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青史尽成灰·春秋战国卷 - xp1024.com
《不容青史尽成灰·春秋战国卷》


正文 第一章 郑庄公缘何“小霸”

作为中国历史上一段战乱时代的开始,春秋时代,一直是个精彩纷呈的时代。

这个时代,为后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很多。春秋五霸的轮流坐庄,从落魄到霸王的血泪史,从霸王到亡国的沧海桑田,重大的战争战役也多,有宋襄公愚蠢的兵败,有城濮之战的千里虎啸,有楚怀王饮马黄河的扬眉吐气;杰出的人物也很多,杰出人物的离奇身世很多,坐在囚车里的管仲,五张羊皮换来的百里奚,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蒙着脸自尽的吴王夫差。所有的人和事,都被这段战乱串联起来,中间的咏叹和感慨,不少。

然而诸多的咏叹感慨之间,却深藏着一个重要的问题。春秋,是怎么从周王朝的“天下一统”,一眨眼间“老母鸡变鸭”,成了诸侯争霸的图景?当年君临天下的周天子,怎么摇身一变就落毛凤凰不如鸡,混得一代不如一代,从当年至高无上的君王,到诸侯们争来抢去的傀儡?这一切重大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这些重大变化,与春秋时代的第一个霸王有关。这个人,传统的春秋五霸里没有他,更不如没有进入“五霸”排名的吴越两位霸主:阖闾、勾践。这个人的资格,比之前提到的所有霸王都老。只是他的国家每况愈下,后来比任何一个霸主都弱,在春秋战国的大多数事件里,都排不上号。这个人,就是春秋时代的第一个霸王——郑庄公。

<er">一</h3>

郑庄公被后世史家统称为“郑庄公小霸”,他是“霸王”不假,也确实小。

在周朝分封的早期,郑庄公所在的郑国,却当不起“小”这个字,相反,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国家。

比起中原诸侯国来,郑国的资格不老,但身份却极其高贵。郑国虽然是在西周厉王时期才立国的,但其开国君主郑桓公,是西周周厉王的幼子。郑国的君主世袭,是根正苗红的王室。郑桓公的贡献也很大,周幽王当年烽火戏诸侯,最后玩大了,招来了犬戎的疯狂进攻,诸侯全都当“狼来了”,偏偏郑桓公冲锋在前,为了保护周幽王壮烈殉难。这场巨大的变故也改变了郑国的命运。遭遇国丧的郑国,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不得不迁出了原本的封地,搬到今天河南新郑一带。郑武公很有眼光,他选择的是当时的黄金地段,土地肥沃不说,更位于天下交通的中心。这样的好地段,郑国当然不能糟蹋,所以从郑武公开始,郑国采取了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商人订立盟约,保护商业贸易。当时几乎所有诸侯国的富商大户,都集中在这个最繁华的“经济开发区”。在东周的早期,郑国的土地不是最大的,但经济却是最富庶的。

土地狭小但经济富庶的郑国,在春秋早期形势一片大好。这时期的晋国还没兴起,楚国仍然居于长江流域,齐国正忙于和东夷的战争,秦国苦于西北蛮族的侵扰。郑国所处的新郑地区,是远离战火的乐土。身份高贵,又兼烈士后代,外加腰包鼓,这样的郑国,在当时自然地位高贵。郑国国君作为周王室的卿室,周平王东渡洛邑,建立东周,也是在郑国的帮助下完成的,甚至周天子召集诸侯的时候,郑国国君还是周天子的“新闻发言人”,可以代表周天子讲话致辞。在各路诸侯面前,那是相当的“狐假虎威”。

但到了郑庄公即位的时候,“狐假虎威”是不满足的,他要的是“真威风”,也就是称霸。

作为郑国杰出君主郑武公的儿子,郑庄公,是个从小就喜欢找麻烦的人。

出生的时候,就找了他母亲的麻烦。母亲武姜生育他的时候,偏偏碰上了难产,差点连命都搭进去。这件事给他以后也带来了麻烦,虽然郑武公去世后,他以郑国长子的身份继承了国君,但母亲武姜并不喜欢他,相反的对他弟弟公叔段宠爱有加。到了郑庄公即位的时候,母亲和弟弟开始找他的麻烦。母亲要求郑庄公把国内最大的城市京地封给弟弟,并且要给弟弟封号为“京城大叔”。打的什么算盘,地球人都知道:母亲是疼弟弟的,自然要想办法让弟弟篡夺哥哥的王位。如此行为,可是大麻烦了。

喜欢找麻烦的郑庄公,也是个不怕麻烦的人。母亲和弟弟找什么麻烦他都不怕:要封地,给!要封号,封。母亲和弟弟要什么他就给什么!大臣蔡仲是个实诚人,劝他要小心,他却装傻充愣。看郑庄公貌似好欺负,弟弟公叔段就开始在母亲的支持下继续找麻烦,又是串联亲信又是整顿军队,一心想着要把自己期待的大麻烦干完——夺郑庄公的王位。

在公叔段要找大麻烦的时候,郑庄公开始找他的麻烦了。公叔段刚集合好军队,并联络了母亲做内应,还没出兵呢,郑庄公的军队就从天而降了,轻而易举地把他打了个全军覆没。最后一路追杀到鄢城,将这个给自己找了很多年麻烦的弟弟彻底轰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克段于鄢”的故事。直到今天,依然有哲学家拿这个故事教育年轻人。如果你恨一个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放纵他的缺点。

了结了爱惹麻烦的弟弟,郑庄公对帮着弟弟给自己找麻烦的母亲武姜也伤透了心。他先是恶狠狠地将母亲囚禁起来,说“不到黄泉,永不相见”。但不久之后却后悔了,可誓言又不能违背,最后想来想去,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挖了个地道与母亲相见。娘俩抱头痛哭,从此重归于好。这就是有关郑庄公的另一个著名故事:黄泉会母。今天的老人们,有时候也会给年轻人讲这个故事,中心思想很简单: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做人要孝顺。

但透过两个简单的故事,和简单的中心思想,我们却分明看到了一件更重要的事。周王朝的分崩离析,诸侯割据,从根上说,都来自于这件事——礼崩乐坏。

作为此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奴隶制帝国之一,周王朝的道德体系,是以宗法制为基础的,宗法制的核心内容,就是周王朝所推崇的孝道。在西周的宗法规定里,不孝是最大的罪恶,尤其作为周王室家族的郑庄公,更应该尊崇孝道。但从郑庄公一家相互找麻烦的过程看,郑庄公先装傻,再忽悠,最后反攻倒算,狠话都放完了,虽然又悬崖勒马,却实在是不孝到极点。但是社会对他的斥责批评,在当时的各类记录中几乎为零。作为周王朝宗法基石的孝道,从此开始沦丧了。

连最基础的孝道都沦丧了,其他的更不用说了。统一的国家理念,传统的井田制,莫非王土莫非王臣的忠诚,一切不是“崩”就是“坏”了。表面的平静下,一个全新的争霸时代正山雨欲来风满楼。喜欢找麻烦的郑庄公,就是其中第一个弄潮儿。

<er">二</h3>

在和母亲和解之后,安定了内部的郑庄公,开始对外找麻烦了。

郑庄公找麻烦的第一个对象是许国。这是郑国南边的一个小国,国土小,却是郑国向南发展的战略要地。这个小国是有背景的。它和当时的强国,比如宋国、卫国都有战略同盟关系。郑庄公却不气馁,你拉“背景”,我也拉“背景”。郑庄公拉来了东面的齐国和鲁国,通过出让田地、赠予金钱等手段,和这两个当时的强国结成了战略同盟。有了背景的郑庄公,开始行动了。他亲自率军击败了宋国、卫国、陈国、蔡国四国的联军,把宋国的公子冯扶持做了国君,成了听命自己的乖乖仔。打完了许国的背景,就该打许国了。公元前712年,郑庄公与齐国、鲁国联合吞并了许国。因震慑于郑国强大的战斗力,作为盟友的齐国和鲁国都被吓怕了,不敢找郑庄公的麻烦,反而主动让出了地盘,由郑庄公独占许国。这时候的郑庄公,其实已经成为郑、齐、鲁三家联盟里的老大。

但郑庄公做老大,有人是不高兴的,比如贵为九五之尊的周天子。

这时的周天子,就是迁都洛邑的周平王。在周平王眼里,郑庄公算什么?我们家的客卿而已,实在往近了扯,也算是本家族亲人。周天子的客卿,任务是协助周天子处理国家政务,而郑庄公竟然找麻烦,所以周平王也决定找他的麻烦,找了个借口把郑庄公的客卿权力给取消了。毕竟这时期郑庄公羽翼未丰,周平王势力削弱,所以沟通了几次又和谐了,就有了著名的“周郑交质”,即双方的儿子各自到对方的地盘做人质。贵为天子的周平王,此时却不得不和郑庄公平起平坐,怕的,是郑庄公找麻烦。

周平王过世后,他的儿子周桓王是一个不怕麻烦的人。不怕麻烦,当然也就要找郑庄公的麻烦,王位的屁股还没坐热,就先收回了郑庄公作为周王室客卿的权力。接着在郑庄公来朝拜的时候,给他摆足了做大王的谱,极尽羞辱。过了没多久,又自作主张,把郑国周围的田地划到了周王室名下,搞起了圈地强拆。一系列的麻烦。仿佛一连串的“三板斧”,狠狠地朝郑庄公砸来。

郑庄公的反应很简单,伸直了脖子让你砸。

剥了我客卿的权力,没关系,无官一身轻嘛。给我摆大王的谱,也没关系,咱装傻充愣打哈哈。抢占我的地盘?那更没关系,钱财身外物嘛,你爱占不占。几番的退让后,周桓王胆气足了。看来你也是一个怕麻烦的人,既然怕,那就干脆给你找个大麻烦。

这一找,就找大了。

公元前707年,决心彻底解决郑庄公这个麻烦的周桓王,纠集了陈、蔡、卫各诸侯国的军队讨伐郑庄公。这次出师的缘由,当然不仅仅因为看郑庄公不顺眼,彼时周王室权力虽然走向衰落,但毕竟还是天子,要维护其君临天下的威仪,像郑庄公这样已经尾大不掉的诸侯,再麻烦也要砸下去的。何况春风得意的周桓王认定,郑庄公也不过是徒有虚名,我几次给他找麻烦他都不敢接招,一口气灭了他似乎不是什么难事。打掉一个郑庄公,树立我做大王的威仪,捍卫周王室的权威,似乎也是手到擒来。

从周桓王这次动兵看,他更是想不自信都难。这次周军阵容非常强大,由周桓王亲自统领的中军,由蔡卫两国组成的左军,由陈国组成的右军,三大诸侯国压箱底的精锐部队全来了,又有名正言顺的“讨伐叛逆”旗号。天子统帅的“御驾亲征”,天时地利人和似乎全占了。郑庄公这边就惨淡多了,他的两个小弟齐国、鲁国说什么也不敢背“和天子作战”的罪名,干脆闪在一边看风景。郑庄公能动用的,也就是郑国本国的军队,虽然战斗力彪悍,可一是以诸侯的身份对抗天子,“道义”上就输了半截;二是军队数量远远不如对手;三是军队被三面夹击,地利上更吃亏。各种胜利条件,貌似样样都不占。

但杀气腾腾的周桓王不知道,如当年郑庄公的亲弟弟公叔段一样,他这次也一样落到郑庄公的套子里了,开始的软弱、退让、装傻充愣,为的就是如今的致命一击。因为久经战阵的郑庄公,早已经从此战的种种不利局面下,找到了属于他的唯一制胜机会,那就是周军人太多。

这时候的周王室,直接隶属于自己的部队并不多。主要的军队,都是来自忠实于自己的各个诸侯国。人数虽然多,却是鱼龙混杂,真个是来自五湖四海,且不论政令不统一,相互间互相不统属,打起仗来配合不利等弱点,就是各个带兵者之间,那也是各怀鬼胎,各有各的毛病。比如给周桓王担任右军的陈国军队,其国内本身就在闹灾荒,也就是陈国国君想表忠心,充大头要打这一仗,士兵们全都在惦记着老家的妻儿老小呢。至于蔡国和卫国,本身国力就弱小得很,军队战斗力也差,闹哄哄地跟着来,无非是想占点便宜而已。可便宜哪里有这么好占?这种几万人的大兵团作战,有一家崩溃,很可能就导致全线崩溃。更要命的却是周桓王本人,天子御驾亲征,固然能提升士气,但关键还要看这位天子的水平如何。像周桓王这种从来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沙场菜鸟,临阵指挥是不靠谱的,就算能暂时鼓舞起士气来,这士气也好比充气的皮球,稍微有个疏漏,泄气比打气要快得多。

这些毛病,如果碰到一个一般的对手,都不算是毛病,但是要碰上个不一般的对手,就是大毛病。不幸的是,周桓王碰上的郑庄公,就是一个不一般的对手。面对七拼八凑的周桓王“天子师”,郑庄公一眼找到了制胜的关键点:要砸破面前这个“大皮球”,就要给他撒气。

撒气的办法,就是打周军左中右三军的结合部。

公元前707年,周桓王的讨伐大军,与郑国军队在繻葛(今河南长葛县)开打了。战斗爆发后,郑庄公先以左右军摇动大旗,喊杀声如雷,却并不发动中路进攻。相反,郑庄公精锐部队火速出击,先揍担任右军的陈国军队。事实果如郑庄公所料,陈国军队确实不经打,一打就垮,一垮就乱,稀里哗啦的一乱,周桓王的右军瞬间崩溃了。还没等周桓王缓过神来,蔡国和卫国的军队连招呼都不打,赶快撒丫子溜号逃命。刚打了几个回合,周桓王的左右两军就跑了个精光,只把周桓王的中军扔在了战场上。后面的事情就好办多了,郑庄公合围,总攻。郑军兵分三路,向周桓王发起了奋勇冲锋,拿着天子当土匪打。孤军奋战的周军节节败退,眼看着打败郑庄公没戏,还是跑路要紧吧。在求生的欲望下,周桓王集结残部,拼死突围,总算杀开了一条血路。可就在这时候,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郑庄公的部将祝聃杀得性起,率领部队身先士卒追杀周军,打得周军节节败退不说,竟杀到了周桓王的身边,和周桓王来了个“零距离接触”。大概是见到天子太高兴了,祝聃兴奋地弯弓搭箭,“刷”地一下,居然一箭射伤了周桓王的肩膀。

这就玩大了。

东周时期,天子是万金之躯,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碰一根头发都不行。可周桓王这位天子,被打得丢盔卸甲不说,“万金之躯”也让人家射了个窟窿,实在是没面子到了极点。

没面子的结果,就是周桓王豁出去了,忍着痛咬牙指挥,终于冲出了郑庄公的包围圈,捡了条命回来。当然,也是因为郑庄公下了命令,说:“我们作战是被迫自卫的,怎么还能欺负天子呢?”见好就收让开了一条路,不然十个周桓王,恐怕也要陷在里面了。

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繻葛之战,就这样以周桓王大败,郑庄公大胜而结束。这场战争的意义是深远的,周桓王方面当然是赔大了,其精锐部队损失殆尽,周王室在诸侯中的威望大大折损。本来想牛气一把,结果却丢尽了面子。郑庄公方面则赚了个盆满钵满。小小的诸侯,以下犯上打败了天子的军队,这还了得?此战之后,郑庄公巩固了其在诸侯中间的独大地位,不久后又率军帮助齐国打败了北戎的进犯。“郑庄公小霸”的局面,也就这么形成了。

<er">三</h3>

小霸的郑庄公,其霸业注定是昙花一现。就像武侠片里,先出场的很威猛的人物,往往都是小虾米,真正深藏不露的高手,往往出场很晚。纵观整个春秋战国的历史,“小霸”的郑庄公,其实也只是一个虾米。

从外围局势上说,这时期的郑国,位居中原黄河流域,土地肥沃,自然有称霸的最好资本。但从发展潜力上看,就差得多了。没有齐国东靠大海的渔盐之利,没有楚国南居百越的地利优势,更没有秦国坐拥八百里秦川的财大气粗。所谓土地肥沃,交通便利的郑国疆土,放在军事上却是强敌环伺的“四战之地”。以这样的条件,想谋求长久霸业,没有长远战略眼光是不行的。偏偏郑庄公不是一个有长远战略眼光的人,他在位期间,打服了卫国、蔡国、宋国,吞并了许国,连九五之尊的周天子都被他揍了个惨,顺顺利利做上了老大,貌似是八面威风,但他也仅满足于做老大的地位,对宋、陈、蔡诸国,并没有过度削弱其势力,更没有借机占有具备战略位置的疆土。他在位四十三年,活着的时候自然无人敢惹,但一旦去世了,留下的郑国却是“出来混迟早要还”。在他儿子郑昭公在位时期,“报应”很快就到了。公元前700年,郑昭公在位时,权臣祭足作乱,推翻其统治,立其弟郑忽即位。之后多年,郑国一直处于兄弟争位的内战之中,他的几个儿子以及权臣相互争位仇杀,经历了长达27年的动荡。曾是“小霸”的郑国,也就在此期间彻底失去了其霸主的地位,由“小霸”变成了“小国”。

郑国的霸业虽然只是“虾米”,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虾米”。郑庄公“找麻烦”和“被找麻烦”的一生,昭示了春秋时代诸侯势力做大,周天子实力衰微。真正捅破周王室“金玉其外”这层窗户纸,打开诸侯争霸这个“潘多拉魔盒”的,也是这位“昙花一霸”的郑庄公。他的身后,就是中国春秋战国诸侯争霸的隆隆大戏。

正文 第二章 仙鹤毁灭一个国家

河南淇县,很普通的一个县城,在历史上却有一个很响亮的名号:朝歌。

说朝歌,看过的当然知道,商朝的国都,辉煌了六百年,因为商纣王无道,被人一锅端了。端得该,不值得伤心。说伤心,是他成了另一个诸侯国都的事。

这个国叫卫国。造就了伤心的人,叫卫赤,是春秋时期卫国的第十代国君。卫懿公。和大多数造就了伤心的国君一样,他也是个昏君。

卫懿公有着所有昏君一样的觉悟:国家是爸爸留给我来糟蹋的,当领导就是要享乐的,要享乐就是可以撂挑子不工作甚至不叫别人活的,所以不理朝政,夜夜笙歌,横征暴敛,都是我应该做的。

不过他和别的昏君不一样,别人要么是玩女人,要么抢老百姓家的财产,收藏点奇珍古玩金银财宝,这些卫懿公统统没兴趣,他只爱养宠物——仙鹤。

仙鹤这种今天列入国家法律保护的珍稀动物,放到几千年前的春秋时代,也就不那么稀罕了。按说当领导的爱养宠物不算坏事,比尔·盖茨业余时间也玩鱼养鸟的,可卫懿公是个立场坚定目标远大的动物保护主义者。不但我爱养仙鹤,全国人民都要和我保持一致。

朝歌西北的鹤岭,东南的鹤城,管他有没有人种地,全征了来给仙鹤当窝。有给国家(其实就是他自己)进贡仙鹤的,统统重金赏赐。所有名贵的仙鹤,给予高级公务员编制(赐予官职爵位),享受国家高薪待遇,最高的相当于国家总理(上等食大夫禄)。仙鹤出门,一律乘上等的轩车——高等曲辕车,和当时的达官显贵一样的座驾,比宝马还宝马……

这就乱套了,老百姓生气。想种地,仙鹤占了窝;想上街,看着仙鹤坐“宝马”;想发财,勤俭持家没用,奋斗致富也没用,去逮鹤才是正道;想上个访告个状,人家告诉他,政府歇班了,领导玩鹤呢,国计民生这点小事没空答理你……

当官的也生气,勤勤恳恳干工作,还不如仙鹤扑腾几下翅膀!辛辛苦苦忙活一年,工资不如仙鹤多!当兵的也生气,风吹日晒站岗,扛枪卖命保家乡,混的还不如一只鸟!

社会各界,千言万语,一个共同的心声:仙鹤!它凭什么?

凭什么?凭的就是卫懿公不把大家当人。谁不把大家当人,大家当然也不把他当人。春秋时代的朝歌,君、臣、民,就在这互相不拿对方当人的生气中,别扭着过。中间让人哆嗦的生气事,日积月累地攒着,很多。

攒到公元前660年,报应来了。

那年头的世界是不讲和平与发展的,中原列强的弱肉强食自不必说,北边也有些放牧为生的邻居们在惦记这中原的花花世界,这里面最有名的就是狄人。

狄这个民族现在已经不在大家庭里了,是同化了还是被灭干净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春秋时代的中国他们很厉害,在首领赤翟的率领下成群结伙杀进中原流窜,谁有钱就抢谁,谁弱就欺负谁。所过之处血流成河寸草不生,很强很嚣张,很凶很暴力。

卫国很有钱,卫国却让喜欢养宠物的卫懿公和他的一群仙鹤折腾得很弱。不抢一回欺负一把,对于赤翟和他那群刀头舔血的弟兄们来说,这叫没天理。没天理的事情当然不能做,所以赤翟带着他的弟兄们杀气腾腾地打来了!

大祸临头了!等待卫国人的,将是一场暴风骤雨般的抢掠、屠杀。生死存亡,大家都清楚。既然清楚,又该做什么?

卫懿公慌了,工作可以不好好干,好日子可是不能丢的。不想丢好日子,就要打退敌人的进攻,要打退敌人的进攻,就要征兵、整军、备战、固防。危急时刻,卫懿公终于体现出了一个领导人该有的应变能力:发布紧急动员令,打开仓库发放武器,全军吹集结号,不惜一切代价——备战。

动员令发布下去却发现,没人搭理他。赤翟的入侵像一根引信,把卫国日积月累攒下的怒气引炸了。

当官的慢悠悠不办事,当兵的抱着武器打瞌睡,老百姓表情麻木,该咋过还是咋过。卫懿公急了,火烧眉毛了,你们都傻了吗?

当然不傻,大家回答:“让您的鹤去吧,它们级别比我们高,工资比我们多,像保家卫国这么重要的工作,当然该它们干!”

换卫懿公傻了……

总算身边还有不傻的人,大臣祁子说:“赶快‘危机公关’,或许还有救!”

那就公关吧,先做诚恳的自我批评,再把鹤统统宰了给老百姓下酒,干部编制统统取消,宝马统统充做军用。养尊处优的鹤成了老百姓餐桌上的美食,那两天整个朝歌城张灯结彩,比过年还热闹。

鹤吃了,气消了,自我批评也做了,然后呢……

还然后啥,当官的照样慢悠悠,当兵的照样打瞌睡,当老百姓的照样该咋过咋过。这仗没法打,狄人是拿打仗当工作的虎狼之师,咱不是那块料,卫国折腾了这么多年,早忘了打仗是怎么回事了,战斗力咋样且不说,单是打仗用的战车,扳着脚趾头数还不足二百辆,更别说从将军到士兵早就长期歇班了。这样的仗不叫打仗,叫自杀。

更重要的是,平时不拿我当人,现在死到临头才来“危机公关”,晚了!

可晚了也要打,卫懿公苦口婆心,挨家挨户做工作,总算勉强凑了一支人马,垂头丧气地出征了。凑出来的军队本来就不靠谱,去送死的仗当然更不靠谱,走了没半路就有人唱歌:仙鹤有工资,我们来耕种,仙鹤有车坐,我们去卖命,狄人打仗很凶猛,上了前线准没命,仙鹤现在没了,我要去送死了……(鹤食禄,民力耕;鹤乘轩,民操兵;狄锋厉兮不可撄,欲战九死兮而一生!鹤今何在兮?而我瞿瞿为此行!)

人心散了,队伍不是不好带,而是没法带。这样的仗,换岳飞来也没法打。然后,荥泽一战,狄人打了个冲锋,卫军作鸟兽散。光杆司令卫懿公拒绝投降,被砍为肉泥,然后被分吃干净,只留了一个肝还完好。后被大臣弘喜打扫战场时发现,弘喜剖开自己的肚皮当棺材,安葬了这位血沃沙场的昏君。然后,有关卫懿公爱鹤而亡国的故事就从土里生长出来,代代流传,讲到今天。

故事讲完了,古往今来,有人说卫懿公蠢,有人说如此亡国实在可笑,反面教材做了几千年,貌似不怎么让人伤心。

但也有让人感到伤心的,因为在这个故事里,有几个无数次被史官们漠视的细节。

先是卫懿公出征前,把自己最珍爱的玉交给曾出主意让他“危机公关”的祁子,授予他决定权,还赐给那些战士们高贵的绣衣,鼓舞他们为国拼杀。当败局无可避免的时候,他拒绝投降,宁愿战死沙场。在这场失败的战争前,他一个昏君临时抱佛脚,确实做了任何一个明君在同等条件下所能做的一切。老话常说人,要守本分,卫懿公一辈子不本分,可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他总算本分了一回。

只不过是这枪太锈迹斑斑了,临阵磨半天,别说快,光也光不起来了。我们可以鄙视他所有的不本分,但对他最后时刻难得的本分,却总还要带点尊敬的。因为许多人比他瞎搞得更厉害,下场比他更惨,却一生都没有本分过。

然后,就是卫国的结局了。

卫懿公战死沙场后,当兵的如鸟兽散,老百姓纷纷逃亡,抛弃了这个让他们生了一辈子气的国家。狄人兵不血刃占领了朝歌,烧杀抢掠,像分吃卫懿公尸首一样蹂躏着卫国的子民们。整个卫国只逃出来四千多人,后来虽然在齐桓公的帮助下勉强复国,但是那个曾经雄视诸侯的春秋超级强国,已然不复存在了。

而公元前660年的朝歌,是彻头彻尾的人间地狱。

但我要说,这地狱,不是狄人造的,也不是卫懿公造的,而是卫国人自己造的。

因为卫国人抛弃了卫懿公,抛弃了自己的国家,抛弃的原因是卫懿公不把他们当人,但即使在卫懿公表示要把他们当人,并且改正所有的错误以后,他们依然义无反顾地抛弃了自己的国家。

抛弃的方式就是不抵抗,作鸟兽散,可不抵抗不等于狄人不来杀你,该杀还是杀,你躲我要杀,你把脖子伸过来我更杀。至于鸟兽散么,人腿跑不过游牧民族的马蹄子,追上你了同样杀,追不上还追着杀。抛弃的结果就是杀杀杀。也许抵抗的结果也是杀,但好像不那么窝囊。卫国人总怪国君不拿他们当人,可刀子架在脖子上才明白,侵略者更不拿你当人。

一个心里没有百姓的国君,幡然悔悟晚了。一群心里没有国家的百姓,国君悔悟了,他们自己还是没有悔悟。如果都悔悟,或许还不晚。卫国的灭亡,如此而已。

因为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国家都说是国君的,其实说到底是你自己的。都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因为不但匹夫是国家的,国家也同样是匹夫的。救国,其实就是救匹夫自己。

跟几千年前的人讲民主固然有些难,那就打个简单的比方。你生活在一个村子里,村长平时横行霸道民愤极大,可突然有一天洪水来了,跑没处跑躲没处躲,村长幡然悔悟痛哭流涕求老少爷们跟着他抗洪,你是想把村长扔进洪水里,还是想先抗洪保命?我想,没有人会拿自己的命开玩笑。

所以抗日战争之前,虽然国民党也胡闹得厉害,可小鬼子杀进来,衡阳在抵抗,长沙在抵抗,台儿庄在抵抗,武汉在抵抗,因为不开玩笑,纵然有些地方鬼子来了汉奸多,可历经八年,我们赢了。

可是我们的历史,一次又一次开着这样的玩笑。卫懿公好鹤而亡国的故事成了历朝历代的反面教材,可发生过许多事情后才知道,那只不过是卫懿公故事的加长版。甚至,那些故事里,从国君到百姓,没有悔悟,只有抱怨,还有伤心。

中学的时候,学校请来一位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英雄来做报告,该英雄的第一句就是:爱国就是爱你自己,民族的尊严等于自尊。

想起这句话,想到几千年前人间地狱一般的朝歌,心头就泛起无边的酸,锥心刺骨的痛。

正文 第三章 尊王攘夷,只为首霸

在郑庄公“昙花一霸”之后,九五之尊的周王室开始歇菜了,不但歇菜,更没诸侯拿他当盘菜。之后的多年,是各路诸侯相互争雄的时代。霸王是人人都想当的,麻烦是大家相互找的,周天子是没人拿着当盘菜的,大抵就是这期间的主要特征了。但第一个当上霸主的,却是郑庄公当年的“小弟”——齐国。当上霸主的人,就是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他称霸的政策,是一个表面上拿着周王室当盘菜的政策——尊王攘夷。

说尊王攘夷,字面上的意思好理解。尊王,就是尊奉周王室的权威,利用周王室“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的名号,借此行使其对各路诸侯的主宰权力。所谓“攘夷”,就是要团结各诸侯国的力量,共同对付此时侵扰中原的蛮夷势力,在这过程里,确立自己对各诸侯国的领导地位。这是大多数后人的理解,但是后人所不知道的事实是,这个政策在当时,也只有齐国可以实行。而这个政策对于中国未来的影响,更不仅仅是制造出了齐桓公这样一个霸主,也不仅仅是制造出了其他几位有样学样,号令诸侯的霸主,更重要的是,它确立了中华民族之后两千多年来的一个重要共识:无论内部的分歧有多严重,内耗多惨烈,在外敌入侵的时候,我们这个民族会重新恢复它坚韧团结的特质,团结枪口一致对外。

之所以会有这个影响,原因很简单。公元前六七世纪的中国,不仅仅是诸侯混战,内战频发的中国,更是一个外敌纷纷入侵,民族危机严重的中国。关于这一点,儒家思想的宗师孔子就有一句发自肺腑的感慨: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这句话翻译成白话就是:如果没有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的霸业,我们这些后人们,恐怕就要被外来的蛮夷统治,丧失自己的文化与传承,遭到屠杀与同化。所谓的中华民族,恐怕也不复存在了。

孔子的话,有两个意思:第一,那时代的蛮夷入侵,很嚣张很严重;第二,提出“尊王攘夷”口号的人,带领中原诸侯完成这个口号的人,不仅仅对于他的诸侯国,对于整个周王室覆盖下的中原诸侯而言,都是一个贡献卓著的伟大人物。这个贡献卓著的伟大人物,自然是首倡霸业的齐桓公、管仲君臣。

要了解他们多伟大,恐怕还要看一看当年的“中国国际形势”。关于这一条,这些年西方考古学家和天文学家也来凑热闹,他们认为公元前六七世纪,是蒙古草原的“极端自然灾害世纪”,在这一百多年里,由于北方草原地区的持续雪暴和干旱,导致大量蛮族游牧部落南迁,大肆劫掠中原农业区。这个说法在科学上还有待讨论,但是历史上的事实却可以佐证:西周的灭亡,直接原因就是山戎蛮族的大规模入侵。东周迁都的直接原因,也是因为西周西面遭到蛮族的残暴入侵和破坏,成为劫掠之后的烂摊子,早已无法立国。而在周王室迁都洛邑之后,蛮族的入侵,相反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这些侵扰中原的蛮族,就是中国历史书中所记录的“蛮戎夷狄”。其中侵扰中原最激烈的,就是“戎”与“狄”。

戎族主要游牧在当时中原西北地带,即今天内蒙古草原地带,侵扰的主要对象,是西北的秦、晋诸国以及河南北部地区。而狄则主要游牧在今天中国东北地带,侵扰的主要对象,包括齐国、燕国,甚至位于中原腹地的郑国、卫国。喜欢养仙鹤的卫懿公,就是亡国于狄人之手。狄族还多次入侵洛邑地区,逼得有名无实的周天子几次外逃避难。在当时,这些游牧民族的侵扰范围,已遍及中原各诸侯国,甚至深入到黄河流域的腹地。他们以游牧为生,虽然部落分散,但是号令明确,作战凶猛,执行“打一枪就跑”的游击战政策,专挑实力最弱的诸侯国下手,等着兄弟诸侯来救援,又撒丫子就溜。在当时内部征伐连连,窝里斗打成一团的中原地区,他们尝够了甜头,占尽了便宜。后来统一六国的秦国,早期有七位君主就牺牲在与蛮族作战的战场,东方的大国齐国曾三次在蛮族的侵扰中不得不迁都。大国尚且自身难保,小国们更是苦不堪言,不但每年秋收的时候遭到野蛮劫掠,甚至有的国家更因此灭国。不难想象,在这种内战外战打成一锅粥的局面下,窝里斗打得热闹,相互间一盘散沙的中原各国,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出面整合力量,抗击外敌,被蛮族们最终各个击破,瓜分中原,似乎只是时间问题。

但这个“时间”最终没有出现,这个强有力的人物终于出现了——齐桓公。

<er">一</h3>

齐桓公的称霸,现代人津津乐道的是他的英明神武以及良相管仲的辅佐,而其称霸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当时的中原,没有哪一个国家,具备齐国这样承担这个“伟大使命”的条件。

在东周时代开始的时候,齐国曾经是郑国的“小弟”,但是它的发展潜力却注定大于郑国。一是地理原因,齐国的地盘,包括今天河北北部和山东东北部,南边依托的泰山山脉,恰好成为他们拱卫国土的屏障。纵观当时中原诸侯中势力最强者,南方楚国的势力还没有跨过长江,晋国正忙于平定内乱,秦国苦于西北蛮族的侵扰。二是经济条件,也是拜这个好地段所赐,齐国很有钱,山东地区当时已是农业发达区,土地肥沃物产丰饶,东部的沿海地区,更有一样垄断资源——盐。齐国的制盐业,是春秋诸国中最为发达的,北方的燕国,中原的郑国、宋国、卫国,其食盐消费均依赖于齐国的供应。这样一个又有钱又安全的国家,自然得到历史的眷顾。

除了经济条件外,齐国的政治条件也好得很。春秋时代的齐国,号称“姜齐”,开国国君正是大名鼎鼎的周朝开国国相姜尚,即中神通广大的姜子牙。历史上的姜尚,虽无神话里呼风唤雨的神通,却有号令东方诸侯的独特地位。周朝开国早期,苦于东方的战乱,授予了齐国节制东方诸侯的权力,这也给了齐国壮大的机会。之后的齐国历代国君,又通过和周朝王室世代联姻,建立了他们与周天子家族特殊的血缘关系。长期以来,齐国也因此被看作东方诸侯的翘楚,俨然一方豪强。但是在春秋的早期,这个豪强却只能给郑国当小弟。在郑庄公多次重大的军事行动中,齐国都充当了跟班兼打手的角色,一者因为当时郑国实力同样强大,又靠着离周天子近,当然近水楼台先得月;二者是齐国位置偏东,要西进中原争霸,偏偏又面对着一个世代强邻——鲁国。作为当年周公后裔的鲁国,在春秋早期同样具有极强的实力,齐鲁两国在山东地区的长期争雄,形成了当地的战略平衡,谁都无法独大。蛮族侵扰中原日烈后,原本处于内地的齐国,却也成了重要受害国。郑庄公时期,齐国就曾因山戎进犯无力抵抗,不得不向郑国求救,也因此一度成了郑国的小弟。

齐国的称霸之路,完成于齐桓公,却起始于齐桓公的兄长齐襄公。齐襄公在位时期,正是郑庄公去世后,郑国“昙花一霸”后迅速衰弱的时期,做了多年小弟的齐国也因此咸鱼翻身,开始了做强之路。齐襄公在位时期做过的重要事情有两件:一是通过连年对鲁国的战争,连续多次击败鲁国,使鲁国与齐国之间的差距日益拉大,东方诸侯国因为齐鲁“战略平衡”,迅速倒向了齐国一边;另一件事,就是通过郑国的内乱,采取扶持新君、发动政变等方式,造成郑国国内势力分裂。当年作为齐国大哥的郑国,此时却已沦落成被齐国玩于股掌的地步。但饶是如此,齐襄公本人的才略却距当年的郑庄公甚远。此人虽有大略,处事果决,但为人性情残暴,且严苛猜忌,对待属下甚至亲族,都非常苛刻横暴。

齐国长期不能成为霸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体制落后,相对于郑国早在春秋早期就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提高了国家行政威权,整合了国民经济,齐国却差得很远。它最大的问题是国家力量分散,国内宗族林立,富庶的国民经济无法转换成国家财富,表面繁荣的政经局面,更难以整合成强大的国家力量。长期以来,齐国早已是诸侯中的经济强国,却并非军事强国。齐国经济富裕,物产丰庶,既非临近边地,又非四战之地,百姓生存压力较轻,除了早期姜尚节制东方平定叛乱,以及后来与东夷的征战,大多数情况下,承平日久的齐国,在军事战斗力和军事动员能力上,都远远不及其他诸侯国。齐襄公时期,通过个人的高压统治政策,振奋了齐国的武备,开始崛起,但政治制度不改,霸业根本无从谈起。齐襄公对待臣下的一贯方式,就是逮着好用的人,就拼命用,又让马儿跑又不让马儿吃草,直到用废为止。

公元前686年,齐襄公照例这般,他派手下大夫连称、管至父二人戍守和鲁国交界的边地葵丘,行前说好了到时间后派人替换他们两个,可到了规定期限,齐襄公却仿佛忘了这码事。两位想家的官员反复打报告请求调动,齐襄公除了装糊涂,就是打哈哈,还是想把人家用废。这时期的齐国,因为连年参与征战,国家财政捉襟见肘,齐襄公又拆东墙补西墙,降低了各路宗室的俸禄待遇,包括他的堂弟公孙无知。这位堂弟名字叫“无知”,行为是更无知,竟然一怒要造哥哥的反,并且和那两位驻守葵丘的官员一拍即合。结果,三人发动政变,一举杀掉了齐襄公,狠狠地报了把仇,但报仇报痛快了,麻烦却来了,国不可一日无君,杀了齐襄公谁接班?先是公子无知自立为国君,很快被臣下所杀,偏偏这时期的齐国,竟无人有资格继承国君之位。齐襄公苦苦追求的霸业,非但没“霸”成,却反而让人给“罢”了。

“罢”完了的齐国,局面已乱得不能再乱,够资格继承王位的人,全都不在国内,国都临淄城内,就留着一帮群龙无首的大臣在守株待兔。待的“兔”很简单:能继承王位的人。主要的人选有两个,一个是齐襄公的弟弟公子纠,此时正在鲁国,一个是齐襄公的另一个弟弟公子小白,此时在莒国。两个人资格差不多,距离首都临淄的距离也差不多,支持的大臣更差不多。接班的关键就是:谁先抢到算谁的。

所以俩人就开始抢了,抢的方式就是比赛跑,谁先回到临淄,谁就继承王位。当时公子纠的条件更便利,他所在的鲁国被齐襄公揍了好多年,吃够了苦,早想着扶持一个和自己要好的人登基,以便为将来牟利。公子小白所在的莒国,打的算盘也差不多,但鲁国的实力远远强于莒国。好在齐国的大臣还是很有爱国心的,谁都不愿意看到新国君是鲁国的傀儡,所以齐国的两大家族高氏和国氏赶到莒国,明确表示了对公子小白的支持。接着,双方就开始“赛跑”了,争分夺秒地向着临淄城进发。公子纠的谋士管仲,此人不但会赛跑,更会作弊,早早的就在齐国和莒国的边境上埋伏了。公子小白还没进边境,就被管仲一箭射中,惨叫倒地。满以为作弊成功的公子纠,也就不着急了,优哉游哉地在路上磨洋工。谁知道还没走几天,却发现面前布满了齐兵,连护送他回国“赛跑”的鲁国军队,也被三下五除二收拾了。原来公子小白当时不过是将计就计假死,转而抄小路回国,“赛跑”成功。转眼之间,齐国政局已经“老母鸡变鸭”,公子小白生米煮成熟饭,大摇大摆登上国君位,这就是后来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齐桓公。

登上国君位的齐桓公,当然没忘了算老账,他先是派兵威逼鲁国,迫使鲁国杀了公子纠,将管仲收押后送回齐国。谁都以为管仲这下非死不可,可在鲍叔牙的劝告下,齐桓公却摒弃前嫌,反而任命管仲为相。公元前686年,一起开创霸业的君臣,就这样开始了他们的征程。历史选择了齐桓公,不仅仅因为“赛跑”的胜利,更因为他当机立断的果决,能屈能伸的坚韧,以及不计前嫌的胸怀,这样的英杰人物,才是尊王攘夷事业的真正承担者。

<er">二</h3>

齐桓公之所以选择管仲,历史上的记载,是因为他的重臣鲍叔牙的劝谏,而鲍叔牙劝说中,最打动齐桓公的,却只有一句话:“大王要只想治理好齐国,用我就足够了,要想称霸天下,非管仲不可。”对于志在天下的齐桓公来说,原本不想用的管仲,就成了不得不用。

齐桓公不得不用管仲,原因很简单,齐国要想称霸,国家的地理条件和经济条件都已足够,但却面临三个要命的问题,他的哥哥齐襄公,表面看死于内乱,其实却正是死于这三个问题上。

三个问题,用一个字来说,就是“散”,确切地说,是内政分散,经济分散,军力分散。在当时,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唯有管仲。

先说内政分散。当时的齐国内部,国家的权力表面上归国君,其实却以宗法制为基础,散落在各地的大族、宗室、贵族手中,国君的权力实在有限得很,特别是发动对外战争的时候,更要依赖于他们的支持,经常是国君对外扩张热情很高,却遭到下面的抵制,结果就徒唤奈何。除了用人方面,行政方面国君的威权也远远不够。国君用人办事,也常常遭到下面贵族大臣们的讨价还价,一件百分百的事,推行下去却大打折扣。齐襄公之所以性格横暴,对下面采取打压政策,也完全是因这种行政分散体系所导致,结果更不幸,一个小小的官员工作调动问题,却演化成一场差点颠覆齐国政权的政变。而齐桓公本人,是得到了齐国两大家族的支持,才得以顺利登基,这样的条件下当国君,表面高高在上,其实却如履薄冰。

其次是经济分散。齐国经济繁荣,但是经济繁荣的主要受益者,并不是国君和国家,也同样是那些宗族贵戚。在齐桓公之前,齐国在渔盐、采矿等支柱产业上,都很难获得丰厚的税收,下面的宗族们赚得盆满钵满,政府却一分钱都收不上来。国家财政捉襟见肘,有时候不得不靠削减官员以及贵族的俸禄,用以补贴国家开支,因此常常激发变乱。

军事的分散更严重。齐地本身就不是民风彪悍的地区,国家人口虽多,可用于作战的部队,以及可用于征调的兵源都严重不足。常年的承平,也使有限的部队缺乏训练,安于太平。而当国家有战争的时候,齐国军队在战斗力上的差距就迅速凸显出来。而齐国的外患相当严重,鲁国虽然已经衰弱,却依然是齐国眼前的威胁,北面更面临虎视眈眈的山戎。这样一个松散的政治、经济、军事体制,面对强敌环伺的局面,齐桓公争霸天下的雄心,似乎很遥远。

鲍叔牙向齐桓公推荐管仲,是基于他对自己,以及对于齐国大事洞若观火的了解。如果齐桓公仅仅想要做个承平之君,关起门来过安稳日子,那么他鲍叔牙是胜任的,但如果齐桓公要继承兄长的遗志,完成齐国的称霸大业,就必须要解决这三个问题。能帮助他解决问题的人,只有管仲。

不得不用的管仲,就这样成为了齐桓公的上宾。鲁国的囚车刚进齐国,齐桓公就派鲍叔牙来迎接。进了临淄后,连囚服都没换的管仲,就当场被任命为齐国的相国。这在当时看来,很是大逆不道。且不说管仲有过“弑君未遂”大罪,他本人的身份在当时也是被鄙视的。他出身低贱,年轻的时候曾三次求官被逐,做过小买卖,也当过普通士兵。在宗法制的春秋时代,这样的人竟然能一步登天,自然引来非议纷纷。但齐桓公不管,他坚持重用管仲。

在相国位置稳固之后,管仲开始着手干活了。干活的目的,就是解决前述的三个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管仲改革”。说起改革的内容,自然有发展生产、奖励耕战、恢复经济等,但关键是,管仲干了三件事。

管仲干的第一件事,按现在的说法,就是“经济国有化”。主要内容就是把冶炼、食盐等原本由私商、贵族经营的产业统统收归国有,垄断其巨额利润。这个时期,齐国创造性地设立了“铁官”,即专门负责冶炼产业的官衙。由政府出钱招募工匠,开采铁矿,用以制造农业工具和武器。此举一举两得,一则国家获得了冶炼业的巨额利润,二则铁器开始推广使用,既促进了农业发展,又提高了军事科技。这一时期的春秋国家,主要的作战武器还是青铜器,以铁器武装军队,就是从齐国开始的。另一个利润巨大的产业——食盐业,管仲当然也不会放过。齐国设立盐官,负责招募百姓煮盐,并制造船只租赁给百姓,鼓励百姓去深海捕鱼。就这样,盐铁两大产业的控制权,从此牢牢地抓在了齐国国君手里,这等于抓住了齐国的经济命脉。与此同时,传统的赋税改革,管仲也动足了脑筋,在农业税征收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相地而衰征”的政策,即按照土地的贫瘠程度缴纳赋税,产量高的多交,产量低的少交。在当时的齐国,肥沃的土地主要集中在富人尤其是贵族的手里,“相地而衰征”的实施,既减轻了普通老百姓的负担,又把大量的财富从富人手中收到国家的手里。齐桓公的腰包,从此才真正鼓了起来。

管仲的“经济国有化”政策,条条都触及到齐国传统贵族的根本利益,不招反抗是不可能的,但整个改革的推行却异常顺利,除了有人骂了几句外,并未遭到太大阻力,原因是在进行经济国有化之前,管仲也进行了另一项改革:军事改革。

管仲深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要想建立国家对经济的绝对控制,首先要建立的是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否则那些贵族手里有钱有兵,一旦闹将起来,说不定齐桓公就成了下一个齐襄公,所以要剥夺贵族们的钱,就要先剥夺他们的兵。管仲的办法是“寓兵于农”,他规定国内五家为一轨,十个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五乡为一军,分别设立官员进行统治,每五个乡可以招募的士兵,足额有一万人。当时的齐国一共划了十五个乡,也就有了三万常备军队,按照当时的人口条件,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齐国的军队,共分为十五个乡,“三军”由齐桓公直接统治,当年辅助齐桓公登基的高氏与国氏协助统领,这样国家的军事指挥权,就牢牢地抓在了齐桓公手里。原本处于基层地位的贵族们,从此再难对国君构成威胁。这件政策对后世的另一个影响,就是缔造了许多“历史流行语”。比如“号令三军”,就是起于管仲创造的“三军制度”,而古代封建社会中国农村基层的社会构成,也是在这时期形成雏形。

在进行经济、军事改革的同时,对齐国后来争霸产生关键作用的是政治改革。齐国旧制度的直接弊端是政令不通,国家行政效率低下。在完成对国民经济绝对控制权以及军队的绝对掌控的同时,管仲对行政体系也进行了重新整合。在地方上,全国共分为二十一个乡,国内老百姓士农工商四阶层,按照其不同的身份划分居住范围,其中工商住在六个乡,士农住十五个乡,士为独立的职业军人,专司作战,农民专司种田。国家的行政体系也进行了重新整合,地方上设立五属,每个属各设立一个大夫,大夫直接对国君负责,由国君直接管理其工作。上下严密的行政体系就这样形成了,齐国的中央集权制度,就这样建立起来。

经过了数年精心改革后,到了公元前681年,齐国已经拥有了繁荣的经济,强大的军队,严密的行政机构,中央集权的绝对统治,无论是经济条件、军事力量,还是国家的组织制度,都远远领先于中原诸侯国。霸主地位,舍我其谁。所以从公元前681年开始,齐国正式开始了争霸之路,第一次提出了称霸口号——尊王攘夷。齐桓公的霸主时代,开始了。

<er">三</h3>

拥有强大力量和先进制度的齐国,争霸之路却并不顺利,原因是当时的中原局面,怎一个乱字了得。各诸侯间相互攻伐不说,北方蛮族也不断进犯,内战外战打得乱七八糟。做诸侯的,今天还是大国,明天说不定就国破家亡。你说“尊王攘夷”,谁听你的?

不过齐桓公确实不是一般人,以往诸如郑庄公那样的“小霸”,虽然也搞分化瓦解拉拢这一套,但基本是不服就打,连周天子也照揍。齐桓公认为,这样是不对的,暴力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周天子这面大旗,虽然内里破败不堪,但还是可以拉来做虎皮的,所以要称霸,既要软硬兼施,又要拉大旗做虎皮。

齐桓公首先抓住的机会是宋国内乱。在春秋早期,宋国也曾经是一个大国,但自从被郑庄公狠狠修理后,宋国的国力就每况愈下,内乱不断。公元前681年,宋国发生内乱,国君被杀,其子御说即位,但地位不稳。这事本来和齐桓公八竿子打不着,但齐桓公却利用了这不是机会的机会,他先派人朝见周天子,请求承认宋国新国君的合法身份。这一朝见非同了得,多年不被人待见的周天子当即感动得热泪盈眶,立即授权齐桓公代表周王室来办理此事。公元前681年三月初一,齐桓公会合宋、鲁、陈、蔡、卫、郑、曹在北杏会盟,宣布宋国国君的合法地位,并以诸侯头领的身份订立盟约。北杏会盟,也就成了齐桓公称霸道路的第一步。

但这第一步却摔了个大跟头。诸侯们不是傻瓜,齐桓公这套把戏瞒不过大家的法眼,什么会盟诸侯,什么代表周天子,我傻乎乎去了,以后就要听你吩咐,凭什么?结果会盟邀请下发后,但凡有点实力的都不答理齐桓公。实际到会的只有宋、陈、蔡、邾四国,热火朝天的会盟,搞成了只有四国参加的“惨淡经营”。就这“惨淡经营”也出了岔子,本来作为会盟幌子的宋国国君,会开了几天明白过来,这是要我给齐国当小弟啊!这怎么成,当下脚底抹油跑路了。大张旗鼓地忙活了半天,到最后却被人家给晒了,本想长面子的齐桓公,这面子却丢大了。

但丢了面子的齐桓公,脾气还是好得很。宋国国君嘛,跑了就跑了,不但没计较,反而派使者跟过去嘘寒问暖,干脆一张热脸贴到底。但对有些人,就不能给热脸了,比如拒绝来开会的鲁国,这就是要给颜色看看的。齐桓公大手一挥,立刻重兵集结鲁国边境,吓得鲁国国君慌不迭地连忙跑来认错,双方在柯地补了个会盟。可在会盟期间,有鲁国壮士曹刿突然挟持齐桓公,要求齐桓公归还占领的鲁国国土,可没面子到极点的齐桓公临危不乱,刀刃面前镇定自若。不就是还土地吗?好说好说。大手一挥,慷慨地把土地还给了鲁国,落了个“大国风范”的美名,又逼得鲁国道歉认错,向齐国屈服,自然是很有面子的事情。消息传出后,宋国国君脑袋还算转得快,连忙派使者向齐桓公认错,并送上重礼。齐桓公也就顺水推舟原谅了宋国。就这样,原本只是“惨淡经营”的北杏会盟,终于成了七大诸侯联合会盟,推举齐桓公为盟主的盛事。栽了大跟头的齐桓公,以其大国国君的胸怀,软硬兼施的手腕,终于第一次确立了霸主地位。

北杏会盟的内容,主要包括如下几条:一是各诸侯国之间要协同互助;二是要尊重天子;三是要联合对付蛮族侵略。这三个内容,前两条尊王,后一条攘夷,内在的核心,却是齐桓公昭示给各诸侯的“仁德”面目。听我的话,就给仁德;不听我的话,就揍你没商量。

北杏会盟后的齐桓公,在“尊王”的大旗下,其实已成了一方盟主,但这时候他的势力范围,主要还局限在今天河南、山东地区。听命于他的诸侯,也就只有宋、鲁、蔡、陈等小诸侯。要想号令天下,当时最重要的,就是要压服北方的各路诸侯国,尤其是齐国北面的燕国。这个燕国也是有来头的,它是春秋诸侯国里的“姬姓诸侯”,也就是周天子的宗室,在当时拥有正统地位。燕国的国都,在蓟地一带,就是今天的北京地区。周边的北方小部族,也都服从它的统治。要想压服这样一个大国,是很困难的。偏偏机会说来就来了。燕国遭到了北方山戎的进犯,眼看国都不保,齐桓公二话不说,出兵!训练有素的齐军,在燕国的地盘上给燕国人上了一堂生动的军事教育课。三下五除二打败了山戎的进犯,其强大的实力让燕国军民心悦诚服。此战战斗过程简单,追击过程却异常艰苦。吃了亏的山戎和齐国一接触,立刻拨马北逃,齐桓公深知除恶务尽,坚决追击,一直追杀到草原地区,将这一支蛮族彻底歼灭。值得一提的是,在追击过程中,齐军一度迷路,是靠了军中几匹老马带路,方才脱离险境,“老马识途”的典故,就是由此而来。

燕国的得救,对齐国成就霸业有着重要的作用,原本归附燕国的渤海周边的部族,这次齐刷刷地倒向了齐桓公。逃过一劫的燕国军民对齐桓公更是感激万分。齐桓公班师的时候,燕国国君燕庄公一路送行,竟然不知不觉走进了齐国境内。这下可糟了,按照周天子的禁令,诸侯没有周天子的授权,不能随便进入其他国家的疆界。可这对齐桓公来说却好办,当场大手一挥,归你了。舍了这一小片国土,换得了燕国上下对齐国霸主地位的死心塌地。

燕国事件是齐桓公霸业中具有“跳板”意义的一步,燕国事件之前的齐桓公,充其量与郑庄公一样,算是“小霸”,但燕国事件之后,齐国的号召力已经扩展到了今天中国北部中原一带,包括北方的晋国、燕国,以及各路诸侯小国,无不向齐桓公俯首。在此期间,齐桓公又做了另外一些事,比如救援了北方另一个受蛮族进犯的诸侯国邢国,帮助他们在河北邢台一带重新建国,又帮助灭国的卫国在河南滑台地区重新建国。齐国的恩威之名,从此传遍了大江南北。听齐国的话,就有好处;不听齐国的,就要挨揍,几乎成了当时诸侯们的共识。

但是,还是有不服气的——楚国。

在齐桓公时期,如果说谁能与齐国较量,答案恐怕只有楚国。齐桓公四处称霸的时期,也同样是楚国人跨过长江,大举扩张的时期。齐桓公时期的楚国,向南已经吞并了各路越族势力,拥有了广袤的国土和充足的兵源。和中原国君不同的是,楚国的国君自称“楚王”,大有与周天子平起平坐之势。齐桓公在位时期,楚国的国君是楚成王,他的眼睛也早已经跨过长江,盯上了富饶的中原大地。趁齐桓公用兵北方的机会,楚国也不断北进,蚕食中原国家的国土,尤其是毗邻楚国的宋国、陈国、蔡国受害最深。在山戎被齐桓公重创以后,楚国已经成了中原国家生存安全的公敌,更是齐桓公霸业的又一强大敌人。

对这样一个敌人,齐桓公的方法也一样——尊王攘夷。楚王不尊重周天子,就是和整个中原诸侯为敌,欺负中原诸侯,我是霸主当然也要保护。在经过精心准备后,公元前656年,齐桓公联合陈、宋、鲁、卫、郑、曹、许八国,发动了对楚国的联合征伐战争,联军进展顺利,很快击败了楚国的边境部队,进入了楚国境内。在此期间,楚成王也曾派使者求和,表示愿意恢复对周天子的进贡,请求齐桓公退兵,但这个大好的机会,齐桓公怎能放过,他一面申斥楚国的不法行为,一面持续推进,但开进到楚国的重镇泾时,联军遇到了麻烦。集结了主力部队的楚国,凭借着江水的天险以及独特的城防顽强抵抗。联军先后发动了几次小规模的进攻,却始终碰壁,全无齐桓公当年征战中原时摧枯拉朽的气概。明白楚国不好对付的齐桓公,也只好见好就收,趁着楚国使者屈完出使的机会,他先在昭陵前向屈完炫耀武力,接着又就坡下驴,在楚国向周天子谢罪之后,同意了楚国退兵的请求。这场雷声大雨点小的征伐就落下了帷幕,但对双方来说却是“双赢”。齐桓公打退了楚国,巩固了他在中原诸侯中的领袖地位,声望如日中天。而楚国也保存了自己的领土完整,虽然暂停了对中原的扩张,却继续休养生息,他下一次北进中原时,其声威将更加惊天动地。

如日中天的齐桓公,霸业也越做做大。就在压服楚国的第二年,即公元前655年,他又介入到周天子的争权斗争里,会合诸侯保全了周朝太子的地位,并派兵惩罚了拒绝参加会盟的郑国。四年后,当年得到齐桓公扶持的周太子郑登基,为报答齐桓公的帮助,他再次赐予齐桓公祭肉和车马,齐桓公趁机联合诸侯在葵丘会盟。葵丘会盟,是齐桓公一生里多次会盟里最大的一次,几乎所有的中原诸侯国都来参与,会议定下了各诸侯国相互遵守的盟约,并继续巩固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如此霸业,后来的春秋霸主们,几乎无人可望其项背。

<er">四</h3>

霸业蒸蒸日上的齐桓公,却在顶点之后,很快跌入了深渊。

对于霸主齐桓公来说,他和管仲可谓一生的君臣,但管仲除了是一个辅助者之外,更重要的角色,却是一个制衡者。他以国相的身份,多次劝阻了齐桓公的不当行为,才使得齐桓公能够少犯错误,霸业持续勃兴。但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以后,如日中天的齐桓公,却彻底失去了制衡。晚年的齐桓公已不复盛年时的锐意进取,相反开始志得意满,贪图享乐。特别是在管仲死后,他宠信易牙、竖刁等小人,这些人长于阿谀奉承,更善拉帮结派,而齐桓公的六个儿子,相互间也勾心斗角。这些都是沉迷于对外霸业的齐桓公所无视的。无视的后果,就是公元前643年,齐桓公病死后,他的宠臣易牙、竖刁等人发动政变,几个儿子相互争斗,超级大国齐国陷入了内战之中,最后还是靠了原先的小弟宋国辅助才得以平息。但齐国的霸业,也就因此而结束了。纵观整个过程,或许正应了后来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的话——国家若无外患,必有内忧。

正文 第四章 宋襄公的“仁义”不值钱

在历史上公认的春秋五霸里,有一个人的“上榜”,却更像是安慰奖——宋襄公。

说到这个人的称霸像“安慰奖”,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的争霸不成。这个人和当年的齐桓公一样,是个胸怀大志的人,却命比纸薄,雄心勃勃地想当霸主,却连遭挫折,自己在经过了几次战争的胶着之后,反而殒命沙场,特别是面对大好的打败对手的机会,他偏偏要行“仁义”,他“仁义”,对手却不仁义,一场无情的战败,不但断送了他的称霸梦,更令他因此含恨九泉。他称霸不成,仁义无果,后人说起来,无不扼腕长叹。

宋襄公,为什么会犯这么愚蠢的错误,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他依然会被列为“春秋五霸”之一?

