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尽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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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尽的思念》

正文代序和人民一起纪念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已经12个年头了。再过一个月，即3月5日，是他的90诞辰。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为了表达中国共产党人、非党人士和人民群众对恩来同志的怀念，邀请聂荣臻、薄一波等老同志和古耕虞、程思远等老朋友撰写了回忆文章；邓颖超同志也写了怀念文章。

在几十篇文稿聚集之后，文献研究室的同志要我为这本集子写篇短文，作为序言。

周恩来同志是我的老战友、老领导，素来为我所敬重，我自然乐于接受这一任务。

周恩来同志是值得人们永远怀念的坚贞的共产主义者。他从1919年参加著名的五四爱国运动开始，经历了许多艰难复杂而又光荣伟大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成立，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军北伐，上海工人武装斗争，南昌武装起义，白色恐怖下的地下斗争，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作战，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全民族抗战，抗日大后方的统战工作，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和平谈判，人民解放战争直至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恢复国民经济，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克服“大跃进”后的经济困难，进行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而后就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恩来同志终因心力交瘁，病重不治，于1976年1月8日逝世。这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正是被剥削、被压迫、被欺凌的中国人民进行翻天覆地斗争的年代，正是羸弱、贫穷、落后的中国开始走向强盛、富裕、文明的时代，恩来同志不仅从未间断地参加了由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这些伟大而艰难的斗争，而且毫无保留地把全部精力献给了革命和建设的光荣事业，直到最后一息。

周恩来同志在长期斗争中，同党内党外的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建立了亲密的感情。尤其在十年动乱时期，环境复杂而又艰险，他如同“在荆棘中潜行，在泥泞中苦战”，几乎耗尽了所有精力，做一切力所能及的工作：减少政治损失，维持经济生活，保护广大干部，支持正义群众，改善对外关系，等等。恩来同志这种为共产主义理想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以至在国际人士中，树立了忠诚、亲切、勤奋、坚毅、无私、无畏的崇高形象。当他逝世的消息传出以后，数以亿计的人痛哭失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连续几天自发出现前所未有的悼念人潮。1976年1月15日，首都百万以上的青年和老幼妇孺伫立在凛冽的寒风中几个小时，向他们最敬爱的人的灵车最后告别。有这么多的人民群众，自动走向街头，以最深沉的悲痛，来悼念一位共产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这是没有先例的。这不禁使我想到，对于一个政党来说，人民群众的信任和爱戴，才是远比钢铁还坚固的基座。有无这样的基座，关系着党的兴衰存亡。对无产阶级革命家来说，也是如此。

在这篇短文中，没有必要重复阐述周恩来同志对党对祖国对人民作出的巨大贡献，以及他作为无产阶级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建设领导人、外交家等在各个方面所建立的巨大功绩。历史将记载这些功绩传之后世。我在这里只说几点我的深切感受，也是值得我和大家一起学习的几个方面。

周恩来同志是一位既有革命胆略又有求实精神的共产主义者。他在每一重大斗争中，善于把两者结合起来。他是非常务实的人，时刻不忘实事求是这一原则。每件工作，他都要弄清实际情况，考虑到前后左右，正反两面，以及当前和长远、国内和国际的种种条件及实际效果。他考虑问题的周密和细致是出了名的。我认为，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处理重大问题，即使是自己负责的日常工作，谨慎一点，周到一点，多花些时间和精力作调查研究，反复酝酿和讨论，是必要和值得的。恩来同志的这种认真处事的踏实作风，来之于他对党、国家、人民的事业绝对负责的态度。共产党人，首先是领导者，对人民的事业要负责任，这是根本的一条。恩来同志的这种求实作风，与他的谦逊也有很大关系。即使在工作很顺利很成功的时候，他也没有一点骄气。这确实不是容易做到的。有丰功伟绩的伟大人物，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现在，我们的任务更重了，工作更复杂了，也就更应象恩来同志那样，坚持求实态度和谦虚谨慎的作风。

周恩来同志另一个突出的长处是善于团结人。他确实能够做到团结一切应该团结和可以团结的人。他的这个特点，在党内早被承认，在党外更为著名。同他在一起工作，很自然有一种安定团结的亲切气氛。长期以来，他并不赞成那种事事斗争、处处斗争的“斗争哲学”，有时还加以抵制。当然，恩来同志所以团结最大多数，是为了同极少数敌人作斗争，并以最小的代价取得胜利，因此这种团结是有原则的团结，有利于事业成功的团结。而那种动不动就斗争、一斗又无边无沿扩大化的做法，则是无原则的斗争，有害的斗争。这种“斗争哲学”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毫无共同之点，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原理的。

我们党和国民党进行过两次合作，又进行过两次严重的武装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在两次合作中，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同志在执行党的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中取得了杰出的成功。他那时独当一面，在国民党统治区团结了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人士，包括国民党中有若干民主进步思想的人士，以及赞成抗日的上层人物。同时，在青年学生、教师、工人、农民、商人等各个阶层中，进行了深入的工作，影响、团结了大多数。这样，使国民党反动派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面目暴露无遗，在政治上陷于极其孤立的地步，丧失了全国的民心。与之相反，由于八路军、新四军积极同敌伪作战，以及在抗日大后方的有效工作，我们党则在全国人民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成为以后解放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周恩来同志是一位具有高度民主精神的共产主义者。他在党内活动中，在同党外人士共处中，以至在对外交往中，都使人感到他能平等待人，有民主作风。他在工作中，乐于同大家商量，倾听各种意见。他听了与自己不同的意见，即使是普通干部或群众讲的，都能认真考虑。对方的意见有错误，他也从不横加指责，而是耐心听完，然后循循善诱，用事实和道理阐明自己的观点。对一个领导者来说，民主也就是多谋。多谋才能善断，少谋易于武断。这个道理，古人就常讲。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问题要复杂得多，重大的决策，多谋才能比较正确，少出差错；出了差错也能较快地发现和改正。在一定意义上，领导者多谋，才能调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进取心和向心力。我们共产党人是讲原则的，但发扬民主作风，倾听各种意见，集思广益，对我们的事业总是有好处的。

周恩来同志勤奋刻苦的工作精神，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在“文革”以前的几十年中，他平时每天工作都在12个小时以上，有时每天只休息五六个小时，专心一意，日夜操劳。许多同志知道，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了保证城市人民不断粮，他时常要为分配、调运、贮存粮食而工作到凌晨。他亲自计算粮食库存和调进、调出的数量，亲自给省市的领导人通电话，不得到妥善处理就不休息。我们常说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怎样才是全心全意？我看恩来同志是一个榜样。到了“文革”时期，恩来同志工作更辛苦，往往夜以继日，一天只能休息两三个小时，有时连半个小时的休息也得不到。他后来得了重病，是同操劳过度和精神郁闷分不开的。即使在重病期间，他仍念念不忘国家兴旺，人民利益，干部健康等大事，用各种形式抵制林彪、“四人帮”的破坏阴谋。恩来同志要求自己，当天的事必须当天办完，他数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他时刻对工作倾注全部心力，是因为他对党和国家的事业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对人民群众具有高度的热爱。中国共产党确实因为有周恩来同志而增添了光荣，中国人民确实因为有周恩来同志而增添了自豪感。

周恩来同志是一个严于律己的人。他对别人要求比较宽，对自己则很严，一言一行都考虑到对党的影响，对国家的影响，力求不使党和国家受到丝毫损害和玷污。他的严于律己，特别表现在对待错误的态度上。大一点的错误，他真心诚意，再三再四地作检讨，一遇到机会就作检讨。对小的失误，他也认真检查。他做自我批评，决不强调客观原因，首先着重从自己的思想、作风，从立场、观点、方法，去找根源。他所领导的工作有了问题，首先自己承担责任，决不委过于人，而且帮助有关同志尽快弥补损失。他的这种时时刻刻注意自我批评的好作风，在我们党内是很知名的，受到许多同志的赞扬，认为是值得学习的榜样。

林则徐有一副自勉的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用在周恩来同志身上，虽不完全，但可代表他的主要特点。恩来同志确实胸如海洋，容量极大。他坚持原则立场，则如千仞高山。而所以能如此，因为他胸中没有私心，只有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只有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

周恩来同志崇高的形象将永久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正文〇一学习恩来的优秀品德，继承他的遗愿

周恩来同志是现代史上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从留法勤工俭学时期起，我们就一起共事。1988年3月，是他90周年诞辰，特以本文寄托我的缅怀之情。

<er h3">（一）</h3>

本世纪20年代，中国青年学生中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涌现了一批著名的共产党人，恩来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1920年12月，恩来到达法国。他在勤工俭学生中有很大影响，我早闻其名。1923年2月，在巴黎举行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临时代表大会上，我们第一次接触。他待人亲切，讲话精辟，思路敏捷，朝气蓬勃，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是年夏天，我在德国柏林又会到了他。不久，我放弃在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的学习，回巴黎以主要精力从事团的训练工作，经常与他接触，了解就更多了。

恩来到法国后，没有做过工，主要是考察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以记者身份给天津《益世报》写通信，靠稿费作为革命活动的经费。他可以说是位职业革命家。早在国内，他就参加了“五四”运动和其它进步学生运动，已经成为有强烈社会革命愿望的青年领袖。所以他到欧洲后，与一般勤工俭学生不一样。他对我说，不进工厂做工，可以扩大接触面，深入研究各方面的问题。恩来以记者身份出现，行动方便。在法国、德国、英国、比利时，他可以到处活动，与华工、勤工俭学生、外国工人、学生等广为接触，了解了许多情况，这对他共产主义信念的形成，大有好处。

据资料记载，1921年3月到1922年3月，他给国内写了50多篇通信，共20多万字。这些通信，详尽报道了欧洲的政治形势，工人运动状况，留法勤工俭学生和华工的生活、斗争等情况，在读者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1922年3月以后，恩来与赵世炎等同志一起，致力于建党建团活动。他是位讲求实际的人，对任何事情决不盲从，在欧洲一年多的时间里，对各种社会思潮作了反复比较。开始，他曾密切注意过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动向，对这派学生浪漫主义的革命热情，有过某种同情，以后逐渐认识到，无政府主义想抛弃一切束缚，要求“彻底的自由解放”，这在阶级社会中，纯属空想。经过比较，觉得只有以苏联十月革命为榜样，才能解决人类和中国求解放的问题。1921年，他确定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2年春天，他在德国与几位同志商量，勤工俭学生绝大部分是青年人，其中许多人革命热情很高，有建立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基础，从团结教育青年方面讲，也有这个必要。于是，他们就写信给赵世炎同志，请他出面筹备。在世炎、恩来等努力下，1922年6月，召开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即后来的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1922年8月我加入“少共”组织。不久，刘伯坚同志告诉我，恩来等倡议，需要筹集一笔钱作路费，赶紧派人回国，与团中央取得联系，接受领导，以加强团的活动。虽然大家当时生活上都很拮据，还是凑了一笔款子，李维汉同志带信回到国内，终于与团中央取得了联系。此时，陈独秀正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的会议，他来信说，不宜叫“少年共产党”，应改称青年团。我们建议，“少共”改称“共产主义青年团”附属于国内青年团，获得团中央批准。当恩来在1923年2月“少共”临时代表大会上宣布与国内取得联系的喜讯时，大家都非常高兴。

在“少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选举赵世炎为书记，恩来为宣传委员，李维汉为组织委员。1923年2月，由于世炎要去莫斯科学习，恩来接替他任书记。从此，他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四旅欧组织的主要领导人。旅欧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的党团活动，是我党初期建党建团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恩来在这方面是作出了历史性贡献的。

1000多名勤工俭学生，都是些热血青年，受着各种思潮的影响，政治上可以说没有一个“白丁”，他们不是属于共产党或青年团，就是属于无政府主义派、国家主义派、社会民主党、国民党左派或右派。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恩来领导党团员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了坚决斗争。因为我们组织得好，人数较多，又握有真理，这些斗争都以我们的胜利而告终。

1922年8月，旅欧“少共”创办了《少年》月刊（后改名《赤光》）。恩来是主要领导人和撰稿人。他的文章，笔锋犀利，说服力强，论战中常使对方无言以对。

因为无政府主义在青年中影响比较大，所以，我们第一个论战的目标，就对准了无政府主义派。恩来在《共产主义与中国》等文章中，都着重批判了无政府主义。他说，离开了阶级斗争，高唱真善美，要求绝对自由，反对一切组织和纪律等，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思潮，根本行不通，对青年毒害很大，要革命必须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除了写文章而外，他还经常作为团组织的代表，与无政府主义派进行面对面的辩论。恩来立场坚定，才思过人，口才雄辩，说理透彻。我多次见到他把对方批驳得哑口无言，甚至有的还为他的演说鼓掌。由于恩来的领导和大家的努力，到1923年底，我们终于瓦解了无政府主义派，其中一部分人还转到了马克思主义方面，象陈延年、陈乔年同志的转变，就是典型的例子。

瓦解了无政府主义派以后，恩来紧接着领导我们向以曾琦、李璜为首的国家主义派展开进攻。国家主义派是勤工俭学生中的主要右派，他们以“爱国主义”为幌子，极力鼓吹反苏反共，反对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统一战线和国际统一战线，污蔑我们搞统一战线是假，要吞并国民党赤化全中国是真。针对国家主义派的谬论，恩来在文章中，在说理斗争中，反复举例说明，苏联和共产国际是支持各国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是为了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他说，我们的第一步，是搞革命的三民主义，“打破私有制”、“无产阶级专政”是走完前面第一步以后的问题，象人走路一样，没有走完第一步，是不可能走第二步的。恩来的上述论点，驳得国家主义派理屈词穷，其中有些人有所觉悟，改变了立场。但曾琦、李璜之流很顽固，组织了“中国青年党”与我们对抗，而且后来把这种论战带到了国内。当然，中国革命的进程，给他们作了历史结论。

社会民主党与国民党右派，当时人数很少，影响也不大，没有成为我们论战的重点。

恩来在法国的生活十分刻苦。他住在巴黎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街17号一家小旅馆里，真可谓身居斗室，唯一的一间住房不到10平方米。这里既是他的住所，又是我们办刊物和进行党团活动的中心。人多了，实在装不下，就只好到附近的一家咖啡馆活动。每当我到恩来那里，总见他不是在找人谈话，就是在伏案奋笔疾书。吃饭常常是几片面包，一碟蔬菜，有时连蔬菜也没有，只有面包就着开水吃。

当我们确定了共产主义信念以后，都更加关心国内的政治形势，日夜思念着在黑暗中痛苦挣扎的祖国人民，向往能尽快回国参加革命斗争。1924年6月，恩来接到党的通知，要他回国工作，他高兴极了。我们几个人在我的住处为他送行。我弄了些葡萄酒，开怀畅饮，由于高兴，恩来和大家居然都喝得有些醉意。

<er h3">（二）</h3>

大革命时期，我与恩来在广州、上海、武汉等地一起工作。

1925年9月，我由苏联回国，经上海到达广州，在广东区党委见到了恩来和陈延年同志。当时延年是区党委书记，恩来是区党委军事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兼一师党代表。阔别一年，战友重逢，倍感亲切。恩来告诉我，他从2月份起进行东征，率部讨伐陈炯明，打了几个月仗，把陈炯明的军队赶出了东江地区。6月，为讨伐军阀刘震寰、杨希闵叛乱，又回师广州。因为黄埔学生军觉悟高，纪律好，所到之处，各界群众热诚欢迎，大力支持，所以东征和镇压刘、杨叛乱的作战，都很顺利。他为此高兴。但廖仲恺被刺，国民党右派极力阻挠革命，使革命阵线不能同心协力，共同对付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他又忧心忡忡。恩来说，陈炯明趁东征军回师之机，又卷土重来，霸占东江，因此正忙于组织第二次东征。10月初，他又挥师东征了。东征军的主力，仍然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其中有大批黄埔学生参加，所以，黄埔师生人人都在关心着第二次东征的动向，我也一样。由于恩来组织了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东征军仍然所向披靡。10月中旬的惠州之役，陈炯明以精锐部队凭坚固守，两天未能攻克，蒋介石产生了动摇，想放弃攻城。由于恩来坚持，并直接参与指挥，在东征军特别是黄埔学生前仆后继的浴血奋战下，终于攻克惠州，歼灭了陈炯明主力，为第二次东征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到11且中旬，第二次东征胜利结束。下旬，恩来被任命为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在那里建立政权，革新政治，组织群众团体等，同样成绩卓著。我听了这些喜讯，真为他高兴两次东征，恩来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再次表现了他出类拔萃的组织领导才能。

我到黄埔军校，被任命为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恩来指示我，在工作中要利用一切机会，积极开展党团活动。他说，蒋介石要限制我们，我们要教育党团员，开展各种活动，争取进步青年，以反对他的限制。黄埔有我们党的党团领导小组，由鲁易同志（当时是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负责，以后由熊雄同志负责。我去后，恩来要我作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配合鲁易同志在学生中发展党团员，壮大左派力量，削弱右派势力。他还向我介绍了左派“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右派“孙文主义学会”的斗争情况，要我们积极指导“青年军人联合会”。我和鲁易、熊雄等同志根据恩来的指示精神工作。由于指导思想明确，又有恩来过去在黄埔的工作基础和重要影响，所以我们的工作比较顺利，各方面都取得了成绩。蒋介石是极端看重军权的。在他看来，我们所进行的工作，是在挖他的墙脚，所以对我们非常仇视。

当时的黄埔军校，为北伐培养了大批军官。这其中，恩来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对我们党施展了第一个大阴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这一天，我和其他一些共产党员，被突然扣留在中山舰上，恩来被软禁在造币厂。经过我们党的交涉，蒋介石自感羽毛未丰，慑于左派势力强大，不得不于当天释放了我们。我来到区党委，陆续会到了延年、恩来、黄锦辉等同志。大家在一起议论，都非常气愤，一致主张给蒋介石以反击。恩来作了具体分析。他说，二月份蒋介石驱逐了一名左派师长，就有反共苗头，他曾向组织报告过，但没有引起重视。现在的情况是，国民革命军6个军中，只有第一军是直属蒋介石指挥的，其他5个军都不会听他的，有的还想乘机搞掉蒋介石。而在第一军的3个师中，有两个师的党代表是共产党员，9个团的党代表，我们占了7个，团长中有金佛庄、郭俊是共产党员，营以下各级主官和部队中的共产党员也不少，至于同情左派的革命力量就更大了，第一军又是黄埔军校教导团的底子，党的传统影响很大，我们是完全有能力反击蒋介石的。我们都同意恩来的分析。同时，大家也议论，把蒋介石搞下台，其他几个军长同样是些军阀，只要革命侵犯到他们的利益，他们也是会反共反人民的。恩来说，究竟怎么处理，要由党中央决定。我们在紧张中等待党中央的决策。过了几天，恩来向军委的几个同志传达，说陈独秀决定向蒋介石让步。于是，我们被迫接受了蒋介石的条件，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

“中山舰事件”，无疑是我们党的一次重大挫折。但恩来在这一事件中的头脑是清醒的，立场是正确的，如果按他的意见办，那当时的中国革命，就可能是另外一种局面。

“中山舰事件”后，恩来被免去了在第一军的职务，我被免去了在黄埔军校的职务，在恩来领导下，专门从事区党委军委的工作。不久，军委以主要精力为北伐战争作准备。1926年5月，叶挺独立团为进行北伐途经广州，恩来要我跟他一起去独立团，召开了连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会上，恩来讲话，分析了形势，指明了任务，他要求共产党员应身先士卒，使独立团完成好北伐先锋的光荣使命，并且用“饮马长江”的豪言壮语鼓励大家。叶挺同志领导的独立团，后来在北伐中作出了特殊贡献，被誉为“铁军”。这期间，恩来还常召集各部队的共产党员布置北伐任务。他作为区党委军委负责人，协助苏联军事顾问加仑将军制定了北伐蓝图。7月，北伐正式开始。恩来通知我，区党委决定我任军委特派员，到北伐军中从事联络工作，沟通区党委、各地党组织与北伐军中党员之间的联系。原定我由陆路北上，但当时粤北、湘南霍乱流行，恩来决定我改道上海、武汉、岳阳经水路秘密赶赴长沙，与北伐军会合，要我经过上海时向中央军委汇报一下北伐蓝图。

恩来没有直接参加北伐，但他为北伐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对北伐的胜利，同样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

1927年3月，恩来与赵世炎、罗亦农同志等一起，成功地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中央命我和李立三同志紧急赶到上海，了解情况，帮助处理善后事宜。我们到上海后，在赵世炎同志家中碰头开了会。会上，恩来沉着冷静地分析了形势，提出了应变措施。我向他转达了中央意图，要我帮他整理工人赤卫队，以减少损失。他表示同意。于是，我们共同拟定了计划，将工人赤卫队迅速转入秘密状态，把枪支弹药隐蔽了起来。针对蒋介石的反革命行为，恩来起草了致中央的意见书，建议中央推动武汉国民政府令北伐军东征讨蒋。当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仍然不多，在全国许多地方进行的大屠杀，引起了共产党员、左派人士和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如能按恩来意见，慎密组织，采取行动，当能给蒋介石以致命打击。可惜这个意见未被有关各方重视，中国革命再次失去了胜利的机会。

<er h3">（三）</h3>

1927年5月，我与恩来由上海同赴武汉。7月上旬，汪精卫、蒋介石合作反共的阴谋已经十分明显。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到了再也混不下去的地步。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陈独秀被停职，组成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恩来是5名常委之一。7月中旬，在一次中央常委会议后，恩来回军委连夜召集我们开会。他说，共产国际指示，我们党要组织一支5万人的军队，要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据此，结合当前的形势，中央已经决定组织武装起义。恩来说，为使起义能顺利进行，做好准备工作很重要，决定由贺昌、颜昌颐同志和我组成前敌军委，我为书记，先到九江做起义的准备工作，通知部队中连以上党员干部，做好起义的思想和行动准备。什么时候行动，要等中央最后通知。他说话时态度严肃，语调坚定，给人以强烈的紧迫感。

根据指示，我们迅速赶到九江，先向叶挺、贺龙同志部队中的连以上党员干部作了传达，他们随即开赴南昌。我们又向其他有关的党员干部作了传达。7月26日，恩来到达九江，对我说，中央已经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由他任前敌委员会书记，负起义总责。他交代我设法在马回岭地区把第25师部队拉出来参加起义，他本人则先到南昌，以叶、贺两部为骨干组织起义。因为当时很难沟通电讯联系，他约定，事成后从南昌立即发一列空车皮来，我们就把拉出来的部队和辎重装上，开赴南昌。在恩来等领导下，8月1日南昌起义取得了伟大胜利。我带领第25师的73、75两个团和74团侦察连，按计划于8月2日赶到南昌。我们把第25师的基本部队拉了出来，恩来是满意的。他说，你们的行动很成功，原来没有想到会这样顺利。

南昌起义部队按原定计划南下广东，一路上与钱大钧、黄绍竑、薛岳等军阀部队打了几仗，其中最激烈的是第一次会昌战斗和后来的汤坑战斗，敌我伤亡都很大。南下途中的三河坝分兵，把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第25师留在三河坝，分散了兵力，使起义军在潮汕地区遭受了严重挫折。后来，24师余部由董朗同志率领转到了东江，25师余部由朱德、陈毅同志率领，经闽南、粤北转战到了湘南。汤坑受挫后，我和叶挺赶到流沙，找到革命委员会，见到了恩来。他当时正在发高烧，昏迷中，仍在高喊“冲啊！冲啊！”他那高昂的革命精神实在感人。我们正在开会，敌人冲来，把革命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冲散了。恩来病重，我和叶挺两人只有一支手枪，紧紧护卫着他。我们不会讲当地话，又不熟悉情况，我找到杨石魂同志，要他一定负责，护送我们去香港。杨石魂找来一付担架抬恩来，先把我们隐蔽在老乡家里，后来又找到一条小船，恩来、叶挺和我，就由杨石魂护送到了香港。

南昌起义最后失败了，这里面有历史的和主客观条件等多方面的原因。恩来在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起义中，有坚定的武装斗争思想，向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政策，勇敢地打响了武装反抗的第一枪，这是很宝贵的。南下途中某些指挥上的失误和三河坝分兵，主要的责任不在他，事后他向中央作了自我批评，表示要负主要责任，这种精神同样是十分可贵的。

<er h3">（四）</h3>

1928年到1931年，我从事了4年艰险异常的白区斗争，又数度在恩来领导下工作，有几件事给我印象很深。

1928年初，总结广州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李立三同志错误地处分了大批参加起义领导工作的同志，引起大家强烈不满。三四月间，恩来代表中央到香港重新作结论，实事求是地从主客观方面总结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李立三的错误做法，得到同志们拥护，我也是衷心赞同的。他在香港时，我给他看了一张剪报，上面有周文雍、陈铁军同志在敌人屠刀面前，举行“刑场上的婚礼”，然后英勇就义的消息和照片。恩来深情地说，他跟我有同感，他与两位烈士也熟悉，烈士的事迹确实催人泪下，他们是共产党人为革命视死如归的典范。对烈士的哀思，使我们相对默默。4月间，我和张瑞华结婚，恩来专程到我们住所表示祝贺。

1930年初，我由香港调天津顺直省委任组织部长，途经上海受领任务，又见到了恩来，他当时是中央军委书记。恩来告诉我，顺直省委书记张慕陶有托派嫌疑，中央决定以调动工作的方式，免除张的职务，所以，你和贺昌去后的主要任务是夺他的权，但要注意不动声色，以免打草惊蛇。我们遵照指示，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1930年5月，我调到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恩来当时正在苏联。8月，他回到上海，立即为准备召开六届三中全会而紧张地工作。不久，我又调军委作恩来的助手。9月下旬，他与瞿秋白同志一起，主持了六届三中全会。会议作出决议，批评了李立三要组织全国总起义，以及集中红军主力攻打中心城市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我列席了这次会议。恩来是这次全会的实际主持人，但他很谦虚，总是把秋白推到前台，让他主持会议，作报告，发表结论性意见。因此，三中全会使瞿秋白同志成为党中央实际上的主要领导人。恩来这种没有个人私心的谦让精神，令人钦佩。

1931年4月，发生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的严重事件。我得悉钱壮飞同志报告的消息后，深知问题的极端严重性。特科是党中央的安全保卫机关，顾顺章几乎知道中央机关和负责人住址等全部情况。他的叛变，使中央领导机关面临遭受毁灭性破坏的威胁。恩来是顾顺章要加害的首要目标，于是我火速奔赴恩来住处，想向他报告和商定对策。恩来不在，我见到了邓颖超同志，把情况告诉了她，要她带上必须带而又能够带的东西，立即离开住处，越快越好，我到别处继续找恩来。当天，恩来与陈云同志商定了对策，就领导军委和特科的陈赓、李克农、李强等几位同志，分工负责，在两三天的时间里，把顾顺章知道的所有机关和负责同志的住处都搬了家。这两三天里真是紧张极了，恩来和我们都没有合眼，终于抢在敌人前面，完成了任务。顾顺章指引特务来上海搜捕时，一一补空。陈赓同志是特科反间谍工作的负责人，平时就是恩来的得力助手，这次在处理顾顺章叛变事件中，作出了突出贡献。处理顾顺章事件，再次表现了恩来沉着镇静，临危不惧的品德和非凡的组织领导才能。

1931年春天，我们陆续发现各苏区程度不同地出现了肃反扩大化的倾向，到处在抓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等所谓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阶级敌人。大家议论，各地红军在不断打胜仗，如果内部真有那么多反革命分子，这些胜利的取得，就不可想象，也是不合逻辑的。1931年夏天，欧阳钦同志到中央苏区了解情况，回来汇报了那里肃反扩大化的事例，大家更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我们向恩来作了汇报。他同意大家的看法，并向中央写信，建议予以纠正。中央接受了恩来的意见，通知各苏区注意。此后，各地逐步纠正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1932年1月，恩来在苏区中央局会议上，对中央苏区在这方面的错误，再次提出了批评。恩来善于听取意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精神，由此可见。

在我党历史性转折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恩来和王稼祥同志，坚决支持毛泽东，起了恙键性作用。会后，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为副主席，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小组。此后，在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恩来善于把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具体化为周密的军事部署，成为毛泽东最得力的助手。

战争年代，我又数度在恩来领导下工作。全国解放后，我抓科学技术，抓突破“两弹”的工作。这方面，在毛泽东同志的决策下，恩来直接领导，他坚决支持我们的工作。我国的导弹、原子弹，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所以能够迅速研制出来，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恩来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公认，他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外交家和军事家。50多年来，我耳闻目睹，恩来的革命品德，感人至深。他无限忠于革命事业，几十年如一日，总是夜以继日，不顾疲劳，不顾安危，兢兢业业地工作，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功盖日月，但从不居功自傲，从来没有个人野心，总是谦虚豁达，从善如流。十年动乱中，他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既讲策略，原则又十分坚定。恩来精明强干，才华出众，无论国际国内，许许多多复杂棘手的重大问题，艰险异常的困难环境，他都能应付自如，处理得恰到好处，深受国内外政界领袖人物的好评，甚至连许多反对共产党的国民党军政要人，也对他的才华赞叹不已。他善于团结同志，热情关怀，从不粗暴待人，与他接触，大家都倍感亲切，受到衷心拥戴，成为党内最有威望的领袖之一。

恩来这许多难能可贵的优秀品德，实堪为人师表。我们纪念恩来诞辰90周年，最主要的是要学习他的优秀品德，继承他的遗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正文〇二深切怀念敬爱的周恩来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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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时期，我就听到了周恩来同志的名字，知道他1924年从欧洲回国后，就由党中央派到广州，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我才在太原第一次见到了这位党的卓越领导人。

那是在1937年，八路军从延安开赴抗日前线。周恩来同志率领八路军高级军政干部徐向前、萧克、彭雪枫等同志来到太原。当时，党派我在阎锡山那里做统战工作，我是以抗日工作者的名义在山西活动的。阎锡山虽然同我党有统战关系，但是，在太原召集群众大会，由共产党的领导人公开出面讲话，还不大可能。于是，党组织决定由我出面，组织山西军政训练班和民众运动训练团的约4000学员，在国民师范大礼堂开会，请周恩来同志作政治报告。这个大礼堂最多只能容纳1500人，而学员就有4000人，还有成千的群众得到消息也来了。只见人山人海，礼堂里和院子里挤得水泄不通。那天上午，周恩来同志来了，徐向前等同志也来了。周恩来同志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走上讲台。当时，周恩来同志只有30多岁，风华正茂，仪表堂堂。为了让听众能够听好这次讲话，我们事先准备了一个扩音器放在讲台的桌子上。可是，他把扩音器推到一旁，就开始作政治报告。他的声音高昂、洪亮而清晰，不仅礼堂内的听众听得清清楚楚，院子里的听众也都能听得清楚。周恩来同志讲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讲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如何才能取得胜利，讲了目前是战争的开始阶段，敌强我弱，失掉一城一地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我们的抗日战争不决定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决定于我们能不能持久，能不能坚持抗战到底，只要能坚持下去，就能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转化，到头来，必然是敌弱我强，直到我们反攻，取得最后的胜利。他还号召大家脱下长衫，换上短衣，走上前线，去工作，去战斗，去打击敌人。周恩来同志足足讲了3个钟头。人们被他那既有鼓动性又有说服力的讲话征服了，台下鸦雀无声，不时爆发出一阵阵掌声，象大海的涛声，激荡在5000多听众的心头。

为了加强党和阎锡山的统战关系，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在太和岭口阎锡山的指挥部，同他进行谈判。当时雁北十三县已经失守，留在敌后的只有八路军。在谈判中，周恩来同志同阎锡山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给他分析形势，说明日本帝国主义是可以打败的，虽然目前是敌强我弱，可是打下去，必然是敌人一天天弱下去，我们一天天强大起来，鼓励阎锡山坚持抗战。阎锡山显然是被说服了，谈判后，阎锡山对我说：“周先生对抗战前途看得非常清楚。”阎锡山还要求周恩来同志给他写个第二战区的作战计划。周恩来同志仅用一天的时间，就把作战计划写好了，送给了阎锡山。阎锡山看了很吃惊，连说：“写得这样好，这样快！如能这样打，中国必胜。”他慨叹“周先生的确是个大人才。国民党是没有这样的人才的！”当时，周恩来同志还提出了一个在沦陷区成立“战地动员委员会”的条例。这个条例规定，委员会由中国共产党、牺盟会和其他群众团体参加，共同组成，由共产党、八路军领导。阎锡山看到由共产党、八路军领导这一条，不大高兴，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让步，如果让了，山西失陷的地方，今后就没有了。关于“战地动员委员会”的领导问题，周恩来同志估计到阎锡山可能不同意，因此，找我们事先作了研究，如果阎锡山不同意的话，让我去说服他。我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对阎锡山说：“现在把沦陷区交给共产党、八路军领导，是最大的人情，同时还可以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果不让，共产党、八路军一定要坚持，也无可奈何，因为那些地方是共产党、八路军从日本人手中夺回来的，怎能不让？如果不让，连个人情也落不到。”阎锡山想了想，也只好如此。周恩来同志在这次谈判中考虑周到，工作细致，善于分析问题，说服对方，使谈判十分成功，加强了同阎锡山的统战关系。

<er h3">二</h3>

周恩来同志在太原逗留的不长时间里，他的周到细致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我在延安学习期间，这种印象就更加深刻了。

1944年，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在毛主席亲自主持、周恩来等同志参与下写成的，而且大部分是毛主席亲自写的。这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又一个重要历史文献，它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当时，毛主席委托周恩来同志征求意见，我也参加了。没有想到，周恩来同志还到我的面前，详细询问我在山西组织新军的情况和经验。

他和蔼地问：“你在山西搞新军有些什么经验？”

我说：我不行。我不会打仗，谈不上搞新军的经验。我只不过把新军中阎锡山的旧军官搞出去，换上我们的人，使这支军队成为一支抗日的新军。开始搞新军的时候，旧部队的师、旅、团、营、连、排，还听说过。我当了政委，连给各级政工人员定个什么名称，都搞不清楚。团，就叫政治部主任；连，就叫连指导员；排，就叫政治工作员；班，就叫政治战士；营呢？就叫大指导员吧！

听到这里，周恩来同志笑了，连声说：“不错，不错，比八路军还多一点呢！”并且鼓励我说：“做政治工作，就是要掌握军队，不要让军队落到阎锡山手里。”

我又向周恩来同志报告：“我们还提过一个口号，要做到三个‘一致’：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说完，我又加了一句：“不一定对。”

周恩来同志仍然鼓励我说：“抓得不错，很好！”

我觉得自己在山西搞新军，只不过做了一点工作，实在没有什么经验可谈，可是，周恩来同志却很细致地询问我的工作情况，并且给了很大的鼓励和亲切的教导。他对一个干部的关心和帮助，使我非常感动，终生难忘。

<er h3">三</h3>

解放后，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同周恩来同志接触得多了，越来越感到他在工作中最善于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最善于体现毛泽东思想。他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胆略和气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站得高，看得远，在关键时刻，能够提出方针性意见和具体措施，大胆而又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

1949年进城后，我在陈云同志领导下，在中财委做些具体工作，经常跟随陈云同志去向周总理汇报工作。周总理对财经工作非常关心。每个阶段，每个关键时刻，他都给我们指示，支持我们的意见。1950年，七届三中全会后，开始了三年恢复时期。因为经过长期战争，刚刚解放，物价十分混乱。当时，陈云同志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正确地提出稳定物价的方针和政策，得到周总理的大力支持。这一方针和政策，对三年恢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53年，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以后，在毛主席、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的提议下，分配我主持工业、交通和运输工作。这时，我仍然是在周总理和陈云同志领导下工作。从这一年开始，陈云同志抓第一个五年计划，特别是苏联援助我国的156项骨干工程。当时，陈云同志提出了很好的意见，要把156个项目一项一项地摸清楚，一项一项地向中央汇报，我也参加了这个汇报。当时，周总理和陈云同志都曾经提出，我们应当认真地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但是，苏联援建的项目，必须使之适应我国的实际情况，对苏联专家提出的建议，也要实事求是，按照我国的具体情况办理，能用就用，不能用就把它搁置起来，以后再说，绝不要照抄照搬。

1956年，毛主席在几个月里，听取了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毛主席从汇报中察觉到一些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综合起来写了一篇《论十大关系》。当时，我是带领工交各部门负责人向毛主席汇报的。周总理很关心这次汇报。他工作非常繁忙，不能来听取汇报，但他总是抽空从电话中，或者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详细询问我们汇报的情况：“你们汇报时，主席有哪些指示？”这个时期，周总理还深刻地总结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情况，提出建设工业应当做到“多、快、好”。一天深夜，总理带我一起去向毛主席汇报。汇报后，毛主席说：“多、快、好，提得好”，指示我并且组织工交各部门负责人立即去各地传达。以后讨论时，李富春同志又加了一个“省”字，向主席报告，主席说：“好，赞成。”后来，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从南宁会议到成都会议，“多快好省”发展成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1959年到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我们的经济怎么才能恢复起来？当时，陈云同志主张，基本建设战线拉得过长，要适当地退下来，要退到适合于我国财力物力的现状。总理也完全支持陈云同志的意见，并且指出，要把当时吸收进城搞工业的过多的农民退回农村，加强农业战线。1961年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总理指示我们，要做填平补齐、成龙配套的工作，为的是休养生息，以利再战。从此，我们进入了从1961年到1963年的三年恢复时期，我们的国民经济按照八字方针进行调整，迅速地恢复起来。

<er h3">四</h3>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八.一八”那天，我最后一次上天安门。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了周总理，他那时心情也很沉重，紧紧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一波啊，一定要经得住考验！……”多少年来，这些话我一直记在心上。

1966年8月，窃取“中央文革”领导大权的人，炮制了所谓“六十一人案”，掀起了“揪叛徒”的黑风恶浪。敬爱的周总理挺身而出，坚持原则，对他们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当他们指使一伙人到处要揪斗我们这些人时，我正好跌伤了，我的秘书给我写了一个病假条送给周总理，周总理立即批示“拟同意薄休养六个月”，实际上这是想要保护我。同年年底，西安又有人要揪斗刘澜涛同志，西北局请示周总理办公室，得到电话回答说：总理正起草回电，送毛主席看后即发。当晚得到总理回电：刘澜涛同志出狱一事，中央是知道的。当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同志就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林同志被作为叛徒揪斗一事，电话请示周总理时，总理亲自作了同样明确的回答。周总理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从来都是尊重历史的真实，光明磊落，实事求是地处理一切问题的。

“文化大革命”中，当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党的老干部时，周总理却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并且想尽一切办法予以保护。我在被“监护”期间，因长期受折磨，身体十分衰弱。这时，周总理指示，把我送进医院，进行治疗和保护，使我得以逐渐恢复健康。如果没有周总理的关怀，我也许早已被林彪、“四人帮”迫害死了，哪里还能有今天继续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机会呢！可是，周总理却因积劳和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与我们永别了！在周总理逝世的时候，我竟无法再见到他一面，这对我来说，是终生的憾事，也是最大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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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同志从来都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解放后一进城，有些部门要求盖楼堂馆所，周总理坚决不赞成。他曾经对我们讲，连清朝最后一个摄政王载沣办公的地方也只有东华厅、西华厅，办事的大员只有四五个人，他的衙门总共不过十几个人。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只要我当一天总理，我就不盖政务院大楼。他在中南海的住房总是不让修。有一次，他出国去了，有人觉得他的住处厕所不太方便，就给改修了。他回国后，对这件事提出严厉的批评。

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随时随地都会得到总理的关心和帮助。周总理做事周到细致，精力充沛，常常不厌其烦地启发你、帮助你研究问题，弄清情况，解决问题。我是好说长话的，经常晚上打电话向总理汇报情况，有时长达一两个钟头，总理总是十分耐心地听，如果感到我讲得不对，他就问我：“这个问题研究过了没有？研究清楚了没有？”总理经常用这样的话提醒我，使我少犯了许多错误。

周恩来同志十分关心干部的学习和成长。我的爱人胡明同志在延安时，在周恩来同志和邓颖超同志身边工作过。他们都很关心胡明的学习。到北京后，周总理还常对我说：“你要帮助她好好学习。”有一次，胡明从建筑工业部机械局调到第二轻工业部担任工艺美术局局长，有人提议胡明担任副部长，征求我的意见，我和胡明同志都没有同意。这件事传到周总理那里，他和邓大姐见到我谈起这件事，都说，你这样处理很好。并且特意关照说，我们进城后，更要好好学习，好好做工作，不是要升官，胡明同志还很年轻，还要多锻炼。

正文〇三教诲铭记心头恩情重如山

1978年3月5日，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80诞辰。这是一个激起亿万人民无限追思的日子。此时此刻，我想起总理的光辉业绩，想起总理的崇高品质，想起总理对我的亲切教导，想起总理对我一家几代人的深情关怀，就止不住热泪盈眶。总理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我眼前。

<er h3">一</h3>

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是1924年，在广州。当时我们党和国民党实行第一次合作，孙中山先生根据我们党的提议领导国民党改组，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全中国处在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军阀的民主革命的高潮。周恩来正是在这个时候，于1924年从巴黎回到广州，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他是黄埔军校的6个筹委之一。黄埔军校成立后，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我父亲廖仲信任党代表。他们两人一起合作共事，常在一起。当时，周恩来同志虽然还很年轻，但卓越的领导才能已经显示出来了。

1924年，我已16岁，初秋的一天晚上，我在家门口，看见一个穿着白帆布西装的人进来，同我父亲低声交谈了好一会。他炯炯的双眸和两笔刚毅的浓眉，给我的印象很深。我问父亲：“这人是谁？”父亲说：“你还不认识他？”我说：“不认识。”父亲带着敬意地说：“他就是共产党的大将周恩来！”

1925年8月20日，我父亲遭国民党反动派暗杀，当天周恩来同志就赶到医院探望。为了彻底追查幕后策划者，周恩来同志参加了“廖案检察委员会”。他和杨匏安同志一起，积极认真地追查廖案凶手。周恩来同志还亲自审讯凶手，并写了一篇《勿忘党仇》的纪念文章，断定暗杀是一个“很大的黑幕阴谋”。果然，黑幕被揭开了，那是帝国主义和整个国民党右派集团干的事，出面组织和收买凶手的是胡汉民的亲兄弟胡毅生及其死党朱卓文、邹鲁、吴铁城、许崇智以及西山会议派，都是参与这个暗杀阴谋的。可是汪精卫大哭大闹，顽固地反对立即处决这些右派大头目。汪精卫采取的措施只是什么“下半旗”、“国葬”等无关宏旨的琐事，仅把这些右派头目驱逐出广州就完事了。当时这些国民党右派分子是被清除了，但是蒋介石却窃取了肃清右派的胜利果实，乘机夺取了党政大权。而上述那些右派分子，后来一个一个到了南京，成为蒋介石的上宾。

1926年，又发生了“中山舰事件”。这是蒋介石一手策划的打击共产党的反革命阴谋。当时，毛泽东、周恩来和陈延年等党的领导人，都主张同蒋介石斗争。可是，右倾投降主义分子陈独秀却无耻地为蒋介石辩护，妥协退让，任凭蒋介石进一步篡军夺权。后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被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断送了。

<er h3">二</h3>

我同周恩来同志再次见面，中间隔了10年的岁月。这期间，周恩来同志领导了南昌起义，后来由上海进入中央苏区。

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当中国革命面临夭折的危险时刻，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同志坚决支持毛主席，拥护毛主席为我们党的领袖。遵义会议以后，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同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张国焘把中央派到四方面军的干部杀了不少，包括同李克农、钱壮飞同志一起对保卫上海党中央的安全做出决定性贡献的胡底同志，也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了。被害的还有曾中圣同志、邝继勋同志等人。张国焘还把四川省委派进川陕苏区的干部几乎杀尽。当时我和罗世文、朱光同志等也被张国焘监禁起来。四方面军同二方面军进入甘肃、宁夏，到了黄河边，周恩来同志一路上打听一些同志和我的消息。最后，在往预旺堡的路上，周恩来同志碰到了我。

我看到周恩来同志，心情万分激动，自广州一别，10年未和他见过面。10年前我见到周恩来同志时，我还是个中学生；10年后再见面时，我已经是个共产党员了，但那时却是个被张国焘“开除”了党籍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见到周恩来同志，不知该怎么办。我心想：是躲开还是不躲开呢？旁边还有人押着我，如果我和周恩来同志打招呼、说话，我怕会给他带来麻烦，因为张国焘是个心狠手毒的家伙。我正在踌躇的时候，周恩来同志走过来了，看见我被押送着，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若无其事，也没有说话，但同我紧紧地握了手。当天晚上，周恩来同志派通讯员找我到司令部去。我进屋后看见一大屋子人，张国焘也在。张国焘明明知道周恩来同志认识我，却阴阳怪气地问：“你们早就认识吗？”周恩来同志没有直接回答他，却转而厉声问我：“你认识错误了没有？”“认识深刻不深刻？”“改不改？”我都一一作了回答。周恩来同志便留我吃饭。吃饭时，周恩来同志只和张国焘说话，也不再理会我。吃过饭就叫我回去。我敬了一个礼就走了。周恩来同志考虑问题很周到，斗争艺术很高超，如果他不这样问我，当天晚上我就可能掉脑袋。自从周恩来同志把我叫去以后，我的待遇明显改善，不久，我就被释放了。

<er h3">三</h3>

长征结束后，我在延安杂志社工作。周恩来同志经常在外，隔一段时间，就回来一次，有时就在中央礼堂作报告。1937年10月，毛主席派我到蒋管区工作。上海失陷了，我就奉命到了香港，在香港组织半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1938年，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我由香港飞到了武汉。周恩来同志明确指示我，在香港要大张旗鼓地为八路军、新四军搞募捐工作。这样一来，海外侨胞和国外朋友捐了不少钱、医疗器械和药品、车辆等物资。这些物资，先通过广州北运，以后又通过海防转到延安去。后来，国民党卡住，不让这些物资运进口，我们只好把捐款先存起来。1940年，我又同张文彬同志一起到重庆，参加周恩来同志亲自主持的会议。当时，周恩来同志在会上严厉批评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捐款要交给国民党”，“在广东不要搞游击队”等错误观点。

1942年，香港沦陷后，我在韶关附近的乐昌被国民党逮捕。周恩来同志代表我党多次向国民党抗议、交涉，要求释放，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是不会有结果的。我母亲要去重庆，蒋介石也不让去。直到1946年初，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时，敌十一战区副长官马法五、四十军副军长、参谋长等被我俘获，我们党和国民党经过多次谈判后，我方释放马法五等人，国民党释放叶挺同志和我。1946年1月22日下午，我由重庆歌乐山顶上押送到旧政协邵力子办公处。当时我还不知道是释放，以为又要转移到别处继续监禁。可是不久，我忽然听到楼下有人咳嗽，那是周恩来同志的声音，当时我浑身血液都沸腾起来了，我激动得说不出半句话。他一进门，见到我，便同我紧紧拥抱起来。真是久别逢亲人，难表赤子心。见到周恩来同志，才知道我已回到了党的怀抱。后来组织上安排我到红岩休息了一段时间。一天，周恩来同志又来看我，对我说：你已是“七大”的候补中央委员了，你有了些粗线条的表现，骂过蒋介石，敢顶他，同志们选举你，但你还有不少缺点。你要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处处要注意政治影响。周恩来同志又一次对我进行教育和帮助，使我对自己有些较清醒的认识，经常警惕自己的缺点。1946年5月，我跟随周恩来、董老、邓大姐到了南京中共代表团，在梅园新村，得到周恩来更多的教育和帮助。全面内战爆发后，9月，我回到延安，在新华社工作。1947年3月，国民党进犯延安，轰炸延安。毛主席、党中央决定从延安撤出。在撤出之前，毛主席和周恩来找我去布置任务，明确指示：延安电台一停播，晋冀鲁豫电台就接上，保证陕北电台的声音不中断。在撤出延安的前一个钟头，周恩来还亲自到杨家岭、枣园、王家坪、清凉山各机关仔细检查，看看忘了什么，遗留下什么东西没有，非常仔细和周密。我们在过黄河以前，周恩来找我再一次布置任务，将新华社的干部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范长江同志带队，跟毛主席和周恩来走，这一部分同志的工作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我同大部分同志到晋冀鲁豫解放区，保证陕北电台的声音继续不断和新华社发稿日常工作继续进行。

<er h3">四</h3>

全国解放后，我和周总理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他老人家对我的教育、批评也就更多。无论是工作、作风、思想，周总理对我要求很严格，对我的缺点和错误，有时当面向我指出，有时在有关同志面前对我作严肃批评。邓大姐对我也是这样，看到有什么缺点和错误就及时对我指出。周总理对同志是十分关心的，对越熟悉的同志要求就越严格。我每想到对我的批评教育，就从内心感激周总理。象我们这样年纪老一点的，做了一点工作，就很容易说当年如何如何。周总理从来不这样，他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他常给我们讲过去自己有哪些不足之处，他越讲，我们就越觉得他伟大。1972年8月中旬，周总理同回国大使谈话，谈了两天，严格要求自己，深刻解剖自己，一点也没有摆老革命的架子，一点也没有以为自己对革命有过贡献，就居功自傲；相反，非常虚心，用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并以此来对同志进行言传身教。周总理真正是不折不扣地执行毛主席关于自我批评的教导的。

周总理特别重视党的团结和党内的民主生活。1965年外事会议结束时，他让陈毅同志找外办、外事口部分领导同志和驻外大使深夜谈心，谈思想，谈民主生活，谈领导作风。周总理说：要讲团结，不团结是分裂的萌芽，要主动搞好团结。团结，对一个领导者来说，领导作风就要民主。民主集中制是党的原则，也是党的传统。作为一个领导者，切忌一言堂。一言堂多了很危险。一个好的领导者，要善于坚持正确的意见，也要善于听取别人的正确意见，还要有勇气放弃自己的错误意见；要善于说服别人接受自己的正确意见，也要敢于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这就有了民主，自己就能兼听多听，兼听则明嘛。一个好的领导者，要能主动造成下边同志敢同你争论问题的风气。即使事后证明你是对的，别人是错的，也不要紧嘛，也能起团结同志的作用。周总理讲到这里，陈毅同志插话：总理历来是这样的。要讲团结，要民主，要接近群众，不要弄得连鬼都不敢上你的门。这次周总理召开的谈心会，使我们又一次受到深刻的教育。

周总理对毛主席的崇敬，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周总理甘于当助手，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最好的助手。他在任何地方总是首先想到毛主席，总是想如何贯彻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在他心里，没有“我”怎样怎样，只有党、毛主席和群众。解放后，周总理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繁重任务，他总是精力充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忘我地、不知疲倦地工作。周总理是没有什么个人嗜好的，唯一的嗜好就是工作。有时去看文艺节目，他也是在工作。对外国朋友、海外侨胞，周总理更是热情地接待，有些接见长达十几个小时，从午夜到黎明，毫无倦容。周总理对他们谈及我党的方针、政策，阐明我国政府的原则、立场，总是深入浅出，使对方完全信服，而且还向对方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周总理不把一个问题彻底弄清楚，是绝不中止的。“四人帮”诬蔑周总理是“事务主义”，恰好暴露了“四人帮”仇视毛主席关于调查研究的教导的反动面目。周总理的工作，不仅是夜以继日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且抓得深，抓得紧，贯彻到每一个具体事情中去。毛主席说：恩来同志是个不知疲倦的人。从这里可以看出周总理对革命领袖，对党的事业的无比忠诚。我们的好总理，是严于解剖自己的典范，是甘为孺子牛的典范，是执行党的路线的典范。“四人帮”丧心病狂地反对、迫害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是多么地卑鄙无耻！是多么地令人痛恨的蛇蝎心肠！

在对外工作方面，周总理是彻底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坚决执行党的革命外交路线。在国际交往中，他爱憎分明，敌友分清，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博得了全世界马列主义者和革命人民的无限爱戴与尊敬。对于兄弟国家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周总理则要求我们从思想到行动都不能有大国沙文主义，而且他自己身体力行。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朝鲜凯旋回国后，周总理代表毛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到朝鲜去向金日成主席、朝鲜劳动党、朝鲜政府和朝鲜人民表示感谢。感谢朝鲜同志在抗美战争中作出的重大牺牲和对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巨大支援。

关于我国同日本的关系，毛主席、周总理都亲自做工作。从日本来的各方面人士，毛主席跟他们谈，周总理也跟他们谈。周总理会见过好几位日本的前任首相，1972年还会见过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周总理从自民党各派到社会党各派，还有公明党、民社党等，都做了大量工作。对左派，对工商界、文化界、作家、演员、记者、评论员，在日本稍有一点代表性的人，他几乎都会见过。周总理对中日两国在1972年9月29日联合声明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对发展中日两国人民和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作出了重大贡献。周总理的光辉形象在日本人民中普遍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我们从事外事工作的人，有很多机会跟随周总理出国访问。总理非常注意对外影响，常常就某个问题考问我们。我们回答稍有不准确，周总理马上就问：“这话出自哪里？有什么根据？”要是听到我们说这是临时想起来的，他就会批评我们，教育我们不能用感想代替政策。

周总理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爱护同志，而且在生活上关心同志也是无微不至的。许多老同志身体不好，许多因公致伤、生命殆危的同志，周总理都亲自过问，安排他们去医院检查、治疗、抢救，并常常亲自到医院看望。1970年冬，我心脏病发作，周总理在百忙中，仍详尽地关怀我的病情，安排我到北京医院住院治疗，在得知我病情恶化时，又亲自到医院来看我。总理到了医院，没有径直到我的病房来，而是先把经普椿同志叫出去，问她：“我可不可以进去看他？我去看他会不会使他心情激动？会不会加重他的病情？”当经普椿同志感动得含着热泪请他进病房时，他才进来看我。周总理对我这样细心关怀、体贴入微，我一想起就禁不住热泪盈眶。周总理这样关怀同志，却不允许别人对他有任何特殊的照顾。在万隆会议时，住在大使馆，周总理的工作十分紧张、劳累，当时的驻印尼大使黄镇同志想多搞一点菜，欣周总理吃好一点，他都提意见。1974年，周总理住院治疗后，我几次陪日本朋友去看他，见他一次比一次显著地消瘦了，我心里很难过，使劲忍着眼泪。我们离开的时候，周总理还亲自送外宾出来，我见他走路已很困难了，想去扶他，总理不让扶，要自己走。周总理很不愿意我们把他当病人看待。

周总理对革命老人何香凝，一向非常爱护与尊敬。周总理很少在别人的画上题诗词，可是我母亲为抗美援朝胜利画了一幅画，他欣然命笔题词：

周总理工作那样忙，还多次登门看望我母亲，并拍照留念。1972年8月，我母亲病危，周总理来到医院看望。已在昏迷中的母亲看见他，就象见到亲人一样，突然清醒过来，并向周总理要求，她的遗体要运到南京去和我父亲合葬。周总理当即回答：“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同意你的要求。”后来周总理还向我和经普椿同志做工作，说：“何老太太一生革命，贡献很大，她这个要求应该满足她。”母亲去世后，中央安排了中央统战部的负责同志和邓大姐护送母亲灵枢到南京去与父亲合墓。同行的还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许多负责同志。

1976年1月8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我们永别了。难以形容的巨大悲痛落到我们全家人的心上。我们和全国亿万人民一样，都为失去了我们的好总理而感到无比的悲痛。当周总理逝世的噩耗传来，我们全家人整日泣不成声，广播中的声声哀乐，都象重锤一样敲在我们的心上，到了吃饭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吃得下去；夜深了，也无法入眠。当时只通知我一个人去向周总理的遗体告别，但是，我的爱人经普椿同志和孩子们，以及工作人员，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热爱和深情，也都设法先后到了医院，向亲人周总理作最后的致敬与告别。我们站在周总理的遗体前，无法抑制的巨大悲痛，使我们感到自己的心脏也几乎要停止跳动了。孩子们还花了一整夭时间，把我们家所有的周总理的照片，精心张贴在像册上，每幅照片，都激起我们的无限哀思。我们还把周总理的一些照片装上镜框，挂在房间里，天天瞻仰。

周总理逝世两年来，全国人民日日夜夜思念、回忆我们的好总理。无论走到那里，随时都可以听到人们怀着深情谈总理，赞总理；都可以看到人们在谈论总理时，眼里含着激动的泪花；都可以感到人们的心里燃烧着革命的激情。人民的总理爱人民，人民的总理人民爱。现在全国人民正在党中央领导下，为实现毛主席和周总理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的遗愿而奋斗。我想，这是我们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最好的纪念。

正文〇四周恩来与商务印书馆工人

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周恩来同志曾长期在这里工作过，领导过白区工作和工人运动。

早在20年代，我们商务印书馆的老工人，就和他结下了不解之缘，对他有着深厚的感情。

值此纪念周恩来同志90诞辰的时候，回忆起他同我们工人并肩战斗的情景，引起我们对他不尽的怀念和崇敬。

<er h3">一</h3>

1926年5月1日，全国总工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蒋钟麟和谢庆斋均作为上海工人代表团的成员前往广州。当时周恩来同志在广州。他在会议期间特地安排了一个日程，约各地代表参观军校。当代表们到达军校时，周恩来同志已在校门欢迎，他笑容满面地迎上来和我们一一握手，问好。在大礼堂举行的欢迎会上，他在讲话中特别指出：代表们返回原地要防止反革命的阴谋，要团结广大群众打倒军阀。响应北伐军，迎接北伐胜利。会后，他又亲自陪同我们参观了军校，还作了详细介绍，使我们觉得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当时周恩来同志年仅28岁，这次接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r h3">二</h3>

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上海工人两次武装起义失败后，周恩来同志秘密来到上海，组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他第一次来商务印书馆工会之前，由章都庵同志通知商务发行所职工会的谢庆斋，嘱他先到商务印刷所通知工会迎候。当周恩来同志由赵世炎、章郁庵两同志陪同到达工会时，见到谢庆斋、蒋钟麟，未经介绍就说：我们相识，在广州见过面。他的记忆力之强，使我们都感到惊奇。有一次他和陈云、徐梅坤同志来到商务工会，召开党员和工会骨干会议，他详细询问了商务工会在前两次工人起义中斗争的情形。他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工人首先要树立起军阀必倒，工人阶级必胜的信心去发动群众，组织训练好既有军事知识、又有政治思想觉悟的工人纠察队。有了坚强的工人纠察队，就可准备随时投入战斗，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要联合上海全市市民打倒反动军阀，建立民主的市民政府。在斗争中，我们工人阶级要表现出伟大的力量来保卫自己。周恩来同志一席话，极大地鼓舞了商务工人的斗志，增强了胜利的信心。我们商务工人纠察队的组织和训练活动都加强了。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商务工人纠察队成为一支善战敢斗的坚强队伍。

<er h3">三</h3>

由于当时形势动荡不安，商务印书馆的资本家，为了保卫企业财产和自身安全，出资购买了数十支长短枪和一批弹药，组成了闸北保卫团第三辅助团，征求商务工人参加。工会对工人要不要参加，对这问题讨论了好几次，意见难以统一。有一次周恩来同志来参加会议，会中提及这个问题，大家还是意见纷纷。有的认为这是资本家搞的组织，不愿为资本家卖命效劳；有的认为即使参加了也不愿去训练。周恩来同志微笑着认真听完了大家发言，很风趣地问大家：“你们再冷静点想想看，究竟要不要去参加？”被他一问，大家都不知说什么好，都望着他。他耐心地说：我看，不但能参加的要参加，要去训练；而且没有参加的还要争取去参加。保卫团就是个合法身份嘛，我们有了合法身份，就可公开进行军事训练，就能学到军事技术，也就可以对付敌人，必要时还可以把保卫团的枪支拉过来对敌军作战。这是好事，不是坏事，我认为去参加好，不知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以商量的口吻来征求大家的意见。大家听了他讲的道理，心明眼亮，一致同意他的主张。党员和工会骨干的意见统一了，工会就遵照他的指示动员工人去参加保卫团。周恩来同志还特地指派黄埔军校毕业的胡公冕同志来担任商务工人纠察队的军事辅导工作，使商务工人纠察队成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的一支劲旅。

<er h3">四</h3>

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前夕，周恩来同志曾多次由赵世炎、陈云、章郁庵、徐梅坤等同志分别陪同他来到商务工会，部署起义的准备事项。在形势极端恶劣的严重情况下，有一次他竟亲自坐了汽车送两箱枪支和弹药到商务印书馆工会，一箱给商务工人纠察队，另一箱还要送往指挥部的一个临时集中点。当他来到商务工会时，商务工委会正在开会，见到他亲自送枪支来，大家都感到不安，因为近几天来，宝山路已成危险地带，但又不好意思对他直说。接待他的商务工会委员长王景云同志很机灵地说：我们正在开重要会议，有些问题很难作出决定，您来得正好，就请您一起参加会议吧。周恩来同志也觉察到同志们为他的安全担忧，就微笑着说：兵法上不是说要出其不意吗？谁相信青天白日坐着汽车的阔老板肯自冒风险送军火。大刀队不是眼看着我坐的汽车直驶而来也不问吗？你们的会议要我参加，我很高兴。于是大家把他留下来，另一箱枪支派任其祥代他坐了原车送往指挥部的另一个集中点，交给吴瑜同志。周恩来同志对革命事业负责而完全不顾个人的安危的勇敢精神，使我们敬佩不已。他常对我们说：干革命嘛，总要冒些风险，可是胆要大，心要细，否则就干不了革命大事。他的一言一行是我们商务工人学习的榜样。我们商务工人纠察队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不仅奋勇作战，一举夺取了五区警察署，而且包围并攻下了东方图书馆的敌人据点，胜利地完成了周恩来同志原定的战斗计划。在纠察队攻破了这两个据点后，他又命令商务纠察队派出一个中队赶赴北火车站，参加围攻直鲁驻军的战斗。在当日晚上，宝山路文学里、义品里一带，突然遭受敌军硫磺弹炮击，四周一片火海，他又急令商务印书馆消防队开赴现场，扑灭了大火。他还指示商务工会救护队不仅要抢救纠察队的受伤队员，并且对遭到流弹袭击受伤的市民也要及时抢救。经过28小时的战斗，上海工人纠察队终于击溃了北洋军阀控制的直鲁联军。

<er h3">五</h3>

“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上海一片白色恐怖。为了保存革命实力，周恩来同志对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一些同志作了撤退的安排。他嘱任其祥首先把商务工会委员长王景云同志迅速转移。王景云安排去宝山县的南翔暂居。我们八九个商务工人分别去湖南、武汉等地。其中，薛兆圣、蒋钟麟到武汉后，出席了全国第四次劳动代表大会，陈公庆和蒋钟麟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印刷业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执行委员。在武汉的任其祥到了全国总工会劳动部工作；王春生担任了苏、浙、皖三省避难同志招待所主任；杨贤江任《革命军日报》的总编辑。

“马日事变”后，武汉的形势也日益恶化。周恩来同志就及时地动员各地来汉的同志迅速各返原地，以待时机。他说武汉已受到许克祥、夏斗寅的威胁，反革命势力正在蠢蠢欲动，假若同志们继续留在武汉岂不成了“瓮中之鳖”。于是蒋钟麟、薛兆圣在他的动员下，领取川资绕道从芜湖、高淳、溧阳一路转常州等地回上海。

我们回忆60年前的这些往事，深切怀念周恩来同志。那60年前战斗的日日夜夜，他和我们并肩战斗的情景，仿佛又浮现在眼前。他的教诲是我们永远铭记不忘的。

正文〇五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过

1982年夏，我翻阅一本《往事回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书中有一段以《机智的周恩来》为题的文章，内容是描述1928年恩来同志和我在大连遇险事件。

嗣后，我又看到过几份资料也提到此事。因作者并非当事人，都是别人对他们说的，内容并不完全。1980年《八小时以外》杂志登了一篇文章，与事实有很大出入，有些情节是作者推测的。总之，他们所写的情节不很准确和完全。我是亲身经历了那次事件的两个人之一。

虽然恩来同志于60年代初在北戴河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上简要地讲过此事，但听到的人并不多。

现在，既然有几个刊物先后发表过，我想将它的整个经过和真实的情况公诸于众是必要的。

1928年，我们党要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由于中国的环境不可能在国内召开，故决定在莫斯科举行。参加党的“六大”代表，将分批出发，经大连、哈尔滨这条路线赴苏。

周恩来同志当选为代表，组织上决定我列席大会。我们是5月初乘日本轮船离开上海的。由于山东济南“五三”惨案的发生（1928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屠杀中国外交官员，打死打伤中国军民数千人，制造了“济南惨案”。因惨案发生于5月3日，故又称“五三”惨案），我们特别重视事态的发展，因此在上船那天，将上海的各种报纸买了一份，准备在船上翻阅。组织上安排我们坐头等舱，这同我们当时的衣着和条件是不适合的。在船上的两天很少更换衣服，也很少同其他乘客交谈。坐头等舱的人，每餐都到餐厅去吃饭，当时有两个人在就餐时总是注视我们。听他们的口音是天津人，身份是大商人。事后，我们回想可能是当年在天津“五四”运动时认识我们的。

船过青岛时，有短暂的停留，允许乘客上岸活动。我和恩来同志上岸进入市区吃了午饭，然后又买了青岛市的各种报纸带回船上。这样一来，可能引起日方侦探的注意，当轮船刚停靠大连码头，我们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我们进行盘问。首先问恩来同志是做什么的？他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实际我们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也没有）。又问你们做生意的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我们说，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他们又问到哪里去？回答，去吉林。问到东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他们当即让恩来同志跟他们去水上警察厅。在那里，他们又详细询问恩来同志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当问到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回答他姓周，叫曼青。问他是干什么的？答：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他们问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恩来同志说：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姓氏是不一致的，不象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 UNCLE，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对方又说：我看你不是姓王而是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恩来同志伸出手去说：你看我象当兵的吗？他们仔细端详不象当兵的手，然后开抽屉看卡片，对恩来讲，你就是周恩来。恩来又反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姓王，叫王某某。他们的一系列的盘问，恩来同志泰然沉着的一一作了回答。他们为什么怀疑是周恩来，可能与在黄埔军校任职有关，有卡片。

让恩来同志跟他们去时并没有涉及到我，可我总觉得他一人去不好，当时我表示一同去，恩来大怒说：你不要去，你去干什么？这时他告诉警厅负责人，让他们帮我找旅馆，并把我送到旅馆先住下。于是我与恩来同志分开了。我住进旅馆，等候恩来同志回来。他是凶是吉很难预测。当时，我的心情是着急、忧虑不安，如坐针毡，不是度日如年而是分秒如年了，不知如何是好。但我表面上还是沉着、镇定，装着泰然无事的样子。大约两小时后，恩来同志来到我的住处，进来之后，没有说什么话，安然无事的样子。然后，他低声对我说，我们去接头的证件在哪里？要我立即烧毁。我马上找出来到卫生间撕碎投入马桶里。后来，我们还是有说有笑的去楼下餐厅用餐。

恩来同志被盘问完了，他让警察厅为我们代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然后再转吉林）的车票，车票拿到手后，按时去火车站，但上车后发现同我们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同我们攀谈，我们也同他聊天。当时，已识破他是跟踪我们的。我们在长春站下车时他拿出名片给恩来，日本人有交换名片的风俗（我后来才知道的）。恩来应立即回片。一般人名片都放在西装小口袋里，实际我们没有名片，恩来装着找的样子，“嗅！我的名片没有装在口袋里，还在箱子里呢！很对不起。”（做要去取的手势）对方说不必，不必了。终于对付过去了。到长春后，似乎没有什么人跟踪我们了。

住进旅馆，恩来同志立即换上长袍马褂，把胡子刮掉，又乘火车去吉林，抵达后没敢直接到伯父家去，先住旅馆，然后写了一封信，请旅馆的人送到伯父家，正好三弟一看就认出是恩来的笔迹，不久就来接我们回家了。为什么未直接去哈尔滨而绕道吉林呢？我们怕日本警察厅去查问伯父有王某的外甥没有，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会惊扰了伯父。我们仍然没有脱离侵华日本军人和奉系军阀控制的地区，随时可能被捕。另一方面，当时的形势，蒋介石占领南京以后，继续经山东夺取东北，咄咄逼进，使在华北、东北一带奉系军阀和日军认为共产党失败了，主要对付国民党，对我们有所放松，这对我们来讲是有利的，但也不能麻痹。所以，我们在伯父家停留两天，我和恩来商定，他先走，到哈尔滨二弟家住，再隔一天，由他三弟陪我赶到哈尔滨会合。这是我第一次当了周家的媳妇啊。

我们从上海出发到达哈尔滨，一路上的险境，由于恩来同志的机智、镇定、沉着，泰然无事的对付敌人的盘问，终于脱险了。可是，我们在哈尔滨接头的证件已毁掉，无法同有关的人取得联系。幸运的是“六大”代表分批出发，在我们后面还有一批，其中有李立三同志，因此，我每天到火车站等候李立三同志，一连数日都没有接到，真是有点着急，但还是继续去车站，最后还是等到了，经过同他的联系，再同哈尔滨外国朋友联系上了。这样，我们才离开哈尔滨去莫斯科参加党的六次大会。

我从没想到会在57年后的今天，满怀偷快的心情，在人民的大连回忆这段往事。对此，我感到无比的欣幸。

正文〇六用“六大”精神武装顺直省委

我和周恩来同志早在大革命时期就相识了。当时我们都在广州，他任中共粤区军事委员会书记，我在中山大学任党总支书记和粤区学生运动委员会委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我从广州转移到上海，在中央军委工作，恩来同志是中央军委书记。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恩来同志出席“六大”回国后，到天津主持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传达“六大”会议精神，整顿北方党的工作。我被派去为这次扩大会议作筹备，以后又留在天津工作。

1928年10月，我正在上海“预备留苏学生支部学习班”准备去莫斯科学习。陈潭秋同志作为北方党的负责人，从天津回上海汇报工作。他找到我，希望我同他一道去天津工作。我没有立即回答。当时，李立三同志已经从莫斯科回国，在上海临时主持中央的工作。潭秋向李立三提出，北方党经过几次大破坏，干部很缺，希望中央增派干部并提到了我。立三当即表示同意。后来，潭秋带我去见李立三（他住在上海先施公司楼上大中酒店），立三对我说：“你不要去莫斯科学习了，和陈潭秋一起去天津工作吧！明天就走。”我当时对他那种命令式的口吻有点反感，但还是同意了。立三对我们说：“北方党现在比较乱，需要整顿，中央在莫斯科开会时已经研究了，决定由周恩来去天津主持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传达‘六大’精神，整顿北方党的组织。现在，‘六大’已经结束，周恩来正在回国途中，不久就可到达上海，你们可先去筹备，为会议做好准备工作。”

10月10日左右，我和潭秋从上海乘船出发，同行的有潭秋的爱人徐全直和幼儿，还有詹大权的爱人田杏梅。在船上，潭秋同我谈论了很多问题，诸如对中国革命前途的看法等等，而谈论最多的是关于北方党的情况。据他说，北方党历史遗留下的问题比较多，也比较复杂，主要是大革命失败后北方党的领导人彭述之等犯了错误又不能正确对待，互相之间闹意气，以至领导机构被解散，多数基层组织陷于瘫痪状态。另外，党员中非无产阶级思想泛滥，自由主义、极端民主化等等相当普遍。由于当时党的经费来源发生了恐慌，有些党组织就要求平分党的经费，闹经济问题也很突出。总之，北方党从思想到组织，都比较混乱。为此，党中央已经派陈潭秋、刘少奇和韩连会为特派员，专门去处理顺直的问题了。

船抵天津的第二天，我们见到了刘少奇同志，向他转达了李立三说的关于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传达“六大”会议精神的意见。这时，北方局已经撤销，以“潭少连”（即陈潭秋、刘少奇、韩连会三人名字各取中间一字的合称）名义代行北方局的职责，所辖范围包括北平、天津、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热河、察哈尔等。因为北方局已经撤销，组织部和宣传部亦不存在，机关里只有一个秘书处，下设办公室和油印科等办事机构。领导分工是：韩连会为书记，刘少奇管组织，陈潭秋管宣传，詹大权负责秘书处。我分配在秘书处工作，同郭宗鉴同志住在一起。

会议的筹备工作很快就开始了，根据潭秋的意见，我们从了解情况入手，先阅读材料，然后再到基层去作实地调查。这期间，我们看了很多材料，有特委的，县委的，也有中心县委的，都是给北方局的报告。其中有些报告写得很好，如保南、保北、直南、京东等党组织的报告，写得很有水平，给我印象较深。从那些报告来看，大革命时期北方党的工作确实是很有成绩的，虽然有些地方党组织后来多次遭受破坏，但各地保存下来的党组织仍然比较好，如河北省的保定南特委、保定北特委，北平市委，唐山市委和山东的淄博、济南特委，以及遵化县委、丰润县委等。另外，陕西、西安、山西、热河、察哈尔等地，也有党的组织，烟台地区的军队里也已有了党的工作。

我们看了一段时间的材料之后，分四路到基层去调查：潭秋去平汉线保南、保北地区；少奇去京东唐山、玉田、丰润等县；韩连会去津浦线沧州、大名府等地；我去平绥线北平、张家口等地。半个月以后，大家陆续回到天津，进行会议的具体准备。我们一面着手会议文件的起草，一面进行代表人选等组织准备。起草的文件有政治任务、党务问题、农民运动、职工运动、青年工作、济难会问题等方面的决议案草稿。这项工作由潭秋负责，我协助。关于政治决议案问题，我们只搞了一个提纲，因为要等恩来同志来了以后才能正式起草。有关组织准备工作，由少奇同志负责，詹大权协助。

1928年12月中旬，陈潭秋接到上海党中央发来的秘密电报。电报说周恩来已经乘船来天津，并告诉了化装情况，要我们派一位和恩来认识的同志去码头迎接。因为我认识恩来同志，潭秋派我去接。当天下午3点多钟，我去码头等候。约4点半钟，一艘从塘沽开来的船，缓缓地靠近了海河码头。在下船的人群中，有一位商人，留着八字胡，头戴礼帽，身穿长袍马褂，我一眼就认出他是周恩来。他也很快认出了我。一见面，他亲切地说：“是你在这儿，什么时候来的？”我说：“刚来不久，比你先到两个月”。我看时候不早了，提议到附近饭馆先吃饭。饭后，我陪他先到长春旅社（现滨江道 117号）稍事休息。当时这里是党的秘密交通机关，已经有不少准备出席扩大会议的代表住在这里了。休息后，我送恩来同志到日租界一家高级宾馆住下。这是一幢三层楼房，恩来同志住二层一个有套间的大房间里。第二天上午，潭秋、少奇、韩连会、张昆弟、郭宗鉴和我一起去见周恩来同志，向他汇报了北方党的工作和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的筹备情况。当即决定，大会的政治报告由恩来同志自己起草。在研究代表名单时，少奇和潭秋都提了一些人，恩来同志意见，凡出席“六大”回来的华北地区的中央委员都可以参加，代表名额不宜太多。经反复研究，由50多人压缩为40余人。

为了统一思想，把会议的筹备工作搞得更好些，我们针对顺直党存在的问题，编印了一个党内刊物，意即北方党的出路。第一期于1928年11月16日出刊。刘少奇同志写的发刊词。这是一个战斗性比较强的小册子，是油印的。主要内容，一是对顺直党的出路和如何整顿进行讨论，统一认识；二是论述党的组织原则，向党员进行组织纪律和党的基础知识教育。此外，也还刊登一些有关中国革命前途、共产主义事业和党的方针政策等方面的文章。就在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即将召开之前，第二期印出。第一篇文章是中央给顺直省委的一封信，题目是“中央对顺直党改造的路线”。在这一期上，周恩来同志还署名伍豪，写了一篇《改造顺直党的过程中几个问题的回答》。这是恩来同志刚到天津，同一部分同志谈话之后，为了解答大家对整顿顺直党组织的一些疑问，在付印之前赶写出来的。在上，少奇同志化名赵启也写过《职运须知》等文章，潭秋也有文章，我也写过一篇。这是个不定期的刊物，到1929年8月才停刊。全国解放后，我一直在找这个刊物，没有找着。“文革”期间，天津大学的学生向我调查时，我从他们手里看到了第二期，说是从保定地区倒塌房屋的墙壁中发现的。他们让我鉴定真伪，我一看就知道是真的，是技术科武径（竟）天刻写的。

1928年12月底，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在天津正式召开。大会会场是由郭宗鉴和詹大权负责安排的。地点在法租界内张庄大桥兴义里附近的两排平房内。这是上海地产公司新盖的房子，尚未住人。附近有个澡堂，不远处还有个小教堂。参加会议的代表，除了出席“六大”回来的华北地区的中央委员和北方党领导机关的负责人以外，来自地方党的代表有：直南的都清玉、张兆丰（曾是冯玉祥部下的一位师长），保属阎廷弼，京东的李运昌，还有唐山的三老：老鞠怀、王德政和李静。王德政是从苏联回来的华工，是唐山的代表；李静是唐家庄煤矿的代表；老鞠怀去过法国，是唐山、天津的交通员。老鞠怀和李静后来都叛变了。

会议开始，首先由周恩来同志作政治报告，他详细地传达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分析了政治形势，讲述了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指出当前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第一个高潮已经过去，新的高潮还没有到来，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争取群众，开展斗争，迎接革命的新高潮。并说，这是目前决定一切的准绳，全体同志都必须有深刻的研究和了解，然后才能正确地运用。这个报告比较长，恩来同志较多地分析了党员中存在的不正确观念。指出，这些不正确的观念，都是没有了解六次大会决议的正确意义，都是妨碍我们目前争取群众的总任务的。他对顺直党内存在的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评。他说，要使党布尔什维克化，要加强无产阶级的基础，同时继续改造党的组织，尤其要坚决地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意识；要全面地贯彻“六大”精神，执行“六大”路线，就必须肃清过去“左”的或右的倾向，因为它是与“六大”的精神和路线绝对不相容的。

在周恩来同志报告之后，刘少奇同志和陈潭秋同志都分别作了报告。少奇同志主要谈代表资格的审查和北方党的一些情况。潭秋主要谈整顿北方党的方针。会上，大家对北方党的看法有分歧。有些人认为北方党的旧基础已经落伍了，糟得不象样子了，但潭秋认为北方党的基础还是比较好的，同南方相比，白色恐怖的摧残和破坏并不十分严重，问题是上层领导不团结，纠纷不断，需要整顿。他对北方党的看法比较全面。我记得恩来同志是支持潭秋的看法的。

会议根据“六大”决议精神，结合顺直党的具体情况，经过讨论，通过了一些决议案。其中有《顺直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顺直省委党务问题决议案》、《顺直省委职工问题决议案》、《顺直省委农民问题决议案》、《顺直省委青年运动决议案》以及《顺直省委妇女运动决议案》等。这些决议案，事先都经恩来同志审阅过的。最后，会议通过选举，正式产生了中共顺直省委。同时成立的，还有顺直军事委员会，张兆丰为书记；顺直职工运动委员会，张昆弟为书记；顺直农民运动委员会，郝清玉为书记；顺直妇女运动委员会，秦兰英（张昆弟的爱人）为书记。

1929年1月10日或11日晚上7点多钟，恩来同志在天津佛照楼主持召开了顺直省委第一次常委会议。参加的人不多。我也列席了。会上研究了分工：韩连会任书记；陈潭秋任宣传部长，我协助；张慕陶任组织部长；郭宗鉴为省委秘书长。张慕陶当时正在从莫斯科回国途中，关于他任组织部长问题，会上发生很大争论，有几位代表坚决不同意，说这个人爱吹牛，假积极，作风不正派，经恩来同志（时任中央组织部长）作了一些解释和说服工作，最后决定“维持原案”。

原计划要恢复天津市委的，后来根据恩来同志传达中央关于省委要集中注意产业中心区域工作的指示，决定暂不恢复市委而先建立若干区委，由顺直省委直接领导。据此，天津建立5个区委，即下边区（以小刘庄裕源纱厂为主）、河北区（以恒源纱厂为主）、河西区（以西楼五村为主），另两个区的名字我记不准了，大概一个叫租界区（以市区租界为主），一个叫河东区（以佟家楼裕大纱厂为主）。

1月底，恩来同志完成了在天津的任务回上海去了。是郭宗鉴同志送的。他回上海后，仍然关心着顺直党的工作。记得在他离开天津时，我曾对他提起，我们没有印刷设备，刊物只能用手刻的困难，他答应回上海后立即想办法。不久，原任党的出版部经理的毛泽民同志来了，他就是根据恩来同志的意见，率领人员带着机器由上海来天津的，也是我去接的。和毛泽民同志一起来的还有他的爱人钱希钧（细君）和孩子，以及专门搞印刷的毛主席的侄儿毛远跃等。他们来后，我领他们同省委技术科的负责人纪廷样接上了关系，在英租界小白楼一带租到一所房子，办起了一个印刷厂。这个厂对外称“华新印刷公司”，也承接一些印广告之类的外活，实际上是省委的地下印刷厂。省委后来出的刊物《北方红旗》和在天津翻印的《布尔什维克》等，就都是他们印的。这个地下印刷厂，在印刷省委的机关刊物和秘密文件方面曾起过很大的作用。

在顺直省委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同志曾代表组织号召青年知识分子党员到基层去，到工厂去，到产业工人中去开展工作、接受锻炼。我就是响应这一号召，经省委批准，到下边区任区委书记并到工厂做职工运动的。

我一生中多次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得到他亲切的教诲和关怀。1952年他让我去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工作，一再嘱咐我要好好宣传党的历史和革命先烈的事迹，却不让挂他自己的照片。他就是这样一位对人民作出极大贡献而又十分谦虚的伟人。

正文〇七抗战初期周恩来在武汉

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以后，我党为了继续推进两党合作，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等人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到武汉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推动全民全面抗战的实现。同时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

周恩来同志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工作和斗争的这段时期，我以随行人员的身份，先到西安，以后又到武汉、重庆、南京，直到1946年底回到延安，在他身边工作了10年。

周恩来同志那种为民族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不懈奋斗的精神，一直深刻教育和感动着我。

<er h3">（一）</h3>

1937年12月18日，周恩来、邓颖超、王明等到达武汉，长江局正式成立，王明是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委员有秦邦宪、项英、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等。周恩来同志到武汉后的第三天，即12月21日，即和王明、秦邦宪一起会见了蒋介石，就两党关系，扩大国民参政会，制订共同纲领，出版《新华日报》等问题进行会谈。会谈中蒋介石故作姿态，说了不少好话，认为我方“所谈极好，应照此去做，前途是会好转，我的想法也不过如此。”“外敌不足虑”，“只要团结，胜利定有把握”。蒋介石知道王明和共产国际关系密切，为了争取苏联的援助，他要求王明留在武汉帮助工作。但是对于两党关系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却没有谈出一个较好的结果。当时恩来同志提出三种可供选择的组织形式：一、恢复（民国）十三年的形式，使国民党改为民族革命同盟，其他党也参加；二、制订共同纲领，建立共同委员会；三、维持现状，即遇事协商的形式。我党是想争取前两种形式，因为它可以加强国共合作，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利抗战。但蒋介石并没有真心实意和我党合作，否定了前两种形式，只同意第三种形式，即以临时协商来处理两党关系。国民党方面也作了一些改进措施，如在个别部门、个别组织内，邀请共产党人参加工作。这种低层的合作虽然不能使我们满意，但两党关系确也有所改善了。

1938年1月，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恢复政治部，蒋介石任命陈诚为部长，黄琪翔为副部长，要恩来同志也担任副部长。对于这件事，恩来同志处理得非常得当，他一方面根据中共中央发布的《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中规定，中共党员一般不参加这种工作，向蒋介石婉言推却；另一方面向中共中央提出：当蒋介石采取合作态度时，“一般采取赞助的立场，应该与国民党开诚合作”。1月中旬，蒋介石坚持要恩来同志上任，他再次请示中央，说明“如果屡推不干，会使蒋介石认为共产党无意相助，使反对合作者的力量得到加强”。同时他也感到，虽然和陈诚在十年内战中兵戎相见，但他和黄琪翔都是主张抗日的，可以捐弃前嫌，有条件地合作。经过中共中央同意，恩来同志终于出任政治部副部长。

当时国民党依靠正规军抗战，对动员人民群众参加全面抗战的宣传、组织工作都很薄弱，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这方面应当有所作为。恩来同志分管政治部三厅。三厅是负责宣传工作的，这是我们的优势，可以做出许多国民党做不到的事情，因此他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筹建三厅和组织文化界统一战线队伍方面，为了动员郭沫若担任三厅厅长，以影响和带动文化界爱国人士投身抗战、靠拢中国共产党，恩来同志和郭沫若同志进行肝胆相照的商谈，拒绝了国民党派特务骨干来控制三厅的要求，使他接受了这个任务。三厅延揽了阳翰笙、田汉、胡愈之、杜国庠、冯乃超等思想、文化界知名人士参加工作。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三厅在进行抗战宣传，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宣传工作需要更多的文化界人士，三厅不可能都把他们请来，于是恩来同志指示阳翰笙等同志发起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他还拜访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请他对“文协”给予支持。三厅成立前后，电影、戏剧、美术、音乐各协会纷纷成立，以文艺为武器动员人民，打击敌人。影响较大的活动如成立10个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和孩子剧团，到前线部队和农村、工厂中演出，发挥了鼓舞士气动员群众参加抗战的作用。名演员金山、王莹演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对人民起了很好的教育作用。他们还根据恩来同志的指示，到南洋各地巡回演出，动员了许多华侨积极支援祖国的抗战。袁牧之、陈波儿等拍摄的电影《八也百壮士》，也很生动感人。周恩来同志和邓大姐还亲自到拍片子的电影厂，恩来同志鼓励他们努力工作，要在艰苦的条件下拍出好的片子。以后袁牧之、陈波儿都被恩来同志送到延安。恩来同志还为各演剧队制订分赴各战区前线的计划和行动路线。“文协”和各协会的活动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它们把不同政见、不同爱好的文化人团结在抗日的旗帜下，扩大了统一战线的基础，也使不少人倾向于共产党。

抗战1周年时，三厅举行的献金运动，是一项效果很好、影响很大的运动。当郭沫若同志向陈诚表示要举行这项活动时，陈诚断言一定会失败，而失败将带来不好的影响。事实与陈诚的断言截然相反，武汉人民积极响应，在短短的5天里，各界群众捐献现金、物资值100万元，其中有工人、农民、学生、工商业者以至难民、乞丐。恩来同志献出他担任政治部副部长的1个月薪金240元。我们长江局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馆的同志也都参加了捐献。献金运动在中国许多城市热烈展开，长沙、广州、重庆纷纷行动，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恩来同志对报刊宣传工作非常重视。当时长江局直接领导的报纸《新华日报》，1938年1月创刊后，2月发行1万多份，四五月间达5万多份，这在旧中国算是销路很大的了。恩来同志曾为报纸题词：“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这和毛泽东同志关于持久战的思想是一致的。《新华日报》在宣传我党的抗战主张，报道八路军新四军的辉煌战绩，推动国统区的抗日救亡运动，都起了很好的作用。此外，党中央的机关刊物《群众》周刊，需在武汉、广州大量翻印，广为发行。当时在武汉出版的刊物40多种，大部分是我党领导或受我党影响编辑出版的。这些报刊和其他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一方面动员群众同仇敌汽，参加到抗战的行列中来，许多青年甚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参加了共产党。另一方面，它牵制了国民党的投降倾向。恩来同志曾经指出：抗战初期蒋介石“投机不成，投降又不敢，他被八路军的力量、人民的力量逼得不能不走持久战，不能不在政治上表现一点进步”。人民力量的形成，宣传工作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宣传了抗战，也使党在群众中的威望越来越高。在武汉发展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也推动了重庆、长沙、广州等地的抗日救亡活动的开展。

恩来同志十分关心长江局在武汉等地组织与领导的一些抗日救亡团体。抗战开始不久，各界群众特别是爱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受“一二.九”运动后北平成立民先队的影响，在武汉成立南方“青年救国团”，这是当时有影响的青年救亡团体。1938年2月，长江局和湖北省委青委领导成立“中国青年救亡协会”，推选国民党元老叶楚伧的儿子叶楠任理事长，中共党员钱俊瑞、刘导生都担任过领导工作。这些组织对青年运动起了促进作用。为了发动工人积极参加抗战，派了一些党员和积极分子到工厂中工作，并建立和发展党和工会的组织。恩来同志还指示长江局工委请中国劳动协会负责人朱学范出面组织“中国工人抗战总会筹备会”，长江局工委成员刘群先、廖似光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参加筹备工作。筹备会提出统一全国工人战时组织，联合世界劳工团体，发动工人参加抗战等九条纲领，决定召开代表大会，成立“全国工人抗敌总会”。由于国民党的阻挠，计划没有实现，但这次和劳协的合作也是有积极作用的，它争取了许多国民党控制的工会组织，也促进了朱学范和我党继续合作。正是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使武汉以及南中国许多城市活跃起来。当时人们反映，从大革命失败到十年内战，武汉白色恐怖严重，这时则是生机勃勃，“一个死都市，重新苏活过来了”。这里倾注着周恩来多少心血啊！那时候，恩来同志往往白天在武昌政治部办公或亲自做统战工作，晚上又乘渡船过江到汉口长江局来处理电报，一直到深夜。我担任会议记录，会开到深夜，我疲惫得很，记下的潦草字迹第二夭连自己也认不得。当我在他的办公桌上拿走最后一份电报稿时，往往是凌晨了。当时事情非常繁忙，长江局的同志找恩来同志处理工作要排着队，常常谈到深夜。记得有一次长江局秘书长李克农同志安排在最后，等和恩来同志谈完工作已是大天亮了。恩来同志每天工作达十五六个小时，但他始终精神奕奕，同志们都深为佩服。

<er h3">（二）</h3>

同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以及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联络，是长江局时期我们党的重要工作。这些工作大都是恩来同志和董老、叶剑英亲自去做或者在他们的领导下进行的。

恩来同志除了在八路军办事处亲自接见各方人士外，还经常在汉口中央银行同沈钧儒、史良、邹韬奋、李公朴、张君劢、左舜生会见，向他们介绍国共谈判的情况，交谈对时局的看法。我们和一些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建立友谊，主要是在长江局时期开始的，这对重庆时期及以后的工作，都有深远的影响。

对于国民党上层人物和地方实力派，恩来同志也做了不少工作。冯玉祥长期和我们有联系，恩来同志和董老曾与他就时局问题交换意见。冯先生同情、支持我们，他在汉口办了印刷厂，印了《列宁全集》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又向延安图书馆捐赠大批图书。大家知道，台儿庄大捷是当时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的，恩来同志曾经起了作用，这就鲜为人知了。这次战役爆发之前，蒋介石命令白崇禧率领一批参谋人员去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白崇禧在启程之前会见了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就这次战役的作战方针交换意见。恩来同志根据敌我双方的情况和徐州一带的地理形势，提出运动战和阵地战相结合的方针，并表示我军将予以密切配合。在徐州会战中，恩来同志向中央建议，指示新四军三支队张云逸部在津浦路南段加强活动，配合桂系李品仙集团等牵制敌人由南京北上增援。八路军一二九师三三八旅则在津浦路北段牵制日军南下，这样使得徐州战场国民党军队减轻压力，得以在台儿庄周围集结部队与敌军决战。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我方予以配合起了一定的作用。

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同蒋介石有矛盾，既参加抗战，又怕被蒋介石吃掉，他们想和我们拉关系以互相声援，特别希望我们派得力干部帮助他们治军。我们利用这种机会派人到这些部队进行统战工作，这样的事情很多。如曾派张友渔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的部队中担任重要职务。桂系的黄绍竑出任国民党政府浙江省主席时，在武汉会见恩来同志，要求派人帮助他工作。恩来同志调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到浙江，这些人受到黄绍竑的信任，成了省、县政治工作队的骨干。对川军的邓锡侯、滇军的龙云、张冲，恩来同志也很重视做他们的工作。1938年3月，邓锡侯来到武汉，恩来同志诚恳地向他提出，川军应与八路军、新四军配合作战。邓锡侯接受这一建议，他的部队驻扎在老河口，和新四军驻地紧邻，经常支援新四军枪支弹药。长江局还派薛子正同志到滇军一八四师担任师长张云鹏的秘书，后来升任参谋长。又通过张云鹏做龙云、卢汉的工作。抗战中，昆明有一点民主气氛，能容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活动。解放战争期间，龙云、卢汉、程潜、邓锡侯都先后摆脱反动营垒，走向人民，这和我们党特别是恩来同志做了多年工作很有关系。

对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恩来同志一直十分重视。抗日战争爆发后，英、美等国外交政策对中国是不利的。由于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南京，并深入中国腹地，直接威胁到它们在华的利益，它们对中国抗战的态度才有所转变，表示愿意和中国政府合作。恩来同志以中共代表的身份，配合国民党政府进行外交活动。1938年春，他先后在武汉会见了英、美两国驻华大使，肯定他们的国家在某些方面转向援华的态度，同时提出有的国家仍采取“不干涉”、“绥靖”政策甚至企图搞“东方慕尼黑”，有引诱国民党当局向日本投降妥协的危险性。当美国总统罗斯福号召全国募捐100万美元救济中国困难时，恩来同志在武汉会见美国总领事戴维斯，对美国政府这种行动表示赞赏和感谢，希望进一步加强中美友谊。恩来同志和博古在“八办”，会见美国主教洛根.鲁特斯并留影，影响一直传到他的后代。

这一时期，周恩来同志还接触了一些来华支援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如新西兰的艾黎，美国作家斯诺，荷兰的电影艺术家伊文思等，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r h3">（三）</h3>

在长江局时期，恩来同志对党的建设也是很重视的。在十年内战中，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王明推行“左”倾路线，白区党的秘密组织大部分遭到破坏，这时面临着恢复和重建的问题。1938年3月，中央发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长江局随即发出《关于恢复组织关系的通知》，首先解决失掉关系的老党员恢复党籍和重建组织的问题，然后发展新党员。在这方面，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同志做了不少工作。由于国民党不让我党组织公开活动，这是在秘密的状况下并同国民党特务的斗争中进行的。

1938年九十月间，南方各省省委一级组织得到恢复的，有湖北、河南、安徽、四川、湖南、浙江、江苏（包括上海）、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省，还恢复了一批市委、特委和县委。从1938年初到1939年初，党员的发展也很快，这里只举两个省为例，湖北从20多人发展到3300多人；河南由460余人发展到8000余人。对于上海党组织的重建，毛泽东、周恩来同志都非常重视，他们分别同刘晓同志谈话。恩来同志强调：上海应建立一个巩固的党组织，对保存下来的组织不能按原班人马接过来，而要个别审查清楚后，再确认其关系；重建后的上海地下党党员，政治上必须可靠，又有荫蔽条件。刘晓根据这个指示，恢复党的各级组织，然后成立了江苏省委。

对党组织的思想建设，长江局也很重视，1938年初，曾指示各省省委开办党员干部训练班。董必武同志亲自领导湖北省委在武汉、黄安举办党训班。各省也以不同方式开办党训班。

在武汉时期，还有一件事要提及的是恩来同志同张国焘的那次斗争。1938年4月，曾在红军长征中屡次违反中央决议并另立“中央”的张国焘，趁参加祭扫黄陵的机会逃出陕甘宁边区，投向国民党，经胡宗南派特务护送，由西安到达武汉。消息传来，恩来同志很震惊，也很气愤。为了设法挽救，立即同长江局秘书长李克农研究，并让他带我和邱南章、吴克坚到火车站去拦接，要婉言请他到办事处来当面商谈。我们等了三个车次，最后把张等到了，李克农请他到办事处来同周恩来同志等当面商谈。虽经过周恩来、王明、博古的耐心劝说，给他提出几个方案，希望他留在党内，可是张国焘仍执迷不悟，最后投入国民党特务机关，成为可耻的叛徒。长江局只得把这些情况向中央报告，中央决定把他开除出党。这件事发生后，恩来同志在长江局党员大会上，详细介绍了张国焘从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发展到叛党的经过，并教育全体党员要提高思想觉悟，自觉遵守党纪，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给大家上了一堂极为生动的党课。

由于王明过分地相信国民党，吹捧蒋介石，提出所谓“一切服从抗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主张，放弃我党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方针，使长江局的工作受到一些影响，如徐州失守以后，中央曾指示动员干部和青年到敌后发动群众，发展游击战争，有些地方贯彻不力等。但是由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和各省委的同志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对王明的错误有所抵制，所以没有造成大的危害。

1938年9月，中央召开六届六中（扩大）全会，通知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徐特立去参加会议，我也随他们回延安。我们是9月29日乘火车离开武汉到西安，转乘汽车到延安的。周恩来等同志到延安受到热烈的欢迎。六中全会之前先举行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同志作了工作报告。9月29日，开始举行六中（扩大）全会。当时，日寇正加紧向武汉进攻，国民党在日寇武力进攻和政治诱降下，亲日派加紧活动，蒋介石也表现动摇。为了巩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粉碎日寇和亲日派的阴谋，争取蒋介石坚持持久抗战，经中央决定，毛泽东同志于9月29日给蒋介石写了亲笔信，指出抗战的前途是光明的，“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并决定恩来同志参加全会开幕后即携此信经西安飞武汉面交蒋介石。恩来同志于10月初赶回武汉，即向蒋介石面交了毛主席的信，并口头陈述了我党对于加强两党合作坚持持久战的意见。同时，恩来同志还亲自指挥长江局和八路军办事处以及《新华日报》人员物资的转移工作。7日到9日，《新华日报》连续发表了他写的长篇社论《论目前抗战形势》，一直到24日晚，他还在《新华日报》社工作，待报社同志撤退后，他才最后乘车离开武汉，这时，日军的炮声已经逼进市区了。

恩来同志离开武汉后，途经长沙、南岳、衡阳、桂林等地，他不失时机地对国民党当局蒋介石、白崇禧、张治中、李济深等提出加强国共合作、坚持持久抗战的中肯意见。张治中在长沙大火后遭到各方责难，得到恩来的热情帮助，使他终生难忘。

1938年12月上旬，恩来同志和叶剑英同志由桂林到重庆，根据党中央决定，他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南方局时期，恩来同志作出了更加光辉的业绩。

正文〇八我在冯玉祥身边看到的周恩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中国共产党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继续同国民党谈判合作抗日问题。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来到“战时首都”武汉。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全民族的抗战，周恩来同当时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过往甚密。当时我在冯身边任职，从事冯的日记工作，有机会见到恩来同志并听到他们的谈话。

1938年2月14日，周恩来同志与冯会晤于武昌黄土坡千家街福音堂。谈话的内容涉及我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精神，深得冯先生的赞许和拥护。当时的形势是：日寇的主力已逼近徐州，准备打通津浦路以配合夺取武汉，投降派活动甚嚣尘上。面临这种形势，为加强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进一步团结荟集在武汉的全国文艺界爱国人士，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恩来同志与冯先生商量筹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请冯给予支持，立即帮助解决“文协”开幕地点等问题。经过老舍和阳翰笙等同志的紧张工作后，“文协”很快于3月27日在汉口商会礼堂开幕了。这是文艺界统一战线的一次盛会，恩来同志邀请冯先生以“丘八诗人”的资格参加“文协”，还推选他为“文协”理事。在“文协”开幕这一天，冯先生被请出来演讲，最后大家表演文艺节目。轮到他表演时，他趋向台前，轻拂着一块手绢，大唱泰山民歌《柴夫的儿子》，博得满堂喝彩声。会后，冯先生假普海春大饭店设宴招待与会的全体文艺界人士。当时，五六百位文友欢聚一堂，谈着团结抗战的话语，实为一大快事。

周恩来同志还向冯先生谈到：宣传抗战，须有自己的宣传工具，如印刷、报刊等。冯随即在汉口武库街（现统一街）成立了“三户印刷社”。他取“三户”的含义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意在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冯先生还创办了《抗到底》等刊物，办得虽不很出色，但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随着周恩来同志的以上安排，洗星海领导的“中华全国歌咏界抗敌协会”，派了陶宏来教唱抗战歌曲，一时福音堂里，天蒙蒙亮就响起了“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的嘹亮歌声，政治空气浓厚极了。

“文协”成立后，武汉遭受敌机大轰炸，由于没有会址，冯先生便以接待恩来同志的客厅于4月4日供“文协”召开了第一次理事会议，老舍作为筹建“文协”的主要负责人，当选为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的日常工作。会后，冯先生请吃便餐，吃的是烧饼、油条、小米稀饭。5月中旬，“文协”在福音堂东南楼老舍住处的客厅里召开第二次理事会议，周恩来作为名誉理事，应邀参加。对这次会议，老舍先生在以后作的会务报告中，有这样一段精采的描述：“轮到周恩来先生说话了，他非常高兴能与这么些文人坐在一处吃饭，不，不只是为吃饭而高兴，而是为大家能够这么亲密，这么协力同心地在一块儿工作。他说，必须设法给‘文协’弄些款子，使大家能多写些文章，使会务有更大发展。最后他说他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10时到汉口！（大家鼓掌）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都增强了我们的团结！告辞了！’”周恩来的情绪感染了到会的每一个人。从此以后，福音堂连续遭到敌机大轰炸，冯先生迁武昌东湖西岸六合村。8月，冯资助“文协”800元，交老舍赴重庆，租到了张家花园和临江门等处作会址。以后冯先生仍不断地给老舍送款，以帮助“文协”会务的发展。

冯先生受恩来同志的面托，对“文协”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多次掀起的反共高潮中，许多进步人士被捕，周恩来请冯先生帮助营救，他都积极进行。在恩来同志提议下，冯先生先后救出了张申府、周茂藩等人。其中以救周茂藩为最出力，冯曾大骂何应钦是法西斯。

1941年11月 14日，是冯先生的60寿辰。这一天，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林伯渠等同志，都致电致词向冯祝贺，称颂他是一位反帝爱国的英雄。特别是周恩来同志给他亲笔写的祝词，最为恳切、详具，现录于下：

<small>焕章先生六十岁，中华民国三十年。单就这三十年说，先生的丰功伟业，已举世闻名。自滦州起义起，中经反对帝制，讨伐张勋，推翻贿选，首都革命，五原誓师，参加北伐，直至张垣抗战，坚持御侮，在在表现出先生的革命精神。其中尤以杀李彦青，赶走溥仪，骂汪精卫，反对投降，呼吁团结，致力联苏，更为人所不敢为，说人所不敢说。这正是先生的伟大处，也正是先生的成功处。</small>

<small>先生善练兵，至今谈兵的人多推崇先生。五原誓师后，又加以政治训练，西北军遂成为当时之雄。先生好读书，不仅泰山隐居时如此，即在治军作战之时，亦多手不释卷，在现在，更是好学不倦，永值得我们效法。丘八诗体，为先生所倡，兴会所至，嘻笑怒骂，都成文章。先生长于演说，凡集会，有先生到，必满座，有先生讲话，没有不终场而去的。对朋友对同事，尤其对领袖，先生肯作诤言，这是人所难能的。先生生活，一向习于勤俭朴素，有人以为过，我以为果能人人如此，官场中何至如今日之奢靡不振！先生最喜接近大兵和老百姓，故能深知士兵生活、民间疾苦，也最懂得军民合作之利，这是今日抗战所必需。先生在不得志时，从未灰过心，丧过志。在困难时，也从未失去过前途。所以先生能始终献身于民族国家事业，奋斗不懈，屹然成为抗战的中流眼柱。</small>

<small>先生的德功，决不仅此，我抵就现时所感到的写出。先生今届六十，犹自称小伙子，而先生的体魄，亦实称得起老少年。国家今日，尚需要先生宏济艰难，为民请命，为国效劳，以先生的革命精神，定能成此伟大事业，不负天下之望。趁此良辰，谨祝先生坚持抗战成功，前途进步无量！</small>

周恩来同志这篇祝词，非常全面而中肯地评价了冯先生的精神和为人。这一天，冯先生格外高兴，他以《六十岁的小伙子》为题，作诗以自勉，表达了他以人民为主人，决心作抗日公仆的意志。我党领导人特别是恩来同志为冯贺寿的祝词，蒋介石在那一天就见到了。何应钦见到周恩来的祝词，不以为然，他在一个场合上说：“中央有一位大员，共产党把他捧上了天，此人不用提名，大家也知道。”同时，冯玉祥收到一封匿名信，他打开一看，内有一颗子弹，纸上写着：“你如与共产党来往，决以此弹对待。”这是国民党内右派势力的恐吓，冯先生冷笑着装进信封里，然后派人送交蒋介石。蒋只好回信说，“陪都重地，竟有此狂妄之徒，殊堪痛恨，已饬戴笠限期破案。”后来此案再也没有下文。

1946年春，蒋介石一面同共产党谈判，一面在积极准备内战。冯玉祥将军获悉国民党第六绥靖区司令官周（品石）在花园口设立中心指挥部，企图在潢川平原地区诱歼我鄂豫边境桐柏山区的李先念、郑位三领导的新四军五师以及中原军区的第一纵队。在这异常紧急的关键时刻，冯在恩来同志来抗倭楼访谈时，郑重地对恩来同志说：要吸取“皖南事变”的教训，不要相信蒋的和谈，中原部队要转移到陕、甘边区去。恩来同志急忙返回驻地，采取紧急措施。六月下旬，蒋军全部进入阵地，向我中原解放区发起进攻。可是，他们的主力，被我军诱向东去，我中原部队的主力，早已越过平汉线，安全到达目的地。

冯玉祥将军从许多事实中，逐渐认清蒋介石的真面目，感到在国内已无能为力而且危险，因此，便与李济深等计议出国，李济深主张赶快走。“校场口事件”发生后，冯的一系列革命行动和言论，使蒋很恼火，他为了排除内战障碍，给了冯一个赴美考察水利专使的名义，把冯遣往美国。

冯临行前，周恩来同志曾访冯并谆谆相告：把不能同行的孩子，一定要先送离上海，切莫停留，免生意外。

冯到了美国，还惦记着“文协”的艰苦岁月，他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中写道：

“在武汉这一个地方，最好的现象是大家都想团结一致，共同抗战。如同汉口成立的抗敌文协，是舒舍予他们领导的。我听说，这些拿笔杆子的文人，平时都是你挑剔我，我批评你，谁和谁都不易在一起；这一次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雪我们全民族的耻辱，他们成立了抗敌文协，大家全团结起来了，把自己互相指责的精神，集中起来对准敌人进攻！开成立会那一天有几十桌客人，我唱了个歌叫《柴夫的儿子》，还讲了一段话。假如在政府的人和党里的新贵族，他们能了解到这一点，我想决不应该后来再弄个张道藩来专做挑拨离间的工作。虽然那位姓张的努了些力，到底也没有破坏文协的团结。也可见不以最大多数的利益为利益，而以很少数人的利益为利益，永远不会成功什么事体的。”

冯先生不忘恩来同志当年面托他支持成立“文协”的情景，他远离祖国，犹念念不忘“文协”的艰苦岁月，也思念恩来同志对他的帮助与鼓舞。

1948年7月31日，冯先生毅然拒绝了美国政府的引诱，经苏联驻美大使潘友新的帮助，乘苏联轮船“胜利号”回国，准备参加筹备新政协的工作。9月1日行至黑海，因轮船起火而遇难。翌年9月1日，在北平为冯先生举行逝世一周年纪念会，周恩来同志致词说：“冯玉祥先生从一个典型的旧军人转变成一个民主的军人，他经过曲折的道路，最后走向了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冯先生生前曾进行反蒋，尤其在美国最后一幕与美帝国主义曾进行了正面的斗争。今天反蒋的斗争快要胜利了，但是反帝国主义尤其是反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则是今后相当长期内的事情。冯先生坚决地拒绝了美帝国主义对他的引诱，毅然离美准备回到中国解放区，接受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不幸中途遇难，实值得大家纪念。今天，我们纪念冯先生的最好办法，就是坚持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尤其是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

1953年10月15日，冯玉祥先生骨灰安葬泰山，周恩来同志为墓碑写了题词。

回顾周恩来同志与冯玉祥先生近10年的交往中，他们亲密无间，无话不谈，冯崇敬恩来同志为良师益友，恩来同志尊重冯先生是与我党合作的朋友。在他们相处的日子里，都极为融洽，每逢他们会晤时，都能听到他们达于户外的爽朗笑声。在恩来同志与冯会晤的初期，冯曾在他的客厅里亲笔写上“吃饭太多，读书太少”八个大字，表示自己不如周恩来，对周十分敬佩。而恩来同志早在40年代初期，就在为冯贺寿时称颂冯“屹然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时经8年，又在40年代末期，称颂冯“走向了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冯不是一个完人，但他后半生在与周恩来同志的交往中，得到帮助和鼓舞，使他成为一个民族英雄，人民的英雄。这充分体现了周恩来同志在执行我党统一战线的政策中，取得了巨大的威力和成功。

值此周恩来同志诞辰90周年，冯先生黑海遇难40周年行将到来之际，我们缅怀这两位伟大的人物，谨致崇高的敬意。

正文〇九以国士待我，以国士报之

<er h3">（一）</h3>

我与周恩来同志交往，始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当时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驻在重庆，常常邀请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在四川著名的民主人士鲜特生的公馆“特园”聚会，有时也邀请一些民族工商业家谈话。我是猪鬃出口商，又是全国进出口贸易协会的总干事。当时在《新华日报》工作的许涤新，常到我经营的四川畜产公司向我了解抗战期间出口方面的情况，有时交换一些有关战时经济问题的意见。我与周恩来第一次见面，是由许涤新代为邀请的。会见的地点就在“特园”。

猪鬃与蚕丝、茶叶、桐油等都是我国传统的、重要的出口物资。猪鬃的主要用途是制刷。除了制作牙刷、衣刷、须刷等生活用刷外，三英寸以上的长鬃，一般都用以制作工业用刷。抗战以前，西方工业国家所需要的猪鬃，几乎全部由中国供应。美国历来是销售中国猪鬃的最大市场。战前，销售到美国市场去的猪鬃占中国出口总金额约百分之八十，其余百分之二十销售到西欧市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军需，美国政府把猪鬃列入战略物资A类，与军火等同，并颁布“M51号猪鬃限制法令”，规定三英寸以上的长鬃，全部供应海陆空军所需，严格限制民需消费。美、英、苏三国还在华盛顿成立机构，负责协商如何向中国取得猪鬃、如何分配。当时美国政府还曾派一位“特使”到重庆，表示事关战争胜负，要求中国政府保证供应。

抗战初期，中国大陆沿海港口相继沦陷敌手；内地对外的陆路交通，包括滇缅路、滇越路等也相继断绝。美国为此开辟了中印航线，把驻华美军的军需，从印度的加尔各答空运到昆明或宜宾，然后又利用回航的飞机运输猪鬃回国。这条航线要飞越海拔一万五千多英尺的喜马拉雅驼峰，其高度要比当时飞机通常飞行的高一倍，而且往往会碰到狂暴的气流，使飞机破裂，常常有百分之四五的飞机会出毛病。这些都说明美国不惜用航空员的生命来换取中国的猪鬃。

对中国来说，猪鬃出口不仅是中国战时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而且是用以抵偿苏联和英美等国援华贷款或易货的物资。（当时称为易货偿债）。周恩来同志一度关心桐油，后来因内地对外陆路交通断绝，桐油体积大，无法外运，所以他转而关心猪鬃。我就是在这个情况下，与周恩志同志相识的。

<er h3">（二）</h3>

抗战时期，周恩来给我的最深的印象是他坚持民族团结，一致抗日。当时国民党官僚资本借抗战名义，对13种传统出口物资进行垄断，实行所谓统购统销。其中特别是猪鬃，因系战略物资，出口利润大得惊人，以1944年价格为例，官僚资本企业向民营企业收购的猪鬃，按牌价每箱只有法币5万元，而在昆明或宜宾一装上飞机，出口到美国的价格竟高达67万元（折合黄金官价计算）相差达十多倍之巨。这实际上是官僚资本凭政治特权残酷剥削工人、农民所创造的财富，同时也是与民营企业争夺暴利。这些情况，周恩来是了解的，同时也是十分愤慨的。因而他每次与我谈话时，总是一方面倾听我的意见，指出国民党的腐败与官僚资本掠夺人民的真相；同时指出这种掠夺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譬如桐油，早已不能出口，而国民党还在实施“统购统销”，实际上是统而不购，结果不仅使桐油商无法生存，而且摧残了桐油生产，大批桐树被砍伐了，舆论为之哗然。但是另一方面，周恩来又指出，猪鬃是美、英、苏等盟国急需的战略物资，美国人甚至认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负有关，为了促使国民党能继续抗战，应当保持政府必要的外汇收入。因此，他与我谈话时，强调对于国民党种种不合理的、阻碍生产发展的措施，必须改进，使鬃商有一定的利润，但又不应要求过高的利润，要支援抗战。他还说，抗战胜利后，国家要建设，还要发展猪鬃的生产和出口。他勉励工商业家要有远见。他的这些开导给了我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早在30年代初期，我就垄断了以重庆为集散中心的西南诸省猪鬃的出口。即使在抗战中间，国民党对猪鬃实行统购统销，我的公司供应给官僚资本企业的猪鬃，仍占其全部收购量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我当然反对这种不顾民间疾苦的官方垄断，尤其是因为它限制了我的发展。尽管抗战期中我与官僚资本作过各种各样的斗争，但这是为了防止官僚资本吞噬我这个赚大钱的企业，不是为了其他。我的基本态度是遵守国民党在出口贸易上的法令和措施。这也就是说，我是支援抗战的。

我的这个态度与周恩来对我的开导有关。

<er h3">（三）</h3>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借助美国的军事力量发动内战，这个情况就改变了。

我对同国民党、共产党关系态度的演变，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不偏不倚；（二）“一推一拉”，即国民党把我向外推，共产党把我向里拉；（三）拿定主意投向共产党。

作为一个民族资本家，在国共斗争胜负未分之前，我是走中间路线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不关心政治，也不是说我不认识谁得民心，谁失民心。我是个实业家，我不关心政治，就不能作出经营决策，这个道理浅而易见。抗战以前，我就开始觉察到民族资本要生存、发展，必须反帝爱国。

中国资本家不会喜欢“共产”，但却喜欢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反帝爱国运动。资本家是要剥削劳动人民的，但在反帝爱国上，却与无产阶级有共同的语言，也有共同的要求，因为两者在这方面的利益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所以断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可以与之合作，共同组成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统一战线，我想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资本，反对官僚资本，保护和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的政策已经十分明确了，不论周恩来同我的谈话，或《新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都一再阐述这个政策。同时也由于上述我的一些认识，因而对中国共产党既不陌生，也不害怕。所谓“不偏不倚”，对我来说，实际上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生意人做生意的手段。尤其象我这样一个垄断了西南诸省广大地区的猪鬃出口商，更是一种必要的手段，否则我就不能在国民党统治下经营企业。然而我心中是有数的，中国民族资本要生存，要发展，真正的出路，是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反帝爱国运动和民主革命的胜利，第二条道路是没有的。因此，我每次与周恩来见面，听他谈话，都倍感亲切。

<er h3">（四）</h3>

作为一个民族资本家，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是逐步提高的，其间经过的历程是十分曲折的。所谓“一推一拉”，就是这个曲折历程的反映。具体到我来说，国民党把我向外“推”，是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先后动手的；而共产党把我向里“拉”，其代表人就是周恩来。

