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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读书目》


正文 题记

这本小书,收入的是这两年间发表在《瞭望东方周刊》的专栏文字。

“不必读”这样的题目,不能不承认,有一点危言耸听。起初拟题,心里的想法,是要以批评为主的,然而很快意识到,对古典著作或古典的观念,没有办法持单一的褒贬,那毕竟是我们一半的精神背景,我们在其间活动,判断,理解事物,想像未来,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出发点是改变不了的。对旧观念中的某一部分,我在这些年里,一有机会必加诋讦,但细细想来,真正不满的,是今人对这些观念的态度,而非那观念本身,因为那是古人在许多年前的思想,格于形势,他们还能怎么想呢?今人的不智,是不能记在前人账上的。

传统是个用得越来越混乱的词。有时不得不使用,我难免会想,传统到底是从过去传递下来的东西呢,还是我们从过去接受下来的东西呢?这是有点不一样的,后者强调我们对古老经验的处理,怀疑有没有“传统实体”这样一种存在。平时,我们听到两种声音,一种在说,我们失去了(一大部分)传统,另一种声音说,传统正在大放光芒;我们还听到两种声音,一种在讨伐旧的观念,一种要拯救往日的遗存。这些观点,可以都是对的,要在于新旧这类概念之上,另有一番判断。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在这些年里,都看到自己曾批评过的古老人伦,当权力摆脱它时,如何有可怕的面目,我们甚至有点怀念它的节制了。这和二十年前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不必读书目”本来想拣着常见的、最为阅读的古书发议论,但在今天,这样的书实在少,只好把注意力放在常见的观念上,而涉及了几种普通读者不大想到去读的书。写着写着,初衷似乎有点想不起来了,说来说去,自己也觉支离,况且年来国事纷攘,实难定心,虽还在一篇篇写下,已是勉强得很了。此番结集,文章中粗疏的地方,信口开河的地方,没有心思去一处处改正,只好请读者原谅了。

正文 不读《山海经》

是本什么书?地理,历史,方术,小说……都沾点边,又都不尽然。它典型的条目是这样的:

“北海之内,有蛇山者,蛇水出焉,东入于海。有五采之鸟,飞蔽一乡,名曰翳鸟。”

或:

“又北四百里,曰乾山,无草木,其阳有金玉,其阴有铁而无水。有兽焉,其状如牛而三足,其名曰獂,其鸣自詨。”

全书,便是这样一条条地组成,记些绝域之国、殊类之人,千奇百怪的事情。它涉及的地理范围,近的只在如今的中原一带,远的或至边陲,而更有一大部分,已难以考订。大致的体例,是说某处有某山或某水,出某物,夹杂些神话或占卜的内容。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汉代刘歆整理成书的。实际的成篇,当是在一个漫长的时期,各时代的抄录者,都添入自己的见闻和见解,所以它里边有周人的知识,也有战国甚至秦汉人才有的观念。这本书能流传到汉代,便近乎奇迹,因为它背后的某种传统,早已踪迹难寻。

要配着图才好看。有印刷术之前,图画不像文字那样容易传抄,所以各时代的山海图,通常只是时人画的。古人以为它恢怪难言,也不怎么严肃地看待它,现代学术拿它当宝贝,因为它里边有非常古老的东西。

上古,神话和现实之间,并没有后来的界线。那时人心目中的外部世界,那些黑暗的森林,高不可攀的群山,广大的海洋,天上的星体和地下的深洞,以及无数种奇形怪状的生物,所有这一切,既难以知晓,又不可理解。每一样被赋名的,都当有个主宰;每一样会移动的,都有神通;每一样新发现的,无论是海平线上的岛屿还是山脊那边的江流,都危险重重。多数人谨守自己的家园,少数人外出游历,带回来各种见闻,既一点点丰富着大家的知识,又巩固着原来的恐惧和向往,因为他们难免把道听途说的事情越传越玄,又难免给自己的经历添油加醋。

的时代,大致相当于俄底修斯的时代。在后人眼里,闳诞迂夸,但在最早的时候,古人记录这些远国异物,态度是诚实的。古希腊人完全相信有会唱歌的海妖和食人的巨人,我们的祖先谈论“大人国在其北,为人大,坐而削船”,也就像我们今天谈论“某某公里处有收费站,可以绕过去”之类。

,特别是其中最古老的那部分内容,记录的是古人的世界图景,兼出行指南,兼博物志,等等。它汇集了古人给不可理解的世界建立秩序的努力,它试图把零星的世界知识拼凑起来,形成一幅地图,是地理意义上的地图,但更是哲学意义上的地图。我们不得不致敬于古人的冒险精神,不计生死地摸索未知的世界,一代又一代,就像被一个使命驱赶着,漫游,迁徙,经历着在今天已不可想像的艰辛和风险,以使他们的后代,懒洋洋地坐在恒温房里便能够丰衣足食了。

鲁迅小时候把绘图本的,视为心爱的宝书,那些“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多么能够刺激儿童的想像!是人类童年时期的书,到现在,恐怕也只适合学者和儿童看。学者之外的成年人如你我者,看不出什么兴味。

不仅看不出兴味,弄得不好,还要看出古怪来。好多人正在拿来证明美洲是我们最先到的,以及北极,南极,也许还有月亮。我读过的一篇论文,力证埃及的金字塔是大禹建的,因为有一句“禹杀相柳,……及以为众帝之台”,又有一句“相柳之所抵,厥为溪泽”,埃及有金字塔在现在的吉萨(拉丁名Giza,来自阿拉伯语),吉萨和溪泽谐音,所以溪泽就是吉萨,相柳就是法老,金字塔就是大禹修的。另一篇论文,证明犹太人是从中国搬去的,因为又说了,“互人之国……炎帝之孙……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鱼妇者,以扫也(理由仍然是谐音),所以犹太人是炎黄子孙,又希伯来者,“西亳”“来”也,明明就说从西亳来的嘛。

这样地读,不读也罢。

正文 不读游记

十·一快到了,中国人民玩起来了,乡下的到城里,城里的到乡下,当然只是暂时的换防。野猪野羊,早就躲起来了,苍蝇蚊子,该飞出来了,卖雨伞的,卖门票的,租车的,开店的,打九月就憋着笑,游客也是满面笑容,特别是在照相的时候。

每年我们都抱怨,挤死了,累死了,第二年,我们还是要出游。扪心自问,是什么动机,把成千上万的人,从家里赶出,赶到各种陌生的地方?爬一座费鞋的山,和一块大石头合影,高明何在?离开舒服的床,去躺在草地上,乐趣又何在?自然!自然!我们如是说。我知道许多人相信没有人工痕迹的地表是天然的良药,我知道许多人定期地拜访“自然”,如同另一些人定期地去去教堂,回来就一身轻松,恢复了对自己的敬重,——“自然”好像是心灵垃圾的倾倒场,又像是顶顶溺爱我们的祖辈,不管我们做了什么,总是拿个糖块,把我们哄得高高兴兴。

徐霞客开始出游时,不可能料到自己会在这条路上走多远。他只是“不愿以一隅自限”,想见见广大的世界。这世界比他原先以为的还要大些,提供的趣味,也非他始料所及了。好奇心与对日常生活的不耐烦,是最平常的出游动机,但一个人一游几十年,想必是喜欢上了旅途中的生活,那是充满变化的,又仿佛总有新的目标。

大名鼎鼎的,常常被当作地理学著作来推荐,徐霞客本人,也给奉为地理学家。徐霞客确乎对山水怀有一种知识的兴趣,这也是他高明于另外一些文人游客的地方,但如果说如实记述所见所闻,就会是地理学,这固然是敬重徐霞客的一种方式,在我看来,对地理学,特别是那个“学”字,就有失敬重了。咱们普通读者,大可忘掉“地理”云云,放心地拿它当游记读去,我敢保证,里不会有任何内容,来干扰这单纯的兴趣。

刘勰谈到晋代山水诗的兴起,说过一句话,叫“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初听起来有点费解,老庄难道不是更号召“回到自然”吗?原来,刘勰说的是对自然的态度,在庄子那里,自然是人的哲学本体,这固然高妙,但登山临水,也就成了严肃的事情,而谢灵运等一批诗人,把山水当成寄情之地,虽然深思少了,高兴却多了。古代文人写山水的诗赋很多,大抵的思路,是描述山水的悦心和悦目,这个多好看呀,那个多奇怪呀,这样的文章,我们在中学课本中见到许多,都写得很漂亮。

刚上路的徐霞客,也和大家一样,搜奇访胜,消闲遣兴而已。他最先去的,是那些所谓的名山大川,天台雁荡、黄山庐山之类,写下的记行文字,虽然以日编次,和其他文人的游记,并没什么特别的不同,仍如刘勰说的“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而已。一望可知,他是在写文章,要给别人看的。后来,慢慢地他就有了一些变化,行程变得任意,并不一定要去有名的地方,写的日记,也越来越随意,尽管没有完全放下文人的身段。

中最好看的,是最后一批日记,特别是《滇游日记》。其中最好看的,又是曾被钱谦益批评为“多载米盐琐屑,如甲乙账簿”的,写旅途中日常遭遇的文字。有些读者看完,可能要问,除了作者善于属文,它与我们写的游记,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在于,徐霞客生活在那样一个时代,他那种寻脉探源的好奇心,是异乎别人的,而他没有功用的目的,在路上断断续续走了几十年,又是前无古人的。

历代评介徐霞客的文章,要属清初潘耒给游记写的序,说得最好。潘序中最好的一句,是说徐霞客“无所为而为”,也就是为游而游。潘耒还说:

“近游不广,浅游不奇,便游不畅,群游不久,自非置身物外,弃绝百事而孤行其意,虽游,弗游也。”

一巴掌打倒一大片,按他的说法,我是没有“游”过的了。徐霞客的不同于常人,在于他——特别是后来——是在行,而不限于游了。行与游不同,前者是一种生活方式,后来至多是观照方式。古有所谓“卧游”一说,徐霞客最后得了足病,躺在家里,也只好“卧游”了。卧游是可以做到的,卧行是做不到的。

正文 不读《左传》

《左传》和《史记》,是我最喜爱的史籍。为什么说不读呢?读了影响信心。这信心来之不易,受国家教育这么多年,从小好好学习社会发展史观,知道人类天天向上,制度越来越好。《左传》记录的春秋时代,按教科书说法,是在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听,又是奴隶,又是封建,和咱们现在的制度,差着好几个阶段,比旧社会还旧,比古代还古,简直就是暗无天日了。

记得有人评选“最喜爱的时代”,有说宋朝的,有说大汉的,问到我这里,答以春秋。话一出口就赶紧忏悔,用着计算机,打着青霉素,沐浴着自来水以及主义带来的阳光,怎么可以向慕野蛮、艰苦的上古呢?无非是《左传》读多了。可见便是好书,也有不读的理由。

有意思的是,春秋时代的人,倒不像我们这样,觉得自己恭逢盛世,睡梦里也要干笑三声。特别是春秋后期的士人,比如孔子吧,唉声叹气,对社会不满。春秋到战国,一大批读书人,受这阴暗心理的影响,一直在寻找制度出路,当时,一种普遍的观念是,人类是从黄金时代堕落下来的,所以幽厉不如文武,三王不如三代,如按老庄等人的看法,三代又不如最早的无怀氏葛天氏之类。儒家主张以礼制一点点地规束人性,以期大同,庄子则对任何制度没信心,主张一哄而散。他们也都是理想主义者,只是方向与我们相反。

儒家同国家结盟后,谈不上再有什么制度理想了。一千多年中,古人对未来,并无想像,也没有什么期待。政治的时钟,其实已停摆,官民的日常生活,一成不变,一切都是理所当然,那些仁人志士,补苴罅漏之余,放胆一想,也不过是圣贤的旧调。这和我们是很不一样的。

我们和古人相反。我们崇拜时间,坚信不论人类生活的哪一方面,都是越往后越好,而且会自动地变好。近代比古代好,当代比近代好,我们今天不管怎么胡闹,也只能产生好的结果,因为未来天然地就比现在好。我们有能力主动地改变生活,也从不吝惜这种能力,因为我们相信,改变就是好。

但冷静地想一想,人类向前走,体现在积极方面的,有技术的发展,观念的改善。春秋时代,得了肺炎,几乎没有活路,再往前,还吃人肉呢。这些改变,是实际的,标志着人类的真正进步。在消极方面,则是人们常寄以厚望的制度变革了,也就是在组织社会的同时,让组织本身少捣一点乱,别反客为主。

如对后者也有天然的信心,未免对未来太乐观。比如我们知道,最坏的绝对主义国家,并没有出现在上古,而是一次次出现在后代,而且每一次都比前一次更坏,一个很恰当的例子,就是希特勒的法西斯德国,这样的国家,在一千年前,是没有条件出现的。

这并不是说古人的心眼就好。拿中国举例子吧,在古代,国家权力并不能管制人民的全部生活,官僚体制,也只管到县级,这一半是宗法的牵制,一半是技术和经济能力不足以支持对全民的动员和控制。所以古代的皇帝会感叹壮志难酬,余生也早,没有赶上未来的盛世。

我经常批评古代的帝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觉得唐宋元明人的日子,就没法儿过了。古代的生活是艰苦的、不公平的,个人的权利,更是受到无数干涉,好在那时的干涉,是粗糙的,虽然惹不起,偶尔还躲得起。握有权力的乡绅和官员,其大多数,多少还知道一些节制,这种节制来自他受的教育,也来自他的远比今天广泛的社会联系。

何况还有其他的一些细节。读《左传》,最令人向往的,是春秋人的气质,强健而温和,直率而雍容,子夏之所谓“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春秋时代的日常生活,大概是没有人向往的;但春秋时的人,今天,也许你能找到那样的朋友,但不太能找到那样的敌人了。

或形容春秋人的气质为“高贵”。我倾向于不这么说。“高贵”现在已经是商标了,一成商标,就要大量生产,卖将出去,高虽未必,贵是一定的。而春秋人相反,高尚是有一点的,贵则未必,我们看《左传》里的平民,也沉着得很,仿佛他的生活,在许多方面都有些余裕,这不仅令人想到,春秋时虽有严重的压迫,方向却单一,并不是从四面八方挤过来,使人成为浑圆的国民。

正文 不读公羊

《春秋》三传,我们最熟悉的是《左传》,另两部,《公羊传》和《榖梁传》,名气小一些。但要论在古代政治哲学中的地位,《公羊传》实高于《左传》。《左传》是历史书,《公羊传》则是儒生为汉代定制的政治学。

秦末造反的诸强,以兴灭继绝为号召,等抢到天下,自己一屁股坐住,再不提从前的话头。在刘氏,本无什么不好意思,在与皇权合作的儒生,略有几分理论上的尴尬。按公羊学说,孔子对周并无信心或兴趣,他老人家作《春秋》,本意便是为后王立法。这叫“以春秋当新王”,是公羊学的一大要旨,纬书里有更生动的描述云:“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时变,却观未来,预解无穷,知汉当继大乱之后,故作拨乱之法以授之。”如此说来,汉朝代秦自立,应了孔子的预言,理直气壮。

儒生与皇帝之间,如同狐狸与狮子的合作。儒家得意的一件事,是驯化了狮子——或多或少,狮子得意的,是能让狐狸来为它管理草原,至于其间各自的得失,也是笔糊涂账。若凭孔子的学说,这种合作根本无法形成,——起孔子于地下,遇见秦汉式的皇帝,互相都不会买账。公羊学说的第一位大师董仲舒,改造了儒学,这种新儒学,同孔子的古典儒学,其实只有皮毛上的相似,倒是同名法及五行学派,更亲近些。皇权和儒家的正式缔约,粗略地说,签字人便是汉武帝和董仲舒,公羊学在其中的作用,也不算小了。

不过,后世公羊学并不流行,因为公羊学里面,包含着一些为君主所不喜的思想。比如按公羊学的政治图式,没有什么铁打的江山,天命变易循环,以有道伐无道,便如汤武革命一样理所当然,这一点,和孟子的学说接近,在古人看来,都有可能“启乱臣贼之子心”。董仲舒的儒学,在后世又被改造了,让狮子不放心的内容,又去掉了一些。

我们今天看来,公羊学里确有比正统儒学高明的地方,比如对“夷狄”,往往以文化、礼义,而非以远近来区分。《公羊传》里有一句话,“中国亦新夷狄也”,说的是有几个中原国家行事不妥,所以视同夷狄。后来——比如晚清或现在——常有人拿公羊学的这一态度,来反对排外,也是稍微有点奇怪的,反对排外就反对排外,还用到古书里找理由吗?

公羊学自汉代以后,一直式微,复兴是在晚清。对新式人物来说,公羊学能提供的理论武器其实没有几件,但大家都习惯于自家有病自家医,便是明明用着新药,也喜欢放在旧壶里煎一煎,或作简单的比附,便发现“敢情这药方我家里原有,只是忘记吃了”云。康有为曾说:“大约据乱世尚君主,升平世尚君民共主,太平世尚民主矣”。说君主便说君主,说民主便说民主,非要塞到公羊家的三世说里,搭配整齐,便以为有趣之极,深刻之至,正是古传的毛病。

顾颉刚算是破旧立新的大将了,后来却说,本以为这些年来是用欧美的新学来变易、代替中国的旧学,回头一望,“在中国原有的学问上的趋势看来,也是向这方面走去”,——好几千年里从来没有顺着“走去”,却仍然是“趋势”,这种信心,已难以评价了。近来研究公羊学的专家,有几位很值得敬重,且也力主变革,但为什么一定要把起点向后拉?有时我怀疑,中国果真是个特殊的国度,有特殊的国情,而唯一的证据,恰是有那么多人相信如此。

公羊学是个完整的、打通自然哲学与政治哲学、解释一切的政治理论,现在的新公羊学,更是如此,而且更加详尽。不过,我对所有完美的理论,都有戒心,因为如果不让现象屈从于理论,那种完美本无法达到。古希腊有个故事,说有个大盗叫普洛克路斯忒斯,强迫受害人睡在他制的铁床上,若身比床短,便强拉使与床齐,若身比床长,则截去余出来的腿脚。纷繁的万象,我们的复杂经验,放到任何一种理论的床上,会恰好一般长短吗?我是不信的。

正文 不读《老子》

春秋,在现在看来,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时代,人们健朴、高尚、讲规矩,但在春秋士人眼里,那是个政治失败的年代,礼崩乐坏,王令不行,大小诸侯僭礼越分,战争连绵,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记载很少,但想必也好不到哪里去。一批有知识的人,主张各异,却有一样共识,便是社会状态糟透了,须加改变。

孔子和老子都是极富同情心的人,但他们的社会设计几乎相反。孔子提倡道德的个人生活和完美的社会秩序,老子对此摇头,特别是对后者。他认为人无法被自外约束,社会本身就是失败,正如秩序本身就是混乱之因,在老子看来,唯一的出路就是解散社会,或把社会限制在最小规模上。

《老子》一书,基本上可以认为是老子的思想汇编,尽管成书于何时及何人之手,尚无定论。以前我们见到的读本,都曾经后人陆续附益修饰,感谢考古学家的工作,现在,我们有了几种更接近原貌的文本。

从《老子》书来看,悲观的老子,提倡的方法是从文明后退。在他看来,人们为利益而纷争,是任何制度也解决不了的,唯一的办法是消灭利益,无可争,则民不争,无可盗,则民不盗。富贵只会害身,金玉满堂,谁也守不住,反过来,每一个人都穷得要死,天下就太平了。

与之相辅的,是消灭欲望。穷人也会渴望富足,欲求那些虽然看不见、却可以想见的东西,所以要让人们根本就不知道那些无用的事物。五音令人目盲,五味令人口爽,都在排除之列,如果你根本就不知道有那些五花八门的事,想不清心寡欲也难。

按老子的意见,文明的进程,就是大道被破坏的过程。失道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真希望孔子见到这样的主张),仁义礼智,不是挽回美好社会的通途,倒是失败的路标。老子的见解,是从原路退回,他提出的办法,从社会和个人方面,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统治者要临天下以虚静,你在这里吃肉,人家闻到了,难免也想吃,你在这里听音乐,人家听到了,难免也想听,你提倡任何事情,都会使人竞争。所以要无为,“其政闷闷,其民淳淳”。

《老子》里有惊心动魄的话:“古之为道者,非以明民也,将以愚民也。夫民之难治,以其智也。”需要为老子辩护的,是他的愚民主张,和后世施行的,并不一致。老子倡愚民,不是为了举天下而奉一人,而是要君民同归于简。但不管怎么说,他也确实为愚民主义提供了一种理论解释。

老子主张的第二种途径,是个人的自修(这一点后来被庄子发挥了),本质上说,这是弱者以弱自存的生活哲学。他说,众人都兴高采烈,我独在一边发呆,众人都聪明灵俐,我独在一边发傻,这才叫知白守黑、知雄守雌、知荣守辱,这才是被褐怀玉。对眼前混乱的世界,什么也不要做,不要勉强,不要为天下先,也不要故示人以别,你们忙你们的,我则“居以须复”,走着瞧,——不,是坐着瞧。

老子和孔子不同的,还有他的哲人气质。他有出色的抽象能力,来建立一个概念系统。简化到最后,他得到了“无”。老子的哲学趣味,是忽视现象界,使万物混一为抽象的有,继而自毁形态,变成无,也就是大道所出的地方。老子厌恶事之多端,他采取了一种被后世恭维为辩证法的方法,把现象简化为两端,再把两端绕过来,使之相遇,这也就是人们常引用他的,难易相成,长短相形,曲则全,枉则直,福祸相倚相伏,将欲夺之必先予之,等等一系列格言。

这是非常漂亮、也非常容易掌握的方法,想像一下它产生在两千多年前,我们就对老子佩服了。如果后人仍然满足这种封闭的、过于简化的、在哲学上毕竟幼稚的方法论,那是后人的没出息。

老子对后世的另一大影响,是他的反智主义。他说“美与恶,相去几何”,分别万物的知识,都是无用的;治天下要绝智弃辩,自治则要寡闻以守中。他自信地说,“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出门而坐知天下事,因为那些事都能推想而来,没什么值得亲临的。好学的是二等人,忙于每天增加自己的知识,一等人的目的,是每天减少自己的知识,最后达到绝学无忧的美好状态。万一不幸,知道了些什么,也不要说给别人听,因为一开口便是无知,不说话才是真知。

老子同情弱者,反对强权,他的理想社会,是小邦寡民,如同原始部落。可惜考古学的发现,使我们知道,石器时代,人们的生活很悲惨,活不多久,就遍体鳞伤地过世了,老子想像的“甘其食美其服”的快乐,那时的人,并没享受到,不然,人类怎么会有迈向文明的兴趣呢?

老子是出色的智者,但他当不能料到,后世竟以他的主张,为不求上进的借口。他的智慧,后人没有用来启迪自己的心智,反倒用来辩护自己的懒惰。一本《老子》书,不过几千言,文字也漂亮,但你并不用看,因为你已经看过了,——老子的思想,早已渗入你我心中。何况,老子本人,是不会提倡读书的。

正文 不读《论语》

是令我迷惑的书。也许是因为我们太熟悉了当代的分类法,也许是我们理解的学术,是由各种演进着的概念堆搭而成,——孔子有许多头衔,其中的一些,称呼起来不用犹豫,另一些,就没那么稳当了,比如,没有形而上学背景的哲学是哲学吗,孔子是哲学家吗,他是伦理学家吗,或干脆,孔子是思想家吗?这最后一个问题尤其粗鲁无礼,但我知道,不只一个人有这样的疑问。我们习惯于在体系中思想,一种没有体系的思想,似乎就不是思想。后代的思想者的思想,大半由前人的思想激发,但我们不妨问自己,大半由个人经验激发的、使用未经特别定义的概念的思想,真的是不可能的吗?当然不是。

要了解孔子,没有比更可靠的书了,事实上,它几乎是唯一可靠的。我希望有这样的版本,把中孔子的言论和弟子及他人的言论分开编辑,甚至分成两本小书。中,有弟子们的许多高见,有的如此高明,我们不停地引用,甚至忘了那些并不是孔子的教导。但是,如果把这两部分对读,哪怕是不那么敏感的读者,也能发现,这些弟子与他们的老师,有一种气质的区别。这些弟子,并不是头脑都不如孔子,也不是缺少深思,但他们是拘谨的,受教于人的,像在别人家做客,无论如何也比不上主人举止自如。

是只言片语组成的书。越读,我们越好奇的,是为什么孔子会成为百代的导师。他教给我们什么?他教给我们在实际生活中,什么是好的或正确的,什么是坏的或错误的,在各种场合,我们应该怎样做,当不能决定时,什么是我们的道德基础,——但就这些吗,这听着像是我们的父母曾经做过的事,或我们将要对子孙做的事。难道孔子仅仅是个人生导师?

我将要做的一个比较,可能许多读者不会喜欢。我想请出的一个人,是莎士比亚。一代又一代的人,在纳罕什么造就了莎士比亚。不像孔子,莎士比亚没受过很好的教育,没有很高尚的文字趣味,对历史的了解来自乱七八糟的通俗作品,对当时世界的了解也是同样来源,甚至更糟,来自酒馆里的夸夸其谈。他的日子也平淡无奇,地位低下,一辈子忙于生计。就这样一个人,一个类似于今天写电视剧本的家伙,如今被我们目为天才中的天才、伟人中的伟人,他写的台词,被一代代人引用,——如果在莎士比亚在一件事上说了一句话,那么,没有人再费同样的脑筋,去琢磨怎样说得更好。他是说得最好的。

孔子也是如此。这几天里,不知不觉中,我把他的某一句话引用了好几次。他说过的话,总有机会在特定的场合在心里跳出来,好像他等在那里,等着你想起他的话。在这一点上,他和莎士比亚一样,给了我们最好的表达,并通过流传,减轻了我们头脑的负担。除非有特殊的发现,这些表达总是现成的,可靠的,可以放心借用。

只是如此吗?当然不是。使莎士比亚的表达成为永恒的,是他的洞察力。孔子也是如此。使言词如此有力的,不是修辞技巧,而是他看到了,而且明白了。如果每个现象都有一个把手的话,他们这样的人,就像出于本能,一伸手就把它提将起来,而我们凡人,苦恼终日,也找不到那个把手。非凡的智力以如此亲切的方式流露出来,配以广博的胸怀——对人类境遇的广泛同情——我们怎么能不赞美他们呢?

