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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青史尽成灰·隋唐宋元卷》 正文 第一章 隋朝其实这么牛 说到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今人第一反应多是盛唐，而对于盛唐之前的隋王朝，后人的评价也大多贬多于褒。在许多人眼里，隋朝，只是一个两世而亡的短命王朝。在其昙花一现的行程里，充满了诡异莫测的宫廷丑闻，滥用民力的斑斑劣迹，对外战争的连战连败，天下大乱的糟糕局面。拜等民间文学所赐，隋朝，早成了一个一无是处的垃圾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是一个是非不分的糊涂蛋，亡国之君隋炀帝更与商纣王等暴君并列，成为葬送天下的元凶。 然而事实真是这样吗？ 翻翻真实的历史资料，虽然经过唐朝人无数次的修饰加工，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隋王朝，是一个与唐王朝同样伟大的王朝，它的经济建设成就和政治功勋，不但一度缔造了一个辉煌的国家，更为代隋而起的唐王朝奠定了基业。隋朝，其实是一块沉默的基石，基石之上，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时代。贞观开元，显赫盛世，有相当多是拜隋王朝所赐，无论是结束了南北分裂的隋文帝，还是之后留下“暴虐之君”恶名的隋炀帝，他们的赫赫功业，不但造福于当时，更深切地影响了后人，他们的成就，不应因成王败寇的法则而被埋没。隋朝，不是留给盛唐开基的一个烂摊子，相反，对于缔造贞观盛世的李世民来说，隋朝，是一笔极其丰厚的遗产。 且让我们去看一看，这个贬多于褒的隋朝，究竟是一副怎样的真实模样。 <er">一</h3> 说隋朝，不能不先说隋王朝的开国者——隋文帝杨坚。 历朝历代开国皇帝，有的江山是打下来的，也有的江山是夺下来的，说到杨坚的称帝，隋朝的开国，世人却多有微词：他的江山是篡来的。 公元581年二月甲子，北周王朝的末代皇帝北周静帝下诏，将皇位“禅让”给丞相，他的外祖父杨坚，雄踞中国北方24年的北周王朝就此灭亡。中国北方在经过了几个世纪各少数民族政权轮流坐庄后，一个叫杨坚的汉人成为了中国北方的最高统治者。他改国号为“隋”，改年号为“开皇”，史载这一天长安城上空有祥云升起，预示着一个强大的王朝将从此诞生、壮大，开创空前的盛世——隋朝。 如果就此说杨坚是靠谋朝篡位得国，以下犯上窃取高位的，却也有些“冤”。在这场最高权力的“和平交接”之前，40岁的杨坚已经几经沉浮，立功无数，多少次九死一生。最后的结果，只能说是水到渠成。 杨坚，陕西弘农华阴人，其家族身世显赫，是当年西魏宇文氏打天下时期的“八柱国”之一。其父杨忠当年跟随北周太祖起兵关中，为北周王朝的建立立下赫赫战功，事后因功封为“隋国公”，更被北周王朝赐鲜卑姓“普六茹”。到杨坚承袭爵位后，其长女杨丽华又被立为太子妃，和北周皇室成了亲家，可谓位高权重。而杨坚本人也不简单，史载他“深沉严重”，属于性格冷静不怒自威的类型。有许多史书说他相貌奇特，比如他幼年的时候，宇文泰就曾赞他说“此儿风骨，不似当代人”。相貌奇伟外加处事冷静，又带有皇室亲上加亲的血统，这样的杨坚，想不飞黄腾达都难。杨坚早年，历经了北周王朝的24年，先是北周王朝权臣宇文护当道，几个小皇帝轮流坐庄，终到了北周武帝宇文邕在位时，对内剪除权臣，励精图治，对外征伐四夷，平灭了雄踞东方的北齐王朝，终于一统北方。杨坚在此期间鞍前马后，出力颇多。特别是征伐北齐时，杨坚统筹谋划，奇招迭出，助宇文邕一举统一北方。不过，杨坚也因此颇遭忌惮。 今天历史书上所说颇多的，就是杨坚在事宇文邕时险些被杀的掌故，通常的说法是：宇文邕忌惮杨坚的才能，更兼他相貌奇伟，深恐将来难治，故屡生杀心。但宇文邕宠信的星相家赵昭为杨坚看相，断定杨坚无富贵命，才让宇文邕安心。后来内史王轨又劝宇文邕下决心，说杨坚“恐有反相”，宇文邕反回答说：“若如此，实天命也。”屡遭猜忌的杨坚终于化险为夷。而实际的情况是，彼时志在一统天下的北周，其实内外矛盾不断，北方有突厥犯边，南方南陈王朝未平，何况彼时宇文邕为整顿内部，正大行“灭佛令”，已激得反对声四起。在这种局面下，轻戮重臣势必会引起国事动荡，任何有头脑的政治家都不会贸然动手。当然，如果历史的结果是由北周一统天下，位高权重的杨坚是否会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场，这就很难说了。 杨坚是幸运的，公元578年，北周武帝在北伐突厥的路上溘然长逝，年仅36岁。其子宇文赟即位，史称北周宣帝。杨坚的女儿杨丽华被立为皇后，杨坚作为国丈，被立为大司马，成为手握北周兵权的重臣。比起励精图治的宇文邕，这位宇文赟可谓“子不类父”。每日沉迷于享乐游玩，国家大事几乎荒废，对杨坚、宇文赟起先信任有加。他每次出外巡游时，都命杨坚在朝中留守，酌情处理国家大事。彼时杨坚，也就成了位高权重的驻国大臣。宣帝宇文赟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怒无常，更兼后来杨坚女儿失宠，且有传言说杨坚有“不臣之心”，一次宇文赟宣召杨坚，在宫中埋下刀斧手，下令杨坚如果神色大变就下手杀之。 危急时刻，杨坚的冷静再次救了他，他“行礼趋拜，一如往日”，终消解了宇文赟的杀心。两年后，这位喜怒无常的荒唐皇帝病逝，他年仅8岁的幼子宇文阐即位，史称“北周静帝”。帝国的权力刹那间出现了真空，杨坚的女儿成了太后，作为皇帝外公的杨坚自然地位攀升，成为执掌朝政的辅政大臣。 而此时的杨坚，在“镇定自若”数十年后，终于开始了夺权行动。就在北周宣帝过世前后的5天里，他先是设计命镇守在外的北周皇帝五宗王入京，将5人软禁，踢掉了掌权的绊脚石，继而平定青州、勋州、益州三地叛乱。到公元581年春，杨坚先以北周静帝名义加封自己为隋王，几天后，就以“禅让”把戏，成功地代周而起，建立了最终一统四海的大隋王朝。 杨坚的夺权，看似运气颇好，而其伏笔，早在宇文赟任命他为大司马时就已埋下。北周实行府兵制，剥夺宗室兵权，目的为强干弱枝，防范宗室叛乱，保证军权集于皇帝之手，但人算不如天算，北周宣帝荒淫，北周静帝更是不懂事的小孩子，权力真空下，宗室诸王无兵权，最终只能束手待毙。杨坚代隋，可以说是步步为营，最终水到渠成。 <er">二</h3> 杨坚这个皇帝当得怎么样？ 隋朝建立后，杨坚用霹雳手段，迅速平定了北周王室的反叛势力，连“禅位”给他的北周静帝宇文阐，最终也被他杀死。内患渐熄后，外围却强敌环伺，北方的突厥王朝虎视眈眈，南方陈朝未平，西北吐谷浑不断骚扰，丝绸之路遭到阻隔，种种问题，都摆在了这位新君面前。 幸运的是，杨坚从国丈到皇帝，最大的成功之处就是牢牢把持住了军队。从他做大司马开始，军队的控制权就被他牢牢抓在手里，因此杨坚登基后，虽有北周王室叛乱，但军队却忠于杨坚，使战乱得以很快平息。但随着杨坚的称帝，突厥问题却首先尖锐化了。 突厥自南北朝末年崛起于漠北后，和中原的“北周”“北齐”两个王朝一直时战时和，平灭北齐的北周武帝宇文邕，正是驾崩于北伐突厥的路上。在宇文邕去世后，北周王朝对突厥一直采取和亲政策，双方虽然小有冲突，但并未爆发大规模的战争。但杨坚称帝后，局势却陡然变化，突厥可汗此时的王后，正是北周宗室之女，如此“亡国之恨”，王后当然频吹“枕边风”。就在杨坚称帝的同年，突厥沙伯略可汗就三次兴兵南下，大掠隋朝周边州县，还打出了“为北周王室复仇”的口号。 面对强敌，杨坚毫无惧色，他的政策是“先北后南”，对南方苟延残喘的陈朝政权，杨坚采取了通好政策，集中全力对付雄心勃勃的突厥帝国。北周末期虽然皇帝荒淫，但府兵制全面推行，军力正是强大时。隋军经过鸡头山和河北两次会战，将突厥主力打得丢盔弃甲，尤其是鸡头山会战，突厥可汗仅带5骑仓皇逃窜。杨坚没有乘胜追击，反而“打个巴掌揉三揉”，在得胜后主动遣使招抚沙伯略。兵威之下，沙伯略上表称杨坚为“丈人”，死心塌地地投诚了。与此同时，杨坚又派人分化突厥，用重金贿赂西突厥，让双方互相残杀，所谓“夷狄相攻，或为中国之利”，这套分化瓦解的战术，就是杨坚亲口所说的至理名言。 杨坚的苦心很快收到了回报，在隋朝与突厥战争结束后不久，突厥帝国就陷入了自相残杀的战乱之中，杨坚则渔翁得利。在沙伯略可汗死后，其两子都蓝可汗和突利可汗互相残杀，杨坚扶植实力比较弱的突利可汗，册封他为“启民可汗”，利用启民可汗来防备突厥。一度威胁中原王朝的突厥帝国，在隋王朝的分化瓦解和持续打击下，在此时终于分崩离析。中国北方边境，终于暂时避免了胡虏侵扰之苦。 而第二个遭杨坚打击的势力，就是盘踞在中国西北的吐谷浑。和突厥比起来，吐谷浑势力并不强大，但它地处河西走廊的要冲，阻断丝绸之路，对于隋朝势力的西扩以及丝绸之路的发展，都是一个巨大的障碍。隋朝初年，趁隋王朝与突厥相互攻杀之时，吐谷浑趁机扩张势力，据有甘肃、青海、四川等地的庞大地盘，俨然西北一强大势力，同时吐谷浑劫掠丝绸之路，阻杀隋朝使节，甚至屡屡东侵，对于国都建在关中平原的隋王朝来说，吐谷浑是一个必须剪除的现实威胁。 对吐谷浑，杨坚起先的策略就一个——打，在公元582年击退突厥后，就派大将梁元山西征，在尔汗山大败吐谷浑，斩其名王。吐谷浑势力大挫，就在隋军欲乘胜追击时，杨坚却下了班师令，同时派使者招抚吐谷浑。经此一败，吐谷浑见识到了隋朝的军力，因此死心塌地地归顺了隋朝。这以后，隋朝使团西出玉门关，进入西域地带，并修筑了伊吾城。自东汉末年以来，中原王朝的势力再次进入西域。 无论是对突厥还是对吐谷浑，杨坚都采取了一种极其聪明的办法——军事打击，但把打击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对各周边部族，皆是“打个巴掌给块糖吃”，听话的就给援助，给册封，给荣耀，不听话的就打，打到你听话为止。同时更“以夷制夷”，对突厥分化瓦解，保证各种力量相互牵制，对吐谷浑则在得胜后收手，保证吐谷浑牵制西突厥，在册封启民可汗的同时，又拉拢突厥周边的契丹，牵制强大的突厥人，苦心之下，战乱持续的中国北方，终于被杨坚打出了一个“战略平衡”，契丹、吐谷浑、突厥皆遣使归顺，隋王朝更在西域设立兵站，重新进入西域地区，“威服四夷”的局面，至此开始初现。 当然，还有一个不服的——南陈。 在整顿完内部，打服了北方以后，隋文帝终下决心，发动这场一统天下的最后一战。公元587年，杨坚首先灭掉了盘踞在荆州一带的后梁政权，打掉了南进的障碍。此时南陈正是荒唐皇帝陈后主在位时期，他沉迷诗词创作，常聚一群文士作乐，国家朝政大多荒废。 公元588年，杨坚以晋王杨广为大元帅，着韩擒虎和贺若弼兵分两路大举南征。这次南征，杨坚很重视“宣传工作”，在诏书里历数了陈后主13条大罪，在江南地区广为散发。此时荆州地区也被隋朝占有，南方政权原本可以倚仗的长江天险已经不复存在。陈后主偏偏自己作死，隋朝大兵压境他竟然毫不慌张，说金陵有“王气”，隋朝根本过不了长江。结果短短几天，南方各州县望风披靡，隋朝两路大军势如破竹，很快就包围了南陈国都建康。 此时建康城中尚有兵马十多万，完全可以背城一战，甚至可以做到突围而出，但先前自信有王气的陈后主却吓破了胆，整日只知道躲在深宫里以泪洗面，他本就爱好诗词创作，一生里写的最经典的几首悲情诗，大多出自此时。但写诗救不了他，隋军随后发起强攻，轻易攻破了建康城，陈后主和后妃躲在枯井里，最后被隋军士兵给搜了出来，活活的做了俘虏。公元589年四月，陈后主连同被俘官员200多人被押至北方，至此，自西晋末年开始分裂数百年的中国，终于重归一统。这是隋文帝的不世功勋。 <er">三</h3> 纵观隋文帝登基后的各类战争，可谓是“大有为”之君，但另一个事实更值得重视：他哪来的这么多钱？ 历朝历代，但凡是开疆拓土，统一天下这种事，多半都是要打仗的，要打仗就必须花钱，打成经济崩溃的也不在少数。而隋文帝创造的奇迹是，他登基时，接下的是北周的国土，刚刚统一北方，国民经济尚在恢复之中。之后又宗室叛乱，突厥犯边，一边打仗一边恢复经济，却平稳过渡，一统四海，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如何实现这个奇迹？这才是隋文帝一生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比他统一北方，威服四夷更重要，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大事：隋朝时代的政治经济改革。 说隋文帝的政策，首当其冲的就是经济改革。 打仗需要钱，不管是统一战争，还是对突厥、吐谷浑的反侵略战争，皆是耗资巨大。在隋文帝之前，北周时代的24年，中国北方几乎年年打仗，内部有跟北齐打，跟南朝打，外部有跟突厥打，跟吐谷浑打，不打的话就要拉拢，和亲、赏赐，样样皆是花钱如流水。 在杨坚建立隋朝之前，北方从北魏时代开始就实行了均田制，即按照人丁来分配土地和缴纳赋税，但发展到隋朝时，均田制的政策却还处于“粗线条”阶段，杨坚所做的，是将北魏时代开始实行的均田制更加细化，一方面在人丁管理上，设立了严格的户口管理制度，即保闾制度，规定县以下5家为保，5保为闾，4闾为族，分设保长、闾正、族正。从公元585年开始，杨坚又大规模地在全国整理户籍制度，要求各州县按照户籍注明的年龄大小，对天下百姓逐家进行核对。如此一来，就使赋税的征收更加透明细化，扩大了国家财政的税源，改变了在北魏和北周时期可以随意隐瞒户口的现象，偷税漏税的情况很难再发生了。隋文帝能够在强敌环伺的局面下诛灭群雄，统一四海，稳定的税收和丰厚的储备是他成功的基础。 和农业政策调整同时进行的，是河道的疏通。世人皆对隋朝大运河颇多诟病，而事实上，大规模地整修河道，从隋文帝杨坚时代就开始了。早在公元584年，隋王朝就引渭水入潼关，长达300余里，命名为广通渠。公元587年，又沿着春秋时期夫差开凿的运河故道，打通了南起江都，北至江苏淮安的河道，命名为山阳渎。这两项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在当时灌溉良田万亩，因旱灾而闹荒数年的关中平原成为肥沃乐土，江南至北方的运河航线也因此疏通。同时，隋王朝在山西蒲州和安徽寿州也修建了大规模水利工程，并整治盐碱荒田，这些北周和南陈时期的饥荒“重灾区”，皆因此变成土地肥沃的乐土。隋朝农业之发达，正建基于此。 在推行经济政策的同时，杨坚还进行了政体改革，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就是“三省六部制”和“取士”，废除了北周时期的“六官”，尚书、门下、内史三省成为真正的中枢权力机构。内史省有决策权，掌握诏书起草，门下省有审议权，尚书省掌握军政大事。尚书省之下设立礼、吏、兵、度支、刑、工六部，如此种种，皆奠定了后世封建王朝的政体雏形。与此同时，隋朝废除了自三国以来开始实行的“九品中正制”，规定全国每州每年要举荐贡士3人，从公元598年开始，隋朝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两科招贤考试，从此之后，这样的考试方式一直延续，到隋炀帝时正式确立为“进士科”，以“试策取人”。这种颠覆中国门阀社会观念的新考试方法，就是后人所熟知的科举。 与此同时，杨坚还大行“机构改革”，从中央到地方简化机构，以“并小为大”为原则，废止了自汉朝开始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州设刺史，县设县令，改变了自北魏开始的机构冗杂、人浮于事的局面，并废除了汉朝以来地方长官由本地士人担任的旧例，将地方官员的任命权收归中央。公元583年，杨坚修订刑法，颁布《开皇律》，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法典中的集大成者，该法条目清简，废除了如宫刑、车裂等前朝酷刑，减死罪81条，流放罪154条，堪称“以仁德治国”。诸上成就，不因隋朝短命而被废止，相反却被后世王朝继续传承。 无论隋朝最后的结局怎样，相信隋文帝杨坚在世的时候，一定坚信自己已然开创盛世：隋朝初建时，全国有户410万，到隋炀帝在位时，已激增到890万，全国耕地数目在北魏末期是1900万顷，到隋炀帝登基时，更暴涨到5500万顷，这两项成就，不但远超了之前史家津津乐道的“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即使是后来李世民的“贞观盛世”也难相比，号称“盛唐”的大唐时代，直到唐玄宗李隆基在位的“开元盛世”时，才达到了隋王朝的这一经济盛况。与之相对应的，是隋王朝仓储的丰厚，隋朝的“官仓”储备连年剧增，到了杨坚在位的末期，竟然“府藏皆满，无所容”。在隋炀帝登基初期，全国的官仓储备，足够国家50年支用。甚至到了唐朝开国时，隋朝设立在关陇、洛阳、并州一带的官仓，其储备物资竟然还没有支用完。这段繁荣的时代，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开皇之治”，这是一个威服四夷、经济繁荣、政治清明、百姓安居的时代。 <er">四</h3>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富庶的时代，却在杨坚身后，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走向了暴乱和毁灭，这又是为什么呢？ 世人皆把隋朝的灭亡，归罪于其子隋炀帝杨广即位后的“暴政”，然而观杨坚在位，祸根其实早就种下。 杨坚此人，虽因“篡逆”而遭诟病，但后世史家津津乐道的，还有其为帝之后的善名，比如他躬行节俭，与民休息，比如他修订《开皇律》，减轻刑罚，减免赋税轻徭薄赋。观他一生的履历，却或许可用一个“忍”字。在北周做国公、国舅的时候，就善于夹着尾巴做人，隐忍数年后一朝翻身，登基为帝后，一面大肆诛除北周王室，一面打击周边游牧民族，而他发动的每一场战争，都重在“见好就收”。无论是对大举入犯的突厥，还是对阻塞丝绸之路的吐谷浑，都是在初战告捷后即行拉拢，平衡各派势力，保持周边部族的“战略平衡”；对内也是如此，一面精简机构，建立中央集权，一面与民休息，减轻赋税，极力恢复发展经济。但他在位时期，边境边患并未彻底消除，只是暂时的平静，他对均田制的内容进行小修小补，但经济的快速恢复，也带来了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他在世时，可以全力维持这个国家政权的内外平衡，但在他身后，如果即位之君是个守成之君，这个过程会继续下去，但如果即位之君好大喜功，盲目上马“大功业”，那打破平衡的后果，就是国家的动乱。很不幸，他苦心选出的接班人杨广，却正是这样一个人。 正文 第二章 突厥王朝的兴衰 俗话说，没有对手的英雄是寂寞的，封建王朝也不例外，但凡是中国历史上强大的封建王朝，总有一个适时出现的外敌，来陪衬其“赫赫武功”。比如汉朝的对手是匈奴，明朝的对手先有蒙古，后有女真，纵观隋唐两朝，也有一个强大的对手——突厥。 说突厥，现代人可谓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是因为不管古代的演义小说，还是现代的武侠传奇，都不止一次提到过这个强悍的民族，但对于这个民族，现代人又是格外的陌生：它从哪里来，它最终又走向了哪里，它因为什么而强大，又因为什么而衰落。这一系列的问题，是笼罩在突厥帝国头上的神秘面纱。 在突厥王朝壮大的这段时间里，中国北方先经历了“五胡乱华”，然后是鲜卑族纵横中原，到最后杨坚夺权。这段时期里，北方草原并没有因为诸多少数民族政权的南下而寂寞，相反崛起了诸如柔然等新贵，继续与坐镇中原的王朝周旋，而当柔然在北魏以及北周的打击下走向衰弱时，一个更强大的对手——突厥，却迅速崛起于草原。实事求是地说，虽然在突厥之前，北方草原城头变幻大王旗，涌现“英雄”无数，但只有突厥，具备与当年强盛时期匈奴比肩的资格。因为比起其他诸部族的昙花一现和画地为牢，突厥在极盛之时，却控制了东起东北三省，西至里海流域的广大土地，且历经隋唐两朝百年，与中原王朝时战时和，周旋到底，堪称是中国中原王朝自匈奴西迁以后，面对的最强大对手。 那这个对手又是从哪里来，又是怎样走向强大的呢？ <er">一</h3> 在中原王朝的历史资料里，突厥最初有两个很不光彩的名字：柔然铁工、柔然锻奴，这两个名字很形象地说明了他们最初的地位——小跟班。 突厥的祖先，现代普遍的说法是出自“五胡乱华”时期的“丁零”“铁勒”两个部族，他们原本游牧于叶塞尼河上游，公元5世纪时，柔然民族崛起于北方，他们被柔然征服后，迁徙至今新疆阿尔泰山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都只是柔然民族的一个附属部落。柔然民族强大时，其刀剑等武器，多由他们负责冶炼，因此在中原的典籍里，他们也就有了柔然铁工、柔然锻奴等称号。突厥的得名，是因为他们迁徙至阿尔泰山地区后，因阿尔泰山形似战盔“兜鍪”，因此取谐音，被命名为“突厥”。突厥最早袭扰中原王朝的记录，应该是在北魏太武帝时期，当时他们跟随柔然部落，大掠北魏山西大同地区，当时地方官就有奏报称“以狼形战旗柔然部，格外凶悍”。不过在当时的战争中，他们的人口、实力都远不能与强大的柔然部相比，最多只是一支从属部落。 突厥命运的真正转折，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征伐柔然之战。公元42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御驾亲征，接连六战，将一度强大的柔然部落打得全军覆没，累积斩杀俘虏柔然军5万多人，基本解除了柔然对中国北方边境的威胁。游牧民族的部落联盟向来是松散的，强盛之时万众一心，但一旦遭遇惨败，也很容易分崩离析，遭到惨重打击的柔然，逐渐丧失对其从属部落的控制，就在同年年底，阿尔泰山地区的铁勒诸部发动暴动，脱离了柔然的统治。大约有30多万的人口从阿尔泰山东迁，向北魏王朝投降。中国西部草原，一下子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真空”。相对于兄弟部落的选择，突厥部则选择了留守。此后，突厥开始了漫长的反抗柔然压迫的战争。与此同时，出于牵制柔然部落的需要，彼时的中原王朝也相继与突厥建立了联系，首当其冲的就是北周的前身西魏。公元542年，阿史那上门担任突厥酋长时，开始派人到塞上与中原王朝进行贸易，而彼时的西魏王朝也对突厥极力拉拢。公元545年，西魏权臣宇文泰派胡商安诺盘为特使出使突厥，这是中原王朝有历史记载的，第一次与突厥的交往。次年，突厥派使团来到长安，向当时的西魏王朝朝贡，公元551年，西魏王朝将长乐公主下嫁给突厥可汗阿史那上门。突厥，这个新崛起的草原新贵，成了西魏王朝的“驸马爷”。就在同年，阿史那上门出动5万铁骑，大举进攻骚扰中国北方的柔然部族，柔然可汗阿那环在两面夹击下绝望自杀，突厥趁机将柔然部族的人口、牧场大肆收入麾下，实力猛增，阿史那上门自称“伊利可汗”。此后，突厥又远征西域，进入中亚地区，到公元567年，突厥与波斯萨珊帝国合兵，消灭了游牧在咸海的匈奴残部，至此建立了他们东起辽河、西到咸海的庞大帝国——突厥汗国。 在突厥汗国进行全力扩张的初期，与突厥汗国相邻的中原西魏政权，对突厥汗国援助颇多，双方使团往来频繁，赏赐丰厚，而这时期的突厥汗国，对中原政权也格外恭顺，屡次遣使通好。突厥开始“翻脸”，是在他们消灭柔然之后，从公元560年开始，频繁地侵扰北部边境州县，且骚扰程度较柔然更甚。这时期中国北方的北周、北齐两个政权正忙于互相攻杀，无暇北顾，因此对突厥王朝的侵扰，多采用拉拢、赏赐、和亲等手段，但求息事宁人。与此同时，突厥还积极地介入中原内战，比如在北周攻打北齐时，突厥就与北周合兵攻打晋阳，而在公元577年北周平灭北齐后，突厥却又收留了逃亡漠北的北齐宗室高绍义，立他为齐帝。同时期，北周与突厥的往来也日益密切，北周武帝的皇后阿史那氏就是突厥宗室，而突厥沙伯略可汗的夫人则是北周公主。如此密切的关系，使突厥在常年中原内战中大获其利，更惯于在各政权之间“搞平衡”，以谋求最大利益。而在公元581年之后，杨坚代周自立，建立隋王朝，往年的“搞平衡”当然就不复存在。相对于前朝的“和亲”“联姻”“忍让”，杨坚谋求的，是建立一个威服四方的大隋帝国，而彼时的突厥，正是沙伯略可汗在位时期，拥有骑兵40多万，已是大漠草原的霸主。两个政权之间，也势必开始一场针尖对麦芒的碰撞。 <er">二</h3> 天佑中原的是，就在杨坚接受“禅让”，代周自立的那一年，对中原虎视眈眈的突厥汗国，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内乱——五可汗并立事件。 在北周时期，突厥的可汗是他钵可汗，此前突厥的几任可汗传承，都遵循“兄终弟及”的原则，但在他钵可汗死后，形势却发生变化。他钵指定即位的大逻便因身份低微不能服众，遭到了宗室的反对，各方势力争夺之下，最终采取了折中的方式，以他钵的侄子摄图为大可汗，即沙伯略可汗，此外还有巷逻担任的第二可汗，大逻便担任的阿波可汗，统治西域的达头可汗，驻扎新疆东部的贪汉可汗。沙伯略虽然是突厥汗国的统治者，但原本就松散的突厥汗国，却因此出现了隐隐裂痕，这裂痕自然瞒不过老谋深算的杨坚的眼睛，隋朝大臣长孙晟提出了“远交近攻”的战略，在不久之后得以实施。 对突厥，杨坚一开始就采取了冷落的政策，在他登位的初年，对突厥使者的赏赐就极为淡薄，此外还取消了原先北周定下的对突厥每年的粮米赠送。他曾对众臣说过“饿狼在北，伺之何益”，将突厥看做喂不饱的饿狼。而沙伯略即位之后，续娶了原本是他钵可汗妻子的北周千金公主，这位公主恼恨北周灭亡，成天给沙伯略吹“枕边风”，最后吹得沙伯略拍案而起，宣称“我是北周的女婿，自当为北周报仇”。公元582年，打着为北周报仇的旗号，沙伯略尽起大军40万，兵分四路大举进攻隋朝。而在此之前，突厥已经与隋军发生了小规模冲突，在隋文帝登基的第一年，他们就在东线出兵，夺取了河北秦皇岛。隋文帝命各军严守边境，修缮长城，增兵幽州与并州，到沙伯略起兵的时候，隋朝几十万大军早已严阵以待。 公元582年四月，突厥40万人兵分多路，对隋朝边境展开了大规模进犯，从东部的河北、山西，到西部的陕西、甘肃，皆是战火连连。这是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第一次遭受游牧民族的全线进犯。面对突厥人的嚣张攻势，隋文帝杨坚沉着应对，他并不消极防守，相反以机动对机动，一面命令太子杨勇屯兵咸阳，建立指挥部，一面命令边境隋军主动出击，以攻对攻，坚决打击突厥进犯。战事起初不利，突厥前锋一度进逼汉中平原。甘肃庆阳之战中，沙伯略亲率10万大军长驱直入，与镇守此地的隋朝行军总管达奚长儒遭遇，隋军据城死守，杀伤突厥军近万，迫使突厥后撤，但隋军自身伤亡也惨重，守城官兵只剩不到百人。与此同时，主动出击的隋军在幽州会战和临洮会战中连吃败仗，兵马损失过万人，是年八月，突厥竟然突破了隋朝的宁夏固原防线，长驱直入进入内地，大掠宁夏、陕西北部州县，陕西延安、弘化、甘肃兰州皆被洗劫一空，隋朝采取坚壁清野战术，各部队严防死守，终于遏制了突厥攻势。此时的隋王朝在初期主动出击后，已然转为全面退守，突厥损失同样惨重，虽然屡次攻破州县，却始终不能持久，只能时进时退，以骚扰为主，整整一年，隋朝与突厥双方总共近百万军队对峙北方边境，双方僵持不下。 战事的转机在公元582年出现了，是年入春后，因长期战争，突厥师老兵疲，隋文帝立刻决定反击。先是进行“全国动员”，发诏书历数突厥罪恶，继而命杨爽为行军总管，兵分八路反击突厥。杨爽深知“擒贼擒王”的道理，决定集中主力，先打沙伯略可汗的嫡系部队。是年四月，隋军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与沙伯略可汗主力部队遭遇，隋将李充精选5000精骑，趁夜发动突袭，猝不及防的沙伯略被打得大败，沙伯略本人靠躲在草丛里才捡回一条命。此后突厥阵线崩溃，隋军更乘势进兵辽东，消灭了依附突厥的高宝宁政权，将辽东大地划入隋朝治下，斩断了突厥的左臂。与此同时，隋朝展开了全线的大反击，突厥阿波可汗在甘肃被秦州总管窦荣定击败，不得不退出甘肃河西走廊。正是在甘肃会战中，隋朝随军偏将长孙晟成功策反了阿波可汗，导致他与沙伯略可汗反目。 隋朝在公元582年的大反击，彻底打击了突厥的势力，根据当时8路大军的奏报，隋军累计斩杀俘虏突厥兵竟高达10万以上，强盛的突厥王朝第一次遭到了惨重打击，如当年的柔然汗国一样，本身结构松散的突厥王朝，也立刻陷入了分裂中。导火索就是沙伯略可汗指责阿波可汗临阵脱逃，阿波可汗不服，更在隋朝的挑拨下与沙伯略反目，沙伯略一气之下杀掉了阿波可汗的部族和母亲，阿波可汗转而到西域向其他可汗求救，从此，突厥陷入了分裂与内战中。从公元583年起，阿波可汗集结部众盘踞西北，建立了西突厥汗国，并与隋朝通好，而沙伯略可汗，则人口实力大减，成了东突厥。随后在隋朝的分化瓦解软硬兼施下，沙伯略屡遭打击，终向隋朝称臣。沙伯略死后，他的几个儿子为可汗位互相攻杀，更被隋王朝所利用，其子都蓝夺取可汗位后，隋朝册封他的另一个儿子突利为启民可汗，为隋朝边境屏障。长孙晟的“远交近攻”，至此变成现实，陷入内战攻杀的突厥王朝，暂时不能对大隋帝国构成威胁。 <er">三</h3> 突厥的再次强大，是在始毕可汗在位时期。这时候的中原，已经陷入了隋炀帝统治的末世，天下大乱，自然对北方边境失去了控制，趁势崛起的始毕可汗，成了中原王朝的大敌。 始毕可汗是启民可汗的儿子，隋文帝册封启民可汗后，每年给予优厚的赏赐，其势力渐渐壮大。在启民可汗时期，他们对隋王朝始终采取恭顺政策，却屡次发动北征，打击东突厥其他派系，不断扩大地盘，渐成北方最强一支。始毕可汗即位后，面对中原此时乱象纷起的局面，动了摆脱隋朝自立之心。公元615年，趁隋炀帝北巡的机会，始毕可汗发动几十万骑兵，将隋炀帝围困在雁门关，幸亏隋军坚守，周边隋军奋力救援，才让隋炀帝捡回一命。但双方至此已经撕破脸，随后隋朝群雄并起，各路势力纷纷反隋。对隋朝当年的远交近攻之策，始毕可汗也有样学样，北方刘武周、梁师都、郭子和等几大反隋势力皆得始毕可汗支援，甚至后来建立唐朝的李渊，在他太原起兵之前，也曾派刘文静为使节到始毕可汗处通好。为得始毕可汗支持，李渊甚至承诺，将所攻陷城市的珍宝美女尽数奉送给突厥，至此才得到突厥出兵相助，这以后，突厥部落开始介入到中原内战之中。比如刘武周起兵时，夺取了隋炀帝的北方行宫，他将行宫里的宫女尽数送给突厥做礼物，换回了突厥的3000匹精良战马，其骑兵一度雄视天下，刘武周更被突厥册封为“定扬可汗”。郭子和起兵时，派儿子到突厥处做人质，突厥则册封他为“平扬天子”。公元619年，刘武周与李渊互相攻杀时，一度在突厥的帮助下攻陷晋州，始毕可汗趁机随后进兵，攻克宁夏银川一带，大掠数日，并想趁势南进，彻底消灭李渊政权。而就在这时，始毕可汗突然病逝，事后，李渊用数十万钱做代价，从突厥手中“赎”回了河套地区，一场大战方才消解。即使如此，对早年起兵的李唐王朝来说，与突厥的关系却是极其羞辱的，李渊曾向突厥称臣，每次攻略城县后，一旦突厥兵随后赶来，都要送大量金钱以“孝敬”。花钱买和平的结果，就是突厥贪图眼前利益，并未乘机在中原抢地盘，李唐王朝也顺利完成了国家统一。 但对于结束分裂局面，百废待兴的唐王朝来说，突厥同样是大患。李唐建国，面临的是比当年隋文帝更残破的一个烂摊子。而此时的突厥，在始毕可汗去世之后，非但没有衰落，继始毕可汗而起的处罗可汗也是强人，他一面在草原开疆拓土，扩大势力，一面不断南下，时而助唐王朝时而助其他势力，在各路诸侯攻杀中牟利，唐王朝只好不断馈赠以金钱，继续花钱买和平。处罗可汗死后，启民可汗的三儿子颉利可汗即位，他在位时，东突厥实力膨胀，不断西攻西突厥，彻底压倒了西突厥的势力，成为草原的霸主。而此时，他已不满足于中原王朝花钱买和平的局面。即位初期，就逼迫唐王朝割让国土，将隋朝时期用来防御突厥的塞北五原城尽数割让给他。此时唐王朝刚刚完成国家统一，元气未复，只能继续忍气吞声。公元621年，颉利可汗率军进犯唐朝代州，唐朝行军总管王孝基全军覆没。公元622年，突厥又兵围朔州，唐军守将李大恩阵亡，唐高祖李渊忍无可忍，决定与突厥开战，命太子李建成出陕西，李世民出山西，云州总管李子和出大同，左武卫大将军段德操出夏州，四路大军齐发迎战突厥。作为唐王朝的开国皇帝，李渊深知国家残破，开战突厥的想法并非头脑发热，他曾问大臣是立刻与突厥求和好，还是先战再和，中书令封德彝认为，应该先用战争让突厥人知道厉害，再以战逼和。因此，唐军大军齐出，开始了和突厥的第一次碰撞。 和隋文帝开战突厥相反的是，唐军一开始进展顺利，在并州、汾阳等地和突厥接战，斩首数百，迫使突厥撤退。谁料好景不长，突厥这次的战术是“战略大迂回”。突厥先假意退却，吸引唐军主力北出，而突厥的精锐骑兵却突然从西路夹击，一举攻破唐朝的大龙山、甘肃洪州，兵临关中平原，新都长安一下子岌岌可危。战败之下，唐王朝只好暂时服软，答应突厥带走所掠州县的全部财宝，并奉送金钱。对于是否退兵，颉利可汗也犹豫不决，此时秦王李世民正火速从山西赶来增援，闻讯后的颉利可汗就坡下驴，撤退北归。横扫中原的唐军，在第一次与突厥精锐的碰撞中，输得体无完肤。此后数年，突厥的侵扰规模持续扩大，每次都是在攻城掠地之后，等着唐朝来求和，再坐收唐朝的馈赠。值得一提的是，公元626年春天，突厥大规模进犯唐朝灵州、朔州等地，唐朝再次调兵遣将准备迎敌。正是这个外敌入侵事件，使李渊决定由太子李建成挂帅出征，并征调秦王李世民的亲信部将随军，而不甘心势力遭削弱的李世民，在玄武门发动兵变，杀死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迫使李渊将皇位“禅让”给他。改变李世民命运的“玄武门之变”，突厥其实是无意间的始作俑者。 玄武门之变后，是年八月唐太宗李世民登基，而在此期间，突厥一刻也没有停止对唐朝边境的进犯，由于唐朝正经内乱，无暇顾及边陲，从朔州到灵州，东西战线上突厥一路破关南下，一直打到长安附近。然后，新即位的李世民在渭水边上与突厥颉利可汗会面，怒斥突厥侵略，在答应给突厥继续馈赠财宝后，颉利可汗决定撤军。其实就在此时，唐王朝调兵遣将，大军集结于关西平原，颉利可汗之所以退兵，也是担心孤军深入，后路有被唐朝断绝的危险。但无论怎样，在唐朝建国后的几次交锋中，唐军败多胜少，历次战斗几乎溃不成军。而此时的东突厥，已然雄踞草原，兵逼大唐，渭水会盟，更是东突厥军事历史上辉煌的顶点，当然，也是覆亡的丧钟。 <er">四</h3> 唐朝为什么打不过突厥？其实在唐朝和突厥早期的战役中，唐军的失败无外乎3个字——机动性。突厥铁骑此时是草原最强，来去如风，在突厥对唐朝的战斗中，突厥在城池攻坚战中很少占到便宜，大多数的胜利，都来自避实击虚，用骑兵快速大迂回的方式，对唐朝防线进行夹击，从而一举击破之。此时中原王朝历经战乱，马匹稀缺，没有强大的骑兵，自然不能在野战中和突厥争雄。而与现代人想象不一样的是，此时东突厥的“军事科技”也异常发达。突厥本身就是以精于冶炼著称的，早年在隋朝与突厥的战争里，隋朝军队的强弓硬弩，给了突厥军队极大的打击。从启民可汗归降隋朝时，突厥人就积极向中原学习弩箭制造等军事技术，特别是颉利可汗攻破灵州之战，就是以硬弩攻城，导致唐朝守军全军覆没。此外突厥军队在攻城器械上也非常发达，颉利可汗的精锐“牙军”，拥有大小攻城器械上百种，许多都是突厥收留的汉族“技术员”制造。对于唐王朝来说，突厥，是一个兼有游牧民族机动性和汉民族“高科技”的强大对手，其强悍程度，甚至远胜于当年以游牧骑兵为主的匈奴。 唐太宗李世民在登基后，将平灭突厥当做了头等大事。他在位时期恢复生产，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同时对军队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特别是改革了北魏时期就出现的府兵制，将原来的兵农分离改成兵农合一，招募大量精壮农民入伍，既扩大兵源又提升战斗力，更减轻了国家的军费开支。与此同时，他还大行马政，鼓励民间养马，设立专管马匹饲养征用的官员，增加国家战马储备。而唐军的战法也与先前的南北朝以及隋朝不同，相比于北周、隋朝常用重甲骑兵的做法，唐朝从这时候开始化重为轻，大力发展硬弩和轻骑兵，以及善于对付骑兵冲击的唐刀步兵。正是这个战术的改革，在之后唐朝横扫四夷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反击的机会在公元627年五月到来了，这一年北方草原发生大规模雪灾，许多部落损失惨重，对于以游牧为生的突厥来说，这个打击是沉重的。同时颉利可汗与许多部落的矛盾也日益激化。与突厥历代可汗相比，颉利可汗格外特殊，在行政上，他更信任招揽来的西域尚胡，疏远突厥的宗室贵族，因此各部落日益与他离心离德，尤其是曾和他是盟友的突利可汗，因颉利可汗搜刮严重，两人矛盾日益激化。就在同年，突厥西部的铁勒部发生叛乱，颉利可汗命突利可汗率部镇压，被打得大败，恼怒的颉利可汗将突利可汗关押鞭打，不堪受辱的突利可汗举兵反叛，又被颉利可汗打败，无奈之下，突利可汗向唐王朝投降。这个天赐良机李世民怎能放过，公元628年十月，唐王朝决定出兵北伐，而此时的颉利可汗已经众叛亲离，东部的契丹等部族皆已反叛，西部的薛延陀汗国和铁勒部也脱离统治，连年灾荒又造成经济困难，他却偏偏火上浇油，率兵进驻马邑，向唐王朝炫耀武力，以为唐王朝会像以前一样花钱买和平，而这次他等来的，是唐王朝的迎头痛击。 十一月，唐王朝以兵部尚书李靖为行军总管，率六路大军出师，唐军初战告捷，在马邑击败颉利可汗。在这一战中，唐军展示了他们的新战法，以长刀步兵为方阵，后方排列硬弩，阻遏突厥骑兵冲锋，轻骑兵两翼夹击，将突厥军冲得大溃。更让突厥惊愕的是，唐军竟然连步兵都配备战马，步兵骑马抵达战场后下马步战。数年的休养生息，已让唐军积累了充足的实力，可以用强大的战斗力和雄厚的国力，与突厥打一番酣畅淋漓的野战。 马邑战役后，颉利可汗仓皇败逃，其属下向唐朝投降后，供出了颉利可汗的驻军位置，随后唐朝以李靖、柴绍、李道宗、卫孝杰、李世绩、薛万淑兵分六路，全力围剿突厥，颉利可汗节节败退，其属下部落纷纷向唐王朝投降。次年正月，李靖率领3000精骑星夜兼程，直捣颉利可汗的老窝定襄，李世绩的北路军则迂回到呼和浩特，将颉利可汗前后夹击，连遭惨败的颉利可汗逃到内蒙古铁山，只剩1万多残兵，他一面遣使至唐朝，要求求和，一面想借机脱身，但精明的李世民不会给他这个机会。就在唐朝使者唐俭进入颉利可汗营帐后不久，李靖的大军就拍马杀到，颉利可汗大军被杀得全军覆没，只身逃亡的颉利可汗本想逃奔青海，再联合当地部落起事，但唐军李道宗部已经堵在了那里，结果，颉利可汗，这位一度雄踞草原的枭雄，最终在甘肃灵州束手就擒。强悍一时的东突厥汗国，至此灭亡。 颉利可汗被俘之后，东突厥已经尽数归附了唐朝，早年叛变东突厥的铁勒诸部也纷纷归附，这时期的唐朝领土，可以说是拥有今天整个外蒙古草原。同年三月，原突厥属下各部落酋长齐聚长安，尊李世民为“天可汗”，中原王朝“天朝上国”的思想，正是从此开始。 对投降的东突厥，唐太宗采取了极其开明的政策，不但赦免了颉利可汗的罪过，对投降的突厥人也一视同仁，终唐一世，突厥族官员是唐朝政坛一股重要力量，如执力史思、阿史那思摩等人皆是唐王朝重臣。仅贞观一朝，五品以上的突厥官员就有100多人。长安城内居住的突厥人也有1000多家。当然中间也有不和谐，比如公元639年，突利的弟弟结社纠集40多人企图行刺唐太宗李世民，阴谋被粉碎后，唐太宗采取宽容政策，并未借机株连各突厥部族，反而在突厥旧地建立牙帐，让突厥成为唐朝边境的屏障。 东突厥败亡后，如之前一样，北方草原的权力真空再次出现，而原本被东突厥压制的西突厥，势力也再度壮大，之后陆续有薛延陀汗国等部落崛起，但皆被唐王朝平灭。唐朝在漠北设立单于、瀚海两个都护府，后合并为安北都护府，委任当地部族首领为官，将漠北草原纳入唐王朝治下。而势力变大的西突厥，也终未能填补东突厥败亡后的草原空白。唐朝在与东突厥的周旋时期，对西突厥一直采取通好政策，企图扶植西突厥来牵制东突厥，但西突厥起先被打得太惨，而在东突厥败亡后，他们的实力又迅速膨胀。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时，西突厥的势力范围，主要是今天新疆的北部和西部地区，唐朝平灭东突厥后，西突厥东面的薛延陀以及高昌国又相继归附，此后高昌国叛乱，唐太宗派侯君集平定。侯君集平高昌国前，西突厥一直支持高昌国，但唐军夜行700里奇袭高昌，仅用一夜时间平定高昌全境，吓得西突厥立刻奉表求和。公元640年九月，唐朝在吐鲁番设立安西都护府，西突厥被纳入了唐王朝版图。此后，西突厥也和东突厥一样，由于内部的不和陷入分裂之中，唐朝则步步紧逼，以安西都护府为基点，不断招降西突厥部落，册封西突厥的各部落酋长为唐朝官员。值得一提的是，唐军派去平定西域的军队，许多都是原东突厥的军队，比如名将阿史那杜尔。公元642年，唐将郭孝恪连续击败西突厥可汗乙毗咄陆，众叛亲离的乙毗咄陆于次年奉表归降，西突厥全境被纳入唐朝安西都护府治下。 公元649年唐太宗李世民去世时，唐朝瑶池都督，突厥人阿史那贺鲁发动叛乱，唐朝一开始采取怀柔政策，但阿史那贺鲁却四处扩张，一度雄踞西域，自称沙钵罗可汗。唐朝多次征讨，皆因地处偏远，无功而返。公元655年，唐朝以苏定方为行军大总管，大举西征阿史那贺鲁。苏定方采取软硬兼施的策略，一面招抚突厥部落，一面集中力量攻打阿史那贺鲁本部，在卡乐额尔齐斯河战役中，唐军用步兵方阵战术，击破阿史那贺鲁的突厥骑兵，随后趁雪夜追击，一举攻破阿史那贺鲁的老巢金牙山，阿史那贺鲁逃亡塔什干后，被当地酋长送交唐朝，至此，雄踞西域一时的西突厥汗国，彻底灭亡。 <er">五</h3> 在唐太宗、唐高宗两代帝王的打击下，一度强悍的突厥汗国，其全境终于纳入了唐王朝的治下，此后突厥部落虽然时有叛乱，且在武则天和唐玄宗时期，皆与唐王朝发生战事，但终已不是唐王朝最大边患。突厥的各部落分裂后，其各部多成唐朝边境屏障，为唐王朝开疆拓土，立功颇多，也有许多部落不断叛乱，拥立突厥可汗后人，企图重建突厥汗国，皆在唐王朝的打击下失败。突厥最后一次与唐王朝战争，当是公元744年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时，突厥残部拥立白眉特勒为可汗，史称“白眉可汗”，大举举兵反唐，唐朝朔方节度使王忠嗣联合回纥共同进兵，将这股叛乱势力剿灭。从此，突厥作为一个民族，已经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其部族或是融入汉族，或是融入回纥等草原民族，或是西迁中亚一带，对唐王朝来说，已是一个历史概念了。 正文 第三章 隋炀帝错在哪 如果要评选中国历代帝王中的“败家子”的话，隋炀帝杨广恐怕会首当其冲。 千百年来，隋炀帝杨广，在世人眼里，早就是与秦始皇嬴政齐名的暴君，甚至名声比秦始皇还不如。秦始皇滥用民力，造成天下大乱，但这一统的江山，毕竟是他亲手打下来的，最后打了多少赔了多少，最多只是个不赔不赚。但这位隋炀帝却不同，他的父亲杨坚留给他的，是一个经济繁荣、国力强盛、雄踞东亚大陆的世界第一强国——大隋帝国，却被他仅用了13年时间，就搞得天下大乱，国破家亡，好好的大隋朝，反给盛唐做了嫁衣裳。这真好比一个人继承了一笔丰厚的遗产，却用极快的速度败坏光，不是败家子又是什么？ 所以多少年来，在文学作品影视形象中，这位暴君都是百分之百的反面角色。但是审视历史，真相，真的是这样吗？ <er">一</h3> 说起隋炀帝杨广，现代人都说是昏君，而在隋文帝在位时期，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杨广却是个年轻有为，建功无数，名声相当好的皇子，甚至许多人把他看做人中之龙，缔造盛世的希望。 现代人说得比较多的，是杨广“装蒜”的那些事。比如做皇子的时候，他厉行节俭，谦恭有礼，很得隋文帝的欢喜，最终使隋文帝废掉了太子杨勇，立他为储。但事实上，早在杨广20岁的时候，他就名满天下了，原因就是那场隋王朝的统一战争——灭陈战争。 公元589年，年仅20岁的杨广就被任命为兵马大元帅，率领50万大军平灭南方陈朝，这一战的政治意义远大于军事意义，毕竟是统一天下的最后一战。而从难度上说，彼时隋朝兵强马壮，远非苟延残喘的南陈小朝廷可比，南征自然是摧枯拉朽。在这场战争里，杨广也第一次让世人认识了他，作为统帅，他制订了两路突破，直捣建康城的战术，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伤亡，而且隋军所到之处纪律严明，对百姓秋毫无犯，缴获的财物也悉数上缴，南陈的府库更是“无所取”。杨广本人更是以身作则，在军中身体力行，恭行简朴，灭陈之后他赏罚分明，杀掉了陈后主身边的佞臣，赢得了南方百姓的民心。这时期的杨广，活脱脱一个礼贤下士、勤政爱民的“好青年”，与他即位之后的形象，可谓天渊之别。 其实早在此以前，杨广就不止一次显露出他的才能。比如他精于诗词歌赋，且博览群书，谈论起国家大事来，连父亲杨坚都甚为惊讶。杨广13岁的时候，就被任命为太原总管，可见从那时候起，杨坚就对杨广悉心培养，希望他将来能成大器。 而在平定南陈之后，杨广又参与了隋朝的其他几件大事件。一是平定了江南高智慧的叛乱，且在叛乱平定后安抚地方，抚恤百姓；二是在扬州轻徭薄赋，平反冤案。坐镇扬州平乱的杨广，可谓一心扑在工作上，一连十几天衣不解甲，熬夜工作，白天指挥战斗，晚上打理民事，当地自南陈开始积累了数十年的积案，被他在一个月内全部处理完毕，结果“上下皆赞之”。公元590年，突厥大举犯边，杨广受命统军出征，他作战勇敢，身先士卒，在陕西延安一举击退突厥。如此人物，放在当时，着实是一个文武双全的青年才俊。 而在做人上，杨广继承了老爹杨坚的特点，格外会装。此时的杨坚一共有5子，分别是杨勇、杨广、杨俊、杨秀、杨谅，且5人都是杨坚的正房皇后独孤皇后所生。不管是立嫡还是立长，皇位本都与杨广无缘，但杨广很会讨爹妈欢心。而且杨坚的情况特殊，他是中国封建帝王里出名的“妻管严”，独孤皇后在世时，他只有独孤皇后一个妻子，而独孤皇后本人性格强硬，对“接班人”这样的大事，其实是起到决定作用的。 对老妈独孤皇后，杨广是竭力讨取她的欢心。要讨独孤皇后欢心，表孝顺送礼都没用，独孤皇后一生御夫极严，最在意的就是男人是否忠诚，对儿子也不例外，偏偏长子杨勇是个风流坯子，他对独孤皇后为他选的原配老婆极为冷淡，家中娶了几房妃子，自然令独孤皇后大恼。相反杨广却极会来事，他做皇子的时候，对外表现最多的就是与妻子萧氏的“相亲相爱”，处处对妻子体恤有加，大有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之意，如此做派，自然讨得老妈欢心。其实杨广本人也好色，他也经常临幸王宫中的宫女，一旦怀孕就偷偷堕胎，不过终究是瞒过了老妈去。日久天长，独孤皇后对杨广器重有加，不断给杨坚吹枕边风，杨坚心灵的天平，就是这样倾斜过来的。 除了在爹妈面前会装，杨广在大臣和部下面前也很会装，比如当年率军北伐突厥时，部队缺粮，士兵没粮食吃，他主动断粮，当众不吃不喝，把士兵们感动得热泪盈眶。南下平南陈时，他把自己的战马让给生病的将士骑，把自己的帐篷空出来给生病的士兵调养，一时间军心大振。隋文帝的近臣杨素、高绍、宇文述等人也与他交好，内外相互串通。 这里就要说说和杨广争夺太子位的杨勇。杨勇之所以最终被废，除了杨广会装外，其实他有两条犯了隋文帝杨坚夫妇的忌讳。第一是杨勇信佛，且喜好奢华，对于厉行节俭的隋文帝来说，这可以说是顶风作案。第二个忌讳，隋文帝本身就是一个性情内向阴沉之人，杨勇偏偏子不类父，性格率真且喜怒尽形于色，偶有争执，即容易和杨坚变脸，长此以往，父子关系日益冷淡。比如他曾在公元600年冬至接受百官朝贺，担心儿子抢班夺权的杨坚，心里犯了嘀咕。杨勇败亡的导火索，就是杨广就任扬州总管时，行前与独孤皇后辞行，母子涕泪交流，杨广更趁机说杨勇要害他，并散布谣言说杨勇的妃子是被杨勇毒死的。独孤皇后听后大怒说：“若此子登位，我儿恐无幸免。”至此杨勇的命运，已经无可挽回了。公元600年十月，杨坚正式下诏废杨勇太子位，改立杨广为太子。值得一提的是，杨广诬陷了杨勇这么多年，但一直到杨勇被废太子位，却无一言攻击弟弟杨广，史书上说杨勇“性宽厚”，诚非虚言。 隋王朝此时经过杨坚励精图治，已成盛世之相，最需要的就是一位守成之主，就如同汉高祖身后的文景二帝。而性格宽厚的杨勇，显然更符合这个条件的，无奈厚道人无好命，会装的杨广，继承了这笔遗产。 客观上说，杨广本人的能力，在当时也确实是杨坚5子中最出众的，有过战功，博学多才，且有治理地方的经验，更有一干重臣的拥戴，不管从哪个方面说，他似乎都是一个合格的接班人，那天下大乱的局面，又是怎样造成的呢？ <er">二</h3> 公元604年，隋文帝杨坚驾崩，杨广即位，这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隋炀帝，当然，不是什么好名声。 有关隋炀帝在位时期的种种恶行，史书上不胜枚举，其中最主要的就是3条：开大运河，征高句丽，数度巡游。 而细观这3项恶行，却不难发现，尽管事情的最后结果是闹得民怨沸腾，天下大乱，但3件事情的发生，本身却都有各自的道理。 先说开凿大运河。其实从隋朝建国以后，开凿运河就是国家的一项战略重点。隋文帝在位的“开皇之治”时期，隋王朝就曾数次发动大规模的运河工程，在南方疏通了从建康到苏北的河道，在陕西疏通了渭水至长安的支流，甚至在甘肃河西地区，也曾多次修筑水利工程，河西地区在唐朝时期能够成为天下最富庶的州郡，底子就是隋朝时期打下来的。而说到大运河的开凿，早在隋文帝开皇十年，就有江南地方官请求开凿运河，以削减税粮运输成本。隋朝平定南陈后，南方经济迅速发展，赋税激增，但是大量的赋税运送到北方，长途跋涉成本甚大，而按照隋朝的税法，百姓税粮的运送成本，即“损耗”，也是由百姓自身承担，在隋文帝时期，仅是江南地区的税粮，分摊到每个百姓身上，其要缴纳的“损耗”，竟然是赋税本身的9倍。而随着隋王朝不断拉拢突厥、吐谷浑等部族，赏赐日益增加，对于南方税粮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因此，拓通南北交通要道，减少运输成本，成为自隋文帝时期开始持续10多年的呼声，在隋文帝在位的后10年，有关请求开凿运河的奏章，从中央到地方累积就有50多封，其中不乏高绍、杨素之类的重臣。可以说，在当时，开凿大运河，是一个举国上下的呼声，并非隋炀帝自己的心血来潮。 京杭大运河的整个施工设计，是由隋朝时期最著名的工程家宇文恺统筹规划的。宇文恺最初的计划，是以百姓分批服役的方式，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塘江5大河流，建立一条连接京杭的大运河。在宇文恺的最初设想里，这个浩大工程的每一个细节步骤，他都考虑得非常详细，比如他建议，不宜一次性调动太多民夫，而是由百姓分批分散服役，保证每年动用民夫总数不超过20万人，而且凡是参与劳役的民夫，都由国家出粮给予补贴。以当时隋王朝在南方的粮食储备，做到这一切是不困难的。宇文恺最早的工程设想，是计划11年全线贯通，但奏报送上去之后，隋炀帝却嫌慢，11年？1年他都等不及，最后颁布下来，大运河工程的期限，被缩短到了7年，而粮食补贴也一概不准，又要马跑又不让马吃草，才是隋炀帝本身的性格。 结果，从公元605年开始，大隋王朝调动民夫110万，开始了这项声势浩大的工程，而且与宇文恺最早的循序渐进不同，隋王朝采取了同时开工的策略，即从中原到江南，5大水系的工程同时上马。同时开工固然进度快，但如此一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6省大部分百姓皆被征调，生产一下子陷入瘫痪，生产瘫痪税还不能少，该交的赋税照样要交。整个帝国举国之力，都花在了这项虽然利在千秋，却足够把隋王朝折腾到筋疲力尽的工程上。比如负责监工的河道官麻枯，被称为麻阎王，他滥用民力，以至于他的名字在中原农村都能止小儿啼哭。既要把活干完，还不让老百姓吃饭，外加横征暴敛，如此作为，老百姓自然苦不堪言。 到公元611年，这项纵贯南北的大工程全线完工，期间共调动民力200多万，6年的时间完成这样的工程，是人类古代工程历史上的奇迹，但奇迹的背后，却是中原百姓的斑斑血泪。仅就税赋而言，这6年里隋王朝在这6省的税赋，比隋文帝在位的时候缩减了许多，至于人民倾家荡产，流离失所，更是比比皆是。修是该修的，可这么个修法，任谁也受不了。 与修筑大运河同样遭到骂声的，是隋炀帝的三征高句丽，如果说开凿运河是滥用民力，那么征讨高句丽，更被后人骂做穷兵黩武。但是后人很少有人意识到一个问题，在当时，高句丽，是必须要打的。 我们可以把目光放在后世，代隋而立的唐王朝，对高句丽同样采取了强硬政策。唐太宗李世民曾经御驾亲征高句丽，一样遭到了失败，直到唐高宗李治时，方才以大兵平灭高句丽。与高句丽的战争，贯穿隋唐两个王朝的交界时期，甚至贯穿整个贞观之治和永徽之治。为什么两个不同的王朝，四代统治者，对于这个中国东北的小政权，却一样采取了坚决打压的政策？难道仅仅是为了炫耀武力，穷兵黩武？ 要了解这个问题，先要看看高句丽是一个怎样的政权。 高句丽，地处中国东北以及朝鲜半岛，是一个从三国时代就存在的政权，这个政权向来与中原王朝时战时和，起初以游牧为主，后来转为半渔猎经济方式。在南北朝的末期，高句丽迅速壮大起来，到隋朝时期，高句丽人口已有500万，常备军多达50万，俨然已是辽东劲旅。事实上，隋朝在建国初期，对高句丽曾采取通好政策，但是最先挑衅的却是高句丽，他们觊觎隋朝辽西领土，在隋文帝在位时就曾发兵侵犯。为此，隋文帝曾经调遣30万大军北征，企图一举摧毁高句丽，却被高句丽击败。比起突厥这类游牧民族来，高句丽经济相对发达，处于半农耕状态，其国家政权组织严密，远非突厥这样松散的游牧民族能比，假以时日，必成中原王朝大敌。 隋炀帝登基之后，吐谷浑臣服，突厥接受了册封，唯独东部的高句丽，一直在不停地进犯，就在隋炀帝倾举国之力开凿大运河期间，高句丽在中国边境也不断有动作，一面遣使索取辽西领土，一面不停在隋朝边境攻杀。此外，他更与突厥汗国的不少部落结盟，互相呼应，骚扰隋朝边境，因此，通过一场战争重创高句丽，就是隋王朝维护边境安全的必然选择。 但是隋炀帝显然又犯了开凿大运河的毛病：操切。隋炀帝的目的不是重创，而是要毕其功于一役，彻底解决高句丽边患。因此在大运河工程接近尾声的公元610年，他调动百万民夫以及118万军队，发动了对高句丽的征伐战争。为了这场战争，他在山东蓬莱打造巨型战舰300艘，仅造船的民工，就有十分之三死于这场强制劳动。公元611年隋军出师，水陆并进，却不料遭遇顽强抵抗，虽然隋军前锋一度杀到高句丽都城平壤城下，却终因孤军深入而退军，隋炀帝本部的30万大军，回国的竟然只有2700人。随后的公元613年和614年，隋炀帝又两次出兵攻打高句丽，结果国内发生了民变，不得不草草收兵。 今人有“隋亡于高句丽”之说，主要是因为公元611年，因为抗拒征伐高句丽战争，山东农民王博起义，揭开了轰轰烈烈的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二征高句丽的时候，重臣杨玄感又率兵造反，从此天下大乱不可收拾。说到这个教训，后人总在说这场战争不能打，其实最重要的问题是：不是不能打，而是不能这么打。 后世许多人都忽略了一件事，以当时隋王朝的实力，是很难一下子灭掉高句丽的。这个半渔猎的国家政权不同于游牧民族，不可能通过一两次的毁灭性打击就臣服，即使是后来盛世的唐王朝，也是历经了两代君主的前赴后继，最终联合新罗，才将其彻底灭国。这个国家的坚韧程度和战争动员能力，远强于突厥、吐谷浑等政权，决不能以蕞尔小邦等闲视之。因此当时隋王朝最好的选择，是通过有限的战争打击其嚣张气焰，逐渐削弱，而不是一口吃个胖子。很显然，隋炀帝又做了一个错误选择。 至于他另一个让后人诟病的事情：四处巡游。从当时情况看，也不仅仅是为了炫耀威仪，此时中国天下一统，北方边患未除，发动巡游，可以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但此时国家元气大伤，百姓不堪其苦，偏偏隋炀帝又是一个讲面子的人，皇帝讲面子，下面大臣要面子，只能不要百姓的面子了。从开运河，打仗，到巡游，隋朝百姓连吃了3遍苦，国家折腾得奄奄一息，如此局面，不乱也难。 <er">三</h3> 该怎样评价隋炀帝的失败呢？3件亡国的事，虽然各有各的道理，但最后终于酿成大起义，在天下大乱中亡国了，或许有一个比喻最恰当：隋朝，好像一个身体健康但有隐患的病人，先动了一场血管手术来消除隐患，继而猴急着又不顾体弱去跟人打仗，接着又不顾身体盲目享乐，最后把自己折腾垮了。隋朝，就是这么一个可怜的病人。 正文 第四章 唐王朝的“精神导师” 俗话说：乱世出英雄。 隋末农民战争，就是一个出英雄的乱世。先是杜伏威、窦建德、刘黑闼、王世充、梁师都，各路群豪纷纷割据，群雄逐鹿，“逐”到最后，却是不显山不露水的李唐笑到最后，留下演义小说里瓦岗英雄的名号传天下。唐王朝更是英杰辈出，李世民麾下，文有房玄龄、杜如晦等18学士，武有李靖、侯君集、李世绩等一干名将沙场横刀立马。战火纷飞的时代，流光溢彩的姓名，传到今天的，不少。 然而却有这样一个人，生活在隋末的乱世中，一不曾揭竿而起，痛痛快快地当一把枭雄；二不曾运筹帷幄，为开国英主决胜于千里之外；更不曾游走乱世，行侠仗义；甚至连影视剧里八卦过的风流韵事，也不见一二。他的姓名到今天仍鲜为人知，但是他的卓越成就，却远胜于沙场千军万马的厮杀。他一支笔横扫天下，勾画出一个盛世的蓝图，他的深远影响，无论是算尽天下的谋士，还是气吞万里的猛将，在那个时代里，几乎无人可以比肩。 <er">一</h3> 说王通这个人，今人知之甚少，但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战国时期有鬼谷子的话，那么隋唐时代的第一智者，就非他莫属。 而看看这个传奇人物的履历，却是简单得很。 王通，字仲淹，公元580年生人，他一岁的时候，就赶上了隋文帝杨坚取北周自代，建立大隋，而谁都不会想到，彼时这个牙牙学语的婴孩，他日后的功绩，会远远超越这个朝代，甚至这个时代。 王通是山西河津人，出身于当地的儒学世家，隋炀帝在位时期，他一举考中秀才。当时的“秀才”可不像后来范进中举时那样不值钱，彼时隋朝科举初兴，“秀才”即为最高级别的考试，在王通之前，考取秀才的只有杜正玄一个人，终整个隋朝，秀才也不过十几个人，这时候的秀才，几乎相当于后朝科举中的状元榜眼。 而能有如此成就，也和他的家学渊源分不开。他的父亲王隆曾是山西当地大儒，在隋文帝时期入朝为官，做了“待诏云门龙”，负责拟定诏书，是隋文帝的“私人秘书”。王隆为官时，就曾向隋文帝上《兴衰要论》7篇。王通青出于蓝，在中秀才之前，年纪轻轻的他就是当地大儒。23岁那年就得到过隋文帝的召见，上《太平十二策》，其内容比他父亲的奏议更为细化，主张“兴仁政，轻徭役，不可轻动刀兵”。这时候的隋文帝正立志建“大功业”，王通当然碰了一鼻子灰，此后隋文帝给他安排了蜀王侍郎的官职，王通做得不如意，不久后辞官回家。那以后，除了之间考取秀才外，他只做了一件事——讲学。 王通最主要的活动，就是开课收徒，他在家乡龙门设立学馆，招收门徒，同时精研儒家著作。小小白牛溪畔，成了他避世的世外桃源，此后经地方官推荐考取秀才，但此时的隋王朝，已经暴政重压，民乱四起，他不愿意趟这个浑水，所以继续回家讲学。直到隋朝灭亡的前夜，即公元617年，他病逝于家，享年37岁。 这就是王通的整个人生，从表面看，他是一个不得志的儒生，一个讲学为生的先生，似乎仅此而已，然而翻开他履历的背面，却有惊天动地的真相，他是整个唐王朝的精神导师。 <er">二</h3> 王通的成就，首先是学术成就。 在隋唐时期，王通的首要身份，就是“国学大师”，他的学派，时人称为“河汾学派”，当时人送雅号“王孔子”，把他与儒家圣人孔子相提并论。 能与孔子相提并论，首先因为他完成了《续六经》，这是他在研习孔子的《六经》之后，用自己的理论重新发挥，继续研究的结果。在他的《续六经》里，有他关于这个王朝最核心的理想——王道思想。早在23岁面见隋文帝的时候，王通就提出了自己的治国理念，即轻徭薄赋，施行仁政，而后在多年研习之中，他把自己的一套思想，上升到了“王道”的高度，即国家政权的变化，国家统治者是否正统，在于统治者是否施行了“王道”，行王道者即王统，这正是王通的理论核心。 如果我们把目光对准后世，就不难发现，自唐朝之后，历朝历代的争霸者们，但凡有些眼光的，无不将“王道”二字挂在嘴边。传统的忠奸善恶价值观，从王通开始有了全新的变化，即不以统治者的身份与得国方式来判断其正邪，相反，是从其行政结果，即是否是“王道”上，来界定它“正统”与否。 王通的这一思想，在他在世的时候，并没有多大名气，但在他离去之后，随着李唐王朝的建国，他的思想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也为统治者所用。而相对于“王道”思想，他的另一主张，也同样具有坚韧的生命力——三教合一。 三教合一，即儒家、佛家、道家三教，他主张源出同流，在儒家文化为主的前提下，三家相互包容，相互促进。从南北朝开始，儒家与佛家、道家的争斗不断。儒家思想虽为正统，但南北朝起佛教大兴，对儒家文化大肆冲击，最早的三教合一思想，起于崇佛的梁武帝，但梁武帝败家身死后，三教合一思想一度被唾弃。从北周开始，历代统治者围绕着崇佛、灭佛问题摇摆不定，要么像北周武帝这样大肆灭佛，清理寺庙，要么像北周宣帝那样崇尚佛法，不理朝政。此时的佛教文化，相对于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尚处于难以包容的浮游体阶段。然而这个矛盾，从王通开始，找到了一个最佳的结合点，他主张三教之间相互学习，兼收并蓄用儒家文化对外来文明进行改造，在相互交流之中，将外来文明变为本土文化，学说与学说之间的相互和解，正是从此开始。而王通本人也身体力行，他的学生众多，既有游学的儒生，也有修佛的僧侣，更有游方的道士，在隋末的战乱年代里，他的学派成为了不同流派之间都可接纳的学术圣殿。 如果再把目光对准后世，我们更不难发现，就是从隋朝灭亡后的唐王朝开始，中国的统治者以开阔的胸怀对外开放，广泛地接纳各种不同的宗教和学术流派，佛教、伊斯兰教，乃至基督教，都是从唐朝开始在中国广为传播，影响后世的，而中国本土文化的主体地位，非但没有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消亡，相反博采众家之长，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儒家文化的开放、包容精神，王通是开拓者。 王通的学馆，不只是学术殿堂，也一样是政治殿堂。 与王通交游的，许多都是隋末的风云人物，他们都有显赫的经历，其后创造了不凡的功业，但是在当时，却拜服在王通的学说下，甘愿以他为师，唯他马首是瞻。