太平洋战争胜利前夕，各盟国的工商界、商会，实际上也是政府，准备举行一次世界经济会议，讨论战后经济和国际贸易等问题，邀请有关各国商会派代表参加。由于我是进出口贸易协会的总干事，王晓籁主持的全国总商会选上了我，而且是选出的10个代表中得票最多的，贸易委员会和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彭学沛也都支持我，要我当代表团的团长。

恰巧，当时的中国经济学会也在开始研究战后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这个学会的总干事是冀朝鼎，我们成了朋友，那时候我只知道他是孔祥熙的红人，是代表孔祥熙的，解放以后，我才知道冀朝鼎是共产党员。

战后中国究竟应该如何建设，事关国策，讨论时分成两派，争论得相当激烈。其中有一派是多数（我称之为主流），主张战后建设要靠美国贷款，美元对法币的汇率宜低不宜高。这在我看来，实际上是反映着孔祥熙和宋子文等买办资产阶级的意见。我是属于少数派的，代表进出口商反对这个意见。我说，把美元的汇价作低了，就会冲击民族工商业，同时也会影响中国商品在国外市场的竞争能力。战后建设，绝不能把希望寄托在美国的贷款上，那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是依靠自己的经济力量，扩大出口。

那次与会的大多是经济学家，有国民党的，也有共产党的。我的这番话，共产党人听了替我鼓掌，国民党人听了就很不高兴了。

这件事情给蒋介石知道了。当出席世界经济会议的代表团名单报到委员长侍从室时，蒋委员长看到代表中有古耕虞，在我的名字下批了四个字：“宁缺勿滥”。于是我的代表资格就被取消了，还迫使我辞去了进出口贸易协会总干事和其他团体的职务。甚至当时四川畜产公司的董事长吴晋航正被选为重庆市参议员，也因此被迫辞职。

日本投降仅仅几天，重庆就传出内战即将爆发的消息。当时，《商务日报》和《新华日报》的记者来访问我，要我对时局发表谈话。我随即表示，抗战8年，人民已经受够了痛苦，今天他们一致要求安定，决不许打内战。就在那次谈话以后一两天，《新华日报》的负责人潘梓年约我在特国吃饭。我应约而去，在座的有周恩来、许涤新、潘梓年和中共代表团的其他几位负责人。客人只有我一个。那次周恩来与我谈话的时间较长，首先问我对时局怎样看。我对他说：“我对政治兴趣不大。我认为内战不能打，建国要靠自己。从我内心说，大哥不能打小兄弟，你们打起仗来，我们的生意就做不成了，所以我坚决反对内战。”

周恩来听了后对我说：“和平与民主，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共同要求。中国共产党是主张和平建国，反对内战的。抗战胜利后，首先要有安定的政治环境，才能建国。为了求得和平，中国共产党愿意逐步撤退在一些地区的抗日军队，但国民党军队要停止向解放区前进。希望民间团体和民族工商界人士都团结起来，制止内战，共同建国。”

1945年10月19日，周恩来应西南实业协会的邀请，出席星五聚餐会，作了一次历史性的、与民族工商业者的命运息息相关的演讲，题为《当前经济大势》。他说，中国不但要政治民主，经济上也要民主，工业界应推派代表参加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决定施政纲领和修改宪草；我们主张国家资本、私人资本、合作资本应该在节制资本的原则下互相配合；我们反对官僚资本、垄断资本和侵略资本；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只有忠实于事实，才是忠实于真理，等等，都是在那次演讲中提出来的。

周恩来那次演讲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至今难忘。在1945年11月4日我向《商务日报》记者谈话时，强烈要求停止内战，和平建国，并盼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我说：“我是一个无党无派的人，站在老百姓的立场，看中国今天内战的情形，不是你说我打你，或者说你打我的问题，打架单是一方面是打不起来的，要说不对，双方都不对，责任双方都要负的。今天本是国家新生的机会，国家光明的前途，人民生存的幸福，不能给两党这样毁灭。政党既是代表人民，不管国民党代表各阶层也好，共产党代表农人、工人也好，今天中国人民所一致要求的是安定。只有安定，商人才能做生意，农人才能种田，工人才有工做。因此今天要尊重人民的意志，无论哪个政党，违背工商界的要求，都要失败的。”

我的那次谈话当然考虑到了当时的政治形势与自己的利益和处境。从表面上看，我的谈话还是“不偏不倚”的。所谓“老百姓的立场”，实际上是生意人的立场。我要求和平建国，反对内战，无非是为了要做生意。然而正是这个立场，使我在客观上与共产党保持了政治上的一致。而正由于这个一致，共产党看我是好人，蒋介石看我是坏透了。

这是抗战胜利前后的“推”和“拉”。到了1948年秋，由于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在大陆上的统治，已如“西风残照，汉家陵阙”，面临彻底崩溃的局面，其倒行逆施变本加厉。当时，在我看来，国民党的“推”，不只是对我一个人，而是对整个民族资产阶级了。

1948年，中国出口的猪鬃供应着世界市场需要量的百分之九十七到九十八。这也就是说，已经恢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出口水平。济南解放后两个月，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再过一个月，即1949年1月，天津完全解放，北平也随之停止抵抗。天津解放之后，海口一度封闭，国际市场鬃价顿时暴涨了百分之五十。我作为猪鬃出口商，离不开猪鬃，也就离不开我的故国。猪鬃既象征我的财富，又象征我的事业。我热爱自己的事业，就必须热爱自己的祖国。失去祖国也就是失去了我的一切。济南解放时，有一位叫蒋汉杰的登门来访。我们是在抗战以前就认识的。他告诉我，他开设的合中公司是共产党领导的地下企业，现在解放战争正在进行，苏北的猪鬃不能运到上海出口，东北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的大批猪鬃也只能运到香港。而香港的洋行不经营猪鬃，卖不出去，他希望我在香港设公司，既可帮助共产党，又可做一笔大生意。我欣然同意，撤销总经理驻沪办事处，把业务指挥机构移至香港，并指令其他各地分公司的人员、货物一律暂时不动，等候解放；如果同重庆总公司失去联系，就同香港公司联系。

1948年冬，我到香港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共产党。到香港的第二天，我碰到了夏衍和阳翰笙。夏衍拉我到一家俄国小饭店里吃便宜的罗宋大菜，我问到在港的中共组织，知道当时联系政治方面的是潘汉年，联系文化界的是他们，联系经济界的是许涤新。隔一天，许涤新就亲自来找我谈猪鬃问题。我表示天津眼看就要解放，四川畜产公司在天津有一大批人，我来香港是为了准备恢复东北和华北的猪鬃出口业务的。

会见了许涤新之后，我把与共产党接头的经过秘密地报告了董事会，并通知各地分公司的职员不得擅离职守，等候解放。香港的公司很快成立了。我立即着手解决运输问题，贷了一笔款项给一家公司，先后租了10艘1万吨级的外国轮船，突破蒋介石的海上封锁线，把东北、华北解放区的猪鬃和其他出口物资运到香港来。从1948年底到1950年，各解放区输出的猪鬃，都是由我先付钱、后来货。解放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新成立的人民政府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贸易还没有开展，国内需要的进口物资没有外汇支付。特别是后来发生了抗美援朝战争，帝国主义封锁中国海岸，实行禁运，当时我在香港，一方面把解放区的猪鬃输向美国和西欧，一方面为新中国的政府在国外购进所需要的战略物资，为新中国作了些贡献。

<er h3">（五）</h3>

1949年9月，几乎是在人民政协会议举行的同时，我在香港接到了中央财经委员会的通知，邀请我出席一次全国性的猪鬃会议。当时我已经与新中国的东北猪鬃公司签了合约，作为该公司在香港的总代理。东北人民政府贸易部长叶季壮想请我赴东北整理当地的猪鬃工厂。接到通知后我决定启程到京赴会，但抵达时已在开国大典之后了。到京后，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通知我说，周总理在一二天内接见你。10月4日，即新中国开国之后三天，徐冰陪我到中南海周总理的家。在解放战争时期，我没有见过周总理。阔别四载，总理很亲切地接待我。在座的只有三个人，总理、乔冠华和我。叙旧以后，总理用商量的口气对我说：“今天时间不多，不能畅谈。请你先考虑一个问题，我们准备把猪鬃公司交给你全权负责，你的意见怎么样？不要急于表态，你可以先考虑。”总理还说，“抗战时，我们同你多次谈过桐油、猪鬃生意问题。那时，我们共产党不是执政党，所以只能空口支持你，现在我们执政了，相信你一定能够把这件事情办好。”我当时表示可以接受这个任务，但希望总理给我一些条件，我参加中国猪鬃公司工作之后，现在的四川畜产公司和公司的一批人怎么办？总理问我，你说怎么办？我回答说，“我想把四川畜产公司全部交给国家。”总理听了，对我说，这事要从长计议，我还没有考虑这么多，以后由主管部门具体研究再定。但我还是想请你先把猪鬃公司的事情定下来，以便我通知中央贸易部长叶季壮。

傍晚时，总理请我和几位别的客人一起吃晚饭，饭后又请乔冠华通知我留下，总理还要同我谈话。等到别的客人离开，已经夜深了。继续谈话时，周总理又一次向我提出全权负责猪鬃公司的事。从内心讲，我还是有顾虑，主要是对共产党还不十分了解，一个资本家怎么能领导同业的共产党人？我虽是按周总理讲的，可以做主，但这样的大事还是要通过股东大会和董事长会才能定下来。所以我向总理表态说，我是愿为人民服务的，但由于我经营的不仅是猪鬃，还有土畜产，品种多，销路广，需要先到各地看看再定下来。总理勉励我要把这事情办好。我最后回答总理：“我一定努力办好。但你要答应我先出去看一看，了解各方面的情况，然后向你汇报后再定。至于我个人，政府要怎样用我就怎样用好了，请总理先转告叶季壮部长。”

我向总理告辞时，已是第二天清晨四时了。

以后几十年，我经常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当周总理提出要把猪鬃事业全权交我负责时，我简直像四川人说的“小孩放火炮——又爱又怕”！过去，我虽然垄断了全国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猪鬃出口，但现在周总理说的是“全权”，这意味着百分之百。尽管这百分之百，不再是我个人垄断，也不再是为我个人发财，但多少年来，我想在猪鬃行业上“执牛耳”的愿望却完全实现了。周总理亲自把这么大的事情交给我，我怎么能不欢喜！士为知己者用，我感到我这一辈子没有白活！

在谈话时，我思想上非常清楚，共产党是一定要搞社会主义的。就象春天一定要生发花木，天空一定会升起太阳一样。解放以后，新中国决不会再存在垄断资本家，何况，对外贸易事关国家的经济命脉。因而，当周总理与我谈话时，摆在我面前的，实际上只有两条路可走。1949年结账时，公司有900万美元资金，2700万美元银行往来。国内资产，除厂房、办公楼、汽车等外，尚有大批猪鬃和各种畜产品，值很多钱。这样，除了公司的财产不计，我个人拥有的财富，足足有100万美元，一个地道的百万富翁。我可以到纽约去当寓公，过优裕安乐的生活，即使我今后什么生意都不做，这笔钱也足够我一辈子花费而绰绰有余。如果我暂时还不想当寓公，也可以继续留在香港，象前两年那样，做共产党的往来户，为共产党在国外推销猪鬃，与共产党平分秋色。但是，这条路我不想走。我知道我的根子在祖国。远适异国，昔人所悲。我为什么放着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做，却去仰外国人的鼻息？！至于当“往来户”那是权宜之计，不是根本办法。新中国亟待建设，周恩来总理这样器重我，委之以全国猪鬃经营的全权，我为什么不接受？！我想到了周总理在抗战时期开导过我的民族资本家要有远见。唐人张九龄有诗云：“一枝何足贵，怜是故园春”。应该爱怜的是祖国的春天。诚然，我手中有条柳枝，但这条柳枝比起新中国锦绣江山，满园春色来，又算得了什么呢？于是，我选择了另一条路，那就是与共产党合作，为共产党所用。我的企业机构、资金是现成的，人才是现成的，外销关系是现成的，“虎牌”商标在欧美市场是有竞争力的，企业在银行和同业之间信誉很好，如果我主动抛出去，人民政府一定会欢迎，会接受，会利用。因此，当我向周总理表示“政府要怎样用我就怎样用好”时，事先是经过长时间深思熟虑的。那年我45岁。我不是轻率作出这个抉择的。从根本的长远的利益出发，这样做，对国家、对企业、对股东、对职工，以及对我自己都有利。

<er h3">（六）</h3>

不过，当时我只是同人民政府签订了协议，把四川畜产公司改为国营公司的组成部分，受国营公司领导，并接受委托在香港担任外销业务。这也就是说，四川畜产公司与国营猪鬃公司（后改为中国畜产公司）已经由过去的往来户关系，变为组织关系。我也没有立即就任国营公司的总经理，而是奉命到美国去推销猪鬃，同时从美国进口我国所需要的物资，如重型卡车轮胎、五金机械、橡胶等。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开国，猪鬃出口就直线上升，超过了旧中国出口的任何一年。它使我看到了，统一的新中国，在经济上有多么大的潜力。

中国人民志愿军渡江后，杜鲁门下令冻结中国大陆在美资金。当时，四川畜产公司在美资金达500多万美元，如果加上国内其他公司委托的输美物资，合资达700多万美元，比上海储蓄银行在美的资金还多，约占当时中国大陆全部在美资金总额的十分之一弱。这笔资金也被冻结了，而且被指定为“特别冻结户”，非经美国总统批准，不准解冻。所谓“特别冻结”，是因为四川畜产公司有“特殊嫌疑”。美国的猪鬃进口商和香港的美国大通银行，不相信一家私营公司能从中共手中搞到这么大量的猪鬃。他们估计香港的四川畜产公司是与中共合作的。

幸而我事先向有关同志请教，未雨绸缪，以防万一。当时我的直系亲属都在香港或美国，没有一个在大陆；香港公司的股份，百分之八十归在我名下，其余股东（实际上是公司职工）也都在香港，内地的机构，已经全部转让给国营企业，由英国驻上海、重庆总领事馆作了公证（当时英国已与我国建交，并且是美国在华权益的代理国）；加上公司内一些深惜美国法律、财政、金融的高级职员共同努力，通过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反复交涉，终于使美国政府同意解冻了。

解冻那笔资金，开始许多人都认为可能性很小。有的领导同志劝我，所谓“特殊嫌疑”是讲不清楚的，“人比钱重要，不要勉强再办”。但后来毕竟解冻了，于是有人说这是“古耕虞生平奇迹”。其实，发生这个“奇迹”的真正原因，是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急需军用猪鬃。美国商务处对敌贸易处在市场上来回调查，了解到世界上能供应如此大量军用猪鬃的只有古耕虞，其他任何鬃商都没有这个能力。而我的在美资金被冻结着，活动不了。因此，美国政府同意解冻我的在美资金，说穿了是为了他要从中共手中搞到猪鬃。

当时，猪鬃输美，为的是换回我国所需要的重要物资。这是交战双方各取所需的公平交易。同“难忘的1950年”一样，是战争凑成的，并非什么“奇迹”。

解冻以后，我把款项全部汇回国内，并把在香港的子女也送回北京来上学，让他们可以亲身体验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怎样建设起来的。后来，有关部门来向我了解在美资金解冻经过，我写了一封信，报告我在港、在美的工作情况，并阐述了我与周总理交往的经过，尤其是周总理对我的关怀与信任。我以深切的感激之情，在信上说：“周总理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

1955年，我国政府逐步把猪鬃出口的重心由香港移到北京，并把我调回北京担任中国畜产公司经理，主持业务。我成为一个新中国的为人民服务的国家干部，不再是一个资本家了，这是党的统战工作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同周恩来对我的引导和启发是分不开的。

正文一〇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战斗在重庆

<er top">一</h3>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周恩来同志在重庆的战斗，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壮大，是全党贯彻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的光辉典范。

西安事变前，蒋介石为了推行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卖国政策，亲自飞往西安，准备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布置向红军进攻。当时驻在西安一带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军受到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被蒋介石拒绝。于是，张学良、杨虎城逮捕了蒋介石，爆发了西安事变。应张、杨的邀请，党中央派周恩来同志代表我党，同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和被逮捕的蒋介石进行谈判，向三方面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使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抗战开始后，党中央又派周恩来同志作为党中央的代表，在国民党统治地区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并担任南方局书记，领导国民党统治区中我地下党的工作。武汉沦陷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国民党的诱降活动，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人民面目越来越暴露。什么《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等反动法令接踵而来，不久，就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1938年10月下旬，日寇逼进武汉，国民党仓皇败退。周恩来同志、叶剑英同志最后撤离了武汉，经过长沙等地，于12月到达重庆。重庆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斗争十分尖锐，情况异常复杂。周恩来同志始终坚定地贯彻执行我党关于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和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方针，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顽强的针锋相对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当时重庆曾家岩的“周公馆”，红岩的八路军办事处，化龙桥虎头岩的《新华日报》，成为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群众注视的中心，从这里传出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使人民透过弥漫的浓雾，看到了胜利的光明前程。

为了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和歪曲，让广大群众了解党的主张和方针政策，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新华日报》的工作。他说：“新华日报是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一面旗帜。新华日报要充当‘大后方’人民的喉舌，要敢于说出真理，也要善于说出真理。”尽管他每日的工作很忙，要出席党内外的重要会议，要同广大群众接触，要同爱国民主人士、进步文化界、新闻界及其他各方面的人士接谈，还要亲自进行外事活动，但他深夜归来，还要审阅报上的社论和重要新闻，并经常亲自动手为报纸写社论、专论等文章，不断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宣传我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动员国民党统治区千百万群众起来斗争。

周恩来同志还积极开展了进步文化工作。抗战初期，国民党一度邀请我党参加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工作，周恩来同志担任了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同志担任第三厅厅长。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第三厅团结了大批进步文化工作者，通过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的爱国人士和进步群众，开展了广泛的爱国抗日文化活动，组织抗敌剧团和宣传队，到各地宣传、演出，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反对国民党的投降活动，发展进步出版事业，出版了马列主义理论书籍，如《资本论》三大卷、《列宁选集》和斯大林的一些著作。还出版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以及《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整风文件。在重庆、桂林、昆明，还创办了许多进步刊物，宣传进步思想。在国民党统治区，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文化高潮。

在发展进步势力中，周恩来同志特别注意把工作重点面向工人、青年学生和妇女群众。他指示在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人员要“勤交友、勤学习、勤调查研究”，要在工人、职员、青年中交朋友。他曾指示南方局青委主办的《战时青年》，既要谈政治，组织青年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也要关心青年的生活。当时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青年学生即使领到一点公费，也吃不饱，穿不暖，有病无钱医治，生活十分困难。《战时青年》就揭露国民党教育当局贪污中饱、迫害青年的罪行，支持青年学生的斗争。他还注意抓当时全国学联、妇联的工作，和国民党、三青团争夺青年一代，把更多的青年吸引到党的方面来，并不断把进步青年输送到敌后抗日根据地。

周恩来同志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群众中有着极高的威望。后方广大群众渴望一瞻他的风采，希望聆听他的演讲。1940年9月间，当时国际上德意日法西斯气焰十分嚣张，英国在敦刻尔克大溃退后，为了绥靖日本，封锁了滇缅路。美国也在东京和华盛顿两地同日本会谈，妄图搞对日妥协，牺牲中国的远东的慕尼黑。加上英美财政援助减少，物资运不进来，物价飞涨。一贯依靠外国的国民党反动政府，这时更加动摇，也更露骨地反共。国际局势究竟会出现什么局面？团结抗战的局面会不会破裂？抗战能不能打下去？这些问题沉重地压在人们的心头，希望能得到正确的答案。这时，周恩来同志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举办的演讲会上，发表了《国际局势和中国抗战》的著名演说。演讲的消息一传出，就轰动了整个山城。演讲地点本来预定在市区实验剧院，参加的工人、学生、妇女、军人、职员、公务人员很早就从四面八方赶来，楼上楼下已经挤满了人群，由于人数太多，不得不临时把地点改在能容纳更多听众的张家花园的巴蜀小学操场举行。当时人山人海。虽然演讲在国民党军警环伺下进行，但群众全神贯注，几千人的会场，秩序井然。周恩来同志以高昂有力的声调，透彻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国抗战的前途，指出帝国主义战争正在持久扩大，我们既不能忽视利用国际上有利于中国抗战的每一变化，叉不能对任何帝国主义的外援存在幻想。争取抗战胜利，主要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只要坚持团结，抗战到底，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他说：“我们的作战，只是人、财、粮、弹四个最低的要求，只要有了最低限度的生活，就可以抗战到底”。他指出，美国援华的款项，是中国用钨砂换来的，要把这笔钱用到抗战上去，而不要再加到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存在美国银行的美金存款上去。演讲持续了近4个小时，他始终保持着饱满的战斗精神。全篇讲演贯穿着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所阐明的光辉思想，无情地揭露了国民党腐朽无能和借抗战营私的真实面目，充满了民族的正气和必胜的信念，极大地振奋了人心。听众不时报以雷鸣般的掌声。这篇演说，一扫了当时的悲观失望气氛，使各阶层群众、各民主党派人士，增强了抗战到底的信心。当时在场的许多外国记者，马上纷纷向国外发新闻，在国际上也引起强烈反应。

周恩来同志对于争取中间势力，也进行了大量工作。1939年，国民党公开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后，抗日党派和进步力量在抗战初期争得的少许权利也一概取消。在我党发出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政治的号召下，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影响和推动下，国民参政会中象沈钧儒、邹韬奋、黄炎培等民主人士组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和我党共同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对于华侨和西南地方势力，周恩来同志也进行了团结争取的工作。华侨爱国人士陈嘉庚回国后，经周恩来同志的介绍，到延安参观，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他根据亲身体会，赞扬在国内只有延安是廉洁的。他的谈话在重庆震动很大，在华侨当中影响也很大。西南地方民主人士张澜、鲜英等，还为我们提供自己的住宅，如鲜英的“特园”，曾作为周恩来同志和各界人士会见的场所。周恩来同志在分化和争取国民党上层人物中，也做了大量工作，象冯玉祥这样本来与蒋介石有尖锐矛盾的知名人物，经周恩来同志的努力争取，成了共产党的朋友。周恩来同志就是这样以辛勤的工作，给民主党派的斗争指出了方向，扶持了国民党内部的抗日派，这就最大限度地孤立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顽固势力。

<er h3">二</h3>

1941年1月发生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当时投降、分裂的危险空前增长。面对这一股反动逆流，党中央、毛主席的方针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打对打，以拉对拉”，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周恩来同志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领导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展开了英勇的反击和斗争。

1941年1月4日，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对奉令正向长江北岸移动的我新四军9000余人，在安徽南部泾县的茂林地区，进行突然包围和袭击。我新四军指战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奋战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有1000余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同志被扣。1月4日这一天，架设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三楼的电台，收到新四军总部发来在北上途中被围的告急电报，周恩来同志愤慨万分，立即向国民党反复交涉，提出严正抗议。5日电报联系减少，最后联系完全中断。1月17日，蒋介石悍然发布反革命命令，诬蔑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当时周恩来同志怒不可遏，打电话给何应钦。他在电话上痛斥何应钦说：“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优者快，你们作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他在电话上讲完“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这句话后，愤怒地摔下了电话听筒。从1月4日到1月17日这一段日子里，他常常是彻夜不眠，沉着果断地应付事变。

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周恩来同志指示《新华日报》写了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反对蒋介石反动命令的评论。由于报道和评论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扣压，他就极其愤怒和沉痛地挥笔写下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新华日报》18日刊出他署名的题词，表达了对新四军殉国指战员的沉痛哀悼，严正声讨了国民党的反革命罪行，向全国、全世界揭穿了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阴谋，使国民党十分狼狈，极端孤立。

国民党为了制造团结、和平的假象，妄图要我党参政员出席参政会。我党七参政员发表删电提出十二条善后办法，作为出席的先决条件。由于各民主党派的斡旋，在渝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同志又提出停止军事进攻，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恢复叶挺军职，释放新四军被押人员等十二条临时解决办法，但未被国民党接受，于是我坚决拒绝出席参政会，揭露了蒋介石假团结、真分裂的反动面目。

由于党中央、毛主席委任陈毅同志为新四军代军长，回击了蒋介石的反革命命令；由于当时我解放区战场八路军、新四军对来犯之敌给以迎头痛击；由于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群众、民主党派对我党深表同情以及国际舆论的谴责，一句话，由于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终于以失败告终。

周恩来同志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预见到国民党当时虽然不敢全面破裂两党关系，但我们必须从最坏的情况出发，做好一切准备。遵照党中央关于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周恩来同志把当时在南方局、重庆办事处、新华日报工作的一部分同志转移到香港，开辟新的据点以加强对国民党的斗争。并帮助民主人士、作家、学者转移。对于转移工作，他亲自作了安排部署，使他们安全到达。许多党员和党外人士到香港后，办起了《华商报》和其他进步刊物，有些知名人士，并成立了“民主政团同盟”，形成了又一个民主和进步文化的中心。他们在香港写文章，发表政见，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准备投降的阴谋，对国际舆论和海外华侨起了很大的影响。

在我党、我军打退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后，毛主席指出：“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指出“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内对我党和进步派的压迫政策和反共宣传，决不会放松，我党必须提高警惕性”。但同时毛主席也着重指出，要纠正那种“认为国共已最后破裂或很快就要破裂的错误估计以及由此发生的许多不正确的意见”。强调在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的同时，要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周恩来同志就是坚定地遵照毛主席的指示，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和海外党的力量，积极利用时机，为把好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而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

自皖南事变后，尽管国民党不断强化它的法西斯统治，以后又借第三国际解散之机，再一次掀起反共高潮，但是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首先是文化知识界的统战工作却有了深入的发展。由于国民党采取高压政策，我们的活动虽然受到更多的限制，但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我党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方式，如通过纪念鲁迅，悼念邹韬奋等各种方式，联系和团结文化界。国民党统治地区的进步文艺运动，通过学习毛主席的文艺思想，继续发扬了革命文学的战斗传统，写下了许多暴露反动统治、鼓舞人民斗志的作品，特别是戏剧活动十分活跃。郭沫若同志写的几个历史剧，脍炙人口。如话剧《屈原》，通过屈原对楚国黑暗政治的控诉，表达了千百万人民群众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心声。演的是历史剧，骂的是古人，但实际所指的却是当时的独裁者。周恩来同志看戏后，亲自动手写剧评。表面上是评戏，实际上是谈政治，是生动活泼、尖锐犀利的政治论文。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在舞台上下，剧场内外，声讨国民党反动派，抒发民愤。由于进步文艺运动的高涨，进一步扩大了文艺阵地，这对于暴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洽，教育和鼓舞群众为坚持抗战、争取民主而斗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这个时期，在周恩来同志的努力争取下，民族工商界的广大人士也进一步向我党靠拢。当时国民党统治地区经济状况日益恶化，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也日益尖锐。他们通过通货膨胀和统购统销，加紧掠夺人民群众，压迫中小资产阶级。周恩来同志为了争取民族工商业人士，也做了大量工作。有一次，他在同工商界人士座谈中，列举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每年出口猪鬃、桐油、生丝换取外汇的金额，而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四大家族控制外汇以伪法币向工商界结算，加上通货膨胀等因素，致使出口商蒙受巨大损失的情况，向工商界揭露了四大家族掠夺的真相，使到会人士惊叹不止。他们说：“这些数字，我们搞了多年出口业务，都弄不清楚，想不到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周先生，对经济情况了如指掌，真叫人又钦佩，又感动。”当时，重庆商会主办的报纸《商务日报》本来是一家反共报纸。我们利用西南工商界同国民党的矛盾，通过《商务日报》揭露国民党通货膨胀和贪污腐化，鼓励工商界为提高猪鬃等出口物资收购价格、提高花纱布工缴和轮船运费而斗争，《新华日报》则在舆论上给以支持，迫使国民党反动政府作出一些让步。从1944年到1945年，工商界360行，几乎天天有几个行业请愿，提要求，开记者招待会，弄得国民党穷于应付，狼狈不堪。民族资产阶级本来对国民党敢怒不敢言，现在同国民党开展斗争，并能得到一些利益，也和共产党往来。周恩来同志说：“在1941年只有文化教育界靠拢我们，1945年民族资产阶级也靠拢我们了。”我们的统一战线更加扩大了，党的影响更加广泛了。

1944年日寇沿平汉、粤汉、湘桂线大举进犯，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日寇前锋一直打到贵州的独山。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当时人民群众已经看透了国民党腐朽无能，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方面。这时，昆明的学生运动蓬勃开展，重庆的群众运动也活跃起来，特别是通过追悼胡世合的群众性斗争，群众运动的波澜更加壮阔。胡世合是重庆电力公司的工人，因为制止特务偷电，被开枪打死。《新华日报》号召工人阶级和各界群众起来抗议特务暴行，得到各阶层群众和舆论界的普遍响应，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追悼会，国民党在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枪决了行凶的特务。斗争的胜利，进一步团结了广大群众，教育了中间派，打击了顽固派。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威望更加高涨。

总之，抗战期间，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地区的工作，经受了三次反共高潮的严重考验，党的影响更加扩大了。我党团结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和民主党派进行了政治斗争，不但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区的武装斗争，而且还为抗战胜利后的决定性斗争积蓄了力量。这一切，都是周恩来同志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

周恩来同志在重庆的战斗，正如许多国外的评论家所说的那样，他不但是共产党派驻在国民党那里的代表，而且也是共产党派驻在整个外部世界的代表。当时英美驻重庆的大使都主动地访问我中共代表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等西方国家到重庆访问的人士十分频繁，他们当中有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如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共和党领袖威尔基以及美国总统罗斯福派来担任蒋介石顾问的拉铁摩尔，也有同情进步的自由人士；有文职人员、记者、教授，也有职业军人。尽管他们有些人是支持国民党的，但是周恩来同志同这些外国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努力影响他们，争取他们，使他们通过实际了解，对中国问题有个比较正确的认识。许多外国人士确信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和抗日武装，才是对日作战的中坚力量。美国当时驻在重庆的外交人员谢伟思在回忆周恩来同志的文章中说：“他试图使我们赞同他（和他的党）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他对这些看法是深信不疑的。但是，他这样做，靠的是冷静的说理，清晰的措词，温和的谈话，广博的历史和世界知识以及对事实和细节的惊人的了解，人们会被说服（或受到教育），但不会被压服，也不会因为持不同意见而受到责怪。”周恩来同志正是用他充沛的精力和卓越工作的才能，正确地表达了我党的立场，说服了和影响了许多人，因而在国际统战中，团结了更多的外国朋友，这就大大有利于在抗战胜利后把美蒋反动派彻底孤立起来，并为建国后的外交工作积累了经验。

<er h3">三</h3>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

全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抗战，渴望中国从此出现和平、民主、团结的局面，但是国民党却想独吞抗战胜利果实，继续维持一党独裁的法西斯统治。他们慑于舆论的压力，也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内战，不得不采取政治欺骗的手段，电邀毛主席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国民党当时估计毛主席不会去重庆，因而他们施放谈判烟幕，企图把破坏和平的责任，加到中国共产党的头上。

毛主席洞察国民党的阴谋。为了争取和平，并在争取和平的过程中，揭露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破坏和平、挑动内战的真面目，以利于团结教育广大人民，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定于8月28日，在周恩来同志陪同下，飞往重庆同国民党谈判。毛主席这一伟大的革命行动，震动了全中国。当时山城的群众奔走相告，心花怒放，把毛主席的到达，看作是“民主中国的曙光”。

在整个重庆谈判的43天中，周恩来同志夜以继日地辛勤操劳，根据毛主席的决策，作为我党代表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毛主席到重庆，出乎国民党反动派的意外。他们对谈判并无准备，连一个方案也没有，在我党提出了一系列和平民主建国的方案面前束手无策，只是派了王世杰、张群等几个代表敷衍应付，妄图使谈判得不出结果，把毛主席拖在重庆。为了使谈判达成协议，为了扩大我们党的影响，周恩来同志陪同毛主席广泛地会见各方面人士，多次举行各党各派和各界人士的座谈会，介绍谈判情况，说明谈判达不成协议的关键在于国民党不愿放弃一党专政，不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反而企图在所谓“统一军令”和“统一政令”的借口下，根本取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同时，阐明我党对和平谈判的诚意，并听取各方面意见。这样，就极大地争取了群众，更广泛地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给国民党反动派施加舆论压力。周恩来同志还多次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进一步动员了中外进步舆论。

由于我解放区军民在上党地区击退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加上全国人民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的强烈呼声，以及国际进步舆论的压力，终于迫使国民党不得不改变对谈判无休止的拖延政策，在10月10日签订了“国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在这个纪要中，国民党表面上不得不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迅速结束国民党的所谓“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从而使谈判有了结果。毛主席胜利地返回了延安。

毛主席在重庆期间，周恩来同志为了毛主席的安全，总是和毛主席形影不离，朝夕相共，从保卫工作到生活安排，都是无微不至地亲自布置，精心照顾。他一再教导我们说：“主席的一举一动，一切问题都是有关党的事业和全国人民利益的”，要特别加强对毛主席的安全工作。他还亲自做由国民党派来警卫的宪兵和汽车司机的工作，保证了毛主席在重庆的安全。

毛主席在重庆，对于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拥护共产党、热爱毛主席，坚持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政治热情，有很深刻的印象。毛主席在《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曾指出：“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我又看到许多外国人，其中也有美国人，对我们很同情。广大的外国人民不满意中国的反动势力，同情中国人民的力量。他们也不赞成蒋介石的政策。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反对中国内战，主张和平、民主的，不只是我们解放区的人民，还有大后方的广大人民和全世界的广大人民。”这一分析，说明我们党是人心所向，也是对周恩来同志在重庆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取得的伟大成果的很好的评价。

“双十协定”签订后，周恩来同志继续为反对内战，争取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而斗争。

重庆谈判期间以至谈判以后，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不仅没有丝毫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人民团体，在我党的影响和帮助下，越来越看清反动派的真面目，纷纷起来进行斗争。重庆各界人民成立反内战联合会，号召工人、学生、商人及一切纳税人用罢工、罢课、罢市及拒绝纳税的行动来制止内战，在国民党统治区各大城市的人民中间获得广泛响应。到昆明发生屠杀学生的“一二.一惨案”时，国民党的独裁、卖国、内战的反动政策，更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群众性爱国民主运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在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积极斗争下，国民党不得不于1946年1月10日签订停战协定，并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政协会议争论的焦点仍然是“双十协定”中没有解决的军队和政权两个主要问题，斗争十分复杂而激烈。国民党反动派妄图以所谓“先军队国家化，后政治民主化”的花招，首先把人民的军队“化”掉。而一部分中间人士，则抱着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幻想，提出要“共产党在军事上让些步，国民党在政治上让些步”的“希望”。周恩来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的所谓“先军队国家化，后政治民主化”的如意算盘，就是“你先交给我军队，我再给你民主”，以便他们吃掉人民的军队。他指出，政治民主化是军队国家化的前提。中国共产党绝不能将人民的武装“化”于国民党法西斯一党专政的国家中。没有人民的武装，就没有人民的民主。国民党在吃掉人民的军队以后，必然要向人民猛扑过来，把人民的民主也吃个一干二净。因此，解决军队国家化问题，应该是也只能是按照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所指出的“什么时候中国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出现了，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将立即交给它。但是一切国民党的军队也必须同时交给它”。周恩来同志的讲话，既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也批评了某些中间人士的幻想。

在此期间，周恩来同志从早到晚，忙于参加会谈和同各方面人士交换意见，夜间还要召开汇报会，和同志们一起分析情况，研究方案。他说：“你们中间有军队来的，有地方来的，也有学校来的，你们的意见都代表一定的群众，可以启发我们多多思考，照顾得更全面。”同志们在周恩来同志的启发下，总是畅所欲言，认真讨论。汇报会后，他往往还要亲自准备有关的文字材料，亲自向毛主席、党中央写报告。就这样，在当时他不知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由于政协决议不利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国民党反动派一开始就处心积虑地进行破坏。早在政协闭幕前，他们就指使特务制造“沧白堂事件”，侮辱去那里讲演的政协代表，又派军警非法搜查政协代表的住宅。政协闭幕后，2月10日，国民党特务制造了重庆“校场口事件”，打伤了庆祝政协成功大会主席郭沫若、李公朴及新闻记者等60余人，公开撕毁政协决议，向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民主势力发动了可耻的进攻。与此同时，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国民党疯狂地破坏停战令，发动全面内战。在此情况下，周恩来同志不顾个人安危，始终坚持在国民党统治区，团结各方面民主力量，同反动派进行不懈的斗争。直到国民党反动派攻占了张家口，悍然召开伪国大，向解放区全面进攻，最后撕下了和谈的假面具，周恩来同志才返回延安。但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各大城市以工人、学生为主包括各阶层人民参加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如火如茶，迅猛发展，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后院，燃起了熊熊烈火，革命统一战线形成了包围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二条战线，有力地配合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国民党反动派终于淹没在人民民主革命的汪洋大海之中。

周恩来同志在重庆工作的8年中，为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管斗争多么尖锐，谈判多么复杂，总是英勇机智，表现了对敌斗争的极大的坚定性和卓越的斗争才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和成功。毛主席对周恩来同志这段工作曾作了对党忠诚，对敌英勇，工作不知疲倦的高度评价。回忆周恩来同志在这段工作时期的战斗历程，他的崇高的思想品质，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和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以身作则、诲人不倦的领导作风，都是令人终生难忘的。

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是不断革命的一生，是光明磊落、高尚伟大的一生。他那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贵品质，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正文一一周恩来与泰国华侨的抗日救亡活动

我是9岁就旅居泰国的华侨。早在大革命时期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我就听到过他的名字，并崇敬他。

抗战初期，我曾与周恩来有过一次通信联系，对我教育极大。

这件事距今50年了，但每每想起来，心里就激动不已。

在周恩来90诞辰之际，我追述这段往事，以志纪念。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前后，曼谷华侨社会中，由于不少侨胞对祖国抗战前途认识不清，思想出现混乱。比如，国共合作能不能坚持下去？这场战争要打多久？中国能战胜吗？另外，当时一些汉奸和日本间谍趁乱到处散播汉奸亡国论调，什么“中国世称东亚病夫，和日本人打起来，中国必亡。”什么“中国受尽欧美帝国主义欺凌，日本是我们的邻邦，‘远亲不如近邻’，中、日应该联合组成‘共荣圈’，共同对付欧美帝国主义。”等等，这些奇谈怪论到处流行。一时间，议论纷纷，争论不休，爱国侨胞都在为祖国命运担忧。

当时，我在曼谷“十八涌跑马场”工作。这是欧洲人的体育俱乐部，设有跑马赌场、酒吧间、咖啡厅、游泳池、舞厅和图书阅览室。我在图书阅览室当工人。和我同事的华籍工人有30多位，同住在跑马场的工人宿舍里，工余时间，常在一起谈论抗战问题，为侨胞中的争论不休感到不安。

一天，我在报上看到周恩来主持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消息。当时，我和跑马场的几个工友商量，决定向他谈谈这里的情况，请教他如何看待抗战前途。于是，我们在跑马场工友和曼谷其他部门的乡亲、华籍洋务工人中，募捐了4千铢泰币，以“泰国曼谷十八涌跑马场华籍洋务工人”的名义写了一封信，把侨胞对抗战问题的争论情况，向周恩来作了反映。钱和信由曼谷广东银行一位同乡设法替我们寄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

当时，我们想周恩来那么忙，不会给我们回信。然而，出乎我们意料之外，过了一些时候，竟然接到周恩来的亲笔回信。当时，我们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周恩来的信，有8页信纸之多。内容除了赞扬海外侨胞关心祖国命运，支援祖国抗日战争的爱国热忱外，着重谈了抗日战争形势的问题。

在我记忆中他谈的主要内容是：

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是非正义的，它将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谴责和反对；中国人民奋起抗战，反抗侵略者，是正义的，它也将得到全世界正义之士的同情和支持。

二、国民党内有投降派，他们明的暗的，和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是一伙卖国求荣的反动派。国民党之中也有动摇派和力主抗日的开明之士，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在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一致要求抗日的强大压力下，国共联合是可能坚持下去的。我们对国民党的政策是既联合又斗争，在斗争中求联合，力争和他们组成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三、日本帝国主义，目前还是个强大的、凶残的敌人，我们又有很多困难，不可能在短期内战胜它。因此，中国人民这场抗日战争，将是一场艰苦的甚至是残酷的、长期的持久战。周恩来在信中详细地分析了形势，精辟地论述了战争发展趋向，指出了可以战胜敌人的主客观条件依据。最后结论是“抗日战争必将是以中国人民取得最后胜利而告终”。

信末，他嘱咐我们今后把捐款寄到香港，交廖承志收转，不要寄到武汉去。

周恩来的信，从跑马场的工友手中很快就传阅到跑马场外的华籍工人中去。我想，既然这么多侨胞争着要看周恩来的信，干脆拿到报社去发表，让更多的侨胞都能看到。于是，我去找我的朋友林秋野。他是《曼谷时报》的副刊编辑，以“酱油二郎”的笔名，专写“花边”杂文。他看了周恩来的信很高兴，答应一定说服总编，把周恩来的信发表出去。

不久，《曼谷时报》果然把周恩来的信，删去头尾有关捐款部分，用《周恩来论抗日形势》为题，将信中有关抗日战争问题的论述，一字不改，全文照登。这一来，轰动了整个曼谷华侨社会，到处在谈论这篇文章。从此，侨胞中对抗日战争的疑虑、担忧、徬徨、争论不休的局面，逐渐消失了，侨胞们的抗日信心和团结增强了，同时狠狠打击了那些汉奸亡国论者。不久，我们成立了“曼谷洋务工人抗日后援会”，更活跃地开展抗日宣传和捐献活动，直到日寇侵占泰国为止。

1941年12月8日，日军于偷袭珍珠港，同时也在泰国登陆，我不得不把周恩来的信烧了。但是他对侨胞的关心，对抗日战争的论述，却深深铭刻在侨胞心中，它一直在激励和鼓舞着侨胞们的抗日信心，直到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正文一二周恩来在上海“周公馆”

<h3>一、“周公馆”</h3>

1946年，在我党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期间，上海思南路107号（现为思南路73号）的大门上，钉有一块铜牌，上镌有三个大字：“周公馆”。铜牌下端还有一行英文字，直译就是“周恩来将军官邸”。

这所当时为中外舆论界十分关注的住宅，就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上诲办事处的所在地。“周公馆”，是为适应蒋管区具体情况的对外公开名称。自1946年5月初随着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而由重庆东迁，一直到同年11月19日因谈判最后破裂而撤返延安，在这风云变幻的7个多月中，周恩来同志——当时我们称他“副主席”，外国人称他“周将军”——经常奔忙往返于南京——上海——南京之间，同国民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谈判。思南路107号，就是他受党中央、毛主席之重托，在国民党盘踞下的上海指挥战斗的总部。那些战斗的日日夜夜，今天回想起来，还感到那么亲切！

“周公馆”是一幢座北朝南的一底三楼独立式花园洋房。南面，隔花园与梅兰芳公馆相望。自1946年三四月间我们一些先遣人员“顶”下了这所房子后，除面向梅公馆的这一面外，其它三面，都被国民党特务的眼睛盯上了。这里过去是法租界很安静的高级住宅区，没有店铺，更没有叫卖的小摊小贩。可打从我们一住进，门前突然热闹起来了。马路对面设了个从不见有人光顾的皮鞋修理摊。一些拉三轮的，装作候客总停在门口。卖香烟的小贩，剃头挑子，也在我们门前晃来晃去，一眼就看出是些最蹩脚的演员。周公馆周围有好几家房子，被特务机关强“租”下供作监视点。他们在对面思南路98号上海妇孺医院设立了秘密监视据点，并根据上海警察局长宣铁吾的密令，黄埔分局派去的人每天要详细上报记录当天情况的《监视专报》。在正对我们大门的一间屋内，还设有摄影机，拍下进出周公馆的每一个人。

周公馆靠北的一面住着陈家康、徐克立（南方局妇女组）夫妇。他们窗外下面是一条僻静的小巷。这条小巷，也是有眼睛盯着的。我们的人从市区回来，首先看到的是家康、克立房间的窗台。为了安全计，我们在这个窗台上摆着一盆菊花作为信号。每当有敌特或他们雇佣的地痞流氓要来捣乱时，就把花盆撤掉。外出回家前要先打个电话问问，到家时还要先抬头看看这个窗台，见花盆还在，才能揿铃进门。

周副主席、董老他们极重视安全保卫工作。每当接见一些过沪的地下党员时，除了谈形势、谈工作外，总要详细地、具体地指导他们躲避特务盯梢的方法。有些相识的当时地下党的同志，日后和我们聊起这些情况时，深为领导同志对敌区干部这样的关切、爱护感叹不已。

<h3>二、和谈——“教育人民的一课”</h3>

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政府的和平谈判，主要在南京进行，但副主席在短短的半年里四次来上海，在他的“公馆”里小住。有时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有时则住得时间长些。

对于旧上海，各式各样的评论多矣，什么“十里洋场”、“冒险家的乐园”、“上海滩”等等，都生动地表述了它阴谋、黑暗、无耻的一面。它是反动、黑暗势力的大本营，蒋介石就是在这里起家的。但上海又是中国工业和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它同时也是革命、进步的大本营，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中国文化、科学、技术最为发达的地区。可以说，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都集中在那里。据当时看到的材料，那个时期国民党统治地区百分之八十的黄金贮存在上海，国民党政府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也来自上海。上海那时实际上是国民党的命脉，也是我们党在国统区开展外事工作、统战工作、社会工作、宣传工作、文化工作等的一个重要基地。

周副主席来上海还有一条重要原因，即谈判斗争的需要。谁都知道，那时国民党蒋介石毫无和谈诚意，它只是利用和谈作为部署全面内战的烟幕。要在中国实现真正的和平，就得向中外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彻底揭露国民党假谈真打的阴谋。周副主席把这叫做“教育人民的一课”。他说：我们明知马歇尔、蒋介石是在搞欺骗，明知谈判不会有什么结果，但不能不和他们谈判，因为人民不了解，我们不谈就会孤立。我们一定要通过事实，也通过我们的努力，完成这“教育人民的一课”。

国民党一方面在美国的全力帮助下，运用一切手段通过陆、海、空加紧运兵、运军火，蒋介石本人也特意飞往庐山牯岭避风，让下面将领放手大打，妄图造成以武力消灭我党我军的“既成事实”；另一方面采用政治欺骗手段，制造和谈空气，散布和谈幻想，企图冲淡其在军事上大举进攻解放区的严重事实，诱使舆论误以为它还是愿意谈判，谈判还是有希望的。

每当这种时候，恩来同志就从南京来到上海。他气愤地对我们说：我不能继续呆在南京，去客观上帮助蒋介石制造一种谈判还在继续，谈判还有希望的假象。蒋介石和美国方面在谈判中蛮不讲理，施加压力，以为我们是怕他们的，逼我们割地求和订立城下之盟。可我们偏不吃那一套。所以，我干脆离开南京了。我来上海，就是要让全国、全世界都知道，和谈受到了挫折，正处于僵局、停顿状态。我一天不回南京，就表明谈判还没有恢复。

恩来同志在接见外国记者时曾说，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保证停战，他已暂时退出南京谈判，不再与政府及美方代表进行毫无意义之磋商。除非同意重开唯一有权讨论停战问题之军事三人小组会议，否则他将不返回南京。至于司徒雷登大使主持的五人非正式小组，讨论范围仅以改组国府委员会为限，值此内战正继续进行之际，此五人小组成就如何，实无任何实际意义可言。

那时，我们在时事政策学习中，曾争论过一个问题：蒋介石最终会选择战，还是和？

有的同志认为：对蒋介石来说，不打，还可以拖它若干年；打，则明摆着迅速导致彻底毁灭。蒋介石是个聪明人，他总不至愚蠢到自找死路吧？

后来听乔木（即乔冠华，以下同）同志谈，副主席听到这个说法后，笑了笑说，不要替蒋介石设想他是打聪明些，还是不打聪明些。他是不可能按我们共产党人的逻辑办事的。他站在极端反动的立场上，只能妄想消灭我们，只能打。他在别的事情上可能是聪明的，但在这样历史性选择的大问题上，他不可能聪明，只能是愚蠢的。

<h3>三、扣人心弦的中外记者招待会</h3>

周公馆里，最激动人心的，莫过于副主席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了。

招待会上，副主席那铿锵有力，带点儿淮安口音的普通话，至今仍回响在我们耳际，遥远，然而清晰。

他指点着地图，面对挤满会场的百余名中外记者，满腔义愤地揭露蒋介石在各个地区挑动内战的详情。他分析形势，讲我们必胜的根据。有时讲得慷慨激昂了，就离开翻译章文晋同志，一面指着作战形势图，一面直接用英语讲起来。翌晨，翻阅英文报纸时往往可以发现，外国记者在报道时，常喜欢特别说明哪些段落是“周将军”亲口用英语讲的。副主席就这样努力通过中外记者之笔、之口，向全国、全世界阐明事实真相和我们党的立场。

周副主席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之激动人心，还因为这种场合往往要与国民党特务面对面斗争。

招待会在周公馆一楼大客厅举行。但因到会的记者太多，大客厅里坐不下，还有许多人要坐到一楼平常用来吃饭的廊厅里。因此副主席总是站在大客厅通廊厅的门中间，一半身子在客厅，一半身子在廊厅。大门敞着，以便让尽量多的记者来参加。这样，便可以从大门外望见站在客厅与廊厅之间的周副主席的半边身子。一次，副主席正在向中外记者发表讲话，管保卫的同志悄悄告诉他，大门口站着好几个带枪的特务，请副主席站进客厅里，不要让半边身于暴露在外。副主席一听大怒，干脆走到直通大门的平台上，大声向门外带枪的人喝斥道：“你们谁是特务？站出来让大家看看！我是你们的政府请来谈判的，你们竟敢对谈判代表采取这样卑鄙的手段！”副主席这种凛然正气和大无畏精神，竟把那几个特务给吓跑了。

<h3>四、“周公馆”里的座上客</h3>

我们后来称之为民主人士、爱国人士的，当时他们自称为“第三方面人士”，意为既非国民党一方，亦非共产党一方之“第三方面”也。迨1946年底，马叙伦先生在上海《文汇报》撰文《再论第三方面与民主阵线》指出：自国民党当局公然推翻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召开国民党一党包办的非法国大之后，中国便只有民主和反民主两个方面，不容许在这两个方面之外还有个第三方面，因此“第三方面”这个名词以后在争取民主时期应不再出现。马叙老这篇宣言性的文章发表之后，才基本上不再见有人自称或被称“第三方面”。

周副主席是做统战工作的模范。他尊重、理解朋友们，这些朋友们也很尊重他，信赖他。他有时同朋友们聚谈，讨论，有时做耐心的解释。

我们素所敬重的孙夫人宋庆龄先生曾与副主席在上海多次会面，亲切晤谈。我们也曾见宋庆龄先生亲临周公馆访问副主席。郭老那时是经常来的客人。他那时还不算老，身手还很矫健。一次，他一纵身跳过园子里的一汪雨水，随即向同来的几位老先生吹说：“看！我一个箭步就过来了！”

张澜、沈钧儒、马叙伦、马寅初、谭平山、柳亚子、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陶行知、周建人、梁漱溟、许广平、沙千里、史良、包达三……这些后来参加了政协、人大或人民政府工作的爱国民主人士，也经常或有时在周公馆里看到。“混入又混出”的青年党人，那时还混迹于“第三方面”，有时也出现在我们的大客厅里。后因参加伪国大而被民盟决议令其“退盟”的民社党领袖张君劢，在“动摇”过去之前，也常来作客。

1946年7月25日，民主战士、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突患脑溢血溘然长逝。周副主席遽闻噩耗，是多么悲痛啊！他含着眼泪说：在韬奋去世之后，我们党又失去了一位最知心、最可靠、也最可贵的朋友！一位党外布尔什维克！这真是我们党、我们人民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他当天在致党中央电中称誉陶先生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并关照在上海工作的潘汉年、伍云甫等同志，要对进步朋友多加照顾。

周副主席一向很重视文化界的工作。许多著名作家、艺术家和电影戏剧演员经常应邀来座谈。其中有田汉、阳翰笙、胡风、夏衍、于伶、黄佐临、刘厚生等，还有电影明星白杨、秦怡、张瑞芳、丹尼等。

一天，我们正出门，看见门口徘徊着一位身穿黄丝绸长衫，头戴礼帽式草帽，腋下夹着一根手杖的约有四十来岁的男人，他一见有人出来，忙摘下草帽，用夸张的京腔京调，一板一眼地问：“请问，这儿是周公馆吗？”这样的衣着风度，这样清晰洪亮的舞台京白腔，实党惊异！我们定睛一看，原来是京剧“麒派”创始人做麟童——周信芳先生！后来知道，他是应副主席之邀，来周公馆参加文艺界人士的座谈的。

周副主席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的第二天早上，往往是我们最紧张的时刻。那时，郭沫若、沈钧儒、马叙伦、黄炎培等各老朋友往往早早就来了，他们到得差不多了，副主席就依惯例叫于产（于土当时名于产）把当天早晨所有英文报纸上关于他头天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的报道，关于对我们党的反应、评论，当场翻译给他和这些客人一起听。什么报，写消息的记者是谁，他讲的哪些话报道了，哪些没报道，哪些话报得真实，哪些歪曲了，都要一一介绍清楚，否则他就要问。有时，连当日有什么有影响的外国人士过往上海、南京，周副主席也要知道。这些，都是我们外事组对外联络组工作任务的一部分。周副主席和客人们边听边谈论，那空气就象是一家人一样。

记得当四平激战时，有少数民主人士曾劝我们主动“让出”四平。当我们主动放弃张家口时，也有少数民主人士以为我们顶不住了。还有的责怪我们的土改政策“损害”了“群众”利益。甚至认为我党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的战略方针，不过是“战败”的遁辞而已，等等。当时我们这些年轻同志中有不少人对此很气愤。但周副主席却一方面向这些民主人士指出：在谈判桌上，蒋介石还没敢向我们提出“让出”四平街的要求，想不到我们的朋友竟向我们提出了，另方面又以事实，从道理上耐心说服他们。他还教育我们这些沉不住气的青年同志说，不要着急，等将来我们实行大反攻了，他们就会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想法的。

事实的发展果然如此。1946年11月，民盟严正宣布拒绝参加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大”之后，副主席曾总结说：民盟不参加，“国大”开了就很臭。这个目的达到了。这是八年抗战和最近一年来谈判的成果，第三方面大部分居然敢于反对蒋记国大，跟着我们这条路走了。

形势发展很快。周副主席离开上海前，在1946年11月17日夜写给郭老、于立群夫妇的信中曾说：“今后要看前线，少则半载，多则一年，必可分晓。”到了1948年秋冬，前线上早已见分晓了。这些老朋友从香港坐船去东北解放区的心情已与在上海时完全不同了。

这里，我们觉得有必要提一提一位“洋”座上客——加拿大著名和平人士文幼章先生。

文幼章先生算是周公馆的老朋友了。他和周副主席谈论形势，和家康等人谈论事务，还帮助我们年轻同志润饰英文稿。在周公馆里，他象在家里一样。

美国著名女记者、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在她前往延安之前，副主席曾在上海周公馆里会见她。那是1946年7月下旬，领导上告诉于产，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来上海了，住百老汇大厦（今称上海大厦），要于产立即带些吃的东西先去看看她，向她表示热烈欢迎。她若提出什么要求，尽量都答应，因为她从没提过不合理的要求。

于产遵照领导的指示去拜访她，表示热情的欢迎。她提出的唯一要求便是：会见周恩来将军！

于产当即回答：我将立即报告将军。我认为将军会很高兴见到您的。具体时间、地点，由将军和您共同决定好吗？斯特朗很通情达理：“完全听周将军方便吧！”

第二三天，于产就又去百老汇大厦，去接她来周公馆与周副主席会面。后来听乔木、文晋同志说，副主席就着一幅新绘制的战场形势图，不厌其详地向她介绍了国民党军队进攻我解放区的情况，以及我必胜、蒋必败的根据。

斯特朗女士在上海会见了周恩来将军后，很快就取道北平飞延安采访毛泽东主席去了。

<h3>五、“周恩来瘦了”</h3>

邓大姐1946年7月在回答上海记者们的问题时说：周恩来为中国的真正和平而忙碌不堪。午睡根本不可能，夜间也睡得极少，而且寝不能安。周恩来瘦了，不象往日那样健壮了。这时，我们也都发现我们的副主席消瘦了。

他怎么可能不瘦呢？

健壮固然健壮，可人毕竟不是机器人呀。在那些处于“突击”状态的日日夜夜里，中午从不见他午睡，晚上，按一般情况，总要工作到翌日清晨四时左右才能休息，而早晨七时半左右起来，立即又开始了一天的紧张工作。这样的生活，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一天晚上，都下一点了，家康转告于产，副主席要于产立即整理一件特急材料给他。于产整好，已经快凌晨四点了，便从自己所在的二楼，蹑手蹑足下到一楼周副主席办公室兼卧室。一看，辛劳了一整天的周副主席还坐在桌子前，戴着眼镜，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上面写满了极小极小字体的材料呢！

我们工作当然也忙，但都有明确分工：管内部工作的只管内部工作，管外事工作的只管外事工作。除有时需作必要的协作外，一般互不涉足他人工作范围。但副主席就完全不同了。他什么都得管。作为中共中央南京局书记，他还负责指导我国南部国统区地下党的工作。在实践中，他把合法与非法，公开与秘密，上层与下层，党内与党外既严格分开又紧密配合，工作有条不紊。许多党员，许多情况，他都很熟悉。他经常接见地下党的同志。

他如此繁忙，还时刻关心每个同志的安全。

周公馆的同志们不是为了工作是不随便外出上街的。一天，单独外出工作的广东籍年轻干部关振群同志（因为长得象，大家都叫他“莫洛托夫”）到晚上10点，过了预定回来的时间很久了还没有回来。副主席知道后非常着急，亲自在一楼用作饭厅的廊厅里把大家召集拢来，在作了分头去找的部署后，一直在廊厅里焦急地踱来踱去，当着大家的面批评有关负责同志不该让一个刚来上海不久的年轻同志晚上单独外出工作，若有必要也得有人陪伴，去前要说明所去地点和预定返回时间。

副主席正说着，那个小广东自己回来了。原来，他在回来的路上，发现有人跟踪，他花了好大力气才脱了“梢”回到家。他一进门，看到周副主席正为他的安全问题那么焦急，他感动得涌出了热泪！

上海工委青年组组长刘光同志，因病，化了名，填了友人家的住址，住进了上海第四医院。副主席忙成那个样子，竟曾三次亲往医院去探视。7月16日晨，刘光同志终于永远停止了呼吸。副主席和邓大姐闻讯急速赶到医院，他悲痛得说不出话来，邓大姐则抚尸大哭。每一个同志，哪怕是青年同志，是多么牵动着副主席的心啊！

周副主席工作繁忙，吃饭极简单。在家里，他总坚持和大家同桌吃一样的饭菜。那时，管炊事的陈姐对日理万机的副主席，总觉得饭菜太单调了，于心不忍，有时就偷偷炒盘鸡蛋端上。细心的副主席一看另外一桌上没有，就告诉管行政的同志，以后不许对他“特殊”，并把炒蛋推到桌子中央，要大家一起吃。

附带说一句，副主席瘦了，我们大家绝大多数也并没有长胖。试想，副主席那么忙，每天做那么多事，他的那些秘书，以及几乎所有的工作人员，谁又能不踏着这快速的节拍起舞呢！

多么辛劳的日日夜夜啊！可是，我们多么渴望再过过这种虽然辛劳，但却没有扯皮，没有歪风邪气，真正全心全意扑向工作的日日夜夜啊！

<h3>六、人鬼之间</h3>

一度，领导上传达说：据地下党可靠情报，国民党C.C.派特务机关，计划派出大批特务，并雇佣一批流氓、打手，打着“苏北难民”（苏北的还乡团、逃亡地主之类，国民党就叫“难民”）的旗号来我周公馆“请愿”，对我土改政策进行“抗议”，并在混乱中趁机砸周公馆，杀害我方工作人员。传达中还说，国民党特务新制订了一系列暗杀手段，其中包括：佯装一般车祸，伺机用汽车将我方人员撞死在大街上；跟踪我方独行人员，于僻静处于以绑架；制造个人原因的假象，对我方某些人员实行枪杀，等等。虽然我们都是正式登了记、办了户口的中共人员，于理是不能加害的，但国民党一向反共不择手段，它哪管什么理不理！

为此，副主席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愤怒地指出：从沧白堂扔石子，校场口打伤人，到捣毁《新华日报》，到处进行暗杀，现在竟发展到暗杀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这一连串事件都是有计划的，其严重性不亚于内战，因为这是打击大后方手无寸铁的民主人士、工业家、新闻记者和文学家，这真是无耻之极！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上列有许多民主人士，准备逮捕、殴打、绑架和暗杀他们。民主人士的名字都在陈立夫手上，更不要说我们共产党人了！副主席大声疾呼：现在已经不是抗战以前的时候了，我们要伸雪！我们要控诉！希望记者先生们用笔和口来控诉，以制止这种卑鄙无耻的暴行！

一次，副主席乘车外出，发现后面有一辆中统特务汽车紧紧尾随。副主席的车停它也停，车开它也开。周副主席叫司机停车，自己下来走向特务汽车，大声斥道：我周恩来是你们蒋委员长和美国马歇尔请来谈判的，你们知道吗？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快给我走开！那几个特务只好灰溜溜地掉头开跑了。事后，副主席还曾当面向国民党上海市市长吴国侦提出抗议，要他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吴国侦只好作了保证。

自国民党撕毁政协会议决议，悍然于1946年11月15日片面召开非法的“国民大会”，最后关死和谈大门，而完成了教育人民的一课。周副主席于这年11月19日飞返延安之后，周公馆改称“中共代表团上海联络处”，由董老坐镇，国民党对我们的骚扰迫害，更加变本加厉，明目张胆了。

<h3>七、“民主死不了！”</h3>

先后惨遭国民党特务枪杀的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的追悼大会，1946年10月4日上午在上海四马路天赠舞台（现名劳动剧场）举行。领导上派我们二人前去参加大会，并观察情况。

会场附近，“民主死不了！”的大幅张贴画赫然在目，一下子攫住了大家的心！会场大门口，架着两排美制机关枪，从大门一直排到楼下内门。会场四周的军警宪特，一步一岗，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他们守在门口盯着进入会场的每一个人，一一检查入场证，就连新闻记者，也不准自由入场采访。

会场里布满了特务和“短衣客”（打手），臂上都一色儿缠着黑纱（凶手给殉难者戴孝，真是莫大的讽刺！），还有不少花钱雇来的流氓、无赖以及一些还不懂事的小学生模样的孩子。这些人把会场四周和后排的位子都占去了。据邻座的与会者介绍，这帮人清早六点就抢先来占位子，说好开会时特务一带头鼓掌，他们就跟着紧鼓掌，特务一带头起哄，他们就跟着大起哄，不许自作主张。报酬是除管一顿早点外，每人还发“五只角子”（五毛钱）。我们进会场时，这帮人正在补进早点——大嚼包子、面包。有个被哄骗来的女工对别人说：“叫我来，说是有好戏看。怎么还不开锣呀！”这帮人也真象是来天蟾大舞台看戏似的，从始至终嗑瓜子，嬉笑打闹，旁若无人。

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须首先致词，接着上海市议长潘公展讲话，他们说什么上海是“全国民主与自由的楷模”，“允许人民发言，批评”，但“要有分寸”，“要负责任”，“要顾及对国家、民族、社会、世界之影响”，云云。特务带头，那帮人鼓了掌，稀稀拉拉。有趣的是，他们中有人可能以为在捧歌星呢，竟高呼“安考儿！”“安考儿！”（英语“encore”之音译，意即“再来一个！”）有的则象听戏捧名角似地大喊：“哟，哟，好！”“哟，哟，好！”真令人哭笑不得！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一上台讲话，特务就带头鼓噪：“共产党的尾巴！”“共产党的尾巴！”那些被雇来的人也就跟着大吵大闹，乱成一团。但郭沫若、史良、罗隆基、楚图南诸先生的讲话，仍赢得了群众热烈的掌声。

就在郭老讲话的掌声未落的时候，忽见邓颖超大姐出现在讲台上了！她神态严肃、庄重，大声宣告：我谨宣读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亲笔书就的悼词：

<small>今天在此追悼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时局极端险恶，人心异常悲愤。但此时此地，有何话可说？我谨以最虔诚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small>

邓大姐庄严的正义的声音震彻全场。她每念一句，台下就热烈鼓掌一次。只念了短短几分钟就戛然结束，从容走下讲台。这时，全场又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久久停不下来，我们见此情景，激动得热泪盈眶。

那些被特务雇来的人在此情势下，也跟着拼命鼓起掌来。过了一阵，几个特务才明白过来，忙打着手势大声喊：“错了！错了！不要拍手！不要拍手！”但是，一帮特务是扭转不了局势的，广大群众以雷鸣般的掌声，一直把邓大姐送上了汽车。民主与独裁斗争的这一重要回合，我们胜利了！

两天后，10月6日，周副主席亲自出席了在静安寺举行的对李、闻两烈士的公祭。人们望着李、闻两烈士的遗像，眼前总浮现着那幅巨大的招贴画：“民主死不了！”是的，这次追悼大会的情景证实，以后的历史发展更证实：民主是死不了的！

<h3>八、撤退前夕的不眠之夜</h3>

我们两人是当时在周副主席身边工作的干部中很年轻的两个，都是代表团的外事组（外事委员会）组员和外事组对外联络组组员。

在蒋介石最后关死和谈大门，我代表团人员被迫作紧急撤退时，哪些同志回解放区，哪些同志去香港工作，哪些同志留在上海转入地下，周副主席都是根据每一个同志的具体情况，和有关负责同志一起，一个人一个人地亲自进行研究并作出决定的。1946年10月14日晚上，我们外联组组长陈家康同志叫我们二人晚上不要睡觉，听候命令，随时准备出发。半夜里，他来通知我们准备去香港。我们马上把箱子里所有“土”的东西都拣出来，只剩些“洋”的。隔一两个钟头，又通知我们有变动，要回解放区。于是我们又把“洋”的全倒出，箱子里全装些“土”的。又隔一两个钟头，又通知我们还是要去香港，又把箱子倒腾了一番。到天已蒙蒙亮时，才最后通知我们：立即上船出发回解放区。这时，家康同志郑重告诉我们，这是副主席亲自下的决心。按我们的专业，理应去香港工作的，但副主席考虑到我们即将有一个小宝宝出世，怕在香港万一有危险不好办，才最后下决心把我们安排到回解放区的行列中。当我们得知敬爱的副主席在这样危急的时刻，竟为未来的一个小生命而通宵考虑再三，我们怎能不感动，怎能不感到浑身是力量？

翌日，10月15日清晨，我们登上了由上海开往我解放区的登陆艇，顺利回到了山东解放区的烟台。

正文一三周恩来与解放战争时期的上海地下党

<er top">一</h3>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由重庆迁回南京。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为了便于同国民党进行谈判，谋求国内和平；同时，为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特别是在上海、南京地区开展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工作，曾决定在南京、上海设立中共代表团办事处。1946年5月，中共代表团由重庆迁至南京，但国民党当局始终未同意在上海设立中共代表团办事处。我党于1946年三四月间就顶了上海思南路107号房子，由于国民党不准我们设立公开办事处，就作为周恩来将军的公馆。周公馆，实际上就是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

周公馆的建立，周恩来同志往来于上海、南京之间，这对上海地下党，对上海各界人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和支持。从此，上海人民革命运动，开创了一个上层统一战线和基层群众运动相结合，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的新局面。反对国民党内战、独裁，要求和平、民主的运动，迅速地在各界、各阶层、各团体中开展起来。国民党对周公馆派遣了特务、军警进行监视。我地下党通过组织，由我和有关党委研究，为周公馆配备了熟悉上海情况的可靠的人员，当门卫、勤杂人员等，做保卫工作。组织关系是十分严密的，地下党员一律不准去周公馆。当时上海地下党领导人是刘晓、刘长胜同志；张执一同志在二刘领导下，分工协助做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张承宗负责党的组织和群众运动。这方面工作与办事处有分工，有交叉，有配合。党的工作统属中共南京局领导，办事处设有上海工作委员会，书记是华岗。华岗通过刘少文、潘汉年与地下党刘晓之间有不定期的联系，沟通办事处和地下党之间的信息。同时，周恩来同志还通过南京局的委员钱瑛同志与刘晓同志秘密联系，传达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办事处原来准备在上海出版《新华日报》，因国民党当局百般阻挠，未能办成。

关于我党在国统区的工作方针，周恩来同志曾在一次会议上分析当时的形势时指出，国民党有发动内战，全面分裂的危险，要发动群众，制止内战。周恩来同志调冯文彬同志由延安秘密来沪，进行调查研究，协助地下党，指导青年运动。冯文彬同志曾多次与刘晓、刘长胜、张执一、张承宗等商谈，研究群众运动状况，并深入学生系统，指导工作。同年5月，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上海办事处与地下党互相配合，在上海工商界、文化界、教育界及民主党派等方面，广泛开展了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工作，组织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参加的有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妇女联谊会、学生团体联合会、杂志联谊会、中小学教师团体以及酒菜、百货、水电、机器各职业、产业工会等共52个单位。马叙伦、许广平等29人为理事。联合会发表了“反对内战宣言”，号召人民团结起来，以具体行动，阻止战乱。

上海地下党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6月20日，组织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动员各界人民，进行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斗争。6月23日，上海各界人民团体推派代表马叙伦、吴耀宗、蒉廷芳、盛丕华、张絅伯、包达三、阎宝航、雷洁琼及学生代表陈震中、陈立复等赴南京请愿，要求和平，反对内战，要求民主，反对独裁。上海党还组织了上海200多个社会团体，包括机器、纺织、市政、店员等业职工和100多所学校的学生和教师，约5万多人在北站举行隆重的欢送大会，会后并游行示威。上海党的领导人刘晓、刘长胜、张执一、张承宗等都亲临现场，冯文彬同志也前来指挥部。学生方面由张本、吴学谦，职工方面由张祺、陆志仁等负责，也分设指挥及联络点。请愿代表到达南京下关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殴打，4名代表受重伤。周恩来同志闻讯后即与董必武同志去医院慰问受伤代表，并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下关惨案发生后，周恩来同志对上海地下党的工作和同志们的安全，非常关心，曾经指示对在运动中已经暴露的同志，要及时撤退。他一再强调上海地下斗争的长期性和坚韧性，要注意隐蔽，积蓄力量，切忌犯急性病。周恩来同志关于上海斗争形势分析与工作方针、斗争策略的指示，对上海地下党和爱国民主运动的巩固与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国民党镇压上海“六.二三”和平请愿团后，便进一步镇压和破坏进步的工会运动、学生运动和文化运动。

9月1日，周恩来同志在上海向中外记者发表谈话指出：中国内战的扩大，实在是美国帮助国方所致，正当司徒雷登大使提议召开三人小组会时，美国政府竟以5亿美元之剩余物资转让政府从事内战，实对司徒“调解”之词以迎头痛击。周恩来同志向美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美军退出中国运动周的指示。之后，上海地区各界人民反对国民党内战、独裁的斗争，就和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斗争结合起来，运动向更深更广的范围发展。

11月19日周恩来同志率中共代表团邓颖超、李维汉等人离南京返回延安。在离南京前，中共上海办事处曾转达周恩来同志给上海地下党刘晓同志的指示，指出国民党地区黑暗严重的时刻又到来了，必须坚持隐蔽的艰苦的斗争，预计5年的时间，胜利必将实现。我当时立即向上海市委传达。周恩来同志的关怀和指示，给上海地下党的同志以很大的鼓舞。大家都信心倍增，坚持韧性的艰苦的斗争。结果，只用3年的时间就取得了上海的解放和全国的胜利。

<er h3">二</h3>

1947年是中国革命有决定意义的一年。我解放区军民对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奋起反击，迫使国民党不得不采取重点进攻。同年7月至9月，国民党的重点进攻也被粉碎。我解放军转入了全国规模大反攻。在年初，国民党地区北平、上海等大城市，发生了反美反蒋学生运动，2月9日上海工商界发起爱用国货运动，标志着人民革命力量正在汇集，全国性的革命高潮正在掀起。

1947年1月16日周恩来同志曾电告刘晓等同志，为了更有计划的领导蒋管区群众爱国民主争生存的斗争，中央认为蒋管区党组织有调整的必要，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上海分局，将刘晓、钱瑛两处所管的秘密组织系统，统一管理。分局下设上海市委。上海分局以刘晓、钱瑛、刘少文及另由刘晓从上海党委中推荐一人组成，负责领导与发展蒋管区秘密党的工作。上海分局直属中央领导。当时刘晓除向中央推荐刘长胜同志参加外，还曾推荐三人为分局委员。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4月29日，周恩来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各中央局、分局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各地城市工作部的任务是在中央规定的方针下，统管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切工作并训练这一工作的干部。5月6日他又为中共中央起草电报致刘晓等同志，告以中央决定将上海中央分局改为上海中央局。通知指出：为加强与调整蒋管区我党工作的领导，中央决定将上海中央分局改为上海中央局，管辖长江流域、西南各省及平津一部分党的组织与工作，并于必要时指导香港分局。上海局仍以刘晓、刘长胜、钱瑛、张明（即刘少文）4同志组成，刘晓为书记、长胜为副书记。在目前较严重的环境中，上海局会议以愈少开愈好。至原在上海党委负责各同志，仍各管一方面的工作。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原刘晓同志推荐的三同志，即分别在上海局领导下由张承宗同志分管上海市委；张执一同志分管外县委员会和策反工作；张登同志分管文化统战工作。中央在组织上成立了城工部和上海局，加强了国民党地区党的领导，是国民党地区人民革命运动蓬勃展开的重要保证。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使党在国民党地区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更好的贯彻执行。

周恩来同志对中共上海局的领导抓得很紧，密切注意蒋管区政治、经济的动态，及时指导地下党的工作。中共中央在1947年给上海局的电报指示和答复上海局请示汇报的电报，有两件是周恩来同志亲自起草的，对国民党地区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斗争，指导意义极大，对推动第二条战线工作的开展，有很大贡献。

1947年5月20日，南京、上海、苏州、杭州等城市学生6000余人，为抢救教育危机联合向国民党行政院请愿游行示威，反对饥饿，反对内战。游行群众遭到国民党军警宪兵的殴打镇压，重伤19人，被捕28人，造成“五.二零”惨案。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23日京、沪、苏、杭、豫发起组织全国学联。在上海，学生运动很快推动职工运动，推动各界人民革命运动，声势浩大，群众广泛，为历史上所罕见。毛泽东同志为新华社写的题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评论中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

第二条战线的开辟和发展，是和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周恩来同志的及时指示分不开的。1947年2月28日及5月5日周恩来同志代中共中央先后起草了《关于国民党统治区斗争策略的指示》和《关于蒋管区党的斗争方针的指示》两个电报，这是国民党地区工作的纲领性的、夺取反蒋斗争胜利的文件。文件中指出：蒋管区群众斗争，固然要经过一些迂回起伏，但总的趋势必然会继续高涨，问题就要看我们领导的斗争策略如何，组织力量如何，以决定群众斗争增长的快慢与可否避免一些挫折。在蒋管区统治尚严的地方，尤其是蒋管区大城市中的工作方针，就是要保护我党及民主进步力量，以继续加紧开展人民运动。为此目的，既要坚定勇敢，又要机警谨慎。要时时注视情势的发展，坚持我党放手动员群众进行反美反蒋的方针，灵活地既结合又区别合法与非法的斗争。应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去硬碰，这不是保守，而是领导群众变换方式，绕过暗礁。蒋管区城市工作，一切要从长期存在打算，以推动群众斗争，开展统一战线，如此，方能配合解放区胜利，推动全国新高潮的到来。

周恩来同志对蒋管区形势的分析，非常精辟地指出，工作重点应紧紧抓住推动群众斗争和开展统一战线两个环节。周恩来同志要求我们，既要坚定勇敢，又要机警谨慎。这一指示，对当时上海地下党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开展工作，是十分重要的。1947年2月至6月，上海局多次向中央请示汇报关于蒋管区斗争情况及贯彻中央指示的意见，均能获得中央及周恩来同志的及时复电。上海地下党不少同志回忆，1947年2月9日，上海百货业职工在劝工大楼举行爱用国货运动，被国民党特务破坏，打死永安公司职员梁仁达，打伤多人。参加会议的郭沫若、邓初民等知名人士、由群众保护，从窗外走脱。梁仁达烈士牺牲后，群众激奋，要抬棺在南京路游行。上海局及上海市委根据当时形势，敌情动态，并根据恩来同志“避免硬碰”的精神，进行部署，不采取抬棺游行，而采取扩大同情运动、吊唁等方式进行斗争，使国民党准备大肆逮捕镇压的计划未能得逞，陷于各界人民谴责、抗议的窘境。“五.二零”运动后，原来部分学校曾提出无限期罢课的口号，经过党组织的说服，根据中央及上海局的指示，将运动转向深入巩固，决定暂时停止罢课，采取一面上课，一面斗争，上课与罢课带弹性的斗争策略。上述两事，当时都是由我代表上海市委，分别向职委和学委传达贯彻的。国民党地区的人民革命运动，在中央正确领导下，如波浪式的、一浪高一浪的向前推进。

<er h3">三</h3>

国民党统治者越是面临总崩溃，对人民革命运动越是疯狂的镇压。从1947年下半年起，国民党军警宪特不断地对上海学生运动和进步工会进行大规模镇压。7月，党领导下的《文萃》刊物被迫停刊，负责人共产党员陈子涛、骆何民、吴承俭被捕后遭杀害。1948年1月，同济大学学生200人被捕，数百人受伤；舞女请愿被扣押400余人。2月初，国民党又血腥镇压申九罢工斗争，打死工人3名，重伤数十人，逮捕300多人。随着上海反美反蒋斗争的深入发展，国民党统治当局垂死挣扎，疯狂镇压人民也更为严重。

1948年8月22日党中央发出由周恩来同志起草的《对目前蒋管区斗争策略的指示》。其中指出：蒋近已决心撕破伪装民主的最后残余，实行疯狂的法西斯独裁的最后挣扎。因此，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目前工作，必须有清醒的头脑和灵活的策略，必须依靠广大群众而不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并且指出：在国民党统治的城市，单独进行工人、市民的武装起义，肯定地说，一般地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将城市中多年积聚的革命领导力量在解放军尚未逼近、敌人尚未最后崩溃之前过早地损失掉，这是最失策的事。指示还要求我们：不论党内党外，凡是已经暴露或为敌特注意的分子，都应设法离开岗位，首先向解放区撤退。

恩来同志根据黎明之前一段黑暗的形势，对地下党必须坚持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作了精辟的论述，使上海地下党避免冒险倾向，深入隐蔽，发动群众，最后配合解放军的进攻，解放上海，接管上海。

同年9月，上海局根据中央指示，发出了上海、南京当前基本方针的指示，上海局副书记刘长胜在党内作《集中力量争取第三年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发挥第二条战线的作用》的报告。明确了当前上海地区我党工作的中心是：当前要积极发展革命力量，依靠群众，团结大多数，为彻底解放京沪，准备接管而斗争。围绕这一中心，开展反对国民党屠杀，反出卖，反搬迁，以及开展保厂、保校、保业、保命的斗争，以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与接管上海。

从1948年8月起，上海市委根据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由我和工委、学委、职委等负责同志讨论，决定撤退已暴露的干部，输送解放区城市工作所需的科技、工程、医务等干部，约2000余人。上海局委员刘少文同志因所属系统发生破坏，刘脱险后于10月初到达解放区。地下党还保护民主人士，将马寅初隐蔽起来，黄炎培离沪去港。12月，接中央通知，护送张志让、叶圣陶、郑振铎等32位爱国民主人士去港，转赴解放区。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电告刘晓、潘汉年设法将毛泽东、周恩来给宋庆龄的信妥送上海面交，并安排宋北上。因宋决定留沪，未去。

1949年3月下旬，上海局书记刘晓经香港北上，转赴北平。上海局委员钱瑛也于4月去北平。至此，上海局成员只留下刘长胜同志。3月17日上海局秘密电台所在地遭国民党破坏，报务员秦鸣钧、联系电台的张困斋（张承宗之弟）先后被捕，后英勇就义。当时中央及华东局甚为关注，要刘长胜同志及张承宗等撤退。刘、张等经过研究，因解放军渡江在即，上海地下党工作繁重，任务紧迫，决定妥善隐蔽，留沪指挥。刘当时搬至原国民党国防部少将参议许彦飞家居住。许曾在抗战时期在大后方受到周恩来同志接见并表扬其为我党工作。张承宗搬至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张发奎家居住。张发奎秘书莫振球是我党地下党员。留沪的还有刘少文系统的吴克坚和上海局领导下分管文化统战工作的张登（即沙文汉）等。

解放前夕，上海地下党组织了人民保安队约6万人，其中以职员、工人、教师、学生约两万人为骨干力量，保护工厂、机关、学校，进行反屠杀反破坏反搬迁的斗争，迎接解放军，配合上海解放和接管工作，完成了光荣的历史任务。

1949年5月30日，中共中央在祝贺上海解放的电报中，向三野解放军指战员、全上海共产党员、工人、学生、各阶层的民主人士和爱国同胞，热烈祝贺上海解放。新华社社论指出，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长时期内它是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中心，虽然在反革命势力的野蛮的白色恐怖迫使中国革命的主力由城市转移乡村以后，上海仍然是中国工人运动、革命文化运动和各民主阶层爱国民主运动的主要堡垒之一。上海的革命力量和全国的革命相配合，就造成了上海的解放。

上海的解放凝结了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也凝结了周恩来同志的心血。

正文一四忆周副主席在解放战争中的几件事

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是中央军委×局工作的创始人，历来非常关怀我们局的工作。

1945年11月底，周副主席在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后，回到延安。我于12月9日从安塞来到延安杨家岭，向周副主席详细汇报了抗战以来我们局各方面的工作。周副主席听了汇报后说：你们局的工作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工作上技术上都有新的突破，甚堪嘉勉。他还十分高兴地为我们局题词：“掌握全局，突破一点，自力更生，前途无量。”勉励全局同志继续努力，争取更大的成绩。

<h3>一、组成工作队</h3>

1947年3月，胡宗南部进攻延安。3月19日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撤离延安，开始转战陕北。3月初，在撤离延安前，周副主席要我到延安，当面指示我，根据当前的形势和作战的需要，你们局的工作要分成两部分，主要的业务技术人员留在陕北，由你负责带队，跟随中央前委行动。本着留在陕北的中央军委领导机关必须十分精干，以利于机动作战的精神，中央军委决定抽调我们局技术精干的同志，组成50人左右的工作队。3月21日，弼时同志找我面商，确定了工作队的主要任务是了解对面敌军的情况。遵照毛主席、周副主席和迅时同志的指示，我们局大部分同志于4月到了晋绥临县地区的三交泉王村开展工作。

6月4日，周副主席和弼时同志在参加为蟠龙战役祝捷会后，特地到我们的驻处看望全队同志。周副主席向我们讲了解放战争的形势，指出，不久我们就要反攻，收复延安，解放西北，解放全中国。全队同志受到深刻的鼓舞和教育。周副主席称赞我们派出的工作队是一个短小精干的很好的工作队。

<h3>二、神泉堡谆谆教诲</h3>

1947年8月下旬，周副主席和弼时同志要我到陕北佳县神泉堡汇报工作。为了配合我军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形势，周副主席和弼时同志听取了我们局工作的详细汇报，一起研究了机要保密等问题，并且对我们局的工作做了许多重要的指示，周副主席和我们谈了多次，他讲的一些重要思想，我至今记忆犹新。周副主席谈到我们局的工作时，讲了如下一些情况。

第一，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准备在两年后达到相当程度的集中。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为了配合解放战争的胜利，当时我们局的工作分散在全国各地。周副主席在全面分析了全国的形势，研究了战场上的敌我情况，预见到两年以后我们打倒蒋介石，在那时，我们局的工作将要达到相当程度的集中。9月28日，我聆听了周副主席在中央和军委直属单位的干部战士大会上的报告（即《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这篇文章现已收入《周恩来选集》上卷）。他说，去年一年我们是战略防御、战术进攻，现在战略也是进攻。我们的方针是，打到蒋管区，发展解放区，消灭蒋介石的部队在蒋管区。我们打倒蒋介石是有把握的，第二年打出去，实行大反攻的决定是正确的。无论国内条件、国际条件，都是有根据的，是能够实现的。无论在哪个部门工作的同志，都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都要做一个有用的螺丝钉，都要发挥自己的作用。

周副主席这个科学的预见果然变成了现实，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了，全国大部地区已经解放。我们局工作即由分散到逐步集中，实现了两年后达到相当程度的集中。

第二，越是在敌人失败的时候，我们越是要在技术上求精进。

这是周副主席对我局工作的又一个重要指示。他要我们充分估计到今后我们局工作中的更大困难，提出要不断提高技术，精益求精，要总结经验，加强学习，注重阶级教育，增强团结互助，克服技术上的困难。我们认真及时地贯彻了这个指示。在淮海战役前后，向中央军委首长和各野战军首长提供正确无误的情况，配合了淮海战役、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

第三，共产党掌握了技术，一定能够战胜反动派使用的技术。

周副主席说：我们的科学技术与革命政治相结合，有无限的发展前途。他不止一次地用一个数字公式做比喻来说明这个道理。他说：我们党的机要工作在科学技术上是正50分，我们的政治也是正50分，两者相加得100分；而敌人在科学技术上是正50分，政治则是负50分，正负相加等于零。因此，我们一定胜利，敌人一定失败。共产党掌握了技术，一定能够战胜反动派使用的技术。我们的胜利之道就是技术加政治。我们如果没有革命的政治，就不可能战胜敌人。

周副主席的指示和科学分析，是我们克服一切困难，战胜国内外敌人的强大思想武器，1950年12月，中央军委技术部成立时，周副主席又以这一指示作了光辉题词：“共产党掌握了技术，一定能够战胜反动派使用的技术。”

第四，要培养干部、训练干部，并注意培养女干部。

周副主席指示我们要考虑到今后工作的发展，必须大力培养技术干部。当时，中央还给晋冀鲁豫中央局、晋察冀中央局、山东中央分局发了通知，请他们各选送30名初、高中毕业生到我们局学习。各地都多送了一些，一共来了100多名学员。经过训练和工作实践，这些同志现在都是我们部工作的骨干和各级领导了。

第五，要认真总结经验。

周副主席指示要认真总结我们局的工作经验，编写成书，作为训练干部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教材。

第六，要关心爱护干部。

周副主席和弼时同志指示，对体弱有病的同志给予特别健康补助和实行休假制度，以利于长期工作。并强调要打破传统的平均主义，受补助者应当是真正身体虚弱、加强照顾方能保持长期工作的同志，不能机械地以职位为标准。

<h3>三、绥德新店亲笔信</h3>

解放战争期间，周副主席作为党和中央领导人之一，日夜处理中央的重大工作，但他对日常的细小事情，也从不马虎，对下级干部和战士关怀备至，平等相处。1947年3月下旬，在一次行军途中，周副主席因换车没有牲口，借用了我局曾庆标等带的牲口，对这样一件普通的小事，他处理得非常周到。4月6日，他亲笔写信给我，信中说：“晋元同志：我在绥德新店遇×局曾庆标同志，恰好他带牲口五个（马一骡二驴二）及货物两箱，我因换车无牲口，故将他带的牲口、货物均留下，而将他们三人及行李车运宋家川。我当面嘱邓洁同志，必须按原物（牲口、货物）归还你们，这是你们的财产，不能以边币计算。望你本此向邓处长交涉，免致受赔累，那将使我心感不安。如有什么问题，望电告我，以便再电邓解决。望代我问曾庆标同志好！”

后来，周副主席还问我，是否归还了原物，我说很快就还了，没有折成边币。当时的情况是大家都要从延安撤走，而所带货物没有牲口，要走就比较困难。所以周副主席对曾庆标同志这种做法很称赞。周副主席说，曾庆标同志做得对，做得好，要表扬他，他能这么做，也是你们教育有方。周副主席不仅对我们局工作无微不至地关怀，对我们局全体同志的生活也体贴入微。

<h3>四、忘我工作的典范</h3>

我从1947年8月底，到佳县神泉堡，直到1947年12月回到三交，在这4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亲眼目睹了周副主席兢兢业业。严于律己、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和坚韧、细致、周密、严谨的工作作风。在他身边我深受教育，他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忘我工作的崇高精神和作风，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周副主席每天从上午12点直到晚上8点持续紧张地工作，8点多钟吃晚饭，稍事休息后，马上又投入工作中，直到第二天清晨5点多钟才休息。有时夜间二三点时实在太疲劳了，他就在桌子上趴一会儿，打个盹，不到半小时就醒来又接着工作到天亮。有时夜间我在他身旁，看到他细致地审阅各地打来的电报，内容多是同军事有关的，党政工作方面的也不少。当时他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各方面的电报都要看，重要的问题还要送交毛主席，有些电报他看完后还要写批示，或亲自起草回电，工作是十分繁忙辛苦的。他唯一的娱乐就是在晚饭后的一个多小时里和我们一起打百分（一种扑克牌的玩法）。当时凑在一起的还有任弼时同志、陆定一同志和我三个人，有时我和周副主席打双家，他的脑子很好，谁打出去什么牌，他都记得，谁手上还有什么牌，他也算得准。

我们看到周副主席的工作实在太辛苦，就向他建议是否找一两个秘书帮助一下，他都摇摇头。在转战陕北期间，他没有设一个专职秘书。一次深夜在周副主席办公室我向他建议，到全国解放后能否找几个同志协助工作，他表示赞成，但说要完全靠秘书也是不行的。

周副主席的工作是没有白天黑夜的，他的这种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真是感人肺腑。

在我跟随周副主席工作的日子里，见到他总是操劳革命和战争的大事，难得有一点空闲时间。1947年10月上旬，周副主席和弼时同志邀请我和童小鹏等同志到佳县的白云山参观，这是我们几个月来唯一的一次假日。那天周副主席特别高兴，一路和我们谈笑风生，在白云寺院门还和我们合了影。我们自带干粮，把小米放在脸盆里煮成稀饭，那餐午饭周副主席和我们一起在白云寺院外面吃的，大家吃起馒头、小米粥，感到特别香甜。这次游览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h3>五、鼓励我们继续前进</h3>

1947年11月20日，周副主席给二大队写了一封慰问信，内容是：“连日辛勤，突破难关，对我解放战争，作了不少贡献。兹特送上慰劳费1500万（注：是边币）。望各同志勿骄勿躁，再接再厉，共赴胜利为要”。1948年3月16日，周副主席在我们局的报告上批示：“3月1日报告阅悉。这次报告写得很好，有内容、有分析、有批评、有方针。这是×局总结经验上升一步的具体表现。以科学战胜科学，应加上政治。就是说，我们掌握了科学，一定能战胜敌人使用的科学，而且不管敌人以后怎样精益求精，其制度中的技术内在矛盾及工作中的漏洞，是敌人无可挽救的致命伤。因此×局的工作前途是肯定的，望本此继续努力，戒骄戒躁，注意健康。”

1948年3月我们根据周副主席和叶剑英、杨尚昆同志的指示，离开晋绥临县三交泉王村，到西柏坡中央军委工作。我们积极配合三大战役，特别是淮海战役，作了大量的工作。

1949年2月28日，周副主席在全国×局工作会议上讲话说，毛主席说×局系统工作很有成绩，应传令嘉奖，我就在今天正式宣布，以示嘉奖。两年半以来，你们局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但每一个成绩都是克服困难的结果。这次会议，我们局各地的负责同志都来了，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很高兴，在2月28日接见了我们，并在西柏坡毛主席的住房前和大家合影留念。照象时，毛主席说你们也是一个方面军，×局的工作很有成绩，配合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这对我们全局工作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鞭策。

周副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我们的关心和教育，一直激励我们在新的环境里努力工作，继续前进。

正文一五肝胆相照的光辉篇章

今年是周恩来同志诞辰90周年。周恩来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鞠躬尽瘁，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在他一生多方面的革命活动中，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无疑是他革命业绩中最光辉的篇章之一。

在我们缅怀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朽功业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在1946-1948年那一段战斗岁月中，他为关怀和保护民主人士所作出的巨大努力。

<h3>一、在白色恐怖下，对民主人士的关怀照顾</h3>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当局迫于国内外形势，不得不邀请毛泽东主席赴重庆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1946年1月，又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达成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使和平建国出现了一线曙光。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不愿意放弃他们的独裁统治，这些协议不断受到破坏。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为了在南京继续同国民党谈判，同时为继续团结国内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并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的斗争，1946年5月3日，周恩来同志率领中共代表团由重庆到达南京，驻在梅园新村，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对内称“南京局”。在“南京局”领导下，又在上海成立“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南京局”由中共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李维汉7人组成，周恩来同志任书记兼外事工作委员会书记，董老协助全面工作，外事工作由廖承志同志协助。“上海工委”则由华岗、刘少文、章汉夫、潘梓年、刘宁一、夏衍、许涤新、陈家康、乔冠华、龚澎等组成。书记是华岗，副书记为章汉夫、刘少文；胡绳、萧贤法为候补委员，萧兼秘书长。当时，钱之光同志在南京中共代表团任办公厅主任，“南京局”财经委员会副书记，兼任十八集团军驻京办事处处长。我于1946年9月到上海接替萧贤法的工作。

这个时期，政治中心已转移到南京，但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很多政治要人和民主人士住在上海或往来于京沪之间。我们在上海设办事处，更有利于开展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当时国民党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在护设立办事处。我们不得不花了10多根金条，顶下了思南路107号的一幢三层楼的花园洋房，对外用“周公馆”的名义开展活动。不久，又在附近顶下了117号作为办公用房。国民党特务也随即在附近98号（原上海妇孺医院）设下了秘密监视据点。就是这所当时闻名中外的“周公馆”，实际上就是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周恩来同志经常往来于京沪之间。在这里，他同各界人士、中外记者多次接触，阐述我党方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国民党反动派的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6年的夏季，是我国政治气压极度低沉的时期。国民党反动当局在马歇尔调处的幌子下，一方面施放和平烟幕，一方面在几个主要战线，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致使和平谈判，陷入谈谈、停停、打打的胶着状态。与此同时，他们加紧了对民主运动的镇压。在六七两个月，就接连对民主人士制造了两起骇人听闻的血腥事件。

6月23日，上海5万多人为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召开了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欢送人民代表马叙伦、阎宝航、盛丕华、包达三、蒉廷芳、雷洁琼、吴耀宗、张絅伯和学生代表陈震中、陈立复组成的“和平请愿团”赴南京请愿。当代表们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立即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围攻殴打，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惨案发生后，周恩来同志得到消息，立即向国民党有关方面和马歇尔进行交涉，要他们马上采取措施，制止暴行；并于深夜2时，亲自和邓颖超同志带着衣服、食品到医院慰问。周恩来握着马叙伦的手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马叙伦回答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经过“下关惨案”，周恩来同志看到国民党反动派将要进一步对民主人士进行残酷迫害，当即于6月25日打电报给党中央并转发四川省委负责同志，提出“倘时局恶化，要设法安顿文化界的朋友”的意见，把保护进步人士的任务，提到国统区各地党组织的面前。

7月中旬，国民党特务又在昆明相继暗杀了著名爱国人士、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李公朴、闻一多。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国民党统治区。7月17日，除由中共代表团成员联名向国民党代表及蒋介石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惩办凶手、抚恤死者家属、取消一切特务机关、释放一切政治犯外，当天下午，周恩来同志在梅园新村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反对内战与政治暗杀的严正声明，提出必须保证各民主党派和一切民主人士的安全。7月18日，周恩来同志到上海，又在思南路寓所，举行了有100多人参加的中外记者招待会，指出从沧白堂扔石子、校场口打伤人到捣毁《新华日报》，发展到暗杀李、闻，这一连串事件都是有计划的，问题的严重性不下于内战。这是打击大后方手无寸铁的民主人士、工业家、新闻记者及文学家。他说：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上，有许多民主人士准备逮捕、绑架和暗杀，更不用说我们共产党人了。他大声疾呼：现在已经不是抗战以前的时候了，我们要伸雪，要控诉，希望记者用笔和口来控诉，制止这种卑鄙无耻的暴行。周恩来同志的有力揭露，使国民党反动当局迫害民主人士的阴谋，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

李、闻事件后，7月25日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不幸逝世。他是为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匿居在上海友人家中的。因为劳累过度，刺激太深，突患脑溢血逝世。周恩来、邓颖超同志闻讯赶到时陶先生已停止呼吸，但握手尚温，当时悲痛地流了泪。当晚，恩来同志就向党中央发出了《对进步朋友应多加关照》的电报，提出“今后对进步朋友的安全、健康，我们必须负责保护”。他指示潘汉年、伍云甫对进步朋友要在政治上时时关照，经济上也要给予帮助。

关于对民主人士在经济上给予帮助，这件事周恩来同志一直十分注意。我们在重庆时，就受命一直在做。到了南京、上海建立办事处以后，因为物价大幅度波动，就更加注意。当时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最多时达到几百人，机关要开支；要给地下党提供经费；还要在经济上帮助民主人士，因此需要筹措很多钱。周恩来同志担心我们的经费来源，所以到南京不久，他就指示在“南京局”成立“财经委员会”，由董老担任书记，钱之光任副书记，负责筹款。当时筹款的主要办法，就是依靠自己做生意。这时我们掌握的公司有抗战初期就派杨琳在香港创办的“联和公司”，后经改组，更名“华润公司”；还有派萧琳在重庆、上海开设的几个公司；还有其他公司。这些公司经营范围很广。我们到京、沪后，还经常从烟台运来海参、虾米、丝绸、名酒等产品到上海销售。由于从事这些经营，因此在经费来源方面，就比较有保证。

从以上事实，我们可以看到周恩来同志对民主人士关怀备至的革命情谊。他不仅在政治上给予民主人士以坚定的支持和声援，而且也时刻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健康。这些细微之处，正表现了这位伟大革命家赤诚待人的坦荡襟怀。

<h3>二、和谈破裂前，对转移、疏散的周密部署</h3>

1946年8月，由于马歇尔、司徒雷登拒绝重开军事三人小组会议，坚持召开五人小组会议讨论政府组织而又不保证停战，致使南京谈判形成僵局。9月16日晚，周恩来同志偕同章文晋、范长江等离开南京到达上海，表示暂时退出国共谈判，除非同意重开军事三人小组会议，他将不返回南京。他对美联社记者发表谈话，指出美国对华政策，已使中国内战波及全国，“中国现在遭到有史以来最大的内战危机。”从这时起，周恩来同志在上海住了一个多月。

周恩来同志在上海这一段时期，他一方面揭露美、蒋在谈判中所玩弄的各种欺骗手段，坚持在维护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的条件下，争取继续进行和谈的可能；另一方面，也预见到国共谈判最终必将破裂，因此，积极作了转移、疏散的部署和准备。

为了作好撤退的准备，并把公开活动的重点逐步向香港转移，周恩来同志要钱之光由宁赴沪，同时电召香港分局的同志到上海来接受任务。

9月底，钱之光以中共代表团特派员的名义常住上海办事处，主要负责内部工作和财经工作。10月初，周恩来同志对钱之光说：现在局势不好，如果干部要走，民主人士要转移，经费够不够？要多筹一些款，以备撤退的时候使用。根据他的指示，钱之光以“南京局”财经委员会的名义，把在北平军调部的赖祖烈、南京的刘恕、香港的杨琳等都找到上海来开会商讨。赖祖烈说军调部自己有钱，撤退的经费不成问题，因此确定北方干部撤退由北乎军调部解决；我们主要为京沪和香港等地筹措款项，以备急需。于是决定派刘恕同志到胶东去这一批物资到上海出卖。周恩来同志表示同意，要我写信给胶东区党委书记林浩，由他亲自签了名。刘恕和沈其震向外国轮船公司租了一艘货船，从上海经青岛到达莱阳。因为一时货物来不及集中，只好由胶东设法带出一些黄金。由于我们有历年经营贸易的积累，加上由解放区取来的钱，不但保证了转移疏散的费用，到最后我们还多余了3000多两黄金，在我们撤回延安后，带到延安上缴党中央。

与此同时，香港分局接到电召后，派连贯与杨琳同船到达上海，在上海办事处住了10多天。连贯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了东江纵队的情况。周恩来同志对连贯说：蒋介石已经撕毁了和谈的假面具，时局紧张，我们也作好了撤走的准备，我们一走，大批民主人士在上海、南京也就呆不下去了。有些民主人士、文化艺术界人士，还有些干部都要转移到香港等地，香港要准备接受这项任务，作好安排。这些人中，能教书的教书，能办报的办报，能做别的事的，就帮助他们寻找新的社会职业，对避居到香港的民主党派人士和进步朋友，你们要保持与他们的联系，妥为照顾。周恩来同志并在沈钧儒、郭沫若来办事处晤谈时，特地介绍他们同连贯认识，以便以后去香港便于接待。

当时转移疏散的走法有三种途径：一是利用军调部的飞机，把一部分干部送往东北、延安和其他解放区。象齐燕铭、范长江都于10月16日乘飞机返回延安，同行的有《新华日报》办事处部分工作人员以及家属30多人。二是搭乘运送救济物资的船舶。当时解放区救济委员会（“解总”）在上海设有办事处，处长是伍云甫，运送救济物资到解放区，主要是由上海运到石臼所、烟台等解放区沿海港口。据“解总”烟台办事处的朱友学同志回忆，他几次往返上海、烟台，带进解放区的共有三四百人。从这条路线疏散的，多数是由中原军区突围的干部，也有经中共代表团营救出狱的原新四军浙西留守处的干部。第三种疏散的办法就是秘密走，这主要是指向香港、南洋等地转移。此外，凡是能够找到隐蔽处所的，也可以回家或找友，如胡楠同志，她回到了重庆自己家中（后来在全国解放前，她被反动政府害死在渣滓洞）；有些尚未暴露的，可以自找社会关系和职业，隐蔽起来。

早在1946年5月间，刘少文、吴克坚、徐光霄等就转入地下，然后去香港。谈判代表陆定一于6月7日随周恩来同志返延安汇报工作，就未再出来。“上海工委”萧贤法也在9月份转入地下，年底到达香港，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

10月初，周恩来同志指示“上海工委”副书记章汉夫带范剑涯到香港筹办《群众》杂志香港版的出版工作。《群众》杂志是一份周刊，实际上是中共代表团的发言机关。9月间，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查抄，因此决定尽快到香港创办香港版。章汉夫、范剑涯原来计划乘飞机去香港，周恩来同志知道后，提出批评，说国民党特务很可能在飞机场把你们绑架，一定要秘密行动，乘坐外商轮船出去。经过研究，章汉夫化装成金融界人士，范剑涯扮成章的秘书到港办理公务，半夜里雇了一条小船，登上停泊在黄浦江上的一艘英商轮船到达香港。在香港由“香港分局”的饶彰风同志帮助筹备。1947年1月，《群众》杂志香港版正式出刊。

不久，周恩来同志又派乔冠华、龚澎到香港创办《今日中国》（英文）半月刊。还创办了有利印务公司和新民主出版社。当时在香港的出版物，都由廖承志同志具体领导。

接着，周恩来同志派夏衍到新加坡去了解当时流散在南洋各地的文化界人士的情况，并向海外侨领传达第二次国共分裂后党的方针政策。以后，许涤新、方卓芬、刘宁一等也都先后离沪去香港。

因为干部去香港的人数增多，后来又成立了“香港工委”，由章汉夫任书记，连贯任副书记兼管华侨统战工作，冯乃超、夏衍管文化，许涤新管经济，龚澎管外事，乔冠华任香港新华分社社长。

周恩来同志在把新闻界、文化界一些党内同志派往香港的同时，对于已经引起国民党注意的党外进步报人，也安排他们转移。如《联合晚报》记者陆治同志，就是由范长江同志在10月中旬返延安前，特地约到上海办事处，向他转告周恩来同志要他撤离上海的意见的。要陆治撤离，实际上就是对新闻界靠近我们党的人的一种叮嘱，要他们提高警惕，注意自己的安全。

在向香港转移的同时，为了保证一旦中共代表团被迫撤回延安后，能继续保持“南京局”与所属地区地下党组织的联系，除已预先安排一些同志转入地下外，11月初，钱瑛同志也从南京梅园新村秘密转移到上海。

周恩来同志从9月中旬暂时退出和谈、寓居上海后，大部分时间都是做民主人士的工作。他除了在办事处会见来访的许多代表人物以外，还经常在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章伯钧家中会见进步朋友。有时，他也到其他党派领导人家中，同他们反复交换意见。这时局势已经日趋严重。9月底，国民党军队向张家口进犯，在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侵占张家口的当天，蒋介石又悍然下令于11月12日召开“国大”，和平谈判实际上已濒于宪全破裂。这时斗争的焦点是：蒋介石企图通过军事高压手段，逼迫我方让步，更主要的是拉拢第三方面人士参加“国大”，使他的独裁统洽“合法化”。而我们党则反复指出，只有维护停战协定，并在政协决议的基础上召开国民大会，组织联合政府，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统一，对一党包办的“国大”，必须坚决抵制。这时第三方面许多人对和平还抱有幻想。他们当中，情况比较复杂，如青年党希望和谈达成协议，以便召开国大使他们能参加政府，获得一官半职；民盟的朋友则希望双方让步，避免内战扩大，实现和平，也有的朋友为我们担心。对此，周恩来同志始终同他们耐心地商讨，说明我党的和平愿望和维护政协决议的坚定立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各种手段的真实意图，并指出如果反动派敢于发动全面内战，必将自取灭亡，表达了人民必胜的信念。同时，周恩来同志也劝告许多民主人士和进步朋友，要他们在时局恶化时要作他去的准备。周恩来同志这个时期所做的工作，对坚定民主阵线的阵容，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10月中旬，蒋介石为了欺骗舆论，故作姿态，先后派孙科、吴铁城、邵力子、雷震等到沪，邀请周恩来同志返宁谈判。当时在沪的政协代表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张君劢、郭沫若、左舜生、陈启天、钱新之等连日在上海交通银行集会，决定分访孙科、周恩来，希望全体赴宁，促进和平。这时我方虽然明知谈判不会有什么结果，但因为第三方面的斡旋奔走，所以同意重开谈判。周恩来同志在10月21日，同第三方面人士一同返宁。

周恩来同志离沪前，曾邀请郭沫若、许广平、柳亚子、马叙伦、马寅初等到上海办事处叙谈，告诉他们中共代表团要撤回延安，请他们在必要时要作转移的准备，同原来联系人保持密切联系。同时，他还邀请著名演员周信芳、白杨、丹尼，剧作家、寻演于伶、黄佐临等谈话，向他们谈形势发展，指出我们必胜、国民党必败，以鼓舞他们的信心。周恩来同志还指示于伶、刘厚生，要地下党组织从思想上、艺术上帮助戏曲界的艺人。

周恩来同志重返南京，同意谈判，第三方面是欢迎的。但由于国民党坚持政治问题要按照他们的意图解决，军事上要我们承认国民党军队在停战令以后非法占领的地方的既成事实。他们毫无谈判协商的诚意，并于11月15日悍然召开“国大”，终于最后关闭了和谈的大门，这就使第三方面许多朋友放弃了和谈的幻想，最终认清了反动派的真实面目。11月16日，周恩来同志在南京举行了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指出国民党当局一手包办的“国大”违背全国民意，企图使独裁、内战、卖国“合法化”，中共愿与全国人民为真正和平民主奋斗到底。并宣布中共代表团将于日内返回延安，京沪两个办事处仍然保留，由董必武、钱之光主持。17日，民主同盟也公开宣布拒绝参加“国大”。对此，周恩来同志给予很高的评价，说：“民盟不参加，国大开了就很臭。第三方面大部分居然敢于反对蒋记‘国大’，跟着我们这条路走，这是8年抗战和1年谈判的成果。”周恩来同志在11月19日与邓颖超、李维汉等13人返回延安。

周恩来同志在返延前夕，特地致函郭沫若夫妇，说：“沫兄回沪后，一切努力，收获极大。青年党混入混出，劢老动摇，均在意中，惟性质略有不同，故对劢老可暂持保留态度。民盟经此一番风波，阵容较稳，但问题仍多，尚望兄从旁有以鼓励之。民主斗争艰难曲折，居中间者，动摇到底，我们亦争取到底。……政协阵容已散，会后要看前线，少则半载，多则一年，必可分晓。……弟等十九日归去，东望沪滨，不胜依依。”这封信既回顾了大半年谈判的经历，正确估计了第三方面的情况；也对形势发展和我党继续团结民主人士的方针，作了深刻的阐明。信中流露的对郭老的惜别之情，不仅是委托郭老继续做稳定民主阵线的工作，也是通过他向留在国统区继续为民主而斗争的进步朋友的告别和期待之意。

周恩来同志返回延安后，南京、上海的办事处改称联络处。两处同民主人士继续保持密切的往来。11月30日上海联络处设宴庆祝朱德总司令60寿辰，有50多位民主人士到场祝寿。12月18日，民盟主席张澜先生抵沪，次日华岗、钱之光、陈家康等设宴欢迎，并庆祝沈钧儒73岁寿辰。

1947年2月28日，重庆、南京、上海三地的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先后通知我三个办事处，限令在3月5日前把人员撤回延安。这时，周恩来同志从延安致电董老、钱之光、王炳南、童小鹏并转告香港方方、林平、章汉夫等同志，对京沪渝三地我党办事机构撤退前的工作和应采取的斗争策略，作了具体指示。针对蒋介石以地方当局出面用“不保护安全”的形式下令逐客，为了迫使国民党当局必须承担最后破裂之责，由周恩来同志致电蒋介石提出质问和抗议，要蒋以正式公函通知中共驻京代表董必武，并需将撤退时间延长到3月底。同时对如何隐蔽分散撤退，也作了指示，电报中要钱之光和我速去香港，刘恕隐蔽经商，无法隐蔽的均撤回延安。钱之光和我原已作好赴香港的准备，但因国民党特务监视严密，未能成行。壬炳南同志按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与美方说明了经过，并交涉好撤退时所需的飞机。于是，我们于3月5日离开上海到南京。3月7日京沪两个办事处共74人由美方派4架飞机把我们送回延安。我们离开上海后，还留下一些负责干部如刘晓、刘长胜等在上海继续坚持地下斗争。“上海工委”候补委员、文化组负责人胡绳和“工委”妇女组的吴全衡同志，则于3月19日秘密去香港。“工委”青年组代组长朱语今在2月27日离开办事处，转入地下，次年4月到了香港。这时，公开机构只有伍云甫和林仲以解放区救济委员会驻沪办事处负责人的名义，继续留在上海。

周恩来同志1946年在京沪谈判期间，为保护团结民主人士，花费了大量心血，发展壮大了民主阵营，特别是在谈判破裂前，事先对党组织的疏散隐蔽、我党公开活动地点向香港转移以及对部分进步朋友的转移等等，都作了周密的部署和安排，并在香港逐步扩大了工作基础，这就为以后大批无法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斗争的民主人士的安全转移，提供了保证。1947年10月，国民党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组织，加紧进行迫害，许多知名的民主人士相继转移到香港。这样，也为以后新政协的召开，作好了人事上的准备。

<h3>三、开辟海上通道，保持解放区与香港的联系</h3>

我们撤退到延安的第二天，钱之光去向周恩来、任弼时同志汇报（当时我们搞经济工作，由任弼时同志领导）。汇报结束前，周恩来同志对钱之光说：你们在上海时，我两次打电报要你和刘昂去香港，没有幸成。现在京沪我们公开活动的地方都已撤回，可以公开活动的地方转到了香港，我们很多干部已先后到了那里，还有些民主进步人士陆续要去，他们在那里要生活，要活动。之光，你要尽快带些人到解放区的沿海口岸去，想办法打发人出去与他们取得联系。钱之光接受这个任务后，再三考虑，认为“解总”还有个机构在上海，还会有船运送救济物资到烟台等地，所以决定先去烟台。于是钱把刘昂、刘恕、鲁映、李泽纯、王华生、车爱牧、蔡连芳等编成一个小队，随同中央城工部的大队行军。3月11日，我们从延安出发，中间又有些变化，钱之光去开过几次会后赴烟台，我则随董必武同志到西柏坡。

钱之光等在烟台呆了几个月，这期间朱友学、祝华同志先后押运救济物资随船到了烟台，从他们那里了解了外面的许多情况。1947年7月份，钱与刘恕商量，派人到香港去看看。由于海上有国民党海军的封锁，于是让刘恕与鲁映夫妇乘胶东区党委的一只70吨的渔船，从石岛沿海岸线经澳门到达香港，找到了“联和公司”的杨琳，发回了安全到达的消息。当时国民党军队正在向烟台进犯，当地的负责同志告诉钱，要他们尽快转移。钱之光到华东局发电报给周恩来同志，报告了情况，并提出拟转赴大连。当即得到周电复同意。因此，9月间，钱等在烟台尚未失守前就转赴大连。

到了大连以后，钱之光即派王华生到朝鲜的罗津，让王华生乘苏联的货船去闯闯到香港的航路。过了一些时日，得到王华生平安到达香港的电报，钱之光即致电周恩来同志，报告去香港的航道已经打通。当时大连是苏联军队军管的地区，钱之光在大连组织的“中华贸易总公司”对外不公开，而是以中央书记处所属的一个机构在活动。

钱之光等在大连这段时期，大连香港之间贸易往来逐渐打开，运出土特产，带回解放区所需的物资、器材，满足各方面的需要。1948年5月，周恩来同志曾连续打几个电报给钱，主要是命钱去港。有一次来了一个长电，除要他搞经济工作外，还说在香港有些工人代表要进解放区来开工代会，要他设法把他们送进来。还有几起干部事件，要他到香港后处理。此时，钱之光在大连的机构，只有10几个人，感到人手不够，就电请周加派人来。

周恩来同志于1948年5月底到达西柏坡。有一天，派人找我去谈话，要我即日出发去大连接替钱之光的工作，好让钱去港。并说，我已另外电告钱之光，以后还有些事到时再电告，如果人员不足，可以就近调些干部充实。与我同行的有丁玲、张琴秋、李兰丁、吴青等同志，她们将去北满与蔡畅、区梦觉同志会合后，赴匈牙利出席国际民主妇女第二次代表大会。我们经山东益都（华东局所在地）到俚岛渡海北上，在穿过国民党海上封锁线时，突然遇到国民党的巡逻艇，经过与敌人巧妙周旋，终于化险为夷，于第二天一早到达大连。

这时，虽然解放军已在军事上连连取得胜利，但解放区对外的海上通道，仍然只有大连这个唯一的港口。我们就是依靠大连这个口岸，与香港保持了经济贸易和人员往来的联系。

<h3>四、把在香港的民主人士接回解放区，筹备召开新政协</h3>

1948年春，全国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军在各个战场节节胜利，国民党统治已走向穷途末路。中共中央在“五一”节发布的口号中，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和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同时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党中央的号召，立即得到各方面热烈的响应和赞成。

由于1947年国民党反动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加紧迫害，许多民主人士已先后脱离国民党统治区。这时在香港的民主党派负责人有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他们在5月5日联名致电毛泽东主席，热烈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认为这是“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他们还同时发表通电，号召国内外暨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

