记。

1935年7月调上海中央局从事军事工作。

1935年7月随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关中特区党委书记,关中特区司令部司令员。

1935年12月到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从事地下工作,任中共特派员。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军事部部长。中共关中地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陕甘宁晋绥联8方军警备第一旅副旅长,关中警备区副司令员、保安处处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关中地委副书记。关中军分区副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一旅副旅长。

1945年1月起任中共陕西省委工委书记,9月起任豫鄂陕边区党委书记、豫鄂陕边区政府主席、豫鄂陕军区政治委员。10月起任豫鄂陕边区行政公署主任。

1947年7月起任陈赓、谢富冶兵团(太岳兵团)前敌指挥委员会委员兼西北民主联军三十八军政治委员。

1948年6月起任陕南区党委书记、陕南区行政公署主任、陕南军区政治委员。

1949年5月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第二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50年1月至1952年5月任中其中央西北局统战部副部长。

1952年5月至1954年7月任西北局统战部部长。

1950年2月起任西北局委员,1953年1月至1954年12月任西北局常委。曾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1951年3月起兼任西北民族学院院长。

1952年11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国家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1954年8月至1960年11月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1958年2月增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58年4月至1961年1月任中共宁夏工委第一书记。宁夏回族自治区区委第一书记。

1959年4月当选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60年11月至1966年2月任中其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

1961年1月至1967年2月兼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其间:曾兼任甘肃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961年9月起兼任西北局民族工作委员会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

1966年底至1977年受迫害,被关押。

1977年7月至1978年1月任中共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区委第二书记兼新疆军区党委第三书记、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革委会第一副书记。

1978年1月至1981年10月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第一书记。

1978年1月至1979年9月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兼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主席:1978年1月至1982年1月兼任新疆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乌鲁市齐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1987年4月增选为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八届二次全会增选)。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二大、十三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98年12月12日在北京逝世。

第三篇 红色的记忆 王泰吉

王泰吉(1906-1934),陕西临潼人,西北红军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

1924年春,在其产常员魏野畴的帮助下,积极投身革命活动。

1924年5月被选派到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其产党。毕业后,被派到河南开封入国民党第二军任学兵营排长。

1926年,转入甄寿珊部,任学生营营长和该军中共特别支部委员。积极进行革命活动,秘密发展党员,并参加北伐战争。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坚决贯彻中共“八、七”会议精神,率部在陕西麟游举行起义,不幸失败。但他毫无不气馁,继续坚持革命斗争。1 928年4月,他参与领导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参谋长。起义失败后,潜往河南召县,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不久,被国民党当局逮捕。

1930年底出狱后,在杨虎诚部队任参谋、副旅长兼参谋长、新兵训练处处长、骑兵团团长等职。

1933年7月,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在陕西耀县率骑兵团二千余人发动起义。起义部队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担任总司令。起义一个星期后。由于组织仓促,部队中党的基础差,在三原辘辘把遇到强敌进攻,激战一天后向北退却,最后只剩下百余人,退入照金革命根据地。渭北游击队在红二团南下失败后也编为红四团在照金一带活动,耀县游击队此时也退入照金。

1933年8月14日参加陈家坡会议,会后,三支革命武装合编为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和刘志丹一起,先后指挥陕甘边红军攻占旬邑、台水等县城。同年11月,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台水包家寨会议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他任师长,率队在陕甘边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开创以南梁为中心的新革命根据地。

1934年1月8日,他化装进入白区,准备前往豫陕边境动员山东刘黑七(刘榷堂)部队参加革命,开展兵运工作,途径淳化通润镇时,被旧相识的敌民团团长马云从出卖,被捕并押往西安。临刑前,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写下了《绝命诗》、《绝命词》和万言《团顿浸语》,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

1934年3月3日,在西安英勇就义,年仅28岁。为了纪念王泰吉,1951年8月,在西安革命公园建立了纪念亭、纪念碑。毛泽东主席在纪忿碑上题词:“王泰吉在革命斗争中光蒂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第三篇 红色的记忆 阎红彦

阎红彦(1909-1967),陕西安定(今子长)人。

1924年应招入伍,192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10月,参加中共领导的清涧起义。

1931年4月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副大队长兼第一中队中队长、大队长。9月游击队改名为陕北游击支队,任支队长。

1932年初任西北反帝同盟军第一支队支队长。2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先后任第一大队大队长、第五支队支队长、总指挥。曾多次率领陕甘游击队进驻照金。

1932年9月中下旬,在消灭了富、同、耀三县保卫团四百余人后,陕甘游击队被敌何全升、高双城部追剿,损失很大,已减员到约二百人。部分三路行动。阎红彦、杨重远率部队在照金一带活动。10月中旬,在老爷岭搞到了一批大烟土,解决了游击队过冬的给养问题。此后,陕甘游击队在照金一带集结。

1932年12月24日,当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时,被错误地指责为“机会主义”、“梢山路线”。

1933年春被派往张家口搞兵运。

1934年7月,中共上海中央局派阎红彦赴苏联红军大学学习。

1935年4月受国际执委会委派,他和刘长胜回国,圆满地完成了将英文字母编成的密电码交给中共中央的任务。

1936年2月红军东征前,阎红彦受命组建黄河游击师并任师长,协助周恩亲解决了红军渡河的船只问题。不久,黄河游击师入编为红三十军,阎红彦任军长。抗日战争爆发后,红三十军改编为八路军警备第三团,阎红彦任团长。

1939年警备第三、第四团和炮兵团台编为警备第一旅,阎红彦任旅政委。

1940年带职到马列学院和留守兵团军政研究班学习。

1945年参加中共“七大”。同年9月,阎红彦先后任第三纵队副司令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参加了定陶、鲁西南和千里挺进大别山等战役。

1908年5月率部参加淮海战役。

1949年2月,任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参加了渡江战役。11月进军川黔,解放重庆,阎红彦任重庆市军管会副主任;12月成立中共川东区委和川东行署。阎红彦任区委副书记、行署主任。

1952年7月,中共四川省委和四川省人民政府成立,阎红彦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副省长,重庆市委第一书记,成都部队政委,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956年在中共“八大”会议上。阎红彦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1959年秋,调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文化大革命”中,阎红彦受到市市彪、江青、陈伯达一伙的打击迫害,于1967年1月8日辞世。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中共中央为阎红彦平反昭雪。

1978年1月在北京举行了阎红彦骨灰安放仪式。

第三篇 红色的记忆 杨森

杨森(1908-1936),原名杨宗凯,陕西乾县人。

1926年入陕西省职业学校农林科学习,参加过历时八个月的反刘镇华围攻西安城的斗争。

1927年2月进入西安中山军事学枝学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5月,根据中共组织指示,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在西安举办的党务人员训练班,随后被委任为国民党蓝田县党部政治指导员。以公开合法的身份进行地下工作。

1930年初,中共蓝田特支成立,任干事会副书记。9月,与特支书记杨珊领导了蓝桥暴动,失败后被国民党逮捕,和杨珊被拘押于西安军事裁判处。直到蒋、阎、冯大战后才越狱逃出虎口。

1931年先后担任扶眉善后稽查处稽查长和乾县西区民团副团总,继续秘密进行革命活动。

1932年,中共陕西省委派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大队政委。

1933年6月调渭北游击队。7月,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后,任团政委,率领四团进入照金革命根据地。同年10月,在攻打台水的战斗中,身负重伤,他奋不顾身,仍在担架上指挥战斗,11月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成立,任党委书记。

1934年1月接替高岗任四十二师政委。同年2月至5月,国民党对陕甘边苏区进行军事“围剿”,和刘志丹一起率领红四十二师九战九捷,取得了反“围剿”斗争的重要胜利。5月,改任骑兵团团长。

1935年2月,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同时接任四十二师师长。9月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组成红十五军团,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改编为第七十八师,仍任师长,参与指挥了芳山战役。为粉碎国民党对西北苏区的大规模“围剿”做出了贡献。

1935年10月,被“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的错误“肃反”拘押,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获释,入红军大学学习,同年。西北革命军员会成立黄河游击师,任参谋长。5月,东征红军主力回师陕北,红三十军担任后卫,率二个连在三交镇完成阳击任务后被敌包围,在突围中壮烈牺牲在黄河岸边。

第三篇 红色的记忆 王世泰

王世泰(1910-2008),1910年3月17日生于陕西洛川县土基黄连河村。

1927年秋考入延安第四中学,参加爱国学生运动。

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党支部组织委员。

1930年10月参加刘志丹领导的革命活动,任党支部委员。

1931年9月至1932年6月被派到国民党部队做兵运工作。

1931年9月,阎红彦、吴岱峰率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大队突破黄河天险进入陕甘,陕西省委派谢子长前往领导并以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和晋西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队(开始称西北抗日同盟军)。

1932年6月,参加陕甘游击队,任班长,同年12月,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后叛变)来到陕甘游击队,按党中央和省委指示,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杜衡自任军政委兼团政委,并蛮横规定陕甘游击队原排以上干部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要求从陕甘游击队战士和班长中指定两人参加团长选举,结果班长王世泰当选。王世泰带领红二团在刘志丹的指挥下,对照金革命根据地周围的反动民团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英勇的打击。

1933年6月红二团南下失败后,组织失散队伍,抢杀恶霸里绅,保护刘志丹克服了千难万险回到照金薛家寨。

1933年10月任陕甘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红四团二连连长。

1933年11日至1935年8月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三团团长。

1934年1目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参加开辟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35年8月在慕家螈战斗中左大腿负伤。

1936年任中其安塞县委军事部部长。同年9月至1937年己月任陕北省委军事部副部长。

1937年2月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0月至1938年4月任陕甘宁边区庆环分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

1938年10月至1942年9月先后任陕甘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员、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员。

1942年10月至1944年10月任八路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三旅政委兼中共三边地委书记。

1943年1月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与高岗保持一致,积校参加对阎红彦和吴岱峰等人的批判,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和重视,是因此受到表扬奖励的二十二名领导干部之一。毛泽东亲笔为其题词“忠实、努力、不夸、不娇”。

1944年12月至1945年8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关中警备区司令部司令员。

1945年4月至6月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吕月至9月任陕甘宁晋绥联8方军副司令员,同年9月至1947年7月任代司令员。

1945年9月至1948年6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务委员。

1946年4月至1949年9月任陕甘宁边区第三届政府委员。

1947年2月至3月任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副司令员。3月至10月率小部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收复关中根据地。

1947年9月至1949年己月任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党委书记。

1948年9月至1949年2月任中共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委员。率队参加关中、陇东、宜川瓦子街、黄龙、西府、澄(城)台(阳)、荔北和1948年西北冬委攻势等战役。

1949年2月至6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四军军长、军党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前线委员会委员等职。指挥所部参加1949年西北春委攻势、陕中战役。

1949年月至1950年9月任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政治委员、党委副书记。率部参加扶(风)眉(县)战役、陇东追击战等战役。

1949年7月至1950年1月任甘肃公署主任,同时任中其甘肃省委常务委员(至1952年10月)。

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加中华人民其和国开国大典。同年10月至1954年12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

1949年12月至1952年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0年1月至1952年11月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人民政府党组书记。

1950年10月至1952年12月任甘肃首届各届人民代表大会协商委员会副主席,1951年调任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局长、政治委员、常委书记。提前10个月完成天(水)兰(州)铁路并通车。

1952年8月至1954年11月任铁道部副部长。

1954年11月至1958年2月任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1958年4月至12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同年10月至1960年12月任西北协作区副主任。

1960年11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同时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至1967年2月。

1964年3月至1965年10月兼任甘肃民族工作委员会书记。

1961年8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担任甘肃省第二、第三届政协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

1975年1月至1979年12月任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77年12月至1979年12月任甘肃省第四届政协主席。

1979年12月至1983年5月任甘肃省第五届人大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中共七、八、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大代表,十七大特邀代表。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一届至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二至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2008年3月14日10时57分在海口逝世。

第三篇 红色的记忆 杨重远

杨重远(1894-1933)原名杨敬熙,号弘毅。陕西绥德县四十里铺旆地沟村人。三岁丧母,八、九岁时在本村私塾断断续续忿过两年小学,后发愤自学。练就一笔好字。13岁丧父。被迫外出打短工、扛长工、当店员。苦度生活多年。

1925年在绥德县城一家商号当店员时,参加了共青团陕北特别支部所创办的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附设平民夜枝学习。他借助字典,通宵达旦,苦读进步书刊。思想进步很大。是年冬,在其产党员李子洲的帮助下,通过社会关系,打入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石谦团(不久扩编为旅),先后任连司务长和文书。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升任连长,先后驻防延川、清涧、宜川等地,积校对士兵进行政治训练,帮助农民成立农协,开展革命斗争。

1927年10月,率部参加清涧起义。失败后并不灰心,常对朋友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的事业一定能取得胜利。”1928年,畅重远奉中其组织指示,通过社会关系,到河北省遵化县,打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七军高桂滋部做兵运工作,任中共军委书记,公开身份先是师部副官长,后为军部军需官。在高桂滋部,他秘密发展了数十名其产党员。并在一些营连建立了中共支部或小组。部队驻防山东时,他还同当地中共组织取得联系,支持农民群众的革命斗争。

1930年秋,高桂滋部参加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中原大战,失败后退入山西,所部被编为正太路护路军第一师,杨重远仍在高部,很快同中共山西省委取得了联系。根据山西省委的指示,他对高桂滋部的中共组织进行了整顿。加强形势与任务的教育,注意在兵士和下级军官中发展中共党员。

1931年早春,中共山西特委决定在吕梁山区建立革命武装。畅重远受命与拓克宽、黄子文、阎红彦、白锡林一起参与筹建工作,他担任中共山西省委汾阳联络站主任兼中共临时支部书记。同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在孝义县娄底市寸(今西泉村)正式成立,杨重远任中共山西特委军委代表兼中共游击队支部书记。他们在晋西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在中阳、孝义、汾阳歼敌数百人,游击队迅速扩大到百余人。游击队的活动震动了山西的反动统治,省主席徐永昌派兵围攻。为保存革命力量,按照中共山西特委组织部部长刘天章(原为中共山西省委书记;1930年12月山西省委改为特委。刘先任特委书记。

1931年3月改任特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要游击队转移到陕北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和刘天章与中共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的约定。9月上旬渡黄河前后得到陕北特委的接应。渡河后根据中其陕北特委决定,晋西游击队改名为陕北游击支队,杨重远任支队政委。游击支队南移到安定县,得到县委书记马文瑞的大力支持,动员30余名当地青年加入,充实了游击支队的力量。他们采取“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策略,在安定、安塞、保安、靖边等地开展游击战争,打击了各地反动势力的气焰,使游击支队不断发展壮大。与此同时,还争取了几百名保运武装同游击支队联合作战,并且发动农民群众斗地主分粮食,受到陕北人民群众的欢迎。遵照中共陕北特委的指示,游击支队与保运武装向南转移。同年10月下旬到达陕甘边南梁地区,同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会合。

1932年初,两支部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刘志丹分任总指挥和副指挥,杨重远任参谋长兼中共队委会委员。

1932年1月上旬,在甘肃台水歼敌两个连。2月12日,奉中其陕西省委命令,西北反帝同盟军在正宁县三嘉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杨重远继续担任参谋长和中共队委会委员。他积极协助总指挥谢子长指挥游击队歼灭了耀县照金镇、宜君瑶曲镇(今属耀县)和旬邑县的民团,毙伤敌数百人,还两次袭击了正宁县城山河镇。4月下旬打下旬邑县城,处决了反动县长。5月,刘志丹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杨协助刘志丹指挥游击队在半个月内挺进数百里,经过大小九个战役,八次获胜。歼敌140口余人,缴获长短枪1200余枝。粉碎了敌人对陕甘游击队发动的“进剿”。一天,指挥部获得情报:敌八十六师一个营,从宜川开到英旺镇布防。杨重远亲自核实了情报,并弄清英旺镇的地形,立即制订作战方案,并向队委会汇报。得到批准后,先派30多人组成突击队由他率领占领英旺镇东山的制高点。刘志丹率领主力部队由牛武镇向英旺镇挺进。第二天拂晓,突击队在畅重远的指挥下以强大的火力吸引敌人,主力部队乘机向敌人驻地发起进攻。敌军凭借庙宇、房屋等建筑物顽抗。一直激战至中午。总指挥刘志丹当机立断,组织力量强攻敌军营部,杨重远不失时机地带领战士向敌人喊话:“红军游击队不打士兵弟兄!欢迎士兵弟兄过亲当红军!”经过政治攻势,敌军官兵纷纷缴械投降,游击队取得全歼敌人一个营的胜利。同年12月下旬,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由于“左”倾错误的执行者杜衡的排挤打击,杨重远被降为团参谋处处长。他以党的利益为重,仍努力工作,积极协助团长王世泰指挥作战。转战在照金革命根据地,一连打了好几个胜仗,使红色区域迅速扩大,主力部队发展到300多人,还帮助地方建立了五支游击队。初步形成了以耀县照金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

1933年5月中旬,红二团转战到句邑县的阳坡头时,遇到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刘志丹派他去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任政委。杨重远率一支队返回陕北途中,于5月己日日在安塞、安定交界之董家寺与敌民团遭遇。他沉着坚定,与支队长强世清一起指挥部队顽强战斗,多次击败敌人的进攻。缴枪20余枝。5月29日,在安定县谭家岭又遭敌军两个连的袭击。杨重远在战斗中不幸腿部中弹,同志们背着他撤到畅沟村。这时,敌人又从两面夹击而来。杨重远坚定地命令:“不要管我了,撤出去一个就能保存一份革命力量。”同志们不忍心丢下自己的政委,坚决要求背他一起撤退。他严肃地说:“不委因为我连累同志们,给革命造成更大的损失,你们赶快撤,我亲掩护。”他以断墙为掩体,沉着地阻击敌人,掩护大家安全撤退。此时,敌人狂叫着“捉活的”冲到他的面前。畅重远宁死不当俘虏,用最后一颗子弹对准自己,壮烈牺牲,年仅三十九岁。

第三篇 红色的记忆 金理科

金理利(1904-1935),又名李科,化名金礼奎、孪奎(李逵),陕西三原人。

1927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2月,三原武学区在鲍四庙成立抗敌委员会。金负责一分会工作。同年7月,中共武字区区委成立,金任该区南原中共支部书记。

1931年参加渭北游击队,在武字区一带活动。翌年2、3月,与马志舟领导成立口外庄赤卫队;9月又成立政治保卫队,金任副队长。赤卫队和政治保卫队均属游击队领导,主要任务是:负责游击队周围坡塬上的巡逻放哨,配台游击队消灭国民党地方武装力量,保卫武字区的南大门。

1932年7月,中共三原县委恢复,全任书记。9月,渭北革命委员会成立,黄子文任主席,金任土地委员。正当渭北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之时,中共陕西省委于10月6日发出《关于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渭北新苏区的决议》,要求“渭北各党部必须发动与领导群众斗争亲纪念十月革命”。根据这一“左”的指示精神,渭北革命根据地连续三天举行大规模的集会、游行、示威,引起了国民党反革命派的注意,纠集六县民团进行“围剿”。中共渭北特委和革委会领导人被冲散,根据地工作陷入瘫痪。12月,中共陕西省委接连两次改组渭北特委,成立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以刘市市生为书记。12月下旬。金受中心县委委派和金天华、程建文、黄子文在太和堡整顿并改编渭北游击队,使其到照金与红二十六军汇台。这期间。他淙入各地,为恢复渭北苏区做了不懈努力,自己带领赤卫队与敌作战,领导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健全并加强基层党支部的领导,被誉为民众领袖。

1933年上半年,金仍任省委委员,并于3月兼任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在红二十六军的支持下,他在耀县照金的高尔塬、小池等市寸进行革命活动,发展全成发等人加入共产党,逐步建立农市寸贫农团等群众组织,随后又建立了游击第六支队,他还奔赴淳化北部的十里塬、马家山、城前头、铁王等地发展中共党员,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组建市寸农民联合会、贫农团,继续创建革命根据地。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成立了淳化游击队,为巩固照金革命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1934年2月,金第二次到淳化十里塬、马家山、铁王一带开辟苏区,组建中嘴、北城堡赵家、小池等乡本寸堪层政市又和贫农团、赤卫军等组织。并于十里塬一带成立了中共赤淳工作委员会,金任书记。同年6月,他被调离陕甘边特委。

1935年秋,在陕北错误肃反中,金受审被关押一月之久,10月被锚杀于正宁县三嘉塬。

1958年1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追认金理科为革命烈士。

第三篇 红色的记忆 黄子文

黄子文(1909-1947),又名黄成章,化名王文。陕西三原人。

1925年秋中学尚末毕业,便到上海进入中华职业学较学习。

1926年由张资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3月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到武汉准备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枝学习,但由于宁汉合流后汪精卫也开始“清党”反共,遂离开武汉,辗转返回陕西三原,在家乡开展革命活动。

1929年4月,领导了三原县万名农民群众的“交农”斗争。5月上旬,根据中共组织指示,以他为总指挥,组织武字区武装力量,领导了与渭华起义相呼应的三原起义。

1929年春,陕西灾情严重,按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在三原武字区成立地方筹赈委员会,带头捐粮,救济穷苦农民。同年9月,在武字区成立了中共三原特别支部并任书记,带领泾阳、淳化、三水(今旬邑)、正宁(今甘肃正宁)、彬县等地的中共组织和共产党员开展革命斗争。

1930年2月,国民党三原驻军以“组织灾民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将黄逮捕关押。他不怕严刑拷打,表现了一个其产党员的崇高气节。不久,在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营救下出狱。同年6月,与其产党员陈云樵在三原武字区长坳堡组织渭北灾民自救队,陈任队长,黄任政委。7月上旬,在中共陕西省委第五次扩大会议上,被选为省委候补委员。11月。中共陕西省委派黄去天津到中其中央北方局工作。12月,北方局取消后,中共陕西省委划归新设立的中共河北省委领导。洵北省委派黄去山西从事兵运工作,1931年夏,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成立,黄任政委。后来,这支武装在强敌围攻下西渡黄河,改为陕北游击支队,与扬琪的民间武装以及刘志丹联络的民间武装汇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1932年4月黄担任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政委、陕甘游击第一步兵大队政委、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等职。红二十六军成立后,曾接替李妙斋担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后任中共渭北特委委员,渭北(原富耀)革命委员会主席。红二十六军红二团南下后,接受三原中心县委委派,追赶红二团以阻止红二团南下。在红一团南下失败后,积极参与寻找和营救刘志丹、王世泰等同志回到照金苏区。

1934年11月8日,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治部主任、陕甘边区第三路游击区办事处主任、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等职。为西北红军和苏区建设做学了重要贡献。

1935年9月,在陕北错误肃反中被关押,后经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获释出狱。

1936年春,任红军大学政治教员。

1937年秋,任庆阳县抗敌救援会主任。

1938年到安吴青训班学习,并任农民连连长。后来,他曾去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受到高岗的政治迫害,被迫离开陕甘宁边区,并失去中共组织关系。解放战争时期,活动于渭北一带,筹集资金,购买枪支,组建武工队;争取和策动国民党地方武装起义:破坏交通,袭击国民党军运输车辆,为西北野战军南下关中、解放西安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7年6月24日,在与国民党的遭遇战中,不幸头部中弹,6月25日在耀县原党村牺牲,竖年,经中共中央西北局批准,黄的党籍得到追认。

第三篇 红色的记忆 刘景范

刘景范(1910-1990),陕西省保安(今志丹)县金汤镇芦子沟人,刘志丹的弟弟。

1928年参加革命,1930年加入中国其产党。曾追随刘志丹参加红军陕甘游击队及红二十六军,参与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后任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团长、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陕甘省苏维埃主席兼军事部部长。

1937年后,任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兼建设厅厅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建国后。历任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和党组书记、婚姻法贯彻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监察部副部长和党组书记、地质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期间,曾遭到七年监禁。

1978年被平反后,任民政部副部长、党组成员。是中共七大、八大代表、第一届仝国人大代表、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在中国其产党第十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

1990年8月9日在北京逝世。

第三篇 红色的记忆 张秀山

张秀山(1911-1996),陕西神木人。早年就读于榆林中学,带头参加学生爱国运动,曾任佳县同乡会领导人。

1929春,加入中国其产主义青年团,同年秋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0陕北特委派到宁夏、甘肃从事兵运工作。

1932导甘肃靖远兵变,成立陕甘红军游击大队,任大队长。同年秋去上海,入党中央训练班受训。随后被派到红二十六军工作,担任红二团骑兵连政治指导员,参加首战焦家坪民团大捷及香山的分粮斗争。在庙湾战斗中身负重伤,辗转照金根据地养伤,后经李妙斋筹集路费送往西安养伤。

1933年6月至三原武字区后,被三原县中心县委任命为渭北游击队政委。参加了二台子会议。

1933年7月,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习仲勋负伤后。渭北游击队政委由杨森接任。返回照金革命根据地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并被增补为特委委员。参加了创建、巩固和发展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和扩大红军的艰苦斗争。与边特委书记秦武山、游击队总指挥李妙斋(后由吴岱峰接任)一起多次参加了反“围剿”和保卫薛家寨的战斗。

1933年11月底,与新成立的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在甘肃南梁柴桥子汇合,先后任政治指导员、团政治委员等。

1934年5月任十二师党委书记。

1935年2月任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治委员。5月改任中其西北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同年秋担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供给部部长,参与发展扩大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和反“围剿”斗争。后因,“左”倾领导在肃反中被拘禁。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达陕北后获释,调任红军学校政治教员。

1936年3任中共神府特委组织部长、红军神府独立师政治委员。不久担任中共神府特委书记兼神府军分区司令员及政治委员,被选为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委员,领导和加强神府地区各项建设工作。抗日战争初期,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兼第三期九队队长。结业后历任中共神府特委书记兼神府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员,中共绥德特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党枝教育处主任等职。参加固建设陕甘宁边区抗日后方基地的组织工作。

1943年1月参加西北局高干会议,与高岗保持高度一致,赞同高岗关于西北红军历史和西北革命史的观点,积极参加了对阎红彦和吴岱峰等人的批判,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和重视,是因此受到表扬奖励的己己名干部之一。毛泽东亲笔为其题词以尔褒奖。同年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派往东北,历任东北支队政治委员兼干部团政治委员,中共市公江县委书记兼松江军区政治委员,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兼辽宁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部长、秘书长,中共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兼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等职。参与解放东北的组织领导工作和恢复发展东北地区的经济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书记兼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辽宁盘山农场副厂长,辽宁省农垦局副局长,沈阳农学院副院长,国务院农业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在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上连续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第三篇 红色的记忆 吴岱峰