且让我们从宋国本身的缘起看,在春秋战国的历史上,宋国其实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国家。

<er">一</h3>

宋国的王室,来头不小,宋国是周朝初年殷商贵族微子启所建立的国家。这个启在当时是非常有名的人物,他是商纣王的忠臣,因为不满商纣王的倒行逆施,在屡次进谏无效的情况下,被商纣王下了追杀令,最后不得不亡命到周国,周朝在推翻商朝统治,以及之后平定武庚的叛乱后,对微子的安置成了问题。他本来是商王朝的旧臣,按说是要被清洗的,但是此人广有贤名,是当时难得的忠良,如果不善待,难免也要给商朝旧人们留下话柄。因此周公辅成王的时候,几经权衡,最后决定把他册封在了今天河南东部地区,国号叫宋国。这个安排很有学问,宋国的地盘,表面看是很富庶,但是却夹在大国之间,尤其是临近当时作为周王室铁杆的齐鲁两个国家,他的四面都是平原,根本无险可守,一旦发生叛乱,很容易就能够平定。就是这样一个安排,给春秋战国时期宋国的命运,埋下了悲惨的伏笔。

宋国建立时,宋国的级别还是很高的,宋国的国君爵位是“公”。在当时属于和齐国、鲁国、郑国、晋国等国家平级的一等诸侯国,这种地位上的高贵,在西周的“和平年代”里,给了宋国国君崇高的优越感。到了东周时期天下争霸开始后,这种优越感也依然在继续着。在春秋战国的早期,宋国也是一方枭雄,他曾经和郑国争夺过“小霸”的地位,虽然失败,但是在郑庄公死后,宋国依然兼并了不少郑国的土地。到了齐桓公称霸的时候,此时的宋襄公看准风向,将宋国的命运紧紧捆绑在齐桓公称霸的战车上。齐桓公九合诸侯时期,自始至终,宋国都是一个坚定的支持者。利用几次帮助齐桓公会盟诸侯的机会,当时的宋襄公很是风光,特别是在最大规模的葵丘会盟上,宋国还充当了齐桓公的“代言人”角色,代表齐桓公主持会盟的典礼,向诸侯们发号施令,宋国俨然成了诸侯国里的老二。

宋襄公本人,是不甘心做老二的,在公元前650年他登基的时候,也颇有一番作为。当时的他,任用贤臣子鱼、公孙固,积极发展生产和军力,尤其是他通过紧跟齐桓公的称霸步伐,也捡了不少“洋落”。郑国当年肥沃的土地,被他夺走了很多,齐桓公还以霸主的身份做主,将原来属于郑国的土地和人口划给他不少。这时候的宋国,就好比一个小康之家,因为跟着一个大老板做了几次投资,也紧跟着发了起来。当时无论在诸侯国之间,还是在宋国内部,宋襄公给人的印象,就是“仁义”,所以他的名望,在当时也是仅次于齐桓公的。

在跟随齐桓公的几年里,宋国的军事实力和国家影响力,在诸侯中间节节攀升。如果拿现代国际政治关系对比的话,如果齐桓公像“世界警察”美国,那么宋襄公就很像成天紧跟在美国后面的英国。

但是宋襄公本人是不甘心做跟班的,在他的心里,一直有一个非常坚定的梦想——做老大。那时候是齐桓公如日中天的时期,但是宋襄公有信心,如日中天又怎么样,老子比你年轻,等得起,你总有衰老的一天,齐国也总有衰弱的一天,那一天,就是宋国对齐国取而代之的时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宋国的称霸之梦,绝不是心血来潮,而是他们多年来一直就在努力筹谋的事情。

公元前643年,宋国的机会来了,就是这一年,天下无敌的春秋首霸齐桓公过世了。

<er">二</h3>

如果仅仅是齐桓公过世,这并非是宋国争霸的机会,因为齐桓公就算死了,齐国的国家实力仍然在,以当时宋国的国力,无论是经济、人口、还是军事实力,都是很难与齐国相抗衡的。只要齐桓公能够实现政权的平稳交接,就当时中原诸侯国的实力,除了南方强大的楚国,没有人能够威胁到齐国的霸主地位。

但机会偏偏给了宋襄公,因为齐桓公死后,齐国的政权交接,是非常不平稳的。

齐桓公在世的时候,什么都考虑到了,偏偏没有考虑到儿子接班的问题。他非常宠爱公子召,更曾托付宋襄公,让他日后帮助公子召登位。可是在他死后,他的五个儿子都想登位,因为登位不仅意味着做国君,还意味着做霸主,在这样的局面下,矛盾就产生了。齐桓公生前的三个宠臣,分别拥立不同的王子,相互之间打来打去,天下无敌的齐国军队,自己开始窝里斗。这场内战持续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公子召不敌其他的几个王子,不得不逃到了宋国,想起了当年齐桓公对宋襄公的托付,就请求宋襄公帮助他夺位。对公子召,宋襄公一开始的接待很热情,但是对出兵帮助他的事情,却显得很冷淡。公子召是个聪明人,见这个局面后,立刻知道了宋襄公想要什么,对宋襄公承诺说“只要我能够登上国君位,一定会以盟主之礼来对待叔叔”,也就是说,为了能够夺位,公子召愿意让出父亲为之奋斗一生的盟主之位。有了这个许诺,宋襄公像打了强心针一般,立刻号令天下,要求各国派兵,护送齐国王子回国夺位。宋襄公毕竟不是齐桓公,齐桓公活着的时候,大家拿着他当“老二”,现在齐桓公不在了,谁还买它的账,结果只有三个小国带着一点军队过来,这点军队对付强大的齐国哪里够?宋襄公一咬牙,豁出去了。宋襄公整顿了国内几乎所有的兵马,外加三个小国的人马,就这样浩浩荡荡杀向了齐国。没有想到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这时候的齐国,经过连续的内乱,各方势力已经打得筋疲力尽了,宋襄公的生力军一到,大家就都不想打了,仅仅经过了几次小规模的军事接触,各路齐军就做鸟兽散,公子召就这样顺顺利利地回国当上了国君,这就是历史上的齐孝公。

这时候的齐国,经过这场大规模的内乱,其国力损失极其严重,以当时的国都临淄为例,当时的临淄,大约有五分之三的民房被烧毁,国都尚且如此,其他的地方可想而知。齐孝公因此听从了宋襄公的号令,在宋襄公眼里,称霸就水到渠成了,齐国是各国的盟主,现在齐国都听我的了,那我不就是盟主了,当了这么多年的老二,现在总算是熬到老大了。在齐国内乱平定后的初期,宋襄公开始耀武扬威。先是当时曹国国君,在宋襄公发文请天下出兵勤王的时候,不买宋襄公的账,这时候宋襄公秋后算账,将曹国国君斩首;滕国国君过去在小事上得罪过宋襄公,这下也被宋襄公睚眦必报,硬是被他杀了去祭神,在齐国内乱被平定的最初日子里,宋襄公确实这么威风八面,几乎到了见谁灭谁,说打谁就打谁的地步,貌似已经是霸主了。

实际上,还远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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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霸这种东西,向来是认实力不认人的,要做霸主,老霸主指定没有用,关键一点,还要整个诸侯国的组织鉴定,也就是说,必须要让整个诸侯国承认你是老大。要想让大家承认你是老大,就要靠实力来折服大家,宋襄公有实力吗?有,但是还远远不够。

对于这一点,宋襄公本人心里也是清楚的,所以在干掉滕国国君之后,他立刻就挟此威风组织会盟,可是他也清楚,以自己的这点影响力,是远远不够的,要想达到目的,必须要得到一些强国的支持,这时期最强大的国家,已经换成了在齐桓公时期曾与之交手的楚国。齐桓公称霸时代,楚国才是名副其实的老二,在北方诸侯里,也只有齐国有抗衡楚国的力量,而且在和齐国争霸失败之后,楚国多年来一直埋头苦干,发展生产。宋襄公想,为什么不能得到楚国的支持呢,我有在诸侯中的影响力,他有大国的实力,如果我们在一起合作,我的霸主地位,说不定就立刻成功了。

宋襄公不但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他立刻派人联络楚国,出乎他预料的是,楚国的回答非常爽快,表示愿意参加这次宋襄公组织的会盟,并且愿意以自己的名义,来联络各路诸侯国家参加,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由宋国、齐国、楚国三国牵头,在鹿上举行会议,召开各路诸侯国的会盟。开会的通知发下去以后,有了楚国参与,各个国家都响应了,纷纷表示愿意参加这次会盟。这下宋襄公得意洋洋了,有楚国捧场,有老霸主齐国力挺,有常年当老二的巨大影响力,这次会盟,我肯定顺顺利利地当上盟主!

从当时的局面看,宋襄公这么想也是很有道理的。在齐国内乱事件后,他确实风光了一段时间,在中原大地见谁灭谁。这时候晋国正蒙受内乱,秦国无力东进,中原地区的国家郑国、曹国、鲁国、卫国、邢国,比起宋国来,都是小鱼小虾的角色,至于齐国,连国君都是他扶持上去的,当然也得听他的话,楚国虽然实力强,但他是个外来户,一直不被中原国家待见,他能来参加会议,本身就是中原国家给他面子了,他要是想当霸主,那就是蹬鼻子上脸了。

看似有道理,其实是没道理的。因为宋襄公在这件事情上的最大失策,恰恰就是他的亲兄弟公子目夷的一句话:宋国是个小国,如果要去争夺盟主,是会招祸的。

这话确实说到点子上了,宋国当时的国力,根本没有办法和楚国相比,就是和齐国比,也是占了齐国元气未复的光。宋襄公拼命拉拢楚国,也是因为他知道这一点,但是他知道的远远不够。宋襄公的如意算盘是,大家怕楚国,如果楚国支持了我,也就等于大家都会支持我,这样我就可以当上霸主了。这个逻辑,好像是那个著名的“狐假虎威”的故事,但问题是,在这个故事里,没有愚蠢的老虎,反而有宋襄公这个自作聪明的狐狸。

被宋襄公当成“傻老虎”的楚王,就是楚国历史上的杰出国王之一——楚成王。他在位的时期,内修文治,引进中原先进的政治和文化,促使楚国文明化,对外大力扩张,兼并广阔的南中国领土,从个人能力上说,是一个绝对不亚于齐桓公的狠角色。这样一个胸怀大志且能力出众的人,凭什么会听你的吩咐,楚国之所以这么爽快地答应宋国,不是因为给你宋国面子,而是楚国一直想努力北进,吞并中原诸侯国,但因为中原诸侯采取了联合抗楚的战略,使得楚国的对外扩张,往北一直很难突破江淮流域,这次的会盟却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楚国的想法,就是要通过会盟,把他们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统统得到,这一点,宋襄公是不清楚的。

所以从会盟的一开始,楚国就注定不会安好心,即使如此,宋襄公本人也是很有机会的,因为会盟的地点,毕竟是在远离楚国本土的北方。楚国人就是再有野心,也不可能把强大的军队全搬过去,但是这里离宋国地盘近,宋国可以很容易调兵过来,所以,只要宋国能够在会议之前做好准备,布置好强大的军队,到时候逼迫楚国就范,貌似还是很有希望的。

但是宋襄公本人,把这个貌似的很有希望,变成了没有希望。公子目夷曾经建议宋国带足军队,到时候以防备楚国人耍花招,但是宋襄公却很高尚地说,那不行啊,我当盟主就是凭着仁义,如果没有仁义,我还当什么盟主。就这样,宋襄公一个兵不带,一个光杆司令去会盟。事实果然如公子目夷所料,会议上宋襄公刚刚提出要当盟主,呼啦啦地来了一群全副武装的楚国士兵,当场把宋襄公给抓了。这样一来可坏菜了,宋襄公本人不但被扣了当人质,楚国更大举进攻宋国,眼看着宋国不但称霸不成,连国家都要不保,危急之下,宋国全国上下同仇敌忾,公子目夷带领军民殊死抵抗,硬是打退了楚国人的进攻。后来,经过鲁国和齐国的调解,这次会议选楚成王做了盟主,楚王这才“仁义”了一下,放宋襄公回来。

被楚王耍了一把,按说宋襄公应该梦醒了,但是宋襄公却不干,他认为这次失败,绝对不是仁义的错,而是楚国一时运气好,公子目夷劝说他悬崖勒马,但是宋襄公却说:“楚国的奸诈可以占一时的便宜,但是最后胜利的,一定会是仁义!”在鹿上会盟结束之后,楚成王做了盟主,但他并不是春秋五霸之一,原因就是这次盟主位的获得,是用卑劣的手段得到的,会议结束之后,归国的各路诸侯们纷纷变脸,不承认楚成王既得的盟主地位,宋襄公觉得形势大好了。他决定趁这个机会,兴兵报仇。

当然,以宋襄公的脑子,他绝对不会有主动进攻楚国的胆量,楚国的国力和宋国之间毕竟差了太多了,楚国我不敢打,楚国的小弟,我总是敢打的,第一个要打的,就是郑国。这个郑国和宋国之间,也是好几代的世仇了,特别是在齐桓公做霸主的时候,宋襄公凭借着老二的地位,经常欺负郑国,郑国早就受够了气,为了不再受气,郑国成为中原诸侯中第一个投靠了楚国的,宋襄公打的就是这个出头鸟,他要通过这场战争让所有人都知道,和楚国人合作是不会有好下场的。想得没错,但是打起来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公子目夷曾经劝说宋襄公说,如果我们要打郑国,楚国必然会援救,到时候和楚国的战争不可避免,我们如果没有打败楚国的实力,就不要轻易冒这个风险。但一心复仇的宋襄公什么也听不进去。公元前639年秋天,宋国悍然发动了对郑国的侵略战争,按照宋襄公战前的想法,你楚国要是不救援,我就灭了郑国,你楚国要是来救援,我就正好设个包围圈,来一个围点打援。不管哪一种方法,我都是稳赢的。

让宋襄公没有想到的是,楚国却采取了一个他做梦都想不到的方略,直接“围魏救赵”,进攻宋国的本土,这下战火烧到了宋国境内,原先是宋国要牵着楚国的鼻子走,现在反而变成被人家楚国牵着鼻子走,无奈之下,宋襄公只好回兵救援。这个时候,关于是战是和的争论再起,当时宋国的大臣们,比如辅佐宋襄公多年的公孙固,就认为以宋国此时的国力,是根本不可能和楚国作对的,就算这一战打赢了,下一战也很可能失败,因为宋国的地理位置外加军事实力,是无法和楚国相抗衡的,所以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来保证自己的安全才是最好的选择,盲目的争霸战争,只会断送了宋国。但是宋襄公却什么都听不进去,他的脑袋里,满是他所崇尚的“仁义”二字,他反复地说,我是一支仁义之师,还怕楚国的虎狼之师吗?十月,宋襄公率军在泓水列阵,和楚国军队决战。这场战斗,宋国军队机会还是把握得非常好的,当时他们抢在楚国前面抵达了战场,这时候的楚国人,正浩浩荡荡地准备渡河,这正是宋国军队发动攻击的好机会。公子目夷发现了这个战机,连忙要求宋襄公立刻出击,趁楚国渡河的时候发起袭击,将其彻底消灭,但是宋襄公却拒绝了,他认为这时候如果发动进攻,是一种非常不仁义的表现。楚国人渡河以后,紧锣密鼓地排阵,公子目夷一看着急了,他拽着宋襄公的袖子说,如果现在不立刻发动进攻,那么等着楚国人排好阵势,我们就会全军覆没的。宋襄公还是很固执,这你就不懂了,这叫礼数,如果敌人还没有排好阵容,我们就发动进攻,这是不仁义的,就算打赢了也不光彩。就这样宋国大好的获胜机会,就白白地浪费了。楚国在成功渡河之后,立刻发动了进攻,弱小的宋国军队根本不是楚国的对手,彪悍的楚国人一轮冲锋,就把宋国军队打得崩溃了。结果宋襄公本人被包围,幸亏公子目夷拼死保护,总算从楚国人的包围圈里逃出生天,但宋国军队,却因此全军覆没,宋襄公本人也大腿受伤,可谓损失惨重。

泓水之战,宋襄公很仁义,后果很严重。宋国的精锐军队在这场荒唐的战役中,几乎全部一次性赔光,宋国这样一个小国,一旦经历了这样的惨败,也就意味着几代都恢复不过来。在宋襄公之前,宋国好歹还能保持一个老二的地位,这样一来,就彻底沦落成弱者了。

<er">四</h3>

可笑的是,即使惨败到如此,宋襄公也依然不认为自己有错,回国之后,大臣们埋怨他不该和楚国打仗,打仗也不该这么个打法,宋襄公却仍然十分嘴硬:“我这是仁义,打仗就应该这么行仁义,比如看到对方头发花白的士兵,就不要抓了,看到对方的士兵受伤了,就不要再伤害他了。”公子目夷听后冷笑说:“打仗就是为了打败敌人,像你这种打法,又有什么意义呢?”宋襄公无言以对,其实他也来不及反思了,就在这场战败一年以后,愤恨交加的宋襄公离开了人世。

在泓水之战后,楚国之所以没有乘胜追击,灭亡宋国,还是多亏了公子目夷的从中斡旋。公子目夷走访了齐秦两个国家,请他们出面干涉,在两大国的干涉下,楚成王也做出高姿态撤军,也正因为如此,楚国知道了此时中原诸侯还是铁板一块,很难轻易北进。所以,在此后的一些年里,楚国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南吞百越,积累实力上,他真正开始再次北进,应该是晋文公重耳争霸的时候了。

不过愚蠢的宋襄公,在临死之前总算英明了一把,他对即将即位的太子说,宋国现在的局势很不妙,秦国、齐国都靠不住,楚国肯定有一天会再次北上,宋国到那时候将再次面临危险,如果是那样的话,到时候能够帮助我们的,只有晋国公子重耳,他将来一定会成为霸主,也一定会成为宋国的保护者。在之后的晋楚城濮之战中,最后的战局,证明了宋襄公的正确,假如大多数时间他都能保持这样的睿智,他和他的宋国,也不会落到这个结果了。

宋襄公争霸的失败,与其说是一个国家的失败,不如说是一种社会旧秩序的失败,宋襄公所坚持的,依然是西周宗法制社会的旧道德,可是他生活的年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期,大家都不按照套路出牌,那么按照套路出牌的宋襄公,也就只能吃亏了。泓水之战的另一个意义是,从此开始,像西周时候那样摆开阵势开练的正战,越来越少了,战争的手段日益丰富,兵法诡道,渐渐成为战争的主流。

正文 第五章 楚国独白:其实我很牛

在春秋战国的历史上,若论哪个国家保持强国的地位最久,答案恐怕不是春秋首霸的齐国,更不是横扫六合的秦国,而是自始至终都是一派强势的楚国。

看看春秋战国的历史就知道了,齐国在齐桓公死后,虽然依旧保持着大国地位,但国力每况愈下,一直到了齐景公时代才重新焕发起来,后来的战国时代,齐国虽然一度和秦国并为“东西帝”,但一场燕国进攻,使齐国一蹶不振。而一度是中原最强国的晋国,虽然继齐国之后继承了霸主身份,但风光了几代人之后,先被秦国打败,后被楚国打败,而后又遭三家分晋的战乱,分裂出来的韩赵魏三国,韩国一直都是战国七雄里的最弱者,魏国虽在战国初期一度强大,但遭到齐秦两国连续打击之后,就越发沦落到陪衬地位。赵国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一度成为仅次于秦的第二军事强国,但一场长平之战,把多年积累的老底全都赔光,彻底失去了和秦国叫板的本钱。在所有春秋战国国家里,若论强国地位保持时间最长的,自始至终,都是诸侯中力量强大的王朝,却惟独楚国。

楚国的发达,赶上了齐桓公首霸的时代,之后整个春秋战国时代里,他都是中原诸侯无法小视的力量,甚至到了战国晚期,他更成为六国中唯一能够与强秦扳手腕的国家。在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楚国的疆域,相当于中原各强国的总和,到了战国中期的公元前300年左右,楚国的疆域曾包括了今天湖南、湖北、陕西、河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等地区,甚至西南的广西、云南,南部的广东,它也有所染指。疆土最盛时,国土面积达到了一百万平方公里以上,人口五百多万。在同时期的世界上,波斯帝国已经灭亡,马其顿帝国分崩离析,罗马帝国还在内战之中。据有长江中下游地区,脚踩几乎整个中国南部的楚国,是当时世界上当之无愧的超级大国。

<er">一</h3>

楚国这个超级大国,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强大的楚国,在春秋战国的早期,是一个没有名分的国家。

楚国的先祖,按照各类史料的记录,尤其是屈原的记录,是源于黄帝的子孙芈氏,也就是说,楚人也是属于华夏族的一支。楚国的兴起,源自商周时期居住在江汉平原的楚部落,楚国的先祖季连曾做过周文王的老师,到了其曾孙熊绎的时候,被册封为子爵,获得了在江汉地区节制一方的授权,但是比起中原诸侯的王爵身份,他的地位却要低得多。

熊绎时代的楚人,虽然得到了周天子的册封,但很不被待见。熊绎曾经在周成王会盟诸侯的时候负责管理茅酒,比起各路诸侯的尊贵来,虽然他是子爵,却只是个勤杂工角色。此事也令熊绎知耻后勇,归国后的熊绎,开始了他率领楚人艰苦创业的道路,他们在江汉平原刀耕火种,开辟山林,引进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历经几代人的辛苦经营,终于开始发展壮大。比中原诸侯更加艰难的是,因为生存的缘故,楚国从立国之初开始就面临着南方蛮族的严重威胁。灭三苗、平山越,楚国的国土以汉水平原为中心,向后来的中国南方各省扩张着,终于有了“楚地千里”的庞大版图,而楚人也在这一次次血与火的征战里接受了华夏文明的洗礼,完成了由部落到文明国家的转变。

楚国真正有了名分,是楚武王在位的公元前740年左右,既然周王室不给我名分,那我就自封名分,强大起来的楚武王就是这么做的。对楚国这种自立为王的行为,周王室虽然憋气,却也没有办法,这时期的中原,已经陷入了周王室衰微,诸侯战乱的时代,周天子自身都难保,还管你楚王的名分?不服气的当然还有中原的诸侯国,但此时与楚国毗邻的黄河流域,无论是郑国还是宋国,都已不具备单独面对楚国的实力,黄河流域与楚国之间的强弱对比早已经易形。从楚武王开始,楚国的北方边境局面,已经从当年的抵抗中原诸侯侵扰,变成了此时的主动出击,不断占领中原诸侯土地,黄河流域的宋国、蔡国、郑国等国家的迅速削弱,与此关系颇大。楚武王的儿子楚文王在位时期,将楚国的国都定在郢都,以此为中心,楚国很快有了“楚地千里”的广阔版图。到了楚成王在位时期,周天子终于承认了楚国的王位,要求楚国“节制百越,无侵中国”。对于楚国的畏惧,可谓溢于言表。

这时期的楚成王,在楚国历史上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之所以不太出名,主要因为他运气不好,生活的年代先是有齐桓公九合诸侯的霸业,如日中天的声威;后又有晋文公称霸中原,继续尊王攘夷的大业,将这位楚王的声威给“衬”了下去。他在位的时期,和这两位春秋霸主都曾经“对话”过,先是和齐桓公针锋相对,险些酿成两大强国之间的全面战争,最终在正确认识了双方实力对比后主动求和,却也让齐桓公意识到此时楚国的强大。而另一位霸主晋文公,与楚成王更有渊源,早年他还是个流亡公子的时候,就曾得到楚成王的帮助,而后两人兵戎相见,在城濮打了一战,结果是楚成王大败,晋文公确立了霸主地位。但这一战,晋国赢得相当惊险,当时晋国联合中原齐国、秦国两大强国与楚国对垒,但总兵力尚不及楚国的一半,如果不是楚将狐偃轻敌冒进,被晋齐秦三国联军合围,此战的结果恐怕还不好说。

而先后败北于两位霸主之手的楚成王,其实也是春秋时期的一位杰出君主,他在位的时期,正是楚国休养生息的关键时期。楚成王芈晖,公元前671年至公元前626年在位,在这44年里,楚国奉行的政策,是“布德施惠,结好诸侯”,他主动修复了自楚武王起与周王室以及中原王朝的紧张关系,退还了部分占领中原诸侯的领土,主动向周天子进贡,面对齐桓公的军事压迫,他有礼有节,既保持了领土完整,又让齐桓公认识到了楚国的强大实力,不得不采取敬而远之的政策。对当时的中原争霸形势,楚成王有很清醒的认识,虽然楚人也是华夏族的后裔,属于齐桓公所说的“诸夏之国”之一,但是在大多数中原诸侯眼里,楚国还是蛮夷,每次楚国北进,政治局面都是孤立的,无一不遭到中原诸侯的联合打击,比如当年楚成王与齐桓公较劲,齐桓公就一口气纠结了八国联军进犯楚国,后来的城濮之战,仅参战的中原大国,就有晋、齐、秦三家。这样的局面下,贸然北进争霸显然是不明智的。

楚成王虽然对北方诸侯采取了和平政策,但是对南方各路部落,却没这么客气了。楚国在这时期,确立了他们“先南后北”的政策,即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平定南方各路诸侯国,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势力。楚成王通过主动向中原示好的方式,获得了周天子“节制南越”的特权,以此为旗号,大力兼并南方各部族,这时期被他灭国的有谷、炫、黄、英、蒋、道等小国,版图包括今天的江南地区和湖南部分地区,这个过程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也有着重要意义。楚国的南扩之路,仿佛一个巨大的熔炉,将中国南方各部族统统融化入华夏民族汹涌的血液中。楚国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里,其实扮演了中国南北文明桥梁的角色。让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从此交汇融合,中国南方各省从楚国开始日益与中原大地连成一片,渐渐纳入华夏文明圈之中,史籍总把秦始皇南征百越与汉武帝经营东南作为华夏文明南进的重要大事,其实春秋战国时代的楚国,才是最早的探路人。

与此同时,楚成王大力向中原诸侯学习,引进齐桓公改革的成果,建立楚国的集权王朝,并且大力引进中原先进的文化与生产技术。当中原诸侯在为霸业打得头破血流的时候,南方的楚国却埋下头来休养生息,进行着楚国特色的“尊王攘夷”运动,它再次破土而出的时候,中原诸侯,已无人可抗衡。

<er">二</h3>

楚国在春秋时期的最鼎盛时代,就是楚庄王在位时。那时候的楚国,无论是军事力量,还是国家版图,都已经远远领先于中原各路诸侯,天下之大,已无哪家诸侯可以单独与之抗衡,可谓名副其实的超级大国。

楚庄王在公元前613年即位,这时期的中原诸侯势力的分布,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原本强大的齐国、晋国已经陷入内乱之中,无力争霸。而另一个新崛起的强大国家秦国,却在和晋国的战争中屡屡受挫,被堵在函谷关里出不来。此时的楚国,已经是一个极度富庶强大的国家。楚地气候温润,物产丰饶,通过兼并周边部族的战争,又让他们得到了足够多的人口,无论是生产还是组建军队,都比其他国家家底更为丰厚。而楚国的生产、科技能力,这时期也早是诸侯国中的翘楚,楚国的冶炼业独步天下,从今天出土的楚国墓葬的青铜器和弓弩可以看到,楚国当时的冶炼水准极高,更出现了连发弩等高科技武器。现代军事历史学家甚至考证,说三国时期诸葛亮震惊天下的连弩,就是来自于对楚国弩箭的改装。而在齐国、晋国等国家相继称霸的时期,对中原诸侯采取暂时和平政策的楚国,也多次参加中原诸侯的会盟,通过拉拢、联姻、渗透等各种手段,在中原各小国中树立盟友,中原诸侯对于楚国,已经不是清一色的敌视态度。所有的条件都表明:楚国这个多年的“媳妇”,已到了熬成“婆”的时候了。

熬成“婆”的使命,就落在了公元前613年登基的楚庄王身上。但观这位君王早期的表现,恐怕当时所有人都会得出一个结论:楚国争霸,很不靠谱。

不靠谱的原因,是这位楚王太不靠谱。

关于楚庄王登基后的不靠谱表现,通行的史家记录是这样的。楚庄王登基后,最早三年荒废国事,沉迷于奢靡享乐之中,甚至还立下规矩,敢劝说他的大臣一律格杀勿论。大臣申无宇看不下去,就假装给楚庄王讲故事,故事说的是有一种大鸟,三年了一声也不叫,请问这是什么鸟。楚庄王知道这只鸟说的是他自己,然后就幡然悔悟,开始励精图治,最后挥师北上,打败晋国,成就了不世霸业。之后的几千年里,这则故事不断地被各类封建道学家们引用,让许多“直臣”心向往之,得出的结论是:再愚蠢的帝王,只要臣子敢于大胆进谏,都会幡然悔悟的。

其实,这则故事才是不靠谱的。从始至终,楚庄王就是一个很靠谱的人,他登基后所做的一切,都在他的算计之中,开始的贪图享乐,不理国政,那是因为当时的国家大权,掌握在权臣若傲氏手里,必须要先麻痹他们,才能够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得胜。公元前604年,楚庄王用长期的“昏君”形象麻痹了对手,然后果断出击,趁若傲氏出门打猎的机会,干净利落地解决了这个绊脚石,而后大权独揽,开始了他真正励精图治,实现霸业的过程。所谓的“幡然悔悟”,不过是装装样子,驾驭笼络臣下的手段而已。不靠谱的楚庄王,其实是一个具备极度隐忍能力和果敢精神的人,这份素质,在当时的中原诸侯诸王中,几乎无人能敌。

“幡然悔悟”后的楚庄王,在除掉了若傲氏等反对势力后,其实已经大权独揽,但就像当年的齐桓公一样,他也面临着内政问题,齐桓公的内政问题是权力分散,而楚庄王的问题,却是捧着金饭碗要饭。

楚国的“金饭碗”,就是他们的生产条件。

在发展经济上,楚国既不缺土地,也不缺人,常年兼并南方部族,以及攻掠中原诸侯国,使他们的人口日益膨胀,土地更是广阔,但楚国此时经济条件有限也是真的。比起中原诸侯国来,楚国有一个要命的问题——天灾。当时楚国的主要经济区江汉平原,几乎是无年不灾,不是今年闹水灾,就是明年闹旱灾,连年的灾害不但激化了楚国的内部矛盾,更拖了楚国对外征战的后腿,要对外打仗,内部稳定是第一位的,要稳定,就要先救灾,问题的关键是,谁去救。

好在楚庄王有这样一个人——孙叔敖。

在今天,孙叔敖是中国历史上的名臣之一,他的出名,比起管仲搞改革来,孙叔敖其实就做了一件事——兴修水利。在成为一名名臣的同时,他更是彼时中国最杰出的水利专家。他在任时期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发动几十万民夫,在安徽寿县南修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条大型运河工程——勺坡。因为这个水利工程的存在,楚国人摆脱了靠天吃饭的历史,洪涝灾害可以靠它泄洪,干旱时节更可凭它灌溉。楚国的经济,从此一日千里。楚国霸业的基础,也因此而奠定。

在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楚庄王青锋出鞘,开始了北上争霸的历程。早在公元前606年,他就曾率军渡过黄河,进入到周王室所在的洛邑附近,在当地炫耀武力,并且对周王室的使者,询问周天子用的鼎的重量,这就是“问鼎”一词的由来,楚庄王的争霸之心,因此昭然若揭,而且他比其他搞“尊王攘夷”的人更实诚——我本来就是来争霸的,谁拿你周天子当盘菜。实诚的原因,在于他的实力。

楚庄王很快就证明,他不但实诚,更有实力。

楚国当时争霸的最主要对手,就是曾经击败过他的晋国,比起楚成王时期简单粗暴的进兵,楚庄王的手段更加丰富。他先是试探性地攻打中原的诸侯国郑国,顺势打服了郑国的邻国陈国,这两个国家,也就成了楚庄王进兵中原的跳板。但事情很快出现了反复,楚国撤退后,晋国再次出兵,两个国家又倒向了晋国。随后楚国又来,两个国家投降,楚国刚走,转眼又叛变,来回做了几番墙头草之后,楚国的军将们不耐烦了,他们强烈要求楚庄王下狠手,彻底消灭陈国。面对这块到手的肥肉,楚庄王却再次隐忍,他反而恢复了陈国的国君地位,大度地原谅了他们,得到了各诸侯国的称赞。但对另一个国家郑国,楚庄王却没这么客气,他派重兵大举进攻郑国,经过三个月包围后迫使郑国投降。之所以这么做,还是因为郑国的独特地位。这时期的郑国,是楚庄王争霸的对手——晋国的铁杆小弟,更是晋国与楚国之间的重要缓冲地带,对于晋国来说,陈国可以丢,郑国却万万不能丢。所以郑国告急后,晋国立刻组织兵马援救,由荀林父为大将,大举进攻楚军,这却恰恰落进了楚庄王的圈套——他本身就是以郑国为钓饵,吸引晋国来攻。现在鱼上钩了,就要收网。

收网的地方,在河南荥阳北面的黄河沿岸,这里当时的地名叫邲,这场战斗,历史上称作“邲之战”。

晋军前来后,楚军吸取当年城濮之战的教训,反而“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火速撤掉了对郑国的包围,全军后退。这时候的晋军,已经紧逼到了黄河以北,分歧就在这时候产生了,晋军主将荀林父闻听楚国势大,意图见好就收,主动撤回。但是晋军的几个将领却不同意,反而未经荀林父允许,擅自带兵渡过黄河,与楚庄王对垒,骑虎难下之下,荀林父只得下令全军渡河,沿河扎营。这时候的楚庄王,很明显吸取了祖先楚成王的教训,不断示弱,遣使向晋军方面要求讲和,晋军主将荀林父有心应允,但是部将赵括(和后来长平那位同名)、赵婴齐等人却坚决反对,反而以污言秽语辱骂楚军,这样一来,本身就士气高涨的楚军,打起来更是不用动员。在双方对峙日久后,深知晋军士气衰竭的楚庄王主动出击,命令部队向晋军发动全线猛扑,早就憋着一肚子火的楚军上下奋勇作战,竟然一口气把晋军的阵营冲垮,双方在邲地展开混战,战斗异常惨烈。在阵营被冲垮的情况下,楚军单兵作战的素质优势被完美发挥了出来,连续的攻击终于迫使晋军溃退,偏偏这时候,晋军主将荀林父又帮了倒忙,他眼见局势不利,下令全军撤退,并宣布“先渡过黄河的有赏”。此举本来是想激起晋军上下死战突围之心,孰料适得其反,因为渡河的船只就这么几艘,结果晋军士兵争夺船只渡河,反而自相残杀起来,相互踩踏死者无数。等到第二天战斗结束后,活着渡过黄河的晋军,仅剩下不到三分之一,这是一个非常惨痛的伤亡,大胜之下,楚庄王很有大国风度,主动收敛晋军士兵的尸体,并停止了对晋军残部的追杀,荀林父的残兵败将,这才得以逃出。

邲之战是楚国霸业的天王山之战,经过此战,原本的北方最强国晋国势力逐渐衰弱,且内部产生了分裂,为后来的三家分晋埋下了伏笔。此战之后,楚国又吞并了另一个中原大国宋国,这样,除了齐国、秦国等大国外,中原诸侯,几乎都已尊奉楚庄王为共主。

比起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来,楚庄王的霸业表面上似乎不及,向他称臣的诸侯国,从数量上说远远不及齐桓公,但是从势力范围上说,楚庄王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的楚国,已经拥有了今天南中国大部分地区,北方的诸侯国,晋国只能退缩自保,秦国是楚国的小弟,齐国也只有严守边境,几乎无人能单独抵抗楚国的兵锋。而不甘心失去霸主地位的晋国,在晋景公登基之后,随后开始了反扑,但楚庄王却很明智的采取了“联齐制晋”的政策,结果晋国和齐国打得天昏地暗,楚国却得意洋洋地坐收渔翁之利。

但和当年的齐国霸业一样,霸业过后就是低谷,公元前591年楚庄王过世后,楚国内部发生内乱,北方的晋国趁机反扑,联合各路诸侯共同防御楚国。而在楚国的侧翼,吴国也趁机兴起,并且在孙武和伍子胥的带领下重创楚国,一度夺取了楚国的国都郢都,在秦国的帮助下,楚国才得以复国。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楚国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在短暂的战乱中迅速恢复了过来。到了战国时代,依然是南方最强大的势力。而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正文 第六章 分分合合话晋国

在春秋时代中原的争霸历史中,如果说南方保持强国地位最持久的是楚国,那么长期以来作为楚国对手的,并不是首创霸业的齐国,却是与楚国长期南北对峙的晋国。

比起偏居东部的齐国,晋国的地理位置,在北方的中原诸侯国中,似乎是更有利的。它所据有的“三晋大地”,包括今天的山西、河南、河北部分地区,从地理位置上说,对中原诸侯具有天然的“坐北朝南”优势。晋国境内土地肥沃,生产发达,更兼山川纵横,依托太行山脉,进可攻退可守。比起齐国来,天然的优势是明显的。

但晋国也同样有自己的问题,一是他们境内华夏族与蛮夷杂居,主体民族是华夏族,却也包括山戎、犬戎等部族,长期以来就是蛮族侵扰的主要对象,特别是晋国北部的地区,更是游牧民族聚集之所。在常年与蛮族的战斗中,晋国人养成了尚武的性格,晋国士兵作战的勇猛顽强,在春秋诸侯里是出了名的。但更重要的问题是,在春秋的早期,晋国的国君是说了不算的。

晋国的国君一脉,也是根正苗红的周王室。晋国的第一个国君,就是周成王的弟弟叔虞,但是到了春秋初年,晋国国君的权力却很弱,因为晋国立国后,大肆封赏本族的兄弟,导致亲族权力尾大不掉。到了齐桓公称霸的时期,晋国发生了内乱,晋国的同宗兄弟曲沃武公推翻了晋侯,自立为晋国国君,周天子迫于无奈,也只好承认了这个既定事实,这就是晋国历史上的晋武公。没想到晋武公得国之后,贪心不足,竟然学郑庄公的样,大张旗鼓地攻打周天子,吓得周天子一度逃离洛邑。好在这位晋武公在位两年就去世了,其子晋献公即位,这位国君在位的十六年,是晋国兴起的关键时期,这十六年里,晋国相继兼并了中原北方的虢、魏等小国,“假道伐虢”的成语正出自这一时期。到了晋献公在位的晚年,晋国的西部领土已经与秦国接壤,东部领土也与齐国接壤,俨然中原诸侯的又一大国。

但晋献公时期,晋国的国家实力,还远远在齐国之下,而晋献公本人,也并非一个能承担霸业的英主。其实他对于晋国最重要的影响是:为了避免其父夺取君位的事情重演,他大肆杀害晋国宗族,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保证大权集中在国君的手中。这一点既为晋国后来称霸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三家分晋“挖了坑”。晋献公晚年,宠爱美人骊姬,在骊姬的挑唆下赶走太子申生和次子重耳,立小儿子溪齐为太子。晋国发生了内乱,公元前651年晋献公去世后,太子溪齐登基,但内乱仍然在继续,大臣们拥立外逃的申生作乱,最后双方杀来杀去,几乎都在内乱中丧生。但大乱之后有大治,当诸位王子为王位打得头破血流时,一个正在流亡的落魄王子,却注定要承担起霸业——重耳。

<er">一</h3>

晋国的霸业,始于晋文公重耳,这个人的故事,是中国历史上流传已久的“励志故事”。从苦孩子到霸王,他经历了不平凡的人生。

晋献公末年的内乱中,重耳也踏上了流亡之路,他的母亲是北方狄族家的女子,因此内乱发生后,他就先逃到狄国,在那里住了12年。早在晋国做王子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很有名望的人,以善于礼贤下士著称,因此一群忠诚于他的官员,也自愿跟随他一起流亡,这些人里包括介子推、狐炎、先轸等名臣,如果说齐桓公是凭借管仲的辅佐得以称霸,那么重耳的身边,却有一个当时春秋最强的良臣团队。

但在早年流亡的时候,这些似乎都没意义,偏偏重耳又成了一个大家都不待见的人。晋国内乱中,重耳的兄弟夷吾得以登基,他害怕重耳回国与他争夺国君位,就派人到狄国行刺他。行刺不成,又通过外交手段向狄国施加压力,要求狄国交出重耳,眼见着狄国待不下去了,重耳只得继续流亡之路。这时候的重耳,虽然是王子,却已是五十多岁的老人了。一路的颠沛流离,辛苦自不必说,连路边的农民也不待见他,有一次向农夫祈求食物时,甚至被农夫扔泥巴来嘲弄。但重耳很会自嘲,反而说泥巴是土地,高高兴兴地收下了。这个简单的小事,却凸显出重耳一大关键素质,这是一个什么罪都能受的人。这样的人,通常都是了不起的。

什么罪都能受的重耳,在受了很多罪之后,终于来到了齐国,想请求彼时是霸主的齐桓公为他主持公道。但这时候的齐桓公,已经到了人生的晚年,身体每况愈下不说,更不复当年的壮志满怀。但他对重耳还是很够意思的,赐予了重耳房屋、车马,给了他富足的生活,意图把他在齐国养起来。重耳的生活也就这样暂时安顿下来了。但好景不长,才过了两年,齐桓公就过世了,之后齐国发生动乱,几个王子相互攻杀,和晋国的动乱如出一辙。此时的重耳,已经娶了齐女姜氏为妻,齐国的动乱也暂时伤及不到他。受了这么多罪以后,他真想享两天清福了。但关键时刻,还是他的臣子们有主意。狐炎、赵衰等人密谋要把重耳带走,更得到了重耳妻子姜氏的支持。结果,重耳被妻子灌醉后,被狐炎他们装进了马车里,秘密运出了齐国。醒来后发现上当的重耳,也只能无可奈何。恢复王位的志向,在臣子们心中尚且如此坚定,自己还有什么说的,继续受罪吧!

之后重耳一行人,流亡于曹国、宋国等国家,然后又受了很多罪,比如曹国的国君,是个势利小人,见重耳是个落难公子,连国境都不让他进。宋襄公倒是个厚道人,但那时候的宋襄公,在中原争霸失败,自己也受了伤,虽然热情接待了重耳,但根本无力帮助他复国。宋襄公虽然在争霸之中,因为愚蠢的军事指挥遭到后人的嘲笑,他看人的眼光却是很准的,在他临终之前就曾嘱咐儿子:“晋国的公子重耳是个了不起的人,你以后如果遇到了事情,找他准没有错。”事情也很快在城濮之战中,被他言中。

在一路的流亡,经过了无数的青眼冷眼之后,重耳来到了楚国。这时候的楚国,正是楚成王在位时期,对重耳的到来,楚成王很热情,以国君的隆重礼节接待他们。当然这“热情”背后也是打着算盘的,一直企图北上争霸的楚国,此时在外交上还处于孤立阶段,被中原诸侯看做蛮夷,要插手中原事务,就必须要找到一个可靠的盟友,当然傀儡就更好不过了。所以楚成王有一次开玩笑问重耳,我对你这么好,你将来怎么回报我?重耳的回答是:“假如我们两国交战,我愿意退兵九十里,作为对您的报答。”这话不卑不亢,却难掩这位落难王子的雄心壮志。虽然落魄,虽然穷困潦倒,但是在他的心中,依然时刻怀着一个伟大的梦想,不是恢复王位,而是称霸诸侯。

虽然楚成王对此并没有在意,但是这段对话确实差点改变了重耳的人生。以楚成王原先的打算,是想武力帮助重耳复国,但经过几番交谈,他发现这位落魄王子并非池中物,将来一旦成为国君,势必成为楚国大敌。但要就此除掉他,以此时楚国希望改变形象的国策看,又显然是不明智的,所以怎么处理这个王子,对于此时的楚成王来说是个难题,除了每天热情招待外,似乎也没有好办法。但这时候另一个国家——秦国的介入,却让他有了顺水推舟的理由。

在当时,秦国和楚国一样,被中原诸侯视为“蛮夷”,但在和中原诸国的联系上,秦国此时比楚国走得更远。重耳之前,秦穆公就曾多次插手晋国的事务,导演晋国内部的动乱,企图借此进入中原。但在他的帮助下上位的晋国国君,都是上位之后立刻翻脸不认人,但这步棋既然走了,就要走到底。上一个不听话,就再立一个,这时候晋国有资格继承国君位的宗亲,死的死跑的跑,也就剩下重耳一个,好赖就是他了。

公元前636年,秦穆公派使者到楚国,接重耳回国,在秦穆公的帮助下,重耳终于回到了阔别近二十年的祖国,这时候的他,已经是63岁的老人了。后来,他成了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

和所有争霸的明君一样,争霸的第一步就是要改革内政,晋文公也同样如此。他的父亲晋献公,给他留下了比较丰厚的遗产,晋献公在位时期,通过对宗室残暴的打压,外加对政治制度的改革,中央集权已经大大增强。而后重耳流亡列国,对诸侯各国的政治制度都耳濡目染。特别是在齐国生活的两年,让他深切了解了齐国称霸的原因,在成为国君后,他也有样学样。晋文公的政策,比较著名的有三条:一是仿照齐国,实行“寓兵于农”的政策,设立三军,建立国君对军队的绝对指挥权;二是封赏当年跟随他流亡的诸位近臣们,确立他们在晋国世代为臣的世袭地位,并给予庄田和特权;三则是效仿楚国,奖励垦荒,鼓励百姓往晋北地区迁移。扩大耕地面积。这三条对晋国乃至中国后来的命运影响都很深远,晋国鼓励百姓垦荒的地区,主要就是今天的山西北部地区,当地原先是以游牧民族为主,此时开始了游牧民族和华夏族的融合。封赏大臣,给予世袭的权力,既使当时的晋国拥有了一个精英团队,成了后来逐鹿霸主地位的重要本钱,却也造成了晋国士大夫权力的日益尾大不掉,晋国王室权威的日益衰落,其实与此有关。

<er">二</h3>

和当年的齐桓公一样,晋文公争霸的主要对手还是楚国,一个比当年齐桓公时代更加强大的楚国。

晋文公重耳归国,是在公元前636年,他和楚国摊牌争霸,是在公元前632年,客观上说,他着急了些。

这时候晋国和楚国实力的差距、对比是明显的,楚国经过多年的休养生息,已成当时的第一强国,特别在齐国示威之后,楚国俨然呈现出独大之势,经过数年苦心经营的楚成王,也就再动了逐鹿中原之心。晋文公归国后的这些年,楚国一直没有停止动兵,汉水流域的许多姬姓小国,已经陆续被楚国平灭。原本是中原屏障的陈蔡两国,也和楚国结成了军事联盟。本想争夺霸主的宋襄公,也被楚国打得大败,鲁、卫、曹等国,也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向楚国表达了归附之意。这时期北方诸国中,唯一有能力对抗楚国的,只有晋国,当然,力量还远远不够。

在和楚国对抗之前,晋文公也做了另一件事——安定周天子。比起楚国直接和周王室撕破脸的做法,晋文公则接过了齐桓公“尊王攘夷”的大旗。这时期正好狄国进犯中原,把周王室的都城洛邑都打了下来,列国诸侯有慰问天子的,有怒斥蛮夷入侵的,可就没有出头发兵的。关键时刻,晋文公仗义施出援手,派兵打走了狄国人。这场战斗比较简单,意义却非同一般。晋文公通过此举,已经正式继承了齐桓公“尊王攘夷”的地位,俨然以诸侯国盟主的身份出现。当然这个盟主,还要经历一个考验——楚国的考验。

晋文公之所以如此火速出手,一面是因为局势逼人,这时候的楚国,已经俨然摆出了全面进兵中原的架势,如果任其在黄河流域日益扩张,整个中原很可能都要并入楚国之手,到时候势单力孤的晋国自然无法自保。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此时已经过了花甲之年,归国的时候63岁,放在今天都要退休回家抱孙子了,而他的人生却刚刚开始,春秋时代人寿命不长,70岁就算是高寿了,晋文公等不得,也等不起了。所以不管条件是否充足,必须要动手了。

公元前632年,晋文公和楚国终于“摊牌”了,事件的导火索,是楚国联合陈蔡郑许四国攻打宋国,宋国向晋国求救。事实正如宋襄公临终前所料,遇到事情找重耳准没错。虽然晋国的许多大臣反对轻率动兵,但晋文公依然决定出兵,和楚国决战。出兵的决定果断,行动却不是盲目的,在自身实力有限的情况下,晋文公做了一切努力,先是派人出使齐国和秦国,争取这两大国的支持,多年流亡积攒下来的人脉关系,这时候终于派上了用场,齐秦两国最终同意派兵助战。与此同时,晋文公又打出了“拱卫周天子”的旗号,大肆渲染楚国冒犯周天子,争取到了道义上的支持。但此时军事上的局面,却对晋国非常不利,楚国的中军逼近宋国,右路军已经占领了齐国故丞相管仲的封地,对南下的晋军,已经形成了全面夹击之势。

不利局面下,晋文公决定吃柿子挑软的捏,楚国这次声势浩大不假,但要命的问题就是盟友太多,陈蔡曹等国都是被迫依附楚国的,战斗力本来就不强。晋文公的第一个下手对象,就是给楚国充当急先锋的曹国,曹国这下可遭了当年怠慢晋文公的报应,被打得稀里哗啦。接着卫国也兵败如山倒,两小国很快就被晋文公平定。楚国闻讯后大怒,虽然楚成王严令楚国撤军,不要与晋文公冲突,但是前线主将,楚国名将成得臣依然率军冒进,重耳遵循了当年“退避三舍”的诺言,故意节节退让,一直到城濮地区才停下来,楚国不依不饶,一心想彻底打垮晋军,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了。

从双方当时的军力对比看,楚国还是有本钱的,成得臣虽然摆脱了楚国两翼,单独率军冒进,但他此时的兵力,仅战车就有1400多辆。晋国方面就寒碜多了,为了这次战斗,晋文公动了血本,出动了国内最精锐的三军,外加齐秦两国的军队,总数加起来,也不过战车700辆。这就好比现代战争下,如果你的坦克比人家少一半,平原战争基本是没法打的。

所以楚将成得臣信心很足,以此时楚国的精锐部队,绝对的兵力优势,如果能够一举击败晋国,那么整个中原地区就会成为楚国的囊中之物。公元前632年初夏,战斗正式打响了,楚国率先发动了进攻,企图凭借优势兵力吃掉晋军,然而事与愿违,在攻击受挫后,晋军迅速发动了反攻,700多辆战车,把战马蒙上虎皮,向楚军发起了反扑,楚国的军阵登时大溃,楚军争相逃命,一路遭到晋军追杀,这场楚军绝对优势的战役,却演化成楚军绝对劣势的溃败。1400辆楚国战车几乎全部报废,不是被打烂,就是成了晋军的战利品,战败的成得臣无颜见楚成王,干脆自杀谢罪。晋文公的霸业,经此一战而成。

说起这一战成败的原因,主流说法是,楚国骄傲轻敌,晋国采取了正确的对策,一面孤立分化瓦解楚军,一面以逸待劳,诱敌深入,最终反戈一击。但决定成败的最关键因素却是,这时候的楚军,已经孤军深入到了城濮地带,远离大后方,楚将成得臣更招来了楚成王的不满,不管胜败,回去都是不好交代的。而孤军深入的楚军,经过多日的追击,物资供应早就不畅,而部队疲劳更严重,已经是人困马乏的强弩之末。在楚国人的绝对优势下,晋文公隐忍而后发,最终给了楚国人绝地反击的致命一杀。

城濮之战的意义,主流的说法是,成就了晋国的霸业,而更重要的意义,却是它使楚国人的北进脚步暂时终止。在城濮之战之前,楚国已然形成了对中原诸侯的绝对优势,如果这时候无人能出头阻挡楚国,他甚至可以一鼓作气,彻底兼并整个中原王朝,恐怕周王室的提前覆灭,也要提前几百年了。城濮之战后,楚国虽然元气大伤,但实力犹存,晋国虽然奠定霸业,却也无法乘胜追击,双方就这样形成了南北的均势。在整个春秋时代里,楚国与中原诸侯的南北对峙,其实是一个恒久不变的战略平衡。

<er">三</h3>

晋文公的霸主地位只维持了5年,公元前631年他就与世长辞了,但与齐桓公过世后齐国衰弱不同的是,晋国在中原的强势地位,却依然在延续。这其中问题的关键,一是晋国的中央集权改革更加彻底,形成了明确的国君传承制度,以大臣辅助国君,确保了政权交接的稳定。另一点就是晋国长期以来,都在进行着与北方蛮族的战斗,军队时刻保持着强大的战斗力和作战精神,这一点和地处东部,国内承平日久的齐国,是截然相反的。众所周知,如果没有严格的军事管理以及训练制度,一个国家的军队,会因和平生活的延续,战斗力出现退化状态。春秋时代的三大军事强国——晋国、楚国、秦国,都是因为长期处于战争状态,才保持了他们军事力量的持久强大。所以晋文公去世后,晋国的强势扩张依然在延续。

晋文公去世后,晋国的战略重点,已经由南方转移到了西方,南方的楚国在经历了城濮之战的打击后,暂时停止了对北方的扩张,而晋国也无力南下灭楚。因此晋楚之间,出现了暂时的“和谐”局面。而西面的秦国,却渐成了晋国的大敌。秦穆公本身就是一个对中原有想法的人,他是晋文公能够登上王位的恩人,在晋文公归国初期,两家关系确实度过了一段蜜月期。秦穆公的妻子,是重耳的大姐。而在重耳归国后,秦穆公又把自己的小女儿嫁给了他,两家可谓亲上加亲。重耳争霸中原的时候,秦穆公曾经出兵相助,在城濮之战帮助重耳打败了楚国,但在击退了楚国这个共同的敌人后,两家的矛盾开始浮出水面。城濮之战后,晋文公曾和秦穆公合兵攻打郑国,但郑国由大臣烛之武出面劝说,使秦穆公单独和郑国缔结了合约,秦晋两家关系由此出现裂痕。但深层次的原因是,同样志向远大的秦穆公,是不甘心看到晋文公一家势力独大的,但在晋文公健在时,迫于两家的交情以及晋国强大的实力,秦穆公并没有太多动作。