其中也有一些对前途茫然的青年才俊们，以王通为师，找到了未来的道路，最终在轰轰烈烈的隋末群雄争霸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在隋末的战乱里，无数学子离乡背井，不远万里来到山西，只为从王通身上，找到未来的道路。 王通本人也险些卷入政治旋涡中。先是他高中秀才后，宰相杨素请他入朝为官，此时隋朝暴政已成，大厦难挽，王通自然不会为这个即将灭亡的王朝殉葬。然后是公元613年，杨素的儿子杨玄感造访，这次不是请他为官，而是要王通助他造反，王通却评价杨玄感说“苟非其道，恐为祸先”，看出杨玄感不是他理想中的“行王道者”，他终身只以讲学为业，最终没有看到隋朝的灭亡。然而就是从他的学馆里，无数的精英走了出去，那些带着他王道理想的门徒们，在王通去世后离开，隋末大势，因他们而改变。 <er">三</h3> 关于王通的门徒，不妨拉一个名单，那将是一个很长的花名册。 贞观名臣：房玄龄、杜如晦、魏征、李靖、陈叔达、李密、李世绩、张玄素、温大雅…… 王通的门人，几乎构成了后来贞观盛世的名臣班底，而“行王道”的理想，也终于由盛唐王朝所实现。而他的学说更是影响深远，甚至贯穿了中国整个封建时代。儒家文化在这个时期，远不是清末的保守、固执、落后，相反，其开明与包容，是隋唐盛世的精神基石。 正文 第五章 李世民——有“境界”的马上皇帝 说起李世民，那是大名鼎鼎，史家的赞誉似万丈光芒，千古圣君嘛！ 扒一扒龙鳞，却发现此君的“宣传工作”也做得很好，贞观盛世么，细算GDP，也不是最高的；勤于朝政么，似乎身前后世诸多帝王累吐血的大有人在；善于纳谏么，宋明的好多皇帝比他更有气量；至于那不光彩的玄武门之变，更是传得走了样，大哥三弟全成了吃喝玩乐的浪荡公子，亲爹高祖李渊成了是非不分的老迷糊。好事放大成了大好事，坏事也涂抹成了好事，直让人一声叹息：历史啊，真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李世民，开创贞观之治，文治武功尚可称道，堪称一代圣君，只是……貌似被过分浮夸了。 却有一样，是一点也没浮夸的——打仗。 李世民，不仅是个好皇帝，也是位卓越的军事家。这一点，两千年青史，或褒或贬，却无可否认。 说军事，山西李家，老爹李渊造反前就是隋朝名将，在草原上把突厥追得没处跑，大哥建成，三弟元吉，也全属于不要命的主，这样的家族传统，身为贵族子弟，自小耳濡目染，李世民，想不会打仗都难。 饶是如此，李世民却是最了不起。论武艺，他未必最能打，论战功，哥哥弟弟也不是草包。说他最牛，却只因俩字——境界！ 何为境界？别人看不到的，他看得到，别人看得到的，他比人家看得更深更远，这就是境界。 先说李渊造反，太原起兵后，下一步该咋办？李渊部下纷争不休，有说南下取东都的，有说东进的，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唯有李世民，提出一个完全相左的建议：西进，夺关中！ 这在好多人看来简直是疯了，那些个各地反军都快当皇上了，争着抢地盘呢，放着中原富庶之地不去打，却往关中跑，为啥？ 为啥？只因一句话：谁坐八百里秦川谁得天下。 事实证明，李世民是对的。 李渊的大军向关中进发了，开局很顺利，先灭了隋朝精锐宋老生，却在河东城下碰了钉子。隋将屈突通把城池守得如密封一般，隋朝的增援部队也在火速开进，企图吃掉唐军，内外夹困下，大家有说撤兵回家的，有说继续猛攻的，一时间争得面红耳赤，连李渊本人也没了主意。轮到李世民发言，他又拿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看法。 吵什么吵？这有什么难的，咱绕开他不攻，改道走不就完了。 按照今天教育学的话说：这就叫跳跃性思维。 河东，这个让唐军吵翻天的难题，被李世民跳跃性地解决了。 数万唐军自梁山与龙门进入关中平原，仅留少量部队牵制河东守军。唐军穿过几路隋军的缝隙，竟这样兵不血刃地踏进了关中平原。无险可守的关中地区很快沦陷，进长安，李渊称帝，国号大唐，年号武德。富饶而易守难攻的关中平原，至此完全变成李家的根据地，也成为李渊争天下的最大本钱。彼时李唐，拥兵数十万，坐拥八百里秦川，雄视中原群豪，已然成为逐鹿天下的最强力量。 根据地打下来了，后面就该争天下了，先是陇右的薛举父子，李世民一上来就吃了亏，被薛举杀得大败。不久后薛举病逝，对手换成了儿子薛仁杲，病愈后的李世民再率重兵出击，双方对峙于浅水原，薛家军重兵齐集，士气高昂，数次交战都击败唐军。这样的强敌，怎么对付？ 唐军上下倒是意见很多，种种进攻方略，说啥的都有，叽叽喳喳半天，李世民只说了两个字——不打！ 众将愣了，不打？那咱来干啥？ 不打就不打吧，任你薛军如何挑衅，咱就是坚守不出，两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李世民早就找到了对付他的最好办法——粮食。 你不是实力强吗？我先拖住你，然后派小部队断你的运输线，拼战斗力我不如你，拼消耗你可不如我，等把你拖疲拖垮了，然后嘛…… 然后就是决战，先派小部队出动，把薛军的精锐引到浅水原，再派重兵合围。薛军果然凶悍，饶是饿着肚子，又被拖了两月，却还是死战不退，计划中的围歼战打成了相持，激战一日，双方都死伤惨重。 眼看就要打成平手了，可别急，李世民还有后招呢。奇袭，李世民亲率2000精骑，突然打击薛军的侧翼，苦苦支撑的薛军终于崩溃了。大胜，全歼，薛仁杲长叹一声：投降。甘肃青海大地，尽落李唐手中。 薛仁杲服了，浅水原一战，非兵不利，战不善，实在是统帅的档次不一样。 还有不服的呢，不服就灭。决定李唐统一大业的洛阳会战打响了，李世民先败王世充，将王世充团团围困在洛阳城，看似中原尽在手中，可意外发生了，另一大豪强窦建德亲率大军支援王世充，兵锋也抵到唐军背后。彼时中原，真正能与李家争天下的只有王世充和窦建德两家，本想灭一个再灭一个，这下可好，两家全招来了，困于坚城，腹背受敌，这仗，怎么打？ 有说撤兵的，有说继续攻洛阳的。可能退么？争天下的事，退一步就是退百步，要让窦王两家合伙了，还有李唐的活路么？可继续攻洛阳，攻下攻不下是一回事，窦建德杀过来，还不全给包饺子了？ 李世民做出了第三种决定，也是决定大局的决定：留兵围洛阳，主力回虎牢关消灭窦建德。 虎牢关是窦建德救援王世充的必经之路，唐军大部队严防死守，终于阻击住窦建德部凶猛的攻击，接着双方转入了相持战，经过一个月的拉锯，窦建德部终于走上了薛仁杲的老路，士气低迷，急于速战，下面的事情就成了故技重演了，诱敌、合围、全歼，窦建德部军队的战斗力毕竟比薛仁杲差了档次，也用不着啥骑兵突袭，5万败兵当了俘虏。窦建德本人伤重后被生擒，之后王世充投降，两大最强悍的对手，竟全部经此一战败亡，虎牢关之战，一箭双雕，天下争霸大局，一战定鼎。 一句话，还是他境界高。 值得一提的是，李世民在虎牢关之战里的独创战法，之后数千年被无数名将有样学样，及至现代解放战争时期还屡试不爽，当然，它有了个更学术性的名字——围点打援。 要是后世的宋太宗有这智慧，幽云十六州早拿下来了。 国家一统了，江山坐稳了，按照哲学的话说，次要矛盾转化成主要矛盾了，啥主要矛盾，争储。 虽然无数史家和评书对李世民的兄弟极尽嘲讽，可那和李世民争太子的俩哥们确非省油的灯。大哥建成，三弟元吉，都是战功赫赫的当世英雄，可建成和元吉别不服，就拿玄武门之变来说事，你们俩的争位招数，不过就是造谣加暗害，或是挖墙脚，再狠也逃不出常规政治斗争的路数，可李世民看得更远，费那劲干吗？打伏击，把你俩杀了，再逼宫，这不就行了，用你想不到却最简单的办法解决最复杂的事，这就是能耐。 他能赢，不是因为他正派，还因为用兵境界高，所以，不服不行。 大哥三弟完蛋了，李世民坐江山了，后面的事情自然让中国人骄傲，外逐突厥，内修德政，中国在他的手中繁荣富强，这是举世公认的，就不必啰嗦了，需要啰嗦一点的，就是他身为君主的军事眼光与谋略。 对付游牧民族，自古以来要么打要么和亲，李世民绝，分化瓦解，各个击破，软硬兼施，拉一支打一支，直修理得蛮族叫他“天可汗”。边打敌人边建设国家，既平定了边患，又不伤国力，别人不说，汉武帝就该叫声佩服。 建军，完善府兵制，寓兵于农，既巩固中央集权，又保持军队强悍战斗力和新陈代谢，两全其美。特别是骑兵建设，汉朝击匈奴，经文景两代累积，可历经几次大战，军马储备还是消耗殆尽，可看看李唐，军马储备丰厚，为历朝之最，骑兵之强也为历朝罕见。统御属下，既恩威并施，又虚怀若谷，一干骄兵悍将无不忠心耿耿，大多功臣都得以善终，这份胸怀和御人方略，刘邦该叫声惭愧。 李世民，或许称不上千古第一圣君，却有理由称得上一位伟大的统帅，原因还是那俩字——境界！ 正文 第六章 玄武门之变的“罪臣”们 封建时代的官场政治，比较讲究“站队”，尤其在皇子争储这类大事上，官员的立场，会对其今后的命运产生决定性影响，跟对一个成功的主人，自然日后飞黄腾达，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但如果跟错了主人，后果也许会很严重，身败名裂乃至家破人亡，这样的例子，千年历史之中，可谓不胜枚举。 然而却有这么一场宫廷政变，改变了大唐王朝的皇位传承，成就了一位“圣君”的接班，开启了一个光耀古今的盛世。介入这场政变的大臣们，固然立场不同，然而政变的得胜者，却对大多数人既往不咎，推心置腹。“站错队”的结果，是其中许多站错队的人，依然得到了施展才能的机会，成就了贤臣的美名。这场政变，就是大唐王朝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 <er">一</h3> 公元626年七月二日，唐高祖李渊的次子——秦王李世民，率军在长安城皇宫北门的玄武门设伏，拦截正欲进宫面见唐高祖李渊的太子李建成以及齐王李元吉。经过一场激战，李世民杀兄长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随后向唐高祖李渊奏报说“太子谋反”，在李世民咄咄逼人的军事压力下，李渊被迫答应“禅让”，3天后，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八月九日，李渊正式退位，李世民登基称帝，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唐太宗。 这场夺储之争，其实早在唐朝建国初期就已开始。今天的历史书上，对于事件双方的评判各不相同，李世民基本被塑造成“忍辱负重”“宅心仁厚”的形象，无论是唐朝人编的史书，还是各类民间的演义，无不说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合谋陷害李世民，李世民忍无可忍下愤然一击，最后“正义战胜了邪恶”，伟大的李世民战胜了卑鄙的李建成、李元吉，再打醒糊涂的老爸李渊，最终成功登基。 然而细细翻看史料，事实却未必如此。首先李建成并非世人想象的那样，在唐朝统一战争中毫无建树，仅靠拍马逢迎和长子身份得以成为储君。在唐王朝建国的整个过程里，李建成都是李渊最亲近的助手，他的身份，相当于整个唐朝政治集团的“大管家”。李建成的功绩，更多的是在统筹指挥上，如安定内部，调度物资，统筹指挥这类的事情。李世民确实战功颇多，但这只是两人之间职责的不同。而且即使是战功，李建成也有自己独到的建树。比如河北刘黑闼的叛乱，唐王朝先是以李世民为将，但屡战屡败，难以平定，最后李建成临危受命，采取怀柔招抚政策，以极小的代价平定了这场折腾唐王朝数年的动乱，李建成也因此在当地大得民心。所以即使是在玄武门之变尘埃落定，李建成业已殒命后，河北当地仍然有拥护李建成的势力起兵反叛。 而事实上，和李世民一样，李建成也是一个极会笼络人心的人，史载他“性仁厚，卑身下士，得士庶之心”，他的身边也同样聚拢了一批能人干才和李世民互较长短。即使是玄武门事变发生的当天，在李世民发动袭击后，忠于李建成的兵将们也同样发动了一次疯狂的反冲锋，并险些攻克亲王府。如果李世民在事变发生初期，没能射杀李建成，那么整个政变冲突的胜者，恐怕还是个未知数。 而在玄武门之变大局已定后，那些当年拥戴李建成的臣将们，也将迎来他们人生的转折。按照以往封建官场的剧本，等待他们的，也许会是残暴的清算。李世民并不是一个心慈手软的人，就在玄武门之变发生当天，李建成和李元吉的5个儿女就都被李世民处死，彻底地斩草除根。那么，对于李建成和李元吉当年的部将谋士们，这些多年以来一直帮助李建成和自己作对的人，李世民又会给出怎样的惩罚呢？ 最早被李世民清算的，是宰相裴寂。早年李渊在为储君人选犹豫不定的时候，就是裴寂建议“立长，可保国家皇位传承制度明晰”，一句话让李渊坚定了决心。而在此之前，裴寂就是一个总与李世民“作对”的人。早年李渊太原起兵，开始征天下大业时，在大军选择东进还是西征的问题上，裴寂就与李世民意见相左，但裴寂开罪于李世民，主要是因为“刘文静事件”。刘文静是李世民的亲信，在李唐建国之后，刘文静和裴寂争权，此时已是李渊股肱之臣的裴寂借机给刘文静设套，诬陷刘文静有谋反之心，结果刘文静以及其弟刘文起皆遭李渊诛杀，作为李世民早期最重要的谋士，刘文静的死对李世民是一个沉重打击，加上在立储问题上的“立长”论，裴寂不遭李世民恨，那是不可能的。 玄武门之变后，面对李建成已死的结局，裴寂脑子转弯还算快，立刻附和李世民，向李渊建言“宣布李建成罪状”，李世民能够在3天之后立为皇太子，并在一个月后成功登基，裴寂确实是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李世民即位的早期，对裴寂礼遇有加，多有厚赐，在即位第一年的祭祀大典上，更赐予他与自己同乘一车，以示恩宠。但短暂的蜜月期后，随着李世民帝位的日益稳固，裴寂的命运开始发生转折。公元628年，唐朝发生“妖僧案”。一个叫法雅的和尚四处散布对李世民不满的言论，而这个和尚偏偏又与裴寂交好，李世民以此为由，将裴寂免职回家，不久之后，裴寂家的奴仆又告发裴寂归家后多有怨言，且与当地妖僧结交，李世民随即宣告裴寂“四大罪”，将裴寂流放广西静州。曾经的大唐王朝开国重臣，落得郁郁而终的结局。 相比于裴寂，许多人却是幸运的，他们曾经为李建成出生入死，与李世民针锋相对，然而在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并未因为当年的仇怨而大搞清算，相反既往不咎，推心置腹，他们也因此在贞观年间这个盛世上，成就了属于自己的功业。 <er">二</h3> 这些曾经为李建成效力的“罪臣”们，有几个人，曾在玄武门之变发生的当天，险些要了李世民全家的命。 玄武门事变发生后，整个长安城哗然，李建成太子府的军队闻讯后，立刻大举进攻李世民的秦王府，整个长安城打成了一锅粥。在这之中，出力最多的是3个人：冯立、谢叔方、薛万彻。事件发生后，身为李建成东宫车骑将军的冯立立刻率军前往玄武门营救，与驻守玄武门的部队发生激战，并一举大破之。但为时已晚，冯立赶到后，见到的却是李建成的尸首。在大势已不可回时，冯立慨然对众将说“太子生前待我等不薄，此时正是报恩时”，接着与谢叔方合兵，大举进攻秦王府。此时的李世民，精兵悍将多集中在玄武门，秦王府空虚，冯立兵临城下，大举进攻。而这时，另一路太子的亲信薛万彻也提兵赶来助战，他们一度杀得秦王府节节败退，并在府门外搭造梯子，准备强行进入，如果成真的话，那么李世民全家很可能被屠戮干净。幸运的是，在这时候，李渊的圣旨到了，宣告了太子李建成的罪状，虽然众将忠义，但麾下的士兵却“轰”地如鸟兽散，眼见事情无可挽回后，3位将军长叹一声，亡命天涯。 拜各类演义小说所赐，今人皆知玄武门之变前的李世民，其秦王府麾下早就猛将如云，如程知节、尉迟恭等人物早就大名鼎鼎。而在当时，玄武门之变时这3位对李建成忠心耿耿的将军，同样是猛将。比如在闻知李建成身死后，慨然率军杀向秦王府复仇的冯立，在之前的统一战争里，就是李建成的亲信猛将。特别是在平定刘黑闼叛乱的战役中，他曾担任先锋将军，多次冲锋在前，一次他在战斗中负伤，李建成竟亲自为他包扎伤口，喂水换药，如此恩宠，自然士为知己者死。而与冯立合兵的谢叔方也不简单，他是齐王李元吉的亲信，多年来随李元吉南征北战，立功无数。在大唐统一战争中，他做得最多的是稳定后方，李元吉每攻占一处要地，就命他留兵驻守，安抚地方，他每次都能出色完成任务，保证所过之处民心大定，是个有勇有谋的将才。3人中名声最大的，当属薛万彻。他本不是李建成太子府的部属，他是甘肃敦煌人，隋朝大将军薛世雄之子，早先一直在幽州军阀罗艺麾下效命，唐朝建国后，先命他驻军幽州，镇守唐王朝的东北大门。李渊在位时，突厥屡次犯边，唐朝边防部队败绩连连，唯独薛万彻连奏凯歌，他统帅的燕赵精骑，是彼时唐军中仅有的可以和突厥骑兵抗衡的力量。李渊时期，曾命李建成挂帅反击突厥，薛万彻正是在李建成麾下效力，并几次率军突袭，击败突厥前锋。战后薛万彻因功调入京城，担任皇宫守备，但一直对李建成忠心耿耿。玄武门之变发生后，薛万彻率领官兵出击，与冯立等人一并攻打秦王府。事败后，这3个人做出了同样的选择——逃遁避祸。按照一般逻辑，与李世民为敌了10多年，想不被清算都难。 可李世民偏偏不清算。 首先是对冯立，在玄武门之变发生的当天，秦王府的兵将们用竹竿挑着李建成的人头，展示给冯立的部队看，冯立的部下们立刻如鸟兽散。冯立当场失声痛哭，继而撇下军队逃跑。李世民发布通缉令，并拘禁了身在长安的冯立家小，为保家人平安，在深山里躲了几天的冯立主动自首，向李世民投降。李世民的气却还没消。玄武门之变时，冯立救主心切，杀伤宫廷守卫以及李世民部将多人，李世民当场讯问冯立，问：“你当日大杀我兵，今日怎么能赦免你的罪过？”本以为冯立会叩首求饶，没想到冯立慨然回答说：“我忠心事主，临战之日，当然无所顾忌。”半点没有悔过的意思，想到主人李建成的惨死，冯立更是悲从中来，当场失声痛哭，此情此景，连李世民本人也动容了，不但赦免了冯立的罪过，更委任他为左屯卫中郎将，将宫廷守卫的大权交付给他。而不久之后发生的事，充分证明了李世民的选择是正确的。 就在李世民登基不到一个月，突厥颉利可汗就发动大兵，长驱直入至长安附近，眼看新生的唐王朝危在旦夕。危急时刻，冯立主动请命，要求出击突厥，大臣封德彝担心冯立会趁机与突厥联合，火线投敌。李世民却不以为然道：“吾信之，其必忠之。”事实果不出李世民所料，冯立只带数百精骑，在咸阳与突厥遭遇，大破突厥2000先锋，斩首500多人。这个小小的胜仗在当时却有别样的意义，也正是凭此小胜，李世民仅率6骑出渭水，挟胜利之威怒斥颉利可汗，迫使突厥全线撤退。唐王朝也得以躲过一场灭顶之灾。颉利可汗事后得知，在咸阳击破突厥的乃是冯立时，曾大惊说：“此太子旧人，却怎为其（李世民）所用！”冯立此后曾在幽州、云州等地镇守，为唐王朝捍卫国门，鞠躬尽瘁。后来的唐书中，身事二主的他，更被列为《忠义传》之首。 而当初和冯立合兵的谢叔方，是与冯立同时自首的。不过比起冯立来，李世民对谢叔方的印象更好，谢叔方刚刚自首，李世民即称赞道“义士也”，随后下诏赦免了谢叔方的罪过。比起冲锋陷阵的冯立，李世民对谢叔方更是用人用其长，唐朝击败突厥，拓地千里后，谢叔方先后被任命为肃州、伊吾、凉州等地刺史，专门管理少数民族地区事务，而谢叔方也一如既往的“仁厚”，他公正对待当地少数民族，安抚地方部落，保证这些新归附地区死心塌地忠于唐朝，终贞观一朝，可以说是哪里难治理，哪里就派谢叔方。值得一提的是，谢叔方将中原先进的农业水利技术引入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今天甘肃张掖、九泉以及新疆哈密等地的许多水利工程，都是他在任时所修，他还建议唐王朝修筑安西驿道，从此中原与西域的交通畅通无阻。在西北少数民族部落中，谢叔方享有崇高的声望，史载当地少数民族部落“以父事之”，可谓威信颇高。在唐太宗之子李治即位后，谢叔方又曾被任命为广州刺史，负责治理中国南方地区，同样在当地施行仁政，善举颇多。尤其是他引珠江水灌溉农田，招募内地百姓耕种，原本“蛮荒”的广东地区，从此经济飞速发展起来。这位玄武门之变时期的“罪臣”，实为贞观盛世的“最牛地方官”。 在唐朝史官编写的《忠义录》里，谢叔方与冯立并列首位。但相比之下，另一位在玄武门之变中成为“罪臣”的薛万彻，虽之后建功颇多，但身后之名，却与这两人相去万里。 在这3位将军里，如果要论最善战的，当属薛万彻，对这位猛将，李世民也真心招抚。玄武门之变后，谢叔方和冯立都于第二天主动自首（家人都被扣押了），薛万彻却更有远见，事发当天逃跑的时候，竟然带上了全家人，举家隐藏于终南山中。李世民曾多次派人宣召，还命地方官严加搜查，挖地三尺也要把薛万彻找到，却始终是泥牛入海无音信。最后李世民索性昭告天下，赦免薛万彻的罪名，薛万彻这才出山觐见李世民。对这位猛将，李世民果然信守诺言既往不咎，任命他为大同将军。几年之后，大唐开始了反击突厥的战争，薛万彻被编入李世绩的北路军，他亲率麾下铁骑长途大迂回，一举端掉了突厥设在呼和浩特的老巢，截断了颉利可汗的北逃之路，战后薛万彻统帅的2000铁骑，归来不足千人，其本人身受18处创伤，唐太宗闻讯后大赞“真勇将也”。其后在唐王朝的历次战争里，薛万彻和他的部将都是唐军的急先锋，唐朝平灭薛延陀汗国的战役，又是薛万彻长途奔袭发动袭击，一举打掉薛延陀汗国的后勤基地，保证唐军一战定西北。后来的高昌战役，也是他急行军一夜，长途奔袭千里，在黎明时分出现在高昌国守军眼皮底下，其强悍的战斗力，连在此战中观望的西突厥也大为惊异，乖乖投降了唐王朝。这位勇敢的名将，最擅长的就是冲锋在前，多次演出长途奔袭大迂回灭敌的好戏。唐太宗曾将他与李道宗、李世绩两位名将并称，可谓是李靖、侯君集之后，贞观盛世的3大名将之一。 但这位作战勇敢的名将，却有不容回避的弱点：性格简单。薛万彻打仗，以勇猛著称，最出色的战术就是进攻、奇袭，但是在谋略方面，却与同时代的名将相去甚远，唐太宗曾评价薛万彻“非大胜，即大败”。这个弱点反映在生活上，就是思考问题简单，做事不考虑后果。唐太宗晚年，薛万彻受到的恩宠达到顶峰，唐太宗将女儿金阳公主下嫁给他，并命他随军征讨高丽。征高丽战争中，薛万彻一路势如破竹，但唐军整体却进展不顺，最后无功而返，立下大功的薛万彻也因此没有得到封赏。心怀不满的薛万彻因此愤愤不平，经常私下里唠叨，结果被人告发。唐太宗临终前，将薛万彻贬低，到了唐高宗李治即位后又将他召回。而他最后的倒霉，却栽在了一个敏感问题上——拥立景阳王谋反。 其实这个谋反大罪，最后定的主犯是长孙无忌，但薛万彻一直与长孙无忌交好，因此也受到了株连，毕竟他手握重兵，是皇帝忌惮的人物，又兼薛万彻性格孤傲，平时得罪人甚多，以至于出了事竟无人为他说情。公元652年，薛万彻以谋反罪被处死，行刑当日，薛万彻很爷们，当场大喊“我大好男儿，理应战死沙场，怎能因谋反被杀”。其慨然壮烈，连杀了一辈子人的刽子手都胆寒，斩首的时候刀砍了3次才砍下薛万彻的头。这位一生里两次“站错队”的名将，最终还是因“站错队”丢了性命。 <er">三</h3> 除了3位被唐太宗重用的“站错队”的名将外，李世民更对其中的许多文臣不计前嫌，信任有加，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大名鼎鼎的魏征。 在今天的历史书里，魏征是千古名臣，铁骨铮铮的真汉子。但是在唐朝初年，尤其是玄武门之变之前，魏征在世人的眼里，更多的是一个小人，因为，他已经“站错队”好多次了。 早在隋末农民战争期间，魏征就换了很多主子，而且是谁用他谁倒霉。先是瓦岗起义军首领李密，任命他为文学参军，不久后李密就被李渊击败了。投奔李渊后，魏征一度很不得志，为建立功业，他自请出使河北，先说服了河北枭雄李世绩降唐，但好景不长，又被窦建德俘虏，成了窦建德的贴身谋士。窦建德与李渊争天下的关键战役虎牢关之战中，魏征先建议窦建德避实击虚，直捣李渊老巢，窦建德在虎牢关受阻后，又建议窦建德集中兵力后撤，不要再去援救被围困于洛阳的王世充，两条建议皆未被窦建德采纳。公元621年六月，窦建德在虎牢关之战中全军覆没，本人被俘，魏征也跟着陪了绑，重归到唐军帐下。 “二进宫”初期，亲手导演了虎牢关大捷的李世民，并不待见魏征。魏征作为俘虏回到长安后，仅被授了一个闲职文官。他再次崭露头角，是虎牢关之战后的第二年，窦建德的余部刘黑闼再次起兵造反，割据河北自立，唐王朝火速调动大军镇压，亲手消灭了窦建德的秦王李世民亲自统兵前往，但比起虎牢关之战时的摧枯拉朽，这次李世民却碰了硬钉子，河北当地几乎全民皆兵，殊死抵抗唐军入侵，而李世民也对河北百姓采取了极其残暴的清洗政策，凡是家中有人做叛军的，几乎举家连坐。但高压之下，河北地区反抗更烈，李世民几遭败仗，无奈之下唐王朝只好换人，太子李建成临危受命，作为熟悉河北情况的官员，魏征再次作为随军谋士前往。出征之初，他就对李建成献上了“平乱三策”，即“赦俘囚，慰百姓，坐视离散”。即一要赦免过去因跟随叛军作乱的囚犯，二要安抚人心，三要挑拨刘黑闼内部的矛盾，3条建议皆被李建成采纳。结果，在魏征“剿抚并用”的策略下，河北人心大定，百姓纷纷主动相助唐军，“全民皆兵”一下子瓦解，刘黑闼部不战自溃，部众纷纷向唐朝投降，刘黑闼本人被部下绑了送给李建成邀功，持续数年的河北叛乱，在魏征的精心谋划下，就这样不费一兵一卒解决了。 河北叛乱让李建成看到了魏征的能量，凯旋回师后不久，魏征就被任命为东宫洗马，成为李建成身边的重要谋士。这时候李建成与李世民之间的夺位之争越演越烈，魏征则鞍前马后，为李建成屡献计策，他最重要的主张就是“先发制人”，即在李世民羽翼未丰时抢先解决李世民。但李建成瞻前顾后，数次不纳魏征的建议。突厥犯边时，也是魏征建议，借机将李世民的亲信部将调离他左右，削弱李世民的势力，如上种种，皆给李世民造成了大麻烦。对魏征，李建成最初“甚优礼之”，但魏征的毛病是什么都管，大事小情，凡是看不顺眼的，就会忍不住说两句，日久天长，李建成也就“渐冷之”。因此，在玄武门之变发生前，魏征是一个屡次给李世民制造麻烦的人。 在李建成败亡后，魏征也遭到清算。李世民当权初期，魏征曾一度下狱，而魏征本人也不服软，在李世民亲自审讯时，毫无惧色，大嚷“惜太子不用吾谋，否则岂有今日之祸”。李世民一开始也没有世人想象的“胸襟宽广”，在败亡后的几个月里，魏征一直被关在监牢中，只是此时李建成的旧部在河北造反，为了安抚人心暂未处置。真正让李世民改变主意的，是李世民的近臣房玄龄的进谏，房玄龄对李世民说“岂不闻齐桓管仲之事”，将魏征比作当年辅助齐桓公开创霸业的管仲。因此，在李建成死后3个月，魏征得到了任命，先任命为尚书左丞，后又任命为尚书官。然后，就有了终贞观一朝，魏征屡次直言进谏，李世民善纳忠言，君臣鱼水情深，共同开创贞观盛世的佳话。 关于魏征的政绩，今人说得比较多的，是他善于直言纳谏的典故。其实作为直臣，魏征的生前身后，也大有敢于直言的名臣，魏征之所以出名，一是因为他“管得宽”，大到国家的大政方针，小到皇帝的私生活，没有他不与李世民唱反调的。尤其是在私生活上，李世民要纳妃子，魏征要进言，李世民想打猎，魏征要进言，李世民想养鸟，魏征要进言，里里外外，没有他管不到的。李世民有几次被魏征气得暴跳如雷，甚至有次在后宫里恨恨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了这个乡巴佬”。其实这件事情的导火索，倒不是什么国家大事，而是李世民看上了一家郑姓官僚的女儿，准备将这个姑娘纳为妃子，魏征得知这姑娘之前已经许配人家，因此极力上书阻止，即使是“苦主”郑官僚本人矢口否认女儿曾定亲之事，魏征依然不依不饶极力劝阻。敢阻挠皇帝“娶小老婆”，自然气得李世民火冒三丈，在长孙皇后的劝说下，李世民才消了气。但是观贞观一朝，魏征有历史记录的数次进谏，固然有轻徭薄赋，劝课农桑之类的国家大事，但是一半以上，都是这类皇帝私生活的“小事”，在整个贞观朝，他并不是国家大政方针的实施者，而更多的是一个监督者。很多时候，他是作为一种“榜样”存在的。 对这样的榜样，李世民自然极力厚待，不管魏征管的事情有多过分，话说得多难听，总是极力忍耐。魏征的官升得也快，到了唐太宗晚年，已官至左光禄大夫，封郑国公。但他的主要任务，始终是纠察施政得失，监督各部门工作，并非实际的实施者。李世民晚年的时候，对魏征的话，也有些听不进去了。比如公元638年，见李世民已经日益怠政，沉于享乐，魏征上了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李世民在登基初期到如今的10个变化，劝解李世民要勤政爱民，李世民还是一如既往地表扬了魏征的直言进谏，但不久之后，就发动了征讨薛延陀汗国的战争，接着大行封赏，又在长安郊外举行大规模游猎，显然没把魏征的话往心里去。4年之后，魏征病逝于家，在他去世前3个月，李世民曾到魏征家中探望，眼见魏征家境贫寒，便命人给魏征修缮房屋，魏征去世后，李世民当场痛哭，痛陈自己失去了一面“镜子”，可谓恩宠至深。魏征一生上奏条陈200有余，大多都是直言帝王过失，劝导帝王行为的，在封建社会的臣子中，做到这样确实难得。 <er">四</h3> 除魏征外，大多数在李建成时期曾经追随李建成的旧臣，皆得到了唐太宗不计前嫌的任用，许多人都在贞观之治中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功勋。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在唐太宗的晚年，相当多的李建成旧臣们，又卷入了李世民几个儿子之间的争位斗争中，即使是去世比较早的魏征也不例外。魏征举荐的杜正伦与侯君集，后来皆牵涉入了太子李承乾的谋反案，而另一名曾经是李建成谋士的韦挺，因牵涉入李世民的另一个儿子李泰的作乱，也被株连。事情败露后，李世民无奈地说：“我已惩治了杜正伦，不忍心再惩治你了。”因此只是罢官了事。宦海沉浮中两次被株连进“夺储之争”，可谓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正文 第七章 大唐王朝的开疆拓土 说历代盛世，自然少不了“文治武功”四个字，文治自然就是发展生产，恢复经济，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但一个王朝的强大，同样需要赫赫的对外战争功勋来陪衬。盛唐之所以“盛”，除了骄人的GDP成就外，更有开疆拓土的武功。灭突厥，平西域，定高丽，一连串流光溢彩的胜仗，打出了唐军天下无敌的威名。光辉的战功，像血液一样四面扩张的大唐疆域，威服四方的荣光，现代人追忆起来，无不热血澎湃，心向往之。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草创时期，其军事力量都是强大的，但百废待兴的国民经济，都会让开国皇帝们选择暂时的忍耐，在休养生息国富民强后，方才吹响反击外敌的号角。和汉朝反击匈奴一样，唐王朝也是一样，但不同的是，汉朝反击匈奴，经历了汉高祖、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4代帝王60多年的时间，且在征战之中几经反复，终汉武帝一世也未能彻底臣服匈奴，直到昭宣中兴时期，才彻底解决匈奴问题。而唐朝的速度却快得多，在贞观初年，经过短短几年休养生息后，就迅速发动了反击突厥的战争，在突厥最疲弱的时期，给予了其最致命的打击，然后，就是唐王朝开疆拓土，扫平周边群雄的过程。比起隋文帝善于以夷制夷，分化瓦解，唐王朝更喜欢用实力说话，无论是反复无常的薛延陀汗国，还是自不量力的高昌国，以及纷争不休的西突厥，都是用最快的速度平定，用酣畅淋漓的胜仗让对手臣服。中国的疆域，在唐王朝时期达到了极盛，西域、外蒙古的广大土地，皆纳入到唐王朝的版图中，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态，由唐朝起开始形成。 那么，唐王朝是怎样做到的呢？ <er">一</h3> 说到唐朝的战功，不能不说到唐朝军力的强大，而唐朝军力强大的原因，离不开3点：军制、军备体系、胸怀。 说军制，自然要说说唐朝的“府兵制”。府兵制是从北魏时期创立，在之后的北周、隋朝两朝几经修改，到唐朝的时候达到极盛，唐朝的府兵制承袭自北魏，但是从制度上却更加细化。说当兵，老百姓有俗话“好男不当兵”，可在唐朝府兵制下，当兵，却实在是一种梦寐以求的光荣。 唐朝的府兵制，比较之前的北魏、隋朝，最大的特点有两个：一是兵农合一；二是等级制度。兵农合一，就是国家的兵源，主要来自于拥有土地的自耕农，采取三丁抽一的原则，全国划分12大兵府，士兵闲时练武，农时耕种，战时出征。如此一来，既扩大了兵源，又保证了士兵训练。但对战斗力最大的保证，却是唐朝府兵制的“等级制度”。 唐朝府兵制，一是将全国自耕农按照贫富等级划分，只有经济条件较富裕的才有资格进入军队；二是每3年，都要进行一次府兵的筛选，以“全国大比武”的方式，淘汰府兵种的羸弱者，凡是选拔上当府兵的，虽然需要负担出征的粮草装备，但同样也免除赋税，另外参与作战若获得战利品以及战功，国家还有优厚的奖励（比如土地）。一个普通的农民如果成为府兵，不但有机会从士兵成为将军，更有机会从自耕农变成大地主，如此“激励措施”，自然士兵士气高昂，作战积极性极高。 而最重要的，是府兵制解决了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极为“纠结”的一个问题，国家军队强大，往往会造成武将专权，危及国家社稷，国家对军队控制严格，又容易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战斗力基本是零。府兵制的实施，以土地为基础，使中央政权牢牢地掌握住对士兵的控制，任何将领都无法将麾下士兵据为己有。同时，府兵制有严格的军队调度条令，部队的征调要以中央的鱼符信物为准，否则一兵一卒都不能擅自调动。府兵制让唐军成为一支管理严格、战斗力强悍的真正意义的国家军队。这正是唐军横扫天下的基础。 而与府兵制相对应的，是唐朝军事保障体系的强大。打仗打的是综合国力，没有经济实力是打不了仗的，但有经济实力，没有保障体系，也同样打不了仗，唐朝的保障体系，最重要的就是“马政”。世人皆说唐朝骑兵强大，造就唐朝强大骑兵的，是唐朝完善的马政制度。 唐朝从建国早期，就在中央设立太仆寺，主管全国的战马饲养，在地方上设立牧监，规划专门的草场饲养战马。同时，借推行均田制之机，出台了可以按照养马数量削减税赋的政策，鼓励民间百姓养马，规定养马者可按养马数量免税，但一遇战事，国家可以无条件征用一切免税马匹，这就给唐王朝提供了充足的战马来源。仅唐太宗反击东突厥的战役期间，唐朝民间征调的马匹就有10万匹，且不算唐王朝政府饲养的官马，这个数字已经远远超过了汉武帝反击匈奴时期动用马匹的最高数字。同时，唐朝的兵器生产能力也非常强大。在兵器制造上，唐朝遵循前朝旧制，在中央设立军器监，地方设立军器作坊，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军备生产体系。但是比前朝更细化的是，唐王朝规定：每个负责制造军器的工匠，都要把名字刻在所制兵器上，一旦战争中兵器质量出现问题，就可以立刻追查责任；反之，唐朝士兵一旦立功，其所用兵器的制造者，也连带受到奖励。 唐朝工匠在制作兵器以及开发新式兵器上的积极性是非常高的，唐王朝是中国冷兵器科技进步最快的时代，削铁如泥的唐刀以及射程达到200米的远程唐弩，皆出现在这个时期。唐朝的军队做到了几乎每个士兵都能够配备弓弩，这在以前的朝代是无法想象的。 而唐朝军队的另一大特点，就是胸怀。比起历朝历代的军队，唐朝军队是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多民族混合编队。唐朝军队以中原汉族农民为主，但是在历朝对外战争中，唐朝军队不断补充新鲜血液，突厥、回鹘、吐蕃等各民族将领中，皆有人在唐朝军队中效力，许多人还成为了当时的名将。唐朝军队中的少数民族部队也非常多，比如在征讨西突厥的战争中，担任向导的，就是此前唐朝在平定东突厥时收编的部队。唐朝军队的多民族性，可以让唐军非常容易地熟悉敌人的特点，并且以超强的凝聚力，打赢每一场战争。 <er">二</h3> 唐军开疆拓土的战争，开始于唐太宗时期的反击突厥之战，唐朝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平灭了东突厥，次年被各少数民族头领尊奉为“天可汗”，但是对唐王朝来说，战争并没有结束，相反才刚刚开始。 平定西突厥的战争，将广袤的漠北草原，打出了一个巨大的真空地带，在中国封建王朝和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历史上，一旦一个与该王朝周旋多年的游牧民族惨遭重创，那接下来，势必会有一个新兴民族崛起于草原，填补其留下来的空白，继续成为中原王朝的大敌。看看以前的历史，汉朝平定匈奴后，鲜卑人取而代之，而北魏重创柔然后，突厥又趁势而起，在东突厥遭到唐朝沉重打击之后，会有新的部族趁机崛起，继突厥之后统治草原吗？ 确实有人有这样的打算，但是唐军没有给他们机会。在整个盛唐时代里，唐王朝没有给任何部族这样的机会，因为唐朝的战术，就是先发制人。 第一个抱这样念头的，是薛延陀汗国。 在东突厥肆虐中国北方时期，薛延陀汗国，曾是唐王朝的重要盟友。 薛延陀汗国和突厥一样，源出于铁勒部，但一直受到突厥的统治，期间薛延陀汗国曾经多次发动反抗突厥统治的战争，但多被镇压。直到公元627年，薛延陀汗国在其头领夷男的率领下，发动了大规模反抗突厥颉利可汗的暴动，唐朝这才趁势出兵，平定了东突厥汗国。而薛延陀汗国也在这场战争里大为受益，其首领夷男被李世民册封为可汗，薛延陀汗国也离开了其原本的游牧驻地金巍山，迁徙到了原东突厥活动的漠北地区，在漠北鄂尔浑河流域建立了他们的牙帐。与此同时，薛延陀还趁机“拾洋落”，收留了大批东突厥败兵人口，占据了不少东突厥的属地，李世民在位的中期，薛延陀汗国已经从一个西北的小部落，变成了此时拥有精锐骑兵20万，控制着东起大兴安岭，西到阿尔泰山，南至河套草原的广袤土地。 做了暴发户的夷男，很快就不知足了，从归属关系上说，薛延陀汗国是唐王朝的臣子，但夷男更想做老大。在薛延陀汗国迁居漠北的初期，他还算老实，他娶了唐朝的新兴公主，成了唐朝的驸马爷。在公元639年之前，他对唐朝极其恭顺，一面多次入贡表忠心，一面大力发展与唐朝的贸易，而且每次动辄用上千万牛马来和唐朝交换货物。随着实力的壮大，夷男变得越来越不听话了，他一面大肆掳掠东北的契丹等民族，一面大肆骚扰西北的回鹘部落，不断掳掠人口牲畜，壮大自己的实力。 在唐太宗在位的前13年里，不断有周边少数民族向唐朝告状，控诉薛延陀汗国的侵犯，唐朝大多数时候都很宽容，多是以调解为主，夷男的野心也就越发膨胀，在拥有了广袤的漠北土地后，他开始不满足漠北的贫瘠荒凉了，眼睛盯上了肥沃的河套草原。当然，他最终的梦想还是要摆脱对唐朝的臣属，成为草原真正的统治者。 公元640年起，夷男开始不断向唐朝找事了。这时候居住在河套草原地区的，是原属于东突厥的突利可汗部下，以前摄于唐王朝的威力，对这块土地，薛延陀汗国尚不敢造次，但此时的夷男自恃武力强大，决定挑衅一把。公元640年，夷男首先开始向河套草原的东突厥提出无理要求，要东突厥将河套草原牧场划归他一块。这种类似勒索的要求，东突厥自然不答应，不答应就打，衰落的东突厥哪里是夷男的对手，不但被夷男抢走了大块牧场，更掳掠走了上千人口牛羊，更可气的是，夷男居然恶人先告状，向李世民奏报说东突厥欺负他，抢夺他的牧场。对这起挑衅，唐王朝采取了“淡定”的态度，一面发文斥责夷男，要求夷男撤兵，一面册封颉利可汗的族人李思摩为突厥可汗，设牙帐于河套，以牵制薛延陀部。见唐王朝并未征讨，恼火唐王朝对突厥部落偏袒的夷男胆子更大了。到第二年，他索性又玩了一把火。这一年唐太宗正在泰山封禅，北方精兵大多调至东北，北部边防空虚。趁此机会，夷男以突厥掳掠他部落平民为借口，发动了对河套东突厥的侵略战争，东突厥还是一如既往地不经打，可汗位置上屁股还没坐热的李思摩，连续3战被夷男打得全军覆没，薛延陀大军长驱南下，竟然一举打到长城外围。 这时候的夷男，自我感觉超级良好，竟然准备给唐王朝下国书，要求唐朝将河套草原正式册封给他，而他一生里的第一次惨败也要出现了，因为这时候，他到达的地方，是山西朔州，担任朔州行军道总管的，就是名将李绩。 李绩在当时可谓是赫赫名将了，尤其是攻杀东突厥的战役中，他屡次建立奇功，是唐太宗赞许的“三大名将”之一。对这个人，夷男虽然知道，但也不在意，毕竟刚刚把突厥打了个稀里哗啦，你唐军又能奈我何，但真打起来，唐军就让夷男知道了厉害。是年五月，双方在山西朔州外围遭遇，唐军像突厥一样，你来我就打，一打就溃，一溃就跑，夷男得意了，天下无敌的大唐也不过如此嘛，你跑我就追，战线越追越长，眼看着到了长城脚下，然而就在这时，薛延陀汗国的两翼突然出现了大股唐朝骑兵，将夷男的军队拦腰斩断，然后薛延陀军就惊恐地发现，天空中竟然下起了漫天的箭雨，雨点般的弓箭像长了眼睛一样，将夷男死死地笼罩起来。夷男这才明白，跑了这么远的路，却钻到了唐朝15万大军的口袋里，战斗到了这时候根本没有了悬念：薛延陀汗国数万骑兵被射杀，5万多人被俘，夷男本人带着100百多随从，拼死逃了回来。至于夺取河套之地，也只能做梦随便想想了。 朔州之败给了薛延陀汗国沉重打击，这以后直到夷男去世，他都很老实，战后不久就遣使谢罪，并为自己的儿子向唐朝请婚。对这小子的面目，唐朝也算认清楚了，谢罪接受，请婚免谈。之后夷男和河套东突厥也多次发生纠纷，唐朝皆拉偏架，一边倒地支持东突厥，夷男虽有怨气，但见识了唐朝实力的他也敢怒不敢言。直到公元645年夷男去世，薛延陀也未与唐朝再发生战争，他去世的消息传来时，唐朝正进行征讨高句丽的战争，御驾亲征的唐太宗李世民命令全军举哀，悼念他的去世。 但夷男到死也没想到，其实李世民早为他挖好了另一个“坑”。薛延陀汗国与唐朝和亲时，唐朝大行恩宠，不但送公主，连夷男的儿子，侄子都被封了“小可汗”的称号，他死了以后，在接班人问题上就内讧了，大家都是朝廷封的“小可汗”，凭什么听你的。结果，夷男尸骨未寒，薛延陀汗国内部就发生了多次夺位内战，最后他的养子拔灼杀掉了他的几个亲儿子，自立为可汗。比起“干爹”夷男来，这位拔灼更是个心比天高的人，竟然在公元645年，趁唐朝全力征讨高句丽的机会，出兵攻打唐朝的夏州，这次他比夷男更惨，镇守夏州的，是唐朝突厥族名将执力士思。这时候历经内耗元气大伤的薛延陀汗国，连昔日的手下败将突厥骑兵都打不过了，执力士思的突厥兵轻松地击退了他。而比起夷男能够幸运逃脱，这位拔灼却在回军的路上，麾下的回鹘部落造反，落了个被杀的下场。这以后，群龙无首的薛延陀汗国更陷入了内战中。薛延陀汗国的趁火打劫，彻底激怒了唐朝，李世民决定出兵，彻底消灭薛延陀汗国。 公元646年，在当年平定东突厥后，唐军再次发动了大规模远征，由李绩统帅，江夏王李道宗、左卫大将军阿史那杜尔、营州都督薛万彻、代州都督张俭四路大军齐发，大举进攻薛延陀汗国，孰料这次却是“杀鸡用牛刀”，闻唐朝大军前来，苦于战乱的薛延陀各部落纷纷归附。随后，李绩仅率200精骑，至薛延陀汗国牙帐进行招抚，夷男的侄子多摩带头投降，但夷男麾下的“昭武九姓”却还犹豫，李绩二话不说，当场下令进攻，200多唐朝骑兵，竟一口气斩首敌人5000多，唐军强大的战斗力彻底吓怕了薛延陀各部。各部归降后，多摩到长安被封为大将军，薛延陀汗国的属地，被唐朝划入燕然都护府，成为中央直接管辖的地区。至此，横扫大漠的薛延陀汗国，在嚣张了20多年后迅速败亡。 在与薛延陀汗国进行周旋的同时，唐朝在西线也陆续平灭了两个重要对手：吐谷浑与高昌。 先说吐谷浑。这是一个在隋朝就让中原皇帝头疼的势力，他们盘踞在甘肃青海地区，阻断丝绸之路，而且他们是鲜卑族的后代，战斗力强悍不说，也具备其他游牧民族不可比的文明程度。如果说平定薛延陀汗国是为了安定北方，那么与吐谷浑之战成败与否，则关系着唐王朝是否能够打通丝绸之路，中华文明西进的窗口是否能再度打开。 比起打薛延陀汗国的摧枯拉朽，唐朝在与吐谷浑的战争里却是出师不利。在唐朝击败东突厥初期，吐谷浑也曾遣使通好，但不久之后，就袭杀了唐朝出使西域的商队。之后，趁唐王朝经营漠北期间，吐谷浑霸占河西走廊，且不断抵制唐朝西进，不停地袭击唐朝西线的凉州、肃州等地区。如此嚣张，唐王朝自然不能容忍，但比起突厥和薛延陀来，吐谷浑更擅长“游击战”。唐朝兵力空虚的时候，他们大举入侵，唐朝大兵到来时，他们又迅速撤退，而且他们身处甘肃、青海地区，当地地势复杂，唐军难以追击。 就这样，在公元635年之前，吐谷浑来了跑，跑了来，反反复复几次，把唐朝边将折腾得直憋气。尤其是公元634年，李世民先是委派段世轩征讨吐谷浑，段世轩也算个名将，可到达后，吐谷浑早跑得无影无踪，分路追击却找不到影子，等段世轩一撤，吐谷浑又大举劫掠肃州，劳而无功下，李世民一跺脚：换人！换来的人，就是此时已经退休归家，当年曾经大破突厥的名将李靖。 公元634年十二月，李靖以西海道总管的身份，统帅12万大军来到甘肃，吐谷浑还是拿出了他们的“法宝”——跑，撒腿溜之大吉。唐军大举追击，李道宗部在青海湖东南大破吐谷浑。但是吐谷浑主力尤在，更抱定了唐军不敢深入追击的想法，但吐谷浑忘记了：李靖最大的特点，就是直捣黄龙，既然打，就要往死里打。结果，唐军出人意料地发动行动，先以契苾何力的突厥军包围祁连山，断掉了吐谷浑逃跑的后路。接着唐军不顾人困马乏，在青海草原上进行长途急行军，在渺无人烟的大草原上跋涉2000里，终于在青海苦海捕捉到了吐谷浑主力。这支劳师袭远的唐军，竟然迸发出了强大的战斗力，将一直在此地养精蓄锐的吐谷浑军打得大败。吐谷浑可汗俯允夺路而逃，准备经塔克拉玛干沙漠逃奔西域。但唐军是不会给他这个机会的，长途奔袭的唐军依然死死追击，甚至到了全军断水的地步。李靖命令部队杀马喝马血充饥，却丝毫不放松追击的脚步。 最终，在青海突伦川，唐军追上了吐谷浑军主力，一场大战再次击溃之，走投无路的俯允上吊身亡，雄踞河西走廊的吐谷浑汗国至此灭亡。此后，唐军册封俯允之子慕容顺为可汗，吐谷浑和突厥一样，成为了唐朝忠诚的藩属。这场战争对于之后唐王朝平定西突厥，拓通西域有着重要意义。更重要的是，原本是战争前沿的甘肃陇右地区，从此可以免受吐谷浑劫掠之苦，以飞快的速度发展起来，唐朝谚语“天下富，出陇右”，正是缘起于此。 在唐朝西进的过程中，下一个被解决掉的，是高昌。比起吐谷浑来，高昌不是一个强大的政权，却是一个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的政权，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没有实力，却比上面几位都嚣张的政权。 高昌国，位于今天新疆吐鲁番西南，是中原王朝进入西域的门户。早在汉朝的时候，这里就是汉朝西域大军屯垦戍边的所在地。而后几经变迁，当地居民以汉族为主，兼有西域各少数民族，是西域诸国中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在唐朝时期，高昌国的国王是汉人鞠文泰。因为同是汉人，所以高昌与中原的关系，在唐朝建立初期就非常密切。李世民登基时，高昌曾派使节朝贺，唐王朝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但是短暂的蜜月期后，矛盾发生了。 此时西域最强的势力，莫过于西突厥，而作为夹在西突厥与唐王朝之间的政权，高昌国的立场也左右摇摆，总想利用双方的矛盾换取最大利益。到了公元639年，高昌国王鞠文泰干脆投靠了西突厥，并且在西突厥的支持下四处扩张，这下惹怒了唐朝。李世民先派使者质问鞠文泰，没想到鞠文泰态度更强硬，竟然警告唐朝不要管闲事。之所以如此嚣张，一方面因为西突厥的威逼利诱，另一方面也是鞠文泰自己自我感觉良好。鞠文泰曾经在隋朝、唐朝两朝都到长安朝拜，他对部下说过，唐朝并没有隋朝强大，但鞠文泰忘了，他来朝拜李世民的日子，是大唐百废待兴的贞观元年，老脑筋看问题，后果很要命。 要命的事情来了。公元640年，唐朝发动20万大军远征高昌，可出了兵，才发现鞠文泰嚣张的另一个原因，高昌国距离中原路途遥远，补给不便，比吐谷浑的战线还漫长，20万大军别说打仗，吃喝拉撒都是问题。等到了高昌国，高昌又是汉人政权，城防坚固，拖也给拖死了。这就是鞠文泰的如意算盘，可唐朝能让他得逞吗？ 唐朝这次的主将，是行军总管侯君集，他带给高昌的，是一场另类的军事表演——田径表演。 这次唐军不但让高昌明白他们能打，更能跑。从发兵开始，唐朝就急行军，如果说打吐谷浑拼的是短跑，那么打高昌拼的就是长跑。唐军进入西域沙漠后，与高昌之间相隔的，就是赫赫有名的“死亡之海”罗布泊，不少将领主张绕道，侯君集却很坚决，就从罗布泊穿过去，看看死的是谁！结果，20万大唐铁骑，开始了他们征战生涯里最艰难的一场长跑，没有水源，没有粮食，长途急行军，更有随时可能出现的沙尘暴。唐军还是勇敢地走了下去，然后是酷热、寒冷、缺水、沙尘暴，长达7个月的急行军，20万唐朝将士竟然奇迹般地穿过了罗布泊，而根据侯君集的奏报，仅陷于流沙的唐军士兵，就多达5000多人。 走过了死亡之海，接下来死的就是鞠文泰了。公元640年八月，3000名唐军先锋出现在高昌城下，这是一支样貌极其恐怖的军队：唐军士兵个个面带烟尘，战马因为长期得不到照顾，鬃毛长得吓人，士兵的盔甲也脏破不堪，但是每个人的眼里都闪着愤怒的火焰。攻城，势如破竹，高昌城仅一天就被攻破了，而一直号称是高昌后台的西突厥，见此情景二话不说上马就溜，消息传来，朝堂上的鞠文泰当场喷血，竟然被活活吓死了。 就这样，唐军用一场超越人类耐力极限的急行军，兵不血刃地平定了高昌国，而目睹唐军强大势力的西突厥，也在此战后主动归降。至此西域大地，已经尽数落在唐朝的手中。此后，唐朝在高昌设立西州，建立了行使中央权力的安西都护府，而高昌当地的汉民，也接受了唐朝的改编，成为后来威震西域以及中亚大地的“西州军”，在后来平定安史之乱的战役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er">三</h3> 除了在北部和西域的扩展外，唐朝在东线也进行了一场隋朝未完成的战争——平定高句丽之役。比起北线和西线的摧枯拉朽，这场战争却旷日持久。唐太宗李世民两征高句丽，都在初战告捷后遭受挫折，原因是高句丽坚壁清野，全民皆兵，使唐王朝屡次无功而返。唐太宗晚年，暂时停止了对高句丽的军事行动，转为政治上的孤立，扶植高句丽南部的新罗政权。公元662年，高句丽问题终于解决，唐高宗李治派左卫大将军苏定方进兵高句丽，终于将高句丽彻底平灭，与唐朝结盟的新罗，也借机占有了朝鲜半岛，建立了朝鲜新罗政权。至此，横扫天下的唐王朝，其对外胜利到达了顶峰。 正文 第八章 谁帮武则天夺权 在李唐王朝289年的历史长歌中，却偏偏有一段15年的插曲：公元690年至公元705年的武周政权。这个政权的创始人，就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位女皇帝——武则天。 说起这位女子，各种影视作品多少年来不停地“八卦”，她的人生早就有了传奇色彩。本来是山西并州一家木材商人的女儿，先入宫成了唐太宗李世民的老婆，却私下里和李世民的儿子李治好上了。李世民死后，先被发配到尼姑庵当尼姑，苦熬了几年后咸鱼翻身，被终未忘情的唐高宗李治接了回来当贵妃；然后深宫里沉浮，先算计掉了李治宠爱的其他妃子，坐上了皇后的宝座，从此独霸后宫；接着参政议政，趁李治荒废国事，沉于享乐的机会渐掌大权，期间据说害死了自己的大儿子二儿子；李治死后又废掉了先后做皇帝的三儿子四儿子，最后水到渠成，成功夺权，取唐而自代，建立了赫赫有名的武周王朝。 这样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女子，千百年来，以其阴狠的心机，坚忍的耐力，跌宕起伏的人生，还有身为皇帝的不朽政绩，一直为后人所传诵。她是正？是邪？是大逆不道的篡逆者，还是开创盛世的明君？还有她那些有鼻子有眼的情史以及做皇帝后豢养男宠，荒淫后宫的经历，都为后人所津津乐道，褒贬不一，就如她去世时那块无字碑一样，种种非议吵到今天，依然没有定论。 但是有定论的是一条：在她从尼姑到妃子，从妃子到皇后，从皇后到皇帝的过程里，她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她身边聚集了各种能人，为她鞍前马后，殊死效命，效命的结果，就是大唐的基业仅过了二代，就轻而易举地改了姓。说起这些为她“帮闲”的人，后代史家的评价大多是一致的：都是些不忠不孝的佞臣！ 然而，这些佞臣，真的就一无是处吗？ <er">一</h3> 从尼姑到女皇帝，闯关夺权的道路是艰难的，对于当年的武则天来说尤其艰难。在唐高宗李治在位的早期，回宫后她面对的第一个强大对手，就是三朝元老长孙无忌。 在有关武则天的电视剧里，长孙无忌大多作为反面人物出现，但他确实是唐朝初年最杰出的政治家。他本姓“拓跋”，隋末的时候就是山西当地的门阀望族，和唐太宗李世民是“发小”，更是唐太宗的妻子长孙皇后的哥哥。唐太宗在位时期，他先做大将军，后任吏部尚书，最终被李世民拜为宰相。整个贞观盛世里，他是唐王朝各项大政方针的具体实施者，可谓功勋卓著。对这位“大舅子”，李世民始终信任有加，甚至李世民在临终前，还曾对另一重臣褚遂良遗言“我死后，你要保全无忌”。而唐太宗死后，即位的唐高宗李治是他的亲外甥，长孙无忌被加封齐国公，成为唐高宗在位初期位高权重的百官之首。 但这位“百官之首”，很快就让他的外甥感到了不舒服。长孙无忌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和他的亲信同党们，代表的是一个共同的势力——关陇士族阶层。这个阶层多是当年跟随李渊打天下的亲贵们，而且相互关系密切，通过联姻、结党等方式，形成了一个共同的利益群体。唐高宗这位皇帝，在即位早期其实是受到掣肘的。唐朝时期虽已实行科举，但是官员的升迁，最重要的还是看身份，即使是科举本身，中榜者也多为世家豪门子弟，非士族的官员，想获得升迁是非常困难的。日久天长，长孙无忌其实成了寒门官员与皇帝两头都觉得不舒服的人物。 与此同时，唐朝在经过了贞观之治后，到唐高宗即位早期，虽号称“永徽之治”，其实也出现了日益腐化的趋势。即使长孙无忌本人，也曾因接受贿赂而遭唐高宗讯问，长孙无忌反而大言不惭回答说：“臣为亲戚谋私，怎能完全杜绝。”可以说是腐败公开化。对此唐高宗也无可奈何，只能叹息一声了事。而且唐高宗即位后，朝中高官皆出自长孙无忌一派，许多国家大事竟然不经过唐高宗，只向长孙无忌奏报，唐高宗曾经在朝堂上叹息说：“五品以上大臣，多年来竟无人奏事。”却也只能叹息而已。长孙无忌，从做太子时的亲娘舅，到后来即位初期的股肱之臣，而今，却成为唐高宗必须要搬掉的一块石头。 搬掉这块石头的棋子，就是武则天。 武则天是在唐高宗即位后的第二年，即公元651年被正式接入皇宫的。第二年，她就为唐高宗生下了长子李弘，从此大得恩宠。此后，她利用当时王皇后与萧淑妃之间的矛盾，帮助王皇后一起除掉了萧淑妃，之后，她和王皇后的“盟友”关系就破裂了。唐高宗的王皇后，是西魏大将王思政的玄孙女，王家也是关陇集团的豪门，和长孙无忌家更是世交。所以，所谓的皇后之争，不仅是皇帝的一个家庭问题，而是事关无数人前途的政治势力博弈。偏偏王皇后本人太没斗争经验，她性格直率，不像武则天那般会邀宠，自然渐渐失宠。然后，武则天借着女儿的死（有说女儿是被武则天自己掐死的），一口咬定王皇后害死了自己的女儿。偏偏王皇后又出昏招，竟然找巫婆诅咒武则天，事情败露后，本来就对王皇后忍无可忍的唐高宗不再姑息。公元655年八月，唐高宗把王皇后打入冷宫，并正式把“废后”提上日程，长孙无忌的关陇集团当然旗帜鲜明——反对！ 反对当然是应该的，王皇后的娘家，就是这个集团中的一员，而且王皇后是唐太宗给李治选的媳妇，轻易废了，自然对不起先皇。而此时的唐高宗根基未固，也不敢违拗群臣自作主张，要废后，必须取得大臣的支持。唐高宗先是服软，主动找各位大臣私下会谈，没结果，然后又重点找突破口，找长孙无忌商谈。召进宫里谈，不同意，去长孙无忌家里谈，也不同意，然后咬咬牙放下身段，竟然给长孙无忌送礼。先送官，把长孙无忌3个小儿子（平均年龄5岁）都封了正六品，又送钱，单绸缎就送了10车，最后逼得没办法，连武则天的母亲杨氏都上门请求，但任你说破天，长孙无忌就俩字——不行。 如果照这个局面闹下去，关陇集团抱成团硬抵制，武则天的皇后梦估计也做到头了，至于以后的当皇帝，更是痴人说梦。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个谁都没看上眼的小人物——李义府，轻易扭转了局面。 李义府也算是个老臣了，贞观年间他就入朝为官，唐太宗李世民曾亲自考他的才学，后来任命他为中书舍人，是一个负责起草诏书的官，在贞观年间，他是最有名的笔杆子。可跟长孙无忌比，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到了唐高宗在位时期，许多门第高贵，曾与他平级的官员，早已经位高权重，他却还在做抄抄写写的工作，没办法，谁让他出身低微呢，而且原本赏识他的马周等众臣也作古了。可他不甘心，一直在等待机会，看准了废后之争这个机会，他决心赌一把。 不过这个决心不好下，长孙无忌毕竟是朝堂上的大佬，真撕破脸，那就混不下去了，还没等他下决心，长孙无忌就先和他撕破脸了。李义府为人阴沉，绰号李猫，虚伪小人名声早就在外，偏偏又因工作上的小事得罪了长孙无忌，长孙无忌眼里不揉沙子，准备把他贬官到西北去，如果再不赌，就要在老少边穷地区喝风了，李义府下决心：赌！ 他赶紧给唐高宗写奏章，中心内容一句话：速立武昭仪（武则天）为后，以安兆民之心。这奏章可真是雪中送炭，唐高宗高兴地立刻拿给群臣看，接着又把他提拔成中书省侍郎，一个小秘书，摇身一变成了副部级高官。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有了李义府现身说法，朝中一大群寒门出身的官员纷纷上表，要求废掉王皇后。唐高宗登位后，第一次感到有这么多人支持他。 但长孙无忌不甘心，他聚拢了裴行俭、褚遂良等大臣，决定联合上奏，将李义府贬斥。但唐高宗先行一步，在武则天的撺掇下，将长孙无忌的得力干将裴行俭一下子贬到了高昌，削掉了长孙无忌的羽翼。当然裴行俭贬官后在当地整顿边防，屡败突厥，成就了名将的威名，这是后话了。 事情到这里，算是僵住了，与其说是废后问题，不如说是一大批被门阀士族压制的寒门官员，在废后的名义下大胆地造反了。一连几天，朝堂之上争论不断，长孙无忌一派人少但权重，李义府一派人多而权轻，双方陷入了僵持。这时候，又一个人意外地加入了，这个人就是在贞观时期打了一堆胜仗的名将李绩。 李绩为什么要帮武则天，原因很简单，李绩战功卓著，却也因为出身低微，在李世民在位时一直遭到压制，论地位远不能与李靖、侯君集等人相比。唐太宗临终前还对李绩不放心，将李绩贬出京城，又嘱咐唐高宗即位后立刻将李绩召回，以收揽李绩之心。但长孙无忌掌权，李绩一直不得抱负，连他的兵权也被长孙无忌收掉，所以借机和长孙无忌唱对台戏，也就很正常了。他的加入，成了压倒天平的最后一根稻草。李绩公开宣称：“这是陛下家事，臣子无权过问。”一句话，堵住了所有人的嘴，后面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九月初三，一直反对废后的重臣褚遂良被贬，废后不可逆转。十月十二日，王皇后正式被废，31岁的武则天，从此母仪天下。而长孙无忌一派在这场斗争里，遭到了沉重打击，褚遂良、裴行俭等重臣相继遭逐。唐高宗也借机确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长孙无忌也算识趣，此后几年，他很少再介入朝政，反而埋头著书，以图借此避祸，但祸终究还是避不了。褚遂良、上官仪等长孙一脉的重臣，在之后几年陆续被清除，到了公元659年，有人举报长孙无忌勾结太子谋反，礼部尚书许敬宗几次强烈要求追查，大批寒门官员纷纷跟风弹劾。众议汹汹之下，唐高宗在没有任何真凭实据的情况下，将长孙无忌发配到四川，随后褚遂良的官职被撤，长孙无忌的子女被流放岭南，长孙无忌本人自缢而死。一代名臣，就此谢幕，当然，导演就是武则天。 在这个过程里，给武则天出力最多的两个人，一个是前面的李义府，一个是后来追查长孙无忌案件的许敬宗。这两个人的共同特点，就是会投机，都是出身寒门，身后的名声也都是“奸臣”。说奸臣，一点都不冤枉李义府，他本人就是个伪善小人，人品也极其卑劣，“笑里藏刀”的成语就是由他而来。后来他专好贪污腐败，与儿女合伙卖官鬻爵，各类官职明码标价，仅借他母亲病逝的机会，就收了200多万钱的贿赂。但最后终于玩大了，在武则天皇后位置稳固后，因他臭名昭著，找了一条“谋反罪”，于公元666年被流放，死于流放路上。 而另一个“贰臣”许敬宗就值得商榷了。废后期间，他是紧跟着李义府上奏的人，为人最擅长见风使舵。废后之争白热化期间，唐高宗特意提拔他为礼部尚书，可以说是废后事件的直接执行者，后来长孙无忌倒霉，也是他穷追猛打的结果，在武则天夺权的道路上，他可以说是开路急先锋。但这个人却有另一面：隋末农民战争的时候，他和魏征一起是窦建德的谋士，后又一道被俘归唐，魏征获得重用后，曾多次大力举荐他。贞观年间，他做的最重要一件事就是修史，当时他是著作郎，贞观一朝的实录以及隋末农民战争的记录，相当多都是他留下来的。如《隋书》《晋书》《太宗实录》，皆出自他的手笔，今天依然是研究那段历史的宝贵资料。他还曾跟随唐太宗征讨高句丽，受命起草诏书。 在唐高宗当政时期，受到重用的许敬宗，做得更多的还是文化工作，当然被诟病的也不少。比如他受命修《姓氏录》，抬高武则天家族的地位，一直被人称作小人。但是他的《姓氏录》打破门第观念，按照政绩功勋来排定姓氏座次，却是中国历史的一大进步。从此以后，寒门子弟进入上流社会的大门彻底打开。他在做礼部尚书期间，改革科举的选拔方法，鼓励大批寒门学子参政，打破士家大族的垄断，甚至建议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推广文教，鼓励少数民族部落子弟学习儒家文化，这对于唐王朝的统一和巩固，都是有贡献的。而且许敬宗为人“性谨慎，常掩僚属之过”。在当时的口碑，确实比李义府好太多。所以比起李义府最后被一脚踢开，他却终生显贵，于672年以太子少师身份善终。 <er">二</h3> 如果武则天的亲信，多是李义府这样笑里藏刀的，或者是许敬宗这样见风使舵的，恐怕她也完成不了从尼姑——皇后——女皇的三级跳。事实上，武则天的一生沉浮里，确实有许多才能卓著的“贰臣”辅助。 武则天能够顺利介入朝政，树立自己的威望，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步步为营，而其中最关键的一件事，就是她在一场战争中的决策：公元661年的唐平高句丽之战。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里，唐朝原计划先平高句丽的盟友百济，再集中力量剿灭高句丽，却不想百济平而复叛，又联合日本从朝鲜半岛登陆夹击唐军，麦克阿瑟“临川登陆”的妙笔，竟然在1000多年前就上演了。正在苦战的唐军，一下子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中。危局之下，唐高宗甚至一度想御驾亲征，却被武则天劝阻，武则天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方案：唐朝组织海军，渡海东征，从朝鲜半岛登陆击败日本，保证战役胜利。