吴岱峰(1903-2005),陕西安定(今子长县人)名镇东,字岱峰。

1903年2月25日出生于瓦窑堡一个富裕大家庭。

1931年前往太原讲武堂学习,1924年毕业于山西省汾阳县铭义中学,同年秋入畅虎域部教导队,受中共地下党影响。

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北阀革命时期,在杨虎诚部队中任中共陕西省委掌握的军事政治队第二中队长,西安中山学院第二、第五大队队长,中山学院党总支委员,国民革命军第十军驻郑州副官。

1927年后在国民党第十、第四十七军做兵运工作。在皖北太和国民党第十军训营(军事学枝)任中共地下党营总支书记,组织并参加了阜阳、确山等地暴动,失败后继续作兵运工作。

1931年春,受中共山西省委派遣参与创建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大队晋西游击队的工作,任红军晋西游击队副大队长、党支部委员。同年9月,阎红彦率晋西游击大队突破黄河天险进入陕北。随后与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游击队改编为西北抗日同盟军,后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任党委委员、副总指挥兼第二大队大队长。第三支队参谋长。

1932年12月,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一十六军后,任红二十六军红二团二连连长。红二团南下失败后辗转回到照金,1933年10月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兼任照金苏区薛家寨后方总指挥。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严重困难之际,在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下,率部与敌人进行了生死博斗。薛家寨失守后,和张秀山一起率部进入南梁革命根据地。

1934年2月后,历任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参谋长,参与刨建陕甘边苏区红军军政干部学枝并任副校长兼军事部主任。

1935年任红二十六军三团代理团长,参加了解放安定、延长等六座县城的战斗。后任陕甘宁晋红军军政学枝枝长。同年11月至1935年底任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步兵营营长、游击营营长。

1936年任中央红军北路参谋长。

1937年后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8月任中共陕西分区委员会常委,军事部部长,陕甘宁边区陕北西分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教导营营长。

1938年秋至1939年月任陕甘宁边区庆环分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陇东军分区司令员,中共陇东地委常委。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

1940年8月至1941年1月任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

1943年1月至1945年12月任陕甘宁边区警三旅副旅长,三边警备区副司令员、三边地委常委。

1945年4月至6月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

1946年6月至1947年11月任绶德警备区司令员,地委常委。

1946年10月兼任榆横军分区司令员,后任独立第一旅旅长兼绥德警备区司令员、旅党委书记。

1947年3月参加保卫党中央的战斗。

1948年3月任榆横北线部队总指挥、中其榆林地区工委委员。

1949年2月至5月任西北军区榆赫军分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地委常委6月任榆林军管会副主任,临时党委委员。西北军区八十六师整编委员会副主任、主任。陕北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陕北行署常务委员。

1950年1月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省人民政府委员。后任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党委常委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0年10月至1952年7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学习。

1952年至1954年任最高人民检察署西北分署检察长、西北行政委员会委员、西北政法委员会委员。

1954年8月到马列学院学习。

1955年任中其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监察员,西北红军战史编委会副主任。

1965年1月调中央组织部,担任中组部八处党支部副书记,受到错误批判,随后到陕南农场劳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

1985年离职休养。中共七大代表,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第三篇 红色的记忆 黄子祥

黄子祥(1895-1982),有名黄云章,陕西三原陵前乡人。

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8月任三原武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渭北苏维埃政府武装部部长。

1933年5月任渭北游击队总指挥,经常带领部队在照金高山槐、老爷岭一带打游击。

1933年7月红二十六军二团南下失败后,渭北游击队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团,任团长,带领红四团进入照金革命根据地,为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1935年后任中共渭北工委组织部部长,三原中心县委副书记,长期在渭北从事抗日宣传工作。

1947年在三原武子区组织国民党乡政人员起义。同年7月任关中军分区渭北总队副总队长,关中军分区副司令员。

1949年任三原军分区司令员兼军管会主任。建国后,历任中共陕西省军分区司令员、省交通厅厅长,省第一届至第四届政协副主席,曾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后平反。

1982年2月24日在西安逝世。

第三篇 红色的记忆 张邦英

张邦英(1910.05-2010.06),陕西耀县孙螈乡泥阳堡村人。出身农民家庭。

1925年考入西安陕西民立中学。

1926年秋主动参加农民代表和少数进步青年组织的会议,会后到乡下向农民宣传抗粮、抗款、抗税、抗捐和反对军阀。

1927年开始接受马列主义,参加学生运动。同年初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1月任民立中学党支部书记。

1928年5月任党特支书记。承担并完成上级交给的传递党内文件到渭华起义前线的秘密任务。

1928年冬毕业后回到家乡,1929年初受骋高级教员,在学生中进行革命宣传。

1930年春到国民党军中营部当书记官,任中其营委书记,发展并建立党组织,秘密宣传革命并介绍红军武装斗争及发展情况。

1932年夏离开部队,协助陕西省耀县党组织开展工作。同年冬任中共耀县县委书记,发展党组织,领导农民斗争。

1933年7月配台王泰吉起义,任耀县游击队党代表,率部进入照金革命根据地。任红军陕甘游击队临时总指挥部第三支队党代表,率部消灭民团,抗击国民党军队的“围剿”。11月任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第三团第二连政治指导员。

1934年5月任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7月至9月调任陕甘边特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同年9月至1935年2月任中共陕甘边南区区委书记、陕甘边南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至1935年9月)。

1935年2月至8月任中共陕甘边南区区委书记,7月至9月任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9月至11月任陕甘边南区游击队总队政治委员兼中宜富洛游击队政治委员,陕甘边南区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兼苏维埃政府副主席。

1936年初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

1936年5月任关中特区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同年任关中军区(第一作战区)政治部主任。参加陕甘宁边区的创建和反“围剿”斗争及西征。同年下半年进入中共中央党枝高级班学习。同年12月至1937年4月调任中共陕甘省委组织部部长。

1937年5月至1939年11月任陕甘宁特区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

1937年5月至9月、1938年春至1939年1 1月任中共陕甘宁特委组织部副部长。

1938年4月至1940年9月任陕甘宁特委党校枝长。

1939年1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被选为边区参议会副议长。

1940年9月至1941年5月任中其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常委、社会部部长、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组织部副部长(至1943年6月)、边区党校校长。

1940年11月任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

1941年5月至1945年吕月任中共西北局委员、组织部副部长。西北党枝校长(至1942年8月)。

1941年12月任中共西北局教育委员会委员。

1942年6月起任西北局党务研究委员会委员、群众工作委员会委员,8月起任西北局精兵简政分委员会主持人,9月起任西北局精兵简政编余人员处理安置研究会成员。同年12月至1943年9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延属军分区政治委员。

1948年3月至6月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第二(绥德)军分区政治委员。6月至12月任中共西北局秘书长。同年12月至1950年1月任中共陕南区委第一书记。

1949年5月至9月任陕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949年5月至1950年12月兼任陕南军区第十九军第一政治委员,1950年5月任党委常委,11月任党委副书记。

1949年10月至1954年12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

1949年12月至1953年1月任中其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0年1月至1951年3月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陕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陕南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

1950年2月至1951年3月任陕西省人民政府党组副书记。

1950年8月至1951年3月任陕西省第一届各届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

1950年11月至1954年12月调任中共新疆分局第三书记。

1951年1月至1954年12月任新疆军区政治部主任,1951年4月至1953年12月兼任军区军法处处长。

1951年1月至1952年8月任新疆省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主席。

1951年6月至1954年12月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纪律监察委员会书记,新疆军区党委委员、纪律监察委员会书记。

1953年8月至1954年9月任新疆军区党委常委。

1953年1月至1954年12月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委员。

1953年11月至1954年7月兼任新疆分局党枝较长。

1954年3月至12月调任中共西北局农村工作部部长。7月至12月任中共西北局组织部长。

1955年初兼任中其中央西北地区工作部副部长。

1955年1月至1956年12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副主任。

1956年11月至1960年10月任中共中央交通工业部副部长。

1960年11月至1966年12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候补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平反后,1975年6月至1976年10月任中共山西省委统战部部长。

1977年12月至1979年12月任山西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

1978年5月至1982年3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副部长、党组成员。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三、第四、第五届全国政协南委。中共七大、八大代表。十二大、十三大当选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特邀代表。2010年6月29日病故,享年100岁。

第三篇 红色的记忆 惠子俊

惠子俊(1910-1944),曾用名荣生,化名薛斯,陕西西安市人。幼时家贫,小学毕业后到一家店铺做工,不久进入陕西机器局兵工,厂做钳工。

1927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出师潼关,策应北伐战争,与一批修械工人应招随军东进。同年秋,第二集团军在河南作战失利,流亡到巩县兵工厂做工。在这里多次参加共产党秘密组织领导的罢工斗争。

1930年11月跟随畅虎诚部队回到西安,仍进兵工厂做工,同时进行反帝爱国宣传。“九一八”事变后与学生们一起焚烧日货。

1933年6月,一行十五人随刘约山、康健民到照金革命根据地,与王定朝等一大批修械工人,克服重重困难,扩大了红军薛家寨修械所,为红军和游击队制造了大量弹药。还研制了各币中火式、拉火式地雷和“麻辫手榴弹”,被红军指战员誉为红军的“军械部”。

1933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和张秀山、吴岱峰一起参加了薛家寨保卫战。薛家寨失守后辗转到陕甘交界处的南梁地区,任庆阳游击队指导员。游击队扩大为支队后,任政治委员,多次配台主力红军扫除民团据点,缴获枪支,为开创庆北苏区,扩大南梁革命根据地做出了突出成绩。

1934年5月,任二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同年9月任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11月,在陕甘边工农代表大会上被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监察委员会委员长。

1935年2月,和刘志丹赴陕北参加中共陕甘边和陕北特委联席会议,共商反“围剿”的行动方针,决定成立中其西北工作委员会,被选为书记。在中共西北工委的领导下。取得了反“围剿”的重大胜利,红军和游击队都得到了壮大和发展。

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北上到达西北工委驻地永坪镇后,9月17日,中其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主持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错误地撤消了西北工委,此前,被错误地扣上“右倾取消主义”的帽子,离开了领导岗位,调往清涧修械所当工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被解救。

1936年底,被派遣回西安领导工人运动,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化名薛斯。

1937年1月。中共西安市委成立,任市委书记,兼市委工人工作委员会书记。同年3月25日,省委将中共西安市委改为中共西安市工作委员会,任副书记,后又接任张德生任书记。他深入到铁路、邮电、面粉加工、汽车修理、市政等行业的工人群众中,广泛发动群众,联络过去一起做工的工灰王耀华、余金荣等,先后介绍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又通过他们动员组织了一大批革命群众和工人,壮大了革命力量。同时在大华纱厂、陇海铁路局、兵工厂中建立了中共秘密组织,加强了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还在工人中建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工会、抗日救国会、抗敌后援会,失业撤济会、员工消费合作社、车上服务团、民众学蛟、读书会、剧团等党的外围组织和群众团饰,有力地推动了西安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11月,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共西安市工委又改为中共西安市委,仍任市委书记兼市委工人工作委员会书记。

1939年4月,因叛徒出卖后被捕,经组织营救后于6月出狱,7月到延安陕北公学学习,不久,因被捕问题接受组织长达两年多的审查。

1943年,出席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调任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贸易公司任副经理,为了打破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和打击不法商人对市场的控制和干扰,他带人到各分区各地采购物资,组织生产,在清涧、吴堡设立物资收购交流站,从而稳定了市场,保障了边区民的物资供应,由于积劳成疾,于1944年10月13日病逝。

第三篇 红色的记忆 张仲良

张仲良(1907-1983),耀县寺沟方巷口人。十八岁在县立乙种职业学校毕业,在乡市寸初级小学任教。

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以石人堡小学教员为掩护,秘密发展地下党员,发动群众抗粮抗捐。后因组织领导“交农”运动。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经营救出狱后,任中共耀县县委书记。

1933年7月,配合王泰吉起义,在阿姑社发动农民暴动。组织耀县游击队,任副队长。王泰古起义失败后,带领游击队转移到照金革命根据地薛家寨。

1933年8月,陈家坡会议后,在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领导下开展游击战争。红四十二师成立后。任第三路游击大队政委、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红一团政委等。

1934年以陕甘边特委特派员身份,建立甘肃宁县湫头原第一个村党支部,在淳化、宁县相继成立党政机关,发展了农会、赤卫队等组织。

1935年9月被“左”倾错误的“肃反”拘押,被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央和中央红军解救后,进入中央党枝学习。亲耳聆听过毛泽东主席的报告,受到周恩来副主席的亲切接见。抗日战争期间,任关中分区保安司令、专员等职。在延安的一次军事会议后,毛主席曾接见过张仲良,指示他“关中面对的敌人很强大,光靠硬打不行,还要学会打政治仪。瓦解敌人”。他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有力地促进了关中分区的各项对敌斗争。

1947年春,受毛主席、周副主席委派。在稳定陇东局势后,任西北野战军第四军政委,先后参加了解放瓦子街、西府、冯原、荔北、扶眉和兰州战役。兰州解放后,随西北野战辑解放西宁,解放后,历任中共青海省委书记、甘肃省委栩记、江苏省委书记。在中其八届二次全会上,当选为中共候补委员。中共十二大时,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任甘肃省委书记时,虽犯有冒进浮夸错误,但他勇于承担责任,多次进行自我检讨,记取这一深刻教训。“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打击和迫害。

1981年退居二线,1983年在江苏南京病逝。

第三篇 红色的记忆 陈国栋

陈国栋(1903-1992),耀县寺沟乡阿姑社人。自幼家境贫寒,不堪地主压迫。

1929年参加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任战士、排长、连长,后因蒋介石背叛革命。于1928年回乡务农。

1931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组织建立中共耀县特别支部。

1933年7月参加耀县游击队。随队转入照金革命垠据地,被改编为红军陕甘游击队三支队,参加了消灭旬邑民团和攻打张洪镇的战斗,任排长。攻打台水县城时担任主攻排,为攻克台水县城做出了很大贡献。

1934年,张明吾、王安民相继牺牲后,陈团栋任陕甘边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与政委张仲良一起战斗在照金革命根据地周围,同时担任中国陕甘边区特委南区委员会军事部长,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三团团长等职务。

1935年9月,因错误“肃反”被关押,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获释。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辎重营营长,八路军留守兵团特务团副团长,关中保安纵队司令员兼政委,警一旅副旅长兼关中军分区副司令员,并光荣当选为中国其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解放战争中。随西北野战军参与解放大西北的各次战斗。解放战争以后,任关中军分区司令员,宝鸡军分区司令员,陕西省军区参谋长,南京军事学院第一期高级指挥系学员。

1952年转入地方工作。任陕西省农业厅副厅长,陕西省畜牧厅厅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林业建设兵团第一师师长,陕西省政协第四届常委。陕西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陕西省农业委员会顾问等职。

1982年离职修养。

1992年8月病逝于西安。

第三篇 红色的记忆 秦武山

秦武山(1913-1971),原名刘北成,陕西台阳独店乡秦城村人。

1932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任中共陕西省台阳县特别支部书记,10月任中共陕西省委技带科斜员。

1933年2月化装成灾民做西安市灾民工作。

1933年3月到陕甘边特委工作,任游击队总指挥部第五支队政治委员。5月任边区特委委员,8月接替金理科任陕甘边特委书记。红二十六军红二团南下时和习仲勋、李妙斋一起在困难局面下坚持了根据地的群众斗争。

1933年8月,参加了红四团、耀县游击队(三支队)、王泰吉领导的抗8义勇军和边区特委召开的陈家坡会议,支持红军、义勇军和游击队统一行动的正确主张。

1934年1月回省委汇报工作。后任红一方面军前敌总指挥部地方部群众科科长、八路军一二九师民运部部长。

1941年至1949年任陕甘宁边区盐务局副局长、陕甘宁晋绥联8方区政治部民运部部长、陕甘宁边区晋绥联防军三五八旅政治部副主任、警备第三旅五团政委、黄龙及大荔军分区副政委、宁夏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

1950年后,任渭南军分区副政委、军分区政治部主任、陕西省民政厅副厅长。“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了打击和迫害,1971年7月24日含冤而死。

1979年中其陕西省委为其平反昭雪,是陕西省政协第三届委员会委员。

第三篇 红色的记忆 刘约山

刘约山(1902-1981),名宗汉。字约三。陕西保安(今志丹)县金鼎山小蒜村人。

1904年到永宁山保安初小学习。

1923年考入榆林中学,一年后转入绥德师范学习。此间受进步思想影响开始接触与列主义,逐渐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经常与刘志丹、曹力如等保安学生一起,开始进行革命活动。

1926年冬,在家乡自办平民小学,让周围十里八村的穷孩子上学。

1927年毕业后亲自任教,后经绥德师范枝长李子洲推荐。任国民党陕西省教育厅保安县教育科长。因营救清涧起义的谢子长在自家养伤,被贬至金鼎山小学任教。

1931年秋,拜访原榆林中学的老枝长杜斌丞营救被苏雨生逮捕的刘志丹。同年4、5月份,奉刘志丹命令同吴岱峰在吕梁山组建游击队。9月,随晋西游击队回到陕北,1932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任二支队司令部供给主任兼党支部书记。为陕甘游击队的保障供给做了很多努力。

1932年12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任团供给主任。

1933年6月红二团南下失败后,与敌博斗时,腹部和腰部严重受伤,后在民团团总家以修枪为名,伤愈后辗转入西安,和王定朝一起联系了兵工厂的惠子俊等十六名工人,历尽艰难险阳回到照金革命根据地。

1933年11月。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成立,任总后勤处主任。红军外线作战时,和张秀山、吴岱峰一起参加反“围剿”斗争。薛家寨失守后,组织部队突围,在二将川与刘志丹会合。11月下旬任保安游击队队长,在王英政委的配台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不断打击地方民团,游击队不断扩大。在刘约山的组织下和领导下,相继成立了台水、庆阳支队。安塞一、二支队和靖边游击队。巩固和发展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

1934年11月,任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骑兵团参谋长。为保卫地方农民政权又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35年9月,任红十五军团直属骑兵团参谋长,参加了劳山和直罗镇战役。

1937年任蒙汉骑兵支队长,后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期满后任保安司令部参谋处长;陕甘宁边区经济处秘书长;贸易局长;市市柏渠同志秘书等职务。

1945年10月到东北工作,任热河军分区参谋长。

1946年冬,任黑龙江佳木斯西南依兰县城防司令,组织并领导剿匪工作。建国后,任东北军区后勤司令部政治部秘书主任;西北国营运输公司总经理;西北局农市市部市本业局副局长;陕西省交通厅副厅长;陕西省农业厅副厅长等职。

1959年,被错误打成“右”派,离开了工作岗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

1979年被彻底平反。在有生之年里为志丹县党史研究写下了很为珍贵的回忆资料。

1981年冬天在西安病逝。

第三篇 红色的记忆 杨琪

杨琪(1895-1936),字建亭,陕西延川人。幼年丧父,从小给地主放牛。

1925年奔赴直隶(今河北)到国民党第二军当兵。不久随军驻河南。升任排长。曾联络十二名士兵押运百余支步枪回陕北。行至延川时被军阀井岳秀缴械。

1926年,再次回陕北,利用办民团送山西烟客的关系。建立起一支二十多人的保运武装。为了争取这支绿林习气严重、纪律涣散的武装,1929年冬,中共陕北特委派杨的侄儿共产党员杨桐箴到部队,宣传革命道理,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保运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教育下。在黄河两岸消灭民团,不断壮大自己,坚持两年之久,引起黄河两岸阎锡山和井岳秀的注意,企图联合歼灭之。正在这时,阎红彦和吴岱峰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进入陕北,杨便与晋西游击队联合行动。

1931年10月上旬,又联台师储杰的商贩武装,编成陕北游击支队,阎红彦任支部长。陕北游击支队先后在安定县的王家湾、营盘山和保安县的顺宁川、野鸡岔等地歼灭敌人,缴枪百余支。10月到达甘肃台水南梁地区,与刘志丹联系的民间武装会合。

1932年1月,根据陕西省委指示,排除阻力,与谢子长、阎红彦。杨重远、吴岱峰领导的晋西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总队(先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大队长、骑兵队副队长等。同年12月,陕甘游击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任团管理处长、骑兵连连长等职务,为建立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和开展游击战争做出了贡献。

1933年6月,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后,靠打短工、讨饭回到照金薛家寨。

1934年1月担任陕甘边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为建立以南梁为中心,包括台水、庆阳、保安、安塞、甘泉等县的二路游击区,做出了巨大努力,1934年秋,第二路游击队编入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任三团参谋长,他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冲杀在前。景武塌一战。带领战士占据有利地形,用手榴弹猛击敌人,不幸负伤。伤愈后任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巡视员、陕北红军独立师第二团巡视员。

1935年1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师长,在他的指挥下,先后取得南沟岔、高杰村、贺家湾战斗的胜利,对粉碎国民党的“围剿”起了重要作用。同年9月,杨被“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免去师长职务,调后方为部队筹集冬装。不久,在错误“肃反”中,又被扣上“土匪”,“反革命”等罪名投入监牢,严刑拷打。在挫折和委屈面前,忠贞不渝,坚定信念。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获救,被任命为红二十八军第三团团长。

1936年2月,奉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挺进绥德,准备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遇到陕北军阀井岳秀部堵截,1936年3月9日在岱干庙战斗中不幸头部中弹,壮烈牺牲。

第三篇 红色的记忆 黄罗斌

黄罗斌(1916-1998),陕西蒲城县西苇村人。农民家庭出身。8岁在本村私塾读书,1928年在高扬镇高等小学读书,毕业后留枝任教员。受到革命思潮影响,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学生运动。同年8月参加渭北苏区游击队,任渭北游击队班长。

193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在照金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任战士、班长、代理政治指导员;随营学校班长、指导员。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后辗转回到照金革命根据地,任连指导员等职。

1934年5月起任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陕北省委军事部巡视员。同年6月至1935年8月任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第三团政治委员,1935年8月至9月兼团长。9月到任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二三二团政治委员。参加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反“围剿”斗争。

1935年9月因错误“肃反”被关押。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被解救,任定(边)榆(市木)横(山)游击司令员。秀延县游击部队总指挥兼独立营营长,领导陕甘边北部游击战争。

1936年6月至1937年3月任陕北东地区游击司令部司令员、陕北第二作战区司令员等职。

1936年9月至1937年1月任中其清涧县委军事部部长。

1937年1月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7月至9月任陕甘宁边区陕北东分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

1938年1月至3月任陕甘宁边区神(市)府(谷)保安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年3月至1939年8月任陕甘宁边区第一河防(黄河沿岸防务)司令部司令员。

1943年至1945年在中共中央党校一部学习。

1943年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三旅副旅长兼第七团团长。

1945年4月至6月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同年吕月至1946年4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第三八五旅副旅长并兼任陇东军分区副司令员、中共陇东地委委员(至1945年10月)。

1947年2月至3月任陕甘宁野战集团军警备第三旅旅长兼陇东警备区司令员。同年9月至1948年7月任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警备第三旅旅长。

1948年4月至1949年2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

1949年己月至9月任第一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7月至日月任西北军区独立第一师师长。8月至9月任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师政治委员。先后率部参加保卫延安的战斗及麟宝战役、陇东战役、良平抗击战等,多次立功受奖。

1950年至1954年日月先后任宁夏省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军区党委常委、政治委员、党委书记、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兼省选举委员会主任等。参与领导土地改革和经济恢复工作,巩固了党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领导。发展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

1954年8月至1962年6月调任甘肃,先后任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经理、党委书记:省冶金局局长;甘肃省基本建设委员会党组书记;甘肃省经济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等职。后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和错误处理,1979年彻底平反。

1978年1月至1983年4月分别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书记、书记及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1983年5月至1984年3月任甘肃省第五届政协主席、党组书记。

1983年12月至1988年11月任中共甘肃省顾问委员会主任。

1987年11月至1992年10月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八大、十三大、十四大代表,十五大特邀代表(因故末出席)。

1998年6月30日因病在兰州逝世。

第三篇 红色的记忆 高锦纯

高锦纯(1912-1995),陕西米脂县镇子湾村人。贫苦家庭出身。

1926年在学生时代就受大革命影响。参加当地学潮和的反土豪活动。

1928年4月加入中国其产主义青年团。

1930年秋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任榆林六中党支部书记、学生会会长。领导学潮并开展秘密活动。

1931年5月所在学枝党组织遭到破坏。躲开敌人逮捕继续为党工作,曾任中其带脂县镇子湾村支部书记。

1932年7月奉命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任游击第二大队战士、政治处干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成立后,历任步兵第二连党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等。

1933年6月17日,参加边区特委和红二团在照金北梁召开的联席会议。反对南下。南下失败后随刘志丹、王世泰等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与敌周旋,辗转回到照金革命根据地,任耀县游击队(三支队)政治指导员。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成立后,历任骑兵连政治指导员,骑兵团政治委员兼师党务委员会书记。

1934年5月起任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陕甘边的创建和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的斗争,为巩固陕甘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1935年10月被“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肃反”拘押。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获救,任陕北省委军事干事。同年底军1936年春在瓦窑堡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后参加东征,任随军地方干部大队大队长。

1936年春任红一方面军中路军骑兵团政治委员,参加了西征战役。

1938年3月赴山东,参加领导重建胶东特委和创建胶东抗日根据地、坚持胶东抗日的斗争。5月至12月任中共股东特委委员。6月至9月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总指挥、胶东军政委员会主任。9月至12月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支队长。

1939年1月至1940年9月任中共胶东(山东第三)区委常务委员、军事部部长。

1940年9月至1942年8月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山东纵队第五旅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共胶东区委委员。

1942年8月至1943年3月任八路军山东军区第五旅政治委员。

1944年作为山东代表团成员。赴延安出席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随后进中共中央党枝一部学习。

1945年5月至8月任八路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一旅旅长、关中军分区司令员、关中地委书记(1945年9月起)。

1947年11月,任关中军区政治委员。

1947年9月至1949年2月任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警备第一旅旅长、党委委员。

1947年11月,任关中军分区政治委员。

1949年2月至12月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四军十师师长、党委委员、第四军副军长兼参谋长、政治委员、党委副书记。率部参加收复关中、保卫延安、黄龙战役、扶眉战役、陇东追歼战、兰州战役、河西追击战等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1949年12月至1955年9月先后担任新疆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委员、新疆人民政府党组书记,兼任新疆省商业厅厅长、新疆省政法委员会主任、中苏友协副会长、新疆第一届各族各届人民代表会议副主席、新疆分局常务委员、新疆省政法委员会第二书记、办公室党组副书记、财政委员会党组成员、中其中央新疆分局第一副书记,兼任新疆省工业交通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编制委员会主任。

1954年10月至1956年7月先后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一副书记等职。

1956年日月至1960年6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副部长、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