秦晋两国的真正交恶,是从晋襄公在位时开始的。晋襄公名欢,是晋文公之妻逼姞的儿子,与雄才大略的父亲比起来,晋襄公性格宽厚,无其父的强势,对其父的各项政策,也多是“萧规曹随”,是个不错的守成之主。晋文公虽然过世,但当年辅助他成就霸业的文臣武将们却大都健在,因此这时期晋国的国力,也在蒸蒸日上。但秦穆公显然不这么看,此时楚国实力远缩在长江流域,中原各国,秦国的势力已经仅次于晋国,在强势的晋文公过世后,击败晋国,打通东进道路的机会已经来了。至于晋襄公,在秦穆公眼里,他只不过是个小毛孩子,怎么能和自己相比。

所以公元前628年晋文公去世,只过了一年,秦穆公就发动了对晋国的进攻,他的攻击矛头,还是对准了晋国的小盟友郑国,但是秦军大队人马杀过去的时候,却被郑国人用空城计骗了一把,误以为郑国已经做好准备,仓促撤军,在回去的路上,和晋国发生了崤山之战。这一战中,晋国早早在崤山设伏,抢在秦国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发动突袭,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秦军全军覆没,三员领军大将孟明视、白乙丙、西乞术全部被俘。后来虽然晋襄公母亲(秦穆公的女儿)说情,晋襄公将三个被俘秦将放了回去。但秦国因为这一战元气大伤,暂时不能和晋国交锋了。

秦穆公也是个硬气的人,而且同样具有雄才大略,在三员大将被俘之后,他并没有责罚他们,继续信任他们带兵,之后的数年里,秦国先后于公元前625年和624两次出兵,结果,秦国经过浴血奋战,虽然在崤山击败晋军,成功复仇,但晋军采取坚壁清野的战术,阻遏了秦国的进攻。严峻的局面,也让秦穆公打消了东进的念头。终晋襄公一生,秦国都无力东进。

秦国之所以在和晋国的争斗中处于下风,主要是因为此时的晋国,在国力上远强于秦国,又占有地利优势,只要守住和秦国之间的山川险地,秦国就无力东进,即使晋国在野战败于秦国,也无碍两国交兵的整体战局。但对于秦穆公局面就不一样了,晋国是他们东出争霸的唯一障碍,除了进攻,别无他法。但防守是容易的,进攻却是困难的,在这样的局面下,秦国要与晋国争锋,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所以即使晋襄公在位仅7年就去世了,秦国依然在公元前602年的令狐之战中,被晋将赵盾击败。经过此战,秦国已经难以成为晋国争霸的威胁。

在与秦国交战的同时,晋襄公在别的战线上也连战连捷。一是彻底灭掉了白翟国。白翟,就是存在于晋国周边的“白狄部落”,一直是晋国的大敌,晋文公时期,虽然对白翟几次打击,却并未将这股威胁彻底消灭,晋襄公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以名将先轸为帅,彻底平定了白翟部落,但这一战晋国的损失也是巨大的,元帅先轸也在此战中牺牲。之后晋襄公调转枪头,又对楚国发动了一轮打击,这时候的楚国,局面和晋国相似,当年与晋文公争霸的楚成王壮志未酬,此时也到了人生末年,他迫切想借着重耳过世的机会一雪前耻。就在崤山之战之后,楚国再次发动了对晋国属国陈国的进攻,这一次晋襄公派大将阳处父迎战,学乖了的楚成王,这回也玩起了“退避三舍”的游戏,见晋军大兵杀到,就故意撤退,企图诱引晋军围歼。但阳处父一眼看穿了楚国的打算,反而将计就计,看到楚国撤退,就命令全军大呼“楚国败了”。结果不明真相的楚国军队纷纷逃窜,假撤退变成了真撤退,楚国对晋国的再一次反扑,就这样被晋襄公死死地摁了回去。

在晋襄公在位的7年里,对楚国、秦国、白翟3大强敌的战斗,都取得了重大胜利,晋文公身后的霸业被他延续下来,此时的晋国,也到达了他们霸业的顶点,但晋国的危机,却也因此到来了。

<er">四</h3>

晋襄公是一个出色的守成之君,也是晋国霸业的延续者,但对于晋国的由盛转衰,他也是个重要人物。

晋国与齐国不同的是,晋国在重耳归国后,通过提升大臣权力的方式拱卫国君家族,维护朝政平衡,但这样做的结果,到了晋襄公在位时,却演化成了新问题——朝中派系林立。其统治核心,分成了“老臣派”和“功臣派”。老臣派包括晋献公时代就立下功勋的晋国贵族们,如郑簠、梁益耳、先都、荀林父等人,这些人有背景有资历。“功臣派”则包括了当年跟随重耳流亡的功臣,以及他们的后人,包括先轸、先克、赵盾。在晋襄公时代,两派之间的矛盾早已经浮出水面,相互之间的争斗不断。晋襄公最早的政策,是用老臣派来压制功臣派,但是随着功臣派势力的日益壮大,他自己也无能为力。公元前621年,晋襄公在绵上阅兵,重新划分了高层的人员构成,诸如赵盾、狐射、先克等当年功臣的后代们都得到了要职,而这个决定,也为晋国后来的变乱埋下了伏笔。

晋襄公的这个决定,不过是一种政治平衡,他自认为以自己的政治手腕,完全可以压制住手下的群臣们,并可以借力打力垂拱而治。这个打算原本没错,但有个前提——他必须身子骨硬朗。在公元前621年的这次人事调整中,出现了一个政治新星——赵盾。他是当年追随重耳的名将赵衰的儿子,此时晋襄公给了他一个绝对崇高的职务——中军将。这是晋国军队里当之无愧的一把手,集朝廷军队大权于一身。由一个资历浅的高干子弟担任这个职务,本意也很明显,就是好控制。可晋襄公千算万算却漏了一件事,那就是在这次调整百日之后,晋襄公就身染重疾,临终前托孤于赵盾。但这一托,就把晋国托上了变乱之路。

晋襄公去世后,其子夷皋即位,就是晋灵公。赵盾作为托孤大臣,逐渐清除了各派势力,独揽了晋国的大权。晋国重新回到春秋初期国君权力衰弱的局面上,比上次更糟糕的是,这次国家大权没有落在同姓宗族手里,反而被外臣所掌控。赵盾这时大权独揽,国君晋灵公成了傀儡,对赵盾凡事依违。赵盾执政的20年,对内大肆清理忠诚于晋国王室的各路贵族,无论是“功臣派”还是“老臣派”,凡是挡路的统统干掉。对外发动战争,连续击败秦、楚各国。这期间,公元前607年,他又杀掉了晋灵公,立晋灵公的叔叔晋成公,把晋国的国君彻底拿捏到了手里。

赵盾的晚期,面临着晋楚争霸的又一转折点。楚国在经过了楚成王、楚穆王两代后,势力再次提升,开始了往中原地区的渗透。赵盾或打或拉,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拉拢中原诸侯,但是楚国的强势地位,却已经不可阻遏。赵盾晚年时,还是把楚国反弹的“弹簧”压到了最后,他在公元前602年拉拢了原本属于楚国的盟友鲁国以及卫国,粉碎了楚穆王时期精心布局的北方联盟,又组织了大规模的会盟,楚国的扩张势头,被他坚决地压制住。公元前601年,一代权臣赵盾与世长辞,在他去世4年后,晋楚爆发了邲之战,晋国大败,楚国的绝对优势地位,就此完全形成。

赵盾执政晋国的历史,对晋国有着深远的影响。虽然他的权势随着他的过世而烟消云散,但是晋国国君之位衰微的大势,却没有因此而改变。在赵盾身后,晋景公在败于楚庄王之后,相继击败了齐国和秦国,虽然无力动摇楚国的霸主地位,却依然维护了晋国在北方的最强地位。之后的几代晋国国君,与楚国相互拉锯,却谁也不能打破晋楚对峙的战略格局。而晋国国内士大夫权力日益扩大的局面,却越演越烈。之后的向戎弭兵,三家分晋,又是另外的故事了。

正文 第七章 秦国,五张羊皮换崛起

如果形容春秋时代诸侯争霸的形势,那么最早的“小霸”郑庄公,算是一场大戏的龙套,之后的首霸齐桓公,是第一个主角。随后一直唱主角的,就是南北对峙的晋楚两国。春秋时代大多数时间的诸侯逐鹿风云,都是围绕着这两个国家展开,但是在各路主角之下,却也有一股暗流——秦国。

作为春秋战国时代的终结者,秦国在春秋时代的地位并不显著,说他是暗流,原因是秦国虽然也出了位于春秋五霸之列的秦穆公,但秦穆公最终没有突破晋国的屏障,只能称霸于西北地区。他在当时只能算地区性霸主,却不是整个春秋诸侯中的霸主。和郑庄公一样,他只是一个“小霸”。

但这个小霸,对于秦国的历史,乃至春秋战国的历史,影响都是极其深远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虽然秦国最后的独大地位,来自于后来的商鞅变法,但早在秦穆公时期,秦国就已经吹响了崛起的前奏。

<er">一</h3>

要想了解这一切,需要从头看一下秦国。

秦国的地位,在春秋战国的早期,可以说是很卑微的,比楚国要稍微好一些,比起其他诸路中原诸侯,却是远远不如。

秦人的祖先,也是华夏族的一支,早期生活在东部地区,大约在今天的山东、河北一带。秦人命运的变化,来自于西周时代的周公东征,当时的秦国在周公东征后,被迁移到了今天陕西的渭水流域,负责为周王室养马,所以早期的秦人,是以畜牧为业的。这一点和以农耕为业的华夏族其他部族,有着鲜明的区别。当时的陕西渭水流域,并非华夏族的传统生活区,相反是蛮族杂居的地方,环境十分艰苦,在这样的条件下,秦人顽强地在当地扎根,陆续平定了当地的蛮族,形成了一方势力。秦国命运的改变,来自于周平王东迁,当时的秦襄公主动派兵马护送,因此被周平王册封为侯爵。从此时开始,秦国,这个后来战国时代六国的噩梦,有了自己的“名分”。

虽然有了名分,但和中原诸侯比起来,秦国依然是个落后的国家,而且和楚国不同的是,他本身就是作为周王室的马夫出现的,既没有楚国那样摆脱周王室独大的条件,更面临着身份上和中原诸侯的巨大差异。对待秦国,中原诸侯的态度和对待楚国一样——蛮夷。但秦国人很懂得忍辱负重,在秦襄公时期,秦国得到了周天子授予的征讨西北蛮夷的权力,凭借着这样的机会,秦国开始了扩张。在齐桓公争霸的时代里,秦国已经驱逐了游牧在今天渭水流域的蛮族部落,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春秋前期的秦国,其国土疆域已经包括了今天渭水流域的大部分地区。

比起中原诸侯国来,秦国也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秦国的劣势是身份太低,比起各路诸侯王来,可谓是百分百的草根,他们所居住的渭水地区,在当时也是鸟不生蛋的穷地方,发展起来非常困难。秦国的优势在于,他们有西北山脉的地理屏障,足够抵御中原诸侯的入侵。长期以来和蛮族的交战,也让秦国形成了尚武的性格,生存环境的险恶,使秦国的军队更加吃苦耐劳,英勇善战。而当时真正制约秦国争霸的问题,也是中原其他诸侯所没有遇到过的,秦国因为长期和蛮族杂居,在生活习俗和礼法传统上,受到蛮族的影响也比较深。好的方面是,他们没有西周时期的宗法制度和等级制度,在人才的选拔上更加平等。但坏的方面却是,他们的各种习俗,都带有很浓厚的蛮族习气,比如在王位的继承上,他们没有明确的子承父业的传承制度,导致贵族之间争夺王位的战争时常发生,甚至蛮族部落野蛮的殉葬习俗,秦国也保留了下来。更致命的是,比起中原诸侯传统的农业定居的生活方式,秦国在春秋早期,还是一个半游牧半农耕的国家,一部分秦人采取农耕生活,但也有秦人保持着游牧的习俗,这样的经济状态,积累强大的经济实力几乎无从谈起。如此种种,都成为秦国崛起的绞索,而解开这些绞索的人,却已经呼之欲出了,公元前659年秦穆公登基。

在秦穆公登基之前,他的先祖们已经为他留下了非常丰厚的家产。秦穆公之前,秦国经过东征西讨,已经成功占有了关中平原的大部分地区,版图推进到了关中平原的东端。但也正因如此,秦国与早期的晋国也不断发生军事冲突,秦穆公的哥哥秦成公时期,曾经和晋国发生了大规模战争,最后以失败告终。到了秦穆公登基之后,他主动对晋国采取了通好政策,与之进行联姻,秦晋之好的关系就此形成。此后,秦穆公转而向西,继续吞并西北的各个蛮族,扩张自身的势力。在早期的起家过程里,秦国和楚国走的是相同的道路,都是在尝试进入中原受阻后,转而调转矛头,对周边的游牧蛮族进行吞并,一步步扩张力量,蓄势待发。但楚国的条件显然比秦国更便利,楚国学习中原文化比较早,其经济的转型也比较早,当秦国还是半游牧经济状态时,楚国已经拥有了富庶的经济与发达的农业。而秦国胜于楚国的,一是他们的地理优势,有关中屏障的秦国,在国土安全上比楚国更好,而秦国面临的蛮族敌人,也比楚国面临的蛮族强大得多,秦军从中得到的锤炼,更远非中原诸国可比。

而对于秦穆公来说,他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不是扩张,而是要解除系在秦国身上的这些绞索。要做到这一条,似乎比开疆拓土更加困难,因为任何一条改动,都要面对国内强大的守旧派压力,而游牧起家的秦人,国君的威权是不如中原诸侯国的,彪悍尚武的性格,更使得政变的发生如家常便饭,这样的局面下,不动点脑筋是不可能的。

秦穆公找到了最正确的办法——他用了一个人,一个用五张羊皮换来的人——百里奚。

就像齐桓公有管仲,楚庄王有孙叔敖一样,秦穆公的成功,在于他有百里奚。

百里奚是虞国人,这个虞国,就是被晋国以“假道伐虢”的计谋灭掉的虞国。百里奚年轻的时候很穷,一直到中年时期才出外谋生,但是因他出身低微,虽然周游列国却不被重用。后来经过朋友举荐,总算当上了虞国的大夫,可刚当官没多久,就赶上晋国实行“假道伐虢”之计,百里奚看穿了这个计谋,但是他的看法却不被国君接受,只能眼睁睁看着祖国灭亡。虞国灭亡后,百里奚作为战俘,被带到了晋国。晋国此时在位的君主就是晋献公,晋献公对这位不起眼的俘虏并不待见。这时候正是秦晋两国通好联姻的时候,晋献公的大女儿被许配给了秦穆公,百里奚作为“陪嫁”也跟了过去。但他不愿意做嫁妆,干脆在路上逃跑了,这一跑就跑到了楚国,被楚国人抓了做奴隶,负责养牛看马。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百里奚很可能就要以奴隶的身份终老于楚国,但是“意外”偏偏发生了。秦穆公是个很仔细的人,仔细的方式就是数数,连晋国送来多少个奴隶,也要仔细地数清楚,这一数就发现了问题——少了一个。这本来不是什么大事,但秦穆公又偏偏多嘴,问了一句少了谁?得到的答案是百里奚。这时候的百里奚并不出名,可是随行的晋国官员,却有知道他底细的人,把他的底细一说,秦穆公当场大惊:人才啊!找!

找来找去,挖地三尺,就挖到了楚国,可楚国人也不是傻瓜,你这么大张旗鼓地找个奴隶,传出去人家肯定怀疑。秦国干脆就假装追捕百里奚,跟楚国交涉说:“我们有一个叫百里奚的奴隶逃到了你们这里,我们要把他赎回去接受惩罚。”事情办得很顺利,秦国以5张羊皮的价格,从楚国人手中赎回了百里奚。这在楚国人看来,不过是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结果,却成了一件影响秦国历史的大事。

百里奚到达秦国后,立刻得到了秦穆公的礼遇。当然秦穆公也不是一个能随便听人忽悠的人,百里奚到来后,先拉着他谈了三天三夜,最后终于确信,这是一个人才!确认完了就办事,百里奚被任命为秦国丞相,官职很有意思,叫五羊大夫,也就是用5张羊皮换回来的大夫。后来的事实证明,用5张羊皮换回百里奚,秦国赚大了。

<er">二</h3>

关于百里奚辅佐秦穆公的政绩,和诸多贤臣类似的,就是奖励耕作,发展生产之类的,但他对于秦国最大的影响,正是促使秦国从一个半游牧半农耕的野蛮国家,变成一个文明国家。

百里奚首先做的事情,就是引进了周朝的礼仪制度,重新修订了秦国的官制,设立了秦国的宗法等级制度,并且提倡“教化”,也就是倡导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文化。秦国,就这样从一个游牧国家,开始了向文明国家的转化。

但此时限制秦国发展的两大最主要“绞索”,一是秦国落后的军事制度,二是秦国落后的经济体系。秦国这时期的军队,一样是掌握在各类宗族手里,国君能调动的军事力量特别有限,而且秦国所谓的宗族,大多都是游猎出身,君臣的思想很淡,高兴了听你的话,不高兴了就扯旗造反,因此这一直是秦国国君的大麻烦。百里奚就任后,第一刀就砍向了军事体系,他仿照齐桓公时期的“三军制度”,而且更进一步,不但寓兵于农,更寓兵于部落之中,无论是秦国境内的游牧部落,还是农耕村庄,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如此一来,国家对军队的掌握权,就落到了国君的手里。地方宗族的叛乱,之后就很难发生了。秦国当时的经济,分为农耕经济和游牧经济两种,其中游牧经济占有的比重相当大,百里奚的政策是,国家主动出钱,奖励游牧部落转化为农耕,并且设立专卖制度,由国家垄断各类物资的买卖,并且给予农耕村庄以奖励,特别是愿意转化为农耕的游牧部落,国家不但划给土地,更发放农具。他担任丞相的时期,是秦国经济的一个重要转型期,而且效果也立竿见影。在秦穆公即位的早期,秦国的农业生产非常落后,且时常需要向周边诸侯国借粮食度荒,但是百里奚改革后,秦国就财大气粗了,在晋惠公在位时期,晋国发生灾荒,秦国一次性给予大批粮食,用船运输给晋国,运输的船队从秦国控制的雍都,一路排列到晋国境内,足见此时秦国农业储备之丰厚。

有粮食借给别人,自然也就有粮食打仗了。秦国的军事实力提升也很快,百里奚时期,秦国仿照中原诸侯,设立了三军制度,军政大权直接由国君操控,此时掌握秦国三军的大将,分别是孟明视、白乙丙、西乞术。其中孟明视正是百里奚的儿子。这时期的百里奚家族,已经是权倾秦国朝野的大族。但是在对外战争问题上,百里奚却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他深知以秦国目前的势力,并不具备与晋国叫板的本钱,所以这时期的秦国,还是以韬光养晦为主,对外树立睦邻友好的国家形象。如百里奚劝说秦穆公的话:“现在山东诸国相互征战,我们严守边境,发展生产,总有称霸天下的一天。”从当时中原诸侯的争霸局面看,百里奚的判断是正确的,秦国东面的晋国,在势力上远远强于秦国,但面临着楚国的严重威胁,当时的晋国和楚国南北对峙,相互间势均力敌,在漫长的战争中互相消耗,最后的结果也只能是两败俱伤,而那一天,就是秦国东出争霸的一天。

但是秦穆公却耐不住了,在他眼里,晋国之所以强大,完全是因为重耳的存在,而秦国争霸的最好机会,就是重耳过世。公元前627年,这一天终于到了,晋文公重耳病逝,秦穆公认为东出争霸的时机已经到来了,就迫不及待地撕毁了和晋国的友好盟约。这也是他一生里仅有的一次没有听从百里奚的劝告。百里奚的儿子孟明视受命出征晋国的时候,百里奚一路护送,痛哭流涕,告诉儿子:“你此去是必败的。”

事实果然如百里奚所料,在之后的崤山之战中,秦军遭遇了灭顶之灾,3名大将遭到晋国俘虏,秦军全军覆没。但幸运的是,秦穆公虽然判断失误,却是一个肯认错的君主,孟明视3人被晋国放回后,秦穆公主动带领群臣穿白衣迎接,并且表态赦免3人的败军之罪,他检讨说:“此战的失败,完全是因为我没有听从百里奚的建议,失败的责任在我,你们是无罪的。”

但认错的秦穆公,却并未修改他原本的东出计划。相反则更加厉兵秣马,坚决要和晋国一争长短,他的苦心在两年后再次遭到打击。公元前626年,秦国再次东出,这次又被晋国打败,这次失败的后果更严重,秦国原本与晋国争霸的资本,在于他们已经威服了西北的蛮族,但这些蛮族本身就是势利眼,眼看着秦国再遭失败,立刻宣布脱离秦国自立,且攻掠秦国的边境。因此,在这样的局面下,如果秦国不能在下一场战争中击败晋国,局面就将不可收拾,所以原本可以不和晋国打的战斗,现在变得不能不打了。

再次受挫后,秦穆公依然没有怪罪孟明视等人,3个连遭败绩的大将感激涕零,继续认真训练部队,卧薪尝胆。在经过两年精心的准备后,秦国再次发动了东征,这一次他们打了一个大胜仗,在当年遭到灭顶之灾的崤山击败了晋国军队。但晋国的国力依然强大,他们在野战失败后。立刻紧闭边关,转入了全面防守,秦国多次挑战,晋国却不敢应战,虽然打败了晋国,但秦国东出的道路却依然没有打开,在这种局面下,秦穆公干脆见好就收,在崤山祭奠了当年的死难者后,随后班师回朝。这一战的胜利,对于秦国巩固自己西北的霸主地位是很重要的,那些西北势利眼的蛮族们,看到秦国打败了晋国,立刻又一窝蜂地倒向了秦国的一边。

在这一段的历史记录中,似乎百里奚是默默无闻的,其实他的地位相当重要,需要注意的是,秦国的崤山之败,几万秦军战死,全军覆没,以当时各个诸侯国的人口、资源条件,在遭受一场灭顶之灾的大败后,短期内想恢复是很难的。比如楚国在城濮之战后,大约有5年的时间未敢北进,而更早的繻葛之战,周桓王仅经过了一战的失败,就将家底全部赔光。而秦穆公在崤山之战后,秦国的军事势力仅仅经过了两年,就全面恢复了,这里面的首功,自然要推百里奚,身为秦国实际上的宰相,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发展生产、安抚士族、恢复经济,为秦国提供源源不断的钱粮兵马支持,也正因如此,秦穆公才能在连续两次遭到大败的局面下,迅速地恢复元气。在秦穆公击败晋国的荣光里,百里奚就是背后的无名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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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里奚对于秦穆公的另一大贡献,就是他的战略眼光。

在秦穆公三战晋国以后,秦国面临着怎么走的问题。孟明视在崤山击败晋国后,也曾有秦国大臣建议乘胜追击,继续攻打晋国边城,彻底打通秦国东进的道路,一片狂热下,百里奚却清醒地认定,这是极其不现实的。

不现实的原因,还是秦国的经济实力。这时期的晋国,是中原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在秦晋交战上,秦国处于明显的弱势,一场战争的胜利,并不能改变双方的力量对比。当时的秦晋边境上,晋国更占有着地理优势,战略要地都在他们的手中,只要守好边境,紧守不战,秦国就徒唤奈何。而且秦国自身的国民经济条件,在当时也根本不足以支持长期的战争,就在秦穆公三战晋国的后期,因为财政紧张,百里奚本人也不得不带头穿粗布,俭省俸禄,用以支持前线战事的开支。这场战争如果继续打下去,秦国的国家财政储备,很可能会像冰山一样一点点在战争中融化掉。

在这样的局面下,百里奚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东和西进。所谓东和,就是对东面的晋国,以防守为主,修复双方的友好关系,而秦国的战略重点,则在于扫平西部时叛时降的蛮族部落,这是整个中国版图历史上有重要意义的一件事。从崤山之战以后,秦穆公调转矛头向西,转而打击关中平原西部的戎族部落。百里奚先向秦穆公献策,用美人计招降了西方戎族的重臣要余,然后由要余领路,百里奚亲自统兵,发动了对西方戎族的征服战争。公元前623年,秦军大举西进,战局异常顺利,经过一年的作战,秦国西部的12个戎族国家尽皆归附。秦国的国土从此跨出关中平原,向西抵达了甘肃临洮地区,向北占有了宁夏盐池地区,和河套平原直接接壤。这场西进运动,使秦穆公向西拓地千里,并得到了周天子赏赐的12只金鼓,秦穆公也就因此称为了西部的霸主。

秦穆公的称霸,虽然没有完成进军中原的大业,但对于整个秦国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后世的历史学家们一直在讨论一个,为什么秦国能够以关中平原的土地,支撑起后来平灭六国的浩大战争。许多人都把这一切归结为商鞅变法的成果,其实在这之前,百里奚就已经在做同样的事情。百里奚为秦国建立的,是一个中央绝对掌握经济权力的制度,特别是专卖等法令,保证中央获得经济上的巨大利益,而他在秦国推广农业,变游牧民族为农耕部落的行动,不但令当时大批游牧蛮族转化为农耕民族,从此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更使秦国新拓展的千里土地,成为秦国最可依赖的大后方,比起同样拓展领土的楚国来说,虽然秦国在国土面积上,此时并不及楚国,但是国家的统一程度,组织的严密性,都远远强于楚国,这一差距在春秋时期,并未凸显出重要性,但到了战国时代,却成为秦楚决胜的一大关键要素。

秦穆公病逝于公元前621年,在他的身后,事实确实如百里奚所料,在漫长的南北争霸中,晋国逐渐走向了衰落。之后的秦康公、秦共公、秦恒公,都曾趁机发动过对晋国的战争,然而势力犹存的晋国,却一次次击退了秦国东进的企图。一直到了公元前546年向戎弭兵会议后,屡遭挫折的秦国,暂时放弃了东进的企图。此时在位的秦景公主动与晋国修好,恢复了相互间的联姻关系。春秋末期的秦国,已经满足于偏安关中,除了帮助楚国复国外,再无其他争霸的大动作。但是漫长的蛰伏期后,就是战国时代商鞅变法后的一鸣惊人。

正文 第八章 春秋“国际和平会议”

春秋时期的最主要特征,就是打仗,打仗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争霸,争霸的主旋律,是晋国和楚国的南北对峙,外加秦国和齐国一东一西,时常游走在其中凑热闹,至于其他的各路小国,命运则是朝不保夕。

但是到了公元前6世纪中期,却实在打不下去了。各路的诸侯国,各有各的苦衷,为了这样那样的苦衷,春秋争霸局面持续近200年后,中国终于出现了一次“和平会议”——向戎弭兵之会。

要了解这次和平会议,不妨先看看,当时的春秋诸侯,为什么打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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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争霸的主旋律,其实是南北双方的楚晋两国,但在经过了几代君主的漫长拉锯后,这两个国家对战争的支持能力,也已经越发地力不从心。

在晋国和楚国争霸的几十年里,两国之间大规模的战争,一共发生了4次,分别是公元前623年的城濮之战,公元前597年的邲之战,公元前575年的鄢陵之战,公元前557年的湛阪之战,这4场战争,除了邲之战楚国胜利外,其他的3场战争,都是以晋国获胜而告终。表面的“比分”看,似乎是晋国占有了绝对优势。

但实际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在整个的晋楚争霸里,大多数情况下,晋国都是处于守势,楚国处于攻势。这4场战争的共同剧本,都是楚国北进攻略中原各国,晋国出兵迎战,从而发动大战。即使是经过了3场战争的失败,楚国却越战越强,势力并没有因此而削弱,相反晋国一旦遭到失败,就会多年来一蹶不振。从战争的潜力上来说,楚国远远胜于晋国,他们有国土和人口的优势,经济能力也不弱于晋国,即使在单个的战斗中遭到重创,他的恢复能力也是惊人的,很快就能从战败中恢复实力。但晋国也有自己的优势,他的优势就是自身的王族地位,以及在中原诸侯国中的人脉关系。每次晋楚交锋,晋国都能够获得大多数中原国家的支持,形成联军的姿态来对付楚国,双拳难敌四手的楚国,也往往因此在关键战役中屡屡功亏一篑。就这样,楚国有兵,有土地,有战争潜力,晋国有盟友,有地位,有人脉,经济实力双方更差不多,多年以来,晋楚南北争霸的均势,就一直这么维持着。晋楚两个国家,仿佛是长江南北在扳手腕的两个巨人,几十年来,或许可以各自占有一点优势,却谁也无法将对方彻底扳动。

但到了公元前6世纪中期,两个巨人都扳不下去了。

晋国扳不下去的原因,主要因为其内政问题,晋国从春秋早期,就是国君实力衰微的时期,后来经过晋献公、晋文公的两代改革,通过抬高士大夫的权力和地位,来巩固国君地位,但晋襄公英年早逝,导致晋国进入了权臣赵盾专权的时期,此后赵盾虽死,但是晋国国君权力的衰弱已经无可避免。不断发动对外战争的结果,就是在晋国世袭掌握大权的士大夫家族,可以不断地凭借战争扩大自己的威权,最后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这个过程很简单,国君要称霸,就要打仗,打赢了仗,就要封赏手下人,仗打得越多,封赏也就越来越多,到了最后,下面的大家族实力强大,甚至国君本身都无法控制,整个国家的统治,也就因此出现了“最高权力被架空”的局面。所以停止战争对于晋国,不是一个和平问题,而是一个国家谁说了算的政治问题。公元前6世纪的晋国,其国家权力已经转移到了智、韩、赵、魏等士大夫的手里,国家已经没有能力整合成统一的力量,进行如重耳时期那样的全面战争了。

晋国扳不下去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自身对楚国的“人脉”优势也早已动摇。多年以来晋国对楚国的战争,都是拉拢其他中原诸侯国做盟友的,其中最重要的盟友就是东部的齐国和西部的秦国,决定晋国霸业的城濮之战,就是在这两个国家的帮助下打赢的。但是到了公元前6世纪,晋国与这两个盟友之间的传统友好关系早已不复存在,早在晋襄公时期,秦晋之好就成了一纸空文,虽然晋国通过历次战争,堵住了秦国东进的道路,将秦国死死地摁在了关中平原,但多线作战,也使晋国的国家实力大打折扣,在邲之战后,力图恢复晋国霸业的晋景公,偏偏又和齐国发生了战争,晋国虽然得胜,但是此时他左右两边的邻国,不再是共同进退的朋友,而是不共戴天的仇敌。这样的局面下,想凭借晋国本国的力量就和楚国扳手腕,显然是力不从心的。

晋国快要歇菜了,楚国的局面却也好不到哪里去。多年以来,楚国和晋国相比,最大的优势和劣势,就是他并非周王室早期的分封国,更没有崇高的地位。这种局面的劣势是,楚国无力在中原建立他的人脉关系,所谓的晋楚争霸,更多的时候,是楚国以一国之力,来对抗整个中原诸侯国的联军。优势是,因为楚国不是早期的周国分封国,他的国家建制,受传统的西周宗法制影响较少,国内的卿大夫势力比较弱,虽然在楚庄王时期,也发生了若傲氏专权的事件,但很快就被楚庄王所平息。楚国的国家大权,也就因此大部分时间集中在国君的手中,但到了公元前6世纪时期,王权的衰弱也不可避免。楚国本国贵族的兴起,对王权的掣肘,也使内政问题凸显出来。与此同时,楚国的后院也起了火,江南地区吴国的兴起,日益成为楚国的大敌,这样的局面下,再北上争霸,显然也是一件非常不明智的事情。

两个大国都不想打,但是不想打就不打,是不可能的,战争的残酷性在于,一旦开始了就很难停止,没有一个让双方都下的台阶,轻易停止战争是不可能的,巧合的是,这个台阶很快来了:宋国大夫向戎。

向戎这个人,在历史上记录不多。现在知道的是宋国的世代功卿,在宋国地位高贵,他本人也是一个舌辩之士,口才卓越,但更重要的是,他是宋国的士大夫。

<er">二</h3>

在晋楚之间的漫长争霸战争里,受害最深的就是宋国。宋国很不幸,它正好夹在晋国和楚国两个大国之间,一南一北,都是不能得罪的“超级大国”,所以多年以来,宋国奉行的就是两头不得罪的政策,楚国来了,倒向楚国,晋国来了,又倒向晋国。这个政策想得很好,但执行起来,却是两头全得罪。作为晋楚之间的兵家必争之地,多年以来宋国饱受了战火的威胁,在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的100多年里,宋国至少有7次遭到过晋国的围困,8次遭到过楚国的围困,国家在历次的战争中,曾多次险些成为废墟。比如在楚庄王围困宋国的战争里,9个月的围城战,宋国的青壮年有9成死于战火之中,国内的粮食吃光了,老百姓甚至互相交换自己的孩子为食,所谓“易子而食”的成语就是这样来的。春秋争霸战争,从后人眼光看,是“促进了国家统一”,但在当时,却是不折不扣的灾难。

在春秋时代,像宋国这样命运的小国,其实并不稀罕,从某种角度来说,宋国还算好的。春秋时代最惨的就是做小国,尤其是做夹在大国之间的小国。小国向大国称臣,不是简单的俯首就可以的,还要附带大量的义务,比如在大国发动战争的时候,小国要派兵帮助大国作战,大国需要钱粮的时候,小国需要为大国提供征战所需的钱粮,有时候甚至被掠夺一空,而一旦小国被大国灭国,就是人口,粮食的巨大损失,甚至亡国灭种。比如当年在郑庄公时代一度“小霸”的郑国,素来以工商业发达,经济富庶著称,但是在晋楚两国的反复拉锯战中,郑国的经济遭到了极其惨重的破坏。多年以来需要向晋国、楚国提供大量的金钱,原本兴盛的工商业早就不复存在。百姓苦难如此,小国国君的日子也不好过,和平时期为了维护和平,要送子女去大国当人质,要送钱送粮食结好,每次大国发动战争,“站队”问题更要慎重,一旦站错了队伍,迎接他们的就是灭顶之灾,怎一个提心吊胆了得。这如履薄冰的日子,当然是越发的过不下去了。

大国打不下去,小国过不下去,周天子自身难保,老百姓怨声载道,这样的局面下,和平,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选择,关键是,谁来牵头。

早在公元前579年,宋国大夫华元就曾发动过弭兵之会,当时他个人既与晋国掌握政权的权臣栾武子交好,也与楚国令尹子重有交情。在他的努力下,晋国和楚国在晋国西门外会盟,达成了和平协议,但好景不长,一年后双方就撕毁协议,爆发了著名的鄢陵之战。这次和平会议的失败是必然的,当时的晋国和楚国,都把所谓的和平,当做一种缓兵之计,一旦局面好转,就立刻翻脸不认人。到了公元前547年左右,大家都筋疲力尽,想翻脸也不容易,这次的和平,应该货真价实了。

所以宋国大夫向戎就承担了这个重任,开始在晋国和楚国之间奔走,这时期晋国的掌权人,已经变成了赵文子,赵文子是晋国新兴的宗族势力,并非晋国早期靠战争起家的勋贵们,战争的延续,只能对那些对他有威胁的晋国功臣有利,对他没有半点好处,所以对于和平,这时候的晋国掌权人,是百分之百地欢迎的。晋国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当时掌权的赵文子,以及韩宣子,都表示了强烈支持。向戎又利用自己与楚国令尹子木的私人关系,对楚国进行了游说。这时期的楚国,急于赶快结束对北方的战争,以便将主要的精力用来防范东部的吴国,向戎要求弭兵的建议,自然也给了他们一个最好的台阶。齐国的态度却有些反复,这时期齐国在位的是齐景公,这是一个很有决心的国君,企图恢复齐桓公时期的霸主地位,但形势比人强,在晋楚两大国同意的情况下,势力弱于他们的齐国,也没有理由反对。齐国对弭兵之事态度最积极的,同样是他们国内新兴的势力——田文子。在田文子的强烈主张下,齐国国君终于答应了参加弭兵之会。西北的秦国,在经过了多次与晋国战争的失败后,进取之心大沮,此时在位的秦景公,正着力修复与晋国之间的敌对关系,以便他们能够巩固在西北地区的势力。就这样,向戎经过半年多的奔走,终于说服了此时的几个大国,大国同意了,小国自然双手欢迎,休战,已经是大势所趋。

<er">三</h3>

公元前546年,晋国、楚国、齐国、秦国、卫国、曹国、宋国、鲁国、朱国、郑国、许国、陈国、蔡国、腾国十四国,于是年夏天,在宋国正式召开了这场影响春秋战国历史的“国际和平会议”。按照有关史料的记载,这是一次成功的会议,和谐的会议,热情的会议,顺利的会议,与会的各方深切回忆了多年以来大家之间的传统友谊,纷纷表示要搁置争议,共同建设和谐美好的国际环境,经过几个月的讨价还价,最终达成了和平协议:晋国和楚国平分霸权,各个国家除了齐秦两大国之外,每年分别要向晋国和楚国分别进贡,齐秦两国分别和晋国与楚国结盟,不必向晋国楚国进贡。在这个调和了大国利益的条款下,春秋诸国总算暂时和谐了。

但是即使是在会议期间,也发生了许多不和谐音符。一是在会议开始的时候,为谁来主盟的问题发生争执,以往中原诸侯会盟,都是由晋国来主盟的,但这次楚国不干了,既然是平分霸权,那大家都要平等,你晋国主持了这么多次会盟,也该我们楚国过把瘾了。在经过几番交涉后,晋国的赵文子做出让步,同意让楚国来主盟。二是楚国来参加会议的时候,其实是夹带了私货的,他们带来了精锐的军队,打算一旦会议内容不利于楚国,就发动突袭,用武力方式迫使各国就范。但晋国认为既然是和平会议,就要以诚待人,所以在明知楚国没安好心的情况下,依然没有派兵设防,这样反而让楚国认为晋国早有准备,又怕轻易动兵会激怒中原国家,因此未敢轻举妄动。这场两千年前的和平会议,就这样有惊无险地取得了圆满成功。

公元前546年的弭兵会议,取得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在会议中达成“和谐”的晋国和楚国,之后的几十年再没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春秋争霸的主战场,也因此落下了帷幕。然而两大强国此后的命运,却也遭到了灾难。晋国继续国君权力削弱的内斗过程,最终变成了3家瓜分晋国的结果。至于取得和晋国平起平坐霸主地位的楚国,却阴沟里翻船,败北于东部新兴的越国,连国都都被人家打了下来。而向戎弭兵后的这段时期,同样也是春秋时期经济的迅速发展期,在和平年代经济发展,实力迅速增强的新一代地主阶层们,已经不满足于俯首称臣的局面,开始了他们对国君的抢班夺权之路。

正文 第九章 日落西山之齐景公争霸

“向戎弭兵”之后,春秋时期大规模的争霸战争,基本上算暂时消停了。但战火并没有因此而绝迹,牵连南北诸侯国的大规模争霸战虽已不再,但是国家之间的局部战争却日益增多。原本作为“两极”而存在的晋楚两国,很快就卷入到了和自己邻国的新战争中去,楚国的对手,是众所周知的吴国,而晋国的对手,却换成了老牌霸主齐国。

如果要用一句俗话来形容春秋时期齐国的地位,那只能说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在春秋五霸之中,齐国是第一个称霸的诸侯国,齐桓公时期,向齐国俯首称臣的列强数目之多,之后的历代霸主都无人能赶得上。“尊王攘夷”的称霸方式,也是齐国首倡的,但齐桓公短暂的辉煌之后,却是整个齐国长久的没落。先是齐桓公死后齐国陷入到内乱中,靠了宋国的帮助才得以册立新国君,然后到了晋国强大之后,原本是霸主的齐国,又只能跟在晋国后面做跟班,之后的春秋争霸局势,成了晋国和楚国的南北争霸,齐国不是做跟班就是做看客,却总是当不了主角。

这种局面齐国是不会甘心的,何况齐国与秦国不同,秦国地处西陲,有关山阻隔,只要晋国把关卡一堵,秦国人就进不了中原。齐国却不一样,齐国所处的东方,是当时春秋地区最富庶的地区,而且是易守难攻之地。之所以长期以来萎靡不振,一是齐国在为齐桓公“买单”,齐桓公时期,虽然大力加强中央集权,但他是采取了抬高宗族的方式,来压制臣下,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宗族之间的内耗不断发生。所以在齐桓公过世之后的100多年里,齐国发生最多的事情就是夺位内乱,齐桓公的儿子齐孝公过世后,齐孝公的弟弟杀掉太子,自立为齐昭公,齐昭公死后,齐昭公的弟弟也有样学样发动政变,杀死太子姜舍,自立为齐懿公。这个齐懿公的下场更惨,因为和自己车夫阎植的老婆私通,被阎植勾结大夫丙舍发动政变,自己身死不说,全家也被杀尽。之后姜舍的儿子齐惠公即位,大力抬高士大夫地位,削弱宗族权力,自以为万无一失,谁知摁下葫芦起来瓢,其子齐顷公即位,发生了士大夫国氏、高氏联合驱逐崔氏的事件。之后宗族势力日大,崔氏、庆氏等几大家族日益尾大不掉,国君几被架空,而且几个家族之间相互明争暗斗,经常发生大规模火并。到了齐庄公在位时期,公元前548年,因为齐庄公和士大夫崔氏的老婆私通,被崔氏联合庆氏发动政变杀害,所谓国君,已成了士大夫手中的傀儡玩物。

内战打得一团糟,霸业自然无从谈起,齐桓公之后的历任齐国国君,大多数都是不爱惹事的,轻易不主动参加争霸战争,所谓重现齐桓公伟业的目标,也就是梦里时常有。当然也有例外的,比如齐懿公之后登基的齐顷公,那时候齐国国力恢复,又赶上晋国国君权力衰弱,楚国内乱不止,也就动了争霸的念头,率军和晋国在山东济南打了一仗,战前信心百倍,说“灭了晋国再回来吃饭”,所谓“灭此朝食”的典故,就是出于此。但口号响亮没用,晋国虽然衰落,可到底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和齐国真刀真枪打了一番,直把齐顷公打得全军覆没,自己险些被俘,被晋国人绕着华不注山追了三圈,靠了和大臣逢丑父互相换衣服,最后才保住一命,“三周华不注”的典故,也是这么来的。这场惨痛的失败,除了为中国成语文化事业做了点贡献外,对于齐国本身而言,可谓毫无益处。

然而,就在齐国外战一塌糊涂,内战打得一团糟的时候,一个重现齐国霸业的人终于出现了,他就是在齐国崔氏之乱后被拥立登基,一度成为傀儡的齐景公。

<er">一</h3>

说起齐景公,在历史上有些名气,但他的出名,主要还是得益于他有一个贤相晏婴。今天的各类历史读物里,充满了各种晏婴进谏齐景公的典故,在晏婴的光辉形象下,齐景公,貌似是一个经常犯错误的人。

历史上真实的齐景公,在他后来“经常犯错误”之前,却是一个苦命的傀儡。公元前548年,齐国大夫崔杼因齐庄公和自己的老婆私通,联合庆封等家族发动政变,趁齐庄公来自己家“偷香”的机会,一举把齐庄公杀害,之后他立齐庄公的弟弟杵臼即位,即历史上的齐景公。这时候的崔杼,实际上就是齐国的统治者,在国内一手遮天。值得一提的是,崔杼杀国君一事,在整个春秋时期都有重要意义,春秋时代国君权力的衰落,也从此越演越烈。

但齐景公是不甘心权力衰落的,在登基之初,表面上他对崔杼信任有加,事事依附,但实际上却早动了除掉崔杼之心。但这时候的他,只有国君的名分,其实却要人没人,要兵没兵,十足的光杆司令,要想夺权,首先得有帮手,他找到的第一个帮手,就是后来被赞誉为“千古贤相”的晏婴。

晏婴这个人,在今天大大的有名,而在当时,他也是齐国的世家宗族之一。晏婴的父亲晏弱,就是齐国的上大夫,齐灵公时代晏弱病故,晏婴继承了父亲的上大夫职位,之后历经齐灵公、齐庄公,到了齐景公登基的时候,他已经是齐国的三朝元老。在齐景公之前,晏婴的政绩并不多,他当时的出名,主要因为一个“贤”字。他是齐国出名的贤者,素来以为官清廉著称,不但自己两袖清风,还经常把俸禄拿出来周济他人,因此在齐国上下,特别是在齐国的“国人”心中,有着非常极高的威信。但更重要的是,他是士大夫之间的“粘合剂”。此时齐国高层最重要的矛盾,就是新兴的田氏士大夫,和旧有的宗族之间的矛盾,晏婴与田氏此时的掌舵人田桓子私交甚好,他本人又是旧宗族出身,因此多年以来,有他在,总能调解士大夫之间的分歧,让大家一心为国。而他本人也是个相当硬气的人,在齐庄公被害之后,众大臣摄于崔杼的权力,唯恐避之而无不及,唯独晏婴不惧,大摇大摆地来到崔杼家(齐庄公的尸体一直放在崔杼家大院),主动给齐庄公哭丧,崔杼气得拿着剑指着他,他却全然不惧,慨然和崔杼争辩,其浩然正气,让凶残的崔杼也不得不忌惮三分。当时的崔杼在杀害齐庄公后,在其门客的挑拨下,曾有自立为君的念头,但就是因为晏婴等一干老臣的存在,使崔杼不得不心存顾忌,最后选择了他以为能够操纵的杵臼为君,也就是齐景公。齐景公的接班,晏婴应该说有“间接功劳”。

晏婴不但很硬气,而且很有头脑。崔杼当权的时候,大肆诛杀前朝旧臣,他甚至命各大臣到太庙盟誓,表达自己的忠心,凡是拒绝的就当场杀掉。当天在晏婴之前,因为拒绝向崔杼效忠而被杀害的大臣,竟然有80多人,轮到晏婴了,他却全然不惧,慨然说:“我只向国君效忠,凡助纣为虐的,一律不得好死。”大庭广众之下,这等于是向崔杼公开宣战了,气得崔杼拿着剑顶着晏婴的胸膛,逼他屈服,晏婴却不慌不忙,说“就算是利剑穿胸,也不能改变我晏婴的志向”,说罢拂袖而去。当时的崔杼,真动了杀晏婴的念头,之所以不杀,主要因为晏婴在齐国民望太大,杀了恐怕引起反弹,虽然如此,在晏婴离去的路上,崔杼依然派人跟踪,看晏婴有什么反应,当时晏婴的车夫曾建议晏婴快马加鞭,离开是非之地,晏婴却说“如果我们走得很急,敌人一定会认为我们心虚,到时候灾祸就来了”。果然,见晏婴一路不慌不忙,不明虚实的崔杼始终不敢动手。崔杼之乱,齐国被杀的大臣累计有200多人,晏婴却能独活下来,殊为不易。

齐景公在登基之前,就知道晏婴的贤名,然而在崔杼的威逼之下,自然不能重用。何况晏婴虽然名气大,但是他手里没兵没钱,根本无法和崔杼抗衡,但晏婴手里,却有一样崔杼没有的东西——人心。在齐景公的授意下,晏婴表面上被远派到东阿当地方官,看似不掌权,其实却躲过了崔杼的耳目,之后主动出面,联络各路忠诚于齐国国君的宗族,在崔杼的眼皮底下,一个“反崔统一战线”的暗流,就这么形成了。

可仅有一个晏婴,显然是不够的,为了夺权,齐景公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借力打力。

崔杼之乱,在历史上被称为“崔庆之乱”,这里面的“庆”,就是崔杼的盟友兼帮凶——庆丰。

在崔杼杀害齐庄公的政变里,庆丰只是个帮凶,他和崔杼一样,是齐国的士大夫,因为不满齐庄公对庆氏家族的压制,因而伙同崔杼叛乱。但这个人是一个和崔杼同样有野心的人,叛乱成功之后,崔杼一手遮天,招惹了众怒,庆丰则躲在暗处,静等着崔杼犯错误,他就像一只躲在暗处的黄雀,在这场权力游戏中,静等着时机的到来。

庆丰的野心,齐景公也感觉到了,这人和崔杼并不是铁板一块,所以在晏婴走后,齐景公对庆丰极力拉拢,并且曾经允诺庆丰,只要除掉崔杼,你就是齐国的重臣。偏偏崔杼自己内部也出问题,崔杼能够得势,他的左膀右臂就是两个儿子崔成和崔疆,但在崔杼大权独揽后,两个儿子偏偏反了水,都想当崔杼的接班人,结果自己打了起来。眼见后院起火,崔杼无可奈何下,只好请庆丰帮忙平叛,大好机会庆丰怎么会错过,打着替崔杼平叛的旗号,庆丰派兵袭击了崔杼家,把崔杼一家人杀得干干净净,引狼入室的崔杼,在悔之晚矣后,也不得不含恨自尽,就这样,齐国的大权,从“姓崔”变成“姓庆”了。

但得势的庆丰并不知道,从他和崔杼自相残杀开始,他就已经注定了失败。崔杼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崔庆两家同气连枝,是铁板一块,现在这个联盟破裂了,齐景公是不会甘心做傀儡的,拿他开刀,也就是早晚的事情。

而这时候的晏婴,也为齐景公找到了一个生力军,那就是后来“田氏代齐”的主角——田桓子。虽然以后是仇人,但这时候面对崔庆的专权,田家却和国君一样是统一战线。田家不但有自己独立的武装,还有富庶的经济,这一切都足够改变双方的力量对比。公元前545年,在晏婴的串联下,齐国大家族公孙氏与田家合力,趁庆丰外出到自己封地收租的机会,对庆氏家族发动了突然进攻,猝不及防的庆氏家族大败。庆丰不得已流亡他国。而在此之后,因为三大家族力量均衡,谁都无法独大,垂拱而治的齐景公,也就真正掌握了齐国的大权,一个齐国重新争霸的时代,就此开始了。

<er">二</h3>

齐景公虽然早年做傀儡,但齐国的运气却好得很。多年以来齐国虽然内乱不止,可并没有招来“外国干涉”,没有像当年齐桓公去世之后那样被他国趁虚而入,主要原因,还是由于此时春秋战国格局的转化。

就在齐景公登基后的第3年,即公元前546年,发生了由宋国大夫向戎倡导的“弭兵之会”,在这场“春秋和平会议”上,两大传统霸国晋国和楚国达成了平分霸权的协议,齐国虽然无力争霸,但代表齐国参加会议的梁邱据的巧妙斡旋,使齐国的大国地位得到了列国的承认,并和秦国一样,免于向晋国和楚国朝贡,齐国也因此得到了难得的休养生息的机会。公元前545年庆丰被诛灭后,齐景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回了在东阿的晏婴,由他担任齐国的相国,开始了励精图治之路。

之后的故事,像许多史家津津乐道的“晏子治齐”,即晏婴在担任齐国相国后,通过各种除旧布新的改革,让齐国走上了重新振兴的道路,但他究竟有哪些措施呢?各种史家的记录,往往集中在“轻徭薄赋”“休养生息”上,其实晏子对齐国最大的贡献,就是促成了齐国的“封建化”。晏子担任相国的第一天,齐景公就向晏子询问治国之道,晏子却答非所问地说“请国君跟我一起微服私访一下吧”。结果,晏子领着齐景公上了街,到了一家鞋店里,齐景公吃惊地发现,鞋店里各种精美的鞋子,居然无人问津,相反倒是“假脚”非常地多,他问晏子是什么原因,晏子回答说:“齐国向来以酷刑治国,百姓被砍脚者甚多,不买假脚又如何生活呢?”

