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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全集第六卷》 正文 花光和雪光 从湛江回来，眼前总是萦绕着湛江的醉人的景色，平常所熟悉的北京窗前的一切，似乎都显得暗淡了。直到前几天一觉醒来，看见檐前光辉夺目，赶忙爬起凭窗一望，原来昨夜下了一场大雪！屋上地上厚厚软软地一白无际，几只寒雀在蒙着一层雪片的枯枝上啁啾上下；几个上学的、穿着红色蓝色“棉猴儿”的孩子，手里握着雪球在新扫出来的一条小道上，嚷着笑着地奔走追逐。琉璃世界之中，亭立在小山上的几棵白皮松，衬托着这几个跳动着的红蓝的小点，显得加倍地清新、庄严、活泼。一阵快乐的感觉，涌上我的心头，我们祖国的冬天无论在地北天南，都是这样地可爱呵！ 我又神游于十天以前，我在湛江的寄居地点，那是湛江海滨招待所，光这“海滨”二字，就给人以一个醍醐灌顶的清凉的感觉！我的窗外是一丛小酒瓶那样粗的翠竹，翠得发墨。翠竹的旁边，就是几棵高与人齐的“一品红”，喜盈盈、红艳艳地开满了盘子大小的大红花；这后面是一行白玉兰树，叶子是浅绿色的；玉兰树的后面，又是一行相思树，叶子像眉毛一般，细长细长的，树梢开着黄色的小花；相思树的后面，是一行英雄的木麻黄树，这种树，值得我们大书特书，讴歌颂赞！论它的形象，真是刚健婀娜，有松柏之佼佼，又有杨柳之依依，它的直立的躯干，长针形的叶子，比柳坚强，比松柔媚，远远望去，郁郁葱葱地，总像笼罩着一身轻纱似的烟雾。这种树，还有一个最惹人怜爱之处，就是它爱海，越是把它栽在海滨，受着海风，沐着海涛，它越是长得快！湛江的人民，摸着了它的禀性，以农业合作化的威力在八百公里长的海岸上，密密层层地建立起木麻黄树的长城。这几千万棵树，就像并肩交臂、迎风欢笑的披着长发的姑娘，在海浪喧哗摇撼之中，聚沙垒石，与海争地……聪明勇敢的湛江人民会告诉你，这些树给千百年来受着海水风沙祸害的人们，带来了多大的幸福！ 话一说就远，我应该勒住我笔头的野马，谈一谈湛江的“花光”。在湛江，真是有花皆艳，无叶不香！除了一品红之外，那边的红花，品种多到不可胜数，湛江人把红花太看得贱了，单瓣的，双瓣的，垂着长蕊的，……只要是红色的，都笼统地回答你说：“没有什么特别名字，横竖是大红花呗！”那种司空见惯的自豪而又“无所谓”的神情，叫人又羡又妒！ 在那边，不但花香，叶子也是香的，香茅草长得遍地，还有什么香根、大叶桉、小叶桉……随便摘下一片叶子，在手心里揉一揉，都是清香扑鼻。多么饱满肥沃的地脉呵，十二年来，人民翻了身，地脉也解放了，它尽情地、涌流不息地从每一朵花、每一片叶子上呈现发散出自己万千年来蕴积的艳色与浓香！ 湛江是红艳艳的，北京是白灿灿的，在这天南地北之间，游观居住的新中国人民，是无比的幸福的！我心里在这样地歌颂感谢着。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１９６２年１月１４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正文 记广州花市 去年年底，我在广州时节，朋友们对我盛称花市的风光，一再敦劝我说：“你过了春节再回去吧，这里的花市是不可不逛的！”我虽然心动，但是我终于一九六一年的除夕，飞回北京来了，对于逛广州花市的计划，认为只好推到悠远的将来，想不到因有出国之便，在春节前又到了广州！ 在南下的飞机上，大家已经兴高采烈地谈着广州的花市。 一到广州，那边来接的朋友，立刻就给我们提出逛花市的日程。最内行的人说，逛花市不要夜里去，固然是“花市灯如昼”，但是夜里人更多，见人不见花，要看花还是白天去好。 这一天，就是农历大年夜的前一天，我们吃过午饭不久，就迫不及待地跑到越秀区的花市去了。 我们发现那里是花山，也是人海。在鲜花和绿叶堆成的一座座山下，奔流着汹涌的人群，我们走入春天的最深处了。 我们常爱说：“百花齐放”，但是在祖国的北方，百花是应着节序开的，就是在巧夺天工的温室里，也不能过于违背了自然的规律。在祖国的南方，天气基本上都像北方的春秋，因此百花就随着人的意愿而开放。在花市里高矗着一面红格的广告牌，上面标着花儿的名字和价格。什么桃花，牡丹花，菊花，桂花，水仙花，梅花……这都是我们常见的、平时决不“分庭抗礼”的花朵，今天却都挤在这里的花摊上，争妍斗艳地，显示着她们独特的风姿神韵，来征求爱好者的选评。 此外还有许多在北方不常见的如吊钟花，墨兰花，以及我自己从未听过看过的色艳香浓的花朵，如同看到舞台上和文坛上新出现的演员和作家一样，先是突然的惊讶，又继以无边的喜悦！ 我们随着人流涌去，在温暖的阳光下，额上、背上都出了汗，我们一面脱下大衣，一面眼望着台上的缤纷灿烂的繁花，身子却随着人流转移。这时一个孩子向我怀里撞来，他穿着短袖的单衣，赤着脚，一只手里举着一枝鸡冠花，另一手牵着一个黄色的大气球，兴冲冲地只顾往前走。他抬头向我抱歉似的羞涩地微笑了一下，又钻进人群去了。我回头望了他一眼——也只能望一眼，后面的人又催涌上来了。鸡冠花，多么平凡的一种花，也许他手里只带着一两分钱吧，但是他已经买到了春天！我又回头望了一眼，我看见那朵黄色的气球，还在如海的春光和人流上飘荡着……这一天，我看见了花，也看见了人，但也可以说是什么都没有细看，比方说，我看见了许多从各地来的朋友，他们没有看见我，后来也有人说在花市里看见了我，但是我没有看到他们，我只得到了一种“春深如海”的佳节的气氛，这佳节的气氛是可爱的，可宝贵的，令人振奋欢乐的。我小的时候，在福州的灯市，北京的厂甸里以及现在过“五一”“十一”的时候，也都深深地感到这种气氛。这是劳动人民大展奇才，大事休息的佳节，人们对于这些日子都有着欢乐的期待，欢乐的期待永远是一服兴奋剂。广州花市过去一个多月了，北京的花朵还没有在户外开放，我就是在欢乐的期待之下写出这篇短文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１９６２年３月１１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正文 尼罗河上的春天 通向凉台上的是两大扇玻璃的落地窗门，金色的朝阳，直射了进来。我把厚重的蓝绒窗帘拉起，把床边的电灯开了一盏。她刚刚洗完澡，额上鬓边都沁着汗珠，正对着阳光坐着，脸上起着更深的红晕，看见我拉过窗帘，连忙笑说：“谢谢你，其实我并不太热……”一面低下头去，把膝前和服的衣襟，更向右边拉了一拉，紧紧地裹住她的双腿。 我笑说：“并不只是为你，我也怕直射的阳光，而且，在静暗的屋子里，更好深谈。” 我说着绕过床边去，拿起电话机，关照楼下的餐厅，给我们送上三个人的茶点来。 秀子抬起头来，谦逊腼腆地微笑说：“我们到达的那一天，听说你们去接了两次，都没有接着。真是，夜里那么冷，累你们那样来回地跑，我们都觉得非常地……非常地对不起！” 我坐在床边，给她点上一支烟，又推过烟碟去，一面笑说： “在迎接日本朋友上面，‘累’字是用不上的。你不知道我们心里多么兴奋！自从东京紧急会议以后，算来还不到一年，我们又在开罗见面了。为着欢乐的期待，我们夜里都睡不好，与其在旅馆床上辗转反侧，还不如到飞机场去呆着！”她笑了，“飞机误了点，我们也急的了不得……说到‘欢乐的期待’，彼此是一样的，算来从塔什干会议起，我们是第三次会面了，我一直以为世界是很大的，原来世界是这么小。” 她微笑着看着手里袅袅上升的轻烟，又低下头去，这时澡室里响起了哗哗的放水的声音。 我说：“世界原是很大的，但是这些年来，在我的心里，仿佛地球上的几大洲，都变成浮在海洋面上的大木筏，只要各个木筏上的人们，伸出臂，拉住手，同心协力地往怀里一带，几个木筏儿便连成一片了……我看到这一届亚非作家会议的徽章，上面是一只黄色和一只黑色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感觉！” 秀子的眼睛里，闪起欢喜的光辉，“你这句话多有诗意！ 只要这几大洲上的人民，互相伸出友谊的手……” 这时穿着阿拉伯服装的餐厅侍者叩着门进来了，他在小圆桌上放下一大茶盘的茶具和点心，又鞠着躬曳着长袍出去了。 我一边倒着茶，一边笑问：“我们的东京朋友们都好吧？ 他们写作的兴致高不高？” 秀子说：“他们都好，谢谢你。尤其是从去年东京会议以后，他们都像得了特殊的灵感似的，一篇接着一篇地写。你知道，有些报纸刊物不敢用他们的文章，认为太触犯美帝国主义者了。他们的生活是有些困难的，但是他们读者的范围，天天在扩大，因此，他们的兴致一直很高。” 澡室的门开了，和子掩着身上的和服走了出来，一面向后掠着粘在额上的短发，一面笑说：“你们这里的水真热，我的身上足足轻了两磅！你知道，从离开东京我们就没有好好地泡过澡了，我们那个旅馆，只在早晚才有热水，而且还是温的！”她笑着坐到秀子对面的、圆桌边的一张软椅上，接过我递给她的一杯茶来，轻轻地吹着。 我笑说：“我早就说过，你们尽管来，对我一点都没有麻烦，而且还给我快乐。在会场上见面，总是匆匆忙忙的……” 和子从桌上盘里拿起一块点心吃着，笑问：“你们刚才在谈什么，让我打断了？接着往下讲吧。”秀子微笑着望着我，我便把她的话重复了一遍。 和子收敛了笑容，凝视着自己脚上银色的屐履，慢慢地说：“生活困难是不假，我的评论文章是不大登得出去了，就是山田先生，驹井先生……那么受人欢迎的小说家，也有些出版商不敢接受他们的作品……”她抬起头来，眼里闪着勇敢和骄傲的光，“的确，自从去年东京会议以后，我们都增加了勇气，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孤立在三岛之上，隔着海洋，不知道有多少人民，都在响应着我们的正义的呼声！最使我们感动震惊的，还是那些非洲代表们的发言。你记得吗？他们说：他们从前对于日本毫不了解，只知道日本曾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也从来没有把日本政府和人民分开来。到了日本一看，原来日本和他们一样，国土上也有美军基地，日本人民也受着压迫和奴役，他们的同情和友谊就奔涌出来了，他们愿意和日本人民一同奋斗到底……告诉你，这些话的确像清晓的钟声一样，惊醒了好多人；我们知识分子里面，还有不少人认贼作父，把骑在我们头上的美帝国主义者当做自己的保护者呢！” 秀子轻轻地咳嗽了一声，低声地说：“有过这类想法的知识分子恐怕不少，应该说连我们都包括在内——至少有我自己！驹井老先生，在听到一位非洲代表发言以后，很沉痛地对我说过：‘我们日本的知识分子，从明治维新起，一直眼望着西方，倾倒于西方文明，不用说非洲人，连亚洲人也看不上眼。’我们从来也不懂得知识分子应该和人民站在一起……没想到当我们全国的人民——包括知识分子在内，受到美帝国主义分子欺凌的时候，向我们伸出热情支持之手的，却是……却是我们一向所没有想起的亚洲和非洲的人民！” 和子又惊奇又高兴地望着秀子，又回过头来望着我，从她的眼光中，我记起和子曾对我说过，秀子是一个很羞怯很沉静的女子，从她嘴里不太容易听到什么兴奋激昂的话的。秀子动了感情了！ 我笑说：“东京会议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鼓舞，都是教育。 我听到不少的非洲的作家在称赞这个成功的会议，他们对于日本作家们的努力，都有很深的感谢和敬意。他们也知道，在这次开罗会议上，日本作家们仍会举着东京会议的旗帜，奋勇前进的。” 和子高兴而又深思地说：“亚非作家会议，的确把日本作家围抱在反帝反殖民主义的、团结温暖的大家庭里……” 秀子没有听见我们的话，只出神地用手摩抚着膝上的和服的边缘，似乎要把它压得更平贴一点，一面说：“还有昨天那位喀麦隆代表所说的，‘在帝国主义制度正在倒塌之中的今天，在帝国主义的恶魔正在血泊里挣扎颤抖的今天，还有哪一位作家，仍在接受“为艺术而艺术”和“文学和政治应该分家”的理论的话，这个作家就是杀害我们人民和我们文学的同谋犯！’这些话像隆隆的雷声一样，听得我耳也热了，心也跳了，在座位上简直坐不住，我想……我想跑出去……” 她抬起晕红的脸，热情激动的目光，扫过我们的脸上，和子和我一时都静默下来，只倾听这股冲破岩石的涌泉，让它奔流下去。 秀子急急地接着说：“我算是开了心窍，眼睛也明亮了。 谁说亚非作家会议是个政治会议？谁说亚非作家会议上的发言都是政治的鼓动和宣传？ 从我看来都是一篇篇最好的文学，都是从亿万人民心中倾吐出来的。” 床边的电话铃响了，把我们从沸腾的情绪中唤醒过来，秀子又像羞涩又像道歉地微微地吁了一口气，从掩襟里拿出一块边上绣着红花的小手绢，轻轻地擦着鬓角上的汗珠。我连忙走到电话机前面去。 我把电话筒递给和子，说：“是你的。” 和子笑着向电话筒里说了几句日本话，便把电话筒放下了。“他们说我们一到了你这里，就不想回来了！我们和朝鲜代表团座谈的时间到了，他们在等着我们一同出发呢！” 秀子也站了起来。她们两个忙着从我床上拿起散放着的腰带，彼此帮忙着紧紧地扎起。 秀子的腰带是金色的，正配着她那件深紫色洒白花的和服。和子的腰带是银色的，衬上她的淡青色画着深蓝花的衣服，也显得十分俏丽。当她们在穿衣镜前徘徊瞻顾的时候，床侧的一盏电灯显然的不够亮了，我走过去把那层厚厚的帘幕拉过一边去。 一天的光明，倾泻到屋里来，她们突然看见自己镜中绚烂的影子，吃了一惊似的，回过头来，在我点头招呼之下，含笑地走到门边，和我并肩站着……远远的比金字塔还高的开罗塔，像细瓷烧成似的，玲珑剔透地亭亭玉立在金色的光雾之中；尼罗河水闪着万点银光，欢畅地横流着过去；河的两岸，几座高楼尖顶的长杆上，面面旗帜都展开着，哗哗地飘向西方，遍地的东风吹起了！ 秀子紧紧地捏着我的手，看着我微笑说：“你记得去年我们在京都琵琶湖船上的谈话吧，那一天，东风吹得多紧？一年又过去了……无论在亚洲、在非洲，我都感到春天一年比一年美好，也觉得自己一年比一年年轻……” 和子抱着秀子的肩头，笑说：“好一个‘春天一年比一年美好’！走，把这句话带到座谈会上说去。”她们推挽着走到床边，忙忙地捡起零碎的东西，装到手提包里，又匆匆地道谢道别，我依恋地把她们送到电梯旁边。 回来我把床头的电灯关上，在整理茶具的时候，发现一块绣着几朵小红花的手绢，掉在椅边地上。那是秀子刚才拿来擦汗的。把红花一朵一朵地绣到一块雪白的手绢上，不是一时半刻的活计呵！我俯下去拾了起来，不自觉地把这块微微润湿的手绢，紧紧地压在胸前。１９６２年３月１８日（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１９６２年４月号，后收入散文集《樱花赞》。） 正文 话说文化交流 中国作家代表团到达开罗的那一天，是二月七日早晨四时。春寒料峭之中，我们紧紧地裹着大衣，走下飞机，走向拥上前来的欢迎的人群。把一大束鲜花送到我臂里的是一位年轻的妇女，长眉秀目之间，蕴含着一股幽娴静雅之气，她一开口，说的是十分纯粹流利的北京话。她说她的名字叫杜玛德，她和她的丈夫黑白，都是北京美术学院的学生，在北京住了五年。她又指着人群里忙着和中国客人寒暄的一位阿联青年，说“那就是黑白”。候机室中，热情洋溢，笑语纷纭，我们的谈话很快就被打断了……在开罗的几天中，我常常想起这一对画家夫妇，但是总没有机会见到。 亚非作家会议开幕的那一天，我们被邀到“现代艺术馆”去参观阿联的“绘画与雕刻作品竞赛展览”。在艺术馆的丛树浓荫之下，我忽然看到一个抱在保姆怀里的小女孩，穿着一身浅色的衣裳，颈上挂着一个坠着赤金的“福”字的项链。我走出人流，过去拉着那小女孩的手。她一点也不怕生，转着黑溜溜的眼睛，望着我笑。保姆笑说：“她是画家黑白和杜玛德的女儿，你看，那边彩棚里不是她父母的画展？”我连忙赶上人流，走进那座彩棚里去。 这里面挂着满壁的水彩画，都是中国的风光，有梳着双辫挑着水桶的姑娘，也有在灌满水的梯田里俯身插秧的农民……真是琳琅满目，若不是我身边站满了亚非各国的客人，耳中听到的尽是我所不懂的各种亚非的语言的话，我真以为是在北海或是中山公园观赏中国画家的画展了！这时杜玛德陪着一班客人，从我身边走过，我好容易挤上去，只说了一句：“我看见你的小女儿了，真好玩……”她也只匆匆地笑着说一句“她是在中国生的，名叫小红……” 说着她就被人群簇拥到一个陈列着中国画具的大玻璃柜边上，去作解释。我听见旁人在赞叹说，他们的绘画，是融合了中国古典绘画和埃及古画的特点，创造出了独特的风格。我必须承认我对绘画是外行，但是我喜欢他们的画，它们给我一种极其温暖亲切的感受！ 大会闭幕之后，我们一班人挤出时间去参观开罗博物馆。 陪我们去的是一位姓华的中国留学生。这位青年，一脸的书卷气，戴着很厚的眼镜，从一上车就滔滔不绝、津津有味地给我们讲埃及的古代文化，那种热烈陶醉的神情，竟不像对人讲述，而像温理自己脑中的一幅一幅的辉煌灿烂古埃及文化的画图！偏偏那天博物馆又提早关门，算来我们只有三十分钟的时间，来浏览这个世界上最古的六千年的文化！失望之余，我们只好加快脚步，在一座座矗立的大石门，横放的大石棺，排列的大石像前面，匆匆走过。这位青年，却以恳求的眼光，摩挲着几乎每一块石头，向着我们讲解：“在纪元前三三一二年……”后面跟着的是大声呼唤的博物馆看守员： “请大家快一点，再有五分钟就关门了！”这一天，谁也没有看得痛快，出门上车的时候，人人发出惋惜的叹声，尤其是那位青年，一路上只呆呆望着车窗外，好像在说：“真是白来了一趟！” 我却是满心欢喜！文化交流，就得由这种热爱友邦文化的青年们来作。埃及、中国、印度……都是世界文化的摇篮，我们的祖先跋山涉水、千辛万苦地给我们开出一条文化交流的大道。在推翻阻碍亚非文化交流的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的同时，我们需要千千万万像阿联的画家杜玛德夫妇和这位姓华的中国留学生一样的青年人，来“继往开来”，做出前人所未做出的伟大事业！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１９６２年３月２５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正文 在诗歌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 谢冰心同志表示赞成萧三同志的意见：“不薄新诗爱旧诗”。她说：记得《文汇报》上曾经发表过一个小学生的意见，说旧诗能背诵，他喜欢，新诗不能背诵，他不喜欢，这有道理。我的经验是除了一般地需要而外，人们读诗也还想消遣，比如失眠的时候，就想背点诗，而背的很少是新诗，因为新诗不能背。我在大连一个休养所休养时，和一群孩子玩，我给他们念了些歌谣，孩子们很喜欢，学得很快，一天能背六七个。比如我给他们念：“金咕噜棒，银咕噜棒，爷爷打板——”不用我往下念，他们就说：“奶奶唱。”我说：“爷爷打板奶奶念。”他们说：“声音不对，是奶奶唱。”我想，所谓天籁，也许就是这个吧。我教他们念《红旗歌谣》里的“什么藤结什么瓜……”念了三遍，他们就记住了，没有一个念错的。新诗有许多好的，但我也想对写新诗的同志说，新诗如果要人能记得住，不是读过就忘的话，除了内容好而外，恐怕在音韵这方面还是要注意一下。 谢冰心同志也谈到自己写新诗的体会。她说：或许有人会问，你年青的时候为什么也写些小诗？现在为什么又不写了？我说，我那时年青，胆子大，又想打破一切框框，写起来很容易，一气可以写几百首。现在想起来真可怕。现在叫我写，我的顾虑就多了，也可以说要求高了。新诗不好写。 （本篇摘自《诗刊》１９６２年第３期《在诗歌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纪要》。） 正文 亚非作家的战斗友谊 我们亚非作家的代表们，驾着轻快的春天的翅膀，怀着兴奋而又愉快的心情，飞过嵯峨的山岭，渡过宽阔的海洋，越过茫茫的沙漠，我们热望着在尼罗河边，灿烂的阳光里，榕树的浓荫和玫瑰的清香之中，紧紧地握起我们的新知和旧友的火热的手，兴奋地说：亲爱的同行们，我们不是平常的朋友，普通的相知，我们都是从“世界文化的摇篮”的亚洲和非洲各地来的，我们的民族都有最光荣的历史，我们的人民也都受过或者正在受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剥削和压迫。 作为作家，我们是我们的人民的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大军里的一队尖兵。我们的武器是我们的一支笔，我们虽然来自不同的部队，但是我们一见便亲！因为我们的友谊不比寻常，这是血和汗凝成的牢不可破的战斗的友谊。 我回到自己的祖国，已经有三个星期了，而开罗会议的印象却至今悬在眼前，我想起那座庄严的国会大厦，我想起那所温暖亲切的“大力士”旅馆，在这里面，我听过多少慷慨激昂的发言，有过多少剖肝沥胆的谈话，看过多少勇敢愤激的面庞，和乐观兴奋的眼光……这许多零零碎碎的回忆，都像一首首雄壮的战歌在我耳边荡漾，鼓舞着我举起我的笔枪，在整齐的步伐中，跟着这支雄壮的义师前进。 可以肯定地说，到会的四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二百多位代表，对于本届亚非作家会议的重要性，是有充分的估计的，对于本届会议的主要议题“作家在亚非人民反帝反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的作用”，是有彻底的了解的，尤其是正在帝国主义者的铁蹄下艰苦反抗的人们。在第三小组——就是讨论发展亚非国家的民族文化和重新估价亚非人民的历史小组里，当讨论到反对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的时候，一位非洲的女代表大声疾呼地说：我们必须明白地写出“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字样。请问在亚洲、在非洲，那一个帝国主义者对亚非人民的侵略压迫，不受到美帝国主义者的支持？那一个老殖民主义者勉强退出的地区，不是由比狼更狡猾的狐狸——美国，这个新殖民主义者来填补位置？美帝国主义者，无论他作尽多少虚伪欺骗的宣传，放出多少伪装的“和平队”、“传教士”和“教授”；亚非人民从自身痛苦的经验里，是把这个首恶元凶一眼看到底的！ 我会见过一位莫三鼻给的、只有二十六岁的青年。他很沉稳，也很热情，多年的艰苦的反帝斗争，锻炼得他像一个中年的战士。我们谈着许多问题，他的那种斩钉截铁、毫不含糊的见解和论断，使我佩服。 安哥拉的代表，在会场上送给我们一份《安哥拉团结报》，报上有几张惨不忍睹的、被葡萄牙帝国主义者割下示众的安哥拉人头的相片，旁边几个大字是：“安哥拉人民只剩下武装斗争这一条道路了！”当逼到绝地的被压迫的人民，走上一条唯一的正确的道路的时候，任何近代锐利的武器，都不能挡住他们的冒死前进的。 人民的英勇斗争，给作家笔头的烈火下，添上堆积如山的干柴，亚非作家们从心底认识到，没有政治上的独立和自由就谈不到文学。喀麦隆的代表说得好，“今天，殖民制度在人民武装的痛击下，正在倾塌之中，帝国主义的恶魔正在血泊里挣扎颤抖，哪一个亚非作家能够接受‘为艺术而艺术’、或是‘文学应该和政治分家’的理论？尤其是在今天，任何一个接受‘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事实上就是出卖自己的才能，做了杀害我们的人民和文化的同谋罪犯！”这个大义凛然的发言，怎能不使满座动容，而同心同德地奔向我们亚非作家们所公认的唯一的创作的道路呢？ 我们要永远团结在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旗帜下，和我们的人民在一起，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而斗争到底。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汇报》１９６２年４月８日。） 正文 孟加拉风光-1 〔印度〕泰戈尔 序 这本集子里所译出的书信，概括了我文学生活中最丰产的时期，那时候，全靠一种好运气，我正年青而未成名。 青春是精力充沛的，又有充裕的闲暇，我觉得写私信和写公函比，是一个快乐的需要。 这是文学形式中的一种奢侈品，只有在思想感情有了积累之后，才写得出来。别种的文学形式是属于作者的，而且发表出来，也只为自己得到好处；写给私人的信就有慨然舍弃的特点。 恰巧在许多年之后，从这些大批书信中选出来的几十封，又辗转地回到我的手里。它正确地推测到那些日子的回忆会使我愉快，就是在微贱的荫蔽之下，我享受过生命中最大的自由。 因为这些书信，是和我发表过的相当多的作品同时写的，我想这平行的路线，会扩大读者对于我的诗歌的了解，正如同道路因为重走一次而加宽了一样。因此我为我的同胞编选发表了这本集子。希望这些书信里对于孟加拉乡村景物的描写，对英国的读者也会引起兴趣，这些选品中的一部分的翻译，是托给了一位在许多我认识的人中，最能胜任愉快的。罗宾德罗那特·泰戈尔一九二○年六月二十日班都拉，海边一八八五年十月无遮的海不断地涌起、又化成苍白的泡沫，它使我联想到一个被捆住的恶魔在锁链上挣扎，我们在它巨颚前面的岸上，盖起房子，看着它挥甩着尾巴，多大的力气呵，那波浪就像巨人的肌肉一般地凸涨起来！ 从创世之初，在地和水中间就存在着争执：干燥的地慢慢地默默地增加着它的领域，而且为它的子女开拓越来越宽的面积；海洋步步退却，起伏着呜咽着在绝望里捶着胸膛。要记住，海洋从前曾是唯我独尊的暴君，绝对地自由。地从它肚子里升起，篡夺了它的王位。从那时起，这个愤怒的老东西，以苍白的波浪，不住地哀嚎，就像李耳王暴露在狂风暴雨里似的。一八八七年七月我已经二十七岁了，只有这件事不住地在我心中激荡——仿佛最近都没有发生过其他的事情似的。 但是活到了二十七岁——在一个人的前进中度过了全盛的二十年代，走向三十年代，这是一件小事吗？三十岁——这就是说成熟了——人们对这么大年纪的人，是期望果实而不期望嫩叶的。但是，可怜得很，果实的指望在哪里呢？在我摇着脑袋的时候，我的头脑还只感到满溢的浓郁的浅薄，而没有丝毫哲理的痕迹。 人们开始抱怨：我们对你所期望的东西在哪里呢？——只因有那个希望，我们才喜爱那幼芽的嫩绿。难道我们对你的不成熟将永远忍受吗？这正是我们要晓得可以从你身上得到些什么的时候。我们要得到油量的估计数字，就是那蒙起眼睛的，转磨的，公正的批评家能够从你身上榨取的。 把这些人哄得渴望地等待着已经不再可能了。在我岁数不到的时候，他们放心地相信我；我在三十岁的边缘上，还使他们失望，是件伤心的事情。但是我该怎么办呢？智慧的言语就是说不出来！我在供给可使大家受益的东西上是完全无能为力的。除了一两首诗歌，几句闲话，一些轻松的笑谈以外，我一直不能写出什么更好的，结果呢，那些对我抱着很高的希望的人将对我发怒；但是从未曾有过人要求他们培养这些期望吗？ 这就是袭击着我的一些思想，自从我在一个美好的维沙克月的早晨，在清新的微风与阳光、新茁的花儿和叶子中间醒起的时候，发现我已经跨进二十七岁了。西来达一八八八年我们的船屋在离市较远的沙岸边停泊了下来。一片浩瀚铺开的沙，一直伸展到眼界以外的四边。到处都看到一条条的斑纹，仿佛有水经过似的，但是像水一样发光的也还是沙。 没有一座村庄，没有一个人，没有一棵树，没有一根草——只有几处露出地下泥土的、潮湿黝黑的裂缝，来打破这单调的灿白。 往东望，上面是无边的蓝，下面是无边的白。天上空虚，地上也空虚——下面的空虚是僵硬而荒凉的，上面的空虚是穹形而轻清的——我们几乎哪儿也找不出这样的一幅绝顶荒凉的图画。 但是转向西望，那边有水，一弯止水的河，两边是高高的河岸，上面伸展着乡村的树林，有些村舍从林中外窥——在夜色中一切都像一个魅人的幻梦。我说“夜色”，因为我们是在夜晚出去散步的，所以这个光景就印刻在我的心上了。沙乍浦一八九○年那个县官正坐在他帐篷的凉台上，对在树荫下等候听审的群众进行审判。他们把我的轿子抬到他鼻子前放下，这个年轻的英国人很客气地接待我。他的发色很淡，中间杂着几绺深色的。胡须是刚开始长出。若不因为他那副非常年轻的面孔，人家也许会把他当做一个白发老人。我请他来吃饭，但是，他说他要到一个地方去安排一个猎野猪的宴会。 我回到家的时候，大堆的黑云涌上来了，随着就是一阵极其狂暴的倾盆大雨。我不能看书，也不可能写字，在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之下，我从这屋跑到那屋。这时已经很黑了，雷声仍在隆隆地响，电光也不停地闪着，不时还有一阵阵的突来的风，掐住那棵大荔枝树的脖子，使劲地摇撼它蓬松的树梢。房前的洼地立刻就积满了水，在我走来走去的时候，我忽然想到我应当让那个县官到我家里来避避雨。 我送去一封请帖；在检查以后，我发现那间唯一可用的屋子里堆塞着一张挂在梁上的厚板的木台，堆满了污旧的铺盖和枕头。仆人们的东西，一张极其污秽的席子，几把水烟袋，烟叶，火绒和两副木制的棋子，都乱七八糟地丢在地上，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箱子，里面装满了无用的零零碎碎的东西，比如说一个长了锈的壶盖，一个没有底的铁炉，一把褪了色的旧镍茶壶，一只汤盆满盛着尘污的糖浆。屋角有一个洗碗盆，墙头钉子上挂着潮湿的擦碗布，还有厨师父的围裙和小帽。仅有的一件家具就是一张摇晃的梳妆台，上面沤满了水迹，油迹，牛奶迹，黑的、黄的和白的，以及各种各色的痕迹。梳妆台上的镜子，倚在对面墙边，它的抽屉里盛满了零碎物件，从肮脏的餐巾以至开瓶子的钢丝和尘土。 我昏乱地愣了一会；然后就是——把管家叫来，把管仓库的叫来，召集所有的仆人，另外又找了些人，打水，把梯子放上，绳子解开，把木台拉下来，铺盖挪走，把碎玻璃片一一捡起，把钉子一个一个地从墙上拔了下来——灯架掉下来了，碎片撒得满地；又一片一片地捡起，我自己把那领脏席子从地上掀起丢到窗外去，把吃掉我的面包，我的糖浆，我鞋上的鞋油的一窝蟑螂惊散了。 县官的回信来了，他的帐篷的情况非常糟糕，他即刻就会来。快点！快点！当时就听见喊：“大人到了。”匆忙慌乱之中，我拍掉我须发和身上的尘土，等到我到客厅里去接待他的时候，我竭力使我显得雍容尔雅，就像我一下午都在安闲地休息着似的。 表面上我沉着地和县官握手如仪，但是心里还不时地为他的住处发愁。等到我必须领着客人进到他卧室的时候，我觉得那屋子还过得去，如果那无家可归的蟑螂，不去抓挠他的脚的话，他也许可以得到一夜的休息。卡利格雷一八九一年我感到懒洋洋地舒适，喜孜孜地轻松。 这是这地方的笼罩一切的主要情调。这里有一条河，但是谈不到流动，在它的浮草的小被窝里盖得严严地舒服地躺着，它仿佛在想——“既然可以清净无为地过日子，我又何必自己吵醒自己呢？”因此那两岸的茅草，除了渔人来张网的时候，简直没有受过惊扰。 四五条大号的船，彼此挨靠着，泊在近旁。在一条船的舱面上，一个渔夫拿被单从头到脚裹上，睡着了。另一条船上，那个船夫——也在晒太阳——悠闲地在搓着麻索。在第三条船的下甲板上，一个显得苍老的赤裸的家伙倚在桨上，茫然地注视着我们的船。 岸上还有些各式各样的人。但是没有人能说出他们为什么踱着最迂缓的步子，悠闲地来来往往，或是抱着膝头久久地坐着，或是瞪目直视，并没有认真地看着什么。 唯一的活跃的现象，只能从鸭群里看出。它们杂乱地叫噪着，一个劲儿地把头扎进水里，又伸了出来把水甩掉，它们仿佛不停地在探测水底的秘密，每次都得摇着头报告说： “那里什么也没有！那里什么也没有？” 在这里，日子把十二小时在太阳底下昏睡掉，此外的十二小时，就在黑暗的披巾之内沉默地睡去。在这种地方，你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对着风景左看右看，把你的思想来回地摇荡，哼一会子的曲调，再梦想地点一会子的头，就像一个母亲在冬天的正午，背朝着太阳，摇着哼着把她的婴儿哄睡了似的。 昨天，在我接见我的佃户的时候，五六个男孩子出现了，正正经经地排成一行站在我面前。我还没来得及问话，他们的发言人就用最精构的语言，开始说：“先生，神明的恩惠和您的愚昧的孩子们的幸运，使阁下再度光临贱地。”他这样滔滔不断地说了几乎有半个钟头，在某些地方他把讲词记错了，就停住，抬头看天，自己改正过来，再接着往下说。我推测是他们学校里缺少椅凳。“因为没有这些木制的座位，”他这样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以坐在哪里，我们尊敬的老师们坐在哪里，当我们最高贵的观察员来访的时候，我们可以请他坐在哪里。” 我简直忍不住发笑，从这么一个小人儿的嘴里，倾泻出这么文雅的滔滔不绝的辩才，在这个地方特别显得不相称。在这里，农民们用最直截了当的方言提出他们迫切的重大需要，连那不太平常的字眼都会不幸地被误用了。但是那几个书记和农民们似乎都得到很深的印象，同时也很妒羡，仿佛慨叹他们父母所没有的东西，都赋予了孩子，使他们能够用这么美妙的方法，向柴门达尔请求。 在这位少年演说家还没说完的时候，我就把他打住了，我答应处理他们所必需的椅凳。 他昂然地让我说完话，然后又接上他所没有讲完的讲词，一直说到底，才深深地向我鞠了躬，带着他的集团整队走了。我想，即或我拒绝给他们椅凳的话，他也许并不介意，但在他用心背熟了他的讲词之后，若夺去他词里的任何一段，他会非常反感的。因此，虽然有更重要的事务等待处理，我也一定要听他讲完。沙乍浦附近一八九一年一月我们离开了那条缓慢得像临死的人的血液循环一样的卡利格雷小河，下驶到急流的河里，它流向那地和水茫茫一片的地方，如同孩提的弟兄姐妹一样，河和岸没有不同的打扮。 这条河没有了泥糊糊的被套，流水四溢，最后伸延成为湖泽，这边一块草地，那边一汪清水，这使我联想到当地球年纪还轻，大地刚从无边的水里伸出头来，固体和流质的界限还没有分清的时候。 在我们泊船的周围，竖立着渔夫的竹竿，鸢鸟在上面盘旋着想从网里抓鱼。文鸟立在水边的泥地上，道人似地在沉思。各种的水鸟很多。一片片杂草飘在水面。不须耕耘①的稻田从润湿的泥地上到处升起，蚊子在止水上成群地飞翔……今早黎明我们又启航了，经过卡齐卡答，湖泽的水在六七码宽的弯曲的水道上，找到了出路，从这里穿过后，它就迅速地涌流。要把我们这条不容易驾驶的船屋穿走过去，真是一种冒险。河水以闪电的速度向前奔流，船夫们紧张地以桨代竿，提防船屋撞在岸上。这样我们又驶到大河里来了。 天空里一直堆着浓云，湿风吹着，不时地下几阵雨。船夫们都冷得发抖。在这冷天，这种潮湿阴暗的日子，是非常不好过的，我度过了一个暗淡无趣的早晨。下午两点太阳出来了，从那时起就愉快得很。现在河岸很高，被安静的树林和民居覆盖着，很幽静又充满了美。 这条河弯来弯去，一条孟加拉最中心的内院的无名的小溪，不懒惰也不声张，大大方方地把她爱情的财富给予了两岸，她絮说着平凡的欢乐和忧愁，絮说着来汲过水而又坐在她的旁边，用湿巾仔细地把自己身体擦得发光的村姑们的家长里短。 今晚我们把船泊在僻静的河湾。天空明净。明月正圆，看不见一只别的船。月亮在浪花上闪烁。两岸沉寂。远村躺在①在河道肥沃的淤泥里，只须撒下稻种，秋熟时再去收割，不必再做别的。——译者深林的怀中舒服地睡着了，尖脆的不断的蝉鸣是唯一的声响。沙乍浦一八九一年二月在我的窗前，河的彼岸，有一群吉卜赛人在那里安家，支起了上面盖着竹席和布片的竹架子。这种的结构只有三所，矮得在里面站不起来。他们生活在空旷中，只在夜里才爬进这隐蔽所去，拥挤着睡在一起。 吉卜赛人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哪里都没有家，没有收租的房东，带着孩子和猪和一两只狗到处流浪；警察们总以提防的目光跟着他们。 我常常注意着靠近我们的这一家人，在做些什么。他们生得很黑，但是很好看。身躯健美，像西北农民一样。他们的妇女很丰硕；那自如随便的动作和自然独立的气派，在我看来很像黧黑的英国妇女。 那个男人刚把饭锅放在炉火上，现在正在劈竹编筐。那个女人先把一面镜子举到面前，然后用湿手巾再三地仔细地擦着脸；又把她上夜的褶子整理妥贴，干干净净的，走到男人身边坐下，不时地帮他干活。 他们真是土地的儿女，出生在土地上的某一个地方，在任何地方的路边长大，在随便什么地方死去。日夜在辽阔的天空之下，开朗的空气之中，在光光的土地上，他们过着一种独特的生活；他们劳动，恋爱，生儿育女和处理家务。 每一件事都在土地上进行。 他们一刻也不闲着，总在做些什么。一个女人，她自己的事做完了，就扑通地坐在另一个女人的身后，解开她的发髻，替她梳理；一面也许就谈着这三个竹篷人家的家事，从远处我不能确定，但是我大胆地这样猜想着。 今天早晨一个很大的骚乱侵进了这块吉卜赛人宁静的住地里。差不多八点半或是九点钟的时候，他们正在竹顶上摊开那当作床铺用的破烂被窝和各种各样的毯子，为的晒晒太阳见见风。母猪领着猪仔，一堆儿地躺在湿地里，望去就像一堆泥土。它们被这家的两只狗赶了起来，咬它们，让它们出去寻找早餐。经过一个冷夜之后，正在享受阳光的这群猪，被惊吵起来就哇哇地叫出它们的厌烦。我正在写着信，又不时心不在焉地往外看，这场吵闹就在此时开始。 我站起走到窗前，发现一大群人围住这吉卜赛人的住处。 一个很神气的人物，在挥舞着棍子，信口骂出最难听的话语。 吉卜赛的头人，惊惶失措地正在竭力解释些什么。我推测是当地出了些可疑的事件，使得警官到此查问。 那个女人直到那时仍旧坐着，忙着刮那劈开的竹条，那种镇静的样子，就像是周围只有她一个人，没有任何吵闹发生似的。然而，她突然跳着站起，向警官冲去，在他面前使劲地挥舞着手臂，用尖粗的声音责骂他。刹时间，警官的三分之一的激动消失了，他想提出一两句温和的抗议也没有机会，因此他垂头丧气地走了，就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 等他退到一个安全的距离以后，他回过头来喊：“我只要说，你们全得从这儿搬走！” 我以为我对面的邻居会即刻卷起席篷，带着包袱、猪和孩子一齐走掉。但是至今还没有一点动静，他们还在若无其事地劈竹子，做饭或者梳妆。 邮政局就在我们产业事务所的一角——这是很方便的，因为信件一来我们就可拿到。有些晚上，那位邮政局长就上来和我闲谈。我很喜欢听他聊天，他以最严肃的态度谈着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昨天他告诉我，这地方的人是怎样地尊敬那条神圣的恒河。若是他们的亲属死去了，他说，他们没有力量把骨灰送到恒河里去的话，他们就从火葬场捡起一块骨头磨成灰收着。 等到他们遇到一个在某时曾喝过恒河的水的人，他们就把骨灰藏在韶酱里请他吃，这样他们就满意地想象着他们亲属遗体的一部分，已经和涤洗罪污的圣水接触过了。 我微笑着说：“这一定是个虚构的故事。” 他沉默地深思了好久，才承认说：“对了，这也许是。”途中一八九一年二月我们已经走过几条大河，正在转进一条小河。 村妇们站在水里，洗浴或者洗衣服；有几个妇女，围着湿淋淋的纱丽，拉起面纱把脸严严地遮住，把装满了的水罐抱在左边腰际，右臂自由地摆动着走回家去。孩子们全身涂满河泥，喧闹地互相泼着水玩。同时有一个孩子喊着一支歌，也不管调子对不对。 在高岸上，村舍的屋顶和竹林的树梢隐约可见。天开了，太阳照耀着。残云留连在天边，像棉花的绒毛。风也暖和些了。 这小河上没有多少船只；只有几条小艇载着枯枝，悠闲地在疲倦的沙沙桨声中移动着。 在河边竹竿之间晒着渔网。今天一天的工作，似乎都已经完毕了。居哈里一八九一年六月当浓云从西边涌起的时候，我已经在舱面上坐了有十五分钟了。浓云涌起，乌黑，翻腾，碎裂的，一条条阴惨的光从这儿那儿的空隙里穿透过来。小船都连忙躲进支流里去，把锚安全地抛在河岸上。农人把割下的稻束顶在头上，急忙回家；母牛跟在后头，小牛跳跃着摇着尾巴，又跟在它们的后面。 这时来了一声怒吼。被撕裂的云片从西方急急奔来，像传达恶耗的、气喘吁吁的使者。 最后，雷电风雨一齐来到，表演着一段疯僧的舞蹈。竹林似乎在号叫，当狂风用它一会儿往东一会儿往西来回扫地的时候。高出一切声响之上，风暴呼呼地像一支粗大的驯蛇的笛子，千万条波浪像戴着头罩的蛇随着曲调摇曳。雷不停地轰击，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乌云后面被捶得粉碎似的。 把下颏靠在一扇洞开的背着风的窗边，我让我的思想参加这场可怕的狂欢；我的思想跳到广漠里去，像一群忽然放了学的孩子。但是等到我完全被雨点溅湿了之后，我只好把窗户和我的诗意一齐关上，像被关进笼里的鸟儿似地，静默地退到黑暗里去。沙乍浦一八九一年六月从泊舟的河岸上，有一种气息从草中升起，地上的热气喘息似地传来，真切地接触到我的身躯。我感到温暖而有生气的大地在我上面呼吸，而且她也一定会感到我的呼吸。 稻苗在微风中摇曳，鸭子轮流着把头钻进水里，又梳理着它们的羽毛，除了那搭板，当它来回地在流水中轻轻摇荡的时候，磨擦着船旁发出的微弱、可怜的叽嘎声音以外，没有其他声响。 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渡头，一群穿着杂色衣服的人，聚集在榕树底下等待渡船回来；渡船一到，他们就急忙地一拥而上。我喜欢观看这个，看上几个钟头。今天是对岸村庄的一个集日，所以渡船就这样地忙碌，有的人扛着几捆稻草，有的人提着篮儿，有的人背着口袋；有的人到集上去，也有人从集上回来。这样，在寂静的中午，活动的人流慢慢地在两村之间过渡。 我坐着想：为什么在我们国家的田野上，河岸上，天空中和阳光里，都笼罩着这种深沉的忧郁的色调？我得到结论说，对于我们，自然显然地是更重要的东西。天空自由，田野无边；阳光把它们融成光明的一片。在这中间，人类显得那么渺小。他来了又去了，像渡船一样，从此岸渡到对岸；他说话的絮絮叨叨的声音，他的歌声的隐约的回响，被听到了；他在追求自己的微小愿望时候的轻微的活动，也在世界的市集上被看到了：但在宇宙的广大崇高之中显得那么微弱，多么短暂，多么可悲地无意义呵！ 当我凝注着那条朦胧遥远的、点缀在对岸田野上树林的青线的时候，把美丽、辽阔、纯粹的安宁的自然——稳静、无为、沉默、深不可测——和我们自己的日常的忧虑——卑微、满心烦恼、争名夺利对比起来，使我几乎发狂了。 当自然隐藏起来，退缩在云、雪和黑暗之下，人就觉得他自己是个主人翁；他认为他的愿望，他的事业，是永久的；他要使这些永垂不朽，他瞩望子孙后代，他修建纪念碑，他写传记，他甚至于替死人竖立墓碑。他忙得没有时间去想有多少纪念碑都倒塌了，多少名字都被忘却了！ 有一根粗大的桅杆躺在河岸上，几个赤裸的村童，在长久的商议之后，决定如果一面推滚这根桅杆，一面大家应和着吆喝呼喊，那就是一种新鲜的使人满足的游戏。这决定立刻就配合着，好哟，弟兄们，大家来呵！嗨嗨哟！行动起来了。桅杆的每一次滚转，都引起一场鼓噪和哄笑。 这群里有一个女孩子，她的态度与众不同。她和男孩在一起玩只为的是寻求伴侣，但她对这个吵闹费劲的游戏显然是看不上眼。最后她爬到桅杆上，一语不发，从容地坐了下去。 这么好玩的游戏，这么突然地就停止了！有的孩子仿佛无可奈何地让步了；他们退到稍远的地方去，绷着脸瞪着那个冷淡严肃的女孩。有一个孩子似乎想把她推下去，这也没有惊动这女孩的满不在乎的悠闲的姿势，那个最大的孩子走到她跟前去，指出一个同样可以休息的地方；对这个她也使劲地摇头，把双手放在膝上，更稳定地坐在她的座位上，最后他们只有倚靠体力来辩论，而这辩论完全成功了。 快乐的喊叫又响彻云霄，那桅杆滚动得那么好玩，连那个女孩也放下她自傲和庄严的矜持，勉强来参加这个无意义的热闹。但是我们一直可以看出，她的确认为男孩子们从不懂得怎样好好地游戏，而且总是那么孩子气！如果她手里有一个普通的、系着大黑蝴蝶结的黄泥娃娃的话，她还肯这样屈尊地来参加这些傻孩子的无聊的游戏吗？ 忽然间，男孩子们又想到一个很妙的消遣方法。两个孩子把第三个孩子的手脚提起来，来回地甩。这个游戏一定极其好玩，因为他们对它都热心起来。只有那女孩子觉得实在受不了了，她鄙夷地离开了游戏场，一径回家去了。 这时，事故发生了。那个被甩的孩子摔下来了。他生气地离开了大家，走去躺在草地上，双臂交叉着放在头下，表示从今以后他和这个不好的冷酷的世界不发生任何联系了，他只要永远自己躺在一边，双臂枕在头下，数着天上的星星，观看云彩的游戏。 最大的男孩，看不过这种过早的遁世态度，跑到这个烦恼的人的身边，把他的头放在自己的膝上，赔错地哄着他： “来吧，我的小弟弟！请起来吧，小弟弟！我们把你摔痛了么，小弟弟？”不一会儿，我发现他们像两只小狗似地，彼此对揪着手又抽开手，不到两分钟的工夫，这小家伙又被人甩起来了。 昨夜我做了一个最奇怪的梦。整个加尔各答仿佛都包封在可怕的神秘之中，一切房屋只能在浓密的阴雾里隐约看出，在这块雾纱之后，有些奇怪的事情在发生。 我坐着马车在公园路走，走过谢浮尔学院的时候，我发现它在浓雾包围之中，迅速变大，而且很快就变得不可思议地高。那时候我似乎知道有一起魔术家来到加尔各答，如果给他们报酬，就可以做出许多这样的奇迹。 当我到达我们周拉辛科楼的时候，我发现那些魔术家也来到了。他们长得很难看。蒙古种的类型，留着稀疏的上须，额下撅着几根长胡子。他们能使人变大。有几个女孩子想要长高一些，魔术家就在她们头上撒了些粉，她们立刻就抽得很高。对每一个我所遇见的人，就都不住地重复说着：“这真是太奇怪了——就像一个梦！” 当时有些人提议说，我们的房子也应该让它长大。魔术家同意了，为做准备工作，先要拆下房子的某些部分。拆卸完了，他们要钱，否则他们就不再干下去，那位会计坚决拒绝。 在完工之前怎能付款呢？魔术家们为此大发雷霆，他们把房子扭弄得可怕之极，人和砖石都混在一起，人身都在墙里，墙外只看到脑袋和肩膀。 这简直是彻头彻尾的魔鬼玩意儿，我告诉我的大哥，“你看，”我说，“简直就是这么回事。我们不如恳求上帝来帮助我们吧！”但是不管我用尽多大力气，以上帝的名义来咒逐他们，我的心却仿佛破裂了，话也说不出来。这时我醒了。 这不是一个奇怪的梦吗？加尔各答在魔鬼的手里，而且恶魔似地在肮脏的云雾的黑暗中生长着！ 当地的教师们昨天来拜访我。 他们一直呆了下去，同时我想尽办法也找不出一句话来谈。每五分钟我勉强问一个问题，对这些问题，他们用最简短的话来回答；以后我就茫然坐着，玩弄着笔，抓挠着头。 最后我鼓起勇气问到庄稼的事情，但是他们是教师，对于庄稼是一无所知。 关于他们的学生，我已经把我所能想到的问题都问过了，我又只好重新再问：学校里有多少学生呢？一位说是八十个，另一位说是一百七十五个。我希望这问题会引起一场争论，但是没有，他们妥协了。 为什么在一个半钟头之后，他们会想起告辞，我也说不上来。他们大可以在一个钟头以前，用同样的理由来告别，或者，在十二个钟头之后才这样做！这决定显然是经验主义的，绝对没有什么方法。一八九一年七月码头上还有一只船，在它前面的河岸上，有一群农村妇女，有的显然是要上路，有的是来送行，婴孩、面纱和白发都在这集会里混杂着。 一个女孩特别引起我的注意。她总有十一二岁了；但她是丰满而健硕，人会把她看成十四五岁。她有一副动人的面庞——很黑，但是很美。她的头发像男孩一样，剪得很短，非常适合于她的单纯、坦率而机敏的表情。她怀里抱着一个婴孩，以满不在乎的好奇的样子注视着我，在她的眼光里决不缺少直爽和聪明。她的半女半男的样子特别动人——一种传奇式的男性的潇洒加上女性的妩媚。我从没想到在孟加拉的农村妇女中，会有这种的类型。 这一家人显然都不拘小节。其中的一个，在阳光下打开发髻，用指头来梳理，同时用最高的声音同船上的另一个妇女谈着家务。我猜想她除了一个女孩之外，再没有儿女，这女孩是一个既不懂礼貌又不会说话，连家人外人都分不清的傻东西。我还听说哥帕的女婿竟是一个没出息的人，因此她的女儿不肯到她的婆家去。 启程的时间终于来到了，她们把我的那个剪短头发的，有着一双丰润好看的手臂的，戴着金镯的，有着老实的发光的脸的姑娘，送上船去。我可以猜测她是从娘家回婆家去。她们都站在那里，目送那只船开走，一两个妇女用垂拂的纱丽的一端擦着眼睛。一个头发紧紧结成一团的小女孩，搂住一个年纪较大的妇女的脖子，在她肩上悄悄地哭着。她也许失去了一个“宝贝姐姐①”，这个姐姐会和她一块玩着娃娃，而在她淘气的时候也会打她。 这只船在水上的悄然掠过，仿佛给痛苦添上一段离愁——像死亡一样——行人远到看不见了，留下的人，擦着眼①一个大姐姐常被叫做“宝贝姐姐”。——译者泪，回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去。不错，痛苦只有一会儿，在走的人和留的人的心中也许痛苦都已经消逝了，——痛苦是暂时的，遗忘是永久的，但是真实的仍是痛苦而不是遗忘；而且在生离死别之顷，我们时常体会到这是多么痛切地真实。到喀达克去的船上一八九一年八月我把皮包忘下了，我的衣服是一天比一天更加不可容忍地难看了——这念头不断地涌上心来，和我的适当的自尊心是难以相容。有了这皮包，我可以昂头阔步地面向着世人；没有这皮包，我就不得不躲在角落里，避开大家的眼光。我晚上穿着这身衣服上床，早上又穿着这身衣服出来，再加上这船上满是煤烟，白天的难以忍受的热气，弄得人身上总是讨厌地潮湿。 除此以外，我在船上已经有些时候了。我的旅伴什么样的人都有。有一位阿勾里先生，在提到有生或无生的东西的时候，除了人身攻击之外，就说不出别的。另外有一位音乐爱好者，坚持着试把“巴拉卜”①乐章的变奏曲放在深夜演奏。 这使我深信他的演奏不只在一方面上是不合时宜的。 这只汽船从昨晚起在这条河的一道浅沟里搁浅了，现在是早晨九点多钟。我在拥挤的舱面的一个角落里过夜，简直和死去差不多。昨夜，我让船上的侍者给我煎几个油炸薄饼①印度古典音乐中一种形式，适合于破晓演奏。——译者来做晚餐，而他拿来了几片形容不出的炸面包，也没有配合的蔬菜。在我惊愕的表情之下，他表示十分歉仄，而且主动地要立刻去给我弄点杂烩。但是夜已经很深了，我拒绝了他的提议，勉强地把这东西干咽了几口，这时，所有的灯都亮起来了，舱面上挤满了旅客，我就躺下睡觉了。 蚊子在头上嗡嗡着，蟑螂到处乱窜。有一个睡伴在我脚下横躺着，我的脚底不时碰到他身上。四五个鼻子在打鼾。几个让蚊子搅得睡不着的可怜人，抽起水烟来自寻安慰；在这些声音之上，又升起了那“巴拉卜”的变奏曲！最后，清晓三点钟，有些性急好事的人，互相大声地催促起身。在绝望里我也离开床位，坐到我的舱面椅子上，去等天明。这样度过那五花八门的恶梦的一夜。 一个水手告诉我说，这汽轮陷得很深，也许要一整天的工夫才能把它弄出来。我问另一个水手，是否还有别只开往加尔各答的轮船走过，得到的是一个微笑的回答，说这是这条航线唯一的船只，若是我愿意的话，等到达喀达克以后，我还可以坐原船回去！亏得运气还好，在大家竭力推拽之下，到了十点钟，就把它弄漂了起来。提朗一八九一年九月七日巴利亚码头和排列两旁的壮大的树木，构成一幅很美的图画，大体说来，这运河总使我联想到浦那的那条小河。细想一遍以后，我确信如果这运河真是一条河的话，我会更喜爱它的。 椰子树和芒果树还有其他成荫的树，排列在两边河岸上，岸上铺着美丽的青草，渐渐地倾斜到水边去，上面还密布着正在开花的含羞草。到处有螺旋松林，从树林边缘的空隙里，可以瞥见到无边的田野，远远地伸延出去，雨后田里的庄稼，是那样绒一般的柔软，人的眼光仿佛能透入它的深处。然后又是椰子和枣椰丛林下面的小村，安稳地躺在低垂的秋云的凉润的荫中。 这条运河的缓缓的流水，穿过田野和村庄，在整洁的草岸中间，温柔地回绕着，窄窄的水面两边，镶上睡莲和水草夹杂的花边。但是我总是歉然地在想，无论如何它只不过是一条人工的河道。 它的潺潺的流声，并不曾达到原始的时间。它不通晓那些遥远难登的山窟的神秘。它没有流过多少世纪，没有荣获过旧世的芳名，没有用它的乳汁哺育过两岸。甚至一个古老的人工湖，也取得比它更大的气魄。 但是，一百年以后，它两岸的树长得更壮大了，它的崭新的里程碑受了风雨的剥落，长满了青苔而显得柔美了；闸门上刻的一八七一年字样，推回到可尊敬的古运时期；那时候，如果我再托生为我自己的曾孙，再来运河视察喀达克河边地产的时候，我对它的感想就会不同了。西来达一八九一年十月一只又一只的船到达这个码头，过了一年的作客生涯，从遥远的工作地点回家来过节日，他们的箱子、篮子和包袱里装满了礼物。我注意到有一个人，他在船靠岸的时候，换上一条整齐地叠好的绉麻拖地，在布衣上面套上一件中国丝绸的外衣，整理好他颈上的仔细围好的领巾，高撑着伞，走向村里去。 潺潺的波浪流经稻地。芒果和枣椰的树梢耸入天空，树外的天边是毛绒绒的云彩。棕榈的叶梢在微风中摇曳。沙岸上的芦苇正要开花。这一切都是悦目爽心的画面。 刚回到家的人的心情，在企望着他的家人的热切的期待，这秋日的天空，这个世界，这温煦的晓风，以及树梢、枝头和河上的微波普遍地反应的颤动，一起用说不出来的哀乐，来感动这个从船窗里向外凝望的青年人。 从路旁窗子里所接受到的一瞥的世界，带来了新的愿望，或者无宁说是旧的愿望改了新的形式。前天，当我坐在船窗前面的时候，一只小小的渔船飘过，渔夫唱着一支歌——调子并不太好听。但这使我想起许多年前我小时候的一个夜晚，我们在巴特马河的船上。有一夜我在两点钟时候醒来，在我推上船窗伸出头去的时候，我看见平静无波的河水在月下发光，一个年轻人独自划着一只渔舟，唱着走过，呵，唱得那么柔美，——这样柔美的歌声我从来也没有听见过。 一个愿望突然来到我心上，我想回到我听见歌声的这一天，让我再来一次活生生的尝试，这一次我不让它空虚地没有满足地过去，我要用一首我唇上的诗人的诗歌，在涨潮的浪花上到处浮游；对世人歌唱，去安抚他们的心；用我自己的眼睛去看，在世界的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让世人认识我，也让我认识他们；像热切吹扬的和风一样，在生命和青春里涌过全世界；然后回到一个圆满充实的晚年，以诗人的生活方式把它度过。 这算是一个很崇高的理想吗？为使世界受到好处，理想无疑地还要崇高些；但是像我这么一个人，从来也没有过这样的抱负。我不能下定决心，在自制的饥荒之下，去牺牲这生命里珍贵的礼物，用绝食和默想和不断的争论，来使世界和人心失望。我认为，像个人似地活着、死去、爱着、信任着这世界，也就够了，我不能把它当作是创世者的一个骗局，或是魔王的一个圈套。我是不会拚命地想飘到天使般的虚空里去的。 一八九一年，加尔底格月二日我一来到乡下，我就不把人孤立分开来看。就像一条河流过许多地方，人流也这样地潺潺地、曲折地流经乡村和市镇。“人来了又走了，但我却永远长流。”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对比。人类和它的一切大大小小的汇合的流水，和江河一样，一直流了下去，从它出生的泉源直到死亡的大海；两头是黑暗的神秘，中间是游戏、工作和不停的嘟哝。 那一边耕者在田里唱歌；这一边渔船浮掠了过去，时间过着，日光更热了。有些洗浴的人还呆在水里，有的洗完了提着装满的水罐回家去了。这样地，走过两边的河岸，千百年来总是嗡嗡地哼着，同时那叠句是用哀愁的和声唱出：我却永远长流！ 在中午的静默之中，听到有年轻的牧人用最高的声音在叫他的同伴；有几只船哗哗地驶回家去，浪花溅打着村妇放在水里准备打水的空罐；在这些声音里面还有些不大明显的声音，——鸟的啁啾，蜂的嗡哼，船屋在来回摇荡时的可怜的叽嘎声，——这一切构成了柔和的催眠歌，像一个母亲在竭力地抚慰一个生病的孩子。“别急呵，”她唱着，安慰地拍抚着他发热的前额。“别难受呵；也别再哭啦。把你的竞争、抢夺和打架都丢开吧；把这些忘记一会儿吧，睡一会儿吧！” 一八九一年，加尔底格月三日这是库迦格①的满月，我在河边徐步，一面和自己对话。 这简直不能叫做对话，因为尽是我说，而我想你的同伴尽是听着。这个可怜人简直没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不就是那股迫得他像傻子似地无言可答的力量吗？ 但这是画样的一个夜晚呵！有多少次我想描写这样的夜晚，而总是写不出来。河上没有一丝波纹；从远远的中流一①九月的月圆之夜，意思是“大家都醒着”。这一夜幸福的女神拉克什米，把幸福赐给不睡的人。——译者条沙碛的边缘外，看到了遥远的主流的最远的河岸，直达这边河岸，闪烁着一大宽条的月光。没有一个人，也看不见一条船；在新形成的小岛的沙岸上，没有一棵树也没有一根草。 就仿佛一轮孤寂的明月从颓毁的大地上升起；一条无定的河水漫流过一片无生命的荒野；一段冗长的神话在一个荒废的世界里作了结束——所有的帝王，他们的臣子和朋友，和他们的黄金城堡都不见了，只剩下七个海，十三条河和冒险的王子们曾在上面行进过的无边的荒泽，在月下苍白地闪光。 我来回徐步，像是这个临危的世界的最后的脉搏。其他的人似乎都在彼岸——生命的岸——在那里，英国政府和十九世纪，茶和烟，在统治支配着。一八九二年一月九日这几天，天气总在冬春之间摇摆。在早晨，也许，在北风扫掠之下，山和海都会发抖；在夜晚，又会和从月光里吹来的南风一同喜颤。 无疑地春天已经来临了。在长久中断之后，唤春从对岸的树林里又发出鸣声，人们的心也被唤醒了；夜色来临以后，可以听到村里的歌声；表示他们不再连忙地关起门窗，紧严地盖起被窝睡觉了。 今晚月亮正圆，她的圆大的脸从我左边的洞开的窗外向我凝视，仿佛在窥伺我的信中有没有批评她的话——她也许疑惑我们世人对于她的黑迹比她的光线更为关心。 一只鸟在河岸上“啼啼”地哀唤。河水似乎不再流动。河上没有一只船。岸上凝立的树林把不动的影子投在水面。天上的薄雾使得月亮看去像一只勉强睁开的倦眼。 从今起，夜晚会越来越黑暗了；而且当明天我从办公室回来的时候，这个月亮，我客中的良伴，将离我更远一些，她疑惑她昨夜是否聪明，这样地对我完全袒露出她的心，因此她又逐渐地把它掩盖起来。 在陌生和孤寂的地方，自然真正地变得亲切了。我确实忧虑了好几天，一想起月亮的圆时过去了，我将会每天地更觉得寂寞了；觉得离家更远了。当我回到河边的时候，美和宁静将不再在那里等着我了，我必须在黑暗中回去。 无论如何，我要记载下来，今晚是个满月——是今年春天的第一次月圆。在此后的岁月里，我也许会回忆到这一晚上，回忆到河岸上“啼啼”的鸟叫，对岸船上闪烁的灯光，发亮的远伸的河水，河边树林的边缘所投下的模糊的阴影，和灿白的天空在我头上冷冷地发光。 一八九二年四月七日河水落下去了，这边的支流里各处都深不到腰。所以船在河中间抛锚一点也不奇怪。在我右边的岸上，农夫在犁田，不时地把牛牵到河边来饮水。在我左边的岸上，上面有古老的锡利达花园的芒果树和椰树，下面浴场的斜坡上有村妇在洗衣裳，装满水罐，洗浴，用本地的方言在谈笑着。 年轻的姑娘们仿佛永远在水里玩个不完；听着她们无忧无虑的欢笑是一种愉快。男人们正经地照例浸了几次水就走开了，但是女孩子们对水是比较亲热的，她们和水在同样的简单自然的方式之下，谈着、说着、卷着、溅着；她们也许都会在灼热的强光之下萎缩下去，但她们也都经得起打击，而不至于无力地碎裂。这个僵硬的世界，若没有她们，就探索不到她们双臂的柔美拥抱的神秘，就会荒芜起来了。 邓尼生说过，女人对于男人就像水对于酒一样。今天我觉得应该说是像水对陆地一样。 女人和水在一起更感着舒服熟识，她们在水里沐浴，和水游戏，在水旁边集会；同时，对于她们，其他的负担都不像从泉旁、井中、河岸或池塘取水那样地更为合适。波浦一八九二年五月二日世界有许多似非实是的道理，其中之一就是当风景是开阔的，天空是无垠的，云雾是浓厚的，情感是深不可测的——这就是说当“无穷”在明显突出的地方——它的适宜的伴侣只能是一个孤寂的人，一大群人在那里就会显得那么渺小，那么骚乱。 一个人和“无穷”是有相同的条件的，他们大可以从彼此的宝座上互相凝视。但是在有一大群人的地方，人类和“无穷”都变得那么微小，它们必须彼此碰掉一些，才能互相适合起来！每一个灵魂都要那么大的地方来扩展，在群众之中就必须窥伺空隙，不时地从那里伸出一个小小的仙鹤般的头去。 因此我们竭力聚在一起的唯一结果，就是使我们不能装满了，我们和这无边无底的“广大”的，拉起来的手和伸出来的臂。 一八九二年，杰斯塔月八日努力说俏皮话的女人，结果只变成冒失，是很讨厌的；那想说滑稽话的，无论成功与否，对于女人都是不体面的。滑稽是难看而夸张，所以在某些地方是和高大有关的。象是滑稽的，骆驼和长颈鹿是滑稽的，一切长的太大的东西都是滑稽的。 尖锐和美倒是接近，像刺和花一样。所以讽刺对于女人，还不是不适宜的，虽然从她口中说出会刺伤你。讥笑有笨大的味道，女人不如把这个留给我们高大的男性。男的福斯塔夫能使我们笑得劈裂了肋条，而女的福斯塔夫只揪断我们的神经。 一八九二年，杰斯塔月十二日我总在傍晚时分独自在屋顶凉台上漫步。昨天下午我觉得把本地风光介绍给客人是我们的责任，因此我陪他们一块出去散步，带着阿勾里作个向导。 在地平线的边缘，远远一片树林是青翠的，一线浅蓝色的薄云徐徐升起，笼盖在树林上面，看去特别美丽。我想把它描画得带点诗意，我说这就像蓝色的化妆药水抹在睫毛的边上，使美丽的蓝眼睛更加美妙。在我的同伴之中，一个没有听见我的话，一个没有听懂，同时第三个用应付的话来回答：“对了，很好看。”我感到我奋发的诗情再也鼓不起来了。 走了一里路以后，我们到达一个水坝。水边有一排棕榈树，树下有一股天然的泉水。在我们站住观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看见过的北方天边那一线蓝云，涨大了，变黑了，向着我们奔来了，同时电光也闪将起来。 我们得到了同一的结论，就是观赏自然的美，可以更好地在屋檐下进行，但正在我们踅回家去的时候，暴风雨已在空旷的原野上，怒吼着踏着大步赶上我们。我没想到我正赞赏美丽的自然夫人睫上的蓝水，她却会像一个生气的主妇那样追赶着我们，要给我们一记这么响的耳光！ 沙土迷天，几步外什么都看不见了。风雨更强烈了。沙地上的碎砾打在我们身上，就像枪子似的；狂风又掐住我们的颈背，开始下落的雨点，鞭打着我们，撵着我们跑。 跑呀！跑呀！但是这里地是不平的，水流给它留下浑浑的瘢痕，平时都难走过，在风雨中就更不容易了。我弄到陷在荆棘丛里，当我站起挣开的时候，差点被狂风掀在地下。 当我们快到家的时候，一群仆人，又像一阵风暴似的，叫喊着做着手势奔向我们。有的拉着我们的手臂，有的悲叹我们的窘境，有的热切地给我们引路，有的爬伏在我们的背上，仿佛怕狂风要把我们一齐刮走似的。我们竭力摆脱了他们的殷勤，最后，好不容易进到房子里，带着淋透的衣服，污秽的身体，零乱的头发，喘息着。 我得到了一个教训：我将不再在小说或故事里写下这样的谎言，就是一位主人翁能够心头怀着情人的形象，毫不焦急地在风雨中行走。没有人能够在心里记住任何面貌，不论它多美，在这样的一场风雨里，光是不让沙子进入眼里，就够他忙的了！……毗湿奴派诗人有声有色地歌唱拉达如何在风雨之夜去赴和克里希纳约定的幽会。我不知道他们曾否停下来想一想，当她走到他面前的时候，该是什么样子？很容易设想到，她的头发是那样地零乱，还有她的那些涂泽妆饰会变成什么样子。 当她遍身泥污地跑到那凉亭上的时候，她一定难看极了！ 但当我们读着毗湿奴派诗歌的时候，我们从不想到这些。 在我们心头的画面上，我们只看到一幅一个美丽的女子，被她的绝世无双的英俊的情人所吸引，做梦似地在雨季沉黑的风雨之夜，不顾一切地，穿过开满繁花的醉花树底，来到株木拿河边的图画。她系起脚镯怕它作响；她披上深蓝的斗篷怕被人看见；但是她没有打着伞来防雨淋，也没有带着灯怕她跌倒！ 有用的东西真是可怜，在实际生活上虽然那么重要，而在诗歌里却是那样地被忽视！但是诗歌无论如何也不能把我们从和它的连系上甩开，它将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甚至于这样，我们听说，文明进步的时候，消灭的将会是诗歌，但是它的特征将一个一个地不断被提了出来，作为改良鞋子和雨伞之用。 一八九二年，杰斯塔月十六日这里没有教堂塔顶的钟声，附近也没有居民，鸟儿一停止了歌唱，绝对的寂静就和夜晚一齐来到。在这里，初夜和深夜没有多大差别。在加尔各答，不眠之夜像一条黑暗的缓流的大河；在你仰卧在床上的时候，能够数出它流过的种种声音。 但是在这里，夜晚像一个阔大静止的湖水，安稳地睡着，一点动静都没有。当我昨夜辗转反侧的时候，我感到我像包围在浓厚的止水里一样。 今早我比平常起晏了一点，下楼到我屋子里去，背倚在靠垫上，叠膝而坐。这样，胸前放一块石板，我开始在晨风和鸟声的伴奏下写诗。我进行的很顺利——微笑在我的唇边浮泛，我的眼睛半闭着，我的头随着韵律摇晃，我哼着的东西，渐渐成形——当邮差来到的时候。 我收到一封信，最近一期的《实践》杂志，一本《一元论者》，和几张校样。我读了信，浏览了未裁开书页的《实践》杂志，然后又回去点头哼哼着写我的诗，我没有做其他的事情，一直把诗写完。 我不知道为什么写着一页一页的散文，也没有给我以写一首诗那么大的快乐。一个人的种种感情，在诗歌上能以应用完美的形式，就仿佛能用指头拈起来似的；但是散文就像满口袋的松散的东西，又沉重又苯大，不能随便地提得起来的。 如果我能一天写一首诗，我的生命将在一种喜乐中度过；虽然我侍弄诗歌已经有几个年头，但它还没有被我驯服起来，还不是那种可以让我随时套上笼头的飞马！艺术的快乐，就在于当幻想愿意的时候，有个长空万里飞行的自由；那时节，即使在回到世界监狱里面之后，回响和欢情还会在耳边和心头缭绕着。 短诗不断地不招自来，这样就妨碍我把剧本写下去，若不因为这缘故，我大可以把叩我心门的一些思想，放进两三个剧本里去。我恐怕必须等到寒冷的冬天，除了《齐德拉》以外，我的所有的剧本都是在冬天写成的。在那个季节，抒情的意味容易变冷，人就有工夫去写剧本。一八九二年五月三十一日现在还不到五点钟，天色已经黎明了。清爽的微风吹着，园里一切的鸟都醒起来开始歌唱。杜鹃鸟像发了狂似的。很难了解它为什么不倦不停地叫。这决不是为招待我们，也不是为分散苦恋的情人的心思——它一定有它自己的目的。但是，够可怜的，这个目的仿佛永远不能达到。而它并没有灰心。它的咕咕——咕咕——直叫下去，不时还放出绝顶热烈的颤音。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时在远处，另一只鸟用无力无情的微弱的声音咯咯地叫着，仿佛一切的希望都没有了；可是在那阴凉偏僻的地方，它又情不自禁地发出这小小的悲叹：咯咯，咯咯，咯咯。 关于这些胸颈柔软、毛羽辉煌的天真禽鸟的家务事，我们所真正知道的是多么少呵！到底为什么它们认为它们必须这样地坚持歌唱呢？西来达一八九二年杰斯塔月三十一日我恨这些客气的礼节。这些日子我总在重复这一句话： “我宁愿做一个阿拉伯的牧人！”一个上好的，健康的，强壮而自由的化外之民。 我感到我愿意从这个使人心身变老的，对于古老腐朽的东西不断的争论与计较中退出，去感受一个自由而健旺的生命的快乐；去享有——不管好坏——宽阔的，果决的，无拘无束的思想和抱负，从习惯与常识，常识与愿望，愿望与行动的永远磨擦中解脱出来。 只要我能完全地无限度地从我的桎梏生活中释放了出来，我将风暴似地猛扑四方，到处喧嚣地兴波作浪；我将像一匹野马，为我自己的速力而快乐得发狂地奔腾！但是我是一个孟加拉人，不是一个游牧的人！我照旧坐在角落里，垂头丧气，忧虑，争论。我把我的心思，一会儿朝上，一会儿朝下——像煎着的鱼一样——沸滚的油先煎了这一面，又煎着那一面。 让它去吧，我既不能彻底地粗野，那么我只好力求彻底地文明。为什么要煽动这两者之间的争吵呢？一八九二年六月十六日一个人在河上或在旷野里住得越久，就越看得清楚，再没有比纯朴自然地履行一个人日常的平凡义务更美丽更伟大的事情了。从地上的青草到天上的星辰，它们各个也只不过是做着这样的事情；在自然里有那么深远的宁静和那么卓越的美，也是因为这些东西都不力求超过自己的限度。 但是它们各个所作的事情决不是短暂的。青草要使出它所有的力量，从它细根的尖端来吸取食料，只为的是要像草似地生长；它并不空想要变成一棵榕树；因此大地得到了一张美丽碧绿的地毡。而且，的确地，在人类社会中找到的小小的美和宁静，都是来自细小责任的每天执行，而不是从大的作为和动听的谈话中得来的。 一八九二年，阿沙拉月二日昨天，是阿沙拉月①的第一天，雨季的登基典礼是用相当的盛大仪式来庆祝的。整天都很炎热，而在下午，浓云就大阵大阵地涌卷起来了。 我心里对自己说，这是下雨的头一天，我宁可冒着雨淋，也不愿禁闭在我那地牢似的船舱里。 在我的生命里，一二九三②年是不会再来了，提到这个的话，还有几个阿沙拉月的头一天将会重来呢？我的生命必须相当地长，才能数到三十个阿沙拉月的头一天，它至少是对于我，《云使》的诗人说出了特殊的区别。 有时我想到我是多么幸福，我的生命中每一天的日子都是那么美好，有的被朝阳和落照映得绯红，有的是深暗的云彩送来了清新的凉意，有的像一朵白花在月光中开放，多么巨大的财富呵！ 一千年以前，迦梨陀娑欢迎了阿沙拉月的头一天；而在我的生命中，每一年，这个阿沙拉月的头一天，都在它所有的光辉中发亮起来——这个和这位老优禅尼诗人完全相同的，给无数的男男女女带来了欢会与离愁的一天。①②孟加拉的纪元年代。——译者雨季开始的一月。 一年一度这样伟大的永受尊敬的一天，从我的生命中溜掉了；总有一个时候，迦梨陀娑的一天，《云使》的一天，印度的雨季永恒的头一天，将不为我而再来。当我体会到这点的时候，我感到我愿意好好地观赏自然，给每天的日出以有意识的欢迎，向每天的落日道别，像对一个密友一样。 多么盛大的一个节日，多么宽阔的庆祝会场呵！而我们还不能完全地反应它，我们真正是生活得离开世界太远了！星光走了千万里路到达了地上，但是它达不到我们的心里——我们是在千百万里以外呵！ 我陷进去的世界住满了陌生的东西。他们总是忙着在自己周围建起墙壁和法规，而且他们是那么小心地把窗帘掩上怕人看见呵！我总在奇怪为什么他们没有给花树做一个呢罩，或搭上天篷来揽住月光。如果来生是被今生的愿望所统治的话，那我就愿从我们这颗装殓起来的行星里，托生到自由空旷的快乐国土上去。 只有那些不能纳头深入美的整体的人，才轻看美，以它为感觉的对象。但是那些尝到了它的不可言说的味道的人，知道它超过年月的最高力量还有多远——不对，连人的心也没有力量达到它的渴望的终点。 再者——我漏掉了我在开头所想说的一件事情。不要害怕，这件事不用再用四张信纸，这就是，阿沙拉月头一天的晚上，大矛头般的阵雨，下得很大，完了。赴阁隆达途中一八九二年六月二十一日无尽的形形色色的画图：沙岸、田野、庄稼和村庄，在空中飘浮的云彩，昼和夜相遇时光开放的色彩——都从两侧滑入眼底。小船轻轻地划过，渔夫在捕鱼；河水在悠长的日子里整天地发出柔畅的抚爱的声音，广阔的水面，在夜晚的沉默中静止了下来，像一个被哄进睡乡的孩子；无边天空的一切星辰，都在他上面环守着——这时节，当我在清醒之夜坐起的时候，两旁是睡着了的河岸，只有偶尔一两声村畔林中豺狗的嗥叫，和被尖利的巴特马河波浪所侵蚀的碎片，从峰顶般高的河岸上滚落水里的声响，打破了寂静。 风景并不常是特别引人入胜的——一片伸展的没有草树的黄黄的沙岸；一条空船系在岸边；和天空一样朦胧的绿水流了过去；但是我说不出它们是怎样地感动了我。我猜想是我那被奴仆看管的童年的愿望和追求——当我自己在寂寞的囚室里，我熟读了，参加了海员辛伯达的在许多异地的探险——在我心中还没有死去，而看到任何一条空船系在岸边的时候，旧的愿望和追求就又被唤醒了。 如果我在童年没有听过童话，读过和《鲁滨逊飘流记》，我知道，远远的河岸和对岸的广阔的田野的景色，决不会这样地激动我——事实上，整个世界，对我将会有不同的魅力。 在人的心里，幻想和事实纠缠成怎样的一个迷阵呵！不同的几股——细小和巨大——的故事、事件和图画的线索是怎样地纠结在一起呵！西来达一八九二年六月二十二日清晨很早，我还在床上的时候，听到浴场上的妇女叫出快乐的“乌鲁！乌鲁！”①的笑声，这声音非常奇怪地感动了我，虽然说不出是为什么。 也许是这种快乐的呼声，使人想到这世界上前进着的、庆祝活动的大流，而个人和这些庆祝活动的大部分，都没有什么联系。世界是那么大，人们的集会是那么浩阔，但是一个人和这些集会的连结是多么少呵！遥远的生活的声音，飘送过来，带来了不相识的家庭的消息，使人体会到，大部分的世人不是他的亲属也不认识他；这时他感到被遗弃了，他和世界只有很松弛的连结，一种隐约的愁闷爬满了他的心头。 因此，这“乌鲁！乌鲁！”的呼声，使我的过去和将来的生活，变成一条长长的道路，从道路的两端，这声音向我飘来。而这个情感替我这一天的开始染上色彩。 等到经理人和他的同事以及佃户们一来见我，他们一走进这个场面，这个暗淡的对于过去和将来的忆想将立刻被挤了出去，而一个极其强壮的现在，将行着礼站在我的面前。 ①妇女们在节期所喊出的特别的尖脆的欢呼。——译者沙乍浦一八九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在今天的信里，提到了Ａ的歌唱，使我的心中起了一种无名的热望。生命中每一种小小的快乐，夹杂在市嚣中间，没有得到欣赏的，现在向游子的心提出了要求。我喜爱音乐，而在加尔各答没有声乐和器乐的饥荒，我对于这些只是充耳不闻。但是，虽然我在那时候没有体会到，这个需要定会使我的心发渴。 在我读着今天的信的时候，我感到那么强烈的愿望，想听听Ａ的美妙的歌声，我立刻确信许多被压抑的，呼吁充满的创造热望中之一，就是要求可以得到而被忽略了的快乐；当我们忙于追求空想的，不可能的事物的时候，我们把生活饿死了……没有尝过的容易得到的快乐所留下的空虚，总在我的生命中生长着。总有一天我会觉得，只要我能把过去拉回来，我将不再拚命追求那难得的东西，而只把那些生活所献出的，细小的，不招自来的日常的喜乐一口饮干。一八九二年六月二十九日昨天我说过，今天夜里我和诗人迦梨陀娑有个约会。当我点上蜡烛，把椅子拉到桌前，准备妥贴的时候，进来的不是迦梨陀娑，而是邮政局长。一个活的邮政局长当然比死的诗人更有优先权，所以我不好请他给应约而来的迦梨陀娑让位——他决不会了解我！因此我请他坐下，而给老迦梨陀娑一个回避不见。 这位邮政局长和我中间有一种连结。当邮局还设在这所房子里的时候，我曾同他天天见面。有一天下午，我就在这间屋子里写出一篇小说《邮政局长》。当这篇小说在《指导者》 杂志发表的时候，他来看我，以一连串的腼腆的微笑，不以为然地提到了这件事情。无论如何，我喜欢这个人。他有一大堆我爱听的逸闻轶事。他也有一种幽默感。 邮政局长走后时间虽已晚了，我还立刻开始读《罗怙世系》①，把整段的印都玛蒂的“择婚”②仪式读完了。 英俊华服的王子们坐在大厅里一排的宝座上。忽然间一阵法螺和号筒吹起，印都玛蒂穿着新娘的服装，在苏南达的扶掖之下，被请进来站在王子们中间的步道上。细细想象这幅画图真是一种愉快。 在苏南达把每一个求婚者向她介绍了之后，印都玛蒂在无情无意的敬礼中深深鞠躬，就走了过去。这谦恭的行礼是多么美妙。他们都比她年长。因为她只不过是一个少女。如果她没有把表示拒绝的不可避免的失礼，和她仁慈的温柔融合了起来，这场面将失去了它的美。 正文 2 ①②印度的旧风俗，公主在许多求婚者之间，选一个自己中意的，给他颈上套上花环，表示他已中选。——译者沙恭达罗的作者迦梨陀娑所着的叙事诗。西来达一八九二年八月二十日每当看到一幅美丽的风景画的时候，我常想，“如果我能住在里面，那有多好！”就是这种愿望在这里得到了满足。在这里，一个人在一个没有真实的冷酷的、色彩鲜明的画图中，活泼了起来。当我小的时候，《保罗和弗珍妮亚》或《鲁滨逊飘流记》书里的森林和海的插图，会把我从日常世界中飘游了出去；这里的阳光把我当年凝视这些图画时候的感觉，又带到我的心上来。 我不能真切地说明，或明确的解释，在我心中所引起的是哪一种的渴望。这仿佛是什么水流的脉搏流过了把我和广大世界连起的干线。我感到，仿佛那模糊遥远的、我和大地上一切合一的时期的记忆，又回到我的心上来了；在我上面长着青草的时候，在我上面照着秋光的时候，在柔和的阳光接触之下，青春的温热气息会从我的宽大、柔软、青绿身躯的每一个气孔里升了上来，一个新鲜的生命，一种温柔的喜乐，将半自觉地隐藏起来，而又从我所有的广漠中无言地倾吐了出来，当它静默地和它的各个国家和山和海在光明的蓝天下伸展着的时候。 我的感觉就像是我们古老的大地，在被太阳吻着的日常生活中的狂欢感觉；我自己的意识仿佛涌流过每一片草叶，每一条吮吸着的草根，穿过树干和树液一同上升，在喜悦的颤抖中，和在田中摇动的玉米和沙沙作响的棕叶一同展放着。 我感到我不得不表示出我和大地的血缘连系，和我对她的亲属之爱，但是我恐怕人家不会了解我。波利亚一八九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我在想，这时你的火车该走到什么地方了。现在太阳正升到靠近拿洼蒂车站的起伏的没有树木的岩石地带。那里的景物一定被清新的阳光所照亮，在阳光下，远远的青山开始隐约可见。 除了原始的部落人用水牛做过一点耕作之外，几乎看不见开垦过的田地；在铁路交叉处的两旁，都是堆叠起来的黑岩石——卵石留下了干涸河流的足迹——摇摆不定的黑鸟，站落在电线上。一个粗野的带着疤痕的自然躺卧在阳光下面，就像被一只柔软光明的仙手所抚摩而驯伏起来似的。 你知道这景物使我忆起哪一张画吗？在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里有一个场面，在那里，豆扇陀王的幼子婆罗多和一只小狮在游戏。这孩子爱怜地把细软红润的手指，摸抚着这只巨兽的粗硬的鬃毛。这狮子在信赖的休息中，安静地躺卧着，不时地对它的小人朋友投着亲爱的眼光。 要我告诉你，这些干涸的、散堆着卵石的水道，使我想起什么了吗？我们在英国童话里读到《树林里的婴孩》，那一对小兄妹在被继母赶进树林的时候，怎样地随时丢下一块一块的鹅卵石，在陌生的树林里留下了他们彷徨的踪迹。这些小河就像是被送到世界上而中途迷路的婴孩，因此他们一面往前走，一面就留下卵石来做记号，为的使他们可能回来的时候，不至迷途。但是他们是没有回顾路的！那图里一八九二年十二月二日在孟加拉林外的落日里，有一种深沉的情感和宁静的气息沿着无边的寂静的田野，伸展到地平线上。 爱怜地，而又忧愁地，我们夜晚的天空，在远处低俯下去接触大地。它在大地上投射着留下的愁光——这光明给我们以“永别”①的神圣哀愁的意味；弥漫在大地、天空和水里的静默是充满着表情的。 当我在沉迷的凝静中注视着的时候，我在想——如果这静默失掉了自制，如果这个现在的时间，从亘古以来就一直在寻求着的表现，会都发泄出来的话，会有一种深沉地严肃、痛快地动人的音乐，从地面涌上星空吗？ 只要用一点坚定集中的精力，我们自己就可以把这渗透万有的伟大的光明和颜色，转移到音乐里去。我们只要闭上眼睛，用心耳来感受这永远流涌的活动画面的颤动。 但是我要描写多少次的日落和日出呢？每次我都感到它们的全新的鲜艳；而我怎样地才能把这全新的鲜艳表现出来呢？ ①指印度神话中普露沙和布拉克里蒂，即神与被创造者的永别。——译者西来达一八九二年十二月九日在痛苦的病后，我还觉得软弱，正在休养着。在这种情况之下，自然的调护真是甜柔的。我感到我和万物一样，懒洋洋地在阳光下闪耀出我的喜乐，我只不过心不在焉地在写着信。 世界对于我永远是新鲜的；像一个今生前世都曾爱过的老朋友，我们之间的友谊是深长的。 我很能体会到，许多世纪以前，大地怎样在她原始的青春里，从海浴中上来，在祈祷中敬礼太阳，我一定是树林中的一棵树，从她新形成的土壤里，以最初冲动的全部新鲜的生意，展开我的密叶。 大海在摇晃，在动荡，在掩盖，像一个溺爱的母亲，不断地爱抚着她的头生婴儿——陆地；而我用整个心身在阳光中吮吸，以新生婴儿的说不出道理的狂欢在碧空下震颤，用我所有的根须紧紧地拉住我的大地母亲，快快地吮吸着。在盲目的喜乐中，我的叶子怒生，我的花儿盛放；当阴云聚集的时候，它们爽畅的凉荫，将以温柔的摩抚来安慰我。 此后，从世纪到世纪，我曾变化无定地重生在这大地上。 所以当现在我们独对的时候，种种古老的记忆，慢慢一个一个地回到我心上来。 我的大地母亲今天穿着阳光照射的金色衣裳，坐在河边的玉米地上；我在脚边、膝下、怀中翻滚游戏。做了无数孩子的母亲，她只心不在焉地，一面用极大的耐心，一面用相应的淡漠，来对付他们的不住的叫唤。她坐在那里，用遐思的眼光盯着过午的天边，同时我无尽无休地在她身旁喃喃地说着。巴利亚一八九三年二月，星期二我不想再流浪了。我真愿意有一个能让我躲开大家而舒服地躺下的角落。 印度有两方面——一方面她是个户主，另一方面她是个漫游的行者。头一个决不肯离开家庭角落一步，第二个是简直没有家。我发现在我里面，二者兼而有之。我愿意到处流浪去看广大的世界，但我也想望一个隐秘的角落；像一只小鸟一样，有一个小小的窝巢让它居住，也有广阔的天空任它翱翔。 我想求一个角落，因为它会给我的心带来宁静。我的心真正愿意忙碌，但在努力这样做的时候，它就不断和群众冲撞，变得完全狂乱，它也从里面不住地打击我——它的笼子。 但只要让它能有一刻悠闲的静独，能以游目四望，任意思索，它就会称心如意地表达出它的感情。 这个静独的自由就是我的心所想望的；它将和它的想象独对！就像造物者在他在创作上凝思一样。喀达克一八九三年二月在我们能做出一番事业以前，让我们隐姓匿名地生活着吧，我说。当我们只能受人轻视的时候，我们凭什么来要求人的尊敬呢？什么时候我们在世界上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什么时候在决定世界的方针路线上，有了我们的一份，我们才能微笑地和别人接触。在这以前让我们呆在背景里，去处理我们自己的事务吧。 但是我们的同胞似乎持有不同的看法。他们不重视我们那些必须在幕后去谋求满足的需要，——他们的整个注意力都指向暂时的架子和夸耀。 我们的国家真是被上帝忘却的国家。困难，当然有，那就全凭我们坚持意志的力量去干。在真实的意义上，我们从未得到什么援助。在数里方圆之内，我们找不到一个可与商谈而取得活力的人。附近没有一个人在思索、在感觉、或在工作。没有一个人有从事巨大努力的经验，或是真正地生活着。他们都是吃着喝着，做些办公室的工作，抽烟，睡觉，无聊地瞎谈着。当他们涉及感情方面的东西，他们就变得多愁善感，当他们讲理的时候，他们又很稚气。人们热望一个精神健旺的，坚强的，精干的人物；这些都是幢幢倏忽的阴影，和世界断绝接触的。一八九三年二月十日他是个充分发展极端类型的约翰牛——一个巨大的鹰钩鼻子，狡猾的眼睛和一个一码长的下颏。目下政府正在考虑褫夺我们在陪审委员团下受审的权利。这个家伙把这题目揪出来，而且坚持同我们的主人可怜的Ｂ先生争论下去。他说这个国家的人民的道德标准很低；他们对于生命的神圣没有真正的信心；所以他们不配在陪审委员团里工作。 当我看到他居然能够接受一个孟加拉人的款待，谈着这样的话，坐在他的席上，而一点不受良心谴责的时候，我沉痛地感到这些人对于我们的极端轻视。 饭后我坐在客厅的角落里的时候，周围一切在我眼中都变得模糊了。我仿佛坐在我的伟大的被侮辱的祖国的头边，她悲伤地黯淡无光地躺在我面前的尘土里。我说不出这种压在心头的深刻的悲痛。 那边那几个“太太们”，穿着夜宴的服装，用英语交谈的嗡嗡声，以及嘻嘻哈哈的笑声，这一切都多么不相称呵！我们古老的印度对于我们是多么丰富而真实，一个虚礼的英国式的宴会，是多么轻贱而诈伪呵！一八九三年三月如果我们开始把英国人的鼓掌放在过于重要的地位，我们就得丢掉许多我们的好东西，而接受许多他们的坏东西。 我们渐渐地将以不穿袜子出去为耻，看到她们舞会的衣裳也不以为羞。我们将毫不在意地把我们古老的礼貌扔了出去，去和他们作无礼的竞赛。我们将不再穿上褂，因为它需要改良，但又毫不思索地在我们头上顶上他们的帽子，虽然没有一种头饰比那个更难看。 简单地说，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我们将弄到根据他们的鼓掌与否，来削改我们的生活。 因此我直截了当地说：“瓦罐呵，看在老天爷的面上躲开那只铜罐吧！不管他是生着气向你奔来，或者只是给你面子，拍一下你的脊梁，你就完了，反正都会碰碎的。所以记住老伊索的良言吧，——我求你，远远地躲开吧。” 让那些铜罐去点缀豪富的家庭；你在贫苦的家庭中有的是工作可做。如果你让他把你撞破了，你在两家都没有了地位，只能回到尘土里去；最侥幸的话，也许在文物柜中——作为一件古董，可以占一个角落，你如果让农村里最卑贱的妇女拿这打水，那就是最最光荣的了。西来达一八九三年五月八日诗歌是我的很老的情人——我想我只有罗提①那么大的时候，我已经和她订下婚约了。 很久以前，在我们水池边老榕树下的歇息，那所内花园，房里地下室的陌生的地区，整个的外面世界，女仆们讲的儿歌和故事，在我心中建起了一①作者的儿子，那时才五岁。——译者个美丽的仙境。对于那一时期所发生的模糊而神秘的事情，很难说得清楚，但这个是明确的，就是我同“诗的交换花环”①的仪式已经正式行过了。 但是我必须承认，我的未婚妻不是一个吉利的女郎——不管她给人带来了什么，但决不是幸运。我不能说她从来不曾给我快乐，但是和她在一起是谈不到安宁的。她所爱的人可能得到圆满的喜乐，但是在她的残忍的拥抱之下，他的心血是会被绞出来的。她所选择的不幸的东西，永不会变成一个认真的，沉着的，舒舒服服地在一个社会基础上安居下来的户主。 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我可能做过许多不诚实的事情，但是在我的诗歌里，我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假话——那是一个圣所，在那里，我生命中最深的真实得到了护庇。一八九三年五月十日乌黑臃肿的雪块涌来了，像一张吸墨纸似地把我面前风景里的金色阳光吸收掉了。雨一定快来了，因为微风感到潮湿而含满了眼泪。 在那边，刺进天空的西姆拉高峰上，你将感到很难正确体会，阴云的来到，在这边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或者有多少人殷切地仰望天空，欢呼它们的来临。 我对于这些农民——我们的佃户——老天爷的高大、无能、幼稚的孩子，感到很深的慈怜，必须有饭送到他们的嘴①订婚仪式。——译者里，否则他们就完了。当大地母亲的乳汁干了的时候，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办，只会哭泣。但当他们的饥饿一旦得到了满足，他们就忘掉过去一切的灾害。 我不知道那社会主义的、财富合理分配的理想能否达到。 如果不能的话，老天爷的分配就真是残酷的，人真是个不幸的东西。因为如果这个世界上必须有苦恼，那也算了；但至少要留下几个小小的气孔，一瞥可怜的闪光，这也许可以鼓励人类中较高尚的一部分，去不断地为解除痛苦而希望，而奋斗。 他们说着一件极其冷酷的事情，那些人断言说，分配天下的物产；使每人有一口饭吃，一点衣服穿，只不过是一个乌托邦的梦想。一切社会问题本来都是冷酷的！命运只容许给人类这么窄小可怜的一床被，把它拉到世界上的这一部分，别的部分就没有盖的了。解除了我们的贫困，我们丧失了财富；而有了财富，我们就失掉无数的仁慈，和美，和力量。 但是太阳又出来了，虽然阴云仍在西方堆积着。一八九三年五月十一日在这里还有一件使我愉快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的纯朴的忠诚的老佃农们会来见我——他们虔诚的顺从是真诚的！他们在崇敬的美丽的纯朴和忠实上，比我不知伟大到多少。即使我是不配受他们的崇敬的——他们的情感并不因此而失掉价值。 我用对小孩子一样的热爱，来对待这些大孩子——但这里也有一个差别。他们比小孩子还幼稚。小孩子还会长大，这些大孩子却再也不会长大了。 一个温顺的灿烂的纯朴的灵魂，透过他们疲乏，起皱，衰老的躯体发出光来。小孩子只是单纯而已，他们没有这些大孩子的毫无疑问决不动摇的忠诚。如果有一股潜流使人们的灵魂可以沟通的话，那么我的真诚的祝福，定将伸向他们，为他们服务。一八九三年五月十六日过午洗完澡之后，爽畅而清洁，我在河岸上散步了差不多一个钟头。以后我走上那只泊在中流的新的游艇，躺在铺在船尾板上的床上，在夜晚的黑暗中，我静静地仰卧着。小这个思想每天浮上我的心头：我会再生在这个布满星辰的天空之下吗？在这条孟加拉河上，在世界的那么僻远的一个角落，这个美妙夜晚的宁静的狂欢，会再是我的吗？ 也许不会，风暴也许会改变了；也许再生的，我带有不同的想法。许多这样的夜晚可能到来，但它们也许不肯这样信赖地、爱抚地、完全狂放地安息在我的胸怀里。 奇怪得很，我最大的恐惧就是怕我重生在欧洲！因为在那里一个人不能这样地躺着，对上面的无限的空间敞开整个心身——我恐怕，一个人只要躺下去，就会让人家严厉地申斥一顿。我也许会在哪个工厂或是国会里拚命地忙着，像那边的道路，一个人的心思，因为交通拥挤，必须是石头铺成的，几何学式地铺开，使它开阔无碍而井井有条。 我确信我不能明确地说出，为什么这种懒懒的、梦想的、自我集中的、装满了天空的心境，对于我是最值得想望的。当我在这里躺在游艇上，我一点都不觉得我比最忙碌的俗人卑下。毋宁说，我若是束紧裤带拚命地干的话，和那些典型人物比起来，我可能显得非常软弱的。一八九三年七月三日昨晚，风像丧家之犬那样地整夜嗥叫。雨还在不停地倾注。田地里的水奔涌成无数漩涡流进河里。淋透了的农民搭渡过河，有的戴着斗笠，有的拿山药的叶子盖在头上。大货船滑驶过去，舵工浑身精湿地坐在舵边，水手在雨里使劲地拉着拖绳。鸟儿郁闷地关在巢里，而人的儿子依旧行进，因为不管天气怎样，世上的工作还必须做下去。 两个牧童在我的船前放牛。那几只母牛十分高兴地吃着草，它们的鼻子插进青葱的草里，尾巴不停地忙着拂打苍蝇。 雨点和牧童的竿子都不住地、没有道理地落在它们的背上，但是它们都不计较地听任忍受着，镇定地大声咀嚼下去。母牛有着那样地柔和、慈爱、忧郁的眼睛；我不知道为什么老天爷会想到，应该把人的一切劳动负担，强加在这些壮大温和的牲畜的驯伏的肩膀上？ 河水每天上涨。我昨天只能从舱面上看到的东西，现在我可以从房舱的窗户里看到了。 我每天早晨醒起，都发现我的眼界更加宽阔。不久以前，只有远村边的树梢，像深绿的云彩一般露了出来，今天整个树林都可以看见了。 陆地和水慢慢地对面走来，像一对腼腆的情人似的。他们差不多达到了羞怯的极限——他们的双臂将围抱到彼此的颈上。在豪雨中，我将会欣赏这满溢的河上的旅行。我在考虑下令开船。一八九三年七月四日今天早晨露出一点阳光。昨天雨停了一会儿，但是天边的阴云还堆得很浓，久晴是没有什么希望的。这堆阴云望去就像一张厚厚的云毯卷在一边，任何时候一阵好事的风，可能又来把它铺开，盖住整个地面，把蔚蓝的天空和金色的阳光遮得毫无痕迹。 今年在天空中不知积存了多少的水。河水已经涨过了那低洼的沃化的田地①，还要淹没田里所有长起的庄稼。不幸的佃农绝望地在割下一束一束的半熟的稻子，用小船运走了。他们走过我船前的时候，我听见他们在哀叹自己的命运。很容易了解，一个农人逼得在收获的前夕割下稻来，会怎样地痛心，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有些穗子可能已经结成谷子了。 天道里一定有些慈悲的成份，否则我们怎能从那儿得到我们的一份慈心呢？但是很难看出慈悲的心究竟在哪里。千百万无辜的人们的哀号似乎没有得到什么结果。大雨任意地倾注着，河水还在上涨，多少次的请求都没有得到任何方面的救济。人们只好说这样的话——这一切都在非人所能了解——来自寻安慰。但是，人是极其需要懂得世界上是有慈悲和正义这样的东西的。 然而，这只不过是发气。理性告诉我们天地万物决不能①在沙岸填上一层可耕的土壤的田地。——译者有圆满的快乐的。只要它是不圆满的，它就必须忍受不圆满的忧伤。只有在它不是天地万物而是上帝的时候，才能是圆满的。我们敢于这样大胆地祈求吗？我们越思索，我们越是常常回到起点上去——为什么要有天地万物呢？如果我们不能决心拒绝事物的本身，只抱怨它的伙伴——忧伤，是无用的。沙乍浦一八九三年七月七日农村生活的流动不是太快，但也没有停滞，劳动和休息携手同行。渡船来回地开，行人打着伞沿着纤路走去，女人们在浸在水里的竹篮里洗米，农民们头上顶着麻捆到市上去。 两个人在用匀称的打击声，砍着一根木材。村里的木匠在一棵大无花果树下修理着一只倒放着的小船。一条蒙古种的狗，无目的地在河岸上来回地走。几头母牛，在饱餐了一顿丰富的青草之后，躺在那里反刍，懒洋洋地把耳朵前后摆动，用尾巴打拂着苍蝇。当几只乌鸦放肆地站到它们脊梁上的时候，它们偶然也不耐烦地摇一摇头。 这单调的伐木者的斧声或木匠的锤声，哗哗的桨声，赤裸的孩子们在嬉戏中的欢笑声，农民们唱出的忧郁的歌声，更响的是转动着的油磨的叽嘎声，所有这些活动的声音，和微语的树叶、鸣唤的鸟语并不走调，而且都在连合起来像一支大的梦想管弦乐队的动人的曲调，演奏出一支绝纱的，微带着压抑的哀愁的乐曲。一八九三年七月十日对于我们一直在讨论着的沉默的诗人，我所要说的就是，虽然沉默的人和说话的人有着同样的情感的力量，但这和诗歌没有关系。诗歌不是情感的问题，它是形式的创造。 思想以一些隐秘和精妙的技巧，在诗人心中成形。创造力是诗歌的根源。知觉，情感或者语言，都不过是原料，一个人也许有丰富的感情，另一个人有丰富的语言，第三个人两样都有；但只有那同时也具有创造的天才的，才是诗人。帕提沙一八九三年八月十三日穿过那些“湖泽”①到卡里格雷村去，一种想法在我心中形成。这想法并不是新的，但有时候旧的思想以新的力量来打动我。 流水没有被两岸夹起，而伸展成为一片单调的茫茫的时候，就村庄是由几撮茅舍组成的，散立在小岛似的土丘上。小船和一种圆陶盆是唯一的交通工具。当水没过耕地，稻子露①有时候河流经过孟加拉平原，遇到低地，就展布成为面积无定的一片水，叫做“湖泽”，在干季，只有大池塘那么大小，在雨季，就变成无边广大。 出相当深而十分清澈的水面，小船在上面行驶的时候，望去就像在稻田上走似的。“湖泽”里还有特别的植物和动物，有水莲花、鸢尾花和各种的水鸟。这样，这“湖泽”既不像泽又不像湖，而有它自己的特色。——译者失去了它的美。就语言来说，韵律起着河岸的作用，付予诗歌以美和特征。就像河岸给每一条河以突出的个性一样，节奏也使每一首诗歌有一种独特的写法；散文就像那无形态、无个性的“湖泽”。而且，河水有流动，有前进；“湖泽”只用浩阔来席卷田地。因此，为要给语言以力量，韵律的狭窄的约束变成必要的；不然的话，它就不住地散展开去，而不能前进。 农村里的人称“湖泽”为“哑水”——它们没有语言，没有表情。河水不停地潺着；诗歌的字句也这样地吟唱，它们不是“哑字”。这样，格律产生了形式、运动和音乐的美；格律不但产生美，也产生了力量。 诗歌决心受格律的控制，不是受了盲目习惯的引导，乃是因为它这样作就得到了运动的快乐。有些傻子以为韵律是一种字句的体操或戏法，目的只求得群众的赞赏。这是不对的。 韵律的产生像一切的美在整个宇宙中产生一样。思潮引进轮廓分明的范围里，给有韵律的诗句以一种感动人心的力量，含糊的不明确的散文就做不到。 当我从江河进入“湖泽”，又从“湖泽”进入江河的时候，这想法对我渐渐明确起来了。 一八九三年，斯拉万月二十六日有些时候我曾这样地想过，男人是一件粗制滥造的货物，女人是一件完美的产品。 女人在礼貌，惯例，谈话，装饰上都有完整的一套。理由是，世纪以来，自然就指定她这个明确的角色，而且也已经使她适应了这个角色。洪水，政治革命，社会理想的变革，还都不能把她从她特殊的作用上转移开去，或是破坏她们中间的相互关系。她一直在恋爱着，照料着，爱抚着，此外什么都不做；而且在这些事上她学来的绝妙的技巧，渗透了她的心身与行动。她的性格和行动像花朵和香气似的，变成不可分离的，因此，她没有疑惑或踌躇。 但是男人的特性里还有许多洞孔和疙瘩；每一个不同的环境和力量，对他的发展过程都有所贡献，也都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因此有的人就有一个无边开展的前额，另一个人有个莫名其妙的突起的鼻子，第三个人又有一个出奇地冷酷的下颏。如果男人是一个目的的继续和划一，自然定会竭力地给他做一个明确的模型，使他能简单而自然地起着作用，不必去卖那么大的力气。他就不必有这么复杂的行动规程；当他受外界影响扰乱的时候，他也将不会那么容易地脱离常轨。 女人是在一个母亲的模型里造成的。男人没有这样的原始图案作为根据，因此他一直不能上升到和美一样地完全。一八九四年二月十九日有两只大象来到这边河岸上吃草。我对它们极感兴趣。它们用一只蹄子轻轻地敲击地面，然后用鼻端卷住青草，揪起一大堆草皮土块和其他的东西。它们把这一大块甩来甩去，直到所有的土都甩干净了；然后放在嘴里吃掉。它们有时候忽然兴起，就把尘土吸进鼻孔里去，然后喷着鼻子把尘土洒满全身；这是它们大象式的化妆。 我喜欢看这些长得太大的动物，它们笨大的身躯，它们的无穷的力气，它们形象的难看的不相称，它们的驯良的浑噩，它们的身量和笨重使我对它们有一种慈怜——它们笨拙的身躯带些稚气，而且它们有宽大的心。它们撒野的时候是狂暴的，但当它们安静下来的时候，它们就是和平的化身。 粗野和巨大合在一起并不排拒人，它反而能吸引人。一八九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天空阴晴无定。忽然间一阵风来，使船身的一切接缝都在懒惰地叽嘎呻吟。一天就这样地消磨下去。 现在已经过了一点钟，沉浸在这乡村正午的时光中，和它的种种声音里——鸭群的叫噪声，走过的船激起的漩涡声，沐浴的人洗衣服的泼溅声，赶牛郯水的人远远的吆喝声——使人甚至于难以想象到椅子——桌子，单调而沉闷的加尔各答每天例行的生活。 加尔各答像政府办公处一样，是沉重地规矩。每一天的日子到来，都像从一个造币厂铸出的金钱一样，轮廓鲜明，闪闪发光。呵！那些枯燥沉闷、没有生气的日子，是那样地一般轻重，那样正经地体面呵！ 在这里我躲开了我的圈子的要求，也不觉得像一件开足的机器。每一天都是我自己的，我带着闲暇和思想走遍田野，不受时间空间的束缚。在我低头漫步的时候，夜晚渐渐地在地上，空中，水面深了下去。一八九四年三月二十二日当我坐在船上窗前看着河水的时候，忽然看见一只奇怪的禽鸟，拚命地从水里凫到对岸去，后面跟着一大片的喧嚷。 我发现那是一只家禽，它挣扎着，跳进水里，为要逃避它在船上厨房里逼在眼前的劫运。现在它已疯狂地竭力想抢渡过去，当它快达到彼岸的时候，残忍的捕逃者的毒手围上来了，它被胜利地掐住颈子带了回来。我告诉我的厨师，我今天什么肉也不想吃。 我真的必须停止吃荤了。我们想法吞咽鲜肉，只因为我们没有想到我们做的是一件残酷罪恶的事情。有许多罪恶是人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有些罪恶被镇压了，因为它们同习惯、风俗、传统背道而驰。但是残酷不在这些罪恶之内。它是一个主要的罪恶，不允许有争辩或微小的区别。只要我们不让我们的心变成麻木不仁，它对于残忍的抗议总是可以清晰地听到的；但是我们大家一直都在轻松愉快地犯着残忍的罪——事实上，任何没有参加的人都被起个浑名叫做怪人。 我们对于罪恶的了解是多么虚伪！我觉得最高的戒律就是对于一切有情的同情。爱是一切宗教的基础。那一天我读到一份英国报纸，说有五万磅的兽肉运到非洲驻军区去，但在运到的时候，发现那肉已经腐坏。这批托卖品又被退了回来，最后就在扑次茅斯以几磅钱的廉价拍卖掉了。这是多么惊人的生命的浪费呵！对于生命的真正的价值是多么麻木呵！ 有多少生物只为点缀一次宴会上的盘碗而被牺牲掉，而其中的大部分会是原封不动地撤下席去的。 只要我们对于我们残忍的行为是无意识的，我们也许是无罪的，但是如果在我们的慈悲心唤起了以后，我们仍旧坚持扼杀我们的情感，只为的是要去参加别人的对生命的掠夺，我们就侮辱了我们心中一切的善念。我已经决定试行素食了。一八九四年三月二十八日这里已经很暖了，但是我不大怕太阳的热气。热风吹啸着吹过，不时地在回旋中停了一会，又旋转起它的尘土和落叶枯枝的裙子，跳舞着走了。 今天早晨却是很冷的——几乎像一个隆冬的早晨；说实话，我对于洗澡并不太热心。要想说明在所谓“自然”这个大东西里，的确在发生着什么事情，是很困难的。一个不清楚的原因从一个不知名的角落出现了，忽然间一切东西就都变了样。 人的心思的运转，和身外的自然一样的神秘——昨天我就这样地想起。一种奇妙的炼金术在动脉、血管和神经、在脑筋和骨髓里工作着。血水涌流下去，神经弦子颤动着，心的肌肉起伏着，人身内的季候在逐一地变换着。下一次又有哪一种的风，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吹来——对于这些我们一点也不知道。 这一天我确信我将生活得很好；我感到我坚强得能以跳越过世上一切防碍我的忧伤和考验；而且，我仿佛有了一张印好了的终生的日程表，安全地放在口袋里，我的心情是舒畅的。第二天，不知道从哪一层地狱刮来了一阵大风，天空中显出险象，我就开始疑惑我是否真能禁受一切的暴风骤雨。 只因为在某处血管或者神经纤维有点毛病，我的一切力量和智慧都变得无用了。 我自己身内的神秘使我惊恐。它使我不敢说出我要做什么或不要做什么。它为什么总是胶着在我身上——这个我既不能了解又不能驾驭的无边的神秘？我不知道它要引导我或是我引导它到哪里去。我看不出什么事情在发生着，也没有人来请教我说什么事情将要发生，然而我必须摆出主人公的样子，装作一个执行者……我觉得我像一架活的钢琴，里面有很大很复杂的机构和钢丝，但是我没有法子知道谁是演奏者，而且对于演奏者为什么要演奏，也只能有一个猜度，我只能知道他弹的是什么，调子是愉快的或是哀伤的，什么时候那音符是婴音还是变音，曲调是不是合拍，基调是高还是低，但是，就连这些我也真正地知道吗？一八九四年三月三十日有时当我体会到生命的旅途是漫长的，所遭到的忧伤是很多而不可避免的，必须有一种极大的斗志来支持我的心的力量。有些夜晚，当我独坐着凝视着桌上的灯焰，我发誓我要像一个勇士似的活着——不动摇，沉静，不怨尤。这决心把我吹鼓了起来，当时我真把自己看做是一个十分、十分勇敢的人。当我担心着路上的荆棘会刺伤我的脚的时候，我又退缩了，我开始对于前途感到认真的忧虑。生命的道路又显得很长了，我的力量也显得不够了。 但是这最后的结论不会是真实的，因为正是那些细小的荆棘是最难忍受的。心的家务管理是节俭的，需用多少才花掉多少。