1959年4月到内蒙古工作,先后任内蒙古冶金机械厂副厂长、党委委员;内蒙古自治区皮革工业公司副经理。“文革”中受到冲击。

1974年3月任自治区二轻工业管理站革委会副主任。

1977年10月任自治区轻工业局副局长、党委委员。

1978年到中央党枝学习。

1979年1月至12月任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2月至8月兼财贸办公室主任。同年12月至1983年5月任甘肃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1983年12月至1985年4月任中共甘肃省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1995年6月25日因病在兰州逝世。

第三篇 红色的记忆 赵启民

赵启民(1910-1997),陕西蓝田县人。

1928年加入中国其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成立后,曾任随营学校校长,随陕甘游击队和红二十六军转战在照金革命根据地。此后。任红二十六军(和二十五军、二十七军改编后的七十八师)参谋主任、红宜延军分区代司令员、陕北红军独立师三团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新四军五支队参谋长兼十团政委、新四军二师五旅政委、华东野战军二纵队代政委和七纵队政委、第三野战军三十军政委、华东军区海军政委。建国后,任中南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委、海军副司令员兼国防科委副主任。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1997年2月7日在北京逝世。

第三篇 红色的记忆 任浪花

任浪花(1909-1936),原名天闲。耀县城内犁树巷人。

1930年中学毕业后在县东街小学任教,与家乡进行革命活动的其产党员张仲良,张邦英等成为莫逆之交。一次,任浪花悄悄地问张邦英:“老兄,你们几个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我也想闹革命,但不知道共产党在哪里。”张邦英开始一惊,随即正色道:“你可别胡说,谁是共产党我也不知道!”浪花失望之余,愤然说道:“满目不平事,蹈覆待何年!”后经过一段考察,党组织觉得他思想进步,忠实可靠,便把他工作的县杂税局作为秘密联络点。

1933年7月,任浪花参加王泰吉的起义队伍,在三原县辘辘把战斗中立功,被提升为连长,同时被接收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起义部队到达照金革命根据地后。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第三路游击区淳化游击支队政治指导员。

1933年11月8日,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三团成立后,任红三团供给处处长。

1934年,随刘志丹挺进陕北。收编黄龙山国民党漂占奎部为抗日义劳军后,任义勇军政治委员,配合红二十六军三团,参加了反“围剿”斗争。

1935年,任红十五军团二十七军八十一师参谋长,在反击国民党一零一师的战役中胸部负伤。

1935年9月在错误 “肃反”中被关押,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被解救,改调中央保卫局任管理员。终因残躯支离,病情日情。

1936年在延安病逝。

第三篇 红色的记忆 康健民

康健民(1916-1977),甘肃省定西县人。少时家境贫寒,十八岁时就开始给地主家放牛养马,骑光背马在黄土高原上飞奔。

1930年,到国民党新编十一旅雷仲田部当兵。

1932年7月,参加西华池兵变,在红军陕甘游击队任骑兵大队战士、班长。

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红二十六军二团成立后,组织上根据他善于骑射的特点,把他编入红二团骑兵连。在马背上,转战陕甘苏区,冲锋陷阵。传送文件,屡立战功。

1933年6月任红二团司号员,红二团南下失败后,坚持斗争。最后被押往西安大营当号兵,伺机重返队伍。后在西安街上遇刘约山,随刘约山、王定超、惠子俊等15名机械工人返回照金革命根据地,先后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骑兵团连政治指导员、代团长、团长。

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到达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红二十七军、二十六军台编为红十五军团,任红十五军团骑兵团副团长。后骑兵团改为直属部队,康健民任团长,9月下旬,他率团参加劳山战役。战役发起前,骑兵团隐蔽在芳山不远的山沟里,战斗打响后,他跨上战马,挥动马鞭,带领骑兵团像一把尖刀直插阵地,占领了前沿山头。并指挥战士向敌人猛烈射击,压制敌人于一个山沟里,为主力部队歼灭敌人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一仗,歼灭敌军一师,俘虏二千余人。后又参加榆林桥战斗,他率领战士,时而正面)中杀,时而迂回出击,充分发挥了骑兵优势。抗日战争爆发后,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任八路军留守兵团骑兵团团长,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骑兵团团长兼政治委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骑兵旅旅长。他指挥这支部队,长期战斗在陕甘宁边区北线,并深入内蒙古地区,发动蒙汉各族人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945年春,率部进入绥东、绥中地区,歼灭了吴土儿,鄂友三伪军,巩固了抗日根据地。抗战胜利后,率部急奔晋北,参加了大同集宁战役,与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作战,大显神威。

1949年2月,任改编后的第一野战军骑兵第一师师长。9月。奉命改编国民党绥远起义部队,担任该部改编后的三十六军政治委员。

1951年,与代军长王建业一起,率三十六军参加抗美援朝,回国后入军事学院高级指挥系学习,毕业后任六十三军第一副军长兼参谋长、军长等职务。兼任石家庄卫戍区司令员。

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

1962年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

1968年后,兼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其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届、十届中央候补委员。

1977年1月1日在银川逝世。

第三篇 红色的记忆 王兆相

王兆相(1909-2009)陕西神木人。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当战士。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后,任战士、警卫队长、党支部书记、团党委委员等职。

1933年6月17日随红二十六军二团南下。部队失败分散后,曾与刘志丹、王世泰、黄子文一起召开团党委扩大会。和渭南县委的同志研究在渭南地区打游击和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一直追随刘志丹、王世泰等辗转斗争在秦岭山中。靠给别人挖粪、锄地、讨饭、宿破庙,从南部秦岭山中奔到三原心字区,通过区委负责同志帮助治好脚伤,化妆成木工。才辗转回到照金革命根据地薛家寨。后回陕北根据地任神市县游击队队长,谢子长领导的陕北红军独立第三团团长。

1935年,任神府独立师师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警备第六团团长,鲁中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渤海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十八师师长,辽北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四十九军一六二师师长,湖南军区衡阳军分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后勤组织系副主任、主任,后勤学院高级班班主任,高级工程兵学枝校张,工程兵学院副院长、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顾问。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2009年6月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

第三篇 红色的记忆 桂生芳

桂生芳(1915-1999),陕西威阳人。

1932年通过省委交通员从西安到三原,参加渭北游击队。随队在淳化桃曲原上与红二十六军会台后,被送往照金革命根据地薛家寨,为红军游击队修理枪支。同年加入中国其产党,和何亲玉是红二十六军最早的两个修械工人。和所长惠子俊一起,克服了重重困难,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利用秘密在西安购买的底火和药品,利用在香山寺收缴的铜元和麻钱、旧弹壳。自制火药为红军制造弹药,研制了“麻辫手榴弹”等很有杀伤力的武器。

1933年10月,参加保卫薛家寨的战斗。保卫战失败后被扣押在龙家寨,在龙家寨策动守寨士兵投诚。投诚部队被围后,辗转到老爷岭一带和张秀山、高锦纯的骑兵团会合,任红二十六军耀西游击队队长、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骑兵团连指导员。

1936后任中其县委军事部部长,关中独立团团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留守兵团卫生处兼野战医院政治委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三边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龙江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东北野战军独立第九师政治部主任。建国后,任公安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公安师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警卫师政治委员,第一防化兵学校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学兵部政治部主任,旅大警备区副政治委员、顾问。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第三篇 红色的记忆 郭炳坤

郭炳坤(1914-1977)。陕西省蒲城县人。

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跟随红二十六军转战在照金革命根据地。后担任红二十六军一团政委、关中军分区司令员、三边军分区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三团团长、三边军区政委兼司令员、中共三边地委书记、第一野战军十一师师长等职。建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委、海军政治部副主任、北海舰队政委。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77年4月6日在北京病逝。

第三篇 红色的记忆 龚逢春

龚逢春(1908-1978),陕西省城固县人。

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派往王泰吉部。

1933年7月21日,王泰吉起义后,任西北抗日义勇军政治部主任,随起义部队进入照金革命根据地。后曾任红二十六军政治部主任、中共陕甘边特委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等职。建国后,任中共川西区党委第三书记、四川省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西南局组织部第一副部长、中其中央高级党校副枝长、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1978年12月1日在北京病逝。

第三篇 红色的记忆 杨文谟

杨文谟(1912-1972),陕西神市县南乡杨家沟人。幼时在市市寸祠堂所办小学上学。

1927年初入沙峁镇模范小学,1928年10月转入营盘镇高小读书,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春入榆市市中学。

1931年在刘家湾小学利用教员身份积校从事革命活动。

1932年9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党委委员、第一连政治指导员、团部技术书记,参加建立和巩固照金革命根据地斗争。

1933年5月,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后和刘志丹、王世泰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辗转到西安,任临时市委书记。

1934年5月调任陕北游击队第三支队政治委员。同年9月第三支队改编为陕北红军独立师第三团,任团政治委员。

1935年十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瓦窑堡后,调任陕北省军事部供给部部长,1937年初担任神(市)府(谷)红军独立师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零师警备第六团参谋长。

1937年底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3月提前离校。任八路军留守兵团保安司令部神府军分区参谋长、司令员。

1941年5月起,任保安第四团代催团长、团长。

1943年7月至1945年3月在中共中央党校二部字习。抗日战争胜利后,调赴东北。

1946年初任冀东军区第十三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1947年12月起,任冀东军区副参谋长、参谋长。

1949年春任冀东军区南下大队大队长。7月,到湖南长沙,由十二兵团分配到陈明仁起义部队任党代表。建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第五十三军参谋长。

1951年3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编练司令部副司令员,同年8月调任中南军区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南海舰队参谋长。

1956年8月至1958年8月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学习。

1958年11月至1959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训练部副部长。

1960年1月至1961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动员部部长。

1961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后勤部副部长。

1962年9月奉总政指示,任兰州军区西北红军战史编辑室副主任,参加编写西北红军战史。

1965年继续在海军后勤部工作。

1972年逝世。

1955年被授予海军大枝军衔,曾莆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第三篇 红色的记忆 王柏栋

王柏栋(1910-1938),陕西省商县人。早年在冯玉祥部当兵。

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33年七月,任红二十六军第四团四连连长、红四团政委等职。

1933年八月,参加在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陈家披举行的陈家坡会议。主张红军分散行动,遭到与会同志的批评。

1934年冬因病回家治疗。抗日战争爆发后,带病奔赴抗日前线,任中共商洛地区工委书记。

1938年7月25日,在商县被汉奸秘密杀害。

第三篇 红色的记忆 雷恩钧

雷恩钧(1903-1985),陕西省安定(今子长)人。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9月参加清涧起义,是陕甘游击队领导人之一,曾多次随刘志丹、谢子长率领陕甘游击队到照金地区活动。

1934年后,任县苏维埃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队列科科长、关中等分区保安司令部参谋长、三边分区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建国后,历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劳动局局长和工业厅厅长、甘肃省监察厅厅长、中共甘肃省监委副书记、甘肃省政协副主席。

1985年3月13日病逝。

第三篇 红色的记忆 杨再泉

杨再泉(1905-1963),原名忠杰,字憬民,耀县寺沟乡杨家河人。

1923年至1926年在三原渭北师范求学,因受“五四”运动新思想的启迪,多方阅读进步书刊,一心向往革命。

1926年5月经屈武在三原号召,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是年冬回耀县建立国民党临时党部和农协组织,任党部委员并负责农协工作。

1927年5月经李悦贤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大革命失败后失掉组织关系,但经常与张邦英、任浪花、张仲良接触。

1930年经张邦英介绍加入中国其产党,在陕西军委领导下做白军工作。身份暴露后,于1931年5月同邑人张仲良、陈学鼎、曹文等建立中共耀县特别支部,任特支委员。翌年,党组织发动“交农”运动。在南三堡(儒家社、丁家沟、齐家坡)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粮食,领导了著名的南三堡农民暴动。暴动失败后,1933年1月被组织派往照金革命根据地参加红二十六军。是年6月调往陕甘边特委任秘书长,负责草拟文件、缮写油印等文件的起草收发工作。

1933年9月,参加薛家寨保卫战。薛家寨失守后,随张秀山,吴岱峰从后山转移。

1936年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后先后任中共淳耀县县委统战部长、关中分区秘书长、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经理等职。建国后,历任西北电业局副局长、陕西省卫生厅副厅长、第四军医大学中医教研室主任等职,1963年在西安逝世。

第三篇 红色的记忆 宋子琪

宋子琪(1910-1935),耀县城内西街人。幼年与刘林圃、张邦英同在市县第一高等小学上学,因发动学潮,刘市市圃被迫退学,宋子琪也受到警告处分。

1932年,在市县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县委组织部部长,中山乡党支部书记。时因连年大旱,民不聊生,又苦于苛捐杂税,与县委书记张仲良等,组织下高埝、楼村、小丘、寺沟一带贫苦农民千余人,发动“交农”斗争,包围县城,迫使官方不得不栽捐减税,减轻农民负担,取得农民运动第一个胜利。竖年,王泰吉在县城起义,张仲良随游击队去照金革命根据地,指定其负责县委工作。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常常昼出夜伏,往来奔疲于照金、野狐坡与富平带家堡各联络点。负责为游击队运送枪支弹药,每次都安全完成任务。

1935年,由于“左”倾错误的“肃反”危害,在正宁县三嘉塬被捕,随即遇害。

第三篇 红色的记忆 马佩勋

马佩勋(1907-1984),山西省孝义县人。

1931年参加革命,后加入国共产党。参与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的创建,后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游击中队中队长、政治部主任等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后。曾随军转战照金革命根据地,参与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创建。后任陕北苏维埃政府主席、省工会委员长、中共江西省特委书记、八路军团政委、晋绥七分区地委书记兼分区司令员等职。建国后,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劳动局局长等职。

1951年后,任山西省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

1955年任第一机械工会副主席、全国总工会执委。

1958年后,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监委副书记、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等法院院长、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等职。

1984年病逝。

第三篇 红色的记忆 王秉祥

王秉祥(1916-1993),陕西省句邑县人。生于甘肃宁县,曾用名王东平。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新宁县委组织部部长等职。

1934年任陕甘边第三路游击区指挥部红军一支队队长,率队转战在照金革命根据地一带。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中共关中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关中警备一旅一团政委兼西线指挥部政委、中共关中地委宣传部部长等职。建国后,曾任中共陇东地委书记、甘肃省委组织部部长、甘肃省委书记、甘肃省副省长、甘肃省政协主席等职。曾当选中纪委委员、中共十三大代表、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甘肃省诗词学会会长、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1993年8月在兰州逝世,终年77岁。

第三篇 红色的记忆 边德荣

边德荣(1909-1936),耀县稠桑乡安王村人。少时家贫,以离家为人放羊和在衣食市寸挖煤为生。

1927年,听说谢子长、刘志丹在陕北闹革命。便投身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同年加入中国其产党。哥哥边德仓,在他的影响下也当了游击队员。

1933年,任红二十六军四团骑兵连连长,率部在阿子乡涝池村击败耀县雷天一保卫团。接着,参加华池战役,歼敌一个骑兵团。翌年三月,率骑兵连参加奇袭黄堡镇战斗,全歼黄堡民团。后调任陕甘边游击队富甘游击队队长,中(部)宜(君)县革委会主席。双手双枪。骁勇无敌,屡建战功,威名远震陕北。他当年所带的骑兵连,被誉为“老虎骑兵连”。

1935年春任关中军分区第三独立营营长,率部转战在甘泉县劳山及富县直罗镇、黑水寺一带,配合主力部队作战。

1936年3月,在富县套峒原战斗中中弹落马。仍忍痛匐匍射击,掩护战士突围。当敌人蜂拥而上时,他拉晌身边两颗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年仅二十七岁。

第三篇 红色的记忆 张占虎

张占虎(1911-1936),耀县下高埝乡玉皇阎人,幼年家贫,随父在家劳动。

1931年,不堪干旱和地主逼租,毅然北上照金参加了革命队伍,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又遵照党的指示回乡建立农民游击队。

1933年,这支武装改编为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第七支队,任队长。

1934年任第三路游击队淳耀游击队队长,与指导员冯德才一起战斗在照金革命根据地周围。

1936年10月,原陕甘边游击队八支队队长任树林在让义村被捕。张占虎率领游击队向让义村守敌发起猛攻,不幸腹部中弹,鲜血喷涌。他用带子紧裹伤口,依然沉着指挥作战。经过一夜激战,终因力竭血尽,肠子从伤口流出,壮烈牺牲,年仅二十五岁。

第三篇 红色的记忆 封正宝

封正宝(1908-1975),耀县耧村乡上耧村人。幼年家贫,上过两年学。稍长,经常随乡邻出外赶脚,弥补家用。

1933年年底,毅然北上照金,参加了陕甘边红军第三路游击队。

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游击队经理员、关中特区政府副主席兼内务部长、边区政府工作团副团长、淳耀县县长、县委书记等职。他一生忠于革命,忠于人民,自始自终坚持党的政策和群众利益,经常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他熟悉淳耀县的山山水水,对群众生产生活情况了如指掌。虽身为县长、书记,但公正无私,平易近人。为了粉碎国民党政府对边区的经济封锁,他积极领导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开荒种粮纺线织布。他同政府工作人员一起上山开荒。同时,组织农市寸“变工队”解决缺劳户生产困难。这些做法,得到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肯定和推广。

1947年10月10日,率领淳耀县游击队在寺坡安子坡毙敌民团团长张彦宁以下二十七人,生俘四十二人。并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马匹等物资,游击队无一伤亡,创造了零比六十九的模范战例,得到了关中分区嘉奖。建国后,任耀县县长、威阳专著副专员、陕西省物资储备局局长等职。

1975年病逝于西安。

第三篇 红色的记忆 杨振东

杨振东(1910-1983),耀县寺沟乡杨家河人。

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刘志丹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六军三团任战士、排长、司务长。他意志坚强,作战勇敢,亲打头阵。立下了战功。后担任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副官、军人合作社经理、运输队长、保安一团股长、副主任,关中分区保安纵队供给处主任、关中分区警一旅供给部副部长、部长。四军十师供给部部长、党委书记、四军后勤部部长等职。在扶眉等解放大西北的多次战斗中屡建战功,负责前线供应工作时,艰苦奋斗、克己奉公,带领后勤人员,完成了作战部队所需的粮食、弹药和物资运输任务;完成了建立兵站、运送伤员的任务,收到上级的表扬和奖励。解放初期,任军委防空部队高炮学校物资保证部部长,在建枝条件差,时间要求紧,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艰苦创业,努力工作,圆满完成建枝、教学任务,受到了师生的称赞。

1958年转业到地方工作后,任西北园林四厂厂长、农机部西北办事处主任、陕西棉纺织公司巡视员。坚持党的原则,遵守党的纪律,作风正派。联系群众,受到干部群众的爱戴。

1983年在西安逝世。

第三篇 红色的记忆 曹士荣

曹士荣(1909-1934),原名福胜,陕西保安(今志丹)人,早年就与刘志丹多有接触,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

1927年,入市县永宁山高级小学读书。

1928年秋,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9年春,转入中国其产党党员。积校参加党组织领导的革命活动,曾多次到洛河川宣传革命真理,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斗争。

1929年,在保安群众抗粮抗款斗争中,广泛宣传“县长为什么那样富?百姓为什么那样穷?”的浅显道理,组织洛河川农民三百多人。会同其它地方八百余人,清算国民党县长。通过算帐后使县长丢官,追回了被县长贪污的赃款,扩大了革命影响。后入延安省立第四中学、榆赫省立第六中学学习,积极开展学生运动,任中共特支书记。

1933年春,奉中共陕北特委派遣,到陕甘边协助刘志丹进行武装斗争。红二十六军南下终南山失败后,和刘志丹、王世泰等突破敌人重围,历经艰险,返回照金革命根据地。参加陕甘边粉碎国民党第一次“围剿”的战斗,为创建南梁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1934年4月,潜入保安旦八寨子,策反反动地主民团,因身份暴露而被捕。遭敌人严刑拷打,坚贞不屈。5月29日,壮烈牺牲。

第三篇 红色的记忆 惠泽仁

惠泽仁(1910-1933),陕西安定(今子长)县人。

1927年考入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在中国其产党基层组织影响和引导下,积校参加革命活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与该枝中共领导的外围组织“学生军”的领导工作。印发传单、小册子,宣传革命真理,曾数次领导学生进行罢课斗争。大革命失败后,坚持进行革命斗争。

1930年,奉党组织指示返回家乡,从事秘密革命活动。

1931年9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不久改称陕北游击支队)。曾代表红军争取和改编当地土客武装,任土客大队指导员。在开辟革命根据地斗争中,打民团,惩恶霸,作战机智勇敢。

1933年春从活动于照金革命棍据地的红二十六军第二团调入陕北一支队工作,参与指挥了野鸡岔战斗,菖家洼伏击战等。同年夏任红军游击队大队长,和强世卿一起,在智取张洪镇战斗中组成奋勇队,率先攻入城内,为战斗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同年10月,奉调中其陕北特委工作。12月2日参加枣树抨战斗。在敌人重兵围攻的危急情况下,临危不惧,独自一人坚守阵地,掩护战友撤退。与强敌激战多时,壮烈牺牲。

第三篇 红色的记忆 强世清

强世清(1911-1934),陕西安定(今子长)县人。

1927年参加革命。

1930年初,随谢子长到宁夏开展兵运工作。同年,经谢子长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12月,红二十六军成立,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战士、排长等。

1933年1月,在照金革命根据地红二十六军庙湾战斗失利后任骑兵连连长。同年1月27日,率骑兵连在照金北衣食村宿营时,因宿营地选择不当,给骑兵连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主动承担责任后引以为咎,从二十六军主动辞职回到家乡开辟革命根据地。2月,与毕维舟、挛新春等四人枪杀了安定县伪县长。

1933年4月,成立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任支队长。

1933年8月,他率队南下作战,先后打击了老庄、凉水湾的反动民团,到达南梁瓦子川时,与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配合,全歼了旬邑张洪镇民团,活捉了伪县长、县党部书记长等二十余人。处决了十七名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受到刘志丹、王世泰的高度赞扬。

1933年10月,率队参加了奇袭台水域的战斗。

1933年11月,根据刘志丹的指示,回保安(今志丹)、安定(今子长)开辟第一路游击区。在南梁整训期间,武嚣装备得到补充,又加强了惠泽仁、魏武等领导力量,游击队很快发展到一百多人战斗力得到提高。

1933年11月。先后惩处恶霸地主薛应九、黄士奎等反动分子。

1933年11月15日到达安定县城后,对驻扎在枣树坪的井秀部的一个正规连进行进攻,末能攻克,惠泽仁、魏武等五人阵亡。由于掩护其他同志撤退,腿部和胳膊等多处受伤,隐匿到群众家中休养。组织上派他的弟弟强世光负责护理。不久,由于叛徒出卖,兄弟二人被捕。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忠贞不屈,仍然在狱中组织关押的党员及红军战士与敌斗争。

1934年2月20日,兄弟二人双双挺身走向刑场,英勇就义。

第三篇 红色的记忆 王有福

王有福,十八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1932年12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后,任少年先锋队队长。在创建照金革命根据地的一系列战斗中,冲锋在前,在刘志丹同志的亲切关怀和培养下,成长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机智勇敢,革命坚决,率领少年先锋队战士出色完成过多次艰险任务。经常受到表扬和嘉奖。

1933年11月,在红二团由洛河北向北行进至葡萄沟门庄子时,面对敌二五六旅和民团二百余人追击,在我军设计的埋伏战中,主动请命,率少部分游击队员诱敌出击,在诱敌深入我埋伏圈时,不幸牺牲。

第三篇 红色的记忆 李艮

孪艮(1908-1933),陕西省长安县人,字育初,化名愚痴。早年参加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长安县五楼区区委书记。

1927年任中其长安县委组织部长。

1928年十月被捕,1929年冬越狱后任中共渭南县委书记。

1931年任中共陕西省省委执行委员兼西安市委书记。

1932年起任中共陕西省委代理书记、组织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政,委,曾随陕甘游击队转战于照金革命根据地,但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曾给革命带来很大损失。

1933年4月2日被叛变军官杀害。

第三篇 红色的记忆 郑毅

郑毅,又名郑燕青,陕西神木人。早年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受省委委派担任团参谋长。在杜衡错误路线的胁迫下,率领部队盲目进攻势力很强的庙湾夏玉山民团,使我军遭受了严重损失。在战斗中,又强令部队正面冲锋,盲目硬拼,又加重了我新成立的二团的损失。后被任命为步兵第一连连长,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英勇牺牲。

第三篇 红色的记忆 张智怀

张智怀(1911-1934),陕西耀县寺沟乡阿姑社村人。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地方游击队分队长、特务队队长、红二十六军连长等职,随红二十六军转战于照金革命根据地。后在一次战斗中腹部受伤,肠子流出,他草草缠扎以后,继续投入战斗,直至英勇牺牲。

第三篇 红色的记忆 邓克勤

邓克勤(1894-1934),陕西耀县照金白沟村人,共产党员。

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到照金后,参加赤卫队。协助李妙斋成立芋园农民游击队,并任队长。曾在照金薛家寨帮助修械所修配枪支、配制火药、研制土地雷、麻辫手榴弹等,1934年,这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

第四篇 照金革命根据地创建记实 创造陕甘边新苏区

十二月十八日。杜衡奉省委指派,亲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三十年代初期,陕西,尤其是陕甘边地区,发生了连年灾荒。出现了赤地千里、灾民流离、卖妻鬻子、饿殍塞道的惨象。但是,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却有增无减,他们继续设立名目繁多的各币中苛捐杂税。巧取豪夺,聚敛财富,迅速激化了各雨中社会矛盾。贫苦农民纷纷揭竿而起,聚众反抗,“交农”、抢粮、分粮斗争遍及各地:民变、民暴此起彼伏,形成了日益高涨的群众斗争潮流。与此同时,我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迅速崛起,活跃在陕甘边的广大区域,与群众斗争相融合,积极引导群众斗争走向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使陕甘边地区出现了有利的革命形势。

照金地区位于陕西耀县西北部,居桥山山脉南端的突出地带,与淳化、旬邑、宜君、同官(今铜川)等县接壤。它北倚子午岭中段,南俯渭北高原。东临威榆大道。西通陕甘边腹池。境内山峦逶迤,河溪纵横,沟壑交锚,密林如海,中心地带险峰赫立,其中以薛家寨为最。海拔一千六百余带,悬崖峭壁上模贯着数处天然岩洞,寨势雄奇,极为险要。照金地区的土地十分集中,绝大多数被几家大地主和香山寺院占有,无地农民多达百分之六十。在苛捐杂税、高额稆债和兵患匪祸的交互压榨侵害下,群众生活困苦不堪。由于连年灾荒的逼迫,川东、河南、四川和关中的饥民纷纷逃逸到这里避难和寻求出路,从而加剧了这里的贫困,广大人民群众挣扎在死亡线上,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