晏子的这则故事,后来一直被认为是臣子“讽谏”的典范,也就是晏子用这样一种方法,劝导国君轻徭薄赋,爱惜民力,但这个故事却还隐藏着另一个真相。这时期的齐国,面临着所有奴隶制国家在晚期都存在的问题:奴隶逃亡,按春秋时代的律法,要被处以砍脚的酷刑。也就是说在这时期的齐国,奴隶逃亡已经成为一个常态,与之相伴随的,就是整个奴隶制经济即将面临崩溃。而与此同时,齐国的国君,也面临着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在除掉庆丰时立下大功的田桓子。在庆丰覆灭后,田桓子把自己的钱财都分给了民众,自己闭门谢客,不过问政事。齐景公闻讯后,称赞说“田桓子真是贤人”,晏婴却冷笑说“田桓子比庆丰更可怕,庆丰敛财,田桓子散财,他要买的,是整个齐国”。在田家尚且是蛰伏期时,晏子就已经看到了这个家族的野心。所以,为齐国计,晏子任相国时期,首先在齐国实行了带有封建化色彩的改革。

晏婴的政策,其中核心的一条,就是重新分配土地。在齐景公之前,齐国几经宗室战乱,特别是崔杼、庆丰大肆屠杀大臣,导致大量宗室覆灭。晏子则因势利导,把这些覆灭宗室的土地田亩,大量分配给无地的农民,其中的许多人,就是当年这些宗室名下的奴隶。这样一来,国家一下子多出了大量的自耕农,可以用来征收赋税,国家的财源大大拓展。与此同时,晏子对于管仲时期订下的“盐铁专卖”,也进行了大胆的修改。当时齐国的盐铁业,因为奴隶主阶层的腐朽不堪,早变成了对老百姓横征暴敛的工具,当时的齐国东部,“盐民”的反抗此起彼伏,晏婴反其道而行之,把原来由国家垄断的食盐生意转包给私人。这样一来,老百姓只要每年向政府缴纳一定的“承包费”,就可以进行食盐贸易,自己的收入增加,国家的收入也大大增加,可谓两全其美。当然这个政策也带来了“副作用”,后来涉足此类生意比较多的,正是田氏家族为代表的新兴封建主们,他们从中大肆牟利,实力迅速膨胀,这是晏婴生前没有看到的。

晏婴的这些政策,都带有很强的封建化色彩,而且他也很注意步步为营,比如重新分配土地,范围只限于那些覆灭的家族,不触及现有家族的利益,因此遭到的反抗不大,反而落下了“爱民”的名声。而在为官之道上,晏婴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讽谏”。他的领导齐景公,虽然比之前的齐庄公、齐灵公都要强,但从能力上说,与早年的霸主齐桓公相比还相去甚远,虽然有心计有手段,但是缺点也不少,比如喜欢享乐,经常大兴土木,并且沉于女色,对于这些“劣迹”,晏婴的对待方法就是“正面不行,侧面来”,从来不正面和国君发生冲突,相反经常借小事向齐景公进言。比如有一次齐景公正在举行饮宴,酒过三巡之后,醉醺醺地问晏婴“我比齐桓公如何”。晏婴回答“齐桓公的身边是管仲和鲍叔牙,您的身边,是弄臣和女人,所以不可比”。又比如一次齐景公大兴土木,百姓因苦于徭役不能回家,因此大生怨言,晏婴就故意在齐景公面前唱歌“岁已寒矣,而逸不罢,如之何?”结果打动了齐景公,停止了正在兴建的工程,如此种种,千百年来史家不绝书,费尽心机的晏婴,足够难为了。

晏婴的“难为”,也终于得到了回报,在他当政的几十年里,特别是齐景公在位的前30年,齐国内政稳定,收入大增,军事实力增强,到公元前500年晏婴病故的时候,齐国实力倍增,成为足够与晋国叫板的强国。

<er">三</h3>

在实力增强之后,齐景公终于不再甘心做“大国”,而是要取代晋楚的地位,成为齐桓公时代那样的霸国,而齐国最主要的敌人,就是晋国。

齐国争霸的第一步,就是历史上津津乐道的“晏子使楚”。那是公元前544年,齐景公独揽大权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结好南方的楚国。当时的楚国,是齐国在南方的重大威胁,齐桓公时期“齐强楚弱”的形势已经是过去式,到了齐景公时期,楚国已经步步北进,甚至国土一度和齐国直接接壤,著名的“齐长城”,正是齐国为了防备楚国而修建的。齐国要想对付晋国,就要首先消除楚国的威胁。所以晏婴临危受命,作为使节出使楚国,这是一场足够让齐国扬眉吐气的出使。楚国先欺负晏婴个子矮,让晏婴从狗洞里进去,晏婴回答说“出使狗国,才能进狗洞”。之后面见楚灵王时,楚灵王故意问“齐国没有人了吗”,晏婴回答“我们齐国的规矩,出使大国用大人,出使楚国,用我这样的小人就行了”。而后饮宴的时候,晏婴的仆人被诬蔑偷盗,楚灵王嘲笑晏婴说“齐国怎么总出盗贼”,晏婴回答说“橘子生在淮南是橘子,生在淮北却长不出来,是因为水土不一样,楚国的水土,看来是养盗贼的”。三番较量皆压过楚国一头,楚国对晏婴大为敬重,因此也改弦更张,实现了和齐国的通好。这对于当时的齐景公有重要意义,从此之后,齐国的最主要敌人,就变成了西面的晋国。

而这时候的晋国,对齐国其实已经形成了战略包围的态势,齐国周围的鲁国、卫国、陈国、蔡国,都是晋国的附属国,齐国要想和晋国争雄,就必须要打破这个包围圈,要打破包围圈,核心就是要争取鲁国。在晏婴出使楚国成功之后,公元前543年,齐景公又邀请鲁昭公来齐国会盟,对于齐国来说,这是一次“一箭双雕”的会盟。这时期的齐景公,在信用晏婴的同时,又宠信了田开疆、公孙杰、古冶子3个宠臣,这3个人是当时的猛士,有勇冠三军的气概,也曾多次立下战功。齐景公起初用他们,是为了压制晏婴的威望,避免晏婴权力独大,但日久天长,这3个人飞扬跋扈,甚至经常拿着国君不当干部,搞得齐景公叫苦不迭。趁会盟鲁昭公的机会,晏婴定下了“二桃杀三士”之计。他故意在会盟中说,齐国桃园里结了6个金桃,请两个国君食用,结果齐鲁两国国君各吃了一个,晏婴和鲁国相国叔孙诺各吃了一个,剩下的两个,分给3个宠臣吃,两个桃子,3个宠臣当然没法分,结果3个宠臣互相表功要求吃桃,最后竟然为此纷纷自尽。略施小计,既除掉了自己的政敌,又在鲁国国君面前展示了自己的手腕,此情此景,自然让鲁昭公大为叹服,结果鲁国和齐国结成了盟友。齐国退还了先前占有鲁国的国土,两家从此双赢。值得一提的是,儒家宗师孔子,也作为鲁国的大司寇参加了这次会盟。

在拉拢了鲁国之后,齐国和晋国之间的冲突日烈。但是在早期,齐国还是暂时处于守势,尤其是晏婴担任相国的时候,一再倡导“不战而屈人之兵”,轻易不发动战争。而晋国自然也不能坐视齐国的强大,就在齐国与鲁国结盟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542年,晋国随即联合燕国,从西线和北线两面,发动了对齐国的进攻。战报传来,齐景公起初十分慌乱,甚至懊悔不该杀掉田开疆等3个猛将,搞得现在国家无将可用,这时候晏婴却为他推荐了一个能将——田穰苴。但齐景公一开始不想用他,因为这个田穰苴是田桓子的族弟,而田家此时正为齐景公所忌惮。可是随着战局紧急,聊城、东阿等地都丢了,形势比人强,田穰苴也就因此挂帅了,齐景公还是不放心,特意命令自己的宠臣庄贾做监军,监督田穰苴打仗,但对田穰苴来说,这样可谓“睡觉送来枕头”,他本来作为田氏宗亲,地位就不高,要打胜仗就要立威,偏偏庄贾又是个不守纪律的人,上任第一天,田穰苴点将他就迟到了,田穰苴二话不说,立刻按照军规把庄贾处斩。此举立竿见影,齐军上下纪律严明,人人奋勇争先,果然一举挫败晋国进攻,这是自晋文公重耳以来,晋国在齐国面前吃到的第一次败仗,齐景公也因此感到扬眉吐气,战胜后的田穰苴被委任为大司马,掌握了齐国兵权,他就是后来被历代兵家所推崇的军神——司马穰苴。

在公元前542年战胜晋国之后,齐国迎来了自齐桓公以来国家最好的形势。文有晏婴主政,武有司马穰苴领军,又有梁邱据这样能言善辩的外交家,真个是群英荟萃上下一心,其国力显蒸蒸日上之势。但是在司马穰苴得胜后,晏婴却反对乘胜追击,因为此时齐国的国力还不足以支持和晋国的长期战争,养精蓄锐才是最好的选择。这以后,齐国就和晋国展开了“和平竞赛”,对内安心发展生产,积聚力量,这时候的晋国,却正好是士大夫坐大,内乱不止的时期,双方的实力对比此消彼长。公元前530年,晋昭公登基,力图再次确立晋国的霸业,因此邀请齐景公在平丘举行会盟,平丘在当时卫国的地界,为了压倒齐国,晋昭公动了血本,一下子出动了4000辆兵车,并派使者威逼齐景公,要齐景公必须参加。面对晋国咄咄逼人的攻势,齐景公深知此时齐国尚无力和晋国较量,因此选择了屈服。但是在会盟上,齐景公敏锐发现,此时晋国的大权,已经日益掌握在韩赵魏知范公孙等“六卿”手里。事后他对晏婴感叹道“一个团结的晋国,才是最可怕的”。因此齐国争霸的时机,就是等待晋国的不团结。

当然,在等待晋国“不团结”的这些年里,齐景公也没有闲着,在平丘会盟3年后,即公元前526年,齐景公首先发动了对齐国南部的徐国的战争,战争的结果,就是苏北的大片土地因此落入了齐国的手中。公元前522年,卫国发生了内乱,齐景公乘机插手,接纳了流亡的卫国国君卫灵公,并以国君的礼节接待他。这件事让齐景公在诸侯之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俨然成了“山寨版”的齐桓公。公元前520年,此时已经强大起来的吴国,开始进攻齐国的邻国宋国,齐景公又毫不犹豫地出手,帮助宋国把吴国打败,这几次行动的意义都非同小可。宋国和卫国,原先一直是晋国的重要盟友,经过这两次事件,全被拉到了齐国的一边。当然齐景公的这些行动也有失败的时候,比如公元前517年鲁国发生政变,鲁昭公被赶了出来,齐景公本想帮助鲁昭公复国,却在鲁国军民的反抗下失败了。但即使如此,原先晋国的盟友们,日益被齐国分化瓦解,双方的力量差距,也在一天天缩小。

齐景公的机会,在公元前506年的昭陵会盟后再次到来,昭陵会盟,是晋国力图重振霸业的重要一步,这次晋国召集了18个诸侯国,宣布“向戎弭兵”时晋楚“平分霸权”的协议作废。晋国要联合中原诸侯一起攻楚,熟料雷声大雨点小,与会的诸侯国并不支持。为了立威,晋国灭掉了不听自己号令的沈国,此举让晋国在诸侯中声威大减,而蒸蒸日上的齐国,却大有取代之势。不久之后,一直是晋国铁杆小弟的郑国,也倒向了齐国一边。这时候的齐国,还是没有贸然开战,因为此时晋国有一个能征善战的统帅——士鞅。而齐国的名将司马穰苴,早就因为齐景公的猜忌郁郁而终。公元前502年,晋国元帅士鞅病逝,晋国“六卿”的权力分配出现裂痕,齐景公终于认定机会到了:开战!

对于这次行动,长期主政的晏婴还是极力反对的。晏婴认为,晋国当时属于公卿专权的局面,如果任其发展,他自己就会走向分裂,现在贸然开战,反而会让晋国团结一心。但一心要争霸的齐景公不听,毕竟他已经等待了大半辈子,此时正是最好机会,又怎可放弃?结果,齐景公在临淄集结部队,首先对晋国的边境聊城开战,一举拿下了聊城,虽然因为晋国的反抗,齐国直捣邯郸的战略计划没有实现,但齐景公却信心膨胀,认为齐国恢复霸业的机会终于来了。

晏婴去世后,齐国和晋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转变。先前是齐国加强防御,防备晋国的进攻,现在却换成了晋国大力防备齐国。为了防止齐国攻占邯郸,公元前497年,晋国士大夫赵简子把邯郸人口强制迁往晋阳,引起了其他士大夫的反对,几路士大夫相互内战,晋国陷入了内乱之中。公元前496年,齐景公扶持晋国国内的范氏和中行氏,对抗当权的赵氏,借机再次出兵,但是赵氏的掌舵人赵央极有能力,在齐国出兵干涉的情况下,他依然以攻为主,而齐景公与鲁国、卫国联合组成的东方反晋联军,过度为自己打算,总想等着晋国内斗到一定程度,再坐收渔翁之利,在公元前493年的河南濮阳之战中,被赵央打败。这一战齐国损失相当惨重,几千石军粮,都成了赵央的战利品。公元前491年,赵央攻打中行氏盘踞的邯郸,齐景公再次出兵,企图牵制赵央,谁想中行氏太不争气,丢了邯郸城,“围魏救赵”没救成,齐国反而再次被晋国打得大败。

齐景公几次对晋国的军事行动,虽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但是也捡了许多便宜。齐国和晋国接壤的大片国土,包括原本依附于晋国的邢国(河北邢台)以及山西壶口,都成了齐国国土。齐景公晚年的齐国,已经拥有了山东、河北、山西的大片土地,俨然成为北方第一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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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想着恢复霸业的齐景公没有想到,他一生把精力投入到争霸事业的时候,自己的后院却起火了——齐国陷入了内乱,内乱的主角,就是著名的田氏。

齐景公时期的齐国能够振作,关键就是齐国主动进行了封建化改革,而在这场改革中,受益最大的却是田氏。早在齐景公在位的早期,即公元前532年,田氏就发动了驱逐齐国旧贵族高氏、峦氏的战争,当时的齐景公力图利用田家来打压旧贵族,因此对田家采取了支持的态度,但得胜后的田家,却日益尾大不掉。晏婴为相时,虽曾多次提醒齐景公警惕田家,但是他也没有太多的好办法,只能通过改革来增强齐国的实力,但同时田家也在改革中大得利益,因为改革,大批的奴隶主贵族权力被削弱,田家权力却日益膨胀。特别是在齐景公对晋国的战争中,立功最多的就是田家的掌门人田乞。公元前490年齐景公去世后,田乞发动政变,杀害了高、国两大家族,正式成为齐国的相国,独掌大权。姜氏齐国在齐景公40年霸业辉煌后,就是“田氏代齐”的日益萧条和悲凉。

正文 第十章 春秋“诸侯”怎样被架空

春秋时期的政治,从整个发展脉络上看,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大权是在往下走的。在春秋的大部分时间里,虽然有尊王攘夷的口号,但结果却是周天子几乎是名存实亡,国君们日益不拿天子当干部。在春秋的240年间,国君们对周天子越来越嚣张。但凡事都有报应,事实也正是如此,这样的报应,很快就落到了国君身上,割据一方称王称霸的国君们,随着争霸战争的延续,他们也惊奇地发现,自己手中的权利,已经逐渐被手下的士大夫们所剥夺,当年他们架空周天子的过程,而今也在他们自己身上重演。许多大国之所以要求停止战争,以至于促成了向戎弭兵会议,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家的权力,已经由国君下面的士大夫来把持了,对于他们来说,频繁的战争,只能给更多人立功的机会,以至于分散自己的权力,所以和平也就成了大多数国家的愿望,从老百姓到实际掌权者。这种国君权力衰弱的过程,就是春秋历史权力演变中著名的“政在私门”。

而“政在私门”这种局面的出现,对于整个春秋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在从春秋到战国的历史转换中,“政在私门”的现象,也是一个历史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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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在私门”现象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在春秋争霸战争里,国君之下士大夫权力的扩大,而深层的原因,却是因为春秋时期诸侯国的政治制度。

春秋诸侯国的国君之下,主要包括了卿、大夫,这些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和诸侯们一样,拥有国君赏赐给他们的领土封地。在他们的封地里,他们拥有独立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而这些领土封地的统治者,都是这些卿大夫的家族宗室们,也就是说其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而他们的发展壮大,却要拜此时仍然存在的西周宗法制所赐。西周宗法制在行政区划上的核心内容,就是所谓的“天子立国,诸侯立家”,即天子分封土地给诸侯,诸侯再分封土地给更下面的卿大夫。在西周之前,诸侯的卿大夫们的力量特别有限,因为此时没有战争,他们很难通过立功手段获得更多的封地,因此远远不能和诸侯们抗衡,在整个政治中的话语权,也就特别有限。但是从春秋时期开始,在越来越多的诸侯战争中,诸侯们为了笼络下面的卿大夫,总是用分封土地的方式,来换取他们的效忠,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越是在战争中得利的大国,获得封赏的卿大夫也就越来越多,卿大夫的实力也就越来越扩张,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齐国、楚国、晋国,晋国的六大卿大夫,最后把持了政权,楚国在楚庄王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也是由若敖氏来掌握国家政权的,所谓的楚王基本就是傀儡。齐国的局面更乱,齐景公之前连续3个国君死于士大夫的夺权斗争里,崔杼、庆封两个卿大夫轮流坐庄,让齐国的局面一度混乱。到了春秋晚期,这些在历次征战中壮大起来的卿大夫们,有相当一部分的已经把国君架空了。一面是实力衰弱的国君,无力进行分封,相反则要搞内部斗争,消除卿大夫权力对国君权力的威胁,另一面是羽毛丰满的卿大夫,也需要足够的时间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诸侯国之间的矛盾,已经被诸侯国内部的矛盾所取代。春秋末期,大国的诸侯战争已经停止了,主要的战场,转向了新兴起的国家,比如吴国,越国这些暂时不存在这种问题的国家。

卿大夫在尾大不掉的同时,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位置,也需要在自己的封地内部进行再次分封,也就是所谓的利益再分配。春秋时期的卿大夫们,其内部分为“侧室”“贰宗”“小宗”等组织。比如鲁国季孙氏的手下,有侧室公孙氏;晋国赵穿一族,就是赵氏的侧室。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局面下,从诸侯——卿大夫——侧室这三个结构中,国家是越分越零散的。这些所谓的侧室,因为实力更加弱小,成为了卿大夫的铁杆死党,他们死死地把自己捆绑在卿大夫的权力体系上,也正因如此,国君们的根基底部,就被卿大夫以及下面的侧室们挖空了,国君被挖空,被夺权也就因此不远了。

卿大夫们的这种宗族组织,在当时叫做“家”。这里的“家”,并不是传统的家庭,而是士大夫的势力宗族,这是卿大夫们的基础势力单位,这个单位经济、政治、军事合一,是当时卿大夫阶层独大的主要方式。卿大夫的“侧室”“贰宗”等组织,几乎都是存在于“家”这个组织之中的。这种组织单位,就好比是一个吸收能力很强的海绵,在西周的初期,还只是小小的一块,但在春秋的大浪淘沙之中,他把几乎所有的力量都吸附了进来,力量日益膨胀,到了春秋末期,已经足够威胁国君的统治了。

作为“家”的首领,卿大夫们在自己的“家”中,也就是君主,他们在家里就是被称为“主”,这个主的权利,几乎属于“三权合一”。在宗法上,他们是一族的首领;在政治上,他们是这块土地的君王;军事上,他们又是一支军队的统帅。到了春秋末期,许多卿大夫的实力,甚至超过了国君。战国诸子百家的墨子,就曾经把吴王夫差、宋王偃、中山王尚等诸侯和范吉射、智伯谣、中行云三个卿大夫合称为六君,也就是说在墨子的眼中,这些膨胀起来的士大夫们,俨然已经具有了和国君平等的地位。

<er">二</h3>

有了和国君平等的地位,卿大夫们也自然要建立起和国君平等的机构组织。在卿大夫的“家”中,其统治机构,从西周到春秋,总体趋势是从简单到复杂,最后到特别复杂,复杂到一定程度后,他们就干脆从家变成了国家。春秋晚期的卿大夫们,其“家”中的官职设定,几乎和诸侯国中的政府一样,比如鲁国掌权的卿大夫季氏,就把在鲁国朝廷里的机构,称为“外朝”,把在自己家中的机构,称为“内朝”,可谓是两个朝廷,一个领导。而在卿大夫的“内朝”之中,协助卿大夫们处理各种事情的大臣,就是通常所说的家臣,其主要官职,包括中属大夫、家宰、邑宰,这是家臣中地位比较高的官衔,主要负责替卿大夫们处理封地内的事务和中央家族的事务,这些人的身份,叫做“士”,他们的崛起,也是春秋权力演变的一个重要内容。与此同时,卿大夫们也拥有独立的武装力量,比如晋国的范氏、栾氏、齐国的田氏,他们发展的一百多年,主要的特点就是自身武装力量的不断增强。在春秋中期,晋国的卿大夫西客就曾带着自己的私人武装力量,发动对宋国的战争。与此同时,楚国的卿大夫若敖氏,也以自己的武装力量攻打齐国,一度占领了齐国的都城临淄,杀掉了齐国掌权的卿大夫庆封。在春秋中期以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掐架,已经不止是国家和国家的矛盾,更掺杂了不同国家之间卿大夫的矛盾,有时候一些卿大夫之间的私人战争,出动兵力的规模,甚至要比国家战争还要惨烈。比如齐国卿大夫庆封和楚国卿大夫若敖氏的战争,双方在齐国都城临淄发生会战,动用的战车总数达到了1800多辆,兵员加起来近十万人,这个规模已经超过了春秋时期大多数大国之间的战争。除了在外面互相掐以外,各国国内的不同卿大夫,也频繁地发生夺权战争。比如齐国就是因为连续7次的夺权战争,差点导致亡国。而随着卿大夫威权的扩大,那些卿大夫的土地、人口、军队规模也在不断增大,家臣们所执掌的权力也越来越大,为了不让家臣们有样学样,学自己去架空领导,卿大夫们也势必要在其“国”内进行各种行政上的改革,改革的目的,就是把权力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里。

春秋卿大夫的“家”内改革,开始于春秋时代中后期,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建立自己的绝对集权。在春秋中后期,卿大夫的改革方式,主要是统一赋税,确立军队的绝对指挥。卿大夫下面的家臣们,一般不具备独立指挥军队和掌握赋税的权力,所有的权力都来自于卿大夫的授权,这样一来,封建制中央集权国家的雏形,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卿大夫有了绝对控制的权利。当时的春秋,卿大夫的势力,也就日益牢固起来,成为架空诸侯国君的主要力量,那些卿大夫们,也不再满足于让自己的“家”尾大不掉,相反非常期待能够给自己的“家”前面再加一个字——“国”。

而卿大夫们的崛起,还和春秋晚年越来越激烈的奴隶暴动有很大的关系。随着传统奴隶制阶层的瓦解,大规模的奴隶暴动频繁发生,在这样的局面下,奴隶主贵族的实力遭到了进一步的削弱,那些拥有“家”的卿大夫们,顺应这一潮流,采用收买人心、减轻赋税、采取新的土地租赁关系等方式,招募大量的逃亡奴隶为自己所用,甚至有的卿大夫,还主动策动奴隶造反,再趁机从中渔利。比如齐国田氏的田桓子,就是通过策动政敌高氏属地里的奴隶造反,顺利地诛杀了高氏,并将其属地和人口收归己有。而对于当时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奴隶们来说,他们并不懂得伦理纲常,也不在乎谁是正统,他们唯一知道的,就是谁对自己更好,卿大夫们收买人心,减轻民力的做法,很容易就得到了底层老百姓的心。春秋时候的诸侯国里,那些实力膨胀,尾大不掉的卿大夫们,不管身后的评价如何,在当时他们都是名声非常好,深受底层老百姓欢迎的人,得民心的卿大夫们,也注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得到他们梦寐以求的江山。

<er">三</h3>

卿大夫们夺权的另外一个助推力量,就是士。

士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阶层,从奴隶制开始时期,他们就存在,但是很长时间以来,士都是一个非常低级的阶层。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士的地位空前提高,最终成为了卿大夫阶层夺权的利器,所谓“士为知己者死”的说法,就是从春秋开始肇始的。

士的群体,在夏朝和商朝两朝的时候并不多,只不过是少数奴隶主家中豢养的保镖,他们的地位,也仅仅是比底层的奴隶们稍微高一些,甚至不如城市的平民和自耕农。士的开始崛起,是在西周取代殷商之后。当时的西周政权,就是一个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而西周时代的士,大多数都是西周原始社会末期各路酋长的亲兵武士。随着西周的建立,原来这些原始社会的酋长,一下子变成了新兴的奴隶主贵族,士的身份也就水涨船高。西周时期的士,已经有了和平民们平等的地位,但是他们的真实身份,还是奴隶主贵族的私人财产,只是在当时,他们已经作为一种“批量化产品”存在,不再是夏商时期的稀缺品种,西周时期分封诸侯,与夏商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被分封的每个诸侯,不但可以获得土地,还可以被赐予大量世代为他们效力的“士”,这些士,大多数都是在战场上立有战功的士兵们。这样,原本是仅仅比奴隶高一个等级的士们,就成了西周奴隶主阶层里的最底层,虽然此时的士,已经有了自己的土地和财产,甚至有了高于平民的社会地位,但是在奴隶主贵族内部,他们还是不被人待见的群体。人都是希望被人待见的,渴望得到更多权利的士,在春秋时代开始后,逐渐找到了能够满足他们心愿的主人——卿大夫阶层。

士和卿大夫的合作,归根结底,还是由被架空的国君们自己造成的。作为“最弱贵族”,士在国君的眼中还依然是“使用品”,想扔就扔想送人就送人,所以这些士,在春秋早期,经常被国君们用来赏赐属下的卿大夫。一些比较出色的士,因此成了卿大夫的家臣。虽然从行政关系上说,这是从中央“贬”到了地方,但是从身份上说,这却是宁为鸡头不做牛尾。成了卿大夫家“鸡头”的士们,很快如鱼得水,凭借其出色的能力,渐成卿大夫们最为倚重的势力,比起旧奴隶主贵族对士们的不待见,这些新兴的卿大夫们,很注意对士的拉拢,对于那些为他们效力的家臣,他们不但给予地位上的提升,绝对信任的荣宠,更通过通婚等方式,密切双方的联系。士与卿大夫的最早通婚,发生在鲁国季氏,当时的季氏将自己偏房生的女儿嫁给家臣,这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但宗法制时期所形成的奴隶制等级关系,也就在这个过程里一步步被打破。

在当时春秋的等级体系里,士的地位位居卿大夫之下,位列平民之上,属于春秋社会的中坚力量。在当时的晋国,在晋文公重耳时期,第一次出现了士掌握土地的局面,当时的说法叫“士食田”。《左传》上更记录在鲁桓公时期“士有奴隶子弟”。也就是说这时候的士,不但已经拥有了足够的土地,也拥有了可以供自己驱使的奴隶,成了整个春秋时期的新富阶层。而士的这些所有,大多都是牢牢捆绑在卿大夫的“家”中,是卿大夫集团内部集权体系的附属品。经济地位的提升,也让士的实力进一步增强。春秋时候的士,在参加战斗的时候,他们的武器和粮食都是自备的,在卿大夫实力比较弱的时候,他们只能当炮灰,但是随着卿大夫阶层的崛起,在卿大夫和国君之间的权力博弈中,士,却成了压弯天平的最重要的一棵稻草。

在春秋的早期,士固然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和财富,但是他们的角色,只是替奴隶主贵族冲锋陷阵,可以说送死他们要去,黑锅他们也要背,而一旦士阵亡了,个别没良心的奴隶主们,还会趁机收回他们的土地和人口。世态如此炎凉,奴隶贵族控制的士,自然大量流失,与此相反,卿大夫阶层对士却大加笼络,原本在奴隶主贵族内部身份低贱的士,到了卿大夫的“家”中,却得到了绝对的信任和权力,卿大夫“家”内部的家宰等要职,都是由原本地位低下的“士”来担任的,对于士来说,这是一种很强的激励:虽然只是卿大夫的家臣,但一旦卿大夫的“家”变成国家,那么作为家臣的他们,也就能够摇身一变当上公务员,成为地位崇高的“卿”。这样的诱惑力,对于长期遭到歧视的士来说,无疑是非常巨大的。这比土地和金钱更加具有诱惑力。

所以在春秋后期,士的追求,就从原先的为奴隶主贵族“执王命”,变成了这时期的“陪臣执王命”。也就是说,打着“执王命”的旗号,真实的做法却是“陪臣”。而且也有很多的士,在长期的积累中,随着实力的提升,开始去反抗自己头顶的卿大夫。比如鲁国季氏的家臣阳高,在背叛自己的主人时,他的手下已经有了一个自己的小政府,并且自己豢养了大批的家臣,他和季氏的战斗打得异常惨烈,可见当时的士,已经具有了相当强的实力。而且许多的士,在地位提升以后,也开始自由地去选择自己的主人。比如晋国时候著名的“死士豫让”,他最早是范氏的家臣,因为范氏对他很轻慢,所以就离开了范氏,投奔了另一个卿大夫智氏,因为智氏给予了他崇高的礼遇和待遇,所以他之后誓死为智家效力。良禽择木而栖的观念,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在春秋后期,士的变化有两种,一是不再处于奴隶主贵族的底层,相反成为了新兴卿大夫阶层的中坚力量,对于卿大夫来说,谁能拥有出色的士,谁就能在争斗中从此立于不败之地。第二就是士已经不再是奴隶主们可以随意转送的产品,相反拥有了独立的地位,可以自己选择效忠的主人,并且在遭到主人的不公正对待后,他们也有足够的实力进行反抗。对于急于夺权的卿大夫们来说,士既是他们忌惮的力量,又是他们急于拉拢的对象。从利益共同点上说,士和卿大夫有着相同的利益,他们都是从旧体制里脱胎而出的新阶层,传统的国君奴隶主们,是他们共同的敌人。这种利益关系,也使得他们因此结成了统一战线,在后来的卿大夫夺权运动里,士其实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而在这个过程中,士本身阶层也在分化瓦解之中,高下的分化特别厉害,比如著名的儒学宗师孔子,他和他的学生都是士,都是穷得叮当响的士,他们周游列国,得不到土地和人口,一生不得志。但是在当时,士已经不仅包括那些横刀立马的武士们,还有武功高强的游侠,更包括了大量文化群体,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几乎都是作为“士”的身份出现的。他们的来源也更加驳杂,比如孔夫子,他的祖先是鲁国的大贵族,但是到他这一代却成了士,等于是破落了。又比如孔子的弟子子贡,他原本只是一个普通平民,但靠着经商致富后,他有了士的身份,而且富可敌国,成为能够带着大批车马招摇过市的“暴发户”。孔子的另一个弟子子路更惨,他是自耕农出身,后来也在鲁国做到了高官,这些鲜明的事实,昭示了整个西周宗法制社会完全崩溃的过程,对于中国新国家体制的确立,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对于春秋时代的伦理纲常冲击最大的,是大批没有任何贵族背景,出身卑微的士,不断有人飞黄腾达,做到诸侯国的高官,卿大夫的家臣,建立自己不朽的功业,这不止是这些人本身的“个人励志故事”,更是整个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变化,中国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从此开始出现了条条缝隙。在这个乱世之中,哪怕是卑微的小人物,也有可能成为凌驾于贵族之上的人上人,这个任何人都能成功的时代,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代。而受到冲击最厉害的,就是从夏朝时期开始确立的中国世官制度,即官员的世袭制度。比如孔子,他和他的学生都在鲁国做官,但是他们的官职并不是世袭的。因世官制度国家行政体系的划分也因此出现了重大变化。在春秋初期,官员并没有“文官”“武官”的区别,通常都是文武合一的。随着士的出现,尤其是士的身份的分化,大批士进入权力的高层,中国传统行政官职的划分,也开始出现了分化,文职和武职之间的区别日益明显。比如春秋晚期的鲁国、齐国,最早出现了文官和武将之间的区别,同样级别的官员,也从此有了文职和武职的不同分工。而更重要的是,因为大批士的活跃,在当时的各国出现了一批出身于宗法制度之外的,不具备任何世袭官职的武装力量,这些力量往往从属于卿大夫,成为卿大夫扩充权力的重要保证。宗法制的崩溃和新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都是从此开始的。而随着卿大夫权力的日益膨胀,国君被架空,在春秋后期,比如晋国这些国家,他们的国家大权,主要掌握在执政的卿大夫手中。卿大夫们的真实角色,就是国君,而从属于卿大夫的士,即卿大夫的家臣们,也就变成了原来的卿大夫。但是这些人更希望能够获得名分,为了这个名分,大规模推翻原有国君的政变,也就变得不可避免。

正文 第十一章 吴越争霸细解读

在向戎弭兵之后,作为春秋诸侯争霸“主旋律”的晋楚战争,已经基本停止了,大规模的争霸战争暂时停歇,但是局部战争却依然在继续。北边的晋国和齐国之间时有战争发生,南方的楚国和吴国也爆发了军事冲突。实际上,春秋诸侯的争霸,并没有真正偃旗息鼓,只是转移了主战场而已。而春秋晚期的争霸主角,也由早先的晋国、楚国、齐国、秦国,转化为这时期的吴越两国。

说到吴越两国,后人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是因为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伍子胥攻破楚国国都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说陌生,是因为长期以来,许多历史资料中并没有讲明这两个国家的来龙去脉。对于不熟悉春秋历史的朋友来说,他们仿佛是突然冒出来的新势力。其实这两个春秋战国早期的小角色,却是历史悠久的诸侯。在弭兵之会后,晋国和楚国都已经无力再继续争霸战争,中原大地获得了暂时的平静,争霸战争的主战场,却转到了中国东部的江南地区——吴越争霸。这两个早期的小角色,却是晚期春秋争霸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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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霸业中第一个冒头的,是吴国。与一直压在他们头上的楚国相比,吴国虽然比较小,却是一个根正苗红的诸侯国。

吴国的政治中心,就在今天的江苏苏州一带,吴国人的祖先,就是周文王的叔叔季历。当年在周王室的内部争权中,季历这一支宗族逃到了江苏南部,在当地扎根安家,和当地的“荆蛮”杂居,并在当地蛮族的拥戴下立国。到了吴国第五代君主周章在位的时期,西周王朝已经建立,西周开国国王周武王得知吴国立国之后,索性顺水推舟,册封他为当地的诸侯,此外周章的弟弟被封在虞国,成为虞国的国君。虽然是根正苗红的周王室宗族,但在中原诸侯眼里,吴国同样一度是“蛮夷”。当时的江南地区蛮族林立,生产力落后,吴国的经济实力和国土版图,都无法和中原诸侯国相比,春秋早期,吴国露脸的机会很少,大多数时候都是看热闹的角色,没有实力参加中原争霸。

吴国开始冒头,是从春秋中期开始的。当时的吴国,经过几代君王的励精图治,已经是春秋列国中的“中等发达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吴国虽然一直被看作“蛮夷”,但历代国君执行的,都是“华夏化”的政策,努力学习中原先进的礼仪,文化制度,并积极学习中原的农业生产经验,吴国实力的壮大,起于他们积极在江南推广农耕文化,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到了春秋中期,吴国的礼仪、经济、文化,都基本与中原诸侯国无异,已经是一个华夏化的文明国家。春秋中期,吴国开始了第一次北上扩张,他们向北攻打中原小国朱国,并且顺势杀入到鲁国境内,一路势不可挡,后来在齐国的干涉下,才不得不退兵。当时鲁国的执政者季文子感叹:“中国不振作,以至蛮夷入侵。”此时在中原士大夫眼里,吴国虽然是周王室后代,却还是一个蛮夷国家。

但此时的吴国,经济和军事实力,都已经相当发达。当时吴国的冶炼业独步春秋诸国,吴国青铜剑的锋利程度,也是远近闻名的。吴国本土也开垦了大量的荒地,值得一提的是,吴国还完成了春秋时期著名的水利工程——刊沟。它连接了长江与淮河,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条著名的人工运河,后来隋炀帝开挖京杭大运河时,也首先选择了疏通这一条水道。这时期的吴国,已然成为一个经济繁荣,军事实力强大的新兴势力。在晋国楚国实力衰弱的局面下,吴国注定会有扮演主角的一天。

最先体会到吴国实力的,就是楚国,这是吴国的老邻居。春秋早期楚国扩张时,吴国一度被打得很惨,甚至吴地的大部分地区都被楚国占有。但吴国人非常顽强,楚国虽然数次动兵,却不能将吴国彻底平灭,相反吴国却越战越强,成为楚国的大敌。在弭兵会议召开的时候,吴国已经开始转守为攻,不断骚扰楚国边境了。吴国的崛起,也引起了楚国的宿敌晋国的注意,吴王寿在位的时候,和晋国正式互通使节,建立了联盟关系,晋国大臣申巫臣还帮助吴国训练军队。尤其重要的是,在和晋国建交之前,吴国军队还是以步兵为主,这种部队组合方式应付山地战绰绰有余,却无法抵御中原诸侯的战车。申巫臣将战车作战的战法以及战车的制造方法都告知了吴国,这在吴国军事历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在晋国和吴国建交以前,吴国名义上还是楚国的附属国,虽然小有摩擦,但大多数时间还是听命于楚国,在晋国的策动下,吴国与楚国之间战争的规模日益扩大,获胜的次数日益增多,楚国之所以接受“弭兵”的要求,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到吴国的掣肘和攻击。

虽然地位日益重要,但这时期的吴国,在春秋版图里还只是一个搅局者,并非主角,他成为主角,源于一个事件:公元前514年的公子光刺杀事件。

这个事件说来话长,简单点说,就是楚国在位的楚平王听信谗言,废掉了原来的太子建,杀害了太子建的师傅伍奢,伍奢的儿子伍子胥亡命到了吴国,为报血海深仇,伍子胥决心借吴国之手来灭楚。但这时期的吴国,在位的国君是吴王僚,这不是一个胸怀大志的英主。吴国的国力也暂难与楚国抗衡,为了达到目的,伍子胥与吴国宗室公子光合谋,启用刺客专诸刺杀了吴王僚,拥戴公子光登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公子光刺杀事件”。之后公子光成为吴国国君,他就是吴王阖闾。

吴王阖闾在位的时期,是吴国霸业达到顶点的时代。这时期的吴国,要想争霸,尤其是要想击败强大的邻居楚国,面临的困难还是很大的。一是地方狭小,战略空间有限;二是经济落后;三是军事力量差距太大。吴王阖闾的政策,首先在于稳定内政,他任命伍子胥为相国,发展生产,伍子胥在这时期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兴修了江南地区的水利系统,江南地区“鱼米之乡”的地位,就是从这时期开始形成。与此同时,吴国大力奖励垦荒,拓展荒地。值得一提的还有另一个人——伯喜。此人也是楚国逃亡贵族,经过伍子胥的推荐被任命为大夫,一直以来,他都被看做一个奸诈小人。但此人能力极强,吴国发展经济的种种方略,大多由他参与执行,特别是后来吴国的历次用兵,他对保证物资供应,转运粮草等贡献颇多,是个称职的“后勤部长”。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阖闾也没有忘记对军队的整顿,大军事家孙武因伍子胥的推荐被任命为将军。孙武到任后,首先整肃军纪,杀掉了不服从军令的阖闾宠妃,树立了军中的绝对权威,继而制定了严格的军事条令,使原本涣散的吴军,渐成一支能征善战的劲旅。

饶是如此,小小的吴国想战胜强大的楚国,依然是很困难的。楚国地广人多,可以募集百万军队,中原诸侯联合抗楚尚且困难,以吴国一国的实力又谈何容易?吴国的主要策略是剪除楚国的羽翼。在与楚国全面开战前,吴国已经北上灭掉了原本附属于楚国的许国,并迫使蔡国、唐国倒向吴国。此时势力衰弱的楚国,对这一切虽然郁闷,却无可奈何。到了公元前506年,楚平王去世后楚国内乱,讨伐楚国的时机成熟,吴军以孙武为大将,伍子胥为副将,沿着淮水流域西征,以6万大军向楚国的百万大军开战。在这场战争中,吴国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以大军事家孙武领军,一路牵着楚国鼻子走,五战五捷,相继重创楚国主力。特别是在柏举之战中,通过各个击破吃掉了楚军主力,大破楚国数倍于己的大军,一举攻克楚国首都郢都。春秋时代的超级大国楚国,就这样被吴国端了老窝。

郢都之战,让吴国的威望达到了顶点,之后虽然楚国在秦国的帮助下成功复国,但元气大伤,暂时退出了春秋争霸的舞台。此时北方的诸侯国中,晋国苦于内乱,齐国势力衰微,秦国偏安西北,放眼望去,似乎已经无人能和吴国抗衡。但新的对手,却在吴国霸业达到顶点的时候悄然出现了。就在吴王阖闾驻兵楚国,享受着横扫天下的快意时,却不料后院起火,吴国南方的越国趁机偷袭吴国老窝,阖闾不得不回兵救援,彻底灭掉楚国的机会,就这样功亏一篑。

不甘心的阖闾,决心解决越国这个麻烦。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亲率大军征讨越国。吴国开局顺利,节节胜利。但越国国君勾践也不是省油的灯,在浙江嘉兴南部设伏,一举击败吴军,吴王阖闾本人也在战斗中受伤,归国之后不久就去世了,结束了他短暂的霸王生涯。

这个在吴王阖闾霸业顶点时期,给予他致命一击的越国,又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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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国同样是春秋早期的一个小角色,比起吴国的“根正苗红”来,他们的身份很不起眼。按照许多史料的说法,越国的宗族,是大禹的后代,被夏朝的少康封在了浙江会稽地区。也有说法是,越国的宗族是楚国王室的一支,所以在南方的版图范围里,吴国亲晋国,越国亲楚国。与吴国相比,越国,确实是春秋时代一个位置更加偏远的诸侯国。

越国的强大,和吴国基本是同一时间段,也就是春秋的中期。但比起吴国的地理位置来,越国要想北进争霸,吴国却是他们必须要突破的一个障碍。就像吴国要突破楚国的障碍一样,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当吴国把战胜楚国作为战略重点的时候,越国也在吴国的背后,亮起了磨砺已久的刀锋。

在吴国灭楚时期,越国在位的国君是允常,这同样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君王。在吴国倾举国之力西征楚国的时候,他们在最关键时刻给了吴国一刀,迫使吴国仓促退军。但短暂的甜头之后,就是吴国的打击报复,此后两国之间相互交战不断,允常去世后,其子勾践即位,对吴国的战争,也继续占据上风,甚至吴王阖闾本人也在与越国的战争中受伤,不久就去世了,这梁子结得大了。

阖闾死后,深知“兔死狗烹”道理的孙武早已经隐居,吴国失去了当时最杰出的军事统帅,但军队依然强大。阖闾之后继任为王的就是夫差。早期的夫差,是个锐意进取的帝王,他继续任用伍子胥,开始了对越国的复仇之战。公元前494年,吴国发动了对越国的全面进攻。在会稽山之战中,越国被打得只剩下5000人,越王勾践眼看全军覆没在即,好在其臣子范蠡、文种两人献策,用重金贿赂吴王夫差的宠臣伯喜,经过伯喜劝说,夫差接受了勾践的投降,越国因此成为了吴国的属国。对于这段典故,通常的说法是,越国用投降以及财宝欺骗了夫差,伯喜的谗言,更使吴国上了当,接受了勾践的投降。但作为一个深谋远虑的英主,夫差对于此事的考虑远不止这些。这时期的夫差,最大的目标是北上争霸,压服中原诸侯,越国对于他,只不过是一个小麻烦而已。而且对于吴国的争霸来说,春秋时代的“历史经验”是:但凡是最后称霸的国家,对于周边威胁自己的邻国,往往采取迫使其投降的政策,并不灭其国。因为一旦决定灭其国,很可能会引发更剧烈的反抗,拖住争霸的后腿,因此只要最大限度地削弱对手,让其听命于自己,就算达到了目的。这样,接受越国投降,对于当时的吴国来说,也就成了最好的选择。

而吴国的失策在于,他们错看了勾践本人,与所有成为霸主的英雄一样,勾践也具备成为春秋霸主的最重要品质——隐忍。之后,就是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夫差把勾践抓到自己的国家,让他给自己当佣人,忍!夫差不断地羞辱勾践,忍!夫差要勾践不断贡献美女财宝,继续忍,忍来忍去,夫差就这样对勾践放了心,大胆地放他归国。这一放,就是放虎归山。

勾践归国后,开始了励精图治的复仇之路,这时期他的政策有很多,但是比较特殊的,却是他采取的奖励生育的政策。当时越国的法律规定,越国境内的青年男女,男人在20岁之前,女人在17岁之前,都必须要婚配,婚配后生两个孩子的,国家出钱养1个,生3个孩子的,国家出钱养两个。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对外政策上,越国奉行的是四面结好的政策。对西边亲近楚国,对北面联合晋国,总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对付吴国的力量,对吴国实行表面恭顺,实质上分化瓦解的政策。而这时期吴国的情况,通常的说法是,志得意满的吴王夫差,开始贪图享受,不理朝政,国家逐渐走下坡路。特别是他逼杀了对吴国崛起立有大功的伍子胥,更是一大败笔。但吴国这时期最大的败笔,不是不思进取,而是太过进取。击败越国后,夫差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北进上,这时期吴国北上称霸的主要对手,已经换成了中原诸侯中的齐国。齐国在经过齐景公励精图治后,实力大为增强,当时的势头,已经压过了传统的两大强国晋国和楚国。在夫差即位后的第12年,吴国发动了对齐国的进攻,一举击败齐国。但在伍子胥的坚持下,吴国不得不在胜利后撤兵,此事也为伍子胥之死埋下了伏笔。后来伯喜接受勾践贿赂,诬陷伍子胥的诸多罪状里,其中的一条就是“勾结齐国”。偏偏伍子胥个人的行为也很配合,他预感到灾难临头,趁着出使齐国的机会,将自己的子女托付给了齐国的宗族鲍氏,这件事也成了他被害的导火索。出使归来后不久,伍子胥被吴王夫差赐死。

公元前482年,摆脱伍子胥掣肘的夫差,再次发动了对齐国的进攻,一直打到今天山东的莱芜地区,将齐国的主力部队歼灭,这场大兵团远程攻击的杰作,也成了吴国霸业时期的最后一次胜利。战胜之后,吴王夫差在黄池参加会盟,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压服中原诸侯,成为当时的诸侯霸主。在这次会议上,吴国兵威之盛,让中原诸侯瞠目结舌。当时的吴国,数万大军按照红、黑不同颜色排成队伍,气魄之宏大,为中原历次会盟所未见,“如火如荼”的成语正是由此而来。然而就在同时,越国复仇的利剑,已经狠狠地刺来。

就在吴王夫差黄池会盟的同时,越王勾践趁机率领大军,重演了当年越国趁吴国灭楚时突袭的一幕。越国大军一举攻入到吴国的境内,夫差连忙回师救援,但劳师袭远的吴军,又怎是以逸待劳的越军的对手?几次交战都被打得大败,这时期的吴国实力尤在,以越国的力量尚不可能彻底击败他,于是在夫差主动求和后,越国随即见好就收,和吴国订立盟约后撤退。

勾践再次对吴国采取军事行动,是9年以后的公元前472年。这是吴国走向衰落的10年。早先被吴国击败的齐国,趁机南下攻击,占领了吴国的北方领土,西面的楚国也顺势东进,蚕食吴国的西部地盘。正好应了“出来混,迟早要还的”这句话。到了公元前472年勾践进军时,吴国已经四面楚歌,就差最后一口气了。终结吴国的是勾践,是年夏天,吴王夫差率领残部,被包围在苏州旁边的姑苏山上,夫差企图效仿当年勾践的做法,向勾践求和,但老谋深算的勾践,怎会重复夫差所犯的错误?求和理所当然地被拒绝,随后越军发起总攻,强大一时的吴国,就这样被灭国了。

灭掉吴国的勾践,在公元前472年,已经拥有了包括今天江淮,钱塘江的领土。随后勾践北上,和齐国、鲁国等国在徐州会盟,成为诸侯共尊的霸主,也是春秋最后一个霸主。之后的他开始了“兔死狗烹”的清洗行动。帮助他得国的谋臣文种被他杀害,一直作为他内应的伯喜被他赐死,惟独幸免的,是抢先一步逃走的范蠡,但这已经无碍于越国的霸业。为了巩固霸业成果,勾践将国都从会稽迁移到了山东琅琊,企图以中原诸侯国的身份号令群雄。一直到了战国时期,越国都依然是诸侯国中强大的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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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践死后,其子孙又传承了6代,到了战国早期,这时候的越国国君,是王无疆,他在位的时期,是越国又一个争霸的高峰期。王无疆登基初期,主要和齐国争锋,此时齐国在位的国君是战国时期“一鸣惊人”的齐威王。面对越国的威胁,齐威王采取了“祸水西引”的政策,派使者以利益引诱,劝说王无疆攻打楚国,王无疆果然上当,结果被楚国打得大败,其江淮地区的领土被楚国兼并,而其原本在山东地区的领土,也被齐国吞掉。强大一时的越国一下子就分崩离析了。之后越国陷入了诸王子争位的内战中,到了公元前312年左右,越国被楚国平灭,楚国的势力也就因此达到了今天的江南地区。越国故土,从此成为了楚国的江东郡,后来楚汉战争中项羽的“八千江东子弟”,即是来自于这里。

正文 第十二章 春秋也有平民起义

在中国历史的大事件中,平民起义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历代王朝的最终崩溃,平民起义都是导火索,奴隶制分崩离析的春秋也同样如此。

在春秋之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平民起义事件,当属西周时期的“国人暴动”,但那只是小规模的暴动,并非大规模的战争。在奴隶制等级分明的情况下,民间的平民起义通常是很难发生的。因为奴隶制制度下,劳动人民地位卑下,自耕农的数量极其有限,力量非常弱小,而奴隶阶层一没社会地位,二没反抗意识,三没起义条件。所以从春秋战国开始以后,主要的大事件,都是诸侯争霸和王室争位,来自下层的抗暴运动,少之又少。

但随着奴隶制的日益崩溃,封建制的日益兴起,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底层的中国老百姓,第一次正式走上了反抗的前沿。大规模的平民甚至奴隶暴动,终于在春秋时期发生了。一系列的抗暴斗争,虽然没有起到改朝换代的作用,但是中国奴隶制社会的基本构架,在一系列的反抗中,已经摇摇欲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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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平民起义,不得不说,春秋时期是中国底层老百姓比较惨的时期。

春秋时期的中国老百姓有多惨?看看历史就知道了。各国之间都在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大国要打别人,小国被别人打,不管是打别人还是被别人打,受苦的首先就是老百姓。春秋诸国的老百姓,要承担繁重的徭役,沉重的赋税,还有无休止的兵役。而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各国诸侯对境内百姓的压榨也日益沉重,酷刑越来越多。春秋时期号称富庶的齐国,在春秋的中期,市场上居然出现了“鞋子贱,假脚贵”的怪现状。原因其实很简单,齐国法律严苛,凡是交不上赋税,或者逃避劳役的,就要被处以砍脚的酷刑。因为赋税劳役沉重,犯法的人多,遭到砍脚的也多,被砍了脚的人为了走路,只能去购买假脚,市场上假脚的需求量日益增大,鞋子反而没人穿了,因为没脚的人太多了。长期作为争霸主角的晋国也不例外,即使是晋襄公在位的称霸时期,晋国郊外的道路上,饿殍遍野,这还是以“宽厚”著称的晋襄公,其他诸君在位,局面更是可想而知。小国的老百姓更惨,国家弱,被人灭国是经常的事,一旦国家被灭了,作为俘虏的他们立刻被抓走当了别人的奴隶。比如秦国名相百里奚做奴隶的时候,他的身价也不过是5张羊皮而已。

所以早在春秋早期,底层平民的反抗时有发生。但那时候的老百姓还是比较老实的,他们采取的反抗方式,主要就是逃亡,也就是历史书上所说的“民溃”。

有资料记载的春秋第一次“民溃”,应该是公元前644年。那一年正是齐桓公霸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无人敢冒犯其尊严。但老百姓的反抗却发生了,这一年齐桓公会合鲁国、蔡国等8个诸侯国,准备合兵南下淮水,进攻楚国,为了这次声势浩大的军事行动,各国都征发了民夫,修筑作战工事。因为不堪忍受繁重的劳动,各国民夫竟然像商量好了一样,纷纷开始逃亡。结果短短几天,民夫就逃亡了大半,逃亡路上甚至不断传言齐国出现了叛乱,无奈之下,齐桓公只好取消了这次军事行动。

淮水民溃,单从事件本身看,并非什么大事,但其意义却非同一般,它至少证明了一件事。从此开始,中国的老百姓们,不再是“细民不足道”,他们不再是任王侯将相宰割的羔羊了。

3年以后,一场更大规模的民溃,发生在了毗邻秦国的梁国。当时的梁国为了防备秦国进攻,发动大量民工挖掘壕沟。这本来是保家卫国的事情,但是梁国国君滥用民力,且克扣劳工们的粮食,劳工们怨声载道。大家故意磨洋工,挖掘壕沟的进度十分缓慢。当秦国大军到来时,劳工们轰然而散,梁国国君成了光杆司令。梁国就这样被秦国灭掉了,它也成了第一个因为老百姓反抗而亡国的国家,不仅仅是春秋历史上的第一个,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

虽然在春秋的早期,民溃日益增多,但这样的反抗,大多还是以老百姓逃亡,非暴力不合作为主要方式。真正给统治者带来巨大打击的,是老百姓开始拿起武器,为了自己的生命和尊严,与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进行硬碰硬的斗争。中国历史上最早有记录的这一类事件,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另一个国家——卫国。

卫国是春秋各国里,老百姓暴乱反抗次数比较多的国家。卫国曾有贵族感叹:“凡是卫国有祸乱的时候,老百姓就要起来造反。”但老百姓真正拿起武器造反,最早发生在卫国的卫庄公时期。

卫庄公在位时,无休止地大兴土木滥用民力,长期得不到休息的工匠们终于愤怒了。公元前478年,工匠们愤怒地拿起武器,包围了卫庄公的宫殿,吓得卫庄公慌忙翻墙逃窜,连大腿都摔断了。此事只过了9年,卫国侯卫辄好了伤疤忘了疼,又开始大修宫殿,这次工匠们的反抗更加暴烈,他们干脆联合了卫国的失势贵族,发动了对卫国王宫的进攻。战斗之中,工匠们拿着工具做武器,和卫国士兵浴血奋战,吓得卫侯辄仓皇逃窜。有卫国大臣想用武力镇压,然而更多的大臣却绝望地说,现在是“众怒难犯”啊。两次工匠暴动,使卫国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而大规模的民间抗暴运动,却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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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工匠来,受到统治者压迫更沉重的,是那些毫无地位的奴隶们。

工匠们固然生活艰难,但总算还有口粮的保证,相比之下,春秋战国时期的奴隶们,更无社会地位、尊严,甚至没有生命的保障。在奴隶制日益崩溃的局面下,大规模的奴隶抗暴,也是注定要到来的。

春秋战国到了中期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大规模奴隶的逃亡。比起早期很稀罕的“民溃”来,在战国中后期,奴隶逃亡已经是很普遍的事情。这些逃亡的奴隶们,最初是借着各国国内宗族的覆灭获得自由身,后期就干脆成群结伙,逃离奴隶主的统治。逃亡后的奴隶们,主要采取流动生活的方式,或者三五十人一群,或者几百人一伙,在各国的交界处活动,主要以打劫为生,也有人逃入无人进入的山泽丛林,以种地为生。从春秋中期开始,各国对奴隶逃亡的惩罚也越发严厉,甚至发展到了举家连坐的地步,但大规模“盗贼聚集”的情况越来越多。这时期列国之间的战乱日多,各国应付对外战争尚且力不从心,对逃亡奴隶问题根本无暇顾及。到了春秋晚期,中原大地已经出现了多达万人的逃亡奴隶团伙,他们主要通过劫掠富人,甚至抢掠奴隶主的方式来维持生活。早期战国思想家墨子的著作里,就曾清楚记录过这时期的景象。

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奴隶抗暴运动,是公元前522年的郑国奴隶起义,当时有数千郑国奴隶,集中在河南中牟的一个大湖中央,与郑国统治者分庭抗礼,郑国派遣贵族子大叔率军镇压,面对绝对优势的敌人,奴隶们奋起反抗,几千奴隶战斗到最后,也没人投降,最后全部殉难。这场历时数天的反抗运动,是春秋时代大规模奴隶起义的先声。16年后,楚国的奴隶们又搞出了大动作,这一年正好是楚国国都沦陷的时候,吴国的大军一举拿下郢都,楚国国王楚昭王狼狈逃窜到云梦泽地区,却不想遭到盘踞在这里的流亡奴隶的攻打,数万奴隶向楚国残兵发起了奋勇冲锋,一时间有冤报冤有仇报仇,杀得败退的楚军丢盔卸甲,连楚昭王本人也被奴隶们刺伤。后来秦国派兵救援楚国,在云梦泽扫荡了这一支奴隶起义队伍。虽然如此,这时期的奴隶起义,还都处于分散小规模的状态,大规模奴隶起义,却是春秋末期的事情。

春秋末期,中国大地一南一北,相继发生了两起大规模的奴隶起义。一是北方鲁国的“盗跖起义”。“盗”,是史家对起义者的称呼,“跖”,是起义领导者的名字,这个叫跖的起义者,原本是鲁国的一个逃亡奴隶,他的身份说法多种多样,但是普遍的记录是,他曾经因为逃亡遭到惩罚,被砍掉了一只脚,后来他聚集了一支千人规模的队伍,转战中原列国,采取流动作战的方式,每到一处,都大肆惩罚当地的奴隶主,释放当地奴隶,并将奴隶主的财富分发给老百姓。他的队伍人马不多,最盛的时候也只有几千人,但是其坚持战斗的时间,却长达10年以上,在这10年里,大批的奴隶主贵族死在他的刀下,大批的奴隶得到了他的释放。他的起义事迹,在当时广泛记录在诸子百家的著作里,《孟子》《商君书》《吕氏春秋》,对此都有明确的记录,足见在当时影响力之大。与盗跖齐名的,就是发生在南方楚国的庄矫起义,这场起义大概发生在楚国春秋末期,按照韩非子的说法,当时的庄矫有兵马上万人,楚国贵族被打得“分而为三四”,甚至楚国的国都也被他一度攻克,大批奴隶主贵族被他处决,比起盗跖起义来,庄矫起义的参加者更为广泛,以奴隶为主体,还包括普通的士兵,下层工匠,以及城市手工业者。传统的奴隶制度,在历次的打击下摇摇欲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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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抗暴运动相对应的,就是春秋时期列国的“民主运动”,参与的主体,就是“国人”。

在奴隶制社会里,“国人”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他们主要包括生活在国都的平民阶层,这些人包括国都的工商业者和平民,比起奴隶来,他们的地位更高,奴隶主不能随便买卖杀戮他们。但他们受到的压迫也是沉重的,要承担高额的赋税徭役。与此同时,奴隶主阶层本身,就是从国人之中分化出来的,因此对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他们没有奴隶对待主人那样的敬畏。

国人的暴动,在西周时期的都城镐京就发生过,当时震撼了整个西周,到了春秋时期,国人暴动日益成为一种常态。但第一次成功的国人暴动,是公元前633年城濮之战时,战斗前夕的卫国,企图背弃和晋国的盟约,投靠楚国。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国都里“国人”们的不满,在国人们眼里,晋国人和他们一样,属于华夏族的一支,楚国在他们眼里是蛮夷,投靠楚国,就意味着背弃祖宗。因此群情激奋下,不但卫国的背叛阴谋破产,卫国国君更被“国人”轰走。在中国历史有文字记录的大事件中,这是第一次老百姓成功罢免统治者的事件。

到了春秋中后期,国人暴动的次数更加增多,方法也更加激烈。比如公元前555年,当时的郑国执政者子孔因为残暴,被国人发动暴动推翻,其家产也被国人们瓜分。公元前480年,陈国的司徒辕颇因为横征暴敛,被国人联合起来赶跑。国人们越来越多的暴动,让当时的奴隶主贵族成了惊弓之鸟。宋国大夫华臣平日作恶多端,一天看着一群国人跑向他家,以为国人又要暴动了,竟然吓得立刻跑到国外去了。

需要注意的是,国人的暴动,与奴隶暴动最大的不同是,国人的暴动,往往都是由国都里开明的奴隶主贵族领导的,这些所谓的开明奴隶主贵族,就是新兴的封建阶级。比较典型的,如齐国的田氏,鲁国的季氏等,而在战国的早期,也正是因为国人的拥护,中原各国的新兴地主阶层,才得以顺利抢班夺权,或政变或变法,完成大国的封建化改革。

正文 第十三章 最牛孔门弟子——颜回

作为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主体思想——儒家思想的创建者,孔子是中国文化界最重量级的大师,如果能成为这样重量级大师的学生,自然也同样流芳百世。孔子除了学问影响力久远之外,在治学上也同样被历代历史学家所称赞,他“桃李满天下”,门下的弟子3000多人,其中优秀者72人,被称为“72贤”,在这72贤里,如果问哪一个人最得后代儒家学者欣赏,恐怕答案就是一个人——颜回。