在小事上决不浪费，它的力量的财富是精打细算地积攒起来，准备应付真正的巨大灾难的。因此，为较小的忧烦而流泪号哭，总不能引起慈善的反应。但当忧伤最深的时候，努力是没有限度的。那时候，外面的硬皮被戳穿了，慰安涌溢了出来，一切忍耐和勇敢的力量都结合在一起，来尽它们的责任。这样，巨大的苦难也带来了伟大的持久的能力。 人性的一方面有追求愉乐的欲望——另一方面是想望自我牺牲。当前者遇到失望的时候，后者就得到力量，这样，它们发现了更完满的范围，一种崇高的热情把灵魂充满了。因此当我们在微小困难面前是个懦夫的时候，巨大的忧伤激起了我们更真实的丈夫气概，使我们勇敢起来。所以，这里面有一种快乐。 说苦中有乐，不是一种空洞的似是而非的议论，反过来说，在愉乐中有缺憾，也有实在的，不难理解为什么应该是这样。西来达一八九四年六月二十四日我在这里还不过四天，因为不去计算时间，日子就仿佛已经很长了。我感到如果我今天回到加尔各答去，我会发现它变了很多——就像我自己一个人在逝水的光阴的外面站住了，不理会身外世界的渐渐变动的地位。 事实是，在这里，离开了加尔各答，我生活在我自己内心世界之中；在这里时钟不遵守通常的时间；在这里时间的持续是以情感的强度来衡量的；在这里因为外面世界不计算分秒，片刻变成小时，小时又变成片刻。我似乎觉得时间和空间的细分，只不过是精神的幻觉。每一个原子都是不可计量的，每一段时刻都是无限的。 我小的时候，读到一段波斯的故事，我非常地喜欢它——我想就在那个时候，我也能了解其中的深意，虽然我只不过是个孩子。为要指出时间的幻觉的本质，一个僧人倒些法水在一只桶里，请国王进去泡一泡。国王刚把脑袋浸进去，立刻就发现自己到了海边的一个国家里，在那里他度过很长的时间，经过了也做了许多事情。他结了婚，有了孩子，他的妻子儿女又都死了，他丧失了一切的财富，当他在痛苦中辗转的时候，他忽然发现他又回到自己的屋里，他的朝臣们在旁边围绕着。在他为他的痛苦而斥骂着这僧人的时候，他的朝臣们说： “但是，陛下，您只不过把头浸在水里，立刻又抬了起来！” 我们整个生命中的苦乐，也同样地圈在片刻的时间之中。 在苦和乐还在的时候，无论我们感觉到它是多么长久，多么强烈，只要我们一从世界的水里抬起头来，我们就会发现这一切都多么像一个细微的短暂的梦。一八九四年八月九日今天我看见一只死鸟随流而下。它死亡的经历是很容易推测的。它的窝巢是在村边的一棵芒果树上。它晚上回到家来，挨着它的羽毛柔软的伴侣，舒服地躺在里面，在睡眠中休息着它的纤小疲倦的身躯。忽然间，在夜里，巨大的巴特马河在她的床上轻轻转侧；芒果树根上的土被冲走了。这小东西的窝巢没有了，它在长眠不醒之前，只惊觉了短短的一瞬。 当我在毁坏一切的自然的可怕的神秘面前，我自己和其他生物的区别就显得很微小。在城市里，人类社会总是摆在前面，朦朦浮现；它对其他生物的苦乐和自己的比较，总是残酷地淡漠。 在欧洲，同样地，人是那么复杂而突出，因此动物对于他，只不过是个动物。对于印度人，那灵魂轮回的想法，人托生成为动物，动物托生成为人，并不奇怪，所以我们的经文里，对一切有情的东西，慈悲并没有被看作多情善感的夸张而被放弃掉。 当我在乡村和自然密切接触的时候，我心中的印度人的成分就露出头角，我不能冷酷淡漠地对待一只小鸟的，柔软的毛茸茸的胸腹中跳动着的生命的喜乐。一八九四年八月十日昨夜水里一阵汹涌的声音把我惊醒了——一阵突然的河流的狂闹的骚动——也许是雨融雪水的袭击：是这个季候常常发生的事情。踏在船板上的双脚会感觉到种种不同的力量在下面运行着。轻微的颤抖，小小的摇动，和缓的高起和凶猛的击撞，都把我和河流的脉搏连系起来了。 夜里一定有什么突然的动乱使得河水奔涌起来。我爬起坐在窗前。一片朦胧的晕光使汹涌的河水更显得疯狂。天空中散发着云雾的斑点。一颗极大的星星的光影，一长条地在水上颤动，像是一道痛苦的灼热的伤口。两岸被熟睡的模糊所笼罩，两岸中间是这粗野的不眠的动荡，不顾一切地奔涌着。 在夜半看到这种场面，使人觉得自己完全换了一个人，白天的生活只是一个幻觉。而今天早晨，那个夜半的世界又消退到梦境里去，融失为淡薄的空气。这两种生活是这样地不同，但是对于人，两种生活都是真实的。 白天的世界对于我仿佛是欧洲音乐——它的和谐与不和谐在交响乐的盛大队伍里交融起来，夜晚的世界像印度音乐——纯洁、自由的旋律，低沉而生动。即使它们的对照是那么显着——而这两种音乐都感动了我们。这个对立的原则是在创造的根柢的深处；是被国王和女王、白昼和黑夜统一和变异、永恒和进化的统治所区分着。 我们印度人是在夜的统治之下。我们沉浸在统一，即永恒之中。我们的曲调是为个人，对自己独唱的；它们把我们的日常世界引到静独的超然里去。欧洲音乐是为多数人的，带着他们舞蹈着穿过人的盛衰和哀乐。一八九四年八月十三日我所真切地想着的，真切地感到的，真切地体会的——它的自然的定数，就是要找到真实的表现。在我心里有一种力量不断地向这目的努力，但是这力量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它还渗透着万有。当这股万能的力量在个人里面显现的时候，它就不受他的约束，而只照自己的本性行动起来；把我们的生命驯伏在它的力量之下，是我们的最大的喜乐。它不但给我们以表情，也给我们以敏感和爱情；这就使我们的情感每次到来的时候，都会使我们感到它是那样地新鲜，那样地充满了奇妙。 当我的女儿使我快乐的时候，她就融入到喜乐的原始神秘，也就是万有中去；我的慈爱就像崇拜似的被唤了起来。我确信我们一切的爱情都只是伟大神秘的崇拜，我们只是不自觉地实行着，否则那就是无意义的。 和万有的引力一样，在物质世界里支配着大大小小的东西，这个万有的喜乐，在我们全部的内心世界中运用着它的引力，我们若以局部的眼光来看它，我们的了解就受到阻碍。 我们为什么从人和自然中会得到快乐，在《奥义书》中给我们做了唯一的合理的解释： 都是在喜乐中诞生的。一八九四年八月十九日吠檀多似乎帮助了许多人在万有和它的由来上得到了解答，但是我的疑问仍然没有澄清。说吠檀多比其他大多数的理论是简单一点，这也是实话。关于创世和创世者的问题，越看下去是越复杂；但是吠檀多确实把它精简了一半，用割断死结的办法把创造整个删掉了。 剩下的只有婆罗摩——我们这些人只是在想象说我们也是——人类的心怎会找到地方来容纳这个思想，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更奇妙的是这想法并不像听去那样地不坚定，真正的困难倒是去证明世界上真个有物质存在。 无论如何，就像现在月亮升起了，以半闭的眼睛，我四肢伸展地躺在船舱上月光下面，柔风吹醒了。我的塞满问题的头脑，这时，大地，流水，四周的天空，河水的微波，从纤路上偶然走过的行人，不时掠过的小舟，田野外的树林，在月光下显得朦胧的树林外瞌睡的村庄，被村外树林的黑影围抱着，——的确像是幻境中的幻觉；但是它们比真理还真实地缠绕而牵引着神志和心，真理是抽象的，使人变成不可能体会：从这些幻觉里面解脱出来，能得到什么样的超度。沙乍浦一八九四年九月五日我理会到我变得怎样地渴求空间而且尽情地享有它，当我以唯一的元首的身份，在门户洞开的屋里的时候。在这里，不像在别的地方，写作的愿望与力量都是我自己的。外面生活的刺激，在碧绿的波浪中卷到我心里，和这波浪一起卷来的光、香、声，都把我的想象力鼓动成为故事的写作。 每一天的下午，都有它们自己特殊的魅力。太阳的强光，那沉默，那寂静，鸟的鸣声，特别是乌鸦的叫噪，以及愉快的安静的闲暇——这一切通同一气地把我整个地带走。 就是这样的中午，似乎会使人写出那样的故事——在大马士革，布哈拉，或是撒玛尔汗，和它们的沙漠上的车路，一串一串的骆驼！漫游的骑手，清澈的泉水，从茸茸的枣椰树荫里涌了出来；它们的数不清的玫瑰，夜莺的歌声，士拉茨的酒；它们的张着鲜艳的天篷的狭窄的市街，人们穿着宽大的长袍，裹着彩色的头巾，卖着枣子、壳果和瓜；它们的宫殿，熏得喷香，窗边的蒙着梵锦的长床和枕垫，摆设得十分华丽；它们的邹碧蒂亚、或是阿米娜、或是索菲亚，穿着文绣鲜明的衣服，宽大的裤子，绣金的鞋子，一根长长的水烟袋，在她脚边袅袅地卷着青烟，锦衣华服的太监们守在她们的旁边，——这个神秘遥远的地方，一切可能和不可能的人类的行为和愿望，欢笑和哀泣的故事。赴代革帕提阿途中一八九四年九月二十日大树都立在洪水里，树身完全淹没了，枝叶俯伏在水面上。船只都系在芒果和榕树下面，人们在船背后洗着澡。到处都看到农舍立在流水上，院落都浸在水里。 当我的船从田里庄稼上面沙沙地穿行的时候，不时地走过大水以前的池塘，池塘周围的莲花还看得出来，潜水鸟也在里面捕鱼。 洪水穿进一切可到的地方。我从来没有看见陆地溃退到这个地步。陆地再多退一点，洪水就要涌进农舍里，里面的居民就得搭起席棚来住。母牛就要死掉，如果它们总是站在没膝深的水里。所有的蛇都从洞穴里涌了出来，他们和无数的无家的爬虫和昆虫，必须和人类成为密友，在他屋顶的茅草里避难。 蔬菜都在水里烂坏了，各种的垃圾到处漂浮，四肢枯瘦脾脏涨大的赤裸的孩子，到处在溅泼着水，久经忧患的耐心的主妇们，穿着精湿的衣服在风中雨中蹒跚地掖起裙子做着日常的工作。在这一切的上面，一层棺衣似的蚊群，在污毒的空气里飞翔——这情景真不能使人愉快。 感冒和发烧和风湿每家都有，患疟疾的孩子整天在哭——没有什么能够拯救他们。人们怎能居住在这样不可爱，不健康，肮脏、荒凉的环境里呢？事实上是我们习惯于垂手忍受一场自然的灾害，统治者的压迫，我们经典的压力，对于它们，我们一声不响地忍受，同时他们却永远把我们折磨下去。赴波利亚途中一八九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当人家提醒我说，只有三十二个秋天在我的生命中来了又去的时候，我感到奇怪；因为我的记忆似乎退回到不可记忆的年光的朦胧之中；当我的内心世界泛滥着像无云的秋晨一样的光明的时候，我觉得我正坐在一座魔宫的窗前，出神地注视着被充满着一切“过去”的暗香的柔风所抚慰的，一个遥远记忆的场面。 歌德在临终的时候，要“光更亮些”。如果我在那时候还有愿望的话，那就是同时也要“空间更大些”；因为我非常喜爱光明和空间。许多人看不起孟加拉，因为它只是一片平原，但是正是为此，我对它的风景格外迷恋。它的无遮无碍的天空，像一只紫晶的酒杯似的，斟满了降临的暮色和夜晚的宁静，直到杯沿；凝静的中午的金裙，也毫无障碍地伸展开来，把它整个地盖住。 在哪里还有像这样的一个可以使人游目骋怀的地方呢？加尔各答一八九四年十月五日明天是杜尔伽大祭节。在我到Ｓ．家去的路上，我注意到差不多每一所大房子里都在造着神像。使我想到在节日的几天中，老年人和青年人都变成孩子了。 我们细想起来，一切娱乐的筹备，其实和玩着玩具一样，本身是没有什么目的的。从表面上看也许像是浪费，但是在整个国家引起这样的感情的波浪，这能算是无益的吗？连那世故到最枯干的人也被这汹涌弥漫的情绪所感动，从自我中心的兴趣中跑出来了。 这样，一年一度有一段时间，一切的心都处在易于涌发爱恋和同情的柔怜的心情之中。 迎神送神的歌曲，情人的相会，节日的笛管的调子，明净的天空，和秋光的熔金般的颜色，都是这首伟大的欢歌的一部分。 单纯的快乐是儿童的快乐。他们有这种用任一件或每一件细小的东西，来创造自己的兴趣世界的力量，连那最难看的玩偶，也因着他们的想象而变得美丽，因着他们的生命而活了起来。在长大以后还能够保留享乐的天才的人，真是一个理想家。对于他，事物不仅是眼睛看得见，耳朵听得见的，而且也是心感得到的，它们的狭窄或不完全，都消失在他自己所填补上的喜乐的音乐里了。 每一个人不能都希望做一个理想家，但是全体人民在这样的一个节期中，能最接近于这种极乐的境界。这时候，我们平日当作玩具的东西，就失去它的局限性，而被理想的光辉所美化了。波浦一八九四年十月十九日我们只在虚线画成的轮廓上认识人，这就是说，在我们的认识中，还有许多必须由我们自己尽量去填满的空隙。这样，连那些我们很熟识的人，大部分也是我们自己的想象造成的。有的时候这条线是这样地破缺不全，连重要的点子都没有了，一部分的图画一直是黑黑地模糊一片。如果我们最好的朋友，只不过是穿在想象的线上的一个轮廓的破片，那么我们真正地认识什么人了吗？或者除了用同样的支离破碎的方式以外，什么人又认识了我们呢？ 但是，也许就是这些洞孔，可以让彼此的想象进入，做成了亲密的友谊；否则每个人都安居在他的不可侵犯的个性里，除了里面的“居住者”之外，没有人能够去接近的。 对于我们自己，同样地，我们只能零碎地认识到，我们必须凭着这些零碎的材料，来模塑我们自传里的主人公——也必须请求我们想象的帮忙。无疑的，上天有意地省略去某些部分，让我们在创造自己的时候，可以自己帮一帮忙。一八九四年十月三十一日第一场北风今天开始颤抖地刮着。看去就像有税吏到余甘树林里来过一样——一切东西都失常了，叹息着，战抖着，畏缩着。中午阳光的疲倦的冷淡，和它的在芒果树梢的浓荫中的、单调的鸽子的鸣唤，仿佛以临别的痛苦来笼罩这困倦的值日。 我桌上时钟的滴答声，和松鼠在我屋里跳进跳出的拍达拍达的脚声，和其他一切的正午的声音协调着。 我觉得很好玩，看着这些柔软的、黑灰色条纹的毛茸茸的松鼠，和它们灌木似的尾巴，它们的念珠似的闪烁的眼睛，它们温柔而忙碌的老练的动作。一切可吃的东西，必须收放在屋角的纱橱里，防备这些贪婪的动物。因此它们在压抑不住的渴望中吸嗅着，来到碗橱周围闻来闻去的，想找个窟窿钻进去。如果有些谷粒或是面包的碎片掉在外面，它们就准能找到，而且用两只前爪捧着，使大劲地啃，一面把这东西转来转去地来适合它们的嘴。我只要有一点响动，它们立刻把尾巴撅到背上，飞快地跑走，可是跑到半道又停下了，坐在门口的垫子上，用后爪挠着耳朵，然后又跑回来。 这种微小的声音整天地继续着——咬啮的牙齿声，跳走的脚声，和架上磁器的叮当的响声。西来达一八九四年十二月七日每逢我在月下沙岸散步，Ｓ．总来谈些事务。 昨晚他来了；谈完了话，静默临到我上面的时候，我发觉那永在的万有，在夜色中站在我面前。一个人的琐碎的杂谈，足够使万有的弥漫一切的显示，变得模糊了。 杂谈的话语刚告了终结，星辰在宁静中降临了，把我的心斟到满溢，我在一个角落上找到了座位，和那些聚集的百万光球坐在一起，开着关于存在的伟大的神秘会谈。 在晚上我必须早些出去，好让我的心去吸收外界的宁静，否则Ｓ．就来向我拉杂地问到牛奶对我是否适合，或是我看完了那每年的契约没有。 我们是多么奇怪地安放在“永恒”与“刹那”之间呵！任何关于口腹的暗示，在心思居住在精神世界的时候，都显得无望地不调和，——但灵魂和胃口已经同居了那么久了。月光照到的地方，是我在地上的产业，但是月亮告诉我，说我的经理人是个幻象，而我的经理人告诉我，说月光是完全空虚的。可怜的我呢，就在这两者之间挤扁了。一八九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当我想给《实践》杂志写稿的时候，我简直是心不在焉，我举目观望每一条走过的船只，而且凝注着渡船的来往。这时在岸上靠近我的船的地方，有一群水牛在把它们宽大的鼻子伸进牧草里去，用舌头把草卷起送进嘴里，然后咀嚼起来！ 使劲地喷出一阵阵满足的热气，一面用尾巴赶着背上的苍蝇。 忽然间一个赤裸的瘦弱的娃娃，出现在场面上，做出无数的声音，又用一根棍子捅着耐心的牲畜中之一，而它只偶然地对这小家伙瞥视一下，一路还抽空揪着吃着一簇一簇的叶子和青草，这个不动声色的畜牲，悠闲地走了几步，那个小鬼头就仿佛觉得他的牧人的责任已经尽到了。 我猜不透这个牧童心里的秘密。不论什么时候，一只乳牛或是水牛选好了自己喜爱的地方，舒服地在吃着草，我不懂为什么定要搅扰它，就像这牧童现在那样非赶它走开不可，直到它挪到别的地方。我推测那是人类在战胜他所驯伏的大力气的牲畜的主人公光荣感。无论如何，我喜欢看水牛在青草丛中掩映。 但是我开头想说的不是这个。我想告诉你，近来任何一件小事，都会分散我对于《实践》杂志的责任心。在我的上一封信①里告诉你的那些土蜂，它们为着无结果的追求，应和着无意义的嗡嗡调子，孜孜不倦地在我头上旋绕。 它们每天早上九、十点钟的光景就来了，突然疾飞到我的饭桌上，又急转到书桌下，碰撞着有色的玻璃窗，然后在我头上绕一两圈，就嗤嗤地飞走了。 我很容易把它们当作冤魂不散的鬼，变成黄蜂一再地回来，在过路的时候对我作一次问候的拜访。但我并没有这样想。我确信它们是真的土蜂，在梵文有时叫做吸蜜者，更罕见的就是叫做双须类。一八九五年二月十六日在我们生活下去的时候，我们必须时时刻刻脚踏实地走。 但在概括起来的时候，这却是十分细小的事情，两个钟头的集中思索，就可以把握一切。 在三十年的紧张生活之后，雪莱只能供给两卷的自传材料，而里面有相当的一部分，还让道登的杂谈给占去了。我的三十年的生活，是连一卷也填不满的。 为了这小小的生命，我们是多么小题大做啊！只要想想有多大的土地、买卖和商务只为供给它的粮食，全世界上每一个人占了多大的空间，虽然一张椅子就容得下他的全身！而等到这一切都做好做完之后，只剩下两个钟头思索的材料和几页的文章！ 我的懒散的这一天，在我的几页上占了多少个无足轻重①此信未选入本集。——译者的断片呢！但是这宁静的一天，在平静的水边的荒凉岸上，不会在我永恒的过去与将来的卷轴上，多少地留下一点鲜明的金迹吗？一八九五年二月二十八日今天我得到一封不具名的信，是这样开始的： 让自己全心全意地俯伏在另一个人的脚前，是一件最真诚的礼物。 写信的人从来没有见过我，只从我的作品中认识了我，他又接着说： 无论是多么少或是多么远，太阳①的崇拜者也会得到一部分的阳光。你是世界的诗人，但是对于我，你似乎是我一个人的诗人。 还有一些同样情调的话。 人是那样地切望把他的爱寄托在一个对象上，这样他最后就和他自己的“理想”爱恋上了。但是我们怎么就该认为思想就不像事实那么真实呢？我们永远不能确实知道我们通过感官所得到的真理，对于思想后面的本质，也就是心的创造来说，为什么我们就有更大的疑问呢？ 母亲在孩子身上实现了伟大的“思想”，这是每个孩子身上都有的，但那不可言说的“思想”，对于任何其他的人，并没有显露出来。难道我们可以说那把母亲自己以生命和灵魂牵引出来的东西是虚幻的，而不能把我们同样地牵引出来的①作者的名字。罗宾，是“太阳”的意思。——译者东西，却是真正的真实吗？ 每一个人都值得承受爱情的无限财富——他的灵魂的美是没有边际的……但是我谈的太宽泛了。我所要表达的是，一方面，我没有权利接受我的崇拜者贡献给我的心；这就是说，对我来讲，一个看透了我的日常的外表的人，是决不会有这些美好的情感的。但是在另一方面，我是配受一切甚至于更高的崇拜。赴帕卜那途中一八九五年七月九日我正滑穿过弯曲的小伊茶玛提，这条雨季的小小的河流。 它两岸的一排排的村舍，它的麻地和蔗田，它的小小的一块一块的芦苇地，它的碧绿的浴场的斜坡，它像被人所喜爱而常常背诵的几行诗句。人们不能熟记像巴特马那样的大河，但是这条曲折的小小的伊茶玛提，它的音节的流动，是被雨的韵律所调节的。我正在慢慢地写我自己的诗……这是黄昏时候，天空被云雾遮盖了，雷声怒吼，野树丛向着吹过的狂风波浪似地低首。 竹林深处，墨一样地沉黑。苍白的微光像传报恶耗的使者，在河水上闪烁着。 我在阴暗中伏案作书，我愿意低声说出低调的亲密的话语，来和这黄昏的半阴影的画面，取得一致的情调。但正是这种的愿望，把一切的效果都毁坏了。愿望不是自己得到了满足，就是一点也得不到。所以准备打一场严酷的仗，比准备说一段随便的、没有条理的话，简单得多。西来达一八九五年八月十四日关于工作的一个主要之点，就是为了工作的缘故，个人必须将私人的苦乐看轻；真的，要尽可能地忽视它们。我想起了在沙乍浦发生的一件事。有一天早晨，我的仆人来晚了，对于他的迟到我感着十分愤怒。他走来站在我面前照例地问了安，用微带哽咽的声音解释说，他的八岁的女儿昨天夜里死去了。以后，他拿起掸子来，开始收拾我的屋子。 当我们察看工作的园地，我们看到有的人在经商，有的人在耕地，有的人在挑担，而在这下面，死亡，忧伤，损失，在一个看不见的潜流中每天地涌流——它们的隐秘没有受到干扰。如果有一天这些情感压制不住地奔腾到水面来，那么一切工作都要立刻停顿。个人的忧伤在下边流着，上面是一条坚硬的石轨，责任的火车载着人类的担负隆隆地走过，除了指定的车站以外，不为任何人停车。这工作的残酷性，也许，就是人的最严肃的安慰。库施提亚一八九五年十月五日只从表面的经文传来的宗教，永远不会变成我们自己的；我们和它的唯一联结是习惯上的。把宗教吸收到内心里，是一个人的伟大的终身事业。它必须在痛苦中诞生；必须在他生命的血液中生活；然后，不管它是否给他带来了幸福，人的旅程将在圆满的喜乐中终结。 我们很少体会到我们是多么虚伪，我们听别人嘴里说着，我们也跟着不停地说，同时我们的“真理”的庙宇，却总在我们心里，一天一天地，一块砖一块砖地，不停地砌了起来。 我们不能了解这永远建造的神秘，当我们在流逝的时光中，把苦乐分起来看；就像把一句话分成一个字一个字地来读，就变成不可了解的了。 我们一旦发现了这个在我们心中进行着的创造计划的一致性，我们就体会到我们和永远扩展的万有的关系。我们体会到我们也在被创造的过程之中，和在轨道上旋转的天星一样——我们的愿望，我们的痛苦，都在整体里面找到它们恰当的地位。 我们也许不能确知有什么事情在发生；我们甚至于不能正确了解一粒尘土。但是当我们感到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之流，是和外界万有的生命合一的时候，那么我们一切的快乐和痛苦，看去都是穿在一根喜乐的长线上。这些事实：我存在，我运动，我生长，它们和世上一切都联系在一起，使它们显得无边地广大，事实是，连一粒最小的原子中，也不能没有我们的一份。 我的灵魂，同这个美丽的秋晨，同这个浩阔的光辉，是一种密切的亲属关系；这一切色彩、芬香、音乐不过是我们秘密的神交的外表的表现。这种经常的神交，不管体会到与否，都使我的心思永远在运动着；在我的内心和外界的沟通里，我得到了这种的宗教，多也罢少也罢，看我能力之所及；在这种思想的光照之下，在我能把它们变成自己的宗教以前，我必须先考验一切的经典。西来达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有一天夜里，我正在读着一本英国的文学批评，里面充满了对于诗歌、艺术和美等等一切的各种各式的争论。当我费力地读完这些矫揉造作的讨论之后，我的困乏的脑力，似乎走入一个充满嘲弄的鬼脸的空幻的地区。 夜已经很深了，我砰的一声合上书，把它丢到桌上，然后我吹灭了灯想上床睡觉，我刚一吹灭灯，月光带着惊奇的激动，穿过洞开的窗户，立刻扑进我的屋里来。 那盏小灯曾经冷冷地在讥笑我，像那个靡非斯特匪勒司①：这个极小的讥笑，把这从全世界的深厚的爱中发出的，无穷的音乐之光给遮住了。说真的，我在那本空洞罗嗦的书里找些什么呢？这才真正是那件东西，充满着天空，在外面一直静静地等待着！ 如果我不去开窗就上床睡觉，因而错过了这个幻象，它也会依旧等在那里，也不对那讥笑的小灯提出任何抗议。甚至于即使我终身对它是视而不见——让那盏小灯胜利到底——直到我最后一次摸着黑爬上床去——即使在那时候，月亮也仍会在那里甜柔地微笑着，平静地、谦逊地和她从亘古①歌德所作《浮士德》剧中的魔鬼。——译者以来一样地在等着我。 （部分译文刊于《世界文学》１９６２年第４期、《河北文学》 正文 关于汉字整理和识字教学 《文字改革》的笔谈征文，引起我很大的兴趣。从我自己的负担和接触里，我也来谈一谈关于汉字整理和识字教学的一两个问题。 首先，我是一万个赞成汉字简化的，先不必说为了听报告、写笔记的方便，这个念头可以说是在五十几年以前，我开始学写我的学名“谢婉莹”三个字的时候，已经萌动了。我这姓名一共四十几笔，写起来又要横平竖直，要用好长的时间，对于一个孩子是个沉重的负担。记得小时候，在考算术时，我算简单的加减乘除的算题，比我在考卷上写上姓名，用的时间还短。因此我对于自己的姓名，很是头疼，但是姓是没法子改的了，我的名字里的“婉”字，是大家庭里姐妹的排行，也是轻易动不得的。我也只好忍痛负重地用了好多年。 五四运动以后，我开始写些不像样的短篇小说，脸皮薄，怕同学们笑话，就想起个笔名。首先我要它简单好写。“冰心”这两个字笔画十分简单，而且有“莹”字的含义，我就采用了。这使得以后有些朋友或是问我这笔名的意思，或是开个玩笑，尤其是没有念过唐诗“一片冰心在玉壶”的外国朋友们，往往会摇头笑着说：“作家和诗人难道应该是冷心肠的？” 这话扯得远了，虽然我的学名这三个字，到现在已经有“着”的偏旁“讠”和“”字头“艹冖”简化了，但是很难写，我既不用，也不必去管它了。我的意思是，汉字有许多很繁很难写的，为了减轻学生负担，常用的字，一定要简化，既省时间，又省精力——至于如何简化，我是个门外汉，只好留给群众和专家去讨论决定。我也建议，父母们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最好也挑个常用的、笔画简单的，或是已有简化体的字。学生在学校里，一天要写好几次自己的名字，有个简单好写的名字，可以给他省下好多时间。 至于拼音字母，对于识字是有很大的好处，这几年我和小孩子接触的并不太多，而对于初学中国字的外国朋友们，却有过多次的谈话。我们——中国文化代表团——在一九五八年到欧洲访问的时候，无论是意大利的、瑞士的、英国的朋友们，对于我们的文字改革，都发生极大的兴趣。他们说： “我们向往中国的文化，我们喜爱中国的文学艺术，我们想了解你们革命成功的道理，我们一定要学习中国语文，但是学你们的方块字对于我们实在是一件难事！现在有了拼音字母的教学法，真是太好了。”后来这些朋友中有人到了中国，他们又向我提出了他们的希望，他们说：“我们学会了拼音，到哪个车站都能念出地名来，这使我们十分高兴，但是到了一个城市，街道或胡同的路牌上、店铺或货物的名字上，又没有附上拼音字母，我们就不知道怎样叫了。”这也是值得我们考虑考虑的。 还有，我有一个小学一年级的小朋友，她曾教给我读过好几个我不会读的“草木鸟兽之名”，这些都是她从拼音字母上学来的。可惜的是她一到了高年级，教师不用拼音字母，很快地就把它们忘记了。拼音字母在儿童课本和读物上，应该应用到多么广泛长久的程度，也是我们应该好好调查研究的问题。 （本篇最初发表于《光明日报》１９６２年４月２９日。）只拣儿童多处行从香山归来，路过颐和园，看见颐和园门口，就像散戏似的，成千盈百的孩子，闹嚷嚷地从门内挤了出来。这几扇大红门，就像一只大魔术匣子，盖子敞开着，飞涌出一群接着一群的关不住的小天使。 这情景实在有趣！我想起两句诗：“儿童不解春何在，只拣游人多处行”，反过来也可以说，“游人不解春何在，只拣儿童多处行”。我们笑着下了车，迎着儿童的涌流，挤进颐和园去。 我们本想在知春亭畔喝茶，哪知道知春亭畔已是座无隙地！女孩子、男孩子，戴着红领巾的，把外衣脱下搭在肩上拿在手里的，东一堆，西一簇，唧唧呱呱地，也不知说些什么，笑些什么，个个鼻尖上闪着汗珠，小小的身躯上喷发着太阳的香气息。也有些孩子，大概是跑累了，背倚着树根坐在小山坡上，聚精会神地看小人书。湖面无数坐满儿童的小船，在波浪上荡漾，一面一面鲜红的队旗，在骀荡的东风里哗哗地响着。 我们站了一会，沿着湖边的白石栏杆向玉澜堂走，在转折的地方，总和一群一群的孩子撞个满怀，他们匆匆地说了声“对不起”，又匆匆地往前跑，知春亭和园门口大概是他们集合的地方，太阳已经偏西，是他们归去的时候了。 走进玉澜堂的院落里，眼睛突然地一亮，那几棵大海棠树，开满了密密层层的淡红的花，这繁花开得从树枝开到树梢，不留一点空隙，阳光下就像几座喷花的飞泉……春光，就会这样地饱满，这样地烂漫，这样地泼辣，这样地华侈，它把一冬天蕴藏的精神、力量，都尽情地挥霍出来了！ 我们在花下大声赞叹，引起一群刚要出门的孩子，又围聚过来了，他们抬头看看花，又看看我们。我拉住一个额前披着短发的男孩子。笑问：“你说这海棠花好看不好看？”他忸怩地笑着说：“好看。”我又笑问：“怎么好法？”当他说不出来低头玩着纽扣的时候，一个在他后面的女孩子笑着说： “就是开得旺嘛！”于是他们就像过了一关似的，笑着推着跑出门外去了。 对，就是开得旺！只要管理得好，给它适时地浇水施肥，花也和儿童一样，在春天的感召下，欢畅活泼地，以旺盛的生命力，舒展出新鲜美丽的四肢，使出浑身解数，这时候，自己感到快乐，别人看着也快乐。 朋友，春天在哪里？当你春游的时候，记住“只拣儿童多处行”，是永远不会找不到春天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１９６２年５月６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正文 红孩子的话——为故事影片《红孩子》的小演员作 射在我的脸上；您的右手把太阳的热，传到我的肩头……亲爱的毛主席！ 我们六亿人民的父亲！我们不是长春人，我们来自北京，但是，在您的阳光普照下，我们永远都是红孩子，我们都是生长在瑞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上海电影》１９６２年５、６期合刊。） 正文 王忆慈 从城里回来，客厅里已经有人在等着我！一位年轻的女同志，笑盈盈地站起来，迎上来和我握手，“您还记得我吧？ 王忆慈——老母鸡……”我高兴地搂起她来，“怎能不记得？ 你简直是个大人了，听说你当了保育员了，这下子可真成了老母鸡了！” 我认识王忆慈，是五年前的事了。那时我们住的房子离我女儿的学校很近，一放了学，她的同学们都到我们家里来温课。说是温课吧，女孩子们在一起，就像小鸟儿一样，吱吱喳喳的，她们端几张小椅子围坐在廊子上，又说又笑，常常闹得我看不下书，也写不出文章，但是若有一天，她们忽然不来了，我又感到闷得慌。 这几个女孩子，都是属牛属虎的，也都有“外号儿”，比方说什么“小猴”，“傻丫头”，“胖奶奶”等等，“老母鸡”最小，大家也叫她小妹。其实她不一定最小，她们“叙齿”的那一天，我在窗内听见大家问她：是哪一月哪一天生的，她说：“我只知道我是属虎的，我母亲生我的时候，父亲不在家，两年后，父亲回来，母亲已经死去了……”这些话使得这一群小鸟似的女孩子们暂时静默了下来，我站起来，从窗内细细地看了王忆慈一眼：小小的个子，两条细辫子垂在胸前，脸上微微的有几点雀斑，眉清目秀，一团儿的天真和温柔——这时大家几乎是同声地说，“不知道没关系，就算你最小，我们都是你的姐姐！”说着大家把王忆慈围了起来。 后来我问我女儿，王忆慈的外号儿是怎么来的。我女儿笑说：“王忆慈最喜欢小孩子，到哪儿都是一群一群的孩子围着她，就像一只老母鸡似的。”因此当她们这一班高中毕业了，王忆慈没有参加大学的入学考试，而去当一个托儿所的保育员的时候，大家都不觉得奇怪。 这一天，我们坐在我院子里的树下闲谈，王忆慈说：“我的父亲愿意我学医，我也完全同意，五年前的夏天，正在我准备大学的入学考试的时候，我们胡同里成立了一个托儿所，院子里几位年轻妇女刚参加工作，都高高兴兴地把孩子送了去。可是李大嫂从外面回来，眼睛通红，我问她怎么了？她不好意思地勉强笑了笑说：‘刚才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孩子到门口不肯进去，那个保育员出来了，一点笑容也没有，嘴里说：怕什么，快进来！一面连拉带扯地把孩子拉走了，我站在门口，听见孩子在里面哭，我的眼泪就止不住了，其实呀……真是……’ “您知道我从小没有了母亲，父亲出差的时候多，我是寄养在人家长大的，我的那个干妈待我一点也不好，后来，父亲在北京长住了，每逢星期六，他下了班就去接我回来，星期天下午又把我送去。我记得那时父亲的那一间衾枕凌乱、桌椅蒙尘的屋子，对我已是天堂！ 我们吃完饭，父亲默默地抱着我坐在灯前，他用长满了胡子茬的脸，挨着我的耳朵，轻轻地说：‘忆慈呵，你想什么呢？怎么总是傻子似的？’总要到第二天醒来，发现自己是睡在父亲身边的时候，我才活泼了起来，有说有笑，父亲做饭洗衣服，我给他拿这个递那个，跳跳蹦蹦地，父亲也显得十分高兴，到了下午，看到父亲替我归着东西，我就又‘傻’了，我低下头，两只手紧紧地抓住一块手绢，坐在床角里，一直坐到该走的时候。到干妈家的路上，我的脑子里只涌现着干妈冰冷的脸，‘怕什么，快进来！’就是第一句打进我的头里的话——而这句话恰恰就和李大嫂刚才所重复的一字不差，我的双手忽然颤抖起来了！ “到了我进小学的年龄，我说什么也不到干妈家去了。我告诉父亲我会管自己，还会帮他做事。从那时起，我和父亲快乐地生活着，我从小学读到高中。 “我们院子里的孩子都和我好。第二天，我看到李大嫂的孩子又哭着不肯去托儿所，我就同李大嫂说，‘您把他先放在家里吧，我替您看着。’李大嫂说：‘那怎么行呢？’可看见孩子拉住我不放，她也就忙忙的上班去了。别的孩子看见李家的孩子不去，他们也都不去了，直拉着我转圈儿。我有些后悔，我想，这样做岂不是拆托儿所的台？过了几天，听说那位保育员嫌累，不干了。街道上几位委员急得直转磨。我忽然想，我来当吧，那怕先做一年，等托儿所有了人，我再考大学也不晚。 “托儿所这玩意儿，可不简单，唱歌吧，跳舞吧，这些我都不怕，只是整天的一个人带三四十个孩子，一个孩子一个脾气，有时也真心烦。但是我一想到我自己小时候的苦处，再看看每一个孩子，觉得个个都可爱。头几天乱过去了，孩子们很快地便和我熟悉起来，当我每天站在托儿所门口，看到孩子老远地看见我，就挣脱母亲的手，欢笑着向我奔来的时候，我的心中就阵阵地发热，母亲们笑着走了，我的眼泪反而落下来了……“我爱孩子们，孩子们也爱我，母亲们更是兴高采烈地支持，我们的托儿所渐渐地不但办日托，也办了全托。奇怪得很，这时不但母亲们不让我离开，我自己也不肯离开了——事实就是这样，我一直干了五年，我想，我还要一辈子干下去……” 说到这里，她忽然低头看了看手表，连忙站起来，抱歉地说，“我该走了。今天是星期六，有个孩子家里打来电话，说是他妈妈摔了脚，没人来接，我就把孩子送回去了，恰巧他家就在这附近，就顺便来看看您……” 我恋恋不舍地送她出来，我说，“忆慈，你是个受到表扬的保育员，请告诉我，是什么力量鼓舞着你，使你以保育儿童做终身的事业？” 她低了一会头，想了想，笑了，“开始的时候，我是以我的干妈做我的反面教员，回忆痛苦的过去，我把每一个孩子都当作从前的自己，从心里加意地体贴照顾。这些年来，受了更多的社会主义的教育，我进一步体会到，我身边的这些孩子，不但是父母们的儿女，也更是社会主义祖国的小公民，把他们培养成为一个快乐、勇敢、爽朗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是值得我献上终身的心血的。这话也许说得太高太远了吧？事实就是这样……” 她匆忙地笑着和我紧紧地握了握手，就走了。我呆呆地目送着她，直看着她转过墙角……五年前在我窗外坐着的那些女孩子，都已愉快勇敢地走上自己的工作岗位了。王忆慈是其中的一个。在“六一”儿童节的快乐气氛中，我特别想起她，因记之如上。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日报》１９６２年６月１日。） 正文 《春秋故事》读后 有人给我送来一本《春秋故事》①，我拿起从头看去，看得我满心欢喜，不由得拿起笔来，写几句介绍的话。 这话说起来就远了！这些年来，我有过不少的机会和青少年谈话，这些求知欲十分旺盛的孩子，常常对我表示他们的苦恼，就是他们感到他们的知识领域里，缺乏着一种很基本很宝贵的东西——祖国历史的基本常识。有些中国的成语，说出来他们不懂，有些中国的历史人物，说出来他们不认识。 找书看吧，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看起，而且文言文看起来有困难，就是看懂了，也不知道这件事发生在什么年月，究竟离他们的时代多远？发生在什么地方，就是说发生在现代的什么地方？比方说吧，他们听到“老马识途”这句成语，他们就去找这个故事的出处，他们找到了从前的《国文教科书》中的一课： 管仲曰：“老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马而随之，遂得故道。 ①《春秋故事》，林汉达编着，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作者看了这一段，即使他们知道桓公是齐国的国公，管仲是齐国的大臣，齐国是在现在的山东省，但是孤竹国在哪里呢？ 这事情发生在什么年月呢？诸如此类的问题，使得他们读过的故事，在他们脑子里的历史和地理的图表中，安不上一个固定的位置。 这本《春秋故事》的好处，就是把中国历代的历史故事，按着年代，以常见的成语为题，比如、《一鼓作气》、《搜孤救孤》、《卧薪尝胆》……一段一段地用以北京方言为基础的普通话既明白又生动的讲述下去。最好的是，遇到年代就注上是公元前多少年，遇到地名，就注上是现在的什么地方，比如说《老马识途》这一段吧，我们看过之后，就知道这事情发生在公元前６６３年，离现在已有二千六百二十五年了。孤竹国是在现在的河北省庐龙县到内蒙古自治区朝阳县一带地方。还有更好的是，遇到难字，比如古地名，人名，也都给注上音。这使我想起，我自己小的时候，没日没夜地看古典小说，如和，当看得入迷的时候，遇到难字既顾不得问人，也不会查字典，就这样牵强附会地读了下去，所以到现在有些难字，还是照着几十年前我自己给安的字音念的！ 这本《春秋故事》，前面有一幅“春秋地图”，古代的地名印的是红字，现在的地名印的是黑字，两两印证，一目了然。后面还有“中国通史年表”和“春秋大事年表”，以及“难字注音表”。这对于我们的小读者，甚至于像我这样的老读者都有极大的帮助的。 正如编者在前言里所说的：“咱们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比哪一个国家都长，有意思和有趣儿的历史故事，比哪一个国家都多。”我们有这么一个巨大的历史宝库，我们中国的小读者，也应当是最幸福的。我自己一直都在想望着会有《春秋故事》这样的适宜于少年儿童阅读的中国历史故事出世，现在，我的愿望实现了，而且编者还说：“我们打算从古到今，编一套《中国历史故事集》。”这真是一个好消息！我和万千的小读者一起，都在兴奋地等待着！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１９６２年６月１日。） 正文 孩子们的作品 六一国际儿童节的前夕，各报纸刊物上都刊登有儿童的作品，也有文章，也有图画。看了实在叫人兴奋、喜欢。我甚至于想，为什么每年在儿童节时候，报纸编辑们总是紧张地向大人们要稿呢？如果每年这时候，多刊登些孩子们自己的作品，定会耳目一新，孩子们得到了观摩和鼓舞，大人们也得到了快乐和启发。 文艺作品是时代的风雨表，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当时社会的思想感情，比方说，小朋友童天齐写的那篇吧（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第六版），他说：“好雨！ 我真要谢谢你，你慷慨地为丰收而工作，你与冬雪齐美，你给农业带来多大的好处呵！”、“雨！你要是常这样及时地下，那该多好呵！”他说的都是我们心里的话，只是句子更短，更有力，像“好雨！”是从喜悦的心中发出的喝彩。“雨！”是喝彩后的恳求的“再来一个”！此外，他描写下雨，也有十分形象化的句子，像“雨点不住地打着地，仿佛天上有大喷壶，给大地洗澡”，看到这里，我微笑了，如果我写下雨，我该想不出这样的句子吧？我仿佛看到这位五年级的小朋友，在淋浴的水龙头下，湿漉漉的短发粘在额上，一面大声欢笑着，一面用双手掠去眼睛上面的水珠……我也爱看孩子们画的画，那么大胆，那么充满了想象，又充满了生活，一点不受“清规戒律”的约束。比如说，五岁的小画家黄黑妮画的猫——在第二届国际儿童美术展览会，得过一等奖的，就精神虎虎，那一对发光的眼睛，亮得出奇！ 那光彩，那形态，都不是可以从“临摹”上得到的。还有，小画家们给他们的画题名的时候，也往往是出人意料之外，入乎情理之中，令人叫绝的，像黄黑妮把她画的那幅三个小朋友看花的画，叫做《只许看不许摘》，这就把她对于小朋友应该怎样赏花的看法，也放进去了！ 看到孩子们动人的作品，欣赏之余，最能表达出我们欢喜感谢的心情的，还是这一句话“毛泽东时代的孩子是幸福的”。我们鲜嫩的蓓蕾，在光天化日之下，风调雨顺之中，一定会万紫千红盛开怒放，但是我们做为前一代的，还是人人有责。为着爱护我们可爱的接班人，我们必须在自己的岗位上，细致深入地诱导着他们永远往自然、清新、朴实、健康的路上走。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１９６２年６月３日。） 正文 一只木屐 淡金色的夕阳，像这条轮船一样，懒洋洋地停在这一块长方形的海水上。两边码头上仓库的灰色大门，已经紧紧地关起了。一下午的嘈杂的人声，已经寂静了下来，只有乍起的晚风，在吹卷着码头上零乱的草绳和尘土。 我默默地倚伏在船栏上，周围是一片的空虚——沉重，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苍茫的夜色，笼盖了下来。 猛抬头，我看见在离船不远的水面上，漂着一只木屐，它已被海水泡成黑褐色的了。它在摇动的波浪上，摇着、摇着，慢慢地往外移，仿佛要努力地摇到外面大海上去似的！ 啊！我苦难中的朋友！你怎么知道我要悄悄地离开？你又怎么知道我心里丢不下那些把你穿在脚下的朋友？你从岸上跳进海中，万里迢迢地在船边护送着我？ 过去几年的、在东京的苦闷不眠的夜晚——相伴我的只有瓦檐上的雨声，纸窗外的月色，更多的是空虚——沉重的、黑赳赳的长夜；而每一个不眠的夜晚，我都听到戛达戛达的木屐声音，一阵一阵的从我楼前走过。这声音，踏在石子路上，清空而又坚实；它不像我从前听过的、引人憎恨的、北京东单操场上日本军官的军靴声，也不像北京饭店的大厅上日本官员、绅士的皮鞋声。这是日本劳动人民的、风里雨里寸步不离的、清空而又坚实的木屐的声音……我把双手交叉起，枕在脑后，随着一阵一阵的屐声，在想象中从穿着木屐的双脚，慢慢地向上看，我看到悲哀憔悴的穿着外褂、套着白罩衣的老人、老妇的脸；我看到痛苦愤怒的穿着工裤、披着蓑衣的工人、农民的脸；我看到忧郁彷徨的戴着四角帽、穿着短裙的青年、少女的脸……这些脸，都是我白天在街头巷尾不断看到的，这时都汇合了起来，从我楼前戛达戛达地走过。 “苦难中的朋友！在这黑赳赳的长夜，希望在哪里？你们这样戛达戛达地往哪里走呢？”在失眠的辗转反侧之中，我总是这样痛苦地想。 但是鲁迅的几句话，也常常闪光似地刺进我黑暗的心头，“我想：希望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就这样，这清空而又坚实的木屐声音，一夜又一夜地从我的乱石嶙峋的思路上踏过；一声一声、一步一步地替我踏出了一条坚实平坦的大道，把我从黑夜送到黎明！ 事情过去十多年了，但是我还常常想起那日那时日本横滨码头旁边水上的那只木屐。对于我，它象征着日本劳动人民，也使我回忆起那几年居留日本的一段生活，引起我许多复杂的情感。 从那日那时离开日本后，我又去过两次。这时候，日本人民不但是我的苦难中的朋友，也是我的斗争中的朋友了，我心中的苦乐和十几年前已大不相同。但是，当同去的人们，珍重地带回了些与富士山或樱花有关的纪念品的时候，我却收集一些小小的、引人眷恋的玩具木屐……１９６２年６月８日，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上海文学》１９６２年７月号，后收入散文集《樱花赞》。） 正文 评《“小小”供销站》 作为一篇初学写作者的作品，《“小小”供销站》①这篇短篇小说是难能可贵的。 这故事的中心人物是一个小村供销站的售货员佩珠，被村里的青年人亲热地叫做“带珠的人”的。她了解党的农村商业政策，牢牢地记住公社财贸书记的话：“一切要为群众的方便”，于是她拒绝了大队支书对她的照顾，什么“工作上不方便呀！路远呀！不好走呀……”坚决要在后山村头上那间孤独的、被大榕树笼罩着的小屋设立她的小小的供销站，因为那里是个“各村进山、下田的社员一定要经过它；大榕树是人们工后休息的地点”。她坚持说：“小屋好！去个人帮我打扫，明日开始营业。”故事就从这里展开了。 这个短篇，对于环境的描写、人物的刻画，都很鲜明生动。女售货员佩珠是个热爱群众、热爱劳动、热爱自己工作的姑娘，她勤劳、爽朗、爱说话，这样就又衬托出一个不爱说话而心里有数的生产队长、埋头苦干的卜由明，他就是大队书记派来帮她打扫小屋的小伙子。他的话虽然不多，但是①《“小小”供销站》载１９６２年６月２３日《大公报》第三版，作者崔以忠。——作者在小说里关于他的打扫、刷灰以及屋里摆设安排的描写，都看得出他是一个在工作上细心周到的人。他的话虽然不多，但是他对于供销站的关心、对于佩珠的帮助甚至于喜爱，都从另一帮以刘树生为首的青年人的行动和说话里显露出来了。 这样的处理方法，是很干净利落的。 这个短篇的整个气氛是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一片快乐光明的景象：困难是有的，工作是忙的，里面也有矛盾，比如说，春天来了，春耕忙了，农具蓑衣等等都是供销站赶着供应的；而由于供销站地点的适中，农民送山货方便了，一冬天收的山货连供销站的小屋的床下都塞满了；山区的雨季要来了，为着避免潮气的袭击，山货必须赶紧送到镇供销社去。 这时，佩珠孤掌难鸣，怕送了山货，又耽误了营业。正在她愁眉不展的时候，卜由明来教她：“把事情和大家商量商量”，结果是二十个青年农民利用清明放假的这一天，帮助她一口气把所有的山货通通送到镇供销社去。这一段的描写很有气势，描绘出精力充沛、热爱劳动的青年和少女的团结互助的精神。我觉得，如果在“只见佩珠摆着两条辫子，走在最前头”这两句的后面，再加上一两句描写这二十个挑着担子的青年的雁阵般的长长的队伍、健步如飞地走的话，也许结尾会更有力一些。 第五段描写的是一些细节，从群众在田间的对话中衬托出佩珠的好心和能干，少数人有误解，多数人心里明白，从青年的玩笑里顺便也带出卜由明和佩珠之间的感情。这也是写得好的，不过文字上也可以再简洁一些。 在我们这个新社会里，到处都是新的气象，尤其是在农村，有新建设、新措施，也有新困难、新矛盾。这一些都是作者笔下的好材料。初学写作的人，在参加人民火热的斗争中，能抓住这些动人的场面细细地观察、研究、分析，多多地写，对自己是个锻炼和提高，对于人民也是有益的。我对于初学写作的作者们，抱着很大的希望。 １９６２年６月１３日于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大公报》１９６２年６月２３日。） 正文 感谢我们的语文老师 前天近午，有三个在初中和高中读书的少年来看我。他们坐了一大段车，还走了一大段路，带着满脸的热汗，满身的热气，满心的热情，一进门就喊： “×妈妈，您好，我们来了！” 这几个孩子，几乎是我看着他们长大的，几个月不见，仿佛又长了一大截！有的连嗓音都变了，有的虽然戴着红领巾，却不像个中学生而像个辅导员，有的更加持重腼腆，简直像个大姑娘了，可是在我这里，他们就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一面扇扇子，喝凉水，眼睛四下里看，嘴里还不住地说。最后，他们就跑到书架和书桌前面去……“您有什么新书没有？” “您这儿还有《红旗谱》哪，我看过一遍都忘了，老师还让我们夏天看呢，借给我好不好？” “这《蕙风词话》说的是什么呀？” “呵，《人民文学》第七期，我们都说那篇《赖大嫂》写得好，您说呢？” 我一个人实在对付不了三张快速的嘴，我只看着他们笑，我只感到心花怒放，多么火热的青春呵！ 慢慢地，他们手里拿着书、水杯和大蒲扇，围着我坐下来了，谈着看书，谈着文学作品，忽然谈锋转向语文老师。 那个变了嗓音的大小孩子说：“我看书的兴趣，完全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引起的。在前年，我们的那位语文老师，不用提多好啦，给我们上语文课的时候，讲的那么生动，我们都听得入了迷。下课以后去找他谈话，他还给我介绍许多课外的书籍。那一年，我看的书最多了，课内的古典文学，像《琵琶行》，我到现在还能背。可惜这位老师只教我们一年，就去编教材去了。后来的语文老师，上课时候讲的内容和政治课差不多，我们对于课文的感受就不特别深了……” 那个更加沉静的姑娘，这时也微笑说：“我们的语文老师也不错，我就是喜欢跟他写作文。他出的题目好，总让人人都有自己的话说，而且说起来没有完。他在卷本上批改的并不多，但是他和每个学生谈话的时候，却能谈到几个钟头。现在，我才知道写作文也可以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我看着这几双发亮的感激的睛睛，使我想起了许多往事，从欣赏到写作，从幼芽到小树，是经过多少人的细心培养呵。 我嘴里只说，“我真愿意你们的语文老师都在这里，他们听了不知要怎样地高兴。但是，也别忘了，‘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阅读和写作，一旦有了好的开头，就得自己努力继续下去，要不然，老师走了，这些好习惯也跟着走了，你说可惜不可惜？那老师也就白教了！” 他们都笑了，“也可能是白教了，我们努力就是，不过，我们还是感谢我们的老师！” 我好像是对自己说的，“只要努力，老师就决没有白教，让我们都感谢我们的老师！”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１９６２年７月２５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正文 《没有织完的统裙》读后 读完这本《没有织完的统裙》①，兴奋得如同看了描写兄弟民族生活的电影一样，它把读者引到色彩浓郁的环境里，丰富奔放的生活中去。 《没有织完的统裙》是一位兄弟民族作家——白族杨苏同志写的关于祖国云南省内兄弟民族的生活的短篇集。这本书有它的特色，也可以说是因为他所描写叙述的对象，有它的特色。这些故事的背景是：青翠的山崖，碧绿的流水，深郁的树林，鲜红的花朵，肥美的田地……这些故事里的人物是壮健的、纯朴的、美丽的、粗犷的、热情的，刚刚挣脱了封建统治的少数民族弟兄姊妹。故事的发展是在他们和自己陈旧的风俗习惯作坚持的斗争中、在他们和汉族弟兄开始同工共事而日益亲密团结中，慢慢地引伸出来，中间穿插着许许多多兄弟民族的丰富多彩的起居服食、节庆歌舞，和极其形象化的兄弟民族所常用的富有诗情画意的语言。这样，就使每一段故事都显得绚烂照眼，如火如荼！而一切的一切，又归纳在解放后的党领导下的崭新的边疆兄弟民族的生活。我想，假如这些故事让一个汉族作家来写，若不是在那里生活①《没有织完的统裙》，白族杨苏着，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作者过许多年的，也许写不出那么细致周折的情节，不用谈别的，就是那些花草鸟兽之名，已经够人探讨考证的了。 在这里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亲如兄弟》那一篇。受尽了汉族地主和本地的土司欺凌的傣族弟兄——卖哏，对于来帮助他们插秧的汉族协作队，是没有信心的，他又怕汉人“欺负”他的牛，于是他偷偷地把牛牵到山上藏了起来，但是当他看到协作队长王力和其他汉族队员拼出死命来自己犁田，又在江洪暴涨的时候跳下水去保卫堤堰，这些活生生的“亲如兄弟”的事实，把卖哏彻底地感动了，于是他在间不容发之顷，砍下一根龙竹，来不及削下枝丫，就跳入急流之中，去救王力！ 这几段文字是写得出色的： 是没有一个人直起身喘口气，汉族和傣族男男女女四十来个人的心比太阳还热，四十多双眼睛，看着王力他们前进的脚步，踏过傣族人民的土地，听着他们“杭唷” “杭唷”的哼声，全心只想着一件事，“栽呵，栽呵，抢时间栽呵”。 正在王力他们代牛犁田的时候，社主任帅恩相从田埂上挑着一担秧子来了： 挡住王力他们，激动地大喊： “者弄老王，耕牛在这样辣的天气也不犁田啊，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王力额上的汗水，滴进了他的眼里，他艰难地睁着眼睛说：“社主任，没有关系，我们是来帮助傣族兄弟栽秧的，再苦点我们也高兴啊！” 帅恩相紧紧拉住牵绳，望着他们肩膀上勒进去的紫红印痕，含着泪水道： “者弄老王，不能再这样，除非你们从我身上耙过去！” 这些对话，是共产党和毛主席派来的汉族兄弟和傣族兄弟的，呕心沥血的情感沸腾的对话，这对话和幸福的眼泪在一起，把汉傣两族人民的心都滋润了。 底下一段关于卖哏的感受的描写，也是有力的： 踉踉跄跄地走到田埂上，似乎所有的眼睛都在怒视他，那些眼泪仿佛滚烫的开水浇在他的心上。在这个集体中，他像一个被遗忘了的旅客，孤零零地蹲在一个角落里，享受不到兄弟般的关怀，也享受不到集体温暖的友谊。他拼命地扯着田埂上的野草，把扯下的野草掐碎，在手掌中拼命地揉，好似只有这样，才能解除他心中沉重的负担。唉！这些是共产党毛主席教出来的汉人，是傣家人的亲兄弟啊，怎么才能赎回自己的错误呢？！ 汉族协作队在傣族兄弟中间，显示了他们是党和毛主席伟大民族政策的化身，使汉傣人民之间，水乳交融，亲密无间，他们誓愿要把这一大片荒地，变成良田，“让谷子长得像芭蕉一样”，“变得比经书里的天堂还要好”。 这书里的几个短篇，还给我一个鲜明突出的印象，就是我们兄弟民族的青年，在解放以后，拨开重重的云雾，看到了天空海阔的前途，他们是怎样地浑身充满了干劲，雏鹰乳虎似的要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来改变自己家乡一穷二白的面貌，来保卫自己美丽自由的祖国。 像里的傈僳族青年余三，跑一百三十里路到城里去剃头发、胡子，为的是怕人家说他年纪大了，不让他当解放军。边防军王班长用壮烈的行动教育了兄弟民族新的一代人，这一代人，将使我们伟大祖国的边疆像铜墙铁壁一样巩固，这是一个例子。另外，像《没有织完的统裙》里的载瓦女青年娜梦，她不听她母亲谆谆训诲的“男人不会耍刀，不能出远门；女人不会织统裙，不能嫁人”的古谚，而一心一意地丢掉织裙，去学“管天管地管风雨”的气象学，要织“一条最好看的统裙，织一条载瓦姑娘从来没有见过的统裙”，因为“毛主席已经给山鹆子插上了鹰的翅膀”。再没有什么习惯的力量，能够把这个充满了远大的理想的姑娘，关在茅屋里，去织完那条只有鸟兽花朵的统裙了。 提到老风俗习惯，从这几篇小说里，我们也能看出为着努力生产，创造新生活，我们兄弟民族的青年要向它作着多么艰苦的斗争：《嫩西节》里的傣族青年岩贺保，坚决而又温柔地说服他的新娘米月团，为着生产紧张，放弃那新婚夫妇回家拜年的习俗——“利很浪”，他给她算了耗费去的劳动力之后，说“不要说阿公阿祖传下的规矩，就是佛祖订下的也得改”。《剽牛》里的景颇族女青年木娜，为着她的祖父在全村的人都下田生产的时候，却去剽牛祭鬼，她气喘吁吁地跑去找支部书记劳则，说：“……我想，寨子里已两年不剽牛祭鬼了，我阿公怎么带这个头呀！心里一急，家都来不及回去，赶快来找你了！”《春雨满山寨》里的景颇族青年梅普堵在新婚之夕，却为着正当生产队里需要一个骨干的时候，他的新娘按老规矩若要回家一年的话，就要耽误生产，他烦恼地想： 毛主席领导景颇人大解放，一年比一年更新，一天比一天更美好。这些变化，用景颇人所有的语言加在一起也说不完。咳，可是我们的老风俗习惯，却为什么变得这么慢，这些古老的东西，像蜘蛛网一样地把我们脑子网住了，怎么也撕不开它，使我们不能往前走……但是，“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些古老风俗习惯中的不利于生产发展的东西，像“利得浪”、“剽牛”、“跑娘家”，都在这班青年人的反对之下，也像柔弱的蜘蛛网一样，让一根尖利的嫩竹，一下子挑开了。 最后，应该提到这本书里，那些迷人的、西南边疆浓郁绚丽的景色香味的描写，看了那些句子，至少让我们多学些“草木鸟兽之名”，至少让我们这些没有到过美丽的西南边疆的人，也走入这醉人的图画里面！ ……走到半路，天色已黑下来，公路，渐渐模糊了，路两旁的大青树、挺直的蔓苍坡、棕榈、苍青的梅宗，都变成黑糊糊的巨大枝桠，苦艾、香茅草、刚翻过不久的泥土、新鲜的牛马粪，混合着发出一股香味。土狗和蝌蚪的鸣叫声，更衬托出田野里的安静…………雨的确停了，阳光已经穿破乌云，向大地投射出道道金光，芭蕉叶上的雨珠，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粉白的楸木树花，火红的攀枝花，淡黄的茶子花，都饱含着春雨，在阳光里开得越发鲜艳。远处苍蓝的青山，分外明净爽朗。只有稠密的森林上空还蒙着一层蓝雾般的水汽，地上的青草，翠绿鲜嫩，像绿斑鸠雏鸟的绒毛一样，原来在大青树下躲雨的阳雀、蔡子雀、灰斑鸠都抖开羽毛上的雨珠，成双成对扑剌剌飞上树梢，宛啭啁啾，使雨后的一切景物都显得分外明净美丽…………出了竹林，太阳正从苍蓝的山巅升起，初升的太阳，像个红玉盘，阳光也仿佛红玉的闪光，非常柔和。 在阳光照射下，山慢慢变成靛蓝的颜色。一片片香茅草，铁莲花似的一丛丛剑麻，被阳光染成金绿色的。透过橡胶林和榕树的空隙，阳光又像一支支金色的箭，投射到长满香茅的大地上。随着晨风，田野里飘过熟透了的菠萝香味。棉花和豆叶上残留着的露珠，起初还在阳光下闪着银光，不一会，它就成了一股淡淡的青烟，枭袅娜娜向蔚蓝的天空飘去！ 像这种富有田野抒情诗意味的句子，在这十三个短篇中，到处可见，在此就不多占篇幅了。此外，还有许多十分生动的民间谚语，如：“树叶当不了烟草”，“老年人的话，抵得刀子砍下的刻刻”，“树老心空，人老颠东”，“盐多了要苦，话多了不甜”，“树林子里没有鸟，蝉娘子叫也是好听的”等等，都是我们兄弟民族人民从日常生活中所汲取出来的智慧。至于许多独特的形象化的比喻，如以攀枝花比姑娘，山鹰比小伙子，说“耳朵比麂子还尖”，“炸药的性子比野猪和豹子还暴烈”等等，更带着浓厚的本地风光，不是处在与大自然密切接触的环境中的人，要学也学不来的。 我们热切地希望我们兄弟民族作家，多给我们写些反映兄弟民族生活的作品，不但是给我们介绍一些兄弟民族地区新人新事的知识，引导我们神游于鲜明绚烂的边疆风物之中，而且会给我们祖国文学的大花园中，添上许多色艳香浓的永不雕谢的花朵。 （本篇最初发表于《民族团结》１９６２年８月号。） 正文 香山消夏录 一家子五口，终于坐上汽车出发了——天气是晴朗的，柏油大路两旁的钻天杨，在灿烂的阳光下，树身下半段涂着白灰，上面是抹上绿油似的发亮的密叶，一眼望去，这道长长白色栅栏支着的一大片绿纱屏障，一直引到天边。清晨的凉风，从车窗外吹了进来，把这一家人的快乐心情，吹得更加浮动！ 父亲坐在司机旁边。他是比较安静的，但也时时被后座的纷纭的笑语，引得微笑起来。 哥哥和妹妹最淘气，最爱说的，从一上车起，就没有停过嘴，姐姐平常算是严肃一些，这一天也没少说话。母亲听着、说着，看看前面和身旁的人，心里感到有一种描写不出的幸福的满足。 这三个孩子——哥哥、姐姐、妹妹，无论从那一方面看，都不能说是“孩子”，他们都是二十几岁的人了。他们都在工作着，工作的地点相离得还不近。四五年之中，一家团聚的机会，还没有过一次！还在今年春天，他们知道在夏天可以想法子把假期凑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以密集的通信网，反复地磋商一起歇夏的日期和地点。但是为了假期的参差，消夏地点的“客满”，直等到三个人前后都到了家，才迅速地决定在中伏——最热的时期，到离家最近的香山饭店去住上一个星期。这三个人在准备的时期中，忙乱得像到南极去作几年的探险一样，鸡飞狗叫，仿佛连屋子也在旋转。 母亲的爱怜的眼光，看着在她眼前晃过来掠过去的孩子们，不相信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会像别人所说的那样严肃认真，也不相信他们就是常常在通讯里和自己严肃认真地讨论许多重大问题的青年。他们的谈笑，甚至于脸上的表情，都突然地回到十九年前的童年时代，他们和从前一样地“吵架”，互相嘲笑，互相干扰……这一切，和他们和身量和岁数，一点都不相称。 开始收拾行装的时候，母亲说：“日期很短，香山饭店一切都全，除了换洗的衣服，别的都少带吧，书更是一本也别带！”这句话是针对着父亲和姐姐说的，因为他们父女俩是有名的“书不离人，人不离书”。但是，当集中装箱的时候，发现“衣服”不少，像游泳衣、遮阳的帽子，爬山鞋……据说都是不可少的，“游玩的时候不用，什么时候用呢？”最出母亲意外的，是书也不少！父亲说：“你总说我平常除了本行书之外，别的一概不看，现在我奉命不带本行书了，难道还不让我看看你一直给我介绍的几本小说？”儿子和女儿们也都理直气壮地拿过自己所认为必须在休息时间、适宜于在休息时阅读的大大小小的书，“不抓紧休息的时间看，什么时间看呢？”于是“衣服”和书籍装满了两个大手提箱。最后，母亲也偷偷地塞进一大搭子的信封、信纸。她欠的信债太多了，也许在别人出去游玩的时候，她可以把信债还一还吧。最后的最后，母亲忽然想起，伏天的大雨，是说下就下的，从饭店的房间走到餐厅，是要经过一段山路的，雨鞋必不可少。她匆匆忙忙地把五双雨鞋收集了来，一大堆地都装进一个大网兜里。 从下雨，母亲又想起父亲很容易招凉，他常用的“羚翘解毒丸”是必不可少的。妹妹说：“妈妈，您的头痛丸也别忘了带呀！”于是种种的药品又装了一匣。 孩子们又说：“我们爬山或游泳回来，肚子一定会饿的了不得，糖果和饼干一定要带一些。”母亲着急地说：“饭店的小卖部里难道没有这些东西？”说来说去，到底把家里现有的一些“剩余物资”装了一口袋。孩子们趁乱，又把两副旧纸牌，也塞进装衣服的箱子里。 一直到出租汽车到了门口，这零星的“添置”，才开始停止。当大家喧笑着把“行李”提到车上的时候，司机也被这狂欢的气氛所感染，笑说：“你们是搬家呀？”孩子们又大笑了起来。 急速的沙沙轮声，穿过这一条宽大整洁的林荫大道，大道转折处的大圆台上，站着穿着雪白制服的警察，在朝阳下显得格外鲜明而英挺。郊外大道两旁的、整齐美丽的楼房，一座接着一座……关于这些建筑的名字，孩子们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凡是他们知道的建筑，比如说，“社会主义学院”、“专家招待所”、“工业大学”……他们就从外观谈到内容，谈笑的资料，也像万花筒似地，瞬息万变。” 母亲沉静地望着远远的万寿山上排云殿的发光的黄瓦，和车窗外旋转过去的浓绿的稻田和莲塘，心里微微地起了感触。“歇夏”，对于他们这一家，十几年前是没有的事，不但是他们这一家，对于他们的亲戚朋友，也是没有的事。“歇夏”的山水楼台，不是为他们这班人准备的！直到人民做了主人，山水楼台回到人民的手里，他们这班人才享受到这般清福……她的思想很快便被打断了，汽车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开进静宜园的大门，爬上浓绿曲折的山道，在香山饭店门口停下了。 他们的“歇夏”计划完成得如何？一家子曾否好好地团聚畅谈？从香山回来后，大家谈起来还没一致的结论。第一，他们没有住满一个星期，只住了五天就回来了。原因是孩子们玩够了，他们在上山的第一天下午就爬了“鬼见愁”，第二天逛了碧云寺，第三天到昆明湖去游泳，玩的地方离家越来越近了。他们觉得玩完了回家比回香山还近，不如还家吧。同时，父亲和母亲上山不过五天，倒有两次下山进城，去会见从各地来北京过夏的朋友，路长天热，反而没有休息，也就感到“归心如箭”了。第二，关于阅读“闲书”，父亲在孩子们出去游山玩水的时候，倒是拿起了一本小说和一管红铅笔，正想聚精凝神地去研究分析，而这时候往往有人来叩门拜访。 原来香山饭店这时候正是“高朋满座”，他们遇见了许许多多的朋友，平时各人忙各人的，如今闲暇中碰到了，就彼此拉住不放！父亲又怕母亲说他“三句话不离本行”，这时总是连忙站起，招呼他的朋友说：“我们出去走走吧。”意思是说： “行话外面谈去”，说着就几个人笑着走了。这时母亲仿佛可以坐下来安静地写写信了，然而不然！她也有她的同行，她的朋友，人家也来“串门儿”，她也出去拜访……自己一家子团聚，实际上只在吃饭的时候，而吃饭又常常是和儿女的同学朋友们扩大的聚餐！第三，有些东西，证明他们实在是带得多余了。比如药品，父亲没有伤过风，母亲也没有过头痛。 一大网兜的雨鞋，也从来没有用过，那几天尽是响晴的大热天。点心糖果根本来不及吃，在饭店的乘凉的茶座上，常常有朋友请他们吃点心冷饮，还有朋友们特意给孩子们送水果、瓜子和种种零食，只有纸牌，还用过两次，但是每次打的时间都不长，还是和许多朋友在一起轮流打的！ 说是没有完成计划吧，仿佛大家提起那热闹忙乱的五天，又有说不出的快乐和满意。他们从心里感到香山是他们的天地，是他们一班人的天地，出来进去的都碰见各人自己的朋友，有时还遇见素不相识的黑皮肤或是白皮肤的国际友人。无论是在餐厅，在茶座，在理发室，在电影场，大家都极其自然地互相亲切地招呼着，闲暇的、休息的、和静的气氛，弥漫在每个客人的心里。 妹妹特别提起一件快意的事：说那一夜看的意大利电影，叫做《她在黑夜中》的，演技细致，情节动人，充分表达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民悲惨的生活，看得人人下泪！妹妹说： “散场出来，我的心上沉重得像压着一大块石头似的。但是我回到屋里很快就睡着了，我自己宽慰说，难过什么？在我们这里，就没有这种悲剧！”姐姐看了她一眼，笑说：“你总是只顾自己的。”哥哥也笑了，“她永远是个傻丫头，再难受也不过五分钟！” 底下当然又是一场“吵架”，父亲和母亲起身走开了，他们对看着安静地微笑了，只有他们知道什么是痛苦，也更知道什么是快乐。 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北京（本篇最初发表于香港《大公报》１９６２年９月１９日） 正文 《年华似锦》和《似锦年华》 《北京文艺》在一九六二年的六月号，登了一个很好的短篇小说，题目是《似锦年华》；在前些日子报纸上，看见《北京文艺》九月号的出版预告，又有一篇叫做《年华似锦》。我心里想，编辑同志居然不回避相似的题目，在不长的时期中，接连登了两篇小说，必然是同工异曲，各有千秋的。因此《北京文艺》九月号一送到，我首先翻看的是这一篇《年华似锦》。 果不其然！这篇和上一篇一样也是针对着似锦年华的人们个人生活中的切身问题而写的。 费枝的《似锦年华》里，写了一个中尉军官和他的大学生弟弟，两个人对于恋爱和婚姻问题的看法。哥哥是个地道的军人，在恋爱和婚姻问题上也是“沉静”，“严肃”，“善于自我克制”，从军十年之后，他回家来过三个星期的年假，若不是在临别的夜晚，灯已灭了，隔壁已听到“母亲的匀称的鼾声”了，睡在他对床的弟弟苦苦地追问他的话，他还是不肯说出的。他认为：认识一个人，不能只凭印象；对军人来讲，一个爱人单单漂亮是不够的，还要有美好的品质；相互间有了深刻的理解，爱情才会更巩固等等。学数学的大学生弟弟，和他不同，他“不打算当光棍汉”，他一直在“等待那个必然会出现的姑娘”。而这个姑娘居然在三星期前他到车站接哥哥的时候出现了，“搞恋爱”的工作从那时开始，在哥哥临走时，“已经接近完成了”。据他说，这也是和战士明确了目标以后，会立即进攻一样，惹得哥哥说他一句“你别乱作比喻”。 但是这个弟弟，也不是一个心里没有算计的青年，他在大学里要为“攀登知识高峰打个基础”，他觉得“时间太宝贵”；他“没有搞恋爱的念头，反而跟许多女同学成了朋友。” ……在艺术处理上，这个短篇里的对话，很紧凑，很能代表每个人的个性。情节的安排，也很简洁。 张葆莘的《年华似锦》，写的是从一个记者的采访中，所发现的一个全国闻名的前辈京剧演员对于年轻一代的同行的提携与关心。这位京剧前辈不但和年轻演员一起配戏，把自己名字放在后边，而且还为着这个年轻人“搞恋爱”，“想结婚”而苦恼着。他回忆到自己年轻时节，为了成功立名，而把这问题推迟了；为什么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的年轻演员，“出科不愁搭班，唱戏不愁行头”，万事俱备，只欠自己的努力了，而反不能为“给社会主义做出更大的贡献”，而牺牲点什么呢？——这个情节和心理活动，是大有可能的，当中穿插一个报社里的青年女漫画家，使得故事更有戏剧性。对于记者生活的描写，因为我还有几个记者朋友，从旁看去似乎也还真实。 这一暑期中，我的周围挤满了年华似锦的人们，因而我也时常想到这个“年华”里恋爱和婚姻的问题。这问题不大也不小，主要是要和个人、社会、和我们的时代结合来看。在报刊上，如《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上有不少的前辈和医生们都谈过这个问题了。在文艺作品上，我最近看到的是这使我微笑的两篇，因题目相似，故联带记之如上。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１９６２年９月１４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正文 在黑乌鸦尸体的周围 九月九日的上午，万里晴空，一架美制蒋帮的Ｕ—２型侦察机，从我国华东的高空，死乌鸦似的迅速地倒栽了下来！惊动了全世界的人，都跑来围住这只黑乌鸦的尸体，细看这架丑恶的残骸……团结得铁桶似的中国六亿五千万人民，又是咬牙，又是高兴，齐声地欢呼说：“打得好，真出气，我们的空军越来越棒了！”小孩子们举着自制的红旗，又笑又跳地转着圈唱“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全世界人民拍手笑，帝国主义害了怕呀……” 受着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人们，两臂交叉着，袖子卷得老高，愤怒而又痛快地说，“好，好，面皮揭下来了，假和平，真备战，暗地里在全世界的上空，放出这些不祥的乌鸦！现在没得说了吧！” 被愤怒的人们从人群里抓出来的美帝国主义者，心惊胆战地，偷偷地说：“坏了！坏了！”他仓皇失措强作镇静，对着四围利刃般的眼光，耸起肩，摊开手：“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我们……”全世界人民呸的一声，向他吐着厌恶鄙夷的唾沫。 爱好和平的人们，两手握在白色长袍的袖子里，看看火光，看看周围愤怒而又快乐的人群，再看看美帝国主义者汗淋淋的贼脸，“原来是你呀！这回我们算是彻底看清了！”他们伸出手来拉住大家：“让我们一起警惕着吧，不能再让这侵略的头子，来侵犯我们热爱的和平了！” 在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外面，还站着三三两两的认不出面目的人，那是美帝国主义的帮凶、帮闲们。他们不敢走近来，尴尬地在背后探头探脑，嗫嗫嚅嚅地不敢大声说话，他们不敢和美帝国主义者交换眼光，也更不敢看正直的人们的愤怒和快乐的脸，在人们的欢呼声中，他们渐渐地分散消失于远处黑影之中……（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１９６２年９月１８日。） 正文 海恋 许多朋友听说我曾到大连去歇夏，湛江去过冬，日本和阿联去开会，都写信来说：“你又到了你所热爱的大海旁边了，看到了童年耳鬓厮磨的游伴，不定又写了多少东西呢……” 朋友们的期望，一部分是实现了，但是大部分没有实现。我似乎觉得，不论是日本海，地中海……甚至于大连湾，广州湾，都不像我童年的那片“海”，正如我一生中最好的朋友，不一定是我童年耳鬓厮磨的游伴一样。我的童年的游伴，在许多方面都不如我长大以后所结交的朋友，但是我对童年的游伴，却是异样地熟识，异样地亲昵。她们的姓名、声音、笑貌、甚至于鬓边的一绺短发，眉边的一颗红痣，几十年过去了，还是历历在目！越来越健忘的我，常常因为和面熟的人寒暄招呼了半天还记不起姓名，而暗暗地感到惭愧。因此，对于涌到我眼前的一幅一幅童年时代的、镜子般清澈明朗的图画，总是感到惊异，同时也感到深刻的喜悦和怅惘杂糅的情绪——这情绪，像一根温柔的针刺，刺透了我的纤弱嫩软的心！ 谈到海——自从我离开童年的海边以后，这几十年之中，我不知道亲近过多少雄伟奇丽的海边，观赏过多少璀璨明媚的海景。如果我的脑子里有一座记忆之宫的话，那么这座殿宇的墙壁上，不知道挂有多少幅大大小小意态不同、神韵不同的海景的图画。但是，最朴素、最阔大、最惊心动魄的，是正殿北墙上的那一幅大画！这幅大画上，右边是一座屏幛似的连绵不断的南山，左边是一带围抱过来的丘陵，土坡上是一层一层的麦地，前面是平坦无际的淡黄的沙滩。在沙滩与我之间，有一簇依山上下高低不齐的农舍，亲热地偎倚成一个小小的村落。在广阔的沙滩前面，就是那片大海！这大海横亘南北，布满东方的天边，天边有几笔淡墨画成的海岛，那就是芝罘岛，岛上有一座灯塔。画上的构图，如此而已。 但是这幅海的图画，是在我童年，脑子还是一张纯素的白纸的时候，清澈而敏强的记忆力，给我日日夜夜、一笔一笔用铜钩铁划画了上去的，深刻到永不磨灭。 我的这片海，是在祖国的北方，附近没有秀丽的山林，高悬的泉瀑。冬来秋去，大地上一片枯黄，海水也是灰蓝灰蓝的，显得十分萧瑟。春天来了，青草给高大的南山披上新装，远远的村舍顶上，偶然露出一两树桃花。海水映到春天的光明，慢慢地也荡漾出翠绿的波浪……这是我童年活动的舞台上，从不更换的布景。我是这个阔大舞台上的“独脚”，有时在徘徊独白，有时在抱膝沉思。 我张着惊奇探讨的眼睛，注视着一切。在清晨，我看见金盆似的朝日，从深黑色、浅灰色、鱼肚白色的云层里，忽然涌了上来；这时，太空轰鸣，浓金泼满了海面，染透了诸天。 渐渐地，声音平静下去了，天边漾出一缕淡淡的白烟，看见桅顶了，看见船身了，又是哪里的海客，来拜访我们北山下小小的城市了。在黄昏，我看见银盘似的月亮，颤巍巍地捧出了水平，海面变成一道道一层层的，由浓墨而银灰，渐渐地漾成闪烁光明的一片。淡墨色的渔帆，一翅连着一翅，慢慢地移了过去，船尾上闪着桔红色的灯光。我知道在这淡淡的白烟里，桔红色的灯光中，都有许多人——从大人的嘴里，从书本、像里出来的、我所熟识的人，他们在忙碌地做工，喧笑着谈话。我看不见他们，但是我在幻想里一刻不停地替他们做工，替他们说话：他们嚓嚓地用椰子壳洗着甲板，哗哗地撒着沉重的渔网；他们把很大的“顶针”套在手掌上，用力地缝一块很厚的帆布，他们把粗壮的手指放在嘴里吮着，然后举到头边，来测定海风的方向。他们的谈话又紧张又热闹，他们谈着天后宫前的社戏，玉皇顶上的梨花，他们谈着几天前的暴风雨……这时我的心就狂跳起来了，我的嘴里模拟着悍勇的呼号，两手紧握得出了热汗，身子紧张得从沙滩上站了起来……我回忆中的景色：风晨，月夕，雪地，星空，像万花筒一般，瞬息千变；和这些景色相配合的我的幻想活动，也像一出出不同的戏剧，日夜不停地在上演着。但是每一出戏都是在同一的，以高山大海为背景的舞台上演出的。这个舞台，绝顶静寂，无边辽阔，我既是演员，又是剧作者。我虽然单身独自，我却感到无限的欢畅与自由。 这些往事，再说下去，是永远说不完的，而且我所要说的并不是这些。我是说，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童年往事，快乐也好，辛酸也好，对于他都是心动神移的最深刻的记忆。我恰巧是从小亲近了海，爱恋了海，而别的人就亲近爱恋了别的景物，他们说起来写起来也不免会“一往情深”的。其实，具体来说，爱海也罢，爱别的东西也罢，都爱的是我们自己的土地，我们自己的人民！就说爱海，我们爱的决不是任何一片四望无边的海。每一处海边，都有她自己的沙滩，自己的岩石，自己的树木，自己的村庄，来构成她自己独特的、使人爱恋的“性格”。她的沙滩和岩石，确定了地理的范围，她的树木和村庄，标志着人民的劳动。她的性格里面，有和我们血肉相连的历史文化、习惯风俗。她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是属于她的，她孕育了我们，培养了我们；我们依恋她，保卫她，我们愿她幸福繁荣，我们决不忍受人家对她的欺凌侵略。就是这种强烈沉挚的感情，鼓舞了我们写出多少美丽雄壮的诗文，做出多少空前伟大的事业，这些例子，古今中外，还用得着列举吗？ 还有，我爱了童年的“海”，是否就不爱大连湾和广州湾了呢？决不是的。我长大了，海也扩大了，她们也还是我们自己的海！至于日本海和地中海——当我见到参加反对美军基地运动的日本内滩的儿童、参加反抗英法侵略战争的阿联塞得港的儿童的时候，我拉着他们温热的小手，望着他们背后蔚蓝的大海，童年的海恋，怒潮似地涌上心头。多么可爱的日本和阿联的儿童，多么可爱的日本海和地中海呵！ 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八夜，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１９６２年１０月号。） 正文 郁达夫《满江红》词读后 今年九月十八日的《东风》版上，登有《郁达夫爱国诗选》，内有一首词，为便于参阅，抄录如下： 满江红１９３７年作——闽于山戚继光祠题壁用岳武穆韵伟烈。拔剑光寒倭寇胆，拨云手指天心月。到于今，遗饼纪征东A，民怀切。 会稽耻，终当雪。楚三户，教秦灭。愿英灵永保，金瓯无缺。台畔班师酣醉石，亭边思子悲啼血。向长空洒泪酬千杯，蓬莱阙。A民间流行之光饼，即戚继光平倭寇时制以代疰粮者。 这首词是郁达夫在一九三七年写的，不知是在“七七”以前还是以后，总之，屈指二十五年了！这首词登载的那一天，又刚巧是“九一八”。如今，我们对于“九一八”似乎不大关心了，原因是“会稽耻，终于雪”了，我国广大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已经“成就”了打倒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丰功伟烈”，从头收拾了光复后的山河，孜孜业业地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且还和日本人民携起手来，同为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美帝国主义而努力。九月九日，越练越强的中国空军，从高空打下了一架美制Ｕ—２飞机，这种使世界上亿万爱好和平人民拍手称快的“华夏威风”，诗人死而有知，不知要如何地欣喜；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三周年之际，读到“愿英灵永保，金瓯无缺”这两句诗，想着我们的领土台湾，还在美帝国主义者的控制之下，我们今天不是向长空洒泪干杯，而是举起千百枝如椽之巨笔，和全世界痛恨美帝国主义者的人民，一同为消灭这个首恶元凶。而使出最大的力量！ 在这里，顺便提到光饼和征东饼，这两种“疰粮”并不是一件东西。光饼只有小茶盅口那么大，是发面的，当中有个小孔，烤好后可以用细绳穿起，挂在颈上臂上，拿起就吃，十分方便。征东饼比光饼略大一些，有点甜味，也是可以穿起来的。这两种饼在福建十分普遍，就像北京的烧饼油炸脍一样，其味之香美，也不下于烧饼油炸脍。据我所知，在我国最普遍的糕饼之中，与爱国思想事迹直接有关的，就是光饼和征东饼了。“民怀”之“切”，使得这两种饼在创制的地方普遍流行，也使得每个人每天在吃着光饼、征东饼的时候，都会想起爱国英雄戚继光的故事，这影响和效果是深远的。我希望这两种饼饵，能够在福建民间永远流行下去。 （本篇最初发表于《光明日服》１９６２年９月２９日。） 正文 从“公社果”谈起 葡萄，色香味俱佳，是我最喜欢的一种水果。关于葡萄，我有许多快乐的、童话般奇妙的回忆，可惜的是北京不是出产葡萄的地方，上市的时期也很短，“北京”和“葡萄”很少在我的思想上发生过联系。 今年秋天，各种各样的水果，像不断的宝石的泉流，从四郊涌进北京城，桃，梨，苹果，柿子……在到处商店的窗中架上，发出诱人的艳色与浓香。尤其是葡萄，紫的像紫晶，绿的像绿玉，一串串的密密颗粒上面，蒙着一层细细的白霜。 看到了葡萄，我感到快乐和幸福！ 这些葡萄，来处不远，就在北京的四郊，它也和别的水果一样，都被称做“公社果”，是农村人民公社化以后的伟大的产物！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参观过不少近郊的人民公社，听到了他们的生产计划。也知道他们开辟了多少果园，引植了多少优良品种，我们甚至于看到了广大土地上一行行的细小的树苗。但是我们的眼光毕竟是浅短的，似乎能吃到果子还是许多年以后的事，直等到一串串的紫晶绿玉，罗列在我们的眼前，我们才大吃一惊。一首安徽民歌说： 昨天山边光溜溜，今天栽起杏桃榴。 再过几个春和秋，干高枝绿果成球，那时来玩的小朋友，当心果子碰着头。 我们的农民弟兄们，是有这份信心，也有这份毅力的。他们知道付出一分血汗，就有一分代价。他们万众一心，冲出了三年的乌云压顶的天然灾害，把他们辛勤劳动的丰富的果实，捧到全国人民的面前，让我们鼓腹而歌，过一个满足丰盛的国庆节。 葡萄不过是许多水果中的一种，水果也不过是许多食物中的一种。读着每天的报纸，我们还欣喜地看到，我们全国各地，不但是农、林、牧、渔都有收获，而且在轻重工业的建设上，也各有进展。十三年短短的岁月，有了这样的成绩，我们是压抑不住心头的兴奋的，让我们的敌人瞠目结舌、垂头丧气吧。让我们欢欣鼓舞地，踏着严整的步伐，同声高唱《社会主义好》之歌，向着光明远大的前途迈进吧。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２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正文 卖花声——为访华日本女作家有吉佐和子书扇 忆我访扶桑椿树山庄欢迎会上互飞觞淡素衣裳灯彩里玉润珠光热血柔肠纵谈广岛泪双行者是论交开始地春雨镰仓（本篇最初发表于《文汇报》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５日。） 正文 遥寄胡安娜！ 安赫利娜！ 克里斯蒂娜！ 你们尽管两眼望着前边，不要把手里的工作放下。 我们是坚定地站在你们的周围，轻轻地对你们说几句心底的话。 安赫利娜！ 克里斯蒂娜！ 你们的丈夫，你们的儿女，你们的一家，为着保卫革命的古巴，山上海边，日日夜夜，忍受着风吹雨打，但是你们什么都不怕！ 只因你们有：伟大的领袖，团结的人民，还有忠贞的朋友——遍天下！ 安赫利娜！ 克里斯蒂娜！ 就是你们把革命大旗插在美帝的鼻子底下，七支步枪打出个革命的古巴！ 帝国主义，反动派，不论他多么强大，他扑灭不了古巴革命的火花！ 安赫利娜！ 克里斯蒂娜！ 你们站在自己的革命岗位上，可曾听到向你们走来的中国人民整齐雄壮的步伐？ 坚持吧！战斗吧！ 最后胜利必然属于革命的古巴！ 谁也休想拉转时代的飞车，二十世纪是革命人民的天下！ （本篇最初发表于《光明日报》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３日。） 正文 加纳诗选 无题〔加纳〕以色列·卡甫·侯 如果我被迫去恨那曾经哺育过我的祖国，去讨普通异邦人的喜欢——那么就让船开走吧，我步行走去。 如果我被迫用左手指向我的乡镇和同胞，那曾经为我劳累的同胞——那么就让船开走吧，我情愿步行走去。科门达山〔加纳〕波斯曼·拉伊亚着呵，科门达山，战时是一座城堡，平时是一所会坛，我瞻仰过你的荣光，呵，整个我都是你的，从现在直到永远，你统辖着辽阔的土地和海洋，地面和海上的清风，向你敬礼颂扬。 阳光扫射你的峰巅，雨水冲刷你的溪谷，但是，你不屈不挠，庄严地屹立。 呵，神圣的山，我向你颂赞欢呼： 对于学生，你是精湛的学问，对于病人，你是酒浆，对于旅客，你是美，对于疲乏的人，你是安宁。 但是我所永远珍爱的是你周围的田地： 清晨露滴的绿叶，洁净、清新，错杂的果园、农圃，图案鲜明，它们要培育出高贵的棕榈，要给椰子灌满奶浆，要给甘蔗加添甜汁，要哺饱了五谷颗粒。 黑夜来了，遮上你的伤痕，送来你的芬芳，也邀来了月光和湾港的目光，来给你的海洋，岩石，沙岸戴上明。 永存吧，高贵的山，永存着来荫蔽，你的眼神柔和的学生，守卫你的秘密，保护你的农民，也把我的疑虑变成信仰，把我心中的黑暗化作光明。哈曼坦①〔加纳〕约瑟夫·加代着风在悲号，树林也在哭泣，大自然毫无气力；叶儿离弃了树枝，让它们光秃赤裸，这情景何等惨凄！ 吹落了万红千紫，①非洲西岸的燥风。——译者今日芬芬已尽。 蜂儿在哀叹，干风宣告了他们的末日，他们的生命依靠花儿，现在叫他们如何生活！ 万物仓皇，水给他们以生命，燥风把一切吹光；干旱使他们萎伤。 哈曼坦！它什么时候才走，让世界度着欢乐的时光？ 凋落和忧伤这等围困着我们，但是哈曼坦正在为世界的好消息开路，它为霖雨和欢乐把世界扫清，是的，它为这世界准备着丰收和满足。 一切生命都是如此，有时候哈曼坦呼啸而过，大家都在哀伤里低头，有时候也会哭泣。 在这时候不要哭泣，因为霖雨定随干旱而来那时世界又将微笑。我们村里的生活〔加纳〕玛提·马奎着当老人们在场的时候，小伙子们不许望着姑娘们姑娘们也不许望着小伙子因为老人们说这样不好。 小伙子们只许自己玩，姑娘们也只许自己玩。 但是人的情感是柔弱的小伙子和姑娘就相会了。 姑娘们也玩捉迷藏。 小伙子们知道姑娘们藏在哪里姑娘们也知道小伙子们藏在哪里——因此在捉迷藏的时候，小伙子们找姑娘们，姑娘们也找小伙子，他们对唱着爱情的歌。 后记这里介绍的四位加纳诗人，的作者以色列·卡甫·侯（ＩｓｒａｅｌＫａｆｕＨｏｈ）生于一九一二年，多年从事教育工作。他的第一首诗写于一九二九年，除了诗歌以外，尚着有剧本数种和一部传记；《科门达山》的作者波斯曼·拉伊亚（ＢｏｓｓｍａｎＬａｒｙｅａ）生于一九一○年，任职于加纳政府，是加语协会负责人之一，拉伊亚写过一些短篇小说和评论；《哈曼坦》的作者约瑟夫·加代（ＪｏｓｅｐｈＧｈａｒｔｅｙ）又名科贝纳·加代·阿克瓦（ＫｏｂｅｎａＧｙａ－ｔａＡｋｗａ），生于一九一一年，是加纳口语文学局的编委，写过剧本，也从事过戏剧的演出；《我们村里的生活》作者玛提·马奎（ＭａｔｅｉＭａｒｋｗｅｉ）生平不详。 前三首诗是从加纳一九五八年出版的英文版《加纳之声》译出；后一首译自英国出版的《非洲宝库》（黑人诗人朗斯顿·休士编）。 （译诗刊于《世界文学》１９６２年１２月号。） 正文 谈最新最美的图画 新时代给新文艺作家开辟了浩荡无边的天地，这句话在邵宇同志最近所作的国画《白菜丰收》上又体现了。我想中国历代的画家，若个个都活转来，围立在这幅不太大的画面旁边，看见画上是“顶天立地”的好几千棵白菜，而三个人物只远远地站在一边，作为白菜的陪衬的时候，他们一定大吃一惊，赞为得未曾有。他们却不知道画家所描绘的不过是我们今天生活中的一件事实，他只迅速灵巧地抓了来，安排在纸上而已。 白菜丰收是今年北京郊区可喜的现象之一，这说明了水利工程的进一步奏效，农民生产积极性的进一步高涨……听说今年北京的白菜，往北送到了哈尔滨；北京的柿子，往南送到了上海。但是这现象并不是个别的，我们北京人不也常吃到了南丰的桔子和广东的香蕉吗？ 在我们是司空见惯的事，而在外国朋友们眼里，就感到十分新奇。我所会到的日本朋友、尼泊尔朋友、加纳朋友……他们对于我们所常见的这些丰收的现象，谈论起来，仿佛是个奇迹，也仿佛有点意外。 我知道，在国外，无论是帝国主义，还是各国反动派，对于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有着刻骨的仇恨。他们自己再也不能盘踞在这一大片土地上，恣意地剥削榨取，这对他们已经是一件极其痛心的事；最可怕的是，新中国给民族解放运动地区的人民，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给他们一个向往，一个希望，这是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所万万不能容忍的。因此，他们利用了一切的宣传机器，无所不用其极地渲染夸大了我们最近三年的自然灾害，说我们人民是如何陷在困苦中不能自拔，甚至每天都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关心我们的外国朋友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当然会听到这些恶毒的宣传，心里不免替中国人民捏一把汗。等到入中国国境之后，他们没有看见饥饿的面孔，也没有看到垂头丧气的人们，他们看见的是中国整齐葱绿的田野，热闹繁荣的市场，干劲冲天的人民，堆积如山的菜蔬……他们怎能不由惊奇转为欢喜，而向我们倾吐他们从前所不断听到的反动宣传，最后表示了对毁谤污蔑者的愤怒和鄙夷呢？ 话再说回来，文艺是时代的反映，“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白菜丰收，堆积如山的现象，在北京的居民眼中，虽然不是什么奇迹和意外，但若是古人复生或外客车到，却不能不从这一件我们当作寻常的现象上，看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光明美丽的前途。红旗下，有多少“天成”的“文章”，等着“妙手”去临摹去描绘，而这“天成”的文章，又像美丽的云霞，一片赛似一片地，瞬息万变。敏感的文艺工作者们，必须时刻准备好自己的妙手，给我们的人民和朋友，画下最新最美的图画。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２１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正文 《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儿童文学选》 序言 重新看了儿童文学三年选（一九五九——一九六一）的目录，不由得心里高兴。如果这是我们给亲爱的小读者所摆出的一桌筵席的话，这席面也不算太寒伧了。 谈到儿童文学创作，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儿童文学。关于这一点，大家是没有异议的，就是：儿童文学具备文学的一切特点，所不同的是，我们读者的对象是少年儿童。因此，儿童文学的创作，必须照顾到儿童的一切特点，如年龄特点、智力特点、兴趣特点等等，这也是大家没有异议的。 大力加强我们少年儿童的思想教育，使他们能在未来的几十年或更多的时间中，在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上，遇到骇浪惊涛，经得起风险，遇到浓雾乌云，认得清方向，成为勇敢坚定的接班人，是我们儿童文学的光荣任务。 资产阶级通过他们的儿童文学，来和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他们利用滑稽画、小人书，向他们的儿童灌输损人利己、好逸恶劳的剥削思想。仅举一段小小的滑稽画为例：亨利的妈妈，拿一角钱雇他在自己的院子里推草。而亨利却拿五分钱去买冰棒，用其余的五分钱转雇邻居的孩子来替他推草，他自己安闲地在树荫下吃着冰棒，乐悠悠地看着人家在烈日下替他劳动。这种孩子，就是资产阶级所标榜为聪明的、有办法的！还有关于所谓侠客的连环画，也是鼓励孩子们为了个人的金钱、名誉、地位去冒险，去掠夺别人，压迫别人，给侵略集团做爪牙和工具。我们必须对资产阶级对儿童的毒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把问题拉回到我们今天的儿童文学创作上来。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一亿以上的小读者，他们和我们小时候是大不相同了。他们看到了许多新鲜事物，他们知道了许多国际大事，他们在生活和学习各方面，都受到党和政府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他们的天地是无比广阔的，他们周围空气是清新自由的。但是，他们的绝大多数是解放后诞生的，对于解放前劳动人民所受的剥削压迫，以及历史上残酷的阶级斗争，或者是印象极浅，或者是茫无所知。不知革命缔造之艰难，也不晓当前生活之可贵。同时，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和恶习惯的残余也不可免地向他们侵蚀袭击。针对着这些情况，我们首先要帮助他们懂得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剥削，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新旧社会的区别在哪里，作为新中国的儿童应当有什么样的雄心大志等等。我们要教育他们学习无产阶级的优秀品质：团结友爱，勇敢诚实，关心集体，热爱劳动，爱护公物，遵守纪律，艰苦朴素等等。我们也要引导儿童关心国际大事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儿童生活，用当前的国际阶级斗争事实，来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和热爱朋友、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者的决心。 我们小读者这一代，成长起来，是要走上伟大而光荣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道路的，他们迫切地需要易于消化富于营养的精神食粮，以便自己能够好好地发育壮大。为儿童准备精神食粮的人们，就必须精心烹调，做到端出来的饭菜在色、香、味上无一不佳。使他们一看见就会引起食欲，欣然举箸，点滴不遗。因此，为要儿童爱吃他们的精神食粮，我们必须讲究我们的烹调艺术，也就是必须讲究我们的创作艺术。 我们认为，促进创作艺术的唯一方法，就是怀着一颗热爱我们的事业，热爱儿童的心，钻进儿童的群中去，在思想感情上和他们打成一片，知道了他们的愿望，熟悉了他们的语言，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仔细地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物，一切环境，从实际生活中提炼出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的故事来。这样的作品，必定是有浓厚清新的儿童生活气息的，是照顾到新中国儿童的一切特征，是儿童所能够欣赏并乐于接受的，而决不会是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大人说小人话”或是“小孩儿说大人话”的“干巴巴、粗拉拉、板蹋蹋”的不亲切、不真实的东西。 我们不是说这三年选中的四十四篇作品（各栏目下的次序，是按照发表的先后编排的。 计有：小说、散文、特写十一篇；革命斗争故事五篇；诗歌十六首；民间故事四篇；童话、寓言三篇；剧本、曲艺三篇；科学幻想故事二篇），篇篇都合乎我们的理想标准，我们也不敢说这三年中儿童文学作品的题材比以前更广阔了，内容比以前更深刻了。但是，这四十四篇，究竟是在全国各文艺报刊，特别是儿童出版社和儿童报刊所推荐的三百多篇作品中，初选再选而决定下来的。 初选的工作，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的。这是一道十分繁重的挑选筛滤的工作，我们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 在这四十四篇作品中，先从小说、散文、特写说起。这里面，写学校生活和农村生活的仍是比较多。《小茶碗变成大脸盆》和《我们楼里的一群少年》，就用的是学校生活的题材。 前一篇是写没有恒心、见异思迁和懒惰淘气的孩子，怎样地得到教师和同学们集体的帮助，而改正缺点。后一篇是学校放假以后，一个少先队的大队长还在想种种办法，和同学们在一起，维持了他们所居住的大楼的秩序和清洁。在《妈妈割麦去了》篇内，妈妈并没有出场，却描写了托儿所里的一位保育员和一位驾驶员，对于因为妈妈不在，而不能回家的两个孩子的无微不至的关怀，说明了新社会里的每一个人，直接间接地对于农业生产的支持。 《一条鞭子》、《村头小河边》和《荣荣》，也是写农村生活的。《一条鞭子》里的小羊倌，从一条鞭子上学到了，而且永远记住了他们社主任的勤俭办社的优良传统。《村头小河边》是描写一个跟着支援农业生产的爸爸下乡上学的孩子，怎样地得到当地小朋友的欢迎，使他更加热爱了农村的环境。《荣荣》是写一个把集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孩子，为着保护公社里的白薯，把自留地里的还没熟透的白薯，刨了出来给弟弟吃。和《三个小伙伴》都写的是海外儿童的生活和斗争。在帝国主义者们的种族歧视之下，阿联儿童阿卜杜拉，受着白种人的欺凌、戏弄、猜疑，而他却在恶毒的眼光下昂然挺立，显示出他的见义勇为的优良品质。《三个小伙伴》里的三个中国、印度、马来西亚的孩子，在美国资本家的压迫之下，坚强地团结起来，向强暴的势力，作不屈不挠的斗争。从里的法国孩子皮埃尔和《三个小伙伴》里的美国孩子小琼斯的描写上，都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奸诈凶狠、欺软怕硬的阶级本质，怎样地侵蚀了他们的儿童。《我想念着你，谢尼亚》是写中国作家与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的一个男孩中间的热烈友谊。《草原的儿子》和《“强盗”的女儿》，都是描写解放前的残酷阶级压迫，以及在斗争中成长的少年。《“强盗”的女儿》的笔力尤其鲜明而生动。 情绪火炽、情节紧张的革命斗争故事，永远是儿童们所最爱看的。这里选的《三号掺望哨》是写抗日时期，敌后的孩子们，怎样机智勇敢地做着情报工作，帮助了游击队的斗争。 《找红军》是叙述一个游击队员的儿子，妈妈牺牲了，他跟着爸爸顽强勇敢地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他们的亲人——红军。《泥鳅看瓜》是写的抗日时期，一个勇敢机警、像泥鳅一样迅疾的少年，把一个伪军揪到苇塘里的故事。《少年铁血队》是写跟着杨靖宇将军转战东北坚持抗日的少年儿童队伍，故事里充满了勇敢乐观的精神。《在风雨中长大》是写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革命英雄的一家，在父母被捕以后，这个从小受着革命教育的孩子，虽然受尽敌人的诱吓，始终没有泄露自己的朋友，还千方百计地给狱中的父母传递消息。这些故事中的儿童，都是爱憎分明、立场坚定、不怕艰难、不畏强御的，都是我们的小读者所最羡慕敬爱的人物。 诗歌共十六篇，长短不同，内容包括得也很广泛，但它们也有相同之点，就是大都清新、活泼，音乐性比较强，易于琅琅上口，短的念过几遍，可以不忘，就是较长一点的，也很适宜于儿童的朗诵。诗里有故事的如《普洛夫迪夫一女孩》，是写保加利亚一个女孩，通过了参观中国展览会，引起她对于遥远的中国的热爱。《“小迷糊”阿姨》是作者的许多好儿童诗中之一首，她很形象化地形容一个迷糊的孩子，怎样地从一出儿童剧中得到了帮助和启发，十年之后，他又去拜访了这个头发已经发白的演员阿姨，向她致谢。《电姑娘》是把电拟人化了，对孩子们述说了电的种种用处，只要能好好地利用她，共产主义就会早早实现。《刘文学》是叙事体的长诗，歌颂全国闻名的、为了保护公社财产和阶级敌人舍死斗争、而牺牲了自己幼小的生命的少年英雄。末一段强调斗争没有停止，是我们的少年儿童所应该时刻记住的诗句。 民间故事，常常是介于小说和童话、寓言之间的一种文学形式，表达了劳动人民的愿望，和他们对于他们所爱戴的人物的怀念。我国十八世纪中叶的捻军起义，鼓舞了被压迫的广大人民。捻军的失败，也引起人民无尽的悲愤，他们对起义的英雄们是永志不忘的。《鲁王与小黄马》是许多关于捻军的传说中最广泛流传的一段。故事里提到，不但是英雄的鲁王，就是他座下的小黄马，也是威声四震，至死不屈的。 《鱼抬梁，土堆亭》，是从许许多多鲁班的传说中选出来的。劳动人民对于在实际生活上给他们办过好事的古人，总有无限的敬爱，他们还把许多新的创造，都归功到这些人物身上。故事里鲁班的形象，总是“不露相”的“真人”，缄默、谦虚、朴素，但他却能创造奇迹。《铃当儿》是很典型的中国民间故事：一对异母弟兄，情投意合，相亲相爱，凶狠的后娘，却千方百计地想陷害哥哥，好心的弟弟和喜鹊、红果都帮他的忙，结果是后母受了感化。《兔子》写一只自以为聪明的兔子想欺骗小鸡、老牛、小羊和乌龟，结果反把自己的嘴也变成三角的，耳朵也变长了，尾巴也变短了等等。 童话是儿童文学独有的一种文学形式，它的特点就是富于幻想。童话的创作方法，正在大家热烈讨论之中，而且大家也在热心地创作，这是值得欢迎的好现象。我们认为童话是儿童文学中最富有幻想的一种形式，它的题材范围应该是十分广阔的，只要有实际生活的基础，有新时代的思想感情，古人、动物和工、农、兵，是可以写入童话的。这里我们选了三篇：《鹁鸪》是从民谚“夜里想起千条路，日里变成懒鹁鸪”发展出来的故事，讽刺只想不做，得过且过的懒汉。《小白鹅在这里》写被一个小学生所珍爱的一只小白鹅，它淘气地跑得很远，遇到了一连串的意外的事情，终于在一个牧场里被收养了下来。