不是板起面孔教训人的书,也不是教我们如何生活的书。对我们正在遇到及将要遇到的实际问题,不提供答案。我知道这是本被评说得最多的书,我知道许多人指望在里找到解决麻烦的办法,对这些读者来说,倒可能是制造麻烦的书,如果他们在读时松懈了对世界的不信任。是的,活在自卫中的人,不适合读,正如一个不对自己提问的人,不会明白孔子提出的问题比他回答的要多得多。实际上,有许多了不起的读物,都在纸面后面,隐藏着主人的真意,那不是能买到的,也不是可以偷到或抢到的。如果作者不喜欢你,他便说得少,或竟什么也不说。

正文 不读《孟子》

孟子生在邹城,死在邹城,没什么争议,未免令当代人失望,因为对古代闻人,大家喜欢的,是生得糊涂,死得暧昧,各地的爱地者,才可以纷纷声称某某就葬在本地,有户口为证,或者某某就是我们这儿某村的人,昨天我还和他的一百代孙吃茶下棋来着。古宅于是乎新建矣,旅游于是乎开发矣,人民于是乎有币矣,——而孟子不曾野生道死,弄得大家无法分一杯羹,好不扫兴。在今天的人眼里,卖不到钱的东西,就不是东西,是不是因为这个,人们对孟子失去了许多兴趣?

我以前数次攻击孟子的思想,其实,我对孟子本人,是非常喜欢的。在我心目中,孔子之后的先秦诸子,若论人格高尚、诚实、善良,没有比得上他的。闭上眼睛想孟子,出现的是一个爱激动的老头,心眼儿好到极点,头脑简单,经常被别人气得哆嗦。

说孟子头脑简单,并不是说他肤浅,否则就是无视他的思想中谈心性的那一大部分。我们知道,孟子一直拿他的伦理学当政治学用,他的政治哲学,是要还原到个人的,完全不像是一种社会理论,所以当时售不出去,但论其源本,仁义比起天命来,更接近真正的合法性——同意。孟子的理论是,大家都做好人,好社会自然生矣。那么,为什么大家都有能力做好人呢?因为性善。为什么大家非得要顺这善的本性?做点坏事,不也很舒服吗?如果好人不得好报,为什么还要做好人?这就涉及最深刻的道德动机了,孟子谈心性,就是要把道德的最终动机,建立在我们心里。

我最敬畏孟子的,是他坚定的义务论。孟子,从社会理想,到哲学范畴,和孔子离得并不很近,但道德上的义务论主张,是这二老高度一致的地方。这会引来一个问题,那就是,古代中国尊孔尊了那么多年,儒生主管意识形态那么多年,道德主义盛行了那么多年,而实际的状况是,义务论色彩越来越稀薄,到后来只剩一张皮,真正执行的,是用戒条伪装起来的越来越彻底的功利主义。

明儒刘宗周说:“君子之学,慎独而已矣。”这是孟子之学的要点。慎独意味着道德上的完全独立,不受他人评价的左右,只对自己内心的道德呼唤负责。一方面,中国的道德哲学中,这是最深刻、最个人化的一种;另一方面,也是最不能给社会提供伦理基础的一种。儒学内含的反社会性质,在这里也最明显,最接近道家。这确实是一条内圣之路,但有几个人能实现呢?所以明人一边大讲自省,一边任由社会堕落,因为群己之间,这种理论并未建成一种联系,个人的道德退路,并不是社会的伦理出路。何况,自己做自己的上帝,果真能提供“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道德勇气吗?

现在中学课本里,颇从《孟子》中选了几段。有意思的是,那篇选自《告子下》的“鱼我所欲也”,列在初中课本里,而高中课本里,选的是“孟子见梁襄王”之类谈仁政,思想简单的几篇。也许选编者以为义利之辩,太初级了,只适合初中生思考,也许相反,以为高中生经验渐多,而孟子的义利之说,同我们的生活经验格格不入的地方太多,容易造成课堂混乱吧。

但这是一个每人迟早都会问自己的问题,这涉及我们每天的选择。我们无法完全接受孟子的道德方案,那么,我们的道德方案是什么呢?总得有个方案吧?

孔孟并尊,而他们的社会主张,并不一样。他们气质相通,生活的年代不一样,对自己的时代的评价不一样,假如孔子活在孟子的年代,大概也要少讲些礼,多讲些义。孔子哲学,不是为失败的社会准备的,孟子是。我们现在欣欣向荣,大家满心欢喜,一路狂奔,恨不得二十一世纪赶紧过完,三十一世纪马上赶到,这是不是多讲孔子,少讲孟子的另一个原因呢?

要强调的是,仁政云云,是孟子思想中最不成熟的一部分。他的伟大价值,那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孔子思想中涉及个人那一部分的发扬者的,在他对个人感受的强调。他是儒学里的一颗炸弹,可惜磨洗千年,引信已经磨掉了,现在供在圣庙里,苦着一张脸,正有“辱己以正天下”之忧。孟子谈人生是内行,谈民生是外行,而今读《孟子》谈民生,就是买椟还珠了。

正文 不读《墨子》

有一个著名的问题,是中国的文明,在两千多年前就已很成熟,为什么却一直没有发展出科学体系?在严谨的历史学意义上,这个问题并不成立,因为历史并不存在什么法则,能够让现象必然地产生或不产生。还有其他几种文明也曾相当成熟,也都没有从内部产生出科学,科学的种子曾撒落在许多流域,但多数土壤,并不能使其开花结果。与其把科学视为人类文明的应有之义,倒不如把它看成是我们的好运气,这虽然也粗疏,却比前一种说法,更合实际些。

这问题虽不严谨,却意味深长,所以有很多人讨论。论者必然要提及的一个人物,是墨子。孔子殁后,墨子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思想者。墨家徒众,遍布南北,并且内有组织,有点像教团,一直到战国时代,还很兴旺,《墨子》中最让人感兴趣的文字,便是战国年间写就的。传世的《墨子》中的一大部分,是后学们的文章汇编,另一部分的作者还无定论,也许是墨子本人,也许仍是他的后学。

墨子早年接受的是儒家教育,后来另有想法。先秦政治学说的共同特点,是他们的社会设计,都以个人为出发点,却又都不回到个人上。明显的倾向,是说人都如何如何,天下就好了。墨子讲兼爱时,显出很强的推理能力,但仍在时代的风尚之中。他的政治学说,自然重要,但有点像儒学的另一个版本。今人对《墨子》兴趣浓厚的主要原因,在于书中的另一种内容。

《墨子》中有几篇,成于战国时期,后世统称《墨经》。先秦诸子书中,《墨经》是最难读的。它的文字太简略了,——别的书,文字也简略,但我们熟悉那言说的背景,所以读起来并不吃力。《墨经》辩说的背景,早已十丧其九,而作者在当时,只是大略记一下提纲而已。感谢清朝朴学家的努力和近代科学的映照,现在我们知道《墨经》在说什么了。

《墨子》有一句话,“知,接也”。知是智识的意思,接,便是接遇万物。比较一下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的态度,便知其区别。儒家的特点,是对人事之外的物理世界漠不关心。孔子至少还想着“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他老人家的弟子,说起人来,一个比一个勤快,说起物来,一个比一个懒。墨家的学风是辩论,辩论多了,发现一大部分恼人的分歧,来自缺少一致的定义。《墨经》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下定义,定义的对象,有当时流行的一些范畴,如仁义礼智忠孝,等等,也有抽象的概念,如体、端、久(时间)、宇(空间)、穷、尽、同、异,等等。有日常行为,如睡觉,做梦,利害诽誉,功赏罪罚,也有物理世界中的一些事情,如什么是方,什么是圆,什么是二物相接,什么又是相似。

《墨子》书中的定义,已有一种倾向,即从物理角度解释一些事情,如说“中,同长也”,便是。比这些零星的发现更重要的,是墨家的方法。儒家是很了不起的,但若和他们发生辩论,一定十分痛苦,因为他们既没有、也没有习惯去遵守简单的逻辑准则。《墨经》一再强调,不同的事情,不能放在一起类比,比如,我们会说夜晚长,也说树木长,也说智多,也说米多,难道就可以去比较“木与夜孰长,智与粟孰多”?出于辩论的需要,逻辑学在墨家中发展起来,然而,遗憾的是,墨家的逻辑,说服不了那些不讲逻辑的人,只令自己在与对方辩论时加倍的不愉快。

这样一个富有生气的学派,在中国两次大一统完成之间,也便是秦始皇到汉武帝的两百年里,消失了。《墨子》也从读书人的架上消失了,本来,它有可能彻底失传的,幸有道家,误把墨子拉入自家阵营。即使如此,一千多年里,没几个人读过《墨子》,没一个人读得懂《墨经》。唐朝的韩愈是读过的,但一看他写的读后感,我们便知道,他完全不明白《墨子》的要义。便是这样,俞樾还夸赞说“乃唐以来,韩昌黎外,无一人能知墨子者。”因为别人还不如韩愈。

二十世纪,风气又变。一本被遗忘了两千多年的书,忽然被拿出来证明我们对好多事情都“古已有之”,——仍然是“万物皆备于我”的态度。《墨经》中一些已不可解的地方,也被强解了,如“儇”条,说的什么意思,谁知道呀,现在已被解释为切线定理了。科学不热墨学热,是墨家的幸,还是不幸呢?这是无法断言的;所敢于断言者,是抛弃者若装得像没事人一样,当属脸皮太厚。当此之时,不读《墨子》,乃是对墨子最好的纪念。

正文 不读《庄子》

把庄子和老子划归一派,是汉代文、景之后的事。有点奇怪的是,司马迁也随着大流,说庄子的思想本于老子,以攻击儒墨为长,——以司马迁的遭遇,读庄子,正该感慨万千,引为先声,何以有此论呢?

先秦诸子,若从立场来分,有两大派。两派的共同点,是对社会现实不满,觉得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自己不舒服,别人也不舒服,滔滔者天下皆是。不同点,是一派,要用自己的纲领改造社会,所谓狂者进取,如孔、墨,以及后来的名法之士,都是这样。另一派,更多着眼于个人感受,厌恶权力本身,所以对前者的社会理论,打心眼里不信任,觉得那只是将恶改良,至多是将凶恶的权力,换成好一点的,何况——如为后来的事情所证实的——也未必好到哪里去。

老子,实际上是第一派的。他对个人处境的论述,启发了庄子,但两个人的旨归,毕竟不同。在庄子,改造社会是无意义的,因为社会本身,便是个人的对头,至于政治,“方今之世,仅免刑焉”,一涉足便成大恨,躲还躲不及呢。

一个人,处在他不满意的社会环境中,何去何从,一直是古代哲人的大惑。是默默忍受,还是挺身反抗?是自保高洁,远离是非,还是跳到浑水里,想让大舟转向?是单骑独行,不以事功为期,还是招良聚莠,以恶抗恶?个人的力量极为渺小,集体又污浊,何弃何取?一个人对社会的义务,有无限度,这限度又在哪里?圆满的无趣,与破损的生动,哪个更值得争取,人生的意义,有无可能延伸到人生之外?

与庄子差不多同时,有一位孟子。孟子的格言是:“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的道德勇气,光耀千载,如能再多一点反省,就更好了,一边仗义直行,一边对自己的“义”,不断反思,庶免勇猛过头,以百姓为刍狗。儒家的道德文章,都是好的,就是以先师的主张,为理所当然,不但自己不验证,也反对别人验证,离先贤的本意,也越来越远。而在庄子看来,以礼义绳天下,或以社会理论改造社会,那发生在后来的,乃是必然。

与庄子同时,还有一位屈原。若请庄子说屈原,一定会论为值得同情的反面教材。好好的一个人,非要以身试法,岂不愚蠢?但在屈原看来,自己是高阳的苗裔、楚国的贵族,对国家有义务,不容逃避,他又有政治理想要实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所以秉道直行,不惜身殉。在《离骚》中,屈原最后说“算了”——“己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但实际上,我们知道,他最后还是一条道走到黑,“伏清白以死直”了。

除了取舍不同,性情两异,屈原和庄子的一大分别,是屈原追求的,是一种政治或社会方案。《离骚》中有一句话,叫“众不可以户说”,而“户说”,正是庄子做的事。庄子哲学是个人的,并不包含社会的解决方案,前儒或拿庄子书,边翻边骂说,瞧,大家都如此,还有国有家么,怎么得了,这便是责人以其所无了。朱子说庄子“只在僻处说活”,是的,庄子确实不像儒者那样,说什么都是一囫囵,既然谈的是个体生命,自然在彼此之间。他的思想,若当社会思想看,立显幼稚、肤浅,就是当人生指导,可能直接导致“不谴是非,与世俗处”的犬儒主义,要是怀此两种算盘,还是不要读吧。

荀子曾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不知他在说这话时怎么想的,因为他恰恰说反了。庄子思想对社会,固然是一种瓦解力量,但又何尝不是使社会免于走到极端,人人自危的挽救力量?庄子的性格一定是极敏感的,因为战国时,社会还大致松散,他死后两百年,绝对国家大功告成,国家社会把市民社会挤得更扁,庄子连后者都忍受不了,若活在这时,无处藏身,也许会另有一番崭新的说法。

活在这时的是司马迁,已如前所说,陷入政治方案的迷局。庄子是不懂政治的,不过他谈国家政治的话,偶尔也精采,如《杂篇·则阳》中的“匿为物而愚不识,大为难而罪不敢,重为任而罚不胜,远其途而诛不至”,正是作威作福的法门。

正文 不读《孙子》

后人看春秋人打仗,会笑;春秋人看后人打仗,会哭。春秋时,天子在上,虽然管不了事,诸侯国也因此不能合法地吞并别的国家。战事的目的和规模都有限,军队由有身份的人组成,这样的战争,有点像决斗,未必要置对方于死地。到了孙武的时代,古旧的战争规则正在瓦解,原因之一,是诸侯的火气越打越旺,仇恨越积越多;原因之二,是兵源扩大了,农民和社会地位更低的人都被征召入伍,成为步兵;第三个原因,是新起的国家,如孙武从事的吴国,都来争霸,这些国家,不久前还被中原人视为蛮夷,遵守旧的规则,对他们来说,是既无趣,也无利可图的事。

不管政治家如何说,战争,对任何社会来说,都是一种将道德水准向下拉的力量。在战争中,人有机会做很高贵的事,但同时,欺骗,杀人,以及别的无数种不同寻常的行为,都是允许的。平日里要被掷石头的事,在战争中,国民要为之喝彩,那么,道德所需要的普遍性基础,必然要动摇。成熟的社会,自能平衡这种力量,而不至于每打一次仗,就堕落一次,但这种平衡,也不总能成功。

《孙子兵法》,是本了不起的战争教材。孙武子的事迹,我们知道得不多,但他一定是位出色的智者,因为他的战争经验,就史籍可见的来说,并不十分丰富,那么,他的推理和想像的能力,当超乎常人。先秦子书中,传为格言的句子最多的,除了,就是《孙子》十三篇了,特别是现在,好多人在记诵其中的警句,希望学到点什么,好去占别人的便宜。

在当时,《孙子》虽未必是专为吴国写的,却特别地适合吴国的情况。我们不能说《孙子》定义了一种新型的战争,因为《孙子》的论述,集中于战术方面,而在此之前,春秋的战争,已走偏锋。但实际地来看,《孙子》确实拆掉了一些枷锁,那些希望可以在战时为所欲为的人,快有好日子了。孙子之后的战国时期,战争变得野蛮,而蜂出的兵法,没有孙子的智慧,却远比孙子更重视智术。

后代或有批评孙子的,以为他强调的兵不厌诈,对世道人心有所侵蚀,甚至有人说:“兵流于毒,始于孙武乎?”这不公平,因为孙子只是战术家,那些战争之外的事,怪不到他头上,而且他从未主张无节制的战争。战争必然是残忍的,如何把战争的风气和社会风俗隔离开来,不是军事家要考虑的事。兵以诈立,是战争的格言,至于把它奉为日常生活的指针,那是众人的问题,和孙子无关了。

《孙子》是本好书,是一本讲战争的好书,不过它的绝大多数读者,一辈子也没上过战场。很多人说,官场如战场,或说,商场如战场,如战场的,还有情场、赌场、剧场、考场、球场、机场……总之除了引力场、磁场,什么都是战场。人们这样说,不外乎想豁免自己的道德责任,通过把自己想像成前线的兵士;他们读《孙子》,也不见得是真需要从中发现钩心斗角的智慧,——这个,人们早已有了,读读《孙子》,只是给自己的行为找个来头,说起来好听,想起来轻松。

所治愈下,得车愈多,是经常的,但长远来看,还没有过一个国家,靠耍这种聪明,来达到可靠的成功。破坏规则者最先得利,但“我能往,寇亦能往”,回火是迟早的事。归根到底,用在人事上的心思,从来也没有给人类带来实际的福祉。如果一个社会中,最出色的头脑,所钻研的问题,既非外物,也非自我,而都是些人际之间的长短是非,那么这个社会的成员,要实际而非想像地生活得越来越快乐,是没指望的事。

便是在战争中,智术也不是制胜的关键。文明社会,经常被野蛮人的骑兵冲得七零八落,尽管文明人聪明,懂得好多花样。的读者都会奇怪,诸葛亮总打胜仗,但蜀国的形势,却在同时江河日下。很多地方不合正史,不过这个道理倒不偏。

为什么说不读《孙子》呢?曰不用读。咱们这里,人人都是兵法家,至少现在是这样;在兵法盛行的社会里,不懂兵法的人,早已把基因还给上帝,彻彻底底地绝种了。不用读《孙子》,我们就已经拥有了使别人不幸福的种种智慧,至于如何使自己幸福,可以参考这条格言——它没有写在任何一本书里,只写在一切书里:别人的不幸,就是我的幸福。

正文 不读图书

这里说的图书,指的是河图洛书。河图见于和《墨子》,证明在春秋时代就早已有这传说,只是他们提到河图,只二三字,我们从中得知黄河出图是很大的吉祥,至于这河图画的是什么,有无文字,抑或像伪《古文尚书》中说的那样,是一种宝器,已无可考。洛书之说,出现要晚得多,不会早于战国后期,是取自民间传说,还是方士捏造的,也无法知道了。

最有名的表述,是《易传·系辞》里说的“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现在我们知道《易传》诸篇的作者,最早不过战国,但汉人以为那是孔子做的,所以《系辞》中的话,后来竟成儒学建立世界观的枢要。西汉的儒学,既驳杂又野心勃勃,龙马负图的传说,也就起于这时候,即大戴《礼记》之所谓“河出马图”。

大戴《礼记》又最早把一种数图和九宫联系起来。九宫之说也起于战国,说的本是帝王一年之中轮流居于九室,以与天文相应。大戴《礼记》吸收了汉代的数学成就,提出明堂九室的制度为“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

宋人所谓的洛书,就是它了,画成图,便是我们熟悉的九宫图,或纵横图的三阶形式。有个口诀,叫“二四为肩,六八为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现在许多小学生也知道的。对数学知识贫乏的古人来说,这一数字图式,越把玩越觉奇妙,甚至以为它是密码,拥有解释万物运行的神秘能力。

九宫图是怎么被派为洛书的呢?说来话长。汉代解易的书,有一本《乾凿度》,说太一在一年之中从一到九运行九宫,四时动静,于此生焉,而九宫的方位,恰如前述的纵横图所示。在这里,九宫图和易学结了亲。

五代至宋初有一位人物叫陈抟,是易学中图书学派的开创人。传说中的河图,本来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样(汉代图谶对图书有各种捏造,荒诞不经,后来也失传了),陈抟横空画了出来。别人或问,古人、圣人都不曾讲过的事,你怎么知道?陈抟的解释是,世界的秩序,是丝丝入扣,分毫不差的,故可以推理及之。陈抟画的图,混称为龙图,至北宋刘牧,始分河图洛书,河图为九宫图,洛书为五行生成图,比九宫图复杂一点。

这和我们熟悉的称谓是相反的。原来南宋又出了一位蔡元定,他嫌刘牧的学说有道家气,改造了一下,令五行生成图为河图,九宫图为洛书,以合诸儒旧说,兼与理学调和。蔡元定是朱熹的朋友兼学生,朱熹接受了他的解释,这一学说,便通过影响极大的朱熹,渐渐成为正统,人们今天讲的河图洛书,无论意义还是图式,用的就都是蔡元定的定义。

啰唆这么多,是想让不熟悉此事的读者,了解一下河图洛书的来龙去脉,至于“河图洛书是中华文化的根”之类的坚信,则不是我敢操心的了。我见过的一篇论文,上来第一句就是“载,黄帝夜梦天神授书,神龙负图出洛水,这说明在黄帝时代人们就开始运用洛书”。奇门遁甲……黄帝……说明……,每个词都令人心惊肉跳。这种“文化”的根,也许确在河图洛书呢。

图书之说虽然穿凿,如果我们仔细辨析,也许能看出古人的气魄。儒学的先天不足,是没有宇宙论,所以汉儒取道家的万物化生学说,和五行家的世界秩序,来建立自己的一套天地学说。宋代图书一派,仍然继承了这一雄心,只可惜于数百年之后,仍坚持童蒙式的世界图式,在汉人为稚气者,在宋人就只能说是村气了。

因为源头不醇,图书之学在宋代就被欧阳修等人质疑。清代的一批大学者,重视考证,对这类臆说,更是抨击不遗余力。从实证的方面说,图书之说,不堪一击,但在另一方面,可以看出,理学也越来越成为最无哲学气质的哲学了。相比之下,说不定还是图书之学更可爱些。

只是这种学说,同古代其他一些兄弟学一样,相信最简单的,最原始的,最无需智力活动的,才是最正确的理论。对祖先的崇拜与对现实生活的不满结合起来,对秩序的热爱与对纷繁物理的厌恶结合起来,对终极答案的需求与对知识积累的不耐结合起来,这就是古人的,也许还是我们自己的气质。

正文 不读《周易》

《周易》在中国的历史,实可谓心智的痛史。一本无辜的书,在几千年里,被欺骗和自我欺骗萦绕,被浸泡在反智的肥料中,生长为参天的愚昧之树,荫蔽着文明社会中反文明的古老动机。

古人重鬼谋,因为在他们生活的世界里,不可解释的事情,远多于已知的。殷人看重的,是用甲骨来占卜,那时也有用蓍草来进行的筮占,草比龟甲易得,地位便低。周人起于西陲,不得已而重筮法,等到他们灭亡了殷商,发动文化改造,筮占的地位升高。西周的筮师,把占筮所得的兆象和解释的话搜集起来,择精编次,使成一书,便是后人说的了。

里有两项内容,一项是卦象,一项是筮辞,卦象排列整齐,对今天来说,只是小学生水平的数学游戏,对上古人来说,倒也妙趣无穷。至于筮辞,大多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一半的原因,是陆续采撷,来源非一,另一半原因,是筮师要把话说得尽量含糊,多歧义而莫名其妙,才容易在事后自圆其说。筮辞的这个特点,后来被大大地利用了。

后世占卜的花样很多,有占梦的,占物的,占星的,占风的,占打喷嚏的,占耳鸣的,用棋子的有灵棋经,用牙牌的有牙牌诀,用三枚铜钱的有火珠林,用五枚铜钱的有金钱卦,再加上扶箕,灵杯,抽签,测字,谶纬推背,六壬遁甲,戏法不同,各有参考书,说到底,便是这样一种参考书,只是它成书极早,周人能编成这样一本书,也算了不起,其文献地位不容怀疑。

但故事仅仅才开始。后人不思进取,面对纷繁万象,既不动手,也不动脑,反向古人处讨说法,特别是浅学而坚信之人,或以一己之见,硬坐为古人立言之意,或竟不求知而求不知,不积累知识而积累无知,直至痴人说梦的无上境界。他们中间的老实人,当真相信里实实在在地蕴藏着日从东出,水向西流,万物化生,以及自己的不幸命运的终极解释。

世界上最愚昧的事,是允许自己处在愚昧中。假如我们同意,对广袤世界最少经验的古人,拥有最好的解释,那么,我们也就同意了,理性的目的是迷信,知识的目的是混沌,不可积累的高于可积累的,无可验证的优于可验证的,而且,我们还同意了,文明的方向从一开始就前后颠倒,是从终点驶向起点,其意义至多是保持人类的寿命,使其有时间达到古人已经达到的境界——愚昧。

只是《周易》的一半。另一半,通常称为《易传》的,成篇于战国时代至前汉,是先哲解释的文字。里没有哲学,《易传》里有,杂糅着先秦好几家学说,意思平常,但文字漂亮。那时附《易》立说的论文,有许多种,今本《周易》里的,是其一部分。

《易传》开了一种风气,后人追踵,有了易学。论者或说,易学中的哲学,不容忽视,而且中国的古典哲学家,鲜有不研究《周易》的。那么,对中国哲学的发展,《周易》岂不大大有功?这等于在说,文王拘而演八卦(当然,这只是传说,不可信),那么,禁锢对《周易》也有功了。中国哲学确实和易学关系紧密,但它从这种关系中受益何在?我们不能说,没有了《周易》,那些头脑就要停止思考了,我们倒是看到,从汉代到宋明,无数智力浪费在封闭的构造里,而且,《周易》的结构,在周人那里,是原始,在后人那里,便是幼稚,中国古典哲学经两千年而不脱稚气,谁能说和《周易》没有关系呢?