8月初，毛泽东主席复电给在港的民主人士，对他们赞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热心促其实现，表示钦佩。复电希望民主人士对召集会议的时机、地点、召集人、参加的范围和讨论的问题等等提出意见，共同商讨。从这时开始，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就成为我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

对于如何把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安全地接到解放区，筹备召开新政协，周恩来同志曾经设想开辟经欧洲到苏联再转赴哈尔滨的路线，但未能打通。1948年初秋，曾告潘汉年设法与港方交涉。潘找了民主党派驻港代表萨空了同志商谈，要萨先与港方接洽，说民主党派有几位负责人要经欧洲进解放区。于是萨空了找了香港大学校长施乐斯（D．t．Sloss），他是香港当局指定与中共及民主党派的联系人。萨对施乐斯说，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李济深、沈钧儒要从香港去伦敦转经苏联到东北解放区去。施表示你们两个领袖要走，这是要请示的，说要报告香港总督。过了一些时，施回答说：港督表示这件事他也做不了主，要请示伦敦，需要有一个较长的时间才能答复。由于他们的答复旷日持久，而且可能是敷衍搪塞，因此，周恩来同志决定不走这条路线，而利用大连到香港的这条航道，来完成这项重要而机密的任务。以后施乐斯在当年12月才转来伦敦的意见，说不发护照，但可给一个证明身份的文件，离开伦敦时还可以保护。其实这时，我们早已开始了接送工作，沈老也早已到了解放区。

8月初钱之光接到周恩来同志的电示，要他尽快去香港。当时，我刚到大连不久，钱交接后即由大连出发，经平壤会见了我驻朝鲜办事处的负责人朱理治同志，并同苏联办事机构办理了租船手续，然后在罗津乘坐租用的苏轮“波尔塔瓦”号启程赴港。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钱之光用的是解放区救济总会特派员的名义，以便在香港公开活动。与钱同行的有祝华、徐德明和翻译陈兴华等同志。到达香港后，钱之光即与香港分局的方方、潘汉年同志等取得联系。这时他们也接到了中央关于接送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指示，大家一起商讨，并作了分工。

周恩来同志决定利用大连与香港之间的海上通道，但考虑到香港的情况复杂，同时海上航行由于国民党海军的活动，特别是要经过台湾海峡，也很有风险，所以一再指示对民主人士的接送要绝对保密，保证安全。这时在港的民主人士很多。根据周恩来同志指示的精神，钱之光与方方、潘汉年等经过仔细研究，为了不引人注目，决定分批秘密接送；由同民主人士保持联系的党组织如香港分局、香港工委还有其他方面的同志分别联络，每一批安排哪些人走，什么时候开船，要根据民主人士准备的情况、货物装运、香港的政治气候以及联系工作情况等因素来决定。为保证旅途安全，商定每次都有负责的同志陪同，并派出熟悉旅途情况的同志随船护送。在“华润公司”工作的杨琳、袁超俊、刘恕和在“中华贸易总公司”工作的祝华、王华生、徐德明等，都参加了这方面的工作。

根据当时条件和联络情况，八月下旬首批安排护送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等民主人士和其他同志十几人北上，由章汉夫陪同，祝华、徐德明护送。由于这一批有知名度很高的重要人物，为了严格保密，特别是要防止香港密探的跟踪，对于上船前要经过的路线、从哪条路走、什么人去接、遇到情况如何应付，都作了周密的考虑和安排。在准备工作完成以后，钱之光立即向中央作了报告，周恩来同志同意了行动计划，并强调指出，这是第一批，出发后有什么情况要随时报告。沈老一行离港启程后，我在大连与香港始终保持密切联系，船行8天，当我知道轮船已顺利到达罗津后，立即电告香港。这一批民主人士的到达，中央派李富春同志专程迎接转往哈尔滨。

在第一批民主人土安全到达后，由我在大连租了苏联货轮，装上解放区出口的物资和一些黄金到达香港。当时主要任务虽是接送民主人士，但仍需以经济工作作为掩护。10月中旬，大连出发的这条船到香港时，因与另一艘船相撞，需要检修，一时不能使用，而香港方面已经安排了第二批民主人士北上的行期，因此只有另外租用挪威的船只运送。这次北上的民主人士有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母子、陈其尤、沙千里、翦伯赞、宦乡、曹孟君、韩炼成、冯裕芳等知名人士，由连贯同志陪同，胡绳同志同行，王华生随船护送。这艘船行驶到大连与丹东之间的大东沟后，因大连当时是苏联军港，普通船只不让靠岸，不得不在大东沟抛锚，改乘小船登岸。这一批党内人士较多。郭老等民主人土由东北局前来迎接的负责同志陪同转赴哈尔滨，多数党内同志由我们接来大连。连贯同志在我们公司住了10多天，接到周恩来同志的电示，要他和韩炼成（原任国民党四十六军军长）秘密进入山东解放区。

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最多，加上我们党内的同志有30多人。这一批北上的有李济深、茅盾夫妇、朱蕴山、章乃器、彭泽民、邓初民、洪深、施复亮、梅龚彬、孙起孟、吴茂苏、李民欣等著名人士。李济深先生当时是很有影响的人物，我们与他有密切联系，美国方面和香港当局也同他接触频繁，国民党有些政治势力还想竭力争取他，如白崇禧就亲笔写信派一桂系大员赶到香港邀他到武汉“主持大计”，实际想拉拢他，打他的旗号同我们“划江而治”。对此，党中央十分关心，周恩来同志频繁来电，指示也更加具体周密。

因为第二批北上的船只未能在大连登岸，这一次周恩来同志特地事先打电报给在大连的冯铉同志（冯当时负责情报工作）和我，指示说：这一批民主人士北上，要与苏联驻大连的有关部门交涉，租用他们的轮船，一定要在大连港靠岸；要安排最好的旅馆，民主党派负责人要住单间，确保安全；要举行欢迎宴会（并具体指定了座位席次）；还指示说北方天气寒冷，要为他们准备好皮大衣、皮帽子、皮靴等御寒衣物。并请大连市委协助做好接待工作。我们都一一按指示作了准备。

周恩来同志在给大连电示的同时，也给香港钱之光处发了电报，指示说已经走了两批人员，很可能引起外界注意，这次行动要更加谨慎。钱之光同志等按照指示，经过仔细研究，确定把第三批民主人士离港的时间，安排在圣诞节第二天的深夜。因为人们都在欢度圣诞节，注意力分散，这是行动的有利时机。由于有过去两次秘密护送的经验，这一次更加慎重。民主人士离港时，有的是从家中转到朋友家以后再上船，有的则先在旅馆开个房间，停留一些时候再离开，他们都不随身携带衣物，因此一点看不出有要出门的迹象。

李济深先生等一行于12月26日登船离港，由李嘉仁陪同，龚饮冰、卢绪章等随行，徐德明随船护送，到1949年1月7日上午才到达大连。中央派李富春、张闻天同志专程从哈尔滨到大连迎接。当时参加国际工运会议回到哈尔滨的朱学范先生也赶到大连来迎接。迎接的还有大连市委的欧阳钦、韩光、李一氓等同志。这一批民主人士下榻在大连最高级的大和旅馆（现大连宾馆）。当天中午，在关东酒楼以丰盛的宴席举行了欢迎会。

我们按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事先设法买了御寒的皮货，他们一到，我们的同志就送去獭皮帽、皮靴、貉绒大衣。他们收到这些物品，十分感动，有的人要付款。我们解释说：解放区实行供给制，衣帽鞋都是送的，这是周恩来同志指示我们办的。他们连声说：恩来先生想得真周到，吃穿住行都给我们安排这样好，真是太感谢了。这批民主人士在大连逗留期间，游览了市区，参观了工厂，然后乘专列经沈阳前往哈尔滨。龚饮冰、卢绪章等同志在我们那里住了一段时间，经周恩来同志电示，他们乘火车去天津、石家庄。卢绪章以后到上海参加接管。

第四批民主人士是1949年3月14日从香港出发的。这时北平、天津已经解放。这一批北上的有黄炎培先生夫妇、盛丕华先生和他的儿子盛康年，还有她维钧、俞澄寰先生等。他们由刘恕护送在天津登岸。3月25日到达北平。董必武、李维汉、齐燕铭等前往迎接。

新政协的筹备会议原定在哈尔滨召开，由于形势发展之快，超出人们的预料，1949年6月，就改在北平召开筹备会。9月份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正式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了国家领导人，从此，新中国犹如初升的太阳，在东方升起。

1949年4月底，我们应召回到北平。5月初，周恩来同志约我们去汇报这一阶段的工作。他高兴地说：你们做了很多工作，接送民主人士和开展对外经济贸易，都是做得好的。其实这些工作，都是在周恩来同志亲自部署指挥下进行和完成的。

从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发动内战、镇压民主运动，民主人士遭受迫害，在党组织协助下相继转移，到1948年秋我们取得全国胜利前夕，又把大批民主人士接回解放区筹备新政协，这一段历史，充分表现了我们党与各民主党派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大批民主人士和我们党一起为中国的和平、民主、统一而坚持不懈的并肩战斗，这是我们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胜利。这里面，周恩来同志卓越的组织领导是具有重大作用的。它和周恩来同志的其他业绩一样，将在我国革命史册上永放光芒。

正文一六和恩来同志的几次接触

在敬爱的周总理诞辰90周年来临之际，珍藏在我记忆深处的几件往事又涌上心头，深深的思念，促我把这美好的回忆诉诸笔端，敬献一瓣心香，纪念我衷心爱戴和无限崇敬的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h3>恩来同志会见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威尔基</h3>

1942年秋天，美国共和党领袖、美国联合援华委员会名誉主席温德尔.威尔基，作为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到亚、非、欧作了一次烽烟远驿、跋涉万里的长途旅行，先后访问了埃及、土耳其、伊朗、苏联、中国等十几个国家。

那时，我刚刚参加重庆美国新闻处的工作不久。美国驻华大使是职业外交家高斯。大使馆里有位二等秘书谢伟思，此人生于四川，精通汉语，与美国新闻处处长麦克.费思来往密切。费思知道我和曾家岩50号（中共代表团驻地）熟悉。有一天费思对我说，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威尔基访苏后要到重庆访问，很可能要同周恩来先生会见并谈一次话。我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去找当时恩来同志的秘书徐冰同志，把这件事告诉了他。当天晚上，徐冰同志来到两路口我的家里（与美国新闻处同院），告诉我恩来同志约我去谈谈。徐走后不长时间，我即来到曾家岩办事处住地。当时，徐冰、龚澎、陈家康正坐在客厅里等候。我到之后，徐冰就把恩来同志请来与我谈话。威尔基是以总统代表身份而来的，他在访问苏联时遍访前线后方，直接了解了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情况，对“人民战争”的涵义有了认识，在离苏前发表了力主开辟第二战场的谈话等。因此，恩来同志对会见威尔基的提议很重视，向我详细地询问威氏访问各国及其来华的情况，又问到高斯、谢伟思和费思的政治观点等等。我尽自己所知，回答了恩来同志的询问。

当时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随着国际上英美苏三国团结的增强，中国国内政局和国共关系，也比从前发生了变化。先前美国总统罗斯福只是要求蒋介石“三年内不能发动内战”，这时明确表示：它所给予蒋介石的援华军火，不得用于反共。在这种情况下，加上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纷纷要求团结抗日，反对内战，蒋介石不得不表示出改善与共产党关系的意向。国共谈判虽已开始，但蒋并无诚意，一方面表面上缓和关系，一方面却毫不放松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压迫，企图逼迫共产党在军事上、防地上向他们让步。当时，反共宣传仍未停止，反共事件不断发生。因此，恩来同志欲在与威尔基谈话时对蒋予以揭露，问我的看法。我表示完全赞同他的意见。最后，恩来同志又谈到由谁来担任翻译的问题。他提出，“除非美方要求你担任翻译外，你以不出面为好”，他说，还是让龚澎同志担任翻译。

这年的10月2日，威尔基到了重庆。几天以后，他在宋子文的家里与恩来同志会见并谈了话。后来威尔基在他写的《天下一家》一书中说：“我就是在那里和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周恩来作了一次从容不迫，单独而不受阻断的谈话”。他在书中还写道：“我第二次会到周恩来将军是在孔祥熙博士的宴会上，主人应我之请也邀了他和他的夫人。曾经作为他的政敌的那些人以一种愉快但是相当矜持的姿态向他寒暄，同时他的旧交史迪威将军也以显然的尊重态度和他交谈，这种情形看来很有兴味”。对恩来同志与他交谈的内容，威尔基作了这样的叙述：“他向我说明中国战时统一战线所赖以建立之妥协的性质。他承认他对于中国国内改造进行之迟缓感到焦灼，但向我保证说，这种统一战线一直到打败日本为止都必然会持续下去的”。

<h3>恩来同志支持我们办《联合日报》</h3>

1945年8月15日我和金仲华等几个朋友正在昆明刘思慕先生家中吃午饭，广播中突然传出日本天皇发出声明：接受联合国提出的“无条件投降”的要求。顷刻间街上欢声雷动，过了一会儿，锣鼓声也响成一片。当时金仲华、刘思慕和我都被邀请参加美军总部驻在昆明的“对日心理作战处”工作。听到这一个重大喜讯，大家都情不自禁地欢欣鼓舞起来。一阵兴奋之后，又都渐渐转入沉思：令后怎样对待新的局势？

我决定第二天搭美国军用飞机去重庆。第二天到重庆后，首先找到和我共同创建中外出版社的陈翰伯同志，一起考虑今后中外社应该怎样发展。我们都同意首先将社址迁移到上海，并视可能在北平成立分社；我将争取先去上海，同时通知正在西安美国新闻处的孟用潜、朱保光等设法相机去北平。我们创建中外出版社两年多中间出版翻译和编译的书二三十种，还有《文汇周报》，编著者待遇都很低，所有收入除支付纸张和印刷费外，就是房租和孙伏园、陈翰伯、莫志恒等几个人的生活费，多余的钱都设法换成美元，由我带至上海。我们将依靠这点资金和抗战中在重庆出版的几本好销书的纸型翻版，在上海以“民间”面目大力发展出版事业。

随后我又找到徐冰同志，把这个计划和他一谈，他说，“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要报告周副主席，看他如何指示。”过了一天徐通知我去见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听了我的汇报后，简单扼要地分析了形势，他预见到蒋介石要在美国支持下加紧反共内战，但是表面上还要搞民主形式，欺骗人民群众。在这种形势下，他认为在上海党要发行《新华日报》，还要帮助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办好无党派的“民间”进步报刊。他同意中外社在上海设总社，但认为“影响大还是日报。”我回来同翰伯和孙伏老（大家对孙伏园的尊称）谈了这个设想。他们认为中外社这点钱用来办大出版社或者办报都是不够的，反正还要征集更多的资金，同意由我看情况的可能，斟酌处理。

我就是依照恩来同志的这次对我的谈话，利用美国新闻处的帮助，由重庆飞上海，在上海党组织的领导下由我和王纪华、冯宾符等同志办起《联合日报》，并在该报被勒令停刊后，翌年在陈翰伯同志由渝到沪后，又办起《联合晚报》的。

<h3>恩来同志要我们把《联合晚报》坚持下去</h3>

《联合晚报》出版后，国民党当局以各种方式加以威胁、恫吓。在出版几个月内，他们怂恿报社社址和印刷厂的老板不断抬高租金，还向法院起诉逼我们退租。最后投恐吓信，声言要炸毁我们使用的印刷机。1946年秋天我到南京梅园新村会见恩来同志，请示对付办法。那天，除恩来同志外，中共办事处还有廖承志和范长江同志在座。

恩来同志听了我的倾诉，非常气愤。他说：“看来，国民党什么流氓手段都用得出来，你们不能低估它。同时，你们还要坚持把报纸出下去，努力联合《文汇报》和《新民报》一致行动。我回延安后，恐怕不久中共办事处也撤退。不过，在上海，我们总要留下人。宣传、文化方面，夏衍和胡绳决定留下来，报纸的事，今后你们可以找他们两人。原来准备出版《新华日报》的机器还藏在上海，万一你们的机器不能用了，可要他们把那个机器拿出来用”。同时他向范长江同志说：“你早些告诉老夏他们”。

我回上海把恩来同志的话传达给王纪华、冯宾符和陈翰伯同志，后来又找到夏衍和胡绳同志，他们证实了恩来同志的指示。《联合晚报》又坚持了半年多，直到1947年4月终于与《文汇报》、《新民报》同时被国民党强行查封。

<h3>恩来同志从延安给我回电</h3>

1946年11月19日，恩来同志和邓颖超、李维汉等同志离南京飞回延安。恩来同志走后，中共南京局和中共代表团驻宁、沪两个办事处的工作由董必武、钱之光两同志负责。还有范长江、主炳南等同志常在上海活动。恩来走后不久，为中华平民教育会的领袖晏阳初的事，我又到梅园新村向党组织请示办法。

原来国民党在这一年的11月15日公然破坏政协决议，违背全国民意，一手包办了分裂的“国民大会”，企图使独裁、内战合法化。对国民党这种倒行逆施，共产党和民盟等民主力量坚决反对，决不承认。蒋介石为了装璜门面，想在公开追随国民党的青年党和民社党之外，再拉起几个新的小党派来，把他们拉进“国大”。当时他们曾选中一个对象，那就是一向靠美国捐款搞“平民教育运动”的晏阳初。他们企图拉拢和怂恿晏搞一个“平教会”的小党派参加到“国大”里面去。为此，宋美龄、宋子文都亲自出面劝说晏。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出来为蒋充当说客。晏本人虽然没有作过国民党政府的官，但他对政治并非没有兴趣。20年代他在河北省定县搞过“实验县”，由他推荐的县长来推行他的“平教运动”。抗日战争开始后，晏结交了张治中，张在任湖南省主席期间答应他在湖南拨出一两个县来推行平民教育。这时，他对于美蒋的怂恿，感到极端矛盾。一方面他有一个雄心壮志，想搞一个大规模的、现代化的文化出版事业，而且他的美国后台的确可以资助他开办这个事业；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和进步势力一天天强大起来，民主运动席卷全国，国民党一天天在走下坡路。看到这种情况他举棋不定。经孙伏园的介绍，他找到了我，商量怎么自处。我坚决反对他搞小政团和参加“国大”，但也不能向他建议什么是可行的出路。于是，就到梅园新村，汇报了晏的情况。当时董老不在，我和廖承志同志商量之后打了一个电报给延安的恩来同志。两天后，出乎意料地接到他的一个电报，内称：“尊棋兄转阳初先生大鉴：请设法到解放区共商农村复兴大计。恩来。”这样一个邀请，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不管怎样，我毫不迟疑地转给了晏阳初先生。另外，当时在南京上海的平教会旧人还有熊佛西、瞿菊农、杨村彬等人，我就告诉了熊，并和他一起劝说晏阳初，接受恩来同志的邀请。过了两天晏对我说，他不能去解放区，但他已决定不搞小政团，不参加“国大”，并说，为了摆脱国民党的纠缠，他决定到美国去。他告诉我，他在美国已经得到很多有地位人士的许诺，赞助他在战后大规模发展平教运动。例如芝加哥大商人马绍尔.菲尔德，《读者文摘》杂志老板，“赛珍珠”的丈夫以及好几个有名望的参议员。特别是菲尔德已许诺捐赠一套彩色转筒印刷机供他印制连环画。他希望我在这方面帮助他，即建立和创办一个现代化的出版公司，并于最近同他一块去美国考察印刷出版事业，选择将来要购买的印刷机器。我只好答应替他回电周恩来同志。不久，我又接到恩来同志的电报，要我接受晏阳初的邀约，同他到美国去，继续做晏的工作。

接着不久，晏为我取得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一笔奖助金，我以中华平教会编辑名义到美国参观考察一年。在这个期间，我和晏讨论多次平教会的未来发展问题，由于政治观点分歧太大，最后只好与他分手了。现在，这位世界平民教育家已经94岁高龄，不久前他回大陆观光时，还专门到河北定县去看了看。在北京停留期间还对我国的教育事业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并愉快地接受了聘请他任欧美同学会名誉副会长的聘书。

<h3>恩来同志为王卓然安排工作</h3>

1951年夏秋间，有一天在一个招待外宾的酒会上我看见周总理和外宾谈话之后正在休息，就过去告诉他一件事：王卓然最近从日本回到了北京。王卓然是东北有名的人物，解放前做过张学良的外文秘书，曾任东北大学代理校长，抗战期间任国民参政员。总理对王先生是相当熟悉的。恩来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做过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与王先生在参政会中有过交往。另外，恩来同志还记得王在30年代在北平主持东北大学时曾经有过同情进步学生的事迹。于是他试探地问我：“好象你也和他有过什么关系似的？”我说“是的”。我就追述一下1933年我从反动派的北平监狱出来是王保释的，并说于毅夫同志在更早以前作为东北大学的学生也曾经王营救出狱。总理听了把头仰起来说：“王先生做过不少好事，我们共产党从来是有恩必报”。说到这里，他招呼了一下站在不远的在统战部工作的一位姓鲁的同志，对他说：“你们研究一下，王卓然适合做什么工作，安排一下。”

过了几夭，王卓然先生告诉我，统战部派了一位同志和他谈话，准备请他担任国务院参事。由于他要求做些实际工作，统战部还同意让他参加科技普及的组织。

王卓然一直担任国务院参事，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迫害，关在秦城监狱，至1975年含恨瘐死。

正文一七随同周总理考察三峡记

1954年，长江中下游发生了百年一遇的大洪水。武汉市的水位超过了造成巨大灾难的1931年。解放了的江汉平原人民特别是武汉市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战胜了这场洪水，但是并未能根本保证以后不再发生这样严重的水患。应该有一个根治的办法。

毛主席、周总理根据专家们的建议，开始酝酿修建长江三峡大坝。

不久，毛主席向苏联提出，请他们帮助我们兴建这个工程，并且协助规划，以求进一步治理开发长江。苏联及时派来了一些专家。于是，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在苏联专家的协助下，全力开展了长江规划和三峡大坝工程的勘探设计研究，初步选定三斗坪作为坝址。周总理是赞成修建三峡工程的，但他认为要修建这样世界第一流巨大工程，必须贯彻毛主席提出的“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方针，要认真经过科学论证，要为子孙后代负责，要经得起历史考验。

1958年2月下旬到3月上旬，他亲自带领有关方面的领导人和专家到三峡地区进行考察。当时，我作为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参加了这次考察。周总理一面亲自观察现场实况，掌握第一手材料，一面亲自主持会议听取汇报、组织讨论，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总理的民主作风和细致周到的思想方法，大家都是熟知的，在他面前，每个人可以各抒己见，没有任何顾虑。他从不打断别人的发言，只是提醒发言人重复的意见尽可能少讲或不讲。总理在实地考察，听取了各种意见以后，向毛主席、党中央作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口头汇报和书面报告。

同年3月25日，中央召开的成都会议讨论同意这个报告，并且形成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的文件，4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予以批准。文件明确指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估计三峡工程的整个勘测、设计和施工的时间约需15年到20年。现在应当采取积极准备和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各项有关的工作。”假如不是因为“大跃进”以及其它因素造成的三年经济困难，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我想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按照当时的设想，可能早已在七十年代中期建成开始发电，为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长江中下游几千万人民也不必再为洪水的威胁而提心吊胆了。

现在时间过去了28年，关于三峡工程上不上马的问题仍然在论证之中。前一两年，在纽约召开的讨论三峡工程的会议上，持支持意见的艾奥大学教授兼水利研究中心主任肯尼迪表示：“三峡计划，如果五年、十年还无法开始动工兴建，那么就不会在我们有生之年看到它了。”他又说：“很多计划都是这样，如果它被讨论得够久的话，常常就是这样被说死了。”

我认为三峡工程是不会被说死的。因为它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是一个综合效益最好的工程，迟早非修建不可。一项大工程上不上马，何时上马，慎重论证是必要的，但是如果迟迟不下决心，贻误时机，再遭受一次1954年那样的大水灾或更大的水灾，然后被迫上马，那我们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我认为，为了长江中游两岸几千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为了四化建设的需要，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应当尽可能提前开工，而不能久拖不决。

本着这种心情，在纪念周总理90周年诞辰的时候，我把在1958年随同他考察三峡地区时所写的日记，略加整理，公开发表。

今天白天，周总理和富春、先念同志坐火车到了汉口，我到大智门车站去接。只见总理轻装简从，谈笑风生，他不顾旅途劳顿，晚上就率领我们坐江峡号客轮出发，开始了对三峡地区的考察。

上午在船上开会，总理主持。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魏廷铮同志汇报了汉江流域规划和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设计。经过讨论，通过了建设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的决定。这个工程不但有防洪、发电、灌溉的效益，而且也是为修建三峡大坝练兵。

下午继续开会，总理作了总结发言。他指出：一定要建好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第一，确保质量。第二，要妥善安排移民。第三，设计由长办负责，施工由湖北省政府负责，省长张体学亲自挂帅。

（作者注：一、丹江口水电站第一期工程已建成20多年了，防洪、发电、灌溉发挥了巨大效益，假如完成第二期工程，大坝再加高8至13米，防洪、发电和灌溉的效益将会更大。二、丹江口水库批准总投资7到8亿元，实际用了9.6亿元。三、丹江口水库的水面面积比拟议中的三峡水库还要大，并未引起生态环境的不利变化，可以预测：三峡水库同样不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什么不利的影响。四、丹江口水库的含沙量比三峡大两到三倍，水库泥沙淤积问题也未产生严重影响。）

今天，周总理实地考察荆江大堤的几个险要堤段。在堤上，长办主任林一山同志向他汇报了长江洪水水位高出地面十多米，假如荆江大堤有一处决口，不但江汉平原几百万人生命财产将遭毁灭性的灾害（可能有几十万、上百万人被淹死），武汉市的汉口也有被洪水吞没的很大可能。在大水年，湖南洞庭湖区许多垸子也将决口受灾，长江有可能改道。为了防洪，为了确保荆江大堤，加高培厚堤防只能是治标的办法，当然修堤防汛抢险是当前主要的防洪手段，有了三峡大坝，也还要修堤防汛，但那时的安全程度就大不一样了，再遇到1954年那样的洪水，分洪区可以不用了。建立分洪区也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洪水的灾害。只有修建三峡大坝，迎头拦蓄调节汛期上游来的洪水（占中游洪水来量的70％），才能从根本上防止洪水可能产生的大灾难。周总理等人边看边听，频频点头。这时下起了鹅毛大雪，随下随化，地上积雪并不多，但大堤上天气相当冷。这时，总理戴起一顶皮帽，仿佛象个学者，更给人一种亲切之感。

今天出了太阳，昨天下的雪已经化完，看来已开始开花的蚕豆、豌豆并未遭受冻害。

上午，总理率领我们先到南津关坝区，看了三游洞和打的斜钻孔。这里是石灰岩，有溶洞（喀斯特），建大坝有可能漏水。水利专家们多数不赞成在这里建大坝，这只是供选择的坝址之一。

下午，看三斗坪坝址。总理和我们在中堡岛上详细观察了坝址，并实地对照研究了工程设计方案，认真了解了地质勘测工作，观看地质钻探岩心。总理还取了一截花岗岩心，说要带回北京，放到他办公室里陈列。

晚上总理利用不开会的时间，找荆州和宜昌两个地委的领导同志谈话，听了工作汇报。尽管忙了一个白天，总理仍然精神奕奕，对一些问题询问甚详。

今天上午，总理主持开会，听取了长办苏联专家组长德米托利也夫斯基的汇报。他讲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建设的技术、造价、工程期限问题，又对南津关和三斗坪两个坝址的优劣作了客观的分析比较。他认为建设三峡大坝的综合效益是肯定的，技术上是有把握的。对两个坝址主张再进一步研究比较，未作肯定的建议。

下午没有开会，总理和我们在船边饱览巫峡雄伟而壮丽的景色。我为美人沱、神女峰拍了几张照片。美人沱象一座雕像，而神女峰就很难看出象一位女人。毛主席1956年在《水调歌头.游泳》一词中所写的词句：“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为三峡大坝建成后“高峡出平湖”的新景观作出了令人神往的描绘。到那时，神女峰下的江面将变得宽阔而平静，朝晖晚霞把多彩多姿的山峦的倒影，映照在清澈的湖水里，那将是多么迷人的山光水色啊！一些担心修建三峡大坝会破坏现有自然景观和古迹的人们，大可不必过分的忧虑！有价值的古迹是可以搬迁的，而自然景观将会变得更加美丽。年轻的情侣可以在神女峰面前海誓山盟，在美人沱底下唱起恋歌。所有的礁石将被深深地埋在江底，轮船的航行变得自由而平稳，再不会发生因为触礁船沉人亡的惨剧了。

晚上写了一段自由诗：

<small>难道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们</small>

<small>让滔滔的江水，发出强大的电流，</small>

<small>输送到华中、华东、华南的电网。</small>

<small>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座高大的纪念碑，</small>

<small>新中国的人民，没有做不到的事情。</small>

今天在船上继续讨论。总理一再强调要大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会议开得很热烈很成功。水电部水电总局局长李锐同志发言。他首先说，讲综合效益，三峡工程很理想，技术上虽然有很多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但是，他不同意林一山同志的意见，反对长江流域规划确定的三峡为控制利用长江水利资源的主体，他主张先开发支流，先小后大，先近期后远期。他认为长江防洪问题不大，加高堤防就可解决。接着，钱正英同志发言。她是赞成修建三峡水利工程的。她不同意李锐同志的意见。她从长江流域的全局出发，认为三峡作为规划的主体工程是有道理的。她认为长江的防洪问题关系到千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决不可掉以轻心，单靠加高堤防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钱正英同志不仅是水电部的领导同志，也是一位水利专家。她的说理是充分的，态度是认真的。苏联专家有6个人讲话，专家组长先后发言两次。参加会议的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国家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刘西尧，水电部副部长李葆华、刘澜波，四川省委书记阎红彦和我都发了言。水利水电航运方面的专家李镇南等同志也发表了意见。长办主任林一山同志写的书面报告在会上发给了大家。

这次讨论的问题，主要是需不需要修建三峡大坝，能不能修建三峡大坝，三峡大坝是不是开发长江水利资源的主体工程，这个工程是不是有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不是要争取提前修建这个工程。通过今天的讨论，绝大多数同志对这些问题的意见是一致的。

下午到达丰都城，总理带领大家上岸去参观。在旧社会都传说人死了，灵魂要到丰都，到底是上西天，还是下地狱，由这里的阎王爷决定。这里有奈何桥、阎王殿、望乡台，还塑造有惩罚罪人的油锅和挖鼻子挖眼睛的刽子手，执法的判官和小鬼等等。看到这些宣扬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的迷信东西，周总理不时地哈哈大笑。作为反映某个侧面的古建筑，还是有保存价值的，但是已经被过去的国民党驻军破坏得不成样子。

今天，我们到了重庆。总理领着我们去狮子滩，参观了水电站。这是我第一次参观比较大型的水电站，工程的确是很复杂的。

上午由总理主持讨论《总结纪要》（即为中央文件写的草稿）。下午总理作了总结讲话。他说这次通过实地考察，又连续开会讨论，大家一致肯定三峡工程必需搞，而且也能够搞，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具有伟大意义，技术上也是可能的，在不太长的时间，15年到20年，就可以建成。取得这样一致的意见，是很大的成功。从现在开始，必须积极准备，才能做到充分和可靠。对于修建三峡水利枢纽本身的问题，总理也讲了很多重要的意见。他说，三峡大坝的正常高水位应当控制在吴淞基点以上200米，不能高于这个高程，同时还应该研究190米、195米两个高程。在进行三峡工程的同时，要抓紧时机，分期完成长江中下游各项防洪工程。要防止等待三峡工程和以为有了三峡工程就万事大吉的思想。他还提出，长江流域规划工作的基本原则应当是统一规划，全面发展，适当分工，分期进行。同时需要正确解决远景与近景，干流与支流，上中下游，大中小型，防洪、发电、灌溉与航运，水电与火电，发电与用电等方面的关系。这七种关系必须互相结合，根据实际情况，分别轻重缓急，具体安排。但把三峡工程作为主体的意见是对的，林一山同志书面报告的这个观点我赞成。总理还宣布，为了加强对三峡工程和长江流域规划的领导，应当正式成立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总理表示，所有这些问题，要报告中央和毛主席，批准了之后才能执行。至此，辩论了几年的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问题，算是有了结论。

我是主张上三峡大坝的积极分子。我本着多听少说的精神，参加讨论。只在一次会议上作了10分钟的发言。我说：以三峡工程为主体的长江综合开发是国家的重要问题，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的兴建，的确会对国家建设起到难以想象的重大作用。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准备工作要积极进行。我还说到长办主任林一山同志。我说他在工作上是负责任的，提出问题是经过调查研究的，是有根据的，不是随便说的。例如有一次毛主席问他，三峡工程的全部投资需要多少？他说按现在的物价来算需要70亿元（作者注：当时钢材水泥的价格比现在低得很多）。

主席问，50亿包千行不行。他说，按现有的技术水平来说做不到。主席又提一次50亿包干，他还是未答应。周总理根据主席的意图，提出电站装机由2500万千瓦减到500万千瓦，50亿元够不够？林一山当场干脆地回答：这样就够了。不过修了这样一个大高坝，怎么能只装机500万千瓦呢！

在随从总理视察的10天中，我看到总理对工作是那样的认真、细致，对同志那样平易近人，主持会议那样虚心听取各种意见，他的生活艰苦朴素，善于和各方面的群众接触，人们在他面前无拘无束。他有惊人的记忆力，许多和他偶有过接触的人，他差不多都能说得出名字来。他有超人的充沛精力，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的觉，中午也不休息。我比他年轻20岁，也不能象他那样夜以继日地工作。总理的高尚品德、认真精神和优良作风是值得我们学一辈子的。

以上是30年前的日记，今天翻检出来，1958年的三峡之行就好象发生在昨天一样，周总理的音容笑貌一一展现在我的眼前。他虽然离开我们整整12个年头了，他那可亲可敬的形象却始终铭记在我的心头。

愿我们大家都能象周总理那样：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任劳任怨，艰苦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正文一八跟随周总理治水

1976年1月，我们跟随周总理的灵车，缓缓地在长安大街上向西行进。凝望着在凛冽寒风中肃立两侧悲泣送灵的百万群众，我默默地想到，在中国历史上，有谁曾受到人民如此倾心地爱戴！我们把周总理送到八宝山灵堂，大家伏在他的身前，放声大哭，久久不忍离去。

啊，在中国历史上，有谁曾使下属如此深沉地留恋！

当我听到周总理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时，我仿佛看到，祖国的山河张开双臂，拥抱她的忠实无私的儿子，和他溶化、凝结为一体。

作为一个水利工作者，我感到特殊的荣幸。我们曾经跟随周总理，整治祖国的江河。

今天，我们治理祖国的江河，仿佛又见到周总理的身影，感到周总理的精神，听到周总理的召唤！

<h3>“其功不在禹下”</h3>

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还不到两个月，周总理接见了以当时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副部长李葆华为首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的部分代表。我当时未曾有幸参加这次会议，但事后听到他们不止一次地兴奋描述。总理说：“战争尚未结束，国家正在草创。”他用“大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的故事，勉励水利工作者要为人民除害造福。总理对水利工作者的期望，使大家看到党中央的重大决策：在草创国家的蓝图中，治水将是一项重要的内容。

这项决策不是偶然的。就在人民政府成立的前夕，1949年夏季，长江和淮河的堤防决口，江、浙、沪的海堤在台风袭击下几乎全线崩溃，千百万灾民嗷嗷待哺，全国的粮食供应十分紧张。作为中国革命胜利后第一届人民政府的总理，将如何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呢？

1950年8月24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的讲话《建设与团结》中，全面答复了这个问题。他说：“在国家建设计划中，站在科学家的岗位上，我们开始做些什么呢？不可能百废俱兴，要先从几件基本工作入手。”谈到基本工作，他着重谈了农业方面。他说：“首先是实行土改，解放生产力，然后求得发展。中国本不是缺粮的国家，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从根本上破坏了中国的农村经济。现在进行的土改，就是要使农民从旧的生产关系桎梏中解放出来。这项工作需要两年左右时间。配合土改，我们要着手做以下几件工作。第一，兴修水利。我们不能只求治标，一定要治本，要把几条主要河流，如淮河、汉水、黄河、长江等修治好。”总理最后鼓励科学家们：“从新民主主义开步走，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打下万年根基，‘其功不在禹下’。大禹治水，为中华民族取得了福利，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一定会比大禹创造出更大的功绩。”

周总理的分析是有科学根据的。由于中国特定的自然条件和历史发展过程，中华民族的发展是与治水分不开的。至今，在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中，约有10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依靠江河湖海的堤防保护，经常处在水灾的威胁下，而这些正是我国人口最集中、工农业最发达、各大城市的所在的地区。旱灾更是普遍威胁全部国土。因此，在我国历史上，治水往往成为能否安邦定国的重大课题，大禹治水的传说就是反映了中华民族长期以来的要求和愿望。

敬爱的周总理在任的27年中，他亲自领导我国的水利事业，指挥我们治水。他的足迹，遍及我国的江河。每一个时期水利工作的方针任务，每一条大江大河的治理，都是总理亲自主持审定。在“文革”前，每年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时，他都要另外安排时间，听取水利工作的汇报。他说：“水利计划很复杂，要专门研究。”即使在“文革”那样艰难的岁月，许多重大的水利水电工程，在总理的直接主持下，仍能及时做出正确决策。由于他的领导和支持，我们才有条件克服各种干扰挫折，避免一些重大失误。现在，我国的主要江河，已初步建成具备一定标准的防洪体系，灌溉面积从解放初的两亿多亩发展到7亿亩，水力发电从解放初的16.3万千瓦发展到2700多万千瓦，机电排灌设备从解放初的9万多马力发展到8000多万马力。可以说，江河面貌和农业生产条件发生了根本改观。人民政府确实解决了百余年来历届中国政府所未能解决的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

<h3>蓄泄之争</h3>

大地接受的降雨量是不均衡的，河流输送的径流量也是不均衡的，这在全世界都如此。在我国，由于受季候风的影响，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更加显著。旱则赤地千里，河流干涸；涝则洪水泛滥，一片汪洋。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治水就有蓄泄之争。传说中，鲧是主张堵水的，失败了；其子禹改用疏导，将水送入大海，成功了。

1950年淮河大水之后，毛泽东同志作了根治淮河的指示，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对一条河流提出根治。如何达到根治？在周总理主持的治淮会议上，就发生了蓄泄之争。总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观点，提出了“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作为治淮的方针。因为，单纯地蓄或单纯地排，都不能全面达到除害兴利的要求。蓄泄兼筹的方针，准确地表达了治水的自然辩证法，结束了治水的历史争论。对淮河适用，对其他河流也适用，这本来是很容易为大家所理解和接受的。

但是，1957年以后，在“左”的思想的弥漫下，淮河流域个别地方领导提出，为了除害兴利，应当把水统统拦蓄起来，并总结为“蓄、小、群”的“三主”方针（蓄水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甚至提到两条路线的高度，把根据蓄泄兼筹方针制定的治淮规划，戴上“排、大、国”（排水为主、大型为主、国家举办为主）的帽子。这种错误提法，被当作治水的唯一正确方针，在全国推行。从1958到1960年执行的结果是，在淮北平原和冀鲁豫平原上，片面强调蓄水灌溉，不注意排水，甚至层层堵水，造成了严重的涝碱灾害和地区间的水利纠纷。到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这个矛盾激烈地暴露了出来。这时，周总理责成我们一些有关负责人亲自去现场查勘，听取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回京向他汇报后，总理召集了有关的省委书记开会，纠正瞎指挥的错误。总理尖锐指出：“我问过医生，一个人几天不吃饭可以，但如果一天不排尿，就会中毒。土地也是这样，怎能只蓄不排呢！”接着，他把违反科学的“满天星”、“葡萄串”等等水利措施，都作了科学的澄清。在周总理的主持下，经过大量的艰苦工作，才逐步纠正了前一段时间的瞎指挥，使水利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在这个基础上，周总理又引导我们进一步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思想上和工作中的片面性。我们在1965年8月提出了水利工作二十条讨论稿，向他汇报。当时的情况是：以蓄为主的片面性，已在实际工作中得到纠正。为了避免在治水方针的提法上引起混乱和争论不休，我们提出一个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水利的工作方针，建议为“大寨精神，小型为主，全面配套，加强管理”。这是为了纠正当时实际工作中重大型、轻小型，重骨干、轻配套，重兴建、轻管理，重工程、轻实效的“四重四轻”的偏向。总理肯定了这个方针，并在最后加上“水利工作要更好地为农业增产服务。”这个方针在1965年9月的全国水利会议上讨论通过后，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大家简称为“大、小、全、管、好”的“三五”方针。大家以为，今后可以一心一意地向前进，再不纠缠于“三主”方针的争论了。

谁知在“文革”中，蓄泄之争又重被挑了起来。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认为我们是以“三五”方针抵抗“三主”方针。一部分好心但不了解过去历史经验的同志，要求我们恢复“三主”方针。总理指示当时水电部军管会的同志：“这个问题很复杂，不要展开辩论了。”以后，在1970年全国计划会议讨论的第四个五年计划文件中，周总理将“蓄、小、群”的三主方针，改提为“小型为主、配套为主、社队自办为主”。这个文件报经毛主席批准后，这场风波才算平息下去。

在治水工作中，周总理曾不止一次地引导我们，排除“左”的干扰。1958年浮夸风盛行时，有一个省的领导宣传已解决了全省的水土流失问题，周总理带领我们，坐直升飞机视察了一段路程，看到下边荒山秃岭依旧，他感慨地对我们说，看水土保持，要坐飞机看全貌，不能光看典型。在“大跃进”中，由于忽视质量，一座大水电站工地发生事故，总理针对当时一些地方的瞎指挥风，嘱咐我说：“你是共产党员，应当做到又红又专，遇到这种情况，别人不敢讲话，你应当讲话。”1959年秋，在“反右倾、鼓干劲”的高潮中，我们也头脑发热，在10月召开的全国水利会议上，曾设想提出在三年内基本解决水旱灾害的口号。当我们拿着文件草稿向总理汇报时，总理哈哈大笑说：“三年内要基本解决水旱灾害？太积极了一点。”经周总理再三说服，我们修改了这个口号。

<h3>改建三门峡</h3>

黄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多的河流。它从中上游的黄土高原，每年挟带十几亿吨的泥沙，部分输送入海，部分在下游河床淤积，使黄河下游形成高出地面的悬河，全靠两岸的大堤约束洪水。在历史上，黄河经常决口改道，洪水泛滥所及，北至天津，南至淮阴，不但造成广大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并且淤塞破坏了北岸海河、南岸准河的水系，因而被称为“中国的忧患”。

为了控制黄河洪水、开发黄河水利，新中国成立后，聘请外国专家协助，在1954年编制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并建议三门峡水利枢纽为第一期工程。国务院据此在1955年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报告》，经审议通过。由于我国当时缺乏修建大型水利工程的经验，三门峡委托外国设计。当时的规划思想是，黄河泥沙采取拦蓄为主的方针，首先以三门峡巨大的库容拦蓄，同时大力开展水土保持工作，设想能大量减少泥沙来源，从而维持干支流水库的寿命。根据这个规划，三门峡的设计蓄水位是海拔360米，相应库容647亿立米，水库的回水末端到达西安附近，关中平原需大量移民。

三门峡虽已于1956年开工，但是它的设计方案越来越引起疑虑，陕西省同志要求重新审议。1958年4月，周总理约请彭德怀和习仲勋同志，在三门峡工地重审设计。经过讨论，大家认为拦泥措施不可靠，对淤积的预计没有把握，移民任务太大。为了充分留有余地，周总理果断地决定把原方案改为：大坝按360米设计，350米施工，初期蓄水位降为335米，以限制回水末端的影响，并减少移民数量。

1960年，三门峡大坝建成蓄水。实践证明，修改原设计是完全必要的。泥沙淤积情况比原设计要坏得多，淤积部位迅速向上游延伸，形成“翘尾巴”。虽然已降低了蓄水位，但如任其发展，仍有可能威胁西安。这时，各方面议论纷纭，莫衷一是。有的全盘肯定，认为应按原规划继续在上游支流修拦泥库；有的全盘否定，认为只有废除三门峡枢纽甚至炸掉大坝才是出路；有的提出了各种改建方案。

1964年12月，周总理亲自主持，在北京召开治黄座谈会，邀请持有各种意见的专家参加。总理每天与会，倾听大家的发言和辩论，并多次找王化云等主管同志，个别征求意见，酝酿研究对策。会上多数同志认为应将三门峡彻底改建，但又顾虑政治影响不好。周总理教育大家，要有彻底唯物主义的态度，有了错误就要彻底改正，这样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最后，总理批准了三门峡工程的第一期改建方案。这个方案对原设计作了根本修改，改原来的蓄水拦泥为滞洪排沙，即在大坝左侧增建排沙隧洞，汛期多沙时如无防洪需要，应完全打开闸门，排水排沙，冬季少沙时为了协助下游防凌（汛）可适当蓄水，并拆除原来的高水头水轮发电机，改为低水头发电。这个方案简称为“蓄清排浑”。1968年完成了第一期改建，效果显著。1969年起进行第二期改建，于1973年完成，基本上解决了三门峡库区泥沙淤积“翘尾巴”的问题。

周总理为了研究三门峡工程的有关问题，曾三次去现场调查研究。当我们被交相指责的时候，总理和我们一起承担困难，并鼓励我们：“历史是发展的。黄河在旧中国不能治理。我们要摸索规律，认识规律，掌握规律，不断地解决矛盾，总有一天可以把黄河治好。我们要有这个雄心壮志。”在治黄座谈会总结时，总理要我们送给与会同志每人一本《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著作》，希望大家学习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分析和解决治黄问题。确实，中国的泥沙专家们，通过反复试验研究，反复实践总结，大大提高了对泥沙冲淤规律的认识，并创造了一套在多泥沙河流上控制运用水沙的方法。1980年在北京召开的河流泥沙国际学术讨论会和1982年在巴西召开的世界大坝会上，我国学者的论文受到世界同行的重视。1983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决定在北京与我国合办国际泥沙培训中心。我国的泥沙研究已走在世界前列。

1973年，周总理在重病中看到三门峡改建成功的报道，曾要人打电话问我是否属实。今天，当黄河治理开始走出一条路子，当我们制定下一阶段的治黄规划时，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多么希望您能再听听我们的汇报啊！

<h3>华北抗旱</h3>

华北的洪水和干旱，一直挂在周总理的心上。

1950年，在治淮的同时，总理主持批准修建永定河上的官厅水库，以控制永定河的洪水，并作为首都工农业的水源。

1958年，周总理高瞻远瞩，根据北京地区日益增长的用水需要，亲自视察后毅然决定修建潮白河上的密云水库。在他的直接关心和支持下，密云水库建得又快又好，仅用两年时间就建成蓄水，不但控制了潮白河的洪水，并且成为首都的主要水源。以后，又陆续在海河的支流漳河、滹沱河、大清河南支，修建了岳城、岗南、黄壁庄、王快、西大洋等控制性水库。1963年，海河流域大水后，周总理亲自主持审定了海河规划，决定在下游开辟排洪入海的新河。这些规划深得群众的拥护，在“文革”中都没有中断实施。现在，这些水利工程已初具规模。

在洪水威胁缓解后，干旱成为华北地区的突出问题，仅仅依靠水库拦蓄地表径流，还不足以满足华北的洪水问题。

1966年2月，华北旱情严重，周总理亲自主持北方抗旱会议，指出：北方抗旱是长期的事情，要做长远打算。会后，总理召集国务院会议，提出由各有关领导分别任各省抗旱组长，要求持续不断地把抗旱工作抓下去，并以抗旱工作推动整个农业的发展，解决北方的粮食问题。他和大家商量：“富春同志，你任辽宁省组长；先念同志任河南省组长；山西的旱情最重，谭老板（震林）去怎样？秋里去陕西；（林）乎加是山东人，去山东吧；我自告奋勇，任北京和河北省两个组长（当时天津属河北省）。”会后，总理就研究了北京的抗旱。当年3月，邢台大地震后，总理率队亲自视察了河北的旱情和正在施工的岳城水库，对治理海河和河北抗旱作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可惜到5月以后“文革”开始，一切工作都停顿了。

1968年，当激烈动乱中刚出现一点可以工作的机会时，在周总理主持下，国务院全面部署了华北地区打机井的工作，并以此作为扭转南粮北调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以后几年，不管政治形势多么动乱，由当时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李先念、余秋里等同志具体安排，每年以三十多万眼机井的速度持续建设。这是在华北平原上一项宏大的农田基本建设，国家在计划中给予资金补助，并提供设备材料，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现在，华北大地上已有近二百万眼机电井，一亿多亩耕地提取地下水灌溉，大大改变了十年九旱的农业生产条件，加上化肥工业的发展，使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扭转了中国历史上长期的南粮北调局面，并推动了农村机械化和电气化的发展。

“饮水不忘掘井人”，周总理就是华北机井建设的创始人。

<h3>治理长江</h3>

1958年2月末，周总理率领大批干部和中外专家，乘船从武汉到重庆，视察长江，历时一周。同行的领导干部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湖北、湖南、四川三省的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委的领导同志。一路上看了荆江大堤、三峡坝址，听了沿江地方党政负责同志的汇报，还在船上进行了治理长江和有关三峡的讨论。3月5日船抵重庆，6日总理在重庆做了讨论总结，这就是为中共中央成都会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所做的准备工作。

早在解放初期，长江荆江大堤的问题就提到中央人民政府的议事日程。荆江，是指长江出三峡后进入两湖（湖北、湖南）平原的河段。荆江大堤是指从湖北江陵县枣林岗到监利县全长180多公里的长江北堤。在古代，长江出三峡后，洪水在北岸的云梦泽和南岸的洞庭湖，分流调蓄，然后进入下游。经过相当时期，长江洪水挟带的泥沙，使云梦泽和洞庭湖都淤出大片土地，人民就在这些土地上围堤筑垸，垦荒种植。到明代以来，北岸建成荆江大堤，云梦泽和长江完全隔断，逐渐变为江汉平原。洞庭湖虽然还保留调蓄作用，但由于淤积和围垦，容积也日益缩小。荆江大堤作为江汉平原的屏障，洪水威胁严重，形势十分险峻，清代曾多次溃口，造成严重灾害。1951年，在周总理主持下，决定在荆江大堤对岸修建荆江分洪工程，用公安县的一部分土地分蓄洪水。1954年长江发生大洪水，荆江分洪工程发挥了预期效益，荆江大堤得保安全。但在历史上，曾出现过比1954年更大的洪水，单靠荆江分洪工程还不能解决问题。

在长江两岸，受洪水威胁的土地共约9000万亩。1954年，除武汉市围堤、荆江大堤和其他少数围垸勉强保住外，全江受淹耕地4700多万亩，受灾人口1800多万，京广线100天不能正常运行，是建国以来最大的水灾。因此，长江防洪和黄河防洪一样，都是关系国家大局的问题。

在黄河上可以修建三门峡水库控制洪水，在长江上也可考虑修建三峡水库控制洪水。民国初年，孙中山先生曾提出开发长江三峡水资源、改善长江航运的设想。抗战胜利前后，国民党政府在美国专家协助下，提出修建三峡工程的方案。毛主席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周总理正是带着这个问题视察长江的。视察后的基本结论是，肯定三峡工程在长江流域规划中的主体作用，但由于规模特大，涉及防洪、发电、航运和移民等各方面的问题，需要考虑各种因素和修建条件，慎重决定上马时机。为了尽快地开始治理长江，在那次视察中决定先修建汉江的丹江口水利枢纽。汉江是长江中游洪水为害最大的支流，而且直接威胁武汉。1935年汉江大水堤防溃决，死亡8万多人。丹江口水利枢纽可以基本控制汉江的洪水，并有发电、灌溉、航运之利。这个工程于1958年冬开工，克服很多困难，于1967年建成。1974和1983年，汉江都发生大洪水，由于丹江口水库将汉江洪峰流量削减了40％和60％，免除了下游的洪灾。

1958年以来，周总理受中央委托，一直亲自领导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的前期工作。

1970年，在丹江口水库建成后，我们建议先上三峡下游较小规模的葛洲坝水利枢纽，以解决电力发展的需要。周总理主持研究后，同意这个建议，并认为葛洲坝工程可作三峡的实战准备。他把这个意见和当时存在的不同意见即先上三峡的意见同时报送毛主席，毛主席批准了先上葛洲坝的意见。但是，在当时那种动乱形势下，下边一听到毛主席批准，就自行放炮开工，根本没有报批设计，形成严重失控。我于1971年初从国外访问回来后，即受命去工地检查工作，发现设计方案还存在严重问题。周总理连续听了几次汇报，决定修改设计。但在边设计边施工的情况下，工作越来越被动，施工质量也发生严重事故。这种状况对于这样一个大型工程，实在是不能允许的，可是由于已经宣布开工，谁也不敢设想把工程停下来，真是骑虎难下，进退维谷。

总理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在1972年11月，抱病召集会议，听取我的汇报。从下午3时一直开到晚上9时，护士一次一次地给他送药，其他领导同志一遍又一遍地恳求他休息，但是问题没有议透，认识没有统一。最后，总理责成有关方面的9位同志，由当时不同意先上葛洲坝的同志主持，重新讨论葛洲坝应该上还是下，负责向中央提出报告。经我们9人充分讨论后，一致认为，葛洲坝工程的问题是没有按基建程序办事，勘测设计工作太粗，投资估计过低，施工准备不足；把上述因素充分考虑后，它的经济效益还是好的，也有把握可以建成，因此提议在做好设计的基础上继续建设。总理同意这个意见，果断地决定立即停工，重新设计，在批准设计后才能复工。总理指定上述9人组成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以林一山同志为主任，负责制定设计方案和解决建设中的各项技术问题。

1974年9月，在谷牧同志支持下，审查了设计方案，经周总理批准，葛洲坝于1974年底重新开工，从此工程进展顺利。1981年初截流成功，6月第一期工程开始通航发电，第二期工程从去年起已有5台机组开始发电。从1984年起，葛洲坝的年发电量已居全国水电站的首位，有力地支持了华中地区的经济发展。

当周总理批准葛洲坝复工时，他已经进行了癌症的第一次手术。当葛洲坝截流成功之时，周总理已永远离开我们了。实践证明，总理关于葛洲坝停工整顿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没有当时的停工，就不可能有以后的胜利。实践也将证明，周总理关于把葛洲坝工程作为三峡工程实战准备的决策是正确的。

敬爱的周总理，宏伟艰巨的治水任务仍然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一定按照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教诲，兢兢业业，继续完成您的遗愿！

正文一九周恩来与水利建设

我以亲身经历的几件事例，回忆周总理怎样关心水利建设事业。

周总理对水利事业非常重视。1972年11月21日，他在听取葛洲坝工程汇报时曾讲：“解放后二十年我关心两件事：一个水利，一个上天（导弹、卫星）”。每当全国发生难以解决的水利纠纷，或是水利建设中出现了重大难题，总理都亲自出面处理。凡是毛主席交办的治水任务，周总理更是抓得很紧，抓得很细。

<er h3">（一）</h3>

1949年大水，长江、淮河灾情严重，毛主席批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周总理连夜召开治淮会议，亲自主持淮河流域规划工作。他深知制订一条河流的流域规划，必须首先搞清楚该河流的水文情况。总理在同工程师们讨论淮河的水文特征时发现，上下游的水文资料相互矛盾，他一面追问原因，一面诱导工程师们探讨一个怎样查补的办法。经过反复讨论，终于找到了一个整编水文资料的好办法，把一条河流不完整的水文记录资料整理成比较完整的水文资料系列。

周总理听取工程师们的汇报非常细心，每当发现不一致的地方就再三追问。水文专家为使汇报准确，就将水文记录资料画成一条洪水过程线，亦称洪峰曲线，分析上下游各个洪峰之间的矛盾，找出产生矛盾的原因。国民党时期的水文人员常常不按时观测、记录，或者某一支流根本就无记录资料。因此就针对资料误差的缘由，做出合理修正的假定。例如，对缺少资料的支流，就以该支流应有的来水量去修补相关洪峰的形状。这种人工修改洪峰记录的办法，结果比某些原来不完整的洪峰记录更为合理。这个办法在长江水文资料整编中收到很好的效果。重量达一吨多的记录了一百余年的长江水文资料，经过整编成册，成为建设长江的宝贵财富。

由于水文资料有了整编的成果，就给制订淮河流域的防洪与水资源开发计划打下了基础，当时的淮河流域规划，虽说只是建国初期的治河初步方略，但也堪称大型统一规划。它关系豫、鲁、苏、皖四省的水利工程总体布局。在这一规划的指导下，在以后的若干年内淮河各支流山谷地区都修建了一些著名的水利工程。例如：安徽境内的佛子岭、梅山水库，河南境内的板桥、石漫滩水库，山东沂沭河改道工程等。这些山区的开发工程及后来继续兴建的同类工程，都曾为该流域内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在淮河平原规划中，注意充分利用河水发展灌溉事业，如苏北灌溉工程，对于淮河流域农业大发展，也发挥了巨大作用。所以重温一下周总理主持制订淮河流域规划的指导思想以及他的这种治河精神，将是不无教益的。

<er h3">（二）</h3>

1949年长江发生大水，险些造成荆江大堤决口、长江改道的毁灭性灾害。由于荆江大堤规模浩大，要使达到防御较大洪水标准，其工程量非短期内所能完成。为了解决长江防洪这个要害问题，我们从1950年2月开始就进行现场查勘，研究方案。荆江分洪工程方案提出后，经中南局报送了党中央。毛主席、刘少奇同志、周总理在当年国庆期间听取了邓子恢、薄一波同志汇报后，当即作出批准兴建的决定。因为工程耽误一年动工，周总理对有关单位提出了严厉批评，并要求中南局务必于1952年开工兴建。在工程正式动工时，毛主席和周总理都亲自挥笔题词。毛主席的题词是：“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周总理则题词：“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工程刚开工不久，总理就打电话给从北京来到武汉的水利部党组书记李葆华同志，询问为什么中央没有听到荆江分洪工程有什么困难的反映，并说：“如有困难不及时提出，我就无法负责了。”在总理的关怀与督促下，荆江分洪工程总指挥部所提出的各项要求，都得到中央及时解决。因而，一个惊人的奇迹发生了，在中南局的领导下，过洪能力共约每秒10，000立方米的两个泄水大闸，以及相应的堤防工程，总共用了不到4个月的时间就全部竣工了。

由于荆江河段系长江防洪的关键所在，在荆江分洪工程完成之后，又进一步研究种种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案。除了坚持岁修工程以不断加强荆江大堤的防洪能力外，还将荆江防洪治本工程作为三峡工程规划方案的组成部分，并要求先于三峡工程完成。这个具有独立功能的荆江防洪工程方案，在研究和制订的过程中，得到了周总理多次关怀。1958年3月初周总理冒雪察勘了荆江大堤。之后，又数次听取了荆江北岸分洪放淤工程的汇报，并在1970年正式批准立即兴建该工程的计划。但由于种种复杂因素，荆北分洪放淤工程以及其他解除荆江洪水威胁的方案，至今都未能付诸实施。

解放以来经过30多年的科研设计工作，确保荆江河段安全的工程方案，不仅做到了技术上的先进性，经济上的合理性，而且还可消除地方群众的种种顾虑，从根本上解除洪水对荆江地区威胁的条件已经具备，问题在于如何决策了。周总理亲自解决荆江分洪工程困难问题的事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好经验。早在建国初期，对荆江分洪工程虽然存在不同意见，但是由于总理的果断决策，终于及时地克服了困难，并在1952年汛前完成了荆江分洪的全部工程。不然，1954年长江大水，很难想象荆江大坝会发生什么情况。有了荆江分洪工程以后，不仅减少了荆江大堤的险情，还为我们制订彻底根治荆江洪患方案赢得了时间。

<er h3">（三）</h3>

1954年冬，毛主席、刘少奇同志、周总理听取了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设计工作汇报以后，周总理立即以中国政府名义照会苏联政府，请苏联派专家帮助长江流域规划工作。在苏联专家组长来华后，我向周总理汇报了苏联专家在某些方面与我们有不同意见，总理就在国务院接见了苏联专家组长，并要科学家竺可桢一起听取我和苏联专家组长陈述各自的观点。周总理耐心地听完了我们的不同意见以后，就从技术上，也从思想政治上阐明了毛主席关于长江流域规划与三峡工程的意图。之后，总理又在长江流域规划的实际工作中，从许多方面帮助解决问题，使我们与苏联专家的合作，在各个阶段都能顺利地提前完成规划设计任务。

1958年初，毛主席要我参加南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汇报三峡问题。这次会上，毛主席明确今后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工作由周总理来领导，毛主席要周总理每年抓四次。实际上总理抓的比四次多得多。每次我到北京，总理都要我去汇报工作。这次会上，毛主席要我写出一篇关于长江流域规划报告的文章，以后我把这篇文章作为《长江流域规划报告》的总结。最后，会议确定当年3月在成都召开专门会议，对长江流域规划与三峡工程做出正式决定。

为了给中央政治局成都扩大会议做好充分准备，周总理在1958年2月下旬亲自查勘了三峡坝址。这次查勘活动由富春、先念同志陪同，中央各有关部委、各有关省市负责人以及各方面专家和苏联专家等约100多人参加，从武汉乘江峡轮溯江而上。在船上，周总理听取汇报，主持讨论，仔细研究长江规划和三峡问题。在三斗坪还实地看了三峡坝址，并将坝址岩芯带给毛主席去看。总理沿途经历十多天的劳累，顾不上休息，又于3月7日晚连夜乘火车由重庆赶往成都，出席中央成都会议。在会上周总理作了专题报告。根据周总理的报告，中央正式做出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的决议。成为指导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方向的重要文献。

<er h3">（四）</h3>

在成都会议决议中，还对汉江丹江口水利工程作出了开工决定。

成都会议一结束，周总理就在湖北召开了有关兴建丹江口水利枢纽的会议，确定由王任重同志主持该项工程，对中央负责，长办负责设计，湖北省政府组织施工。

丹江口第一期工程在兴建过程中，曾经遇到过不少困难与干扰，但所有这些都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一一得到妥善解决。对于工程本身发生的严重质量问题，周总理就亲自主持会议研究解决办法，并决定工程停工进行加固补强。经过采取补强加固措施，使工程质量达到设计标准以后，又产生了是否复工的新问题，也就是继续把工程做完还是下马的问题。后来由于湖北省提出合理建议，利用丹江口已浇100万方混凝土的有利基础，提前发挥工程效益，才使丹江口工程有了复工的可能。自1966年2月复工以来，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虽受“文革”动乱影响，丹江口第一期工程还是胜利建成了。

丹江口水利枢纽虽然完成的只是第一期工程，但其效益却非常显著。尤其是防洪，几乎改变了原来江汉平原三年两淹的局面。其它如发电、灌溉、航运和水产养殖的效益也十分显著。所以周总理指示，要将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作为“五利”俱全的典型，在国内外展出模型。当然，要完全发挥第一期工程效益，为后期工程创造条件，还需继续不断努力。

<er h3">（五）</h3>

周总理按照毛主席“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批示，做出了一系列安排，召开全国性的专家会议，探讨有效的治黄新方案。黄河有它自身的规律，在没有正确认识它以前，原来作为控制黄河的骨干工程——三门峡水利枢纽，竟有变成泥库的危险。周总理在1964年冬季安排了治黄会议，寻求治理黄河的好办法。会议期间总理耐心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对于一些好的意见总理当即给予鼓励，对于一些不正确的意见，总理就耐心加以说服。

在讨论如何处理三门峡泥沙淤积问题时，总理要求到会同志提出方案。总理还指名叫我发表意见。我即根据水库可以长期使用的理论，主张降低三门峡水库水位，以恢复渲关河段原黄河河床，即可解除对关中平原的威胁，同时，打开大坝底孔排沙，使水库泥沙进出平衡，将改造后的三门峡水库变成一个中型水电站。接着，总理说：“底孔排沙，过去有人曾经提出过，他是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学生，叫什么名字呀？”有人回答，“叫温善章”。总理又接着说：“要登报声明，他对了，我们错了，给他恢复名誉！”

在讨论治黄方针问题时，总理要我发表意见。我说，黄河是一条宝河，把黄河当做害河来治是不对的。黄河的问题从本质来说是一个农业问题，但须先做试验以说服那些不同意见。总理当即给予我鼓励，于是我就提出了一个先用200亩地在黄河搞“放淤稻改”试验的方案。总理说：“袁世凯能在天津小站的盐碱滩上成功地种出小站米，黄河两岸条件无论哪一方面比小站都好，为什么就不能大面积种植水稻？！”由于总理鼓励从发展农业方面寻找治理黄河的方向，大家又补充了许多具体事例。许多人证明历史上凡黄河泛滥的地区，都是主要产粮区。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在研究黄河决口历史时发现，史书上记载所谓“暴民决堤”，实际上都是当时的清官领导群众“决堤放淤”。大家的发言与我的调查是一致的。在这次治黄会议之前，总理曾多次催促我查勘黄河。我沿黄河找群众了解，许多农民都说黄河泛滥以后可获得丰收。这不仅是他们的亲身体验，也包含着许多科学道理。因为黄河的泥沙很肥，对农作物生长有利。只要是有计划地、科学地利用黄河泥沙，改造大面积土地，改变地形地貌，增加土地肥效，是完全可以达到既发展农业又治理黄河双重目的的。

通过农业措施制订治黄方案，需要提出分期、分阶段的农业发展规划，以便最终全部利用黄河的水沙资源。我当时提的口号，是把黄河的水喝光，把沙吃光。在周总理的支持下，我开始了在黄河两岸搞“放淤稻改”和水旱两季种植实验。总结一年多的经验，使我对上述治黄方案的信心更坚定了。

由于周总理的鼓励与启发，使我在短期内制订出了这个从农业着手的治黄方案，也是由于周总理的支持，要我从长江派人治黄，我才能到黄河岸边进行实践。我从“放淤稻改”做起，逐步扩大调查研究与实验范围。例如沉沙池结合养鱼，蓄水养鱼结合南水北调，供水京津地区，设计输沙渠道，将黄河河槽内大量泥沙向外输送，建设能撤迁的活动问，以适应河岸放淤地形变化的需要，以及推广水稻播种与稻茬小麦水旱轮作的增产措施等等。我深信随着种种发展农业措施的展开，势必最后将黄河洪水期间的多余水量全部喝光。但遗憾的是，“文革”的动乱打乱了这一套治黄计划，更打乱了周总理亲自视察黄河检查“放淤稻改”工程成果的部署。“文化大革命”的复杂情况，使周总理再也无暇顾及治黄的问题了。

<er h3">（六）</h3>

1970年12月30日，三峡工程的组成部分长江葛洲坝工程终于开工了。开工前周总理向毛主席写了书面报告，毛主席批示：“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预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1972年11月上旬，约在葛洲坝工程开工两周年的时候，周总理带病主持了葛洲坝工程会议。他宣布大坝主体工程暂停施工，并说现在是执行毛主席批示到了修改设计的时候了。为了解决工程的种种矛盾问题，总理决定改组工程领导机构，成立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指定由我负责主持工作。工程设计改由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负责。总理还亲自参加由我主持的第一次技术委员会，并过问了工作计划起草问题。总理还嘱咐我，要我集中精力把葛洲坝工程搞好，说他对葛洲坝工程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要我们也抱这样的谨慎态度。总理说他最担心葛洲坝工程航道泥沙问题能不能解决，我报告总理完全可以。总理虽然认为我说的在理，但还是说：“那我还要保留。”我理解周总理这话的意思，要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我意识到周总理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因为葛洲坝的航道问题主要包含两个问题：一是泥沙问题，一是水流流态问题。而水流流态问题比之泥沙淤积问题要复杂得多。在引航道口门以上的天然河道中，一定长度的河段里，没有任何控制工程，又必须达到轮船进入引航道口门要求的水流流态标准，确实是葛洲坝工程一个特殊的重大技术难题。由于周总理的重视与启发，经过长办广大科技干部的努力，周总理所不放心的问题，在工程建设中都全部解决了。

周总理对全国解放后二十多年水利工程的经验教训非常重视。他认为在确定水利工程方案的时候，尤其关系全国经济建设的重大项目，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必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所以在改组葛洲坝工程领导班子的时候，总理决定成立一个具有责任制特点的工程技术委员会，直接对国务院负责。事实再次证明，要是没有这样一个技术委员会，很难想象葛洲坝工程会取得如此成功。当然，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的经验还有待进行系统总结，去丰富基本建设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

今天，周总理最关心的葛洲坝工程，由于党中央的重视和决策的正确，已经基本建成了，当年总理决心把葛洲坝工程作为三峡工程实战准备的目的也已达到了。我们完全有理由告慰周总理的在天之灵。

正文二〇新中国航空工业的主要奠基人

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创建37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有不少为之呕心沥血，贡献卓著，但已离世的人物，值得我们深切怀念。其中最令人景仰不已的就是我们的周总理。

在周总理90诞辰之际，仅就个人亲身经历的有关他关心和领导创建新中国航空工业的事迹作一概略回顾。

<h3>一、精心筹划和指导创建航空工业</h3>

建设强大的航空工业是中国人民渴望已久的心愿。新中国成立不久，党中央和毛主席便把建设航空工业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并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筹划，直接领导创建工作。

1950年12月的下旬，我由东北邮电总局调到重工业部，参与航空工业的筹建工作。到北京后，先在周总理办公室开过两次会议。参加的有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等同志。会议由总理亲自主持，讨论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道路问题，发言非常热烈，最后由周总理作结论。他指出：“中国的航空工业建设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是先有空军，而且正在朝鲜打仗，大批作战飞机需要修理。我国是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6亿人口的国家，靠买人家的飞机，搞搞修理是不行的。因此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应当是适应战争的需要先搞修理，再由修理发展到制造。”旧中国给航空工业除了留下一点工程技术力量外，其他大多不值得一提。所以新中国要建立航空工业缺乏基础，在当时形势下，只能依靠苏联的帮助。对此，周总理事先已和苏联政府作过交涉，故在这两次会议上，除讨论航空工业的发展方针外，还决定由何长工、沈鸿和我三人组成代表团赴苏联谈判帮助中国建立成套的航空工厂。当时国家还很穷，而且朝鲜正在打仗，财力有限，所以总理一再强调：开始规模要搞得小一些，主要先解决飞机修理的需要，保证朝鲜打仗，原则是先修理后制造，由小到大。在设计建设修理厂的同时，应考虑今后转为制造工厂的安排。在我们接受出国谈判的任务之后，总理还一再谆谆告诫我们：“要谦虚谨慎，要向苏联同志说明我国没有航空工业基础，要从头建设的道理。”总理还叮咛我们：“谈判中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报或电话向国内请示，谨慎从事。”据事后的分析，可能由于当时已内定我为航空工业局长，所以第二次会议结束之后，总理专门交代我说：“有关飞机修理等具体问题，你再和刘亚楼同志详细谈谈。”遵照总理指示，出国之前，我走访了刘司令员，他向我说明去苏联谈判的性质、任务和建设航空工业的主要问题。这次我们谈话时间很长，内容很多，使我懂得了不少东西，也可以说是在我正式进入航空工业大门之前，总理给我安排的第一堂课。刘亚楼同志在空军创建过程中，已经和苏联人多次打过交道，对飞机修理工作也很熟悉，他的经验对我来说是最需要不过了。想到这里，就越加感到总理遇事考虑之严密，安排之周洋。

1951年元旦，以何长工为团长，沈鸿、段子俊为团员的三人谈判代表团，由北京飞抵莫斯科。苏联对这次谈判很重视，工作进展顺利。开始时，苏方对我方提出的由修理到制造的方针不大理解经我们说明，苏方也就同意了我们的意见。有关谈判的进展情况，我们向总理发过几次电报。总理对我们争取到修理列车（即流动工厂）和基建设计在北京进行等问题表示满意，只是感到建设规模偏大。我们随即根据总理指示，及时修改了计划规模。这里有件事需要提及。在这次谈判中，我们未经请示国内就向苏方订购了一批设备，总理得知此事，立即电告代表团：“关于订购飞机所需设备，未经批准即与对方作最后肯定，显较急躁。既然已定，除望争取的订单内确为我们急需者外，只好先订草案，回国后，经审核批准再正式签字，如何，盼告。”从这封电报中，不难看出总理为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他不仅考虑到购买这批设备当时国家的支付能力，更担心我们买回并不急需的设备会造成浪费；对我们未经批准即作最后肯定的做法，概括为“显较急躁”，既表示了他对此事的态度，又使我们感到这四个字的含义，心悦诚服地接受这一批评。就在这些字里行间，显示了总理的高度领导艺术。

1951年3月，签定了苏联援助我国建设航空工业的协议。

飞机修理只是满足当时朝鲜战场的需要，而由修理走向制造才是我们建设航空工业的根本目的。为了落实总理确定的这一方针，从1951年8月开始，我们便与苏联顾问一起酝酿了一个方案，即在8至5年内试制成功活塞式教练机雅克一18和喷气式歼击机米格一15比斯（后改为米格一17埃夫）。这个方案上报中央和中央军委之后，同年12月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如何落实。经过会议讨论，最后总理进行总结说，就按照你们提的计划办。这个计划完成之后，就可以生产3600架飞机了。在这个数量中，歼击机、教练机、运输机各种飞机所占比例，要请空军审议一下，看是否符合军委有关规定的比例关系。关于明年的订货问题和3至5年内由修理过渡到制造的计划，先发个电报给苏联，请他们给以考虑。至于实现这个过渡之后，修理任务归航空工业局还是归空军，今天暂不确定。总理又说，同意再向苏联聘请25名专家，完成这个计划需要的人员资金等，由富春同志办理。看来需要的资金折合成小米50亿斤就可以够了。准备拿出60亿斤，办一所航空大学是应当的，需要的。会后不久，富春同志在一次与苏联专家的谈话中传达说，3至5年实现由修理过渡到制造的方案毛主席已经同意了。

1951年冬，正是朝鲜战争紧张阶段，飞机修理任务十分繁重。航空工业局的领导，一面狠抓修理任务，千方百计满足空军需要；一面在陈云、富春同志领导下，积极筹划向制造过渡。在此期间，与苏联顾问一道研究选定了6大制造厂厂址，加强了局机关建设，提出了质量第一方针，按专家提出的1：10比例抓紧修理用的备件订货等等。但在工作进程中也遇到一些重大问题。如在6大制造厂的选定上，是修造结合，还是从一开始就另建新厂；在抓教练机战斗机的同时是否着手兴建轰炸机厂；如何更有效地调集人员、设备以及提高航空工业职工的工资待遇等问题。

为此，1952年7月31日周总理在他的办公室再次召开会议，研究解决这些问题。总理说，关于发展航空工业的方针、原则和建设规划，去年年底已经定了下来，要继续按照已定的方案抓下去。同时还要着手轻轰炸机厂的基本建设，争取1957年底正式投入生产。关于向苏联索取资料和明年向苏订货、增聘专家以及现有100名苏联专家的延聘等问题，就按你们提出的意见办。在工作上要抓紧、抓细、抓好。在备件订货上，既然发现按1：10比例订来的备件有许多并不适用，今后就不要笼统地按1：10比例订货了。关于人员问题，请富春同志从兵工局抽调1500名技工，从汽车装配厂抽调1000名技工给航空工业。今后决定每年分配给航空工业大学毕业生2000名。另外，再调300名老干部参加航空工业建设，看来这是很必要的。最好10月底以前调齐。关于翻译问题，可由长工同志与空司商量解决。解决不了时再写报告来。急需的286台精密机床，应尽快提出具体品种规格，然后从全国考虑解决。米格一9发动机寿命不长，最多维修到1955年。随后总理批评抽调试飞人员太慢，限令空军在8月15日前把试飞人员送到工厂。关于航空工业职工可以提高工资15％（勤杂人员提高5％）的问题，也是这次会上批准的。会后，航空工业急需的领导干部、技术干部、技术工人和翻译从全国各地进一步聚集，急需的各种设备和器材从国内外陆续运到，苏联的图纸技术资料也分批运来，按照3至5年规划进行的6大厂改建扩建工程也很快铺开，航空工业由修理走向制造的筹划与准备工作基本完成，进入过渡阶段。

建国初期，我参加周总理主持研究航空工业重大问题的这四次会议，他的一系列主要决策和所采取的有力措施，为新中国航空工业确定了方向，奠定了基础。几十年来，航空工业在周总理确定的方针指引下，由小到大，由低到高，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上屈指可数的规模较大的国家之一。作为新中国航空工业的主要奠基人，周总理是当之无愧的。

<h3>二、关心航空工业的人才聚集和成长</h3>

周总理对创建航空工业是深思熟虑费尽心血的。首先是亲自主持确定了航空工业的建设方针和由苏联援助的发展步骤。接着便为航空工业的人才聚集和队伍组成而多方操劳。就在1951年赴苏谈判代表团出发后的第二天，无月3日，总理即打电报给当时东北局领导人，决定由大连军工企业建新公司，组建成航空工业局。总理在电报中还特别说明：明知东北干部困难，但航空工业局如向各地调人，七拼八凑，确难完成任务，故只有调建新公司全部机构，较为适宜。不久，建新公司的大批干部，即由陈一民、陈平、方致远同志带队先后到任。当年4月29日，周总理签发中央人民政府文件，批准成立航空工业局。5月15日从建新公司、空军和重工业部来的干部会合起来，在沈阳正式宣布成立了航空工业管理局。

在周总理的决策和支持之下，支援航空工业的大批干部，从全国各地陆续到达。从1951年到1954年，先后从华北、华东和西北各地区，调入70多名地、师级干部和近200名县、团级干部，充实了航空工业的各级领导，从组织上保证了航空工业各个时期任务的完成。在工人队伍的组成上，根据周总理的指示，除由富春同志从兵工局抽调1500名技工，从汽车装配厂抽调1000名技工给航空工业外，1952年3月政务院还专门行文决定，从铁道部、交通部、重工业部电讯局以及东北、华北、华东、西南等大行政区及天津市抽调315名技术人员和1185名技术工人支援航空工业。而且要求技术工人中劳动模范要占2％。这批输送来的技术工人，很多都是能工巧匠。他们文化程度虽然一般不高，但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在由修理走向制造阶段发挥了很大作用。

对技术密集的航空工业来说，最关键的是技术人才。除熟练技术工人外，当时最困难的是调集技术于部。对此周总理深谋远虑，早就有所准备。1949年5月上海刚一解放，周总理即指示华东的负责同志注意招集旧中国留下的航空技术人才。根据总理指示精神，上海军管会航空部通过登报招贤、人员接管和我地下党的推荐等多种途径，广泛延揽原国民党空军留下的高、中级技术人员和解放前夕留学回国的航空技术人员。另外还有一些刚从大学航空系毕业的知识分子。先后共集中60多人，在华东航空处领导下，成立了华东航空工程研究室。对于这批技术骨干，周总理曾有过专门指示：“将这批航空人才先组织起来，至于怎样使用他们，另有计划”。1951年航空工业局成立后，这批人员大部分被安排到局机关和6大厂工作。其中有不少人为航空工业做出了很大贡献。

这里还应提到的是1949年8月，周总理亲自部署了争取原中央和中国两个航空公司在港人员起义的工作，指示我地下党员要发动“两航”员工全部起义，停止单机起义的策反工作，争取人是最主要的。在周总理这一正确决策之下，“两航”在香港的三千名爱国员工，毅然脱离国民党政权，归回祖国怀抱。他们中有300多人投入航空工业，为加速航空工业建设特别是航空仪表专业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h3>三、扭转“大跃进”后的被动局面</h3>

在“左”的错误影响下，“大跃进”使航空工业也遭受严重挫折。由于指标过高，要求过急，搞快速试制，快速施工，导致航空产品质量严重下降，大批飞机不能出厂交付部队使用，基本建设质量也存在严重问题。为消除“大跃进”的消极影响，遵照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2年7月国防工委在北戴河召开了工作会议和1962年6月三机部在沈阳召开了备战整军会议。这两次会议周总理都亲自参加并作了重要讲话。

在北戴河会议上，总理指出：当前计划调整方针是“坚决退够、留有余地、重点调整、打歼灭战”四句话，只有退够才能前进。总理还强调指出：尖端要有；也要加紧搞常规武器。并说，过去由于高指标产生过矛盾，现在就不能再订高指标。

在沈阳召开的备战整军会上，总理重点作了五点指示：

（1）国防工业过去10年是有成绩的，成绩是主要的，要总结经验教训；

（2）国防工业的基础打下了，但还是弱的，生产还不能完全配套，要逐步使布局合理，把基础巩固起来，发展起来；

（3）自力更生要逐步实现；

（4）科学研究和尖端技术要循序而进，要在一定的基础上逐步往上爬；

（5）军工首先要着重生产；生产是基础，要在生产发展基础上增加基本建设，要逐步地把生产基础扩大，不能把生产停下来搞基本建设。常规和尖端也是一样，常规是尖端的基础，逐步突破尖端，也是循序而进。

总理在这两次会议上的讲话，就是指导我们正确贯彻中央八字方针，是总理针对国防工业、航空工业存在问题所作的重大决策。总理这些指示，经过罗瑞卿、孙志远同志的组织落实，终于使航空工业较好地完成了产品优质过关任务，开始向部队提供新的装备；生产了大量零备件，满足了部队急需，解决了大批飞机的停飞问题；特别是初步理顺了科研与生产、尖端与常规、主机与辅机、生产与基建等关系，使航空工业在调整的基础上得以继续前进。在沈阳召开的备战整军会上，我刚一见到周总理，他就亲切地喊我“段子俊同志！”当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自从1952年7月31日参加总理召开的会议之后，已经时隔10年之久，总理竟然对一个干部记得如此清楚，真是令人惊奇。总理紧紧地和我握手。这次会议之后，总理继续北上视察了哈尔滨飞机工厂。视察中，他告诉大家，从全国形势看，“困难已经到顶了，上升的局面正在开始。”确如总理的断言，航空工业在中央八字方针指引下，通过认真贯彻两次会议的精神，胜利地克服了由于“大跃进”、“反右倾”、三年自然灾害以及苏联方面中断援助所带来的种种困难，赢得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的又一个黄金时期。

<h3>四、面向世界，积极引进先进技术</h3>

对于发展我国的航空工业，周恩来总理一贯主张坚持自力更生，同时他的目光也始终注视着世界，强调学习、引进先进技术。如前所述，在我国航空工业初创时期，由于周总理的关怀和亲自筹划，争取到苏联在技术、管理等多方面的援助，对于我国航空工业由修理迅速过渡到制造，起了重要作用。1960年7月，苏联撕毁协议，单方面决定撤退专家，应提供的设计图纸、工艺资料、关键的原材料全部中断，使我猝不及防。加之三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的影响，使我国航空工业一度陷入困境。当时在西方国家仍对我实行技术经济严密封锁的形势之下，如果不审时度势，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我国航空工业在一段时间内就很可能出现“后继无机”的局面。

1961年初，赫鲁晓夫突然致函毛泽东主席，表示苏联愿意向我国转让米格一21飞机的制造权，希望我派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谈判。当时中苏关系已经恶化，但考虑到发展我国航空工业的需要，党中央、周总理仍不放过这个时机，立即指示空军和航空工业局研究，提出处理意见。接着，周总理在中南海听取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空军工程部副部长丁仲和航空工业局副局长徐昌裕的汇报。听完汇报，总理当即确定由刘亚楼率代表团赴苏谈判，并指出：如果他们想利用制造权来卡一下，我们就不干；如果他们想压我们在原则上让步的话，就宁可不要。

这次谈判自始至终得到总理的关注。在一轮谈判之后，代表团估计下次苏方可能提出派遣顾问的问题，并就此事向国内汇报，总理立即回电明确指示：派技术专家可以，对专家如何使用，我们完全可以主动。派顾问则不能答应。如果他们坚持要派顾问，我们就宁可不要米格一21飞机。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总理在引进先进技术上所采取的果断的灵活措施和高度原则性，从这封电报中看得十分清楚。

经过谈判，签订了苏方向我转让米格一21飞机制造权的协议。1966年我国顺利试制成功了米格一21飞机，国内命名为歼7飞机。此后，又根据周总理提出的学习、引进、创新的方针，在原型机的基础上，成功地改进设计了歼7Ⅰ型、Ⅱ型、M型，发展成为歼7飞机系列。从1965年开始，我国成功地自行设计制造第一种高空高速歼8飞机。现在歼8飞机已发展为全天候的歼8Ⅱ飞机。看到这些成就，不能不使人联想到当年周总理当机立断，决定购买米格一21飞机制造权的正确决策。

6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恶化以后，周总理更加瞩目于世界，寻求一切有利时机，打破西方世界对我国的封锁与禁运。

1965年4月，总理得知英国有家纳贝尔公司倒闭，全部设备拍卖，便立即通知三机部研究有无引进价值。我们很快写了报告，建议全部购买回来。总理批示，不能全部买来，要有选择地购买。根据这一指示，我们便选派得力的领导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前往英国购买这批设备。后来在孙志远部长参加的一次会议上，总理询问此事，方知人员已经出国，便对孙说，本来我想在采购这批设备的人员出国之前，亲自和他们谈谈，不要饥不择食，要仔细认真地进行选择，防止吃亏上当。现在他们既然已经走了，赶快发电报把这一精神告诉他们。孙志远同志回来把这件事情交代给当时三机部办公厅副主任赵光琛去办。赵光琛同志把电稿拟好后当晚亲自送到中南海。总理见面第一句话就严肃地对赵光琛说，我已在这里等了你们一个下午了，为什么现在才来。总理看电报草稿没有把精神讲准、讲透，要求赵就在他的办公室改写。这时，秘书送来方毅同志为同一问题草拟的一个草稿，这可能是总理等不来三机部的电稿，布置方毅同时草拟的。总理审阅后认为可以，便立即发出去了。出国人员根据总理指示，精心选购了一批精密度很高的齿轮加工设备，只用了40万英镑。这是航空工业在中苏关系恶化后与西方交往的第一次尝试。这些设备，在60年代后期，我国研制新型航空发动机中，对高精度的齿轮加工起到很大作用，有的至今还在发挥作用。

特别令人难忘的是，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顶住江青等人的干扰，毅然决定从英国引进斯贝航空发动机。对于飞机来说，发动机被誉为飞机的心脏。当时我国航空发动机研制落后于飞机，而且成批生产中也经常发生质量问题。周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曾多次指示要解决这个“心脏病”问题。英国罗.罗航空公司制造的斯贝航空发动机在70年代初期，是世界上一种较为先进的发动机。1971年7月，周总理批准航空工业部从英国进口16台民用型斯贝发动机；同年12月26日在航空产品质量问题座谈会上，周总理再次指示要进口斯贝发动机。他说：飞机没有“心脏”怎么行呢？不能认为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都不好。它也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能搞，要批判地学习外国的东西。根据周总理指示，航空工业部随即协同外贸部，展开了引进斯贝发动机的有关工作。

1972年5月，罗.罗公司技术董事胡克访华，和我进行技术座谈，并参观了沈阳航空发动机厂。受周总理委托，叶剑英副主席亲自过问这项外事活动。8月8日周总理对有关请示报告又作了这样批示：“要极其认真地进行谈判和将来的考察。凡遇有问题，必须事前请示，再予答复。在英要通过使馆请示国内，千万不能大意。”为引进斯贝发动机周总理就是这样精密周详，深思熟虑，很多我们主管部门没有想到的问题，他不仅都想到了，而且一再提醒我们。事后我们才知道，在1972年5月间，周总理已身患癌症，他不顾病魔缠身，不分昼夜操劳国家大事，仍然关心着航空工业的发展。每每忆及此事，使人心潮难平。然而，1974年所谓“批林批孔”中，江青一伙却先后制造了“蜗牛事件”、“风庆轮事件”，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同志坚决排除干扰，支持关于引进斯贝发动机的考察与谈判，并于1975年12月13日，中英双方在京正式签订了我国引进英国军用型斯贝航空发动机的专利合同。1979年，我国航空工业仿制成功了合格的斯贝发动机，并于次年5月顺利通过了英国模拟高空试车台试车考验。这是在周总理关怀下，引进西方航空军事技术的一次突破。通过考察和仿制斯贝军用型发动机，提高了我国航空发动机的设计、工艺水平。同时围绕仿制斯贝军用型发动机，国内冶金、机械、化工等部门调集了技术力量，组织技术攻关，既保证了斯贝仿制的需要，又带动了其自身技术水平的提高。

<h3>五、坚持科研与生产结合的方针</h3>

我国航空工业按照周总理确定的发展方针，在50年代初期，胜利完成了由修理过渡到制造后，就着手建立科学研究机构，为自行设计创造条件。到1960年前后，已经初步形成了一支科研力量，并已开始自行设计的尝试。航空科研力量是在航空工业发展中生长起来的，生产与科研有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可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1960年底，航空科研机构从航空工业中划出，单独建立航空研究院，归军队领导。

1962年以后，科研与生产分离的弊病逐渐暴露出来。工业部门由于没科研设计力量，产品性能难以提高，生产实践中形成的新工艺也无法及时推广。科研机构也由于缺乏试制力量，方案论证和设计都不能及时得到验证以致影响航空科研事业的迅速发展。这种情况，孙志远部长及时向中央报告，建议由工业部门收回已经划出去的科研机构，对科研生产实行集中统一领导。1963年夏天，周总理召开会议，研究科研与生产结合的问题。会上，有人坚持科研必须形成拳头，意即独立建院，归军队领导。周总理当即表示不同意见。总理说，对此不能强调过了头，生产实践是人类的基本活动。会后，罗瑞卿同志继续进行调查研究，于1964年11月向中央提出实行国防工业部与研究院合并的报告，立即得到了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批准。1965年1月三机部与航空研究院合并，由工业部门统一领导科研生产。1967年，航空研究院由国防科委军管，再次离开工业部门。

1971年12月25日在航空产品质量座谈会上，周总理再次指示：要把研究所给工厂。脱离生产不行，先搞一个试验，把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一分为二，一半给株洲航空发动机厂，一半给沈阳发动机厂。总理说，我就不相信放到工厂搞不出东西来。如果这个办法失败了，咱们再改。我要试一下，要有现场实践嘛！这次要搞就搞好。据此，12月30日，航空研究院提出上述三厂、所实行厂、所结合的请示，第二天，周总理就批示按此方案试行。

经过一年试验，经周总理批准，1972年12月由叶剑英副主席主持召开航空汇报会，专门解决航空工业生产与科研的体制问题。最后由叶剑英副主席进行总结。提出了实行部院结合、厂所挂钩的基本原则。会后，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将航空研究院划归航空工业部建制，实行科研、生产相结合的方针。

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深切体会到周恩来总理坚持航空科研与生产密切结合是始终不渝的。根据四化建设实践，党中央一再明确要求科学研究要面向经济建设。1987年2月，国务院又正式发布6号、8号文件，推进科学研究机构进入大、中型企业和企业集团联合，建立研究生产联合体。这就更使我们认识到，周总理曾经坚持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方针的无比正确和他在指导国家建设上的远见卓识。

<h3>六、对国产轰炸机、直升机的关注</h3>

为了加强空军实力，满足国内航线需要，促使我国生产的机种更加齐全，周总理对国产轰炸机和直升机一直给予了特殊的关注。早在1952年夏讨论航空工业3至5年发展规划时，总理就提出要考虑建设轰炸机制造厂的问题。当时由于苏联没有同意，故未能列入“一五”建设项目。直到1956年编制“二五”计划时，轰炸机厂及其发动机厂才被列入规划。1957年聂荣臻副总理率代表团赴苏考察时，曾就1959年引进图-16轰炸机与苏方达成协议。1968年秋，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叫嚣“反攻大陆”，使用带有“响尾蛇”导弹的飞机窜犯大陆沿海上空。9月16日，赫鲁晓夫在雅尔塔接见我驻苏大使刘晓时说，如中国认为需要而提出要求的话，苏联可派一批带有火箭的图一16轰炸机到中国并配以苏联驾驶人员。刘晓同志将此事电告我外交部并报中央。几天后，总理便接见了航空工业局局长王西萍。总理把刘晓同志的电报给王西萍同志看，然后问王：“航空工业搞了这么多年，现在能不能制造轰炸机”？王答：“可以制造，但还需要一些条件。”总理问：“都是哪些条件？”王西萍就当时我国内还不能生产的大型锻件、部分高温合金、某些专用设备以及图纸技术资料等等作了回答。总理说，那好，就要求苏联帮助解决这些条件，由我们自己制造。10月12日总理电复赫鲁晓夫，提出：我们决定提前制造图-16轰炸机。当前最迫切问题是要从苏联方面提前得到有关生产图-16的技术资料和样品，以及苏联技术专家的援助。赫鲁晓夫回电表示同意。总理便派一机部副部长张连奎及王西萍等出国谈判。1959年1月苏联两架图-16样机、有关的图纸技术资料以及两架散装件陆续运到。我们工厂从6月28日开始组装，仅用67天时间，便完成了一架图-16的总装任务，9月27日正式试飞成功。全机试制，由于“文革”的干扰破坏，直至1968年12月方告成功。图一16试制成功，对增强我空军实力有着重大作用。

由于直升机具有起落方便等特殊性能，所以周总理对我国直升机的生产也一直十分关注。据直升机驾驶员王焕介同志回忆，周总理曾多次乘坐由他驾驶的国产直升机去外地工作。在“大跃进”中，国产直五机也一度发生严重质量问题。国防工业三级干部会议决定进行优质过关。就在这一关键时刻，周总理曾三次来到哈尔滨飞机厂。

第一次是1962年6月，当时直五正在优质过关。总理语重心长地对工厂同志说：我们国家还很穷，还缺乏经验，加上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和有人找上门来逼债，我们的日子过得很艰难，同志们辛苦了。又勉励大家说：你们有这么大的厂房，这么多设备，人也不少，要为国家多做贡献啊。要争口气，要靠自己的力量，要扬眉吐气。

第二次是1963年6月，总理陪同外宾来厂参观。在飞机总装车间总理询问直五是不是已经优质过关。工厂领导回答，“今年一定过关”。总理当即爽朗地说：“好！我等着听你们的好消息”。

第三次是1966年5月，总理陪同外宾又一次来厂，当进入总装车间后，总理又问直五是否已经真正优质过关。工厂领导回答说：请总理放心，已经优质过关。总理听后频频点头，并指示说：要多出直升机，支援国家建设。

可惜，由于“文革”的破坏，已经优质过关的直五又出现了大量质量问题。1971年7月，总理在同外宾谈到直升机时，曾有一段发人深思的谈话。他说：你们总统还要三架直升机。杜尔总统也向我们要过多次了。我们确实有点对不起他。我们可以造大型的轰炸机，又可造优于米格一21的战斗机。但是直升机造了10年还有问题。以前直升机是过了关的，现在又过不了关了。所以中国有许多事，不要说都好，这就是一种不好嘛！当总理谈到，他1958年坐过苏制直升机，1965年和1966年又坐过国产直升机时说：现在却不让我坐了，他们说质量又不过关了，你们看怪不怪？我在几内亚坐过苏联的直升机，在印尼坐过美国的直升机，我在中国反倒坐不成自己的直升机，这个事情我是不甘心的。总理还向这个代表团说：我要跟我们的订货部长订个协议。就是送给杜尔总统的直升机也好，送给史蒂文斯总统的直升机也好，首先让我坐几次再送出去。周总理这种爱护国产飞机的感人态度和对人民对国际友人的高度负责精神，至今仍深刻地教育和激励着航空工业的广大职工。

<h3>七、挽救“文革”期间的产品质量危机</h3>

“文化大革命”中，航空工业受到了空前严重的破坏。1967年“一月风暴”之后，航空工业从部机关到企事业基层的领导班子普遍被“夺权”。管理机构“一刀砍”，管理制度“一风吹”，生产、科研陷入无政府状态，导致了前所未有的严重产品质量问题。周恩来总理对航空工业遭受的破坏异常重视，非常痛心。在那样极其复杂的情况下，挺身而出，毅然提出批判极“左”思潮，指引航空工业广大职工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奋起抗争。1969年4月，在航空工业产品质量问题开始爆发的时候，周总理接到了空军的有关报告。他在文件的空白地方列式计算由于航空发动机的质量问题造成飞机停飞的总架数。4月12日，周总理召集国防工业办公室、空军、航空工业部的领导人开会。他严肃指出：一个军事工厂搞成这样怎么行？沈阳航空发动机厂，取消检验制度你们是否知道？工厂报告了没有？你们为什么不敢抓？我是早上看到报告的，看后非常难过。军事工厂哪能搞成这样！当航空工业部军管会主任说，有的工厂正在逐步恢复检验制度时，周总理批驳道：什么逐步恢复！你们怎能这样说话！怎么能用这样的词句？！不是逐步恢复，而是应当马上恢复。你们应当下命令。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一概取消是不尊重科学的。砸烂一切，否定一切是极“左”思潮。总理在大是大非面前，就是如此旗帜鲜明地指出质量问题的严重性。

1971年底，航空工业全面暴露了产品质量问题，歼6飞机更为严重。周总理得悉后，十分焦急。当年12月连续6次对歼6飞机的质量问题作了指示或批示，严令对歼6飞机“必须严格执行试飞和全检制度，合格方许出厂”。并要求国防工业办公室、航空工业部派人去工厂切实检查，看究竟有多少架已生产的歼6飞机符合援外要求。还指出：不合格的在国内使用也成问题，必须对此作出结论。他严厉告诫：只此一端就可看出我们飞机生产质量下降到什么程度。还不够我们提起警惕吗？！接着，周总理又委托叶剑英副主席召开航空产品质量座谈会，他还亲自到会听取汇报，作了重要讲话。会上，周总理再次指出：为什么合理的规章制度没有恢复？要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批判无政府主义，批判极“左”思潮，各单位一把手要亲自抓产品质量。他语重心长地教育大家要对党、对人民负责，对祖国的荣誉和战士的安危负责。他说：你们搞生产的，要安全第一，重视质量。周总理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提出了著名的“三抓”和“三促”，即：抓援外，促质量；抓歼6，促其他；抓航空工业，促国防工业和民用工业。在这次会议过程中，周总理不只一次地说，一架飞机不好我心里也不安。我有责任，我要负责。

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给航空工业带来了深重灾难。在这场浩劫中，产品质量首当其冲。完全可以想见，如果不是周总理挺身而出，批判极“左”思潮，关注航空工业的产品质量，尽可能地稳定企业正常生产秩序以减少损失，那么航空工业和航空产品质量将会陷入何等境地，真是不堪设想呵！

三十多年来，航空工业在党的领导下，长期奋斗，锐意进取，虽然几经艰难曲折，但终于在旧中国微不足道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中技术密集、实力雄厚的新兴产业，建立起门类比较齐全，科研生产基本协调配套的工业体系，为国防和国民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奋进不息，继续朝着跻身于世界航空工业的先进行列开拓前进。每当回顾往昔，展示前景，莫不使人深深地感到，航空工业的进步，曾凝结着周总理的心血。

正文二一一次难忘的接见

周恩来总理一贯重视机械制造行业的发展，对我国机械工业如何更好地发挥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给予了极大的关怀。

1966年我国即将进入第三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为了保证第三个五年计划的顺利进行，曾开了两个关于改进设计工作的全国性的讨论会。

其一是属于基本建设方面的，讨论的中心为“正确的设计从哪里来？”旨在改进基本建设设计；其二是为适应基本建设需要的，关于“机械产品设计革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讨论。

尤其是1965年11月第二个讨论会期间，周总理接见与会部分代表时，对科技工作者的谆谆教诲，我一直铭记心中。

当时建国已15个年头。我国机械设计的发展，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要新建一个工厂，首先必须有正确的基本建设设计文件，然后有工艺用的成套机械装备，这二者又必须协调一致。先进的工业必须有先进的工艺装备；先进的工艺装备又需要有研究、试验、设计、制造、安装、使用、维修一大套程序才能完成。当时我们许多同志不了解这种相互关系，一味强求先进，出现了基建部门要求提得晚，要得急，变得多，以致使制造部门穷于应付，陷于被动、彼此抱怨、相互“将军”。

1964年11月，毛泽东同志发出开展群众性设计革命运动的号召，《人民日报》开辟“正确的设计从哪里来？”的专栏，在全国展开了对设计革命的讨论。同时机械设备制造部门，也迫切地提出改进设计的要求。在国家经委领导主持下，成立了“机械产品设计革命委员会”，经过半年的筹备，到1965年11月正式召开了全国机械产品设计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来自机械、农机、冶金、化工、石油、煤炭、铁道、纺织、农业、林业、轻工等系统的代表800人。会上广泛地交流了经验，热烈响应毛主席对设计革命的号召，学习了周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报告中提出的“要采用先进技术，必须发挥我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大搞科学试验”的指示精神，进一步理解“下楼出院，依靠群众”，实行四个到现场等方法，树立新的规章的现实意义，正确理解自力更生与学习世界先进经验的辩证关系。

11月24日，全国机械产品设计工作会议将结束时，周总理约有关部委负责人接见了参加会议的部分代表，这是一次难忘的接见。

接见那天由高扬文和我率部分代表，有各大厂的厂长、总工程师和各地经委负责人共80人参加。

当周总理听我介绍说，今天到会的只有一位工人出身的工程师时，说：工人少了就不能代表三结合，我开了四次棉花会议都请棉农来。你们是第一次，没想到也难怪，但这是个缺点。

接着我把我国主要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外国对比差距作了介绍。其中提到：

钢，世界先进水平是每个工人的年产量100～150吨，我国是30吨；重型机械，世界先进水平是每人年产7-20吨，我国是1吨多一些；汽车，世界先进水平是每人年产6-12台，我国是1台多一些；拖拉机，世界先进水平是每人年产10-28台，我国是1台。……

向周总理汇报时，我说明，这些劳动生产率，并不可能完全可比，还有其他许多因素，而机械设备的落后，也是个重要因素。

周总理说，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比较，所以我们要树立信心，立壮志，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原子弹我们也造出来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当汇报到我们的大工厂的设计人员太少，只占职工总数的2％，同世界先进国家相比，他们约占5-7％。而且我们的统计，把设计人员放在非生产人员一起，有的厂还把设计人员作为精简的对象时，周总理说：设计人员，不能算非生产人员，没有设计研究人员，怎能拿出新产品来呢？这是第一道工序，拿人家的成品来解剖，分析、研究，然后仿造改进再创造。这样就可以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说设计人员是非生产人员，这个分类法不当，要通知劳动部和统计局，我们在这里定了：设计人员应当是生产人员，要他们跟着改。接着又着重谈了设计要从实际出发，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并对我说：沈鸿，你那水压机，一个人能搞出来吗？还不是要找其他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一起搞。不要只算专职设计人员，要包括熟练工人（包括年轻的和老的工人），他们可能讲不出道理来，但积累了经验，能找出毛病在哪里，有窍门，能解决问题。从这里可以大量产生设计人员。但也不要我一号召，来个响应，就一下子把指标提高到5％或7％，把许多老工人放到研究所设计科，结果没事情做，坐冷板凳，那就苦死了。智慧是从劳动中来的，以他们为主有好处，这样可以不脱离实际。不是要把老工人带到科室去，而是倒过来，要把技术人员带到现场去。陈永康是水稻专家，离开了稻田就搞不成了。要承认老工人有设计能力，一切智慧来之于群众。毛主席说过善于领导的人，就是把群众智慧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智慧是劳动的结果。理论要联系实际，好的技术人员就不能脱离劳动实践，做到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工程师要真正搞出东西来，非参加劳动实践与工人相结合不可。我们都是知识分子，要认识这个真理可真不容易。

当唐山车辆厂同志详细汇报他们吸收了老工人、工具员、定额员参加设计时，周总理说：你们只有7个设计人员，但参加设计的30多人，多好几倍，我们的设计就应当这样做。要动员全部员工的力量，发挥他们的智慧，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按你们那个20％的数字，大学生一年能分配到几个？这样10年、20年也赶不上。按唐山厂这样计算，15年就可以了，到1980年就可以培养出大量的设计人员来，使机械产品设计面貌改观。

当汇报到我们大量翻译和采用苏联的设计时，周总理说：苏联的东西，有些也是陈旧的，对我们不是都适用，都照搬设计科就变成翻译科了。我过去碰到一些研究院的人，大学毕业十几年，还没有到现场去，不是画就是抄。他接着说：先下去也好，要造成一种风气，以不下去为耻，以不下去为落后，不下去就不好过。你要设计产品，又不下现场去怎么能行呢？

当汇报到规章制度时，周总理说：烦琐哲学来源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学了苏联的教条主义。但我们也有自己的一套，不能都怪苏联。我们的公文这一套，就不是学苏联的，发一个文要五六个部长画了圈，才能出去。学习苏联主要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就少了。我们过去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社会有许多繁文缛节也影响了我们，还有习惯势力，不敢改，没有革命精神。规章制度完全没有也是不行的，要创造，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搞起来，需要几条就搞几条，不要求全。

接着周总理谈到设计革命的成败，关键在领导。他说，领导要革命，要以身作则。领导不革命就不负责任。部长、局长直到科长都是长。“首”就是头脑，顾名思义就是要用头脑，要思想领导，要带头实践。只说不做不行，要自己抓，自己要首先向群众请教，当个长是不容易的，第一要学习毛泽东思想，第二要参加实践，向群众请教，第三要有自我批评精神，有错带头查，把大家的积极性带动起来。为什么设计人员关门不出来呢？这是跟你们（指在座的部委负责人）学的，不能怪设计人员。要怪你们这些长。我们国务院过去没有提倡，也得检讨。领导看到了要敢讲，要敢于否定错的东西，希望部长们都这样办。请秋里代表国务院、代表我，首先承认错误，过去没有抓，没有把大家的智慧发挥出来，然后提出要求。

最后，周总理鼓励大家说：这次会议开完了，设计革命发展了，新东西搞出来了，明年开一个新产品展览会，再推动一下。你们回去一定要发动群众讨论，要通过实践和群众结合，走群众路线。在这个基础上搞三结合，搞产品设计革命大有可为，在不大长的时间内，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到底多长时间，要看你们的努力。

在周总理接见以后，代表们受到了极大鼓舞，认为今后机械产品的设计工作，在思想上、方法上、组织上更加明确了。时隔半年，正当机械战线广大科技人员为我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作出努力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许多有成就的科技人员和有经验的老技工，被戴上“白专道路”、“技术挂帅”的帽子，刚刚兴起的设计革命夭折了！这是非常可惜的事。如果没有这种干扰，让群众参加技术革命继续发展下去，三年五载总结一次，就可能由渐变达到突变，那么我国的机械设计的成就，就远远不是今天的水平了。即使如此，我国机械工业的广大科技人员没有辜负周总理的殷切期望，即使是在动辄得咎的十年浩劫中，他们依然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社会主义大协作的原则，为实现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正文二二周恩来与我国的粮食工作

今年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诞辰90周年。回忆周总理生前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粮食问题的教诲，尤其是想到在三年暂时经济困难时期和十年动乱期间，他辛勤操劳，呕心沥血地领导和主持制定了粮食工作的一系列重大政策，使我们两次顺利地渡过了困难，走向胜利的情景，使人难以平静。

总理对粮食工作的关怀、指导和他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我们终身难忘。

<er h3">（一）</h3>

新中国建立以后，经过三年国民经济的恢复，1953年进入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耕地少、人口多，又是个农经济，农业生产水平很低。1952年底，按全国人口计算，每人平均粮食占有量只有288公斤。随着国家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增加，社会各方面对商品粮的需要激增。而农民因改善生活，能够提供的商品粮反而有所减少，粮食的供求矛盾日趋尖锐。陈云同志经过反复考虑和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后，提出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统购统销政策。这一建议，得到了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支持和赞许。1953年11月，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这是经周总理亲自修改定稿的。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谈了实行统购统销的必要性和决策经过，陈云副总理还作了专题发言。这是一项适合当时我国情况所采取的正确政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er h3">（二）</h3>

1958年在中国的大地上开展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严重泛滥。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致使我国国民经济从1959年到1961年处于困难时期，粮食生产大幅度下降，国家粮食库存急剧减少，粮食局势非常紧张。在这个极端困难的时期，周恩来总理统筹全国粮食的全局，果断决策，亲自抓每一起难度较大的省、市、自治区间的调拨，保证各方面的应急需要，从而使我们国家和人民比较顺利地渡过了困难。

1958年，粮食工作的一个突出矛盾是对粮食产量逐级虚报浮夸，估产过高，以致上下底数不清，情况不明。高估产，造成高征购。1958年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公布的当年粮食产量将达到6000-7000亿斤，比上年增产60％-90％。到年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粮食预计产量又夸大到8500亿斤。全国平均每人粮食占有量1300斤左右，造成我国粮食已经过关的假象。1959年继续受浮夸风的影响，粮食产量各地上报到一万亿斤。当时周总理明确指出，产量没有那么多，有虚数。后来，落实的1959年粮食产量仅3300多亿斤，只有原估产的三分之一。在高估产的影响下，1959年至1961年，三年平均粮食征购占到产量的35.3％，其中1959年达到39.7％（正常年景一般占20％多），超过了农民负担的能力，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

1960年秋，全国当年产粮数字暂时搞不清，有些放过“卫星”的人又不肯承认粮食少了，一时众说纷纭。粮食部预计全国粮食总产量只有2800多亿斤（年终实际数2870亿斤），缺粮的问题十分严重。粮食部党组经过慎重研究以后，如实报告周总理。他明确表示：农业生产的情况如何，可以各说各的，但全国粮食收支计划必须按粮食部门的数字安排。总理还把北方各省的负责人和一些县、社的基层干部，一并请到人民大会堂，召开紧急会议，认真倾听他们的意见，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会上，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研究后，提出了全党动员，发展生产，控制消费，低标准、瓜菜代，艰苦奋斗，渡过暂时困难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周总理还指示，每月要召开一次北方粮食厅局长会议，主管农业的中央负责同志要听取汇报，亲自部署，精心安排。会后，中共中央发出了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为了核实粮食产量，合理安排粮食的购、销、调指标，总理同意并支持了粮食部提出的对全国农村生产队的粮食实行过秤入仓的办法。通过对1960年产量的逐步核实，大家的头脑比较清醒了。1961年以后的估产就比较接近实际，并留有余地，这对合理安排粮食购销和调整政策起了重要作用。

在“大跃进”中刮“共产风”，农村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让农民在食堂吃大锅饭，加剧了农村粮食紧张的矛盾。1960年春天，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同志回到福建长汀老家，看到当时说假话之风盛行，名义上是保证每人每月吃30斤稻谷（折粮21斤），但实际上没有做到，大食堂都无米下锅，吃的多是煮青菜。童小鹏同志将了解的情况报告周总理，周总理很重视，指出：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并让童写信给福建省委，引起了省委的重视。之后，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先后亲自到农村调查，向党中央反映社员普遍不赞成办公共食堂，“供给制”害处很多。到1961年夏收后，全国各地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普遍解散了农村公共食堂，口粮分配到户，社员都高兴地回家做饭吃。

1959年，国内粮食紧张情况已开始露头。这一年的春天，在国务院会议厅讨论当年外贸进出口计划时，正式开会之前，赵发生同志同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同志正在研究出口多少粮食合适，两人争论得比较热烈。总理一进门就问，你们在谈论什么？赵发生同志讲，外贸在表上列的出口粮食数，我们认为多了。总理当即表示，不用争了，定下来吧！为了偿还苏联债款，维护国家信誉，自己有点困难，另想办法克服。为了保持中国人民的志气，三年困难时期，周总理带领我们节衣缩食，如期还清了苏联的债款。

1960年底，粮食紧张情况加剧，估计到第二年春青黄不接时，粮食情况将更加严重，总理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曾反复研究解决办法。陈云同志提议，挤出一部分外汇进口粮食。吃进口粮，这在当时可是个禁区！总揽全局的总理权衡利弊得失，毅然决定进口粮食。在总理亲自督促下，不到两个月，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第一船粮食就到了天津港。1961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广州会议决定，增加粮食进口。1961年至1965年，每年进口粮食500万吨左右。这占我国粮食产量比重虽然很小，但在国家的粮食调度上却起了重大作用：既可以减少产粮区的调出，又可以保证重灾区的粮食供应，避免了京、津、沪、辽粮食脱销的危险，还补充了部分国家库存。

1961年，总理出差到东北，看到东北粮食困难，提出向苏联交涉，从远东借20万吨粮食，随后从进口粮中归还。这样做了，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四川省原是粮食调出省，1958年大炼钢铁，上了500万人，产量减少，又调出部分粮食，造成粮食紧张。总理了解这种情况后，立即指示：停止外调粮食，由省里内部自己调剂。1962年初，四川粮食告急，总理知道这个情况后，心里难过，他立即提出支援四川。总理把李先念、陈国栋和杨少桥同志找到他的办公室，要大家算算账。经过计算，总理决定在当年二季度调给四川粮食2.5亿斤，使他们顺利地渡过春荒。

<er h3">（三）</h3>

为了安排好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周总理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从1960年6月到1962年9月，两年零四个月里，周总理就有关粮食问题的谈话达115次。总理十分关心粮食情况，及时阅看粮食报表，他亲自一张一张地审阅粮食计划表，精心计算粮食的安排。从总理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现仍保存的32张报表中，总理的笔迹计有994处之多。例如在《19年至1963年度粮食包产产量和征购的估算》这张表上，周总理用红蓝铅笔作标记145处，调整和修改数字40处，在表格边上进行计算6处，批注数字70处，批注文字7处，整个表格密密麻麻的留下了总理的手迹。这些报表，现已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由有关部门妥为保存，它生动地记载了总理在困难时期，为了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所付出的心血！

在三年暂时经济困难时期，为了渡过粮食难关，安排好各地的粮食调拨，通常搞三道“防线”：先由粮食部长和地方协商；然后是主管财贸工作的中央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出面商谈；最后请国务院总理亲自定案。1959年以后，不仅年度粮食调拨计划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季度调拨计划也由党中央安排下达；到了1960年，有好多月度调拨计划也都由党中央通知各级党委执行。对粮食调拨计划的执行情况，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和先后主管调拨工作的杨少桥、赵发生同志，经常向党中央、国务院口头汇报，同时每句（有时每五日）报送粮食调拨情况表。到了1961年，由中央安排调拨的粮食除了增加进口粮食外，又增加了一些列入中央开支的专项用粮，头绪繁多，原来的粮食报表已不适用。当时，周总理亲自设计了一张《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从这张表上，能够一目了然地反映出省间调拨和中央粮食收支情况。一直到现在，仍然使用这张表式安排中央粮食收支调拨计划，检查执行情况。

为了研究粮食问题，当时任粮食部党组书记的陈国栋同志一个礼拜要去总理那里好几次，一般都是晚上去，有时从晚上九十点钟或深夜十一二点钟，谈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有时是凌晨二三点钟才去。当时向总理汇报工作，一般不准带助手，有时只能再去一位副部长。杨少桥同志曾经同陈国栋同志一起去向周总理汇报粮食情况，总理请杨少桥打算盘，他自己用笔算，算了一省又一省，算了一项又一项，库存多少？每月销售多少？夏粮下来能增加多少？可调出多少？粮食存放在哪里？运输方便与否，等等。我们的总理，实际上是粮食调度的总指挥。