这个方案被不折不扣地执行了，然后，唐军顺利地平灭了高句丽，击败了日本，完成了唐太宗李世民至死念念不忘的心愿。武则天的声望也第一次鹊起，从此渐渐参与朝政，直到掌握政权。而在这场战争里，武则天另一个贡献，就是举荐了一个人——刘仁轨。 这场战争爆发的时候，刘仁轨已经60岁了，但这却是他第一次独立指挥大规模战役。这位老军人从李渊时期就入伍参军，到李世民在位的时候干到了县尉，却因擅杀都尉差点被李世民处死，幸亏魏征说情才捡回一命。在李世民时代，他始终是县丞一类的芝麻官，直到唐高宗登基后，才升任给事中，后来李义府被人告发，他公正处理，得罪了当时这位位高权重的“李猫”，虽被提升为山东刺史，却因运送粮食的时候遭遇飓风，被李义府下狱，幸亏武则天说情，才免于一死。不久之后，高句丽战事吃紧，刘仁轨得武则天举荐，临危受命渡海东征。 武则天赏识刘仁轨，是从刘仁轨做给事中开始的。当时的刘仁轨曾上《平高句丽五策疏》，提出了从辽东、山东水陆两面夹击高句丽的战略。从那时起，武则天就认定了这位老将的能量，虽然此后刘仁轨得罪了武则天的心腹李义府，但武则天仍然举荐了他。公元661年三月，刘仁轨出征，唐军从锦江登陆，一举击破百济军的包围圈，锦江一战歼敌万人，百济联手高句丽夹击唐军的计划彻底破产。得胜后的唐军又遇大雪酷寒，唐高宗闻讯，意图让刘仁轨赶快班师，刘仁轨却坚决反对，认为现在班师会功亏一篑。果然不出刘仁轨所料，百济随后联合日本，联兵向唐军发起反扑，刘仁轨当机立断，率领水师抵达白江口，与日本舰队相持，日军此时有5万多人，是唐军的5倍，敌众我寡下，刘仁轨先抢占江口，逼得日本水师400多艘战船，只能挤在狭窄的河道里，继而发动火攻，5万日军登时陷入了一片火海，唐军趁势冲杀，一场大捷，杀得日本军队全军覆没。这场中国史书记载不多的战役，是中日两国历史上第一次交兵——中日白江口之战。也正因此战失败，此后的日本，对中国由侵略一度变成仰视，下死命向中国学习。 朝鲜战场得胜归来的刘仁轨，得到了唐王朝的嘉奖，一下子官升6级。到了公元665年，又升为太子左中护，成为武则天长子李弘的近臣。刘仁轨为人以忠厚著称，当年他得罪李义府时，李义府的亲信袁异式曾为虎作伥，拼命陷害他，而刘仁轨得宠后，非但没有反攻倒算，反而向唐高宗举荐袁异式之能。此后，刘仁轨一度退休归养，后来唐军败于吐蕃后，刘仁轨临危受命，又负责防备吐蕃，此后又被任命为太子李弘的左庶子。这时唐高宗已经荒废国事，刘仁轨的飞黄腾达，大多出自武则天的授意。李弘死后，武则天的次子李贤、三子李显相继为储君，刘仁轨皆被任命为太子太傅，可谓对他信任有加。 但对于高宗后期的政治形势，刘仁轨有清醒的判断。白江口之战后的这些年，他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辞官”。到了唐高宗晚期的公元683年，他的辞呈终于获得了批准。唐高宗死后武则天亲政，大肆清洗前朝旧臣，作为武则天亲信的刘仁轨再次被起复，甚至对刘仁轨说“昔汉以关中事委萧何，今亦委你”，将刘仁轨看做汉朝良相萧何。刘仁轨一面请辞，一面兢兢业业地为武则天做事，比如他曾弹劾反对武则天的郎将姜嗣宗，使姜嗣宗被判死刑。公元685年，加封左相的刘仁轨病死于任上，武则天命令朝堂停朝3日以悼念，可谓宠信之至。 <er">三</h3> 在武则天最终登基的道路上，有一个人起到了决定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个人，武则天能否成为女皇帝，或许要打个问号。然而这个起到关键作用的人，其本意并非如此，对于武则天最终登基这个结果，他也许只能说——我不是故意的。 这个人就是裴炎。 唐高宗一朝，做得最多的就是清洗。先清洗掉长孙无忌这些老臣，而后又清洗掉李义府这些功臣。政治斗争打得热闹，可国家大事也要有人干活儿。一个能干活的人，就这样得到了武则天的赏识——裴炎。 裴炎是山西闻喜人，出身于当地的裴家大族，曾在弘文馆就读，后来在科举中及第，得以进入仕途。这样一个世家大族出身的官员，原本是很难入武则天法眼的。裴炎入仕后从基层做起，先在山东、河南等地做过地方官，后又回中央做过御史。而他崭露头角，却是拜这时期唐王朝遭遇的“极端天气”事件所致。 从公元675年开始，承平日久的唐王朝，突然遭遇到了“极端天气”的困扰，原本富庶的唐朝关中地区，竟然连续3年大旱，庄稼颗粒无收。偏偏就在这时期，唐王朝还在进行与吐蕃争夺安西四镇的战争，西北战场战事不断，国家经济捉襟见肘。唐王朝原本巴望着先熬过灾年，等着第二年灾情过了，自然也就缓过来了，可偏偏这次自然灾害持续得长，一年甚似一年。唐王朝的粮食储备也渐捉襟见肘。当时还是御史的裴炎果断建议，立刻停止在西域的战争，调边军回关中，引黄河水灌溉关中缓解旱情。这个看似疯子一般的建议，在当时几乎遭到了举朝的反对，但关键时刻，武则天支持他，唐王朝也暂时停止了对外的征伐。此后一年，裴炎作为该工程的主持人，修筑了连接渭水到黄河的水利灌溉工程，灌溉良田无数，事实也果然不出裴炎所料，这场剧烈的旱灾，竟然一直持续到公元681年。随着唐朝水利工程的竣工，关中平原竟然出现了灾年无灾的奇迹，之后几年粮食收成日益回升，唐王朝也因此渡过了一段最艰难的时期。这个事件让裴炎大受武则天赏识，仅仅4年之后，裴炎就被提升为中书省门下三品，成为署理国家朝政的宰相，同时武则天还委任他为太子太师，成为彼时太子李显的老师。唐高宗东巡时，裴炎受命协助太子监国，颇得好评。怎么看，他都将是新君登基后的重臣。 事实也确实如此，公元682年唐高宗病逝前，曾专门单独召见裴炎托孤。唐高宗病逝后，李显即位，裴炎成为中书令，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百官之首。已是太后的武则天也对裴炎信任有加，在李显即位的第一个月，曾多次召见裴炎，询问李显的表现。而裴炎也屡次请求武则天“问政”，因为这位唐中宗李显，实在是烂泥扶不上墙，治国的本事没有，偏偏还耳根子软，老婆韦皇后吹了枕边风，就要提拔岳父当宰相。作为中书令的裴炎自然不干，俩人争吵起来，裴炎以“太后令”为由，拒绝草拟诏书，气得唐中宗当场骂娘：“我就是让他当皇上，也轮不着你管。”裴炎更刚硬，你骂娘，我找你娘告状去，转头就把此事给武则天汇报了。偏偏这事犯了武则天忌讳：她本来就是以皇妃身份起家的，难道这位韦皇后要有样学样？权衡利弊下，武则天下了决心——废帝。这件大事，最早就是武则天和裴炎两个人密谋的。作为唐高宗的托孤大臣，裴炎出谋划策，先建议武则天调忠于她的军队入京换防，撤换京军左右羽林的部将。到公元683年二月初六，裴炎代表武则天宣召，废除唐中宗李显的皇位，流放岭南。废帝之事之所以顺利，主要还是裴炎出面，说服了当时各位掌握大权的群臣，但口子一开，就八匹马也拉不回来了。次日武则天宣召，立小儿子李旦为帝，这位李旦倒不像他哥哥那般荒唐，但他喜爱文学，沉于音律，唯独对治国没兴趣，登基后就一直居于别殿，国家大事尽由武则天掌握。至此，武则天夺权，就剩下万里长征的最后一步了。 偏偏这最后一步，裴炎不干了。 此时武则天的娘家宗族已经开始参政，裴炎与武则天的决裂正从此开始。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建议追封武家七代先祖，忠于唐朝的裴炎坚决反对，认为这是僭越。不过这时候的裴炎仍对武则天有幻想，他只希望武则天能够辅助弱君，在他眼里的武则天，是精明能干的女强人，却更是大唐的儿媳妇。所以裴炎苦口婆心，多次劝解武则天，并拿吕后的事情做例子，希望武则天不要越轨。但武则天这时候做皇帝的念头，已经十分坚定了。裴炎，从10多年来的得力助手，变成如今的绊脚石。偏偏裴炎还在继续坚定信念，公元684年，徐敬业扬州起兵，反对武则天专权，武则天向裴炎问计，裴炎认为，只要武则天归政于皇帝，叛乱自然平息。结果武则天大怒，裴炎被当场下牢狱，10天后被斩首。这位之前一直为武则天夺权效力的能臣，在牢狱中极其刚烈，坚决拒绝向武则天认罪。但不知他是否想到，武则天夺权的最后一步，其实他就是最重要的推手。 <er">四</h3> 裴炎的死以及之后徐敬业叛乱的迅速平定，让武则天搬开了成功登基的最后两块绊脚石。然后，就是中国历代改朝换代都有的“劝进”。群臣上表请武则天称帝，劝到公元690年，终于顺理成章，废唐睿宗李旦，武则天登基，改国号为大周。唐王朝休克了，统治中国15年的武周王朝开始了。 正文 第九章 武则天晚年多荒唐 中国封建社会一向重男轻女，把持大权的女人，大多数情况都被看做“红颜祸水”，而从执掌朝政到改朝换代，更是被视为大逆不道。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女皇帝，武则天差不多把红颜祸水和大逆不道都占了，她的一生，也因此毁誉参半。之所以还有“誉”，原因就在于她做皇帝时期的赫赫政绩。 武则天在位的武周朝，虽然取唐王朝而代之，但观其一生，却继承了唐王朝的盛世之路，在武则天的统治下，唐王朝的经济、人口、户数、生产乃至军事力量，都保持着勃勃发展之势。对内，武则天把“劝课农桑”作为考核地方官的重要标准，鼓励发展生产，安置土地兼并下的逃亡农民，缓和社会矛盾；对外，武周王朝重振兵革，收复了被吐蕃侵占的安西四镇，巩固了在西域的统治，并且在青海、甘肃、蒙古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推广汉族的农业技术，实行屯田。尤其是河套地区，这个今天中国小麦的重要产地，实是从武则天在位时农业开始勃兴。 而从隋朝开始的科举制度，也在武则天时期到达了一个新阶段。她是寒门出身，因此在科举选拔中重才学而轻门第，大批寒门出身的官员也因此大展宏图。如上种种，不但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更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 但是在武则天统治的末期，她和她苦心经营的武周帝国，却实实在在地陷入了危机之中。比起登基后大多数时间的旺盛势头，武则天在位的末期，武周王朝出现了种种问题。这一切，既有经济发展的必然，也有她本人的荒唐所致。 <er">一</h3> 说起武周王朝晚期的种种弊政，可以举出很多，但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却是土地兼并。 土地兼并问题，其实不能完全算到武则天头上，因为这是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经济发展了，就会产生贫富分化，贫富分化后，穷的要卖地，富的要扩地，如此，就会有土地兼并问题。土地兼并的后果是严重的，它会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国家税收缩减，甚至造成动乱。对唐朝——武周时期来说，土地兼并尤其致命，因为此时中国的税收，以均田制为基础，中国的军事制度，以府兵制为基础，这两者都是建立在国家土地制度前提下的，一旦国家的土地制度因为土地兼并而遭到破坏，造成的后果就是灾难性的。 当时的中国，在经过了唐太宗、唐高宗两朝之后，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贫富差距也因此出现，土地兼并的出现是必然的。但是历朝历代，都会有有识之士出台法令，遏制土地兼并的发展，所以事在人为，如果武则天能够采取相应的措施，是可以把土地兼并遏制在可控制范围的。 武则天登基之后，格外重视农业，她颁布了《兆农本业书》，把农业生产作为考核地方官的标准，并且颁布了垦荒法令。在早期鼓励农民垦荒，且对垦荒土地给予免税政策，中国东南，特别是江南地区大量荒田得到开垦，都与这个政策有关，中国南方经济也是从此时开始，逐渐超越了北方。武则天在位时期，中国的人口从唐高宗时期的315万户上涨到武周朝末期的615万户，几乎增长了近一倍，但是高速的经济发展下，土地兼并也不可避免。 土地兼并，其实在唐高宗在位时期就很严重了。唐高宗在位时期，因为江南土地兼并造成矛盾，浙江就曾发生了农民起义。起义的领导者是一个叫陈硕贞的女子，自号文佳皇帝。虽然仅过了一个月就被镇压，但土地矛盾已经凸显。武则天即位初期，为了稳固统治，采取了削减赋税，减少劳役等政策，经济得到了稳定和发展，但是另一件事情，却成为武周朝土地兼并的催化剂。 武则天能够成功夺位，一方面是凭借了自己深不可测的心机以及李唐皇室势力的衰弱，另一面，来自于她自己“团队”的努力，尤其是作为她后援的武氏宗族。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武则天一面大行封赏，一面对其宗族的圈地行为，采取了纵容漠视的态度。武周时代的名臣狄仁杰，早年就曾揭发过武则天侄儿武攸嗣的圈地行为，武则天非但置之不理，狄仁杰之后反而遭到报复，险些冤死在狱中。从此以后，武氏宗族的圈地行为愈演愈烈，仅在河南地区，属于武则天侄儿武三思名下的土地，就多达2000多顷，其中相当多的是府兵的土地，如此一来，不但老百姓流离失所，连军队的土地也没有保障。同时武则天也极好“滥封”，对宗族子女的封赏大手大脚，相当多是“慷国家之慨”，将大量属于百姓的土地封赏给宗族，结果，就是国家税源锐减，百姓流离失所。而且相比于武则天早期的“轻赋税”，武则天晚年的武周王朝，在横征暴敛上也颇遭诟病。武则天崇佛，在河南、山西、陕西等地大修寺庙，滥派徭役，以至于百姓纷纷逃亡，而相关的费用，则通过增加税收来解决。土地兼并又兼赋税沉重，结果，自然是民不聊生。 而土地兼并的严重后果，也影响到了军队，尤其是武周朝的对外作战。公元696年，契丹李尽忠反叛，武则天多次出兵讨伐，却屡遭败绩。武则天恼火之下，将李尽忠改名叫李尽灭，仍然无济于事。关于这场战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负责作战的河北地区，府兵制因土地兼并遭到严重破坏，士兵大量流亡。与此同时，武周朝在与吐蕃、突厥的作战中也败绩连连。特别是武周朝末期，突厥大举反叛，多次攻略边境，武周军队却无还手之力，自贞观年间天下无敌的中国军队，此时却不得不面对日益严峻的边防形势。 而在经济方面，武则天的晚年到了什么地步呢？《旧唐书》载：天下户口，亡逃过半。615万户的账面数字，在民户逃亡下成了空文，对经济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 <er">二</h3> 武则天晚年的另一大荒唐事，就是后人津津乐道的“荒淫”。 武则天宠幸男宠，从登基后一直未绝。她登基的时候已经67岁，之前的大多数时光一直忙于政治斗争，帝位稳固后，武则天终于开始享受“爱情”生活。有历史记录的武则天公开宠幸的第一个男宠，是僧人薛怀义，俗家名叫冯小宝，原本是洛阳城一个卖药的，早在武则天做太后时（公元685年）他就得到了武则天的宠幸，而后飞黄腾达。为了掩人耳目，武则天命他出家为僧，以僧人身份出入宫廷，以方便二人幽会。对这位小和尚，武则天真是喜欢得不得了，专门为他修建了一所“明堂”，并加封为威武大将军、梁国公。这位薛怀义，并非今人想象里凭色相吃软饭的“小白脸”，相反孔武有力。公元693年还曾作为行军道总管，统兵讨伐叛乱的突厥人。而且对于武则天的登基，薛怀义也起了宣传作用，他极力在民间散步舆论，鼓吹女主下凡，为武则天的登基造势，甚至还专门组织了“和尚请愿团”和“尼姑请愿团”，请求武则天登基，鞍前马后立了不少功。但此人人品确实差，为人飞扬跋扈，在洛阳城专门收罗了一批流氓当和尚，整天横行霸道，就连武三思等武则天的侄儿，见了他也毕恭毕敬，当然也有不买账的。有次薛怀义当众辱骂宰相苏良嗣，被苏良嗣一顿痛打，事后薛怀义找武则天哭诉，武则天却很明事理，并不偏袒薛怀义，反而警告薛怀义要老实做人，并让御史周炬将薛怀义属下的小流氓全部治罪，这时候的武则天，公与私还是分得清楚的。 后来薛怀义嚣张跋扈惯了，又加武则天有了新宠，对薛怀义日益冷落，结果争风吃醋的薛怀义，竟然一把火烧掉了武则天为他修建的明堂，这下可捅了马蜂窝。薛怀义从此彻底失宠，之后就消失在历史中，有说是被太平公主除掉了，有说被武三思杀掉，总之，不再受武则天宠爱了。 除了薛怀义之外，武则天早期宠爱的另一个男宠就是太医沈南缪，但这位沈太医为人胆小谨慎，性格宽厚，整日里只是小心翼翼地侍候武则天。因为武则天宠信他，气得薛怀义把明堂烧了，事后这位沈太医担惊受怕，没多久就去世了。 武则天早期宠信男宠，尚限于私生活方面，除了引起许多流言飞语外，并未对朝政造成太多影响，到了她晚年事情却发生了变化，因为两兄弟的出现——张昌宗、张易之。 这两兄弟是从公元697年开始得到武则天宠幸的，和之前男宠不同的是，这两人极有政治野心。比起薛怀义的飞扬跋扈，沈南缪的如履薄冰，这哥儿俩却如鱼得水。张昌宗擅长音律，张易之擅长歌舞，兄弟俩一唱一和，把武则天哄得整日心花怒放。从此他们俩开始干预朝政，最先是大收贿赂，卖官鬻爵，并且很有诚信，特点是收钱就办事。一次一个姓杨的向张易之行贿，张易之家人忘了这个人的姓名，张易之二话不说，把京城所有姓杨的都升了官，但朝政的腐败，却也因此加剧了。 收点钱也就算了，日久天长，这哥儿俩开始排斥异己，尤其是武则天晚年，兄弟俩权倾朝野，因圈地一事嫉恨宰相魏元忠，便罗织罪名将魏元忠陷害，而后，李旦、李显两个武则天的儿子为巴结这哥儿俩，竟然奏请为他俩封王。晚年的武则天，整日沉迷于和哥儿俩的享乐，国家大事也多荒废，吐蕃进犯凉州，突厥侵扰朔州，武周朝皆反应迟钝。公元705年正月起，武则天干脆不见群臣，关门和哥儿俩玩乐，大权也不抓了，因此，她的丧钟也敲响了。 公元705年正月，宰相张柬之发动政变，联合右武卫大将军李多祚，于正月二十六日包围洛阳皇宫，同时迎立皇太子李显复位，逼武则天退位，两位小男宠也被张柬之杀死。内外压力之下，武则天被迫退位，10个月后，83岁的武则天以皇太后的身份溘然长逝，留下一座无字碑。 <er">三</h3> 武则天王朝的掘墓人，自然首推张柬之，不过这位张柬之，却和武则天时代耳熟能详的名臣狄仁杰有关。狄仁杰身为武则天重臣，一生最重要的政绩就是卓拔人才，姚崇、宋璟等后来的开元盛世名臣皆出自他的赏拔，张柬之也不例外。狄仁杰最早推荐张柬之时，武则天仅让张柬之做了一个刺史，狄仁杰争辩说：“张柬之是宰相之才。”因此，才有了张柬之的飞黄腾达，而就是这位张柬之，在武则天的晚年，给了她致命一击。这或许是狄仁杰生前所未想到的。 正文 第十章 开元盛世的奠基者张说 中国封建文人一直憧憬的“盛世”，最高权力组合无外乎4个字：明君贤相。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有名的黄金时代——盛唐，从创建开始，就是明君贤相组合辈出的年代。开国时期的李世民与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再到武则天与狄仁杰；以至于到开元盛世时期的李隆基与姚崇、宋璟，无不是“明君贤相”，君臣鱼水情深的佳话，然而有一个人——张说，在历史上，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今天说起这人，虽然也是耳熟能详，但是历史上对他的评价，却远远不如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姚崇、宋璟、张九龄，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运气不好。他政治生涯的黄金期，正赶上武则天统治的末期，然后又是唐中宗和唐睿宗两个糊涂蛋轮流当政，好不容易盼到了大有作为的李隆基，其名声却被一代贤相姚崇所遮盖。今人津津乐道的，反而是他与姚崇之间的私人恩怨，比起生前身后的几位名相，真可以说“人比人，气死人”。 但是这位名声相对黯然的大臣，却着实是唐朝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开元盛世的军功章上，是该写下他的姓名的。 <er">一</h3> 张说，字道齐，原籍河北范阳，出生于山西永济，后来又举家迁往洛阳。他出生于唐高宗李治在位的公元667年，虽然也是官宦之后，可父亲的最高官职，只是洪洞县的县丞，也可谓是寒门出身。 人穷，但张说的教育没落下，他从小就刻苦读书。他的家庭是小官僚阶层，官场上事事都要小心谨慎，可以相信，他后来在官场上的机灵乖巧，也很受家庭影响。年轻时候的张说“运思精密”，与人交游时，别人高谈阔论，他往往不发一言，在仔细思考后，用寥寥数语就能点中要害，属于少年老成的人物。张说少年得志，20岁那年唐王朝的科举考试，由时为太后的武则天亲自主考，张说成绩优秀，一举拔得头筹，武则天眼见少年英才，随口说了句“自古没有甲科啊”。张说乖巧，顺口接了句：“那臣就位列乙科。”见张说如此乖巧听话，武则天自然高兴，武则天高兴了，张说自然官运亨通。入仕之后虽然官不大，但先干太子校书，又干中书舍人，都是前途远大的好工作，成了重点培养对象。 张说第一次崭露头角，是公元701年，他受命参加编写诗歌奠基《三教珠英》。这是一部集合了当时47位著名学者编写而成的诗歌巨著，主编是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摊上这个工作，对张说来说既是机会，又是麻烦。张易之这个人，除了哄弄武则天开心外，其他的本事只能用白痴来形容。受命做主编后，每天啥都不干，就召集一帮文人饮酒作乐，高谈阔论，大家互相吹捧消磨时光，几年过了都没进展。唯独张说不同，每次聚会他都沉默寡言，然后将大家即兴创作的诗歌记录整理下来，之后誊抄出来。整整两年，张说干的就是抄写员的工作，但功夫不负有心人，这部唐朝历史上的诗歌宝典终于编纂完成了，其中一半以上，都是张说一个字一个字整理出来的。这个踏实沉稳的青年官员，也因此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就连张易之本人也甚为赞赏，向武则天大力表扬张说的劳动。劳动的人终究不吃亏，张说接着就升官了，先命他“考功贡举事”，也就是掌管官员考察之事，属于大家眼红的肥缺，又提拔为凤阁舍人。此时的张说，既有武则天赏识，又靠上了张易之这棵大树，大好前程，似乎就在眼前。 可张说的麻烦从这个时候也开始了。 因为这时候的张易之哥俩，已经越闹越不像话了，卖官鬻爵不说，连家人都横行霸道，当地没人敢管。偏偏还有硬骨头，比如宰相魏元忠，一次就借张易之的仆人犯法，把他的仆人给惩治了。这还了得，张易之兄弟俩立刻罗织罪名，说魏元忠造反，武则天也给这哥儿俩撑腰，由着他们把魏元忠下了牢狱。可说人造反，总要有罪名，魏元忠的罪名是私下里给大臣串联，让大臣们拥立太子复辟李唐。这在武则天时期是掉脑袋的大罪，是罪名你就要有证据，起码也要有证人，张易之想破了头，想起来他很赏识的张说，再加上这个人平时老实巴交的，肯定容易吓唬。接着做张说的思想工作——只要你肯做伪证，诬陷魏元忠谋反，将来的好处大大的，否则，魏元忠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 张说这下两难了。听张易之的，自己肯定身败名裂，朝野上下的唾沫星子准把自己淹死，不听呢？魏元忠堂堂宰相都斗不过他们，何况自己这芝麻绿豆小官。与此同时，许多为魏元忠愤愤不平的官员也找来了，纷纷给张说打气，要张说坚持正义。权衡再三，张说第一次不“乖巧”了，朝堂之上，张说理直气壮地告诉武则天，是张家哥俩逼自己做伪证的，魏元忠并没有任何谋反行为。一语既出，满座皆惊，气急败坏的张易之又诬陷张说是魏元忠的同党。结果，一心想给两位小男宠撑面子的武则天，反而说张说是反复无常的小人，一纸诏书流放岭南了。 张说的京官生涯就这样告一段落，但他却因此名声大振，这个平时谨小慎微的官员，一下子成了群臣中的楷模。张说离京前，宋璟等大臣不顾危险前来送行，张说的“忠直”之名，一下子传遍天下。 <er">二</h3> 张说在岭南一窝就是两年，期间京城发生了很多变故，宰相张柬之发动政变，迫使武则天退位，继而唐中宗李显复位，大家自然想起了当年不畏强暴的张说，公元706年，张说重新得到任命，调任兵部员外郎，这次任命，其实是临危受命。 此时复辟的唐王朝，经济破坏严重，外敌不断入侵，可谓内忧外患。张说回任后不久，叛乱的突厥势力就大肆袭扰唐朝边境，面对严重的边防形势，张说一针见血指出，根源在于府兵制的破坏，他提出由朝廷出资，征募壮士从军，这就是“募兵制”。募兵制从贞观时代就有，但是大规模的募兵，却是从此开始。依张说所言，唐王朝很快击退了突厥的入侵，接着张说又调任吏部员外郎，清理武周末年遗留下来的积案。他坚持公正原则，不因官员的立场身份搞“一刀切”，相反就事论事，纠正了大量冤假错案。这时候的张说，史载每天“奔走如飞，通宵不眠”，是个一心扑在事业上的工作狂。扑了没一年，张说的母亲去世了，这时候国家百废待兴，正是用人之际，唐中宗舍不得张说回家守孝，以升官挽留，张说却坚辞不受，硬是辞官回家了。这几件事情，让张说在朝野上的知名度大增。知名度提高了，官就接着升，服孝期满后，即升任工部侍郎，不久后又改兵部侍郎，署理北方五兵府边事。他主张对北方的契丹采取招抚政策，稳住了自武则天时代开始动乱的东北边疆形势。不久又改任工部侍郎，面对国家财政紧张的局面，张说精打细算，从各项工部开支中省下来大笔经费，休整了武周末年荒废的黄河苏北一带的堤坝，重新开通了山东济水的河道，华中的水灾和山东的干旱皆因此得到了缓解，那段时期的唐王朝，可以说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张说。 而后唐中宗英年早逝，其弟李旦即位，就是历史上的唐睿宗。唐睿宗时代的张说，得到了他一生里的又一个重要机会——出任太子李隆基的老师。这个时候，对后来开创“开元盛世”的李隆基，其实是一段相当重要的时期。彼时武则天虽死，但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一直希望能做第二个武则天，自然视李隆基为眼中钉，偏偏身为皇帝的唐睿宗，是一个对妹妹太平公主感情很深的人。姑侄之间的争斗，做侄子的李隆基起初处于不利局面，而张说因为在立太子问题上支持李隆基，也成了太平公主的眼中钉。太平公主此时权倾朝野，国家大事，唐睿宗都是首先听取她的意见，朝中百官也多出于其门，太平公主咄咄逼人，张说以退为进，主动借小错辞去了中书省平章事的职务，去李隆基的太子府担任侍读，避开太平公主的锋芒。彼时的李隆基年少气盛，遇事喜欢强争，很遭唐睿宗不满，张说阻止李隆基的这种做法，劝李隆基要对太平公主“和柔”。不久之后，李隆基依张说言，请求罢免了谏阻太平公主圈地的姚崇，讨得了唐睿宗的欢心。就在同年，长安城突现彗星，古人皆以彗星为“凶兆”，太平公主趁机散布谣言说李隆基要夺权，危急时刻，张说果断向唐睿宗进谏，声称“此谗人设计，陛下若使东宫监国，则灾难不生”。一句话，抓住了自幼迷信的唐睿宗的软肋，唐睿宗听后格外高兴，大赞张说“真知我也”。他本身就是一个不喜抓权的文人，自然顺水推舟。次年，李隆基正式即位，改年开元，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开元盛世。 张说在关键时刻的表现，稳住了李隆基的位置，确保他成功登基，但危险并没有过去。朝中大臣多是太平公主的同党，张说也是太平公主的眼中钉，李隆基登基不久，太平公主就威逼李隆基将张说贬斥到洛阳，张说格外淡定，临走前送给李隆基一把匕首，暗示李隆基要先下手为强。但先下手为强何其难，此时唐朝7个宰相，5个是太平公主的心腹，把持长安兵权的左羽林大将军常元凯也是太平公主亲信，李隆基虽是天子，却无权无兵。偏偏太平公主也不消停，她与宰相窦怀贞等人早就密谋，要借机废掉李隆基，登基称帝。关键时刻张说献策，要李隆基联合唐朝宗室齐王、薛王共同行事。七月甲子，李隆基正式摊牌，他先是派部将王毛仲率300精锐，先奇袭了羽林卫，杀掉了太平公主的死党常元凯，接着在朝堂上戒严，当场逮捕了窦怀贞等太平公主党羽，先前牛气哄哄的太平公主，一下子成了光杆司令。太平公主也因此被“赐死于家”，至此，李隆基，这位时年28岁的青年皇帝，总算彻底坐稳了皇位，开始经营能施展他雄才大略的“开元盛世”。 <er">三</h3> 说开元盛世，除了李隆基本人外，后人多把功劳归于姚崇、宋璟等人。但事实上，宋璟为相远比姚崇晚，而张说，却是开元盛世不可少的人物。 李隆基大权在握后，张说得到启用，先拜中书令，封燕国公，成为李隆基的重臣。之前一直忠肝义胆的张说，这时却私心大起，李隆基一直想把当年遭到贬斥的姚崇重新召回，张说与姚崇不和，因此极力阻挠。说到张说与姚崇的不和，与其说是政见问题，不如说是性格问题。张说和姚崇都是公元687年科举的得中者，当时张说名列榜首，姚崇位居第三。入仕之后，两人又曾同为中书舍人，但姚崇是豪门大族出身，吴兴姚氏的21世孙，因此处处摆“世家子弟”的谱，在寒门出身的张说面前很是傲慢，又加上他性格豪放，常常口无遮拦，张说偏偏性格内向又爱记仇，两人罅隙日深。后来张说为魏元忠一事得罪武则天时，满朝文武都为张说叫屈，同样与张易之兄弟不睦的姚崇却未发一言，两人交恶更深。唐中宗复位后，姚崇就任兵部尚书，和担任兵部侍郎的张说成了上下级，几乎成天吵架，最后只能以张说被调离了事。 但张说的阻挠方式却是“阴坏”。他先故意大赞姚崇才华，推荐姚崇出任河东总管，其实是阻止姚崇回来与他争权。李隆基当然不傻，张说的提议被他当场就否了。姚崇顺利回归，张说气得不行，竟然犯了糊涂，找李隆基的哥哥齐王诉苦，大臣和王爷私下来往，放到封建社会是大忌讳，姚崇也不是善人，直接向李隆基告了黑状。结果张说害人不成反害己，自己被贬黜到河北当刺史了。姚崇还不罢休，又唆使御史弹劾张说，赶上李隆基气没消，张说还没到河北，又一道圣旨来了：贬到岳州去。 但张说能上能下，虽然贬了官，干工作的热情丝毫没减，到了地方上勤勤恳恳工作，特别是在岳州清理田亩，发展生产，招抚南方少数民族，颇多建树。6年以后，即公元718年，唐朝边防吃紧，李隆基又想起了张说，张说随即被任命为幽州都督。此时幽州边防形势紧张，临近的契丹骚扰不断，为加强边防，张说提出募兵屯田，即招募中原地区的流亡农民参军，在边境屯田守边，这个政策得到李隆基允许，并很快在全国推广开来。边境屯田政策，是唐玄宗开元盛世的重要内容，此时唐朝土地兼并日烈，边军逃亡日多，边境屯田政策的施行，既解决了大批无地农民的生活问题，又巩固了边防。同时张说积极整顿幽州兵马，对周边少数民族采取招抚政策，长期骚扰幽州的契丹可汗后可突，在张说的努力下终于重新归顺唐朝。自武则天时代战乱不断的幽州地区，从此战火渐熄。 因镇守幽州的功劳，张说被提升为并州都督，在他刚到任后不久，并州北面的突厥部落发生叛乱，眼看一场战争就要爆发。关键时刻，张说只带20名骑兵，单身进入突厥营地，用真诚的态度和雄辩的口才，说服诸部落重新归顺。与此同时，张说积极整顿并州边防。第二年，西北党项部落叛乱，连续侵扰灵州地区。张说亲率1万骑兵迎敌，在甘肃凉州大破党项部落。初战告捷后，张说又改为招抚政策，在麟州地区安置党项部族。张说出任并州都督期间，短短3年，原本残破的并州防务焕然一新。张说在任时，以剿抚并用的战略，先后招降游牧民族部落达60万人，唐王朝的整个北部防线重现和平。同时张说改革唐朝原有的府兵制度，实行精兵简政，淘汰大量冗兵，重新打造出一支战斗力强大的军队。也正是从这时起，募兵制逐渐代替了原有的府兵制，成为唐王朝的主要军事制度。 在开元盛世的最初阶段，一直是文臣的张说，却因为一场斗争，阴差阳错地建立了边功。他的贡献是非常重要的，在李隆基在位的最初10年，唐王朝的国防能力一度极为低下，尤其是北方河北、山西、甘肃地区，因为府兵制遭到破坏，大量土地流失，许多部队名存实亡，张说在边境大行募兵，剿抚并用，精兵简政，为唐王朝打出来一个和平的国防环境，否则，李隆基的政治经济改革，很难推行起来，唐朝的军事力量，也不会迅速焕发生机。 <er">四</h3> 因为张说的累累边功，公元723年，张说回任中书令，此时老对头姚崇已经过世，张说俨然权倾朝野，他的官场末日，却也从此时开始。 开元初期的10多年里，张说建功颇多，外加李隆基的成功登位，他更是劳苦功高。大功之下，张说也有些忘乎所以，再不是当年那般低调。回任中书令的张说，性格变得暴躁，经常当场斥责同僚，同时经济问题也严重起来，时常收人贿赂。不巧的是，他偏偏又得罪了一个不能得罪的人——李林甫。 这位天宝年间著名的奸臣，在开元时代还只是一个小官，口蜜腹剑是其强项。李林甫找到了张说的一个罪名——招引术士。事情原本很简单，就是张说此人颇迷信，有次家里做寿，招引术士为他做法，可到了李隆基这里，事情就不是这么简单了，当年太平公主谋害他，用的就是这一招。这怎能不犯嘀咕？公元724年，李林甫正式上告，与张说有仇怨的官员们纷纷附和，众议汹汹下，张说被罢免了中书令职务，命他主修国史。又过了3年，张说又被宇文融告发贪污，这次张说唆使亲信和宇文融争吵，反因“结党”又犯了李隆基的忌讳，结果张说再次被贬，国史也修不成了，直接被强制退休回家。但李隆基还是念着张说的才华，国家每有大事，常找他商量。公元730年，64岁的张说在家病逝，李隆基闻讯后大为悲痛，亲自为他写碑文悼念。这位文武双全的英才，就这样告别了他呕心沥血的事业。而这时候的唐王朝，早已经外扫强敌，内修德政，达到了辉煌的顶点。 正文 第十一章 悲情军魂王忠嗣 很多年前，李连杰在电影里说：我是军人，我可以死，但绝不可以错误地死。 那么，死在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大唐收复石堡城一仗的战场上，是不是一种错误？ 青海省湟源县，荒凉的青藏高原，风卷云舒之间，背靠华石山，面临药水河，红色的悬崖峭壁顶端，一座沉默的石堡城，盛唐灿烂的画卷里，长久以来与它有关的东西实在太多：文人们在讨论着杜甫、李白，历史学家们在考证着王忠嗣是怎么因它而死。一笔带过的，是1万多条军人的生命，因它而死的错误的生命。 石堡城很重要吗？重要！相当重要！它的东面，就是“天下富庶出陇右”的陇西郡，是丝绸之路上灯红酒绿的喧嚣，是歌舞升平的繁华。盛唐灿烂的画卷里，它是支撑起西北大地的支架。 当唐朝西南方向的吐蕃，自松赞干布以后，如滚雪球一样崛起的时候。石堡城，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唐蕃双方争夺的焦点，从唐朝高宗开始至唐朝开元时代，唐蕃之间围绕着石堡城发生的大规模争夺战就有6次，每一次都是尸山血河，不计代价。 当然要不计代价了，吐蕃若得石堡城，就可以作为东进的跳板，继而挥师陇西，将富庶的河陇平原尽收囊中。唐朝若得石堡城，就可据险而守，遏制吐蕃人对陇西平原的渗透和入侵。既是兵家必争，纵是血沃沙场，仿佛也不能说是错误。 所以，当年轻时代的唐玄宗李隆基，在结束了中宗睿宗两朝纷乱的局面，开始励精图治的开元盛世时，他的眼睛同样盯向了正被吐蕃侵占的石堡城，拿下它！就可以打出大唐的和平。 于是就有了朔方节度使李祎导演的那一场远征突袭战。唐军集中精锐骑兵，星夜兼程杀至石堡城，一场突然的袭击，令这座沦陷数10年的边陲重镇重归大唐怀抱。消息一出，吐蕃举国震撼，慌忙遣使通好，而开元盛世的文治武功，也自此达到了顶点。 唐玄宗高兴了，石堡，真是一个给大唐长面子的地方。 然后就是从大唐开元至天宝年间数十年的承平局面，国富民强，四夷拜服，一个荣光万丈的大唐赫赫屹立在地球的东端，然而在辉煌的阴影下，却有一个不好的消息传来：石堡城又丢了！ 原来吐蕃人来了一次故伎重演，用一个漂亮的奇袭，再次夺回了石堡城。这已经是开元二十九年的事了，距离唐朝上一次收复石堡城，整整过去了13年。 丢了怎么办？打回来就是了。像上次一样再搞奇袭吗？不可能了，诸葛亮的空城计也不过用了一次，这样的花招，人家早就学乖了看透了，那怎么办？难道只有不惜一切代价强攻？那将是前赴后继，尸山血河。更重要的是，我们夺回来，吐蕃人还要再打过来，两个当时最强大的国家，难道就只能在这弹丸之地上反反复复地拉锯吗？ 唐玄宗的态度很明确：拉下去，看谁拉得过谁！ 为了拉好这个锯，唐玄宗大手一挥：换将。换来了一个当时大唐军最狠的人。 谁知道这个最狠的人，纵马在陇西防线上转了一圈，然后又在地图前掌灯研究了几个晚上，终于抬起头来，很冷静地说：拉锯，没必要。 这个人，就是身兼大唐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节度使，彼时盛唐将星里的头号人物——王忠嗣。 以一个老将军戎马半生的阅历，以一个军人超越官位和杀伐的责任心，王忠嗣终于看到了那隐藏在石堡城背后的真相：要巩固西部边防，未必非要得到石堡城。多少年来，无数边陲猛将都没看明白这个局，王忠嗣看出来了，看得精。 他看到石堡城固然地势险要，万夫莫开，但是遏制吐蕃攻势的关键却是：要在整个战场对峙的局面下重创敌人的有生力量，控制最能够遏制敌人的区域。多少年来，唐朝和吐蕃都在钻石堡城这个牛角尖，现在，该跳出来了。 于是王忠嗣跳出来了，出击。唐军经过周密部署，发动了旨在打击吐蕃西线精锐的积石山之战，经过激烈的战斗，唐军重创了吐蕃有生力量。控制了积石山区域。然后是固防，沿积石山一线，唐军修筑了大大小小的防御工事，西北的防御被连成一线。至此，石堡城的战略位置，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用最小的代价重创敌人的有生力量，达到守卫边陲的目的，这就是王忠嗣的觉悟，超越了用鲜血染红顶戴花翎的觉悟。 大功告成，有觉悟的王忠嗣喜滋滋地写工作报告，喜滋滋地回到京城找唐玄宗汇报，谁知却看到唐玄宗一张冷若冰霜的脸：石堡城怎么还不打？ 还打？王忠嗣呆了，费尽口水解释了半天：现在整个西北防线已经成形，石堡城的战略地位已经不重要了，更何况打这个地方会牺牲很多人的生命。所以，没有意义。 王忠嗣认为自己解释得很清楚，从战略价值、经济价值、军事价值都解释得很清楚：这是一场赔本的仗，也是一场送死的仗，不能打！ 谁知煞费苦心解释半天，却换来了唐玄宗怒气冲冲的回答：必须打，马上打。 接着又补充了一句：你不打，我换人。 王忠嗣傻了。 他确实傻，他忘记了自己不是生活在乱世而是生活在盛世，生活在盛世就要给盛世添砖加瓦，盛唐的赫赫伟业不但需要亮闪闪的GDP成就来拉大旗，更需要血淋淋的边功来扯虎皮。所以万把条炮灰，巨大的战争物资消耗，你王忠嗣看着金贵，在皇上眼里眼皮都不眨一下。 石堡，于军人眼里是战略要地，在皇上眼里，不过是个盛世宣传的噱头，说不好听叫面子工程。可这面子工程不是堆沙子造房子这么简单，是要拿人命换的。 这道理王忠嗣不懂，但有很多人懂，于是就有懂这个道理的好心人提点王忠嗣：皇上要面子就给面子吧，要做虎皮就给他做吧，你是主帅，送死也不用你亲自去，小小的石堡城，拼上炮灰也就拿下来了。到时候加官晋爵荣华富贵金票大大的有。你要是不打，皇上可就要打你了！ 百般提点，王忠嗣懂了，但懂归懂，觉悟归觉悟，面对爱将李光弼等人的担心，王忠嗣微微一笑，说出了那句掷地有声的豪言：岂以数万人之命易一官哉！ 皇帝眼里的炮灰，是王忠嗣心中的生命，生死与共的袍泽弟兄，拿他们的血换我的官位，换粉饰太平的面子工程，我，做不到！石堡城！我不打！ 不幸被那些好心人言中，你不打，皇上要打你了。 因为在石堡城问题上的死顶，王忠嗣触怒了唐玄宗，而政敌李林甫又从中作祟，诬陷王忠嗣卷入了最敏感的“立储风波”里。天宝七年（公元748年）被押送京城解除兵权，唐玄宗本想把他一刀砍了，却耐不住哥舒翰等军官们的流泪哀求，终于免去死罪，贬为汉东郡（湖北随阳）太守，次年病逝。一代沙场名将，落得如此郁郁而终，说是奸臣陷害皇帝昏庸，却都是石堡城这个面子工程惹的祸。 可这个面子工程惹的祸还没有完。天宝八年，在经过周密准备后，唐玄宗以哥舒翰为将，率领6万精兵，正式发动了石堡城会战。如以往争夺战的剧本一样，这又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争夺，数万唐军强渡药水河，然后前赴后继爬悬崖，接着就迎来吐蕃人的箭雨和滚石檑木，战斗持续数日，唐军的尸首摞成了山，心急火燎的哥舒翰杀了攻城副官高凤岩，并立下限期破城的死命令。终于以1万多条人命的代价夺取了石堡城，连俘虏带消灭的敌人数量，竟然不到600人。一切的一切，都如王忠嗣之前给唐玄宗的奏报里说的那样：赔本的买卖，送死的仗。 但赔本就赔本吧，送死也不是我去，但是面子总算有了，于是唐玄宗高兴了，哥舒翰加官晋爵了，王忠嗣在湖北长眠了。 于是就有了李白嘲讽的咏叹：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城取紫袍。 但是唐玄宗没有想到，这个面子工程，对唐王朝的祸害，并没有完。 王忠嗣因此出局，唐朝也就失去了制约安禄山藩镇的重要力量，以至于7年后安禄山扯旗造反，唐王朝初期竟然无将可挡，大败亏输。同时，长眠在石堡城的数万大唐军人，多是唐朝的边地老兵，老兵命金贵，关键时刻1个顶10个，这个上过战场的人都知道。更为讽刺的是，不惜代价夺取石堡城的唐王朝，并没有因此守住河西走廊。随着安禄山的叛乱，唐朝调西北军回中原平叛时，吐蕃乘虚而入，兵不血刃地占有了河西地带，这就是唐朝中期以后让无数人扼腕叹息的“河湟之耻”。 我看，这一切都是报应。 1万多条人命就这样长眠在青海高原上。荒草萋萋间，人们会忆起什么？忆起王忠嗣悲惨的命运，忆起李白辛辣的嘲讽，忆起哥舒翰那张心急火燎的脸。但是有谁忆起了那个悲剧，让1万多军人，用错误的方式去死去的悲剧。 电视里的战争片播得欢，有句介绍词说：“他们是注定要拿去被牺牲掉的炮灰团……” 可我只想起了王忠嗣的那句豪言，那句超越了战场胜负，穿过历史尘封，却依旧振聋发聩的豪言，寂寞的在药水河边，与这荒凉的石堡城为伴。 不过王忠嗣将军是不寂寞的，因为1000多年后的朝鲜，三八线边，一个叫彭德怀的老帅，面对苏联顾问气急败坏的质问，做出了类似的回答。 百姓养大个娃不容易，送给我当兵，我要为他们负责。 我相信，战争面前，只有对生命负责的人，才能得到战争永远的尊重。 正文 第十二章 安史之乱本可避免 说到发生在公元755年，肆虐长达8年之久的安史之乱，所有喜欢盛唐文明的人，对此的心情，恐怕只能用一部电影的名字来形容：一声叹息。 能不叹息么？安史之乱之前，唐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王朝，文治武功，笑傲全球。安史之乱前的唐朝，经济富庶，杜甫诗歌中曾言“稻米流脂粟米白”，可谓是富甲天下。军力也同样强大，唐王朝对河西走廊、西域、西南，进行了多场战争，打出了大唐的勃勃军威，虽然也有征讨南诏的大败，但国力依然处于节节上升时期。但是一场安史之乱，一切都化为了泡影，富庶的中原大地陷入了8年的战祸之中，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死伤无数，唐王朝也被迫迁都。安史之乱之后，遭到沉重打击的唐王朝再不是昔日盛景，开始渐渐走向衰落，原本连接东西方文明的西域大地被吐蕃侵占，河西走廊被吐蕃夺取，雄踞天下的大唐王朝，一度遭到吐蕃、回鹘等外族的欺辱，一次次丧权辱国。而在唐朝内部，中央政权力量严重衰弱，中央大地藩镇割据，战乱不断，不服中央号令，偌大的中国，成了军阀林立的世界。这一切的拐点，都是这场发生在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 虽然现代有无数人论证，唐王朝在安史之乱之前已经危机四伏，但历史总是充满偶然和必然的，安史之乱，其实一度是可以避免的。遗憾的是，从安禄山的发迹到最后叛乱的爆发，唐王朝一次又一次地给自己挖坑，直到把整个盛唐都埋进去。 <er">一</h3> 说安史之乱的原因，现代史家普遍抨击的，就是唐玄宗李隆基时代开始大规模推行的节度使制度。 节度使制度，开始于唐朝贞观年间，本来只是掌管地方军政的一个临时性职务，在唐高宗时期开始成为一个常设职务。唐王朝大规模设立节度使，是从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时期开始。李隆基在位的开元、天宝两个时代，一共设立了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剑南、岭南10个节度使，和府兵制下的军政长官比，节度使最大的特点就是“专权”，由中央授予节杖，将地方上的军政、民政、财权集于一身，几乎成了地方上的诸侯。在安史之乱爆发前的唐朝天宝年间，唐王朝共有军队65万，其中10大节度使掌握的军队就有59万，中央的兵力远远少于节度使掌握的兵力，外重内轻的格局，为藩镇叛乱埋下了隐患。 但把安史之乱的责任完全推到李隆基的头上，也不现实。他在位时期建立这样的制度，是有苦衷的。唐朝贞观年间横扫天下的府兵制，是建立于土地均田制的基础上，由于中央掌握土地，自然可以控制士兵，无论谁统帅，都无法做到专兵。可是到了李隆基时期，府兵制已经名存实亡，而这时期唐王朝的边境形势却越发严重。在这样的局面下，唐王朝必须采取直接有效的军事政策，以缓解日益紧张的边境压力，因此募兵制得到了推行。尤其是开元初期，张说主持北方边事的时候，招募内地农民屯垦，精兵简政的政策，就为府兵制的废除埋下了伏笔。但作为一个眼光卓越的军事家，张说早就意识到，府兵制废除后，国家必然要面临边镇尾大不掉的局面，因此他在给李隆基的奏报里，建议国家继续用招募屯垦的方法扩大兵源，同时将士兵的经济基础——屯耕土地，牢牢抓在国家手里，即使是实行募兵制，募兵的经费以及边军的物资供应，也要牢牢掌握在中央户部的手中。这是一条眼光卓越的政策，但是在此时的唐朝，特别是边境地区，边防压力非常沉重，河西走廊、安西都护府皆有战事，为了战争的胜利，只能继续放权，将财政权和地方人事权统统下放。正因为如此，节度使制度才应运而生。 但是节度使的专权，本身不易形成一家独大的局面，因为唐朝的节度使一共有10个，以一家的军力，最多割据一方，很难形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而唐朝在节度使制度上的另一个失策，就是将多数边镇的节度使大权，委派给一个边将统帅，比如唐朝开元、天宝年间的王忠嗣，就曾同时担任四镇节度使，天下半数兵权尽在他手，后来造反的安禄山，也担任了北方四镇的节度使，他们几乎掌握了天下的大部分精兵，甚至连中央政府都无法与他们抗衡。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结果呢？ 说起这个原因，必须说到唐玄宗李隆基的“偏信”。在早期宠信王忠嗣的时代，就将边镇大权尽数交付给王忠嗣，王忠嗣遇害后，转而信任安禄山，对每一个边将，信任的时候推心置腹，而废除的时候又毫不留情。这样的皇帝，自然给了安禄山这样的野心家可乘之机。在安史之乱爆发后，李隆基在逃难时，就有沿路百姓对李隆基说“天下人都知安禄山要反，唯独陛下不查”，直羞得李隆基无地自容。 李隆基为什么会在节度使问题上做出这样的决定？与其说是宠信奸佞，偏听小人，不如说是他自己的虚荣心作祟。作为一个志在大有为的帝王，李隆基追求的不仅是富庶的文治，还有赫赫的武功。早在登位之初，即公元712年，发生了吐蕃入侵河西走廊的事件，唐军先丢灵州，后来在行军总管薛纳的指挥下成功赶走吐蕃，当时的李隆基，就想着要唐军乘胜追击，甚至杀入青海吐蕃境内，却被当时的宰相姚崇所阻止。开元时代辅佐李隆基的宰相，比如姚崇、宋璟、张说，皆主张严防穷兵黩武，对外以积极防御为先。但李隆基本人，却是追求能够横扫天下的武功，他在位期间，多次拒绝吐蕃的和亲，对吐蕃发动坚决的战争。大名鼎鼎的王忠嗣，就是凭借着击败吐蕃的战功飞黄腾达，但是王忠嗣在经营河西走廊时，同样选择了积极防御的战术，甚至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拒绝攻打唐朝与吐蕃交界的石堡城，后来王忠嗣遭到贬官，与其说是因为卷入了太子结党案，不如说是因为石堡城一事得罪了李隆基。李隆基时代，始终把边功作为考核将帅的重要标准。在进入天宝年间后，因为反对穷兵黩武的大臣，如姚崇、宋璟，皆已先后去职，张九龄更遭贬斥，李林甫、杨国忠之流只知逢迎。因此在天宝年间，虽然内部天下承平，但是在外部，却是唐朝对外战争打得最多的时期。天宝初期，即有王忠嗣平定突厥，然后对吐蕃的积石山会战，杀伤吐蕃大量有生力量，安禄山杀良冒功，屡屡北进侵犯契丹等地。甚至在西南线，唐朝也没事找事，与一向对唐朝友好的南诏交恶，本想一举征服南诏，反而被南诏打得大败。在西线，唐朝越过葱岭西进，安西大将高仙芝在怛罗斯，率领3万大军血战20万阿拉伯军队，最终被阿拉伯军队击退，西进暂时停止。这些战役，皆是唐朝主动出击，但是唐朝的精锐部队，也大都因此集中在边境地区，中央政权面临前所未有的空虚。但这一切，李隆基却浑然不觉，即使是在安史之乱爆发的前一年，唐朝还由哥舒翰领军，发动了对吐蕃黄河九曲的战斗。这场战斗夺取了唐朝与吐蕃之间的重要交接点黄河九曲，唐朝在河西对吐蕃的战斗掌握了主动权，但这也仅仅是唐王朝最后的辉煌，之后，就是安史之乱的一连串战败。 <er">二</h3> 说到安史之乱不该发生，除了节度使制度之外，更因为安史之乱叛乱的主角——安禄山。 今天说到安禄山，几乎都咬牙切齿，实际上他能从一个边陲部落的小人物，到撼动天下的枭雄，却也应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话。在安史之乱以前，安禄山也是一个死过很多次的人，当然，没死成。 安禄山，本姓康，其母是突厥人，祖籍辽宁朝阳，因为其母后来改嫁给一个安姓将军，所以从此姓安。30岁以前，他只是一个在河北边境跑买卖的胡商。一次因为偷羊遭到边民的殴打，恰好被路过的范阳节度使张守圭撞见，张守圭见他孔武有力，便赦免他的罪过，收编到军中效力。安禄山从军后，一是很能打，作战勇猛，二是很会来事，极力对张守圭拍马逢迎，被张守圭收为养子。但是好景不长，一次作战时安禄山战败，按照军法当斩。安禄山苦苦哀求，杀人如麻的张守圭第一次动了恻隐之心，干脆把他送到长安，交给朝廷处置。安禄山到长安后，当时担任宰相的张九龄只见他一面，便断言道：“他日乱我大唐者，必是此人也。”但是在李隆基面前，安禄山也一样会来事，被押到后极尽拍马，反而让李隆基觉得他憨直可爱。但凡是帝王，对于战功卓著的武将总有疑心，反而喜欢那些看着没心眼，粗鲁憨直的将领，安禄山正对了李隆基的脾气，不但得到释放，反而又命他担任营州都督，这以后的安禄山，不但打仗勇猛会来事，更很能送，对中央派来考察的各路官员极尽贿赂，很快飞黄腾达。到了公元742年，他已经是手握一方兵权的平卢节度使，成为唐朝十大节度使之一。 就在安禄山羽翼初丰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对手出现了——王忠嗣。 今人皆津津乐道盛唐武将多少数民族，其实盛唐时代若论战功，最杰出的，却当属汉族将军王忠嗣。王忠嗣是唐朝名将王海滨的儿子，其父战死在李隆基登基初年的灵州保卫战里，其后王忠嗣作为烈士后代，从小陪伴太子李亨读书，成为太子朝夕相处的好友，从18岁起就展现出不凡的军事天赋。18岁那年，王忠嗣只带800精锐，就攻破吐蕃大营，斩俘2000多，这个堪比汉朝霍去病的战功让李隆基看到了他的能力，这以后王忠嗣节节升官，在边境上屡立战功。他先是统兵击败了叛乱的突厥势力，与回鹘合兵一起平灭了突厥，然后又在抗击契丹的战斗中重创契丹，桑干河会战斩首契丹数万人，打得契丹可汗只身逃跑，原本势力一度强大的契丹，也因此暂时衰落下去，直到唐朝末年才重新做大。后来，他镇守河西，又发动了积石山会战，重创觊觎河西土地的吐蕃军队。在开元、天宝时代的唐王朝，他是彼时打遍天下无敌手的人物，后来被李白赞誉让吐蕃人“不敢过临洮”的哥舒翰，就是他忠心耿耿的部下。 这样一个强人，自然是安禄山所忌惮的。到了公元746年，王忠嗣一个人，已经身兼了河西、陇右、朔方、河东4镇节度使，与彼时担任平卢节度使的安禄山成了邻居。安禄山的所作所为，自然瞒不过王忠嗣这位老军事家的眼睛，他曾经给李隆基上了详细的奏折，断定假以时日，安禄山必反。王忠嗣的理由是，安禄山不断找借口进攻北方契丹各部落，而且把大量的少数民族降兵收做己用，而且在安禄山进攻契丹时，王忠嗣曾受命来助战，他发现，安禄山的军队平时的训练科目，更多的是进行城池攻坚作战演练，而众所周知，北方游牧民族很少有筑城的，所谓的城池攻坚战，针对的目标当然是内地的城池了。在此之前，虽然张九龄等大臣也曾断言安禄山有造反之意，但李隆基并不在意，而王忠嗣的报告他就不能不重视了，毕竟这是他非常信任的将领。关键时刻，时任宰相的李林甫救了安禄山。李林甫对李隆基说，这不过是边将们相互妒忌，互相争功的手段而已。一句话，就让李隆基把王忠嗣的话抛到脑后了，安禄山也就躲过了一劫。不久之后，王忠嗣因为石堡城一战和李隆基发生冲突，更借机被李林甫诬陷与太子合谋，最终落得遭贬郁郁而终的下场，如果这位名将没有过早的谢幕，那么以他的才能，足够在叛乱发生初期平定安禄山。 安禄山的迅速做大，还离不开一个人的支持：李林甫。李林甫支持安禄山的原因很简单，他是李隆基的武惠妃一脉，一心想把惠妃之子寿王运作成太子，而与太子交好的王忠嗣就是他的眼中钉。在朝廷里毫无根基的安禄山，自然是他最得力的外援，二人一拍即合，也正是在李林甫的配合下，安禄山不断立功，不断升官。在王忠嗣被罢免后，安禄山接管了王忠嗣曾经驻守的范阳，得到了王忠嗣精心训练的精兵，此时他手握两镇节度使，外加三镇采访使，造反，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李林甫倒台后，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掌握了大权。和安禄山不和的杨国忠，当然极力在李隆基面前吹风。其实要说李隆基对安禄山的反意一点都没察觉，倒不尽然，比如他安排了郭子仪担任朔方节度右兵马使，就是为了钳制安禄山，这也是他在安禄山造反前做的仅有的一点补救，虽然不够，但终于起到了作用。 <er">三</h3>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正式爆发，唐王朝尝到了多年来守外虚内的恶果，中原大地不堪一击，败绩连连，安禄山连续占领河北、河南地区，兵逼潼关。 李隆基唯一一点正确的安排，很快显示出了作用，郭子仪果然争气，在安禄山叛乱后不久，就在河北发动了反击，连续夺取安禄山的地盘，外加颜杲卿在井陉关的殊死抵抗，拖延了安禄山军队的进兵时间。因此，当安禄山军队进入河南后，很快就后院起火，这时候，唐朝功勋卓著的老将哥舒翰坐镇潼关镇守，只要守住潼关，郭子仪们抄安禄山的后路占领范阳，那么风风火火的安禄山叛乱，很可能不战自溃。 然而历史在这一刻又幽默了一把，因担心哥舒翰建立大功，宰相杨国忠不断地吹风，吹得李隆基强逼镇守潼关的哥舒翰主动出战。结果，在掌握大好形势的情况下，唐军在潼关被叛军击败，局面立刻无可挽回了。潼关失守，长安失守，李隆基以及满朝文武仓皇出逃，避难四川，从皇上逃成了“太上皇”，不但颠沛流离，而且大权旁落，其实只应了一句话：天与不取，必受其咎。而盛唐的繁华荣光，在一次次无情地错过历史的机会后，也就这般无情地雨打风吹去了。 正文 第十三章 从睢阳到灵宝——败仗改变唐朝 泰戈尔说：这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彼此相爱，却不能在一起。 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悲伤：你明明预言了命运的结局，却依然选择了这样的命运，也最终重复了你所预言的悲剧。在这个过程里，你曾经努力，曾经尝试改变，却终究徒劳无益。 那么军人的悲伤呢，是不是可以写成：这世界上最悲伤的事，不是战死沙场，而是明明预言了失败的结局，却无从逃避，无从选择，唯有赴死，却毫无价值。 <er">一</h3> 河南灵宝，这个中原小城，在公元756年，见证了这般的悲伤。 公元755年，是个普遍被认定为历史拐点的年头，范阳节度使安禄山振臂一呼，拉开了持续8年的“安史之乱”的序幕。叛乱的烈火燃遍了整个北中国。沉溺在与杨贵妃的“爱情”里的唐玄宗，在血淋淋的杀戮面前惊醒。繁荣的盛唐文化，在烟尘滚滚的马蹄面前，仿佛精美的瓷器一般被无情地踏碎。 河北危急，河东危急，河南危急，中原危急，安禄山的叛军从范阳南下，一路所向披靡，承平日久的唐朝各州县纷纷溃败。至公元755年十二月，安禄山大军在洛阳会战里重创唐军封长清部，唐朝东都洛阳沦陷，中原大地落入叛军之手，而都城长安，也因此被顶在了叛军的刀口下。 火烧眉毛了，确实是火烧眉毛了。 满朝文武乱作一团，前线败报频频，北中国大地烽烟四起，安禄山叛军已然占据了半壁江山。要平乱，要灭火，可是……谁去呢？太平天子唐玄宗满脸悲叹：家贫思孝子，国难想良将啊！ 确实国难了，良将在哪呢？横扫突厥痛打吐蕃的王忠嗣，7年前就被你贬到湖北死在那里了。被阿拉伯人称为山地战之神的高仙芝，才打了一个败仗就被你宰了祭旗了。平时你比疼儿子还疼的安禄山，现在正张牙舞爪地跨马挥刀，来夺你的皇帝鸟位呢。“良将”这东西，没事的时候老算计着提防着，出事了才发现，真个比熊猫还金贵啊！ 等等，等等，有一个人，还有一个人，只是他…… 他3年前洗桑拿的时候着了凉，加上洗桑拿前生活不检点纵情好色，导致纵欲过度外加中风，已经偏瘫在床，窝在长安家里疗养了。半死的废人了，行吗？ 废人总比没人强，行，就是他了。 他，就是西平郡王，在王忠嗣将军被贬后，率军攻克石堡城，制造了“一将功成万骨枯”威名的哥舒翰。 在安史之乱前，他曾是王忠嗣最欣赏的爱将，仅次于王忠嗣的第二号狠人，戎马数十年，从小兵干到权倾朝野的节度使，在陇西战线上屡次身先士卒建功无数，是吐蕃人最惧怕的战神。为人也够爷们儿，王忠嗣遭诬陷下狱的时候，是他苦苦抱着唐玄宗的大腿流泪哀求，才保下了这位将星的善终。一个有勇有谋打了一辈子胜仗的沙场统帅，一个重情义讲义气的真汉子，就是这个人之前的全部履历。找“良将”，当然就是他了。 而今，打了一辈子胜仗的他，要以半残的躯体，去面对他一生里的最后一场也是有最重要意义的一场战争，打赢，就意味着拯救了一个帝国的命运。 如此重要，哥舒翰自然慨然受命，唐玄宗当然也恩宠有加，封官赐爵那是当然的，当场就被任命为国家总理（尚书左仆射），出手真叫大方。出征前唐玄宗亲自摆酒饯行，亲切慰问，哥舒翰慷慨表决心，好一幅君臣同心，团结抗战的模样。 哥舒翰一道带走的，是唐王朝的20万大军。这20万人来自五湖四海，有中原溃败下来的败军，有安西都护府增援来的西北精锐，还有临时抓来的连枪都没摸过的壮丁，精锐杂牌菜鸟鱼龙混杂，也只能凑合着用了。因为，这是唐王朝最后一点家底儿了。 唐王朝的最后一点家底儿，乃至唐王朝以及唐玄宗等人的命运，此时都交付在了哥舒翰的手里，大军进发了，驻扎地是潼关，那是京城长安的门户，关外安禄山的精锐部队正严阵以待。天塌下来，也要在这里顶住！ 可以想象那将是一场犬牙交错的争夺战。安禄山的军队，都是经过无数次沙场锤炼的边镇猛将，战斗经验丰富战斗力强悍，自己这边人看着多，没打过仗的或打过败仗的同样多，拼战斗力肯定不是一个层次，不过潼关有天险，又有哥舒翰这样久经战阵的统帅调度，顶住，有戏。 长安的老百姓是这么想的，满朝文武是这么想的，唐玄宗本人是这么想的，哥舒翰本人也是这么想的，最最重要的是，跟随哥舒翰出征的20万大军，也是这么想的。 他们的成分不同，有久经沙场的老兵，有临时招募的新兵，对于那些修理过突厥吐蕃的老兵来说，打仗就是他们的工作，南征北战是他们的人生，建功立业是他们的追求，打败叛军平定叛乱，将在他们辉煌的征战履历中写下最骄傲的一笔。而对于那些临时招募的新兵来说，关中是他们的家园，身后是他们的父母亲人，叛军则是一群烧杀抢掠的恶贼，保家卫国，就是在保卫自己。所以虽然大家籍贯不同，民族不同，口音不同，出身不同，有一点却相同：打叛军，不用动员。 哥舒翰本人当然更不用动员，叛乱以前安禄山就和他是死对头——现在让我在战场上碰着了，灭你没商量。 一支不用动员的军队来到了潼关，来打一场不用动员必须要赢的仗。他们看到了潼关外的叛军营地，看到了潼关外那个叫灵宝的小县，他们不知道，那个地方，将是数月后他们的葬身之地。 他们现在只知道一件事——想错了。之前所做的所有关于死守潼关的战术准备，所有浴血搏杀的心理准备，此时仿佛统统错了，没有进攻，敌人只是驻扎在外面，却没有进攻。 因为当唐玄宗实在找不到“良将”，不得不把偏瘫的哥舒翰拉出来当“良将”的时候，两个之前籍籍无名的将领——李光弼、郭子仪，已然在安禄山的后方——河北战场，发动了疯狂猛烈的反击战。井径关收复，常山收复，河北14个郡县重新收复，李光弼和郭子仪会师常山，正绸缪着一次绝叛军后路的战役：重兵打击安禄山老窝范阳，端了他的老家！ 屋漏偏逢连夜雨，深入中原的安禄山叛军日子很不好过，由于安禄山叛军毫无纪律，四处杀掠，中原百姓义师四起，拿出解放区打鬼子的精神来对付叛军，处处挨打不说，粮食也一颗都抢不到。偏偏此时河北地区又遭受打击，物资供应成了问题，陷进中原大地的十几万叛军，进不能进，退不能退，眼看着日子就过不下去了。 所以哥舒翰大军前脚刚离开长安，后脚前线报捷的文书就如喜鹊般一只只飞来了，李光弼大捷，郭子仪大捷，常山大捷，好好好，唐玄宗满脸皱纹的脸笑成了菊花：安禄山到底不成气候啊！ 只是……潼关呢，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动静，哥舒翰他想干什么？ 唐玄宗乃至满朝文武心里都嘀咕开了，全国都打成一片了，李光弼和郭子仪都争着杀敌立功呢，中原大地更不用说，连大叔大婶都揭竿而起打鬼子了，怎么就你潼关静悄悄，难不成你那里是世外桃源？ 当然不是世外桃源，安禄山大将崔乾佑的10万精锐就在潼关外虎视眈眈呢，每天都来叫阵骂街，连祖宗八代都骂上了，就是要撺掇你出去打，对此，哥舒翰统统回答：不打。 不打是对的，叛军当然急着打了，后路眼看着要断了，中原到处有人打闷棍，眼看着粮食也快接济不上了，不抓紧时间杀进富饶的关中大地去，老少爷们吃啥喝啥？ 哥舒翰却不急，潼关现在我守着，天险我占着，不愁吃不愁喝，有本事你就来攻，我大刀长矛来招呼，想让我带兵出来和你打，没门。 因为哥舒翰很知道自己的兵几斤几两，残兵败将外加战场菜鸟，虽然也有些经验丰富的老兵，可综合素质比起叛军来实在是差，据险死守有得拼，出去砍人纯粹是自杀，自杀的事，我是不会干的。 可是你不干，有人却逼着你干。 因为长安现在已经是满城风雨了，说啥的都有，有说哥舒翰想拥兵自重的，有说哥舒翰是想保存实力当军阀的，更缺德的还编出了哥舒翰和安禄山早就串通好了平分天下的谣言，说得有鼻子有眼。 倒也不能说这些流言全是为了陷害，中国人多，无聊的人就多，无聊的嘴就更多，出事了说法就相当多，大难面前干活的多，看热闹传小道消息的同样多，有的是想投机钻营，有的不过是随口胡诌吸引点别人的眼球，娱乐大众也娱乐自己。也不管有些事是不是可以随便娱乐的，闹地震的时候是这样，打仗的时候也是这样，一千年前的长安是这样，一千年后的互联网论坛上也是这样，要不怎么成语说“三人成虎”呢。 三人就能成虎，一群人呢，在他们的嘴里，忠心耿耿的哥舒翰快变成怪兽了。 既然有鼻子有眼，唐玄宗当然听见了，听见了就难免犯嘀咕，要嘀咕就要找个可信的人来商量，都说自家人可信，可太子跟自己一直隔着一层，干儿子安禄山扯旗造反了，数来数去只有找大舅子杨国忠来商量了，偏巧杨国忠和哥舒翰是死对头，所以借机给哥舒翰下点药也是正常的。 