当小学生到牧场参观的时候，惊喜地找到了他心爱的朋友，但是他并不想把它抱回去，因为“它在这里生活过得挺好的，就留在这里吧”。表明在社会主义的大家庭里，到处都有同情和关怀。《猪八戒学本领》是从作者的好几段猪八戒的故事中选出来的。是广大儿童所熟悉的故事，猪八戒也是广大儿童所熟悉和喜见的形象。从他身上发展故事，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是一种有价值的尝试。 剧本有《常河叔叔》，写了水库建设，写了工人的光辉形象，也写了忠勇的少先队员，剧情有曲折，有悬念，对话也简练有力。《宝船》是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写成的儿童喜剧，有歌有舞，也有阶级斗争。在对话上尤其表现出作者特有的幽默愉快的风格。相声是儿童最欢迎的一种曲艺，紧凑而滑稽的对话，总能紧紧地吸引住他们的注意力，鲜明而突出的形象化的语言，也会长久地遗留在他们的记忆里。是从一封充满了错字寄不出去的信说起，教育儿童要好好地学习语文，否则连一封信都写不好。 科学幻想故事的创作，必须兼有丰富的科学常识和丰富的幻想，写来才能引人入胜。 《五万年以前的客人》，运用了中国历史上关于天文的真实记载，联系上儿童们所最感兴趣的火箭科学，是个很新颖很有趣味的故事。《大鲸牧场》用飞机钓鱼、大海养鲸等有趣的情节，把儿童带进大鲸工厂，介绍了鲸鱼全身是宝的科学知识，效果不错。 在这里应该提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就是这三年之中，我们的比较大的收获，还是不能收在这本集子里的长篇作品，这些也是适应儿童爱看大部头着作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我们在此把这些书名提一下，就是：《林中篝火》写的是山区藏族儿童的生活。《小兵张嘎》写的是白洋淀儿童的抗日故事。 《我守卫在桃花河畔》写的是一个新战士的成长。《母子闹革命》写的是母子一同参加革命斗争的回忆。《小布头奇遇记》写的是一个布娃娃从城里到农村的遭遇。《英雄小八路》是一个写海防前线的少年支援海防战士英勇抗敌的剧本。《李时珍》是我国十六世纪着名科学家李时珍的传记。《战斗在北大荒》是牡丹江青年垦荒队的故事。这些都是政治性和艺术性比较强的作品，是充实儿童书架的好材料。 我们也要郑重地提到，我国着名的作家、诗人、学者不是专写儿童文学的，像郭沫若、臧克家、李季、阮章竟都给儿童写过诗，李四光等十四位科学家给儿童写过《科学家谈二十一世纪》，杨朔、袁静等替儿童写过小说、散文……我们不能一一提名，只借这个机会，代表儿童们向他们深深致谢，并热烈地请求他们再多多地为儿童写作。 瞻望前途，我们感到已有的儿童文学作品，在质量和数量上，都还远远不能满足我们伟大时代的需要。我们还是要提出历年来大家所不断提出的几项要求，就是：我们要有更广阔更多样的题材；要有更多地反映我们时代各方面生活和斗争的作品；我们要有更大的儿童文学作者的队伍——专业的和业余的——声势浩大地来做儿童文学创作的伟大事业；我们欢迎有更多的批评家，多多注意我们新出的儿童文学作品，一方面给作者们以鼓励和关怀，一方面给儿童们以阅读的指导。 繁荣儿童文学，事关我们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成长，和我们共产主义的最后胜利，只有从社会各方面一同努力，才能收到较大的成绩，我们在此再作一次热烈诚恳的呼吁！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本篇最初发表于《文艺报》１９６３年第４期，后收入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儿童文学选》，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３年１０月初版。） 正文 新年寄语 亲爱的侨胞和港澳同胞们： 在祖国建设蒸蒸日上的年月中，时间过得多快，一九六三的新年，又到眼前了。我在祖国的首都——北京，向您们欢欣鼓舞地说一声“恭贺新禧！” 我从心底感觉到，祖国解放以后的年月，和以前是大不相同的，说“新禧”真是“新禧”，不是一种照例的、俗套的祝福的话，因为新中国的人民，瞻望前途，每年真是都有新的希望，新的喜悦。 在祖国所发生的使人喜悦的事情，真是几天几夜也说不完的，而且我也不知从哪里说起。这封贺年信的篇幅有限，我就从眼前的日常生活中食用的瓜果菜蔬说起吧。 北京的居民都欣喜地感觉到，这一年来瓜果菜蔬的供应，特别美好，特别丰盛。一九六二年入秋以来，各种各样的瓜果，像不断的泉流，从四郊涌进北京城里。西瓜、香瓜、桃、梨、苹果、葡萄、柿子……在各处商店的货架上，发出诱人的艳色和浓香。尤其是葡萄，紫的像紫晶，绿的像碧玉，一串串的密密颗粒上面，蒙着一层细细的白霜。北京本来不是出产葡萄的地方，往常我们吃的葡萄，大多是从山东、内蒙古、新疆来的，而今年的这些各个品种的葡萄，却来处不远，就在北京的四郊。（因为我自己特别爱吃葡萄，所以感到特别高兴。听说北京酒厂，本来每年要从外地采购几千万斤的葡萄，现在已不再需要向外地采购了。）它和其他各个品种的桃、梨、苹果……一样，都被称为“公社果”，是农村人民公社化以后的产物！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参观过不少近郊的人民公社，听到了他们的生产计划，也知道他们开辟了多少果园，引植了多少优良品种，我们甚至看到了广大土地上一行行的细小的树苗。但是我们的眼光毕竟是浅短的，似乎能吃到果子还是许多年以后的事，直到这些宝石般的美丽芬芳的果子罗列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才大吃一惊。但是我们的农民弟兄们，是早有这份信心的，安徽一首民歌说： 今天栽起杏桃榴。 再过几个春和秋，干高枝绿果成球。 那时来玩的小朋友，当心果子碰着头。 这首民歌，今天重读起来，真使人高兴，使人叹服！至于菜蔬，一九六二年冬天，更是绿叶纷披，白菜、菠菜、芹菜、油菜……以及许多我写不出名字的菜蔬，到处都是！在郊区的大道上飞驰的，很多就是人民公社往城里送菜的大卡车；城里的供销店中，以及街头巷尾，尽是堆积如山的菜蔬。 这些菜蔬，不但供应了北京城，还运输到东北各地！我们看惯了也吃惯了，并没有感到希奇，但是我们的日本朋友，尼泊尔朋友，加纳朋友……却赞羡不绝地对我们谈起。他们羡慕我们的口福，他们赞美人民公社的威力，说中国的人民公社就像初升的太阳。北京一九六二年夏天很少下雨，接着秋天又很干旱，但是我们仍是鼓腹而歌，过着比较丰足的新年，这都说明了我们广大农村水利工程已经奏效，农具有所改进，肥料有所增加……因为农业获得比较好的收成，我们的生活，也蒸蒸日上。我们读着报纸，还欣喜地看到，在我们祖国生产建设的其他方面，也各有进展。十三年短短的岁月，已经有了这样的成绩，在跨进第十四个年头的这一天，我们是压抑不住心头的兴奋的。我以万分喜悦的心情，再向您们说一声“恭贺新禧！“ 正文 祝贺古巴人民 六亿五千万的中国人民，隔着万重的堆满友情的山和盛满友情的海，向我们敬爱的七百万英雄的古巴人民，献上衷心的祝贺。我们祝贺你们，在一场狂风暴雨轰轰隆隆的夹击之中，你们七百万人，挺起身来挡住了。这一场风雨只把你们冲洗得更加坚强，更加光彩。 在庆祝你们革命胜利四周年的欢乐歌声中，你们以焕发的容光，整齐的步伐，昂然欣然地跨进一九六三年——你们的又一个胜利的年头。 你们美丽的国家，在节日的狂欢中，像一只灯彩辉煌、笙歌嘹亮的大船，停在蔚蓝的加勒比海上。整个拉丁美洲的人民，全世界的人民，在今天，都从天风海涛吹送之中，听到了你们鼓舞人心、激发斗志的雄壮的音乐。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我们要和着你们的乐声高唱：美帝国主义是不可怕的，核武器是不可怕的。在团结的、大无畏的革命古巴人民面前，美帝国主义者的魔爪缩回去了，所谓的“毁灭性”的核武器也销声匿迹了。你们不但保卫了古巴，也保卫了世界和平。你们给全世界的革命人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英雄的古巴人民，我们祝贺你们。 我们祝贺你们的肥美的土地，在你们坚强的双手下，给你们献上堆积如山的谷粒、给你们涌出奔流如海的糖浆。 我们祝贺你们的许多工厂，在你们干劲冲天的劳动下，给你们生产出更多的物品，来丰富你们的生活。 我们祝贺你们的大小学校，培养出来的接班人，个个都是和你们一样的保卫革命、保卫和平的威武不能屈的战士。 这些就是你们日日夜夜在战壕里所保卫的。 我们祝贺你们所保卫的一切，如日高升，繁荣昌盛！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１９６３年１月１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正文 《沙与沫》 〔黎巴嫩〕纪伯伦 我永远在沙岸上行走，在沙土和泡沫的中间。 高潮会抹去我的脚印，风也会把泡沫吹走。 但是海洋和沙岸却将永远存在。 我曾抓起一把烟雾。 然后我伸掌一看，哎哟，烟雾变成一个虫子。 我把手握起再伸开一看，手里却是一只鸟。 我再把手握起又伸开，在掌心里站着一个容颜忧郁，向天仰首的人。 我又把手握起，当我伸掌的时候，除了烟雾以外，一无所有。 但是我听到了一支绝顶甜柔的歌曲。 仅仅在昨天，我认为我自己只是一个碎片，无韵律地在生命的穹苍中颤抖。 现在我晓得，我就是那穹苍，一切生命都是在我里面有韵律地转动的碎片。 他们在觉醒的时候对我说：“你和你所居住的世界，只不过是无边海洋的无边沙岸上的一粒沙子。” 在梦里我对他们说：“我就是那无边的海洋，大千世界只不过是我的沙岸上的沙粒。” 只有一次把我窘得哑口无言，就是当一个人问我“你是谁？”的时候。 想到神的第一个念头是一个天使。 说到神的第一个字眼是一个人。 我们是有海洋以前千万年的扑腾着、飘游着、追求着的生物，森林里的风把语言给予了我们。 那么我们怎能以昨天的声音来表现我们心中的远古年代呢？ 斯芬克斯只说过一次话。斯芬克斯说：“一粒沙子就是一片沙漠，一片沙漠就是一粒沙子；现在再让我们沉默下去吧。” 我听到了斯芬克斯的话，但是我不懂得。 我看到过一个女人的脸，我就看到了她所有的还未生出的儿女。 一个女人看了我的脸，她就认得了在她生前已经死去的我的历代祖宗。 我想使自己完满起来。但是除非我能变成一个上面住着理智的生物的星球，此外还有什么可能呢？ 这不是每一个人的目标吗？ 一粒珍珠是痛苦围绕着一粒沙子所建造起来的庙宇。 是什么愿望围绕着什么样的沙粒，建造起我们的躯体呢？ 当神把我这块石子丢在奇妙的湖里的时候，我以无数的圈纹扰乱了它的表面。 但是当我落到深处的时候，我就变得十分安静了。 给我静默，我将向黑夜挑战。 当我的灵魂和肉体由相爱而结婚的时候，我就得到了重生。 从前我认识一个听觉极其锐敏的人，但是他不能说话。在一个战役中他丧失了舌头。 现在我知道在这伟大的沉默来到以前，这个人打过的是什么样的仗。我为他的死亡而高兴。 这世界为我们两个人是不够大的。 我在埃及的沙土上躺了很久，沉默着而且忘却了季节。 然后太阳把生命给了我，我起来在尼罗河岸上行走。 和白天一同唱歌，和黑夜一同做梦。 现在太阳又用一千只脚在我身上践踏，让我再在埃及的沙土上躺下。 但是，请看一个奇迹和一个谜吧！ 那个把我集聚起来的太阳，不能把我打散。 我依旧挺立着，我以稳健的步履在尼罗河岸上行走。 记忆是相会的一种形式。 我们依据无数太阳的运转来测定时间；他们以他们口袋里的小小的机器来测定时间。 那么请告诉我，我们怎能在同一的地点和同一的时间相会呢？ 对于从银河的窗户里下望的人，空间就不是地球与太阳之间的空间了。 人性是一条光河，从永久以前流向永久。 难道在以太里居住的精灵，不妒羡世人的痛苦吗？ 在到圣城去的路上，我遇到另一位香客，我问他：“这条就是到圣城去的路吗？” 他说：“跟我来吧，再有一天一夜就到达圣城了。” 我就跟随他。我们走了几天几夜，还没有走到圣城。 使我惊讶的是，他带错了路反而对我大发脾气。 神呵，让我做狮子的俘食，要不就让兔子做我的俘食吧。 除了通过黑夜的道路，人们不能到达黎明。 我的房子对我说：“不要离开我，因为你的过去住在这里。” 道路对我说，“跟我来吧，因为我是你的将来。” 我对我的房子和道路说，“我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如果我住下来，我的住中就有去；如果我去，我的去中就有住。 只有爱和死才能改变一切。” 当那些睡在绒毛上面的人所做的梦，并不比睡在土地上的人的梦更美好的时候，我怎能对生命的公平失掉信心呢？ 奇怪得很，对某些娱乐的愿望，也是我的痛苦的一部分。 曾有七次我鄙视了自己的灵魂： 第一次是在她可以上升而却谦让的时候。 第二次是我看见她在瘸者面前跛行的时候。 第三次是让她选择难易，而她选了易的时候。 第四次是她做错了事，却安慰自己说别人也同样做错了事。 第五次是她容忍了软弱，而把她的忍受称为坚强。 第六次是当她轻蔑一个丑恶的容颜的时候，却不知道那是她自己的面具中之一。 第七次是当她唱一首颂歌的时候，自己相信这是一种美德。 我不知道什么是绝对的真理。但是我对于我的无知是谦虚的，这其中就有了我的荣誉和报酬。 在人的幻想和成就中间有一段空间，只能靠他的热望来通过。 天堂就在那边，在那扇门后，在隔壁的房里；但是我把钥匙丢了。 也许我只是把它放错了地方。 你瞎了眼睛，我是又聋又哑，因此让我们握起手来互相了解吧。 一个人的意义不在于他的成就，而在于他所企求成就的东西。 我们中间，有些人像墨水，有些人像纸张。 若不是因为有些人是黑的话，有些人就成了哑吧。 若不是因为有些人是白的话，有些人就成了瞎子。 给我一只耳朵，我将给你以声音。 我们的心才是一块海绵；我们的心怀是一道河水。 然而我们大多宁愿吸收而不肯奔流，这不是很奇怪吗？ 当你想望着无名的恩赐，怀抱着无端的烦恼的时候，你就真和一切生物一同长大，升向你的大我。 当一个人沉醉在一个幻象之中，他就会把这幻象的模糊的情味当作真实的酒。 你喝酒为的是求醉；我喝酒为的是要从别种的醉酒中清醒过来。 当我的酒杯空了的时候，我就让它空着；但当它半满的时候，我却恨它半满。 一个人的实质，不在于他向你显露的那一面，而在于他所不能向你显露的那一面。 因此，如果你想了解他，不要去听他说出的话，而要去听他的没有说出的话。 我说的话有一半是没有意义的；我把它说出来，为的是也许会让你听到其他的一半。 幽默感就是分寸感。 当人们夸奖我多言的过失，责备我沉默的美德的时候，我的寂寞就产生了。 当生命找不到一个歌唱家来唱出她的心情的时候，她就产生一个哲学家来说出她的心思。 真理是常久被人知道的，有时被人说出的。 我们的真实的我是沉默的；后天的我是多嘴的。 我的生命内的声音达不到你的生命内的耳朵；但是为了避免寂寞，就让我们交谈吧。 当两个女人交谈的时候，她们什么话也没有说；当一个女人自语的时候，她揭露了生命的一切。 青蛙也许会叫得比牛更响，但是它们不能在田里拉犁，也不会在酒坊里牵磨，它们的皮也做不出鞋来。 只有哑巴才妒忌多嘴的人。 如果冬天说，“春天在我的心里”，谁会相信冬天呢？ 每一粒种子都是一个愿望。 如果你真的睁起眼睛来看，你会从每一个形象中看到你自己的形象。 如果你张开耳朵来听，你会在一切声音里听到你自己的声音。 真理是需要我们两个人来发现的：一个人来讲说它，一个人来了解它。 虽然言语的波浪永远在我们上面喧哗，而我们的深处却永远是沉默的。 许多理论都像一扇窗户，我们通过它看到真理，但是它也把我们同真理隔开。 让我们玩捉迷藏吧。你如果藏在我的心里，就不难把你找到。但是如果你藏到你的壳里去，那么任何人也找你不到的。 一个女人可以用微笑把她的脸蒙了起来。 那颗能够和欢乐的心一同唱出欢歌的忧愁的心，是多么高贵呵。 想了解女人，或分析天才，或想解答沉默的神秘的人，就是那个想从一个美梦中挣扎醒来坐到早餐桌上的人。 我愿意同走路的人一同行走。我不愿站住看着队伍走过。 对于服侍你的人，你欠他的还不只是金子。把你的心交给他或是服侍他吧。 没有，我们没有白活。他们不是把我们的骨头堆成堡垒了吗？ 我们不要挑剔计较吧。诗人的心思和蝎子的尾巴，都是从同一块土地上光荣地升起的。 每一条毒龙都产生出一个屠龙的圣乔治来。 树木是大地写上天空中的诗。我们把它们砍下造纸，让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空洞记录下来。 如果你要写作（只有圣人才晓得你为什么要写作），你必须有知识、艺术和魔术——字句的音乐的知识，不矫揉造作的艺术，和热爱你读者的魔术。 他们把笔蘸在我们的心怀里，就认为他们已经得了灵感了。 如果一棵树也写自传的话，它不会不像一个民族的历史。 如果我在“写诗的能力”和“未写成诗的欢乐”之间选择的话，我就要选那欢乐。因为欢乐是更好的诗。 但是你和我所有的邻居，都一致地说我总是不会选择。 诗不是一种表白出来的意见。它是从一个伤口或是一个笑口涌出的一首歌曲。 言语是没有时间性的。在你说它或是写它的时候应该懂得它的特点。 诗人是一个退位的君王，坐在他的宫殿的灰烬里，想用残灰捏出一个形象。 诗是欢乐、痛苦和惊奇穿插着词汇的一场交道。 一个诗人要想寻找他心里诗歌的母亲的话，是徒劳无功的。 我曾对一个诗人说，“不到你死后我们不会知道你的评价。” 他回答说，“是的，死亡永远是个揭露者。如果你真想知道我的评价，那就是我心里的比舌上的多，我所愿望的比手里现有的多。” 如果你歌颂美，即使你是在沙漠的中心，你也会有听众。 诗是迷醉心怀的智慧。 智慧是心思里歌唱的诗。 如果我们能够迷醉人的心怀，同时也在他的心思中歌唱，那么他就真个地在神的影中生活了。 灵感总是歌唱；灵感从不解释。 我们常为使自己入睡而对我们的孩子唱催眠的歌曲。 我们的一切字句，都是从心思的筵席上散落下来的残屑。 思想对于诗往往是一块绊脚石。 能唱出我们的沉默的，是一个伟大的歌唱家。 如果你嘴里含满了食物，你怎能歌唱呢？ 如果你手里握满金钱，你怎能举起祝福之手呢？ 他们说夜莺唱着恋歌的时候，把刺扎进自己的心膛。 我们也都是这样的。不这样我们还能歌唱吗？ 天才只不过是晚春开始时节知更鸟所唱的一首歌。 连那最高超的心灵，也逃不出物质的需要。 疯人作为一个音乐家并不比你我逊色，不过他所弹奏的乐器有点失调而已。 在母亲心里沉默着的诗歌，在她孩子的唇上唱了出来。 没有不能圆满的愿望。 我和另外一个我，从来没有完全一致过。事物的实质似乎横梗在我们中间。 你的另外一个你总是为你难过。但是你的另外一个你就在难过中成长；那么就一切都好了。 除了在那些灵魂熟睡、躯壳失调的人的心里之外，灵魂和躯壳之间是没有斗争的。 当你达到生命的中心的时候，你将在万物中甚至于在看不见美的人的眼睛里，也会找到美。 我们活着只为的是去发现美。其他一切都是等待的种种形式。 撒下一粒种子，大地会给你一朵花。向天祝愿一个梦想，天空会给你一个情人。 你生下来的那一天，魔鬼就死去了。你不必经过地狱去会见天使。 许多女子借到了男子的心；很少女子能占有它。 如果你想占有，你千万不可要求。 当一个男子的手接触到一个女子的手，他俩都接触到了永在的心。 爱情是情人之间的面幕。 每一个男子都爱着两个女人：一个是他想象的作品，另外一个还没有生下来。 不肯原谅女人的细微过失的男子，永远不会欣赏她们伟大的德性。 不日日自新的爱情，变成一种习惯，而终于变成奴役。 情人只拥抱了他们之间的一种东西，而没有互相拥抱。 恋爱和疑忌是永不交谈的。 爱情是一个光明的字，被一只光明的手写在一张光明的册页上的。 友谊永远是一个甜柔的责任，从来不是一种机会。 如果你不在所有的情况下了解你的朋友，你就永远不会了解他。 你的最华丽的衣袍是别人织造的；你的最可口的一餐是在别人的桌上吃的；你的最舒适的床铺是在别人的房子里的。 那么请告诉我，你怎能把自己同别人分开呢？ 你的心思和我的心怀将永远不会一致，除非你的心思不再居留于数字中，而我的心怀不再居留在云雾里。 除非我们把语言减少到七个字，我们将永不会互相了解。 我的心，除了把它敲碎以外，怎能把它打开呢？ 只有深哀和极乐才能显露你的真实。 如果你愿意被显露出来，你必须在阳光中裸舞，或是背起你的十字架。 如果自然听到了我们所说的知足的话语，江河就不去寻求大海，冬天就不会变成春天。 如果她听到我们所说的一切吝啬的话语，我们有多少人可以呼吸到空气呢？ 当你背向太阳的时候，你只看到自己的影子。 你在白天的太阳前面是自由的，在黑夜的星辰前面也是自由的；在没有太阳，没有月亮，没有星辰的时候，你也是自由的。 但是你是你所爱的人的奴隶，因为你爱了他。 你也是爱你的人的奴隶，因为他爱了你。 我们都是庙门前的乞丐，当国王进出庙门的时候，我们每人都分受到恩赏。 但是我们都互相妒忌，这是轻视国王的另一种方式。 你不能吃得多过你的食欲。那一半食粮是属于别人的，而且也还要为不速之客留下一点面包。 如果不为待客的话，所有的房屋都成了坟墓。 和善的狼对天真的羊说：“你不光临寒舍吗？” 羊回答说：“我们将以造府为荣，如果贵府不是在你肚子里的话。” 我把客人拦在门口说：“不必了，在出门的时候再擦脚吧，进门的时候是不必擦的。” 慷慨不是你把我比你更需要的东西给我，而是你把你比我更需要的东西也给了我。 当你施与的时候你当然是慈善的，在授与的时候要把脸转过一边，这样就可以不看那受者的羞赧。 最富与最穷的人的差别，只在于一整天的饥饿和一个钟头的干渴。 我们常常从我们的明天预支了来偿付我们昨天的债负。 我也曾受过天使和魔鬼的造访，但是我都把他们支走了。 当天使来的时候，我念一段旧的祷文，他就厌烦了；当魔鬼来的时候，我犯一次旧的罪过，他就从我面前走过了。 总的说来，这不是一所坏监狱；我只不喜欢在我的囚房和隔壁囚房之间的这堵墙；但是我对你保证，我决不愿责备狱吏和建造这监狱的人。 你向他们求鱼而却给你毒蛇的那些人，也许他们只有毒蛇可给。那么在他们一方面就算是慷慨的了。 欺骗有时成功，但它往往自杀。 当你饶恕那些从不流血的凶手，从不窃盗的小偷，不打诳语的说谎者的时候，你就真是一个宽大的人。 谁能把手指放在善恶分野的地方，谁就是能够摸到上帝圣袍的边缘的人。 如果你的心是一座火山的话，你怎能指望会从你的手里开出花朵来呢？ 多么奇怪的一个自欺的方式！有时我宁愿受到损害和欺骗，好让我嘲笑那些以为我不知道我是被损害、欺骗了的人。 对于一个扮作被追求者的角色的追求者，我该怎么说他呢？ 让那个把脏手在你衣服上擦的人，把你的衣服拿走吧。他也许还需要那件衣服，你却一定不会再要了。 兑换商不能做一个好园丁，真是可惜。 请你不要以后天的德行来粉饰你的先天的缺陷。我宁愿有缺陷，这些缺陷和我自己的一样。 有多少次我把没有犯过的罪都拉到自己身上，为的让人家在我面前感到舒服。 就是生命的面具，也都是更深的奥秘的面具。 你可能只根据自己的了解去判断别人。 现在告诉我，我们里头谁是有罪的，谁是无辜的。 真正公平的人就是对你的罪过感到应该分担的人。 只有白痴和天才，才会去破坏人造的法律，他们离上帝的心最近。 只在你被追逐的时候，你才快跑。 我没有仇人，上帝呵！如果我会有仇人的话，就让他和我势均力敌，只让真理做一个战胜者。 当你和敌人都死了的时候，你就会和他十分友好了。 一个人在自卫的时候可能自杀。 很久以前一个“人”，因为过于爱别人，也因太可爱了，而被钉在十字架上。 说来奇怪，昨天我碰到他三次。 第一次是他恳求一个警察不要把一个妓女关到监牢里去；第二次是他和一个无赖一块喝酒；第三次是他在教堂里和一个法官拳斗。 如果他们所谈的善恶都是正确的话，那么我的一生只是一个长时间的犯罪。 怜悯只是半个公平。 过去唯一对我不公平的人，就是那个我曾对我的兄弟不公平的人。 当你看见一个人被带进监狱的时候，在你心中默默地说： “也许他是从更狭小的监狱里逃出来的。” 当你看见一个人喝醉了的时候，在你心中默默地说：“也许他想躲避某些更不美好的事物。” 在自卫中我常常憎恨；但是如果我是一个比较坚强的人，我就不必使用这样的武器。 把唇上的微笑来遮掩眼里的憎恨的人，是多么愚蠢呵！ 只有在我以下的人，能忌妒我或憎恨我。 我从来没有被忌妒或被憎恨过，我不在任何人之上。 只有在我以上的人，能称赞我或轻蔑我。 我从来没有被称赞或被轻蔑过；我不在任何人之下。 你对我说“我不了解你”，这就是过分地赞扬了我，无故地侮辱了你。 当生命给我金子而我给你银子的时候，我还自以为慷慨，这是多么卑鄙呵！ 当你达到生命心中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高过罪人，也不低于先知。 奇怪的是，你竟可怜那脚下慢的人，而不可怜那心里慢的人。 可怜那盲于目的人，而不可怜那盲于心的人。 瘸子不在他敌人的头上敲断他的拐杖，是更聪明些的。 那个认为从他的口袋里给你，可以从你心里取回的人，是多么糊涂呵！ 生命是一支队伍。迟慢的人发现队伍走得太快了，他就走出队伍；快步的人又发现队伍走得太慢了，他也走出队伍。 如果世上真有罪孽这件东西的话，我们中间有的人是跟着我们祖先的脚踪，倒退着造孽。 有的人是管制着我们的儿女，赶前地造孽。 真正的好人，是那个和所有大家认为坏的人在一起的人。 我们都是囚犯，不过有的是关在有窗的牢房里，有的就关在无窗的牢房里。 奇怪的是，当我们为错误辩护的时候，我们用的气力比我们扞卫正确时还大。 如果我们互相供认彼此的罪过的话，我们就会为大家并无新创而互相嘲笑。 如果我们都公开了我们的美德的话，我们也将为大家并无新创而大笑。 一个人是在人造的法律之上，直到他犯了抵触人造的惯例的罪；在此以后，他就不在任何人之上，也不在任何人之下。 政府是你和我之间的协定。你和我常常是错误的。 罪恶是需要的别名，或是疾病的一种。 还有比意识到别人的过失还大的过失吗？ 如果别人嘲笑你，你可以怜悯他；但是如果你嘲笑他，你决不可自恕。 如果别人伤害你，你可以忘掉它；但是如果你伤害了他，你须永远记住。 实际上别人就是最敏感的你，附托在另一个躯壳上。 你要人们用你的翅翼飞翔而却连一根羽毛也拿不出的时候，你是多么轻率呵。 从前有人坐在我的桌上，吃我的饭，喝我的酒，走时还嘲笑我。 以后他再来要吃要喝，我不理他；天使就嘲笑我。 憎恨是一件死东西，你们有谁愿意做一座坟墓？ 被杀者的光荣就是他不是凶手。 人道的保护者是在它沉默的心怀中，从不在它多言的心思里。 他们认为我疯了，因为我不肯拿我的光阴去换金钱；我认为他们是疯了，因为他们以为我的光阴是可以估价的。 他们把最昂贵的金子、银子、象牙和黑檀排列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把心胸和气魄排列在他们面前；而他们却自称为主人，把我们当作客人。 我宁可做人类中有梦想和有完成梦想的愿望的、最渺小的人，而不愿做一个最伟大的、无梦想、无愿望的人。 最可怜的人是把他的梦想变成金银的人。 我们都在攀登自己心愿的高峰。如果另一个登山者偷了你的粮袋和钱包，而把粮袋装满了，钱包也加重了，你应当可怜他；这攀登将为他的肉体增加困难，这负担将加长他的路程。 如果在你消瘦的情况下，看到他的肉体膨胀着往上爬，帮他一步；这样做会增加你的速度。 你不能超过你的了解去判断一个人，而你的了解是多么浅薄呵。 我决不去听一个征服者对被征服的人的说教。 真正自由的人是忍耐地背起奴隶的负担的人。 千年以前，我的邻人对我说：“我恨生命，因为它只是一件痛苦的东西。” 昨天我走过一座坟园，我看见生命在他的坟上跳舞。 自然界的竞争不过是混乱渴望着秩序。 静独是吹落我们枯枝的一阵无声的风暴；但是它把我们活生生的根芽，更深地送进活生生的大地的活生生的心里。 我曾对一条小溪谈到大海，小溪认为我只是一个幻想的夸张者；我也曾对大海谈到小溪，大海认为我只是一个低估的诽谤者。 把蚂蚁的忙碌捧得高于蚱蜢的歌唱的眼光，是多么狭仄呵！ 这个世界里的最高德行，在另一个世界也许是最低的。 深和高在直线上走到深度和高度；只有广阔能在圆周里运行。 如果不是因为我们有了重量和长度的观念，我们站在萤火光前也会同在太阳面前一样的敬畏。 一个没有想象力的科学家，好像一个拿着钝刀和旧秤的屠夫。 但既然我们不全是素食者，那么你该怎么办呢？ 当你歌唱的时候，饥饿的人就用他的肚子来听。 死亡和老人的距离并不比和婴儿的距离更近；生命也是如此。 假如你必须直率地说的话，就直率得漂亮一些；要不就沉默下来，因为我们邻近有一个人快死了。 人间的葬礼也可能是天上的婚筵。 一个被忘却的真实可能死去，而在它的遗嘱里留下七千条的实情实事，作为料理丧事和建造坟墓之用。 实际上我们只对自己说话，不过有时我们说得大声一点，使得别人也能听见。 显而易见的东西是：在被人简单地表现出来之前，从不被人看到的。 假如银河不在我的意识里，我怎能看到它或了解它呢？ 除非我是医生群中的一个医生，他们不会相信我是一个天文学家的。 也许大海给贝壳下的定义是珍珠。 也许时间给煤炭下的定义是钻石。 荣名是热情站在阳光中的影子。 花根是鄙弃荣名的花朵。 在美之外没有宗教，也没有科学。 我所认得的大人物的性格中都有些渺小的东西；就是这些渺小的东西，阻止了懒惰、疯狂或者自杀。 真正伟大的人是不压制人也不受人压制的人。 我决不因为那个人杀了罪人和先知，就相信他是中庸的。 容忍是和高傲狂害着相思的一种病症。 虫子是会弯曲的；但是连大象也会屈服，不是很奇怪吗？ 一场争论可能是两个心思之间的捷径。 我是烈火，我也是枯枝，一部分的我消耗了另一部分的我。 我们都在寻找圣山的顶峰；假如我们把过去当作一张图表而不作为一个向导的话，我们路程不是可以缩短吗？ 当智慧骄傲到不肯哭泣，庄严到不肯欢笑，自满到不肯看人的时候，就不成为智慧了。 如果我把你所知道的一切，把自己填满的话，我还能有余地来容纳你所不知道的一切吗？ 我从多话的人学到了静默，从偏狭的人学到了宽容，从残忍的人学到了仁爱，但奇怪的是我对于这些老师并不感激。 执拗的人是一个极聋的演说家。 妒忌的沉默是太吵闹了。 当你达到你应该了解的终点的时候，你就处在你应该感觉的起点。 夸张是发了脾气的真理。 假如你只能看到光所显示的，只能听到声所宣告的，那么实际上你没有看，也没有听。 一件事实是一条没有性别的真理。 你不能同时又笑又冷酷。 离我心最近的是一个没有国土的国王和一个不会求乞的穷人。 一个羞赧的失败比一个骄傲的成功还要高贵。 在任何一块土地上挖掘你都会找到珍宝，不过你应该以农民的信心去挖掘。 一个被二十个骑士和二十条猎狗追逐着的狐狸说：“他们当然会打死我。但他们准是很可怜很笨拙的。假如二十只狐狸骑着二十头驴子带着二十只狼去追打一个人的话，那真是不值得的。” 是我们的心思屈服于我们自制的法律之下，我们的精神是从不屈服的。 我是一个旅行者，也是一个航海者，我每天在我的灵魂中发现一个新的王国。 一个女人抗议说：“当然那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我的儿子在这场战争中牺牲了。” 我对生命说：“我要听死亡说话。” 生命把她的声音提高一点说：“现在你听到他说话了。” 当你解答了生命的一切奥秘，你就渴望死亡，因为它不过是生命的另一个奥秘。 生与死是勇敢的两种最高贵的表现。 我的朋友，你和我对于生命将永远是个陌生者，我们彼此也是陌生者，对自己也是陌生者，直到你要说、我要听的那一天，把你的声音作为我的声音；当我站在你的面前觉得我是站在镜前的时候。 他们对我说：“你能自知你就能了解所有的人。” 我说：“只有我寻求所有的人我才能自知。” 一个人有两个我，一个在黑暗里醒着，一个在光明中睡着。 隐士是遗弃了一部分的世界，使他可以无惊无扰地享受着整个世界。 在学者和诗人之间伸展着一片绿野？如果学者穿走过去，他就成个圣贤；如果诗人穿走过来，他就成个先知。 昨天我看见哲学家们把他们的头颅装在篮子里，在市场上高声叫卖：“智慧，卖智慧咯！” 可怜的哲学家！他们必须出卖他们的头来喂养他们的心。 一个哲学家对一个清道夫说：“我可怜你，你的工作又苦又脏。” 清道夫说：“谢谢你，先生。请告诉我，你做什么工作？” 哲学家回答说：“我研究人的心思、行为和愿望。” 清道夫一面扫街一面微笑说：“我也可怜你。” 听真理的人并不弱于讲真理的人。 没有人能在需要与奢侈之间画一条界线。只有天使能这样做，天使是明智而热切的。 也许天使就是我们在太空中的更高尚的思想。 在托钵僧的心中找到自己的宝座的是真正的王子。 慷慨是超过自己能力的施与，自尊是少于自己需要的接受。 实际上你不欠任何人的债。你欠所有的人一切的债。 从前生活过的人现在都和我们一起活着。我们中间当然没有人愿意做一个慢客的主人。 想望得最多的人活得最长。 他们对我说：“十鸟在树不如一鸟在手。” 我却说：“一鸟一羽在树胜过十鸟在手。” 你对那根羽毛的追求，就是脚下生翼的生命；不，它就是生命的本身。 世界上只有两个原素，美和真；美在情人的心中，真在耕者的臂里。 伟大的美俘虏了我，但是一个更伟大的美居然把我从掌握中释放了。 美在想望它的人的心里比在看到它的人的眼里，放出更明亮的光彩。 我爱慕那对我倾诉心怀的人，我尊重那对我披露梦想的人。但是为什么在服侍我的人面前，我却腼腆，甚至于带些羞愧呢？ 天才曾以能侍奉王子为荣。 现在他们以侍奉贫民为荣。 天使们晓得，有过多的讲实际的人，就着梦想者眉间的汗，吃他们的面包。 风趣往往是一副面具。你如能把它扯了下来，你将发现一个被激恼了的才智，或是在变着戏法的聪明。 聪明把聪明归功于我，愚钝把愚钝归罪于我。我想他俩都是对的。 只有自己心里有秘密的人才能参透我们心里的秘密。 只能和你同乐不能和你共苦的人，丢掉了天堂七个门中的一把钥匙。 是的，世界上是有涅~礌；它是在把羊群带到碧绿的牧场的时候，在哄着你孩子睡觉的*焙颍谛醋拍愕淖詈笠恍惺涞氖焙颉*远在体验到它们以前，我们就已经选择了我们的欢乐和悲哀了。 忧愁是两座花园之间的一堵墙壁。 当你的欢乐和悲哀变大的时候，世界就变小了。 愿望是半个生命，淡漠是半个死亡。 我们今天的悲哀里最苦的东西，是我们昨天的欢乐的回忆。 他们对我说：“你必须在今生的欢娱和来世的平安之中作个选择。” 我对他们说：“我已选择了今生的愉快和来世的安宁。因为我心里知道那最大的诗人只写过一首诗，而这首诗是完全合乎音节韵律的。” 信仰是心中的绿洲，思想的骆驼队是永远走不到的。 当你求达你的高度的时候，你将想望，但要只为想望而想望；你应为饥饿而热望；你应为更大的干渴而渴望。 假如你对风泄露了你的秘密，你就不应当去责备风对树林泄露了秘密。 春天的花朵是天使们在早餐桌上所谈论的冬天的梦想。 鼬鼠对月下香说：“看我跑得多快，你却不能走，也不会爬。” 月下香对鼬鼠说：“*銧，最高贵的快腿，请你快快跑开吧！” 乌龟比兔子更能多讲些道路的情况。 奇怪的是没有脊骨的生物都有最坚硬的壳。 话最多的人是最不聪明的人，在一个演说家和一个拍卖人之间，几乎没有分别。 你应该感谢，因为你不必靠着父亲的名望或伯叔的财产来生活。 但是最应感谢的是，没有人必须靠着你的名誉或财产来生活。 只在一个变戏法的人接不到球的时候，他才能吸引我。 忌妒我的人在不知不觉之中颂扬了我。 在很久的时间，你是你母亲睡眠里的一个梦，以后她醒起把你生了下来。 人类的胚芽是在你母亲的愿望里。 我的父母愿意有个孩子，他们就生下我。 我要母亲和父亲，我就生下了黑夜和海洋。 有的儿女使我们感到此生不虚，有的儿女为我们留下终身之憾。 当黑夜来了而你也阴郁的时候，就坚决地阴郁着躺了下去。 当早晨来了而你还感着阴郁的时候，就站起来坚决地对白天说：“我还是阴郁的。” 对黑夜和白天扮演角色是愚蠢的。 他俩都会嘲笑你。 雾里的山岳不是丘陵；雨中的橡树也不是垂柳。 看哪，这一个似非而是的论断：深和高是比“折中”和“两可”更为相近。 当我一面明镜似地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注视着我看到了自己的形象。 然后你说：“我爱你。” 但是实际上你爱的是我里面的你。 当你以爱邻为乐的时候，它就不是美德了。 不时常涌溢的爱就往往死掉。 你不能同时又有青春又有关于青春的知识。 因为青春忙于生活，而顾不得去了解；而知识为着要生活，而忙于自我寻求。 你有时坐在窗边看望过往行人。望着望着地，你也许看见一个尼姑向你右手边走来，一个妓女向你左手边走来。 你也许在无意中说出“这一个是多么高洁而那一个又是多么卑贱。” 假如你闭起眼睛静听一会，你会听到太空中有个声音低语说：“这一个在祈祷中寻求我，那一个在痛苦中寻求我。在各人的心灵里，都有一座供奉我的心灵的庵堂。” 每隔一百年，拿撒勒的耶稣就和基督徒的耶稣在黎巴嫩山中的花园里相会。他们作了长谈；每次当拿撒勒的耶稣向基督徒的耶稣道别的时候，他都说：“我的朋友，我恐怕我们两人永远、永远也不会一致。” 求上帝喂养那些穷奢极欲的人吧！ 一个伟大的人有两颗心：一颗心流血，另一颗心宽容。 如果一个人说了并不伤害你或任何人的谎话，为什么不在你心里说，他堆放事实的房子是太小了，搁不下他的胡想，他必须把胡想留待更大的地场。 在每扇关起的门后，都有一个用七道封皮封起的秘密。 等待是时间的蹄子。 假如困难是你东墙上的一扇新开的窗户，那你怎么办呢？ 和你一同笑过的人，你可能把他忘掉；但是和你一同哭过的人，你却永远不忘。 在盐里面一定有些出奇地神圣的东西。它也在我们的眼泪里和大海里。 我们的上帝在他慈悲的干渴里，会把我们——露珠和眼泪——都喝下去。 你不过是你的大我的一个碎片，一张寻求面包的嘴，一只盲目的、为一张干渴的嘴举着水杯的手。 只要你从种族、国家和自身之上，升起一腕尺，你就真成了神一样的人。 假如我是你，我决不在低潮的时候去抱怨大海。 船是一只好船，我们的船主是精干的；只不过是你的肚子不合适就是了。 我们想望而得不到的东西，比我们已经得到的东西总要宝贵些。 假如你能坐在云头上，你就看不见两国之间的界线，也看不见庄园之间的界石。 可惜的是你不能坐在云头上。 七百年以前有七只白鸽，从幽谷里飞上高山的雪峰。七个看到鸽子飞翔的人中，有一个说：“我看出第七只鸽子的翅膀上，有一个黑点。” 今天这山谷里的人们，就说飞上雪山顶峰的是七只黑鸽。 在秋天，我收集起我的一切烦恼，把它们埋在我的花园里。 四月又到，春天来同大地结婚，在我的花园里开出与众花不同的美丽的花。 我的邻人们都来赏花，他们对我说：“当秋天再来，该下种子的时候，你好不好把这些花种分给我们，让我们的花园里也有这些花呢？ 假如我向人伸出空手而得不到东西，那当然是苦恼；但是假如我伸出一只满握的手，而发现没有人来接受，那才是绝望呢。 我渴望着来生，因为在那里我将会看到我的未写出的诗和未画出的画。 艺术是从自然走向无穷的一步。 艺术作品是一堆云雾雕塑成的一个形象。 连那把荆棘编成王冠的双手，也比闲着的双手强。 我们最神圣的眼泪，永不寻求我们的眼睛。 每一个人都是已往的每一个君王和每一个奴隶的后裔。 如果耶稣的曾祖知道在他里面隐藏着的东西的话，他不会对自己肃然起敬吗？ 犹大的母亲对于儿子的爱，会比玛利亚对耶稣的爱少些吗？ 我们的弟兄耶稣还有三桩奇迹没有在经书上记载过：第一件是他是和你我一样的人；第二件是他有幽默感；第三件是他知道他虽然被征服，而却是一个征服者。 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你是钉在我的心上；穿透你双手的钉子，穿透了我的心壁。 明天，当一个远方人从各各他①走过的时候，他不会知道这里有两个人流过血。 ①《圣经》中的地名，据称是古犹太耶路撒冷的一个刑场，相传耶稣即在该地被钉死于十字架上。——《外国文学季刊》编者他还以为那是一个人的血。 他也许听说过那座福山。 它是我们世上最高的山。 一旦你登上顶峰，你就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往下走入最深的峪谷里，和那里的人民一同生活。 这就是这座山叫做富山的原因。 我的每一个禁闭在表情里的念头，我必须用行为去释放它。 （部分刊于《世界文学》１９６３年１月号，全文刊于《外国文学季刊》１９８１年第２期。） 正文 福州工艺美术参观记 这些年来，每次到团城去参观福州工艺美术展览，都给我以新的激动，新的喜悦。 心灵手巧的福州工艺美术家，在漆器、石刻、木画、制花等的专业制作，都十分突出地表现了他们的艺术修养与天才。但是在解放以前，品种花样很少改变。记得从我小的时候起，每次故乡有人来，送给我们的总是脱胎的蓝色山水画的花瓶，绿色的烟盒，浅棕色的观音像等等，越到后来工艺美术的行业就越凋敝了，图样也显得俗气，我家还有一套黑色的漆着盘龙的茶几，就是那时代的产物。 解放后，福州的工艺美术，得到了党和政府的特别的照顾与关怀，星散的艺人们招集回来了，行业生产迅速地发展起来了，品种花色大大地增加了。从建国以来，三次的团城的福州工艺美术展览会来看，的确是一次比一次更好！漆器的颜色一次比一次静柔，花样一次比一次新颖，木雕牙雕与石雕，是一次比一次更加多了浓厚的现代生活气息，尤其是最近的这一次展览会的物品，在“经济适用与美观”相结合的原则指导之下，这一千多件新小产品，无论是茶具、烟具、餐具、文具、提盒、花瓶、灯台、挂框、人物像等，都是十分的精美生动，突出地表现了福建的地方色彩，和福建民间工艺的优美传统。这些利用本省特产创造出来的精美的美术作品，不是光用来在屋里案头“陈列”着的，而是件件都有其实用的效果，把美术品和日用品结合起来的作法，对于美化人民生活上，在培养和提高人民群众的审美能力上，是有不可估量的影响的！ 我喜欢参观工艺美术展览，也喜欢逛工艺美术售品所，这和我历年来的社会活动有关。 我们每次出国，到处都听到外国朋友们夸赞中国工艺美术作品；在外国朋友的家庭，公共场所和博物馆，也处处看到中国的工艺美术作品。这时候，最使我们感到幸福和自豪。去年春天，我们到阿联去参加亚非作家会议，一路上经过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都有我们驻外使馆和外国友人在飞机场欢迎茶叙，最后经过波斯湾西北岸的科威特酋长国，时间已是夜半，我含着朦胧的倦意，懒洋洋地走向候机室，想不到在这个既无使馆又没有熟人的地方，居然发现在候机室一角的层层架~*上，摆满了中国的瓷塑！梁山伯和祝英台在携着手翩翩起舞，林黛玉在含情脉脉地看书，贾宝玉在她身后站着……这一对对走遍天涯的中国情侣，看到从祖国飞来的亲人，也会惊喜交集吧，至少，那天夜里的意外相逢在我的鲜明记忆中是永不会褪了光色的！ 日益频繁的、我国人民的国际活动，应该可以给我们的福州艺人们以更大的鼓舞，我们的亲人——侨胞遍天下，我们的朋友也遍天下，他们是需要有更多更美更有用的工艺美术品来慰安他们对于祖国的怀念，来纪念中国人民对于他们的同情和支持。最能寄寓我们的洋溢的感情的、便于携带的中小型的工艺美术品，对于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是有它的一份贡献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１９６３年２月１３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正文 遥祝中岛健藏①先生 六十大庆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是我们敬爱的日本朋友中岛健藏先生六十大庆的日子。在这一天，我们的热烈祝贺的心，都飞到日本东京，飞到中岛先生和夫人的周围！ 我不知道这个庆祝的集会是在哪里举行的？但是我准确的知道，一定是“寿筵开处风光好”！我走上高楼，迎着扑面的春风，侧身东望，我似乎看得见也听得见寿筵上的一切：中岛先生和夫人穿着整齐素静的衣服，站在门口，迎接着络绎不绝的客人——这些客人的面庞有许多是我们所熟悉的——他们对这位寿星深深地鞠躬，和他紧紧地握手，他们争先恐后地举起酒杯，围住中岛先生夫妇，致着贺词，祝他健康，祝他长寿，祝他所作的促进中日人民友谊和文化交流的工作，和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工作，与日俱进，得到更大的胜利……我何等地愿意我也能在这个寿筵呵！ 中岛先生是日本着名的文学评论家，着名的和平人士，日①中岛健藏，１９０３—１９７９，日本评论家。生于东京，１９２８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文系，从事翻译并发表评论。１９３４年出版评论集《怀疑与象征》，１９４１年发表《现代作家论》。 １９５７年后多次访问中国，为促进日中友好、恢复邦交作了很大贡献。 本人民反帝斗争中站在最前面的旗手。他又是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战友，几乎每一个中日人民友好合作的团体都是或者由他领导或者有他参加的。我自己就是因为参加中日人民的友好活动，而荣幸地得到了和中岛先生接近的机会，这位白发盈头的长者，在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的面前，凛然屹立，似百炼之钢，而在和朋友共处的时候，他却是那样地温厚，那样地慈祥。每当我们到日本去，在羽田飞机场上，远远地在人群中认出他的满头的白发和稳健的身形，我们就有到家了、看到了一位哥哥那样的喜悦和慰安。在日本我们和他一起开会，一起旅行，在饮食起居上都受到他的无微不至的照拂与关怀，旅途中听他谈话，看到他忙忙碌碌地举着摄影机，把我们召集在一起东照一张、西拍一下，看到他眼角嘴边流露着的活泼幽默的微笑的时候，我们总感到他的身上，充满了青春的气息。 中岛先生是一位乐观主义者，他在日本的工作环境，远不是平安顺利的，他曾说过： “我是一个相信日本将来会繁荣的人，但同时也是一个不满意日本现状的人。”他又说过： “日本现代文学的最大病症，就是有人相信政治运动和创作活动是不能两立的。”这些都使他“深切地考虑政治问题”。这正是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所最不喜欢的，他们破坏阻挠中日人民友好合作，文化交流的事业，但是中岛先生并没有因此而退却屈服，他毅然地说：“因此，应该更积极地促进日中邦交的正常化，即使在困难的条件下，更要加深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必须以这种意志为基础，推进文化交流。”中岛先生之所以有这种坚强的意志，是因为他明确地知道他所积极参加的、深深地植根在日本广大人民中的运动，是最富于生命力的运动，日本人民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正常化，要求加强日中文化交流，要求独立、自主、和平、民主的愿望，一定会化为不可抗拒的物质力量的。因此，中岛先生对于他的工作，永远抱着坚定的信心，和无穷的勇气。这些年来，他风尘仆仆地往来于东京北京之间，每次我们到飞机场接他，总看见他笑容满面地徐步下机，旅途的困倦盖不住他满心的喜乐，在不懈的工作和不断的斗争中，他是永远年青的！ 中岛先生，愿您永远年青，为着我们共同的神圣而艰巨的事业，我们一定要永远团结在一起，互相关怀，互相勉励，并肩携手奋斗到底。 隔着海洋，让我们向着在东京举行的寿筵呼唤：中国朋友们提议，为中岛先生和夫人的健康，为中岛先生的工作顺利，为中岛先生的百年长寿——干杯！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光明日报》１９６３年２月２７日。） 正文 热巴演员的新生 这位草原上的“热巴”演员，坐在我的对面，向我滔滔地述说他的过去。我一面倾听他的故事，一面在欣赏他的表情。舞蹈艺术家到底与众不同。他有满头的卷曲的浓发，一双灵活深沉的眼睛，他的一扬眉，一举目，和双臂双手的挥动，都使由他嘴里说出的，先悲苦而后欢乐的曲折的故事，更加真切而动人。 年轻的藏族舞蹈演员，欧米加参，他的故乡是在四川和昌都地区交界的巴塘，但他很小就离开那里了。他的祖父是巴塘的农民，在四十多年前，和其他三位藏族同胞，带头反抗当地的反动统治，这个山区小城被洗劫了，死了三百多人，那三位起义者都牺牲了，他的祖父带着全家逃了出来。欧米加参的童年是在日姆过的，他的父母是那里中扎喇嘛的农奴。 在他九岁的时候，有一天，听说红军走过雪山，老百姓们都跑出去看。他用手比划着兴奋地说：“我记得清清楚楚： 这山头上面是白雪盖满的山峰，下面是无边的深郁的森林，中间一段是青青的草坝。草坝上纡徐地走着一条很长很长的深绿色的队伍，这队伍几乎走了一天。”红军过后，不知道为什么，中扎喇嘛忽然赖他的父亲偷了庙里的一条牛，还气势汹汹地向他们索要历年的欠租，本来他们耕种庙里的地，丰年也好，荒年也好，租税总是交不清的。前几年交不上租的时候，向喇嘛借了五十块钱的藏币，这债务就像缠在身上的青蛇，越缠越紧，几年之中，利上加利，欠债的数目已加到一千五百多块藏币了。喇嘛夺去了他们的所有家当，还扬言要抢走他的三个姐姐，就在这山穷水尽的关头，他们偷偷地向外祖母家借了一匹马，驮着一家八口人的全部“财产”，在林深月黑的一个夜里，悄悄地悲痛地离开日姆，开始了流离颠沛的生涯。 他们走过茫茫的草原，密密的森林，滚滚的金沙江，风里雨里，冰里雪里，一家人端着木碗，到处讨饭，夜里就彼此相挨地蜷伏在山洞中取暖。反动统治的压迫暂时逃脱了，但是彻骨的饥寒仍在紧紧地追随着。 父亲叹息地对母亲说：“没有法子，我们跳跳‘热巴’要钱吧！” “热巴”是草原上农民牧民所喜爱的民间舞蹈。“热巴”人来了总受他们的欢迎，而且被认为是吉祥的。但是上层社会却十分鄙视“热巴”艺人，把他们看作猪狗不如的，最卑贱最下等的人。欧米加参十三岁的时候，和他的三个姐姐，两个弟弟，都从观看父母和其他的“热巴”艺人的舞蹈里，琢磨会了这个广大藏民所喜爱的艺术形式。他们一家人组成了班子，过起了卖艺乞讨的生活。 他自己曾写过说：“‘热巴’在过去是最被人看不起的。 我们经历了千辛万苦，忍受着摧残和侮辱，到处流浪……一年到头都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是人家的牛圈羊圈；不管是冬天、夏天、晴天、雨天，都穿着一套破烂的衣服。哪里能吃一顿就在哪里住下，下一顿永远是不能预知的。吃一顿酥油糌粑和奶茶就更说不上了。” 仅仅是挨饿受冻，生活还是可以忍受的，有一天，欧米加参的弦子坏了，他在一个喇嘛庙后面捡到一只破牛角，正想把牛角尖截断掏空做个托子，一个面目狰狞的喇嘛忽然在他身后出现了，恶狠狠地问：“这是你可以来的地方么？”一面用手里的皮鞭，把这个苦孩子抽得满地打滚！妈妈在他哭喊的声中跑了来，遮覆在他的身上，也挨了喇嘛没头没脑的鞭打。 妈妈哭着求着地好容易把他拉回帐篷去，解开血肉淋漓的衣服，抚摩着他身上红紫纵横的伤痕，哽咽地哭出：“欧米加参，我苦命……苦命的孩子！” 还有一次，在丽江，一群国民党的官兵叫他们跳“热巴”，他们跳了半天，累得满身是汗，最后在一阵轻蔑的哄笑之下，用刺刀把他们送出来了！ 在这些悲惨的日子里，他们只能含着泪唱： 但是有谁看得起“热巴”人？ 而我们却不愿把自己的痛苦告诉那些没有良心的人！ 但是，在他们的心灵深处，还是切切地希望着将来的幸福美好的生活的，他们互相安慰，互相鼓励着唱： 不要这般悲痛吧，我的心和你的一样；痛苦下去是没有用的——痛苦的后面会升起幸福的太阳！ 他们就这样一边卖艺乞讨，走过了崩子壤、维西、丽江、大理、下关、中甸……中国解放了，他们十七八年的流浪痛苦的生活结束了。在中甸，他们看到了“幸福的太阳”。 一九五三年的端阳节，中甸有个各民族的盛大的节日集会，欧米加参在这欢腾的节日里遇见了“民族文工团”。文工团的领导人邀约他以藏族民间艺人的身分，参加了中央民族歌舞团。他从云南来到了久已向往的北京，开始了各族演员亲密无间的大家庭生活，这个年轻的流浪艺人，在政府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下，茁壮地成长起来了。 他回忆起生命中这一大转折，兴奋地说：“从此我成了一个光荣的民族文艺工作者，再不感到自己是一个受人轻侮，无依无靠的人，而且已经是社会和国家的主人了；我再也不必忧虑自己的生活和孩子的病痛，而可以安心地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献出自己的力量了！” 提到“孩子的病痛”，欧米加参是有过痛苦的经历的：在他流浪卖艺的年头，他的第一个五岁的孩子得了一场病，“穷人的孩子也是宝贝”，全家把血汗换来的一点积蓄，送到喇嘛庙里去给孩子念经消灾，钱花完了，孩子也死了。他的第二个孩子是在北京生的。有一次这个孩子也得了重病，可是在医院里打了一针就好了。这使得欧米加参加倍地热爱这个新社会，而对于愚昧的、压迫剥削人的西藏农奴制度，更引起加倍的痛恨。 这几年里，他走过了祖国许多地方，看到了祖国辽阔富丽的土地，看到了各种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特别是各少数民族在政府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先后建立了自己的自治地方，一日千里的发展着本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这一切，都使他更加热爱这个灿烂庄严的祖国。 欧米加参小的时候，就有一个诚挚的愿望，愿望能去到拉萨。解放后，他又有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愿望能来到北京。 他到了北京以后，感到北京比他的想象还要庄严美丽，用他自己的话：“住得越久，爱得越深。”一九五六年，中央民族歌舞团随同中央代表团，到拉萨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在去西藏的途中，欧米加参比任何人都欢喜而兴奋。 可是到了拉萨，他的情绪低沉下来了！佛权胜地的布达拉宫是雄伟美丽的，但是拉萨城中到处看到瞎眼缺鼻、断臂残腿的沿门乞讨的丐者，他们的悲惨的形状和那些高楼大厦贵族老爷们骄奢淫佚的生活，成了一个极其强烈鲜明的对比！他在沿途所看到的西藏农村的荒凉景象，和内地农村的蓬勃发展相比，一边是光明灿烂，一边是黑暗消沉。回忆起自己解放前的痛苦生活，他对本族同胞涌起了最大的同情，对于解放了他的中国共产党发出最深的热爱。 一九五九年，西藏的叛乱平息以后，百万农奴开始了新生。欧米加参欢畅的心情，是难以想象的！他给中央民族学院的一批回藏工作的藏族学生，写了一封恳挚的信，他说： “我是从藏族的最低层被党解放出来的人，但是我在西藏看到，那里的藏胞所受的痛苦比我还深。藏族人民如果不粉碎农奴制度，是永远不得翻身的。你们去吧，把民主、自由、幸福带给他们，让西藏人民获得和内地各族人民一样的和平幸福的生活……” 这里应该特地提到：一九五六年七月，欧米加参西藏回来以后，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自从他结束了卖艺乞讨的生涯，加入革命工作的队伍，正如藏族谚语所说的：“挨过黑夜的人，才知道白天的可爱；受过折磨的人，才懂得真正的幸福。”他觉得是被当做人看待了，他从心底涌出热爱党热爱新社会的感情。他把全心全力放在工作上，在中央民族歌舞团深入各民族地区巡回演出的时候，他一路不辞劳苦地什么都干：搭帐篷，扛道具，砍柴，做饭……此外他还积极地学习汉语，学习文化，他和汉族同志们谈的话更多更深了，在党的亲切教导和培养之下，他懂得的事理更多了，要求进步的心情也更迫切了。 他终于要求入党。 当党组织热情地问他对于党的认识的时候，他却有点茫然了，他要再深刻地想一想，他那时候还弄不清楚一个党员应当起什么作用。 一九五五年，到新疆演出的路上，他看了好几个本团带去沿途放映的电影，其中的《董存瑞》影片他足足看了五遍，这个共产党员光辉的形象吸住了他。他想：共产党员就是能为革命事业牺牲自己的一个人。董存瑞是个穷孩子，我也是一个穷孩子，他能做到的，我也一定要做到！关于他入党的这一件使他终生难忘的事，他写着说：“从此我的生命更有意义了，党给了我又一次的、意义更为深刻的新生，这一切我过去哪能想到梦到呢？党和毛主席的恩情，正像广大藏族人民所歌颂的那样：像雅鲁藏布江水一样，永远无有尽头！” 他谈了半天，始终没有触到他的艺术创作，在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会得三等奖的西藏民间舞蹈——《草原上的热巴》。我忍不住地提到我很喜欢这舞蹈里的一首歌曲： 这边山坡上的小伙子我们高高兴兴地跳起唱起来祝福全世界人民幸福吉祥谈到“热巴”，他容光焕发了！他对我娓娓地谈起了西藏的舞蹈。他说：他小的时候，先学的是“弦子”。“弦子”是一种乐器，很像二胡，不过弓和弦都是用马尾做的。唱“弦子”的时候，弹奏、歌舞都由一两个艺人包办。从艺技来说，“弦子”比“热巴”还优美。 “热巴”是广大农牧民所喜爱的民间舞蹈，伴奏的乐器有弦子、手鼓、铃铛等。“热巴”艺人虽受上层社会的轻视，而却为农民所羡慕。农民们叹息着说： “你们真像天上的鸟，到处飞翔，多么自由自在！我们是拴在土地上的、是打入地狱的人呵！”欧米加参微笑了，说：“我们的身世到底还强过农奴呢。我们跳起、唱起，沉醉于艺术的气氛之中，也有忘情的时候。就是在当初，我也热爱我的‘职业’。因为它不仅解决了我的衣食问题，给我以相当的精神上的安慰，并且还让我们给这些穷苦的农民们以极大的快乐。” 他创作的《草原上的热巴》，是描写象征着吉祥和丰收的“热巴”艺人来到春天的草原上，农民们出来欢迎他们，在春天绿野，红花清泉之间，农村里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和着“热巴”人弹奏的音乐，翩翩起舞。人为的隔阂没有了，艺人与群众之间，交融着洋溢的热情。 这也表现解放后人们一律平等了，“热巴”艺人和艺术都得到了新生。 欧米加参现在还努力地学习、创作，他认真严肃地学习兄弟民族的歌舞，如瑶族长鼓舞、苗族婚礼舞等。他刻苦钻研、反复琢磨，依靠了这种顽强的精神，他成功地掌握其他民族的弹奏和舞蹈。他正在编写的舞蹈还有：《农奴在欢笑》——是描写西藏农民的新的幸福美好的生活。《背水姑娘》——是西藏姑娘到雪山背水的故事，描写藏民对于解放军的热爱，还有《藏族都舞》——是描写藏族青年保家卫国的热烈感情。他脑中所憧憬的还有《春到西藏》和《西藏的新生》等等。他挥了挥手，笑说：“前些日子，我到了呼和浩特，看见那里怎样地从荒漠的草原，变成一个美丽的近代城市，我就想，平叛后的西藏，解放了的农奴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有那么美丽的雪山，那么深广的森林，那么多的牛羊，那么丰富的矿产，那么多的江河，呵，光明的西藏的将来，我心中充满了幻象，充满了激情。我要把我所熟悉的民族艺术加以整理、提高，完全融化在这些理想里，我有编不完的舞蹈，写不尽的歌词……”他的情感奔放得说不下去了……我望着这发出青春的幸福的光辉的双眼，我仿佛已经坐在灯彩交辉的舞台前面，看到了这一场一场的充满了美妙的诗情画意的西藏歌舞！更真切的是，我从他的发光的双眼里，看出了他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热爱，看出了党给他的又一次的意义更为深刻的新生！ （本篇最初发表于香港《大公报》１９６３年３月１５日。） 正文 以忘我的精神和积极的行动来纪念鉴真和尚 去年十月九日在北京签字的中日文化交流共同声明内，提到纪念鉴真和尚逝世一千二百周年的时候，说：“在这值得纪念的年头，积极地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是有其深远的意义的。” 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亚洲国家，只隔着盈盈一水的东海，中日两国文化的交流，不自唐朝始，但是规模之大，人员之多，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却以唐鉴真和尚和他的弟子以及邀请他的日本僧人荣当、普照等的僧团组织为首屈一指。鉴真和尚的东渡，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是最灿烂最光辉的一页！ 我们都知道，这个庞大僧团的访日，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经过了千灾百难，万苦千辛，禁受了牢狱之灾，风涛之险，疫病之困……十年之中，五次扬帆，都归失败。日本僧人荣当因病死于端州，中国僧人祥彦因病死于吉州，鉴真和尚自己也因暑热困顿而双目失明。 但是鉴真和尚坚定地认为中日两国是“有缘之国”、“为是法事也，何惜身命！”他和他的弟子朋友们，咬定牙关，百折不挠，“不惜身命”地再接再厉，终于完成了他们的雄心和宏愿！他们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热诚毅力，和坚忍不拔的忠贞形象，都给我们以莫大的鞭策和鼓舞。在一千二百年之后，中日两国在文化方面，都有了新的进展，我们两国人民文化交流的范围，可以而且已经扩大了的时候，在我们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互相加深了解，加强团结，促进中日两国文化的畅通交流，上而继承鉴真和尚的伟大事业，下而奠定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合作的重要基础，应该是中日两国文化界朋友们努力的目标和方向。 我也曾荣幸地参加过中日文化交流的工作，当我自己安安稳稳地坐在飞机上，向着日本飞去，以清澈的双目，下望连接着中日两国的万顷绿波的时候；当我到了日本，和日本朋友们兴高采烈地谈论着我们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文学艺术的时候；我是如何地感谢鉴真和尚和他的日本僧人朋友们，在一千二百年前，为我们搭起了一座文化交流的虹桥，桥边栽上了两行文学、艺术、学术、宗教的绿树，桥上燃起了万盏文学、艺术、学术、宗教的明灯，使我们今天在这座桥上走过的时候，受到了凉荫，得到了照明，而当年他们搭桥的工作又是如何地曲折而艰苦啊！ 当我自己坐在飞机上，向着日本飞去的时候，我的心中还有深深的遗憾和愤怒。在科学发达的今天，自然界的障碍，是阻挠不了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迫切愿望的。从北京到东京，若有直接交通，本来可以朝发而午至！但是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们，十几年来，处心积虑地阻挠中日两国正常邦交的恢复，千方百计地破坏中日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活动。 但是为了共同粉碎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的阴谋，中日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和广泛团结，也因而愈益加深了。我们还进一步体会到，世界反动势力主要堡垒的美帝国主义，不但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且是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共同敌人，我们应该有鉴真和尚和他的弟子朋友们的雄心和宏愿，百折不挠、“不惜身命”地为促进中日两国邦交的正常化，为驱除笼罩在亚洲和世界上空的乌云，为防止战争和保卫世界和平、在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者上，尽上我们最大的力量。 让我们以忘我的精神和积极的行动，来纪念鉴真和尚吧。 安息在“有缘之国”、友好的日本人民中间的鉴真和尚，永垂不朽！ 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九日于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光明日报》１９６３年４月２６日。） 正文 盛开的革命花朵——和贾米拉会见 我们的诗人歌唱过：哪里有火热的斗争，那里就爆发着灿烂的火花，哪一片土地上酒满了人民斗争的热血，那一片土地上就开出鲜红的花朵。 贾米拉·布伊海德是一朵开在阿尔及利亚土地上的鲜红的花。 我坐在大厅的侧首，凝望着这位年方三九的名震全球的阿尔及利亚女英雄，在从大厅各个角落射来的强烈灯光之下，不断起落的摄影机声中，她半低着蓬松着黄褐色头发的头，谦柔而又腼腆地坐在那里，黑色的大衣领半敞着，露出了雪白的颈项。她浑身上下，是那么朴素，那么温柔，但是就是这位朴素温柔的姑娘，在狰狞丑恶的法国殖民主义者面前，显示出了石破天惊的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 年轻的贾米拉走出学校，参加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斗争，她担任护士工作，一九五七年四月，被法国巡逻兵追击，中弹被捕——那年她才二十二岁——七月十五日又被判处死刑，当她听到法国军事法庭判决的时候，她凛然地说：“我知道你们要判处我死刑，因为你们所服务的那些人都是吸血鬼。 事实是，我爱我的国家，我希望看到它获得独立，因此，我支持民族解放阵线的斗争，而就是为此，你们就判处我死刑……但是，你们不能阻挡阿尔及利亚走向独立。” 对于法国殖民主义者这个残酷的判决，我国的青联、学联和妇联和全世界的青年妇女团体在一起都提出过最严正的抗议，法国当局被迫改判她终身苦役。她前后被关在撒哈拉大沙漠边缘和法国的监狱里，她在监狱仍坚持斗争，直到一九六二年，她的祖国取得了独立，贾米拉才得到了自由。 腼腆谦柔的贾米拉用低柔的声音，说出了阿尔及利亚人民对于中国人民的热情洋溢的友谊，说出了中国人民对于阿尔及利亚解放斗争真诚的、无条件的支持。她谈到中国的革命文献对于非洲战士们的影响，这也是对我们的鼓舞。共同受过西欧北美殖民主义者的压迫的中阿人民的友谊，不是寻常的，乃是同情的心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呵！ 坐在她身旁的几位“大姐”，用敬佩爱惜的眼光拥抱着她，劝她爱护自己的健康，告诉她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同毛主席所说的解放后的中国一样，才走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因此，她和她的战友们都还有许多许多的工作要做。听着这些亲如家人的情话，她频频抚摸颈项，咽下她的激动的情感……我坐在大厅的侧首，凝望着这朵娇红欲滴的自由之花，和在她周围扶持着她的一片片饱历风霜的红叶，耳中回荡着坚脆的一支又一支的革命歌曲。从大厅的各个角落，强烈的灯光又映射起来了。我忽然觉得这不是什么灯光，这是动摇着帝国主义基础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烈火，正在呼呼地蔓延，这坚脆的歌声似乎是扑面的东风的声响，风增火势，火助风威，把火光中的代表中阿革命人民的一朵红花、几片霜叶，衬托得成一幅最新最美的图画。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１９６３年３月２１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正文 湛江十日 一九六一年底，我在湛江度过了难忘的十天，回来后就有出国的任务，把我所要写的“湛江”滑过去了。这十几个月之中，几番提笔，总感到明日黄花，不大好写。湛江和祖国其他的地方一样，你去过一次，再来时已是万象更新，那时撒下的种子，现在已经遍地开花，那时开着的花心现在已经累累结果。追述过去，不如瞻望将来。但是，正因为是过去的经历，有些人物，有些山水，在迷镑的背景中，却更加鲜明，更加生动。它们像闪闪发光的帆影，在我的脑海中不断地明灭！这回忆，往往把我重新放在一种特别浓郁的色、香、味之中，使我的心灵，再来一阵温馨，再起一番激发，就是这奇妙的感情，逼得我今天又提起笔来。 湛江不像北京和南京，也不像苏州和杭州，它没有遍地的名胜古迹，更没有壮丽精雅的宫殿园林。它在古代是蛮风瘴雨之乡，当宋朝丧失了北部边疆的时候，便把得罪朝廷的人们，贬谪到这地方来。着名诗人苏东坡，便是其中之一。解放前的五十年中，它是法帝国主义者所盘踞的“广州湾”，这里除了一条法国人居住的街道以外，只有低洼、腥臭、窄小的棚寮和草屋。除了骑在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之外，就是饥饿贫困的人民。但是这些饥饿贫困的人民，五十年来，坚持着抗法斗争、抗日斗争和解放斗争，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冲洗净了这颗祖国南海的明珠，使它在快乐勇敢的人民手里，发出晶莹的宝光！ 一九六一年底我们从严冬的北京，骤然来到浓绿扑人的湛江市，一种温暖新奇的感觉，立刻把我们裹住了。这宽阔平坦的大道，大道两旁浓密的树荫，树荫外整齐高大的楼屋，树荫下如锦的红花，如茵的芳草，还有那座好几里长的海滨公园，连续不断的矮矮的紫杜鹃花墙，后面矗立着高大的椰林，林外闪烁着蔚蓝的波光，微风吹送着一阵阵的海潮音，这座新兴的海滨城市，景物是何等地迷人呵！ 在这里，道路是人民开的，楼屋是人民盖的，花草树木是人民栽的……几十万双勤劳的手在十二年之中，建起了一座崭新的现代的城市。当我看到这座城市的时节，我的喜乐，我的自豪，并不在看到京、宁、苏、杭的那些古代中国人民所创造的宫殿园林以下。反过来，我倒感到，我国古代的劳动人民，尽力地兴建了那些宫殿园林，却不能恣情享受自己劳动的果实，而在解放后的今天，人民的点滴血汗，都能用在自己身上，这奇迹般的美丽的城市，就是在这种无比热情和冲天干劲之下产生的。 在这里，最使人眼花缭乱的，是树木花草。树木里有凤凰树、相思树、合欢树、椰子树，还有木麻黄。这木麻黄树，真值得大书特书！这种树我从来没有见过，连名字也是我在翻译印度泰戈尔的小说的时候才接触到的。我只知道它是一种热带的树，从那篇小说里也看不出它的特征，翻译过后也就丢开手。没想到这次在祖国的南方，看到了它的英雄本色！ 它的形象既像松柏又像杨柳。有松柏的刚健又有杨柳的婀娜，直直的树干，细细的叶子，远远地看去，总像笼住一团薄雾。 它不怕台风，最爱海水，离海越近它长得越快。解放后，翻身的湛江人民要在这一片荒沙上建立起美丽的家园，他们就利用这种树木的特长，在沙岸上里三层外三层地种起木麻黄树来。这些小树，一行行一排排地扎下根去，聚起沙来，在海波声中欣欣向荣地成长，步步为营地与海争地。到如今，这道绿色长城，蜿蜒几百里，把这座花园城市围抱了起来。当我们的车沿着这道长城飞驰而过的时候，心里总会联想到从前在国庆佳节，从观礼台前雄赳赳气昂昂地整齐走过的人民解放军的队伍。在气魄和性格上，他们和木麻黄树完全是一样的。 说到花草，那真是绝美，可以说是有花皆红，无草不香。 这里的花，不论是大的，小的，单瓣的，双瓣的，垂丝的，成串的……几乎没有一种不是红的。在浓绿的密叶衬托之下，光艳到不可逼视。乍从严冬的北方到来的人，忽然看到满眼的红光，真是神摇目眩，印象深得连睡梦也包围在一片红云之中！这些花名，有的是我们叫得出来的，如一品红，垂丝牡丹，夹竹桃……但多半是初次听到的，如炮仗花，龙吐珠，一串红，毛茸红等等，有的花名连陪我们的主人也不知道，他们只笑答：“横竖是大红花呗！”他们那种司空见惯满不在乎的神情，真使人又羡又妒。说到草，所谓“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天涯何处无芳草”，才真是这里的写实。我们随时俯下身去，捡起一片叶子，在指头上捻着，都会喷出扑鼻的香气。哪怕是一片树叶，如柠檬桉，闻着也是香的。摘过树叶的手，再去翻书，第二天会发现书页上还有余香！ 主人说，可惜我们种树的日子还浅，飞来的鸟儿还不多。 但是蝴蝶真是不少，而且种类还多。我们常看见相思树上飞舞着一团一团的蝴蝶。在文采光华的地方，连蝴蝶也不是粉白淡黄的！这些蝴蝶翅翼的颜色，就像虎皮一样，黄黑斑斓。 它们不是成双捉对地飞，而是一群一群地上下舞扑，和乳虎一般地活泼壮丽。此外还有翠蓝色的像孔雀翎一样的蝴蝶，在红情绿中闪出天鹅绒般的柔光，这都是北方所看不到的。 其实，花木也好，草虫也好，都不过是我的画图中的人物的陪衬。这十几个月之中我脑子里始终忘不了在湛江招待我们的主人。他们是一群最可爱的人，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一直从长白山、大别山、太行山，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地打到海南岛，最后他们“解甲归农”。他们在这里披荆斩棘，开辟出几十万亩广阔平坦的田园，他们用木麻黄和其他高大的树，种植出棋盘般的防风林带，围护了农林作物，改良了环境，调节了气候。他们在这些标准林园里，办着社会主义农业企业，为祖国生产了许许多多的物资财富，加速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他们在对敌战争中是最勇敢的战士，在建设时期是最辛勤的劳动者，在招待客人上又是最热情的主人。他们热情洋溢地把我们当作远别的亲人一般，带领我们参观了他们开创出来的家园，给我们介绍了周围环境里过去和现在的一切。他们白天陪我们参观，晚上和我们畅谈，到现在我的耳中还不时地响着激动的一段叙述，热情的一声招呼……在这些声音后面，涌现出一个个熟悉的人：中年的，年轻的，豪爽的，拘谨的，泼辣的，腼腆的……这些形象和他们背后的蓬勃浓郁的画景，不断地一幅一幅向我展开……他们把我们从飞机场簇拥到赤霞山海滨招待所。这是一个童话般美丽的地方。我们头一夜就兴奋得没有睡稳，早晨一睁眼就赶紧起来，走到窗前，纵目外望：十几座楼房错落地隐现在繁花丛树之中。在近处，一丛翠竹旁边立着高出屋檐的一品红，盘子大的花朵，就像红绒剪成的那么光润。再远些，矮的是大叶子的红桑，稍高的是嫩绿叶的玉兰花树，最后面是树梢上堆着细小的黄花的相思树。这一层层深浅浓淡的颜色，交融在一起，鼻子里闻到沁入心腑的含笑花和玫瑰花香，耳朵里听到树影外的海潮摇荡的声音。就在这种轻清愉快的气氛里，我们开始了幸福的十天！ 我们首先参观了他们农场里面的热带植物研究所。在会客室中饱餐了他们种出来的花生和香蕉，痛饮了他们自己种出来的咖啡，然后在种植园中巡礼。这里真是祖国的宝地，从东亚各地引种过来的，如油棕、咖啡等经济作物，都生长得很茂盛，在我们惊奇赞赏之下，主人们不但往我们车上装了许多新从树上摘下的木瓜、香蕉和甘蔗；还往我们手里和口袋里塞了许多珍奇的花果，如九里香、玉兰、玫瑰茄、乳茄、番鬼荔枝等，一路走着，愈拿愈多，压得我们胳臂都酸了。第二次参观的是他们的湖光农场的一部分。在棋盘式的高大防风林里，我们看到了一望无际的幼小树苗，安稳地整齐站立在低暖的地方，欣欣向荣地在茁长着。我们参观了三鸟场和畜牧场。牧鹅的姑娘，挤奶的女工，养猪的老汉……在清水池塘边，和整洁的厩房里，紧张而又悠闲地工作着。在鸡栏里我们看到一群火鸡，垂下文采辉煌的双翅，一只只彩船似地向着我们稳稳地驶来。猪圈里有日本猪和荷兰猪，但是最好看的还是本地种的猪，雪白的背上，堆着沿着浅灰色边的大黑花点，这种猪是我在别处所没有见过的。 我们参观了雷州青年运河工程，到了新建成的鹤地水库。 生长在北方的我，从来没有想到祖国极南端的雷州半岛会是个缺水的地方！主人们笑着向我介绍：雷州地区，平原地带多，森林丛草少，通过这地区的九洲河，河床窄浅，有雨就泛滥成灾，不起灌溉的作用。一九五八年，在党的领导下，雷州十万人民，特别是青年，用了十四个月的工夫，开出一百七十四公里长的青年运河。他们截断了九洲河，建了水库。在运河通过的道上，凸出的地方挖深了，凹下的地方兴修起槽道，引出一股潺潺清澈的河流，来灌溉雷州半岛的二百五十万亩土地。我们站在鹤地水库堤边上，只觉得它微波粼粼，远山围抱，和密云水库、十三陵水库的面貌大同小异，有如同胞姐妹。倒是未到水库之先，路上所看到的矗立的高大的槽道，地上望去，好似在江上仰望长江大桥一般，十分雄伟，十分美丽。将来这里桥上走车，桥下行船，这种奇观，是密云水库和十三陵水库所没有的。去到水库的路上，在赤坎地方，经过一座很短的“寸金桥”，但是这座桥的意义却不小，它纪念了一八九八年至一八九九年间，当地人民奋起抵抗法帝国主义者的英勇事迹。他们把祖国的一寸土地当作一寸金子那样地护惜，他们据河苦战把法帝国主义者的强占土地，从一百几十里缩小到十几里！我们下了车，读了桥上的碑文，在窄窄的河边，一棵很大的缅甸合欢树下，徘徊瞻仰了许久。 南三联岛之行，也是使人永不忘怀的。这天天气晴和，我们到了码头，那里停着一艘登陆艇——登陆艇船头的栏杆，放下来是跳板，吊上去就是船栏。出去时，迎着清新的海风，归来时，望着朦胧的落日，在来去的航程中，我就没有离开栏杆一步！真的，从离开海滨生活起，好久好久没有在小艇上作过乘风破浪的海行了。 南三联岛本是十个孤岛，解放前这里住着三万多农民和渔民。这些人整年整月地要和潮、沙、风、旱四种自然敌人，作殊死的搏斗。再加上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的罪恶统治，磨死的、逃荒的、已经所余无几了。解放后，党领导了岛上的居民清了土匪，反了恶霸，一步一步地解决了饮水、烧柴等等迫切的问题。本来这些岛上的人民，要到湛江一趟，至少要渡过七次海，自从一九五○年开始了联岛的工程以后，人民生活又大大地提高了。他们不但填了海，还种了树，圈出田地，盖起水堤，把这几个小岛，链条般接在一起，建设成一个树木葱茏，庄稼遍地的水林……我们站在船头上，听着这一段神话般的改造自然的奇迹，四十分钟以后，南三联岛就已青葱在望。我们从东调岛湖村湾上岸，已经有辆大车在滩头等着。沿着一条平坦的大道，经过好几个鱼池、盐田、稻田和错落的新盖的民居，直到东头灯塔岛的招待所。这招待所的一排楼房，荫蔽在万木丛中，我们从大路下车，在沙地上走了几里路，正觉得有些炎热，一进入这片木麻黄树的深林，骤然感到凉透心脾，在清鲜的空气中，抬头相顾，真是“人面皆绿”。原来这岛上从一九四九年起，就开始造林，在离海七八步的沙滩上，种上密密的木麻黄树。这里的林带面积长六十华里，宽五至十华里，面积共有十万亩。 这十二年之中木麻黄树已葱郁成林，海水也后退了有一百公尺，就是这座木结构的招待所楼房，也是用木麻黄木建成的。木麻黄树材又硬又苦，蚂蚁不敢吃也啃不动，是最理想的建筑木材。 我们在这楼上听了公社吴书记的极其生动的报告，吃了他们自种的花生、大米，和他们自捕的鱼、自养的鸡。这个从前曾是荒岛上的人民的生活，和我们祖国的每个角落的人民一样，也已经开始富裕起来了。 最后，我还要谈一谈湛江的码头。法帝国主义者占据湛江大港，就为的是要抢到一个从中国掠得物资的出口，但是他们在这里只修了一个小小的栈桥码头。解放后十几年之中，人民亲手建设起来的崭新的湛江港，它就拥有现代化的起重运输和装卸设备，有宽大码头，各种货物可以直接装上火车。 在这个清碧的海港里，每天进出着几十艘社会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商轮。在港区，还有一座现代化的海员俱乐部，亲切地接待着来湛江作客的各国海员。我们参观了里面的百货商店、阅览室、餐厅、舞场和各种文娱设备。资本主义国家商船上的海员，在新中国湛江大港逗留时期中，过的是愉快健康的生活，帝国主义统治下的那些黑暗污秽的陈迹，早已一洗无余了。 我们在码头边登上一艘停在那里的名叫“芍药”的商轮。 这只船航行于广州和湛江之间。船长姓马，是一位从海外归来的航海者，和我们纵谈他自己归国前后的海上生活。这一段“海客谈瀛”，以愤懑开始，以自豪结束。这位船长，和我所熟悉的海上工作人员一样，十分豪爽，十分热情。他坚决要留我们在船上吃饭，但是我们知道海员们在岸上的很短的时间，是十分宝贵的，结果只应邀和他们一同照了几张相片，就恋恋地道别了。 这以后，我就匆匆地在一九六一年的除夕，独自飞回祖国的首都。那几天正遇到寒流，下了飞机，朔风凛冽。一路进城，西边是苍黄的田野，和光裸的挺立的树行。回忆湛江飞机场上送行的人群，和衬托着这些人物的青葱的背景，心里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十几度月圆过去了，如今正是赤霞山上凤凰树开花的季节，湛江的条条大道上，也张开了红罗的幔幕，应该是我践约南行的时候了。我还曾经应许我的“解甲归农”的朋友们，说我要像南飞的燕子，一年一度地回到赤霞山楼檐下的旧巢。但是，春天也罢，秋天也罢，我去得了也罢，去不了也罢，当全国人民，在党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号召下，万众一心，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完成这伟大而艰巨的任务的时候，我就想到我的湛江朋友们正在这条战线的最前沿，坚韧而乐观地战斗着。让我的湛江回忆，时时鼓舞推动着我，使我在自己的林园里，也做一个像他们一样的坚韧而乐观的劳动者！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九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１９６３年５月号。） 正文 多给孩子们写这样的作品——介绍《小仆人》和《旅伴》 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钻天杨的叶子，闪烁着露光，在微风中摇曳。树上一球球的槐花，从窗外透进清香。案头一瓶新摘下来的玫瑰，衬托在满窗的绿意里，显得分外鲜明。上学的孩子们的细碎的脚步和活泼的笑声，不断地从楼前经过。 这些日子我心中不断思索的问题，也随着他们的笑声和脚步，引向很远很远的地方。 我们的孩子，真是太幸福了！他们是不是知道人间有忧苦事？他们是不是知道他们现在所处的宁静快乐的环境，是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用鲜血得来的？他们是不是知道就在这明媚的春光里，世界上其他角落里还有千千万万和他们年龄相仿的孩子，在受着欺凌、受着压迫？这些问题，一直在我的脑际萦绕。假若我们让我们的一亿以上的少年儿童，浑噩无知地生活下去，结果会出现怎样的局面呢？他们就会变成只图自己的安乐，不顾他人的苦难，贪生怕死，鼠目寸光的人。而我们一百多年来许多烈士、许多革命者前仆后继、流血流汗所换来的胜利果实，就有丢失的危险！ 因此，作为长辈的我们，责任就分外加重了。孩子是革命的接班人；但是接班人是要教育出来的。教育得好，班就接得好；教育不好，就接不了班。孩子正处在求知欲的旺盛时期，正处在品德成长的时期，最需要给他们灌输一些他们所最需要知道的故事：一种是我们前人革命斗争的故事，使他们知道我们的革命先烈，为着挣断世世代代套在人民身上的枷锁，所受过的种种艰难和困苦。让他们晓得他们现在所享受的自由和幸福，并不是毫不费力地从天上掉下来的。让他们记住，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他们若不继续努力，不断革命，前人所受过的苦难，还会重新临到他们身上。另一种是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地方，在殖民主义统治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着的孩子们的故事，使他们晓得当他们在学习，在歌唱，在游戏的时候，就在同一个太阳底下，还有多少受苦难的异国孩子，在叹息，在呼号，在挣扎，这些孩子需要他们的同情和支持。让他们晓得，只有世界上一切受苦的人都得到解放之后，我们才能得到真正彻底的解放。让他们记住，支持了世界上为自由独立而斗争的人们，也就是支持了我们自己。只有全世界的人同心协力，从各个角落掀起不断的斗争，才能把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从世界上消灭干净。 在这里，我要介绍两本短篇小说集：和，它们是叶君健同志为儿童写的，反映外国儿童生活的作品。作者有很丰富的旅行经历，他写下了他所见过的许多海外儿童，有的是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儿童，像里的“小画家”和“未来的建筑师”；但是更多的是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的孩子。作者在的后记中说： 生活在不同社会条件下的人，会有不同的遭遇命运。 从这本小书里的几个故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种情况。 有的小朋友很幸运，他们得到社会的帮助和培养，在稳步地向美好的事业和生活前进。 有的小朋友很悲惨，他们受到社会的打击和摧残，他们没有美好的事业和生活，但他们却正为这个目标而斗争。我想我们生活在一个优越社会制度下的人，在创造我们的美好生活的同时，也应该了解和关心那些生活在极端恶劣社会环境下的小朋友。 作者就是怀着这个真挚的愿望来为中国儿童写作的。他笔下的外国儿童，如《“天堂” 外边的事情》里的意大利孩子亚贝尔托；《小厮辛格》里的尼泊尔孩子辛格；里的阿拉伯孩子阿卜杜拉；《新同学》里的法国孩子夏克斯和西班牙的孩子尼米诺等都是充满了正义感和同情心的儿童，他们在黑暗的环境中和强暴的势力下，决不忍受，决不屈服，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已经萌茁着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种子。看了这些故事，会把我们小读者的同情和关怀，引到世界各地，这亿万颗长着阶级友爱翅膀的火热的心，对于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是会起极大的作用的。 文学作品反映外国儿童生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儿童文学。你不但要熟悉儿童，还要熟悉你所描写的儿童的生活中的一切。作者在的后记中说： 当然，文学作品不可能都根据真人真事。但是真人真事有时可以启发一个人作许多联想。 即使是这个“联想”，若不是脑中积累有许许多多和这一真人真事有关的历史、地理、文化、风俗等的知识，是不能“联想”出什么动人而有说服力的故事来的。这两本书的难能可贵处也就在此。 我想，在我们国家和世界各国的友好来往日益频繁的今天，我们的工人、干部、青年、妇女、演员、运动员……的足迹走遍了五大洲。他们每人一定都有自己的观察、自己的感受。我们中间也还有归国的侨民，航行的海客，他们也都有说不尽的海外生活故事，这些故事正是我们儿童所最喜爱、最需要的。他们不但会受像和《“天堂”外边的事情》这类故事的激发，也会被像《新同学》和《别离》这类故事所鼓舞。让我们这些有过海外经历的人，都向叶君健同志看齐，多给孩子们写些引导他们多关心海外儿童生活的故事。 这对于加强下一代的国际主义教育，对于丰富孩子们的知识，扩大孩子们的眼界，以至于对促进儿童文学事业的繁荣，都是大有好处的。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八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１９６３年５月２６日。） 正文 《小铁脑壳遇险记》观后 少年儿童是最富于幻想而又充满了好奇心的，他们最喜欢观察细小的生物，看它们的生活动态，替它们做种种的心理活动，在观察和幻想中得到了无穷的乐趣。记得我自己小的时候，为着看蚂蚁搬家，就会津津有味地蹲上半天，看两个交叉来往的队伍，它们匆匆地用触须对碰一下，又匆匆地各走各的路。那时我觉得，可惜自己听不见也不懂得它们的言语，否则一定会知道许多关于它们搬家的有趣事情，当我把它们“拟人化”了以后，我脚边的石块和花草，忽然都变得高大起来，蚂蚁社会周围的一切，都显得异样地美丽而鲜明！这个童年幻想中的奇景，从来没有在我跟前突兀实现过。 前些日子，我观看了辽宁儿童剧院在北京演出的童话剧《小铁脑壳遇险记》，柔和的音乐声起，绒幕徐徐地拉开，我童年时代所幻想的奇妙的世界，终于呈现在舞台上了！我不禁欣喜地回头望望坐在我四围的，无数兴奋而专注的小脸，生在毛泽东时代的孩子是多么幸福！ 这故事一开始就紧紧地吸引住全场小观众的心灵，他们所厌恶的昆虫像蝎子、“棺材盖”和金头苍蝇，他们所喜爱的昆虫像蚂蚁、萤火虫、花大姐，都以恰如其分的打扮和神情举动，出现在台上野花小草的“丛林”之中。小观众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勇敢，漂亮而又骄傲的“小铁脑壳”身上，他们一直希望这位小英雄不要受金头苍蝇的引诱和“激将”，不要逞能地跟着坏人离开自己的重要岗位。当金头苍蝇捉弄了小铁脑壳以后，自鸣得意地说： “今天这一天过得真有意思，太有意思了。小黑蚂蚁那个小傻瓜一直把我当做蜜蜂啦，你说妙不妙？”这时台下激起一片愤怒驳斥的声音：“不妙！不妙！”后来小铁脑壳终于醒悟过来，打倒了金头苍蝇，自己也受了伤，昏迷倒地。他家里的大大小小，都在着急地寻找他，热情的萤火虫和花大姐也都出来帮忙。当萤火虫甲向他的伙伴们发出响亮的号召：“大家打起灯笼，随我们出发去找一位小黑蚂蚁，一位小英雄”的时候，美丽的月夜的天边，飞出了萤光万点，这时小观众的兴奋和欣喜，升到了最高潮。<u>.９９ｌｉb.</u> 小铁脑壳所犯的错误，对于小观众并不是陌生的，我们自己不是有时因为听了一些赞扬的话而就骄傲起来、目空一切吗？不是有时受了人们的诱激而做出离开集体、自逞英雄的蠢事吗？蚂蚁女王对小铁脑壳所说的话：“我们需要英雄，而且越多越好。我们马上检阅队伍，那是英雄的行列。虽然不见得他们每一个的脑壳都比你硬，但是他们都是为集体劳动着，战斗着，所以在这行动中的每一个都是了不起的英雄。” 这些教训和美妙的背景、轻柔的舞态、嘹亮的歌声，都会被小观众牢牢地记住的！ 辽宁儿童剧院是一九六○年才成立的，算起来只有三岁年龄，但是从这一个童话剧里，我很欣赏演员们表演和歌舞的水平，舞台美术和音乐也表现得恰到好处。少年儿童们从戏剧和电影所受到的教育影响，常常比书本还深还快，就是因为舞台上表演的故事，有声有色，火炽飞跃，在儿童的脑海中，总能刻下很深的印象。我和我周围的小观众一样，对于戏剧的艺术是外行的，但是我们都感受到了它的教育的效果。在这里，我热烈地祝愿年轻的辽宁儿童剧院，在他们培养和教育革命接班人的事业上，竿头日进，天天向上。 （本篇最初发表于《光明日报》１９６３年６月１日。） 正文 有了火车头的列车 自从伟大的毛主席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以后，雷锋——这个响亮的名字，像春雷一般响遍了全国少年儿童的耳鼓；雷锋这个光辉的形象，像一座崭新的灯塔，矗立在每一个少年儿童的面前；雷锋短短的一生的平凡而伟大的事迹，像一场深透的春雨，哗哗地渗进全国少年儿童的心田。我们祖国一望无际的苗圃幼林里，雨后是一片欣欣向荣，青葱满眼，这是多么可喜的一件大事呵！ 少年儿童是最富于模仿的，同时也是精力旺盛的。当他们敞开纯净的胸怀，闪烁着明洁的目光，向生活摄取智慧和力量的时候，只要有人出个主意或是登高一呼，他们就会风靡云涌地跟着走。让孩子们听谁的召唤，让孩子们跟什么人学习，这是一个多么重大的问题呵！ 今天，我们的少年儿童，是最幸福的一代，他们享受着先烈们用鲜血换来的革命果实，过着快乐的生活。他们没有尝到过被剥削和压迫的滋味。但是，他们最幸福、也最值得骄傲的是在他们的身边有着一个伟大的母亲和园丁，这就是我们亲爱的中国共产党和最敬爱的领袖毛泽东。党和领袖不仅给少年儿童指出正确的方向，而且还经常不断地指引给具体学习的榜样。想想吧，在刘胡兰、董存瑞和黄继光等英雄形象的感染下，在少年儿童当中曾出现过多少个刘文学式的少年英雄呵！ 今天，正当有的少年儿童为自己没有生长在刘胡兰、董存瑞和黄继光等英雄生长的年代而感到惋惜的时候，党又一次指给了雷锋这样一个光辉的榜样。雷锋这个活生生的、在日常生活中，处处表现出共产主义精神品质的光辉形象，打开了广大少年儿童的心扉，他们认识到，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刻刻“保持自己历史鲜红颜色”的雷锋，就是抗日和抗美援朝时期的刘胡兰和黄继光；他们认识到，倘若平时没有像雷锋那样的思想准备，即使到了有和刘胡兰、黄继光一样的“临危授命”的机会，在间不容发之顷，也不可能出现英雄的行为；他们认识到，万丈高楼起于平地，伟大的英雄也必须在平凡劳动中做起。伟大出于平凡，平凡中孕育着伟大，孩子们从雷锋的身上真正认识了这个真理。 “雷锋叔叔呵，你是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一面红旗，我们听毛主席的话，一定好好向你学习。” “雷锋叔叔呵，相信吧，我们将用实际行动来续记你未记完的日记……” 这是千百万少年儿童的誓言，这是千万个红色接班人向共产主义大旗下聚集的脚步声！ 看吧，在这“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余音未了的时刻，在广大少年儿童中，竟出现了多少动人的景象呵！过去不爱用功的学生，在雷锋叔叔的“钉子精神”鼓舞下，现在在课堂上受到了老师的夸奖；过去抹着眼泪向妈妈讨零钱花的孩子，现在亲手钉制了节约箱；家庭困难的同学，书包里忽然出现了崭新的本子、三角尺和铅笔，却不知道是谁给装的；孤独无援的老大娘，院子里忽然涌进来成群结队的背着柴禾的红领巾；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忽见一位老大爷蹒跚在道旁，几个少先队员一拥而去，一直将老大爷搀扶到家里；一群少先队员奔走在一段坎坷不平的道路上，大家围起圈圈一商量，第二天道路就变得平坦明光；过去一块手绢也要留给妈妈洗的孩子，现在不仅自己洗衣裳，而且她的名字也第一次登上了学校里的劳动光荣榜……在这移风易俗的学习雷锋的运动中，我们少年儿童的精神面貌，真是“日日新，又日新”了！它使我们确信：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生长起来的幼苗，定将是一代比一代更加茁壮美丽！ 一位抚顺的小朋友说得好：“学习雷锋叔叔以后，使我懂得了生活的意义，雷锋叔叔就是我生活的火车头，我要像雷锋叔叔那样，做一个为人民谋幸福的人。” 有了火车头的列车，飞奔吧！在“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轨道上飞奔吧，尽管一路上还不断地会有云层和雨阵，你们仍然会胜利地到达雷锋叔叔所理想的最幸福的世界的！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中国青年报》１９６３年６月１日。） 正文 假如雷锋叔叔遇见这种事情 自从学习雷锋的活动在少年儿童中间蓬勃地展开以来，在全国各地雨后春笋似的，萌发着可喜的移风易俗的现象。我看到一些少年儿童，把雷锋的画像和雷锋日记里的格言警句，贴在、抄在自己崭新的笔记本或是日记本上。在他们的笔记本或是日记本里，都写上了自己学习雷锋的诚挚的决心和具体的行动。我也听见过他们谈到的学习雷锋的有效方法，我觉得这方法是值得向大家介绍的。 他们说，我们学习雷锋叔叔，最初是仔细地阅读他的日记和他的事迹，凡是他所做过的好事，有益于人民的事，我们都仿效着去做。比方说：刻苦学习，不嫌弃旧衣服旧鞋袜，帮助同学补课，背小同学过水，送老大娘回家等等。但是，也还有许多很小很小的事情，我们每天不断地遇到，而在雷锋叔叔日记上，从来没有提过的。那么遇到自己不知道应该怎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停下来问着自己：“假如雷锋叔叔遇见这种事情？”这时，雷锋叔叔的“专门利人、毫不利己”的巨大光辉的形象，就会温和而严肃地站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就自然而然地知道，这件事为什么应该这样做，而不应该那样做。 比方说，问了这句话以后，我们决不因为给兔子找饲料，而去攀折路旁的树叶；在电影院、剧院或其他公共场所，我们决不恣意地大声笑叫；在游览公园或名胜古迹的时候，我们决不在墙上写上“×××到此一游”；在吃过一块糖或是一根冰棒的时候，决不把包纸往地上乱丢……这些都是很小很小的事情，但是我们一用雷锋叔叔的精神尺度来衡量自己，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做，而且我们还劝说别人也这样做。 这些话是很深刻，很有意思的。雷锋是我们的伟大正确的党所培养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新人的典范。在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正在激烈进行，国内阶级斗争还没有停止的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努力向雷锋学习他的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才能把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对少年儿童来说，他们是伟大的祖国的未来主人翁，在未来几十年或更长的时间中，他们不能不受到国际和国内阶级斗争潮流的冲击。若是他们从小就能自觉地反复地考验自己，锻炼自己，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把集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日积月累，形成了心理习惯，将来他们就会朝气蓬勃，心情愉快地接过前辈肩上的伟大而光荣的重担，在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上，胜利地前进。 “大处着眼，小处下手”，在每一个行动上用“假如雷锋叔叔遇见这种事情”来考问自己的方法，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采取的。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九日（本篇最初发表于《天津日报》１９６３年６月１日。） 正文 继续种好这一块园地——祝贺《少年文艺》创刊十周年 《少年文艺》是儿童文学的一块经过垦种十年的熟地。十年以来，它为我们新中国少年儿童供应了不少质量很高的精神食粮。在历年的《儿童文学选》里，每一种文学形式，如小说、散文、诗歌、童话、剧本、革命斗争故事、民间故事等栏目中，几乎都有从《少年文艺》选出来的作品。这成就是和编辑同志和作家同志们的努力分不开的。在这里，我们谨向这块园地上的辛劳的园丁们，致以无限的敬意。 《少年文艺》十年来一直遵循着以培养少年读者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丰富他们各方面的知识的编辑方针。它给少年儿童们供应了反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人新事，表现新中国儿童的精神面貌以及其他对少年儿童有益的作品。通过这样的文艺作品，引导儿童们热爱祖国、热爱集体、热爱劳动，时刻准备着以自己的头脑和双手，为自己光辉美丽的国家，付出自己最大的力量。 文艺是教育少年儿童的最好的工具。我们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是重大的。我们已经有了《少年文艺》这一块良好的园地，让我们大家来努力继续把这一块园地种好，让它为我们的接班人多生产出优质的精神食粮，帮助他们快快地发育成长，健壮活泼、勇敢乐观地走上他们神圣的岗位！一九六三年五月三十一日（本篇最初发表于《文艺报》１９６３年第６期。） 正文 在火车上 双辫的乘务员，带着我穿过好几节坐满乘客的车厢，直到一节软席卧车的一个房间门口，微微地笑说：“您暂且坐一坐吧，等有了空座我再通知您。”她还要同乘客说些什么，看见这位客人正向车窗外不住地挥手，她就悄悄地退步了。 