为了保证城市人口口粮最低限度的供应，1960年中央决定，除井下、高温、高空和担负重体力劳动的职工外，城市人口每人减少一点粮食定量。对城市统销，除火车、轮船、飞机上的用粮仍免票供应外，城市的饮食行业、糕点和其他粮食制成品，采取凭粮票供应的办法。当时，北京只有少数高级饭馆高价销售和供应外国人用餐不收粮票。1961年，粮食形势更加困难，为了减少粮食销售，曾经设想对乘坐火车、轮船、飞机的旅客用粮，印制一种专用粮票，凭票供应，这可以节约粮食7500万斤。对于这个方案，周总理经反复考虑，认为国家虽然有困难，但不能增加旅客的麻烦。况且，火车、轮船、飞机上的外宾、华侨也较多，凭票供应，数量不大，影响不好。后经国务院会议决定，否定了这个方案。

总理十分关心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在粮食紧张情况稍有缓解时，他立即提出，要从煤矿工人开始，对高空、高温、井下、水下等重体力劳动者给予粮食补助，之后又提出对高级知识分子、十七级以上干部分别补助少量肉蛋和黄豆，以保证他们必要的营养和生活需要。我们的周总理，关心人民、爱护人民，做到了无微不至。

<er h3">（四）</h3>

周总理对粮食工作的决策正确、果断，与他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是分不开的。到总理那里去开会，不让带助手，也不许使用“可能”、“大概”等含混的概念。如果不懂装懂的，还会受到总理严厉的批评。周总理博闻善记，掌握着许多具体情况和信息数字。他要求我们讲真话、办实事。一次，总理请李先念同志、陈国栋和杨少桥同志商量粮食调拨计划，谈到夜里11点，他说，你们先回去休息吧，这个计划表今晚要弄好，一会儿让你们计划司长来就可以。说完总理又忙于其他政务。当计划司司长周伯萍次日凌晨将这份材料送到总理办公室时，总理仍在伏案工作。他不顾通夜劳累，仔细审查了这份材料，连每一个附注都同周伯萍同志讨论一遍，然后才同意印发。1961年在广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有一次，总理同我们一起研究了分省的粮食调拨安排，排出表格，数字相加，发现有5000万斤差数不能平衡，一时查不出原因。总理戴上老花眼镜，在表格上，一个省一个省地核对，一笔一笔地计算，过了一会，总理问；“当时研究调出时，给浙江省加上5000万斤，加了没有？”原来问题就出在这里，是我们漏记了。当即，加上这笔数，一打算盘，平衡了，这才松了一口气。总理办事认真，工作细致，待人平等，和蔼可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粮食工作，总理不仅从宏观上加强管理和决策，还十分注意粮食工作制度的改革。现在粮食部门执行的粮食年度，就是1962年总理亲自定下来的。当时的粮食年度是从7月1日到下年6月底，而夏收小麦在6月即开始入库，正好跨了两个粮食年度。总理说，这个办法不合理，应当改一下，要让当年生产的粮食当年就应该能用上，这是个原则。经反复研究，粮食年度改为从4月1日起到次年3月底止。这样，北方最晚的庄稼已收割入库，南方最早的粮食还未收割，可以做到当年生产的粮食，当年使用。这虽然是个具体问题，但牵涉面很广，各省过去的统计概念和数字都要重新改过。周总理把这件事向毛主席汇报并征得同意后，亲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还有许多关系到粮食调运的工作，周总理也亲自过问。1961年，全国在调粮过程中，因运力不足，遇到了许多困难。此事向周总理汇报后，总理即与外贸部门打招呼，迅速进口了1200多辆汽车交给粮食部使用。从此，粮食部门成立了汽车总队，大大增加了中央机动运粮力量，在粮食供应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三年困难时期，周总理以身作则，同全国人民共渡难关。陈国栋同志到国务院开会，到吃饭时会议完不了，经常同总理一道吃饭，主食是窝窝头、馒头，有时有点面汤，菜是白菜熬豆腐，有时里面有点粉条。有一次，总理在自己家里同李先念、陈国栋、杨少桥4人讨论粮食问题，到了中午，邓大姐招待他们吃饭，也是四菜一汤，而且盘子也不大。1962年，河北省反映他们口粮中的红薯干顶粮的比例过大。周总理决定，把薯干调到北京，适当搭配供应，他自己带头在家里吃起了薯干，并让各地来开会的干部也尝尝薯干味道。

1965年冬，周总理又亲自抓北方缺粮省的农业生产。根据中央确定的方针，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决定，成立各省市抓农业生产的领导小组，组织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领导同志共同进行调查研究，了解生产情况，及时解决问题，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周总理亲自担任北京领导小组组长，谭震林同志任山西领导小组组长，河北组的组长是廖鲁吉同志，河南组的组长是陈正人同志等。在总理亲自主持下，对北京市农业生产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多次的了解和研究，制定解决办法。总理还亲自召集和主持会议，由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和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等同志，各省市领导小组的负责同志及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共同研究各省、各组的情况和问题，并及时确定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这件工作，总理一直抓到1966年的春季。

<er h3">（五）</h3>

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动乱持续10年，国民经济又陷入混乱。这一时期的粮食工作，又受到严重影响。我们的周总理，站在战斗第一线，主管全面工作，力撑危局，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给我国经济造成的损害。

1966年6月上旬，“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正值夏收、夏种、夏管季节，北京市各县领导已陷于瘫痪，没有人抓工作。总理和李先念、谭震林以及北京市的领导同志决定，从国务院农业口和财贸口的各部中，每部抽出1名副部长、30名干部组成“三夏”工作队，分别派到北京市的各县去抓三夏工作。

1967年1月，在席卷全国的“夺权”动乱中，国内政治形势十分混乱。针对这一惰况，总理每次在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总要讲，业务大权是中央的，不能夺。总理从2月起一直讲到4月，在总理的关怀和坚持下，我们虽然白天挨批斗，晚上回来还是抓业务，保持主要业务工作不中断。到8月，军代表进驻国务院各部，负责全面工作，老干部都靠边站了。总理指示，军代表抓运动，要指定一名部长抓业务；要抽出专人成立业务班子，保证工作正常运转，不停顿；同时各部还要成立值班室，昼夜值班，做到上情下达，不贻误工作。当时主管财经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还向我们传达了总理的意见，“要赵发生同志抓业务。”在总理的指示和支持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粮食部门建立起抓业务的班子。粮食部也组织了20多人的小班子，处理日常业务工作，保证按时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

在“夺权”动乱中，周总理非常担心粮食工作出问题。1967年5月，周恩来同志亲自接见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夏季粮油征购会议的全体代表。代表中有粮食部门的领导干部，也有群众组织代表。他除了详细地询问各地上一个年度粮食征购任务完成情况和当年夏粮年景外，还谆谆告诫与会的粮食部门群众组织代表，你们当了权，不能骄傲，不然就要走向反面。周恩来同志还针对当时有人把一些正确的粮食方针、政策、规章、制度都当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或修正主义的东西横加批判的问题，进行过发人深省的严肃批评。他说：是革命路线，还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分水岭要从形势和政策实质去分析，不要从一件事去看，不能把问题简单化；不要一看到物质，就说是物质刺激，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周恩来同志还指出，只凭一句话，就说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是不行的；必须把当时情况弄清楚，要分析，不要轻易下结论。要认真地把17年的财经政策完整系统地加以研究，不能孤立地看待某一项具体政策。他还针对当时有人把奖售政策当作物质刺激批判，并提出要取消这一政策的问题时说：过去的奖售政策是需要的，今后要逐步改过来，超产超购可以少一些，奖售可以少一些，逐步减少，一下子取消会失信于民。他还嘱咐与会的粮食部门的领导干部：要实事求是，把问题搞清楚，要用帮助的态度去作些解释。

在“文化大革命”的头几年，每当粮食收购季节。在周恩来、李先念等同志的安排下，由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组织有关部门，派出若干粮食工作组，深入重点地区，了解情况，帮助粮食部门进行正常的业务活动，以保证按计划完成粮食征购入库任务。在总理的影响下，各省、市、区的领导同志对粮食工作也敢抓敢管了。周恩来同志这样不辞辛劳地抓粮食工作，是当时稳定粮食局势的中流砥柱，激发了广大粮食干部和基层职工不懈的工作热情。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粮食紧，国家外汇也不宽裕的情况下，总理提出了粮食进出口“以出养进”的做法。1967年10月，周总理在接见全国粮食会议代表和1969年8月接见全国农机工作会议代表时都谈到：通过进出口，可以调剂粮食品种，增加储备，出口好大米、好大豆，差不多可以换回二倍小麦。粮食、外贸部门通力合作，执行总理“以出养进”指示的结果，多得了粮食，又赚了外汇，一举两得。1971至1976年进出口相抵，国内增加粮食187.33亿斤，还给国家增加外汇收入7.27亿美元。十年动乱期间，许多业务会议都无法召开，而全国粮食会议，每年都照常进行，年度粮食计划和政策，都经会议讨论后及时作出安排。这动乱的十年，我国粮食局势得以保持基本稳定，靠着周总理的坚强领导和精心筹划。

1972年初，全国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工资支出突破300亿元，粮食销售突破800亿斤。同年11月，在全国粮食会议上周总理敲响警钟，首先指出“三个突破”将给国民经济带来很不利的影响。同时，鉴于非农业人口也增长过快，总理指示公安部门参加粮食会议，研究联合把关，控制城市人口的增长。在总理亲自过问下，以后几年职工人数、工资、非农业人口，粮食销量的增长速度都明显地缓和下来。

十年动乱期间，许多地方出现片面强调抓粮食，忽视经济作物的倾向，棉、油、糖的生产都呈下降趋势。1970年国务院召开全国棉花生产会议，总理在会上讲，要提倡粮棉双丰收，要保证棉农口粮不低于邻近产粮区。那几年，为了发展棉花生产，总理决定，以国务院名义，每年派出棉花工作组，到主产棉区帮助工作，从播种到收购，一抓到底。

总理还十分重视油料生产的发展。1970年10月国务院召开了北方农业会议，邀请了山东、河南、四川、江苏等12个油料重点省的负责同志，专门座谈油料生产和分配中的问题。1971年3月和1974年底，分别召开了棉、油、糖和棉、油、糖、烟、麻生产会议，对经济作物的生产作了全面部署。在两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接见会议代表时，对油料生产作过很多重要指示。总理说，油料产区要努力多作贡献，一般产区要做到食油自给，要在短期内解决吃油问题。油料的品种多，各省都要向这方面进军，南方山区多，木本油料不与粮食争地，可以多发展。在1974年的棉油糖烟麻会议上，总理问到油橄榄的试种和发展情况，因为平时没有抓，我们未能当即答复出来，就连夜间有关几省电话联系，问清情况，第二天清早我们把所了解的情况报告了总理。他听了表示满意。

总理经常督促我们执行毛泽东主席藏粮于民、藏富于民的指示。三年困难刚过去，在1963年提出，农村要建立集体储备粮。国务院决定，把国家储备粮列入年度粮食收支计划。从此，国家、集体的粮食储备逐年增加。还决定由国家基本免费代生产队保管储备粮的办法，使国家粮食储备建立了一道新的防线。

1968年11月8日凌晨，总理接到毛主席对安家堡贫下中农管理商业的批示后，亲自打电话给先念同志，请先念同志通知商业、供销、粮食等有关部门，当天下午3点到总理办公室研究这个问题。总理讲：粮食可以分一部分给农民管。他提到了陕北在三年解放战争最紧张的时候，曾在农民家里看到有3缸粮食、1缸酸菜，感到宽慰，不然怎么能打三年半。在1969年粮食部召开的粮食工作改革会议上，赵发生同志传达贯彻了总理有关粮食工作的五点指示，强调每个社队要增产粮食，要增加储备，藏粮于民。讨论后，还整理了一份纪要报送总理看。总理改了一个字，并每句划了标点，表示同意。

我国的人口增长情况与粮食问题直接相关。在“文化大革命”以前，50年代总理就十分重视计划生育工作。在大中城市和一部分省、自治区抓得很有成效。“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计划生育工作受到干扰，人口自然增长率普遍回升。那几年，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以千分之二十六七的速度上升。1972年总理再次指示要抓好计划生育工作。1973年7月16日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到1976年，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由1972年的千分之二十二下降到千分之十二，成绩很大。

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12年了，每当回顾他亲自抓粮食工作废寝忘食、日夜操劳的情景，感人泪下。我们从事粮食工作的同志，一定要继承总理的遗愿，兢兢业业地抓好粮食工作，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正文二三回忆周总理对外贸工作的关怀和指导

1951年，我调到中央外贸部工作。由于周总理对外贸工作极为重视，亲自抓，抓得很紧，使我同他的接触多了。

我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做了一些工作，我深深感到我国的外贸工作凝聚了他的很多心血。他对发展外贸事业的指导思想、工作作风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使我深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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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当时处于美军占领下的日本和不少受美国影响或控制的西方国家，同我国几乎没有直接贸易关系。为了打破美国的封锁禁运政策，开展我国同世界各国的交往，周总理十分注意从贸易上寻找突破口，通过贸易，特别是对西方国家的贸易，唤起各国的舆论，调动工商界的积极性，造成“以民促官”的态势，促使某些西方国家政府放宽贸易限制，打破“封锁”，逐步向邦交正常化方向发展。对外贸易部和贸促会等机构在50年代开展的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活动，就是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进行的。其中，打开中日民间贸易的通道，经过20多年不懈的努力，终于导致中日邦交正常化，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周总理曾经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1952年4月，为了促进东西方贸易，苏联在莫斯科举办了国际经济会议。周总理向外贸部门作了部署，积极参加筹备这一次会议，认为这样的经济会议，对我打开西方贸易关系，打破美国对我们的封锁禁运政策是一次很重要的机会。于是决定派遣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同志为首的大型代表团出席会议。并邀请了党外知名人士章乃器（著名经济学家，后来曾任粮食部部长）、李烛尘（天津工商界著名的盐业专家，后来曾任轻工业部的部长）、吴蕴祁（上海著名实业家）、陈维稷等参加。周总理亲自研究确定了代表团成员名单，并接见代表团成员，审阅修改代表团的讲话稿。随后，周总理又指派我为副团长参加会议。当时，我正在外贸部领导三反五反运动。他对我说：参加这样的国际经济会议，机会难得，不能放弃。在那里，我们同外国代表团交往的面要宽一些，广一些。他的意思是，在对外贸易上，我们不能全倒在苏联、东欧这个摊子上，应该而且只要有可能就一定要同西方国家打交道。他说道：你们小伙子去冲一冲，争取打开我们同西方国家贸易往来的局面。如果美国人愿意同你往来，你也要敢于同他往来。会议期间，我们中国代表团同四十多个国家的贸易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交换发展贸易的意见，结识了许多朋友。根据这次会议的倡议，一些与会国家代表团回国后成立了促进东西方贸易的民间团体。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就是在1952年5月成立的，由南汉宸同志担任主席、冀朝鼎同志任秘书长，随后又增补我和李烛尘为副主席。

根据周总理的安排，南汉宸同志曾在会前向一些日本经济界人士，如村田省藏、石桥湛山等人发出函电，通报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的重要意义，邀请他们与会，共商促进国际贸易大计。村田等人很想出席，但因受到美日当局阻挠，没有成行，只是在东京举行了座谈会，表示赞成这个会议的召开和它的宗旨。当时，有三位日本国会议员在欧洲访问，他们和国内取得联系并获悉国内意图后，便先后前往莫斯科。这三位议员是社会党众议员机足计、日本参议院绿风会议员高良富（女），改进党众议员宫腰喜助。虽然机足和宫腰到莫斯科时，会议已经闭幕，我们却寻找机会同他们进行交谈，探讨打开中日民间贸易通道问题。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我们邀请这三位议员和他们的秘书访问中国。他们接受邀请，来中国访问。高良富等人成为战后日本第一批访问中国的客人，并成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他们这次来中国就签订一项民间贸易协议事进行了谈判。这次谈判是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贸易协定于1952年6月1日签订，这是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议，立即引起日本很大的反响。高良富等人回国后在全国各地举行访华报告会，介绍新中国的情况，听众成千上万，景象十分热烈。日本人民由此掀起了一个持续不断的促进日中贸易和恢复邦交的群众性运动。日本政府不得不从1953年开始放宽对中国的“禁运”措施，并且允许日本人士访问中国。随着中日民间贸易的恢复和发展，周总理又部署了遣送日本侨民回国，释放悔罪较好的日本战犯，缔结中日民间渔业协定，同日本各界人士开展友好交流活动等项工作。以廖承志同志为主的几个同志，在周总理、陈云、陈毅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之后，日本的贸促运动日益扩展，把许多国会议员和地方议员也动员起来了。同年9月，由日本各党派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应贸促会邀请来我国进行参观访问并参加我国的国庆观礼，周总理及时抓住这个机会，再次指示贸促会同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谈判缔结第二次中日贸易协议。由于这个代表团包括了执政党的议员，对促进中日贸易明显地加强了“以民促官”的势头。周总理会见了日本和平运动领导人大山郁夫教授，就中日关系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阐明了我国的基本立场和方针政策。周总理强调指出：中日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有些日本人认为“中国工业化了，中日贸易就没有前途。”必须指出，这是完全不对的。只有中国工业化了，才能彻底改变过去那种所谓“工业日本，原料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半殖民地的经济关系，而建立起真正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贸易关系。中国逐步实现工业化，中国国家和人民的生产和需要就会愈加扩大，就愈需要发展国际间的贸易关系。而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中国和日本贸易的发展和经济的交流，是完全有广阔前途的。

为了表明对第二次中日民间贸易协议的支持，周总理还请郭沫若同志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和廖承志等同志一起，同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座谈。郭沫若同志提出，如果日本断绝与台湾的关系，摆脱美国侵略主义的附庸国和追随者的地位，成为和乎独立的国家，那么中日正常关系不但可以建立和发展，而且进一步的合作也是可以考虑的。

日内瓦会议期间，实现了中国贸易代表团首次访问英国，把美国的封锁禁运打开了一个口子。这对其他西方国家，特别是日本影响很大。日本在野党、工商界以及执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莫不要求日本政府在中日贸易问题上不可落在英国等西方国家后面，反对封锁禁运政策的呼声进一步高涨。这年9月，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等团体成立，加强了促进中日贸易运动的力量。11月，李德全和廖承志率领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问日本，开展大量的友好活动。这是新中国首次访日的代表团，影响很大、很好。12月，鸠山一郎内阁成立，表示要同中国和苏联建立正常关系。日本贸促运动于是又向恢复邦交运动方向发展，成立了“日苏、日中邦交恢复国民会议”等联络各界力量的组织。日本国会还通过了促进日中贸易和邀请中国贸易代表团访日的决议。周总理密切注视日本形势的变化，进一步部署了对日工作，其中，在贸易方面，指示我们对日签订具有半官方性质的贸易协定，并通过两国相互举办展览会等活动，以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

1955年1月，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首任会长村田省藏访华，正式邀请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日本，商谈签订新的贸易协定。周总理同村田会长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纵论国际形势，阐明我国对日本政策，并且对村田提出的一些疑问作了说明。原来，村田在出面从事日中贸易工作时，曾取得吉田茂首相等人的谅解。吉田内阁采取不承认中国的政策，但是也需要同中国建立通话的渠道，因此曾对村田表示，日本政府不好出面同中共打交道，有关中国的问题就请村田先生承担。村田在会见周总理时曾经直截了当提出：日本同中国来往，最担心的是中苏联合起来颠覆日本政府、指挥日共闹革命，改变日本社会制度，从而支配日本。针对日本方面的这一疑虑，周总理耐心地反复说明革命不能输出的道理，表明各国共产党只能根据本国人民的意愿来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中国信守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中国也从未派过一兵一卒去侵占别国的领土，说中国要侵略日本，不仅是帝国主义者的恶意中伤，而且是一种烟幕，用来掩盖自己的侵略。村田曾感叹地说，他访华的最大目的是拜会周总理，直接听取中国的方针政策，这次达到了目的。村田对周恩来总理极为敬佩。

我当时任外贸部常务副部长兼贸促会副主席，协助叶季壮部长和南汉宸主席开展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工作。由于南汉宸主席有病正在休养，根据周总理的决定，1955年3月，我以外贸部副部长和贸促会副主席的双重身份率领中国贸易代表团访日，总理指示我，访问期间除了同日本民间团体和企业界进行谈判外，也主动做日本官方的工作。5月在东京签订的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其中特别规定：双方要促进两国政府谈判签订政府间的贸易协定，两国国家银行签订支付协定并实现双方互设常驻商务机构。当时鸠山首相曾表示对这个协定给予支持和协助。我们曾一度争取到日方安排鸠山首相接见代表团，后来由于受到反对派的压力，鸠山借口在外地休养而失约。在同一期间，周总理率团出席万隆会议时，曾主动会见了日本政府代表团团长高碕达之助，畅谈了中国对外政策，增进了相互了解，结成朋友，遂有高碕先生在1960年10月亲自率领代表团来华访问，并同廖承志签订备忘录，促进了日中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根据在东京签订的第三次日中民间贸易协定，双方贸促团体首次互办商品展览会，获得很大成功。1955年我国在东京、大阪举办展览会。展前，周总理曾亲自审查预展，对展览工作以及展品内容都作了明确而具体的指示。1956年日本展览会在北京和上海开幕，周总理又亲自检查我们的工作，对接待、展出、观众以及小卖品等工作都作了仔细的研究。周总理还同意了村田提出在展览会悬挂日本国旗的要求，并指示说：要让日本展览会悬挂本国国旗，还要派人加以保护。国内如有群众对此不理解，对过去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还有仇恨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要向他们做耐心的思想教育工作，要把广大日本人民同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区别开来，使他们了解做好中日友好工作，对于维护远东和世界的和平，有着重要的意义。周总理高瞻远瞩和豁达大度，使日本朋友及人民深受感动和教育。尤其是与1958年5月在日本发生的侮辱中国国旗事件，成了鲜明的对比，愈显示出中国人民的高大形象。

村田省藏为了主持日本展览工作，曾再度访问中国，对中国允许日本展览会悬挂日本国旗一再表示感激。毛主席和周总理等领导人都分别会见村田，并且参观了日展。周总理请村田会长转告鸠山首相：北京的机场随时为日本首相开放着，欢迎鸠山首相访问中国，共同商谈两国关系问题。当时，鸠山内阁已实现了日苏建交，没有来得及解决中日关系正常化问题，就由岸信介接替组阁，中日关系遇到了重大挫折。

1957年日本三个贸易团体的负责人组成通商使节团来北京，同贸促会商签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其中最大的障碍是互设常驻商务机构。由于岸信介政府敌视中国，设置了重重障碍，使双方谈判长达一个多月未能达成协议。当时我是中方代表团团长，周总理很关心谈判的进展情况，指示廖承志等同志帮助外贸部和贸促会研究谈判对策。最后周总理分析了谈判僵局，指示我们采取分两步走的方针。第一步，把双方已经同意或接近的条款，列入协定正文，予以通过；第二步，把双方还有分歧的问题，即互设商务机构的政治待遇问题列入备忘录，作为协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促使日方进一步向其政府做工作。经过多次谈判，于1958年3月签订了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通过了备忘录。

1958年，周总理为了开辟对日贸易通道，指示外贸部组织有关公司同日本钢铁界权威人士稻山嘉宽在这一年2月签订了一个为期5年的钢铁贸易协定，双方出口总额各为一亿英镑。这个协议在当时看来，是一宗大规模交易，对日本和国际上都有很大影响。稻山嘉宽带了高碕达之助的介绍信，拜会了周总理，双方进行了长时间的诚恳坦率的交谈。周总理从大局着眼，解决了双方在价格问题上的争执，并且从世界形势的发展趋势，着重向稻山阐述，发展钢铁工业与维护世界和平的关系。一席谈话，使稻山十分感动。在事隔十几年之后，稻山再次出面从事日中贸易工作时，他从一个小笔记本中翻出当时周总理同他谈话的内容，逐句诵读出来，并且深为感叹地说：十几年来形势的发展，完全象周总理当年所说的那样。

第四次贸易协定后来受到岸信介政府的破坏。岸信介本人到台湾、美国等地活动，多次公开攻击我国，甚至扬言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1958年5月，终因在长崎举办的“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上，发生日本暴徒撕毁中国国旗，侮辱中国的严重政治事件，使中日贸易一度陷于中断。

在贸易中断期间，周总理仍然关心对日工作，他从日本社会党和总评议会领导人那里得悉，日本某些依靠中国产品为生的中小企业，例如漆器行业，糖炒栗子零售商等，由于不能进口中国商品，生活十分窘迫，热望中国给予照顾。周总理于是指示中华全国总工会出面，以“照顾物资”方式，向日本中小企业进行适量供应。这充分表现了周总理对日贸易“断而不断”的斗争策略。

岸信介政府由于强行通过日美安全条约，遭到日本人民的强烈反对，终于下台，由池田内阁取代。周总理根据当时新的形势，考虑到日本人民要求恢复日中贸易，发展日中友好往来的要求，在1960年3月发表了重要谈话，提出了著名的对日“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和“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这是对50年代中日关系的总结，并为60年代开展对日民间贸易打下了坚固的政治基础。在周总理的保护和关怀下，“文革”前期，中日友好贸易和备忘录贸易得以顺利进行，并且有所发展。经过两国人民的长期共同努力，1972年9月终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er h3">（二）</h3>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禁运，周总理从国际国内形势的全局出发，指导我们将发展外贸，作为发展我国对外关系的重要环节，将发展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平等互利的贸易往来，作为逐步打破帝国主义妄图孤立我国的政策的重要手段，取得了很大成功。

<strong>一、50年代，我国一直重视打开同西方国家的贸易大门</strong>

1954年4月，我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首席顾问随周总理前往瑞士参加第一次日内瓦会议。会议期间，周总理对我国争取同西方国家建立经济贸易关系的工作十分重视。鉴于在会上英国代表团团长艾登的态度友好，当时英国的工党领袖威尔逊、保守党议员戴维.勒拉及英国一些贸易界人士都在日内瓦，周总理指示我多找关系同他们接触，以英国为突破口，冲破巴黎统筹委员会对我国实行的封锁禁运政策，打开英国市场。根根总理的指示精神，我主动同英国贸易界人士接触，表示中国希望同英国做生意的愿望，并且说明，只要英国方面邀请，我就派代表团去英国访问。随后，由英国（工党）威尔逊带头，向我们发出了邀请。我们很快就组织贸易代表团去英国访问。这是我国派往西欧的第一个贸易代表团。这对西方国家，特别是对日本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从此，我国开始了同西方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

<strong>二、以经济贸易关系的建立和开展为先导，逐步促成外交关系的建立</strong>

在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对我国采取敌视态度的情况下，周总理提出以贸易为触角，先开展贸易关系，进一步发展外交关系。

1958年，总理派我去北非摩洛哥等国访问，就是首先建立了贸易关系，接着就建立了外交关系。我们到摩洛哥后，同他们的贸易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经过几个月的友好谈判，签订了中摩政府间的贸易协定，接着摩洛哥政府就同意中摩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互派大使级代表并就此签署了公报。

1964年，中央决定派廖承志、赵毅敏访问意大利，同意共和意大利社会党探讨建立关系的问题。周总理要我也参加这个代表团，目的是要我通过与意方贸易界朋友接触，发展两国政府间贸易关系，以促进早日建立外交关系。经过十天的努力，我用国际贸促会副主席的名义同意大利商会会长签定了互设有外交豁免权的常驻贸易机构。过渡到1970年11月正式建馆互派了大使。

<strong>三、大力发展同亚非国家的贸易关系，促进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strong>

1952年九十月间，周总理指导外贸部同锡兰（现斯里兰卡）的贸易谈判，签订了用大米换橡胶的长期贸易协定。本着互利的原则，周总理指示我们：卖给锡兰的大米以国际市场价格售出；从锡兰进口橡胶则以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百分之五至十买入。这样做，既打破了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和禁运，使我国和苏联、东欧国家获得了急需的物资，同时也帮助锡兰政府以优惠价格得以解决国内急需的大米，增强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从这时开始，中锡两国建立起了良好的贸易关系，对亚非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使它们都有了同我国建立经济贸易关系的要求。

1955年，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我们同埃及签订贸易协定，解决埃及面临的棉花出口和粮食进口的问题，两国建立了有外交豁免权的商务代表处。不久就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互派大使。在这前后几年中，我国先后同尼泊尔、叙利亚、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柬埔寨等一大批亚非国家建立了经济贸易关系和外交关系。

<strong>四、对外贸易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原则</strong>

1956年初，中央领导同志为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曾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听取国务院各工业、经济部门的汇报。外贸部的汇报因叶季壮部长在苏联谈判，就由李哲人同志和我一道汇报的。汇报中，谈到对外贸易额，一位领导同志说，我们这个国家出口贸易应该达到百把亿美元（当时我国出口贸易包括香港才十四五亿美元）。汇报结束后周总理一再叮嘱我们，扩大出口的指示是很重要的战略思想，你们必须努力去做，同时一定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这件事说明周总理最重实际，实事求是。对外贸出口额能搞到多少亿美元，他心中是有数的。

<strong>五、签订合同时，要十分慎重，要重合同，守信用</strong>

1958年“大跃进”，大家脑子都膨胀发热，周总理及时提醒我们：脑子不要发热。签合同要慎重，一经签约，就一定要履行。这不仅是外贸部的信誉问题，也关系到国家的信誉。7月，外贸部在上海召开全国外贸工作会议，适逢周总理到上海视察工作。这时“大跃进”热潮已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来了，各地区各部门都在盲目地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外贸部的领导中，也有受了“大跃进”思想的影响。周总理很担心外贸工作出乱子，提出要向参加全国外贸工作会议的全体同志谈谈外贸工作问题。在这次谈话中，周总理强调：外贸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强调要“重合同，守信用”。当时上海正在演出昆剧《十五贯》，周总理以剧中人物况钟实事求是和注重调查研究的故事为例，针对我国外贸合同执行率比较差的现状，强调指出：你们部长、各省市厅局长、司局长、经理一定要象况钟那样，下笔千斤重，不能随便大笔一挥签合同。合同一旦签订，就要保证履行合同。由于周总理再一次强调了“重合同，守信用”的方针，防止了在“大跃进”气氛影响下，不顾国内的实际情况和外汇的支付能力，对外轻率地签订合同。周总理及时向我们敲了警钟，使外贸部的工作才没有闹出乱子来。

<strong>六、进口也要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strong>

由于3年“大跃进”所造成的恶果，1960年就出现了全国粮食供应极端困难的局面，京、津、沪、沈等大城市粮食库存只够供应几天。甚至有的城市发出告急，市民只有一天的用粮了。在这种形势面前，经周总理、陈云同志建议，党中央决定进口一定数量的粮食以渡危机。这年12月底，我随周总理前往缅甸访问，行前，在飞机场，周总理、陈云、叶季壮同志还在商量进口多少粮食的问题。当时确定的进口粮食数量是150万吨。我们到昆明后，外贸部给我打来电话，说中央决定进口250万吨了。我当即把这一情况报告总理，他说，这件事我不知道。随后，周总理马上打电话问陈云同志，陈云同志说粮食太紧张了，要进口这么多才能渡过难关。周总理了解一向精细稳重的陈云同志都主张增加粮食进口数量，足以说明国内粮食紧张的程度，心里非常着急，很久没有说话。在访缅期间还多次研究进口粮食问题。在访问结束前一天周总理对我说，访问结束后，你不要回北京，直接去香港，确实搞清三个问题：一是能不能买到粮？二是运输问题能不能解决？三是中国银行能不能解决外汇支付问题？因为当时台湾海峡局势比较紧张，美蒋对我实行海上封锁。这样运输和资金显得特别重要。我到香港召集华润公司、中国银行等单位经过了解情况，进行研究，一致认为货源、运输、外汇问题可以解决。

回到北京后，我向周总理汇报了上述情况后，总理表现出喜悦而又怀疑的心情，向我提了许多反面的问题，经答复后，他的心里似乎才踏实了。

在货源、运输、外汇问题基本解决后，我们立即开始了购粮、运输工作。在大城市粮食供应状况仍在恶化的情况下，周总理为解决粮食问题付出了很大的力量，每天晚上都把我叫去向他汇报粮食订购、运输到货情况，船只航行的情况等等。周总理为了解决进口粮食问题真是日夜操劳，呕心沥血。

正文二四关于周恩来外贸思想的片断回忆

新中国成立，我就从事外贸工作。我1978年离开外贸部，前后总共28年。外贸部是周总理过问最多、抓得最多的政府工作部门之一，因此我同周总理经常有工作接触。他对我国对外贸易工作的指导思想，给我们很深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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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周总理对我国外贸工作一直非常关心、非常重视。凡是外贸部同外国谈判签订贸易协定或议定书，无论是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谈判，还是同亚非拉美民族独立国家或者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谈判，周总理无不亲自过问，对协定草案及其有关文件总是在深入调查了解的基础上最后修改定稿。周总理重视这项工作，是因为卓有成效地开展对外贸易，既是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支援国家建设的迫切需要，又是我国发展对外关系，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手段。

周总理经常对我们说：对外贸易很重要。为了促进和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建设事业，我们要多想办法，采取积极措施，努力发展对外贸易，争取多出口农产品和矿产品，尽可能多地换回国家建设所需要的机器设备和先进技术。并且强调：对外贸易的政策性很强，很现实，是我们开展和平外交的工作基础，必须严肃对待，要认真做好。我们要分清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对象，加以区别对待。同经济比较落后的民族独立国家进行贸易，我们应该参照国际市场价格，酌量惰况，购进时价格可以适当高一点，出口时价格可以适当低一点。对于敌视我国的帝国主义国家，我们的政策是：要使经济斗争服从于政治斗争。当政治斗争需要配合时，贸易可以发展也可以停止。因此，贸易谈判中涉及到的买什么卖什么、买卖商品的品种与数量等问题，都决不是一个单纯的贸易做大做小的金额问题。

在这一基本思想的指导下，对外贸易谈判工作，首先是要求我们摸清我国出口产品的底细，比如可供出口的农副产品（大豆、猪鬃、食用油）和战略物资（稀有金属和有色金属）的数量有多少。然后再根据国家间的双边关系或我们所能获得外汇和急需购买哪些物资的情况，作出我们向对方出口什么，进口什么，进出口多大数量的决定。

周总理不仅听取我们对外谈判的汇报，而且还同我们一起修改有关谈判情况的报告和协定的条款。他看得很认真，对用错了的标点符号都亲自把它改了过来。1950年周总理在审查外贸部关于中波贸易谈判问题的报告时，对我说，你们的报告不是给我看的，是给毛主席和中央其他不管外贸工作的领导同志看的，因此既要使报告全面反映谈判的内容，还要让他们能够看得懂，这样，他们才能清楚地了解我们对外贸易工作的惰况。

在我国国民经济最困难时期，周总理仍然坚定不移地把对外贸易作为推行国家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手段。1960年因自然灾害和人为的因素，我国决定从国外进口小麦。当时，美国粮食很便宜，我们买不买？从经济利益角度着，买美国粮食当然好，但是从政治上考虑，我们不能买。因为，这时美国仍然对我国实行“孤立”和“遏制”的敌视政策，支持台湾国民党政权，制造“两个中国”，阻止我国进入联合国。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苏联政府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中苏关系恶化，贸易大大缩减。但是，在周总理指导下，我国对一些东欧国家的贸易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例如，我们对民主德国给予照顾，把我们国内供应也很困难的大豆卖给它。对亚洲国家朝鲜、越南更是如此，我们节衣缩食，挤出物资支援它们。

<er h3">（二）</h3>

中苏两国关系恶化以后，我国对外贸易的重心开始转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外贸易的方式也不得不以记账贸易改为现汇贸易。

为缓解当时国内粮食供应的困难，进口粮食成为外贸部的一项主要任务。同时，我们还承担着对亚非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的重担。当时，我国对外援助的方式主要有：（一）向受援国家提供成套机器设备。（二）向受援国派出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三）向受援国提供所需的建设物资，对有的受援国还须提供现汇援助。由于有些精密机器设备我国还不能制造，有的原料如特殊钢材，我国还不能生产，只好用外汇购买后提供给受援国。

以上诸方面都要国家支出大量外汇，但国家缺少外汇，怎么办呢？周总理把外贸部负责同志找去，共同商议解决办法。他对我们说：日本是小国，除有一点煤炭资源外，其他重要资源都很少，工业生产原料靠进口，是世界最大的资源进口国；英国资源也很少，很多原料靠进口；东欧的一些国家也是资源缺乏。但是，这些国家的对外贸易却很发达，为什么呢？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进口原料，生产出口商品。我国生产出口商品的原料都有，但有一些还有待于开采，解不了燃眉之急。发展对外贸易，完全靠我们开采出原料后再生产要慢一些，我们也可以进口一些急需原料，然后加工产品出口。周总理说，如果采取这个办法，我们既能发展对外贸易，获得外汇收入，还能够提高国内工业生产水平。

根据周总理的意见，外贸部从国外进口部分原料，加工出口产品，“以进养出”。为了多创汇，我们还源源不断地向香港大量供应生猪。为保证生猪的货源，提高农民养猪的积极性，我们对出售生猪的农民实行奖售粮食和化肥的政策。

除上面我所讲到的创汇办法外，在周总理直接关心、领导下，外贸部同有关部门还采取过其他一些有效措施，如研究自由兑换货币汇率，在贸易中以对我有利的货币计价，就是其中的一种高明办法。

50年代，我国对外贸易是向苏联、东欧国家“一边倒”的，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比重很大。这种局面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禁运政策造成的。在对苏联、东欧国家贸易中，商品价格除进行个别调整外，保持长期不变政策。人民币与外汇的比价，也长期保持稳定。由于人民币没规定含金量，所以不作为自由兑换货币在国际市场上流通。在国际流通货币中，英镑、法郎、马克等都常发生贬值。这些汇率的变动情况，对我国对外贸易的经济效益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为着在对外贸易中多创汇和用好外汇，周总理请红军时代就做经济工作的外贸部部长叶季壮同志掌管外汇，并组织一批人专门进行研究，预测并掌握各种自由货币汇率变动情况。由于我们重视各种外汇汇率变动情况，在签订合同时，是以美元、英镑还是以马克、瑞士法郎等计价，都是以对我最有利的货币计价的。所以，在几次大的货币变动中，我们不仅没有吃亏，而且还从中赚了一笔外汇。

<er h3">（三）</h3>

我国外汇储备很少，为使出口货物尽可能多的换取外汇并获得最大的购买力，周总理要求我们时时刻刻盘算如何争取最有利的进出口商品价格。这是周总理指导对外贸易工作的又一个重要思想。

事前要进行严密周到的价格计算。1960年我国开始进口粮食时，周总理把我们找去，同我们一道对大米和小麦的国际市场价格进行对比计算。当时，一吨小麦价格是60多美元，大米价格是100多美元。就是说出口一吨大米至少可以换回一吨半小麦，虽然我国进口小麦量大于出口大米量，但加上出口大豆等粮油类产品，一进一出，在金额上出与进是相差不多的。

国民经济经过几年调整，粮食生产形势已明显好转。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还需不需要大量进口粮食？他认为，继续进口粮食对我们国家有利。因为进口小麦供应北京、天津、上海、大连、广州等大城市，除有利于农民休养生息外，还可以减少从内地粮区运粮食到大城市的运输量，缓解运输紧张状况，节省大量人力、财力；而且，小麦便于储存，以备急需。当时国际市场麦价比较低，海运费也便宜，相反，靠陆路从我内地运到沿海大城市，运费就比较高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周总理想问题是相当周到和深远的。他是用战略眼光来分析、处理这个问题的。

贸易谈判，要知己知彼。当时，日本商品一般说来卖得是比较贵的。如果我们买西欧国家的同类商品，离岸价虽然低一些，可是加上长途的运费，并不合算。这里存在一个运输费用的差价问题。他指示我们，既要让日本赚差价，又要在日本与西欧的相互竞争中，使我们买到较低价格的商品。

60年代初，外贸部同某国商人谈判购买小麦时，周总理及时指示我们，不要让对方摸到我们的底。这样，我们在同对方谈判时，他们也不好漫天要价了。

<er h3">（四）</h3>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平等互利原则基础上对亚非拉美国家进行贸易的同时，又帮助它们发展民族经济，是我们不可推辞的国际主义义务。那么，应该怎样援助这些国家呢？周总理不仅指导外贸部在对外贸易中贯彻独立自主原则，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同时也要求我们帮助亚非拉美国家。他说，我们在经济上对他们进行帮助，并不是使他们依赖我们，而是推动和促进他们自力更生。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了，才能发展对外贸易。经济越发展，他们的对外贸易越发展越大。本着这个思想，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总理在访问非洲国家时，他宣布了充分体现这一思想的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援助的八项原则，公开申明：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当周总理看到非洲马里等国需要从中国进口茶叶，而且其他生活必需品也很缺乏时，他不是从赚钱的立场出发要外贸部向这些国家推销茶叶等商品，而是指示我们派出专家帮助马里种茶、制茶，同时帮助它建设火柴厂、纺织厂、糖厂等。在对马里的援助取得一定经验后，接着帮助几内亚、赞比亚、坦桑尼亚等国搞工业企业的建设。1962年，我率领贸易代表团前往巴基斯坦商谈双边贸易和提供援助事宜。行前，周总理告诉我，我们可以给巴贷款，并且不要利息。如果到期后还不了债，还可以延期。到达巴基斯坦后，我拜会了政府总理穆罕默德.阿里，向他说明中国政府的这一意向。阿里很惊奇，既然是提供贷款嘛，怎么会不要利息呢？在我阐明了我国对外援助的政策后，他相信了。以后，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到我国访问时，接受了我国提供的贷款，又同我国签订了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方面的协定。

周总理在如何开展我国对外贸易问题上有很多重要思想和独到的见解。比如，在外汇短缺的情况下，我们要不要抛售黄金的问题上，周总理的指导思想给我们很深的印象。

1960年，我国财政赤字已经高达80亿元，但为保证最低限度的国计民生的需要，还必须从国外进口大量小麦。在严重危机面前，如果我国在国际市场抛售黄金，以解决外汇紧缺问题，也不是不可以的，但周总理不赞成这样做。他说，黄金不能卖！我们要以黄金作后盾。他强调，在外汇的使用上，我们花一个美元都要认真考虑考虑！周总理这种一心一意为国家、为人民的利益着想的崇高思想品质，使我们感动不已。事隔这么多年后，每当我想起他这两句言简意赅铿锵有力的话，仍然感慨万千。在周总理直接过问下，我们不仅没有卖黄金，而且还利用金价比较便宜的机会，每年买进几十万两黄金。年年买进，一直买到1970年。这些黄金都是用专机运回国内的。

周总理对干部要求相当严格，有时他批评人严厉得很旭他的作风却非常民主。所以，我们感到他的这个严厉，对我们是一种鞭策、督促，是对我们很大的关心和帮助。他为了弄清一个不熟悉的问题，总是要把我们做具体工作的同志找去，面对面的谈。要我们摆情况，谈问题。如果你谈的看法有道理，他认为是对的，他就支持，就肯定；谈的不对的地方，他就向你说明不对的道理，并指出应该怎么办。在周总理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的影响下，我们做工作，向他汇报工作，总是要先弄清情况，核实有关数字和事实，不敢有一点马虎。因为情况明，才能下决心呀！不然，下了决心也是错误的。这一点很重要。周总理的这些崇高品质和工作作风，对我们外贸部负责同志很有影响。可以说，是留给我们外贸工作的一笔极为宝贵的思想财富。

正文二五周恩来在外贸领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周恩来同志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他1976年逝世，二十几年如一日，呕心沥血，高瞻远瞩，为我国对外贸易事业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当前我国正处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进一步贯彻对外开放政策中，对外贸易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今天，重温一下周总理关于对外贸易的主要思想和实践，对继往开来，艰苦奋斗，到本世纪末实现对外贸易的宏伟战略目标是十分有意义的。

<h3>一、一贯坚持发展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反对闭关自守、关门建设</h3>

周恩来在他光辉的一生中，多次创造性地论述了新中国的对外贸易方针政策。建国前夕，1949年9月，他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所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新中国的经济政策就是“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以利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70页）所谓“内外交流”，就是恢复和发展对外贸易。1952年4月，他在一次讲话中提出了对外贸易的许多重要原则，如互通有无，易货贸易，以农产品换回工业设备，出入口平衡等。1953年2月，周总理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再次公开宣布：“凡是愿意和我们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发展贸易关系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是不会予以歧视的。我们相信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我们愿意同一切愿意维持和平关系的国家恢复和建立贸易关系，发展和平经济。”由此可见，周总理对外贸事业是一贯重视的。

周总理十分重视及时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在我国对外关系中第一次提出经济合作的思想。1955年4月，他《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说：“我们亚非国家需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合作，以便有助于消除我们在殖民主义的长期掠夺和压迫下所造成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我们相互之间的贸易往来和经济合作应该以促进各国独立经济发展为目的，而不应该使任何一方单纯地成为原料产地和消费品的销售市场。”又说，我们要努力实现各国的经济独立，这也并不是要排斥同亚非地区以外的国家的经济合作。周总理所说的经济合作，当然包括引进技术、利用外资、对外援助和对外贷款。这样就把对外关系从贸易往来扩大到经济合作的领域。

1956年，我党提出要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有人因此产生关起门来建设、万事不求人的思想。周总理在党的“八大”所作的报告中尖锐地批评了这种错误思想，并指出：“我国同世界各国在经济上、技术上、文化上的联系，必然会一天比一天发展。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孤立思想，也是错误的。”（《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26页）这就是说，发展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的基本政策。

1960年，由于“大跃进”的失误和苏联撕毁合同、撤退专家，我国对外贸易面临严重困难。中央决定，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由周思来、李富春、李先念同志组成三人小组，并建立对外贸易指挥部，全权指挥对外贸易的收购和调运出口，并严格控制进口。这时总理对外贸的领导更加广泛深入，夜以继日，十分辛劳，抓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建设，抓进口粮食，抓外汇平衡，抓引进技术，抓国别政策调整。1962年，他在一次会议的报告中指出：保证完成对外贸易任务，偿还外债，努力承担国际义务。这个报告给调整时期的外贸工作指明了方向。当时对外贸易工作虽然存在很多困难，但是这些任务都顺利地完成了。

<h3>二、科学地精辟地阐述了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h3>

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一贯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何对待这一方针呢？1949年12月，周总理在一次讲话中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国家建设是以国内力量为主还是以国外援助为主？我们的回答是以国内力量为主，即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他又指出，我们需要外援，我们欢迎友邦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帮助。这种真正的帮助，有助于我们自力更生。

1958年，周总理进一步指出：“任何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总要有一点独立的能力，更不用说象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太小的国家，原料很缺，不可能不靠旁的国家。而我们这样的大国，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不然一旦风吹草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支援我们完全解决问题。”“但是，应该指出，基本上完整并不是说一切都完全自足。就是大国也不可能什么都有。”（《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32页）这些论述，十分深刻地把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说得更加明确了。

1958年6月，当毛主席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以后，周总理向外贸干部更进一步阐述了这个思想。1964年12月，他指出：“正确处理自力更生同国际合作的关系。自力更生是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基本立脚点。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从本国的具体情况出发，依靠本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来进行建设，才能比较迅速地发展本国的经济”。“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利用。”

1973年，周总理在同外宾谈话时说，毛泽东主席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是我们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农业放在优先地位，按农、轻、重这样的顺序排列，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才能站得住，当然也要争取外援，也要和其它国家进行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贸易，但这是辅助的部分，主要是靠自己。以上事实说明，周总理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思想是始终如一的。

我国三十年来经济建设的实践证明，自力更生为主的思想是正确的。1982年，邓小平同志在向外宾介绍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时指出：“你们想了解中国的经验，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我们很多东西是靠自己搞出来的。”“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即在建国三十二年多的时间里大体有二十几年，我们完全或基本上处于没有外援的状况，主要靠自力更生。没有外援也有好处，迫使我们奋发努力。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我们在这个期间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发射了人造卫星等等。所以，我们向第三世界朋友介绍的首要经验就是自力更生。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要争取外援，而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邓小平文选》第 361页）这是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

<h3>三、正确地制定对外贸易的各项政策</h3>

1．关于价格政策。我们同外国做买卖，包括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做买卖，根据什么原则来确定产品的价格？是根据国内市场价格来定，还是根据别的什么原则来定？这个问题的答案现在看起来是十分简单的，但在我们刚刚同外国做生意时是不清楚的。周总理说，对外贸易的商品价格“应当按照资本主义市场价格，当然也可以有一个幅度”，为了照顾经济落后的友好国家，“购进可以高一些，出口可以低一些”。周总理把我国的对外价格政策明确了。

2．关于适销对路，质量第一的思想。质量问题，是周总理一贯重视的问题。他反复强调：要讲求质量，把质量问题放在首位；重质先于重量。要适销对路，出口产品应当考虑人家的需要。如东南亚要的布是细纱的，薄的，你用粗纱搞厚的，他不要。

3．关于重合同，守信用的要求。1958年底，“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形成高潮，各部门、各地区都在一个劲地追求高指标。外贸工作也受到“大跃进”浮夸风的影响，签了合同不能交货。从这时起，周总理反复告诫外贸干部一定“要重合同，守信用”。“凡是今年对外已签合同的，宁可自己不吃或少吃，不用或少用，也要履行对外已签的合同。”订了合同不守信用的恶果将是“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誉受到损失”。“所以要订一条原则：要么不签合同，签了合同必须守信用。”

4．关于扶植外贸商品的生产，建立出口基地的政策。这个政策，是周总理在60年代提出来的。他指出：外贸要进行基本建设，要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提高产品质量。生产出口商品的工厂要同生产内销商品的工厂分开，当然这类工厂也要有第二产品，不能单打一，但主要还是生产出口商品。周总理的这些意见是很有远见的。当前，我们提出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形成出口商品生产体系的意见，究其思想来源，是从周总理这里来的。

5．做好包装工作。人们常说我国出口是一等原料，二等成品，三等包装，四等价钱。因为包装不好，影响了出口商品的价格。1971年，周总理在外贸部的一个报告上批示：做好包装工作。以后成立起来包装机构，改进包装工作，就是根据周总理的批示进行的。

<h3>四、排除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保证对外贸易事业不间断地发展</h3>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终结，林彪、“四人帮”一伙一直处心积虑地想搞垮外贸部，以便由他们取而代之。周总理同林彪、“四人帮”展开了尖锐复杂的斗争，粉碎了他们一个又一个阴谋诡计。据我了解和经历的，主要有以下事例：

1．强调外贸部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以红线为主。“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林彪、“四人帮”一伙诬蔑外贸部是“卖国部”，执行了一条又黑又长的修正主义路线。周总理在接见外贸部造反派时针锋相对地说：“三外（注：外交、外贸、外经）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是以红线为主。”他讲的“红线为主”，就是说外贸工作是以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为主。这样，才使外贸部党组没有被“砸烂”，而得以继续进行工作。据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国务院下属各部委党组还继续存在，继续管业务工作的（运动当然是归造反派“领导”），为数极少，外贸部党组是其中之一。

2．阻止以“破四旧”为名冲击广交会。1966年夏秋，正是“文化大革命”所谓“破四旧”兴起的时候。在这届秋交会展厅里展出了许多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工艺品，如山水风景、花鸟虫草、古装人物、古仕女图等。当时云集广州的全国许多地区造反派声言要到广交会展厅去“破四旧”。事先，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在广交会门前张贴了国务院的布告，大意是要保证广交会正常进行，不准冲击广交会。正当他们要冲时，周总理还派廖承志等同志亲临广交会做造反派的工作。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才制止住造反派冲进广交会。一场“破四旧”，差点使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相当大的广交会开不成了。当时，全国三分之一的出口贸易要靠广交会成交。

3．正确掌握平等互利的对外贸易政策。“九.一三”事件后，我了解，一度要反“左”。我在一次会议发言中提出，在外贸工作上应当反对“以我为主、强加于人”的“左”的错误。谁知，我这个发言捅了“四人帮”的马蜂窝。因为“四人帮”就是靠散布“唯我独革”、“唯我独左”这套“以我为核心”的谬论起家的，我的这一提法触及了他们的要害，引起他们极大不满。张春桥是第一个反对批判“以我为主”观点的，要外贸部作检查。他们认为“以我为主”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一次会议上，王洪文问我反对“以我为主”是怎样提出来的？我说，毛主席讲过反对“以我为核心”。我认为“以我为主”同“以我为核心”是一致的，所以我提出反对“以我为主”。以后，外贸部虽然作了检查，但广大干部的思想是不通的。因为平等互利是我国对外贸易一贯遵循的重要原则。1973年1月，外贸部某局在起草的一个请示报告中，把“以我为主”的提法写了进去。请示报告送到周总理那里后，他把“以我为主”一笔勾掉了，并把这句话改为“按照平等互利原则和我们的需要与可能，有来有往”。报告送到毛主席那里，表示同意。“四人帮”没敢再提出反对意见。从此，我国对外贸易不能搞“以我为主”的思想就明确起来了。

4．强调要多快好省地发展对外贸易。“九.一三”事件以后，周总理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国民经济有一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在国际上，由于1971年我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1972年中美发表联合公报，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我国对外工作局面开始打开。在这样一个比较有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1972年4月周总理不失时机地提出：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情况变了，我们大家要一条心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既不浮夸，又不气馁，一定要在‘四五’计划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发展对外贸易。

5．提出对引进技术设备要坚持“一学二用三改四创”的原则。1972年初，毛主席、周总理作出了从国外进口一批成套设备的重要决策，使“四人帮”破坏引进技术的企图归于失败。于是，“四人帮”又在如何对待引进的技术设备问题上大作文章，提出了要“一批、二用、三改、四创”的口号，强调首先要进行批判。如按“四人帮”这个方针办，我们引进技术的目的肯定是实现不了的。为此，周总理及时地提出：对引进技术只能“一学、二用、三改、四创”，即在消化、吸收后，再创新、改革。这个提法是尊重科学、完全符合客观规律的。对引进技术设备，不先把人家的先进技术、工艺流程、管理制度都学到手，怎么谈得上改革、创新呢？

6．沉着机智地揭破“四人帮”制造的“蜗牛事件”。1973年底，经党中央批准，中央某部派出代表团赴国外考察，准备从外国引进一套新产品生产线。临别时，外国公司赠送给我代表团成员每人一件玻璃蜗牛礼品。“四人帮”知道后，攻击说这是侮辱中国跟在他们后面爬行，代表团接受这种礼品是“丧权辱国”，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们利用这一事件，同正在进行的批林批孔运动相配合，再次破坏我国技术引进工作，妄图打倒周总理。周总理请外贸部门查清事实真相。经调查，蜗牛在外国是一种吉祥物，常作为礼品送人，并不存在暗指中国爬行的恶意。这样，才把“蜗牛事件”的风波平息下去，“四人帮”的阴谋再次遭到失败。

周总理给我们留下的有关对外贸易的精神财富非常丰富，有待我们外贸工作者和理论界的同志共同努力进一步发掘并加以系统地整理，供给后人学习，了解我国对外贸易所走过的道路，加深对发展国际贸易的认识，提高贯彻对外开放政策的自觉性。这是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敬爱的周总理对我国外贸理论工作和实践活动的巨大贡献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正文二六周总理与对日三原则

在周恩来总理90诞辰之际，回顾他在外贸工作上对我们的谆谆教导和亲切关怀，令人难忘。

<er h3">（一）</h3>

对日工作在我国涉外活动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对日贸易，在50年代和60年代，又是中日关系的重要环节。在中日邦交恢复之前，周总理十分关心发展对日贸易。50年代的4次中日民间贸易协议，60年代的友好贸易议定书和廖承志、高碕达之助备忘录贸易，70年代的对日贸易战略部署，都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从方针原则的确定到具体政策措施的落实，无不倾注着周总理的心血，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著名的对日三原则。

对日三原则是周总理在1960年8月27日会见日中贸易促进会负责人铃木一雄时提出的。主要内容是：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政治与经济不可分的原则。政治三原则是针对当时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要求日本政府：一、不要敌视中国；二、不要制造“两个中国”；三、不要阻挠中日关系向正常化方向发展。贸易三原则是总结5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的生成、发展、中断的经验，用三句话作了高度概括，即：一、政府协定；二、民间合同；三、个别照顾。周总理把政治三原则与贸易三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强调贸易三原则要服从政治三原则，同时更加明确地提出政治与经济不可分的原则。这样，就打中了当时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要害，揭露了它在政治上敌视中国、在经济上捞取实惠的本质，从而使我们明确了对日贸易工作的指导方针，也增进了日本广大人民对我国的了解。对日三原则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感召力，它不单是60年代对日贸易工作的指针，而且是发展对日关系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成为后来导致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强大动力。

<er h3">（二）</h3>

为了打破“封锁禁运”，开展民间贸易往来，逐步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早在建国初期，周总理就曾多次发表谈话，来阐明我国对日方针的基本观点。1953年9月28日，周总理在会见日本朋友——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主席大山郁夫教授时，就针对当时日美签订“旧金山和约”之后的中日关系问题，提出了基本方针政策。他指出：我们主张恢复中日正常关系，但日本如继续充当美国的侵略工具，敌视我国，保持日蒋外交关系，日本就将日益成为太平洋上不安定的因素，从而阻碍中日建交。关于中日贸易问题，日本当时有一种论调，认为日本不应向中国提供技术设备，不要帮助中国工业化，因为中国工业化之后，就不再购买日本的工业品，因此还是“农业中国、工业日本”为好。这种主张实际上是战前日本搞殖民主义贸易的翻版，同时又是为“封锁禁运”政策作辩护的。周总理批评了这种论调，他说：中日贸易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只有中国工业化了，才能彻底改变那种所谓“工业日本、原料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半殖民地的经济关系，而建立起真正平等互利、有无相通的贸易关系。中国逐步实现工业化，中国国家和人民的生产和需要就会愈加扩大，它就愈加需要发展国际间的贸易关系，而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中日贸易的发展和经济的交流，是完全有它的广阔前途的。他希望日本摆脱美国附庸的地位，走独立、和平、民主、自由的道路，在中日两国之间建立彼此尊重、互不侵犯、和平相处、平等友好、自主贸易与文化交流的睦邻关系。

在1955年、1956年日本鸠山内阁期间，中日民间贸易和友好来往有所发展，日本兴起了一个促进日中、日苏恢复邦交的群众运动。日苏复交于1956年首先实现，但因“北方领土”问题，两国一直未能签订和约。日中复交遇到了一个主要的障碍，就是日台关系问题。日本政府追随美国，不愿改变日蒋“和约”的关系，坚持奉行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方针，提出对华“政经分离”的政策，即政治上承认台湾，经济上可以在一定限度内同中国大陆做生意。与此同时，日本又出现一种论调，鼓吹“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实际上，这是分裂中国的一种阴谋。它不但遭到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连台湾的蒋介石也是不同意的。

周总理在1955年8月17日会见日本新闻界广播界代表团时，谈了五个问题：一是中美日内瓦谈判情况，二是日美旧金山和约，三是日蒋“和约”，四是鸠山首相访华，五是亚太和平公约。周总理着重指出，中国反对旧金山和约，但它并不妨碍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直至缔结中日和约；任何对于中日关系正常化的真诚努力，都应该导致日蒋“和约”的废除；坚决反对“两个中国”；欢迎鸠山首相或者派代表访问中国；可以考虑缔结一项包括美国在内的亚洲与太乎洋集体和乎公约。

<er h3">（三）</h3>

1957年2月日本换上岸信介内阁，发生了一连串敌视中国的事件，使刚刚发展起来的中日关系后退了。1957年了月25日，周总理会见日本记者，指出了岸信介首相的一些言行：他跑到台湾对蒋介石表示，“如果能收复大陆的话，我认为是非常好的”；他去美国时竟说，“中共将试图渗入整个亚洲”；他访问印度时则说，“中国在联合国不是会员国，而是侵略国，这一决议仍然有效，由于这个理由，我们不能承认中共”。周总理把中日两国政府所持的态度作了对比。他说：中国表示可以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而且可以修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对日条款，但岸信介首相却说中国“试图渗入整个亚洲”；中国希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中日正常关系，但岸信介首相却到台湾声称支持蒋介石收复大陆，他做了过去日本历届首相所没做的事；我在访问亚非各国时，同在那里的日本官员接触，总是表明日本要同亚非各国友好相处，但岸信介首相到印度，却向中国的友好邻邦进行挑拨；在中日贸易问题上，中国准备签订新的第四次贸易协定，同日本互设商务代表处，并且考虑签订长期合同，但岸信介政府却阻挠互设商务机构，要求中国代表打手印；中国政府协助近30000日侨回国，并释放了在押大批日本悔罪较好的战犯，但日本政府却提出要调查下落不明的35000名日本人，好象是中国欠了日本什么似的。

这些摆事实、讲道理的谈话，对日本舆论界有很大的影响。许多日本记者对周总理所作的恳切的谈话和宏伟的风格都深为感动，许多访华的日本知名人士对周总理的见解也表示强烈共鸣。有的朋友说，过去对中日关系问题有不少模糊的观点，听了周总理的讲话后，比较清楚了，对今后开展工作有了明确的方向。有的十分钦佩周总理的为人，引以为毕生的良师益友，坚定了从事日中友好与贸易工作的信心。

当时，日本岸信介内阁追随美国，根本无意真正改善中日关系，只在其“政经分离”的政策下，允许日本企业在“禁运”范围内做一些贸易，企图实现其“在政治上敌视、在经济上捞一把”的政策。在中日互设商务机构问题上，岸信介政府一再制造障碍，先是要中方代表打手印，接着是限制人数，最后索性推翻贸易协定，公开表示中国驻日机构无权悬挂本国国旗。1958年5月在日本长崎发生了侮辱中国国旗事件，日本当局竟以“毁坏器皿”案件草率处理，引起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愤慨。中国政府根据人民的要求，坚持维护我国主权的立场，停止签发对日贸易许可证。中日贸易一度陷于中断。

为了孤立日本反动势力，争取广大日本人民，在贸易中断期间，周总理不顾公务繁忙，仍然时常会见日本朋友，每次都进行耐心的长时间的谈话。1959年9月20日，周总理同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发表会谈公报，强调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中日正常关系，反对任何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并且共同确认了政治与经济不可分的原则。这个公报在日本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对岸信介政府的“政经分离”政策是一个有力的打击。

<er h3">（四）</h3>

政治三原则是发展中日贸易、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周总理曾用辩证方法作了令人信服的说明。他说：这三原则是很公道的，并不是对日本政府有什么苛求，反过来问一问就懂了。第一，中国政府并不敌视日本，愿意同日本友好；第二，中国政府只承认一个日本，并不搞两个日本，而且要谈判总会以日本政府为对手；第三，总是鼓励、支持和帮助中日关系向正常化方向发展。为什么日本政府不该这样做呢？

周总理的谈话，在日本朝野引起很大反响。池田勇人首相组阁后，可能接受了这个教训，在中日关系问题上，讲话做事比较慎重一些。政治三原则受到日本人民的支持，日本政府也不敢正面反对。在整个60年代，“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论调不得人心，而政治三原则成为中日交往中有口皆碑的原则，也成为中日贸易的政治基础。

由于50年代签订的几次民间贸易协定未能得到日本政府的保证，无法实施。为了促使中日关系和贸易关系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周总理提出贸易三原则，具体内容是：（一）政府协定：今后中日间的一切协定必须由双方政府缔结，要在两国政府向着友好方向发展，并且建立起正常关系的情况下才能签订。（二）民间合同：在政府协定签订之前，经过双方贸易促进团体的介绍，日本企业可以同中国公司签订合同，如果合同履行得好，两国政治环境又向好的方向发展，还可以把短期合同变成比较长期的合同。（三）个别照顾：在贸易中断期间，中国方面曾通过双方工会向日本个别中小企业进行特殊照顾，以解决他们进口中国某些必需物资的需求，这种个别照顾，今后可以根据需要加以扩大。从1960年起，直至1972年中日建交，双方的贸易来往都是在上述贸易三原则基础上进行的。

周总理在发表对日三原则之后，立即着手部署对日贸易工作。一方面，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同日本有关贸易促进团体签订贸易议定书，开展双方民间友好贸易；另一方面，由廖承志同日本自由民主党元老松村谦三、高碕达之助等建立半官方联系，签订了备忘录，开展综合的、长期的、易货的、大宗的、包括延期付款方式在内的贸易。周总理希望通过双方民间，采取渐进的、积累的方式开展工作，逐步推动中日关系向正常化方向发展。他时常会见日本贸促团体的代表，关心广州交易会的对日贸易，把它作为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周总理对日本备忘录贸易有关人士又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从确定备忘录的政治原则、贸易方式到具体货单，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在日本的群众性促进日中邦交恢复运动中，贸易界友好人士成了一支重要的力量；而在日本政府和执政党方面，备忘录贸易界人士则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在中日关系三原则的基础上，通过这两个贸易渠道的工作，经过中日两国人民十几年的共同努力，终于实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

当前，中日经济贸易关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但也应该看到，中日两国间的贸易，既有积极的因素，也有尚待解决的问题。历史证明，对日三原则是发展中日关系的基础。只要真正的坚持28年前周总理提出的对日三原则，不断扫除障碍，中日两国间贸易的发展，是有着广阔前途的。

正文二七周恩来与新中国的人民海关建设

<er top">（一）</h3>

1949年6月，我从东北解放区奉调进关来到北京。一天，周恩来同志找我谈话，说党中央已指定由我负责筹备建立新中国海关总署的工作。我对工作岗位发生的这一变化感到突然。因此，我回答说：我连什么叫海关都弄不清楚，更不用说懂得海关业务了。我表示怕做不好，不想做这个工作。周恩来同志和气地说：不了解海关情况，不懂得海关业务，不能成为不去做的理由。革命取得胜利，收回了海关主权，难道还让帝国主义继续控制中国海关吗？你不懂得什么是海关，我也是不懂得的，但只要我们亲自做一做，去体验体验，就可以学会过去不懂的东西，逐渐熟悉并做好工作嘛。

实际上，周恩来同志对旧中国海关的情况已有基本的了解，对人民海关在新中国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在对外贸易管制与反管制的斗争中的重要作用已经有深刻的认识。

对一个国家来说，海关是一个具有较大特殊性的政府工作部门，是根据国家法令对进出国境的货物、货币、证券及运输工具等进行监管，征收关税并执行查缉走私的行政机关。海关工作，对国家政治经济活动始终产生着重大影响。

旧中国海关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半殖民地性质。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国关税自主权、海关行政管理权、关税收支权一直被帝国主义控制着。从全国海关总税务司（旧中国海关最高机构）到各地海关税务司，全都由帝国主义把持着。中国海关门户洞开，帝国主义利用攫取的权力，大量地向我国输入商品，收买廉价原料，使我国长期沦为半殖民地。二是半封建性质。旧中国反动统治者屈从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滥行开放口岸，到处设立海关，致使旧中国海关机构繁多，关卡林立。如封建军阀立稳脚跟称霸一方，也要设关立卡。旧中国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其中也包括各种名目的海关税收。一句话，旧中国海关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它不但不能够保护和促进我国民族工业及农业的发展，反而成了帝国主义摧残中国民族经济，榨取和掠夺中国人民财富的工具。

为了收回海关主权，中国人民在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提出过“关税自主”、“海关革命”的口号，曾进行过收回海关主权的斗争。但始终没有能够达到目的，因为不推翻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在中国的反动统治，要单独搞收回海关主权的所谓“海关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

周恩来同志对我国旧海关的弊端和新中国海关工作重要性作了透彻的分析后，说：“新中国海关工作性质要求全国统一，要有具有一致对外的统一性，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人民海关。新中国必须把被帝国主义把持的旧海关加以彻底改造，使它成为为新中国建设事业服务的人民海关。”

周思来同志的这一席话，说得我心悦诚服，我满怀信心地接受了接管旧海关、筹组新中国海关总署的光荣任务。根据周总理和陈云同志指示精神，这年8月13日，我同姚依林、朱剑白同志联名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建立海关总署工作的初步意见》。

经过几个月的筹建后，1949年10月25日，受政务院直接领导和政务院财经委员会指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正式成立。

<er h3">（二）</h3>

周总理认为，要使新中国海关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人民海关，首先应明确规定海关工作的新原则、新政策，确立人民海关工作的基本方向。根据周总理的这一指示和关于收回海关行政管理权、建设新中国人民海关的基本思想，并在他的具体指导下，海关总署成立后即开始起草并在1950年1月向政务院提出了《关于关税政策和海关工作的决定》草案，经政务会议讨论和周总理核定批准后于同年3月7日以政务院名义公布实施。

《决定》批判了旧海关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本质，规定了人民海关的组织形式、工作方针和任务，明确指出：由于中国人民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结束了不乎等与不自主的状态，收回了中国在关税政策方面的独立权及管理海关事业的自主权。并且强调：海关总署必须是统一集中和独立自主的国家机关。海关总署负责对各种货物及货币的输入输出执行实际的监督管理，征收关税，与走私进行斗争，以此来保护我国不受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侵略。《决定》还规定海关工作，在恢复与发展我国人民经济中，应起重要的作用。海关税则，必须保护国家生产，必须保护国内生产品与外国商品的竞争。这是政务院成立3个月后颁布的第一个指导全国海关工作的方针政策性文件，从中可以看出周总理对海关工作的重视。《决定》的诞生，使新中国海关工作有了更加明确的前进方向。

在海关工作的基本方向确立并在实践中取得一定成绩之后，周总理及时地提出海关工作要把注意力转到改革海关组织机构问题上。

1950年10月6日，我在政务院第53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全国关务会议的总结报告》。在讨论我所作的报告时，周总理发言充分肯定了海关总署成立一年来的工作成绩，指出：海关总署最突出的成绩是：把长期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半殖民地化的海关基本上改变过来，使我们掌握了国家大门的钥匙。同时，周总理对新中国海关设立的原则又一次给予了明确的说明，指出：没关问题，应根据具体需要来决定设与不设。对旧海关的制度，应采取分析的态度。应该看到，一方面它是帝国主义在半殖民地的产物，因此不能象工厂的房产那样整套地接收过来。如海关的人事制度、待遇问题，应该改革。但是，在另一方面，有许多业务、行政、技术、方法是有用的，如海关的统计就是比较可靠的，有些资料和业务经验也是比较有用的，应该接收过来并加以改造。根据周总理的讲话精神，海关总署代政务院起草了一个有关设关问题的指示。

12月14日，以政务院总理和海关总署署长的名义，公布了《关于设立海关原则和调整全国海关机构的指示》。《指示》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海关的基本原则，必须一反过去反动统治为服从帝国主义大量倾销外货并廉价吸取原料的经济侵略措施，滥行开放对外贸易，到处设立海关机构的方针，而严格以独立自主精神，根据国家经济情况的需要，在应开放对外贸易的地方设立海关机构。凡与这个基本原则不合的，为我经济情况不需要的地方所设立的关、卡、所、哨等，均应根据各地具体情况有计划有步骤地予以取消。根据这一原则，海关总署把原有的173个海关调整为70个。同时实行了新的干部政策和人事制度，辞退洋员，重新任免各地海关负责人。

由于海关总署坚决地贯彻执行了上述两个文件，使全国海关的工作方向和组织机构都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加速了改造旧海关，建设人民新海关的步伐。1951年5月，周总理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作《外交报告》时指出：帝国主义国家曾长期控制我国海关，这样他们不仅侵犯了我国主权，还利用了这个非法特权，控制我国财政和进行经济侵略。他庄严宣告：现在，这个特权已经彻底取消了。中央人民政府已经完全收回了海关的主权。

<er h3">（三）</h3>

建国之初，海关总署注意到了新中国海关工作的法规制订问题。周总理十分重视人民海关的法制建设，强调海关工作应该有法可依，要依法办事。他积极地支持海关总署在总结几个月来工作经验的基础上，首先制订海关法和海关税则，并对这两个基本法规应该包含的内容等问题提出了意见，使海关法的起草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1951年3月23日，周总理主持第77次政务会议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草案）》。他发言时指出：海关法是个新东西，要好好宣传。名称可以改为暂行海关法或海关试行法。会议决定将名称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4月18日，周总理发布命令，公布《暂行海关法》，并定于5月1日起实行。这是最早颁布的政府部门暂行法令之一。

根据周总理要好好宣传《暂行海关法》的意见，5月11日，我以《海关制度的历史变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为题，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了广播讲话。这个讲话回顾了帝国主义控制中国海关的历史，系统介绍了《暂行海关法》的内容和实施这个法的重要意义。指出：《暂行海关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海关基本大法。它明确地系统地规定了新中国海关的组织、任务、职权和统一的工作原则、方法；同时规定了对外贸易、对外交往的政府机关、交通运输部门、社会团体和私人对于遵守海关规章制度的责任，以及海关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希望大家认真执行。

《暂行海关法》公布后，5月中旬政务院又公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暂行实施条例》。接着又以《暂行海关法》的原则精神，制定和实施了30余种有关业务法规，使新中国海关的法制建设逐渐趋于健全，从法制方面保证了人民政府对旧海关的彻底改造。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受到冲击。造反派给我戴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其理由之一，就是我在建国初期负责主持起草了《暂行海关法》。他们说，这是资产阶级法制观点、修正主义观点。为什么叫《暂行海关法》呢？所谓暂行，无非是实行一段时间，比如两三年后，经过补充、完善后重新颁布施行。但是，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这部海关法直到1987年6月底才终止执行，前后达36年之久。30多年海关工作的实践证明：《暂行海关法》对维护我国国家主权和尊严，保护和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积累建设资金，打击走私贩私，保障国家有关方针政策的执行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er h3">（四）</h3>

为建设新海关，党中央派出不少解放区干部到海关工作。在近万人的海关人员中，十之八九是旧海关人员，其中很多是进步的知识分子。

鉴于新中国海关人员的这一构成情况，周总理对旧海关人员的基本状况给予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与评价，指出：旧海关人员中的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知识分子。他们具有爱国思想，倾向进步，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时熟悉海关业务，有海关工作经验。我们不能设想在脱离广大旧海关人员的条件下，能够搞好新中国海关工作。因此，努力团结、教育旧海关人员同心协力地共同工作，是建设新中国人民海关的一个重要条件。他曾告诫说，除了清除极个别反革命分子外，对于旧海关人员，我们应当循循善诱，与人为善；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发挥他们的业务专长，大胆地把思想进步、精通业务的人员安排到适当岗位上工作。这样，周总理在考虑海关总署领导人选时，把洁身自爱、同情革命而曾任旧中国海关副税务司职务的了贵堂，任命为新中国海关总署唯一的副署长；并在政治上给予关心，支持他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同时，海关总署又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在总署和全国各海关任用了一些旧海关人员担任负责职务，以推动新中国海关工作的顺利开展。

与此同时，周总理也曾提到，由于旧海关人员长期在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旧海关工作，他们之中有许多人的思想不能不受官僚买办思想的影响，不能不受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从而不能不沾染一些所谓“超政治”和崇洋媚外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政府如果单从制度上对旧海关实行改革，还不能实现彻底改造旧海关、建设人民新海关的根本目的；必须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对旧海关人员进行教育，帮助他们改造思想，才能圆满地争取他们成为为人民服务的有用人才。

据此精神，1951年3月23日，周总理在政务院第77次政务会议讨论《关于海关总署1950年工作总结和1951年工作计划要点》发言时，明确指出：一方面吸收新血液，一方面改造旧人员，是海关总署1951年的一项重要任务。他说：旧海关人员的主要毛病，还不是经验主义问题，而是立场观点问题。他们现在正开始站到人民立场上来，但还需要努力前进，求其站稳。因此，对旧海关人员主要是改造问题。改造为主，结合着提高。只有这样进行教育和学习，才能把旧的官僚海关彻底改变为新的人民海关。同时，他指示：海关方面旧人员这样多，统战工作要好好地做，做出一个模范来。

从此以后，海关总署把对旧海关人员的思想改造提到了海关工作的议事日程上。我们针对旧海关人员的思想状况，积极地组织他们参加政治学习和社会活动，帮助他们提高认识，逐步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廉洁朴素的作风。这样做的结果，全国海关人员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海关的各项工作中，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大量涌现出来，为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进行，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海关工作的成效，体现了周总理关于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和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的光辉思想。

周总理的功绩，将永远铭刻在海关工作人员的心中。

正文二八周总理让我搞导弹

我国搞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都是周总理领导的。

一次我跟驻京外国记者谈话，我就说我们这些科技人员都很怀念周总理。

“文革”期间，周总理仍然抓住这项工作不放，别的工作乱了，做不了啦，但“两弹”的工作一直没停。

我感受最深的是总理确实肯花时间认真听我们的意见。这是总理一贯的作风。每次开会来的人很多，不同意见的人也请来，总理反复问：“有什么意见没有？”听了我们的意见，他最后决定怎么办。在一次会中，总理问大家对一个问题有什么意见，秘书跑过去对总理小声说：“这件事你曾经批过”（我猜想秘书大概是这么说的）。总理大声说：“那有什么关系，我批了的事大家觉得不对可以改嘛！”

我参加中央专委会的时间很晚，从前都是部门的领导去，我们听传达。1967年我才开始参加。我回国搞导弹，第一个跟我说这事的是陈赓大将。1955年秋末冬初，我回到祖国不久，在科学院工作。科学院领导说：“你刚回来先去看看中国的工业吧，中国工业最好的是东北。”我说东北我还没去过。就这样到东北去学习。后来转来转去到了哈尔滨，在哈尔滨安排我跟军事工程学院的院长陈赓大将见面。陈赓接见了我，还吃了顿晚饭。陈赓问我：“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我说：“为什么不能搞！外国人能搞，我们中国人就不能搞？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陈赓大将说：“好！”后来人家告诉我：陈赓那天上午从北京赶到哈尔滨就是为了晚上接见我，我听了很感动。后来，他也是很积极，有一次叶帅在家请我们吃饭，我爱人也去了，陈赓也在。吃完饭，大概是星期六晚上，他们说找总理去，总理就在三座门跳舞。我们跑到那儿，等一场舞下来，总理走过来，叶帅、陈赓他们与总理谈话。后来大概就谈定了，总理交给我一个任务，叫我写个意见——怎么组织这个研究机构？后来我写了一个意见，又在西华厅开了一次会，决定搞导弹了。那天开宪会，在总理那儿吃了一顿午饭，桌上有蒸鸡蛋，碗放在总理那边，总理还特意盛了一勺给我。我写的那个意见书就是聂帅回忆录里谈到的，在档案中有。现在想起来真是惭愧，那时我对中国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意见书中错误一定不少。

记得1964年12月26日，我在参加人大的会议，有人叫我去参加一个宴会。等了一会儿，邓颖超同志来了，她跟我说起来，问我小学、中学是在哪儿上的，我说起小学是在师大附小上的，她问什么时候，我说是二十年代初。她高兴地说：“你不认识我吗？那时我是师大附小的第一批女教师啊！”所以邓颖超同志还是我的老师呢！不过她没教过我。她又问我干什么？我说我是搞火箭、导弹的，并且介绍了一些搞导弹的科技人员，他们不怕艰苦和危险。我们那时的导弹叫做“东风二号”，是最早自己设计的导弹，用液氧、酒精做燃料。试验时都快发射了，出了问题。要把液氧卸下来，阀门又不灵了，我们的科技人员就上去处理，那很危险啊！后来她把这件事对总理说了，说错了，说成原子弹。以后她又见到我，告诉我，总理对她说：“你搞乱了，他不会跟你这么说的，他是搞导弹的，不是搞原子弹的。”邓颖超同志对我说：“我是会搞错的。因为我与恩来约定好了，不该我管的事，我是不问的。我搞不清是导弹还是原子弹。”对这件事我的印象很深。

“文革”中我们都是受保护的，没有周总理的保护恐怕我这个人早就不在人世了。那时候我们都是军管的。军管会每星期都要向总理汇报一次。总理下了一个命令，要搞一个科学家的名单。名单送上去后，总理说：“名单中的每个人，你们要保证，出了问题我找你们！”杨国宇知道这件事，他是军管会的副主任，主管科技的，和我们接触很多，他说起这些事来生动极了。

我们体会，中国在那样一个工业、技术都很薄弱的情况下搞“两弹”，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行的，那就是党中央、毛主席一声号令，没二话，我们就干，而直接领导者、组织者就是周恩来总理和聂帅。

我们的科技人员爱国是一贯的，是有光荣传统的。聂老总有句评语说：“中国科学家不笨！”的确如此。我还要说，中国的科学家聪明得很！而且中国科技人员都是拼命干的，外国人少有象中国人这样拼命干的。

中国过去没有搞过大规模科学技术研究，“两弹”才是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那要几千人、上万人的协作，中国过去没有。组织是十分庞大的，形象地说，那时候我们每次搞试验，全国的通讯线路将近一半要由我们占用，可见规模之大。那时是周恩来总理挂帅，下面由聂帅具体抓，这个经验从前中国是没有的。我想，他们是把组织人民军队、指挥革命战争的那套经验拿来用了，当然很灵，从而创造了一套组织领导“两弹”工作的方法。这在新时代下有很大意义。在一次专委会上，周总理讲了这么一旬话，他说：“我们这套东西将来也可以民用嘛！三峡工程就可以用这个。”我记得很清楚，他这句话我很赞成。这就是指那套组织、指挥大规模科学技术研究、生产的一套领导方法，可以应用并推广。

干我们这一行，一得之见多得很，有道理，可不见得全面。但是在我们这儿有一条，最后是总设计师拍板。由总设计师听了各种意见之后，经过分析乎衡，最后由总设计师拍板。总设计师他也不是一个人，他还有一个总体设计部，还有一个大班子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系统工程的班子。他们运用系统工程，衡量各种因素，选择最优方案，总设计师听了各方面的专家意见，又看了总体设计部的报告，最后下决心拍板，拍了板，谁再有意见也不算数了。这就是周总理、聂老总给我们规定的，总设计师就是总设计师。我们现在的总设计师都是这么锻炼出来的。象我刚才说的任新民就当过总设计师，还有屠守销、谢光选都是搞导弹的总设计师。总设计师要有风度呢，大将的风度啊！

这很有意义啊！现在很多部门不会用这个，效果不好。现代工程都很庞大，复杂得很，一种意见对局部来说是好的，但对整体就不一定好。以上是就技术方面而言，要有总设计师和总体设计部；还有一个总调度的体制，组织管理的一套系统。为了衔接研究、制造、试验、生产，有一个很庞大的组织管理系统。调度跟打仗一样，出了问题要解决。所以有一个总设计师还要有一个总调度。张爱萍讲得很好，他总结说，要有两条线：一条是总设计师这条线，另一条是总调度这条线。最后汇总到领导（在军队就是党委），最后决定是领导。这一套组织是科学的，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实际的，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这套东西的形成，就是在周总理领导下创立的，这是很重要的经验。

那时中央专委的决定，要哪一个单位办一件什么事，那是没有二话的。决定也很简单：中央专委哪次哪次会议，决定要你单位办什么什么，限什么时间完成，……也不说为什么，这就是命令！中央专委的同志拿去，把领导找来，命令一宣读，那就得照办啊！好多协作都是这样办的，有时候铁路运输要车辆，一道命令，车就发出来了。没这套怎么行呢！千军万马的事，原子弹要爆炸，导弹要发射了，到时候大家不齐心怎么行呢！按电纽那么好按呀？按一下全国都有影响，都要跟上动作啊！当然，现在我们国家正在进行一系列体制改革，什么都用指令是不行的，但可以搞合同嘛，那也是合同说到的就要做到的呀。

不久前我们发射通信卫星，赵紫阳总理和李鹏副总理都亲临现场去观察指导，对我们这套评价很高。以前他们没有到过现场，这次看了说，“你们的组织真严密”。说到电子技术，李鹏同志说，“你们的电子计算机并不怎么先进嘛！但就是靠了严密的组织，做出别的地方用先进的计算机有时还做不出的活来！”我们靠的一是执行任务的都是穿军装的，讲组织纪律；二是中国科技人员总是拼命干，日以继夜地干！因此可以说中国人是很严肃、很严密、很认真的。所以我们的“两弹”试验事故最少、伤亡也最小，都是在周总理的严格要求下取得的。他说：“一定要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这条指示，我们每次试验都要讲，检查很严格，所以才很少出事故，很少伤亡。当然，也不是说绝对不出事故，因为总有没有认识到的事物。但是，由于我们贯彻了周总理的指示，所以事故、伤亡要比外国少得多。

现在有那么一些误解，认为搞“两弹”是个错误，花那么多钱，没有用来发展生产。这还不是个别人的意见。我总是解释说：“不是这样的。首先，我们搞‘两弹’花钱比外国少，因为有党的领导，具体就是周恩来总理和聂帅在领导我们。再就是中国科技人员的优秀品质，所以完成了这个任务，损失最小，花费最少。”当然，也不能说我们没有错误，也不是说一点冤枉钱都没花。中国的工业、科技那样落后，我还算是在国外接触了一点火箭、导弹的，但是40年代到50年代初国外也才刚刚开始，我也跟大家一样，也是一知半解。所以说不是没有犯错误，不能说一点钱没浪费，这是学费。但是总的看要比国外好得多，原因就在上面讲的两个方面。我还说：“你说不该搞，那好；如果不搞，没有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那中国是什么地位！你要搞经济建设也不可能，因为没有那样的和平环境。”我们这些搞国防科学技术的，听到这些不正确的议论很有意见。

应该看到，从大的方面说，这是关系到国家战略地位的问题；从小的方面说，我们创造了一套经验是很珍贵的。过去是小生产、二亩地的搞法，小炉匠的搞法，我们现在是搞大规模建设。

周总理生前说过这套办法可以用到民用上去，但是我们还没有很好总结这套经验，并把它应用到民用上去。

在这方面总理是有伟大功绩的，他为中国大规模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成功的经验，而且是结合中国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

正文二九新中国原子核科学技术事业的领导者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与组织领导下，我国从工业和科学技术落后状态发展到原子弹、氢弹爆炸，核潜艇下水，导弹、人造卫星上天，从而加强了国防力量，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他所建立的不朽功勋，全国人民永志不忘。

值此周恩来同志诞辰90周年之际，我作为一个曾经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科技工作者，就我亲身的经历，追忆那些往事，以表达我对敬爱的周总理深切的怀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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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还在法国留学和从事科学研究的时候，就听到不少关于周恩来和邓小平、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同志勤工俭学时胸怀大志，从事拯救危难中国的事迹。正是通过这些事迹的熏陶，我开始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钦佩和景仰的感情。

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是北平解放不久，在北京饭店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向各界人士作形势报告，手无片纸，而所举的各项数据准确无误；他精力充沛，襟怀坦诚，语言亲切、中肯，侃侃而谈三四个钟头，全场听众的心自始至终紧紧地被吸引住。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这样引人入胜、令人信服的报告，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今日回想起来，周恩来同志的言谈举止依然历历在目。

1949年2月底，当时住在北京饭店的丁瓒同志电话通知我，党中央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到法国巴黎去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团长是郭沫若，团员包括各方面人士40余人，他和我也在团员之列，要我协助办理出国事务。丁是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会员，我是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的会员，我们互相知名但未见过面。我那时回国半年多，在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工作并在清华大学任教，正着手培训原子核科学干部和筹备建立实验室，但物质上困难很大，很想借到巴黎开会的机会，托我在法国的老师约里奥一居里教授帮助定购中型回旋加速器的电磁铁和其它一些仪器、图书、资料等。我把这个想法向了瓒谈了，但又有些后悔，因为战争还在继续，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还很困难，要拿出外汇购置仪器图书实非易事。丁说他可以反映一下我的要求。不料几天过后，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同志在怀仁堂附近一间小房子里约我会面，他对我说：“你想趁开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机会，定购一些研究原子核科学需要的器材，中央很支持。你提的预算20万美元的数目，可能不是一次能用完；北平刚解放，国家经济还需要恢复，因此这次预备先在代表团带的费用中支付5万美元，以后再陆续支付。中央对发展原子核科学很重视，希望你们好好筹划。代表团副团长是刘宁一同志，你过去很熟悉，这次需要支付款项时和他商量办理即可。”听到这个传达，当时真是心里暖呼呼的，有这样为民族、为事业着想的党和领导，中国新兴科学的发展定会大有希望！后来知道，党中央作出这样的决定，是由于周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代表团乘火车到达莫斯科，在向法国使馆办理到巴黎去的签证时，结果被拒绝入境，戴高乐政府反对苏联、中国、东欧等国家的代表去巴黎开保卫世界和平大会。苏联方面及时和法国的约里奥一居里（世界和大主席）等联系，决定在巴黎和布拉格同时举行大会，一个会议两个会场，重要发言两个会场都能听到。4月20日大会开会时，约里奥一居里对法国当局不给签证的作法首先提出抗议，他还讲出“真理旅行不需要签证”的警句，全场为之热烈鼓掌。第二天正在开会过程中，忽然传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的消息，顿时会场充满了欢呼声、掌声，互相握手拥抱，表示祝贺。这时主席台前几个外国代表把身体比较轻的我国代表丁瓒，抬起来向空中抛举，大会气氛达到了高潮。中国人民为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当时形势下，原以为能去巴黎见到约里奥一居里的计划不能实现了。经过与刘宁一同志商量，在代表团款项中取出中央批准的经费的十分之一（即五千美元），托来布拉格开会的一位有身份的法国代表，带给了约里奥一居里。后来从法国和英国回国的我国核科学家即用这笔经费购买了仪器和图书带回国内。原来预计定购回旋加速器电磁铁的计划没有能够实现。

从布拉格回北京后，丁瓒告诉我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研究机构重复，人力分散，要我趁筹备自然科学工作者会议的机会，开始注意到会科学家们的专长、成就和学术见解，以备在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时，对组织全国统一的科学研究机构提出调整方案意见，提供领导参考。

建国伊始，周恩来就十分重视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郭沫若被任命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兼中国科学院院长。1950年，郭沫若主任根据政务院决定就中国科学院基本任务发出指示，其要点可概括为：⑴确立科学研究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强调科学研究的计划性与集体性，建立各学科之间的有机联系。⑵加强研究人员的政洽学习，使他们能掌握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与各大学联系，互相协作，统筹专门人才的培训；号召海外的科学人才返回祖国，为祖国服务。⑶调整与充实科学研究机构，把彼此独立、性质相同的机构合并起来，并逐步加以充实；征求财经部门的意见，按国家当前建设的需要，选定研究重点，解决实际问题；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并发展国家建设需要而目前尚无基础的学科的科学研究。

根据这些指示的精神和中央关于合理布局的原则，科学院副院长兼计划局局长竺可须、副局长钱三强曾经召开过八次科学家座谈会就各学科研究机构的调整提出方案，最后形成北京以数理科学和社会科学为重点，上海以化学、生物科学为重点，南京以地学、天文学为重点，东北以技术科学为重点的布局，逐步调整实施。自此中国的科学技术开始走上了有计划地为国家建设服务的道路。

1951年底，周总理亲自处理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东北进行细菌战问题，并决定由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主席郭沫若向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出派遣科学家代表团来朝鲜和中国进行调查。1952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在挪威奥斯陆举行特别会议，经过激烈的斗争，在会议主席约里奥一居里等的正义呼声下，终于通过决议，成立了“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委员会由英、法、意、苏联、巴西、瑞典等国科学家组成，我国卫生部门和科学院也组织了有关专家进行配合。委员们到达北京后，周总理指定廖承志同志负责这个委员会的一切工作，还委派我担任委员会和我国科学家之间的联络员。在严酷的战争气氛中，委员们和中朝两国的专家为了和平事业不顾个人安危进行实地调查，最后得出美国确实在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进行了细菌战的结论，并向全世界予以公布，激发了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义愤，有力地打击了战争行为。调查结束后，周总理陪同毛主席在北京中南海接见了委员会成员，对他们主持正义，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表示赞赏和感谢。我在这场斗争中受到了实际锻炼，政治觉悟有了明显提高，我由衷地感谢周总理给了我锻炼的好机会，感谢他给了我许多亲切有益的教诲。一年多后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53年科学院决定组织访苏代表团，主要任务是考察苏联如何组织和领导科学研究工作，了解苏联科学的现状及其发展方向，并就中苏两国科学合作问题交换意见。这件事的前前后后都受到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过问。代表团的组织工作是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同志负责的，由即将到职的科学院副院长、党组书记张稼夫同志任代表团支部书记，我任团长，武衡同志任秘书长。代表团由26人组成，包括了数理化、生物、地学、农业、医学、工程、历史、语言、教育等19个学科的专家。我们在苏联期间正遇上斯大林逝世，周总理率领党政代表团也来到莫斯科。就在这十分繁忙而短暂的时间里，周总理还认真听取我们代表团的情况汇报，并给以指示和具体帮助，由于周总理和李富春同志（陪同周总理赴苏）的关照，我有机会参观了一些核科学的研究机构和培养干部的专门院系。当时这方面工作苏联列为保密范围，因此引导参观和谈合作问题都是由苏联物理研究所所长斯柯贝尔琴院士和我直接用法语进行，不用翻译，斯柯贝尔琴青年时期曾在法国居里实验室工作过，懂法语。交谈中我曾试探苏联能否提供一台中型回旋加速器和一座实验性反应堆。他的回答是回旋加速器的技术已较成熟，通过外交途径，苏联可以提供；实验性反应堆现在还不能提供，将来提供的可能性是有的。

代表团回国后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汇报，并向科学界介绍了有关情况，如半导体研究等。周总理对这些情况十分重视，并结合我国实际对科学院采取了一些相应的调整措施，如进行遴选学部委员的工作，成立了数理化、生物地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四个学部，分别负责领导本学部的各研究所。同时建立奖励制度，并颁发了第一次全国自然科学奖金等等。

<er h3">（二）</h3>

周总理大力支持发展新兴学科，特别是原子核科学，对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真可以说是关怀备至。中国科学院成立后，以原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原子核物理部分为基础，组建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原子核物理和放射化学，开展原子核科学技术的基础工作，为原子能的应用作准备。1950年由吴有训副院长兼任所长，钱三强任副所长；1951年由钱三强任所长，1952年王淦昌、彭桓武任副所长。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等从人力上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参加研究所初期研究工作的有何泽慧、赵忠尧、邓稼先、朱洪元、杨澄中、杨承宗、戴传曾等十余人。1953年底，近代物理研究所改名为物理研究所。

经过几年的艰苦创业，在理论基础、培育人才和物质条件方面为进一步发展原子核科学研究打下了初步基础。1954年地质部在综合找矿中发现了铀矿资源。国际上准备在日内瓦召开原子能和平利用会议，苏联表示愿意对其它国家给予科学技术上的援助。在这样的形势下，1955年1月14日周总理亲自召见李四光和我，询问了我国核科学研究人员和设备、资源等情况，还详细地了解了核反应堆和原子弹的原理以及发展核能技术所需要的条件等。薄一波、刘杰同志参加了这次谈话。周总理告诉我们中央要讨论发展原子能问题，届时要我们带着铀矿石和简单探测仪器，进行汇报并操作表演。第二天即1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会议听取了李四光、刘杰和我的汇报。根据周总理会前的嘱咐，我们用铀矿标本和探测器进行现场表演，当盖革计数器接近铀矿石发出嘎嘎响声时，大家都高兴地笑了。接着毛主席询问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有关问题，周总理坐在他的身旁，一边插话补充情况，一边提醒我们抓住重点，讲得尽可能详细和通俗一些。听完汇报后，毛主席十分高兴地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找到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矿床。解放以来，我们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有了一定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你们也经常反映，但其它事情很多，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他还强调说：“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会上毛主席问到原子核内部组成情况，从哲学角度考虑，提出中子、质子也是可分的观点。周总理特别强调说，对人才培养需要大力加强。这是一次对我国核科学技术研究和核工业建设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

在我国当时的情况下，发展原子能事业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科学技术力量、设备条件、组织协调等方面都困难不少。然而这一切困难，周总理都想到了，并且在会后立即扎扎实实地组织抓了下面几件事：

1．加速培养专业人才，开办技术物理系和工程物理系。根据我们的建议，周总理决定调浙江大学的胡济民、北京大学的虞福春、东北人民大学的朱光亚、上海复旦大学的卢鹤级到北京大学创办技术物理系，由胡济民任系主任，学生从全国各校物理系三年级学生中择优选拔，人数为100人，教学用的仪器设备由近代物理所帮助解决，并且在所内挂了“六组”的名义，便于取用器材。教学和生活用房由科学院负责修建。紧接着，清华大学自告奋勇办起了工程物理系，由何东昌任系主任。这样从1956年夏起，每年有约100名学生毕业，从1960年起每年毕业生达到200名。1958年聂荣臻同志提议，并在周总理支持下，科学院创办了中国科技大学，采取所系结合的办校方针，由近代物理研究所负责办近代物理系和近代化学系。事实证明，这一决策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2．及时统筹调整留学人员专业，以济急需。周总理亲自指派教育部主管留学生工作的同志带着留学生名册找到科学院干部局郁文同志，要他和我们商量考虑在派到苏联和东欧学习理工科的学生中，挑选一些适合转方向的留学生转到原子能有关专业。最后我们选定了300余名，他们后来都在原子能事业所需的反应堆、核化学和化工、铀矿地质等方面发挥了骨干作用。这项工作完全是周总理替我们谋划安排的，同样具有战略意义。

3．周总理指示我们要重视宣传工作。他说，我们党的机构有两个部，即宣传部和组织部，我们历来是宣传先行，然后组织落实。发展原子能的重要意义只有少数人知道还不够，要让大家都知道，特别要让党中央、国务院、军委的负责同志知道。同时还叮嘱我们宣传不单要重视科学性，而且要通俗易懂，不能尽说行话。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由我先在宣讲团试讲并作示范表演，大家提出修改意见后，再次试讲，最后由宣讲团成员分头去宣讲。结果使更多的人懂得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重要性，造成一个全党全民关心原子能事业的气氛。

4．周总理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他决定由军委政治部选派有大学毕业文化水平的政治工作干部李毅同志担任研究所的副所长，并选派了三个办公室的主任、副主任，加强了研究所工作人员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提倡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作风，对贯彻上级领导的决定和保密工作起了积极作用。

为了加强对原子能事业的领导，1955年7月中共中央指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三人领导小组。1956年11月国务院成立以宋任穷为部长，刘杰、袁成隆、刘伟、钱三强、雷荣天为副部长的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以后改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具体负责实施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同时科学院系统为核科学技术的发展，成立了以李四光和吴有训分别为主任委员的原子核科学委员会和原子核科学委员会同位素应用委员会。从此我国原子能事业进入了大发展阶段。

1955年苏联正式通知我国，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提供一座7000（瓦千）的重水型实验性反应堆和直径为1.2米的回旋加速器，并接受科学技术人员去实习。为了安装这些大型设备及其发展的需要，选定北京远郊区坨里为实验基地。同时在中美日内瓦外交谈判之后，一批留美、欧的科学家陆续回来，其中核科学方面科学家有张文裕、汪德昭、王承书、李整武、谢家麟等10人。国务院根据需要，从各部门抽调了一批得力干部、科学技术人员和熟练技工大力支持。1955年秋我和彭桓武、冯麟、力一、何泽慧率领实习团30余人去苏联实习反应堆、回旋加速器和在这些设备上进行研究工作的仪器等。1958年夏，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等设备建成，经国务院批准，物理研究所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由二机部和中国科学院双重领导，以二机部为主，由我任所长，李毅、赵忠尧、郑林、王淦昌、彭桓武、罗启霖、力一、梁超任副所长。1958年9月27日国务院在原子能研究所坨里的实验基地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仪式由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主持。

至此，在周总理关怀下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的原子核科学技术基地初步形成。许多领导同志和战斗英雄、劳动英雄陆续参观了研究所，特别是1958年8月22日周总理和陈毅、贺龙副总理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参观研究所，受到全体职工的热烈欢迎。

研究所的业务范围迅速扩大，科学技术水平也迅速提高。

这个阶段，我国与各社会主义国家核科技合作与交流主要是通过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进行的。1956年春，商定了由苏联、中国、波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十一国成立联合原子核研究所。1956年秋冬起，我国先后由科学院原子核科学委员会从全国各地区选派赴联合所工作的科学家和青年共130多人，他们中有王淦昌、张文裕、胡宁、朱洪元、周光召、何作庥、吕敏、方守贤等。王淦昌曾被推举担任该所1958-1960年期间的副所长。我国科学工作者和各成员国的科学工作者一起，为该所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其中突出的有：王淦昌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参加这项工作的还有丁大钊和王祝翔以及其他成员国的工作者；另一项工作是周光召对盖尔曼等人提出的部分赝矢流守恒定律（PEAC）给以较严密的理论上的证明，这一观念直接促进流代数理论的建立，并对弱相互作用理论起到重要作用。通过联合所的广泛交流与合作，对于我国培养核科学人才起到了良好作用。1965年我国退出了联合所。

为了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1956年周总理亲自领导制订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规划。规划制订过程中，他特别注意听取各方面科学家的意见，尤其是不同的意见。确定规划的方针是：重点发展，迎头赶上。选定了57项重要任务。根据国际上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和我国具体条件，周总理还在规划中果断地对原子能、喷气技术、计算技术、半导体、电子学、自动化技术等工作方面采取了紧急措施。他在注意新兴技术和应用科学发展的同时，非常关心基础科学研究，他指出：“如果我们还不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十二年规划中绝大多数项目提前实现，使我们在全国建立起一批重要研究机构，形成了自己的科研体系。1963年第二次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时，刚露苗头的新兴学科一激光，及时地被增列为重点项目。激光在我国得到较好的发展，它的应用将会带来多方面的技术革新，可能还会导致技术革命。周总理领导制订科学技术发展长远规划在当时是一个创举。

<er h3">（三）</h3>

1959年6月，苏联政府片面撕毁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对此，中共中央决定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原子能事业。周总理提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的方针，要二机部缩短战线，集中力量解决最急需的工作，并调动各地区、各部门的力量支持原子能事业。

1962年11月，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成立了以周恩来总理为主任，由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组成的15人专门委员会，领导我国的原子能工业建设，核武器的研制，核试验工作，核科学技术工作，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

作为我国第一个综合性核科学技术基地一原子能研究所，当即转入为核工业服务的轨道，充分发挥了多学科综合性的优势，不仅承担了繁重的科技攻关和培训干部的任务，同时还选派和推荐成批的优秀科技干部，输送到核工业的有关院、所、工厂负起科技领导责任。由于苏联毁约停援的行动，激发了广大科技人员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他们对承担任务感到莫大光荣。当时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保证及时提供足够数量的铀一235、钚和锂一6的核燃料和原子弹、氢弹、核潜艇的设计和制造。为了实现这样的奋斗目标，我们原子能研究所和广大科技工作人员做了大量工作。有效的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工作是实现国家重大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保证。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央专门委员会的强有力的领导，使我国尖端科学技术事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周总理领导和部署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成功经验，将继续在新的历史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同志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正文三〇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前后

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的瞬间算起，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岁月过去了。但是，周恩来总理对尖端科学技术事业的关怀，至今仍象星辰闪耀在我们的记忆中。

由于工作关系，我有较多的机会聆听周总理的教诲，感受他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工作作风的熏陶。值此周总理90诞辰之际，仅记二三事，以表敬仰和怀念。

<h3>在朴实无华的西华厅</h3>

我第一次受到周总理当面教导，是在1962年12月4日的专委会上。刘杰、钱三强等同志汇报原子能工业生产、建设情况和两年规划、原子弹研制等问题，我列席了会议并作了补充汇报。

会议在西华厅里举行。当时的会议厅面积较小，厅里无别的陈设，好象只有为数不多的沙发椅紧凑地摆成一圈。周总理和专委会的领导同志围坐在一起，商讨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事。

当时，我国一方面受到核大国的威胁，一方面要克服经济困难。局势非常严峻。能不能加快发展自己的原子能工业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为此，周总理和聂荣臻副总理曾委托张爱萍、刘杰等同志到二机部所属单位进行了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工作。1962年11月二机部提出了研制原子航弹的两年规划。这次专委会，就是审议这一规划。由于它几乎牵动全国各条战线，许多问题需要在会上商定，会议从上午开到下午，总理便留我们吃午饭。餐厅在会议厅背后，摆了两张大圆桌就没有多少空地了。每桌都是一大盆肉丸子熬白菜、豆腐。四周摆几小碟咸菜和烧饼。周总理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和我们同桌就餐，吃同样的饭菜。好几年后，余秋里同志曾告诉我们：这种大盆菜是周总理创导的国务院的传统饭菜，既有营养，又很方便。

这种传统的饭菜在国家经济好转的年月里一直没有变化。一位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还给我们讲过一个小故事：1963年的一次晚餐也是这样的饭菜。大家都入席了，后到的贺龙元帅进入餐厅后，望一眼每张桌上的食物，风趣地对总理说：“总理呀，国家经济好转了，你家的饭桌上怎么还没体现出大好形势来呀。”

总理笑道：“大好形势是靠大家奋斗得来的。将来，国家富强了，也不能丢掉艰苦朴素的传统啊。”

在总理家里，就是在餐桌上也有警示人的风范。

1962年的那次专委会，下午汇报完后，中央专委讨论和批准了两年规划，周总理作了重要指示。他讲了4点，1字：实事求是，循序而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要求我们在工作中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实事求是，既是思想方法，又是指导原则。要认识客观规律，也不能怕失败。在科学实验中，有时必须经过失败，甚至多次反复，才能成功。要循序而进，想超越阶段跳过去也是不行的。还要坚持不懈。做任何事，总是靠突击是不行的，只能在有一定可能性时才能突击。无论成功或失败，都要戒骄戒躁。略有所成就骄傲起来固然不好，急躁也容易犯错误。我们大可在现有的工业基础上，自力更生，立足于全国，搞出一点名堂来。

这次专委会的内容，后来化成全国人民的行动，不到两年时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接着，一步紧似一步地实现研制原子航弹、核导弹头到氢弹头的“三级跳”计划。几年以后我才知道，从成立专委会起，这是半个多月时间里周总理主持召开的第三次会议。谁会想到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是在周总理极为普通的小小会议厅里发端呢。

<h3>巨大的典范力量</h3>

国防科技战线上的同志，都牢记1965年5月周总理的十六字教导：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这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法宝。多年的实践证明，按照它办，就能夺取胜利；忽视了它，就会招致失败。

周总理要求我们这样做，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的典范。每次核试验前听汇报，他总是要仔细地询问可能影响成败的各个关键环节，而且还要求我们把各种不利或意外因素考虑到。例如，弹已挂上飞机后，气象起了变化怎么办？万一弹投不下来怎么办？飞机带弹返回机场时会不会弹又意外地脱钩？这种情况下又应采取什么可靠的保险措施？等等。有时得不到满意的回答，他就暂时休会，给我们一段时间，让我们回去找更多的同志进一步研究，直到有了令人放心的答案后才复会，再审议，作决定。他多次很严肃地重申他以前提出的十六字方针，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说，核试验关系重大，绝不能有一丝一毫马虎。我们国家穷，做什么事，都要考虑周到。略有失误，都会加重人民的负担啊。

正是由于周总理严肃又亲切的教导和榜样的力量，培养和锻炼了国防科技队伍的严细作风。此后，每一次重大的科研试验中，都要重申十六字方针，都要开展群众性的预想、预防活动，提方案，定措施。做到弹不带隐患进试验场，星不带隐患上天，使我国在同一类型的尖端科学技术试验中，成为世界上成功率最高的国家。

周总理在工作中对我们严格要求，试验成功后又给我们极大的鼓励。1965年5月，航弹空爆试验成功之后，他即派专机去西北把一批科技骨干和领导同志接来北京。起飞前大家还是一身冬装，到达北京时已是风和日暖的初夏。5月底的一天，我们刚进入人民大会堂，就受到周总理、邓小平总书记、陈毅元帅、贺龙元帅、聂荣臻元帅、罗瑞卿大将等许多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和总部的有关负责同志的欢迎。

周总理一边和我们握手，一边歉疚地说：“大家辛苦了。去年10月，本来应该和大家见面的。因为忙，延迟到现在，真对不起。这次空爆成功，计划圆满完成，老总们很高兴，都要来见见有功之臣。”

陈老总朗朗笑道：“是来喝庆功酒啊！”

合影后，老总们在欢笑声中招呼我们入席。每桌都有一位领导同志陪同就餐。我们在亲切、和谐、欢畅的氛围中感受到党中央对国防科学技术事业的高度重视，对这一战线上的科技人员的亲切关怀。

总理即席发表了讲话，勉励我们继续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群策群力，戒骄戒躁，再接再厉；为攀登下一个高峰，尽快掌握氢弹技术，加强国防、保卫和平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央首长的集体接见，给予我们极大的鼓舞。这年夏天，我们学习了《实践论》、《矛盾论》和周总理在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发动群众，集中讨论了下一步的攻关计划。

<h3>要为人民大众着想</h3>

1966年5月进行了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即我国的第三次核试验。公报发表之后，给全国人民极大的鼓舞，对国外也很有影响。周总理决定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把3次核试验实况剪辑成记录片，向全国放映。

以前，关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记录片，曾在1964年12月在人民大会堂给人大代表放映过一个小片段。许多代表都说太短了，没看够。为了满足各族人民的心愿，决定制作一部记录片，公开放映。

不久，总理叫人通知我们到一个宾馆礼堂去参加审片。

当时由于“文革小组”的几个人未按时到场，审片工作拖延了较长时间。我们几个人就抽空到礼堂一侧的休息室去交谈。

总理事先已审过片，他来到休息室向我们征询意见。

“记录片这样剪辑行不行？”他坐下来就问，“有心人能看出什么秘密吗？”

我们说，第三次试验的画面不宜出现太多。

总理笑道：“内容少了，群众可不满意呀。”又问我们：“能想办法让群众多看一些实况吗？”“前两次的爆炸景象画面可不可以多选一些呢？”我们都赞成总理的意见。这时“文革”运动已经发难，总理还十分关切我们的工作有无困难，生活秩序有无保障，问有没有人抄我们的家，等等。

周总理如此为人民大众着想，百忙中还把科技战士的工作与生活放在心上，使我们深为感动。是啊，全国人民在3年困难时期，忍受苦难，尽可能节省出财力物力来支持核弹研制工作，现在3次核试验都成功了，是该多给他们一些科技信息，向他们汇报。让全国人民更多地了解国防科技事业的前进步伐，了解新中国的今天和明天，共同为实现我们的崇高理想而努力奋斗。

<h3>发展核动力首要的是安全</h3>

原子弹、氢弹先后试验成功后，核潜艇的研制进程也加快了。1970年7月，核动力陆上模式堆运行试验准备就绪，周总理派专机接有关人员进京汇报。7月15日、16日的专委会，讨论模式堆启动提升功率问题。周总理在这次会上着重审查了启动运行安全，要求对每个环节都要认真研究，指示二机部要吸收本部门以外的一些专家来“挑毛病”。这和周总理对核试验提出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十六字方针的精神是一致的。会议决定派清华大学、二机部二院专家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会后立即去现场，与那里的领导同志一起跟班工作，及时处理出现的问题。周总理抓工作严格要求，考虑问题又周到细致。我记得，第二次会议结束后，同志们就乘机出发，他甚至连当时的天气好不好，会不会影响按时起飞，都考虑、过问到了。启动运行试验期间，他还作了两次电话指示，要求参试人员：不要急，要仔细做工作，要加强检查，全力以赴，一丝不苟。那次试验也取得了成功。

正是在这次审议核潜艇陆上模式堆的专委会上，周总理指出：这是核动力的起点，也是奠定核电站的基础。1970年11月的一次专委会上，周总理听取了上海市研制核电站问题的汇报。当时北京的清华大学也有发展核动力的初步设想方案。周总理说，二机部不能只是“爆炸”部，除了搞核弹以外，还要搞核电站。按照周总理的要求，二机部的专家准备了关于国外核电站发展情况的资料，包括有多少种类型、功率多大、特点如何、发展前景等，并在会上作了汇报。也就是在那次会议上，周总理明确了我国发展核电站应遵循“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的方针。

到1974年，上海市研制的核电站确定用压水堆方案，最后得到肯定。1974年3月底到4月中，周总理主持的最后一次专委会，第一项议题就是审查上海市代号为“728工程”的核电站建设方案。那时周总理已经病了，他跟叶帅一起肯定了上海的方案。另两项议题，审查二机部一座核材料生产工厂的建设调整方案和讨论清华大学的试验性核电站工程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是4月13日继续开会研究的。上海市那时有“四人帮”的干扰，会后进展迟缓。清华大学也有类似问题，后来又因资金无法解决，就停下来了。总之，60年代中期就曾经研究安排我国核电站的起步建设，但由于十年动乱干扰，核电站的研制工作是不正常的，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好转。

1979年初，美国的一座核电站出了事故，泄露了放射性物质。1986年4月底，苏联一座核电站又出了更严重的问题，在国标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对我们的工作曾有些影响。其实核电是一种安全、干净的能源，完全没有必要怀疑，关键在于抓好质量和管理。周总理一心想的是祖国的繁荣富强，人民的幸福安全，世界的持久和平，很早就着手安排我国的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1970年周总理在专委会上明确的核电站建设应遵循“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方针，首先强调的就是安全。

<h3>面向未来，也要重视基础科学研究</h3>

1972年尼克松、田中相继访华，外交局面打开以后，有不少美籍中国学者来访，巴基斯坦总统的科学顾问也来过。他们对我科研工作提出了不少建议，强调应重视科学理论研究，应适当安排长远性课题及基础理论研究，开展学术交流，大力培养年轻人，注意发挥原有科学人才的作用。周总理认为这些建议很好，一再指示有关单位要很好讨论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这年10月，中央决定派一个科技代表团到美国访问，代表团由贝时璋、钱伟长、张文裕等著名科学家组成。出发前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代表团并讲了话，同大家议论了几个问题，并对应注意的事项作了交代。散会前周总理问还有什么问题，张文裕同志提出了一个涉及高能物理的问题。当时在云南落雪山的宇宙射线实验站观察到一件高能粒子反应事例，可能意味着发现了一种新粒子。张文裕同志提出这一发现是否可在代表团到达美国前公布。周总理说，你们掌握的情况究竟怎么样？把握有多大？要加深研究。那时候，李政道教授正好在北京。周总理指示，他在国外见识广，熟悉情况，先对他讲讲，听听他的意见。于是就安排了一次这样的学术活动。总理了解讨论情况后又指示，一定要实事求是，写文章、报道，要真实。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又经过认真分析讨论，把研究成果在我国《物理》杂志上发表了，印出单行本，送给代表团在国外分发、交流。正是在这件事的前不久，张文裕、朱洪元、谢家麟等18位科技工作者曾联名写了一封信给周总理，提出他们对我国发展高能物理的明确主张，反映他们工作中的一些困难。周总理9月11日亲笔回信，指示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这样，在中国科学院建立高能物理研究所这件事就决定下来了。

周总理不仅领导和指挥我国广大的科技工作者，从攻尖端技术到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建立了丰功伟绩，而且以他光辉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和实践，哺育着我们成长。这样的事例是写不完的，以上仅是我个人经历的几个片断。

今天，我国形势越来越好。我国的科学技术已有了不同层次的统筹安排。年轻的一代人才也在不断涌现。

让我们大家坚持不懈地努力，为实现周恩来总理的遗愿，向现代科学技术大进军，为振兴中华，加速四个现代化的进程而共同奋斗。

正文三一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决策者和组织者

五六十年代，以核能的广泛开发利用为标志的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已兴起，人们称之为“原子能时代”。如何从我国实际出发，追踪和掌握时代的要求，便成为一个重大课题。

当时，我国在原子能、火箭技术、激光、半导体和胰岛素等方面的重大突破，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甚至有些方面与之并驾齐驱。