颜回,字子渊,春秋时期鲁国人,生于公元前521年,病逝于公元前481年,过世的时候年仅40岁,可谓英年早逝。在孔子的弟子中,他既没有像子贡那样赚得盆满钵满,富甲一方,更没有像子路那样从政,帮助老师纵横捭阖。但是在孔子的弟子中,他是孔子最欣赏的人,他的过世让孔子悲伤不已。而在后代文人中,他也是个极受关注的人物,比如孔庙配享的历代诸贤中,颜回的地位是最荣宠的,历代帝王都曾经给予他崇高的册封。唐太宗曾经封他为“先师”,宋太祖曾经封他为“兖公”,明太祖又加封他为“兖国公”。但是对比他短暂的一生,却让人感到奇怪,这个人并没有什么大功业,也没有学术上的出色建树,为什么在封建史家中,他的声名却远远超过同时期的那些师弟们,几乎与历史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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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回的出身很不好,他的家很穷,13岁就跟随孔子,之后随着孔子周游列国,度过了一段最艰苦的时光,与孔子可谓是患难师徒。在记录孔子言行的中,充满了对颜回的各种赞颂之词,而且孔子还曾经根据弟子们的水准,对各位弟子进行了一个综合排名,结果颜回的“德行”排在第一位,孔子曾经称赞颜回说:“回有君子四道也,强于行义,弱于受谏,怵于待禄,慎于治身。”也就是说,颜回就是孔子眼中的道德楷模。

而颜回早期在孔子门下的学习生活,也是以道德见长的。他投身孔子门下的时候只有13岁,当时年纪小,而且沉默寡言,以至于大多数人以为他很愚,当时和颜回交好的,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路。子路的聪明外露,和颜回的沉默木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后来孔子却发现了颜回的好处,他认定颜回属于大智若愚的人才,上记录了孔子对于颜回智商的评价:“回也不愚。”一句话,点出了颜回聪明的本质,就连孔子门下最擅长辩论的子贡,对颜回也非常称赞,他认为自己的才能,是不敢与颜回相比的。

不但聪明,颜回还是一个非常刻苦的人。孔子在中说得非常多的,就是颜回的学习精神。早年不了解颜回才思的时候,孔子就曾称赞过颜回“以勤补拙”,后来鲁哀公曾经问过孔子:“做弟子的,谁最好学呢?”孔子回答说“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未闻好学者也”,意思就是说,自从颜回不幸夭折后,他再也没有看到过像颜回一样刻苦好学的学生,颜回是他弟子中唯一刻苦好学的学生。

在孔子的各类言语中,夸赞颜回似乎成为了一种习惯,甚至在自言自语的时候,也不忘记夸奖颜回。比如曾说过颜回安于贫困,住在陋室之中,每天仅吃一瓢食,一瓢水,而且在穷苦的生活中依然可以保持快乐心态。在学习问题上,孔子也曾说过“语之而不懒惰者,回也”。甚至自视甚高的孔子,有时候还把颜回和自己相提并论,放在同等的位置上。他说颜回“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哉”,是把颜回放到了和自己一样的高度上。认为只有颜回和他达到了“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境界。正是因为孔子这么喜爱颜回,所以当颜回去世的时候,孔子非常悲伤,失声痛哭说“天丧予,天丧予”。颜回的死,对孔子的打击非常大,他不但长时间难以从悲痛里面走出来,而且在教育弟子的时候,经常不知不觉地拿着颜回和他们对比,经常弟子们一点小错,孔子就发出“你们比颜回差远了”之类的感叹。

在颜回的身后,颜回也得到了同门和当时许多人的高度评价。有一次子贡就曾经说“我怎么能和颜回相比呢”。子贡做生意的时候,曾应人邀请,把孔子门下的弟子做一个排名,10个弟子中,颜回被排在第1名。虽然比起孔子的其他弟子。颜回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官职,但是即使在诸侯之间,颜回也同样有很高的名声,孔子游历到楚国的时候,楚王曾经想赐给孔子一块地,他的令尹就曾反对,反对的理由是,孔子如果得到颜回的辅佐,肯定能把这块土地治理得很强大,到时候就是楚国的威胁了。可见在当时的诸侯中间,颜回是有非常高的知名度的。

那么高知名度的颜回,一生又走过了怎样的道路呢?他是鲁国人,13岁的时候开始跟随孔子,用6年的时光满师,然后娶妻生子,但当恩师准备周游列国,推广自己的儒家思想的时候,颜回却毅然决然地扔下妻儿跟从。要知道为了娶到他的妻子——宋国女子戴氏,颜回曾经不辞劳苦,到宋国求亲,终于打动了戴家的长辈们,同意了这桩不匹配的婚姻:颜回家穷,戴家却是宋国官僚。

但这来之不易的一切,都无法阻挡颜回追随恩师的决心,在颜回的心中,帮助恩师成就他的儒家治世理想,是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之后的14年,他一直跟随孔子周游列国。然后,就是众所周知的孔子周游列国时候最艰难的时光,不管走到哪里都不被待见,经常遭到驱逐,甚至还多次遇到盗贼,生命财产遭到威胁。在一切的打击苦难面前,颜回不但对恩师不离不弃,而且还主动承担责任,每到一地,都主动承担大量体力活,照料孔子的饮食起居。一直到了公元前484年,38岁的颜回跟随68岁的孔子回到鲁国,之后的两年最后时光里,他开始在鲁国传道讲学,并且身体力行,在艰苦的环境中,以苦为乐,其治学精神和吃苦耐劳的品格,都成为当时儒家的楷模。除了讲学之外,颜回更帮助孔子整理古代典籍,特别是流传千年的易经,也是出自他之手。这样一个刻苦耐劳且大智若愚的好学生,最终积劳成疾,40岁刚过就病逝在家中,而他留下的“重于立德”“天人合一”等儒家思想,至今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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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帝王之所以频繁加封颜回,首要的原因,是因一个“忠”字,颜回最打动人的,就是他的忠诚。颜回对于孔子,是一种发自内心百分百的崇敬,他曾经称赞孔子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衍生出的著名成语,就是“高山仰止”,又说孔子对他的教育是“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因此而衍生出来的著名成语,就是“循循善诱”,对于这位他从13岁开始就追随的恩师,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激。在孔子周游列国的路上,无论多少风霜险阻,都没有改变他的忠诚,他曾经对孔子说,愿意追随孔子的脚步,哪怕穷尽他的一生。后来孔子自己也曾说“回视予以父也!”也就是说,颜回对于孔子,不仅有师生之间的忠诚,更有父子之间的孝道。

也正因为这种忠诚,颜回对于孔子的感情始终不渝。今天人们说孔子弟子众多,总忽略了孔子最艰难时期的世态炎凉,孔子人生最艰苦的阶段,那时候他门下的弟子,按照《论衡》里的说法是“三盈三虚”,也就是说,一旦孔子的境况良好,立刻就学生满门,但如果局面急转,又马上人去屋空,但却惟独“颜渊不去”。也就是说,不管谁走谁留,颜回却始终坚持跟随在孔子的身边。这样忠诚的弟子,不但是一种楷模,更是当时孔子招生的“活广告”,所以孔子自己都曾经说过“自吾有颜回,门人益亲”,也就是说,自从有了颜回这个楷模之后,不但学生越来越多了,而且学生们也越来越多的学起了颜回的忠贞。

颜回的这种忠孝,无论是后来封建社会坚持君臣之道的士大夫们,还是大权独揽的历代帝王,对此都嗟叹不已,甚至千载之下,依然心向往之。比如汉光武帝刘秀在讨论儒学的时候就曾问身边的儒生们“颜回追随圣人,历经风霜,不离不弃,何也”?宋朝名相赵普号称“半部论语治天下”,在对赵匡胤说起册封颜回的意义时,也曾慨叹“以颜回之忠,足以教化世人!”就连性格深沉猜忌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有一次在于太子朱标讨论选拔臣子的原则时,也以颜回做例子,“如颜回之忠诚者,可遇不可求也!”也就是说,对于帝王们来讲,颜回这样赤胆忠心的臣子,是他们做梦都想得到的,而对于士大夫来说,能留下如颜回这样的“忠臣”名声,也是他们日夜盼望的。

颜回并非只有忠诚,他的学问和能力都相当出色,虽然他的学说留下来的很有限,业绩也同样不高,但是纵观他短暂的一生,他确实是一个有高洁的品行和远大理想的人,在孔子关于“君子儒”的倡导中,颜回是最符合其思想的楷模。

说到这里,就要说说孔子的儒家思想对于君子的理解,孔子眼里的君子,应该是那种坚守自己的气节,即使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也不改变自己原则的人。在论语中,孔子就曾鲜明提出了“君子固穷”的观点。而关于这个观点,颜回无疑是做的最好的一个人。首先,他的学习目标非常纯粹。孔子的众多弟子中,好多都是怀着不同的目的求学孔子的,有为了做官的,也有为了发财的,而颜回不一样,他是一个为了学习而来到孔子身边学习的人,其学习的态度是非常纯粹的。孔子对颜回的评价是“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也就是说,颜回学了三年,不为钱不为粮食,只是为了学习,这样的人是根本不容易找到的。后来颜回居住在陋室之中,坚持过着贫困的生活,并且在贫困的生活中享受快乐,这种精神更被孔子所感叹,在孔子眼里,颜回不但是一个君子,更是一个他自己亲手教育打磨出来的君子,对于一个老师来说,颜回就是一个被他精心雕琢而成的璞玉。值得一提的是,颜回人生里的最后两年,正好是鲁国三桓夺权时期,当时当权的“三桓”对颜回非常欣赏,曾经以高官厚禄来利诱拉拢,但是在颜回的眼里,三桓的这种行为属于严重的“大逆不道”,他自然不肯与之同流合污。所以颜回宁可住在破屋子里,过着教书育人的清苦生活,也不肯改变自己的信念,去接受这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这种精神恰恰符合孔子“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思想。甚至就连通篇充满了对儒家学子调侃的道家著作中,也表达了对颜回的崇敬。书中记录了颜回与孔子的一段对话,孔子问颜回为什么不去做官,颜回说,我们家有50亩田,足够养活我自己,我们家门口有一条河,足够可以让我喝水,有土地有水喝,足够让我每天享受快乐,又为什么非要去做官呢?在崇尚自然的道家庄子学派中,颜回的安贫乐道思想,也同样得到了他们深深的崇敬。

而这也是千百年来颜回得到后代知识分子崇敬的另一个原因,尤其是那些科举失意或者仕途失意的封建知识分子们,比如一生屡试不第的文学家蒲松龄,就曾以颜回自勉,手书“颜渊吾师”,悬挂在家中墙头上以自省。明末遗民顾炎武,多次拒绝清朝拉拢汉族知识分子的“博学鸿儒科”,并对前来劝说的清朝官员说“汝乃读书人,不闻颜回之忠乎”?对于大多数逆境中的知识分子来说,颜回,是一个精神的楷模。

实际上,为了理想拒绝三桓拉拢的颜回,其实也是一个颇有政治理想的人,出仕为官,建立功业,也确实是他的一大理想。有一次孔子曾经问身边的弟子们“你们的理想是什么”?子路的回答是“愿意穿名贵衣服坐高车大马,和朋友们一起分享,这样就无遗憾了”。颜回的回答却是“愿无伐善,无施劳”。也就是说,颜回真的是想通过自己的手,缔造一个人人安居乐业,没有战争的盛世。在后来的《孟子》中,也曾记录颜回曾慨叹“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也就是说,将自己和上古的圣君大舜相比,并且梦想自己也能成为一个“有为者”,但是在当时战乱纷争的局面下,颜回的理想又怎是可以轻易实现得了的?孔子的弟子中,许多人的想法都很现实,比如子路,他期待能以武力强国,子贡期待能用自己的口才得到重用,颜回却想着能够找到一个小国做官,在当地施行教化,倡导仁政,然后用小国的施政成就去影响大国,这样所有的国家互相学习,天下也就不会有战争了。这个想法在后来人看来“很傻很天真”,但是在当时,却是颜回真实的愿望。而且,他的政治思想也是最接近孔子的,孔子和颜回一样,都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可以辅佐的明主,然后可以倡导礼乐,让国家偃旗息鼓,再也没有战火。为了这个理想,孔子周游列国,屡遭失败,等待14年后他返回鲁国时,已经68岁了,人生70古来稀,孔子自己也知道,这个理想他有生之年是看不到的,但是他却有一个传承者——颜回。在孔子眼里,这是一个完全继承了自己理想的人,但是事与愿违,颜回英年早逝,孔夫子白发人送黑发人,又怎能不悲痛欲绝。

颜回的理想,在后来的时代中也引起了相当多的共鸣,特别是对于那些一生不得志,且胸怀大志的知识分子,颜回的故事,更能引起他们的共鸣。当然,这种共鸣,大多数发生在人生极度灰暗绝望的时候。比如东汉时期的著名清官杨震,在屡次整顿官场却遭到失败后,就曾经对其弟子说:“今始之颜回乐中之痛也。”宋朝改革家王安石,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倡导变法,但是晚年却惨遭失败,也因此写下了大量感叹颜回遭遇的诗篇。颜回的美好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是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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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回的人生,不仅仅表现在孔子的悲伤中,也不仅仅表现在中的各类对话里,事实上,透过现在留存不多的史料,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颜回的风貌,这是一个坚强、忠贞、乐观、品德高洁的颜回。通过那些有限的记录,我们或许不难理解颜回在生前身后得到推崇的原因。

孔子周游列国时,一度局面非常惨,比较著名的,就是他们被围困在陈蔡地区,断水断粮多日,险些客死他乡。在山穷水尽之时,一生忠贞自己理想的孔子,也进取心一时大沮,对自己苦苦寻找的“仁政”产生了怀疑。因此,他故意问身边的弟子:“我们的主张是正道,又不是邪道,为什么会沦落到这种境地呢?”他不仅仅是问弟子们,同样也是问自己。而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无意中成为孔子对各位弟子品德的一块试金石。对这个问题,孔子的各位弟子回答各异,也多让孔子失望。比如子路认为,这是由于我们还不够仁义,不够聪明,所以别人不信任我们,以至于沦落到这样的境地。这不仅仅是自我批评,而且是对老师的学说产生了怀疑。子贡的回答是,老师孔子的理论是伟大的,但是很难实现,应该把标准降低一些,这样说不定就能够实现主张了。这表面上是夸奖孔子理论伟大,真实的意思却是说孔子的理论不合实际。从这两个人的回答可以看到,此时的局面,对于孔子而言真的是绝路,进退无路不说,就连他弟子也产生了分歧,不少弟子不但开始怀疑老师的学说,而且开始质疑老师的学说,就是孔子本人,也开始动摇。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挺身站出来的依然还是颜回,颜回的回答慷慨激昂,他认为孔子的思想是“至大的”,也正因为如此,天下目前才“不能容”。孔子的思想本身是伟大的,我们绝对不能因为去迎合那些“不能容”的人,去修正自己的思想,即使我们的思想不能实现,我们也是伟大的。事实也确实如此,孔子的思想在当时并没有实现,但孔子本人是伟大的,颜回的这种观念,还是坚持了孔子“君子固穷”的观点,也就是说,一种理念,即使一时不能被社会所接受,也要坚持,这一条路,哪怕一无所获,也要勇敢地走下去。从这个简单的回答我们不难看到,坚强的颜回,是孔子真正的知音,在诸多弟子中,他不但真正理解了孔子的学说,而且也一直在用自己的努力坚持孔子的学说,如果他不是英年早逝,很可能会成为孔子儒家思想的最佳继承者。

除了理解孔子的思想外,在周游列国的一路上,颜回也鞍前马后,照料孔子的饮食起居,甚至不在意因此遭到任何的误解。其中的一件事就是,当时孔子他们饿了几天几夜,子路好不容易弄来了一石米,赶快做饭给孔子吃,颜回负责烧饭,当时子路在旁边无意中看到,颜回竟然在偷吃,这在儒家弟子里,是非常大逆不道的行为,认定颜回大逆不道的子路,赶快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孔子,孔子知道后并不相信,然后经过一番盘问,总算得知了事情的原委。原来颜回在做饭的时候,一不小心有一些沙子吹进了饭里,颜回赶快用勺子把混杂了沙子的稀饭舀出来,但是扔掉了又可惜,就自己吃掉了,这件事情让孔子感慨颇深,他当场感叹说:“人都说眼见为实,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眼睛看见的,也可能是虚的。”经过此事,颜回至孝的名声,让众位弟子更加心悦诚服。

颜回除了对孔子至诚至孝外,更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而不像许多人想的那样不知变通。颜回跟随孔子回到鲁国后,当时鲁国有一个著名的马车手叫东野毕,在整个春秋诸侯中都颇有名声。但是颜回对东野毕却有不同的看法。有一次鲁定公问颜回,东野毕是不是适合驾车,颜回回答说,他驾车的速度很快,但不到3天,给他拉车的马就会逃跑。事实证明颜回的眼光准得离谱。东野毕被叫来给鲁定公拉车,没3天时间,马全跑光了。大为惊讶的鲁定公,问颜回是怎么看出来的,颜回的回答是,东野毕驾车的技术虽然好,但是他根本不懂得爱马,每次都让马竭尽全力地跑,日久天长,再好的马也受不了,不是被累死,就是逃跑。颜回又举出了他所敬佩的大舜的例子。他说大舜当年驾车,从来不让马竭尽全力,马跑的时候,都是要留有余力,这样,马才会长久地为他效力。其实治理国家的道理也一样,做君主的对待老百姓,就应该像大舜驾车一样,不能过度地剥削,而是应该主动与民休息,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老百姓也才能够安居乐业,否则老百姓逃跑,就像马逃跑一样。这其实是在借马说人,用驾车来说治国的道理,宣传的还是他所倡导的“仁政”思想。由此可见,颜回同样有睿智且眼光独到的一面,如果他不是英年早逝,在春秋的政坛上,很有可能会一展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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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子的弟子中,受到孔子称赞比较多的,除了颜回外,还有闵损、冉耕和冉雍。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在孔子心目中具有很高德行的人。中对他们3个人的记录里,闵损的记录是非常多的,他和颜回一样,是一个轻视功名利禄的人。司马迁的《史记》里也曾说他“不事士大夫,不食君之俸禄”,是一个视功名利禄为粪土的人。孔子对于他的看法是,闵损这个人很少说话,但一旦说话,都是道德水准非常高的至理名言。而且他和颜回一样,都是鲁国人,且他们赶上了三桓夺权。那时候的闵损,也坚决绝三桓的拉拢,特别是当时三桓中的季氏,曾经想招募闵损做自己的家臣,这是当时许多“士”都梦寐以求的,而闵损却嗤之以鼻。当时的季氏很有诚意,三番五次地派人来请,闵损却一点面子也不给,他对来邀请他的使者说“好好地给我辞了吧,如果你们再来逼我,我就立刻逃走”。从这件事情上看,好像闵损是一个性格外向高傲的人。但事实上,闵损在当时孔子的弟子中,是出了名的谦虚的。他在孔子的身边时,对所有的人都是和颜悦色的,即使在师兄弟之间讨论问题的时候,他脾气也非常好,几乎从来不发火,脾气暴躁的子路等人,对他也非常尊敬。性格的反差,足见闵损嫉恶如仇的性格,在他的眼里,三桓架空国君,变乱祖宗的章程,这就是大恶,和这样的人合作,对自己是一种耻辱。所以孔子把他和颜回一起列入“德行”中的翘楚,也确实是有道理的。

作为孔子门徒中的“道德楷模”,闵损本人也是很有影响力的。三国时期的著名诗人阮籍在自己的诗歌中,把他和颜回共称为“颜闵”,可见在后人的心中,他是一个可以和颜回齐名的人。而且在孔子的门下,他的资格也比其他徒弟老的多,闵损只比孔子小15岁,在当时的孔子弟子之中,他却以孝顺出名的。中颜回被孔子称赞得很多,但是在“孝顺”这条上,孔子称赞最多的却是闵损。在中国著名的“二十四孝”中,他也位列榜单之中。闵损小时候遭到后母虐待,衣着单薄,连衣服里都全是芦花,被他父亲发现后,父亲要赶走后母,闵损却为后母说情,说后母在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挨冻受苦,如果后母走了,连弟弟也要挨冻受苦,所以还是我一个人挨冻受苦好。千百年来,他就是中国儒家“孝道”的楷模之一。

正文 第十四章 田氏怎样得到齐国

从春秋到战国,一个重要的景象,就是旧的奴隶主阶层崩溃,新兴的封建地主阶层把持各诸侯国大权,地主阶层把持大权的方法,主要有变法和政变两种。在春秋战国交界的早期,政变是主要手段,而到了春秋战国交界之后,变法又成了主要手段。

春秋到战国时期,中原各诸侯国的权力更迭,主要发生在两大传统强国——晋国和齐国。两大传统强国的原有统治者,都在这一时期丧失了政权。

晋国的方式是三家分晋,即在晋国国君有名无实的局面下,通过内战的方式,由韩赵魏三大家族联合灭掉了最强的智家,瓜分了晋国的土地。晋国,这个春秋时期一直作为南北争霸“两极”存在的大国,也就因此不复存在了。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原本晋国的土地上,崛起了韩赵魏三个国家,在战国争霸的历史上,这三个国家都是“战国七雄”之一。只是分散的三国,虽然也有过魏国的霸业,却终于不能阻挡秦国东进的脚步。

而和晋国相比,齐国的政权更迭,虽然也是以旧国君被废黜为结果,却并没有出现如晋国这样的国家分裂局面,代春秋时代姜氏而起的田氏,不但顺利平定了齐国其他诸侯势力,抢班夺权成功,齐国的国土也并没有因此而分裂,统一的齐国,反而比春秋时代更为强大,一度成为与秦国争锋的两强之一。相比于晋国的分裂,这种更特殊的抢班夺权方式,究竟又是什么原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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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田氏代齐的来龙去脉,需得从事件的主角——田氏家族说起。

对于齐国来说,田氏家族其实是个外来户,田氏家族本来姓陈,是春秋时期陈国国君的后人,因为陈国发生变乱,他们避难到了齐国,此后几经发展,成为了齐国的重要宗族之一。

田氏逃亡到齐国,是公元前672年齐桓公在位时期。当时的田氏祖先,就是陈国公子陈完,早在陈完出生的时候,就有算命先生为他算过一卦,大体意思是说这个孩子的子孙将来要建立一个国家,但这个国家会在陈国之外,按照卦象的指示,这个国家的诞生地,就是齐国。后来陈国内乱,陈完逃亡到齐国。齐桓公知道后,对陈完很器重,任命他为管理百工的公正。在这个职位上,陈完夹起尾巴做人,工作兢兢业业,待人接物谦虚有礼,很快在齐国站住了脚。而真正确立他在齐国贵族地位的事件,是他和齐国宗族懿仲的联姻。作为齐国宗族的懿仲,在决定把女儿嫁给陈完之前,也曾找人算过一卦,得到的结果是这个陈完的子孙在5代之后就要昌盛发达,八代之后其在齐国的地位,无人可比。这个算卦结果让懿仲打定了主意,把女儿许配给了陈完,就这样,改为田姓的陈完家族,从此确立了和齐国王室的姻亲关系。

正如卦象上所说,陈完家族开始兴盛,起于陈完身后的第五代。陈完的五世孙陈虚无被齐庄公册封为正卿,这个家族也因此取得了在齐国国内和高、鲍等世家大族平等的高贵地位。陈虚无去世后,他的儿子田桓子继承了爵位,此人,正是田氏代齐过程中的一大关键人物。

田桓子继承爵位的时代,是姜氏齐国历史上最乱的一段时期。这时期的齐国连遭内乱,几任国君被杀,田桓子早期联合晏婴,推翻了崔杼、庆丰等士大夫势力,扶植齐景公登基,田家因此成为齐国贵族中的勋贵之一。之后的齐景公当政期间,是齐国又一段回光返照时期。齐景公任用贤相晏婴,几十年来励精图治,意图重新恢复齐国的霸权地位,齐国的经济、生产得到迅速发展。而齐景公本人,是一个权力欲很强的人,他对于多年以来齐国宗族当道,王室衰微的局面很不满意,因此上台初期,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清理齐国的当道勋贵上,根基甚浅的田桓子,就成了他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打手。公元前532年,齐景公借田桓子之手驱逐了此时齐国把持国家大权的栾、高两大家族,并且迅速平定掉他们的势力,为齐景公立下头功,也踢开了田家夺权之路的第一块绊脚石。其在齐国的政治地位,开始蒸蒸日上。

与蒸蒸日上的政治地位相对应的,还有田家蒸蒸日上的经济实力。齐景公在位时期的春秋时代,是弭兵之会结束后的暂时和平期,中原诸国的战乱大为减少,各国都把主要精力放在整顿内政和发展生产上,齐国尤其如此。但是在新兴封建制经济勃兴的局面下,田桓子顺应形势,很快采取了新的发展模式。他采用减轻租税的方式,招募农民前来投奔,特别是在收租子的时候,他特意设计了一套新工具,采取小斗进,大斗出的方式,给老百姓以实惠,这和当时齐国旧贵族的残酷剥削形成了鲜明对比。所以齐国的老百姓们纷纷投奔到他的门下,一时间“归之如流水”,他的这些做法,一方面使田桓子迅速增强了家族的实力,积累了后来颠覆齐国政权的本钱;另一方面大批的老百姓宁可逃亡,也要附身在田桓子的门下,这些老百姓,在当时叫做“隐民”,他们的逃亡,使得齐国能够缴纳赋税的老百姓数量大为减少,国家的财政收入,以及齐国政府对财政的控制权,从此都大为削弱。

而这时期在位的齐景公,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外重树霸权上,他所采用的方式,还是以和平为主,通过和晋国、楚国等大国的“和平对话”,以齐国日益强大的经济政治实力压服对方。公元前530年开始,齐景公首先通过外交手段,和晋国、楚国等国国君接触,参加了公元前529年晋国与楚国举行的平丘会盟。之后开始了对外用兵,相继平灭了周围的莒国、徐国等国家,开始趁楚国实力衰弱的机会,与晋国争夺北方的霸权。公元前502年,齐景公在经过了几十年准备后,终于同晋国开战,齐国以猛虎下山之势,一举拔除了晋国重镇聊城,之后迫使晋国的盟友鲁国与齐国结盟,北方的局势,形成了齐国一家独大的局面。之后的12年里,齐景公通过扶植晋国权臣傀儡,以及主动进攻的方式,数次发起对晋国的战争,虽然节节胜利,但除了加剧了晋国内部的分裂外,却始终没有彻底战胜晋国。公元前490年,齐景公去世。

齐景公在位的57年,前半段一直在休养生息发展生产,最后的10年破茧而出,与晋国大打出手,这也是春秋时代齐国最后的风光。而就在这风光之下,田桓子一脉势力也在悄悄做大。对田桓子的威胁,齐国君臣也不是完全没有察觉。比如辅佐齐景公的良相晏婴,就曾多次劝说齐景公采取行动,但齐景公总是敷衍,他的主要精力,还是希望在有生之年实现齐桓公的霸业,至于身后的事,哪管他洪水滔天。田桓子是早于齐景公去世的,但他又有一个杰出的儿子——田乞。结果齐景公尸骨未寒,田乞就联合士大夫发动政变,驱逐了齐国从齐桓公开始确立的两大宗族——国氏和高氏,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政变的成功,源自田氏得到了当时临淄“国人”的支持,田家几代收买人心的举动,这时候开始得到回报,不但诸多士大夫倒向他们一边,城中的百姓还自发的帮助他们。政变成功后,田乞拥戴齐悼公即位,自封为国相,从此把持了齐国的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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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乞成功夺权,拥戴齐悼公,是田氏代齐的开始,但是这时候的田氏,距离夺取政权,却还有一段路要走。

此时的齐国,齐悼公完全倚重于田乞。但是国内的旧宗族势力仍在,田氏虽然控制了军事、经济、政治大权,却还不能任意行事。这段时期,田氏权威的日益扩大,已成傀儡的齐国国君们,当然也不甘心大权旁落,齐悼公做了4年傀儡后,被鲍氏杀死了,而田乞也在同时期过世,田氏的下一个掌舵人,就是姜氏齐国的真正掘墓人——田常。

齐悼公过世后,即位的齐简公,是由当时的齐国宗族共同推举上去的,比起前任齐悼公来,齐简公的权力要大得多,这时候继承爵位的田常,被齐简公任命为右相,依然属于掌握大权的人物。可是担任左相掣肘他的,就是另一个官员监止,这时期的齐简公雄心勃勃,意图解决田氏尾大不掉的问题,而田氏多年来大权独揽,也引起了许多旧贵族的不满。一股反对田氏的暗流,正在形成。

对这样的局面,田常自然不能漠视。比起祖父田桓子和父亲田乞来,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但像祖父一样会收买人心,也有父亲的果敢。齐简公登基后的四年里,田常一面延续了祖父收买人心的政策,继续通过减轻租税,在封地内实行仁政的做法,招揽大批百姓前来投靠,而比他祖父父亲两代做的更出色的,就是他加强田氏宗族内部的团结,整合田氏宗族的力量。对田氏宗族里的杰出人物,他也广泛招揽,委以重任,很快形成了一套更加强大的政治班底,如果说在他之前的田氏历代英杰们,都是通过联合旧贵族的方式一步步扩大权力的话,这时期的田氏家族,已经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了。

到了公元前481年,图穷匕见的时刻终于到了,田常于是年夏天发动了政变,对齐简公展开了攻击,其实这时候田常完全属于“赌一把”。当时忠诚于齐简公的大臣以及军队还是很多的,只要齐简公能够当机立断,集合所有反对田氏的力量发起反扑,这时候的田氏还是无力对抗的。齐简公的反应起初很果断,准备亲自主持镇压叛乱,宣布田氏的罪状,但临近行动的时候却犹豫了。田常起先的表现,远没有父兄那样的果敢。当监止率领的政府军向他进攻时,田常抵抗不力,甚至想过逃命,关键时刻他的族人田行拽住了他,要他千万不能优柔寡断。在田行的激励之下,田常索性决死一搏,带头率兵冲杀,一举击溃了监止。闻听监止兵败,此时尚有力量抵抗的齐简公立刻吓破了胆,当场扔下随从们逃往藤县,却没逃掉,被抓了回来。而那些忠诚于齐简公的大臣们,随后也陆续被田常逮捕,田常对旧贵族采取了严苛的打压政策,将齐国的旧贵族尽数杀戮,包括当年与他一起夺权的盟友鲍氏等贵族尽皆灭族。田氏代齐的天王山战役,就在这样的偶然与必然中完成了。

杀掉齐简公的田常,此后又立齐简公的弟弟为齐平公,他自己以国相的身份继续掌握大权。这时期他的政策,除了推进封建化改革,发展生产外,最重要的就是对外寻找盟友。他和此时晋国新兴的势力赵氏、魏氏、韩氏都建立了友好关系,相互之间互相承认对方的地位,结成了利益共同体。为了争取他们的支持,更把原先占有他们的土地归还给了他们。对南方正咄咄逼人的吴国,他也采取隐忍政策,主动遣使通好。但这时候的中国,宗法制的社会结构并未完全消失,废除国君依然是大逆不道的行为。田常虽然大权独揽,但终其一生,也没敢走出这最后一步。

田常去世后,田氏掌握政权的局面,又持续了69年。他的儿子田盘拥立了齐宣公,孙子田和拥立了齐康公。这期间田氏的威权日益扩大,田家宗族的各类人物,已经陆续接替了齐国旧贵族地位,以新贵族的身份把持了国家大政,田氏的接班,已经是时间问题。

这个接班的时间,最终在公元前392年到来了,这一年田和将傀儡国君齐康公迁移到了海边居住,随后通过与他一直要好的魏文侯向周天子上奏,要求按照三家瓜分晋国的例子,册封他为齐国的国君。公元前386年,田和正式成为齐国国君,田氏代齐的过程,就此彻底完成了。

在春秋到战国的过渡阶段,地主阶级抢班夺权的行动很多,但田氏代齐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一环。三家瓜分晋国的行动,虽然开天辟地,但毕竟是三家权臣势力均衡的产物。以一家权臣独大的形势,最终完成一个国家从里到外的改朝换代,田氏代齐开了一个先例,它的成功,也标志着西周时期建立的宗法秩序彻底崩溃。承认田氏代齐既定事实的周王室,不知是否预感到下一个事实:最终被取代的,就是周天子自己。

正文 第十五章 战国变法的“祖师爷”——李悝

春秋到战国时代,后期的夺权方式,就是变法。无论是那些改变了国君宗族的诸侯,还是保留了国君名号的诸侯,在这个大变革时代要想生存下来,变法都成为唯一的选择,不变法者,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被淘汰。

说到春秋战国时代的变法,在战国的早期,是当时中国各诸侯国中的“时尚”,几乎所有强大的诸侯国,都采取了各种变法的措施。现代人耳熟能详的,包括魏国和楚国的吴起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但各类变法运动中,真正具有开天辟地意义,并成为之后战国诸侯变法“范本”的,却是最早的魏国李悝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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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悝变法,起于战国时期的新兴国家魏国。作为从晋国分离出来的魏国,立国初期的运气很不好,魏国的国土,包括今天的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以及陕西、河北的部分地区,基本都位于中原的腹地,分到这样的领土,在战国群雄并起的局面下,地利上的劣势是显而易见的。魏国的东面是齐国,西面是秦国,南面是楚国,北面是赵国,夹在中间的魏国,可以说是无险可守的“四战之地”,这样的局面下,要生存下来,环境是非常艰难的。

但幸运的是,魏国的第一代开国之君,是这时期中国各诸侯国里最杰出的君主魏文侯。

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国的国君,被周天子承认,完成了三家瓜分晋国的最后一步,这其中最杰出的人物,就是魏国的国君魏文侯。在当时的诸侯国君中,他是以善于礼贤下士,眼光独特著称的。如同当年的晋文公一样,他的身边也聚集了一批杰出的人才。比如子夏这样的儒家学者,吴起这样继孙武之后的杰出军事家,还有西门豹这样善于治理地方的英才。比起魏国劣势的地理条件,魏文侯的人才储备,却是绝对的优势。

但这其中,最著名的却是李悝。不仅仅对于魏国,即使对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他都是一个很关键的人物。

李悝是子夏的学生,现代留存的各类史料里,有关他的记录少之又少。甚至连著名的《史记》上,都没有他的传记。之所以如此默默无闻,主要还是因为魏国的霸业最终只是昙花一现,而后来吴起变法的悲壮殉难,商鞅变法的异军突起,都大大盖过了他的锋芒。但是这无法掩盖他的重要地位,李悝的变法内容,奠定了战国时期整个中国大变革的雏形,在这个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期,它是历史的先声。

而从当时的局面看,标志着奴隶制最终消亡、封建制度最终确立的战国变法,最适合的发生地,也只能是魏国。因为相比于其他国家旧贵族势力强大的局面,从原先晋国脱胎而出的韩赵魏三国,本身就是新兴的国家。这时期的齐国,正在完成田氏代齐的最后过渡;西边的秦国,不但尚无东进的进取心,本国的大权也主要把持在旧贵族的手里。而三个新兴的国家中,韩赵两国的君主,在能力和眼光上,更远远不能和魏文侯相比。更何况,魏国此时面临的生存局面,比其他两个新兴国家都要严重得多,生存的压力,也使得魏国必须要选择变法图强的道路。

而当时的魏国,在变法之前面临的局面,也可以用内外交困来形容。外部环境上,诸侯之间的征战日烈,外部的军事压力日益增大;内部经济上,魏国本身就是晋国中相对落后的地区,在富庶程度上,魏国不如韩国,在军力的强悍程度上,魏国又不如赵国。这样的压力下,魏国必须采取措施,走变法图强的道路。而李悝,就是完成这个使命的最合适人选。

在魏国立国的早期,李悝并不在魏国的权力中枢之中,他曾经担任过中山相和上地守,这两个地方,都是在毗邻秦国的西北边境上。早年的李悝,曾经多次率军和秦国交战,而他得到魏文侯的赏识,一是因为他的老师子夏是魏文侯的重臣,二则是因为他的变法思想,切中了魏国的时弊。

在经历了数年地方官磨砺后,李悝最终成为魏国重臣,开始全面推行他的变法主张。他的变法内容主要包括四大项:第一是废除奴隶制时代的世袭制度,根据能力来选拔官吏,取消旧贵族原本享受的世袭俸禄,用来招募贤才,发展生产。第二是正式废除了中国传统的井田制,采取“尽地利之教”的政策,鼓励老百姓垦荒,废除原本井田制制度下的土地界限,允许土地私有买卖。同时对国家境内的所有土地进行测评,估算国家的土地产量,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按照土地的贫瘠标准,分配给农民土地,鼓励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第三是实行法治,建立完备的魏国法律,对于国家法令、政府职能、官员的升迁奖惩、军功的奖励,都做了最完备的规定,这个法律的名字叫《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封建制度下的法律。第四就是改革军事制度,建立“武卒”制,即对军队的士兵进行考核,奖励其中的优秀者,并且按照不同士兵的作战特点,重新将他们进行队伍编排,发挥军队的作战优势。

这四项措施,从表面上看,似乎平淡无奇,但真实的意义,却影响深远。李悝变法的第一条,是对残存的奴隶贵族世袭制度的最后颠覆。在经过了春秋末年的一系列动荡之后,传统的奴隶主贵族,势力早已经日益萎缩,而西周时代传承下来的奴隶世袭制,就是他们最后一层遮羞布,凭借这个制度,他们在战国的早期,还能够保持表面尊崇的地位。世袭制的废除,使他们最终被历史所淘汰,彻底淡出了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与此同时,魏国用原本奉养这些社会寄生虫的开支,用来向各国招纳贤才,从此以后很长时间,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人才,几乎都把魏国作为建功立业的首选。魏文侯统治时期的魏国,由此了英才荟萃的局面。李悝变法的第二条,是对中国传统井田制度的最后颠覆。井田制度经过春秋时代的连续动荡,早已经名存实亡,也成为奴隶主贵族维护封建制度的一个口实。尽地利之教的实施,使魏国的土地面积在这一时期如滚雪球一般增长。传统的奴隶主贵族经济被彻底打破,大批原本属于奴隶主贵族的庄田,通过开阡陌的方式转入了新兴地主阶级和农民的手中。魏国经济的全面转型,在此过程里完成。李悝变法的第三条,影响更加深远。李悝制定的《法经》,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雏形法典,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方方面面的建制,虽然其内容在今天已经失传,但是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里,它都是被后世各类学者推崇的法律典范。第四条的作用,对于当时的魏国是最直接的。通过武卒制度的确立,魏国拥有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在当时的战国军事界,有“齐之技击不可遇魏之武卒”的说法,即魏国的武卒战斗力,一度是整个战国版图上最强大的。这四条的实施,不但在当时成就了魏国的腾飞,也成为不久的将来,诸多变法家奔走列国,进行变法图强的内容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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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战国时代最早的变法,李悝变法的效果是成功的。

在三家分晋的局面形成以后,三国中最早走上扩张道路的,是赵国和韩国,两个国家都企图趁着国家初兴的机会趁热打铁,尽可能地扩展地盘。但现实是残酷的,当魏国埋头发展的时候,韩赵两国在对外战争中处处碰壁,赵国多次被秦国击败,韩国更受到了齐国和楚国的夹击,立国没有多久,生存局面却陡然艰难了起来。外战打不好,韩赵两国还想内斗,都想着兼并掉对方的土地。在魏文侯埋头发展的时候,韩国和赵国都曾经通过外交渠道找到魏文侯,提出和魏文侯合作,兼并掉对方的国土。对这些要求,魏文侯不但拒绝,更苦口婆心地劝说,提出现在三晋国家,当务之急不是内斗,而是集中力量,对外进行扩张。只要三家能够相互呼应,共同进退,就能在残酷的诸侯争霸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看看最后秦灭六国的历史,不得不承认,魏文侯在这方面的眼光,是相当准的。

在团结了韩赵二国之后,经过20多年的休养生息,公元前419年,魏国开始了扩张之路,他们的打击重点,就是西面的秦国。虽然晋国已经成为“过去式”,但继晋国后崛起的魏国,依然延续了晋国时代对秦国的挤压政策。像秦国这样一个尚武成风、战争潜力巨大的国家,必须牢牢地把他堵在关中平原之内。一旦让他突破了关中平原的阻碍,对于整个中原诸侯国来说,那都是如洪水猛兽一样的灾难。

公元前419年,魏国首先在少梁铸城,和秦国边军拉锯,但出师不利,魏国虽然占领了少梁,却始终无法消灭秦军,和秦国之间形成了长期相持的局面。关键时刻,魏文侯启用了一个名声不好的将军——吴起。吴起因为当年在鲁国的“杀妻”事件,一直都是正人君子眼中不齿的小人,但魏文侯用人用其长,就看中了他能打仗的优点。这个决定的效果立竿见影。公元前413年,吴起一举攻破了秦国的西河防线,击溃了秦国的西河守军,将整个西河尽数纳入到魏国的版图中来。这场胜利在当时的意义非同小可,魏国占有了秦魏两国边境之间的战略要地,对秦国的战争主动权已经形成,秦国别说是东出进攻中原国家,只要魏国不来进攻,就已经阿弥陀佛了。

西河的失去,引起了秦国上下的震动,咬牙切齿的秦国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夺取西河,但有决心是不够的,李悝变法多年以来的成果显现了出来,魏国凭借其远远优于秦国的经济实力,可以在战争中大打消耗战,借此来拖垮秦国人。到了公元前408年,魏国不但占有了河西地区,更向北占领了陕西代郡,向南夺取了河南三门峡,秦国从关中进入中原的所有要道,至此完全被魏国人堵死。秦国不得不暂时放弃了收复西河的打算,转而在边境修筑堡垒,防御魏国的进攻。魏强秦弱的局面,成了战国初期双方实力对比的写照。

在压制秦国的同时,魏文侯也对南方的另一大强国楚国、东方的齐国进行了打击。公元前405年,趁齐国田氏宗族内部发生内乱的机会,魏文侯联合赵韩两国出兵,斩杀齐国军队3万人。占领了齐国物产丰富的鲁西南地区,特别是收复了齐景公当年占领的晋国重镇聊城。此战的胜利,使此时正在忙着“代齐”的田氏家族,再次选择了对魏国的暂时臣服。齐国后来向周天子要求册立的文书,也是托魏文侯代呈的。而南方的“超级大国”楚国,也在和魏国的交锋里吃了亏,魏文侯不断南下,攻掠江汉平原的小国,楚国虽然组织过几次北上,都败北于魏国的手下。魏文侯在位的时期,原本是“四战之地”的魏国,却处在一个四面扬威的时期。归根结底,还是魏国率先进行变法尝到的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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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悝在魏国的变法,不但影响了魏国的历史,更影响了整个战国的历史。

从某种意义上说,魏文侯时代魏国的李悝变法,其实就是整个战国时代变法的试验田,列国诸侯从魏国的强大过程里,看到了变法对于国家崛起的重要意义。从此之后,列国的变法轰轰烈烈地展开。当时几乎所有开展变法的国家,都把魏文侯和他治理下的强大魏国,作为变法的楷模和目标。

而魏国也同样是战国变法人才的“培训学校”,早期在其他国家主持变法的人才们,许多人都在李悝变法中扮演过重要角色,比如后来主持了楚国变法的吴起,早年就是魏国李悝变法的助手。而列国变法中最彻底的商鞅变法,也基本是以李悝变法为蓝本。这时期的各类变法中,唯一和李悝变法无关的变法行动,应该就是燕国的“复古”改革,这种历史倒退的做法,引发了燕国本国的一场内乱,险些沦亡于齐国之手。

作为战国诸侯中第一个吃变法“螃蟹”者,魏国的国势,在魏文侯在位的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他在位的50年,是魏国雄霸天下,称雄于诸侯的50年。西面的秦国被他打得服服帖帖,东面的齐国唯他马首是瞻,南方的楚国遭到他联合三晋势力的一次次沉重打击。虽然与北方的赵国发生过摩擦,但韩赵魏三国中,魏国却是当之无愧的老大。而在当时整个战国大势中,他也是国力最强者。

但魏国这时期霸业的基础,仍然是脆弱的,因为他没有称霸的地理优势,“四战之地”的局面并没有改变。魏国如果想长久的保持霸主地位,甚至想统一六国、结束分裂局面,就必须要占据一个战略制高点,不是向北占有赵国,取得对六国诸侯坐北朝南的优势,就是要向西或者向东,占有秦国和齐国,取得得天独厚的地理屏障,否则,魏文侯所奠定的版图,势必是不能持久的。

魏文侯过世后,其子魏武侯即位,就在魏武侯登基后的第二年,为魏文侯设计变法大业的老臣李悝也病故了,但这时候的魏国,国力依然在持续上升。魏武侯在位的26年,是魏国对外战争比较多的一段时期。公元前393年,魏国两线作战,分别在南线击败了郑国,西线击败了秦国,向南和向西都拓展了大片国土。之后,魏武侯与韩赵结成军事同盟,四处征战,先后击败了楚国、齐国、秦国,但是这以后,他和两位盟友赵国、韩国,也相继发生了矛盾,陷入了新的战争。这时期的魏国,整整26年来,对外战争几乎未尝一败,对四面的敌人连战连捷。魏武侯比起其父亲来,虽有军事才能,但在政治眼光上却远远不及,总迷信武力能够解决一切。连战连捷的结果,就是魏国四面树敌。在之后的魏惠王时代,国力严重虚耗的魏国,虽然有庞涓屡败诸侯的辉煌,但最终在齐秦两大国的东西夹击下,实力日益萎靡,随着马陵之战被齐国军队全歼,魏国的强大地位,最终不复存在。

正文 第十六章 吴起,最悲壮的改革者

说到战国早期策动了封建化进程的各路改革家,那是一个英杰荟萃的榜单。这些敢于向旧有奴隶制制度开刀的勇士们,以其大无畏的精神和精准的思路,把握住中国社会发展的脉搏,促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在中国走向封建社会的道路里,他们其实是发动机的角色。

但是这些发动机的命运却是悲惨的,其中大多都是以悲剧结尾,即使是秦国这样发动自上而下改革的国家,从变法中尝到了巨大的甜头,导演了变法事业的商鞅,最终也难逃死亡的命运。他们用自己的死亡,成为一个新时代的托起者,和一个旧时代的殉道者,而如果说其中最慷慨悲壮的人物,或许就当属曾经参与过魏国变法,后来又导演了楚国变法的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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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到吴起,或许我们还可以加上另一个称呼:战国变法家的第一奇人。

比起诸多的变法家来,吴起是个很奇怪的人,他的奇怪就在于他做什么都行,无论是文是武,都是当时英杰中的翘楚。

但这个翘楚,开始的名声却不好。吴起是山东定陶人,公元前440年生人,定陶在当时属于战国中的卫国,是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国。出生在这里的吴起,小时候的运气还不错,他家是当地的富户,史载“家累千金”,在当时也是一个新富阶层。关起门来安安稳稳过日子应该不错,但是吴起偏偏做了个奇怪的选择,他不喜欢平淡的生活,偏偏要建功立业,想建功立业,就要四处砸钱。吴起开始砸了,先砸到了鲁国首都曲阜,投身于儒家学派门下,拜了当时著名的儒家学问家曾参为师,后来又师从于当时的另一个著名学问家子夏。儒家学说的内容,大多都是倡导和平,反对战争,但吴起却是个很奇怪的学生,他这个人从来不喜欢消停,偏偏喜欢打仗,而且读儒家学问,反而读出了新觉悟,经常把儒家的学说,自己尝试着应用到战争里面去,还经常喜欢和人探讨。这时候的吴起,不是一个受人喜欢的人,他在投身儒家之前就有“前科”,吴起为了求得功名,四处撒钱送礼,不但毫无用处,反而将祖宗留下来的家产全败光了,这样的人,在当时人眼里,自然是远近闻名的败家子,风言风语立刻就起来了。如果是别人,也就听听算了,可吴起不是一个算了的人,立刻杀掉了说他坏话的乡邻30多人,人命官司犯了,老家便待不下去,吴起和母亲告别,发誓不混出个人样绝不回来,就这样,才来到了鲁国。

在当时,吴起的名声很不好,而且他睚眦必报,最喜欢和别人较真,比如学堂里讨论问题,别人都是动动嘴皮子,他急了却能动手打人。这个不招大多数人喜欢的人,当时还是有人欣赏的。此时在齐国的大夫田居就是一个,大国的官员到底有眼光,当场看出吴起不是一般人,他对吴起说,你将来一定是出将入相的人物,我们家将来就靠你照顾了。然后,他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事实证明,田大夫的话,前半句准得离谱,后半句却错得离谱。

这时候吴起的生活,到底是好起来了,田居是个好事做到底的人,不但给了他女儿,还给了他大笔嫁妆,足够他在鲁国安身。然而好景不长,吴起很快又得罪了教授他儒学的老师曾参。那时吴起的母亲死了,按照儒家的规矩,母亲去世,子女应该回家奔丧并且守孝,吴起这时候正一心忙着奔前程,哪里顾得了这个,干脆两脚一跺——不去!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儒家孝道,这是儒家弟子们生活的基本准则,谁要敢违反那就是大逆不道,结果曾参大怒,立刻把吴起逐出师门。吴起也不在乎,反正儒学里的思想,他也不感兴趣,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干脆钻研起了兵书战策。事实证明,他确实是一个聪明的人物。除了平时喜欢好勇斗狠外,他从来没有上过战场,对战争可以说是个门外汉,但凭借着几本兵书,外加自己对于儒家思想的理解,他将这些思想杂糅起来,竟然创造了属于他自己的兵家学说。这时候的吴起,还经常在鲁国当地的学宫里参加各种辩论活动,他的名声也越来越大,确切地说是越来越臭,一个不孝顺父母且性格嚣张跋扈的人,放在当时崇信儒家的齐国,是非常被人所不齿的,被人不齿,也就没有出头的机会,那时候的吴起,日常生活主要靠岳父家接济,不然早就要喝西北风了。

吴起人生的第一次机会,出现在公元前410年。那一年齐国大举进攻鲁国,这时候的齐鲁两个国家,军事实力的差距已经空前悬殊了,一般只要齐国进攻,鲁国也就只有挨打的份。但鲁国不想挨打,想不挨打,就要抵抗,要抵抗就要有将领,要有将领,没人。

这个时候,鲁国国君鲁穆公想到了吴起。虽然他没有打过仗,但是毕竟名声在外,地球人都知道他研究兵法,而且讲起来头头是道,再说国内确实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可问题是,他老婆是齐国人,而且还是齐国掌权的田家的女孩,这层关系太微妙了,万一他把我的军队卖了……

消息传到吴起的耳朵里,吴起的反应很简单。这有什么,不就是怕我反水,不相信我吗,我把老婆杀了,你总相信我了吧。一边是苦苦等待多年,建功立业的机会,一边是含辛茹苦、美丽温柔的老婆,吴起眼皮都不眨,手起刀落做出了选择:杀!血淋淋的人头告诉鲁穆公,我连老婆都杀了,该相信我了吧。

这还有什么话说,虽然崇尚儒学的鲁穆公吓得直哆嗦,但行不行的就是他了,打吧!30岁的吴起,第一次得到了统兵打仗的权力。这时候的吴起,接过来的鲁国军队,是一个烂摊子。当时鲁国军队数次败给齐国,几乎被齐国人打怕了,心理上不发憷是不可能的,而且鲁国是小国,能动用的兵员有限,军队的数量根本不能和齐国相比。吴起有办法,他先是在军内大搞整顿,严明纪律,行军路上,吃住都和士兵们在一起,得到了他们的拥戴。而且他还有个本事就是能说,学了这么多年儒学,练就了一番好口才,讲起话来口若悬河,三言两语就能把部队激得嗷嗷叫,鲁国军队破天荒地嗷嗷叫了。吴起不但能说,更能耍诈。他故意假装要和齐国谈判。然后和齐国军队磨洋工,在齐国军队面前他也屡屡示弱,齐国人果然上当了,当时齐国的军队,真以为吴起就是来谈判的。吴起要的就是这个效果,瞅准了齐国人不设防的机会,吴起发动了反击,全军突袭,自己冲在最前面,本来大得不得了的士气这下子更大了,鲁国军队嗷嗷叫地杀红了眼,破天荒地把齐国人打得大败,在精研了多年兵法之后,吴起初出茅庐第一战就打得漂亮。

仗打得漂亮,吴起的形象却变得更糟糕了。鲁国本身就是一个崇尚儒家道德礼法的国家,吴起原本就是杀人犯出身,还离经叛道,老娘过世都不回家,早就是出了名的混账人物,这次为了当将领,竟然杀了老婆来求官。这时候的鲁国人,全然不顾吴起击败齐国,拯救国家的大功,举国上下拧成一股绳,集体强烈声讨杀老婆求官的吴起,结果一场大战的胜利,反而让吴起在鲁国混不下去了,他在战后不久就被鲁穆公免除了职务。上天在给他关上鲁国这扇门的时候,又给他开了另一扇门——魏国。此时魏国在位的魏文侯,正在锐意变法图强,四处招揽人才,而且是什么样的人才都欢迎。吴起立刻感到人生有了新的希望,索性离开鲁国,投奔了魏国。

对吴起,魏文侯早就有所耳闻,这时候的吴起,因为对齐国战争的胜利,已经是这时期战国战场上小有名气的人物。但对于吴起的为人,魏文侯还深感疑虑,他向丞相里克询问吴起是个什么样的人,里克的看法相当精准:“这个人又贪又好色,但要说打仗,恐怕是春秋时代的兵家司马穰苴也不是他的对手。”就这句话让魏文侯下了决心:用人用其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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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在魏国的时期,正是魏国大张旗鼓,采取李悝变法,开始了魏国封建化进程的时期。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里,魏国英才云集,既有当时最杰出的改革家李悝,也有此时战国时代最佳地方官西门豹,可谓是群星璀璨,能在这群群星里占有一席之地,主要原因,就是吴起此时的作用就一个——打仗。

此时的魏国,正是变法图强的崛起时期,但面临的环境也非常险恶。西北的秦国此时虽然经济落后,但军队战斗力彪悍;南方的楚国,也是可以募集百万大军的大国;东方的齐国,是当时各国里最富庶的国家。当年晋国被瓜分前,以晋国一国的独大地位,与这三国交手尚且互有胜负,而今一个分裂出来的魏国,面临的局面是何其艰难。吴起到魏国的时间,是公元前409年,就在他被魏文侯启用仅2个月后,他就立刻给魏文侯送上了一份厚礼——西河。

所谓西河,就是今天黄河以西的地区,包括陕西澄县等大片领土,在战国时代,这里是秦国和魏国之间的分界线,双方都只占有了一部分领土,长期东西相持。秦国如果得到整个西河,就意味着打开了东进的通道,他们就能够毫无阻拦地进入中原地区;而魏国如果得到西河,就可以控制对秦国战争的主动权,把秦国死死地摁在函谷关里。这场犬牙交错的战争,在三家分晋之前就发生了,魏恒子时候,就曾和秦国为了西河发生战争,到了魏文侯时期,这里更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多年以来双方互有攻守,都想多占一寸土地,但谁都寸步难行,形成了此时魏国西部战场上暂时的平衡,而这时候,打破平衡的人来了——吴起。

吴起到任之后,经过短暂的准备,便发动了对秦国的东征。公元前409年,吴起先夺取了当时秦国西河的重镇大荔,然后铸城守卫。他再接再励,接连夺取了五座边城,他进攻很讲策略,基本上是循序渐进,打下一个城,就立刻重兵防御,待到站稳脚跟后,再继续进军下一个城池,就这样步步为营、滴水不漏,渐渐地推进到了整个西河地区。在这个过程里,秦国曾经多次组织反攻,皆被吴起打退,到了公元前408年,吴起已经占领了秦国的合阳、华县等地区,整个西河都被吴起收入囊中。值得一提的是,在收复西河的战役中,魏文侯给予吴起的兵马,最多只有8万人,而对面秦国的兵马,一度曾经达到了20万,兵力差别如此悬殊下,却能连战连胜,确实不易。

西河地区的获得,在战国早期的诸侯战争中有着重要意义,秦帝国东出的道路被完全堵死,之后的很多年里,他们不得不对魏国采取了消极防御政策,同时开始向魏国学习,积极地谋求变法。而对此时的魏文侯来说,魏国得到了西河,也就得到了当地的千里沃野、大量的人口、珍贵的战略要地,这样重要的地盘,当然也要可靠的人去把守,除了吴起,也就没有别人了。