玄宗虽然嘀咕，可是一时半会儿也不会相信哥舒翰会造反，于是杨国忠发扬坚持到底就是胜利的传统，两个月如一日地下药：陛下您想想吧，您对安禄山好不好，他不还是扯旗造反了，哥舒翰也是胡人，现在大唐最精锐的部队在他手里，万一他要有二心怎么办？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偏巧着小道消息也很配合，流言越演越烈。远在前线的郭子仪和李光弼倒是明白人，连续多次写报告，要求潼关的部队千万不要出动，只要守住就好，等我们抄了安禄山的老家，叛乱也就歇菜了。于是小道消息很快又配合着来了：郭子仪和李光弼多少年来被哥舒翰压够了，现在正好想抢功，要是哥舒翰打了胜仗，那就夺了他们的功劳了…… 传来传去，下药来下药去，唐玄宗心里的嘀咕一天比一天厉害，哥舒翰熬尽心血写的战场形势分析报告，在他眼里成了废纸一张。到了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五月，在潼关唐军与叛军主力对峙长达数月后，唐玄宗终于拍案而起：哥舒翰你搞什么鬼，我派你去潼关不是晒太阳的，给我打！ 然后又做了那个相同的暗示：你不打，就打你。 这个暗示，是从长安，扔给安禄山叛军的一个馅饼。 <er">二</h3> 因为之前身在潼关外的叛军，已经接到了安禄山的密令，如果10日内唐军还不出击，就回师河北增援范阳，而坐镇潼关的哥舒翰，也正筹划着与河北方面前后夹击，彻底摧毁叛军主力的大谋略，然而唐玄宗的这个命令，成了叛军脑袋上的馅饼，救了这群潼关外走投无路的强盗，却也是哥舒翰脑袋上的铅球，把一切预想中的完美，砸得粉碎。 史书上在记录哥舒翰接到命令后的反应时，用了这样的词：恸哭出关。 我相信，那一刻所有接到这个命令的军人，心里都在哭。不仅仅是一个完美歼敌计划的毁灭，更是一次无可选择的死亡的到来。他们要整军出战，打一场必死必败却毫无意义的仗。这就是军人最大的悲伤，明知荒唐，却只有无条件地服从。 不打的后果，哥舒翰的老领导王忠嗣尝过，他还能怎么办呢？ 三军集合，整军，出关，与叛军主力决战。20万唐军，像羊群一样汹涌而出了，他们面前，是在潼关外面匍匐了数月，饥肠辘辘的狼群。然后在河南灵宝县西原，叛军设下伏兵，一场恶战，20万唐军全军覆没。哥舒翰被俘，潼关门户大开。 当然说到败仗，有人说哥舒翰轻敌冒进，中了敌人的埋伏，可问题是，不冒进又能怎么办，正儿八经地面对面开练，肯定不是人家的对手，一鼓作气猛冲一番，兴许还有生机。无奈敌人实力实在太强，这是一场必败的仗，悬念不过是死多少人的问题。 所谓打败叛军的目标，所谓守住潼关的任务，所谓渴望胜利的决心，所谓哥舒翰和安禄山之间的私仇，至此统统完蛋。 问题是，谁逼他们这样去送死的？ 来不及回答了，因为那些逼他们送死的人，接着就被砍死在叛军的马刀下了，叛军挥师长安，长安沦陷，唐玄宗仓皇出逃，行至马嵬坡发生兵变，愤怒的士兵杀死了唐玄宗的爱妃杨贵妃以及给哥舒翰下药的杨国忠。千百年来，总有无聊的人在考证那一天杨贵妃死没死，而比杨贵妃更重要的，20万长眠在河南省灵宝县的生命，却无人过问。 他们怎么死的？ 怪唐玄宗的糊涂吗？要知道唐玄宗从来都是一个喜欢嘀咕的人，当年嘀咕过王忠嗣，现在当然也可以嘀咕哥舒翰，正常。怪杨国忠下药吗？要知道杨国忠也是一个喜欢下药的人，连大奸臣李林甫都被他下过药，哥舒翰这样忠心耿耿的人当然更可以被下药，也正常。 都正常？那这不正常而死的20万人，该怪谁？ 有一群不正常的人，倒是史书上提得少，那些小道消息哪里来的？要知道杨国忠就是长满嘴也传不了这么多小道消息。要知道，历朝历代，每当民族危亡或者国难当头的时刻，慷慨赴义的多，看热闹说闲话的也同样多，仁人志士们抛头颅洒下的热血，和他们喷得满城风雨的唾沫星子一样多。 杨国忠谴责过了，唐玄宗谴责过了，谁来谴责这些人，这些同样导致20万军人牺牲的凶手。历史书上没有记下这些人的名字，应该在当时有仓皇逃出长安的，也有死在叛军马刀下的，这对于普通民众是灾难，对于他们或许是报应。 鲁迅说：我们这个民族，有埋头苦干的人，有默默无闻的人，他们是民族的脊梁。 作为后人我补充一句：我们这个民族，有乱嚼舌头的人，有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有无聊的人，他们是民族的渣滓。 社会在进步，今天的河南灵宝县也已经现代化了，只希望它能成为一个见证，见证我们这个民族的渣滓越来越少。 <er">三</h3> 与灵宝同样悲壮的地方，是河南睢阳。 公元757年十月一个悲伤的夜，月光满面泪痕，沉默地流淌在满是战火硝烟的土地上，黑压压的叛军似蝗虫扑向睢阳的城头，满地是横七竖八的尸首，断裂的战旗，及至接近城头，杀声震天的队列却疑惑地放慢了脚步，这个使他们付出惨重伤亡的小城，此时死一般的沉寂，隐约立起几个面有菜色的守军身影，吃力地拉开弓弦，摇晃了几下又倒了下去。上城，解决残敌，已被这座钢铁城市折磨得几近疯狂的叛军主将尹子奇，此刻终于倚着毁弃的战车轻轻地舒了一口气：300天的围城战结束了，睢阳，破了。 是的，睢阳城破了，仿佛一个孤军奋战的勇士，终于气力不支，发出一声虎吼般的号叫后，悲壮地倒下了。 睢阳的战略地位太重要了：南接江南平原，若失，则富庶的江南半壁难保，兵家必争，玉石俱焚，这是睢阳的命。 可这一次，睢阳原本可以逃命。安史之乱，叛乱烧遍江北。盛唐的灿烂文明仿佛脆弱的鸡蛋被打碎，皇上跑了，政府军完了，位居高位的大人物都降了，睢阳太守许远却说，我不降。睢阳之战的指挥者张巡也可以逃命，他是真源的县令，安史乱起后，他先守雍丘，抗住了数万叛军的进攻，睢阳告急，许远派人求救，高官厚禄手握重兵的节度使都不管，张巡说，我管，带着3000人奔了睢阳，书生出身的许远高兴了：睢阳交给你了，张巡却一脸平静，他知道，这不是官位，是责任。 和张巡一起来的，还有猛将南霁云，他不是张巡的部将，听说张巡去睢阳，二话不说跟来了。那一天，13万安史叛军压城，睢阳，躲不过这个命了，或者说，根本没想躲。 能跑的不跑，能降的不降，与己无关还来掺和，这比战争本身更让现代人瞠目结舌：睢阳，你图什么？ 不管睢阳图什么，敌军大将尹子奇正踌躇满志，打下了睢阳，也就踢开了巩卫江南的门户，繁华的江南平原将尽在囊中，那里有繁华的城市，让人陶醉的财富与美女，这些令这群穷凶极恶的匪徒们流口水。更重要的是，夺取了富饶的江南大地，就是断了唐王朝的命根，天下，大局将定。 睢阳却告诉尹子奇：你做梦。 这坐铁铸的坚城，似一根柔软却坚韧的绳索，套在安史叛军的脖子上，肆虐的马蹄将在这里止步，蔓延的兵灾将在这里停止，安史叛军的覆灭，将从此刻开始。 惨烈的攻城战在正月打响了，以边境蛮族雇佣军为班底的安史叛军张开了恐怖的血盆大口，恶狠狠地咬向柔弱的小城，却一次又一次地被崩掉了门牙。突厥兵、契丹兵、骑兵、步兵、战车兵，红着眼睛往城头上冲，不是被密集的箭雨打了回来，就是被勇敢的守军擒杀。叛军寸步难行，被生擒的将校却有80多人。攻！夜以继日地攻，前赴后继地攻，几十万大军轮番上阵打车轮战，睢阳，依旧岿然不动。尹子奇的眼睛充了血：睢阳这是怎么了！ 缩在城里不出头也就算了，睢阳人居然敢以劣势的兵力出城反攻！在围城3个月以后，张巡亲自率领敢死队两次出城奇袭。大将南霁云匹马当先，率领守军冲击叛军大营，在这些衣衫褴褛的睢阳守军的冲击下，身经百战的安史叛军居然全线崩溃。南霁云弯弓射箭，直飞叛军主将尹子奇而去，这下尹子奇的一只眼也用不着充血了，被射瞎了。 经过这次大败，叛军退兵数十里，睢阳的警报却并未解除，经过了补充的叛军再次重兵合围睢阳，有了前次的教训，尹子奇领教了张巡的厉害，他拿出了最后一招——困。 困，长久的困，重兵合围，断绝外援，就打不死你，拖也把你拖死。到了五月，睢阳的粮食吃光了。到了七月，城里的麻雀、老鼠、树皮、纸张，一切吃的东西都吃光了，城池的能量在时间的流逝中被一点一点地消耗。叛军再次发动了进攻，张巡亲自立在城头与饥饿的士兵们一起战斗，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叛军攻击失败，居然还有200多叛军临阵倒戈，投向了睢阳的阵地。尹子奇怒了：这个张巡真是个疯子，他不但自己疯，还会带着别人一起疯。 <er">四</h3> 张巡不疯，他不想无谓的牺牲，他先后派了几路人马向外求救。南霁云突破层层围困，终于找到了唐朝贺兰进明的部队，谁想那是个草包，不管南霁云如何流泪哀求，贺兰进明始终不为所动，甚至还想借机挖墙脚，将南霁云留在自己身边。悲愤之下，南霁云跺下一只手指后离开。他知道，睢阳的命运无法挽救，本可置身事外的他，却招募了几千援兵赶回去，与一起生死与共的弟兄们共存亡，再次冲破封锁线的南霁云将求救失败的消息带回了城内。那一天，全城都哭了，可擦干眼泪，依旧挺戈持矛，用灼灼的目光告诉对面的敌人，宁死不降！ 粮食吃光了，张巡忍痛杀掉了自己的妻子，甚至杀掉了城中的老弱充做军粮，这不是残忍，而是将亲人的灵魂与愿望化在自己的血肉中。就这样，睢阳坚持到了十月，城中的老幼妇孺全部死光，仅留400多残兵，一个悲壮的深秋，叛军终于攻破了城池。睢阳，以一坐弹丸的小城与全城的老弱，将强悍的安史精锐军团阻击10个月之久，他们没有什么可惭愧的，每个人，无论是生是死，都是英雄。这难道仅仅是某些人所批判的“愚忠”吗？ 城破后，张巡与南霁云被尹子奇以残酷的剐刑杀害，至死不屈。太守许远被押送洛阳，惨遭杀害。然而事隔多年，他们却被演绎成一种争论：你们要尽忠，为何拉上全城人陪葬，拿人肉当军粮更是灭绝人伦。时至今天，多少“道德主义者”们如此这般的振振有词。可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很无耻的说法。 安史之乱是什么？不是简单的封建王朝权位争斗，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文明破坏。安史的叛军是一群彻底的破坏者，所到之处，寸草不生，唐王朝的繁华不复存在，若无睢阳的挺身而出，富庶的江南势必要遭到相同的浩劫，这就是睢阳所做的牺牲，非为李唐一家王朝，而是为中华文明的延续与复苏所付出的沉重代价。那些献出生命的军民们，对他们讲忠义的教条，或许他们不懂，但他们却懂得一种精神——责任！守住脚下的土地，挡住野兽般的叛军，这是他们用生命去完成的责任，他们做到了，那些所谓的“道德家”呢，又做到了什么？ 睢阳失陷13天后，唐王朝的增援大军终于赶来，他们打退了叛军，收复了这坐伤痕累累的城市。睢阳之战，是安史之乱的重要转折点，唐朝保住了如生命线一般的江南地区，留下了收复河山的资本。睢阳，因为它沉重的牺牲与贡献，即使到1000年以后的今天，依然有理由成为一块见证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华表，所有的人，所有的那些生命，都应被我们好好地纪念。 1300年前的河南大地上，有一坐小城在顽强地战斗，那里的人们以一种坚强的信念抗争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然后目光灼灼地离去。透过他们沉重的背影，活下去的人们惊讶地发现，历史因为他们的牺牲悄悄地改变了。 正文 第十四章 再造唐朝的道士 但凡是国家陷入动乱的时候，总会出现一些人物，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抛头颅洒热血，最终平定动乱，建立功勋。这样的功业，总被史家称为“再造社稷”，历朝历代都有这样的英雄人物，放在安史之乱时期，通常能受得起“再造社稷”评价的，自然是两位平定安史之乱的大功臣——李光弼、郭子仪，但还有一个默默无闻的英雄，同样也当得起这个殊荣——李泌。 <er">一</h3> 在现代人的眼里，李泌是个很默默无闻的人，可在唐朝当时，李泌却是个出名很早的人，6岁的时候，他就是名满中国的神童了。 李泌，字长源，祖上是北魏的官员，陕西长安人，但到了李泌这一代，却已经远离仕途了。李泌的父亲李承休是唐朝有名的藏书家，书香门第环境下长大，再加上李泌天资聪颖，很小就在长安城有神童的名号，并惊动了彼时在位的唐玄宗李隆基。公元728年，李泌6岁，唐玄宗李隆基邀小李泌出席一次宫廷的宴会，此时李隆基正与宰相张说下棋，当场命李泌以“方圆动静”为题作诗一首，小李泌出口成章：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聘材，静若得意。诗句一出，朝廷大员们满座皆惊，连平时素来以才高自诩的重臣张九龄也大为惊讶，从此和李泌成了忘年交，之后终其一生，他都称呼李泌为“小友”。 虽然出名早，但李泌是一个非常踏实的人，并没有因为出名早而飘飘然，相反却继续刻苦攻读。李泌的父亲也很懂教育方法，并不让儿子读死书，反而资助他四处游历，体察民情。后来担任宰相的张九龄很赏识他，自己批阅奏折的时候，经常把李泌叫来，和他一起探讨奏折内容，李泌参政议政的时间，确实是早得很。 6岁那年的那场宴会，让唐玄宗李隆基从此记住了李泌的名字，也因此有了一个愿望：让李泌辅助自己的儿子，成就一个大唐盛世的优秀接班人。因此，对李泌，李隆基曾经有个断言：他日必国器也，不但表扬更悉心培养。从此以后，李隆基身边的重臣们，比如贺知章、张说，皆多次邀请李泌入家中，教其各类才能。后来李隆基更把李泌引入东宫，命他担任太子李亨的侍读，也就是从这时候起，他与太子李亨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并终其一生。 在当时所有人的眼里，天资聪颖的李泌是一个非常神的人，神到历史书上，都留下了许多关于他的神话一般的记录。比如有说他小时候能够在屏风上飘荡行走的，说他15岁生日时候有彩云出现的，甚至还有道士断言，他15岁后会有一天上天做神仙的。成年后的李泌也是个“神人”，他不喜欢千篇一律的官场生活，虽然在官场交友甚广，他却更喜欢无拘无束的游历生活，尤其对道教有着浓厚的兴趣。在天宝年间，他曾经多次在深山和道观里游历，据说在衡山的时候，还亲眼见到了神仙。而且他还练了一门高难度的功夫——辟谷，也就是很长时间不吃不喝，却依然风采依旧。甚至后来辅佐李亨的时候，也经常辟谷。这是否是李泌的仙法，今天无法考证，但至少说明一点，他是一个很能忍的人。 在安史之乱爆发前，李泌确实很能忍，当时他与太子交好，但是经过天宝年间的“王忠嗣案”后，太子李亨的地位一度岌岌可危，而身为李亨心腹的李泌，也成了许多人的眼中钉，外加年轻时候的李泌，年少气盛，在天宝年间曾上书言时事，结果，宰相杨国忠搞起了文字狱，污蔑李泌的《感怀诗》诽谤朝廷，正对太子不满的李隆基，也就顺水推舟把李泌发配到了湖北蕲州。遭到挫折的李泌很清醒，不但没有不满，反而立刻归隐，从那以后一直到安禄山叛乱前，他再不参与时事，甚至和李亨之间也没有任何来往，只是一心研究道学。但是他终究还是“出世”，安史之乱爆发后，长安城沦陷，唐王朝岌岌可危，唐玄宗李隆基仓皇逃入四川，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这就是历史上的唐肃宗。就在李亨即位后没几天，李泌就适时地出现在了他的身边，李泌的到来让李亨喜极而泣，高兴得“抚其手，近狂喜”。他大展宏图的日子，就是从此开始。 <er">二</h3> 如果说之前李泌的神，是神在有关他的传说以及行为，那之后的神，就在于他平定天下的能力。 在宁夏灵武即位的李亨，处境只有一个字：惨！当时的安禄山叛军，已经攻陷了长安，整个中原都在他们手里，南方只有睢阳城在苦苦抵抗，江南半壁眼看着不保，小小的灵武，只有数千残兵。在潼关沦陷后，大好形势已被葬送，河北的郭子仪部，只能苦苦守住现有的地盘抵抗，根本无力反击。更要命的是，中原大地已经被叛军打得支离破碎，唐朝的许多军队早就和中央失去了联系，甚至连李亨即位这么大的事情都不知道。兵少，将寡，士气低落，处境惨淡，这样的大唐，这样的叛军，孰轻孰重似乎一目了然，难道，这次大唐真的气数已尽了吗？ 此时，李泌立刻做出了两条判断，事后被证明，准得离谱。 第一条，叛军不会得到中原百姓的支持。原因很简单，安禄山的叛军，多是由边镇突厥人和契丹人组成，汉人极少，这样的部队只是武力强大，却很难获得中原百姓的认同。第二条，叛军根本难以持久，因为他们自己也没有统治天下的信心，单看一条，叛军每夺得一个城市，都把当地的财物运回到老巢范阳，这就足够说明，叛军自己根本没有做好夺取天下的准备。 这两条，最终都被他言中了。 不但做出了判断，李泌还制定了完备的平叛方略，即命令李光弼和郭子仪二将，一个出井陉关，一个出河东，分别从背面压制叛军。李泌断定，叛军的骑兵很难越过长江天险，因此从北面进攻，威逼叛军的河北老巢，就可以把叛军刚刚夺取的八百里秦川，变成钳制他们的死地。李泌更断定，平叛是一个长期的战争，千万不能想着快速解决，必须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要借助这场平叛战争，彻底消灭叛军，并将地方兵力收归中央，断绝藩镇割据的隐患。他对李亨说：“去叛军易，去藩镇难。”同时他也看到，叛军占据中原，恰恰是重新实行府兵制的机会，漫长的战乱制造了大量的荒地，待到平叛胜利后，国家正好可以将这些土地收归国有，再重新实行府兵制度，如此，可保证唐王朝的长治久安。 对李泌言听计从的李亨，在早期不折不扣地执行了李泌的计划。从李亨复位开始，唐朝一面命令郭子仪、李光弼二将全力进兵河北，断绝叛军的归路，一面请回鹘发兵救援。精锐的回鹘骑兵成了唐王朝的主力军，战局很快向着对唐朝有利的局面发展。李光弼在河北势如破竹，郭子仪与回鹘联兵，不断在关中取得胜利，但这个时候，历史的意外又发生了。公元757年，急于夺取京城的唐肃宗不顾李泌的劝阻，决定先集中兵力收复长安和洛阳，结果，已经逼近叛军老巢的李光弼不得不回师救援，事实果然如李泌所料，唐军以巨大的代价夺回了长安与洛阳，但并没有消灭叛军的有生力量，几十万叛军安然地逃回了河北老家，依然是唐王朝巨大的威胁。更要命的是，帮助唐朝夺回长安的回鹘人借机漫天要价，更在长安城大肆抢掠，所谓收复长安，得到的只是两座伤痕累累的空城。 但即使这样，收复长安也是安史之乱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之前的战局，一直是叛军进攻，唐朝防守，而从这个时候开始，攻守易形了，唐朝已经掌握了战斗的主动权，而叛军所要做的，不是平定天下，而是怎样守住现有的地盘。唐王朝最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在这段最艰难的日子里，李泌始终是唐肃宗李亨最大的精神依靠。他不但为李亨出谋划策，更在李亨最低落的时候不断鼓励他，甚至有一次，说到激动处，李亨竟然趴在李泌的肩头痛哭流涕。即使这样，李泌却没有接受李亨任何的官职，他始终是以一个布衣朋友的身份来做这一切事，以至于有一次两人出游的时候，老百姓都在旁边指指点点：穿黄衣服的是皇帝，穿老百姓衣服的是皇帝的朋友。李亨也想赐李泌官职，但给他的官服李泌都不穿，因为李泌知道，此时他又在成为另一个人的眼中钉——宦官李辅国。李辅国是李亨的贴身宦官，也早与李泌相识。但是在安史之乱中，由于安禄山叛乱的教训，唐王朝开始信用宦官，甚至命令宦官监军，李辅国的权力就这样大了起来。甚至在唐肃宗后期，他掌握了国家的内政外交大权，连皇帝的废立都由他操纵，而李泌，这时候就是他夺权的绊脚石。深知官场险恶的李泌，再一次见好就收，在唐王朝收复长安后，李泌就向李亨请辞，李亨当然不准，李泌很坦诚地说：“今天我还可以和您一起谈话，但如果不走的话，明天也许我的头就被人拿去了。”就这样，在安史之乱中起到设计师作用的李泌，再次选择了隐退。公元757年底，李泌隐退南岳严霞峰，在当地建房修行，度过了12年，这个房子被称为“端居室”，不但用来读书，更用来藏书和讲课，这也是中国有历史记录的最早的书院。 <er">三</h3> 李泌其后又有3次重新回到唐朝的中央高层，一次是李亨的儿子唐代宗李豫即位初期。当时的李豫刚刚诛杀了专权的宦官李辅国，但是国家局势仍然在困难之中。安史之乱仍未剿平，东部藩镇却尾大不掉，西北的回鹘、吐蕃等外敌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更以武力威胁，内忧外患之下，李豫想起了这个在父亲最危难的时候给予帮助的人——李泌。他封李泌为翰林侍郎，并用强迫他吃肉的方式，希望李泌能放弃道家修行，全力专注于社稷。李泌不辱使命，回到长安后，当场就提了15条加强边境防御的要求，不巧的是，这时候的宰相元载妒忌李泌的才华，结果，元载以重用人才的名义，建议将李泌外调为刺史，而深知遭到排挤的李泌，又一次选择了忍让。元载被诛后，李泌又一次得到了回京的机会，却依然被另一个宰相常衮排斥，知道事情不可为的李泌，就安心在杭州做刺史，远离中央的是非。但是金子总是要发光的，到了唐德宗李适在位的时候，唐朝发生了泾原兵变，因不满唐朝犒赏微薄，唐朝本来用来平定李希烈叛乱的部队，在路过长安时发动兵变占领长安，唐德宗仓皇出逃，关键时刻李泌来了，他向唐德宗推荐了名将李晟，并提出了“先北后南”的方略，即先捣毁叛军的老窝泾原，再收复长安，这一次唐德宗听了他的，叛乱终被平定。公元787年，李泌终于成为了中书省门下章事，即掌握国家大权的宰相，两年后去世，封业侯爵位。5次出山，都是在唐朝最危险的时候，而每次都能功成身退，说是唐朝再造社稷的功臣，除了郭子仪、李光弼，又舍李泌其谁？ 正文 第十五章 唐朝“科学僧人”一行 <er">一</h3> 在中学的政治课本上，谈到宗教问题，我们从小就曾接受了一个固定的概念，即宗教是迷信的产物。但是当我们重新审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时，惊讶地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人类文明历史中众多伟大的科技发明，都恰恰是由宗教人士所创。曾经空前繁荣的阿拉伯数学及文明，与伊斯兰文化有着莫大的关联。而在欧洲，最早探索出黑死病治疗方法的，也恰恰是那些传教士们。中世纪的欧洲，神学曾经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这并不仅仅因为人类对于上帝的迷信，更是因为天主教在欧洲大瘟疫中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而翻阅中国古代史，我们也会饶有兴趣地发现，火药的发明来自于道士的炼丹术，而中国天文、数学、中医等各个方面的卓越成就，很大程度上也是以道家与佛家的思想作为基础的。在灿若星辰的中国古代科学家名录里，赫然写着许多宗教人士的姓名，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唐代的著名高僧一行。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很难想象一行是一个怎样神奇的人物。史书中对于他的定义是“天文学家”，而从他的成就与贡献看，却远远不是天文学家这么简单。他的谥号为“大慧禅师”，仅仅从“大慧”二字，就足够显示出他的才华与聪明。事实上，一行对于佛教思想的研究以及哲学思想的总结，都具有卓越的贡献，而他更是创造性地将宗教思想应用于自然科学的研究中。虽然以现代科学的眼光看，宗教的唯心主义思想与自然科学的发展有着激烈的矛盾，但是在人类文明发展的特定时期，宗教思想却可以成为科学研究的巨大推动力。面对那个曾经未知的世界，宗教曾经一度成为人类了解世界和宇宙的思想准则，而在唐朝，一行的身份也并非是天文学家这样简单，他更是当时唐朝佛教的教派——密宗的领袖之一。这一特殊的身份也有理由让我们对于佛教思想有一个全新的理解。作为一门高深的宗教学问，佛教思想中的许多内容恰恰是与科技思想相融合的。而直到今天，佛教思想中许多关于宇宙和人类起源的论述，依然对现代科学的研究工作有着巨大的借鉴作用。 一行既是一个集佛教高僧又是一位卓越科学家。更为幸运的是，他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黄金时代的盛唐王朝，那是一个让今天的知识分子无比神往的时代，也是一个中国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都获得了蓬勃发展的时代。今天的我们沉醉于唐诗恢弘的气派和美丽的语句中，殊不知在那个时代里，一批身份特殊的人用他们别样的创造力，书写下了远比唐诗更为恢弘的诗篇。我们的唐朝之所以被称为盛唐，我们国家的文明之所以被称为灿烂的文明，那些人文学术的成就固然令人骄傲，而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在那个时代里缔造出了足以领先世界千年的科技成就。从历法的修订到天体的观测，中国人用他们的智慧搭建起了通向天体奥秘的金字塔，而一行正是那个时代，站在金子塔尖的人。 <er">二</h3> 一行，俗名张遂，邢州巨鹿（今河北邢台巨鹿）人，其祖父张公谨曾任襄州都督，精通天文历法，家庭给了他良好的熏陶。关于他的祖父张公谨，在历史上也许名声不是很大，但是玄武门之变的一个重要决策却让历史永远记住了他的名字。玄武门之变前，张公谨曾任李世民的幕僚，当时的李世民在事变前曾经请巫师占卜成败，结果张公谨将占卜用的龟甲扔进了火中。张公谨劝说李世民道：“凡行卜签，是以决嫌疑，定犹豫，现在举事不疑，用得着卜卦吗？如果卜不吉，势已不可停阻，希望大王仔细想想。”也正是他的这番慷慨陈词让李世民下定了最后的决心。玄武门之变中，张公谨在太子李建成被射杀后，率领兵马死守玄武门，阻挡住了太子府的反扑，为李世民的最后登基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位不信鬼神的智者同样是一位博学的学者，对于天文和数学都有很深的造诣。虽然一行出生的时候，张公谨早已经过世近60年，但是祖父的品质显然在他身上有着深深的痕迹。他有着像祖父一样卓越的眼光和远超他祖父的天文成就，然而他并没有祖父那样的政治野心，一生淡泊名利仕途，如果张公谨泉下有知，得知后人居然从事了一项他远没有想到的职业，不知道会作何感想？ 盛唐时代的许多名人都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另类家族的继承性。我之所以在家族继承性前面加上“另类”二字，是因为与南北朝时期传统的世家大族不同，唐朝的这些名门之后往往走上与祖先背道而驰的道路。比较典型的就是唐朝的名将王忠嗣，其父为初唐名将王海宾，而天宝年代著名的政治家李适之，其祖先却恰恰是当年被李世民废黜的太子李承乾。而事实上，唐朝名人们这种“另类的继承”，恰恰也是盛唐文化的一个层面。唐朝时代，虽然科举制度已经成为中国官员考核的基本制度，学术的日益政治化和自然科学的边缘化也成了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是唐朝文化同样有着百花齐放的一面，大一统的社会环境与历史积累下的文明成就在这个年代得到了群体性的爆发，使个体的生活道路在人生中可以获得不同的选择机会。但是，祖先的品质在后人的身上依然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让吐蕃胆战心惊的王忠嗣同样是一位富有才情的诗人，他的诗篇与他的赫赫战功一样让我们热血澎湃，而遁入空门的一行身上也带有他祖父的高贵品质：不信天，不信神，不迷信权威，无论在怎样的政治环境下都可以坚持自己的信念与思想，可以用默默的耐心去完成伟大的工作。而且他远比如祖冲之等科学家幸运得多，生活在一个文明开放的时代里，他的科学工作得到了莫大的支持。如果说在他以前，科学研究还属于个体努力的话，那么从一行开始，以国家政府的名义所主持的科学活动，已然成为中国科学发展的主流之一。尽管这种活动带着各种政治色彩，尽管活动本身也充满了人类对于世界的种种茫然，但是这种行为本身却足够说明一个大国的气魄与胸怀。有唐一代，中国的科学巨著和大型的科学工程都要远远超越前代，而专业化的科学教育也在唐朝达到了一个完备的顶峰，这是一个国家富强与文明的最基本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行是幸运无比的，他拥有前代科学家们所不曾拥有的政治环境和生活环境，文化上的兼容并包和自由开放的风气，以及雄厚的经济支持，都为他的成功铺垫了最为广阔的平台。 这就是一个国家强大的真正意义，也是一个纯粹的学者所最需要的环境：政治的稳定，自由开放的学术风气，高度发达的文明和物质成果。在那个年代里，中国是所有理想主义者心目中的典范国家。那个年代里，阿拉伯文明刚刚勃兴，还身处无休止的征战中，欧洲的邦国四分五裂，东罗马帝国正步入它的没落时期。在地球的西边，森严的堡垒和黑暗的神学禁锢了欧洲人飞翔的翅膀，而在另一端的中国，发达的交通，统一的政治环境和先进的生产力，都让这里的人们享受着眼界无穷天地宽的纵横之感。而我们的一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踏上了历史的舞台。 一行出生于公元683年，他出生的时候，他的祖父——那位大名鼎鼎的张公谨大人已经谢世近60年，由于武则天的缘故，这个曾经在贞观之治中立下奇功的家族而今正走向没落。但是那位素未谋面的祖父却为一行留下了丰厚的遗产——他的天文学观测记录以及各类天文著作，家族的文化传统让一行成为一个博学的青年。20岁的时候，一行写成了《大衍玄图》和《义诀》各一卷，用以解释杨雄的《太玄经》，让人惊讶的是，他仅仅是用了几天时间就完成了这一艰苦的工作。而他过目不忘的本事更令人惊讶，无论多么让人费解的书目，他只需看一遍就可娓娓道来，甚至描述得生动有致。他能写一手锦绣文章，其好学精神更是令人叹服。为了能够探求知识，他曾经在唐朝著名的藏书楼元都观借书阅览，甚至读书读至废寝忘食。他的刻苦与博学在当时也盛名广播。如果按照一个青年正常的成长道路走下去的话，也许一行会参加当时唐朝的科举考试，甚至会考到前几名，或许他会借助家族的荫庇，一样可以取得一个不小的官职，每月领取丰厚的俸禄，但遗憾的是，这不是他所期待的生活。如果真的是那样，也许历史上会多一个博学的学者，多出一个卓越的政治家，但是会少一位得道的高僧，更会少一系列中国天文学惊艳的成就。 <er">三</h3> 在一行之前的中国科学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世家的传承。比如南北朝时期的科学家祖冲之，其家族就是世代从事天文研究的。 如果说祖冲之是出身于科技世家，投身科学是必然选择的话，那么一行显然有更多的选择。而事实上，在当时的唐朝，精英阶层里精通天文学的人虽然很多，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把天文学作为一种业余的爱好，而并非是一种毕生的追求。比如一行的祖父张公谨，在天文学上同样有很深的造诣，但是他的真实身份是一个政治家。而一行不同，他有着投身仕途的机会，却坚决地选择了放弃。他没有高远的政治理想，只有单纯和真实的科学向往。从南乐到长安，他付出心血最多的就是天文学。在当时长安的各种学术界聚会上，他曾不止一次因为拒绝名流的邀请而得罪权贵人物，而同时，他对各类的天文书籍却痴迷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每每与人谈论起天文的研究，他便滔滔不绝乐此不疲。他没有出身于一个天文学世家，却是一个纯粹的天文学者。 就一行青年时代的环境看，他也不幸生活在一个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一行的青年时代，武则天的武周王朝正如日中天，而武则天的侄儿武三思更是独揽朝政，一度被看做皇位继承人的不二人选。公元703年，武三思听闻了一行的大名，为了赢得礼贤下士的美名，他开始蓄意拉拢。关于武三思这个人，历史上记录比较多的，是他的心狠手辣。一方面，他专门拉拢一批名人结交，为自己博取一个好名声；另一方面，对于不顺从自己的人，他则进行坚决而无情的陷害。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中，正义的人唯恐避之不及，而贪婪的人则梦想着借助他的高枝向上钻营，无心于仕途的一行自然是属于前者。但是一系列的事实证明，违背武三思的邀请往往会付出巨大的代价，而接受他的邀请，则或许会陷入朝廷巨大的政治旋涡中。在当时，以李显为首的太子党和以武三思为首的武氏一门正斗得你死我活，无数的历史名人也参与其中，最后造成了皇门的相互屠杀以及无数文人让人痛惜不已的结局。一行是一个简单的知识分子，虽然简单却也深知其中的利害。他不愿意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的理想很简单，投身于天文的研究之中，以自己的所学为苍生造福。但是严酷的政治环境显然不能如他所愿，一个20岁的年轻人，在初出茅庐之际就遇到了一个重大的选择难题，他将会如何取舍呢？ 一行选择了一条谁都没有想到的道路——出家。 关于一行出家的原因，历史书上并没有做过多的介绍，只说他为了躲避武三思的拉拢，逃到了河南嵩岳寺出家，因此史书也把他的这种选择，作为一种避祸的方式。但事实并不是这么简单。嵩岳寺是当时唐朝的名寺，一行逃到嵩岳寺后，适逢高僧普寂禅师在那里弘扬禅要，一行参听之后大为感动。这其实正是中国文人的心态之一。因为政治环境的失意，他们需要寻求另外的寄托，而满腹的理想更需要一个广阔的平台。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20岁的一行经历了人生一场最大的变故，梦想在学术上有所建树的他遇到了人生一道最大的壁垒。普寂的讲经正是在这个时刻为他送上了人生的一把钥匙。我们总把佛教看成是消极避世的思想，而事实上，佛教的真正精髓在于“修行”而不在于“参禅”。佛教宗教思想的精神恰恰可以成为中国传统科学有益的补充。最重要的是，在武则天崇信佛教的政治环境下，一行的选择可以为他自己也为他的家庭贴上一道最大的护身符，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他当时可以做出的最好的选择。 如果说一行开始的决定仅仅是一种避难举动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他对于佛教密宗思想的日益理解，他渐渐转变了观念，由一个学者成为一名得道的高僧，我们应当注意到，一行在佛教上的造诣不亚于他在天文学上的造诣。首先，他以惊人的速度学会了印度文，并且翻译了大量印度佛教经文；《大日经疏》是集中体现他密宗思想的代表作品。在这部佛教论著中，一行对南北朝以来传入中国的密宗佛教思想做出了梳理性的归纳，并鲜明地提出了个人对佛教的宗教主张，他把密宗的胎藏和金刚两大部密法完美地融合起来，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密宗佛教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密宗的宗师性人物，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出家后的一行起初随着普寄禅师修行，但是某一日，师徒二人邂逅了当时唐朝著名的藏书家尹崇。尹崇见到一行后大为惊叹，对普寂说：“此子天资聪颖，非汝可教也。”于是在普寂的许可下，一行开始了漫漫求学的路程，他的脚步踏遍了大江南北，从嵩山到浙江的天台山国清寺，处处留下了他艰辛的足迹。先后成为他师傅的有天台山的至清法师和嵩山的悟真法师等人，这一段经历对于一行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中国传统的天文学研究中，佛教学派始终是一个独立的体系。佛教学派对于天文和历法的研究有着自己独特的思想，但是因为门户的限制和地位的差别，这些思想尽管已经在中国生根发芽，却迟迟无法与传统的中国天文思想相融。不仅如此，佛教学派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也发生着激烈的碰撞，这种碰撞不仅仅局限在科学领域，更局限在各个学科与领域。唐朝之于中国文化的意义在于：虽然中国儒家的大一统传统早已有之，但是唐王朝完美解决了这一问题。在这个时代里，各种学派之间的融合催生了一系列文明成功的诞生，也使各个宗教独特的思想观念融化进了中华民族蓬勃的血液之中。中国文明这种以儒家文明为主体兼容并包的特点，正是在这一时期发挥到了极致，也正是这一特点，使我们的民族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政治与文化的浩劫中，依然可以坚韧地生存下来并蒸蒸日上，而一行，正是这一过程中的桥梁之一。 一行的特点在于，在他的青年时代，他曾经系统地学习了中国传统天文学的学说，而在他的中年时代，他又系统地接受了佛教思想的熏陶和佛教中关于宇宙与天文学说的理念。两种不同流派的学说在他的观念中交融，终于形成了他独特的天文观念。我们总把取长补短看得很容易，但是真正能够做到的人，往往是可以夺天地之造化的智者。这漫漫的10多年时间里，一行的脚步走过了万水千山，放弃了优厚的官职和权力人士的拉拢，甘愿忍受贫苦和困顿的生活，在寂寞的旅途中孜孜不倦地探求着佛教和科学的真谛，这就是一行这段时间生活的主题。如果放到今天，一个富家子弟宁愿选择艰苦的苦行僧生活，在艰难的漂流中研究学问，这一定会被看做天方夜谭一样的童话，或许也会被各个网站和新闻媒体大炒特炒。但是在1000年前，一行正虔诚地走着这一步，从一个少年成名的学者到寂寞的行脚僧，他付出了难以想象的牺牲与沉重的代价。告别了锦衣玉食的生活和繁华的城市，独自走在荒凉的乡间与清冷的山水中，我无数次地遥想着这位高僧跋涉的身影，青灯古佛下，他默默地朗读着经文，晨钟暮鼓中，他平静地翻阅着典籍。万水千山中，他的脚步艰难地跋涉着，敲着农家的门，化一碗简单的斋饭。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曾经写道“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或许正是这位智者的写照吧。 如果我们就此把一行看做一位科学理论家，那么我们就不够全面了。一行有着丰富的科学理论造诣，他甚至把佛教思想也引入到了天文的研究中去。但是同时，他更是一位卓越的实干家。在他之前，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位科学家可以做到如他一样如此重视天文的实际观测工作。他对天文观测数据的详细记录到了让人惊叹的地步。即使是游学的多年里，他也写下了厚厚的天文观测笔记，甚至每一个数据都精细无比。其中一个创造性的成就，就是他通过长期的天文观测发现了恒星移动的现象，并进一步发现和认识了日月星辰的运动规律，这一发现废弃了沿用长达800多年的28星宿距离数据，描绘出了更为完备的恒星表。而且更为精彩的是，他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月亮到地球的距离比太阳近的观点。在那个对于宇宙认识还一片模糊的时代里，这个发现无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er">四</h3> 僧人是一行的职业，佛教是一行的追求，但是历史注定他的生命不会沿着这种寂寞的轨迹走下去。事实上在武则天去世后，唐朝政府就曾不止一次地征召过一行。公元710年，唐睿宗派遣湖北留守韦安石聘请一行入宫，无意于仕途的一行再次拒绝了这一邀请，并跑到了湖北当阳去学习毗尼。之后的许多次征召也都被一行拒绝。公元721年，唐玄宗李隆基派族叔李洽亲自接一行入京，这是当时一种莫大的荣誉，一行终于不再拒绝，他回到了阔别已久的长安。而他之所以改变主意，并非因为唐王朝这种盛大的礼仪，而是因为唐王朝交给他的一项伟大的任务——修订历法。 说到历法，不得不说说从南北朝开始中国历法的发展情况。南北朝以前的中国天文理论中，一直存在着一个错误：即太阳自今年冬至点环行天空一周到明年冬至点永远吻合。天周（即地球绕太阳真正公转一周的周期）和岁周（回归年，即太阳正射今年冬至点到明年再回到冬至点的周期）不分。东晋的虞喜测出了太阳从今年冬至点到明年冬至点有一些差距，太阳并不能回到它前一年的起点。这个差距，天文学上叫做岁差，而在南朝“元嘉历”制定的时候，凉州的学者已经提出了“闰年”的概念，认为600年中有221个闰年的比较精确的意见。但是作为修订者的何承天却并没有采纳这一成果。在当时的南朝，国家通用的历法依然是何承天所用的《元嘉历》，祖冲之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并写出了《大明历》。在《大明历》中，祖冲之区分了回归年和恒星年，首次把岁差引进历法，测得岁差为45年11月差一度（今测约为70.7年差一度），定一个回归年为365.24281481日（今测为365.24219878日）。直到南宋宁宗庆元五年（公元1199年）杨忠辅制统天历以前，它一直是最精确的数据。它采用391年置144闰的新闰周，比以往历法采用的19年置7闰的闰周更加精密，定交点月日数为27.21223日（今测为27.21222日）交点月日数的精确测得使得准确的日月食预报成为可能。祖冲之曾用大明历推算了从元嘉十三年（公元436年）到大明三年（公元459年），23年间发生的4次月食时间，结果与实际完全符合；得出木星每84年超辰一次的结论，即定木星公转周期为11.858年（今测为11.862年）；给出了更精确的五星会合周期，其中水星和木星的会合周期也接近现代的数值。提出了用圭表测量正午太阳影长以定冬至时刻的方法。 开元时代，唐朝所用的历法为李淳风所编的《麒得历》，但是几次预报日食和月食的不准让唐王朝大为光火。事实上，《麒得历》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历法之一，但是中国古代的历法，在唐朝以前有一个重大的弊病，即虽注重观测的结果，但历法的修订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计算的数据。这就使得历法的准确性存在着很大的限制。一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重新回到了长安，而他所接受的也是这样一项艰苦的任务。一行要做的准备工作很多，正如他对唐玄宗所说的那样：“今欲创历立元，须知黄道进退，请太史令测候星度。”他提出了以实际观测的数据为准作为制定历法的依据，这一主张虽然在他之前的年代里也曾经实现过，但是局限于设备的简陋和环境的限制，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落实，而这一次则不同，这不仅仅是一行人生中一件重要的大事，更是历史上的首次以国家的名义修订历法。一行拥有了比他前辈们更好的条件，而他几十年游学生涯中所积累的丰富知识，从这一刻起也发挥出了重要作用。这部历法的修订，几乎穷尽了一行一生中最后几年的时光，辛苦的游学和艰难地求索，也许正是为了这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刻，从这个时候开始，他所有的人生都必将贡献给这伟大的事业。 而在修订历法的过程中，一行对于一系列天文观测仪器的制作与改良，不仅对于新历法的修订提供了重要的帮助，更对于后世的天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有代表意义的当属铜浑天仪和黄道游仪。铜浑天仪的原理是用水冲动机械让其以一日一周的速度自转，上面设有两个机械的木人，每刻自然击鼓，每晨自然击钟。这种仪器比西方自鸣钟的出现早了600多年，堪称世界首创，而这种浑天仪演化星云变换的方式也比张衡的浑天仪更加精巧细密。一行以这种新制的仪器观测日月星辰的变动，发现其数据与汉代相比有着较大的出入，他利用这些全新的数据，作为修订历法的基础。 在新仪器制作完成后，一行组织人力发动了一场浩大的运动——测量日影。这实际上是人类天文学历史上第一次测量子午线的运动。一行的行为得到了当时唐朝政府的大力支持，这也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才能完成的科学工程。从开元十二年开始，这场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展开着。在全国共选择了12个观测点，派人实地勘测。这场工程几乎集中了当时唐王朝所有的科技精英，这样的行动是一项不亚于万里长城的奇迹。一行根据当时实测的结果，计算出来大约526里（唐里小程每里为300步，合454.363公尺）270步，影差二寸有余，纠正了《周髀算经》“王畿千里影差一寸”的说法。这个数据虽然与今天的数值有着比较大的差距，但是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用科学方法对子午线的长度进行实际测量，它对于科学历史上的划时代意义，怎么说也不过分。而这一运动，比公元814年回教王阿尔马蒙的实测子午线早了90年。 公元727年，这部穷尽一行所有热血与心力的历法终于修订完成。这部历法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几乎涉及到了当时唐王朝统治区域的所有角落。而一行更是殚精竭虑，亲自处理每一个测量数据，并主持测量的计划。这部凝结着无数人心血的历法拥有比同时代历法更为缜密和准确的特点。在其问世之后相继传入了日本和印度等国，沿用达百年。李隆基亲自为这部历法命名——《大衍历》。 然而就在这部历法问世的前夜，一行却因为劳累过度，闭上了疲乏的眼睛，那一年，他仅仅45岁。他没有亲眼看到这部历法在中国颁布实施，更没有想过他所做过的事情，会对后世有怎样伟大的意义。但是他明白自己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工作，他的国家将因为他的心血而受益无穷。 《大衍历》共分7篇：第一，计算节气和朔望的平均时间（步中朔术）；第二，计算72候（5日算一候，用鸟兽草木的变化来描述气候的变化）（步发敛术）；第三，计算太阳的运行（步日躔术）；第四，计算月亮的运行（步月离术）；第五，计算时刻（步轨漏术）；第六，日食和月食的计算（步交会术）；第七，计算五大行星的运行（步五星术）。这种编写方法，内容系统，结构合理，逻辑严密，因此在明朝末年以前一直沿用。可见《大衍历》在我国历法上的重要地位。尽管《大衍历》是当时最优秀的历法，但是，颁行不久便遭到守旧派的反对。后来分别用《麟德历》，从印度传入的《九执历》和《大衍历》来计算，结果是《大衍历》十有七八是准确的，《麟德历》十有三四准确，《九执历》十次仅有一两次准确。在事实面前，《大衍历》才得以继续使用。 《大衍历》发展了前人岁差的概念，创造性地提出了计算食分的方法，发现了不等间距二次内插法公式，新的二次方程式和公式，并将古代的齐同术用于历法计算中。一行同样为《大衍历》写下了许多论著。可惜流传下来的已经不多；当时以及后代对于他的技术之巧、历算之精，非常景仰，因此别人的许多有关著作，也用一行的名字。查各书所载，用一行名的计有32种75卷，多数出于依托，因为大都佚失，现已无法详细楷定。至于《旧唐书·一行传》所说的《大衍玄图》一卷、《义诀》一卷和《后魏书》中的《天文志》（《宋史·艺文志》著录后魏《天文志》四卷），可能是一行的作品，可惜也已散失，无从稽考了，但他对于天文学的巨大贡献和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1000年前的那个寂寞的夜晚，疲劳的一行完成了又一天的工作，他的面前是浩如烟海的各类卷宗与测量数据，昏黄的灯光下，《大衍历》就像一个初生的孩子一样，勃勃地生长着。他看着面前的各种数据，憧憬着这部新历法的美好未来，想着它将在后世造福国人，那个夜晚他终于闭上了疲惫的眼睛，他笑了。 <er">五</h3> 如果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一行的一生的话，那么我宁愿说：“一行，中国科学家中的天才，也是中国科学家中的幸运儿。” 我想，这或许是对于他最为恰当的评价。富有才华的他成功的最关键要素，正是身处一个激情飞扬的盛唐时代，这个时代是无数知识分子所神往的时代。而从一行的人生履历上，我们更能感受到这个时代之所以成功的最关键要素：唐朝建立了最为完备的科技教育体系与科学开发体系，历史性地进行了国家行为的科研开发活动，更为重要的是，在唐朝士族制度已经瓦解，科学家成为最纯粹的科学家，开放的国家也同样使各种思想兼容并包。在那个时代里，中国的科研体系之发达，科学开发深度之深，一如今天的美国，而无数的外国学者也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只愿亲眼见证中华文明的光辉。如果说在一行以前，许多科学家的成功可以被归结为个体的成功的话，那么在唐朝，科学的成功更多成为了一种群体的成功和国家的成功。之后的宋元两朝延续了唐朝所固有的科学体制，在科举制度导致自然科学日益边缘化的背景下，科学仍然以其独特的地位固执地占据着历史的舞台。从《大衍历》到《梦溪笔谈》，从《梦溪笔谈》到《授时历》，这是属于中国科学自己的黄金岁月。 一行过世以后，他的谥号为大慧禅师，而于我看来，这样的大慧，不仅仅属于他个人，更属于盛唐这样一个时代。唐朝乐队的歌中曾有言：“今宵杯中映着明月纸香墨飞词赋满江／今宵杯中映着明月豪杰英气大千锦亮／沿着掌纹烙着宿命今宵酒醒无梦／沿着宿命走入迷思仿佛回到梦里唐朝。”我想回顾一行的履历，这首歌曲也许代表了当代中国人最简单的希望吧。 正文 第十六章 再造中兴唐宣宗 在安史之乱这个历史拐点之后，后人对唐朝的称呼也发生了变化。安史之乱之前的唐朝，后人多称为“盛唐”，那是唐朝的黄金时期，而安史之乱之后的唐朝，后人却多称为“中晚唐”，这是唐王朝的衰落灭亡时期。说到中晚唐，几乎很难找到褒义词，相反贬义词非常多：皇帝短命、外敌入侵、藩镇割据、内战不休、宦官专权、国家糜烂、农民起义…… 当然，要是就这样把中晚唐一棍子打死，也不客观。事实上，中晚唐还有很多“中兴”的时代，在这些时代里，所有对唐朝有感情的人，都不止一次看到了中兴的希望。比如唐宪宗在位时期，他对内平定淮西叛乱，压制藩镇，对外联合回鹘，打压吐蕃，文治武功良可称道。但也留下了迷信方士，宠信宦官之类的污点，最后误服丹药而死，也着实是晚节不保。相比之下，中晚唐时期的另一个中兴时代——小贞观之治，在历史上却有更高的评价，缔造这个中兴的人，就是有“小太宗”之称的唐宣宗李忱。 <er">一</h3> 李忱，生于公元810年，是缔造“元和中兴”的唐宪宗的第13子，人都说虎父无犬子，但在李忱中年之前，他却是一个唐朝皇室上下公认的“犬子”，因为他很傻，傻到地球人都知道。 李忱小时候很命苦，虽然他是宪宗的儿子，也被封为光王，但他的母亲只是一个身份低微的宫女，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母子并不被人待见。偏偏祸不单行，李忱小时候有次入宫觐见唐德宗的母亲懿安太后，正赶上有人行刺，慌乱之下，李忱竟然一下子就被吓傻了，从此以后，这个原本就沉默寡言的孩子，变得更加目光呆滞，说话语无伦次，皇室上下的亲王们，后来都以在公共场合取笑他为乐。这种状况从他的少年时代持续到他临近中年。 但傻人有傻福，唐朝中晚期，国家大权被宦官操纵，皇位更是城头变幻大王旗，每变一次，都少不了宫室里的流血杀戮。因为傻，所以每次清洗的时候，几乎没人想到李忱这个傻孩子，比较例外的，就是李忱登基前的皇帝唐武宗李炎。论辈分，李炎是李忱的侄儿，可这侄儿实在不拿李忱当叔叔，年轻的时候，经常在大庭广众下以欺辱他为乐，但登基之后，李炎却突然警觉起来：万一这个傻叔叔是在装傻，那么这将是一个何等可怕的对手。抱着这个念头，李炎也曾一度谋害李忱，比如经常约李忱骑马，故意做手脚让李忱从马上跌下来，或者故意把李忱灌醉，然后扔到冰天雪地里。毕竟杀一个傻子的借口是难找的，暗杀总比明杀好。但让李炎没想到的是，这个傻叔叔却怎么杀都杀不死，比如从马上摔下来，就是摔得骨断筋折，却总能奇迹般地康复，扔到冰天雪地里，冻僵了就是冻不死，杀来杀去，最后李忱没死，李炎反而因为沉迷于享乐，在位仅6年就蹬腿咽气了。值得一提的是，这位皇帝虽说私生活诟病不少，但还是很有作为的，特别是在对外战争方面，唐朝就是在这个时期彻底消灭了一直与唐朝时战时和的回鹘，解除了西北一大边患，他的庙号是武宗，也正因为这时期唐朝难得的赫赫武功。 李炎死后，宦官马元鸷发动政变，一度掌握了国家大权。但宦官当皇帝不现实，自然就要从皇室里找出一个傀儡来，太聪明的不行，没准哪一天就要革了自己的命，还是换个傻子好。因此，马元鸷看上了傻了30多年的李忱：就你了！公元847年，以皇太叔的身份，李忱在马元鸷等宦官的拥立下正式登基称帝。这时候，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傻了37年的李忱，突然变成了一个明白人，说话头脑清晰，井井有条，当众侃侃而谈，吓得马元鸷们舌头都要吐出来：天啊，上当了。 一个忍耐了37年的帝王，以他巨大的隐忍，在经历无数次死亡的考验后，终于坐上了帝王的宝座。 上任没几天，李忱就开始施展雷霆手段。首先是轰走了李炎曾重用过的宰相李德裕，任用了与李德裕的“李党”斗了几十年的“牛党”首领白敏中。而对当初打着拥立一个傻瓜，以图操纵国事的宦官们，李忱的方式很厚道：马元鸷得到了加封，被提升为“大将军”，但手中兵权被尽数剥夺，只留了一个闲职，此外颁布严旨，禁止大臣与宦官之间交往，宰相马植只不过和马元鸷吃了一次饭，就被李忱打发回家了。雷霆手段告诉宦官们：要命还是要权？要权就给我去死，要命，就乖乖给我当奴才。 所以，马元鸷们也只能当奴才了。 傻装完了，前朝旧臣修理了，太监们老实了，装傻装了37年的李忱，以他深不可测的心机，果敢的手腕，在短短几个月里就摆脱了傀儡角色。他性情沉稳，属于不怒自威的那种人，对外人有一种天生的压迫感，又兼他在民间生活过（曾为躲避李炎的迫害去民间避祸），百姓的疾苦，官员蝇营狗苟的手段，都逃脱不了他的法眼，这样的狠角色，抓权自然是可以做到的，那么治国呢？ <er">二</h3> 说李忱是小太宗，绝不仅仅因为他有李世民那样的果敢、冷静、坚韧，更因为他有李世民一样的理想：建立一个天下太平的盛世。 李忱给官员们最主要的印象，就是自律、勤政、好学。 比如李忱每天手不释卷，看得最多的一本书，就是记录贞观伟业的，走到哪里读到哪里，不但自己读，还要发动官员们读，上上下下掀起学习唐太宗的高潮。 除了唱高调，做实事上，李忱更是勤快，比如他让大臣令狐询，把全国六品以上的官员整理出名单，不到几个月时间，他就记得滚瓜烂熟，任何一个官员，一报职务，他就能准确地说出这个人的姓名，为官履历以及能力和政绩。他还经常借游猎为名访查民间，考察地方官的具体政绩。一次路过陕西礼泉时，见当地有父老在为本县县官李俊爽祈福，过了一个月后，怀州刺史出缺，李忱就毫不犹豫地提拔李俊爽接任，众臣无不惊讶：一个小小七品县令的政绩，他居然能记得清清楚楚。 李忱是一个事必躬亲的人，可以说是小事不糊涂，但人常说小事不糊涂的人，大事必然糊涂，事实上，李忱在大事上更不糊涂。 说李忱治下的唐王朝，是小贞观，不仅仅因为李忱在小事上事必躬亲，更是因为他抓住了唐王朝此时最重要的问题——效率。 唐朝到了中晚唐时期，可以说是社会矛盾复杂，比如宦官专权，朋党之争，带来的结果就是政治腐败，相互倾轧。李忱从登基开始，就身体力行，励志革除官场的种种弊病。他在位期间，健全了唐王朝的官员审查制度，对地方官员的考核，用中央直接派御史来进行稽查，御史只向皇帝本人负责。另外，在全国各地广布亲信，收集地方百姓对于地方官的种种言论，优秀的表彰，有劣迹的一律查办。他在位期间，官员的升迁，有时候可以用“奇迹”来形容，比如今天你可能还是个芝麻绿豆的县令，但是明天很可能就官至刺史，今天你可能是位高权重的京官，明天很可能就一撸到底。他用几乎工作狂的状态，每天审查全国各地递交上来的报告，着力整治贪污腐败。与此同时，他对自己也非常严格，比如他非常欣赏的一个乐工杀了人，他坚决交给司法机关严办，毫不袒护。甚至对自己的子女，他都严格到近乎不近人情的地步。一次他的女儿穿了一身孔雀服，本想在老爹面前显摆一番，没想到却被李忱劈头盖脸一顿臭骂，说我正在厉行节俭，你却如此铺张浪费，这让外人怎么看我？他的小女儿结婚前为小事发脾气，他知道后，坚决取消了小女儿的婚约，说你这个样子嫁过去，不是给我丢人吗？因他的以身作则，当时的达官显贵们，几乎没有敢纵容属下胡作非为的，唐朝吏治之风，一时大好。 李忱做的另一件事就是精简机构，尤其是精简税务机构。他在位期间，对国家的税收体系进行了大规模调整，地方收税的权力被直接下给县令，且不许委派官吏代收，从制度上堵住了贪污腐败的口子，同时大力裁减冗员。结果，李忱在位时期，官员俸禄的开支，竟然减少了三分之二，而税收则增加了近一倍。 当然，对李忱来说，他最想做到的，就是结束自安史之乱后宦官把持朝政的局面，但此时的宦官势力盘根错节，已成尾大不掉之势，李忱虽然大权在握，却也不能轻动，只能在各个方面进行限制，减少宦官干涉朝政的机会。李忱在位的13年，是中晚唐宦官势力最“消停”的一段时期，虽不如唐太宗贞观时期那般政通人和，但是说国泰民安，却也不过分。 <er">三</h3> 李忱之前的唐武宗，之所以号为“武”，是因为其赫赫的对外战争功绩，比起前任来，李忱虽然没有“武宗”的封号，却实实在在地做到了他的前任没有做到的事情：收复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的丢失，是唐朝安史之乱之后的事情，为了平定叛乱，唐朝调动河西、安西地区的驻军参加平叛战争，结果临近的吐蕃乘虚而入，夺取了河西走廊。河西走廊丢失的后果对唐朝来说是严重的，唐朝丢失了战马的产地，长安地区也失去了屏障依托，因此边防形势岌岌可危，吐蕃在中晚唐时期两次侵占长安，正是因为这个优势。 但一个天大的馅饼，却在李忱登基后第四年砸到了他的头上：河西沙洲地区的汉人张义潮发动起义，推翻了当地吐蕃政权的统治。事后，张义潮主动遣使，向唐王朝报捷。消息传来，唐王朝上下欣喜若狂，甚至有大臣要求，趁吐蕃势力衰弱之时，果断发动对吐蕃的进攻，彻底消灭吐蕃。此时唐王朝的军队经过唐武宗时期的整顿，正是一个比较强大的时期，加上沙洲地区独立，唐王朝如果此时进攻，是很有希望获胜的。但李忱却拒绝了这个要求，因为唐朝和吐蕃刚刚经过会盟，双方盟誓“患难相恤，暴虐不做”。李忱采取了最理智的方法，一方面遣使册封张义潮为沙洲节度使，一方面向吐蕃说明情况。结果，持续了100多年的河西问题，就这样和平解决了，唐王朝收回了河西走廊领土，封闭百年的丝绸之路再次打通。 河西地区的收复，对中晚唐的历史有着重要意义。世人皆把安史之乱看做唐王朝丧失西域的开始，事实上安史之乱后，大量滞留在西域的唐朝军队依然坚守着自己的营地，顽强生存达100年，同时活动于西域地区的回鹘，虽然和唐王朝时有摩擦，但是回鹘始终没有改变对唐王朝的臣属关系，从始至终，回鹘都是唐王朝治下的地方政权。但是在西域和中原之间，由于河西走廊的丢失，大唐国土，被分裂成了不相连的两片，河西收复之后，唐王朝从河西走廊到西域的领土，就这样重新连接了起来，毫不夸张地说，尽管唐王朝此时已不是盛唐时期那般强盛，但是在李忱在位的时候，唐朝至少恢复了其在极盛时期的疆土雏形。 <er">四</h3> 缔造了中兴的李忱，仅仅在位13年，比他的父亲唐宪宗还短了两年。所谓的小贞观，也只能昙花一现。 说了李忱为政的种种好事，却也绕不过坏事。首先就是他的兴佛灭道。他的前任唐武宗在位的时候，大搞兴道灭佛，偏偏李忱崇信佛教，对道教极其厌恶，他在位期间，拆毁道观上千座，改为佛教寺庙，唐武宗的亲信道士们也大都被他诛杀。唐武宗兴道灭佛，是一大错误，但是李忱却矫枉过正，结果就是“百姓不堪其苦，官员党同伐异”，新一轮的折腾，造成的其实是内部的倾轧。 对李忱在位时期的整顿吏治，大儒王夫之却持反面意见，他认为李忱“小昭而大聋，官欺而民敝”，其实就是顾小不顾大。而李忱的死，也是史家议论颇多的一个话题，他和他父亲一样，都是误服丹药而死。而他的身后，经过短暂回光返照的大唐王朝，也终于开始滑入灭亡的深渊。 正文 第十七章 唐与吐蕃和战史 唐朝一共存在了289年，在这289年里，唐朝从来不缺少对手，但只有一个对手，从建立到最终灭亡，和唐王朝周旋到始终，那就是屹立在青藏高原的强大帝国——吐蕃帝国。 <er">一</h3> 唐朝和吐蕃的关系，今人耳熟能详的，就是文成公主进藏。这场唐蕃两家的盛事，确实一度为双方带来了和平，但是这个和平，却是暂时的。 吐蕃在公元7世纪时，由杰出领袖松赞干布统一了青藏高原，然后，开始了他们在中国西南大地的霸业。和唐王朝一样，他们是一个处于上升期的政权，在唐太宗平定东突厥战争期间，吐蕃也在不断地北进，发动了对青海吐谷浑的战争，吐谷浑最后的灭亡，也是唐朝和吐蕃双方夹击的结果。在获得了青海高原之后，吐蕃的领土已经和大唐直接接壤。到了公元638年，唐朝和吐蕃的第一次接触，是以战争开始的：击败吐谷浑的松赞干布顺势东进，打到了唐朝四川松州，唐军初战失利，但很快唐朝就命名将侯君集统军反击，凭借坚城击退了吐蕃的进攻。在这次军事冲突之后，雄才大略的松赞干布认识到了唐王朝的实力，决定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3年之后，唐太宗将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为了这次和亲，唐蕃双方都花费了巨大心血，松赞干布以文成公主为自己的正室，而唐朝方面，则为文成公主陪嫁了大量的农产品以及许多出色的工匠、技师。中原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从此传入了西藏地区，这个唐蕃双方双赢的美事，为两家从此赢得了数十年的和平，终松赞干布一生，他与唐朝始终保持友好的关系。 但是松赞干布去世后，事情却起了变化。 这时候的唐王朝，是唐高宗李治在位时期，唐朝已经完全占有了西域，河西走廊畅通无阻，而这时候的吐蕃，则是禄东赞把持大权。公元651年开始，吐蕃首先对夹在唐朝与吐蕃之间的吐谷浑发起进攻，彻底平定了吐谷浑，从此以后，唐朝与吐蕃之间的国土就直接接壤了，而冲突也接踵而来。正当唐王朝大军把主要兵力放在东北平高句丽以及西域镇压西突厥叛乱时，吐蕃却首先在河西走廊发难了。公元670年，吐蕃首先奇袭安西都护府，夺取了今天新疆阿克苏地区，唐王朝苦心经营的安西四镇，一下子全部落到了吐蕃手里。对此耻辱，唐王朝自然不甘心。同年四月，唐王朝派遣名将薛仁贵以5万大军发动反攻，在青海大非川与吐蕃激战，未曾想吐蕃这次下了血本，一口气动用了40万大军，且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结果，5万唐军陷入了吐蕃军重重包围中，阵亡3万多人，归来不满千人，几乎全军覆没。