《周易》无辜,出了毛病的是我们的知识传统。《周易》这本书,若在书架上找,百中无一,若在人心里找,万无一失,传统中的反智特性,对我们浸淫之深,已到了令人不自知的程度。更令人气沮的是,事实和逻辑,这两种我们以为最强大的力量,都不足以动摇《周易》的信徒,因为他们所信奉的,恰恰是要忽视事实和逻辑。对半信半疑的人,若要相劝,也只能诉诸日常经验,比如请他思考,在他相识的人中,喜欢说《易》的,恰是那些诚实而头脑清晰的人,还是相反?

所谓“不必读书目”,针对的只是日常阅读。治学者自然要读《周易》,但对普通读者来说,没有另一本书,是像《周易》这样,不读而不必心不安理不得的了。

正文 不读《太玄》

世界是怎么发生的?我们的先民,在地球的各处,都有同样的追问。这是十分可钦佩的,因为先民的日子辛苦,吃不饱穿不暖,还有心情思考如此本体的问题,文明之发生,果然不乏动力。先民既无物理手段,知识体系又极简陋,所以其解释,或托以神话,或诉于玄想,是极自然的。人类在知识的童年期,亦有童年般的兴趣,就像我们小时候,也会把这问题向父母发问。但通常,我们得到一个答案,如“是个老伯伯用泥巴捏的”之类,便觉心安,以后年龄大了,把这种兴趣抛开,转向实际的事务。在这一方面,面对遗传这一永恒问题的古人,是该有点不好意思的。

两三千年前的哲人,共同的倾向,是认为世界的发生,如同世界的结构,是由简生繁。他们的任务,是定义一种或几种因子,能够顺理成章地推论世界万象。如果把这种简化工作,比为竞赛,先秦的哲学家,无疑走得最远,因为无论是《老子》的混成还是《易传》的太极,都是不可形容的本体,没有物理属性,而且——在严格的意义上——也没有哲学属性,因为它与其说是逻辑的起点,不如说是知识的终点。

不论它叫元,还是道,还是太一,太易,虚廓,溟涬,都指的是那时空之外的非物之物。这万物之母何以要诞育世界,推动力在何处,难道是遗世独立得烦了,有一天忽然决定,要无中生有?对此,秦汉哲学并没有解释,这是稍可奇怪的。

当扬雄加入竞赛时,这本体已经有了几十种名字,而且汉人还想像出许多种发生的细节,说得有鼻子有眼,好像世界化生时,自己就在旁边看着。扬雄也讲了一个故事,但他并没有在此多费精神,他的野心更大,要给世界创建一个完整的索引,物象人事,如何运行,都历历可查。

西汉末期,很出了几位才智之士,扬雄是其中一位。有人认为桓谭比扬雄智力更高,大概是的,不过扬雄以勤补拙,成为当时最洽闻多识的人。我们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两种倾向,一种是重视实证,认为知识是要积累的,如他写《方言》,真是下了工夫,另一种是对智力的自信,以为哲人的明理,高于世俗之人的实际知识。他写过一篇《琴清音》,是谈音乐故事的,而他对音乐,本是外行,精通乐理的桓谭说“扬子云大才而不晓音”,大概就是对扬雄的越界气不过,但在扬雄看来,哲理就是乐理,至于音律,懂也罢,不懂也罢,对哲学家来说并不要紧。

《太玄》是这后一种倾向的极致。这书的体例是模拟,道理是发挥《易传》的,并不太玄。我说“不读”云云,实属多余,因为本来就没几个人读它,应了刘歆“覆瓿”的预言。我甚至不打算介绍这书的内容,因为实在找不到办法,可以形容它而不让读者觉得无趣。当时有人嘲讽《太玄》“费精神于此,而烦学者于彼”,虽是俗人俗话,却离实情不远。

这是要替扬雄遗憾的。因为扬雄“默然独守吾太玄”的精神,十分可敬,他不慕荣华,不顾时议,洎如于自己的精神世界,乃是真正的哲人气质。他的哲学本身对后世的影响并不大,但他的哲学野心,对本体的关心,对普遍性的热恋,使他远高于俗儒了。

扬雄喜欢的一句话是,“贵知我者希”。这话是老聃说过的,但在扬雄这里,又别有意味。可惜他的《太玄》,古板而幼稚,不能给他增光。《易》的基数是一二四之类,扬雄作《太玄》,要另寻一套,百思不得其解,这时他九岁的儿子扬信,建议他使用“九”这个数,——这个故事完全可信,因为这种数字结构,确实只是儿童的游戏。所以一方面,我敬佩扬雄的精神,另一方面,又遗憾于他受到的拘限,未能展开才能。先儒为所误的,有好多人,有的人,不误于此则误于彼,没什么可惜的;也有的人,头脑出色,就很可惜了,扬雄便是。

在实际生活中,扬雄有一件事做得不好。王莽的时候,扬雄被牵连进一起案子。扬雄正在天禄阁校书,听说来人收捕,便从楼上跳了下去,幸好天佑哲人,没有摔死。但跳楼求死,过去是没有的,如纣王在鹿台,火烧眉毛了,也没有跳下去,便是想不到之故。扬雄一跃,乃启绿珠之殒,又伤富士之康,实在是开了恶劣的先例。如今社会和谐,而未臻十全十美,扬雄总该负点责任吧。

正文 不读《命书》

街头摆摊算命,在高等城市如深圳者,大概是见不到的,——没有滞留的正当理由,只好自行离开;在我住的城市,偶尔还可一见,多是些瘦老头,在路边摆个小马扎坐下,面前一张白布,写些字样。旧时相面的,要先吆喝几句,现在不敢,怕人赶,所以袖手干等。有看相的,测字的,抽签的,算八字的,其中最辛苦的人是瞎子,闭一天的眼,直到傍晚,才好睁开眼睛,数一数钱,然而所得亦极有限。

这一行中,有本领的去说动上大人,有本钱的去开命馆,眼前这些混在街头上的,多半手艺不精,腥也不腥,尖也不尖,甚至是在地摊上买几本小册子,胡乱背诵几句,便出来挣点小钱糊口。给人算命,第一要紧的本领,是像福尔摩斯那样,见微知萌,见端知末,猜出主顾的身份、心事,才能说到人家的心坎里。我有时耐不住好奇,请这类人给我说几句,试了几次,不禁摇头叹气。须知这一行的好处,是帮人决断,那套推算的说辞,我等固然不信,但其中的好手,阅人极多,深通世故,往往一言决疑,比起专业咨询,又省钱又有效。但几次听到的,全是纯而又纯的胡说八道,所以要摇头叹气。

第二要紧的本领,是果真学过一点术数,这个就得看书了。单说这算八字的,看不懂《命书》、《渊海子平》,至少也得拣《三命通会》、《穷通宝鉴》这些明白易晓的,熟读它一两种,肚皮里有些东西,才好挟奇动人。

李虚中是八字算命的开创人。他是唐代中期人,做过御史。事迹见韩愈给他写的墓志铭,里面说李虚中精研五行:“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胜衰死王相,斟酌推人寿夭贵贱利不利,辄先处其年时,百不失一二。”

从这些话判断,李虚中是察言观色的高手。《命书》是八字算命术的头一部经典,旧题是李虚中的作品,清代学者已经不相信;据近人研究,现存的《命书》是宋代人撮抄诸书而生,而李虚中即使真写过一本《命书》,也不是我们眼前这本。但这本《命书》,里面应是记录了李虚中的一些主张,同韩愈作的墓志铭,以及唐代史料合读,说唐代便出现了八字算命,李虚中是这种术理的一个辑成者,应该是不会很错的。

古人和我们一样厌恶纷繁万象的难以统摄,下手却比我们果断,三言两语,便建立起一个模型,把什么都装在里面。在他们看来,自然世界是有玄机的,谁能找到,就找到了解释一切的关键。不管是五星三垣、四柱八字,还是别的什么体系,都反映着这同一个信念,八字以其简便,流行后世,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但我好奇的是,用这么简单的方法,建立起命运模型的人,比如李虚中,自己相信不相信呢?

这个问题,也可去问别的方面的人,比如建立某种历史理论,某种世界理论的人,他们自己,信不信呢?建立八字体系,一项工作是推算已知其生辰的古人,使其相合,有这种详细记录的人,如鲁庄公、汉武帝、诸葛亮,并不多,这工作便不费力。体系建立之后,自然要受到事实的威胁,但理论的一种生存之道,是不断否认无法解释的事实,不断修改自己使之合于实在无法否认的事实,正如我们在算命术之外的地方,见识过的。多言能中,这个道理古人早就明白,史籍记录了无数掐算准确的事,大声赞叹,至于那些算不准的,就是再多,也不受注意,传来传去,便成了韩愈说的“百不失一二”,要害在于,一种理论,是否同意自己被事实否定。

我想,这类体系的建立人,对自己那套东西,一定是颇为相信的;同时,他们更为相信的,是体系的说服力,相信人类认知上的弱点,一定能使体系大受欢迎。

那么,下层的街边算命人,对八字之类的学说,是否相信呢?自然也相信的,在他们看来,这些东西是有学问的大人物想出来的,一定有道理,而且,是真是假,轮不到他们费脑筋,他们不想要什么自决权,只想有个方便的工具,来让脑筋休息,肠胃活动。自然,每一个没有饿死的算命人,都知道不能完全按命书上的教导来应对主顾,他们自己决定说什么,至于命书里的道理,胡乱牵扯一下即可,毕竟,你我不读《命书》,本来也不知道里面是如何说的。

正文 不读《尧曰》

《尧曰》是中的一篇,这一篇的首章,通常称为“尧曰章”的,历来有人怀疑未必是本文,——若不是有这一点不清不楚,以我对孔子的毕恭毕敬,哪里敢在头上动土呢?不读《尧曰》云云,只是个题目,说的是先秦至汉代关于尧舜的传说,只是当时人的政治理想,不可以信以为史的。

尧舜的传说,周代文献中常见。最近新发现的“清华简”,其中有一篇《保训》,是周文王的遗言,谈到舜的事迹,“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果然是有德之君。如果《保训》是真的(这意味着我会输掉一个打赌),它就是对舜的最早记载了。

《保训》也罢,孔墨也罢,战国人讲的各种故事也罢,在里面,尧舜代表着古人的理想政治,不妨混称之为以德治天下。尧舜本是庶人,因为道德好,百姓归之如流,哭哭啼啼,求他做君主,等到死了,人民如丧考妣。当时也有若干大人物,因为心眼坏,百姓避之如避寇仇,结果这些人失掉权力,下场悲惨。

孟子喜欢拿尧舜,还有别的几位有德之君,来鼓励君主行善。如他说商汤,“东面而征,四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还有比这更动人的场面吗?人民如你我者,日盼夜望,等待尧舜这样的圣贤,来做主子,细一想,也是挺可怜的,换一种跪姿,便自以为站起来了。

如从两面观,其一是,尧舜的传说,寄托着古人对强权的不满,用道德来抗衡强权,虽然力量上不成比例,至少是发自社会的良心。至于背后的问题——道德就能赋予一个政权合法性吗?有德之人就应该获得对他人的控制权吗?是现代人要考虑的事,而先秦古人,走一步说一步,生民困苦如斯,先解燃眉之急,也不用想那么远。

现代政治学者,研究权力如何发生才是合法的,大都认为应以同意为基,人们把自己的权利让度出来一部分,以换取社会合作。这是一种逻辑次序,而非历史的次序。在历史上,从最早的神权,到后来控制分配,通过战争来建立国家,这也管那也管,种种权力,哪有一点是同意而来?

尧舜的年代,在中国即将进入文明的前夜,离农业的出现,已有五千年上下了。有了农业,一个人的工作,养活自己之外,竟有相当的剩余,财富于是发生,强权于是出现。但如果没有战争,族群内的公权,就算落入一人之手,对众人的威胁也不算很大,因为这种权力的幅度,和后来的相比,连小巫也谈不上。

可以想像两个不同族群的领袖,什么会给他们带来最大利益?那就是打一仗。若从效果来看,战争简直像是领袖之间的共谋,当然,这不是实际的情形,实际的情形是,战争是自然发生的,而且经常由小人物的冲突引起,你抢了我一只羊,我偷了你一只鹿,仇恨积攒,冲突渐烈,然后两位领袖各自站到高处,一个说,我们难道要忍受这个吗?他们要夺走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粮食,把我们赶到寸草不生之地;另一个人说,他们要杀光我们的男人,让我们的女人替他们生孩子。两个部族群情激愤,献粮献力,为王前驱,任何有异议的人,都被愤怒的人们用石头砸死了。仗打完了,国家有雏形了,就算是胜利一方的人,本来想抢几个俘虏的,自己却成了奴才,权力一旦交出,再也收不回,自由一旦丧失,梦也梦不到了。

尧舜正值国家发生之时,这个时代,必然是血腥的,充斥着镇压和征服,而成功者用道德和神意粉饰权力的本性,是所有君主都会的。善良的孔孟,特别是孟子,对强权的异议,被今天的人称为民本思想,也不算是过分的恭维。只是民本不同于人本,当年人民是集体地被强权征服的,但要走回头路,却需一个人一个人地进行。如无个人的解放,大家一股脑儿、一块堆儿就解吊悬了,是绝无可能之事。

我们现在重读先秦诸子的著作,常觉温暖,一批思想者,货真价实地,关心人民的命运,他们思考的问题,在那个时代,已至极限,如无后来的思想大统一,孔墨庄荀的脉络,当延伸到更远,但君主明察秋毫,哪里会让这种事发生?汉武之后,尧舜,在孔墨时代尚为寓言的,就坐实为帝王的护身神,道德合法性的象征了。

正文 不读《论衡》

前儒非议王充,是因为他不正统,问孔刺孟,对圣贤不恭。特别是《论衡》里的《问孔》一篇,专从里挑孔子的毛病,如宰予白天睡大觉,孔子骂道:“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王充对此写了一大段,批评孔子说话太过分,而且圣人的话,不是可以随便说说的,“圣人之言,与文相副。言出于口,文立于策,俱发于心,其实一也。”

这也有点过分。中孔子的话,不少是随便说说的,如果他老人家按王充的标准要求自己,述而如作,一部,即使弟子们还编得出,也一定变得极其无趣。所以徐复观讥评王充理解能力太低,对孔子的一些问难,近于胡闹。

徐复观写《王充论考》时,海峡这边正在评法批儒,王充正在当英雄。徐复观的文章,要唱对台戏,所以贬斥王充,未免过火一点。不过他对王充气质的分析,很有意思。他说王充是一位矜才负气的乡曲之士,涉世落魄,而归结于自己的命不好,所以持命运论,做官时被人举报过,所以大骂谗佞,以儒生出仕,所以力诋文吏,身在主流之外,所以看不起博士,等等。

不管为什么,王充不惧权威,事求证信,是汉代出色的人物,这一点,现在的人没有不同意的。汉代董仲舒以后,儒生写的东西,除一二子外,看来看去,无比气闷。和他们比,王充是新鲜的,活泼的,使人微笑的(尽管他自己是个极严肃的人,从不开玩笑),难怪章太炎说汉代出了王充这么个人,“足以振耻”。

我们再看前儒对王充的抨击,说他自吹自擂也好,说他不孝也好,在现在看,这些都算不了什么,更不影响到他的著作的水准。

那么,我为什么不喜欢《论衡》,甚至列为不必读之目呢?一大原因,是书中的《宣汉》、《须颂》等几篇马屁文字。

儒生事必法古,固然毫无进步气味,但在大一统局面已成、天下控于一人之手的帝制时代,三皇五帝天下太平那一套,竟是理论体系里少有的制衡之一。儒生永远可以对不可一世的皇帝说,你能比得上唐尧虞舜吗?能比得上周文王吗?尧舜时有凤鸟河图那些祥瑞,你有吗?皇帝再狂妄,也只好说“朕不如”。王充对此不服气,在《宣汉篇》里说,“圣主治世,期于平安,不须祥瑞。”单独来讲,王充说的是对的,但他这么说的目的,只是力证当代为太平盛世,“以盘石为沃田,以桀暴为良民,夷坎坷为平均,化不宾为齐民,非太平而何?”

王充竭力说明汉代比周代隆盛,尽而上拟尧舜之世,也没什么不如,甚至,“道路无盗贼之迹,深幽迴绝无劫夺之奸,以危为宁,以困为通,五帝三王,孰能堪斯哉?”

四十岁以上的读者,听到这几句,或许觉得耳熟。三十一年前,曾有一篇《歌德与缺德》的名文,引起很热烈的争论。文中有名言云:“现代的中国人并无失学、失业之忧,也无无衣无食之虑,日不怕盗贼执杖行凶,夜不怕黑布蒙面的大汉轻轻叩门。”——当然,这并不是从《论衡》里化来的,只是古今谀时颂圣之作,说来说去,总不出那么几句。

秦代时间太短,大一统的形成,说起来还是在汉代。前汉的读书人,对此并不舒服。远事不说,近在战国,士无常君,国无定臣,士人或秦或楚,或宦或否,颇有余裕,而在“野无遗贤”的汉代,一人决定一切,如东方朔所说,“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而且无处躲无处藏,这叫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到了后汉,习惯成舒服。比较一下《史记》和《汉书》,最大的不同,是司马迁还没有改造好,班氏父子则已改造得差不多了。王充改造得更好,认为臣子当褒君父,天经地义。他起初的心思,颇求上进,写《宣汉》诸篇,也是希图传到皇帝眼里,皇帝一高兴,召他“至台阁之下,蹈班贾之迹,论功德之实”,妙不可言。可惜他一生蹭蹬,养了一肚子气,却是向着他的竞争对手,当代儒生的。对皇家,他从来没一点怨言。

现代读者,读《论衡》中那些褒功颂德的文字,觉得也平常,是因为我们见得太多了。在古代,这样津津有味地颂圣,王充是开风气的人。《论衡》书中,想皇帝之所想,急皇帝之所急的地方,比比皆是。王充是有思想有学问的人,但拿学术来保护皇权,实为一大发明。

正文 不读《贞观政要》

古人心目中的理想政治,本来是尧舜时代,不过上古的事,暧昧难征,好比有雷锋而无日记,要大家如何学起?吴兢编,便强调择善而从,“岂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已哉”。不只吴兢,后代许多人,都以为唐太宗时的朝政,可为楷模。不止一个皇帝说过,自己不敢想比肩文武,能仿佛唐太宗,就心满意足了。

贞观政治,自然不像正史里讲的那么美好,但依照古代的政治设计,贞观年间,确实是光辉时刻。那种政治所要求的君明臣贤,尽备于一朝,而且唐人承北朝风气,胸怀宽广而乐观,不必非以自相倾轧为乐。李世民本为好名之士,又有个不光彩的玄武之变,更加战战兢兢,慎言慎行。他自己完备了起居注记制度,借外力制衡人君。他的感想是,在朝中每说一句话,都要想到传出去后别人怎么看,后人怎么想。在这里,不要追索他的动机,是发乎本心还是受制于风俗制度,这一点并不重要而且难于征实,关键在于他确实在说明理的话,在做明理的事。

起居注,就是史官(太宗时叫“起居郎”)跟在皇帝身边,随时记录皇帝的言行。记来记去,太宗好奇心起,想讨要起居注,看看里边到底记了自己一些什么事情。他的话说得漂亮,叫“用知得失”,意思是想知道自己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以便改正。其实他最关心的,是对玄武门事件的记录。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表反驳,说您老人家看看是可以的,但恐此例一开,后世君主不像您这么英明,——“饰非护短,见时史直辞,极陈善恶,必不省躬罪己,唯当致怨史官。……(史官)唯应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闻乎?所以前代不观,盖为此也。”

朱子奢以后世君主为辞,点破了太宗的用心,太宗只好做罢。过了几年,太宗又提出来看起居注,被褚遂良堵回。太宗只好向房玄龄讨要根据起居注编的国史,便是《今上实录》了。房玄龄率两个助手,用心删略,把编好的实录交给皇帝。李世民看到记玄武门事的部分,语多隐晦,便说我杀建成、元吉,可比周公之诛管蔡,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

话说得高明,其实是嫌实录的文章做得不够彻底。几个大臣自然明白,又改了一遍,太宗终于满意。预修实录的许敬宗,最能体会上意,此人修史,胆子大,脸皮厚,惯能无中生有,移花接木。太宗伟大形象的确立,他是一大功臣。

那么,官史如此,就不怕民间史册有相反的记载吗?原来,中国修史的制度,到唐太宗完成了一大变。以前修史,或是个人的私学,或是史官的家学,至隋文帝禁绝私史,并无实效,唐代正式设立官方的史馆,垄断了档案,虽未禁私史而私史几于绝矣。像起居注这类原始史料,民间无得闻焉,想写本朝的国史也写不成。——这是贞观政治的另一大经验,要形成一种声音,只靠压制意见是不行的,还得在原始档案上下工夫。

吴兢是唐中宗、玄宗时的史官,见过一些档案。他编的,是给皇帝的政治教科书。他抬出贞观政治,作为一种样本,采撷的自然都是好人好事,——当然,贞观政治确是大有可采之处,但提供的朝政图景,又是非常简化的,它的观念结构,只有君、臣、百姓这三层,一个听劝,一个多劝,君臣共以百姓为念,然后天下大治,这离实际的政治,差得就十分远了。

后代君臣读,据说是要学习太宗和那时的一批谏臣,这是不靠谱的事情,因为君要纳谏,臣要敢谏,这是自古相传的为政之道,已经被唠叨过几百万遍了,非得远游唐代去取经吗?只是中有许多漂亮的例子,漂亮的话,不妨记下来,随时取用。百姓读,也有被感动的,恨不往生东土大唐极乐世界,这个也只能想想而已,幸好也只能想想而已。

正文 不读李白

“大跃进”诗云:“李白斗酒诗百篇,农民只需半袋烟。”话说李白的诗才,比起当代农民,自然是有所不如的了,但在唐代的诗人中间,他是头一名。其实,整个古代的才人中,论起语感之好,文或是司马迁,诗一定是李白;那些精确而有色彩的词,在旁人或凭运气,或反复推敲而致的,在他只需一招手之力,好像那都是他的奴仆,一直服侍在旁边。

不过,这里要议论的,不是李白的诗才,而是他的性格。不妨想像,我们在宴席中初识到这样一个人,气派很大,嗓门也很大,一发言便说自己如何如何不得了,论家世是大姓望族,和帝王沾亲带故,又娶过宰相的孙女;论游历则南穷苍梧,东涉溟海,天下值得一看的事物,没有没见过的;论轻财好施,曾在一年之中,散金三十余万;论存交重义,则有削骨葬友的故事;论养高望机,则巢居山中,养奇鸟千只,一呼唤便来他手中取食;论起文学才能,更有某大人,曾拍着肩膀对他说,这小子真是了不起呀,又有某大人,对别人议论说,那小子真是了不起呀。他说的这一大篇,除一两件外,或是夸大其辞,或是自己瞎编的,那么,我们是打算喜欢这个牛皮大王,还是讨厌他呢?

李白,第一是个理想主义者,第二,他的理想,又很肤浅。虚荣心是他全部想法的中心,他给自己描绘过的人生目标,除了做神仙,就是做一个被荣耀和奉承者团团围住的救世者。他最喜欢想像的,就是自己倏忽而来,救人或救国于危患之中,又飘然而去,身后留下一大群痛哭流涕的感恩者。这种幻想,常把他自己感动得掉眼泪。

庸俗的宋人,时常批评李白的另一种庸俗,如苏辙说他“好事喜名,不知义理之所在”。苏辙说这番话,大概想到了李白应永王征召的事,其实李白当年应玄宗征,也未必很合他对自己的描述,但诗人一接诏书,恨不得连夜收拾行李,他当时写的一首诗,后几句是:

“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我们都知道小人得志的样子;敢情大人得志,样子也不很好看。李白上长安,“当年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好不扬眉吐气;虽然未得重用,但在他自己的描述中,却不是如此。这番际遇,以后他一有机会必要提到,看来是视为人生的高峰了。另外,说起前引诗中的“愚妇”,他还另有一首诗,颇见心志:“出门妻子强牵衣,问我西行几日归。来时倘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说起“蓬蒿”,李白一直瞧不起不立事功的人,羞与夷齐原宪这些人为侪,更不用说默默无闻的微贱之辈。

尽管如此,大多数读者,包括我,还是打心眼儿里喜欢李白。李白固有庸俗肤浅的一面,但谁不呢?只要庸俗得诚恳,肤浅得天真,一样能招人待见。李白不能为人下,在我看来,这是可贵的品质,另一种可贵的品质,不欲为人上,李白这方面的成色如何,不是完全清楚,但看起来,他不像那种硬心肠、不择手段的人,他的一些猛志,时不时地要让位给自己的同情心呢,那么,就几乎没有什么,让我们不觉得这个人虽然有点讨厌,毕竟颇可亲近的了。

要紧的是,李白是世俗幻想的代言人。咱们这些世俗之辈,平民百姓,自古以来一些零零碎碎的幻想,白日梦,一直在殿堂外面流浪,羞羞答答,找不到体面的描述,遇到李白,等于有了收容所。他的诗才,解救了他自己,也使无数普通人,用不着在形容自己的志向时张嘴结舌。

李白尽管爱吹牛,抒写自己柔软的感情时,是诚恳而不掩饰的,带来了他最好的一批诗句,也给他带来了女性读者,——一个没有女性读者的诗人,简直就算不上诗人。我曾经向四个人询问,最喜欢李白的哪一首诗,只有一个人答了一首豪言诗,两个人喜欢他感性地描写自然的诗句,一个人喜欢他写愁绪的诗。我想像中的接受比例,也恰好如此。

正文 不读李贺

曾有那么个时代,诗歌铺天盖地。我们在报纸的二版或四版上看到一两首诗,毫不觉得异样,也不把目光挪开。我们读诗。他们写诗。那时候,一个人可以大大方方地自称诗人,不用担心周围的人会一哄而散;一个丈母娘,对女儿嫁给了诗人,也不觉得大祸临头。——这些并不是发生在几千年前,几百年前,或海外仙山上的事,而就是三十年前,我们国家的事。

三十年。发生了什么,改变如此之快?是这个民族精神上已丰腴有加,不再需要诗歌的滋润,还是减肥成功,容不下那些短行的赘物?是应该怪罪你我这样的人过于志得意满,看不起所有细腻的感受,还是该褒奖制片人和广告商,提供热烈的公共消遣,使我们有好多理由,没有一点时间,和自己厮混?也许,这个现象不过是某个进程的附属品,而那个进程,大家都知道,正把我们这一大群人,改良为绰绰有余、作作有芒、振振有辞、津津有味、全无心肝的成功人士。

《春秋》责备贤者,如今是冬夏,那就责备弱者吧。我们的白话诗人,一百年来,越来越不在乎锻炼语言,而如果诗歌只是用日常语言,表达日常情感,还有谁不是诗人呢,本土的茹尔丹准要说,原来我已经说了四十年的诗了。须知,精致的表达不一定是诗,但诗一定得是精致的表达呀,精致的表达加上非常的感受如“纵做鬼,也幸福”者,才是我们想看的,相反,“在城里干活不仅要流汗,还要用脑子”这种日常加日常的妙句,再伟大也不太像是诗。

我们对诗人的期望很高。语言即头脑,语言的丰富就是头脑的丰富。突破日常语言的樊篱,诗人是先锋;所以我们热爱诗人,因为如果没有楚辞,中国人的世界要少掉一半色彩,所以我们容忍诗人,因为哪怕是最失败的语言实验,产生出最可恶的作品,也有可得鼓励的地方。

李贺那些最雕琢的诗章,不妨看作是他的语言实验。在李贺的诗里,我们可能更喜欢“东家蝴蝶西家飞”之类,平实而不失巧妙,不太喜欢“一方黑照三方紫”之类,用力过甚,但李贺的价值,倒在后者。语言如何能够调度我们对感觉的记忆,如何通过巧妙的安排,在读者头脑中刺激出新鲜的画面,不实验怎么知道呢?