我喘息甫定，在卧铺靠近门边的一角，坐了下来，一面从手提包掏出手绢，擦着额上的汗，一面观察这个房间：在相对的两个卧铺上，都摆了几个大大小小的手提包，上面系着各式各样的旅馆和轮船的标签。这位客人穿着短袖白尼龙衬衫，灰色裤子，脚下是灰色镂空皮鞋，上半身几乎完全探出车外去，使劲地挥动着手帕。直到火车走出站台，他才慢慢地缩进车来，又慢慢地放下纱窗，慢慢地坐下，抬起头来看见我，仿佛很感到意外。我连忙笑着向他解释：“对不起，我因为有点急事，临时买票上的车，软席座位没有了，乘务员把我带到这房间里暂坐一下。好在不到一个钟头，我就下车……”他茫然地点头笑说：“没关系，请坐，欢迎！”我看他心不在焉的眼神里，仿佛有很大的心事，我怕扰乱他的情绪，便拿出手提包里的一本杂志，自己低头看起来。 这位客人显然十分兴奋，他先打开一把黑折扇，不住地扇着，又站起来把摆在我座位旁边的小箱子，都推到窗口去。 他呆坐着望了一会窗外，又回过头来不住地望着我。我索性放下书，笑着望着他。他似乎十分高兴有了和人谈话的机会，立刻笑着和我招呼。他看去有五十上下年纪，中等身材，头顶有点秃了，满面红光，稀稀的眉毛，细细的眼睛，唇角上翘，显出一种淳厚而又精明的神气。他笑说：“我是从印尼回来探亲的。你听得懂我的话吗？我的普通话说得不好……” 我笑说：“听得懂，您说得不错，您的原籍是福建吧？”他笑说： “是的，是的，我是福建晋江。我的口音里带出福建腔来了吧？” 我说：“那么我们是同乡了，我也是福建人……”他赶紧站起来，和我握手，还不住地摇着，脸上发出欢乐的光，“这样，你会说福建话了？”他回过身去，按了铃，又从衬衣袋里掏出一包中华烟来，递给我一支。我辞说不会，他自己便放在嘴里，用打火机点着了，和我滔滔不绝地说起福建话来。 “我来个自我介绍吧：我姓陈，叫陈依谦，世代是种田的。 你知道我们那边靠海，风沙大得很，冬天一夜的大风，一阵一阵的流沙，就把田地都没平了。大风过后，我们就得一担一担地从地里把流沙挑走，才能下种。种田的人真是苦极了，收成又不多。三十年前，一场大风沙，把我们那个二十三户的村子，完全填没了。我的父亲就是那时死去的。我母亲带了我们三个弟兄逃了出来。我二哥卖了壮丁，我就跟了几个同村的人下了南洋。临走那一天，母亲往我怀里塞了一包祖宗灵前的香灰，大哥也往我手里放了一包故乡的沙土。母亲哭着说：‘到那边有了活路就捎回信来吧……’我大哥却咬着牙说：‘这个鬼地方，你不回来也罢。有了立脚地，有了钱，你寄点钱回来治治沙吧，我是要死守在这里的！’” 乘务员微笑着站在门口，这位客人笑着向她说：“请拿点啤酒和汽水来吧，我请这位乡亲喝两杯。”乘务员答应着，又向我点头一笑，回身走了。 他接着说：“我心里就像刀剜的一样，但是，正像母亲说的，出去闯一闯总比饿死在家里强一些……我跟着乡人，辗转到了雅加达，先是挑一副货郎担，到各乡村里卖些杂货，慢慢地攒了一点钱……”他笑了，搔了搔头，“我在印尼结了婚，我的家里——国内称呼爱人吧？——也是中国人，她是生在印尼的，我们有了八个孩子，最大的女儿今年十八岁了……” 我问：“他们都在印尼吧？”他说：“不，我的大女儿雪莲，她在北京上学。我这次回国，就是来看她的。”这时他的脸上忽然放出异样的欢乐的光彩，我们的谈话显然进入了他兴奋情绪的中心！乘务员正好端着啤酒汽水和两个杯子进来。他自己站起来开了啤酒，倒了两杯，又举起沙沙作响的杯子，对我说：“让我们祝贺我们伟大的祖国吧！我们的祖国真是太伟大了！”他几口把酒喝干，掏出手绢来，擦了擦嘴，又点上一支烟，说：“这得从我女儿说起，不，还是从我说起吧。 “解放前，我不敢回来，你恐怕也懂得，我们那边，土匪多，官比土匪更厉害。华侨就是摇钱树，不管你钱多钱少，看见我们回家就眼红，必然重重地敲诈一番才罢。等到故乡解放了，母亲又不断来信，说新中国这样好，那样好，又说大哥做了村干部，二哥也回来了，他们的孩子都入了学校，读了书……叫我一定要回来看一看，我还是将信将疑。后来我们那边有几拨儿人回来过，回去都说好的了不得，我才大着胆子回来了。一进国门，真是万象更新。到得故乡一看——”他拍一下大腿，“嗬，说起真像进入天堂一样，绿油油地一望没有边，茫茫白沙都不见了。你猜怎样，他们栽了几十道木麻黄的防风林，挡了风，聚了土。土地是一年比一年多，不是一年比一年少了。这一带防风林，往少里说，也有几十万棵，你说不是农业社，人民公社，光凭我们村里一二百人的力量办得到吗？我回到家第二天，就进城去见我们的父母官，更是出我意外，原来他也是农民出身！谈起地里活来，他比我还内行，怪不得他会把地方治理得那么好，他原是我们自己的人嘛！ “从故乡我又到北京去观光。这一路和在北京的所见所闻，高兴得使我落了无数次的泪！谢天谢地，我们祖国居然也有了今日！回到印尼去，和同乡朋友们足足兴奋地谈了几天几夜。那时我的大女儿雪莲才有十二岁，她正从华侨小学毕业，听我说得高兴，她就一心一意地想回祖国来升学。她母亲说她从来没有离开家，一下子走得这么远，有点舍不得，她的外祖父母，更是直摇头。但是我说，我小时候是闯出南洋来的，那时真是前途茫茫，如今她是回到光明的祖国去，有什么舍不得的呢？我们父女两个兴高采烈，只有她母亲和外祖父母是哭着送她上船的。 “雪莲和她的同学们到了北京不久，都分别进了学校，每一封信来，都是欢天喜地谈到学校里家庭般温暖的生活，谈到党和国家对她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她母亲才放了心，她的外祖父母还说雪莲这孩子好强，就是想家难过，她也是不肯说的。前几年听说国内闹旱灾，物资供应困难，她外祖母就偷偷地不断给雪莲寄钱，让她买滋补的东西吃，后来就简直寄些包裹，什么鱼肝油、可可、奶粉……几乎天天跑邮局。不料雪莲来信，和外祖母生了一场气，说是我这里什么都不缺，婆婆若是尽着寄东西，我以后就永远不给她写信了。雪莲是我们的头生女儿，她一有弟弟，外祖母就把她揽了过去，把雪莲娇惯得什么似的，既怕风吹，又怕日晒，恨不得拿玻璃罩把雪莲罩起来，供在床头上才好！她对雪莲又是千依百顺，因此雪莲一吓唬她，她也不敢再寄东西了，可心里总是嘀咕着。她说雪莲那么一个娇生惯养的孩子，如今肯吃大锅饭，自己洗衣服，她简直不能相信。她翻来覆去地看雪莲的来信，字迹分明是雪莲的，说的话可就像长大了十年。她偷偷地对我爱人说，莫不是别人念的叫雪莲写的吧？ 我爱人笑说，雪莲那脾气你老人家不是不知道，‘牛不吃水强按头’，她才不会叫人摆布呢！ “今年是雪莲高中毕业的日子，我的岳母可有了借口了，其实也不止我岳母，就是我们夫妇俩，也想借这机会，给她带回点东西……”他笑指着两边卧铺上的那些手提箱说：“这里面都是我们给她带来的东西，凡是我们办得到的，都替她买了。谁知道……” 他摇了摇头，笑了，用几乎是虔敬的眼光注视着我：“你猜我万里迢迢，给她带了这么许多她从前所喜爱的东西，大箱小匣地送到她学校里去。她却一句高兴的话都没有，让我全部带回旅馆来了。她自己也跟我回来，坐在我床上，拉着我的手，给我讲了一番大道理。她不但说我不应该给她买这么多用不着的东西，还劝我以后也不要给她的弟弟妹妹们买那些多余的东西。她的话又简单又正确，句句打进我的心里，真没有想到连一天的苦都没受过的孩子，会懂得那么多，那么透彻！我真是又惭愧又感激，惭愧的是我忘记了自己和祖先受过的贫穷苦难，感激的是我的祖国，把我娇生惯养的女儿教育成这么一个懂事的人。我说：雪莲，你完全对，我把这些都带走，以后不但不给你寄多余的东西，也不给你弟弟妹妹买多余的东西。这样，你满意了吧？她这时才笑了，过来搂着我，又像小时候那样，双手捧住我的脸，叫我好爹爹！” 他的眼里忽然充满了喜悦的眼泪，低头把烟头踩灭了： “我回去要告诉我的岳母和爱人，还要对我的儿女们说，雪莲已经取得了比这些好到千万倍的东西，她早已不把这些多余的物质享受看在眼里了！” 他说着，两臂交叉起来，低头凝思。我抬头望着窗外，火车仍在风驰电掣地走着，远远地几座大楼和烟囱，渐渐入望，我的目的地快到了。 我轻轻地站起来，回到门边的座位上去，把书收在手提包里。这时过道上已经充满了准备下车的人声。陈先生惊醒了似的，走了过来，我站起来笑说：“今天真是意外相逢，没想到在火车上遇见一位同乡，我有许多年没有说福建话了！” 他笑说：“可不是，……”火车摇晃了一下，停住了。我赶紧拿起手提包，和他握手，说：“再见吧，你一定还会回来的。 你女儿和她学校的地址，我都知道了，我回到北京一定去看看她。祝你一路平安，合家快乐！”他脸上充满了激情，也说不出话来，只双手握住我的手，使劲地摇晃着。 我刚跳下去，火车已经开动了，车轮越转越快，隆隆地走出我的视线。我的心似乎也跟着这位充满了激情的乡亲，带着他的说不尽道不完的兴奋的感动的言语，向着他海外的家飞奔。一九六三年八月七日（本篇最初发表于《儿童文学丛刊》１９６３年第１期。） 正文 《加纳在召唤》 献给克瓦米·恩克鲁玛〔美国〕威廉·爱德华·伯格哈德·杜波依斯着我喜爱我的游伴，也深深知道，他们的父母都是从哪里来的；从英格兰、苏格兰、皇室的法兰西从德意志，往往也有人是来自贫贱的爱尔兰。 但是我棕褐色的皮肤和卷得紧紧的头发有的人试作解说，有的人发出一句疑问或者显出彷徨；有的人就笑出声来还盯着眼瞧。 于是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我做了梦。我把我所知道的一切摆在一起一切的暗讽和轻蔑一齐变大。 我做了梦。 我拼成一幅什么都不像的图画我在暗哑的恐怖中战栗在沉默中哀号，因为我仿佛梦见了这个： 一块土地从地狱里跳了出来灰烬蒙盖着，苦痛束缚着血水奔流着，在恐怖中匍匐它的整个气氛是死亡的绝叫和伤害的悲哀。 我立时醒来，但是在我灵魂的一角我不能忘记，但是我也不去回忆那个从地狱里出来的奴役和苦恼的鬼魂。 我活下来又长大了，我劳动我希望一切疑问，只是还有一个它是睡着却翻腾着想要觉醒。 我老了，老迈，衰弱，白发苍苍；在我困苦艰难的道路上滚过了战争、瘟疫、又一场战争；我看到贫穷和肮脏的疾病我同死亡一同行走但是我知道心里鼓动着一个疑问：一切的梦都是真的吗？ 真实的阿非利加又是什么样子？ 有一天云消雾散，显现出一位先知，吩咐我去到世界上做三次旅行从长长的链环上去找寻司芬克斯①的无尽无休的谜语。 我去到莫斯科；变得聪明的愚人教导我以智慧；指示我以劳动的财富。 我来到了阿克拉。 最后在这里，我回顾我的梦想；①希腊神话中狮身女面有翼的怪物，常出谜给过路行人，不能解谜的人全遭杀死。——译者长期禁锢的地牢里释放出的声音我感到阿非利加不是从地狱中来，而是从天堂的绝顶光荣中产生。我举目仰望加纳我的眼光超越太阳直飞到光明的顶巅我看到红、绿、金色纷落在这片地上和色彩、鼓乐、歌声一同轰鸣。 为比现实更有意义的梦想和伟大的业绩而鼓舞欢欣。蒙受永恒太阳的爱吻而变黑的脸面在中夜的光荣伟大的繁星之下丛林舞蹈，树叶歌唱：百合花琅琅地唱着赞歌在金座上做着法事向太阳献酒对神灵舞蹈。 鲜红的血液在紧卷的发圈下奔流空气里充溢着微妙的芬芳加冕般的头上细细的发鬈旋转着，旋转着。 但是加纳显示它的力量和威力而是在它灵魂的奇妙雄伟上在它的生活的欢乐上它的无私地付予的任务上。学校和医院，家宅和会堂社会主义在古老的共产主义上面勇敢地蓬勃开花。我提高最后的声音来呼唤呵，把我归入那金色的人群号召一切西方的国家朝向初升的太阳。从那在粪秽中发臭蹒跚的转向非洲、中国、和印度洋滨在那里肯尼亚山和喜马拉雅山矗立着尼罗河和扬子江滚滚奔流： 把每一张渴望的脸掉转过去。 和我们一齐来吧，黑色的亚美利加：溺杀了一个梦想把恶臭的泥淖当成避难所： 奴役了黑种人，屠杀了红种人在童贞女玛利亚站立的地方崇拜好莱坞的妓女对基督施加了私刑。 觉醒吧，觉醒吧，呵，沉睡的世界崇拜群星，那是统治黑夜的更大的太阳在那里黑色等于光明一切无私的劳动是正直的贪婪是个罪恶。阿非利加，领导前进吧；译后记这首《加纳在召唤》是发表在杜波依斯夫人主编的美国黑人杂志《自由之路》一九六二年冬季号上的。这首诗使我们忆起在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二年，杜波依斯博士两次访华的种种使人鼓舞留恋的往事，和他对中国人民所说的“黑色大陆可以从中国得到最多的友谊和同情”这样的热情洋溢的话语。为着纪念这位伟大的黑人诗人，我把这首诗译了出来，以飨读者。 （译诗刊于《世界文学》１９６３年９月号。） 正文 悼杜波依斯博士 我第一次看见杜波依斯博士，是在１９５９年的早春，北京饭店的楼上，杜波依斯博士九十晋一大寿的寿堂里。在贺轴满壁、红烛高烧的欢腾热闹的气氛之中，这位端严而风趣，稳健而和蔼的褐色皮肤的、看去只有六十上下的老人，谁也想不到他献身于他的亲爱的同胞——美国黑人的解放运动，已经有了六十多年的历史了！在这一天的晚会上，当杜波依斯博士夫妇和他们周围的中国朋友们谈笑风生的时候，我默默地坐在一边，心头涌起许许多多我所见所闻的关于美国黑人生活和斗争的事情。 我记得，我还只有五岁的时候，我的舅舅每天晚上给我讲《黑奴吁天录》，号称文明的美国人，对美国黑人所做的那些惨无人道的暴行，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极其深刻沉痛的印象。每天夜里，我总是紧握着眼泪湿透的手绢，在枕上翻来覆去，久久不能入寐。 到了我二十几岁，在美国北部留学的时候，又遇见过几件使我十分不平、十分气愤的事情，虽然我在美国北部很少遇见黑人，而这些事情，据说还是极其普通的。 在我们学校的宿舍里，有一位黑人同学，她是名誉学会的会员，学习十分出色，但是从来也没有一个同学去找她谈天。我在早餐桌上和她谈了一次，觉得她很可爱，晚上就去拜访了她，她十分高兴，再三感谢我的“光临”。她说：“你知道，我们这个学校还是允许极少数的成绩优异的黑人来读书的。若在南方，是做梦也休想……在这里，我是寂寞的，我吞咽着孤立的眼泪，但是我一想到我得到知识之后，能为我的同胞做些工作，我就得了安慰了！”这些话引起我的无限同情和共鸣，因此我常去找她谈话，我的那些白人同学，有的就不以为然，和我熟一点的就直率地说：“别把你的时间和感情，浪费在一个黑人身上！” 有一次，有一个牧师，请我到他家去过周末。他家的女厨师是个黑人，也只有二十几岁。吃过晚饭，我到厨房去帮她洗碗，和她闲谈，原来她业余还在学习，还加入一个业余演剧俱乐部。她同我谈到她们在排演莎士比亚戏剧的情形，我们谈得十分热闹。第二天早晨，牧师夫妇邀我到礼拜堂去做礼拜的时候，我也跑去邀她。她脸上显出十分惊讶和感谢的神色，连连地摇首，说：“谢谢你，我不能去，牧师和夫人从来不让我和他们一起做礼拜的。 我们另有自己的礼拜堂……”我当时就呆住了。记得我在北京教会中学参加“主日学”的时候，我们的讲堂里，就挂着一幅耶稣和各种肤色的孩子在一起的画片：中国孩子倚在耶稣的怀里，一个黑人孩子伏在耶稣肩上，白人孩子反倒靠远些，坐在耶稣脚前的地上。原来这幅画是画给中国孩子看的！如果在礼拜上帝的会堂里，也奉行“种族隔离”的话，那还算是宣传自由、平等、博爱的宗教吗？这时她在身后推着我说：“你自己去吧，他们在等你呢。你太天真了，你看得太少了，你不懂得！” 还有一次，我在美京华盛顿游览，住在国家妇女会所。傍晚归来，在会所的客厅里，有一个“革命者女儿协会”的会员，过来和我攀谈。我谈到在华盛顿的电车上，白人和黑人分坐，这个使我惊异的事实，她忽然大动感情，面红耳赤地说：“这个，一点都不奇怪，你到南方看看，还有比这个严格的事情呢。你不晓得，黑人根本不是人，他们没有人的理智，没有人的感觉，总而言之，他们都应该滚出美国去！”说这话的还是一个“革命者的女儿”！ 这时，窗外被强烈的电灯所逼射的美国国会大楼雪白的圆顶，在我眼中，顿然黯淡无光。看她这种咬牙切齿的恶犬般的形象，我忽然想起前些日子在我们学校大礼堂里听到的、着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的演唱：“没有人知道我所看到的苦难”，他的声音是那样地激昂，那样地使人心魂悸动！美国黑人所受到的歧视和摧残，是多么惨酷呵，我所耳闻目击的不过是微乎其微的一小部分而已。 但是，就在这时候，我也知道，有一位黑人解放运动领袖名字叫做Ｗ．Ｅ．Ｂ．杜波依斯，他的出生地，就在我学校所在的那一州——马萨诸塞州。他是一个勇往直前的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战士。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就认为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只有铲除帝国主义才能确保和平。他更是一位大无畏的美国黑人争取自由平等的代言人。 他研究历史，研究社会科学，为的是要写出许多有关非洲和黑人的学术着作，同时他还不断地写着许多反映黑人斗争鼓舞黑人斗志的作品。他在大学里教过书，编着刊物，同时还发起和参加过许多黑人解放的运动……他不断地在为美国黑人解放而奋斗……直到四十年之后，我才在新中国的首都北京，瞻仰到这位美国黑人作家、诗人和战士，我感到有说不出的兴奋和荣幸！我和杜波依斯博士的第二次会晤，是更使人永志不忘的。 那是在１９６２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在北京国际俱乐部的一间小小而温暖的餐厅里，我们给杜波依斯博士夫妇饯行，他们在中国休养了几个月，正要回到加纳去。不久以前他在伦敦动了两次前列腺炎的手术，我以为他一定会显得疲弱不堪，不料这位九十四高龄的战士，除了进出有人扶掖之外，依旧是谈笑风生，眉梢眼角充满了慈祥和幽默，饭量也没有减退。 他说他喜欢中国饭，喜欢北京，喜爱新中国的一切。他说他正在加纳编写非洲的百科全书。 他说欧美人心目中和笔下的非洲都是经过涂抹的，经过歪曲的，不是非洲的真相，他要以他的余年，来做这个把非洲的文化文明介绍给世界的事业。他说着，豪爽地笑了，我们都为他的健康和勇气感到快慰。 今年八月二十九日，噩耗传来，杜波依斯博士于本月二十七日，在加纳首都阿克拉逝世了！ 一颗黑色的巨星陨落了！在他生前，已故的美共领袖威廉·福斯特曾给他作出如下的评价：“作为黑人新的杰出领袖，杜波依斯至少用了三十年大体确定了黑人总的斗争路线，它引导黑人取得了辉煌进展。……几十年来，美国黑人中间许多最优秀的战士和思想家都积极地团结在杜波依斯的周围。” 一颗黑色的巨星陨落了！但是他在艰难曲折的漫长的斗争路上，所高举的争取黑人解放，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大旗，将由他的同胞和全世界各色人种中的绝大多数的人民坚持着高举起来。他的洪钟般的号召美国和非洲的黑人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的声音，将像蓬蓬远达的非洲鼓声，穿过森林原野，越过江河海洋，传遍非洲和其他大陆。 我们哀伤而又安慰地读着杜波依斯博士的爱人和战友，歇莉·格雷姆在读到毛主席支持美国黑人斗争声明以后对我们在阿克拉的新华社记者所说的欢欣鼓舞的话语，她说：“从来还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的领袖向全世界发出过这样的号召”，“我的丈夫杜波依斯博士和我对伟大的领袖和人类的朋友毛主席表示感谢”。我们都记得，杜波依斯博士自己，在他上次来到中国的时候，也曾热情地说过：“黑色大陆可以从中国得到最多的友谊和同情。”中国人民将永远记住他们的感谢的话，而加倍地在反对帝国主义，支持黑人斗争的事业上，鞭策自己永远前进！ 我们还为杜波依斯博士高兴，也正如歇莉·格雷姆答复周总理的唁电里所说的，“他在世时看到了美国黑人揭竿而起，反抗他们生活在其中的美国的那种令人不能忍受的景况。 他临死的时候，在他的耳旁震荡着进军的脚步声。” 美国黑人的斗争，正在蓬蓬勃勃地开展，杜波依斯博士几十年的辛勤努力，已在萌茁，已在开花，我们愿同歇莉·格雷姆和美国黑人以及全世界人民在一起，以同样坚毅不拔的意志和决心来继续进行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胜利就是对他的纪念”！ 杜波依斯博士永垂不朽！ （本篇最初发表于《世界文学》１９６３年９月号。） 正文 三到青龙桥 我到达旅馆的时候，她已经站在大门口的台阶上等着我了。今天她显得分外欢畅，周身上下，似乎都散发着快乐的光辉。她穿的是白绸短袖衬衣，浅灰色细褶裙子，光着脚，脚下是镂空的矮跟白鞋，臂上挂着一件白色棉织品的运动员穿的短上衣。她一面拉着我坐上车去，一面笑说，“这短上衣是我儿子的，他说，您到了中国北京，去游览万里长城的时候，别忘了带上它，长城上的风一定大，穿上了可以挡挡寒气。此外，我们去不了，让我的这件衣服，也看看天下闻名的万里长城！” 这一天，天空分外蓝，空气分外清新，又是一个星期天，我们的车驰过绿荫夹道的宽阔的大街，朝阳下，人行道上，漫步着悠闲舒适的人流。小孩子们牵着父母的手，鲜明的服色，在人群里点缀得十分夺目。这时她忽然握住我的手腕，笑说： “我走了许多地方，也没有看过像你们中国这样的快乐健康的孩子……”我说：“孩子没有不可爱的，在日本……”她摇了摇头说：“我们日本的孩子当然也是可爱的，但是他们是否都很快乐，都很健康，这，恐怕你也知道吧！” 汽车缓缓地走过一道桥，渐渐地离开城市了，前面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宽阔平坦的大道，两旁是浓绿的树行，树影外是一望无边的绿油油的田垅。大雨初晴的田野，是那样地空阔静穆，又是那样地嫩柔流丽。我的朋友轻轻地往后一倚，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在你们这里，我总是感到舒适而又兴奋，新鲜而又亲切，我仿佛找到了力量的源泉。我的心仿佛时时刻刻都张着渴望的双臂，在迎接新的养料，新的灵感。就说今天的游览吧，这愿望在我心中，已经潜存了几十年了。这次，我一得到可以访问中国的消息，我的儿女就高兴地说，这下子您一定可以看见万里长城了……”她看着我笑了一笑，“我一直在谈万里长城，在你们中国人的心目中，就不那样新奇了吧，横竖你们随时可以去玩玩的。”我笑说，“那也不然，我的大半生是在北京度过的，但是长城也只去过两次。”她睁着双眼凝视着我，“第一次是在四十年前，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和几个同学一同去的，我们坐的是火车，到青龙桥站下车再骑小驴走上八达岭。那时的万里长城……呵，那时的万里长城，真不能算是一个名胜，不过是一片高大的颓垣！四围充满了寂寞与荒凉，除了有时有一串浅黄的骆驼，从深黄色的山脚下，徐徐走过之外，一切都是单调的……”这时我的眼光中可能带着黯郁的神情吧，她连忙问：“第二次呢？”我笑了笑说：“第二次是三年前，这个恐怕你也猜想得到，万里长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一切都不一样了。这一次，我还是坐火车去的，访问了康庄人民公社的青龙桥分队，我安步当车地沿着宽阔的柏油大道，走上了八达岭，登上了万里长城……那些景物，我不必描述了，我描述得不好，反而损害了你的诗意，但是，坐着小汽车直到长城脚下，在我还是第一次呢！” 说到“诗意”，她暂时静默下来了，只凝神地望着窗外，这时窗外掠过的是一层一层长着密树和杂花的山岩，一道一道潺潺飞溅的泉水。我们的车子徐徐曲折而上，转过一层山，就换一幅图画，连我也看得心旷神怡，顾不得和她攀谈了。 到了长城脚下，瓮城里满是欢笑的人群，仰望长城上也有络绎不绝的游人。我的朋友就兴奋得要立刻上去。我们相携着踏着平直的大砖垒成的层阶，慢慢地走了上去，在第一个堞楼上停了下来。 她凝望着碧绿的波涛般起伏的群山，和连延地矗立在山脊上的雄伟坚厚的城墙，久久才回过头来，说，“我早就知道你们的万里长城，是座极其伟大的建筑物，但是它给我的惊讶和激动的深度，是我在未亲见以前所想象不到的！我想起你们雄壮激昂的国歌，我才体会到，‘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两句词里的‘长城’，坚固雄厚到什么程度！ 我在日本，也学唱过你们的《团结就是力量》的歌，我在历次的亚非作家会议上，也逐渐地深深体会到，只要我们大家团结在一起，像一道长城似的坚固雄厚地矗立在帝国主义者、新老殖民主义者的面前，我们的独立和幸福的日子，就不会是遥远的。现在，我想象中的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长城’，更加形象化了。”她伸出双手来，“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块厚厚的砖，让我们把我们的身体，紧紧地靠在一起，筑成我们新的……” 她激动得说不下去了。 我走过去用手臂轻轻地围住她的腰，我们默默地又走上了一层堞楼，并肩倚在城堞上，我看着她，说，“我每一次登上万里长城，都觉得一次比一次上得高，一次比一次看得远。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虽然是和许多人一起来的，我却独自留在城半，满心的抑郁悲哀。 第二次来的时候，我同着两位朋友，我们在下面的那一座堞楼上，满怀欢喜地回望着解放十年后的伟大祖国的山川。这一次来……”我紧紧地握住她的手，“我是同你——我的海外的知己，我的争取亚非独立自由的战友。我又听到了你对于旧的和新的长城的想法……现在，这座伟大的长城所给我的惊讶和激动的深度，也是我从前所想象不到的！……” 我们并肩默默地靠在一起，我们所听到的，不是自己心房剧烈的跳动，而是亚非千万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响彻云霄的呼声！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１９６３年９月３０日。） 正文 寄国外华侨小读者 亲爱的小朋友： 最近因为送一位外国朋友回国，我从北京经上海到广州，作了一次短期的旅行。前几天刚回到首都，看见街市上已经充满了节日的欢乐气氛，一年一度的国庆节又到了。在这时候，我首先想起的，总是我们在海外的年少的亲人，让我对你们述说我在这次旅行中的见闻，作为我节日的献礼吧！ 因为是陪着要赶行程的外国朋友，我们到处真是走马看花，但是尽管我们看的不细不深，只就我们眼前所掠过的朝气蓬勃的景象，已经够使人欢喜赞叹的了。 我的那位外国朋友，她是个作家，观察很深刻，心思很缜密。有些景象对于我是“司空见惯”了，对于她却样样都是新奇，都是伟大。比如说，当我们坐火车南下时节，看到车窗外旋转过去的碧绿的田地，她就赞叹说：“你看，你们这里的田地，总是整整齐齐地连在一起，一眼望不见边……”每到一个车站，她也要下来走走，她说：“你们这里看不见一个衣服褴褛，形容枯槁的人，也看不见一个乞丐！”她还喜欢看车站上贩卖食品和土货的小车，她笑说：“你看，这么多的水果，这么多的点心，种类又多，味道又美，这真给诽谤造谣，说中国人又饥又寒的人，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我们的第一个停留的地方是上海，从车站到旅馆去的道上，看见南京路一带有轨电车的铁轨，正在拆除，红色的无轨电车已经在马路上往来不绝地行驶，这铁轨是英帝国主义者在五十五年前敷设的，不过几天就会完全拆光，从此马路上不再有隆隆震耳的车声，来往的车辆也可以平稳地通行，这会给上海人民以更深的安静快乐的感觉的。 我陪她参观了国棉二厂、七一人民公社……新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无比热情，证明了摆脱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枷锁，而做了自己国家主人的人民，是有无穷的力量的。工厂和田地上的产品数量和质量，都是扶摇直上，这些指标和数字，都引起她极大的兴趣。此外使她十分兴奋的还有上海的少年文化宫，这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分子的私人住宅，有大客厅，大跳舞厅，大餐厅和许许多多极其讲究的房间，现在都成了上海少年儿童的种种活动场所，他们在里面唱歌，跳舞，演剧，制造飞机和轮船的模型等等。每天接待的小朋友，可达数千人。我们去的那一天，正看见很多的小朋友，在那里作种种活动，他们笑嘻嘻地给我们表演魔术，请我们参观他们的唱歌组、刺绣组等。我们出来的时候，他们纷纷地送了出来，在楼外广大的草地上游戏的小朋友，也围聚了来，欢笑着叫：“阿姨，再见！” 鲁迅纪念馆是在虹口公园里面，这公园是解放后开辟出来的，引了水，种了树，现在已是湖水涟漪，浓荫如画了。在大树下红花绿草之间，老人们在休息，少年们在看书，草地上还有许多小朋友围坐着在说故事，在游戏。我们在鲁迅墓前献了花，还到纪念馆参观，这里面也有许多小朋友，在静静地仰头细看。祖国这位伟大作家的一生，对于我们的青少年，是有极大的鼓舞和感染的力量的。 在上海期间，我们还偷空到苏州游览一天。我的这位外国朋友，对于苏州的几个花园，如西园，留园，拙政园，都有着很大的兴趣。园林艺术，本是中国建筑家的特长，在那里面，一山一水，一亭一台的配置，都有很大的匠心。这几个花园本是元、明、清几代的古建筑，解放前有的成为驻兵之所，残毁不堪，现在一一修复。一进园门就觉得身入图画之中，暑气尽消。我的朋友照了许多相片，久久留连不忍离去。 从上海到广州也坐的是火车。一进入广东境，火车和北江并行了几小时，这一路，水秀山青，我们很早醒起，看见这风景就不想再睡了。我的朋友说：“你的国家是多么辽阔，又是多么美丽，我们走了几天，处处景物不同，而且，走了这么几天还没有到边！” 广州是她走过的地方，上次她入境的时候，已经参观过一些名胜了，我们只在一个傍晚坐着汽车出去兜风，走过新建的珠江大桥，这是通向湛江等处的孔道，两旁木麻黄树林，又深又密，绿意扑人。树下连绵不断大红花丛，更是争妍斗艳。这座大桥，是我去年路过的时候所没有的，祖国的建设，真是日新月异呵。 我送她到了深圳，深圳又新建了一座大楼，上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九龙车站”几个金字。我正向这座新建筑物凝望的时候，我的朋友忽然拉着我的手，说：“我进入你们国门的时候，从对面看见这座楼上飘扬的五星旗，我就落下泪来了，对于你们这个伟大的国家，我想望了多久了呵！” 亲爱的小朋友，我们伟大的祖国，给我们以多么大的光荣和自豪呵！作为新中国的人民，我们决不会辜负祖国对于我们的关怀和热爱，我愿意在祖国第十四个伟大的节日，和小朋友们在一起，立下志愿，无论在国内，在海外，我们决心努力学习，好好工作，和我们周围的各国的广大人民，一同为世界和平，人类进步，贡献出自己最大的力量！ 祝你们节日快乐！你们的朋友冰心一九六三年九月 正文 南行日记摘抄 １９６３年８月１７日 已有六年没有到上海了！不但是我的日本朋友三宅艳子对于中国解放前的这个“冒险家的乐园”，抱有极大的兴趣和好奇心，我对于上海和住在上海的朋友们，也是久思一见的。 艳子对我说：“我听见去过上海的朋友们说，要看中国人民怎样创造奇迹，上海就是一个好例子。他们用坚强的双手，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土地上所犯下的罪恶，铲除得没有一点痕迹。在上海，我一定多停留几天，多看一看。” 午１１时５５分到达上海，住和平饭店。 从车站到旅馆的路上，看见南京路直到外滩一带的有轨电车的铁轨，正在拆除。无轨电车已经在马路上往来不绝地行驶。这是英帝国主义者在五十五年前敷设的，不过几天就会完全拆光了。我说：“从此南京路上不会再有隆隆震耳的车声，来扰乱上海居民的安宁了。” 艳子却说：“南京路上帝国主义者最后的钉子也将拔尽了！”她在北京看过《霓虹灯下的哨兵》，她对于南京路上的一切，特别注意。 上海的朋友们就在我们在旅馆大厅里等着上电梯的时候，笑着告诉艳子说，“这个旅馆本来叫做沙逊大厦，是一个以贩卖鸦片起家的英国沙逊爵士盖的旅馆。这地方，在解放前当然都是由外国老爷们和高等华人占住，其他的人是进不来的。好些年前，英国文人萧伯纳到上海的时候，就住在这里。他约了鲁迅先生来看他。鲁迅到了这里，因为他不是‘西装笔挺’，开电梯的侍役，就不敢让他上去，直到他通了姓名，萧伯纳自己下来接他上去，又送他出来，下面厅堂里的洋人们，才一齐肃然惊异。”这故事我也是初次听到的，艳子和我都笑了起来。我们四顾这大厅里来来往往的黑色，白色，黄色，棕色皮肤的人，都是我们的朋友，大家虽不相识，却都互相点头微笑。这个当年界限森严的“冒险家”的群居中心，现在成了我们和来自世界各国的朋友们的友谊中心了。 上午陪艳子参观了国棉二厂。 我们在听过二厂厂长的激动人心的介绍以后，参观了几个车间，都感到车间里的空气，比外面还凉爽。车间里的纺纱机，有的还是英国的一九一四年的老机器，但是工人们那种精神焕发的工作情景，都给我们证明了工人作了自己的和机器的主人以后，劳动的热情是不可遏抑的。艳子在车间外面的顾正红烈士墓碑旁边，静立半天，还照了好几张相片。这颗年轻的红色的种子，在这一块地上，开出了多少美丽的红花呵！ 下午，艳子开始写她的“北京——上海特快”那篇文章。 晚７时，上海朋友们在上海大厦十七层楼上接待我们晚餐。 窗外江边一带灿烂的灯光，引得我们都走到廊上去。艳子倚栏四望，赞叹地说：“这夜景多么璀璨！最好的是这里的灯光，都仿佛显着那么柔和，那么安静，不像香港那样一到夜里，夜色把一切的压迫欺骗淹没了以后，海岸和商船兵舰上的灯火和霓虹灯还放射着各种各色帝国主义者的毒光！至于我们的港口，像横须贺，佐世保……还有美帝国主义者的兵舰或核潜艇在停泊着呢！” 上午参观上海西郊七一人民公社。 艳子对于人民公社化后农作物产量的上升，和中小学校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感到极大的兴趣。在参观有十六位医生和护士的医院，以及托儿所和拖拉机站的时候，她尤为兴奋。 她和几个年轻的拖拉机手一同照了几张相片。临别时，和那一位女拖拉机手特别紧紧地握手。 下午，艳子继续写文章。 晚上，我们参观了大世界，这对于我，也是一个新的经验。我说，“我从前也到过上海，但是从来没有逛过大世界。 因为老人们说那不是一个适宜于年轻妇女游玩的地方。”上海的朋友们笑说：“从前的大世界，连年轻的男子也是不大敢去的——现在大不相同了。”艳子听了这些话，兴致更浓了，去了一看，觉得这真是一个新型的劳动人民娱乐的场所，很热闹，却不嘈杂，到处秩序井然。我们在欢乐的人群中，走走站站，木偶戏、京剧等都看了一会，很晚才回来。 今早到了少年宫。这是我到过的地方。艳子看到一座帝国主义分子的私人住宅，从前只供三四个人享受和请客的大客厅，大餐厅，跳舞厅等都成了千百个快乐活泼的新中国儿童活动的场所，使她十分高兴。我们的孩子也真会招待客人，他们拉着客人的手，请她参观魔术表演，请她听唱歌，和其他的种种活动。我们过了一个花团锦簇的上午。艳子对于中国的儿童，印象是极好的，今天又给她添一个美丽的印象。 下午，上海的朋友们邀我们在文艺会堂茶叙。这本来也是一个帝国主义者的俱乐部，地方很雅静，现在里面装饰一新，有会堂，有茶座，有图书室……我们座谈的客厅里，壁上挂着几张关于新中国建设的摄影佳作，十分生动。艳子很喜欢这个地方。她说，“在从前，这恐怕也是中国人进不来的所在，帝国主义者被赶走了以后，文艺工作者又多了一个谈心的场所了。” 晚上，我们到外滩公园散步，她问，“这就是当初‘中国人和狗不准入内’的公园吧？”我点点头，挽着她的手臂，向着江边走去。这时，江边堤畔走着倚着许多乘凉的人，微风送来轻轻的笑语。树影里大道上无声地走着往来的车辆。后面是一簇簇的高楼上灿烂的灯火。我指着和平饭店和中国银行的屋顶让她看，“解放前中国人盖这座中国银行的时候，英帝国主义者硬是不让它高过沙逊大厦。因此，中国银行的最上一层楼屋，比沙逊大厦的尖顶就稍矮一点。”艳子笑了说，“帝国主义者就是这样强压人，今天看来，也是枉费心机，革命的人民的斗争气焰是压不下去的。” 上午参观了鲁迅纪念馆，艳子在鲁迅墓上献了花。 鲁迅的战斗的一生，给艳子以很大的激励。她在纪念馆里巡行的时候，总在默默静静地看，有时还写点笔记。她说鲁迅当年在上海和帝国主义者以及一切反动派斗争的艰苦景况，和现在日本的进步的文艺家所处的景况几乎是一样的。看了鲁迅的斗争事迹，再看看今日的新中国，新上海，使她增加了无限的信心和勇气。 下午，在整理行装的时候，艳子很兴奋地说：“上海不但没有辜负了我的期望，而且比我所想象的更为坚强，更为美好。这种子我要带回日本去，让它在我的工作中开花结果。” 她是一个不大纵谈的人，这次在上海，她说的话很多，高兴的时候，简直是谈笑风生。 我笑说，从她身上发出的，日益蓬勃的朝气使她更加可爱了。她也笑说，那是中国和上海给她的感染，她要感谢可爱的中国和可爱的上海。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汇报》１９６３年１０月２日。） 正文 《红楼梦》写作技巧一斑 真没想到关于的文章，是这样地不好写！我把这部文学巨着，又从头翻了一遍，睡前饭后，或是做着其他事情的时候，脑子里总在不断地思索琢磨，也还挑不起一个下笔的头绪。理由也很简单：这部书，写的是清朝中叶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兴衰的历史，而主要的是衰败没落的一段。故事里所反映的社会现象、经济关系是那样地错综复杂；所描写的人物、生活、乃至于园林、居室、服饰、器物又是那样地深刻、细致，真是包罗万象、洋洋大观。 虽然自己平日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也曾随便举其一端，而兴高采烈地谈个没完，但是当自己要选个题目，来比较深入地抒写的时候，就感到自己真像进入大观园的刘姥姥，神眩心摇，应接不暇。而且，这部书，在老一辈的知识分子中间，几乎人人熟悉；在评论家、作家笔下，二百年来，尤其是解放后，已经出现了不少很深刻、很精辟的文章，我无论从哪一方面来写，都不会有什么新的意思。不过，作为一个喜爱的读者，作为从事写作、希望从祖国的古典名着里得到教益的人，若是光从的写作技巧着眼，光挑许多技巧中的一种手法，来略谈一下，那么，在百花齐放的许多纪念文章之中，做一朵墙角的蒲公英，也许会衬托得花圃里的异卉名花，更加明艳，更加芬芳吧！ 脂砚斋在第一回里，正文“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之下，批着说： 映带，有隐有现，有正有闰，以至草蛇灰线，空谷传声，一击两鸣，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云龙雾雨，两山对峙，烘云托月，背面傅粉，千皴万染诸奇，书中之秘法亦复不少……这就说明的故事，虽然都是取材于作者耳闻目睹的真实生活，但若没有经过作者一番精心结构，它是不可能成为一部完整的、生动逼真而又波澜起伏的文学作品的。 脂砚斋的批语中还有“无缝机关”、“多才笔墨”、“十年辛苦不寻常”等，也是指作者的写作技巧说的。 其实，就是光谈的技巧，也是书不胜书，除了全文加批之外，几乎无法细谈。而且种种手法，也不是没有交叉的，现在姑且拈出“两山对峙”一条，来谈谈我的体会。 比如说：在荣宁两府这样的封建大家庭里，统治和被统治的阶层、统治和帮凶的阶层之间，相互的监视防范，如临大敌。彼此之间，一有机缘便给对方加上很苛刻很恶毒的评语，使得读者对于双方的本质和心思行为，都看得一清二楚，举例来说：凤姐和她手下的管家奶奶们，在日常生活的尖锐磨擦中，必然有许多怨谤的。在第十六回里，凤姐对贾琏面有得色地述说她协理秦可卿丧事的一段： 错一点儿他们就笑话打趣，偏一点儿他们就“指桑骂槐”的抱怨；“坐山看虎斗”，“借刀杀人”，“引风吹火”，“站干岸儿”，“推倒了油瓶儿不扶”，都是全挂子的本事；况且我又年轻，不压人<kbd>ｗｗ</kbd>，怨不得不把我搁在眼里……在第六十五回里，贾琏的小厮兴儿，对贾琏的新宠尤二姐，说的是另一方面的话，他批评凤姐说： 里歹毒，口里尖快……皆因他一时看得人都不及他，只一味哄着老太太、太太两个人喜欢。他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没人敢拦他，又恨不的把银子钱省下来，堆成山，好叫老太太、太太说他会过日子。殊不知苦了下人，他讨好儿。或有好事，他就不等别人去说，他先抓尖儿。或有不好的事，或他自己错了，他就一缩头，推到别人身上去；他还在旁边拨火儿…………我告诉奶奶：一辈子不见他才好呢！“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笑着，脚底下就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他都占全了……他们相互之间引用的那些成语，可以说是形容尽致，也可以看出统治者的帮凶们在规矩礼节的假面具后面，对统治者咬牙切齿，剑拔弩张的状态。因此，忠心于凤姐而又不是没有委屈的平儿，在五十五回中，对管家媳妇们有过这样的话： 道还不知道！二奶奶要是略差一点儿的，早叫你们这些奶奶们治倒了……众人都说他利害，你们都怕他，惟我知道他心里也就不算不怕你们的……再举一个例子：在像里那样的封建社会里，不但是贾、史、王、薛“四家皆连络有亲，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就是个别的奴才，为着自己的利害关系，对于主子的利益，也是极其关心，侧击旁敲，察言观色，说出自己的主人说不出的话，探出自己的主人所探不出的事情，比如莺儿和紫鹃，她们是宝钗和黛玉的贴身侍婢，她们的小姐嫁给什么人，嫁到哪里去，对于她们自己的终身和前途都有极大的关系的。黛玉和宝玉的恋爱，在紫鹃心中是了如观火，因为宝黛二人比较地天真烂漫，“坐卧不避，嘻笑无心”，紫鹃看透了黛玉的心事，“一片真心为姑娘”，替她“愁了好几年”，她左思右想，冒了把宝玉吓“死了大半个”的危险，向他撒了个“妹妹要回苏州去”的漫天大谎。事后她自己向宝玉坦白了她“着急”的原因： 你知道，我并不是林家的人，我也和袭人鸳鸯是一伙的，偏把我给了林姑娘使，偏偏他又和我极好，比他苏州带来的还好十倍，一时一刻，我们两个离不开。我如今心里却愁他倘或要去了，我必要跟了他去的。我是合家在这里，我若不去，辜负了我们素日的情长；若去，又弃了本家：所以我疑惑，故说出这谎话来问你……后来当薛姨妈对黛玉说笑话，要建议把她配给宝玉的时候，紫鹃立刻抓住这句话，“忙跑过来笑道：‘姨太太既有这主意，为什么不和老太太说去？’”她也像兴儿在六十五回中对尤二姐所说的，认为“老太太便一开言，那是再无不准的了”，岂知事与愿违，薛姨妈早就对王夫人提过“金锁是个和尚给的，等日后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第二十八回），而宝钗本人的“稳重和平”，又深得了贾母等以及下人之心，因此，在第八十四回里，一提到宝玉的亲事，凤姐只说了一句：“一个‘宝玉’，一个‘金锁’，老太太怎么忘了？”贾母就“笑了一笑”，莫逆于心，老太太是早有成算在胸了。 宝钗和宝玉的婚姻，薛姨妈是热心的，就是宝钗自己对宝玉也不是无情的，但因为她一向是深沉稳重，对于一切都貌作“浑然不觉”，只有在机缘许可的时候，才微露深意。在第八回里，她第一次和宝玉独对，在问老太太姨娘安，问别的姐妹好之后，立刻说：“成天家说你的这块玉，究竟未曾细细的赏鉴过，我今儿倒要瞧瞧。”她“挪近前来”，把通灵玉托在掌上前后细看，又把上面的镌文念了两遍之后，就意味深长地回头问莺儿做什么在这里发呆？引得： 莺儿也嘻嘻的笑道：“我听这两句话，倒像和姑娘项圈上的两句话是一对儿。” 等到宝玉看过金锁，也念了上面的镌文，承认这八个字真和他的是一对儿的时候，莺儿又想进一步地说明金锁和宝玉的关系： 底下当然不曾说完，深沉的宝钗必然会用话岔开，但是这半句话已经给宝玉递了一个“备忘录”，宝玉是早已听过“金玉之说”的！ 宝玉是不常到宝钗那里去的，莺儿和宝玉见面的机会不多，但是这个伶俐的丫环，没有放过一个机会来向宝玉灌输她的姑娘的种种好处，在第三十五回她替宝玉打络的那一天，当宝玉说：“……明儿宝姐姐出嫁，少不得是你跟了去了”和“明儿也不知那一个有造化的消受你们主儿两个呢”之后，她笑道： 模样儿还在其次。 还说：“我告诉你，你可不许告诉他”，为宝钗留下了身分，莺儿的着急和关心，以及她表达着急关心的方法，和紫鹃对比起来，是相映成趣的。 现在再谈一谈，曹雪芹是怎样塑造林黛玉和薛宝钗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的。 在作者笔下，钗黛这两位姑娘，常常是被人相提并论，加以评比的。在第五回，薛宝钗一到了荣国府，作者就总括了钗黛的对比： 都说黛玉不及。那宝钗却又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故深得下人之心；就是小丫头们，亦多和宝钗亲近……以后在全书中，作者用无数事实的描写，来积累起薛宝钗和贾宝玉的“金玉姻缘”终于成功，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相互恋爱终成悲剧的因素。书中关于钗黛二人对比的评论，又来自种种不同的角度，比方说，从二门外的小厮，和她们没有接触过的兴儿看来，是： 太太的女儿，姓林；一位是姨太太的女儿，姓薛；这两位姑娘都是美人一般的，又都知书识字的……而从知道她们的性格的丫头们看来，就又有不同。在二十七回里，小红和坠儿在滴翠亭中私语，被宝钗听见，宝钗假作寻找黛玉把“这件事遮过去了”的时候，小红就担心说： 要是宝姑娘听见还罢了；那林姑娘嘴里又爱克薄人，心里又细，他一听见了，倘或走露了，怎么样呢？ 在第六十七回里，宝钗送了贾环些土仪，“赵姨娘心中甚是喜欢”，想道： 今看起来，果然不错！……要是那林丫头，他把我们娘儿们正眼也不瞧，那里还肯送我们东西？ 至于最关心宝玉的终身大事，而又不能了解宝黛相爱的精神基础的袭人，在三十二回中，因为宝玉顶撞了劝他留心仕途经济的湘云的时候，她连忙解说： 管人脸上过不去，“咳”了一声，拿起脚来就走了……幸而是宝姑娘，那要是林姑娘，不知又闹的怎么样，哭的怎么样呢！提起这些话来，宝姑娘叫人敬重……真真是有涵养，心地宽大的。谁知这一位反倒和他生分了。那林姑娘见他赌气不理，他后来不知赔多少不是呢。 在第五十五回里，凤姐和平儿谈到什么人可以帮忙管家的时候，她说： ……再者林丫头和宝姑娘他两个人倒好，偏又都是亲戚，又不好管咱们家务事。况且一个是美人灯儿，风吹吹就坏了；一个是拿定了主意，“不干已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也难十分去问他……这许多人所作的钗黛对比，最后以贾母的对比作一个总结，铸定了宝黛恋爱的悲剧。在第九十回里，谈到宝玉亲事的时候，贾母说： 丫头配他，也是为这点子；况且林丫头这样虚弱，恐不是有寿的。只有宝丫头最妥。 对比之下：即使宝黛二人情投意合，之死靡它；即使贾母开始对黛玉“万般怜爱”；即使一般“下人”认为“将来准是林姑娘定了的……再过三二年，老太太便一开言，那是再无不准的了”；即使凤姐、薛姨妈、宝钗等，都不断地和林黛玉开过她和宝玉结婚的玩笑，这一段“心事”“奇缘”，终成了“虚话”！封建家庭的家长是善于冷酷地选拔能以胜任保护自己家庭利益的儿媳的！ 现在我们来看曹雪芹是怎样地描写林黛玉的“乖僻”的： 林黛玉的言谈，举止，待人接物上，所表现出来的那一种“孤高自许”的例子，是引不胜引的，就不必再去烦絮了。这里只从头检查一下：林黛玉在贾府住了这么几年，她主动地看望过什么人？和谁作过比较长的谈话？我们就不难看出，这个高傲而痴情的林黛玉，一心一念只贯注在她的恋爱对象——宝玉身上，对于其他的一切人，一切事，她都不闻不问。 全书之中，只是描写他们两个人总在一起，林黛玉也总是和宝玉作些无尽无休的“求全责备”的口角和谈话。在她进了荣国府之后，先奉命拜见了两个舅舅；当她住在贾母那边的时候，除了和大家——包括宝玉——一起，在贾母处吃饭，或到王夫人那里走走之外，她只到宝钗那里拜访了一次，那一次还是和宝玉先到了宝钗处有关的。我们看这一天早起，黛玉已经和宝玉跟着贾母到东府看了半天的戏，外面又已经下了雪了，她还是不顾劳乏，紧跟在宝玉后面，来看了宝钗，又用“我来的不巧了”来自己掩饰（第八回）。吃过了饭，她到底还是问“你走不走？”才同宝玉一起告辞。后来，她和宝玉商议定了一个住潇湘馆，一个住怡红院，正如宝玉所说的： “咱们两个又近，又都清幽”，他们两个之间，更是来往频繁。 宝玉出了一天门，黛玉便闷闷的。她还往往下意识地“信步往怡红院来”。在宝玉挨打之后，她头一天是在“太阳才落，地上还是怪热的”时候，“两个眼睛肿得像核桃一般”，偷偷地跑来看望宝玉。第二天一早，又“独立在花阴之下，……远远地却向怡红院望着”，直到紫鹃来劝：“咳嗽才好了些，又不吃药了？……大清早起，在这潮地上站了半日，也该回去歇歇了”，她才觉得腿都站酸了，呆了半天，扶着紫鹃回去（第三十五回）。至于其他姐妹住的地方，只是为了吟诗结社的缘故，林黛玉才有时去走一走。宝钗那样地加意和她亲近，常常来看她，几年之中她也只到过三次蘅芜院：一次是因黛玉在行令时说了两句和上的话，宝钗叫她“跟我来，有一句话问你”（第四十二回）。第二次是薛姨妈“爱语慰痴颦”之后，黛玉认了薛姨妈做娘，在贾母出远门的时候，薛姨妈受托住进了潇湘馆，有一天早起黛玉同薛姨妈到蘅芜院去吃早饭（第五十九回）。第三次是薛宝钗搬出大观园，黛玉去送她（第七十八回）。二三两次，都只在黛玉自己和丫头口中提了一句，没有故事内容。她不但常常是被邀才出去访人——如在第七十三回里去安慰迎春——有时即使被邀也还拒绝不去，例如在第三十六回里，宝钗邀她同往藕香榭去看惜春，她推辞说：“还要洗澡”（但是紧接着路上遇见湘云，邀她去怡红院给袭人道喜，她又去了）。在第六十四回里，探春邀她一同去看凤姐的病，她也不去等等。至于黛玉和人们的谈话，除了宝玉以外，真是寥寥可数。贾母是最亲的长辈，掌握着她“终身” 的大权，对她又是“万般怜爱”，但是没有看到林黛玉时常去承欢陪坐，去和老太太谈心，其他的人更不在她心里眼里了。她虽然和宝钗作过较长的谈话，但是那都是宝钗来看她病、来安慰她的结果（第四十五回）。她对香菱和湘云，是比较例外的；在第四十八回里，香菱来找她学诗，她很高兴地对香菱谈着自己对古代诗人的评价，和做诗的艺术。还有在第七十六回里，在她中秋夜“对景感怀，自去倚栏垂泪”之余，史湘云邀她到凸碧堂赏月联句，两个人边做诗边谈话，几乎消磨了一个整夜。在女伴之中，香菱和湘云都是父母俱丧、身世孤零的人，林黛玉对她们是不能没有同情和同病相怜之感的。 若是把林黛玉的行止和交游孤立来看，还不大显出她的“乖僻”，但是一和宝钗的对衬起来，就显得宝钗像一颗满盘旋转的如意珠一般！她处处殷勤，面面周到。在四十五回里，明明提到：“日间至贾母王夫人处两次省候，不免又承色陪坐，闲时园中姐妹处也要不时闲话一回”。她遇事逢人，到处伸出援助之手，发现问题就疏财仗义替人解决问题，她给黛玉送燕窝；替袭人做宝玉的针线来出脱湘云；向家里要螃蟹替湘云做诗社东道；把自己的衣服给金钏儿装裹；托自己铺子伙计去参行要人参，给凤姐配药……这一切等等，都表现了薛宝钗巧妙而自然地利用了她自己“豁达”的“行为”，“端方”的“品格”，“美丽”的“容貌”，以及她家的“珍珠如土金如铁”的财富，赢得了上自贾母，下至赵姨娘的喜欢，甚至赢得了林黛玉的敬服，从而推心置腹。脂砚斋批第二十二回贾母替宝钗过生日一段，说： 却云特意与宝钗，实非人想得着之文也。此书通部皆用此法瞒过多少见者，余故云不写而写是也。 全书中，着意描写的过生日的文字，只有四次： 宝钗的，凤姐的，宝玉的和贾母自己的。宝玉生日时，贾母不在家。宝钗和凤姐的生日，都是贾母替她们过的。从脂砚斋的批语来看，书中“不写而写”的文字，还多得很！宝钗在第三十五回里说过： 再巧不过老太太。 若从“不写而写”的文字中去寻求，则在这句奉承老太太的话以前，几年之中，宝钗就已经说过其他许多奉承的话，也做过不少奉承老太太的功夫；同时，也更可以看出，天真而乖僻的林黛玉，不但从来没有做过这个功夫，而且也没有对老太太说过什么奉承话的！ 以上是我现在所想到的写作技巧的一斑，到底这种对比，应该算是“两山对峙”，或是其他秘法，我愿意得到同志们的指点教正。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１９６３年１１月号。） 正文 《巡逻》 〔阿尔巴尼亚〕拉齐·帕拉希米 地拉那战役刚刚胜利结束。那些德军和法西斯分子，能逃的全逃了，其余的不是被打死就是被俘了。地拉那遍地都是废墟、防寨、战壕，街道上堆满了破卡车和汽车，在长期的忧虑恐惧之后，它又自由地呼吸了。城市虽然遭到破坏，变成一片瓦砾，在它的居民、尤其是在游击队员的眼里，地拉那既美丽又可爱。游击队员们是带着自豪和从未见过大城市的农民的惊奇来看地拉那的。 第八大队的游击队员德米尔·拉波和列克亥卜·布兹马希在卡瓦雅大街上漫步巡逻的时候，也都有这种感觉。他们是从马拉加斯特拉来的农民，四年来一直并肩抵抗意大利人和德国人的。 索古当权的时候，德米尔有一次曾想到地拉那来解决和卡克拉尼·贝斯之间的一些问题，但是他在费里的朋友们说服他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这样做不会有结果，还会把钱财白白地糟蹋在路途上。他听从了朋友们的忠告，因此也失去了到地拉那观光的机会，后来就没有什么机缘了，于是他也不再想去参观首都了。 列克亥卜很少进城，连附近的费里和发罗拉也不大去，他从来也不劳神去打听世界上是否有地拉那这个城市。只是在战争年代里，特别是在集会上他才听说有这么一个城市，而且使他惊讶地是，据说它还是阿尔巴尼亚的首都呢。关于地拉那，他听到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有人说它是叛徒的巢穴，有人又称它为民族解放运动的摇篮。开始的时候，列克亥卜搞不清这些评语后面的意义，然而这却引起了他要来看看地拉那的愿望，虽然那时他还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来，如何来法。 因此当大队接到向地拉那挺进的命令的时候，列克亥卜和所有的游击队伙伴一样，乐得直拍巴掌。 这两个农民昂着头，每人掮着一根枪，戴着一顶钉着红星的德国帽，在林荫大道上漫步走着。他们边走边谈，当他们走到天主教大教堂的时候，就向左转沿着胡同前进。 “我万想不到我们会有打到地拉那来的一天，”德米尔说，“当然，除此以外，我们也没有别的法子来，不是吗？既然我们为解放它而流过血，它就永远是我们的了。你说是不是？” “对啦！”另一个回答说，“留神点，我们好像是迷路了。 脚底下小心，这儿可不是费里……嗬，这铁丝是做什么的？” “这是德国人的倒刺铁丝网！你没看见那边的掩蔽壕吗？” “看见了，看见了！我们好像是走过了界线了……我们还是往回走吧！” “别傻啦，老弟！整个地拉那都是我们的。再说，反动派不敢明目张胆地出来，他们会找个洞洞藏起来的，没错儿！” “我说我们还是回去吧。我们可能踩上个地雷，像那些狗杂种似地把脑袋丢了！” “别害怕！一切的危险我们都平安渡过了，今天晚上也不大会死在这里的。” 因为意见不一致，他们只好继续默默地走着，小心翼翼地迈过倒刺铁丝网，从沙瓦尔羊齿草丛中间，跨过掩蔽壕。他们顺着路往前走，左右了望，不是想发现什么反动分子，而是想熟悉地拉那的每一个角落，将来回家去好跟乡亲们讲点什么。 “看来地拉那也有不少的茅屋和小房子。我原来以为这里尽是高楼和大厦……” 装作很懂政治的德米尔斥责他的伙伴说： “怎么尽说些乡下佬的话！你没听说资产阶级不许人民建造大厦吗？！他们就像穆泽克雅的封建酋长，不许人民在房上安烟囱一样。他们说，‘这是我们的特权’。” “还有，”列克亥卜要显出他对于在会议上所听到的话，理解得正确，他又补充说，“还有，就是人民大众想建造这样的大厦，他们也没有那些钱呵。你必得是个百万富翁才能建造大厦呢。” “可不是吗！”德米尔肯定地说，“人们不但被禁止，就是人们想，也没有钱去盖大厦。” 接着是一阵沉默，德米尔打破寂静，说： “天晚了，趁没大黑我们往回走吧。” “我们再往前走走吧，到白色大厦那边，去看看是什么样子！” “等我们走到那儿，天就大黑了，老兄！” “天黑了又怎样！你是怕豆子凉了，还是怕我们的女人等急了？” “女人？提她们作什么，伙计！我们离家四年了。她们的死活我们都不知道。实话说吧，我想我的女人，也许就是因为想念她，我仿佛变得比从前好多了。 “在家的时候我对她很凶。我总冲着她大嚷大叫，有时候还打她。可是等我一上了山，我就常想念她。我常说，‘谁知道她受了多少苦，上帝保佑她！’年轻的伙伴总开我的玩笑，他们那里想象得到让老婆和三个孩子听凭边境军和德国人随便摆布是什么滋味。他们以为我的心变软了……我那可怜的女人，这四年里她该受了多少苦呵。我们自己虽然在雨里雪里打仗，饿时比饱时多，可是我们至少是自由太平的……” “是呵，老兄，是呵！我也是这样想。我良心上过不去！ 有一次因为她没有得到我的允许就到她哥哥家去，我差点没把她休了。那天我闹得可凶啦！她站在那儿听着我大发雷霆，我冲着她骂尽了所有的下流话。我不让她歇着。可是现在我发誓我一回到家就认错，而且保证决不重犯错误。我劝你也这样做！” “是呵，是呵，一定这么办！现在我比从前懂事多了，但是我怕我的行为受到旧资本主义残余的影响，人一受了这种影响，一定会恢复老样子。” “那是不可能的，”德米尔很有把握地说，“这场战争好像把我们的罪恶都洗净了似的。最好根本别让自己去想那些罪恶，把它们丢在脑后，假装你从来没犯过罪，你忘掉了它们，它们也一定会忘掉你。要不然就坦白出来，承认你还相信罪恶！” “相信罪恶？”列克亥卜好像是谈着别人的事情似地，心不在焉地问着，“呵，不，不，我现在彻底认识了。你记得营政委对我们讲的那些话吗？说实在的，一开头我一点都不懂，渐渐地我随上大流，立刻就懂得了。” “我不过是警告你一下，没有别的。但愿我没有因为给你警告就犯了罪，没有吧？……对了，你知道我昨天遇到了什么事情了吗？嗨，我在第四大队碰见两个同村的乡亲。我们拥抱接吻，比亲弟兄还亲热。我不知道他们感觉怎么样，在我自己，就像碰见了上帝本人。我好像不是在地拉那而是在我自己的村里似的。这次会见使我想起了一切：我的老婆，我的孩子，我山边的那一长条田地……我们在宽广的林荫大道上散步，要是有一文钱的话，我们一定会站住喝杯酒了，但是我们全都一文不名，因此就一个劲地散步。我们想起童年的日子，玩的那些鬼把戏，后来谈锋就转到比较严肃的问题上去了，我们谈到战争经历。我们有那么多话说，大家几乎是同时开口。你可以想象离开四年之久重新见面是怎么个感觉！ “我们走到大旅馆附近那座桥的时候，一个人说他听见有人哼哼。我们仔细地听。好像是有一阵阵隐约的呻吟从下面传来。我们四处看去，最后发现了声音的来处。 “一个受了伤的德国军官在桥下一堆垃圾上辗转反侧，我们大声喊：‘谁在那儿哪？’ “他显然是在忍受着临终的痛苦，他竭力想坐起来，但是一看到我们，就尖叫一声‘游击队员！’无力地倒了下去。 “他手里握着一把手枪，但是没有用，他倒下去死了。 “我们交换了一下眼光，我就走下去仔细地看看他。 “我把手枪从他紧握着的手中抽了出来，说：‘侵略者又少了一件武器了。’在这死去军官的身旁，我看见有十一二张小相片并排放着。有一张是他和一个女人照的，另一张还是那个女人带着一个男孩，一个小女孩。 “我把相片收拾在一起，拿了手枪就急忙走开。我受不了垃圾和死尸的臭味。 “我跟上同伴，我们三个人向大旅馆走去，坐在大门口台阶上一张一张地细看那些相片。我们一致认为那个女人准是这军官的老婆，那男孩和小女孩是他们的孩子。老实说，我同情得几乎落泪了。我的心思飞到自己的老婆孩子身边去了。 要是有人告诉他们说我死了，他们该怎么样呢？这张相片上的可怜女人听到丈夫在地拉那死了，最后一口气是在地拉那一堆垃圾上咽的，又该觉得怎样呢？我把这些对同伴们说了，但是他们打断了我的话：“‘他有什么理由跑来侵略我们的国家？我们又没到德国去杀害他，我们去了吗？是他先上我们这儿来的！’ “‘是呵，这话倒有几分道理！但是我可怜那两个孩子。’我把那张相片递给他们。 “‘他们值得可怜！但是我怀疑如果是他发现你死了，他难道会像你这样可怜你的孩子！’“这就是昨天我遇见的事，列克亥卜……我对自己说： ‘如果这个鬼子一开始就想到这点，他不会老远地跑到这里来送死，他倒会像他同伴的儿子们现在所做的那样，去反对希特勒。如果他为此而死，倒也死得英雄，人们世世代代会怀念他。而现在恐怕他们连他的下落都不知道。’“就是呵，人若是不阻止祸害，就非落到它手里不可。” 列克亥卜一直听着他的同伴讲，他长长地叹了口气，深思地说： “你的同志们是对的。谁知道那个狗养的在我们农村里怎样地抢掠杀戮？他并没有可怜我们的孩子，我们为什么要可怜他呢？而且他只在临死之前才想到他的孩子，要不然他不会一直跑到这里来抢来杀。他在垃圾堆上断气，那只能怪他自己，不能怪别人。他活着的时候为什么不投降？要不就是他把我们也当作和他自己一样的不饶人的禽兽了？” 两个伙伴越谈越深，不知不觉已经越过他们巡逻的界线，这时他们听见附近一所房子里传出了一声女人的尖叫。 “我坚决不走！你想我们为什么打仗？你说！你以为我们打仗是为了住狗窝吗？” 又听到一个男人粗声大气地威胁说： “收拾起你的家具什物给我滚，要不然我就把你打烂！”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跑下楼来，夹杂着孩子们的大哭大叫。 “这是怎么回事！”德米尔摸不着头脑。 “见鬼，谁知道出了什么事！” 这时候一座房子的大门呀的一声开了，一个头发蓬松，眼神带着恐惧的中年妇女，好像被人摔到街上似的，看到了巡逻兵她大声喊： “救命！救命呵！同志们，救救我吧，那个坏蛋把我从楼上推下来，差点没把我脖子摔断了。不信就看这儿吧！”她用手背擦去咬青了的嘴唇上的一块血迹。 “别这么大声嚷，大嫂！我们又不聋。把我们带进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请进吧！请进吧！”她把他们带进半开着的大门，“游击队员到我家来总是受欢迎的！” 这女人领着路，德米尔和列克亥卜跟着她上楼走进一个陈设华丽的房间。所有的家具都是核桃木的，在明亮的电灯下，好像包着层蜡光纸似的，闪闪发光。一碗稀粥放在大沙发上。那女人先让他们坐下，然后拉她的两个孩子坐在沙发上，两个小家伙开始吃起粥来。 “要像在你们自己家里一样，别客气，孩子们，让我对你们诉说今天我和那个恶鬼打的交道！” “他是谁呀？叫他进来！” “他本来在这里，但是一听见你们来了，就把自己锁在那间屋里啦！” “叫他进来！”德米尔带着权威的口吻命令着。 一个矮小的男人从半开着的门后伸进头来： “晚上好，先生们！你们找我吗？” “进来，先喊句‘打倒法西斯主义’，然后我们再处理你的案子。” 那个女人插嘴嘲笑说： “哼，他怎么能说这个，他和法西斯分子是分不开的！” “别说啦，大嫂。在沙发上坐下，两个人都坐下，让我们冷静地调查这件事！” 那个女人先坐下了，那个男人在她旁边佝缩着，给人一种卑屈的印象。他把上衣边缘掖进去，两手交叉着放在前面，像舞台上的女主角一般。他的举止十分可笑，但这表示出他对官长的敬意。 “对，就这么着！现在你站起来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大嫂！”德米尔模仿着政委在游击队会议上，谈到批评和自我批评时候的那种神气，命令着。 “好吧，先得说我和你是一路的，孩子们。我的儿子是个战争受害者。他在二月四号晚上被杀害了。我的房子是在英国空军袭击地拉那的时候被炸坏的。我的丈夫在六个星期前上了山，加入了游击队。我和两个孩子流落街头。这位先生搬到林泽避难去了，他在林泽还有一所房子。我看到一所空房就进来了，要不是为了正义和平等，我们为什么打仗？我这话不对吗？我没有什么贪图，总共只要两个房间。再说，当你们在山上打仗的时候，这位先生正在这里和意大利和德国的侵略军打弹子呢。现在他还有脸把我从这房子里撵出去。你们说有这个道理吗？” 列克亥卜静听着，德米尔拿出一个游击队员的笔记本，用难以辨认的笔迹歪歪斜斜地记了几条。 等那个女人说完了，他转向那个男人说： “这位妇女说的都是真情吗？” “不能说不是真情，但是……” “说话的时候要起立，这不是咖啡馆！” 房东赶紧站了起来： “对不起，先生们……” “我们不是官儿。往下说吧。你有文件证明房子是你的吗？” “当然有！在这儿哪！”他把证件递给他们。 “这证件上盖的是什么印？” “市政府的印。” “拿回去！这是法西斯分子的印。现在不值钱啦。你得从人民委员会拿张盖着我们的印的证明。你见过我们的证件是什么样子吗？” “没有见过！” “好吧，去领一张仔细看看……你有多少房间？” “这所房子吗？五间！” “你家里有几口人？” “有我和我的妻子，但是我还有一大堆亲戚。” “好，坐下吧！”德米尔站了起来，双手交叉在背后，开始宣读他的判词：“首先，你的亲戚自己有住处。第二，男人和老婆睡在一间屋里。第三，这位妇女是个战争受害者。第四，他们现在是三个人，等她丈夫回来就是四个。因此你自己留两间屋子，她和孩子们占三间……如果你有意见，就到地方人民委员会去吧，别再跟这位妇女麻烦了，你明白吗？” 他转身向列克亥卜说：“我们走吧，天太晚了！” “晚安！” “晚安，孩子们，为什么不等着喝杯咖啡呢？” “没工夫啦，我们在值班呢！”他们走了。那个女人把他们送到门口，再次说了晚安。 天渐渐黑了，暮色中巡逻兵最好还是不循着来时的路回去。他们漫步走过壕沟和树篱，走到宽阔的林荫大道上。 “这条大道一定通向市政府。” “对，就是通到那儿，”德米尔说。 他们加快了步伐，到了营房立刻向中队长报告，汇报了他们遇到的事情和采取的行动。 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要受表扬，而是说明他们迟迟不归以及越过巡逻界线的原因。 后记拉齐·帕拉希米（ＲａｚｉＢｒａｈｉｍｉ）是阿尔巴尼亚当代作家和评论家，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党员。他生于一九三一年，一九五一年开始文学活动。着有、《四个姑娘》和《文学论集》。现任阿尔巴尼亚《光明报》编委，还在地拉那大学兼任阿尔巴尼亚文学和美学等课程。曾来我国访问过。 《巡逻》是根据作者的英文打字稿译出的。 （译文刊于《世界文学》１９６３年１１月号。） 正文 别离——重逢的开始——访日归来 日本有句古语说：“相逢是别离的开始”，这是当一对朋友，相逢恨晚，刚刚谈得情投意洽，就到了别离时候，于是恋恋不舍地这样说着。这凄惋的言词之中，充满了“见了还休，怎如不见”的意味。 现在，我们把这句话翻转了过来，说“别离是重逢的开始”。这并不是强自慰安，几年来，我们中日朋友之间，总是别了重逢，再别又重逢，每一次的离别，都加深了我们的相互关怀，每一次的重逢，又加深了我们的互相了解。每一次珍重的临歧握手，我们都互相叮嘱，互相勉励，等待着下一次欢乐的重逢。 话虽如此，当十二月三日那一天，我们的飞机升上三万一千尺的高空，白茫茫的云海，托着晴朗的青天，我猛然想到，我们的那些满怀着惜别情绪的日本朋友，在阴沉的雨声中，打着伞，踏着湿漉漉的道路，走出羽田机场的时候，我的心不由得紧缩起来了。 中日人民之间的友谊，是不寻常的。几千年来密切的文化交流，使得我们的文学、语言、风俗、习惯中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我们到了日本，并没有感到陌生。我们看了名片，就能记住日本朋友的名字；我们看到车站的名字，或是名胜古迹、寺庙庭园的匾额，都不需要翻译。我们拜访日本友人，脱履进门，席地而坐，举头看见“床之间”悬挂的画轴、或是鲁迅的诗句，都会油然地生起一种亲切之感。 这时主人请我们题字，我们也可以提起笔来就写，主人也会欣然念诵，相视而笑……然而，中日人民之间的友情，还有一个主要之点，那就是，在这个波涛冲击的时代之中，我们都在反抗着美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反动派的压迫。在“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这个同一的目标，同一的愿望之下，我们的敌忾同仇的战斗友谊，就这样金坚玉洁地结合起来了。 就拿中日两国的作家来说，我们往往是在各种国际会议上，初次相逢。虽然以前只是彼此知名，从未有过晤面谈心的机会，但是在会议进行中间，我们往往会发现在“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种种问题上，我们的意见不谋而合！我们不能不感到在这些尖锐复杂的斗争中，我们的互相支持、互相声援的战斗友谊，是多么使人激动，是多么值得珍惜！ 我们这次在日本的访问，不但碰见了我们在国外各地方相遇，或是到过中国的老朋友，我们还拜访了不少新的朋友。 我们在一起游山玩水，观舞听歌，或是在各人的客室庭院里抵掌谈心的时候，我们都会自然而然地从过去谈到将来，首先是促进中日两国之间正式邦交的恢复，两国人民之间的正常来往。为着这一切，我们必须拿起笔来，横扫重重的人为障碍。我们的文字是有力量的，作家的责任是重大的。我们决不放下这支锐利的“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武装，只有做到这些，我们的文化交流，才能畅通无阻，我们宝贵的友谊，才能世世代代地继续下去。 我的窗外的幽丽景物，既不是日光，也不是箱根，鲜艳夺目的紫荆花，和翠绿逼人的相思树……这一切都证明我已回到了祖国的南方；但我的心仿佛还留在日本，仿佛我的日本朋友就同我隔邻而居。这时一幅一幅不同的，引人回忆的画面，又向我重叠地展开了来……我们的友情在一次一次地加深，我们的下一次相逢，不论是在中国、在日本、或是地球上的任何角落，必将有更热情更欢乐的情景。为着我们崇高的理想，为着子孙万代的幸福，为着全人类的和平生活，让我们不断努力，继续奋斗，来迎接我们胜利的重逢吧！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从化温泉。 （本篇最初发表于《羊城晚报》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２０日。） 正文 全世界人民和北京 “我和北京”这题目，在我的脑海中不知翻腾多少遍，不是没有文章写，而是不知从何写起。一个在北京住过大半辈子的人，对于今天这个在全世界人民心目中，腾光溢彩的北京，还能没有话说吗？ 我坐在窗前，拈起笔，压下沸腾的情绪，静静地想：正因为我在北京度过了大半辈子，我和它有万缕千丝的牵连，我对她有异样复杂的情感，特别是在解放十四年后的今天，无论我从哪方面下笔，都描写不出她的翻天覆地变化的全面！捧起一朵浪花，怎能形容出大海的深广与伟大？ 记得在四十年前，青年的我，远远地在地球的那一面，回忆着我热爱的北京，我是这样辛酸地写的：“北京只是尘土飞扬的街道，泥泞的小胡同，灰色的城墙，流汗的人力车夫的奔走，我的北京，我的故乡，是一无所有！” 从那时直到十四年前的北京，真是一无所有吗？她在三座大山的重压之下，有的是贫穷，有的是痛苦，有的是愤怒，有的是耻辱……她在灰尘和血泊之中，挣扎呼号。 终于在十四年前，来了千万双钢铁般的手臂，把她扶了起来，一个洪钟般响亮的声音，在她的天安门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使得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千千万万白色，黑色，黄色，棕色的脸，一齐回转过来，以震惊热烈的神情，向着北京仰望。 从那时起，我的热爱的北京，像一朵朝阳下亭亭出水的芙蓉，皎洁，挺拔，庄严，美丽，在万头钻动，万目共瞻之下，愈升愈高……在拂面的浩荡东风之中，中国人民高举的革命大旗的旗影下，我们听到了多少白色，黑色，黄色，棕色皮肤的朋友们，对我们所说出的，兴奋激动，热情洋溢的话语：北京的繁荣欢乐，给他们以深切的鼓舞；北京的飞跃前进，给他们以奋斗的力量；北京的同情和支援，在他们艰苦曲折的、争取平等、自由、民主、独立的道路上，映照出无限的光明。 他们说：你们知道不？在今天，世界上有多少双热切的耳朵在倾听着从北京发出的声音？有多少双兴奋的眼睛在仰望着从北京举起的旗帜？我们大家都深深地知道，在北京，有一颗和真理一样朴素的伟大的心，和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心，融在一起，在同一个节奏下跳动！ 我的一无所有的北京，我的疮痍满目的北京，在短短的十四年之中，竟然变成一个全世界人民所热爱所仰望的、光辉灿烂的北京，这岂是浅薄渺小的我，所梦想得到的？ 呵，我的崭新伟大的北京！我含着晶莹的顶礼的热泪，向你捧上一朵感激奋发的微小的心，这颗心，将永远在你的伟大的心的领导之下，和全世界人民的心，一起坚强地跳动，直到我们的斗争彻底胜利的明天！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２７日。）８２３冰心全集 正文 谈点读书与写作的甘苦 今天，校长同志要我来跟大家讲几句话，我真是诚惶诚恐，因为同志们是在职干部，水平高，生活经验丰富，我感到我是没有资格到这里来讲话的。但是我又想，这不过是这一学期的第一讲，有如戏的开场，好戏还在后头。记得我小时候看戏，头一出戏总是跳加官，唱戏的人穿着红袍子戴着面具出来，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手里拿着一块红缎子，或者是一张纸，上面写着“指日高升”四个大字，亮给大家看。我今天也只是来祝贺大家精神愉快，学业进步，指日高升。我能起的作用也就在此。 我曾经对校长同志诉过苦，说我这个人是个不学无术的人，没有什么“学”可“讲”。 “不学”，就是没有学问，如果大家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那是得不到的；“无术”，就是没有什么技术，如果大家希望听我讲完以后，就能知道怎样写作，而且写得很好，那也是会失望的。那么，我凭什么来的呢？就是凭我有差不多四十多年的写作经验，写得是好，是不好，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既不容许你过分谦虚，也不容许你夸大。今天，我只能把我写作时的甘苦，以及失败的地方告诉大家，希望大家不要照我那样失败下去。假如我还有点成就的话，我也要告诉大家，这成就是怎样得来的。但是就是这样地讲，我也不知道从哪里讲起，所以我请校长同志搜集了一些同学们提出的问题，现在我就照着这些问题来回答，这就好像一个毕业生的答辩似的，答辩得不好，就请大家批评。 第一个问题：几年来，您参加过一些国际活动，在同国际友人接触中，你感受最深的，最突出的事例有哪一些，您怎样写下那些感受？ 关于这个问题可讲的话，是几天也讲不完的，现在我只能挑选我最受感动的来讲了。至于问我是怎样把它写成文章的，这就很难说，因为有的东西不能写，也没法子写，原因是或者太感动了，找不出适当的词句来表达；或者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还不能写；有的甚至于是长时期都不能写。这不是我回避，的确是有这种情形。 我所参加的国际活动，都是人民外交活动。人民外交是服从于我国对外政策总路线的。 这个政策，使我们能够紧紧地和各国人民、各国代表们团结在一起。我们感到中国代表们到处都能够得到各国人民的欢迎。中国代表的发言，总是能够得到各国人民的支持。我们在和各国人民、各国代表的接触中，有好多事例可以谈，但是有的真不容易谈。现在我只能举几个我最受感动的事例来谈一下。 一九五三年，我参加中印友协的代表团，到印度去访问。 我们所接触的多半是上层人士，和人民只是在群众大会上见面，没有多谈话，但是即使是短短的接触也使我们很受感动。 有一次，印度主人请我们到一个集会上听音乐。印度的音乐和我们的不一样，分时令和时间，有些乐章是应该在早晨听的；有些是中午听的；有些是黄昏听的；有些是夜半听的。 这一天，我们已经开过大小七次会了，当他们请听夜半音乐的时候，我们本想婉言辞谢，但是，他们说音乐会的演奏很好，一定要听，所以我们就去了。我们都不懂印度音乐。唯恐因太困而睡着了，结果因为音乐很好听，我们没有睡。但是听完以后，已经是大半夜了，我们在回来的车上就睡着了，睡梦中忽然感到汽车停了，睁眼一看，司机也不在了，深夜荒郊，我们觉得很害怕，但也只好等着。过了一会，看见司机从老远老远的地方，慢慢地走来，而且还扶着两个人，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都穿的白衣服，老头腋下还架着一根拐，司机就通过翻译跟我们讲：这两位是我的父母，我的父亲是个残废人，不能去参加群众大会，因此想在你们从这里经过的时候，跟你们见见面，我的父母和我约定老早就从村子里出来，在这树林里等着你们。这时我们完全醒了，都下了车，老人们手里拿着自己用野花编织的花环套在我们的脖子上。 那位老太太走上来一把就把我抱住，抱得很紧，我感到她心里头有多少话想说而说不出啊！这时我心里真是感动，为印度人民对我们的热爱所感动。这一段我把它写出来了，写在《印度之行》里头。 还有一次，也是晚上，我们坐火车到一个城市去，沿途每到一站，都有人来欢迎，因此我们不敢都睡觉，只能轮流地睡。这一段是该我睡的时候，过不一会，他们把我摇醒了，起来一看，车窗外真像摆着一幅壮丽的图画。这是一个乡村小站，谁都没想到会有人来欢迎，更没想到群众中还有妇女。 我看见十几根火把高举着，在火把光中有一面大红旗，拿着红旗的是一位农村妇女——大家都晓得，热带的人喜欢穿深颜色的衣服，大红大绿的——这位妇女身上披的就是一块大红的纱巾，她手里又拿着一面大红旗，在十几根火把的衬托下，真是夺目之极。这天晚上，当我们代表团里其他的人看到这个动人的场面的时候，就非把我摇醒不可，我一下车去，这位妇女也是走上前来把我一把抱住，从她的身上，我可以闻到一股“土气息泥滋味”，我们还是没有讲出一句话。这个场面是我永远也忘不了的，我也把它写出过，但是没有写好。 一九五五年我们去日本参加第一次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大会是在东京开的，会后去了长崎和广岛，广岛是第一颗原子弹投下的地方，美国在那里投原子弹的原因是抢夺胜利的果实。一九四五年，日本侵略军快要被中国人民的军队打垮了，苏联又出兵东北，击败了日本关东军，眼看日本政府就要投降了。美国投了两颗原子弹。第一颗投在广岛，第二颗投在长崎。广岛是日本陆军的集中地，有八万人。长崎是日本的海军根据地。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六日早晨八点十五分的时候，美国在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据说那天死了二十万人，还有许多许多受害未死的人。美国人宣传原子弹的威力非常大，说是原子弹投下的地方，七十年内不会生长草木。我是一九四六年冬天到的日本，一九四七年的春天，听说这地方就长草了，而且长得很茂盛，足见美国的宣传是吓唬人的。我们到广岛的时候，曾去医院慰问原子弹受害者。有一位妇女，在原子弹投下的那天早晨，她正背着孩子在做饭，当时她的孩子死了，她没有死，因此在她身上，除了背上孩子遮盖的地方以外，浑身都是伤疤。她对我们说：我就是这样一辈子把我孩子的阴影背在身上！我本来是可以自杀的，但是我除了这个最小的孩子以外，还有三个孩子，我必须为我的这几个孩子活下去，现在我坚持不但为了我的孩子活下去，还要为着日本所有的孩子，将来能够得到和平幸福的生活活下去！这件事也使我十分激动。那天下午，我们开了一个会，请一些原子弹受害者来谈话，来的人中，有很多是年轻的姑娘，有的是走不动坐着推车来的，她们已经残废了。诉苦时讲的话，都是我们在别的诉苦会上所听不到的极其悲愤的话。 散会的时候，有一个母亲对我说：我这个女儿，原子弹投下的时候她才十岁，这孩子长得非常好看，爱清洁，喜欢收拾，她自受原子弹的伤害以后，就残废了，脸上和肩背上的肉都扭曲起来，手脚都不能动。十年以来，她不肯出屋子，连窗帘都不让人拉开，她不愿意让人看见她的丑陋形象，她觉得自己没有快乐，没有希望了，她不愿意活着。要不是为我的话，她早就自尽了。这次你们来，给她一个很大的希望和刺激，她说，她要把她的形象给大家看看，让全世界的人民为之惊心，为之痛恨，坚决地一致起来反对帝国主义，防止核战争。这些故事都是使我们很受感动的。 一九五八年，我参加一个文化代表团到欧洲访问的时候，曾到英国各大学去演讲，和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来往，谈话的时候，感到他们对中国是在向往，或者是不知不觉地在向往。 在英国艾丁堡大学校长举行的午餐招待会上，有一位文学教授坐在我旁边，他问我的专业是什么？又说客人名单上介绍你是一位儿童文学家，我说我写过儿童文学作品，不过写不好。他说，你们那儿的儿童文学是怎样写法的，我说也没有特别新的写法，不过我们明确地知道我们创作的目的，是希望把我们的儿童培养成一个更诚实、更勇敢、更高尚的孩子。 用我们最熟悉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把他们培养成革命和建设的接班人。他说，在我们英国正相反，真叫人愤慨，现在我们报纸上好多连载的滑稽画，仿佛总是想尽办法使儿童变成一个压迫人、剥削人的人。比方说，有一段滑稽画上说，有一个孩子，他母亲给他一毛钱，叫他在院子里推草，孩子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拿五分钱去买了一根冰棍，拿另外五分钱去雇一个邻居的孩子来推草，当那个邻居的孩子在推草的时候，他就坐在荫凉的地方吃冰棍。 这个滑稽画的题目叫“聪明的亨利”。看去好像是笑话，其实就是对孩子说，凡是会剥削人的、会欺骗人的孩子是有办法的。这不过是危害性比较小的一段，你看我们该怎么办？这里几乎每天都有一些家长、老师，给日报滑稽画栏，或是儿童书籍出版社提出书面意见，但是都没有用。你们是用什么办法来清除这些坏东西，而奖励作家写那些好的东西的？我说，我们的办法很简单，就是政府和社会上各方面的人一起来办这件事情的。他沉思地说，是呀，政府跟人民在一起还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呵！底下他就不再说什么了。我想儿童文学能不能健康地发展，有害的儿童书画能不能禁止，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于如何培养新的一代人，他们就感到没有办法。还有一次，几位英国议员请我们在议会里喝茶，有一位女议员陪我谈话。我问她现在她们议会里辩论什么问题，她说，辩论的是禁娼问题，我们多次要求男议员们跟我们合作，但是始终通不过这个议案。我们只能做到这个地步，就是禁止娼妓公开地在街上拉客。你们中国人大的女代表们是怎样得到男代表的合作来禁娼的？我说，据我所知，在有人民大会以前，我们已经没有娼妓了。自从解放以后，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妇女，已经得到解放，翻了身，在我们国家里，男子和妇女在一起，政府和人民在一起，把凡是有害的东西都清除掉了。她听了以后很感叹。她说，我想政权在什么人手里还是很重要的。在我们与国际友人接触的谈话中，像这种故事还多得很。在此我不细说了。 由于参加国际活动所得到的感受，我写过一些文章，《尼罗河上的春天》就是其中的一篇，这篇文章是怎样写出来的呢？原来我们出国的代表团，回来以后都有一个正式的报告，这是公开的，给大家看的东西。但是我们代表团的每一个成员，也都有自己的感受，在这篇文章里，我想通过一段故事来描写一个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结合在一起搞革命工作，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毛主席老早就教导我们说，知识分子不与工农在一起，必将一事无成。但是知识分子，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里的知识分子，很难一下子做到这一点。我这里提的两位日本女作家，都实有其人，只不过把她俩的名字换过罢了。那位名叫“秀子”的，我是从头一次亚非作家会议起就和她相识，这位女作家是写散文、写评论的。我想秀子去苏联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第一次亚非作家会议在这里开会）的目的，不是专为开会，多半是为旅行游览。对于会议讨论的内容并不怎样关心。第二次就是亚非作家东京紧急会议，她还是日本代表团之一员。这次她参加会议的次数就多了。那一次亚非作家会议开得很成功，非洲作家去日本开会，在日本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日本的知识分子自从明治维新以后，大都面向西方，对中国就不大注意（在唐朝时受过中国的影响，对中国还是很好的），至于对朝鲜、越南根本不注意，非洲就更不在话下，他们对非洲人简直就是看不起。但是在这一次大会上，非洲代表们讲的话，就像一声惊雷似的，使他们受了震动。第三次亚非作家会议是在阿联首都开罗召开的（这次会议，其实是正式的第二次会议）。秀子也去了，她表现很好，很积极。我俩被分在一组（文化交流组），这个组虽然跟政治组等不一样，但还是有斗争，而且斗争得很激烈。 秀子平常是不大发言的，这天她却站起来讲话。她说：我们日本代表团支持中国代表团的意见，我们决不退后一步。这时候，我真激动极了。我想别人起来讲这话并不奇怪，而秀子来讲，表明她的进步的确很大。因此我就写了这篇《尼罗河上的春天》，文章的内容，有的是事实，有的不是事实，什么是事实，什么不是事实，我可以讲一讲。 在阿联开会的时候，我们同苏联、还有一些非洲的代表们住在一个旅馆里，日本和其他国家的代表住在另外一个旅馆里，我们住的旅馆是比较近代化的，洗澡水很热，日本代表住的旅馆，可能正在修理（原因不大清楚），洗澡水不热。 有一次，在开会的休息时间内我和秀子还有一位日本女代表和子谈话之间，她们说，那天下午她们要到一位日本朋友家去洗澡。我说，我们旅馆里的水很热，到我们那里去洗吧。 那天下午她们洗完澡，吃过茶点，匆匆地就走了，我发现秀子丢下一块手巾，白色的，四边有几朵红花，这是事实。在她俩洗澡的前后，我们还谈过不少的话，有的话我写在文章里面了。这篇文章是经过怎样的布局和剪裁的呢？这篇文章开头的一句说：“通向凉台上的是两大扇玻璃的落地窗户，金色的朝阳，直射了进来。”这个描写就与事实不符。我住的房间朝西，不是朝东，而且她们来洗澡的时间是下午，不是早晨。 那么，我为什么把我的窗户搬过来朝了东的呢？因为朝西就跟我写的那篇文章的气氛不合，我不要它朝西。如果朝西的话，那么射进屋里来的是夕阳，不是朝阳了。所以我就把我的窗户朝了东。我这样做，只要不影响下面写的事实，读者是不会提出抗议的，而且读者也无从提出抗议，因为他没有到我住的旅馆去过。还有，我们住的旅馆不在尼罗河边上，是在新城和旧城之中，但是我在一九五七年参加亚非国家团结会议的时候，住过尼罗河旁边的旅馆。所以我能够描写出从尼罗河旁边的旅馆窗户里看到的景物。在这篇文章的倒数第四段里这样写着： 珑剔透地亭亭玉立在金色的光雾之中；尼罗河水闪着万点银光，欢畅地横流着过去；河的两岸，几座高楼尖顶的长杆上，面面旗帜都展开着，哗哗地飘向西方，遍地的东风吹起了！ 我为什么以“尼罗河上的春天”作题目呢？因为会议是在开罗开的，在开罗开会，要是不写尼罗河的话，不拿尼罗河做个背景的话，那是个遗憾，所以我又把尼罗河搬来放在我的窗户前面了。在这一段的头一句里，我为什么说“远远的比金字塔还高的开罗塔”呢？“开罗塔”是我头一次去开罗以后才盖起来的，“金字塔”大家都知道，一提埃及，谁都知道有“金字塔”。“开罗塔”比“金字塔”还高约十几米。我为什么提这座塔呢？第一，这座塔很好看，就像细瓷雕的一样；第二，“金字塔”是个老塔，“开罗塔”是新的，放进新的开罗塔说明我写的尼罗河畔不是从前的尼罗河畔，而是充满了新的气氛——亚非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的气氛。至于那块手巾，我想了半天，是放进去呢，还是不放进去，后来我还是放进去了。为什么？就是注重在最后那一段： 现一块绣着几朵小红花的手绢，掉在椅边地上，那是秀子刚才拿来擦汗的。把红花一朵一朵地绣到一块雪白的手绢上，不是一时半刻的活计呵！我俯下去拾了起来，不自觉地把这块微微润湿的手绢，紧紧地压在胸前。 特别是注重在这一段的最后一句。其实手巾上的小红花不一定是她绣的，很可能这块手绢是买来的。但是我想，知识分子一步一步地跟人民走在一起，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要不是有这种感情的话，我何必把这么一块小手巾，“紧紧地压在胸前”呢！这种感情，是在我听到秀子站起来说“我们日本代表团决不后退一步”的时候产生的，我真想把她紧紧地压在胸前。如前所说，写在这篇文章里的事情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但是假的是可以容许的，因为我不愿意写带有“夕阳”气氛的文章。 第二个问题：写散文必须注意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散文，为什么叫散文？不是因为它“散”。据我了解，散文不是韵文，不是每句和每几句都押上韵，也不是骈文，像什么“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这种文章是骈文，两个句子是对起来的。散文既不是韵文，又不是骈文，所以叫它做散文。我们中国有悠久的散文传统，而体裁非常多，写得非常好，别的国家就不然。记得印度作家泰戈尔给他朋友的信里说：我很喜欢诗，因为诗像一条小河，被两岸夹住，岸上有树林、乡村，……走过两岸的时候，风景各有不同，容易写，而且能够写得好。他认为格律就是诗的两岸，把诗意限定住了，使它流的时候流得曲折，流得美。散文像什么呢？散文就像涨大水时候的沼泽两岸被淹没了，一片散漫。散文又像一口袋沙子，拉不拢，又很难提起来。如果叫我写一首诗，我感到是一种快乐，如果叫我写一篇散文，那对我就是痛苦。但是他不知道，他的这封信就是一篇很好的散文。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中国散文的体裁最多，而且写得最好。好在哪里呢？好就好在它简练、不散，能够把散文写紧。有什么办法写得简练，怎样才能写得简练呢？据我的体会：①你得有个中心思想。你明确地知道你要写什么，不像从前在学校作文，题目是老师出的，你根本不太懂，头一句先写上“人生在世”，底下再谈吧！这样写，那真是所谓“散漫”的散文了；②要有剪裁。散文就怕罗里罗嗦地没话找话说，我们中国人有句话最好“有话即长，无话即短”，写散文就应该这样。写文章不是为写文章，而是为了要表达你的思想感情。现在我再讲一讲我写的《一只木屐》。这一只木屐在我脑海里漂了十五年，我一直没有把它写出来，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写，因为我抓不着中心思想。这件事情发生在十几年以前，当时的情况也不是像我在这篇文章里所叙述的那样，就是说看到这一只木屐的不只我一个人，我从日本回国的时候，我和我的两个女儿都在船边上，是我小女儿先看见的，她说：“娘！你看，戛达。”（戛达就是木屐的声音）我的小女儿到日本的时候只有九岁，她非常喜欢这个东西，因为小孩子都喜欢光脚，在日本一进门就像中国人上炕一样，脱了鞋到“榻榻迷”上来，可以非常自由地翻来滚去地玩，一下地就穿上戛达。在她卧房的窗台上，就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玩具戛达。当她指出一只木屐在海水里漂来漂去的时候，这本来是件小事情，但是我总是忘不了，我常常问自己，为什么对这个东西常常怀念？我抓不住中心思想。有一次，我几乎要把它写出来了，写成诗，但又觉得不对，它不是诗的情绪，怪得很！这里顺便谈谈取材问题，我感到写文章的人应该做个多面手，应该什么都来，不管它写得好不好，应该试试。的确有时诗的素材跟散文的素材不同，散文的素材跟小说的不同，小说的素材又跟戏曲的不同。我想把“戛达”写成诗！但写不出来，我就老放着，不是放在纸上，而是放在脑子里。一直等到去年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二十周年的时候，我在一个座谈会上谈到我在东京时候常常失眠的情景，就忽然想起，这只木屐为什么对我有那么深的印象，因为我在东京失眠的时候总听到木屐的声音，那就是无数日本劳动人民从我窗户前走过的声音，也正是有着这声音的日本劳动者的脚步，给我踏出了一条光明的思路来！因此在我离开日本的时候，我对海上的那只木屐忽然发生了感情，不然的话，码头上什么都有，果皮、桶盖……为什么这只木屐会在我脑中留下那么深的印象呢？最后，我把我的中心思想定下来，定下以后，我想从我的女儿怎样喜欢木屐开始，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写，但是我后来感到这样写没意思。因为我的失眠跟我女儿没有关系，她喜欢光脚也跟我的喜欢木屐没有关系，所以我就写我一个人看到了这只木屐。 块长方形的海水上。两边码头上仓库的灰色大门，已经紧紧地关起了。一下午的嘈杂的人声，已经寂静了下来。只有乍起的晚风，在吹卷着码头上零乱的草绳和尘土。 这段里写的“夕阳”是事实，因为时间确是傍晚。这个时候周围的气氛，也确是像我底下所写的“空虚”和“沉重”。在这个时候，就不能有什么“朝阳”或“东风”。我只写了“码头上零乱的草绳和尘土”，这一切都是非常暗淡的。 重，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苍茫的夜色，笼盖了下来。 因为“沉重”，所以夜色也就一定要“笼盖”下来，就像扣在我的身上一样。 猛抬头，我看见在离船不远的水面上，漂着一只木屐，它已被海水泡成黑褐色的了。它在摇动的波浪上，摇着、摇着，慢慢地往外移，仿佛要努力地摇到外面大海上去似的！ 啊！我苦难中的朋友！你怎么知道我要悄悄地离开！ 你又怎么知道我心里丢不下那些把你穿在脚下的朋友！ 你从岸上跳进海中，万里迢迢地在船边护送着我！ 上面这一段，是我那天看见这只木屐时没有想出来的，等到我把中心思想定住之后，才把我的感情定住在这只木屐上，把这只木屐当作有感情的东西。的确，我离开东京时没有告诉我的朋友，说我是要回国，所以我说“你怎么知道我要悄悄地离开？”“你从岸上跳进海里，万里迢迢地在船边护送着我？”这是我假定它（我的朋友）在船边护送着我回中国来。 然后在倒数第二段，就谈到这木屐的声音怎样从我窗前过去。 地、从我的乱石嶙峋的思路上踏过；一声一声，一步一步地替我踏出了一条坚实平坦的大道，把我从黑夜送到黎明！ 这段里的“从黑夜送到黎明”是个比喻，就是说把我的漆黑一团的思想，送到光明。这就是这只木屐在我思路上起的作用。在末一段写我们每次去日本开会，有好多同去的朋友回来时总是带些日本的富士山的樱花纪念品。我在日本住过好多年，富士山和樱花我已不知看过多少遍了，日本朋友送我这种的纪念品，我总是又转送给别人，我还是买那些小玩具木屐回来，原因一半是我女儿喜欢它，一半是这个东西跟我有了感情。这篇文章写好时有二千多字，后来删掉一千五百字，最后只剩下现在的八百字，不能再短了！我竭力把思想集中在一点上，竭力把文章写简练一些，不过最大的原因，还是我这人不会写长文章。 第三个问题：我们都感到写篇文章开头结尾很重要，但是也很不容易，请您谈一谈这方面的体验，最好请您举例说明您的某一篇文章，原来是怎样开头结尾，后来是怎样修改的，为什么？ 这个问题，其实在引用上两篇文章时都讲过了，但是最好的例子还是我写的《国庆节前北京郊外之夜》，这篇文章写成这样子我是没想到的。下面是它的开头： 汽车站棚下的一条长凳上，坐着等车。 这篇跟前面写的两篇背景都不一样，不是“朝阳”也不是“夕阳”，而是“一个宁静柔和的夜晚”。“我们”是谁呢？ 就是和我好几年没有见面细谈的一个小朋友，这个孩子从小在我家里，后来她到解放区去了。多年不见我们有好多话要讲。那天是她休假的头一天，正巧是我的生日，她到我家里来，我们又进城去吃了饭又喝了酒。到了分手的时候，我说你回去吧！她说不，我送你到动物园，到了动物园，我们还舍不得就走，于是就坐在出租汽车站窗外的长凳上说话。这篇文章本来可以写到这个孩子身上去，可以写到抗战时期那一段生活中的许多许多事情，……但是我没有那样写，因为焰火放起来了，放焰火的时候，正巧有几个坐在那里的外国学生，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也是跟我参加国际活动有关的。西郊有个外国语学院，里面有好多非洲学生，我听他们讲话好像是喀麦隆和阿尔及利亚的学生，因为非洲有三个白种人的国家，就是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而喀麦隆人的皮肤是黑色的。在这里发生的事情，使我感到亚、非、拉等国家的人民，在我国首都北京，就会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连这位汽车站的调度员也对他们特别关怀。记得有一次，我在广东深圳送一位亚洲国家的朋友出境，离别时她哭了，她说： 一离开这个车站，人们就不会把我们当人看待。我就想，我国对外政策是多么正确，我们认为国家不论大小，都是平等的。而且我们还特别同情他们，关怀他们，支持他们。因此，文章就从这里写起，把前面所想说的话都砍掉了。写这样的故事的时候，你要给放花预备一个适宜的衬托，焰火是非常光明灿烂的，它需要一个非常宁静的背景，因此我就着力描写周围的那些景物。 外的一行葱郁的柳树，笼罩在夜色之中，显得一片墨绿。 隐约的灯光里，站着一长排的人，在等公共汽车，他们显然是游过园的，或是看过电影，微风送过他们零星的笑语……“墨绿”是说天色还不那么漆黑，绿色还看得出来。“站着一长排人，在等公共汽车”，说明我们为什么坐在长凳上等小汽车，是因为等公共汽车的人很多，我们挤不上了。 “微风送过他们零星的笑语”，这是衬托，写北京人民快乐的文娱生活，这天有点微风，他们说话都能听到。这些人或许去过动物园，在那里欣赏什么鸟兽，或许看过电影，在那里说笑。这是我们的右边。去过动物园的都晓得，汽车站长凳上坐着等车的人，脸是朝西的。 的门墙倒更加鲜明了。从那幽静的小径上，我们听到清脆的唧唧的虫声。 “虫声”在热闹的时候是听不见的，只有在安静的时候才能听见。这里虫声是衬托安静的。 层光影。天末的一线的西山，又从深灰色慢慢地转成淡紫……“月亮从我们背后上来了。”因为我们面朝西，所以月亮是从背后上来。 的说话的口音，我们回头一看，原来是三个外国学生。两个女的，皮肤白些，那一个男的，皮肤是黑的。他们没有坐下，只倚在窗外，用法语交谈，我猜想他们是喀麦隆和阿尔及利亚的青年。 喀麦隆和阿尔及利亚从前都是法国的殖民地，所以他们交谈时只能用法语。 朵朵红的、绿的，中间还不断爆发着灿白的火星。“放花了！”我们高兴地叫了起来。 接着是一阵又一阵，映得天际通明……试放焰火多半是在石景山那边，我们在西郊看得很清楚。 中国话问：“今天是一个节日吗？”我说：“今天不是节日，我想他们是在试放国庆日晚上的焰火。”她点了点头笑着就走回他们群里去。 我看见那一个穿深色衣裳的女学生，独自走到月光中，抬头看着焰火，又低下头，凝立在那里，半天不动。 月影里看到她独立的身形，我自己年轻时候在异国寄居的许多往事，忽然涌上心头。 “她在想什么？在想她的受着帝国主义者践踏的国土？在想她的正在为自己的自由幸福而奋斗着的亲人？她看到我们这一阵阵欢乐的火花，她心里是什么滋味？”我的同情和激感，像一股奔涌的泉水，一直流向这几个在我们“家”里作客的青年……两道很亮的车灯，从西边大道上向我们直驶而来，在广场上停住了。调度员从屋里出来，走到车边，向着我们微微地笑了一笑，却招呼那三个外国青年说：“车来了，你们走吧。”他们连忙指着我们说：“他们是先来的。”我们连忙说：“我们不忙，你们先请吧！”他们笑着道了谢，上了车，我们目送着这辆飞驰的小车，把他们载到天际发光的方向。 “两道很亮的车灯，……把他们载到天际发光的方向”这一段我又把方向改了一点。石景山是在车站的西南方，外国语学院应该是在车站的西北方，但是无论如何这辆车是往西走的，我这样写，是因为我要把他们送到“天际发光”的方向。反正往西走，虽然他们没有上石景山去。下面是这篇文章的结尾： 望，大家都没有说一句话。渐渐地焰火下去了，月亮已经升得很高，广场周围，深草里，又听到唧唧的虫声。