而这一战更大的意义是，唐朝再无法保护一度成为自己屏障的吐谷浑，不久之后，吐谷浑被吐蕃彻底吞并。 唐军自然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辛苦打下来的地盘落到吐蕃手里。经过8年精心准备，唐军再次在河西走廊发动了反击，这次由唐朝中书令李敬玄直接挂帅，率18万大军出击。和大非川一样，唐军又是初战告捷，接着在进兵到青海湖时，再次陷入了吐蕃军队的重重包围。幸亏唐将黑齿常之率领敢死队殿后，奋勇阻击下，唐朝主力部队方才突出重围，逃出生天。经过这3场大战，唐军彻底认识到了吐蕃的厉害。这以后，唐王朝在河西地区采取守势，在当地屯田驻军，稳打稳扎，轻易不主动进攻。 唐朝在对吐蕃战争初期之所以连遭惨败，一个原因是对吐蕃的作战方式不熟悉。生于青藏高原的吐蕃战士，其吃苦耐劳程度极强，吐蕃战马虽不如蒙古战马高大，也同样是以耐力好著称的。唐军在大非川和青海湖的两次大败，共同的特点是吐蕃诱敌深入，唐军紧紧追击，很想像当年打突厥那样穷追猛打，结果等到了埋伏地点，吐蕃的战马依然有耐力发起冲锋，唐军却已经人困马乏，骑兵优势荡然无存。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这时期处于武则天全力“抓权”时期，军队里也搞大清洗，许多战功卓著的名将，因为政治上站错了队而遭贬斥。如此一来，此消彼长，唐军自然毫无优势。 虽然在河西战场连遭败绩，但是在西域战线上，唐军还是挽回了一些面子，毕竟唐军在西域地区根子扎得深，当地诸国大多服从于唐军的统治，远非劳师袭远的吐蕃可比。因此在公元672年和公元694年，唐朝名将王孝杰两次联合西域诸国军队，击败进犯的吐蕃军，更在公元694年的会战中，成功收复了沦陷的安西四镇。这时候的吐蕃发生了内乱，禄东赞死后，其诸子争位，一度陷入内战。所以在武周收复了安西四镇后，双方的边境暂时恢复了平静。 <er">二</h3> 唐朝与吐蕃之间的战争再起，是在武则天去世，李唐复辟后。 在唐中宗李显复位后，吐蕃与唐朝一度关系比较密切。公元710年，唐朝与吐蕃再次和亲，此时吐蕃正是尺带珠丹在位时，对唐朝奉行友好政策，唐中宗将金城公主嫁给尺带珠丹，尺带珠丹更上表说，唐朝与吐蕃已经“和同为一家”了，这是所有爱好和平的唐蕃百姓的愿望。但是好景不长，就在唐王朝经历了中宗、睿宗两代皇帝短暂执政后，吐蕃与唐朝再生摩擦。公元714年，也就是唐玄宗李隆基登基后的第二年，吐蕃以10万大军进犯河西走廊。唐朝灵州守将王海滨壮烈殉国，这一战正是盛唐最困难的时期，为了筹集军费，李隆基甚至下令宫中妃嫔都要捐献财物。最终，在唐将薛讷的打击下，吐蕃再次被击退，但是在唐玄宗心里，对吐蕃的复仇情绪却从此强烈起来。 开元年间以后，唐朝在河西走廊对吐蕃改变了战法，由以前的大规模野战，变成了堡垒攻防战，在青海和甘肃交界的漫长战线上，唐军修建了大大小小2000多个军堡，军堡之间互相支援，利用唐军强悍的防御能力和先进的弩箭技术，与吐蕃人周旋。这个战法一下子点中了吐蕃的命门，擅长野地骑兵战的吐蕃军队，多次在唐军的军堡面前吃亏。公元729年之前，休养生息的唐王朝对吐蕃主要以防御为主，之后，随着唐朝军事力量的强大，唐朝开始了对吐蕃的反击战。这个时候，一个让吐蕃军队头疼的人出现了：王忠嗣。他是当年阵亡于灵州的王海滨的儿子，身为河西节度使的他，是此时唐朝最出色的战将。王忠嗣对吐蕃采取了积极防御战术，即坚固的堡垒防守和突然的骑兵打击相结合，他相继发动了青海湖会战和积石山会战，在两战里重创吐蕃的有生力量，巩固了唐王朝的防御。与此同时，唐朝在西域也打赢了小勃隶之战，粉碎了吐蕃进入西域的企图。到了天宝年间，唐朝的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再次在大勃隶之战中击败吐蕃。这一时期的唐朝吐蕃战争，已经转化为唐朝全面的战略优势。吐蕃在开元、天宝两个时期，曾经多次向唐朝示好，要求重新恢复双方的友好往来，但是皆被唐玄宗拒绝。可是唐玄宗没有想到，屡次胜利之后，唐朝将迎来一场建国以后最惨痛的失败。 公元755年发生的安史之乱，成为了唐朝和吐蕃之间战争的又一个拐点。 这时期，唐朝为了平定安禄山叛乱，大量调动河西和安西都护府的军队回援，结果吐蕃趁机北进，在河西地区，吐蕃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河西走廊。在安西地区，吐蕃一路北进，占领了阿尔泰山以南的地区，得到了唐朝当年的安西四镇。唐王朝的军事防线则完全退回了关中平原。这以后，吐蕃甚至一度深入到唐朝内地，比如唐代宗在位时期，公元763年，吐蕃曾攻占长安，虽然后来被名将郭子仪击退，但这时期的唐朝与吐蕃战争，已经从完全的优势，变成了被动挨打的守势。 <er">三</h3> 唐朝被动挨打期间，日子是不好过的。为了防御吐蕃，唐朝大量调动内地兵马驻防关中平原，因为吐蕃多在秋天发动进攻，因此这些军队又被称为“防秋兵”。这时期的唐朝边防防守，依然沿袭了河西走廊时期的战略，以大量的军堡遥相呼应，阻遏吐蕃骑兵，同时以骑兵突袭进行反击。这种防守反击的战略很快收到了效果，吐蕃虽然占有河西走廊，却无法进入关中平原。在公元768年，吐蕃围攻灵武，被唐将白远光击退，同时唐将李晟奇袭吐蕃的后勤基地甘肃临洮，导致吐蕃大败。公元786年，李晟又在陕西龙州战役中再次击败吐蕃，这时候的唐朝军队，大多采取正面坚守，主力部队大迂回袭击吐蕃后方的战术，用围魏救赵的方法粉碎吐蕃的进攻。 和战争同时进行的，还有双方的外交战，唐朝在安史之乱初期吃亏最大的事情，就是唐玄宗时期讨伐南诏，导致南诏成为吐蕃的盟友，后来吐蕃每次对唐朝进行军事行动，南诏都从侧面夹攻，使得唐朝里外难顾。特别是地处前线的四川，更是腹背受敌，在这种情况下，唐朝也开始分化瓦解。唐宪宗在位时，唐朝宰相袁滋筹划，将与唐朝翻脸数十年的南诏重新拉了回来。这以后，吐蕃的日子不好过了，在西域地区，由于唐朝和阿拉伯结成了联盟，导致吐蕃不得不调动精锐在西线防备阿拉伯军，战线日益拉长，作战也日益吃力。漫长的战争激化了双方的内部矛盾，唐朝内有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吐蕃内部也多次爆发奴隶起义，两家人都认识到一个问题：这场战争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公元821年，唐穆宗即位，这时候统治吐蕃的，是赞普赤热巴巾，他极力主张和唐朝恢复和平关系，并在唐穆宗即位的第一年，就连派了3次使节到长安，表达了和平的诚意。同样内忧外患的唐王朝，也希望能有一个和平的环境。公元822年，唐穆宗派重臣刘远鼎到吐蕃，经过商谈，和吐蕃会盟于拉萨东郊，双方发誓“患难相恤，暴虐不做”，记载这次会盟情况的唐蕃会盟碑，今天依然屹立在拉萨大昭寺。此后的事实表明，双方都忠诚遵循了这个承诺，甚至在吐蕃之后几次遭到严重雪灾时，唐朝都主动拨发粮食援助，而唐朝与吐蕃双方每逢婚丧嫁娶，帝位传承，都互相通报情况。持续几个世纪的战争终于结束了，尽管对于双方百姓来说，这个和平来得有些迟。 正文 第十八章 毁灭唐王朝的朱温 与吐蕃之间的修好，为唐蕃两个政权的边民，迎来了一段和平的时光，但是唐王朝的灭亡，却不可逆转了。 唐朝在经过了唐宣宗在位后的“小贞观之治”后，就迅速进入了下滑期。唐宣宗死后，相继即位的唐懿宗、唐僖宗皆是无能之主。而在唐宣宗中兴时期掩盖的危机：土地兼并、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政治腐败等，却从此迅速膨胀。到了唐僖宗在位时，唐朝爆发了持续10年的黄巢起义，敲响了唐王朝灭亡的丧钟，而真正把唐王朝送上死亡之路的人，就是这场大起义中的一个叛徒——朱温。 <er">一</h3> 朱温，河南商丘人，公元852年生人，其父亲是乡村的一个私塾教师，也算是书香门第家庭，可朱温子不类父，道德文章没心情学，偏偏喜欢在村子里好勇斗狠，成天惹是生非。而且和一般的莽汉不同，朱温从小性格就狡诈，打架的时候拍个黑砖，搞个偷袭，那是家常便饭。朱温的母亲十分宠他，每次朱温惹了事，都挺身护着他，不断告诉别人：我儿子将来能做大事业，你们不要小瞧他。那时候的乡亲们，包括朱温的父亲，都认为这女人纯粹溺爱孩子，说的都是胡话，直到很多年后，当朱温已经成为一代枭雄后，相信他们才不得不感叹：女人看人，有时候真的很准。 朱温的发迹，是在他25岁那年。那年黄巢起义打到了他的家乡，乡亲们纷纷逃离避难，偏偏朱温不跑，不断跟他人说：我发迹的机会到了。结果农民军一到，他飞也似的报名参军。之后随着黄巢南征北战，他起先只是一个小卒，但是打起仗来无师自通，偷奸耍滑搞鬼子，很快就玩得滚瓜烂熟，先当小队长，然后当参将。他得到黄巢赏识，主要还是义军转战南方时，在江苏镇江遭到了唐军的追击，慌乱之下，朱温不慌不忙，主动要求殿后。他仅带了500多人，在镇江附近的山里大摇旌旗，让唐军误以为农民军设下了埋伏，硬是被追击的农民军给吓跑了。唐军，也就失去了这千载难逢的活捉黄巢的机会。此战让黄巢对他刮目相看，然后提升为亲军大将，到了后来农民军占领长安时，朱温已经是先锋营将官了。在占领长安的战役中，朱温率先头2000人身先士卒，打到长安附近时又继续耍诈，一路大张旗鼓，宣传自己带了几十万人来，硬是把唐朝留守在长安的军队吓得脚底抹油逃跑了。结果，农民军兵不血刃，占领了长安——这个黄巢梦寐以求的坚城。然后，朱温又马不停蹄率兵南下，攻克了唐朝的寿州地区，粉碎了唐朝欲经河南反攻长安的计划。随后，朱温出任黄巢农民军大齐政权的“陕西防御使”，成了权镇一方的封疆大吏，短短5年间，年仅30岁的朱温，就成为了黄巢农民军中最有战斗力的名将，甚至许多唐朝军队看到“朱”字战旗，竟然拔马而逃。这位河南商丘的小混混，此时第一次体会到如日中天的感觉。 朱温的危机，在他成为“封疆大吏”后第一次到来了。驻守陕西同州的朱温，很快遭到了唐朝河东节度使王崇荣的打击。王崇荣是此时唐朝藩镇中非常强悍的一支，且他曾投降过农民军，对农民军的战术非常熟悉，此时的朱温，麾下主力大部分被黄巢调走，手中只有1万多兵马，又怎能抵挡这虎狼之师。屋漏偏遭连夜雨，在早年流动作战的时候，因为抢夺战利品，朱温得罪了黄巢的谋士孟凯，结果，朱温向黄巢告急的文书全都被孟凯扣了，打打不过，救救不了，风光一时的朱温，现在却叫天天不应了。可朱温不认命，不就是打不过嘛，投降不就得了。 比起后来的张献忠，朱温投降可以说百分之百的真诚，既然决定投降，就拿出投降的样子，朱温军中黄巢的亲信，一夜之间就被朱温杀了个干净，提着战友们血淋淋的人头当礼物，朱温正式向唐朝投降。闻听这一员农民军最彪悍的将领归顺了，远在四川的唐僖宗竟然欣喜若狂，大喊“此大唐复兴之兆也”。接着朱温摇身一变，成了围剿黄巢的“官军”，被封为“汴州刺史”。但是唐王朝不傻，给他明摆着说了，官给你做，但要等着收复长安才能赴任，这一下子激起了朱温的积极性，他立刻率军奔赴剿灭黄巢的前线。他又拿出当年轻骑奇袭长安的把戏来，利用唐朝主力部队围攻长安的机会，从侧面小路杀进长安，一举击溃农民军，无法立足的黄巢被迫撤退，朱温却不依不饶，一路奋勇追杀，从长安一直追到汴州，然后就地赴任，富庶的河南省，从此成了朱温的势力范围。 在这期间，朱温也结下了一个他一生的敌人——沙陀首领李克用。同样是围剿黄巢，朱温和李克用起先是亲密战友，李克用性格直爽说话无遮拦，和朱温喝酒的时候，喝高了，接着就嘲笑朱温是“叛徒”，朱温为人阴沉，表面乐呵呵应承着，喝完了酒大手一挥，竟然派手下人去李克用的住处放火，幸亏那天天降大雨，喝得迷糊的李克用这才捡回一命，从此，这对曾经并肩作战的老战友，成了不共戴天的死敌。 但朱温这时候却顾不上李克用。黄巢起义失败后，朱温以河南为基地，开始了他四处扩张的战争，相继吞并了苏北、山东、河北等地多个藩镇。此时的唐王朝，已是藩镇割据时期，中央政府成了空架子，朱温采取又打又拉的政策，对周边的藩镇分化瓦解，步步为营，到了他47岁那年占领太原时，已经拥有了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的中原大地，成为中原诸侯中最强的一支。 <er">二</h3> 朱温属于街头无赖起家，他的梦想，都是一步步来的。当无赖的时候，想着当将军，当了将军了，又想当大官，当了大官了，就要当诸侯，当了诸侯后，就自然想要当皇帝了。 此时唐王朝已经到了末世，此时在位的是唐昭宗，但是他不过是一个傀儡。公元900年，唐朝皇室发生政变，宦官刘季术造反，囚禁唐昭宗，这给了朱温“进中央”的最好机会，以杀刘季术为名，朱温再次向长安进军，经过与刘季术势力的一系列战斗后，公元903年，朱温成功夺回了唐昭宗，开始了他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之路。同年，朱温被任命为太尉，掌握了唐王朝的大权，接着他开始反攻倒算，一口气杀掉了500多个宦官，由于杀戮甚多，长安城很多并非宦官，胡须比较少的官民，也被乱兵当宦官误杀了，不过经此一杀，把持唐朝大权100多年的宦官势力，从此一扫而空。 次年正月，朱温见称帝的时机已经成熟，就将唐昭宗送到洛阳，开始了改朝换代的准备，虽然唐朝无道，但老百姓对唐朝还有感情，路上许多官民见到唐昭宗，依然下跪高呼万岁，吓得唐昭宗慌忙纠正说：“我已经不是皇帝了。”但狠毒的朱温是不会让他活着的，朱温一面对唐昭宗礼遇有加，一面命令部将朱友恭去洛阳杀害唐昭宗。四月，这位可怜的傀儡皇帝在洛阳被害，为了掩人耳目，朱温先立唐昭宗儿子为帝，这就是唐朝末帝昭宣帝。接着又杀朱友恭灭口，对唐昭宗的死，还假惺惺地号哭了一场。表面文章做足后，次年二月，朱温再次亮起了屠刀，昭宣帝以及8个兄弟皆被杀害，同时还杀害忠诚于唐朝的大臣30多人，尸体全部投进滑州附近的黄河，滔滔黄河竟因此染红。公元907年四月，朱温正式称帝，改国号为大梁，以汴梁为东都，而跟随朱温来到洛阳的残余唐朝皇室，也在此后皆遭杀害。踩着无数的人头，朱温，终于坐到了他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上。而从此开始，盛极一时的唐王朝彻底灭亡，中国历史掀开了新的篇章——五代十国时期。 要问朱温这个皇帝当得怎么样？恐怕只有俩字——荒淫。 朱温的好色是出了名的，当年做农民军的时候，就因为奸淫民女遭到过黄巢的责罚，后来叛变了，直到当皇帝，不但恶习不改，反而变本加厉。比如他的大军所到之处，凡住宿民居，他都会将人家家中妻女尽数强奸，甚至连他自己的儿媳妇也不放过，他的儿子也不以此为羞耻，反而争相把自己的老婆送给老爹“扒灰”，以得到老爹的宠信。后梁建立后，朱温一生的死敌李克用也建立了后唐政权，但是在和朱温的交手中屡战屡败，李克用连病带气，在公元908年咽了气，死前嘱咐他儿子李存勖，千万别忘了朱温的仇。之后，就是李存勖卧薪尝胆的生涯了，朱温与死敌的战斗，暂时告一段落，风云再起时，就是他的家族最后的灭亡。 朱温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没有死在死敌的手上，却死在了一个他最亲的人手里。他有一个养子朱友文，经常用老婆孝敬朱温，朱温很满意，就想把朱友文立为太子，亲儿子们自然不干，尤其是一直作为他助手的次子朱友珪。公元912年，朱温在出征后唐的路上患病，返回洛阳养病，六月，朱友珪发动政变，刺死朱温。一代枭雄就此殒命。但论他的死，却还是应了一句古话“色字头上一把刀”。 <er">三</h3> 但是这个反复无常，篡唐自立，千年来受尽了骂声的枭雄，却也做了许多现代人所不了解的好事。 朱温在称帝后，做的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奖励农耕和减税。中原地区历经战乱，生产破坏严重，朱温在河南大行垦荒，而且鼓励百姓返乡居住，甚至国家拨出专门的粮银，用来资助垦荒的百姓。与此同时，他大力发展教育，在当地设立乡学，招募老师，重用文人。如上种种，皆是同时代枭雄所不及的。 而荒淫的朱温，却有一个难得的好老婆——张氏。张氏是朱温在老家的结发之妻，其家是当地富户，当年不顾父母反对，毅然下嫁给了朱温。朱温征战期间喜好滥杀，每次张氏都出面劝阻，特别是她还很有智谋，很多次关键战争，都是朱温的好谋士。如此贤妻，朱温自然珍爱无比。后梁建国的前夜，张氏已经病入膏肓，临终前对朱温说：“你什么都好，就是有一点我放心不下，你太贪恋酒色，这会要了你的命的。”朱温最后的结局，却真的应了他结发妻的预言。 正文 第十九章 后周世宗柴荣的辉煌 细数中国古代帝王，若真要评个“历史之最”的话，那应该有最猛的、最狠的、最毒的、最荒唐的、最聪明的……可轮到后周世宗柴荣，只能用一个字——冤。 辛苦打下了江山，到头来却被另一位天子拾了便宜，吃着他的老本开创了一个朝代。他就像一个卓越的革命战士，走过了25000里长征，却终没等到全国解放。他争不过的是人最无奈的事情——寿命。杜甫有诗“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说的是传说中的诸葛亮，可怎么看，都仿佛预言了后世柴大英雄的人生。 且让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看看这位英雄的道路，感慨一下人生的无常。 既说人生无常，当先问英雄的出处，论出身，自古帝王要么显贵，要么布衣，柴荣的家世却只透着俩字——破落。 他是河北邢州人，本为贵族子弟，可轮到他这一辈，偌大的产业和地位都已荡然无存，还好有个姑姑嫁对了人，成了后汉大将郭威的夫人，为生活所迫，柴荣7岁那年就投奔到姑父郭威的军中效力，说不好听，叫寄人篱下。 他的谨慎厚道，他在关键时刻的果敢机灵，渐渐的，郭威也对这个不起眼的侄子刮目相看了。在郭威的军中，他的地位节节攀升，从小兵到偏将，从偏将到郭威的养子，终于成为郭威最倚重的人物。柴荣鞍前马后，跟随着郭威南征北战，后汉国发生了内乱，一番龙争虎斗后，身为大将的郭威坐上了皇帝的宝座，改国号为周。而在这场权力风暴中，郭威的家小都被后汉皇帝杀得一个不留，成了“绝户头”。这样，31岁的柴荣，成为郭威皇位唯一的合法“继承人”。从家族破落子弟到皇储，似乎老天在眷顾着他。 可幸运吗？从士兵到将军，一步一步都得真刀真枪爬上来，从死人堆里冲出来，柴荣正是这样，唯一的幸运就是他跟对了人。五代时期北方战乱，土匪类的人物，要么残暴好杀，要么荒唐无道，可柴荣的主子郭威，却着实是个响当当的大英雄。 也正是在郭威的领导下，北方周国休养生息，他体恤百姓，任用贤能，富国强兵，分裂时代的中国，终于出现了一个最好的政权，只遗憾天不假年，郭威只当了3年皇帝便去世了。 其实郭威是不必遗憾的，历史已经安排了一个更好的统治者——柴荣，去替他完成未完成的事情。 34岁的柴荣就这样坐上了权力的宝座，可这的确不是时候，因为他所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 北汉政权盘踞山西，勾结契丹人割据自立，而北汉的后台——契丹，更似一只狡猾的猛兽，坐视着汉家政权的自相残杀，时刻等待着坐收渔翁之利。中国南方，如南唐、吴越、后蜀等政权，占有着大大小小的土地，几乎都是当时中国最繁荣的经济带。柴荣的周国，虽貌似诸雄中实力最强，却实在处于列强的包围之中，占据中原，更使他成为大家的众矢之的。 内部更糟糕，郭威在位的3年，虽厉行节约，恢复生产，可北方大地饱经战乱，元气只不过刚刚恢复。各路将领心怀鬼胎，五代战乱，带兵者都养成了墙头草随风倒的习惯，所谓忠义统统一边去，文官的首领更是那位历事五朝的老油条冯道，这样的官场风气，郭威知道，却还没有时间去整治，就一并留给了柴荣。 柴荣的皇位还没坐稳，北汉就找上门来了，几十万大军勾结契丹，边关告急，朝臣人心惶惶，各种麻烦一团糟，郭威惨淡经营留下的基业，眼看就不保了。 柴荣却很冷静，在这纷乱的头绪中，他理清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先打北汉，打败北汉，震慑天下，所有的麻烦就迎刃而解了。于是，亲征！ 亲征？说得容易，胜了好办，败了又咋说，北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北汉后面的契丹，那貌似威行天下的后唐皇帝不就是被契丹逼得一把火自杀了么？习惯了当墙头草的臣将们腿肚子又开始打哆嗦了。文官之首冯道首先跳出来反对，大概是觉得柴荣皇帝当不长了，竟然当廷嘲笑柴荣。柴荣却很冷静，你反对是吗？贬！ 五朝元老，做惯了墙头草的冯道，就这样被罢了，柴荣同时也传递了一个信号：非常时期，谁敢退缩，不饶！ 几十万大军忐忑不安地上路了，虽被震慑了一回，大家心里却还打着算盘，一旦战事不利，柴荣被身边人绑了去请赏都有可能，说是坐在火山口上，一点也不为过。 柴荣，很快展现出他的厉害，当然，是先对自己人。 亲军都指挥使赵晁先做了倒霉蛋。他提出退兵的主张，柴荣二话不说，关！功勋卓著的大将就这样被囚禁了，虽然还算仁慈，却足足震慑了全军上下。 于是，各支军队终于达成了共识，不战胜，就完蛋，想跑，就得先当了垫背的，没二话，全力死战吧。 两军在高平相遇，大战开始了。契丹人发扬其一贯坐山观虎斗的优良传统，坐看汉人们杀个你死我活。但北汉军确实凶狠，仗着人数的优势，上来就猛打猛冲，柴荣的右翼军很快崩溃了，右翼军将领竟然火线倒戈投降北汉。一时间，周军阵脚大乱，北汉皇帝志得意满，等着看北周军尸横千里的一幕。 这时候，有一个人亲率精兵，冒着枪林弹雨朝北汉军阵冲了过去，败逃的北周军先是一愣，接着又是一震。 冲上去的正是他们的皇帝——柴荣。 皇上都冲了，咱们还退啥？打他娘的。 溃败的军阵重新合拢，逃跑的士兵们再次回头持戈相向，周军，重新鼓舞了士气，稳住了阵脚，关键时刻，又是柴荣，亲率精兵猛击北汉中军，这一来，就仿佛一把匕首，直捅在北汉军的胸膛上，志在必得的北汉军，败了。 溃败，仓皇的溃败，数十万北汉军如羔羊一般被宰割着，观战的契丹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啊，一个人，竟能扭转整个战局。这样的英雄，怕是几百年才出一个吧。 还没等他们想明白，周军已然打扫完了战场，雪亮的马刀指向契丹军阵：你想来试试吗？试什么试，跑吧！数万契丹军转眼间逃得不剩，天下无敌的契丹劲旅，在中原军队面前未战先溃！五代十国数十年来，这是第一次。 高平之战，在中国历史上显得很不起眼，然而对于五代乱世来说，它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使北汉遭受重大打击，再无法争锋中原，内部风雨飘摇的周政权也因此稳定了局面，而统一天下的重任，也落到了周政权身上。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战局最危急的时候，有个将领跟随柴荣一起冲杀出去，稳住了阵线，这个人后来也做了皇帝，他就是赵匡胤。高平之战，既成就了北周统一天下的重任，也成就了另一个完成者的平步青云，历史，真是个奇妙的编剧。 柴荣明白，这不过是开始，统一天下只是他计划中的第一步，在他的心中，还隐藏着一个梦想。 这正是他的30年计划：10年统一，10年养民富国，10年外逐强敌，雄霸天下。 这是一个足够让今天的中国人激动的梦想。 他出身坎坷，历经磨难，见惯了中原百姓在战火中的苦难，见惯了军阀混战的嘴脸，见惯了契丹铁蹄肆虐中原的悲怆，现在，是到了有人结束这一切的时候了。 他不仅要做个皇帝，他也不仅仅追求一统天下的荣光，他追求的，是建立一个如盛唐般强大的帝国，在当时割据战乱的背景下，这似乎不可能，但是他确实一步步这样做了。 先是人事改革。高平之战后，北周在稳定局势的情况下开始了对朝臣的大清洗，诸多骄兵悍将被罢。他更是大力整顿吏治，惩办贪污，打击豪强，用优惠的政策鼓励农民垦荒生产，郭威没做完的事，他都做到了，且做得更好。 其后是军队建设。首先是淘汰冗兵，建立严格的士兵和军官选拔制度，大量老弱残兵解甲归田，既增加了劳动力，又加强了战斗力。建立中央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军人都是破坏者，他，却是一个建设者，他的一整套政治与军事制度，几乎奠定了后世中国政治体制的雏形。 最重要的，是统一战略。历来统一中华，无不在于“先南后北”或“先北后南”，柴荣，做了最聪明的一种。 他在位的时期，北周先后对南方各政权发动进攻，夺取了江淮和四川的大片富庶土地，但是，这是为了统一打基础，并不是为了先拿南方开刀，统一天下的第一步，就是要夺取幽云十六州，先解除外部威胁，再完成内部统一。 这看似很不可理解，一般不是先易后难么？可在当时，南方政权已经无力抗拒统一，唯一的强敌就是占有幽云十六州的契丹，这就好比吃肉一样，你总要先啃掉骨头，才能吃到肉，只惦记着眼前的肥肉，到嘴的美食也丢了。 经过5年精心准备，北周富强了，军队精锐了，出征，数十万大军水陆并进，直指被契丹割占数年的幽云十六州。大概还是慑于高平之战的兵威，契丹竟然望风而逃，后周军收复关南十起县，直向幽州进发，千秋大业，似乎一战可成。 可历史，却在这一刻发生了转折，积劳成疾的柴荣病倒了，沉痛之下，他不得不选择了撤兵。公元959年，一代英主柴荣病逝于开封。史载，民间百姓闻之，无不泪泣。 大凡帝王驾崩，泪水总是有的，可我相信，这次的泪水，是最真诚的。 契丹就这样躲过了他们最强大的对手，而柴荣一生里唯一的漏洞：军队国家化问题，在他的有生之年并未完全完成，这也给了他的部下赵匡胤篡夺皇位的机会。之后，黄袍加身，赵匡胤夺位，建立300年宋朝基业。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宋朝始终未能收复幽云十六州，拥有柴荣好家底的宋朝皇帝，却没有他那般的胆气，使汉家土地，终落入契丹之手。 千古遗恨，毫不为过。 但宋朝皇帝是幸运的，因为柴荣把统一国家的一切都为他们预备下了。富强的国家，强悍的军队，还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今人莫不赞叹宋朝的经济成就，但作为奠定者的柴荣，却被史家所忽视，被忽视的，还有他那个30年强国的伟大梦想。 颂扬康熙功业的一首歌中唱到“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而作为五代十国历史的了解者，我有时真愿意祈祷：上天，如果你可以改变历史的话，请再给柴荣30年时间，如此，华夏幸甚，中国幸甚。 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曾对赵普感叹，如果柴荣还在的话，他永远不会反，会忠心地当个臣子。 我承认赵匡胤也是英雄，但我也相信，那一次，他说的是大实话。 正文 第二十章 宋军为何冲不过幽州 打仗的人常说一句话：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那么有没有这样的战争：一方在天时地利人和三样全占，在兵力与技术装备都占尽优势的情况下，到最后却输得一塌糊涂。谁摊上这样一仗都会觉得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偏偏有人摊上了，比如……宋太宗赵匡义。 他于公元979年亲自指挥的幽州之战，仿佛是中国足球队阴沟翻船，该占的优势全占了，基本围着人家的城门打，多少次临门一脚就是不进，反让人家一次快速反击见血封喉，真是倒霉到家了，正如牛群冯巩的相声所言：亚运会啥最臭，中国足球的临门一脚最臭。比比看的话，幽州之战宋军的表现，真是衰到家了。 可这样的仗打不赢怨谁呢？怨运气？巴西人遇到这种情况会感叹：“上帝在帮他们踢球。”赵匡义呢？他怨不了上帝，只能怨一件事——他犯傻。 这位赵家天子在历史上也算赫赫有名，哥哥是开国皇帝，自己是第二任皇帝，哥哥太祖赵匡胤横扫中原，指哪打哪。当弟弟的虽说治国还说得过去，可论起军事才能就差远了，按说这也不算坏事，赵匡胤毕竟给他留下了丰厚的军事家底——宋初的军事实力是非常强大的，又有曹彬和潘美这类军事才能卓越的将星。可打仗怕就怕领导瞎指挥，赵匡义非要亲自挂帅，就是神仙也救不了了。 当时北宋的军事形势真不错，北汉已然平灭，传统汉区归于统一。30万宋军士气高涨，兵锋直指中原政权的传统国土——被契丹辽国占据的幽云十六州。幽云十六州自然应当收复，这不仅是国家面子问题，更是国土防御问题，幽云十六州是中原政权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屏障，失去幽云十六州，中原政权将无险可守。出兵自是没错。宋军一路上势如破竹，不仅占当地人口多数的汉族百姓群起声援，连契丹的守将也纷纷乞降，事情出乎意料地顺利，30万宋军很快就兵临幽云十六州的最后一道关口——幽州，将其围得水泄不通，光复国土的荣耀，似乎如探囊取物。 论天时，宋军节节胜利，士气高昂；论地利，幽州只剩一坐孤城，被优势的宋军重重围困；论人和，当地百姓纷纷响应，真是“簟食壶浆迎王师”。该有的条件全有了，怎么看，宋军的胜利都没跑了。宋太宗令旗一挥：总攻！ 可赵匡义恰恰忘了一句古话——困兽犹斗。 30万宋军齐上阵，攻城车、投石机、神臂弓、床子弩、火药，一切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全拿上来招呼。宋朝的重甲步骑兵前仆后继，轮番朝着城墙冲锋，主力部队从幽州的4个城门同时攻击，没啥主攻副攻，全打主攻，这招电视剧里李云龙打日本的时候用过。这招热兵器时代打鬼子管用，冷兵器时代打契丹人却未必管用，遭遇重围的幽州守军在绝境之下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奋力抵挡宋军的攻势，幽州的守将正是大名鼎鼎的辽国汉族名臣韩德让，宋朝知道此人，是因为他是辽国萧太后的小情人，但事实证明，他战场上的功夫更了得。 宋军仗着人多，几十万人轮番上阵，日夜攻城不息，可韩德让却让宋军见识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他合理地分配了4个城门的兵力配置，使4个城门同时抵挡住了宋军的进攻。作为一位熟读兵书的汉将，他将各种汉家兵法里守城谋略发挥到了极致。他以细致的安排与针对性的防御措施，构成了一个立体式的防御体系，一次次顶住了宋军的猛扑。相比之下，宋太宗很有文艺细胞，常命令几千士兵光着膀子站在城下，拿着大刀原地表演“刀舞”，这是打北汉的时候用的办法，目的在于瓦解军心，可相同的招用一次管事，第二次却未必灵，城头上的契丹守军见怪不怪，照样玩命抵抗。连攻数日，宋军寸步难行。 战场上没占到便宜，宋军在“地下工作”战线上倒取得了意外收获，幽州都指挥使李扎勒灿（契丹人）火线投降，幽州的防线终于出现了缺口，宋军蜂拥而上，一举攻破外城，突入城内。同时，幽州城内的许多汉人百姓也组成“游击队”到处搞破坏，幽州陷入了混乱中，内外交困下，韩德让再次发飙，他整顿兵马浴血奋战，竟然将攻入城中的宋军又赶了回去。此外，他还充分认识到“做思想工作的重要性”，在战后抚恤慰问城中的汉人百姓，推心置腹，使那些原本抵触契丹的军民们大受感动，众志成城，共同抵抗宋军。至此，幽州城最大的危机得以化解，宋军失去了最好的破城时机，师老兵疲，原本唾手可得的胜利，天平已经渐渐倾斜了。 饶是韩德让才略非凡，但宋军碰得头破血流的原因，怕是还要从宋军自身指挥找。赵匡义一味猛攻，却没见宋军拿出灵活的进攻方式来，只知道把几十万人堆到城下拼消耗，好不容易利用敌人内讧的机会攻进城去，后续部队却没有及时跟进，导致原本攻入城的先头部队全当了炮灰，安排士兵表演刀舞更是可笑。仗打到这分上，真让人不服不行。 急得上火的赵匡义却忘了第二件事情：打援。 幽州告急，又是太后的小心肝困在城里，辽国不可能不救。精锐的契丹骑兵军团很快向幽州进发了，可事情还不算严重，只要以重兵围城，又以足够的兵力和有利地形阻击住援军，切断彼此间联系，把围点打援的策略坚持到底，以宋朝的国力，收复幽州只不过是时间问题。可宋军急于求成，不断地把担负打援任务的宋军特别是骑兵调到幽州城下，这样，担负阻击援兵任务的宋军兵力日益单薄，饶是如此，宋军依然接连阻击住了辽国南院大王耶律斜轸的冲锋，为攻城部队赢得了时间，可赢得的时间比不上主力部队浪费的时间，这样，宋军猛攻幽州，外围的辽军猛攻打援的宋军，双方谁也不能前进一步，在相持中苦苦煎熬。谁先打开突破口，谁就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这时候，另一位辽国猛将登场了——北院大王耶律休哥，这位在评书里经常被杨家将修理的倒霉蛋，在历史中却是辽国最杰出的进攻天才。他率领辽国王牌骑兵部队赶到了幽州城外的高粱河，面对宋军打援部队的步兵方阵，耶律休哥没有像赵匡义一样傻攻，而是有针对性地先派小股骑兵部队假装败逃，诱使宋军重甲步兵脱离阵地追击。接着，辽国主力骑兵部队充分发挥机动力优势，将被诱出阵地的宋军步兵合围，这样一来，辽军化被动为主动，坚固的宋军步兵阵线终于被冲得大溃，辽国骑兵钢刀飞舞，肆意砍杀着宋军步兵。高粱河一败，宋军坚固的阵线仿佛是被冲开一道缺口的堤坝，顷刻之间全线坍塌。关键时刻，幽州城里的韩德让也主动出击，向城外的宋军发起了迅猛的反冲锋，内外夹击之下，师老兵疲的宋军终于崩溃了！ 溃败！全线溃败，原本士气高昂的宋军此时军心丧尽，胆气全失，仿佛一群待宰的羔羊一般，任由契丹铁骑屠杀。步兵在溃逃，骑兵在溃逃，30万宋军丢盔弃甲，无望地逃命。即使是宋太宗本人，也是坐着驴车狼狈逃窜，身边的嫔妃侍从连同御用器具，全成了辽军的战利品。辽军接连追杀数十里，原本志在收复河山的30万北宋精锐之师，在宋太宗的荒唐指挥下，至此全军覆没。 幽州，得救了，宋朝，从此没救了。 幽州，从此成为了宋军最恐惧的城市。几年后宋朝再次北伐，连幽州的边都没碰着就败了，还搭上了老将杨业。100多年后，面对已经被女真人打得奄奄一息的辽国残兵，宋朝再次攻打幽州，依旧丢盔卸甲。幽州成了宋朝人永远无法迈过的一道障碍。 幽州之围，是几乎决定了宋朝此后300年命运的关键战役。失去了幽云十六州的宋朝不仅失去了天然的防御屏障，从此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更失去了中原政权传统的战马产区，自此再无法组建高素质的骑兵部队。在骑兵决定胜败的冷兵器时代，这几乎已经注定了宋朝的国运。收复幽州，如唐朝击突厥，明朝收大都，本是对宋朝国运有着鲤鱼跳龙门般意义的一道关口，却终于未能迈过去。兵败的宋朝终于失去了传统汉民族政权威服四夷的胆气，开始了守内虚外的统治政策，终于两次品尝到了亡于异族政权的痛苦果实。 正文 第二十一章 澶渊之盟的“投降派” 不管在哪朝哪代，“投降派”都是最可耻的角色。作为中国统一封建王朝中国土面积最小的朝代——宋朝，也是一个出投降派的朝代。辽国来犯，有投降派；金国来犯，有投降派；蒙古来犯，有投降派国。今天割个地，明天赔个款，后天陷害个忠良，似乎都是家常便饭，随便翻几个投降派人物，不是成了戏台上的白脸奸臣，就是跑到西湖边上跪着，千百年来，老百姓总是骂不绝口。 却还有一句话：言战者未必勇，言和者未必怯。外敌来了很激动，嚷嚷着要抵抗的，未必就是忠良，相反，外敌来了很淡定，谨慎地说不能轻易打的，更未必是混蛋。比如金兵包围开封的时候，当时的秦桧，嚷嚷打仗比谁都凶。 所以，如果放到北宋初年，放到那场决定宋辽两国和平的澶渊之盟上，许多人的面孔，却还要冷静地看。 <er">一</h3> 说到澶渊之盟，到今天确实褒贬不一，有说丧权辱国的，也有说促进了宋辽和平的。确实，花钱买和平的事情，放在哪个朝代都是说不过去的，况且宋朝又是一个“华夷之防”相当强烈的朝代，因此多年以来，对这个条约的质疑声一直不绝。 所以在质疑声里，在整个过程中一直极力主战的宰相寇准，成了许多历史书中的“民族英雄”形象，而在这场盟约里和寇准唱对台戏的朝臣，有相当多都被丑化成了“奸臣”的形象。比如那位极力主和的王钦若，在戏曲杨家将里，就一直作为陷害杨家将的小人出现，甚至还有戏曲说他是辽国的状元，是萧太后派到宋朝来搞潜伏的，说得有鼻子有眼，基本是谁演谁挨骂。 而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吗？ 要了解这场战争的是非，要先看过程。 在宋太宗赵匡义北伐失败后，北宋对辽国的攻势就基本歇菜了，所谓光复幽云十六州，到了赵匡义的儿子宋真宗赵祯这一代，也就是梦里随便说说。可辽国却越来越嚣张了，你不打我我还打你呢，你不敢来攻我的幽云十六州，我还要夺回当年被柴荣拿走的关南十七县呢，所以从宋太宗雍熙北伐之后，辽国对宋朝的边境骚扰，就一日甚似一日。 宋朝因为丢了幽云十六州，既失去了防御屏障，也丢掉了战马产地，组建强大的骑兵基本是做梦了，宋朝虽然野战不足，但防御能力超强，毕竟中原的军事科技先进，宋朝的步兵和弩箭也不是吃素的，所以你来我往，在宋朝边境的铁臂雄关面前，辽国人一次又一次碰得头破血流。这仗从宋太宗在位的时候开始打，几乎年年都要干几场，打到宋太宗都挂了，赵祯都登基了，却还没个完。宋朝每年要负担大量的军费，辽国更惨，攻不破宋朝的边关，抢不到东西，咱可是游牧民族，老少爷们吃啥？多年以来，背着这样的战争负担，双方就干耗着，流血死的人，一年比一年多。 流血流到公元1004年，辽国当政的太后萧燕燕不干了，契丹人少，再死就死没了，不就是攻城吗？咱不攻了还不行吗？ 这不攻可不是不打，而是绕道。公元1004年十月，辽国20万大军改变了战术，在边境上放弃宋朝坚城不攻，改成绕道长驱直入，直接杀入了宋朝腹地。这一招几乎打乱了整个宋朝的防线部署。辽国初战得胜，前锋攻破了宋朝的边关重镇遂城，接着大军南进，辽国的战略是打得下就打，打不赢就绕，绕来绕去，竟然凭借着骑兵的速度，甩开了宋朝边防城关，一下子绕到黄河边上来了，眼看着，宋朝的国都汴梁危在旦夕。 强敌压境，宋朝方面当然慌做一团，这时候就出了两个著名的投降派。一个是副宰相王钦若，一个是枢密院事陈尧叟，两人的态度出奇一致：迁都、求和。当然也有不一致的，陈尧叟主张迁都四川，学唐朝皇帝那样避避难，王钦若主张迁都南京，依靠黄河天险继续抵抗。当然，不一样也是有原因的，陈尧叟是四川人，王钦若是南京人，迁都嘛，到时候就是我的地盘我做主了。 做主？这时候一个人吼起来：轮不着你做主。 这个人，就是后来被看做这场战争民族英雄的宰相寇准。 寇准是坚决的主战派，不过在当时，他只能是少数力量。此时辽国深入宋境，最要命的是，宋朝的边关与都城之间，也被辽国的部队隔断，谁也不知道对方怎么样了，虽然京城有强大的禁军，可眼看着辽国这个玩命的架势，能打得过吗？ 寇准很有信心，听我的，就一定能打得过。 寇准的主张很简单，皇帝御驾亲征，打败敌人。 亲征，别忘了宋真宗可是个乖孩子，不像赵匡胤哥儿俩在马背上长大，人家是读道德文章长大的，文质彬彬呢，人都没杀过，亲什么征，满朝反对声一片。大臣们不想去，去了还不知道能不能打赢，宋真宗本人也不想去。但到底是赵家龙子龙孙，寇准用一句话就坚定了宋真宗的信心：陛下乃英悟之主，莫负先帝之雄风也！拿出激将的办法来，果然把年少气盛的宋真宗激得胆气充盈：亲征就亲征，怕他个甚。然后陈尧叟和王钦若一左一右，叽叽喳喳地说迁都，宋真宗就全当苍蝇嗡嗡了，还听寇准的，找了个借口把王钦若打发到前线督战去了。 亲征了，宋真宗亲率大军，抵达澶州城下迎敌，就像寇准预料的一样，宋真宗的到来让宋军士气高涨，大军欢声雷动，红着眼就要冲辽军杀过去，偏偏辽军也不走运，进抵澶州后，辽军处处碰壁，虽然又攻克了宋朝的齐州，但是进攻遂城不克，又败于天雄军，可以说在整个长驱直入的过程里，辽军打下的城池只有一两座，但现在面对宋朝大军，绕道是不可能了，宋朝边防大军正火速赶来，宋真宗又在正面迎敌，摆出和你玩命的架势来。到时候人家要把你包了饺子，那是死都没地方埋了。就在这时候，宋军在战斗中又射死辽军主帅萧揽达，萧燕燕很识趣，立刻顺坡下驴，主动要求和平谈判。谈判之前，寇准坚决主张包围辽军，让其把侵占宋朝的幽云十六州吐出来，但是宋真宗不这么想，不打仗就行了，还这么多要求？只要不打，给钱也成。 然后就有了宋朝使臣曹利用的讨价还价，最后商定了每年30万岁币，公元1004年十二月，双方签字画押，宋辽成为兄弟之国，辽国尊宋朝为大哥，宋朝每年给“弟弟”30万，弟弟世代不和宋朝打仗，是为《澶渊之盟》。宋真宗高兴了，大臣们高兴了，老百姓也高兴了，当然寇准不是很高兴，不高兴那就罢了，不久之后，寇准被当初的主和派王钦若陷害，免职流放。然后，他成了后人景仰的大英雄，王钦若们，则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但是仔细看看澶渊之盟的过程，我们却不得不承认，宋朝做出这样的决定是有理由的。首先是这每年给辽国的30万，比起每年抗击辽国入侵的军费来，实在是个小数目，其次是宋朝一直忌惮官员立战功，毕竟还都吃着唐朝安史之乱的教训，历代皇帝坚定地认为国家的最大隐患是内忧，所以宋真宗也是很在意内忧的，找借口罢免有功的寇准，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至于那几位在这事件中的投降派们，在真实的历史上，也有着不同的面孔。 <er">二</h3> 尤其值得商榷的人，就是王钦若。 这个人在歌颂杨家将的各类艺术作品里，都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在正史的记录里，也是个彻头彻尾的小人，在当时的北宋，他的绰号叫“五鬼”。他擅长投机取巧，尤其会对宋真宗逢迎拍马，喜欢跟人抢功劳，把别人的功劳占有成自己的功劳，而且专喜欢陷害人，比如寇准就是被他给害走的。宋真宗后来大搞封禅，他竭力逢迎，鞍前马后出力，实在不要脸到极点。所以文学作品里，他是汉奸卖国贼卧底，正史记录中，也是出了名的小人。 但这个小人却也办好事。 他是一个出名的清官，当年在亳州做知州的时候，就拒绝过百姓的礼金，认真为老百姓做事，他能够从亳州进入中央，是因为在当时北宋的官员考核里，他是以“廉洁”著称的。而且也很能干活，比如他主编的《册府元龟》，对北宋以前的资料进行了详细的整理，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宝典。 他还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人，经常救济贫困学子，用自己的俸禄资助贫困的学生求学读书，可以说是当时有名的慈善家，至于什么“辽国奸细”之类的说法，也就是演义小说里常有。 而另一个主降派陈尧叟，在当时更是一个名士。如果说王钦若还是公认的小人的话，那么陈尧叟就是公认的贤人，无论是人品还是政绩，他在当时都是威望颇高的。 陈尧叟是北宋太宗年间的状元，而且是北宋历史上第一个连中三元的状元郎，才气没得说。他在广西做转运使的时候，除了做好本职工作，还大力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为广西当地带去了汉族先进的打井技术，从此当地农业发展突飞猛进。他还在当地大力缉拿海盗，为民除害，在各个道路上修筑亭子等便民工程，可以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所以对这个人，宋真宗一直给予毫无保留的信任。比如他晚年觐见宋真宗的时候，宋真宗甚至准许他免下拜，并且一直以“先生”来称呼，放在北宋当时，也是一个亚圣人。 一个做过好事的小人，一个口碑颇好的大儒，为什么面对国家危亡问题，却主和了？其实主和，在当时不只他们，是大多数北宋知识分子的想法。北宋是继唐朝之后建立的，唐朝的灭国，给北宋最深刻教训的，就是安禄山叛乱，但是北宋人却矫枉过正了，无论是司马迁编写，还是北宋的知识分子对待对外战争之类的大事，无不持一个观点：武人掌权，国家必乱，重文轻武，才是稳定之道。话虽然有道理，但矫枉过正的结果，就是北宋武备不振，对外苟安，而宋朝那些饱读诗书的大儒们，一边笑话着侵略者是蛮夷，没文化，一边却又苟且偷安，阿Q似的想，和蛮夷计较什么，给他们点好处得了，就是这样苟安的结果，北宋一点点苟安成了南宋，最后又一点点苟安成了元朝。 正文 第二十二章 唐宋三位冤将的悲情命运 在中国历史的咏叹里，没有什么比名将蒙冤，更能激起老百姓无限的同情了，戏台上，电视剧里，岳飞、袁崇焕轮番着拍，一代代观众眼泪不住地抹，却依然是乐此不疲。因为名将蒙冤，是每一个后人面对青史时，都无法控制感情的悲剧。 而在唐宋两个王朝中，也不断上演着大家熟悉的名将蒙冤的大戏，老百姓熟悉的评书岳飞传、杨家将中奸臣当道，忠臣蒙冤的情节，一次次让观众咬牙切齿。然而真实的历史，又是什么样的悲剧呢？ 如果说唐宋两朝，哪3个蒙冤的名将最得同情，相信应该开列出3个人的名字：王忠嗣、狄青、岳飞，他们都是横戈立马的猛将，建立了不世的功勋，然而他们又殊途同归，遭受到相似的命运，悲剧的后面，又隐藏着什么呢？ <er">一</h3> 〔王忠嗣（唐朝）〕 民间有句老话：世界上没有后悔药。王忠嗣就是大唐王朝最沉重的一帖后悔药，是他以一个老军事家敏锐的目光觉察到安禄山谋反的祸心，也是他以安边持重的战略思想，将大唐王朝的盛世推向了顶点，更是他怀着一颗忠诚的心，为保国安民的执著理想不计个人荣辱，最终开罪于一直提拔赏识他的唐玄宗，付出了一个忠臣最沉重的代价。如果，仅仅是如果，王忠嗣在天宝初年对安禄山的弹劾可以获得李唐王朝的认同，再如果，公元755年渔阳烽火时，率兵平叛的是王忠嗣将军，那么历史又会是怎样一个结局？遗憾的是，历史永远没有假设。 持续8年的安史之乱让历史永远记下了李光弼等人的姓名，而英年早逝的王忠嗣将军，却是大唐盛世顶峰时代最闪耀的将星。 王忠嗣的人生沉浮注定是与大唐盛世的兴衰血肉相连的。8岁那年，他的父亲死于反击吐蕃的松洲会战，痛惜爱将的唐玄宗将王忠嗣收养于宫中，与皇子一起长大。那是大唐开元盛世的开始，18岁那年，王忠嗣打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战斗，在河西以300骑兵奇袭吐蕃，斩杀千人。而当时的大唐王朝，正如春风得意马蹄疾的王将军一样，喷薄着勃勃的青春生机。从37岁开始，王忠嗣开始南征北战，漠北会战击灭契丹，萨河内山会战击灭突厥，强大的突厥帝国从此以后彻底成为一个历史概念。积石山会战大败吐蕃，唐朝掌握了河西地区所有的战略要地，形成了对吐蕃军事对峙的主动权。大唐黄金时代的赫赫武功，也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胜利走向巅峰。40岁那年，王忠嗣挂四镇节度使将印，手握唐朝30万精锐军队，达到了个人戎马生涯的权力顶峰，而与李林甫等权臣的矛盾也日益逼近，官场斗争里的明枪暗箭也把他推入了你死我活的旋涡中，恰如此时的大唐，在盛世的外表下，也早已经潜伏了深深的危机。 在盛唐的诸多武将里，王忠嗣是一个擅长充分发挥集中机动兵力打歼灭战的天才，他的战争第一原则并非是攻城略地，而是最大限度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他的骑兵军团是公元8世纪战场上最剧烈的龙卷风，无论是突厥人还是契丹人，或是吐蕃人，都曾经深深领教过他风卷残云式的攻击方式。对于人口稀少的游牧民族来说，与王忠嗣的作战是不折不扣的噩梦。但是作为一个名将，王忠嗣并不好战，他不贪求杀敌赏功的荣耀，身为封疆大吏，他更多的是一个建设者而非破坏者，无论在漠北还是在河西，他都确立了一整套的军事选拔制度与边疆建设制度，将大唐王朝的边境打造成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当与他同品级的将领都争着在边境出击，甚至主动挑衅敌人谋求战功的时候，他却敏锐地看到了穷兵黩武对于国家的危害。他用细致与耐心经营打造边防，从不主动挑起战争。他告诫自己的部将们：军人的职责在于守卫国土，而不是无端挑起战端。他牵挂的不是个人的军功奖章，却是国防建设的百年大计。这正为他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当好大喜功的唐玄宗强令王忠嗣发动石堡城会战时，素来以服从命令著称的王忠嗣选择了拒绝，当部将李光弼为他的前程担忧时，他却坦然告诉所有人：这一仗对于国家的边境安全没有任何意义，只会徒增士兵的伤亡，造成无谓的牺牲，而我王忠嗣绝不会用士兵的鲜血去染红自身的官袍。透过这震撼千古的对话，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超越了历史与阶级概念的大写的人，不仅仅因为他赫赫的军功与长远的战略眼光，更因为他对于生命价值的无私尊重。 悲剧终于到来了，在石堡城事件之后，王忠嗣因李林甫的陷害蒙冤入狱，是部下哥舒瀚抱着唐玄宗的腿苦苦哀求，才保下了一条命。公元749年，这位功勋卓著的唐朝名帅病逝于湖北汉阳，享年43岁。就在同一年，大唐帝国以巨大代价夺取的石堡城，却终究因为无法守御而放弃，如王忠嗣所料，这是一场白白牺牲数万军人生命的无谓战争。6年后，素来以边功得到唐玄宗信任的安禄山举兵叛乱，长达8年的安史之乱彻底断送了唐王朝的黄金时代。当狼狈出逃的唐玄宗回望长安漫天的烽火时，他会想起王忠嗣吗？ 2003年，张艺谋的电影里有句台词，曾被影迷们骂得底朝天：“剑的最高境界是手中无剑，心中也无剑，那就是不杀，那就是和平。”没有人知道，这句无聊台词里所包含的深刻愿望，是1000多年前一个叫王忠嗣的将军以生命为代价寻求的梦想。 <er">二</h3> 〔狄青（北宋）〕 燕赵之地，多慷慨悲歌之士。在重文轻武，举国轻歌燕舞的北宋王朝，山西人狄青是北宋靡靡之音里最悲壮的一曲战歌。北宋号称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文人地位的提升在繁荣了文化的同时，也带来了中华民族刚烈民风的衰退与中国文化知识阶层道德的沦丧。武将是北宋最悲惨的职业，官职被文臣压制，指挥处处掣肘，功大时遭忌，真个是“打仗他们来，黑锅他们背”。甚至平民百姓也耻于习武为兵。在那个强敌四临的时代里，文化经济高度繁荣发达而民风又极度孱弱的北宋，是游牧民族充血的眼睛里最可口的一盘美味。 还好北宋拥有狄青，这个生不逢时又忠心耿耿的国家守护神，在北宋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黄金时代里，漫长的帝国边境正是靠这群身份低贱却毫无怨言的军人苦苦支撑。宋夏大战，西夏党项骑兵驰骋于千里秦川大地，孱弱的北宋大军在党项骑兵的持续打击下疲于奔命，从好水川到三川口，几乎输掉了最后一丝必胜的信念。是狄青的到来为北宋稳定住了战局，他的部队是北宋大军中少有的敢于同西夏军队正面硬碰硬作战并取得胜利的部队，他的骑兵冲锋让西夏精锐铁骑闻风丧胆，他作战身先士卒，所向披靡，却从不盲动，相反精于谋略，往往选择在最准确的时刻发动最致命的打击。在西北的军旅生涯里，他经大小25战未尝一败。 他出身低微，即使后来因战功官至宰相，脸上依然留着做士兵时刻着的兵印，他拒绝除掉这个耻辱的印记，并对皇帝说，这样可以鼓舞后来人奋发向上。而事实上，在军旅生涯中，他仿佛是一块熊熊燃烧的烙铁，烧热了身边所有的人，将屡战屡败疲惫不堪的北宋军队，锤炼成死战不屈的精锐之旅。之后的侬智高之战，他在昆仑关以步兵部队诱使敌人主力部队集中，再亲率骑兵部队做闪电式战略大迂回，从侧面发动闪击，将骄横的侬智高族彻底铲平，对比成吉思汗引以为傲的骑兵战略大迂回战术，狄青的这一相同的创举早了上百年。 战场上的狄青是百战百胜的猛虎，官场上的狄青却是一只任人宰割的绵羊。武将出身是他官场悲剧的所在，从他建功立业的第一天起，他就生活在北宋王朝怀疑的眼光里，号称刚直为国的北宋士大夫阶层，却视狄青为不相容的异类，从欧阳修到文彦博，从贾黯到李兑，这些文臣或忠或奸，在对待狄青的问题上却结成了惊人的同盟。当狄青南征立大功，荣任枢密使后，这种集体性的陷害活动达到了高潮，中国知识阶层的褊狭与阴诈，在这个过程里暴露得淋漓尽致。从表面上看，这些人有着高尚的说辞，比如“武将擅权，非国家之福”。而真实的原因是，在北宋政治阶层里占据主流的文官士大夫阶层，是不允许武将有任何崭露头角的机会的，因为这将威胁到他们好不容易谋取到的主流政治地位。在这样的情景下，武将狄青成为了最惨重的牺牲品，他可以在战场上多次以弱胜强，但是出身决定了官场是他永远打不赢的战争。比较搞笑的是，欧阳修弹劾狄青的奏折写得如此荒唐，居然称狄青的提拔与阴阳五行犯冲，因此必须贬罢，对比秦桧陷害岳飞时的“莫须有”说辞，这位一向被评价为名臣的北宋大儒可谓无耻10倍。 于是仅仅当了4年枢密使的狄青黯然外放，他曾想用尽一切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他谦虚、低调，身上没有武将骄横的做派，相反却有草根精英的沉默与朴实。他行事公正，赏罚分明，为官廉洁奉公，可他越是把一切做得完美，悲剧就越进一步地加速。这是北宋文官治国时代特殊的悲剧。即使在贬罢陈州之后，那些文官们依然不肯放过已是落毛凤凰的狄青，在朝廷特务的监视与谣言的中伤中，离京不到半年的狄青郁郁而终，而处心积虑要除掉他的北宋文官集团，也终于可以轻松地吐一口气了。 而在狄青的身后，在欧阳修们弹冠相庆的阴诈笑容里，北宋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个以国家稳定的名义肆意摧毁中华民族刚烈之气与尚武精神的王朝，一次又一次上演着自毁长城的古老故事，最终在靖康之耻的兵火里，品尝到了忘战必亡的痛苦果实。 <er">三</h3> 〔岳飞（南宋）〕 武穆庙被清朝人拆了，《满江红》依旧唱在热血青年的心中，刻板的历史教科书或许可以抹去他“民族英雄”的名分，却永远无法取代历史给他的证明，正如一首歌中所唱：“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在宋金战争血肉相搏的大背景下，岳飞本有可能成为那颗定盘的星。 朱仙镇大捷的故事化为说书先生的演义话本，数百年来在民间流传不衰，以至让无知者怀疑岳家军的真实性。孱弱的宋朝居然能够拥有这样一支无坚不摧的王者之师，山河破碎的年代居然还有那样一场北逐顽敌的盛景。可这却是历史事实。无论《金史》还是《宋史》都真实记录了岳飞大军横扫金国铁浮图的辉煌武功。骄横的女真人曾自豪地宣称女真“满万不可敌”。沉默的岳家军用扎马刀与背嵬骑兵粉碎了这个无聊的谎言。从偃城到颖昌，岳家军的战旗飘扬在黄河两岸，南宋一度迎来了宋金战争的最好局面。 南宋抗金名将多多。韩世忠擅长水军作战，刘琦擅长城池防御战，唯独岳飞是一位擅长骑兵作战的将领。宋朝骑兵之孱弱，为中国封建王朝历代之最。一方面，幽云十六州的沦陷让宋朝失去了充足的战马供应；另一面，僵化的军事机制使宋朝的军事作战理念和士兵素质都处于停滞状态，而这种停滞恰恰是与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相符合的。岳飞的成功正在于打破了这僵化的平衡，与南宋诸将显赫的家世相比，岳飞是一个真正出身于草根的平民英雄，草根的身份给予了岳飞民间最朴实的尚武精神，坎坷的磨难给予了岳飞刚正敢言的品格，他的岳家军来自北逃的难民与民间的团练武装，是一支真正意义的人民“子弟兵”。他们有着中国古代军队最严格的训练体系与战斗纪律，赏罚分明，纪律严整，对百姓秋毫无犯，对敌人如虎狼一样凶猛。在成为正规军以前，他们度过了漫长而痛苦的磨砺期，正如人民解放军一样，他们也是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一步步走向强大。这支军队的大多数战马都来自于同金兵作战缴获的战利品，在无数次的失败与碰撞中，他们累积出战胜金国骑兵的经验。背嵬骑兵是岳飞军中最强大的骑兵队伍，远胜于女真人最强悍的重装骑兵军团。更与宋朝同类军队不同的是，岳家军是一支富有信仰的军队，他们是为光复山河而生，非为个人利益而卖命。在整个宋朝野战能力孱弱的大背景下，岳飞的出现是那样另类与不合时宜，却真正的挽救了一个民族的命运。 战郾城，破金国王牌骑兵部队铁浮图；战颍昌，破女真人13万大军，兵锋直逼故都汴梁，大好的战局因为宋高宗痛心疾首的12道金牌化为乌有。赐死风波亭的悲剧让宋朝失去了最后一位改写帝国命运的帅才，而这个悲剧从岳家军建成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忌恨岳飞的不仅仅是宋朝的皇帝与奸臣，更包括了当时宋朝占统治主流的“精英阶层”。他们无法容忍一个平民出身的将军获得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地位，襟怀坦荡的性格更加刺伤了他们气量褊狭的心胸。岳飞期待“文官不爱财，武将不惜死”，那是民间百姓的美好愿望，而占社会主流的知识阶层，土壤却早已经盐碱化了。从狄青的无辜遭逐到岳飞的蒙冤身死，宋朝的士大夫阶层在一次次卑鄙的陷害中走向道德的沦丧。后人总把岳飞要求“迎还二帝”的政治主张作为他被杀的理由，然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岳家军的建军方式与军事制度，纵然能够打造出一支天下无敌的虎师，然而他的辉煌放在整个宋朝集权式的军事体系下，却恰似一个不和适宜的怪胎，这个悲剧从岳家军建军的第一天开始就注定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岳飞之死绝非是秦桧等宵小之徒可以谋划的权谋，西湖之畔跪着的4个罪人不过是可怜的替罪羊而已。陷害岳飞，治死岳飞，是当时宋朝君臣武将的集体行为，于统治者而言，岳飞是威胁帝王宝座的一把匕首，于敌人金国而言，岳飞是悬在他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对于张浚、王贵等武将们来说，岳飞仿佛是一颗闪耀的恒星，早已经遮挡住了他们的光芒，永远把他们笼罩在光环的背后。于是，在这个偏安而不思进取的朝廷里，岳飞不得不死。如果岳飞真的有罪的话，他的罪过绝非是莫须有，他的罪过在于太优秀，他的优秀是置他于死地的催命符，在那个悲剧的年代里，岳家军的完美是一种不可赦免的罪过。 在抗战时期，有一句豪言却激发了千百万中国人抗敌报国的心：我们要以无数无名的岳武穆，来造就一个中华民族的岳武穆！誓与我们的国家共存亡，同生死，无论环境困难到何等地步，我们决不动摇我们精忠报国的决心。 正文 第二十三章 王安石变法的短板 关于北宋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多年以来史家争议颇多。贬斥者认为，北宋灭亡，就是始于王安石变法，因王安石变法，北宋分成新党旧党，轮流坐庄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相互倾轧几十年，直到最后被金人全都给倾轧了。支持者却认为，王安石变法有莫大的勇气、时代进步的意义以及高瞻远瞩的思想。变法的失败，不是因为变法本身不好，而是变法遭到了守旧派的阻挠，因此导致了惨重的失败。但作为一个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有资格得到后人的尊重。 <er">一</h3> 王安石变法，是对还是错，必须要搞清楚一个问题，北宋发展到王安石所在的时期，究竟都有哪些问题。 把北宋中期所有的问题，归结成一句话，估计应该有6个字：缺钱、兵弱、臃肿。 这6个字，应该就是北宋在宋仁宗、宋神宗两代，面临的最主要难题。 宋朝以经济发达著称，后人一直用富宋来形容宋王朝，但王安石变法时期，北宋的穷却是真穷，确切地说，是国穷。 北宋怎么穷呢？主要是严重的财政赤字。每年的政府收入和政府支出相比，几乎都是负数。就以宋仁宗在位40年的平均值算，北宋每年的岁入，高达1亿3千万两白银，但是每年的支出，却约为1亿5千万两，如此搞下去，破产只是时间问题。 北宋为什么会这么穷，其实原因很简单，花钱的地方太多了。首先就是公务员工资问题。北宋是个重文轻武的朝代，对文官采取恩养的政策，在北宋如果你是个文官，日子可以说非常爽。就算你开始是个芝麻绿豆官，什么都不干，慢慢地熬资历，最后估计也能熬到个二三品退休，至于工资，更是肥得流油。北宋宰相的工资，如果以大米的比价折合人民币的话，估计一年可以拿到100万人民币。另外普通的公务员，都有各种福利补贴，比如加班费、粮食补贴、取暖费、消暑费。就是最普通的八品县令，每月基本工资就有15贯，折合成人民币1万多，换到今天，也是一个十足的金领。外加北宋机构臃肿，从宋真宗开始，北宋的科举就一直在扩招，比起明朝科举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情景，北宋科举的录取要宽松得多。到了宋仁宗时期，甚至到了三五个人里就有一个进士的地步。录取得多了，当然官也多。王安石在自己给宋神宗的奏折里就说了，北宋在宋神宗初期的官职数额，比起北宋建国时，几乎多了6倍。 至于兵弱，那就更好理解了。北宋一直贯彻“强干弱枝”的建军方略，中央掌握的禁军数量，到了北宋末年足足有100万人，水浒里说林冲是“80万禁军教头”，其实还是一个缩了水的数字。兵多了，可质量那叫一个次，北宋的禁军，基本都是通过募兵招募来的，平时训练松懈，甚至每个月领税粮，都要雇人给他们挑担，更别说打仗，几乎就是一群兵大爷。北宋忌讳边境将领专兵，对边境军事力量控制极其严格，外加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军事指挥体系，想打赢对外战争，也就做梦可以想想。 所以到了北宋中期，对西夏的战争屡战屡败。宋朝调40万京军镇守西夏，又以范仲淹、韩琦等名将镇守，也只能是制约西夏的进攻，平灭西夏基本没戏。最后达成议和条款，又白白地加上一笔岁币。 对了，最后还有岁币的问题。今人皆说宋朝和辽国澶渊之盟后，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其实就在澶渊之盟签订后，辽国一直在找各种借口，要求宋朝增加岁币，特别是动不动就要求宋朝归还柴荣当年从辽国占领的关南17县。对辽国的每次无理要求，宋朝大多数情况下都选择息事宁人。到了北宋中期，每年给辽国的岁币已经到了50万，而给西夏的岁币也有10万。花钱买和平的结果，就是国家财政支出激增。 北宋对士人这么好，那么国家的工作效率怎么样呢，就一个字，慢。北宋官场的特点，是机构臃肿，官员众多，好好的一件事，差不多有六七个人管，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都不管。别说是平时日常生活，就是北宋对西夏作战这么大的事，北宋的政府机关，在传送公文，批阅战报时的拖沓情景，让在前线打仗的范仲淹都气得七窍生烟，斥责说好好的一件事情，哪怕再急，也总要给你拖十天半个月，等你批下来，我这边仗都打完了。打仗尚且如此，平时更不用说。 这就是北宋在王安石变法前面临的问题，国家穷，不是因为收入少，而是因为花钱多。一是花钱养官，养到最后官都养得不干活。二是花钱养兵，养到最后兵都不打仗；三是花钱买和平，谁知道买和平的价格不断上涨，越来越买不起。