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了《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决议》进一步强调。“创造巩固与发展陕甘边新的苏区”是“北方党的基本任务与工作”,要求“在边区应当首先发动广大劳苦群众百倍的开展和淙入群众斗争”,“摧毁与肃清边区一切反动势力。武装广大劳苦群众”;实施“苏维埃中央政府的一切法令”;红二十六军应“锻炼成为强有力的红军,巩固与发展陕甘边苏区。”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日,中其中央作出了《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决议》分析了陕西“在空前的灾荒下,农民反抗捐税、反对高利贷、反对国民党统治,争取土地、灾民分糖和抢粮”的斗争形势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斗争中“日益壮大起来”的实际情况,向陕西省委提出了“在积极地开展当地的游击运动中。创立新的红军队伍及陕甘边苏维埃区”的任务。中央决定,按红军编制法。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责成陕西省委从自己的常委中选派一人去担任二十六军政委”;中央要求,在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行动的区域中,必须立即彻底执行“组织和领导农民群众起来没收一切地主绅士、祠堂庙宇及帮助反革命的富农的土地”,“彻底的摧毁当地的反革命的政权机关,组织苏维埃的政权机关”,“解除边区内一切反革命的武装,广泛地进行武装工人、雇农、贫农和中农”的任务,以建立巩固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一九三二年六月一日,中共陕西省委通过了《关于创建陕甘边耘苏区与游击队的工作决议接受中央

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全体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八一指示”和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精神,通过了《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及红二十六军决议案》,进一步提出,“必须按照现在游击队的力量,立刻编成红军一团。在最近期间。实现编制一师的任务”,二十六军“必须坚决执行省委的军事计划,以实现创造新苏区的任务”。《决议》要求,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党组织要“动员群众起亲去参加分配土地的运动”,“建立和巩固革命委员会的临时革命政权”,要在边区广泛“开展游击运动。建立赤卫军、游击队、少年先锋队等武装组织”,《决议》指出:“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是执行以上任务最主要的中心”,为了加强边区的工作,“立刻成立陕甘边特委,旬邑、淳化地方党部由边特委去领导”。

根据党中央的上述决议和指示,中共陕西省委相应地通过决议并发出指示,具体部署刨建陕甘边新苏区和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的工作。

照金的地理条件和革命形势的发展受到省委的关注。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七日,省委制定了《边区军事计划》。明确提出了创建包括照金在内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战略目标,规定了创建根据地的具体方针:“(一)边区范围目前以旬邑职田、清水螈、土桥塬;淳化鞍子瓜、白厢塬、;耀县照金、马栏一带,正宁之山河北螈、盘克螈、湫头螈、史市寸螈周围四百里为中心,军事根据地在湫头塬;(二)配台群众武装,首先肃清边区周围的白军和民团武装:(三)肃清豪绅地主富农一切反革命活动;(四)立即开始测验边区中的一切军事险要。开始建筑防御工程,搜集一切旧式的大炮、火器,配备在这些工程上面”。《计划》要求立刻组织照金一带的农民游击队,“成立一大队。由三原地方党部和边特负责”,其“军事任务是伏击和扰乱从马栏、淳化、郴州亲的敌军,肃清这一区域敌人的一切武装力量。”《计划》还对红二十六军的编制、任务、战略战带作了原则规定。

《军事计划》形成后,省委选派了一些干部到陕甘游击队,以加强骨干力量。省委还决定,由省委常委杜衡担任即将正式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政委,指令社衡到陕甘边寻找部队。由于当时陕甘红军游击队转战到陕北地区,省委选派的干部均因道路不通而折回,杜衡则留在旬邑等待游击队,一九三二年十一月,陕甘红军游击队奉省委命令回师陕甘边。在照金地区集结,准备实施省委《军事计划》。刘志丹、谢子长等红军陕甘游击队领导人,分新了照金地区人民群众缺粮断炊的严重情况,决定从领导群众开展分粮入手,进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遂即孪妙斋在照金组织芋园游击队,游击队干部战士深入乡村家户,广泛发动群众。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六日起。部队连续召开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控诉统治阶级的罪恶,宣传土地革命,号召群众建立武装组织,成立苏维埃政权;部队还组织七十多个村庄的数十干群众,选举并成立了分粮委员会,制定了分粮办法,将大地主囤积的粮食分给人民群众,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校性,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为刨建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根据省委《军事计划》和照金地区人民群众已经动员发动起来的实际情况,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领导人研究了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具伸方幕,并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由杜衡向省委报告。照金地区已具备了开辟革命根据地的主要条件。一、照金是旬邑、淳化、耀县、三原、宜君的中心,接连陕甘边,尤其是接近渭北。能与渭北苏区的创造取得最密切的联系;红二十六军能够有力地推动渭北新苏区的创造:二、照金地区约有十余万灾民。他们对土地革命的要求万分迫切,是创造根据地“最有力的条件”;三、有利于动员周围群众参加红二十六军。迅速壮大红军力量;四、红军可以得到充分的粮食供应;五、军事地形有利,进可攻,退可守。据此决定,二十六军“即以这一带作根据地,创造陕甘边新苏区。与渭北新苏区联结起来,打成一片”;同时决定,红二十六军暂时编为三个步兵连,一个骑兵连。

一九三二年春,刘志丹、谢子长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到照金地区活动,同年夏,三原武字区人民开展游击战争。创造苏维埃政权的运动波及到照金地区,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渭北游击队也以照金为回旋和退据地区,在照金高山槐一带发动群众,成立了农民联合会等群众组织。由于党的土地革命路线深入人心,红军陕甘游击队和三原人民革命斗争的形势日益扩大,照金地区的群众相继建立起一批农民游击队,为进一步开展照金地区的革命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随着照金地区革命根据地的开辟,省委于三月十五日发出《给红二十六军的指示信》。进一步明确指示红二十六军,要坚决执行“创造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与渭北新苏区”的任务。强调“红二十六军必须更要加紧创造以照金一带为中心的新苏区与红二十六军向外发展的根据地”。至此,省委从全局上确定了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新苏区的战略目标。

第四篇 照金革命根据地创建记实 开辟照金革命根据地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红军陕甘游击队北上宜君杨家店子的转角村,召开了军人大会,选举王世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团长,并举行了隆重的红二十六军成立的典礼,同时发出宣言和通电,申明红二十六军的性质、宗旨、任务和纪律,号召群众拥护红军。建立工农民主政府。

但是,就在红二十六军正式成立和开辟照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时刻。杜衡却以钦差大臣自居,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排斥刘志丹等同志对部队的领导,将谢子长、阎红彦同志强行调出部队去上海中央受训,使部队的领导力量受到严重的削弱。刘志丹在受排挤的困难条件下,仍然坚持工作,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坦荡胸怀和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

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组成如下:

团长:王世泰

团政委:杜衡(兼)

团参谋长:郑毅

团参谋处长:杨重远

团经理处长:刘约山

团管理处长:杨琪

团政治处长:刘志丹

随营学较枝长:李杰夫

政治委员:汪锋

其青团委书记:师克寿

骑兵连连长:曹胜荣

骑兵连指导员:张秀山

步兵连连长:李亚夫

步兵连指导员:孪秉荣

少年先锋队队长:王有富

少年先锋队指导员:魏武

改编后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全团共计二百余人,枪支弹药齐备。红二十六军正式成立后。即在照金地区游击队的紧密配台下,按照中央和省委的部署,实施以革命武装开辟陕甘边新苏区照金革命根据地的计划。

红二十六军首先将打击重点指向照金地区及其周围的反动民团,以摧毁它们的据点和反动政权机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红二十六军以神速的动作挥师东进。直捣焦家坪,一举歼灭全部反动民团,首战告捷。然后,红二十六军向西挺进,出击照金和旬邑民团,向南奔袭淳化,连破铁王、通润两镇,横扫了照金腹地和周围的反动势力,初步廓清了照金革命根据地的环境。

在开辟照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杜衡在政治上推行“左”倾机会主义,在军事上搞冒险主义,他不顾刘志丹等同志的反对,强令红二十六军和游击队攻打战斗力较强,守备坚固并与红军有统战关系和合作协定的庙湾夏玉山(夏老么)民团,致使战斗失利,损失严重,激起广大指战员对社衡的严重不满。

三月下旬,红二十六军根据省委三月十五日关于加紧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新苏区的《指示信》,东进同官(今铜川)县,攻占金锁关,斩断成榆公路;之后,转锋南下。与渭北游击队协同作战,在三原心字区全歼敌正规军一个排;四月五日,红二十六军奇袭泾惠渠吊儿咀民团,缴获一批舱支和炸药;回师途中,又摧毁淳化县南村堡民团据点;四月十三日,歼灭旬邑土桥镇洵工队,接着又连战皆捷,歼灭了郴县龙马、高村等处民团。

红二十六军外线作战的胜利,巩固了根据地的外围阵地,逐步形成以薛家寨为中心,东达胡家巷、高山槐,西抵七界石、黄花山、北迄断头川、王家沟、南到老牛坡、桃曲原,横跨耀县、淳化、旬邑三县边界的照金革命武装割据区域,面积约五千平方里。至此,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已初步形成。

第四篇 照金革命根据地创建记实 分粮斗争

一九三二年初冬,灾荒盛行。照金地区的群众生活十分艰难,尤其是从山东、河南、山西、四川及关中流入的大批灾民,嗷嗷待哺。在这种情势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和陕甘边地方党组织决定开展分粮斗争,把分粮斗争作为创建照金革命根据地的一个中心环节。

为了搞好分粮斗争,红军、游击队、地方党组织及农民游击队派出大批干部和战士深入市寸庄,进行分粮的发动和组织工作。其方法为:一、选举成立由贫苦农民负责的分粮小组或委员会。二、分粮行动中,由红军和游击队乘夜间包围地主庄园,打开粮仓,由分粮小组或委员会给随部队而来的贫苦群众进行分配。三、分粮后,红军和游击队护送群众返回各村。

据调查统计。照金地区的分粮斗争有三十余次,其中规模较大的是寺坪、西坡头、柳林山西庙、让牛村、陈家坡等村庄的分粮斗争,先后将潘家、张二、畅学宪、梅生玉等财主的数百石粮食分给贫苦群众和灾民。

照金地区分粮斗争的影响很大。周围地区如断头川、伍房川、瓦房川、马栏川、祧曲原等地的群众纷纷起而效法,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分粮斗争。

一九三三年初,在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六军成立后,香山寺分粮成为照金地区分艨斗争的高潮。香山寺由龙泉寺、白雀寺、云崖寺等三大古刹群组成,排殿连云。规模盛大。寺中和尚、尼姑近千,地产约十余万亩。跨越陕甘两省的富平、耀县、句邑、淳化、合水等县。该寺以收租为大宗收入,藏粮逸囤、存布盈库。当时,数千饥民聚于寺下,适逢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路过,群众跪足拦道,哭求红军“主持天理”,开仓放粮。红二十六军遂决计在香山寺开仓济贫。为了将更多的贫苦群众吸收到分粮斗争中。红二十六军和耀县、正宁、富平、旬邑、淳化等县的各级党组织进行了紧急动员,号召灾民和无粮、缺粮的贫苦群众踊跃到香山寺参加分粮斗争。四方群众闻讯纷至,每天都有数万群众到香山寺分粮,前后共约十余万人。分粮期间,红二团多次召开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选举贫苦农民周三等人组成分粮委员会,由委员会负责过升量斗等具体工作,同时。向群众宣传党的土地革命政策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伟大意义。动员群众建立农会和游击队。分到粮食的群众感激地称分到的粮食为“救命粮”,红军是“救命恩人”。

分粮斗争的成功进行,极大地提高了广大贫苦民众的革命热情,为进一步建立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第四篇 照金革命根据地创建记实 建设照金革命根据地

为了适应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迅速开拓和巩固的迫切需要,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相继建立起了陕甘边党、政、军领导机构。

中共陕甘边特委的成立。一九三三年一月四日,省委决定,在根据地内成立中共陕甘边特委。一月中旬,金理科奉省委指示到达照金革命根据地,负责组建特委工作。三月八日,中共陕甘边特委正式成立。金理科任书记,习仲勋任军委书记,师克寿任团特委书记。六月,金理科调回省委,由秦武山继任特委书记。陕甘边特委成立后。十分重视乡村基层党组织的建立,在红二十六军的积极帮助下,特委领导带干部,逐乡逐市寸地发动群众,培养骨干,发展有觉悟的贫苦农民入党,建立农村党支部。初步建立秘密党支部的有芋园、北梁、黑田峪、金盆、老爷岭、香山等村庄。经过一段艰苦细致的主旨工作,一批乡市寸党支部建立起来。并成立了一个区委。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的成立。在开辟根据地的过程中,人民群众踊跃参加游击队,迅速壮大了游击队的队伍;同时,香山、芋园、照金、旬邑、宜君游击队相继成立。扩大了游击队的编制,边区游击队发展到十八个,人数达九百余人。为了统一游击队的领导,协调各游击队的行动,省委于一九三三年三月七日指示红二十六军,“应即成立一指挥部。指挥边区耀县、宜君一带的游击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根据省委指示,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于三月中旬成立,红二十六军特派员李妙斋任总指挥。(后由黄子文接任;黄调走后。仍由李妙斋担任:九月,李妙斋牺牲,由吴岱峰继任),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习仲勋兼任政治委员(后由张秀山接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后,进一步从政治上和组织上整顿了各游击队,提高了游击队的政治素质与军事素质,加强了组织纪律性。游击队紧密配台主力红军,为开辟照金新苏区做出了重要贡献。首先。积极为红军提供情报,引路向导。一九三三年初。作恶多端的八保保长刘德才离开后沟寨子据点,到照金村上寻衅欺民。群众立即报告给了红军。红军部队闻讯紧急赶往照金村,将刘德才生擒,并召开群众大会,历数其罪恶行径后镇压。不久,张彦宁的亲信团头孙效礼率十余名团丁到照金市寸催粮收款。群众将情报送至红军。红军马上将照金村包围,活捉了孙效礼及其余团丁。红军对团丁教育后释放,对罪大恶极的孙效礼处以极刑。群众还主动为红军引路向导,擒获了九保保长马泾海。在主力红军、人民群众及游击队的坚决打击下,敌人在照金地区的保甲制度迅速瓦解,张彦宁民团因遭受重刨也不得不长期龟缩于后沟寨子中,直到投降。其次,协助主力红军出击作战。主力红军在照金地区出击时,游击队常常全力协助。在红军突袭让牛村驻守民团的战斗中。游击队断敌后路;在攻打庙湾民团时,游击队人人肩挂二尺红布头的标志,协助主力红军发起多次强攻。第三,策应主力红军的行动。庙湾战斗失利后,主力红军转移到照金周围的外线地区寻机歼敌。为了策应主力红军的行动,李妙斋假借马栏川土匪畅谋子的名义,给柳林民团头子畅老十写信佯装要在玉门接受改编,伏击了中计的敌人,为主力红军的机动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第四,为主力红军筹集物资和经费。芋园游击队曾多次到土桥原一带活动,袭击豪绅庄园,捕捉伪保长,责令他们或交纳钱款,或为我军购买手电和雨具等物资。

陕甘边革命委员会的成立。随着根据地的扩大和群众斗争的迅速开展,建立工农民主政权提到了议事日程。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五日,省委给红二十六军的《指示信》中指出,“边区的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经过了红二十六军的英勇斗争,是更有不同的发展,群众斗争更广泛的开展起来,斗争是深入了,群众自动起亲消灭豪绅地主的统治,已提到土地革命委员会与建立苏维埃政木又的阶段”。“边区革命委员会,在观时条件之下,立刻由农联、游击队、共产党、红二十六军代表共同组成,革命委员会必须执行一切政权的任务”。遵照省委指示,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红二十六军的帮助下,于四月五日在照金主持召开了陕甘边区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贫苦农民周冬至任革命委员会主席,习仲勋任副主席;革委会下设土地、粮食、经济、肃反、文化教育等职能部门,王满堂任土地委员,姬老六任粮食委员,杨再泉任经济委员,王万亮任肃反委员。

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和红二十六军的有力配台下,中其陕甘边特委、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把巩固、扩大照金革命根据地作为中心任务,发动人民群众开展了一系列艰苦的工作。

一、按照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布的《土地法》大纲,领导人民群众没收地主阶级、反动富农和祠堂寺庙的土地,分配给雇农、贫农,并给土地不足的中农给以补充。具体方法是,由区乡党和政府组织雇农群众,大量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根据人口与劳动力结合的标准,逐户分配。并以插木橛的方法区分地界。陕甘边革命委员会还庄严宣布,废除一切反动相脱与欠债。广大贫苦农民得到了世代渴望的土地,脱掉了苛捐杂税与相债的镣铐,无不欢心鼓舞,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红色政权和红军部队。土地分配一般分为三个阶段进行。1、发动阶段。边区党、政、军负责人习仲勋、李妙斋、周冬至、王满堂等亲自带领干部深入乡村,和基层干部一起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土地分配的意义和政策。2、组织阶段。一般是上级指导。乡村委会与农民联合会、妇女会共同负责,具伸确定分配对象。统计户数人数,研究分配方案等。3、实施阶段。首先郑重宣布没收一切地主、反动富农。寺院祠堂的土地;其次根据各市寸的具体情况,需取两币中形式进行分配;一是谁种归谁,即确认佃农对裙种土地的所有权,不再向地主交纳佃租。二是由贫、雇农代表统一丈量全部没收的土地数目,测定每块土地的标准并造册登记。然后按照人口与劳动力结合的标准分配。分配的原则是:贫雇农有优先权,对土地不足的中农予以适当补充。

当时,芋园乡分配了耀县学堂和香山寺占有的土地两千余亩;金盆乡分配了耀县平原大地主李卜客、陈家坡地主梅生玉的土地五千余亩;绣房沟村分配了大地主安东财的全部土地;大崖子市寸分配了地主杜十二的五百余亩土地。杏山、陈家坡、北梁、韩家山、杨家山、谢家庄、老爷岭、黑田峪、南趟、小崖子市寸、碌碡坪、兔儿梁、杨柳坪、孙家山等乡市寸,分别分配了耀县平原大地主潘家、雷家、孪家、耀县学堂、香山寺院及当地地主的大量土地。在土地分配运动中,陕甘边革委会根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法令,宣布废除了地主阶级强加于农民的佃相、欠债和反动政府的一切苛捐杂税。

土地分配运动极大地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为了保卫斗争幕实,巩固发展根据地,照金群众掀起了参军热潮,先后有三十多名优秀子弟参加了主力红军,有百余名热血男儿、英健妇女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他们中许多人在保卫根据地的斗争中献出了年青的生命。照金群众还积极开展支前活动,男人们不分昼夜为部队运粮送草、修建工事、打造蝶墙,妇女们任劳任怨、为部队赶做军鞋、磨制面粉、做饭洗衣。群众还热情地护理红军及游击队的伤病员。

二、摧毁国民党的基层政权机关。建立工农革命政权。在广大贫苦农民普遍觉悟。革命情绪愈加高涨的形势下,边区特委和各级党组织,领导农民横扫反动的保甲里政机关,破除一切反动制度;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央苏维埃政府组织法,相继成立了照金、香山、芋圆、七界石、老爷岭、桃曲原、马栏川等乡村委员会,选举有觉悟有威信的群众领袖担任各级红色政权的领导职务。颁布革命法令,建立革命新秩序。乡市寸革命委员会一般由乡主席和文书组成,下辖各行政市寸革委会及各自然村,行政系统比较完备。以金盆乡为例,乡革委会设在金盆村,主席为崔金有,文书隋得浪。乡革委会下辖三个行政村革委会,一是胡巷村,村主席为南吉祥;二是窑沟村,村主席白栋章;三是房上市寸。村主席为马长贵。

三、普遍建立农会组织。农会一般设主任一人,委员若干,均由有革命觉悟的贫苦农民担任。当时,芋圆村农会主任为王文强;房上本寸农会主任为马长贵;陈家坡农会主任为王满堂;韩家山农会主任为孪三少;黑田峪农会主任为畅玉财;碌碡坪农会负责人为李龙发等;大崖子村为张老五等;老爷岭为潘克军、朱贵等:金盆为潘克顺、丁月良等;北梁为陈开耪、白明礼等。在农会普遍成立的同时。妇女联合会也纷纷成立。阮金莲、王氏、杨秀珍等人即为北梁、老爷岭、绣房沟妇女会负责人。农会、妇女会的成立,加当年红军使用过的马刀强了党和红军、游击队在乡村中的工作基础,为根据地的顺利开辟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普遍建立群众性武装组织,保卫革命斗争的胜利成果。党和政府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在各区乡普遍组建了农民赤卫军和少年先锋队。赤卫军和少年先锋队经常站岗放哨。保卫红色革命政权。肃清潜藏的敌特分子,在维护革命秩序,配台红军和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向红军、游击队不断输送优秀分子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如金盆乡赤卫军曾在苏区边缘的胡家巷、高山槐一带设置哨卡,盘查过往的司疑行人,先后捕获数名敌人密探,多次击退了前来骚扰的反动民团,维护了苏区的革命秩序。

五、建设薛家寨,使之成为照金革命根据地的政治、军事及经济中心和红军、游击队的后防基地。薛家寨耸立在黑田峪村与家寨之间,与党家山、金刚庙山共属桥山山脉的一条支脉。距照金镇约十余里。寨下由田峪川(又名绣房沟川)、兰干川、瓦房川环绕,跨越耀县、旬邑两县;寨身高耸,周围峭壁仞立,中有裂洞;寨上起伏开阔,与党家山、鸡儿架、五子山、五女山等峰相互联通。整座山寨走势雄奇,军事上易守难攻,相传曾为历史上一些农民反抗官军的营寨。芋园农民游击队在活动初期就选择薛家寨为攻守回旋区域。随着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于一九三三年春从兔儿梁迁驻薛家寨,寨上成为红二十六军、各游击队的后方基地与照金苏区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红二十六军在寨上相继建起红军医院、被服厂、修械所、仓库等后勤单位。红军医院有三名医生均为省委所派,他们是医务所所长陈守印和白、孟两医生。主要任务是抢救诊治重伤员;被服厂约有二、三十工人,都是经过革命斗争考验的贫苦妇女,担负着制作红军和部分游击队服装衣被的任务,并配合红军、游击队执行战斗任务,亦称为“妇女游击队”,队长由贫苦妇女王有莲担任;修械所以惠子俊为所长,工人最多时达四、五十人。其中技带工人多是省委从西安等地动员来的,他们革命意志坚强。工作热情充沛,主要任务是为红军和各个游击队修理、制造枪械、配制炸药、子弹、手榴弹。修械所曾研制出一种威力很大的“麻辫手榴弹”,在薛家寨保卫战中多次发挥作用;仓库主要用来贮存粮食、各种物资器械。为了巩固后方基地,边区政府对薛家寨进行了修整。根据山寨的特点,围绕构筑防守阵地,整修岩洞,建立后勤仓储等重点进行。由游击队积极分子和农村积极分子施工,其构筑了北哨门,绣房沟口哨门,党家山、鸡儿辈等哨卡。在哨卡周围敷设了大量的池雷、滚石垒等,哨卡之间修筑了便道。在薛家寨的悬崖上模裂着的五个宽敞的天然岩洞之间的狭道上,或契入粗壮木桩,木桩之间结扎市篱;或修筑蝶墙保证行走安全。

六、为了打破国民党对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封锁,活跃边区的经济,边区领导机关在薛家寨下的停子沟建立了集市贸易。为红军征调粮食和其他物资,便利群众的物资交易,创造了很好的条件。隼市起初规定五天一集,上市物品主要是粮食、蔬幕。由于边区后勤部门在交易中买卖公平,坚持先让群众买的规定,周围群众踊跃上市交易,许多白区群众也千方百计携带粮食和一些重要物资前亲出售。通过建立集市贸易,不仅解决了红军、游击队就近购买粮食,蔬蒂和其它必需物资的问题,还活跃了群众之间的经济往来,从而打破了敌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扩大了苏区的影响。

经过上述工作,根据地人民的革命积校性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出现了许多父送子参军,妻送郎支前。兄弟相偕入伍的感人事迹,根据地出现了一派蓬勃发展的喜人景象。薛家寨也真正成为了照金苏区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

第四篇 照金革命根据地创建记实 反“围剿”斗争

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发展,红二十六军的迅速壮大,以及与渭北根据地的紧密呼应,使陕西苏维埃运动的得到了迅猛地发展。直接威胁到西安的安全局面,引起国民党当局极大的惊恐。国民党反动当局一面调拨大批新式枪炮装备照金周围的各县反动民团,一面派遣大批正规军,联合反动民团等地方武装,全面“围剿”照金苏区。照金苏区军民奋起抗击,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反“围剿”斗争。

从一九三二年起,国民党当局多次派遣正规军。纠集耀县、句邑、淳化、宜君民团,对照金苏区多次进行军事“围剿”,不断遭到了我根据地军民的奋起反击。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二日,国民党富同耀三县保卫团总指挥胡景铨,派遣副指挥党谢芳、耀县保卫团团长马希哲和小丘区团团长紫子发,带领三、四百人。妄想把我红军陕甘游击队消灭在照金一带。我红军游击队在谢子长总指挥的统一部署下,迅速向尖坪一带撤退,给敌人造成逃跑的假象,敌人果然上当,在照金街放松了警惕。我军趁敌人还在睡梦中,部队火速回撤,在照金坟滩一举将“围剿”我就之敌全部歼灭。当场击毙了党谢芳,活捉了马希哲和紫子发。

一九三三年二月。敌正规军两个营。纠集庙湾等处民团,联合进攻我苏区上、下芋圆村,由于杜衡“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干扰,强迫红军打阵地战,致使红二十六军二团被三路敌军包围。幸亏渭北游击队赶到接应,红二团才跳出重围,转入外线作战。根据地人民在特委的领导下,币只校配台游击队袭击、骚扰敌军,并以各种形式坚壁清野,敌军被我根据地军民拖得疲惫不堪,被迫撤出苏区。

一九三三年四月下旬,国民党当局委派骑兵团团长王泰吉为总指挥。以正规军四个团、六个县民团的兵力分四路“围剿”照金苏区。中共陕甘边特委、红二十六军二团党委、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和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特委、指挥部、革委会。领导游击队和人民群众在苏区坚持斗争。红二团转入敌后寻机歼敌。这次反“围剿”进行的相当顺利。主要是原为共产党员的王泰吉在进剿中虚与应付,敷衍塞责。不久,这次反“围剿”就在边区军民的奋勇抗击和我地下党的配合下取得了胜利。

在红二十六军和根据地军民进行艰苦的反“围剿”斗争期间。杜衡从省委返回红二十六军。他无视反“围剿”斗争取得的胜利,“在边区正是群众斗争高涨与游击战争开展的时候”,悲观失望。特别是“在敌人‘围剿’面前表现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