国庆节前北京郊外之夜，就是这样地柔和，这样地宁静，而我的心中，却有着起伏的波涛一般的感动……根据以上所说，可以了解文章应该如何开头结尾，也可以了解我之所谓剪裁。总之，文章的开头结尾，一定要有关连，过去老师教给我的“起承转合”，我想这种结构方法还是对的。起的时候，如果跑野马似地拉不回来，那就真正成了散文了。你说了半天的话，最后还得把这话头拉到正题上来，还得找一句比较有力的句子把它收煞住。开头和结尾怎样才能扣题？据我的经验，构思的时候要围绕着题目去想，不要跳着想，要是发现思路离开了题目，那就赶紧收回来，我觉得就只有这个办法。比方《国庆节前北京郊外之夜》这篇文章，我注重的是写亚非国家的青年学生，在我国怎样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因此与此无关的事情我全去掉，只抱定这个题目不放。至于剪裁，最要紧的一点是去掉与文章的中心思想无关的东西。例如在这篇文章里我前面所说的那一大段我都不要了。至于那几个非洲留学生走了以后，我们是什么时候走的，我们还谈了些什么，我跟我那位小朋友谈到我当时的感想没有，这些也都没有写进去。这篇文章写完了以后还没有题目，后来才从文中找出一句话：“国庆节前北京郊外之夜”作为题目。我是不大喜欢用长题目的，我觉得长题目太罗嗦，文章那么短，题目这么长，不大相称，但是也没有别的适宜的短题目，就这样用了。 第四个问题：请您谈一谈运用语言（包括选择恰当词汇和句式等等）的经验。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但是我所能回答的，我愿意回答的，也跟古往今来有写作经验的人差不多，就是“勤学苦练”四个字！至于怎样运用词汇和句式，我感到也没有别的路子，不但是写作，就是绘画、雕塑、表演……一切一切属于文艺的行业，也都只有靠“勤学苦练”。这是各行各业的前辈都讲过的话，我虽然不大愿意重复，但也不能不重复，因为它实在是经验之谈。从我自己的写作经验来说，再也没有什么捷径可找了。我们“作协”的一些同志，常常收到一些年轻人和中学生，或者大学生的来信，说我们愿意做一个作家，请您介绍有什么速成的办法，可以使我们很快地掌握写作的技巧。关于这个问题，赵树理同志曾写过好几次的公开信。我看了他写的，也跟我要写的差不多，也就是说关于写作技巧除了勤学苦练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你能不能成为一个作家，先立下一个雄心大志吧！这也是对的，但是不是说你立了雄心大志再想法找个捷径，就能够成为一个作家，我觉得这还有待考虑。古今中外的作家，有好多开始并没有想当一个作家的。拿我自己来说吧，我当初就没有想当一个作家，我那时不认为写写文章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愿意学理科，并且已在开始学了。在中学的时候，我的功课理科比文科好，因为我不喜欢作文，这也跟我的老师有关系，他不能引起我作文的兴趣，我的作文老师是前清的秀才，出的题目都是四书五经上的，非常的抽象，叫人不知从何说起。我从小没进过小学，一到北京就考中学（就是现在的女十二中）。考的时候别的科目都没有，只做一篇作文，题目是《学然后知不足论》，那时我才十二三岁，怎么懂得“学然后知不足论”的道理呢？但是我也会勉强做，因为我在家塾里学的就是那一套。 我家里请了一位私塾先生，不是为我请的，而是为我的堂哥哥们请的，我没有姊妹，因此从小就跟男孩子们一块学习，由于我小时爱看书，据老师说我的文章比堂哥哥们都写得好。像什么“学然后知不足论”“富国强兵论”等等文章我都做过，所以一考就考上了。考进以后，文科都没问题，但是数学什么的就把我难住了。当时我只会二位数的加减乘除，因此就很感苦恼。我觉得理科比文科难多了，什么历史、地理只要是用中国文字写的我都不怕（因为我从小就有背诵的习惯，只要是好的东西我就背下来，直到现在我还是喜欢背诵）。 我把精力都放在理科方面，什么代数、几何、三角，……尤其喜欢几何，因为我父亲是学航海的，他常常告诉我，对于学航海的人，三角、几何都非常重要，所以我也就很喜欢这些学科。谈到作文，我当时还有一些额外负担，我不但自己要作作文，还要帮别人作文，因为那些胡诌的作文，可以夸夸其谈，不着边际，写起来非常快，只要什么“之”“乎”“者” “也”搞对了就行。同学们知道我作的快，就“利诱势迫”，有的给我买点炒栗子，有的给我买根糖葫芦，这些食物对我的诱惑力很大，我有时候同时写它两三篇，老师对我很头痛，可是他还是说我文章作得好，有一次他给我的作文评了一百二十分，卷子送上去，教务处不知如何平均，就对他说分数最高是一百分，他说这篇文章写的实在好，我一定要加她二十分。但是对这种作文，我就倒了胃口。当时老师在班上讲的古文，差不多都是我念过或看过的，我根本不好好听，就在班上看小说，作数学。当时我只注重理科，想学医，因此我在大学里，是理预科的毕业生。五四运动起来了，我正巧是学生会的文书，要做宣传工作，写宣传文章。理科的功课是不能缺的，一缺就补不上。我缺课很多，由于经常写文章，在报纸上登载，对于创作慢慢地喜欢起来，就改学了文科。这是我自己的情况。至于别的作家，还可以举许多例子，我相信鲁迅先生当初也不是想做作家的，后来由于经常写文章，也就成了作家了。现在的中学生，要当一个作家，还想找捷径，从我的经验里看，是没有什么捷径可找的。因为无论是一种脑力或是体力劳动都不是变戏法，就是变戏法，那也得有材料。比方小孩子玩积木，木头越多，摆的花样就多。一块积木摆不出东西来，两块就有了对立面，三块可以搭个过门，四、五六块就更好，可以摆个比较复杂的东西了。拿词汇来说，你没有积累到相当多的话，就没法挑选，因时因地制宜地把它放在适当的地方。比方“风”，你只知道“狂风暴雨”，当然不能到处都用它，所以要解决词汇和句式问题，首先要多读书，多看点东西。书里面好的句子最好抄下来。例如里面的句子，到现在我有时还把它抄下来，如我刚才举的《尼罗河上的春天》一文里，我就偷了里一句话，大家看出来了没有？在四十九回里七星坛诸葛祭风一段，写的有声有色： 看近夜，天色清明，微风不动。瑜谓鲁肃曰：“孔明之言谬矣，隆冬之时，怎得东南风乎？”肃曰：“吾料孔明必不谬谈。”将近三更时分，忽听风声响，旗幡转动，瑜出帐看时，旗带竟飘西北，——霎时间东南风大起。 我十分欣赏这段的有力的描写，就把它偷到这篇文章里了，我说：“河的两岸，几座高楼尖顶的长杆上，面面旗帜都展开着，哗哗地飘向西方，遍地的东风吹起了。”我常常抄袭，就是说模仿别人的好句子。西方有一句话：模仿是最深的爱慕。 刚才休息的时候，大家反映说：我讲时有一种“亲切”之感。老实说，我就是靠这个“亲切”来的，因为我说的都是自己的经验。我小时候看书，是逼上梁山的，哪个小孩子愿意整天坐在家里看书呢？实在是因我小时候太寂寞了，我是两头够不着，我的弟弟们都比我小很多，堂哥哥们都比我大，起码的都是大我五六岁，我就在半空中悬着，他们和我都玩不起来，那时我们住在海边，邻居也不多。去年十月号《人民文学》上不是有我的一篇《海恋》的文章吗？就是描写我小时候的情况的，我为什么爱海，就是因为我一看到海，就想起我小时寂寞中的“朋友”。在海边生活的我，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出去走走，天气不好的时候就只得坐在家里看书，那时又没有专门给小孩看的书，于是我抓到什么书就看什么书，连黄历之类的东西我也看，而且非常喜欢看，从前黄历后头有什么“万事不求人”，在每一个日子下面还有什么“不宜动土”“不宜出行”之类，从这里头我可以看出很多故事来。直到现在，我写文章时用的句子还有从那些杂书里头来的，所以过去我的老师说我的学问是三教九流式的学问。但是我认为爱看书是有好处的。举个词的例子说吧，比方刮风下雨，我在报上看到有关于十二级风的解说，这十二级风的形容词都是不同的，我没有全记下来，但今天也可以说一些，比方：细风、和风、微风、轻风、凉风、朔风、春风、秋风、狂风、天风、雄风、黄风……你把这些词汇掌握之后，在种种不同的风上面，你就可以写上一个形容词了。有时风很大，但是好的风，就不能用不好的形容词。比方说很大的东风，你能说是狂风、暴风吗？大风一定要有一个很雄壮的形容词，你登上万里长城时，你所受的风，就可以称为“天风”，古文上也有什么“大王之雄风也”等等，所以“风”往好里说有好的字眼，往坏里说有坏的字眼。同时也要看季候的不同，你的心情的不同跟周围环境的不同，而使用种种的词汇。讲雨吧，也有好雨、细雨、大雨、狂雨、骤雨、苦雨、山雨等等，在什么时候用什么词来形容雨，你都应该想到。要说捷径的话，这里可以说有个捷径，就是有些工具书是可以拿来当闲书看的。记得我从父亲书架上翻到一部《诗韵合璧》，在风字和雨字底下，有形容各种风和雨的词汇。我到现在还爱看像《辞源》一类的书，没事就拿来消遣。还有就是深入生活，多跟各种人谈话，熟悉人民的语言。我们跟人谈话的时候，可以发现有的人说话非常俏，有的人说话非常幽默，有的人说话非常简短有力，有的人说话非常清楚有条理，有的人说话非常美，这些都是我们作文时很好的材料，说话的艺术虽然是不大容易学得来的，但是学不来总可以抄得来的。我们要多注意周围发生的事情，经常注意人的谈话，最好身边带一个小本子，看书看报或听人谈话，有一些好的你就赶紧把它记下来，这当然不是现买现卖，而是你所积累的财富，这本子就好像是你的存款折子，存折上的财富愈多，你手头就愈宽裕，用起来就方便了。还有一个很好的看书方法，对我们在职干部来说是有用的，就是在你手边和枕边，常常放几本古典的散文或诗词。为什么说古典的呢？因为今人的一些好的词汇有不少还是从古典书里来的。我前面说过，我国是个有很好的散文传统的国家，在我国最好的文章里头，除了诗、词、歌、赋、戏曲和小说之外，差不多都是用散文体裁写的。 我们自己每人天天在那里写散文，比方说书信日记等也都是散文，就是小学生也在那里写散文，如什么游记等等。总之，我们中国的散文是很多的。我们做工作难免有累的时候，或者因为其他什么原因睡不着觉，那你看点古典散文或诗词，就非常的合适，这种文章又短，随时可以放下。在这里，我还想说，要想把文章写好，首先要热爱我们祖国的语言文字。我们祖国的语言文字的确可爱，我常常想假如我不是中国人，看不懂中国的文学作品的话，那真是太遗憾了。我有时陪一些外国朋友出去游览，看见好景忽然想起一句好诗，我就想说我们中国有句好诗，但是因为翻不出来也就把它咽了回去。我想他们要是中国人那该多好。在这一点上，我特别喜欢朝鲜、越南和日本的朋友，因为你写出的汉字他们都懂，有的老先生他们对中国文学比我们还熟悉。日本朋友在道别的时候常常说：“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他念的虽不是汉语之音，但是他们写出来给我们看的时候，我们非常高兴，相视而笑，莫逆于心。我常常在手头和枕边放些中外的文学短篇，现在看的是，这是小时看过的，我们常常和阿拉伯国家朋友来往，他们常常提到里面的故事，你要是对于书里的故事一点不了解的话，那就没有共同的语言了。我们这样忙里偷闲，随随便便地零零碎碎地看也可以积累很多材料。我们看到有很多好句子和好字眼，可以随手摘写下来，因为经过书写一遍，更可以帮助我们记忆，也可以帮助背诵，我们从背诵文学作品里，可以得到很大的快乐。因为在你生病的时候，或者其他原因不能看书的时候，如果你能背诵点什么，那你会感到很有意义。苏联第二个宇宙飞行员季托夫，在他写的报告里，说上天以后，我看见许多星星，就像嵌在黑绒上的点点光明，我就想起莱蒙托夫的一首诗：星星对着星星在说话。我看报看到这里就想，假如我飞上天空的话，我看到宇宙中的奇景，我会想到中国文学作品中哪一个好的句子，因为当时整个天空就只你一个人，你不能跟谁对面说话，你就可以把这些文学财富都带上天去。我常常想，现在我们中国的少年儿童，要是不多读点文学作品的话，将来他去做个宇宙飞行人员，也许会感到寂寞的。以上说的是要看一些短的文章。下面再谈读长的古典文学作品，如、、、等等，说来说去仿佛就是这一些，其实古典小说里面最好的也还是这些。我的朋友郑振铎先生，他有好几百部这样的章回小说，有一年，我生了好几个月的病，病榻无聊就把这几百部书都借来看，浏览一遍以后，感到还是这几部书最好。像这类书，常常放在手边，不怕重看。这一点我们应该跟儿童学，儿童就喜欢你跟他重复地讲一样的故事。我记得我的孩子小时候就爱听“三只小熊”的故事，今天讲，明天还要讲，我说你听过了，她说听过还要听，她不但听，你要说错了她还替你纠正。我说那些书我们应该重看，一来是重看时不用太费脑力；二来因为这些书里面的语言非常生动，重看了记住了以后，对我们写文章就有很大的帮助。就拿上白妞说书那一段来说，作者把白妞出来的那种台风写得多好，白妞衣着朴素，风度非常稳静、大方，写了这些，然后描写她开口唱，一阵高过一阵等等，里有许多糟粕，但是我却挑出这一段看了好几遍。西方作家谈到文章的风格的时候，第一种谈法是“文如其人”，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写出的东西就是什么样的东西。这句话我们都承认，要不然怎么会百花齐放呢！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韩、柳、欧、苏，每个人的文章风格都不一样，因为他们每一个人的一切都不一样。关于风格的第二种说法是： 最好的词句放在最好的地方，就变成一种风格了。不必说远，就拿近代的人写的散文来说吧，刘白羽的散文就和巴金的不一样，杨朔的又跟秦牧的不一样，郭风的又跟柯蓝的不一样，各人有各人的风格，用字造句都各有不同。因为每个作家都有他自己的风格，我们就要多看、多读，来扩大我们词汇的领域。有人说你给我介绍一些作品吧，我说这很难，因为我喜欢的，你不一定喜欢，只有多看，才能有个比较，才能看出一篇文章好处在哪里。中国谚语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你看多了，就会分辨出好坏来。我还觉得要想写好文章的人，最好能把词句变成你的精兵，用兵的时候，做到指挥若定，使每个字都能听你的指挥，心到笔到，想写什么就能够写得出来，这是不容易的。你的工具若是不熟练的话，它就不听你的调动！谚语又说“熟能生巧”，不熟就不能生巧。 但是“巧”是不是做不到呢？我说不，能做到，我自己没做到，至少我希望在座的同志能做到，我相信能做到，因为文学历史上已经有许多人做到了。 第五个问题：我们阅读作品时，不能深入地真切地体会作者所表达的意思，请您举例说明应该如何阅读作品，如何去体会作者的意思。 我们对某一篇作品看不懂，不能体会，有两方面的原因： ①作者写不好文章的话，我们就不会看懂，或者这篇文章里没有说清道理，莫名其妙，不知他说些什么东西，你也不会看懂。有的作者的文笔很晦涩，或是文不对题，这种文章我们也看不懂。所以说自己看不懂的时候也不要把自己的理解力估计得过低。②反过来说，那就是我们没有细读。我自己看文章总是先看题目，因为写文章的人总是要发挥与题目有关的内容，按着题目去体会内容是一种办法。再就是要去了解作品的背景，包括作者的创作环境、思想和社会背景等等，看古今人的作品都是这样。为什么同一个题目，这个人写起来是那么欢娱，那个人写起来是那么忧郁，我们想知道原因，就必须了解他的背景，所以我们教课的时候，就常常给学生讲作者的生平和作品的背景。比方李后主的词“帘外雨潺潺……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他为什么说“无限江山”呢？那时皇帝是坐江山的，他是亡国之君，所以他说“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江山一丢就再也回不来了。别人写“梦里不知身是客”的时候就不会像他这样写法。我们拿过一篇文章来，先看这文章是谁写的，什么时代人写的，他在什么时候写的，有什么背景，能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看懂它。 这是我自己的经验，我就只能说到这里。 一九六三年。 （本篇收入《语文学习讲座丛书》第二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出版。） 正文 第一声春雷 我们也是人，有血有肉，我们不再忍受美国的侮辱！ 我们像巨人一样昂然站起。 我们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 上帝无灵，再远些也无妨；美国太近，正好狠狠地给他一个耳光！ 全世界人民仰望巴拿马。 我们什么也不怕！ （本篇最初发表于《光明日报》１９８４年１月１６日。） 正文 春天在招手——寄亲爱的日本战友们 一九六四年，真是“四海翻腾，五洲震荡”的一个“群龙见首”的年头！一月九日，我们惊喜地听到了巴拿马人民积压已久的、爆发出来的震天动地的反美大风暴。一月二十六日，我们又听到几十万日本人民举行反美爱国大示威的高亢激昂的呼声，刚从日本回来的我，怎能不奋笔直书，给你们写出我激动敬佩的心情呢？ 我的眼前涌现了一张横幅的日本三岛的地图，这上面在烧起四十多处熊熊的烈火，火光的周围是千千万万挥舞着旗帜，高呼着“美国佬滚回去”的口号的伟大日本人民……我心中充满了兴奋和骄傲，我知道我所熟悉、所见过的许多热情刚毅的脸：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者，宗教界人士，中小企业家……凡是受着美帝国主义者压迫剥削的日本人民，已都在联合起来，向着美帝国主义包围进迫，把他们像臭脓一样地，从日本美丽神圣的国土上挤出去！ 亲爱的日本战友们，从我们自己几十年的反帝反美的经验，我们深深地知道你们的斗争是艰苦的，也会是曲折的和长期的。但是世界形势现在已经大变了，全世界受压迫剥削的人民已经觉醒，他们都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美帝国主义者是他们的最凶恶的敌人，他们越来越多地勇敢地站起来，拉紧一端系在自己国土上的、套在美帝国主义者颈上的绞索，四面八方，一齐用力，最终一定会把骄恣专横、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者，活活地绞死在他的“世界霸王”的“宝座”上！ 亲爱的日本战友们，我们感谢你，你们英勇的、声势浩大的反美斗争，是对一直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中国人民的最大的支持，也是对全世界爱好和平、独立、自由、民主的广大人民最大的支持，我们是血肉相连，休戚相关的。让我们都同时拉紧我们手中的绞索，还要争取更多的自己的同胞，来加入这拉索的队伍，加速地把我们共同的最凶恶的敌人，送进他自己掘好了的坟墓！ 北京正在浓郁的春节气氛之中，你们轰轰烈烈的反美斗争的消息传来，给我们加上无限的新春的欢乐与希望。在我执笔之顷，窗外正飞着雪花，“飞雪迎春到”，一个特别美丽、一个分外明朗的春天，正从雪花隙中向我们招手。亲爱的日本战友们，让我在这里向你们祝贺春喜，并祝你们不屈不挠的斗争，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切望也关怀你们的最后的胜利。 因为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也是全世界受压迫剥削人民的胜利！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１９６４年２月１１日。） 正文 访日观感 中国作家代表团是在去年的十二月三日下雨的早晨，离开日本的。我们的飞机不久就升上三万一千尺的高空，白茫茫的云海，托着晴朗的青天，当我想到，我们的那些满怀着惜别情绪的日本朋友们，在阴沉的雨声中，打着伞，踏着湿漉漉的道路，走出羽田机场的时候，我的心不由得沉重起来了。 我坐在飞机上，闭起眼睛，把我们在日本渡过的四周间紧张而愉快的生活，重新温现一遍。我感激，我兴奋！我深切感觉到，我们两国作家和人民中间，几千年来密切的文化交流，尤其是最近十余年来，为着共同的“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目标而奋斗的战斗友谊，是任何外来力量所不能阻碍遏止的。我们的金坚玉洁的友情，正像两股汇合的泉水，欢欣迅速的奔流。它的勇敢雄壮的歌声，鼓舞了两岸的中日两国的人民，为着自己的幸福和自由，并肩携手地向前迈进。<kbd>?99ｌｉｂ?</kbd> 从我眼前潺潺流过的清泉之中，浮现出许许多多可爱的熟悉的面庞，使我想起许许多多感动人心的故事，这些故事，在短短的几十分钟里，是讲不完的。比如说，在中岛健藏先生的起坐间里，除了满墙的中国字画之外，还有一个玻璃柜子，里面摆满了他所最心爱的中国珍兽——熊猫形象的瓷制的、布制的玩具，还有熊猫邮票以及熊猫牌纸烟的匣子。这些都迅速地把我的心带回到离我家不远的北京动物园里去。 在井上靖先生的客厅里，摆着一张他自己照的北京天安门前国庆节游行队伍的相片，这张相片是一幅美术创作，人物和建筑物上都染上一层美丽的淡紫色的光辉！在着名学者末川博先生和着名剧作家伊田义雄先生的客室里，都挂着有日本文人写的鲁迅的名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在白石凡先生家的玻璃顶阳台的两边，挂着一对中国的大红纱灯，在四围葱绿的庭院中，显得喜气洋溢，我们真不知道他是怎样地把这一对庞大的装饰品带回日本的。着名作家川端康成先生，和我们是初次见面，但他还是像旧友重逢一般，兴致勃勃地捧出许多中国古董和名画，请我们赏鉴。我们在日本朋友家里，往往能喝到“茅台”酒，能吸到“中华” 烟，看赏中国的字画文物，这些共同欣赏的事物，都把我们的心拉得更近。在许多大小的欢乐聚会之中，我要特别提起两次的使人难忘的会见：一次是丹羽文雄先生在东京的滩万酒家，为我们邀请了许多知名作家的晚宴。两年不见，丹羽先生健康如昔，谈笑风生。席上有石川达三先生，是我们两年前在东京会议上共同为亚非作家的团结进步而奋斗的战友，他的精神焕发，不减当年。还有伊藤整先生是我们五年前在塔什干会议上的旧知。他殷勤地过来叙旧，拳拳之情，溢于眉宇。 在座的还有松本清张先生，是我们的新交，他对中国有着很浓厚的兴趣。我们希望不久的将来，能在北京迎接他的来临。 最使我们感动的是七十高龄的广津和郎先生，还特地从镰仓赶来赴宴。那天晚上的盛会，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欢乐的回忆。 另外的一次，是个女作家们的欢聚，大原富枝女史，把我请到她的小巧精致的家里去，还邀了壶井荣，佐多稻子，由起繁子，芝木孝子诸位作陪，并为我准备了我所最爱吃的“生鱼片”，席上充满了快乐活泼的气氛。 在这里，我也不能不兴奋地忆起一些更大的集会，如同我们和一些中国文学研究者和文学青年的座谈会，有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京都民主主义文学会，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东京都立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等，我们和他们都有过极其诚恳亲切的座谈，他们对中国新旧文学上的一切，都表示出无限的关怀，他们的发问和见解都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有的青年还给我们中间的个别作家写了热情洋溢的长信。 我琐碎地说了好多，每一个回忆，都给我一种快乐，我们和日本作家和人民都坚信“别离是重逢的开始”，我们都要拿起我们的一支笔，为促进中日两国之间正式邦交的恢复，为两国人民之间的正常来往，而尽上我们最大的力量，我们的下一次相逢，不论是在中国，在日本，或是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必将有更热烈更欢乐的情景，为着我们崇高的理想，为着我们子孙万代的幸福，为着全人类的和平生活，让我们不断努力，继续奋斗，来迎接我们胜利的重逢吧！ 正文 《夜车的汽笛》 〔朝鲜〕元镇宽① 是一列夜车开动了吗？ 悠长的汽笛——在半夜的寂静中。 我开了窗，睡着的城市，露水上倾泻着润湿的灯光。 只有这列夜车把我的心摇撼起来①元镇宽是朝鲜诗人。他的主要作品有以赞颂朝中战斗友谊为主题的诗篇《毛主席派来的战士们》（一九五三），以及讴歌一九三七年金日成同志率领朝鲜人民革命军解放普天堡战役的诗篇《忆童年时代》（一九六二）等。这首诗是根据一九六三年朝鲜访华作家代表团团长崔荣化同志提供的英文打字稿译出。——译者那是我在许多年前听到的，一声愁苦凄凉的汽笛。 父亲被锁上铁链押到汉城，哥哥做了被征的劳工去了北满。 再也没有回来。 我背上一个包袱，也坐着这列夜车，去了北满。 车轮被叹声窒住，这列愁苦的夜车开动了向北，向南，不管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 无论什么时候听到它都引出我满眶的泪水。 现在，打开窗户我倾听汽笛长鸣。 是因为难过吗？不！ 最后一列载着忧伤的夜车向着远远的“过去”开去，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在十二年以前，八月十五的前夕。 满载着欢喜与快乐！ 我忍不住激动的感情，开窗向着你挥手送别。 把矿石和机器送到工厂，把工人送到工地，还是把母亲送到女儿的婚礼上？ 等待不了天明，在半夜开动了！ 幸运的车辆，建设的动脉，在五年计划的轨道上飞驰！ 替我向每一个城市和县份的车站问好，继续长驰吧。 我要向着你挥手送别。 正文 《寄清溪川》 〔朝鲜〕朴散云① 我生在普通江边古老的堤上，望着高楼大厦的紫色的倒影在微风里，碎成千片的黄金，我忆念着汉城旁边的一条江。 和你自豪的名字相反，你是多么乌黑肮脏的一条江！ 你的两岸，是多么阴郁凄凉的地方！ ①朝鲜诗人朴散云曾写过不少优秀诗篇。他的主要诗作有《伟大人民的手》（一九五四）、《党——我的母亲》（一九六○）、《美国兵》（一九五九）、《致肯尼迪》（一九六三）、《再一次看看美国佬》（一九六三）等。此外他也写过不少歌词，其中有《千里马进军》、《统一列车在奔驰》、《大家都来实现七年计划》、《百灵鸟》等。这首诗是根据一九六三年朝鲜访华作家代表示团长崔荣化同志提供的英文打字稿译出。——译者许多婴儿，生下来只为着快快地死去，愤怒得发狂。 和朋友们一起，心里怀着火焰，从你的如镜的流水里听到了汉城的呼声——千万人的呼声。 在一起凝望的清溪川，在清晨或是黄昏——南门离你不远。 钟路广场在你旁边。 至今在我心中还看见衣冠褴褛的汉城向你凝视的愤怒的脸。 今天还受着野蛮的美国佬的糟蹋。 他们嚼着橡皮糖，挺着讨厌的肚皮把我们神圣的国土踩在脚下。 为着你的更加光明的未来，现在，谁煽起你心中的怒火？ 说吧，谁在对你凝望？ 扫除一切灰尘和污垢！ 你的两岸也将迎接新的春天，当我们高大有力的起重机为你盖起大厦和明窗的时候。 让汉城更加狂怒把它的脸照进你的胸怀！ 让整个南方更加愤怒使得美国野兽只好滚出朝鲜！ 使得你的两岸和你的名字一样整洁！ 正文 《你虽然静立着》 〔朝鲜〕郑文乡① 你虽然静默地站立着，白云在你头上飞翔，星空里的露珠落到你的军衣上。 你站立的地方虽然窄小，春天，花朵在你脚边开放，秋天，飞鸟在你肩上回旋。 除了松树，悬崖和崖下潺的泉水，你是独自站立着，但是，你不时听到低语，你和别人的眼光不时相遇紧靠着你，①郑文乡是朝鲜诗人，主要作品有：《到绿色的原野》（一九四六）、《胜利的宣言》 （一九五一）、《从未忘记过》（一九六○）、《时代》（一九六一）及《在任何地方都能突然遇见他——金日成元帅》（一九六三）。这首诗是根据一九六三年朝鲜作家访华代表团团长崔荣化同志提供的英文打字稿译出。——译者蝴蝶飞来飞去，母亲们安静地编织，有人在地下哼唱，为的是加速一次爆炸。 当你被雨淋透，当你流着汗珠，当你站在冰冻的地上，庄稼正在田中絮语，船只从海上归来，飞行员飞向天空。 涡轮在转，轮子在转，门外飞着雪花，铁块在熔炉中溶化。 你保卫着无边的田野，在那里，那些昨天还为寸土而奋斗的佃农，现在用拖拉机耕种自己的土地。 你保卫着住宅和座座装满粮食的仓库，虽然那里的居民原先是异常穷困，为了一把米曾经下跪乞求。 你保卫着那用无尽的血和泪来防守的海、山和江河。 你保卫着那在废墟上重建起的工厂，高塔，和那闪光的窗户。 你喝着甜奶，你穿着柔软的绸衫，但你永不忘记过去。 那时候你到处飘流去采集仅堪下咽的野草，你为一块御寒的布费尽忧虑。 你保卫着那紧张的永不满足的汗水和劳动，即使大车已变成拖拉机，草皮石块已变成丝绸，云雾已变成灌溉的水。 你任何时刻都屹立着，面对成千上万阴谋伤害我们的敌人。 你虽然静默地站立着，手扳着枪机，像转动的地球一般，在大地上四处巡回。 你不分冬夏，你不分昼夜，你保卫着唯一的祖国。 因此你静默地站立着。 因此你有热血。 因此你有耳目。 因此你是个哨兵！ 你紧握着那支被每次行动染红了的枪，为着祖国，为着把祖国托付给你的领袖，你把雷霆风暴埋存在你的心里。 （以上三首译诗刊于《世界文学》１９６４年１、２月号。） 正文 《临歧》 〔尼泊尔〕西狄·恰赫兰① 我们一同走了这么远，现在你走这条路，我走那条路，请你把我们共事的记忆一齐都带了去。 分担了眼泪和微笑；在这歧路上让我们道别——我走这条路，你走另一条。 也许会使我们重逢；那时我们就像老友一般把心意互相倾诉。 ①西狄·恰赫兰是尼泊尔着名诗人，尼泊尔皇家学院院士，一九五九年曾来华访问。 《临歧》是根据加尔各答沙尔玛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出版的《今日诗集》英译本译出的。 ——译者 正文 《礼拜》 〔尼泊尔〕克达尔·曼·维雅蒂特① 又开始一天的洒扫。 昏暗的壶钵里立时斟满了澄洁的圣水。 看，在觉醒中流溢了。 在东方燃起金色的火焰自然给自己作着贡献，空气也点上馨香；庭园献上花朵；飞鸟唱起颂歌。 看，我发现人登上宝座①克达尔·曼·维雅蒂特是尼泊尔文学协会负责人之一，诗人，尼泊尔交通部大臣。 《礼拜》是根据加尔各答沙尔玛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出版的《今日诗集》英译本译出的。 ——译者我发现创造品也被装修。 从此诗人开始写诗来颂赞人而不是颂赞神。 （以上两首诗刊于《世界文学》１９６４年４月号。） 正文 一场争夺下一代人的足球赛 作为一个热心的观众，一个关怀儿童文艺创作的人，我看了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演出的《小足球队》（任德耀编剧，任德耀、任复导演），感到十分兴奋，十分欢喜。我希望有更多的像《小足球队》这样的剧本和其他形式的儿童文学作品产生，来满足我们时代的需要。 在我们的社会里，每天的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在进行着思想战线上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我们儿童的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他们的思想活动，要么走无产阶级的道路，要么走资产阶级的道路，作为儿童的家长、老师以及社会上的人们，就要时时刻刻注视着我们下一代的思想和行动，用无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来引导儿童，培养儿童，和腐蚀儿童的资产阶级思想展开激烈的、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是争夺下一代人的艰苦斗争，是把世界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工作。把这场激烈艰苦的斗争，用生动鲜明的形象反映在舞台上，让大家看看哪种思想是正确的，是对儿童有益的，是把儿童带向光明健康的大道的；哪种思想是错误的，是对儿童有害的，是把儿童带到黑暗毁灭的深渊的，这是剧作家的责任。《小足球队》的创作和演出，就很好地尽到了这个责任。 这出剧选择了足球场作为思想斗争的战场，很能吸引观众的兴趣。儿童没有不喜爱球戏的，凡是集体活动之中，带有竞赛性质的，他们都非常热心，非常喜好。这出剧一开幕，就是群众看球的火炽热烈的场面，台上并没有球场，而从场外观众的眼里，嘴里，手舞足蹈里，赞扬和惋惜里，我们跟着他们情绪的起落，几乎是了如指掌地看到了球场上紧张的一切。我们不但看到了球场上的一切，从这些小观众的谈话和表情里，我们也摸到了球场外甚至球场上各人的性格，吴金宝这个只要胜利不择手段的孩子，把赢球的希望都寄托在中锋路阳一个人的身上，他认为路阳踢得带劲，“一个人满场飞”，但是其他同学们都看出路阳踢得不好，“自顾自，净想出风头”。而恰恰正是这个“出风头”思想，使得两年前还是个“学习好，团结好，肯听老师的话”的路阳，跟了爷叔——这个资产阶级思想的化身，离开一批伙伴，一批同志，一批真正爱他的人，走上不爱劳动，不爱学习，不要团结，不听老师的话，去追求个人风头、个人名利的道路。 江老师在这出戏里，是个最可爱的人物。她是我们时代的教师们的好榜样，她有强烈的责任感，她不但教书，而且教人；她不但在课堂里、学校里对孩子们的教育负责，而且在课外校外也对孩子们的教育负责。她细腻周到地注视着路阳思想活动的方向。路阳是一个在孩子群中有影响的、是爷叔所冷眼挑选特别常识的资产阶级接班人。把路阳从资产阶级思想的魔爪中争夺了回来，把一些跟着路阳走的思想模糊的同学从浑水中拉了出来，是她的首要责任。在剧情的发展中，我们跟着江老师的行动、言谈，看她以无限的热情和耐心，在做着同学中间的团结教育工作。她对他们是那样地温和、体贴、沉着、冷静。她对这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孩子们所做的恰合实际的工作方法，是值得老师和家长们向她学习的。她没有生硬地气她哥哥不爱劳动，像个大老爷，不肯给他拿饭；可是一到路阳自己动手，又显得疲乏得挪不动的样子的时候，她又忍着笑来帮忙，这也看出她心里还是很疼哥哥的。还有，当路阳和黎明话不投机，气得进屋去把门锁上，不让黎明进来睡觉；可是江老师来后，和黎明谈了一会，劝黎明去找路阳的时候，黎明走到门边，轻轻一推，门却从里面开了。这表明路阳虽然赌气进去又锁了门，心里却很不安，江老师在外面说的话，他也句句听见，在黎明推门以前，他已经悄悄地从里面把锁开了。在这里，路阳虽然没有上场，可是观众仿佛能够看到路阳在屋里的思想活动和他蹑手蹑脚的开锁动作，这个处理，巧妙得很。 我没有过写剧本的经验，更不懂得舞台上的种种技术，但是我从这出戏里看出，要写出一个好剧本，必须是作者满怀着高度的革命责任感，深入到儿童的日常生活中去，精心挑选出最有普遍意义的、而且是儿童们所最感兴趣的实际问题，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安排处理剧情的发展和剧中人物的心理变化。把事物矛盾的发展与解决，步步写来，合情合理，在舞台上形象突出、是非分明，从而得到了教育和鼓舞儿童的良好效果。其实，其他形式的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也应该是照着这个方法进行的。文艺是时代的风雨表。我们国家正在大踏步地走上一个史无前例的伟大时代，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正在轰轰烈烈、兢兢业业地做着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事业。这事业不但关系着我们子孙万代的幸福，也关系着全世界人民万代的幸福。我们的斗争是长期而艰巨的。我们的接班人可靠与否，是个中心问题。儿童文艺的作者负有培养教育下一代的重要责任，而我们的作品，尤其是现代题材的作品，远远落在儿童和全国人民要求的后面。我很高兴看到《小足球队》的演出，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它说明现代题材并不难找，只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看生活，里弄里的一个自发组成的小足球队，也会引起作者联系到在两条道路斗争的过程中，如何夺回我们接班人的种种问题。我们写其它形式的儿童文学的作者们，也应该这样好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深入生活，在写作上迎头赶了上去！ （本篇最初发表于《戏剧报》１９６４年第４期。） 正文 致萧珊 亲爱的萧珊： 龟井他们到上海，你们又忙了吧？我都可以想象你那“活跃”劲儿！我并没有忘记你，而且常常想起我的债负，但是你知道我一回来，就投入了紧张的学习（民主党派），你看我给什么地方写了什么东西没有？你又拉扯上什么“不平衡的基础上”的友谊等等，我以大姐的身份，说你一句“欠打”！我知道都是你的所谓的“一个人”挑拨的，他也“欠打”！ 第一期，我已看到，第二期还未来。假如小文章也可以勉强充数的话，我也想写一点给你。前几天在无线电里听到一位街道积极分子说她自己“是一块补钉”，不成材料，但是可以东凑西补，你要不再冷嘲热讽，我就勉强起一点补钉的作用，否则，连这一块小布头都不给你了！问巴金和孩子们以及杜宣、“圣裔”、肖岱等人好！冰心四、三（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正文 宾客盈门的北京 这些年来，我发现，飞机场和车站的候机室或候车室，是和“久违”的朋友们碰头的好地方。平时，我们各人忙各人的，难得有促膝畅谈的机会，特意来订个约会吧，有闲的时间难得同一，人数难得齐全，地点难得适中……总而言之，困难多得很。 但是，为了去迎接或是招待我们共同的外国朋友，我们就往往会碰在一起，不是三三两两，而且一碰就是一大群！ 不特此也，我们在飞机场或是车站，所接到会到的海外朋友，有的是我们所企待的，有的是同机同车到达，而是别个团体所企待的，我们也在不意中接到了。这种意外的喜悦，是不能以言语形容的。 一位非洲朋友，就是在这种意外的遇见中看到我的。她紧紧地握着我的和其他的外国朋友的手，笑着说：“北京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我们所万想不到能够见到的人，在北京都见到了。”说到这里，她向我挤了一下眼睛，“这些人当然不包括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在内！”说的大家都笑了。 回家的路上，我坐在车上默默地想，对于“北京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这句话，禁不住起了感慨而终于喜悦。 解放以前，北京也是外国人常来的地方，不过那时“来者”多是“不善”的，他们来压迫、来剥削、来勒索、来偷盗。北京的“不可思议”是在乎它的宝物之多，汉奸之众，他们可以颐指气使、霸占囊括。现在，正像那位非洲朋友所说的，我们所招待迎接的客人当中，再也不会包括骑在我们头上的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了。 现在北京的不可思议，事实上就是从过去的不可思议中萌茁出来的。正因为中国人民在解放前饱受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压迫欺凌，在解放后，才会加倍的了解和同情曾经受过和现在仍在受着和我们从前同样遭遇的亚、非、拉的人民。 我们懂得怎样地爱护他们、帮助他们、团结他们，而且认真地向他们学习一切有益的东西，因而赢得了全世界受压迫人民的信任和合作。布隆迪议长塔德·西里乌尤蒙西说得好： “中国不是利己主义的国家，中国并没有因为自己取得胜利，而忘记了那些尚未取得独立和自决的亚非国家。中国支持这些国家，给他们以鼓舞，这使全世界人民感到高兴。” 我们感谢布隆迪议长给我们的赞扬。我们将更加鞭策自己，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我们将永远和全世界一切受美帝国主义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联合起来，结成反对美帝国主义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为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争取人类进步的共同事业，尽上自己最大的力量！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１９６４年５月２日。） 正文 咱们的五个孩子 一九六四年一月八日的《北京晚报》上，有一段很动人的报道，题目是《他们虽然失去了父母》，说的是北京崇文区东唐洗泊街五号，周同山、同庆、同来、同贺、同义五个兄妹，在失去父母之后，如何地受到党和政府以及周围一切人们的慈爱和关怀的故事。这个报道出来，全北京轰动了。五个孤儿的门槛，几乎被更多的、要在他们身上尽上一份心的人们踏破了！紧接着，一月十一日的《人民日报》上，又登了一段《孤儿不孤》的报道和一段《编后感》。随着《人民日报》的全国飞速的投递，全国也轰动了。来自全国的邮件：书信、包裹、汇款单，像雪片一样飞向北京东唐洗泊街五个孤儿的住处。这些信件和赠品，有从新疆高原来的，有从福建前线来的，有从陕西、甘肃、吉林、江西、广东……来的。寄信的有的是工人，有的是战士，有的是干部……更多的是和孤儿们年纪不相上下的少年儿童。 这些信，每封都充满了鼓励安慰，充满了热情与爱。每一封大人写的信，都有一段自己过去的痛苦的历史，而大人和儿童的许许多多的信里，又同样地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祖国，对我们自己的党和政府，有着沦肌浃髓的感激和爱戴。这些信件，这些赠品，这些登门造访伸出热情帮助之手的群众，使得这几个孤儿，就像突然被卷到暖流的漩涡里一般，惊喜得眼花缭乱。怪不得当我们约他们星期天来玩的时候，他们笑嘻嘻的脸上，显出怪难为情的样子，说：“我们星期天更是走不开的。有许多叔叔阿姨来看我们，还有许多小朋友来帮助我们学习，搞家务，此外，还有许多来信我们要回复呢！” 像《孤儿不孤》这样的事，在解放以后，本来不是太稀奇的。在我们的新社会里，这种助人为乐的新风尚，可以说是天天在发生，处处在发生。北京东唐洗泊街的五个孤儿为什么一时成了全国关怀的中心？那是因为这件事在北京和全国性的报纸上登载了以后，大家都知道了。我们广大劳动人民在解放前都有自己苦难的过去，现在忆苦思甜，在感激党、感谢毛主席、感谢政府的激动心情之下，都想在这几个孤儿身上，尽上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总在想，我们新社会里的许许多多新人新事，就好像一座百花盛开的花园。人们走进园来，目不暇给地看到一大片的纷华绚烂，只在其中有两个人在某一种花卉旁边停留下来，惊奇地赞赏的时候，四周才围上一大群人来仔细地观看评论，又把这种花卉的特点宣传开去，此后它便成了广大群众注意的中心。《孤儿不孤》这朵花，也是由两位《北京晚报》的记者首先发现的。他们从一篇表扬北京磁器口服务站长陈玉珍助人为乐的来稿中得到的原始材料。一件好人好事的刨根问底，就会牵引出许许多多的好人好事来。我们这个崭新的社会，是一个多么丰富多宝的矿藏呵！ 我们就从“矿苗”拜访起，见到了磁器口服务站长陈玉珍。 这位满面春风的中年妇女，在百忙中接见了我们。她一面让我们坐下，一面笑说，“这本来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话还得从头说起。街道积极分子田淑英带那五个孩子来做棉衣的时候，我不在站里，开区人民代表大会去了，是管裁剪的刘大妈接的活。回来听我们站里的人们正在热烈地议论，说这几件棉衣是五个没有了父母的孩子的。崇文区体育馆路办事处的干部田迈琴给买的布，和孤儿们住在同院的田淑英把孩子带来，让我们给赶的。一提起孤儿，我们各人心里都有自己的感触，旧社会里孤儿的悲惨情况，都跑到眼前来了。党和政府对他们这样关心，办事处和街道上人们都这样帮忙，我们还能不拿出一份力量吗？于是我们几个人裁的裁，缝的缝，忙了一夜。为了省下几尺布，我把自己的一件汗衫给孩子做了棉衣里子。我们站里的沙秀琴、薛美廉、李佩云她们，说是有了棉衣还应当有棉鞋才好，她们又给孩子们拿来了几双棉鞋。孩子们来取衣服的时候，看到新棉衣和棉鞋，还有剩下的布，都高兴得了不得。这件事做过去也就忘了。不想我们站里一位同事的小叔子，他也是位工人，听到他嫂子回家来提起这件事，他觉得我和我们站里的人们都挺积极地为人民服务，他就写了一段稿子投到《北京晚报》去，过不几天，《北京晚报》的记者就来调查访问了。 “自从替那几个孩子做了棉衣以后，我心里总是放不下他们。春节头几天，我就跑到他们家里去看了一看，又包了十四件该拆该补的衣服回来。我心里想，虽然在春节里要孩子们穿得光鲜整洁，可是春节前站里的活也特别忙，我又拿回这些不算工钱的活来，一时做得了吗？等我一回到站，大家果然就问，这是哪家的这许多活呀？我一面打开包袱，一面说： ‘是咱们的五个孩子的。’大家一听，二话没说，就又都忙起来，一个人洗，九个人补，很快地就给做完送去了……” 自从我离开这个服务站，手心里一直存留着陈玉珍有力的把握的余热，耳中一直响着她口里的、亲热负责的“咱们的五个孩子”的坚强清朗的声音。这声音给我以无限的鼓励和力量。 在我见到崇文区体育馆路办事处干部田迈琴之先，从我听到的这位同志办事的周到细心，和由他名字引起的联想，就总以为这是一位女同志，不想走进来和我们握手的，是一位高个子，长方脸，双目有光的三十多岁的男子！ 这位年青精干的干部款款地告诉我们，这个办事处底下有三十个居民委员会，经管的是这一地区居民的卫生福利事业。这些户里的老、弱、病、残，从解放后，就一直是政府照顾下来的。这一区里孤儿就有三家，他自己管的一个居民委员会，就有一千四百多户。这时我不禁想到，北京在崇文区以外，还有其他区的居民委员会的组织，在全国各处也一律地有居民委员会的组织，这些春笋一般的居民委员会，照顾关怀了多少孤儿，多少老、弱、病、残呵！自从中国一解放，党的阳光就是这样地普照大地了。我们广大人民，都是春晖下的寸草。现在我彻底真正地领会到“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含义了……我的思想开了小差，看到对面的微笑的有神的目光注视着我的时候，我赶忙笑着点头请他说下去。他说：“崇文区一直是劳动人民聚居的地方。解放前，这里住的是拉车的、修鞋的、拣破烂的贫苦人民，生活都是朝不保夕的。五个孤儿的父亲周永寿就是其中之一。他白天拣破烂，夜里就摆‘鬼市’摊卖破烂，生活苦得很。解放后，他加入了废品公司，有了固定的工资，生活安定下来了。一九五九年他又被调到一家煤厂当了送煤工，孩子的母亲参加街道上办的纸匣厂，日子一天一天地好起来了，周同山底下的四个弟妹，都是解放后生的。 这对勤劳的夫妇刚刚尝到快乐家庭的甜味，不幸在一九六一年孩子的母亲就因患胆囊炎，一九六二年周永寿自己也因血压病，先后去世了。在顺利快乐的环境中，突然成了孤儿的五个孩子，就像天塌下来似地，悲痛而惊惶！那时最大的孩子周同山才十五岁，最小的弟弟同义才三岁。他们无主地哭着喊着，感到世界上最悲惨的境遇落到他们的头上来了。 “这时，街坊们都围上来了，劝慰这个，抚抱那个。周永寿做工的那个煤厂的韩厂长来了，送来了五百元的安葬费和抚助费，他一面料理着葬事，一面给办事处打了电话，委托我们经常照顾这几个孩子，才放心地回厂去。 “我接到电话跑来的时候，孩子们已在街坊的爱抚之中了。在办事处的会议上，我们决定除了不收房租水电费之外，还由国家给孩子免费上学，医药费、文具也由国家供给，此外每月还给他们生活费。我同他们同院的田淑英还有其他的街坊们商议，怎样帮助孩子们安排生活。”说到这里，他的眼角上露出一丝忍不住的笑意，“这些一直在父母照顾下的一群孩子，的确是不懂得怎样过日子的。他们领到月费，头两个月是不到月底就用亏了。周同山还拿一笔存款，买了一些不必要的摆设，像书柜、挂图和留声机等等。同院的田大婶气得说了他一顿。我们和街坊上的人们，也不断地帮助他们，教育他们，教给他们记帐，看看钱都花在哪里，教给他们精打细算。周同山那时还在中学上学，他突然负起一家生活，感到手忙脚乱。他认为照拂弟妹的担子重，不如退学去找工作。 我就劝他：你已经读到初中二年，丢下多么可惜。你的父母当初想读书还念不成呢！拿我自己来说，我到北京学徒以前，只上过四年半的学，那时日本军队还占领了我的故乡——束鹿，我们只能在坟地里上课，拿土地当石板，连钢笔都没有见过。今天，你的条件这样好，不好好念下去，将来后悔起来也就晚了。这样，他才打消了退学的念头。初中毕业后，他考上了变电站作工人，本来是分配他到一个东郊的工厂，我们和这厂的工会主席商谈了一下，大家认为东郊离他家太远，往返不便，就把他调到城里的另一个工厂，还派给他一位出席过全国群英会的五好劳模师傅。他现在每天可以回家，同弟妹们在一起，工作也很起劲，又加入了团学习小组，正在申请加入青年团。最小的弟弟同义，也送进附近的东厅幼儿园，周末才回来。这样。四个兄姐更能专心学习了。”说到这里，他又笑了，“可是，也有接不回来的时候，因为幼儿园里的别的孩子的父母们，来接自己孩子的时候，常常把小同义也接走了。比如上星期就有一位工厂里的医务人员王桂兰，把同义和她的孩子一块儿接去。她给同义洗澡、理发、洗衣服，包饺子给他吃，到时候又把他们一起送回幼儿园去。这样的事情还多得很。街坊们照顾孩子，真是无微不至。春天该打什么防疫针，吃什么防疫药，天气冷了，该添衣加被，关窗上门，同院里的大爷大娘们从来没有忘了他们。街道居民委员会里每一个人，若不替孩子们做一件事，就仿佛丢了一件什么东西似的。大家抢着给孩子们拆洗衣服，没抢着的人就说，‘不让我洗，就用我的肥皂吧。’“至于说给孩子们做棉衣，逢年过节去照料一下什么的，报纸上都给作了宣传了。这些都是党和政府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做得还很不够，以后还要加倍努力。”这时他看一看表，说，“我们去看看田淑英吧。孩子们也该放学了，看看他们也好。” 在东唐洗泊街五号，这个十四家住的整洁的大杂院里，我们先拜访了居民委员会的积极分子田淑英。这位同周永寿夫妇有过二十多年老交情的田大婶，眉宇间洋溢着纯朴和热情，对我们滔滔不断地说着周永寿一家解放前后的变化。 “周永寿是个苦孩子，从十几岁就拣破烂，每天夜里从十二点到三四点，在家门口摆着卖破烂的小摊，那时是上顿顾不了下顿。周同山上面一个姐姐，下面一个妹妹，都是因为出疹子，吃不起药，转成肺炎死的。解放后一九五八年，小同贺和小同义，也同时出疹子。周永寿的公司里来了人，放下十块钱，还批评周永寿，说他不该不赶紧给孩子们看病。您说这世界的变化多大！没有党和毛主席的领导，穷人会有这样好的日子吗？就说周同山的母亲病的时候，她还是从前的想法，说我的病麻烦，看病是有钱人的事，住医院她更不敢想了。最后呢，组织上来了人，把她送进同仁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替她付了七八百块钱。周永寿自己血压高，死以前也在第四医院里住过两个多月。如今这几个孩子，一切都由国家照顾，在工厂、在学校、在幼儿园有师傅老师们照管，真是比有父母的时候还强！我常常对孩子们说，‘旧社会那种苦，你们可真是没法想。连你父母从前的苦境，你们都不知道，更不用说别的了。我们这院里从前有个老头子，单身一人，一天早起，我们发现他爬在门口雪地里，死了，巡警阁里来了人，拉出去也不知埋在哪里，还不是喂了狗了！这院里还有一个孩子，出门玩去，就让人拐跑了。你们说那时候我们这些人就没有同情心吗？那时候这里是个人吃人的世界，自己死活都顾不了，还顾得上别人吗？你父母要是死在解放前，你们兄妹五个，现在已经不知都到哪里去了！大的学坏了，流落了，小的让人拐了、卖了、折磨死了，有谁管呢？感谢党吧，感谢毛主席吧，忘了这些，你们死去的父母也不容许。’” 她提起周同山开始不会安排生活，把钱花在乱买东西上的事情以后，又对同山说，“你是大哥，特别要学好，你想想你父母受过的苦，再想想今天的甜，活在这社会里多么幸福，没了父母也不算孤儿。现在你做什么事、花什么钱，都得先好好地想一想，我的话不一定都对，你也去问问老师，问办事处的叔叔们，问问同院里的大爷大娘们……”说到这里，她噗哧一笑，“还有那个小同来，又聪明、又淘气，常和街上的小朋友们吵架，学习也不专心，我也是看见了就说，也有把他们说哭了的时候。可是过了一会他们就又来了，说‘大婶，您别生气，您的话句句对，我们一定听。’要说这几个孩子，倒是真不错，肯学。小同庆已经学会发面做饭，小同来慢慢地也会帮哥哥姐姐的忙了。同山也会自己补衣服缝袜子。说起补衣服，那天有位解放军同志来了，穿的是呢大衣，许是位军官吧，和孩子们在屋里说了半天话。看见同山袖子上破了个口子，就把自己大衣打开，给孩子们看里面自己补过的军服。他劝孩子们：衣服破了要立刻补，要整洁却不要浮华，不要净想穿好的新的。也劝他们预备一个针线包。这些日子，来访问孩子们的人多极了，人人说的那些话，都对他们有教育。一月八日，孩子们的事情上了报，九日中午就来了一位客人，他说他从上午七点就出来了，找到这时才找到孩子们的住处。他一进门就要给孩子理发，他说，‘我的爱人是个孤儿，从小就给了人，在人家受气的时候，就自己偷偷跑到护城河边去哭。昨晚上我俩看了报，都激动得不得了。我们想，照顾孤儿人人有份，我们没有什么可给的，我是个理发师，就给孩子们理个发吧。’他一边给孩子们理发，一边掉眼泪。我们在旁边看着，也直难受！还有一位工人……”这时院子里响起一阵孩子说笑的声音，田大婶望一望窗外，说，“同山在厂里，同义在幼儿园，中午只有同庆姐弟三人回来，我们到他们屋里去坐坐吧。” 我们拉着孩子们的手，一同走进一间朝南的屋子，大玻璃窗外透进温暖的阳光。屋里四平落地，床上被褥整洁。墙上挂满了相片和年画，桌上堆满了书。墙上正中间是一幅毛主席的挂像，他的深沉的眼光，仿佛时时刻刻在慈祥地注视着在这屋里劳动、学习、睡觉的几个孩子，也慈祥地注视着到这屋里来的，给孩子们包饺子、送元宵、挂花灯、赠年画的一切人。他的慈祥的目光也注视着这屋间所发生的令人感奋的一切！ 我们在床上椅上坐下，把孩子拉到身边。这几个孩子都有一副引人爱怜的笑脸，和我们谈话的时候，都显得十分亲密而自然。这时屋内窗外挤满了一大群的孩子，大姐姐同庆在大家要求之下，唱了一节《唱支山歌给党听》。唱到“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 的时候，我看着她的含笑而激动的小脸，觉得她的歌声比我从前所听过的唱这支歌的声音，都更带感情。有谁对这支歌的体会能比她更深呢？ 和我们第一次见面，平常很活泼淘气的小同来，这时反而腼腆了。热情的小同贺，却一直紧紧地拉着我们的手，让我们看了许多他们收到的赠品，还坚决地要留我们吃饭，当她知道留不住我们的时候，还恋恋不舍地和哥哥姐姐一起，把我们送到门口，笑着喊着地招手，请我们常来！ 在访问他们以前，我曾想过：自从报纸上报道了他们的事情，登了他们的照片，广播电台请他们做了讲话，以及许多机关、单位、学校请他们参加了春节晚会，请他们看话剧、电影，给他们送来了书籍、糖果、年画……这些“光荣”和“机会”，会不会把他们惯坏了，使他们特殊化了呢？ 在我和办事处干部田迈琴，街道积极分子田淑英谈过以后，我感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等到我访问了孩子们的工厂领导人，学校和幼儿园的老师，看过了许许多多封的来信——特别是少年儿童们的来信，我彻底地感到我们的在党和毛主席教导下的广大人民，是懂得怎样关怀我们的接班人的成长的。 我第一次看见周同山，是在他工厂的会客室里。这个笑嘻嘻的小青年，对我情不自禁地感谢坐在我们旁边的工厂党委杨同志，说他是怎样地关怀自己的生活和学习的一切。他又称赞和他一起学习的团小组的成员，怎样地常到他家来帮助他做些家务事。他尤其喜欢比他才大十岁的孙全德师傅，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的关系特好！” 同庆的老师、文昌宫小学五年级主任张少华，是从同庆的母亲死后，就对她特别关怀的。因为九岁的同庆要照顾她生病的父亲，张老师就特别安排她在第四节课时，可以回家照料父亲吃饭。她还安排一个很好的学习小组，到她家里帮助她学习，买菜，做饭。在张老师的教育之下，同庆的同班和其他同学们，对同庆也特别关怀。大队委何敬芬，在一次春游里，把父母给她喝汽水买冰棒的钱，给同庆交了春游费。 游园的时候，她虽然又渴又热，可是她拉着同庆的手，心里感到说不出的愉快。这班里还有几个男同学，素来是不大好意思常和女同学们打交道的，在这次春节里，他们也联名给同庆写了一封贺年信，偷偷地夹在她的书里。春节时候，有几个男同学到她家想帮着做点事，看见人多插不下手，有个外号“大个子”的同学，发现周同庆的针线包里没有顶针，就悄悄地给她买了个顶针和两根针送去了。小同庆的同学们对她的关怀是多方面的，对她物质上的缺乏，提供了补充，对她的缺点也提了积极的意见，他们之间发展了真正的互助的友谊。 东唐洗泊街小学四年级主任崔承京同志，是敏感而又淘气的小同来的老师，他是一位特别细心的教育工作者。他教到一课语文《一个孤儿的回忆》的时候，事先把同来叫到一边，告诉他新旧社会里的孤儿是如何地不同。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孤儿和有父母的儿童们会同样地欣欣成长。他一方面又教育同来的同学们，要加倍地帮助爱护同来。有一次，班上开联欢会，一个小同学，就把分到的一个苹果，留着不吃，悄悄地塞到同来的怀里。同来是个爱动的孩子，在班上常常注意力不集中，作业也比较马虎，在这一点上，崔老师对他要求得特别严格，也告诉他不要糟蹋书籍和本子，说国家的一文钱，都是人民劳动得来的，不能随便浪费。在孩子的事情登上报以后，他告诉小同来，说：“上报的‘光荣’不是你的，应该归于党，归于毛主席，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你们，你应该更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二十岁的青年李和平同志，是法华寺小学二年级的主任，小同贺的老师。她高中毕业以后，填的志愿是到农村工作，结果被分配做小学教师，她欣然地接受了。她对小同贺特别关心，怕她回家去做不好功课，就在每天放学后把她留在校里自习，晚上送她回家。天气冷了，她也不忘记给小同贺买口罩，买润面油。她的眼光总离不开小同贺。喜欢撒娇的小同贺，也是永远围着李老师转。在这个小学校里，有谁不疼爱这个活泼的小姑娘呢。去年的一年级级任老师周秀文，在同贺生病时，给她喂药、做面。看门的老校工，每天从进门的孩子当中，留心看着小同贺是否来到了，他一天没有看到她，就像心里添了一块病。有这么多人的爱护关注，难怪这张小脸上，看不出一丝孤儿的悲哀！ 小同义的笑脸上，还比哥哥姐姐多一对迷人的酒窝！当东厅幼儿园的老师，轻轻地掀起被头，把正在休息着的同义的小脸露出来给我们看的时候，他睁起一双大大的眼睛，向我们笑，这一对盛满了人们慈爱的小酒窝，从那天起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幼儿园里的老师们认为，对小同义的爱护，也就是对其他四个孩子的爱护。她们把管小同义的负担，从兄姐的肩上接了过来，她们和许多幼儿园里同学的家长们，轮流地挑起了这个快乐的负担，这是一个不重也不轻的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负担啊！ 孤儿们收到的信件，我看了有上百封，不止一次地我流下了感动的热泪。这里最使人感动的是少年儿童们的来信。从这些信里，我看到了我们的党对下一代人的教育的成果，我看到了我们祖国和全人类的前途和希望！这些少年儿童们，从不同的角度里说出同情和勉励的话语，同时也说出了他们心里的共同的誓愿。 北京二十三中初中三班李淑玲小朋友，她的父亲身体不好，不能工作，一家八口，也受到党和政府的种种照顾和关怀，她的感受是最深最切的，她写： 记今天的幸福生活是不容易得来的。让我们共同高声欢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让我们携起手来，为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而努力，一同做红色的接班人。 北京女十五中初二，四中队第二小队全体队员来信中说： “孤儿不孤”的事实告诉他，在这活生生的事实面前，他就不敢不低头！ 北京四中初二第一小组全体同学，寄给他们一包东西细小而意义重大的礼物，信上写着说： 毛主席领导我们走的一条光明的大道——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这颗阶级友爱的针，这条鲜红的线把我们串连起来，听毛主席的话，永远跟着党走，永远保持自己历史的赤心，学毛主席的好战士、伟大的普通一兵——雷锋，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要知道咱们的五个孩子，对于党和政府以及周围一切人们的慈爱和关怀，是怎样感谢地接受，而又怎样地像一面明朗晶莹的镜子，把这温暖的阳光反射出来，映照在周围的人们身上，我们不能光看他们给人们写的感谢信，我们要看他们怎样地以实际行动，来表示自己没有辜负党和政府的培养关怀。小同庆的张老师告诉过我，在学期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买纸包了新书的书皮。班里有一个比较清苦的同学唐金增，没有包书纸。同庆知道了，就悄悄地给他几张纸，还替他包上。同庆说：他虽然不是孤儿，但是他父亲没有劳动力，家里有八口人，生活很苦，我应该帮助他。她还鼓励唐金增申请加入少年先锋队。最近她还送给他四支铅笔，附了一封信，上面写：“希望你能在我们自己的节日——六一节，加入光荣的中国少年先锋队。”去年十一月，周同山在一个商店里，拾到一个钱包，他看到钱包里有失主的姓名住址，就赶紧送回去给她，回来后，这个小青年满怀激情地在日记中写下这一段，他说： 问我住在哪里，叫什么名字，我说了一句：“住在北京”，就跑回家来。因为，在我们首都北京，在我们全中国，这种助人为乐的人太多了。 孩子们把话都说尽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在六一国际儿童节的前夕，我欣祝咱们的五个孩子，和我们全体的接班人在一起，健康快乐地成长！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１９６４年６月号。） 正文 《渔夫和北风》 （北美印第安人民间故事）个打鱼人的部落。他们一到夏天就走很远的路，跑到北方来，在这里，他们会捉到许许多多好吃的鱼。但是一到冬天，他们就得回到比较温暖的地方去。因为北方有一个统治者，名叫卡比保努加，也叫北风。这个凶恶的老头子会把他们赶走的。 有一天早晨，渔人们起来，看见他们撒网的湖面上，已经蒙上一层薄冰了。不久又下起雪来，冰也越积越厚。渔人们已经能够听到卡比保努加从远处走来的脚步声了。 “卡比保努加要来了，”渔人们喊起来，“卡比保努加快来到了，是我们该走的时候了。” 但是，一个叫做辛几比斯的渔人，只笑了一笑。 他对同伴们说：“我干吗要走呢？我可以在冰上打一个窟窿，用钓丝来钓鱼吃，我才不管卡比保努加来不来呢！” 渔人们惊奇地看着他。当然，他们知道辛几比斯是个聪明的小伙子，但是这点聪明又怎能帮他来对付可怕的北风呢？ 他们说：“卡比保努加比你强壮多了，连树林里最大的树也在他面前低头，流得最快的河碰到他也会冻结。除非你能变成一只熊或是一条鱼，要不然，他会把你冻死的。” 辛几比斯还只是笑着。 他说：“白天我可以穿上皮袄，戴上皮巴掌，晚上我可以在小屋里烧起很旺的火，这都能够保护我。卡比保努加要是有胆量的话，就请他到我的小屋里来吧！” 渔人们离开的时候，心里都很难过。他们都喜爱辛几比斯，他们的确认为不会再看见他了。 渔人们往南方去了，辛几比斯就立刻动手。他准备下许多大圆木头，收集起许多干树皮和枯枝，每天晚上，他都把屋里的火烧得很旺很亮。早晨他到湖上去，在冰上打个窟窿来钓鱼。在傍晚，他就拉着一大串的鱼从雪中的小路走回家去。 “呜，呜！”北风怒吼起来。“大雁和野鸭早都飞到南方去了，谁还敢留在这里？咱们看看到底谁是这个冰天雪地的主人！今晚我就要到他的小屋去，把他的火堆给扑灭！呜，呜！” 夜来到了，辛几比斯坐在小屋里的火堆旁边。多旺的一堆火呵！每一根大木头都够烧一个月的！辛几比斯在煮鱼，这是他白天刚钓到的一条大鱼。鱼的气味鲜美极了，辛几比斯高兴地搓着双手。这一天他走了好几里路，在这温暖的小屋里坐在火堆旁边，真是怪舒坦的。 他想到他的那些回到南方去的伙伴们。 他对自己说：“他们认为卡比保努加是一个凶神，认为他比任何一个印第安人都厉害。 的确，我比他怕冷，可是他一定比我更怕热呀。” 这个想法使他高兴得又笑又唱起来。他吃着晚饭，北风在他小屋周围树林子里呼哨，他简直听不见。雪下得又密又急，北风把地面的雪卷起来，对着小屋抛过去。但是雪片没能够进到屋里，只是把小屋盖了起来像一层厚毛毯似地，保护着小屋，不让它受寒冷的袭击。 卡比保努加气坏了。他站在小屋门口叫喊，声音大得吓人。但是辛几比斯一点也不怕。 他倒觉得在这一片空阔安静的大地上，有些声音来打破寂寞，也很不错。他大笑着回答： “哈，哈！你好吗，卡比保努加？你要是不留神的话，会把腮帮子胀破的。” 小屋被大风吹得摇晃起来，门口的皮帘子也在括达括达响。 “进来吧，卡比保努加，”辛几比斯高兴地叫着，“别害怕，进来烤烤火吧！” 卡比保努加听到这些嘲笑的话，就鼓起勇气，把皮帘子掀开一条缝，挤了进来。嗬，他吐出来的气可真凉呵！这冷气使得小屋里仿佛充满了云雾。 辛几比斯装做没有理会。他站起来，嘴里唱着歌，又往火里添了一根大木头。这根大松树干发出很大的热力，热得辛几比斯只好往后坐远了一些。他一看卡比保努加的样子，招得他又笑了起来。这老头子的额上热汗直流，头发上的雪珠和冰块都不见了。这个凶猛的北风卡比保努加，正在融化下去，他的鼻子和眼睛越来越小，连身体也越来越矮了。 辛几比斯招呼他说：“到火堆边上来吧，再靠近一点，烤烤你的手和脚吧。” 但是，北风卡比保努加不敢到火堆边上来。他跳起来，用比进来时候更快的速度，窜到门外去了。 冷空气给他增加了些力量，他的满腔怒气又发作了。他不能把辛几比斯冻死，就把怒气发泄在他周围的一切东西上。 他把脚下的雪都跺硬了，他把冷气喷出来，树林都颤抖着，所有的野兽都吓得躲了起来。 卡比保努加又跑到辛几比斯的小屋前面。 他喊：“出来，你有胆量就给我出来。咱们在这雪地上摔交，早晚就能看得出到底谁是这冰天雪地的主人！” 辛几比斯想了一会。“火力一定把他烤得软弱一些了，我的身上却是热的。我相信我能和他摔交。让他看到我的确比他厉害，他就不敢同我捣乱了。那么，我在这地方爱呆多久就能呆多久了。” 他从小屋里跑了出来，一场猛烈的摔交开始了。他们俩在坚硬的雪地上翻滚，爬起来又倒下去。 他们俩摔了一整夜的交。辛几比斯并不感到寒冷，因为他时刻不停地活动，他的血脉流得更快了。他感觉到卡比保努加越来越没劲儿了。他的冰冷的呼吸不再像一阵狂风，而只像一声叹息了。 当太阳从东方升起的时候，卡比保努加终于被征服了。他怒吼了一声，回身就跑，跑到世界的顶点，那很远很远的北方去了。辛几比斯站在小屋旁边，大声欢笑着，因为他知道快乐和勇敢是能把凶猛的北风征服的。 （译文刊于《儿童文学丛刊》１９６４年第３期。） 正文 歌颂吉隆滩 滚滚的乌云从天边卷来，乌云里有恶兽毒蛇在张牙舞爪，这是政客、官僚、庄园主、资本家，妄想再回到古巴来称王作霸。 他们装备着美国主子的坦克、飞机，恨不得把革命人民一口吞下。 武装了的人民就是气豪胆大，五个民兵，屹立像五座大山，宁死不退地把敌人牵住在吉隆滩！ 受过苦难的人民懂得甜酸苦辣，四个农妇，在刺刀下像四根石柱，宁死也不把粮食喂这帮卖国的牲畜！ 战斗的号角震响着古巴的山峦，民兵和战士怒潮般涌向吉隆滩！ 妇女们雄赳赳地在公路上指挥着通行的队伍，儿童们急忙忙地挨家挨户张贴着抗战的传单……洒遍了鲜红的血，奔流着滚热的汗，七十二小时打得个红日当空、乌云尽散！ 拉丁美洲和全世界人民惊喜地抬头观看，加勒比海上依旧是红旗招展、春光烂漫。 英勇的古巴人民又挡住一次侵略的狂澜。 只要你不畏强暴、不怕困难，纸老虎的原形必然显现，革命的路子必然越走越宽。 让我们永远学习古巴的榜样，让我们永远歌颂战斗的吉隆滩。 （本篇最初发表于《新港》１９６４年８月号。） 正文 我们的心飞出睦南关 我怀着沸腾的情感，迈着大步走在浩荡的游行示威队伍中间。 向前看，是一层层一面面的巨大的红旗；回头望，是连绵不断的雄赳赳的激昂兴奋的人流。他们手里的旗帜和嘴里的口号，像怒涛般不断地起伏。 我怀着沸腾的情感，迈开大步在队伍中间走着。我的心却早已飞翔在队伍前面，高高地飞出睦南关。 不，应该说在北京游行的百万人的心，我们全中国六亿五千万人的心，一齐插上了敌忾同仇的翅膀，蓬蓬地飞出睦南关！ 我们的心飞到越南三千万人民面前，诚挚地说：越南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来了，不但是我们来了，受着美帝国主义者侵略压迫剥削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全世界主持正义热爱和平的人民，一齐来到了。我们将和你们永远站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我们的心，飞到越南的防空部队，海军部队面前，紧紧地握着他们的手，兴奋地说：祝贺你们击落击伤十一架敌机的胜利。祝你们在对敌战斗中，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 我们的心飞到《南方来信》里的每一个发信者和收信者的面前，郑重地说：受过美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们祸害的中国人民，深深地了解你们正在受着的苦痛。我们对你们的英勇顽强的斗争，献上我们衷心的敬意和全力的支持。我们一致拥护我们政府８月６日的声明，美帝国主义者胆敢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土、领海、领空，我们决不会坐视不救……骄阳升到点缀着一两朵白云的高空，我们的队伍越来越长，我们的心也更加沸腾了；这长长的队伍一直向前走着，走着……我迈开大步，走在队伍的中间，在雄壮的脚步声中，我不住地想：这不过是行进的开始。只要美帝国主义者，再敢侵犯我们的兄弟国家——越南，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将和越南人民站在一起，反对美帝国主义！ （本篇最初发表于《光明日报》１９６４年８月１０日。） 正文 和日本儿童一起看《宝船》演出 我们轻轻地走进礼堂，坐在最后的一排座位上。这礼堂里坐满了孩子，从后面只能看见他们的浓黑的头发。男孩子们有的推着平头，有的额前垂着短发；女孩子们有的是前发齐眉，后发盖颈，有的梳着小辫，还扎着很大的蝴蝶结。他们交头接耳，有的也互相打闹，咭咭呱呱地说笑个不停。 陪我们同去的日本朋友，内山先生——他是日本儿童剧作家，也是老舍先生写的中国儿童剧《宝船》的译者——告诉我们说：这座东京大田区的礼堂，有一千三百五十个座位。 今天来看中国儿童剧《宝船》上演的，都是附近几个小学校里的三年级到五年级的学生。 内山先生的脸上，显出十分严肃的神情，他深思地说： “日本儿童对于新中国了解得不多。介绍中国儿童给日本儿童，特别是新中国儿童对于‘博爱’的看法，是十分重要的！ 中国作家教育儿童：为了建设新的美好的社会，必须认清谁是同情我们的人，谁是危害我们的人，所谓的‘博爱主义’是要不得的。《宝船》里面的李八十老人提醒王小二，不要救起像张不三那样的坏人，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能分清敌我，才能解决许多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世界上还有像张不三那样伪装作关怀人民的好心的朋友，实在是剥削人民的凶恶的敌人，我们大人和孩子都应当好好地考虑这些问题！” 这时，我的脑子里突然涌起昨夜在东京旅馆里另一位日本朋友，对我们讲的一件使人愤怒的事实。她说：“你知道现在日本的儿童，正在受着怎样的灾难？美帝主义者拿四十亿日元的价钱，把八亿五千万吨的脱脂奶粉卖给日本。这种奶粉是已经去掉黄油和干酪的渣滓，在美国本是作为家畜的饲料的。这些奶粉运到日本，不但已经发霉，里面还有壁虱、货币、螺丝板子、皮靴碎片……更不用说有多得惊人的细菌了！ 美帝国主义者假惺惺地说，这奶粉里含有大量的蛋白质，营养很好，可以作为中小学生的食品。但是日本的孩子们一喝了这奶粉，立刻感到味道不对，喝后又吐又泻，在江津市的一个小学校里，就有七十五个小学生中了毒。我们才知道美帝国主义者为了赢利，不惜把日本千千万万的儿童作了牺牲。 儿童们为了拒绝喝这奶粉，有的就每天带块海绵来把奶粉吸掉，有的就简直把它倒进阴沟，连阴沟里的水都变成白色的。 他们愤怒地说：我以为小学毕业，就不用喝脱脂奶粉了，但是到了中学，还是要喝，我真不愿意再喝它！ “从这件事上，日本的母亲和教师们觉悟到，如果不打倒美帝国主义，也就没有日本儿童们的健康成长，何况我们周围还充满了企图使我们儿童丧失独立性的美国漫画、读物、电影和电视的节目？ “因此，我们母亲和教师们把反对进口脱脂奶粉的斗争，作为打倒美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一部分，我们的儿童们也勇敢地参加了我们的斗争……” 礼堂里忽然寂静了下来，才把我从回忆中惊醒，原来灯光已经熄灭，帘幕已经开启，《宝船》的演出已经开始了。内山先生告诉过我，这出中国儿童剧，是由日本东京“向日葵剧团”演出的。从剧本的翻译，到布景、服装、道具、音乐、动作等的设计，都经过细致的研究琢磨，所以演来十分逼真。 但是我的注意力却仍集中在台下的儿童身上，在微暗的礼堂里，我望着前面座位上那些聚精凝神的小观众，想起昨夜的那一场谈话，想到在这些天真幼小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不幸的遭遇和艰苦的斗争，我为他们感到愤怒，我又在默默中向他们勇敢的反抗精神致敬。 这时台上正演到坏人张不三被救上船之后，向王小二虚假地解释他的名字的意义，他说：“不三就是一不馋，二不懒，三不偷东西。”台下纷纷地叫起来了，“你坏人！”“你撒谎！” 这充满了正义感的斥责，和我在北京儿童剧场里所听到的声音，是一样地钢一般的响亮坚实，我的心潮汹涌了起来！ 休息的时间到了，我们刚要站起，一位女教师带着一群学生微笑着走过来，说：“我们的学生听说在座有从中国北京来的客人，他们都高兴的了不得，他们想请你们在他们的纪念册上签上大名。”于是许多只小手递过许多的纪念册，当我们笑着重新坐下以后，我们座位旁边立刻被围得风雨不透，我们的膝上堆满了纪念册，还有纸片和《宝船》的说明书。我们也顾不得抬头看看他们的脸，只一直笔不停挥地写了上百遍自己的名字，直到重新开演的铃声响了，教师们才把后来的孩子勉强拦了回去。 下半场台下的情况更加热烈了。当张不三不敢和王小二比武，王小二骂他没有骨头的时候，台下又纷纷地喊了起来： “你没骨头！”“你胆小鬼！”“你坏人！”最后王小二和他的朋友们得到了胜利，张不三变成个大灰狼，被大家牵着在台上转，小观众们的欢乐情绪也达到了最高峰！ 演员谢过幕，内山先生又陪着我们上台去向演员献花。我们和演员们紧紧地握过手，回转身来，出于意外地有几位青年走上台来，把很大的花束递到我们手里，还要我们对小观众们说几句话。 我捧着花束，面对着台下一千三百五十个日本儿童，我兴奋、我激动，只觉得千言万语不知从哪里说起。我记得我说，我很高兴看到日本的小朋友们这样地喜欢中国的儿童剧；我说我也将高兴地把日本小朋友们的感情，带回去给中国的小朋友；最后我说，我相信中国的一亿儿童，一定都愿意今天能和我们一样，同你们在一起看《宝船》的演出；我也请你们相信，在建设将来美好的生活上，在争取世界和平人类进步的努力上，中国的一亿儿童将永远和你们紧紧地站在一起！ 这是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日本东京发生的事情，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三日在北京追记如上。 正文 中日人民友谊的火花——日本芭蕾舞《祗园祭》观后 在中国人民庆祝建国十五周年的欢乐气氛之中，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带着新的、歌颂“日本人民胜利历史”的剧目——《祗园祭》，和其他的精彩剧目，在北京上演了。这些剧目的演出，发出了灿烂的中日人民亲密友谊的火花，在中国观众的脑海中，永久不会磨灭。 松山芭蕾舞团，对于中国观众，并不是陌生的。这个年轻的、朝气勃勃的、以“发扬日本独特的表演风格，创作民族形式的芭蕾舞”为基本方针的日本芭蕾舞团，曾于一九五八年，带着以中国新歌剧《白毛女》改编的芭蕾舞剧，应邀来中国访问演出，受到了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那时候，我和许多在场的中国观众一样，一方面欣赏了松山树子女士和她的伙伴们的优美刚健、表达了喜儿和大春以及他们周围的人们的坚强不屈的反抗斗争精神的精彩表演，一方面从心里深深感谢松山芭蕾舞团的艺术家们，把这段中国人民斗争的故事，用芭蕾舞的形式和技巧，在舞台上向日本人民痛快淋漓地作了介绍，这对于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和敌忾同仇的友谊，是有多么大的贡献呵！ 《祗园祭》这个剧目，在我也不是陌生的。去年冬天，我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的时候，在东京曾观看了日本《祗园祭》的演出。《祗园祭》起源于九世纪前后，是日本京都八坂神社举行的一年一度的赛会，彩车游行是祭祀的主体，此外还有种种形式的民间舞蹈。这些舞蹈可以把分散的劳动人民聚集团结起来，构成一股声势浩大的群众力量。而彩车游行也被当时（十五世纪）的压榨人民的统治者，看作是人民的示威游行。于是他们颁布八项禁令，舞蹈也在被禁止之列，《祗园祭》也因而中断了。日本京都广大劳动人民，联合起来，抗捐抗税，并且决定恢复《祗园祭》。剧情的发展，是从木匠新吉和他的同伴们偷偷地制作彩车开始，以农民起义军和市民群众联合斗争战胜了统治者的捕快们，受伤的木匠新吉坚强地屹立在彩车上，群众拉起彩绳，在雄壮的乐声中彩车开始前进而结束。 我对于芭蕾舞技巧是个外行，但是从舞蹈和音乐以及演员们的表情中，也能够看出这出舞剧所要表达的、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获得和平的主题思想，它显示了人民群众为反抗压迫、建立自己幸福生活而团结斗争的巨大力量。松山芭蕾舞团的艺术家们，在“为人民服务、为革命服务”的创作目标下，在芭蕾舞的基本规律的基础上，巧妙地把芭蕾舞的形式和技巧，和日本当时的人民斗争、人民生活和民间舞蹈很自然揉合在一起。这里有优美的抒情和舞蹈，如铃舞，插秧舞，花笠舞等，都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人民生活紧密地结合着；也有雄壮的鼓舞人心的舞蹈，如火炬舞，愤怒舞和奋起舞等，表现出广大劳动人民团结起来，为反抗压迫而斗争的勇敢坚强的气魄！ 在舞蹈和音乐的民族化方面，我是说不出什么理解的，而在克服穿着日本服装表演芭蕾舞的困难方面，我却有着很深的钦佩。在东京看《祗园祭》演出之前，我曾想到：端严而紧称的日本妇女服装——厚重的腰带、宽长的袖子和紧束在身上的长衣，怎样能得心应手地跳起轻盈飘忽的芭蕾舞呢？后来我看到台上的女演员们的服装：宽长的袖子改短了，一条细仄的丝带代替了厚重的腰带，衣服也改短了，右底襟像裤管似地掖在右腿下面，左襟却飘拂着，跳起舞来，显得轻便飘扬，具见出处理的匠心。 作为一个住过日本，又访问过日本多次，亲眼看到日本人民在美帝国主义压迫下所受的苦难和日本广大人民的反美英勇斗争的人，我坐在台下，观赏着松山芭蕾舞团的精彩表演，心中止不住起伏着波涛般的激动！我知道松山芭蕾舞团正在创作着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军事基地斗争的作品，我热烈地希望能早日通过松山芭蕾舞团艺术家的出色表演，把日本人民波澜壮阔、如火如荼的反美爱国斗争的现实，带到中国人民的眼里、脑中来，加深中日两国人民为反对美帝国主义、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而共同斗争的战斗友谊！ 祝松山芭蕾舞团演出成功。 （本篇最初发表于《大公报》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６日。） 正文 《回忆录》①-1 〔印度〕泰戈尔 １ 我不知道谁在记忆的画本上绘画；但不管他是谁，他所画的是图画；我的意思是说他不只是用他的画笔忠实地把正在发生的事情摹了下来。他是根据他的爱好或添或减。他把大的东西画小了，也把小的东西画大了。他毫不在乎地把前面的东西放在背景里，或把后面的东西放到前面来。总而言之，他是在绘画而不是在写历史。 这样，在“生活”的外表上，一系列的事情走过了，在内里也画出了一套图画。这二者是符合的，但不是一件东西。 我们没有工夫去彻底查看我们心中的画室。其中的一部分常常吸引我们的眼光，但是更大的一部分总在黑暗的、看不到的地方。为什么那永远忙碌的画家总在绘画；他什么时候可以画完；他的画要在哪个画廊陈列出来——谁能说出呢？ 几年以前，因为有人问起我的往事，我得到了去窥探这间画室的机会。我以为能为我的传记选出一些材料就可以满①根据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ｕＡｎｄＣｏ，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５４年出版的英文本翻译。 意了。后来我发现，我一打开门，生活的记忆不是生活的历史，而是一个不知名的画家的创作。到处涂抹的五彩斑斓的颜色，不是外面光线的反映，而是出自画家自己的、来自他心中情感的渲染。因此在画布上的记录不能像法庭上的证据那样适用。 虽然从记忆的仓库里去收集正确的历史这种尝试是没有结果的，而在重看这些图画时却有一种魅力，一种对我诱惑的魅力。 我们走着的旅途，我们憩息的路旁凉亭，在我们走路的时候还不是图画——它们太必需了，太明显了。而在进到夜晚的驿舍之前，我们回顾我们在生命的早晨所走过的城市、田野、江河、山岭，那时，在过去一天的光辉中，它们就真是一幅一幅的图画。这样，当我的机会来到，我好好地回顾一下，就热心起来了。 只为了是我自己的往事而引起我的自然的情感，因而引起我的兴趣吗？这其中当然一定有些个人的情感，但这些图画本身也有其独立的艺术价值。我的回忆录中的事情，没有哪一件是值得永远保存的，但是主题质量不是写记录的唯一理由。一个人实地感到的事情，只要能使别人也感觉到，对于我们的同类往往也是重要的。如果在记忆中形成的图画能够用文字写下来，它们在文学上是配占一个地位的。 我是把我的记忆的图画当作文学材料贡献出来的。若把它当作一个自传的尝试那就错了。那样去看的话，这些回忆不但无用，而且也不完全。 ２ 教育开始我们三个男孩子在一块儿长大。我的两个同伴都比我大两岁。他们从师受业的时候，我的教育也开始了，但我学过什么，在记忆中一点也没有留下。 我时常忆起的是：“雨儿滴沥着，叶儿颤动着。”①我刚刚渡过风暴的ＫａｒａＫｈａｌａ②地带，抛下锚来；我念着“雨儿滴沥着，叶儿颤动着”，对于我是诗王的第一首诗。 每当这一天的欢乐回到我心上的时候，甚至于在今天，我也体会到为什么诗歌是那样地需要韵律。只因为有了韵律，字句终止了而又没有终止，背诵过了，余音还在回响着；耳朵和心还能够不时地把韵律抛来抛去地玩着。这样，在我一生的意识中，雨儿就不停地滴沥着，叶儿就不停地颤动着。 我童年时期还有一段插曲，在我心里也记得很真。 我们有一个名叫卡拉什的老会计，他就像我们家里人一样。他是一个大滑稽家，整天对老老少少任何人都讲笑话；新姑爷，新亲戚，都是他特别嘲弄的对象。使人疑心到连他死后也还有幽默。有一次，家里的大人们试作与阴间通讯的扶乩。乩笔有一次画出卡拉什字样。 人问他在那边的生活怎样。 他回答说，“我什么都不说。我死后才知道的东西，你们想轻易地就得到吗？”①②双音的练习。——译者孟加拉儿童初级读本里的韵文。 这位卡拉什曾为讨我的好对我哇啦哇啦地唱着他自己编的歪诗。我是这篇诗里的主人翁，诗中还有在期待中将要来临的女主人翁在闪闪发光。我在听的时候，我的心思就粘在这位坐在“将来”的怀抱的“宝座上”，光艳照人的绝代的新娘这一幅画上。她从头到脚戴着的一系列宝饰，从未听过的豪华的婚礼准备，可能会使大一点的、聪明一点的人都晕头转向；但是感动了这孩子的，使美妙欢乐的图画在他的幻象中飞闪的，还是那迅速铿锵的尾韵和摇曳的节奏。 这两段文学上的愉快至今还留连在我的记忆里——此外还有，是儿童的古诗：“雨点滴滴下，潮水涨上河。” 我记得的第二件事，是我的学校生活的开始。有一天我看见我的六哥和我的外甥萨提亚，也是比我大一点的，都上学去了，把我丢下，因为我不够年龄。我从来没有坐过车子，也没出过家门。因此当萨提亚回来，说着许多浮夸的、他路上遇到的惊险闪光的故事的时候，我感到我不能再呆在家里了。我们的家庭教师企图用正确的指教和震响的耳光来驱逐我的幻象：“你现在哭着要进学校，将来恐怕你更要哭着想离开学校呢。”对于这位老师的姓名、面貌和脾气，我一点都不记得了，但对于他的沉重的教导和更沉重的手掌的印象，至今还没有消失。我这一辈子还没有听见过比这句话更真实的预言。 我的啼哭就使我不到年龄也被送进东方学校去了。我在那里学了些什么，我一点印象也没有；但是有一种责罚的方法我还记在心里。凡是不能背诵功课的儿童，就被罚站在凳子上，两臂伸开，手掌向上，上面叠放着几块石板。这种方法会不会促进孩子们对事物更好的认识，是心理学家可以争论的问题。我就这样在很小的年纪开始了我的学校教育。 我对于文学的登堂入室是有它的根源的，但也由于下房流行的书籍，其中最主要的是译成孟加拉文的昌纳克耶的格言，和克里狄瓦斯的《罗摩衍那》。 那一天读《罗摩衍那》的图画，很清晰地回到我心上来。 这天是阴天，我在临街的楼廊上玩，忽然间萨提亚要吓我，我忘了为什么原故，喊了起来：“警察！警察！”我心里对于警察的责任只有一个极模糊的描摹，但是有一件事是我确信的，就是一个罪人一落到警察手里，他就一定像一个可怜的人落在鳄鱼锯齿似的爪里一样，一下去就不见了。我想不出一个无辜的孩子怎样才能逃脱这无情的刑罚，我全身发抖地跑到内院，只想警察从后面追来。我把这面临的大祸吐露给我母亲，她却并不惊慌。但是恐怕再出去就有危险，我就坐在母亲房间的门槛上，读着我祖姑的一本大理石纹纸面的、书页已经折角的《罗摩衍那》。四合的楼廊，围着内院，阴暗的过午天空的微光照在院里。我的祖姑发现我正在为着书中一段悲惨的情节哭泣起来，她就过来把书拿走了。 我在童年几乎不知奢侈为何物。总起来说，那时的生活水平比现在简单得多。同时，我们家里的孩子，有完全不受过分照顾的自由。事实是，照顾的手续对于保护者也许是偶然的殷勤，而对于孩子来说却总是一个绝顶的麻烦。 我们是处在奴仆的统治之下的。为着省他们的事，他们几乎压制了我们自由活动的权利。但是不受娇惯的自由，补偿了这个约束的粗暴，我们的心灵没有受到不断的娇养、奢侈和盛饰的迷惑，因此始终是清明的。 我们的膳食是没有什么美味的。我们所穿的那些衣服，只能引起现代儿童的嘲笑。在我们满十岁以前，无论如何也穿不上鞋袜。冷天就在布衣上加一件棉布外褂。我们也从来没有想到这就算寒伧。只在我们的老裁缝尼亚玛蒂忘了在我们的外衣上做口袋的时候，我们才提出抗议，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一个孩子穷到连把口袋装满的零钱都没有的地步；由于老天爷慈悲的分配，贫富家庭孩子的财富也没有多大的区别。我们每人有一双拖鞋，但都不大穿。我们把拖鞋踢到前面去，追上去再踢，通过这样每一步有效的打击，使得拖鞋也一样容易破烂。 我们的长辈在衣、食、住、行、谈话和娱乐各种事上，都和我们相距很远。我们偶然地看到了他们的起居服食，但却是接触不到。对于近代儿童，大人们变得微贱；他们太容易接近了，而且也是一切需求的对象。我们的东西没有一件是那么容易得到的。许多微小的东西对于我们都很希罕。我们生活在希望中，希望有一天我们长得够大了，可以得到遥远的将来给我们储存起来的东西。结果是无论我们得到多么微小的东西，我们都享受到了尽头；从皮到核一点也不丢掉。近代有钱人家的孩子，得到东西只啃掉一半，他们的世界的大部分都在他们身上浪费掉了。 我们在外院①东南角的下房里度过光阴。我们的仆人中有一个夏玛，他是从库鲁那地区来的，黧黑圆胖，长着鬈发。 他把我放在一个挑好的地方，用粉笔在外面画一个圆圈，正正经经地竖起指头警告我，说我一越过这个圆圈就有灾祸。我从来不十分了解这危险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但我总是很害怕。我在《罗摩衍那》中读到悉多因走出了罗什曼那所画的圈圈而遇到苦难，因此我对于这可能性不敢怀疑。 在这屋子的窗下有一个水塘，一道石头台阶直达水面；水塘西头的院墙边有一棵很大的榕树；南边还有一行柳树。我转着圈走近窗前，就能穿过拉下来的百叶窗，整天像看画书似的不住地凝望着这个景物。从一大早我们的街坊就一个一个地来洗澡了。我都知道谁在什么时候来。每个人的洗法我都熟悉。有的人用手指头堵上耳朵，泡了几次就走了。有的人不敢整个地下去，只在头上拧几下浸湿了的手巾。第三个人飞快地、小心地用手臂拨开水面上的脏东西，然后在突然的冲动之下，猛然一下跳进水里去。有一个人干脆从台阶顶上一下跳到水里。有的人从台阶上一步一步走下，嘴里还念着晨经。有的人总是急急忙忙地一洗完就回家。有的人是一点也不忙，悠闲地洗着，洗完又仔细地擦着，把湿的浴衣脱下来再换上干净的衣服，慢慢地整理腰带的褶子，再在外院花园里绕几个弯儿，采几朵花拿着，慢慢地走回家去，同时他干净的身体上发着清爽愉快的光。这种事一直到过午才完毕。那时候浴场没有人来，也显得寂静了，只有鸭群还在，游①外院是男人住地，女人住在内院。——译者来游去地寻找水蜗牛，或是整天梳理它们的羽毛。 寂静笼罩着水上以后，我的全部注意力就被榕树的影子吸引住了。有几条气根，从树身爬下来，在树下形成一个黑暗纠结的蟠曲。仿佛宇宙的法则还没有找到门路进入这神秘的地区；仿佛古老世界的梦境逃出了天兵的看守，徘徊着进入近代光明之中。我在那里所看到的人，和他们都做了些什么，我不能用明确的语言述说出来。关于榕树我后来写过： 你昼夜凝立着，像一个苦行者在忏悔，你还记得那个以幻想和你的影子游戏的孩子吗？ 可惜得很，那棵榕树已经不在了，那面照着这位庄严的树王的水镜也没有了！许多在里面洗过澡的人也随着榕树影子一同模糊了。而这个孩子，长大了，正在计算着那穿透这错综复杂的白日和黑夜、这个错综复杂就是他抛在四旁而又把他包围起来的树根。 我们是不许走出家门的，事实上我们没有走遍全部屋子的自由。我们只能从栅栏里面窥视自然。有一件我们得不到的、无限的、叫做“外面”的东西。它的闪光、声音和香气，时常从它的空隙里来摩触我。它似乎在栅栏外做出许多想同我玩的姿态。但它是自由的，我是受束缚的——没有法子相会。因此这诱惑就格外强烈了。今天那道粉笔线条是擦掉了，而那个禁圈仍然存在。遥远的依然遥远，外面依旧是外面；我忆起我长大以后写的一首诗： 驯养的鸟在笼里，自由的鸟在林中，时间到了他们相逢，这是命中注定。 自由的鸟叫着说，“啊，我爱，让我们飞到林中去吧！” 笼里的鸟低声说，“来吧，让我们都住在笼里。” 自由的鸟说：“在栅栏当中哪有展翅的空间呢？” “可怜呵，”笼里的鸟叫着说，“在天空中我就不会栖止了。” 我们屋顶凉台的短墙比我的头还高。当我长高了些，当仆人的专制松弛了些；当我们家娶进一位新娘子来的时候，作为她闲时的游伴，我得到了承认，才能在中午的时候到凉台上来。这时候全家都用过午餐；家务事有个休歇；内院里充满了午睡的寂静；潮湿的浴衣搭在短墙上晒着；乌鸦在房角垃圾堆上啄取残食；在这午休的寂静里，笼中的鸟就从短墙的空隙中，同自由的鸟喙对喙地交谈着。 我总是站立凝望……我的眼光首先落到我们内花园较远的那一边。一行行的椰子树上。 穿过这树看得见“新积园”和它周围的茅舍和池塘，水塘旁边就是我们送牛奶的女工塔拉的牛奶房；再远一些，和树梢交错在一起的，就是不同形式不同高低的加尔各答的屋顶凉台，反射出中午灿白的阳光，一直伸到东方灰蓝色的地平线上。有几所远一些的房子，它们的屋顶通向凉台的楼梯，看上去就像用一只向上指点的指头使着眼色，向我暗示它们里面的秘密。我就像一个站在皇宫门外的乞丐，在想象着关在严密的屋子里无法得到的珍宝一样，我不能说出这些陌生的房子里堆积着的游戏和自由。从充满灼热阳光的天空的最深处，一只鸢鸟的微小尖锐的叫声达到我的耳中；卖玻璃镯子的小贩，从和“新积园”相连的巷里走来，经过在午憩中寂静下来的房子，唱着“谁要手镯，谁买手镯……”我整个人就从劳作的世界中飞走了。 我的父亲很少在家，他总在外面漫游。三层楼上他的屋子总是关着。我常把手从百叶窗隙伸进去，弄开门闩把门打开，在屋子南端的沙发上不动地躺着，度过一个下午。首先因为这屋子是常常关着的，而且是偷着进去的，这样就有很深的神秘意味；南边凉台的空虚广阔，在阳光映射之中，使我做起昼梦。 这里还有另一种魅力。自来水管的安装在加尔各答还刚刚开始，在它第一次胜利地洋溢输送里，它对印度住宅区也并不吝惜。在自来水的黄金时代，这水一直流上三层楼我父亲的屋里。拧开淋浴的水龙头，我尽情地洗着不合时的澡，——并不是为舒服，而是要给我的愿望一个随心所欲的机会。自由的快乐和怕被捉住的恐怖不断交替着，使得市政府的淋浴水把愉快的箭矢震颤地射进我的心里。 也许是因为和外面的接触是那么遥遥无期，接触的快乐更容易进到我的心里。当物质很丰富的时候，心思就变得懒惰了，而把一切都交给物质，忘了在准备一个成功的快乐筵席的时候，内部的装备比外部更有价值。这是一个人的孩童地位能给他的最主要的教训。他占有的东西又少又小，但是为他的幸福，他不需要更多的东西。那担负着无数玩具的不幸的孩童，他的游戏世界都被糟蹋了。 把我们的内花园叫做花园是太过分了。它的产业包括一棵香橼树，一两棵不同种的李树，一行椰子树，当中有铺着石头的圆坛，各种各样的杂草侵入它的裂缝里，把石头打败，插上自己胜利的军旗。只有那些不愿因受忽视而去就死的花木，继续毫无怨尤地尽着自己可敬的责任，对园丁没有任何不满的毁谤。花园北角上有一个打谷棚，当家里需要的时候，内院的人们也偶然在那里聚会。这个农村生活的最后痕迹，已经自己认输，羞愧地、无人注意地偷偷溜走了。 但是我仍在猜想亚当的伊甸园也不会比我们这座花园收拾得更好；因为他和他的花园都同样是赤裸的；他们不必用物质的东西来点缀。只是从他尝到知识树的果子，又充分地把它消化了之后，人对于外表的家具和装饰的需要，才会持久地增长。我们的内花园是我的乐园；对我这就够了。我记得很清楚，在初秋的黎明，我一醒来就跑到那里去。一阵露湿的花叶香气扑上前来迎接我，带着清凉的阳光的早晨，会从花园的东墙上、椰棕颤动的穗叶之下向我窥视。 在房子的北边还有一块空地，我们至今还称它为谷仓。这名字表示，在早年，这一片是个储藏全年的谷米的地方。那时候，像襁褓中的弟兄姐妹那样，城市和农村相似的地方，到处可见。现在这种亲属的相似的形象已经无从追迹了。我只要一得到机会，就以谷仓为我的假日留连之地。说我到那里去玩是不对的——事实上吸引着我的是这地方而不是游戏。 这是为什么，很难说出原故。也许因为那是一小块荒芜之地，又是一个人迹不到的角落，对我就有了魅力。它在住所的外面，没有贴上有用的标签；而且是既无用又无修饰，因为没有人在那里种过任何东西。一定是由于这些原因，这个荒凉的地点对于一个孩子的想象力的自由游戏，并不加以拒绝。任何时候只要我能找到一个逃出监护人看守的空儿，而跑进这谷仓里，我就真觉得是一个假日了。 在房子里还有一个处所是我始终没有找到的。有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女游伴，管这个地方叫做王宫。“我刚上那里去过，”她有时告诉我。但不知道为什么，她能带我同去的好日子，永远也没有来到。那是一个美妙的地方，玩具和玩法都是美妙的。我仿佛觉得这地方一定很近——也许就在第一层或是第二层楼；可就是永远进不去。我不知道问我的同伴问过多少次：“只要告诉我，这地方真正在房子里面还是外面？” 她总是回答说：“不在外面，不在外面，它就在这座房子里。” 我就坐下想：“这王宫会在哪里呢？这房子的每一间屋子我不是全知道吗？”我从来也不问这国王是什么人；他的还没有被找到的王宫在哪里；但这一点是清楚的——这王宫是在我们的房子里。 回忆童年的光阴，最常想到的是那充满在生活与世界中的神秘。梦想不到的事物到处潜伏着，每天最先浮上心头的疑问是：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我们能碰到它呢？就像自然把些东西握在拳头里，微笑地问我们说：“你猜这里面有什么？”我们想不出有什么东西是她听拿不到的。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一颗我在南边凉台的一角种下而又每天浇灌的蕃荔枝的种子。这种子会长成大树的想法，使我总在不安的悬望之中。蕃荔枝种子还是有发芽的习惯，但是因为有了悬望的情感与之俱来，这习惯就没有了。这过失不在蕃荔枝上，而是在我的心里。 有一次，我们从一位长亲的假山上偷了几块石头，自己也堆上一个小假山。种在假山缝里的草木，因为我们过于殷勤的照管，使它们勉强靠着植物的本能，活到它们夭折的日子为止。这座小山头给我们的喜悦和叹赏是无可形容的。我们毫不疑惑地认为，我们的这个作品对于大人们也是一件奇妙的东西。可是当我们把这问题寻求证实的这一天，我们屋角的这座小山和一切石头一切草木都不见了。书房地板上是不宜于叠假山的这条学问，是这样粗暴而突然地传给我们的，使我们大为震惊。当我们体会到我们的幻想和大人们的意志大相径庭的时候，把地板从石头的重压下释放出来这件事，就永远记住在我们的心里。 那些日子，世界生活的脉搏对于我们是多么亲切啊！地，水，叶子，天空都对我们说话，也不让我们不睬它们。我们是怎样地常常抱着很深的遗憾，就是我们只了解大地的上层而不了解大地的下层！我们的一切计划就是如何去窥测大地的土色被窝下面的东西。我们想，如果我们能够一根竹竿接着一根竹竿地捅下去，我们也许能和它的最深处有点接触。 在过马格月①的时候，外院就立起一连串搭天篷用的木头柱子。马格月的第一天就开始在地上挖立柱子的窟窿。准备过节对于孩子总是有趣的，但是这种挖掘对我特别有吸引力。 虽然我年年都看着他们挖——也看到窟窿越挖越深，直到挖的人都没在里面看不见了，但是从来也没有发现什么特①马格月，在印历十月，相当于公历十二月至一月。——译者别的、值得王子或骑士去探求的事物——而每一次我都有神秘之箱已经开锁的感觉。我觉得再挖深一点就行了。一年一年地过去了，这一点从来也没有成功。帘幕只拉动了一下而并没有拉开。我想大人们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为什么他们只满足于这样地浅挖呢？若是我们小孩子也可以发号施令的话，大地最深的秘密，是再也不许被闭闷在它的尘土被窝之下的。 想到在蔚蓝的圆穹之后，到处潜息着天空的神秘，这也会刺激我们的想象。当我们的老师给我们讲孟加拉科学读本第一册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蓝天不是一个盖子，我们是多么惊奇啊！他说，“把梯子一个接上一个，一直往上爬，可是你永远也碰不着头。”我断定他一定想省梯子，就一直追问下去：“可是要是我们接上更多，更多，更多的梯子呢？”当我体会到再加上无数的梯子也是没有结果的时候，我就吓住了，呆呆地想这问题。我下了结论，这种震惊世界的消息，一定只有世界的老师们才会知道！ 在印度历史上，奴隶王朝不是一个快乐朝代。回到我自己的仆人统治的一段生命史中，我找不出在那时期有什么光荣或者快乐的事情。国王常常更换，而折磨我们的拘禁和责罚的法规却一成不变。