偏偏宋神宗本人也是个很有志气的皇帝，在即位初期，年少气盛的他也很想做一番事业，因此经欧阳修推荐，他结识了王安石，王安石伶俐的口才，对时局的分析，都让宋神宗有醍醐灌顶之感。公元1070年，宋神宗正式下诏，以王安石为相，全国变法。 <er">二</h3> 有关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历朝历代皆诟病不断，要论是非，却还要看看王安石都变了哪些法。 王安石变法的内容，政治上，设置三司条例司，其实就是收拢权力。原先北宋宰相众多，办起事情来颇多掣肘，有了这个就好办了。变法的事，王安石管。 经济上的，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几条：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均输法、青苗法、募役法、养马法、军事上是保甲法。 解释一下这些变法的条文，似乎都是很不错的。比如方田均税法，就是清丈土地，重新核算赋税，为的是查清大地主隐瞒土地的情况，减轻农民负担；农田水利法，是要规定各地由老百姓集资兴修水利，不足的部分由官府补上；均输法，是国家垄断商品“物流”，取平均价，减少商人囤积居奇；青苗法，就是国家在灾年借米粮给农户，农户丰收后，按照官定的利息偿还；养马法，是由老百姓负责养马，并且减免赋税；军事上的保甲法，是把农民编成保甲，农时耕种，闲时训练，战时编入军队打仗。 从表面上看，王安石变法的每个内容，似乎都是为老百姓着想，考虑到老百姓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可谓是煞费苦心，那么，一旦真的执行起来呢？ 我们还是结合北宋当时的官场实际，从法令本身来看一看吧。 先说农田水利法。这个法规定由当地农民自己出钱集资兴修水利，官府补充剩余的部分，农民来年偿还官府的欠款，看似是很为民着想的，但实际操作起来，却大有漏洞可钻：一个水利工程要花多少钱，老百姓没这个概念，都是地主和当官的说了算，说多少就多少，100万的工程，摊上没良心的，敢给老百姓报价200万，老百姓白白挨了宰，还要还官府的钱…… 方田均税法。说是要清丈土地，但是别忘了，此时北宋的土地兼并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了，大部分的官僚地主，都是土地兼并的受益者，执行下去，会得罪一大堆人。不得罪人的方法，就是把多余的土地转嫁到老百姓身上，造假账。你王安石不怕得罪人，难道大家都跟你一样？ 当然也许有人会问，张居正改革的时候，不也是清丈土地吗？为什么人家就可以成功呢？其实很简单，张居正改革的第一项，是考成法，直接攥住了官员升迁的命根子，不听我的话，我就端你饭碗，这个监督手段，比王安石设置三司条例司要狠得多，外带张居正当年从底层摸爬滚打几十年爬上来，官场的蝇营狗苟都看得透，哪是王安石这样读死书的书生能完全掌握的。 下面就是青苗法，这是王安石唯一在地方上实践成功的方案。他做地方官时，就是这么做的，而且很成功，老百姓很高兴。但仔细想想吧，这条法律规定，老百姓向官府借贷，第二年，按照官定的利息偿还，这个问题就来了，官字两张口，利息究竟是多少，官员们如果想从中渔利，完全可以抬高利息标准，慷国家之慨放高利贷，估计要这样，工资可以基本不动了。 至于募役法，就是让老百姓出钱代替劳役。问题是，这个钱数怎么核算，你说多少就是多少？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怎么办？ 保甲法就更搞了，很明显参考了唐朝的府兵制，但唐初的府兵制是有土地保障的，北宋能给农民什么保障呢？战时编入军队打仗，几乎就是不堪一击。 纵观王安石变法的这些条款，可以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出发点是好的，本意是为了爱民，但一旦执行的时候，碰到一个没良心的，就是老百姓的灾难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大部分的官员都是没良心的。 <er">三</h3> 要说王安石变法多年来一点成果也没有，这也不公平，最大的成果，就是税赋增加了，但这个税赋是怎么增加的呢？ 在这里，就要说到王安石这个人。 千百年来，对这个改革家，后人总是好的地方说得比较多，但是王安石本人，却有一个难以回避的弱点：偏执，甚至偏执到极点。 在这个问题上，宋神宗本人是有体会的。 王安石性格强硬，在他当政期间，可以大摇大摆地在皇宫里纵马穿行，如果有阻拦的，上去就是一个耳刮子。就是对宋神宗本人，也是经常拿领导不当干部，说吵架就吵架，说翻脸就翻脸，很多时候把宋神宗也气得脸铁青。 对领导尚且如此，对下属就更不用说了。王安石派到地方上执行变法的，大多数都是他的得力门生，对于变法的考核，王安石的方式也相当简单：看地方官的税收。过程怎么样我不管，你得给我弄来钱。 所以在变法持续的10年里，北宋的国库收入持续增长，但问题是，全国农民被逼得破产的却大有人在，几乎各个州县都有逃荒的。这很正常，王安石变法，要的就是能收上钱，当官的要的是能保住官，为了保住官就要逼老百姓交钱。偏偏新法里又有这么多捞钱的空子，可以一边收钱一边捞钱，升官发财两不误，何乐而不为呢？所以王安石的政策，执行到地方上，基本上都走了样。 但王安石本人并不这么觉得，相反在他晚年，对于新法的用人办事，到了几乎偏执的地步。你只要说新法好，你就是大大的忠臣，你只要说新法不好，你就是大大的奸臣。这种搞单边主义的混帐做法，就是把大批朝中的有识之士，甚至许多一开始支持变法的朋友，都搞到了新法的对立面去了。而他所任用的改革派，又都是吕惠卿、章淳、曾布这样的投机分子，大多数都是借着变法捞官捞钱往上爬的，就连一开始坚决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参军郑侠，最后也坚决地给宋神宗上了《流民图》，后来有人说这是诽谤王安石变法，但联系当时的史料，那个场景是真实的。 <er">四</h3> 公元1076年，王安石自请罢相归田，在变法问题上焦头烂额的宋神宗，也最终扛不住巨大压力，准奏了，是年王安石离职，王安石变法，也就从此落幕了。 但王安石变法的余音，却真正影响了北宋政治。北宋政坛从此分成新旧两党，多年来相互争斗，北宋的内耗一直不息。之后新法旧法之间几经反复，朝令夕改的结果，就是把北宋王朝拖得元气大伤，最后被代辽国而起的金朝轻而易举地连锅端了。 正文 第二十四章 岳飞与“钟相杨幺起义” 据说，当今世界横扫全球的美军，每年的新兵入伍仪式上，嘴上没毛的新兵们都要整队集合，庄重地接过枪，齐声高呼同一句口号：绝不向手无寸铁的平民开枪。每每此时，正装肃然各种皮肤的美国新兵蛋子们齐声震天，掷地有声，很庄重，很感人，很…… 很不靠谱。 靠谱就没天理了。阿富汗伊拉克的大叔大哥们，郁闷了想虐待就虐待，日本韩国菲律宾的漂亮小姑娘，高兴了说强奸就强奸，完事了拍拍屁股说句VERY SORRY走人。誓言？人权？信仰？哄孩子去吧。 那么中国军人呢？ 不如去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县，在那清盈盈的水蓝莹莹的天之间，寻着欢声笑语间的蛛丝马迹，看一看1000年前那场燃烧向平民的兵祸？ 这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县城，物产丰富的鱼米之乡，大文豪陶渊明的笔下，这里是所有战火纷飞下的生灵们魂牵梦萦的桃花源。与世无争的乡民们，喂马、劈柴、照顾家园，一如海子笔下的模样，在春暖花开的和平年代，世世代代做着幸福的人。 然而宋靖康二年（公元1128年）的那场悲剧却彻底终结了他们的幸福。靖康之变的一声炸雷，东北的金朝女真人似群狼一般在中原大地肆虐，无家可归的难民，抱头鼠窜的士兵，倒驴不倒架的权贵们，在金朝人雪亮的马刀下，潮水一般涌向了江南。 这事貌似和武陵没啥关系，这里是湘西，离前线远着呢，金朝人的战火烧不着武陵人的幸福生活，大宋换南宋了，徽宗钦宗换高宗了，京城汴梁换成京城临安了，可谁当家老百姓不都要纳粮缴税不是？逃难来的北方难民倒有不少，家家户户省口吃的接济着，分几亩地给种着，该过还能凑合着过，这幸福日子，怎么着都能将就着。 可武陵人到底发现，这日子，怎么也将就不下去了。 先是苛捐杂税一层层地削下来，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嘛，上下一心团结抗战嘛。然后是大量难民涌入，半壁山河都没了，要和难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嘛。接着前线战事吃紧，据说中央军地方军几下子就让人家打得稀里哗啦，长江沿线死惨了，皇上都要给赶到海里喂王八，眼看着半壁河山也要成人家的囊中之物了。乡亲们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嘛，快快奋勇支前吧。 要说武陵人的觉悟就是高，老人孩子在家，节衣缩食交着苛捐杂税，青壮年们离妻别子，雄赳赳气昂昂上前线，运气好的参加正规军，运气不好的自发组织民团，长江沿线玩命地和侵略者死磕。小小的武陵，孱弱的肩膀，支持起抗战保国的重负和牺牲，一如那年头江南无数的鱼米之乡一样，在兵火交加的岁月里，苦熬着。 苦熬到南宋建炎三年（公元1130年），金兵的第一次南侵终于告一段落了，被追到差点跳海喂王八的宋高宗，风风光光地在临安登基当皇帝了，江淮、江南、中南战场，千千万万战死的英灵，也早就随随便便找地方刨坑埋干净了。活下来的壮丁们，被随随便便地打发回家了，皇上是只想做半壁江山主子的皇上，大臣是只想做半壁江山臣子的大臣，将军是只想保卫半壁江山的将军。南宋的红墙绿瓦间，尽是灯红酒绿歌舞升平。沦陷区、国耻、当战俘的太上皇、祖宗基业，人生得意须尽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看不见吧。 当皇帝的装看不见，老百姓还看啥。各地增援前线的壮丁早就发回原籍了，半壁江山也得过日子不是，打不打仗轮不着咱操心，这苦熬的日子总算该出头了，回家继续过幸福生活吧。 可直到这时候武陵人才明白，这幸福生活，从此真的一去不复返了。 因为当那些在前线玩命死磕过敌人，带着一身伤痕和对亲人故土魂牵梦萦的思念，被随随便便打发回家的战士们，在踏上武陵土地的那一刻，他们看到的，不是望眼欲穿的妻儿，垂垂白发的老父，更不是那熟悉的袅袅炊烟，渔舟唱晚的美景。他们看到的是烈火焚烧过的村庄，马蹄踏破的土地，混浊的洞庭湖上漂浮的尸首，残垣断壁间的累累白骨…… 造孽的，不是横行北中国的金朝侵略者，武陵太远，女真骑兵的马刀伸不到这里。造孽的是一个叫孔彦舟的河南人，正宗的大宋政府军将军，还有他率领的大宋政府军，是由大宋百姓勒紧了裤腰带养着供着，指望着他们保家卫国的正宗的政府军。 这群人在历史上有个通俗的称呼——乱兵。 从靖康变乱的那一刻起，他们就知道像阿甘一样地跑，官跑得比兵快，兵跑得比老百姓快。跑着却也不闲着，跑到哪里就杀到哪里抢到哪里，跑一路就抢一路，碰上侵略者就连滚带爬叫大爷，碰上自己百姓就马刀挥舞滥杀滥抢。什么外敌入侵生灵涂炭，我先替你涂一遍再说。 造孽的头子孔彦舟也值得一说。他时任沿江招讨使，顶大乌纱帽的官，戎马半生也算“战功赫赫”。金兵打山东，他带头溜号，金兵打河南，他又脚底抹油，回回都是腿窜得比博古特还快。边跑边抢，所过之处寸草不生，在打砸抢烧的工作战线上，他是“先进典型”。 这一回他“典型”到了武陵，富得流油的鱼米之乡，家家老幼妇孺扎堆，要钱有钱要女人有女人，活脱脱的一盘肥肉，当然是不抢白不抢。大手一挥立刻火光冲天，狞笑的“子弟兵”们钢刀挥舞，与世无争的武陵小县，在残暴的杀戮与抢掠中痛苦地呻吟，然后，就有了归乡后的战士们，不忍面对的残垣断壁和累累尸骨…… 然而赚得盆满钵满得意洋洋的孔彦舟并未想到，比那些杀戮之夜的火光更冲天的，是愤怒，武陵人的愤怒。 那些在前线经历了无数次浴血奋战的民团士兵们，他们如何能面对这样的场景：无数次与侵略者血肉相搏的生死时刻，他们后方的家园正惨遭杀戮，他们牵挂的妻儿正惨遭蹂躏荼毒。做这些事情的人，不是传说中的异族侵略者，却是他们名义上的“战友”，堂堂正正的“政府军”。 这就是我浴血保卫的家园？这就是兴亡我有责的天下？这就是我们的国？ 任何有血性的人，但凡是他们中的一员，都没有理由不愤怒。 愤怒了怎么办呢，武陵人很本分，他们四处告状、申诉，指望着有人为他们做主。可又有什么用呢，乱兵一来，湖北安抚使唐悫就吓得躲猫猫了，湖北制置使傅雱和孔彦舟好得穿一条裤子，正忙着帮人家升官发财呢。至于闷在深宫里吃喝玩乐的宋高宗么——我都正愁怎么认金人当主子呢，还给你做主？ 政府军指望不上，父母官指望不上，皇上更指望不上，难道指望老天爷？满目疮痍的故土面前，伤痕累累的妻儿身边，那些无助的汉子，心在滴血。 这时候，有一个人站了出来，认真地告诉他们：把血擦干净，不要指望任何人了，要活下去，就要自己为自己做主。 这个人，就是被后世无数道德老夫子们骂得狗血淋头的“大贼头”——钟相。 可这个大贼头不简单呢，靖康之变时，他就开始组织乡民们结社自保，组成“联防队”，保一方百姓平安。南宋小朝廷被侵略者追得满世界逃命的时候，他却挺身而出，派长子钟字昂率300壮勇慨然奔赴前线，同敌人打了一堆硬仗恶仗。孔彦舟的乱兵肆虐之时，也是他带着家乡的老弱病残们，奋勇保卫着自己的家园，然后是申诉、告状、喊冤，牵头的又是他，武陵人苦熬的日子里，他是支撑大家信念的顶梁柱。 现在这根顶梁柱终于看明白了，皇帝靠不住，父母官靠不住，保卫自己的家园，只有我靠得住。 靠得住的钟相行动了，以武陵为中心，越来越多的乡民们聚集在他的大旗下，没有武器自己造武器，逃避着兵火的草民们在这里得到了庇护所，在求生的欲望下，他们整顿兵马，保卫乡土，很快拥有了一支足够精锐的军队。孔彦舟又一次杀气腾腾地来了，结果这次他遭到了迎头痛击，眼睛喷火的汉子们结结实实地修理了他们，乱兵们被杀得脚底抹油，边逃边不住地喊：造反了，造反了。 造反了吗？事实是，钟相这位“农民起义领袖”本分得很呢。打完了仗，该种地种地，该纳粮纳粮，该过日子过日子，既没有去掀父母官的衙门，更没有把“政府军”赶尽杀绝。其实就是告诉老爷们：我们只是想活着，过生活。 你要过生活，皇上却打喷嚏了。啥，政府军被农民干了？反了天了？镇压镇压！败逃的孔彦舟很快当起了胡汉三，有了一个更响亮的官职：捉杀使。带着精锐们大摇大摆地回来了。来捉杀，不是捉杀占我河山的侵略者，而是捉杀那些竟然敢为了过生活不让我欺负的老百姓。 结果，当钟相和他的士兵们，正以为一切都恢复了平静，他们正在如和平年代时那样种地打粮，想着做幸福的人的时候，孔彦舟的还乡团突袭了，毫无准备的钟相被杀得大败，全家被俘后惨遭杀害。世外桃源般的武陵小县再次惨遭战火的荼毒，恢复了和平生活的乡民，安顿下家园的北方难民，所有美好的开始，像肥皂泡一般的希望，再一次在兵灾中支离破碎。 幸福生活的愿望已经是一场梦，反反复复的蹂躏，无休止的兵祸，最终引爆了武陵人愤怒的心：不让我们活，那就反了他娘的吧。 钟相的部将杨幺终于站了出来，他整顿败兵，重新将钟相的旧部集结起来，10多万农民军终于变成了起义军，要报仇，要保卫家园，在滔滔的洞庭湖上，和南宋的“政府军”们殊死相搏。 这次是彻底地造反了，杨幺接管了钟相的所有军队，自封为“大圣天王”，国号大楚，我们不再相信这个朝廷，我们能相信的唯有我们自己的武器。从公元1131年开始，武陵人的反抗烈火震撼了南宋全境，聪明的杨幺在洞庭湖区深处建立了兵农合一的根据地，一边生存一边对抗官军。南宋数次派遣的政府军皆被打得大败，造巨型战舰，调精锐部队，能使的招数都使上了，却每次都碰得灰头土脸。 内战打不赢，外战更占不到便宜。就在1131年杨幺扯旗以后，北方金国开始了对南宋的新一轮军事行动，从河南到陕西，再到四川，宋军多处重镇失守，形势岌岌可危，窝外面横不了，窝里也横不了，堂堂的大宋政府军，怎一个“狼狈”了得。 窝外的事好办，金人嘛无非是多要点利益，跪地叫大爷给面子就行了，窝里的杨幺才真正是要大宋命的。这后院的火，到底该咋个扑法？谁去扑？ 旷日持久的战争打了整整4年，焦头烂额的宋高宗，终于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人身上。 这个人，就是伟大的民族英雄，千百年来为国人传颂纪念的民族之魂——岳飞。 终结者终于来了，岳飞上前线的第一件事就是告诫三军，造反者大多是“纯良百姓”“不可滥杀”，接着面对杨幺连续粉碎了南宋7次围剿的连环水寨，拿出了分化瓦解的策略。先后策反了杨幺多名亲信部将，继而里应外合发动总攻。岳家军，这支岳飞为抗击金兵收复河山苦心训练出的精锐之师，以摧枯拉朽之势，轻松打败了令数路南宋名将狼狈不堪的杨幺起义军——那些只想活着过太平生活的农民。为了这个愿望奋战到最后的杨幺，在拒绝投降后投水自尽。 皇上的面子有了，大宋政府军的面子有了，接下来当然是皇恩浩荡了，在岳飞的坚持下，南宋政府撤换了湘西地区的贪官污吏，免除了对义军俘虏的处罚，给他们发放粮食土地，安置生活。杨幺军中的多位部将，如周伦、杨钦、刘衡等人，相继率部加入了岳家军，在日后的岳家军抗金战争中屡立战功，如此结果，貌似皆大欢喜。 皆大欢喜下的岳飞，却留下了一个说不清的污点——镇压农民起义的凶手。时至今日，批岳飞的总拿这事当证据，喜欢岳飞的人，却也有歪曲丑化杨幺起义军的。其实是“愚忠”也好，是“乱臣贼子”也罢，有个事情在当时怕是只有岳飞看得清楚：杨幺起义波及整个湘西地区，牵制了南宋政府一半以上的兵力，在金朝侵略者不断南侵的大背景下，深陷双线作战的南宋王朝必将崩溃，到时完蛋的，就是整个南宋了。 所以杨幺问题必须解决，必须快。招安也是好办法，可堂堂的皇帝怎么能向低贱的草民低头？那就只有打了。连打带招安，总算解决了问题，只能说，难为岳元帅了。 可是有个问题，却足够让人沉重：一群曾为抵抗侵略抛头颅洒热血的百姓，一群正在为抵抗侵略抛头颅洒热血的士兵，他们之间，凭什么要打这场错误的仗？ 许多人都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造成这场仗的导火索是什么？是一群百姓养活的政府军，把马刀砍向了养活他们的百姓，却最终要由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岳家军，来替他们收拾这个几乎把南宋推到悬崖边的残局。 补充说一下那群点燃了导火索的政府军的结局：来不及羞愧，来不及无地自容，后来统统跟着他们的头目孔彦舟当了汉奸，跑到北方替金朝侵略者卖了几年命，从此彻底被钉在汉奸的耻辱柱上。其实以他们在湘西的所作所为，不做汉奸，也足够耻辱。 正文 第二十五章 历史上真实的金兀术 宋金之交，战事连连，先是靖康之耻，开封城破，北宋的两个皇帝当了俘虏，接着是金朝屡次南下，南宋开国皇帝宋高宗如丧家犬，被金兵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接着是南宋军队奋起抗战，在江淮、襄樊、陕西、四川各大战场，与金军打得尸山血海。要问这一时期的金朝君臣里，有哪一个人在现代人里知名度最高，答案恐怕只有一个人——金朝的“四太子”金兀术。 金兀术知名度最高，恐怕还是拜了南宋抗金第一勇将岳飞所赐。在评书里，这位金朝太子风光过，不过大多数时候都是在扮演倒霉蛋的角色，屡屡被岳家军打得满地找牙。有关岳飞的连环画里，出现最多的就是手拿利斧的金兀术，被挥舞着岳家枪的岳飞追杀得满地跑的图画。金兀术却偏偏运气很好，多少次面临死地，却屡屡逢凶化吉。评书的结局，竟然是被岳家军虎将老牛皋给杀掉了。作为评书中和岳飞周旋一生的老对手，也足见他当时的知名度以及在战场上的影响力。 那么，历史上真实的金兀术，又是个什么样子呢？ <er">一</h3> 金兀术，本名完颜宗弼，“金兀术”三字，更多是来自女真语的音译。民间评书里说他是“四太子”，倒也不虚。他本身就是金朝开国皇帝完颜阿骨打的四儿子，不过在宋金战争的开始阶段里，他并不是主角，相反却只是个小马仔。 金兀术从小就多谋略，善射，是女真族里少有的智勇双全的好苗子。他上战场的时间也早，早在女真族揭竿而起，反抗契丹辽国压迫的时候，他就冲锋在第一线，在许多战役里担任先锋，战功不少。而这阶段他最大的战功，就是跟随他的叔叔完颜杲（完颜阿骨打的亲弟弟）追杀落败的辽国末帝辽天祚帝。那是公元1124年的事情，当时辽天祚帝集中70万大军与女真族决战，却被女真族5万人打得稀里哗啦，全军覆没的辽天祚帝仓皇逃往幽云十六州。完颜杲率军奋力追击，当时辽天祚帝逃出辽东时，手中尚有数万人马，完颜杲和金兀术仅率数千铁骑追击，闻听辽天祚帝兵多，完颜杲有回兵之意，金兀术不干，劝他叔叔说：“今敌方寸之乱，此大破之机也。”依金兀术言，金军勇敢追杀，果然势如破竹，在河北张北县再次重创辽天祚帝，走投无路的辽天祚帝逃入应州，最终被金军俘虏。此战之后，久经沙场的完颜杲对侄儿赞不绝口，金兀术果敢的用兵特色，和风驰电掣的进攻，也在此战中尽现。 虽然崭露头角，但此时的金兀术却还是个小角色，因为在他上面还有3个哥哥。公元1125年，金军以二太子完颜宗望和三太子完颜宗翰为帅，兵分两路大举进攻北宋，金兀术被配备给二哥完颜宗望。金军先攻幽云十六州，攻破古北口进入中原。当完颜宗翰准备大举南下时，金兀术又一次提出了相反意见，他认定，北宋的援军必然会通过定州截杀金军，贸然突进，很可能会陷入被宋军前后夹击的境地。完颜宗望权衡再三后，采纳了金兀术的策略。果然两天后，从山东驰援的北宋援军抵达定州，正好落入了金军的口袋里，3万援兵全军覆没，金兵东面的威胁也因此荡然无存。公元1126年正月，金军兵临滑州，金兀术又献上疑兵之计，即在滑州北岸彻夜擂鼓，不让宋军休息，在天亮的时候发动进攻，必然可将紧张了一晚上的宋军全线击溃。是夜，金军擂鼓呐喊不息，天亮后发起强攻，却吃了一惊：宋朝驻守在滑州的8万步兵和1万骑兵，竟然在鼓声中吓得连夜狂逃，金军兵不血刃，就得到了这座作为汴京门户的坚城。富庶的汴京城，此时已近在眼前。 而就在此时，金军终于碰上了他们南下以来的第一个对手——李纲。 金军兵临汴京后，北宋朝廷上下慌乱一团，爱好了一辈子文学的宋徽宗赵佶吓傻了，满朝文武也大都主张求和，唯独守御使李纲坚决主张抵抗。在李纲坚持下，北宋整顿了城防军队，全力抗敌。战斗打响了，擅长野战的金军，在汴京的坚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久攻不下，而北宋的援军也源源不断赶到。不利形势下，完颜宗望只得和北宋议和，得到北宋河北、山西大片领土后见好就收。在这次议和中，宋朝的康王赵构作为使臣被扣押在金营，和约签订后被放回，而后在外召集兵马勤王，汴京城破后被拥立为帝，是为南宋宋高宗。 第一次攻打汴京失败后，金朝上下意见不一，许多人都认为中原难治，建议金朝见好就收，接受宋朝的议和条件，与宋朝修好。而完颜宗望、完颜宗翰等前线将帅却坚决反对，金兀术更是个坚决的主战派。第一次南下，他看透了宋朝的虚实，对金太宗完颜晟力言“此实良机也”。公元1126年十一月，金朝再度发动了攻宋战争，这次进展更加顺利，北宋内部因朝臣倾轧，原本主战的李纲等人早被贬罢，北方防务空虚，金军一路南下，两路大军在汴京城外会师，一举攻破汴京，太上皇宋徽宗和在位的宋钦宗双双当了俘虏。这就是导致北宋灭亡的“靖康之变”。 在第二次南下的时候，金兀术依旧配属完颜宗望行动，历经数战。他开始独立指挥作战，是在攻占汴梁之后。汴梁失陷，北宋只能说是“打散”而不是“覆没”。当时金朝采取避实击虚的方式，绕开路上的坚城直扑汴京。北宋西北依然有雄厚的军力，而东部省份也多在北宋手中，金兀术的任务，就是夺取北宋东部省份。靖康之变后，金兀术率领两万铁骑，从汴京出发一路东进，先在青州战役中堵住了北宋南撤的3万大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将其击垮，然后又在济南北面的济水设伏，趁宋朝军队过河时突然发动强攻，迫使宋朝两万多士兵溺死在河中。经这两场战役，北宋山东境内的部队几乎被消灭干净，山东落入到金朝手中。接着金兀术又挥师北进，接连攻占大名府、归德府，将河北全境拿下。这两战对金朝意义不小，如果山东、河北两省还在北宋手中，北宋完全有力量从侧面对金朝实行夹击，孤军深入的金军，很可能会全军覆没。而独立作战成功的金兀术，也成为金朝上下一颗冉冉升起的将星。 在这时候，命运又一次垂青了金兀术，他的二哥完颜宗望于公元1127年六月病亡。因金兀术平定河北、山东的大功，金王朝命金兀术接替了完颜宗望的“大元帅”一职，一同接管的，还有完颜宗望麾下的近10万金朝精锐部队，这时候开始，金兀术真正成为金王朝的主力战将。 <er">二</h3> 宋金战争开始后，金兀术的作战风格，可以用“胆大”来形容。具体到作战上，就是什么样的仗都敢打，多大的兵力悬殊也敢冲，多么艰难的任务也敢接。在独当一面后，公元1129年，金兀术又干出一件胆大的事：追杀宋高宗。 这时候南宋已经建立，而金朝不想给南宋划江而治的机会，宋高宗的屁股还没坐热，金兀术就张牙舞爪地杀来了。金军先克扬州，再直扑江浙，进入了水网纵横的江南大地。按说精于骑射的女真军队，本不习惯江南的丘陵水网小路，但金兀术的军队例外。公元1129年十月，金兀术在安徽和州击败宋军，宋军退入东面的独龙岭，企图依靠天险阻遏金军，没有想到，金兀术竟然命令士兵扔掉所有的战马，下马步战，从小路穿插进入，竟然对在山中设伏的宋军来了场反包围，一举围歼。接着广德、安吉等地也皆落入了金兀术之手。十一月，金兀术攻克临安，宋高宗仓皇逃走，越过曹娥江，企图欺金军无船。但金兀术胆子大，在当地打造竹筏，趁黎明时分发动攻击，仅用半个时辰，几万大军就全数渡过曹娥江。一路追杀到浙江明州，逼得宋高宗在陆地上无处可逃，一咬牙坐船跑到了海上，金兀术还不罢休，又坐船出海追击，可海战不是女真人的强项，宋军的船队层层抵抗，终阻遏住了金兀术的进攻，眼见活捉宋高宗无望，金兀术这才罢手。 这场南宋初期震动天下的大追击，短短5个月时间，从扬州一直到浙江明州，战线之长，作战过程之摧枯拉朽，都是世所罕见。虽然赵构成功逃脱，但是女真人上下依然极为自豪，“搜山检海抓赵构”，成了金兀术威震天下之作。 金兀术之所以这么强悍，一是因他性格坚韧，从不服输，他的部下也乐于追随。但与其他女真族将领不同，这位彪悍的元帅，却是一个被“汉化”的人。他带兵每路过一地，都极其优待当地文士，特别是抓了许多读书人在军中效力，主要工作就是为他读《孙子兵法》等书中的兵法内容，即使打仗再忙也不误学习。相比于对北宋兵法的仰慕，对宋朝军队的战斗力，金兀术却极其鄙视，他曾对属下将领说：南军多犬样。事实也如此，金兀术所到之处，沿路军队无不望风披靡，别说是击败他，就是勉强抵抗几下都难。然而在这次辉煌战功后，金兀术碰上了他人生里的第一个钉子——韩世忠。 公元1130年元宵节，在江南大地抢得盆满钵满的金兀术决定北撤，虽然南宋军队纷纷回援，但慑于金兀术军队强悍的战斗力，大部分军队都不敢与他交锋，只有“礼送”他出境。偏偏有不信邪的人，定国军承宣使韩世忠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人早先和金兀术交过手，在金兀术攻打扬州的时候，他被金兀术打得几乎全军覆没，这次金兀术撤军时，镇江是必经之路，他正屯兵镇江，可这又有什么关系，手下败将嘛。但金兀术不知道，陆战只是韩世忠的兼职，水战才是韩世忠的本职。金兀术兵临镇江后，沿路宋军纷纷逃避，唯独韩世忠高调，大摇大摆地上战船，要和金兀术约期决战。元宵节这一天，战斗打响了，金兀术本来很有信心，他有10万大军，韩世忠仅8000人，能有胜算吗？ 可开战了金兀术才明白：仗不是这么算的，打水战拼的不是人多，而是战船。 韩世忠的水师，是南宋最精锐的水师，其战船最大的，长达60多米，都是在海上经过大风大浪的精良战船，用来打长江水战，岂不是小菜一碟。而金朝这时候还没有造船技术，金兀术的战船，多是在追击宋高宗的时候缴获的小船。战斗打响，金兀术本来斗志昂扬，很想再勇猛一把，可打起来却发现，连宋军战船的边都挨不上，就是勉强挨上了，想强行登上宋军战船，高度的落差却让金兵根本跳不上去，反而淹到江里。而且，金军的士兵大多数是不会游泳的，落水就是死路一条。一场大战后，金军伤亡惨重，金兀术眼看不能打下去了，就想强行突围，可跑又跑不掉。韩世忠把战船连起来，就是不让你突出去，北岸来接应的金兵也被打退。走投无路之下，金兀术败退入黄天荡，这更是病急乱投医——黄天荡是个死水港，有进路无出路，把进路封锁了，就是死路一条。 死路一条的金兀术，就这样在黄天荡熬了48天，这48天里几乎什么招数都用过了，给韩世忠送钱，不行，投降，也不行，韩世忠态度很明确，血债要用血来还，把你干掉才算完。眼看着要困死了，总算是天无绝人之路，当地一个落第秀才被金兀术收买，连夜向金兀术告密，水港的北面有一段淤泥，挖通了以后小船可以走，韩世忠的大船到了就搁浅，根本没办法。依此计，金军连夜挖沟，终于成功逃出。金兀术却不罢休，困了我48天，该你付出代价了，火攻，趁着韩世忠的大船在追击时搁浅，金军发射火箭，一举烧毁韩世忠水师战船多艘。这场肆虐南宋朝廷半年的袭扰，就这样“胜利”回师。 黄天荡之战，是金兀术戎马生涯里遭受的第一场败仗，不过好歹是水战，毕竟不是女真战士的强项，金兀术很有自信，如果不在水里打，我金兀术是天下无敌的。 不在水里打，依然有治他的人，两年以后，他就要遭到一次更惨痛的失败。 <er">三</h3> 黄天荡之战后，金兀术似乎患上了“恐水症”。作为金国朝廷里的主战派，他坚决反对再对江南用兵，他认为南宋的政治中心虽然在江南，屏障却在川陕地区，只要能够占领川陕，南宋就无退路，势必灭亡。在他的坚持下，从公元1130年开始，金朝把对南宋进攻的重点，放在了川陕地区。 这时期，他手下的两支王牌部队——铁浮屠、拐子马，已经成了金朝最精锐的军队。这两支军队堪称当时中国陆战的翘楚。铁浮屠是重甲步兵，只有最勇猛善战的女真战士才能进入这支军队，他们身穿重甲，在面对宋军防线的时候不顾一切地往上冲，彻底冲垮宋军的防御。拐子马则是用铁链拴在一起的重甲骑兵，进攻的时候如坦克开进，无法抵挡。有这样一支强军在手，金兀术相信，他能战胜一切陆地上的对手。 公元1130年秋，为夺取川陕平原，金朝发动了对南宋的富平之战。南宋对此战异常重视，名帅张浚坐镇指挥，集结18万大军死守。金军由金兀术和完颜宗辅联合进军，大战打响后，张浚决定集中兵力，用优势力量吃掉金兀术的军队。为此，在富平，宋朝仅留两万大军牵制完颜宗辅，其他18万大军将金兀术包围，前赴后继发起厮杀。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金兀术军队的战斗力非常强悍，宋军强攻猛打，金兀术的拐子马反而发动了反冲锋，战斗进行了10多天，金兀术被重重包围，却死战不退，相持不下之机，金兀术的死打硬顶，终为金军反攻赢得了时间。金将完颜娄室绕道宋军背后，突袭了赵哲所部，宋军一下子全线崩溃，金兀术趁机反攻，将宋军打得狼狈而逃，此战的结果，就是金朝成功得到了陕西全境，原本作为大后方的四川，一下子成了抗金前线。 金兀术乘胜追击，次年准备拿下四川，这时宋朝在陕西只剩下一处据点——陕西宝鸡和尚原。镇守和尚原的，正是富平之战里被金兀术打得大败的宋将吴玠、吴璘两兄弟。又是手下败将，金兀术毫不在意，但这次的形势不一样了。富平是平原地带，容易发挥铁浮屠、拐子马的优势，和尚原却是山地，山道纵横，不利于大部队的展开。公元1131年秋天，在狭窄的山道上，金兀术发起了强攻，可这次他失算了，易守难攻的和尚原，正好有利于宋军发挥强弩优势，狭窄的地形，让冲锋的金军避无可避，整整4天的苦战后，久攻不下的金军只好撤退。吴玠又在沿途埋下伏兵，一番冲杀，金兵大溃。此战金兀术伤亡2000多人，是金军南下攻宋以来损失最惨的一次。连金兀术本人都狼狈地“割须弃袍”，剃掉胡子化妆成小兵，方才捡回一条命。 和尚原之败是金兀术遭受的一次耻辱败仗，不甘心的金兀术犯了倔，非要拿下和尚原不可。公元1134年，在经过仔细筹谋后，金兀术率军绕过和尚原，攻克了和尚原背后的固镇，然后从后面夹击，一举夺取了这个让他蒙受耻辱的地方。至此，富庶的四川盆地，已经展现在了金兀术眼前。但扬眉吐气的金兀术没有想到，这不是一次胜利的预示，却是一场惨败的前奏。 攻克和尚原后，金兀术的下一个目标，是要夺取四川门户仙人关。这次的对手，又是在和尚原给他耻辱的吴玠、吴璘俩兄弟，吴玠在仙人关的必经之路上当道扎营，设置堡垒。战斗打响后，金兀术先是集中兵力猛攻，被宋军击退，而后又兵分两路，打算对宋军前后夹击，一度攻破了宋军第一道防线。但宋军苦心经营多年，堡垒坚固，多次将金军击退。金兀术又用火攻，被宋军扑灭，相持不下间，吴玠集中兵力反攻，利用优势地形向下冲杀，终于冲溃金兀术部队。宋军的敢死队用大斧猛砍，金军溃退时因甲胄沉重，被堵在山路上砍死大片，兵败如山倒，连金兀术的爱将韩常也眼睛受伤，差点殒命此处。最后，金军仓皇撤退，连攻克的和尚原，也只得拱手让给了宋军。 川陕战场的失败，让金朝打消了夺取四川的念头。不过金兀术麾下铁浮屠、拐子马的战斗力，却依然让宋军震惊。在仙人关之战末段，吴玠本想集中兵力围攻金兀术，但是金兀术的铁浮屠殊死拼杀，硬是保护着金兀术从数万宋军中突围出去，之前的富平之战，宋朝5倍于金兀术的军队，也同样不能把金兀术击垮。所以金兀术相信，如果不是靠了天险和人数的优势，宋军是不能战胜他的。 <er">四</h3> 很快就有人证明，不靠天险和人数，也一样可以战胜金兀术。 仙人关惨败的同年，金朝在荆襄地区扶持了伪齐傀儡政权，占领了荆襄六郡，但不久就被宋朝名将岳飞收复。年末，金兀术率军南下，企图夺取荆襄重地，和岳飞、韩世忠鏖战多场，双方互有胜负。因金太宗病危，金兀术撤军北退。 金太宗过世后，金熙宗完颜亶即位，他是完颜阿骨打的长孙，作为“四叔”的金兀术，也继续得到重用。金熙宗登基后的第二年，金兀术晋封为都元帅，加封越王，成为金熙宗之下金朝最高军事长官。在金朝内部，他是一个坚决的主战派，之后他罗织罪名，杀害了一向对宋朝主和的副元帅完颜昌。公元1140年，借除掉完颜昌的机会，金朝撕毁协议，以金兀术为统帅，分4路大军再次攻宋，目标直指南宋的江淮防区。 这次进兵起初很顺利，金兀术先后在河南洛阳等地大破宋军，很快兵逼宋朝江淮防线的门户——安徽顺昌。驻守顺昌的是名将刘琦以及麾下的“八字军”。虽然顺昌只有4万人，但面对金兀术的10万大军，全城同仇敌忾，硬是顶住了金兀术的攻势。双方拉锯到六月雨季，暴雨如注，金军战马难以发挥作用，无奈之下，金兀术只能再次撤军。而镇守荆襄六郡的岳飞则趁机大出，开始了宋军对金军的反击战。由此，彼时宋金双方两位最杰出的将领——岳飞、金兀术，开始了他们戎马生涯里最大规模的一次碰撞。 两人的碰撞，是最杰出将领的碰撞，此时两人均掌握着各自王朝最精锐的野战部队，金兀术有拐子马、铁浮屠，岳飞有岳家军。关于岳飞的岳家军，对于其战斗力之强悍，史家早有记录。但强悍的原因，大多是在说纪律严明，管理严格，士兵多来自北方难民等。其实岳家军最主要的特点，在于战法先进。宋金交战，野战中最让宋朝忌惮的部队，就是金兀术的铁浮屠、拐子马。以往宋军击败金兀术，要么是通过城池防御战，要么占有山地天险，要么通过水战，而在平原陆地的野战中，则很少能给他重创，原因正在于铁浮屠、拐子马两支军队的强悍。铁浮屠的重甲步兵，防御力好，士兵战斗力强，不惧弓弩，而拐子马则发挥了战马集体冲击的威力，冲锋起来排山倒海，宋军以往擅长以步克骑，但对于这样的部队，却一直没有好办法，即使是地理上占有明显优势的和尚原以及仙人关之战，也只能做到击退而不是成建制地消灭。但这时，铁浮屠、拐子马的克星出现了——岳家军。岳家军独具特色的战法，将给金兀术致命一击。 公元1140年六月，宋军全线反击，岳飞部从湖北进入河南，一路势如破竹，金兀术经过分析，决定集中力量吃掉岳飞。历史就是这样轮回，当年和尚原之战中，宋军决定集中力量吃掉金兀术，反而被金兀术打垮，这次，相同的命运循环到了金兀术身上。 公元1140年八月，岳飞进至河南郾城。此时岳家军已经夺取了河南颍昌、怀宁、郑州，兵锋直逼故都汴京。为引金兀术前来，岳飞故意示弱，仅以少量兵力驻扎郾城，金兀术果然上当，立刻集结重兵，把1万5千精锐拐子马全带了上来。到达战场后，才发现岳家军已经严阵以待。这一次战斗，没有坚城防御，没有天险地利，没有水军优势，大家都公平，打吧。 金兀术首先发动了进攻，按照金兀术往常的战争剧本，就是宋军布阵，拐子马冲，宋军步兵方阵崩溃，金军追杀，杀完收工。这次开始似乎也一样，岳家军排列成松散的步兵阵线，比金兀术以往见到的宋军要松垮得多，这真的是比山还坚硬的岳家军？打吧！3人一组的拐子马开始冲锋了，隆隆的气势震荡大地，金兀术等待着，等待看那熟悉的一幕，破阵，追杀，胜利！ 然而岳家军却开始变阵了，当拐子马杀近的时候，忽然发现不对，对手的步兵也是3人战斗小组！短暂的箭雨后，先是长矛捅上来，呼啦啦捅倒了一片。这不奇怪，以前宋军也这么干，不过捅完前面一排，后面骑兵冲上来，你还是挡不住，还没等金军回过神来，长矛兵后面杀出战斧兵，齐刷刷地砍起了铁浮屠的马腿，又是哗啦倒了一片，接着是长刀兵，使的是专砍马的扎马刀，一砍又是鬼哭狼嚎。金兀术晕了，这是什么战法，看似松垮垮的一群，其实是3人战斗小组，先长矛捅，接着斧子砍，然后大刀剁，没等你反应过来，就一轮一轮地上，就是看明白他的招数，却还是挡不了。就在这样天衣无缝的配合下，横扫中原的拐子马，第一次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开战没一会儿，阵亡就有上千。 那就撤吧，你再牛，不也是步兵吗，能跑得过骑兵？可金兀术突然想起一个问题：对啊，岳飞不也有骑兵吗？ 这时候岳飞骑兵来了，从金军的两侧包抄过来。 岳家军的骑兵之所以强，一是战斗力强大，二是他们的兵种和金军截然不同。金军是重骑兵，岳家军是轻骑兵，岳家军的步兵，用于正面防御，骑兵的作用则是迂回包抄，分割包围，岳家军骑兵多穿软甲，使长刀和硬弩，其弩制作精良，射程可达到180米，且能穿透重甲。岳家军骑兵的刀法也是一特色，战斗的时候主要砍两个部位：脖子和腰腹，都是金军骑兵盔甲的结合部，一砍一个准，快速突进，分割包围，砍杀，野战无敌的金兀术就这样尝到了被人摁着打的滋味。如果说金兀术的军队，是一个彪悍的重量级拳手，那么岳家军，却是一个灵活而内力深厚的轻量级高手。以小搏大下，金兀术的军队，成了被戏耍的庞然大物，气喘吁吁不说，眼看着命都不保。 战斗从早晨打到傍晚，凶悍的女真骑兵，最终倒在了岳家军的钢铁意志面前，是役，金兀术的1万5千拐子马，阵亡就达6千，王牌部队几乎被打残了。 但金兀术还不认输。郾城大战后没多久，又集中了12万兵力，攻打被岳家军占领的颍昌，这次他带来了另一支王牌部队铁浮屠。这一场战斗与其说是决战，不如说是遭遇战。金军进逼颍昌的时候，恰好与在颍昌外小商河巡逻的岳家军杨再兴部相遇。仅带300骑兵的杨再兴毫不退缩，反而勇敢亮剑，在金军阵中左冲右突，先后杀敌2000多，最后寡不敌众壮烈牺牲。值得一提的是，杨再兴此战不为突围，相反抱定必死之心，竟然以寡击众，主动向金兀术发起反冲锋，甚至一度攻入金兀术的中军大阵，最后被金兵乱箭射杀。战后宋军掩埋杨将军尸体，从他身上拔出来的箭镞就有两斤多重。化悲痛为力量，岳家军与金兀术在颍昌接战。此战金兀术用铁浮屠冲锋，先前你岳飞以步兵克我骑兵，这次看你的步兵，有没有能耐打趴下我的铁浮屠。 可岳飞偏偏又给金兀术打了个对对胡，你用步兵，那我用骑兵。岳飞养子岳云出动了，他率领的是300岳飞精锐骑兵：背嵬骑兵。这是一种身背重刀重斧的骑兵，碰上铁浮屠，即发挥速度优势，抽出斧子居高临下猛砍，还是专砍你头盔与身体的结合部，还没等金军反应过来，战场上就横飞着铁浮屠的人头。岳家军的步兵趁机发起反冲锋，结果，金军再次大溃。金兀术的女婿夏金乌，副统帅粘翰皆在这次战斗中阵亡。前后两次交战，金兀术伤亡上万人，在与岳家军的PK里，可谓输得体无完肤。 两场大战后，金兀术彻底被打出了“恐岳症”，岳飞则趁势占领了距离汴京只有50里的朱仙镇。这场大战之后，中原地区群情汹涌，各路义军四起，眼看着金朝在中原的统治就要完蛋，岳飞也发出了“直捣黄龙”的豪言。金兀术本人也一度想放弃汴京北撤。但天不佑宋，宋高宗赵构因怕岳飞建功后不好控制，还是选择了和金朝媾和。取得大胜的岳家军被南宋勒令班师，一直极力主战的金兀术，经过此次大败后也大彻大悟，成了十足的主和派。公元1141年春，宋金达成绍兴和议，南宋向金朝称臣送岁币，双方以淮河为界，随后岳飞以“莫须有”罪被害。而另一位曾重创金兀术的吴玠，则被金兀术通过向南宋施加外交压力的方式，被南宋政府下令撤军。战场上没得到的东西，金兀术在谈判桌上全得到了。 <er">五</h3> 作为和南宋打了一辈子仗的名帅，又是金朝朝内死硬的主战派，金兀术自然和南宋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事实上，在金朝内部，金兀术却是一个“汉化派”。 金兀术是一个很刻苦的人，早年行军打仗的时候，就对汉人的兵书有兴趣，所过之处，对读书人也很礼敬。他身边也聚集着许多汉族谋士。而且他本人也好学，起先大字不识一个，到了做都元帅的时候，汉语汉字都已经非常精通。 公元1135年金太宗去世时，金朝其实正处于困难时期。即位的金熙宗是一个从小受汉族文化教育长大的青年，早期大权多笼于完颜昌、完颜宗翰、完颜宗磐之手。这3人主张对南宋议和，但同时也主张在统治区内继续维持落后的女真旧制，比如剥夺田地，将百姓变成农奴等等。作为皇叔，金兀术坚决地站在金熙宗一边，手握兵权的他帮助金熙宗除掉了3位“主和派”，从此大权独揽，在金兀术去世前，金熙宗一直对他“礼敬之，事多与之商”。在金兀术揽权的这些年里，除了两次被岳飞打得满地找牙，成就了让南宋称臣的《绍兴和议》外，金兀术最大的贡献，就是改革金国的官制，建立封建官僚体系，将国家兵权收归中央统一调度，减弱宗室权力。尤其是他废除了国家大事由各部王室表决的“勃烈制度”，确保了之后金朝皇帝的绝对权威。在金朝封建化的过程里，他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在绍兴和议签订后，金兀术已经“进太师，令三省事，都元帅”。既当宰相又当大元帅，是金朝此时大权独揽的人物。同时他还兼修《国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宋高宗在杀岳飞时，命令史官删掉了多数岳飞的战功记录。后来宋孝宗为岳飞平反时，南宋的史官只能查到稀少的资料，关于岳飞功勋的详细资料，还是从金兀术修的《国史》中提供来的。虽然在岳飞面前，金兀术遭受了人生最耻辱的失败，但他还是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表达了对这位英雄的尊敬。 正文 第二十六章 金朝“贤君”金世宗 在中国史家关于帝王的评价里，“尧舜”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词，能得到这个评价的，就可算是千古圣君了。比如里的韦小宝拍康熙的马屁，张口就是“鸟生鱼汤（尧舜禹汤）”，成天把康熙哄得哈哈直乐，足见吹捧能力之高。 大部分的封建帝王，在位期间如果得到“尧舜”这样的称呼，十有八九是碰到拍马屁的了，而秉笔直书的史家，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评价帝王时，自然也慎用尧舜一词。但有这样一个帝王得到了“小尧舜”的称号，而且在他身后，历朝历代的史家，对这个评价也大多认同。这个人，就是金朝皇帝完颜雍，庙号金世宗。 <er">一</h3> 完颜雍为什么被称为“小尧舜”？说起他，必须要说起一个对于南宋和金朝，都有着拐点意义的年头：公元1161年。 正是这一年，彼时在位的金朝皇帝完颜亮，发动了自南宋建立以后，金王朝最大规模的一次南征。金军以大军兵渡淮河，兵临南宋采石矶，却遭到临危受命的南宋督师虞允文的顽强抵抗，在采石矶大战中大败亏输，同时，多路出击的金军在川陕、淮西等各个战线上全线溃败，局面不可收拾。金军士气低落，反战情绪弥漫，而不服输的完颜亮却暴虐治军，激起军中激变。十一月，金军发生兵变，完颜亮在兵变中被杀，前线60万金军土崩瓦解，这次倾国之力的南侵，最终以失败告终。 南宋熬过了这次兵灾，北方的金国却因此陷入大乱之中。完颜亮北伐，几乎带走了金朝所有的兵力。而在中原地带，不满金朝统治的百姓纷纷造反，河北、山东皆出现大批起义军，与此同时，金朝境内许多汉族军官也纷纷反正，占领中原的金王朝，一时局面岌岌可危。而在金朝政权内部，一面是金朝治下的契丹族军队造反，一面是各路王室纷纷争夺帝位，互相残杀。结果，金朝宗室完颜雍登基继位，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小尧舜”的金世宗。 完颜雍的继位，在宋金关系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完颜雍之前的几代帝王，无不把南下灭宋，一统全国作为基本国策。而完颜雍继位后，主动与南宋王朝修好，从他即位后到金朝灭亡前，金朝再未发生过对南宋大规模的进攻。而这也是宋金实力对比的一个转折点，完颜亮的北伐，虽然在战场上损失不大，却导致了金朝境内大规模的内战内乱，金王朝军事力量的家底，也大多在这场内乱里赔光，相反，南宋方面“收复中原”的呼声日益高涨，还发生了符离北伐和韩侂胄北伐两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相比之下，金朝历史的最大拐点，却是登基为帝的完颜雍本人。 在称帝之前，完颜雍就是南宋王朝的老熟人了，他是金朝开国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孙子，早在金朝灭北宋的时候，他就是金朝元帅完颜宗弼麾下的大将，比起金朝开国时诸路将领的好勇斗狠，他却以“攻心”为主的。统兵打仗时，他的部队纪律最严明，善于收买人心，经常策反宋朝方面的将领主动归降。金朝建立后，他又做过几任地方官，在安定地方，治理民生方面建树颇多。他之前的完颜亮是暴君，对宗室皇亲尤其忌惮，在位期间杀戮颇多，而他不但得以幸免，更在完颜亮北伐时得到了留守辽东的重任，更因此逃过一劫，被拥立为帝，是个幸运的人物。 但这个幸运的人物，在完颜亮在位期间却过得格外不容易。为了躲避完颜亮的猜忌，他主动用大批财物孝敬完颜亮，甚至把自己的老婆乌塔林送去孝敬完颜亮。他的老婆因为不愿受此屈辱，在半途自杀身亡。几十年如一日，他就是在忍气吞声里熬过来的。 一个能熬，能忍，擅长怀柔的皇帝，会给金王朝带来什么呢？ 完颜雍继位的时候，他面对的，是完颜亮留下来的一个烂摊子：帝位不稳且不说，辽东有契丹军队造反，中原河北、山东地区也有大规模的造反叛乱，而且金朝的国库储备，也因为这场南侵被挥霍一空。严峻的形势下，完颜雍先用怀柔政策，成功招安了叛乱的契丹军队，然后对待中原的各路义军，采取收买和分化瓦解的方式各个击破，在短时间里稳定了局势。值得一提的是，大词人辛弃疾参加的泰山耿京起义军，就是中原各路起义军里实力较大的一支，却在辛弃疾南下与南宋政府取得联系时，被金朝收买的义军叛徒张安国，里应外合全数剿灭。此后，才有了辛弃疾率勇士入金营，剿杀叛徒张安国的壮举。 在镇压了金朝境内的各路叛乱势力后，完颜雍的统治日益稳定，为了巩固对中原地区的控制，完颜雍做出决定——迁都。他把金朝首都从黑龙江境内的上都，迁到了中原的中都（北京），从此，金王朝的统治重心全面南移。 而这时候的完颜雍，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稳定和恢复北方残破的经济。 <er">二</h3> 完颜雍继位时期，金王朝正处于一个极度困难的时期，尤其是经济上极度困难。 金朝入主中原后，因其还处于奴隶制社会阶段，所以对中原地区的统治，也带有大量奴隶制的特点。比如在赋税上横征暴敛，贵族圈地横行，大量农民沦为佃农。在之前完颜亮统治时期，因贪图享乐，四处搞大规模工程，外加南征南宋，百姓生活日苦。此时的金国，到了“民皆贫困，衣食不给”的地步。而就在同年，南宋宋高宗退位，其侄宋孝宗继位，宋孝宗继位初期，即为抗金名将岳飞平反，启用大批主战派官员，一度有意挥师北伐，收复河山。公元1162年，南宋以张浚为帅，挥师北进，起初节节胜利，却因宋军前线将领内耗，主帅指挥无方，在金军的反击下节节败退，最终不得不重新议和。在最困难的时期，扛过了南宋最好的北伐机会，完颜雍运气不坏。 在稳定了战争局势后，完颜雍开始了对金朝的经济改革。金朝经济在当时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土地矛盾。金朝灭北宋后，大量的女真族南迁，金朝采取了由国家赐予耕地的政策，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大量剥夺中原地区汉民的土地，此外多年征战中，金朝有功勋的将领们，趁机大量圈占土地，当地的农户，大多沦为金朝贵族的佃农，如此一来，北方农业几乎是停滞的。加上完颜亮为南征，在赋税上“征敛甚急”，老百姓更加不堪重负。金世宗即位后，首先要解决土地矛盾，针对大量圈占土地的情况，完颜雍开放了金朝灭宋初期占有的大量山林、牧场，发放给百姓进行耕种，用以缓解土地问题。同时，开始进行大规模裁军，在宋金修好之后，他只在江淮边界上留下6万精锐，其余部队尽数北撤。尤其是完颜亮北伐期间，强征的河北、河南、山东3省的汉军，皆裁撤，士兵归家为农。完颜亮执政期间，因为赋税苛刻，造成了大量农民逃亡。完颜雍即位后下诏，赦免完颜亮时代所有的逃亡农民，所有逃亡农民，只要肯在规定期限内还乡，一律既往不咎。对女真贵族的占地行为，完颜雍出台了“一套地”制度，即所有女真官员、贵族，只允许在一处拥有土地，其他地方名下的土地，皆被视作“逆产”收归国有。凡是冒占官地的官员，一经查出，不但本人受罚，其属下的官吏也将被株连，这样就把监督土地兼并的责任“落实到人”。对于赋税徭役分配不均的问题，完颜雍也规定，国家每3年要进行一次户口和土地的考察，以此考察为据分配徭役和人头税。同时更出台奖励政策：农户所耕种土地，凡亩产增产的，官府不但有奖励，更可免赋税，否则就会受到惩罚。如上种种，皆是对金朝入主中原后种种错误政策的拨乱反正。 在经济改革进行的同时，政治改革也紧锣密鼓，首当其冲的就是吏治改革。金朝入主中原后，虽然借鉴了宋的科考制度，但录取率极低，且科举出身的官员，很难进入金朝统治的高层，国家大权多由宗室贵族把持。完颜雍登基后，首先进行“扩招”。公元1164年的科举，他规定录取以才为先，甚至可以“勿限人数”。两年以后，就设立了太学，开始为国家培养专门的文官人才，地方上也设立府学。值得一提的是，就是在这个时期，儒家的经典著作纷纷被翻译成女真文字，完颜雍还从贵族子弟中挑选优秀者，进入地方府学和中央太学学习，后来，又设立了女真族太学和女真族府学。从此以后，有无太学就读经历，成为金朝女真族官员身份的标志。原有的以宗室为官的习气被彻底打破，甚至女真族官员若想做官，精通汉语，会写汉字，成了最基本的要求，原有的以战功升官，变成了从此时开始以文采升官。在完颜雍执政初期，金朝的女真族官员，只有一成左右有科举功名，而到了完颜雍执政末期，金朝的女真族官员，有9成以上都有科举功名。女真族的大规模汉化，正是从此时开始。 在政治体系上，完颜雍也做了调整。完颜雍之前的金朝，几乎都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掌握军队的大将，往往是朝廷的权臣，甚至中央也难以节制。完颜雍本人也是由军人集团拥立而登基的，但登基后的完颜雍，决心要建立皇帝的绝对权威。完颜雍时代的金朝官制，以尚书令、左右丞相、平章事3个官职为宰相，国家等于设立了5个宰相，5宰相相互牵制，平均分权，避免一家独大的情景出现，这样，就确立了皇帝的绝对权力。和宋朝一样的是，金朝此时起也开始“以文制武”，用文官来主持兵事，之后的金朝多次战争，更多的文官开始担任元帅，先前可以独当一面的武将，变成了听命于更多的文官的“鹰犬”。对于官员的管理，完颜雍将“勤政”作为考察官员的标尺。督促官员忠于本职，他甚至打破了官场上的资历说，对有才能的官员破格提拔。比如后来成为宰相的移刺道，原本只是个府衙小吏，完颜雍闻知他的才干后，立刻连升5级，将他提拔为转运使。值得一提的是，完颜雍时期，第一次出台了官员退休制度，规定官员满60岁必须退休。另外每隔3年，都要将各地的地方官抽调入京，和京官一起召开“京讲”，即交流地方之争经验的座谈会，以了解地方民情。 完颜雍的苦心，在他在位的时候就得到了回报。完颜雍登基初期，中国北方的人口不过300万户，到他在位的末期，已经增加到760万户。如果算上南宋的人口，这是中国历史上人口第一次过亿。而此时金朝的情景，正如历史书上记录的“天下治平，官吏职守，四民安居”，尤其是对比之前的乱象，在金世宗执政时期，全国每年的死刑案平均只有17起，可谓是中国古代的“和谐社会”。 <er">三</h3> 完颜雍被赞誉为“小尧舜”，除了他的政绩，也同样因为他的人品。 早在灭北宋时，完颜雍就是一个以“温和”“怀柔”著称的女真贵族。这既与他的性格有关，也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关。虽然是贵族，但完颜雍却是个苦孩子。他13岁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自幼由母亲抚养长大。完颜雍的母亲是渤海贵族，家族汉化极深，对完颜雍的教育，也主要以儒家思想为主。他即位后主要是以儒家思想的治国之道为方针。而且因为父亲早逝，年轻时候的完颜雍，在女真贵族中地位比较低，自然做不成养尊处优的公子哥。成年之后，他多次被委派到地方做地方官，对民间的疾苦了解很深。也正因如此，他即位之后的种种措施，皆切中了时局的要害。 在金朝的历代皇帝中，完颜雍是一个少有的厚道人。完颜雍之前的几任皇帝，都发动过对皇室宗亲的大规模屠杀。比如完颜亮即位初期，就将金太宗的子孙70多人尽数杀死，甚至连自己的母亲也被他赐死。完颜雍是取代完颜亮登基的，登基初期，许多人担心他会大搞清算报复，尤其是当初一直对完颜亮忠心耿耿的纥石烈志宁。完颜雍即位初期，这位大都督一直在率兵攻打完颜雍，完颜雍先后派了9个使者去争取他，却全被他杀死。但是在纥石烈志宁兵败后，完颜雍不但没有清算，相反继续委他以重任，命他担任辽东统帅。完颜亮当政时，东京路转运使张玄素曾状告完颜雍谋反。正是这次黑状，逼得完颜雍不得不用自己的老婆来孝敬完颜亮，导致完颜雍的妻子愤然自杀。如此杀妻大恨，完颜雍不但没有怪罪张玄素，反而提拔张玄素为户部尚书。正是这个张玄素，任户部尚书期间，提出了多项改革措施，尤其是主持修缮了从北宋末年起开始泛滥的黄河，使黄河沿岸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与此同时，在即位之初，完颜雍就发布诏书，赦免完颜亮大多数亲信的罪行，表示既往不咎。他在位期间，从来没有一件案子株连九族，在金朝的九个皇帝中，这是一个执法最宽容的时期。 而更让史家津津乐道的，就是完颜雍的节俭。比如他迁都的时候，按照规矩要大规模兴修宫殿，但完颜雍取消了这个工程，只是简单维护了一下辽国时期的旧有行宫。住进去没多久，宫里发生火灾，两座殿堂被焚，完颜雍因国家财政困难，暂缓了对宫殿的维修。直到两年后国家财政好转，才开始着手修缮。但修缮的时候，负责监工的张保愈想参考开封皇城的宫殿，便去开封考察，完颜雍知道后，立刻把他追回来，训斥说：世人皆知开封华丽，难道让他们说我也是贪图享乐之君吗？住的地方节俭，吃得更节俭。完颜雍登基后的第一道圣旨，就是把皇宫里的食物减去一半，并且从他自己做起。而且是吃得越来越节俭，到他晚年的时候，每顿饭只有4个菜，比他即位初期“减去八成”。不但自己过苦日子，他还要求儿女们也要过苦日子。公元1169年，有人告发说他的儿子越王和隋王征伐民夫兴造王府，气得完颜雍立刻停了两位王爷的俸禄，直到两人痛哭认错。太子也曾向他诉苦，说东宫的收入太少，连赏赐下人都不够。完颜雍闻讯后立刻停了太子府所有官员的工资，理由是他们误导太子，引诱太子奢侈。他的苦行僧生活，从他即位初年开始，一直到他去世。 公元1189年，67岁的完颜雍病逝于中都。他去世的消息传出后，史载当时民间“哭声遍野”。而在他身后，元太祖忽必烈称：“金朝九帝，惟世宗一人。”与完颜雍时代不远的南宋大儒朱熹，也称他为“仁德楷模”。在他去世前一个月，户部曾奏报说，中都至官外道路不便，建议在中都外新修一桥。完颜雍批准了这个计划，在他去世后的第三年，这座桥建成了，就是今天的卢沟桥。 <er">四</h3> 历代史家对完颜雍的赞誉颇多，然而矫枉过正，金朝的衰落，也恰恰是在完颜雍执政时期埋下的伏笔。 金王朝起于马上，在完颜雍之前，虽然汉化进程已经开始，但依然保留着游牧民族的强悍作风，尤其是在整体军事实力上是压倒南宋一筹的。完颜雍的各种改革措施，其核心思想是“儒家化”。具体到政治上，就是重文轻武。金朝军事力量的强大，是建立在其独特的军事体制——猛安谋克制的基础上。在金朝建立后，随着女真族转为农耕，原先以游牧部落为基础的猛安谋克制早就名存实亡。完颜雍在位时，一度想重新恢复猛安谋克制，更为了加强中原的军事力量，把大批辽东女真人迁移到汉地。但是事与愿违，原本强大的女真军队，因为之后长期的和平，战斗力渐渐退化。同时完颜雍改革科举制度，以科举作为官员选拔的主要标准，尤其是在女真人间推行科举。这使得从军打仗，已经不是女真人最好的选择，越来越多的女真人开始专注于科举考试，弃武从文。而在女真贵族高层，原先崇尚勇武的习气，也变成了崇尚吟诗弄月，诗书文章。原本的民族习性，从这时候开始大大退化。尤其失策的是，在猛安谋克制度衰弱的情况下，完颜雍并没有考虑过建立一种新的军事制度，保证国家强大的军事实力。到了金朝晚期和蒙古作战时，原有军事体制下的军队大多不堪一击，仅有的几支强军，都是用临时招募的方式组建起来的。金朝经济的高速发展，与金朝军队的高速衰弱成正比。金朝后期在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是其诗词成就，涌现出如元好问等杰出的文学家。而在完颜雍死后，金朝政治腐败，国家积弱等问题开始浮出水面，晚期的金朝，着实变成了一个“山寨版”的南宋。 完颜雍在位的27年，恰好是女真、汉族两族大融合的27年。因为完颜雍的经济改革措施，尤其是对土地兼并的遏制以及对农耕的重视，女真和汉族两族之间的民族冲突大大减少，汉族和女真族之间往来日益密切，甚至大量通婚。从完颜雍在位的中后期开始，金朝的上层女真族官员，几乎都精于汉文化，甚至金世宗的太子完颜允恭自己都会讲汉语。这样的民族融合本是好事，但也正是从这时候开始，金朝进入了“不修武备”的时期。完颜雍在位期间，屡次大规模地裁军，并且学习宋朝，多次给官员“涨工资”，意图“恩养”文士。文武官员之间身份待遇的巨大鸿沟，使得武将成为越来越不受待见的角色。比如完颜雍曾整顿的猛安谋克制，其制下的人员，也逐渐缩水。在金朝统治集团的高层里，高官们也更多喜欢写诗作词，追求休闲安逸的生活。灭北宋时的勃勃虎威，至此时已荡然无存。金朝的军队，女真士兵数量也越来越少，到了与蒙古发生战争的时候，由女真士兵组成的军队，大多不堪一击，真正起到保家卫国作用的，反而是诸如完颜陈和尚麾下以汉人为主的忠孝军。 完颜雍在位时期，与南宋之间除了即位初期的战争外，没有再发生军事冲突，双方保持了几十年的和平。但是这时期金朝的边境并不太平，主要的边患，已经从长江流域转移到了西北方向。此时西北的蒙古部落已经开始强大起来，并不时骚扰金朝的西北边陲。对蒙古部落，完颜雍采取的是打击政策。每隔3年，即发动一次对蒙古部落的大规模进攻，名义上叫做“减丁”，以遏制蒙古的入侵。但是这时候金朝的军事力量已经衰弱，加上完颜雍几次大规模的裁军，使金朝军队早已力不从心。为了表功，金朝边防部队大搞欺软怕硬，只挑势力最弱的蒙古部落下手。结果边患没有解决，双方的仇却越结越深。就在完颜雍登基后的公元1162年，蒙古孛儿只斤部酋长也速该家也新添了一个孩子，而这个孩子，就是金王朝的掘墓人——铁木真。 正文 第二十七章 南宋抗蒙几悲壮 老话说：没有攻不下的堡垒。横扫天下的蒙古可汗蒙哥倘是听到此话，会不会在棺材里气得活过来？1000年前，他用相同的话语鼓舞着他勇敢的战士们，然后一次又一次率领那支横扫欧亚的蒙古虎狮在钓鱼城下发起了决死般的冲锋，终于……把命丢了。 涛涛嘉陵江边，巍巍钓鱼山之上，便是那座令蒙古人肝肠寸断的死亡之地——钓鱼城。相传混沌初开时，青华大帝曾在此钓鱼，救济了一方饥荒中的百姓，钓鱼山即因此而得名。南宋重庆知府余玠修筑这道铜墙铁壁时，亦因此而命名。数年之后，这座他亲手打造的钢铁堡垒，竟然钓到11世纪人类战争史上最大的一条鱼。历史的滚滚洪流在此处转弯，蒙古帝国奔腾不息的扩张脚步自此戛然而止，无数苦难民族的命运，都将为这座伤痕累累的小城所救赎。 <er">一</h3> 公元1258年，蒙古可汗蒙哥率军翻越六盘山进入四川，企图打开灭亡南宋的突破口。这是一支集中了蒙古帝国所有精华的王者之师，包括由哥萨克骑兵组成的阿速军，由蒙古精锐骑兵组成的本部军马，以及由汉人水师天才史天泽统领的蒙古水师。在付出了惨重的伤亡后，蒙古大军终于跌跌撞撞地进入了四川腹地，从成都到阳平关，四川地区三分之二的州县落入蒙古人的囊中。四川危急，南宋危急，蒙哥可汗的马刀，已然顶在了南宋王朝的肺管子上。得胜后的蒙古人士气高昂地向着他们此战的最后一个目标——重庆进发。他们的刀锋顶在了重庆的门户——合州钓鱼城上。 钓鱼城，是决定蒙哥此次南征战局成败的关键，它上可控三江，下可蔽重庆，是支撑整个四川战局的防御要塞。钓鱼城若失，四川地区就再无险可守，南宋的西线战局将全线崩溃。因此，重庆知府余玠一直把打造钓鱼城防线当作一个大工程。在他的苦心经营下，钓鱼城构筑起了严密的防御工事，依山而建的防御堡垒易守难攻，南宋四川地区一切可用的兵力全都集结于此。对面是蒙古可汗御驾亲征的王牌军团，钓鱼城，此刻已不仅仅是一个防御工事，而是一场以千百万人生命为代价，连接两大王朝命运的血腥战争赌注。 当蒙哥可汗亲临钓鱼城下时，面对这严密的防御工事，他也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险要的地势，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堡垒，仅凭常规攻击，想拿下此城池绝无可能，但这却是蒙古大军必须啃下的硬骨头。蒙哥先派南宋降将晋国宝入城劝降，守将王坚没和他废话，手起刀落将这个败类剁成了肉酱，也把响亮的声音传给了城外的蒙古人：宁死不降。 攻击！全线发动攻击！蒙哥知道，钓鱼城仿佛是一棵生在嘉陵江边的坚韧老藤，必须要先去枝剖叶，然后才能连根拔除。从公元1259年正月开始，血腥的硝烟笼罩了钓鱼城。蒙古军相继占领了梁山城、礼义山城、合州旧城等周边地区，蒙古水师封锁了嘉陵江南北出口。至此，钓鱼城已被困成一坐孤城，与外界的联络全部断绝。经过了一个月的外围扫荡，蒙古军从二月开始发动了全线进攻，5万蒙古精锐亮出了雪亮的马刀，如群狼一样恶狠狠地向钓鱼城扑来。 开打了蒙古人才明白，这仗，真不是人能打的。 钓鱼城，坐落在钓鱼山上，三面环水，山势险要，相对高度300多米。要打钓鱼城，就得先爬山，再爬墙。 