我们最早接触李贺,是在中学课本里。课本选的,都是李贺成功的作品如《金铜仙人辞汉歌》、《雁门太守行》、《李凭箜篌引》。早些年,我曾有一种意见,以为中学课本里也许不必选入李贺的诗,免得引导学生写得过于纤秾。那时,我还觉得选朱自清的文章,不该取《荷塘月色》和,正如不推荐李贺“绿波浸叶满浓光”那种用力的方向。

但时过境迁,现在我觉得,学生于修辞上用心,不管什么方向,都是好事了。看看我们现在的报纸、我们的网络,然后,最可担心的,看看我们的作家,对语言没什么敬重,而据说,这样的汉语,还要推广呢。如果头脑干枯、想像力缺乏可以传染的话,还有比它更好的载体吗?而所谓巧妙的文字,一大主流,是将词放在本来不该在的地方,像是把材料胡乱扔到坩锅里,冀在读者头脑中自行反应,——万一产生出什么奇妙的物质呢?哪怕是爆炸也好。

实际上,李贺也有过类似的努力,但实验和混闹还是有区别的,我们知道李贺是如何苦吟。他前后左右,都有诗人用雕嵌的法子写诗,并不都成功,毕竟,拼命去表达脑子里的印象,拼命去掩饰脑子的空空如,其结果只在最表面上才相似,有经验的读者,一眼就可分辨开来。

如此说来,对李贺诗歌的态度,就有点复杂了。一方面,不希望汉语在他的方向上,走得太远,另一方面,又想推荐所有的诗人,读读李贺,特别是他那些名气不大的篇章,就当是去看看古代的诗人,有多么尽职尽责,或还可以帮我们想起一种尘封已久的情感,叫羞愧。白话汉语作为书面语,是吃着激素成大的,拿我自己来说,写起字来,极少有得心应手的时候,总是绊绊磕磕,踉踉跄跄。我自己已经绝望了,便指望别的作家,写出新的条理。不管怎么说,要驯化这头不匀称的巨兽,除了作家,我们还能靠谁呢?秘书?记者?如果汉语的规范形成在他们手里,大家也都可以闭嘴住手了。

正文 不读王维

中国画最感人的一个主题,是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图写为极富诗意的场景,或渡头落日,或墟里孤烟,或江中渔火,或隔浦人家,青溪盘绕的柴门,红树遮掩的山窗,雾晓的舟子,雪夜的骡夫,等等。

为什么这是感人的?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些画面优美而富于意味,那意味又是什么?为什么“青溪千余仞,中有一道士”令人神往,改成“青溪两千仞,中有二道士”便成了笑话?与其寻求枯燥的答案,不如继续欣赏古人的用心。最典型的山水画面,我以为是在王维的半首诗里:

“不识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

山水诗和山水画,起于六朝,复兴于唐。和六朝的乱七八糟不同,虽然经历了安史之乱,王维的时代,仍可以称为盛唐,国家高歌猛进,人民欣欣向荣,那么,王维、孟浩然、储光羲这些人,对个人命运及社会状态的看法,如此暗淡,是不是多少有点奇怪呢?

和众多的儒士一样,王维年轻时,也是奋发向上的,从他受张九龄的汲引而做了右拾遗,到九龄南贬,也就在两三年的时间里,王维对政治的兴趣,如同青年人的热情,迅速冷却。但政治挫折并不足以解释他后来的立场,他和当时的一批士人,发自内心地厌恶被赋予的社会使命,对政治和伦理生活失掉兴趣,早就发现传统的为儒家所描绘的天下图景,乏味到毫不值得向往。

王维自己的理想国,与其说在真实的山水之间,不如说是在想像之中。他几次退隐,又都复出,他厌恶人际的纷攘,又受不了贫穷和寂寞,他自称是清正的人,却不得罪每一位大人物来往,不论那人是李林甫、李辅国,还是安禄山。用他自己的话说,世事浮云,何足关心,所以虚与委蛇,心不在焉,便解除了旧有的道德责任,不为礼法所累了。

对意趣相近、却葆有节操的几位前人,他有所批评,或者说,藉批评以自辩。洗耳的许由,不解至道,解印的陶潜,忘大守小,至于嵇康的抗争,在王维看来,更是毫无意义,“顿缨狂顾,岂与俯受维絷有异乎,长林丰草,岂与官署门阑有异乎”,人事中的善恶,既无分别,出处去就,也便无所谓了。

彻彻底底的犬儒主义,与对合理生活的美好向往,就这么结合起来了。在后世,更加明显,一个人只要把自己想像为理想主义者,便可以心安理得地做一个现实主义者了。山林之思,一直是士大夫的隐身草,几乎没有一人,不是一有机会,就图山咏水,如单看那些诗文,你会奇怪,古代中国,怎么还找得到肯去做官的人,何况为之打破头乎。

王维想像中的山野,能将人洗净,使无所不安,又是友好的道具,给空虚赋予意义。王维学佛,得一空字。有意思的是,他,以及后来的一大批人,将空寂的概念,从哲学下拉到实际生活,这固然不是错误,但也足为遁术了。

王维的画没有流传下来,世传的几幅,都不可信。据说他喜欢画“雪景,剑阁,栈道,骡纲,晓行,捕鱼,雪渡,村墟”。在萧瑟的环境里,人的活动,仿佛回到本来,构成与自然界的单独关系,双方共演一出哑剧,还有比这更美好的事情吗?天才的力量便是如此,王维描绘的清静世界,那是上帝也造不出来的。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自怜自惜如此,谁不愿意诵读呢?我热爱王维的诗,也艳羡他过的日子,借用宋人的评论,是富贵山林,两得其趣。看来用不着云霞侠侣,鸟兽朋群,便在人伦中,也可安拥世外之思,办法之一,就是读王维的诗。

在另一首诗里,王维写道:“日夕见太行,沉吟未能去。问君何以然,世网婴我故。”世网撄挂,沉吟难去,所以要歌式微而写空林,以冀明月之一顾。王维毕竟是有远志的人,后人无王维之志,行则百倍不堪言,来迁之余,画一大山,中置一峨冠而貌类君子者,曰此我也,此我心隐处也。明月有光,宁照此物耶?

正文 不读韩愈

古代文人,如果写得好一些,现代人就叫他文学家,——这也无所谓了,反正“文学”里早已什么东西都有,犹如文联里什么人都有。是的,文学早已被普遍理解为带有“文学性”的文字,而“文学性”,听起来不知所云,但据说实有其物,可以在“只盼坟前有屏幕”这样的诗歌里或小说里找到,也可以在说明书或广告词里找到,正如行家可以在乡下的蓝门帘子或上古的瓦罐上找到“艺术性”一样。

麻烦的是,如果我们讨论古代的文章,不知道是拿文学的尺子,还是修辞的尺子去衡量。比如今天要说的韩愈,是一位修辞大家,但顶着文学家的帽子。如果去摘这帽子,好多人要不高兴,若在帽子下说事,又将对韩愈不恭,该怎么办?

韩愈的诗,前人也不都觉得好,如王夫之说他的诗“以险韵、奇句、古句、方言,矜其饾辏之巧,巧诚巧矣,而于心情兴会,一无所涉,适可为酒令而已”。不过,韩愈的散体文章,极少有人说不好的。

后世文人读古文,写古文,是高雅的事,其所谓古文者,不是典谟训诰,甚至也不是左国史汉,其根源,尤其是心法,倒在韩、欧那里。我们看一部,韩愈一个人的文章,收了二十多篇,再看今天大家用的成语,来自韩愈的,有一百多条,比来自的还多,便知他的影响之大了。

当年韩愈力倡古文,心中的对手,往近里说,是当时浮华的文风,往远里说,是六朝文字。韩愈不唯不喜六朝人的骈体,更不喜欢的,是六朝人士,在他看来,言不及大义,驳杂无方,用今天的话说,思想太不统一。韩愈写了不少端正人心的文字,但深思穷理,并非他的所长,在道统中,他只是个打手,比之孟子,犹远不如,讲起道理来,捉襟见肘;但在另一方面,他竟真做到了整肃文风,一于正道,实有秦皇汉武之功。

六朝文字真的那么糟糕吗?远未见得。一部《文选》中,很有意思的文章,至少有几十篇。那么,韩愈及以后的“古文”里,能写到那么有意思的,有多少篇呢?照我看,一篇也没有。

韩愈在文法修辞上下过苦功,深通拗折矫变之道,可以把一件家常道理,翻过来,掉过去,说得十分充分,不容辩驳,也可以把一件极无趣的事情,说得津津有味。那么,如果用来说有趣的事,岂不锦上添花?可惜的是,读韩文训练出来的人,能保有什么好趣味吗?我深表怀疑。韩愈使之臻于极致的是,无诗意也可以为诗,无趣味也可以为文,丁点儿道理也没有的,照样理直气壮地讲理。他的文体,简单地说,是庸人的救星。

他自己也想写得有趣一些,而且颇为用力,诗如《嘲鼾睡》、文如《送穷文》之类。我读韩文,最怕读到他老先生“幽他一默”的地方,实在是尴尬。

近古文人,不管有无想法,有无见识,有话可说或无话可说,随随便便都能作出一堆诗文来,或无病而呻吟,或病于甲而呻吟乙。这是训练来的功夫,应予致敬。如果确有事要写呢?——韩愈真正露出里子的地方,是他主撰的《顺宗实录》。这部书,在后世的评价不太高。甚如近人李慈铭者,痛骂《顺宗实录》,由骂文章而及于骂人,说韩愈“端人而急功名,俗儒而能文章者也”。

我的看法相反。我觉得韩愈的作品中,《顺宗实录》(里面的文字并不都出自他手,但一大部分当是)是最好的。没有那么多的身段,朴实许多。他的日常文章,陈言虽少,陈意太多,所以写得大巧若拙,用力掩盖这样的事实:我其实没有什么可说的。

古代文人,先是行为统一,然后是思想统一,最后连文风也几乎统一了。文风只是余事,只是证明文化阶层完成其最后的堕落,必在文化。古文即时文,考场外的八股。考场里的八股是不得已而作,考场外的八股,不能不作。明清间也有所谓文学革命,但恰如农夫梦见自己当了皇帝,无拘无束,想吃什么便吃什么,然而吃什么呢?想了半天,只想出个炸酱面。

韩愈的文章写得好不好?好。要不要看?不看。好文章为什么不看?曰好文章不得其人而看,不一定是好事。他的修辞和文法,后人尽已继承,上过中学的人,当早熟悉了;没理搅三分的手艺,连没上过中学的人也早熟悉了,不用远远地跑到文公那里及门亲炙。

正文 不读四六

我的意见是,当代人,不要用文言文写整篇文章,就算是觉得腹中的学问多得装不下,溢到了嘴里,宁可强咽回去,也别干那荒唐事。至少,要做到三不写。家里但凡还有一斗米,不要写;就算是家里断粮了,没人拿枪指着脑袋,不要写;就算是家里没米了,且有人拿枪逼着,但写起来踉踉跄跄,捉襟见肘,那就死也别写。

近年高考作文,有用文言的,虽然七窍只通六窍,也博个满堂彩。看来,在许多人心目中,文言文是“贵族文体”。但这死去的书面语,太难鼓捣,不是多看两遍《聊斋》,就能有心得的;一不小心,画虎不成反类犬,贵族没当上,倒成了门外的小厮,岂不亏哉。年轻学生好奇,不能责备,有身份的作家学者,则应小心,哪怕是事有不得已,也当另想别的应对,以免写出“重重悲欢归于枫叶,滔滔故事凝于静穆”、“高山仰止,焉敢班门弄斧;名楼扩建,确需新手操觚”这样歌词不像歌词、广告不像广告的句子。这两例都是对偶句子,后一个更是四六句的格式;北朝的魏收说过,“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但那是一千五百年前的事,如今文体繁多,要谀时颂圣,法门千千万万,何必非得用文言呢,何必非得用骈体呢,写成这样,岂不是不着四六?

四六是骈体的另一个名字,因为多用四字或六字句,自南朝的徐陵、庾信之后,更是习用四六句间隔作对,便如前面“高山仰止”那个例子。骈体文,因为太讲究形式,从唐朝以来,一直是批评的对象,以致现在的学生,只知韩柳,不知有徐庾。赋体文章,中学课本里是有的,但据我所见,选的多是宋人改革文体之后的赋,如《秋声赋》、《赤壁赋》之类,虽然有些对偶和押韵的句子,本质上还是散体。作为魏晋南北朝主流文体的赋,毕竟是一代之文学,在课本里却不怎么有。

骈体文的缺点之一,是这种平行的文体,帮人脑子变懒,功夫用在字面的联属,而不是多想一步,比如苏彦《秋衣长》中有这么两句:“时禽鸣于庭柳,节虫吟于户堂;零叶纷其交萃,落英飒以散芳。”表面看,对偶的前后句子,各说了一事,其实后者受制于前,前句一写出,后句跟随而上,并不需要想像事物的实际情形。

尽管如此,我还是主张中学课本选几篇魏晋南北朝的赋体文章。汉语是单音节语言(起先亦曾是多音节的,但那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又失掉了大部分辅音尾,急促而硬,文章要顺口,得在声音上多下点工夫。隋朝有一位叫李谔的官员,上书请禁浮华文风,批评齐梁文章“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说得不错,然而他老先生这两句,恰是骈体,看来汉语本身的一些特点,对文体的影响,不容易对抗。为什么小孩呼帽为“帽帽”、袜为“袜袜”,为什么里有那么多的重言词,为什么汉语的双音词在使用上压倒了单音字,我们的语言,需要不少的羡余,才说得好听,写得好看,这是没办法的事。

尽管古音流变至今,差别已经很大了,但六朝赋文,仍然是最好的训练,帮助我们处理汉语的声色,感受形式之美。中学语文中的文言阅读,自然不是要教学生写文言文,甚至也不只是告诉学生哪些是“好文章”,——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是培养语感,积攒语言的材料。汉语在这些年,先是被暴力的粗砂磨了又磨,又给改成快餐盒,随用随弃,——不敢说汉语在退化,但我们这两三代人,语感确实是在退化,当此之时,读一点六朝文字,虽然它过于妍治,虽然它过于繁富,也许另有一种纠正之功呢。何况,赋体文章的铺叙,并不都是废话,穷极声貌,需要在对象前多停留一会儿,而不是扫上一眼,立刻就声称“我知道了”。曹子建《临观赋》“进无路以效公,退无隐以营私;俯无鳞以游遁,仰无翼以翻飞”,这样的句子,或能帮我们有志于充分的表达,而在充分的表达后面,是头脑从容地处理材料。无论是描述,还是思考一件事情,匆遽不一定是聪明,哪怕是在网络时代。

正文 不读文薮

鲁迅说:“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榻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鲁迅提到的这三个人,正是读书人遭逢末世,挣扎出路,同一类型人中,三种结局的代表。这三人的共同点,就是肠中有热气,自己已狼狈不堪,犹以天下,斤斤为念,而不肯笑一笑说,随他去吧。其实晚唐文学,可观的地方尚多,鲁迅下此断语,正是壮志未酬身已老的时候,看身边的景象,未免有些急火,所以举此三人,大概是看中了他们对世务的不能释怀吧。

这三个人中,最执著的,是罗隐。罗隐一共参加了十次贡举,为了成名,把自己的名字也改掉(他原先叫罗横),十次之后,“我未成名卿未嫁”,还不泄气,天下大乱,犹流连不归,直到老了,才想到“年年模样一般般,何似东归把钩竿”,又听了算命先生和卖饭老媪的劝,掉头回乡,果然峰回路转,遭际了割据东南的钱镠,罗隐的才学,比祢衡要高,钱镠的胸怀,比黄祖要宽,君臣相处得尚好,对罗隐来说,吴越的局面,虽然不算大,但把眼睛挤小些看去,也是一棚天下,他一直漂泊无依,穷惯了的人,老来终于生活安定,这晚来的福气,也颇可宽慰诗人的诗心吧。

许多文人的一种包袱,在陆龟蒙那里,从一开始就没有,——他家里有钱。他也应过举,也入过幕,见势不妙,抽身就走,换上别人,如果家徒四壁,未必能像他那样进退自如。和皮日休一样,陆龟蒙也是以天下为己任,幻想力挽狂澜的人,但他的牢骚,只有半肚皮,还空着一半,放些使自己舒服的事,我们看他写《耒耜经》,编《小名录》,知他从容不迫,非只是因为有点家产,还得说,他的性格,不像他人那么执拗,多少有一点贵人气,不肯把脸送上前让人家打。他最有意思的作品,是《散人歌》和《散人传》,所谓散淡,按他的理解,就是若即若离,不为守名之筌。《散人歌》里说,在一个黑白颠倒的时代,个人是无力的,只好把注意力分散开,“语散空谷应,笑散春云披,衣散单复便,食散酸咸宜,书散混真草,酒散甘醇醨”,总之,不可把自己赔在里面。

皮日休又是一种命运。他出身寒门,没有退路,只能如许多唐代文人一样,四处干谒,作为进身之阶。因为姓氏稀罕,他第二次应进士第,就被人家挑中,给他在榜尾挂了一个名,这番运气,比之罗隐,是好很多了,然而后来他的不幸,和这进士的头衔,大有关系。他有一搭没一搭地做过一点小官,又做到太常博士,偏不得清静,先有王仙芝,后来黄巢,搅得天下更乱,那黄巢,更是把他劫到军中,做起翰林学士来。翰林学士,是专业的文学侍从,唐代诗人,最喜欢的着落,李白、白居易,都做过的;到了晚唐,职权更重,礼遇更亲,离宰相也只一步之遥,对有些政治抱负的皮日休,尤其对心思,不料他果真做上翰林学士,却是在黄巢那里,不知他是该哭,还是该笑。皮日休的死,有两种说法,一说是被黄巢处死,一说是被唐朝的官军处死,一代才人,不得善终,可悲也夫。

三个人都是才子,又都关心世情,罗隐的才气最高,三个人中,他的诗文最好看,警句多,议论痛快。陆龟蒙学问最好,也最会玩,花样百出,将智力均匀地分布到各种事物上。皮日休最合传统的正道,和韩愈气质接近,而韩愈有的一点小滑头,他却没有。《文薮》是他的自选集,里边的议论,同他为人一样,很是迂腐,现在读来,只好为他叹气。

皮日休只有过几年舒心日子,那是在苏州,他同陆龟蒙结为好友,诗酒往来。他俩唱和的诗,《文薮》中有一点,但要看全,还得向皮陆的《松陵集》。在文学上,《松陵集》常被后人批评,因为它太闲扯淡之故。但诗歌不幸诗人幸,读者的感受,同当事人的,那是很不同的了。

正文 不读桐城

这还用说么,不少读者连桐城派这名目都不熟悉,怎么会去读它?但不知道名目,不见得没受它的影响。举桐城派而言之,不过是因为他们将对文章的一种理解,说得图穷匕见,而这种理解,至少从唐宋以来,是文论的主流,化身繁多,迄至今日。清代的桐城派,特其一种面目耳。百年前新文学运动,自以为打倒了所谓“选学妖孳,桐城谬种”,孰料这边方在庆贺,那边早借尸还魂,真个是八股不朽,桐城万岁,陈钱诸人地下有知,做鬼也不幸福吧。

桐城派我们若不熟悉,唐宋八大家,或听说过,那和桐城派,是一种东西;唐宋八大家若不熟悉,就回忆一下自己在中学语文课的经历,或看一下孩子的语文课本,那里面的讲解,和桐城派,仍是一种东西。课本里选的,除一二篇外,确实是好文章,但教师(以及教他们这样讲的人)做的,是将文章视为一种器物来研究。好比一把椅子,又漂亮又能负重,我们便想它是可以复制的,只要知道了技法;所以要研究如何量尺寸、下木、做榫等,加以练习,自己也能做出一把椅子。以这种态度看待文章,结果就是语文教育失败失败再失败。今天文章写得好的,都是从别处得来营养,语文教育界攘其功而归诸己,未免皮厚。不信看看高考作文选之类,据说都是范文,中学教育的成果,可有一篇像样?这些学生以后当然还有机会写好文章,不过得靠自己再来读书,此外,还得把中学里学的文章做法之类忘掉。

桐城派的荒谬之一,是归纳笔法、窍门之类,从刘大櫆的十二贵到林纾的十六忌,统统都是鬼话,但老实人往往上当,以为熟记了这些尺寸,便能写好文章。举一个例子。《汉书》有一段,记有妄人说长安监狱中有天子气,汉武帝相信,便派人到各狱诛杀囚犯,至丙吉临时负责的一个监狱,丙吉闭门不纳,使者回去告状,“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狱系者独赖吉得生,恩及四海矣”云。林纾讲“用笔八则”,说“郡邸狱系者独赖吉得生,恩及四海矣”便是所谓的顿笔,“就文理而言是顿笔,就文势而言是结笔”,班固顿得好,所以“神光四射”。其实班固只是在述事,哪有什么笔法不笔法,林纾的鬼话,我们现在读了,自然不信,但它的变形,正在如今的中学里泛滥,教出来的作文,怎么能不矫揉造作?