我们在那时期没有机会在这个题目上作哲理的探索；我们的脊背竭力忍受着落在上面的打击：我们把它当作宇宙的规程承受了下来，就是说“大的”要打人，“小的”要挨打。我花了很多时间才学到相反的真理，就是“大的”要受苦，而“小的”是使人受苦的根源。 被猎取的不站在猎人的立场上去看善恶。因此那警戒的鸟，在子弹发出以前，警告它同伴的啼声，会被骂为恶意的。 挨打的时候，我们的号哭就不被打我们的人认为是礼貌；它事实上算是对于仆役统治的暴动。我忘不了为了有效地镇压这种暴动，我们的头曾被撞在当时用着的大水罐上。无疑地，这种呼号对于引起呼号的人是讨厌的；而且很可能有不愉快的结果。 现在我有时想，为什么我们的仆人会给我们以这样残酷的待遇。我不能承认那全是因为我们的行动态度有什么不好的地方，致使他们把我们放在人类仁慈的界限以外。真正的理由一定是我们的一切负担完全放在仆人的身上，这全部负担就是对于最亲近的人，也是一件难于担承的东西。只要让孩子做孩子的事，让他们跑跑玩玩，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事情就很简单了。无法解决的问题的造成，就是因为你要把他们禁闭在屋里，叫他们老老实实地呆着，或是禁止他们做游戏。这时候，由于他们的孩子气而轻松地产生的负担，就沉重地落在监护人的身上——就像寓言里的马，不让它自己甩脚走而把它扛了起来，虽然为这个负担花钱雇来了扛夫，可也不能阻止他们从这可怜的畜生身上，每一步拿走一点负担。 对于我们童年时代的大多数暴君，我只记得他们的拳打手击，此外什么也想不起了。只有一个人物在我的记忆里屹立着。 他的名字叫做艾思瓦。他做过乡村教师。他是一个正经、规矩、稳静、庄严的人。对于他，大地仿佛泥土气太重了，水也太少了，不能使土地够得上干净；因此他必须和这长期的肮脏情况作持久战。他以闪电般的动作把水桶戳进水里，为的是要从不会玷污的深处取水。 他就是那个在水塘里洗澡的时候，不住地把水面的脏东西拨开，直到仿佛出其不意地猛然钻进水里去的人。在走路的时候，他的胳臂撑出老远，我们觉得似乎他连自己衣服的干净程度，也不肯相信。他的全部举止动作都显示出一种努力，要扫除一切通过没有设防的道路而进到土地、水、空气和人身的秽物。他的严肃是深不见底的。他把头略偏着，用浑沉的嗓子咀嚼着精选的语言。他的文学辞令给大人们以背后说笑的资料，有些夸张的章句在我们家的妙语节目上占有永远的地位。但是我疑惑他所用的语法在今天是否还是那样地好听；文言和口语从前有天地之别，现在却已经接近了。 这位前教师发明一种使我们晚上安静的方法。每天晚上他把我们召集在一盏破的蓖麻油灯的周围，对我们读《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别的仆人也来听着。油灯把巨大的影子投射到屋梁上，小壁虎在墙上捉着虫子，蝙蝠在外面凉台上飞来飞去地跳着疯僧舞，我们安静地张着嘴听着。 我还记得我们听到俱舍和罗婆的故事的那一天晚上，那两个英勇的孩子要把父亲伯叔的声名，糟蹋得尘土不如的时候，紧张的沉默使得这间灯光昏暗的屋子，洋溢着热烈的悬望。 那时已经很晚了，我们指定的不睡的时间快要过完了，而结局还远得很。 在这紧要关头，我父亲的长随基肖里就来帮忙，用达苏拉亚①的铿锵快步的诗句飞速地替我们结束了这个插曲。克里狄瓦斯的十四字的柔缓歌调的印象，一扫而空，我们被韵律和头韵的洪流卷走了。 有时候读着故事会引起关于经典的讨论。最后总是按照艾思瓦的智慧深奥的宣言来断定。他虽是看管孩子的仆人之一，他的地位在我们家庭社会中是在许多人之下的，但是他就像《摩诃婆罗多》里的毕斯玛老爷爷一样，他的威仪是会把他从下面的地位提升上来的。 我们这位庄严的、受人尊敬的仆人有一个弱点，为了历史的正确性，我觉得我不得不提到。他吸食鸦片。因此他贪求丰美的饮食。当他早晨给我们送牛奶的时候，他心里对牛奶的吸引力就大于排拒力。如果我们稍为露出一点对于这顿早餐自然的嫌恶表情，那么即使他对我们的健康负责，他也不会一再地勉强我们吞咽下去的。 他在我们对于固体食物的吸收力上，也有狭隘的见解。我们坐在晚餐桌上，一只又厚又大的圆木盘上面堆着油炸薄饼，放在我们面前。他开始小心谨慎地，从相当的高度把几块饼丢到我们的碟子里，就怕把自己弄脏②了——这饼就像是凭着暴力从神人那里强夺过来不愿施予的恩赐一样，在他迅速而冷淡的手法之中，落了下来。以后他就问是不是要他再分一点。我知道那个最使他感激的回答，为了不使他吃亏，我①②饮食的时候，抓东西吃的手如碰到食具之类的东西，被认为是宗教仪式上的不洁净。 ——译者达苏拉亚（１８０６—１８５７），用孟加拉语写作的印度诗人。 就不再要了。 艾思瓦还受托管理我们每天下午的点心钱。他每天早晨就问我们想吃什么。我们知道说出最便宜的东西他会认为是最好的，所以有时我们就要一点小吃的炒米花，有时要一种不容易消化的煮豆或是炒花生。很明显，艾思瓦对于我们的饮食并不像对经典那样地用功和死板。 在东方学校的时候，我发明一个方法来提高我的作为学生的地位。在我们凉台的犄角上，我成立了一个班。木头栏杆是我的学生，我做老师，拿着一根棍子坐在他们面前。我决定哪一个是好学生，哪一个是坏学生——不但如此，以后我还能分别哪个安静哪个淘气，哪个聪明哪个笨。那几根坏栏杆假如是活的话，一定也被我打得连鬼都不愿当了。而且我越把他们打怕了，他们就越生我的气，直到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责罚个够。我是怎样专横地虐待我那一班可怜的哑巴学生，现在已经没有证据可寻了。我的木头学生已被铸铁的栏杆所代替，新的一代没有受过这种教育——他们永远不会有同样的印象。 从那时起我体会到学方法比学内容不知道要容易多少。 我毫不费力地就从老师们的表现上学到了一切暴躁、性急、偏心和不公平，而没有学到其他的教学方法。我唯一的安慰就是，我还没有在任何有知觉的生物身上，发泄野蛮行为的力气。但是，我的木头学生和东方学校学生的差别，并不妨碍我的心理和东方学校教师完全一致。 我在东方学校的时间不会太长，因为我进师范学校的时候年纪还是很小。我只记得一个特点，就是在上课之前，所有的孩子都在廊上坐成一排，吟唱一些诗句——显然是想在日课里加进一些快活的成分。 不幸的是这些字是英国字，调子也是外国味儿的，所以我们一点不知道我们是在练习着什么咒语；而这无意义的单调的表演也不能使我们快活。但是这并没有妨害准备这个款待的学校当局的严肃的自满；他们认为去检查他们恩赐的措施结果是多余的：他们也许认为孩子们没有顺从地快活是有罪的。无论如何他们很满足于应用那些他们找到的歌，连歌带曲都是从那本提供这理论的英文书上来的。 这段英文到了我们嘴里所变成的语言，只能请语言学家去揣摩了。我只记得一行： Ｋａｌｌｏｋｅｅｐｕｌｌｏｋｅｅｓｉｎｇｉｌｌｍｅｌｌａｌｉｎｇｍｅｌｌａｌｉｎｇｍｅｌｌａｌｉｎｇ想了半天以后我才能猜到一部分原文。那个Ｋａｌｌｏｋｅｅ是哪一个英文字变成的我还不清楚。余下的我猜是： ……ｆｕｌｌｏｆｇｉｅｅ，ｓｉｎｇｉｎｇｍｅｒｒｉｌｙ，ｍｅｒｒｉｌｙ，ｍｅｒｒｉｌｙ！ （高兴之极，快乐地，快乐地，快乐地唱！）当我对于师范学校的回忆从模糊渐渐清晰的时候，这些回忆一点都不甜蜜。我如果能和大一点的孩子接近的话，学习的苦痛也许不至那样地难于忍受。但那终于是不可能的——大多数孩子在举止习惯上是那样讨厌。因此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我就跑到二层楼上，整段时间我坐在窗口看街。我数着：一年——两年——三年，心想不知有多少年头要这样度过。 在教员当中我只记得一位，他的语言是那么肮脏，只因看不起他，我坚决拒绝回答他的任何问题。这样我终年沉默地坐在他班里的末一个座位上，在别人都忙着的时候，我就被丢在一边，去努力解决许多疑难问题。 问题之一，我记得，我曾深深地考虑如何才能不用武器而战胜敌人。我至今还记得，在同学们哼哼地背诵功课的声音当中，我如何在这问题上出神。如果我能训练出一些狗、老虎和其他凶猛的动物，在战场上摆上几行，这样，我认为，可以作为激励士气的前奏。以后再把我们的人力涌上前去，胜利是一定可以取得的。当这个奇妙而简单的战略图画，在我的想象中越来越鲜明生动的时候，我方的胜利就变成不容置疑的了。 在工作没有来到生活中之前，我总发现很容易找到成功的捷径；从我工作以后，我发现冷酷的还是真冷酷，困难的也真是困难。这个，当然不那么愉快；但是还不像努力去寻找捷径的不快那样糟糕。 在这班中的一年终于过去了，我们接受瓦查斯帕蒂老师用孟加拉语的考试。在所有的学生当中我得到最高的分数。那位教师向教育当局控诉说，在我的考试上有了徇私。因此我又考了第二次，校长坐在考官的旁边，这一次，我还是考了第一。６做诗这时候我还不到八岁，我堂兄的儿子乔提比我大几岁。他刚开始读英国文学，用很大的兴味背诵哈姆雷特的独白。他为什么想起让像我这样的孩子来写诗，我也说不出。有一天下午他把我叫到屋里去，让我试写一首诗，他又给我讲十四字诗帕耶尔韵①的句法。 到那时为止我只看到印在书本上的诗——没有划掉的错字，看去没有疑问，没有麻烦或是任何人类的弱点。我甚至于不敢想象我的任何努力能够创作出这样的诗歌。 有一天我们家里捉住一个小偷。被好奇心所驱使，我虽然恐怖发抖，也冒着危险去偷看他。我发现他不过是一个普通人！当他受到我们看门人的一点虐待的时候，我感到很深的怜悯。我对于诗也有同样的经验。 正文 2 当我凭着自己温柔的意志，把几个字穿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它们变成一首帕耶尔诗。 我感到我对于做诗的光荣的幻象已经没有了。所以直到现在，当可怜的“诗”受到虐待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像想到那个小偷一样的不快。有好几次我感动到了怜悯的地步，但又控制不住那痒痒地要去袭击他的烦躁的手。小偷们很少受过那么大的痛苦，也没有受过那么多人的虐待。 第一次的敬畏情感克服了之后，再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把①一种三节拍的韵律。——译者我拉回来了。我想法求我们的一个地产管理员送我一个蓝纸的纸本。我亲手用铅笔画上不大均匀的道道，在上面用巨大的孩子式的瞎画写着诗句。 像一只小鹿以新生的嫩角到处乱磨，我也以萌芽的诗歌到处去麻烦人。又加上比我大一点的哥哥①很以我的吟诗为骄傲，便在家里到处找人叫我吟诗。 我记得，有一天我们两人从楼下地产办公室里出来，在胜利地征服了管理员之后，我们碰到《国家报》的编辑，拿巴勾帕·密特，刚走进门来。我哥哥赶紧拉住他说：“你看，拿巴勾帕先生，您好不好听听拉比新写的诗？”我就立刻高吟起来。 我的作品还不能编成诗集。我这个诗人能把所有的大作都揣在口袋里。我的一身兼了作者、印刷者和发行者；我的六哥，作为一个宣传者，是我唯一的同事。我写了几首关于莲花的诗，就在梯口用和我的热情一样高亢的声音，朗诵给拿巴勾帕先生听。“写得好！”他微笑着说，“但是ｄｗｉｒｅｐｈａ②是一件什么东西呀？” 我不记得我从哪里搞来这么一个字。普通的名词也会同样的合韵。但是在整首诗里我对这一个字寄以最多的希望。这个字无疑是相当地感动了我们的管理员们。但奇怪的是拿巴勾帕先生对此并不屈服——相反地他微笑起来了！我确信他一定不是一个通人。我再也没有吟诗给他听。我已经比那时①②已不用的古字，即蜜蜂。——译者作者是七个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这里指的是他的六哥。 长大了许多，但我在什么能、什么不能在我的听众中取得了解的试验上仍无进步。无论拿巴勾帕先生怎样微笑，ｄｗｉｒｅｐｈａ这个字，像一只饮蜜而醉的蜜蜂，粘在原地不动了。 一位师范学校的老师也在我们家里教书。他身体瘦弱，形容枯稿，声音尖锐。他就像是一根棍子变的。他教课的时间是从早晨六点到九点半。我们跟他念的课本，从孟加拉文的普通文学科学直到《云音夜叉被戮》的叙事诗。 我的三哥对于我们学的各种学问非常热心。因此我们在家里学的比学校的必修课还多。 我们在黎明前起身，围上腰布，跟一位盲拳师打一两套拳。立刻又在粘着尘土的身上披上外褂，开始读文学、算术、地理和历史。我们从学校回来，图画和体操老师已经在家里等着了。晚上阿哥尔先生来教我们英文。到九点以后我们才放学。 星期天早晨我们上毗湿纽的唱歌课。那时差不多每个星期天，悉达那德·杜塔来给我们作物理实验。我对后面这门功课感到很大的兴趣。我清楚地记得当他把一点锯末放在水里装进火上的瓶子里，给我们看变轻了的热水怎样往上走，冷水怎样往下来，最后又怎样开始沸腾的时候，我心中充满了惊奇的情感。在我晓得水是牛奶的一部分，牛奶煮了以后就浓了，因为水变成气飞走了，这一天我也感到非常得意。悉达那德先生若不来的话，星期日就不像一个星期日了。 此外还有一个钟头，由一位康贝尔医学校的学生来给我们讲人身骨骼。因此我们的课室里挂着一架用铁丝连系起来的骷髅和骨殖。最后，还找个时间由塔瓦拉拿先生来教我们死记梵文文法。我不敢说是骨头的名字还是文法家的“经文”更能磨烂人的下巴骨。我想后者是要远远领先。 当我们的孟加拉文有了相当进步之后，我们就开始读英文。阿哥尔先生，我们的英文教师，白天在医学院上课，晚上就来教我们。 书本告诉我们，火的发现是人类的最大发现之一。我不想反驳这个。但是我忍不住想到小鸟是多么幸福，因为它们的父母不能在晚上点灯。它们在清早上语言课，你一定注意到它们诵读的时候是如何地高兴。当然我们不应当忘记它们是不必学英语的！ 这位医学院学生，即我们的老师，健康好到这种地步，连他的三个学生合在一起的愿望和热诚，也不能使他有一天的缺席。只有一次他为打破了头而躺了一天，那是因为医学院里的印度学生和欧亚杂种的学生打架，一张椅子朝他扔了过来。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事件；但是我们总不把它看作是个人的痛苦，而他健康的恢复，从我们看来仿佛是不必须地那样迅速。 夜晚了。大雨像矛头似的下着。我们的巷子里水深过膝。 水塘里的水都涨上花园里来了，贝尔树的灌木似的树梢露出水面。我们整个身心在愉快的雨夕涌出狂欢，就像醉花发射出它的香穗一般。我们教师该来的时间，只过了几分钟。但是还不一定……我们坐在凉台上望着巷里，可怜地注视掺望着。忽然间，我们的心就像昏倒了似的卜卜地狂跳起来。那把熟悉的黑伞，在这样的天气之中，还不屈不挠地转过街角来了！不是别人吧？一定不会的！这个广大的世界上，也许可以找到和他一样顽强的人，但是在我们的小巷里是永远也找不到的。 总起来回忆到他教学的时期，我们不能说阿哥尔先生是一个冷酷的人。他没有用鞭子来管束我们。连他的申斥也不到责骂的程度。但是不论他有什么个人的优点，而他教课的时间是在晚上，他所教的课目是英文！我确信对于任何一个孟加拉的孩子，就是一位天使也会像是阎王的真正的使者，如果他在孩子一天的苦闷学校生活后，点起一盏阴惨昏暗的灯来教他英文的话。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我们的老师希望使我们得到英国语言可爱的印象，他极其热烈地为我们朗诵了从英文书里选出来的几行——我们说不出是诗还是散文，效果竟大出意外。 我们是那样无礼地哄笑了起来，弄得那晚上他只好把我们都放了学。他一定体会到他的辩护是不容易的——要我们声明同意还需要好几年的争论。 阿哥尔先生有时就把外面知识的清风带到我们枯燥无味的课室里。有一天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纸包来说：“今天我要给你们看一件造物者所创造的奇妙的东西。”说着就打开纸包取出人体上发音器官的一部分，一面解释它的结构的奇妙处。 我还记得那时他给我的震惊。我从前总觉得是整个人在说话——从来没有想象到说话的动作可以这样割裂来看。无论部分的结构是多么奇妙，它总不像整个人那样美好。我当时没有想到那么多，但这是我惊愕的原因。也许先生看不到这个真理，就是他用这种方法来讲这个题目，学生们是不会有热烈的反应的。 还有一次他带我们到医学院的解剖室里去。一具老妇人的尸首直挺挺地躺在桌上。这个并没有吓着我，但是在地上的一只切断了的人腿却使我感到极不舒服。支离割裂地来看一个人，对我似乎是那么可怕，那么荒唐，有好几天的工夫我还不能赶走那黧黑的无意义的腿的印象。 读完了帕瑞·萨卡的第一、二册英文读本，我们就读麦克库拉克的读本。在一天之末，我们身体疲倦了，心里渴望到内院去，这本又黑又厚、充满了难字的书，内容也极不引人注意，因为在那些日子，萨拉斯瓦蒂①的母爱还不十分突出。孩子的书还不像现在的那样充满了图画。而且在每一课文的门口，都排列着一队生字的哨兵，字母都分立着，禁止通行的重音符号就像瞄准的子弹，挡住了幼稚的心的进入道路，我曾不断地向这密集的队伍进攻，但一点也打不进去。 我们的老师就常常提到他的别的聪明学生的成绩，来使我们相形见绌。我们感到相当羞愧，对那些好学生也不发生好感，但是这些并没有驱散缠绕在那本黑书上的阴暗。 老天爷怜悯世人，在一切沉闷的东西上都滴下了催眠剂。 我们一开始读着英文，不久也就开始打盹。往眼睛里洒水或是在走廊上跑步，这样可以好些，但也不能持久。如果恰巧我们的大哥从这里走过，瞥见我们这种瞌睡的苦状，我们这天晚上就被释放了。我们的瞌睡立刻就完全治好了。①学识的女神。——译者有一次，当登革热症在加尔各答流行的时候，我们大家庭里的一部分人就逃到奢都先生的河边别墅去。去的人里面也有我们。 这是我的第一次旅行。恒河沙岸就像我前生的朋友一样把我接待到它的怀里。在下房的前面，是一片番石榴树林；坐在林荫下的凉台上，凝望着从树隙中流过的水，我的一天就过去了。我每天早晨醒来，总觉得每天的日子都像是一封新来的画着金边的信件，有些从未听过的消息在等着我开函。而且，唯恐丢掉任一小点，我匆匆梳洗好了就跑到外面椅子上去。 恒河的潮水每天涨落；许多不同的船只有不同的驶法；树影从西边移到东边；在对岸树影碎隙的边缘上，金色的生命血液涌进穿透了的夜晚天空的胸怀。有几天从清早就阴了天；对岸的树林变黑了；黑影移过河上。然后哗哗的大雨忽然来到，把地平线遮掉；对岸的淡影含泪道别；河水带着抑郁的喘息涨了起来；湿风在头上树叶中间任意乱吹着。 我感到我钻出了墙壁、栋梁和楼梯的肚子，诞生到外面来了。在和万物开始交往的时候，那琐屑的习惯和破污的外罩都从世界上掉下去了。我确信我早餐用来蘸油炸薄饼的甘蔗糖浆，和因陀罗①在天上痛饮的长生仙酒，没有什么区别；因为长生不在酒里，而在品酒人的身上，因此那些寻求长生①印度神话中掌管雷雨之神。——译者的人就无法找到了。 房子后面有一块围起的地面，有一个水塘，几层台阶从浴台通到水边。台边有一棵大南海蒲桃树，四围是长得很密的各种果树，这水塘就在浓荫的隐蔽中舒服地静息着。这个幽静的小内花园这种蒙着面纱的美，对我有极其奇妙的魅力，和前面河岸的阔大广漠是那样地不同。它像这家里的新娘。在她午睡的幽静之中，躺卧在她自己绣成的花褥之上，低声地说出她心中的秘密。我用许多中午的时间，独自在南海蒲桃树下，梦想着水塘深处可怕的冥王之国。 我非常好奇地想看到孟加拉的农村。它的一簇一簇的茅舍，它的草顶的凉亭，它的窄巷和浴场，它的娱乐和集会，它的田野和市集，以及在我想象中所看到的它的全部生活，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力。像这样的一个农村就在我们院墙之外，却不准我们去。我们出来了，但并没有自由。我们本来是在笼子里，现在是停在树枝上，但还是带着链子。 有一天早晨，我们的两位长辈到村子里去走走。我再也不能抑制自己的热望了，趁着没有人看见，我就溜了出去，远远地跟着他们。当我走在浓荫的小巷里，两旁是密密的、有刺的塞奥拉①树篱，旁边有个浮满青绿水草的池塘，我狂喜地收进了一幅又一幅的图画。我还记起那个赤裸的人，在水塘里洗着已经太晚的澡，用嚼烂的一头树枝在刷牙。我的长辈们忽然发现我跟在后面。他们骂着，“走，走，赶快回去！”他们觉得很丢丑，因为我光着脚，我的褂子上没有围巾也不穿①一种阔叶树。——译者上衣，我没有穿出门的衣服；仿佛这是我的错似的！我从来没有过袜子和太多的服饰，所以不但那一天失望地回去了，而且任何一天也无法填补我的欠缺而得到出门的允许。但是虽然“外界”是从后面关住了，而前面的恒河却把我从一切束缚中解放了出来，我的心灵随时可以登上船儿快乐地驶出，急忙地到地图上没有名字的地方去。 这是四十年以前的事了，从那时起我再没有踏进这个素馨花荫的别墅花园。那所房子和那些树木一定还在那里，但我知道它们不会和从前一样了——因为我现在哪能从那里取得像从前那样美妙的新鲜感觉呢？ 我们回到城里乔拉桑歌的房子里去。我的日子就像许多口的饭，让师范学校张开的大口吞咽了下去。 那个蓝纸的稿本不久就写满了，像虫窝一样有种种网形的斜线和笔划浓淡不同的字。这个小作家的热切的压迫很快地就把它的书页揉皱了；以后页边也磨坏了，爪子似的蜷曲着，似乎要把里面的作品抓住，直到最后，流入不知道哪一条“忘河”里去，它的书页被慈悲的健忘卷走了。无论如何，它逃避了走过印刷所甬道的那一段痛苦，也不必害怕再去诞生在这个悲哀的山谷里。 对于把我宣传成为一个诗人，我不能说我是个被动的证人。虽然萨特卡里先生不是我们班的教师，他却很喜欢我。他写过一本关于自然历史的书——我希望没有尖刻的幽默家会想在这上面找出他喜欢我的原因。有一天，他把我叫去问： “听说你写诗，是吗？”我没有隐瞒这个事实。从那时起，他常叫我去续成一首绝句，把我自己写的添在他给我的两句后面。 我们的校长哥文特先生是一位很黑的矮胖子。他穿一套黑衣服，守着帐簿，坐在二层楼的办公室里。我们都怕他，因为他是举着棍子的法官。有一次我因为逃避几个强暴的同学，而跑到他屋里去。迫害我的是五六个大孩子。除了眼泪之外——我没有其他证人。我胜诉了，从那时起哥文特先生的心里，为我留下温柔的一角。 有一天，在课间休息的时候，他叫我到他屋里去，我战战兢兢地去了。我一到他面前，他立刻就探问我：“你不是写诗吗？”我不迟疑地承认了。他让我写一首我忘了是哪种道德教训的诗。从他发出的这样的请求所意味着的谦虚和蔼，使做他学生的人只有感激。当第二天我把写好的诗交给他的时候，他把我带到最高的班上去，让我站在学生们面前。他命令说：“朗诵吧！”我就大声朗诵起来。 关于这首道德教训的诗，唯一值得称道的就是它不久就遗失了。它对这一班学生教训的效果，远不是鼓励——它所引起的不是对于作者尊敬的情感。大多数人说这首诗决不是我自己做的。还有一个人说他能够拿出我所抄袭的原本来，但是也没有人坚持要他拿出；对那些宁可相信的人，证明的过程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最后，追求诗名的人数可怕地增加了；而且他们所用的方法，不是循着道德进步的道路的。 现在青年人写诗不是一件奇事。诗的光荣消失了。我记得那时候，少数写诗的妇女是怎样地被看作上天的奇迹的创造品。现在如果听说女青年不会写诗，人们就感到怀疑。现在的孩子远在到达孟加拉文最高班之前，诗歌就萌芽了；因此没有一个现代的哥文特先生会注意到我所宣扬的诗才了。 这时候我得到了一位以后再也找不到的听众。他有一种无限的、什么都喜爱的能力，因此他就完全不适宜于作任何评论月刊的评论者。这位老人就像一颗熟透了的阿方索芒果——在他的天性中没有一点酸味和丝毫粗鲁的痕迹。他的亲切的、刮得很干净的脸和他全秃的头颅成了一个整圆形；他的嘴里没有一颗牙；他的大而亮的眼睛发着永远愉快的光辉。 当他用柔和深沉的声音说着话的时候，他的嘴、眼和双手也都在说话。他是一位古波斯文的学者，一个英文字都不懂。他的寸步不离的伙伴是一根水烟袋和膝上的一张悉达琴；从他的喉咙里流出不停的歌声。 斯里干达先生不必等待人家的正式介绍，因为没有人能抵抗他的亲切的心的自然请求。 有一次他带我们到一个大的英国照相馆去照相。在那里他用杂凑的印地语和孟加拉语，说着坦率的事由来感动那位老板，他说他是一个穷人，但极其想照这一张相片，这老板微笑着给他减了价钱。这种还价在那个不二价的英国商店，并没有显得怎样地不合适，只因斯里于达先生是那样地天真，那样地毫不理会有任何使人生气的可能。有时他带我们到一个欧洲传教士的家里去。在那里他也是以他的弹唱，对于那传道士的小女儿的爱抚，对于传教士夫人的穿着小靴的脚的赞美，他会使那集会空前地活跃起来。别人做出这种可笑的事情就会使人讨厌，但是他的坦率的天真得到大家的欢心，他把人人都吸收到他的快活中去。 斯里干达先生从来不知粗暴与傲慢为何物。有一个时候，我们加聘了一位有点名气的歌唱家。当他喝得烂醉的时候，就用不好听的话来挖苦斯里干达先生的歌唱。斯里干达先生总是不动声色地忍受着，一点都不想还击。等到最后这个人的继续的粗暴使他被解聘的时候，斯里干达先生立刻来替他说项。他坚持说，“不是他的错，是酒的错。” 他不忍看任何人痛苦，甚至也不能听痛苦的事。所以学生们什么时候想使他苦恼，就念一段维达亚萨加尔①的《悉多的流放》，他就十分难过起来，伸出两手来抗议，苦苦哀求不让他们往下念。 这位老人跟我的父亲、哥哥和我们都是好朋友。他跟我们每一个人都仿佛是同年。就像每一块石头都可以让流水来回跳舞一样，因此最小的刺激也足以使他高兴欲狂。有一次我写了一首颂歌，讽示了人世的磨练和苦难。斯里干达先生认为我父亲对于这首完美的珍宝般的颂歌一定会欣喜过望。 带着无限的热情，他自告奋勇地把这首歌给我父亲看了。幸亏那时候我不在旁边，后来听说我父亲觉得非常好笑，人世的忧患会那么早地感动他的小儿子到了写诗的地步。我确信哥文特先生，那位校长，一定会为我写这么严肃的主题的努①维达亚萨加尔（１８２９—１８９１），孟加拉语作家。 力，而加倍地表示他的尊敬。 在唱歌上我是斯里干达先生的得意门生。他教给我唱一支歌：《我不再上瓦拉遮①去了》，并且拉我到每个人的屋里叫我唱给他们听。我唱的时候，他就弹悉达琴来伴奏，唱到合唱的句子，他也加入来反复地唱，对每个人微笑点头，仿佛促使他们更热烈地欣赏。 他是我父亲的热情的崇拜者。他把一首颂歌编进他的歌调里，《因为他是我们心里的心》。当他对我父亲歌唱的时候，斯里干达先生激动得从座位上跳起来，一面使劲地弹着悉达琴，一面唱《因为他是我们心里的心》，然后在我父亲面前挥舞着手，把歌词换成“因为你是我们心里的心”。 当这位老人最后一次来拜访我父亲的时候，我父亲已在钦苏拉河边别墅里卧床不起了。 斯里干达先生被最后一次的疾病所困，不能自己走动，必须把眼睑拨开才看得见东西。在这种情况下，由他的女儿招呼着，他从他的住处比尔布姆到钦苏拉来。他费力地从我父亲脚上捏走一点尘土，就回到钦苏拉他寄住的地方去，几天之后他就在那里呼吸了最后一口气。后来我听他的女儿说，他是嘴里唱着《主啊，你的慈爱是何等地甜柔》那首颂歌，到他永远的青春里去的。 这时，在学校里，我们是最高班的下一班。在家里，我①克里希纳神的游戏场。——译者们的孟加拉文课比班里教的深多了。我们读完阿克谢·达塔的普通物理学，也读完了《云音夜叉被戮》叙事诗。我们读着自然科学，而没有结合任何自然事物，所以我们对于这门功课的知识，也相应地是书本上的。实际上我们在这上面用的光阴完全是浪费的；对于我的心灵，是比什么都不做还要浪费。读那首《云音夜叉被戮》对于我们也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最好吃的东西如果扔到你的头上，也不会感到有味。用一首叙事诗来教语言，就像用一把剑来刮胡子一样——委屈了剑也难为了下巴。一首诗应当从感情的观点来教；把他诓来做“语法兼字典”，是不打算去和学识之神调解的。 我们的师范学校生涯突然告了终结；这里面是有故事的。 我们学校的一位教师想从我们图书室里借一本密特拉写的我祖父的传记。我的侄子兼同学，萨提亚，勉强鼓起勇气，自告奋勇向我父亲去提。他得到结论以后很难以普通的孟加拉文字去打动我父亲，因此他编了一套精心结构的准确的仿古文句，我父亲一定感到我们孟加拉文的学习走得太远了，有了过火的危险。因此第二天早晨，和平常一样，我们的书桌放在南边的凉台上，黑板挂在墙上，在等着尼尔卡玛尔先生来上课的时候，我们被召唤到楼上父亲的屋里去。他说，“你们不必再读孟加拉文了。”我们的心因着这个快乐舞蹈起来了。 尼尔卡玛尔先生在楼下等着，我们的书本都放在桌上摊开着，他一定心里在想让我们把《云音夜叉被戮》再读一遍。 但是在一个人的临终床上，一切日常生活的常规都显得不真实了，瞬息之间，每一件事物，从老师到墙上挂黑板的钉子，对于我们都像幻想一样地虚空了。我们的唯一困难，就是怎样以相应的礼节把这消息告诉尼尔卡玛尔先生。最后我们吞吞吐吐地把这话说了，这时黑板上几何式的图样诧异地向着我们瞪视，《云音夜叉被戮》的无韵诗在旁边呆呆地看着。 我们老师的临别赠言是：“因为责任所在，我对你们有时也许严厉一些——不要把这个记在心上。以后你们会知道我教给你们的东西的价值。” 我当然知道了这个价值。就是因为我们用自己的语言来学习，我们的心灵就活泼起来了。学习应该尽量遵循饮食的规程。当口味从第一口饭开始的时候，胃口在肚子装满以前就激起了它的功能，胃液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孟加拉的孩子用英文来学习的时候，就不是这样子。第一口咬下去就有可能把两行牙齿拧松——像嘴里的真正的地震！等到他发现这食物不是石头做的，而是可以消化的糖果的时候，他注定的半生已经过去了。一个人在拼音和文法上干噎着，唾沫飞溅地嘟哝着的时候，肚子里却仍旧是饥饿的，等到最后吃出味来，胃口已经没有了。如果整个心灵不是从开始就运用了起来，它的全部力量就是到了终点也不会发展的。当周围都在发出学习英文的呼声的时候，我的三哥勇敢地坚持我们孟加拉文课的学习。 对于他的在天之灵，我献上感谢和崇敬。 我们离开师范学校就进入孟加拉中学，这是一所欧亚混合的学校。我们觉得我们已经长大了，多了些尊严——至少上到了自由的第一层楼。事实上，我们在这中学的唯一进步就是自由。我们在这里学的，我们一点也不懂，我们也不努力学习，我们不学习也没有任何人来关心。那里的学生是讨厌的，但还不使人憎恶——这是一件大可安慰的事。他们在掌心里写上一个“驴”字，嘴里说“好啊！”一面把这字拍在我们的背上。他们从后面捅我们的肋骨一下，没事人似的脸望着别处。他们把烂香蕉轻轻地抹在我们的头上，悄悄地溜开。但是这就像走出泥涂登上岩石一样——我们忧虑但没有玷污。 这学校对我有一件大好处。这里没有人抱着微小的希望，认为像我们这种孩子能够在学习上进步。它是一所很小的学校，经费也不足，因此在学校当局眼里，我们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我们按时交费。这就使拉丁文法不能成为障碍物，连最严重的错误，也不会使我们的脊背受损。这决不是因为可怜我们——学校当局对先生们都说通了！ 然而，这学校虽然没有什么害处，它到底是一所学校。教室是冷酷地沉闷，四面的墙壁警察似的看守着我们。房子像鸽子笼而不像人的居处。没有装饰，没有图画，没有一点颜色，没有一点吸引孩子心灵的企图。事实上，对于形成孩子大部分心理的爱憎是完全不闻不问的。我们踏进校门走入那狭小的四方院子，我们整个人都变得沮丧消沉——逃学就成为我们长期的游戏了。 在这件事上我们找到了一个同谋者。我六哥有一位波斯文教师。我们总称他为门希①。 他是一个瘦得皮包骨的中年人，就像有一张黑羊皮纸蒙在他的骨架上，里面不装上一点血肉似的。他的波斯文也许不坏，英文学问也过得去，但是他的抱负都不在这上面。他相信他棍术的精湛，只有他歌唱的技术可以与之相比。他总在阳光下站在我们院子当中，用一根棍子耍出一套奇妙的滑稽戏——他自己的影子就做了他的敌手。我也不必说他的影子从来没有胜过他，最后他总是大叫一声，含着胜利的微笑，猛敲这影子的脑袋，影子便屈服地昏倒在他的脚下。他的歌唱，鼻音很重又不合调，听上去就像从阴间传来的呻吟和呜咽。可怕的混合。我们的唱歌教师毗湿纽有时就嘲弄他说：“你看，门希你这样唱法会让我们把嘴里的面包都呕了出来！”对于这种话，他唯一的回答只是一个轻蔑的微笑。 这就看出门希是受听好话的；事实上只要我们愿意，无论何时我们都可以撺掇他给我们写信到学校去请假。学校当局从来也不细看这些信，他们知道从教育的效果上看，横竖我们上不上学都是一样的。 现在我自己也设立了一所学校，在这里孩子们做出各种各样的淘气，因为孩子们一定是淘气的——而教师们也总是不饶的。当我们中间有人因着他们的行为，过分地为忧虑所缠扰，而激起定然要处罚的决心的时候，我自己学校时期的许多过失，就排着队站在我面前，向我微笑。 我现在看得很清楚，这错误就是以成人的标准来衡量孩①孟加拉语，意思是书记。——译者子，忘了一个孩子是像流水一样迅速而流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点的不完美都不必引起大惊小怪，因为奔流的速度本身，就是最好的纠正。什么时候停滞不流了，危险就来了。所以首先是教师，而不是学生，要提防到错误的行为。 这学校里有一间餐室，是为适应孟加拉孩子种姓的需要而设立的。我们就在那里和同学们交起朋友来。他们都比我们大，其中有一个应该详细地说一说。 他的专长是魔术，他甚至于发表了一小本关于魔术的书，在封面上印上他的名字加上教授的头衔。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学生的名字见于印刷品，因此我对他——作为魔术教授——有着很深的尊敬。我怎敢相信在印刷的字样里，会有可疑事件的容身之地呢？能够把自己的话用擦不掉的墨记录下来，这是一件小事吗？无遮蔽而不羞愧，自认不讳地站在世界面前——我们怎能怀疑这样高超的自信呢？我记得有一次，我从一个印刷所里拿到我名字的字模，当我刷上墨把它印在纸上，发现我的名字印出来的时候，是多么值得纪念的一件事啊。 我们常请这位同学兼作家的朋友搭坐我们的马车，这样我们就有了交往。他在演戏上也很行。在他的帮助下，我们在练拳的场地上搭起一座台，在竹架上撑起涂上颜色的纸。从楼上来的坚决的反对，阻止了在这台上表演的可能。 但是后来没有戏台也演出了一出误会的喜剧。这位剧作者在这本书上已经对读者介绍过了，他不是别人，就是我的侄子萨提亚。你们看他现在沉着恬静的样子，当你听到他所创造出来的把戏的时候，你一定会大吃一惊。 我所要叙述的事情发生在几年之后，当我大约在十二三岁的时候。我们这位魔术家朋友讲到许多东西的奇怪特点，我十分好奇地想亲眼看到那些特点。但是他所提到的材料都是非常稀罕而且来自远方，除能求得海员辛巴德的帮助之外，我们决没有希望得到，有一次教授偶然失口说出一件容易得到的东西。谁会相信一粒种子，在一种仙人掌的液汁里浸透又晒干了二十一次之后，就会在一小时内萌芽开花结果呢？我决定要试验一番，同时对于一位名字印在书本上的教授的辩证，也不敢有所怀疑。 我让我们的园丁给我预备下大量乳白色的液汁，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在屋顶凉台的角落，我们的秘密处所，开始用芒果核来做试验。我正在聚精会神地把果核浸了又晒，晒了又浸——但是大读者们也许不会等待着询问我实验的结果。同时我不知道萨提亚在另一个角落里，在一小时之内使他自己创造出来的神秘花木，生根发芽。后来还结出了奇怪的果实。 从做实验那天以后，我渐渐觉得教授有点躲着我，他不肯和我坐在马车的同一边，而且仿佛总在和他对我的腼腆作斗争。 有一天，他忽然提议大家都轮流地从教室的凳子上跳下去。他说他要观察不同的跳跃形式。这种科学的好奇对于一位魔术教授并不是怪事。个个都跳了，我也跳了。他摇着头低低地哼了一声。无论我们怎么追问，他也不肯说出一点什么来。 又一天，他告诉我们，说他有几个好朋友想同我们来往，请我们和他一同到他们家里去。我们的监护人没有异议，我们就去了。那间屋子里的一群人仿佛非常喜欢问问题。他们表示迫切地希望听我唱歌。我唱了一两支歌。我那时还是个孩子，决不会像牛一样吼叫。他们一致认为，“这声音真是甜柔。” 当点心端到我们面前的时候，他们环坐在周围看着我们吃。我生来就很腼腆，和生人在一起很不自然；而且在我们的仆人艾思瓦看管时期所得来的习惯，使我永远成为一个食欲不旺的人。他们似乎都得到了我的胃口很娇弱的印象。 在这出喜剧的第五幕，我接到教授写给我的几封奇怪的亲热的信，把整个情况揭露出来了。让台幕在这里落下吧。 我终于在萨提亚那里听到，在我用芒果种子试验魔术的时候，他说得使教授相信我是一个女孩，监护人把我扮成男装，为的使我可以出去多受教育，因此我原是一个女扮男装的人。对那些对想象的科学好奇的人们，我应该解释一下，据说女孩子在跳跃的时候，左脚总是先往前去的。在教授的试验中，我就是这样跳的。那时我决没有体会到这是多么错误的一步啊。 我生下来不久，父亲就常在外面旅行。所以说我小时候不认得他一点也不是夸张。他有时忽然回家，带来一些我喜欢同他们交朋友的外地仆人。有一次，他带回一个叫做里努的年轻的旁遮普仆人。他从我们所得到的热烈欢迎，几乎不在兰季特·辛格①之下。不但因为他是外地人，而且他是老牌的旁遮普人——他怎能不把我们的心偷走了呢？ 我们对于整个旁遮普民族，就像对《摩诃婆罗多》诗中的毗摩和阿周那②一样尊敬。他们是武士；如果有时他们战败了，那很明显地是他敌人的过失。我们家里有一个从旁遮普来的里努，是很光荣的事情。 我嫂子有一只装在玻璃框里的小军舰，机关一开，它就应和着八音匣的叮当声，在绸制的海波上摇晃。我恳切地请求把这军舰借给我，让我去给我所爱慕的里努看看，来显示它的奇巧。 像我们那样整年关在家里，任何异乡风味的事物，对我都有特殊的魅力。这是我敬爱里努的原因之一。也为了这个原因，那个穿着绣花长袍来卖玫瑰油和香膏的犹太人，迦卜拉尔，也会引起我那么大的兴趣。还有那穿着蒙满灰尘的宽大裤子、带着行囊和包袱的高大的喀布尔人，在我幼稚的心中，也留下一种恐惧的魅惑。 无论如何，当父亲回来的时候，我们能在他周围走来走去，能够和他的仆人在一起就很满足了。我们并没有直接走到他的身边。 有一次，当父亲在喜马拉雅山的时候，英国政府拿来吓人的老妖怪，俄国的侵略，变成人们惶乱的话题。有些好意①②毗摩和阿周那都是《摩诃婆罗多》中般度王的儿子，二人均无比英勇。——译者兰季特·辛格（１７８０—１８３９），旁遮普名王，有“旁遮普之狮”之称。 的太太们，对我母亲把这逼近的危险，在想象的情况中扩大了一番。我们怎能晓得俄罗斯人会从哪一条西藏通路，忽然像毁灭的慧星一样闪击进来呢？ 正文 3 我母亲真的惊慌了，也许家里其他的人没有和她分忧；因此，对大人们的同情绝望了以后，她来寻求我幼稚的支持。她问：“你好不好给你父亲写封信，报告他俄罗斯人要来侵犯的事情呢？” 这封携带着母亲忧虑的消息的信，是我给父亲写的第一封信。我毫不晓得一封信应该怎样开头怎样结尾。我去找玛哈南达，他是管产业的文书。信上一切称呼的规格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情感上逃不出和管产业的文书文字分不开的陈腐气息。 我收到一封回信。父亲叫我不要害怕；如果俄罗斯人来了，他会亲自把他们赶走。这个充满信心的保证，似乎没有解除母亲忧虑的效果，但却把我从对父亲的陌生中解放出来了。 从那时起我要每天给父亲写一封信，也就每天去麻烦玛哈南达。他受不了我的纠缠，就拟出信稿叫我去抄。但是我不知道寄信是要付邮资的，我总以为只要把信交在玛哈南达的手里就会到达，也不必再担心了。我不需要说，因为玛哈南达比我大得多，这些信从来没有达到喜马拉雅山顶上去。 在父亲出外很久之后，就是只回来几天，整个家庭都载满了他在家的重量。我们会看见大人们在一定的时间内规矩地穿上他们的长袍，以拘谨的步法和严肃的姿态走进他屋里，谁要是嘴里正嚼着“班”，也先把它吐掉。每个人都是小心翼翼地。母亲亲自去监督烹调，为的使每样菜都合口味。那个执职杖的老克努，穿着白制服，裹上有顶饰的头巾，守在父亲的门口，总是警告我们，在父亲午睡的时间，不要在他房前的凉台上吵闹。我们要轻轻地走过，低声地说话，也不敢往屋里窥视。 有一个节期，父亲回来给我们三人行授予圣线①的仪式。 在瓦当塔瓦吉施先生的帮助下，他收集了些《吠陀经》的旧礼节作为行礼之用。有好几天我们学习以正确的发音来朗诵《奥义书》的选句，父亲安排我们，在“婆罗摩正法”的名下，和毕茶拉姆先生一同坐在经堂里。最后我们剃光了头、戴上金耳环，我们三个小婆罗门在三层楼的一处，进行了三天的灵修。 这真是好玩极了。那耳环使我们彼此揪起耳朵来的时候，有个很方便的把柄。在一间屋子里，我们发现一面小鼓；我们拿着这鼓出来站在凉台上，看见哪一个仆人从下面走过，我们就敲起鼓来。这就使他抬头来看，立刻就又掉转眼睛赶快地缩了回去②。总而言之，我们不能说这灵修的三天，是在苦行的默想中度过的。 但是我相信像我们这样的男孩，在古时候的隐士中并不罕见。如果在古老的经文上说，十岁或是十一岁的舍罗堕陀或是舍楞伽罗婆③用了整个童年时期来供奉和讽诵曼荼罗经。对于这话，我们也不必勉强地予以毫无疑问的信仰；因①②③《沙恭达罗》中沙恭达罗义父干婆的两个徒弟。 授圣线仪式未完成时，非婆罗门若看一眼受仪人，就被认为有罪。 所谓圣线是一根白线，只有高等种姓的人才能挂。 为“男孩天性”这本书是比经文更古老更真实的。 在我们正式成了婆罗门教徒以后，我就很喜欢念诵《伽耶特里》，①我总是专心致志地来思索它。它决不是一本我在那种年纪所能完全理解的经文。我记得很清楚，我做着怎样的努力，先祈求“地·天空·天”的帮助，来扩大我的自觉。 我是怎么感觉或是怎么想的，很难说得清楚，但这一点是确定的，就是弄清字义，不是人类的理解力的最重要的作用。 教学的主要目的不是解释字义，而是去叩心门。如果问一个孩子，在叩门声中，他心里有什么被叫醒了，他也许会说些很傻里傻气的话。因为在心里发生的事情，比他能用言语表达的巨大得多。那些把希望钉在大学考试上，把它当作教育效果的考验的人，是不重视这个事实的。 我能忆起许多我所不能了解、而却能深深感动我的事情。 有一次我们在河边别墅的凉台上，我大哥看到阴云密集，就大声地朗诵起迦梨陀娑的《云使》中的几节诗句。我不懂而且也不必懂一个梵文字，他的入神的高吟和铿锵的音节，使我已经够感动的了。 还有，在我能够正确地了解英文以前，我拿到了一本插图很多的《老古董店》。我把全书看完了，虽然有十分之九的字是我不认得的。但是我以十分之一的模糊的了解，纺出一条彩色的线，把插图穿了起来。任何一个大学考官都会给我一个大零分，但对于读书的方法，并不证明我会空洞到零分的地步。 ①《梨俱吠陀》中的一首诗。每个婆罗门早晚祈祷时必须背诵。——译者还有一次我陪着父亲到恒河上旅行。在他所带的书里，有一种是旧佛特威廉版本的胜天的《牧童歌》。是孟加拉文的。 诗句没有分开印，而是和散文一样一直连下去的。我那时一点梵文都不懂，但是因为我懂孟加拉文，有好些字是熟悉的。 我忘了我读了几遍《牧童歌》，但我还记得这一句： 它在我的心中散布开一种模糊的美的气氛。 那一个作“孤寂的村庄”讲的梵文字，对我已经够好的了。 我必得自己去找出胜天的错综的韵律，因为在这书的笨拙的散文印法里，看不出诗的断句来。这发现给我以极大的愉快。我当然没有完全懂得胜天的含意，甚至也不敢说我懂得了其中的一部分。但是那字音和轻快的韵律，在我心中充满了奇妙的美的图画。使得我把全书抄了下来，留作自己欣赏。 当我稍大一点，读到迦梨陀娑的《战神的诞生》的时候，同样的事情也发生过。这诗句大大地感动了我，我的感觉是从那几个字上来的。“微风带着神圣的曼达基尼①下流的喷雾，摇撼着喜马拉雅雪松的叶子。”这两句使我极想尝到全诗之美。后来有一位老师给我讲解了底下的两行，那阵微风又“吹劈了渴望的猎鹿者头上的孔雀羽毛”。最后的形象是那样①恒河在天上的部分。——译者的无力，使我失望了。我若以自己的想象来凑上那几句，可能会强得多。 无论什么人回想到自己的童年时期都会同意，就是说他的最大收获并不在于他“完全了解”多少。我们的弹唱诗人就很懂得这个真理。因此在他们的说唱中，总有很大一部分是填满人耳朵的梵文和深奥的话语，这些只为着暗示，并不考虑他们纯朴的听众能否完全了解。 这个暗示的价值，连那些以物质上的得失来衡量教育的人，也不能予以轻视的。这些人坚持把帐目加在一起，来精确地算出他们传授了多少可以够本的功课。但是孩子和那些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人们，是住在一个人们可以不必每步都完全了解就能获得知识的原始乐园里。只在这乐园失去了以后，必须去了解每一件事物的不祥日子就来到了。那条不必经过了解的可怕历程就能达到知识的路，是一条宽大的路。如果这条路被堵住了，虽然世界的市场照常进行，而大海和高峰就无从到达了。 因此，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虽然我在那个年纪不能体会到《伽耶特里》的全部意义，但是在我心中有些不必全懂就能领会的东西。我想到有一天，我坐在我们课室一角的洋灰地上，默想着这个经文的时候，我的眼里充满了眼泪。我不知道这眼泪为何而流；对一个严厉的审判者，我可能给一些和《伽耶特里》毫不相干的解释。这件事实说明，在意识最深处所发生的事情，住在外面的人并不是能够常常晓得的。１４和父亲一起旅行系圣线大典之后，我的光头给我一个巨大的烦恼。无论欧亚混血的孩子们，对于和神牛有关的事物是怎样地偏爱，他们对于婆罗门的尊敬是有名地缺乏的。因此，除了其他的飞弹之外，我们的光头一定还会饱受嘲弄的打击。我正在为这可能发愁的时候，有一天我被叫到楼上父亲的屋里去。他问我喜不喜欢和他一块到喜马拉雅山去。离开孟加拉中学到喜马拉雅山去！我喜欢不？啊，我能用欢呼把天空冲裂，这也许会使人了解我喜欢到什么程度。 在我们离家的那一天，父亲按照他的惯例，把一家人召集在经堂里行了宗教仪式。在我从长辈脚上捏起尘土①之后，就跟着父亲上车了。这是我一生之中，头一次有一套新做的衣服。父亲亲自选择了衣服的式样和颜色。一顶平金的绒帽凑足了我的全套服装。我把这帽子拿在手里，心里发着愁，只恐这帽戴在光秃秃的头上效果不好。我一坐进车里，父亲一定要我戴上帽子，我就只好戴上。他的脸一转向别处，我就把它摘下来。每次我看到他的眼睛，这顶帽子只得又回到它应呆的地方。 父亲对于他所处理和吩咐的一切事情，都是非常认真严格的。他不喜欢处事模棱两可，或是犹疑不决，而且从来不容许邋遢和迁就。他有一个意义明确的法则，来规定他和别①印度习俗，从长辈脚上拿起一点土来碰自己的额头，是对长辈行的礼节。——译者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点上，他和他的国人的通性是不同的。对别人，前后差错一点没有什么多大关系，同他打交道我们却必须谨慎戒惧。他倒不在乎做的太多或太少，他注意的是没有达到标准的失败。 父亲常把他所要做的事，构成一幅很细致的图画。任何节庆的集会，他不能参加的时候，他就想出每一件东西应该安放在什么地方，家里每一个人应该负什么责任，客人坐在哪个座位；没有一件他想不到的事情。等到这节日过去了，他就让每个人对他分别报告，这样他自己综合起来，取得一个完整的印象。所以当我和他一起旅行的时候，虽然没有原因可以使他阻止我的尽情游戏，而在其他的事情上，在他替我规定的严格的行为法则里，是没有留下一点空隙的。 我们先在博尔普尔停留几天。萨提亚和他的父母不久前曾到这里来过。没有一个有自尊心的十九世纪的婴孩，会相信他回来后给我们讲的旅行故事。但我们却不一样，我们没有机会学习如何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画下界线。我们学过的《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没有给我们一点线索。那时候也没有带着插图的儿童读物来给我们指引方向。世界上管制我们的谨严的法律，我们都是在触犯了它以后才学到的。 萨提亚告诉我们说，除非是一个非常熟练的人，上火车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稍微滑一下，就一切都完蛋了。而且每一个人必须用尽全力抓紧坐位，否则开车时候那个巨大的震撼，不知道会把人扔到哪里去。所以我们到达火车站的时候，我真是战战兢兢。我们居然是那么容易地走进车厢，我还总觉得最坏的情况必将到来。当最后我们可笑地顺利启程，一点不像有什么危险的样子，我感到悲哀地失望了。 火车疾驰下去；宽阔的田野和青绿的远树以及树荫下静卧的村庄，像一江的图画流掠过去，又像无数的海市蜃楼一般消失了。我们到达博尔普尔已是夜晚。我坐上轿子就闭上眼睛。我想把整个奇妙的景像保留下来，以便在晨光中再把它揭开，摆在我清醒的眼睛前面。 我怕经验的新鲜色彩，会被在黄昏微明中所得的不完美的一瞥所损坏。 当我早晨起身走到外面去的时候，我高兴得震颤起来。比我先来的那一位告诉我说，博尔普尔有一个在全世界都找不到的特点，就是从正房到下房的小路上，虽然头上没有一点遮挡的东西，但是人走过的时候，一线阳光一滴雨点也接触不到。我就去寻找这小路，但是我的读者也许不会惊讶，我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 我是在城市长大的，从来没有看见过稻田，我们读过牧童的故事，在我想像的画布上，也画过一幅可爱的牧童画像。 我听萨提亚说过，博尔普尔房子的周围都是成熟了的稻田，在稻田里和牧童游戏是每天必做的事情，拔稻、煮米、吃饭就是这游戏的特色。我渴望地回顾，但是在这赤裸的荒地上，哪里有稻田呢？也许在某些地方有几个牧童，但问题是谁能把他们和其他孩子分辨出来呢！ 不久我就丢掉了我所看不到的东西——我所看到的就很够好的了。在这里没有仆人的管制，唯一圈住我的圈子，就是管理寂静的女神给我画上的天边的蓝线。在这里面我可以任意遨游。 虽然我还不过是个孩子，父亲对我的漫游没有下过禁令。 在沙地凹陷的地方，雨水犁开了很深的畦沟，刻出了堆满红沙和各种形状的石子的小型山脉，细小的河流从中间穿过，显示出小人国的地形。从这地区我收集了许多奇形怪状的石子，放在外衣袋里，带回去给我父亲。他从来也不轻视我的劳动，相反地他引起热情来了。 “多美呵！”他叫着说。“你从哪里找来这些个呢？” “那边还有许许多多，成千成万的呢！”我急急地说，“我每天都能带回这么多来。” 他说：“那可好啦，为什么不用这石子来点缀我的小山呢？” 我们曾想在花园里挖一个小塘，因为地下水太浅，就放弃了，没有完工，挖出来的土堆成一座小山。父亲常坐在这小山顶上，做他的晨祷。他在那里坐着，太阳就从他对面一直伸延到东边地平线上起伏的原野边升起。他就是让我来装点这座小山。 离开博尔普尔的时候，我十分难过，因为我不能把收集来的石子带走。更难使我体会到的是，我不能因为我把东西收集在一起，就有绝对的权利来要求和事物保持亲密关系。如果命运应许了我诚恳的祈求，允许我永远把这些石子带在身边，那么我今天就不会这样大胆地来嘲笑这件事情了。 在一个峡谷里，我看到一块洼地充满了像小河般涌流的泉水，在水里游戏的小鱼，争竞着逆流而上。 我告诉父亲说：“我发现了一股极好的泉水，我们可不可以拿来洗澡，拿来喝呢？” “就这么办。”他同意了，他和我一样高兴，并且发下命令说，以后就到那里去取日用的水。 我在小型的山谷之间漫游，永不感到疲倦，希望能够发现一些从来无人发觉的东西。我就是这块像把望远镜倒过来看的、未经发现的土地的利文斯敦。这里的一切，矮小的枣柳树、野李树和矮小的南海蒲桃树，都和这小山脉以及我所发现的小河小鱼，调和一致。 也许是为训练我小心谨慎，父亲交给我一点零钱，让我管理，叫我记帐。他也让我负责开他的金表。在培养我的责任心的时候，他没有想到有毁坏的危险。我们早晨出去散步的时候，他让我把钱施舍给路上遇到的乞丐。但是最后我永不能给他一个正确的总帐，有一次我算出的余款比他交给我的钱还多。 “我真的必须请你作我的会计，”父亲说，“钱到了你手里就会增加起来！” 我以不倦的热情来开他的表，不久，这表就送到加尔各答的钟表店里去了。 我又想到后来父亲让我管理地产，在每月的头两天，我必须把帐目交给他。因为他的视力衰退，我必须先把每项的数目念给他听，如果他在某一点上有些疑问，他就问到细节。 我若是企图掩饰过去，或者把我认为他不会满意的项目隐瞒下来，那最后一定会被发觉的。因此每个月头，总是我很紧张的几天。 像我从前说过的那样，父亲有把每件事物清清楚楚地摆在心里的习惯——不管是帐本上的数字，节庆的安排，或是产业的增减和调动。他从来没有看见过在博尔普尔新盖起的经堂，但是他向每一个去过博尔普尔又来看他的人仔细询问，因此他对于这经堂里的每一细节都很熟悉。他有极强的记忆力，只要他掌握到事实，这事实就永远无法逃脱。 父亲曾在他的那本《薄伽梵歌》①中，勾出他所喜欢的诗句。他叫我把这些句子连译文一起替他抄下来。在家里我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孩子，但是在这里，当这些重要的事情交托给我的时候，我感到了地位的光荣。 这时我已经把那个蓝稿本扔掉了，而拿到了一本装钉本的李特式的日记。现在我留心让我的写诗不会缺乏外表上的尊严，这不但是为着写诗，而且也是为着在我自己的想象里把自己当做一个诗人。因此当我在博尔普尔写诗的时候，我就喜欢爬在一棵小枣柳树下面，我觉得这样似乎是真正的有诗意的写法。我就这样地在烈日下，没有铺着草皮的坚硬的石块地上，写出一首关于《普利色毗王之败绩》的战歌。这首诗虽然有着极其丰富的战争精神，也还逃不了早夭。这个装钉本的李特日记，也走上她姐姐蓝稿本的道路，没有留下地址。 我们离开博尔普尔，一路上在萨希卜甘杰、迪纳普尔、阿拉哈巴德和坎普尔都小作逗留，最后在阿姆利则停下了。 在路上有一个事件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里。火车停在某一个大站上。查票员过来剪票。 他好奇地望着我，好像有什么疑问又不肯说出似的。他走开一会儿，又带回一个同伴来，两个人在门口踌躇了半天，又走了。最后站长自己来了。他①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着名插话之一。——译者看了我的半价车票，以后就问： “这孩子没过十二岁吗？” “没有过。”我父亲说。 我那时只有十一岁，但是看上去比我实在的岁数显得大些。 “你一定得替他付上全票的钱。”站长说。 父亲的眼里闪着怒火，一语不发，只从匣子里拿出一张纸币交给站长。当他们把余款找回来的时候，父亲鄙夷地把这钱扔还他们。站长站在一边，为他卑鄙的怀疑的暴露，感到羞愧。 阿姆利则的金庙，像梦似的回到我的心上来。好几个早晨我陪着父亲到湖中心的锡克教的古鲁达尔巴尔①里去。庙里经忏不断。父亲坐在顶礼者的中间，有时也加入唱起赞歌，当他们发现有生人参加礼拜的时候，就表示热烈欢迎，我们回去的时候，总是满载着冰糖和其他糖果祭品。 有一天父亲请一个诵经队队员到我们那里去唱圣歌。也许是这个人对于报酬喜出望外，结果是有那么多的歌人队伍来侵犯我们——因而我们必须坚持防御。当他们发现不能进入我们房子的时候，这些歌者就在街上截击我们。我们早晨出去散步的时候，时常会出现一张冬不拉琴横挂在一边肩膀上，看到这个，我们就像鸟儿看到猎人的枪口一样。真的，我们变得非常警惕，远远听到冬不拉的弦声，就会把我们吓走，①锡克教寺庙，为锡克教第五世祖师阿尔琼·代夫所造，兰季特·辛格在位时，庙上加了一个金箔覆盖的铜顶，因此被称为“金庙”。——译者完全不会被装进猎袋里去的。 到了夜晚，父亲常坐在对着花园的凉台上，我就被叫来对他唱歌。月亮升起了，月光透过树丛，射到凉台的地上；我用贝哈加调唱着： 父亲低头合掌凝神地听着，直到现在我还记起这幅夜景。 我曾说过，父亲听斯里干达先生说起我那首颂神的处女作时，感到好笑。我记得后来我是怎样得到了补偿。在一次入冬月节的时候，有几首颂歌是我写的，其中的一首是： 那时父亲已在钦苏拉卧床不起了，他把我和我哥哥乔提叫了去。他叫我哥哥用手风琴伴奏，让我把我写的颂歌一一唱过，有几首还要我唱两遍。我唱完了，他说： “如果这国家的国王懂得语言，也能欣赏它的文学的话，他一定会奖赏诗人的。既然情况不是如此，我认为这就必须由我来做。”说着他就递给我一张支票。 父亲带着几部彼得·帕尔利丛书，从中取材来教我。他选出班治敏·佛兰克林传作为开始。他以为读这本书就像看小说一样，既有趣味，又有积极意义。我们开始不久他就发现自己错了。佛兰克林是一个过于事务式的人。他的狭隘的利益关系的道德，引起父亲的厌恶。 在某些事情上，父亲对于佛兰克林世俗的小心谨慎，感到非常不耐烦，他常常忍不住用激烈的语言来斥责他。 在这以前我除了背过几条焚文文法之外，没有接触过梵文。父亲让我一下子就开始读梵文读本第二册，让我一面读一面自己学习语尾的变化。我的较深的孟加拉文造诣，对我帮助很大。①父亲也鼓励我开始练习用梵文写作。我用从梵文读本学来的词汇，构成夸张的复合字句，带着许许多多响亮的Ｍ音和Ｎ音，造成一种妖魔一样混杂的神仙语言，但是父亲从来没有嘲笑我的鲁莽。 同时我也读普罗克特的《普通大文学》，父亲用浅近的语言给我讲解以后，我就用孟加拉文把它写下来。 在父亲带来的书籍中，最引我注意的是吉宾的十卷《罗马史》。这几本书似乎是十分枯燥无味。我想，“作为一个孩子，我是万分无奈地读了许多书。但是一个大人念不念书是可以随便的，为什么也自寻烦恼呢？” 我们在阿姆利则住了一个月，在四月中旬，就向达尔胡西山出发。在阿姆利则的最后几天，仿佛是永远过不完似的，喜马拉雅对我的召唤是太强烈了。 在我们坐着山兜上山的时候，高台似的山坡，都被盛开的春天稻花的光彩照亮了。每天早晨我们吃过牛奶面包就动①大部分孟加拉文的文学用语，是直接从梵文来的。——译者身，日落之前，就在下一个驿站歇宿。我的眼睛整天都不休息，唯恐漏掉什么东西。在山路转入一个山峡，林深树密，树荫下流出涓涓清泉，就像茅庵中的小女儿，在沉思的白发隐士脚边游戏着，从黝黑的覆满青苔的岩石上喃喃走过。走到这里轿夫就把山兜放下，休息一会儿，我的饥渴的心呼唤着，我们为什么不永远在这里停下呢？ 这是第一次目睹的最占便宜的地方：那时候，心灵还不知道，还会有许多这样的景色将要涌现。当这个计算机晓得了这一点之后，它立刻就从注意力的支出中作起撙节。只在它相信某件东西是实在希罕的时候，心灵在估值上才不再吝惜。因此在加尔各答的街市上，我有时把自己当作一个异乡人，只在这种假定之下，我才发现有那么多的东西是可看的，只为我们没有付上注意力的全部价值，就把它丢失了。就是那真正想看的饥渴愿望，才迫得人们到外地去旅行的。 父亲把装现钱的小匣子交我保管。他没有理由把我看作一个宜于保管这个存着相当数目的路上用费的匣子的人。他若把它交在他的仆人基肖里的手里，他一定感到安全得多。因此我只能设想他是要培养我的责任感。有一天在我们到达一个驿舍的时候，我忘了把匣子交给父亲，而把它落在桌上，这使我受一顿申斥。 我们每到一站下来，父亲就让把椅子挪到驿舍外面，我们就坐在那里。暮色四合之中，从山岭清爽的空气里，星辰透出了美妙的光辉，父亲指点星座给我看，或给我讲天文课。 我们在巴克鲁塔住的房子是在最高的山顶上，虽然已快五月了，这里还是苦寒，山坡上背阴的一面，冰雪还没有融化。 就是在这里，父亲对允许我任意漫游，也毫不感到担心。 我们房子下面不远，有一座悬崖，长满了葱郁的喜马拉雅雪松。我总是拿着一根镶着铁头的棍子，独自走进这山林里去，这个庄严的森林的高影像许多巨人在矗立着——这许多世纪它们度过了多么美妙的生活啊！而在几天之前才来的孩子，居然能够无碍地游戏在它们的周围。我走进森林的阴影里，就仿佛感到一个妖魔的存在，就保有一只凝冷的太古的蜥蜴，发霉的树叶地上方格的光和影，就像是它的鳞甲。 我的屋子在房子的一端。我躺在床上，穿过无帘的窗户，我能看见遥远的雪峰，在星光中模糊地闪光。有时候，不知是什么时辰，我在朦胧之中会看到父亲围着红色的披巾，手里提着一盏灯，轻轻地走到他默坐祈祷的装着玻璃窗的凉台上去。再睡一觉，在天色未明之前，我就发现他到我床边把我推醒。这是指定的背诵梵文语尾变化的时间。从我舒适温暖的毡子里起来，是多么难受的冰凉的醒觉啊！ 太阳升起了，父亲早祷之后和我一起喝过牛奶，然后我站在他的旁边，他又讽诵着《奥义书》，向神明祈祷。 以后我们就出去散步。但是我怎能跟上他呢？许多比我大的人都追他不上！因此，我追了一会儿就不追了，从山边的小路上爬回家去。 父亲回来以后我读一小时的英文。十点以后就来一次冰凉的冷水浴；不得父亲的许可，我连请仆人给我加一壶热水也做不到。为着鼓励我的勇气，父亲常告诉我，他在年轻的时候怎样地洗着冰得受不住的冷水澡。 另一件苦行就是喝牛奶。父亲极其喜欢牛奶，而且可以大量地喝。也不知道是我没有继承到这种收容能力，还是由于我以前提到的不利环境，我对于牛奶的嗜好，却是可悲地缺少。不幸的是我们总在一起喝牛奶，因此我必须乞求仆人的慈悲，感谢他们的仁爱（或是脆弱），承他们的情，从那时起我的奶杯里多一半都是泡沫！ 午饭以后又开始作功课。这真不是血肉之躯所能忍受的事情。我的生了气的“早晨的懒觉”就来报复，我就会昏困得摔了下去。但是当父亲可怜我的苦况把我放了的时候，我的瞌睡立刻就消失了。以后，嗨！跑到山上去了。 我拿着棍子从这峰跑到那峰，父亲并不反对。我觉察到父亲一辈子也没有妨碍过我们的自主。有好几次我的言行都不合乎他的口味和判断，他只用一句话就可以阻止我，但是他宁愿等待我的自制的提醒。他不满足于我们驯服地接受正确的规绳；他愿意我们全心全意地喜爱真理，他晓得只有顺从而没有爱是空虚的。他也晓得，真理如果丢掉了，还可以找到，但是勉强或是盲目地从外面接受了真理，实际上是把进入的门路挡住了。 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我曾抱着坐上牛车沿着大干路到白沙瓦去旅行的梦想。别人都不支持这个计划，而且还有些人竭力反对，认为这是不合实际的要求。但是当我向父亲提出的时候，他确信这是一个极好的计划——在火车上旅行是有名无实的！从这看法谈起，他还对我述说他自己步行和骑马的大胆漫游，对于不舒服或是危险方面他却一字不提。 还有一次我被派为原始梵杜的秘书，我跑到父亲住的公园街的房子里，告诉他说我不赞成婆罗门教徒在举行圣礼的时候，拒绝其他种性的人参加的事实。他毫不迟疑地允许我去修改这规矩，如果我能够做到的话。当我有了职权，我发现我缺乏力量。我能够发现不完善的东西，但是我不能创造完善的东西！能和我合作的人在哪里呢？我的吸引可以合作的人的力量在哪里呢？我有法子在我破坏的地方重新建设吗？ 在有了能够合作的人以前，任何形式都比没有形式好——这一点，我感到一定是父亲对于现有秩序的看法，但是他决没有指出困难来使我灰心。 同他允许我在山上随意漫游一样，在寻求真理上他也让我自己选择道路。他并没有为我有做错事的危险而踌躇，他也不为我有遇到忧苦的可能而恐惧。他举起的是一个标准，而不是一根训练人的棍子。 我常对父亲提到我们的家庭。每次我收到家里任何人的信，都立刻交给父亲看。我真相信因此我就成了他从别人得不到的许多情况的媒介。父亲也让我看我哥哥们写给他的信。 这是他的教我如何给他写信的方法，因为他决不轻看外面形式和礼节的重要性我记得在我二哥的信里，用了些梵文的词句来诉苦说他忙得要命，他的岗位的工作把他的颈脖拴住了。父亲叫我解释他的情感。我照我的体会解释了，但他认为另一种解释更合宜一些。我的过度的自信使我坚持着和他争论到底，别的人也许会用责骂使我闭口，但是父亲忍耐地听我把理由说完，然后尽力对我辩明他的看法。 父亲有时也对我讲些滑稽故事。他有许多他那时代的纨绔少年的笑谈。那时候有些公子哥儿，皮肤娇嫩得连达卡的细麻布上绣花边，都嫌太粗糙。因此他们在穿细麻布的时候，就把花边扯下来，有一时期，这是件最时髦的事情。 我头一次听父亲说的一段我觉得很有趣的故事，就是有一个卖牛奶的人，人家疑心他在牛奶里掺水。他的顾客派越多的人来看他挤奶，他的牛奶就越淡，最后那个顾客亲自跑来看他要他解释，卖牛奶的人声明说，如果必须满足每一个监视人的话，那么他的牛奶只好拿来养鱼了。 在和父亲这样地度过几个月之后，父亲就让他的仆人基肖里送我回家。 把我束缚起来的严厉的制度的锁链，自从我一离家就突然折断了。回到家来我在权利上有所增进。在我身上说，因为我近在咫尺就想不到我；现在因为我曾不在眼前；我就又回到视界里来了。 我在回家的路上，就预先尝到了受人尊敬的滋味。我这样地带着仆人独自旅行，言谈举止之间洋溢着健康和愉快，再加上那顶引人注目的平金小帽，所有我在车上遇到的英国人，都很恭维我。 当我到家的时候，不但是旅行归来，而且是从下房的流放，回到我内院的应有的地位上去。当内院的家人聚集在母亲房里的时候，现在也有了我的一个很高的座位。我们家里那位最年轻的新娘子也把感情和关心，倾注在我的身上。 在幼稚时期，妇女们的爱护是不由自主的，就像必需品中的空气和水一样，只管接受，不必有自动的还报；而正在成长的孩子，却显出急于从妇女们关切的罗网中解放出来的渴望。但是那不幸的东西，在他应得的时期中，这种关切却被剥夺掉，那可真成了叫化子了。 这曾是我的痛苦。因此，在下房长大之后，忽然进到妇女们丰富的情感之中，我决不能不深深地意识到这份情感。 在内院离我还很遥远的日子里，它是我想象里的乐土。内院，从外面看去是个草地，对于我却是一切自由之家。学校和老师都不在那里；而且我似乎感到任何人都不必做它所不愿做的事情。它的幽深的悠闲有点神秘的意味；大家在玩，做她想做的事情，自己做什么事也不必去汇报。我的小妹妹尤其是这样，对于她，虽然她也和我们一起上尼尔卡玛尔先生的课，而无论她功课做得好坏，他却不动声色。而且在十点钟的时候，我们必须赶紧吃过早饭，准备上学，她呢，却甩着小辫，洋洋地走进里面去，把我们逗得心都乱了。 当那位新娘子，挂着金项链，来到我们家里，内院的神秘更加深沉了。她，从外面来的，又变成我们家的人，她本来是生人，而又是自己人，这对我有奇异的吸引力——我热望和她交朋友，但在我千方百计靠她近点的时候，我的小妹就把我推开，一面说：“你们男孩子在这里做什么？——快到外面去吧。”失望加上受辱，我就赶快逃走了。从她们房子的玻璃门外面，我们能看到一切新奇的玩意儿——陶瓷和玻璃做的——颜色装潢都十分鲜艳。我们是被认为连摸一下都不配的，我们也更鼓不起勇气去请求拿一件来玩玩。无论如何，那些都是稀罕奇妙的东西，对于我们男孩子们，给内院又染上一层魅力。 受过多次的拒绝，我和内院疏远了。对于我，内院和外界一样，都是接触不到的。因此我所得到的内院的印象，都像图画一样。 正文 4 夜晚九点钟以后，上完阿哥尔先生的课，我就进去睡觉。 一盏阴暗摇闪的灯笼，挂在通着内外院的、长长的、装有软百叶帘的甬道里。甬道尽头的转折处，有四五层楼梯，是光线照不到的地方，下了楼梯我走到第一进方院的回廊上，一条柱子似的月光从东方天上斜照到回廊的西角，其余的地方都隐在黑暗里。在这一方块的光明中，女仆们聚在一起，伸着腿紧挨着坐在地上，把废棉搓成灯芯，一面低声地谈着她们乡村里的家事。许多这样的画面，难忘地印在我的记忆里。 晚饭之后，在躺到宽大的床上以前，我们在走廊上洗了手脚；我们的保姆之一，亭卡里或是珊卡里，就来坐在我们头边，对我们唱着一个王子怎样地在旷野荒郊里一直漫游下去的故事。故事讲完了，屋里寂静下来，我面向墙壁凝望着灰墙上剥落的地方，黑一块白一块地在微光中模糊；隐现从这上面我幻拟出许多奇异的形象，一面就睡着了。有时在半夜，在我朦胧之中听见看夜的斯瓦茹卜在巡视楼廊时的吆喝。 以后新秩序来到了，当我从里面的、我所想象的陌生的梦境里，得到了久已渴望的洋溢的关怀；当那自然的、应该是每天来到的东西，忽然连积累的余款，补偿给我的时候，我不能不感到晕头转向。 小旅行家充满了旅行的故事，而且由于每次复述时候的拉扯，这叙述越来越散漫了，以致和事实毫不相符。不幸得很！和一切其他事物一样，故事陈旧了，说书人的光荣也受了损害；因此他必须添上新的渲染来使故事永远新鲜。 从山上归来之后，在母亲的晚间露天集会上，我成了主讲人。在自己母亲眼里成为一个有名人物的诱惑，是那样地难以抗拒，就和这名誉得来的那样容易一般。我在师范学校上课的时候，在某个读本上头一次看到说，太阳比地球大过千百倍，我立刻就把这事实告诉母亲。这是为证明这个看来很小的人，在他身上也会有些伟大的成分。我有时也把孟加拉文法书上，在讲到作诗法或是修辞学时所用为例子的诗句背给她听。现在我在她的晚间集会上就讲些从普罗克特书上摭拾来的零碎的天文知识。 父亲的从者基肖里当过达萨拉提叙事诗弹唱团的团员。 当我们一起在山上的时候，他常对我说：“啊，小弟弟①，我们若是有你来参加我们的说唱队，我们就能作很好的演出。” 他的这句话向我展开了一幅诱人的漫游的图画。做一个小旅行乐师，到处去走，又说又唱。我在他的节目里学了许多歌，对于这些歌的要求，比我的关于太阳的光球和木星的许多月亮的讲话，还大得多。 但是我的最能引起母亲的共鸣的成功，还在于那时内院只能满足于克里狄瓦斯的《罗摩衍那》的孟加拉译文，我却跟父亲读过大圣贤瓦尔米基的梵文韵律的原文。当我告诉她这件事的时候，她喜出望外地说，“给我念几段这一种《罗摩①仆人们称主人和主母为父亲母亲，称他们的孩子为弟妹。——译者衍那》吧，念吧！” 不幸得很！我读的瓦尔米基的《罗摩衍那》，只限于梵文读本选录的一小段，连这个我都不能完全应付，而且重新温理一下，我发现我的记忆力欺骗了我，许多我以为我记得的，都变得模糊了。但是在热诚的母亲等待着夸示她儿子的奇才的时候，我没有胆量去说“我忘了”；因此在我朗诵的句子里，瓦尔米基的企图和我的解说有很大的分歧。这位善心的、圣贤的在天之灵，一定会饶恕这个求得母亲嘉奖的光荣的孩子的胆大妄为，但是马都苏丹①，骄傲的摧毁者，是不会饶恕的。 母亲对于我的卓绝的宣传，压抑不住她的情感，她想让所有的人都能分享她的赞赏。她说：“你必得把这个朗诵给都维京都拉听。” 我心里想：“这下子逃不过了！”我提出一切我能想到的逃脱的理由，但是母亲坚持不听，她把我哥哥都维京都拉叫来，他一来到，母亲立刻就欢迎他说：“你听听拉比念瓦尔米基的《罗摩衍那》吧；他念得多好！” 非朗诵不可了，但是马都苏丹大发慈悲，只用他的一点降低骄傲的力量，把我放过了。 我哥哥一定是在忙着自己写作的时候被叫来的。他并不想听我把焚文译成孟加拉文的朗诵。 我刚念了几节，他只说“很好”，就走开了。 在我升到内院以后，我感到更难于恢复学校的生活了。我用一切逃避手段来逃脱孟加拉中学。以后他们又勉强送我进圣谢浮尔学校，结果也并不更好。 ①印度教大神毗湿奴的另一称号，意思是杀死骄傲的恶魔马都的人。——译者我的哥哥们作过短期的努力之后，对我完全失望了——他们连骂也不骂我了。有一天，我的大姐说： “我们都希望拉比会长大成人，他使我们大大地失望了。”我感到我的价值在社会上显着地下降了。但是我不能下定决心去被拴在学校磨坊的无尽折磨上。这和一切生活与美永远分离的学校磨坊，就像是一个可恨的残酷的医院和监狱的混合物。 在圣谢浮尔有一个珍贵的记忆，我至今还新鲜而纯洁地记在心里——就是学校里的老师们。他们并不都是最好的。特别是我们班上的老师们，我在精神上说不上尊敬与否。他们一点也不高过教师们的教书机器的种类。就是这样，这个教育机器是无情地有力，再加上宗教的外面形式的石磨，年轻的心就真正地被碾干了。我们在圣谢浮尔得到的就是这个机器推动的磨石式的教育。但是，像我所说的，我保有一个把我对于教师的印象提高到理想水平的回忆。 这是关于德庇尼仁达神父的回忆。他和我们没有多大的接触——若是我记得不错的话，他只在短期内代过我们班上一个老师的课。他是西班牙人，仿佛在说英文的时候有点口吃。 也许为这个原故，学生们对他说的话都不大注意。我似乎感到学生们对他的简慢使他不快，但他一天一天柔和地忍受下去。不知为什么，我的心在同情中总是向着他。他的脸并不漂亮，但是他的相貌对我有一种奇异的吸引力。无论什么时候我看着他，他的心灵仿佛都在祈祷，一种深沉的宁静充满了他的内外。 我们有半个钟头的时间仿写字帖；这就是我心不在焉地，手里拿着笔，思想到处漫步的时间。有一天德庇尼仁达神父在监督这一门课。他在我们椅子后面踱来踱去。他一定看见我一直没有动笔。他忽然在我的椅子边站住了。他俯下来轻轻地把手放在我的肩上柔和地问： “你不舒服吗，泰戈尔？”这不过是一句简单的问话，但却是一句我所永不忘记的话。 我不知道别的学生对他的印象如何，但是我感到在他里面有一个伟大的灵魂，直到今天这回忆仿佛给我一张进到幽静的上帝殿宇的护照。 还有一位老神父是一切学生所喜爱的。他是亨利神父。他教高班；因此我不太认识他。 但是我记得一件关于他的事情。 他会孟加拉文。有一次他问尼拉达，他班里的一个学生，他的名字的字源是什么。可怜的尼拉达①对于他自己的一切，一直都毫不在意——特别是关于他的名字，从来也没有费过心，所以他根本没有准备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在字典上许多深奥的、不认识的字当中，会被自己的名字所打倒，那就像被自己的马车轧死一样是滑稽的笑祸，因此尼拉达毫不羞愧地回答说：“ｎｉ是没有，ｒｏｄｅ是阳光；因此ｎｉｒｏｄｅ，就是使阳光没有了！” 甘先生，是瓦当达瓦吉许先生的儿子，现在是我们的家庭教师。当他发现学校的课目不能引起我的注意力的时候，他就认为没有希望，放弃了这个企图，而进行另一种方针。他①尼拉达是梵文“云”的意思。是ｎｉｒａ（水）ｄａ（给予者）的组合。 带我读迦梨陀娑的《战神的诞生》，一面翻译给我听。他也读《麦克白》给我听，先用孟加拉文解释了课文，然后把我关在课室里，直到我把这一天所读的都翻译成孟加拉文诗句为止。 这样他使得我翻完了整个剧本。幸亏我把这译文丢失了，因而我也把作业的负担减轻了。 拉姆沙尔瓦梭先生的责任是促进我们梵文的进步。他也同样地放弃了那无结果的、对他的不情愿的学生教授文法的做法，而代之以和我一同读《沙恭达罗》。有一天他想到要把我译的《麦克白》送给微达亚萨加尔先生看，并且带我到他家里去。 拉吉克里许那·穆克吉①正到他家访问，和他坐在一起。 我进到这位伟大老师的堆满书籍的书房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厉害；他的静肃的容貌也不帮我恢复我的胆量。但是，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得到这么有名的听众，我心里有很强烈的求名的愿望。我回去的时候，我相信有一些可以使我兴奋的理由。至于拉吉克里许那先生，他只满足于劝告我，在女巫角色这一部分，所用的语言和韵律，要小心地使它和用在普通角色上的有所不同。 在我少年时期，孟加拉文学的数量很少，我想我可能把当时可读和不可读的书都读过了。儿童文学那时还没有发展到有自己特殊类型的地步——但我确信对我并没有什么害处。 现在渗融在文学仙酒里的流质，给年轻人饮用的，只完全考虑到他们幼稚的一部分，而没有把他们当作成人。儿童①穆克吉（１８４５—１８８６），用孟加拉语写作的印度诗人和评论家。——译者的书应当包括一部分他们能懂和一部分他们不能懂的东西。 在我们小的时候，我把能拿到手的两极端的书都看了；我们看得懂和看不懂的都在我们心里活动下去。这就是世界在孩子意识中反映的情况。孩子懂得的东西就变成孩子自己的，在他了解以外的东西，就把他又往前带进了一步。 当代那班都·米德拉①的“讽刺文学”出来的时候，我正在不适宜于阅读的年龄。我有一个本家正看着一份，但是不管我怎样恳求，她都不肯借给我看。她总是把这本书锁起来。 越拿不到我就越想看，我下定决心，我必须也一定会看到这本书。 有一天下午，她正在玩纸牌。她的一串钥匙拴在纱丽的一端，搭在她的肩上。我对于玩牌从来是不关心的，事实上我最讨厌打牌。但是我那天的行动却不带出这样子来，而且简直是十分热心地观看着。最后，在一边快要和了的紧张时候，我抓住这个机会去解那拴钥匙的结子。我手脚不灵，加上紧张而匆忙，就被她捉住了。这纱丽和钥匙的主人微笑着把纱丽拉下，把钥匙放在膝上，一面又玩下去。 以后我忽然想出一条妙计。我这位本家喜欢吃“班”，我赶紧去取“班”来放在她的面前。这就使她在站起吐掉“班”渣的时候，钥匙就掉在地下，她又把它放到肩上。这次让我偷到了，犯人逃了，书也读到了！书的主人想责骂我，但她的努力没有成功，我们两个人都笑起来了。 ①代那班都·米德拉（１８２９—１８７４），孟加拉语的剧作家。——译者拉进德拉尔·米德拉博士①编过一种附图的杂文月刊。 我三哥的书架上，有一份全年合订本。我想法拿到了这个合订本，重复阅报的愉快之情，我至今还能回忆到。许多假日的中午就是这样度过的，我仰卧在床上，这本四四方方的书就放在胸上，读着一角鲸，或者古代卡齐②的奇怪的断案，或者克里斯那库玛里的恋爱。 为什么我们现在不出这样的杂志呢？我们一方面有哲学和科学的文章，一方面有枯燥无味的故事和游记，但是没有那种普通人可以舒服地读着的质朴的杂志——就像英国的《陈伯》或者《卡索尔》或者《斯特朗德》——它们能够供给一般读者以简单而使人满足的家常便饭，而且是对最大多数人有最大的用处的。 在我少年时期也看到另一种月刊，叫做《愚人之友》。我在大哥的书室里找到了几本，我就坐在他书室的门槛上，面对着小小的一角南面凉台，一天又一天地拼命读着。就是在这杂志的书页里，我第一次和微哈里拉尔，查克拉瓦蒂③的诗交上了朋友。在我当时所读到的诗中，他的诗最能感动我。 他的抒情诗的那种天真活泼的笛子旋律，唤醒了我心中的田野和林沼的音乐。 在这些书页里，我也为《保尔和薇吉妮》④的译文流了许①②③④法国作家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１７３７—１８１４）的代表作，描写一对少年男女纯真的恋爱故事。——译者查克拉瓦蒂（１８３５—１８７４），孟加拉语诗人。 伊斯兰教的法官。 拉进德拉尔·米德拉（１８２４—１８９１），印度历史学家。 多眼泪。那美妙的大海，微风摇荡着海岸上的枣柳树林，林外的小山坡上，有山羊在活泼地跳跃嬉戏——这些都在加尔各答的屋顶凉台上，幻出一个新鲜愉快的海市蜃楼。啊！还有那在荒岛的林径里，进行着的孟加拉的小读者和头裹花巾的小薇吉妮中间的恋爱追求！ 以后就来了班吉姆①的《孟加拉大观》，像风暴一样卷走了孟加拉人的心，等待下月份的刊物发行出来已经够苦的了，而且还要家里的大人们都看过才轮到我看，这简直是受不了！ 现在只要谁愿意，就能够把《钱德拉谢克尔》或是《毒树》一口吞了下去。但是一个月一个月地渴望和企待的过程，在漫长的中断之间，每一小段读着时候的集中的快乐，把每一期的故事在心头反复回想，同时在注视等候着下一期：满足之感和不满足的渴望，如焚的好奇心和它的安慰的混杂；这些阅读原作时拖长的快乐，没有人再能尝到了。 我对于萨拉达·米特和阿克谢·萨卡所编的古诗刊，也感到极大的兴趣。我们的长辈是这刊物的订阅者，但他们都不是经常的阅读者，因此我还不难拿到手。微德雅帕蒂的古怪的、错误百出的马提里文，因着它的不可理解就更吸引了我。我试着不看编者的附注，而去探索他的感觉，我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把出现过许多次的一切难解的字和它的上下文，一齐摘录了下来，并且根据我的了解记下文法上的特点。 ①班吉姆（１８３８—１８９４），印度着名作家。——译者我年轻时代所享有的一个很大的便宜，就是弥漫在我家庭中的文艺气氛。我记得在我小时候，我常倚在可以望见那座有客厅房子的独立的建筑的凉台栏杆上。每天晚上这几间客厅的屋子都是灯火辉煌。华丽的马车一直拉进门廊底下，宾客来往不绝。我说不上那里面有什么样的集会，我只从黑暗中凝望着一排排亮着的窗户。隔断的空间虽然不大，而在我的儿童世界和这些亮光之间的空隙，却是很广阔的。 我的堂兄迦南德拉刚拿到塔卡拉特那①先生写的一个剧本，要在我们家里演出。他对于文学和美术的热情是无限量的。他是那一个团体的中心人物。他们永远有意识地努力从各方面引进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文艺复兴。服装上、文学上、音乐上、美术上、戏剧上突出的民族主义，在他心中和周围觉醒了。他在各国历史上，是个精研的学者，他已经开始用孟加拉文写了些历史研究，但是没有完成。他翻译并且发表了梵文戏剧《优哩婆湿》，还有许多有名颂歌都是他的手笔。在创作爱国诗歌上，他可以说是给我们做了领路人。这是在当“印度教徒协会”②还是个年会组织的时候，在会里总是唱他那首《唱到印度的光荣我感到羞愧》。 我还很小的时候，迦南德拉堂兄就在盛年逝世了。但是①②印度的一个爱国者组织。 塔卡拉特那（１８２２—１８８６），孟加拉着名剧作家。 见过他一次的人，也决忘不了他的英俊、魁梧和庄严的相貌。 他有一种不可抵抗的社会影响。他能够把人们吸引到他的周围而且永远和他连结在一起；只要有他的强大的吸引力在那里，就决不会有分裂的问题。他是我们国家特别类型的人物之一，就是以他个人的吸引力，很容易在他们的家庭和村庄里出名。在任何一个有大的政治、社会或商业团体的国家里，这种人会自然地成为民族领袖。把许多人组织到一个团结的团体的力量，是依靠一种特殊的天才的。这种天才在我们国家里都白废了，白废而又可惜，我认为，就像是从天上摘下星星来当火柴用一样。 我记得更清楚的是他的弟弟，我的堂兄古南德拉①。他也总使这家庭里充满了他的人格。他的宽大仁慈的心，把亲戚、朋友、客人和家属都一视同仁地拥抱了起来。不论是在他宽阔的南边凉台上，泉边的草地上，或是池边的钓台上，他总在主持着一个不招自来的集会，像一个“殷勤”的化身。他对于艺术和才智的广泛的欣赏，使他永远发出热情的光辉。 任何关于节庆、游戏、戏剧或是其他娱乐中的新颖想法，他总是一个踊跃爽快的赞助者，在他的帮助下，就会开花结果。 那时候我们年纪太小，不能参加那些活动，但是他们推动的热闹与活力的波浪，奔涌而来敲打着我们好奇的心门。我记得有一次我大哥写的一出讽刺剧在堂兄的客厅里排演。从我们这边，倚在凉台的栏杆上，我们能听到对面洞开的窗户里的哄堂大笑和滑稽的歌声杂在一起，我们有时也能看到阿①名画家加甘南达拉和阿巴宁达拉的父亲。——译者克谢·玛正达的绝妙的滑稽戏。我们不能准确地知道唱的是什么，但总在希望有一天能够知道。 我记得有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使我赢得了古南德拉堂兄对我的特别好感。我除了得过一次品行优良的奖赏以外，从来也没得过奖。我们三个人中间，我侄子萨提亚是功课最好的一个。有一次他考得很好，得了奖金。我们到家的时候，我从马车里跳出来把这重要消息告诉了正在园里的堂兄。我跑到他面前，喊着说：“萨提亚得奖了。”他微笑着把我拉到他膝前去，问：“你得了奖没有？”我说：“没有。不是我，是萨提亚得奖了。”我对萨提亚的优良成绩的由衷喜悦，似乎特别地感动了我的堂兄。他转向他的朋友说着这件事，认为是很好的特色。我记得很清楚，我真是莫名其妙，因为我没有从这一点上来体会我的感情。因为没有得奖而得到了这个奖赏对我并没有好处。给孩子礼物是无害的，但是他们不应当得到报酬。使孩子害羞是不健康的。 午饭以后，古南德拉堂兄就到我们这边房子里来处理房产事务。我们长辈的办公室是一种俱乐部。在那里面谈笑和处理事务自由地杂在一起。堂兄常常在长椅上靠着，我总找个机会挨到他面前去。 他常给我讲印度历史上的故事。我还记得当我听克里夫①在印度建立了英国统治之后，回到家去又自杀而死的时候，我是如何地惊讶。一方面，写下了新的历史；另一方面，在人心神秘的黑暗里，却隐藏着悲剧的一章。在表面上那样①克里夫（１７２５—１７７４），征服印度的英国殖民主义者。——译者的成功之内，怎会包含有那痛苦的失败呢？这故事整天很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 有时候，古南德拉堂兄一定要知道我口袋里放着什么东西。在轻微的鼓励下，我的手稿就毫不羞愧地拿出来了。我不必说明我的堂兄不是一个严厉的批评家；事实上，他所表示的意见，倒可以作为极好的宣传。但是当我诗中的稚气到了太冒失的地步的时候，他就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有一天，在一首叫做《印度母亲》的诗里，在一行之末，我所能想到的唯一可押的韵，那个字是“车子”的意思，我必须把这车子拉进来，虽然连一条可让车子通过的道路的影子都没有——押韵的坚决要求，不肯听受纯理性的任何推托。 古南德拉堂兄迎接这车子时狂笑的大风，把这辆车子吹回到那条不可能有车子走来的道路上，从此就没有消息了。 我大哥那时已忙着写他的杰作《梦游记》。他的坐垫放在南边凉台上，前面摆一张矮桌。古南德拉堂兄每天早晨都来坐一会儿。他对于欣赏的广大的能力，春风般地催助诗歌的萌茁。大哥写了一会儿就把他写的朗诵出来，他对于自己创造的幻象的洪亮笑声，使凉台都震动了起来。 大哥写出来的比他用到定稿上的要多得多，他的诗的灵感是那样地丰富，像过于繁盛的芒果的小花，在春天的芒果林荫中铺下了一层毯子，《梦游记》的撕弃的稿纸，也散掷得满房子都是。如果有人把这些稿纸都保留起来的话，今天真可以当作一篮花朵，来装饰我们的孟加拉文学。 在门边偷听，在屋角偷看，我曾充分地分享了这个诗筵，它是那样丰盛，那样富余。那时大哥正在才华英发的高峰；从他笔下奔涌出不停的滔滔波浪，形成一股诗的想象、韵律和词句的洪流，以喜悦横溢的胜利的欢歌，来充满泛溢它的两岸。我们能够充分了解《梦游记》吗？但我们在那时候是否必须完全了解才能欣赏它呢？我们也许得不到海洋深处的珍宝——即使我们拿到了又有什么用呢？——但是我们在海岸边狂欢戏水，在它们的冲击之下，我们生命的血液是如何欢乐地涌过每一根血管啊！ 我越想到这一时期，就越体会到我们再也没有了所谓的穆杰利斯①的东西了。在我们童年的时候，看到了这一个作为前一代特征的密切社交的临终光辉。那时候乡邻的感情是那样地强烈，因此穆杰利斯成了一个需要，而那些在社交场合有所贡献的人，就受过巨大的欢迎。现在人们只为着事务而互相访问，或把它当作社会义务，而不是以穆杰利斯的方式来集会的。他们没有时间，他们中间也没有同样的亲密关系！ 我们从前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交往，纷纭的谈话和断续的笑声，使得屋里和凉台上显得多么欢畅呵！我们祖先能成为团体和集会的中心，能创始和保持活泼有趣的闲谈，这种才能现在都消失了。人们还是来来往往，但这些同一的房子和凉台却显得空虚而荒凉了。 在那些日子里，每一件事物从器具到宴会，都是为多数人的享用而设计的。因此无论这些东西是多么豪华精致，也没有一点傲慢的意味。这些附属品，从那时以后在数量上是增加了，但是它们已变得无情，也不了解那能使贵贱一致地①孟加拉语，意思是不请自来的非正式集会。——译者感到宾至如归的艺术。那些赤裸的和衣衫褴褛的人，不能只凭着笑脸的魅力，而必须得到许可，才有使用或占据它们的权利了。我们今天在盖房子或设计家具时候，所想要亲近的人们，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社会和它的宽泛的款待。我们的毛病是，我们抛弃了我们原有的东西，但是我们没有在欧洲标准上面重建新东西的办法，结果我们的家庭生活就寂寞寡欢了。我们仍为事务和政治的目的而聚会，但从不纯为彼此见面而聚会了。我们不再想出机会，只为着热爱我们的同胞，而把人们聚集起来。我想像不出还有比社交上的鄙吝更丑恶的东西了；当我回忆到这些人从心底发出的朗朗笑声，使我们减轻了俗务的负担，他们仿佛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客人了。 在我少年时期有一位朋友，他在我的文学进益上的辅助，是无法估价的。阿克塞·乔杜李是我五哥的同学。他是英国文学硕士，他对英国文学不但极其爱好，也非常精通。一方面，他对于我们孟加拉的老作者和毗湿奴派诗人，也有同样的爱好。他读过好几百首孟加拉无名诗人的诗，他放声高吟这些诗句，不管曲调和效果，也不顾听众不同意的表情。也没有什么他身外或内里的原因，能阻止他大声地为他的音乐打拍子，离他最近的桌子或是一本书，都可以被他轻捷的手指敲出有力的鼓点，帮助他把听众鼓舞了起来。 他也是这种能以无限的才力从一切东西里提取快乐的人。他时刻准备着从每一件事物上吸收一丝一毫的优点，同时立即唱出他的过分的赞歌。他有一种飞速地写出很好的抒情诗和歌曲的卓越天才，但是他不以作者自居。对于他用铅笔写过到处乱掷的成堆的稿纸，他从不加以注意。他的才气是充溢的，但是他对于他的多产却是那样的淡漠。 他的一篇长诗在《孟加拉大观》上发表的时候，受到很大的欢迎，我听到过许多人在唱着他的诗，但却不知道是他写的。 对于文学的真诚爱好，比博学可贵得多，就是阿克塞·乔杜李的欣赏热情把我自己的文学欣赏唤醒了。他对于友谊和文学评论是同样的慷慨大方。在生人中间，他就像一条失水之鱼，而在朋友中间，智力和年龄的差别，对他是不发生影响的。和我们孩子在一起，他就是个孩子。当他在深夜从大人们的穆杰利斯中告辞出来的时候，我就留下他把他拉到书房里去。在那里，他坐在我们书桌上，以毫不消减的亲切，使他成了我们小小集会的灵魂和中心。在许多这种场合里，我听过他欢天喜地地讲解着一些英国的诗歌，做着欣赏的讨论，批评的探索，或是热烈的争辩，或是对我的朗诵自己的作品报以慷慨的称颂。 我的五哥乔提任德拉，是我文学和情感训练最主要的辅助人之一。他自己是一个热情的人，也喜欢唤起别人的热情。 他没有让年龄的差别①阻碍我们之间知识与情感上的自由交往。他所给我的极可感谢的自由，别人是不敢给的；许多人甚至于责怪他。他的友谊使我有了去掉羞怯的可能。我在幼①几乎相差十二岁。——译者稚时期受过压迫的灵魂，对于友谊的需求，就像炎暑渴望云霓一样。 若没有这样突然地把我的枷锁斩断，我可能终身残废。掌权的人总是不倦地举出自由被滥用的可能性，来作不给自由的理由，但是若没有这个可能性，自由就不是真正的自由。学习正确地使用一件东西的方法，就是通过错误地使用它。至少对于我自己，我真是可以说，从我的自由中产生的任何小毛病，总是把我带到纠正毛病的路上去。我从来不能把人家揪着我的肉体上或是精神上的耳朵，强迫我吞咽的东西，变成为我自己的，除了让我自由地取得的东西之外，我所得到的只有痛苦，没有别的。 乔提任德拉哥哥毫不保守地让我用自己的方法去学习。 自从那时候起，我的天性才准备伸出它的针刺，而同时也开出花朵。我的经验使我并不怕恶，而更怕专制的努力求善。对于惩罚的警察，政治的或是道德的，我都有一种十足的恐怖。 因此而产生的奴役状态是最坏的折磨人类的毒癌。 我哥哥在这时候，天天坐在钢琴旁边，聚精会神地在创作新歌调。阵雨一般的旋律泉水似的从他跳跃的手指之下涌流了出来，阿克塞先生和我，坐在两边，为了便于记忆，就在调子制成之后忙着替这新调编歌①。在诗歌写作上我就是这样地做了学徒。 和我们长入少年时期的同时，我们的家庭大量地培养起①记谱的方法当时还没有应用，现在最流行的记谱法之一，就是作者的这位哥哥后来发明的。——译者音乐来了。这就给我一种便宜，使我能够不费力地把音乐吸收到整个身心里去。这也有不便宜的地方，就是没有给我以只有按部就班才能得到的技巧和熟练。因此，对于音乐上的所谓精通，我是没有得到的。 自从我从喜马拉雅山回来以后，我得到越来越多的自由。 仆人的管制告了终结；我用了许多方法使学校生活的羁绊也放松了；对于家塾的先生我也不给他以活动的范围。甘先生在带我读完《战神之诞生》以后又散漫地讲了其他两三本书，就离开了去从事法律的生涯。以后来了一位普拉遮先生。头一天他让我翻译《威克菲尔牧师传》。我发现我并不讨厌这本书；但是当这件事鼓励他为我学习的进展作出更精细的计划的时候，我就简直溜掉了。 我已经说过，家里的大人们对我失望了。我自己和他们对于我的前途都不屑于寄予希望。因此我可以自由地来专心写满了我的稿本。这样地填满起来的作品是不可能比企望的更好的。我心里除了一股热气之外没有别的，充满热气的水泡在懒惰的幻想周围，无目的无意义地鼓起来又落下去。没有发展成什么形式，只有运动的骚乱，一个水泡吹起，瘪下去，再吹起来。这里面任何微小的东西都不是我自己的，乃是从别的诗人那里借来的。属于我自己的只是我心中的烦躁、沸腾和紧张。运动是产生了，而力量的平衡还没有成熟，当然只能有盲目的混乱。 我的嫂子①是一个极其爱好文学的人。她读书并不是为①即作者家里的新娘，上面提过的作者五哥的妻子。——译者着消磨光阴，她所读过的孟加拉文的书籍充满了她的整个心灵。在她的文学企业中我是个合股者。她是《梦游记》的热烈爱慕者。我也是，尤其是因为我是在这创造的气氛中长大的，它的美和我心的每一条纤维交织在一起，幸而我完全没有力量来模仿这首诗，所以我从来不敢有一点这样的企图。 《梦游记》可以说是像一座寓言的超绝的宫殿，里面有数不清的厅堂、内室、甬道、角落或壁龛里摆满了设计奇妙、艺术精巧的雕刻和图画；在周围的地面上，布满了花畦、亭榭、流泉和荫凉幽静的处所。不但富有诗意和幻想，而语言和表现上的丰富多彩也是卓越的。这不是一件小事，这股创造力能把那样壮丽的、具备着一切艺术细节的结构表现出来，这也许就是我从不敢去仿造的原因。 这时候，微哈里拉尔·查克拉瓦蒂的叫做《吉祥诗》的组诗，在《雅利安哲学》上发表了。我的嫂子大大地被这诗的柔美所感动。其中的大部分她都会背诵。她常请这位诗人到我们家里来，还亲手替他绣过一个靠垫。这就给了我一个和诗人交朋友的机会。他渐渐地很喜欢我，我开始在一天的早、午、晚任何时间随便跑到他家里去。他的心和他的体格一样地宽大，一个幻想的圆光，像一个诗的星群，总在围绕着他，这仿佛是他的更真实的造像。他永远充满着真诚的艺术的喜悦，无论什么时候我去看他，我都在这气氛中呼吸到我的一份。我常碰见他坐在三层楼上的小屋里，在正午炎热之中，爬在荫凉的洋灰地上写诗。我不过是一个孩子，而他对我的欢迎永远是那样真诚而热烈，使我在接近他的时候，永不感到尴尬。那时候，包围在他的灵感之中，忘却了周围的一切，他就会对我朗诵他所写的诗或是唱出所作的歌曲。并不是他的声音里有歌唱的天才，但也不是完全无腔无调，人们会得到他写诗的用意。当他闭上眼睛，放出他的洪亮深沉的声音的时候，声音的表情弥补了表演的缺憾。我似乎还能听到他唱着他自制的歌曲。我有时也为他的歌词作曲，唱给他听。 他是瓦尔米基和迦梨陀娑的热诚爱慕者。我记得有一次，在他用全副声音朗诵着迦梨娑陀的描写喜马拉雅山的诗以后，他说：“在这里面一连串的长Ａ音，不是偶然的事，诗人有意地从Ｄｅｖāｔｍａ到Ｎａｇａｄｈｉｒāｊａ，一直把这声音重复下去，来帮助他表达出喜马拉雅山辉煌的广阔。” 正文 5 这时候我的最高志向是要做一个像微哈里先生那样的诗人。若不是由于嫂子，他的热诚的崇拜者在中间阻挠的话，我可能把自己弄到相信我的作品和他有些相像了。她总是常常提醒我说，焚文里有一句话说，没出息的抱负不凡的人，追求诗名，被人笑死！她很可能知道，如果我的虚荣心占了上风，以后就很难控制得住。因此我的诗才和唱歌的力量，都没有得到她的热烈的赞赏；倒是她从来不肯错过一个在我面前称赞别人歌唱的机会，来使我相形见绌；结果是我渐渐地认识到自己声音的缺点。对于我诗才的疑惑也打击过我；但是因为这是剩下的唯一可以活动的园地，在这里面我还有机会来维持我的自尊心，我不能允许别人的判断来剥夺我所有的希望；而且，在我心中的鼓动是那样地坚持，因此阻止我的诗的探险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２０发表我的作品到那时为止都是幽闭在家庭圈子之内的。这时候新出一本叫做《知识幼芽》的月刊，为着适合这个名字，它得到了一个胚芽的诗人做了它的投稿者。它开始不加选择地发表了我的一切诗的胡说。到今天，在我心的一角有一种恐怖，就是当我的末日来到的时候，有几个热情的文学警察，会不顾侵犯私宅的宣言，要进行一番搜查，他们走到被忘却的文学的最深内院里，把这些诗带了出来，放在无情的睽睽众目之前。 我的第一篇散文也是在《知识幼芽》的书页之中诞生的。 这是一篇批评的文章，而且还有一段历史。 一本名叫《布班莫希尼的天才》的诗集出版了。阿克塞先生在《萨达拉尼》上，菩地卜先生在《教育报》上都用十分热烈的文字来颂赞这位新的诗人。我的一个年纪比我大的朋友，在那时候订文的，常把他收到的署名布班莫希尼的信给我看。他是这本诗集的迷恋者之一，常常送表示敬意的书或布①到这位着名女诗人的住址去。 这些诗中有好几首在思想感情和语言文字上是那样地缺乏抑制，我连想都不愿想这是妇女写的。让我看过的这些信，更使我不能相信这位写信者是女性了。但是我的疑惑并没有减少我的朋友的忠诚，他对他的偶像一直崇拜下去。 ①以布衣料来当礼品，是习惯上的敬爱或者季节祝贺的表示。——译者后来我就发动对这位作者的作品的批判。我尽情而渊博地提出抒情诗和其他短诗的特征，我的大便宜是印刷品是那么毫不羞愧地、那么冷淡地不泄漏出作者的真实学识。我的朋友忽然十分激怒地跑来，恐吓我说有一位文学士已在写着一篇反驳的文章。一位文学士！我吓得说不出话来了。 我感到和我小时候听到的侄子萨提亚喊警察来了一样。我能看到争论的胜利标柱，竖立在我的微小的声名之上的，在权威式的引语的无情打击之下，倒塌在我的眼前；我能再向读者露面之门，永远关上了，咳！我的批评文字，你诞生在多坏的一个时辰啊！我一天天在胆战心惊中度过。但是，像萨提亚的警察一样，这位文学士始终没有出现。 我曾说过，我是阿克塞·萨卡和萨鲁达·米特两位先生所编选出版的毗湿奴派诗集的热诚的学生。这些诗的语言大部分和梅提里文混在一起，我感到很难懂；但是就为的是这个原故，我更努力地寻求它的意义。我对这些诗的感觉是热切的好奇，就像对种子里未萌茁的胚芽，或是蒙着沙土的大地里未被发现的神秘一样。我的热情被发掘这些未知的诗的珍宝的希望所维持，在我逐步深入到这个宝库的未探查的黑暗中的时候。 在我这样做着的时候，我忽然想要把我自己的作品，包裹在这样的神秘包袱之中。我从阿克塞·乔杜李那里听到英国小诗人柴特顿的故事。关于他写的诗我一点也不知道，也许阿克塞先生也不知道。我们若是知道的话，也许这故事就没有了诱人之处。这故事的戏剧成份偶然把我的想象点着了，不是有许多人受过他成功地模仿的古文学的欺骗吗？最后这不幸的青年死在自己的手里。我把自杀的这一部分撇在一边，只束紧裤带来追赶柴特顿的功绩。 有一天中午，浓云密聚。享受着云翳的午休时间的可感的凉荫，我匐伏在内室的床上，在石板上写着仿梅提里文的诗ａＫｕｓａｍａＫｕｎｊａＭａｊｈｅ……我对这首诗非常得意，即刻就对我头一个碰到的人念了出来；这里没有人认得梅提里文，因此一点危险也没有，人们只能最后严肃地点着头说：“好，真是很好！” 有一天我对那位我刚提过的朋友说：“在原始焚社图书馆清理旧书的时候，发现一本破损的诗稿，从那上面我抄下了古毗湿奴派诗人名叫巴努·辛迦①的几首诗。”一面我就对他念了几首我所模仿的诗。他深深地激动了，狂喜地赞叹说，“这些可能连微特雅帕蒂②或是钱迪达斯③也写不出来！我真的必须把这稿子拿去给阿克塞先生去发表。” 这时我把我的稿本给他看，确凿地证明这几首诗决不是微特雅帕蒂或是钱迪达斯写的，因为作者恰巧就是我自己。我的朋友嗒然地沮丧了，嚅嗫着说，“是了，是了，这些诗一点也不坏！”①②③十四至十五世纪印度毗湿努派优秀诗人。——译者十四世纪印度毗湿奴派优秀诗人，代表作为《黑天颂》。 毗湿奴派古诗人，常把自己的名字放在诗的末节，以代署名，巴努和拉比（作者的名字）都是太阳的意思。 当这些巴努·辛迦的诗在《婆罗蒂》登出来的时候，尼希康达·柴特吉博士正在德国。 他写了一篇印度和欧洲的抒情诗的比较的论文。巴努·辛迦被尊为现代诗人所不可比拟的古诗人之一。这就是尼希康达·柴特吉博士取得博士学位的那一篇论文！ 不管巴努·辛迦是什么人，如果他的作品落到现代的我的手中，我发誓我决不会受骗。 语言上也许可以合格；因为古诗人所用的不是他们的本地语言，而是一种摹拟的语言，在每个诗人笔下都不相同的。但是在他们的情感方面，都丝毫没有矫揉造作，任何人把巴努·辛迦的戒指拿来化验的话，就可以看出内里的金属成色。它没有我们古笛的迷人歌调，只有近代外国的手摇风琴的响声。 从表面上看，似乎许多外国风俗已经传进我们的家庭，但是在它的心中燃烧着永不颤摇的民族自豪的火焰。我父亲在他一生的革命浮沉之中，从来没有舍弃过他对于国家的衷心敬爱；这种对国家的衷心敬爱在他的子孙中就形成强烈的爱国感情。但是爱国决不是我所写的那个时代的特征。那时候，我们的受过教育的人，在语言和思想上，和他们的本国都离得很远。但是我的哥哥们总在培养孟加拉文学。一位新的姻亲给我父亲写了一封英文信，父亲立刻就给他退回去。 “印度教协会”是一个年会，由我们家人帮助成立起来的。 拿巴勾帕·密特先生被指定为经理人。这也许是把印度作为我们祖国的崇敬实现的第一个企图。我二哥写的为民众传诵的国歌《印度万岁》就是在那时候写的。唱赞美祖国的歌，朗诵爱国诗篇，展览本国的工艺，鼓励民智的才能和技巧，是这年会的特色。 在寇松爵士的德里接见典礼的日子，我写了一篇散文——在莱顿爵士①的时候，我写的是一首诗。那时期的英印政府怕俄国人，这是真的，但是他们不怕一个十四岁的诗人的笔锋。所以虽然在我的诗里并不缺少和我年龄相称的火热的情感，但是那些高级长官，从总司令到警察局长并没有显出惊慌。《泰晤士报》上也没有登出痛哭流涕的读者来书，预言说因着帝国的地区守护人的漠不关心，帝国就要迅速地崩溃下去。在“印度教协会”的会议上，我在树下背诵了这首诗，听众中还有诗人那宾·辛。我长大以后，他还对我提起这件事。 我的五哥乔提任德拉负责一个政治协会，老拉吉那拉因·鲍斯是这协会的主席。他们在加尔各答一条偏僻街上的一所破房子里开会。会议进行是包藏在神秘之中的。这神秘就是唯一使人敬畏之处，因为事实上，他们的议论或行为并没有使政府或人民感到可怕的地方。我们家里其他的人，都不知道我们的下午是在什么地方度过的。我们的前门是锁上的，会议室是黑暗的，口令是一句《吠陀》经文，我们谈话是低声的。光是这些就足够使我们激动，我们不需要别的。虽然我还是个孩子，我也是一个会员。我们用这种纯粹狂乱的气①莱顿（１８３１—１８９１），一八七六至一八八○年的印度总督。——译者氛把自己包围起来，使得我们永远像驾着热情的翅膀，高举腾空。我们没有害羞、胆怯和恐惧。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要在我们自己热情的热气中取暖。 