我作为一个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参加者，深刻体会到：原子弹、氢弹的研制成功，潜艇核动力技术的掌握，以及同位素和其他核技术在国民经济中的应用，建设核电站任务的提出，这一切都为增强我国国防、经济和科技的实力，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粉碎霸权主义的核垄断和核讹诈，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

周恩来总理是我国原子能事业的主要决策者和组织者之一。原子能事业的成功，凝聚着周总理革命的远见卓识和科学的求实精神。

今天，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以纪念周总理诞辰90周年。

<h3>为发展核事业的战略决策作出贡献</h3>

我国核事业创始于50年代初。当时美国政府依仗手中的核武器，妄图称霸全世界。面对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和核威胁，年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怎么办？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都强调指出，一定要急起直追，掌握原子能。毛主席还强调指出：我们“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而周总理则为党中央迅速作出创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重大战略决策做了许多奠基工作。

早在1949年春季，解放全中国的炮声还在祖国南方的大地上隆隆作响，周总理就考虑到建国后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需要，批准拨给一笔外汇，让科学家在国外采购了一些核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从1950年到1954年，在周总理的关怀和支持下，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用这批仪器资料以及我国科学家自己制造的一批核科学技术实验设备，在20多个学科领域开展了研究工作，培养了一批科研骨干，获得了一定的科研成果，为创建我国核事业在科学技术上做了基础准备。

周总理对我国铀矿资源的勘察工作十分关注。1954年，地质部的一支地质队伍在综合找矿中，在广西发现了铀矿床。当时我在地质部工作。我把这个情况及时报告了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都认为在国内找到足够数量的铀矿资源是大有希望的。此后不久，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在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下设立地质部普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开始我国铀矿资源的开发工作。

核科学技术研究的开展和铀矿资源的发现与开发，为建立我国核工业提供了物质技术条件，使党中央作出战略决策有了一定的依据。

1955年1月14日，周总理把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主任薄一波、著名科学家李四光、钱三强和我找到他的办公室，详细了解了我国核科学技术研究和铀矿资源情况，并仔细询问了反应堆和原子弹的原理，以及利用核能所必需的条件。总理还告诉我们，中央要研究发展原子能问题，要我们作好汇报准备。

周总理找我们谈话后的第二天，即1955年1月15日，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会上，李四光、钱三强和我作了汇报，并作了用仪器探测铀矿石的操作表演。会议认为，我国铀资源经过进一步勘探，一定会发现更多，核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基础，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毛主席在会上讲话指出：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中央书记处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揭开了中国核工业建设的帷幕。

1955年上半年，在周总理、李富春、聂荣臻主持下制订的1956年至1967年12年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中，把原子能利用列为第一项重点科学研究任务，摆在很突出的地位。同时，周总理指示中国科学院吴有训、钱三强等科学家举办讲座，编印通俗读物，写文章，对高级干部和广大人民进行原子能科学知识的普及教育。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周总理还指示，要抓紧培养核科技专业人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批高等院校从1955年起，先后办起了原子能科系或专业。高教部从部分高等院校选调数百名高年级学生到北大、清华和兰州大学学习原子能专业知识；从在苏联和东欧的中国留学生中挑选百余名学生转学原子能专业。这样就迅速形成了一支核事业专业技术队伍。

为了加强对原子能事业的领导，1955年中央指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发展工作。随后，于1956年经周总理上报党中央、毛主席同意，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决定设立原子能事业部（当时名为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2月改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首任部长宋任穷，为创建我国原子能事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h3>正确处理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h3>

我国核事业起步的时候，曾得到了苏联政府和人民的科学技术和工业的援助。我们的成功之处，是在周总理领导下，正确处理了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即：当苏联政府表示愿意对中国发展核事业提供科学技术和工业援助的时候，我们就不失时机千方百计争取了这种援助，同时又十分注意发展壮大自己独立的科学技术实力；而当苏联毁约停援的时候，我们又迅速组织实现了全面自力更生的大转变，经受考验，克服重重困难，赢得了一个个重大胜利。

1955年初，为了争取苏联援助，周总理亲自出面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多次谈判，结果签订了苏联援助中国勘察铀矿的地质协定和苏联援建一座实验性反应堆与一台回旋加速器的科技协定，增强了我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基本条件。紧接着，周总理便着手考虑进一步争取苏联援助我国建设核工业问题。我从来华访问的苏联原子能科学家代表团处得知苏联可能援助我国建设核工业的信息，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便采取措施促其实现，并于1956年3月派我、刘伟和钱三强等组成代表团赴苏联谈判，签订了苏联援助我国建设核工业的协定。1957年，周总理抓住国际形势有利于进一步争取苏联援助的大好时机，由聂荣臻、陈赓、宋任穷率团赴苏谈判，签订了苏联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协定。周总理洞察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化，掌握有利时机，有计划有步骤地争取了苏联在核领域的技术援助，使我们较快地掌握了某些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争取了时间，赢得了速度。

对于引进项目的规模问题，周总理提出，我国核工业要有完整的一套，能够形成独立的核力量，但我们主要是解决有无问题，规模不宜过大。1957年3月，部党组根据周总理的原则指示，经过反复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总投资比原设想减少40％，比较切合中国国情，使战略需要和实际可能得到了统一。

对于应该用什么办法来利用苏联援助问题，周总理指示，既不能无限期地依赖苏联专家，更不能放松对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最有效的学习。遵照总理指示，我们在核事业建设中强调了“边干边学，建成学会”，认真组织广大科技人员刻苦虚心学习，努力消化吸收先进技术，力求做到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这些重要措施，曾经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赞扬。

为了尽快突破对苏联的依赖，我们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成套引进苏联核设备和核技术时，凡是能在国内配套的设备和原材料，都由国内负责提供。而且，从1956年10月开始在国内组织生产专用的仪器设备，充分发挥我国科研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培养自己的设计和设备制造能力，许多精密的设备、元件都陆续制造出来。同时，按照周总理关于要“迅速地建立和加强必要的研究机构”的指示，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58年，北京原子能研究所已建设成了我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的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随后，又相继建立了铀矿地质、铀矿选冶、核武器等专业性研究机构。这些科研机构大力开展研究工作，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为独立自主地发展我国核工业作了必要的技术储备和人才储备。

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指导下，我们成功地争取了苏联的技术援助，而当苏联毁约停援时，我们又成功地迅速实现了自力更生的大转变。

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关于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协定。1960年8月，在二机部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撤走，并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此后设备材料的供应也全部停止了，给正在建设的中国核工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严重的困难。有些外国人幸灾乐祸地说，这是对中国核工业的一个“毁灭性打击”，使我国核工业“处于技术真空状态”，断定我们“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来”。

在我国核工业发展遇到如此严重困难的紧要关头，1959年7月，周总理说：不理他那一套，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陈毅同志表示了极大的决心，说即使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切实组织核工业实行全面自力更生的重大转变，使我国核工业建设不但没有因此而停顿，而且有效地克服了各种困难，加快了由不能全部掌握到完全独立掌握的进程，进一步建立健全了我国独立的完整的核科技工业体系。

<h3>精心组织指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h3>

经过1961年和1962年上半年的努力，我国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许多重大技术难关还没有突破。周总理不止一次关切地问我，美国的鲍尔和艾尔索普对我国核爆炸试验的推测，我们能实现吗？我想起毛主席说的：大局抓住了，有些事形式上看是冒险，实际是可以办到的。为了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加强军事力量，我于1962年8月毅然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争取1964年至迟1965年进行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奋斗目标。毛主席于1962年11月3日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接着，刘少奇同志主持召开会议，表示赞成这个规划目标，并指出，经过努力，即使1965年搞出原子弹来也是好的。小平同志说，你们的计划毛主席、党中央已经批准了，路线、方针、政策已经确定，现在就是你们去执行。你们大胆去干，干好了是你们的，干错了是我们书记处的。中央领导同志的这些讲话，使我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总理为主任，由副总理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以及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加强对核武器研制和核工业建设的领导，以加速实现原子弹爆炸试验计划。从1962年11月中央专委成立到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了9次会议，及时解决了生产、科研和建设中的100多个重大问题。

周总理主持第五次专委会审查批准二机部提出的进度计划和措施计划时，周总理在肯定了二机部前两年的工作成绩后接着指出：“‘两年规划’的完成，专委有很大的责任，但主要的责任还在二机部的领导上。二机部的领导自上而下都要具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计划科学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周总理的指示，为我们树立了工作的高标准。为了实现“两年规划”，我们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为目标，把各项任务加以分解，分系统、分方面、分层次，具体推算各个环节所需要的时间和工作进程，最后列出计划进度表，定人、定时、定任务、定措施，要各个单位层层落实这个计划，并要求各方面都来支援。这样，采取了科学的方法，按进度表进行工作，一环扣一环，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使我们的生产科研工作增强了计划科学性，保证了“两年规划”的实现。

1963年7月，当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正在进行时，周总理就指示我们，不仅要爆炸一个核装置，而且要进一步解决武器生产问题。同年底，他又指示我们：“核武器的研究方向，应以导弹头为主，空投弹为辅。”因此，我们在研制首次核试验用的核装置时就考虑到武器化的要求，核装置本身的水平比较高。而且，与此同时，就抽调力量开始核航弹和导弹核弹头的研制工作，从而缩短了武器化的周期。从首次核装置试验到核航弹试验，只用了7个月时间，到制成导弹核弹头，也只用了两年时间。

1963年底，当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接近过关时，周总理主持中央专委开会作出决定：关于试验工作的安排，地面试验放在第一位，并继续完成空投试验的准备工作，地下试验作为科研设计项目立即着手安排。我国核试验一直是沿着这个方向前进的。根据我们自己的条件，不受“三国条约”的束缚，按照我国发展核武器的需要进行地面或空中核试验。在1969年9月条件成熟时就开始地下核试验，并于1985年宣布停止在大气层试验核武器。

高度的综合性是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的重要特点，它涉及的科学技术范围和工业部门很广，因此，只有实行全国大力协同，才能实现既定目标。周总理主持的中央专委有7位副总理和7位部长，形成一个权威性的空前庞大的协作体系。据统计，这个时期，共有26个部、委（院）和20个省、市、自治区的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联合起来，扭成一股劲，共同为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进行科技攻关、设备制造和材料生产，解决了近千项重大课题，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的无比优越性。

全国大力协同，胜利一个接着一个，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获得了迅速发展。核武器研究所的理论研究人员于1963年3月正式拿出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实验科研人员进行了上千次的爆轰试验，于1963年12月24日在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进行的聚合爆轰出中子试验，获得了成功。兰州铀浓缩厂在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后，于1964年1月14日拿到了可以作为原子弹装料的合格的高浓铀产品。对此，毛主席批示：“很好”。周总理批示秘书：“请转告刘杰同志，庆贺他们提前完成关键性生产和解决了关键性的技术试验，仍望他们积极谨慎，坚持不懈地继续完成今后各项任务”。

此后，核燃料生产和核武器研制每个环节的进展都比预期的好。周总理亲自主持对气象等有关爆炸试验时间的问题研究以后，1964年10月14日，他下达核装置就位的命令。10月15日，周总理在电话上问我：“试验可能会发生什么结果？”我说：“有三种可能，第一是干脆利索，第二是拖泥带水，第三是完全失败。”最后我满怀信心地说：“第一种可能性最大。”周总理叮嘱说：“要做好以防万一的准备工作。”随后就把爆炸试验时间定在10月16日15时。

首次核试验，张爱萍同志担任试验现场总指挥，我在北京负责前后方与中央的联络。试验的当天，我在二机部的办公室里，守候在电话机旁；周总理在他的办公室，密切关注着这次试验。爆炸时间到了，我在电话里听到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参试人员的欢呼声。张爱萍同志报告原子弹响了。我立即向总理报告了这一喜讯。总理马上向毛主席报告，并传来主席的指示：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查清楚。我立即转告张爱萍同志。他说，爆炸后的火球已经变成蘑菇云。我再次向总理报告了这一情况。主席指示，还要继续观察。总理要我们注视外国的反映，完全证实后再公布。试验场的同志立即核实情况。同时，很快得到了东京的反映，说中国可能在它的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但是，由于同时在海上发生地震，发生两个震波相混，因此，还要进一步检测方能确认。接着，收到了美国关于中国爆炸原子弹的广播。当天傍晚，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3000多名演职人员。总理向大家宣布：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会场立即欢腾起来，人们兴高彩烈欢呼跳跃。总理风趣地对大家说：大家可不要把地板震塌了呀！晚上10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我国首次核试验成功的新闻公报和详细阐述中国对于核武器问题的立场的政府声明。

我国首次核试验的成功，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全国人民听到广播，莫不欢欣鼓舞，兴奋异常。中华民族精神为之大振。世界友好国家和人民，纷纷向我国表示热烈祝贺和同情支持，普遍认为中国有了原子弹，使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从而使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得到了更有力的保障。

不久，我们陪总理看第一次核试验的记录影片，当看到原子弹爆炸火球光芒四射，一声雷鸣、蘑菇云升起的时候，总理高兴地鼓掌说：我们胜利了！

<h3>加速研制成功氢弹</h3>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后，周总理问我对研制氢弹的安排考虑，我回答：现在还有许多问题吃不透，大约需要三五年时间。周总理说，5年是不是太慢了。的确从原子弹到氢弹是一个质的飞跃。实现这个飞跃，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那时法国已经研制了4年多，但还没有搞成功。各国对研制氢弹的技术都严格保密，只字不漏。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我们认真分析了我国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形势，认识到氢弹研制的技术难度虽然很大，但有利条件也很多：我国核武器科研人员掌握了原子弹的有关理论和计算技术，系统地查明了原子弹内部的物理图象和各种物理规律，为研制氢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研制原子弹时，氢弹的原理探索已经开始，并取得了一定成绩；必须的装料氘化锂一6生产线接近建成；国产每秒5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已经开机，计算手段有了一定改善，等等。经过反复论证，二机部向中央专委呈报了《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1965年2月3日和4日，周总理主持第10次专委会议审议并批准了这个报告，决定：“力争于1968年进行氢弹装置的爆炸试验。”广大科技人员下决心抢在法国的前头实现氢弹爆炸试验。

在1968年或这之前突破氢弹技术，就是说要以比美、英、苏都快的速度把氢弹研制出来，这个目标有实现的可能性，但决不是轻而易举的，是必须经过一番艰苦努力才能达到的。

由原子弹到氢弹的飞跃，关键是理论上的突破。周总理一贯强调处理好理论和技术的关系，主张给理论研究以重要位置，反对忽视理论研究的近视倾向。他早在1956年1月就指出：“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当我们在《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中把原理探索作为突破氢弹技术的首要措施提出来时，得到了他的首肯。后来，正是由于理论上有了重大突破，才有氢弹新设计方案的形成和付诸试验，并得到了完全胜利。

在氢弹研制过程中，周总理为我国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制定了一系列指导方针，其中最重要的是1965年3月20日的专委会上，他提出：“我们反对核讹诈和核威胁，不主张搞几百次核试验，因此我们的核试验都要从军事、科学、技术的需要出发，都要作到一次试验全面收效。”周总理确定的这一方针，适合我国的国情，体现了我国研制核武器的根本目的。遵照这一方针，从1964年10月到1987年6月的近23年时间里，我国仅进行了33次核试验，试验次数是极其有限的。而美、苏几十年来分别搞了800多次和600多次核试验。由于我国核试验真正做到了“一次试验全面收效”，所以才能用较短的时间，花较少的代价，自力更生地研制成功了原子弹和氢弹，完成了武器化，装备了部队，并在新的核武器的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在氢弹的研制过程中，周总理还给我们制定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工作指导方针。这16个字，充分体现了周总理一再强调的要“保证产品的高质量”和“绝对保证安全”的思想，深刻揭示了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试验的特点和规律。由于我们切实贯彻执行了上述方针，从而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奇灾大祸和巨大的浪费。

我国导弹核弹头的第一次结合试验，囿于当时的技术状况，是采用带有核弹头的导弹飞行方式进行的，导弹的发射、路径、爆点都在本土及其上空，风险很大。在这次试验的准备过程中，周总理一再指示要“绝对保证安全”，指示七机部要保证导弹正常飞行，指示二机部要做到在导弹掉下来的情况下不发生核爆炸。根据总理的指示，二、七机部分别在导弹和核弹头上采取了多级保险措施和安全自毁装置。但是，周总理对此仍不放心，主持召开了两次专委会研究两弹结合试验的安全问题，并指示进行两弹结合保险措施和安全自毁的两项“冷”试验，然后根据试验情况决定是否进行“热”试验。国防科委、二、七机部密切配合进行了上述两项试验，进一步验证了两弹结合试验的安全可靠性，至此总理才批准干1966年10月27日进行了导弹核武器的飞行爆炸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

1966年12月 10日左右，核武器研制基地报告，首次热核试验用的热核装置有一个部件加工时出了一些质量问题，但不严重。当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派我乘专机前往处理。当我对乘专机有些犹豫时，总理严肃地说：“飞机就是为了检查工作用的，你们就是要利用飞机争取时间。”我到核武器基地，实地观察加工好的部件，发现那不过是用放大镜才能看见的擦痕，经和科研人员研究，认为这不能算是一个质量事故，已加工出的部件可用，不会对爆炸试验产生影响。这样，总理才放了心，才批准按新设计方案研制的氢弹于1966年12月28日12时试验。试验结果表明，氢弹研制的关键理论和技术问题都获得了解决。

这时候，已经被“文革”动乱严重干扰的周总理，在得知氢弹原理性试验成功的消息后，他当即把我和钱三强找去，在广大群众庆祝游行的锣鼓声中，为参与试验成功的全体人员祝酒，可见当时周总理是多么高兴。

这次试验，无论从原理、结构，还是从达到的比威力和聚变比等指标看，就是一次氢弹地面试验。因此，半年之后，即1967年6月17日，我国便成功地进行了1次300万吨级的空投氢弹试验。

我国氢弹爆炸试验成功，提前实现了毛主席1958年作出的“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 10年功夫完全可能”的预言，提前实现了周总理提出的1968年进行氢弹爆炸试验的目标，实现了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第二次突破，为系列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和装备部队奠定了基础。

我国氢弹爆炸试验成功，再一次震动了世界。我国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到氢弹试验，其间不过两年零八个月，与美、苏、英、法比，速度是最快的，从达到的比威力等指标看，其技术水平也比美、苏首次试验的氢弹水平高。

<h3>在动乱中排除干扰继续前进</h3>

十年动乱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核工业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使核工业在动乱中仍能继续有所发展。

1967年春，全国夺权、武斗的风暴殃及核工业，我已靠边站了。许多工厂和研究机构也先后发生了夺权、武斗，乃至出现了停产等严重问题，广大职工生活受到影响，工厂安全受到威胁。针对这一状况，在1967年3月中旬到11月底的8个半月时间里，周总理亲自多次打电话，并签发了11封特急电报，明确指出：这些单位“是国家重要的国防绝密工厂，对国防建设、加强战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要“保证工厂绝对安全，保证工厂稳定生产”。周总理还两次派调查团（组）到原子能联合企业和核武器研制基地了解情况，制止武斗，维护正常生产。所有这些保护措施，对核工业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相当一段时间，各项工作大体仍能按计划进行起了重大作用。

1969年，林彪利用所谓备战，决定核燃料工厂搬迁。反应堆和核燃料后处理工厂具有强烈放射性，根本不能搬迁，其他核工厂搬迁也必然中断生产。核事业面临着一场灾难。1969年8月12日，周总理主持专委会讨论这个问题，他针锋相对地指出：“一线工厂不能搬，要继续生产，加紧生产，力争多生产多储备。”周总理确定的这一正确方针，避免了搬迁可能带给核工业的致命的破坏。

周总理在组织领导我国核工业取得核能军用方面的巨大成就之后，紧接着便把注意力投向核能的和平利用上。1970年2月、7月、11月，他先后3次指出我国要搞核电站，要靠发展核电解决上海的用电问题。1974年3月31日，他还主持专委会审查了在上海附近建设核电站问题。建设核电站已经成了核工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总理多次指示以后，一机部、水电部、上海市、二机部的有关厂、院（所）和高等院校，在科研设计、设备试制和元件研制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是，由于十年动乱，国家对核电建设不可能有明确的方针和全面的规划，各有关方面也难以协同动作，以周总理1970年2月8日提出搞核电站的时间命名的728工程（即今日的秦山核电厂）在“文革”期间始终未动一锹一镐。

1974年8月，周总理最后一次听取二机部的工作汇报，并作了许多重要指示。此后不久，为我国核工业的发展呕心沥血、辛勤操劳的周总理便过早地永远离开了我们。

<h3>至诚相见严师益友</h3>

周总理那种对王作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和对干部、科技人员的严格要求，亲切关怀，至诚相见，激发起人们高度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大家奋不顾身、夜以继日地为党和人民的利益工作。

周总理对工作严肃认真、严格细致的科学态度，深刻地教育了大家。我国首次核试验前，周总理亲自找气象专家研究试验期间的气象问题。试验后，大家都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可是，周总理这时已经考虑爆炸后对人民健康安全的影响和国际影响问题了。敦煌、兰州一带受到放射性污染情况如何？总理很不放心，指示我们立即去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同放射医学专家研究了一天，在这方面我们缺乏直接经验，只能参考国外公布的一些数据加以推断。虽然我们也怀疑专家对放射性污染的严重程度估计得过分，但事关重大，必须马上向总理报告。18日凌晨3点，我同专家一同去向总理报告。专家说，根据推断，附近的居民要戴口罩，有些河流的水不能饮用，蔬菜要很好地洗净才能食用，等等。总理问：“根据可靠吗？”专家说：“根据我的推断是可靠的。”总理感到问题太重大了，但是应不应该采取那样的措施还要慎重，他指示先给驻敦煌的部队战士验血，因为他们在最前线，根据他们受到核辐射的剂量的程度再决定下一步措施。经对成百战士抽血化验，结果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后来卫生部各个监测点的数据也证明情况并没有象推断的那么严重。这样，一块石头落了地，总理才放下心来。总理心中装着亿万人民的健康和安全，而且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对待可能发生的问题。当他听了专家的汇报后尽管心急如焚，但还是冷静地妥善处理了这个问题，从而避免了一场惊慌。

周总理对干部和科技人员严格要求，亲切关怀，至诚相见，大家无话不同他讲，总是由衷地把他看作严师益友，既非常崇敬，又亲密无间。处理重要问题时，如发生分歧，他常常引导争论，倾听各种不同的意见，然后做出决断。总理对我们从来不一般性地鼓励，而对每一进步和成绩都会给以确切的评价，对工作的缺点错误进行严肃而中肯的批评。周总理对干部既严格要求又亲切帮助；既十分关注大家的工作，又细致地关心大家的生活。这一切都是我终生难忘的。

以上所说的，只是周总理为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作努力的一个侧面，而且带有一定的历史的特点。现在时代前进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搞活的总方针总政策指引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条件不知比60年代好了多少倍，但周总理的基本指导思想、基本经验和工作作风仍有现实意义。许多科学技术专家至今仍深情地说，60年代由于技术引进，大大加快了我国原子能事业的进程，同时我们自己也干了许多用钱买不到的东西。国际上所谓“敏感技术”都是极端保密的，真正的先进技术至今仍然是用钱买不来的。只有我们奋发图强、自力更生才能获得。周总理对我国原子能事业的伟大贡献，以及他的革命的远见卓识和科学的求实精神将永放光芒。

正文三二我当总理联络员前后

我是1957年到北京工作后，才见到周恩来总理的。

1963年春，我奉命组织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联合工作组，到二机部检查帮助工作，随后留在二机部。

从那时起，我同周总理的直接接触逐渐多了，直到1974年批林批孔，周总理住进医院，我靠边止，共11年。

在这11年中，我最突出的感觉是，他对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非常关心，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现将我记忆犹新的一些事，记述如下，作为对周总理诞辰的纪念。

“必须掌握原子能”

早在建国初期，周总理就非常重视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重视原子能事业的发展。

1955年1月31日，周总理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明确提出：我们应该使全世界人民知道，原子能如果为和平建设服务，就可以造福人类，如果为战争服务，就是毁灭人类。他说，我国为了反对核战争，保卫和平，把原子能用于国家建设，造福人民，就要进行严肃认真的工作，必须掌握原子能。

周总理为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为使我国掌握原子能，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为了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必须弄清我国原子能资源情况。为了攀登原子能科学技术高峰，必须开展原子能科学的基础研究。周总理首先抓了地质勘探和科学研究，多次亲自过问地质部铀矿勘探和组建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的工作。要建设原子能工业，需要掌握许多先进技术，研制许多先进材料、仪器和设备，这些在世界上是保密的，完全靠我们自己研制，需要较长时间。为此，我国政府及时派出了代表团，抓住中苏关系良好的时机，争取到了苏联的援助。所有这些，既为立足国内，自力更生，又为吸取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成就，加速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必要的基础。我国原子能事业的成就，无疑是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谱写的一曲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威武雄壮的凯歌。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而无视当年及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所起的作用。周总理在正确处理学习、引进外国先进科学技术成就和自力更生的关系上，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严肃认真，稳妥可靠”

要“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是周总理在我国准备进行第一次核试验的前夕，继“三高”（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指示之后，向全体从事原子能事业的同志发出的又一重要指示，并且以他自己的言行熏陶着这支队伍。每次开专门委员会，他总是非常仔细地听取有关专家和负责同志的汇报，弄清每一个关键的问题，经过认真的讨论，科学论证，才下决心。每次核试验时，他总要等现场指挥报告了专家、操作人员和领导同志三结合的研究结果后，才决定是否进行试验。他不但要求核试验本身万无一失，各种应该进行的测量、效应试验都收到应有的效果；而且要求核试验的放射性烟云也万无一失，不仅不会对我国人民，也不会对邻国人民造成损害。因此，他要求现场指挥人员十分注意气象情况，掌握好试验时间。有一次，根据气象预测，放射性烟云有可能在开始流动时即进入邻国上空，周总理命令暂缓试验，让飞机携带核弹在机场等了八天八夜，当气象情况许可后，才进行试验。

“邓大姐的工作同核试验无关，所以我没有告诉她”

周总理以身作则，律己律人，使我国很好地保住了核试验的机密。我国进行第一次核试验，是有一定风险的。万一不成功，将在国际上造成不利影响。因此我们一方面准备了两发弹，第一次不成，再来第二次。同时绝对保密，在没有试成前，不让外国知道。在我们去核试验场前，周总理把张爱萍同志和我找去，嘱咐说，这次试验要绝对保密，除了同试验直接有关的人员外，一律不能让其他人员知道，包括你们的妻子、儿女。他接着说，邓大姐是我的妻子，党中央委员，因为她的工作同核试验无关，所以我没有告诉她。爱萍同志把周总理的话向全体参试人员原原本本地作了传达，使大家受到深刻教育。因而那次试验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无一泄密事件。

“经过充分调查论证再作决定”

1962年底，二机部党组向中央提出了实现第一颗原子弹爆作的两年规划。二机部内部有人向中央反映两年规划难以实现。1963年初，周总理同聂荣臻、罗瑞卿副总理商量，组织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联合工作组到二机部检查帮助工作。在检查过程中，工作组内部又有个别同志机械地按苏联专家所说的绝对工期计算，向周总理报告，说两年规划难以实现。周总理没有轻信上述这些报告，而是等工作组的同志同现场的专家、设计施工人员和领导干部一起，经过大家充分的调查论证后，才作结论。实践证明，两年规划经过努力，是如期实现了。

1965年，毛主席向周总理提出，二机部的主要工厂是否也可以一分为二，实行战备搬迁。周总理要二机部组织有关专家论证研究。专家们经过认真研究论证，认为主要工厂不能一分为二，否则产量将会严重地下降，损失很大。二机部向中央作了主要工厂不能一分为二实行战略搬迁的报告。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周总理指示二机部，现有主要工厂既然不能一分为二，实行战略搬迁，就要抓紧时间多生产，多储备；同时加速第二套工厂的建设。同年，我们在向周总理汇报有关在三线选厂定点问题时提到，有的同志要求早日定下来。周总理说，还是经过充分调查论证再作决定为好，决定慢了，固然可能耽误时间，但是总比决定错了好。

“要加速研制氢弹”

1964年6月下旬，二机部部长刘杰同志从现场报告，原子弹模拟试验已经成功，我国已掌握了原子弹设计原理和制造技术，即拟开始实弹试制。周总理随即报请毛主席批准二机部的计划，同时于7月中旬派他的秘书到二机部传达他的意见，要二机部立即开始原子弹小型化的工作，以便能装上导弹头。当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后，周总理立即指示二机部，要加速研制氢弹。周总理的指示，使从事原子能工作的同志及时把重点从吃透原子弹转到了突破氢弹，使从事氢弹研制的科学技术人员进一步感到任务的重大和迫切，更加积极起来。他们在周总理关于原子弹小型化指示的启示下，抓紧时间，经过反复认真地研究论证，决心瞄准能装上导弹头的氢弹，努力攻关。终于在1965年底掌握了氢弹原理，并立即布置进行氢弹试验的“三部曲”（即依次进行热核材料、氢弹原理、全当量氢弹的三次试验），使我国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于 1967年6月14日成功地进行了可以装上导弹头的氢弹全当量试验。回想起来，当时若不是在周总理的高标准、严要求，亲自指挥和督促下，一步紧接着一步地前进，赢得了时间，迟上半年，“文化大革命”一到，“三部曲”就布置不下去了，何时能试成氢弹，就很难说了。

“今夜得宽余，喝酒吧！”

“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总理一如既往地关心过问原子能事业的发展。1966年12月，氢弹原理试验成功了。但是，当时的二机部和全国一样，也是风云紧急。周总理把刘杰同志和我们几个人召集到西华厅，听取汇报，庆贺试验成功。他还特地为我们准备了晚餐，并且备了酒。这时二机部的造反派却到了中南海的西北门外，扬言要打倒我们，并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周总理闻知后，风趣地说，他们反对我，我引为光荣。随后，周总理念起毛主席《水调歌头.游泳》中的两句词，“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提醒和勉励我们要经受得起风吹浪打的考验。接着，他又举起酒杯，风趣地说，今夜得宽余，喝酒吧！“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最大努力，保护了原子能企事业单位和从事原子能事业的队伍；制止了林彪要原子能主要工厂搬迁的乱令；并于1970年再次重申二机部不能只是爆炸部，要搞核电站。由于周总理呕心沥血的关心保护，原子能事业并未因十年浩劫而中断，并且继续有所前进。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原子能事业，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又继续阔步前进了。

“你立即到科学院去，当我的联络员”

“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为保卫党、保护党和人民的事业，在逆风恶浪中尽力而为，呕尽了心血。1966年8月13日下午，周总理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要我立即到中国科学院去，当他在那里的联络员。从此，我和周总理的直接接触就更多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康生、江青一伙，到处煽风点火，形势全面紧张。周总理日理万机，到处救火，有时同时开几个会，几处奔走，处理棘手问题；他经常通宵达旦地解决各种问题，常常要到凌晨五六点钟，接着又去批阅各种文电。他一天能睡上5个小时，就算睡足了。

我开始不明白，为什么周总理要亲自过问中国科学院的运动。后来才知道，全国闻名的所谓镇压中国科学院应用地球物理研究所“造反派”的事件，原来是陈伯达下命令干的。可是，1966年7月30日在人大会堂的科技界万人大会上，陈伯达却摇身一变，成了“造反派”的大救星，把所谓的一切“罪名”都推到张劲夫等同志的身上。而且“造反派”还把矛头指向了李富春、聂荣臻二位副总理。这就使周总理不得不亲自过问中国科学院了。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张劲夫等同志在中国科学院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但是在当时那种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年代，又有什么办法呢？“造反派”打倒了张劲夫同志还不甘心，他们抢走保险柜，要“顺藤摸瓜”。李富春同志针对中国科学院应用地球物理研究所“造反派”的所作所为，正确地指出，不能把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搬到“文化大革命”中来；“造反派”也要批判。“造反派”要把17年的科技战线说成是黑线专政，要批判“科学十四条”，批判聂荣臻同志，把17年说得一无是处，根本不提党的领导。周总理向他们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和针锋相对的斗争，制止了他们的错误行为，并在他们的大会发言稿上加上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14个字。

当时，周总理的处境也是很困难的。《人民日报》发表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社论的当天，他曾经对我说，陈伯达未经中央讨论，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社论，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又有一大批领导干部不好办了。但是，由于康生等人的支持，批资反路线的锣鼓越敲越响，周总理也无能为力了。张霖之同志惨死后，周总理很悲痛，对我说：“我再也不放人出去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这样做，已经是尽到最大的努力了。

“地震是有前兆的，是可以预测的”

1966、1967两年，河北省连续发生了两次强烈地震。两次都是余震未消，地壳仍在颤动的时候，周总理就赶到现场，慰问灾区人民，布置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工作。他多方了解到地震前的许多异常现象，又查阅了许多历史资料，提出了“地震是有前兆的，是可以预测的”这一重要的科学论断。从此，我国的地震预测、预报工作就逐渐开展起来。在1970年召开的全国地震工作会议上，他接见了全体到会人员，作了重要讲话，并号召从事地震工作的同志，摈除门户之见，互相取长补短，采取民主科学的态度，对待不同意见，为科学地观察、研究地震的规律，对地震的预测、预防、预报工作，作出应有的贡献。

“李四光同志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

1971年4月29日凌晨，李四光同志的动脉瘤破裂，被送进北京医院抢救。当我闻讯赶到北京医院时，周总理的保健医生也赶到了，他们一直守护在手术室旁，随时将李四光同志的病情和抢救措施向周总理报告请示，直到李四光同志停止了呼吸。由于当时在中央组织部和国务院办公厅担负主要责任的军代表说，中央决定追悼会上一律不再致悼词，我错误地没有请示周总理就同意了。当周总理在百忙之中，赶来参加追悼会，发现此事后，非常生气，严厉地批评了我们。他非常激动地当场念了李四光同志的女儿李林同志写给他的信，并亲致悼词，高度评价了李四光同志在科学事业上的成就和他对国家对人民的贡献，称赞李四光同志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周总理的这一行动，是对我国杰出的科学家出自内心的尊敬，也是对当时的极左思潮的批判。

“我们长期吃了‘左’的大亏”

在1971年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同志向参加会议的各省市、各部门主管教育的负责同志作了一次全国解放前我党历史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详细地叙述了我党建立以来，多次犯了“左”的错误，长期吃了“左”的大亏，教育和启发干部认识“左”的危害。他特别强调，我们做教育工作，是教育人的，更要学一点马克思主义，懂得怎么运用，否则又要走弯路。不要忘记过去，不仅我们这一代，还要教育后代。他还说，现在世界上有一股极左思潮。很显然，他的这些话是有着十分明确的现实针对性的。“九一三”事件后，众所周知，周总理曾经明确指出林彪搞的是极左，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造成的危害，可惜当时不但没有被采纳，还遭受了极不公正的待遇。

“我就不相信革命抓好了，生产就会自然上去”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所谓抓革命，实际上是破坏革命，破坏生产。林彪、康生及“四人帮”一伙，从来是只讲他们的所谓抓革命，不讲促生产的；说什么革命抓好了，生产就自然会好。那时，促生产的重担，完全落在周总理的身上。我曾几次听到周总理讲：“我就不相信革命抓好了，生产就会自然上去。”这是周总理对当时林彪“四人帮”一伙所谓抓革命的批判，也是对当时极端猖獗的形而上学的批判。

1973年，在一次听取科学工作会议的汇报后，周总理非常赞许会议纪要中关于现代科学手段可以帮助我们深入认识自然界本质的观点。这也是他对当时盛行的迷信教条的唯心主义观点的批判。可是当时这个纪要提到国务院常务会议审查时，周总理同意的这个观点，被当时主持常务，后来提出“两个凡是”的那位同志删去了。他把人的思维和人的实践割裂开来，说只有哲学才能帮助人们认识事物的本质。

回顾历史，周恩来总理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事业的贡献，以及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忍辱负重，呕心沥血，为使党和人民，也为使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尽可能减少一些损失，鞠躬尽瘁，死而未已的精神和事迹，是千言万语也写不完的。

以上只是写下我亲身经历中的若于点滴，以寄托永远的怀念。

正文三三我国尖端科技事业凝聚着周总理的心血

我国的尖端科技事业，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领导下创建和发展起来的。

从1962年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成立，到1974年周总理病重住院，在十几年时间里，他共主持了40多次专委会议和若干次专委小会。

他对尖端科技事业的领导是深入具体的。从方针、政策、基本原则的提出到各级专门机构的组建、专业人才的培养、专业队伍的聚集和思想建设；从发展规划的提出和制定、组织项目攻关、各个方面的协调，到每次试验的通盘部署、具体组织，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和智慧。他对发展我国尖端科技事业的卓越贡献是多方面的。

<h3>一、组织专门机构，汇集优秀人才，指导思想建设</h3>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际斗争日趋激烈，霸权主义者乞灵于核讹诈政策，东方和整个世界的和平都受到核战争的威胁。毛泽东同志纵观世界风云，瞩望人类前途，看到要稳定世界局势，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消除核恐怖，打破核垄断，粉碎核讹诈。因此，他对一位夸大原子弹威力的外宾说：“原子弹威力再大，无非是从中国炸进去，从美国炸出来，有什么可怕。”他针对帝国主义的核垄断提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

当时，我们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是严峻的。“大跃进” 的失误加上接连发生的天灾，使我国的国民经济陷入了3年困难时期，工农业生产损失巨大，人民生活困难严重，边境上又遭到外来的武装侵扰。此时，苏联又单方面撕毁了所有的中苏经济技术合同，使我国的经济雪上加霜，受到严重的损失。而原子能工业更是首当其冲，从1959年6月开始，苏方就已停运各种器材，拒绝交付技术资料，想把中国初生的原子能工业扼杀在襁褓里；而美国早就对我们实行着严密的封锁。

但是，中国人民从来没有被任何困难压倒，从来不对任何压力屈服。面对这内忧外患的重重困难，吹响了向尖端科技高峰攀登的号角。

1962年10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同志，向党中央呈送了发展我国尖端事业的报告。报告中引用了第二机械工业部关于1964年做好爆炸原子弹准备工作的设想，建议成立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以加强对尖端事业的领导。

11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批示：“拟同意，送主席、刘、周、朱、彭核阅。”

11月3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随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这件事要请总理（指周恩来同志）出面才行。”政治局几位领导同志都表示赞成。

从此，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日理万机之中，又肩负起一项新的重担——领导我们开创尖端科技事业，并很快就以高屋建领之势排除万难，走上了迅猛发展的轨道。

中央批准成立专委刚刚几天，即1962年11月17日，周恩来总理就主持召开了中央专委第一次会议，根据中央关于加强原子能事业领导的决定，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了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第一次专委会还决定从工业部门抽调干部，成立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办公室。不久，指定我为专职副秘书长。

周总理主持召开的第一、二两次专委会议，详细听取了刘杰部长的汇报。会上，周总理针对核工业的薄弱环节，当即决定加强第二机械工业部的科技力量以及党和行政的领导力量。限令各有关部门、部队和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于12月底前，为二机部选调各方面出类拔萃的人员500名，并调配1100多台仪器设备，同时决定有些技术设备要由资本主义国家引进。其中，许多领导干部和科学技术专家是经周总理亲自审定或提名的。很快这批力量便和二机部原有队伍一道投入了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和建设核工业的新战斗。后来，周总理又决定：从煤炭部抽调了矿山干部和一个100人的全套矿务局有经验的班子，又从其他工业部门划拨了几个重要工厂和一些研究力量。所有这些措施，都体现了周恩来和贺龙、聂荣臻等同志关于集中一代精英决心组建我国尖端科技队伍的思想。周总理十分重视这支队伍的思想建设。在专委第三次会议上，他针对二机部的“两年规划”顺排计划，倒排措施的方法，强调地指出：“二机部的工作必须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即后来人们说的“三高”的要求。周总理的这一指示很快就在二机部及其他国防尖端部门传开了，并且迅速得到贯彻，成为我国尖端事业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的指导思想。专委成立后半年左右，在核工业的各条战线上都形成了能打硬仗的队伍。这不仅保证了原子弹的研制和生产成功，而且对发展我国核工业有着深远的意义。

<h3>二、狠抓重点，带动全局</h3>

专委成立不到半个月，连续召开了三次专委会议。在第二次会议上，周总理就明确提出了“先抓原子弹”的战略重点。而那时林彪曾提出一个使人捉摸不透的口号，叫做“两弹为主，导弹第一”，这实际上等于没有重点，或者把重点的先后放颠倒了。周总理明确了先抓原子弹，使大家的心情豁然开朗，一下子就把思想集中到原子弹这个重点上来了，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都很赞同。

在第三次会议上，周总理表示原则同意刘杰同志提出的《1963年、1964年原子武器工业建设、生产计划大纲》（简称“两年规划”），主要内容是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准备工作。周总理为进一步掌握情况，以便最后下决心，遂指定专委办公室人员在国防科委副主任刘西尧同志带领下组成检查组，立即分赴二机部所属的院、所、厂、矿等第一线，进行全面检查。到1963年3月，就正式批准了“两年规划”，根据刘杰同志提出的计划安排严格检查了前一段的工作。周总理一面肯定成绩，同时提出了如前所述的“三高”要求。

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周总理又及时提出，立即抓加强型原子弹和氢弹、导弹，特别提出“两弹结合试验”为下一步重点。中央批准了二机部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长远规划和一些科研课题，如：重水、分子筛、科研和教学用的反应堆及核心设备的攻关等；周总理还指示要加强二机部的政治思想工作和扶持二机部做好全面安排，进一步明确了二机部一系列后方建设的重要政策，要求学习“沙尔图”（即大庆）经验。在作了上述全面安排后，周恩来总理又决定把批准权下放给二机部，并指出不要什么问题都拿到专委会上来，今后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要分头负责。周总理之所以决定这样做，是为了通过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带动尖端事业的全面发展，同时充分发挥政府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的作用，以保证专委会的工作重点顺利地转移到战略导弹和人造卫星上来。他要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安排，由吴克华同志抓紧组建第二炮兵，同时指出，下半年重点抓战略导弹，为了“两弹结合”试验，要从东风二号抓起。周总理在出国访问回京途中，还亲自在基地看了我们的导弹试验。回京后，又检查了核弹头准备工作，然后指出：“两弹结合进展顺利，接着要抓战术导弹（地空、海防）”。这体现了周总理以接连不断地突破战略武器来推动发展战术武器的战略思想。

专委第13次会议确定的战略、战术导弹共有十几个型号。周总理进一步明确新的工作重点，指出战术武器的研制工作，“要为地空导弹让路”，并解释说，“没有舍就没有得”，论证了重点与全面的关系。随后，第14次专委会议连续开了3天，讨论近期规划。周总理在会上提出了系统任务，他说，明年是导弹年，要有收获。他要求实行军民结合，专业协作，各部门不要单搞一套。他说：“七机部接过上海机电二局和工厂以后，要军民结合，我们是一家子，原协作关系要保持，要为地方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个提法很好。“上海的协作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由于要求明确，各方面工作抓得很紧，华北、华东、东北的工作都进展很快。到1967年9月，我防空部队终于打破了将近两年没有战功的沉寂，用国产新型地空导弹把改进了的美国高空侦察机击落下来。

1966年9月，周总理还满怀信心地对我说：“明年就用这种（专委）办法抓飞机”。若不是十年浩劫，我国的航空工业早就会有新的发展了。周总理有一个一贯的思想，就是抓重点带动一般，抓尖端带动常规。在第14次专委会上，就曾在原则批准了攻击型核潜艇的同时，讨论了整个国防工业“以两年时间完成3年任务”的要求，并批准了“1966、1967两年规划”，主要项目是各种战术导弹和核潜艇、人造卫星等重大课题。

<h3>三、理论联系实际，科研与生产相结合</h3>

中央专委成立以后，周总理就明确提出，一面抓科研，一面抓工业试制生产，把科研和工业生产紧密地结合起来。在周总理这个思想指导下，尖端工业很快就出现了新的飞跃。在事实面前，绝大部分同志都深为理解。

周总理一再指出，我们要运用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原则指导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我们的九院就挂了两个牌子，既是“研究院”又是“制造工厂”。他还反复强调，要把理论研究与工业生产紧密地结合起来，知识分子同工人要合为一体，使原子弹的研制从理论设计、制造，到装配、试验的全过程，做到科技人员“一杆子插到底”，对所有情况了如指掌。这样做，对专委办公室乃至广大科技工作者都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有一次我在汇报导弹地面设备的研制工作时提到了必须组织科研、生产、使用单位的三结合。周总理指示说：“你们这个三结合提法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说，事实上是两个三结合，即科研、生产、使用三结合和科技人员、工人、领导干部三结合。他说，要坚持两个三结合、群众路线，要以实事求是、循序渐进的科学态度，树立兢兢业业、周到细致的工作作风，贯彻大力协同精神。对导弹地面设备，他说：“一、二、三、四、五机部应当分别组织联合设计，广泛吸收使用部队意见，由七机部提出设计要求，否则各部都自己搞，来个万事不求人，是什么也搞不出来的。”周总理经常用这些至理名言和具体而微的要求教育同志们。他的每句话都深入人心，成为指导尖端事业迅速发展的思想动力。

在讨论导弹问题时，周总理提出要在五院的基础上成立一个部。后来的第七机械工业部就是由一个研究院再划过来一些工厂发展为部的。这就是我们后来常说的“部院合并”的又一个雏形。“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反对这样做法。1966年6月的一次专委小会上，针对两派大闹部院合并问题，有个造反组织要求批斗罗瑞卿同志，周总理说：“这个主意是我首先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在怀仁堂开了几天会，刘少奇主席主持的，贺、聂、刘亚楼、罗瑞卿参加了，王秉璋也参加了，这过程要从1961年说起，这个问题我提得最早，1962年我就说合起来，部院合并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三结合，理论联系实际。”周总理就这样简单明了地驳斥了造反派，坚持正确意见，保护了干部。

<h3>四、“大力协同”，联合攻关</h3>

周总理在专委会上强调了毛泽东主席批示的“大力协同”精神，并对各部门提出要求：要做到有人出人，有力出力。但对尖端部门则提出反对趁机多要的现象。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周总理都严格地取消了。对这种做法，大家都心悦诚服，因而对专委会定的任务，很自然都没有二话。那时，既打破了部门和地区界限，又出现了谁也不讲价钱的好风气，大家全力以赴，“大力协同”，效率很高。当时曾组织了上百个部、委、局级单位，26个省、市、自治区和上千个厂、矿、院、校、所，以及各军兵种的有关单位，分工协作，联合攻关，全面落实了大量科研课题和新材料、新设备的成套研制任务。这方面的事例是很多的。周总理还指定：由张劲夫同志安排科学院组建卫星研究所；由赖际发部长安排建材部协助七机部建设固体导弹研究院。

在周总理关于“大力协同”，联合攻关的思想指引下，我们还组织一、三、四、七机部、化工部的联合设计组，设计研制了固体发动机的装药生产线先进的成套设备。对此，周总理予以充分的肯定。实践证明，毛主席批示的“大力协同”精神和周总理倡导的“大力协同，联合攻关”的原则，确实是正确的。

<h3>五、实行技术民主，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h3>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充分感受到周恩来总理知人善任，明察秋毫，他对尖端事业和科学技术问题具有惊人的理解力、记忆力和分析判断力，他在专委会议上提出许多与别人不同的意见，经过后来的长期实践，都证明是正确的。

周总理的民主作风在我们党内堪称楷模，他善于耐心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在专委会议上，只要有一个人提出有道理的反对意见，周总理都不马上拍板，要求大家“下去搞清楚，下次会议再讨论”。他还善于综合大家的好意见，在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他自己独到的见解。因此，我们都乐于接受，而且敢于在周总理面前无拘束地谈自己的看法。有时也遇到已经决定了的事，在实践中碰到了问题，周总理总是说要实事求是，并及时修改补充原来的决定。

有一次专委会上，周总理听七机部一位领导汇报规划，其中估计了过多的失败反复的因素，把导弹试飞的时间拖得很晚。周总理听到这里立即指出，为什么那样慢呢？你们回去发动群众讨论，该要条件的给保证，不要乱要，我看群众会比你们看得准些。周总理另指派专办常务副主任赵尔陆同志带了几个人下去，经多次征求钱学森、任新民、黄伟禄、谢光选、梁守槃、肖淦、崔国良和许多专家学者的意见，并和部领导组织了广泛的讨论会，先在一院摸了一个月的底，修改了试验计划，提出了中远程的全面规划。回来由七机部向专委会议重新做了汇报，一下就定下来了。结果把新导弹试飞的时间从1968年提前到了1966年，投资比原来也大大减少了。接着，周总理和赵尔陆同志又指定我们到其他各院做工作，也都取得满意的结果。当时聂荣臻元帅语重心长地对专委的同志们说：“技术民主问题，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现在大家尝到味道了。”

周总理十分尊重科技人才，钱学森同志要从美国回来，是周总理做了很大的努力才得以实现的。在实际工作中，周总理更重视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在专委会上讨论某个专题，就惜哪方面的专家参加，周总理总是细心询问和听取专家们的意见。在第一次核爆炸试验3天前，周总理让我邀请在京的彭桓武、王淦昌、邓稼先、郭咏怀等几位核物理学家，乘坐张爱萍总指挥派回的专机一同飞往现场，观看了原子弹爆炸实况。周总理和张副总长如此周到地关心和尊重科学技术人员，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对待科技人员上，周总理坚决反对“左”的一套，他主张对高级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愿意为祖国服务就行，并指示要给他们以特殊的待遇，要求党员干部接近他们，关心他们。他还针对有些单位强调海外关系问题说：“如果说海外关系，我最多，连马歇尔都认得，怎么办？”他认为不能把有海外关系作为拒绝使用人的条件。他还说过，只要他们爱国就行。这些思想不仅抵制了当时“左”的倾向，鼓舞了知识分子的士气，而且对于现在做好新时期的知识分子工作也是有指导意义的。

<h3>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因陋就简</h3>

周总理总是强调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搞尖端事业必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因陋就简。实践证明，这样做使我们的尖端技术发展得又快又好。

1966年10月27日，由聂荣臻元帅亲到现场指挥，在我国本土上成功地试验了全系统导弹核武器。不久又试验了我国第一颗氢弹，也取得了圆满成功。以前美国的导弹核武器是向大洋里的岛屿进行试验的，苏联是向北极进行的，弹道下面主要是海洋，风险小。我们没有这种条件，只好在自己的国土上试验，经过采取一系列特殊措施，两弹结合和研制氢弹的两项试验都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经过这几次重大试验，我们走出了一条自己的不同于美、苏的发展我国尖端科技事业的新路子。

我们研究成功原子弹、氢弹以及相应的导弹，所用的投资比美国少得多，有的还不到他们的千分之一。我们的核工业，从矿山、采冶、加工直到最复杂的科学研究工作，都采用了各种各样因陋就简的办法。那时的研究院也是非常简陋的，科学家不得不把楼梯下的空间和各楼层的走廊、厕所改作研究室和废物库，有的在庭院里搭起许多工棚，开展攻关研究。对大型的工厂建设则极力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找寻技术革新的捷径，从而节约了资金，提高了生产效率。由于我们采用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使我们的尖端事业以较短的时间在简陋的条件下登上了进步的台阶，赶上了世界的前列。所以，周总理说我们是“后来居上”。

关于三线建设，林彪的“山、散、洞”主张曾风行一时。在讨论后方建设计划时，对几个重大项目的进洞问题，周总理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针锋相对地指出，为什么靠山还要钻洞！能钻则钻，不能钻也不要勉强嘛！

周总理提出“一次试验，多方收效”的要求，也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的。他说，我们搞有限制的核试验，不要象美、苏那样搞一二百次试验，我们又不要吓唬人。他还说，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只花了几十亿（人民币），美国花了几百亿美元，我们是后来居上，也应该后来居上，因为人家已经为我们深了路。

<h3>七、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h3>

在专委办公室成立时，为了养成“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的办公作风，周总理曾对办公室的同志谆谆告诫说，你们是从权力很大的岗位上调来的，是首长，也是“脚长”，在专委办公室工作是没有任何权力的，你们个人的权力最小，但对专委一经决定的问题，你们要严格检查执行，权力也最大。他还要求我们要善于和各方协商、充分征求意见，要口勤（电话、交谈、报告），手勤（勤动脑，动手写东西），腿勤（深入、调查、拜访）。我们始终按照周总理指出的“三勤”原则，对专委历次会议的决议及时、周到地同有关方面协商，严肃认真地督促检查工作，使各项工作顺利展开。不久，周总理对首次核试验的工作者们提出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方针，大家在试验基地用精心选出的彩色石块拼成这十六个大字，镶嵌在各工号的戈壁滩上，作为核试验的指导思想。此后，这十六个字便成为各基地尖端试验长期遵循的座右铭。

在讨论第一次核试验时，周总理十分关心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核爆炸后的烟云和原子尘的危害，他指定我邀请有关方面的专家，进行了研究，又亲自派遣卫生部长钱信忠组成卫生防护队，分赴核试验场下风400公里以外的有人区，开展防护工作，确保人员的安全。再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的国际气氛还是很紧张的。周总理请贺龙、聂荣臻两位老帅转告杨成武代总参谋长，下达防御任务，要求部署全面戒备。严防美、苏和蒋军的空袭及派遣特务进行破坏。一切部署就绪后，党中央最后决定10月1日前做好一切准备，年内爆炸。周总理立即要求必须做到绝对保密。他对几位老帅说，今天会后，除了参加会的，对谁都不能讲，我的老伴是老党员，又是中央委员，我保证不对她讲。他还对陈毅同志说：“你可不能讲啊（指不对外宾做任何透露）！”陈毅同志当即操着四川口音说，“我不讲哇”。

第一次核试验获得圆满成功以后，周总理亲临“八一”制片厂审查了影片，并要求我们一一向中央领导同志作了核爆炸的电影汇报。这些都反映了周总理尊重毛主席、尊重组织，遇事同大家商量，严于律己，模范遵守党的纪律，带头执行党的决议的优秀品质和严肃认真的作风。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第一次核试验是在科技工作者紧密配合下，经过了成千次的研究试验后才进行的。周总理委托赵尔陆和张爱萍同志先后带领有关人员到各地的研究、加工、装配和试验现场，进行两次全面细致检查，听取了各方面专家的意见，然后向周总理作了全面汇报，对各种可能导致失败的因素都采取了预防措施。最后，周总理委派张爱萍副总长为我国首次核试验的总指挥，全权负责处理核试验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整个试验场在总指挥统率之下，全体试验人员和官兵们严肃认真地听从专家们的指导意见，各项工作进展得十分周到细致，有条不紊，达到了严要求，高标准。正式试验时，周总理和贺龙、聂荣臻两位老帅在北京，亲自在电话机旁听着现场的指挥口令和倒数时间的声音。张爱萍副总长在核试验场的阵地里手持话筒，向周总理适时准确地回答提问和报告情况。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按照周恩来总理的要求，取得了“一次成功”，在测试和“效应”方面实现了军用、民用“多方收效”。这次试验，为我国以后的各次尖端科学试验开了一个好头。周总理提出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个字，也就成为每次试验成功的指导方针。但是，意外的情况也在所难免。“文革”期间，一次氢弹试验失败了，周总理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语重心长地勉励大家说，“失败是难免的，要认真地总结经验”。

有一次核爆炸前几小时，我接到总指挥从核试验场来的电话说，发现气象突然变化，出现一个向西的强气流。我立即转报了周总理，他马上查问：“是否会把烟云吹向邻国？”气象专家马上回答不了，周总理便立即决定暂停试验。当第二天查明不可能吹向邻国，气象也正常了，才进行了这次试验。

还有一次，1967年“一月风暴”以后，很多同志被造反派打倒，靠边站了。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副总理召开第18次专委会议，发现降落伞大有问题，他们两位非常重视，要求派专人查明原因，彻底解决。打倒“四人帮”以后若干年，这个降落伞隐患终于导致一次核试验的失利。事后，我们查阅了历史记录，发现周总理在1967年到1969年的多次专委会议上，曾反复强调过降落伞是个严重问题，必须认真解决。可惜十年动乱的干扰使得周总理提倡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方针的贯彻，遭到严重的干扰，相互推诿不负责任的现象比比皆是。直到军委副秘书长张爱萍同志出来工作以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路线指引下，逐步恢复了周总理倡导的好传统、好作风，这个降落伞的老大难问题才得以彻底解决。

周总理还十分强调要有高度的科学计划性，他根据科研工作未知数多、变化多的规律，提出必须设置专委机动费，由专委办公室掌握，用以解决科研工作中因事先难以预料而出现的新问题。后来果然发现了新的重要项目未列入计划，或虽不很重要但不解决又不行的新项目，由于有了机动费，很快就解决了，保证了研制工作的顺利进行。对此，同志们无不拍手称快。大家在实践中体会到这一措施对消除计划工作中的许多积弊和保守思想，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同志们更感到从周总理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中受到莫大的教益。

<h3>八、为我国尖端事业呕心沥血</h3>

1970年初到1974年，特别是后两年，周总理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一方面，“四人帮”对他的迫害越来越疯狂，另一方面，癌症对他的折磨也日益加重。然而，为了民族的繁荣昌盛，国家的安全富强，周总理以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和坚韧不拔的毅力，顶着“四人帮”的压力，忍着病痛，在全国动乱之中，主持着党和国家的要务，在这种危难的情况下，他仍然挤出难得的宝贵时间，继续为发展我国尖端事业呕心沥血。在这段时间里，他克服了重重困难，亲自主持召开了20多次专委会议，对我国尖端事业各个领域的发展，做了一系列重大的决策性的指示。这些指示，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1974年3月31日、4月12日，是周总理生前亲自主持召开的最后一次专委会议，看得出，他是以惊人的毅力忍受了巨大的病痛，主持这次会议的。也许他已估计到参加专委会议的时间不多了，在这次会议上，他做长篇讲话，对我国尖端事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3月31日，周总理主持专委会审查批准了上海核电站工程（即现在的浙江秦山核电站）的建设方案，要求绝对安全可靠，并指示有关部门选派好的设计人员支援上海，通过这个工程锻炼一支又红又专的技术队伍；他要求二机部、七机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要总结经验，并指派了专人抓这件事；他指示在南方选址要注意防潮、防腐蚀、防风化；他十分关心“三废”（废渣、废液、废气）的处理，详细询问了各种处理方案，一一作了指示；他强调要想到21、22世纪，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他指出尖端科研队伍已被林彪一伙搞乱了，要整顿，要从体制上抓。

4月12日，他主持专委会议审查另一项工程时，再次谈到，要清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影响，要克服派性，和派性作斗争，要采取措施进行整顿。他详细听取了有关工程设计的汇报，对原设计方案提出了尖锐批评。他指出，没有钻探，水文、地质不搞清楚就定点，是很危险的；他认为搞成“洞内洞外连成一片”、“门当户对”的设计，是严重的失误；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今后搞基本建设，一定要注意用水量的问题。他说，水抽多了，地面要下沉，不懂这些就要出漏洞。他一再叮咛大家，一定要牢记我国的尖端事业现在还处在初级阶段，要争取时间尽快搞上去。

这是周总理病重住院前，留给我们尖端事业最后的、也是最宝贵的指示，他为我国的尖端事业倾注了毕生的心血！

周总理在主持中央专门委员会时期，以他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品德，灵活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我国国防尖端战线上的同志们，战胜了一切艰难险阻，以空前的速度和优异的成就不断攀登世界新技术的高峰，对我国科学技术、经济、政治的发展和国际形势的改观，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我的这篇回忆文章难以充分表达周恩来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实践活动以及高超的领导艺术，我只想把我的亲历亲见写出来，作为对周恩来同志90诞辰的纪念。

正文三四周恩来对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关怀和指导

年是周恩来同志诞辰90周年。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到他逝世的1976年，将近27年的岁月里，他一直担任着我国政府的总理，在党中央的正确决策之下，他领导着中国人民和各级人民政府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斗争，新中国的每一项成就，无不凝聚着他的心血。

同样地，他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付出了宝贵的精力。

这里仅就我所接触的几件事和亲自聆听他老人家的教诲，简述如下，借以抒发我对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无限崇敬和缅怀的心情。

<er h3">（一）</h3>

《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简称十二年科技规划）是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制订的。他指示要根据世界科学已有成就来安排和规划我国的科学工作，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这个任务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百废待兴，科学技术水平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在我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在实施的条件下，是既迫切、又艰巨的。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尽可能地运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当时，我们无论从数量方面，业务水平方面，政治觉悟方面，都不足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急速发展的需要。以仅有的科学技术力量，完成这一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当他在听取汇报科学规划时，强调指出要尽量采用世界先进技术，瞄准当时的新兴科学、新兴技术，不失时机地“迎头赶上”，同时又根据解放不久，国力有限的客观实际，要求我们要“重点发展”，避免力量分散，拖延时日。

在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正确地处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处理好科学研究与生产实践的关系，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为使我国的科学技术工作密切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有效地解决生产建设中的科学技术问题，当时提出以“任务带学科”的方针来制订规划，经过反复讨论提出50多项任务，安排了科学调查、研究试验、试制任务。他指出，在大力发展应用科学研究的同时，必须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他说：为了有系统地提高我国科学技术水平，还必须打破近视的倾向，如果我们还不及时地加强对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在周总理的直接指导下，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增列了《现代自然科学中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以后又在这一基础上专门制定了基础科学研究规划。周恩来同志高瞻远瞩，深刻理解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使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少走了不少弯路，而且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例如对核武器的发展，我国原来几乎没有专门搞这方面工作的人员，正是由于我国有了一批具有较深造诣的理论物理学家，所以才能使我国核武器的发展取得较快的成功。在“文革”后期，周总理对科学院的同志说，“为了发展核武器，当时从科学院抽调了一批做理论工作的同志，现在可以还给你们了，以加强基础理论工作。”足见理论工作的重要和周恩来同志的远见卓识。

在周总理多次听取科学规划的汇报和指示下，我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制定了，经党中央批准付诸实施。由于规划的方针正确，措施具体，组织落实，十二年规划提前5年，于1962年经认真检查，具体项目基本上完成了。从而有效地解决了一批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的科学技术问题，使我国科学技术水平提高了一步，缩小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党中央提出在我国努力争取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任务后，按照党中央的指示，1962年2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召开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即广州会议）讨论了制订新的科学规划的问题。周总理出席这次会议，并作了重要指示，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于当年底开始组织编制《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即“十年规划”）。这个规划是在“大跃进”之后，我国国民经济遭受了严重的困难，以及苏联单方面撤退专家、撕毁协议的情况下制订的。

1963年周恩来同志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要“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主要要求是：实事求是，循序前进，相互促进，迎头赶上。他鼓励科技人员要有科学的态度，要有雄心壮志，他还一再强调要相信和依靠自己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他多次亲自召集各有关部门、科技人员和领导干部开会讨论，组织协作，检查进度，攻克一个个难关，部分地实现了规划的要求。可惜“十年规划”实行不到5年，由于十年动乱，被迫停止了。

<er h3">（二）</h3>

周恩来同志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情报信息工作。记得1956年初制订“十二年科技规划”工作开始不久，我们向他汇报规划进展情况时，提出为了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必须及时掌握国外科学技术发展的情报资料，但是我们还没有一个科技情报机构。周总理说：“你们工作这么几年，这个情报部门都没有，你们的‘仗’是怎么打的？”他的这段又是批评、又是鼓励的话，向我们提出了一项紧迫的任务，于是在十二年规划中，将建立科技情报工作作为一项紧急措施列为重点任务。

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同志指出：“为了发展我国的科学研究事业，还应该及时地解决必须的图书、资料、仪器和试验场所等问题，积极地改善科学研究人员的工作条件，并且进一步密切国际间科学研究工作的联系和合作，收集和交换国内外科学和技术的资料。”根据这一指示，1958年5月国务院批准了原科学规划委员会和原技术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开展科学技术情报工作的方案》，确定了我国科学技术情报工作的任务、管理体制、机构设置以及建立国内科技情报网的原则等。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各部门共建立了50多个专业情报机构，全国建立了7个地区综合情报所，出版各种情报刊物457种，科技文摘28种，快报20多种。

但是规划执行的初期，建立情报机构仍然未被有关领导部门重视。经过国务院批准建造新的办公大楼，因为地皮、施工等问题，一再拖延，大概过了一年多了，一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因为其他事情我见到了周总理，他一见我就问，“你们情报所的大楼盖的怎么样了？”我如实地向他报告了进展情况。事隔一年多，我万万没有想到他仍然记挂着这件事。总理日理万机，国家大事、天下大事都在他的胸中，但他还未忘怀作为一个部门的科技工作中的一项具体措施，他是多么关注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啊！这使我深深感动。时隔近30年了，我仍记忆犹新，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

在1963年制订的“十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科学技术情报工作被列为重点任务之一。

在十年动乱的年代里，周总理仍然关心我国科技情报工作。1970年他在听取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时，再一次指出：“情报所要组织好，搞一个好的领导班子，这是为大家服务的。”

为了赶上世界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就必须从我国实际需要出发，认真地而不是肤浅地，有选择地而不是全盘地，有分析地而不是盲从地，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他多次指示我们对外国的先进的东西要学习，要钻研，对友好国家和国际朋友，我们可以采取交换索取的方式，也可以采取购买技术的方式，吸取国外的科技成就。在他的这一指导思想指引下，“十二年科学规划”单独列了《国际合作》一章。我们先后开展了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交流与合作，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er h3">（三）</h3>

周来恩同志对科技情报的交流和保密工作也很重视，为了正确处理科学技术交流与保密工作的关系，推动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做了许多工作。1958年，根据中央科学技术保密工作的指示，各科技部门开始建立了保密工作机构和保密制度。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保密的范围越来越宽，保密的密级越定越高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各单位、各地区的交流，甚至形成互相封锁，科学技术人员得不到必要的资料，不了解其他单位的工作进展情况，影响了工作。在1962年广州会议上，科学家们对此有强烈的反应。周恩来同志从会议的“简报”上看到了这个问题，很快指示国家科委着手解决。为此，国家科委与中央宣传部出版局在聂荣臻副总理的领导下，专门召开了科学技术出版工作会议，解决科学技术论文、著作等的出版、印刷、稿酬等问题。为此，国家科委成立了出版局，使科学论著得到及时发表，初步改善了国内的学术交流。

加强出版工作，虽然使科技交流情况有所改善，但保密过宽、密级过严的问题仍未解决。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65年5月中央批转国家科委党组《关于改进科学技术保密工作的报告》，决定由中央保密委员会、国家科委、国家经济委员会、国防工业办公室、国防科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召开科学技术交流与保密工作会议，我被指定负责筹备工作。筹备组向聂荣臻（兼国家科委主任）、薄一波（兼国家经委主任）、罗瑞卿（兼国防工办主任）、谢富治（兼公安部长）四位副总理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汇报后，于8月22日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对保密过严的原因指出：一是不相信群众，不相信科技人员，以致保密“层层加码”，二是垄断思想，把资料成果据为己有，三是审批过严，交流手续过繁，还有就是学习苏联的“框框”。因此，他要求“创造一套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保密制度”，要从政治思想作风，依靠群众和加强党的领导三方面来抓好这项工作。他还指示要抓几个典型，“有典型，才能得出结论怎么办”。最后他要求各有关部门“搞出保密项目来，要保住核心机密，项目少些才能真正保得住。只有领导重视、群众重视，责任明确了，才能保住科学技术机密”。他还根据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指出：某些科技保密项目过一个时期以后，可以降密。周总理还逐字逐句地审阅了这次会议的汇报提纲。全国科学技术交流和保密工作会议如期召开了。会议开得很成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这次会议之后，国务院的有关部门和部分省市具体制订了科技保密项目和密级划分，既推动了科学技术的交流，又保住了国家的机密。可惜为时不久，1966年开始了十年动乱，科学技术的交流也好，保密也好，都付之东流了！现在情况不同了，1985年我国实行专利法，既保护了发明者正当的权益和避免技术垄断，又适当地解决了交流与保密的关系。

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已经12年了，我国的科学技术工作者们没有辜负他的殷切期望。

今天，在改革、开放、搞活的新形势下重温周恩来同志的这些教导，将是十分有益的。

正文三五把友谊之路铺向觉醒的非洲

1963年12月中旬到1964年2月底，周恩来总理在陈毅副总理陪同下，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了亚非欧14国。

这次访问历时72天，行程十万八千里，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现名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阿尔巴尼亚、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缅甸、巴基斯坦、锡兰（现名斯里兰卡），处处留下了周总理的足迹，处处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这次14国之行，是我国历史上具有世界意义的国际活动，也是伟大国际主义战士周恩来革命实践的丰碑。

我作为代表团的成员随行，深深感到周总理这次访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为我们做好外交工作、打开新局面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使自己受到一次最深刻的教育。

周总理这次访问的亚非欧14国中，有10个非洲国家。这个时候，曾经被人称为“黑暗大陆”的非洲正在觉醒，非洲国家相继挣脱殖民主义的羁绊宣布独立。

继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之后，1963年34个非洲国家的首脑召开了非洲统一组织成立大会。处在殖民统治下的非洲各国人民，为独立和自由进行着英勇顽强的斗争。民族独立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正在迅速地改变着整个非洲大陆的政治局面。

新中国作为一个解放了的被压迫国家，作为非洲独立运动的积极支持者，这时首次派自己的领导人对非洲10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外交活动。这是一次伸张正义、扶弱抗强的壮举，它在非洲大陆上产生了巨大的深远的影响。

通过这次访问，增进了我国同非洲国家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进了我国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合作，开创了我国对非洲外交工作的新局面，为我国的外交史谱写了重要的新篇章。

1963年12月中旬，在访问非洲的第一个国家埃及时，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精神，周总理亲自拟定我国同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我国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支持他们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支持他们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统一和团结的愿望，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主张这些国家的主权应当得到一切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这些原则，是我国外交上的创举，受到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的普遍欢迎，一直指导着我国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往来。

这次访问的非洲国家，大都是刚刚取得独立，地位不高，发言权不大，被人看不起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去了，又宣布了这个伸张正义、体现友好的五项原则，对他们是很大的支持。各国人民以最热烈的方式，最高的礼仪接待周总理。访问中，无论到达哪个城市，都是万人空巷，倾城而出，男女老少都穿着大红大紫、大蓝大绿的民族服装，伴着非洲鼓激昂的节奏欢歌狂舞。老人、儿童争着上来摸摸中国客人的汽车，妇女按当地风俗脱下身上的花袍，铺在路上让中国客人的汽车碾过，好让她们心爱的衣服上留下友谊的印痕。到处有纵情的欢笑和激动的泪水，到处有热烈的掌声和绚丽的鲜花，充分表达了非洲人民对中国客人的深情厚谊。

在1963年的最后4天里，我们访问了摩洛哥王国。按照惯例，不管来访的是总统、国王或总理、首相，摩洛哥国王都一溉不去机场迎接，只是等在自己宫门口，待人家来见他以后再回拜。这一次接待周总理，哈桑二世国王考虑到虽然不便破例，但要充分表达对中国客人的友好惰意。因此，特地作了安排，将市郊的一座豪华的宫殿“和平宫”让给中国客人住。周总理到达那天，国王特地前去市郊，亲自站在“和平宫”门口迎接，引领客人们进宫，喝了茶，寒暄一阵，才告辞而去。外交大臣私下告诉中国客人说：我们国王这次是破例了，哪一个来都没有这样。

1月21日，周总理来到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好客的塞古.杜尔总统没让代表团住到欧美式的别墅里，却径直送我们住进了“美景别墅”。这是两幢修建在海边的非洲式草屋，里面有舒适的设备。屋外就是海滩。住在这非洲风格十足的草屋里，使客人们体味到深厚、浓烈的民族感和亲呢的友情。

就在这次访问非洲时，周总理提出了我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这些原则，是经过总理深思熟虑、一再仔细推敲的，充分反映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周总理一直非常重视对外援助工作。这次来到作洲，总是挤时间亲自视察我国对外援助项目，了解和解决存在的问题。他也考察了超级大国的“援助”给第三世界国家带来的恶果。他们进行“援助”的目的都是为了掠夺，为了谋求特权，是要加深受援国对它们的依赖。同时，周总理也总结了我国对外援助工作的经验。马里是同我国建交较早的非洲国家之一，当时我国派到马里的专家较多。从加纳到了马里，周总理同凯塔总统谈得最多的，是对马里和非洲的经济援助问题。周总理怀着对发展中国家的无限同情，按照毛泽东主席关于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的教导，提出我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在提出八项原则的头天晚上，他通宵未眠。八项原则的主要内容包括严格尊重受援国主权，不附消任何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援助对方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提供优质的设备，保证传授技术，我们派出的专家和当地专家同等待遇等。这些原则，体现了援助、支持是相互的，双方是平等的精神，同大国沙文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充分体现了我国同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经济、文化合作的真诚愿望，为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开创了光辉的范例。

根据这些原则，周总理在访问非洲的过程中，每到一个国家，差不多都要谈定一笔援助。虽然我国援助的数额，与超级大国的援助相比并不算多，却是真正用来扶助他们民族经济，帮助解决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的。比如，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米厂、皮革厂、卷烟厂等等。几内亚盛产竹子，但不会编织。总理就派我们的专家去帮助他们发展竹编业，使他们的资源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马里人民爱喝茶，过去每年都从中国进口茶叶，中国便派去茶叶专家，帮助马里人民自己种植和炒制茶叶。宁可失去自己的出口市场，也要帮助友好国家发展经济，表现了友谊的真诚和无私。

这次访问中，周总理处处尊重东道国的安排，事事为东道国着想，为我们树立了平等待人，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光辉榜样。加纳是预定要访问的国家之一，1964年新年过后，正准备从阿尔巴尼亚出发前往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

1月2日，加纳发生了谋刺恩克鲁玛总统的案件。面临这突然变化的情况，我们是否还去访问呢？问题不仅是我们应不应去，还有加纳的愿望和困难需要我们认真考虑。周总理经过认真考虑后，决定还是去访问，并要我先去加纳直接了解情况。当时我们租用了两架荷兰的飞机，总理让我乘一架先走。我到突尼斯降落等候总理，看他还有什么新的指示。总理到后说：你先去吧，到加纳与黄华同志多商量，有什么问题马上电报联系。我当天就飞到加纳首都阿克拉。记得当时还即兴在飞机上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一日飞行万里天”，就是指的这一夭。我同黄华大使一起去见恩克鲁玛，他脸上贴着纱布，缠着绷带，住在克里斯兴城堡里。我们一方面代表周总理对他表示慰问，一方面与他们商量访问的具体安排，并转达了周总理的建议：这次访问免去一切礼节，总统不要到机场迎接，也不要在城堡外面举行会议和宴会。这些安排照顾了恩克鲁玛的困难处境，他听了周总理的这些建议非常高兴，表示完全同意。当时刺杀事件发生不久，情况还未完全弄清，虽然黄华大使做了许多分析说可以去，但我们非常关心周总理的安全。中央也十分重视这一事件的发展和总理前去访问的问题，不时来电报询问情况。周总理决定去加纳访问这一决策是很英明的，对加纳及整个非洲都有很大影响。恩克鲁玛非常感激我们，他原来估计在这么动乱的情况下周总理不会去的。周总理从政治上大的方面着眼，冒着风险去了，在困难的时候支持了恩克鲁玛，体现了对一个小国的尊重。这样的事是世界政治史上罕见的。这件事效果非常好，影响非常大，中国的形象在非洲大大增加了光辉。

在访问中，周总理处处体谅被访国家的处境，尊重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当时，埃塞俄比亚还未同我国建交，他们还受美国的控制。在向周总理发出邀请以后，他们还有些矛盾，感到为难。一方面，他们希望周总理去访问，另一方面又怕美国施加压力。迫于这种外来的因素，塞拉西皇帝提出，他不能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接待我们，准备在阿斯马拉市接待。按国际惯例，对一个国家的总理，如果不在首都接待是不礼貌的。美国报刊立即对此喊喊喳喳，说这是有意降低对中国人的接待规格。但是，周总理着眼于发展中非人民和中埃人民友谊，体谅了埃方的困难处境，仍欣然应邀往访。那时我们有些代表想不通，周总理却说：没有关系，美国对他们有压力，我们应该谅解他们。周总理同塞拉西皇帝会谈时，双方观点不一致，有了争论。后来，我们准备了一篇讲话稿，准备在宴会上讲。宴会前，周总理一直在考虑，许多观点都讲过了，是否有必要再讲。经过与代表团同志反复研究，总理说可以不讲，但要改变一下方式，使他们知道我们的意见。他让礼宾司长俞沛文同志把讲话稿送给塞拉西皇帝看，征求他的意见。塞拉西看后说，请转告周总理，他的意见，他的观点，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尊重他的，请他最好不要讲这篇稿子。因此，周总理就没有讲。他说，我们可以等5年、10年、15年，直到对方方便时我们再建立外交关系。经过这次会谈，埃塞俄比亚不久便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新年过后，从阿尔巴尼亚直飞西非，其间距离一万里，需要在突尼斯加油。原来的访非计划中并没有这个国家，但突尼斯方面一再热情邀请。于是我们决定前往，并从停留一天加到一天半，最后又加到两天，使“停机加油”升级成了正式访问。

1月9日，在中国客人到达突尼斯的当晚，布尔吉巴总统在国宴上讲话，对中国的对外政策提出了若干异议。周总理完全体谅各种朋友的疑虑和误解，当场即以“求同存异”的精神，给以具体、圆满的答复。后来布尔吉巴总统说：“我同意周恩来总理求同存异的方针，我们还是要反帝反殖。突尼斯需要伟大的友谊，并一定要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第二天，突尼斯与中国便正式宣布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是访问非洲的一个大收获，也是与某些大国外交斗争中取得的重要胜利。实践证明，中央同意我们到有些没有建交的国家去访问，是十分英明的决策，它的影响是巨大的。这次访问结束以后，当年年底，刚果（布拉柴维尔）、坦桑尼亚、中非共和国、赞比亚、达荷美（现称贝宁）等非洲国家，相继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周总理在埃及答记者问时说：“中国政府代表团到非洲访问，第一个目的是向非洲人民学习；第二个目的是寻求友谊。”他在这次出访中以身作则，花了极大的精力进行调查研究，对这些国家一切有益的东西都采取认真学习的态度。他还一再向代表团同志们指出：不要以为非洲受几百年殖民统治就全都落后，非洲国家有很多长处值得我们学习。周总理高度赞扬非洲人民旺盛的政治热情，称颂他们反帝反殖的革命精神。访问苏丹期间，周总理多次讲到老牌殖民主义者戈登的可耻下场。戈登是英国殖民主义的刽子手。19世纪60年代他曾参加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帮助中国清朝皇帝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70年代他又当上了英国派驻苏丹的殖民总督。后来这个曾侥幸逃脱中国人民惩罚的殖民主义者，终于被英勇的苏丹人民起义军刺死在喀土穆。苏丹人民为自己报了仇，也为中国人民泄了恨。周总理多次向苏丹主人表示对于苏丹人民的谢意，表示要向苏丹人民学习。

周总理非常重视学习这些国家的科学技术成就。60年代的头几年，我们国内正在进行开发石油的大会战。周总理一路上非常留意参观一些非洲国家的炼油厂。他在摩洛哥参观了意大利、法国帮助他们兴建的、具有现代化设备的炼油厂，非常赞赏。他说，苏联帮助我们在兰州建的炼油厂，与这个炼油厂的生产能力差不多，但他们只需200个职工，而我们却需要6000个职工。他在参观这个厂后在题词中写道：“这是一个很好的现代化的炼油厂，建设得很快，管理得很好，并且锻炼出不少技术人员，值得我们学习。”

回国后，总理派石油部的总工程师专程前去考察摩洛哥炼油厂。在加纳，本来没有安排参观炼油厂的节目。周总理在乘车经过一家炼油厂的时候，还是征得主人的同意，停车进行了参观。这家工厂每年炼油120万吨，总共只有300名职工。周总理就要中国的有关部门把它的长处学到手。

周总理在摩洛哥吃的桔子是从中国引种去的。总理说，咱们中国是桔子的故乡，几十年来，由于管理不善，品种退化了，而摩洛哥人民经过科学种植管理，有了新的发展，比我们的桔子好吃得多。第二年，总理派西双版纳植物研究所副所长和广州植物研究所所长一起去专门考察摩洛哥的桔子。

周总理的足迹所到之处，总是以真诚的情意关怀那里的一切劳动人民，他对各阶层人民群众的亲切感情和平等待人的态度，给非洲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加纳访问时，周总理要求尝尝当地人民的主食木薯。当主人感到犹豫时，总理说，“我就是要吃你们的家常饭”。无论在宾馆，在机场，在参观单位，还是在其他一切隆重的场合，他总要同在场的服务人员、司机、警卫人员、欢迎欢送的群众、非洲鼓手等亲切握手或交谈。在下榻的宾馆，总理总要见一见厨师和招待员，亲切地同他们握手、谈话，向他们表示感谢。和周总理接触过的劳动者都感到他平易近人，亲如家人。代表团离阿克拉前，周总理还在下榻的国家大厦专为招待代表团的服务人员举行了一次宴会，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亲自向他们敬酒。他们感动得流泪，用发颤的手举着酒杯，深情地说：“这样传奇式的故事，将永远流传在加纳人民的子孙后代中！”这次租用的荷兰飞机，机组人员的工作是出色的。他们对周总理率领的代表团的安全极为重视，总理经常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表示亲切的关怀，使他们极为感动。他们说，我们荷兰飞机差不多跑遍了全世界，但没有看到任何国家的领导人象你们的总理这样平等待我们，他同我们握手、照相，对我们十分尊重。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后，本来应该另换一批机组人员。但是他们18个人给荷兰公使写了一份报告说：我们决心为中国总理访问服务到底。他们的愿望实现了。访问结束到达昆明时，他们提出想到北京看一看。周总理就派我们的飞机送他们到北京，并同陈毅副总理一起专门招待了他们，还派人带领他们参观北京的名胜古迹。最后他们依依不舍地回国了，临行时诚挚地表示，总理以后有出访的任务，他们非常愿意再来服务，一定圆满地完成任务。

1964年2月4日，访问非洲10国的最后一天，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周总理提出著名的“整个非洲大陆是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的论断。他向全世界指出：非洲已经不是19世纪末叶或者20世纪初叶的非洲了，非洲“已经成为一个觉醒的、战斗的、先进的大陆。”他深信一个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新非洲是一定要出现的。非洲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周总理的论断。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时，非洲只有4个独立国家，今天非洲已有51个独立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周总理访问非洲10国已是24年前的历史了，周总理离开我们也已经12年。然而当年他在非洲提出的原则，经受住了国际生活实践的考验；他当年的预见，正在变成现实；他当年开拓的友谊之路，正在被不同肤色的人们扩展、延伸。他作为一个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土的光辉形象，将会长留在非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心中，永远为亿万人民所崇敬和怀念。

周总理在外事活动中杰出的外交风格，高超的外交艺术，以及在谈判中所显示的卓越才能，都是留给我国外交工作最珍贵的遗产。而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外交家的高尚品德和远见卓识，永远是我们外交工作者学习的光辉榜样。

正文三六周恩来与建国前后的人民外交

早在40年代，恩来同志就为开辟中国解放区人民与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航道，作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又为广泛开展人民外交付出大量心血，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我曾在恩来同志领导下，从事过人民外交活动，对他在这方面的远见卓识体会尤深。

在纪念恩来同志诞辰90周年之际，我不禁又回忆起那些难忘的岁月。

<h3>从参加世界工联会议这个突破口冲出重围走向世界</h3>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独立的运动风起云涌。工人运动作为人民运动的中坚，生气勃勃地走在斗争前列。在斗争中国际工人运动实现联合走向统一的条件日趋成熟起来。

1945年2月在伦敦举行了世界职工大会。大会同意建立世界职工联盟作为世界工人运动的统一组织。同年9月底10月初，在巴黎举行了第二届世界职工大会，正式成立了世界职工联盟，简称世界工联。1946年6月22日至27日在莫斯科召开世界工联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世界工联要求工联副主席兼执行理事朱学范和候补执行委员兼理事邓发两人参加。当时，邓发同志已不幸遇难，朱学范向周恩来同志提出，由候补理事刘宁一和他一道赴会。

4月中旬，我由延安到了重庆。当天晚上，恩来同志亲自向我交代了任务，跟我作了一次详谈。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人民的力量增强了，帝国主义力量衰弱了。世界工联是苏联工会和英、美工会，以及其他进步的、中间的、保守的工会的统一组织。我们解放区工会的代表参加世界工联的活动，就可以通过这些工会同各国工人群众建立联系。现在的世界形势对进步力量有利，这是总的趋势。但是，不可避免的还要有尖锐复杂的斗争，甚至还会有曲折。帝国主义、蒋介石反动派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的。目前中原的战斗、东北的内战不是很清楚吗！事实说明，仍有全面大打的危险。我们不仅要把这个危险告诉全国人民，还要告诉全的人民。要让世界人民了解我党要求和平、民主与独立的愿望和我们的政治主张，谴责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挑动内战。屠杀人民，坚持独裁专制的罪恶行径，从而取得各国爱好和平民主的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援。

恩来同志指出，虽然我们有解放区、驻各地的办事处，还有电台和报纸，但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和包围，使我们得到的消息很少，世界各国人民也不够了解我们解放区的情况。因此，我们要从参加国际工人运动这个突破口冲出去，冲出重围和封锁，到国外去，与各国人民建立联系，把我们的消息传出去，宣传解放区、揭露国民党，与各国人民互相支援，共同前进。

恩来同志还语重心长地叮嘱我，国际工作是复杂的，要由浅入深、由少到多地积累这方面的知识，要坚持长期的学习和钻研。在这方面，我们原有的人少资料也少，要作很大的努力啊！为了中国工人运动与世界工人运动的联合和统一，为了将来我们掌握政权时开展外交活动，必须在这方面努力。最后，他指示我，一面办理出国手续，一面尽量了解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和有关国际活动的知识。

听了恩来同志这番话，我觉得眼前隐隐地展现出一条道路，正待我努力学习，向前奋进。为了使我早日成行，恩来同志亲自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长交涉，为我办理出国护照。他还特地给在新疆的张治中写了封信，情求关照，以防国民党特务在途中捣乱。另外，他又给我写了一封证明信，证明我是中共党员，以便我出国后与各国共产党接洽。

我和朱学范到达莫斯科那天，恰好是会议的最后一天。由于我们的到达，会议延期一天听取我们的发言。我代表解放区工会，作了《反内战、反独裁、反卖国，要独立、要和平、要民主》的发言，得到各国进步朋友的支持。

按照原定计划，参加这次会议后我即赴欧洲各国。但是，由于遇到一些具体困难，一时还无法到欧洲其他国家去，我只好暂时返回国内另作打算。

1946年7月下旬我回到了上海。恰巧，恩来同志也从南京到了上海。我在汽车里向恩来同志作了汇报。他听过汇报后指示我，先留在上海，一面在“周公馆”里作组织工作，一面继续争取“劳协”，促进中国工人运动的统一，同时寻找机会再作出国的努力。

这一年深秋，我给世界工联总书记路易.赛扬发了封电报，反映了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工人的情况，并表示希望到巴黎当面谈谈中国工运情况。赛扬很快回电表示欢迎。我把这情况报告恩来同志，他很高兴，嘱我争取同朱学范一道从香港出国。离沪前，恩来同志一再叮咛，到欧洲后，要依靠华侨以及中共党的组织，与英法及欧洲各国的共产党和工会组织建立广泛的联系，争取留在那里的时间越长越好。由于朱学范要留在香港一段时间，我于1947年初，只身一人从香港去欧洲。

到巴黎以后，我遵照恩来同志的指示和嘱咐，以巴黎为据点，与世界工联总部保持联系，与在法国的中共党的支部、欧洲各国的工会组织和华侨组织保持联系，与各国到巴黎的朋友们联系，开展了大量的国际交往。先后到过法国、英国、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匈牙利等国。

我在欧洲各国不仅广泛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的情况，让各国人民更多地了解了中国革命。同时，也把各国工人运动和人民革命的情况向国内作了多方面的介绍。1948年3月，恩来同志代中央起草了给我的电报指示，要我在世界工联执委会和执行局的会议上，坚决反对马歇尔计划，邀请兄弟国家工会派代表出席我解放区工人代表大会，并与其他一些国家的代表进行了广泛的外交商谈。

由于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接连不断地取得辉煌的胜利，彻底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已为时不远了，中国工会的作用和影响与日俱增，使我们在这两次会上成为世界工联的主力之一。

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我们在国际上的活动也越来越广泛和活跃。世界工联、青联、国际妇联、学联都陆续有了中国解放区的代表驻会工作。

恩来同志早在40年代就派我到欧洲，以解放区工会代表的身份参加国际工人运动，不仅在当时争取各国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打破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封锁，发挥了很大作用，而且，对于新中国建立后很快打开外交局面，以及后来与各国人民的团结和友好交往，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h3>参加世界“和大”，在保卫和平的人民运动中广交朋友</h3>

经历过战争的人们，更懂得和平的可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了制止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新的战争阴谋，各国人民纷纷行动起来通过各种方式呼吁和平，反对战争，一个规模空前的拥护和平、保卫和平的人民运动，席卷了整个世界。各国和平团体共同商定1949年4月在巴黎召开世界拥护和平大会。提议发出，各国人民热烈响应，很快就都组成了各自的代表团或筹备机构。

1949年3月18日恩来同志在西柏坡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彭真、叶剑英并转李维汉的电报，告诉他们中央决定响应倡议，组成代表团参加大会，并责成李维汉在北平先动员和组织社会人士、文化团体及文艺界、科学界推举代表人物，准备组成代表团。同时恩来同志亲自拟了一份供参考的名单。

3月20日，在中共中央由河北迁往北平的路上，恩来同志对我说：召开拥护和平的世界大会，是全世界各国人民反对战争、爱好和平的伟大意志的体现，是以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为首的世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日益壮大的标志。我们派代表团参加大会，既表明我们愿与世界各国人民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又可以把中国人民的声音带到会上去，让各国人民了解，目前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正是用实际行动制止战争、保卫和平，而且我们具有足以战胜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力量。会议期间，我们还可以广泛开展人民外交，在争取和平保卫和平的人民运动中广交朋友。恩来同志通知我，到北平后立即与钱俊瑞、陈家康、萧三一起着手进行具体筹备工作。

3月24日我国代表团正式组成，团长郭沫若，副团长刘宁一、马寅初，秘书长钱俊瑞。团员包括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国青年联合会筹备会等十个团体的代表和各界知名人士代表共40人。

3月27日下午3时，代表团在北京饭店集会，讨论通过了代表团的任务与组织章程，然后请周恩来同志作临别谈话。

恩来同志指出：你们去参加的是一个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大会。会议期间，要以我们自己的光辉的斗争经验告诉各国人民，帝国主义制造的战争危险是可以克服的，任何侵略计划都是可以粉碎的，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及其代理人国民党反动集团是中国和平的障碍。现在，这个障碍已被我们战胜了，它的残余力量正在被我们肃清。我们国内正在进行的解放战争，正是为了反对国民党的内战、独裁和卖国政策，要求独立、民主与和平的斗争。在中国，只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根除他们的战争政策，才能真正实现彻底和平。这将是中国人民对世界和平的一大贡献。因此，我们的解放战争与世界和平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到大会上要理直气壮地宣传这个道理。

恩来同志说，代表团里有各个方面的代表人物，象征了中国团结的力量，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保障。你们出国，是为了寻求用友，寻求团结与和平，寻求知识的。因此，大家要善于和各国人民广交朋友。我们的代表们，在国际交往中，应当保持不卑不亢、谦虚谨慎的作风。大家在国外的言行代表几亿中国人民。因此要严肃，但不要拘谨，每个人的言行都要符合自己的身份，体现出自己的代表性来。比如，教授要有教授的身份，宗教人士要讲宗教界的问题，都要起到各自的作用。恩来同志这番嘱托，使我们增强了完成任务的信心和力量，同时也感到自豪和光荣。

3月29日，我们带着几亿中国人民拥护和平的美好愿望和委托，踏上了去巴黎的旅途。到欧洲以后，由于法国政府以限制人数为借口拒发入境签证，我们只好停在布拉格，继续交涉。因为会期已到，还有一些国家的代表团也被拦阻在布拉格，所以大会筹委会决定分两处开会，即巴黎——布拉格大会。

1949年4月20日上午10时50分，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在巴黎文化厅和布拉格国民议会会场同时开幕。大会主席、世界著名科学家约里奥一居里在开幕词中，特别向民主中国（指解放区）、自由西班牙、自由希腊、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的代表们致敬，表达了对这些国家人民争取和平民主斗争的支持。

4月23日夜里，我人民解放军胜利解放了南京。消息传到大会上，各国代表一片欢腾，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辉煌胜利，以致大会只好临时改变日程，让大家尽情地欢庆。捷克人民上街游行庆祝中国人民的胜利。他们把中国代表抬起来，抛向空中，表达由衷的欢乐和喜悦。

会议期间，我们根据临行前恩来同志谈话的精神，向大会介绍了中国解放区政治、经济与文化事业发展的情况和国民党统治区工人运动情况，并表明，中国人民将巩固和发展自己的胜利，与世界人民共同奋斗，争取持久和平。

5月4日大会胜利闭幕。5月25日郭沫若、马寅初率领代表团由沈阳经天津回到北平。恩来同志亲自率领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沈钧儒等各界各人民团体领导人和人民群众代表2000多人到车站迎接。当天又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10万人盛大集会，欢迎代表团凯旋。

当时，恩来同志正忙于筹备新政协，我只好在由香山到市区的路上，坐在汽车里向他汇报代表团在国外的情况。恩来同志询问了代表们在国外的表现和健康状况。然后他说，中国革命的胜利，人民力量的发展，是各国人民所关心的。看到中国的胜利，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会受到鼓舞，掀起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世界形势的发展，有利于我们开展人民外交。现在我们通过和平运动，与各国人民广泛交往，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人做朋友，这就不仅突破了美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包围和封锁，而且反过来对美帝形成了反包围。美国想在外交上孤立我们，我们则在人民运动中孤立了他们。这就是我们开展人民外交的重大意义。同时，我们在人民外交中得到了锻炼，增加知识，开阔眼界，看到了世界人民前进的步伐。

为了更好地开展人民外交，在恩来同志的直接关怀和部署下，此后不久，相继成立了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苏友好协会、中日友协、中美友协、中印友协、对外文联、国际贸易促进会、对外经济援助委员会等社会团体。这些机构的设立，对于我们与一些尚未建交的国家之间开展多方面的民间交往，发挥了巨大作用，从而促进了国家之间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h3>在亚太和平会议和日本“八六”大会上向各国人民传播和平与友谊</h3>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战略地位和这个地区的国际关系构成状况决定了它对于整个世界和平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1951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以中国为主体，在北京召开一次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简称亚太和平会议。

中共中央认为，召开这样一次会议，不仅可以增进我国人民与各国人民的友谊，进一步扩大新中国的影响，而且可以突破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封锁。当时，朝鲜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美帝阴谋对我国实行新月形的军事包围，直接威胁着我国。这时在我国召开这样一次会议对于刚刚建立的新中国是非常有利的。因此，决定尽力筹备开好这次会议，并指定由周恩来同志领导这项工作，由彭真同志出面主持会议。

为开好这次会议，恩来同志指示我们，会议可吸收亚洲、澳洲、美洲一些没有与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的知名人士参加。作为和平运动是可以吸收他们来的。不能否认，会议代表中将会有左、中、右各派人物。请他们来，我们要相应地做些工作，要兵对兵、将对将，来什么人就派出相应身份的人去做工作。因此，要多动员一些知名人士参加接待工作。后来遵照恩来这些指示，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同志带头，动员了很多有名望的人士参加接待工作，如陈叔通、章伯钧、章乃器、蔡廷销等都参加了。对于会议的开法，恩来指示，要分成几个步骤进行，先开好筹备会，多吸收一些有关国家的代表开好筹备会，同时请他们在本国组成筹备机构，广泛动员社会各界人士，在此基础上再开正式会议。

恩来同志还主持起草并亲自修改了由宋庆龄、郭沫若等11人联合署名的发起书。

6月3日，澳大利亚、缅甸、加拿大、锡兰、智利、中国、印度、印尼、日本、朝鲜、墨西哥、美国、苏联、越南、马来亚、蒙古、新西兰、巴基斯坦、菲律宾等19国代表在北京召开了筹备会议。会上对和平与民族独立的提法问题展开了争论。有的代表提出要把和平与民族独立分开讲。我们在会上，按照恩来同志的指示精神，耐心地做了说服工作，经过争论，说服了对方。最后，通过了保卫世界和平、支援各国民族独立运动、支援朝鲜民族民主解放战争的决议。会上决定当年9月召开大会。

为了迎接9月的大会，中央下了很大力气从各方面进行认真的准备。

当时只有北京饭店（旧楼）和六国饭店，接待各国代表的房间不够。恩来同志指示，在金鱼胡同盖一座和平宾馆，要求在两个月内按期保证质量完工。为了准备大会用的会场，恩来同志亲自制定了改造怀仁堂的方案，把原来仅能容纳300多人的一个四合院改建成能容900人的大礼堂，并且安装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4种语言同声传译设备。大会需要工作人员，少奇同志召集青年团、组织部的负责同志开会，布置任务，要求全力保证会议的需要，提出要什么人就得给什么人。邓小平告诉政务院秘书长齐燕铭同志，要千方百计保证会议需要的技术设备和物资。对于接待工作，恩来同志考虑得很细致，连宴会的座次、住宿的安排都亲自过问。由于中央领导的重视，筹备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10月2日，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

由于代表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又各持不同的政治观点，会议难免出现曲折。讨论中，相当一部分代表表现出和平主义思想，不区别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笼统地反对一切战争，对民族独立运动和我国抗美援朝也有异议，想尽各种办法降低会议的调子。我们把这种情况向恩来同志报告，他要我们发动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代表一道做好工作，努力扩大进步力量，克服和平主义影响。我们遵照这些指示进行了积极的工作，使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会议通过了《致联合国书》、《告世界人民书》和关于朝鲜问题、日本问题、民族独立运动以及经济文化交流等问题的决议，成立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是宋庆龄，副主席有郭沫若和其他国家的10人，我是秘书长。

这次会议，是恩来同志领导的对亚太区域国家开展人民外交的一次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大规模行动。它使各国人民加深了对新中国的了解，扩大了新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在北京市举行的5万人庆祝大会上，美国代表团副团长说：“美国代表团谨向使这次盛大会议能召开成功的人们表示感谢”，“中国人民大众都是这样的明智自信，这样的坚强、文雅和有礼，这样的健康、快乐，这样的充满希望而精神焕发。在短短的三年中间，整个民族的性格风度都产生了世界上从来未有的变化，这是新的事物，我们从来不敢梦想的事物”。印度尼西亚代表苏洛多说：“这次会议的成功是因为有了现在这样的北京，这是因为有了现在这样的中国”。

新中国建立后20多年里，中日两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为了改变这种不利于两国人民的局面，恩来同志以无产阶级外交家的远见卓识，领导我们对日本开展了长时间、多方面、多渠道的人民外交。1955年派我们参加“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例。

1955年8月6日，由日本各政党代表和团体筹备召开“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

恩来同志对这次会议很重视，认为是对日开展人民外交的好机会，而打开中日人民交往的渠道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在我们出发前，恩来同志作了重要指示。他说，到日本以后，要坚决支持日本人民反对原子弹和氢弹的斗争，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原子讹诈。我们要和美国形成鲜明的对照，美国在日本丢下的是原子弹，我们要带去人民币，救济和慰问日本人民。当时日本经济遭到战争的破坏，日本人民十分困难，虽然我们只带去10万元人民币，但影响是不小的。

恩来同志指出，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但是，战争的受害者不光是中国人民，日本人民也深受战争之害，原子弹爆炸给日本人民造成的灾难就是证明。因此我们要把日本的人民和日本军国主义、日本的反动政府相区别。两国人民经过10年时间，都发生了变化。中国人民同情日本人民，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表示友好。两国人民都有友好往来的愿望。所以，我们要与日本人民广泛地交往，在保卫世界和平的人民运动中共同斗争，发挥作用。

恩来同志还指出，要重视对日本开展人民外交，我们欢迎他们来参观中国的建设，让他们广泛地了解新中国。我们也要多多和日本的人民接触。日本工会总评议会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还有社会党、公明党、共产党和其他朝野各党派、群众团体和各界人士，都应该去接触，建立广泛的经常性的联系。

到日本以后，我们遵照恩来同志的指示，与日本各界进行了广泛地接触，对日本人民反对原子弹，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正义斗争给予了巨大支持，在日本人民中间传播了友谊。

恩来同志在50年代曾经说过，照国民外交的方式搞下去，日本团体来得更多，我们的团体也多去，把两国要做的事情都做了，最后只剩下两国总理、外长签字、喝香槟酒了。这段话，不仅是恩来同志对中日民间外交的评价，也充分表达了他对人民外交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

外交，它在历史上曾是个高贵而神秘的字眼，它意味着少数人的活动决定千千万万人的命运。

然而，伟大的无产阶级外交家周恩来，把外交与人民大众结合起来，使外交走出少数外交官活动的狭小舞台，进入人民运动的广阔天地，让国家之间的外交往来与人民之间的外交活动相辅相成，从而使外交体现人民的意志。

这正是周恩来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的重要特色。它不仅在周恩来的全部外交实践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世界外交史上，也留下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光辉篇章。

正文三七于细微出见精神——记周总理对我的几次批评

<er top">一</h3>

1954年4月，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我奉派以新闻联络官的名义，负责新闻办公室的工作，主要任务是：（1）协助发言人组织新闻发布会；（2）接待来访记者。

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时，台湾国民党中央社驻巴黎记者王家松要求参加，被我拒绝了。事后我报告总理，并建议同“新闻之家”交涉，追回王家松的记者证。周总理问我，为什么？我说，中央社是台湾的官方机构，要警惕他在这里制造“两个中国”的假象。总理蹙了蹙眉头说，不能抽象地讲警惕，警惕要有事实根据，没有事实根据的警惕是主观主义，就会变成自己制造紧张，给工作造成损失。蒋介石的基本政策，也是坚持一个中国，但他所坚持的是只有一个“中华民国”。美国顽固支持蒋介石，一直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现在怎么样？瑞士早就同我们建交，杜勒斯不得不同我们一起开会，这里哪有“两个中国”的影子？来了一个中央社记者，怎么就会造成“两个中国”的假象呢？你应该了解蒋介石的为人。他对这次会议很不安，美国当然会向他通气，但他信不过。他派个记者来，显然是为了便于进行现场观察，观察我们，也观察美国。让他了解一些第一手的真实情况，这对我们有什么不好？你把人家拒之门外，这于情理不合。你还准备让“新闻之家”收回他的记者证，你有什么理由？你能说他是国民党的官方代表？要是这样说，岂不是反而给人造成“两个中国”的假象？

我说，总理批评得对，是我想错了，我不经请示，就把人家拒之门外，这是组织性纪律性的错误。总理说，我是从政治角度提醒你，没有说组织性纪律性的错误。当然，组织性纪律性是重要的，但不是事事都要请示。那叫不负责任。重大的、没有先例的问题应当事先请示。有时来不及请示，就需要当机立断，但要断得正确。要做到这一点，不只靠水平和经验，关键在于事前进行周密的考虑和认真的准备。代表团在北京集中以后，我要大家设想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和问题，一一提出对策，经过讨论批准作成预案。有了这种准备，我们就比较主动。当然，不可能事事都预先料到，那不是唯物主义。应当并且可能预料到的事而没有预料到，就是失职。你也作了预案，但你没有设想国民党的记者到日内瓦来，你没有想到，我也没有想到，所以我也有责任。现在不是追究责任，工作中难免有失误。有了失误就追究责任，会弄得人人自危，不利于工作。但是，有了失误就要认真吸取教训。我要在碰头会上讲这件事，要大家都吸取教训。首先是联系这几天的实践，检查有没有偏差，进一步设想还可能出现什么新的情况和问题，拟出对策，这样，继续战斗就更有把握。我说：我就召集新闻办公室的同志开会，按照总理的指示，进行检查和讨论。总理说，你们开会，再增加一个内容。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反对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活动，这是必要的。现在看来，对这个问题缺少具体分析，你们先研究一下，区分几种情况，分别提出处理办法，写出来送给我。

总理还关照我，在我们的记者中找一位便于同王家松接触的同志，向他作些解释，告诉他，今后如愿参加我们的新闻发布会，我们欢迎，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酌情帮助。但要注意，同他接触，一定要掌握好分寸，不能过头，要顾及他的处境，不要使他为难，更不能让他丢掉饭碗。

<er h3">二</h3>

1954年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中、苏、美、英、法都派代表团参加，引起广泛注意。在“新闻之家”登记的记者近千名，这在当时是破纪录的。周总理规定，除新闻发布会外，外国记者同中国代表团接触，一律通过新闻办公室。

总理对接待外国记者的工作，作了五条原则指示：（1）来者不拒，区别对待；（2）谨慎而不拘谨，保密而不神秘，主动而不盲动；（3）记者提问，不要滥用“无可奉告”，凡是已经决定的，已经公布的，经过授权的事，都可以讲，但要言简意赅，一时回答不了的，记下来，研究后再回答；（4）对于挑衅，据理反驳，但不要疾言厉色；（5）接待中，要有答有问，有意识地了解情况，有选择有重点地结交朋友。

新闻办公室设在宝瑞华旅馆，来访的外国记者很多，有时应接不暇。他们着重询问中国各方面的情况。总理对此早有预见，事先就让有关部门编写了介绍中国情况的材料。此外，还带去了国内出版的外文书刊。有了这些材料做依据，对外国记者提出的问题，基本上都能回答。总理指定人进行了检查，认为没出差错。总理听了汇报后说，没出差错，只能算勉强及格。你们接待外国记者的方式还太呆板，还只是“守株待兔”式的，效果还不很大。可以为友好的记者举行小型宴会，为一般的记者举行大型冷餐招待会，请他们吸中国烟、喝中国酒、吃中国菜，边吃边谈，让人感到无拘无束，轻松活泼。这不是吃吃喝喝，是为了便于你们宣传“自己”，了解对方，结交朋友。这三者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执行我们的外交政策。

不久，越来越多的西方记者询问中国的外贸情况，我们原先准备的材料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总理说，让雷任民（外贸部副部长）当代表团的顾问，就是为了这一点。总理要新闻办公室为外国记者举行一次中国外贸问题座谈会，由雷任民主讲并答问。

这些方式是其他国家的代表团所未采取的。外国记者反应很好。有的说，中国人熟悉西方记者的心理，事先准备周密，易于使人了解中国。有的说，雷任民的介绍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中国并不拒绝外资，任何国家都没有同中国贸易的优先权。有的说，从周恩来和他的助手身上，可以看出中国人的自信、乐观和组织能力，他们具有没有大国架子的大国风度。有的说，严肃和热情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可是在周恩来和他的助手们身上，这两种性格融洽地结合在一起，这真是奇迹。

总理及时了解这些反应。但他更注意对我敌视的反应。美国有个记者说：在日内瓦看不到共产党统治下的几亿中国人民的悲哀和愁苦，更看不到他们对共产党专政的憎恶和仇恨。总理了解到这种反应后，让我们为外国记者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国庆节的纪录片。他特别交代：要选好放映日期，不要在开会的日子，也不要在周末，把请柬分成两种，一种指名邀请，一种不写名，就放在“新闻之家”，准备让台湾、南越、南朝鲜以及不便邀请的美国记者自取。放映时根据中文解说词，用英文通过扩音器作简单说明。

按照总理的指示，我们放映了《1952年国庆节》，能容纳350人的电影院座无虚席，还有人站着看。放映过程中，不时响起掌声。放完后，掌声雷动，观众纷纷向我们握手祝贺。普遍反应，印象深刻。有的说，不能再用1949年以前的眼光看中国了；有的说，美国不少记者也来看，不知他们作何感想？瑞士的一位记者在报道中说：“当全副武装的中国军队和手捧鲜花的姑娘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跨过日内瓦的银幕时，西方和东方的无冕之王们都情不自禁地一起发出轻轻的赞叹声。”苏联代表团的新闻联络官说，这是个创举，表示要向我们学习。

听我们汇报了这些反应后，总理问，有没有批评意见？我说，间接地听到美国一个记者说，这部影片说明，中国在搞军国主义。总理说，即使是个别人这样说，也值得注意。再给他们演一部《梁祝哀史》。

《梁祝哀史》是根据越剧编拍的彩色戏曲片。当时刚刚拍出，我还没有看过。为了便于向外国记者介绍，我们在旅馆里先行试映，旅馆的一些瑞士职工闻讯也来看，但放映不久，他们就一个个地走掉了，显然是看不懂。我要是不看字幕，也听不懂唱词。我想，让外国人看这部电影，真是“对牛弹琴”。但还得尽力而为，便请懂越剧的同志将剧情介绍和主要唱段写成一本十五六页的说明书，准备译成外文，发给外国记者。我先把剧名译成英文，叫做“梁与祝的悲剧”。

我向总理汇报试映的情况以及所作的准备。不料总理批评我是在搞“党八股”。他说，十几页的说明书，谁看？我要是记者，我就不看。

总理给我出主意说，只要你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放映前用英语作个三分钟的说明，概括地介绍一下剧情，用词要有点诗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入电影，不再作其他解释。你就这样试试，我保证不会失败。不信，可以打赌，如果失败了，送你一瓶茅台酒，我出钱。

我说，说明词写好后，请总理审定。总理说，那是你的事，我不越俎代庖。

我们照总理说的去办。为了停车方便，租用了旅馆的大餐厅。放映前10分钟，250个位子坐得满满的，王家松也来了，后到的无处可站。放映过程中，和上次不同，全场肃静。我举目四顾，都在聚精会神地观看。演到“哭坟”、“化蝶”，我听到啜泣声。放映结束，电灯复明，观众还如醉如痴地坐着，沉默了大约1分钟，才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他们久久不肯离去，纷纷发表观感。普遍认为，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更感人。有的说，简直忘了是看电影，仿佛置身于画图之中。有的说，想不到色彩这么绚丽。友好的记者为电影的成功感到骄傲。一位印度记者说，中国在朝鲜战争和土地革命中拍出这样的片子，说明中国的稳定，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

之后，这部电影又在更大的范围放映了几次，许多社会名流称赞色彩、音乐的美，说这是“东方式的细腻的演出”。一位美国教授不请自来，看后要求购买拷贝。他说，应当把这部电影拿到美国去，让好莱坞那些只会拍大腿片的人看看。总理还让王卓如拿到卓别林家里放映，这位电影大师也称赞不已。

“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多么贴切，多么吸引人，这简单的几个字，蕴含着多么丰富的知识和高超的智慧啊。

我向总理汇报演出获得巨大成功时，谈了自己的感受。我说，这使我进一步懂得对外宣传的重要。总理说，问题在于宣传什么，怎么宜传。——他告诉服务员，给我一瓶茅台酒，记他的账。

<er h3">三</h3>

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退出现役后，曾在1960年5月访华5天。毛主席、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会见了他。他印象颇深，但感到时间太短，要求1961年9月访华3周，除会见我国领导人外，还要访问几个不对西方开放的城市。总理原则同意。外交部制定日程，组成接待小组，由国防体委主任李达上将率领，全程陪同。

9月7日，蒙哥马利在陈毅副总理主持的欢迎会上发表讲话，提出“和平三原则”，即：一、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二、都承认有两个德国——东德和西德；三、一切地方的一切武装部队都撤退到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去。

总理认为蒙哥马利很有政治头脑。他要我以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的名义，参加接待小组，陪蒙哥马利去外地。总理指示，要放手让他看，旧中国遗留下的贫穷落后和新中国取得的成就，都是客观存在，让他自己看了作出结论。结合参观访问，帮助他尽量从本质上了解新中国。

从9月9日起，蒙哥马利先后访问了包头、太原、西安、延安、三门峡、洛阳、郑州、武汉，9月20日傍晚回到北京。21日凌晨2时许，总理找我到西华厅向他汇报。

我的汇报较简短，总理问得很仔细，对政治性问题问得特别细。汇报了两个多小时。看来总理还满意。我觉得总理该休息了，准备告辞。但总理不让走，又问我，在各地看了些什么文艺节目。我从包头谈起，谈到在洛阳时，当地为蒙哥马利准备专场文艺演出，他不看，晚饭后让我们陪他到街上散步，走过一个小剧场，他闯了进去，演的是豫剧，翻译向他简介了剧情。中间休息时，他走了，回到宾馆他说，这出戏不好，怎么让女人当元帅。我说，这是中国的民间传奇，群众很爱看。他说，爱看女人当元帅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爱看女人当元帅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我说，中国红军就有女战士，现在解放军有位女少将。他说：他对红军、解放军一向很敬佩，不知道还有女少将，这有损解放军的声誉。我说，英国的女王也是女的，按照你们的体制，女王是英国国家元首和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这一来，他不吭声了。

总理严肃地对我说，你讲得太过分。你说这是民间传奇就够了。他有看法，何必驳他。他提出了和平三原则，难能可贵。你搞了这些年外交工作，还不晓得求同存异？弄得人家无话可说，就算你胜利了？鲁迅讲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引伸一下，讽刺和挖苦决不是我们的外交。

总理的批评很尖锐，但使我心服，我很想听他多批评几句，但总理却改了语气和话题。问我：蒙哥马利最喜欢什么文艺节目，我答：杂技，特别是口技。总理问，他看了杂技《抢椅子》没有？我说，没有。总理从文件框里取出为蒙哥马利安排的文艺晚会的节目单，其中没有杂技和口技，却有一出折子戏《木兰从军》。总理说，又是一个女元帅，幸亏问了你，不然他会以为我们故意刺他。总理马上打电话给俞沛文，要他从节目中撤掉《木兰从军》，加上口技、《抢椅子》和中国戏法，并指定了演员。

9月22日晚，总理在饯别蒙哥马利的宴会上发表讲话，称赞蒙哥马利提出的“三原则”是“抓住了解决国际重大问题的关键”，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总理还说，这次蒙“亲眼看到中国人民正在辛勤劳动，从事和平建设”，但“我们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还要经过几十年的长期努力，我们需要和平，需要朋友”。蒙哥马利在讲话中说，这次访华“使我了解了整个国家解放以来获得的进展”，“中国的命运现在已经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1962年，英国出版了蒙哥马利所著的《三大洲》，书中详述了他访华的见闻和观感，强调指出：“从长远看来，世界和平的关键在中国，中国作为一大强国的兴起是必然的，这符合人类总的利益，有助于缔造一切国家的普通人民深切期望的和平世界”。在这本书中，他还描述了在北京看到的口技和《抢椅子》的演出情况。

<er h3">四</h3>

1962年8月，我到伦敦担任驻英国代办。9月间，英国贸易大臣埃儒尔通知我：英国政府邀请中国外贸部副部长卢给章于当年12月访英。我请示国内后，回答埃儒尔：中国政府感谢英国政府对卢的邀请，卢将如期访英。埃儒尔非常高兴。他说，这是英中关系中的一件大事。英国政府将于3天内发布消息，希望中国政府也同时发表消息。我说，副部长出国访问，提前3个月发表消息，不符合中国的习惯作法。英方如何处理，由英方定。