五月二十五日,红二十六军载胜返回照金。为了研究苏区工作,制定红二十六军的行动计划,六月十七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煦金北梁召开党、政、军领导人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杜衡、刘志丹、汪锋、金理科、习仲勋、孪妙斋、李杰夫、秦武山、师克寿、畅文谟、高锦纯、孪秉蒂、惠泽仁、魏武等。会上,杜衡拒绝了刘志丹等坚持陕甘边根据地,以桥山中段为依托。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正确意见,主张红二十六军离开照金根据地。南下渭华建立新的根据地,并列举了在渭华建立根据地的所谓优越条件。接着。杜衡不顾“省委、边特委及三原县委的一致反对”。强令红二十六军南下。途中,杜衡借口向省委汇报工作,私自离开部队。不久,他在西安被捕叛变,堕落为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鹰犬。破坏了整个陕西省委。红二十六军度过渭河后,即陷敌重围,苦战竟月,终败南山。几百名忠勇的红军战士血洒秦岭,幸存的指战员陆续化装返回了照金革命根据地继续战斗。

红二十六军二团南下失败后。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处境十分危急。照金苏区军民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紧张地动员起来,在习仲勋和孪妙斋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并先后迎接耀县游击队、王泰吉起义的抗日义勇军和以渭北游击队组建的红二十六军四团等三支革命武装会师照金。

一九三三年七月,骑兵团团长王泰吉在全国抗日热潮的推动下,响应党的号召,毅然率部起义,宣布成立“西北抗日民众义勇军”。之后,起义部队在三原辘辘把与敌遭遇受挫。王泰吉遂率余部退入照金苏区。几天后,义勇军在游击队的配台下,攻战了照金后沟寨子的民团据点,拔掉了苏区内的一大祸患。

王泰吉耀县起义的同时,中共耀县县委组建了耀县游击队。游击队在进行了打土豪、袭民团战斗后,转入照金苏区。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鉴于土匪出身的三支队队长陈克敏胁迫全队叛变,编制空缺,将耀县游击队编为三支对。

七月下旬,三原中心县委根据省委指示,将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在国民党以重兵“围剿”渭北根据地的形势下,红四团与敌人周旋激战后,也于八月初进入照金。

三支革命武装的相继到来,壮大了根据地的危机局面,为重新恢复红二十六军奠定了基础。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四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陈家坡召开了党、政、军联席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秦武山、习仲勋、张秀山、张邦英、陈学鼎、高岗、黄子祥、畅森、王伯栋、李妙斋和各连指导员。会议分新了三支革命武装汇集照金后的紧迫任务,决定坚持并扩大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恢复红军主力部队。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统一领导红四团、耀县游击队和抗日义勇军三支革命武装。

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后,红军便锋芒首指让牛村、庙湾之敌,歼灭了雷天一、夏老么民团各一部;然后,乘胜袭击了柳林镇民团。打击了反动民团的嚣张气焰。照金周围的敌人被红军的声威所震摄,都纷纷龟缩据点以求自保,暂时不敢冒然向苏区进犯。

为了扩大红军和根据地的影响,筹集各币中物资,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决定转入外线作战,出击旬邑、台水等地区。九月中旬,红军主力开始向旬邑方向移动。进军途中。在七界石附近与强世清所率领的陕北红军游击队一支队相遇,遂台兵一处,继续西进。九月二十五日,我军在底庙地区设计歼灭旬邑县民团一部。接着,我军化装智取了句邑县政府所在地张洪镇,镇压了县民团团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和一批罪大恶极的豪绅,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布匹、粮食和银元等物资。次日,我军冒雨胜利返回照金。

十月四日,刘志丹、王世泰、黄子文等历经磨难,辗转回到照金,受到根据地军民的热烈欢迎。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任命刘志丹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其他先期回到苏区的红二十六军二团指战员也都重新加入了红军部队,加强了红军部队的领导和骨干力量。

十月十二日,红军主力再次出征,于十五日到达甘肃台水县境黑木原;十八日深夜,我军以奇袭战带一举攻克台水县城,俘获敌县长及一批豪绅,破狱营救了一批同志,缴获了大批物资。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军以长途奔袭战带,连克两城,军威大振。

红军主力部队的迅速恢复,照金根据地的不断巩固,国民党军队多次“围剿”的失败,使国民党最高当局非常震惊。蒋介石数次严令西安绥靖公署调派重兵“围剿”照金苏区。并限期攻克薛家寨。根据地军民,特别是薛家寨守寨的红军、游击队指战员不畏强暴,进行了壮烈的保卫战。

一九三三年九月下旬,国民党警备军刘文伯部五一一团纠集耀县雷天一民团、庙湾夏老幺(夏玉山)民团和淳化、旬邑、宜君、同官等县民团,乘我军主力离开照金西击旬邑之机。勾结叛徒陈克敏部向照金苏区发动疯狂“围剿”。敌军进入苏区后,分兵数路向薛家寨逼近,企图迅速占据根据池的中心。

这时,游击队主力正在老爷岭、高山槐一带作战,薛家寨仅有边区革委会政治保卫队留守,兵寡势孤,情势危急。修械所、被服厂、红军医院等后勤单位的干部和工人纷纷挺身而出,拿起武嚣投入战斗。来敌向寨上轮番进攻。我军凭险据守。奋勇阳击,敌累次败北,仍难求一逞。我军15布地雷阵,并以“旆辫手榴弹”等自制武器抗击。敌军被阳于坚壁之下,尸横遍野,尺土不得进。酣战中。山风骤起。彤云密云,大雨滂沱。我军冒雨杀敌,越战越勇,敌军畏缩不蓟,人心涣散。这时,李妙斋、张秀山等率领游击队主力从绣房沟赶回,我军力量大增,遂向敌军发动了猛烈反击,敌狼狈圃退。我军取得了薛家寨第一次保卫战的胜利。但是,游击队总指挥李妙斋同志却在这次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

十月中旬,国民党军队以数千人之众,携带大炮、重机枪等现代化武器,向照金根据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围剿”。亲敌沿黄陵、宜君、句邑、淳化边境构设了一条堵截线,以孙友仁特务团为主力。从西安出发,渡渭河经三原、耀县,由张阁老崖后沟寨子逃到小丘的张彦宁民团带路,经寺坡一带逼近薛家寨。当天下午,孙友仁率王占元一个营上山,与占距龙家寨的叛变分子陈克敏接洽,把一门野炮和一门重迫击炮运到龙家寨山上,向薛家寨开始试炮。不料第一发炮弹出膛,即炸死了一名射手。孙友仁距炮位仅几带,侥幸末被炸死。第二发炮弹打到薛家寨石崖窑石壁上,我方受到了一些损失。此时,孙团的杨福震和王义两个营驻扎在大、小崖子村、绣房沟一带,对薛家寨采取台围势态。孙又命令各营观察周围地形,部署兵力加紧准备攻寨。经过五天炮轰,仍未攻克,薛家寨岿然不动。

第六天拂晓,敌人由土匪头子陈克敏带路。秘密由寨洞下凹地森赫里的石缝中爬上寨北崾硷。经过激烈战斗,王定朝等同志阵亡,敌将我防御工事突破。孙友仁在龙家寨望见薛家寨火光;中天,浓烟弥漫,知偷袭得手。即命令炮兵发射炮弹百余,猛烈轰击我薛家寨两道寨门和崖洞,炸伤我人员数名,随后轰倒揲墙,寨门洞开,敌军由寨门蜂拥而入,我军虽英勇抵抗,但已无法控制局面。此时刘约三在寨顶口望,见寨北崾硷碉堡已失,乘烟雾弥漫中,急速率医务所长陈守印、白、孟两医生带着药箱;修械所长惠子俊和工人,运输队长老徐等人;会计焦蒙训和后勤人员胡进才及警卫排约六十人,出敌不意,从薛家寨东边悬崖峭壁上,用白布绑在树枝上滑下去,到黑田峪沟里。不料又和敌军遭遇,我军先向敌人开火。突围而出,经过隘道,爬上北梁山上休整,游击队继任总指挥吴岱锋,率领政治保卫队等部和敌激战后,为保存实力,且战且退,在薛家寨崾硷东边悬崖上,指挥员们用“双龙珠”白洋布挂在悬崖树上,依次撤到山麓,幸敌军末能发观,得以在党家山和十七支队会台,当晚住青岗坪。游击队政委张秀山率一支队八十余人及指挥部秘书杨再泉等带着油印机。依据工事和敌人激战后经党家山沿兔儿梁后山,转移至七里川休整。此后,撤离的五、七、九、十一支队才先后集中。遂在七界石和七里川一带开展游击。

孙友仁部队攻破薛家寨后,大肆抢劫破坏,搜掠一空而去。反动民团夏玉山、雷天一、张彦宁等在围攻薛家寨时,坐等渔利,此时也对苏区人民烧杀掠夺,进行残酷镇压和野蛮洗劫。事后陈日春民团回瑶曲,夏玉山民团住庙湾,肖振山民团回柳林,张彦宁民团返小丘,叛徒陈克敏仍盘踞龙家寨。由于敌人在兔儿梁杀害了苏维埃政府主席周冬至;在芋园杀害了土地委员王满堂、肃反委员王万亮和许多群众,造成了严重的白色恐怖。十月底,他们在箭穿崖逮住我赤卫队队员段羊,竞将其从悬崖上推下山谷。反动民团和还乡地主还铲平了李妙斋和武功的坟墓。反动地主还编了反动歌谣:“八月二十三,粮子亲了好几千,有大炮、有机关,打了薛家寨,打了党家山”,宣泄他们的复仇情绪。在白色恐怖的阴霾下,精壮的农民迁到有亲戚的白区去,留下的老弱又怕敌人反攻倒算,也不敢接近红军。这时,红军队伍里也发生了叛变投敌的情况。如一支队队长刘世莆就把政治指导员高锦纯绑起来率部投敌,幸有党员魏手川和强家珍联手反抗,刘只仅带了七人到三原投敌,后被敌人杀害了。

这次反“围剿”虽然暂时失败了,但是,革命烈火是任何反动力量也扑灭不了的。照金人民继续积极配合游击队在照金及其周围地区坚持游击战争。许多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保护留在当地的红军,游击队伤病员,掩埋被敌人残杀的革命干部和战士遗体。小崖子村杨玉财等农会干部,还带领群众乘雪夜登上薛家寨,将敌人铲平的孪妙斋、武功的坟墓重耘修好。在低潮时期进行了艰苦卓绝地革命斗争。

第四篇 照金革命根据地创建记实 恢复照金革命根据地

薛家寨失守后,我红军修械所和部分后勤部门的桂生芳和冯永贵、吴生莆等五、六个重伤员,被敌人扣押在龙家寨。大约二十天以后,突然有两个人亲到了龙家寨。一个是曹宏彦,一个是朱子界,他们曾先后和陈克敏有过拜把之交,以后参加起义,在红军骑兵部队里当班、排长。他们到龙家寨后,就悄悄给柱生芳等人讲了外面的形势和红军主力活动的情况,并说:“你们的任务是掌握这个寨子的兵力,我们要消灭陈克敏这个坏蛋,配合主力红军,拿下龙家寨,恢复照金苏区。”并要求他们每人都设法搞一支枪把这个寨子保住,作为红军的内应。过了一段时间,红二十六军主力回到照金一带,刘志丹同志亲自给桂生芳等写了一封信,叫他们在龙家寨做好策反工作,并以照金镇一个杂货铺为联络点,让他们经常和红军主力保持联系。

一九三三年农历大年三十晚上,敌人驻守薛家寨的中队长李兴城秘密组织起义。初二晚上,孪兴域中队就突袭了龙家寨。此时,陈克敏带着两个亲信团丁到庙湾民团团部过年去了。桂生芳等里应外台说服了守寨士兵投诚,龙家寨和薛家寨又回到了根据地的怀抱。叛徒陈克敏听到两个寨子失守,不敢回寨,到处搬叫援兵。不久,陕军炮兵团和附近各县民团又一次包围了薛家寨和龙家寨,龙家寨投诚部队和李兴域起义部队。激战一个星期后撤退到淳化、祧曲原一带,在老爷岭和红军骑兵团会合。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三日,陕甘边特委在甘肃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会议。总结了历史教训,讨论了部队改编和根据地建设的行动方针等重大问题。会议决定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组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同时,决定建立以陕北安定、甘肃南梁、关中照金为中心的三路游击区。第三路游击区以王安民任总指挥,张仲良任政委。一九三四年春夏,红四十二师经常到照金一带活动,极大地鼓舞了革命群众的斗志,党的基层组织、红色政权组织和群众组织逐步得到口复和巩固,群众革命斗争又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第三路游击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相继成立了坪子游击队、耀县游击队、淳化支队、特务队等部其约二百余人,从此。不仅恢复了全部照金苏区。而且,在红四十二师的大力帮助下,又向淳化、耀县、同官、宁县、正宁等县的广大农村地区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活动,建立了革命根据池。经过长期的对敌斗争和反复较量。以照金为中心的第三路游击区终于和第一、第二路游击区开辟的革命根据地连在一起。巩固和发展了照金苏区。此后,照金地区成为陕甘边根据地南区的一个主要区域。照金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直奋斗到全国解放,为中国革命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照金革命根据地,是我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创建的第一个山区革命根据地。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是西北革命斗争史上光辉灿烂的重要篇章。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一方面,有力地撼动了国民党的政权基础,造成了国民党内部的恐慌和混乱;另一方面,与陕北、渭北、陕南、陇东等地区的革命斗争相呼应,牵制了国民党的大量兵力;同时,唤醒了千百万陕甘边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上地革命的觉悟,激发了广大劳苦群众争取解放的勇气和决心。

照金革命根据地,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巩固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首先,是红二十六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形成的强有力的战略依托,是红二十六军成长壮大的可靠后方;其次,在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和失败的关键时刻,又是韬光养晦和积聚革命力量的重要基地。红二十六军的重新恢复和发展壮大,也离不开这块坚强阵地,再次,在这块红色土地上,党进行的一系列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建立红色政权组织、建立群众武装和开展根据地建设的尝试,为我党我军枳聚了丰富的革命经验,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坚强的革命骨干。所有这些,为我们进一步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造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干部基础和物质基础。

历史经验已经充分证明,党在照金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完全正确的。照金革命根据地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将永载史册!为创立和发展照金革命根据地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们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第五篇 照金故事 智取照金民团

一九三二年初春,料峭的春寒还末褪去,虽说年节刚过,但照金这个山区小镇,却还是一幅萧条破败的景象。到处是目光吊滞农衫褴褛沿街乞讨的人群,忙碌了一年的人们,由于受到反动政权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也不得不早早就忙碌起亲。空气郁闷,一点节日的气氛都没有。

迫近农历正月十五,反动派民团张彦宁的亲信团丁孙效礼一大早就敲着破锣,扯着破嗓子沿街高嘁:“今年张团总体恤大家,为了亲年五谷丰登,准备表演社火,请各家各户有钱的出钱。有人的出人。”话音刚落,八保保长刘德才也摇尾乞怜的帮腔说;“标准是,出大洋的一人一元。出工的一家两人。”这些无端的摊派,对于度日如年的贫苦老百姓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这天一大早,郑其来帮母亲米斗理完骡马店的生意后,刚来到街东的铁匠铺,就听见了这两个狗腿子那蛮横的吆喝。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刚捅开火,街邻老季和老张就凑了过来,各人都点上一锅旱烟后,气氛很沉闷。大家都没有说话。不一会,孙效礼和刘得才也收了锣,钻进了郑其熹的铁匠铺。

“老郑。你家有店和铁匠铺,这次耍社火,团总让你拿二十元,你明天交清。”

“……”郑其来嗫嘘了一阵。

“应该的,你说,是吧。”刘德才看着为难的老郑说。

见大家都没有吭声,两个狗腿子恶狠狠地扫视了大家一眼,孙效礼顺手牵羊地拿了郑其亲的一包旱烟,气势汹汹地扬长而去……。几位街坊邻居,叹息了一声,随即散去。

时近晌午,没有什么铁活。想起这繁重的摊派,正当郑其亲怔怔地发愁时,店铺突然亲了一位客人。这个人将帽沿压得很低,限睛时不时地四处打量,说话时警惕性很高。

“老板可以给刨子的刀刃淬火吗?”

“当然。你也不到十里八乡打昕打听,我淬火的手段。那是没说的。”确实,郑其来的铁活在当地市亲就没得说。

看着是一个痛快人,来人放下了刨刀,和郑其来聊了起来。“听说你们保民团十五要耍社火,这个十五挺热闹的。”

见亲人操外地口音,郑其来便放松了警惕,仔细查看着刨刀,有点口无遮掩。“别提啦,这年头。老百姓都难吃上一顿饱饭,而民团那帮人今天打寨墙,明天交钱粮。整天在村上拉丁抓差,搜刮民财,这不,又要闹社火,搞得老百姓鸡犬不宁。我这小市生意,还不知道在那搞那二十元去。”

“谢子长和刘志丹你知道吗?”来人又警觉地看了一下门外。

“只听说是穷人的部队,为穷人打天下,但听说在陕甘一带。”

“看来老兄也是一个受苦的人。我也不瞒你了……”亲人在郑其亲耳边神秘地耳语了一会,又在门外口望了一下,就神秘地走了。

这个不速之客走后,郑其亲就处于一种难以名状的心态里。他一会儿有一种无以言表的兴奋,一会儿又不相信这一切会是真的。十五前的这两天,他硬是东借西凑交了那摊派的份子钱,也没有干什么活,心里七上八下的,似乎是在刻意地等待着什么事情发生。

转眼两天就过去了,这天是农历正月十五,郑其来起了个大早,早早打扫了门前。准备在上午干点活。下午就关门专门看社火。这几天天气很好,虽然头顶的太阳有点有气无力,但想着哪个神秘人氏的话,他心里还真有点暧融融的。他竟然想叫这时间走快点,看看究竟能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

吃过中午饭,街上就亲了张彦宁的几个团丁,吆喝着清理街道两旁。不一会,社火队伍就浩浩荡荡地开过来了。十里八乡的老百姓也陆陆续续亲到了照金街上,人头攒动,还真有点节日的意味。

大约三点钟,张彦宁才在孙效礼和杜二虎的簇拥下来到街东头。后面跟着八保保长刘德才和九保保长马泾海,一副狐驾虎威的傲慢神情。张彦宁在几个保长的百般奉承中向全体乡邻训话,他大谈了如何让大家来年多挣钱的空话后,人群里一篇嘘声。此时,他恶狠狠地把话提一转,厉声警告大家:“今年局势动荡,陕北甘肃多处‘闹红’,搅得四邻不安,县上雷天一团总告诫我们,这里与桥山山脉相连,应该是红匪出没的必经之地,要我们严防死守,坚壁清野,以后凡是发现和红匪勾结的,一律格杀勿论。”

听到这席话,郑其来心里有点莫名其妙的紧张,他在紧张地判断着那天哪个人的一举一动,难道他真是这伙人说的红匪。心里嘀咕着,又听见了张彦宁那凶狠的嚎叫声:“县党部为我团配备了机枪和足够的枪支弹药,足以对付共匪的挑衅,请各位乡里放心观看社火。”郑其亲听见这番吹嘘,心里又是一紧,不由得对哪个给刨刀淬火的人的话产生了一些怀疑。在那帮狗腿子零星的掌声中,社火表演开始了。首先是踩高跷的队伍,这个方队由张彦宁的民团组成,这些团丁全副武装,身背枪支,站在高跷上显得更加耀武扬威。此时人群里时不时的有一些骂声。高跷队伍走过,各家各户及店铺都要献上一些点心和肉类。孙效礼也忙前忙后在贪婪地在搜刮这些民财。紫接着是九保马泾海组织的秧歌表演队,有男男女女几十人组成,马泾海在前面点头哈腰的收受进贡。八保保长刘德才的亭子表演队也紧随其后。一边表演一边进行着同样的勾当。张彦宁坐在贝刁主丁老大的店里。被尹家等几家地主簇拥着,一面洋洋得意地悠闹的品茶,一面在为社火表演助威。表演持续了约四个小时才在这些狗腿子的吆喝下结束。几家大地主正忙着请张彦宁的民团吃饭,张彦宁叫孙效礼只留下两名团丁守护后沟寨子,其余团丁全部到街上饮酒狂欢。

看着还没有什么动静发生,郑其亲心里有点失望,他怏怏地回到店里。正当他准备点灯时,门外突然闪进一个黑影,他正要出声,嘴巴便被一只大手紧紧地捂住。来人在黑暗中对着他的耳帛悄声说“我们是红军陕甘游击队,部队正在从杨柳坪下来,照金南面及西边通往尖坪的道路已被封锁。我们大部队已经包围了张彦宁耍社火的民团,北面到兔儿梁及暗门的通道我们已经占领,只是东面的坟滩和后沟寨子一带情况不明。”从声音里郑其亲判定出这个人就是哪个淬刨刀的人,他内心一阵高兴,连忙说:“这一带我很熟悉。我给你们带路,可能寨子上没有几个人。”“我叫孪妙斋。是红军中队的政委,我的队伍正隐蔽在堡子山的侧面,我们一块迅速占领照金的东面”。这样一来。游击队也堵住了敌人东边的去路。

这边,张彦宁的民团正喝到了兴头上,猜拳行令,东倒西歪,一片狼籍。孙效礼等几个亲信团丁已喝得酩酊大醉。狡猾的张彦宁只是在一旁吃菜,谢绝了一切敬酒。正当这伙人寻欢作乐登峰造校的时候,忽然一声清脆的枪声划破了夜空,在惊愕中张彦宁知道出了大事,他看了看这些毫无准备的团丁,拔出双枪就向东逃去……。一时枪声大做,其余团丁在红军的出奇不意中顿时就成了瓮中之鳖。当谢子长、刘志丹神奇地出现在敌人的酒席上时,这些平日里不可一世的团丁都筛糠般做了俘虏,几个大地主也浑身颤抖地瑟缩在几张八仙桌下。谢子长命各大队打扫了战场,一举全歼了反动的张彦宁民团,抓住了反动的保甲长刘德才和马泾海,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突袭照金民团取得了重大成功。

在红军和民团拼杀时,副总指挥刘志丹注意到群众对红军不太了解。命政治部主任黄子文等带领战士高呼口号:“红军是共产党的队伍”;“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红军为穷人办事”;“打土豪。分田地”,呐喊声此起彼伏,红军到来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在群众中流传开来,老百姓对红军也有了一个初部的认识。准备逃难的老百姓也才安定下来。

打扫完战场,关押了孙效礼、刘德才、马泾海等反动分子,李妙斋也突破了后沟寨子押了两个团丁回到街上。此时,大家才发现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跑了民团团总张彦宁。李妙斋正欲带部队去追,谢子长挥了挥手说:“算了吧,现在天寒路滑,又伸手不见五指,这次便宜了这个坏蛋。”刘志丹表示同意:“这个张彦宁是当地的地头蛇,他对路口比我们还熟。他肯定是在你们进攻后沟寨子时从暗道溜走了,下次一定要惩办了这个作恶多端的坏分子。”李妙斋把郑其来介绍给两位总指挥:“就是这位老乡帮我们领路攻破张彦宁的老巢后沟寨子的”。两位总指挥夸赞郑其亲有觉悟。李妙斋又对两位总指挥汇报道“我想把他发展成我们的地下交通员,你们看行吗?”刘志丹紧紧握住郑其来的手:“你要注意隐蔽,和游击队保持联络,好好工作吧”。谢子长也向郑其来投向了信任的目光。从此,郑其亲以铁匠铺为依托。成为了红军的一名地下交通员。

第二天,当人们从睡梦中醒亲时,才发现红军战士在数九寒天里躺在街道旁宿营。红军铁的纪律使老百姓对这支队伍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人们纷纷请指战员们到家家户户,拿出仅有的好东西犒劳老百姓自己的部队。这天,红军游击队召开了隆重的公审大会,处决了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孙效礼等。刘志丹向被俘团丁讲话,教育他们以后不要与人民为敌,然后将他们全部释放。

此后,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多次到照金地区活动,照金的老百姓也把红军游击队当作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军民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十分融洽的鱼水情谊。杨柳坪、孙家山、北梁、韩家山、金盆、老爷岭、房上、芋圆、大崖子、小崖子、黑田峪、绣房沟等地都成了红军经常活动的地方。红军在这本村进行了广泛的革命宣传。通过召开群众会议,讲解革命道理,启发阶级觉悟。来广泛发动群众。并在这些市寸庄张贴了很多革命标语。“抗捐,抗稿,抗税”;“打土豪,分田地”;“穷人要翻身,怏来当红军”;“建立农民联台会”;“建立苏维埃政府”等等。

通过对照金民团的致命性打击和一系列革命活动。红军在照金地区形成了极为有利于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的深远的影响。

第五篇 照金故事 全歼三县保卫团

一九三二年八月,酷暑炎炎,当总指挥刘志丹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转战十余个县城,与“围剿”我军的强敌周旋,取得了十余场胜利时,伴随着西华池起义的成功,这才使一直处于困境中的陕甘游击队有了一些喘息休整的机会。

这时,“左”倾盲动主义的代表李艮出现了。他被任命为陕甘游击队政委。孪艮一上任,就错误地撤销了刘志丹的总指挥职务,给刘志丹同志戴上了“逃跑主义”、“梢山主义”的大帽子,他首先不切实际地认为革命高潮即将来临。让红军在正宁县北端的湫头塬的一个小村庄五顷塬分地,又任命阎红彦为新任总指挥,错误地命令红军游击队进攻防守特别坚固的王郎坡寨子,使我军伤亡惨重。战斗失利后,他又坚持“不让敌人铁蹄踏进五顷塬一寸土地”的冒险主义口号,强令红军打“平原战”“阵地战”,红军游击队遂被甘肃军阀鲁大昌的两个步兵团和一个骑兵团包围。战事严重失利。西华池起义的士兵逃跑的很多,红军游击队又陷入了十分困难的境地,游击队不得不退入敌人守备比较薄弱的照金地区休整。

九月初,国民党反动当局加强了对红军陕甘游击队的“围剿”,一方面。敌甘军鲁大昌的陇东警备地九十七、九十八团从正宁自西北尾追我红军游击队而亲;另一方面,陕西畅虎域命令其警备八十六师二五六旅五一一团孙友仁部,以铜川为中心由东向北步步逼近;同时又电令电令富平、同官、耀县等三县保卫团成立以胡景铨为总指挥、党澍芳为副总指挥剿“匪”司令部从南部向我红军游击队活动区域一带进剿。与此同时,敌人又进一步武装柳林、庙湾等地民团,妄图把我军一举消灭在照金地区。

在这危急关头,中共陕西省委又将谢子长派回了部队。同时,又任命李杰夫为政委。照金杨柳坪。百姓家里。临时指挥所。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等红军将领,抽着呛人的旱烟,屋子里烟缭雾绕,气氛凝重。

“‘左’倾机会主义又一次害苦了我们的部队。”刘志丹浓浓地吐了一口浓烟,深有感触地说。

“敌人从四面八方汹汹而亲,是想把我们圃死在这里,”身本才魁桔高大的阎宏彦,此时也疲惫不堪,忧心忡忡地说。又猛吸了一口旱烟,弹掉余烬,谢子长这才敏锐地扫视了大家一圈,然后坚毅地说:“眼下我们的部队是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从清涧起义和渭华起义以亲,‘左’倾主义的危害如幽灵一般一直紧跟着我们的武装,有时造成的损失甚或比强敌的围攻更让人痛心疾首。”此时,谢子长看了看有着怪异表情的政委李杰夫一眼,又接着说:“我们要坚定信心,每次陷入困境,我们不是都挺过来了吗?”