勇敢也许有时有它的缺点，但是它永远坚牢地保持着人类对它的尊敬。在所有国家的文学里，我们看到一种不懈的努力使这个尊敬生气勃勃。因此不管在什么形势之下，在一个特殊的地方，特殊一派的人，他们是不能逃过这刺激的震动的不断冲击的。我们必须满足于尽可能顺应这种震动，让我们的想象奔放，聚在一起来高谈阔论，热烈地歌唱。 如果把一个人的天性中那种根深蒂固、而且被他所珍贵的才能的所有出口都闭上，所有通路都堵上的话，无疑地会造出一个有利于堕落活动的不自然的状况。在英帝国政府的广大计划中只打开通向牧师就业的一条路，这是不够的——如果不给冒险的勇敢留个出路的话，人的灵魂定会切望着解放，而要寻觅秘密的道路，这条道路是曲折的，其结果是不可思议的。我坚决相信，如果在那些日子，政府显示出从疑虑产生的威吓的话，那么这个协会的年轻会员正在表演着的喜剧，可能变成一出严酷的悲剧。这出戏，无论如何已经演过了，连威廉堡的一块砖也没有受过损害，我们现在想到这段往事，也只有微笑。 我的哥哥乔提任德拉开始忙着为全印度设计服装，把种种不同的图样提到协会里去。外褂是不切实用的，裤子又太洋派；因此他想出一个折衷的方案，就是把外褂改坏了一些又没有把裤子改好：这就是说在裤子的前后，加上一条像外褂的褶子一样的装饰品。那顶可怕的头巾和太阳帽的混合物，连我们最热心的会员也没有胆子把它叫做装饰。没有一个具有普通勇气的人敢于这样做，而我的哥哥昂然不惧地在大白天穿上这全套服装，在一天的下午从家里走到门外等着的马车上去，对于亲戚、朋友、门丁和马车夫的瞪视，一概置之不理。可能有许多勇敢的印度人，随时准备着为国捐躯，但是我确信很少人肯穿上这种泛印度的服装，面对着通衢闹市，即使这样做对国家是有好处的。 每一个星期天，我哥哥都召集一个“狩猎”会。许多不请自来的参加者，我们连认都不认得。这里面有木匠、铁匠，还有社会各阶层的人。在这“狩猎”会里只短了流血，至少我记不起有这种事件。它的其他附属物都是那样丰富那样合意，使我们感到没有伤亡是无关紧要的。在我们清早出去的时候，嫂嫂就给我们准备油炸薄饼和配菜；因为这些并不必靠我们打猎的运气，所以我们从来没有空着肚子回去。 玛尼克土拉郊区有不少别墅。最后我们总是跑到任一个别墅里去，不分贵贱地坐在池塘边浴场台阶上，大家恣情地狂啖着薄饼，所剩下的只有盛饼的碗盘。 卜拉遮先生是最热心的、不流血的猎人之一，他是市立学校的主任，曾做过我们的家庭教师。有一天他想出一个好玩的诡计，来蒙骗那座我们闯进去的别墅的园丁，他说：“喂，我叔叔最近来过吗？。”这园丁赶紧恭敬地行礼，一面说：“没有，先生，老爷最近没有来过。”“好吧，给我摘下几颗绿椰子吧。”这一天我们吃过薄饼之后，喝了很好的椰子水。 有一个地主偶尔也参加我们的集会。他有一座河边别墅。 有一天我们不顾种姓的禁例在这别墅里共用野餐。下午来了一阵极大的风暴，我们站在河边通向水面的台阶上，大声唱歌来给风雨伴奏。我不能真实地断言我们能够在拉吉那拉因先生的歌声中，清楚地分辨出所有音阶中的七个音符；但是他放声高唱，就像在古梵文作品里的原文被注释淹没了一样，在拉吉那拉因先生的音乐效果之中，他的四肢和容貌的雄壮的表演，盖过了他的较差的声乐演出。他左右摇晃着脑袋来记乐拍，同时风暴就和他的飘拂的胡须捣乱。当我们坐着马车回家的时候，夜已深了，风雨乍停，星辰渐出，黑暗渐深，气氛静寂，村径荒凉，两旁树林里无数像狂欢节的火花一样的萤火虫，在无声的狂欢中歌舞着。 我们协会的目的之一，就是辅助火柴或其他相似的小工业品的制造。为了这个目标，每个会员要捐出自己进款的十分之一。火柴是必须造成的，而火柴杆却很难得到；虽然我们都晓得一捆干的椰树叶脉掌握在精干的手里，能够发挥多么火热的力量，而在它的接触之下燃烧起来的不是一根灯芯。 在多次试验之后，我们造成功一满匣的火柴。这样表达出来的爱国热情，并没有构成这匣火柴的唯一价值，因为花在制造火柴上面的钱，足够全家的火炉烧一年。此外还有一个小毛病，就是这些火柴自己划不出火来，必须另外有火把它点着。但是如果它们能够继承产生它们的一点爱国之火，那么就是在今天也仍会有主顾的。 消息传来，说有一个年轻学生在试制一部机器织布机。我们立刻跑去看了。我们都没有试用这织布机的知识，但是我们信任和希望的能力决不在任何人之下。这个可怜的人在购买机器上欠了一笔债，我们替他还清了。后来有一天我们看见卜拉遮先生头上围着一条薄薄的土毛巾跑到我们家来，“我们的织布机上织出来的！”他欢呼着高举两臂跳了一个战舞。 卡拉遮先生头颅的外部，那时已经成熟到灰白了。 最后有些洞晓世界的人，加入到我们的协会里来，给我们尝了知识之果，把我们小小的乐园解散了。 当我第一次认识拉吉那拉因先生的时候，我还不到能够欣赏他多方面兴趣的年龄。在他身上混合着许多对立面。他虽然须发斑白，他却和我们一样年轻；他年高德劭的外表，只像一件保持他青春永远新鲜的雪白外衣。连他渊博的学问也不能对他有所损害，因为学问容许他绝对地单纯。直到他生命的末日，他的不断奔流的热情的欢笑，从来没有被老成持重、健康不佳、家庭不幸、思想艰深或是知识庞杂所打断，而以上这些苦恼在他一生中是很多的。 他是李却逊的得意门生，又是在英国文学的气氛中成长的，但是他把与旧习惯俱来的阻碍物丢在一边，热爱而专诚地献身于孟加拉文学。他虽然是个极其温和的人，在爱国主义上他却充满了炽热的火焰，似乎要把他国家的缺点和贫困烧成灰烬。对于这位因微笑而柔和、以热情来发光、永远年轻的贤人的纪念，是我们同胞值得做的事情之一。 整个说来，我现在写着的这一时期，是我的一段入迷的兴奋时期。我度过许多不眠之夜，并没有什么特别原因，而只由于一种打破常规的欲望。我常独自在书房的暗淡灯光下读书；远远的礼拜堂的大钟，每十五分钟就敲一遍，似乎每一个过去的小时都拿来拍卖掉了；不时听见杠夫们大声吆喝着“神啊”走过吉特坡路到尼土拉火葬场去。有几个夏天的月夜，我会像不安的鬼魂似的，在屋顶花园的盆、桶的光影之间徘徊着。 谁要把这些只当作单纯的诗意，那就错了。我们的大地虽然已经相当老了，它有时也脱离严肃的稳定而使我们惊讶；在它的青春时代，还没有变得坚硬顽固以前，它是热情横溢地喷着火焰，而且多方面地恣情奔放。在一个人的青春初期，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只要形成他生活的原质还没有最后定型，这些原质在成形的过程中一定会骚乱的。 这时候我哥哥乔提任德拉决定创办《婆罗蒂》，让我们的大哥来担任编辑。这给了我们的热情以新的食粮。我这时才十六岁，但是我也没有被摒在编辑部之外。不久以前，在我年轻的虚荣心的绝对狂妄之下，我写了一篇对于《云音夜叉被戮》的评论。就像酸涩是未熟的芒果的特点一样，不成熟的批评家的特点就是谩骂。当缺乏别的力量的时候，扎刺的力量就是最尖锐的了。我就是这样在这首不朽的叙事诗上留下爪痕来寻求不朽。这篇狂妄的批评就是我在《婆罗蒂》上的第一篇投稿。 在第一卷里我还发表了一首长诗，叫做《诗人的故事》。 这是作者在世界上除了他自己的模糊夸大的形象以外，没有看到其他事物的时期的产物。因此诗里的主人翁当然是个诗人，并不是作者的真我，而是他所想象或者冀望的自己。 说他希望他做到他所描写的那样，也是不对的；这更代表他认为人们对他所期望的，就是会使世人点头赞叹说：“对了，真是一个诗人，正该这样。”在这诗里有普遍的爱的绚烂的渲染，这是幼芽诗人的得意的主题，这主题讲来十分堂皇也十分容易讲。当任何真理还没有在一个人心里发光，别人说过的话是我们仅有的存货的时候，表现上的简单和抑制都是做不到的。那么，在竭力夸大那本身就是真正伟大的东西之中，就不可能避免成为一个奇怪可笑的展览。 当我汗颜地读着我少年时期的粗劣的诗文的时候，我也恐惧地想到在我晚期的作品中，也可能有同样的错误在曲解着后果之下写下，在不明显的形式下潜伏着。我的嘈杂的声音，无疑地常把我所要说的话淹没了；总有一天“时间”会把我搜索出来的。 《诗人的故事》是我第一本印出来的作品。当我和二哥到艾哈迈达巴德的时候，我的一个热心的朋友出乎意外地把它印刷出版了，还寄一本给我。我不敢说他做得对，但是那时候在我心里引起之感情，并不像是一个发怒的裁判官。他得到了刑罚了，但并不是作者给他的，而是那些抓着钱袋的群众。我听说那些销不出去的书，在很长的时间内沉重地压在书店的书架和这位倒霉印刷者的心上。 我开始替《婆罗蒂》写稿时期的作品，是不适合于出版的。再没有比过早急忙付印更能保证成人时候的忏悔了。但是它也有挽救的一面：那想看自己作品印刷出来的不可抵抗的冲动，在生命的初期就衰落下去了。读者是什么人，他们怎么说，什么错字没有更正，这些和其他相似的忧虑都像婴儿期的疾病一样，在一一经过之后，让人在以后的生命中可以在健康的心境里安闲地写自己的文学作品。 孟加拉文学还没有长成到能够发挥那能控制它的爱好者的自我抑制。在得到写作经验的同时，孟加拉文作者必须从自己心里发展出抑制的力量。这就使他不可能避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写出许多粗劣的作品。随便地运用微小的才能来创造奇迹的奢望，在开始一定会是一个固执的观念，因此在早期的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出，一步一步地超越我们的自然才能以及真和美的境界的努力。发现我们正常的自己，学习尊重我们的固有才能，是一个时间问题。 不管怎么说，我做过许多使我羞愧的年轻人的傻事，糟蹋了《婆罗蒂》的书页；但是使我羞愧的不只是文学上的缺点，还有它的残忍的狂妄、过度的放肆和傲慢的造作。同时我也可以坦白地承认那时期的作品，是弥漫着一种价值不会微小的热情。这是一段这样的时期： 如果错误是自然的，那么怀着希望、信仰和快乐的年轻官能也是自然的。如果错误的燃料对于喂养热情的火焰是必要的话，那么那些该烧成灰的就成了灰，火焰在我的生命中所做的好事是没有白做的。 当《婆罗蒂》办到第二年的时候，我二哥请求带我到英吉利去；当我父亲答应了的时候，这个不求自得的天恩，对我是个意外的惊奇。 头一步我先陪我二哥到艾哈迈达巴德去，他是那地方的法官。我嫂嫂和孩子们那时都在英国，因此那房子简直是空的。 法官的住宅被称为国王的花园，是古代国王的故宫。在那面支撑着宽大的凉台的墙脚下，一股萨瓦玛提河的夏天很浅的河水，流过它广大沙岸的一角。我二哥到法庭上去，我就被留在高大的宫殿中，只有鸽子的鸣声，打破午昼的寂静；一种说不出的好奇心使我在这空虚的房间里徘徊。 我哥哥把书摆在一间很大的内室的壁龛里。其中有善本的丁尼孙诗集，字很大还有许多插图。这本书对于我，是和这宫殿一样静默无声。我也同样地在它的画页上徘徊。并不是因为我不能了解原文，而是它对我所说的是像发音模糊的细语而不像字句。在我哥哥的图书室里我还找到了一本哈柏林博士编的梵文诗选，是老斯拉姆普里印刷所印行的。这本诗也在我的理解之外，但那响亮的梵文字句和韵律的行进，使我总在《阿摩卢百咏》诗句中间应和着它们轻擂的鼓声走步。 宫塔的上层屋子，是我幽寂的隐士的洞穴。我的仅有的伴侣是一窝土蜂。在夜晚不可解除的黑暗中，我独自睡在那里。有时候一两只土蜂从窝里掉到我的床上，如果我恰好滚到它上面，这遭遇对土蜂是不愉快的，而对我是尖锐的不舒服。 月明之夜在这临河的宽阔凉台上来回闲步，是我的狂想之一。我在散步的时候，第一次为我的歌词作曲。其中之一是献给玫瑰女郎之歌，在我出版的作品上，它还占有一个地位。 发现了我的英文知识是那么不够，我决定借着字典的帮助，读完几本英文书。我从很小就有一种习惯，不让那追求完全了解的欲望，阻挠我阅读的进行，而十分满足于我的想象以外的零星了解所搭起的结构。就在今天我也还同时收获到这种习惯的好的和坏的效果。 这样在艾哈迈达巴德度过六个月之后，我们就到英吉利去。在不吉的时辰里我开始给我的亲戚和《婆罗蒂》写关于旅程的信。现在我没有能力把它收回了。这些信只是青年浮夸的结果。在这种年龄，青年的心不肯承认说它最大的自豪是在它的去了解，去接受，去尊重的能力上；而且谦虚是扩大它的领域的最好方法。钦慕和赞美是被看成怯弱或投降的信号，以争论来撵退、伤害或是毁坏的欲望，会放起这种知识的烟火。我的以谩骂来造成我的优势的企图，今天也许偶然使我感到好笑，如果这些企图的缺乏直率和普通礼貌不是太使人痛苦的话。 我从小就几乎和外界没有来往。让我在十七岁的年龄就跳入英吉利社会大海之中的这种情况，我能以保持漂浮着，会证明是有相当的苦恼的。但是因为我的嫂嫂和她的孩子们恰好都在布赖顿，我在她的庇护下捱过了这第一个震动。 那时候冬天正在来临，有一天我们正在炉边闲谈，孩子们跑了进来告诉我们一个兴奋的消息，外面下了雪了。我们立刻跑了出去。那夜极冷，天空里充满了灿白的月光，地上盖着白雪。这不是我所熟悉的自然的面貌，而是很异样的一件东西，像一个梦。近处的一切似乎都退得远远的，只剩下一个苦行者凝静的白色形象在俯首沉思。只在一出门之顷，这种这么美妙、这么广大的美的突然显示，我从来还没有遇到过。 在我嫂嫂的热情照顾之下，和同孩子们喧闹游戏之中，我的日子过得很快乐。我的奇怪的英语发音，使他们觉得非常逗笑，虽然其他游戏我都能全心全意地参加，而对于这个我却看不出有什么好笑。我怎能对他们解释在ｗａｒｍ中的ａ音和在ｗｏｒｍ中的ｏ音，没有一个合乎逻辑的分辨方法呢？我是倒霉的，我必须忍受嘲笑的冲击，而那实在是因为英语拼音异想天开的原故。 我渐渐地很会发明新的方法来使孩子们总有事干而且总感着兴趣。这个艺术以后对我很有帮助，而且至今也还是对我有用的。但是我自己却不再感到有同样的无限丰富的急智了。 这是我得到的把心交给孩子的第一个机会，它具有像第一次发现的才能那样丰富的新颖和涌流。 但是我出来旅行并不是为把海那边的家换成这边的家。 我的目的是学习法律，以后回去当一个律师。因此有一天我被送进布赖顿的公立学校。 校长端详了我的脸面以后，头一句话是：“你的头多么漂亮啊！”这个小节在我的记忆中永不消失，因为她，那位在家里热心于她自告奋勇的义务、要抑制我的虚荣心的人，曾给我一个印象，说我的头颅和面貌，和许多别人比起来，一般是极其平庸的。我希望读者不要不把这个算做我的优点，因为我私下相信她的话，暗暗地悲叹造物者在造我的时候会那样吝啬。 在许多别的场合上，我发现英国朋友对我的估计和她素日所说的不同，我心里认真地忧虑着这两个国家在口味标准上的分歧！ 在布赖顿学校有一件事似乎是很好的：学生们对我一点都不粗暴。相反地，他们常常把桔子或是苹果塞在我的口袋里就跑开了。我只能把他们这种不平常的行为，说成因为我是外国人的缘故。 我在这个学校的时间也不长——但这不是学校的错处。 塔拉卡·普立特先生那时正在英吉利。他能看出这不是我学习下去的方法，他说服我哥哥，让他带我到伦敦去，把我一人放在公寓里。这所选定的公寓面对着摄政公园。那时正是严冬。门前一行树上一片叶子也没有，只站在那里以瘦棱棱的雪盖的枯枝向着天空瞪视——是一派寒透骨髓的景象。 对一个新到的异乡人来说，再没有比冬天的伦敦更冷酷的地方了。附近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我也不认得路。那种窗前独立凝望外面的日子，又回到我的生活里。但是这一次，景物并不迷人。它的面容是颦蹙的；天空是浑浊的；灯光像死人的眼睛一样没有光彩；地平线缩做一团，因为这广大友好的世界从来没有给它一个招呼的微笑。这间屋子的家具很简单，却有一架小风琴，在白天过早地终结了的时候，我就胡乱地弹着琴。有的时候有印度人来看我；虽然我和他们交情很浅，当他们站起要走的时候，我感到有拉住他们的衣角把他们留下的倾向。 当我住在这公寓里的时候，有一个人来教我拉丁文。他的瘦削的身材和褴褛的衣服，并不比那秃光光的树更能经受冬天的抓握。我不知道他有多大年纪，但是看得出他显得比他真实年龄衰老得多。有几天在上课的时候，他忽然忘记一些字句，茫然地显出羞愧。他家的人把他当做怪人。他渐渐地有了一种理论，他相信在每个时代，在世界各处的每一个人类社会里，都有一个主要思想表现；在不同程度的文明下，它可能成为不同的形象，但在基本上是一体的，也是相同的；这种思想的接受也不是经过采用的过程，因为这个真理，即使没有沟通也仍是好的。他的最大的专注就是收集事实记录事实来证实他的理论。当他做着这些事的时候，他家中无食，身上无衣。他的女儿们对于他的理论只给以微小的尊重，也许更常埋怨他的糊涂。有几天我可以从他脸上看出他找到了一些新的证明，他的论文有了相当的进展。 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提出这个题目，装作对他热情的关怀。有时候他就忧郁地沉思，仿佛他的负担已经重到不可担负的地步。我们的功课就步步停顿下来；他的眼光望向虚空，他的心思就拉不回到拉丁文第一册的书页上来。我很可怜这个身体受着饥饿、理论上又负着重担的人，虽然在拉丁文课上我不抱着受益的幻想，我也下不了把他辞退的决心。这个学习拉丁文的幌子，在我住在这公寓的时期中，一直拖了下去。在我离开公寓的前夕，和他算清薪金的时候，他可怜地说：“我没有做什么，只浪费了你的时间，我不能接受任何报酬。”我费很大的劲儿，才勉强使他接受了他的薪水。 虽然我的拉丁文先生从来不拿他理论的证明来麻烦我，但是我至今还没有不相信它。我相信人的心灵是通过深入的不断的媒介连结起来的，一部分的扰乱会通过这个媒介秘密地传到其他部分去的。 普立特先生又把我放在一个叫做巴卡尔的辅导员家里。 他让学生住在家里，帮他们准备入学考试。除了他的温和瘦小的妻子之外，这个家庭没有一件东西有一点吸引人的意味。 我们可以理解这种教师会怎样地去招揽学生，因为这些可怜的东西不常会有自己选择的机会。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人怎样娶到妻子，想起是使人苦恼的。巴卡尔太太努力从她的爱狗上得到安慰，但是当巴卡尔要惩罚他妻子的时候，他就虐待这条狗。所以她对这不幸的动物的感情，只使她的敏感更加扩大起来。 在这种环境中，我嫂嫂从德文郡的托尔奎写信叫我，我简直是欢天喜地地跑到她那儿去。我说不出我多么喜欢那里的山和海，和盖满了花朵的牧场，松林的浓荫，还有我的两个活泼爱玩的小伴。但是我有时会被疑问所痛苦，就是为什么当我的眼睛饱餐着美景，我的心灵浸透了喜悦，我的悠闲的日子，载满了纯净的快乐，渡过无边的蔚蓝太空，而这时居然会听不到诗的召唤。因此有一天我沿着版岩的海边走去，用稿本和伞武装起来，去履行我的诗人的天职。我选择的地点是不容置疑地美丽的，因为这不依靠着我的韵律和幻想。那边有一小块平坦的悬岩，永远渴望似的伸出在水面上；在前面流动的、蔚蓝的、泡沫点点的波浪上摇晃着，晴朗的天空微笑地在这催眠中睡着了；后面，松梢的浓荫像困倦的林中仙子脱下的衣裳一样地摊开着。坐在岩石的宝座上，我写了一首诗，《沉舟》。今天我也许会相信它是一首好诗，如果那时候我为慎重起见把它沉在海里的话。但是我得不到这种安慰，因为它存在我的心里；虽然可以把它从我的作品里驱逐出去，一张传票又可能把它拘了回来。 责任的使者是不闲着的。召唤又来了，我又回到伦敦去。 这一次我住在司各特博士的家里。在一个晴朗的夜晚，带着提包和行李，我侵入了他的家庭。只有白发的司各特博士和他的妻子还有大女儿在家。那两个小女儿，被一个陌生的印度人的侵袭所惊吓，已经躲到亲戚家去住了。我想只在她们听说我这人并不凶恶之后才回家来的。 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就成为他们家庭之一员。司各特太太待我像儿子一样，我从她女儿们得到的由衷的款待，是比自己的亲戚还要难得的。 住在这家里的时候我想起一件事——人性到处都是一样的。我们喜欢说，我自己也相信一个印度妻子对丈夫的热诚是很特殊的一件东西，在欧洲是找不到的。但是至少我在司各特太太和一个理想的印度妻子之间，看不出任何差别。她的全副精神都贯注在她丈夫身上。他们有限的进款使他们不能多雇佣人，司各特太太照料着她丈夫所需要的每一个细节。 在他夜晚下班回来以前，她就亲手把他的扶手椅子和毛绒拖鞋放在炉火前面。她从不容许她自己有一刻忘记他所喜欢的东西，或使他高兴的行为。每天早晨她和唯一的女仆从顶楼收拾到厨房，楼梯上的铜杆或门纽以及附件都擦得锃亮。除了日常家务以外，她还有些社会义务。做完了每天的事务她就热烈地参加我们的诵读或是乐队，因为在主妇的许多责任之中，使闲暇时间能有真正的快乐的责任，也不是最轻的。 有几个夜晚我就参加女孩子们转桌子降神的游戏。我们把手指按在一张小茶几上，这茶几就在屋里乱转。后来弄到我们无论按住什么东西，它都会颤动起来。司各特太太不大喜欢这个，她有时严肃地摇着头说，这样做是不是对，她是有疑惑的。但是她勇敢地忍耐着，不愿扫我们年轻人的兴。直到有一天我们把手按在司各特先生的礼帽上让它旋转的时候，这时她受不住了，她十分生气地赶上前来，禁止我们去动它。她不能忍受魔鬼和她的丈夫头上所戴的东西有任何关系的想法，甚至于一刻也受不了。 在她的一切行为之中，对于丈夫的尊敬是最突出的。关于她的温柔克己的记忆，使我很清楚地看到，一切女性的爱的最终的圆满，是要从尊敬中找到的；如果没有外因来妨碍它真诚的发展，女性的爱自然地成长成为崇拜，在奢侈的设备很丰富的地方，浅薄无聊玷污了白日和黑夜，这种爱就退化了，妇女的天性就找不到它的圆满的快乐。 我在这里过了几个月。我哥哥回去的时候到了，父亲写信叫我和他一同回去。这个前景使我愉快。我的国家的阳光，我的国家的天空，一直在静默地召唤着我。当我告别的时候，司各特太太哭着握住我的手。她说：“如果你必须这么快就走，你为什么要到我们家来呢？”这个家庭已经不在伦敦了。这位博士的家里人有的已经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了，其余的人散居在我不知道的地方。但是这个家庭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 在冬季的一天，我走过唐卜莱治威尔斯的一条街，看见一个人站在路旁。他的脚趾从破靴子里露了出来，他的前胸也半裸着。他没有对我说什么，也许因为求乞是不许可的，但是他抬头看了我一会儿。我给他的钱也许比他希望的多了些，在我走出几步之后，他跟上来说：“先生，你错把一块金钱给我了。”说着他要把钱还给我。我本来不会特别记住这件事情，只因为同样的事又发生过一次。当我第一次到达托尔奎火车站的时候，一个搬夫把我的行李送到站外的汽车上去。我袋里找不到零钱，在汽车开走的时候，我给了他一个两个半先令的银币。过一会儿他跑来追我，喊叫司机停车。我以为他看出我是一个老憨，他要想法再敲我一点钱。车停住了，他说：“先生，你一定把这两个半先令当作一个辨士给我了！” 正文 6 我不能说我在伦敦从来没有受过骗，但是平心而论，却没有什么非记住不可的事。在我心中慢慢地成长的，主要的倒是，只有可信任的人才会有信任人的信念。我是一个无名的异乡人，可以大胆地逃避付款，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伦敦的店主不信任我。 我在英吉利的整段寄寓时期中，我参与到一出滑稽剧里面，而我必须从头到尾把它演完。我偶然认识一个高级英印官员的寡妇。她居然给我取个小名叫“茹比”①。她有一个印度朋友用英文写了一篇哀悼的诗来纪念她的丈夫。不必去细敲这诗的优点和词句的切合。我的运气不好，偏偏碰上这位作者指出这首悼诗应当用贝哈格调来唱。因此这寡妇有一天请求我用这调子唱给她听。那时我真是一个傻孩子，勉强地顺从了。不幸的是那时候除了我之外，没有人能听出贝哈格调和那可笑的诗句合在一起，是多么残酷地滑稽。这个寡妇在听到印度人对她丈夫的哀悼用本国的歌调唱出来的时候，她似乎深深地感动了。我认为这件事就此了结了，但是并没①“茹比”是英文“红玉”的拼音，本是女孩的名字，作者名字的爱称应该是“拉比”。——译者有了结。 在各种交际集会中我常常碰到这个寡妇，在宴会之后，我们走进客厅和女客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她总请我唱这首贝哈格调的悼诗。每一个想听印度音乐的奇特例子的人，也就和她一起恳求。这时从她的口袋里这首印好的倒霉的乐章就掏出来了，我的耳朵就又红又叫了起来。最后以低垂的脑袋和颤抖的声音，我就必须开始——但是我极其尖锐地意识到这屋子里，再没有人比我对于这表演更为伤心的了。唱完了，在吃吃的偷笑声中，他们一齐说： “多谢你！”“多有意思啊！”这时虽是冬天，我却汗流遍体。谁能在我生的时辰或是在他死的时辰，预言到这个高贵的英印官员之死，对于我是多大的打击啊！ 此后有一段时期，我住在司各特博士家里，在直属学院听课，和这个寡妇就失掉了联系。她住在伦敦郊区一个较远的地方，虽然我常得到她的邀请信，由于我对于这首悼诗的恐怖，使我不敢接受她的邀请。最后我得到她的一封敦促的电报。收到电报的时候，我正准备到学院里去，这时我在伦敦的日子快要终结了。我认为在行前应当再见她一面，就答应了她的请求。 我没有回家，从学院一直就到车站。那天天气坏极了，冷得要命，雪雾交加。我要去的车站是这条线的终点。我心里很坦然，认为不必要去询问到达的时间。 所有的停车站台都在右边，我舒服地坐在右边的角落座位上读着一本书。那时外面已经很黑了，什么也看不见。乘客一个一个都到站下车了。我们到达了又离开了终点的前一站。 以后火车又停了，但是看不到一个人，没有灯光也没有站台。一个乘客是无法推测为什么火车在不是预定的时间和地点停住的，因此我放弃了那个企图，照旧看我的书。这时火车又开始向后移动了。铁路上的反常似乎并不是什么奇事，我一面想着一面还是读我的书。但是当我们又回到前一站的时候，我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了。我在车站上问：“我们什么时候到某地呢？”回答是：“你是刚从那地方来的。”我十分狼狈地问：“那么现在我们上哪儿去呢？”“到伦敦去。”这时我才明白这趟车是来回车，在我询问下一次到某地去的车的时候，他们告诉我那天晚上再没有车了。在回答我的第二个问题上面，我发现在五英里之内，也没有什么旅馆可住。 我在十点吃罢早饭后离开家，到现在还没有吃一点东西。 当节制是唯一的可能的时候，苦行者的念头就来得很容易。我把厚大衣的领子扣上，坐在站台的灯光下读起书来。我带来的这本是刚刚出版的斯宾塞的《论理学的资料》。我安慰自己说，我也许永远不会再得到这样的机会，来集中全部的注意力在这个问题上面了。 过不一会，一个搬夫来告诉我说，开了一列特别快车，在半小时之内就要来到了。这消息使我兴奋快活起来，书也读不下去了。我应该在七点钟到达的地方，最后是九点钟才到达。我的女主人问我：“怎么了，茹比？你做什么来着？”我把我的奇妙的冒险故事告诉她的时候，我没法子感到骄傲。晚宴已经吃过了；但是我的不幸不是我的过失，我并没有预料到应得的处罚，而且我的执行者是个妇女。但是这个高级英印官员的寡妇，只对我说：“来吧，茹比，喝一杯茶吧。” 我从来也不爱喝茶，但是我希望它也许会稍微解除我的极度饥饿，我勉强咽下一杯浓药和一两块饼干。当我最后走进客厅的时候，我发现有一群老太太，其中有一个年轻美丽的美国人，是我主人侄子的未婚妻，她仿佛在忙着进行一般婚前应有的恋爱历程。 “让我们跳舞吧，”我的女主人说。我既没有那个心情也没有那个体力，来做这个体操。但是随和能够做出世界上最难做的事情，因此，虽然这舞会是为庆祝订婚的这一对而开的，我却必须和一些年纪相当大的老太太们跳舞，在我与饥饿之间只有茶和饼干。 而我的痛苦还没有完结。我的女主人问我：“今晚你在哪儿住呢？”这是一个我没有想到的问题。当我茫然地看着她，说不出话来的时候，她对我解释说，当地的旅馆半夜就关门了，我应该即刻就去。幸而友谊还不是完全没有的，因为我还不必独自去找旅馆，是一个仆人提着灯带着我去的。我本以为这也许会是因祸转福，我一进门就问有什么吃的没有： 肉、鱼、蔬菜、热的冷的都行！他们说，我要喝的话，各种酒都有，就是没有吃的。这以后我希望在睡眠中可以忘掉一切，但是似乎在它的拥抱世界的怀里，也没有我的地方。这房间的沙石地是冰冷的，一张破床和一个破烂的脸盆架，是仅有的家具。 早上这位英印官员寡妇请我去吃早饭。我发现摊满桌上的冷餐显然是昨晚的剩余。如果昨天晚上，只要有一部分温的或是冷的拿给我吃的话，决不会对任何人有所不利，同时我的跳舞也不会太像登陆的鲤鱼那样痛苦地蠕动了。 早饭以后，我的女主人告诉我，她请我来是为让我唱那首悼诗给一位老太太听的，现在她病在床上了，因此我必须在她的寝室门外对她歌唱。她让我站在楼梯的尽头，指着一扇关着的门，说：“这间就是她住的屋子。”我就面向这个神秘的陌生人，唱出这首贝哈格调的悼诗。这位病人听歌之后有什么结果，我还没有听说过。 我回到伦敦以后，只得在病榻上来赎我的荒唐的随和的罪愆。司各特博士的女儿们对我的良心央求，不要把这个作为英国人待客的范例。她们辩护说，这是受了吃印度盐的影响。 我在直属学院听英国文学课的时候，洛肯·帕立特是我的班友。他大约比我小四岁。当我写回忆录的年龄，四年的差别是看不出的。但是在十七岁和十三岁之前的友谊的桥梁是很难飞架的。因为在岁数上分量不够，孩子总要装出长者的庄严。但是在小洛肯身上，这并没有在我心里竖起什么栅栏，因为我看不出他在哪一方面比我小。 男女学生都坐在学院的图书馆里学习。这图书馆是我们碰头的地方。如果我们安静一点的话，是没有人会抗议的，但是我这位小朋友的兴头总是那样地高，极其微小的挑逗也会引起他的大笑。在一切国家里，女孩子们在用功的时候，都很容易动火。当我忆起那无数双生气的蓝眼睛，对我们抑制不住的笑声，无效地投射着责难的时候，我感到愧悔。但是在那些日子里，对于学习时被打搅的痛苦，我一点没有同情。 上天保佑，我一辈子也没有头痛，也没有为被打搅了的校课而受过一刻的良心责备。 以我们不断的笑声作为伴奏，我们曾进行了一点文学的讨论。虽然洛肯读过的孟加拉文学没有我的多，但他的锐敏才智补上了这个缺点。我们讨论的题目之中，有孟加拉文的拼音法。 这题目是这样引起的。司各特家的一个女孩子要我教她孟加拉文。当我教她字母的时候，我表示自豪，因为孟加拉文的拼法是有知觉的，在每一步上都不喜欢触犯规则。我对她讲清楚了英文拼法的杂乱无章是多么可笑，只有在悲惨的强迫之下，我们才为着考试而去死记它。但是我的自豪栽了一个跟头。我们发现孟加拉文的拼法，对于规则也是那样地不听话，习惯使我对于它的违法视而不见。 以后我开始去找出这些管理无规则的规则。洛肯在这题目上给予的良好帮助，使我惊讶。 在洛肯进入英印政府工作之后，回到家去，那在学院图书馆的发源于潺潺笑声中的工作，以更宽阔的波澜流了下去。 洛肯在文学上喧哗的欢笑就像是我文学探险的帆上的风。当我在盛年，驾着散文和诗歌的双马，纵辔狂奔的时候，洛肯的无限量的赞赏，保持我的力量不使有片刻的懈弛。有许多散文或诗歌的飞腾，都是从他乡下的小屋里启程的。有好多次我们文学和音乐的集会，在晚星照护之下聚集，又像清晨微风里的灯光一样，在晨星下消散。 在萨拉斯瓦蒂脚前的许多莲花中，那朵友谊之花一定是她所最喜爱的。在她的莲池边上，我没有沾到多少金色的花粉，但是说到美好友谊的浓郁芳香，我是没有半句怨言的。 在英吉利的时候，我开始写另一首诗，在归途继续下去，到家以后才把它写完。以《破碎的心》为题发表了。那时候我觉得这首诗很好。作者这样想法并不奇怪；但是它同时也得到了当时读者的赞赏。我记得在这首诗发表以后，已故的蒂帕拉邦土王的首相专诚来访，给我带来贺词说，土王很喜爱这首诗，并且对于作者将来的文学成就寄以很高的希望。 关于这一首我十八岁时候写的诗，让我把我三十岁时候写在一封信里的话，引在这里： 既不是少年，也不是青年。这个交界的年龄，没有受到真理之光的直接照临——反射的光明这里一块那里一块地，其余的地方都是阴影。而且像黄昏的阴影一样，它的一切幻象都是拉长而模糊的，使得真实的世界变得像一个幻想的世界。奇怪的方面是不但那时我只有十八岁，我周围其他的人仿佛也都只有十八岁；我们都在同样的无基础无实质的想象世界中倏忽地来去，在那里连最强烈的欢乐与悲哀，也都像梦境中的欢乐与悲哀一样。在那里没有真实的东西来衡量，浅薄就替伟大负起责任。 我这一时期中的生活，从十五六岁到二十二三岁，是完全紊乱的。 当地球在早期的时候，水陆还没有清楚地分开，巨大而畸形的两栖动物，在从慢慢渗出的淤泥地上生长出来的、没有树身的森林中行走。不成熟的心灵的混沌时期的情感，也是这样的不平衡，不匀称，奇形怪状，在它的无路无名的荒野的无层的阴影中徘徊。它们不认识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徘徊的目的；而且正因为它们不知道，它们就永远容易模仿别的东西。 所以在这个无意义的活动时期中，当我的未发达的才能，不知道也够不上它们所描写的对象，就大家拥挤着找个出路，每一种才能都想从夸大里占得上风。 当乳牙要顶出来的时候，它使得婴儿发烧。在乳牙都钻出来开始帮助消化以前，一切烦躁不安都无法消除。我们的早期情感也是这样地折磨我们的心灵，像一种婴儿的疾病，直到它们体会到了它们和外界的真实关系。 我在这时期的经验中所得到的教训，在任何一种修身课本上都可找到，但不能因此就轻视它。那把我们的食欲关在心里，阻止自由扑出的门路的方法，把我们的生活毒害了。就像那种自私，不让我们的欲望有活动的自由，阻碍它们达到它们真正的目标，这就是为什么自私总是和溃烂的不真实和放肆结伴同来。当我们的欲望在美好的工作中，找到了无限自由的时候，它们就甩掉不健康的状态而回到它们自己的本性中来，——这是它们真正的目的，也是它们存在的快乐。 我所描述的我的不成熟的心境，是那个时代的榜样和教训所培养出来的，而且我不敢说，直到今天这影响是否还遗留着。回顾我所说到的那个时期，我想我们从英国文学所得到的是刺激多于营养。那时候我们的文学之神是莎士比亚、弥尔顿和拜伦；他们的作品的特质中激动我们最深的是热情的力量。在英吉利人的社会生活中，热情的发泄是被严厉地抑制住的，也许就为这个原故，它们就支配着文学，使它的特点成为发泄出恣肆地强烈的感情，到一个不可避免的爆发。至少是这种无节制的激动，我们学着把它看做是英国文学的精华。 在我们的英国文学传授者阿克塞·乔杜李关于英国诗歌的激昂雄辩中，有着狂热的陶醉。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恋爱的狂暴，李尔王的无力悲叹的愤激，奥瑟罗的烧毁一切的、火一般的嫉妒，这些都是激起我们热情欣慕的东西。我们的拘束的社会生活，我们较小的活动园地，是被单调划一的圈子圈了起来的，使得暴风雨般的感情不得其门而入；——一切都是尽可能地安宁寂静。因此我们的心很自然地渴求着英国文学中那给与活力的热烈情感。我们的感情不是文学艺术的审美的欣赏，而是止水对于狂澜的热烈欢迎，虽然它会把水底的淤泥搅到水面上来。 莎士比亚同期的文学，代表着时代的战舞，这就是文艺复兴挟带着对于人心的严酷桎梏与束缚的全部反抗的暴力来到欧洲的时代。善恶美丑的审查，不是主要目的——那时候，人似乎精疲力竭地渴望着冲破一切藩篱，进到自己身心最深的圣所里，去发现他自己强烈愿望的最终的肖像。因此我们在这种文学中会找到那么尖利，那么充溢，那么奔放的表现。 这个欧洲的酒神节的欢宴的精神，找到了门路进入我们古板的、有礼貌的交际界里，把我们唤醒，使我们活跃。我们被落在我们心上的、无束缚的生命强光所眩夺，我们的心被习惯敲碎了，它苦苦追求一个开脱自己的机会。 英国文学中还有一个这样的时代，就是波浦的普通拍子的慢调，让位给法国革命的舞曲，拜伦作了这个时代的诗人。 他的情感的热烈，也引得我们蒙着面纱的新娘，从她的深幽的角落里走了出来。 同样地，追求英国文学的热情，激动了我们那个时代青年人的心，这个激情的波浪从各个方向打击在我的心上。最初的觉醒是活力的游戏的时间，而不是它的抑制的时间。 但是我们的情况和欧洲是那样地不同。在那边，对于束缚的敏感和不耐是从历史反映到文学上去的，它的表现和情感是一致的。风暴的吼声听到了，因为真有风暴在怒吼。但是从那里吹来的、吹皱了我们小小世界的微风，实际上的声音只略高于低语。因此它不能满足我们的心灵，而我们的模仿飓风吼声的企图，很容易把我们引到浮夸上去，——这是至今还存在着的一种趋势，而且也许是不容易矫正的。 应当对此负责的是，英国文学中真正的艺术的谨严还没有出现的这一事实。人类情感是文学的各种成分之一，而不是它的目的——那是完全的圆满存在于单纯与限制之中的美。这是英国文学还没有完全承认的主张。 我们的心灵从少到老，仅仅受着这种英国文学的模塑，但是欧洲的其他文学，古典的和现代的，艺术形式上显示出，从自制的、有系统的培植产生的营养优良的发育，不是我们研究的题目；因此我感到，我们还没有能够达到对于文学作品真实的目标和方法的正确的理解。 阿克塞先生，这位使我们感到英国文学的活生生的情感的人，他自己就是情感生活的热诚者。在完全感情的圆满中实现真理的重要性，对于他却不像在心中感受到情感那样地鲜明。他对于宗教没有知识上的尊重，但是《黑母亲之歌》会使他眼里噙满了眼泪。他感不到寻求最终真实的号召；无论什么使他感动的东西，当然对他都是真理，甚至于很明显的粗劣的东西，他也会把它认为真理的。 无神论是那时英国散文作品中流行的主要论调，边沁、密勒、孔德都是受读者欢迎的作家。他们的文章是我们青年争辩的理由的根据。密勒的时代在英国历史上构成一个自然的时代。它代表着政体的健康的反应，这些破坏的力量暂时被带进来，让它去清除那积累的思想垃圾。在我们国家，是在文学上接受了这些思想，但从来没有真正地利用到它，我们只用它作为刺激品来鼓动我们作道德上的反抗。这样，无神论对我们只是一个完全的陶醉。 因为这些原故，受过教育的人就大概分成两类。一类总是挟带着一种缺乏理由的论证向前冲击，要把一切对于神的信仰砍得粉碎。就像一个技痒的猎人，只要他窥伺到一只生物，在树头或是树下，就要去把它打死一样，任何时候他们听到任何一个无害的信仰，潜藏在一个幻想的安全地方，他们立刻奋激起来，冲向前去把它推翻。我们有一位教书时间很短的家庭教师，这种辩论就是他的得意的消遣。我那时还只是一个孩子，也还逃不过他的袭击。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学问，或者他的意见是什么热诚追求真理的结果，他的话都是从别人嘴里摭拾来的。虽然我用全力和他交战，因为年龄的不敌，我受了几次的惨败。有时候我感到那样地屈辱，几乎想哭。 另一类不是信徒，而是宗教的享乐主义者组成的。他们在团聚中得到舒适和安慰，把自己沉浸在愉快的景象、声音和弥漫的香气中，宗教仪式的外衣下；他们沉迷于礼拜的道具行头之中。这两类人都不疑惑或者否认他们探求的痛苦的结果。 虽然这些宗教上的越轨使我痛苦，我也不敢说我一点都没有受过它们的影响。在萌茁的青春的知识的狂妄之中，这种反抗也占有地位。我决不参加我家庭中所举行的宗教仪式，我并没有把这些接受成为我自己的。我在忙着用我情感的咆哮来吹起一阵烈火。那不过是火的崇拜，供献祭品来增加火焰——没有别的目的。而只因为我的努力并没有什么目的，所以是无限量的，常常超出指定的范围之外。 对于宗教，像对于情感一样，我感到不需要任何潜在的真理，我的激动本身就是目的。 我想起那时候的一个诗人的几行诗： 我不曾卖给别人即使它裂成碎片，我的心还是我的！ 从真理的观点来看，心不必那样地忧虑，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强迫它把自己裂成碎片。在真理上，忧伤不是值得想望的，但是若把辛酸的部分去掉，或许显得另有一番滋味。我们的诗人常常加意地描写这个滋味，而把他们在礼拜他的仪式中沉迷的那位神，请到一边去。这种幼稚性是我们国家还没有能够去掉的。所以，就是在今天，我们还看不到宗教的真理，我们只从宗教的仪式里去寻求艺术的满足。因此，我们的爱国心的大部分，也不是对祖国的服务，而是一种奢侈品，是把我们带到一种对于国家的值得想望的心理态度。 我在布赖顿的时候，曾去听过第一流女演员的歌唱，我忘了她的名字。她可能是尼尔逊夫人或是阿尔巴尼夫人。我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样卓越地自由运用的声音。连我们最好的歌唱家也不能隐藏起他们用力的感觉；他们竭力地超出他们正当的表情之外，唱出高音或最低音，也不感到羞愧。在我们国内一部分知音的听众，认为凭着自己的想象，把表演保持得合乎标准，是没有害处的。为着同样的原因，他们对一个编得完美的歌曲的歌唱者，他的声音的粗糙或是姿态的粗鲁，并不在乎；相反地，他们有时似乎有一种意见，说这种较小的外部缺点，把歌曲内部衬托得更加完美——就像那位伟大的苦行者玛哈德瓦①，外表褴褛，而他的神性赤裸地照射了出来。 ①印度教大神湿婆。——译者这种情感在欧洲似乎完全没有。在那里，外表上的装饰细节，必须完美无缺。有了最小的缺点，也会感到羞愧，不敢面对群众的注视。在我们的音乐集会里，用半个钟头来调冬不拉的弦儿，或是把大小的鼓都敲到合音，也没有人在意。 在欧洲，这种工作都是在幕后预先做好的，因为来到幕前的一切，必须是毫无毛病。因此在那里，表演者声音中的弱点，也没有了任何地位。在我们国家里，一支歌曲的正确艺术表现，是主要的对象，一切努力都集中在这上面。在欧洲，声音是文化的对象，用它来表演不可能的事情。在我们国家里。 音乐爱好者听到歌曲就满足了；在欧洲，他们必须听到那位歌唱家。 这就是我那天在布赖顿所看到的。对于我，这音乐会和马戏一样好看。但是即使我是那样喜欢那个表演，我却不能欣赏那些歌曲。当我听到那些唱终句的人模仿着鸟的清啭，我就忍不住要笑。我总觉得这是人类声音的错误应用。轮到男歌唱家的时候，我觉得稍为舒服一点。我特别喜欢那中音的声音，似乎里面有较多的人类血肉，不那么像一缕幽魂从肉体解脱出来的悲叹。 从此以后，我听了也学了更多的欧洲音乐，我开始得到它的精神；但是直到现在，我确信我们和他们的音乐，是住在完全不同的院子里，不是从同一扇门进到心里去的。 欧洲音乐仿佛同物质生活纠缠在一起，因此它曲调的歌本和生活一样，是多种多样的。 如果我们企图把我们的曲调，改了它们的用途，它们就失去本来的意义，而变成滑稽可笑；因为我们的歌曲超越过日常生活的栅栏，只有这样，才能深深地把我们带入“慈悲”，高高地举上“超然”，它们的作用是显露出我们身心内神秘莫测、不能言说的最深处的图画，在那里，崇拜者发现他的茅舍已经修好，甚至于享乐主义者也找到了他的凉亭，但是那里没有给世上的忙人准备下地方。 我不能自称说我已经得到欧洲音乐灵魂的入门证。但是我所了解的外表上的那一点点，在一方面很大地吸引了我。我觉得它是那样地浪漫。很难分析我所谓之浪漫是什么意思。我要说的是丰富多彩的一方面，生命之海上的波浪的一方面，不停的起伏之中永远变幻的光影的一方面。还有一个相反的方面——纯粹的伸展的一方面，天空的凝碧的一方面，遥远的、圆圆的地平线所暗示的广大无边的一方面。无论如何，让我重复一遍，我拚着不能说得完全清楚的危险，就是当我被欧洲音乐所感动的时候，我对自己说：它是浪漫的，它把生活的幻灭转移到曲调中去了。 在我们的一些音乐形式之中，并不是完全没有同样的企图；但是它没有欧洲音乐那样显着，那样成功。我们的音乐把声音给了洒满繁星的夜晚，给了黎明的第一道红光。它们诉说着在黑云中下坠的漫天哀愁，和在森林中徘徊的春天的无言的沉醉。 我们有一本装潢精美的穆尔的《爱尔兰诗歌》；我还常听到阿克塞先生心醉神迷地高吟着爱尔兰诗歌。这些诗歌和插图合在一起替我幻出一幅古老的爱尔兰的梦的图画。我那时没有听到原来的歌调，但是我对自己唱过爱尔兰的歌曲，以图画里的竖琴来伴奏。我渴望去听到真正的歌调，去学它，而且唱给阿克塞先生听。不幸的是有些希望在今生就如愿了，而又在过程中死去。我在英吉利的时候，我听过爱尔兰歌曲的演唱，也学了一些，但是却把继续学习的热情结束了。这些歌曲很单调，哀怨而温柔，但总有点和充满着我梦中的古老的爱尔兰大厦里竖琴上的无声之歌不相调和。 回家以后，我把学来的爱尔兰歌曲唱给家里人听。他们惊讶地说，“拉比的声音怎么啦？听去多可笑多奇怪啊！”他们甚至于感到我说话的口音也变了。 从这个外国与本地曲调的混合培养上，《瓦尔米基的天才》诞生了。这个乐剧里面的调子大部分是印度的，但是它们从古典的庄严中被拉出来了；那本来在空中高翔的东西，现在教给它在地上奔走。听过这出乐剧演唱的人，我相信会作见证说，让印度旋律的形式来为戏剧服务，证明是既没有贬低价值也不是无益。这个结合是《瓦尔米基的天才》的唯一特征。 把旋律形式的枷锁打开，使它们在各种各样的处理上可以应用的愉快工作，使我一心一意地埋头干下去。 《瓦尔米基的天才》里面的几个歌词是配在严肃的古典调子上的，有的调子是我哥哥乔提任德拉作的；有的是以欧洲的调子改作的。印度旋律中的“提里拿”①体裁，是特别适合于戏剧的目的，常被戏剧所应用。两首英吉利的调子，用为绿林好汉们饮酒之歌，一首爱尔兰调子用为森林仙子的悲歌。 ①印度一种古典曲调。——译者《瓦尔米基的天才》不是宜于诵读的作品。如果不听歌唱只看表演，它的意义就丧失了。它不是欧洲人所谓的歌剧，而是一出配有音乐的短剧。这就是说，它原来不是一个音乐作品。歌曲本身很少有重要或是动人的；它们只是剧中的歌词而已。 在我去英吉利以前，有时候有些文人在我们家里聚会，有音乐，有朗诵，也用一些茶点。在我回来以后，又有一次这样的集会，恰巧也是最后一次。《瓦尔米基的天才》就是为这次的娱乐节目而作的。我演瓦尔米基，我的侄女普拉提巴演萨拉斯瓦蒂——一小段历史在这名字之下记录下来了。 我在赫伯尔·斯宾塞的作品中读到，说当情感开始活动的时候，语言就有音调优美的抑扬，语音和调子对于我们就像说话里的愤怒、忧伤、快乐和惊叹的表情一样地重要，这是一件事实。斯宾塞的通过这些声音的情感调节，人类找到了音乐的说法，引起了我的共鸣。我就想为什么不以这种意见为基础，用一种朗诵的方法表演戏呢？我们国家里的说唱演员多少有一点这样的企图，因为他们常常在说书之间忽然改成一种吟唱，而又在达到完全的歌调形式之前猛然停住了。 像无韵诗是比有韵诗更有灵活性的，这种吟唱也是如此，虽然不是没有韵，但更能自由地适应文词的情感表现，因为它不企图去遵守那正规歌调所要求的、较为严密的关于调子和时间的规则。因为目的是表现情感，那些形式上的缺点不会使听众着急的。 被《瓦尔米基的天才》这个新路线的成功所鼓舞，我又写了一个同样的乐剧，叫做《不祥的狩猎》。布局是根据达萨拉塔王①误杀了一个盲隐士的独子的故事。这出戏在我们屋顶凉台上搭起的台上演出，观众似乎深为它的悲苦所感动。以后这剧中的不少部分经过小小的修改，合并在《瓦尔米基的天才》之内，②这个剧本没有在我的作品中单独发表。 很久以后，我写的第三本乐剧《幻戏的游戏》，是不同类型的歌剧。在这里面重要的是歌曲而不是戏剧。在头两本里，一串戏剧性的场面，是穿在一根歌曲的线上的；在这一本里是一花环的歌曲用一线的戏剧结构穿过的。它的特点是，它是情感的戏而不是动作的戏。事实上在我写这剧本的时候，是洋溢着歌曲的心情的。 我对于写《瓦尔米基的天才》和《不祥的狩猎》这两个剧本的热情，是我在写别的作品时候所从未感到的。在这两本里，那一时期的音乐创作的冲动得到了表现。 我的哥哥乔提任德拉，整天忙在他的钢琴上，任情地改作古典的曲调形式。在他的工具每一转动之间，古老的体裁就变出了意想不到的形状，表达出情感的新的色调。那些习惯于它们原始时代的庄严的步法的曲调，当这样被迫按着比较活泼的不依习惯的拍手走队的时候，显示出一种意料不到的轻快的力量，相应地感动了我们。当这些调子从我哥哥敏捷的手指底下生长出来，阿克塞先生和我坐在两旁替这些调子作曲的时候，我们能够清楚地听出它们在对我们说话。我①②瓦尔米基是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作者，两剧都取材于《罗摩衍那》，所以能合并。——译者即十车王，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主角罗摩的父亲。 正文 7 不自夸说我们的配词是好诗，但是它起了传达这些调子的作用。 这两个音乐剧本就是在这个革命活动的奔放的欢乐之中写出来的，因此它们快乐地应和着每一个拍子跳舞，不管这拍子在技术上是否正确，也不管这调子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 孟加拉的读者曾多次担忧到我的意见和文学形式，但奇怪的是我以偏爱的音乐见解大肆破坏的胆力并没有激起愤怒；相反地，来听的人都愉快地回去。阿克塞先生的几首歌，和改写的微哈里·奢克拉瓦提《吉祥诗》的组诗，都在《瓦尔米基的天才》中找到了位置。 我总在这些乐剧的表演中担任主角。从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喜欢表演而且坚决地相信我有表演天才。我认为我证明了我的信念不是没有根据的。我只在我哥哥乔提任德拉写的一个笑剧中，演过阿力克先生的脚色。因此这几次是我真正第一次的表演的尝试。我那时候很年轻，没有什么可以使我的声音感到疲倦或者扰乱。 那个时期在我的家里，一道音乐的瀑布日夜地、时刻地奔流下去，它的散溅的水雾，在我们心中反映成彩虹色的全部音阶。之后，我们新生的活力以青春的新鲜，被它的纯洁的好奇心所推动，在每一个方向打出新路。我们觉得我们能够尝试和试验每一件东西，没有一件成功是不可能的。我们写作，我们歌唱，我们表演，我们在各方面把自己倾泻出去。 我就是这样地跨过我的二十岁年纪。 使我们的生活这样地胜利奔腾的力量，我哥哥乔提任德拉是一个驾驭者。他是完全无畏的。有一次，在我还很小从来没有骑过马的时候，他让我骑一匹马在他的旁边飞跑，对于他的不熟练的骑伴，他一点没有担心。在我同样年纪的时候，我们同在西来达（我们地产的总部），有消息说那边发现一只老虎，他就带我出去打猎。我没有带枪——如果我有枪的话，枪对我的危险性比老虎还大。我们把鞋脱在丛林边沿，光着脚爬了进去。最后我们爬到一部分尖刺似的小枝剥光了的竹林里，在那里我总算勉强蹲伏在哥哥的后面，直到他把老虎射死；如果这只没有礼貌的畜生，敢于把防御的巨掌按到我身上的话，我连用鞋子来还击也做不到。 就是这样，我哥哥在一切危险面前给我完全的自由，内在的和外面的，任何风俗习惯都束缚不住他，因此他才能把我的畏缩懦怯解除掉。 在我把自己关在自己心里的情况下，像我上面说过的，我写了一些诗，在穆海达先生编的我的作品集中，在《心的荒野》书名之下收集在一起。其中有一首本来是在《晨歌集》中的，有几句是： 它的交错的树枝舞弄摇晃着黑暗像一个婴儿。 我在它的深处迷路了。 取了这诗里的意思，我给这一组诗取了这个名字。 在我的生活和外界没有交往，在我沉迷在我自己的心的冥想之中，在我想象的种种伪装在无原因的情感、无目的的漫游中所写的许多诗，都没有收进这集里去；只有很少的几首本来发表在《晚歌集》中的，在《心的荒野》中有了地位。 我哥哥乔提任德拉和他的妻子出去作一次长途旅行，他们住的三层楼上的屋子，对着屋顶凉台的，就空了起来。我占有了这几间屋子和凉台，静静地过着日子。这样自己独对，我不知道我是怎样从我陷进的诗的沟壑中溜脱出来的。也许是因为我和我所想取悦的人们隔断了，他们对于诗的嗜好做成了我把思想放进的模型的形式，现在很自然地我从他们强加于我身上的体裁中解放了出来。 我开始用石板来写作。这也有助于我的解放。我从前在上面乱涂的那个稿本，似乎要求有一种相当高度的诗思，我必须以和别人比较的方法来激起这种诗思。但是这石板很明显地适合于我这时期的心情。它似乎说：“别怕，随意写吧，一抹就都擦掉了！” 我在这样无拘无束地写了一两首之后，我感到有极大的快乐从我心上涌起。我的心说： “我写出的诗，最后总算是我自己的了！”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个说成我的自豪。我倒是曾为我从前所写过的作品感到骄傲，因为我必须给它们以一切赞赏。但是我不肯把它们叫做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父母在头生孩子身上感到喜悦，并不是因他的容貌而自豪，而是因为他是他们自己的孩子。如果他竟然是一个非凡的孩子，他们也许感到光荣——但这是不同的。 在这种喜悦的第一阵浪潮中，我不顾韵律形式的束缚，就像泉水不是直流下去，而是随意地弯弯曲曲地流的，我的诗也是这样。以前就会觉得这是一种罪过，但是现在我却感到很坦然，自由先把法则破坏了，而又做出法则，把自由放在真正的自制之下。 我的这些不规律的诗的唯一听众是阿克塞先生，当他第一次听到我对他读这些诗的时候，他是又惊讶又高兴，在他的赞赏下，我的自由的路子又加宽了。 微哈里·奢克拉瓦提的诗，用的是三个节拍的韵律。这个三节拍的时间产生一种圆转的效果，不像两节拍那样平板。 它自在地流转下去，它像应和脚镯的叮当舞蹈着掠过。有一个时期我非常喜欢这种韵律。它不像步行而像骑着自行车。我已经习惯于这种走法。在《晚歌集》里，在无意之中，我居然甩掉了这个习惯。我也没有受其他任何一种束缚。我感到完全地自由无忌。我不想到也不怕受什么申斥。 我在从传统束缚下解放出来的写作中得到的力量，使我发现我以前总在不可能的地方去搜寻我自己已有的东西。缺乏自信阻碍了我的自我回归。我感到我像从桎梏的梦中醒来，发现我是没有带着枷锁的。我特意格外地跳跃嬉戏，只要证明我的确是能够自由活动的。 对于我，这是我写诗生涯中最可纪念的一个时期。作为诗歌，我的《晚歌集》也许没有什么价值，事实上，就是这样，它们是够粗糙的。这些诗在韵律上、语言上、思想上都没有固定的形式。它们唯一的好处就是我第一次随心所欲地写出我真想说的东西。即使这些作品没有什么价值，而这愉快却是有价值的。３１一篇论音乐的文章在我准备学法律的时候，父亲把我从英吉利叫回来了。有些朋友关心我事业的中辍，催促他再把我送出去。这就使我开始了再度赴英的旅程，这一次是一位亲戚陪伴着我。但是我的命运坚决反抗学法律的号召，因此这一次我连英吉利都没有走到，为着某种原因，我们只得在马德拉斯上岸折回到加尔各答来了。这原因决不像结果那样重要，因为这笑话不是对我的，在这里我就不提了。我进到拉克什米①龛前的两次努力，都这样地被拦回来了。但我希望法律之神至少会用赞同的眼光来看我，因为我没有在律师图书馆的证件堆中增加什么负担。 父亲那时正在穆索里山上，我诚惶诚恐地跑到他那里去。 但是他一点没有生气的样子，反而显得很高兴。他一定在我的归来上面，看到了上天的祝福。 在我这次出行的头一天晚上，应了白求恩社的邀请，在医学院礼堂读了一篇论文。这是我第一次公开诵读。克·姆·班拿吉牧师做了主席。题目是音乐。把器乐放在一边，我企图阐明声乐。主要的终极目的，是把字句所要表现的更好地发挥出来。我的论文是很短的。我从头到尾一面唱歌一面表演来说明我的主题。我认为闭会之前主席对我的赞美，一①财富之神。——译者定是我年轻的声音的动人效果，以及这努力的诚恳和多种多样。但是今天我必须坦白地说，我那天晚上用那样的热诚所发表的意见，是不对的。 声乐艺术有它自己特殊的作用和特色。当这艺术偶然被安放在字句上的时候，作为曲调的媒介物的字句，一定不要过于利用这个机会去代替调子。曲调本身的财富是巨大的，它何必要侍候字句呢？倒是在纯粹字句失败了之后，歌曲才开始的。它的力量是寄托在不可言的领域之内，它对我们说出字句所说不出的东西。 所以歌曲上的字句负担越轻越好。在印度斯坦的古典体裁里，字句是毫不重要的。让曲调随心所欲地去感动人。当曲调形式得到自由发展的时候，声乐就达到圆满的地步，把我们的意识提高到它自己的奇妙水平。但是在孟加拉，字句总是那样地自己坚持突出，我们本地的歌曲没有能够发展它的完满音乐的能力，只满足于作它的姐姐，诗的艺术的使女。 从旧的毗湿奴派诗人到尼都先生的诗，都是从背景上来发挥它的魅力。但是像我们国内，妻子以表示依赖来统治丈夫，我们的音乐也是这样，虽然只履行仆人的职务，最后却管辖了歌曲。 当我写歌的时候，常有这种感觉，我对自己哼着写出以下的句子： 请低声细语对我说，只对我说。 我发现字句本身没有法子进到那调子能把它带进的地方去。曲调把我所再三烦恳着想要知道的秘密告诉了我，这秘密是和林中沼地的碧绿的神秘混合在一起的，是在月夜的寂静的灿白中沉思的，是从地平线外无限蔚蓝的面纱后面外窥的——是一个大地、天空和水的亲切的秘密。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听到一支曲的一段： 一个异乡人？ 这一行诗在我心里画下了许多美妙的图画，使它现在仍缠绕在我的心间。有一天我坐下给我自制的曲调作词，我心里充满了这一段曲子，哼着我的调子我写下了歌词： 你的家乡是在海的那一边。 如果不先有那调子的话，我不知道以下的诗会写成什么样子；但是那调子的魅力，对我显示了那异乡人的仪态万方。 我的灵魂说，就是她来了又走了，一个从神秘的海的彼岸到此世界来的使者。我们在露湿的秋晨，在春天芬芳的夜晚，在我们心的最深处，时时瞥见了她——有时我们引颔向天，听她唱歌。像我说过的，歌调使我漂流到这个魅惑世界的异乡人的门前去，因此以下的字句就是献给她的。 很久以后在博尔普尔的一条街上，一个行乞的歌手一面走一面唱： 这只陌生的鸟，是怎样地飞进笼子，又飞了出去！ 啊，只要我能捉住它，我就要用爱把它的脚儿锁起！ 我发现这个歌手所说的是同样的东西。这只陌生的鸟，在笼栅之内，有时向往着无束缚的、不可知的、外界的、微语的消息。心也想把它自己永远紧紧地抱住，但是做不到。除了曲调之外，谁还能告诉我们这只陌生的鸟的来来去去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总不愿意发表我的歌词的原因，因为在那里面一定是没有灵魂的。 当我从再度赴英的开始又折回家里的时候，我哥哥乔提任德拉和我嫂嫂正住在昌德纳戈尔的河畔别墅里。我就到那边去和他们住在一起。 又是恒河！又是那些说不出的日日夜夜会快乐得发昏，渴望得生愁，和那沿着丛林两岸的浓荫而幽咽的河水，合着节拍。这个充满阳光的孟加拉天空，这个南风，这个流动的河水，这个正当而庄严的慵懒，这个从天边到天边、从绿野到碧空伸展着的广大的悠闲，这些对我都像是食粮对于饥渴一样。在这里感到真正像个家，在这些东西上我体会到母亲的爱抚。 这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情，而时间带来了许多变换。我们河边的小巢，躺在围抱的绿荫之下的，现在已被许多工厂所替代，毒蛇似的到处昂起嘘嘘的头，喷吐着黑烟。在近代生活的中午炎热之中，连我们精神上午睡的时间，都缩短到最低限度，多头的烦躁侵犯着生活的每一部门，这也许使生活更好，而我呢，是不把它认为是好的人中之一。 我在河边的这些美好日子，就像是圣泉上许多供献的莲花，一朵一朵流了下去。有几个雨天的下午，我在真正的狂乱中度过。我用自制的曲调唱着古毗湿奴派的诗，用风琴来自己伴奏。有的下午我们就划着小船。我唱着歌，乔提任德拉哥哥用提琴伴奏。从“普拉维”①起，我们和西下的夕阳一起，更换着我们的乐章，我们看到，当我们唱到“贝哈加”②的时候，西方的天空，把黄金玩具工厂的大门关上，月亮从东方的林梢升起了。 然后我们划回到别墅的河畔石阶边，坐在临河凉台的铺起的褥子上。这时候一片银色的宁静笼盖在水天之上，河上几乎没有一只船，河岸的树梢变成一层深影，月光在溶溶的河流上闪烁。 我们住的别墅叫做“莫兰花园”，一磴石阶从水边引上长长宽宽的凉台，成为这房子的一部分。这房子的结构并不整齐，也不在一个平面上。有的屋子要通过几层楼梯才走得上①②印度古典乐章往往随着季节或一天中的不同时间而变换，“普拉维”是薄暮的乐章，“贝哈加”是迟暮的乐章。——译者去。那间俯临着河边石磴的客厅，镶有彩色图画的玻璃窗。 有一幅图画是一架秋千，从半隐在密叶里的枝头垂将下来，在凉亭的方格的光与影之间，有两个人在打秋千；有一道宽阔的台阶，引到一个城堡式的宫殿里，穿着节日盛装的男男女女在这台阶上面上来下去。当阳光射在窗上的时候，这几幅图画就光彩夺目，似乎以休暇的音乐来充满河畔的气氛。 一种古远的、久被忘却的欢宴，似乎在光明的无言的字句中自己表现了出来，这一对玩秋千的人的恋爱中的喜悦，使得河岸的林野和他们永存的故事一同活了起来。 这房子最高的屋子，是一个四面开窗的圆亭。我就用它作为写诗的屋子。从这里只能看到周围的树梢和辽阔的天空。 我那时正忙着写《晚歌集》，关于这间屋子，我写过： 诗啊，我替你盖了我的房子！ 这时，文学评论家们给我的批语，是一个韵律破碎说话口吃的诗人。我的作品的一切都被认为是模糊隐晦的。虽然那时候我对这些话不大理会，但是这批评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我的诗的确缺少字眼的真实的脊骨。在我早期的幽闭之中，我从哪里去取得必要的材料呢？ 但是有一件事我拒绝承认。在责备我模糊的后面，有一种暗含的针刺，说这些诗为着效果的原故而装腔作势。有好眼光的幸运者很容易嘲笑戴眼镜的青年，仿佛他戴眼镜是为装饰。对这可怜的东西的毛病，有点反映是许可的，如果攻击这青年说他假装看不见，那就太不好了。 光雾不在宇宙之外——它在创世上只代表一个阶段；把所有不够明确的诗都舍弃在外，不会把我们带到文学的真实上去。如果人性的任何方面得到了真实的表现，它就是值得保留的——只在它是不真实地表现的时候，才可以把它丢在一边。在人的生命中有一个时期，他的情感里有着表达不出的痛苦的模糊的想望。努力表现这种情感的诗，不能算是没有根据的——说到最坏的地步，它可能是没有价值的；但也不一定就是如此。罪恶不在表现出来的东西上，而在表现不出的失败上。 人是有二重性的。在思想、感情、事件的流水后面的内在的人，我们知道认识得很少；即或是这样，作为生命历程中的一个事实，这个内在的人也不能被丢弃掉。当外界生活不能和内里的互相调和的时候，里面的居住者就要受到伤害，他的痛苦是用一种难以命名、无法描写的形式，显现在外面意识上，这痛苦的呼声是更像无声的哭泣，而不像那些有准确意义的字句。 在《晚歌集》中寻求表现的忧愁与痛苦，在我存在的深处生根。就像一个人的昏睡中的意识，和梦魇搏斗想要挣扎醒来一样，那个沉陷的内在的我也是这样地挣扎着，要从它的错综复杂中解脱到空旷处来。这些歌就是那斗争的历史。诗和一切创造品一样，有个力量的对立。如果分歧太大了，或是统一太密了，我觉得就没有诗了。当不调和的痛苦，努力求得调和而表达着它的决心的时候，诗就像吹过笛子一样，奔放而成为音乐。 当《晚歌集》诞生的时候，并没有受到鼓乐的祝贺，但它们也不缺少爱慕者。我在别的文章上提到过这个故事，就是在拉米施·昌德拉·杜特先生长女的婚礼会上，班吉姆先生站在门边，主人照例地以花环来欢迎她。当我走上去的时候，班吉姆先生热情地把花环套在我的颈上，说：“这个花环送给他吧，拉米施；你没读过他的《晚歌集》吗？”当杜特先生说他还没看过的时候，班吉姆先生所表现的关于其中几首的意见的神气，充分地奖励了我。 《晚歌集》替我求得一位朋友，他的赞赏像太阳的光辉刺激并引导了我的初茁的努力的新芽。这位朋友是普莱雅那德·辛先生。在这以前，《破碎的心》使他对我完全失望。我用《晚歌集》把他夺了回来。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是文学七海①中熟练的舵手。几乎在一切语言上，印度的或是外国的文学的大小路线，他都是常常走过的。同他谈话就会得到思想世界中最偏僻处的景物的一瞥。这对于我是有最大的价值的。 他能以最充足的信心来说出他的文学观点，因为他不依靠他的无助的嗜好来影响他的好恶。他的这种权威性的批评对我的帮助是说不尽的。我对他念出我所写的一切的诗，若没有他的识别欣赏的及时甘雨，那么我很难说我的早期耕耘能否得到那样的收获。 ①印度童话和民间故事都说，世上有七个海和十三条江。——译者我在河畔的时候也写了一些散文，没有什么固定的题目和计划，只是在一种童子扑蝶的心情下写的。当心里的春天来了，五色的倏忽的幻想产生了，在心里乱飞，这在平常是不注意的。在我悠闲的那些日子，也许是一时高兴，要把来到我心里的幻想收聚起来。或是它是解放的我的另一方面，就是挺起胸来决定要怎么写就怎么写；写什么并不是我的目的，只要写的人是我，这件事本身就使我满足了。以后我在《杂题》的书名下把这些散文发表了，但是它们和初版一同夭折，在再版中没有得到新的生命。 在这时候，我记得我也开始了我的第一本小说，叫做《少夫人市场》。 我们在河畔住了些日子以后，我哥哥乔提任德拉住进加尔各答的苏达街靠近博物馆的一所房子里。我还是和他住在一起。当我在这房子里把小说和《晚歌集》写下去的时候，一个重大的革命在我心里发生。 一天，在很晚的下午，我在我们的乔拉桑科房子的屋顶凉台上散步。晚霞的余光和苍白的黄昏合在一起，那景色仿佛使来临的夜晚，对我有一种特殊的奇妙的魅力。连毗连的墙壁都美丽地放光。在这个日常世界中揭开了平凡的盖子，我想，是不是暮色中有什么魔术使它这样呢？决不是的！ 我立刻能够看出这是夜晚的效果照到我的心上，它的光影把“我”湮没了。当“我”在白日的强光中奔腾的时候，我所知所觉都和它混在一起，被它藏过了。现在这个“我”被放在背景里去，我就能看到世界的真实的一方面。这一方面是不平凡的，它充满着美和欢乐。 从这次经验以后，我屡次试验故意地压抑我的“我”，仅以参观者的身份去观看世界的效果，我的努力总会得到一种特别愉快的报酬。我记得我也试着向一位亲戚解释怎样去看世界的真面目，以及在这幻象之后的，我们自己的感觉上的负担怎样地随之减轻；但是，我相信我的解释没有成功。 以后我又得到一次彻悟，这彻悟在我的一生中持续着。 从我们苏达街的房子里，能看到这一条街的尽头和对面自由学校校园里的树。有一天早晨我偶然站在凉台上往那边看。太阳正从这些树上的密叶上升起。在我不停的凝望中，忽然间似乎有一层帘子从我眼上落下去了，我发现这个世界浴在奇妙的光辉中，美和欢乐的浪潮，在四围涌溢着。这光辉立刻穿透积压在我心上的重重叠叠的愁闷和萧索，以宇宙的光明注满了我的心。 我在这一天写的那首《瀑布的觉醒》，汹涌奔流像一股真正的瀑布。这首诗写完了，但是帘幕并没有在宇宙的快乐方落了下去，而且此后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或者一件事物对我是平凡无味的。第二天或是第三天，有一件事情发生得大为使人惊奇。 有一个怪人时常跑到我这里来，他有问种种愚蠢问题的习惯。有一天他问我说：“先生，你亲眼看见过神吗？”在我承认说我没有看过的时候，他却断然地说他看见过。我问他： “你看见什么了？”他回答说：“他在我眼前翻滚颤动着。” 很容易想象到我们平日是不高兴同这样的人拉在一起作玄妙的讨论。而且我那时正在专心致志地写作。但是因为他是没有心眼的人，我不愿伤他的敏感的心，因此我就尽量容忍他。 这一次，当他在一个下午来看我的时候，我由衷地高兴见到他，热诚地欢迎他。他的怪癖和笨傻的外衣似乎脱落下来了。我这样欢喜招呼的人是那个真正的人。我觉得他并不比我低下，而且我们是紧密地连在一起的。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心中一点没有厌烦，也不感到浪费我的光阴，我心中充满了高兴，感到揭掉一层不真实的薄纸，这层薄纸曾经使我受着不必须和无来由的不快与痛苦。 当我站在凉台上的时候，每一个走过的行人，不管是谁，他的步法、身材和容貌对于我都显得格外的奇妙——他们是宇宙海上的波浪，从我面前流过。从孩提时期起我只用眼睛观看，现在我开始用我所有的意识来观看。我不能把两个微笑的青年，一个手臂搂住另一个的肩膀，从从容容地走了下去的景象，当作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因为通过这个我能够看到快乐的永远的青春的最深处，从那里，无数欢笑的水花跳溅到全世界上去。 我以前从来没有注意到四肢和容貌总是伴随着人的最小的行动而活动；现在在四周随时可以看到的这活动的多种多样，简直使我入迷。但是我不把它们分开来看，而是把它们看作是人类世界上，在每人的家里，在他们五花八门的想望和活动之中，同时在进行着的、可惊的美丽的更伟大的舞蹈的一部分。 朋友们一起欢笑，母亲爱抚她的婴儿，一只牛挨到另一只牛的身边，舐着它的身子，这些情景后面的无边广大，以一种几乎带有痛苦味道的感激，来到我的心里。 在这时期我写过： 让世上的群众奔涌进来，彼此问好——这不是诗的夸张手法。其实我还没有力量表达出我所感到的一切。 我在这种忘我的幸福时期度过了些日子，以后我哥哥想到大吉岭去。我想，这更好了。 在广阔的喜马拉雅山巅，我可以把在苏达街所见到的东西看得更深入；无论如何我要看喜马拉雅山怎样地、向我的新的幻视才能作出自我的表现。 但是苏达街的小房胜利了。上山以后我四围环顾，立刻感到我已经丧失了我的新的幻象。我的罪恶一定是我想象我可以从外面得到更多的真理。无论这座山中之王是怎样地耸入天空，在它的礼物中没有可以赠予我的东西；同时那位赠予者，能够在最狭窄的小巷里，一瞬之间，赐予了一个永在的宇宙的幻象。 就在枞树林中漫步，我坐在瀑布旁边，在泉水中洗澡，我通过无云的天空凝望金钦俊加峰①的壮丽，但是我本想在这里可能看到的东西，我竟没有看到。我逐渐地认识了它，但①喜马拉雅山的高峰之一。——译者是再也看不到它了。我正在欣赏珍宝的时候，盖子忽然关上了，使我只能瞪视着这个关着的匣子。但是，为着这手艺的精工，我不会把它当作一个空匣。 我的《晨歌集》写到终结，它的最后的回声和我在大吉岭写的《回声》一同消逝。这显然是一件费解的事情，因此有两个朋友下了赌注来揣测其中的真意。我唯一的安慰是，当他们来求我解答的时候，我也一样地不能解释那个谜，他们任何一方都没有输钱。可惜呵！我写像和那种极其朴素明白的诗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但我们写诗是为了解释任何事物吗？在心里感到了一点东西，就想在外面找到一种诗的形式。因此在听完一首诗以后，任何人说他没有听懂，我就感到很狼狈。如果有人嗅了一朵花说他不懂，给他的回答是：这里面没有可懂的东西，它只是一种香气。如果他坚持说：这个我知道，但是这有什么意义呢？那时候我们只能换一个题目，或者说得更玄妙一些，说香气就是宇宙的欢乐在花里显现的形状。 最为难的是字眼都有意义。因此诗人必须把字眼在韵律和诗句中弯来扭去，使得意义可以稍为控制得住，而且容许情感有机会来表达自己。 情感的发声不是一个基本真理的声明，也不是一件科学的事实，也不是一段有用的道德的教训。像一滴眼泪或是一个微笑，一首诗只是内在物件的一幅照像。如果科学和哲学可以从诗里得到什么，它们就请随便去得，但诗并不为此而存在。如果在搭船过渡的时候你捉到一条鱼，你是很幸运的，但是这并不能使渡船变成渔舟。你也不能责怪艄公，如果他不以捕鱼为业。 《回声》是很久以前写的，因此逃过了人们的注意，现在也没有人来叫我算它的意义的细帐。但是，不管它的别的优点或缺点是什么，我能对读者断言说我并没有想提出一个谜，或者狡狯地传达一个任何渊博的教训。事实是，一种愿望在我心中产生了，找不出任何别的名字，我就把我所想望的东西叫做“回声”。 当在宇宙诗歌深处的泉水向外涌流的时候，它们的回声就从我们的爱者的脸上，和我们四周其他美丽的事物上反映到我们的心里。我认为它一定是我们所爱的回声，而不是它偶然反映的东西；因为今天我们不屑一看的，明天却成了要求我们全部的热爱的东西。 我只从外界的幻象来看世界，看得这么久了，因此我不能看到喜悦的普遍的方面。当忽然间从我存在的深处，一道光明找到了出路，放射了出来，它替我把整个宇宙照亮了。那时候宇宙再也不像一堆事物，而变成一个整体呈现在我的眼前。这经验仿佛告诉我说，从宇宙心中涌出的歌调的流动，铺展在时间与空间之上，像喜悦的波涛一样回响到泉源上去。 艺术家从充溢的心中送出歌声去，这真是一种快乐。当这歌声又飘送回来使他成为一个听者的时候，这快乐又增加了一倍。如果，当大诗人的作品也这样地像喜悦的潮水一样回到他那里，我们让它流过我们的意识，我们立刻不可言说地领会到这潮水流向的终点。在我们感着的时候，我们的爱就往前流；而我们的“我”也从他们的停泊处所移动了，欣然地流下快乐之泉到它的无限的目标上去。这就是在我们看到“美”的时候，我们心中所激起的渴望的意义。 从无限流向有限的泉水——就是“真”，就是“善”；它是有法则的，有固定的形式的。它的回到无限的回声是“美”与“喜悦”，是难以捕捉的，因此会使我们心醉神迷。这就是我用一个比喻或一首诗在《回声》中的尝试，结果说不清楚是不足为怪的，因为那时的企图本身就不清楚。 让我在这里抄下我在稍大一点的时候，所写的关于《晨歌集》的信中的一段。 是一种属于特殊时期的心理状态。当心灵开始觉醒，它伸开双臂想抱着整个世界，像一个长牙的婴儿认为世界上一切东西，都是为着他的嘴而存在的。渐渐地他了解什么东西是他真正想望的，什么东西是他所不想望的。那时候，他的光雾般的发射物就收缩了起来，得到了热力，也发出热力。 从想要全世界开始，就是一无所得。当欲望集中起来，以一个人的所有能力专注在任何一件事物上，那时才看得见无限之门。《晨歌集》是我心中的“我”第一次发射出来，它们当然缺乏这种集中的任何表征。 但是这个第一次涌流的弥漫一切的喜悦，有引领我们去认识这“特殊”的效果。湖水在满溢的时候就寻求一条江河作为出口。在这一点上，那个永久的后来的爱，是比第一个爱要狭窄一些。在它活动的方向上是更明确一些，想从它的各部分来实现全面，这样推动着走向无限。它最终达到的再也不是从前的、心灵的自己内里快乐的不断扩大，而是在它本身之外的、无限的真实中的融化，因此得到了它本身渴望的全部真理。 在穆海达先生的版本里，《晨歌集》是放在《出现》的题目下的组诗里发表的。因为在那里面可以找出我从《心的荒野》走到空旷的世界的第一个消息。从那时起这颗朝拜的心，一点一点地，一部分一部分地，在种种心情和状态之下，和世界相识。最后在掠过所有无数永远变幻的无常的渡口台阶，它将要达到无限——不是不确定的可能的含糊，而是真理的圆满的完成。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享受到和“自然”独对的亲密的神交。园里的每一棵枣柳树，从我看来都有其独特的性格。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我从师范学校回家的时候，我看见我们屋顶凉台的天边，蓝灰色的载满雨点的浓云堆积起来，最深的喜悦立刻就充满了我的心。 每天早晨一睁开眼，欢乐的新醒的世界，总像是我的游伴似的来找我和它一同出去；极其热诚的中午的天空，在漫长寂静的午憩时间的看守下，常常怂恿我从工作中逃开，跑到它的仙窟的幽静中去；夜的黑暗常把通向它的幻影道路之门打开，把我带过七海十三江，经过一切可能和不可能的经历，一直进到它的奇境里去。 然后有一天，我的饥渴的心灵，在青春的黎明中开始叫着要求食粮的时候，一道栅栏在这出戏的内面和外面竖立起了。我的整个人在我痛苦的心的周围，不住地旋绕着，在自己里面造成一个漩涡，它的意识禁闭在这漩涡里。 内界和外界的失调，起源于心灵在饥饿之下的过度的要求，和把我固有的神交的权利禁制了的结果，我在《晚歌集》中哀叹出来了。在《晨歌集》中，我庆祝了栅栏上的一扇门的忽然开启，我不知道是受了什么震动，通过这扇门我又见到了那个久违的人，这人本是旧识，只因被生生地拆开，现在我对他的认识显得更深刻更圆满了。 这样，我生命中的第一本书，就以合了又分，分了再合的几章为终结。或者说，到了终结这句话是不真实的，同样的题目还要在更坏的麻烦的更精细的解决中继续下去，而得到更大的结论。每个人来到这里都不过是写完生命的一本书，这本书在它不同阶段的历程中，在不断加长的辐射线上变成螺旋形的。所以，猛一看每一个断片似乎都不相同，其实它们是又转回到同一的起头的中心里去。 在《晚歌集》时期写的散文，在提过的《杂题》书名之下发表了。和《晨歌集》同时写的散文，是在《讨论》的书名下发表的。这两本散文特点的区别，可以为我那时心中变换的性质作一个很好的索引。 就在这时候，我哥哥乔提任德拉想把一切有名的文人拉在一起，成立一个文学院，来编纂孟加拉语言的有权威性的技术名词，促进语言的生长也是它的目的——这样，和近代的文学院所做的工作就只有很少的差别了。 拉真德拉尔·密特拉博士热诚地接受了关于这个学院的意见，他还做了这个历史短暂的学院的院长。当我去请微德雅萨迦先生来参加的时候，他听我解释了这学院的目的，和准备邀请的名单以后，说：“我对你的劝告是，不要把我们放进去——你们和这些大头在一起什么事也做不成；他们永远不会彼此同意的。”他就以这理由来拒绝加入。班吉姆先生作了会员，但是我不能说他对这工作有多大的兴趣。 简单地说，这学院存在一天，拉真德拉尔·密特拉独力担当了一切。他从地理名词开始，稿单是拉真德拉尔博士自己编出来的，又印出在会员中传阅征求意见。我们也想把每一个外国国名，按照它的发音，把它翻成孟加拉文。 微德雅萨迦先生的预言应验了。叫大头们去办事是做不到的。这学院在萌芽以后不久就枯萎了。但是拉真德拉尔·密特拉是一个全面的专家，他本人就是一个学院。因为有了亲炙他的权利，我在这件事上的劳动得到了过份的报酬。我会见过许多当代的孟加拉文人，但是没有人留下过像他这样光辉的印象。 我常到他的玛尼克塔拉街监狱法庭的办公室去看他。我总是早晨去，看见他正忙着研究，因为青年人没有顾虑，我总是毫不犹疑地去打搅他。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到他为此而稍为生气。他一看见我就立刻把工作放在一边，开始和我谈话。 大家都知道他有点重听，因此他很少有让我发问的机会。他总提出一些广泛的题目滔滔不绝地谈着，就是这种谈话的魅力把我引到他那里去。跟任何人谈话也得不到这样丰富的、在许多不同的题目上可供参考的意见。我总是入迷地听着。 我记得他是教科书委员会的委员，每一本送来审查的书他都读过，用铅笔作了注解。有的时候他就挑出一本书来，作为特别的讨论孟加拉语言结构，或是普通讨论语言的文件，这对我有最大的好处。很少的题目是他所没有研究过的，他所研究过的题目，他都能清楚地说明。 如果我们没有依靠那些我们想找的其他的学院会员，而把一切工作都交给拉真德拉尔博士的话，现在的文学院一定会发现，它现在所忙着的一切工作，还不如他一个人所做的那么多。 拉真德拉尔·密特拉博士不但是一位渊博的学者，他还有一个鲜明的性格，从他焕发的容光里透露了出来。在公共生活上他是充满了火力，他也能和蔼地和缓下来对我这么一个年轻人谈着最艰深的题目，而没有一点傲慢的口气。我甚至于充分利用他的谦逊，从他那里为《婆罗蒂》拿到一篇稿子《阎王的狗》。对于别位和他同时的大人物，我就不敢冒昧去祈求，就是我去了，我也得不到和他一样的反应。 正文 8 但是当他在出征的路上，他的市政公会或是大学评议会上的敌人，是怕他怕得要命的。 在那些日子，克利斯图·达斯·帕尔是圆滑的政治家，而拉真德拉尔·密特拉是勇敢的战士。 为亚洲学会的书刊和研究的目的，他必须雇用一些梵文先生来替他做一些机械的工作。 我记得这件事给那些妒忌他的人和小心眼的诽谤者一个机会，说这些工作都是梵文先生做的，而拉真德拉尔欺诈地窃取了一切荣誉。甚至在今天，我们还常发现这些工具将成就的一大部分攫为己有，而把使用工具的人，看做一个只当装饰品的傀儡。如果一管可怜的笔是有心的话，它一定会悲叹不平，因为它弄得一身墨污，而作者得到了一切光荣！ 奇怪的是，这位杰出的人物，竟然直到死后也没有得到他的国人的常识。理由之一，也许是因为全国都在追悼死在他后面不久的微德雅萨迦，没有心思再去注意其他逝者。还有一个理由是，他的主要贡献是在孟加拉文学的范围之外，他没能进入人民的心中。 我们的苏达街的集会，以后就自动地迁到西海岸的卡尔瓦尔去。卡尔瓦尔是卡纳拉区的首府，在孟买省的南部。它是梵文文学里的马来亚山的地域，产小豆蔻蔓和檀香树。我的二哥那时候在那里做法官。 这个群山环绕的小海港，偏僻到没有一点海口的意味。它的新月形的海岸对无边的大海伸开双臂，像一个渴望者的形象，竭力想把无限拥抱起来。这片广大的沙岸，边上镶着一线木麻黄树林的花边，沙岸的一端被卡拉纳迪河所冲断，这条河经过两旁排列的重山的峡谷，从这里流入大海。 我记得，在一个月夜，我们在一只小船内溯河而上。我们在希瓦吉①的一处古山堡下停住，上了岸，走进一个农家的打扫得极其清洁的院子里。月光闪烁在外面的围墙顶上，我①希瓦吉（１６３０—１６８０），马拉塔联邦的盟主，曾统治印度西海岸全部马拉塔地带。 ——译者们坐在那里把带来的东西吃光了。回来的时候，我们让小舟顺流而下。夜色笼罩着凝立的群山和树林，在这条小卡拉纳迪河静静的流水上，洒满了月光的魅力。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到达河口，因此，我们不从海上回去，下得船来从沙岸上步行回家。这时夜已深了，海不扬波，连那木麻黄树的永远哀愁的微语也静下去了。树影不动地挂在广漠的沙岸边上，地平线上一圈灰蓝的山在天空下恬静地睡着。 穿过这无边灿白的深沉的寂静，我们几个人一语不发地和自己的影子一同走着。我们到家的时候，我的睡眠消失在更深的境界之中。我在这夜写的那首诗，就是和那遥远的海岸的夜晚纠结在一起的。若是把和它缠绕在①一起的记忆分开，我不知道它将如何感染读者。这一疑问使我没有将它收在莫希塔先生出版的我的诗集里。我相信，它在我的回忆录里出现，不会被认为是不妥的。 让大地放开我，让它从它的尘土的障碍中将我释放。 哦星星，请你们远远地看着我，虽然你们陶醉在月光中，让地平线在我四围张着翅膀，静静的。 不要有歌声、语声、音响、触摸；不要睡眠，也不要苏醒，①以下由冯金辛补译。 让大地放开我，让它从它的尘土的障碍中将我释放。 只有月光，出神似的，照着天空，照着我。 世界，我觉得，像一只载着无数香客的船，消失在遥远的蓝天里。 它的水手的歌声在空中越来越弱，这时，我自己逐渐缩小，小到一个圆点，沉到无尽的夜的怀里。 有必要在这儿说明，仅仅因为在感情满溢时写了点什么，它不一定非好不可。毋宁说，那时吐露的是充沛的感情。作家完全摆脱自己所表达的感情是不可能的，同样，诗人与自己表达的感情过分密切，也不可能产生最真实的诗。回忆是能最好地涂抹出真实的诗歌色彩的画笔。亲近对感情有过分强迫的味道，而想象除非能摆脱它的影响，不可能有充分的自由。 不仅诗是这样，一切艺术无不如此，艺术家的心灵必须有某种程度的超脱，我们必须容许人的内心的“创造者”能完全自我控制。如果题材压倒了创造，结果无非是事件的复制，不是艺术家的心灵对它的反映。 我在卡尔瓦尔写了《自然的报复》，这是一出歌剧。主角是一个修道士，他力争以割断一切欲与爱的桎梏而战胜“本性”，从而达到真正的深彻的自知。但一个小姑娘把他同无限的交往中召回尘世，让他落入人类爱的枷锁。修道士回来后认识到伟大存在于渺小之中，无限在有形的界限内，而灵魂的永久自由则寓于爱之中。只是在爱之光中，一切有限才溶入无限。 卡尔瓦尔的海滩无疑是能使我们了解自然美并非幻想的海市蜃楼而是反映无限之欢乐的合适场所，因而能引我们入迷。在宇宙于它的定律的魅力中表示自己的地方，我们若对它的无限有所忽略，那是并不奇怪的；但人的心在最不足道的事物的美中同广大无垠直接接触的处所，难道还有争论的余地？ 本性通过心之路把修道士引到在有限上加冕的无限面前。在《自然的报复》中，一边是满足于自制的平庸事物此外一无所知的游子和村民，另一边是忙于丢弃一切和自己到他在想象中虚构的无限里去的修道士。当爱在这两者中间架起一座飞桥时，隐士与家长相遇，有限的表面上的平庸与无限的看似空虚同时消失了。 除了形式稍稍不同外，这是我自身经历的故事，也是迷人的光的故事，这光射进我遁世隐退的深穴，使我更圆满地重与本性一体。《自然的报复》可以看作我以后的全部文学作品的序曲；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我所有作品都详述的一个主题——在有限之内获得无限的喜悦。 从卡尔瓦尔回来时，我在船上为《自然的报复》写了几首歌。我坐在船面上唱着写着第一首歌时，心里充满了极大的喜悦： 大妈，把你的宝宝①交给我们吧，我们要带他到牧场上去。 太阳升起了，花蕾开放了，牧童们前往牧场；他们不会有阳光、鲜花，他们在牧场上的游戏也将索然无味。在这一切之中，他们要他们的克里希纳和他们在一起。他们要看见大神细心打扮的可爱的形象；他们这样一早出来，就是为了要在森林、田野、山峦、溪谷中，和他一起快乐地游戏，而不是远远地景仰他，也不是要看他庄严的法相。他们的装备非常非常少。一件朴素的黄衫，一个野花扎成的花环，就是他们所要的全部装饰。因为欢乐全部统治的地方，拼命地，或在铺张的仪式下寻求它，都意味着失去它。 我从卡尔瓦尔回来不久，就结婚了。那时我二十二岁。 《画与歌》是一本诗集的名字，其中大部分的诗都是这段时期写的。 那时我们住在下环路一栋有花园的房子里。南连一个大布斯蒂②。我常坐在窗子附近观望这个人口稠密的居留地。我喜欢看他们如何工作、游戏、休息以及他们种种尴尬的情况。 对我来说，这一切就像一篇生动的故事。①②仆人、工匠等的居住区。区内简陋的小屋鳞次栉比，有小径通马路。——译者指印度教大神毗湿奴化身的克里希纳。——译者那时我具有一种丰富的视觉想象力。我把一幅幅单独的画面用我想象的光辉和心灵的欢乐团团围起来；而且，每一幅画也被它本身的哀婉动人涂上各种色彩。像这样单独地区分开每幅画，其乐趣同把它画出来一样，两者都是渴望的产物，渴望用心灵视双目之所见，用眼睛看心灵之所想。 如果我是个用画笔的画家，无疑我会努力把我的心灵十分活跃的那个时期的幻象和创造永远记录下来。但画笔不是我能使唤的工具。我有的只是字句和韵律，而且我也没有学会用它们写出力作，颜料常越出界限。可是，就像第一次用画箱的年轻人那样，我整天用我新生青春的色彩缤纷的幻想来涂抹。如果现在用我二十二岁时的眼光来看这些画，即使画面粗糙，色调模糊，仍能看出它们的一些特色。 我说过，开始我文学生涯的第一本书在我写完《晨歌》时结束。同样的主题这时用不同的表现形式继续着。我深信，这本书开始的许多页是没有价值的。在安排新的开端的进程中，像多余的序言似的，许多东西得好好考虑。如果它们是树叶的话，它们就会及时地飘落。不幸的是，书页不再需要的时候，却仍然牢牢地粘在一起。这些诗的特征是，即使对细小的事物也密切注意。《画与歌》抓住一切机会表现它们的重要性，用来自内心的感情描绘它们。 或者，更确切地说，还不是这样，当心弦与天地万物协调的时候，宇宙的歌声时时刻刻都能唤起它的共振。正因为这乐声发自内心，因此，在作家眼里，没有什么东西是细小不足道的了。我眼睛所看到的任何东西都能在我的心里找到响应。正如孩子一样，他们能够玩沙子，玩石头，玩贝壳，或玩他们能到手的任何东西（因为他们心里有游戏的精神），当我们心里充满青春的歌声时候，我们也能知道宇宙这架竖琴把它各种音调的琴弦伸向四面八方。 近在咫尺的事物能像别的东西那样为我们伴奏，没有必要往远处去寻觅。 在《画与歌》和《升号与降号》之间，突然有一种叫《少年儿童》的儿童杂志出版，它的活动时期不长，像一年生植物。我二嫂觉得孩子们需要一本有插图的杂志。她的意思是，家里的年轻人要替它写稿，但她觉得这还不够，就亲自当它的编辑，请我帮忙，多多写稿。 《少年儿童》出版一两期后，我去德奥古尔拜望拉杰纳伦先生。回来时火车很挤，我只能找到一张上面的灯没有罩子的卧铺，因此我不能入眠。我想我正好乘机为《少年儿童》想一个故事。不管我怎么努力想抓住它，它还是躲开我，倒是睡眠前来救了我。我在梦里看见一座庙宇的石头台阶上沾满了牺牲的鲜血，——一个小女孩和她的父亲站在那里，女孩用怜悯的声音问父亲：“爸爸，这是什么，为什么到处是血？” 心里已经感动的父亲，故意装出粗暴的样子使她不再询问。我醒来时觉得我已得到我的故事。我有许多这样得自梦境的故事和作品。我把这段梦的插曲放进蒂佩拉国王戈宾达·马尼克耶的编年史中，用它写成一篇短篇小说《贤哲王》，在《少年儿童》上连载。 那些日子过得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尤其是没有什么事急于通过我的生活或作品表达。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还没有加入旅行者的一伙，仅是从我的路边窗子里观望的一个看客。我看见很多人为自己的事务匆匆奔走。春季、秋季、雨季不时地自动进来同我相处一阵。 但我并不仅仅同季节打交道。有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人，他们像船儿似的漂离停泊的地方，有时就漂到了我的小屋子里来。其中有些人想利用我的缺乏经验想出种种特别的方法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其实他们为了使我上当是无须这样煞费苦心的。那时我涉世未深，自己的需要又很少，而且我还没有这点聪明能辨别信仰的好坏。我常想，我把学费资助了这样一些大学生，他们的学费像他们没有读过的书那样多。 有一次，一个长头发的青年送来一封他虚构的姐姐给我的信，信里她请我保护她这个受继母虐待的兄弟，继母像她本人一样也是虚构的。这个兄弟实有其人，显然这就够了。但对我来说，那位姐姐的信就像找一个神枪手去打一只不会飞的鸟那样没有必要。 另一个年轻人来对我说，他一直为能成为文学士而读书，但他现在脑子有病，不能去参加考试了。我为他忧虑，但我对医学或任何科学都一无所知，我不知怎么替他出主意。但他接着说，他在梦里看见我的妻子在前世是他的母亲，若是他能喝点我妻子的脚碰过的水，他就能痊愈。“也许你不信这类事吧，”他最后笑笑说。我说，我信不信没有关系，只要他认为他能痊愈就可以随意喝。说完我给他一小瓶说是由我的妻子的脚碰过的水。他说他觉得好多了。由于进化的自然规律，他从水发展到了固体食物。后来他在我屋子的一隅住下，开始和他的友人举行烟会，最后我不得不从烟雾弥漫的空气中逃走。他无疑逐渐证明，他的脑子可能有病，却肯定并不衰弱。 在我仍在相信前生的孩子时，这次事件之后还经历了很多考验。我的名声一定已传扬开去，因为我以后收到一封“女儿”的来信，可是这一次我客气地但却坚定地煞车了。 整个这段时期，我和斯里什·昌德拉·马祖姆达先生的友谊迅速成熟。每夜他和普里亚先生总到我的小屋子里来，我们讨论文学和音乐直到深夜。有时一整天就这样度过。事实是，我自己还没有塑造、培养成坚定明确的个性，因此我的生命像一片秋天的云彩那样轻舒地飘逝。 这时我开始认识班吉姆先生。我第一次看见他已是很久以前的事。那时加尔各答大学的老同学举行年会，昌德拉纳特先生是年会的主要人物。也许他抱着一种希望：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我能有资格成为其中的一员；不管怎样，他要我在年会上朗读一首诗。昌德拉纳特先生当时还很年轻。我记得他把一首尚武的德语诗译成英语准备在那天亲自朗诵给我们听。战士诗人对他亲密的佩剑的歌颂有时可能是他心爱的一首诗，这能使读者相信，甚至连昌德拉纳特先生也有过年轻的时候；而且，那些时候的确是不寻常的。 我在大学生年会拥挤的人群中徘徊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位在任何人群中都会被人注意的与众不同的人物，立刻感到惊讶。他魁伟白皙的容貌发出一种很惊人的光辉，我不禁急于想知道他——他是那天唯一的一个我想知道姓名的人。当我知道他就是班吉姆先生时，我更惊讶了。我觉得他的外貌和他的作品一样地卓越不凡，真是非常奇怪的巧合。他的尖尖的鹰钩鼻，他的紧闭的嘴唇，他的锐利的目光，都表示他有无限的力量。他高出于拥挤的人群，两手交叉在胸前，旁若无人地走动的样子——更使我对他感到惊异。他不仅像一个智力的巨人，他的额上还有真正王子的印记。 这次会上出现的一件小事一直深印在我的心里。一位潘笛特在一间屋子里朗诵他自己用梵文写的诗，并用孟加拉文向听众解释。有一个典故不十分粗鲁，却有点庸俗。当这位潘笛特对它进行解释的时候，班吉姆先生双手捂着脸，匆匆离开屋子。我正站在门边，至今我仍能看见他蜷缩着身子退走的样子。 这次会议后我常想见到他，但总没有机会。终于有一天，他那时在豪拉当代理法官，我斗胆去拜望他。我们会面了，我尽力谈话得体。但我回到家里的时候不知为何总觉得很羞愧，仿佛我这种未被邀请不经介绍贸然前去看他，像个不懂礼貌的唐突的年轻人。 后来我大了几岁的时候，获得了当代最年轻的作家的身分；但根据我的成就我将处在什么地位，当时尚并未确定。我所得到的声望是掺杂许多问题的，甚至有不少姑息宽容的成分。孟加拉当时时兴给每个文人一个与西方某作家相类似的地位。于是，这个是孟加拉的拜论，那个是爱默生等等。有人称我为孟加拉的雪莱。这是对雪莱的侮辱，反而很可能使我成为笑柄。 我的公认的绰号是大舌头诗人。我的成就很小，生活知识贫乏，在我的诗歌和散文中，感情超过了内容。因此诗文中没有什么可使人们大胆颂扬的东西。我的服装和举止都同样反常。我蓄着长发，可能一味追求像个标准的诗人。总之，我行动古怪，不能像普通人似的适应日常生活。 这时阿克谢·萨卡先生已开始出版《新生》月刊，我有时向它投稿。班吉姆先生刚停办他编辑的《孟加拉大观》，正忙于宗教性的讨论，为此他开始出版《传道士》月刊。我也给它写过一两首歌曲和一篇热情称道毗湿奴派抒情诗的论文。 我现在开始经常见到班吉姆先生了。他那时住在巴巴尼·杜德住的那条街上。不错，我常去看他，但我们谈话不多。 那时我还是倾听而不是说话的年龄。我热烈希望我们能进行一次讨论。但我缺乏自信的感觉压倒了我想谈话的动力。有几次桑吉布①先生在那里，他斜倚在靠枕上。见到他使我高兴，因为他是个和蔼的人。他喜欢说话，听他说话也使人高兴。读过他的散文的人一定会注意到，他的散文像流水一样欢乐轻快，就像他的十分活泼的谈话。具有这种谈话才能的人很少，而具有把它写成文字这种艺术的人就更少了。 这时正是潘笛特萨沙达尔出名的时候。我是从班吉姆先生那里第一次听到他的。如果我没有记错，他也是班吉姆先生负责介绍给大家的。正统印度教徒想借西方科学的力量以①班吉姆先生的弟弟。——译者恢复印度教威信的古怪企图不久遍及全国。通神学前些时候已为这一运动打下了基础。班吉姆先生从未完全参与这一教派。在《传道士》上发表的他的解释印度教教义的文章里，也看不出有萨沙达尔的影子——这是不可能的。 这时我从我蛰居的一隅走到外面，这可以从我为这场争论写的稿子里看出来。其中有些是讽刺诗，有些是滑稽剧，还有一些给报纸的信。我就这样从感情的领域下到斗技场上，开始直接地认真地战斗起来。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我不巧和班吉姆先生起了冲突。这场冲突的经过记载在当时的《传道士》和《婆罗蒂》上，没有必要在这儿重复。结束这场不和时，班吉姆先生给我写了一封信，不幸我把信丢了。要是这信能在这里展示，读者就可以看到，班吉姆先生是如何无比大度地拔掉这段不幸插曲的刺。 受了一张报纸广告的引诱，我哥哥乔提任德拉一天下午到拍卖行去，回来时告诉我们，他花七千卢比买了一艘废船；现在只要装配一台发动机和几间舱房，它就是一艘完美无缺的轮船了。 哥哥一定以为，我们的同胞只会使用舌头和笔，却连一家轮船公司都没有，真是莫大的耻辱。我前面说过，他曾经企图为国家制造火柴，但没有能使火柴划着的磨擦材料。他也想使动力织机运转，但在他的种种艰苦努力之后，织机只生产了一小块土里土气的毛巾就停止转动。现在他想看到印度的轮船在水里行驶，就买下一条空旧的废船，这条船在一定时间内装配完备，不仅添置了发动机和舱房，还要加上他的损失和破产。 但我们应该记住，由于他的努力而招致的一切损失和苦难，落在他一人身上，而获得的经验却留给全国。正是这些不会计算、不善经营的人物才使国家的商业园地充满他们的活动。 虽然潮水的落和它的涨一样快，它却留下肥沃淤泥使土地增多了养分。当收获季节到来的时候，没有人再想到这些拓荒者。但这些在活着时心甘情愿地以他们的一切作为赌注而损失的人，不会在死后去关注这种被忘却的又一损失。 一边是欧洲轮船公司，一边是哥哥乔提任德拉一个人；这场商业船队的战争如何可怕地扩大，库尔纳和巴里萨尔两地居民至今记忆犹新。在竞争的压力下，轮船一艘艘增加，亏损越来越大，而收入却逐渐减少，终于到了连印船票都不合算了。库尔纳和巴里萨尔间的轮船交通的黄金时代出现了。乘客不仅坐船不用花钱，还免费享受格拉蒂①，成立了一队志愿军，他们举着旗，唱着爱国歌曲，使乘客列队走向印度轮船公司。因此，尽管乘客并不缺乏，其他各种缺乏却迅速增加。 爱国的热情是永远不能影响数学的；当狂热的火焰随着爱国歌曲的调子越燃越高的时候，在资产负债表上的亏损栏里，三乘三永远还是九。①一种甜点心。——译者不会经营的人常常被一种不幸纠缠着，也就是说，他们自己像一本打开的书那样容易让人看得清楚，但却从不学习去懂得别人的品质。而要明白自己的这个弱点，就要花费他们一生的时间和所有的财力。因此，经验决不会使他们有得益的机会。当乘客有免费的茶点，工作人员也没有挨饿的迹象时，哥哥的最大收获仍然是破产，但他却十分勇敢地从容对付。 每天来自战场的胜败战报使我们处于极为兴奋的状态。 终于有一天传来消息，“斯瓦德什”号轮船撞在豪拉桥上沉没了。这一最后损失完全超出哥哥的财产所能承受的限度，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停止经营。 这时死神出现在我们的家里。以前我还从未与死神迎面相遇过。我母亲死的时候，我还很小。她病了很久，我们甚至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转为不治之症的。她一直同我们住在一间屋子里，她单独睡一张床。后来在她生病期间，要她坐船在河上旅行了一次，回来时，为她在内院三楼准备了一间屋子。 她死去的那个晚上，我们在楼下自己的屋子里睡得很熟。 我说不出是什么时候，我们的老保姆哭着跑来叫着说，“啊唷，我的小家伙啊，你们一切都完了！”我的嫂嫂呵责她，把她带走，不让我们在深夜突然受惊。她的话使我从熟睡中醒来，我觉得我的心发沉，但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早晨我们被告知她死了时，我还不明白她的死对我意味着什么。 我们走出屋子到走廊上时，看见母亲被放在庭院里一张床上。从她的脸上看不出一点死亡的可怖。死神在那天晨光中给人的印象，犹如安谧平静的睡眠一样可爱。生与死的悬殊我们还没有清楚地理解。 直到她的尸体被抬出大门，我们随着行列前往火葬场，想到母亲再也不会从这道门回来，重新像往常那样处理家务的时候，我心里才掠过一阵悲痛。白天消逝，我们从火葬场回来，走进我们那条胡同，这时我抬头看看我们家三楼上父亲住的那间屋子。他仍然在前面走廊上静坐祈祷。 家里最小的嫂嫂照管我们这些失去母亲的小家伙。她亲自照料我们的饮食衣着以及其他一切需要，常常接近我们，好让我们不太强烈地感到损失。生活的特性之一是有力量医治不可挽救的损失，忘却无法补偿的东西。而在生命的早期，这力量最强烈，因此，任何打击不会伤人太深，任何创伤也不会永远留在心里。因而死神落在我们头上的第一个阴影并没有留下黑暗；它只是像影子一样，悄悄地来，又悄悄地离去。 在我生命稍后的时期，春天刚来的时候，我把一把半开的茉莉花扎在头巾的一角，像野猫一样到处漫游。这时候，当我的面额触摩那柔软的圆圆的顶端渐渐尖细的花蕾时，我回忆起母亲手指的触摩，于是我清楚地意识到，逗留在那些可爱的指尖上的温柔，恰如这每天开放的纯洁的茉莉花蕾一样，不管我们知不知道这一点，这种温柔在大地上是无限量的。 在二十四岁那年，我和死神的相识历久难忘①。它的打击随着每一次丧事而不断加重。 泪链也不断地延长，童年生活的轻快能从最大的不幸中溜走，但成年人想逃避不幸却不那么容易，我的心只有完全承受那一天的打击。 我还没有想过，在生活的悲欢的完整行列中会出现裂隙。 因此我看不见未来的东西，我所接受的目前的生活就是我的一切的一切。当死神突然走来，一瞬间在它似乎绝佳的构造中露出一个豁口时，我完全不知所措了。周围的一切：树木、流水、日月星辰，依然像先前那样真实；但那个确确实实存在的人，那个在各方面都同我的生活与身心有联系，对我来说更为真实的人，转眼之间却像一个梦一样消逝了。当我环顾四周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切是多么难以理解、自相矛盾啊！ 我到底怎么才能使这种存在与消失相协调呢？ 虽然时间不停地过去，这个豁口对我显露的可怖黑暗却继续日夜吸引着我。我不时回来站在那里向它凝视，想知道在那离去的地方还留下了什么。我们不能使自己相信空虚；不存在的东西是不真实的；而虚假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因此我们想在看不见什么东西的地方去寻找什么的努力是不会停止的。 像一株被黑暗包围的幼小植物踮着脚摸索着伸向光明一样，当死神突然之间把否定的黑暗投在我心灵的周围时，我也尽力要伸向肯定的光明。在黑暗阻止我们寻找道路走出黑①指作者五嫂伽登帕莉·代维的死。作者对她十分敬爱，因为作者母亲死后就是由她照料他的一切。——译者暗时，有哪种悲痛能与之相比呢？ 但是在这不堪忍受的悲伤之中，欢乐的火花似乎不时地在我心里闪烁，在某种程度上，这使我很惊奇。生命并非坚固永久的东西，它本身就是一个悲讯，这使我沉重的心情有所减轻。我们不是永远囚在生活的牢固石墙里的犯人，这想法总是不知不觉地在快乐的急流中最先出现。我不得不放弃我所拥有的东西——这是使我苦恼的损失感，但当我同时用获得的解放的观点来看，我心里就觉得很宁静了。 到处弥漫的人世间生存的压力以生死的均衡使自己保持平稳，因此才没有把我们压垮，不可反抗的生命力的可怕重量不是我们必须忍受的——这一真理那天像奇妙的上天的启示那样突然在我心里出现。 由于对人世生活的吸引力的淡漠，自然美对我有了更深的意义。死神给了我正确观察事物相互关系的能力，使我得以理解世界在它的极美中的情况。因此当我看见以死神为背景的宇宙之画时，我感到了它的魅力。 这时，我思想上行动上的古怪疾病又发作了。要我服从当时的风气，仿佛它们是严肃纯真的重要东西，不禁使我好笑。我不能认真接受。