第二天，英国政府宣布了这件事。

10月，印度再次在中印边境挑起武装冲突，我国被迫自卫还击。英国一些政客和报刊借机反华。《苏格兰人报》称，英国政府对中国外贸部副部长访英事将另作考虑。我马上往见埃儒尔，要他澄清。他说，这完全不是事实。英国政府对卢副部长的邀请以及访英的日期不会改变。

过了几天，埃儒尔紧急约见我。他说，英国政府决定无限期推迟卢的访问，半小时后就正式宣布。他个人认为，这不是由于政治原因。

我竭力抑制愤怒的情绪，简要回顾了前两次同他谈话的情况，指出：英国政府出尔反尔，使我惊讶。卢的访问日期是英国政府提出，中国政府同意的。现在英国政府不同中国政府商量，单方面决定无限期推迟，而且马上就要宣布，对这种不正常的作法，我个人表示遗憾。我将报告本国政府，并保留进一步评论的权利。

回到代办处，我召集主要外交官开会。我说，对英国政府这种帝国主义的态度，应当予以打击。根据我的意见，急电外交部和外贸部，说明埃儒尔同我谈话的情况以及我的表态，并提出三点建议：（1）向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2）主动宣布取消卢绪章的访问；（3）削减从英国的进口。

外交部复电同意我对埃儒尔的表态，并要我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向他重申，但不提保留进一步评论的权利。复电指出，三点建议不妥，不予采纳，要我联系我国总的外交政策和对英工作方针，进行研究考虑并复。这显然是认为所提建议不符合我国的外交政策和对英方针，让我作检讨。我感到不能接受。在给外交部的复电中，我只表示，所提建议仅供参考，现服从部里决定，今后将在实际工作中加深对我国外交政策和对英方针的理解。

1963年春，卢给章应邀访英，访问很成功。这年秋天，我回国休假。总理找我谈话，提到此事。总理说，去年你提出三点建议，当时外交部和外贸部基本同意，到我这里挡住了，我让外交部给你泼了冷水，希望你考虑考虑。从你的电报看，你思想不通；我没有再跟你打“电报官司”，现在我问你，当时提出这三点建议，出于什么考虑？

我说，我本想当场对埃儒尔提出抗议，鉴于外交工作授权有限，我只表示遗憾；我觉得不够分量，应该用政府的名义提出抗议。英国虽已衰落，有时还有强烈的帝国主义气焰。他们认为需要，就迫不及待地宣布邀请卢绪章访英；他们认为不利，就单方面宣布推迟，这有些“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味道。我们主动取消卢的访问，可以表现我们的高姿态。我们以自力更生为主，对英国无所求。而英国的经济很大程度上靠外贸，削减从英国的进口，才能刺痛它，加深它的内部矛盾。对英国该拉就拉，该打就打，当时我觉得对这件事有必要给它沉重打击，这是针锋相对。

总理说：针锋相对要看全局，美国对我们封锁禁运，英国却邀请我们外贸部副部长访英，这就有区别，有矛盾，先要抓住这一点。印度是英联邦的重要成员。中印发生武装冲突，英国要是按原计划邀卢绪章访英，就不好向印度交代。他们的态度有反复，说明内部有争论，他们决定无限期推迟，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中印冲突会持续多久。它只是推迟，留有余地，你为什么要取消，把文章做绝呢？当然，英国的做法不大对头，你向埃儒尔指出来，表示遗憾，这很好，再用政府的名义口头重申一下就够了，何必小题大做提抗议？我们的建设以自力更生为主，也要在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外贸易。这在开国的时候就宣布了。进口的东西都是我们需要的，我们是计划经济。突然削减进口，首先对我们不利。英国同我们做生意的都是私营企业，对我们的态度比较友好消削减订货，受损失的是他们，还会落下一个不遵守合同的坏名声，你想到这些没有？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我还是提一提，你有什么意见？

我说，卢给章访英成功，证明我原来的想法和建议错了。但我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总理从方针政策上作了具体分析，使我豁然开朗，对我是很大的教育。

总理说，我记得你是1919年出生的，已经不是少年，有时还那么“气盛”。外交工作不能意气用事，要有全局观点，从多方面考虑。我这样讲讲，是希望你成熟一些，但不要因此就不勇于提出建议。

<er h3">五</h3>

1971年7月9日至1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周总理让我以他的助理名义参加会谈。7月15日，中美双方同时宣布，尼克松将于1972年5月以前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新闻震动了世界。

这年10月，基辛格一行14人来北京，为尼克松访华作具体安排。总理主要同基辛格谈判被称为“上海公报”的内容，并商定尼克松访华日期为1972年2月21日至28日。

1972年1月，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一行18人（包括白宫发言人齐格勒）来华作技术安排。齐格勒提出，在尼克松访华期间，随行的大批记者将通过通讯卫星播发电视、图片、电讯等，请中国政府给予方便。他着重指出，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几乎家家都有电视机，亿万人民渴望通过电视看到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况，尼克松本人对此极为重视。

总理让我约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开会讨论此事。会上，于会泳抢先发言。他说，我们绝对不能在中国向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为尼克松进行电视宣传，这也是“首长”的意见。与会的其他同志听后，一言不发，大家都明白，于会泳的“首长”是江青一伙。

我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说，岂有此理！过去美国政府一直敌视中国，现在美国总统要来中国访问，这是历史性的转变。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亿万人民通过电视看到尼克松访华的情况，就会引起思考，增加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这是为尼克松做宣传，还是为新中国做宣传？

总理说，你告诉齐格勒，中国政府原则上同意他代表美国方面提出的这一要求。我们现在还没有通讯卫星，请他帮助我们租用一个，在转播技术方面，也请美方协助。对此，齐格勒表示，他没有经手租用过通讯卫星，但料想租金一定很贵，尼克松访华8天，8天的租金估计可能要100万美元。中国政府不必花钱租用，因为美国政府已经准备了供美国记者使用的通讯卫星，只要求中方在北京、上海、杭州修建地面站，费用由美国承担。我说，修建地面站的费用由中国政府支付，只要美方技术协助。至于是否租用通讯卫星，我们再作考虑。

我向总理汇报，并说，既然美国政府已作了准备，我们不必花那么多钱为美国记者租用通讯卫星。总理立即批评我，他说，让你商谈租用通讯卫星，你一听100万美元就想缩头。这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这是涉及我们主权的问题，在主权问题上绝不能有丝毫含糊。你告诉齐格勒：第一，请他负责为中国政府租用一颗通讯卫星，租用期是北京时间1972年2月21日上午1时至2月28日24时；第二，在租用期间，这颗卫星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美国方面事先向中国政府申请使用权，中国政府将予同意。中国政府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第三，租用费和使用费都要合理，要齐格勒提出具体数目。我们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国际上的一般价格，不做“冤大头”。

我按总理的三点指示向齐格勒讲了，他很惊讶，想了一会儿说，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谈判对手。我完全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前两点办法。请放心，租用费一定很合理。我知道，租用费和使用费是互相关联的。我现在提不出具体数目，但我可以设想，这两项费用之间将会划个“等号”。我很佩服你们的精明，我更佩服你们处处注意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严。我将把这一深刻印象报告尼克松总统，并告诉我的同事和亲友。我还要坦率地说，现在我完全同意基辛格博士的看法：周恩来总理是世界上罕见的、令人衷心敬佩的、伟大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正文三八樱花烂漫忆园丁

“万绿中拥出一丛樱，淡红娇嫩，惹得人心醉。”这是周恩来青年时代赞美日本樱花的诗句。1975年，他在医院会见日本朋友池田大作和保利茂时，又深情地回忆起56年前在日本京都岚山观赏樱花的情景。日本友人希望他在樱花时节重访日本，再去赏樱。

周总理说：“愿望是有的，但是力不从心，恐怕很困难了。”

是啊，这位辛勤培育中日友谊之花的伟大园丁，是多么想再踏上那美丽的国家，看看那粉蒸玉琢、如霞似火的樱花啊！

1979年樱花盛开时节，邓颖超同志率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日本，实现了周总理的遗愿。邓大姐在京都岚山为周总理诗碑剪彩时，满怀深情地说：“绚丽的樱花，在自然法则的作用下，万树千花同时开放，又豪迈地无所留恋地谢去，对青年时代的周恩来追求人生真理曾给予很大的启示。诗碑为日本古都名胜锦上添花，也把周恩来和中日两国人民永远紧紧地连在一起。”

<h3>在两国人民之间播种友谊</h3>

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两国20多年没有外交关系，民间交往也是经过曲折的道路发展起来的。

为了驱散历史的阴云，开辟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航道，周总理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特别是通过开展民间外交，在两国人民中间播种友谊，他呕心沥血，辛勤地培育了中日人民友谊之花，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周总理在建国初期就多次讲，要把日本人民与日本军国主义区别开，战争的责任不在日本人民身上，日本人民也遭受了战争带来的灾难。他多次指示从事对日本工作的同志，要向人民群众多作说服解释工作，让全国人民了解，两国人民友好相处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中日两国人民交往的渠道，首先从民间贸易打开了。1952年4月，在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南汉宸、副团长雷任民，遵照临行前周总理对他们的指示，利用会议的机会，与参加会议的日本社会党众议员机足计、女参议员高良富和改进党众议员宫腰喜助进行了接触，并邀请他们访华。当周总理得知三位日本朋友接受邀请，即将与其他国家的朋友们一道访华时，4月17日他亲笔写信给毛泽东、朱德、刘少奇、陈云和王稼祥等同志，告知已做了周密安排，由他亲自领导这次接待工作。为准备回答朋友们的问题，周总理主持各有关部门参加，编写了一份《问题与答案》的资料，最后经他修改，报毛主席批准。其中在谈到对中日贸易的态度时讲，我国与日本由于地理上的关系，在历史上存在着悠久的贸易关系。但目前日本人民得不到对外贸易的自主……中国人民对此寄予同情。中日两国人民如果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恢复正常的贸易关系，这将大大有利于两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在谈到中国是否欢迎外国投资问题时讲，现在中国就有外国投资，而且守法的外商都得到保护。

我们在周总理的指导下，接待了几位日本民间贸易的先行者，并遵照周总理所深刻阐明的观点，向日本朋友介绍了我们对中日民间贸易的态度和有关的政策，使日本朋友受到鼓舞，同时加深了对新中国的印象。虽然当时谈成的第一次民间贸易协定往返金额不过各自3000万英镑，但是，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到中国来的第一批日本客人。两国人民从此沟通了信息，互相传递了友好的意愿。它就象一株经过漫漫严冬考验的幼芽，冲破冰封的大地昂然挺起，向人们展现了无限的生机和希望。

1954年10月，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和学术文化访华团参加了我国国庆观礼。10月11日周总理会见了日本朋友，与他们进行了长达3个多小时的交谈。周总理首先表示：“我今天非常高兴，有这样多日本朋友来参加我们的国庆。既然来了，我们很希望诸位多住一个时期，多看一些东西。我们两个国家是近邻，在近60年来曾有过很大隔阂，我希望中日两国人民能够恢复往来，两国的关系能够正常化起来。”周总理说：“60年来，中日关系是不好的，但这已经过去。我们应该让它过去。过去的历史不要再重演。”他指出，中日人民之间存在和平与友好的种子，这个友好的种子最大最生动的例子就是很多日本人在放下武器之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帮助我们赶走了美帝，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战后他们有的在中国当了医生、护士、教师、工程师，和中国人民一道工作，受到中国人民的信任。周总理感慨地说，诸位想想，曾经打过仗的人，放下武器以后就在一起工作，而且互相信任，这是友谊，可以说是真正的友谊，可靠的友谊。所以，方才改进党的先生说我们是“同文同种”，我们要在这种友谊的基础上改善中日关系是完全可能的。周总理还对日本朋友说，诸位对我们好的、落后的、中间的三方面现象都可以看，参观以后，请提意见，请你们指教。中国要办的事情很多。忙于国家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和平建设是我们肯定不移的方针。

周总理还就战犯问题、日侨问题、恢复交通问题、渔业问题、贸易问题等发表了看法。最后周总理说，还有象傅作义、张治中、程潜等人，你们都可以见面，全面地谈谈。不要只见我一个人，我不能代表全部。讲政策我是代表政府，讲见解我谈的还是有局限性的。我们也希望到日本去，这就要请日本朋友努力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中日两国没有政府关系，不能签订渔业协定，日本渔民到中国的近海东、黄海作业，常常发生海上摩擦，避风港口、海难救助等问题也无法解决，安全得不到保证。1955年初，在周总理的指示下，成立了中国渔业协会，同日本的日中渔业协议会举行了两国之间的民间渔业谈判，签订了中日民间渔业协议，解决了双方在东、黄海和平捕渔和合理保护渔业资源等问题。在准备谈判的过程中，周总理要求中方代表调查在东、黄海捕鱼的日本渔业公司有哪几家，捕渔量多少，以此为生的人口有多少？周总理说，他们多属中小企业，要适当照顾他们的利益。

周总理心里装着中日两国人民，处处、事事从两国人民的利益出发，受到广大日本人民和各界日本朋友的无限尊敬和信任。已故大平正芳首相说，周总理是他在世界上最尊敬的政治家。比周总理大一岁的冈崎嘉平太先生至今把周总理誉为他“人生之师”。许多日本朋友不论见没见过周总理，谈起来总是满怀激情，眼里闪着感激敬仰的泪花。举世公认，中日关系从无到有，直到发展壮大成不可逆转的洪流，是同周总理的辛劳和智慧分不开的。他象一个辛勤的园丁耕耘着两国人民的心田。

<h3>他为浇开友谊之花倾注心血</h3>

周总理同毛主席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起，以他非凡的外交才能，参与制定了我国的外交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使我国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舞台上，赢得了国际上的普遍尊敬和赞扬，在对日关系上更是如此。台湾问题是涉及我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原则问题，也是战后恢复和发展中日关系的主要障碍。为了突破这一障碍，周总理提出了发展中日关系的一系列原则，并在各个不同的时期提出不同的政策，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同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鼓吹“台湾独立”、“台湾地位未定”等等阴谋活动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

战后，在日本政府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下，周总理本着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指导思想打开了中日关系的大门。从1952年高良富、帆足计、宫腰喜助等三位日本国会议员冲破封锁访问中国签订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到协助日侨回国、释放在押的日本战犯、开展文化、体育等各个领域的友好交流、签订渔业协定，中日两国人民和双方民间友好团体在没有官方往来的情况下，通过民间渠道，做了许多带有官方职能的工作。然而，这些绝不是一帆风顺的。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由于要超越民间性质，解决一些诸如互设常驻贸易机构、使用密码通信、悬挂国旗等带有官方权力的问题，遭到当时的日本政府的百般阻挠，谈了一年半才于1958年3月达成协议。然而墨迹未干，岸信介内阁就在台湾当局的压力下，公然出面干涉，甚至还发生了众所周知的纵容歹徒撕毁我国旗、侮辱我民族尊严的“长崎国旗事件”。此事就发生在同年4月3日长崎“浜屋”百货公司“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上。从此，不仅刚刚签了字的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未能执行，经过两国人民艰苦努力建立起来的民间往来也几乎陷于中断。

针对日本政府企图一面同我做生意，一面在政治上敌视我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周总理及时提出了“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和“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为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确定了方针，指明了航向。根据周总理的指示，1958年6月中国渔业协会在通知日方不再延长民间渔业协定期限之际，提出了日方必须明确承认政治三原则，即：（一）不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二）不参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三）不阻挠两国关系正常化。周总理亲自向日本朋友解释，中国政府承认日本人民选择的政府，愿意以日本政府为对手进行谈判，不搞“两个日本”，日本政府却敌视中国人民选择的政府，制造“两个中国”，这是毫无道理的。

1960年8月，周总理接着又提出以“政府协定、民间合同、个别照顾”为内容的贸易三原则。即：第一、鉴于过去的教训，要保证双方经济交往顺利进行，应该签订政府协定。第二、在无条件签订政府间贸易协定之前，可以先由民间企业签订民间合同，但这些企业必须承认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和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第三、对确有困难的日本中小企业个别给予照顾。

中日民间贸易遭受严重挫折的时期，一些靠进口中国原料谋生的日本中小企业无法经营下去，濒临破产倒闭。事态的发展引起日本各界友好人士的忧虑，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纷纷行动起来谴责和抨击日本政府敌视新中国的政策。许多企业和商社表示愿意接受中方提出的上述各项原则。周总理又提出，日本的企业或商社在接受上述原则的前提下，经过日本友好团体和友好人士的推荐，可以成为“友好商社”，继续从事中日贸易；对于“确属中小企业的困难户”可以给予特殊照顾，向他们提供我传统商品，使其不致因原料中断而破产。通过“友好商社”发展起来的“友好贸易”在中日关系严峻时期起了特殊的作用，使几乎中断了的中日民间关系重新得到恢复和发展。

1960年夏天，岸信介内阁在民怨沸腾中倒台，打开日中关系成了新上台的池田内阁在外交上的重要课题。早有改善中日关系愿望的松村谦三、高碕达之助等人在首相池田勇人和大平正芳、河野一郎等重要内阁成员的默许和支持下，挺身而出，探索改善中日关系的新途径。周总理抓住时机，同陈毅副总理联名邀请松村、高碕两位先生访华，并指定周总理在中日关系上的顾问和得力助手廖承志同志为中方总负责人，同他们多次会谈。双方确定以积累、渐进方式打开中日关系，创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半官半民性质的备忘录贸易。双方不仅签订了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互设了常设机构——廖承志、高碕达之助办事处（“文革”中改名为备忘录贸易办事处），并且交换了常驻记者。池田内阁还批准了使用日本输出入银行资金，以延期付款方式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使中日关系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由民间往来发展到半官半民的新阶段。松村、高碕先生成了中国人民敬仰的老朋友，在战后的中日关系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然而，两国关系中的最大障碍——台湾问题并未因此而解决，池田内阁也未能在台湾问题上迈出关键的一步。

取代池田内阁的佐藤内阁，积极配合美国侵略亚洲的政策，继续执行制造“两个中国”、敌视新中国的错误政策。1969年秋，佐藤访美同尼克松发表了联合声明，公然声称，“台湾的安全是日本安全的极重要因素”，积极支持美国侵略越南等。在此情况下，周总理又提出了进行中日贸易的四项条件，即有下述情况之一者，不与之做生意：（一）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支持朴正熙集团侵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厂商；（二）在台湾和南朝鲜有大量投资的厂商；（三）为美国侵略越南、老挝、柬埔寨提供武器、弹药的企业；（四）在日本的美日合办企业和美国的子公司。周总理还指示每年一度的备忘录贸易谈判必须先进行政治会谈，确认政治三原则和政经不可分的原则是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双方就政治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发表联合声明后，才能进入贸易谈判。为此，日方参加备忘录贸易谈判的负责人古井喜实、冈崎嘉平太、田川诚一等人遭到日本国内反华势力的攻击，自民党甚至提出要处分古井喜实。然而正是经过中日双方艰苦努力达成的政治会谈公报为日后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准备了条件。进入70年代后，美国的亚洲政策破产，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日本敌视中国的政策走投无路，要求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呼声遍及日本列岛，更加深入人心。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等在野党相继派团访华，纷纷同我中日友好协会举行会谈，发表联合公报，尤其是我同公明党的会谈受到周总理的特别重视。周总理充分肯定了公明党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并将其归纳为五条，称为中日复交五原则。后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日复交三原则。即：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

1972年7月7日，田中首相就任伊始，即表示充分理解中国政府提出的中日复交三原则，宣布要加紧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周总理看到这一消息，立即召集有关同志研究对策，并亲自在7月9日欢迎也门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宴会的讲话中，针对田中首相的表态，加了“这是值得欢迎的”一句。虽然仅仅是七个字，但在日本国内意见纷纭，田中首相的宏图面临重重阻力之际，正是这个迅速而明确的响应，使日本舆论在中日关系问题上空前地一致，主张应该早日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对中日关系发展中的重大突破起了关键性作用。从那时起，直到9月29日中日联合声明发表，周总理日夜操劳，仔细分析研究田中内阁和日本各种势力的一举一动，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一项又一项实际步骤，指导着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每一步进程。7月25日，田中首相委托他的密友竹入义胜前来中国摸底时，周总理深入而坦率地谈了中方关于两国建交的设想，这实际上成了后来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的基础。

9月25日，田中首相、太平外相和二阶堂官房长官访问中国。在两国总理和外长进行复交谈判和起草联合声明的过程中，双方本着互谅互让和求大同存小异的精神，在有关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在日方接受我建交三原则，承认我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并同台湾断绝一切外交关系的前提下，为了照顾日本的实际利益，我方同意了日本与台湾之间继续维持既有的民间实务关系。这充分体现了周总理坚定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外交风格。

建交谈判中的另一个斗争焦点是关于战后处理问题，即战争的责任、战争状态的结束和战争赔偿问题。日本军国主义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两国要实现邦交正常化，就必须妥善地解决这些问题。经过反复斗争，日方明确承担了战争的责任，并表示深刻的反省。双方郑重宣布自联合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并且指出，战争状态的结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将揭开两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中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1972年9月29日，两国总理和外长庄严地在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上签了字。至此，两国人民为之奋斗了整整20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终于实现了，两千年的中日关系史揭开了它的新篇章。周总理同田中首相共举茅台酒杯，向参加庆祝建交招待会的中日来宾一一敬酒的激动人心的场面，是我们终生难忘的。

后来我们才得知周总理早在1972年5月就发现自己患了癌症。但是，在那党和国家遭受深重危难的年代里，为了实现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心愿，造福子孙后代，周总理不顾病魔缠身，加快了自己的工作节奏，承担着超负荷的工作量，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指挥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一历史性的壮举。

<h3>他为我们留下了……</h3>

在新中国成立后20多年的对日工作中，哪一项重要决策不是周总理深思熟虑的结晶，哪一个关键时刻不是周总理指明航向。即使是一件细小的具体工作，周总理也从不放过。他经常教导我们，外交工作无小事，决不可掉以轻心。周总理总是谦虚地说，他只不过是毛主席战略决策的执行者，但他在中日关系上的卓越功勋同他在其他方面的丰功伟绩一样是尽人皆知的。他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留下了丰富的遗产。由于我们的工作面的局限性，只能试举几例谈一点我们的体会。

交友重交心。周总理经常说：“外交工作首先是做人的工作，朋友越多越好。”他以惊人的精力和热情，抓住一切机会同来访外宾交朋友，有时同他们谈话长达七八个小时。他的朋友既有知名人士，也有满手老茧的普通农民和稚气未退的青年学生。他谈问题以理服人，注意开导，使人心服口服。最近日本公明党副委员长浅井美幸和国会对策委员长市川雄一先生满怀激情地回顾了当年周总理给他们留下的印象。他们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是在1971年。他们问周总理的养身之道是什么？周总理回答说：“漫长的中国革命岁月中许多同志牺牲了，活着的人更要加倍工作，我每天都以此激励自己，这也可以算是养身之道吧。”周总理还说，他最喜欢的一句话是“疾风知劲草”。多少年过去了，周总理的谈话一直在他们耳边回荡，他们把这些话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并激动地说，周总理一直活在他们的心中。

1971年，日本一位随旅游团来访的女学生发生了意外的不幸。日本一些不友好的势力借题发挥，恶意中伤。周总理详细听取了关于事故经过的汇报，并指示我接待单位把她的父亲恳信行教授请来，亲自说明情况，检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经过周总理诚恳细致的工作，这位教授亲自向报界辟谣，澄清事实，成了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以后这位教授多次访问中国，至今邓颖超同志还念念不忘周总理交下的这位朋友。

西园寺公一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从1958年1月携眷属来到中国，在北京整整住了12年。当时中日尚未建交，周总理亲切地称他为“民间大使”，会见日本外宾总要邀他作陪，还经常征求他的意见。但是在“文革”中，西园寺先生呆不下去了，1970年他决定离京回国。总理十分关心他的处境，临行前特意在西华厅设家宴同邓大姐一起招待了他们全家，并欢迎他以后每年来一次，看看中国的变化。十几年过去了，西园寺先生虽年迈体弱，仍不忘总理的遗愿，每年携全家来中国一次小住。在西园寺先生80大寿时，邓大姐亲自为他祝寿，使西园寺先生一家深为感动。

1972年7月，中国上海芭蕾舞团访日，日本松山芭蕾舞团为上海芭蕾舞团访日演出的圆满成功帮了大忙，回国后他们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指出，首先对芭蕾舞进行改革，把中国的歌剧《白毛女》搬上芭蕾舞台的不是中国，而是松山树子，应该要一张松山树子剧照，在《人民日报》上撰文介绍。有关单位按周总理指示办了。周总理的公正评价深深感动了以清水正夫先生为团长、松山树子为副团长的松山芭蕾舞团。

“饮水不忘掘井人”，是周总理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夕对冈崎嘉平太先生讲的话。他以此对那些长期以来为促进中日友好和实现邦交正常化作出宝贵贡献、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的日本各界朋友表示敬意，并教育中国人民永远不忘老朋友。

平等待人。周总理一向注重教育外事干部警惕大国主义作风，而且身体力行。他接待外宾十分注意尊重对方，从不强加于人。周总理多年来一直习惯于夜间工作，经常伏案工作到黎明才上床休息。但是，当他了解到田中首相的习惯是早睡早起时，从田中首相访华一周前开始，他就主动调整自己的作息时间，夜间不办公，不批阅文件，以便能适应客人的习惯，安排两国总理会谈。有一次，一位日本朋友向周总理反映，在日本参加招待会要自己付款。欢迎中国代表团的招待会很多，出于友好，不便拒绝，但每月应酬数次，无处报销，个人负担很重。周总理立即指示有关单位研究这一问题，同日本朋友商量，如何能减轻他们的负担。

一丝不苟。周总理一贯要求外事工作人员，外交工作要注意及时性、准确性和主动性。他日理万机，工作非常繁忙。但为了做好工作，他坚持阅读第一手材料，甚至连刮胡子的时间也要请秘书代读《每日要闻》，对日本情况非常熟悉。许多有关日本的重要情况往往是周总理最先发现并批阅给大家看的。他要求主管同志掌握情况要及时，对待问题要敏感，考虑问题要周密。

1973年4月，又是樱花盛开的时节，廖承志同志率中日友协代表团应日本各界22个友好团体的邀请访问日本。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我国派出的第一个重要的大型代表团。从成员组成到活动方针都是周总理亲自过问制定的。代表团出发前夕，周总理会见了代表团和外交部有关同志。做完指示后，周总理突然问：“田中首相送来的樱花树长势怎样？这是田中首相代表日本人民送给中国人民的礼物，廖承志同志见到田中首相时应该当面汇报。”全场同志都愣住了。这样一件重要事惰居然谁也没有想到。当场有两位同志立即驱车到栽种樱花树的几处公园察看，并摘回几片樱叶交给周总理。田中首相会见中日友协代表团时，廖承志同志从衣袋里掏出小本子，把几枚压平了的樱叶送给田中首相。看到首相接过樱叶笑逐颜开，仔细端详了一番又叮嘱秘书妥为保存时的神态，使人感到真是一片樱叶一片心，两国总理重友情。

日本朋友知道周总理喜爱樱花却始终未能实现再次东渡观樱的心愿，为了表达对周总理的怀念，竹入义胜先生在邓大姐访日时，特意订制了印有樱花图案的日本景泰蓝画盘送给邓大姐，这个盘子一直陈设在周总理的住处——西华厅客厅内。日本创价学会池田大作名誉会长是周总理晚年在医院会见的日本朋友之一。池田先生为表达对周总理的感情，在创价大学校园内栽种了一种樱花，命名为“周樱”。田中首相在离开首相职位，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派秘书早坂茂三来北京送樱花树苗。根据田中先生的意愿，我国把这批樱树栽植在北京的西华厅和重庆、南京、西安、绍兴、淮安等周总理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待到每年阳春三月，樱花烂漫，人们怎能不忆起那位辛劳的园丁、中日友好的奠基人——周恩来总理为发展中日关系、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呢！

正文三九新中国的总理周恩来出访莫斯科

由于工作岗位的关系，我有幸多次跟周总理出国，亲眼看到他在建国初期的几次外交活动的情况，深深体会到这位杰出外交家的非凡才干。

我虽已到耄耋之年，但这些往事仍历历在目，一直没有忘怀。

<h3>一、第一次正式出访苏联</h3>

为巩固中苏两大国的邦交和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不久，1949年12月上旬，毛泽东同志前往苏联进行友好访问。

这是新中国的党和政府领导人同苏联党和政府领导人的第一次最重要的外交接触和谈判，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国际舆论的高度重视。

1950年1月2日，毛泽东同志在回答塔斯社记者提问时，阐明了他在苏期间首先考虑的问题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问题以及苏联对中国贷款和中苏贸易往来问题。然后，电召周恩来同志率领有关人员前往莫斯科协助商议和解决以上各项重大问题。

1月10日，周恩来同志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这是一个颇为壮观的代表团，除随毛泽东同志先期到达的陈伯达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汪东兴、叶子龙等以外，随同周恩来前往的代表团成员有当时的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中央贸易部部长叶季壮、东北工业部副部长吕东、东北贸易部副部长张他东、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赖亚力，另外有欧阳钦、柴树藩、程明升、常彦卿、沈鸿、苏农官、何谦等同志。当时，我是作为翻译，随毛泽东同志第一批赴莫斯科的。当周恩来同志路经西伯利亚抵达新西比尔斯克车站时，同毛泽东同志通了一次电话，但因线路有问题，听音不清楚，谈话很快中止了。

1月18日，周恩来到达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车站时，又同毛泽东同志通了电话。在电话中，毛就自己同塔斯社记者谈话的主旨，以及周抵莫斯科后如何进行工作并企望获得什么结果，还应考虑提出哪些问题等，交换了意见。

1月22日，即周恩来同志到达莫斯科的第三天，在斯大林会见毛泽东同志和他时，由于事先有了充分准备，就开门见山地提出谈判中苏两国应解决的具体问题，即谈到起草《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等文件。斯大林表示同意以上意见。随后，双方商定由周恩来同苏方当时的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外交部长维辛斯基负责协商起草各项文件事宜。

从1月23日起，周恩来同志偕李富春、王稼祥同米高扬、维辛斯基、葛罗米柯（外交部副部长）、罗申（驻华大使）开始就条约和协定的内容进行会谈。有时毛泽东同志也一道参与会谈。在协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周恩来同志强调：“友好同盟”的具体内容自然就包括互助合作在内了，而后者也应该是条约的具体内容。苏联方面对周恩来同志的解释很感兴趣，也相当重视，因此把这次会谈情况向斯大林做了汇报。以后，周恩来同志的这个意思在条约中就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隆重的签字仪式。周恩来同志作为中方全权代表同维辛斯基共同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等。签字仪式完毕后，毛泽东同志再次邀请斯大林出席中方举行的答谢宴会，斯大林爽快地回答说：我历来是不出席这类宴会的，但是当我知道是中国同志有这个愿望时，我们中央政治局研究了这个问题，决定让我出席你们的招待会。因此，我将参加你们的宴会。毛泽东主席说，如果你身体不支，可提前离席，斯回答：我不会提前离席，既来之，则安之嘛。

约两个多小时后，王稼祥大使在莫斯科一家大饭店里举行了盛大的鸡尾酒会，热烈庆贺毛泽东、周恩来同志访苏获得成功。这次酒会气氛热烈。苏联方面出席的有斯大林、什维尔尼克、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卡岗诺维奇、布尔加宁、赫鲁晓夫、布琼尼等党政军最高领导人。斯大林这次破天荒地出席由一个国家的大使举行的招待会，这不仅仅轰动了莫斯科和苏联，而且轰动了整个世界。

周恩来同志致了一段很长的祝酒词，主要内容是：我们两国所签署的条约和协定，将使中苏两国关系更加紧密，将使新中国人民不会感到自己孤立，而且将有利于中国的生产建设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这时，斯大林也大动感情，举起酒杯，同样讲了一段较长的祝酒词，希望加强中苏友好团结，巩固社会主义大家庭。

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欧阳铁和我等一行17人先期回国，李富春、叶季壮、伍修权等同志则留在莫斯科就一些未了的单项经济协定同苏方继续会谈。

3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返抵北京。

<h3>二、第二次出访苏联</h3>

1952年8月，以周恩来同志为团长，陈云、李富春同志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这次出访的主要任务是，同苏联政府协商、研究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规划和援建项目等问题。

周恩来同志这次出访的背景是：自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到1950年底朝中两国军队便把美伪军赶回了三八线一带，扭转了朝鲜战局。以后，在朝中两国军队的沉重打击下，1951年7月美国政府不得不同意坐下来谈判朝鲜的停战问题。但是，另一方面，美国对谈判又采取了拖延和破坏的政策，并企图以军事压力配合谈判，实现其无理要求。朝中军队经过浴血奋战，给敌人以愈来愈大的杀伤，同时把战线牢固地稳定在三八线上，挫败了美帝的企图。

鉴于朝鲜战争短时不可能结束并不可能逆转的局势，党中央及时作出了边打、边建的战略决策，责成国务院着手研究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方案。

在周恩来、陈云等同志的领导下，1952年4月政府各部门初步整理出各自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设想或轮廓材料。到8月，这些材料被汇编成两大册。由于当时我们还没有制订五年计划的经验，有必要就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问题听取苏联政府的意见。所以我国政府组织了一个以周恩来、陈云、李富春为首的，包括各部门、各行业负责人的庞大的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

1952年8月17日，周恩来同志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不久，斯大林偕莫洛托夫、维辛斯基会见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等同志，听取周恩来同志介绍关于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设想问题。周恩来所谈的主要内容是：一、中国经济概况；二、五年建设方针；三、五年建设的主要指标和主要项目；四、长期建设的准备工作；五、请苏联援助事项。斯大林对周的介绍给予了积极的反应，一方面，他对中国“一五”时期的经济发展速度提出了中肯的宝贵的意见；另一方面，他又明确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制订“一五”计划，愿意提供中国实现“一五”计划所需要的技术、设备、贷款等援助，并派专家到中国帮助建设。斯大林以上的表示，为中国代表团在苏联开展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到达莫斯科后，为便于同苏方各部门工作人员谈判和面对面研究计划的制订问题，周恩来把代表团工作人员分成若干相应的组，让他们分头同苏方各有关部门的同志直接接洽，开展工作。这样做，也可使周恩来、陈云、李富春超脱一些，有更多时间考虑并同代表团各组分别研究解决一些急需处理的重大问题。可以说，周恩来同志为了使代表团的工作取得更大成效，最终获得圆满成功，真是呕心沥血，煞费苦心啊。

各个组的工作大致走上轨道以后，周恩来率部分团员到斯大林格勒参观访问。此行的目的，一是慰问这个英雄城市的居民，他们在苏联卫国战争中表现得英勇顽强，蒙受了重大牺牲，对扭转整个战争局势作出了重大贡献；二是为了调查这个城市在历史上罕见的最残酷的战争——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遭受德军破坏的实际情况；三是了解这个城市战后所进行的恢复和重建工作的情况。他参观了当年的几处重要战场：面粉厂、万人壑（通向伏尔加河的一条沟渠，只在这一处双方伤亡就上万人）、北菜园、伏尔加河岸、市街心大厦。战后在这里任省委书记的莫斯克文描绘了苏联军队和人民在这些地方战斗的惊心动魄的情景。在游览中，周总理受到了运河两岸人民群众的自发性的热烈欢迎。周总理还参观了拖拉机制造厂、化工厂，游览了伏尔加河-顿河运河。战争结束已经6个年头了，然而所到之处遇到的仍然令人触目惊心，处处是断垣残壁、战壕沟渠等战争的痕迹。给我们的印象是，这座遭受深重的战祸灾难的城市，当年只不过恢复了某种生机，远远谈不上向前发展了多远。

周恩来同志回到莫斯科后，对代表团各组的工作进行了检查，并对工作作了进一步的安排，随后指定李富春同志代理代表团团长职务，领导各组继续谈判工作。

9月24日，周恩来、陈云、粟裕等同志一行17人返回北京。

<h3>三、对苏非正式的工作访问和出席日内瓦会议</h3>

1954年4月，周恩来同志去莫斯科进行了两次非正式的工作访问，商议和协调中苏等国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政策，并预测会议的进展与可能获得的成果。周恩来、张闻天同志同赫鲁晓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举行了会谈，双方互相通报了自己的打算，提出了一些待商的问题。赫鲁晓夫、莫洛托夫认为，这是一次带政治意义的国际会议，但对它不应抱过高的希望。在国际斗争中，很难预料会出现什么问题，尤其不可设想一切都会按照我们的预定计划进行。因此，我们只宜有一个大致的设想和意欲达到的目标。总之，需要边走边看，随机应变，找到对策，灵活运用。

周恩来同志介绍了中国方面从另一角度考虑这个问题的意见。他指出：中国、朝鲜、越南能够一道出席这次国际会议，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不寻常的事情，就是一个胜利。假如我们能够很好地利用参加这次会议的机会，阐明对各项问题所持的原则立场和对若干有关事情作出解释和澄清性质的声明，也就是一种政治收获。如果工作进行得顺利，能解决某些问题，那就算有了更大的收效。我们对会议既不可有过高的奢望，但也要力争取得某种成果。这是可能的，而不是空想。周恩来同志再三声明，中国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尚属第一次，缺少国际斗争的知识与经验，中苏之间必须保持密切联系，互通情报，交换意见，协同动作。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有其微妙之处，这就是会议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朝鲜和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虽然与中国有切身关系，但却并非直接属于我国自身的事情，所以特别需要小心谨慎，严肃对待。这次会议还约定，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提前两三天到达莫斯科，以便苏方向我代表团工作人员介绍国际会议的斗争经验。

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同志启程回国（我仍留在莫斯科等候他），向中央汇报会谈情况。几天后，他返回莫斯科，同苏方最后商定了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方针、策略，以及苏、中、朝（或越）代表之间的合作、协调问题。周恩来同志对会谈所获成果甚感满意。

4月中旬，周恩来返抵北京稍作休整后，于20日率领有122人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瑞士出席日内瓦会议，途经莫斯科时在那里逗留了两天。周恩来同志利用这个机会，组织了各种座谈会，邀请苏联外交部的葛罗米柯等介绍经验，回答中国代表团提出的问题。中国代表团提出的问题很多，苏联方面的经验介绍和对问题的回答也比较仔细。

24日下午，中国代表团抵达日内瓦机场后，各国新闻记者发疯似地抢拍镜头，周恩来同志没有多停，就驱车前去住地了。但没隔多久，他又赶到机场迎接莫洛托夫。莫洛托夫走下飞机，先同周恩来握手、拥抱，然后并肩前行，边走边谈，十分亲热。这时外国记者蜂拥而至，拥挤在机场通道的两旁，窗口上也爬满了人，大喊大叫，要求给他们留下一个拍摄镜头的机会。因此，莫洛托夫说，我们走得稍微慢点，停下来略谈几句话，就可以给他们留下几个镜头了。后来外国记者们对中苏两国外交部长在日内瓦机场上所表现的亲近姿态，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为是当代外交史上的创举。

日内瓦会议开会后，先是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继则讨论和解决印度支那问题。朝、中、苏或越、中、苏在会议中从始至终都坚持了密切合作、互通情报、协调对策的原则，因而几乎在每次会议上我们都掌握了主动权，揭露了美国阻挠会议取得积极成果的阴谋，孤立了美国。

在当时，周恩来同莫洛托夫几乎每天都要会面，并约请第三方面（朝或越）协商对策，统一行动，相互配合。周恩来常去苏联代表团住处，因为那个地方是苏联购置的一座别墅，保密条件好，便于研究协商问题。在这里，莫洛托夫还多次为周恩来及其随员安排过便宴。莫洛托夫也到中国代表团住处来过一两次。在他来中国代表团住处时，特别说明：由于你们的住处是租赁来的，很难保证人家事先没有在屋里安装窃听器，甚至录像设施，这样便影响我们畅所欲言地讨论问题和商议工作。因此，经常都是中国同志到苏联代表团住处去。这虽然是因工作需要，但从现象上看，总是来而不往的，“来而不往，非礼也”。不管怎样，从礼节上说是不妥当的。所以，我们必须登门拜访你们，这才是正理。不过，当天周恩来同莫洛托夫还是在留声机的音乐声中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交谈，对若干重要问题交换了意见。

日内瓦会议在讨论朝鲜问题时，斗争尤为复杂曲折。事后，才弄清美国和南朝鲜当局根本不顾及在朝鲜的联合国军中的其他国家的利益，顽固坚持阻挠解决朝鲜问题的立场。因此，不管我们提出多少合理建议和解决方案，都被他们否决了，最终毫无结果而散。

在讨论印度支那问题时，会议的形势就有所不同了。这主要是因为印度支那战争还在进行，法军在战场上节节失利，在奠边府之役中遭受到严重损失，使法国政府大丢面子。这样，法国政府同法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也更加尖锐起来。在法国总理皮杜尔倒台后，新上任的孟戴斯-弗朗斯的地位也只有在解决了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后，才能得到巩固。因此，法国政府也想早日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周恩来同志从中积极斡旋，推动了越南同法国的接触，沟通了思想，加深了了解。

6月23日，周恩来同志同孟戴斯-弗朗斯在伯尔尼的会晤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周恩来既照顾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又根据法国的切身利益所陈述的一番肺腑之言，使孟戴斯-弗朗斯深为感动，他向周恩来说，他自己是坚决主张停火的，并愿以一个月为限期，如果在此期间仍不能实现停火，他就向政府提出辞职。他并且交了底，说道：“现在，越盟方面不必为越南南北分界线在十七度线或十五度线上硬争，法国是不会长期呆在那里的，越南还是越南人的。”

总之，周恩来同志为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谈判打开僵局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印度支那三国代表、法国代表以及与会各国的积极努力下，日内瓦会议终于在7月20日至21日达成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关于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关于在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关于在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等项协议，从而结束了长达8年之久的印度支那战争。

7月23日，周恩来同志率代表团离开日内瓦回国。沿途访问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于8月1日回到北京，圆满地完成了缓和世界和亚洲紧张局势的历史使命。

正文四〇新中国外交的伟大开拓者

十年乱斗的第二年秋天，不记得怎么出来一个斗批的间隙，有一天，总理召集在国内挨批斗的大使们到国务院小礼堂开了一次小会。

总理也邀了陈老总，主要是听取大家的意见，同时给大家做些思想工作。会上总理说起建国18年来，在外交部他和陈毅同志前后任领导，从建国到1958年是自己兼部长，1958年到1967年是陈老总兼部长。

当时陈总马上补充：“我当部长也是在总理的领导之下嘛。”

那时在座的同志们可能还没有人敏感地意识到，这两位受尊敬的老领导，离开我们的时刻就要到来了。

我曾掰着手指头算了一下，可不是，正是坐在我们面前的这两位深受大家爱戴的领导人，在两个9年里，率领着我们这支在刚刚建国时还是一支没打过外交正规战的、比较年轻的外交队伍，从无到有地把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开拓出来。只用十几个春秋就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形象在国际上光荣地矗立起来了。初期参加外交工作的同志们心中有数，这是费了多少心血、力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家业啊！

<h3>一、组建队伍，开创新中国的外交事业</h3>

建国初期，党中央对外交部首席领导人的人选是非常重视的。在开国建部伊始，中央只能请周恩来总理把外交部的重任兼任起来。

1946年11月19日，周恩来同志从南京飞回延安后，在转战陕北期间，他一面协助毛主席歼击胡宗南大军并指挥全面解放战争，一面在戎马倥偬中，充满必胜的信心，高瞻远瞩地预见到解放战争的胜利即将到来，我们将面临建国的问题。在当时，组织军、政、工、农、商、学的机关已各有一定基础。但在外交方面，还是个新课题，并且需要大量人才。当时，首先考虑的是把在重庆办事处、南京梅园新村、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和其他地方做过外事工作的一批干部列出名单来；已在晋西北中央外事组的一批干部就先集中起来，有的进行学习；有的积累资料（当时因国际上对立面主要是美国，便开始编辑“美国手册”）；也有的干部到农村去参加一段土改。总之，不让这支外事干部、翻译人才队伍散掉，好为全国解放后，新中国的外事工作准备一个初步的班底。

建国后，周总理又通过中央组织部从全国各地党、政、军、民、学组织中抽调了可观的一批干部，一个初具规模的外交队伍逐步集中起来。首先建立起部领导，党、团组织，划分了地区司、业务司、办公厅和各局处，宣布并讲授了中央和部领导制定的基本外交政策，外事纪律，规定了工作制度、各项外交任务，讲解了各种外交文书、礼仪；讲授了国际知识，国际关系准则，以及如何树立新中国外交人员应有的崭新风貌等等。随即又请专家讲授外交业务，并组织干部进行学习。制订了外交部与其他外事部门之间的合作和相互间的关系，驻外代表及驻外机构组织的建立等等，也都随之逐步开辟起来。通过实践又形成各种内部和涉外的规章制度，于是一支全新的外事队伍逐渐成长起来。

建国初期，虽然与我国建交的国家还不多，但是，包括人民外交的各种国际交往则逐年增多。几乎每年都有一些国际会议，加上国与国的互相访问，要派代表团参加。总理总是利用自己率代表团出国活动的机会，从外交部的地区司、业务司和有关部门选出一些同志随行工作，亲自带队练兵。

<h3>二、以身垂范，开创无产阶级外交新风</h3>

50年代初期，国家正展开工农业建设，又有土改、抗美援朝，政务繁多，加上商谈建交等外事活动、交涉谈判，接连不断。

作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要统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各个方面的工作。中央各部委会、各专业部门、地方各省、市遇到重大问题也都向国务院报告、请示。作为总理兼外交部长，又要亲自主持外事口的工作，每周至少要开一、两次会研究外交部的工作。虽然助手中有几位水平高的副部长主持日常部务，部长也还要出席部党委会或党委扩大会等必要的会议，讨论重大问题。然后由参加会议的司长回去传达。部长日常要接见外宾，参加会谈以及宴会、招待会等对外活动。遇有涉及几个部、委、会有关的问题，周总理多半在西华厅召集有关人员逗情况，研讨对策，制定方案，取得较成熟的意见再上报中央。这种讨论本身就是培养干部，使参与讨论的同志收获极大，逐渐提高了外交业务水平。总理了解情况，征求意见，问得相当详细、具体。对于总理的刨根问底每个与会同志都心里打鼓，大家给起了个名字叫“考试”。我们有时也常被召到总理办公室去谈某项具体工作。经常看到总理的办公桌上堆着一大摞待批案卷，有时秘书拣出几件特急件，拿到总理面前，先请总理批发。我也曾不只一次地在接待外宾的紧张日子里，急着要汇报、请示工作。有时由于时间太紧，就被总理叫上他的汽车，在从钓鱼台到人大会堂或中南海这一段仅仅十分、八分钟的路上，边赶路边汇报请示了工作。对于一些重要并且时间性很强的涉外问题，常常是总理派秘书分别联系（几位秘书各有分工）。

50年代后期经常和我联系工作的是马列同志。有一段时间，马列同志经常在凌晨两点多钟打电话给我。我拿起耳机，他总是很有礼貌地先说一句“哎呀，对不起，又把你吵起来啦！”我问他总理还没休息？答称：“还得一会儿哪！”然后他把总理刚刚对我们呈报的请示报告的书面批示和口头嘱咐及要求通知我。有时还向我打招呼，总理说：汉夫同志血压高，已经是深夜，就不要惊动他了。这样，我们就可以连夜赶办，早晨上班前就可办好，再请主管的章汉夫副部长过目发出。

总理要求地区司、业务司上呈的案卷要将报告缮写清楚，并将有关来文、报告附上，重要的还要把有关档案附呈。总理阅批文件、电报总是高度负责，十分细心。特别对重要公报、声明、照会和其他要公开发表的文件，不仅从方针、政策上反复考虑，就连用语分寸，用辞的审度也要一一斟酌得体，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也要改得准确。他总是用墨笔把有错的地方清楚地加以改正，不容任何失误，以保证文件的质量。总理的政治思想水平和极端负责的精神，大家不仅完全信任，而且心服口服。他修改过的文稿送到中央传阅时，毛主席、刘主席都很少再做增删改动。遇有要对外发表的文件，外交部通常是先得到总理办公室的通知，马上把总理审定稿抄回，先进行翻译、打字，以争取时间。待中央传阅完毕，得到通知，就可以很快形成正式文件，准备对外发出。主办起草文稿的地区司在总理改过的文稿退回到司以后，大家照例要认真传阅学习，以便提高水平、改进工作。这就给对外工作建立了一种严肃认真细致负责的作风。大家都为总理的工作太繁重、睡眠休息太少，影响他的健康而担心。记得有一次，薄一波副总理看到总理工作太忙太累就对我们说，应该配备几个象我这样的干部给总理当秘书，以尽量减轻总理的负担，来保证总理的健康。

偌大一个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内外革命战争，取得了胜利，可是我们接管下来的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烂摊子，人民生活极其困苦，国家建设百废待兴，物资财力严重不足，各种人才，特别是科技力量极为缺乏，帝国主义对我们实行包围封锁。台湾在美国支持下还叫嚷随时准备“反攻大陆”。在国内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又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我们的周总理就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掌管着国家政务，组织全国人民救灾渡荒，生产建设，恢复和发展经济，巩固政权的。他不仅要领导我们从头创建全国的政法、财经、工农业生产、军事、国防、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事业等等，还要在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承担大量的工作，担子实在是太重了。为了减轻具体外事活动方面的负担，集中精力考虑方针政策问题，50年代中期，周总理向中央提出不再兼外长的请求，并得到了中央的同意。为了选择一位最合适的同志接任外长职务，党中央经过认真慎重地考虑和反复遂选，最后选中了当时担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同志。周总理对外长继任人选是很满意的。陈老总在继任外长时提出，请允许他跟随总理学习一段时间，总理同意了。

1958年2月，毛主席签发了任命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任命书，陈总将外交工作的担子挑起来了。在我的记忆里，一些重大的问题陈老总仍然报请总理审批。

1960年周总理出访亚洲六国，陈毅同志作为总理的主要助手随行。陈总常常同我们谈到要好好向总理学习，特别是对外工作，总理掌握政策明确，运用策略灵活，国际知识渊博，思考问题周密，谈问题总是以理服人，这都是不容易学到的。总理在访问中，非常重视发挥陈总的作用，有些场合总理常请陈老总代表他出席讲话。陈总的讲话总是博得阵阵热烈掌声。陈总有时为了整个讲话放得开，讲得透，难免有说得过头的地方。每逢遇到这种情况，总理总是笑着对我们说，不要只看到陈总讲话个别地方有点过头，要看到陈总通篇讲话讲得深，讲得透彻，能抓住听众的思想感情，产生深远的效果，这是主要的，也是我所不及的。总理的话不仅使我深深体会到他的谦逊好学，看问题全面深刻，高人一筹，更感到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战友的深刻了解和充分信任。正是由于周总理的知人善任，使陈总这位元帅外交家的雄才大略得以充分发挥。

我在柬埔寨工作期间，正是中柬友好关系良好发展的时期。那几年两国领导人的互访频繁，我每次回国述职和返任前都要先向总理办公室和陈毅同志的外事办公室打招呼，听候安排召见。总理、陈总在百忙中总是抽出时间来接见我。两位领导也有时候在一起接见，垂询使馆工作，并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交代具体任务，予以指示。因此，我切实地感受到象中国共产党这样伟大的党，我们这个历史悠久但又是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大国，在对外关系中，有了周恩来总理这样卓越的外交家，在国际上呈现的形象确实是光荣而伟大的。

<h3>三、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外交特色</h3>

从万隆会议到十年动乱之前，在10多年的对外交往中，我经常听到各国外交界人士对周总理发自内心的敬慕和赞佩之言。他们不仅为周总理渊博的学识和周密严谨的思维逻辑及敏锐的洞察力所惊叹，为周总理豁达大度、高瞻远瞩的气魄和庄重儒雅的仪表风度所倾倒，更为周总理贯彻原则的坚定不移，掌握政策的灵活巧妙，折冲樽组的外交才干所折服。

1955年，周总理和陈毅同志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万隆亚非会议。台湾特务制造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爆炸事件后，又准备在万隆会议期间继续进行暗杀破坏。代表团要我将这个内部情报通知了印度尼西亚外交部，以引起东道国的高度重视，印尼方面答应采取严格保护措施。但是参加会议的代表团和外国记者数以千计，加上各国代表每天早午晚进出独立大厦会场，会前、会后出入大厦都要步行一段，街道两侧商店、居民楼林立，每逢代表路过，沿途群众围观，就象电影院散场似的，秩序很难维持。在这种情况下，陈总嘱咐我们说，看来保卫工作不好做，不能靠少数人，咱们大家就是要用自己的身体、性命保卫总理。大家都按照陈总的指示，怀着高度的警惕，自觉地里三层外三层地将总理包围在中间，蜂拥着通过这些有可能发生意外的地方。总理所经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博得围观群众的阵阵热烈掌声和欢呼声。处境虽然相当危险，可是总理在任何场所镇定泰然，精神焕发，不住地向欢迎群众挥手致意，把紧张危险转化为轻松安全。

在万隆会议内外到处听到外国朋友说：周恩来是一位了不起的外交家。来自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抱有不同目的的近30个国家代表团参加的这样一个会议，整个的会议形势常常在他的影响下发展着。会议刚刚开始时，会议内外的舆论大多都没想到端正会议方向，引导会议走向成功的，是最后才通过邀请参加的新中国的总理——周恩来。

重要的是周总理在亚非会议讲坛上的发言，站得高看得远，表达了刚刚取得独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要求联合起来维护独立、主权的强烈愿望。他在发言中，紧紧地抓住了和平共处和求同存异的指导原则，以真诚而谦和的态度和有力而艺术的语言，深深打动了与会各国代表的心，驱散了前两天会上聚集的片片乌云，成功地绕过了有人企图破坏会议的暗礁和中伤诬蔑，把万隆亚非会议导向胜利成功。

总理对我们讲解“求同存异”时说，不能拿我们的所有原则要求别人接受。我们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共产党，信仰马列主义，不信神。人家是君主国，信神、信仰上帝和真主。这些“异”谁也说服不了谁。意识形态问题是不能强加于人的。再说我们国家的宪法也明白写着人民信仰自由。人们信仰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的不是都有吗？所以意识形态的“异”就只能让它存在在那里，只能让人家自己去选择、去解决。

我国参加亚非会议的代表团成员中就有一位伊斯兰教阿訇达浦生。他在伊斯兰教中很有地位，也是一位学者。他在万隆会议内外同一些亚非伊斯兰国家代表团接触交往，产生很好的影响。我们都佩服周总理早在筹组代表团时就已考虑到这样高明的政策问题。

在亚非会议上，有的国家开始不愿接受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又提不出有力的反对意见。针对这个情况，周总理提出可以不叫“五项原则”，结果把会议的僵局打开了，产生了“万隆十项原则”。其内容和基本精神仍是“五项原则”的演绎。总理对此问题的处理，是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运用的一件非常说明问题的实例。印尼总统苏加诺有一次感慨地说：毛泽东真幸运，找到周恩来这样一位总理。我要是有一位象周恩来这样的总理，那就好了。

对周总理的敬佩赞扬是经常会听到的。50年代后期，有一位才递交国书不久的驻华大使在总理接见后，对礼宾司的同志说：你们的总理知识真渊博，令人敬佩，他对我们国家的生产情况，乃至具体数字比我还清楚。

60年代，有一位巴基斯坦大使对我说，在巴基斯坦，周恩来的名字是家喻户晓的。我敢说，如果周恩来这样的人参加巴基斯坦大选，必将获得最多的选票。

我所接触的不少使节和外交官都说，周总理是他见到过的最伟大的政治家。一位西方国家的外交官曾对我说，50年代后期，他在伦敦的蜡像馆里曾发现东方现代人物的塑像里只有一位周恩来。当时他还不明白，乃至见到了周总理以后，他才感到周恩来的塑像首先在伦敦蜡像馆里出现，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感到原来的那座蜡像塑得气魄还不够。当然像周恩来这样伟大的国际人物是难以用形象表达得了的。

<h3>四、修睦四邻，以利国家建设</h3>

我们伟大的祖国，地处亚洲大陆中部，陆上边界很长，邻国很多。旧中国与邻国的边界多未正式划定，只有中越之间曾根据清朝同法帝国主义订的中法界约划过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为了修睦四邻，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搞好国家建设，周总理倾注大量心血，亲自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新中国同邻国第一个解决边界问题的是中缅两国。缅甸在英帝国主义占领时期就同当时的清朝政府存在边界争议。抗日战争期间，在日本侵华最严重的日子里，英国利用中国在战争中的困难处境，以封闭滇缅公路相威胁，逼使国民党政府用换文形式将阿佤山区划了一条边界线，即“1941年线”。解放后我国曾宣布不承认这条并非由中缅正式划定的“边界”。

1955年周总理考虑两国边界问题必须妥善解决，既不应妨害两国的友好关系，又要为以后与其他邻邦解决边界问题作出楷模。遂布置亚洲司研究解决中缅边界的方案，并指示先约请几位国际法专家研究。当时我请了周续生、梅汝璈、刘泽荣诸老，先把情况说明，征求他们的意见。几位老专家根据两国边界的历史和现状，从法理上阐述了我们在解决两国边界问题时应采取的立场和态度。我们吸收了这几位专家的意见，并根据历史背景和边界现状，提出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方案和准备进行谈判的意见上报周总理。总理和中央同志经过认真的研究和反复考虑，批准了外交部上报的方案。以后中缅两国政府经过协商，本着互谅互让精神，使解决两国边界的谈判和调查得以顺利地进行，得到彼此满意的结果。中缅边界解决后，两国总理在边界进行过几次友好会晤，与民同欢，对两国人民友好交往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随后在周总理的积极安排下，我国分别与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老挝各友邻国家都通过谈判，顺利解决了边界问题。这一系列成功的边界谈判是非常英明的，在我国外交全局上，它的意义是极其深远的，在国际上受到广泛的赞扬。

对于我国与有些邻国发生边界争端，周总理一方面以理服人，努力通过和平谈判的途径解决。另一方面总是耐心地把事实真象向不了解情况的友好国家的领导人作详细的说明，使他们了解我国对边界争端的公正立场。1963年春，西哈努克亲王访华。当时正值印度把中印边界问题在国际上大加歪曲喧嚣，硬要把由英国人亨利.麦克马洪背着清朝政府私自同西藏地方官员以秘密换文方式炮制的所谓“麦克马洪线”，把不丹以东中印边境东段地区历来属于中国的九万平方公里的边境，划归当时英国统治的印度。对于这条由英国人自行在英国地图上划的非法边界线，中国历届政府从未承认过，新中国更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西哈努克亲王并不了解中印边界这些历史情况。

周总理感到有必要把这个问题同我们这位好朋友谈清楚。于是，在西哈努克亲王到达我国后，即先同亲主讲明了，要用一些时间同他和随行的少数高级官员把中印边界的真实情况彻底谈清楚，同时请夫人和其他不参加的朋友们去游览风景名胜。西哈努克亲王同意后，总理就在昆明的宾馆与亲王长谈了7个小时，清晰地把边界的历史沿革情况、先后交涉经过及现状作了详尽的说明。中间，亲王也提过一些问题。周总理为了便于亲王了解情况，把有关边界的新、旧地图和资料提供亲王参阅。最后亲王说，现在他明白了，这个问题只有靠中印两国双方通过友好谈判解决，外人最好不参与。

<h3>五、对弱小国家平等相待，真诚援助</h3>

在对外援助方面，周总理真正做到了讲信修睦，真诚支援。特别是对被压迫民族，他总是满怀着深厚的同情和关切。在援助弱小国家时，他总是要求我国的援外部门和人员，对每一援外项目，从生产质量、包装运输到装配运转都要求按照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负责到底。要求我们不要象某些国家那样，“欲取姑予”，在提供援助时，早就把对受援国觊觎已久的政治、经济、军事利益记在账上，准备进行换算。在援外方面，周总理首先强调急人所需，助人为乐，使人得益。既要发扬国际主义精神，也要从别国学到人家所长。要求我援外人员处处为受援国设想，使受援国人民真正得到好处。我们给予人家的每一项援助，都应当是受援国需要的，并且是真能够获益的。我们援助人家，要力所能及，做到真诚无私。要考虑受援国的原料来源，生产成本，产品销路，能否盈利。还要防止援助项目产生污染，并且要求负责为受援国培养一支自己的有文化、有技术的工人技术人员队伍。

1958年，西哈努克亲王第二次访华时，正赶上我国“大跃进”、大炼钢铁的热头上。根据我国一位领导人的建议，要为柬埔寨建一个小型炼钢厂。为了了解柬埔寨有无建设炼钢厂的条件，周总理很快派出了包括地质专家和技术人员的考察组帮助柬埔寨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的地质勘探。结果没有找到可以用于冶炼的煤和铁。周总理便实事求是地把勘探结果报告给毛主席，说明在柬埔寨不具备建设钢厂的条件。并要我也把勘探的结果告知宾努亲王。后来，柬方同意把建设小炼钢厂的设想做了改变。

1961年到1962年初，我国援柬的川龙造纸厂正在开始兴建，那时我正从参加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回来，接替王幼平同志任驻柬埔寨大使。在总理召集的一次援外会议上，总理问外经部，川龙造纸厂废水处理是怎样解决的？设计人员说，大部分废水将排入循公河。总理当即说：“这样做法不行。我们援助别国建设，不能给人家制造公害，一定要为循公河沿岸，特别是沿河下游的群众着想。造纸废水排入循公河，必将危害渔业及下游人民生活用水。”要求立即改进设计，必须做到排除污染。设计人员按照总理要求，随即查阅了不少造纸工业先进国家的资料，改变设计，增加设备，对川龙纸厂的废水处理采取了有效措施，改善了污水处理工艺。直到问题解决了，报告总理，得到同意后，才交付柬方使用。

总理早在开国建部之初就教育干部，对外要做到不卑不亢。对大国、强国和小国、弱国要一律平等相待。特别叮嘱对小国弱国切不可犯大国主义错误。亚非拉国家，大多是或曾经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附属国、殖民地。我们要尊重这些国家，尊重他们的人民，我们互相尊重，就有力量战胜帝国主义。曾有个别大使因对驻在国不够尊重，而受到周总理非常严厉的批评。

在万隆会议期间，周总理和除南越傀儡代表外的27个亚非国家的代表都主动交往，积极工作。在亚非会议闭幕的当天晚上，5个会议发起国的总理举行招待会，宴请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但闭幕会结束时已是下午5点多了，总理先向宴会的主人致歉说：由于还有一场约会须应邀前往，先请陈副总理代表相陪诸位，我去一下就回来。原来总理是应尼泊尔主国代表团的邀请出席招待会去了。在亚非会议开会期间，各代表团交往频繁，日程排得很满。总理真正是见缝插针地出席活动，进行工作。尼泊尔代表团的招待会被挤得安排到大会结束这天。该代表团也知道大会结束之后，5个发起国总理当晚要宴请周恩来总理，使私下向我礼宾官透露，如果周总理届时不能出席，希望能有副代表出席。结果出乎他们的意外，周总理准时应邀亲自出席了，并且还带去好几位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同尼泊尔代表团作了亲切友好的交谈。尼泊尔代表对此非常满意，十分感动。

周总理对弱小国家的尊重、关心和细心地做工作，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60年代初，西哈努克亲王把他的3个儿子交驻华大使兰.涅特带到中国来学习，请中国政府安排他们进一所中学和中国学生一起学习。周总理和邓颖超大姐对这件事十分关心，指出这是西哈努克亲王对中国的信任。嘱咐我们为3位王子找一个比较适合的学校，并同校方研究商定，对3位王子的教育、管理以至生活都做好安排。周总理和邓大姐自己出面作这3位王子的监护人。总理还指示要同学校谈好，对这几位少年外国留学生在汉语、英文、数学、纪律、品德的教育方面要求要严格，并指定专人予以帮助。但在意识形态、政治思想、劳动课等方面则不要象对中国学生那样要求。3位王子中只有尤瓦纳王子因故中途退学，其余两位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还在学，学的都很好。纳拉迪波王子学习的成绩特别好，几乎门门功课都得5分，西哈努克亲王对此表示很满意。

1965年夏天，柬埔寨的元老重臣、西哈努克亲王的顾问宾努亲王来华医病。周总理交代由中西医会诊，中医针灸。在医生的悉心治疗下，时间虽然不久，已显著见效。宾努亲王返国前，总理还亲自陪同到昆明湖游览，在船上做了非常亲切友好的交谈。同年，柬埔寨宋双副首相因公访华，那天正值他的50寿辰，总理嘱外交部礼宾司代定制一只色彩缤纷的鲜花篮，送给宋双。宋双收到后感到十分意外，深受感动。事后还对我说，象周恩来总理这样伟大的人物对他如此亲切友好，使他终身难忘。

总理在各种场合对不少驻华外交官进行过个别交谈。有的不仅知道他是哪个国家的什么官员，甚至连一些人的名字都能记住。这使许多人感到惊讶，并使他们感动。在当时使团中纷纷传述，极为叹服。1952年尼赫鲁总理的妹妹潘迪特夫人率印度友好代表团访华。她的随行人员中有一名侍候夫人的仆从。总理在迎接潘迪特夫人时同代表团人员见面握手后，也主动走到离代表团稍后一些的这位随从人员跟前，同他也握了手，这使得在场的印度外宾都感到意外。周总理用这样看似细小但意味深长的举动，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我们的总理看待外宾，即使是他们当中地位最低的仆从，同样是我们的客人，所以应一视同仁。这个影响是相当大的。

<h3>六、对外交干部提出的十六字守则</h3>

外交工作，在一般人心目中都看作是个美差。人们看到比较多的是外交人员对外，以国家外交代表身份出现，有它一套被规定给予的国家外交代表身份的生活方式，这是人们看到的。但是，对他们所担负的繁难的工作任务和内外职责，一般人是不够了解的。记得建部初期，我们从上海调来一批大学毕业生。他们有的至今还勤勤恳恳地站在各自的外交岗位上，多数都成了骨干。曾有一位青年人，英语讲得相当漂亮。我们问他：“你的志愿是什么？”他爽快地答出：“Make money！”（赚钱！）后来，我们只好把他介绍到能赚钱的地方去了。我们觉得象这样的同志当一名新中国的外交战士是不适当的。因为作为一个新中国的外交人员，对外要代表国家，他必须体现出新中国外交代表的风格，应当有为国家、为人民贡献自己一切的道德风貌。所以周恩来总理一开始就提出，外交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下列四条基本原则：1．站稳立场；2．掌握政策；3．钻研业务；4．遵守纪律。这四条原则也易也难，表面过去就易，严格要求就难。

（一）站稳立场：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外交人员，应该既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又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他们在一切外事活动中，既要坚决维护祖国的正当权益，又要勇于捍卫国际主义与和平，维护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利益。只有站稳立场，坚持原则，才能分清敌友，判断是非，爱憎分清，旗帜鲜明，从而得到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拥护支持。

这是周总理兼外长向我们宣布的开宗明义头一条原则。我国在与外国建交问题上就坚持了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凡与台湾国民党集团断绝外交关系，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国家，即可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这是我国与外国建交时必须坚持的基本立场，是丝毫不能动摇的。中英建交过程，就是贯彻这条原则的最好实例。英国承认新中国，但是仍然保持其在台湾淡水设置的“领事馆”，并在联合国投票支持蒋介石，反对新中国。所以我们同英国虽然从1950年3月就已经开始建交谈判，但是，到1954年6月却只同意互换代办。直到1971年，英向我表示愿撤销它在台湾淡水设置的“领事馆”，并改变了它对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态度，希望就两国外交关系升格问题举行谈判。经过谈判，中英在1972年3月才达成正式建交协议。中英建交过程长达20多年，它向世界表明，我们坚持“只有一个中国，即新中国”，这个基本立场是坚定不移的。

（二）掌握政策：政策是国家根据当前内外形势和历史条件制定的各项行动准则。固然，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是基础。但是，有了正确政策，还要在实际行动中很好地贯彻执行。这就要求全体外交人员明确并掌握好中央制定的外交政策。因此，周总理非常重视对外交干部进行政策教育，常常亲自向外交干部讲解外交政策。比如，中美建交是中美关系发展史上重要的一页，它也表明我们的外交政策的发展。为了使外交人员和党的负责干部们充分了解对美政策，1971年8月20日周总理向外交干部讲解“外交部声明”，1972年3月3日总理又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属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百余人讲解中美《联合公报》。先是请人逐段宣读，然后总理逐段做了详细讲解，说明形势变化和我国政策的发展，使大家切实明瞭《联合公报》的精神和意义。

（三）钻研业务：我国的外交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各行各业，大多数人不懂外交。有的虽然读过中外历史，但是没有多少人学习过国际关系史，学过国际法的更是凤毛麟角了。因此，建部之始，总理就强调外交干部必须加强学习，努力钻研业务。要求大家结合工作需要，学习马列主义有关文献和毛主席著作中有关文章，并结合自己主管的具体工作，在实践中学习有关业务知识。总理还叮嘱负责干部要尊重客观事实，深入了解驻在国及邻国的情况，加强调查研究。不论工作多么忙，每天要细心阅读国际新闻，了解当地情况，勤于思考，加深认识。

1965年，总理对外交部指出：做调研工作的同志应该具有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尊重客观事实，服从真理，把自己置于客观地位，不要受任何框框的限制。考虑问题要一分为二，有了一个看法之后，也可以再从反面考虑。总理不仅这样要求各级干部，而且以身作则，多方面听取意见。他召集会议，为了集思广益，了解情况，常常把有关部门的干部多找一些去。总理尊重人才，不以级别为重，有的会议一竿子插到底，把副部长、司长、专员、处长、科长以至主管科员、翻译等有关人员都找到一起去开会。会上鼓励大家各抒己见，既可以全面了解情况，便于解决问题；同时又可以借机了解干部，培养干部，鼓励独立思考。总理要驻外的重点国家大使们每月至少要写一篇情况汇报，或是专题的或是综合的，报给部里。到时不报的，总理就要主管地区司拍电去催，问大使或使馆为什么这么久没有情况报来。

总理对大使馆和地区司的报告批语，总是写得明确具体，指出其优缺点。总理还教育干部，写文章不要使人看了味同嚼蜡，至少要使人感到看了有所收获。写调研文章，最好使人看了开头，就想一直看下去，要开门见山，引人入胜。有内容，有来源，有数字，有分析，有看法，有估计。这样对中央才有参考价值。对使馆报的情况报告，看到写得较好的，总理往往在报告上写上简单批语，例如：“所报情况值得注意。”“分析得不错。”“使馆看法与国内看法一致。”“内容重要，××司注意研究”。也有的批上：“告使馆再作深入了解。”总理要求使馆对所报情况要加以分析，并作出自己的判断。但同时说明，不要求使馆对形势情况判断准确。因为情况报告要求及时，使馆在国外，地处一隅，不可能对情况了解得很全面，因而也就不可能要求做出准确判断。你们把情况及时报到中央，中央掌握各方面的情况，当然就比较容易全面看问题，也就容易做出比较正确的判断来。

（四）遵守纪律：总理常对外交干部讲：“路线的正确执行须靠纪律保证。”“外交工作一切有关政策问题必须请示报告。”“事关涉外大事，不准边斩边奏，更不准先斩后奏。”“因为某一件事从局部来看，这样做是可以的，但从全局来看，这样做又是有损全局的，因此必须报请中央全面考虑，作出决定。另一个问题是提出或解决的时机是否得当，因此同样须报请中央全面考虑决定。”

周总理有一次对回国开会的驻外大使们说：你们都是特命全权大使，说老实话，特命全权大使其实授权有限。大使在外一切重要行动、正式讲话，事先必须请示，事后必须报告。没有中央授权，不准在外滥发议论，特别是同中央原则相悻的言行，绝对严禁。因为对外工作只有高度集中统一才能形成力量。外交行动如同一个交响乐团，所有不同乐器的演奏者都要统一在一个权威的中央指挥下进行有规律的合奏，才能有效地配合，演奏出优美和谐的乐章来。

在我的记忆中，总理在国外参加会议或出访，每夭不管多晚，都要写电报向中央报告请示。凡重大问题的请示，要一直等到中央复电后才执行。总理的组织性纪律性是大家的表率。

总之，“站稳立场、掌握政策、钻研业务、遵守纪律”这十六个字的外交守则，总理自己都是身体力行的。

二十多年来，周恩来总理同外交部的广大干部在工作、生活的接触中，通过他的言传身教，在各方面都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对我们的思想、工作、作风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铭刻在心，不可磨灭。尽管岁月流逝，世事变迁，敬爱的周总理的伟大形象在我心中永存。

为了让后代子子孙孙都知道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位人民的好总理，写下这篇回忆文章，以表达我对总理不尽的思念。

正文四一回忆周总理对建立和平共处国际关系的卓越贡献

在纪念周恩来总理90诞辰之际，我们情不自禁地回顾起他一生对中国人民的事业所树立的丰功伟绩！同时也想到这位杰出的无产阶级外交家在国际舞台上叱咤风云的岁月，想起他为缔造和平共处的国际关系所作的卓越贡献。正如有的国际人士所指出的那样，周恩来在外交上的战略思想，归根结底是着眼于全世界人民利益的，他大力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矢志不移地为实现这一理想的国际关系准则付出自己的心血、智慧和才华，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尊敬。因此，周恩来不仅是中国的伟人，也是属于世界的一代英豪。

我们作为新中国的外交工作者，有幸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做过一些具体工作，受过他耳提面命的教育，亲身感受到他无与伦比的外交才能，体会到他的外交思想的英明正确。这里，我们仅就周总理为建立和平共处的国际关系所作的巨大贡献，作些历史的回顾，以纪念这位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代伟人，并激励自己进取新知。

<h3>从时代特点出发，提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准则的倡议</h3>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出现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两相对峙的局面。在这两大阵营之间有一个广大的中间地带，主要是亚非拉地区的国家。这些长期被压迫的民族，有的虽然经过艰苦斗争取得了独立，但在政治上、经济上仍未完全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甚至在有些国家的领土上还有帝国主义的军事基地；还有些民族正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对帝国主义的种种压制和盘剥，进行着剧烈的反抗。

帝国主义对于广大中间地带已经取得独立的国家仍千方百计地采取干涉、颠覆、渗透等等阴谋手段，妄图在那里恢复其失去的统治，或建立其新殖民主义的控制。它们还狡猾地在奉行不同制度的国家间制造矛盾，经常以反共为口号进行煽惑。甚至对制度和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也利用彼此间所存在的纠葛进行挑拨，以达其各个击破的目的。

当时在整个国际形势中，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终于站起来了！一个拥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新中国屹立于东方，大大加强了世界的进步力量，同时对广大中间地带争取独立的民族运动，必然产生巨大的鼓舞作用。这使帝国主义无比恐惧。于是美帝国主义一方面利用侵朝战争，妄图以朝鲜为跳板，把战火引向我国，直接颠覆新中国，另一方面带头对新中国实行封锁禁运，纠集所谓防共条约组织，层层包围中国，妄图从政治经济上扼杀新中国。同时又利用各种舆论工具和渠道，对新中国猖狂地进行恶毒的攻击和诽谤。用欺骗宣传蒙蔽广大中间地带不明真相的各国人民。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也乘机兴风作浪。但广大的正义舆论对新中国光明磊落的主张和行为深表同情和支持，对帝国主义的险恶用心进行揭露和抨击。

面对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伟大的马列主义者和杰出的无产阶级外交家周恩来总理，审时度势，深谋远虑，根据列宁关于两种制度并存的论断，与上述现实国际形势的特点相结合，酝酿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政策。它的主要内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样有的放矢地归纳为五项原则，旨在推动国际形势向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

周恩来把和平共处的要求具体化为五项原则，是对马列主义创造性的发展。

1953年12月31日，周总理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团的谈话中就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内容；后来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

1954年6月下旬，周总理应邀访问了印度、缅甸，在中印和中缅会谈联合声明中，中印、中缅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如旭日东升，光芒四射！博得了国际舆论的赞颂，成为指导国与国关系的重要准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映了广大中间地带彻底摆脱殖民主义枷锁的要求，也表达了世界各国人民爱好和平的良好愿望，所以它大得人心势所必然。我驻外使馆曾收到不少的信件，对周总理表示衷心的钦佩和尊敬，感情十分动人！只有那些妄想继续骑在别国脖子上的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才攻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共产党的阴谋”，力图加以破坏。

自中印、中缅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新中国的国际威望有了明显的提高，许多国家相继同我国建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影响在不断扩大。

<h3>在万隆会议上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促进亚非国家团结</h3>

我国虽然不是万隆会议的发起者，但同发起者——科伦坡会议五国（印度、印尼、缅甸、锡兰、巴基斯坦）都具有友好关系，对其发起万隆会议的构想和筹备，我国积极支持和赞助，特别同东道国印尼就会议主题应体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周总理同苏加诺总统，和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通过外交途径较为充分地交换了意见。

万隆会议是历史上第一次只有亚非国家首脑参加的盛会，它将西方国家首脑排除在外，性质非同寻常。这引起了帝国主义及其走卒的恐慌，他们妄图捣乱和破坏。台湾特务制造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事件曾引起一阵混乱，使人们心头浮现一片乌云。在这关键时刻，为了发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促进亚非各国的团结，敬爱的周总理，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定按原定日程准时赶到万隆出席会议。

周总理决定后，外交部在午夜12时用特急电指示我驻缅甸大使姚仲明，与缅方商谈，周总理翌日经仰光赴雅加达，并在仰光稍事停留，请缅方协助。仲明连夜约见吴努总理。讲明来意后，吴努总理出于关心周总理的安全考虑，善意劝阻。仲明说明，周总理考虑到万隆会议关系重大，一定要按时赶到，参加会议。吴努总理遂愉快地说：“周总理胸怀的高尚，实在感人！我们要赶快准备欢迎周总理取道仰光去印尼。”事后得知，缅甸政府为了保证周总理的安全，当总理的飞机飞入缅甸领空后，缅甸空军尽最大努力完成了护航的任务。

周总理到达仰光后，同缅甸总理吴努、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统纳赛尔、阿富汗副总理兼外长纳伊姆、越南总理范文同，举行了一次六国领导人参加的小型会谈。会上，周总理针对当时国际的议论中所出现的某些泄气情绪，着重阐明了召开亚非会议的有利因素。他指出，帝国主义对会议搞这种示威性的破坏，并不表明它们强大，恰恰说明它们的虚弱；过去亚非国家绝大多数都遭受过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大家有共同的遭遇和经历，而今又都面临着建设自己国家的任务，只要我们充分发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巨大的推动和指导作用，我们就一定能击败帝国主义的挑拨，并粉碎他们的阴谋破坏，增强亚非国家的团结，使大会圆满成功。与会者大都表示同意周总理的见解，认定只要我们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就会得到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支持，其影响将是深远的，应决心为促进亚非会议的胜利召开而准备付出代价。事实证明，这次小会是周总理在亚非会议序幕中采取的一个富有建设性的步骤。

周总理乘飞机离开仰光，飞抵雅加达上空时遇雷雨，飞机无法降落。周总理采纳了飞机驾驶组的建议转到邻近的新加坡着陆加油，等候天气的好转。当时我国与新加坡尚无外交关系。出乎意料之外，英国驻新加坡高级专员麦克唐纳阁下到机场欢迎周总理并设午宴招待。周总理即席扼要地叙述了不同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重要性。麦克唐纳从此成为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好友。

万隆会议开始前，周总理多次向我国代表团和使馆的同志们指出：这次会议在历史上，应是亚非反殖民主义力量团结起来，努力实现和平共处局面的新起点，一定不能辜负这一神圣使命，要做好调查研究，力争把会开好。会议之初，周总理全面地深入地了解情况，以利于稳妥地掌握政策，做好工作。会上，认真听各国代表的发言，注意其主导意见和含蓄的弦音。会后，主动进行拜访活动，谦虚、坦率地同对方接触、交谈，探明对方所关心的问题并交换意见。

经过这样认真仔细的调查研究，周总理洞察到亚非各国态度的复杂性，其根源主要是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所造成的。针对这一情况，他向我们指出：有关情势表明，必须开展广泛而深入的接触，在交流意见中有针对性地去解开一些认识上的结子，消除隔膜十分必要。当某些国家的代表，或因受帝国主义歪曲直传的影响，或因对新中国抱有偏见，或因不明真相而在会议发言中对我国做了一些公开的和影射的低毁性指责时，他以无产阶级外交家博大胸怀，高瞻远瞩地做了一个扣人心弦的精彩发言。他首先声明：“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接着他光明磊落地阐明，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他指出，应该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他还说，中国政府本来可以在会上提出台湾问题和联合国对中国合法席位的不公正待遇问题，但是为了不挑起争论，我们不打算这样做。他还就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等问题谈了看法，强调都不应该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他以心平气和的态度，通情达理地讲出了铁一般的事实，回答了那些无理攻击。通篇发言闪耀着真理的光辉，洋溢着诚挚的感情，显示着正义的力量。话音一落，全场立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欢呼声，许多代表离开座位和总理握手、拥抱，甚至有些在会议上攻击过我国的代表也前来握手，有的还深表懊悔和歉意。

在会议进程中，有人表示担心中国会利用华侨和邻邦相同的少数民族进行颠覆活动。周总理针对这类疑虑，立即同有关国家代表深入地交换意见。一面指出华侨双重国籍这类现象的存在，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它不应影响双方的和平共处关系，某些不利于双方团结的说法和揣测，是根本不符合事实的；另一方面表明，中国政府随时准备和有关国家政府谈判解决这类问题。就在亚非会议期间，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毫不迟延地同印尼签订了“关于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这一行动使有关国家大大地消除了疑虑。有人说，这证明中国言行一致，解决问题的决心是可信的。这对帝国主义的挑拨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会议后期，有的代表提出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问题，其矛头直指某社会主义国家，又一次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的记者归纳为：参加西方条约组织的国家为一方，主张保持中立主义的国家为另一方。当这场辩论的发展，几乎已成僵局的时候，周总理再次挺身而出，就整个会议所面对的问题，发表引导会议走向胜利的讲话。他说：我相信每个参加会议的人都是要求和平的，虽然信仰的意识形态和承担的国际义务不同，但是共同的目标应当是寻求世界和平和进行合作的某种共同基础。周总理针对有人不喜欢用“和平共处”的字眼，他提出就用联合国宪章中的“和平相处”一词吧！他说：我们并不坚持一定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措词，我们同意对五项原则有所增减。他接着提出了七点和平宣言，供大家参考。这一讲话使会议发生了转折。有的记者说，周恩来先生的发言“再次给会议带来高潮”。此后大家都为周恩来的和解精神和以理服人的态度所折服，于是共同致力于推敲公报的条款和文字，力求能表达出共同的愿望，和能为各方所接受的观点。最后制定出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全部内容的十项原则宣言。它标志着万隆会议为亚非团结反帝反殖、争取和维护各国的独立，开辟了光明的前景，取得了极不寻常的胜利。

周总理在万隆会议期间为实现和平共处的国际关系所付出的心血，赢得了国际公正舆论和进步人士的盛赞。有位国家的总理当众讲要祝贺万隆会议的成功，首先应向周恩来鞠躬。一位著名的美国记者说：周恩来的外交才能“登峰造极”，“几乎达到炉火纯青，无懈可击的地步！”他在万隆会议上，并没有争取任何人信仰共产主义，也没有在会上动员任何人支持共产党的宣传，也没有鼓励别人做激烈反美和反西方带头建立条约组织的发言，但他却使许多代表信服他是一个心怀善意，通情达理而真挚诚恳的人，相信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国际关系准则，是公平合理的，也是大有前途的。

<h3>通过开展重大国际活动，推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向广度和深度发展</h3>

60年代初期，亚非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不少国家挣脱了殖民主义枷锁，取得了独立自主的权利。当时最受欢迎的口号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相继取得独立的国家，都热心于追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际关系。这种趋势和意志，体现了国际形势中的光明面。但是帝国主义并没有放弃施展各种阴谋手段进行破坏。为巩固和发展和平共处的国际关系，周总理及时而有针对性地采取了高屋建瓴的措施。即通过我国一系列的重大外交活动，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到解决一些有关的实际问题，并使之扩大到更广阔的地区和领域中去，以导致形势向着有利于各国人民的方向发展。

<strong>第一，着手解决我国与邻国的边界问题</strong>

根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有步骤的、公平合理的同邻国协商解决边界问题，是符合我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的。

缅甸是我们的友好邻邦。然而历史遗留下来的中缅边界问题，却极为复杂。两国之间既有已定界，又有未定界；既有多年形成的习惯线，又有帝国主义为实现其扩张政策，片面散布的谎言；且有同一民族居民的骑线寨和犬牙交错的过耕地。周总理同当时缅甸总理奈温阁下商定，由双方组成解决边界问题的委员会，对中缅边界先进行全线勘察，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协商谈判划界方案。周总理响亮地提出“互让互谅”精神作为指南，照顾双方的具体困难和实际需要，从全线来考虑进行必要的调整，做到各有得失的平衡。这一指导思想体现了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原则，是解决诸多难题的钥匙，它使中缅边界顺利而迅速地得到了解决。

当时姚仲明担任解决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中方的首席代表，亲身参加了全过程，深深体会到周总理在解决中缅边界问题时的深思熟虑，周到细致。他不仅对每一个重大环节都曾及时给予启发、指示，甚至对每一个足以产生后果的具体细节，都有明确叮嘱。例如对界桩的树立和边界线走向的叙述，为不致事后产生不同理解，必须用科学而准确的语言表达。周总理经常要我方勘界人员向他当面汇报情况，并给予详细指示。用电报、电话指示，则更为频繁。到后期，周总理提出为有利于贯彻和平共处精神，必须重视两大问题，即：首先，条约内容要力求体现出两国政府以合作的精神结束了帝国主义遗留的边界麻烦。本着尊重领土主权完整、平等互利原则，公平合理地划定了新边界；其次，在双方政府签订条约前后，尽可能的组织边民进行联欢，互赠纪念品，开展边民和睦相处的教育活动。这两项都得到了较圆满的实现。中缅边界问题如此解决，双方上上下下都甚感高兴，这对帝国主义利用边界问题挑拨关系，无疑是个釜底抽薪的反击。

继中缅边界解决之后，在周总理的领导下，我国又先后同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朝鲜逐一地通过协商谈判解决了边界问题，大大地发扬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进一步提高了我国在世界的威望。

<strong>第二，同友好国家进一步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strong>

周总理一向重视对华侨的政策，既强调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又鼓励华侨同居留国人民和睦相处，尊重对方的法律和习惯。他每次到东南亚国家访问，总是挤出时间接见华侨各界代表性人物，一再嘱咐，切不可有大国沙文主义情绪，要珍惜华侨同居留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共过患难的光荣历史，要发扬与居留国人民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中，并肩努力，共历甘苦的优良传统，这对发展两国的和平共处的友好关系，都是重要的积极因素。周总理的这些论断，曾使有关国家领导人感动而敬佩。

本来万隆会议期间，周总理与印尼政府曾达成了妥善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协议，并已公布于世。但是，帝国主义为了阴谋破坏和平共处关系的发展，煽动不明真相的人，跟随少数别有用心的家伙，掀起了一股排华的恶浪，造成了亲者痛仇者快的某些事件。华侨居留国的人民对此多表憎恶，又多苦于处境的困难，不便出面仗义执言。周总理为疏导形势向好的方向发展，力主一面揭露阴谋的制造者，抗议这种卑鄙行径，一面同驻在国政府谈判，以早在万隆会议时我方同印尼所达成的协定为基础，经双方进一步商定，期望尽快地签订有关解决华侨双重国籍条约的实施步骤，以利和睦共处。一，根据自愿选择国籍的原则，凡愿选择驻在国国籍者，应享受驻在国公民应有的权利和应有的法律保护，即不再具有华侨身份；二，凡愿保持中国国籍者，应恪守驻在国的法令和习惯，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享受中国政府对华侨正当权益的保护；三，凡不愿继续留居驻在国者，可迁回中国，如有困难，中国可派船接运。

这些措施先在印尼实施起来，接着在缅甸等国，根据实际情况，也采取了相应的步骤。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原来的紧张气氛逐渐乎息，粉碎了捣乱分子所制造的障碍，使我们与这些国家的和平共处关系更加发展了。

<strong>第三，加强文化、经济交流，推动和平共处关系的发展</strong>

周总理曾强调指出：文化、经济交流是外交的两翼。他曾以建国后的初步经验说明文化交流对消除隔膜、增进彼此了解是最好的途径之一。因为艺术团、体育团等出访，易被对方接受，且为广大群众所欢迎；对尚未同我建交的国家，它可以起开路先锋的作用，对已同我建交的国家，它可以起充实友好内容的作用。由于周总理的大力倡导和具体指示，我文化使节对亚非国家的友好访问，逐渐频繁起来，还根据对方的愿望陆续地派出了一些医疗队。当时派到非洲的医疗队就有105个之多。另外还派出了一些杂技和乒乓球教练，接收了亚非国家派来的一些留学生等。也有不少国家的文化使者来中国访问。这一系列的友好往来确实增进了相互的了解，促进了彼此之间和平共处关系的发展。

周总理于万隆会议之前，曾在仰光的一次宴会上阐述过他对经济交流的看法，大意是：一个国家若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很难保证其在政治上已取得的独立。这就要求长期受过压迫，业已翻了身的民族同友好国家之间，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进行经济交流，建立互相支援，发展同舟共济的关系。这一论述博得了高度的评价。

50年代初期，帝国主义在国际市场上大量抛售剩余橡胶，使锡兰的橡胶卖不出去。若按压价出售，又将造成其橡胶园的破产，大量橡胶工人面临失业之忧，而卖不出橡胶就没有外汇来购买大米，无法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当时锡兰同我国尚未建交。锡兰驻缅甸公使方锡加，向我国大使进行试探，希望中国能购买锡兰的橡胶，并向锡兰提供急需的大米。公使还申明：锡兰政府将不管别人对中国禁运的规定如何严厉，而重视锡兰人民的意志和求生存的呼声。我驻缅使馆马上向国内发电报请示。周总理很快回电，同意锡兰政府速派人直接来北京谈判。谈判的结果是：我国以稍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进口锡兰橡胶，又以稍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向对方提供大米。这样既挽救了锡兰的橡胶业，解决了锡兰人民的生活急需，又打破了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禁运。不久锡兰就与我国建交了，并一直保持着深厚友谊。当年在紧急关头的互相帮助，在两国人民中一直传为佳话。周总理曾说，中锡间这一互助的成功，表明了形势的发展，也说明实行和平共处、联合反帝反殖是非常必要的。

又例如，缅甸是个产棉国，可是美国为缅援建的纺织厂，却不能使用缅甸的棉花。每年需用大量外汇进口美棉，大大增加了财政的困难。另外每当机器发生大小故障，必须停工等待美国派技术人员来修理。这对缅甸发展民族经济是极大的束缚。为了从这种状况摆脱出来，他们希望我国为缅甸再建立一个纺织厂，且同美国援建厂摆在同一场地，形成对台戏，以供对照、比较。周总理很重视此事，指示有关部门先用两吨缅棉在我国纺织厂试纺，并根据缅棉的特点为他们专门设计纺织机件。经我国试纺证明缅棉可以纺出二十几支的纱。缅方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认为有了出路，有了希望。一旦工厂建成，既可提高缅棉的用途和价值，又可节省大量外汇。缅甸政府对周总理如此周到的关怀甚为感激。我们在建设这个纺织厂的同时，又为他们培训了一批技术人员，不但能熟练地操纵机器，还能自己进行维修。对此，缅甸的工人和政府的有关官员一致认为这是对他们的无私援助。

1963年12月，周总理访问非洲十国时，又提出了我国对外提供经济援助的八项原则。这些原则，不仅为非洲国家所欢迎，而且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到热烈欢迎。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我们还克服了重重困难，承担了援建坦赞铁路的任务，并为他们培训了铁路运输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援助非洲国家修建了18个体育场、12个体育馆，受到非洲各国人民的称赞。这些真诚合作，互相支援，充分体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大大巩固和发展了我国与非洲各国的友谊。

<strong>第四，扩大国际交往，拓展和平共处的阵地</strong>

周总理为了使万隆会议精神更加发扬光大，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向更加广阔的国际领域，曾经设想促成亚非拉会议。为此，他分别与亚非拉一些国家领导人交换过意见，得到积极的反应。为推进这一趋势，周总理有步骤地进行了大量有意义的工作。

60年代初期，一些国家提出举行第二次亚非会议的要求，一些国家要在印度召开不结盟国家会议。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力主先开第二次亚非会议，有声有色地支持亚非的民族运动，并研究解决亚非国家在建设中所遇到的实际困难，并征询周总理的意见。周总理从发展和平共处的国际关系，促进各国人民广泛团结的大局出发，精辟地分析了两个会议的关系。他指出，两个会议基本上有相同的积极目的，但有地区性与非地区性的分别。二者可以互相配合，互相促进，互相弥补，相辅相成，有利而无弊。如采取不协作的措施，就容易被帝国主义利用，乘机进行挑拨离间。他认为应积极参加不结盟会议，阐明自己的进步主张和高尚理想，必然为多数与会者所拥护。同时他又提出：二次亚非会议尚未筹备妥当，为照顾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可请苏加诺总统考虑，能否在举行不结盟会议之前，先在印尼举行庆祝万隆会议十周年的活动，邀请亚非国家首脑参加，也可酌情邀请拉美人士参加。届时请苏加诺总统针对形势中的问题，发表有说服力的演说，可能会收到多方面的良好效果。后来苏加诺总统颇为赞同周总理的这一构想，并赞誉周总理是“世人共知的大战略家，真是名实相符”。表示届时一定请周总理亲自来参加庆祝万隆会议十周年。

第二次亚非会议，如果仍在万隆举行，那里早有成套的会议设施，自然筹备容易，所以有人主张在万隆开。周总理则考虑到非洲形势的发展势头，认为如能选择一个非洲国家做东道主，必将产生更积极的影响，对亚非团结也很有意义。他向苏加诺总统提出这个建议并得到诚恳的赞同。经亚非国家商定，由阿尔及利亚主办，首次筹备会议在印尼举行。这一切商定后，又发生了苏联能否参加会议的争论。周总理对这一争论早有所料，曾嘱咐出席筹备会的陈毅副总理兼外长，要以摆事实、讲道理的高姿态，阐明我国政府的严正立场，支持与会者公正合理的反对主张，防止出现无理纠缠而影响会议的顺利进行。陈毅同志在会上心平气和地说：在第一次亚非会议时，我国同苏联的关系很密切，我们赞同不邀请其参加的主张，因为它是欧洲国家。而今我国同苏联关系变坏了，我们依然不赞成让它参加亚非会议，不能因两国关系的好坏而改变我们的态度，因为我们决不能拿原则做交易。如果说苏联领土有亚洲部分，那么我们也可以考虑让其位于亚洲的加盟共和国来参加亚非会议。这番话说得坦率、磊落，以理服人，显示了这位无产阶级外交家的气概和风度。得到绝大多数与会者的赞赏，从而结束了争论。

1965年，正当第二次亚非会议召开的前夕，各国代表已开始赴会，阿尔及利亚突然发生了政变，本贝拉下台，阿局势一时尚未恢复平静。第二次亚非会议能否如期举行，揣测纷纭。我方已到阿尔及尔的代表团部分人员，有的对有关形势的估计较乐观，主张“既来之则开之”，力争能够将会开成。当时，周总理及其随行人员正在开罗停留，随时同纳赛尔总统、苏加诺总统交换意见。听到东道国发生政变的消息后，密切注视有关事态的发展，获悉非洲国家的代表团，多按兵未动，迟迟不去阿尔及尔，东道国新当局忙于内政的安顿。有些亚非国家代表团对是否去阿尔及尔，尚在犹疑中。周总理根据种种情势，认为与其开一个残缺不全的会，不如暂且不开以待时机。他当机立断地作出建议停止举行的决策，并很快得到中央的批准。总理向我国代表团的同志们阐明：开会的目的是要增进亚非的大团结，加强反帝反殖斗争，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促进国际关系的发展，开拓新局面。显然目前出现的事态，不宜于马上召开这样的会议，如急于求成，反而会造成不利于形势发展的因素。为了防止有人借暂不开会吹冷风、搞离间，周总理同苏加诺总统、纳赛尔总统和阿尤布.汗总统商定，联名发表一声明，指出，第二次亚非会议暂不举行，对亚非团结并不是一个挫折。事后的事实证明，亚非人民的事业仍本着万隆会议精神在继续前进，从胜利走向胜利。

总之，大量的事实表明，在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中期（“文革”前）这段时间，周总理在国际舞台上，充分显示了无与伦比的外交才能。他在处理一系列重大国际事务过程中，通过卓越的外交活动，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国际关系的作用，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大大地发展了，已经开始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共同遵循的准则。表明他为建立和平共处的国际关系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已取得了辉煌的成果。这些成果不仅对当年国际形势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对后来的国际形势变化也有深远的影响。

<h3>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坚持和捍卫和平共处五项原则</h3>

从60年代到70年代周总理去世前的这段时期里，虽然由于“文革”造成的十年动乱，曾使我国正常的外交活动受到了严重影响，但总的对外关系依然出现了较大的发展，我国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高，同我建交国家越来越多，一系列国家同我国签订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思想的友好合作条约，我们的朋友满天下。

随着形势的发展，诸多的新情况表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被世界公认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对处理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同样是适用的。但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执行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首先，必须击败美帝国主义的捣乱和破坏。美帝国主义尽管在朝鲜和越南先后遭到了惨败，但它仍以世界的霸主自居，仍不放弃侵略和干涉别国的野心。它不仅阻挠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公然侵占我国领土台湾，而且猖狂反对我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主张。它到处散布谣言，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共产党的阴谋圈套，同时运用各种控制手段阻止某些国家的响应和友好交往。面对当时的形势，周总理一方面坚决支持一切受美国欺侮的国家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积极而稳步地开展了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工作，冲破了美帝对有关国际事务的粗野把持；另一方面基于对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珍视和为了展开新的外交格局，又适时地开展了所谓“乒乓外交”等活动，又经过多渠道的努力，终于导致了中美“联合公报”的签署，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局面。

同时，要与苏联的霸权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苏联从赫鲁晓夫时代起，一方面宣扬美苏共同主宰世界，说什么只要美苏两家坐在一起，别的国家休想轻举妄动。并通过报刊大肆宣传，胡说什么美苏两国首脑一握手，国际关系就出现了新纪元。这种令人惊异的梦呓，同我国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水火不容的；另一方面，他们片面撕毁大批经济技术合作合同，并迅速撤回在中国的全部专家，给我国的经济造成巨大损失。后来，他们进一步发展到公然出兵侵入别国领土长期占领拒不撤兵，并热衷于与美国大搞军备竞赛，威胁世界和平。这种种行径表明，他们所谓的“和乎共处”只能是一种“骑马者与马的和平共处”。

最后，还要与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捣乱和破坏进行斗争。十年动乱期间林彪、康生、“四人帮”及其同伙，为达其篡党夺权，并在外交政策上改弦更张的罪恶目的，他们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对建国以来党的外交路线和方针，大肆攻击和诬蔑，把周总理亲自领导的以贯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主旨的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诬蔑为“三降一灭的修正主义外交”，攻击外交部是“卖国部”，驻外大使多是“崇洋媚外，里通外国”分子；攻击正确而必要的外事纪律是“管、卡、压”的专制手段。他们一方面对内集中火力攻陈毅外长，妄图以此为突破口，进而打倒周总理，篡夺全部外交大权；另一方面，对外利用造反派搞“三砸一火烧”，制造外交纠纷图谋使外交失控，乱中夺权。面对这种混乱局面，周总理力撑危局。他一面在毛泽东同志的支持下紧紧掌握外交大权，竭尽全力排除林彪和“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和破坏，继续保持整个外事系统的运转，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参加国际事务，与各国人民发展和平友好的关系。另一方面，他驳斥了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各种荒谬理论，批判他们煽动的极左思潮，坚持和捍卫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一系列正确的外交方针和政策。

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12个年头了，但一提到他，我们仿佛又站在他的面前，心中感到无比亲切和温暖，不禁涌起两方面的思念：

其一，目前，国际反霸斗争蓬勃发展，各国人民反对扩军备战的潮流势不可当，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日益深入人心，已经成为一切反对侵略和压迫的国家和民族手中的有力武器，成为一切爱好和平、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共同遵循的国际关系准则。今天的大好局面，正是周总理当年付出那么多心血和智慧所结下的丰硕成果，我们脚下这条通向未来的道路，它的起点正是周总理当年辛勤开拓的啊！

其二，我们惰不自禁地回忆起同总理一起工作时，所受到的“春风化雨”般的哺育。那是多么令人难忘的日日夜夜啊！在那熟悉的西华厅和外交部大厅，总理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给我们分析形势，阐释战略，讲解政策和策略，叮咛纪律……，每次会后走出总理的办公室，总好象登上了一座新的高峰，眼前展开了更加广阔的视野，脚步迈得更加勇敢坚定，浑身充满了力量；每当我们参加一次重要国际活动前，周总理总是详细询问各方面准备得如何，周到地帮助我们设想可能发生的新情况，叮嘱我们应当注意的细节。而每当我们在工作中出了差错时，总理耐心地帮助我们分析原因，总结教训，有时还以自身的经历启发我们……

每当想起这些，我们总觉得，只要总理这些优良作风得到充分发扬，那么，党内的官僚主义、不正之风，就一定可以克服，党的战斗力就一定可以增强，我们的伟大事业就一定能发展得更快。

正文四二周总理派我出使非洲

周恩来同志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他生前亲自参与制定和组织贯彻我国的外交路线和许多重大外交决策，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一位奠基人。

建国后，我在外事部门工作了20多年，有幸直接和周总理接触，亲身体会到他在外交事业中所表现出的雄才大略。

建国初期，周总理执行和平外交政策，概不承认前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坚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这一原则，使我国改变了在外交上无权的地位，同各国建立了政治上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

按照周总理的这一外交思想，1956年我被派到非洲工作。在总理的关怀指导下，我们逐步打开了同非洲国家的外交局面。

回顾这段往事，使我终生难忘。

<h3>万隆会议前后</h3>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的革命形势，特别是中国的解放，对仍处于殖民主义统治之下的非洲人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从中得到鼓舞，国家要独立，人民要解放的愿望愈加强烈。

在亚非各国人民反对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不断高涨的形势下，1955年，29个亚非国家在印度尼西亚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万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辟阐述，博得了亚非国家代表们的普遍赞赏，引起许多代表的共鸣，促进了亚非人民的团结，增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信心和力量。

在这次会议期间，埃及总统纳赛尔向周总理讲述了由于帝国主义控制国际棉花市场，使出口棉花占据国民经济重要地位的埃及蒙受巨大损失的情况。周总理问纳赛尔，埃及每年生产多少棉花？纳答：800万担。周总理听后说，800万担棉花，我们每个中国人多穿二寸布就给你们穿完了。会后，纳赛尔总统派他的工商部长奴赛尔来我国签定中埃两国贸易协定，内容上明确规定两国可在对方国家的首都设立享有外交特权的商务代表处。随后，埃及宗教事务部长巴库里又来我国，签署了文化会谈纪要，规定两国可互派留学生和教授等事宜。

1955年11月，教育部选定5名学生和一位教授，赴开罗大学学习阿拉伯文和教授汉语。出发前夕，周总理亲自接见了他们。当时在座的有外交部章汉夫副部长、外贸部叶季壮部长，我作为外交部西亚非洲司副司长，也参加了会见。

周总理首先谈了在万隆会议上同纳赛尔总统接触的经过。又详细询问了学生和教授的情况。然后说，你们（指教授和学生）现在去埃及，那里一无亲二无故，有事情谁来照顾你们呢？我看还是等我们的商务代表处设立后再去吧。接着，总理即问时季壮部长，咱们代表处的班子组织得怎样了，叶老答，还没有找到一个有点外事经验的人。总理当即指着我说，张越去！总理还关切地问我，去非洲有没有顾虑。我嘴里回答没有顾虑，可非洲大陆是个什么样子我心里却一点底都没有，只是不相信什么“非洲一片黑暗”。所谓“非洲黑暗大陆”的“黑暗”二字，不过是殖民主义者长期侵略，强加给非洲的。

总理谈过后，又问我们，还有什么问题吗？我说：请示总理，如果我们遇到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所谓外交人员，我们应当如何表示呢？总理坚定地说：告诉他们要热爱祖国，要给自己留后路。

<h3>出使埃及</h3>

在总理的催促下，商务代表处的班子很快组成了，李应吉同志为代表，我为副代表，连同翻译和工勤人员，以及留学生和教授共20余人。出发前大家集中学习了几天，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达浦生讲了伊斯兰国家的风俗习惯和我们应注意的礼节等事项，如不要吃猪肉，要带回教厨师等。对带不带《毛泽东选集》我们也进行了讨论，最后决定只带一部，大家共同学习。经过一番准备后，我们便踏上了奔赴非洲的旅途。

1956年1月，我们抵达开罗机场。埃及工商部长奴赛尔、苏联及东欧国家外交官和商务人员到机场迎接我们。

住下后，我们拜见了纳赛尔总统，向他递交了周总理的信。他接见我们时非常客气，态度十分友好。略事寒暄后，纳赛尔总统便讲起了在万隆会议上他与周总理会见的经过。并表示，从周恩来总理的讲话中，他更了解了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殖民主义，它们又是如何以强凌弱，欺侮弱小国家，掠夺这些国家的财富，压迫这些国家的人民的。接着，纳赛尔总统又关切地问我们到开罗后的情况，并说有事可随时找他，总统府的大门是对我们开放的，对我们十分热情、友好。

为了享受相应的外交待遇并在我们包租的车上挂上“CD”的牌子，我们去外交部找过法齐外长。他说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不能挂“CD”牌子。我们又向纳赛尔总统提出这件事。他表示十分关心，并说，你们争那个牌子干啥，我已通令我们的警察，看到中国人乘坐的汽车都要加以保护，给予方便。事后，还是给了一张通行证的卡片。

<h3>中国文化艺术团访埃和两国正式建交</h3>

1956年2月，根据中埃两国文化会谈纪要，我国派出以包尔汉、马玉槐、马寒冰率领的，由新疆歌舞团、中国京剧四团、总政歌唱演员以及文字、摄影记者等80余人组成的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访问了埃及。所到之处，受到了埃及当局的友好接待和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在开罗大剧院演出多场，场场爆满。纳赛尔总统和埃及军政要员都观看了艺术团的演出。纳赛尔还接见了艺术团的领导和主要演员，赞扬了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艺术和演员精彩的表演。埃方还安排艺术团参观了上尼罗河洛可索的古代神庙和正在建筑中的阿斯旺水坝。

在我文化艺术代表团访埃期间，包尔汉团长和埃及宗教事务部巴库里部长分别代表中埃两国政府签定了文化合作协定。3月份，我国又参加了开罗举办的大型国际博览会。

进行文化交流和建立贸易联系是发展外交关系的两翼，同时又是开路的先锋。我国在开罗商务代表处的建立，我国文化艺术代表团访问埃及的成功以及两国文化合作协定的签字，使政府间加强了对话，人民间联络了感情，增进了了解，加深了友谊，从而为中埃建立正式外交关系铺平了道路。

1956年5月29日晚上，埃及总统府政治局局长阿里萨布里约见李应吉代表和我，他代表埃及政府宜布：埃及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从明天（1956年5月30日）起，埃及同台湾国民党政府断绝一切外交关系，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大使级的外交关系，请你们报告贵国政府，我们也将同时通知台湾国民党当局驻这里的“大使”。

埃及是阿拉伯世界一个有影响的国家，也是非洲大陆为数不多的独立国家之一。埃及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不但在阿拉伯国家中扩大了我国的影响，也为我国外交路线进一步深入非洲建立了一个桥头堡。

<h3>扩大影响，继续前进</h3>

我文化艺术团访问埃及后，周总理指示外交部通知我，率领一个贸易小组参加艺术团的领导，继续访问其他非洲国家。我们先访问苏丹，到达喀土穆后，苏丹总理阿萨里接见了包尔汉等领导和艺术团主要演员，并说：我热烈地欢迎你们，你们的来访会增加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我们原计划在苏丹演出一周，后因苏丹人民的一再要求，又加演了几场。在苏丹虽未达成任何协议，但扩大了我国在苏丹的影响。

接着，去访问埃塞俄比亚。

我们访问期间正值塞拉西皇帝的登极日（等于国庆节）。我们全团应邀参加了他们皇室的香槟酒会，还应邀在观礼台上观看了游行。当塞拉西皇帝经过观礼台时还频频招手向我们致意。我们演出时正值亚的斯亚贝巴市晚9时即实行宵禁，而我们的演出10时才能结束。这样散场后观众无法回家。当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后，塞拉西即下令：夜间拿着中国的戏票即可通行。最后，他携皇后和皇室其他成员也观看了演出，共进晚餐并赠送了礼品。访问结束后，他叫他的飞行员驾驶飞机送我们返回开罗。

艺术团回开罗后进行了休整，然后又去叙利亚、黎巴嫩进行友好访问演出，并同叙政府谈了签定文化协定和设立商务代表处的问题。我们还慰问了在沙漠中的巴勒斯坦难民营。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人民的欢迎。

艺术团出访的最后一站是黎巴嫩。我们就在贝鲁特设立商务代表处和签定两国文化协定问题进行了交谈，对设立商务代表处事达成了口头协议。至此，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的访问圆满结束。

今天，我国已与西亚、非洲的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政府间和人民间的友好关系不断发展，这不能不说是当年周恩来总理亲自指导的硕果。回想当年在埃及，我国派享有外交特权的商务代表处，仅用了半年时间即挤跑了台湾当局的“大使馆”，这是周总理机智勇敢的创举；以文化、贸易两翼为先锋，扩大影响，打开局面，进而为建立外交关系铺平道路，是周总理指导我国外交活动的又一典范。

正文四三回忆在亚非会议期间的保卫工作

亚非会议是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尼赤道线上环境幽静的山城万隆召开的。

这是渴望主宰自身命运、团结反帝反殖的亚非国家第一次自主召开的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一个伟大的里程碑。

29个亚非独立国家的政府首脑参加了会议。

我国派出了以周恩来同志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但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对这次会议十分仇视，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和破坏。围绕着亚非会议，除了外交上的公开谈判斗争外，在无形战线上的斗争始终是相当惊险激烈的。

1955年3月份，我安全部门获得情报，台湾特务机关策划利用亚非会议的机会制订了谋害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的计划，代号为1。（当时宋庆龄和郭沫若同志也要出国访问，谋害代号为2和3。）

关于中国代表团去印尼的路线，最初酝酿的方案，一是乘船，租一艘荷兰的轮船；二是乘飞机，租用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拟飞香港一雅加达国际航线。

4月上旬，我方再次获得确切情报：台湾特务机关阴谋利用香港机场地勤人员在飞机上安放定时炸弹。大家都为周总理及代表团的安全担忧。这时科伦坡发起国提出为做好大会准备工作，要在缅甸开一个小型会议，邀请中国总理周恩来参加。

去缅甸同样还是飞机和航线问题，因为时间紧迫，决定另包一架印度飞机，改飞北线（昆明一仰光一雅加达），并先行试航。4月7日，由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同志、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李福坤同志送周总理到昆明，等待试航结果。在4月9日下午，终于传来了试航成功的喜讯，我们非常高兴，经研究决定代表团走北线。周总理在昆明给邓颖超同志打了电话，说他虽然不乘“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走，但先行到达香港的其他几位同志要乘，请她转告罗青长同志研究清楚情况后，由外交部通知英国临时代办杜.威廉，要求务必保证中国人员的安全。根据总理指示，外交部紧急约见了杜。威廉，将我方所获的情况告知，并提请香港当局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保证中国代表团的安全。

4月11日下午接北京电话，报告“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掉联系，并有外电报道说听见南海有一大的爆炸声……。这天大家连晚饭都没有吃好，等待“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消息。晚上接北京电话说：“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后发生爆炸，在南海坠毁，机上的中国代表团8名工作人员以及同机前往的波兰、越南、奥地利3名记者，共11人全部遇难。

这是个沉痛的事件。经调查，当中国代表团改线的决定正式告知英国当局并公诸于众后，台湾特务机关随即撤消了在香港暗杀周恩来的计划。由于我先行到达香港的部分代表团人员是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特务分子仍然没有放过进行破坏的机会。一名特务伪装加油工，趁为飞机加油的机会，将一枚定了4个小时的炸弹放进了飞机油箱中。当飞机飞行到纳士纳岛附近上空时爆炸。

此事件发生后，周总理非常气愤，4月15日在仰光同尼赫鲁总理专门谈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问题。周总理提议，由印度方面派一名官员，他派一名私人代表去香港调查处理这一事件。最后由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斯和我方熊向晖，共同到香港进行调查处理。经过尖锐的斗争和反复交涉，在大量的证据面前，英国当局终于承认这是一起以周恩来和亚非会议为目标的政治谋杀案。

正在这紧张时刻，总理的警卫秘书何谦同志患急性阑尾炎住进了医院，警卫工作除姚力同志带二三个人打前站已到雅加达外，当时总理身边只有我一个人了。同志们都十分担忧总理出国后的安全，邓大姐为此写信给总理表示惦念之情。总理乎静地对代表团及当地同志们说，我们是为了促进世界和平，为增进各国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来，即使发生了意外也是值得的，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在给邓大姐复信中说：感谢你的好意和诤言，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11日晚，中央作出紧急决定，派杨奇清同志以代表团顾问身份去印尼，全权负责会议期间的安全警卫和情报工作，并增派警卫局副局长李福坤同志为总理警卫，要求绝对保证中国代表团和周恩来同志的安全。外交部紧急办理好杨奇清、李福坤二人的护照专程送到昆明。由于情况紧急，李福坤同志来不及做衣服，只好将就用何谦的行装。

4月14日，周总理不顾个人的安危，仍按原计划率代表团迎着南国的酷暑，毅然踏上飞往千岛之国的航程。在仰光停留两天，周总理同缅甸总理吴努、印度总理尼赫鲁和埃及总理纳赛尔举行了会晤。

4月16日，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及代表团全体成员从仰光飞往雅加达，又发生了一件意外。当飞机飞到新加坡上空时，遇到了雷雨区，因代表团乘坐的另一架“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系中型无密封，不能飞越雷雨区，只得被迫降落。当时新加坡尚未与我国建交，对机场情况又一无所知，我们都很紧张，主要担心代表团的安全问题。杨副部长和我们研究的意见，决定都不下去，在飞机上等候。周总理和陈副总理同意我们的建议。当飞机停稳后，机场老板亲自登机邀请周总理到休息室休息。总理接受了老板的邀请。当步行至休息室门口时，廖承志同志一眼就发现了两名面孔熟悉的国民党特务等在那里。进休息室后，廖承志同志向我们说，要特别注意那两个人。由于情况比较紧张，决定我在里边，李福坤同志站在门口。然而周总理却泰然自若，沉着冷静。一边吃着老板亲自送来的茶点，一边与麦克唐纳总督闲谈。就这样在新加坡机场停留了近两个小时，飞机才重新起飞。而那两名特务也走了。

到达雅加达时，中国代表团受到了印尼人民与众多华侨的热烈欢迎，沿街人山人海，他们挥舞着两国国旗，喊着“中国万岁”，“周恩来万岁”的口号。同时也有一小撮坏人夹杂在队伍中骚扰起哄，并呼喊反动口号。美国还派了一个庞大的成员复杂的新闻记者团，国民党也派了特务煽动少数反动分子进行捣乱。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一是将所获情报通报给印尼政府；二是明确提出代表团的安全完全由印尼负责。据我们所知，印尼政府采取了临时拘留嫌疑分子的措施。