公元前408年,魏文侯设立西河郡,吴起被委任为西河郡守,这是他军事生涯里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从此开始,吴起开始以西河为基地,开始了他战场的表演。吴起的军事思想与其他军事思想最大的不同,就是吴起提出了军事建设的思想,在他的军事理念里,临阵指挥固然重要,但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却是准备情况与经济情况。所以在军队建设上,吴起采取了开发水利、储存军粮的措施,同时对于麾下的军队进行精简。他编选出了由精锐士兵组成的“武卒”,在战国早期,武卒是一支战斗力超级恐怖的步兵军团,凡是被选入武卒的魏国士兵,都是可以拉20石强弩,并且具有高耐力奔跑能力的精兵,凡是能够入选武卒的魏国士兵,不但免除全家的赋税,更给予优厚的国家补偿。所以在当时的魏国军队里,作为一个士兵能够入选武卒,不仅仅意味着这个家庭的生活状况可以从此大变样,更意味着一种无上的荣誉。从那时候起,魏国军队的士兵们开始苦练杀敌,上演士兵突击的励志故事,人人都为能够成为武卒而努力。与此同时,吴起非常重视边境的生产,多年以来他采取屯垦政策,命令士兵们战则为兵,归则为农,在当地积极发展生产。所以他到任没几年,西河当地就出现了仓储丰厚、经济富庶的局面。

这样的局面自然让秦国眼红,西河的丢失,也是秦国人不甘心的,所以从吴起就任西河郡守之后,秦帝国就频繁地调集重兵,意图一举夺取西河。这时候的魏国,在西河地区很少采取主动出击的战略,当时魏国的重兵,大都集中在东线,用于对齐国和楚国的作战,所以吴起基本得不到中央支援。西河面临着极其巨大的战争压力,但是吴起不惧,他镇守西河的时间长达27年,在这27年中,他和西北的秦帝国经历了大小一共96次战斗,其中76场取得了胜利,剩下的20场是平手,可以说是真正意义的“不败将军”。这其中,秦帝国曾经几次不惜血本,发动举国兵力对西河地区进行东征,特别是在公元前389年,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阴晋之战。这一年秦国动用了举国50万大军,屯兵在山西阴晋,计划一举东进,拿下整个河西地区,当时魏文侯已经去世,即位的魏武侯非常惊慌,身为西河郡守的吴起却不慌。多年以来,他早就在当地采取了种种措施,比如设立军功奖励制度,激励士兵杀敌,而且每次战后,都要举行大规模的庆功活动,表彰战争中的死难者,所以每次有战争发生的时候,西河当地魏军,大都把打仗当成一种荣誉,甚至好多人连盔甲都来不及穿,就急急忙忙要求投身战场。所以秦国人虽然多,在求战欲望高涨的魏国人眼里,也不过是一盘肥肉而已。

吴起知道,要啃下这块肥肉不容易,为了能够保证一战必胜,吴起做足了文章,首先抓住了秦军人数虽多,但是军队部署分散,容易各个击破的弱点,决定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其次就是这次参战的士兵,除了少数老兵之外,大多数都是从来没有立过军功的新兵,这些人虽然作战经验不足,但是立功心切,求战欲望极其强烈,吴起本人也以身作则,亲自带领军队冲在第一线。他甚至颁布命令,做骑兵的一定要看护好自己的马匹,做战车兵的一定要看护好自己的战车,如果战后发现骑兵丢了马,战车兵丢了车,就算是建立了战功也不予表彰。这样做是有道理的,秦军人多,而魏国士兵作战经验有限,所以必须要保证从军令上限制士兵们的无意义作战,集中兵力消灭敌人。战斗打响后,魏军各个以一当百,奋勇冲杀,结果秦军五十万大军全线崩溃,五万魏军一路掩杀,打得秦国军队尸横遍野。在战国的历史上,这是秦国军队遭到的最惨痛失败之一。

吴起之所以能够百战百胜,从根子上说,是他的独特军事思想所致。吴起的军事思想,或者可以套用里的一句话“赔本的买卖咱不干”,他的军事思路中,最在乎的就是战争的意义,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迷信武力,长期依靠战争来扩大权力,那么最后的结果也就是玩火自焚。在吴起眼里,一个国家要发动战争,必须要保证在减少国家损失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给国家增加利益,所以在每一场战争开打前,国家都必须要弄清楚,这场战争对于国家有什么好处。而且吴起还认为,一个国家在军事上成败的关键,还是在于国力的支撑,而国力的支撑中,尤其又以边地的储备为重,一个国家如果想成为军事强国,就必须要发展边境经济,储备大量物资。吴起的这些思路,即使对于现代战争,也有重要意义。吴起不仅仅善于总结,更善于实践,每一次的军事行动,他都主动冲在最前面,麾下的士兵们,饮食起居他都非常关心,对士兵的抚恤非常高,所以在军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而且更值得一提的是,吴起在当地士兵中收买人心的活动,吴起对士兵非常爱抚,甚至发生了他为生病的士兵吸吮毒疮的事情。当时士兵的母亲知道此事后竟然失声痛哭,因为她知道,感激吴起大恩的儿子,很可能会在接下来的战争里奋勇作战,那样牺牲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

在吴起镇守西河的27年,是魏文侯改革后魏国的黄金27年,这27年的魏国,西边死死地摁住了秦国,南边痛打楚国,东方扫荡七国,同样属于三晋国家的赵国和韩国,也拜服在魏国的脚下。而镇守西河的吴起,也成了这个强大的吴国的西北屏障,但吴起是不满足做屏障的,他更想高升一步,特别是在魏武侯即位后,当时魏文侯改革时期的杰出人物,许多都已经去世了,而吴起本人也很卖力表现,除了屡次击败秦国之外,还曾经多次大胆进谏。作为一个名将,却不主张轻率发动战争,甚至有一次魏武侯视察西河,赞叹魏国的大好河山时,他不但不应和,反而说出了一句很经典的话:“国家的安危,在德不在险。”也就是说,在发动战争上,国家一定要慎重,国家的强大,靠的是“德”而不是险,从这些思想上可以发现,虽然已经是此时战国最杰出的武将,建功无数的吴起,从根子上学说还是一个儒生。

魏国的政治,一直有“出将入相”的传统,外加当年吴起的“前岳父”田居也曾预言吴起将出将入相,现在出将实现了,吴起也就开始憧憬“入相”了。这时候机会也来了,当年曾经向魏文侯举荐吴起的丞相西客去世了,魏国的相国之位一下子出现了真空,按照吴起的想法,自己镇守西河27年,功劳苦劳一大把,就是排也该排到自己了,但是魏武侯却不是这么想的,最后继承相国职位的,却是在吴起眼里远不如自己的商文。这个商文是当时的魏国贵族,在吴起看来,他不过是靠了裙带关系才当上丞相的,直到两人发生了一次对话。吴起在回京的时候,气势汹汹地质问商文,先问带兵打仗你比我强吗?又问治理地方你比我强吗?让士兵拥戴,并且誓死效力,你比我强吗?三声发问,商文都是好脾气,连着都说“我不如你”,吴起得了理,立刻嚷嚷起来,那你凭什么当相国?商文只回答了一句话:现在大王年轻,老百姓人心惶惶,你说是你当相国合适还是我合适,就这一句话,让杀气腾腾的吴起立刻哑巴了,想了半天说,还是你合适。这就注定了吴起不可能在魏国当相国,不是因为他没这个能力,相反恰恰是因为他太优秀了,作为国君,根本就不敢驾驭这样优秀的人。所以老成厚道的商文,也就成了魏武侯的首选。

丞相做不成,吴起任劳任怨,准备继续给魏国守边疆,但这时候边疆却也守不下去了。不几年商文去世了,这时候继任丞相的是公叔座,这个人性格猜忌偏狭,非常忌惮吴起的战功。这个人背景也不简单,是魏国的驸马爷,他的妻子就是魏国的尚公主。当了丞相后,他就绞尽脑汁,非要赶走对他丞相职位有威胁的吴起,一个门客给他出了主意,可以搞一个非常麻烦的连环计。先假装给魏武侯说,吴起可能有反心,建议魏武侯试探他一下,可以假装说要把公主许配给他,如果吴起没有反心,那他很可能高兴的接受这个婚事,如果他有反心,就肯定会推辞这个婚事。与此同时,公叔座拉着自己的老婆,当着吴起的面演双簧,让老婆拼命地暴打他,性格刚硬的吴起,必然不会接受这样的悍妇,只要他一推辞,谋反的罪就砸瓷实了。吴起万万没有想到,耍了一辈子兵家诡道的他,竟然就这么被人耍了,事情的整个过程,都在公叔座的计划中,吴起果然很“配合”,眼见了公叔座娶了公主后的“悲惨”情景,铁了心说什么也不娶公主。这下可伤了魏武侯的自尊,他当场气得拂袖而去,而政治嗅觉还算灵敏的吴起二话不说,跑路。

就这样,在魏国立下赫赫战功的吴起,就这么不干了,当然以吴起的性格,如果如次退出江湖,那就不是吴起了,这时候的他已经名满天下,不愁没有饭碗。公元前383年,他找到了新饭碗——楚国。

<er">三</h3>

吴起到楚国时,正好是楚悼王在位的时候,这时的楚国,也正好处于一个很微妙的时期。

楚国虽然常年处于大国地位,但是战国早期的楚国,却一度国力不振,特别是在中原国家纷纷进行封建化改革的时候,楚国的进展却缓慢得很,主要原因还是楚国的整体经济水平与中原差距遥远。楚国国内,其地主派势力和新贵族势力也凤毛麟角,根本没有能力对抗奴隶主贵族的卿大夫阶层。韩赵魏三国建立后,成了楚国的大敌,特别是强大起来的魏国,多次发动了对楚国的战争,连续多次战败楚国。这样的局面下,一心想有所作为的楚悼王,也必须要效法中原王朝,变法图强。所以此时到来的吴起,可以说是当时楚国最需要的紧缺型人才。

吴起到来之后,楚悼王首先让他去担任楚国北方苑守,干的还是老本行打仗。吴起到任后一如既往,他继续推行安边持重的战略方针,这时候他的主要对手,却成了“老东家”魏国。在吴起的指挥下,先前多次被魏国打败的楚军这次扬眉吐气了,他们多次击败魏国和韩国、赵国的联军,暂时遏制了魏国的南下势头。但是楚悼王知道,这样做是治标不治本的,强大起来的魏国,会把楚国当做一个重要的吞并对象,不变法,就很有可能被这个时代所淘汰。

这里要说说吴起的这个老板楚悼王,在当时,这也是一个出了名的英主。他本是在政变中被拥立上台的,之后励精图治,扭转了自春秋末期开始,楚国国君权力衰弱的局面,楚国的国力蒸蒸日上。但是在向北发展中,楚国却遭遇到了魏国的阻隔,楚国多次发动对魏国的战争,却皆被魏国击败,严酷的现实,也让他决定走魏国的强国之路,而曾经参加过李悝变法,并且战功卓著的吴起,就成了他实行变法的首选。

和其他国家一样,楚国也有抵抗变法的守旧势力,不一样的是,楚国变法,是战国时期所有变法中最难的。比如,商鞅变法时期,虽然秦国的旧贵族同样强大,但是秦国本身的机构就非常简单,自上而下的威权,可以很容易的推动,楚国这个时候的情况,却是旧贵族的势力盘根错节,且画地为牢,楚王很多时候都说了不算。当变法的“风”放出来以后,立刻引起了旧贵族的反对,尤其是楚国旧贵族中实力强大的屈氏以及黄氏,他们认为楚悼王如果轻易变法,那就是对不起祖宗,就是叛逆,而吴起更被他们称做“祸人”。中原国家变法后,传统贵族阶层的悲惨命运,楚国贵族们就是没见过,听也听够了,怎么能够允许这一幕在楚国重演。

但吴起从小就是个不知道害怕的人,当年在魏国打仗的时候,5万打50万他都不怕,何况现在对付几个小小的拦路虎。和用兵一样,吴起是一个从来不打无准备之战的人,他深知搞变法,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生搬硬套是不可能的,经过一番筹谋,吴起拿出了他的变法议案,一份和中原国家变法大不相同的方案。

吴起的变法方案,主要包括如下的条文:一是取消世袭的贵族制度,凡是贵族传承了三代以上的,一律取消世袭,从此之后,子孙不能再继承爵位;王室的家族稍微宽松一些,传承了五辈的,一律都取消特权和俸禄,而且要迁移到边远的州县去,给予土地自食其力,他们原先的土地一律都要由国家没收。二是整顿政治机构,也就是机构精简,整个机构要裁撤冗赘官员,精选干吏,提高行政效率。三是要统一言论,整个国家不能有任何反对变法的言论,否则就要治重罪。第四条是对楚国影响最深远的,吸取自己在魏国创办武卒的经验,吴起在楚国也创办了独特的军事部队——厉甲兵,和当年在魏国一样的政策,厉甲兵也是精选出来并由国家直接掌控的国家精锐部队,有了这样的虎师,楚国的实力也就大大增强了。

吴起变法的内容,确实条条都触动了此时楚国的要害。楚国这时期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就是奴隶制度太过强大,尤其是贯穿楚国始终的百越之战。这些战争的结果,就是楚国每次都会收获大量的奴隶,成为奴隶主贵族的私产,在这样的情况下,土地封建化也就大大不如中原地区。从吴起的具体改革措施上看,这时候吴起的措施,主要还是以剥夺旧贵族势力为主,而且手段极其酷烈,不但有取消世袭特权的内容,还有要强制拆迁的内容,原先养尊处优的贵族们,这下都要给送到边远的地方干活。这样做的结果,不但收回了大量的土地,释放了大批奴隶,更增加了社会的劳动力,更让贵族们的实力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整顿政治机构,名义上说改善统治效率,实际上,还是为了加强国君的威权,而统一国家言论,为的是要给变法扫清舆论的障碍。这几条的实施,除了说明了吴起深沉的心机之外,却也暴露了他变法上的漏洞。

吴起变法的实行,在当时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公元前381年,经历过变法图强运动的楚国再次挥师北上,和当时北方最强大国家魏国再次大打出手。这次的楚国军队,拿出了他们的新式武器——厉甲兵,结果,新组建的楚国王牌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将魏国打得大败。楚国军队紧紧追杀,竟然直打到了黄河边上,魏军重演了春秋战国时期全军崩溃的局面,大批士兵溺死在水中。战后,楚国人饮马黄河,北方诸国大惊,春秋时期曾经把长江以南打得天翻地覆的楚人——回来了!

在对魏国进行战争的同时,吴起还主持了楚国历史上最声势浩大的南征,这次楚国不但吞并了位于江苏、浙江地区的百越之地,更一路南下,其军队前锋,竟然深入到了广西的苍梧地带,楚国的版图得以继续扩大。这也为后来统一后的秦汉帝国,相继实行在南方的统治政策,开了一个好头。

这时候的吴起变法,可以说非常成功,但是吴起变法的问题,也在这个时期越来越扩大了。

说起吴起变法的问题,我们不难看到,在这场变法中,吴起既有自己的发明创造,也有师承别人的一面。但最要命的一件事情是,吴起的改革措施,大多都是着眼于中央威权和富国强兵,对于楚国旧奴隶主贵族所生存的奴隶制经济制度,却没有做任何的触及。所以,这也就注定了改革不会得到普通老百姓们的支持。甚至连实力虽然弱小但已经兴起的地主阶层,得到的好处也很有限。比起更为成功的商鞅变法,我们不难看到,吴起所采取的堵塞言路,裁撤冗赘人员等内容,大都是在商鞅变法中所用过的,但后来商鞅颁布的时候,是在变法的第二阶段,即变法已经获得了全国百姓空前的拥护支持的时候,而吴起此时这么做,却已经操之过急了。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吴起变法的着眼点,还在于“富国强兵”上,给予楚国普通老百姓的好处太少,这一点,就决定了吴起的变法,更成了一个悲剧。

公元前381年,一直支持吴起的楚悼王去世了,他的去世,就意味着吴起的命运不可避免走向终结。就在楚国召开追悼会的那一天,反对变法的旧贵族发生了叛乱,这是吴起变法的另一个失策,他虽然建立了中央直接掌握的军队,却没有收回旧贵族阶层对私人武装的控制权,一旦发生变化,就会出现严重的后果。这次的严重后果被吴起自己承担了,反对派们的士兵疯狂地追杀吴起,吴起东躲西藏,最后躲进了楚悼王的灵堂里,杀红了眼的顽固派哪里管这个,一股脑地闯了进去。吴起见叛军们弯弓搭箭,密密麻麻的弓弩射向他,干脆用力一扑,扑到了已经过世的楚悼王身上,这位战国时期引导楚国走向强大的帝王,就这么被射成了刺猬,大家射得带劲,后果却很严重。因为按照楚国的法律,射杀国君的,就是叛乱,射杀国君的尸体也不行,这样一来,70多家奴隶主贵族尽数遭到楚肃王的诛杀。用自己的生命做代价,吴起让楚国的守旧力量,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而战国时代楚国的崛起,也就从此开始了,此后楚国经过楚肃王、楚宣王,国力开始重新振作,在后来魏国衰弱,强秦东出函谷关的时代,楚国一度和齐国一样,成为关东诸侯中仅有可以抵抗秦国的力量。这一切的底子,却是以生命为代价的吴起换来的。

正文 第十七章 邹忌,让齐国崛起的“奸臣”

战国时代的第一个强国,是魏文侯改革后的魏国,但随着魏国的一蹶不振,相继取代魏国崛起的,是东方的齐国和西方的秦国。

这两个国家的崛起,同样也是拜变法所赐,两国的封建化改革,也都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完成的。秦国的改革,就是著名的商鞅变法,这是整个战国时代政策上最彻底,效果最显著的变法,秦国也从此走上了精兵尚武的扩张之路。而就在商鞅变法图强的同时,东方的齐国也开始了相同的过程。与秦国拥有商鞅这样一个精干的改革家一样,齐国也拥有一位相似却相反的人才——邹忌。

说邹忌和商鞅相似,因为他们身份相似,都是卓越的改革家,成果也相似,都造就了其所在国的强大。但说他们相反,一个是性格相反,商鞅为人坚毅果决,性格嚣张跋扈,做事说一不二,相比之下,邹忌却是一个很“委婉”的人,比如对国君的进谏,商鞅喜欢直来直去,邹忌却喜欢虚与委蛇的“讽谏”。如果说商鞅“至刚”的话,那么邹忌就是“至柔”,两人的结局也截然相反,立下大功业的商鞅,在秦孝公过世后,难逃被清算的厄运,同样是改革家的邹忌,却封侯拜相,终生富贵。时至今日,“至刚”的商鞅,已经是当之无愧的“著名改革家”;“至柔”的邹忌,名望比商鞅大大不如,身后非议颇多,有说是贤相的,也有说是奸臣、佞臣、弄臣的。比起耳熟能详的商鞅,毁誉参半的邹忌又是个怎样的人物呢?

<er">一</h3>

邹忌,史记上又称邹忌子,是齐国桓公(战国时代的齐桓公)时期的大臣,齐威王在位的时候担任相国。在齐国的封建化改革中,他是主要的设计者和执行者。

说到邹忌对齐国的贡献,不妨先说说田氏代齐后齐国的政治军事局面。战国早期的齐国,虽然成功完成了权力过渡,但在国家地位上,却被魏国欺负得很惨。在魏文侯和魏武侯两代,齐国多次和魏国发生战争,但几乎每战必败,甚至被打出了“恐魏症”。齐国的军队,到了齐威王早期,几乎到了遇到魏军就崩溃的地步。“齐之技击不可遇魏之武卒”的说法,也正是这时期流传开来的,虽然是形容魏国军事力量的强大,却也说明齐国这时期被打惨了。

田氏齐国立国初期,在战国历史上的记录相对比较少,出场次数比较多的,往往都是战争的失败,尤其是对魏国战争的失败。齐国在齐景公时代一度振作,夺取的晋国的大部分国土,在这时期几乎被魏国全数打包收回。魏国还曾多次联合韩赵两国,攻入到齐国的腹地,甚至兵临齐长城。而齐国的真正振作,却要从公元前356年齐威王田因齐即位开始。

齐威王登基初期,和当年的楚庄王一样,是一个很不靠谱的人,他不靠谱的时间也很长,竟然长达9年。这9年里,他日日沉迷于享乐,对外战争也屡战屡败,一开始还只是败北于魏国这样的大国,到后来,连鲁国这样不入流的小国都能欺负他。最严重的时候,齐国落到了“诸侯并伐,国人不治”的局面,也就是是个诸侯都要来打你两下,是个老百姓,就对你不抱任何信心。这样的局面下,身为大臣的邹忌脱颖而出了。和许多大臣一样,他也对齐威王进行了进谏,但比起大家的直来直去,邹忌的方法却很委婉,他假装要给齐威王弹琴演奏,引起齐威王的兴趣,然后借题发挥,大谈乐理,齐威王哪里懂这个,一边听一边劝邹忌快演奏,这时候邹忌正色说:“大王见我不演奏只说道理,就觉得不耐烦了,但是大王拿着齐国这张大琴,多年来也没有弹奏一下,大家也很不耐烦了。”只这一番话,9年来胡吃海喝的齐威王幡然振作了起来。从此之后他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一心锐意进取,变法图强,田氏齐国的强大,其实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邹忌与齐威王的这番对话,奠定了他一生里一个重要的性格:讽谏。他所有的政治主张,都是采取这种委婉的方式表达的,通过看似毫不相关的事物旁征博引,用绕圈子的方式讲出大道理,在不得罪国君的情况下把事情办了。如果说主持秦国变法的商鞅是一个强硬派,那么主持齐国变法的邹忌,就是一个温和派。

所以比起商鞅强硬的变法政策来,邹忌的各类政策,表面看起来,也似乎非常温和:第一条就是广开言路,虚心纳谏。他通过对自己相貌问题的阐述,向齐威王讲明了作为国君,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道理,说服齐威王广开言路,号召老百姓主动向国君提意见,并且提前说明言论自由,提意见的人无罪。第二就是赏罚分明,任用贤能。通过各种渠道,面向各诸侯国招揽人才,同时对吏治进行整肃,实行“严刑重赏”的政策,重赏有政绩的官员,严惩有劣迹的官员,以赏罚分明,提升整个国家的行政效率。而另一项影响深远的政策,就是完善稷下学宫的建设。稷下学宫是齐国著名的文化圣地,最早创建于齐桓公时期,到了齐威王时代,它进行了重新的扩建和改革,成为齐国招揽各国人才的主要承载,邹忌为稷下学宫设立了三条原则,即“不任职而论国事”,“不治而议论”,“无官守,无言责”。鼓励来此的学者们自由发言,自由讨论。表面看,这似乎都是三条很平常的政策。

但是平常的外表下,却有不平常的真相。鼓励老百姓进谏,要求国君虚心纳谏,只是第一步,后面却是真正要采纳大家的意见,从而推动齐国的各类封建化改革。正是在虚心纳谏的过程里,齐国清除了国家制度中最后的奴隶制残余政治,和魏国一样,废除了奴隶制的世袭政策,取消了奴隶主阶层享有的俸禄,建立了完善的中央集权管理体系。对吏治进行整肃,严刑重赏的同时,齐国更制定了完备的法律,形成了封建化中央集权的国家体系。而稷下学宫的设立,其影响恐怕连邹忌本人也始料不及,稷下学宫成为战国乱世学者们眼中的乐土,中国文化中自由讨论的风气,正是在这个小小的学宫里形成,诸子百家的经典论著,也大多完成于这个小小的学宫,与这里有渊源的学问家,包括孟子、墨子、荀子等几乎所有的战国时代文化名人。两千年风云之后,王侯霸业早成尘土,稷下学宫所衍生出的古老文化,却依然在为现代社会所传承。而即使在当时,稷下学宫也同样有重要意义:魏国给予人才的,是优厚的俸禄和官位,齐国给予人才的,却是人格上的尊重与学问上的自由。

而邹忌在担任齐国相国期间,做的另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开掘水利工程,在今天的淄博、济南等地,都有齐国水利工程的遗址,齐国的农业经济在这时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邹忌在经济上的政策,是“恤民养战”四个字,这时期的齐国,延续了春秋时期就设立的寓兵于农的政策,而且有进一步发展,对于服兵役的家庭,政府给予经济上的补贴奖励,提高士兵作战的积极性。富裕的齐国,在齐威王的励精图治下,正在把其丰厚的经济能力,转化为强大的军事战斗力。

<er">二</h3>

齐国的崛起道路,在齐威王在位的中后期逐渐变成了现实。按照《战国策》的说法,虽然齐威王执政前期,通过广开言路的方法,提高了自己的威望,使得韩赵魏等国家纷纷派使者前来朝见,收到了“战胜于朝廷”的结果。但是国家的力量博弈,“不战而屈人之兵”,在战国年代是不现实的,强国的地位,还是要在沙场上见真章。

齐国这时期面临的主要对手是魏国,在齐威王在位的大部分时间里,他的主要对手,是魏国的第三代君主魏惠王。这正是魏国的由盛转衰期。

魏惠王之前,魏国经过魏武侯长期的扩张,既四面树敌,又形成了其横扫天下的威武。公元前369年,魏惠王派兵与秦国激战,击败了进攻西河的秦穆公,迫使秦穆公撤兵。但在这场战斗胜利之后,魏惠王改弦更张,并未乘胜追击攻灭秦国,相反主动迁都大梁,对西面的秦国,改为防守为主,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魏国当时严峻的外部形势。作为四战之地的魏国,其国力势必承受不起四面作战的消耗,要想巩固霸主的地位,就必须有的放矢,对其中的一面强敌采取防守政策,集中力量对付相对较弱的对手。在魏惠王眼里,秦国虽然屡次败给魏国,但是其民风彪悍,战争潜力强大,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平定的,所以抓住机会,先挑相对弱小的对手下手,才是最好的争霸手段。

魏惠王眼中的比较弱的对手,就是曾是魏国盟友的韩国和赵国。在魏惠王时期,原本韩赵魏三国的铁杆关系,早已经基本破裂。而魏惠王也把统一三晋大地,兼打压齐国作为这时期的战略重点。这以后,魏惠王一度暂停了对外用兵,在西面修筑长城抵御秦国进犯,严守国门,在国内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积累力量。自魏武侯时期开始,魏国生产破坏严重、民力疲敝的局面得以改变,魏国的实力持续增强。在此期间,经过励精图治的齐威王,已经成了魏国最主要的敌人。

齐威王与魏惠王的较量,是以失败开始的。魏惠王东迁大梁后,和齐国发生了多次战争,这时候的齐国虽然经过了整顿军队,战斗力大为提升,却依旧不是魏国的对手,长期南征北战的魏军,在作战经验和战斗素质上远远高于齐国人,何况他们还有一个杰出的军事统帅——庞涓。这样强悍的军队,除非有神人帮助,否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打败的。

而似乎老天爷也在眷顾齐威王,数次败北于魏国的齐国军队,很快就得到了一个可以扭转他们命运的“神人”——孙武的后人孙膑。

作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兵家,孙膑今天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和魏国统帅庞涓的那段恩怨纠葛,也是后人恒久讨论的话题。孙膑和庞涓最早都师从于战国兵家鬼谷子,孙膑更得到了鬼谷子代为传授的祖先遗产——《孙子兵法》。作为孙膑师兄的庞涓,因为妒忌孙膑的才华,假意邀请孙膑来魏国发展,事后又翻脸诬陷孙膑通敌,结果害得孙膑被处以“膑刑”,挖去了膝盖骨,成了终身残疾。孙膑凭借他的隐忍,更靠着齐国使臣的帮助,终于逃到了齐国,在得到了齐威王赏识后,被委任为齐国的军师。

说孙膑是扭转齐魏战争战局的关键人物,不只因为他的才能,更因为他的作战方式,恰恰切中了魏国的“死穴”。在齐魏两国军队战斗力差距暂时不能拉开的情况下,战胜魏国的办法,也就只有一个:必须要用高出对手一筹的战略眼光,牵着对手鼻子走,想尽办法分散敌人兵力,集中自身优势打歼灭战。可魏国的主将不是莽夫,而是同样足智多谋的庞涓,这个狡猾的统帅外加这支彪悍的军队,也只有孙膑能够对付他。

孙膑到达齐国后,虽然成为军师,却很少抛头露面,主要精力都放在了训练军队,提升军队战斗力上。这时期的魏国,在东面挫败齐国,西面阻遏强秦后,开始放心大胆地攻打周边的赵国和韩国。特别是对于赵国,他更志在必得,如果占有了位于中原北面的赵国,对中原诸侯,魏国就会形成“坐北朝南”的优势战略地位,当年的晋国就是凭此称霸江北的。

公元前354年,魏国大举进攻赵国,赵国无奈之下向齐国求救,在经过了多年对魏国的隐忍后,这次齐威王决定出手还击了,他以田忌为大将军,孙膑为军师,率领8万精锐火速驰援。就是在这一战中,孙膑拿出了他独特的“围魏救赵”战法,不去救援赵国被围困的都城,相反率军直扑魏国都城大梁,以攻其必救的战法牵着魏国鼻子走。魏国果然被牵了鼻子,近10万魏军撒丫子玩命赶,在赶到桂陵的时候,被以逸待劳的齐军包了饺子。士气高昂的齐军碰上人困马乏的魏军,自然猛虎下山,战斗没有了悬念,齐国大胜!

桂陵之战是齐国崛起道路上的重要一战,齐国通过此战酣畅淋漓的胜利,不但打破了自身多年的“恐魏症”,更向列国诸侯昭示了自己强大的实力。但魏国的元气并没有因此遭到损耗,就在桂陵之战结束2年后,以为魏国元气大伤的秦国、韩国、赵国、楚国组成联军,赵楚韩三国将魏国主力包围在襄陵,秦国主力大肆攻打魏国西河边城。战斗起初进行得很顺利,多线作战的魏军力不能支,陷入到苦战之中,而秦军在西线的进展也顺利,一路收复沦陷多年的西河失地。但绝境之下的魏军,再次爆发出强大的战斗力,魏国先是在襄陵大破三国联军,接着火速西进,击退秦国的入侵,短短数日奔波南北,将两线的强敌打了个稀里哗啦。齐国魏国之间的争霸,这时其实还没有分出胜负。

在桂陵之战结束后的十几年间,齐国和魏国都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公元前342年之前,魏国通过连续对外战争的胜利,再次确立了他第一军事强国的地位,而齐国却在韬光养晦,静看魏国嚣张。公元前342年,魏国又发动了对韩国的进攻,齐威王火速出手,再次派遣田忌和孙膑为帅出兵救援,这次孙膑故伎重演,再次故意进攻大梁,迫使魏国回军,但庞涓也学乖了,他们并不急于追击,而是慢慢尾随在齐国军队身后,静静等待着机会到来。机会终于到来了,庞涓发现,齐国军队每天扎营后用的炉灶一天天减少,早习惯军旅生活的他立刻做出一个自信的判断:齐国人在崩溃,在逃跑。得到判断的庞涓火速行动,企图一举将齐国军队尽歼,他带领轻骑兵追杀到马陵道时,却发现再次上当了,这里埋伏着大批的齐国士兵,用弓弩不断地射杀魏国军队。痛悔无比的庞涓感叹:“没想到,我还是让孙膑这小子扬名于诸侯了。”感叹完毕后,他主动冲向齐军阵营,壮烈殉国。

经过桂陵、马陵两战,魏国陆续报销了10多万魏文侯改革后精心打造的精锐作战部队。而齐国的强大,此后与秦国并称为二帝,一度共享霸权,也是顺理成章。

<er">三</h3>

在齐国本身的崛起过程里,身为“总理”的邹忌居功至伟,但也正在这个过程里,他个人的所作所为遭到了太多非议。

邹忌遭到非议最多的,就是他和田忌的交恶问题,按照《战国策》上的说法,这两位同是齐威王励精图治的股肱之臣,多年以来却“不相交”。史料的说法,是邹忌妒忌田忌和孙膑的大功劳,设计陷害。马陵之战后,田忌和孙膑班师凯旋,邹忌故意设套,假借占卜的名义栽赃陷害,诬陷田忌谋反,结果百口莫辩的田忌逃到了楚国,早就预料到邹忌不怀好意的孙膑,在事前劝说田忌无效后,也借故离开归隐了。拜邹忌所赐,齐国失去了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一个算无遗策的军事家。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在后来许多人眼中,邹忌立下的那些功劳,也就不值一提了。但在许多史料里,我们也看到了另一个邹忌,一个胸襟宽广,效忠国君,匡扶社稷的邹忌。在齐国崛起的整个过程里,他其实是齐国各项国策的设计师,才能是毋庸置疑的。而陷害田忌的行为,与他诸多“善举”比起来,看似很矛盾,但其实也很正常。邹忌性格里最主要的特征,就是“阴柔”,凡事讲究兜圈子,正面不行侧面来,放在进谏上,这叫有智慧,放在整人上,这就是狡猾伪善。陷害田忌的行为,就是其中之一。

但比起刚烈的商鞅来,阴柔的邹忌,下场却好得多,他的阴柔,给国君留下了“尊重领导”的好印象,凡事给足了国君面子,又听话又能干活,这样的好干部自然哪个领导都喜欢,所以齐威王、齐宣王两代君主都对他信任有加,又升官又封侯。却也同样因为他的“阴柔”,齐国的所谓变法,温和的过程导致其效果也是阴柔的。和秦国比起来,齐国变法最大的特点就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在行政制度建设和司法建设上,比起商鞅变法来都差距甚远。这样的差别,决定了齐国的变法,只能依赖于国君个人的素质,而不是整个制度的制约。就是这个差距,决定了齐国不可能在战国逐鹿中笑到最后。

正文 第十八章 商鞅怎么改变了秦国

战国时代的变法不少,南北各诸侯国都搞得轰轰烈烈,但是其中公认最成功的,就是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的成功与伟大意义,各类史料上都阐述过很多次了,但是关于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许多人都笼统地总结为秦国国君的支持,商鞅个人的政策和决心,以及其卓越的行政能力。但对比真实的历史,这些看法都略显粗糙。为什么商鞅变法取得了最大的成功,为什么只有秦国的变法能够保持恒久的强大,无论对于过去还是将来,这都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

放在当时的背景下,商鞅变法的整个经过,甚至可以被看做是一场童话般的奇迹。商鞅进入秦国以前,列国的变法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唯独秦国还是一片安静。有能力变法图强,开创大业的青年才俊们,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跨过函谷关,进入秦国这个神秘的国家。因为在所有人的眼里,在秦国实现变法,几乎是不可能的,秦国经济条件落后贫穷,奴隶制贵族势力强大,民风野蛮彪悍,在中原人眼里,同属华夏族的秦人,在当时却是不开化的野蛮人,这样的国家,自然没有人敢涉足。但是商鞅敢,他勇敢地走了进来,最后虽然客死秦邦,但他的变法成功了,他缔造了强大的秦国,成就了秦国横扫六合、灭亡六国的辉煌,无论在生前还是身后,他的这段人生,都被看做一段不可思议的奇迹。

可是,商鞅为什么能创造这样的奇迹?

<er">一</h3>

说起商鞅能够创造奇迹的原因,第一条很简单,他去的是秦国,宛如一张白纸的秦国。

当时的秦国,既穷又落后,比起中原诸国来,是一张一穷二白的白纸。这时期的秦国,虽然农耕经济已经成为主要方式,但关中平原地广人稀,有五分之三的土地还没有被开发,秦国的农业生产水平,比起中原六国来差距很大。无论是经济的发展程度,还是文明程度,都远远落后于中原国家。而在秦国内部,战国早期的统治矛盾也异常尖锐,大批的奴隶开始成群抗暴,他们有的集体逃亡,有的啸聚山林为盗。在封建化程度上,秦国也同样落后得多,鲁国早在公元前594年就实行了封建化的税收政策——初亩税,秦国到公元前408年,才由彼时在位的秦简公推行了这个政策。比起中原诸国可以自上而下的实行变法改革,秦国的国君权力上却有限得很,战国早期秦国国君的废立都由旧贵族操纵。这样的局面下,要想实现改革,何其难?

但是也同样是秦国的这些条件,让他具备了改革成功的天然优势。首先,秦国经济落后,制度落后,带来的结果就是他们没有中原诸侯国那样严密的奴隶制国家体系。秦国虽然在百里奚时期就引进周朝的礼法,想成为文明国家,但是在国家政治体制的成熟度上,比起中原各国的旧有奴隶制框架,都要差得很远。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改革,虽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阻力,但是比起整个行政体制的阻挠,旧贵族个人的阻挠显然是容易应付的。而秦国虽然生产组织机构松散,生产落后,但是秦国的经济潜力却是巨大的。关中平原土地富饶,只要能够改革生产方式,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短时间内就可以实现秦国生产的迅速腾飞,立竿见影的改革效果,会使改革早期的障碍变得一马平川。

秦国变法的另一个有利条件是他们的文化。在中原人眼里,秦国人是不开化的“蛮夷”,因为是“蛮夷”,秦国的旧贵族,头脑中条条框框的旧观念要少得多。在这样一个松散的旧体制上,推倒重来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体制,显然要比在齐国这样一个有悠久文化与历史传承的国家进行改革容易得多。比如齐国的改革家邹忌,他之所以采取讽谏的方式推行自己的主张,并且所有的改革内容表面上都不涉及齐国国家行政体制的转变,正是慑于这种根深蒂固的旧体制压力。

秦国改革成功最重要的要素,就是力主改革的秦孝公本人。纵观当时所有诸侯国的国君,几乎找不到一个像秦孝公一样,具有如此坚定改革决心的国君。他能够给予改革者全力支持和毫无保留的信任,这是任何一个改革者在其他国家,都无法得到的。

这种毫无保留的支持,无可复制的信任,来自于秦孝公个人的性格,更来自他独特的身世。

秦孝公的家世很特殊,他原本不是秦国王室的正统继承人。他的家族是秦国王室宗族中较偏的一支,秦孝公的父亲公子连,早年就因为主张改革,触动了国内旧贵族的利益,被赶出国境。后来公子连不屈不挠,利用秦国发生政变的机会突然回国,在经过苦战后夺取了国君之位。这次政变凶险万状,当时的守旧派已经部署了军队埋伏在边境,准备随时杀掉他,好在军队中支持他的军官临阵倒戈,这才铤而走险夺权成功。公子连即秦国历史上的秦献公,他在位期间废除了野蛮的殉葬制度,制定了五家一伍的保甲制度,并且开始初步推广郡县制,在全国设立了四个县来试点。可惜他的运气很不好,这时候的秦国,东面面临魏国的威胁。此时魏国正处于魏文侯改革后最强大的时期,秦国在对魏国战争里,连战连败,丢失了整个西河地区。改革时代的参与者们,大多没有长远眼光,对改革的看法一向都是功利的,秦献公对外战争的失败,也成为保守派质疑改革的理由。公元前362年,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秦献公在忧愤中死去,21岁的儿子渠梁即位,就是后来缔造了秦国变法的秦孝公。

秦孝公虽然年轻,但是家族的传承,父亲为改革辛苦奔忙的一生,他早就了然于心,而他也是一个胸有大志的人,改革的成功与否,不仅关系着秦国的强大,更关系着父亲的遗愿。所以,秦孝公在登基后,连续多次发布了求贤告示,希望能招揽到推动改革的人才,他将给这个人才毫无保留的信任,让他帮助自己缔造一个强大的大秦帝国。他很快等到了这个人才——商鞅。

对于秦国这个有着特殊成功条件的国家来说,商鞅,也是一个不可复制的人物。商鞅原名公孙鞅,是卫国贵族的后人,在西奔秦国之前,他曾经在魏国相国公叔座身边做谋士,那时正是魏惠王登基的早期,身为相国的公叔座,许多重要的谋略,其实都来自作为他高参的商鞅。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商鞅真正接触到了当时战国最强大国家的核心行政机构,他的施政经验和视野,都来自于这段时光。从师承上说,商鞅承袭自李悝的法家学说,对李悝的《法经》非常推崇,并且精心研究,在漫长的思考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施政改革理念。这样一个有深厚理论积淀和丰富施政经验的人物,才是改革者中的最好人选。

商鞅来秦国之前,有两个偶然因素,让他差点来不了秦国,一是长期欣赏商鞅才华的公叔座,临终前将商鞅推荐给了魏惠王,如果魏惠王能够认可公叔座的推荐,那么恐怕就没有强大的大秦帝国了,但魏惠王却认为公叔座老糊涂了,对商鞅的才能嗤之以鼻。第二个意外,是老谋深算的公叔座深怕商鞅不被魏惠王所用,将来势必成为魏国大敌,因此劝说魏惠王,如果你不肯用商鞅,就一定要杀了他。商鞅知道后只是冷笑,他既然不听你的话用我,又怎么会听你的话来杀我。事实也正如商鞅所料,魏惠王根本没拿商鞅当盘菜。不用也不杀,任他自谋生路去了。

这两个偶然,也包含着一些重要的信息:第一,经过在公叔座身边数年的锤炼,商鞅已经锻造出了深不可测的心机,对于他人心术的揣测,早已做到料事如神,这样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才能承担起那场惊天动地的变法。第二,魏惠王并不是一个英明的君主,以他看人的眼光,即使听了公叔座的话重用商鞅,也不会长期地信任商鞅,这样一个刚愎自用的君王,根本不可能给商鞅以施展才能的平台。

所以这时期的商鞅,将希望寄托在秦国身上,也是情理中的事情。当时的六国里,赵国和韩国还没有大规模的变法,齐国是宗族当道,商鞅更不具备邹忌那般讽谏的本事,自然是去不得。至于南方雄心勃勃的楚国,吴起的例子也摆着呢。所以,秦国,是胸怀大志的商鞅唯一的出路。商鞅,是志存高远的秦国仅有的选择。

公元前361年,商鞅来到了秦国,见到了求贤若渴的秦孝公,经过3天的攀谈,商鞅以其学说打动了秦孝公。公元前359年,秦孝公颁布了变法令,任命商鞅为左庶长。这场改变战国历史的变革,从此开始了。

<er">二</h3>

商鞅变法,从一开始就注定荆棘密布。在变法令颁布以前,秦孝公曾召集群臣讨论,结果引来了旧贵族们的集体反对,大臣甘龙等人极力阻挠商鞅变法,而商鞅也不是一个好惹的人,当场与甘龙等人展开了辩论,一番唇枪舌剑将反对派驳得哑口无言。明火执仗的反对,就此变成了暗流,无数的明枪暗箭,在商鞅变法的路途上等着。

但商鞅不惧,他之所以有信心,是因为长年的沉浮,让他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变法要成功,必须采取最简单直接的办法,抓住事物的核心矛盾下手,快刀斩乱麻。所以商鞅采取的第一个政策,就是要变法,先变人。所谓变人,就是要树立改革者的绝对威望,让他获得大多数人的足够的信任。完成这个目标谈何容易,你商鞅是谁?秦国有几个人认识你?难道还要一个接一个苦口婆心地劝说,或者是上大街上作报告?

商鞅的办法简单,不用作报告,不用劝说,立一块木头就行了。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商鞅南门立木”事件。商鞅在乐阳城南门竖起一根3丈长的木头,并挂出布告:谁能把木头搬到北门口,就给他10两黄金。这事在当时,就好比今天突然接到“恭喜你中奖了”的手机短信一样,很难让人相信。木头不重,路又不远,凭什么奖10两黄金?立了一上午后,奖金已经翻了好几倍,涨到了50两黄金,这时候来了个傻小子,壮着胆吭哧吭哧地把木头抬走了。结果商鞅二话不说,当然兑现奖励。南门立木的典故就这样不胫而走,所有秦国人都知道了一个事实:这个商鞅,说话是算数的。

商鞅的威望就这样树立起来了,然后他趁热打铁,出台了第一阶段的变法内容。事实证明,商鞅不但口号很响,胆子很大,做事更是现实。他第一阶段的变法内容,都是最初级的改革,包括废除传统奴隶制的世袭制度,设立军功授爵制,奖励士兵的作战积极性;实行编户制,建立封建制的基层农村制度,奖励耕作;鼓励小农经济发展,规定家庭里有两个儿子以上的,儿子成年后必须分家另过,这样就增加了自耕农的数量,国家的税源也扩大了。

商鞅的这几条政策,是吴起、李悝等人施行过的,大多没有什么新意,其中的一些,还是对秦献公时期变法内容的补充,比如实行编户制、奖励耕种。但这样做却是很现实的,像秦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生产水平低的国家,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必须要立竿见影提升经济水平,才能真正收拢人心。另一个原因是商鞅坚持要变法先变人,变人的第一步,是要树立个人的威权,第二步,就要把国家大多数的老百姓,牢牢地抓在政府的控制之下,这样旧贵族对变法的反对,才能成为空谈。变法就这样推行开来,作用也立竿见影,秦国的经济水平飞速提高。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大量引进,秦国的农业、畜牧业都迅速地发展起来,小农经济群体的扩大,更造成了大量贵族的破产和财产的萎缩,世袭制度的取消,让国家节约了开支,有更多的钱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上。能立竿见影,另一个原因就是商鞅够狠,他在建立编户制的同时,规定了保甲连坐制度,即一人犯罪,多人受株连,用残暴的国家机器,来打压一切反对变法的力量。这是之前所有的改革家在变法过程中,都未曾使用的方式。一是他们不会得到这样强有力地支持,二是他们本人也不够狠。

商鞅却够狠,比如有一次在渭水河畔,他一次就杀掉了700多个破坏变法的旧贵族,这其中真正有破坏变法行为的只是少数,大部分人都是被株连的亲族,甚至还有邻居,整个渭水清澈的水面,刹那间被滚滚鲜血染红。连秦孝公的儿子,商鞅也绝不姑息。当时太子的两个老师鼓动太子反对变法,诽谤商鞅,商鞅得知后,做主把两个老师处以酷刑,一个割鼻子,一个脸上刺字,如此一来,整个秦国都吓得打哆嗦了。他连太子的面子都不给,自然谁的面子也不会给了。没办法,老老实实跟着他混吧。

<er">三</h3>

商鞅第一阶段的变法持续了7年,到了公元前352年,变法的成果已经非常显著,秦国上下出现了仓储丰厚的景象,老百姓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甚至出现了披星戴月劳动的情景。在国家税收方面,大量自耕农的出现,使政府的收入大为增加,国库财大气粗,旧贵族势力遭到了残酷镇压,一时很难对变法形成威胁。变法带来的巨大实惠,已经在秦国上下深入人心。

内政顺利的时候,秦国军队的力量也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奖励军功制度的出台,使原本彪悍尚武的秦国人,作战的积极性更加高涨,打仗不用动员。从商鞅变法的第三年开始,秦国就陆续的在河西地区发动攻势,多次击败魏军,原先秦国对魏国战争一边倒的惨败局面,这时候开始攻守易行。原本对秦国采取攻势的魏国,也不得不改变政策,对强大起来的秦国以防守为主,转而把注意力转向东边的中原诸侯国。对于正在上升期的秦国来说,这一事件尤其重要,它使得正在蜕变的秦国,少了一个强大的对手,获得了充足的成长空间,秦国收复西河失地,东进中原,似乎只是时间问题了。

商鞅变法的第二阶段,从这时期开始。公元前305年,商鞅再次颁布了变法令,因为变法的卓越成果,此时的商鞅已经成为手握秦国大权的大良造。在秦国国内,这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角色,原本明枪暗箭的反对派们,现在已经无人敢掣肘。

商鞅第二阶段变法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废除井田,开阡陌,这就彻底断绝了奴隶主贵族的经济命脉,打碎了奴隶主贵族对庄田的垄断,勤力垦荒的自耕农们,只要足够勤劳,就可以把原来奴隶主贵族的土地划到自己名下,国家法律会为他们提供绝对的保护。第二个方面,就是正式确立秦国的地方行政体系,即郡县制度,全国划分成41个县,县的长官县令,由中央直接任免,这样对地方的控制权,也牢牢地抓在了国君的手里,原本画地为牢的旧贵族们,从此彻底成了死老虎。第三个方面,是统一度量衡,整合国民经济,建立国家对商业贸易的绝对管理权。度量衡的统一,使国家有了统一的税收标准,商业税的征收也更加制度化。第四个方面,是编订《秦律》,这是继《法经》之后,中国又一部封建社会法律,《秦律》参考《法经》制定,内容比《法经》更细致,涉及到经济、政治、军事的各个方面,目的是建立一个严格的官员督查体系,六国后来所羡慕的秦国官员之严谨、认真、高效,正是由此而奠基。

在这四项改革内容中,也包含着一个重要的目的,第一阶段的改革,是树立新法的影响力,建立新法的绝对权威;第二阶段,是要把新法的内容制度化,成为秦帝国牢不可动的国体,深深渗透进秦帝国的血液中去。即使商鞅会有粉身碎骨的一天,但是商鞅的变法,也会为秦帝国从此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时候的秦帝国,还享受着商鞅变法的成果,国民经济效率大大提升,在不增加赋税的情况下,政府扩大了税源,增加了税收,国库储备充裕,足够支持大型的战争。秦国的军事实力也在逐步增强,这时期的秦国,已经迁都咸阳,定下了东进中原的国策,秦国的理想,也比中原诸国更加远大,他们不再谋求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霸主地位,他们的理想是把整个天下统一在自己的囊中。这是秦国国君的愿望,他们太盼望君临天下的辉煌了。这也是商鞅的愿望,他期待自己一生的呕心沥血,能成为中国未来的典章制度。

这期间的秦国,东进的脚步已经不可遏制。在秦国迁都之前,秦军已经陆续收复了安邑、元里等西河失地,称霸中原的魏军,被打得节节败退。到了公元前343年,秦国已经成为诸侯眼中不能小觑的力量,连挂名的周天子都来向秦孝公朝贺,授予他霸主的身份。公元前340年,商鞅亲自率军击败魏国10万大军,俘虏魏国公子,魏国无奈之下,只得向秦国归还了所有的西河领土,几十年的国耻,就此一朝得雪。

仅仅洗雪耻辱,在秦孝公君臣眼里远远不够。收复失地不够,获得霸主的身份也不够,最重要的是要平定中原六国,一统天下。商鞅变法第二阶段的12年,正是秦国勃兴时期的关键12年。这12年里,秦国和齐国两面夹攻,使魏国实力彻底萎靡,秦国打通东进道路的愿望从此彻底实现了。此后,彪悍的秦人第一次跨出了函谷关。雪亮的马刀,直指向富饶的中原大地,关东六国的灾难,中国的统一大业,脚步日益近了。

<er">四</h3>

商鞅人生的再次转折,发生在公元前338年。这一年,一直不遗余力支持商鞅的秦孝公去世了。即位的秦国国君,就是当年曾经和商鞅结下梁子的太子驷,这就是秦惠王。秦惠王上台后不久,对商鞅的清算就开始了,大批失去权力的旧贵族四处造谣,诬陷商鞅谋反,秦惠王派出军队,去商鞅的封地缉拿商鞅。商鞅闻讯后立刻逃跑,逃到边境时,却没有客栈主人肯收留他。因为根据商鞅自己订下的律法,客栈如果收留没有“身份证”的客人,是要遭连坐大罪的。走投无路的商鞅,最终被秦国的追兵逮捕,处以车裂的刑罚。

商鞅的结局悲惨,原因有很多。一是因为商鞅变法中的污点。商鞅变法的最大错处,就是矫枉过正,手段过于酷烈,在秦国建立了严刑峻法的统治,在街上吐一口痰都要治罪,至于连坐之罪,多年以来更是株连甚广。后来秦国统一天下后秦始皇的“暴政”,其根由也是商鞅变法开始后秦国日益严苛的法家思想。但另一个重要原因,却是秦惠王自己的帝王心术,像商鞅这样一个功高震主的人,对王权的威胁是巨大的,不除掉是不可能的。战国历史上秦国的历代权臣,如果不知功成身退的道理,下场都很悲惨。比如李斯,比如吕不韦,能得善终的范睢等人,原因也在于见好就收。而以商鞅的性格,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从商鞅走进函谷关的第一天起,他被车裂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他注定要成为这个大变革时代的殉道者。

正文 第十九章 胡服骑射第一人——赵奢

在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运动中,大部分的变法运动,侧重点都在于经济制度和军事管理制度,即通过大张旗鼓的改革,以提高国家的税收,提升军事的战斗力。惟独有一个国家,将变法的重点,放在了军事作战思想的改革上。这场改革的意义同样是划时代的,甚至比其他各国改革拥有更强的生命力。当中原的战国时代成为历史,甚至秦王朝都昙花一现之后,这场纯粹的军事改革,却依然深远地影响着冷兵器时代的中原民族,使中原民族的军事理念出现了划时代的飞跃——这就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

<er">一</h3>

作为“三晋”之一的赵国,其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在战国初期就开始了。赵国的封建化过程,大约是和魏国同步的,但发展的水准却远远不如魏国。因为赵国的地理位置实在太过特殊,它位于山西北部地区,北方面临游牧民族的骚扰,不只是中山、楼烦这些游牧部落,强大的匈奴民族已经染指中原汉区,而地处北方要冲的赵国、燕国都受害最深。北方的农业生产,每年都要遭到很大的破坏。所以,有样学样的经济政治变法,根本不能解决赵国的致命问题。在国土面积狭小,生存环境恶劣,人口稀少的情况下,赵国的改革重点必须有的放矢,要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打造一支强大军队上来。这支军队的数量也许无法成为六国里最多的,但是作战素质和军事理念,必须成为六国最强的。在当时,中原汉地的主要作战方式,还是战车配合步兵。战车的作用虽然日益缩小,却仍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但是在迅猛的骑兵面前,传统的战车加步兵的作战方式,很容易成为敌人射杀的活靶子。赵国从三家分晋开始,就长期陷入两面作战中,对南方,要抵御中原诸国的军事打击,对北方,要抵御游牧民族的侵扰。两线作战下,拥有一支强大先进的军队格外重要,最先进的军队,自然就是当时新兴起的骑兵,所以学习游牧民族的作战方式,建立一支“胡服骑射”的精锐骑兵,就成了赵国的必然选择。

“胡服骑射”的倡导者,是公元前325年起在位的赵武灵王,他是赵国的第六任国王。在即位的最初20年里,他曾3次率军与北方游牧民族作战,屡屡遭到惨败。北方游牧民族迅烈的作战方式,给他留下了惨痛的记忆。经过数年精心的研究后,身为军事家的赵武灵王,果断抛出了“胡服骑射”的主张。公元前302年,胡服骑射行动正式推行,主要内容就是赵武灵王带头穿胡服,全国上下的老百姓都穿胡服,然后引进战马,建立一支高素质的骑兵部队。此举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皇叔公子成等竭力反对,许多大臣也想不开,好好的华夏族,却要穿蛮夷的衣服,这成何体统?但赵武灵王的决心异常坚定。他自己穿胡服,大臣、百姓都要跟着穿,不穿的,先辩论,后来辩论也没用,就直接治罪。在这样强硬的政策下,胡服骑射在全国推广开来了,到了第二年,赵国就拥有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随后赵国发动北征,击败了长期骚扰赵国边境的中山、楼烦、林胡等部落,把包括今天山西北部以及内蒙古中部的大片国土收到了赵国的囊中。这片国土的获得,对赵国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得到了宝贵的战马产地,从那以后一直到中国明朝时期,从属于“幽云十六州”的山西北部地区,一直是中原王朝重要的产马地带。当时的赵国得到了打造一支强大铁骑的基础,之后骑兵力量迅速发展起来。虽然赵武灵王本人晚节不保,被他的儿子赵惠文王软禁在沙丘宫,最后活活饿死了,但赵国的黄金时期已经到来。赵惠文王在位的时期,是赵国铁骑啸傲中原、摧枯拉朽的26年,中原大地自己的杰出骑兵战将,也在这时期横空出世,成为横扫天下的强秦的最强对手,其中最杰出的,就是赵国的名将赵奢。

<er">二</h3>

说到赵奢,在今天的知名度可能不算高,但说到他的宝贝儿子,知名度却相当的高——赵括。赵括这个倒霉孩子,多年以来一直在做“纸上谈兵”的反面教材,但他的父亲赵奢,却是整个战国时代足够排进前五的名将。在中国冷兵器时代骑兵战术理念的发展中,赵奢是一个为历代兵家所敬仰的“正面教材”。

说到赵奢和骑兵的缘分,那是非常早的。早在赵武灵王于公元前302年推行胡服骑射的时候,他就是这支骑兵部队中的一员。按《战国策》上的记录,他应该参加过赵国骑兵部队早期的各类战斗,而在赵武灵王饿死沙丘宫后,赵武灵王的近臣们大都被定了“叛逆”罪,赵奢也因此流亡燕国。当时的燕国也饱受游牧民族侵扰,且实力弱小,对这种擅长骑兵作战的稀缺人才,自然是举双手欢迎。之后的赵奢在燕国带兵,做过燕国北方的重镇上谷的守将,和游牧民族骑兵交手多次。但他思念故国,后来风声松了,就回到了赵国生活。

回到祖国的赵奢,一开始并没有得到太多重用,只是被委派了一个收税小吏的差事。但赵奢是个认真的人,再不起眼的工作,也要干出个样子来。赵奢一认真,结果干出漏子来了。赵国权臣平原君仰仗权势,拖欠国家赋税,别人都不敢管,赵奢知道后二话不说,当场杀了平原君身边9个亲信。这可捅了马蜂窝了,平原君可不是一般人,他是赫赫有名的战国四君子之一,手下三千门客,更是赵国权臣,杀一个收税的就和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恼怒的平原君开始确实想“捏”赵奢,但赵奢不惧,反而微笑着辩解说:“你地位这么高贵,却带头犯法,难道想被天下人鄙视吗?”就这一句话,平原君当场就没词了。

平原君虽然经常犯法,但还是讲道理的,对赵奢不畏权贵的表现,反而大加赞赏。平原君一赞赏,赵奢的苦日子就熬出头了。在平原君的推荐下,赵奢先被提拔为全国税赋总管,成了赵国的账房先生,一样干得很出色。到了公元前280年,赵奢重新和骑兵结缘了。这一年赵国出兵攻打齐国,赵奢被任命为将军。开战之后,赵奢率领属下部队一路狂飙,他身边的战士,都是他在很短时间里培养出来的,然而个个身手不凡,对他极为佩服,乐得为他殊死效力。结果一番拼杀,还没等赵国主力部队赶到,赵奢已经把齐国人打得稀里哗啦,顺利拿下了齐国的边城商河。商河是赵惠文王做梦都想得到的城市,之前曾经几次派人攻打,却劳而无功,赵奢狂飙突进的骑兵,一举拿下。战斗结束后,赵惠文王在国都摆酒,庆贺这场大捷,赵奢沙场的第一场大战,出手就干得漂亮。

这时候的赵国,正是其胡服骑射后的黄金期,彼时在位的赵惠文王,正充分享受着老爹留给他的遗产。杰出的人才团队,强大的军队,蒸蒸日上的国势。这时期的赵国,向东击败了齐国,向西数次挫败秦国东进的企图。在魏国势衰,齐国霸业昙花一现,楚国屡遭重创的局面下,赵国,已然成为整个中原唯一能对抗秦国的力量,俨然是此时战国七雄里的“老二”。赵国本国也是人才荟萃,文臣方面,不辱使命的蔺相如早已千古流芳,数次挫败秦国入侵的廉颇,是赵国此时的第一名将。初涉军旅的赵奢,虽然此时的岁数已经不小,却还是一个新兵蛋子。在商丘之战10年后,这个“新兵蛋子”再次一鸣惊人,让横扫六国的强秦,见识到了他的厉害。

公元前270年,秦国举兵进入中原,围困赵国的西北重镇阏与。这是赵国抵抗秦国的重要屏障,一旦丢掉,赵国西北方就无险可守。可这个重镇也有问题,离赵国的大本营太远,很容易遭到围困,一旦救援,赵国劳师袭远,很容易被秦国以逸待劳。不救,会丧失战略要地,后果很严重;救,很可能全军覆没,把老本都赔上。赵国没秦国这么多的人口,军队精兵金贵,损失掉一个都心疼。这种局面下,赵国的大臣大都“两害相较取其轻”。赵惠文王先问久负盛名的抗秦名将廉颇,得到的答案是“路太远,不能救”。又问另一个名将乐乘,答案是“打赢的胜算不大,不如不救”。两个名将的话都是有道理的。最后又问当时还不太出名的赵奢,赵奢的回答很干脆:“救!这就像两个人在洞里打架,狭路相逢勇者胜!”铮铮慨言,掷地有声!