林纾编过一套中学国文课本,在一百年前风行过,选的第一篇,便是方苞的《原人》,接下来是姚鼐的两篇,——这两位,是桐城派的一将一相。林纾却从不肯承认自己是桐城派,——这不要紧,桐城派而不肯承认的,现在还多着哩。他的文章,按自己的理论来写的,借陈独秀的一句话,是“摇头摆尾,说来说去,不知说些什么”;他也有写得好的,却是译笔,违反了自己的主张,反倒活泼起来。

桐城派最不好的地方,还不是穿凿说文,而是他们划分所谓“形式”与“内容”,物序也罢,义法也罢,道艺也罢,说的都是一个意思,以为语文是单纯的表达,被表达的在心中或别的什么地方,所以要写得好,需分别努力。作为分析工具,这二分法有时有用,但解释思想的过程,仍然穿凿,因为我们无法离开语言来思想,也无法离开语言来发现自己的感受,好的语言,与好的头脑,完全是一回事,至于把想法写下来,需要一点文法修辞,不过是与人谈话的艺术,对丰富的头脑来说,是水到渠成之事,且与自言自语中产生的想法,并不在一个过程之中。朱熹曾赌咒发誓地说,“今日要做好文章,但读史汉韩柳而不能,便请斫取老僧头去”,——若写古文,不读史汉韩柳,营养确实不够,但读了史汉韩柳,就能写好文章么?万万不是,如果一脑袋糨子,即使卖尽身段,写出来的,至多是糨子饸饹。

桐城派人的文章也有写得好的。这些好的,为什么好,他们自己也不明白。桐城派说文,说来说去,好文好书到底从何而来,对他们来说仍是个谜,智尽辞穷,就使出老手段,归诸“神气”之类的玄妙,甚如姚鼐,说“文章之原,本乎天地”,已近乎撒赖放泼,不值与之计较了。

正文 不读袁枚

我喜欢袁枚的,不是他的雅韵,是他的俗调。袁枚厌恶理学的不近人情,他自己的俗,便成挑战了。比如雅人据说是要逃名的,而袁枚是好名的,最喜欢说别人被他的诗感动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他常提到郑板桥,还讲过一个故事,说他们见面二十年前,郑板桥在山东听说袁枚死了(当然,那是误传),顿足大哭。这件事,郑板桥没提过,郑板桥的朋友也没讲过,——当然,不能据此就说没这个事,也许有,也许没有,也许是见面时郑板桥的玩笑话,袁枚装糊涂,故意当真,——总之,谁知道呢。郑板桥是错哭过一次的,确也是他在山东时,但哭的是金农,而金农和他是同志,且相识十来年了。

郑比袁大二十来岁,两人本不相识,直到两淮盐运史卢雅雨虹桥修禊,有名无名的文人,来了无数,袁枚从杭州赶来,见到了郑板桥。从头到尾,他们只见过这一面。

那次,板桥送袁枚两句诗,“室藏美妇邻夸艳,君有奇才我不贫”,口气微有调笑之意。除此,郑板桥留下的文字,没提过袁枚。板桥的名气已经很大时,袁枚还在上升期。若干年后,板桥已殁,袁枚成了诗坛大佬,再提起郑板桥,口气就变了:“板桥书法野狐禅也,……乱爬蚯蚓,不识妃狶,以揠苗助长之功,作索隐行怪之状……”

袁枚常受到两方面的攻击,一方面,是说他伤风败俗,没学问,等等。风化的事,与诗无涉,置之勿论,至于学问,可用袁枚自己的话来反驳,“考据家不可与论诗”。在今天看来,袁枚的“郑孔门前不掉头,程朱席上懒勾留”,是他的好处。

另一方面,又有人批评他行止不够坚定。这就有点复杂了。南宋大诗人陆游,曾和韩侂胄交往,为他写《南园记》,道学家群起攻之。袁枚评论说,按宋儒的意思,“必使侂胄铲尽善念,不许亲近一正人”,才是坏人本色,而正人又之要视侂胄为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远才行,正是这种对人性的狭隘理解,启迪了明代的党祸。

袁枚的意见,是很合人情的。但他又在别处说,大圣孔子,乃古之周旋世故者,最会察言观色,体贴人情。嵇康箕踞,就未免太骄矜了,所以要思“圣人之所以处世,而勿效名士之覆辙”。

这是不是有点乡愿呢?也未必如此,不过,袁枚对这个关节很敏感,比如,吴敬梓稿成,袁枚读到了。对文士的讽刺,可谓刻骨,但并没有针对袁枚的地方。袁枚皮袍里藏着小,对号入座,看了极不舒服,到处说吴敬梓的坏话。吴敬梓知道了,上门找他理论,袁枚知道吴敬梓口辩功夫了得,不敢撄其锋,闭门不纳,然后回信,说了些乱搅的话,什么“虽不见如见,虽见如不见”,什么不见客是“藏己之拙,养人之高”,等等。提到,他说:

“朝廷清明,贤者在上,不屑者在下。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君子不恶其穷而恶其所以穷也。安得如书中愤忿语,以悖教而伤化哉。”

意思就是说,你书里写的那些与世不偕而混得不好的人,是他们活该。

同样的意思,后来他给程晋芳的信里,说得更明白:

“我辈身逢盛世,非有大怪癖,大妄诞,当不受文人之厄。”

这样的话,不似出自袁枚之口,恰恰出自袁枚之口。但评价袁枚,可以参考他本人的一个好见解:

“孔门四科,不必尽归德行,此圣门之所以为大也;宋儒将政事、文学、言语一绳捆束,驱而尽纳诸德行一门,此程朱之所以为小也。”

在泛道德主义盛行的古代,有这样的见识,很了不起。孔子不也说过嘛,“有言者不必有德”,袁枚的读者,尽可以只把注意力放在他的诗文上。

可惜的是,尽管以诗立身,袁枚的诗并不特别好,整篇出色的尤其少。我喜欢的,是他的一些警句,如“文士镌碑僧凿佛,万山无语一齐愁”,“才子合从三楚谪,美人愁向六朝生”之类。他的文章,要比他的诗好,他的《随园六记》,也比《随园诗话》好看些。

也许他并不是天生的诗人,“自叹匡时好才调,被天强派作诗人”。但在古代,诗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是写作方式。

正文 不读文言

题中的“文言”,既是泛指,又特指《文言读本》。

上世纪四十年代,开明书店请朱自清、吕叔湘、叶圣陶编辑了一套文言课本,题为《开明文言读本》。这几位都是通人,又甚少习气(桐城派的文章,一篇也没有选,不知算不算另一种习气),选文视野广,评释精当,本来很可推荐于今日的读书人的,只是这书多年没有再版,已不很容易买到。容易找到的,是三十年后,吕、叶二先生自它改编的《文言读本》,此时朱自清早已作古了。

《文言读本》较其前身,篇目减少了一些,而主旨仍旧。当《开明文言读本》出版时,语文教育中,语体已居上风,三位编者又都是支持白话的,所以在编辑例言中声明:

“我们认为,作为一般人的表情达意的工具,文言已经逐渐让位给语体,而且这个转变不久即将完成。因此,现代的青年若是还有学习文言的需要,那就只是因为有时候要阅读文言的书籍:或是为了理解过去的历史,或是为了欣赏过去的文学。写作文言的能力决不会再是一般人所必须具备的了。”

本篇就着这几句话,说说文言阅读的事。什么人还要读文言呢?请注意前引文字中的“一般人”一词,是结合着“表情达意”和“写作”出现的,在《开明文言读本》的编者看来,普通人是不想,也不需要写文言的。吕、叶二先生改编《文言读本》时,又补充说明道:“文言作为通用的书面语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今,去《文言读本》的编辑出版,又是三十多年,“一般人”不但不写文言,也不怎么读文言了。

是啊,谁还要读文言呢?在我的印象中,除非有额外的兴趣,或职业需要,“一般人”对古人作品的接触,最多的是古诗词,除专门的选本外,还散布在各种读物中,甚至饭店的墙上,其次是古代的格言,因为经常引用,大家也是熟悉的,然后就是小说,大多是白话,而也有一些,如,有不少文言成分。我知道还有许多读者,喜欢读禅宗语录(其实那里面白话很多)、短小的笔记等,但说真的,有几个人会拿起一本《震川集》或《东华录》之类的书,津津有味地看呢?便是大学里的教授,除了专门研究古代的,或别有兴趣的,据我所知,也是不大看古书的。

头些年,颇兴将文言著作译成白话的风气。我曾对此不以为然,以为如此一译,平添出许多错误,风味也完全不同。现在我不那么想了,现在我想,这类译本的流行,不会没有道理。尽管是在如今,仍有许多人对过去的东西有兴趣,只是碍于文言难读,不得不放弃或转向译本。也不能责怪于中学里的文言教学,文言并非日常语言,在熟练之前,一旦不使用,自然很快忘掉。

传统是一种背景,硬要拉它到前台,立刻扭歪了。读文言的人越来越少,并不影响传统的延续,因为毕竟还有人在读,虽然少。这些人自会把影响传递开来,通过各种方式,到我们生活的细节中。或许有人有式微之叹,但那是自然的进程,强去干预,也没什么好结果。

吕叔湘提到的两种理由,“或是为了理解过去的历史,或是为了欣赏过去的文学”,仍然存在,只是需要的力气比过去大了。语体的文言的成分,比三十年前少多了,中学课本,程度也浅多了,再要读文言,而且要读懂,非下点工夫不可。比如“过去的文学”,白话小说与诗歌还好些,欣赏散文或赋体,就不是件容易事。如果是单纯为了欣赏,会有多少人觉得下那样的力气是值得的呢?

有个朋友戏言道,读竖排的古书,边看边点头,读横排的今书,边看边摇头。回想起来,读过那么多文言著作,知识固有增添,若单从乐趣方面,收获与付出,不成比例,实该摇头。也可能是这个原因,从不敢推荐别人读古书,怕就怕人家万一听信,读了半年,跑回来骂我耽误他的时间。有时被人问得狠了,也要先将丑话说在前面,读就读吧,后果自负。

还要说的是,《文言读本》现在看来,也是很好的课本。如有人愿意在中学的程度上再进一步,自然不妨用它作教材,只要后果自负。

正文 不读世说

倒退十年,要我在和《颜氏家训》里选一种,推荐入“不读书目”,我怎么也不会选中。《颜氏家训》代表着健全的常识,可常识,那是人人都有的,且人人都自以为多得向外溢,摆上小摊,一毛钱一堆,也没人买哩;而,才是趣味和才智的荟萃,一批奇妙的人,过着奇妙的生活,每天说奇妙的话,要摆脱平庸的日常生活,还有更好的教材吗?一个人要是不看看,恐怕自己做了雅人,自己还不知道呢。

曾有个人,某天忽然想出一句俏皮话,跌足叹道,可惜今无《世说》,致令佳句不传。其实各代都有自己的故事,读读旧书,便知差不多每位传主,都有一两条出奇的言行,不过不要轻易相信古时候的奇人奇事果那么多,因为多少年来,士子一直在偷偷模仿魏晋人士的风度,连老成的人,也要找适当的时机,做一两件疯癫的事,好给自己的人生,添上色彩,令后代的读者,以为他有丰富的内心,不然怎么会偶尔露峥嵘呢。还有的人,平日积攒机锋,专等用在特别的场合,好令人人传诵,有的人没机会,或者说了不少机智言语,而没什么反响,心中难受,只好写下来,收在文集里,中古以后,格言体的文章,往往如此。

于是,我们都知道竹林七贤,慢慢地不大记得正始玄学了,我们记得雪夜访戴,慢慢地忘掉戴逵是大画家,又是位音乐家了。魏晋是心智史上少有的两个大时代之一,不过谁在乎,知道王衍的人比知道王弼的人多十倍呢。如果连佛学的译者和理论家,也变身为名士,如放鹤的林公,投门的深公,就不要怪一大批著作,藏在图书馆的角落,等候有人从旁边经过,带起一些风,好吹掉一点灰尘呢。

魏晋人的著作传下来的其实不少,但可推荐给普通读者的,竟意外地少。陶渊明的诗,很多人都读过,但选本里的常客,往往是“悠然见南山”之类,他的另一种心声,酒后面的忧思,诗后面的诗,肯听的人就很少。而陶渊明还不算以思考见长,他只是使用着那个时代的思考题,就把我们难住了。

和战国相比,魏晋人的运气差。战国人的话题,一直延续下来,成为古典的第二源,魏晋人的痛苦,最核心的部分,后世的士大夫一听就要掩耳,所以或变形或隐藏,给流放到传统的烟瘴之地。当然,今天的学者,完全能理解魏晋人的著作,读出他们的心事,但时过境迁,激荡人心的时机已经错过,死而复生,却来到一个和自己无涉的时代,只好留在玻璃屋里,供人参观了。

和后代不同,魏晋文章是小圈子文学,作者无意令其流布到阶层之外,所以难读。问一个受过很好教育的人,他对魏晋的了解,怕是和你我一样,先来自呢,再进一步,便是,再进一步,则是《文选》,——不,宋明以来,认真读《文选》的,已不很多了,不过也无妨,因为《文选》和一样,对那个时代,并不能给我们一个全面的印象,反会让我们以为那只是一批文学之士呢。

只从,我们无法知道嵇康临刑,为何如此泰然,无法明白他诗中说的“事与愿违”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去关心近两千年前人的心事呢,何不拣好吃的吃,拣好看的看,一部,读起来又愉快又不累人,难道不该是首选?应该是的,不过若只为消遣,世面上有那么多文白如话的好作品,和它们相比,又算是艰涩的了,所以不妨猜想它的读者,是以之为缆车似的捷径,一览整个时代,又不需忍受爬山的劳苦。这给了我们一个读的理由,但同时也给了两个不读的理由,若要了解自己身边的事,还是当代的文章好,若要了解魏晋人,未必是最合适的入门。

然而读书人如同游山客,既厌烦了砥平的大路,又要对荆棘交错的小径皱眉,我们喜欢适当的宽度、适当的坡度,喜欢惊起的小鸟而不喜欢扑出的老虎,喜欢每五分钟有一处景观,每十分钟有一处供水,这样,我们在下山后,说到今天又去哪里哪里,才能拥有既行若无事、又阅历十足,那种令人羡慕的口吻。

中,王孝伯说:“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后世名士,则连《离骚》也不须读,熟读,就差不多了。

一千多年里,是名士宝典、风雅秘籍。无论是在乡下读书,还是衙门里掌印,总要看看此书,找几句放言,时常挂在嘴边,寻几件趣事,每年做它几次,如此一来,铜气可消,俗骨可锻,就算不为名士,庶几雅人。

正文 不读《二十四诗品》

对事物的认知,有若干途径。一块石头的颜色,滋味或气味,轻重,形状,都是性质,再进一步,可有物理学的描述,神学的解释,以及审美的观照。审美至今仍是件说不清道不明的事。羚羊面向草原伫立,是否会有与食欲无关的某种愉快?谁也不知道。但我们知道自己,会被星空的深远、河流的迅疾感动,我们喜欢规则的布列,厌恶毫无形式感的东西,这种附着于眼耳的能力,从何而来,对人类有何意义,尚无答案,我们只知自己本性如此。我们甚至创造了艺术,一代又一代,造出无数的绘画或诗歌,或精妙或劣等,既不是用具,也不是知识,却诱使人们拿食物去交换。渐渐地,我们甚至分不开欣赏与对欣赏的欣赏,用阅读代替旅行,用诗歌代表自然,至少也把它们混为一谈。

一个诗人在现场体会到的心情激荡,和我们阅读他的作品,比如《春江花月夜》,心里发生的感动,果真有同样的性质吗?很多人主张诗歌高于自然(在审美的意义上),这种比较,便是把两种经验,视为一物,只在心理的阶梯上有所不同。中国的古典理论家也有如此的等式,但在方向上相反,在他们来看,自然之物的美在观照之前就存在,甚至,一棵树木,是有能力自我欣赏的。对诗人来说,这有点令人气沮,因为他的工作,只是导游,至多是讨厌的代言人,——之所以说“讨厌”,因为按照这种理论,物体的完朴,每经一次描述,就损失若干,所以不言才是最好的言,而诗歌不过是津梁,用开门的方式,来关上那道门。

正如当代的文学理论,让作家比原先更加迷惑,中国古典文论,会让诗歌的读者,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从中学会一些范畴,比如“清奇”或“冲淡”,很妙的词,如果用得恰到好处,会令旁边的人对你的修养由衷佩服,但是,这类的范畴,到底是深刻的,还是肤浅的,是关键还是皮毛,谁又说得清?正如我们说一个人“热情”,这评论背后可以是五分钟的体验,也可以是半生的交流;它是非常好的说明,然而,我们如果去填表,从姓名到履历,从性别到住址,得写满一大张,才勉强告诉别人你是谁。“热情”甚至不像“善良”,后者至少意指某些可指望的品质,而如果举着“善良”的牌子,不足让一个人登机,“热情”就更不能打动可敬的机场官员了。

前面的“清奇”和“冲淡”,是从《二十四诗品》中选的。《二十四诗品》过去一直被认为是唐代诗人司空图的作品,从近十多年学者的研究来看,更可能是元明人的创作,伪托在司空图名下。真伪且不管,《二十四诗品》是讨论诗歌“气质”的专著,定义了若干性格,作为诗歌品鉴的高级指南。除了“清奇”和“冲淡”,还有雄浑、纤秾、沉着、高古、典雅、洗练、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一至二十四种,我全都写下来了,因为按我的经验,如果需要显得很有古典修养,熟悉这些词,很有帮助。

我们选一条来看一下,《二十四诗品》是如何定义诗歌的“品”的:

“缜密——是有真迹,如不可知。意象欲生,造化已奇。水流花开,清露未晞。要路愈远,幽行为迟。语不欲犯,思不欲痴。犹春于绿,明月雪时。”

这说的是诗歌吗?是的。风格本来就是很难形容的。如果我们还记得,魏晋时代品评人物,也常用类似的描述,而我国文学批评体系的建立,又恰是在那个时代,就不难理解古典理论家是如何的不信任概念,只要有可能,就以物喻物。

依赖分析,还是依赖体会,这本来不该成为问题,如果它们没被挑唆得打起架来。现代人可能觉得,还是分析更可靠些,也更可发展;不过,现代人也承认,分析是很累人的,体会则轻松,分析需要积累,有时还会跑掉,而体会,总是现成的。要让分析和体会各司其职,现代也难,因为双方都喜欢过界,或者是去分析那不可分析的,或者是伸出舌头去舔一张画,——如果真能舔出“品”来,那将是非常、非常独特的审美经验。

正文 不读《古文观止》

明代,选家特别多,当时的人,以为是极盛了,没想到清代的选家比明代还多,没想到当代的选家比清代还多。且说清人编的文选,有两本声势最赫,一是康熙让徐乾学编的《古文渊鉴》,一是代表桐城派主张的《古文辞类纂》。但流传最广的,既不是官方教材,也不是文豪的选本,而是两个村塾编的。

吴楚材、吴调侯教书教得高兴,把课业编辑起来,竟成比肩《文选》、《唐诗三百首》的畅销书。命名为观止,但从他们在《自序》里说的话看,二人并没有什么狂妄的念头。实际上,的流行,一大原因是选心的随和,连骈文也选了几篇,不像前后一些选本那么壁垒森严。

“古文”有多种意思,作为文体的古文,是唐代叫起来的。实际上,就是散文。以前的散文,只是实用的文体,六朝前后发生了文学的自觉性,那第一批为文章而文章的作者,写的是骈体文。骈文虽好,要经过艰苦的练习才写得出,谋生不暇的寒士们,哪有那种从容呢?唐代的古文运动,把写散文升为专门的技艺,文人自此多矣。且有不止于技艺的地方,按韩愈等人的说法,写古文,还有裨于世道人心呢。

既然古文就是散文,一种茹尔丹先生说了四十多年的、人人都能写一点的东西,为什么唐代有古文运动,宋代也有,明代有前后七子的复古,各自大张旗鼓,好像不如此则散文亡呢?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争夺论坛的领导权。所以古文运动的第一件事是找对手,先前的对手是骈文,后来的对手是时文。然而,有讽刺意味的是,时文,或后来之八股文,正是唐宋古文的衍生品。要将一点点意思敷演成一大篇,中间的技巧,总结起来,就是八股。孔子曾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著名的《师说》,几乎就是以此为题写成的八股文。

名文、名言是那种我们无力旁观的事。换个环境比较一下。孔子那句话,有理雅各的英译:

eachers.

韩愈《师说》里的名言,“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罗经国先生的英译是:

A student is not necessarily inferior to eaceacuous and taleudent.

一比,原形就露出来了。韩愈的文章,大抵如此,但以他为代表的(狭义的)古文,修辞是非常出色的。今天的学生,当然最好能多读一点老祖宗的文章,但教师应当讲明唐宋古文的长短,该学的是古人的修辞本领,至于逻辑严密,那是古文所短,只能向别处训练。还以《师说》为例,“师”的定义混乱了好几次,在韩愈以为无所谓,今天的学生却不可不察。

古代的好文章,在史部、子部的多,在集部的少。修养好的文人,写起传记、政论之类,往往非常非常好,同一个人,要“做文章”,写一篇“古文”,公诸同好,传诸后世,就要苦心经营,描眉画眼起来。——文章是应该经营的,可惜古文运动的趣味,和八股实在相去不远。

二吴选的是古文,但他们没有办法不受时文的影响。《左传》本是事多话少的史书,从《左传》里选了三十多篇文章,算是推崇至极了,选的却几乎都是议论,这便有应试文字的影子在后面了。八股如酒,越醉越要喝,越要声称自己没喝酒。如当今的作文教学,若说骨子里仍是八股,教育部一千个不答应,人民教师一万个不答应,若说不是,那又是什么呢?

本是初学者很好的读本,它的毛病,是有一点八股气。八股并非一无是处,里边的组织技巧,有高明处。假如时下文章,缺少那种训练,我一定全力推荐,可惜,八股恰恰是今天过剩的东西。又的精神,是非礼勿视,比如它不选诸子书,因为庄墨荀韩这批人,不合正道,记了他们的主张,一不小心,流出到应试文章里,就要倒霉。而在今天,这就显得单调了。

古代文章,中学课本里有好多,质和量,对中学生来说都足够了。最好的办法是当作口耳记诵之学,大声念熟。千万不要想里边有什么微言大义。那是没有的。再进一步,更好的选本,代表一种经典风格的,有王伯祥先生的《史记选》,网罗众美的,有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特别是后者,比好得太多,可惜不那么流行。

正文 不读西游

我知道为什么古时候文盲多,识字的少,——如果没什么有趣的读物,识字又有什么用呢?我国的古代著作,确实有很多好道理,很多好故事,无论是在道德上、哲学上,或是实用方面,无论是对世道还是人心,都大有裨益;甚至还有些让人微笑的文字,但要想找到一种让人捧腹大笑,笑得打滚,笑出眼泪的作品——我找过,门儿也没有,究其原因,或者是好玩的人都不著书立说,或者是写文章的人本来也好玩,但一拿起笔来,他的那些有趣的品质立刻被压制住了,换上哀哀欲绝的,大义凛然的,或深谋远虑的,反正是专门和有趣对着干的性情,偶尔开一点玩笑,也像是在葬礼上试图说几句轻松的话,我们这些听众,把嘴角捧场地翘起来,心中却是悲痛万分。我现在十分确信,古人大多不肯识字,就是对这种情形的抗议。

找到一本有趣的书,已实不易,找到之后,仍不易安安静静地享受。无趣之人自古就结成秘密的军队,专门破坏别人的好心情,不惜耗时花钱,写下一本本沉闷的大部头,以把有意思的书从架上挤开,还潜藏在各种地方,侦察人们的笑容,来制止快乐这种罪恶。他们经常埋伏的一个地方,是书籍的前几页,——是的,敬爱的读者,您想必也和我一样,屡次遭受这样的伏击,满怀希望地打开一本书,先读到的,却是长达几十页的前言之类,等我们把它读完,精神和身体都下垂了,心里沉甸甸的;本来是想跳到欢乐的马背上驰骋一番,结果变成了驮夫,要给——据说是——自己的精神,运输一大批救济品。这类前言,把我们对作品的理解,限制在一两种之内,同样糟糕的,是他们预测到我们有可能因作品的哪些内容,哪种品质,而发生趣味,便防患未然,把所有这些所在,用各种大义,统统闷死,使我们一旦读到该处,心中涌起的不是欢乐,而是沉痛了。在这个前言盛行的时代(想一想,他们为什么不肯放到正文后面呢?),一本书还能有那么多读者,只能说我们的快乐是如此匮乏,从而如此渴望,连书本子这种笑容的荒漠,都要去里面找上一找。

发了这些牢骚,是因为我为了写这篇文章,特地买了一本新版的——好多年没读了,这次翻开,迎面便是一篇愁云弥望的前言,读了一会儿,我把书从窗口扔了出去,心中暗暗希望能砸中刚刚送书来的小伙子。这是我小时候读过的吗?我差点纵容心中的一种邪恶念头,便是把自己的不幸,让更多的人分担,办法是在这篇文章中,仔仔细细地介绍和吴承恩的前后来去,或大讲猪八戒这一角色的种种深意。最后还是我的善良天性占了上风,决心一个人把恚怒和绝望承担下来。我本又打算介绍自梓行以来,数不清的人士,一直在解释,所谓解释,就是把他们自己的愚蠢,夹在每页之间,用他们自己的沉闷,把我们的笑容,像皮一样从脸上撕下来,我打算狠狠地嘲笑他们一番,不过我立刻想明白了,为了不帮这些恶人传名,我才不要提他们的名字,不引用他们的唠叨,而只须笼统地说一句,那些都是胡说八道。

不是伟大的作品,它最重要的品质仅是童心和戏谑——恰恰是人们最缺的东西。它属于那类作品,那类你一生中可以读三遍的书,第一遍在童年读,可以让你想像得眼睛发亮,或咯咯地笑;第三遍是在老年读,边读边回忆童年,不自知地有了些笑容;至于第二遍,在中年读,是读不出什么趣味的,但也非无意义,因为可以让我们知道现在的自己到底有多么乏味。

会不会有人奇怪,,以及另外两部有名的书,和,都缺少女性读者呢?女性读者或厌恶的粗鲁,的争斗,但为什么不爱看呢?也许是她们有自己的游戏,和男性不同而已,或竟如恶毒的门肯所断定,她们比男性聪明许多。我们在泥涂上挣扎的时候,她们早就到达前面,一边闲聊,一边在等着我们了。

正文 不读三国

是好小说吗?是的。是伟大的小说吗?那要看怎么定义“伟大”。如果认为巨大的、影响多人的便是伟大的,如果认为受人膜拜的就是伟大的,如果认为令人自觉其卑微的就是伟大的,那么,当在伟大之列。如果认为个人的、带有精神性的才是伟大的,如果认为超乎日常经验、难以捉摸其始末的,是崭新的创造而非渺小之累积的,才是伟大的,那么,金字塔也没什么不得了,长城比不上黄道婆的一台纺车,而也只是一部好小说而已。

但确确实实,在古典小说里,若论曾经影响人心之深,哪一本也比不上。不妨想像一下古代社会里的普通人,那些不认识字、没机会读史书的大多数人,他们如何形成历史观?在他们的理解中,国家是怎么回事,政治是怎么回事,九州谁设,四疆谁辟,为什么自己要缴赋税,为什么官员会乘马,什么样的人是英雄,如何辨认出自己的救星?……一个人自幼及老生活在村庄里,但也能谈古论今,对多种公共事务都有一套看法。那么,这些看法是怎么来的呢?一大来源便是听故事,从说书人,从戏文,或直接或辗转,积累起自己对政治事务的知识。讲三国故事,至少在唐代就有,到后来集撰成书,一千年里,众多的故事中,只有它,当得上是全民的历史教科书。

人们从这本教科书里学到了什么呢?语云,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伤心。苏东坡记当时的里巷小儿,听书听到曹操战败,就很高兴,听到刘备战败,就会哭泣,“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是啊,在的世界里,君子之泽,确乎百世不斩,因为人民受君子的教育那么多年,已经打从心眼里爱戴他们,一听说上大人走了麦城,没几个不眼泪汪汪的。曹刘争天下打破头,千年后的听书人意见相左,也有打破头的,据说还有出人命的,而永远想不到问自己一句,这些事,和我有什么关系吗?