会议开始后第三天（4月 20日），我驻印尼使馆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的原文如下：

<small>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大使注意，中国国民党驻椰嘉达直属支部，于本年三月初旬奉台湾总统府之命组织二十八人之敢死暗杀队，准备谋杀将赴万隆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周氏。</small>

<small>暗杀队于三月十日在红溪党部组成，参加者皆为前中国国民党逃亡印尼的中低级军官，每人皆持美国大使馆发给之无声手枪及印尼币二十万盾，事成后，每人加给二十万盾，打中周氏者加给四十万盾，本月十九日在红溪党部开最后一次会，讲决定出发日期。</small>

<small>有关亚非会议地形，于本月一日至五日调查清楚，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大使通知治安当局把它一网打尽，保金周氏。</small>

这封信，送陈毅副总理看后，他说：“他们还要搞暗害，你们先研究个意见。”于是，由黄镇、杨奇清、陈家康和警卫组同志一起研究后，提出一是向总理报告，同时向印尼提交备忘录；二是加强随身警卫工作。总理同意递交备忘录，并说中国代表团的安全，完全由印尼政府负责，要求印尼政府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杨奇清副部长同黄镇大使一起向印尼外交部递交了备忘录。

在代表团内部召开了紧急动员会，陈毅副总理讲了话，要求全体同志人人都做保卫工作，他说：“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杨奇清同志作了内三层、外三层、内外结合的具体而详细的布置。有一次，总理去会见几百名记者，要经过一个人员复杂的地段。杨奇清同志便指定康矛召、申健二同志走在总理的前面，他说，你们俩是外交官，能听懂外语，而且身高体壮，万一有情况你们也可以挡一挡。就这样，总理每次出门，除已有的保卫部署外，还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特殊的安排，通过我驻印尼使馆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及有组织的进步华侨做工作，加强了各方面的防范措施。

当时，印尼政府派一名陆军上尉为随身安全官，护卫摩托7辆，由一名排长负责，专车司机是运输公司派的一名50多岁的老头儿。提起司机老头，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据使馆同志介绍，当时一说给中国代表团周恩来开车，有4个人都抢着要来，最后4个人抓阄，结果老头抓到了。根据情况，我们给他们做了几条规定，一是团长的车工作完了要停在代表团住地；二是司机和随身警卫白天工作完了原地休息，可和代表团工作人员一起吃饭；三是其他人工作完了可以回去。同时，十分注意关心他们的生活和休息，请他们吃中国饭，杨奇清同志还代表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向他们赠送了纪念品。这使他们十分感动。老司机和安全官说，我们活了这么大岁数，没见过象中国总理这样卓越的人物，也没见过象中国代表团这样平易可亲的高级官员，我们衷心地愿意为中国代表团服务好。

4月24日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天，亚非会议一致通过了决议，发表了《最后公报》。几天来，总理过度劳累，我们心里都十分焦虑不安。常常是一整天的会议后，还要会见各国代表、进步华侨和新闻记者，各国代表团相互宴请活动又很多，还要彻夜办公至天亮。每次总理一出会场，就被数十名记者和群众包围，请求签名，有的挤在总理身旁让别人拍照留念。这一天因为是会议的最后一天，再加上会议的紧张气氛，等在外边的记者和群众特别多。就连总理抽空吃点心时，也有几十人围在他身边，虽然不能签名，使轮流站在总理身边请人拍照留念。

与会的一个国家的总理说，只有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有这样伟大的总理；万隆会议闭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旗帜将永远在亚非人民的心中飘扬。闭会的那天，有十多个国家代表团邀请中国代表去参加他们的庆祝酒会。尽管周总理10多个小时没休息，此刻却精神振奋。他在一个多小时内竟连续出席了几国代表团的酒会。我们也都沉浸在历史性的欢乐之中，几天来的疲惫之感顿时烟消云散。当时，我算了一笔账，在亚非会议的7天里，周总理总共只睡了13个小时的觉。我们担任警卫工作的同志比总理睡得多，但也从未脱过衣服，只是在沙发上靠一靠或躺一躺。我跟随总理20多年，最紧张的时刻就数万隆会议的7天。

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在亚非会议上所作的杰出贡献已载入史册。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上遇难的烈士们将永远为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所纪念。正象总理所预言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万隆会议制定的各国和平相处、发展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精神，将更加深入人心，发扬光大。

周总理的工作精神不仅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而且全世界人民都不会忘记他对人类进步事业做出的不朽贡献。

正文四四争取李宗仁回国

1956年4月至1965年6月的10年间，我5次上北京，为李宗仁回归祖国做准备。

每次到京，都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会见。

为争取李宗仁归国，周总理做了大量的工作，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h3>（一）我一上北京，总理高度评价李宗仁先生《对台湾问题的建议》</h3>

1949年12月5日李宗仁赴美，行前他先到香港，在香港的一切是我替他安排的。

李宗仁于11月20日上午到香港，蒋介石先后派居正、朱家骅、洪兰友、郑彦棻等两次来港挽留李宗仁，李未表示什么。我替李宗仁办完一切手续后，他决定把我留在香港。我估计他此次赴美治病是一时权宜之计，最后一定要回到祖国来，可能让我在香港起桥梁作用。

1955年秋李宗仁发表《对台湾问题的建议》，事前他的思想转变有其发展的过程，主要是下面几种因素：

一、50年代初，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取得伟大的胜利。在战史上，美国从没有被别的国家打败过，可是却败于建国未久的新中国，此一事件深深地感动了李宗仁，认为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

二、1955年初，美国当局公布了与台湾当局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1月29日，美参议院还通过了《授权艾森豪威尔总统协防台澎地区案》。对此，李宗仁认为，这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阻碍中国统一，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他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默尔而息，而必须有所主张。

三、1955年4月，周总理在万隆亚非会议上公开宣布，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这也给李宗仁一个很大的启发。

李宗仁《对台湾问题的建议》发表后，引起北京的注意。因为从此时起，我在九龙荔枝角靠山面海的寓所，就经常有进步人士登门拜访了。

1956年1月中，在《大公报》工作的一位同乡陪同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金尧如来看我，手中拿着一份刊载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大公报》给我看，希望我对这篇报告发表一些意见。我对国内知识分子所处的境地一无所知，能够说些什么话呢？所以我就顾左右而言他，使访客怅怅而归。

三个月后，也就是1956年4月下旬，上面那两位朋友又两顾茅庐，金尧如一会面就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接到北京长途电话：李济深先生希望你去北京一谈，来去自由，并且保密。”还要我提出条件。我说：“我去北京，没有什么前提条件，但此问题大，容我考虑一天如何？”当即约定第二天下午3时在九龙太子道一家咖啡馆会晤，作出答复。

当晚，我同妻子商量后，我就下定了去北京一行的决心。我说，建国以来，国内先后经过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运动频繁，海外一些知识界对大陆触目惊心，不敢跨入深圳河桥头半步，但我自己却有独特的怀抱：第一，我对台湾所提“光复大陆”，认为是扯淡，不值一顾；第二，我对共产党素无成见；第三、共产党向来讲话算数，此行可能走出一条新的道路来。我毅然北上了。

1956年4月底我到北京，方知道此事不是出自李济深的策动，而是周总理决定的。黄绍竑曾对我说：我到北京的那一天下午，他正参加周总理召集的一个会议，在散会时，总理对他说：程思远今天到了北京。十分明显，我之来京是出自总理的决定。

5月6日晚，张治中先生请我吃饭，他对我说，明天下午，政协礼堂三楼举行酒会，招待海外归侨，周总理为要见你，也来参加，你最好写一些材料事前由我交给总理。翌日上午，我就写了一份题为《从美、日、港三方面来观察台湾问题》的报告交给张治中先生。

5月7日下午3时，我到政协礼堂参加酒会，不久，周总理来了，他对周围的人群打了一个招呼，就径直走到我同张治中站的地方来。文白先生正想给我介绍，总理已向我伸出手来，他握住我的手，热情地说：“思远先生，久违了，我们 1938年曾在武汉见过面。”

我们站着谈了一会儿，总理随即对站在周围的刘斐、余心清、刘仲容、刘仲华说，你们陪陪思远看一看北京的名胜古迹。又对我说：我们过几天还要会面。

5月12日中午，总理在中南海宴请我。刘仲容陪我从西北门进中南海，先在李克农副部长办公室谈了一会儿，然后由李陪同到紫光阁去，在那里受到总理热情的接待。在座的还有李济深、张治中、蔡廷锴、邵力子、黄绍竑、刘斐、陈铭枢、屈武、余心清、刘仲容、刘仲华以及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彼此都一一握手致候。

宴会厅在紫光阁客厅后面，总理举起手中的酒杯向我祝酒。在宴会中，周总理高度评价李宗仁的对台湾问题的建议。他说：李德邻的意见很好，只有一条我不同意，他主张台湾非军事化，这怎么可能呢？就是台湾回归祖国以后，还是需要军队保卫嘛！总理提到白崇禧时说，白健生颇自负，其实他政治上没有远见，竟听信蒋介石的话，把他骗到台湾去了！

总理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来阐述人民解放军战略方针发展的进程。他说，在济南解放后，我们知道人民解放军可以攻坚了，立即发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终于打败蒋介石，统一了全中国。他继续说，当1949年和谈时，我曾告诉刘仲容，要他对李德邻先生说，把广西在安徽的46军调到南京来，这样李先生就可以行使他的权力签署和平协议，他也可以留在南京等待解放军的到来。可惜他没有做到这一点，一错再误。

谈到台湾问题时，总理说：我们一贯主张全民族团结，一致对外。为了我们伟大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我们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中有过两次合作，并肩作战，反对帝国主义。到了今天，彼此处境不同，只要大家以民族和祖国的利益为重，国共两党仍然可以重新携手团结起来，争取第三次合作，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总理说，从现在起，我们不派人去台湾工作，我们不在台湾内部制造分裂，我们希望台湾全部过来。台湾当局如要了解国内情况，尽可以派人来大陆考察，我们将提供一切帮助，他们不必派特务来进行破坏活动。国民党军政负责人员来大陆探亲、访友、观光，我们将给以各种方便和协助，并保证他们来去自由。总理还提到请李宗仁先生回国看看。

总理在谈话中着重指出：“和为贵”，“爱国一家”，既往不咎，立功受赏，希望国民党人对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

总理日理万机，这一天的接见、宴会和谈话竟花了三个钟头。我真不胜荣幸之至。当然总理的话不光是对我个人说的，而是对海外爱国人士的一次真诚的召唤。

我回到香港，将此行经过函告李宗仁，他来信表示不快，谓此行关系重大，事前何不相商？并申明他虽提出对台建议，但其中间立场迄未有任何变化。

<h3>（二）我二上北京，总理说李宗仁先生目前回国定居时机还不成熟</h3>

1959年，我回来参加建国10周年庆祝活动。接到通知说，先去东北参观，然后回京听候周总理接见。

9月24日，周总理在紫光阁召见，在座的仅张治中、邵力子和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副主任罗青长。

总理首先问东北之行的观感，我说建国仅10周年，但东北重工业建设已门类齐全，初具规模，发展是迅速的。

总理说，你转来李德邻先生信，他自愿将他收藏的历史名画献给国家，这是他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政府考虑接受。

总理又说，德邻另有信给李济深先生（注：此信系由费彝民转来的），表示将回国定居，我以为他回国的时机还不成熟，将来我请你到欧洲去同他谈谈再说。这是总理第一次表示要我赴欧同李宗仁会晤。

总理接着说：“你有一个女儿，叫林黛，在亚洲影展得到两次女主角奖。”我插口说：“1957年是《金莲花》，1958年是《千娇百媚》。”总理说：“这个问题是章士钊先生提出来的，他每年去香港一次，他以为应该争取你的女儿林黛归来。”总理还没有说完，张治中插嘴说：“总理，你不知道，思远已经同林黛的母亲离婚了，女儿通常总是听妈妈的话，思远怎么可能对林黛施加影响呢？”

总理看着张治中说：“文白先生，原来你同思远都是三青团的，所以你帮着他呀！”说罢哈哈大笑，这个问题就没有谈下去了。

25日总理邀我乘坐他的专列同去参观密云水库，同行的有廖承志、罗青长等。

这次回港以后，着手把李宗仁存在纽约的字画运到香港来，然后又送到北京去，不久得总理寄语：这些字画，有些是真的，有些是赝品，但政府体念李先生的爱国热忱，将助他一笔赴欧的旅费，以壮行色。1960年春，李宗仁派他的夫人郭德洁到香港，收受了这一笔外汇。

<h3>（三）我三上北京，总理要我转告李宗仁不要对美国抱有幻想</h3>

1960年美国大选，年龄刚过40岁的约翰.肯尼迪入主白宫。美国人普遍对他寄以期望，认为这位哈佛大学出身又当过参议员的年轻总统，将对杜勒斯制订的僵硬的对外政策，来一个根本性的改变。李宗仁也觉得肯尼迪对新中国的态度比较缓和。于是在张欲海教授帮助下，写给肯尼迪一封信，贺他当选总统，并望他就职以后，调整对华政策，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肯尼迪复了李宗仁一函，说此事关系重大，将予慎重研究。其实这是不着边际的官样文章。李将来去函件都寄给我，嘱送周总理核阅。

1961年6月上旬，总理要我返国一行。在接见时对我说，李德邻不要对美抱有过高的幻想。肯尼迪年轻气盛，想干出一番事业，但摆在他眼前的问题太多，改变对华政策，一时还不会列到他的议事日程上来。总理重申派我到欧洲去同李先生谈谈，希望李先生对美国不要抱有幻想。

<h3>（四）我四上北京，总理让我向李宗仁转达三件事</h3>

1963年7月14日出版的《欧洲周报》，刊有意大利女记者玛赛丽写的一篇《李宗仁先生访问记》。李宗仁对该记者说：“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全篇谈话洋溢着李氏向往祖国的热烈心情。

我同李宗仁先生约好，12月在瑞士苏黎世会晤。11月中我先返国向总理请示。那时正值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分别举行第三届第四次会议，总理忙得很。

一天晚上，我在西总布胡同一个特设的招待所被叩门声吵醒。开门一看，原来是国务院副秘书长罗青长，他说，快穿衣服，总理在西华厅等你。

那是晚上7时许，总理处理了一天的政务，还是神采奕奕，笑容可掬。总理要我向李宗仁转达三件事：

一是“四可”，那就是李先生可以回国定居，他决心回来，我们表示欢迎；可以回国后再去美国；可以在方便的时候再回来；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总之，我们欣赏德邻先生的向往祖国之心，但一切不强加于人，由他自己决定。

二是“四不可”，李先生不要介入中美关系；不要介入美台关系；不要介入国共关系；不要介入第兰势力。

三是要过“五关”，五关是政治关、思想关、社会关、家族关、亲友关。

总理要我把上述各项内容背熟。然后亲送我到门外上车，殷殷嘱咐，使我深为感动。

1963年12月 19日我飞抵苏黎世，在某饭店同李先生会晤，转达了总理对李先生的期待，完成了我的特殊使命。由于我校原定时间迟到几天，避开了联邦调查局特务的跟踪，从而使李先生第二次离开美国时不致受人注意，终于顺利地从海外回到祖国怀抱。

<h3>（五）我五上北京，总理让我去瑞士亲自接李宗仁回国</h3>

1965年 6月 13日，我接纽约电，知李宗仁已于13日离美飞瑞士，即于14日派石泓持电赴广州用电话向北京请示。

15日石谢返抵香港，谓总理要我去北京一行。

6月 18日中午11时我飞抵北京，国务院“外办”的同志把我送到中央统战部礼堂，在那里见到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中央统战部长徐冰、全国政协秘书长乎杰三、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以及冯锡同志。

周荣鑫同志说，总理今早离开北京，出访非洲各国，临行他委托我们把下面几件事向你传达：

一、政府发给李先生一笔回国旅费，由你带往瑞士面交。

二、同时发给你一笔旅费，请你去瑞士把李先生接回来。

三、你到苏黎世时，将有负责同志同你联系，有问题同他商量解决，他将给你以必要的帮助。

谈话过后，周荣鑫等同志在统战部礼堂设便宴招待我。那时统战部的厨师以烧方块砖肉出名，我无例外地在那天中午享受了这味佳肴。

次日我即离京南飞，准备赴欧。

我因签证延误，直到6月28日才飞抵苏黎世，那时李夫人郭德洁也飞抵瑞士了。

李宗仁想邀前国民党政府原地政部长吴尚鹰及其次子李志圣同行，他们久久未到，有关方面正准备安排我们去洛桑小住。7月12日却突然接到通知，必须在13日下午2时离开苏黎世。我们及时启程。在我们起飞不到两小时，台湾人马就带着白崇禧的亲笔函来找李宗仁了。

由于香港《快报》 7月 14日报道李宗仁的行踪，引起了各方面的注视，为了安全起见，所以我们在卡拉奇休息几天。

<h3>（六）周总理热情欢迎李宗仁归来，待以上宾之礼</h3>

1965年7月18日上午8时许，我同李宗仁夫妇飞抵广州白云机场，受到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的热烈欢迎。同他们在机场吃粤式早餐后，继续起飞，11时抵上海。万万料想不到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偕上海市委陈丕显等领导人到机场迎接我们。李宗仁受到如此礼遇，感动极了。

当晚陈丕显同志在上海文化俱乐部（即前法国总会）设宴招待李宗仁夫妇及我本人，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均参加了。罗青长副秘书长告诉我，总理昨晚通宵未眠，一直等到接获李先生座机进入我国境内的讯息，他才安然上床休息。

7月19日上午，总理在文化俱乐部与李先生会晤，我与罗青长、刘述周、姚仲康参加。

总理说，李先生万里归来，我们很为你的安全担心。台湾方面到处打听李先生的消息，但所得消息都是不准确的，证明他们情报落后了。

在谈到台湾前途时，总理说，台湾问题的解决，待将来时机成熟，自有人挺身而出，通过政治途径，将台湾重新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总理讲这些话时，满怀信心，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总理对李先生重申“四可”精神，他说：李先生说过，一回来就再不出去了。但是“四大自由”还是要讲的。1963年11月，我曾请程思远先生转达了“四可”的内容。现在，我们还要重申来去自由。来去自由，不单是李先生的问题，还有你太太。你太太还可以去香港。

7月20日上午，周总理的专机先起飞20分钟。等到李宗仁夫妇飞抵首都机场时，又受到周总理、彭真副委员长等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当晚，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设宴欢迎李宗仁夫妇，待以上宾之礼。

总理对接待李宗仁返国异常重视，指定中央统战部成立接待办公室，整个接待工作是在总理直接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

1965年9月26日李宗仁在北京招待中外记者。这是建国以来首次举行这样大规模的记者招待会，是李宗仁在上海时提出要求而得到总理当面答应的。

9月24日，总理亲自指定吴冷西、龚澎、姚溱、张彦等四同志当招待会的顾问，指示周详，具体而微。

<h3>（七）总理对我和石泓的照顾与关怀</h3>

总理布置工作，非常细致。1965年8月16日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傅作义和夫人举行家宴招待李宗仁夫妇。参加者有彭真、陈毅、罗瑞卿、蔡廷销和夫人罗西欧、徐冰和夫人张晓梅、董其武、王克俊、黄琪翔和夫人郭秀仪、刘仲容和夫人张敏华、卫立煌和夫人韩权华，还有平杰三、刘述周、罗青长、李金德。周总理进来时对大家说，今天请客的名单是我圈定的。

及散席，客人先后辞出，我看到总理站在他的汽车后门，向我招手。我走过去，总理问：“石泓同志什么时候到北京？”我说：“18日。”总理又说：“石泓同志替国家做了许多工作，她到后我们要宴请她。”总理想得多周到啊！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我们始终没有受到任何干扰，归根究底，是总理保护之功。每逢过年过节，总理总派人来看我们，问生活上有无困难。那时我们从海外带回来的钱还可以维持生活，所以总不愿意以个人小事麻烦总理，实际上他忙得连睡觉时间都没有了。

1972年 2月22日，周总理设宴欢迎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他过来向我祝酒，没有说什么。但在9月25日晚欢宴田中首相的宴会上，总理特地到我的面前来，意味深长地说：“我们两人很久没有见面了，让我们举起杯来互祝健康吧！”这是我所听到总理的最后的话。

1972年8月，总理关照统战部写一报告，每月发给我生活费。出乎意外的是，总理除在报告上批照办外，还另外写一张条子，特支我一笔生活补助费，总理想得多么深远，多么周到啊！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件事。

从1972年8月起，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还遵照总理的指示，把过去我所坐的汽车重新开回我的寓所（“文化大革命”后，我曾要求将汽车开回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集中管理）。从此时起，我虽没有走上工作岗位，但生活却得到殷切的照顾，此皆拜总理之赐也。

1974年9月30晚，我应邀参加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建国25周年招待会。总理以抱病之身，莅临主持。当他步入宴会厅时，立刻出现了令人十分激动的场面，全场沸腾起来，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在他致祝酒词短短的几分钟内，座上响起掌声有10余次之多。总理感人之深，在这里充分显示出来，这是发自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声音，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

我素来意志坚强，很少落泪。

1976年1月上旬在北京医院向总理遗体告别时，看到总理慈祥的遗容宛然如生，一桩桩往事霎那间浮上心头，不禁悲极而哭，盖情之所至，实难自己。

正文四五在周恩来领导下开展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

<er top">（一）</h3>

我在1940年冬从《新华日报》调到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工作。不到一年，南方局经济组组长钱之光同志因为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工作太忙，组织决定我兼任这个组的组长。经济组的任务是研究抗日战争中的经济问题，通过秘密党员和同情者，搜集国统区财经材料，并团结进步的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分析战时经济问题。但是，对于民族资本家的工作，却不敢问津，因为这里有一个阶级立场的问题。

在1942年的秋天，恩来同志找我去谈话。他对我说：“经济组的活动范围，现在只限于秘密党员，限于同情者，限于进步的经济学者，这些人的作用都是不可轻视的。但是，要使工作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你必须出面同民族资本家打交道，做民族资本家的统战工作。”我听了这段话之后，默默不言。恩来同志说：“你对民族资本家的统战工作，有意见吗？”我回答说，“要我做对民族资本家的统战工作，在思想上，现在我还想不通。资本家是剥削雇佣劳动者的剥削者。民族资产阶级同买办资产阶级虽然存在着区别，但是，作为剥削阶级，那是一致的。同民族资产阶级交朋友，建立统战关系，那我的阶级立场呢？共产党就是要打倒资本家，建立无剥削的社会主义社会，进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如果同民族资本家搞统战，难道不是同我们的历史任务背道而驰吗？”恩来同志听了我的话之后，大笑起来。他问道：“你拥护统一战线吗？”我说：“当然拥护”。他说，“党的统一战线难道把民族资产阶级放在外边吗？连国民党蒋介石我们还要同他们搞统战，何况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既有剥削工人的一面，又有爱国主义的一面。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来说，从中国今天的具体情况来说，这个阶级的爱国主义的一面就是我们同它搞统战的理论根据，何况统战工作并不只是有团结的一面了，除了团结之外，还有斗争。有团结，有斗争，正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相适应的。我们的一些同志，害怕丧失立场，只抓斗争，而忽视团结，这是不正确的。这是‘左’倾思想在作怪。你是一名老党员，你也吃过‘左’倾思想的苦头。我之所以叫你对民族资产阶级做统战工作，是因为你学过经济，在生产贸易，在市场物价，在财政税收等方面，有所了解，同民族资本家谈起来，容易谈得通”。我考虑了一会，才接受了恩来同志分配给我的这一任务。

恩来同志接着对我说，“好，你既然接受这个任务，就要好好的干。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从‘九一八’算起，已经有十多年，从‘七七事变’算起也有四五年；要打败日本，要反对国民党的妥协投降，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要你做民族资本家的统战工作，就是为了坚持抗战，就是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这就是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立场。叫你对民族资产阶级搞统战，难道会损害你的政治立场吗？”

为了做好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我必须在经济组之外找助手，因为经济组的同志都是不露面的党员，经济组新联系的秘密党员和进步分子，也很难公开同民族资本家打交道。反复考虑的结果，我就找罗叔章和胡子婴这二位同中上层资本家有接触的大姊，作为顾问，向她们请教。

这二位大姊给我介绍了工商界各帮，特别是在重庆的上海帮资本家的情况。第一步的做法是登门拜访，名片还是用《新华日报》编辑的职务。当时同民族资本家交朋友并不是容易的事情，这并不是因为重庆的山路崎岖，而是因为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的恐怖。不少资本家害怕接待我之后，国民党特务要同他们“算帐”。而C。C。早就通过其走狗，如潘序伦之流，对我们进行攻击。一些受蒙蔽的资本家不仅给我以闭门羹，而且在吵了一架之后，高声“送客”。他们认为国民党是正统，是国家的代表；而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不服从政令军令，破坏国家政府的统一。国民党军之所以打了败仗，追究原因，未始不是因为国家的军令政令的不统一，未始不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闹独立性。他们的说法，赤裸裸地是国民党C．C．的那一套。我当然不能不向他们说清楚情况，而他们却不让我把话说完。这怎能不吵起来呢？但是，还有一些民族资本家是可以谈得来的。这可以把章乃器、胡子昂、胡厥文、刘鸿生、吴蕴初、古耕虞和潘昌猷等人，作为代表。

从1942年的秋天开始，我就在山城重庆，开始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到1945年1月11日，王若飞、潘样年和我公开在重庆“特园”招待产业界人士。不久，周恩来同志又以更大的规模招待重庆产业界人士。是年9月 17日，毛泽东同志在“桂园”举行茶会招待产业界人士，会见刘鸿生、潘昌献、范旭东、吴羹梅、吴蕴初、章乃器、颜耀秋等人，阐明中国共产党对待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我同钱之光同志在场作陪。是年10月 19日，周恩来同志应西南实业协会的邀请，出席工业家“星五聚餐会”，讲演《当前经济大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工商统战工作，就顺利地开展了。

<er h3">（二）</h3>

1946年5月间，国民党政府迁回南京，我党也在南京梅园新村设立南京局和中共代表团；而在上海马思南路107号设立驻沪办事处称中共南京局上海工作委员会，对外称“周公馆”。中共代表团上海工作委员会的活动范围，是相当大的。不仅有文化界的代表人物，有来自各国的记者，而且有大量的工商业家，作为我们开展统一战线的对象。

在上海市委（地下党）的长期活动之下，一些爱国的工商业家早就成为党的朋友了。这就在工作上给我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同盛丕华、包达三、蒉延芳和张絅伯等人，交上了朋友的。我经常到他们的办公室谈谈时事，把党的政策，用普通的语言，告诉他们；同时，又从他们口里了解上海工商界对时局的意见。但是，某些在重庆曾经成为朋友的工商界人士，却因为时局的日益紧张而避开我们了。

在上海工委和上海市委（地下党）的推动之下，上海各界人民团体推派代表马叙伦、吴耀宗、蒉延芳、盛丕华、张絅伯、包达三、阎宝航、雷洁琼、陈震中（圣约翰大学）、陈立复（东吴大学）以及秘书胡子婴、罗叔章等，赴南京请愿，要求和平，反对内战，要求民主，反对独裁。代表团在离沪前，有5万多群众在北站举行欢送大会。代表团乘车离北站后，全体欢送人员举行示威游行，沿途高呼“反对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立即撤退美国驻华海空军”，“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等口号。这是党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巨大成功。代表团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殴打，4名代表受了重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周恩来同志闻讯后即与董老和邓大姐等到医院慰问并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

消息传来，上海爱国人民无不义愤填胸。上海工委派我于次日晨乘火车到南京局汇报情况。恩来同志听了我的汇报之后，指示我当晚回沪，要我向工委转达必须提高警惕，防止反动派在上海的破坏。恩来同志还特别指示上海地下党，凡在运动中已暴露的，应立即撤退；强调上海地下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注意组织隐蔽，注意积蓄力量，切忌犯急性病。

上海各界人民代表团于29日返沪。我根据组织的决定，对盛丕华、蒉廷芳、张絅伯、包达三、胡子婴和罗叔章进行慰问，并高度评价他们的爱国行为。在代表团向南京请愿的过程中，虽然有个别的人，在半路下车，但是，代表团的代表和秘书，是勇敢的，是坚决的。这就使我更加明确地认识到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中，其爱国的一面，是显然存在的。

恩来同志大约10天左右，必定从南京到上海来指示工作。他指示我，“你是公开的共产党员，国民党特务是不会不注意你的活动的。对于工商界的统战朋友，要注意他们的安全，不要把尾巴带到他们的办公室和家里去。但是，这并不是要你断绝同他们的来往。”根据恩来同志的指示，我是小心翼翼地同工商界的朋友们来往的。

国民党在1946年10月11日攻占张家口和丹东，并悍然下令召开伪国民大会。内战危机日益严重。恩来同志把一批干部派到香港去工作，我也是其中之一。他到我的宿舍谈话，指示我到香港的任务，并且一再嘱我，对工商界的统战工作要继续下去，香港的可以作为统战对象的工商界，并不比上海少，香港的环境也有比上海困难之处。但大势正在向着光明发展，困难是能克服的。在恩来同志指示之后，我同卓芬便在10月底动身到香港去了。

<er h3">（三）</h3>

香港的工商界是来自国内各地的。除了英国的汇丰银行、太古公司等英资企业之外，还有广州帮、潮州帮、上海帮、福建帮、客家帮等各地的工商业者。我对他们，过去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到了香港之后，通过“东纵”留下来在香港经营商业的同志，通过从上海来的民主党派的朋友，通过几位熟悉的报人，如费彝民的介绍，我渐渐同香港的工商界发生接触。在工作方式上，从个别拜访到小型聚餐会；后来发展到成立“工商俱乐部”。对“工商俱乐部”之建立我要感谢黄长水同志。（他在暨南大学毕业后，就到南洋活动；日本投降以后，又到香港经商。）经过王雨亭同志的介绍，我同老黄就成了朋友。我向他提出组织一个工商俱乐部以团结进步和中间的工商界朋友时，他欣然答应。由他出面委托律师向港英政府注册并在干诺道西某号二楼租了两间大房。注册手续很顺利，“工商俱乐部”便成为港九的合法团体了。协同他建立这个俱乐部的，还有陈祖沛和陈君冷。我还派几位秘密党员——周康仁、何平、温康兰和王雨亭，去支持他的工作。这个俱乐部在1948年秋成立了。每周至少有一次聚餐会。每次都有人做系统的发言。马寅初、章乃器、黄长水、盛丕华和我，都先后讲过话。参加的人，越来越多，有时甚至椅子不够坐，有的人只好站着听讲和发言。这个俱乐部宣传的是爱国主义，宣传的是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崩溃，宜传的是新民主主义的工商政策和新中国的必然胜利。平时这个俱乐部相当安静，一到开座谈会时，会员拥挤，在国家光明前途的吸引之下，大家兴奋地热烈地在交谈。现在回头一看，这个工商俱乐部，在宣传新中国必然诞生的信念时，对香港一部分工商界，是发生了影响的。

章乃器的上川公司是上海工商界到香港找党的自然形成的地点。乃器在那个时候，同我们的合作，是相当好的，他对于这件事，相当积极。吴蕴初和俞寰澄先后在他的办公室谈到要找党时，我刚刚走进章的办公室之门，故人相见，畅谈得更加融洽了。

从1947年冬起，为了避免国民党特务的迫害，党的上海局便有计划地把民主党派、文化界和工商界的重要人物，从上海送到香港。香港的党的工作委员会对于这批从上海来的知名人士，安排了生活，并且从1948年冬起利用到解放区做买卖的商船，把他们一批批地送到解放区去。第一批离港的是李济深等先生，由章汉夫同志陪伴。工商界和同工商界有密切关系的人士，如盛丕华、包达三、蒉廷芳、马寅初、陈叔通和施复亮等则是在香港欢度1949年的新年之后才北上的。由于分工，我负责同他们联系。我经常邀请他们参加工商俱乐部的活动。盛丕华的发言颇受到注意。我并且请他们几位老人和《大公报》的费彝民等了解上海情况的人，经常在跑马地一家相当安静的小饭馆，以聚餐会的方式，讨论上海解放后的经济工作。

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更加振奋了香港的爱国人士。在喜气融融中工商俱乐部更加活跃了。党的香港分局为了庆祝南京解放，用《新华社》和《群众》周报的名义，在英皇道的哥罗士打大楼的八层楼上举行了公开的、规模相当大的招待会。在这个被英国占领了一百多年的香港，中国共产党举行这样公开的招待会，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参加招待会的，不仅有还未离港的民主人士，而且还有长期居港的文化界和工商界的人士。香港工商俱乐部的朋友，几乎全体来参加了。

<er h3">（四）</h3>

我奉周恩来同志之命，同潘汉年和夏衍两位同志，在庆祝南京解放的次日，静悄悄地离开香港赴北平。经过7个日日夜夜的海程，才到达我渴望已久的目的地。恩来同志在分析了战局和政局之后，指示我们赶快到丹阳的华东局报到，跟着解放军部队进入上海。关于入城后的工作，恩来同志指示：汉年协助陈毅同志做好全市的工作；夏衍协助汉年做好上海的文化工作；我的任务是协助曾山同志做好接管上海市的官僚资本和对工商界的统战工作。

我同汉年、夏衍在北平住了一个多星期。我同从香港到达北平的工商界人士，接触较多。我向他们征求对于接管上海官僚资本和恢复经济的意见。黄炎培、陈叔通、马寅初、章乃器、盛丕华、包达三、张絅伯、胡子婴等人都提出一些值得我们重视的意见。我去向恩来同志汇报，他肯定我的这种做法，并且指出：“遇到重大问题，同工商界和工商界有关人物交换意见，这就是团结；在一些问题上，可能有争论，这就是斗争。而这种斗争是为了达到团结的目的的。你到上海工作，对工商界及其代表人物，必须继续使用这种有团结、有斗争，斗争为了团结的方式和原则。”恩来同志还指示我，到了上海之后，除了帮助曾山搞好接管官僚资本和稳定市场之外，还要请示市委考虑成立工商联合会的问题。

同我们一道南下的，还有盛丕华的儿子盛康年。康年在联系党和工商界的工作上，在介绍上海工商业和工商界的情况上，都有一定贡献。此人虽然有缺点，好自炫，但是，他对党和工商界之间所起的联系作用，还是不可抹杀的。1950年间他就在上层的工商界代表人物中组织了一个“七一学习会”，是得到汉年的同意的。汉年在这个学习会上做了报告，我也在这个学习会上讲了话。因为组织这个学会，有人指责他搞小团体要同党对抗。我没有这方面的材料，从他们的学习和活动的内容来看，还看不出有这样的严重性。他同汉年接触比我多得多；汉年一倒，他就更糟糕了。他是早已离开人世的人！我曾在向恩来同志汇报盛丕老的为人及其对党的态度时，也谈到康年的事。恩来同志对我的汇报，频频点头；恩来同志认识康年，他并不把康年对党的有益活动一笔勾销！

进入上海之后，军管会宣布曾山同志是接管委员会的主任，我和刘少文同志是副主任。但是，少文又兼华东纺织部的部长，他忙得不可开交，这样，实际当接管会副主任的就是我。国民党官僚资本在不少企业是有投资的。由于这些企业有着一部分官僚资本的投资，在没收官僚资本时，必然会同有关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人们发生关系。在这种情况之下，曾山同志就要我用更多的时间，去同上海的资本家打交道。上海军管会的接管委员会的一些同志，对于同资本家打交道，既没有工夫，也没有兴趣。我在1942年经过恩来同志教导之后，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因此，曾老一说，我就完全接受了。

为了搞好党同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为了端正和提高上海中上层工商业者对党和人民政府的认识，市委经过反复考虑之后，由我以市工商局长的名义，于8月23日下午在中国银行楼上召开工商界座谈会。我宣布开会后，饶漱石、陈总、汉年相继讲话，解释他们的怀疑，鼓励他们搞好生产经营，为恢复上海经济做出贡献。会议从下午2时一直开到6时，好几位代表人物争着发言。我就是在这个会议上同荣毅仁、刘靖基和郭棣活几位代表人物交上了朋友的。这次座谈会可以说是党的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负责人，同上海中上层企业家的第一次规模较大的会见。康年在事后告诉我，这次座谈会很成功：第一是中共领导人，特别是陈总的讲话，可以说是推心置腹，不但不把资本家放在打倒之列，而且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第二是这次座谈会，除了几个记者之外，几乎全是工商界的，这证明党对工商界的重视。这样，上海的资本家就可以安心了。

接着就是筹备组织上海市工商联合会的问题。经过市委反复讨论之后，同意以盛丕华为市工商联合会的主任委员。在解放后三个月（1949年8月26日下午），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就在中国银行四楼成立了。陈总以市长的资格，我以工商局长的资格，出席会议。陈总并且讲了一篇热情感人的话。会议选出盛丕华为主任委员；胡厥文、卢给章（公方代表）和荣毅仁为副主任委员。1951年2月16日上海工商联合会正式成立，这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意义是相当大的。这证明党和国家不但承认民族资产阶级在组织上的合法性，而且在各项政策上，处处保护他们的合法利益。这就使民族资产阶级极大多数的人有信心，跟着党走。

在国民经济的恢复过程中，特别是在“工商局长会议”扩大加工定货之后，私营工商业不但得到恢复而且有所发展。跟着土地改革在全国的开展，跟着抗美援朝战争的进行，国内市场急速发展，私营工商业同国营经济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了。用他们当时的想法来说，那就是：私营与国营在地位上，要乎起平坐；在利润上，要平分秋色。在1951年秋，上海市工商界开全市代表会议时，我在大会上做了一个批判这种资本主义自由化的报告。上海《解放日报》在第一版全文发表。那年11月因为参加中央统战部的一次会议，恩来同志的秘书通知我：“总理要找你谈话”。我到西华厅时已是下午4时。总理就在他的办公室接见我，询问上海工商界的经济情况和思想情况。在听完我的汇报之后，恩来同志说：“上海资本家的这种情况，是不能忽视的。我同意你对他们的批判，但觉得不够，必须从脱离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和破坏市场的正常活动，去加以批评。现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正在进行，你今天就应坐夜车回去，向陈总汇报后，把我的意见明明白白地在大会上说一说。”我到上海，急急忙忙找陈总和汉年（刘晓同志正在卧病）汇报，陈总听了汇报之后，坚决地说，“总理的指示来得正及时。明天你就在大会上放他一炮，统战统战，不应只统而不战。”次日下午，我便在大会上严肃地批判工商界在加工定货上要摆脱社会主义，要摆脱国家计划，要搞自由化的种种错误。我在说话中所用辞语，是相当尖刻的。其尖刻的程度，是我进上海以来未曾有过的。严谔声听后，对人说，“许涤新是一个并不随便放炮的人，他突然放出这么一炮，这很可能是不祥之兆。”会议紧张了几夭，到闭幕的那一天，陈总做了长篇讲话，并且说，“许涤新放的这一炮，是相当厉害的。现在我把真相告诉你们。他的那一篇话，是周总理要他来说的。周总理希望上海工商界服从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中国不是有一句老话吗？‘君子爱人以德’。许涤新传达周总理的指示，你们必须仔细思量，这对你们是有好处的。”次年春“五反运动”开始之后，严谔声等人暗中说，“去年11月许涤新在市人大的那一炮，就是五反的照明弹。”

上海在当时是全国加工定货的经济重心。因而反对行贿、反对偷工减料、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资财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当然要把上海作为主要对象。中央派薄一波同志到上海来领导这场战斗。市委对于这场战斗的打法，讨论了几天。后来，陈总提出“两路分兵”的主张，这就是把一批有代表性的大中型资本家，集中在市上，互相揭发、算帐，同工人群众的揭发，背对着背；其余大量资本家则在企业里同工人面对面，由工人群众揭发批判。一波同志同意这个意见，向中央请示，也得到批准。陈总自告奋勇，要负责前一战场。于是，由市统战部和工商局的同志，研究名单，共三百零三户。大中小资本家都有，而以大资本家为主。陈总指定汉年和我参加这一工作。汉年帮助陈总掌握形势；而具体工作，则由我出面。陈总谆谆向我交代政策。对资本主义“五毒”的问题，决不能马虎，必须切切实实掌握党的政策，但决不能不择手段，乱干一通。在这三百多个有代表性的资本家中，如果有人自杀，那就是我们工作的失败。我每天在现场工作，汉年每天总是打电话来询问情况，并提出意见。在运动发展到高潮的时候，有两个资本家（一个姓董，一个姓杨），神色很不正常，在说话时，全身发抖。我很不放心，叫盛康年和一位干部先后去同他们谈话，详细而温和地交代党对工商界的政策。我打电话给汉年。他同意我的看法和做法，并且说，这两人决不是伤风感冒，而是政治病，要好好抓住这个问题。事实证明：这二人是因为怕过不了关，下不了台，准备一死了事。经过开导，他们放心了，把口袋里准备自杀的两瓶安眠药各自交出来。我把此事向陈总汇报，陈总说，还要提防第三个准备自杀的人，关键是要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运动进入后期，如何执行中央关于处理五类户的原则问题，有几位同志主张以“退赔”数字为标准，退赔数字大的就是“完全违法户”，次之是“基本违法户”；退赔量少的才是“基本守法户”或“完全守法户”。陈总批评这种意见，认为这并不是实事求是的办法。他说，资本大，加工定货的数量自然大，退赔的数字也必然大。不能孤立地去看退赔，必须把它同加工定货的数量结合起来，还要看他们在运动中的态度；否则，这三百零三个人中的极大多数，都要成为“完全违法户”和“基本违法户”了。这怎能符合“团结多数，打击少数”的原则呢？市委同意陈总的意见。有几个退赔超过一千万元的资本家，经中央批准，定为基本违法户。当汉年代表市政府在会议上宣布荣毅仁、郭棣活、刘靖基和经叔平等人是基本守法户的时候，他们在惊愕中欢呼起来了！

“五反”运动后期，李维汉同黄炎培和陈叔通等人来上海了解五反情况。在市委的一次会议上，维汉同志向陈总提出，要调我到北京工作。陈总说，“中央的决定，哪有不服从之理？”也就在那几天，陈叔通暗中告诉我，不久前，周总理通知他，要成立全国工商联合会并要他当主任委员。他对总理的通知感到突然。他对总理说：“我是清朝的翰林，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一名高级知识分子，怎么把我变成全国工商界的头子呢？”总理说：“你不是资本家，我明白，但是，你同资本家，特别是江浙帮的企业家和银行家，关系密切，大可做好工作。而且你是一位爱国老人。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党相信你，才请你出来挑这一担子。”叔老想了一想，只得表示同意；但他向周总理提出一个条件，要把许涤新从上海调到北京去当他的助手。那时好多领导人正在怀仁堂看戏，毛泽东同志也在座。总理当场同毛主席商量之后，便同意陈叔老的这个要求。当叔老在上海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告诉我，而李维汉同志在上海市委会议上提出要调动我的工作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将成为北京人了。

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是在“五反”运动结束之后不久召开的。陈叔通被选为主任委员，盛丕华和荣毅仁等被推为副主任委员。我以国营企业代表的身份，也被推为副主任委员。大会开完之后，我因为修改《广义政治经济学》第一卷，在北京多住几天。有一天我到致公党找严希纯同志谈话，国务院办公厅忽然来了一个电话，说周总理有事找我。于是我就坐上了派来的汽车，匆匆赶到西华厅。我问总理有什么任务，他笑着说，“你这几个月是辛苦了，今天是星期天，我有空，要听听你这几个月干的是什么”。他并且说，“为了慰劳你，今天下午请你去游颐和园，好不好？”这是一个特殊的待遇，我当然表示感谢！下了车，进入颐和园时，他对我说，内行人游园必须从后门上船，把船从后湖划到前湖，这叫做渐入佳境。邓大姐也一道上船。船不大，除总理、邓大姐和我之外，还有原在重庆时期保护总理的副官，都是10多年的熟人，因而，没有感到什么拘束。一面吃西瓜，一面谈话，谈的范围很广，我也没法完全记住。但是，有一段话，我是没法忘记的。总理问我：“你自己对这几年的工作有什么感想？”我说，“在这几年的工作中，一天忙到晚，错误缺点并不少，我自己心中有数，但是，有一件事我是想不通的”。总理问，“什么事？”我说：“我长期留在白区，留在香港工作，对延安和广大解放区，一点感性知识都没有。解放后得到了放手工作的机会，但是，长期的白区工作，总觉得束手束脚。如果我不在白区搞统战工作，那就必然不会这样！”总理笑着说：“你同《新华日报》几位负责人，是应该有一个时候到解放区去学习，去工作的。但是，白区如果没有人做地下工作，如果没有人做统战工作，行吗？现在，在中央和各级人民政府任职的许多知名民主人士，难道不是统战工作的成果吗？白区的统战工作和地下工作总得有人去做。全面地来说，如果没有武装斗争，革命当然谈不到胜利，但是，如果没有地下工作，如果没有统一战线工作，革命的胜利也是不可思议的。武装斗争是主要环节，但是它需要地下工作和统战工作来配合。你们长期在白区做统战工作，应该说是必要的，是有意义的。至于工商统战，在我们进入城市之后，意义更为突出。你只要辩证地全面地看问题，你就会理解统战工作，特别是工商统战工作的意义。”总理在30多年前的这段话，至今还是有生命力的。

<er h3">（五）</h3>

1952年秋，我调到中央统战部和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

因为我的工作同民族资产阶级有着关系，中央政治局开会有时要我去列席。1953年夏，毛泽东同志提出党和国家在过渡时期对国家实现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一化三改的总路线。当时大家都赞成，但时间多长？意见并不一致。恩来同志是赞成总路线的，但认为对资本主义的改造，不能搞得太快，如果搞得太快，对国家，对国民经济并不利。如果按照总理的意见，要实现这个历史任务，15年可能不够，还需要更长一点的时间。可惜的是，由于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当时在起主导作用，从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到全行业实现公私合营高潮，前后还不到4年！

周总理对于资本主义改造，是把它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结合起来考虑的。不但考虑到团结资本家的问题，而且考虑到如何利用资本家对企业的生产经营的经验为国家服务的问题。在定息问题上，周总理明确地指出这就是赎买政策。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赎买政策，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不仅要算经济帐，而且要算政治帐。定息原定7年，从1956年算起，到1963年就要结束。总理同陈云同志商量后，认为对定息期限有必要重新考虑。他曾叫我去汇报情况。他再三询问资产阶级人们的生活和政治思想状况。经过反复深思，认为在1963年之后，还有必要把定息延长3年，他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出，并向中央作了建议，得到了中央同意。到1962年，周总理再次考虑工商界的实际情况，认为到1966年结束定息的条件还未成熟，还有必要再予延长，于是又向中央建议再延长3年。毛泽东同志批准再延长两年，但是，“文化大革命”一来，定息的延长便被冲垮了。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宣布以后，各地都把加工定货的任务，给予作为重点的国营大厂；私营小厂得不到生产任务。国务院第八办公室成立之后，许多地方的党委纷纷来电，要求小厂也应得到生产任务，也应使工人得到工资。资本家在这种情况下，坐着不管，看着各地党委如何解决工人的要求。我把情况向总理和陈云同志汇报。总理听了汇报之后，明确地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只有一个，没有两个。国营工厂的工人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私营工厂的工人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谁也不能说私营工厂的工人不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成员吧”。在说明这个道理之后，总理指出：“我们的加工定货必须统筹兼顾，既要一视同仁，又要有所不同。”总理还让陈云同志给干部做一次报告，说明加工定货必须贯彻统筹的原则。这就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统一战线的一个具体化。

“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几个月，周总理在国务院小礼堂召开各部部长的会议，同时，又通知我同黄玠然两人去出席。在他的报告尚未开始的时候就高声地问：“许涤新和黄玠然来了没有？”我站起来说，“来了。”他说，“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好几个月，是否再搞下去，中央要考虑。但是，无论如何，党和国家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政策还是要进行下去，同民族资产阶级的人们交朋友，还是要继续下去的。1956年他们把企业交出来了，但是，他们还在祖国大地上生活着，他们还是我们的统战对象。党的统战政策要求我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今天要你们来参加会议，就是要提醒你们决不可因为运动，而放弃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又团结又斗争的统战政策和任务。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总理关于对民族资产阶级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他的话说得不长，但是，意义深远，印象深刻。10年之后，当他为党为国苦斗数十年而告辞人世的时候，我到北京医院太平间去同他的遗体告别。面对着这位一生为革命而出生入死的伟大领袖，我无法控制我的悲痛，只好把眼泪吞在肚子里。我在心里暗暗地说：“总理，你放心吧，你的无私的高贵品质，将永远为中国和世界人民所敬仰和学习；你为着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苦心焦思，是一定不会落空的。”

十年浩劫，民族资产阶级的朋友们，也在苦难中度日子，但是，他们的大多数人还是跟着党走的。苦难说明他们经得起考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不但宣布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个构成部分；而且，宣布作为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已不存在。

恩来同志关心民族资产阶级朋友们的进步。

1953年秋，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之后，我陪盛丕华老先生去见周总理。在谈到民族资产阶级的前途时，恩来同志说了四句话：“水到渠成，瓜熟蒂落。阶级消灭，个人偷快！”很明白，周总理所说的“阶级消灭”，指的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消灭。

通过做好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以达到消灭这个阶级，这就是周恩来同志数十年来一贯的指导思想。

正文四六周总理十分关怀台湾同胞

敬爱的周总理对台湾同胞十分关怀，为统一祖国的事业呕心沥血，他的丰功伟绩是有口皆碑的。

我们台湾同胞想起周总理无不心潮澎湃，热泪盈眶，千言万语表达不尽我们对周总理的感激和崇敬。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一天起，就关怀着当时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台湾人民的疾苦，并为准备解放台湾做了许多工作。

大革命时期党就在广东革命根据地以及上海、厦门等地积极地培养台湾籍党员，培养台湾干部，对台湾进行革命的宣传活动。在周恩来同志担任政治部主任的黄埔军校，就特别地吸收了几批台湾青年入校学习。

在周恩来同志领导的党的两广区委员会下面，也有一个台湾区委，并派人回台湾进行革命活动，在台湾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有些台湾同胞还参加过大革命，也有人在广州起义中牺牲。

周恩来同志对台湾的情况很了解，他在早年就认识并直接接触了一些台湾同胞。解放后，他曾对台湾同胞询问过他早年认识的一位台湾画家的下落。抗日战争初期，曾在黄埔军校接受过周恩来同志教导的李友邦等在浙江组织“台湾义勇队”，参加抗日工作。周恩来同志对“台湾义勇队”表示支持，并给予具体指导与帮助。解放后，总理听到了李友邦同志在台湾被蒋介石杀害时，非常关切地询问了李友邦被害的情况。

1949年全国基本解放后，毛主席提出了一定要解放台湾的伟大号召，周总理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解放台湾的战略部署和方针政策，从大政方针到具体工作，他经常是事必躬亲，亲自具体落实。

1954年8月，周总理在全国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上做了目前国际局势、外交政策和解放台湾的任务等问题的报告，指出了解放台湾有两种方式，在一定条件下，中国愿意争取和平解放台湾。这一号召，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的热烈拥护。周总理为和平解放台湾做了大量的工作。

1958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这是毛主席为了粉碎美帝国主义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和支援中东人民抗击美帝侵略而采取的一项战略行动。周总理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决策，亲自组织炮击金门。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发表重要讲话说，台湾是套在美帝脖子上的绞索。周总理也发表了重要声明。我以台盟秘书长身份参加这次会议，深受教育。后来毛主席亲自起草，以当时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告台澎金马同胞书”，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得美帝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能得逞。

周总理在外交斗争中为了争取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反对“两个中国”的阴谋，在各个方面都坚持原则，进行过长期斗争。

在1955年4月第一次亚非会议（万隆会议）上，周总理阐明了我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他说台湾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另一方面，造成远东特别是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原因，是美国侵占中国领土台湾，这是中美之间的国际问题。周总理严正声明：“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特别是后面几句话，轰动世界，扭转了国际视听的乾坤。这个声明在外交上迫使美国不能不进行中美谈判，这是一次外交斗争的伟大胜利。周总理的丰功伟绩载入史册，它的光辉至今仍照耀着全世界。

在对世界各国的建交谈判中，由于周总理坚持只有一个中国的原则，所以现在和中国建交的一百多个国家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就使“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独立”等阴谋在全世界范围内宣告破产。

周总理对1600万台湾骨肉同胞给予亲切关怀，对在大陆的台胞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他说，台湾的解放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开国初期从台湾来的政协委员，青年、妇女和学生代表，周总理和毛主席一起接见了他们。以后每年都接见过一批又一批的台湾同胞。

1958年我参加了周总理召集的一次会议，他以惊人的记忆力在同我握手的时候说：“你是头一次来的吧，过去没有看到你。”我介绍了自己后，总理说：“噢，对了，我知道。”他亲切的目光和慈祥的笑容，使我激动万分，当时我只说出了一句话：“总理好！”以后，在周总理召集的各民主党派座谈会上，我多次地亲耳聆听总理亲切的教导，使我在思想上明确了很多道理，深刻体会到总理对台湾同胞无微不至的关怀。

1972年以来，由美国回国参观的台湾留美学生以及著名台湾爱国人士比较多了，周总理多次接见他们，在重病期间他还是亲切接见台胞，耐心地倾听他们的意见，详细地解释了党对台湾的政策。旅居国外的台胞无不感到温暖和激动。

1973年，周总理针对林彪、“四人帮”打击迫害台湾同胞的现象，明确指示：对台籍干部要落实政策，消除疑虑，合理安排使用。

有一次，周总理从国务院的《群众来信简报》中看到有3名台籍同胞所在单位没有对他们落实政策，立即指示中央组织部和两位台籍中央委员给3个省的省委打电话，要他们派人调查，后来又指示要这3名台湾同胞来京列席台湾省协商选举四届人大代表的会议。周总理日理万机，还这样无微不至地关怀台湾同胞，我们台湾同胞无比感激，永远铭刻心内，永世不能忘怀。

1973年党的十大召开时，台湾省作为一个单位产生十大代表2名，四届人大时台湾省作为一个单位产生人大代表12名，这是对台湾同胞和台籍干部的关怀、照顾和培养。这一政策的执行，同周总理的关怀是分不开的。

周总理对台湾人民的反帝反蒋爱国斗争给予极大关怀和支持。1967年5月台盟总部提出举行台湾人民“五.二四”反美爱国大示威10周年纪念座谈会的计划报告，周总理亲自审批了这个报告，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高潮，总理工作非常忙，但他逐字逐句地审阅，用毛笔写了“同意”的批示，看到这一批件我们都很受感动。

1973年以来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的纪念会在周总理的关怀下，由全国政协来召集举行，比以前更加隆重了。周总理很关心这个纪念会，作了很多指示，因而使得这个纪念会在鼓舞台胞的反蒋爱国热情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对国民党军政人员也有很大的影响。

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是在周总理的直接关心、指示下设立的。

1972年8月总理就指示要邀请台湾同胞参加台湾厅的筹备工作。后来总理发现台湾厅太小，又指示把以另一个省命名的厅改成台湾厅。周总理对海外归来的台胞说过，把那个比较大的厅改成台湾厅让台湾同胞用，这是有意义的。后来有些台湾同胞对厅内的陈设布置提出了一些意见，周总理就指示组织一个班子进行修改，直到他病重的时候，还不忘审定批准修改方案。

周总理逝世后，邓颖超同志根据周总理生前的意愿，曾经把总理的骨灰盒安放在台湾厅。

敬爱的周总理和我们台湾同胞是心连着心的，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台湾同胞的心中！

正文四七镌刻在心中的记忆

1988年3月5日，是周恩来同志90诞辰。此时此刻，更激起我对尊敬的周恩来同志的深深怀念之情。

恩来同志是我军的创建者之一。他为中国革命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一生的光辉业绩将彪炳千秋。

在这篇文章中，我仅回忆五十年前的一些往事，以志纪念。

<er h3">（一）</h3>

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那是1930年8月，在攻打瑞昌县城时，我负了伤，转至上海治疗。当我康复时，中央派吴德峰同志通知我，到党的一个机关去开会。那天到会的有六七个人，有一个叫伍豪的同志，看来平易、沉着。他在讲话时说：闵行镇驻有国民党军队，有我们的同志在里面做秘密工作。现在，党组织似已被敌人发觉，有被破坏的危险。有两个办法，一是组织兵暴，一是如果兵暴不可能，就把我们的同志赶快撤出来。说到这里，他转向我说：你不是领导过大冶兵暴吗？如果闵行部队兵暴，你去指挥。我想，这个同志怎么对大冶兵暴和我这么熟悉，他是谁呢？一回到旅馆，吴德峰同志就问我：你今天见到周恩来了吗？我回答：没有。他说：怎么没有见到？他看我感到诧异，就对我说：今天在会上讲话的伍豪，就是周恩来。我的心弦被深深触动了，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同志早已是我久已仰慕的人物，想不到今天有幸在这里见到他。而他对闵行部队里自己同志的关切和对兵暴的精心筹划，正象对我们举行大冶兵暴时一样。

1928年夏天，因海陆丰根据地的失败，我回到了北方，在河南省确山县城岳维峻部队里，找到了一个营部副官的职务。该营的副营长、政治教官和书记长都是党员，书记长是赵品三同志，曾和我在一起做党的秘密工作。到1929年春季，这个部队就有十四五个连队有了党支部，共产党员70余人，形成了一个坚固的战斗堡垒。

这支地方军阀部队，原属国民军第二军。大革命时期，第二军已有我党的组织，官兵曾受到过大革命高潮的影响。我们教士兵唱革命歌曲，教他们识字，灌输革命的道理。官兵之间保持着浓厚的乡亲、老部属等旧关系，我们与他们交朋友渐渐使他们接受新思想。这样，团结了同情者和进步分子，发展了党员，党的影响深入到士兵和下级军官中，我们也站稳了脚跟。党组织受中央军委直接领导，周恩来同志是中央军委书记，聂荣臻同志也在中央军委工作，直接和我们联系的是石仲伟同志，通过石我们可以随时报告部队情况和得到周恩来同志的指示。

岳部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蒋介石早就想把它吞并。

1928年冬，蒋把岳部调至江苏省淮阴地区，缩编为新编第一师。这一变动，就把一些老军官遣散或降职，一些党员的职务也被撤了。我所在的营，编为六团二营五连，营长孟宗鲁降为连长，我当了排长。官兵思想动荡不安。正当我们处在困难之时，得到中央军委的指示，要我们坚持党的阵地。1929年初，蒋介石又调岳部到湖北省武昌南湖“整训”，并借口岳反冯王祥不力，撤了他的师长职，由曹万顺代替。曹带来了一批黄埔军官，撤换了大批老军官，目的在于控制这支部队。老军官和士兵们对蒋、曹的高压，对排挤和歧视非嫡系的作法，深为不满。反蒋、反黄埔军官的情绪，在官兵中迅速滋长。这些矛盾，是我们深入进行党的工作的有利条件。这批黄埔生是坚决反共的，也有反共经验。这就使我们的活动遇到很多困难，斗争也更为复杂。这时中央军委又及时指示我们：要采取精干隐蔽、积蓄力量的方针，把党的组织保存下来，等待有利时机，夺取这支武装。这对我们是个极大的鼓舞。不久，机会来了。张发奎在宜昌、沙市一带反蒋，派新编第一师去应战。先头部队一、二、三团乘船刚到沙市、宜昌之间，即遭张部伏击并被缴械。待后续部队四、五、六团赶到时，张部已经南撤。四、五两团即驻宜昌、沙市地区，六团驻秭归县城。部队从武昌开出之前，党组织已有一个兵暴计划，并组织起义司令部。这支白军一开上前线，即遭失败，又驻扎在洪湖根据地附近，这也是我们兵暴当红军的一个有利条件。恰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意外情况：五团团长王俊杰以一个老军官的身份，利用部队的不稳定状态，拟实行哗变，拖走部队。党组织负责人看到王也在搞兵变，只想到他在士兵中有一定影响，但没有认清他的面目，失去警惕，轻率地对王俊杰讲了“兵暴当红军”的主张，结果党组织负责人反遭到杀害。王俊杰抢先发动宜昌兵变，拉走了四、五两个团，杀了一批黄埔军官。不久，六团奉命从秭归开回宜昌，船在江中，就被蒋介石的“威胜”号军舰全部缴械。至此，第一次发动兵暴的计划落空了。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一些党员还缺乏斗争经验，应付不了瞬息万变的复杂的斗争形势，失去了发动兵暴的一个机会。

蒋介石对这个部队立即进行了彻底清洗。六团奉命从宜昌徒手回到汉口桥口兵营，即被改编为独立十五旅，旅长唐云山。因王俊杰哗变时，曾喊出杀黄埔军官的口号，蒋利用这个口实，把所有排长以上的老军官换成了黄埔生。当时，我没有敢说是武汉中央军校的学生，假称是阎锡山的学兵团毕业的。他们认为阎锡山是封建军阀，便断定我政治落后，又不是土匪出身，还有点军事技术可用。加之二排长的思想较进步，他在营长面前讲了我的好话，我成为留下来的唯一的老排长。这个营的班长没有换，其中还有几位是党员。有的班长虽不是党员，也因我是仅剩的一个老官长，所以都对我挺尊重。我党的组织大为缩小，斗争更加尖锐。这时接到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要我们坚持和巩固党的阵地，把部队掌握好。于是，我们着手整理党的组织。我在二营三个连中，通过拉关系、交朋友，同连、排长们接近，影响和团结同情分子。二团其他营的党员，仍由我单线联系。一营一连党组织负责人是四班长白玉杰同志，三营九连有党员王愚同志。我同外面的赵品三同志取得联系后，即经常商议如何进行工作。

这个部队虽然经过几次改编，但我党的影响仍在增长，这是蒋介石、唐云山和黄埔军官们所料想不到的。因为他们内部矛盾重重，而我们从失误中接受了教训，斗争水平也在提高，又有中央军委及时指示，党组织缩小了，党员却经受了更多的磨炼。我们在等待时机，积极准备发动一次新的兵暴。

这年10月初，百孔千疮的独立十五旅竟要去进攻红军，这是兵暴的一个良机。我闻讯后，即同赵品三同志联系，一致认为共产党手中的枪不能打红军，要举行兵暴。正在这时，中央军委从上海派石仲伟、柯乃康（庆施）、邓乾元同志来到汉口找我，这使我异常高兴。经过商议，我们制定了兵暴当红军的计划。由石仲伟去报告中央军委，柯乃康等去同鄂东南特委和红军取得联络，然后派人来大冶城同我接头。

12月初，中央军委派刘振山同志来大冶城向我传达党的决定：采用里应外合方案，由我在里面兵暴，红军从外面攻。我们俩当即商讨兵暴的时间。我说，12月11日是广州起义的日子，大冶兵暴在这天举行，不正好纪念广州起义吗？我曾在教导团参加过广州暴动，故联想到了这个日子。刘说，准备时间来不及。决定14日夜12时为兵暴时间，我们首先在城里行动，尔后红军子拂晓攻城。刘振山回去报告，我们便在党内外紧张地活动起来，准备起义。14日夜，天下着雨。我在11时半把五连党员和班长们集合起来，公开揭出义旗：兵暴，当红军去！首先动手解决反动军官。我们未动刀枪，迅速逮捕了连长、大排长及连部人员。对二排长未采取这个手段，经我说服，使他跟随了我们。然后叫起全连士兵，亮出底牌：兵暴当红军！这时，群情振奋。个别觉悟低的，也参加进来了。我们用两个排去解决其他两个连，两个班去收拾营部。六连有党的组织，拿下了连部，就抓住了全连。七连是刚从一团调入的，缺乏党的工作基础，没有顺利解决。敌营部和七连同我兵暴部队发生了战斗，因不宜硬打，我便率领五、六两个连撤到城郊。红五纵队于天亮时攻城，敌营长带七连慌忙弃城逃跑，遭我军痛击，全部被缴械。兵暴部队同红军胜利地会合在一起。

在阳新城的一营，白玉杰得知大冶兵暴消息，便准备拉走一、二连，不料在他杀掉反动连长后，却被土匪出身的一班长杀害。其他党员把一、二连带到城外，奔向我根据地。

兵暴接连胜利后，敌人震动很大，火速集中一团和二团第三营开进大冶。三营九连王愚同志准备起义，但敌军早认为九连“不稳”，将该连放在县城中心，严加防范。24日，老百姓流传红军攻城来了，王愚同志乘其他各连涌上城头备战，拖出八、九十人。敌军见势头不妙，仓惶逃回武汉。

这次兵暴，在周恩来同志和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胜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央军委称它为“模范的大冶兵暴”。兵暴部队合编为红军第五纵队第二支队，陈奇同志任党代表，我任支队长。从此，这支由白军改编的红军，踏上了保卫鄂东南根据地的征途。

<er h3">（二）</h3>

1933年冬，我在红军大学学习，又一次亲聆周恩来同志关于鄂豫皖根据地形势和红军行动问题的教诲。那时，恩来同志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当时，鄂豫皖省委派成仿吾同志到中央汇报工作，要求中央派军事干部到他们那里去。周副主席决定我离开中央苏区，到鄂豫皖根据地工作。

1934年5月，临行前，周副主席告诉我：目前，敌人在鄂豫皖地区占绝对优势，敌人用碉堡、封锁线，把我根据地不断压缩并分割成几小块，敌人有“驻剿”和“追剿”部队，对我军交替地攻击、堵击、追击，我们的根据地缩小了，人力、物力发生了严重困难。红军不断伤亡，难以得到补充。如果红军继续削弱，以至被消灭，那么根据地也就没有了。出路是什么呢？中央决定，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根据地。这样，部队就能得到发展，同时也就能把敌军主力引走，减轻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根据地的敌军减少了，留下的部分武装就能长期坚持，也就能够保存老根据地。红军主力去建立新根据地，应选择什么地区呢？周副主席说：根据地要选择在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地方；我党在群众中有革命影响，或者那里的群众易于争取；具备便于我军作战、防御的地形和较丰足的粮食及其他物质条件。

我仔细听取并领会了周副主席的意图后，就上路了。我干5月离开瑞金，9月到达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同志处，等待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从皖西北回来。省委研究了中央文件和周副主席指示，一致表示拥护，并决定向西部伏牛山地区发展，于是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向西进军。省委书记仍为徐宝珊同志。省委决定我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副军长。省委实际上兼军党委，率领红二十五军长征，留下高敬亭同志率领红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根据地的斗争。11月16日，我军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宜言》，全军2900余人，开始进行长征。我军出发以后，就同党中央联系不上了，在此情况下，我们按照周副主席指示的行动方针，使红军的活动符合于这一行动路线的要求。

我军向西挺进后，蒋介石急忙调动了30多个团的优势兵力对我军堵击和追击，妄图在长征途中歼灭我军。我军首先在罗山县朱店堂击退“追剿队”的进攻，从信阳城南越过京汉铁路，进抵桐柏山区。

我军为荫蔽北上伏牛山的意图，并调动敌人，在越过京汉铁路后，向西挺进。当我军越过桐柏，抵达湖阳镇以东30里宿营后，当晚发现敌人调集南阳、泌阳、方城、叶县等地四十军、鄂西老河口四十四师于湖阳镇地区堵击，“追剿队”5个支队和东北军一一五旅尾随追击，企图前后夹击我军。我们即于夜半转移，回头向东北方向急行军，跳出了敌人前后夹击圈，迅速经过平氏镇、泌阳城以东进了山地。

下一步，我军要进入伏牛山区，就得越过许（昌）南（阳）公路。敌发现我军北去，使北返部署。等我军进到独树镇附近，敌一一五旅和骑兵团，已先行到达，封锁了公路，对我猛攻，阻击我军越过公路。在这里，经过激战，我们甩掉敌人，越过公路，于次日晨走上伏牛山。这场战斗，我军在地形平坦，加上寒流，雨雪交加，气候很坏的不利条件下，在吴焕先、徐海东直接指挥下，以不足3000人的兵力挫败敌数万步骑兵的猛烈合击，转危为安，这是红二十五军保存自己、完成战略转移任务的关键性一仗。所以，部队越过了河南大平原，一上伏牛山，情绪特别昂扬。

伏牛山区反动组织严密，地主围寨众多，群众被圈在围寨里，无法接近。我军不能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即向陕南进军。敌十九路军六十师已进至卢氏城以南，坚守朱阳关、五里川隘口，封锁了我军入陕必经进口。我军却乘卢氏城内敌人空虚，于夜晚绕道卢氏城南、洛河以北1里多宽的狭窄通道入陕，敌人拦阻我军去路的企图便落空了。敌人并不罢休，又由渲关、华阴调陕军四十二师两个团在三要司一带阻击我军，被我军歼灭1个营。我军又在洛南庾家河与敌六十师激战，毙伤敌800余人，我也伤亡200余人。我和徐海东同志在这次战斗中都负了重伤。这个战斗的胜利，最后把敌军的追击、阻击完全粉碎了。

我军自出发以来，到12月10日止，打垮了20多倍于我军的敌军的围攻和猛攻，达到了战略转移的目的，胜利完成了这段长征。

<er h3">（三）</h3>

省委于1934年12月10日在庾家河召开了会议，确定在鄂豫陕三省的交界处创建根据地。这是估计到蒋介石、杨虎城短期内不能部署好对付我军的办法，我可以利用陕军和蒋军的矛盾，抓紧时机，迅速创建根据地，执行周副主席交给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这个地区山高路险，缺少公路，适合创建革命根据地。

敌人是不让我们创建根据地、站稳脚跟的，必然要向我军进攻。于是我军在集中力量对付敌军进攻的同时，抽出1连部队和部分干部，到地方发动群众，建立游击队、抗捐军等组织，开辟新区，扩大红军，建立革命政权。到1935年1月底，敌人发动进攻时，我军已在郧西、旬阳、镇安、山阳四县开创了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为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和继续创建新的根据地准备了条件。接着，我军先后在蔡玉窑、文公岭、华阴、蓝田等地打垮敌人的多次“围剿”，在蓝田、商县、镇安、华阳、卢氏等地，开辟了3块革命根据地。

到1935年5月初，红二十五军发展到3700多人，地方游击师、抗捐军发展到2000多人，成立豫陕、鄂陕两个特委，发展党员30多名，建立了4块革命根据地，先后成立10个区、46个乡、314个村的苏维埃政权，苏区人口50万，耕地面积90多万亩，初步建成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蒋介石于4月20日命令东北军王以哲第六十七军3个师、唐俊德第九十五师、第四十四师及第四十军和陕军一部共30多个团、1倍于我军的兵力，统由杨虎城指挥，向我发动第二次“围剿”。当时省委已预见到这次大规模“围剿”，作了充分准备。当时我伤重未愈，不能参加省委召开的会议，吴焕先同志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就讲了毛泽东和朱德同志在中央根据地粉碎敌军第三次“围剿”采取的诱敌深入、先拖后打的作战方针。因为山多山大，没有公路，接济困难，敌军必然采取速战速决方针。我军在作战中采用了上述方针，对敌先拖后打，打乱敌人部署，疲劳敌人；空合清野，困饿敌人；以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各个击破敌人。我军首先由南向北进入商县、洛南以北，毙伤敌200余名，缴枪100余支，这样，敌人把南北合击的进攻矛头，改为向北。但我军接着却直奔东南，打下富水关，占领青山街，俘敌官兵170余人。我军又出敌不意，远途袭占了敌军后方的荆紫关，歼守敌1个多连，活捉敌第四十四师军需处长，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解决了全军的棉衣。敌军又向荆紫关蜂拥而来，我军则由南面向西转移到了根据地，这就完全打乱了敌军部署，拖疲了敌人。我军诱敌深入到根据地中部，在游击师的配合下，打了袁家沟口一仗，全歼敌警一旅，毙伤敌300余人，俘敌旅长唐嗣桐以下1400余人，缴枪1000余支。这一出色的歼灭战，使蒋介石3个月内歼灭我军的狂妄企图彻底破产。

从1934年11月到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鄂豫陕）省委的领导下，胜利地实现了战略转移，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粉碎了敌人两次重兵“围剿”，同时也使自己得到发展壮大，红二十五军已达4000余人，充分体现了周恩来同志指示的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方针的英明正确。

7月中旬，为把敌军引出根据地，寻机予以消灭，我军率一个游击师，出击终南山以北，前锋到达西安以南20余里，大大震动了西安敌巢。我军在子午镇时，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同志，冲破敌军重重封锁，勇敢地来到部队，为我们送来了中央文件和报纸，我们欣闻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直接率领的中央红军在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向青、甘边北上了。这时，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的作战方针，就是积极配合主力红军，西出甘肃，牵制敌人，破坏敌人后方，并与陕北红军会合，以新的胜利迎接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郑位三和陈先瑞同志领导部分武装坚持鄂豫陕根据地。红二十五军西进甘肃南部，攻克两当县城，袭占天水县城，然后渡渭河北上，切断西兰公路18天之久，使得蒋介石大为震惊，下令先集中力量消灭徐海东部，再对付中央红军。我们经过多次激战，打退和歼灭了阻击、尾追的敌军。泾川四坡村一战，歼敌1000余名，我方也付出了很大代价，全军尊敬的政委吴焕先同志英勇牺牲了。这个战略行动，破坏了敌人后方，调动敌军分兵同我作战，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北上。1935年9月18日，我军到达延川县永坪镇，同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胜利会师了，胜利完成了第二次长征。两军会合后，为了统一作战，红二十五、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同志任军团长，刘志丹同志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我任政委。我军团随即投入打破蒋介石“围剿”陕甘边区的战斗，决定转到外线作战，包围甘泉，切断敌军后方运输线，调动延安敌军增援，在运动战中消灭敌军。果然，在延安以南劳山，歼灭东北军一一零师两个团和师直全部，击毙敌师长何立中；接着，歼灭由洛川进到榆林桥修碉堡的敌一零七师四个营，生俘敌团长高福元。

10月下旬，中央和红军进抵甘泉下寺湾一带，同十五军团会师。由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彭德怀同志亲临前线指挥，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进行了直罗镇战役。歼灭了敌军一零九师，中央红军在黑水寺追歼逃敌 1个团，敌一零九师师长牛元峰及其残部仍固守土寨子。周副主席在黄昏前来到我们阵地，亲自带领我们察看了士寨子的地形，指示我们：敌人是要逃跑的，要在运动中把它消灭。我军即于当晚发起进攻，残敌突围逃跑，被我军在追击中全部歼灭。这一战役，歼灭了敌一零九师全师和一零六师一个团。至此，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区的第三次围攻，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时期。

红二十五军从出发时的2980余人，扩大到3700余人，军政素质和战斗力也大为增强。郑位三和陈光瑞同志率领留在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两个连和负伤的干部、战士编为七十四师，坚持了两年游击战争，保卫了根据地，先后歼敌2000名，发展为1700余人的红军部队。红二十八军在高敬亭同志领导下，在异常困难的环境中，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保存了鄂豫皖根据地。在抗日战争开始时，红二十八军成为新四军的一个3100余人的支队。

从瑞金与周副主席分手，又在陕甘根据地见面，我禁不住激情满怀。周副主席热情地对我说：一年前的夏天，派你到鄂豫皖去，是因为大冶兵暴部分部队与鄂东南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渡江到鄂豫皖去，成为鄂豫皖红军的一部分，而他们又曾是同你一道战斗过来的。

事隔50余年，他对同志肝胆相照的情谊至今仍然感人肺腑！恩来同志离开我们已12年了，但他永远是我心中的一座丰碑。

正文四八周恩来与我军的正规划化现代化的建设

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全党的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

军队也不例外，在有了全国政权的政治基础及经济基础的条件下，我军建设即相应的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也就是向正规化、现代化迈进。

在这个伟大转变关头，周恩来同志以政府首脑和军委副主席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看准时机，抓住关键，领导我军实现了这一伟大转变，奠定了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基础。

这时期，我在他的领导下主持军事训练工作，耳闻目睹他为之付出的辛劳和取得的成就。

1950年2月我接到军委命令，要我到北京出任军委军训部部长。我交代了工作，离开了第四野战军，回到北京。一到北京，我就向周总理及朱老总、聂帅请示。他们告诉我，中央已经决定要建设一支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不仅要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要有一个强大的海军和强大的空军。所有军队，要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训练，统一的纪律。他们指示我立即办三件大事，第一，办各级各军、兵种正规学校（有些学校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大量训练适应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干部。第二，制定军队共同条令，即队列条令、内务条令和纪律条令，以统一全军的军事生活、纪律和制度。第三，抓好部队训练。因为这时新的海、空、炮、装各军兵种正在建立，都在设立编译机构，编译有关条令教材，并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制定训练计划，开始训练了。

经过这次谈话，我明确了工作方向，也增加了信心和力量。就奉令以军委原四局——军事出版局作为基础，从华北军大抽调了近百名干部，组成军训部，开始工作。军训部成立不几天，军委开了会议，由周恩来主持，讨论军队办学校问题。当即确定将战争年代各部队办的许多学校、教导团队，改组为训练现代战争的正规学校（其中一部分改为专业学校），没有现成机构的组建了机构。并决定创办一所陆军大学（次年1月正式开学，改名军事学院），我兼任筹备主任。陆军大学将来的主持人，大家认为刘伯承老帅是最适当的人选。

确实，刘老帅这位中外闻名的军事家，他的学问、道德和战争经验，不仅能为人师表，而且他本人对训练高级干部这个工作，也很热心。夏秋之际，他来北京开会，当人们向他表示陆军大学的人选他是“众望所瞩”的时候，他向周总理表示愿从事这个工作。在筹备过程中，周恩来曾三次找他和负责筹备工作的其他同志谈话，对成立军事学院的重要意义、办校方针原则、学院编制及主要领导干部配备和聘请苏联专家等一系列具体问题作了详尽的指示。周总理特别强调并指出军事学院的办校方针，仍然是抗大的方针，要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总结我军的经验，继承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光荣传统，研究现代战争的特点，学习现代的科学技术，并希望在5年内把全军师以上干部普训一遍。周总理的这些指示不仅对军事学院是极为重要的，而且对全军的院校工作和部队训练工作，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由于军委对军队学校的建设有明确方针，仅二三年工夫，纵的方面由基层学校到最高学府，横的方面从军种到兵种，从合同战术学校到专业学校，差不多都完备了。

在正规化方面，主要是制定各种条例、条令，以统一规章制度。1950年夏，我们组织班子，起草三部共同条令。起草之前，我写了四条原则，主要是根据我军光荣传统并参考苏联红军经验，并经过总理审定。12月伯承同志来北京，周总理立即指定由他审查。1951年初，由军委将草案在全军颁布试行。周恩来认为现代化军兵种的战斗行动，最重要的是协同动作，而协同动作，就要有计划性、组织性、准确性和纪律性，要做到这几点，就要制定各种条令条例。他曾形象地说，解放军象一部大机器，这个齿轮和那个齿轮，必须准确地运行，才能真正协同动作。条令条例就是保证正规化的根本条件之一。他对个别高级干部在外事活动中不遵守内务条令的规定，进行严肃批评。他说：“你们颁布的条令，自己不遵守，迎宾尚未结束，我还没有离开，你就懒散地走了，这样影响多不好，军队还要条令干吗！”他抓住典型事例对高级干部进行严格批评的原则态度，对我军的正规化建设有很大作用。

对现代化建设，周恩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是改善军队的装备技术，注意抓三个问题，第一，充分利用战争时所缴获美制的武器装备，指示我们在训练中要多用这些弹药，因为将来战场上不一定用，储藏久了会过时。第二，从社会主义国家进口舰艇、飞机、坦克及60个陆军步兵师装备，这些装备很快就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发挥了作用。第三，先筹建现代化的常规武器的工业，继则筹建原子弹、导弹等尖端武器工业。为了加速军工建设又成立了中央兵工委员会，由他任主任，李富春、聂荣臻任副主任。他常说，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是一个软骨动物。这样就使抗美援朝的弹药及常规武器，得到及时的补充；为原子弹及导弹工业，在完全空白的条件下发展打下基础。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另一方面，是除了抓干部的学校训练之外，又要抓部队的训练。部队训练，主要是抓准备参加抗美援朝的部队，特别是新建的技术军兵种。他对飞行员的挑选及训练，直到油料供应，都很注意。甚至对驻南口新建的坦克师的训练计划及接交手续，都加以过问。

1950年11月上中旬，在周恩来、朱德的亲自指导下，在北京召开全军军事院校及部队训练会议。会后起草了《关于军事学校建设与军队训练问题》的报告，请军委审批。有一天，总理办公室通知我晚饭后去开会。会议有国务院和中央一些部委的负责同志参加。按顺序解决问题。轮到最后，已经11点多了，前面的人也陆续离开了，他就开始审阅我们的报告。他逐段逐段地读，逐段琢磨，重要的地方，要反复几次。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在他读到“掌握新的技术，学会联合作战”两句的时候，以同志式的讨论态度同我研究。因为过去常说什么现代化，什么联合兵种，这当然是对的。这次会议，我们进一步把现代技术与现代指挥结合起来，概括为明朗的两句话，就更便于理解和记忆（刘伯承同志后来把联合兵种这一词改为诸兵种合同战术，更为贴切）。总理再三斟酌后同意了。这份六七千字的报告，他修改完毕，已到次日4点了。他在修改时说，这是军事学校和部队训练方针性的综合文件。他很重视，所以不辞辛苦地认真修改，我在他的精神感召下，虽然已到鸡鸣时刻，但根本不知道疲劳。在这大转变时期，我作为一个部门的主管人，感到多么高兴啊！这时，抗美援朝十分紧张，国内百废待兴，国际风云变幻，外交斗争极度繁忙，周恩来日理万机，但还给我们逐字逐句修改报告。他这种严肃认真负责的革命精神对我们是一次极深刻的教育。确实，这次会议后，在继承与发扬我军革命传统的基础上，确定以学会现代军事技术与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指挥作为我军长期的训练方针。这是新时代建军的总要求。所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便能很顺手地成为朝鲜战场上抗击高度现代化的美国侵略军的新英雄。从军事角度来说，就是及时实行了这种大转变。1954年秋后，中央今叶剑英同志来主持领导全军的训练，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程度，继续得到加强。可惜的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我军政治工作逐渐受到“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错误地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和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给我军建设和政治工作造成很大的损害。这是我军解放以来前进中的大曲折，是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1952年夏季后，周总理不直接管军队日常工作了。一年后，抗美援朝结束了，但我国的战略方针、国防建设、海陆边防斗争、军队的装备供应，由常规武器到尖端武器，以及军事部署、军事训练等，始终离不开他的指导；重要的军事演习他去参观；重大军事建设项目，由他审查核定。林彪叛逃后，这时他虽然还是日理万机，处境困难，身体也不如过去那样健康了，但对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工作，仍然抓得很紧。在我由江西农林部五七干校调回北京解放军军政大学任职期间，他对军大的整风、招生和训练计划，常有指导。最使我感动的是批林批孔初期，江青在一个单位，作了一篇乱军发言，军大有些不明真相的干部甚至有个别党委成员也被煽动。周恩来指示我们，不要乱传未经中央审核的文件，要稳定军政大学。这一次总理的处置是很不平常的。我们知道，批林批孔是党在长期“左”的思想统治下，“四人帮”利用来乱党乱军的，对主持军队工作的叶帅和主持政府工作的总理，来个突然袭击。周恩来等同志从容地处理党内关系，机智地应付“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在我们为难的时候，周恩来支持我们，对全军有很大影响。因为军大有学员九百多人，多为各部队团以上干部，和部队有密切联系，他们思想端正了，也能影响部队的思想，从而保证了我军在当时那种特殊的情况下的稳定和建设。

周恩来在长期军事工作中，具有远大的战略眼光，在大革命时期，就参与创建国民革命军的工作。国民党叛变革命后，他领导南昌起义并组织许多地区的游击战争。他是我党初期在武装斗争理论方面最早的探索者之一，也是我党最早搞军事运动的领导人和政治工作的开拓者。战争时期他参加高层领导和指挥，和平时期抓国防建设和军队的建设工作。只要他参加哪方面的工作，都善于把党的方针和军事工作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有所创新。

周恩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和我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掌握军事规律指导战争，领导我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又是著名的战略家、军事家，是我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

我们永远怀念他。

正文四九关心文艺事业纠正“左”的错误

周恩来同志生前十分关心和重视文艺工作，文艺界的朋友对他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视他为良师益友。

我也是这样。

由于工作关系，我同他接触机会比较多，时常亲聆他的教诲，实际体会就更深。

周恩来同志平易近人，同文艺工作者接触较多，他能够实事求是地看待他们的优点和缺点，一贯不赞成用简单化的“左”的眼光和办法来处理文艺界的问题。

为了排除“左”的思潮对文艺界的干扰，为了尽量减少“左”倾错误带给文艺界的损害，他做了不懈的努力，为文艺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

我谈几件亲身经历的事情来说明这一点。

<er h3">一</h3>

我与周恩来同志相识在抗日战争末期。1944年冬，周恩来同志从重庆回到延安。当时，延安的“抢救”运动还未结束，我正在《解放日报》工作，同温济泽同志一起作《解放日报》副刊主编艾思奇同志的助手。在“抢救”运动中，报社各个部门都有一些同志被打成了“特务”，是采用“逼供信”的办法搞成的，唯独副刊部却没有这样做。因此，艾思奇、温济泽和我就被认为是一个“包庇特务的宗派”，成了被斗争的对象。最先遭到批斗的是艾思奇同志，接着就要轮到我了。正在这时，忽然接到通知，周恩来同志要我去谈话。过去，我曾多次听过周恩来同志的报告，非常爱听他对政治和战争形势的深刻而生动的剖析，但从来没有直接接触过。那天，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周恩来同志住的窑洞，在那里见到了他和邓大姐。恩来同志热情地招呼我坐下，对我说，因为工作需要，组织上准备调我去重庆工作。我当然服从组织的决定，但想到报社正准备开我的批判会，我怎么能走呢？我把这些顾虑告诉恩来同志，他说这情况他清楚，他会设法解决，要我放心。这样，我就从“抢救”运动中解放出来，免了挨那场斗，去了重庆。这表明周恩来同志是不赞成“抢救”运动那种作法的。

<er h3">二</h3>

建国以后，1952年，我调到中宣部文艺处工作。由于工作关系，我同周恩来同志的接触逐渐多起来。对于他同“左”倾错误的斗争了解就更多一些，更深一些。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使我国国民经济遭到重大损失。经济领域中的“左”倾错误也影响到文艺工作中。文化部门的一些领导同志在“高速度、高指标”、“快过渡”的气氛下，头脑发热，把工农业生产中一套“左”的作法搬到文化工作中，提出“人人做诗，人人画画，人人唱歌，人人跳舞”的口号，要求文艺创作“放卫星”，“每个县出一个梅兰芳，每个县出一个郭沫若”。有的人甚至宣布进入共产主义的具体日期。这显然是不切实际、违背文艺工作的客观规律的。在教育、体育、卫生等部门也出现类似的现象。这些情况引起了周恩来同志的注意。为全面了解情况，弄清问题，统一认识，这年12月28日晚间，周恩来同志召集陆定一、张际春、杨秀峰、周扬、钱俊瑞、张子意、胡乔木、刘芝明、夏衍、陈克寒、林默涵等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部门的负责同志到西华厅开会，共同分析研究了这些部门在“大跃进”的形势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会议一开始，周恩来同志就鼓励大家要消除顾虑，敢于讲真话。他要我先汇报中宣部文艺处了解的情况，其他同志也汇报了各部门的情况。接着，他要大家讨论如何纠正这些不适当的作法。周恩来同志指出，教育方面在大学教授中“拔白旗”是错误的，要求马上停止。在文艺方面，他不赞成要求文艺简单配合政策的作法，反对提出“文艺放卫星”之类的口号。他还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研究、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有些同志开始思想不通，后来都愉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这次会议，特别是周恩来同志的一番话，起到了“降温”的作用，使大家头脑清醒过来，及时地纠正了“左”的偏差。会议结束，大家走出西华厅时，天空已经发白了。

这次会议后，中宣部原来准备在1959年召开文化工作会议，根据周恩来同志指示的精神，进一步端正思想，纠正文化工作中“左”的倾向。但是，由于“庐山会议”的召开，使事情发生了变化。1959年夏天，中宣部、文化部的一些负责同志聚集在北戴河，一起商量如何召开这次文化工作会议。正在积极筹备这次会议时，在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认当前的主要倾向是右，要继续反右。消息传来，我的思想一时转不过弯子。我当时心里想，对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也许有些方面右了，但有些方面“左”的倾向确是存在的，不能一概而论。

庐山会议后，党内开展了反右倾运动，中宣部搞得很厉害，贴出了许多大字报，揪出了所谓“九条大鲨鱼”。在这种情况下，原订召开的文化工作会议一直推迟到年底才开，会议改变了议题，提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文艺思想。一些同志作了检查，一些同志受到错误的批判。这样，就使周恩来同志原来准备纠正文艺工作中“左”倾错误的想法受到了干扰，“左”的错误反而进一步发展了。

<er h3">三</h3>

60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大跃进”以来经济战线出现的“左”倾错误，贯彻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1年上半年，在中央全面调整方针的指导下，文化、教育、科技等战线也开始着手制定具体政策，形成条例，以纠正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这是1959年反右倾运动后重新纠“左”的开始。

1961年6月，由中宣部、文化部分别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检查总结几年来的文艺工作，研究调整文艺的方针政策。周恩来同志深入到会代表中做了大量的调查，根据大家反映的情况，为两个会议的代表作了重要讲话。他开宗明义指明会议的主题，是要解决艺术民主的问题。他指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对别人的话动不动就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这是一种很不好的风气，必须加以改变。他强调要在文艺界树立民主作风，首先要从领导干部做起。他说，“我们常常同文艺界朋友接触，如果我们发表的意见不允许怀疑、商量，那还有什么研究、商讨呢？我们的讲话又不是党正式批准的。即使是党已经研究通过的东西，也允许提意见”。“我们要造成风气，大家都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探讨问题，为了把文艺工作搞好，把文艺政策执行好。在这些方面各有所见，为什么不能讨论呢？”周恩来同志这篇讲话总结了解放以来文艺战线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于排除“左”的干扰，贯彻双百方针，鼓励人们解放思想，冲破禁区，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这年7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草案总结了科学研究领域中一些成功的经验，决心纠正“大跃进”以来在实际工作中一些政策方面“左”的错误。中央批准这个草案的批语中指出：“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很关紧要”，“近几年来，有不少的同志，在对待知识、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有一些片面的认识，简单粗暴的现象也有所滋长，必须引起严重的注意，以端正方向，正确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对于一切有知识分子工作的部门和单位都是适用的。

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和这个文件的下发，在知识分子中引起很大反响，对我们领导文艺工作的同志很有启发。中宣部曾经召开过一次会议，到会同志一致认为，文艺工作方面也应该制定出一个条例来，作为改进文艺工作的依据，主要是纠正文艺领导中的“左”的毛病。在周扬同志领导下，由中央宣传部协同文化部和全国文联作了大量调查研究，由中宣部文艺处起草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十条”）。这个条例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关注和文艺界同志的拥护。有些同志甚至激动地提出应该把这个条例刻成碑。但是，由于有些同志有不同看法，担心出现另一个极端，因此，迟迟未将条例报送中央。到1962年，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接着在广州又召开了关于科学技术工作和戏剧创作的会议，周思来同志和陈毅同志作了克服“左”的倾向的重要讲话，才又重新将这个条例提出来，送给陈毅同志等看过，认为这个条例是好的，可以报送中央。周扬同志要我再修改一下，我只作了一点文字上的改动，就报送中央书记处了。几天以后，我到西华厅参加周总理召集的一个会。周总理从后院出来，一看见我，就关切地问文艺条例是否送给了中央，我回答说已经送了。周总理点头说：送了就好。这个条例称为《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原有十条，后改定为八条，于1962年4月30日经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其主要内容是：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努力提高创作质量，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等等。这是完全适合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健康发展的需要的。

<er h3">四</h3>

周恩来同志不仅关心文艺工作的总的方针、政策，他对文艺各个部门，如戏剧、音乐、舞蹈等艺术的发展方向，也提出了重要的意见，主张音乐、舞蹈要革命化、民族化和群众化。在一些音乐舞蹈工作者中存在着不正确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民族民间的音乐、舞蹈落后，不科学，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音乐、舞蹈是进步的，科学的，可以不加改造地接受过来。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周恩来同志做了深入研究，他认为“艺术还是要立足于国内，在我们民族的基础上发展”。认为民族的艺术要发展，学习西洋的艺术也要逐步使之民族化。比如芭蕾舞可以反映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但不能急躁，要分步骤，首先要题材革命化，可以演一些外国革命题材的剧目，然后再过渡到民族化；从古代题材到现代题材。但是，他从不强加于人，而是尊重艺术工作者的创造精神。他最初认为芭蕾舞一下子表现我国现代生活比较困难，应该过渡一下，先搞个反映我国古代生活的节目，但当他看了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演出后却大为称赞，给以热情的鼓励。他说，你们演得好，我比你们保守。

周恩来同志不赞成民族戏曲中加太多的洋乐器，他认为那样做有两个缺点，第一是破坏了原来的艺术特色，第二是乐队音响太大，压了演员的歌唱，对演员的声带有害。

周恩来同志多次找我们研究音乐、舞蹈的发展问题，并亲自过问《小刀会》、《宝莲灯》等剧目的演出，提了很多中肯的意见。他还建议在报刊上发动音乐界的同志对音乐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展开全面讨论。他在给我的信中明确提出音乐要“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口号。我们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召集各方面人士座谈，并在报刊上展开了讨论。这次讨论持续了一年，影响很大，对于纠正音乐、舞蹈工作中的错误或偏颇思想，使社会主义的音乐、舞蹈艺术健康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已经12年了。他为发展我国文艺事业所耗费的心血和经历的种种艰辛，已深深印在我们心里，永不能忘；他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将不断为后人所继承和发展。

正文五〇周恩来对电影艺术的亲切关怀

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90周年，我作为一个电影战线上退役的老兵，缅怀恩来同志对电影事业无微不至地关怀，不能不感慨万千！

现在仅就我个人接触到的两件往事，说明一下周总理作为一位国家领导人，在日理万机的百忙之中，却满怀热情地了解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真挚的支持与鼓励，对电影事业的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h3>一、关于电影工作要两条腿走路的谈话</h3>

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有文字记载的周总理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的谈话，是1959年5月3日在中南海紫光阁召集部分全国人大、政协委员和北京市部分文艺工作者谈的十个问题。

可是，使得总理最早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的，我认为还是先从电影界引起的。在“大跃进”中，电影界出现的情况比较严重。1958年3月文化部召开电影跃进会，就在当时文化部提出“放卫星”的口号下打擂台，各制片厂纷纷提出跃进计划，增加数量。提出来“人人放卫星”、“部部工农兵，片片满堂红”，要两三个月完成一部故事片。有的厂产量成倍增长，摄制组每天用电话向厂里报告摄制进度。5月创作思想跃进会之后，又提出向国庆献礼片拍摄的任务，的确搞得十分紧张。

1959年4月23日上午，在全国人大、政协会议期间，周总理因患病住院进行治疗，要卧床24小时，他却利用这天上午的时间通知电影界来开会的几位同志去医院谈话，记得有陈鲤庭、沈浮、郑君里、赵丹、张瑞芳和我几位同志参加。

周总理说他一个时期以来，想到一些问题要找我们谈谈，说着从枕头底下掏出一张便条来。这时候，君里高兴地笑道：“我们真希望听听总理的指示哩。”

总理却不高兴了，说我不是叫你们听什么“领导指示”的，你们是我过去在重庆认识的老朋友了——荒煤倒是我回延安以后才认识的，今天是我找你们谈谈心的，要是讲什么“领导指示”，那我就不讲了。于是君里又象孩子般央求总理讲，总理这才讲了十二点意见。

这次讲话和后来5月3日在紫光阁讲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但结合电影方面具体情况举例多一些，也有些不同的地方。我现在也记不清楚，我怎么还保存了一份张瑞芳同志当时的笔记抄录材料，现在我根据瑞芳同志的记录和我的回忆，把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回述一下。

周总理开始讲到，他通过几次会议，发现我们工作中有一个问题，总是两条腿走不好。他认为两条腿走路这是个规律性的问题，而毛主席运用辩证方法来观察、处理问题是非常熟练的。

周总理指出：“不管做什么事，都要学会两条腿走路，都要设想一下对立面，否则就容易片面。尤其是艺术问题上，是精神产物，有一个指头的错误就容易引起意见。一张画有几笔画坏了就很突出。而作品有几分之一的败笔就会看不下去。……艺术创作是为大多数人看的，就更要照顾到广大群众。”

周总理还强调了对艺术上的要求，讲了几个方面应注意的情况：

一、“艺术创作万一失败了，也是成功之母”。艺术上不可能每一次都获得成功，不是人人都能写诗的。举例说，毛主席写了许多诗，发表的并不多；建安七君子的诗也没有留下许多。因此，艺术创作不能因为一次失败就丧失信心，这样作家就不可能有很多创作了。电影也不能次次成功。

二、对艺术创作的要求，要细致，不要粗暴，也不要求全。他认为有人有洁癖，不搞好不拿出来，实际这样反搞不好，还是要得到大家的帮助。

三、领导要与群众相结合。“不能说领导都对，而往往是群众的智慧超过领导。领导的本事是善于集中。想自己一鸣惊人是不行的。”这时他特别指出我写的《坚决拔掉银幕上的白旗》那篇错误的文章，“就是没有同大家商量，被袁文殊攻了一下”。他还说，电影厂领导可以开各级干部会议，有牢骚的也可以吸收，“多听意见就会集中大家的智慧。因为群众的特长，是从自己最熟悉的角度提出意见。领导要善于集中，并且学会集中，不能集中就不能领导。人云亦云也不行。”周总理指出，两条腿走路要有主导的方面，就是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来。从领导和群众关系来讲，领导是主导方面。对艺术创作要求细致又不要求全，细致是主导方面。导演也是如此，要有自己的风格，又要坚持下去，吸收、集中群众的意见，就会更加丰富起来。

周总理在谈到国庆献礼影片的时候，反复强调“既要鼓足千劲，又要心情舒畅，不能搞得过分紧张。过分紧张，就会疲劳，疲劳之后就会泄劲，要一张一弛。”明确指出，“艺术不能和工农业一样的要求多快好省，要量力而行，不能勉强。是粗制滥造好，还是精细一些好？……宁愿好的影片不惜工本，明知不好的可以不拍，宁可上了马下马”。他说：“你们（指上影）献礼影片的9部中有6部好的我就满意。来个9部，4部不好，我宁可要6部好的。好的中间当然也有上中下。这样胶片也可以集中使用，人力不够的情况也可以好些。人力、物力都要留有余地，要打20％的余地。”他还具体指出，不可能设想，“演员要她哭就能哭，舍不得花胶片。做什么事情过头了就变成了荒谬。好看的人脂粉抹得太多了就反而不好看了。这个扣子一定要解决，否则精神就不能舒畅。”

总理还特别嘱咐我，今后4个月不要催厂里交任务了，厂里也不能天天打电话催摄制组。必要的条件要给以支持，但影片搞不出来也别着急。国庆献礼片，有的到年底交出来也行。总之国庆献礼的任务，既要力争完成，又要留有余地。

随后，周总理又在谈作风和工作方法时指出，在工作中既要理智又要热情，作为艺术家，这两方面要兼备。艺术家容易热情洋溢，但理智还是主导方面，领导要善于和群众商量，才能鼓舞大家的热情。既要敢想、敢说、敢做，又要有现实的科学根据，要加以科学的分析，敢想、敢说要和敢做连得起来。电影界的每件事也要做科学分析。

周总理还特别指出，“创作方面，要有独特的风格，也要兼容并包，但独特的风格是主导的方面。越剧近年来退步了，大概是别人批评它单调了，就把自己的风格抛弃了。话剧、电影都要有自己的特点和风格。陈鲤庭、沈浮、君里都应有自己的风格。石凌鹤把江西弋阳腔演唱的《昭君出塞》搞得非常成功。有人说原来高腔戏这样好，我就感到其中有话剧的色彩。”到后台才看到是石凌鹤搞的这个戏。他从重庆排《棠校之花》到现在排《昭君出塞》都很成功。既是兼容并包又保持了独特的风格。周总理因此指出：“从剧种到每部影片都应有不同的风格”。让我们在工作与创作中一定要想到对立的统一，想想主导方面和对立的方面。

最后，总理还是提出，国庆献礼片一定不要贪多，要注意质量和艺术性。他指出，拍摄影片的主导方面是思想性，但也要讲究艺术性。写出来的影片是10年的总结，要符合时代的精神。前两年的影片有些粗糙，说话太多，艺术性不够。影片还是要注意色彩和动作。

此外，总理还对创作人员的政治与业务学习、劳动、保健等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议，这与后来5月3日关于文艺工作要两条腿走路的谈话的精神是一致的，我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现在回想起来，即使在今天，对照电影界现状来看，也还是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思考的。数量与质量、政治与艺术、领导和群众、独特风格与兼收并包、对创作既要求细致不粗制滥造，又不能求全……总之，这一番谈话，是真正用辩证的方法论述复杂的精神生产方面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也是以科学的态度，从领导的角度，尊重艺术客观规律，发扬艺术民主的精神，和我们进行了一次同志间的、朋友似的亲切而又平等的交心和对话，使我们体会到作为一位国家领导人对电影工作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感到既亲切而又严格。

我个人做为一个具体分工管电影故事片生产的领导人，深深感到周总理以身作则，要树立什么样的领导作风，给我们作出了表率。如果说，过去十多年中我还能和艺术家们谈心、交朋友，还能建立一些相互信任的友谊——当然还做得很不够——一跟这次与总理的会见和谈话，使我受到一次极为深刻的教育是有很大关系的。

可是，周总理这次谈话，我向文化部党组汇报之后，并没有引起重视。我有一个印象，文化部党组当时的领导人有顾虑，怕这个讲话传下去，影响“大跃进”的情绪，也就没有向下传达。我也没有敢于坚持要向下传达。而上海的同志们回去之后，也未作广泛的传达，只让君里在20多位主要创作人员中讲了一下就完了。这充分证明，即使是总理的讲话，而且是针对当时文艺工作中一些片面性、“左”的思想要予以纠正的正确意见，也仍然受到“左”的思想抵制，无法得到贯彻执行。何况不久又开始了反右倾运动。夏衍被列为文化部“重点帮助”对象，我也不断检查严重的右倾思想。

所以，周总理后来在1961年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讲道：“我在一九五九年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方针的谈话，从今天水平来看，也不一定都是对的，里面也会有过头或不足的地方。使我难过的是，讲了以后得不到反应，打入‘冷宫’，这就叫人不免有点情绪了。”

在1962年2月17日《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中，总理又一次明确提出，“一九五九年五月三日，我在紫光阁讲了一次话，谈了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的十个问题。今天讲话，情况与那次有点变化了。那次我的讲话，有些省市委就不肯传达。今天我看了上次讲话，内容基本上是正确的。”

由此可见，从1959年4月，总理首先对电影界提出两条腿走路的问题，到1961年6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的讲话，以至1962年这次讲话，都谈到了这个问题，可见这是他一贯的思想。为繁荣文艺事业，不断地纠正“左”的错误，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h3>二、关于新侨会议</h3>

1961年6月，中宣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讨论研究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如何改进文艺工作领导等问题，并讨论《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十条”）。

这时候，文化部也在新侨饭店召开了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也是为了贯彻八字方针，总结“大跃进”三年来的经验，改进领导方法，并讨论“文艺十条”和《文化部关于加强电影艺术片创作和生产领导的意见（草案）》（简称“电影三十二条”）。

根据我的记忆，这次会议是建国以来电影故事片创作人员思想最活跃、议论极广泛、讨论最热烈、心情最舒畅、也是充分发扬民主的一次会议。说是对“大跃进”三年来的总结，实际上是对建国以来电影界在长期“左”的思想影响下一系列的错误进行了回顾与反思。尽管对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和反右倾运动，当时还不可能得到澄清，但就创作中涉及到的问题来看，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已经暴露无遗。例如政治与文艺的关系问题，党如何加强和正确地领导精神生产的问题，如何正确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关于题材风格多样化问题……直到艺术规律、人性论、正面人物的创造、反映矛盾、创作人员的生活、学习等许许多多实际问题。普遍反映了创作人员顾虑重重，精神紧张，一怕“右倾”，二怕“不听党的话”，加上领导作风的简单粗暴，以致在创作中束手束脚，唯恐犯错误的心情。因此，许多同志对1959年总理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方针的讲话没有向下传达，表示了极大的愤慨，甚至提出要追查责任。

周总理1961年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对1959年那个讲话的引申，而且根据当时的形势作了更全面、更深入的论述，更触及到了问题的实质。归根到底，是指导思想与领导作风问题，是要求各级党委和行政机关的领导人应改变“一言堂”的作风，尊重艺术规律，发扬艺术民主问题。重温周总理这次讲话，我深深感到，总理所谈到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即使到今天，无论是领导干部或创作人员，也未必能说都已经正确认识和理解了。

周总理这次在新侨会议讲得非常明确：“我们要造成民主风气，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的作风；改变干部的作风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改起。我们常常同文艺界朋友接触，如果我们发表的意见不允许怀疑、商量，那还有什么研究、商讨呢？我们的讲话又不是党正式批准的。即使是党已经研究通过的东西，也允许提意见。中央工作会议正式通过的东西都允许讨论，允许提意见，加以修改，为什么我个人的意见就不能讨论修改呢？”

之后，在专门谈到领导问题时又反复强调，要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中心问题在于领导，在于教育，在于深入群众，总起来一句话，要实行调查研究。毛主席的工作方法论就是调查研究。”他强调“首先领导上要自我批评，要多负一些责任，问题总是同上面有关系的。希望你们回去也这样做。文艺团体的领导也要自我批评。这样就可以解除包袱，框框就只有大的，没有小的了，辫子就不会乱抓了，根子就不会乱挖了，帽子就不会乱戴了，棍子就不会乱打了。就可以使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意气风发，使社会主义文艺更加繁荣。”

长期的历史经验也证明，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道路中所经历的曲折与坎坷，只要忽视艺术的规律，不发扬民主，动辄以阶级斗争为纲，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搞“五子登科”，那么，就无法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只能窒息社会主义文艺的生命，也就不能真正贯彻文艺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

可是，周总理在进行了广泛调查，与文艺工作者谈心后所作的一次“心有所感，言之为快”的讲话，使全国文艺工作者感到欢欣鼓舞的会议，到“文革”期间竟被诬蔑为“新侨黑会”。而根据总理指示的精神起草并原则同意，又经中央批转，以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名义正式发出的“文艺八条”，竟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文艺纲领。

周总理这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光辉，用辩证方法科学地论述了许多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问题的正确讲话，竟遭到如此的命运，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我记得，当时还有艺术家在会议中大声疾呼，应把“文艺十条”和“电影三十二条”刻成碑树立在制片厂的大门口。这当然只是反映了一种长期受到“左”的思想压抑的心情。

我也记得很清楚，1979年《文艺报》、《电影艺术》第一次公开发表周总理在新侨会议的讲话之后，我和电影界一些老战友会见时，回忆起新侨会议的情景，无不兴致勃勃，充满了对总理的怀念，甚至热泪盈眶。

26个年头过去了，我回忆起新侨会议的一些情景，多次和总理的会见，我仍然感到印象非常清晰，心情激动；重读这篇《讲话》，也不止一次感到热泪难忍。

今天来看，我仍然认为周总理在新侨会议的这个讲话，是一个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光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坚持并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历史文献。这个讲话的基本精神，所提出来的有关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根本问题，不仅有其历史意义，而且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不仅对今天还要继续反对“左”的指导思想，改变缺乏民主的领导作风很有意义，而且对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更好地贯彻“双百”方针，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中正确解决遗产与创造问题，认真学习、思考，也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遗产与创造这个问题上，总理虽然谈得并不多，但是他在当时已经提出一个方向性的意见：一方面要相信“古代总有一些好的东西值得继承”，另一方面，“也不能排外，闭关自守”，搞复古主义，“外国好的东西也要加以吸收，使它溶化在我们民族的文化里。……要使它们不知不觉地和我们民族的文化溶合在一起。这种溶合是化学的化合，不是物理的混合，不是把中国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焊接’在一起”。

在当前一股否定一切传统，主张“全盘西化”，才似乎是创新的思潮中，我看总理这个讲话，在现在还应该引起我们认真地思考。

周总理在新侨会议期间，不止一次亲自找我们去汇报会议的情况，指定我要把每期会议的简报当天送给他。他6月16日晚间亲自到新侨饭店一间小客房里和许多电影艺术家们谈心，听说会议中对《达吉和她的父亲》有争议，为了展开讨论，我们在会议上把小说发给大家，总理就伸手向我问道：“能不能发给我一本？”后来把赵丹划了许多道道，还有批注意见的那本小说拿走了，说他想知道赵丹的看法。他看了小说之后，又把影片调去看了。

总理和我们一起听黄宗英讲书记挂帅搞创作的“经验”，三位书记和宗英讨论了一天，没有弄出一个提纲来。等到书记们有事都走了，亲英灵感一来，就一下子把提纲写出来了。总理听了和我们一起大笑。

在一次聚会中，总理听到上海电影界的同志反映了一些情况，突然问我：“荒煤，这是不是都是柯庆施的意见？”我稍微有些犹豫，总理就严厉地批评了我一句：“你这个老党员怎么也这样多顾虑？”

后来，我才知道，总理早就听说柯庆施宣布夏衍和我是“不受欢迎的人”了，希望我们少去上海插手电影工作。

也正因为柯庆施经常提出，“有些人就是听夏陈的，不听我们市委的”，所以有些人也不敢向我们反映情况，都只得向总理反映，总理也实际上比我们知道得多。后来张春桥在上海公开批评有些创作人员是所谓“通天干部”，实际上就是妄图制止向周总理直接反映情况。所以，周总理在这次讲话中反复强调领导不要搞“一言堂”，“民主作风必须从我们这些人做起”，“领导者要有自我批评精神，不是层层对下批评”，这些都是有所指的。

总理6月19日在新侨会议讲话之后，25日又一次约请了各厂的一些编、导、演人员到西华厅他家里座谈，举行便宴。之后，又让总理办公室的许明同志打电话给文化部党组，建议会议不要开得太紧张，他愿意在7月1日党的生日和大家一起到西郊香山去休息一天。也就是这一天登山途中，赵丹象孩子般和总理发生“争论”，到底《达吉和她的父亲》是小说比电影好，还是电影比小说好。黄宗英同志在她1979年的一篇回忆总理的散文中作了生动的描写：“赵丹说：‘总理，您说电影比小说有所提高，可我看还是小说好。’总理说：‘影片的时代感比较强，场景选择得更广阔……’赵丹则说：‘那不过是电影这门综合艺术的表现手段比小说丰富罢了’。他们两个各抒所见，说个不停。最后赵丹语塞说，‘总理，我保留我的意见，觉得小说就是比电影好。’总理略停微步，偏过头来微笑地看着他，那神情、那目光、那姿势，人们都熟悉，我找不出文字来形容，总理声音洪亮地说：‘你宪全可以保留你的意见，我也可以坚持我的意见，你赵丹是一家之言，我周恩来也是一家之言嘛！’总理哈哈大笑，赵丹也嘿嘿地跟着笑，我们当然也笑了，连林中的鸟儿、花丛中的蝶儿，天上的云彩都笑了，都笑了！”

而这个赵丹，就是前几天在新侨会议上发言，有过一段“眼泪汪汪”的“趣话”：“要是给我一块免斗牌，我就什么话都敢讲了！”

所以，后来有同志就和赵丹开玩笑，说赵丹经过总理批准，承认赵丹是“一家之言”，总算得到一块免斗牌了。

可是，谁想到，赵丹到了“文革”期间竟然成了“文艺黑线”上的一位“混世魔王”……

我还想起两件小事：一件是周总理到香山来的时候，又约请了三位来宾，许多同志感到意外，又感到高兴，因为看到了总理的细心，对凡是对电影工作有过贡献的同志，他也都记在心上。这三位客人就是王莹、舒绣文、孙维世。另一件是我能幸福地保存下来的周总理和全体创作人员合影留念的两张照片，没有一张照片能叫你很快发现总理在哪里的，他没有端坐在第一排，或站在前面显著的位置上，而是和许多创作家一样，站在后面，站在人群中，留下一个小小的头相。

这就是我们永远不能忘怀的崇敬的周恩来同志，是领导全国建设、日理万机的一位总理，然而也是文艺工作者、电影工作者感到异常亲切，平易近人，虚怀若谷，能够平等地交流思想，敢于争论的一位良师益友！尽管他对我们也有十分严格的要求，作过一些严厉的批评，然而我们所能体会到的，这是出自一种衷心的热爱和关怀，得到的是力量和鼓舞！

我不否认周总理的确对文艺事业有他的爱好，可是，我认为周总理对文艺工作的关怀、支持和要求，更根本的一点，还是他那时时刻刻为人民的利益着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德的表现。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一定要高瞻远瞩，既关心人民的物质生活，发展生产，也要关心人民的精神生活，重视文艺工作每天联系和影响亿万人民，如何更好地发挥文艺寓教育于娱乐的作用。这和我们今天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齐抓的总方针是完全一致的。

事实上，这两次讲话，都对电影艺术创作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1959年的讲话，尽管有关领导方面未进行传达与贯彻，但在创作人员中却奔走相告，非常兴奋。例如上海霞白音就约请了君里等同志到家里和朋友们详细传达。同时，到底还是刹住了当时那股不顾质量，追求数量、催进度的“热风”，终于在国庆10周年，完成了一批优秀的献礼影片，如《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五朵金花》、《战火中的青春》、、《风暴》、《青春之歌》、《聂耳》、《林则徐》、《老兵新传》、《回民支队》、《万水千山》、《战上海》等等，举行了新片展览月，受到广大群众的好评。这是建国以来电影艺术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总理还亲自参加了庆祝会表示祝贺，给电影艺术工作者以莫大的支持与鼓舞！

新侨会议的讲话，实际上是纠正了长期存在的“左”的思想，使得创作人员思想解放，终于在1962-1964年又逐渐恢复正常生产，并且又一次形成一个小高峰，先后拍摄了如《甲午风云》、《停战以后》、《阿娜尔罕》、《李双双》、《燎原》、《槐树庄》、《南海潮》、《冰山上的来客》、《早春二月》、《小兵张嘎》、《红日》、《农奴》、《英雄儿女》、《阿诗玛》、《白求恩》、《霓虹灯下的哨兵》、《天山上的红花》，戏曲片《野猪林》、、《花为媒》、《槐荫记》，美术片《大闹天宫》等等。

可惜，好景不长，经过文艺整风，特别是在十年动乱期间，终于使得电影园地里百花凋零，一片荒芜。

因此，从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来看，周总理对于电影艺术片生产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

我真诚地希望每一个电影工作者，特别是年轻一代的电影工作者，在纪念周总理诞辰90周年的时候，还应该认真地学习他的一些讲话，回顾历史，联系实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全体人民的利益出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创造更多更好的有中国特色的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影片，为培养一代社会主义新人作出贡献，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贡献！

这是对周总理最真挚的怀念，也正是他生前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正文五一谆谆教导永志难忘

在周恩来同志诞辰90周年的时候，体育战线全体同志深深怀念已经离开我们12个年头的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所景仰、爱戴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国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创导者和引路人。