这可苦了那群马背上长大的天之骄子们了。下了马去爬山，爬到山上气没喘一口，就被城头守军用弓箭石头招呼。好多蒙古兵连城墙根都没摸着，就被对手打进了嘉陵江。蒙哥从中军台远望去，密密麻麻攻城的蒙古兵仿佛雨点一样掉进嘉陵江喂了王八。好不容易有蒙古兵冒着枪林弹雨接近了城头，守将王坚早就进行了周密布置，长矛兵把城墙护得像刺猬一样。费尽千辛万苦抵达目的地的蒙古勇士们，接二连三地被宋军的长枪串成了麻花。蒙哥一阵憋屈：戎马几十年，哪打过这种窝囊仗。 陆地不行就从水上来，蒙古汉将史天泽的水师出动了。这支蒙古人为对付南宋水师不惜血本建造的精锐舰队果然厉害。先在钓鱼城东门全歼了宋军水师，继而护送着敢死队从城东北抢滩登陆，可水上能打，上了岸就不一定灵了。登陆后的蒙古军先后向城东登奇门、东胜门、镇西门等地接连发动强攻，一度攻上了钓鱼城东北的城头，可终被顽强的守军打了回来。最危险的一次，蒙古军已经完全占领了东胜门，可从东胜门败退的宋军趁夜组成敢死队发起自杀式冲锋，居然又重新把城头夺了回来。战机稍纵即逝，之后蒙古军数度发起反扑，终未再接近城头一步。 水上不行，那就继续爬墙，爬墙不成就从水上来。之后的日子里，从水上到陆上，从登陆到爬墙，蒙古军来来回回地折腾，前赴后继地冲锋。可钓鱼城的守军更顽强，管你从哪来，打你没商量。就这样折腾到四月份，数万蒙古军困于钓鱼山下，始终不能前进一步。 关键时刻，蒙古的后援部队来了，还带来了蒙哥最梦寐以求的武器——回回炮。这是当时世界上威力最大的火炮，专门用来攻城略地，是无数南宋守军心头的噩梦。蒙哥来精神了，我打不下你，还轰不死你。蒙古军重炮一字排开，堆火药、上炮弹、点火、开炮！只听到轰隆一声巨响。蒙哥懵了：打雷了，下雨了，瓢泼大雨哗啦啦地下，几十门火炮在大雨中全淋成了哑巴。真是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啊。 <er">二</h3> 就在蒙古军困于钓鱼城下受活罪的时候，南宋全国已然开始了总动员。中国南方各路的军队，无论远近全部齐集，奔着同一个目标——增援钓鱼城。钓鱼城之战已非一场简单的城市攻防战，而成为一场宋蒙之间增援打援的肉搏战。围绕着钓鱼城这个小小的核心，方圆几百里的地区都打翻了天。重庆守军几度北上增援，与蒙古打援部队展开浴血奋战。四川制置使吕文德集结精锐舰队冲击嘉陵江北，与蒙古史天泽的精锐水师进行惨烈的搏杀。至此，宋蒙双方在钓鱼城周边形成了犬牙交错的肉搏态势，打到六月，双方精疲力竭，谁都不能前进一步。 蒙古军中不是没有明白人。在几次军事会议上，大将术速忽里就力主尽早撤兵，可蒙哥不答应。我堂堂蒙古勇士，连个小小的钓鱼城都打不下来，这不是笑话么。钓鱼城守将王坚却不消停，几次打开城门发动反扑，竟将蒙古的攻击部队杀得大溃。从一月打到六月，蒙古大军越打越疲惫，钓鱼城却越打越精神。蒙哥可汗要急疯了，硬打不行就来软的。蒙古军先锋汪德臣胆大，单骑一人来到城下劝降，什么良禽择木而栖的道理磨破嘴皮子说了一堆。这次王坚态度好，很亲热地寒暄了一会儿，末了把手一挥，大块的石头齐向汪德臣身上招呼，饶是汪德臣躲得快，还是给砸成了内出血，回去没几天就死掉了。汪德臣之死，蒙哥大为痛惜，连着几天唉声叹气。仗打到这分上，进也不能，退又丢人，真是难那。 不过蒙哥可汗，你也用不着为汪德臣之死痛惜，很快你就可以去见他了。 汪德臣死后，蒙哥大怒，决心在钓鱼城外修筑高台，在高台上安置火器，企图发动最后一次决死冲锋。蒙古人干工程的本事还不错，没几天高台就建起来了，蒙哥亲临现场视察，却被钓鱼城守军逮了个正着，一颗炮石准确无误地朝蒙哥砸去，蒙哥躲闪不及，当场中弹，算是“为国捐躯”了。 消息传来，蒙古军全营悲痛，终于悄无声息地撤退。但是，相信那些被钓鱼城折磨到疯狂的蒙古将士们心中还有另一个念头：解脱了，这次是彻底地解脱了，终于可以撤了。 钓鱼城之战，终于以它坚韧的防守，以全城军民的浴血奋战，胜利地拉下了帷幕。西方人将钓鱼城唤作“东方的麦加”，因为，它的胜利真的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在蒙哥死前，蒙古的另两路大军在东线和西线本来已经深入到南宋的腹地，若无此战，南宋的灭亡怕是要提前20年。若如此，迎接中国南方汉人命运的，怕是血淋淋的种族屠杀，一如蒙古军征战阿拉伯时的样子。正是这一战打醒了蒙古人，使蒙古人终于放弃了屠杀式的征服政策。更重要的是，蒙哥之死使蒙古帝国在西方战线全面撤军，蒙古帝国向西方国家的扩张步伐终于停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钓鱼城一战，救了无数民族的命。 蒙哥身死20年后，忽必烈建立的元朝统一了中国，小小的钓鱼城依旧无数次顶住了蒙古大军的进攻。在天下一统的背景下，公元1279年，钓鱼城守将王立在得到元军绝不滥杀无辜的承诺后终于开城投降，以和平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使命。钓鱼城守军在蒙古大军南进中其抵抗之峻烈坚忍，即使是残暴好杀的蒙古大军，也由衷地敬服。钓鱼城，不仅仅是一个朝代、一场战争的见证。西方人说得没错，它是东方的麦加，是中华民族热血与灵魂的见证。 <er">三</h3> 小小的钓鱼城以它的坚忍令几代蒙古可汗头痛，可相形之下，荆楚平原上的襄阳和樊城两座重镇才是蒙古人的大麻烦。钓鱼城再硬，不过是山头一坐弹丸小城，今天打不下还有明天，今年打不下还有明年，随时召集人马随时开工，甚至就像蒙古名将术速忽里无数次建议的：实在不行咱改道？事实证明，继承蒙古汗领袖地位，完成中国一统的忽必烈就是这么做的。 可襄樊重镇却不同。如果说钓鱼城是啃不动的硬骨头，襄樊防线就是陷进去拔不出的泥潭，不是泥潭最终被踏成平地，就是冲锋者尸骨无存！全身而退？那是做梦！不战胜则死才是硬道理。 在宋蒙战争的大版图里，荆楚平原上的襄樊重镇仿佛一把刀子直顶在蒙古人的胸膛上，绕不过也躲不开，啥避实击虚啥躲其锋芒都统统一边去。襄樊防线是南宋国土防御的核心，是蒙古大军南进的跳板，襄樊之战谁得胜，谁就死死扼住了战争命运的咽喉。襄樊的较量注定是针尖对麦芒的血火攻杀，动手就要干到底，开战便永无宁日，倾国相搏，一句话，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20世纪70年代，一位叫金庸的武侠大师以这段惨烈的历史为底料，以生花妙笔描绘出三部令全球华人都耳熟能详的武侠故事。也正是拜金老先生的奇思妙想所赐，提起那场荡气回肠的战争，许多人脑海里首先浮现的是天上飞来飞去的大雕，是郭靖风卷残云的降龙十八掌，是包罗人间万象智慧的武穆遗书，是杨过黯然销魂的悲情和小龙女长袖飘舞的华彩，空穴来风的故事在现代电视艺术的包装下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收视率奇迹。香港拍、台湾拍、中央电视台跟着拍，四大天王演，四小天王演，超女快男们争着演。选个演员闹个绯闻都被无聊媒体当回锅的冷饭炒来炒去，却很少有人关注：那段真实的历史是怎样的模样？ 大雕是绝种了的，降龙十八掌是忽悠人玩的，《武穆遗书》是不存在的，神雕侠侣是不可能的。唯一的真实，是宋元两国那场血火交织的战争，是以身许国的慷慨，是力战不屈的激昂，是壮士断腕的叹息，是国破山河在的悲怆。 自公元1236年蒙古军挥兵南下开始，襄樊两城便陷入长达37年的暴力与仇恨中。窝阔台崩了，蒙哥汗接着干，孟珙过世了，吕氏兄弟接着守，几代人千百万条生命，威服天下的荣耀与守土保国的责任，俱交织在这两座小城之下，在岁月无情的流逝中，风化成凝血的篇章。关于这一切，千言万语，多少的生死相搏，多少的良将奇谋，多少的战例经典，却只汇成3个词：天命、信念、民气。 说天命，襄樊真的倒霉得很。不止因为敌人太强。老话说，堡垒都是内部攻破的。37年来，襄樊军民最大的敌人，恰恰是他们誓死捍卫的领导——南宋。要给这个朝廷的最后时光写个总结鉴定，怕是只有4字评语：瞎搞！胡闹！ 公元1236年，蒙古军第一次进攻襄樊，那一次他们打了个开门红，御驾亲征的窝阔台如摧枯拉朽一般连取襄阳和樊城二镇，之后他才知道，他踏进的是地狱。政府军垮了，襄樊人自发地组成民团，当官的逃跑了，乡民们自动组成义师，今天拔个蒙古据点，明天袭击个运输队，骄横的蒙古大军晕头转向，仿佛空气里都充满着自己的敌人，宋将孟珙整顿军队从正面发动反击，襄樊两城的义师从侧面不间断地骚扰，任你屠城任你破坏，只要还有一丝气力，终要与你周旋到底。最终，天下无敌的蒙古大军第一次体会到了崩溃的滋味，他们如丧家犬一样地退了出去，18年后，号称蒙古最具智慧的王子忽必烈再次涉足这片土地，江汉军民一如既往地浴血奋战阻止了他前进的脚步，无数人的鲜血和生命，却只换来奸相贾似道的一纸卖国条约。蒙古兵再次退去了，可这次，他们似乎已经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公元1268年，决定襄樊，甚至决定整个中国命运的第三次襄樊争夺战，再一次打响了。 宋朝政府还是一样昏庸，宰相贾似道还是一如既往地陪着皇帝在宫里斗蛐蛐。国家？朝局？民族命运？与我何干！襄樊军镇接连派了三位求救使者。第一位和第二位都被贾似道拦了下来，第三位使者不顾一切冲进皇宫，还没说话就被宫廷侍卫砍了头。可是就算说了又怎么样，襄樊告急？宋朝皇帝会很纳闷地问：襄樊在哪里？ 襄樊人已经习惯了，30年来，他们就是从这种孤军奋战里走过来的。可这次，他们却突然感到了不习惯，不仅仅是因为蒙古人出人意料地有耐心，挖壕沟、筑城，大部队重兵重围，在襄樊东南的鹿门堡修筑堡垒，在樊城东北白河城修建堡垒，襄樊的外围被割断了，襄樊的后路被切断了，甚至，襄樊两城之间的联络也被切断了。在南宋朝廷“行政不作为”的帮助下，坚韧的襄樊防线被切割成无数孤立的点。襄樊守将吕文焕在城头上恨恨地骂：这种缺德的招数，估计只有汉人才想得出来。 <er">四</h3> 不错，这正是汉人想出来的。这次襄樊人最大的不习惯，就是他们对面的敌人，不再喊着他们听不懂的蒙古语，他们也说着和自己一样的语言，来自和自己一样的种族，那是蒙古王朝的汉人军队。 决定襄樊战局命运的，恰是两个汉人：蒙古汉族名将史天泽，还有南宋降将刘整。 对于这样的人，后人自然可以很痛快地骂一句：汉奸！可这些所谓的“汉奸”，夺取襄樊的信念似乎和襄樊人守土保国的信念一样坚定。史天泽不用讲，自小生在北方，在异族统治的阳光下长大，啥南宋啥正统，在心里统统没感觉，食君之禄担君之忧么，忽必烈才是我的真主子。刘整呢，来自南宋不假，可就是那个朝廷，害死了我的老领导——曾立下击毙蒙古可汗奇功的王坚，更要害死我。奸臣当道自毁长城，这样的朝廷值得我效忠？元太祖忽必烈聪明地把夺取襄樊的任务交给了汉人，因为他知道：汉人的信念力量最可怕，他更知道，只有汉人才了解汉人。 于是，从公元1268年开始，两支来自同一民族的军队在自己祖国的国土上，展开了长达5年的搏杀。一边是誓死保国的南方热血之士，一边是誓死效忠新朝的北方男儿，这是一场信念与信念之间的碰撞。史天泽的水军在长江上横冲直撞，南宋保持了数十年的水战优势自此荡然无存，刘整制定了近乎完美的进攻方略，从进攻时机的把握和进攻地点的选择，都几乎卡住了襄樊防线所有的死穴。宋朝张世杰的增援部队被打退了，范文虎的增援部队被全歼了，襄樊守将吕文焕企图在万山堡打开突破口，却被蒙古军打了反包围，伤亡惨重。襄樊的外围争夺战在向着对蒙古军有利的方向发展，包围圈在缩小，城内的储粮在减少，部队的伤亡得不到补充，外围的援军毫无踪影。南宋呢，贾似道正陪着宋朝皇帝在花船上斗蛐蛐。襄樊，没救了。 蒙古的进攻顽强，襄樊的抵抗依旧顽强，不仅仅是政府军，民众也自发组成了民团，宋将张顺、张贵兄弟招募民兵3000人，冲破蒙古大军重重包围，终于入援襄阳城内，这是5年来襄樊防线得到的唯一一次援救，在血肉搏杀中煎熬的军民万众欢腾。可幸福永远是短暂的，数日后，张贵率军出城，企图联络宋朝大将范文虎共同夹攻蒙古军，却不幸遭到了蒙古军的重兵重围，突围将士全部壮烈牺牲，蒙古军将张贵的尸首送回襄阳城，那一日，整个襄阳泪如雨下，不仅因为烈士的忠义，更因为他们知道，襄樊最后的希望已然破灭了。 时间一天天流逝，襄樊防线的堡垒在一天天地被蚕食，蒙古军似蚂蚁啃大象一般耐心地前进着，襄樊的外围据点全部丢失了，偌大的江汉平原上仅余两个孤独的城。公元1273年正月，在正面进攻数次碰壁的情况下，刘整和史天泽率兵从水路突击，用回回炮轰开了樊城的一个角，数万蒙古军蜂拥而入，樊城守将牛富率全城军民与敌巷战，浴血牺牲，全城军民无一人投降。樊城，以玉石俱焚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襄樊防线的一个角，终于坍塌了。 樊城已失，仅余的襄阳成了彻头彻尾的孤城。襄阳守将吕文焕做了最后一次努力，派使者突出重围去南宋都城临安求援，求援的文书再次被扣到了贾似道手里，粮食吃光了，箭矢打光了，襄阳已经丧失了最后的希望。襄阳的军民终于怀疑了：5年，整整5年，我们付出了无数生命，在没有任何援助的情况下孤军战斗，究竟是为了什么？ 是呵，向这样不可救药的王朝效忠，究竟是为了什么，襄阳城还在，可襄阳人信念的堡垒，第一次坍塌了。 公元1273年二月，蒙古大将阿里海率兵抵达襄阳城下，几声回回炮轰鸣，伤痕累累的襄阳城头被轰开了一角，硝烟过后，展现在蒙古军面前的是一群默默放下武器的人，没有嘈杂，没有抵抗，只有襄阳人木然的眼睛里闪耀着无声的愤怒。襄阳，投降了。 那一天，在襄阳城祭祀张贵兄弟的双忠祠中，襄阳守将吕文焕面对着英雄的牌位，泪流满面。 建立过让世界赞叹的繁华文明的大宋王朝，终于亡了。蒙古人的全球霸业达到了顶点，他们建立的元朝在中国实行残酷的暴政与种族歧视政策，他们近乎敲骨吸髓的掠夺似乎是要夺走这个民族的一切，然而他们不会想到，这个民族有一样东西，是他们永远拿不走的。 那就是民气！ 信仰也许会陷入危机，信念也许会崩溃，而民气，却永远生生不息，襄樊平原，正是这样一片神奇的土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在宋亡之后的数百年间，作为楚人的子孙，襄樊人用生生不息的民气实现了这个古老的预言。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烈火中，湖北是抵抗最为剧烈的地区，正是湖北人一次次不屈的抵抗，牵制了元廷大量的精锐兵力，才给了后来的明王朝以起家平天下的时间，令蒙古人终于卷起包袱狼狈逃出长城。在20世纪初叶，也正是湖北人的一声炮响，敲响了清朝300年异族统治的丧钟。在如凤凰涅一般的8年抗战中，从大武汉到襄樊战场，湖北人给了骄横的日寇以最惨重的打击，日本在湖北战场上投入了他们二战以来最精锐的兵力，最尖端的武器，却在尸山血河中无法前进。整个抗日战争的战局，也正是在湖北战场得以扭转，高歌猛进的日本人尽管在付出惨重代价后占领了湖北，却终于元气大伤，停滞了扩张的脚步，使中国人终于赢得了休整的时间与再造河山的机会。湖北，以他不屈的抗暴精神，一次次用鲜血和牺牲为中华民族赢得求生的机会，在无数个悲壮的故事下，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民气。 面对真实的史实，武侠迷们或许会失望，那些所谓的武功秘籍最终被证明是不存在的。然而穿过千年的历史，抛开光怪陆离的武侠传说，我们会发现，襄樊，有着比所谓武林至尊更珍贵的东西。那就是一个民族精神的家园。 正文 第二十八章 被遗忘的战争 <er">一</h3> 〔隋攻吐谷浑之战〕 大隋盛唐，武功赫赫，击吐蕃，战突厥，浩瀚的史册里留下了无数英雄的传说。然而隋朝攻吐谷浑之战，在隋唐名将赫赫光辉的映照下，显得有些平庸和暗淡。而事实上，隋攻吐谷浑之战，不仅仅是隋朝统一中国的前奏，更为历经分裂与战乱的中国，打响了重归盛世的发令枪。 南北朝时期，吐谷浑本是辽东鲜卑慕容部的一支，盘踞在河西青海一带，与柔然突厥等草原骄子相比，自然名声小了许多。然而与传统游牧民族不同的是，吐谷浑已经进入了半农耕半游牧经济阶段，这样的民族比单纯的游牧民族威胁自然大得多，而且它的位置正卡在丝绸之路的咽喉地带，对富庶的河西地区形成了严重的威胁。自南北朝以来，吐谷浑时降时叛，中原王朝强盛则归附，中原王朝内乱则趁火打劫，就像一根钢钉，扎在中原王朝的肋骨上。因此，雄才大略的隋文帝在发动南北统一之前，首先腾出手来解决吐谷浑问题。公元581年，隋以上将军元谐为元帅，统步骑数马出青海乐都，西击吐谷浑，在丰利山之战中大败吐谷浑主力军队，斩俘数万。此战基本解除了吐谷浑对隋朝边境的威胁，此战后，隋军下江南，平陈国，基本完成了国家的南北统一，说平吐谷浑之战是隋朝统一中国战争的前奏，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但这对于隋朝与吐谷浑的战争来说，仅仅是一个开始。隋朝统一南北后，对吐谷浑的打击并没有停止，从隋文帝到隋炀帝，两代君王持续对吐谷浑发起攻击，一定要将这个顽强的部族彻底打垮。漫长的战争消耗了隋朝的国力，成为隋朝二世而亡的重要因素。代隋而立的唐朝也继承了隋朝对吐谷浑的政策，在经过数次征讨以后，终于由唐将李靖于贞观年间将吐谷浑彻底击败。从此，这个曾经雄踞河西的部族渐渐走向了灭亡，终被吐蕃所灭，完成了一个历史概念。 我们可以从国防等多个因素来解释隋唐征吐谷浑之战。然而透过无数尘封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西击吐谷浑之战，实际上牵动着历代强盛中原王朝的一个大战略——西进战略。如汉朝开西域一样，历代强盛的中原王朝都把开辟丝绸之路，恢复对西域的主权作为国家和平与发展的大谋略。而吐谷浑正是横亘在隋唐王朝通向丝绸之路的大钉子。击败吐谷浑使隋唐王朝巩固了自己在河西地区的主权，以此为基础将华夏文明传向了西域大地，更使横穿欧亚的丝绸之路从此畅行无阻，拉开了中华民族又一盛事的序幕。征吐谷浑之战是华夏文明再次冲出关山阻隔，通向欧亚大陆的第一块跳板。其意义即使与唐平突厥之战相比，也是毫不逊色的。 <er">二</h3> 〔唐朝破吐蕃的维州之战〕 盛唐的赫赫武功让人神往追忆，而安史之乱后晚唐的历史却总让史家不堪回首。那个向来被认为是宦官乱政与藩镇专权的黑暗年代，尽管已经是唐王朝日落西山的末世，然而在生存的压力下，唐朝军队依旧部分保持着盛唐时代强悍的战斗力，一代名将们以扶大厦于将倾的勇气，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打出了一次次酣畅淋漓的外战胜利，确保了走向末世的唐王朝边境的太平，也一度为国家迎来了回光返照一般的“中兴”。公元801年唐朝剑南节度使韦皋破吐蕃的维州之战，正是唐军末世时代的辉煌之作。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实力大损，边境防线也严重内缩。西线强悍的吐蕃帝国不断东进，在侵占河西走廊以后，更是日益肆虐唐朝边境。中唐以后的唐王朝一面要应对藩镇割据的困局，一面又要面对吐蕃在边境的巨大军事压力。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形下，唐军与吐蕃军50多年来在边境持续征战，互有胜负，但是在失去了陇右等战略要地的情况下，唐军始终在战略上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公元801年，吐蕃再次向唐朝西线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相继攻陷唐朝麟州等战略要地，兵逼长安，然而此时的唐王朝，却走出了一招化被动为主动的妙棋——围魏救赵。驻守四川地区的剑南节度使韦皋率领步骑两万，兵分九路经四川杀入吐蕃境内，先后转战4个月，攻略城池7座，焚毁堡垒150个，先后击溃吐蕃大食联军16万人。在维州决战中，韦皋以围点打援战法，消灭吐蕃自西北赶来增援的援军，成为这场会战最后的胜方。在4个月的持续打击下，唐军斩俘万余人，招降3000余户，不仅解除了吐蕃对于唐朝西北边境的威胁，更给了企图入主中原的吐蕃以沉重的打击。 而从整个唐朝吐蕃的战争格局看，如果说安史之乱是使吐蕃占据战略主动的一大转折点，那么维州之战就是唐蕃战争之间又一次有转折意义的大战。维州之战前，吐蕃对河西的盘踞仿佛是一把硕大的砍刀，横在唐王朝的头顶上，而韦皋另辟蹊径，在西南地区开辟第二战场，接连占领吐蕃西南战略要地，如一把匕首横插在吐蕃人的肘腋之下，从而彻底扭转了唐朝在战略防御上的被动局面。维州之战后，吐蕃实力大损，对唐朝的威胁大为减弱。从此，曾经雄踞在欧亚内陆的吐蕃帝国也开始走下坡路，不仅再无力对唐朝发动大规模的进攻，相反对于原有属地的控制能力也渐渐减弱，唐蕃之间虽然也再次发生过小规模的军事冲突，但大规模的战争已经不再。公元821年，唐朝与吐蕃于长庆会盟，彻底结束了两大军事集团历经数百年的持续对峙和战争状态，在之后的时日里，双方都忠诚地遵循了这一盟约。韦皋破吐蕃的赫赫武功，恰恰是打开两大集团和平之门的一把钥匙。世人对晚唐政治颇多贬斥，然而透过维州之战的辉煌，我们仍然可以依稀看见盛唐武功的丝缕荣光。 <er">三</h3> 〔唐击回鹘乌介可汗之战〕 说起唐朝与回鹘的关系，那真是唐朝与周边少数民族中最微妙的。回鹘是唐朝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中与唐朝关系最密切的一家，回鹘历代可汗都要接受唐王朝的封号，始终保持着与唐朝之间的姻亲关系，无论是唐朝盛世时代的大辟疆，还是唐朝中晚期的内乱，回鹘都鼎力相助，可以称得上是唐朝的铁杆。但是另一面，回鹘也有着一张贪得无厌的面孔，特别是在唐朝中晚期衰落以后，回鹘虽然始终保持着对唐朝的臣属关系，实际上却屡屡干出趁火打劫的缺德事。平安史之乱时将中原多个城市洗劫一空不说，中唐以后，回鹘更是屡屡欺压唐王朝，在西北攻略唐朝在安西的军队，占领唐朝原来在西域的势力范围，垄断丝绸之路的贸易。回鹘使者和商人在唐境内横行霸道，唐朝政府却束手无策。回鹘人不但在边关贸易上强买强卖，更是经常趁唐朝边乱之机分一杯羹。唐朝与回鹘的关系更像是一个大家族与他的远房子侄的关系，在大家族势力日益衰落的情形下，这支远房亲戚也乘机喧宾夺主，落井下石。然而在边患的压力与藩镇割据的困难情况下，唐王朝更多地选择了忍气吞声。 不过回鹘人的好日子也没长久多少。8世纪以后，回鹘人的势力日益出现衰退迹象，终于在公元840年遭到了中亚黠戛斯部族的沉重打击，最终走向了灭亡。回鹘的余部立乌介为可汗，迁徙至河套平原一带，向唐王朝请求内附。唐朝自然仗义伸出援手，连忙援助粮食，帮助这些回鹘残部可以暂时在水草丰美的河套平原安居。然而，安顿了没多久的乌介可汗很快就不老实了。经过短暂的休整以后，回鹘人恢复了些许元气，便开始频繁地攻略唐朝州县，甚至要求借唐朝的边城重镇安住，企图演一出鹊巢鸠占的好戏。此时的乌介可汗占据河套，号称拥兵10万，虽然远不能与其鼎盛时期相比，可已然成为唐朝北部边境的巨大威胁。更何况，这些历经苦难逃奔河套的回鹘猛士，都是回鹘族中身经百战的战士，其战斗力和凶悍精神都相当强大。我们可以从历史上无数相似的一幕幕中感受到唐王朝当时边境形势的严峻。匈奴西征欧洲时，西逃的西哥特人就是以请求西罗马收留的名义，最终灭掉了繁荣的西罗马。唐朝的君臣自然不可能知道欧洲史，但匈奴内迁后乱华的好戏自然提醒着他们脆弱的神经：10万河套回鹘人仿佛一颗巨大的定时炸弹，随时都有引爆的可能。 还好当时的唐朝皇帝唐武宗是个明白人，加上主持大政的是名相李德裕。因此从事件一开始，唐朝就采取了恩威并施的手段。一方面对西迁的回鹘人好意安抚，分化瓦解其部众；另一方面则调兵北上，命令唐朝北线所有军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并随时准备打击来犯之敌。唐朝的苦心没有白费，回鹘部族中的亲唐势力纷纷投唐，而乌介可汗对于唐朝边镇的数次袭击也被唐军奋勇打退，造成了偷鸡不成蚀把米的闹剧。乌介可汗的势力严重萎缩，部众纷纷逃亡，然而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乌介可汗依旧野心勃勃。他集中手中人马南下大同川，攻略唐朝山西地区，一时间边地狼烟四起，战火频发。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忍无可忍的唐王朝终于出手了。公元843年正月，唐朝抚回鹘使刘沔率集结待命的唐朝各路军马发动反击，在振武城与回鹘军展开决战。唐朝采用轻骑兵突袭战术，以3000轻骑兵突袭回鹘牙帐，唐军大部队则从正面发起夜袭。猝不及防的回鹘军被打得全线崩溃，唐军乘胜追击，在杀胡山（即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子罕山）彻底将其击败，斩首数万人，俘虏两万多人，并救回了被回鹘人劫掠的唐朝公主。至此，赫赫强大的回鹘帝国，最终走向了败亡。 对比韦皋破吐蕃的维州之战，唐击回鹘残部之战，可以被看做晚唐时代唐朝战略防御的转折点。唐朝的边患素来集中在西北地带，尤其以回鹘和吐蕃两大强邻为甚。而在吐蕃走向衰落并与唐朝修好后，强大的回鹘帝国也继而走向了灭亡。晚唐在政治与军事都走向末世的情况下，能够解决好这个困扰已久的边患问题，实在是几代政治家与军事家在外交与军事方面努力的结果。击灭乌介可汗后，唐朝册封了击灭回鹘的黠戛斯部落。而自称是汉朝李陵后人的黠戛斯部也对唐朝忠心耿耿，不但成为了抗击阿拉伯帝国东侵的屏障，更使战火绵延的丝绸之路重新开通，从长安到中亚的通道再次畅通。从此，唐朝西北的边患基本解除，而东北地区的威胁却日益增大，东北的契丹部渐渐崛起，成为中原王朝最大的威胁。此战的另一个意义在于，参与唐朝击回鹘之战的另两大部族：沙陀族与党项族，因为在此战里的卖力表现而受到唐王朝的嘉奖，更趁着回鹘败亡之机填补了其在河套地区的空白，壮大了自身实力。前者趁黄巢起义的机会南进中原，雄踞山西，并在唐亡以后自立为帝，建立了五代十国时期颇有重要意义的中原后唐王国。后者则在河套地区苦心经营，终于在宋朝之后破茧而出，建立了雄霸河西走廊的强大王朝——西夏。说这场战争是两个弱小部族鲤鱼跳龙门的开始，估计是最恰当的。 <er">四</h3> 〔宋夏平夏城之战〕 史家对于王安石变法的内容颇多争议，然而有一点却是大家公认的，王安石变法的最大成就不在经济和政治，却在军事上。从王安石变法开始，宋朝军事改革特别是西北地区的军事改革就成了变法的重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宋朝西北军镇是王安石变法的“特区”。西北军队拥有了独立的指挥权与统兵权，士兵的作战素质和将领素质也随着变法的深入而日益提高，渐渐扭转了宋朝在宋夏战争里的被动局面，并为宋朝打造出一支难得的精锐之师。遗憾的是，这一切成果，皆因为北宋最终的败亡和王安石变法的是非争论，一直被史家所忽略。 常人往往把公元1041年西夏与宋朝缔结和平条约作为宋夏战争的结束，而在真实的历史中，那纸和约不过是一个短暂的休止符而已。西夏开国君主元昊病逝后，宋夏之间维持了20年和平，然而宋仁宗去世后，宋夏战争终于风云再起，这也成为王安石变法的一个动因。而在宋朝新旧两党的争执中，西北军事改革成为新法中硕果仅存的独苗。宋朝始终将整顿西北军务当作国策的重点，这一政策很快就收到了回报。之后的30多年里，宋朝与西夏在西北连年征战，互有胜负，却渐渐扭转了仁宗时代被动挨打的局面，甚至能够主动出击，在与西夏硬碰硬的较量里不断蚕食西夏的战略要地。在这场漫长的消耗战中，国力不及的西夏逐渐开始走下坡路。而发生在公元1097年的宋夏平夏城之战，则是西夏最后的疯狂。 公元1097年，宋朝在好水川地区修筑城防，号平夏城。这个坚固的要塞仿佛一根铁钉嵌入西夏的国土中。西夏随即做出了反应，派遣40万大军攻打平夏城，以此作为进攻北宋的跳板。可他们没有想到，在之后的13天里，小小的平夏城仿佛一台巨大的搅肉机，将好水川变成了西夏人的死亡之地。西夏人将平夏城重重围困，并采用了攻城战车等先进武器，但在宋军的顽强抵抗下无法前进一步。西夏人尸骨成山，伤亡惨重，宋将郭成抓住有利战机，采用轻骑兵突袭战术，在西夏人最疲软的时候突然发动攻击，一举打掉西夏军的指挥部。西夏40万大军顷刻崩溃，宋军乘胜追杀，大破西夏军。此战后，西夏军被迫求和，宋朝的西部边境暂时平静了一段时间。 平夏城之战并非是一场简单的城池攻防战。此战是金兵南侵前西夏对宋朝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此战的胜利，使宋夏之间的攻守彻底易形，也拉开了此后宋朝步步为营，逐步蚕食西夏国土的序幕。在之后的20多年中，曾经猖狂的西夏彻底变成了防守一方，而宋朝则开始了对西夏的一系列进攻战。尽管西夏数次打退宋朝的大规模进攻，但却无力改变边境上的被动局面。在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后，至公元1119年，宋朝已经彻底夺取了西夏的横山地区，使西夏失去了防御北宋的最后屏障。如果不是金军南下事件，我们可以预言，西夏的提前灭亡和北宋夺取河西地区，或许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平夏城之战最让人惊讶的，是宋朝西北军强悍的战斗力。宋军一向因军力孱弱而被人轻视，然而平夏城之战中，宋军一方面延续了他们善打城池防御战的传统优势，另一方面却用宋朝人最不擅长的骑兵战最终解决了问题。这实在是宋朝军事战术中的一个突破，而这个突破和北宋的西北政策分不开的。平夏城战前，宋军与西夏军在西北地区互有攻守，夺取了相当多的产马地区，为建立高素质骑兵军团提供了保证，另外，王安石的军事改革也使宋朝西北边军的战斗力提升了一个档次。在两宋并不光彩的外战史上，北宋后半段的西北争夺战，当是一个亮点。如果历史真能够给北宋充分的时间平定西夏，并利用河西地区的资源优势继续打造一支强悍的骑兵，或许整个两宋的历史，都会换一种写法。 遗憾的是西北军力的强大并没有让北宋免于灭亡，对此我们只能很遗憾地说，这是北宋军事大战略上的失误。澶渊之盟以来，北宋战略防御的重点渐渐西倾，宋辽之间漫长的边境基本处于不设防状态。而一直为宋朝统治者所倚重的“80万禁军”，也早已腐化不能战，终于使北宋的国土防御出现了“失重状态”。宋朝西北军的强悍只能算是北宋军事中的异类了。到辽国灭亡，金朝南下的阶段，宋朝的北方防线不堪一击，很快被金军兵临汴梁城下。而强悍的西北防线却面临着金军与西夏军的两面夹攻，终于被西夏和金联手击破瓜分，葬送了大好的西北形势，也使王安石的最后一丝心血付之东流。这不能不说是一件痛心的事，地方边军的强悍终究无法挽救国家军事大战略上的无能与失误。值得一提的是，在北宋灭亡到南宋初立的这个大转折阶段，起重要作用的同样有原北宋的西北军，南宋抗金名将吴阶和岳飞的部队里，都有大量来自西北军的战士。他们在战场上给金军以沉重的打击，证明了那支远去部队的辉煌与尊严。 <er">五</h3> 〔宋朝孟珙的襄樊争夺战〕 在蒙古大军横扫欧亚的黄金时代里，谁能够在硬碰硬的野战中击败蒙古大军？放眼世界，能完成这个任务的人屈指可数，南宋名将孟珙却是其中一位。不过这位名将在当代的知名度不算太高，既不如同时代余玠的钓鱼城大捷，也不如他身后的文天祥等耿耿忠臣。人们只记住了南宋欲趁蒙古灭金时机趁火打劫收复汴梁，却偷鸡不成反蚀把米，被蒙古军痛打的搞笑过程。而孟珙的出现，至少部分挽回了南宋错误战略所付出的代价，延续了南宋的国命。 在南宋末年的将领中，孟珙是少有的善打进攻战的将领。在蒙古联宋灭金的过程里，正是他率兵北上，与蒙古军联手攻下了金国最后的堡垒蔡州，把末世的金王朝彻底送进了坟墓。于是，头脑发热的宋朝皇帝宋理宗开始憧憬光复中原了。趁蒙古兵北撤之机，宋朝派军进入河南，企图收复被金国占领的失地，恰好给了雄心勃勃的窝阔台可汗南侵的借口。于是，刚刚横扫了欧亚的蒙古大军掉转枪口，以宋朝背约为名，于公元1235年从江淮、襄樊、四川三条战线向南宋发动了猛烈的进攻。遭受惨重打击的宋军很快退却，战火烧进了宋朝国境，而襄樊地区的防御更成为了南宋抗蒙战争重中之重的生命线。不幸的是，蒙古军很快攻陷了襄阳，全面掌握了进攻的主动权。危急之下，宋朝急忙调孟珙北上，来收拾这个残破的烂摊子。不过在窝阔台看来，这个时候谁来都没用了，蒙古军气焰正盛，灭宋，也许仅仅是时间问题。 孟珙很快就给了蒙古军以教训。面对蒙古军咄咄逼人的攻势，孟珙主动出击，在江汉平原上连破蒙古军24个军寨，取得“江陵大捷”，给了蒙古大军一个下马威。窝阔台不得不正视这个对手了。然而他没有想到，本来应该是势如破竹的襄樊会战，却从此以后演变成一场漫长的拉锯战。孟珙的宋军与蒙古大军在江汉平原上相互攻守，互有胜负，强横的蒙古军始终无法再前进一步。蒙古军把各种战术用了个遍，始终无法战胜孟珙。公元1239年，宋军在庐州会战中重创蒙古军。孟珙乘胜追击，接连在进攻战里重创蒙古大军，终于成功收复襄阳信阳等失地。使蒙古军以江汉平原为跳板南进的战略彻底破产。孟珙并未就此满足，在粉碎了蒙古人在江汉平原的进攻后，孟珙火速率兵西进，痛打蒙古人进攻四川的部队，在大亚寨会战中再次击败蒙古军主力，并收复夔州等失地。至此，南宋防御蒙古的整条战线成为一个坚固的正面，而蒙古第一次对南宋的战争，也在历经6年后以失败而告终。 襄樊争夺战是蒙古军与南宋军第一次真正意义的硬碰硬较量，此战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延续了南宋50年的国祚，更让蒙古军因连胜而狂热的头脑渐渐转向了清醒。素来被认为孱弱的宋军在抗蒙战斗中打出了强悍的战斗力以及高技术化的装备优势，这更证明了一件事：经济占优的宋朝，一旦战争机器全面开动，其效能无疑是非常可怕的。高素质的军事指挥人才与高效率的指挥体系，完全能够让宋朝把其经济和科技上的优势发挥到最大。如果宋朝能够出现一位知人善任的有为君主，能够适当地调整国策，赋予武将更多的主动权，如果能够出现几位真正以国家为己任的贤良文臣，宋朝免于灭亡的命运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遗憾的是，我们看到的多是宋朝功臣不得善终的结局。除了孟珙以外，宋朝多数抗蒙名将几乎都遭陷害而死。而奸臣的乱政与皇帝的昏庸更把宋朝推向了深渊。即使如此，孟珙襄樊争夺战的胜利，还是为宋朝打造了一条足够抵抗蒙古大军南下的坚固屏障，让蒙古军无数次的南侵都付出了血的代价。从中吸取教训的蒙古人，开始调整自己原有的政治政策和军事政策，把学习南宋的科技与水军战术作为重点，并广泛任用汉将汉军。后来的蒙古灭宋之战，基本成为了北方汉人与南方汉人之间的战斗，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 正文 第二十九章 崖山之战——大宋王朝的终点 深深吸一口气，轻轻在键盘上点下“崖山之战”这几个字，指尖无声地颤抖了，一如公元1279年，中国广东新会，那一片颤抖的海，那一艘颤抖的沉船，那一团颤抖的烈火，那些个颤抖的胜利者和殉难者，染红了大片南宋海域的颤抖的血，在滔滔巨浪间翻腾成一曲绝唱——大宋王朝最后的绝唱——崖山之战。 绝唱的前奏很复杂，蒙古元朝、南宋，一个要一统天下横扫六合，一个要保家卫国抗争到底。于是滚滚的马蹄踏碎了南宋的大片河山。襄樊、四川、重庆、江南、福州、江西、广东、广西；孟珙、王坚、李庭芝、张顺、张贵、吕文焕、吕文德、张玉、文天祥……三两个字的地名和姓名，是一寸山河一寸血。 可玉石俱焚终挡不住蒙古人的滚滚马蹄，那犬牙交错决死抵抗的襄樊防线沦陷了；那曾打死过蒙古可汗的钓鱼城沦陷了；那大宋王朝的心脏——都城临安，一枪没放就扯白旗了。那一个个曾经给予蒙古人沉重打击的将领们，投降的投降，殉国的殉国。那喜欢窝在深宫里斗蛐蛐的大宰相贾似道，让人抓去一刀砍了。该丢的地方都丢了，该死的不该死的人都死了，至于那习惯了冲侵略者叫大爷的南宋王朝么，太后皇上统统被抓了，当俘虏，吃牢饭，灭的就是你，这回叫爷爷也没用了。 决死抵抗，然后是沦陷，屠城，扯白旗投降。然后还是沦陷，屠城，跪地求饶叫大爷喊爷爷，然后是当俘虏，吃牢饭，做四等公民，这样的江山，还怎么有得救，又有谁能救。 却还是有人相信，有得救，我能救。 皇上没了，再立一个。地盘丢了，再找新地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死守不退也好，化整为零打游击也罢，就是要和你拼到底。冠冕堂皇地说，这叫爱国主义，忠君思想，往俗话了讲，却恰如里的那句话：倘叫他们坐了江山，我大宋子民，世世代代，恐都要沦为鞑子的奴隶了。 这是那些人心中最实在的信条，所有有尊严的中国人最简单的愿望，宋朝或许有千般的不好，但为了不沦为鞑子的奴隶，可以跑到天涯海角，可以躲，可以打，却纵是钢刀压顶，千刀万剐，死无葬身之地，却绝不低下高贵的头颅。 于是就有了公元1279年南宋天涯海角的崖山，在蒙古人的大兵压境下，齐集了最后的，不愿意做奴隶的人，相信这个江山，后代子孙的命运，有得救，我能救的人。 记住他们之中以下这几个人的名字吧：太傅张世杰，大宋朝最后一位杰出军事将领，屡败屡战的抗蒙名将；左宰相陆秀夫，手无缚鸡之力却铁骨铮铮的书生，高风亮节的真士大夫；还有名义上最最重要的人，宋末帝赵昺，7岁的小孩童，南宋皇室最后的血脉，不谙世事的年纪，未必懂得征战杀伐成王败寇，但在这大厦将倾的关头，他是旗帜。 旗帜下面，是17万大宋官兵，从各个战场败退下来的，历经无数次血战的汉子们；是30万大宋百姓，在历次蒙古人的血腥杀戮下逃生出来，扶老携幼来到这里，坚守在这里，坚守着最后家园的人；是47万不愿意做奴隶的南宋人。 旗帜的对面，是蒙古人已然完成大一统的中国，是种族歧视的四等人制度，是蒙古骑兵们跑马占地的乡村，是色目人招摇过市敲骨吸髓盘剥掠夺的城市，是不愿意做奴隶的汉人，不忍面对的国家。 对了，还有磨得雪亮的蒙古马刀，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骑兵，13世纪世界最杰出的海战统帅张弘范及其麾下最精锐的蒙古舰队，湿热的海风摇摆着烈烈的旌旗，逼人的兵锋告诉对面的旗帜，还有旗帜下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你们没有希望，只有绝望。 确实是绝望，公元1279年，蒙古大军水陆并进，向大宋王朝最后的小朝廷发动了摧枯拉朽的猛攻。漳州、潮州、惠州、广州相继陷落，蒙古人像旋风一般横扫过中国南端的每一寸土地。一个个顽强坚守战斗到最后的城池顷刻间土崩瓦解，偌大的南宋王朝，仅留下崖山这一个小小的点。 这不是一个等量级的战斗，这是必败的战斗，必然灭亡的结局，江山有得救，我能救？那是自欺欺人的希望。 没有胜利，没有依靠，结局从过程的一开始就已经注定，唯一的生路是默默接受做奴隶的命运。这道理，蒙古大军的总指挥张弘范懂，主持南宋军事大局的张世杰也懂。 懂这个道理的张弘范开始频繁地来劝降了，各路的蒙古大军开始齐集，崖山周围的出海口已被团团封锁，逃没得逃，打没得打，重兵似黑压压的云层一般压在崖山的对面，不投降，就消灭，投降，就做奴隶，选择吧。 张世杰选择了。他选择了一把冲天的烈火，上千间岸上的房屋民居尽皆烧毁，宋军1000艘战船用铁索连接成一片，大宋的“旗帜”，百官，几十万不愿做奴隶的人，全部转移到船上，同样是烈烈的旌旗，雪亮的马刀，绝路下的子民百姓，用响亮的声音回答蒙古人：不降。 战船连成一片的事，据说三国里面的曹操做过，可是此时这样做，却有着别样的意义，这是最后的家园，最后的绝境，生，连在一起，死，也连在一起。 这是一条水上长城，用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血肉，连接在南宋海水上的长城。 明知没有希望，明知没有出路，却依旧破釜沉舟，打一场看不到胜利的战斗，张弘范不懂了：你们这样做，有用吗？ 他当然不会懂，他是汉人，却做着蒙古人的鹰犬，异族统治的阳光雨露早已磨灭了他骨子里最有一点血气。不懂这个的他，也立刻做出了选择。 那就消灭你们吧。 摧枯拉朽的蒙古大军全线出动了。回回炮、重装弩、冲锋舟、重型战舰、火船，一切人类13世纪最先进的军事科技成果全用上，还有从来打仗不怕死，拿着杀人当饭吃的大元猛将，不要命的轮番冲锋，这都是大军事家张弘范习惯的军事动作了，波涛滚滚间，张弘范站立船头，期待着看那熟悉的场景：突破、破敌、屠杀！ 他却看到了他没有想到的情景。 是抵抗，决死的抵抗，蒙古人火攻，宋军在大船上涂了湿泥，硬是给顶了回去；蒙古人派冲锋舟强突，统统被打进海里喂王八；蒙古人用回回炮齐轰，血肉横飞间，却还是有人不怕死地把胸膛迎上来；蒙古人万弩齐发，箭飞如雨，宋军以牙还牙，不断还击。胶着的战斗打了几天几夜，天下无敌的蒙古大军，竟然又一次寸步难行。 张弘范接连感叹：我这族兄，真不是一般人物哦。 对了，想起来了，这位死战不退的张世杰，不也和我一样是北京张家人吗？论辈分我还要管他叫声大哥呢，这就好办了，派个外甥去劝降吧，大哥你牛，可也别打肿脸充胖子硬撑了，硬撑到最后是个死，我这里也得多搭人命，你难受我也难受何苦呢？降了吧，有我在还亏得了你吗？亲不亲一家人嘛，只要你能缴枪投降，保你一辈子荣华富贵，金票大大的…… 天花乱坠地说了半天，张世杰只是冷冷地哼了一声，哼完了，该打还是打，该决死抵抗还是抵抗，荣华富贵去你娘的。 张弘范又想起来了，刚刚在海丰被活捉的大宋丞相文天祥，此时正在自己手里吃牢饭，那可是个宝，此时不用何时用？文丞相您老人家是状元郎出身，一支笔横扫天下花团锦簇，写封劝降信如何？陪着笑脸套半天近乎，大忠臣文天祥微微一笑，当场挥毫泼墨，写下了那句名垂千古的箴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我相信，这正是那一刻，坚守在崖山的数十万不愿做奴隶的人的写照。 既然如此只有打到底了，张弘范令旗一挥，蒙古舰队封锁海口，一支精锐的蒙古水师切断了崖山的取水通道，缺少淡水的崖山军民只能喝着苦咸的海水继续战斗。海水越喝越苦，仗也越打越苦，广州等地的蒙古军纷纷前来增援，增添了生力军的张弘范不停歇地接连发起强攻，以崖山北面为突破口持续攻击，蒙古汉奸更是在阵前扯着嗓子喊：投降吧，你们的陈宜中丞相投降啦，文天祥丞相被俘虏啦，你们还打啥阿！ 喝着海水啃着干粮处境艰难的崖山宋军，只用行动来回答他们——旦夕而战。 战斗从正月持续到二月，粮食吃尽了，淡水早没了，这最后的家园，已然到了弹尽粮绝的时刻。二月初六清晨，蒙古军发动了规模最大的强攻，所有的舰队分成4路，主力军从崖山北端强攻崖山水寨，当宋军正在殊死抵抗的时候，蒙古将领李恒的突击队突然从南端发起了攻击，腹背受敌下，张世杰依然顽强抵抗，占据了主动的蒙古军仍旧无法前进一步。兵精粮足的蒙古军和弹尽粮绝的宋军，从清晨搏杀到中午，犬牙交错。 硬打打不垮，只能耍诈了。 面前的崖山，铁骨铮铮，刀砍不进，炮轰不烂，弩射不穿，摆明了是和你玩命拼到底的，除了强吃，还有啥办法呢。 有，别人没有，我张弘范有，别忘了，我也是汉人。 很快，正在殊死搏斗的崖山宋军惊讶地发现，刚才还红了眼的敌人突然停止了进攻，全军整齐地退却，然后敌军主帅张弘范的旗舰上，竟然传来了靡靡之音的乐声，还有觥筹交错的欢声笑语。所有眼前的一切，无不告诉他们一个信号：休息，休息一下。 敌人累了，敌人要休息了，这就是眼前崖山军民知道的事情，咱也累了，咱也喘口气吧，这就是知道这件事情的后果。 喘口气，很正常的后果，代价，却很惨重。 就在崖山军民也跟着喘口气的时候，张弘范旗舰上的靡靡之音戛然而止，正在觥筹交错的蒙古士兵们突然脸色一变，呼啦啦又血红着眼冲上来。正喘气的崖山军民猝不及防，登时防线被撕开了一条口子，然后，就是蒙古舰队伴着汹涌的巨浪蜂拥而入。崖山军民用血肉筑成的长城，崩溃了。 惨败，彻底的惨败，一切终于回到了蒙古人熟悉的战斗方式，摧枯拉朽地攻击，砍瓜切菜地屠杀，苦苦支撑数十日的崖山守军在这一刻终于被彻底地打垮。惨叫，喊杀，崩溃，响彻波涛汹涌的崖山海域。 接下来的主角就是一直陪伴在“旗帜”身边的陆秀夫了。周围是蒙古军高呼突入的声音，马刀碰撞的声响，仓皇逃命的兵民们，这位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的士大夫，坦然地握住宋末帝赵昺这个7岁大孩子的手，一字一句，说出了一个真士大夫，乃至一个行将灭亡的国家，最后的遗言：国事至此，不可再辱。 这是一个民族在面对灭亡之前，所有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共同的心声。 不谙世事的小“旗帜”，茫然而又认真地点点头，泪流满面的陆秀夫轻轻地弯下腰，将小“旗帜”驼在背上，昂首走向船头，船头是杀声震天，箭矢如雨，滔滔巨浪。 就这么结束吧。 深吸气、弯腰、蹬腿、纵深，小小的身影，融入滔滔的大洋。这是一个王朝最后的归宿了。 可杀不可辱的陆秀夫背着“旗帜”跳海了，兵败如山倒的张世杰，整理残兵逃至海上，遇飓风溺水而亡。整个崖山海面上，是夜如陆秀夫般纵深入海的，多达10万人，滔滔崖山海域，浮尸数千里，这是一个王朝最后的祭礼。决死的抵抗，玉石俱焚的战斗，片刻的安逸，沉重的代价，换得这最后的祭礼，无悔，却有憾。 说有憾，还要回到那场战斗的过程里。胜利无望的战斗，彻头彻尾的绝路，没有动摇一颗死战到底的心，惨烈的冲锋战，犬牙交错的搏杀，冲不动崖山血肉筑就的长城。然而那一瞬间的疏漏，那个张弘范小小的花招，几声觥筹交错间的喘气，换得崩溃如山倒，彻底的歇菜。很悲壮、很感人、很荡气回肠、却也很啼笑皆非。 别怪张弘范缺德，能想出这个主意，千怪万怪，只怪他也是个汉人，知道汉人最怕的事情。恰如一部电视剧里所说：咱们这个民族别的不怕，就怕安逸，千百年来就是这个弱点，让人家一打一个准。 这一次，崖山，张弘范也是一打一个准，片刻的安逸后，是彻头彻尾的覆灭。 不是为安逸，何至于沦落到这个地步，没有安逸，这一仗覆亡也是早晚的问题，但不会在悲壮之余，还带着些许啼笑皆非。 又何止是崖山呢，整个宋朝不也是毁在安逸两个字上吗？为了安逸，幽云十六州可以不要，外敌入侵我可以送钱；为了安逸，半壁江山我可以不要，岳飞可以杀，我可以管金朝人叫大爷；还是为了安逸，从幽云十六州，到黄河汴梁，再到襄樊、钓鱼城、重庆、临安、福州，任你尸山血河玉石俱焚，败的都是我们。最后是崖山，最后的安逸，换得最后的死亡。为什么决死的抵抗终挡不住人家的滚滚马蹄，或许这，恰是答案。 崖山已是过去时，可崖山之后，安逸在继续，被人一打一个准的悲哀也在继续，是不争的事实。 数千年前的中国山东，一个叫孟轲的圣人，在青灯摇摇下，写下了一句让中华民族警醒的格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读这句话，看一眼崖山，写一笔崖山，不为哭灵号丧，不为刺激噱头，只为所有不愿意做奴隶的后人，多一点忧患，少一点安逸。 正文 第三十章 唐宋元的草包将军 历史上，有英雄，也有草包，没有草包，衬托不出英雄的伟大，但是有了草包，英雄的努力，却很可能被葬送。 盛唐、大宋、大元，都是曾经赫赫有名的王朝，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但是在他们的关键时刻，却也阴差阳错，总有无能的草包，出现在决定历史命运的关键时期。成就一段历史，需要无数英雄的热血，但败坏一段历史，有时候一个草包就足够。 所以在本章中，我们特意挑选出一些在唐宋元三朝关键时期，起到帮倒忙作用的草包们。嘲笑他们不是目的，深一点思考是什么原因，什么理由，把他们推到这不属于他们的位置上，又是谁，给予了他们败坏历史的权力。金戈铁马的沙场上，他们以特有的小丑角色，不断地写下尴尬的一笔。 <er">一</h3> 〔鲜于仲通（唐朝）〕 把鲜于仲通列入草包将军，个人都感觉有些不好意思，说实话，他是个草包不假，可把他算做将军，实在勉强得很。不是因为他级别不够，而是他能力真的有限得可以。 鲜于仲通，名向，渔阳县人，寄籍新政（今四川东南部）。说起来，鲜于仲通本人和带兵打仗原本是没什么缘分的，他家是四川当地的富豪，从小就勤攻诗书，还中了进士。不过鲜于仲通读书有专攻，救世济民的本事没读出来，带兵打仗的道道也一窍不通，却从满册书卷里学来了不少溜须拍马的本事，并很快学以致用。早在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在四川穷困潦倒的时候，鲜于仲通就认定他是个“奇货”，经常资助他，后来杨国忠凭着妹妹杨贵妃的关系平步青云，自然下死力报答鲜于仲通，鲜于仲通因此平步青云，终于成了手握四川军政大权的剑南节度使。本来这样的事也无可厚非，身在官场，谁没有点钻营的手段，可打仗实在不是闹着玩的事，加上鲜于仲通此人人品实在太滥，他拼命巴结杨国忠，横征暴敛，将四川祸害得民不聊生，任用酷吏压迫临近的南诏等国。结果，他所信任的酷吏张须陀强暴了南诏王妃，使南诏与唐朝几十年的友好关系彻底告吹，闯下了塌天大祸。 天宝十年，为报张须陀辱妻之仇，南诏发兵攻唐，将奸污南诏王妃的张须陀大卸八块。由此，也拉开了鲜于仲通这位边镇大将一系列草包式军事指挥的序幕。战事打响后，鲜于仲通急于抢功，率8万精兵杀入南诏境内，别说，唐军的浩大气势一开始还真把南诏吓住了，鲜于仲通很快兵逼西洱河，南诏国王阁罗凤慌忙派使者求和，并一再表示，只要唐朝能够退兵，南诏愿接受唐朝的一切条件。其实事情到了这一步，唐朝已经有台阶下了，更何况此时唐朝最大的对手是吐蕃，南诏的存在更可以被当作防御吐蕃的屏障。然而短视的鲜于仲通干脆利落地拒绝了南诏的求和要求。为求自保的南诏只好背水一战了，唐朝丧失了本可不战屈人之兵的最好机会，但8万唐军获胜的机会还是很大的。然而鲜于仲通马上又走出了另一步臭棋：他拒绝部将提出的稳进的建议，派大军绕到苍山背后，想演一出前后夹击全歼强敌的好戏，想法是不错，可太不切实际了。唐军的西面，正有吐蕃的边军在虎视眈眈，值此危急时刻，南诏不可能想不到向吐蕃求援。可鲜于仲通长着猪脑子，硬是对吐蕃的威胁视而不见。事实果然如此，唐朝派大军企图绕苍山发动进攻，却正好让部队的侧面暴露在吐蕃人的眼皮底下，南诏和吐蕃合军从两线发动袭击，将唐军拦腰斩断，于是一场原本势如破竹的胜利很快变成了溃败，6万唐军被杀，尸首堆满了山谷，鲜于仲通想给敌人来个前后夹击，最后却被人家来了个前后夹击。可恨的是，唐军全军覆没，却只跑了这个无能统帅鲜于仲通。在杨国忠的庇护下，他不但逃过了兵败的惩罚，反而平级调动为京兆尹。然而几年后，他因小事得罪了后台杨国忠，最终被贬官，小人枉做了小人，但他的下场还不算太坏，因为他去世于安史之乱的前夜，坏人得善终，真是老天无眼。 鲜于仲通一辈子就打了这一仗，说他是个草包，原因自然不仅仅于此。身为边镇大将，他生性贪婪，只知道横征暴敛迎合权贵，却全无一个将领应有的战略眼光，唐朝与南诏一百多年的友好关系毁在了他手里，直接把原来的朋友推向了敌人吐蕃的怀抱。更要命的是，西洱河之败让唐朝把四川地区的精兵几乎赔光，使四川防务能力大为削弱。南诏坚决投靠吐蕃，配合吐蕃连年祸害唐朝边境，给四川百姓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其为祸一直延续到中唐时期。这样一个品行低劣的小人，仅仅因为投靠了杨国忠就得到重用提拔，政治环境如此糟糕，就算没有安史之乱，盛唐黄金时代的结束，恐怕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er">二</h3> 〔范雍（宋朝）〕 法国皇帝拿破仑曾经有句名言：“不要做你的敌人期待你做的事，因为你的敌人正盼望你这样做。”从这个意义讲，对于西夏开国君主元昊来说，曾担负北宋西线防务的范雍一定是元昊最喜欢的敌国将领。在西夏由弱变强崛起河西的过程里，元昊想让范雍干什么，范雍就干什么，真比元昊的亲儿子还听话。 说起来，从人品角度看，范雍是真正的正人君子，他为官清廉，勤于政事，百分之百的好干部形象。更可贵的是，他性格刚正不阿，在皇帝面前敢于坚持自己的原则，比如在北宋“天书封禅”闹剧中，他坚持真理，坚决反对皇帝搞“封建迷信”，终于使国家不用再劳民伤财。而且他为人也非常正直，善于选拔推荐人才，在北宋朝廷里名声实在不错。可人品好归人品好，范雍打仗却是个外行，加上身上文人特有的认死理的倔劲，使他在宋夏战争里屡出昏招，最终搞得半生英名尽毁。说起来，范雍的兵败，只能算是北宋文官带兵制度的悲剧了。 范雍镇守西部边陲的时日，正好是西夏王元昊在历经两代人蛰伏修炼，终于破茧而出的关键时代。结果，范雍任延州知州时，元昊终于扯旗自立，拉开了宋夏战争的大幕，并将攻击的首要目标选在了范雍镇守的延州上。由于宋朝在这条防线上守卫甚严，于是元昊便首先致书范雍，提出要去宋朝议和，此时宋夏双方已经剑拔弩张，这种伎俩恐怕只能哄小孩子，可范雍偏偏信了。接着，元昊派遣大批部下，假意向范雍投降，按照范雍部将们的意见，这些党项降兵降意真假未知，即使接受其投降，也该将其迁居到别处安置，偏偏范雍书读得糊涂了，很想“怀仁四方”，反而把这些降兵安置在延州军事要地金明寨周围。至此，范雍的前两步回应全落到了元昊的陷阱里。结果某日夜晚元昊一声炮响，诈降的党项人群起而出，与元昊大军里应外合，率先偷袭了金明寨，将金明寨的宋军来了个一网打尽，直接兵临延州城下。面对危急局面，范雍再出昏招，在元昊对延州围而不急攻，围点打援企图已经极其明显的情况下，依然派人送信死催周边宋军来援。结果，元昊在好水川设伏，将来援的数万宋军全数包了饺子。好水川之战，是西夏对宋朝第一次大规模的歼灭战，也是西夏从一个臣服于宋朝的部落走向“主权国家”的开始。若此战西夏失败，之后纵横河西走廊的西夏帝国，怕只能是一场空梦了。 而恰是范雍在好水川之战里一系列愚蠢的应对成全了元昊，在元昊并不高明的诱骗手段面前，他就像一个听话的3岁小孩儿一样，一次又一次做出让元昊欢喜的事，拿出文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豪气，一次次勇敢地往陷阱里跳，最终让几万宋军成为元昊口袋里的美餐。个中原因，一方面范雍文人无谋，确非统兵之才，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他人品好，脑袋里总有种“以德服人”的念头，却殊不知战争是你死我活的游戏，绝非书本里刻板的道德。这般的迂腐，怕是只有春秋时期的宋襄公才能与之相比了，而这也恰恰是北宋许多统兵文臣的悲剧。还好宋军中还有明白人，几路宋军在延州被围的危局下，猛攻西夏后方，才最终使延州平安解围，范雍拾回了一条命。但是西夏的做大与崛起，已经随着好水川会战的胜利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了，澶渊之盟后太平了没多少日子的北宋朝廷，又一次被拖入到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里。追溯起来，好水川一战指挥无能的范雍难辞其咎。 不过带兵无能的范雍，在镇守西线的日子里还是做了一件不起眼的好事，正是这件好事，最终改变了北宋抗击西夏被动的战局。在他刚刚到任延州时，有个小兵触犯军法，论罪当死，而范雍因爱惜这个小兵是条热血好汉，破例赦免了他。多年以后，正是这个小兵率军在战场上屡屡重创西夏铁骑，成为西夏军队最恐惧的宋朝战神，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狄青。 <er">三</h3> 〔范文虎（南宋、元）〕 一个败将祸害一个朝代并不稀罕，祸害两个朝代才叫稀罕中的稀罕，由宋入元的大将范文虎正是这样的稀罕货。横扫天下的元太祖忽必烈恐怕做梦也想不到，这位火线叛变的南宋高级将领，居然是一个放哪哪不行的败事精。 南宋末年是一个朝政败坏的时代，南宋的军事将领们自然是良莠不齐，有忠义却无能的，也有有能耐却道德败坏的，但是能够将无能无耻无胆等诸多字号加诸于一身的，恐怕这范大将军认第二，没有人敢认第一了，真个是文虎一出，天下小人谁与争锋。 作为南宋统兵大将，范文虎的后台硬得很，老丈人正是把南宋祸害得乌烟瘴气的奸相贾似道。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从宋蒙战争一开始，范文虎就屡屡在蒙古大军面前表现出饭桶本色。公元1269年襄樊争夺战，范大将军率南宋主力水军驰援襄樊，水陆军队列阵几十里，真个是威风凛凛，结果蒙古人拿回回炮一轰，范大将军嗷地一声拔马狂逃，把几万大军扔下任蒙古人宰割。还好有老丈人护着，范大将军不但没被“问责”，反而官升一级。两年后，襄樊争夺战，范文虎妒忌名将李庭芝的指挥大权，居然给老丈人夸口说自己单独带军就能平灭蒙古人。有理想是好事，没能耐可就别吹牛了，在老丈人的支持下，范大将军独立统兵进军襄阳，一路上慢慢腾腾，带兵打仗还带着妓女小妾，整日寻欢作乐，十足的没出息样。果不其然，范文虎的大军在湍滩与元朝名将阿术大战，又是一触即溃。宋朝100多名军官和数万官兵当了蒙古人的俘虏。两个月后，范文虎不幸在鹿门又撞上阿术，这次他连打的胆子都没有了，连夜撒丫子就跑，数百艘精良战舰和上万官兵再次成了蒙古人的战利品。4年以后，蒙古人兵逼安庆，镇守安庆的范文虎吓得腿发软，连逃跑的勇气都没有，居然不放一枪便开城投降，看在给自己当了多年“运输大队长”的分上，蒙古人欣然接受了范文虎的投降，并命其为灭宋的急先锋。还别说，叛变后的范文虎还真威风了一段时间，他打蒙古人没本事，掉转枪口打宋朝却似出了笼的“猛虎”，率先攻下了临安，俘虏了宋朝太后君臣，至此，当了多少年长腿将军的范大人，总算过了把“气吞万里如虎”的瘾。 南宋灭亡后，元朝对这位灭宋的“功臣”礼遇有加，加上范大将军确实属于会来事的主，于是没多少年就混到了尚书右丞的岗位上。要是日子就这么过下去，范文虎估计也能在史书上留下个“元朝名臣”的美名，可惜好景不长，天下一统的忽必烈又惦记上东边岛国日本了，而此时元朝的两位水战名将史天泽与张弘范已相继去世，于是同样水战将领出身的范大将军只好赶鸭子上架了。按说当时的日本实力真不强，不能和中原政权相比，忽必烈也给了范文虎足够的信任以及10万水军，共计3500百多艘战船，浩浩荡荡直向东洋杀去。可事实证明，草包终究是草包。范文虎的大军到了日本没多久，偏赶上了台风。虽说天灾不可避免，范大将军对台风的应对措施实在愚钝至极，眼睁睁看着几千艘战船在海上被风暴狂虐。不过元军虽然损失巨大，但实力尚存，并非到了不能打的地步，元朝军将们更是士气高涨，纷纷请战，表示要背水一搏，和敌人决一死战，范大将军很高兴地表扬了战士们的奋勇精神，一转眼便跳上一艘战船跑回了国，把数万元军扔在了日本岛上。结果，群龙无首的元军很快在日军的反击下崩溃，上万元军成了日本人的俘虏。这个意外的胜利让日本人欣喜若狂，他们纷纷把胜因归结到“神风”上，不过说实话，就算是没有台风，面对这样的长腿将军，日本人想败都难。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战败的范文虎竟然在蒙古权臣的庇护上隐瞒了失利的真相，直到一年后才被追查，一度遭到罢官，可没过多久便被重新启用。从这个角度看，范大将军打仗草包，混官场的本事却真不是盖的。公元1301年，享尽了富贵的范文虎以尚书丞相的身份病逝于家，留给历史的是他无数次草包式的战场表演与长腿将军的美名。而重用如此无能鼠辈的元王朝，从立国开始便注定了不能长久。 <er">四</h3> 〔也先帖木儿（元朝）〕 光听这个名字就让人感到足够的霸气，前两个字“也先”，是蒙古瓦剌顶峰时代的卓越沙场领袖，曾上演过活捉明朝皇帝的好戏。后“帖木儿”，乃15世纪打遍中亚无敌手的百胜帝王。把两位沙场牛人的名字合在一起，当作自己的名字，如此“强强联合”的仁兄该是位怎样的牛人，答案是：战场草包一个。 也先帖木儿，元末名臣，其兄长就是元朝末年的名臣脱脱。说起来，这哥儿俩还算是元朝末年统治阶层难得的名臣。哥哥脱脱当丞相期间，整肃朝纲，尊儒崇孔，编修宋史，着实做了不少好事，也让末世元帝国迎来了其政治相对清明的一段时期。弟弟也先帖木儿也不赖，久历监察御史的他整顿吏治，打击贪官，帮了哥哥不少忙。可是，当时的元帝国，在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的积压中，早已似一个膨胀的火药桶，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终于，因不堪忍受元朝治河官吏的压榨，数千河工在颍州起义。“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点燃了轰轰烈烈的元末农民战争的燎原烈火。 战事突起，元朝政府猝不及防，久疏战阵的元朝地方军队在起义军的打击下一触即溃，颍州一地的起义很快演变为席卷全国的抗暴斗争。河南、山东、苏北大部分地区尽成起义军的势力范围。元朝连续派去镇压的几支部队相继被起义军全歼，事已至此，脱脱倒是很有大政治家的气魄，打算集中全国精锐兵力，毕其功与一役，彻底消灭起义军。想法确实不赖，可选将却选错了人。也先贴木儿顺理成章地成了平乱的总指挥，总督元帝国精锐部队，浩浩荡荡杀奔中原。虽说打虎亲兄弟这话没错，可关键问题是这兄弟得有打虎的本事。也先贴木儿反腐败工作搞得不错，上阵杀敌就不是强项了。 战斗在河南打响了，也先贴木儿运气不错，他身边的先锋大将巩不班是个能打的狠角色，连战连捷，接连收复上蔡等重镇。谁料农民军趁夜打了次斩首行动，杀掉巩不班，吓得也先贴木儿拔腿就跑，接连后退几十里，连辛苦打下的城池都放弃了。如果元朝政府因此败临阵换将，估计损失还不大，可是脱脱赌博似的把宝押在了弟弟身上，又加派几十万大军增援，至此，也先贴木儿手握元朝30万精锐部队，几乎已把元帝国的安危系于一身了。不过此后，战争史上最搞笑的一幕发生了，这位肩负平叛重任的大元帅因忌惮上次的失败，带兵跑到沙河就不敢走了。不走就不走吧，或许还能以静制动，找出破敌的良策来，可并未见这位大将有什么“运筹帷幄”的具体行动，反而天天在帐篷里搞起了“封建迷信”活动，整天求神问卜，把胜负的希望寄托在“神灵”的指示上。整整一个月，30万蒙古军不打不撤又不走，成天里看主帅烧香拜佛跳大神，搞起了中国战争史上最啼笑皆非的“静坐战争”。如此下来，兵疲人乏，士气低落，“神灵”的指示没等到，起义军先行动起来了。某日夜里，起义军搞了次夜袭活动，估计也就是个试探性进攻，30万元军当场炸了营。也先贴木儿蠢材一个，以为是发生了军变，二话不说拔马就逃，跑得比南宋长腿将军范文虎还快。30万元军不明就里，自相践踏攻杀，至天亮时已经溃散得一个不剩。最后也先贴木儿只带回来一万残兵，一次深夜炸营便报销了29万大军，实为中国战争史上的不二奇迹。如此“赫赫奇功”，正是由也先贴木儿这位奇将“缔造”。 兵败后，虽然也先贴木儿在哥哥脱脱的袒护下逃过了惩罚，但元政府却亏大了。也先贴木儿损失的30万大军，集中了元朝中央直属最精锐的部队，包括阿速军等“王牌军”，可称得上是最厚实的老班底，皆在沙河之战中一次性赔光。自此以后，虽说也先帖木儿的哥哥脱脱亲自出马，镇压起义军，一度连战连捷，却也不得不倚重于蒙古贵族的私家军队和中原地主团练武装，元朝中央政府已经渐渐被架空了。至脱脱被元朝皇帝冤杀后，失去了中央强臣控制的元朝地方势力纷纷拥兵自立，起义军没平掉，元朝倒多了一大批尾大不掉的土军阀。搞笑的是，到朱元璋举兵北伐时，元朝的地方军阀们还在相互攻战不休，直接导致了明朝兵不血刃攻陷元大都的结局。