关系似乎也是有的,帝制下人民的最大愿望,就是找个好主子,而刘备据说是仁厚长者(这个说法,竟然有读书人也相信),非好主子而何?若干后选主子打仗,对汉末人民来说,是极倒霉的事,因为或者被征去当兵,或者被当兵的抄掠,都是容易致死的事。不过这些感受,不容易流传,容易流传的是英雄事迹,令千年后的人民赞叹不已。明代李贽说人们之喜欢三国,是因为热闹好看。自古以来改朝换代,递兴倏废,就是打仗也短暂,不过瘾,而三国时代——

“智足相衡,力足相抗,一时英雄云兴,豪杰林集,皆足当一面,敌万夫,机权往来,变化若神,真字内一大棋局。……直志士览古乐观而忘倦也。”

有志之士乐观而忘倦,可以理解,身为刍狗、胸无大志的百姓,同样津津乐道,想一想亦可理解。人民需要英雄,只不过常常不知道需要的是哪一类英雄。三国时代英雄确曾辈出,但未必是中人,当然,这是现代人的看法了,古人并不这么看,有志之士觉得过瘾,大家也跟着觉得过瘾。当然,有人也藏点私心,以为看看三国,可以学些大人之术,甚至有俗话讲,老不读三国,果真以为看了三国,会格外老奸巨猾,这都是太天真了,一旦做了愚民,长点小心眼,又有何补呢?

的宗旨是扶持纲常。当年孔子做《春秋》,据说乱臣贼子惧。三国的作者,也是圣人之徒,演义者,本来就是推衍经义。他编写三国故事,如某篇序文里说的,要让天下百姓皆知“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忠孝节义必当师,奸贪谀佞必当去;是是非非,了然于心目之下”。听起来也很不错,可惜社会里自然成长起来的伦理,和强加的伦理,通常混在一起,而功用绝不一致。的老读者,皆知纲常、明礼义,也没见到他们能给自己挣一条出路。

我们现在通常读的版本,是毛宗冈和他的父亲修订过的。毛宗冈是清初的一个腐儒,却误会自己的腐气为慷慨激昂之气。他曾论的十几项妙处,我常建议想看三国的人,先看看毛氏这半篇文字,如果看了不笑,那不妨去看三国,因为此时他读不读三国,已经无所谓了。

正文 不读水浒

清人禁《水浒》,说它诲盗。今天的人批评《水浒》,说它宣扬“暴力美学”,——这个词我不懂,但写下来有自我提升的感觉。

中间还有一段,《水浒》在市面上见不到,那是受“封资修”的牵连,和别的毒草一起,封存在温室里了,免得欣赏水平在地师级之下的我辈不小心看坏了肚子。实际上,在“封”字号的毒草里,《水浒》是第一个解禁的,时间是在一九七五年,我那时还在上小学,如获至宝,批判地看了两三遍,也没有觉得怎么暴力。比如,那时的小孩子玩“打仗”,根本就没有模仿梁山人物的,他们连枪都没有,太狗熊;我们玩起来,至少得有杨育才、小炉匠的装备。

说起来,要禁一本书,或任何什么,只要你怀着以天下为己任之心,关心别人的脑子甚于关心自己的,没有找不到理由的,——如果一本书,没有一点把柄,可以让我们想像有人读了之后,会有坏的想法,结果把自己吓得跳起来,恨不得连夜上书,请禁流布,这样一本书,用不着禁,一本也卖不掉。当然,有的书,给我这样有想像力的简单头脑,提供恐怖材料,是比别的书多一些,——我今天本来是想写《不读〈小雅〉》的,因为我发现,雅诗里的怪话特别多,比如“君子信盗,乱是用暴”,这叫什么话,怎么可以不删?还有一批,是容易误解的,如“民之讹言,宁莫之惩”,原意勉强过得去,但在新解层出不穷的今天,谁能保证不会有人说是对讹言可以宽容?所以它也是当删的,至少改成“民之讹言,判他十年”之类。

但最后还是写《水浒》,不写《小雅》了,因为的读者,得罪不起,——可见《水浒》的读者,未必暴力。《水浒》是本童话,爱看童话的人,在我的印象中,性格总要好一些,脸上的微笑也多于晦气。什么李逵李达,就是逗个乐子,明代有个人评论说李逵不该杀罗真人,另一个说,“此言真如放屁”,“天下文章以趣为第一,既是趣了,何必实有其事”。我记得小时候听的童话,结局不外乎是谁把谁吃了,或谁把谁打死了,但那时的幼儿园,也没有因此成为战场,——战场是有的,是在早把童话忘得干净的成年人中间。

我并不是说《水浒》不暴力,《水浒》里有很多暴力,不同的暴力,有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也有石秀大闹翠屏山,都是不应该的。石秀纯粹是多管闲事,特别是在今天看来。这样的人不去做领导,拿把刀子在街上横行,难怪古人评论《水浒》之所作,是遗贤在野,因为不遇而愤激。至于林冲,功亏一篑,自毁功德。我们可以想像,再多忍一口气——好吧,也许两口——没准儿就峰回路转,别人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嘛,再说你也没给烧死,用得着丧失对程序正义的信心?人常说暴力是最后手段,其实忍耐才是,毕竟八十万禁军教头,天下没有几个。

《水浒》的问题,是把暴力写成漫画了。一句“杀出条血路”,掩藏了多少细节,其间多少人伤了,如何之痛,多少人死了,如何之不知道痛,全都没写。哪天我想杀个鸡什么的,《水浒》并不能提供神经的训练;它提供的是另一种,使我可以轻易地说出“把它灭了”之类的话,只要去“灭”的不是我,被灭的更不是。说话不走脑子,是人生四大境界之一,多看点《水浒》,还是有用的。

但我今天说的是“不读《水浒》”,为什么呢?因为它把武松写得甚高,而我极不喜欢这个人。看他做的事!第一是打死个野生动物,以后逢人就吹,然后在县里管治安,然后干涉婚姻,然后给人做打手,然后披着宗教的外衣,然后到处杀人,还抽烟喝酒。有一件是好事吗?而且他在书中关涉甚广,删也难删,改也难改,还一直活到最后。他最多,也只好算个雇佣打手,而这样的人,在城郊的某个市场上成群结队,晃来晃去的,有的是呢,一百块钱,再发根棒子,就雇他一天,哪里用得着什么武松。

正文 不读红楼

题目照例危言耸听,其实我对并无很大意见,也领教过它的魔力。念中学时,班里有个同学,上课时愁眉不展,以手柱颐,眼望虚空,老师询问,答以“晴雯病了”。艺术家的工作,就是创造一个结构,使人的经验,有第二种容身之地;做得好的,这新天地的活性,不亚于围绕你我的真实世界,为之掉掉眼泪,正是我们追求的阅读体验。

但是一回事,红学是另一回事,红学是一回事,红学中的索隐派是另一回事,——不过既然红学能容纳索隐派,且索隐派之外,也不乏各种奇谈怪论(我昨天刚见到的一篇论文题目,叫《〈冷月葬诗魂〉与多弦理论》),本着行文简便、一棒子打死的精神,以下不做区别。

中国大大小小的红学会,总得有几千个吧。从某一方面说,我们应该感谢红学会,正如我们要感谢UFO协会、美人鱼服饰学会、兔子红眼根治小组等等一样。社会没有权力干涉一个人的旨趣,那么,对心灵特异之士,最好的办法就是吸收到一起,有个组织,便于管理,也免得到街上闹事。

略微有点麻烦的是,红学对社会日常生活的入侵,走得有一点远。比如红学家同时又各自是公认的美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学者、教授、爱国者、好丈夫,那么,这些正常的身份,就有点儿不清不楚,别的人再以什么家或什么者自居,一想到沾了光,脸或要有些“红”。红学,包括曹学、秦学,和正在建立的“姥学”,既为人生哲理之总括,宇宙运行之枢机,已非“学术”二字所可范围,不妨另起高门大户,把“学”字赏给你我平庸之辈混口饭吃。

在需要专业知识才能自定其是非的许多问题上,我们都在接受主流行家的意见。古代的哲人说大地是中心,我们便取这意见,今天的科学家说地球不过是太空中的一个流浪汉,我们也取这意见,这并无问题,问题在于一个社会,什么样的东西成为主流,或接近主流。各种意见都有表达的权利,但何种意见占上风,却构成重大的区别。比如在二十一世纪,仍有人主张宇宙的密码是写在文学作品里的,并无什么不好,且很有趣,但假如相当多的人同意这意见,就有点异样了。

《堂·吉诃德》的主角,坚信骑士小说里那个世界更加真实,如果他遇到的事情,和小说里的形容不符,他宁可不相信眼睛。吉诃德先生是小说的读者,但他本人也是小说中的角色,而我们又是《堂·吉诃德》的读者,假如有人把这些全部混为一谈,那一定能创造相当的混乱。在我接触的人里,相信不是简单的小说的,比能想像的要多很多。有太多的人,认为这本小说,其实是推背图,是史书,甚至超越了记录,成为被记录的某种实在之物,这些最可骇怪的议论,出自各种受过良好教育、衣着得体的成功人士之口,很难不令人去想:我们的教育真是失败呀。

现代教育的要义,于传授知识之外,还要训练学生掌握辨别真伪是非的一套基本程序。对个人经验之外的多数问题,我们只有听别人的,但通过观察他建立主张的方法,我们能决定自己的立场,我们不知道地心里藏着什么,但假如一个人说“我是个慈善家,所以当我说地心是一个大燕窝时,你最好相信我”,我们不该同意他,因为他的方法有问题。

常识和通常说的知识有不同的意义,常识不仅是一套合用的知识,还代表一种日用理性,完全有可能的是,一个人学富五车,却极端缺少常识,那是因为他少一种核查程序,而那是决定了谁是大肚汉,谁是美食家的。

有一位红学家,提出曹雪芹其人并不是作者,而是抄手,理由是“曹雪芹者,‘抄书勤’也”,——很独特的观点,放在饭桌上谈谈,还是有趣的。红学中好多主张,看着不像这一条这么奇怪,而骨子里比它奇怪一百倍,而且那几种最广为人接受的主张,其实是最奇怪的,是对当代教育的最大嘲笑。

“最大”有点夸张了。窗上漏了那么大的洞,进来的不会只有红学。比红学更背离常识,而且大行其道的,还多着呢。有时听那些衣冠楚楚之士胡言乱语,看那些善良的人们点头称是,难免要想,这就是我们,发明了显微镜和电冰箱,把飞船送上太空的晚期直立人?

正文 不读《儒林外史》

时代变化快呀,吴敬梓这类人的精神祖先,操心的只是精神,至多是性命问题,像他喜欢的嵇阮们,都是社会上的贵族,生计云云,不用费心,阮籍有时哭哭穷,其实他就是什么也不做,也有酒喝的,等到吴敬梓或杜少卿的时候,“南京这地方,是可以饿得死人的”,于是小姐的身子丫环命,高明如虞博士,也得每年谋几两俸金,挣下三十担米的一块田,犹不敢去,还要“多则做三年,少则做两年,再积些俸银,添得二十担米,每年养着我夫妻两个不得饿死”。

当代英语里的loser一词,译成汉语的失败者,太生硬,那么译成什么呢?不中用之人?笨蛋?废物?废物点心?反正,一部,就是loser之歌,它里面的好人,都是混得不好的,混得好的,在作者笔下,无非鄙吝之徒。作为读者,我们很难同意吴敬梓的这种牢骚,第一,那样会显得我们也是loser;第二,我们都是工作者,而工作的定义就是可以出售,出售了就可以过活,可以买棉帽子、买炸糕等各种好东西。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们可不想为一本小说叛教。

写的是士子、文人,那时候的知识分子。不过这本书对“知识圈儿”以外的人,也不客气,书里写过三十来个乡民,二十几个买卖人,十个差役,十六个奴仆,还有三个看阴阳的,五个大夫,八个和尚,四个尼姑,——除一二人外,也都不是什么好嘴脸。吴敬梓搭建的书中社会,简单地说,就是所治愈下,得车愈多,他把自己和友人的不幸,归咎于世风日下。那也是中国最古典的牢骚了。

里的文人有几类,一类是作者的理想人物,如杜少卿、虞博士、迟衡山、余二先生,这些人有操守,还多少有些才学,前者使他们混得不好,后者使他们不至于饿肚子。第二类是混功名而人品见识又很差的,像高翰林、匡超人这样的。第三类是什么也没有,向雅人处说雅,向俗人处吃俗,艰难地混在外围的小文人,如季苇萧、季恬逸之辈。

还有一种人,醉心功名然而为人极好,如著名的马二先生。这个角色的原型是冯祚泰,和作者是朋友。写马二,下笔是很温柔的,同对杜慎卿的贬抑相对读,可以发现,在吴敬梓的价值表里,道德比才学重要很多。所以他对第四类文人,也就是欺世盗名者,态度最严厉,如小说里的权勿用(据说原型是康雍乾时代的假道学、假名士是镜)。

接下来的问题是,吴敬梓以及他书中的理想文人,所坚守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是文化中的传统?还是道德中的传统?书里面,迟衡山说:“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说得不错,但如果学问、功名都不讲呢?实际上,书中那些粪土功名的正面角色,除一二子外,并不讲究学问,诗文也不一定好,那么,这批士子的本色在什么地方呢?如果说只是某种道德价值的看守,那么,非得吟诗弄文做文人才合格吗?

这个问题等于是,古典文人,在清代中期,剥掉一两层皮毛后,核心在什么地方。鲁迅曾说:“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像不永久,也不伟大了。”鲁迅的意思,似乎是以为是为旧文人做的,那时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大家兴头正浓,难怪他有此议论。如果他老人家活到今天,也许他会进一步说,这本书,盛世的人还是不要读了吧,读也读不懂。

每个社会、每个阶层都有失意者,伟大的,讲了一群失意者的故事。在证明这些人如何了不起上,的说服力是不够的,但小说告诉我们,他们怎样活下去,怎样把幻想维持下去,其中那惨淡的信心,是除了的读者之外,任何人都需要看到的,即使是在别人身上。小说最后一个人物是荆元,是个裁缝,喜欢弹琴,在小说的结尾,他弹给一个老友听(那人也是个市井中人),弹完后,“当下也就别过了。”——我相信任何当代人都不愿意沦落到这种田地,但能够想像在什么地方有这种人,且能想像他们没有饿死,多少令人欣慰。

正文 不读《考工记》

民间技艺自有流传。古代的典籍,鲜有对工艺的记录,然而一代代的中国人,仍然会造酒、制车、种田。只是,若没有知识丰富的人参加,工艺的改进必然缓慢,而且无法产生出科学。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古代写工艺的书,少之又少,所以每一本都珍贵。最珍贵的一本,是大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考工记》。《考工记》是工艺大全,怎么造车,怎么做食器、兵器,小到编筐,大到营建城邑,挖沟筑防,虽未必详细,却样样法度清楚。既有能力著述、又通工匠之事的人,古代是极少的,前人或说这本书便成于这种人之手。但书的内容如此丰富,怎么能有那样的百事通呢?所以更可能是士人访问各行的工匠,记录成书。

读书人能有这样的心思,不论是出于私意还是官命,在当时算了不起。只是陆续润饰,有些东西难免走样。比如《考工记》说车轮要用三十根辐条,取日月之数,这就是儒生的一己之意了。考古所得周秦古车,极少见三十辐的,大多数是二十几根辐条。老子虽也说过“三十辐共一毂”,但老子是哲学家,可以举其成数,不必对工艺负责。若是工匠自己来记,当不会想到要让工艺向哲学让步,非三十不可。

儒生为了整齐好看,以及合于他们的哲学,对这本书的加工不止一处。仍以车制为例,按现存《考工记》的定制,车毂的长度,要合于车轮(去掉接地的一圈)的半径。实际情况,是要比这个短一些的,不过如实写就麻烦,妨碍阅读愉快。

《考工记》对车制的记录最详细,也最难解。为它做注的汉代大儒郑玄,去《考工记》的时代不算很远,注解已错误百出。比如车毂两端金属套的大小,按郑玄的理解,粗的一端(“贤”),径八寸多,细的一端(“轵”),径四寸多,相差如此悬殊,世上哪有这样的车呢?郑玄“游学周秦之都,往来幽并兖豫之域”,一辈子不知坐了多少回车,何惜于凑近看一看,或者问一问制车匠呢?

这个问题留了下来,大家都觉得不妥当,又没有好的解释。清代通西学、重实证的戴震,不得不改字解经,又把铁箍的厚度也算进去,勉强让这理想之车能够运转,但毕竟不合经文。他的师弟程瑶田,则以为“贤”“轵”说的是饰毂。清代对《考工记》研究最深,要属戴、程二位,仍说不清楚这件事,而从现在的考古所得来看,先秦车毂,两端的径差纵有,断不如书中所记那样悬殊。至于是记录或传抄错误,或“贤”、“轵”别有所解,就不知道了。

《考工记》流传中或有错误,但拥有这本书,是我们的幸运。有个成语,叫“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其中的“辅”和“车”,旧训一直是解作颊骨和牙床(我记得我上中学时的课本,还这样解释)。直到清代的王引之,才正确地指出“辅”是加固车轮的额外辐条,所谓“夹辅”是也。《考工记》中没有讲到这种“辅”,它少说了一句,大家就糊涂了一千年。若无《考工记》,我们对先秦社会的知识,秦汉以前的技术史,要少掉一半篇章,古籍中许多名物,也更不可解了。

我们平时读书,是想不到《考工记》的,因为它又枯燥,又难读。另一本著名的《齐民要术》,也同样鲜有读者。古代对技术,没有设立专门的学科,也没有专门的知识系统,读者不会,会者不读,技术发展固然自有其进程,只是无法钻入读书人的法眼,成了地下的暗河。

戴震曾感慨,经书中有些地方,若无实际知识,是理解不了的。他举了些例子,如不懂天文,读不懂《尚书》;不知古音,读不通,没有数学知识,也看不明白《考工记》。他说,对这些事,“儒者不宜忽置不讲”。但对古代的大多数读书人来说,除了“忽置不讲”,也没什么好法子,戴震自己若不是懂些西方历算,对《考工记》怕也只好忽置不讲了。

但戴震阴用西学而阳斥之,如他做的《勾股割圆术》,全用西法,只是把术语换成中国古词,便宣称三角学可以从勾股中推出,进而宣称此法古已有之,西学乃是从中国偷去的。戴震一直号召“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看来,不以人蔽己易,不以己自蔽难啊。

正文 不读《尔雅》

《尔雅》成书于西汉,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词典。和别的词典有一点不一样,《尔雅》是按词义和事类编排,把意思相同或相近的,放在一起来解释,比如全书的第一条是“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便是说这些词都表示起始的意思。还有一条是:“殷殷、惸惸、忉忉、慱慱、钦钦、京京、忡忡、惙惙、怲怲、弈弈,忧也。”我们读了,未免要想,古人真是麻烦呀,形容担忧,要有这么多花样,我们当代人形容快乐,还没这许多词呢。

《尔雅》之后又有《广雅》,一本仿效《尔雅》的词书,三国时的张揖编撰的。《广雅》是对《尔雅》的扩充,收录的词很多。如表“取”义的动词,有“龛,岑,资,敚,采,掇,搴,摭,芼,集,摡,扱,摘,府,揽,捞,挢,稣,赖,摣,撩,探,抯,收,敛,捕,汲,有,撤,挻,铦,抍,掩,窃,剥,剿,挦,捊”等,表示“举”的动词也有二十几个,表示“欺骗”的动词也是二十几个,表示“击”的词近六十个,如此等等,——这是干什么,为什么要这么细致?我们只用一个“搞”,顶多再加个“弄”字,就什么都说了嘛。

我们会想,古人真是有点傻(顺便说一句,《广雅》中表示“痴”的词有十个,表示“愚”的词近二十个),连飞机也没坐过,却有三十三个字也形容飞翔。他们对事物,抱着一种什么态度呢,为什么要给瓶子起几十种名字?平时咱们读点古文,最头疼的,就是意思相近,用词却花样百出,据说各自有微妙所在,但谁有耐心去体会?现在的颜色专家也掌握些古怪的名字,咱们则只需知道红黄蓝白黑,如需进一步形容,则可说“有点黑”、“很黑”、“贼黑”,而《广雅》呢,表示“黑”的词有三十个,是不是因为他们心理阴暗呀?

语言,是越简单越好呢,还是相反?这个问题,没办法一律地回答。当年扫盲,曾编写十分简易的课本,学生有不高兴的,说:“我们只是不识字,又不是不会说话。”我们日常说话,可以有许多写也写不出来的方言词,一旦提笔,这些词不能用了,顿觉寒酸。如果有人提议把汉字减少到千字以内,复杂的句式一概禁止,大概会获得多数人的支持的,因为那样一来,大家就平等了。

这可能便是正在发生的事。我偶尔写点文章,发觉可用的词越来越少。一呢,是怪自己从小没好好学习,掌握的字词本来就少,后来天天向上,又忘掉一些词汇;二呢,是越来越多的词,被用得没法用了。比如一个挺不错的字眼儿,总有人不好好用它,今天给它涂点恶心,明天又把它拽到泥里拖一拖,一来二去,等轮到我使用时,它已经混带着许多不愉快的感觉,成了一个破词儿了。可用的词越来越少,正好省事,但我有点担心的,是语言和头脑,怕是一回事。我有一次摔到脑袋,半天有苦说不出,便是一种令人担忧的证据。

还有输入法。我也是用键盘写字的,输入一个字,后面有词的提示。谁也不愿意和自己过不去,不管心里怎么想,那些位置在前的词,总有更大的机会,跑到文本上。要知道,无数的人都在用同一种输入法呀。那些位置在前的词,不管多么好,几天后就变成了陈词滥调,更要命的,这是别人替我们选择的词,或者说,是我们彼此之间,共同造出的语言环境,我们再也不用费心于遣词造句了,我估计,再过些年,输入法候选框第二页往后的字词,就从我们的语言中消失了;当然,它们也可以继续赖在那里,但是,谁瞧它们呀。

还有别的。比如说微博。微博我还不会用,但它的性质,我是知道的。微博是好东西,它对语言的影响,大概也不得了。几十个字,还要大家来听,势必要追求响亮的表达。响亮,已经是当今语言的要义,你写的东西,如果不能在一秒钟内吸引别人的注意,就永远没机会了。所有那些微妙、暧昧、迂缓的表达,都要开除,只留下最直接、显豁、夸张、咄咄逼人的,就像赛跑,耽误事儿的一切,都放在筐里,只不过这一回,没人再回去取筐里的东西。

正文 不读《内经》

对同时代的希波克拉底,柏拉图虽也表示仰慕,心里却不怎么佩服,因为在他看来,哲学家是一切知识王国的立法者,那些通过经历、观察、反复实验而来的知识,只是雕虫小技;世界上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终极因”问题,零碎的知识体系,只是它的推论。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好的起点,和一个好的逻辑,坐在家里,便能建造起可以无限庞大也可以无限精细的结构,世界万物,及其运行的原理,无不包纳,——万一有装不进去的,一定是那事物的错。

古典哲学家,都有这种整体论的气质,先搭一个容器,再来收纳万物,并分配给它们各自的属性。古希腊如此,古中国也如此。比如过去有六脏之说,肝心脾肺肾之外,还有头,但五行说入主医学之后,多出一脏,不好安置,看来看去,还是脑袋最没用,就把它去掉了。这五脏都搭配着各自的属性,为五方,为五色,为五臭,为五味,还有五声,比如您要是笑口常开,可能是心有问题,要是喜欢唱歌,多半脾有毛病。

现在人们讲医经之祖,为《黄帝内经》。需要说明的是,《内经》托名黄帝,但和黄帝没什么关系,——也不能说一点关系没有,黄帝神话,是战国人编出来的,《内经》中最早的篇章,也是战国时人写的。我们见到的《内经》,是一本论文集,定型成书,大概在东汉,收入的文章,有战国人写的,也有汉人写的,还有一部分内容,是后人掺入,成篇就更晚些。中医学理论,这本书是奠基之作,它建立的天人模型,在中医学里面,是无法撼动的。

《内经》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素问》,一部分是《灵枢》。其实,我们还可以把《内经》用另外的办法,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经验医学,一部分是哲学。

《内经》提到,古人身体好,活到一百岁,其实,上古之人的平均寿命,至多在三四十岁。有了外伤内患,一点办法也没有,晚至殷商,国王武丁得了眼病,无术可治,只好去占卜,普通人则只能忍受痛苦。在成千上万年里,人们一点点积累起些药物知识,是多么的不容易,因为每一种药物的发现,几乎都是在绝望的驱使下,如非走投无路,谁会去尝试那些味道可怕的矿物和草茎呢?