见赵奢决心这么大,赵惠文王的胆子也粗了,你都勇敢,那咱就勇敢一回!出兵以后的赵奢,一路却胆小得很,全在磨洋工,慢吞吞走了28天,连阏与的影子都还见不着。赵奢的行动让秦国人纳闷了,要说救援,你磨洋工,要说不救,你来干吗?为了试探赵奢,秦军故意派间谍进来,却被赵奢好言好语打发走了。虚虚实实下,秦国人最终作出了判断:这小子是个窝囊废,他就是来摆摆样子的。

秦国人放心了,但赵奢却牛气了,秦国间谍前脚刚走,赵奢立刻传令,命令全军火速集结,深夜向阏与开拔。第二天秦国人刚睁开眼,就发现连夜急行军的赵奢,已经出现在秦国人眼皮子底下了。之前所有的示弱,全都为了这一刻,赵国人精骑林立,马刀雪亮,逼人的军势告诉秦国人:傻瓜,你们上当了。

上当就上当吧,我们秦国人可不是吓大的,我们是打仗打大的,不就是打仗吗?什么兵法虚实,无非就是时间仓促点,地方偏点,有啥?照样打!在短暂的惊愕里清醒过来的秦国人,火速集结部队,准备迎战,一场大战就要打响。秦国人这时候还是很有自信的,你赵奢来得快不假,可你自己也玩大了,你们脱离辎重部队快速奔袭,粮草后勤全跟不上,如果不能在短时间里打败我们,全军覆没的可就是你了。

秦国人知道,赵奢更知道。战斗开始后,秦国人的对策很简单,全军结成重甲军阵,用长戈兵和弩兵护卫,以弓弩阻击赵国的骑兵,只要能顶住赵国的骑兵,拖他三五天,你赵奢就死定了。但开打之后,秦国人却又被“闪”了一把,没有什么骑兵冲锋,也没有马刀砍杀,一群赵兵只在对面摇旗呐喊,摆出全面进攻的架势,却连箭都不放一支。秦军晕了,要打你就打,不打你就滚,在这里耍什么二百五?

赵奢当然不是为了耍二百五,就在秦军一头雾水的时候,突然一个噩耗传来:北山让赵奢抢占了。

秦军这才明白:又上当了。

这一战秦军本来的战术,就是围点打援,被赵奢算计了一把,忽悠了一下,无非是丢点脸。但脸可以丢,这个北山不能丢。北山是此战的绝对制高点,得到了北山,也就得到了整个战争的主动权。秦国是步兵多,赵国是骑兵多,几万骑兵从高山上凭速度横冲下来,那阵仗,就跟今天轰炸机高空轰炸一般!

结果,秦国人被炸惨了,偷袭北山成功后,赵奢随即发动了总攻。精锐骑兵从高山上直冲秦军,迅烈的速度和精准的射杀,一下子就把秦国的弩箭重步兵军阵冲得稀烂,天下无敌的秦军,第一次体会到全线崩溃的滋味。赵国的战马在冲锋,赵国人的马刀在拼命砍杀,战无不胜的秦国人,却在崩溃,逃命……

阏与之战,是商鞅变法以来,天下无敌的秦国军队遭到的最惨重失败。在战局不利的局面下,临危受命的赵奢,以他精密的算计,虚虚实实的表演,一往无前的气概,坚决果敢的勇气,一步一步,将秦国人算计进了死地,然后聚而围歼。这一战秦国的伤亡数字,各类历史书上的记录都很模糊,有说几万,有说5万,但毫无疑问,这是秦国人遭受的最大伤亡,此战的另一个影响,就是原本目中无人的秦军,以后好像患上了“恐赵症”,多年以来一直不敢再度东进。

<er">三</h3>

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家,赵奢也有自己的军事理念,他的军事理念归纳起来就是七个字:不打无准备之仗。

阏与之战,展现了赵奢比廉颇、乐胜等当时名将更果断的一面,但实际上,他却是一个极其谨慎的人。他的原则是,没有必胜把握的战斗,坚决不打;所带的军队如果没有对敌人的绝对优势,也不能打。打仗的时候,要千方百计地消耗掉敌人的锐利,磨灭敌人的士气,把敌人拖得七荤八素之后,在百分之百把握之后,以最小的代价,收到最大重创敌人的效果。阏与之战,就是一场把赵奢的智慧、勇气,发挥到水乳交融的战斗。在当时的赵国名将中,如果说廉颇是一个最出色的防御者,那么赵奢就是一个最出色的进攻者。此战对于秦国的另一大影响是,被赵国骑兵砍得七零八落的秦国人,从此也开始高度重视骑兵建设,他们利用关中平原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以及秦国人在畜牧方面的丰厚储备,很快拥有了一支足够和赵国争锋的骑兵部队。骑兵,这个战国时代中原军队的“舶来品”,从此在中原各路军队中更广泛地推广开来。

阏与之战之后,因其卓越战功,赵奢被赐封为马服君,成为与廉颇、乐胜等人齐名的赵国顶级战将。在此战结束之后,秦国因为伤亡惨重,一时不敢东进,赵国的边境也就消停了。没仗打的赵奢,人生中最后的时光,主要就是教育孩子,他的宝贝儿子,就是后来被称作纸上谈兵的赵括。关于此人的功过是非,是我们下一篇要讲述的内容。

正文 第二十章 谁毁灭了长平

说完了赵奢,自然要说赵括。在后人的眼光中,他是一个“老子英雄儿狗熊”的可怜人,也是赵国的罪人。

说“罪人”,似乎没错。本来前线的仗打得好好的,换他上场,张牙舞爪地一冲,把40万军队全冲到了敌人的陷阱里,最后落得活活被秦国坑杀的结局。赵国遭到了这样的惨重损失后,从此一蹶不振,原来的“老二”一落千丈,再也不是强秦的东进威胁,被秦国平灭甚至宰割的命运,似乎已经无可避免。许多人甚至说,他是一个毁了赵国前途命运的罪人。

连赵括老爸,那位战国时期最杰出骑兵名将赵奢的话,都被人拿来佐证:“赵括这孩子,读书很好,头头是道,但都是纸上谈兵,将来却不能堪大用。”所以许多人就有理了,人家赵奢都这么说了,可见赵括打仗多么愚蠢,犯的错误多么严重。

赵奢犯错误的地方,就是山西长平,他犯错误的那场战役,就是公元前262年~公元前260年的长平之战。

<er">一</h3>

毫不夸张地说,长平之战,是一场决定秦国统一天下命运的战役。秦国击败了中原唯一能与他抗衡的赵国,通过歼灭赵国40万精锐的方式,让强盛一时的赵国从此奄奄一息,再也无力和秦国争雄。从此之后,长江以北的中原大地,秦国再无对手。

对这场战役,后人关注颇多,因为这场战役的结局让人扼腕。40万精锐的赵国军队,为什么在坚持了整整两年后,以被敌人诱入险地的方式,轻易的终结了自己的命运?主流的说法是,因为赵括纸上谈兵,轻敌冒进,导致大败亏输。难道,事情真的就这么简单?

要解读长平之战的败因,或许还要从当时的战国大势说起。公元前262年左右的战国形势,已经形成了秦国一家独大,楚国遭到严重削弱,唯独赵国可勉强抗衡的局面。赵国经过赵武灵王和赵惠文王两代君王的励精图治之后,实力同样蒸蒸日上,特别是赵国的骑兵,这时期独步天下,是六国军队中唯一可以在战斗力上与秦国抗衡,并且重创秦国的力量。在阏与之战中,赵国的名将赵奢采取示弱于敌,骑兵高速突袭的方式,一举击破秦国精锐铁甲步兵,导致秦军损失上万。赵国骑兵的马刀,给秦国人留下的是噩梦一般的记忆。

到了阏与之战八年后的公元前262年,当年缔造过阏与之战辉煌的赵奢已经作古,励精图治的赵惠文王也已经过世,这时期赵国的国君,是他们的第八代国君赵孝成王。此人的才略远不及之前的赵武灵王和赵惠文王,但是廉颇、蔺相如等名臣依然还在,他本人又是个性格宽厚的守成之君,他刚刚上台,秦国人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公元前266年,秦国人卷土重来发兵攻赵,连夺了赵国3座城池。赵国不得不用送王子给齐国做人质的办法,换来齐国的援军,这才平息了战祸。这次赵国之所以如此狼狈,一是因为赵奢不在,廉颇又是一个防御型将领,守卫国土还可以,主动出击却不能;二则是此时赵国的北边,正发生大规模的胡虏入侵,赵国的精锐骑兵大都开赴边地守备,对东边的秦国实在鞭长莫及。

赵孝成王虽然宽厚,却也是有血性的人,对于秦国人送来的这份“上台大礼包”,他自然不能忍受。秦国人在再次攻赵失败后,转换了思路,不再去碰赵国的硬钉子,开始猛揍赵国边上弱小的韩国。公元前262年,秦国人的攻击又开始了,这次他们的攻击点,选择在了韩国的北方重镇上党。上党是连接韩赵两国的门户,对于韩国来说,是抵抗秦国入侵的桥头堡,对于赵国来说,也是阻遏秦军入侵的缓冲地带,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秦国这次下了狠心,不惜血本要拿下上党。秦国大兵压境,断绝了上党与韩国本土的联系,大有不打下上党不撤兵的气概。事到如今,韩国国君也歇菜了。韩国君臣经过商议,准备把上党送给秦国,以求暂时苟安。但镇守上党的郡守冯亭够硬,饶是如此还是死战不降,弹尽粮绝之下,冯亭总算折中了一下:“要投降,也不能投降你们秦国,我要投降赵国。”

冯亭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好,赵国的军事力量,是六国里少有的能抗衡秦国的。以上党做厚礼献给赵国,可以使赵国前来援救上党,这样本来韩国和秦国的战争,就变成了赵国和秦国的战争,秦国这股入侵的“祸水”,就可以引到赵国的身上,不管俩家谁胜谁败,韩国到底是安全了。

这样一来,赵国又面临了一个和当年阏与之战前类似的问题:当年是救还是不救,现在是要还是不要。

表面看,上党这个重镇战略地位重要,现在韩国人白送过来,等于是一个免费的大礼包,自然不要白不要。但消息传来,反对声还是有的,比如当年主张不救阏与的廉颇,这次也主张不救上党,因为秦国人不是傻瓜,老子辛辛苦苦打了半天仗,怎么能让你赵国过来吃现成呢?大臣蔺相如也持相同意见,认为接受上党,就会引火烧身。但年少气盛的赵孝成王不这么想,怕人家来打,就不敢要地盘了?传出去我赵国的脸面何在?要!秦国敢来抢,就让他试试。

其实对于当时的赵国来说,要上党还是不要上党,都是有理由的,不要上党,可以暂时避免战祸,至少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如果接受上党,就必须提前做好和秦国开战的准备。赵孝成王偏偏走了一个“半路子”,接受了上党,却没有派遣重兵防御,只是派了一个小股部队来此交接。这不是分明无视秦军吗?秦军当然不干,立刻由王龁率军一通猛打,在秦国的猛烈攻势下,赵军迅速崩溃,上党活生生地丢了,赵国的残兵部队,败退到了长平一带。

事情到这里差不多就结束了,但秦军显然不罢休,敢抢我的口中食,活腻歪了?打!还没等赵军喘过气来,秦国就大军压境了,秦国够怒,赵孝成王的反应也够快。秦国这次是要玩真格的了,那咱也就陪着打真格的。

随后,赵孝成王急命廉颇率领20万大军赶赴长平。廉颇到达之后,前锋部队和秦国接触,很快就溃败下来。关键时刻,廉颇转攻为守,沿着长平一带的丹河布防,抵挡秦国的进攻。这个决定是明智的,廉颇带来的,大多是此时赵国国内用于城池防御的步兵,很少有最精锐的北边骑兵军团,秦国这边,一次性动用的军队不下20万,而且都是有丰富野战经验的老兵,这样的情景,要是敞开了玩对攻,赵国是没戏的。所以廉颇的打算很简单:就地组织阵地,严防死守,和他慢慢磨,把秦国人磨走了拉倒。

应该说这是廉颇的一个传统战术,他最大的特点就是防守,在阵地构筑和梯次配置上都颇有心得,是一个擅长打防御战的名将。以前就靠这种“磨”的战法,曾多次把秦国人磨走,这次他以为也一样,秦国人无非是想给赵国点颜色看看,现在颜色也给过了,也该拍屁股走人了。

但这次却真的不一样,廉颇够有耐心,秦国人更有耐心,你廉颇磨,我秦国人也陪着你磨。结果,从公元前262年夏天开始,双方沿着长平的丹阳河,开始了漫长的“静坐”战争,每天就是你吆喝两声,我回骂几句,对方的祖宗十八代全骂了个遍,可就是不动手开练。恐怕廉颇自己,乃至赵孝成王都绝对想不到,这一磨,就磨了整整3年。

在这3年里,围绕着长平这个小小的地方,秦赵双方大打消耗战,战略物资源源不断运输到前线。秦国动用的兵力,此时的说法各异,但以廉颇20万大军的数量,以及处于守势的地位,秦国投入进攻的兵力,应该不会少于30万,秦赵双方50多万大军,就这样天天在长平干耗着,50万人天天大眼瞪小眼地摆阵势,看着壮观,但吃喝拉撒消耗的全是钱。这三年里,秦国除了不断增援长平外,还不断地派使者出使中原各诸侯国,警告各路诸侯国不要管闲事,同时驻扎在韩国边境,监视韩国军队的一举一动。但是在作为主战场的长平,秦国人始终无法前进一步。

<er">二</h3>

漫长的消耗战维持了整整三年,长平依然在赵国手里,20万赵国军队沿着战壕与丹阳河,天天和秦国人干耗。似乎廉颇的战术是成功的,他当然有自己的理由,这个理由老生常谈:秦国强,赵国弱,所以速决战对赵国是不利的,持久战对赵国是有利的,这理由一开始大家都以为很正确,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人认定这不正确。到了3年后的公元前260年,连主持赵国大政的赵孝成王也认为这理由不正确。不正确的原因,按照《史记》的说法是秦国人使了反间计,散布说秦国人只怕赵括,只要赵括出马,一个顶俩,能把秦国人打得稀里哗啦。然后傻乎乎的赵孝成王就听了,接着任命赵括挂帅,行前赵括的母亲拼命反对,说马服君赵奢临终前有遗言,赵括这小子只会纸上谈兵,不能委以重任。可惜赵孝成王不听,赵括就这样顺理成章地挂帅了,一起随他出征的,还有早已养精蓄锐多日,从北方边地调回来的精锐部队,一共20万人,赵国最精锐的骑兵军团,都在这支部队里。

公元前260年,赵括抵达了长平前线,和廉颇完成了交接,闻听赵括到来后,秦国火速做出了决定,宣布国家进入总动员,命令国内16岁以上的青壮年全部从军,准备参加决战。同时将此时秦国最杰出的将领白起调了过去。以这样的动员规模,以及秦国足够募集百万大军的战争动员潜力,这时候身在长平前线的秦国军队,总数已经不下60万,双方都动了血本了。

赵括到任后,按照《史记》的记载,就是他变更了原本廉颇定下的稳固防守战略,引起赵国将士的不满。而他玩脑袋也玩不过白起,白起到任后,对赵括采取了诱敌之计,故意在第一条阵线上,布置了大批老弱残兵,给赵括以秦国人力不能支的假象,终于让赵括下了决战的决心。之后赵军出击,赵括带来的20万北方精锐打头阵,一路势如破竹冲杀秦军,果然杀得秦军丢盔卸甲,赵括大喜之下,命令全军全线出击,企图一举扫平秦军。而陷阱就在这时候布下了,赵括一路追杀,没想到越打秦军越强,越杀秦军越多。等着明白过来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身陷重围了,怎么办?突围!40万赵军以决死一战的勇气发动突围,和秦军打得难解难分,可回头一望,赵国的阵营,也早被秦军派遣的两万精锐骑兵占领了,就这样,秦军端了赵括的老窝,卡断了赵括的后路,40万大军,就这样被秦国人包了饺子。

眼见败局已定,赵括却不屈不挠。之后40万赵军一直被秦军围困了46天,断水断粮的情况下,士兵们甚至要靠着吃同伴的尸体来维持生命。赵括先后组织了四支突围部队,企图从秦军的包围圈里冲开一条口子,但是秦军也极其顽强,死战不退。这时候秦军的武器优势——弩,开始发挥出了威力,在四面的包围圈上,布满了秦军的弩箭阵,雨点般的弩箭,轻而易举地封锁了赵军的突围企图。数次突围失败后,赵括最终拿出了他父亲“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气概,率领饥寒交迫的赵军,向秦国人发动了最后一次决死的冲锋,然而奇迹没有发生,秦国人的弩箭轻松地射穿了赵括的重甲,这位被称为“纸上谈兵”的将军就这么阵亡了。40万赵国压箱底的精锐部队,就这样成了秦国的俘虏,之后为彻底削弱赵国,这支军队被秦国人陆续杀死。一度足与秦国人争雄的赵国军团,就这样全军覆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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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之战结束了,但对于长平之战的争论,后人们却众说纷纭。主流史书上无不说赵括纸上谈兵,志大才疏,最后误国误君,甚至到今天,他依然是“纸上谈兵”的反面典型。但仔细看整个长平战争的全过程,我们不得不负责地说,长平战败,赵括至少是不能负全部责任的。

在上党太守冯亭决定进献上党的时候,危机就已经向赵国人笼罩来了。赵国国内无论国君还是大臣,对是否接受上党意见不一,但几乎没有人看到这样的事实:秦国人,上来就是为了玩命的。

秦国这次对赵国的军事行动,绝不简单地是为了一个上党,更不是为了一个长平,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组织一场歼灭战,彻底消灭赵国的有生力量,使之不能成为秦国进兵中原的障碍。从一开始秦国重兵压境长平,到后来陪着廉颇慢慢磨,磨了整整3年,再到最后征伐全国16岁以上的青壮从军,组成规模巨大的增援部队驰援,以及最后赵国40万战俘被杀害的事实,所有的一切,都是秦国人苦心筹谋的一个过程。从一开始,他们就要和赵国打到底。

如果是这样的目的,那么早先廉颇采取的稳守战略,其实就成了一种“慢性死法”。因为廉颇的消磨战术,不仅仅在磨秦国,更在磨赵国,五六十万大军在前线对峙3年,物资军费的损耗是个瞠目结舌的天文数字。别说是春秋时代的小诸侯国,就是后来大一统的汉唐宋明等中原王朝,承担这样的军费开支也极其吃力。换句话说,如果秦国人决心倾家荡产,不惜一切代价和赵国磨到底,最先坚持不下去的,毫无疑问是赵国。

在这一点上,不但廉颇没有意识,就连赵国君臣上下也没有这个意识。如果有这个意识,赵孝成王就不会轻易做出接受上党的许诺,这样不给秦国战争口实,这场大战至少还会晚一些发生;如果有这个意识,廉颇也不会采取这种磨洋工的方法;如果有这个意识,赵国在战争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也许会先选择速决战解决问题。在人类战争史上,小国对大国的战争,采取这种相持战的手段,在人口、财富、国家战争潜力都远远不及的情况下,是注定要失败的。

正因为如此,赵孝成王最后换上赵括,就不难理解了。此时赵国的将领里,廉颇等老将都是以“持重”著称的,最擅长打速决战歼灭战的,当属赵括的父亲马服君赵奢,但赵奢此时已经作古了,子承父业的赵括,也就成了此时赵国军队中最需要的速决战类型将领。换赵括,很可能全军覆没,不换赵括,最后的结果也是被秦国拖死,很可能是整个国家筋疲力尽后的全军覆没。所以,在当时改变战术,主动出击,发动对秦国的决死进攻,就成了赵国此时唯一可以做出的选择。

除此以外,赵国就没有其他办法吗?

其实赵国此战的真正悲剧,就是以一个小国的力量,去独自对付强大的秦国。赵国的国民经济储备,固然经受不住这样的消耗,如果赵国与其他国家联盟,比如,通过向富庶的齐国等国借粮草的方式,向其他国家求救兵的方式。但从当时的列国局面看,做到这一点,似乎比战胜秦国更难,这时期的秦国,在对外政策上做出了调整,采取了范睢的“远交近攻”之计,对远离秦国的齐国等国,采取暂时通好的政策,但对邻近秦国的韩赵魏,则摁住了猛揍,即使不能灭掉他们,也要最大限度地削弱他们。在对赵国的这场决战开始之前,秦军已经把所有可能出现的因素都考虑在内,他们的使臣反复穿梭于中原六国,向中原各国游说,威胁各国不要插手。除了赵国外,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被秦国吓怕了,完全抱着看客的心态,来欣赏这一场其实关乎整个六国命运的战争。

在这场惨烈的大战中,秦国的损失也同样惨重:《史记》里秦国主将白起自己的话说,参战的秦国军队,士兵死伤过半。经济消耗也同样巨大,《吕氏春秋》里说,秦国多年来的物资粮食储备,在这场战争中被消耗一空,整个秦国,都因为这场战争被拖得“士民倦”。在这场战争期间,如果除了赵国之外,能有一个国家有胆气一点,在秦赵这个相持不下的天平上轻推一把,整个战争的结局,在历史上恐怕就是另一种写法了。

所以这正是赵括的悲剧,他在一个悲剧的时间,被推到一个悲剧的位置,完成一次悲剧的冲锋,哪怕挂帅的不是他,恐怕在那样的局面下都会作出这样的选择。

如果说赵括一点责任没有,那也是不恰当的。整个战役的过程证明,虽然他是一个攻击型将领,但是在临阵指挥,兵团作战,战略预判上,他比他父亲确实差得远,更和对面的白起不是一个档次。赵国虽然实力弱于秦国,但并非没有自己的优势,赵国最大的优势,就是骑兵的高速冲击,虽然在经济实力和总兵力上弱于秦军,但是中国历史上不乏发挥骑兵优势以弱胜强的战役,赵括的父亲赵奢所导演的阏与之战,就是这样的妙笔。如果赵括可以在临战时冷静一下,有他父亲一般的睿智,能够在扑朔迷离的局面下找到对手的弱点,打开胜利的突破口,反败为胜的机会不是没有。只可惜,太少了。

正文 第二十一章 战国中期的齐秦争霸

公元前342年,应该是整个战国时代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一年里,齐国通过围魏救赵的战术,成功牵着强敌魏国的鼻子走,以减灶之计诱导魏国追击,最后在马陵之战中成功将魏军全歼,魏国元帅庞涓阵亡。这一战的结果,标志着战国早期的中原最强国——魏国的彻底衰落。魏国在此战中失去了他们最精锐的“武卒”军队,最杰出的统帅庞涓,再也没有逐鹿中原的本钱了。

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场战争最大的受益者,并不是取得大捷的齐国,相反,却是在函谷关远远观望的秦国。魏国的彻底衰落,使秦国少掉了东出函谷关的最大障碍,之后的两年里,秦国连续对魏国占有的西河地带用兵,成功收复西河,迫使魏国向秦国屈服。从那以后,秦国东出函谷关,逐鹿中原的通道,就彻底打通了。这是自春秋时代秦穆公以来秦人的梦想,之后的战国风云里,齐国并没有因为战胜魏国,而取得在诸侯中的独大地位,相反实力迅速膨胀起来的,却是渔翁得利的秦国。

但在马陵之战的早期,齐国依然保持着他们的强势地位和扩张势头。从公元前342年开始,到公元前284年的这58年里,齐国相继在位的君王,是齐威王、齐宣王、齐湣王。这58年是齐国在战国时代里最风光的58年,他们打败了魏国,之后又击败了楚国,压服了韩国、赵国,俨然成为当时中原最强大的诸侯国,也一度是秦国东出的最大劲敌。而与之相对应的秦国,在位的国君,分别是秦孝公、秦惠王、秦武王、秦昭王。这58年里,齐秦两国先后击败他们共同的对手——魏国。然后同时开始了扩张之路,一度并成为诸侯中两大最强力量。那么,面对这个继魏国而起的最强对手,秦国又是怎样战而胜之的呢?

<er">一</h3>

在公元前342年马陵之战结束后的早期,观齐秦两国的对外政策,几乎都是各忙各的,很少有交集存在。

秦国方面,在马陵之战结束后的两年,秦国发动了对西河的进攻,生擒了魏太子,歼灭了魏国10万大军。魏国最后一股有生力量就这样消耗殆尽,此后也无力继续逐鹿中原。这时期的齐威王,也在中原风光了起来,公元前334年,齐威王与魏惠王共同会盟于徐州,魏惠王主动承认了齐威王的国王身份,齐威王也投桃报李,承认了魏惠王的国王身份,这件事情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徐州相王”。在徐州相王的过程里,先前强大一时的魏惠王,对齐威王极其恭敬,此后魏王、韩王、赵王三王又在东阿拜见齐威王,对齐威王“北面事之”,这时候的齐威王,俨然已经成为中原诸侯里的最强者。

这时期齐国和秦国唯一一次冲撞,发生在齐威王在位的晚期。当时的秦国东出函谷关,借道韩地,发动了对齐国的进攻,结果却被齐国边军打败,事情最后以秦国遣使者谢罪而告终。但强秦的巨大威胁,已经隐隐地呈现在同样野心勃勃的齐威王面前。

与齐威王同时期在位的秦孝公,病逝于公元前338年,其子秦惠王即位。这位秦惠王上台后先搞反攻倒算,杀害了商鞅,现代人津津乐道秦惠王杀商鞅其人,用商鞅其法的冷静。其实在清算完商鞅的初期,秦惠王也曾想过逐渐取缔商鞅之法,不得施行一面是因为商鞅变法在秦国百姓心中威望甚高,轻易搞推倒重来,势必引发变乱;二来军队方面,对商鞅的新法非常拥护,奖励耕战以及军功授爵的制度,给诸多军将以实惠,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现实,让秦惠王也不得不默认了既定事实。但在秦惠王在位的早期,对商鞅新法的继承是很消极的,甚至因为怨恨商鞅,驱逐了各国来到秦国的人才。但在短暂的倒退之后,秦国的国力上涨之势,依然不可遏制。秦惠王在位的早期,打击的对象,主要是临近秦国的韩赵魏三国。这时候的韩赵魏,实力已经日益削弱,在东面被齐国控制,西面又遭到强秦的威胁,实力日益削弱。秦惠王这时期的另一个大动作,就是南下巴蜀地区,经过多年浴血奋战,秦国平定了巴蜀,灭掉了当时的巴蜀政权,取得了以后进军中原的一个后方基地。这一举动使秦国真正获得了战国争霸中的战略纵深优势,物产丰富的巴蜀地区,成为日后秦国天然的大后方。

秦惠王在对商鞅进行了短暂清算后,很快又开始了锐意进取。在他即位的早期,曾经驱逐中原各国滞留在秦国的宾客,但他很快意识到了错误,开始大量招揽六国里面的人才。比起秦孝公只用了一个商鞅,这时期的秦惠王,身边是人才荟萃,外交家张仪、公孙衍,名将魏章、司马错、甘茂,都在这时期大放光彩。秦国在马陵之战后,趁着魏国衰弱的机会,也得以继续东进,夺取了魏国的上郡,上郡的夺取,使从关中平原进入中原的黄金通道,从此牢牢地抓在了秦国的手中。

比起这时期的秦惠王,晚年的齐威王逊色了很多。齐威王虽然战胜了魏国,但是齐国的君臣似乎更满足于列国对齐国的尊奉,至于开疆拓土,获得战略要地这些事情,齐国人的兴趣不大。齐国君臣的观念,依然还停留在春秋时期的“争霸时代”上,认为只要获得大家表面上尊重的霸主地位,就恢复祖先的荣光了。这种滞后的观念,成为齐国没有趁马陵之战的胜利,趁势崛起的一大关键要素。

从个人品德上说,开创齐国霸业的齐威王,与此时的两代秦国君主秦孝公、秦惠王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信用人才。齐威王在位的时候,大量选拔贤才,利用稷下学宫招募英杰。但是秦国的用人,却更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秦国与齐国最大的区别,就是秦国是一个新兴国家,没有道德上的观念束缚,更没有旧制度的束缚,所以在用人上,秦国可以不拘一格,广招人才。齐国在这一点上就差得远了,齐国毕竟是一个从旧奴隶制国家内部脱胎而出的封建制国家,这样的国家性质,导致他们在转型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带有旧时代的种种痕迹,齐国人的宗族观念、门第观念,比起秦国人来是更重的。如此种种,使得齐威王晚年享受霸主身份的荣耀期,成了齐秦两大国国力迅速拉大的重要时期。

公元前319年,齐威王病故,其子辟疆即位,就是历史上的齐宣王。就是在这个时候,齐国与秦国之间国力上的差距,已经显而易见了。而联合各诸侯国实力的合纵运动也已经兴起,齐宣王在位的第一年,六国就发起了合纵运动,推举楚怀王为纵约长,西进攻打秦国。但楚国和齐国对此都持观望态度。结果只有韩赵魏三家兵临函谷关,战斗的结果,是韩赵魏三国被杀得大败,仅遭斩首的就有82000多人,秦国强大的实力,让本来还沉迷在霸主身份中的齐宣王猛醒了,他必须要作出应对。

<er">二</h3>

在秦惠王第一次击败六国合纵之后,齐宣王终于开始意识到强秦的威胁。此时的秦国,不再是齐威王晚年被打得落荒而逃,不得不遣使谢罪的秦国,他们实力膨胀速度之快,是超出齐国人理解的。

齐国此时也有自己的优势,齐国的优势是他“中原诸侯”身份。对于中原诸侯来说,齐国要的不过是霸主的荣耀,秦国要的,却是你的国土和政权,这一点的差别,使当时大部分的诸侯国,在感情上都还是倒向齐国这一边的。齐宣王登基初期,还是延续了其父“会盟诸侯”的政策,经常和韩国、魏国、赵国举行会盟,接受他们的朝拜,期间和楚国以及魏国都发生过战争。但是秦国的强大,使齐宣王在公元前313年做出了联合楚国的重要决定。

这时期的楚国,在版图上也处于一个极盛时期,楚国此时已经完全占有了江东地区,吞并了越国故地,此时楚国地广人多,可以募集百万大军,而此时的齐国,又拥有富庶的经济条件,两家一个有人,一个有钱,自然一拍即合。公元前313年,齐宣王和楚怀王举行会盟,结成同盟共同对付秦国。但这个如意算盘,却很快被秦惠王给打散了,秦惠王只派来了一个张仪,凭借巧舌如簧,以六百里土地作诱饵,就让楚怀王轻易背盟,撕毁了和齐国的盟约。恼怒之下的齐宣王,反而做出了一个错误的抉择,他主动联络秦国,提出结盟共同对付楚国,这个愿望在第二年就实现了。楚国在撕毁了和齐国的协议后,才知道被秦国忽悠了,所谓秦国许诺的六百里土地,完全就是哄你玩的。盛怒之下的楚怀王发兵8万攻打秦国,在丹阳与秦国名将魏章部鏖战,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原先的盟友齐国竟然也出现在秦国阵营里,和秦国一道将楚国杀得大败。齐宣王出了气,但出气的后果却是严重的,齐国和楚国之间的联盟就此破裂,而两家谁都没有力量单独抗衡秦国,齐宣王和秦国联合大败楚国的结果,就是秦国趁机夺取了楚国在蓝田境内的土地,齐宣王忙活一场,两手空空。

通过和秦国的接触,齐宣王真正意识到秦国的强大,让他感慨万分的,就是六国的人才怎么都跑到秦国去了。为了能够招揽人才,齐宣王加大了对稷下学宫的投入,结果诸子百家的英杰在此荟萃,包括墨家、道家、法家的各路代表,都曾在稷下学宫游学过,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儒家杰出的思想家孟子。孟子初到齐国时,曾经非常兴奋,他对外宣告说:“管仲只让齐国成为了霸主,我要让齐国统一天下。”对于孟子所坚持的儒家思想,齐宣王却不感兴趣,战国时代刀兵无情,儒家那一套是不吃香的。孟子在游学齐国几年后,最后黯然离开了。比起秦惠王招纳的实用型人才,齐宣王身边的英杰们,学者居多,文化人士居多,他自己也喜欢诗文唱和,但安邦定国的人才,却凤毛麟角。

齐宣王在位的初期,秦惠王完成了他人生中对外扩张的重要一步,于公元前312年彻底击败了匈奴义渠部落。义渠部落是匈奴的一支,在战国早期经常侵扰中原。在这一年,秦惠王决定解决义渠侵扰问题,消除东进中原的后顾之忧,秦国采取焦土政策,用层层推进的办法,最终重创义渠部落。也正是在这一年,秦惠王和齐宣王还发生了两次“对话”,都以齐宣王的失败而告终。一次是秦国联合曾经尊奉齐国的韩国和魏国一道讨伐楚国,在击败了楚国,夺取了楚国江汉平原的大片国土之后,突然改弦易辙,向齐国发起了进攻,结果齐国在苏北地区大片国土丢失,遭到了挫败。另一次对话,是齐宣王自己挑起来的。趁燕国内乱的机会,齐宣王对燕国发动了闪电战,仅用了50天就打下了燕国的国都。可是燕国此时的易王后,是秦惠王的女儿,这正好给了秦惠王出兵的口实。结果秦国两路大军,一路攻伐燕国本土,一路攻伐齐国,皆获得了胜利。齐军在短暂占领燕国后,不但被赶了出来,本国也遭到了秦国的侵扰。在这时期的齐秦争霸中,齐宣王是处于下风的。

当秦惠王连年用兵的时候,他却于公元前311年英年早逝,年仅46岁。之后即位的秦武王,是一个赳赳武夫,天生神力,是个霸王角色。在做国君上,他粗中有细,暂时停止了对齐国的大规模用兵,转而开始对六国的分化瓦解政策。对魏王,他主动修好,拉拢魏国倒向秦国;对楚国,他扶植楚国治下的越国部落,掣肘楚国。这时期的齐宣王,在经过了两次对秦国战争的失败后,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内政上,他在位的最后五年,对内发展生产,倡导文教,训练士卒,对外对魏国、韩国、赵国,采取或打或拉的政策,将其尽可能地拉在齐国一边。在齐宣王的晚年,秦武王英年早逝,秦昭襄王即位,他即位的早期,大权掌握在太后以及穰侯魏冉的手中。在齐宣王临终前的倒数第二年,即公元前302年,在魏冉的奔走下,齐秦之间结成了联盟。这时候的齐秦两国,暂时实现了“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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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01年,齐宣王过世,其子齐湣王即位,这位齐王在位的17年,既是齐国霸业的最后绝唱,也是齐国衰落的开始。

经过齐宣王晚年的休养生息,早期的齐湣王拥有强大的实力。这时候“连横”、“合纵”两大团队奔走于列国,要么联合抗秦,要么依附于秦,成为大多数诸侯必须作出选择的“二选一”难题,此时楚国屡败北于秦国,无力北上,魏国早已衰弱,“合纵”的大旗,也就被齐湣王扛了起来。

齐湣王即位初期,遇到了和秦昭襄王类似的形势,这时候齐国的大权,被战国四君子之一的孟尝君所掌握,锐意进取的孟尝君,开始频繁地发动对外战争,积极介入到各国的内部事务之中。公元前301年,齐湣王先是介入到韩国的内部争位斗争中,凭借着齐国的军事力量,扶持韩国太子咎登基,使韩国成为听命于齐国的傀儡政权。之后又动兵楚国,以楚国与秦国结盟,违反合纵协议为由,在垂沙与楚国交锋,双方沿着楚国的方城对峙六个月,最后齐国趁着江水退潮的机会,从浅滩处发动猛攻,一举击溃楚军,此战消灭楚军2万多人,杀楚将唐昧,一时之间,楚国很难再对齐国构成威胁。

齐国的一系列军事行动,是为了大举进攻秦国做准备。经过在中原地区的扩张,齐国终于建立起了以自己为核心的反秦同盟。公元前298年,齐国会同韩魏联军猛攻函谷关,秦国依托有利地形拼命抵抗,双方鏖战长达3年。结果,齐国主将匡章选派敢死队进行偷袭,终于在公元前296年占领函谷关。秦国的关中平原,已然在齐国面前一马平川。但在这关键时刻,齐国却再次见好就收,满足于秦国向齐国谢罪,随即拔兵东撤了。合纵联盟成立以来最好的击败秦国的机会,就这样被齐国自己放弃了。

齐湣王显然不这么想,相反,他认为自己已经为父亲齐宣王雪耻。齐湣王主动放弃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这些战争主要是由此时主持齐国国政的孟尝君田文发动的,对于齐湣王来说,他不愿意看到田文通过这些战争来扩展势力,两人的矛盾也日益公开化。为了对付田文,齐湣王重用从燕国投奔来的苏秦。苏秦是合纵运动里的重要人物,最擅长舌辩,而且他在齐国没有根基,在齐湣王眼里是好控制的。但齐湣王不知道,苏秦来齐国,是为燕国做卧底的,燕国在齐宣公时代差点遭齐国灭国,这时期的燕国,是燕昭王在位的时候,一直在锐意复仇,苏秦,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通过苏秦,齐国的内部矛盾、军事情况,源源不断地被燕国得知了。而且燕国同时和秦国也有姻亲,所以当齐湣王对秦国不断采取攻势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头上已经悬挂着一把凶器。

公元前294年,正锐意扩张的齐国发生了内讧。因为贵族田甲发动劫持齐湣王的事件,齐湣王趁机对齐国的田氏贵族进行打压,孟尝君田文的相国职务也被剥夺了。接替孟尝君职务的,就是苏秦。和孟尝君拉拢东方六国,全力对付秦国的国策不同,苏秦为了完成燕昭王交付的卧底使命,反而反其道而行之,竭力劝说齐湣王四处扩张,尤其是拿着自己的盟友下手。这时期也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赵国崛起的时期,之后的几年,苏秦竭力挑拨齐国和赵国的关系,让这两个铁杆盟友逐渐交恶,同时积极劝说齐湣王攻打韩国、宋国等国家。齐湣王一连串的军事征战的胜利,使秦国不得不对齐国侧目。这时期是秦国处于守势,齐国咄咄逼人的时期,为了笼络齐国,秦昭襄王主动要求和齐国并称为帝,秦昭襄王称西帝,齐湣王称东帝,这几乎就是春秋末年晋国楚国平分霸权的翻版。对平分霸权的要求,齐湣王很高兴,但苏秦知道,如果此举成功,齐国和秦国联手,其实力将更加强大。因此在苏秦的劝说下,齐湣王主动取消了帝号,把秦昭襄王结结实实地“闪”了一把,示好不成的秦国,与齐国的交恶也就是必然了。

公元前287年至286年的齐湣王,是自我感觉非常良好的。这时期,他通过对赵国和韩国的战争,把胡服骑射后军力日益强大的赵国打得落花流水,又进一步削弱了韩国,这其实是帮了秦国的忙。公元前286年,齐湣王又灭掉了宋国,灭宋一事激起秦国大怒,宋国是秦国当时在中原的重要盟友,宋国被灭等于拔掉了秦国安插在中原的钉子。这时期齐湣王身边的邻居们,无论是北边的燕国、赵国,还是东边的魏国、秦国,没有不被他打过的,盟友都得罪光了的齐湣王,很快招来了报应。公元前286年,齐国刚刚灭掉宋国,秦国就在西线发动了进攻,借韩国的道路突袭齐国,将齐国打得大败,之后秦国、燕国、赵国、魏国、韩国五国联合伐齐,在济水边与齐国决战,经过连年征战,已经强弩之末的齐国大溃。之后齐湣王被楚将杀死,齐国70多个城市沦陷,虽然后来田单用火牛阵击退联军,拥戴齐襄王复国,但遭到这一轮灭顶之灾的齐国,也就彻底失去了争霸的资本。秦国,在与齐国经过58年的“两极格局”之后,终于借中原诸侯之手,搬掉了他们东进中原的最大障碍。

正文 第二十二章 战国时代的“生产革命”

要说春秋和战国之间有什么不同?恐怕可以罗列出很多来。国家政治结构的不同,军事组织形成不同,官职分布不同,甚至诸侯国的统治者不同,战争的规模不同,战争的目的不同,社会的文化思潮不同,但是所有的“不同”,归根结底到一点上,却只是一件事:经济基础不同。

我们说战国时代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归根结底,其实就一件事,这是整个中国经济结构和经济基础的转型期。按照政治学的说法,也是社会生产关系的转型期,种种大变革所带来的深远影响,最终还要落实到老百姓生活状态上的变化。纵观从春秋到战国的所有变化,根本上说,战国,改变的是中国人的生活。

且去看看,战国究竟改变了中国人生活中的哪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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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改变中国人生活的一大方面,就是基层社会关系的变化。如果国家的经济体系是一个房屋的话,那么奴隶制的屋顶,是奴隶主,地板是奴隶,这也是春秋的社会关系。而在战国时代,这个关系随着变法的深入,各个国家的转型,奴隶制小国的被平灭,早已经不复存在了,拔地而起的是一栋新房屋:封建社会关系。这个房子的屋顶,是地主;房子的地板,是佃农;房子的墙壁,是大大小小的自耕农。

在战国时期的风云变幻里,那些大大小小的活动家,纵横捭阖的国君们,挥斥方遒的将领,或许立场不同、阵营不同、观点不同、敌友关系不同,却有一点身份是相同的,他们都是百分百的地主阶级。

有关战国时期的社会转型问题,各类史料讲过很多,讲的比较少的却有一点:这个社会转型期的各类新阶层,他们究竟是怎么来的?比如,地主是怎么来的?

战国时代的地主,是战国风云的绝对主角。在战国早期瓜分奴隶制国家的狂潮里,主角是地主;在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中,那些持不同政见的学子们,背后的利益团体,也大多是地主;在战国时代风云变换的变法运动中,那些或刚硬或阴柔的改革家们,他们真实的身份还是地主。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地主更不是一天冒出来的。战国时代扮演中流砥柱角色的地主们,其实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形成过程。

战国时代的地主,主要来源于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原先的奴隶主贵族,他们的身份,很像后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新贵族。在一个社会转型的大势所趋里,他们的鼻子比较灵,嗅到的风向比较准,很早就主动转化了生活方式,虽然本属于体制内的奴隶主,摇身一变重新做人,在这个社会转型期里谋取了新的利益,成为新型生产方式的既得利益者。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如瓜分了晋国的韩赵魏三族,取代了姜氏齐国的田氏家族。

这些“新贵族”的普遍特点,就是脑子很灵光,而且在原来的奴隶主贵族内部,也大多很不受待见。在旧体制下,他们虽然拥有封地,甚至和统治者有亲戚关系,但是不具备世家大族那样的特权,没有对军队、政权的掌握能力,他们最主要的权力,就是在封地里收取出产,保持富足的生活。因为地位低,既得利益少,所以在这个社会的转型期,他们的脑袋敢于转弯,比如在自己的封地里,主动改变了剥削的方式,变以前的奴隶关系,为后来的地主与农民关系,尽可能地给予各种政策,提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这个变革中,他们最早尝到了甜头。尝到了甜头,就要争取更多的甜头,所以他们就要扩大自己的权力,向旧的贵族抢班夺权。甚至执掌一个国家的政权。这部分人的共同点是,他们本身就是从旧体制内蜕变出来的,身上无法割裂与旧体制之间的联系,这也注定了他们进行的各类转型活动,发起的各类封建化改革,最终是不会彻底的。战国时期齐国、魏国、赵国、韩国的国家政权,都属于这种情况,按照过去历史书的话说,他们最后的衰弱,也是因为“保留了大量奴隶制残余”。

在整个的春秋战国时代,“新贵族”们还有另外一个群体——君子。这里的君子,不是指的道德高尚的好人,而是说战国时代脱胎于旧贵族,又在新经济形势确立后,实力迅速壮大的新贵族群体。这些人的普遍身份,就是各个国家的王族宗室,他们的普遍特点,就是拥有大量的土地,其财富富可敌国,经营大量的新兴产业,包括农业和工商业,也放高利贷。他们自己的庄园里,也有一套完全忠诚于自己的势力班底,普遍的叫法叫“门客”。门客最多的时候,可以达到几千人,有时候甚至可以左右国家局势,在中央集权制度初建的战国时代,他们是中央集权制度下的衍生品,又是一群掣肘中央集权的“异类”。这些人与国家的统治者之间,既互相利用,又互相制约,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们的势力,随着战国时代的结束而结束,门客盈门的盛况,也只能给后人徒增谈资。这些人里的代表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战国四君子”——楚国春申君、魏国信陵君、赵国平原君、齐国孟尝君,他们活着的时候,大都是本国的骄傲,他们身后的几千年里,一直被后人看做传奇,但是真正完成统一大业的,却是改革最为彻底,没有君子的秦国。

地主阶层的第二个类型,就是战国时代的官僚阶层。他们取代了过去的旧贵族,成为战国时代国家政权的执行者,成为国君中央集团的帮手,而他们成为地主的方式,就是通过建立功勋,得到国君的土地赏赐。战国时代,国君对于臣下的最主要赏赐就是土地,尤其是在三晋地区的韩赵魏三国,当年曾经是商鞅主人的魏国丞相公叔座,魏王一次性赏赐给他的土地,最高的时候就有100万亩。吴起当年因为守备西河要地有功,也被魏王赏赐土地20万亩。这一类地主的成分比较复杂,有的是旧贵族转化来的,出身比较高贵,比如公叔座;有的却是百分百的草根出身,通过建立功业一步登天,吴起就是这一类型。

除了国君赏赐之外,有些官僚也很有投资眼光。在这时代里,他们喜欢把所得的俸禄用来购买土地,比如那位纸上谈兵的赵括,对土地的热爱程度就很高,甚至外出带兵,一路看到好的土地就买下来。他母亲也因为这个,断定他没有带兵之能。而在当时,官僚阶层的这种情况很普遍,钱是容易贬值的,土地却是永远不会贬值的,有了土地,不止是身份的象征,也是经济的保障。

官僚地主阶层的扩大,也和战国各类变法中的一项重要政策有关:奖励军功。这项政策最早实行在魏国,后来商鞅在秦国发扬光大。这个政策的主要内容,就是把土地作为奖励方式,授予那些在战场上立过功的人。这些通过军功、战功获得土地的官僚地主,和普通的官僚地主身份截然不同,他们往往是战国政坛上的重要力量。

地主阶层的又一个类型,是很有“励志意义”的,那就是布衣地主,这一群体有两个类型,一种是平民中小地主,一种是从自耕农、手工业者,甚至奴隶转化而来的地主。他们获得土地的手段,主要是土地买卖。这个群体中比重最大的,就是工商业者出身的地主阶层,战国时代一句流行语是:以经商来发财,以土地来保财。在秦始皇登基初期权倾朝野的吕不韦,就是这一类型人物里的杰出代表。

而更有励志意义的另一个群体是,许多自耕农通过个人的辛勤劳动,逐渐拥有了土地。这一群体主要分布在早期人多地少的秦国、赵国地区。当时的统治者,普遍采取了奖励垦荒的政策,国家给予垦荒者法律上的保护,并提供农具,特别是秦国,只要你敢刨地,要什么支持国家就给你什么支持。商鞅在秦国实施的“废井田,开阡陌”运动,更成为这一过程的催化剂,许多早期的自耕农们通过锐意地耕作,占住了大量土地,摇身一变成为地主阶层。在当时的中国,秦国之所以人口迅速增长,六国人口大量涌入,是因为那里是从自耕农变成地主难度最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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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地主,自然对应着要有农民,作为被地主踩在脚下的群体,战国时期的农民,主要包括自耕农、佃农、雇农三个群体。

其中自耕农的来源,有两类:一是奴隶社会的平民阶层,但更多的却是奴隶社会的逃亡奴隶,那些早期摆脱奴隶主统治的逃亡奴隶们,通过积极的垦荒,流亡到新的地区开辟新土地,逐渐成为了拥有合法财产的自耕农。这一类自耕农,普遍分布在当时的秦国和楚国以及吴国地区,随着中原地区的战乱频繁,大批奴隶逃亡,他们开始往地广人稀的地区迁移,今天的华东、关中、江汉平原,就是最好的目的地。

战国时期不同国家的变法,内容虽然不同,但其中一个目的却是相同的,那就是拼命增加自耕农的数量。因为自耕农数量的增加,意味着国家可以收取税收的税源扩大,保证新兴的封建制国家建立完备的财政收支体系。这一点上,战国变法的宗师李悝曾经有过精辟的概括:农伤则国贫。但是对于各路诸侯国来说,自耕农的增加是最困难的,因为国君下面的地主阶层,都在想方设法地隐瞒人口,把大量的人口变为自己的佃农。所以魏国变法的时候,采取的是国家提供农具和法律保护的方式,来增加自耕农数量,而到了秦国商鞅变法的时候,却采取了更加严苛的措施,严苛到一户农家里,兄弟成人后不分家,都要遭到法律的处罚,且大力推行保甲连坐制度。赵国名将赵奢早年做税官时,之所以开罪了当时权倾朝野的平原君,也是因为平原君故意隐瞒人口,逃避赋税。一个封建制国家勃兴的时期,势必是自耕农数量甚多的时期,而一个封建制国家衰落的主要起点,就是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这个经济规律从战国时期就开始了。

战国时期的自耕农,在富裕程度上,还不能和后来的汉唐宋明相比,那时候生产落后,土地产量低,一家自耕农的土地,大约在30亩左右。他们拥有种子、农具,也要承担繁重的赋税。战国时期各个国家的税率不相同,以魏国强盛时期的魏文侯时代为例,当时的魏国改革家李悝曾经估算过,一家有30亩土地的自耕农,按5口人计算,每亩的粮食产量是3斗,他们需要承担的税赋,大约是十分之一。交完税的粮食除了自己吃外,剩下能拿去卖钱的大约有三分之一。卖到的钱,算上每年的衣服等花销,也就能勉强维持一个温饱。这还是普通的生产年景,如果遭到水旱灾害,自耕农破产就会成为普遍的事情。所以战国时代,各国都非常重视水利的修筑,用以维持生产的稳定。即使如此,战国时代的自耕农,在贫困程度上,要远远大于后来统一封建王朝下的中国农民。

比自耕农更惨的,就是佃农。佃农,基本就是奴隶制社会的奴隶转化而来的,比起奴隶们的悲惨生活,他们的境况显然好得多,他们租种地主的土地,有自己的生产农具。但是每年收成的一半要交给地主,同时还要承担土地的赋税,这样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维持温饱就更加困难了。佃农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破产的自耕农,他们遇到水旱灾害,无力承载国家的赋税,只好扔下土地逃亡,依附于地主家中。《吕氏春秋》里就曾记录过:在秦赵长平之战时,由于秦王朝不断通过增加赋税的办法来保证前方供应,造成大量自耕农逃亡,许多自耕农宁愿依附在地主家里做佃农。

比起雇农来,佃农还算好的,因为雇农不但没有土地,更没有农具。他们有的给地主家做佣工,有的甚至在农忙时节,给富裕的自耕农帮佣。他们的生活水准,已经直追当年的奴隶,韩非子的书中曾说,三个雇农的经济收入,都不足以奉养一个老人,足见经济状况之悲惨。

战国时期同样是有奴隶的,当时大工商业地主家里,依然豢养着大批的奴隶,他们只有食物,没有收入,有的甚至和牛马一起放养。但这样的局面已经不是战国的主流。战国时期,是地主和农民这一对封建社会关系正式确立的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雏形,已经在这一时期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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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生产体系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生产水准的提升,确切地说,就是中国工农业生产科技的高速跃进。如果用横向对比来说的话,战国之前的中国,在生产水准上,与同时代的西方奴隶制国家是同步的,而战国之后的中国,却已经把当时的世界远远甩在了身后。

战国首先突飞猛进的生产进步,就是农业的进步。诸侯争霸,表面打的是军事力量,本质打的却是钱粮储备,所以战国时期的诸国,在农业技术改进上都不惜血本。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大量铁制农具的使用,根据建国后的考古发现,北到辽宁,南至广东,都有战国中晚期的铁制农具出土。比如河南辉县的战国魏墓,曾经一次出土铁器160件,其中农具有58件,铁农具和先前的石制,木制农具的最大区别,一是生产效率提升,二是可以完成深耕,原先无法被发展成耕地的荒地,因为铁农具的出现,完全可以被开垦成良田,而且越来越多的个体自耕农,也可以因为铁农具的使用大力垦荒,拥有自己的土地,这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方式的改变,更是一种社会结构的改变。

而另一个推动战国农业发展的技术,就是牛耕。战国时期,牛耕已经作为一种普通耕作方式大力推广,用牛耕作,就好比现代农业的机械化耕作。不但生产效率大大提升,而且还改变了战国时期的农业生产比例。在战国之前,诸国中公认的农业强国,当属中原的晋国和东方的齐国。然而在战国之后,西北的秦国一跃成为头号农业强国,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从商鞅变法开始,秦国大力推行牛耕。他们本身就有丰厚的畜牧业储备,耕牛的储量极其丰厚,所以推广牲畜耕作,也就比其他六国得天独厚。当时的秦国不但有牛耕,还有马耕,而且秦国还有“国家福利制度”,只要是开垦荒地的农户,国家给予牛马补贴,即免费提供牛马等牲畜,这就使秦国的农业水准在短短几年内有了飞速发展。秦国之所以能够在数次大战中获胜,特别是打赢诸如长平之战等相持战,其雄厚的国家钱粮储备成为了重要原因。一种耕作方式的改变,使战国时期中国的经济版图出现了颠覆性变化。