说起来，元朝之败亡，正是由沙河之战这个奇特战役所肇始。至于也先贴木儿，在脱脱遭陷害罢官后随兄长流放到云南，他的后代，恐怕今天还在滇南某地的湖光山色里唱山歌吧。 正文 第三十一章 最后的金国勇士——完颜陈和尚 说到蒙古大军一统天下的征战史，打得最艰难的战斗，自然就是灭南宋之战，60多年漫长的厮杀，先后搭上了两条可汗的性命，一直到最后，南宋还在崖山上演了一场宁死不屈的悲壮，如此慷慨激昂，即使是作为胜利者的蒙古人，也无不感到敬佩。比如击毙猛哥可汗的钓鱼城，在后来元朝统一中国的战争中，元王朝主动提出不伤一人的条件来劝其归降。可以说，南宋虽亡，但南宋人用顽强的抗争，赢得了敌人的尊敬，也迫使对手放下了手中的刀。 至于说到先于南宋被灭掉的金国，估计类似的话题就比较少了。比起打南宋的步步为艰来，蒙古灭金朝的过程，只可以用摧枯拉朽来形容。一开始是金国以多打少，打不过蒙古，后来以少打多，更打不过，最后活活被逼得在河南蔡州亡国了。比起北宋末期，金国铁骑横扫天下的光辉来，可以说是要多寒碜有多寒碜。 但是，对于那些和金国交过手的蒙古将军来说，也许金人之中，有一个人是值得他们由衷地尊敬，甚至是敬佩的。这个人，用他不屈不挠的努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勇敢地冲锋，足智多谋地用兵，在中原战场上一次又一次给蒙古人沉重的打击。他是蒙古人最尊敬的对手之一，是最后的金国勇士——完颜陈和尚。 <er">一</h3> 完颜陈和尚，出生在金朝末期一个女真族的军人家庭中，他的父亲是金宣宗的大将，曾经参加过金朝对南宋的战争，并且战死在沙场上。完颜陈和尚的兄长完颜谢烈，也是此时金国著名将领，以善用兵著称，称得上是一位少有的女真族智将。生活在这样的武将世家，完颜陈和尚自幼即接触军事。但这时候的金朝，已经没有当年横扫北方的强悍了。从完颜亮北伐失败之后，加上金世宗的改革，昔日强大的金国战士早已经腐化堕落，原本保证军事强大的猛安谋克制也早已经不复存在。所谓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战，此时已经变成了蒙古不满万，满万不可战。此时崛起于沙漠的蒙古，不但将女真人的势力驱逐出大漠，更不断挥师南下，攻略中原。身在中原的金王朝，其国境线一退再退，燕京丢了，西京丢了，河北丢了，女真的国都退到了河南。节节败退、战败、逃亡，才是这个时候女真战士的常态。 又有什么办法呢，这时候的女真战士，不再是当年生活在东北白山黑水中，在坚韧环境下成长起来，有严密猛安谋克制度管理的战士们了。他们不再具备战胜的勇气，甚至忘记了武士的尊严。不要说去对付横扫天下的蒙古骑兵，即使在和南边的邻居——南宋的交手中，他们也很难占到什么便宜，甚至被人家一路打了回来。从南到北丢城失地，没有人知道金国还能坚持多久，没有人相信金国还能取得哪怕一场胜利，没有人指望，当年金兀术率领的那支横扫天下的金国铁骑会昨日重现，那都是很遥远的事情了。 但是有一个人相信，完颜陈和尚。 完颜陈和尚一开始就长于军中，参加了金军的各种战斗，然后是战败、溃逃、不管是和南宋，还是和蒙古，金军似乎都消失了作战的勇气。他还很爱好文史，曾经拜汉族学士为师，学习书法绘画，当时的父兄曾斥责他不务正业。没有人会想到，不远的将来，这个人会把战争，变成一种胜利的艺术。 早年的完颜陈和尚，因为家庭的原因，官运还算可以，升迁得很快，但是立功却很少。他真正开始崭露头角，是在公元1227年进入忠孝军做统制后。忠孝军是一支特殊的军队，确切地说，是当时金朝没有人愿意带的部队。因为这支军队的成员，主要是回鹘人、汉族人、羌族人，也有部分女真人，这是一支民族成分复杂，内部矛盾重重的军队。每次打起仗来，都是比谁跑得比谁快，谁比谁能捡回一条命。至于上阵杀敌，简直就是开玩笑。完颜陈和尚甚至没和他的前任办交接手续，因为他的前任，就是在一次战斗中被自己的士兵扔下，然后被蒙古骑兵活活砍死的。 但完颜陈和尚不信这个邪，士兵们也开始认识了这个年仅35岁的青年军官。他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士兵，以前如果是女真人带，就偏袒女真人，如果是汉人带，就偏袒汉人，整个部队的战斗力像一盘散沙。完颜陈和尚却公正地处理军队里的每一件纠纷，对各族士兵不偏不倚。同时他制订了严格的军规条令，规定：如果我违反了军规，士兵们可以惩罚我，士兵们违反了军规，我也可以惩罚士兵。他说到做到，颁布军规的第一天，完颜陈和尚因为劳累过度起晚了，他当场命令士兵们执行军法，给自己打板子，而且绝对不能手下留情。结果完颜陈和尚的屁股被打了个稀巴烂，但士兵们却服了。他们知道，他们有了一个公正无私的好统帅，这个统帅不会扔下他们，也不会被他们扔下，相反，他们将永远在一起，从胜利走向胜利。 完颜陈和尚打的第一个胜仗，是公元1228年的大长垣之战。这一年蒙古进攻金国统治的甘肃大长垣，蒙古军来势汹汹，各路金军虽然齐集，却谁也不敢当出头鸟，完颜陈和尚却主动请缨，要求担任先锋官。众人一片哗然，都以为这个家伙疯了。等开战了才发现，这个叫完颜陈和尚的人真疯了，就要打仗了，他竟然还命令所有属下沐浴更衣，整洁出发，似乎不是去送死，而是去迎接一场庄严的洗礼。开战了，蒙古人也发现了这群疯子，完颜陈和尚率领400骑兵，大吼着冲入敌阵，这400人，是他从部队里筛选出来的，最有战斗力的400人。结果，天下无敌的蒙古骑兵，被这群女真疯子冲了个稀里哗啦，8000蒙古骑兵，被完颜陈和尚的400人追得撒丫子狂逃。战后盘点，完颜陈和尚部斩首3000多人，这是金蒙战争开打以后，金朝第一次在野战中重创蒙古骑兵，蒙古骑兵野战天下无敌的神话，因此战而被彻底打破。 <er">二</h3> 大长垣之战，是完颜陈和尚扬名立万的杰作，也是他赫赫战功的开始。此战之后，金朝上下欣喜地发现，他们也拥有了一位可以和蒙古勇士抗衡的战神，既然是战神那就要抓紧用、封赏。完颜陈和尚被提拔为大将军，接着，就是完颜陈和尚一系列辉煌的战功。两年以后，蒙古人以史天泽为主将，率领麾下汉军攻打河南卫州，金军大溃，完颜陈和尚率部迎战，一战击溃史天泽，打得这位后来灭南宋的大功臣只以身逃。其属下大部被歼灭，次年，曾经率兵横扫西亚，平灭西亚各国的蒙古西征名将速不台，率领重兵攻打陕西潼关。他麾下的军队，就是蒙古当时最精锐的骑兵——从南俄草原招募来的阿速军。这支军队在18世纪有一个响亮的称呼——哥萨克骑兵，即使在当时的中国战场上，他们也是蒙古骑兵中的翘楚。完颜陈和尚早就想会会这个翘楚。四月，完颜陈和尚率兵兵临潼关，与速不台遭遇。速不台的骑兵对完颜陈和尚发起了凶猛的冲锋，完颜陈和尚却毫不示弱，以冲对冲，速不台呆了，以往与金军交手，金军根本不敢用骑兵硬碰硬地对蒙古骑兵，难道他们吃了豹子胆了吗？ 双方来回冲锋，先后十余次，谁也不能前进一步。就在这时，让速不台抓狂的事情出现了，蒙古军的侧翼突然也出现了完颜陈和尚的部队，手持钢刀肆意地砍杀着他麾下的哥萨克们。这位在蒙古西征时身经百战，无一败绩的名将彻底崩溃了。他开始发疯似的逃命，完颜陈和尚却不依不饶，一追到底，一路追一路杀，一直追到陕西蓝田才作罢。这场酣畅淋漓的大胜，击败了蒙古军最引以为傲的骑兵部队，以前都是蒙古人追着女真人跑，而这一刻，一切却颠倒过来了。 完颜陈和尚的部队为什么这么能打？ 其实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却也很简单。说简单，是因为从根本上他做到了一条。他是一个极其公正的人，公正到士兵们吃什么，他吃什么，士兵们拿多少赏赐，他拿多少赏赐，每次金王朝给他的赏赐，他都按照战功分给士兵，自己从来不克扣。身为统帅，他一贫如洗，仅有的钱都用来买书，他最喜欢汉家的兵书，每次打仗都照猫画虎。在他的军中，没有民族等级之分，没有士兵的高下之分。有的，只是立功的高下，战斗力的高下，歼敌的多少。在这支部队里，完颜陈和尚更按照传统的女真人习俗建军，对战利品，谁缴获的算谁的，按照歼敌的多少来给予赏赐，把部队划成8个部分，以集中管理，他缔造了一支用女真传统方式建立起来的，以北方汉族平民为主体的军队。他相信，这支军队能挽救摇摇欲坠的金朝，创造太平盛世。 但是完颜陈和尚始终是个理想主义者，比起他在战场上的足智多谋来，他在官场上却太单纯。他出生在一个纯粹的军人家庭里，在这个家庭里，他知道最多的，就是忠义，军人家庭直爽的性格也影响了他，因为这样，他可以和士兵们开诚布公，心意相通，将帅一心，相处融洽。但是到了官场上，却不为同僚所容了，这时候的女真王朝与南宋王朝一样，大行重文轻武之策，从皇帝到大臣沉迷于四书五经，平日里高谈阔论，人人都长了N张嘴，就是一打仗的时候，全吓得尿裤子，这样的朝廷，靠完颜陈和尚保得住吗？ 当完颜陈和尚正为保家卫国拼杀的时候，他所誓死保卫的朝廷却向他发难了。他的上司是金军统帅移刺浦阿，这个人虽是统帅，却是一个十足的混蛋，他性格贪婪，贪得无厌，平日里最大的爱好就是贪污腐败，令人发指的是，为了聚敛钱财，他甚至经常纵容士兵去周边百姓家抢劫，然后再和他坐地分钱，如此垃圾人物，竟然执掌金军大权，金朝怎么能有救。偏偏完颜陈和尚的部队，是一支饿死不拆屋的文明之师。完颜陈和尚严格的条令里，规定的五不，第一条就是不可掠夺民财，可移刺浦阿布这么想，不掠夺民财老子吃什么？完颜陈和尚主动劝了几次，不听，他让完颜陈和尚出去打劫，完颜陈和尚回答，虽万死也难从命，两人的矛盾越来越大，有一次甚至竟然当众吵了起来。移刺浦阿恼火地质问完颜陈和尚，你凭什么背后诋毁我，完颜陈和尚回答，我从来没有背后诋毁你，我都是当面制止你，大丈夫顶天立地，要什么“背后”。耿耿忠言，竟让这位顶头上司无言以对。 从公元1228年到公元1234年，完颜陈和尚率领的忠孝军，与蒙古大军大小经历了50多次战斗，全部获胜。无论是蒙古本部骑兵，还是招降的汉军，甚至从西域中亚请来的雇佣兵，全被完颜陈和尚打了个遍，几乎所有的蒙古军将领都发现，和完颜陈和尚打仗是一件很抓狂的事情。第一他很猛，不管多强的对手，他的军队都敢往上冲，哪怕是再劣势的兵力，也从来不后退；第二他很鬼，有时候不知不觉，你就会被他拦腰切断，有时候你想包围他呢，却被他算计了；第三他很坚强，曾经有一次，他身中十多刀，胸部中箭，却不顾疼痛，依然冲杀不止，这是一个可怕的对手，是蒙古要想统一中原，必须要战胜的对手。 <er">三</h3> 完颜陈和尚的末日，是在公元1232年。对他来说，最悲伤的不是战败，而是他作为军人，不得不接受一个错误的决定，冲向一个死地，以战死来证明自己。为了统帅一个急功近利的错误决定，他将在最后那场殊死的拼杀里，失去他的一切。 这一年三月开始，蒙古又集中大军，决心夺取金国盘踞的邓州，金国也集中了全部主力，包括3万骑兵和13万步兵，就由那位移刺浦阿统帅。这个贪得无厌的家伙，打仗也很贪得无厌，他希望能够在这一战中，用手中的兵力彻底消灭蒙古大军。因此决定主动出击，寻找蒙古军主力进行决战。但以金军的实际情况看，这样的想法无异于痴人说梦，甚至可以说是自杀。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军事家，完颜陈和尚一开始就反对统帅的做法。他认为目前蒙古军的优势，是机动性强，以骑兵为主，金军的优势是步兵多，防御力强，应该依托城防进行积极防御，然后派骑兵侦察，用骑兵对敌人发起防守反击。这本是一个最稳妥的战略，但是移刺浦阿不接受，反而当众斥责完颜陈和尚懦弱、畏敌。对于一个军人来说，这样的说法比死还难受，完颜陈和尚当场落泪了，他反驳说，我不怕死，我只是怕死得毫无价值。但落泪也没有用，出征之前，像第一次出师一样，这次完颜陈和尚命令全军沐浴更衣，当众训话道：“此乃我最后一战，望众将奋力杀敌，一死报国。”他已经预见了这是个错误，但是没有办法，为了服从，他准备杀身成仁了。 这支13万人的金国部队出击了。他们像没头的苍蝇一样，追击着一触即溃的蒙古军队，然而就在他们到达河南三峰山的时候，改变出现了。蒙古军突然战略大迂回，从两翼将金军包围，以逸待劳的蒙古军，将金军一下子拦腰切成了两段，毫无准备的金军一触即溃。那位起先斥责完颜陈和尚懦弱的移刺浦阿，此时脚底抹油赶快逃命，没有想到却被蒙古骑兵在筠州俘虏，成了可耻的叛徒。金军里唯一保持不乱的，依然是完颜陈和尚的忠孝军。面对数倍于自己的蒙古大军，完颜陈和尚沉着应战，抱定必死之心，反而对蒙古军发起了数次反冲锋。战斗一直从早晨打到晚上，蒙古军拼死围追堵截，却还是让忠孝军冲开了一个口子，完颜陈和尚带着几百名忠孝军士兵突围出来，进入筠州。然后，就是忠孝军最后的演出了。经过一场惨烈的巷战，忠孝军全军覆没，完颜陈和尚被俘后宁死不屈，喷血而死。金国最后的勇士，就这样走完了他的人生。 值得一提的是，在筠州与完颜陈和尚巷战的，正是那位横扫西亚的速不台，完颜陈和尚牺牲后，速不台大为悲痛，在坟前祷告说：好兄弟，来生与你做伴。 正文 第三十二章 蒙古军中的汉族名将们 有关蒙古灭南宋的掌故里，有这么一则流传很久的故事：崖山之战中，元朝汉族将领张弘范全歼张世杰水师，逼得宋朝末帝在陆秀夫的背上跳海殉国，事后有人在崖山留下一块石碑：宋将张弘范灭宋于此。 这个笑话显然是不真实的。在蒙古灭南宋的过程里，有许多汉军汉将不假，但是大多数的汉族兵将，都来自于中国北方，除了刘整等少数人外，基本都是对南宋没有太多感情的，所以“宋将张弘范”的说法，显然失真。 但是不容否认的是，蒙古灭南宋的战争，是蒙古横扫天下的战争里，打得最艰难的一场战斗。这场战争持续半个世纪以上，从蒙古帝国一直打到元朝。蒙古的统治者，从可汗一直打到皇上。无论是横扫中亚的蒙古骑兵，还是骁勇无敌的阿速军，凶悍轰鸣的回回炮，蒙古人的一切拿手武器，似乎都无法敲开南宋的铁壁雄关。而战争真正的转折点，就是最后一次襄阳会战中，蒙古改变战术，用大量的汉兵汉将为主力，去对付同样是汉人的南宋军队。没有想到这个做法立竿见影，接着大元朝摧枯拉朽一路南进，接连占领南宋各省份，最后还是由汉人张弘范，在崖山海面，为悲壮的南宋王朝，送了最后一程。 可是，这些汉族兵将们，他们为什么会选择为蒙古军效力呢？他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哪些遭遇？ <er">一</h3> 说到蒙古军中的汉兵汉将，虽然后人多调侃张弘范，但是在当时，蒙古汉将中资格最老，战功最卓著，最受蒙古人尊敬的，却是史天泽。 史天泽，字润甫，河北永清人。从北宋开始，史家在当地就是世家大族。北宋灭亡初期，还曾组织民团参加过抗金战争。他们的村庄，类似于水浒中的“祝家庄”，几乎全村习武。在这样环境下长大的史天泽，从小就孔武有力。公元1213年，蒙古将军木华黎统兵南下时，史天泽的父亲史秉直率部归降，史天泽也在其中。此时的史天泽才11岁，但少年老成，体魄见长。木华黎见后大为惊讶，对其父说：“汝子有将帅之相也。”之后，史家的这支军队，就编入了蒙古军的汉军战斗序列中，且以史家为核心不断发展壮大。蒙古军队起先自恃英勇善战，瞧不起汉军，年少气盛的史天泽主动找蒙古武士比试骑射，而且大多数时候他都能获胜。18岁的时候，史天泽参加蒙古军中的骑射赛，一举拔得头筹，他也是第一次在这个比赛中获得头筹的外族人。消息震动了整个蒙古军。从此，史天泽就脱颖而出了。之后史天泽随军南征北战，主要是帮助蒙古军平定北方汉族反抗蒙古人的红袄军起义。他虽勇猛，却同样富有谋略，经常谋定而后动，在战斗之前把每一个细节都算计到。同时他酷爱读书，是蒙古军中难得的“知识分子”。虽然是汉人，但史天泽性格豪爽，为人慷慨，与蒙古军将领常打成一片，各路蒙古军将也乐得和他携手作战。公元1217年，史天泽的兄长史天倪在战斗中遇害，史天泽承袭兄职，成为史家军的最高长官，同年，他参加了平定真定以及金朝筠州的战斗，屡立战功。公元1229年，史天泽第一次碰钉子，就是完颜陈和尚率领的忠孝军。在这场惨烈的厮杀里，史天泽本部兵马被打得溃不成军，仅带千人突围而出。但不服输的史天泽并没有因此撤退，反而又把这千人集结起来，以雪耻为口号，趁金军班师的机会，竟然一举奇袭了卫州，卫州坚城，就这样落到了史天泽的手中。3年后，史天泽终于在筠州之战里报了仇，他的部队参加了围攻老仇人完颜陈和尚的战斗，并最终将完颜陈和尚打得全军覆没。之后史天泽的部队又参加了最后平灭金朝的蔡州之战。这时候的蒙古和南宋还是盟友，但史天泽却料定，两家关系在灭金后必然改变，因此他未雨绸缪，在蔡州之战刚结束时，趁南宋军还没有回过神来，就突袭了南宋的重镇寿州。以劣势兵力将数万南宋军击溃，这种不宣而战的手段虽然下作，但却给蒙古人后来渡江，打下来一个重要的桥头堡。 在早期的灭金战争里，史天泽虽然建功颇多，但在蒙古军中并不算最突出的。他真正找到自己的位置，是在之后的灭宋战争里。骑了一辈子马的他发现，他竟然对水战无师自通。宋蒙战争早期，蒙古人尝够了宋朝水师的苦头，决定组建自己的水师，史天泽担任了这个重担。他训练的水师，无论是战船规模还是水手素质，都不比南宋的精锐水师差。在公元1252年蒙古人攻打合州钓鱼城的惨烈战役里，史天泽的水师出手惊人，他的部队负责在长江里打援。数月时间，南宋精锐水师竟然在他的阻击下无法前进，小小的钓鱼城被蒙古大军完全切成了一座孤城。钓鱼城之战失败后，蒙古可汗蒙哥汗殒命沙场，蒙古军中有多人遭到责罚，唯独史天泽因为打援有功，反而得到了5座城市的嘉奖。史天泽却推辞不受，坚称未灭南宋，无颜受赏。忽必烈掌权后，史天泽更受重用，在蒙古进攻南宋的关键战役——襄樊战役中，史天泽提出了长期围困，断其外援，步步紧逼的策略，主张采取蚂蚁啃大象的办法，将襄樊包围，然后用绝对优势兵力一个一个啃下据点。正是在这个方案下，蒙古大军经过5年的围困，终于成功夺取襄樊平原，打开了进入南宋的门户。蒙古大军进入鄂州时，史天泽因病火线返回，不久病逝。此时，他已经是元朝太师，堪称是元朝汉将里出将入相的第一人。 史天泽为人重义气，性格慷慨豪爽，仗义疏财。他曾经自己拿出家财，为无钱缴纳赋税的百姓还债，虽然立有大功，但他为人谦虚，因此也未被忽必烈猜忌。 <er">二</h3> 在蒙古军中的汉将里，张弘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位。 张弘范是河北定兴人，与史天泽一样，他的家族也是当地有名的汉族军头，在蒙古南下时期闻风而动，成为了蒙古军的部属。但和史天泽不同的是，史天泽是主动投奔，张弘范一家却是兵败被俘。公元1213年，张弘范父亲张柔率军抗击蒙古军入侵，不幸兵败被俘，但是这支军队坚忍的战斗力给蒙古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蒙古军主动招抚，张弘范一家，也就这样被编入了蒙古汉军之中。 事实证明蒙古人没有看走眼。张柔归顺后屡立战功，多次击败金朝军队以及北方抗蒙义军，不到几年的工夫，张家的私家军就打下了以保定为中心的30多个城市。蒙古人也顺水推舟，把这些城市的管理权委任给他们。之后，张柔参加了蒙古占领金朝首都汴京的战役和灭蔡州之战，被提升为万户，成为汉族军头中最大的一支。值得一提的是，张柔还是个文化人。打下汴京后，大家都忙着抢夺金银珠宝，张柔却首先从金朝库房中抢救出金朝实录，若无此举，金朝的历史，恐怕也是现在的一个世界之谜了。此时的张柔一家，已经成了蒙古军中的“世侯”，即占领中原一块土地，有自己独立的统治权，蒙古人只是派遣达鲁花赤进行督管。张柔就这样确立了他在中原的地位。到他49岁那年，张弘范出生了。因为此时他父亲已经是万户，张弘范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大学问家郝经曾经做他的师父，饱读诗书也让张弘范行事多了一份睿智冷静。之后张弘范开始为官，他做过顺天路的总管，不顾蒙古人的等级制度，严惩祸害百姓的蒙古兵，这事差点让他掉了脑袋。好在这时候山东军阀李檀叛乱，张弘范受命戴罪立功，与史天泽一起平定叛乱。这也是他第一次参战战斗，比起当时功勋卓著的史天泽来，这时候的张弘范还是个小字辈，因为征讨李檀有功，张弘范不但被赦免了罪过，更重新被任命为顺天路总管。此后，他又做出出格的事情，不经请示，就减免了当地老百姓的赋税，忽必烈责问他，他反而回答说：“百姓若无粮，国何有粮。”忽必烈听后转怒为喜，叹道：“真忠直清廉之臣也。” 公元1269年，蒙古攻打襄阳的战争重新打响了，其中一支军队，就是曾经叛乱的山东李檀的旧部，张弘范因为当年镇压李檀有功，也只有他能镇住这支部队，因此就调任他为指挥使。谁知金麟岂是池中物，张弘范接着咸鱼翻身，先在负责打援的时候，在襄阳外围消灭了范文虎部，然后采取分割战术，占领了襄阳和焚城之间的要塞，切断了两城之间的联系。而后，就是张弘范势如破竹的作战过程了，先平定襄阳，然后攻克临安，在临安外围作为先锋，冲垮了宋军防线，之后一路南下，相继抓文天祥，灭张世杰，说南宋的江山是他打垮的，毫不为过。 然而战功卓著的张弘范，在胜利班师后就倒下了。公元1279年张弘范班师，回来没多久就病倒了，忽必烈十分关心，下令要太医每天给张弘范检查一次，之后张弘范病情反复，到了次年终于病入膏肓。临终前，他把忽必烈赐给自己的尚方宝剑送给儿子，鼓励儿子为国效劳，不久后就溘然长逝。对元王朝，从小到大，从生到死，他都是百分之百地忠诚。 <er">三</h3> 在蒙古的汉族将领中，比起张弘范和史天泽来，还有非常特殊的一位，刘整，他是南宋降将。 在宋蒙战争的初期，刘整曾一度是蒙古人非常头疼的人物。他是河南邓县人，早年和金国打仗的时候，曾经上演过18人攻破金军数百骑兵的好戏，也是一个骁勇善战的猛人。早期孟珙收复襄阳的战争里，他还是宋军的前锋将军，宋朝收复襄阳一战，刘整亲率敢死队强行登城，打到最后，一百多人组成的敢死队只剩下他在内的3个人，终于成功光复荆襄。到公元1260年的时候，他已经升任泸州知府兼四川安抚使，也是南宋军中一方势力。 但刘整在南宋却很不得志，原因之一，就是他是北方人。南宋军队很讲老乡政治，北方人，尤其是北方逃难至南方的兵将，在南宋军中都很受排挤，如果是一个南方人打出刘整的战功，别说做安抚使，就是做元帅也是没有问题的，而北方逃至南方的许多兵将甚至一辈子也得不到升迁的机会。刘整的升迁，全靠他一刀一剑打出来的。刘整不计较，只想老老实实打仗，认认真真守边防。偏偏南宋政府不给他这个机会，这时候正是贾似道当政时期，南宋经济困难，为了筹集资金，竟然搞起了“打算法”，即当时战争时，各地将领向朝廷征用的钱，必须要一分不少地交还回来，否则就坐牢杀头没商量。贾似道这么搞，一是因为他作为皇帝的表亲成为相国，在军中并无亲信，正好借此机会排除异己，安插私人势力；二是此时南宋政府，经济上早就捉襟见肘，贾似道病急乱投医，巴望着南宋能趁机大发一笔，自己也能趁机大捞一笔。可是南宋的武将也硬气，有些就是要钱不要命，比如程士壁、于坚等名将，皆被贾似道以此为借口害死，特别是程士壁，这是刘整的老上级，他一死，刘整靠山顿倒，恐怕离死也不远了。 但刘整不想死，不想死，但贾似道让你死，怎么办，告状没用，只能投降了。刘整当机立断，与泸州对面的蒙古军取得联系，表示愿意以泸州30万军民投降蒙古。蒙古方面却一下子蒙了，多年以来，刘整一直是蒙古军最强劲的对手，打打不过，劝降劝不过，他是蒙古人进入四川前越不过的天堑，谁承想，这天堑真要归我了？蒙古人起先怀疑刘整是诈降，刘整急了，发誓赌咒半天，再三表忠心。公元1261年六月，蒙古大将刘黑马来到泸州受降，这座蒙古人搭上了一个可汗都没有打开的坚城，就以这样一种滑稽的方式，成了蒙古人的囊中之物。 直到刘整投降了，宋王朝才回过味来，不过反应却还快，立刻集结重兵攻打泸州。蒙古人这次使坏，不出兵帮助，只是在看热闹。眼看着刘整的军队和南宋军队厮杀了半天，最后刘整寡不敌众被迫北逃，这时候他已经是光杆司令了，投降的资本也因此大减。南宋也满意了，你的地方我夺回来了，你的人我消灭了，看你还能蹦跶几天？ 如果他们知道刘整降蒙古人的后果，估计他们连肠子都能悔青了。虽然当时南宋大势已去，气数将近，但是刘整的叛变，给这一切来了个加速度。曾经的荆襄防线，蒙古人眼前冲不过的铜墙铁壁，因为刘整的到来，从此一马平川。 刘整投降，最大的影响就是给蒙古人提出了完备的取襄阳战略，如果说史天泽制定了大框架的话，那么刘整则制定了整个战略细节，所以蒙古军才能步步为营，最终如愿得到襄阳。如果没有刘整的谋划，恐怕这一切根本不能实现，蒙古军只能一次又一次在长江岸边，做着进攻和溃退的来回演练。 不过刘整虽然立下大功，但在元朝，他其实并不快乐。在南宋，因为他是北方人，所以不被待见，到了北方，却因为他是南宋过来的，一样不被待见。刘整攻破襄阳后，率军欲直捣临安，结果主帅伯颜命令他原地待命。刘整知道元朝人不想让他立功，当场失声痛哭，明白自己得到的信任是有限的，竟然一下子给气死了。其实，从叛变，到做贡献，再到牺牲，他都是为了一口气。先是不能忍贾似道，最后也不能忍伯颜，逼得他在南北都活不下去的人，一汉一蒙，竟然也都是相爷，刘整的一生，估计是命犯丞相了。 但刘整却注定两头不是人了。不但蒙古人不待见他，南宋的遗民更恨死他。南宋宰相文天祥在被捕后仍然念念不忘刘整，在牢狱中高呼道：“亡国之罪，整居首也。”实话实说，刘整对元朝统一全国自然贡献很大，但南宋王朝主要是自作孽不可活，算到刘整身上，恐怕是有些过分了。刘整死后，元朝赐他龙虎将军，中书右丞的职务，虽然是认真悼念，但比起史天泽和张弘范来，信任程度，确实是远远不及。毕竟比起那两位汉将来，他才更像是一个叛徒。 正文 第三十三章 元朝开国丞相刘秉忠 但凡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要站稳脚跟，就都要启用一些得力的汉臣汉将，历代少数民族政权中，这类人物比比皆是。到了元朝，开国皇帝忽必烈的身边同样群英荟萃，史天泽和张弘范两位汉将，在元朝统一战争中屡屡横刀立马，其战功不亚于诸多蒙古武士们。但相比之下，元初最杰出的汉臣，却是一个站立在他们身后的人——元朝开国丞相刘秉忠。 他没有啸傲沙场的武功，没有平定南宋的功业，但是他却是整个元王朝政治体系的缔造者，忽必烈曾称赞他“可抵千军万马”。明初宰相李善长对他格外敬佩，称他为“定前元大局者”。清朝大儒谷应泰为他作传，称他为唐宋元明四朝的“四大宰辅”，与房玄龄、赵普、张居正并列。得名如此之高，原因其实简单，在宋末元初天下大乱的时代里，如果说攻城略地的武将，气吞万里如虎的帝王，都是这个时代的破坏者，他却截然相反，是这个时代的建设者和奠基者。 <er">一</h3> 刘秉忠，字仲晦，河北邢州（今河北邢台）人，生于公元1216年，他的家乡，位于宋朝时宋辽两家争得头破血流的幽云十六州。刘家从五代时期，就是幽云十六州当地的名门望族，辽国占有幽云十六州后，也对其非常尊崇。仅北宋一朝，刘氏家族在辽国为官者，大小就多达百人，可谓是当地第一大户。金朝时期，刘家也很受尊崇，在北宋灭亡初期，刘家就曾被金国委派在当地为官，到了后来蒙古南下，刘家也得到重用，刘秉忠的父亲，就曾做过蒙古国录事。虽如此，多年以来，刘家为各少数民族政权效力时期，多从事的是一些幕僚、秘书之类的工作，并不曾独当一面，直到刘秉忠的脱颖而出。 和历史上许多名臣一样，刘秉忠从小就是神童，而且他不但经史子集非常在行，更对各类杂学特有兴趣。他尤其是个“外语人才”，8岁的时候，就精通梵文，琴棋书画也很有造诣。刘秉忠的父亲成为蒙古国录事后，按照当时蒙古的规矩，汉人出山为官，为防其造反叛变，其子女要被扣在大元帅府做人质。刘秉忠就这样当了人质，在蒙古大都的大元帅府一住就是5年。当时蒙古人多信仰喇嘛教，出入大元帅府的，除了各类政要外，更有番僧等宗教人物，此时刘秉忠才11岁，但是天资聪明且好学，经常主动向人求教，结识了不少好友。借着入住大元帅府的机会，不但博览府中藏书，更耳濡目染各类政务处理，很快就有了一些声望。17岁的时候，刘秉忠得到了去河东节度使做幕僚的机会，他少年老成，处理事务老练，结果，那些宦海沉浮多年的老吏们也格外佩服，一时间“诸吏咸服之”。“服”是有原因的，因为刘秉忠这时期专干别人做不了的活，比如他曾受命管理仓储。这时期蒙古军中，常有贵族子弟从仓库中调动粮食，事发后，却多是管理仓库的官员背黑锅，刘秉忠受命后，面对此类事情既不硬顶，也不逆来顺受，而是制定了严格的条令，一时间“仓储之事肃然”。 工作能力出色的刘秉忠，其实是个心气很高的人，他并不甘心只在衙门里做一个小吏，相反期待能够建功立业。但此时的蒙古统治者，不会给他这个机会，这时期蒙古帝国正横扫四方，汉族官员地位低下，难得升迁，刘秉忠既不是史天泽家族这样的实力派，其家庭也没有高官背景，所以在衙门里一干很多年，却始终郁郁不得志。日久天长，刘秉忠的心气被磨没了：不干了。21岁那年，刘秉忠辞掉公职，做了另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出家。 所谓出家，就是去当道士，他投身的派别，就是宋元时期大名鼎鼎的全真教。 说全真教，现代人的印象，往往是从金庸小说里得来的，多认为这是个“江湖门派”。事实上，全真教是宋末元初最著名的道教组织，它发源于金朝时期的王阳明（并非武林高手），壮大于成吉思汗时期的丘处机。全真教的主要思想，一是主张“清静无为，苦己利人”，而其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宣传“老子化胡”，即在少数民族群体中广泛传教，吸纳信徒。全真教的壮大，早期得益于成吉思汗的支持。公元1220年，全真教丘处机在西域大雪山觐见成吉思汗，此时的全真教，已在金朝统治区拥有广大的信徒。成吉思汗深知全真教的支持有利于其进兵中原，因此对丘处机礼遇有加，尊他为“丘神仙”，命他“掌管天下出家人”。蒙古进兵中原后，全真教的主要作用，就是帮助蒙古军招降中原各路反抗蒙古军的起义军。在蒙古统治者的支持下，从此全真教“玄风大起，信徒如云”。刘秉忠也是其中之一，他在武安清化入道，“清静无为”的这些日子里，他的学问渐渐出名，很快又被“挖了墙脚”。公元1238年，天宁寺的虚招禅师闻听刘秉忠才学，力邀他出家为僧，刘秉忠欣然应允，在天宁寺中做了一个“书记”，而这个际遇也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虚招禅师是当时的得道高僧，更与彼时还是蒙古王子的忽必烈交好。一年以后，刘秉忠获得了跟随禅师北上和林觐见忽必烈的机会。在这次短暂的会面里，刘秉忠凭其出色的口才和渊博的学识得到了忽必烈的赏识，忽必烈竟与他“畅谈数夜，不知疲劳”。谈到最后忽必烈发话了：你别走了，留下给我当谋士吧。 刘秉忠怎么会得到忽必烈的赏识？原因很简单，他太全能了。 觐见忽必烈时的刘秉忠，已非多年前那个微末小吏，长年的寺院生活，磨平了他的心性，更积淀了他的才能。此时的刘秉忠，不但于佛道宗教思想多有造诣，对于天下大事的分析更丝丝入扣，尤其难得的是，他的天文、数学、地理等学问也格外出色。在和林与忽必烈的会谈里，他竟然可以将南宋和中原交界线上，所有的险要地带一一说清，分析精当。甚至南宋各个防区的旱季、雨季，中原地区不同省份的气候条件，他也如数家珍。这样的宝贝，忽必烈当然不肯错过，从此以后，他就一生跟随在忽必烈的左右，不离不弃。 从公元1239年开始，刘秉忠就成了忽必烈的幕僚，而这时期也是忽必烈人生的关键时期。作为蒙古的王子，忽必烈此时的地盘，主要就是蒙古以南长江以北的“漠南汉地”。而此时的蒙古，其统治方式还是传统的蒙古制度，因此统治并不牢固，刘秉忠首先建议忽必烈大量招揽中原贤才，先后为他举荐的汉族官员，前后有50多人，其中许多人官至宣抚使一类的封疆大吏。同时，他劝忽必烈采取中原的政治制度，更认为“安本固民”是得天下的关键。而在公元1259年蒙哥汗殒命前，刘秉忠最重要的工作就一个——经营中原。 公元1251年，忽必烈被委任“主管漠南军务庶事”，为招揽人才，忽必烈建立了主要由中原知识分子组成的“金莲川幕府”，成为他的主要智囊团，刘秉忠则是金莲川幕府的头号人物。此时的中原虽然已落入蒙古帝国手中，但长年的战乱导致经济严重破坏，尤其是人口，比金朝全盛时期竟然下降了百分之八十，只有几百万人，这样的经济基础，显然无法支撑蒙古帝国长期的战争。更重要的是，中原的大部分百姓士绅，对于蒙古政权依然怀有抵触情绪，以至于上下政令不通，忽必烈的法令一度难以推行。为解决问题，刘秉忠独辟蹊径，建议在他的家乡河北邢州设立“经济特区”，即在河北邢州试点，采取新的经济政策恢复生产，再向全国推广。这时候的邢州，是中原有名的穷地方，仓储空虚，百姓流离失所，物价上涨。刘秉忠到邢州后，先采取铁腕政策，大力整顿吏治，继而在周围州县贴出告示，招募逃荒的农民归乡屯垦，并允诺凡归乡者，政府给予经济补偿。为了筹措重建的资金，刘秉忠甚至将自家的积蓄全部拿出，并且勒令原先在此地开辟牧场的蒙古贵族退地。经过一番整顿，邢州经济大好，仅用两年时间，就出现了“沃野纵横”的情况。同时，刘秉忠又在邢州大力推广冶铁业，使小小的邢州，变成了蒙古帝国的“冶炼中心”，在后来蒙古帝国的战争中，所用的兵器，有一半以上都出自邢州，当时蒙古骑兵的马刀，以锋利坚硬著称，时人称为邢州刀。邢州试点的成功，很快被忽必烈推广到整个中原，中原大地掀起了一股垦荒热潮。到了公元1254年，原本经济破坏严重的“漠南汉地”，就有了“仓储丰裕，可支大战”的情景。中原地区，不仅因此成为支持蒙古军南下的后方，更成为忽必烈日后争夺可汗位的资本。 刘秉忠经营漠南汉地的第四年，蒙古发动了征讨云南大理的战争，刘秉忠作为幕僚随忽必烈远征。此时的蒙古大军，还保留着早年的残暴习俗，凡军队攻克之处，即大行屠城，财物抢掠一空。孰料这次，蒙古军遭到了顽强的抵抗，在付出巨大伤亡代价后才包围了大理城。以往在忽必烈面前侃侃而谈的刘秉忠，因不满这一政策，因此在南征的初期始终“不发一言”，但到了围攻大理城时，刘秉忠终于说话了。此时忽必烈因恼火大理城的顽强抵抗，当场下令破大理后要屠城。这时候刘秉忠突然勇敢地站出来，大吼：“拒命者，其国主耳，百姓无罪也。”一声怒吼，让忽必烈的满腔怒火生生地咽了回去。然后刘秉忠侃侃而谈，认为攻克大理，应以攻心为上，建议蒙古军张榜安民，废除大理时期的种种苛刻法令，并颁布严格军事纪律，严禁士兵滥杀滥抢，且把蒙古的军规，四处写在旗帜上，让整个大理的百姓都能知道。忽必烈采纳了刘秉忠的建议。结果没过几天，大理城就主动归降。高兴得忽必烈当场赞扬刘秉忠：“卿之一策，足胜千军万马。” 在宋蒙战争的历史上，攻克大理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在整个宋朝，大理都是宋朝的坚定盟友，大理的获得，使南宋少了西南方面的重要屏障，蒙古大军可以用两面夹击的方式，从正北方和西南方同时进兵，让南宋腹背受敌，事实上，在最后灭南宋的战争里，忽必烈就是这么做的。 而对于蒙古军来说，大理战役，也是蒙古大军作战方式的一个转折点。相比于从前残暴的征战方式，从这时候开始，蒙古军有了严格的纪律，开始注重“攻心”。以忽必烈的军队为例，原本杀戮残暴的军队，从刘秉忠制定军事纪律开始，从此“军士无一人敢擅取百姓一钱者”。这不但使蒙古军此后的征战减少了抵抗，更让许多中原知识分子前来投奔。公元1258年，刘秉忠又作为谋士参加了忽必烈攻打南宋鄂州的战役。他一面受命制定军规，将“不可嗜杀”作为蒙古军规的第一条，另一面起草文书，散发给沿路的儒生，劝说他们为蒙古军效命。结果不但蒙古军攻打鄂州成功，沿路的儒生更“纷至来投”。比起此前蒙古军在战争里的暴虐，这次忽必烈的军队纪律非常严明，不但滥杀百姓之事少了很多，即使抓到了逃亡百姓，也大多“所获生口，悉纵之”。刘秉忠也因此被许多百姓感恩，当时百姓更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刘菩萨。 <er">二</h3> 举荐贤才、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制定军规、阻止滥杀，这是刘秉忠在早期投奔忽必烈时做的事情，对于“全能”的他来说，这一切只不过是牛刀小试，他真正大展宏图，是从公元1259年开始。 这一年先发生了一件震撼蒙古帝国的大事——蒙古可汗蒙哥汗在攻打南宋合州钓鱼城时，竟然意外阵亡于城下。因为死得突然，连接班人都来不及指定。这样一来，高不可及的蒙古可汗位一下子真空了。各路王爷纷纷行动，忽必烈也不例外，当场拔马从鄂州战场北还，回草原争夺可汗位。当时的忽必烈声望正隆，又拥有富庶的中原地区做本钱，但是此时公认的“接班人”，却是他的幼弟阿里不哥。蒙古实行“幼子继承制”，阿里不哥本人在蒙古可汗活着的时候，就作为“代理可汗”留守和林，当时整个蒙古草原的军队，都在他的统御之下。大多数的蒙古贵族，也皆支持他接班。就在蒙哥汗去世后仅一个月，他就在和林宣布继任可汗位。公元1260年春天，他又在开平召开蒙古王室大会，举行了登基继位仪式。“接班”既成事实，忽必烈的“可汗梦”，貌似已成泡影。关键时刻，刘秉忠劝忽必烈不要灰心，并给忽必烈仔细分析了双方的实力对比，坚决主张忽必烈北伐漠北，征讨阿里不哥。为确保成功，刘秉忠为忽必烈制订了“直捣巢穴，分化瓦解”的方针。公元1260年冬天，忽必烈发动了对阿里不哥的征讨。忽必烈先派兵出师河套，断掉了阿里不哥的物资供应，接着率主力部队直捣和林，一举击溃阿里不哥。阿里不哥逃亡到叶塞尼河，命他的亲信阿鲁忽去察哈台筹措粮草，然而依刘秉忠的“分化瓦解”计，阿鲁忽被忽必烈策反，反而率领15万大军投降了忽必烈。恼火的阿里不哥不顾忽必烈，先发兵攻打阿鲁忽，两人杀得天昏地暗，忽必烈则先坐山观虎斗，然后趁机进兵，终于将阿里不哥杀死在土脑儿。至此，这位昔日的蒙古王爷，终成为蒙古的可汗。 对忽必烈的登位，刘秉忠运筹帷幄，劳苦功高。公元1260年起，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正式建立了元王朝。刘秉忠官封中书省事，成为元王朝草创时期的头号汉臣。从这时候起，他开始全心全意地去实现一直坚持的理想——行汉法。 对于元王朝的建国，刘秉忠的第一个贡献，就是营建两都。早在公元1256年时，刘秉忠就建议忽必烈在中原与蒙古草原之间兴建一座城市，作为连接中原与草原之间的支点。经过考察，刘秉忠认定内蒙古多伦闪电河流域，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发达的交通，是建城的首选地。他亲自主持了这座城市的修建。从城市规划，施工到建筑设计，无不事必躬亲。结果，原本计划6年建好的城市，仅用了3年就完成。这座城市就是后来元王朝的上都——开平。在整个元王朝，这座城市不但是元王朝的政治中心之一，更是元王朝控制蒙古草原的政治枢纽。 开平卫建成后，刘秉忠又经详细筹划，于公元1264年提出了建都燕京的方案。忽必烈命他扩建燕京，举世闻名的元大都，正是刘秉忠亲手筹划设计的。公元1271年，燕京城正式更名为元大都，成为元王朝的首都。即使在当时，刘秉忠也因修筑元大都而享有盛名，甚至元朝文人徐世隆，将他修建元大都的功业，与周朝的召公相提并论。与此同时，刘秉忠又取里“大哉乾元”一句，建议将国号定为大元，元朝的国号就是由此而来。 国号有了，国都有了，元朝就这样建立了，但刘秉忠的工作没有完。元朝是从游牧民族过渡而来的，如果不能在制度上转轨，所谓的元王朝，也不过是个花架子，这就是刘秉忠做的另一件重要的事情——建制。 刘秉忠在“建制”上的第一个工作，就是确定元王朝的工资制度。事实上在忽必烈以前，蒙古帝国的官员是没有基本工资的，官员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通过战争中的抢掠和战后分配战利品，能打仗的拿得多，没仗打的穷得叮当响。从刘秉忠开始，元王朝终于学会发工资了。公元1254年，刘秉忠在中原汉地草创了元王朝的官俸制度，“颁俸禄制于陕之西”，蒙古统一中原后，又将工资制度推广到全国。与工资相关的，就是元王朝的官员品级。和蒙古人早期不发工资一样，蒙古帝国的官员，早先也一直没有明确的品级差别，除了军队有品级高下外，所谓的文官，基本都是依附于各类武将王爷，谁的“老板”来头大，谁的势力就大，刘秉忠参考宋朝的官制，却并未盲目照搬，更结合元朝的实际情况，在公元1260年，制定出了元朝的官吏体制。 刘秉忠制定的官制，在中央分“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3大机构。其中中书省管行政，枢密院管军务，御史台管司法，三权分立，保证皇帝掌握大权。这套制度充分贯彻了“分权”原则，各个机构权力均等，可谓用心良苦。在地方上，刘秉忠推广“行省”制度，作为地方上最高的行政区划，和中书省互为表里。值得一提的是，蒙古高原地区，是元朝的“岭北行省”，而西藏的司法管理，归属于元朝的宣政院。对于国家统一来说，这一切都是有重要意义的。与此同时，元王朝的礼仪制度和朝服，也同样出自刘秉忠的设计，也正是从此时开始，元王朝才真正称得上是“封建王朝”。 <er">三</h3> 公元1274年，奉忽必烈之命巡视上都的刘秉忠，因积劳成疾，在上都溘然长逝，享年59岁。消息传来后，忽必烈极为悲痛，对群臣叹息说：“秉忠事朕30年，小心缜密，不避艰险，他人莫得闻也。”刘秉忠过世后，忽必烈为他举行了盛大的葬礼，以王侯礼仪将他的遗骨安葬在卢沟桥畔。如此规格，在元朝的诸位汉臣中，刘秉忠是唯一。 刘秉忠能得忽必烈赏识，除了他卓越的才华外，也和做人的方式分不开。刘秉忠的做人方式，正是忽必烈口中的“小心缜密”4字。口才甚好的刘秉忠，30年来追随忽必烈左右，却很少有侃侃而谈的时候。每当遇到大事时，众人争论时他多沉默不语，很少与人发生争执，但在私下无人时，他却往往会一语点中要害，为忽必烈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同时他也是个思维极其缜密的人，在做事时讲究“谋而后动”。每做一件事之前，都要详细规划好事情的所有步骤，在万无一失后才动手。比如修建两都时，他仅用3年时间完成，规划时间却长达一年。而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天下的关键时刻，也是他给忽必烈筹划好了平定阿里不哥的每个步骤。阿里不哥败亡后，忽必烈的众位亲信互相表功，却唯独刘秉忠一言不发，绝口不提自己的劳动，正是这种小心谨慎的作风，使他深受忽必烈的信任。而对忽必烈，刘秉忠更是事无巨细，极为忠诚。一件有意思的小事是，某一年伊儿汗国遣使朝见忽必烈，向忽必烈送上一种乐器并当场表演，忽必烈听得入了迷。使臣归国后，忽必烈又惦念起了这神奇的乐声，为此茶饭不思，可拿乐器召人演奏，却无一人精通，演奏出来的声音驴唇不对马嘴，以至于多名乐手受罚。刘秉忠得知后，主动把乐器拿回家，请了半个月假仔细研究，结果休假期满后，刘秉忠当着忽必烈的面，熟练地操纵着这种乐器，演奏出美妙的乐声，喜得忽必烈心花怒放。但见刘秉忠，却已为此累得满脸憔悴，忽必烈感叹说：“使卿劳累如此，朕何忍心也。”这个让忽必烈心花怒放，却把刘秉忠累得吐血的乐器，就是今天农村常见的唢呐。 不过忽必烈和刘秉忠都没有想到，一生勤勉的刘秉忠，在他所做的大事之外，还做了一件小事，正是这件小事，为后来元王朝的灭亡“挖了坑”。公元1251年在邢州搞“经济试点”的时候，为了筹措资金，刘秉忠在当地发行纸币，取缔金银交易，这很快改善了财政状况。公元1260年，经刘秉忠力主，纸币政策在元王朝全国推广开来，并为元朝政府积累了大量财富。可在这以后，元王朝就把纸币当成解决财政困难的万用良药，每当税收锐减到时候，就盲目发行纸币。结果，元朝末年通货膨胀，暴乱四起。这些，恐怕是刘秉忠本人没有想到的。 正文 第三十四章 震惊元朝的“阿合马案” 说起忽必烈建立的元王朝，自然话题很多。比如元王朝是中国封建历史上疆土最大的王朝，也是唯一一个划分民族等级制度的王朝。元朝的国民分为元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这种民族分制方法，企图强化元朝皇室的统治地位，但是事与愿违，在完成了天下一统之后，元王朝的内部统治危机很快就到来了。一是因为连年征战，国家财政陷入了困顿之中，而权臣的专权，也加重了各种矛盾的激化。这个时候，一个突然发生的案件，引爆了元朝创立初期的所有矛盾——阿合马案。 <er">一</h3> 说阿合马案，得先介绍下阿合马本人。其实大部分熟悉这个人的，都是拜戏剧家田汉当年的经典戏剧《关汉卿》所赐。和戏剧里的描述一样的是，在元朝创建的初期，他是手握权柄的重臣。 阿合马，历史的记录是，不知道他的祖先是谁，但是他属于色目人，是元朝的第二等级。年轻的时候，他本是从中亚来中原做生意的商人，因为得宠于忽必烈的岳父，因此飞黄腾达。但另一个原因是，阿合马经商出身，对于搞经济很有一套。而蒙古在占领中原后，使用的还是一种掠夺式的税收，包括在整个元王朝，国家的税赋都相当重。比如工商业，巧立名目的税赋就有20多种。税重，老百姓苦不堪言，交不起税，国家也就收不上钱。从蒙古汗国到元朝，历代统治者对收税，大部分都采取残酷的高压政策。比如张弘范当年就因为擅自免除税收，差点被忽必烈杀头。而史天泽也曾经拿出自己的钱，为周边的汉民百姓交税。元朝新朝初创，百姓就面临严重的盘剥。 阿合马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在忽必烈的身边，让忽必烈感兴趣的，是他收钱的本事。阿合马最大的能力，就是针对当地百姓放高利贷。一面让百姓借贷交税，一面利滚利，进行无休止地盘剥。所以公元1262年，阿合马借“兼诸路转运使”的机会，大肆在任职地推广他的“高利贷业务”。而成绩也是明显的，凡是他所任区域内，收税的效率和速度，都比别的地区好得多。正是这件事情让忽必烈对他分外赏识：此时忽必烈正在为南征南宋的经费发愁，阿合马的出现，真可以说是雪中送炭。 雪中送炭的回报是丰厚的，从此以后，阿合马官位连连高升。两年以后，阿合马就成了“中书平章事兼领使职”，成为整个大元朝的财务总监。作为主抓全国经济的要员，阿合马大刀阔斧改革，他先是奏请禁止山西商人倒卖盐业，将盐业权力收归朝廷，接着又进行币制改革，所谓币制改革，就是搞通货膨胀，小钱换大钱，结果搞得物价飞涨。阿合马此人，最擅长辩论，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在朝堂上总能把老大粗的蒙古官员驳得哑口无言，偏偏忽必烈也喜欢听他讲话，一度对他喜欢得不得了，对他的奏报也无所不从。 就这样，中国北方从公元1265年开始，陷入了物价飞涨，赋税沉重的境地，老百姓生活苦不堪言，蒙古人册封的汉族“万户”造反，其实也与此有关。但忽必烈不管这个，大战当前，弄到钱是真，结果，在GDP狂热症的驱动下，阿合马官运亨通，到了公元1267年，竟然又兼职吏部尚书，大元朝的财政权和人事权，几乎全抓在他一人手里。他的得宠，也让诸多跟随忽必烈打天下的老班底愤愤不平，比如老丞相安童就曾私下愤愤不平地说：权力都给他，还要我何用！ 得罪蒙古贵族的结果是不好受的。不久之后，阿合马想推荐自己的儿子忽辛入朝为官，众多蒙古贵族极力反对，忽必烈也顺水推舟说：“你儿子连做买卖都不行，还能干什么大事。”朝臣当场哄笑，阿合马无地自容。 在知道蒙古贵族不好惹后，阿合马一度学乖了，对蒙古贵族极其谦卑。公元1279年，元王朝彻底平定了东南地区。阿合马开始使坏了，他看好了东南地区的富庶，因此奏请在东南地区大设转运司，用以收取商品过路费。转运司的数量，是北宋的10倍，南宋的5倍，几乎到了五步一岗，十步一哨的地步（后来被朱元璋废了）。大批的钱财当然滚滚来，东南商品经济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这时候的阿合马，已经哄得忽必烈心花怒放，因此忽必烈对大臣说：“宰相才，阿合马专任之。”也就是承认阿合马是百官之首。有皇帝撑腰，阿合马有恃无恐，开始大肆排斥异己，尤其是那些有战功的蒙古老臣。江淮平章阿里伯反对阿合马竭泽而渔的税赋方式，结果被阿合马罗织罪名杀掉了。 <er">二</h3> 阿合马最嚣张的时期，不但蒙古族功臣大受排挤，元朝的汉族臣子也多受他打压。而且阿合马极力排斥汉法，大力推行他的高利贷政策。一面加大税收，一面在民间放贷，每次国家提高税收，结果都是阿合马赚得盆满钵满，百姓倾家荡产无数。但要他命的事情出现了。忽必烈的儿子真金太子是位汉化程度极高的青年，和阿合马自然不对付，但阿合马仗着有忽必烈宠信，照样有恃无恐。 对阿合马的专权，元朝朝堂上下早就引起了公愤。本来元王朝在平定南宋期间，汉臣汉将与蒙古族勋贵之间的关系一度紧张。阿合马仗着忽必烈的宠信，把两边全都得罪。阿合马的税收政策，主要针对的是当时的汉族手工业者和工商业者，无论商人还是百姓都受害很深；而钱币改革，更让天下百姓都饱受物价飞涨之苦。对蒙古勋贵们，阿合马气焰十分嚣张，特别是对伯颜、安童这些重臣，更是不拿他们当干部，整天以“百官之首”自居，混到这一步，离死也就不远了。 这里说说这位真金太子。在元王朝成立初期，这位真金太子其实是汉儒派的实际头领，他是忽必烈的次子，和许多汉臣交好。此人极其聪明，通晓蒙古、汉语、藏语3种语言，而且极其热爱中原文化。在元朝建立之后，汉族知识分子一直希望元朝能够实行汉法，而作为元世祖的忽必烈，却更喜欢在蒙古游牧民族制度和汉族制度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汉法派和守旧派的冲突一直没有断过，而阿合马，则是一个坚决反对汉法的大臣，因此也深遭真金太子嫉恨。可与此同时，他也得罪了蒙古王公中的守旧派，因他色目人的身份，使蒙古大臣们不甘心居于其下，如此一来，嚣张跋扈的阿合马两面不讨好，也自然迎来了他的末日。 除掉阿合马的人，是一个叫王著的汉人。关于这个人的来历，到现在为止，还有许多没解开的谜。 王著这个人，各类史料上都说他是益州“千户”，祖上是曾经帮助元朝打天下的功臣。此人为人性情豪爽，以行商为生，在大都当地交友甚广，无论是刘秉忠这些汉官，还是关汉卿、王和卿这些梨园名家，皆和他交情匪浅。公元1282年三月，王著与一个叫高和尚的僧人合谋，谎称为太子做佛事潜入大都，又假以太子名，诏令枢密副使张易出兵相助。接着，王著假托太子随从的身份觐见阿合马，谎称太子要见他，阿合马果然上当，被骗出宫来，接着王著手持大锤，当场杀死阿合马，并高喊“为天下除此贼”。事后，王著主动投案自首，这就是元朝初期震动朝野的刺杀阿合马案。 事发初期，忽必烈极其震怒，下令严查。王著被收监，与王著一伙的高和尚、张易等人，也悉数被擒拿。忽必烈命令太子真金审理，实际的审理者，是此时的御史中丞和礼霍孙。和礼霍孙办事效率很高，几天就定了案，说这是汉人恼恨阿合马加税，因此杀他泄愤，然后王著等人就草草地被诛杀了。接着，和礼霍孙在向忽必烈汇报案情的时候，开始给阿合马下药了，忽必烈一开始非常痛惜，但是和礼霍孙却说：阿合马实有罪。忽必烈起先不忍心查办阿合马，但接着墙倒众人推，众多蒙古王公大臣纷纷附议，历数阿合马之罪状，众议汹汹下，忽必烈终于下令彻查阿合马。结果让人瞠目结舌，除了大笔金银外，仅小妾就有500多人，更让忽必烈恼火的，是在阿合马家里搜出一张人皮，其小妾招供说是每天做诅咒之用的。忽必烈认为阿合马是在诅咒自己早死，顿时勃然大怒，后面的事情就简单了：阿合马全家被抄，阿合马的尸体被从坟墓里挖了出来，放狼狗吃得一块肉也不剩。这位元朝初期的第一位权奸，就以这样一种凄惨的方式谢幕了。 同时元朝在真金太子的要求下，追查阿合马的同党。一共查出了阿合马同党714人，几乎全被贬罢。元王朝的朝堂，遭遇了一次巨大的地震。 <er">三</h3> 今天说到这起糊涂的“刺马案”，多是说王著出于义愤，杀掉了阿合马，但是仔细看看，事情未必这么简单。 在和礼霍孙的整个审理过程中，一直都是从速从严，几乎是快速定了罪，然后草草地处决。按照王著和高和尚的供词，他们两个是冒用了真金太子的名义，假托真金太子的诏书调动了张易的军队，成功除掉了阿合马。但问题是，阿合马不是3岁的小孩子，怎么会这么容易就上当？ 而整个的审理过程也从严从速，和礼霍孙等蒙古大臣，对阿合马的死无不拍手称快，继而拼命下药。在阿合马死后短短几天，就有大量的奏折揭发阿合马的罪恶。如果说之前没有过串通，这显然是难以置信的。 因此，阿合马的死，很可能是真金太子所策划。以真金太子和汉族文士之间良好的关系，以及他推行汉法的愿望，想做到这个并不难。而王著则做到了士为知己者死，为真金太子铲除了他未来的一个大祸患。如果阿合马继续横行，与真金太子继续交恶，随着忽必烈对阿合马宠信的加深，真金太子的地位也势必会受到影响。因此先下手为强，这是最好的选择。 阿合马死了，但这场惊天动地的谋杀案，却并没有改变元王朝的内外政策。阿合马死后，接替阿合马职务的是汉族官员卢世荣。卢世荣本来就是靠行贿阿合马得官，阿合马遭清算初期，也曾被真金太子划作阿合马同党，遭到贬斥。但是阿合马死后，元王朝没有得力的理财之臣，财政收入锐减，用人之际，又重新启用了善于理财的卢世荣。 作为阿合马的同党，卢世荣也有阿合马相同的特点——能说。在朝堂之上侃侃而谈，和阿合马一样，把诸多大臣说得瞠目结舌。忽必烈起先对卢世荣不放心，却也被他的演说打动了。接着升官，卢世荣一步登天，一下子成了中书省的右丞相，即掌管此时大元朝经济的“副总理”。曾审理王著刺杀阿合马案的和礼霍孙大为忧虑，私下对人说，才除了一条狼，又来一条狐狸，国家无宁日了。 比起阿合马的“饿狼做法”，卢世荣确实很狐狸。他的主要方式是整顿市舶司，提高关税，以及从北方草原蒙古畜牧业中加税，这一下可得罪了大批蒙古官僚。结果，卢世荣干了没几天，就被人弹劾。而对于真金太子来说，最惨的后果是，卢世荣的任命，说明忽必烈对他这位储君根本不信任，他刚刚罢免的同党，转眼就擢升起来。此后，这位仁善的太子大受打击，整日长吁短叹。后来又因为江南御史台奏请忽必烈禁止后宫干政，忽必烈怀疑这份奏章是真金太子指使的，冲儿子发了一通邪火。谁想真金太子抵抗力差，竟然吓得一病不起。公元1286年，这位曾怀有“行汉法”理想的太子英年早逝，年仅43岁。他的去世，也标志着元朝“汉法派”旗帜的倒掉，从此元朝的汉法派，势力日渐衰微。 正文 第三十五章 元朝其实亡于实“经济危机” 说到元朝末年的天下大乱，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动荡的。从“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开始，元王朝就陷入了全国性的暴动之中。中原、华东、华南，皆发生大规模的反抗斗争，大规模的起义摁下葫芦起来瓢，镇压了这个，又来了那个，始终没有消停的时候。缔造中国历史最大版图的元王朝，立国仅仅过去了个多世纪，就陷入了水深火热的灾难中，终于在其统治中国的第97年灭亡，退出了中原大地。 而说到元朝灭亡的原因，现代人的总结，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民族压迫，四等人的划分制度，激化了民族矛盾，引发了大量的反抗；二是天灾横行，从公元1344年开始，元王朝天灾频发，水灾、旱灾、瘟疫横行；三是皇帝昏庸，元朝的末帝元顺帝，是中国历史上出了名的糊涂蛋，他沉迷于享乐不理朝政，后又有后妃干政，宦官专权。虽然元王朝一直在“汉法”问题上犹豫不决，不肯彻底实行“汉法”，但是汉家王朝的种种毛病，元王朝没用几年就学了个彻底。 但是在有关元王朝灭亡问题上，有个事实，却一直被注意不多，那就是经济破产。 <er">一</h3> 在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后，采取了开明的发展生产的措施，鼓励农桑，不再随意把农田变成牧场。但是，出于战争的考虑，元王朝一直执行高赋税政策，税收非常严苛，以至于负担不起赋税的中原百姓，又不得不去借高利贷交税，如此压迫日益沉重。元王朝建立后，围绕着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经济体系的问题，元朝内部的“汉法派”和“经济派”争斗十分激烈。前者主张轻徭薄赋，采取传统封建王朝的赋税方式，后者则主张增加税收，而且细化税收内容。阿合马与真金太子的争斗，主要也是集中在这个问题上。 在阿合马死后，元朝的财政税收时增时跌，但是主要的税收思路没有变，就是最大限度地扩大税源，提高税率。而且从税源来说，南宋末年的战乱，给中原和江南地区留下了大量无主的荒田，这些荒田大多数被蒙古王公以及汉族功臣占有。他们享有免税的政策，如此一来，高额的税收，只能由自耕农和工商业者承担大头。从阿合马开始，元朝增加国民收入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向东南的手工业者，西北的各族畜牧业平民以及中原的大批农民来征收。土地兼并越烈，摊派到各族普通百姓头上的税收也越来越多。而同时元朝高利贷盛行，大批农民为了交税不得不举贷，结果又承受新的盘剥。如此一来，形成恶性循环，以至于农民的反抗，从公元1344年开始就反弹了。 在元朝前期，元朝政府曾做了许多恢复经济的工作。比如在中原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招募流民。忽必烈在位时期，在中国北方开垦牧场，并将牧场和屯田合二为一，对北方垦荒实行奖励政策。元初的经济曾一度发展很快，但是元朝的农业税却水涨船高。元朝的农业税征收，取自两税法的内容，且实行歧视性的征收方式，南北赋税不同。南方农业税比较重，不同民族之间按照等级划分，赋税的轻重也各不相同。元朝的农业土地税，有丁税和地税，丁税即人丁税，地税即土地税。元朝佃农的丁税，是3石，自耕农的丁税是1石，地税最高5升，最少3升。从表面上看，元朝的农业税并不高。但实施起来却不是这样：元朝农业税的缴纳，随着纸币的发行，开始采用纸币的方式缴纳。但元朝纸币发行日益泛滥，货币一直在贬值，如此一来水涨船高，农民负担也就越来越重。 而另一个事实是，从元太祖忽必烈到元顺帝的至正年间，这短短70年里，元朝的盐税增加了20倍，茶税增加了240倍，商业税增加了10倍。而与此同时，元朝实行“包税”政策，元朝人叫“扑买”，即由商人替佃农代缴税赋，然后佃农再以高利息偿还，其实就是变相的高利贷。忽必烈时期的阿合马，就是做这种事的老手。 在商业税方面，元朝的商业税一直被认为很低，表面看似乎如此，而事实上，元朝的商业税低，只是以不同的名义课税而已。除了商税外，元朝商业税的另一内容是杂课，比如贩茶业有茶课，酒业有酒课，金、银、湖泊、玉、铜、铁、水银、木，皆征收额外的税课，另外还有“额外课”32种，可以说是花样繁多，巧立名目，实在苦了元朝公务员们起名字了。 税收不断严苛，那么元朝政府的经济收支又怎么样呢？ <er">二</h3> 看看元朝政府的经济收支，可以说更加触目惊心。 比如公元1292年，元王朝财政收入是统钞2978305锭，支出却是3638543锭，属于严重的赤字财政。而后，更出现税赋支付短缺的情况。比如公元1309年，应收岁入400万锭，实际收到的却只有280万锭。计划内的钱收不上来，税赋的增加幅度却日益加大。比如公元1309年和公元1292年相比，元朝的各类杂课，增加了20倍，但是收上来的岁入，却没有相应增加。税收的短缺，税源的匮乏，是元王朝自始至终都面临的问题。 与此同时，元王朝还不得不面临巨大的花费。元朝支出最大的几个项目，一是岁赐，二是创立衙门。元朝的王妃、公主、王公、后妃，皆享有国家的“岁赐”。而且随着成员的繁衍生息不断增多，国家在这方面的投入越来越大。同时元王朝的衙门也是“官冗于上，吏肆于下”。贵族也享有特权，蒙古人有72种，色目人有30种，单是这些支出，就足够把元王朝的家底掏空。 事实上，从元王朝建立开始，就面对越来越严峻的经济形势，但元王朝自始至终，都采取了一种最简单粗暴的办法来增加收入——纸币。 元王朝的纸币，是元朝对整个人类经济的一个贡献。早期的元朝纸币，承袭宋朝的交子，体系相当完善。元朝的纸币，开始于忽必烈在位时候的公元1260年，以丝绸为本位，以银两为单位，起初尚且稳定，在元朝建立的早期，起到了稳定恢复经济的作用。但是之后随着元朝财政危机的加剧，元朝几乎把纸币当作了唯一的法宝。每次没钱的时候，就大肆地发行纸币。结果就是严重的通货膨胀，纸币日益贬值。根据《中国经济史》的换算，仅仅是公元1287年的元朝纸币比值，就比公元1260年发行时贬值了五分之四，而公元1287年的纸币，又比元朝1309年的纸币贵5倍。公元1299年，元朝中书省就曾奏报说，国家计划内的财政收入，和实际收到的财政收入，其实差了一倍，不够的那一部分，只能靠增加发行纸币来填补亏空。到了公元1355年，元朝的钞票更加泛滥。当时不但有国家各个阶段发行的钞票混杂，更出现了大量假钞。最搞笑的是，还出现了专门的“画钞”，也就是用笔画出来的钞票，竟然都能在市场上堂而皇之地流通，当然也值不了几个钱。这时候的元朝纸币，已经形同废纸一张了。 而元朝经济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元朝从建立开始，保留了许多野蛮落后的制度，比如佃农制度。元朝的佃农形同农奴。在元朝，地主有权随意处死佃户，更可以整家整家地将佃户买卖，佃户的人身关系和家庭关系，都完全从属于主人，这几乎就是从封建制向奴隶制的大倒退。同时元朝的土地兼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剧烈的。元朝的王宫贵族经常掠夺民田，且可以不用任何手续就宣布将民田征用。一个自耕农如果运气不好，自己的地被哪个贵族看上，可能一夜之间就会一无所有。 元朝的手工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元朝极度重视工匠，战争年代，每攻克一个城市，都将当地的工匠集中起来。元朝的官府手工业，主要依靠这些掠夺来的工匠们，他们毫无人身自由，大多都是无偿劳动，只能领得微薄的口粮。因此元朝的手工业品，和宋朝相比，仅以现代出土的文物论，相差何止千万。 与元朝经济相关的，还有发达的海外贸易。在元朝的大部分时间里，海外贸易的发达是元朝一个重要特点。但是元朝中期以后，大量日本倭寇窜犯东南沿海，沿海海路遭到阻遏。为抵制倭寇，元朝曾颁布了禁海令，但禁海的结果，就是市舶司的收入锐减，原本一度是政府岁入大头的市舶司，逐渐陷入萎靡之中。元朝经济，其实从一开始就入不敷出，然后财政赤字越来越严重，元末农民大起义，与其说是农民暴动，不如说是国民经济的彻底崩盘。 <er">三</h3> 元王朝统治的结束，是从公元1355年爆发的红巾军大起义开始的。起义的由头，是治理黄河的河工们遭到了盘剥，怒火被迅速点燃。而事实上，这次由贾鲁主持的治理黄河工程，是一个牵动元王朝国运的工程。因为比起明末的连年旱灾，元末的特点是连年水灾，特别是在公元1344至公元1355这11年里，黄河泛滥竟高达9次，更重要的是，国家连赈灾的钱都捉襟见肘。比如淮河两岸发大水，大量农民逃荒，元朝当时根本拿不出赈灾粮来，只能拿纸币充数，结果，被灾民们当作废纸一张。元朝灭亡的命运，也就不可避免了。 作为一个游牧民族过渡到封建社会的政权，元朝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彻底完成从奴隶社会向封建化的转型。在农业手工业方面，保留着落后的奴隶制度，在工商业方面，却又太过超前，两种矛盾长久交织的结果，就是国家不可收拾的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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