望着谢子长坚毅的目光,刘志丹也坚定地说:“面临困境,重要的是我们要树立克服圃难的信心和决心,关键时刻要有一些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各大队要对人员进行整顿,适时休息,以较为饱满的热情来迎接更大更圃难的挑衅。”

李杰夫虽然对谢子长对‘左’倾的看法很不以为然,但看到部队目前的困难处境,就只哼了一声也算是表示同意。

听了几位将领语重心长的话语,红军战士们这一段浮躁的心境才渐渐平静下亲。指战员们,在杨柳坪这块凸出的居高临下的坪地上,进行了短暂的修整和休息。对全体指战员进行了坚定信念的教育,淘汰了那些纪律松散的不坚定分子。游击队面貌有了很大改观。随后,部队向群众基础比较好的照金出发。在照金,红军开展了几次小规模分粮斗争,并张贴标语口号,宣传革命道理,又有很多群众参加了红军队伍。

九月十二日清晨。初秋的照金镇已透出了阵阵凉意。在街中心的老纪家。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黄子文等部队领导正面对着地图,研究下一步作战计划和战略部署,李妙斋突然匆匆走了进来,对几位部队领导说:“昨天晚上,郑其亲店里亲了一个可疑的人,老郑看他鬼鬼祟祟,就及时稳住了他,我立刻对他进行了审讯。他供认,已经和龟缩在后沟寨子的张彦宁取得了联系。敌三县保卫团由副总指挥党谢芳、耀县保卫团团长马希哲、小丘区团团总辈子发带领,约三百人。一大早正从寺坡一带向照金进发,上次便宜了张彦宁这个坏蛋,他也在后沟寨子里蠢蠢欲动,妄想里应外合,夹击我们。”

“在西北有陇军的警备九十七、九十八团围追,南部又有三县保卫团大举进攻,我军可考虑向桥山山脉的纵淙运动,以便能跳出台围。”阎红彦首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又是‘耥山主义’那一套!”“左”倾的李杰夫首先当头棒喝。

“保卫团依仗西北部有陇军围攻,料想到我们不敢向西北一带撤退,我们可将计就计,偏偏向西北方向佯退。这样,敌人会上当的。”志丹深思熟虑地说。

“红彦的想法也不失为一种进军的方式,但我更倾向于志丹的意见。我们可以丢弃一些物件,给敌人造成一种溃不成军狼狈而逃的假象。这样一来,敌人轻取照金以后,就会产生麻痹大意的心理,想着我们会被陇军正面应击,从而放市公一切警惕。我们在适当时机杀他一个回马枪,就可一举击溃敌人!”谢子长做了总结。

大敌当前,一向“左”倾的孪杰夫的态度也亲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表示随声附和。游击队的行动计划随即确定了下来。

谢子长和刘志丹等对部队的行动计剃做了详细周密的安排部署。即命部队丢掉一些辎重物品,迅速向照金西北的尖抨一带转移。同肘命孪妙斋和郑其亲等设法将红军败逃的消息透露给盘踞在后沟寨子的张彦宁民团,以迷惑敌人。而我军在撤退时在西梁和野虎沟等地设有暗哨,随时监视敌人的动向。

当敌人三县保卫团下午开到照金时,见红军游击队丢盔奔甲,落荒而逃,果然上当。张彦宁见红军败走,也十分得意洋洋。为了尽地主之宜,张彦宁为三县保卫团跑前跑后,大献殷勤。在他的老巢寺坪、坟滩大宴三县保卫团。这些反动派的狗腿子们自以为赶走了红军,又可以为非作歹。他们在酒席上频频劝酒,对党谢芳、柴子发、马希哲等人唯唯诺诺,极尽巴结之能事。酒足饭饱之后,张彦宁为敌军三位头目安排了女人,所有团丁全部被安排在他家的老宅子里,敌人毫无防备,连警戒都末设。就稀里糊涂的呼呼入睡。

当晚子夜时分,郑其来传来了敌军的人员数目、宿营地点的准确情报。一切技原计划进行,谢子长和刘志丹非常高兴。隐蔽在尖坪一带的红军游击队迅速回撤,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神不知鬼不觉地出观在照金寺坪及坟滩一带。次日拂晓,酣睡中的敌人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成了瓮中之鳖。我红军游击队将敌三县保卫团一举歼灭,缴获了长短抢三、四百枝,击毙了敌副总指挥党谢芳,活捉了马希哲和紫子发等人。遗憾的是,狡猾的惯匪张彦宁警觉性很强,又一次在红军的眼皮底下逃脱,又龟缩与于后沟寨子中,躲过了人民对他的惩处。

面对强敌压境。红军游击队不敢恋战,遂向西面的安子洼转移。进入桥山山脉纵深时,准备稍事修整,结幕受到了驻扎在淳化的杨虎城部何全升部的偷袭,游击队与敌人激战至天黑后才撤至刘家店一带。此时。甘军的警备九十八团又从正面袭亲,红军游击队各大队相互交又掩护撤退,直到马栏才摆脱了敌人。

谢子长、刘志丹凭借高超的指挥艺木,运筹帷幄,当机立断。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带,在强敌三面围追堵截的情况下,率领红军陕甘游击队,全歼了富同耀三县保卫团,在特殊境况下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我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斗志,在照金地区又一次展示了红军的谋略和战斗力,也极大地鼓舞了照金边区群众的革命斗志。

第五篇 照金故事 最早“闹红”的地方

从绣房沟口前行约三公里,又有一条蜿蜒曲折的沟壑与田峪川相交错,这就是白石崖沟。这条沟西北与薛家寨相连接。进入这条沟的纵深地带,沿着与兰干川相隔着的一脉绵延分布的山峦相依着的前后两个小山村,就是前、后芋园村。山村虽小,但在那个火红的年代里,却发生了很多动人的故事。

一九三二年春,住在蓟芋园村的山西灾民韩天成家里突然亲了一个木匠,但这年头人们吃不饱穿不暖,那还有钱去打家俱的。木匠看没有什么活去做,只好帮人们干干零活糊口。木匠操山西口音,大家以为亲人是韩家的山西老乡,也就没有引起其他人的特别注意。

原来,这个市匠就是红军游击队的一个大队政委,他就是奇袭照金民团时与郑其亲联系过的李妙斋。郑其来给他介绍了芋园市寸的地理特点。打完民团后谢子长和刘志丹便将他留在了照金,让他在芋园村这里开展地方群众工作。

李妙斋白天帮村民干活,闹暇时总爱在市寸子的打麦场上和小孩子们玩。他拿着一副有动物图案的扑克牌,好奇心驱使孩子们总是围着他,在这些囿居大山的苦孩子满足了好奇心的同时,通过和这些心眼单纯的孩子们沟通和交流。孪妙斋很快就弄清了整个村庄的基市情况。他发现芋园村隐居在一个山坳里,只要在村后的山峦上设岗,就可以掌握周边的一切情况。另外,这里白石崖沟的黑石崖下的“万人洞”和兰干川的牛窑洞、佛爷洞等都是可隐身的据点。易守难攻。在这个村子里,村民多为外地逃难熹的灾民,对反动当局的反动统治和无端欺压十分痛恨。群众基础较好,便于开展工作。经过孪妙斋同志扎实细致的工作,芋园村的广大老百姓的觉悟提高也很快。芋园也就成了最早“闹红”的地方,这里也经常成了红军陕甘游击队休整的场所。

一九三二年秋天,红军陕甘游击队决定在地理条件和群众基础较好的芋园村全面开展地方工作,这年收苞谷时,刘志丹率领陕甘游击队在芋园一带活动,他在群众中进行了很多调查研究工作。部队临走时,他指示李妙斋,要进一步以寻找乡亲为掩护,全面发动广大的贫苦百姓,建立中共党组织和农民游击队。住在韩天成家的李妙斋,白天与群众一起上地干活,了解各种情况,晚上走村串户,秘密宣传革命道理。在广大群众觉悟广泛提高的基础上,他在芋园村组织建立了第一个农村秘密党支部,发展了邓允乾、邓克勤、韩天成、潘世珍等人入党。同时,孪妙斋组织了韩天成、韩歪、韩黑子三兄弟和邓克勤、何乾富、黄登文、田德发等人秘密打造马刀、长矛并购买枪支弹药,于十月间成立了芋园农民游击队,以邓克勤为队长。邓克勤牺牲后,又以刘世莆为队长,以王金海为副队长。游击队主要活动在北面的土桥塬一带,主要任务是为红军主力部队筹焦粮食和经费。芋园党组织和农民游击队成立后,即迅速将有组织的革命斗争扩展到了周围的其他村庄。党员们纷纷主动深入到房上、黑田峪、绣房沟、兔儿梁等村庄,积极宣传革命道理,培养革命积校分子,为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铺平了道路。游击队则以黑石崖下“万人洞”和兰干川的佛爷涧、牛窑洞为活动地点,一方面在周围区域宣传发动群众。一方面寻机打击敌人,扩大影响。游击队在兰干川擒获了敌九保保长哀德胜。又偷袭了敌香山保。柳赫民团得到风声后十分震惊,民团头子肖振山曾派出两名密探,以卖货为名,到芋园村侦查,游击队依靠严密的群众组织,将两名密探擒获并秘密处死,芋园游击队在斗争实践中逐渐壮大。反动民团头子们恶狠狠地将芋园游击队诬蔑为“红匪”,把芋园村巫蔑为“红匪的根子”。

一九三二年冬,李妙斋带领芋园游击队。在芋园黑石崖子农民朱吉祥的引导下,对薛家寨的地形进行了实地考察,动员群众修筑了最初上寨游击队驻地“万人洞”的羊肠小道,王金海、刘世莆和田德发等经常带领芋园游击队在薛家寨天险渡过了游击队被强敌围追堵截的危机时期。芋园游击队早期在薛家寨的革命活动,为薛家寨成为照金革命根据地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和红二十六军的大后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夜,杜衡不顾刘志丹等人的劝阻意见,不顾二十六军红二团的现实力量。被一些小的胜利;中昏头脑,命令部队攻打与我军有统战关系的;曾为我军购买过几批弹药、物资的;且在庙湾经营多年,明碉暗堡,戒备森严的夏玉山民团,结果战事严重失利。我军牺牲了好几位同志,还损失了很多马匹。战斗到第二天中午,我军被迫撤出战斗,不得不退入群众基础较好的前、后芋园和老爷岭一带休整,大批伤员也被安置在前后芋园村比较隐蔽的佛爷洞和牛窑洞里养伤。

二月四日,国民党调焦三个整个团,气势汹汹地对我照金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气急败坏的庙湾夏老幺(夏玉山)民团也在北部与国民党围剿部队遥相呼应,敌人分三路包围了我红二团住地上芋园和下芋园,杜衡又一次坚持“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主张打“阵地战”和“防御战”,否定了刘志丹等同志“避敌锋芒、跳出照金、寻机作战”的主张,结累,坐失良机,致使红二团处于被动挨打的处境。红二团被数倍于我军的国民党部队在芋园地区包围,战事十分危急。幸亏渭北游击队及时赶到接应,红二团才跳出台围并转入外线作战。在红二团与敌周旋时,孪妙斋和芋园农民游击队在当地群众的密切协作下,帮助掩护伤员及时转移,在极端困难的情势下,保护救治了红军伤员,有力的支援了红军。

在薛家寨成为照金革命根据地的中心以后,芋园村“万人洞”和兰干川的佛爷洞和牛窑洞被游击队用揲墙加固,特别是“万人洞”,洞内宽阔深邃,流水淙淙,成为红军和边区政府储存粮食和战略物资的重要基地。当地的老百姓亲切的把“万人洞”、佛爷洞和牛窑洞呢称为“红军洞”。

无论是照金革命根据地建设的萌芽时期。还是照金革命根据地巩固和发展时期,芋园,这块最早“闹红”的地方,都为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壮大作出了应有的重大贡献。

第五篇 照金故事 习仲勋在照金

习仲勋同志在创建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和照金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一九三二年五月到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的近十八个月中,除了一九三二年九月中旬至十一月初在三原心、武字区的的斗争经历和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后回到家乡富平都市寸进行革命活动的时间段外。习仲勋同志曾三次往返照金革命根据地。在渭北革命根据地和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h3>第一次到照金</h3>

习仲勋同志第一次到照金的时间是一九三二年五月上旬。

一九三二年三月,在省委特派员刘林圃的领导下。我党在习仲勋所在的国民党畅虎减部警备第三旅二团一营的驻防地两当发动了兵变。一九三二年四月,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由许天杰任支队长,由时任中共营委书记的习仲勋任队委书记。起初,部队决定到麟游一带打游击,但在国民党重兵的追击下,历尽艰辛,部分同志又发生了动摇,所以起义部队不得不想长武县亭口方向移动,准备与陕甘游击队会台。当刘志丹带领的陕甘游击队按照省委指示在礼泉、乾县一带接应时,起义部队不幸遭到了土匪王结子的包围,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两部会合计划流产,兵变失败。习仲勋同志不得不怀着极为沉重的心情,躲过敌人的疯狂追捕,秘密回到家乡富平。

在家乡的时日里,习仲勋时刻打听着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的消息。正15一天他在富平县城碰见了省委组织部秘书陈建中同志,才重新接上了组织关系。终于又和组织联系上了,习仲勋心中甭提有多高兴了。他随即就和同乡贫苦雇农周冬至一起,在遇见陈建文的当夜就连夜晚通过三原武字区的长坳,马不停蹄的赶到了自己日思夜想的照金杨柳坪,找到了陕甘游击队。在这里,他也荣幸地见到了自己心中十分敬重但却从末谋面的刘志丹同志。见到了刘志丹同志,因两当兵变失败的习仲勋,心情十分复杂,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当时,陕甘游击队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也不得不分成了三、五两个支队。时任三支队队长的刘志丹。身经百战,屡败屡战,他十分理解习仲勋的心情。他亲切地拉着这位还是一个十九岁小伙的手,谆谆开导习仲勋。他说:“几年来,我党在陕甘地区先后大大小小举行过七十余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市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帛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刘志丹亲切的一席话,使习仲勋同志茅塞顿开。从此,他就成了刘志丹“必须建立红色根据地”思想的最职校的鼓吹者。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习仲勋牢记刘志丹的指示,以打短工的名义,积极浑入到照金的一些村庄,白天打零工,晚上秘密传播革命真理,建立起了牢固的群众基础。他在小崖子认识了于德水一家,在陈家坡认识了王满堂一家,在柳林认识了“郑四哥”……。正是习仲勋这一时期的秘密革命活动,使他熟悉了照金的山山水水,和照金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建立了鱼水般的深厚情谊,以至于他在后亲的多次根据地处于危局时刻,都受到了当地群众的积极保护和掩护。能在此后建立的照金革命根据地灵活自如地开展工作。

一九三二年九月,陕甘游击队在谢子长的带领下,一举消灭了进攻照金的国民党富(平)、同(官)、耀(县)三县保卫团,打死了其总指挥党谢芳。使得国民党陇军和陕军及地方民团加紧了对我红军陕甘游击队的进剿。就在这个时期,习仲勋在照金金刚庙第一次见到了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听到人们亲切地把谢子长称为“老谢”,顿时缩短了他们之间的距离。谢子长和年轻的习仲勋在照金兔儿梁进行了推心置腹的彻夜交谈。谢子长和刘志丹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不谋而合。使习仲勋又一次深受启发。当陕甘游击队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为筹焦粮款和冬衣,决定南下太白一带活动时,谢子长嘱咐习仲勋继续留在照金,开展群众工作。为了有效配台各顶工作的开展,刘志丹也留下了特务队,由第五伯昌指挥,在照金一带活动。由于特务队里的中队长陈克敏叛变,打死了队长程双印。第五伯昌改编了特务队,由习仲勋任指导员,由程国玺任队长。在习仲勋同志的努力下,特务队在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照金让牛村一带,打土豪、分粮食、发展党员、组织农会和开展游击运动,工作一度搞得轰轰烈烈。

正在此时,省委准备在革命形势发展较好的三原心、武两区开展一个纪念“十月革命”的大暴动,根据省委命令,习仲勋便带领特务队从照金让牛市寸经老牛披,由于德水带路,到了三原武字区。因武字区有一个由康尚武带领的前区游击队。因而特务队就编为武字区第二游击队,习仲勋仍任指导员。游击队常驻在武子区甘涝池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h3>第二次到照金</h3>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九日,渭北苏区情势危急。敌人纠焦了三原、富平、耀县、泾阳、高陵、淳化等六县民团和驻防三原、耀县小丘的国民党部队,对三原武子区进行大规模的全面“围剿”。敌人实行烧杀抢掠的政策,到处捕人、杀人。武字区遂被敌人占领。习仲勋带领的第二游击队不得不转入三原心子区。不久,敌人又疯狂围攻心子区,致使游击队无法焦中活动,不得不又一次撤往照金一带。

这是习仲勋同志第二次来到照金。

三原渭北苏区失陷以后,革命处于校度低潮时期,一片白色恐怖。照金一带的反动势力也伺机而动,游击队由第五伯昌和程国玺带领,为躲开敌人锋芒,游击队不得不向旬邑一带活动。习仲勋和省委代表李杰夫一起,利用在照金建立的良好的群众基础,在群众的掩护下,多次躲过了国民党军队和反对民团的疯狂搜捕。

尽管习仲勋在照金广大群众的配台下,和敌人周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但由于白色恐怖严重,无法开展各项工作,孪杰夫回到了省委,习仲勋也不得不离开了照金,又一次回到了家乡富平。

这一次。习仲勋在照金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与敌周旋斗争了二十余天。

回到富平的习仲勋,立刻发动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分粮斗争。在富平都市寸发展了乐强明、姚万忠等一批党员,把庄里镇南面大地主贾成芳的粮食和财产分给了广大的贫苦农民,影响十分巨大。不久,习仲勋和康尚武带领的武子区第一游击队会合。担任游击队政委。同时,他和在照金成立并活动的红二十六军相呼应,成立了富平西区游击队。建立了农民总会。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开展了积极的革命活动。在此间,习仲勋曾担任过富平西区团委书记、武字区团委书记、中共三原团中心县委书记。

<h3>第三次到照金</h3>

一九三三年春,陕西省委调习仲勋到红二十六军工作,习仲勋同志第三次亲到照金,这一次,是他在创建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过程中发挥作用最为辉煌的时期。

到二十六军后,组织上先是安排习仲勋任少年先锋队指导员。根据习仲勋同志浑厚的群众基础,刘志丹力主让他担任了边特委委员、边特委军委书记,把工作重点放在地方工作上。刘志丹亲切的嘱咐他:“你是关中人。币中过庄稼。能跟农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并指示习仲勋:“只要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为了使游击队活动和地方根据地的创建相结合,同时决定由习仲勋任游击队政委。

习仲勋严格按照刘志丹创建照金革命根据地的指示,在长期以亲建立的良好群众关系的基础上。一村一村地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地走访群众,和金理科、李妙斋、周冬至、王满堂等边区领导一道。通过积极努力。相继组织起了各个乡村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并发展了基层党组织,在照金地区开展了规模宏大的分粮运动。以严格的组织行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五日建立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选举雇农周冬至为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兼党团书记。在习仲勋同志的主导下,依照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布的《土地法》大纲,实行分土地、分粮食、分牛羊、戒烟戒赌、厉行放足等政策。通过和群众建立起的休戚相关和生死与其的鱼水关系,群众的革命热情普遍高涨,许多青年积极要求参军,游击队也像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根据地初具规模,实现了刘志丹同志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的愿望。

根据游击队发展过快,组织纪律松散,屡次侵犯群众利益的情况,习仲勋同志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候家堡战斗后,他和红二十六军一起,整编了各个游击队,清除了陈克敏和宁老八等害群之马,在游击队中加强了党的领导,使游击队得到了健康稳妥的发展。在照金革命根据地建设过程中,习仲勋和刘志丹一道,和以杜衡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对于建立统一战线,刘志丹指示:“革命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习仲勋深刻领会了这一正确指示,他反对攻打实力雄厚但和我军有统战关系的庙湾夏玉山民团。当时,他对由于杜衡的错误决定,造成附近民团联台同红军作对;火烧香山寺后一千多和尚也和红军为敌,敌人越打越多,地盘越打越小的状况十分忧虑。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在敌人的包围中,他和孪妙斋一道,保证了红军伤员的安置和粮食供应。当社衡力主南下渭华时,习仲勋虽然末参加会议,但把自己的意见由特委书记金理科带到会上,表达了反对南下的正确意见。

红二团南下失败后,根据地处于校度圃难的境地,当时照金游击队只有四十多人,抢不满三十枝,敌人又对我根据地进行疯狂进攻。根据这一实际情况,习仲勋和孪妙斋一起并肩战斗,制定了坚定信念,坚持斗争。保存实力,等待有利时机的战略方针。一九三三年五月底六月初,习仲勋带领政治保卫队二班的十余人去安子坡召开群众大会时,被叛徒陈克敏探知了消息。陈克敏勾结柳林及庙湾民团埋伏在安子坡的稍林中,企图伏击政治保卫队。为了安全起见,习仲勋首先派了系益海和赵德盛两个队员在前面探路侦查,两个侦察兵刚上陈家披南坡,就和敌人交了火。由于敌人势力强大,我几个队员受了重伤,习仲勋同志不幸被陈克敏打伤抓走。习仲勋利用良好的群众基础,在被抓走的半路上机智逃脱,由队员黄金荣背着隐藏在了柳林他结交的革命群众“郑四哥”家中。最后由王满堂、常生春、于德水等四、五个队员把他转移到薛家寨养伤。一九六二年,康生迫害习仲勋同志时,曾诬蔑习仲勋同志在这一时期叛变,面对当时的中央调查组,正是由于田德发、于德水、潘西顺等老游击队员的严辞作证,才洗却了这伙人强加给习仲勋同志的诬蔑不实之词。

一九三三年七月,得知王泰吉起义的消息后,习仲勋十分激动。当他知道起义失败的消息后,更是十分焦急。尽管他伤口还末痊愈,他立即带领特务队和耀西、淳化、句邑三支游击队到让牛村去迎接。当天傍晚,在薛家寨下的绣房沟,习仲勋和王泰吉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习仲勋握着王泰吉的手。真诚的说:“泰吉同志,欢迎您!党和同志们都欢迎您和抗日义勇军!”

“不容易,今天我总算回到了党和革命的怀抱里!”王泰吉激动地说。

“在目前这样艰苦的形势下。你率部起义,难能可贵。意义重大。”

“你看看,才带来这么一点人。”王泰吉自责地说。习仲勋宽慰地说:“兵不在多而在精,比起义时人数虽然少了,质量却提高了,想跑的跑了。但革命意志坚定的都留下来了。有了这个力量,咱们就好大发展了!”