经历了千辛万苦,古代经验医学终于小有规模,刚摆脱了巫师,又吸引来了哲学家。哲学家注意到医学的成就,迫不及待地赋予它一种理论。《内经》在后代的价值,和在汉代是不一样的;在后代,人们更重视它的理论,至于里边那些经验医学的内容,具体的针法和方剂,倒鲜见沿袭。而在当时,一本医书的价值,还在于它提供了多少治病的手段。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十一脉灸经》等,比《内经》是更典型的时代医书。

我读《内经》,读到经验医学的内容,虽然不大懂,却很佩服,因为那是在两千年前呀;读到哲学的部分,特别是《素问》中那些大段的哲学讲义,只好皱眉,因为在这里看到的,是哲学对医学的入侵,先验对实证的干扰,冥想对观察的蔑视。鲁迅批评中医不讲解剖,一针见血,两千年里,中医学有了丰富的药物知识,也发展了诊断术,但解剖学知识的积累,无法恭维,——《内经》医学离人的生理有多远,后世医学就有多远,而实际上,在有些方面,是更远了,比如汉代医生讲的经脉,虽然未必尽合,却意指一种实际的循环系统,后人讲的经脉,其生理意义就大大地淡薄了。

解剖学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标志着是否采取实证的方法,是否分析,是否验证,是否对事物的实际面貌有兴趣。古代医学,在全世界的各个地方,包括中国、欧洲、印度,本质上相差不大,在这里面,中医学还是最发达的。而现代医学,实际上并不是从古代医学内部发展出来的,尽管它在解决同样的问题。在古典哲学压迫下的古典医学,早已没有了依靠自身的力量发展为一种实证知识体系的可能。

古时候的读书人,往往也给人治病。叉手谈脏象,并不太难,再背几个方子,便亦儒亦医了,稍下功夫,便可为名医如傅山。但归根到底,一个人有了病,是愿意找柏拉图,还是愿意找希波克拉底呢?是愿意找希波克拉底,还是愿意找盖伦呢?这不是用嘴投票的事。

正文 不读茶经

这里说的茶经,并不特指陆羽《茶经》。陆羽《茶经》是务实的文章,可以与《齐民要术》对读的。《茶经》之后的古代茶书,流传下来的,大约百种,虽然说得悬乎一些,多数篇幅不大,再扣去散佚,一个人把这批书全读一遍,也用不了几天。我是很鼓励这种读书事业的,几天时间,就能成某一领域的专家,怎么想也划算。

“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小时候上学念书,有冠冕堂皇的说法,叫“学文化”。那时认得字,就是有文化,乡下干部常说的“那个妇女没文化”,是在说她文盲,今天的门槛高了,干部再说这句话,不再是说她不识字,而是指她觉悟低,不理解乡镇发展观,连拆个房子也舍不得。现在大家都知道文化是好东西,你也要,我也要,与其打破头,不如学猪八戒,大家分了吧。中国人多,所以分得细,小区门口,有对夫妇,是卖臭豆腐干儿的,近日打出横幅,上书“复兴臭文化”,我想向他们说,恭喜,您也分到了。臭文化之外,还有酒文化,水文化,卧文化,跪文化,饮食文化,厕所文化,打灯谜文化,踢毽子文化,你能想到的,别人早已想到了。

别忘了香喷喷的茶文化。有一次被绑去品尝普洱,在座的都是茶文化大师,其中一位,能喝出茶树的海拔,另一位,分辨出茶工用洋胰子洗过手,发脾气说:“我一再告诉他们用皂角,用皂角。”轮到我时,只能支吾几声,不知所云。人家以为我深沉,连换三四样,最后急了,泡上压箱底的绝妙好茶,我只好如实赞美:“这个最烫。”我的舌苔厚,喝不出许多妙处,但我对喝茶,敬重有加,而且一向支持雕琢生活的细节,赞美精致的趣味。

南北朝划江各立的时候,南方士族发展了一种“精致文化”,北人嘴里骂岛夷,心里还是嫉妒的,特别是隋唐时天下太平,该享受生活了,以前的堕落分子,都请来当老师。陆羽《茶经》,未尝不是给北人写的教科书,北人一见心折,原来喝树叶子有这许多讲究,南蛮子硬是要得哩。

茶工虽巧,奈少文化何,等文人爱上茶事,茶文化才有文化。那有点儿像一种竞赛,你说妙味,我说无上妙味,你讲究火,我就来说水,汤分贼魔,水别灵异,山泉如何,古井如何,高峡是什么样,长滩是什么样,南零第一,还是庐山第一,东坡之雨果胜于陶谷之雪乎?“无水不可以论茶也”,所以懂行的人“子问水,不问茶”,一听说你用的是自来水,立刻笑倒在地。

又如煮茶的燃料,如今用电,是不得已。《茶经》是提倡用炭的,诗人摇头笑道,陆鸿渐毕竟出身不高,博则博矣,不如我辈知雅啊。一种讲究,是用竹子来烧火,还要用绿竹、枯竹,单听名字,烧的不是竹木,竟是诗意。更讲究的,用鸟窝,特别是鹊巢。“鹊巢结空林,雉雊响幽谷”,你去给摘下来,多不好意思,所以拣落下来的,所谓“烹茶拾堕巢”,落巢是少见的,但我估计,派孩子爬上树捅下,再拣起来,大概也算数。这也是没办法,《茶录》里说,煮茶不能用柴薪、烟煤、麸炭,还不能用恶木、弊器、木桶等,能点着的东西,可用的实在不多了。

荀子说:“其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远矣。”我是特别反对这话的。想当年如果不是人类有了农业,使有人可以闲下来,哪里会有文明呢?社会里必须有闲人,琢磨一点和生计无关的闲事,比如造航天飞机,也比如喝茶。中国古代文化最发达的地方,其一便是发展了许多种精致的生活趣味,茶事乃其大端,还有更细致的,如养蛐蛐用的小罐,有人就可以玩一辈子呢。古代文人不唯手闲,而且心闲,若说读书写诗吧,就那些书,就那些诗意,写着写着就没了。清代的贤人,比起两千年前主张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的圣人,其知识,多不到哪里去。这么多聪明人,剩余的精力和智力,无处扩张,便向细节发展,用在斗酒喝茶上,也算个出路,至少比整天琢磨教导别人的生活强,自娱自乐,也算不给人民添麻烦吧。

何况暧昧能挡住空洞。什么也不懂,又要像大彻大悟,最好的办法不落言荃,或者只云缠雾绕地说些“嗯嗯嗯”之类莫测其高深的话。我被问及茶事,总是嗯嗯嗯的,因为确实不懂。

正文 不读马经

翻开《尔雅》,知古人是有恋物癖的。比如马,四蹄皆白的,四胫皆白的,前足白的,后足白的,前左足白的,前右足白的,后左足白的,后右足白的,尾巴根儿白的,尾巴尖儿白的,腿不白而身白的,身不白而脸白的……竟都有专门的名字,而这仅是种种分别中的一项。便是对据说更为可敬的天帝君亲师,也没见他们有如此耐心的描述。

著名的《齐民要术》,讲到相马,零乱然而有十分细致的地方,如旋毛在眼眶的不同位置,便意味着不同的寿命等等。中古讲马的书,颇见于著录,只是都失传了,所以《齐民要术》所载,足令我们叹为观止。直到马王堆帛书出土,里面有一篇《相马经》,我们才知道,战国秦汉间人,对马的观察,竟比后人还仔细。单是眼眶周围的四块肌肉,《相马经》都给起了专名,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认真的事吗?

古人说起马的事来,津津乐道。吉如飞黄,神如铜精,武堪食虎,智可识途,更有诗颂臧才,易说乾德,其命田子方叹之,其貌颜子渊望之,辩则公孙龙申之成说,谏则晏平仲藉以动上,屈产之乘假道,鸡斯之乘赎人,免人于难者,不可胜数,亦有妨主如的卢,危国如汗血者焉。故爱之者衣以文绣,舍以华屋,席以露床,啗以枣哺,葬以大夫之礼,不爱之者食之沉之。

这么了不起的马,在商周王室,各有专门的官吏侍候(若按,天上还有弼马温呢)。大人物死了,用马陪葬,后来又用铜马、瓷马。古代雕塑的最高成就,不是塑人,而是塑马,您说古人有多么喜欢马?

这种对马的迷恋,若凭空推想其原因,并不为难;以其易知,乃知其必有不对劲儿的地方,且不值得特意表出。单说古人对马这庞大的动物,既有服驭的得意,又心存敬重,对它的观察,也较对别种低劣的畜生,细密好几倍。在阴山岩画中,一个常见的主题是人骑在马背上,十分简单,画了又画,大约是见这么大的家伙任由驱使,心里实在得意,而且以为是值得纪念的事。

想起来,人对马持的是双重态度——一方面,敬它重它,唱它画它,宠爱它打扮它;另一方面,骑它乘它,用鞭子抽它,拿脚踢它。不过这双重态度,正是文明的标志。对什么我们不是这样呢?顾恺之《洛神赋图》里的马,在鞍鞯下怡然自得,——辩者或说,谁见了神女,不愿意为牛马走呀?但恐怕画家不是这么想的;赞美野性,是后代人的精神奢侈品,最早有名有姓的画马大家,并不以为马的地位有什么疑问。在阎立本、张萱等画家笔下,马都是仪仗化的,侍卫气质的,汰尽了山野之性。

说到画马,同样在唐代,也有对马的个别观察,比如广为人知的韩幹的作品,还有五代胡瓖的《回猎图》,里面有一只马屁股,实在画得精细,让人见了无不想拍上一拍。宋代李公麟画的马,很是安详,有一种宋式的心安理得,又好像画家对马说,请你摆个姿势,那马便摆个姿势。李公麟自己花过很长时间看马,还临过韦偃的牧放图(唐代还有一幅无名氏的《百马图》,马的姿态更多),来学习前人对马的观察。这些画家的共同点是,先看马,后画马。李公麟是讲究立意的,但他毕竟不曾让肚皮里的观念压倒艺术家的天职。后来的文人画家中,会画马的比会骑马的还多,程式画法之外,真实的马什么样子,大概心里模糊得很,所以要写意,那和实际的马,自然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相马经》揭开帷布的一个小角,使我们知道自己的祖先曾经那么认真地格物致知。翻翻各代的艺文志,便知记载实际知识的书,最容易亡佚,空言欺世的,倒世代流传。鲁迅曾气愤愤地说:“做《内经》的不知道究竟是谁。对于人的肌肉,他确是看过,但似乎单是剥了皮,略略一观,没有细考校,所以乱成一片,说是凡有肌肉都发源于手指和足趾。宋的《洗冤录》说人骨,竟至于谓男女骨数不同。”其实《内经》时代,人们还是求知的,懒惰的是后人,不肯将知识积累上去。如此说来,一篇《相马经》,还不如长埋地下,没的挖出来,让我们惭愧。

正文 不读酒诫

我国风俗最奇怪处之一,是以酗酒为美德,温克为无趣。波德莱尔说的“长醉不醒是唯一出路”,本是惊世骇俗之言,放在咱们这儿,便成家常的意见。喝到烂醉如泥,不以为耻,反矜矜自喜,到处说上好几年,当作自己的英雄事;自己喝也罢了,还要劝别人喝,人家拒绝这无理且无礼的要求,他还不高兴。最讲不通的,是夸耀酒量,好像在昏迷之前喝下更多的酒,是造福人类的事。

凡是与常识有违,又蔚然成风的事,都得向上找源头。喝酒的这种作风,始作俑的是两晋的文人,唐代诗人把它发扬光大,使成社会的习俗。古代的文人,标榜自己喝酒,如同标榜自己有才情,要是一点也喝不了,别人就怀疑他是个无趣之人。写过《浊醪有妙理赋》的苏轼,生来不能喝酒,他觉得这是少了一样雅韵,便以勤补拙,天天把盏练习,比填词练字还要用功,果然天道酬勤,到了六十岁,他已能喝下五盏酒,当然,不是一顿,是在一天里累积。

也有反对喝酒的。从《尚书》中的《酒诰》开始,就有正人君子,看这些横七竖八的醉汉,心里难过,写下各种劝诫。但到后世,两边的力量,不成比例,主张节制的,都是些葛洪、庾阐这样的实木脑袋,讲些大道理(他们忘了,正是因为听大道理听烦了,人家才跑去喝酒),而在另一边,从庄子往下,从汉代的孔融到唐的王绩,从李杜到皮陆,都是有才情的人。一边是恃才任性,一边是崇学重道,一边是嵇康,一边是嵇绍,一边是李白,一边是韩愈,一边把道理想个周全,好不容易写出一篇《酒诫》,一边轻轻挥去,十来篇酒赋醉赋之类已一涌而出了。这架不用打,就知谁输谁赢。

王绩《醉乡记》,模仿陶渊明的而写的,韩愈读后,感慨说这些醉汉,都是些不遇的人,心中有不平气,所以躲到醉乡。唐人对喝酒的理解,正反两面,大抵如此,一说到建安、竹林那些人喝酒的动机,不外是逃世网于糟丘,以求得全。如李白,是上引陶渊明为知己的,但浅如太白者,毕竟无法接近陶渊明的内心,写下和喝酒有关的诗不知有多少首,也注不动陶渊明的一首:

“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此中有真味。”

遗世忘忧之外,晋人喝酒,与唐人比,还有别的心事。王蕴说的“酒正使人人自远”,唐代的诗人就说不出,而王蕴还只是说在形而下。各代说喝酒如何如何好的,很少在说老实话,而在另一面,反对耽溺于酒的人,更反映时代的趋向。庾阐酒诫,讲的道理是“穷智害性,任欲丧真”,“形情绝于所托,万感无累于心”,就比较入当时那一批人的耳,若是像后世的道德家那样,举出健康、政治、道德之类的理由,徒令人生厌,酒是一点也劝不住的。

晋人的心事,未必都传了下去,晋人的作风,一样不少地被后人效仿。酒是一代代喝下去了,每代人有每个时代的理由,每个人都有不需要现实感的时候。“一杯颜色好,十杯胆气加”,酒能释恨佐欢,也能激发情性,让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可惜“醉中只恨欢娱少,无奈明朝酒醒何”,酒一醒,一切复原。在这一点上,今人要羡慕古人的,是古代酒薄,鲁酒千钟,赶不上一瓶二锅头,陶然一醉,要花很长时间,醒酒又要很长时间,这样一三五喝酒,二四六醒酒,或许真的可以流连醉乡,没身不返呢。

总之,崇尚喝醉,先是晋代特殊的风气,后是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火满酒炉诗满口”,听起来就很雅,最后,在全社会普及开来,哪怕是僻远的乡下,男人喝酒,劳苦功高、大模大样地坐着,全家人在下面忙,显然是一致同意喝酒是严肃的事业,喝醉是事业的完成。我知道喝酒能令人喜欢自己,喝醉时喜欢自己,平时也喜欢自己的雅兴,但如果一无晋人的心事,二无诗要写,三则本来已经很喜欢自己,很喜欢自己的时代了,还要镇日无事,不读离骚痛饮酒,就看不出有什么好借口了。

正文 不读酒经

我国对文明最大的贡献之一,是发明了用酒曲酿酒,使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能自己喝醉自己。《尚书》里说,“若作酒醴,尔惟曲蘖”,蘖且不论,制曲,实乃中国酒的特点,工艺也有风致,单说其中的踏曲,即用脚把曲料踩实,最合古意。北魏时的农书《齐民要术》说“令壮士熟踏之”,便是这个环节了。《齐民要术》中用手团制曲饼,都用小孩子,且“有污秽者不使”,何以用脚踏曲,却用壮士?想必是求坚实,儿童体重不足,只好有请壮汉了。但故老相传,近代制曲,却用胖小子来踩,也算一种改进吧。踏曲时边踩边唱歌,很是田园风光,竟成制曲的别名(如乾隆禁酒,诏曰严禁“肆行踩曲”),可惜现在难得见到了。

古代造酒,制曲的方法,是为关键,酒曲一投,酒的风味,奠定了大半,所以历代造曲的法子,轻易不外泄,至于文人所记,往往是大路货,除非是贾思勰(《齐民要术》的作者)这样的行家,才记下一些细节。曹操曾给皇帝进献“九酝酒法”,但如何制曲,语焉不详,并非他有意隐瞒,工匠之事,他也不很清楚。现今有人仅据曹操奏文里的几十个字,便要复原九酝酒,那是只好骗骗你我这样的人了。

各代谈酿酒的专书,出了不少,年代又早,记载又切实的,要属宋代朱翼中的《北山酒经》。如他述做酒饭的一个小环节:

“瓮底先掺曲末,更留四五两曲盖面,将麋逐段排垛,用手紧按瓮边四畔,拍令实,中心剜作坑子,入刷案上曲水三升或五升,已来微温,入在坑中,并泼在醅面上,以为信水。”

别的也都类此,非常详细。要复原古酒,他的记载,大是可资,但我估计没人做这样的傻事,不如取其中的名色,胡乱一做,便称宋代酒方,又省事又挣钱。

前面说的是不经蒸馏的曲酿酒,也就是现在称的“黄酒”。白酒呢?蒸馏酒技术引进于元时,成熟于明代(也不停有人出来证明蒸馏酒在中国古已有之。其实学界佞人,才是古已有之),我们现在所见讲到“白酒”的古书,多在明代中期之后,现存造白酒的遗址,最早也是那个时候。所以现在酒厂,以“老”相号召的,至多也老到明代。

现在如此,以后未必。考古界发现过上古的成酒遗物,周汉造酒的遗址,随着祖国深挖地广拆房,这类发现更必日益增多,再结合蒸馏酒古已有之学派的最新理论,估计不用多久,标牌上印着“公元元年”甚至“负一千几百年”的老酒,就要“苟日新,日日新”了。那时候大家举杯同庆,是不消说的。

其实,酒徒如我,根本不敢奢望喝到古法蒸酿的白酒,喝一顿酒,头有些疼,但没有疼得哭起来,嘴里有些怪味,但不是十分古怪,眼睛有些模糊,但没有瞎,心愿足矣。听说五十年代,初用麸曲,一些老顽固,摇了好几年的头,而如今,能喝到纯用麸曲的白酒,算你运气。七十年代,流行勾兑,又有人摇头,而如今,如只用酒头来兑,又是你的运气。政府批准的,可以兑在白酒里的香味剂,我没细数,大概有近千种吧,没批准的,不在其列。这些宝物,是做什么用的,想一想就上头。

所以酒经种种,还是不要看了吧。我曾收罗一些明清的酒书,或笔记里讲到造酒的,种种细目,种种滋味,没酒喝的时候,就看一看,连口水都是香的。最近我把这些书,都送给仇人了,——看了心里难过。如今喝酒,还管什么清蒸混蒸,七酝五甑,年份云云,只当胡说,最好连标签也不要看,因为上面说的,左右是撒谎。我辈喝酒之人,是有原罪的,偷偷喝一点,不要声张,再纠缠什么美恶精粗,就过分了。

好酒是有的,但自己买不起,只好等石油界的人请客,但等了几年,就像马三立先生说的,“车也没来”。其实你我这样的人,如果有什么期盼,是酒厂将用的什么酒精,加的什么作料,如实写来,我等自作自受,再不会抱怨一句。但酒厂不肯,所以我的主张,是不如自己去买食用酒精,自己加入干净水,便成世上最好的酒。

正文 不读骗书

《杜骗新书》是明代万历年间的书,作者张应俞,生平不详。他把所见所闻的一些骗例,汇集起来,一共八十几种,细细解说,意在教人防骗。这本书流传不广,在国内渐渐地就找不到了,几十年前学者从国外抄回,让它再逢盛世,本来只收在几种丛书里,不料忽如一夜春风来,越是稀奇古怪的书,越在地摊上畅销,我见到的一个书肆,种种骗书,摆了几十样,《杜骗新书》,便在其中了。

这类书是教人行骗,还是教人防骗?从出版者到读者,大约两种用心都有吧。在我看来,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是没用的。诈骗有两种,一种是职业的,一种是发自本心,见机起意。前一种,另有秘密的传授,从骗书中是学不会的;后一种,并不用学,人人皆可无师自通。防骗呢,前一种防不住,后一种防不得,若人人提防,社会也就瓦解了。

《杜骗新书》里的故事,也有两类,一类是普通人骗普通人(还有些是盗劫之类,实和诈骗关系不大),一类是职业骗术。我对职业骗子,一向是有点佩服兼好奇的,觉得如果没有他们,我们的愚蠢,不知要伊于胡底。世有秦始皇,便有徐福、卢生,有汉武帝,便有栾大、少翁,有唐玄宗,便有叶法善、罗公远,有宋徽宗,便有郭京、叶灵素,有明世宗,便有陶宗文、蓝道行,我们用石头砸脚,便要流血,用门挤脑袋,便要昏沉,甘于懦弱,出门就遇见强梁,喜欢为王前驱,自会有主子寻来,要是大做蠢事,却无不好的结果,岂不没天理?

民国时,艺人连阔如写《江湖丛谈》,曾举一“换洋面”的例子,说被骗的新闻上了报纸,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知道了,这一骗术便失效,所以将骗术公开,最能防骗。但这一防骗的途径,并不可靠,公开过的骗术,仍在奉功,手法略一改变,我们就上当。《杜骗新书》中的第一条“假马脱缎”,以及后面的“路途丢包行脱换”等,便是后来人称“流星赶月”的骗术,至今屡屡得手,可见对我们的心智来说,一些骗术,可谓正中下怀,有的时候,刚刚说完别人,立刻轮到自己。唐代韩愈,侄孙女婿李干吃丹药吃死了,韩愈为他写了一篇墓志铭,声讨服食之“杀人不可计”,“后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则不然……及且死,又悔。呜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可谓分析明白,然而他自己,老了身体不中用,偷偷吃硫磺,结果呢,白居易有诗云:“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

《杜骗新书》里的一些骗术,福寿绵长。往前说,宋代洪迈《夷坚志》“关王幞头”条,记潼州关公庙的巫祝,偶然发现某人的相貌同庙中黄衣神像极为相似,便托这人到市中定造一个大幞头(一种帽子),店家久不见来取幞头,后至庙中,见黄衣神像,正是来店令造大幞头的人,“悚然谓为神,立捧献之,事寖淫传,一府争相瞻敬”。《杜骗新书》中“僧以伽蓝诈化疏”条,与此几乎一模一样,只是一个骗财物,另一个骗人信奉,正是同一渊源。往后说,小说第二十四回:“这和尚积年剃了光头,把盐搽在头上,走到放牛所在,见那极肥的牛,他就跪在牛跟前,哄出牛舌头来舔他的头。牛但凡舔着盐,就要淌出眼水来。他就说是他父亲,到那人家哭着求施舍,施舍了来,就卖钱用,不是一遭了。”这个故事,正是《杜骗新书》中“和尚认牝牛为母”条,区别只在一个是公牛,一个是母牛,故有认父认母之别。再往后说,晚清丁治棠《仕隐斋涉笔》写小偷对布贩说,我要偷那家的茶炊壶,你看见了,不要声张,布贩说,你偷他东西,关我什么事,我才不吭声。布贩很有兴趣地张望了半天,也不见炊壶被偷走,回头一看,自己的布少了好几捆,这个故事,正是《杜骗新书》中的“诈称偷鹅脱青布”条。

再往后说……再说就到了今天了。我看电视里、报纸上,往往说些案例,教大家小心,便想那些职业骗子,在在皆有,并不是社会的大患,何况骗有大小先后,有的人自生至死,始终在一大骗局中,却日日小心戒惕,提防自己的邻人,提防无辜的路人,提防一些鸡零狗碎之事,未免见树不见林了。

正文 不读樵歌

《樵歌》是宋代诗人朱敦儒的集子,不过,这里只是借来做个话头,不尽是在说它。

渔樵是古典文学里一个很有意思的主题,单看这两个字,大家就觉得诗意盎然。上山打柴,大概自从人类懂得用火,便开始有了,既耗力气,又费衣服,难怪花了若干万年,才想到要赋予它诗意。现在我们读古诗,看旧画,一致同意,荒山野岭,在曲曲折折的樵径上,一个看起来很高兴的樵子,担着轻飘飘的一担樵薪,嘴里唱着樵歌,该是多么浪漫!如果在山里撞见这样一位樵客,就像遇到了山水的地主,神仙的门童,我们自然是要拿他当钟子期,而不是朱买臣的,再也想不起非法采伐之类的俗词,满心都是遇真的欢喜,恭恭敬敬的,问一问路,而樵夫,按照他的行业规范,要用手漫指一下,然后喝着歌儿走开。

渔樵的诗意,并不一定需要读过些旧诗,才能感受到。在最有名的几部旧小说里,,一开篇就唱:“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专写粗人的,里面的樵夫则唱“我今上山者,预为下山谋”云云,也不是一般人物。第九回,甚至塞入长长的一大段渔樵问答。所谓俗文学,看来也是雅人做的;诗人的成功创造,大家迟早都享用得到。

有一个词叫“樵隐”,大概是谢灵运最早使用(“樵隐俱在山,由来事不同”)。和谢灵运同时的,有一位鲍照,也是大名鼎鼎的文学家,他的《登大雷岸与妹书》,是记山水的名篇,末尾有几句是:“夕景欲沉,晓雾将合,孤鹤寒啸,游鸿远吟,樵苏一叹,舟子再泣。”孤鹤游鸿,已经是公认的意象,把樵子舟夫和它们并列,说明在他的时代,渔樵的诗意已有所普及。早在东晋便有人谈到“樵岩之乐”,但真正建立起一致的趣味,还得说是在谢、鲍的时候。打那以后,诗里写樵,画里画樵,连人名斋号,也梦樵忆樵,除了真正打柴的,谁都知道樵采是非常风雅的事。

除了在美丽的画面上摆姿势,樵夫有时还被认为是有来头的人,人生的领路人,山中的哲学家,——六祖惠能不就曾砍过柴么?汉朝人的虚拟人物,是乌有先生、亡是公子之类,到了宋代,常虚拟渔夫和樵子,一问一答,解释人生的大问题。饱读诗书的人,居然会向目不识丁的人,献上智力的王位,也是奇怪的事。

到后来,更有一种流行的见识,以为古往今来的荣耀,到最后都付渔樵一话,不值得追求。在古代标准的读书人那里,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是在一起的,除此之外,也不大有什么想法。这两条路走不通后,就有点不知所云,生活上,可以隐遁山林,头脑呢,总不能自令昏迷。其实,古代社会,并不像他们有时骂的那样失败,只是停滞,但停滞,对一代代的出色头脑,是比失败更大的打击。即使没有宗教的启发,幻灭感也迟早要漫延开来。

《樵歌》的作者朱敦儒,死前不久,在一首词里写:“屈指八旬将到,回首万事皆空。”一个人,忽然觉得自己的一切作为,都无意义,该是多么痛苦的事。以为好的,也无所谓好,以为坏的,也无所谓坏,以为有用的,终付无益,以为是自己的,转眼又属别人,所有的理想、价值观、事功、财富、亲情友谊,一概暗淡,——总会有这么想的人,但不该有那么多如此想的人。

对作如此想的朱敦儒来说,世上的一切事业,只是“深山百丈坑”,躲还躲不及,打小学习的圣贤教训,只是“古人闲言语”,听不听都一样。索性把大小事抛给别人,别人做出好东西了,我也面无愧色地用用,反正自己是不做的。别人做出坏事了,我也面无悔色地倒倒霉,反正有那么多人,这叫“两顿家餐三觉睡,闭着门儿,不管人间事”。他还有句词,叫“杂戏打了,戏衫脱与呆的”,意思是说,人生如戏,自己是不想唱了,把戏衫卸下,谁傻就穿去做事吧。

责任原来可以卸得如此优美。山水画、田园诗之类,我是非常喜欢的,中国古典艺术最精致的作品,往往在这两个门类里。但是否优美到足以治疗人生的所有痛苦,足以令头脑愉快地不思不想呢?不同的性格,可能有不同的感受吧。

正文 不读情书

古代婚姻不自由,且多妻制,但不能由此推论古代夫妇间一定没有爱情,单是从统计学上看,那么多对男女,即使是随机地配到一起,总有一定的比例,会恋爱起来的,只是那顺序,是有点古怪的了。

手边有一本《清代名人情书》,是民国时一个叫丁南邨的人编的,收了几十通书信,起于吴三桂(信里有“还我河山,归我佳丽”这样好玩的句子),迄于郎葆辰。丁南邨不知是什么人,这本书大致是为书商编的,属猎奇的性质,里边还收了些伪作,殊不足重。

古代情书不多,一是流传不易,二是当时的太太,未必都通文墨。爱人间互致情意,我们读到的,大多是诗词,盖诗词用语委婉,当事人自可大大方方地公布出来,算是文学作品,而不会很害羞。散体的通信,见到的就很少了,也因此珍贵。

早期的一个例子是东汉的模范夫妻秦嘉和徐淑。秦嘉得到一枚好镜,连若干什物,捎给妻子徐淑,在信里说:

“明镜可以览形,宝钗可以曜首,芳香可以去秽,素琴可以娱耳。惭所报之薄,不足答来赠之厚;诗人感物以兴思,岂能睹此而无用心乎?”