停下来考虑一下别人会怎么看我，我心里完全没有这种负担。我常上身披一条粗布床单，脚上穿一双拖鞋，去上流社会人物常去的书店。不论天气冷热或是否下雨，我总是睡在三楼的凉台上。在那里，星星和我可以彼此凝视，也不会失去欢迎曙光的时间。 这种情况和任何苦行的想法开关。它更像是一种假日的狂欢，因为我发现拿着笞杖的教师生活并不是真实的，因而就从不足道的校规中解放出来了。如果我们在一天晴朗的早晨醒来，觉察地心吸力减少到了一点儿，难道我们还会拘谨地在公路上行走？我们不会变更一下，从多层的高楼上跳跃而过？或在遇到纪念物的时候，不必麻烦地绕行，就从它上面飞过去吗？这就是一旦世俗生活的重担不再妨碍我两腿的时候，我再也不能固守习俗的通常程序了。 在夜的黑暗中，我独自一人在凉台上摸索着，像一个瞎子似的想在死神的黑色石门上找到一个图案或记号。当曙光落在我那张挂帐子的床上使我醒来睁开眼睛时，我觉得四周的云雾散开了；雾霭消失，山河林木的景色历历在目，于是露水湿润的人世生活的图画在我面前展开，仿佛变成新的，十分美丽。 根据印度历书，每一年都由某个星宿统治。因此我发现，在生命的每个阶段，某一段时间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当我回顾我童年生活的时候，我最能回忆起下雨的日子。被狂风驱赶的大雨淹没有了凉台的地面。通向屋子的一排房门都关上了。佩里，那个帮厨的老女仆，正从菜场回来，她的菜篮里装满了蔬菜，郯着泥浆吃力地一步步走着，浑身都被雨淋透了。我会无缘无故欣喜若狂地冲到凉台上来回奔跑。 有件事也回到我的心里：在学校里，我们班在一间用席子当外面隔板的柱廊里上课；浓云从下午就不停地密集，这时已堆积起来布满了天空。当我们抬头观看时，如注的雨点密密麻麻地直浇下来；不时传来轰隆隆轰隆隆的雷声；仿佛有一个疯婆子在用她闪电的指甲把天空撕开。席墙在阵阵狂风的劲吹下哆嗦着，像要被风刮倒似的，因为晦暗，我们简直不能看书了。先生让我们合上书本，我们于是不停地摆动我们耷拉着的腿，任凭暴风雨为我们欢闹吼叫；我的心立刻越过遥远的漫无边际的荒野，就是童话里的王子走过的那片荒野。 我还记得斯拉万月①深夜。淅沥的雨声，摸索着钻进我睡眠的间隙，在里面制造一种比最深的酣睡更深的欢乐的宁静。而在不时醒来的时候，我祈祷：到早晨还能看见雨继续下着，我们的胡同被水淹了，水浸到洗澡水塘的最后一级台阶。 但在我刚告诉过你们的那个年龄，登上宝座的无疑是秋季。能看到它的生活在阿斯温月②清澈明朗的悠闲中展开。从外面带露的鲜绿中柔和地以射出来的溶金般的秋阳下，我在凉台上来回踱着，用乔吉亚调写了一首歌： 秋天的白昼渐渐过去，家里的钟敲了十二下，中午，调式变了，我心里仍充满了音乐，没有空闲想到工作或责任；我于是唱道：①②印度历六月，相当于九、十月之间，这时孟加拉开始放长假。——译者印度历五月，相当于七、八月之间，是雨季的顶点。 闲的游戏？ 下午，我躺在铺在我小屋子里地上的白漆布上，拿着一本画册想画画，——决不是努力寻求画的灵感，只是想画点什么消遣而已。最重要的部分都留在我的心里了，没有一笔画在纸上。这时，晴朗的秋日下午透过加尔各答这间小屋的四壁，仿佛它是一只酒杯，在里面斟满金色的醇酒。 不知什么原因，我在那段时间所有的日子里所看到的，仿佛都是透过这秋天的苍穹，这秋天的阳光——为农民催熟庄稼那样催熟我的诗歌的秋天；以灿烂的光辉装满我悠闲的谷仓的秋天；以莫名其妙的欢乐写成诗歌或故事，使我的无忧无虑的心得以溢满的秋天。 在童年时期的雨季和青年时期的秋季这二者之间，我看到的巨大区别在于，前者是把我密密地包围起来的外界的自然，以它的众多的剧团，以它的五光十色的扮相，以它的混合曲不断地给我欢乐；而在秋天明朗的阳光下发生的欢乐，是在人的本身。乌云和日光的嬉戏被放到幕后，苦乐的低语却占有了心田。是我们的凝视将沉思的色彩给予秋空的蔚蓝，是人类的思慕将伤心给予微风的气息。 我的诗歌这时到达人类的居处。在这里不拘礼节的来往是不被允许的。门后有门，室内有室。有多少次我们只是看一眼窗内的灯光就回来了，只有宫内的管乐声在我的耳中萦绕！ 心必须以心相待，愿望只能和愿望达成协议，要经过许多曲折的障碍，合作才能实现。生活的喷泉冲进这些障碍时，在笑与泪中溅得泡沫四溢，欢舞旋转着流过我们不知其流向的一个个漩涡。 《升号与降号》是人类在居处前街上唱的一首小夜曲，是请求入场的恳求，是那座神秘房子里的一块地方。 我希望居住在永生的人类生活中。 这是个人对宇宙生活的祈祷。 我第二次动身去英国的时候，在船上认识了阿苏托什·乔德胡里。他刚获得加尔各答大学文学硕士学位，目前是去英国加入律师界。我们只是从加尔各答到马德拉斯的几天内一起在船上，但十分清楚，友谊的深厚并不有赖于相识的久长。在这短短的几天里，他心地的纯朴吸引了我，使以前我们从未相识的空隙似乎被我们的友谊永远填补起来了。 阿苏托什从英国回来时，成了我们中间的一个①。他直到那时还没有时间或机会突破他的职业用以包围他的一切障碍。所以他还没有完全陷在里面。他的当事人的钱包尚未充分松开捆着他们金币的绳子。阿苏托什还是一个从各种文学园地里热心采集蜂蜜的人。那时渗透他的身心的文学风气一①指他娶了作者的侄女普拉蒂巴。——译者点没有图书馆里的摩洛哥山羊皮的霉味，而是有一种来自海外的不知名的异国植物的芬芳。在他的邀请下，我于春季在那些遥远的森林里度过许多欢乐的时光。 他特别喜爱法国文学的风味。我那时已在写后来出版时名为《升号与降号》的诗，阿苏托什能够辨认我的许多诗歌和他知道的法国古诗的相似之处。他认为，所有这些诗歌中的共同要素是人世生活的欢乐对诗人的吸引，而这一点在它们的每一首诗歌中都有不同的表现。 进入这一更广大的人生未能实现的愿望是它们的全部基调。 阿苏托什说，“我一定要替你安排这些诗的出版事宜，”因此这任务就委托给了他。他认为以“这个世界是甜柔的”开头的那首诗是全组的主音，所以把它放在这本书的最前面。 阿苏托什可能是很对的。在我的童年，我被限制在家庭里，我只能用我的心从内院屋顶凉台围墙的孔隙里贪婪地凝视外面的丰富多彩的自然景色。在我的青年时期，人类世界同样对我产生强烈的吸引力。我那时也是它的一个旁观者，只是从路边向它看望。我的心好似站在河边，热烈地挥舞着手，向那朝着对岸破浪前进的船夫呼喊，因为生命渴望走上生活的旅程。 有人说，我的特别孤立的社会环境是阻止我进入人世生活中心的栅栏，这是不正确的。 我看不出我同胞中那些毕生处于社会活动激流里的人，能比我有更多的生活亲切感。我国的生活有它的高堤，有它的阶梯，在它的黑水中有古树的浓荫，而在它高高的树枝中，杜鹃唱着令人陶醉的古老的歌，然而它仍是一片死水。哪里是它的激流？哪里是它的波涛？什么时候大海的高潮才汹涌地冲来？ 那时我是否曾从我们胡同对面的邻居那里听到凯歌的回声呢，就是那河水随之涨落，一浪又一浪地穿过石墙朝着大海流去的凯歌的回声？没有！我的孤独生活之所以令人苦闷，就是因为没有人请我到庆祝人生节日的地方去。 倘若人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浑浑噩噩地过着逸乐懒散的日子，他会感到无比沮丧，因为这样他就会完全丧失社交生活。我痛苦地竭力想摆脱的就是这种沮丧。我的心拒绝响应那些日子的政治运动的廉价兴奋剂，它们仿佛缺少民族意识的一切力量，由于它们对国家的完全无知，对祖国的真诚服务极端漠视。我为自己的无比急躁、为对自己及自己周围一切无法忍受的不满感到苦恼。我对自己说，我倒很希望成为一个阿拉伯的贝都因人！ 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对狂欢的自由生活的运转和喧闹从未停止的时候，我们却像求乞的少女站在外面眼巴巴地看着。我们什么时候才有所需的金钱把自己打扮一番前去参加呢？在一个分裂的精神处于绝对优势、无数的小圈子把人们分开的国家里，这种对更为广国的人世生活的渴望必然无法得到满足。 我在青年时期对人世也怀着这样一种思慕，正像我在童年时站在仆人用粉笔画的圆圈里向往外面的自然界一样。它显得多么珍贵，多么遥远，多么难以到达啊！但如果我们不能跟它接触，如果没有风能从它那里吹来，没有水能从它那里流来，如果那里没有路可以让旅人自由来往，那么在我们四周堆积起来的死亡的东西绝对无法清除，反而会愈堆愈高，直到把一切生命都闷死。 在雨季，只有乌云和大雨。在秋季，天空中却有光和影的游戏，但这并不能完全吸引人，因为田地里还有五谷丰收的希望。我的诗歌生涯也是如此，当雨季占优势的时候，我只有像狂风暴雨般袭来的毫无实际内容的幻想：我的语调是模糊的，我的诗句是狂热的。但在我的秋季的《升号与降号》里，不但空中有云的影响的游戏，也能看到五谷破土生长。于是，在与现实世界的交往中，言语和韵律都企图达到明确和形式的变化多端。 就这样我的另一本书结束了。内外亲疏结合在一起的日子日益接近我的生活。我生命的旅程现在得通过人类的居处完成。因此，我在旅途中遇到的善恶悲欢，不能像绘画似的可以任人轻快地欣赏，什么样的成败得失、不和与一致正在那里发生啊！ 我无力展示和表现那最好的艺术，我生活的“向导”就是愉快地用它领着我跨越生活的一切障碍、敌视和曲折，向着实现它的最深的意义前进的。如果我不能说清这一企图的所有神秘性，那不论我想表示什么，无非是每一步都误入歧途。分析肖像只能得到它的尘土，不能得到艺术家的欢乐。 就这样，我把我的读者陪到内殿的门前，请允许我在此向他们告别。 （《回忆录》与金克木译的《我的童年》合为《回忆录：附〈我的童年〉》，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４月出版。） 正文 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二十日一早，从广播里听到了我国男女乒乓球队双双获得第二十八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团体冠军的消息！这个巨大的胜利，似乎是我们意料之中的，我却依然从心坎深处涌起了无边的自豪与喜悦，这是中国男女乒乓球运动员技术过硬的胜利，也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一阵欣喜的浪潮过后，跟着卷来的是一浪一浪的说不尽的回忆与感想。我国乒乓球队在锦标赛中获得的胜利——尤其是女队的胜利——和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战线上的胜利一样，对于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每一个胜利都是奇迹。追流溯源，每一个奇迹的创造者，都是最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就拿体育运动来说吧，解放以前，在三座大山的重压之下，体育运动不但没有得到重视，而且受着说不尽的藐视与摧残。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生活和前途都没有丝毫的保障，其屈辱痛苦的遭遇，比之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运动员们，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国际运动场上，不但从来没有升起过中国的国旗，连前几名也提不上。这些黑暗的情形，体育界的老人们，讲的会更沉痛，更清楚，用不着我多说了。 春雷一声，新中国成立，日月换了新天。在万千翻天覆地的变化之中，体育运动也是变化中之一，党和政府给我们的运动员们以技术和业务上应有尽有的条件，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还有最重要的，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了这些年轻人。使他们彻底地了解技术和业务固然是重要的，必须勤学苦练；但是他们更知道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技术和业务是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的，没有可靠的政治保证和政治基础，技术和业务就不能巩固和不断前进。徐寅生同志的《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讲话，就是党的教育和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成果。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使得我们的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心怀祖国，放眼世界，斗志昂扬，勇敢沉着，不骄不馁，打出高水平，打出高风格。特别是在本届锦标赛中，中国女子乒乓球队的优异成绩，使得她们从二十六届的亚军，二十七届的第三名，一跃而为世界冠军！她们为祖国增了光，也为祖国的妇女增了光！ 我们不但要衷心地向她们祝贺，而且要虚心地向她们学习，在这场锦标赛还未结束之际，我们谨以洋溢的敬佩喜悦的心情，祝她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本篇最初发表于《体育报》１９６５年４月２１日。） 正文 《马亨德拉诗抄》 〔尼泊尔〕马亨德拉·比尔·比拉克姆·沙阿① 永远前进，勇士们寸土不让；你们是尼泊尔勇敢的儿子，尼泊尔是你们生长的地方。让敌人的弯刀和刺剑这将是你们面临的一切，如果你们真是勇敢与坚强。你们的公民权利，①马亨德拉，比尔·比拉克姆·沙阿，尼泊尔国王。你们也不必惧怕，真理在你们这边。你们永远凛然前进，不论是什么种姓，什么信仰，你们都是从这块土地出生。长久地痛哭与哀号母亲说：“这些不是我的儿女——“他们是这样、这样地悬殊。” “有的又在穷困匍匐；“我真不忍举目细看，“他们是这样、这样地悬殊。” “有的又是遍体绫罗；“我不能看着，”母亲说，“他们是这样、这样地悬殊。” “他们有的住着豪华的城堡，“有的就蜷伏在卑陋的棚窝；“我不忍看到我的儿女，“他们是这样、这样地悬殊。”你是宇宙的精英你无所不在；像众生的生命一般，你无所不在。 宝石的华光；你藏在颗颗水珠里，汇成大海汪洋。 呈现在条条光线里；你是使风流动围绕天空的大气。生命既然是欢笑和眼泪合成，就有勇气去迎接爱情的巨变。 沙子细细长流；不必担忧，“希望”在我们这头。 献给朋友，一旦需要，牺牲的热血我们也有。夏天烈日底下湿季风暴中间，月光被云遮住，只靠星灯引路，我一定到你这儿来，我爱；我决不负约。 准备迎接夏天的雷电，穿过障碍无数，只有电光引路，我一定到你这儿来，我爱；我决不负约。 也许遇到死亡，我决不后退一步；勇敢做灯给我引路，我一定到你这儿来，我爱；我决不负约。我来到你的庙里，我主只怀着一片虔诚；空着双手，我却寻找安宁，我来了，我寻求，我得到了。 一杯净水，只带来满眶涌流的眼泪。 蜡烛和香花；我双手空空，把灵魂放在你的脚下。 布施金币和银钱，我却献上——原是你自己的我这烦恼孤凄的生命。青鸟归来她的一言半语；我为她寂寞凄凉，眼看着望绝心死。 只听见鸟儿啾啾唧唧，这也提不起我一点精神，只因没得到她一丝消息。 火焰般辉煌璀璨；这景色也不能引我凝眸，当我等待她消息的时候。 乌云带雨，横空渡过无际的苍穹；这景色也不能引我凝眸，当我等待她消息的时候。 两两三三地露现，我无情无绪欲数还休，当我等待她消息的时候。 何等地甜蜜！何等地轻柔！ 这也解不了我心里的忧愁，当我等待她消息的时候。 等着听她足音的回响，在黑夜万静之中——我的等待却又落空……落空。 谁又能给我慰藉，分忧——只有你——可是你又住在遥远的地方离着忧伤的我，很远——很远。 只因我们在同一块土地上出生只因我们在同一块土地上出生，我们就有着同样的命运；如果同样的血液在我们血管里奔流，还有谁来相歌颂或是嘲笑？ 对死去的人儿却都是一样；让我们对着共同的仇雠贫困，直战到最后的壕沟。 我们将同样地分担，我们将一同工作一同死，为着给我们生命的家邦。 我们将永不退缩，永不惧怕。 我们将像一个人似地站起，来保卫我们的亲朋，生活和土地。 即使健在，虽生犹死；热爱祖国辛勤劳动的人——即使长逝，虽死犹生。只要我们还有一双手臂为什么要乞求别人的帮助？ 我们凭着自己的勇敢和坚毅来建设祖国，为祖国服务。 我们自己，都很贫乏穷困；但我们是大地的自豪的儿子；我们的财富是——勇敢和劳动。 那又有什么关系！ 我们仅有的财富是日月旗下的一双双手臂。 这对我们并不合适；只有我们欠着的慈母深恩，我们却永远不会忘记。 我们要饱啖自己栽种的果实，不管它是甜还是酸；我们宁愿在自己土地上吃苦，决不去追求异国的狂欢。 呵，不要从这块土地上迁走惹得母亲哭泣；不要因为一时的自骗自欺，忘掉了你生长之地。 来减轻慈母的忧伤；用你辛勤劳动的果实，来报答慈母的深恩。 你会吸尽国家的精力；不要扯下自由的旌旗，去寻求自己的利益。 自豪地看着人世；你的任务是自力更生，来保卫她的权利。 不要让忧伤和失望，来扰乱慈母的心胸；让我们把国旗高高举起，直举上辽阔的天空。尼泊尔，我的母亲请你不要颦蹙！ 请你不要心焦！ 我们将点起进步之灯来把你的慈颜照耀——我们一定要，我们一定要！ 南至印度，北至喜马拉雅！ 我们将点起进步之灯来把你的慈颜照耀——我们一定要，我们一定要！ 下到低湿平原；我们将筑起一条通路！ 我们将点起进步之灯来把你的慈颜照耀——我们一定要，我们一定要！ 挥舞着不是没有目的——为要击倒我们的仇敌！ 我们将点起进步之灯来把你的慈颜照耀——我们一定要，我们一定要！ 我们永远相爱相亲；我们将拉紧每一缕神经，来点起进步之灯把你的慈颜照耀——我们一定要，我们一定要！ 你有万万千千的儿女齐步前奔，来点起进步之灯把你的慈颜照耀——我们一定要，我们一定要！ 一旦国家需要，那就是只有前进，没有后退——来保卫你和我们自己，来点起进步之灯把你的慈颜照耀——我们一定要，我们一定要！我们是尼泊尔人任何事物都不能阻止我们上升；当我们国家最最需要的时候我们准备献上自己的生命。 我们自己生长的地方；任何压力都不能阻止我们的力量强上加强。 洒尽最后一滴血珠；我们也不辞辛苦流汗为自己的土地服务。 我们曾因无知不识，没能团结起各个阶层；如今懂得了团结的意义，我们决不再踌躇不前。 我们也决不再受花言巧语的欺骗。 上升上升永远上升。 尼泊尔人珍爱他的祖国远远胜过自己的生命；他定将竭尽全力把日月旗帜高升这在我都算容易去忘掉尘世和我自己，无端和你在流泉畔相逢，却使我永世也难忘记。 晨辉闪射着红尘，你抱着罐儿匆匆走过，你眼边抹着淡淡的黛青。 晶莹的露珠还在你鬓边古兰斯花上闪烁，当你走过，乱发里颤摇着散垂的璎珞。 裹在飘扬的衣褶里，年青的脸上温柔地罩着一层贞静的轻纱。 穿的是朴素自织的东西——那风韵？可真是难描难画！ 她就是一个纯全的尼泊尔女儿！既然有生就不能逃死，你无法追回那失去的日子。 必须坚持丢弃把今天的事情推到明天的恶习。 今天把祖国建造；光阴一去不复回，以后的事情没人知道。 好好关怀国家的团结；别做个无用的担负——别成为母亲的诅咒。 忠实、及时，把工作做好；努力在生活里学习，以不朽的荣名为宝。今日清晨我忽然惊起；昨夜梦里我写下了这首诗。 我们将一同登上喜马拉雅的顶峰，花环系住我们的手臂，我们在一起游戏。 天堂般的土地；我们将用月光洗去我们的足迹。 有流萤给我们作伴，我们将应和着蟋蟀的调儿歌唱。 身边的任何食粮；我们将一同喝着喜马拉雅的清泉。 喜马拉雅的山边，草地作为床铺，被窝就是青天。 我们将带着微笑，来维护我们创造的天地；我们将尽情享受我们在世上增添的寿纪。她不是一个脂粉香娃也不是模特儿披着轻纱，她是自然女儿的典型一种，在尼泊尔的大地上开花。 在茅舍的小门边，她轻快地揉着眼睛，她尽情地欠伸欠伸。 她的双唇自然润红；她的头发承受着阳光，当她尽情地欠伸的时候。 珠环挂在她的颈上；她完全是个尼泊尔的姑娘，当她尽情地欠伸的时候。 露珠儿抱住水仙花不放，水仙花还插在她的头上；她修饰好她黑长的头发，她又尽情地欠伸欠伸。 正称她朴素的本国衣装，太阳给染上七彩的虹光当她尽情地欠伸的时候。 她脸上发出尼泊尔的容光；我惊醒瞥见了这个姑娘，当她尽情地欠伸的时候。玛答鼓儿频敲加速人的心跳，这时节，我瞥见了珷琪，一抹黛青在她的眼际。 邻鸡高唱，这时节，我瞥见了珷琪，在我心房的角落里。 花发青林，这时节，我瞥见了珷琪，在我心房的角落里。 不住树头歌唱，这时节，我瞥见了珷琪，在我心房的角落里。 奔下崖沿，这时节，我瞥见了珷琪，在我心房的角落里。 吹过宁静的黄昏，这时节，我瞥见了珷琪，在我心房的角落里。 照在我的脸上，这时节，我瞥见了珷琪，在我心房的角落里。 彻夜寂寞不宁，闲数天上星辰，这时节，我瞥见了珷琪，在我心房的角落里。 （《马亨德拉诗抄》，冰心、孙用译自尼泊尔加德满都１９６４年出版的英译本《收获诗钞》一书。作家出版社１９６５年５月出版。本卷只收冰心的译诗。） 正文 惊雷正在日本响起——评日本话剧团访华演出 再度访华的日本话剧团，以更壮大更严整的阵容，在首都北京和千千万万的观众见面了。在中国支持越南抗美爱国斗争运动风起云涌之际，日本话剧团——这一支站在日本反美斗争最前线的战斗友军的来到，是对中国人民的鼓舞和支持。 掌握着最尖锐有力的文艺战斗武器，由十五个剧团组成的日本话剧团，是以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和反对“日韩会谈”的示威游行的姿态，浩浩荡荡地进入北京市内的！他们和中国文艺工作者在一起，高举着旗帜、标语牌和巨幅彩色漫画，唱着高亢的革命歌曲，喊着激昂的反美口号，走在北京宽阔的大街上，引得无数的过往行人，和他们一同高呼拍手。 这夺人的先声，已经使北京的人民天天在翘盼着他们精彩的演出了。 他们带来的四个剧目有：《郡上农民起义》，《日本的幽灵》，《大年夜》和《竹子姑娘》，都是反映日本人民各个历史时期的生活和斗争的作品。我已经看到的是《郡上农民起义》这出激动人心的三幕历史剧。 十八世纪中叶，日本郡上地方一百三十村的农民，忍受不了横征暴敛和强制劳役，终于因着新立的“估产定租”这项最残酷的收租制度，而掀起了伟大的反抗斗争。这斗争继续了五年之久。中间，代表农民的村长们投降了，富农们掉队了，而广大贫苦农民却从失败的斗争中提高了阶级觉悟，而更加团结地坚持下去。这个坚持了五年的艰苦斗争，在江户时代的一千二百次的农民暴动之中，是一面突出的旗帜！ 在舞台上看到日本农民的形象，在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许许多多勤劳朴素、坚定勇敢的男女农民，从自己世世代代的切身的痛苦经验，用最直截了当的语言，说出了对于把农民看做“芝麻和农民越榨越出油”的反动统治阶级的痛恨，对于投降掉队的村长和富农们始而失望终而鄙夷，对于自己阶级弟兄姐妹又是那样地同情热爱，这一切都表现得十分生动，加以满台的蓑衣席旗——尤其是以“饿”字和“苦”字来做农民家徽的席旗，在深刻的痛苦中，还带着农民的活泼诙谐的意味——和蓬蓬的雄壮的鼓声，以及表现愤怒团结的整齐而有力的跳舞。这一切都把中国观众的心灵，带到二百年前藩镇统治下的郡上地方去了。我们和郡上农民一同望着眼前绿油油的稻田，因为这稻米暂时可以是自己的，而感到心里快乐。藩镇上面的幕府，因为同藩镇和农民都有矛盾，他们就一箭双雕地撤换了藩主也处决了农民领袖。当看到幕府这阴狠的毒手时，我们又和郡上农民一齐切齿痛恨。当关闭着农民起义领袖定次郎的囚笼，从山坡上徐徐抬下，大雪纷飞之中，许多披着蓑衣的农民，悲愤交集地向他围拢了来。须眉如戟、沉着勇毅的定次郎，从囚笼的孔隙里，射出炯炯愤怒的目光，看看他的战友以及母亲和妻女，以洪钟般的声音，对他们宣告说：“我要活下去，无论如何，我要亲眼看到取消估产定租才能死……”这时全场的观众，是如何地激昂感动呵！当最后一幕，桌上供着三个被处斩的农民起义领袖们的头颅，上面挂着幕府的告示。农民们惨默无声地跪在积雪上，定次郎的妻子跪在桌边，念着告示，最后她失声地叫起来： “你竟然枭首示众了！藩主换了人，可是‘估产定租’没有取消呵……”她重复了三次“没有取消呵”，然后怀着比山还大、比海还深的大恨深仇，咬紧牙关，沉重而有力地徐徐跳起郡上农民之舞，跪在雪地上的农民也纷纷站起，沉默地加入了这个舞蹈，这个庞大的舞蹈队伍，无声有力地跳着，一举手一投足之中都表现出他们满腔的愤怒！正如一位日本剧评家所说的，“这部作品出现后，真正的愤怒才形象化了”。“于无声处听惊雷”，惊雷就在今天的日本响起了！一位日本朋友说过：“这个革命传统，成了现在展开各种斗争的日本人民的可贵动力！” 我们衷心感谢日本话剧团把日本人民争取独立、民主和和平幸福的决心和愿望，通过舞台上真切的形象，鲜明生动地传达给中国人民，使得我们对他们更加同情，更加敬佩，更加了解，从而把我们两国人民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斗友谊，像磐石一般地巩固起来！ 祝日本话剧团演出成功！ 中日人民战斗友谊万岁！ 正文 浣溪沙——《竹子姑娘》观后 家长里短畅谈心，竹梢月影倍分明。 金丸玉树尽轻尘，姑娘爱的是农民！ （本篇最初发表于１９６５年６月１２日《戏剧报》第５期。） 正文 站起来吧，阿峰！ 站起来吧，阿峰，老实的阿峰，善良的阿峰，打开你合十的双掌，拍掉膝盖上的残雪，望一望高阔的天空。 别看四面还呼啸着朔风，冬天来了，春天还能遥远？ 他是号称“豪侠”的寄生虫！ 你要仇视你的“老爷”和“太太”，他们是剥削成性的吸血虫！ 你要蔑视那两个娇贵的“小姐”，她们是养成废物的可怜虫！ 命运，和你相同，受尽摧残，满怀悲痛——一星星愤怒的火焰，会连成燎原的烈火熊熊！ 只要你和他们站在一起，抬起头，挺起胸，打开枷锁，飞出牢笼；封建主义的病树，资本主义的病树，和树心蛀穴里蜷伏的虫豸，都要被这熊熊烈火烧空！你伯母满面笑容，你弟弟快乐地上学，你自己快乐地做工——这些，在今天已都不是幻想，你心里可曾有过这样的憬憧？ 是美帝国主义，那个首恶元凶！ 站起来吧，阿峰，让我们拉起手挺起胸，一同向着美帝国主义冲锋！ 我们有千千万万的战友，天下大势是东风压倒西风！ （本篇最初发表于《戏剧报》１９６５年第５期。） 正文 战友 刚刚下过雨，天气还是阴沉沉的。在这间大屋子里，四平落地，西壁高过门框的一排大书架上，凌乱地堆着书籍和报刊；朝南几扇落地玻璃窗外，一棵柿子树，枝头挂着几颗深黄的柿子，衬着几片枯叶，在晚风中萧萧地摇着。靠窗一排矮矮的冬青树梢，和地面稀疏的青草上，都闪烁着雨点的微光。 伊藤惠子推开了书桌上堆满了的书，在桌角上给我放上一杯茶。她把一扇开着的玻璃窗拉严了，又匆匆地走出去，提进一个点着的煤气炉来，放在屋子当中。屋里渐渐暖了起来，也微微地闻出了新鲜的石灰和油漆的气味。 她自己拉过一张矮凳来，就坐在我的对面，把手里的茶杯放在身边地上。 她微笑着说：“这几间屋子刚刚盖好，还没有布置，实在没法子招待客人。不过，你是老朋友，同时我还有些话不方便在大庭广众中间对你说，因此，当你今天早晨打电话说你要在晚会之前来访我的时候，我就答应了。” 我向周围看了一看，笑问：“你什么时候重盖了这几间屋子？我记得前年春天来的时候，还不是这个样子……” 前年一个春夜里，对我来说，印象是很深的：汽车走进一条狭小的街，司机下车来，用手电筒照着每一家的门牌，又走进黑暗的小巷里，以后出来说：“这家的大门不开了，请走旁门吧。”这时我们看见广冈惠子从司机后面伸出头来，手里也拿着一个手电筒，她一面带着我们往小巷里走，一面抱歉地说：“这地方在战争时期遭到轰炸后就没有收拾过。你们跟着我走，留神脚底下……” 昏黑里我们进了一道板门，经过很短的块石铺成的小径，走进了屋，屋里阴沉沉地，两边摆满了大书架，上面堆满各种各样的书！穿过三间这样的屋子，才进到一间灯光明亮的客室。 这是一间日本式的屋子。“床之间”里挂着一幅长条的梅花，席上的一块紫檀木板上，放着一个白色瓷瓶，里面斜插着几朵水仙，和一枝猫儿柳。 也许是为客人方便吧，我们都没有席地而坐，屋子中间铺着一块小地毯，摆了几张很舒服的椅子，旁边也都有小茶几。广冈老太太，惠子的母亲，从炭火盆旁边，一张单人沙发上站起身来欢迎我们，她抱歉地说她不能久立，因为春天又犯了关节炎。我们连忙请她不要客气，我们同惠子是老朋友了，她应当拿我们当作家里人看待才是。老太太笑着又坐下了。 这位老人，穿着深褐色的和服，很厚而雪白的头发，在后面挽成一个小髻，眉宇和言谈之中，都给人一种热情而慈祥的感觉。那夜我们谈得很热烈；惠子尤其高兴，她端出许多小菜来，像炸花生，牛肉干片等等，又开了一瓶五粮液，是她从中国带回来的。老太太也很健谈，她谈着反美日条约的斗争，也谈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谈了东京的轰炸；她说她房子前面完全给炸毁了，她丈夫的藏书只好都堆在甬道里，至今也没法子清理。这间屋子呢，白天是饭堂客厅，夜里就是卧室；她和惠子和惠子的女儿，三代人就住在这里。说到这里，她告诉我：“像我们这种境遇的人还多得很。不过，和我们背景相同，境遇同我们不一样的人更多。和惠子一样留学过美国的，男的也罢，女的也罢，几乎都是有很大势力的。他们替美军工作，替美国商人做生意……多多少少总要沾点美国统治者的光，而他们赚的呢，却都是日本劳动人民的血汗……惠子正和另外两位中国朋友谈着反美日条约的斗争，谈着那次的东京亚非作家会议，谈着两年前她的中国之行，谈得兴高采烈，大家喝了点酒，屋里似乎更暖了。我忽然想到时间已经不早了，这间是她们的卧室，耽误了老人家的休息，不太好，就慢慢地提议说，我们该走了。惠子再三地留我们，连说“不忙，我的女儿还没回来哩。”可是，我们还是站了起来。惠子知道留不住了，就笑着说：“这次带你们走前门吧。” 她拉开纸门，带我们走下仄廊，老太太微笑地在纸门边向我们鞠躬送别。 这时，前院里有了淡淡的月光，月光中看见一棵柿子树和一丛丛矮矮的黑影。现在枝头挂着几只柿子的，就是我那夜所看见的那棵树了，那么这间新的书屋，就是前年那间日本式屋子的旧址。 我正在凝望窗外，惠子从后面按着我的肩膀，让我坐下，她自己坐在我的后面。我看不见她的脸。她说：“你知道，我母亲病得很厉害，已经有半年没有起床了，我又整天在外边跑，白天只好请一个看护来服侍她，夜里就由我和女儿两人轮班。母亲病了，医药费，还有其他的，当然又多花一些，我的稿子又卖不出去。人家拒绝用我的稿子，想叫我屈服——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掐住我。但是，我……我是不会屈服的。我已经选定了一条斗争的道路，” 她紧握着我的手，“你不笑我狂妄吧，我把自己当做一个‘取火者’，我从你们那里，取得了真理之火：只有斗争，只有把美帝国主义者赶出去，日本人民才有出路……” 这时房门轻轻地开了，我们都回过头去，一个胖墩墩的姑娘，单眼皮，红脸蛋，端着一个大盘子进来，上面有果子汁冰水，点心，花生米，还有一只长颈玻璃瓶，里面插着两朵红玫瑰。 惠子脸上忧郁的神情，一下子没有了，她用十分怜爱而自豪的眼光，看看这女孩子，一面叫：“静江，这是谢阿姨，过来见见。”我赶紧站了起来，静江却很腼腆地笑着，远远地站在桌边鞠了一躬，把杯盘什么的摆好，又悄悄地出去了。 惠子拉着我，回到桌边坐下，给我倒了半杯果子汁，对了一些冰水。她自己也倒了一杯。她举起杯来向我一笑：“这杯水就是告诉你，我还没有穷到喝不起果子汁的地步……说正经的，我至终也想出了个办法，就是‘吃瓦片’的办法。我一咬牙将父亲的藏书都卖了，又借了些钱，拆了旧房，盖起这几间房子。回头带你参观一下：卧房，卫生间，小厨房，应有尽有，满可以得到一笔不少的租金呢。这样，我每月有了固定的收入，就可以放心地搞我的工作了。现在我们祖孙三代挤在房边没有拆掉的两间小屋里，要是我母亲病情可以稳定下来，或者……”说到这里，她摇了摇头，仿佛要摇掉一些不幸的想法，“静江呢，明年春天就毕业了，我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了。” 我默默地望着她，心里想着她目前的环境……她凝视着水杯，说：“在今天的日本，做一个进步的作家是不容易的。你们回想起自己十几年前的情况，也就可以了解了。不过，我有过一次很痛苦的经验，几乎使我丧失了信心，你们听来也许会觉得好笑的。就是在反美日条约斗争的头一次示威游行的时候，有些我所认识的朋友，同在美国留过学的，和我站在一个行列里，我们肩并着肩，手拉着手，仿佛感觉到沸腾的血液在我们体内交流。我心里充满了希望，充满了快乐。可是，以后几次的游行，我发现我的同学朋友一次比一次少了。我手里拿着旗帜，举目四望，一阵阵的寂寞之感，向我袭来……”她说到这里，停了一会，我看见她闪着泪光的眼里，忽然露出了微笑。 她拦住我：“你不用安慰我，我知道你要说些什么。但是，我自己想起了也记住了一句真理，就是‘知识分子如果不同工农结合，必将一事无成’。现在我们行列里的工农群众，不是更少了而是更多了。现在，我举目四望的时候，只望着举着草席编的大旗的，头上缠着布巾的，他们给了我希望，给了我快乐……有一次，仿佛是一个奇迹出现了，我在青年的队伍中，发现了我的女儿——静江！她没有看见我，只顾使劲地挥舞着旗帜，喊着口号，脸上汗淋淋的，显出一种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愤怒和兴奋的光。” 她低头擦去了落下的快乐的眼泪，接着说：“这个孩子，我素来只看见她下午很晚才回来的安静的神色，和在灯下默默地用功的眼光，我只看见她清晨从我母亲病榻旁边轻轻地站起，匆匆地拿起书包和‘便当’匣子，悄悄地对我说一声‘妈妈，我走了’的一些动作，我没有想到……这个时代的前进的潮流是怎样地推动了一个青年呵。我到处对人家演讲，宣传，而对自己的女儿，却没有好好地谈过一次知心的话。这不是我的力量，是广大人民的前进的力量，把一个年青力壮的战友，悄悄地送到我的身边！我还有什么顾虑呢，我还有什么寂寞呢……”她向我举起杯来，说：“让我们为前进的大时代，为千千万万的接班人，干杯！” 晚晴的阳光，从云隙中射了出来，慢慢散走的一朵朵乌云，都镶上一道厚厚的灿烂的金边；绯红的霞光，照得树头那几只柿子，更加红得夺目。墙外街头的路灯，已经亮起，是我们一同去参加晚会的时候了……我们匆匆地走了出来。静江姑娘赤着脚穿着木屐，站在大门边送着我们，脸上仍是那种安静腼碘的微笑。我忍不住走过去紧紧地握住她的手。她的把握是有力的、火热的。我感到我接触的不只是一只火热有力的手，而是千千万万颗在大时代中奋勇前进的日本青年人的心。 （本篇最初发表于《光明日报》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３０日。） 正文 写作经验琐谈 我非常感谢函授学校，因为它给了我这样一个好的机会，来和大家见见面。我不是来讲课，我是来答辩。在学校里答辩的时候，顶多有十几个老师。今天在我面前的却有一千多个老师，所以心里很紧张。可是，是个学生总得要见老师的。 现在我就尽自己的所能，来回答老师们提出的问题。请老师们批评指教。 我先念一念大家所提的关于《写作问题》的十个问题。 １．怎样确定文章的题目？确定题目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２．怎样确定一篇文章的中心意思（主题）？怎样围绕中心意思来写？ ３．怎样根据文章的中心意思取舍材料？ ４．怎样使文章的结构谨严而不松散？ ５．怎样把一件复杂的事情有条有理地写清楚而又简明扼要？ ６．怎样把文章写得生动活泼而不平板？ ７．在一篇文章中要列举许多事实时怎样避免记流水帐的毛病？ ８．怎样把文章写得简短？ ９．怎样修改自己的文章？ １０．怎样练写作基本功？ 这十个问题，如果离开具体的文章，说实话，我一个都答不上来。我想，最好的回答办法是拿出自己的作品来作分析。如果拿别人的作品，他是怎么构思的，怎么取材的，取的是什么，舍的是什么，我都不清楚，不好讲，所以我就拿了我自己的作品。这并不是说我的作品好，而是说作品为什么写成那个样子我自己清楚。 这十个问题，我把它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讲第一个到第九个问题，第二部分讲第十个问题。 前面说过，我讲的时候要拿自己的作品来讲。现在就先讲我是怎样写《咱们的五个孩子》的。关于这五个孤儿的事情，《北京晚报》一月八日有过报道，题目是《他们虽然失去了父母》。《人民日报》一月十一日也有过报道，题目是《孤儿不孤》。当我接受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给我的任务以后，心里有三种顾虑：首先，报告文学要写新的东西，如果人家都已经报道过了，你再来重说一遍就没有多大意义了，而且那两篇文章都写得很好；其次，我感到“孤儿不孤”在我们中国新社会里不是一件新奇的事情，似乎不必重复地报道，因为在我的周围就有好几个孤儿都是在党和政府的照顾下上学就业的；第三，这样多的宣传，这样多的关怀，像春雨似地洒到孩子们身上，会不会使得他们觉得自己很特殊，有了飘飘然的感觉。我心里是有这些顾虑的，但是结果我还是去采访了。采访，写报告文学，在我还是头一次。写这篇报道的时候，我就把我的这些想法写出来，作为文章的开头。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先到街道办事处看那位田迈琴同志。后来又到了孤儿的家里，看了田大婶，就是那位街道积极分子田淑英。第二次，是去看看孩子们所在的几个学校，跟每个老师谈了一些话。 又看了服务站的那位陈玉珍同志。先看什么人，后看什么人，我并没有按着看的次序来写。 我写这篇文章的中心意思，不只是说明“孤儿不孤”，不只是觉得一个孤儿在中国做到不孤，有吃的有穿的就完了。我写这篇文章的中心意思是：在我们中国，有些孩子尽管失去了父母，但是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之下，在周围人们的关怀之下，还要把他们培养成建设事业的接班人。所以我在想题目的时候，就觉得不能再用“孤儿不孤”这个题目。有个相声，题目叫《举目皆亲》，也很好，但也不能表达我上述的意思。《咱们的五个孩子》这个题目是从哪儿来的呢？我是怎样抓住这个题目的呢？ 那是在我去访问陈玉珍的时候，她称那几个孩子为“咱们的五个孩子”。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好，非常亲切。“咱们的五个孩子”，就是说他们是咱们大家的五个孩子，咱们不只是照顾他们吃、穿、上学、上班，还要想到怎么样培养他们成为接班人。因此，我就拿这个做了题目。在写的时候，我就把陈玉珍作为第一个对象，头一个从她那儿拜访起。实际上我们第一次去拜访她，她不在服务站里，我把这个事实就省去了。 我们拜访过的人很多。比方说，到办事处去，不但看见了田迈琴同志，还有办事处主任张景星同志。他也同我谈了很多话，也替孩子们做过许多事情。过年的时候，他还去替孩子们包饺子。到田大婶家去的时候，就更热闹啦。要都写，那真要写成一篇很长的流水帐。因为他们家是个大杂院，十四家人家住在一起，家家都替孩子们做过一些事，田大婶也都提到过。同时，田大婶还同我谈到她自己。她也是个孤儿，是她父亲的一个朋友收养了她。有个坏人要她父亲的朋友出卖她，她父亲的朋友很生气，跟那个人打了起来。这些事要都写进去，就会喧宾夺主。我到学校里去的时候，不但去看了老师，还看了校长。校长谈话的范围就更宽了，不但谈到这几个孤儿，还谈到学校里的其他孤儿，不但谈到老师对孤儿的关心，还谈到同学们对孤儿的关心，还谈到他们怎样组织以孤儿为中心的队日活动。这些材料在我的笔记上，已经写了小半本了。此外，我还从办事处拿回来人们给孤儿们写的一些信，是从全国各地寄来的。那些信，写得真叫人感动。 写文章的时候，我就想，这么多的材料，怎么办呢？怎么样才能写得不那么拖泥带水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凡是同孤儿没有直接关系的事都把它丢掉。要是实在舍不得丢掉，就留下作为副产品，在别的文章里再写。有些即使同孤儿有关系的，也把它总起来说，不把它分开说。就是那位陈玉珍站长，她同我谈的时候，也不只是谈五个孤儿的事，还谈了她自己的事，她站里一些人的事，我就全不写了。连她们所谈的替孤儿做这做那的一些事，我也省略了很多，我着重写的是最后的那一段，就是陈玉珍从孤儿家拿了活回来之后这一段。为什么呢？因为题目是从这一段里拿出来的。陈站长不是从孤儿家拿回了许多活儿吗，她担心大家忙，做不了，所以她说： “我又拿回这些不算工钱的活儿来，一时做得了吗？等我一回到站，大家果然就问，这是哪家的这许多活儿呀？我一面打开包袱，一面说：‘是咱们的五个孩子的。’大家一听，二话没说，就都忙起来，一个人洗，九个人补，很快地就给做完送去了……”我就着重在这一段。因为我的文章的题目是从陈玉珍的嘴里说出来的。 同田迈琴同志的谈话写得最多。为什么？这就是我前面说的孤儿不孤这件事在我们新社会不算新奇。田迈琴告诉我： “这个办事处底下有三十个居民委员会，经管的是这一地区居民的卫生福利事业。这些户里的老、弱、病、残，从解放后，就一直是政府照顾下来的。这一区里孤儿就有三家……”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么些事情，其实不过是一个居民委员会底下许多户里面一户的事情，那么就可以想到，全国在政府关怀之下的人是有多少了！ 关于田大婶，她有八个孩子，大的一个是解放军战士，一个是模范公安人员。要是说起她这一家人来，也是有许多可以提的；但是我着重写的是田大婶所介绍的孤儿的父亲这一家人家的过去。还有她们院子里各户人家的新旧对比，这里我只留下两件事情，就是田大婶所说的：“我常常对孩子们说，‘旧社会那种苦，你们可真是没法想。连你父母从前的苦境，你们都不知道，更不用说别的了。我们这院子里从前有个老头子，单身一人，一天早起，我们发现他爬在门口雪地里，死了，巡警阁里来了人，拉出去也不知埋到哪里，还不是喂了狗了！这院里还有一个孩子，出门玩去，就让人拐跑了。你们说那时候我们这些人就没有同情心吗？那时候这里是个人吃人的世界，自己死活都顾不了，还顾得上别人吗？你父母要是死在解放前，你们兄妹五个，现在已经不知都到哪里去了！大的学坏了，流落了，小的让人拐了，卖了，折磨死了，有谁管呢？感谢党吧，感谢毛主席吧，忘了这些，你们死去的父母也不容你。’”田大婶说这一段话的时候，我很受感动。 所以特别把这一段写进去了。田大婶同孤儿住在一个院里，她知道有许多人来看孩子们，她说的人很多。但是我不能都写进去，都写进去又成了流水帐了，所以我就把送东西的，给孩子们做事的，都放在后面总起来写了。我只写了一个解放军同志，一个理发师，谈到一个工人的时候，我就把话掐断了。实际上田大婶还是说下去的，我就没有让她说了。我写的时候是这样写的：“还有一位工人……”底下田大婶没有说完，就说：“这时候院子里响起一阵孩子说笑的声音，田大婶望一望窗外说，‘同山在厂里，同义在幼儿园，中午只有同庆姐弟三人回来，我们到他们屋里去坐坐吧。’”因为再写下去，故事恐怕就会重复拖沓了。我把许多人替孩子们做过的一些事，都搁在写孩子们房间里的摆设时来写。我是这样写的： “我们拉着孩子们的手，一同走进一间朝南的屋子，大玻璃窗外透进温暖的阳光。屋里四平落地，床上被褥整洁（这是街坊们帮他们洗的），墙上挂满了相片和年画（这是许多人送给他们的），桌上堆满了书（这也是人家寄的）。中间墙上是一幅毛主席的挂像，他的深沉的眼光，仿佛时时刻刻在慈祥地注视着在这屋里劳动、学习、睡觉的几个孩子，也慈祥地注视着到这屋里来的，给孩子们包饺子、送元宵、挂花灯、送年画的一切人。（包饺子是张景星同志，送元宵是一位解放军同志，挂花灯、赠年画是两个少先队。）他的慈祥的目光也注视着这屋里新发生的令人感奋的一切。”我就把这些事都归并到这里来写了。 我前面提到担心这样多的关怀，会使得孩子们特殊化的问题，访问了许多人之后，我感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这样写：“在我和办事处干部田迈琴，街道积极分子田淑英谈过以后，我感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等到我访问了孩子们的工厂领导人、学校和幼儿园的老师，看过了许许多多封的来信——特别是少年儿童们的来信，我彻底感到我们的在党和毛主席教导下的广大人民，是懂得怎样关怀我们的接班人的成长的。”下面是照着他们弟兄排行的次序往下写的。第一个是说看到他们的大哥哥周同山。其实我先去的是崇文区，那几个孩子的学校和幼儿园都在崇文区，后来才到周同山的那个工厂去的。我因为怕那样一说就乱了，所以先从大哥哥写起。 底下写的是同庆，这里我着重写的是“同庆的老师、文昌宫小学五年级班主任张少华，她是从同庆的母亲死后就对她特别关怀的。”然后是写同来。同来是五个孩子中最淘气的一个，非常爱动、敏感。同来的那位老师，非常严格、细心。在教到《一个孤儿的回忆》的时候，怕同来难过，他先把同来叫到一边，告诉他新旧社会里的孤儿是如何的不同。在孩子的事情登上报以后，他又跟同来说：“上报的‘光荣’不是你的，应该归于党，归于毛主席，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你们，你应该更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小同贺的老师叫李和平，是二年级级任，年纪很轻，对小同贺特别关心。还有小同贺的一年级的老师周秀文，我也写上去了。 我写这篇文章，还得感谢《人民日报》、《北京晚报》的记者同志们，因为有的人如法华寺小学的老校工，我没有会见过；还有周同山的日记，我也没有看到，是从《晚报》的报道里抄来的。我应该感谢他们。 底下讲到孩子们的来信，“孤儿们收到的信件，我看了有上百封，不止一次地我流下了感动的热泪。这里面最使人感动的是少年儿童们的来信。从这些信里，我看到了我们的党对下一代人的教育的成果，我看到了我们祖国和全人类的前途和希望！”我为什么着重这两句话，因为从孩子们所写的信中，能够看出他们是受到了党的教育，才能写出这样的信。能写出这样的信的孩子，是可以培养成我们的很好的接班人的。 这是我们祖国的希望。我是有点自豪。我们国家有这么多的人口，有这么好的教育，对全人类也会有很大很大的好处。 最后我的注意力是放在这上面：这么多人关心这五个孩子，这五个孩子自己怎么样呢？ 他们是不是能不辜负党和政府以及周围的人们的关怀呢？他们拿什么来表示呢？我就写了以下的一段。这对孩子们是个鼓舞，对关心他们照顾他们的人是个安慰。我是这样写的：“要知道咱们的五个孩子，对于党和政府以及周围一切人们的慈爱和关怀，是怎样感谢地接受，而又怎样地像一面明朗晶莹的镜子一般，把这温暖的阳光反射出来，映照在周围的人们身上，我们不能光看他们给人们写的感谢信，我们要看他们怎样地以实际行动，来表示自己没有辜负党和政府的培养关怀。”小同庆送纸给唐金增，是张老师告诉我的；周同山给人家送回钱包，他在日记里是这样写的：“……我跑到那里找到了失主，她表示非常感谢我，她问我住在哪里，叫什么名字，我说了一句：‘住在北京’就跑了回来。因为，在我们首都北京，在我们全中国，这种助人为乐的事太多了。”用孩子自己的话，比我说多少话都有力量，所以我就偷了一个懒，我说：“孩子们把话都说尽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正巧这篇文章要在《人民文学》六月号发表，六一是国际儿童节，最后我就借这个机会向这几个孩子说出我的祝愿。这就是《咱们的五个孩子》写成的经过。 写这篇报道，我看了许多材料，《人民日报》、《北京晚报》的报道，相声《举目皆亲》，《中国妇女》外文版等的材料我都看了。不算采访和看材料的时间，光写约摸写了两三天。写出来的初稿有一万五千字，后来把像流水帐的东西去掉一些，发表的时候不到九千字。 下面讲怎样写《走进人民大会堂》。 同志们想必都到过人民大会堂。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很不容易写，使人感到不知道从哪儿写起。走进人民大会堂，简直是目迷五色。外宾们参观人民大会堂的时候，都非常惊奇，非常羡慕。我第一次去参观的时候，人民大会堂还没有完工，我们是从西门进去的。进去以后，听一位同志作了情况介绍，介绍虽然简短，但也是包罗万象：什么时候设计，什么时候施工，得到多少地区和单位的支援，出了多少模范人物，而且还有许多建筑方面的术语。遇见这样的题目，从哪儿下手呢？根据我的经验，就是从“初念”下手，就是写你的头一个感觉，所以我还是从我的第一个感觉写起。 在这次参观以前，虽然没有到里面去看，可是从天安门前走过，我们就看到冰里、雪里、风里、雨里，有许多工人在那里平地，搭脚手架，搬运材料，紧张地劳动；等到进去以后，忽然看到这么一个出人意外的庄严美丽的大会堂。这个强烈的惊喜，是你的一个初念。 但是，这个初念，也不能没有个中心。这个中心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奇迹是总路线的产物，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产物；要不是这样，就不可能在十个月之内出现这么一个人民大会堂。 我就是照着这个中心写的。我一走出人民大会堂，这篇文章的轮廓就有了。没有去掉什么，也没有增添什么，文章写好之后只是改了几个字。就用文章里的第一句话做题目。因为如果光说“人民大会堂”，或是“记人民大会堂”，我觉得都不能表示出我当时当地的那种感觉。文章写好以后，我想不出题目来，就用了文章里的第一句话，就是《走进人民大会堂》。 像一滴水投进了海洋，感到一滴水的细小，感到海洋的壮阔无边。 这是说进去之后，感到人民大会堂是那么大，感到自己是那么小，在这时候，你就产生一种非常虔敬的感情。 像凝立在夏夜的星空之下，周围的空气里洋溢着田野的芬芳。 你静穆，你爽畅，你想开口，可是说不出话，你感到欢喜的热泉，在你血液里汹涌奔流，在你眼眶边盈盈欲坠！ 万人大礼堂上面的灯布置得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抬头看的时候，你不觉得是在房子里，而像是在一片空旷的地上，闻到的不是屋子里的空气，而是一种田野里的芬芳。这是进到万人大礼堂时我的初念。底下就是细看了。 大的葵花蕊中，一颗伟大的红星，发射着条条灿烂的金光。 三重荡漾的波浪形的灯环内外，嵌满了璀璨的围拱的群星。 这是写大礼堂的屋顶，下面是写座位。 从上下三层九千七百多个座位上，上望庄严阔大的主席台，群众和领导者之间，没有一丝视听上的间隔。 “八柱承天”是一副旧对联里的句子。是说天空是有八根柱子撑着的。人民大会堂里一根柱子也没有，这是个很新颖的设计。没有柱子，就不会挡住台上台下的视线。我特别举出这个来，就是想象征在我们国家里，领导同人民群众之间是没有一点隔阂的。这是从底下往上看，下面是： 望无际的浩荡的群众的海洋。 台上台下都围抱在无边无际的，万星熠熠的宇宙之中！ 以下是说我走过许多地方，都没有看见过这么伟大的建筑。据我所知道的，日本的国会礼堂造了二十年。我还看见过法国的，英国的，美国的，瑞士的，还有其他国家的，都没有看见过这么大这么好的礼堂。所以我说： 瑰丽，这么充满了庄严的诗意的人民大会堂没有？ 你没有想到你会用自己的肉眼，看到这么辉煌的奇迹吧？你的想象力太贫弱了，你经不起这童话般的强光袭击，你以为是做梦。 的确是这样。头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你简直就像是走进了童话的世界。下面说： 万群众欢呼跃进的激流之中，风里、雨里、冰里、雪里……把人人理想的人民大会堂，用土、用石，用钢，用铜，用玻璃，用锦缎……以神眩目夺的速度，扎扎实实，坚坚固固地摆在我们面前的。 这是人民的力量和智慧的结晶！ 这一段，我就把人民大会堂还没有盖好以前在外面所看到的都写在这里了。这里有从上海来的红星，有从东北来的钢材，有从青岛来的玻璃……写到这里自然而然地就会往前想了。 种童话般的楼台，在眼前的北京，已不止十座八座。 那一年，是我们的建国十周年。北京不止建筑了人民大会堂，还有其他的一些建筑，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有无限量的发扬光大的时候，我们的祖国，该是怎样的一个美丽庄严的世界！ 写文章的人都有他自己喜欢用的一些比喻，我自己喜欢用大海中的一滴水做比喻，现在再回到头一段来： 量和智慧的海洋中去吧。 开头是说像一滴水投进了海洋，觉得自己是那样渺小；这里是说要死心塌地把自己的力量和智慧投进这个海洋。 下面讲怎样写《全世界人民和北京》。 这个题目，是《北京晚报》出的。从一九六三年起，《北京晚报》就有个征文，总的题目就叫《我和北京》。 征文开始的时候，《北京晚报》就来找我写文章，可是我好久都写不出来，特别是看多了《我和北京》的文章，我就越不敢写了。 《我和北京》这个题目，同《走进人民大会堂》一样地大。 在北京住过的人，从外省来的人，从外国来的人，都有他自己对北京的观感。像我这样在北京住了这么久的人，怎么会没有话讲呢？可是我就是不知道从哪儿讲起。这时候，我还是相信我的初念。就是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到脑子里来的头一个思想是什么？这个头一个思想，往往是最深刻的也可以说是长久隐藏在灵魂深处的，那么，我就照实写了。这篇文章，删得很多，最初引用了许多外国朋友的话，后来都删掉了。因为写得太详细，就会影响到文章的概括性。这篇文章，我是这样写的。 遍，不是没有文章写，而是不知从何写起。一个在北京住过大半辈子的人，对于今天这个在全世界人民心目中，腾光溢彩的北京，还能没有话说吗？ 常言说，“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我还觉得，“会写的不如会念的。”你的感情只要有一点不真实，读者一下子就会念得出来。 所以，要对读者真实，首先要对自己真实，要把自己的真实的感情写出来。因此我一开始就说出自己的实话，“不是没有文章写，而是不知从何写起。”底下还是实话： 正因为我在北京度过了大半辈子，我和它有万缕千丝的牵连，我对它有异样复杂的情感，特别是在解放十四年后的今天，无论我从哪方面下笔，都描写不出它的翻天覆地变化的全面！捧起一朵浪花，怎能形容出大海的深广与伟大？ 这里我用起“浪花”“大海”来了。但是这个比喻我自己还是满意的。因为浪花的确很小，大海实在很大，捧起一朵浪花来实在没法形容出大海之大。例如《我和北京》的征文里有多少朵浪花，有写得非常非常好的，但毕竟还是一朵浪花。所以这样我自己满意，读者是不是满意，那再说。 我写过北京没有呢？写过的： 面，回忆着我热爱的北京，我是这样辛酸地写的：“北京只是尘土飞扬的街道，泥泞的小胡同，灰色的城墙，流汗的人力车夫的奔走，我的北京，我的故乡，是一无所有！” 那是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写的。那时候在外国，看到人家街道宽阔、干净，有汽车，有电车，没有尘土，没有灰色的城墙，没有流汗的人力车夫，只看现象，不看本质，仿佛人家过的是不受压迫的生活，至少不像我们这样。对比起来，我就说：“我的北京，我的故乡，是一无所有！”但是我也写“北京虽然是一无所有，但是它是我的家，灰色的城墙里，住着我所喜爱的人，飞扬的尘土，何时再容我嗅到故乡的香气。” 你看那时候我就只有这么一点微薄的愿望，我只要闻一闻北京泥土的气味就满足了。过去我写到北京的时候就是这一次，这就是四十年前我所写的北京。 在三座大山的重压之下，有的是贫穷，有的是痛苦，有的是愤怒，有的是耻辱……她在灰尘和血泊之中，挣扎呼号。 这些就用不着我说啦，大家都晓得北京所受的耻辱是太多了。 我就生在庚子年，大家想想庚子年的北京是个什么样子！ 扶了起来，一个洪钟般响亮的声音，在她的天安门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使得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千千万万白色，黑色，黄色，棕色的脸，一齐回转过来，以震惊热烈的神情，向着北京仰望。 从那时起，我的热爱的北京，像一朵朝阳下亭亭出水的芙蓉，皎洁，挺拔，庄严，美丽，在万头攒动，万目共瞻之下，愈升愈高……因为我头一次写北京是在外国写的，所以再写到北京的时候，就很容易把外国人对北京的看法，对中国的看法跟十四年前对比。以前在外国，作为一个中国人是没有什么光荣的，受尽了人家的歧视，这是说不完的。但是从十四年前起就完全不同了。写这篇文章，我就采用了对比的写法。 芙蓉就是莲花。我们中国的传统，词汇里常常用“出水芙蓉”来形容非常干净，非常美丽，晶莹透亮的神圣的东西。 在这个地方就不能用“大海”来比喻了，她就是一朵出水芙蓉。 的旗影下，我们听到了多少白色，黑色，黄色，棕色皮肤的朋友们，对我们所说出的，兴奋激动，热情洋溢的话语：北京的繁荣欢乐，给他们以深切的鼓舞；北京的飞跃前进，给他们以奋斗的力量；北京的同情和支援，在他们艰苦曲折的、争取平等、自由、民主、独立的道路上，映照出无限的光明。 下面就是外国朋友们讲的话，“北京的繁荣欢乐，给他们以深切的鼓舞”，因为中国的胜利就是他们的胜利；“北京的飞跃前进，给他们以奋斗的力量”，他们觉得我们中国是给他们做了一个榜样；“北京的同情和支援，在他们艰苦曲折的、争取平等、自由、民主、独立的道路上，映照出无限的光明。” 下面还有： 的耳朵在倾听着从北京发出的声音？有多少双兴奋的眼睛在仰望着从北京举起的旗帜？ 我们大家都深深地知道，在北京，有一颗和真理一样朴素的伟大的心，和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心，融在一起，在同一个节奏下跳动！ “和真理一样朴素”是高尔基形容赞美列宁的话，说列宁这个人就和真理一样朴素。我在这里写的“伟大的心”，大家都会明白这就是毛主席的心。 短的十四年之中，竟然变成一个全世界人民所热爱所仰望的、光辉灿烂的北京，这岂是浅薄渺小的我，所梦想得到的？ 呵，我的崭新伟大的北京！我含着晶莹的顶礼的热泪，向你捧上一颗感激奋发的微小的心，这颗心，将永远在你的伟大的心的领导之下，和全世界人民的心，一起坚强地跳动，直到我们的斗争彻底胜利的明天！ 这篇文章就是这样结束的。 这篇文章，原来征文的题目是《我和北京》，但是，应征的人都不一定用这个题目。尤其是我写的这篇文章的内容，写到的不是我一个人和北京的关系，乃是全世界的人同北京的关系。这同当前形势以及我参加的一些社会活动是结合着的。 一想起北京就不光想到我一个人，也不光想到北京人，而是全国人，乃至全世界人。因此，文章的题目是《全世界人民和北京》。 这篇文章的中心意思就是：“我们大家都深深地知道，在北京，有一颗和真理一样朴素的心，和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心，融在一起，在同一个节奏下跳动！” 以上是不是把九个问题都回答了，我不敢说；但是，我就是这么一个学生，我所能够回答的就是这些了。 以下再回答第十个问题：怎样练基本功。 两年以前，我在这里给函授学校的同志们也讲过这个问题，说来说去还是那几句话。我也看到不但是我，就是别的同志来讲，差不多都是那几句，只不过是我讲得浅薄，别人讲得深刻而已。 讲到练基本功，总是说要多看，多读，多写。多看别人的文章，多读别人的文章，多写自己要写的文章。这些，前些年我都讲过；但是，我觉得今年比前两年，我有点进步了。 我想到这个题目，不是小学生给我出的。也不是中学生给我出的，而是函授学校的同学们给我出的。同志们不是小学生，不是中学生，都是做革命工作的，都是做群众工作的，都是宣传员。所以光是对大家说多看呀，多写呀，就很不够，多看，多读，多写，不过是个手段，重要的是看什么，读什么，写什么。无论什么书抄起来就读，无论什么材料拿起来就写，我觉得不一定都好。看什么，读什么，这里有个选择的问题。 有个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毛主席讲过：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我们有些文学遗产，精华少，糟粕多，一些词藻艳丽的东西，往往是思想感情很不健康的东西。我有个朋友说：“中国的词非得有病态的人念才觉得有味。不病的人，念着念着，你就会工愁善病了。”这话是有道理的。除非有挑选的眼光，有一种标准，才能化腐朽为神奇。所以说看什么，读什么，写什么，都要很好考虑，我认为无论是看，读，写，都要厚今薄古。 在讲怎样练基本功的时候，我就想起毛主席的教导来了。 毛主席《反对党八股》这篇文章，我自己常常学，每学一次，就有一次新的体会，得到新的启发，如果大家同意，我就把里边的几句话念一念。 毛主席说：“但我们是革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也不学群众的语言，那就办不好。现在我们有许多做宣传工作的同志，也不学语言。他们的宣传，乏味得很；他们的文章，就没有多少人欢喜看；他们的演说，也没有多少人欢喜听。为什么语言要学，并且要用很大的气力去学呢？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我们不是硬搬或滥用外国语言，是要吸收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于我们适用的东西。 因为中国原有语汇不够用，现在我们的语汇中就有很多是从外国吸收来的。例如今天开的干部大会，这‘干部’两个字，就是从外国学来的。我们还要多多吸收外国的新鲜东西，不但要吸收他们的进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们的新鲜用语。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由于我们没有努力学习语言，古人语言中的许多还有生气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这是确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现在中党八股毒太深的人，对于民间的、外国的、古人的语言中有用的东西，不肯下苦功去学，因此，群众就不欢迎他们枯燥无味的宣传，我们也不需要这样蹩脚的不中用的宣传家。”这一点我觉得我们都要好好地学。我们要学人民的语言。你看现代作家里，凡是生活在人民群众中的，生活在火热斗争中的，他的语言就非常的丰富。 还有外国的、古人的作品中的可以吸收的东西也要学，当然我们不要去学什么“冷冷清清”，什么“小园香径独徘徊”，我们要学那种生动活泼的有生气的东西。这样去学，是够我们学一辈子的。 这种学习，真是“除死方休”。 毛主席还引用了鲁迅先生讲怎样写文章的一段话： “北斗杂志社”讨论怎样写文章的一封信。他说些什么呢？ 他一共列举了八条写文章的规则，我现在抽出几条来说一说。 第一条：“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 讲的是“留心各样的事情”，不是一样半样的事情。 讲的是“多看看”，不是只看一眼半眼。我们怎么样？ 不是恰恰和他相反，只看到一点就写吗？ 鲁迅先生着作等身，他是不是看到一点就写呢？不是的。看到一点就写，一定很肤浅。 比如说，你看一个人只看了一眼，他的眉眼之间有什么特点你都没有看出来，那你当然写不好。 所以要多看看，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怎么样？不是明明脑子里没有什么东西硬要大写特写么？不调查，不研究，提起笔来“硬写”，这就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硬写实在很苦。我们小时候作作文，实在苦得很，就因为那是硬写。那时候老师出的题目就很难写，例如“富国强兵论”，这里边又有政治，又有经济，又有军事，不但我写不出，在座的恐怕也没有几个人能写得完全。可是老师就给我们出这样的题，那才叫硬写呢。 不过这种题目也有好写的时候，反正不但你不懂，老师自己也不懂，那你就写呗。写的人不会调查，又不会研究，出题的人也没有调查，也没有研究。他要有调查研究，就不会出这个题目了。现在我们要是脑子里没有什么东西就别硬写。自己别给自己吃这种苦头。 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 孔夫子提倡“再思”，韩愈也说“行成于思”，那是古代的事情。现在的事情，问题很复杂，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还不够。鲁迅说“至少看两遍”，至多呢？他没有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 写出来的文章，不但要反复地看，要多看几遍，还要反复地读。我刚才说过：“会讲的不如会听的”，“会写的不如会看的”，你写得好不好，读者一看就看出来了，一听就听出来了。 所以你写好了以后，顶好读一读，看看有没有人家听不懂的地方，有没有拗口或不顺的地方。 类。” 这就是说，你用的形容词，你懂，别人不懂，就失掉了写文章的意义。文章是写给别人看的，不是“结绳记事”。结绳记事是自己结个疙瘩自己记住，别人晓不晓得没有关系，写文章就不行了，你生造形容词别人看不懂，等于不写。而且你白费工夫写，人家还得白费工夫猜。 句法有长到四五十个字一句的，其中堆满了“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许多口口声声拥护鲁迅的人们，却正是违背鲁迅的啊！ 我念的这两段是关于学习语言的。《反对党八股》这篇文章我希望你们都常常学，细细看。 有话即长，无话即短，我打算讲的就是这些。一九六五年（本篇收入《语文学习讲座丛书》第二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出版。） 正文 “因为我们还年轻” 昨天有一位年轻人来看我，把他的新诗念给我听。 第一首诗的题目是： 《因为我们还年轻》。 我看着他热情的年轻的脸，我轻轻地跟着他念，“因为我们还年轻”。 虽说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毛泽东时代就不算稀奇；你看有多少年过七十的老人，仍在为社会主义奋斗不息？ 那时，围绕着我的是： 连天的帝国主义的烽火，遍地的封建主义的妖魔，白骨堆成山，血泪淌成河；国耻纪念比节日还多，这就是我年轻时候的中国！ 我看不见前途，看不到人民的力量！ 我把自己关进小小的书房，使我有耳听不见人民革命的炮响！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一声胜利的霹雳震破天空，全世界革命人民欢声雷动！ 伟大领袖登上天安门，庄严地宣告中国革命成功。 看见祖国天空碧青如洗，灿烂的阳光照满大地。 千万把镰刀挥动，千万把斧头举起，亿万张笑脸涌溢着心中的欢喜！ 我在一旁看着，心里着急，‘你能做些什么？’我问我自己。 “半个世纪在彷徨中过去了，下半生决不能让它虚度！ 我必须认真地改造自己，好好地为人民服务。 如何服务？ 毛主席早已讲得清清楚楚，给我们指引了前进的道路。 不能有任何犹疑’，和他们同命运，共呼吸；熟悉他们的生活，懂得他们的语言，写得出他们的憎恨和欢喜；打击敌人，团结自己，让文艺成为有力的武器。 石油工人说： ‘革命加拚命，拚命干革命！’ 贫下中农说： ‘多采一盘花，支援亚非拉！’ 解放了的人民觉悟高，力量大，一心只听毛主席的话，毛泽东思想来武装，闪亮红心照天下。 “看，年轻人，他们话不多，说的就是好！ 壮语豪言教育了我，在毛泽东时代就要这样地生活！ 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革命的青春永不老。 你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我也不是那金色的黄昏。 我们都努力掌握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永不落的太阳！” （本诗最初发表于香港《大公报》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１７日。） 正文 樱花和友谊 樱花对于我，永远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象征！ 去年九月，日本田中首相应邀访华，两国政府首脑通过友好、坦率的会谈，达成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重大协议。这是中日两国人民二十多年来热切愿望的实现，也是两国人民不懈努力的结果。消息传来，隔着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人民，都感到非常的高兴。 随之而来的还有关于中日两国互赠礼物的消息。当我听到有两千株山樱的苗本，从日本送来，将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开花的时候，我是如何地欢喜兴奋呵！ 在我的感情横溢之中，一片绯云白雪般的樱花，在我眼前涌现了。在花丛中掩映的是许许多多我的日本朋友的面庞；这些面庞：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是那么诚挚，那么亲切，都是我的为中日邦交正常化而尽到最大力量的战友呵！ 当我们聚在一起，促膝恳谈的时候，没有一次没有美丽的樱花作为前景，这樱花，有在路边的，有在窗外的，有在瓶中的，有在画上的……樱花的颜色和我的日本朋友的诚挚热烈的脸庞相辉映；樱花的清香和我的日本朋友的坚定而有信心的语言融合在一起。樱花，樱花！你在我的心里，在中国人民心里，怎能不是中日两国人民深厚的友谊的象征？ 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说来话长，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但我在童年时代，却没有感觉到它。那时，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在我们的心里，竖立起一道高墙。使我那时没有去结交一个日本游伴的愿望。直到青年时代，我到美国留学。在那里，我认识了几位日本同学。因为大家都是东方人，拿起毛笔来写汉字，拿起筷子来吃米饭。谈到历史，谈到文化，谈到艺术……都感到有“他乡遇故知”那样的亲切。同时，我也深切地认识到日本青年和中国青年一样，瞻望将来，都是要为亚洲和世界和平做出最大的努力的。这对于我，是个鼓舞也是个希望。一九四六年冬，我到了战后的日本，一片荒凉景象，使我触目惊心，我又深切地感觉到，受着日本军国主义的祸害的，不只是中国人民，日本人民也是最惨痛的受害者！那几年中我认识了一些日本的学者、作家、大学生，我对日本人民的了解和同情，又深了一层。 新中国成立后，我又三次访问过日本，这时，我接触的范围，更加广泛了。我接触了日本的工人、农民、渔民，从中国回去的日本士兵以及许多群众。至于在这些年中，我在中国所接待过的各界日本朋友，更是不计其数！在这些频繁的接触交往之中，使我不能不感到人民的力量是不可阻挡的。 人民的愿望是不可违抗的！二十多年来，中日邦交虽然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而没有恢复，两国之间的战争状态也没有结束，而两国之间的民间交往，始终绵延不绝，而且不断地发展扩大。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日本朋友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他们要冲破重重障碍，他们要自筹旅费，他们要经过反复斗争。至于为坚持中日人民友好，争取中日邦交正常化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的日本朋友，对他们，我们永远致以衷心的追悼和崇高的敬意。 在我们访问日本期间，处处都受到日本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日中友好各团体的朋友们，更是无微不至，日夜辛勤地把我们访问的顺利和安全，作为最重要的工作。使我把樱花和中日人民友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日本金泽的出租汽车司机们的热情表现，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那是一九六一年的春天我到日本，正是樱花盛开的季节，我到处看了樱花，在东京、大阪、京都、箱根、镰仓……但是四月十三日我在金泽萝香山上所看到的樱花，却是我所看过的最璀璨、最庄严的华光四射的樱花！ 四月十二日，下着大雨，我们到离金泽市不远的内滩渔村去访问。路上偶然听说明天是金泽市出租汽车工人罢工的日子。金泽市有十二家出租汽车公司，有汽车二百五十辆，雇用着几百名的司机和工人。他们为了生活，要求增加工资，已经进行过五次罢工了，还没有达到目的，明天的罢工将是第六次。 第二天早起匆匆地整装出发，我根本把今天汽车司机罢工的事情，忘在九霄云外了。 早晨八时四十分，我们从旅馆出来，十一辆汽车整整齐齐地摆在门口。我们分别上了车，徐徐地沿着山路，曲折而下。天气晴明，和煦的东风吹着，灿烂的阳光晃着我们的眼睛……这时我才忽然想起，今天不是汽车司机们罢工的日子么？ 他们罢工的时间不是从早晨八时开始么？我连忙向前面和司机同坐的日本朋友询问究竟。日本朋友回过头来微微地笑说： “为着要送中国作家代表团上车站，他们昨夜开个紧急会议，决定把罢工时间改为从早晨九点开始了！”我正激动着要说一两句道谢的话的时候，那位端详稳静，目光注视着前面的司机，稍稍地侧着头，谦和地说，“促进日中人民的友谊，也是斗争的一部分呵！” 我的心猛然地跳了一下，像点着的焰火一样，从心灵深处喷出了感激的漫天灿烂的火花……清晨的山路上，没有别的车辆，只有我们这十一辆汽车，沙沙地飞驰。这时我忽然看到，山路的两旁，簇拥着雨后盛开的几百树几千树的樱花！这樱花，一堆堆，一层层，好像云海似的，在朝阳下绯红万顷，溢彩流光。当曲折的山路被这无边的花云遮盖了的时候，我们就像坐在十一只首尾相接的轻舟之中，凌驾着骀荡的东风。两舷溅起哗哗的花浪，迅捷地向着初升的太阳前进！ 下了山，到了市中心，街上仍没有看到其他的行驶的车辆，只看到街旁许多的汽车行里，大门敞开着，门内排列着大小的汽车，门口插着大面的红旗。汽车工人们整齐地站在门边，微笑着目送我们这一行车辆走过。 到了车站，我们下了车，以满腔沸腾的热情紧紧地握着司机们的手，感谢他们对我们的帮助，并祝他们斗争的胜利。 热烈的惜别场面过去了，火车开了好久，窗前掠过的是连绵的雪山和奔流的春水。但是我的眼前仍旧辉映着这一片我所从未见过的奇丽的樱花！ 这一情景至今仍然是那么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去年十月二十三日当北京的中日友协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举行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宴会上，中日各界人士八百多人，举起杯来，互相祝贺，乐队奏起《樱花，樱花》的日本曲调的时候，忆前想后，心绪潮涌的，我想，不只我一个人吧！ 亲爱的日本朋友们，二十多年来，我们在风里，雨里，冰里，雪里，并肩携手一砖一石地铺出了这条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道路。这道路，过去并不是平坦的，将来也还是有曲折的，随时还可能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障碍。但是根据我们过去努力的经验，我们有勇气，也有信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正在创造着亚洲和世界和平的历史，我们中国人民将在这条道路的两旁，把日本人民送来的山樱苗本，整齐地栽起，我们将以园丁般的万般珍爱的心情，仔细地培育，辛勤地浇灌，让它们在中国土地上，和我们的坚持中日人民友好的接班人，一同茁壮地成长起来，繁盛下去，使一年一度灿烂盛开的樱花，以它们的颜色和清香，来鼓舞我们世世代代的接班人，永远和我们的日本朋友，同心协力地为亚洲和世界和平这个伟大的事业不断地做出出色的贡献。 （本篇最初发表于《大公报》１９７３年１月１１日。） 正文 中日友谊源远流长 在日本樱花盛开，春深如海的季节，以廖承志为团长的中日友好协会访日代表团，从四月十六日到五月十八日，访问了和中国有两千年友好联系的近邻——日本。这三十三天沉浸在日本人民的友好热情中的欢乐经历，在我们五十五个团员的心坎中，都是永远不能磨灭的！ 我们这个代表团，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第一个到日本的大型友好访问团。日本全国人民对我们的热情，就像开了闸的流水，奔涌倾泻而来。全国各地邀请的函电，雪花般飞来。 我们在万分欢喜感激之余，只好人分四路，分头拜访了日本四十七个都、道、府、县中的三十八个。我们进行了不下于五百次的参观、访问、会晤、座谈和集会。我们接触了数以万计的工人、农民、渔民、青年、妇女，以及文化、艺术、科学、教育、新闻、体育、宗教、政界和经济界人士。这数目还不包括在火车站上、公路旁和大街两边向我们挥旗举臂欢呼致意的广大群众。至于接待我们的欢迎实行委员会，也是由二十二个政党、团体和个人组成的，仅委员人数就近三千人，地方上的欢迎委员会几乎都是由各界人士和县知事、市长、县或市议会议长联合组成的。这样的举国一致的欢迎招待，都证明了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源远流长。我们收获了两千年来我们的祖先耕耘的丰硕的果实，我们就更要在这片肥沃的友好土地上，播下更多的友好的新种子。 日本妇女界在送给我们的一首诗里说：“樱花是日本的花，人民的花。”正因为这样，中国人民就把樱花看做是象征中日人民友谊的花。日本方面在中日建交后赠给中国的山樱树苗，已在中国首都北京的土地上茁壮成长。在日本田中首相接见中日友好协会访日代表团全体团员的茶会上，廖承志团长特地把三片从北京的小樱树上采下的嫩叶，送到田中首相的手里。这时官邸的大厅上响起了一片欢腾的掌声。 我们就是在樱花时节，在日本到处观赏那和中日友情一样地灿灿盛开的樱花。首先是在东京新宿御苑，我们应邀出席了田中首相举行的赏樱会。中日两国朋友，并肩携手，穿行于一簇簇，一丛丛绯云白雪般的樱花树下，我们心里洋溢的交流的热情，随着乐队演奏的中国革命现代舞剧《白毛女》的曲调而奔涌沸腾。此后，我在各处访问中，还时时看到樱花，团员们都学唱《樱花，樱花》这首日本民歌。到日本北方地区访问时，还在北海道看到了开放最晚的樱花。 因为全团分作四路访问，有许多热烈难忘的场面，我并没有亲历，但只就我们从大阪到冲绳这一路的经历，就已经是绚烂多采，写不胜写了！ 五月二日，我们从大阪出发到山口县，一路经过广岛和其他车站，都没有下车，但各站上都有许多日本朋友在车窗外摇旗欢呼，或从窗口和我们握手，塞进一束束美丽的花朵。 在车如流水的一瞥中，我们感到了无限的喜悦和不尽的怅惘！ 有一位作家朋友在山口县的前一站上车，给我送来一盒香气四溢的点心，盒上附了一张小纸，说：“这是日本传统制法的樱花树叶子裹成的糯米团子，叫做樱饼，很香，请你尝尝。” 我十分欢喜地谢过他。当下就打开盒子和同伴们分享了，真是芬芳满颊，名不虚传。这使得我们对于樱花的色、香、味的欣赏，又加深一层！ 五月四日，在福冈县的博多市，我们参加了“咚大鼓”的盛大的民间舞蹈。这是博多市的传统节日，这一天，万千市民都戴上花冠，穿上花衣，涌上街道，走在一乘乘的装成庙宇的彩车之间，敲着木制的饭勺，一边跳舞，一面唱出自己心中的愿望。而今年的彩车上，特别换上了熊猫的模型。饭勺上写着的祝愿红字是“中日友好”。我们也被主人照样穿戴起来，走进这欢乐的人流，和他们一起载歌载舞，和他们一同高呼“中日友好万岁！” 在长崎，在参加盛大的欢迎酒会之前，先观看了特为欢迎我们而演出的龙舞。日本朋友说，这龙舞是古代从中国传到长崎来的，服装锣鼓，都按中国式样。最别致的是，在龙舞中不但有大龙，还有一条小龙，随大龙之后，飞腾蟠旋而出！持竿的都是十岁以下的儿童，举着龙尾的孩子，才三岁多，也是身穿彩衣，由大人扶着他的双臂，在喧腾的锣鼓鞭炮声中，紧随着大家飞跑了一圈，博得了满座的欢笑和雷鸣般的掌声。 好客的主人用这个节目来欢迎中国客人，说明长崎同中国有着历史悠久的友好往来关系。 我们的旅途之末，是冲绳岛的那坝市，在欢迎酒会上，我们又观赏了古装歌舞，表演内容是牛郎织女故事，其音乐之美妙，服装之淡雅，曲调之悠扬，为古装歌舞中所少见！演员多是女孩子，她们的“倩兮”的“巧笑”，“盼兮”的“美目”，至今还盘旋在我的脑海里！ 日本朋友告诉我，这种冲绳的古装歌舞，就是古琉球流传下来迎接我国唐代使节时的歌舞表演，使我联想到我在日本参观的东京国立博物馆，京都德川美术馆，鹿儿岛的矶庭园尚古集成馆，那坝县立博物馆……看到这些馆内的文物和艺术品的时候，总使我深切地感觉到这些歌舞，以及种种艺术作品，不论是字画，刺绣，漆器，瓷器……都显示出它们是中日两国两千年来文化交流的结晶，都是中日两国伟大的劳动人民，在我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互相补充，互相切磋琢磨并加以丰富发展的丰硕成果。至于如何在我们祖先的已有成绩上，再加以发扬光大，对世界文化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就有待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努力了！ 因此我说，我们友好的“源”，是很远很远的，我们友好的“流”，也是很长很长的。 我很高兴地看到我们的人民友好和文化交流的工作，正在由我们的子孙继续下去，而且他们也一定会永远继续下去！现在中日两国的青年们，正在这一衣带水之间，穿梭般来往，每天我在报纸上，电视上，都看到他们在两国土地上的工作和活动！友好访问也罢，体育竞赛也罢，美术科技展览也罢，音乐舞蹈表演也罢，他们都在为着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欢欣鼓舞、朝气蓬勃地工作着。 在这次访问中，我重晤了不少多年以来为促进中日友好和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作过艰苦的努力和巨大的贡献的日本朋友们。我们抚今思昔，对于我们两国人民的长期愿望终于实现这一事实，我们的欢喜和感激，是不可以言语形容的。 瞻望将来，我们更有“接班人任重道远”之感。我的日本老朋友们，正在日本一方，做着中日两国青年中的桥梁和指引的工作，我也要追随我的日本老友之后，以我有生之年，和我们的青年人一起，为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做出自己应有的积极的贡献。１９７３年７月３１日 正文 致赵清阁 清阁： 你的画梅贺年信收到了，谢谢你，这比年历强多了。今年北京年历也少，我得到几张香港朋友寄来的，送你一张，放在桌头看看吧。那个姓宋的没有再来，请你放心。你有心脏病却去拔牙，太危险了，以后切不可如此！北京今年奇暖，我们都盼它冷些。这里什么都有，不要寄了。匆匆草此。即颂新春百吉冰心一、四（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正文 致赵清阁 清阁： 信收入，总理逝世，天下同悲！我不但参加了追悼会，还和文藻参加了同遗体道别的会。他不留骨灰，正是他伟大无私，洒脱之处，我们都应该效法他。 北京气候太暖，就是那天有过寒流，可是天安门广场上向烈士纪念碑献花圈的仍是昼夜不绝，总理人格感人之深，于此可见！ 你还要给我寄吃的，我胃口也不强，不必费事了。 一樵也给我们寄了贺年片，昨天才复了他，听说实秋丧偶后，在台湾和一位歌唱家结了婚，赴美与否还不知道。 拔牙后要多吃细软东西，其余的牙拔不拔？最好听医生的吩咐。我今天也去检查了身体，除了动脉有点硬化外，还没有什么，可以告慰，牙是早已拔光了。 春节好！冰心１、２８（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正文 卖花声 仰望井冈山，流水潺潺，巨人挥手白云端。 燕雀低飞天欲雨，莫下征鞍。 怕甚困难！ 熊罴虎豹等闲看。 唤起全球无产者，共越雄关。 （本篇最初发表于１９７６年３月１２日《人民文学》１９７６年第２期。） 正文 致赵清阁 清阁： 你３月２２日的信，早就收到了，那时正值我的三弟妇在北京治癌，忙于看护，不幸她已于３月底逝世了（她是在西安去世的），身后还有些事，她的孩子常和我商量，一直忙得无心写信。现在总算告了一个段落。 北京今年气候十分异常，春寒料峭，前天还穿棉衣，今天就已暴躁得毛线衣都穿不住了，但我们还自知保重，请放心。 你画的那两张笺谱，极好，谢谢。振铎和鲁迅先生印的笺谱，第三部就送给我了。我因为抗战中到云南去，把带不了的书籍都在燕大寄存，在北平沦陷中，就都丧失了——那时丢的东西多了，也想不起这个，你提起我又想起来了。 今天要复许多许久未复的信，先写这些吧，以后再写，望你保重，我还是身体较好，比这里同年纪的人都显得健康，文藻也不错。 五一去看了几个老朋友，都是病在家里的，走了一趟赶忙回来，因为家里有客。 祝你健康。有空多画些画。冰心５、９（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正文 致赵朴初① 朴初同志： 双手捧来那张光华夺目的手笔，使得我感激兴奋，不能自已！这也是七十六年来的一次“殊荣”，可为子子孙孙的纪念。这件珍品太珍贵了！真是很难处置，我想裱是裱不好的，拟和吴平商量，弄一个合式的镜框，不知现在能办到否。 我们每次进城都经过“宝寺”，但是我想我们学习，您一定也去学习，哪天您不去时，通知我一声，我们顺路来认一认门，以后好去长谈，并好好地道谢！匆匆颂俪安冰心９、３（此信系周达宝同志征集。）①赵朴初，诗人，佛学家，书法家。１９０７年１１月５日生，安徽太湖人。早年从事佛教和社会救济福利事业。抗战时期，做战区难民和儿童救济工作和文化界的救亡工作。１９５３年，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从五十年代起，以诗、词、曲为主，发表大量作品。 相继出版了《滴水集》、《片石集》等。现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正文 毛主席的光辉永远引导我前进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当我低头听到《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的最后一句时，我的紧握着的冰凉的双手已经麻木了。不断涌下的热泪洒在我的手上，把我惊醒过来，惊醒到一个极其悲痛、充满了哽咽声音的世界里！ 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就这样突然地离开了我们了？这是真的吗？这是可能的吗？ 不！绝对地不！ “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我紧握着湿透的纱巾，脑海翻腾！毛主席一句句的煌煌的教导，在我耳边响起。毛主席一幅幅的慈蔼的容颜，向我眼前闪来。我所拜谒过的毛主席从事革命活动的几处圣地的景象，也都在我面前涌现……我首先忆起的是一九四九年的秋天，我独坐在日本海岸的一座危崖之中，阵阵的海波在我脚边不断地涌来溅起。四无人声，我在低着头细细地读着我膝上的一本小册子，那是毛主席最近的光辉的着作：《论人民民主专政》。 我从头细读下去，越读我心跳得越快！到了：“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我的心门砉然地开了，如雨的热泪落到这光辉的小册子上。我抬起头来，灿烂的朝阳已笼罩到海面，闪烁起万点的金光。阵阵的海波不断地向我唱着：“你找到了救星，你有了国家了。” 现在想起来，毛主席的这段话，讲得是多么深刻，看得是多么长远。但是，当时敲响我的心弦的还是这段的第一句： “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那时远在异国的我，是空虚寂寞、苦闷消沉，好像一个迷路的孩子，在暴风雨之夜，在深山丛林的没膝泥泞中挣扎行走。远近的重峰叠嶂之中，不时传来悚人的虎啸和猿啼……这时，我是多么切望在我眼前会奇迹般出现一盏指路的明灯，一只导引的巨手呵！ 现在，这奇迹出现了！一盏射眼的明灯向我照来了，一只温暖的巨手向我伸来了。黑暗扫空了，虎猿驱散了，我要走上一条无限光明幸福的道路，只要我能站立起来，牵住这只巨手，一直走下去！ 我满怀着希望和喜悦，把这本光辉的小册子揣在胸前，从危崖下走了上去。我精神焕发，我步履轻健，新生命已经投入到我的困乏憔悴的躯体。从此我有了保护我的国家，有了导引我的救星，我不再是一个无靠的孤儿了。 两年之后，我回到了社会主义的祖国，来到了毛主席身边。在这备受阳光雨露的二十多年中，当我在改造自己来适应新社会的需求、来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上，长久不能摆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而踏步不前的时候，毛主席就在这关键时候，给我以最大的聆受教导的幸福，给我以最大的继续前进的力量。 毛主席教导我说：“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 当这些训诲在我耳边响起时，毛主席的慈蔼高大的形象，一幅一幅地在我眼前升起：在中南海葱绿如茵的草地上，毛主席笑容满面地向着我们走来；在雄伟庄严的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微笑地向着我们招手；在红旗高悬，绿丛低护的人民大会堂台上，毛主席微笑地在倾听人民代表们的发言……这时，我所拜谒过的广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江西的井冈山，贵州的遵义……这些毛主席从事伟大的革命活动，留下了心血和手泽的圣地的景象，我都重新瞻仰了一遍……而尤其是去年七月十二日的清晨，我在湖南韶山毛主席旧居荷花池畔的三十分钟，更是我一生中最激动最幸福的时刻！ 我在日记中写道： 我独自站在毛主席旧居的荷花池畔，朝阳下万籁无声，空气是这样的清新，稻田是这样的碧绿，韶山是这样的青翠。在这清极静极的背景前面，毛主席旧居是那样的朴素，那样的庄严！我能和这千千万万，万万千千的革命人民，同来瞻仰这座故居，我是多么幸福呵！ 我独自站在荷花池畔，毛主席旧居的大门还没有开启……我忽然觉得这一朵朵亭亭出水的光艳的荷花，在晨风中一齐仰首，就像一张张肤色不同、年龄不同的革命人民的容光焕发的验，在万静之中，呼唤出心中的“毛主席万岁！”——而那圆圆的绿绒般的荷叶上流转着的露珠，就像是我那时脸上流着的感激欢喜的热泪……时间还只过一年呵！在我执笔之顷，我脸上流着的却是悲痛的热泪，而“悲痛”二字，能够表达我心里的奔腾澎湃的感情吗？ 窗外是灿烂的朝阳，万千条的杨柳在阳光中摇曳。柳外的高楼仍在矗立。墙外的流水般的车辆仍在宽阔平坦的大道上驰走，我听到了它们隆隆前进的声音……我站了起来，展开眼泪浸透的纱巾，铺在窗台上，让它在这灿烂的阳光下晒干。毛泽东思想是永远不落的太阳；毛主席没有离开我们，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千千万万各族人民的心中！ 毛主席呵毛主席，我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永远在您思想的指示下，教育自己改造自己。我将以您的思想的宝剑，把我和资产阶级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连根斩断，使我有一个自由轻健的身心，追随工农兵之后，继续前进！我的岁月是有限的，我的能力是很小的，但我一定要努力继承您的遗志，努力做一个您所希望我做的有益于人民的人！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一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２０日《人民文学》１９７６年第７期。） 正文 致赵清阁 清阁： 得来信，欣悉上海亦是一片欢腾，我们这里亦是如此，尤其现在这里大字报铺天盖地，大家互相抄来的中央同志的讲话也很多，总之，大家都觉得中国的前途与命运是乐观多了！ 今天早晨到中山堂去纪念孙中山先生诞生１１０年，看到了许多老朋友，邓（颖超）大姐也到会了，大家对她的欢迎，不亚于重新见到了总理！她不错，人较胖，气色也好，围上去的人太多了，我和她只握了握手。 现在窗外正在下雪。这是今年第二场雪了，今年北京天气很怪，地气暖（树叶还未落）而天气很冷，我们前几天就生上炉子了，上海如何？今年煤的供应还好吗？上海表现得不错，现在处处要支援上海，上海真是吃了“四人帮”的不少苦头。 北京地震警报并没有解除，但我想不会像唐山那样，一无准备的，跑来跑去徒然自扰。 看见上海友人替我问好！巴金如何？他住在哪里？匆匆，文藻嘱笔问候。冰心１１、１２（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正文 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周总理 我从心底感谢党中央，粉碎了万恶不赦的“四人帮”，使我终于能在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笔与泪俱地写下了我这篇悼念的文字！ 我的排山倒海而来的关于周总理的回忆，即使千管齐下，也写不尽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总理为党、为国、为人民所做出的一切巨大的贡献。我还是勒住我这支野马似地奔腾的笔，只写出我感受最深的几段吧！ 一九四一年的春天，我在重庆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欢迎会上，第一次幸福地见到了周总理。这次集会是欢迎从外地来到重庆的文艺工作者的。会开始不久，总理从郊外匆匆地赶来。他一进到会场，就像一道阳光射进阴暗的屋子里那样，里面的气氛顿然不同了，人们顿然地欢喜活跃起来了！总理和我们几个人热情地握过手，讲了一些欢迎的话。 这些话我已记不清了，因为这位磁石般的人物，一下子就把我的注意力吸引住了！只见他不论走到会场的哪一个角落，立刻就引起周围射来一双双钦敬的眼光，仰起一张张喜悦的笑脸。他是一股热流，一团火焰，给每个人以无限的光明和希望！这在当时雾重庆的悲观、颓废、窒息的生活气氛之中，就像是一年难见几次的灿烂的阳光！ 我们和总理的较长的谈话，是在我们从日本回来后的一九五二年的一个初夏夜晚。这一天午后，听说总理要在今晚接见我们，我们是怎样地惊喜兴奋呵！这一下午，只觉得夏天的太阳就是这样迟迟地不肯落了下去！好容易时间到了，一辆汽车把我们带进了夜景如画的中南海，直到总理办公室门口停住。总理从门内迎了出来，紧紧地握住我们的手，笑容满面地说，“你们回来了！你们好呵？”这时，我们就像海上沉舟，遇救归来的孩子，听到亲人爱抚的话语那样，悲喜交集得说不出话来。总理极其亲切地招呼我们在他旁边坐下，极其详尽地问到我们在外面的情况，我们也就渐渐地平静下来，欢喜而尽情地向总理倾吐述说了我们的一切经历。时间到了午夜，总理留我们和他共进晚餐。当我看到饭桌上只有四菜一汤，而唯一的荤菜还是一盘炒鸡蛋时，使我感到惊奇而又高兴。惊奇的是总理的膳食竟是这样的简单，高兴的是总理并没有把我们当作外人。在我们谈话吃饭之间，都有工作人员送进文件，或是在总理耳边低声说话，我们虽然十分留恋这宝贵的时刻，但是我们也知道总理日理万机，不好久坐，吃过了饭不久，我们就依依不舍地告辞了。总理一直热情地送到车边，他仰望夏空的满天星斗，感慨地对我说：“时光过得多快呵，从‘五四’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我听了十分惭愧！从“五四”以来的几十年中，我走了一条多么曲折的道路呵！ 这以后，我有过多次陪着外国朋友一起受到了总理的接见。这些情景也就像眼前事情一样地生动：总理从外面微笑地走了进来，大家立刻感到满座的春风，纷纷起立……总理对外国友人，总是那样地从容大方，谦虚和蔼，周旋应对之间，谈笑风生。他的一言一动，一扬眉，一挥手，都得到客人们的全神贯注。会后，外国友人总是对我们点头赞叹说： “你们的总理，真是当今世界上少有的政治家！他关心的是全世界人类的大事，他熟悉我们每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他甚至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他的风度，庄重而又洒脱；他的谈话，严肃而又幽默。一次的会见，就给我们以毕生难忘的印象。他使我们感到我们所从事的人民友好的工作，是有光明的前途的。有像他这样的人，做国家的总理，是你们的幸福，也是我们友好人民的幸福。”听到这些话，我们除了对外国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之外，还感到无限的由衷的自豪！ 总理和我最后的一次较长的谈话，是在一九七二年的秋天。那天，我参加招待外宾的宴会，到得早了一些，就在厅外等着，总理出来看见我，就叫我进去，“喝杯茶谈谈”。这间大厅墙上挂的是一张大幅的延安风景画，总理问我：“去过延安没有？”我说：“还没有呢，我真想在我还能走动的时候，去拜谒一次。”总理笑问：“你多大年纪了？”我说： “我都七十二岁了！”总理笑说：“我比你还大两岁呢。”接着他就语重心长地说：“冰心同志，你我年纪都不小了，对党对人民就只能是‘鞠躬尽瘁’这四个字呵！”我那时还不知道总理已经重病在身了，我还没有体会到这“鞠躬尽瘁”四个字的沉痛的意义！总理的革命意志是多么坚强呵！现在又使我想起，就是一九七四年的国庆宴会，总理含笑地出现在欢声雷动的宴会厅里，他是那样地精神焕发，他的简洁的讲话，是那样地雄浑而有力！最后，就是一九七五年一月，总理在四届人大做政治报告的那一天晚上，他站在主席台入场的门口，和进场的代表们一一握手。我到他跟前的时候，他微笑地问我： “冰心同志，身体好吗？”当我告诉他，我身体很好的时候，他握着我的手，又叮咛了一句：“要好好地保重呵。”我哪里想到，这一句话就是总理对我的最后的嘱咐呢？！ 这一夜的人民大会堂里，灯光如昼，万众无声，总理的声音，是那样地洪亮，那样地充满了乐观精神！他把这篇关系到我们的党和国家的百年大计的政府工作报告，一字不遗地从头到尾朗读了下去，直到读完“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时候，台上台下暴风雨般的掌声，把雄伟的人民大会堂都震动了！这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最后一次的政治报告呵，总理是怎样地坚持到底，用尽他毕生的精力呵！ 我也参加过几次总理和少数几个人的谈话，那就像家人骨肉的闲叙家常，总理的谈话总是恳挚而亲切的。谈到老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总理就恳切地谈着自己的家庭出身，谈着自己参加革命的经过，强调思想改造必须出于自觉自愿，有了革命的觉悟，才能在思想改造上下苦工夫，才能不断进步。 总理也强调通过思想改造，知识分子对新中国就能做出应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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