习仲勋以博大的胸怀冰释了王泰吉的疑虑。两位出生入死的革命者,在日后的建设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四日,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在照金陈家坡举行了联席会议。会议由边特委书记秦武山和游击队政委习仲勋担任执行主席。会议根据抗日义勇军、红四团、耀县游击队、照金根据地的一、三、五、七、九、十一及淳化、句邑等十二支游击队等多支革命武装汇焦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实际情况。确定了各币中武装力量联台起来、一致行动的正确决定。对加强红军和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巩固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五日。国民党陕西警三旅五一一团孙友仁部联台周围各县民团,以张彦宁、陈克敏为前锋,向我根据池大市营一薛家寨发起联合围攻,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组织上一方面坚守薛家寨,另一方面决定部分边区领导先期撤离薛家寨。习仲勋和黄子文刚刚走到薛家寨山梁下,敌人就占领了薛家寨,游击队不得不撤出了照金革命根据地。薛家寨被敌人占领后,整个边区一片白色恐怖,敌人杀害了农民领袖、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土地委员王满堂、肃反委员王万亮等一大批革命干部。习仲勋则利用良好的群众关系,白天隐藏于深林之中,晚上仍深入到革命群众家中,做群众工作,鼓励边区群众坚定革命斗志,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开展对敌斗争。十月下旬,敌人的民团每天都要派人到根据地进行搜查清剿,边区群众逃亡很多。习仲勋不得不离开自己倾注了很多心血的照金革命根据地,经牛村河、八里庄、马恩镇回到家乡富平的南李村。在南李村,由于反动民团也在频繁清剿,他不得不白天钻进稍林里躲起来。在这里,他的干妈王俭老妈妈给了他无微不至的关怀。老妈妈经常在半夜里将习仲勋叫回家吃饭,有时还设法弄亲白糖和猪耳朵送上山,给习仲勋补养身体。老妈妈还给习仲勋做了一身买卖人的衣服,让南来村的秦老六背上褡裢,把习仲勋的短枪和子弹装进褡裢里,扮作生意人,把习仲勋送到了让牛村、高山槐和七界石,找到了在这里打游击的从薛家寨退下来的张秀山和吴岱峰同志,重新回到了部队。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后,习仲勋北上台水县的莲花寺,离开了照金,开始了创建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又一革命生涯。

<h3>习仲勋的百姓情怀</h3>

一九五九年春天,正值“大跃进”运动的关键时期,时属铜川市小丘公社的照金田峪大队,为了加快“大干快上”的步伐,由村党支部决定准备购买一辆马车,来满足不断增长的生产需要。时任大队支书的老游击队员潘西顺正在外面开会,他稍加思索就欣然同意了村党支部的电话请求。他考虑到,这样不但可以加快各种工作的步伐,而且,空余时间又能背靠照金螺矿的有利条件跑跑运输,增加焦怖经济的进顶。这一年实行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特殊的产权制度,恢复了社员的自留地,原亲“左”的农村政策也开始出观了改变和松动。

几经周折,购买马车的大队会计和一名刘姓介绍人(原籍河南),就匆匆踏上了东去河南购买马车的征程。事情办的相当顺利。正当会计准备交付八千元马车款时,事情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河南省偃师县公安局突然出现,不但没收了全部购车款。并以投机倒把的罪名拘押了两位老实地道的农民。消息传回后,潘西顺十分着急,急忙给他的老领导,时任铜川市副市长的林忠保打电话。林忠保副市长也立即以市政府名义进行了多方协调,打电话说明情况并发去了相关信函和有效的证明村料,但过了几天偃师方面还是杏无音讯。事关重大,潘西顺不得不亲自出马。拿着省、市、公社的各项证明匆忙奔赴偃师。

到偃师县的潘西顺一吊就是四、五天,他找了县公安局和县法院,甚至找到了洛阳市人民法院,但各个部门相互推诿。还是得不到明确的答复。偃师县县委书记更是百般推诿,官僚气十足,不是几天见不着人,就是碰见了人又常常以“有别的重要事情”为理由进行搪塞。忙碌了几天,事情毫无进展。

在偃师县一住就是十几天。眼看所带的几十元盘缠将花费殆尽,看到同室的一个山西的采购员在向家里写信,本已六神无主的潘西顺突然眼前一亮。他在想:何不给当年在照金边区战斗过的老领导写封信。看看他们能不能解决一下这个棘手的问题。想到这里,他不会写信,他又发了愁。他只好去求教那位山西采购员,好在这位需购员没有推辞,痛痛快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这样,由潘西顺老人口述,由那位幕购员执笔,他们一口气向在河南、陕西省、市工作的三位老上级老领导写了信。最后,他想到了曾在照金参与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习仲勋同志。这时,习仲勋同志已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学西顺开始时顾虑重重,但想到习副总理在照金时平易婆全的工作作风,思想斗争了几次,潘西顺还是让需购员郑霎其事的给习仲勋同志写了一封信,说明了事情的前因后果,请求习副总理过问一下。

发完这些信件以后,潘西顺便忐忑不安地回到了照金。想到习副总理每天要在百忙中处理外事国事,他对最后一封信并没有抱多大希望。还生怕节外生枝,惹出其它事端。谁知信发出约七、八天,前面几封信函均尚末回复,而让人十分惊喜的是,他就蒂幸地接到了习仲勋副总理委托秘书张志功同志回复的信件。信中告诉他事情已经知悉,同日寸还邀请潘西顺和习仲勋同志在照金小崖子的至交于德水一同去北京叙旧。

潘西顺和于德水稍加收抬,便匆匆踏上了北去的列车。一想到要见到分别多年的老领导、老战友。两位老战友心里也轻快了许多,甭提内心有多高兴了。大约在第三天下午,就顺利地到达了北京站。当二位拿着张志功寄来的书信找到国务院招待所时,张志功秘书早已安排好了他们二人的食宿。事后他们才了解到:细心的习仲勋副总理早就叮嘱张志功秘书安排好了他们二人的衣食起居。吃过晚饭后,招待所的工作人员一再叮嘱他们二位不要外出。大约到了晚上七点钟,一前一后亲了两辆轿车。张志功秘书安排他们坐在后面那辆末开灯的轿车上后,就匆匆坐上了前面那辆车。车子行驶了一会,大约到了人民大会堂才停了下来。车灯一亮,他们就激动地看到了坐在前面的哪个既熟悉而又陌生的身影。

“你们来信所说的事,我已经安排张秘书为你们办妥了。”习仲勋操着浓重的陕西口音的一句话。顿时使他们轻松了许多。

“现在听说下面的有些人官僚主义倾向十分严重,办事效率低下,你们受委屈了。”习仲勋同志紧接着严肃地说。“是不是感到有些‘阎王爷好见,小鬼难缠’的感觉。”习仲勋副总理又半开玩笑而风趣地说。

再一次聆听到老领导的声音,两位老同志激动的半天也说不出话亲。

看着干哥于德水苍老了许多,留了很长的胡子,习仲勋副总理风趣地说;“你怎么又把那撅巴胡子留下了?”“都快多半截子入土的人了。”看着习总理还是原来那种平易近人的作风,于德水嗫嘘地回答。习仲勋副总理随后亲切而幽默地说:“你这个当哥的不能人士,你要入土了,我一定要给你烧上两桂香才对。”几句校为普通的话语,顿时拉近了领袖与百姓之间的距离。于德水和习仲勋的交情要追溯到一九三二年十月份,这年于德水曾给习仲勋领导的陕甘游击队特务队带路,从照金老牛村到三原武字区。一九三三年七月,身为照金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的习仲勋带领政治保卫队到安子坡开会时,遭到了叛徒陈克敏的伏击而受了重伤。正是于德水、黄金荣等游击队员把他送到薛家寨养伤。后来,习仲勋到牛村去养伤时,差点被白军问出破绽,幸亏随同的于德水掩护,以习仲勋是他家雇佣的小工和放牛娃为由。才骗过了敌军的岗哨及特务的盘查,顺利地治愈了伤口。习仲勋副总理刚刚瞎同周总理接待完外宾,要同刘少奇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等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云南少数民族的汇报演出,稍有空闹,他就让张志功秘书接来他的两位老朋友看节目。

看到和蔼可亲的领袖,老领导,老朋友,其和国的“管家”之一,在百忙之中抽空接见他们这些普通的老百姓,两位老同志异常激动。台上丰富多彩的节目没有看好,倒是共和国领袖们宽阔的背影,成了两位老人终生向人们津津乐道的无限幸福的回忆。

在北京的十七天里,在习仲勋副总理的亲自过问下,张秘书安排他们参观了天安门、北海、香山、长城等风景名胜。一有空闲,习仲勋和夫人齐心还邀请他们多次在家里做客。吃饭期间,习副总理还经常问一些基层的情况,有时候神情也异常严肃……。他多次叮嘱“潘支书”(习仲勋亲切地称潘西顺为‘潘支书’):“不管任何日寸候,都要从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亲做好各项工作。”时隔五十多年了,潘西顺老人回忆起往事时还牢牢铭记着习副总理的这句淳谆教诲。他回忆起习仲勋的夫人齐心对他们像亲人一样关怀,和他们这些老百姓频频碰杯:回忆起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子女的严格要求;回忆起身为国家领导人。一日三餐的朴素生活……。老人还回忆起习仲勋同志曾指着他的小女儿说:“她是在延安桥儿沟出生的。所以叫桥桥一……。”每当回忆起这些,老人异常激动,常常眼眶里盈满了泪水……

老人还回忆起后来习仲勋同志受到陷害时的一些情况。大约在一九六三年,中央曾派熹了所谓的习仲勋专案组的两个外调人员,分别找到了田德发、于德水、潘西顺等老游击队员,调查所谓的习仲勋“叛变投敌”的问题。所有老红军、老游击队员们都异口同声地给了外调人员斩钉截铁的回答。当外调人员在芋园威胁老红军田德发时。他更是拍亲而起,厉声呵斥这帮人:“你们要给我玩舱吗?我玩枪的时候你们这些毛孩子还没出生哪!要开舱向沟里面走,别吓了我的屋里人和孩子!”这些老革命们以对革命的忠诚和在革命征程中建立起来的浑厚的友情洗却了强加给习仲勋同志的诬蔑不实之词,保护了习仲勋同志。据潘西顺老人讲:外调人员见毫无收获,又在他这个基层干部身上找突破口,让他谈谈和于德水去北京和习仲勋“勾结”的所谓情况。潘西顺老人机智地告诉这伙人:习仲勋同志是接见了他们,他们是住在国务院招待所,但一天四角钱的住宿费和一天三角钱的饭钱是他们自掏腰包的。这些想借小事情做大文章的人终于在照金碰了壁。

当年习仲勋同志反复叮嘱张志功秘书给他们一人送了一瓶茅台酒,并为他们买了火车票。当潘西顺想起他回来以后也想给习副总理寄两升他当年在照金最爱吃的苞谷胗的事情时,他深感内疚。他回来后的几年里,政治运动接踵而至。习仲勋同志因所谓的《刘志丹》小说问题受到了康生的诬陷和迫害,他们也在运动中受到了打击和弹压。习仲勋同志没能再一次吃到他战斗过的照金革命根据地香甜爽口的苞谷胗,使他深感遗憾。

一九九三年六月,省、市、县在照金举行照金革命根据地成立六十周年纪忿活动时,时任田峪市寸顾问的潘西顺。惊喜地看到了参会的人流中习仲勋夫人齐心带着女儿桥桥的身影。他在远处试探性地嘁了一声:“桥桥!”齐心和习仲勋的小女儿桥桥立即回过头,循着声音一眼就认出了他。齐心亲切地喊了一声:“潘支书!”,并和他亲切地握手交谈。临了,桥桥还给了他一张名片。让他有事联系……。潘西顺激动地跑回家。迅速准备了二升苞谷胗。他想让她们给习仲勋同志带去……。当他三步并作两步再次跑到会场时,会场早已人去楼空。就这样,又一次错失了给习仲勋同志送点爱吃的机会……

习仲勋同志已经逝世六年了,潘西顺老人心里充满了浓浓的思念之情。他常常念叨着,习仲勋同志再也吃不到他要送的苞谷胗了……。

第五篇 照金故事 李妙斋轶事

李妙斋是三十年代初我党创立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时至今天,在照金仍然流传着这位叱咤风云的红军将领很多激动人心的故事。这位身材魁桔面容清癯的山西汉子,以卓越的指挥艺木、超人的谋略、杰出的组织才能、果敢善断的作风和独特的工作思维方式,赢得了边区军民的拥护和爱戴。

<h3>根据地的开拓者</h3>

李妙斋是照金革命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开拓者。

在李妙斋的艰苦努力下,在照金建立了第一个农民党组织。一九三二年秋天,根据芋园村较好的群众基础,李妙斋积极执行刘志丹的指示,以寻找乡亲揽活为掩护,住在山西老乡韩天成家里,白天与群众一块上地干活,了解各种情况,晚上走村串户,宣传革命道理。孪妙斋广泛发动群众,在广大贫苦群众觉悟不断提高的基础上,秘密发展了邓允乾、邓克勤、王金海、韩天成、潘世珍等人入党,成立了芋园村党支部。这是我们党在照金建立的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同时。也是我党在照金建立的第一个农民基层党组织。

在李妙斋的不懈努力下,在照金建立了第一支农民游击队。李妙斋在芋园市寸建立党组织的同时,组织韩天成、韩歪、韩黑子三兄弟和邓克勤、何乾富、黄登文、田德发等人秘密打造马刀、长矛等武器,购买舱械弹药,于一九三二年十月间成立了芋园农民游击队,这也是我党在照金建立的第一支农民游击队。

第一个登上薛家寨,李妙斋是红军建设政治、经济、军事中心一薛家寨的开拓者。一九三二年冬天,原来在薛家寨敬神修道的芋园村人朱吉祥父子,曾在薛家寨四号寨洞里供奉山神泥像,当时的四号寨洞,烟雾缭绕,香火不断。红军在照金一带打游击时,朱吉祥父子见红军纪律严明,打富济贫,十分感动,便主动参加了芋园游击队,投奔到李妙斋麾下,成了一名红军战士。最初,由朱吉祥带路,李妙斋、王金海、田德发等二十余名芋园游击队队员首次登上海拔一千六百余带的薛家寨,从此。薛家寨就成了芋园农民游击队的攻守回旋区域。直到一九三二年春天,李妙斋动员边区军民对薛家寨进行了修整和加固,构筑了北哨门、绣房沟口哨门,加固了党家山、鸡儿幕等哨卡。在哨卡周围敷设了大量的地雷、滚石垒等,在哨卡之间修筑了便道。同时,对横陈在薛家寨寨眉的五个宽阔的天然岩洞进行了维修。在岩洞之间的狭道上,禊入粗壮木桩,市桩之间结扎木篱,在岩洞周围打筑堞墙,以确保仃走安全。经过李妙斋和芋园游击队的不懈努力,边区党、政、军机及后勤部门于一九三三年四、五月份顺利迁往薛家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堑薛家寨遂成为红二十六军和各游击队攻守回旋、反抗“围剿”、休息休整的后方基地,同时又是真正意义上的照金革命根据地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

第一个倡议在边区领导机关薛家寨下的停子沟建立起了集市贸易,打破了敌人对照金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封锁。红军刚上薛家寨时,生活异常艰苦,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和反动民团的围追堵截,给养十分困难。孪妙斋和住在薛家寨下停子沟的冯彦升商量,让冯彦升联系周围群众,在停子沟建立集市,活跃根据地的经济。集市建立后,十里八乡的老百姓都带着粮食和蔬菜踊跃前来交易。粮食品种有面粉、苞谷、小麦、小带和豆类;蔬菜有土豆、红白萝卜、白菜、大葱、豆角和辣椒,还有豆腐,活鸡仔、鲜蛋等,有时偶尔也有肉类等。在集市上,红军不但坚持公买公卖的原则,而且还坚持“让群众先买”的规定。很受群众欢迎。集市开始规定五天一集,随着上市品币中的日益增多。就自然打破了五天一集的规定,几乎天天立市。不仅照金苏区群众积校上市交易,许多白区群众也千方百计地携带着粮食和其它重要物品前亲出售。通过建立集市贸易,一方面解决了红军的给养问题,另一方面,活跃了群众的经济往来。从而打破了敌人对边区的经济封锁,扩大了红军和苏区的影响。

<h3>深入群众如鱼得水</h3>

一九三二年秋天,当刘志丹把李妙斋留在芋园村开展工作后,李妙斋就和当地的群众建立了鱼水般的情谊。他白天和群众一起干活,了解各种情况,晚上走村串户。秘密宣传革命真理。在他的带领下,很多贫苦农民走上了革命道路。作为革命的领路人,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当庙湾战斗失利后,我军又一次因杜衡的错误路线引导,被强令和数倍于我们的国民党部队打阵地战,陷入被强敌包围的境地,整个照金革命根据地处于比较危机的时期。孪妙斋先是把红军伤员转移到较为隐蔽的龙家寨。由于群众保密,尽管敌军到处搜查,但都没有找到我军伤员。红二团转入外线作战后,大部分敌军尾追而去,但四县民团和地方民团还在疯狂地搜捕我军伤员。但由于李妙斋很好的群众基础,敌人没能抓走我军一个伤员。一天,土桥民团到焦家后川进行清剿,搜查出了我军伤员温治国同志并将其杀害。我军大部分伤员就住在离这里很近的阴坡小庙。敌人刚走,焦家的群众就乘天黑把这些伤员们送到了较为安全的兔儿梁后面的长梁上的一个烧市炭的破窑中。由于和李妙斋之间建立的良好互信,从四川逃难而亲的一家群众主动为红军伤员送饭,解决了伤员的吃饭问题。过了几天,李妙斋通过情报得知,反动民团要到兔儿梁亲搜查,便连夜组织党员和群众积校分子把伤员安全转移到黑田峪村。由于孪妙斋在黑田峪市寸建立了很强的党和群众组织,伤员们得到了很好的照顾。一天早晨,庙湾和柳林民团乘着大雾,联合起来到黑田峪市寸清剿,李妙斋组织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在大雾里搀扶伤员们上山。敌人扑了空以后。就在群众身上撒气。黑田峪的群众任凭敌人打骂,没有一个人说出红军伤员隐藏的地方。晚上,当敌人撤走以后,群众又协助孪妙斋带领的游击队用骡子把伤员安全地转移到兔儿梁隐藏起亲。在频繁的转移过程中,由于群众的精心照料,伤员们恢复的很好。在处于强敌“围剿”的革命低潮时期,由于李妙斋和群众之间建立的鱼水情谊,很好地保证了我红军伤员的安全。

李妙斋对群众和蔼可亲,红军建设薛家寨时,群众们都自觉自愿地出工出老,帮助游击队打堞墙,修哨卡。对于踊跃参加薛家寨建设的群众,孪妙斋总是付给工钱,尽管群众坚辞不受,但孪妙斋都坚决地发给其劳动报酬。当时绣房沟的群众家家都有做军鞋的任务,鞋做好以后,李妙斋都照规定付给工钱,从不叫群众吃亏。

为了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对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封锁,孪妙斋利用他广泛的群众基础,请住在停子沟口的冯彦声当集长。在停子沟建立起了集市,让周围十里八乡的群众到这里搞交易,卖粮、卖菜,并且坚持公平交易让群众先买先卖的原则。这样,不仅苏区群众踊跃上市交易,而且,许多白区群众也千方百计地携带粮食和一些重要物资前来出售。每次快散集时,李妙斋才委托冯彦声把剩余的粮食和蔬菜全买下。原粮由冯家磨面粉送到寨上以后,李妙斋都付给他们一定的报酬。通过建立集市,孪妙斋和冯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当红军资金困难时,冯家也尽量想办法为红军办事。每逢敌人进攻,孪妙斋还专门派人给冯家喊话,有时还把他们全家都设法接到寨子上躲避敌人,红军和老百姓建立起了骨肉情淙的鱼水关系。通过孪妙斋浑厚的群众基础,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方便了群众,活跃了边区的经济。

李妙斋同志牺牲以后,群众都十分悲痛。黑田峪群众祁振海家自愿捐出了两口棺村,把李妙斋和他的警卫员武功掩埋在一号寨洞北面的山坡上。当敌人占领薛家寨后。疯狂残忍地扒开了李妙斋和武功的坟墓,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晚上,杨玉财等群众自发的偷偷上寨,把被敌人破坏的孪妙斋和武功的坟墓又重新修好。此后每到孪妙斋的祭日,群众都会自发的前去扫墓。直到今天,当地的群众还保持着这样的怀念方式。

<h3>个性顽强爱憎分明</h3>

听老人们讲,李妙斋有着很强的鲜明个性。假如孪妙斋笑着走到你身边,那么,你肯定做错了事,严重时甚至有杀头之患。一次,一个游击队队长和一个地主相互勾结,收了地主的好处,就经常为其通风报信,致使我几名游击队队员牺牲。孪妙斋掌握了确凿证据后,有一天,李妙斋笑嘻疃地走到这位队长身边,正当这位队长心虚发怔时,孪妙斋手起刀落,杀死了这个革命队伍里的败类。如果李妙斋神情严肃地走近你,你肯定是立了大功或做了对群众有利的好事,你也一定会受到嘉奖或将担当更加重要的工作。

照金的一个铁匠在国民党五一一团孙友仁(也称孙苍狼)攻进照金时被指定为伪保长。五一一团住扎在街道后,这位铁匠为国民党部队安排了食宿,看到这位铁匠为反革命为虎作伥,李妙斋准备除掉他。这天,看着这位保长进了乡长段金财家,孪妙斋正隐藏在乡长段金财里屋的门后,准备伺机干掉这个保长。而这个保长进门后,却把孙友仁部队遗落的六十九发子弹和三颗手榴弹交给了乡长段金财。李妙斋看见后,立刻改变了想法。当他了解到这位铁匠群众基础很好,只是无奈被国民党指定为保长的现实情况后,李妙斋和他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流和沟通。这位铁匠后亲利用其台法身份做了很多对人民有利的事。

照金大崖子有一个翟家女人,姿色较好,对李妙斋很有好感。她平日里喜欢请李妙斋到她吃饭,孪妙斋也不太推诿。这个女人在吃饭时还时不时地向孪妙斋透露一些国民党八十六师五一一团的情报,利用这些情报,我游击队也打了好几次胜仗。因而,慢慢的,翟家女人和李妙斋就有了比较亲密的关系。但这个翟家女人又同时和五一一团团长孙友仁有染,也时不时地把红军的一些情报无意问透露给了敌方,使我红军游击队也蒙受了不小的损失。李妙斋搞清事情的亲龙去脉后,有一天就来到了翟家。当翟家女人亲呢地迎上亲后,李妙斋突然拔出了手枪,翟家女人还娇滴滴地说:“你打。你打……”,孪妙斋严肃地说:“你向房后面走。”当翟家女人撒着娇走到房后空地时,李妙斋早已举起手枪,枪毙了这个脚踩两只船的风骚女人。

有些时候,李妙斋鲜明的个性也会对游击队带来损失。如孪妙斋过于注重绿林习性,对陈克敏(也叫陈连声)、宁老八等土匪习性难改的投机分子,就过于感情用事。他虽然坚决地镇压了强奸妇女的流氓宁老八,但却过于信任陈克敏。陈克敏在陕甘游击队时,就曾叛变并将特务队队长程双印打死。当革命形势较好时,他又亲投机革命。李妙斋对他过于信任,将其部收编为三支队,让其驻守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龙家寨,却是一个致命的错误。陈克敏后亲匪性不改,时间不长就重操旧业,被雷天一的美人计和高官厚禄所吸引,又一次叛变革命并参加反动民团,与我军对峙抗衡,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为此,边区特委曾让黄子文代替他担任了一段时间的游击队总指挥。正是李妙斋的这一巨大失误。使龙家寨成了反革命武装攻陷薛家寨的重要工具。另外,李妙斋的牺牲与陈克敏也有绝对关系。敌人正是利用了陈克敏对薛家寨地形的熟悉,才从寨前我军末曾设防的崾硷处攀爬小树上寨,攻克了我红军和游击队的大市营薛家寨,给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今天,我们重温这一段历史,也是一种浑刻的反思和教训。

第五篇 照金故事 红军的“军械部”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成立后,创建陕甘边新苏区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边区的武装斗争如火如荼。除主力红军队伍不断壮大外,边区地方游击队、乡市寸农民赤卫军、少年先锋队等群众武装也相继成立,形成了主力红军机动作战、游击队配合主力红军在市地作战、农民赤卫军和红军当年使用过的手榴弹少先队监视土豪劣绅和敌伪人员、敌探人员的三位一体的武装斗争新布局。武装斗争的迅猛发展,对武器弹药等战略物资的需求量也不断增加。因此,中共陕西省委、边特委、红二十六军等部门,在根据地初创时期,就考虑到有计划、有目的地建立修械所,以解决红军和地方武装的军事物资供给问题。

一九三二年底,陕西省委就委派交通员将在西安兵工厂做工的桂生芳和伺来玉同志送到三原,先参加渭北游击队。当游击队与二十六军会合后,就把他们送往薛家寨,与来自淳化土门镇的一位工人及住在薛家寨的当地人陈铁匠一起,组成了最初的修械所,这四位同志也就成了修械所的第一批工人。修械所的任务开始只是修理枪支。当时的枪支大多数是一些落后武器,型号复杂,修理量大。如步枪,有七响后盾、八拉式等,子弹的钻头部分比较大,但每修好一支枪,对困难中的红军来说,就会起很打大作用。这时候,凡是部队送亲的枪支,四位修械工人都会抓紧时间进行抢修。即使不会修理,也要凭经验进行艰难的探索。修械所在艰苦简陋的条件下,有力的支持了根据池的武装斗争。

一九三三年初,陕西省委又通过交通员把在西安兵工厂做工的王定朝和冯永贵同志送到薛家寨,这是修械所的第二批工人。紧接着,红二十六军在杜衡的错误路线瞬迫下南下,南下失败后,刘约三又通过王定朝同志联系了在兵工厂做工的惠子俊、曹富贵、康天元等一十五人到照金革命根据地薛家寨,这是薛家寨修械所的第三批工人。一九三三年七月,王泰吉起义后,随部队到照金的修械工人大约有四、五十个,这个时候,薛家寨修械所的工人大约有七、八十个,这也是修械所工人最多的时期。

惠子俊到照金薛家寨修械所以后,兵工厂才有了蓬勃的生机。这时候,随着革命力量的重新恢复,党组织和主力红军,派出了很多骨干,创建了很多游击队。这些革命队伍,纷纷派人到薛家寨,领红旗,委番号,补弹药。修械所的工作因此而变得更加繁忙,基本上成了红军的“军械部”。修械所的范围也有了质的变化,不但雯修理枪支,还要制造弹药。另外,还研制了很多种很具杀伤力的武器。

面对原料缺乏的困难局面,修械所需取四种措施来解决原料问题。首先是惠子俊同志到西安,利用原亲在兵工厂做工时的关系,冒着敌人的层层封锁,三、四次红军当年自制的土地雷购回了制造舱弹的底火和药品,制造了很多手枪和步枪子弹。其次,修械所和部队将从香山寺搜集来的铜元和麻钱溶铸后,制成了子弹和手榴弹的壳子。再次,命令部队收集旧弹壳,把旧弹壳加工处理后再进行使用。部队也配合修械所下了命令:凡是打仗用过的弹壳,不管是长舱和短枪,打几颗子弹就交几颗弹壳。另外,就是自己制造火药。火药基本上是用锯末等需用土办法制成。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校为艰难的条件下,面对着敌人的“围剿”和封锁,修械所在惠子俊等同志的领导下,研制出了“麻辫手榴弹”和“土地雷”等极具杀伤力的武器。“麻辫手榴弹”是在一个弹壳上绑上几赧麻丝,用一段铁丝压上几根火柴头,装在已经装好的弹壳上,扔出去就响。具有很强的杀伤力。红二十六军二团袭击了三原泾惠渠仓库以后,缴获了几千公斤黄色炸药,修械所有了好原料,在修械所全饰工人的努力下,成功制造出了“麻辫手榴弹”和土地雷。土地雷有拉火的,有踩火的,杀伤力很大。这些新式武器对保卫边区、保卫薛家寨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后来,不仅在薛家寨有修械所,修械所还在红二十六军随营学枝建立了前线的修械组织。随营学枝除大部分是培养军事干部的学员外,另一部分就是修械工人,他们跟着部队一边打仗,一边抢修武器。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红军和各地游击队也不断扩编壮大,对武嚣弹药的需求量也愈来愈大。修械所除供应主力红军的需求外。神木的王保山、吴堡的杨琪、瓦窑堡一带的强世清、庆阳的二路游击队、坪子游击队等。也都经常带游击队熹照金。既修理枪械,又补充弹药。当时,修械所全体人员觉悟很高,常常是加班加点不分昼夜地拼命工作,尽最大可能地满足红军和游击队的各项需求。通过全体工人的不断努力,修械所成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真正意义上的红军的“军械部”。

第五篇 照金故事 百姓段进财趣事

说起段进财,今天的人们或许有点陌生,但在二、三十年代的照金,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因为,段进财家住照金兔儿梁,这兔儿梁是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及谢子长和刘志丹在照金闹革命最早住过的地方之一。耳濡目染,段进财在一九三二年就自觉成了一名拥护革命的农民积极分子。

当时红军游击队到照金后,刘志丹和谢子长就经常住在段进财家。一九三三年三月陕甘边特委和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时,办公地点就设在他的家里。习仲勋、金理科、李妙斋就曾在这里忘我的开展各项工作。当时条件极为艰苦,但大家的精神却十分饱满。正是在这里,边区的各项工作才有了很好的开展和深入。巩固和扩大了农会、妇女会;培养和发展了有觉悟的农民入党,组建了党和团的基层组织:广泛开展了武装工农的工作,成立起了农民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广泛开展了游击战争,扩大了游击区域;为开展土地分配运动、成立红色革命政权做了良好的准备。这些符台群众意愿和要求的工作,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和积校响应。正是这种高涨的革命热潮和气氛的强烈渲染,段进财积校要求进步,很快就加入了农民赤卫队,并担任了兔儿梁市寸的农会主任。当边特委和游击队总指挥部由兔儿梁迁往薛家寨时,在他的带领下,兔儿梁村的广大群众和积校分子都踊跃参加了薛家寨的整修、加固工作。由于他工作积极。进步很快,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其产党,成了一名忠诚的革命者。