徐淑回信说:

“览镜将欲何施?去秽将欲谁为?素琴之作,将欲君归;明镜之览,将待君至。未奉光仪,则宝钗不设;未侍帷帐,则芳香不陈。曩来问讯,云已能路。分别之恨,情兼□□。□念吾君,闲在空舍。止则独处,无与言对。去则独发,无有侍□。进登山陵,退背丘墓。怅恨之情,情亦多矣。”

这是夫妻间的寻常通信,所以并不浓烈,但看来女性更善于表达情感,不似丈夫那样含蓄。

过去的马路边,常有戴圆眼镜的老夫子摆摊代写书信,其中一样就是代写家书。古代男性一直会虚拟女子的口吻,代写情书。《会真记》中崔莺莺的情书,赢到过许多眼泪,但在我看来,这信总是出自男子之手,无他,就是觉得口吻不似女子。王实甫里,作者代莺莺写给张君瑞的回信,就老实得多:

“聊布瑶琴一张,玉簪一枝,斑管一枚,裹肚一条,汗衫一领,袜儿一双,权表妾之真诚,匆匆草字,伏乞情恕不备。”

若是凭空拿出,倒也不辨雌雄。另一个有名的爱情故事,是里的刘翠翠和金定,也曾被改编为多种戏文的。后来又流传一种刘翠翠写的情书,却需仔细看去,才能识出是伪托的,因为这信写得实在不错,大概男人自己写信就拘谨,代女人写情书,倒放得开。

至于实际的情感呢?元代的郑禧,写过一本《春梦录》,记他同某吴姓女子的情事。郑禧的情诗和奠文,在我看来,虽然不能说不诚恳,比起那女子的痴情,差得也很远了。后来这女子因情憔悴而死,临终前给郑禧写信,自料不起,宽慰郑禧说:

“若此生不救,抱恨于地下,料郎之情,岂能忘乎?然妾之死,无身后之累,郎若成疾,则故里梅花,青青梅子,将靠之谁乎?”

用情之深,令人叹息。这封信可与史可法给妻子的绝笔信对读:

“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可随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无益,不如早早决断也。”

但若说男性对感情就缺少细腻的体会,那是不公平的。俞樾给亡妻的信,便是例子。这封信有点长,但值得全抄下来:

“一别之后,五月有余。惓惓之情,不以生死有殊,想夫人亦同之也。自夫人之亡,吾为作七言绝句一百首,备述夫人艰难辛苦,助吾成家,而我两人情好,亦略见于斯,已刻入《俞楼维篡》,流布人间矣。兹焚寄一本,可收览之。葬地已定于杭州之右台山,葬期已定于十月二十五日,今择于十月九日发引,先一二日在苏寓受吊,即奉夫人灵輭,同至湖上,仍住俞楼。届期躬送山丘,永安窀穸,吾即生圹营于夫人之左,同穴之期,当不远矣。日前,曾梦与夫人同在一处,外面风声猎猎,而居处甚暖,有吾篆书小额,曰温爱世界,斯何地也?岂即预示我墓隧中风景乎?苏寓大小平安,勿念。西南隅隙地,已造屋三间,屋外竹帘茅舍,亦楚楚有致,俟落成后,夫人可来,与吾梦中同往观之。”

正文 不读《笑林》

幽默感是上帝的礼物,但不同的文化,对这礼物的珍惜也不同。谢天谢地,古代中国人的幽默感发育得还好,有说盗跖、优旃谏漆城那样的文字为证。不过,读古典著作,我们微笑或大笑,几乎全都是因为事情的有趣,而叙述的文字本身,可称幽默的,少之又少。

三国时魏人邯郸淳的《笑林》,是我国第一本笑话书。这本书后来亡轶了,我们见到的是后人的辑本。从中选一则为例:

“鲁有执长竿入城门者,初竖执之,不可入,横执之,亦不可入,计无所出。俄有老父至,曰:‘吾非圣人,但见事多矣。何不以锯中截而入。’遂依而截之。”

事情是可笑的,但这文字本身,并无什么趣味。一个好笑话,你讲也可笑,我讲也可笑,可笑的是故事本身,而非你我的讲述。《三国志》里有个情节,是孙权用驴的长脸来开诸葛恪的玩笑,也是这种情况。孙、诸葛都是擅长调笑的聪明人,而传者只是直记其事,谈不上什么风味。

同样说驴,南朝的袁淑,写过一篇《驴山公九锡文》,就有趣多了:

“若乃三军陆迈,粮运艰难,谋臣停算,武夫吟叹。尔乃长鸣上党,慷慨应官,崎岖千里,荷囊致餐,用捷大勋,历世不刊……”

这是滑稽的文字,但不知你是否同意,读起来,总觉得差一点味道。差在哪里呢?幽默是极难定义的体验,不过我们知道,它的要素之一,是智力从容地活动。作为书面语的古汉语到三国时间,离口语已远,可用而又活泼的语素太少,在简省的体格中,想从容调剂,大是为难。不妨比较一下另一篇说驴的文字,在敦煌发现的《祭驴文》。驴主人叮嘱与世长辞的驴子,万一来世还做驴,不要托生到不懂事的人家,不然啊——

“出门则路即千里万里,程粮贱无十个五个,向屋檐下寄宿,破箩里盛莝,猛雪里须行,深途里须过,爱把借人,更将牵磨,只解向汝背上吟诗,都不管汝肠中饥饿。”

虽仍是半文半白,语气已经有味道多多了。如把这段文字改写成标准的文言,再怎么努力,也没有原文的生气。唐代的大作家,元结、柳宗元、韩愈等,都写过调笑的文章,但可有人读得发笑?宋代的苏轼,谐浪笑傲,幽默感是发达的,他写过嘲谑的诗文,同样,效果离期望差很远(有些笑话书如《艾子》、《调谑篇》等,或说是苏轼写的,其实是伪托他的大名,而且那几本书也不怎么有趣)。

古人有很好的幽默感,有无数机智的言语、无数风趣的行为,但要欣赏到真正幽默的文字,得等到后来的白话小说了。文言确实很难写得有趣,最后一个例子,是狄更斯的小说,最早有林纾的“译本”,为《块肉余生述》。

贝西小姐的出场,董秋斯的译文是这样的:

“再看一眼时,我母亲就有了一种确信不移的预感,那是贝西小姐。落日在花园篱笆外的陌生女人身上闪光,她摆着别人不能有的恶狠狠硬梆梆姿态和从容不迫的神情走向门前。等她来到宅前时,她又一次证明了来的正是她本人。我父亲经常表示,她的行径不像任何普通的基督教徒;这时,她不牵铃,一直过来张望那同一的窗子,把她的鼻子尖在玻璃上压到那样的程度,我那可怜可爱的母亲时常说,有一个时候她的鼻子变得完全白而且平了。她使我的母亲吃了那样一惊,我一向相信,我在星期五下生,实在得力于贝西小姐呢。”

林纾不懂英文,听魏易口译,然后用文言写下来。他赞赏这部作品“言哀则读者哀,言喜则读者喜,至令译者啼笑间作”,可见魏易对原著的幽默感,定有传达。那么,再来看看林译:

“视之,知为密斯贝测。时斜阳半落,余光尚滞小篱之下,并及贝测之衣。入时不言不笑,状至严冷。既至窗下,吾母乃益知为祖姨,以吾父恒言姨之举动大异于众。来时初不掣铃,径造窗下,二目射光入室。吾母大震,胎气遂动,其生于礼拜五之日,祖姨与有功焉。”

有闲工夫的读者,不妨再多找几部林译的小说,和白话译本对比,一定对“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圣谕,信服不已。

正文 不读《三字经》

古代蒙书,有的书名也是亲切的,像用糖果把人哄过来,然后对他说,监狱欢迎你,宝贝。比如有一本《小儿语》,作者声称“谐其音声,如其鄙俚”,是专门为小孩儿编的,“使童子乐闻而易晓”,打开一看,却是“一切言动,都要安详,十差九错,只为慌张;沉静立身,从容说话,不要轻薄,惹人笑骂”等等;还有《小学诗》,总该是“床前明月光”之类了吧?却是“自古重贤豪,诗书教尔曹。人生皆有事,修己最为高”。

不知内情的,会以为古代编教材者,和今天的人一样,是恨小孩子的。其实不然。至少,在古代拿给儿子开蒙,比今天拿训子,更有慈爱之心。

有什么不好?没什么不好。我们不能怪里边的道理陈腐,那毕竟是好几百年前的东西,换我们今天的类似教材(比如各种新编三字经),放上几百年,岂止陈腐!我们也不能说古代的蒙书内容单调,它们是为古代社会而编的,你不能指望孔门四科里有什么物理化学。

如果说有什么意见,那就是,古代的蒙书,几乎没有一种是供阅读的(《二十四孝图》或许是个例外)。有名的《幼学琼林》,里边讲了不少人事,然而是这样讲的:

“王衍清谈,常持麈尾;横渠讲易,每拥皋比。尾生抱桥而死,固执不通;楚妃守符而亡,贞信可录。温桥昔燃犀,照见水族之鬼怪;秦政有方镜,照见世人之邪心。”

这是什么?只有听教师讲了。古代的小学生,在达到能自己看《史记》的程度之前,没有什么故事可读,而我们知道,读故事是想像力的训练,——幸好古人有祖母,会给孩子讲些怪力乱神的故事,村里有社戏,声色俱全。

古人难道厌恶叙述的过程吗?或许还真有一点。唐宋之际,最流行的发蒙读物是《太公家教》,作者说编这小书,“讨论坟典,简择诗书,依经傍史,约礼时宜”,几乎是无所不包的宝典,结果呢,只有两千多字,句子也只能如“巢父居山,鲁连海水,孔明盘桓,待时而去”,便这样,还被指为浅陋。做孩子,一大乐趣是翻开一本有趣的书,像进入一个新鲜的世界,那里面的一字一句,都读得心跳,这样的乐趣,古时的孩子有吗?我有点怀疑了。

古人给孩子提供的精神食粮,是压缩饼干。最早的《仓颉》《史籀》之类,四言一句,情有可原,因为那是识字课本。后来说故事、讲道理,为什么也如此干巴巴呢?古代罗马的年轻学生,可以读到荷马、米南德、维吉尔的改编段落,还把那些场面,自己一五一十地表演,我们为什么没有让孩子读……读什么呢,在有三国西游之类的小说之前,还真没什么可读的。

四字一句,还有人嫌多。朱熹写过一篇墓志铭,全篇三言,“朱氏女,生癸巳”云云,只用了四五十个字,就把人家的一生说完了。我不相信,写作者如果对题目有任何热情,会简略如此。他的学生陈淳编的《启蒙初诵》,全篇三言,是的先声。为什么用三言呢?他解释说,儿童不能说很长的句子,——还有更奇怪的理由吗?

后来就有了了。里边的道理,和《太公家教》或更早的蒙书,大体一样,只是每句少了一个字。可惜近代外力横来,打乱了我国文化的进程,不然,显然可以期见的,是会出现《二字经》,甚至《一字经》,直至大道无言的无上境界。

是供背诵的,而问题在于,古代的教师,并没有同时给孩子提供丰富有趣的读本。但即便是用来背诵,背也不如背些更复杂的文本,因为语言的训练就是头脑的训练,只有复杂的句子,才能发展条理。有的人说一句话想半天,想出来的却和前面的话不搭界,在我来看,此人如非领导,就是他小时候的塾师唯恐孩子不懂,只对他使用简单句。

现在的孩子背背,自然无伤大雅,因为他们有其他的读物(尽管读闲书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有电视可看(尽管那上面的人,越来越常作儿语),还可以打游戏,里边也有对话(尽管没人懂得说的是什么)。

正文 不读目录

尊敬的读者,不知可曾拜访荒凉的墓地,如贺兰山东麓的西夏王陵、景县的十八乱冢,或某处无名的坟地?特别是如果您独身一人,再赶上某些特别的场景,黄昏或黑夜,枭啼或树声,您会不会生出些令人兴奋的念头,比如说,期望有人起于地下,同您谈谈心?至少您得好奇,如果真发生这样的事,那现身的前人,会说些什么呢?我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满足这样的好奇,那就是拥有许多旧书的图书室,那精神的墓园,我们同先人交流的地方。

现在,书是十分易得的。过去不是这样。在线装书已在流行的明清两代,拥有一部完整书籍的家庭,绝对不会超过百分之一;在更遥远的古代,在手抄本的时代,一个著书人,在他活着的时候,读者能有多少呢?几十还是几百?那时的作者,也是非常少的。孔子、墨子是已知最早的私人藏书者,拥书多少,不得而知;里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于是有成语“学富五车”,——五车是多少书呢?战国时的魏王墓后来被盗发,得竹书数十车,一共才七十五篇!

那时的人,如非不吐不快,大概不会去做著书立说这种麻烦事。如同不甘心的逝者,他们把希望放在后世,以读者为一个在时间里绵延的整体。而唯有拥有如此野心的作者,作品才可能流传下来,如同封土或碑石,标志他自己和他的时代。这是一批使者,由远逝的时代遣出,在时间里漂流,有点像旧时羊报的水卒,把水签投给每个时代,至于后人如何捡拾,就不是前者能力之内的事了。

书有二恨,一是恨其多,二是恨其少。恨其少的人,通常是学者,咱们普通人,唯恨书籍太多,读不过来,又不知什么是适合自己读的,什么是自己有可能喜欢的。寻好书如寻恋人,要向人海里淘摸,又要听人介绍,有的人还会坐在餐馆临街的窗前,看外面的人流,纳罕自己的精神伴侣,是不是刚刚路过。我们在无趣的书里浪费了无数时光,也曾在书店或图书馆里,扫过一排排的书脊,当然,我们也读书评、书目,像光棍汉检阅征婚启事。有时我们相信推荐,买下一本新书,有时我们只是想了解一下还有那么多书,那么多可能。

读书目是心旷神怡的事,也是让人懊恼的事,书目向你显耀风景,又告诉你有多无知,许多人都知道有一篇《汉书·艺文志》,它所依据的更早的两种目录,没有保存下来,自己便成了现存最早的分类目录。这几种汉代的书目,里面一共收录了多少书籍呢?按现在的标准看,六百种左右。想不想做个汉代的读书人?只须几年,就能读尽天下书。到了南梁时编写的《七录》,书的数目增加了十倍,就很可观了。至于现在,以出版物之多,编一种完全的书目,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了。

私人书目,一类是著录自己的藏书,尽着守陵人的职责,另一类是为读者挑选适当的读者,如十分有名的《书目答问》。后一类的书目,是今天的读者最需要的,只是这种书目,十分难编,若依着自己的口味,读者未必买账,若尽依着公议,与自己又有何干?若为每部书写一篇详细的评介,终其一生,怕也介绍不了多少书,若选别人的议论,则是另一笔糊涂账。而读者最头痛之事,倒不是挑选经典著作,而是面对一年年的新书,我们自己时代的书,不知该找什么来看,至少我是如此,首先是到底出了哪些新书,懵然不知;其次是看报上的评论,无不说得天花乱坠,让人恨不得都买到手中,心知不可能,又恨不得一本也不买,才免得双重的悔恨。

我们还不是最尴尬的。后代的读者才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给他们留下的出版物之多,赶得上前代的总和,非经恶狠狠的淘汰,我们的后人,便如同活在乱葬冈上,无下脚处,——未来文献学者的主要工作,或将不再是发现文献,而是丢弃文献,那个时候,书目又将是非常流行的了。古代的书目,一向是著录亡书的,但我希望针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书目,不再为此,那些被淘汰的,就让它们安安静静地被淘汰吧。不过我又担心,总会有许多人,尽管极少甚至从不阅读文献,一旦有人提出删除它们,就立刻痛心疾首,呼吁,请愿,哭泣,以为文明的基石,就要毁于一旦了。

正文 不读书目

本题中的书目,指的是各种书单子,中间最有名的一种,又是署名张之洞的《书目答问》。

《书目答问》自然不是张之洞一人之力,这一节暂不管它,且说它在当时,更多的是购书的参考,而非读书的指南,它里面标记着哪个版本较佳,对小地方的读书人来说,尤有用处,这一点在现在,除对版本学家外,意义也不大了。但这本书光绪二年刻印,风行不衰,到现在还有各种版本行世,我曾不只一次在地摊上见到它,可见其影响力。我不相信有人拿它作读古书的门径,里面的书太多了,有两千多种,不要说现在,便在一百多年前,不等把上面的书读完,早就以通儒自命了。顺便说一句,里面的许多书,《书目答问》的编者,不管是张之洞,还是缪荃孙或其他人,并不曾都读过。

《书目答问》自然是古书的单子,里面也有西学书,寥寥数种,只是点缀。后来又有仿它体例的西学书目,如不怎么为人所知的《西学书目答问》,采用新分类法的《益智书会书目》和最有名的《西学书目表》。这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不能以此责彼,《书目答问》是古书的单子,要衡量它也只能在这一方面。

活在现代的人,为什么要读古书?或者,把这个问题再缩小一下,如果没有职业的需要(如治学),一个普通的读书人,为什么要读古书?他希望从中得到什么,又果真得到了什么呢?这是个不易回答的问题,答案也有许多种,其中最著名的回答,大概是鲁迅回复报纸邀他开列“青年必读书”的单子,说的几句话,先是说“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接着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这话说得如此决绝,现在有些人听到,还要掩耳。

鲁迅一来是故意刺激某些人(这一目的他是完完全全地达到了),二是针对“青年”和“必”二词而发,确实,“必”是什么意思呢?鲁迅对“必”字反感,但他确有自己心中的书目,比如他给某友人之子开列的国学入门书单,全是子、集二部的书,可见他对经史的看法,比较一下梁启超开的“青年必读书”,差别是非常大了。

梁启超开列的,除孟荀外,都是史部的“大脑袋书”,在他看来,虽非治学,这些书也是中国学生的根基。其余如周建人开的全是外国书,林语堂的书单子文学味最重,徐炳昶只列了《伦理学》、《几何学》这两种书,俞平伯“绝未发现任何书是必读的”,便交了白卷,如是等等,可见开书目这种事,一向是将自己的价值推之于众。便是有公允之名的胡适,后来给清华开的“最低限度国学书目”,一长一短两种书单,做得老老实实,还被梁启超批评为文学气太重。对什么是“必读书”,意见分歧从来就是很大的。

“青年必读书”是旧公案了,不过意义还在。同样的问题,可以换个问法。假如一个人,为了某种莫名其妙的缘故,非要读古书,当从哪里入手呢?问题越是简单,越是无从说起,因为不知道他读这些书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用处,也不知道他的趣味和语文基础。绕回到前面,一个人究竟是为什么要读古书呢?如果是为了趣味,读着好玩,那么,除了之类,我想不出还能推荐些什么;如果是为了实际的用处,就如今天的许多人读曾国藩或孙子那样,寻找人生的秘诀,进退的法门,那么,推荐什么,这些读者都会失望的;如果是为了修养,我又相信,认真读过中学课本的人,应该能够自己给自己找到适当的书。

说到最后一种,为修养而读书,又何尝不是实用的目的!要从古人那里找精神共鸣,做知己的倾谈,绝非容易,所以还是谈实际的吧,若要文学,读些诗词,若要知典故,读带注解的选本,若要显得博杂,翻翻类书,若要知晓事物源委,或谈史说兵,省事的办法都是读今人的著作,头绪清楚,费时也少,这些都是修养的捷径,谈资的渊泉,聪明人不走捷径,还走哪里呢?

正文 不读方方志

我要到某县住一个月,去之前,想了解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有哪些先贤,有什么旧祠,山川版图,典制沿革,物产人伦等等,我该找什么书看一看呢?一般性的史地著作,可以参考,而县志无疑是最合用的。这是个旧县,我找到三种地方志,一部是明代嘉靖年间编的,一部成书于清末,另一部,是近年新编的。前两部,用今天的眼光,读起来不是很方便,但耐心看去,眉目宛然,资料也丰富。后面这部新志,门类清楚,最是易读,但读后,却觉空洞无物。

清代学者章学诚曾批评他那个时代的地方志,“率凭一时采访,人多庸猥,例罕完善”,“其古雅者,文人游戏,小记短书,清言丛说而已耳;其鄙俚者,文移案牍,江湖游乞,随俗应酬而已耳”。古代的方志,是私人手笔,确实良莠不齐,但有一样好处,对地方的掌故文献,留意采撷,哪怕是缺乏史意,当资料书来读,也津津有味。新地方志是官修的,官气也重,四平八稳,面面俱到,举凡邮电金融,能源交通,工农商学,无不有专记,读后不知是方志,还是政府工作报告。不是说这些方面不宜入志,古代的方志,也讲究记述完备,如户口田赋,盐钞税课,官署学校,支费职役,一样样地写进去,区别在于,新志的取舍,全依官方标准,往往请各部门,把自己的行当,讲述一遍,是以全是官样文章,了无生气。

章学诚又曾请立志科,也就是在州县设立专门的官方机构,来编辑地方志。不妨抄一大段他的设想:

“六科案牍,约取大略,而录藏其副可也;官长师傅,去官之日,取其平时行事善恶有实据者,录其始末可也;所属之中,家修其谱,人撰其传志状述,必呈其副;学校师傅,采取公论,核正而藏于志科可也;所属人士,或有经史撰述,诗赋文笔,论定成编,必呈其副,藏于志科,兼录部目可也;衙廨城池,学庙祠宇,堤堰桥梁,有所修建,必告于科,而呈其端委可也;铭金刻石,私事摛辞,必摩其本,而藏之于科可也;宴兴宾饮,读法讲书,凡有举行,必书一时官秩及诸姓名,录其所闻所见可也。”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到古人搜集资料的大概。今天各地的史志办,大有章学诚的遗意,工作不可谓不辛苦,员额不可谓不多,为什么编出的新志,大不耐看呢?我想,地方志的撰者,是非常重要的。明代的县志,往往不如清代的,因为清代的优秀学者,许多以撰写地方志为个人的盛事,这些人学识高,修的志自然出色,而在明代,大学者参与其事的少,县里只好请当地的儒士,如果这是一位饱学之士,算这县里人运气好,可惜这样的运气并不总有,执笔的往往是半通不通的塾师,每日坐在那里东抄西抄,骗些猪头肉吃了事。

在章学诚的设想中,志科把资料积攒起来后,“访能文学而通史裁者,笔削以为成书。”这一点之重要,他可能并没意识到。如今的新志,鲜有这么做的,都是史志办的工作人员,各掌一门,凑齐成书,名之曰集体编辑,所以我们在志中看不到个人的意见,看不到历史感,看不到作者的用心。集体撰述的书,我还没见过一本好的,不只是方志如此。唯盼将来能有一人执笔的新志,宁偏而有益,远胜于正而无当。

县里的地方志办公室,我有幸见识过一次。办公地点,是在政府楼中最偏的角落,连门上的牌子,似乎也比别的办公室显得小些(其实是一样大小),里面的工作人员,谦恭多礼,他们的设备家具,大多破旧,很像别的部门用过不要了,掷到这里。据他们讲,每年的经费,实不敷用,骑着自行车,到各处搜罗资料,要赔着笑脸,对方还不一定搭理。也许这并不是普遍的情况吧。

这些工作人员,很可同情,辛苦自不必说,修志时也做不了主,万事决于上意。这也苦了我们读者,旧志不好读,也不宜得,很少有新版的,往往得到极难使用的图书馆里,才能见到。新志呢,又是如此这般。那怎么办?不读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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