周恩来同志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奋斗一生。在他承担党和国家繁重工作、日理万机中，对建设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体育事业也花费了巨大的心血。周恩来同志向中央人民政府提议创建了全国体育领导机构，支持建设各种体育设施，创办体育报刊，建立体育院校和科学研究机构。他十分关怀造就一支又红又专的体育队伍，关心和爱护优秀运动员。

在体育事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上，是周恩来同志判明是非，指出方向，鼓舞斗志，使这一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

<h3>以革命家的满腔热情关怀人民的健康，关心体育事业的发展</h3>

体育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是早已存在的，在我国也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容。但是，把它当作一项重要的事业，摆到重要的位置，那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党和国家十分关怀人民的健康，从一开始，就确定了社会主义体育事业为增强人民体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的方向。1949年，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就明确规定国家有“提倡国民体育”的任务，在后来制定的宪法中，也明确规定了“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的条款。

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十分重视发展体育事业。毛泽东同志在建国之初就指出：体育是关系六亿人民健康的大事，“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周恩来同志是热心的提倡者和指导者。作为政务院总理，紧紧掌握着正确发展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方向，制定事业发展规划，及时提出要求，做出指示，解决工作上的种种困难。

1952年，由周恩来同志提议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领导全国体育事业的体育运动委员会。他和邓小平同志推荐、促成贺龙同志兼任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这一措施，从组织上保证了发展体育事业成为国家的重要任务之一。同年，在周恩来同志的支持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广播体操活动。1954年，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政务院作出了在政府机关中开展工间操和其他体育运动的决定。这些措施，对推动群众性体育运动的广泛开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同年的一次政务会议上，周恩来同志强调说，发展生产，加强国防，都需要有健康的身体。发展体育运动，是为了国家，为了世界的前进，不只是为了个人的身体健康。人民有了高度的政治觉悟，还需要有健康的身体，才能有效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加强国防力量。

1956年9月，周恩来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他说，我们应当在广大群众中进一步开展体育运动，有效地增强人民体质，并且提高我国体育运动水平。在开展体育运动的时候，必须根据人民群众的生产、工作、学习的具体情况和体质条件，有区别地和有步骤地进行，避免要求过高过急和一般化的毛病。这些指导思想贯彻在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之中。

周恩来同志一再对国家体委领导同志指示，要发动工农商学兵都参加体育活动。他对学校体育特别关注。曾说：“学校体育必须从小搞起，我自幼体弱，小时受国民体育教育，在南开中学常锻炼，身体好了”。他认为，学校每周两小时体育课不行，学生应每天有一小时体育锻炼，这样才能保证健康。对于农村体育，周恩来同志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只有一千几百万，队伍还不大，要以亿计。过去基本在城市，问题在农村。要开展到每个乡，每个社。普及学校体育和农村体育，这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思想，对今天更有现实意义。

周恩来同志十分精辟地指出过，体育工作发展，使人民有健康的身体。“这既是物质基础，又是精神力量”。指出了体育对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作用。他也以此来教育和鼓舞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献身于发展祖国的体育事业。50年代初，一位学工科的同志，服从需要，转到体育战线担任教练工作，他对调动颇为惋惜。周恩来同志亲切地对他说：“服从工作需要是对的。但还不够，要热爱社会主义的体育事业。在我们的国家里，体育工作是很光荣很有前途的工作”。正是在周恩来同志以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勉励和关怀下，我国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辛勤劳动，艰苦奋斗，把原来十分落后，基础极为薄弱的体育事业，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开创出了一个崭新的局面。60年代初，我国已有成亿的人经常参加体育活动，在一些项目上创造出了世界纪录，夺得了世界冠军，摘掉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东亚病夫”的屈辱帽子。

在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国体育事业几乎被林彪、“四人帮”所扼杀。我国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开拓者贺龙同志和一大批忠于人民体育事业的干部受到迫害，广大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受到凌辱和冲击，体育战线被诬为“搞修正主义”。在这十分困难的时刻，周恩来同志正义凛然地指出，“体育战线成绩是主要的，正确路线占主导地位”。“运动员绝大多数是好的，是毛泽东思想培育起来的，是我们培养的。不要自己把自己否定了”。1971年7月，周恩来同志在体育工作的一份报告中，作了亲笔修改，强调体育战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广大群众和多数干部中还是占了主导地位的，成绩是主要的”。在当时全国混乱的局面中，周恩来同志的这一指示，不胫而走，体育战线的同志如饮甘露，其他各条战线的同志也是在阴云密布中看到了一缕阳光。

<h3>以爱国主义精神教育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为祖国争光，在全世界放异彩</h3>

在体育工作中，要不要大力培养优秀运动员，要不要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攀登世界高峰，要不要在参加国际体育比赛中争取优异成绩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在国际体育界也有不同的学说和学派。社会主义的体育事业，既要发动千百万群众参加体育锻炼以增进健康，增强体质；又要培养优秀运动员，展开高水平的竞赛，创造新的纪录、新的成绩，为国家民族争取光荣，扬国威、振民心。

周恩来同志也明确指示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这一正确方针。1959年4月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在体育工作中，应当贯彻执行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广泛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逐步提高我国体育水平”。在许多场合，他勉励我国青年在体育运动上也要大有作为，鼓励我国运动员成为世界第一流的选手，在国际体育比赛中夺取优胜，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增光。

1957年1月，周恩来同志访问苏联，在克里姆林宫同苏联优秀运动员见面时，赞扬苏联运动员拥有众多的世界纪录的创造者和世界冠军。他说，十年以后，中国运动员也会取得重大成就，愿中苏运动员一道前进。他多方面关怀和鼓舞我国运动员攀登世界体育运动的技术高峰，要求做到“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有一颗火热的心，贡献出全身的精力”。1957年10月，周恩来同志亲自到北京体育学院观看运动员训练比赛。郑凤荣冲击女子跳高世界纪录，因为过分紧张而没有成功。周恩来同志为年轻选手有雄心壮志而高兴，特地把一束鲜花送给郑凤荣，并亲切地说，你还年轻，时间还长着哩！郑凤荣受到了巨大鼓舞，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跳过了一米七七，突破了当时由美国运动员保持的女子跳高世界纪录，成为我国第一个女子世界纪录的创造者。

周恩来同志把我国运动员创造出优异成绩，看成国家兴旺、年轻一代奋发图强的标志之一，以巨大的热情予以嘉勉。1959年4月，我国乒乓球选手容国团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夺得了男子单打世界冠军，周恩来、贺龙、陈毅同志亲自欢宴乒乓球选手胜利归来。周恩来同志即席讲话，语重心长，极大地鼓舞了我国运动员赶超世界水平、为国争光的激情。周恩来同志谈到旧中国政治腐败，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中国运动员在参加国际体育比赛中被人瞧不起，现在我们有了世界纪录的创造者和世界冠军，证明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青年，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他谆谆嘱咐运动员：“胜而不骄，败而不馁，埋头苦练，生生不已”。周恩来同志谈到当时因为反对国际体育组织中制造“两个中国”，我国退出了国际奥委会和其他国际体育组织，因此不能参加国际体育比赛，运动员中有急躁情绪时说：“十年不鸣，一鸣惊人。八年、九年……我们总要进到奥林匹克去。现在准备力量，埋头苦干，十年后在全世界放异彩！”这些高屋建瓴、远见卓识的话，激励着我国一代又一代运动员勤学苦练、奋勇拼搏，在国际竞赛场上夺取优胜。1984年，我国运动员重新参加了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一举夺得15枚金牌，突破了“零”的记录，放出了异彩，可以告慰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同志还经常教导我们，不要只看到几个优秀选手，要培养出成千上万的优秀运动员。要学习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和技术，东方的先进技术和经验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和技术也应当学习。只有这样，才能兴旺发达。1959年9月，在北京举行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周恩来同志亲自到场地观看运动员比赛，我国女子短跑选手姜玉民夺得一百、二百、四百米三项冠军，也是这些项目全国纪录的保持者。周恩来同志在祝贺姜玉民的同时，风趣地说：“你一个人保持三项全国纪录，可不是好现象啊！体育比赛就是要人才辈出，后浪推前浪，才能迅速提高我国的体育运动技术水平。应该培养更多的优秀运动员同你争冠军。”

在周恩来同志的提议和支持下，邀请60年代世界著名的日本排球教练大松博文来训练我国女子排球队，这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1964年，中日尚未恢复邦交，大松博文率领日本女排来我国访问。周恩来同志听说他严格要求、以身作则的训练方法，两次亲自到现场参观，接见大松，赞扬他的艰苦奋斗精神和从严从难的训练方法，当面邀请大松博文给我国女排作示范训练。他还对体委和排球界的负责人说：“大松的训练符合实践论的精神，符合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的训练原则。要学大松，超日本。教练员要身教，身教重于言教。”学习世界上一切国家的长处为我所用，这是发展我国各项事业包括体育事业在内的重要经验。我国女排在后来能够突飞猛进，在80年代获得举世瞩目的“五连冠”的荣誉，是与60年代周恩来同志的关怀分不开的。

我国运动员和体育工作者永志不忘的是1969年极左思潮泛滥的时候，有人把参加国际体育比赛说成是“为帝、修、反抬轿子”、搞“投降主义、卖国主义”，把在国际体育比赛中为祖国争取了荣誉的运动员说成是“修正主义苗子”。周恩来同志义正辞严地指出：“这是为祖国争光嘛！他们不要爱国主义，我们还要爱国主义！”正是周恩来同志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培植的爱国主义精神，点燃了体育战线同志们不停顿地向新的高峰进击的希望之火。

<h3>以国际主义者的广阔胸怀，提倡体育为加强各国人民的团结、友谊和进步服务</h3>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是赢得世界人民爱戴和敬佩的卓越的外交家。他一贯提倡和教导我们要重视和加强国际体育交往，为我国的外交路线和政策服务，为加强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服务。

1952年7月，第1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周恩来同志支持体育界要求派运动员参加这届奥运会。但在当时，国际奥委会中某些势力企图阻挠中国人民和中国运动员的合法权益。经过坚决的斗争，终于在这届奥运会开幕前两天，国际奥委会发出了邀请。周恩来同志亲自过问此事，并且作出了派代表团参加的决定。他在代表团启程前的深夜指示，在奥运会上升起五星红旗就是胜利。正式比赛赶不上了，可以进行友谊比赛，要积极参加友好活动。遵循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我国体育代表团向世界人民、各国运动员表达了友好的情意，受到热情的欢迎。

对待国际体育活动中的复杂情况，周恩来同志启示我们既要有高度的原则性，又要有从实际出发的灵活性。50年代初，国际奥委会中某些人在同意恢复我国奥委会的合法席位以后，把台湾以“中华民国奥委会”的名义塞进国际奥委会。周恩来同志严肃指出，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必须坚持反对“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阴谋，台湾是中国神圣的领土，代表全中国合法体育组织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奥委会。在原则问题上不能让步，更不能妥协，要坚决斗争。但是这种斗争又应该是摆事实、讲道理的。1955年，当时担任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的董守义先生，在参加了国际奥委会代表大会以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阐述我反对“两个中国”原则立场的文章，周恩来同志看了这篇文章，亲自表扬董守义先生这样做得好。到1958年，当时的国际奥委会的个别领导人，坚持错误，采用各种方式在国际奥委会中搞“两个中国”，在周恩来同志和中央的决策下，经过中国奥委会讨论，决定退出国际奥委会，中断了与它的联系。同时，广泛地开展了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体育交往活动。1963年，在周恩来同志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同志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国和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组织了规模盛大的“新兴力量运动会”。这对帝国主义者企图垄断国际体育事务，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周恩来同志也指示我们对在台湾的体育界人士和运动员，应当采取尊重和关心的态度。1959年，邀请他们来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国际体育活动中遇到台湾体育界人士和运动员应当以礼相待；1974年参加第7届亚洲运动会的时候，邀请台湾运动员同大陆运动员一道组成统一的体育代表团，为他们保留一定的名额，等等。这些，都是经过周恩来同志决定的，有的是他提出的。1979年，国际奥委会恢复了中国奥委会的合法席位，设在台北的奥委会，在“改名、改旗、改歌”的原则下，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体育机构，以“中国台北奥委会”的名称留在国际奥委会内，使台湾的运动员也有参加国际体育比赛的机会。这一问题的解决，是因为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国际奥委会的领导人采取了明智的态度，也是我国体育界本着周恩来同志生前制定的方针，在斗争中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的成果。

对于我国运动员参加国际体育比赛，周恩来同志十分强调“友谊重于比赛”，要有国际主义的精神，反对搞小动作，骄傲自大，漫无纪律。1963年3月，周恩来同志在接见参加第2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运动员时说，“友谊重于比赛，是我历来的主张。要打出风格。无产阶级的风格，革命的风格。把好的风格打出来，争取革命同志的友谊，劳动人民的友谊，也要争取各国运动员的友谊”。“最大的成功不是只在技术的优胜上，而是在政治的影响上”。周恩来同志指出过，体育运动的国际比赛是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交往，有友谊的内容。不能搞大国沙文主义，不做超级大国。他对运动员在场上的作风十分注意，对不良的风气和纪律松弛，批评很严厉。有一次我国女排和日本女排比赛，当广播里向观众介绍双方运动员时，日本运动员一听到自己的名字，就立刻停下练习，举手向观众行礼致意，而我们的运动员都毫无表示。周恩来同志当场把我女排队长叫上主席台，要求队员重新列队点名，向观众致意。他说，不尊重群众，不懂得礼貌，不尊重对方，骄兵必败。运动员自由散漫，是领导者的责任。

体育战线的同志深切地感受到周恩来同志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楷模，他以敏锐的洞察力、满腔的热忱、卓越的外交才能，使国际体育交往成为加强友谊，增进了解的桥梁。1961年，日本乒乓球队第一次来我国参加世界锦标赛，他们对中国还不了解，行动也很拘束。周恩来同志发现了这种状况，亲自宴请日本乒乓球代表团，对他们说：中日两国运动员要加强交往，一年你们来，一年我们去，“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使日本运动员深受感动。在以后的一二十年中，他们之中有不少人，情真意深地做了许多加强中日人民之间的友好工作。70年代初，那是万马齐喑的岁月，国际体育交往也基本上停顿了。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作出决策，决定我国乒乓球运动员去日本名古屋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以重新打开国际体育交往的局面。当时，国内有反对者，国外也有对我极为不利的因素，运动员的思想也顾虑重重。周恩来同志彻夜和体委的负责人、运动员交谈，深入细致地做政治思想工作，勉励大家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去承担这项任务。周恩来同志亲自指挥的这项国际体育活动，不仅打开了国际体育交往的局面，而且把参加这次世界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邀请到中国来访问，打开了隔绝20多年中美两国关系的大门，成为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先行。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称道的“小球转动了地球”的“乒乓外交”。

此后，在周恩来同志的亲自过问下，在北京举行了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成立了亚洲乒乓球联盟，举行了第一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1973年9月，举行了规模盛大的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有86个国家和地区的1100多名运动员参加。这些都是在“四人帮”横行的困难时期，周恩来同志苦心孤诣地通过体育运动来保持和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联系。

周恩来同志生前对各国体育界朋友和运动员做了大量的友好工作，他的谦逊和蔼、坦诚亲切、平等待人的态度，他的广阔胸怀和视野、渊博的知识和传奇般的经历，都赢得了各国朋友们的心。

周恩来同志逝世时，《朝日新闻》记者对日本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松崎君代作了采访。报道说，前世界冠军栗本（松崎）君代，遥对着长空深切致意。因为体育交流的机会而与周总理相识的君代女士，由于其作风和比赛态度端正，就是在不再是选手以后，也受到周总理象女儿或甥女般的爱护。君代结婚后，周总理听说她始终未生育，表示关怀，邀请她到北京去，由医生给予检查诊治。这是领导中国革命的杰出政治家和被称为“乒乓球女王”的日本妇女，跨海交流感情。君代女士含泪说道：“当时还嘱咐我，如果有了孩子，要早日告知啊，只是……”君代女士的声音哽咽住了。

只有一个伟大国际主义者的言行，才能在异国异族人们心灵中产生如此纯朴而又深厚的情意。

周恩来同志曾经象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了和他接触过和没有接触过的千千万万的干部和群众。他教导我们要团结各方面的人一道进行工作。在国家体委建立时，周恩来同志提议由抗日名将、著名的爱国人士、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蔡廷销将军担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后来，又任命爱国人士卢汉、黄琪翔为国家体委副主任。周恩来同志和贺龙同志要求担任国家体委领导工作的共产党员，应当同党外人士密切合作，尊重他们的意见，发挥他们的作用。在“文化大革命”中，国家体委绝大多数的干部、教练员和运动员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农场、工厂劳动。周恩来同志了解了这一情况后，对当时在体委“革命委员会”担任负责工作的人员说，你们解放了，把他们忘了。干部在底下，也不用，不去看。在他的关怀下，体育系统的干部和运动员较早地被“解放”回到工作岗位。

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整整12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伟大人格、高尚品德、光辉形象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周恩来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的指示，包括他对体育工作所作的指示和谆谆教导，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不仅过去激励我们，今后也将继续指引我们前进。

正文五二为人民的健康而操心的周总理

战争年代，我一直在部队从事卫生工作，与周恩来同志接触并不多，但他的名字象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一样，对于我有着磁石一般巨大的吸引力。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在苏联5年的学习，我被调到政府部门工作，从此就一直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无论是在我担任卫生部副部长兼二机部副部长时，还是在担任卫生部部长期间，都曾有幸与周总理多次接触，亲耳聆听他的教诲。

因此，对总理高风亮节的品德，认真负责的精神，严谨的工作态度，科学的工作方法，我都有亲身的感受。

我们卫生部的工作是周总理生前倾注心血最多的部门之一。

在纪念周总理诞辰90周年之际，我愿回顾几件记忆犹新的往事，重温总理的教诲和关怀。

<er h3">（一）</h3>

周恩来同志身为总理，日理万机，在刚开始和他接触时，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他对卫生部的工作和卫生部的干部是那么熟悉，后来我才逐渐领悟了其中的奥秘。每当卫生部向中央、国务院请示、汇报工作，将文件送到总理处，他通常的作法是把卫生部的党组成员找到他的办公室开会。参加的人很少，他主持会议，只带一个秘书做记录。看得出，会前总理不仅仔细地阅读了文件，而且对文件中提到的问题已经有所考虑。但他从不急于做结论，而总是先问情况，再提问题，让大家回答。尽管会议气氛民主、和谐，但在总理面前大家仍不免感到紧张。这是因为总理问的情况很细，提出的问题针对性很强，所以只有做了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时，回答问题才切题。这时，总理不仅认真地听，而且还鼓励发言人继续讲下去。反之，如果不了解情况，发言空话连篇，他就要发言人停下来，听别人讲。最后，总理根据大家的意见和自己的考虑做出总结。我曾多次参加过总理亲自召开的会议，如讨论防治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问题，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的问题，研究防治疟疾、血吸虫病等药品问题，研究生产避孕药品问题等。在总理领导下，还专门组织班子研究解决慢性支气管炎，流行性脑炎等预防和治疗问题，并指示要设专人抓对职业病的研究等。每次参加会议都有很大收获，不仅使我们请示汇报的问题有了明确的答复，而且解决了工作中遇到的棘手问题。久而久之，使我逐渐认识到，这是总理了解情况，考察干部、培养干部和教育干部克服官僚主义的绝好办法。因为不懂业务，不了解群众疾苦的人的答复永远不会使总理满意，官僚主义者更是难以在总理面前蒙混过关。他召开这样的会议本身就是在搞调查研究。通过一次会议，他不仅全面掌握了卫生部阶段性的工作情况，而且也对我们领导干部的工作情况、工作态度和能力进行了严格的考察，鞭策我们要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断地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做好工作。

<er h3">（二）</h3>

凡是接触过总理的人，谁都能讲出不少关于他无微不至关心人民的感人肺腑的事例。在这方面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发生在我国第三颗原子弹爆炸前的一件事。那天深夜两点，我突然接到总理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让我立即去开会。会议开始后，总理说：“按原定计划，今天凌晨5点要进行核试验，爆炸第三颗原子弹，但是我看到天气预报的材料后发现，现在的风向和原预报的风向发生了变化，这样有可能爆炸尘埃在大陆飘过时间延长，所以把你们请来，研究能不能按原计划进行试验？”由于距离原定试验时间只有几个小时了，大家进行了紧张的讨论。我在发言中介绍了美国在比基尼亚岛核爆炸试验，对我国南海渔场污染的监测材料和苏联进行核试验后对我国新疆北部人群和羊群影响的监测材料，并提出这次试验的吨位和尘埃飘过的时间可能与美苏进行试验后的情况相似。总理当即说：“这两份调查材料很有参考价值，如果大家没有另外的意见，我们就决定按原计划进行。”接着总理又讲，尽管如此，为了保证试验区附近人民群众的安全，我们必须采取严格的防范措施。在场的同志告诉总理，已通知有关地区的群众做好了准备。总理向在座同志征求意见，同时还分析了可能出现的水源和蔬菜的污染，并提出了具体措施。随后总理即请秘书将会议讨论的情况通知甘肃省和有关部门做好预防工作。总理虽然身居高位，但从不武断决定问题。做为总理，他完全有权决定的问题，即使在关键的时刻，仍坚持听取下级干部的意见，以认真负责、实事求是、尊重科学的态度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此外，当时进行核试验不仅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更重要的是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但我从总理当时的态度意识到，如果大家认为这次核试验会影响群众的安全，他做出的决定将是停止而不是进行。总理这种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时刻不忘人民的公仆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光大的。

<er h3">（三）</h3>

在我担任卫生部长后，总理曾于1965年初找我谈话，对卫生工作做过一个全面的指示。我感到总理的这些指示，是根据我国的国情，经过深思熟虑而提出的促进我国卫生事业发展、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战略决策。如果能按照总理的设想坚持贯彻下去，而没有十年浩劫的干扰和破坏，我国的卫生事业将会有很大发展。总理历来十分强调预防为主的方针，这次谈话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预防和控制严重危害群众健康的疾病的问题。他在讲话中详细地分析了当时肠道传染病、鼠疫和血吸虫病的发病和流行情况，告诫我们要认真加以防治，不能松劲。他要求我们制定一个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和今后15年内消灭哪些疾病的规划。对规划问题他指示：要打破过去先定数字的框框，应该先定战略部署，看主要先搞几件什么事，然后根据国家财力、人力、物力做具体安排。在规划中要突出重点，量力而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要提倡新技术，提倡自力更生、勤俭办一切事业。要敢于破除旧的框框，要从年度计划中解放出来，反对烦琐哲学。总理生前一直担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他对动员群众参加爱国卫生运动很关心。他提出根据各地情况，每年要大搞群众性卫生运动四次，小搞几次。要充分利用学生的力量。报纸要配合宣传，推动卫生运动的发展。要使群众通过参加爱国卫生运动懂得些卫生知识，如在流脑发生的地方，要使群众懂得经常晒被子、开窗子，这些简而易行的预防措施。同时还要提倡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现在有些同志身体不好，经常生病，主要是缺乏锻炼的缘故。卫生部门要进行宣传，讲清道理，搞些简而易行的锻炼办法；以体委为主，卫生部门配合，要不断总结经验，不要兴师动众，搞形式主义。也不要填表统计什么数字，卫生运动光搞些数字有什么用？总理强调农村卫生运动的重点是“管粪，管水”。并说，谭震林副总理已指示农业部门要结合生产积肥，抓好粪便管理，卫生部要从搞好卫生出发，配合农业部门进行。

总理对我国的中医事业始终关怀备至。他在谈到中医时语重心长地说：“中西医各有所长，要强调团结，提倡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绝不能搞一种医生，一种医学，要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毛主席提出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已经20多年了，卫生部要认真抓好中西医结合这件事。有些人世界观尽管不同，但有真才实学，有经验，能治好病，就要发挥他们的作用。”总理也很关心计划生育工作。尽管计划生育工作在当时还是十分敏感的问题，但他在谈话中仍然大力支持这项工作。他指出要有几条规定，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先搞试点，当前主要是抓城市，农村结合医生下乡，有步骤、有重点地搞。技术指导、培训干部，卫生部门要抓，也要订几条。计划生育是个大事，要有个计划，认真抓好。总理再三强调要继续研究生产更安全有效的避孕药具问题。

在这次谈话中，总理讲的最多的是如何做好农村的卫生工作。他对近期的措施、远期的部署，都有周密的考虑。根据当时我国农村普遍缺乏医务人员的状况，他提倡城市医务人员对农村卫生工作的支援。他说，这是提高我国农村医务水平的一个重要途径。城市医务人员下到农村，一方面可以为农民群众防病治病，另一方面要帮助农村基层卫生人员提高技术水平，使医疗卫生工作在农村生根。城市医务人员中，除年老有病及其他原因不能下去的，至少有80％的医务人员可以轮流下去，5年左右，大体可以轮换一遍，内容和方法可以不断改进。要动员党员、青年、先进分子带头到山区、边远地区去。总理还指示，发展农村卫生事业，必须要加速为农村培训医生。为此，要改变培训方法。可以办一些三年制的学校，而且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招高中生，一种招初中生。学生可以从城市招，也可以从农村来，回农村去，要打破老框框，使教育形式适合农村卫生工作发展的需要。另外，办一些研究院，选拔一些经过实际工作锻炼，政治思想、技术水平较为优秀的人员进修提高。如果在实际工作中有心得的，可以对某一问题进行专题研究进修，时间几个月、半年一年，可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对现有的农村医生（中医或西医）都要有计划有步骤地使之提高。总之，农村卫生人员的培训要加强，但要反对公式化和一律化。总理还强调，要逐步建立区以上、公社和生产队三级医疗网。要妥善解决生产队卫生员的报酬问题，否则农村基层的卫生队伍就不稳定。

回顾我国农村卫生事业的发展历程，我感到，尽管受到“左”的错误倾向的严重影响，而且“四人帮”一伙更是借口“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无端地迫害从事卫生工作的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使我国卫生工作受到巨大的损失，但是鱼目岂能混珠？！实践证明，周总理关于发展我国农村卫生事业的设想是科学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遵循周总理指引的方向，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农村卫生事业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并且受到国际上的关注和好评。

周总理对卫生工作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他的指示是丰富广泛的，而我所提及的只是沧海之一粟。

我的文章难以涵括总理的多方面贡献，也写不完我对周总理的回忆。

我愿把亲身感受的二三事记下来，汇入全党全国对总理回忆的大海，与大家一起纪念总理、学习总理，为实现党的十三大确定的宏伟目标贡献力量。

正文五三

<small>忠诚与日同辉耀，天不能死地难埋。</small>

<er h3">一</h3>

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是1939年在延安。那是在他的右臂骨折愈合之后不久，他到拐峁医院作爱克司光检查。我们把一切准备好，等待着他的到来。他来了，和我们一一握手。他的洪亮的嗓音，爽朗的笑声，立刻使整个窑洞充满了生气。当时，我们的这架爱克司光机是延安唯一的一架，在操作过程中常常要出一点小故障。因此，耽搁的时间比较长。周恩来同志一面耐心地等待着，一面和我们亲切地谈话。他从这一架爱克司光机谈起，问到我们医院各方面的情况。他问得那么仔细，有好几个问题我们一时答复不出来。当时他特别着重地说，“科学工作是一点也不能含糊的。”以后我经常看到他对工作那样严格，那样细致，就经常联想到他的这一句话。

大约是过了一年以后，因为他感冒了，傅连璋同志和我去看他。他见到我们，对他自己的病只简单谈了几句，而对我们医院的工作，谈了很多，特别问了药品缺乏的情况。看过病之后，我们准备给他开些药。他拒绝了。他说：“我这点病，不吃药也会好的嘛。药品这么紧张，给我开药干什么！”

抗日战争时期，他经常住在重庆。有时候他为了和毛主席以及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商讨大事，回到延安。可是就在那短短的时间里，他总还要过问各部门的工作。卫生部门，特别是我们那个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他是经常关心的。我们那时一听到周副主席回到延安了，就忙着连夜准备汇报材料。因为不定哪一天，他会把卫生部或者医院的负责同志叫去，或者借着到医院看望病人的机会，了解医院的情况。

他检查我们的工作，非常严格，总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工作的缺点。他每到医院一次，总会对我们的工作给一次大的推动。使我们惊奇的是：我们自己常年发现不到的问题他会一眼看到。他做到这一点的方法是向我们逐步深入地提出问题，直到我们张口结舌，难以回答。

<er h3">二</h3>

医院给他送去的材料，他都看得非常认真，考虑得非常仔细。

大概是1944年冬的一天，卫生部长苏井观同志要我同他一起去见恩来同志，说恩来同志有关于小儿科的事情要问。恩来同志一见我们就说，他很快就要起身回重庆去，想了解一下陕甘宁边区最多见而又最严重的小儿传染病是什么。我说，有两个病对小孩子的威胁最大，一个是黑热病，另一个是百日咳，由百日咳引起肺炎的很不少，死亡率很高。我还说，托儿所里也发生过这两种病。他随即拿出一份药品器械单，放在自己的面前。那是最近他要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开的单子，准备设法取得外面的援助。他问我们，治疗这两种病的药品开进去没有。我说，治黑热病的药已经开进去了，至于百日咳，现在还没有特效的治疗药物，我们开了治疗肺炎的药。接着他问了这两种病的病因和病状，特别对于黑热病，问得非常详细。然后他要我们把单子里治疗黑热病的药指给他，他随即用毛笔在上面画了一个三角记号。

“你们应该多做卫生宣传，”他说，“让人们都懂得一些预防这些病的知识。托儿所，你们要去给保育员上课，要去检查。”

他又问了问关于其他药品的情况。我们向他告辞的时候，他说：“我请你们来，主要是为了提醒你们，药单子里有没有遗漏。我听说这里小孩子的疾病是不少的。”

<er h3">三</h3>

从1947年3月我军撤出延安，一直到一年以后我军在西北战场转入反攻为止，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陆定一同志一直留在陕北，一面与进攻陕北的敌人周旋，一面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他们行军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吃睡在一起。

行军的时候，毛主席骑马走在最前面，第二个是恩来同志。每当遇到艰险的地方，恩来同志总是骑马赶到前面去，让毛主席慢走，他亲自和警卫同志一起把前面的情况了解清楚，然后才看着毛主席走过去。有一次在行军中遇到一场大雨，大家把衣服都淋湿了，赶到住地，天色已经很黑，大家围着炉灶烤衣服。恩来同志看着毛主席换好衣服坐到热炕上之后，自己才去换衣服。

恩来同志不仅协助毛主席指挥作战，领导全局，而且亲自过问各项具体工作。他经常关心伤员的治疗和转移的情况，如果发现谁对伤员处理不当，他就给以严厉的批评，并且亲自检查，一直到处理妥善为止。我当时跟随党中央担任卫生工作。有一次我开了一张药品器材单，准备到野战军卫生部去领。恩来同志看了这个单子之后，问我：“我们这里经常有多少人看病？”我说不多。恩来同志说：“那你要这么多的东西干什么？药品器材主要供给作战部队，供给伤员。你在这里工作，只要有一个药包，行军夹起来一走，就可以了。”他并且指示我，以后从野战军取药，一定要经过他批准。

陕北有些土窑洞是两个连在一起的，外窑放劳动工具和腌菜缸，里窑住人。毛主席和他的这几位战友常常一起在里窑工作到深夜，那腌菜的气味充满了里外窑。全国解放以后，恩来同志经常想念陕北的这一段战争生活，想念陕北的老百姓。有一次，他对我们说：“你们还记得陕北腌菜的味道吗？解放战争时期，我和毛主席在老乡家的里窑，外面是腌菜缸。起先闻着腌菜的味道，有点不习惯，后来不仅习惯了，而且很喜欢。到现在我一想起那个腌菜的味道，就好象又到了陕北。”

<er h3">四</h3>

在转战陕北期间，恩来同志给大家做过好几次报告。

党中央是在1947年9月22日行军到葭县神泉堡的，在那里住了两个月。那正是我军开始全面大反攻的时候。9月28日下午，恩来同志做了一个形势报告，详细分析了解放战争一年来的过程。我们带着非常兴奋的心情听了这个生动的报告，接着用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学习了这个报告。当时我是用铅笔在一个笔记本上记录了这个报告的，一直保留到现在。每当翻看这个笔记本的时候，我都不禁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我记得他在一个打谷场上做这个报告，一直讲到将近黄昏。

10月14日，毛主席和恩来同志、弼时同志、定一同志在神泉堡附近的阎家峁接见了警卫团的新战士。4位领导同志都讲了话。恩来同志讲的是土地改革。他向大家说明，为什么没有土地改革，解放战争就不会这样快地取得胜利。

恩来同志经常教育大家，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一次，有几个同志在走过枣树的时候，摘了几个枣子。恩来同志知道了，立刻召集全体随行的同志，讲了一次话。他说：“毛主席要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可是你们摘了群众的枣子。不要认为这是小问题。如果我今天不提醒你们注意，明天你们就会侵犯群众更多的利益。”

1948年春天，我们在陕北过了一个很有意义的“三八节”。在我们这支队伍里，女同志是很少的。恩来同志召集男女同志一起开了一个纪念会。先是几个女同志讲了话。最后是恩来同志讲话，他说：“今天是妇女的节日，可是我要专对男同志讲几句话。”接着他就讲，男同志必须在家庭观念上、夫妇关系上，破除旧思想，做到真正尊重女同志，关心女同志。

<er h3">五</h3>

我国的爱国卫生运动，是在毛主席的发动下，由周总理亲自领导，亲自动手，发展起来的。担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第一任主任委员的，是我们的周总理。这个运动开始于1952年，起因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和我国东北进行的细菌战。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周总理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贺诚同志每天用电话向他报告一次情况，每一个月做一次书面小结送给他，每两个月做一次全面的书面总结送给毛主席。给毛主席的报告，他都亲自看过，里面提到的数字，他都亲自核对。

根据毛主席的意见，1952年12月召开了1200人参加的爱国卫生运动总结评比大会。周总理在会上讲了话。他提出，在卫生工作三大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之外，还要加一条方针：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在那次会上，他还用勤俭建国的精神教育了大家。本来我们在当年3月间，做了一个开展卫生运动的全年经费预算，送上去之后，总理没有批准，要我们重新做预算，用钱要精打细算。到5月间，我们重新报了一个预算，总理还没有批准，并且再一次告诉我们，不要大手大脚，随便开支。一直到8月，总理了解了我们实际开支之后，才把预算批下来。在 12月的大会上，总理说：“你们春天做的预算，我秋天才批，也许你们会埋怨我，说我办事这样慢。可是现在你们会明白，如果我春天就按你们的预算批了，你们大手大脚一花，会浪费国家多少钱。我就是这样，先要你们做好工作，然后才批你们的预算。”

<er h3">六</h3>

周总理为了革命事业，总是争分夺秒地在工作。他关心别的同志，从不考虑自己。1954年，总理率领代表团参加第一次日内瓦会议，张闻天、王稼祥和李克农同志任副团长。总理听说李克农同志身体不好，他要我陪同李克农同志先去莫斯科，休息一下。而他自己，一直到动身离开北京之前，还连夜工作。在莫斯科会齐之后，他要李克农同志多停留两天，李克农同志不同意，他们才一起动身。

总理一直睡眠很少。我们劝他休息，他说他可以利用坐飞机的时间休息。其实，他上了飞机之后，只不过睡了一小会，就又工作起来。

那次日内瓦会议开了3个月，中间总理去过一次印度，活动是非常紧张的。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的住处是在郊外临时租的一所房子，住得非常拥挤。总理又办公又睡觉的那一间，正是在人们上楼之后必经之路的地方。总理忙了一夜，只能在清早睡一会觉。为了防备上楼的人走错，一下子走进总理的房间，打扰他休息，卫士常常把两盆花放在他的房门前面挡住。有些同志多次建议，再另外找一个地方，让他住得宽敞些，睡觉不至受到打扰，他一直没有同意。

1955年，总理到万隆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出发的十几天前，他忽然得了急性阑尾炎。手术之后，拆了线不久，他就动身出国了。我们当时很为他的健康担心。可是他的精神非常好，仍然是每天睡眠很少。有一天夜里，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坐在住地的院里谈话。已经夜深，陈毅同志劝总理休息。总理说自己的身体很好，随即转过头来指着陈毅同志问我：“他的血压高吗？”并且问了全团同志的健康情况。我告诉他，全团的同志都很好。他高兴地说：“希望你没事做就好了。”

总理和陈毅同志多次一起出国。陈毅同志对总理非常关心，非常尊重，总是把代表团内的事安排得好好的，让总理可以全副精力对外。总理同样对陈毅同志非常关心，非常尊重。1961年在缅甸，在主人举行的一次便宴上，总理请陈毅同志讲话祝酒。陈毅同志讲过话之后，总理又请他朗诵他写的那一首诗《赠缅甸友人》。陈毅同志很谦虚，连忙摆手笑着说：“我忘记了，我忘记了。”总理说，“我代你朗诵！”随即念了那一首诗：“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这一首诗是陈毅同志早在1957年写的。后来缅甸的音乐家把这一首诗谱成了歌曲。

1956年，总理曾由贺龙同志陪同，访问了东南亚6个国家。在印度访问期间，贺龙同志得了感冒。总理到外面参观的时候，特意要我留下照顾贺龙同志。他参观回来之后，立刻到贺龙同志的住室，了解病情，并且把参观时看到的有兴趣的事，讲给贺龙同志。下午，我给贺龙同志测了体温。

“体温多少？”贺龙同志问我。

“还有点高。”

贺龙同志一把拉住我的胳膊，对我说：“总理问时，你就说我已经退了烧，完全好了。免得他老是记挂着。”

<er h3">七</h3>

总理在每次出国访问之前，总是反复地提醒代表团全体同志，不要犯大国主义。他对大家说：“毛主席经常告诫我们，不要犯大国主义。你们一定要谦虚谨慎。在这个问题上，我讲了几次了，现在还要讲，今后还要讲。”总理在外事活动中，对于一个国家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非常尊重，交往中用的一字一句，都很注意。1957年去尼泊尔，走到一个地方，在招待会上，主人赠送给总理一个木制的释迦牟尼像。总理讲了一段热情友好的话，表示感谢。翻译同志在用英语翻译的时候，把一个物称的关系代名词（which）用在释迦牟尼像上，总理当时很快地用了一个人称的关系代名词（whom），做了纠正。事后，总理对同志们说：“尼泊尔是一个佛教国家，你们在这方面应该特别注意。”

总理在国外参观工厂、学校或者公共场所的时候，常常和群众亲切地交谈。他曾经多次对随行记者们说：“你们照相要多照群众，多照群众的活动，不要光照我们这几个人的活动。”

1961年1月8日，总理到缅甸的古都曼德勒访问。在晚宴上，总理举起一杯桔子水，向缅甸人民致敬。他说：“这一杯桔子水，是用掸邦的桔子，伊洛瓦底江的水，经过缅甸人民的劳动制造出来的，建议大家共饮一杯！”

总理每次出国，对代表团的每个工作人员都有过亲切的接触。哪怕是一百多人的代表团，也是一样，他总要到大家的住室走走。总理是和大家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欢乐在一起的。我特别记得，1961年，总理带领着大家从国外回来，在昆明度过了一个春节。那天下午，在住地的院子里，总理和大家一起说笑，一起唱歌。在好几个人表演了节目之后，总理击掌打着拍子，领着大家合唱了一曲“洪湖水，浪打浪”。

<er h3">八</h3>

1973年9月，周恩来总理号召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并且提出，把加强食品卫生做为卫生运动的重点，在国庆节到来之前，做一次大检查。

9月下旬的一个凌晨，周总理办公室收到一份简报，内容是反映一个饭店在工作人员中间发生了食物中毒，经过治疗，已趋平复。值班秘书因为当时周总理身体不好，而且在繁忙一天之后才入睡不久，所以没有把这份简报立即送给他看。过了几个小时，当周总理醒来之后，看到这份简报的时候，他十分严肃地说：“象这样的简报，我不睡觉也要看的。”于是，他立即提笔在上面批了较长的一段话，强调指出：对食品卫生的各项要求，要“件件落实，日日检查”。

“件件落实，日日检查”，这是周总理一生工作作风的一个体现，也是他给予我们的一句意义重大的遗教。这八个字岂只专对食品卫生工作而言。

亿万人民多么愿意经常听到总理讲话的声音啊。

可是在1974年中间，我们的总理因为身患重病，很少在大的集会上讲话了。

当年的国庆节前夕，那是多么值得人们永久怀念的一晚！总理走进了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他用他的依然是那么洪亮的声音，致了祝酒词。

参加宴会的全体同志们都感到热血沸腾起来，用长时间的鼓掌表示了对总理健康的关心！

同志们都以为总理已经开始恢复健康，都在奔走相告。

哪里知道，总理仍然在重病之中。

正文五四终生难忘的教诲

今年是敬爱的周总理诞生90周年。他离开我们，转瞬已12年。

周总理为国计民生，世界大事，夜以继日，操碎了心。真正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72年之后，总理以病弱之躯，为国为民，日理万机，竭尽辛劳。他的伟大不仅表现在如何处理风云变幻的政治大事方面，也同样反映在处理国内同志、外国朋友和他本人的医疗问题上。

1957年以来，我有幸和其他医护人员一起，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医疗工作，在将近20年的实践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诲，终生难忘。

总理对同志的热情关怀，无微不至。他不但在中央领导同志、各省市领导同志的健康出现问题时亲自过问，就是对普通工人患者也十分关切。卞志强同志和我曾多次被派往一些医院看望生病的同志，了解病情发展和治疗情况，向他汇报。例如，“大庆铁人”王进喜同志因癌症住院，他对治疗方案仔细过问、过目，做过多次指示。即使是一位平日并不知名的伤病员，他在报上看到有关此人受伤或患病的报道，也总是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找我们询问情况，给予指示。例如：1969年北京市礼花厂女工王世芬同志在火药爆炸时，为抢救国家财产去拉电闸，以致周身三度烧伤面积达百分之九十以上。她的事迹在报端披露后，总理立刻派我们去了解治疗情况，并指示成立医疗领导小组。

总理对我说，我们两人来抓这个点。我感到总理在高抬我，帮助我在业务上提高认识。当王世芬的休克关、感染关都已度过时，总理告诫说：你们千万不要以为严重问题已经过去，“行百里，半九十”，不可掉以轻心。总理指出要注意不同时期主要的矛盾转化问题。诸如，怎样控制来访的众多记者，考虑卧床日久并发其他病症的可能性以及营养不良，结疤后妨碍出汗等等具体问题，都想到了。后来的事实证明，总理的预见十分正确。总理观察力敏锐，考虑问题周密，掌握的科学知识渊博，不仅是表现在医学方面。

总理对人特别关心，他对所接触的同志，对战友，对战友的遗孤，无不关心。他每逢去医院探望患病同志时，总要询问还有哪些同志也在那里住院治疗，并去看望。

记得有一次他在某医院发现电梯开动时噪音很大，就立即要求赶快维修电梯，而且自己下楼时就不再乘电梯，以免影响病人休息。当他听到病房附近有犬吠声，知道是实验用犬，就指示把犬合迁到离病房远一些的地方。

总理对待病人是如此的细心体贴。他若听说或从报刊上看到对某些病症有了新药、新的治疗方法时，总是主动向我们询问这种药物这种治疗方法，对某某同志是否适用。总理从不满足于“不适用”这种笼统的答复，必须讲清楚为什么“不适用”。对于某些复杂的疑难病症，如有国外专家来华访问时，他就让我们利用一切机会，多方了解有无新的治疗方法。他经常对我们说：医生最需要辩证法，医生也最容易懂得辩证法，要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医生应该把实际情况告诉病人，发挥两个积极性，医生和病人一起同疾病作斗争。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病危时，总理去探望，发现没有给她输液。

总理立即查问为什么不输液。医护人员说：病人不肯接受输液。总理听后很不满意，严肃批评医务人员：不能把责任推给病人，这是你们工作不到家。他亲自向斯特朗说明输液的必要性，一直看着病人输上液才放心离去。总理不论走到哪个医院，总会发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诸如卫生没搞好、不够安静、暖气不热、伙食需要改善等等。

总理对医护人员非常关心爱护，从各个方面给予支持，同时又严格要求。总理对工作的认真精神是无与伦比的。他的工作如此繁重，还经常放弃休息，抽出一两个小时听我们汇报有关同志的医疗情况。时间往往安排到深夜11点、12点。他目光炯炯，边听边想。我切身的感受是即使对于纯业务问题，我们要比一个实习医师向教授汇报时，还更准备得仔细，考虑得周全。我们除了带上病历、化验结果、X线照片之外，总还得带上看片灯箱、图谱，甚至模型、显微镜和显微镜片等有关材料。因为总理不仅要听对诊断、治疗的结论性意见，还会提出一系列问题。不把所作结论的根据阐述清楚，治疗方案是不会被批准的。

总理对我们医疗汇报的指示，给我们很深刻的教育。他往往在每一份汇报上，用红笔对每一个标点符号都重新标点一遍，若有用错的符号就加以改正。假如我们在报告上仅写某日体温多少度，总理就会用红笔在数字之后，加上括号，注明前一天的体温是多少度。他的细致与记忆力使我们既惊讶又钦佩。以后我们也就懂得一定要加注前一天的体温数字，以便对比是上升还是下降。

当我们解释医疗问题时，总理常把我们过去所做的解释拿来比较，并提出疑问：你们说某种抗菌素好，现在为何不用？关于新药，总理提出的问题更为细致。他有时手持药品的仿单，问我们那种药有什么副作用，你们有什么实践经验？在自己身上试过没有？等等。

根据我自己多年来的经验，向总理汇报工作时，总是要被问住的。我们只能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决不可敷衍搪塞。在目光敏锐的总理面前，任何人都无法搪塞过去。记得有一次我被派往国外了解那里医疗上的问题，限定24小时内返回国内汇报。由于时间紧迫，我事先做了充分准备，考虑在自己到达之后，同在那里的医疗组同志商量，由有关同志分别准备资料，我自己看什么，了解什么。回来向总理汇报时，进行得很顺利。当说到病人患肺炎问题时，我说：有炎症，病变严重，可是X线片拍得不好。总理却意外地问我是用什么样的X线机照的。我说是放在床旁 X线机照的。总理又问：是哪国机器？什么牌子？你看到机器没有？我一下子被问住了，我确实不知道，也不曾想到这个问题，只好老老实实承认未看到机器，也不知道是什么牌子。当时总理并没有责备我，后来才明白总理提出这个问题是很有针对性的。他考虑派我们的技术员前去协助，所以要了解是什么样的机器，产品厂家，以便选派熟悉这种类型机器的技术员前去。

60年代以来，总理多次派遣我们出国，为外国元首进行诊治，要求我们随时汇报情况。他在我们出发之前所做的指示，有原则，又有具体要求。他告诉我们所要去的国家有什么特点，历史上与我们是什么关系，让我们掌握方针、政策，应注意什么问题等。当我们遇到难以应付的局面向总理汇报时，他的指示总是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令人折服。

总理分析问题，无论有关医疗上的，还是政治性的，对我都是深刻的教育。他从全面到局部，从理论到实践，层层剥笋，使我们茅塞顿开，从不自觉到比较自觉地把辩证法运用到临床思维上去。他的言教身教，使我终生受益。他的科学态度与忘我精神，也突出地表现在如何对待本身的医疗问题上。

我从60年代起，就参加了对总理的医疗保健工作。总理的态度非常鲜明，一是相信科学，信任医生，倡导中西医结合治疗；二是妥善安排治疗时间，不能影响他的工作；三是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据我所知，1955年4月，总理出席万隆会议之前，他抓紧时间做了切除阑尾手术，未等完全康复就飞往印尼。有一次入院进行诊治，是刚从庆祝三八妇女节的盛大宴会出来；还有一次是刚接见过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记得1964年总理需要住院动小手术，有一条件很好的医院已经为他做好准备工作，他不去，改住北京医院，而且坚决不住三楼高干病房，要住二楼。还有一次，总理正在输血，毛主席要接见外宾，通知总理出席，他也不说自己正在输血，让我们立刻拔掉管子，急忙穿好衣服就去了。这就是鞠躬尽瘁的周总理的一贯作风。

总理患癌症是1972年检查出来的，发现得比较早。确诊之后，毛主席批示，成立中央领导小组，负责领导医疗组的工作，成员中包括邓颖超大姐。对总理的病症，如何检查，如何治疗，做不做手术，为什么要做，手术如何进行等等一系列问题，每一次医疗组都反复讨论，取得总理同意后再写详细的报告。诊治方案要在毛主席批准后，总理才同意进行。总理多次强调，我配合你们的医疗工作；你们也要配合我，不影响我的工作。总理的态度是非常冷静而客观的。他要看图谱，手术如何进行，层次和过程都得讲清楚。他还要在显微镜下观察切片，了解什么是正常细胞，什么是癌变细胞。

为总理诊治癌症的过程是极其复杂的，因为病情的发展复杂，几种癌症先后并发。每次会诊都集中了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大家开诚布公地充分讨论。目的只有一个，要把敬爱的总理的病治好。虽然当时是在十年动乱之中，但我们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把世界上所能提供的最先进的治疗方法，最好的药品用在总理身上。在治疗的过程中，每个步骤，每个细节决不能出一点差错。事实上，医疗组的成员兢兢业业，都做到了。

总理深受世界各国人民爱戴，威望之高，也反映在他病中，来自世界各地的慰问信堆积如山。总理的病牵动了千千万万人的心，纷纷献方、献药。从前我不知道外国也有这样多偏方。对国内外来信中推荐的各种药物和偏方，都由指定的研究机构和医院进行调查研究，决定取舍。

1974年正是“四人帮”猖狂争权之际，总理拖着重病的身子到外地去见毛主席。他明知这样奔波辛劳对健康不利，会使病情恶化，但他首先考虑的是政治需要，以国事为重，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他说：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这真是一个无私无畏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个献身于国家和人民的伟大爱国者的语言和情操。

1975年入秋之前，我们虽然知道总理的病况愈来愈重，但总盼望千方百计还有延长他寿命的可能。不料从那年秋夭开始，总理全身免疫力严重下降，日益消瘦，病情急转直下。总理本人心里非常清楚，他从秋天以后，才不再接见外宾，不参预国务活动。但他躺在床上，仍时刻关心国内外的政治风云，坚强地配合治疗，同疾病作不懈的斗争。我们知道总理的身体随时可能出问题，更加小心谨慎，医疗组的同志不分昼夜地轮番守护。但震撼人心的不幸时刻终于来临，一颗巨星陨落了，敬爱的周总理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音容笑貌，他的教导，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邓颖超大姐在追悼会开过之后，把总理的亲属和医疗组全体成员找到台湾厅对我们讲了一番异常恳切的话。她对亲属们说：她很理解大家的心情，在这悲痛的时刻，她要告诉大家，医疗组该做的都做到了。他们尽心尽力，我感谢他们，伯伯也感谢他们，他们对伯伯是很有感情的。你们什么也不要怀疑，不要有什么错误的想法。当时大家都非常感动，也不明白邓大姐这番肺腑之言的深远意义，更没想到十年之后还会有人捕风捉影，对医疗组进行诬蔑，需要中央领导同志、邓大姐再一次讲话来澄清事实。群众对总理的热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医疗组的成员限于当时的医学水平，没能把总理的病治好，我们自己也痛心已极。但我们问心无愧，对得起党和人民，对得起总理。

在总理诞生90周年之际，我不由得想起了总理1956年1月所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说：知识分子的改造通常经过三条道路：一条是经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一条是经过自己的业务实践；一条是经过一般的理论学习。我正是经过这三条道路，努力反思，在世界观、人生观方面得到一些提高，成长为一个共产党员的。

20年来，总理对我的谆谆教诲，刻骨铭心。

我深感自己在党的教育下虽然做了一点工作，但成绩很小，只能说在人生的长途上跋涉了70年。

仰望总理的伟大形象，缅怀总理的一言一行，鞭策自己在四化建设中贡献余生余热。

正文五五周总理教我怎样当好新闻记者

<h3>新闻报道要勇于革新</h3>

北京饭店宴会厅里，灯火辉煌。欢声在排成了一个大弧形的人群中沸腾着——政府要人及社会名流，在列队迎候贵宾的到来。突然，笑声凝固了，周恩来总理陪同胡志明主席走了进来。不一会，欢笑声又突然从人群中爆发开来，在大厅中回荡。原来，周总理陪同胡志明主席，朝着“大弧形”走来，并且向贵宾介绍着每一位迎候着。人们低声赞叹着：“他，好象对谁都熟悉。”“他，了解每一个人！”

到了吴冷西面前。周总理侧过脸对胡主席说：“他是中国最大的新闻机构——新华社社长。”

“噢，嗅，新华社在国际上可有些名气啊！”胡主席用中国话说，“我们那儿也有新华社记者。”

“可是，他们有些记者写东西总是老一套，公式化，概念化。”周总理爽朗的笑声中夹着严肃，诙谐的语气里带着批评，“定型了。”

我在一旁听了，脸上刷地一下红了起来，一直红到耳根。我觉得周总理似乎不是在谈别人，而是在批评我自己。因为就在几天前，周总理还曾向我指出，我们写的外事新闻好象是一个模子造出来的，除了换一换名字外，几乎看不出一点儿变化。他要我们想法革新一下。

胡主席仰天大笑。“在我们那里也一样，记者太机械了。”

当胡主席与吴冷西寒暄的时候，周总理转过身来问我：“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谁立下的规矩，写宴会消息，一定要讲‘在热烈友好气氛中进行’？”

“我也不知道。”我难为情地说，“我们只是按惯例办的。”

“惯例也可以打破嘛。”周总理顿了一下，又说：“当然，改，也要一步步来。你每次都写气氛‘热烈友好’，一下子不写了，人家反而会起疑心。要是读者见多了，你不提气氛，人家也会习以为常。”

我当即向他请示：“那么今晚的宴会消息，是不是就可以改一下？比方，通过现场上的活动，来把出席人员的名单带出来，同时也就反映了气氛。”

他面露喜色，点点头：“那好嘛！”

这件事发生在50年代中的一个夏天。当时我在新华社总社从事政治时事采访，非常有幸能经常接近敬爱的周总理，不仅亲身感受到了他那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和堪称风范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情操，而且亲耳聆听了他对我们的采访报道工作的许多深刻、亲切、中肯的教诲。就拿这次在他招待胡主席的宴会上发生的这个小镜头来说，它在周总理日理万机、辛劳繁忙的一生中，不过是非常普通的一件小事，而它却难以磨灭地铭记在我的心上。

周总理非常关心培育记者，经常利用各种机会同记者谈心，在政治上和业务上严格要求，勉励记者又红又专，关怀记者的成长。他对记者的谈话常常是就某项报道、某篇稿件或某个具体问题而发的。虽然不是长篇大论，谈话的时间一般也都不太长，但是精辟深刻，言简意赅，很有针对性和启发性，给我的印象非常深，给我的教益非常大。他寄予殷切期望，也是教诲最多的，是关于提高记者的政治和业务素质问题。其中，他又特别关心文风的改进。对我们新闻报道中的老一套，公式化，框框多，照抄照搬，没有什么创造，文字呆板，不生动活泼，词汇贫乏等现象，他经常提出批评。我还清楚记得，1955年夏天，在印度文化代表团来中国访问前，周总理批评我们外事报道，除了一大堆名单和“在热烈友好气氛中进行”外，见不到一点现场活动的情节和任何变化。为了使工作有所突破，他还具体指示各有关部门，趁这次印度文化代表团到外地参观和演出之际，采取一些措施：一，歌舞团和舞蹈学校要派出一些演员或学员随团活动，这样既可以陪一陪印度演员，又可以向人家学些舞蹈节目；二，新华社、人民日报及其他中央新闻单位要派记者随团采访，以便能写些生动的、活泼的、有生气的报道，而不要老是干巴巴的那一套。后来，代表团去大连等地访问演出时，各有关单位都执行了总理这一指示，我也奉新华社之命随团采访。就是从那以后，我们的外事报道才开始大量减少名单，去掉“空气”，把视野和笔触放在现场情节和重要人物的言行上，外事新闻也才有些可读性。尽管这样，当时我的思想仍有框框，觉得象周总理宴请胡主席这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活动，是“十分严肃的事”，可不能“胡来”。结果，又是周总理上述这番话，给我以力量，打开了我思想解放的闸门。

周总理还一直鼓励记者“要积极活动”，“记者采访就是要打听，要了解情况嘛。”“要大胆创新，不要等现成的。”1957年5月12日，周总理在接见罗马尼亚议会代表团之前，曾同我和另一位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交谈。他问起记者在改革新闻报道中有什么困难，我们很坦率地对他讲，记者在采访中常碰到一些阻碍，比如有的单位对记者的采访就不开放，不敢谈。他点点头说，这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对被采访单位来说，“这有历史原因，也有思想认识上的问题。”他幽默地说，“他们过于紧张了，生怕记者乱来。也有的人怕记者把事情弄错了，其实要记者一点不错也不可能。只要注意改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另一方面，“记者本身也有问题。过去记者自己就缩手缩脚，不敢大胆活动，不敢大胆问，不敢大胆写。”

“你们在文风上要不断改进，要大胆。但是，在内容上要审慎。”他提醒我们，“对于对敌斗争和对外关系的报道，是造次不得的。”

周总理鼓励我们“创新”，实际上就是要我们“创优”，使我们的报道能取得更好的社会效益，而不是为创新而创新。在另一次谈话中，他告诫记者，对报道的每一个事情都应该经过自己的深刻考虑，有所选择，“特别是关于外交报道，要慎重，要懂得政策，要考虑它的国际影响。”他强调说：“关于外交报道是不能‘争鸣’的，因为它不是人民内部矛盾。”

<h3>观察问题要辩证</h3>

1957年5月25日，周总理在彭真招待法国前总理富尔的酒会上，又对我们记者讲了好多话。

在这次酒会上，他本来同富尔坐在一起交谈的。我们几个记者都坐在他们附近聆听。当他们谈到台湾问题时，富尔忽然说：“如果没有记者在场的话，我想同你详细谈谈这个问题。”周总理指着我们说：“我这里有不少记者呢！”说罢，他们两人就离座到一边去谈话了。酒会是在露天举行的。他俩只带着一位翻译，远远地站在一棵树下，亲切地交换着意见。

过了好一会儿，他俩的交谈结束。周总理特地走过来，向我们交代说：“关于我们刚才谈及的台湾问题，你们不要报道。”

开始，我们都有些失望。因为，就在头天即5月24日，刚好发生台北同胞的反美示威事件。这事在当时震动了世界，因此是人们最关心，也是人们交谈最多的话题。记者们遇到这两位重要人物谈论这件事，当然都不愿把它放过去。

这时有个记者忍不住问总理：“笼统地写一写可以吗？比如说，你们谈到‘美蒋矛盾尖锐化’这句话。”

总理摆摆手，说：“我正是怕你们写这句，你们偏偏要写这句！”

谈话就是从这里引起的。他教导我们，报道的事实要合乎逻辑。这就是说，事情要交代得很清楚，要条理分明，要不牵强附会，要不乱拉乱社，要使人看来合乎道理。周总理说，“但是，我们绝不能使它变成了形而上学。”周总理又进一步严肃地指出，“我们还必须辩证地看问题。”

“作为一个记者，”他说，“不能看见一个什么现象，听了一句什么话就照写照录，而应该有所选择。”这是因为，“许多事情从现象上看是简单的，但是它们却常常包含着许多非常复杂的问题，有许多微妙的地方。”接着，他仍以台湾问题为例，问我们：“你们希望不希望和平解放台湾？”

我和别的记者都回答：“希望。”

他紧追一句问：“如果美国更加紧控制台湾，是否有利于我们解放台湾？”

我们都摇摇头，至此，我们都已开始明白总理问话的用意。

他指出，“现在美国已增兵三个师去台湾，舰队也加紧了活动。如果我们再在这里大嚷美蒋矛盾尖锐化，不是火上加油吗？不是更促使美国加紧控制台湾吗？”

我们听了，这才恍然，都点头称是。

“今天《人民日报》关于这个问题的社论说得很对，这是台湾同胞的反美运动，是人民同美蒋之间的矛盾尖锐化。”接着，他又关切地对我们说：“当然，你们主观愿望是好的，总希望一下把台湾问题解决，总希望美蒋之间一下闹翻。你们总是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你们总是心急，客观现实的发展本来是微妙的、曲折的，但是你们却把它看得很直很直，象个直筒子。”

说到这里，周总理到临座去向一些外国驻华使节敬酒。敬完酒，他见我们记者仍围成一圈，在低声谈论，便又言犹未尽地走过来对我们说：“你们心是好的，愿望是好的，但是你们不会辩证地去看问题，因此，”他意味深长地说，“许多事情就常常如中国古话所说，弄得‘事与愿违’，得到同你们主观愿望相反的结果。”

他告诫我们不要“一见发生什么重要事情”，“就激动起来，就急躁起来，就要大讲特讲，弄得很紧张。”他语重心长地指示我们，遇事要保持冷静头脑。因为，头脑冷静了，才能深刻而透彻地观察和分析我们宣传的时机是否适当，宣传的分量和分寸是否恰到好处。只有这样，外事报道才能更有利地服务于当前的政治斗争。

关于如何辩证地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周总理对我们不仅言传，而且身教。例如，他对记者有关他的报道，既很放手，又抓得很紧。他曾对我讲过：“恐怕最近报纸上，登我的活动最多了，但是除了特别重要的消息外，事先都没有经过我阅看嘛。”只要他发现了报道中出错，必定严肃指出。他一再强调记者既不能缩手缩脚，也不能自以为是；既要大胆负责，独立思考，不能依赖别人，等拿现成的，又要多向别人请教。特别是，“遇到重要的政策性问题、外交问题，应向有关方面请示。这样可以避免发生自己难以发现的错误。而这种错误一旦发生，影响会是很大的。”

有一次，我在报道一条外事消息时出了错。周总理特地把新华社领导人吴冷西、朱穆之，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张苏，总理办公室秘书韦明、马列和我，找到中南海西华厅他的办公室开会，以这条错误报道为“麻雀”，进行解剖，总结经验教训。他就记者的采访、写作、工作态度、思想作风等问题，谈了个把钟头。其中，他特别阐述了关于记者加强请示和独立负责的辩证关系。他指出，“记者要采访和报道的问题博大精微，面临的情况又错综复杂，常常会发生许多自己意想不到的事。这样，记者就要多向别人请教。比如说，这次涉外新闻，要不要报，如何报，就应请示外交部，也可以直接来问我嘛。”

他停了一会，把话锋一转，又说：“但是，记者请示，是为了把事情搞清楚，而不是为了交差和推卸责任。”他拿我这篇出错的稿子为例说，尽管他是经过别人审阅签字的，“在手续上是完备的”，但是错误并不会由于有人签了字就不出现了。因为别人只能从稿子本身去看，情况是否对头，事实有无出入，内容符合不符合人大常委会会议精神等等，至于涉及外交关系的问题，报道出去以后，在外交上会引起什么影响等，不可能考虑得很周到。这就得靠记者去思考，去掌握了。“因此，记者考虑问题要特别精细，记者要对自己采写的每一篇稿件独立负责。”他还加重语气地说：“就是对我的讲话，你要发表，你也要认真看一看里面有没有错。如果发现有错，也应指出。”

他的话，分析非常精辟，切中要害，而词意却又恳切动人，使大家听了，都觉得虽然挨了批评，却心情舒畅，获益不浅。他的谆谆教导，对我个人来说，更永远是一个鞭策。在“文革”中，我在新华社国际部处理由康生代表中共中央向即将举行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大会致的贺词副本时发现，把位于亚得里亚海北岸的阿尔巴尼亚说成位于南岸。尽管此件已经毛主席审阅，但是我想起了周总理的教诲：不管是处理什么文件，不管是编发什么人的文章或讲话，也不管是谁签字定稿的，记者都要独立负责。于是，我马上打电话给有关部门，有关部门又立即紧急通知已经到达地拉那，告诉即将在大会上发言的康生，从而防止了一个不该发生的笑话。

<h3>记者要多向社会学习</h3>

我在采访中，曾一再听到周总理这样教育我们：记者要多向社会学习，因为记者的活动天地就是社会。他认为，我们的记者，首先要政治上坚定。但是，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还要思想敏锐，业务过硬。而搞外事报道，还得通晓天下大事，能认识和掌握错综复杂的国际事务的规律。

在那次招待富尔的酒会上，他在向我们记者谈及如何做好外交报道时就说，“记者要有丰富的知识，要有分析能力。”但是，“要做到这点是很困难的。”总理为记者设想地说：“因为你们接触的事情很多，今天懂得了这个，明天可能那个又不懂了。”“因此你们就要多学习，多钻；要多向社会的各方面学习。”周总理微笑着说：“这就是记者的体验生活。”

语短意长。这些话，对我们做外事报道的记者来说，确实非常深刻而重要，在这方面，我是不仅有切身体验，而且是有切肤之痛的。

在这次谈话前不久，即1957年5月21日，周总理已于百忙之中抽空把我和外交部亚洲司一位负责人找去谈话。他指出，“要当好记者，就要干一行，学一行，精一行。”

原来在头天即5月20日晚上，锡兰（现名斯里兰卡）大使为周总理举行宴会。宴会正在进行时，外交部有人给周总理送来了一份印度和锡兰两国总理于19日刚发表的联合声明。周总理看了后，在会上讲话时，临时加上了这样一段话：今天我们看到尼赫鲁总理在访问锡兰时同锡兰总理发表的联合声明。我们感谢他们提到了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国际事务，以及强调潘查希拉五项原则的重要性。这说明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显示出了万隆会议精神、团结精神。

我认为，周总理这番话很有新闻价值，应当成为宴会新闻的重点，在导语中突出它。可是，如果把它照搬在导语里，那就会太长，因此，我便跟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商量，用转述的形式，把他的话概括成了一句：“周恩来总理今天表示支持印度锡兰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具体内容放在消息的第二版。

周总理在21日看到报上登的这条消息后，立即召见亚洲司负责人和我。他说：他并没有讲要“支持”这个声明，也不能“支持”这个声明。因为在这个声明中有两点我们是不能支持的，其一是，它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严厉谴责了巴基斯坦；其二是，在反对氢弹问题上，它把带有打破美、英核垄断性质的苏联核试验，同美国、英国核试验相提并论。并对我说，“我赞成你打破成规，把最新最重要的事放在导语里，问题是导语中把我的讲话精神弄错了。”

他还称赞亚洲司负责人与我共同研究稿子的办法很好，“问题是，不该对我的言论轻易地加上‘支持’这样有分量的字眼。你们就没有想过，要是声明同我们主张完全一致，我会不用‘支持’这个字眼吗？我又何必仅仅提到‘注意到了它’，‘感谢’它如何如何？”

他转过来对我说，“这事说明，你们还缺乏国际知识，对世界大事还不能了如指掌。而透彻通晓时势这一点，应是外事记者所具备的。”他谆谆教导说，“要采访什么学什么”，“遇到复杂问题要经常与行家切磋琢磨。”接着，他热情地鼓励我：“你们搞时事采访，也是做外交工作的，因此要懂得外交工作的艺术，并且为外交工作做出贡献。当然，外交工作和新闻报道，各有各的规律，但是，这两者都要服从我国对外政策。”

当时我听了，理解他的意思是，外事记者要时时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要通过报道为我国外交政策服务，但是不能把外事报道跟外交工作等同起来。而要掌握这种艺术，就要熟悉国内外政治形势，善于观察和独立思考，并且要培养敏锐的嗅觉。1956年“五一”前夕，周总理在招待外宾的酒会上，日本一位民间代表团团长曾对周总理说，“下次再来中国时，我一定把日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愿望一起带来。”写稿时，我想起了总理的教诲，便根据中日关系现状一再考虑，如果照发此人的讲话，是会对他本人造成不良后果。我把我的想法通过总理秘书对总理讲了，他非常赞赏我们为客人处境着想，并要我们征求客人本人意见。于是，我通过接待人员同这位日本人士商量，把他说话的口气缓和了一些，即把“一定”改为“希望能够”。他对此表示非常感激。

周总理还常常为记者创造采访条件和学习条件。

有一次，他要见外宾，见我写完消息就走了，当即通知秘书把我喊了回去。送走客人后，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们在一旁听听，可以多了解一些情况，便于做好报道工作嘛。”

还有一次，我到总理办公室给他送审稿件，碰到他和廖承志正在跟外交部、侨委一些同志商量，怎样与印度尼西亚签订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那时，对于双重国籍问题，我还是初次接触，既陌生又感兴趣。但是，我觉得他们是在研究“外交工作的机密事宜”，我应“主动回避”。

想不到，就在我转身走的时候，周总理却把我喊住，在问明我没有其他急事要办以后，让我坐下旁听。他甚至为我和另外两位也是后来的同志扼要讲解了有关双重国籍问题的来龙去脉。

——周总理对身边工作的一名记者的信任、关心、培养以及平等相待的真挚的情谊，使我难以平静，好象有股巨大的暖流，在冲击，在奔腾！

正文五六一个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

真是光阴似箭，又如流水。

我常回忆起我们党在创建初期的一些情景。

那时的中国，各派军阀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下，封建割据，混战不已，黑暗势力猖獗，人民灾难深重。

中国的先进分子努力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他们以极大的影响和启发。

很多人向往社会主义，掀起了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热潮。

我们的党就是由这些先进分子中的一部分人倡议建立的。它坚信马克思主义，代表中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有严格的组织原则、严格的纪律，所以它一诞生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之间尽管四分五裂，互相倾轧厮杀，但对共产党这个新的力量，却都视若大敌，比作洪水猛兽，都要把它扼杀扑灭。

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我们党靠真理，靠群众，靠一支有觉悟的党员队伍，不断英勇搏斗。我们20年代的党员入党的时候，虽然不象现在这样挂着鲜艳的党旗，举行庄严的宣誓仪式，但它的严肃、庄重，仍使每个同志终身难忘。当党组织的负责人（或介绍人）宣布接受自己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的时候，当他有力地宣布共产党员应该遵守党的守则的时候，自己的内心是十分激动的，下定决心誓为革命牺牲一切。

我现在还可以清晰地记得守则的内容：遵守党纲党章，参加党的组织，服从党的分配，定期缴纳党费，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因为那个时候的党组织处于秘密状态，对党员遵守纪律、保守秘密的教育特别重视，抓得很紧，至今印象还很深刻。

我今天就谈谈在党内几十年政治生活中，我亲眼看到的一个始终严格遵守党的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同志。

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建党初期也没有在一个地方共同工作，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谁是什么时候入党的。我们在通信中间，从来没有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我们仅仅谈论自己和朋友们的思想认识，或者倾吐自己的理想，诉说对革命的向往。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的沟通，我们彼此才知道都是党员了。

结婚以后，恩来同志和我曾经协议，两人可以在一个地方或一个机关工作，但不要在一个具体部门共事。几十年来，我们都遵守了这个协议。现在看来，夫妇不在同一个具体部门工作是比较合适的。同时，我们常常相互提醒，一定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因为我们认为党的纪律对于每一个党员来说都绝无例外。越是负责的党员，越应该以身作则，越应该自觉遵守纪律，严守党的机密。

1926年冬，恩来同志从广东调上海工作，我仍留在广州，相互间音讯不通。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我还不知道是他参加领导的。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恩来同志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后来接到党的命令，他转移到武汉。我在广州的住所也遭到国民党的搜查，同住的三位同志当即被捕，一人次日即被枪杀，两人终于死在狱中了。那时，我因为难产还在医院里，依靠党组织的及时通知和群众的仗义帮助，才得以脱险。不久，汪精卫又背叛革命，宁汉合流，我们全党转入地下秘密状态。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镇压，我们党中央研究了当时的局势，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击，并决定派恩来同志担任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到南昌去领导这次起义。7月19日，要离开武汉的时候，在晚饭前后才告诉我，他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果多久，什么也没有讲。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有问。当时，大敌当前，大家都满腔仇恨。我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告别。这次分别后，不知何日相会？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无论是同志间，夫妇间，每次的生离，实意味着死别呀！后来还是看了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

党组织经常教导我们：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是党的利益的需要。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许许多多值得我们怀念的共产党员，他们为了党的利益，常常在生死关头，仍然严格执行党的保密纪律，机警地把党的机密毁掉，紧急时甚至把机密文件嚼烂了强咽到肚子里去。我们有许多先烈和健在的老同志，为保护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在敌人的法庭上，在严刑的拷打下，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向敌人泄露党的一丝一毫秘密，经受住了对敌斗争的严峻考验。他们英勇不屈的斗志，对党坚贞不渝、无限忠诚的崇高品德，使我永远难忘。

在战争年代，军事斗争直接关系到革命的成败。军情瞬息万变，一个军事行动的泄露，就可能使我们遭到重大挫折。所以，保守秘密成为每个同志的自觉行动。非军事方面的需要保密的事项，亦必须严格保密。在长征路上，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们这支铁流所以能够无坚不摧，终于战胜强敌，纪律严明、特别是严守秘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建国以后，我们的党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居于领导地位，处在新的历史时期，所肩负的任务更加重大了。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更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中、高级干部的神圣责任。恩来同志知道的党和国家的秘密多得很。我们之间仍是信守纪律，他不讲，我不问；我不讲，他也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是很多的。例如，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他也向我保密。当时他向主管的负责人说，这次试验，全体工程技术人员都要绝对注意保守国家机密，有关工程、试验的种种情况，只准参加试验的人员知道，不能告诉其他同志，包括自己的家属和亲友。他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她的工作没有关系，我也没有必要跟她说。主管的同志到试验现场传达了恩来同志的讲话，要求大家严守保密纪律，因此事先没有任何透露。这件事是我最近看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访问材料时才知道的。

为了保守党的秘密，他的办公室，他的文件保管，都订有极为严格的制度。他身边的秘书凡分工联系哪方面工作的，就看哪方面的文件，不允许随便看无关的文件。而对他们分工范围内的事情，则充分提供条件让他们熟悉业务。即使秘书分工范围内的事项，属于特别机密的，也要等到必须经办时才告诉有关人员。秘书们都说他是纹风不透。凡是写给他的亲启信，按照规定，别人都不能拆。秘书在经手时不慎误拆了，必须立即封好，并在信封上加以说明，是失手误拆，以后注意。恩来同志的办公室，是他每天工作十几小时的地方。除有关人员外，别人都不得入内，亲属、朋友如果不是来谈工作的，也不例外。他的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平时装在口袋里，睡觉时压在枕头下。只有当他出国时，两把钥匙才交给我保管。我象接受保密任务似的把钥匙收藏起来。有次他走得匆忙了，直到飞机场上才发现钥匙还在口袋里，他就封在信封里让一个同志带给我。他回来的时候，我们接触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两把钥匙还给他。

在十年动乱中，党的纪律和保密制度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被践踏得几乎无密可保。有一次恩来同志出去开会，因为会一个接着一个，一天一夜没回来。听说街上的大字报和所传的小道消息里，已经透露了有关会议的内容，我有点怀疑，等他回来，问他有没有这回事？他马上反问：你怎么知道的？听谁说的？他还如此认真地向我追问。我就开玩笑地说：你参加会议，你有你的渠道，我有我的渠道，我联系群众，我也有我的“义务情报员”哩。此事，我们俩就在一笑中过去了。在那个时候，人们都说，现在还有什么机密啊？可是恩来同志仍然守口如瓶，滴水不漏。

恩来同志在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他对我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我回答他：“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当时双方都知道最后的诀别不久就会残酷无情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然而我们把没有说的话终于埋藏在各自的心底里，永远地埋藏在心底了。

现在，我们已经踏上新长征的道路，这条道路也不是平坦的。各种各样的炮弹还会袭击我们。

我们仍得警惕啊！我们更需要恢复和端正我们的党风，加强我们党的纪律性，特别是认真严格地执行党和国家的保密制度。我对恩来同志在这方面的简介，想来对同志们不无裨益。

正文五七周恩来与贺龙

我和贺龙1942年结婚后，就不断听他谈起以前的经历，特别是在“文革”中，贺龙和我被关押期间，对我谈的更多，其中有不少是他与周恩来同志的交往。

<er h3">（一）</h3>

周恩来与贺龙第一次见面，是在“八一”南昌起义前，即1927年7月28日的傍晚，由周逸群同志陪同，周恩来到了贺龙驻地。当时贺龙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在谈话中，周恩来分析了形势，谈了共产党对政局的看法和主张，精辟的见解使贺龙思想上豁然开朗。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贺龙在此以前已经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因此，当周恩来和盘托出“八一”南昌起义的计划，并且要贺龙担任起义军总指挥时，贺龙激动地向周恩来表示：组织上叫我干啥我干啥，我一切服从党的决定。

“八一”南昌起义后，1927年9月初，贺龙在瑞金的一所学校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周逸群、谭平山。周恩来在贺龙入党宣誓仪式上讲了话。大意是组织上对贺龙同志是很了解的，他由一个贫苦农民经过斗争，变成为国民革命军二十军的军长。多年来，他积极追求真理，很不容易，是经过考验的，是信得过的！

贺龙入党后，和周恩来等一起，率领起义部队共3个师，一直打到广东流沙，但因敌强我弱，寡不敌众，弹药缺乏，部队打散了。在十分危急的关头，周恩来在流沙，亲自主持召开了一个会，分析了形势，并决定：贺龙等凡有名望的同志，迅速转移到上海。

按照党的指示和恩来的叮嘱，贺龙与刘伯承、林伯渠、彭湃等包了一个小划子先到香港，1927年11月辗转到了上海。恩来已先行一步到达上海，在党中央工作。贺龙一见到恩来同志，感到非常亲切，心里有好多话顿时都涌上心头！想到自己带的部队被敌人打散了，只剩孤身一人，心情十分沉重。恩来语气温和地说：贺龙，你的头很值钱嘞，国民党可悬赏十万大洋捉你。贺龙紧紧握着恩来的手说：我是在党处于困难时参加革命的，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跟着党走。恩来说：“你先在这里住下，对于你的工作，我已做了考虑，我们有责任保护你。你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借此机会先到苏联，学习学习军事。”当时贺龙对那时的失败很不甘心，觉得自己托枪托了半辈子了，还是继续托枪的好。早在北伐时，贺龙就与周逸群相处得很好，无话不谈，这时两个人住在一间房子里。当谈到今后去向时，贺龙胸有成竹地说：湘鄂西、四川、云南、贵州，这一带的地形，我都熟悉，特别是在湘鄂西，要组织队伍，没有问题。从工作的需要出发，我还是适合去湘鄂西拉队伍，搞武装，建立红军，我想找恩来谈谈。

当贺龙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周恩来时，恩来沉思了一会儿，说：我同意你去湘鄂西，但我考虑的还是你的安全问题，现在情况这么危险，敌人搜索得很严，这一路上，你怎么从上海走出去？听了恩来一席话，贺龙非常感动，从内心敬佩恩来考虑问题细致、周到。

临行前，周恩来约贺龙和周逸群吃了一顿饭。恩来告诉贺龙，给他派了七八个人，组成一个小班子，有周逸群、卢冬生、李良耀等，由周逸群担任湘鄂边前委书记。贺龙了解、信任周逸群，和周逸群在一起，他觉得心里踏实，非常高兴。出发前，周恩来紧紧握着贺龙的手，一再叮嘱他一定要注意安全，到了湘鄂边，有什么事要及时和中央联系。

周恩来对贺龙的关心，还表现在对其亲属的关怀上。1927年11月，贺龙到达上海之前，恩来就派人到武汉把贺龙的家眷接来上海，并妥善地安排了住处。一次周恩来和贺龙谈完工作后，非常亲切地说：“你去看看你家里的人吧，他们住在霞飞路。”听了恩来的话，贺龙愣住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刚到上海，周恩来已把他的家眷接来了。贺龙深深地感到组织上对他从政治到生活，真是无微不至的关怀。

离开上海后，贺龙和周逸群先到湖北省委，找到郭亮同志接上关系，以后，在党组织的掩护和帮助下，子1928年春到了湘鄂边，在桑植一带组织了红四军。他一边打仗，一边做群众工作，表现得非常勇敢、坚强。他深记周恩来临行前的嘱咐，不断派人或用书信形式向党中央请示报告他们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和问题，表现了对党的忠诚和极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党中央、周恩来对贺龙非常关心，在听了卢冬生的报告和收到1928年底贺龙捎来的信件后，于1929年3月7日，周恩来代中共中央起草了给贺龙同志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既肯定了他们开创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成绩，又对于湘鄂西苏区的发展做了具体指示。这使贺龙倍加感到党的温暖。他说：我在旧军队中工作了那么多年，虽然汪精卫见过我（贺、汪都是同盟会会员），对蒋介石的人，北伐前我也有过接触，但是我就没有见到过象周恩来这样的人。我参加共产党前，天天拖着队伍防备被别人吃掉，参加了革命队伍后，我确实感到党的关心、温暖，我决心要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党。

在湘鄂西，贺龙和周逸群等人，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依靠当地党组织，遍撒火种，发动群众，开创了湘鄂边革命根据地。他率领的红二军团，英勇顽强，机智善战，不仅多次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而且同来自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33年12月，贺龙经请示中央分局后，处决了蒋介石乘革命处于困难时期派来的说客熊贡卿，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的策反阴谋。

<er h3">（二）</h3>

1949年10月建国后，党中央对于那些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的民主人士作了适当安排。贵州李仲公（原是蒋介石手下的说客）找到周总理，以他是贵州人，熟悉贵州情况为条件，提出他应当省政府主席。周总理说，你想当省主席，意见嘛你可以提，但是我们要统筹考虑、研究。周总理再三向李讲道理，怎奈李赖着不肯走，百般纠缠。恩来同志忽然想起，贺龙了解李的底细，于是通知贺龙马上到总理办公室来。李仲公没防备，一见虎虎生风的贺龙来了，顿时如坐针毡，非常不安，表现得很不自然。周总理故意问贺龙：“这位是李仲公，认识吧？”贺总说：“岂止认识，我们还是‘老朋友’呢！”恩来同志有意告诉贺龙，他们正在谈李的工作问题，李想当省主席。贺总知道恩来同志是在向他示意，贺总对李说：“李仲公，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了！1926年，我们北伐准备打河南时，你到我的部队干什么去了？（当时李是蒋介石派往贺龙部队搞策反的说客。）我开始是在刘湘的公馆请你吃饭，以后我们还打了麻将嘛。对不对？”李赶紧点头答道：对，对，确有此事。贺龙接着厉声问：“打麻将以后，你坐什么车走的？我在外也已给你准备了些的车子嘛，你怎么竟跑到唐生智那儿去了？（由于李搞拥蒋反共的策反，被贺龙抓了起来，送往当时武汉政府唐生智的司令部）你当年可没做好事啊！”李见老底被揭，顿时吓得直出冷汗，连声说：惭愧，惭愧。见此情形，恩来同志双手交叉抱肩，哈哈大笑，边笑边风趣地说：“噢，原来你们是‘老朋友’了。‘朋友’相逢，你们还有什么再说的？”李自知无趣，赶紧告退。后来李仲公是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在“文化大革命”中，为此衔恨对贺龙进行报复，伪造了所谓贺龙向蒋介石的求降信。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藉此对贺龙同志进行了十分残酷的迫害。

1957年，我国和缅甸关系很好。缅甸总理吴努来我国昆明访问，周总理要贺总陪同，前往昆明。由于吴努出访带着夫人，周总理说：“薛明也去，双方都有夫人。”当时我在北京市委工作，为此请了假。我们住在昆明湖滨招待所里，过几天，周总理来了。我们每天都在一块儿吃饭。当时昆明市正发生流行性感冒，第一天吃早饭时，周总理说：“薛明，给我一杯酒。”我说：“总理，早上起来不要喝酒吧？”周总理听后笑着说：“唉，你不懂得，你们要预防感冒还吃那么多药，我这是消毒，是在预防感冒，这就没说的了吧？”我还是半信半疑的，问：“能喝吗？”他说：“给半杯，就给我半杯。”当我斟满一杯酒，双手递给他时，他笑着说：“小超是不主张我喝酒的。”说完又紧接着问：“你们两位有联系吗？联系上了没有哇？”我马上说：“下午，我就给邓大姐打电话。”在电话中我告诉邓大姐，恩来同志身体很好，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照顾得很周到。邓大姐听了非常高兴。

中缅双方会谈签订了新的边界条约后，云南省为欢送吴努总理，组织了规模盛大的宴会，很多少数民族的头人也应邀来了，他们见到周总理，非常高兴，在宴会上频频为周总理敬酒。恩来同志也很高兴，一连饮了三杯。贺龙担心他喝多了，影响健康，连忙接过少数民族头人敬的酒，说：“这杯酒是××敬总理的，我替喝，很感谢你们。”恩来同志深知贺总有糖尿病，也不宜饮酒，便说：“你别喝，这杯我喝。”贺总还是抢着要替恩来同志喝下去。周总理当即向敬酒者说：“贺总是有糖尿病的，不能多喝啊。”宴会上他们两位互相关怀、互相体贴的情景，使在场的人深受感动。

宴会散后，回到招待所，上台阶时，恩来同志对我说：“贺总是不应该喝酒的，今天喝多了，你可要好好照顾他呀。”接着又说：“你是1942年和贺总结婚的吧？”我说，“是啊，总理您的记忆怎么这么好啊。”他说：“我对贺总的了解可能比你还多。他是功臣啊！你可要记住哇！你要照顾好他的身体。他今天多喝了几杯，以后别喝酒了。”我很感动，立即转告贺总。贺总回招待所后，叮嘱恩来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总理今天喝多了，要注意他的身体。”宴会上二人争相饮酒，回来后又互相关照，此事至今我仍记忆犹新，尤其是周总理讲的话意味深长，我一直铭记在心。

晚上，又举办了欢送吴努总理的文艺晚会。晚会上演员们精湛动人的表演，不时激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演出结束后，恩来、吴努、贺龙等上台接见演员，祝他们演出成功。

周总理和演员们握手祝贺之后，也不知什么时候戴上了一顶十分别致的用白布条缠成的小帽，只见他手提花篮，翩翩起舞了。他庄重的仪表，潇洒的举止，熟练轻快的舞步，博得一阵阵的掌声。周总理一跳舞，台上的演员们也欢乐地和着他的舞步高兴地跳了起来，乐队的同志立即奏起乐来了。吴努总理见周总理跳得这么好，也试着跳了起来，嘴里一再说：“总理，您太热情了。”贺总也跟着跳起来。看到这动人的场景，观众席上掌声哗哗地响了起来，后边的同志们站到凳子上鼓掌，掌声经久不息。

第二天送走了吴努总理，云南省请恩来同志作报告，地点是在一个开阔的广场上。贺总陪同恩来同志一块去，我跟在后面。事先安排由警卫维持秩序，可是到了那里，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周总理到广场上去作报告，要经过一个高坡。可是人们争相挤着要看总理，他怎么也过不去。见此情形，贺总急了，他怕挤坏了总理，便大声说：“别挤了！怎么这么乱啊？怎么这么不遵守纪律啊？警卫都到哪里去了？快维持好秩序呀！”我当时也为恩来同志的安全捏着一把汗，生怕挤坏了他。恩来同志很快站在高坡上，向群众挥手说：“同志们，我今天是来看大家的，和大家见见面。”接着又说：“你们不是想看看我吗？让我过去嘛，过去站在台子上，不就看见我了吗？”他的话音刚落，人群忽地自动闪开了一条路。他大踏步地走过高地，登上了讲台。周总理讲完话后，秩序井然，人们一点儿也不挤了。他最后站在一个小山包上，向群众频频挥手告别，连声说：“同志们，再见，再见！”全场掌声雷动。记得那夭，万里无云，阳光灿烂，周总理向人们招手时，那神采，那风度，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人民是那样深深地热爱着总理。

<er h3">（三）</h3>

解放初，贺龙担任西南军区司令员。1954年大军区撤销，调到北京后，贺总和恩来同志的接触就多了。

贺总对恩来同志特别尊重。每次恩来同志来，贺总一听见他的汽车响，就一边大喊：“总理来了！总理来了！”一边呼呼地穿过长长的走廊跑去迎接恩来同志。落座后，贺龙坐沙发总是偏着坐，欠着半个身子，以示对恩来同志的尊重。只要是我在家，贺龙就大声喊：“薛明，薛明，来给总理倒茶。”恩来同志是喜欢喝茶的。家里有几种茶叶，我总是倒两杯，放在总理面前，好让他尝一尝，哪杯好喝。

群众对老一辈是怎么生活的，了解得很少，很多青年人更不知道。那时请吃饭没有叫公家掏过钱的，都是由个人负担。

记得“文化大革命”前，我们陪着周总理吃了一顿饭。那顿饭是聂总（聂荣臻）请的客。请客的原因，说起来也很简单。几个老总聚在一起闲聊，贺总便跟聂总开玩笑，说：“聂老总，你请客吧。”聂总满口应允。吃饭时，大家都很客气，特别是陈老总，显得非常拘谨。因为张茜关心陈总的健康，平时限制他吃肥肉。恩来同志有意把张茜支走，笑着说：“张茜呢，你去告诉服务员，我们这些人想吃点素菜、小菜，特别是陈老总，要吃点素菜、小菜。”张茜一走，聂总、贺总赶紧给陈总夹了几块回锅肉。陈总刚吃了两块，张茜已回转来，见陈总盘里还有块回锅肉，聂总赶紧打圆场，说：“就这一块了，让他吃了吧。他自己不吃，是我们让他吃的。”陈总很幽默地说：“好吧，就最后这一块了。”张茜关心地边说边用胳膊碰陈老总，恩来同志非常坦然地把手摆在桌子上，一边笑，一边用手轻轻地敲点着桌子，很随便地说：“有意思，有意思。”稍停了一会儿，又说：“张茜呢，我也给你说几句话。一般老年人，特别是肥胖的，都不适宜吃肥肉。我也不赞成吃，医生也告诉过我。但是偶尔吃上一两块，也不要紧，不会发生多大问题，你放心。比方说，医生只叫我吃蛋白，我就不喜欢吃蛋白。我蛋黄、蛋白一块儿吃。蛋黄里有胆固醇，但也有卵磷脂。肥肉一块也不能吃，那是形而上学嘛！还是不要硬性规定，我看平时不吃也可以，如果想吃时少吃一点，也没什么关系，要灵活一点。”恩来同志分析形而上学弊病的话很在理，大家频频点头称是。

恩来同志说完后，聂总紧跟着说：“我们几个经常一起外出。我总结了一下，发现还是薛明的方式比较好。”恩来同志也接上去说：“我今天才发现，吃饭时薛明也不说话，贺总也很自觉，是养成习惯了吧？”我忙说：“是他自己不吃。”总理风趣地说：“嗅，你也许还有别的办法，桌面上不讲，等回到家里再上课，单个教练吧？”一句话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当时，周总理和几位老帅都已年过花甲，关系这般融洽，在一起吃饭谈笑风生的情景，至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1952年底，国家体委正式成立，贺总当了体委主任。周总理对体育事业非常关心，连体育馆怎么设计，也多次和贺总一块商量研讨。

1961年，我国乒乓球队在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荣获男子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和双打冠军，举国欢庆，总理、陈总、贺总、彭真等同志都非常高兴。球刚打完，彭真市长就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宴请各国运动员。休息时，张茜、张洁清和我等女同志在场。张茜提议，以后每次得了冠军，都应有所表示，在场的人轮流请客。大家均表示同意。

1963年4月，第2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我国男子队以五比一胜日本队，蝉联世界冠军。

这次是周总理请吃饭，大家都很高兴。陈毅、贺龙都去了，见了运动员，纷纷向他们祝贺。总理勉励他们“胜不骄，败不馁。”吃完饭后，运动员们高兴地围在总理身边，说开始打球很紧张，一想到为国家争光，就拼死打，终于打胜了。记得陈总吃完饭，用餐巾一抹嘴，两手一摊，用浓重的四川话说：“水果嘞？”大家告诉他，今天没水果时，他说：“没有哇，没有就算了。”

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我国乒乓球队又得了冠军。这回轮到我们家请客了。贺总向体委的同志说：“上次总理请客是四菜一汤，自带粮票，这次不能超过总理的规格，其他备什么菜我不管，可千万别忘了‘红烧狮子头’，我就要这个菜。”因为这是周总理喜欢吃的菜。

周总理对运动员们很关心，对他们的技术进展情况也很关怀。有一次，下围棋的运动员和乒乓球队员都到了陈总家。陈总谈笑风生地和运动员们尽惰地交谈。这时周总理也来了，他风度源洒，讲话很风趣。总理在和运动员交谈着，忽然话题一转，便谈起中央准备取消军衔的事，总理说：“取消军衔他们（指贺、陈）都是同意的。张茜、薛明你们两位的意见如何？发表发表。”我俩齐声回答说：“同意，同意。”总理听了很爽朗地哈哈大笑起来，说：“真同意了？同意了就好。同意了，那元帅夫人可就当不成了。”取消军衔，都是普通一兵，那时中央有那时的考虑，中央作了决定，老帅们都拥护。总理在谈笑声中就做了元帅夫人们的工作。

<er h3">（四）</h3>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不久，林彪一伙就诬陷贺龙是“黑线人物”，“要篡党夺权”。之后，康生、江青分别到北京师范大学和清华大学诬陷贺龙调兵搞“二月兵变”，煽动学生造贺龙的反。从些，我就有安宁过。家被抄，孩子们也躲到亲友、同事家里去了。同时，体委造反派也闹起来了。

1966年12月24日，体委造反派斗荣高棠那天，贺总去接总理一块去体委。见面后，总理亲切地握着贺总的手说：“你血压高，我还是建议你休息。”我们深知总理是为了保护贺总才提了这个建议的，但由于贺总对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起因不清楚，对全国乱成这个样子不理解，又感到不放心，觉着不应该休息。他说：我干了一辈子革命了，怎么怕群众呢？把我保起来不行，还是想工作。总理从贺龙犹豫的眼神中看出贺总心有疑虑，便诚恳地说：“工作我替你顶着，不要紧。你休息吧，保重身体第一。”原来体委的造反派对贺龙也是纠缠不休的，听了总理的指示不敢违抗，也就同意贺总休息。

1966年12月25日晚，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把贺总和我安排在钓鱼台住。我们刚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清早，就接到总理办公室来的电话，叫我们马上离开那里。原来康生、江青也住在那里。按总理安排，我们转到新六所住。12月28日，贺总参加了毛主席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但是体委、政治学院的造反派很快知道了我们的住处，又跟踪到了新六所，整天闹得不可开交，要揪斗贺龙。东交民巷的家也被造反派进驻了。贺总很气愤，说：“群众还不知道我呀，我也了解群众。我不怕，我要回去一趟。”我跟贺总的警卫员杨青成说：“是总理安排我们住在这里的，要回去，还是告诉一下总理好。”

1967年1月9日，贺龙到西华厅见到周总理，讲明情况后，总理说：“你不要去，我顶着。”说着他马上把电话接到东交民巷我家里，严厉地对造反派说：“找你们的头头，我是周恩来。我是总理。你们到贺龙家里去，呆在那里，这不好吧？这不象样子嘛！你们赶快搬出来！有什么事跟我说，今晚7点钟，我在大会堂接见你们！”总理讲话后，他们马上就撤走了。当时的天下要没有总理支撑真还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子呢！总理又给贺总说：“不去，不管他，你不要接他们的电话。”

当时正是“一月风暴”，社会上很乱，总理对贺总的安全放心不下，1月11日凌晨，又安排我们两人住在他家西华厅的前厅。床是我们到后临时搭的。在西华厅住时，我和贺总亲眼见到了总理日夜操劳的情景，他天天夜间出去工作。我和贺总都睡不着。每天黎明前我和贺总都趴在窗台前，盼着总理早点回来。当时正值隆冬，分外严寒，每天天快亮时，才看见总理的汽车缓缓地从外边开回来。总理太疲乏了！太劳累了！看到这些，我和贺总心里难受极了。林彪、“四人帮”一伙对老帅们采取冷攻，对总理是搞热攻，车轮战，使他不得休息。

贺总住在西花厅，心情很不安。总觉得总理天天为国家操劳，他却躲在西华厅休息，很不是滋味。总理工作这么紧张、劳累，有时还抽时间到我们的住处看一看，每次来后，都对贺总说：“你就安心住着吧。”有一次，总理坐着坐着，就说：“我就在这儿吃饭吧。”我便告诉服务员，把饭给总理端过来。总理的饭也很简单，两个菜。总理边吃边说：“我实在没时间。”接着又说：“薛明，你给我念念报纸吧，我连看报纸都来不及。你给我念念报道，或当天的社论。”又问贺总：“你看过报纸了吧？”贺总说：“看过了。”“那我们两人一块再听听。”我说：“我念得慢啊。”总理说：“我喜欢听慢的，现在年纪大了，念快了，记不住。你就慢一点念吧。”总理一边听我念报纸，一边吃饭。我边读着，边想，总理啊，你吃饭都没清静的时候啊！

“一月风暴”的飓风，也刮进了中南海。中南海里也分成了两派。1967年1月19日，总理和李富春同志一起找贺总谈话。总理说：“对于你的安全我负责。主席不是也说嘛，要保你。我也要保你。我想把你留下，但中南海这个地方也是两派，也不安全，连朱老总的箱子都撬了。我给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休息。你可能不习惯，也许过些时候就习惯了。你缺什么东西告诉我。”贺总和我虽然并不了解总理与林彪一伙斗争的内幕，但知道总理的处境太难了。谈话结束后，总理紧紧握着贺总的手，难舍难分地说：“你先走吧，到秋天时我去接你。”稍停了停，总理又说：“家里的事，我顶着。你就别管了，我已安排好了。你不要着急，杨德中护送你，夜间再走。”贺总怎么也没想到，此去道路坎坷，荆棘载途。他更没想到，这次分手竟是和总理最后的诀别！

1967年1月20日凌晨3点钟，我和贺总离开了西华厅，由杨德中和贺总的警卫员杨青成护送，乘红旗轿车朝玉泉山驶去。天蒙蒙亮时到了玉泉山。后改乘小吉普车，这时车上就只有贺龙和我及护送我们的杨德中了。汽车一直开到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这是建在山腰间的一所平房院落，里边的房子很不错。除了担任警卫的战士，就只有贺龙和我两个人。

我们走后，林彪、“四人帮”一伙到处打探贺总和我的去向，多次闹着要“揪斗贺龙”，要“打倒贺龙”，都遭到了周总理义正词严的回绝。

2月18日，总理嘱秘书告国家体委造反派，总理不同意批斗贺龙同志，这是中央的决定。2月22日，总理继续嘱告秘书向体委传达：“总理不同意召开大会批斗贺龙同志，因为中央至今未批准此事。”

刚到象鼻子沟时，杨德中不断代表周总理去看望我们，他每次来，贺总都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不放，问杨：“总理好吗？让总理放心吧。”杨每次都转达总理的问候，总理说，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并嘱咐贺总利用休息时间，好好学习学习，练练字，学学毛主席的著作。他还说，总理估计你坐不住，不习惯这个环境，过一段会习惯的。你若有事，找总理。自此，贺总真的练起字来了，练得还很认真。

1967年，国庆节后，贺总高烧至40度，吃饭总吐。周总理知道后嘱速送三零一医院治疗，但遭到江青反对，只好送到二六七医院，安排住在传染科。二六七医院归警卫一师管，平房，一刮风全是土。住院时，杨德中和警卫一师的人去探视他。出院后，杨德中为烧暖气又去看了贺总，同时带来了总理亲切的关怀和问候。总理说，山沟里的温度低，比城里凉，要早烧暖气。总理是怕贺总再感冒。贺总紧紧握着杨德中的手激动地说：“听到了总理这亲切感人的话，就好象见到了总理一样。”贺总非常感激总理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此后，我们和总理的联系就中断了。

贺龙被列为专案审查对象，我们完全落入了林彪一伙的魔掌。林彪一伙更加紧了对我们在政洽、生活和医疗等各个方面的迫害。实际上，他们不是在整贺龙一个人，是在整周总理。在临离西华厅时，我悄悄地把西华厅的电话号码记在了手心里，以备日后有急事时和总理取得联系。到象鼻子沟后，开始杨德中常去，还没感到没电话的困难。自和总理断了联系后，才感到没电话的困难。贺龙曾叫我悄悄地去看看哨兵的电话，能不能趁他们不注意时，把电话拨出去。一看才知，哨兵使用的是手摇电话，我们连电话也拨不出去了，和总理再也联系不上了，心里真难受啊！在此，我们一直住到1969年6月9日贺总被迫害致死。贺总去世后，没有哀乐，没有花圈，没有党旗，没有同志和战友，只有一条白色的床单覆盖着他那魁梧的身躯。贺总的遗体是被秘密火化的。

贺总含冤去世后，我又回到了象鼻子沟。林彪一伙对我的迫害并未终止。他们先用木板把窗子钉死，不让阳光透进来，日夜用大灯泡照着我，不能入睡。而后又把我押送到颐和园旁边的北京卫戍区警卫一师四连。继之又把我押送到贵州省某空军干校，进行了残酷摧残。

约在1971年10月的一天，北京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人说：“你是老薛吧？”怕我没听清，又稍抬高声音说：“你是不是薛明啊？”我疑惑地望着来人，没吭声。另外一个人说话了：“你别紧张，我们不是他们那伙的。林彪和叶群叛国出逃，已摔死在蒙古了。他们完蛋了。”听到这里，我赶紧拉着他们的手说：“你们不是一伙的？”他们亲切地说：“是周总理让我们来找你的。为寻找你，我们四处查访，几乎跑遍了整个中国。”一听是周总理派他们找我的，热泪顿时流下来了。他们告诉我：“叶群的一些事你知道，贺总最后的日子里，也只有你在他身边。周总理要你把贺龙同志遭受林彪一伙迫害的情况，原原本本写出来，报告中央。”我心里热乎乎的，可盼到这一天了。回来以后，我眼含泪水，写写停停，到1978年终于写好了《向党和人民的报告》。

有一次，邓大姐听我讲完报告的内容后说：“这些材料要是总理听到了，他会非常难过的。”

回到北京后，国务院安排我住在新疆办事处。周总理派科教组组长刘西尧看望我。他说：“我代表总理，向你一家问好。希望你一家团圆。”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不久，我和失散五年的孩子们也团聚了。和儿女团圆时，我没有给孩子们留下一个挨整的印象，而是觉得心里踏实了，觉着贺总平反有希望了。

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非常关心贺龙的平反昭雪问题。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当讲到贺龙同志时，毛主席连声说：翻案、翻案、翻案！

1974年毛主席和邓小平同志谈话时说，要给贺龙平反。邓小平同志立即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

1974年底，中共中央发出了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推倒了林彪一伙强加在贺龙同志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贺总平反前，总理让邓大姐的秘书打电话给我，询问“要找一找贺总的骨灰在哪里！”做为贺龙的亲人，我是多么希望能够找到啊！此后，邓大姐还曾两次来我家中。第一次来，了解我和孩子们的生活及健康情况，虽没明说要给贺总平反，但邓大姐来本身就是个态度，希望就很大了。

邓大姐第二次来我家，带来了总理的问候，希望我保重身体，不要太难过，要向前看。

邓大姐还说，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不登报，是中央的意见。我说：中央怎么决定，我就怎么办。

1975年6月9日，在贺龙逝世6周年的时候，中央举行了“贺龙骨灰安放仪式”，那天，总理抱病去参加了。

事先，邓大姐来电话打过招呼，说：“总理也许来，若来了，你们双方要控制些感情。”

我将大姐的话告诉了亲属们。

我和儿女们刚进休息室不久，就听到了在休息室外总理的声音。他大声喊我：“薛明，薛明啊！”

门被推开了，总理走进来，我急忙迎上去。

总理紧紧地搂着我，声音颤抖地说：“薛明，我没有保住他啊！都6年了，老总的骨灰没能移到八宝山公墓，我很难过啊！”说着，眼泪籁籁地流了下来。

我望着总理那被病折磨得消瘦的脸颊，激动地只说了一声：“总理，我感谢你对我们全家的关怀。……”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这时，我的女儿晓明走过去，说：“周伯伯，你要保重身体呀！”

总理抬起头来，缓缓地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

顿时，整个休息室里一片哭声。

这是周总理生前最后一次参加悼念活动。

周总理严肃地站在贺龙同志的骨灰盒面前，连续向贺龙鞠了7个躬。

周总理代表党中央为贺龙同志致悼词。

周总理说：“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贡献。”“贺龙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同志、老战友，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听着这深情的话，我抬起泪眼，望着贺龙的遗像，在心底里默默地说：贺总，总理了解你。人民爱戴你。党信任你。你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你们的遗愿将会变成灿烂光辉的现实。

正文五八殚精竭虑为国为民

在我的革命生涯中，可以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的。

在革命战争期间，我很难得见到周恩来，但工作的指导思想却多是来自周恩来。

通过我个人的体会，我由衷地认识到周恩来同志是一位伟大的革命领导人。他胸怀博大，光明磊落，关心人民，关心干部。

1937年抗战爆发后，周恩来同志曾经对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将军说，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日，得到国内外人士的赞扬，受到海外华侨的拥护，他们寄钱寄物来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可是没有人办理接收。我想派人到香港去，以便接受支援物资，请你通知香港当局。我们不公开挂牌，设秘密办事处，不会妨碍你们的中立地位。接着中央就派了潘汉年、廖承志同志来，当八路军、新四军的代表。办事机构有两处，广州称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主任是云广英；香港设不挂牌的办事处，由我负责，在香港皇后大道中18号，租了一间小店，挂“粤华公司”的牌子，作为公开的联系地点。根据恩来同志的指示，我们做了不少接受华侨捐赠物款的工作，还做了不少华侨和东南亚等地兄弟党的联络工作。有不少爱国华侨青年，通过我们到延安，到八路军、新四军去，我们还专门发动华侨青年中的汽车司机，到抗日前线去工作。

1939年，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在中国和东南亚的利益受到日本侵略者的威胁，他们便与日本侵略者秘密谈判，妄图调和他们之间的矛盾，搞所谓“东方慕尼黑”。香港有“八办”，虽然不是公开的，但日本人有情报，是瞒不过的，他们便向英国提出“抗议”。港英当局竟然出动侦探封闭了“粤华公司”，把我也拘留起来了。最后经周恩来同志对英国驻华大使提出交涉，才把我放了出来。

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时期，特别在皖南事变之后，国内许多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工作者的安全受到威胁，恩来同志就组织他们转移到华南和香港来工作。

但是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不久，九龙、香港相继沦陷。就在这前后，我们接到了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特急电报，指示我们与广东党组织，想尽一切办法，把被困留在港九的许多重要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营救出来，转移到安全地带。这一来一往，足见周恩来同志关心人民，关心群众，对革命、对历史的负责精神，也足见他对中国革命的远见卓识和信心。根据恩来同志的指示，广东党组织和革命部队艰苦奋战，不惜牺牲，终于将全部人员救出，还救出英、美、印度等一批国际友人，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好的影响。

1946年秋，内战全面爆发后，周恩来同志曾要我专程到南京中共代表团去汇报工作。大概是九十月间，我同杨琳同志一同来到南京梅园新村，但是没有看到周恩来同志，即先向董必武同志作了汇报，后来他才告诉我们到上海思南路去见周恩来同志。

我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了广东党组织在东江游击队北撤以后的工作和海外华侨工作情况，并听取了党中央在新形势下的工作指示。恩来同志对我讲，中央估计国民党要大打内战，不久就会迫使我们代表团离开南京、上海回到延安去。我们在大城市已暴露的干部和民主人士、文化人士会受到迫害，所以必须将他们转移到香港去。南方党组织要充分做好接应的准备工作。这些人中，能教书的就当教员，能办报的就办报，能做别的事的，就寻找别的社会职业，要千方百计安置下来……。恩来同志接见我的时候，还让我同邓颖超、李维汉、章汉夫、乔冠华、龚澎、张铁生、肖贤法、郭沫若、沈钧儒、胡绳同志等见了面。

我同杨琳同志在南京、上海两地一共停了两个星期左右，便一同返回香港，并立即向方方（香港分局书记）、林乎（副书记）同志传达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

在这以后，贯彻周恩来同志的有关指示，便成为我们的主要工作。

我们先后接待和安置了一大批（约有100多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著名学者、教授的生活和工作。有些人当了“寓公”；有些人去办报，搞宣传、文化工作；有些人到达德学院去当老师。达德学院是香港分局委托民主人士出面兴办的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大学，学生多来自华南各省和海外归来的革命青年。

继民盟委员闻一多和李公朴先生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之后，1947年2月，国民党又宣布民盟为非法，民盟总部被迫解散，主要领导人纷纷转移来港，至1947年底，全国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知名人士，几乎云集香港。我们根据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加紧对他们进行团结、教育工作，帮助他们健全组织，并在生活上给予关怀和帮助。根据党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达到新的团结的精神，开展过对所谓“第三条道路”和“中间路线”的批评。

当时的重要成就之一，就是促进了“民革”（即：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以谭乎山为首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以蔡廷锴、蒋光鼐等十九路军系统为主的“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与国民党元老、左派何香凝、柳亚子等团结起来，通过协商，在香港召开了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代表会议，决定联合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选举了李济深为主席，何香凝、冯玉祥等为常委。

我们还协助民盟在香港重建了全国的领导机构；此外，对当时在港的民主党派如黄炎培为首的“中国民主建国会”、马叙伦为首的“中国民主促进会”、陈其尤为首的“中国致公党”和章伯钧、彭泽民为首的“中国农工民主党”等等，我们分别做了许多促进团结的工作。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这时，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步调就很一致了。当时就有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销、谭平山、郭沫若等代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无派，通电全国，热烈表示“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的决心，并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响应中共中央“五一”时局主张。

同年8月1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致电赞扬他们并邀请他们到解放区共商国是，参加新政协；并电示香港分局组织护送工作。周恩来还亲派钱之光、刘昂等同志分别到香港、大连等地进行这一专门工作。香港分局是由我来负责这个工作的。我们先后分三批护送他们北上，我是10月底随第三批走的。记得当时我们所乘的挪威船正驶在黄海，忽然收听到沈阳解放的消息，我们全船雀跃，十分高兴，便从烟台靠岸，直奔西柏坡而去。这以后，我便一直在周恩来同志跟前工作了，忙着筹备新政协，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建国以后，我一直从事统战和侨务等方面的工作，接触周总理的机会更多了，所受的教育也更多。

1958年，中央为纪念建国10周年，决定在首都北京筹建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民族文化宫等10大建筑。这一系列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宏伟工程的建设，是由周总理亲自领导的。国家调动了各方面的力量，特别是北京市的力量来从事这项重大任务。恩来同志指定我代表他作为“甲方代表”，北京市彭真市长指定万里同志作为“乙方代表”，共同负责10大建筑各项工作的进行。周恩来同志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对工程的每一步进展都是亲自过问的，所有重大的设计和规划都是亲自参加研究并作出决定的。他考虑问题的细致、周到，深谋远虑，富于历史远见，特别在有困难的时候，更是能够及时地加以果断的处理和解决。这些，都曾使我得到十分深刻的教育。

正是由于周恩来同志的正确领导，10年大庆的10大建筑只用10个月，便全部完满地落成了。

为此，还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表扬。

周恩来同志为缔造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所作出的丰功伟绩，是永垂青史的！

正文五九继承遗志五永远向前

<small>这是邓颖超同志在1976年1月15日周恩来同志追悼会后，同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医务工作者和亲属的谈话。</small>

刚才，你们都参加了周恩来同志的追悼会，我在这里同你们见见面，有些话谈一谈。

恩来去世了，你们都很悲痛，我也很悲痛。但是，悲伤和眼泪都不能使死去的人复活了。

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讲得非常好。他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一个人，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恩来同志正是这样的人。他是一位人民的勤务员。他一生的追求，一生的奋斗，都是为人民的利益，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这样一个崇高目标的。你们在座的，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是共青团员，有的虽然不是党员团员，但都是革命同志，都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恩来的遗志，努力做好我们各自的工作，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而奋斗。

今天在座的，有为恩来治病的医务人员，护理人员。

这些同志，他们政治上是可靠的，医疗技术是我们国家第一流的。他们受到了党中央的最大信任和委托，对恩来的病作了精心的多方面的治疗和护理，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尽了最大的职责。他们的革命精神和工作态度是十分感人的。

恩来生前曾经多次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在这里，我也要代表大家向这些医生，向参加护理工作的人员，表示深切的感谢。

癌症终于夺去了恩来的生命。

我自己是共产党员，我用无产阶级的坚韧性，高度地克制我内心的痛苦，在他病中还要用愉快的精神和恩来一起同疾病作斗争。当他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挽救时，一再叮嘱我，死后不要保留他的骨灰。

这是我和恩来在十几年前共同约定下来的。我们国家在对人死后的葬仪方面，从古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都一直是土葬的。

50年代，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倡议下，许多高级干部签名，决定死后实行火葬，这是对我国几千年的旧风俗的重要改革。

1958年，恩来首先把他死去的父亲，我把自己死去的母亲以及重庆办事处的一些死去的同志的坟墓平掉，进行深埋。恩来还把他在淮安几代亲人的坟墓，也托人平掉，改为深埋，把土地交公使用。在中央做出人死后实行火葬这个决定不久，我们二人共同商定，相互保证，把我们的骨灰撒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撒到水里、土里去。

从土葬到火葬，从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这是思想观念上的重大变化，是移风易俗的重要改革。他自己就曾经讲过：人死后为什么要保留骨灰？把它撒在地里可以做肥料，撒在水里可以喂鱼。他还主张人死了以后应该做尸体解剖。在他病重住院期间，他曾专门交代医务人员：现在对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作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

恩来对于自己个人离开人世没有丝毫挂虑，对祖国的科学发展和未来却充满了热情和期望。从感情上讲，你们很难过。

恩来虽然去世了，但他给我们还留下了精神财富，在他弥留之际，想到的是死后还要如何为人民服务。你们要支持恩来的这一行动。他的这一遗愿实现了。他的心愿，我已经了却了。

恩来对他的后事，曾经对我说过，葬仪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的任何人。

这件事，我已经向党中央做了报告。

中央给了他很高的荣誉。他还向我说过，一定不要特殊化。我个人是坚决执行的。

对于丧事，我是严格按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没有提出一项个人的要求，一切都由治丧委员会决定。恩来的遗体是由西华厅党支部保护下火化的，并将他的骨灰盒放在吊唁的地方，因为他是西华厅党支部的党员，在具体执行吊唁他的仪式时，有些事情应该放到支部里去做，由支部的同志来承担。

我想这是符合他生前愿望的。

恩来生前是党和国家的一位领导人，但他总是按照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严格要求自己。他把自己看作是党的人，是一个人民的勤务员。

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恩来始终如一地遵守着这条共产党人的最重要的准则。他永远保持和群众的最密切联系，从不搞特殊化。他一生为党和人民虽然建立了许多功勋，但他从不居功自傲，而是经常检讨自己。他功劳越大，越是虚怀若谷；地位越高，越是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兢兢业业，戒慎恐惧。特别是我们党处在执政党的地位以后，他更是时时刻刻注意这个问题，严于律己，把搞好我们的党风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作为他的亲属，又有什么理由把自己放在一个特殊的地位呢？我们千万记住，不要以为自己在革命的征途上有什么特殊，不要夸耀，不要吹嘘，一定要谦虚谨慎，要多向革命的老前辈学习。

恩来同志和我们永别了。你们要坚强，不要过分的悲伤。

我们要继承他的遗志，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在新的革命路上永远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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