陕甘边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他更是积校的响应周冬至和习仲勋主席的号召,成立了包括兔儿梁在内的照金乡革命委员会。在段进财的努力下,照金乡的各项工作都走在了边区建设的前列,他因此也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边特委及革命委员会领导的高度肯定。

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暂时失守后,段进财毅然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光荣地成为了一名红军指战员。从此,他跟随红军南征北战,北上延安。后来跟随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西北野战军四纵、第一野战军四军、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等参加了延安保卫战等一系列解放陕西全境的很多战役。我军解放礼泉县城后,他以营长的职位转业到地方工作。

转业到礼泉县工作后,段进财很不适应。组织安排他到礼泉县人民法院工作,任副院长,更使他感到了前所末有的工作压力。当时县城刚刚解放,各种反革命势力蠢蠢欲动,要审结的搴子很多,当下属每每拿亲一打文件来审批时,由于段进财不认识字,他只好每次进行圈阅,每次圈阅后他深感责任重大而常常忐忑不安。一想到他所画的这个圈,很可能使有人坐牢、有人杀头,一生严肃认真的他,就有点如坐针毡的感觉。慢慢地,他产生了请假还乡的念头。

向组织请假时,组织考虑到他背井离乡,为了中国革 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很多贡献,就痛痛快怏接受了他的请求。组织准许他骑着随他征战多年的战马,拿着他心爱的 盒子枪(因为刚刚解放,有很多土匪出没)回家。

回到家乡后,他日夜不停地在自己熟悉的土地上耕作,干起农活来。他觉得自己有使不完的劲,他便把全部热情投入到了新中国建设热潮下的家乡建设中里。眼看一个月过去了,组织上派他的警卫员亲催促他。而他在这一夜,思前想后,彻夜难眠。第二天早上,他终于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对于新中国建设来说,他不适合当一个生杀予夺的官,而他更适合于当一个农民。

他坚定地让警卫员把马匹和盆子枪带回并上交给了组织。从此,他便在照金这块红色的土地上做了一个地地道道踏踏实实的农民。他自觉地带领农民,和当年建设陕甘边苏区一样,开荒修地、治山治水、修路平田……:他一生淡泊名利,不计较个人地位,在家乡平乎安安的度过了自己平凡的一生。党组织并没有忘记他,在他逝世后,组织仍然为他举行了追悼会,他的战友也大多都亲参加了他的追悼仪式。只是仪式较为简朴一些。也许这样更适合他这个普普通通的百姓一些……。

第五篇 照金故事 杜衡其人

如累对早期的西北革斗争史稍作了解,那么在陕西省委里以杜衡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红军游击队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所产生的严重影响就昭然若揭。杜衡的“左”倾路线就像幽灵一般,在游击队和红军发展了,危害就会接踵而至。使红军游击队和根据地的发展一波三折,每每使革命事业处于频临灭亡的危险境地。

就在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初创时期,当时的省委书记杜衡就指派他的代表孪杰夫赶到甘肃正宁的三嘉塬,担任红军陕甘游击队政委,执行“左”倾路线,和谢子长总指挥在攻打阳坡头、山河镇、旬邑县城等战斗中发生了很多严重分歧。虽然游击队取得了很多场胜利,但一九三二年四月下旬,杜衡在红军陕甘游击队巡视工作时,就根据孪杰夫的片面汇报,撤销了嘲子长的总指挥职务,并撤销了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对以谢子长为首的游击队领导横加指责。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土匪路线”等大帽子。以取消主义的手段,将部队编成了三、五两个支队。直到五月份,敌人调集重兵对我游击队进行分路“进剿”,才根据斗争需要恢复了以刘志丹为总指挥的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就在刘志丹率领我红军游击队转战十余县,取得了近十场胜利的大好形势下,杜衡又指派他的代表李艮在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到陕甘游击队巡视工作,并担任政委。他不顾大敌当前,要求游击队在正宁的一个小山村五顷塬子分配土地、打阵地战、打攻坚战,致使我游击队受到了校为严重的损失。杜衡在我西北红军陕甘游击队时期所执行的校“左”路线,就给红军和游击队的创建和发展造成了严重危害和损失。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陕西省委派杜衡来到陕甘游击队,着手进行红二十六军的筹组工作。杜衡一来到部队,就干了不少坏事。他为了排挤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等游击队创始人的正确领导,利用新成立的士兵委员会,在杨家店子召开会议。发起了前后持续一个月的“整军”运动。这个运动名为整军,实为整人。他给谢子长、阎红彦等同志扣上了“打骂士兵”、“军阀主义残余”等帽子,还借口他们工作不力。用《苏武牧羊》的曲调编了一个讽刺的歌曲,让战士们唱。并煽动部队的极端民主化情绪。主张部队的一切事情都由士兵委员会亲决定,其实是在为排挤谢子长、刘志丹等同志对部队的领导而大造舆论。杜锄还巧舌如簧,到处以“左”的华丽辞藻来装饰自己,吓唬别人,他不仅毫无根据地指责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等人是“右倾机会主义”、“稍山路线”等。还以校为不健康的意识煽动战士们对游击队领导的不满情绪。结果,在十二月二十二日的党员大会和士兵代表大会上,错误地撤销了他们四人的职务。二十四日,陕甘游击队在宜君县转角镇(今属句邑)举行改编授旗典礼,杜衡宣布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他自任军政委兼团政委,而谢子长、阎红彦同志被迫离队到上海受训。他见无法诋毁游击队老领导在队伍中的崇高威信,在广大战士的强烈要求下,只留下了刘志丹同志在部队继续工作,但剥夺了刘志丹对部队的指挥权,只给了一个团政治处处长的虚职。

一九三三年初,红二十六军二团消灭了宜君焦家坪民团,又在耀县香山寺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分粮运动,革命形势普遍高涨。杜衡的“左”倾思想迅速膨胀,他不顾红军的现实力量和刘志丹等人的校力劝阳,主张一举荡平庙湾。进攻和我们有着统战关系且实力十分强大的庙湾夏玉山民团。结果我军损失惨重,损失了很多马匹和枪支,骑兵团伤亡严重。此战不但我就遭受了十分严重的损失,而且破坏了刘志丹和孪妙斋同志和夏玉山民团多年建立起的良好的统战关系。被激怒了的夏玉山,此后多次率民团向我根据地北部猖狂进攻。而且,在香山寺一带,疯狂屠杀了我六、七十名农会干部和革命群众。这是杜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又一次碰壁。庙湾战斗失利后,战士们议论纷纷,公开评论杜衡的“不懂军事”、“瞎胡闹”,迫使杜衡在向省委汇报时也承认自己在“军事上完全不懂”,“威信是削弱了”,要求省委更换政委。另一方面,社衡也想借机溜回大城市。杜衡不得已,起用了身经百战的刘志丹任参谋长,并把他极力怂恿进攻庙湾的原参谋长郑毅作了“替罪羊”,用了推卸责任的伎俩。

一九三三年二月,国民党骑兵团、特务团、警卫团各一营,协同庙湾夏玉山民团,孙辅成(孙友仁)为总指挥,向我根据地发起了又一轮“围剿”。以刘志丹为首的红二团领导,主张避开敌人的锋芒,跳出照金,到外线寻机作战,以调动敌人撤离我根据地来争取主动局面。但杜衡却否定了刘志丹的正确意见,采取了“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要求我军不惜一切代价,打阵地战和防御战,并执意将部队垃到芋园,待敌进攻。结果,坐失良机,致使红二团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二月四日,敌人分三路包围了我军驻地上芋园和下芋园,红二团被迫进行抗击。敌人的火力很猛,步枪、机关枪、迫击炮弹,像雨点一梓射向我前沿阵地,我军伤亡严重。当我军被迫撤退时。庙湾夏玉山民团早已堵了退路,形势万分危急。若不是渭北游击队赶来,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杜衡的“左”倾主义路线,又一次严重碰壁。这次战斗,不仅使红二团失去了在战争中的主动权,而且对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造成了很大损失。当红二十六军跳出台围转移到台水县黑木塬时,杜衡又给照金革命根据地后方写了一封信,竟天真地提出要在陕北创建苏区并且发展骑兵,打通国际路线。遭到了照金革命根据地后方机关的坚决反对。三月三日,杜衡却借机离开部队回了省委机关。

杜衡溜走后,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各项事业取得了很大发展。边特委、游击队总指挥部、陕甘边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红军在外线和根据地内部也取得了多次作战胜利。五月下旬。杜衡又从西安二返红二团。此时,国民党又调集重兵和周围的反动民团向我照金革命根据地疯狂进攻。面对十分困难的形势,杜衡完全丧失了信心。六月十七日,杜衡授意边特委和红二团党委在照金北梁召开联席会议。杜衡在会上认为:敌人力量太强大,致使我军天天跑着打游击,根据地又很难扩大,主张南下渭华创建根据地。杜衡堂而皇之地提出了四条理由:渭华有渭华暴动的影响;党的基础好,群众觉悟高:人口稠密,物产丰富,便于扩大红军;可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合,直接威胁西安。刘志丹和金理科等认为:南下没有出路,必须以桥山中段为依托开展活动,发展和巩固根据地。杜衡不等刘志丹把话说完,便蛮横无理地给刘志丹扣上了“一贯右倾”的大帽子,凭借其军政委的权利,强词夺理,定下了南下渭华的错误决定。后来,在三原二台子召开的会议上,杜衡又一次继续奢谈南下渭华的“政治意义和四大有利条件”,并指名让刘志丹表态,承认错误。这样,红二团在杜衡的政治胁迫下继续南下。中途,杜衡借口回省委汇报工作,又一次从部队溜走。红二团南下后,不但没有群众欢迎,而且连地下党也找不到。实际上,当时渭华地区正处在革命低潮,色恐怖严重,所以,我军一下子就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困境。在国民党重兵的追剿下,虽浴血奋战,但仍然兵败南山。红二团的南下失败,彻底宣告了社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破产。

杜衡本人,也彻底暴露了自己投降主义的丑恶面目,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在西安被捕后投降变节,沦为国民党反动派的鹰犬,破坏了整个陕西省委,带着敌人疯狂地捉拿革命者。他还公开在报纸上发表自白书,向敌人摇尾乞怜,供述了陕西省委的所有机密。在自白书里,他还供认到:“任庙湾战斗后,就动摇了,没有信心了”。彻底暴露了他卑劣的政治品质和极为丑恶的肮脏灵魂。

对于杜衡,还要介绍的是:杜衡,陕北人。又名励君、振庭。曾任中其陕西省委书记、红二十六军军政委。对于这位在西北红军发展史上,有着斑斑恶迹的历史小丑,我们只能知道这些。也许,我们只需要知道这些。

第五篇 照金故事 匪首张传彦宁的传奇一生

张彦宁是国民革命时期在照金地区的一个炙手可热的传奇人物。

张彦宁出生在照金坟滩村一个较为富裕的大户人家,自幼不好好读书,但却喜好舞拳弄棒,时常游手好闲,横行乡里。没有学到多少四书五经,但却练就了一身好武艺。由于他生性爆烈,他稍通文墨的父亲也管不住他。民国初期。正直各县、乡大力发展民团和联保的时期,这时县里称民团,乡里的协同组织称“联”,头目称“联头、副联头”。民团和联的主要任务是防止回兵、军阀和土匪对当地百姓的劫掠。由于张彦宁武艺高强,又能双手握枪,而且几近百发百中,因而被当时的县民团团总看中,就当了照金联的联头。当时,年轻气盛的张彦宁,也曾率领联保痛击了军阀刘镇华部张治功带领的二百人的劫掠,也杀死了几个打家劫舍的土匪,对于回民“马家军”的多次烧杀抢掠给予过迎头痛击,为当地百姓做了一些好事。直至一九三零年,耀县保卫团成立后,照金才真正成立了地方民团,由张彦宁任团长,属小丘区团。

当了民团团长,凭了曾经辉煌的战绩,张彦宁在照金也就自然成了呼风唤雨的人物。此时的他,帮助国民党反动政权收粮、收捐;强迫百姓在他盘踞的后沟寨子打堞墙、筑寨门、挖工事,彻彻底底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一九三二年,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经常到照金活动,张彦宁就帮助当地的地主豪绅把粮食和盘剥的贵重物品运往后沟寨子,俨然成了地主豪绅的“保护神”。另外,他校力维护国民党反动派建立的保甲体系,和国民党八十六师五一一团紧密配合,和耀县保卫团遥相呼应,为反动派通风报信,与我红军游击队为敌,彻彻底底地站在了革命的对立面。在我红军游击队和国民党部队的多次交锋中,他见缝插针,充当帮凶,以后沟寨子为据点。对我红军游击队和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构成了极为严重的威胁。

张彦宁曾四次在我红军游击队的眼皮子底下得以逃脱,四次死里逃生的经历,使其颇具传奇色彩。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夜晚,也就是农历正月十五晚上,当张彦宁民团在照金街耍社火狂欢做乐之际,我红军游击队在谢子长的带领下,根据情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包围了照金民团。张彦宁利用自己对地形十分熟悉的便利条件,在我军收缩包围圈的时候。利用茫茫夜色做掩护,从照金后河处脱逃,然后逃入金刚庙密林中,我红军游击队虽然聚歼了照金民团,但张彦宁却侥幸躲过一劫。红军游击队撤走后,他又堂而皇之地回到照金后沟寨子,继续与革命和人民为敌。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二日,当我红军陕甘游击队,在谢子长率领下用计一举在张彦宁家坟滩村全歼国民党三县保卫团时,狡猾的张彦宁安排好保卫团的一切接待事宜后,以很高的警觉性连夜晚躲进了其盘踞多年的后沟寨子,又一次躲过了红军的追捕。一九三二年十月,阎宏彦率领陕甘游击队五支队到照金一带活动。当时阎红彦扮作国民党正规军特务团的一个“排长”,下属用轿子抬着他,步履蹒跚地来到了张彦宁的老巢坟滩村。对于这初来乍到的部队。张彦宁十分怀疑,从省党剖获得的信息却是,红军游击队已被陇军警备九十七、九十八团及陕军的几个正规团追赶到了陇东的南梁一带,而且已渍不成军。看着部队“排长”的做派,张彦宁渐渐相信了这是他们自己的队伍。初夜时分,张彦宁放市公了警惕,把一排人全部分散安排在了后沟寨子的各个防守据点。午夜时分,突然几声枪响,我红军游击队五支队在阎红彦的周密部署下,一举缴了照金民团的械。这次,狡猾的张彦宁也没逃厄运,乖乖成了俘虏。原亲红军游击队在这一时期,分成了三、五两个支队,进行分散活动,五支队队长阎红彦就是利用了敌人的这一错误判断,设计又一次解;央了照金民团。抓住张彦宁后,游击队把他和几位小头目关在一间民房里,由一老一少两个红军战士看管。这天午夜,大雨滂沱。伸手不见五指,和张彦宁一起关押的几个小头目早已吓破了胆,而狡猾的张彦宁却用土炕上的一个盛猫食的破碗的豁口,磨断了捆绑他的绳索,以要解手为名,当小红军正在津津有味地听老红军讲战斗故事的时候,骗过了一老一少两个红军战士的耳目,隐身在了一篇漆黑中。进入莽莽黑色后,他又一次利用对地形的捻熟,消失在了茫茫的黑夜里。一九三三年七月,王泰吉起义部队和耀县游击队来到照金后,边特委和指挥部决定,集中优势兵力,打开张彦宁民团盘踞多年的后沟寨子,拔掉这颗禊入我照金革命根据地的钉子。我军用迫击炮弹、旆辫手榴弹和轻重武器进行了猛烈攻击后。派赤卫队队员段羊进寨谈判,敌人见大势已去,便乖乖缴枪投降。张彦宁见已无法挽救危局,遂手持双枪,打死我红军数人后,从寨西崾硷处的羊肠小道亡命脱逃,这是张彦宁第四次从红军手心里逃走。但从此以后,张彦宁只能龟缩在小丘寺坡一带,除了配合国民党大军“围剿”我根据地以外,再也不敢向我照金革命根据地越雷池一步。

张彦宁性格暴戾残忍,经常睁着眼睛睡觉,而且常常手握着枪,一有动静,不管是谁,就会不假思索的扣动扳机,常常是草菅人命,杀人不眨眼。光他手下的团丁就有几个人无端地命丧在他的枪下,他残杀起我游击队战士和农会干部亲毫不手软。一九三三年十月底,在配合国民党重兵攻占了我薛家寨后,张彦宁带着团丁到处搜查我红军伤员和农会干部,并将多名伤员和革命干部杀害。当他在箭穿崖处捕住我赤卫队曾经和他谈判过的队员段羊后,对他进寨子谈判的事耿耿于怀,竟咬牙切齿地把他残忍地从悬崖上推下了深谷。

一九三四年,当我第三路游击队再次解放照金后,张彦宁就一直退缩在小丘和寺坡一带,担任国民党西和联保保长和国民党西爱乡乡长,敌人每次进攻我苏区根据地,他都充当着敌军的急先锋,深入苏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七年的十几年间,对我苏区犯下了很多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

再狡猾的狐狸也会露出马脚,难逃其灭亡的命运。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夜,中其淳耀县委、县政府决定由独立营、警卫队及各区民兵联合攻打张彦宁盘踞的寺坡镇。在县长习正宝的带亲下,部队分别从香山寺、畅家山一带出发,由独立营担任主攻。一到据点,突击队立即摸到敌碉堡外的第一道壕沟,用手榴弹接连轰击,敌守军还在睡梦中。还没丰得及穿衣,便在手足无措中慌忙逃窜。警卫队立即占领制高点,用机枪拦截。张彦宁见势不妙,慌忙顺沟逃窜,被击毙于草丛中。此役毙敌俘敌共六十九名,缴获机枪三挺,步枪、驳壳枪、手枪五十八支,子弹万余发,手榴弹二百多颗等,淳耀县军民无一伤亡。经过此次战役,张彦宁终于结束了其血债累累的罪恶生命。

张彦宁被击毙后,他的首级被割下来当作一个活生生的反面教材,挂卡在原照金中学门前的一颗榆树上。据一些老人讲,当时张彦宁的人头,面目狰狞,鲜血淋漓,十分疹人。据说张的一个南家胞弟曾偷偷地把头取下掩埋,但第二天就被政府发现,责令其恢复到原来的情状,他的这个胞弟也因此被批判了很多次。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胞弟也因此遭祸,带上了反革命帽子,直到疯癫而死。在我们的记忆里,我们上小学时,那裸榆树的数椏上还有一个头骨佝偻,每到哪里,我们都会头发直竖。但也就是稽于此,我们知道了一代“匪首”张彦宁的传奇故事。

附录:西北红军序列表

1,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队(1927年10月12日至1928年1月30日清涧起义时成立)

(1)陕北军事委员会

书记:唐澍

委员:谢子长 李象九

(2)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队

总指挥:唐澍

副总指挥:谢子长

参谋长:阎揆要

下辖四个大队,谢子长兼任二大队队长。

2,西北工农革命军(1928年5月10日至1928年8月上旬渭华起义时成立)

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

主席:刘志丹

总司令:唐澍

政委:刘继曾

参谋长:王泰吉

总顾问:许权中

军党委书记:吴浩然

政治部主任:廉益民

政治部副主任:吴浩然(兼)

经委主任:杨晓初

经理部主任:王庆兰

卫生部主任:邢运堂

军法处处长:许尚志

第一大队大队长:赵亚生

第二大队大队长:武培谟

第三大队大队长:谢子长(兼)

第四大队大队长:雷天祥

骑兵大队大队长:许权中(兼)

赤卫队队长:张汉俊

3,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1931年4月至1931年9月)

大队长:拓克宽 阎红彦(后)

政委:杨重远

副大队长:阎红彦吴岱峰

第一中队队长:阎红彦

第二中队队长:白锡林

第三中队队长:不详

4,南梁游击队

总指挥:刘志丹

军需:马锡五

第一大队大队长:赵连壁 副大队长:刘景范

第二大队大队长:杨培胜 副大队长:白冠五

第三大队大队长:贾生财 副大队长:谷聚山

5,西北反帝同盟军(1932年1月至1932年2月11日)

(1)中共队委会(1931年10月底成立)

书记:谢子长

委员:刘志丹 阎红彦 杨重远 胡廷俊 白锡林

(2)西北反帝同盟军

总指挥:谢子长 副总指挥:刘志丹

政委:李杰夫

参谋长:杨重远 参谋:荣子卿

政治部主任:黄子文

经理处主任:雷云亭

第一支队队长:师储杰

第一大队大队长:阎红彦

第二大队大队长:杨鼎 副大队长:吴岱峰

第三大队大队长:雷恩均 副大队长:陈玉清

警卫大队大队长:白锡林

第二支队队长:刘志丹(兼)

参谋长:朱理凯 军需:马锡五

第一大队大队长:赵连壁 副大队长:刘景范

第二大队大队长:杨培胜 副大队长:白冠五

第三大队大队长:贾生财 副大队长:谷聚山

警卫队队长:刘丕杰

6,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1932年2月12日至1932年4月底)

(1)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总指挥:谢子长

政委:李杰夫

参谋长:杨重远

政治部主任:黄子文

第一大队大队长:阎红彦 政委:高岗

第二大队大队长:吴岱峰 政委:杨重远

第三大队大队长:雷恩钧 政委:程玉清

警卫大队大队长:白锡林 政委:胡廷俊

骑兵大队大队长:强龙光 政委:杨森

骑兵大队副队长:杨琪

(2)1932年4月至1932年5月上旬。1932年4月22日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宣布撤销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和谢子长的总指挥职务,部队编为两个支队。

第一支队队长:刘志丹 政委:李杰夫

参谋长:吴岱峰

供给主任:刘约山

第二支队队长:阎红彦 政委:黄子文

参谋长:杨重远

(3)1932年5月10日至1932年6月下旬

总指挥:刘志丹

政委:李杰夫

参谋长:杨重远

政治部主任:黄子文

部队仍然分为三、五两个支队进行活动。

(4)1932年6月下旬至1932年8月31日

总指挥:阎红彦 政委:李艮

第一大队大队长:高保山 政委:黄子文

第二大队大队长:刘志丹 政委:刘志丹(兼)

副大队长:吴岱峰

第三大队大队长:高鹏飞 政委:阎润品

骑兵大队大队长:强龙光

(5)1932年8月31日至1932年9月中旬

总指挥:谢子长

下属两个步兵大队及一个骑兵队,9月中旬后分散活动。

7,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1932年12月24日至1933年7月)

团长:王世泰

政委:杜衡 汪锋(代)

参谋长:郑毅 刘志丹(后)

参谋处长:杨重远

政治处长:刘志丹

管理处长:杨琪

经理处长:刘约山

步兵第一连连长:李亚夫 指导员:李秉荣

步兵第二连连长:吴岱峰 指导员:高锦纯

骑兵连连长:曹胜荣 张世清(后一) 李光明(后二) 杨琪(后三)

骑兵连指导员:张秀山

少年先锋队队长:王有福 指导员:魏武

随营学校校长:李杰夫 指导员:汪锋

8,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1933年8月11日)

总指挥:王泰吉

政委:高 岗

参谋长:刘志丹(1933年10月后任)

(1)红四团

团长:黄子祥

政委:王柏栋 张秀山(后一) 杨森(后二)参谋长:李天赦

(2)西北抗日义勇军

总司令:王泰吉

参谋长:谈国帆

政治部主任:杨声(刘映胜)

第一大队大队长:郑子明

第二大队大队长:任建民

第三大队大队长:张龙韫

第四大队大队长:周德民

第五大队大队长:谈国帆(兼)

(3)陕甘边游击队三支队

党代表:张邦英

队长:陈学鼎

副队长:张仲良

9,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1933年11月至1935年2月)

师长:王泰吉(1933年11月至1933年12月)

刘志丹(1934年1月至1934年5月)

杨森(1934年5月至1935年2月)

政委:高岗(1933年11月至1933年12月)

杨森(1934年1月至1934年4月)

张秀山(1934年4月至1934年5月)

高岗(1934年5月至1934年7月)

谢子长(1934年7月至1934年12月)

张秀山(1935年1月至1935年2月)

参谋长:刘志丹

政治部主任:黄子文 龚逢春(后)

第一团团长:陈国栋 政委:张仲良

第二团团长:刘景范 政委:胡彦英

第三团团长:王世泰 政委:李映南 黄罗斌(后)

骑兵团团长:王世泰 政委:李映南 黄罗斌

黄子祥 杨森(后一) 赵国卿(后二)

政委:杨森 张秀山(后一) 高锦纯(后二)

西北抗日义勇军

司令员:郭宝珊

政委:任浪花

一大队队长:陶荣启

二大队队长:王东来

三大队队长:杨茂堂

西北军政干部学校

校长:刘志丹

政委:习仲勋

副校长:吴岱峰

10,陕北红军总指挥部(1934年7月至1934年9月)

总指挥:谢子长

政委:郭洪涛

参谋长:贺晋年

11,陕北红军独立师(1934年8月至1935年1月)

第一团团长:贺晋年 政委:刘光 马佩勋(后)

参谋长:路文昌

第二团团长:郭毓仁 政委:马万里

参谋长:惠世良

第三团团长:王兆相 政委:杨文谟

参谋长:刘镇西

12,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八十四师(1935年1月至1935年2月)

师长:杨琪

政委:张达志

参谋长:朱子休

第一团团长:贺晋年 政委:马佩勋

第二团团长:郭毓仁 政委:马万里

第三团团长:王兆相王世杰(后) 政委:杨文谟 樊文德(后)

13,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1935年2月至1935年9月)

(1)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

主席:谢子长 刘志丹(后)

副主席:刘志丹 高岗(后)

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白坚

参谋长:朱子休

(2)前敌总指挥部(1935年5月4日成立)

总指挥:刘志丹

政委:高岗

政治部主任:白坚

秘书长:范子文

1)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

师长:杨森

政委:张秀山

第一团团长:陈国栋 贾义斌(后) 政委:张仲良 郭炳坤(后)

第二团团长:孔令甫 政委:胡彦英

第三团团长:王世泰黄罗斌(后)政委:黄罗斌

骑兵团团长:赵国卿康健民(后)政委:高锦纯

西北抗日义勇军司令员:郭宝珊

政委:黄罗斌 马佩勋(后)

2)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八十四师

师长:杨琪

政委:张达志

参谋长:朱子休

第一团团长:贺晋年 政委:马佩勋

第二团团长:郭毓仁 政委:马万里

第三团团长:王世杰 政委:樊文德

3)陕甘晋军政干部学校

校长:吴岱峰

政委:张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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