战国农业的进步,另一个重要创举,就是在肥料上有了大的改变。战国时期已经有了“粪种”,即运用动物的骨头和麻子煮成汁搅拌,作为肥料来增加土地的产量。荀子在他的《富国篇》里也曾说过:施粪肥田,这是农民该做的事情。当时的农业肥料,除了粪肥外,还有把野草烧成灰做成的绿肥。这两种肥料,之后一直不断发展,沿用到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战国时代著名的学派“农家”,对于农业的耕作技术,有非常详尽的总结和阐述,包括深耕技术,粪肥的培育,以及种子的识别和种植,这些在战国时期都已经形成了完善的理论。秦始皇时期欲逐六国宾客,李斯就以水稻种植为例,劝谏秦始皇,他说“原本只在南方种植的水稻,都能够在秦国扎根,何况六国的人才呢”。这番话不但使秦始皇改变了“排外”的主意,更足见此时水稻在南方种植之广。

战国时期农业产量的变化,我们从魏国名臣李悝的自述里就可看出一二,李悝认为战国初期的魏国,一亩土地的产量是一石半,而在使用铁器农具以及使用肥料后,产量最高可以提升四倍,最少也可以提升一倍。也就是说,战国时期的一亩土地,产量最高当在三石到六石之间。即使是最普通的一石半,根据英国学者李约瑟的记录,比起同时期的欧洲来,也至少要高一倍左右。

战国农业的发展,不但增强了当时各主要大国的实力,支撑了他们之间的长期战争,在社会生活上,带来的重要影响,就是社会工商业的繁荣。

<er">四</h3>

战国时期的工商业,无论是交易规模还是发展规模,都远非春秋时期可以同日而语。而其中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工商业日益成为一种“全民活动”。

早在郑庄公小霸的时候,就曾经通过发展工商业的方式来提升国家实力。但春秋早期的工商业,包括西周时期的工商业,其实只是“奴隶主的游戏”。奴隶制社会下的商人,本身就是作为奴隶主的衍生品出现的,当时商人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向奴隶主兜售奢侈品。那时候的中国老百姓贫富差距大,社会地位低,奴隶们连饭都吃不饱,平民和自耕农生活穷困,地位低下,能参与商业活动的,只有有钱又有闲的奴隶主们。

但是到了战国时期,这样的局面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春秋到战国的历次变革,带来的收入分配影响,就是社会财富分布方式的变化,大批的社会财富流向了平民、中小地主阶层,甚至自耕农也拥有了一部分财富。农业产量的提高,也让农民们有了更多可以去交换的剩余物资。春秋时代的自耕农,一年的收成也就勉强用于糊口,但战国时代的自耕农,在寻常的年景下,就可以有三分之一的农作物用于商品交换。所以大量农民参与到商业活动中,是这时期中国工商业的一个划时代变革。

战国商业繁荣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华夏族活动区域的扩大。西周时代的中原诸侯国,主要的活动区域集中在黄河流域,而随着春秋战国诸侯争霸的延续,华夏族的活动区域日益扩大,原本属于蛮夷地区的江汉平原、江南地区以及关中地区,和中原传统经济区的往来日多。往来多的,货物的相互输送也就多。在春秋末年的时候,中原地区的商品贸易已经很繁荣了,大量原本只属于贵族专利的奢侈品更充斥市面,许多商人通过买卖的辗转,一跃成为新富阶层,其中的典型人物,比如春秋末年的范蠡,他在逃离越国后转行经商,很快富可敌国,成了后来中国本土商人的始祖——陶朱公。

这时期参与商品买卖的人物也日益增多。从原先的贵族,扩展到普通的农民、手工业者,不仅是大商人们向农民收购农产品,向手工业者收购手工业品,更出现了平民与平民之间的交易,比如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的交易。中国这时期工商业的商品流通量,比起春秋时代可谓是激增,而这时期最暴利的贸易行业,就是奢侈品的交易买卖。战国时期,旧贵族解体,新地主大量涌现,暴发户日益增多,对奢侈品的需求量也就日增。比如南方的象牙,卖到北方市场上,差价竟然高达200倍。按照荀子的说法,北方的马匹,南方的象牙,西方的珍珠,在中原的市场都应有尽有。这时期中国的工商业活动,不但全民化,全国化,更加国际化。

商品经济的繁荣,也造就了一个新富阶层——工商地主阶层。在春秋战国的风云变化中,他们是游走于各方势力的万金油。工商地主们通过商业贸易,迅速积累起巨额的财富,他们又将财富用来购买土地,成为新富的地主阶层。这些人又做买卖又种地,经济效益利滚利。有些人还实现了跨地域经营,在列国各地设立商号,垄断贸易流通渠道,实现了“跨国经营”。战国的国家没有统一,战国的商业市场,却陆续被他们统一了。

有了钱的工商地主们,自然也开始惦记上了权力,他们本身的发家,就是通过结好官僚地主的方式,有了钱以后,他们也开始把钱用于打通政治关节,不但为商业经营谋取便利,更开始谋求操纵国家政权,其中典型的人物就是吕不韦。他在赵国的时候,把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公子异人当“奇货”,又送老婆又送钱,更帮助他回国谋取了秦王位。他的投资很快收到了回报,当上秦王的公子异人,给予了他梦寐以求的东西——权力,他成了秦国的相国,早期的秦始皇,也尊称他为“仲父”。这些早期权力体系的万金油们,随着经济力量的扩大,也从原先权力体系的寄生地位,逐渐变成了主宰地位。

与工商地主同时游走于战国工商业圈的,还有信贷地主。所谓的信贷地主,按照民间的说法,就是“放高利贷”的。战国时代放高利贷的都不简单,大多都是地主阶层里的“新贵族”,尤其是新贵族里的君子们。和工商地主相反的是,工商地主们经商是主业,搞政治是副业,信贷地主们搞政治是主业,放高利贷是副业。比如孟尝君的高利贷收入,大多用来馈赠门客,扩大势力,而当上相国的吕不韦,反而利用权力垄断了洛阳的工商业,大摇大摆干起了官僚。

繁荣的商品经济下,中国的封建城市化进程,在战国时期越演越烈,且从未因为战国的战乱而割裂。春秋时期,即使是诸侯国的国都,最大也不会超过900丈,跟战国时期的城市比,几乎就寒碜了。战国时代的城市化,是老城区扩张的过程,也是新城市不断涌现的过程。这时期出现的新城市,包括河北易县、河北邯郸、河南开封、河南洛阳,而老城市的规模也在扩大,比如齐国的国都临淄,在战国早期已经有了7万户,人口21万,这个数据今天看不起眼,但是对比一下,一千年后的西欧大城市伦敦,也不过只有10多万人。这是一个值得每个热爱中国历史的朋友骄傲的数字。

正文 第二十三章 韩赵魏的没落史

战国时代的一大特征,就是旧势力的瓦解,这里的旧势力,不仅包括奴隶主贵族阶层,更包括春秋时代,那些盛极一时的诸侯国们。

春秋时代的争霸,虽然霸主有五个,但真正作为主线的,是晋国和楚国的南北争霸,对于春秋时代的诸侯国势力秩序来说,晋国和楚国,就是这个秩序一南一北的天平两端。战国时代的统一过程,首先就是这两个国家的瓦解和衰落过程。

相比之下,晋国的瓦解更快,在战国的早期,就通过三家分晋的方式完成了韩赵魏三国的划分。这以后,这三个国家中的魏国和赵国,都曾在中原诸侯争霸中盛极一时。魏国是战国时代第一个通过变法图强强大起来的国家,而赵国的胡服骑射政策,使他们一度成为整个战国时代仅次于秦国的第二军事强国。其中最弱韩国,也是战国七雄之一。但是这三个国家的衰落,最终都无可避免,其中的方式不同,结果却殊途同归——被秦国灭掉。

宋朝文学家苏洵在他的《六国论》里,对韩赵魏三个国家的衰亡痛心疾首,他认为这三个国家的存在和强大,就是阻止秦国吞并六国的关键所在,只要崤山以东的中原诸国,能够集中力量援救韩赵魏三国,让他们团结一致抵抗秦国,那么六国就会免于被灭亡的命运。苏辙说得容易,这个过程实施起来又何其难?且不说此时的六国,在无力对抗秦国的局面下,想得更多的是自保,即使是三个国家自身,最后也成了扶不起的阿斗。

在秦国统一六国的过程里,韩赵魏三国是遭受兵灾最多的国家,从早期鄙视秦国,到后来被秦国打,再到最后被秦国打怕。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他们衰落的过程。

<er">一</h3>

三国中最弱小的,是韩国。从始至终,它几乎都没有强大过。

韩国的疆土,包括今天的山西南部和河南北部,在早期瓜分晋国后的“分账”里,它就是实力最弱小的一家,无论是国土面积还是军事力量,都无法和赵魏两个国家相比。

三家瓜分晋国后,早期的韩国一度牛气了一把。在公元前375年,当时的韩哀侯灭掉了郑国,将国都迁移到了新郑。和早期的魏国、赵国一样,战国初期的韩国也进行了变法,不过比起其他诸国采纳了法家思想,韩国的变法却特殊。韩国的变法,起于韩昭侯在位时期,他启用了申不害为相,开始了“修术行道”的变法过程。申不害的变法思想,虽然也有加强中央集权,强化国君威权等积极内容,但其主要思想,来源于黄老学说,而且注重“术”,即国君需要用各种方式来统御群臣,强化权威,提高国家的行政效率。这样的改革比起魏国、齐国、秦国来,可以说是相当不彻底,申不害在韩国折腾了15年,虽然韩国一度振作,但他并没有建立一个封建化的国家制度,所以即使在变法推行最成功的时期,韩国也不是强国,反而在韩昭侯去世后,韩国陷入内乱,变法就此失败。但是,申不害的改革也是有效果的,也正是这15年的改革,使韩国也确立了他们战国七雄的大国地位。当然,是最弱的一个“大国”。

韩国的发展问题,主要有三,一是国家旧贵族力量强大,改革不彻底;二是韩国所在的地区,处于魏国、秦国、齐国等国家的夹缝之间,生存环境非常艰难;三是韩国的历史上,没有出现诸如齐威王、秦孝公、魏文侯这样的强势君主,如此韩国,从建国开始,就注定了他在战国历史上的弱者地位。

其实韩国也有比较好的条件,比如韩国的弩,是整个战国诸侯中射程最远的,他们的重弩,在当时就能达到800米,秦国攻打韩国时,还专门搜集韩国的弩——拿回去自己研究着用。韩国在经过了短暂的鼎盛时期后,很快就陷入了衰弱,尤其是魏国和秦国相继崛起后,韩国的日子就一天不如一天,魏文侯称霸时,对韩国、赵国采取通好政策,成为了韩国的保护国,但到了魏惠王在位时,打击的重要对象就是韩国。魏惠王希望能得到韩国的国土,既作为防备秦国东进的缓冲地带,又能够得到肥沃的土地。但这时期同样强大的齐国,通过“攻其必救”的战术,在马陵重创魏国,总算救了韩国一命。在这一场战争开打前,为了尽可能地削弱魏国,齐国故意迟迟不救韩国,一直等着韩国打得弹尽粮绝了,并表态向齐国效忠,这才大张旗鼓地出兵,魏国被打败了,但韩国也基本被打残了。

但韩国的苦日子,这时期才刚刚开始,因为西边的秦国也崛起了。秦孝公在位的时候,一面对魏国发动战争,收复西河失地,一面也大力攻打韩国。公元前359年,刚刚走上变法之路的秦国,在攻打魏国失利后,转而拿韩国开练,多次击败韩国,这时候在位的韩国国君,是韩共侯,他是个够硬的人,打不过秦国,就联合赵国、魏国等兄弟国家一起上,可倒霉的是,这时期魏国自己能对秦国保持军事优势,可每次和韩国联军,都被秦国打得大败亏输。比如公元前366年,当时还没有变法的秦国,就在洛阳击败了韩国、魏国的联军,不久后魏国单独和秦国打,又把秦国打得狼狈逃窜。随着秦国变法力量的增强,魏国也保护不了韩国了,韩国就越发遭到秦国的欺凌,韩昭侯在位的晚期,正是信用申不害改革的时期,他果断地参加了“合纵”阵营,意图联合中原诸侯共同对付秦国,但第一次就抬腿碰了满脚泥。公元前318年,韩国参加了魏国、楚国、赵国、燕国组成的五国联军,企图攻打函谷关,但接着就被打了个稀里哗啦。韩国历史上对秦国的唯一胜利,是在公元前294年,韩国参加了齐国的伐秦联军,经过三年苦战,攻克了函谷关,迫使秦昭襄王归还了侵占韩国的国土,但好景不长,不久之后齐国遭到五路讨伐,势力一蹶不振。秦国不但夺回了归还韩国的领土,还捎带着又占领了大片。在战国时代开始以后,韩国是受秦国欺凌最多的国家,打打不过,躲躲不起。合纵没用,反抗没用,咋办?

经过了多次失败以后,韩国干脆想开了,不就是丧权辱国嘛,要丧也不是我一个人丧。在公元前275年,韩国被秦国白起大败,遭斩首四万后,韩国也就彻底歇菜了,对秦国采取了逆来顺受的政策。秦国要打仗,还没打就立刻求和,秦国要钱要地,二话不说统统给,尤其是韩国倒数第二代国王韩桓惠王在位的36年,是对秦国最逆来顺受的36年。这期间秦国多次发兵攻打韩国,韩国连还手的勇气都没有了。特别是公元前262年,秦国攻打韩国的重镇上党,韩桓惠王不敢抵抗,竟然要求上党守军向秦国投降,之后,就有了韩国上党郡守冯亭向赵国投降,引爆了后来长平之战的导火索。在整个战斗里,韩国根本不敢插手,眼睁睁地看着赵国和秦国浴血厮杀,只图一时平安。

韩桓惠王在位的时代,也曾有过想法,他在位时期曾经重新推广申不害的改革,但是效果甚微。韩国国内此时已经处于国土严重萎缩,政令不通的局面下了。他干的另一件傻事,就是在公元前244年派工匠郑国进入秦国,假装忽悠秦国修郑国渠,企图想让秦国把庞大的军事力量都消耗在水利工程上。但事与愿违,郑国渠的落成,让秦国从此收获了百年之利,灌溉了万亩良田,军事作战能力大大增强。如此做法,只能是给秦国做嫁衣裳。这位一生有过想法却毫无建树的国君,却有一个杰出的好儿子,战国时代最著名的法家思想家——韩非子。

公元前238年韩桓惠王去世后,即位的韩王安继续推行“割肉喂虎”的政策。每次秦国稍微有风吹草动,就忙不迭地割地,割了十几年,最后到了无地可割的地步。公元前231年,秦王嬴政派内史腾率领10万大军南渡黄河,灭亡了韩国,将韩国的国土划为秦国治下的颍川郡。战国七雄里最弱的韩国,就成了其中第一个亡国的国家。

<er">二</h3>

三晋大地,对秦国抵抗最为剧烈的,就是赵国。

长平之战后赵国40万精锐报销,在当时的秦国眼里,这是最好的灭亡赵国的机会。公元前260年,挟长平之战的余威,秦国起初向赵国提出割地的苛刻条件。山穷水尽的赵国依然硬气,赵孝成王经过和群臣商议后,决定拒绝秦国的无理要求,宁可整个赵国全都战死,也不能接受秦国的强盗条件。此事引起了秦昭襄王的大怒,决定乘胜追击,彻底灭亡赵国。

这个决定在当时却引起了反对,带头反对的,就是长平之战的总指挥白起。白起深知长平之战秦国只是惨胜,一场长平血战,秦国的精锐部队死伤过半,国家粮食储备消耗殆尽,如此局面,实在不是打仗的时候。结果反而触怒了秦昭襄王,像白起这种战功卓著的地位,本身就是危险的,后来白起被秦昭襄王杀掉,等于秦国自坏长城。

公元前259年六月,秦国动用50万大军,发动了旨在灭亡赵国的邯郸战役,赵国一反常态,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全国军民同仇敌忾,采取依托城池防守、坚壁清野的方式,将秦国大军死死地拖在赵国的邯郸城下。为了这场战斗,赵国拼了血本,他们拒绝了秦国的割地要求,反而割让给齐国6个城池,请求齐国提供粮食,做好了粮食的储备,然后放弃了野战,和秦国打起了城池攻防战,兵力不足,就男女老少齐上阵,非要秦国血债血还不可。骄横的秦军再次在赵国身上尝到了苦头,廉颇再次发挥了他善于打城池防御战的优势,率领40万军民决死抵抗,曾经偷税漏税的赵国平原君,散尽家中的财产和粮食分给军民,把自己的妻妾也编入了军队中,和秦国人决死一拼。惨烈的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年,秦军伤亡过半,却仍然不能冲进邯郸城,而这时候的赵国,也打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却还在苦苦支撑。

在关键时刻,魏国公子信陵君上演了窃符救赵的故事,偷来了魏国调兵的虎符,调动了8万大军增援赵国,而平原君率领的使团,也从楚国处搬来了援军。在魏国、楚国援军的夹击下,师老兵疲的秦国终于崩溃了。赵国,凭借其坚韧的意志,顽强的抗争,在长平之战的绝境悬崖下,总算爬了上来。

长平和邯郸之战,是对赵国的极大削弱,赵国丧失掉了大量的人口和精锐部队,国力一落千丈。公元前251年,连战国七雄中实力比较弱小的燕国都趁火打劫,当时燕国的丞相栗腹出使赵国,借机查看赵国虚实,他认为赵国的人口,大多已经损失在了长平之战以及之后的邯郸之战中了,现在赵国剩下的大多都是孤儿寡妇,青壮年极少,如此局面,正是灭亡赵国的大好机会,自不量力的燕王动心了。公元前250年,燕国发动了对赵国的侵略战争,谁想一开战就败了个惨,赵将廉颇和乐胜两路出击,杀得燕国尸横遍野,最后竟然一路杀到了燕国境内,差点把燕国灭了国。之后的8年,赵国三次和燕国爆发战争,先后迫使燕国割让了十多座城池,在公元前243年的赵燕之战中,年轻的骑兵将领李牧脱颖而出。赵国在燕国的战争里,既重新锻炼了军队,焕发了士气,更堤内损失堤外补,得到了燕国大量的人口和重镇,实力开始有所恢复。

赵孝成王过世后,赵悼襄王即位,他在位的早期,赵国的军事实力有所恢复,特别是李牧为代表的年轻将领开始成长起来。公元前244年,也就是赵悼襄王登基后的第一年,李牧就给了他一个开门红,战胜匈奴!

战国时代,不仅仅是中原诸侯纷乱争霸的英雄史,也是中国北地百姓饱受匈奴人肆虐的血泪史。列国的诸侯在中原战场上打得正欢,匈奴的骑手却在中国北方千里边塞上如入无人之境。伟岸的长城在草原骄子们的眼中不过是一堆粗笨的摆设,庄严的战车步兵方阵在胡人骑手的马刀下化成送肉上俎的砧板,与匈奴人的搏斗仿佛是与自己影子之间无望的追逐,成为一代又一代华夏军人心中挥之不去的噩梦。

还好赵国拥有了李牧。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开始,正处于童年成长时代的汉家骑兵用无数的鲜血与牺牲灌溉着战胜游牧骑兵的胜利之花,直到公元前244年,一个叫李牧的赵国将军亲手在雁门关外摘下那灿艳如血的果实。在这之前,他是赵国支撑国家安危的柱石;在这之前,他的赵国骑兵队是如日中天秦国也惧怕三分的王者之师;在这之后,东西线到北线,他似一个不知疲倦的救火队员一样,奔波在赵国边境每一寸战火燃烧的土地上。北上雁门,是这位一生未尝一败的将军军事生涯中最沉重的一场挑战,他将面对一个中原骑兵从未曾战胜过的强敌。绵延数十年的北地烽火与杀戮,注定将在他的手中成为一个凝血的终点。

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原骑兵并不具备与马背民族在大草原上争锋的实力,主动出击的结果势必是一场羊入虎口的自杀式攻击。李牧出人意料地选择了沉默与忍耐,匈奴肆虐侵扰的时候他在忍,举国攻击他胆小怯懦的时候他也在忍,将士们满怀激昂地求战的时候他依然在忍,“不抵抗将军”的耻辱仿佛是一块沉重的石头,一度压在他坚如钢铁的脊梁上。鲁迅说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与淋漓的鲜血,李牧正是这样的哀痛者与幸福者,漫长的忍耐不是怯懦的退缩,却是沉默中爆发的固有前奏。

反击的那一天终于来了,公元前244年的春天,大举南下的匈奴人第一次尝到了汉家刀锋掠过脖颈的痛苦滋味。诱敌深入,疲敌劳顿,重兵合围,在沉默中忍耐太久的李牧似计算精密的电脑程序一般完成了这孙子兵法的三部曲。步兵集团居中阻击,战车弩兵集团的远程射杀,骑兵军团两翼合围,训练有素的赵军仿佛是一架运转严整的机器,在转瞬间扼住10万匈奴骑兵命运的咽喉。两路包抄的13000名赵军骑手仿佛两把在青石上磨砺了太久的锋利砍刀,轻松地撕开匈奴人看似不可战胜的骑兵军阵。骄横的匈奴单于第一次体会到了被人鱼肉的痛苦滋味,一整天的会战很快演变成一场绝望的追歼屠杀。10万匈奴骑兵全军覆没,匈奴单于仅带了十几名随从仓皇逃窜。“胡人不敢南下牧马”,贾谊笔下统一的秦王朝倾国之力谋取的惨胜,在李牧的手中以毕其功于一役的神奇方式实现了。

此战的胜利,暂时解除了匈奴对赵国北方领土的威胁。而这位赵悼襄王,也是赵国末期最后一位大有为的君主,他锐意振奋,整顿武备,联合诸国对抗强秦,企图重振赵国的声威。之后的9年里,赵国向北打败燕国,削夺燕国的国土用以补充。在公元前238年,赵悼襄王还曾大败了秦国蒙熬10万人的进犯,之后,在大臣姚贾的运作下,成功说服了齐国、楚国、燕国三国,四国结成了抗击秦国的同盟。东方诸国迎来了长平之战后最好的联合抗秦局面,但此时天不佑赵,赵悼襄王在公元前234年去世,可谓壮志未酬。这位颇有作为的帝王,一生也做了几件错事。他宠信奸诈小人郭开,在郭开的谗言下,赵悼襄王废除了原太子,立不肖儿子赵迁做继承人,又赶走了功勋卓著的老将廉颇。这一切,都为后来赵国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赵悼襄王过世后,赵王迁即位,这就是在位8年的赵幽缪王。他在位的时期,真正把顽强的赵国推向了灭亡的深渊。在他即位的头两年,秦国数次发动进攻,这时候因为郭开专权,杀害了促成齐国、楚国、燕国、赵国四国联合的能臣姚贾,联合抗秦的局面已不在。孤军作战的赵国被打得大溃,丧失大量人口土地,到了第三年,无奈的赵幽缪王把李牧从北方边境调了回来,李牧果然争气,在肥之战中再次重创秦国军队。这场发生在公元前232年的大战,也是赵国给秦国最后一次沉重的打击。

肥之战中立下战功的李牧,在战后却落得了“自毁长城”的悲剧。从中挑唆的,还是那个小人郭开。郭开受了秦国的贿赂,向赵幽缪王诬陷李牧造反,赵幽缪王果然上当。公元前229年,李牧被赵幽缪王杀害,仅仅三个月之后,秦国就势如破竹进入邯郸,赵幽缪王被俘,赵国宗室赵嘉逃到代地继续立国。公元前222年,赵嘉在山穷水尽之下降秦,三晋大地抵抗最剧烈的赵国,就这样亡了。

<er">三</h3>

在三晋国家中,最先崛起的是魏国,战国早期最早进行变法的也是魏国,曾经欺负秦国欺负得最狠的,还是魏国。

在公元前342年的马陵之战中,魏国彻底失去了他强国的地位。公元前318年,晚年屡遭挫折的魏惠王过世,结束了他荣辱交织的一生。但魏国在中原的重要地位,却因为另一项运动而凸显出来:合纵。

在公孙衍发起的合纵运动中,继魏惠王登基的魏襄王是主要参与者之一。公元前318年,魏襄王任用公孙衍为相,成为“合纵”运动的发起国。魏襄王这个人还是很有志气的,意图重新恢复魏国的霸业。这时候的魏国,国家实力大为折损,正是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但魏襄王却采取了连年动兵的政策。在他登基的第一年,就参加合纵联军攻打秦国,结果反而被秦国重创。此人的立场也不坚定,受挫后立刻倒向了秦国一边,第二年干脆又作为秦国的小弟,对齐国发起了进攻,结果又被打得头破血流。当时的魏国,单独的国家力量根本无法和齐秦两大国的任何一个抗衡,魏襄王的锐意进取,其实加速了魏国的衰败。

魏襄王在数次出兵碰壁之后,最后还是明确了立场。从公元前311年开始,他正式倒向了秦国,之后终其一生,魏国基本对秦国死心塌地。但与此同时,魏国又借着帮助秦国征讨其他国家的机会,开始对秦国讨价还价,在魏襄王的晚年,迫于齐国的威胁,当时的秦惠王为了拉住魏国,同意归还了侵占魏国的部分领土。魏国在遭到秦国数年的打击后,总算得到了一次外交上的胜利。

魏襄王去世之后,他的儿子魏昭王在位的19年,是魏国国力逐渐衰弱的一段时期。早期的魏昭王,改变了魏襄王联合秦国的国策,倒向了齐国。他即位的第二年,就主动发起了对秦国的战争,结果再次被击败。公元前293年,魏昭王遭到了战国历史上仅次于长平之战的一场惨案,他和韩国联合进攻秦国,被秦将白起打得大败,一战被斩首了24万人,韩、魏两国的家底,几乎被白起一战杀光了。三年以后,魏昭王破天荒地做出决定。主动向秦国割地求和,换取暂时的安定。魏国,也就成了战国七雄中第一个通过割地向秦国请求和平的国家,这个坏头一开,后面就是各路诸侯有样学样了。

魏国的割地,不但没有换来和平,反而换来了秦国更惨烈的打击。就在魏国割地后的第二年,秦国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一口气夺取了魏国61座城市。从此以后,魏国就再也不是一个大国了,其版图在魏昭王时期,几乎缩水了一多半。当然,魏昭王在位期间也不是没有“风光过”,他曾经参加讨伐齐国的联军,在济水击败齐湣王,但这一战的结果,是秦国扫除了他们东进中原的一大对手,对魏国未来的命运,可谓雪上加霜。

魏昭王去世之后,魏国更无法和秦国叫板,参加合纵的胆子也没有了。魏昭王身后的魏安熬王、魏景闵王,都把对秦国“土地换和平”当做基本的国策,和韩国一样,基本属于逆来顺受了,唯一牛气一把的事情,就是信陵君窃符救赵。但这件事情上,魏国国君早被秦国吓破了胆子,不但不敢救援长平之战后依然血战抗秦的赵国,更在事后迁怒于信陵君。之后的几代君王们,就在一次次土地换和平中,国土日益缩小,一直到公元前225年,魏国被秦国彻底灭亡。纵观整个过程,或许苏洵的那句话最能概括: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

正文 第二十四章 战车为什么消失了

春秋战国时代的主要内容,是诸侯争霸。诸侯争霸的主要方式,是漫长的战争。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大变革时代,春秋战国时代的变革,不仅仅表现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迁。更直观的,是中国军队作战方式的变革。变革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传统战车作战的日益消失。

在周朝乃至春秋的大部分时间里,战车作战,一直是列国诸侯争霸战的主要方式。一个诸侯国有多少辆战车,不仅仅是军事实力的象征,更重要的是其大国地位的象征。比如春秋时代的传统大国晋国、齐国,就被称为车千乘之国,成语“驷马难追”,也是以战车作为形容载体的。曾几何时,战车,是奴隶制时代中国战场决胜的最主要手段。战车实力的高低,对于列国诸侯的意义,不亚于今天高科技武器对现代国家的意义。

然而,当历史从春秋进入战国时代后,翻阅浩如烟海的战争史料,我们却不得不惊讶地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战车日益消失了。虽然有关战车参战的记录,依然见诸于各类战争中,但是它却越发不再以主流的身份出现,更不是战场决胜的关键武器。列国诸侯的争霸战争,不再以严密的队形,集团式的战车冲锋为主要方式,相反演变成“奇正结合”的多样化作战,兵者诡道的思想,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

春秋时代盛极一时的战车,究竟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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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传统的中国战车,现代人既熟悉也陌生。熟悉的原因,是在有关春秋战国时代的影视剧和图画里经常看到,陌生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对中国传统古战车的系统解读,可谓少之又少。

战车作战,兴盛于商周时期,到春秋早期,战车作战达到了极盛,无论从军事思想还是作战方式,都到达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这是当时最有杀伤力的高科技武器,春秋时代的战车,由4匹马来拉动,每辆战车上配属3个战士,一个负责驾车,一个负责射箭,一个负责持长戈和盾牌,能站在战车上的甲士,不是一般的士兵,而是贵族成员。每一辆战车都有严密的装甲保护,在广漠的中原大地冲荡起来,可谓锐不可当。与战车配合作战的是步兵,步兵的配合作战人数,从西周到春秋也日益增多,西周时期,配属一辆战车作战的士兵,大约有10名左右,到了春秋时期,配属一辆战车作战的士兵,却已经有了100多人。

对比同时期欧洲的战车,中国战车无论是在装备的精良程度,还是设计的精巧程度上,都远远强于这时期的欧洲人。在当时的科技水平下,一辆装甲包裹的战车,具有高速的冲击力和强大的战斗力,是整个战场上的最强武器。

与战车作战方式相对应的,就是中国人在战车作战中各类军事思想的日益成熟。春秋时代的战车作战,已经形成了完备的攻防思想,包括战车的进攻防御队形,战车的扎营排列,都有非常严格的讲究。在早期的春秋争霸中,各国的军事家都在开动脑筋,考虑怎样增加战车的冲击力,比如晋国和楚国城濮之战的时候,晋国就故意用蒙上老虎皮的战车,向楚国军队发起冲击,一举冲垮了楚国的军阵,缔造了一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从春秋中期开始,列国诸侯战车上的武器也日益更新换代,如楚国的战车,根据有关出土的文物和相关的历史记载,已经安装上了防护能力更好的甲胄。晋国人的战车上,在后来甚至装上了当时刚刚出现的远程弩。春秋时期许多著名的战役,都是大规模的战车决战,随着各国诸侯势力的强大,战车的数量也日益增多。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大战楚国时,晋国动用了全部兵力,却也只有700多辆。但到了春秋晚期吴国与楚国在郢都外围交锋时,双方动用的战车数量,竟然高达2000多辆。曾几何时,战车,是列国诸侯争霸战场上最得宠的利器,攻城拔寨,无坚不摧。

然而当历史进入战国时代后,我们却惊讶地发现,那些重大的战役中,战车的使用量越来越少,作用也越来越低,甚至在许多重大的战役中,完全不见战车的影子,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论原因,首先当然要从战车本身找。战车确实是一种制胜的利器,但这种利器的使用条件太苛刻,必须要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哪怕地理优势稍微不利,出现陡坡或者丘陵,作用都会大打折扣。即使在最能发挥战车优势的平原地区,在骑兵兴起之后,战车在野战中的劣势也凸显了出来。对比灵活机动的骑兵,战车的作战方式显得日益笨重了。尤其是在春秋早期,与窜犯中原的周边蛮族作战时,中原诸侯的战车部队,时常在游牧民族的骑兵面前显得无可奈何,追追不上人家,逃也逃不过人家,很多时候,都被人家当做骑射的靶子。

打仗毛病多不说,更重要的问题是,够资格上战车的人,也越来越少。

有资格在战车上担任甲士的,不是一般的士兵,而是奴隶主阶级中的贵族,配合战车作战的步兵,多是临时征募的平民。这样的搭配方式,不止是一个军事问题,更是奴隶制度下的等级问题,但在春秋时代中国封建化的过程里,这个等级问题越发不复存在。奴隶主贵族数量的减少,使得战车的数量,也就相应的减少,平民地位的上升,也使原来作为战车仆人的步兵们,很难再听命于战车的调度支配。

而这时期中国军事科技的发展,更让乘战车冲锋越发成了找死。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在远程冷兵器研发上的突破成就,就是弩的成熟,从春秋晚期开始,几乎所有强大的诸侯国,都配备了精良的弩箭部队,在作战中“射住阵脚”,用杀伤力巨大的弩箭阻遏对手,成为许多军队的重要选择,而且这时期的弩箭,在射程和威力上都有了质的提升。电影里的一幕或者虚构,但是战国早期韩国人制造的大型弩箭,就已经可以达到800米的射程。而且先前战车赖以保护的重甲,也不能阻挡杀伤力巨大的弩箭。这样的现实面前,想找死的人越来越少,战车也就越来越少了。

战车日益边缘化,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场的扩大。西周时期的战争,大多集中于黄河平原地区,那里是最适合使用战车的地方。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争霸的战场,已经由原先的单纯平原战斗,变成水战、山地战,各种作战条件并存。而且攻坚战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列国诸侯都把修筑城墙,堡垒工事,作为战争中越发重要的部分,在野战中更能发挥用场的古战车,自然变得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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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与春秋相比,在军事上的最大区别,就是规模区别。

春秋时代,能动用上万人的战役,就是大规模战役,早期称霸诸侯的齐桓公,国内能动用的最多兵马,也没有超过6万人。但到了春秋末期,齐国、晋国这样的大国,已经有了常备军数10万人,秦国和楚国甚至更能募集百万大军。作战的方式也发生转变,春秋时期的作战方式很单纯,大家把队伍拉到野地里打一场,谁输了活该。可到了战国时期,胜利方式就复杂多了,几万人规模的军事冲突,有时候更要通过漫长的消耗相持战。作战的内容,也更重视地利、堡垒、攻坚,以及在运动战中通过“兵法”,分散敌人兵力,集中优势力量打歼灭战。这样的局面下,传统战车的应用范围已经越来越窄,死抱着战车的人,只能越发迎接战败的命运。

公元前405年韩赵魏联合攻齐一战,给了所有迷信战车的军事家以教训。韩赵魏三国的军队,是最早开始“毁车”的部队,这三家诸侯的作战方式,已经转向了步兵、骑兵、战车协同作战。而齐国却依然采取步兵护卫战车的作战手段,战斗的结果就是齐国3万人阵亡,两千辆战车覆没,战车,这个曾经的沙场利器,若用不好,反而会成为行军打仗的累赘。

战国时代战争规模的扩大,范围的扩大,让诸侯们的军费开支也日益增大,财政负担更加沉重,原本的政府税收体系,早就不能满足战争的要求。几乎所有诸侯进行封建化改革的直接原因,都是要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提供战争的钱粮支持。《孙子兵法》里认为,如果一口气调动10万军队作战,每天的军费就要有千金;《战国策》里也曾说,一场万人规模的大战,无论是胜是败,仅损失的兵甲、马匹,就是“十年之田不能补偿也”。

与战车渐渐淡出战国擂台不同的是,战国时代,两种新的兵种地位日益重要——骑兵、弩兵。在战国后期的诸侯争霸中,实力上属于当时诸侯里“老大”、“老二”的秦国与赵国,其实各自拥有其中一项兵种的优势,赵国的优势在于骑兵,秦国的优势在于弩兵。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建立一支实力强大的骑兵,但是在秦国先进的弩箭面前,赵国骑兵经常吃亏。华夏族的科技能力,在弩的研发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即使是列国诸侯中相对弱小的韩国,其弓弩的制作水准也是相当高的。韩国制造的大型弩,射程达到了800米。但在这方面,体系最完善的还是秦国,秦国弩的种类,平均射程,杀伤力,都是当时列国中最优秀的,秦国弩兵的射杀能力也远远强于其他诸侯国。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在历次征战中能够获胜,弩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随着新作战方式的产生,军事作战的理念也在发生变化。秦国在军事作战理念上的创举,就是独创了弩兵射杀与轻骑兵快速突击相结合的战法。秦国军队临阵打仗,第一轮攻击往往采取弩箭发射的形式,用密集的弩雨压制住敌人。在敌人被射得阵脚大乱时,再发动最后的总攻。同时秦国的轻骑兵往往采取奔袭敌人后路,两翼夹击的方式,完成对敌人的合围。而胡服骑射后强大起来的赵国,也有自己独特的战法,拥有当时中原最强大骑兵的赵国人,往往采取用骑兵占领战场制高点,利用步兵牵制对手,骑兵居高临下发起冲锋的方式来冲垮对手。赵国和秦国两种不同的作战风格,反映到效果上,就是秦国常常做到成功包围对手,成建制的歼灭对手的有生力量,而赵国往往能做到用迅猛的打击击溃对手,迫使对手崩溃,但是很难成建制地消灭对方。

不同国家的军事战术,也是相互间学习的,比如秦国就是很善于学习的国家,秦军之所以强大,正在于他们不断地吸收别人先进的长处。比如秦孝公变法初期,与韩国发生了战争,缴获了韩国的劲弩之后,立刻自己研究,吸收其长处,开发出了威力更巨大的秦弩。在阏与之战中败北于赵国骑兵后,秦国也积极学习骑兵战术,但他们没有照搬赵国人利用气势冲锋击垮对手的作战方法,相反开发出了轻骑兵大迂回的战法,即利用轻骑兵迂回包抄,切断敌人后路,形成对敌人的合围。在长平之战中,秦军的轻骑兵包抄合围战术,把赵国40万精锐送上了绝路。

战国时代的战争,不再以单纯地在野战中重创对手、确立强者地位为目的,战国时代的诸侯,追求的更多的是要兼并对手的国土,实现自己的独大。所以在战国时期,城防战和攻坚战成为另一个重要作战方式,为了保障自己国土的安全,各国纷纷修筑坚固的堡垒,甚至是长城、壕沟作战,长城作战等防御手段纷纷盛行起来。为了打破对手的城防,各国也纷纷开发新的攻坚武器,比如可以击垮对手城墙的投石机,以及穿透对手重甲的重型弩,也都在这一时期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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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代的军事革命,对中国之后王朝的影响,没有因为战国的结束而告终,相反更加深远。

从战国时代开始,中国冷兵器时代的主战兵种,从过去的车兵变成了骑兵,特别是强大的王朝,其军队都有一支强悍的骑兵部队。而原本作为主战武器的战车,其实并没有退出战争舞台,它很快找到了自己新的角色。战国时代之后,战车的主要作用,往往在安营扎寨,架设杀伤力巨大的重型弩以及储存辎重物资。它成为一种合格的活动防御堡垒,而不再是进攻的坦克。而战国时代战争的演变,对于中国军事思想的另一个影响是:传统的“正战”,不再是战争决胜的唯一手段,相反谋略诡道兵法,却成为战争决胜的关键。中国人在战争方面的思想理解,更加成熟。战争成了一种活学活使的学问,而不再是单纯的拼蛮力。

正文 第二十五章 秦王朝如何一统江山

春秋战国漫长分裂局面的终结,来自秦始皇平灭六国。平灭六国的起点,来自于秦孝公改革后的东出争雄。秦国从秦孝公开始,经过了秦惠王、秦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一直到公元前238年,嬴政正式亲政。

这整整123年,是秦王朝吞疆并土的123年。秦惠王时代,秦国彻底收复了西河,打通了东进的道路,向南占领了巴蜀,拥有了稳固的后方基地,占领了楚国的关中地区,削弱了楚国的实力。秦国形成了对六国诸侯的独大局面,打垮了原本是秦国东出劲敌的魏国,压制住了同样有吞并中原之心的楚国,占领了统一天下的制高点。之后的秦昭王时代,是另一个重要时代。这时代的秦国,相继解决了两个争天下的主要对手:齐国和赵国,对一度和秦国并称为最强国家的齐国,秦国以合纵之道还合纵之身,组织五国联军杀入齐国,使遭到重创的齐国再也无力和秦国争锋。之后秦国以必胜的决心,发动了对赵国的进攻,用动用全国青壮年男子参战的方法,在长平消灭了赵国40万精锐军队,一度是天下老二的赵国,从此彻底失去了和秦国叫板的本钱。在这期间里,秦国一共8次击败中原诸侯组成的反秦联盟,累积消灭六国军队150万人,在当时全中国人口不过2000万的情况下,这是一个非常触目惊心的天文数字,他意味着中原六国的青壮年,在秦国的历次战争中遭到了沉重的损失。与此同时,秦国还占有了天下三分之一的土地和五分之三的财富,这时候秦国的控制区域,包括今天的陕西、甘肃、宁夏、四川、山西、河南、湖北、湖南等地区。公元前238年登基的秦王嬴政,仿佛是一个在球门前捕捉到战机的射手,他的前代君王们经过一轮轮配合,将皮球很舒服地送到了他的脚下,等待他完成最后临门一脚——统一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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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对于当时的嬴政来说,要做到这个很不容易。因为这时候的他,说了不算。

作为后来君临天下的秦始皇,这时期登基的嬴政,年龄只有13岁,国家大权掌握在太后以及相国吕不韦手中。尤其是把持朝政的吕不韦,是这时期秦国真正掌权的大人物。

吕不韦和秦王嬴政的关系,各类小说以及戏说的电视剧里总是津津乐道。许多影视作品都说,吕不韦其实是秦王嬴政的亲生父亲,这个说法在正史中没有任何证明,但可以证明的是,对待少年登基的嬴政,吕不韦的表现比爹还爹。

吕不韦的发迹,起于秦庄襄王回国即位后。因为他对秦庄襄王有恩,所以被立为相国,秦庄襄王本人不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君主,这时期的秦国大政,都是由吕不韦来掌握,国家大事的处理都是由他最后做决定。秦庄襄王在位三年里,吕不韦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于公元前256年灭掉了东周,这等于是宣告了秦国继周天子之后的正统地位。之后他又在山西北部设立太原郡,重新攻占了当年导致长平浴血的上党郡。秦国全面进攻中原诸国的战略态势已经全面完成了。秦庄襄王仅在位3年就去世了,吕不韦以相国身份把持大权。这时期的他大权独揽,甚至国家大事的奏折都拿回到自己家里去批阅,根本不给嬴政处理政事的机会。与此同时,他又和嬴政的母亲——太后私通(俩人本来就是夫妻,当年吕不韦为了巴结公子异人,将老婆送给了他,然后生下了嬴政)。他自己也非常贪婪,在洛阳等地设立垄断的商铺,垄断当地的货物贸易,从中大捞特捞,可以说是集权臣和官倒于一身。这样的人物,不招嬴政恨是不可能的。

吕不韦在嬴政亲政前做的另一个重要事情,就是编书,他找人编纂的《吕氏春秋》,是战国文化的集大成者。吕氏春秋一书,全面阐述了当时新兴地主阶级要求改革的思想,书中的许多思想,特别是“世易时移,变法亦宜”的思想,都成为后来嬴政执政的指导思想。比起战国时期的诸多权臣,吕不韦的行为其实不算过分,在嬴政面前也并不飞扬跋扈,但他真正引起嬴政猜忌的,一是他和太后之间的不清白关系,而且为了掩盖这个不清白,吕不韦反而越描越黑,介绍了一个假太监缪毐入宫和太后私通,借此撇清自己和太后之间的不正当关系;二是他对六国的四君子有样学样,自己也招纳了三千门客,俨然一派独大势力,这样的局面,是高度中央集权的秦帝国所不能容忍的,所以吕不韦的命运,也就早早注定了。

公元前238年,嬴政正式亲政。而这时候的缪毐,在和太后打得火热的同时,也生出了政治上的野心,他和太后生了两个儿子,企图串通太后发动政变,立自己的儿子当小皇帝。年轻的嬴政,属于少年老成的类型,缪毐的一举一动早在他的监视之下,结果缪毐还没有行动,就被嬴政逮捕了,借着缪毐的案子,嬴政顺水推舟宣布了吕不韦的罪状,解除了他丞相的职务,远迁他回四川。路上,吕不韦因担心嬴政追究,服毒自尽了。就这样,少年登基的嬴政,这才坐稳了秦国的王位。

而嬴政说了不算的这段时期,也是秦帝国的对外扩张暂时停歇,甚至转入守势的时期,这段时期赵国正好是赵悼襄王在位,此人很有些想法,在位的早期成功恢复了当年的合纵联盟,不但击败了秦国的进犯,甚至还带领着齐国、楚国、燕国、赵国四国联军攻打函谷关,惊出了秦国一身冷汗。幸运的是,赵悼襄王虽然有志向,但并非英主,看人眼光无能,宠信小人郭开,随着赵悼襄王的英年早逝,中原诸侯中,已经再没有人能够对秦国构成威胁了。

而韩惠文王这时期为了防止秦国东进,故意派韩国的工匠郑国来秦国,忽悠嬴政开凿郑国渠。嬴政起先上钩,后来查明了郑国的身份和来路,一怒之下想要治郑国的死罪,但是郑国的肺腑之言却让他改了主意:“这个水利工程,也许只能帮韩国多延续几年的国祚,却能让秦国收百年之利。”眼光长远的嬴政,也因此将这个水利工程继续了下去。但被忽悠的感觉总是不好的,嬴政一怒之下,就迁怒于那些生活在秦国的外来人们,这些人在当时叫做“客卿”。公元前236年,嬴政发布命令,要求那些滞留在秦国的“客卿”们,限期必须全都要离开秦国,消息一出就炸了锅,众客卿怨声载道,但你埋怨又有什么办法,秦国法律森严,不听话就要被严惩,还能咋办?这时候,一个年轻的客卿站了出来,他大胆地抨击嬴政的政策,认为嬴政这样做是把人才都赶走,属于自己拆自己的台。这番大胆的上奏,反而得到了嬴政的赏识。这个年轻的客卿,就是后来的秦国相国李斯。

在李斯的进谏之后,嬴政收回了驱逐秦国客卿的命令,反而从中大力选拔人才,除了李斯之外,另一个得到嬴政重用的重臣,就是来自魏国的尉缭。这个尉缭的师承很有意思,他所在的学派叫做“为商鞅学”,这是因为当时商鞅变法成功,得到了许多法家人士的敬仰,所以许多人就自发地组成了这样一个研究商鞅变法的学派,尉缭正是其中的佼佼者。对尉缭,嬴政非常赏识,经常和他吃在一起,住在一起,一有机会就拉着攀谈。之所以这样重用,因为尉缭是一个很有长远眼光的人,他认定六国统一不难,关键是要循序渐进,采取软硬兼施的策略,用远交近攻的方法完成大业。这时期的秦国,不缺李斯这样的文臣,也不缺少王翦这样能征善战的将军,真正稀缺的,却正是尉缭这样的,具有卓越战略眼光的统帅,所以嬴政把国尉的职务交给了他。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尉缭同样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之一,他的兵法著作《尉缭子》,是和《孙子兵法》齐名的军事宝典。作为一个“兵家”,尉缭看人看事的眼光都很准,比如在赵国问题上,他曾经建议嬴政收买赵王身边的宠臣,施反间计害死李牧,李牧的含冤身死,尉缭其实是始作俑者。对嬴政的看法,尉缭更非常精准,他认为嬴政“缺少恩德,心似虎狼,得天下后会吞食天下人”。后来的事实证明,全被他不幸言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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嬴政统一六国的战争,始于公元前230年。他采取的是先易后难的方式,打击的第一个目标,选择了当时苟延残喘的韩国。这一年,他派内史腾兵渡黄河,攻打韩国。这场出兵只不过是例行公事,韩国早已经没有抵抗能力了,只是和秦国稍微接触了几下,就立刻缴械投降,韩国就这样亡国了。

嬴政之所以第一步先打韩国,也不止因为吃柿子挑软的,依照尉缭的设计,嬴政统一天下的路线图应该是这样的,先占领韩国作为跳板,然后灭掉韩国南北的两翼,最后灭掉极东的齐国,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战术,可以通过包围的态势,吞并掉各路诸侯国,更可以让秦国避免可能遭受的夹击。

在初战告捷以后,秦国的第二步却碰到了小钉子,秦国的第二步是灭赵国。公元前229年秦国出兵,这次秦军再次受挫,又被李牧大败。眼见得武力无效,秦军搞起了反间计,收买赵王迁的宠臣郭开进谗言,结果李牧被害,秦国搬开了一个拦路虎,后面的事情就没有悬念了。赵王迁俯首称臣,赵国公子赵嘉逃跑到了代地,已经不成气候了。

赵国完了,下一个对手就是燕国,这次嬴政又碰上了一个“插曲”,这就是著名的“荆轲刺秦王”事件。燕国太子丹派刺客荆轲,假装觐见秦始皇,却趁机拔刀行刺,幸亏秦始皇反应够快,抢先砍断了荆轲的腿,这才捡回一条命。大难不死的嬴政立刻下令进攻燕国。公元前226年,秦军占领了燕国的都城蓟,燕王杀了太子丹请降,随后逃到了辽东——为了一时的偏安,连亲儿子也不要了。秦将王贲在进攻燕国的时候搂草打兔子,顺便把盘踞代地的赵王嘉也给灭了。

早期的秦国灭六国战争,虽然出了一点小插曲,但总体上还是顺利的,秦军节节胜利,一路势如破竹。但太顺利了,却未必是好事,一个难啃的硬骨头,就在眼前——楚国。

在战国的最后阶段,如果说哪个国家还能给秦国制造一些麻烦,那应该只有楚国了,这时期的楚国,国都郢都早就被秦国占领了,他们迁都到了寿春地区。深知楚国巨大经济军事潜力的嬴政,决心一定要拔除这个大患。但他一开始并没有把楚国当盘菜,毕竟这是一个屡败于秦的国家,还能闹出多大的风浪,他请手下的将领估算一下,灭楚国需要多少兵马,结果老将王翦说是60万,年轻将领李信说是20万。嬴政一开始图方便,就听了李信的,结果20万大军杀到楚境,没多长时间就灰飞烟灭了。事实证明王翦的看法是正确的:楚国虽然屡遭重创,但是他们地广人多,民风彪悍,战争潜力非常巨大,轻视他们的结果,就是自己要吃苦头。

吃了苦头的嬴政,学乖也快,他立刻向王翦道歉,邀请王翦出马。王翦还是老样子,咬死了牙关不松口:60万大军,一个人也不能少,否则免谈。这次王翦要什么,嬴政就给什么。出发的时候,王翦的表现却很奇怪,他一会向嬴政要官,一会向嬴政要赏赐,走一路要一路,可谓狮子大开口。大家都觉得这老头是不是疯了,王翦也不争辩,他心里却明白嬴政根本不是一个胸襟宽广的人,大将领兵在外,不被人妒忌是不可能的,不给国君猜忌更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要摆出一副贪得无厌的样子,告诉嬴政,我不要权,只要钱。事实正如王翦所料,他的这些行动,嬴政不但没有生气,相反非常高兴。

王翦进入楚国边境后,就在楚国的边境要地驻扎,并不急于发动进攻。对面的楚国大将,就是同样拥兵几十万的楚国名将项燕,两军在边境相持了足足一年,项燕最终支持不住,全军撤退,王翦趁机追杀,一举重创项燕部,楚国集结起的百万大军就此灰飞烟灭。这一战打得其实凶险无比,王翦劳师袭远,本身在补给供应等条件上就不如对方,这种相持战原本是对“主场”作战的项燕有利的,但问题是此时秦国的战争支持能力已经强大到了可怕,刚刚报销了20万军队,接着又派来60万,物资储备也足够丰厚,相比之下,失去了郢都的楚国,没有了传统的经济区,战争补给能力已经大大下降,王翦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放心大胆地和楚国人磨洋工的。秦国人磨得起,楚国人却磨不起。

之后王翦趁热打铁,不但打得项燕全军覆没,更一举拿下了楚国的都城寿春,楚国的国君也被王翦俘虏。春秋战国时代的超级大国楚国也亡国了。楚国的亡国,也意味着秦国灭六国的大局,此时已经成为定局了。因为残存的齐国,是无论如何也抵挡不了秦国的。

公元前221年,秦国由王贲率军,杀奔了最后一个目标齐国。这时候齐国的末代国君,是在位44年的齐王建。因为秦国长期搞“远交近攻”政策,所以齐王建也一直错觉,认为秦国是他的友好邻邦,多年以来,凡是找上门来,请求齐国伸出援手,抵抗强秦的,齐王建都一概不理,这下报应来了,所有的诸侯都灭亡了,谁还能救他?结果王贲兵不血刃地平定了齐国。就这样,中国历史迎来了一个划时代的时刻:战乱分裂上百年的中国,终于重归一统了,而且,不再是当年松散的诸侯国分封,而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秦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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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21年,嬴政灭齐国,这一直被看做春秋战国局面的结束,中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事实上,在嬴政的眼里,统一尚未完全到来,因为还有一片国土需要划入大秦帝国的治下:南方百越地区。

所谓南方百越地区,就是楚国以南的广袤国土,包括今天东南的福建、广东,西南的云南、广西。在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就生活着大大小小的越族部落,楚国之所以势力壮大,就是因为楚国世世代代,都在吞并着南方的越族部落,从而可以获得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人口资源,作为他们北上争霸的本钱,等到秦始皇灭六国的时候,这时秦帝国的版图,向南包括了今天浙江、江西、湖南一部,更南方的领土,尚未在秦帝国的治下。

所以在嬴政灭楚国之后,秦军并没有刀枪入库,参加灭楚战争的60万秦军,就地在楚地整编,时刻等待着即将到来的下一场战争。公元前220年,在彻底平定了中原地区后,50万秦军挥师南下,开始了他们大规模对中国南部征伐。秦军首先进入福建地区,灭掉了当地的闽越政权,在此地设立闽中郡,南方的福建省,第一次归附到中国的版图之中。与此同时,秦军又经湖南进入广东地区,灭掉了当地的南越各部落,将今天的广东、广西,乃至海南岛,都统统划到秦帝国版图之中。

对于天下无敌的秦军来说,这个过程却是比平定六国更曲折。在早期的顺利进军后,秦军很快遭到了顽强的抵抗。秦军的主将屠睢性格残暴,在当地残忍好杀,激起了当地部落的剧烈反抗,许多地区都是平定了之后又叛乱。与此同时,常年生活在北方的秦军士兵,也不习惯南方潮湿的天气,许多士兵因此病倒了。瘟疫的流行,战局的不利,都让秦军这次南征陷入了胶着之中。

但嬴政的决心是坚定的,既然开弓就没有回头箭,经过了3年浴血奋战,秦军在撤换了主将屠睢之后,由任嚣、赵佗等人,在当地采取笼络百越的政策,终于争取到了当地越族部落的支持,诚心归附到秦帝国的统治之下。此后,秦帝国在当地设立南海、象郡、桂林三个郡县,这同样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中国东南的福建、广东、广西、湖南各省,历史性的被收入中华的版图之中,且从此连成一片。

在平定南越地区后,秦帝国在广西兴安县开凿灵渠。这条30公里长的运河,解决了当地秦国驻军的吃水和运输问题。其独特的水闸式河道,是人类运河开凿历史上的创举,西方国家一直到了19世纪开凿巴拿马运河时,才采用了类似的办法。

在修筑运河的同时,秦帝国更在今天广东、广西和湖南之间,开凿了四条驿道,这四条驿道一直可以延伸到秦帝国的国都咸阳。从此以后,中原和南方的交通开始连接了起来。对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来说,这是一件和结束战国分裂同样有意义的“国家统一”事件。

在秦帝国成功平定南越之后,秦帝国的疆土也大体成型,北方包括了中原地区和辽东地区,向西抵达甘肃,向南抵达了海南岛和越南北部。这个领土版图,也是后世中国封建王朝的雏形版图。

正文 第二十六章 秦朝贡献了什么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有关秦朝的是非功过争论一直是比较多的。批评的人一直坚持,秦朝的暴政,造成了中国在短暂统一之后再次陷入了混战之中,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而赞扬的人却认为,秦朝虽然有许多政策的失当,但是秦朝统治15年时期的许多政策,却为后世中国封建制度的确立埋下了伏笔,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秦朝的大一统政策。

秦朝的大一统,确切地说是起于战国时代的秦国,秦朝统一六国之后,他的主要政治制度,还是延续的战国时期的秦帝国,只不过在管辖范围上更加扩大。对于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来说,一个国家的“国体”,是需要相当长的一个过程才可以形成的,而最早为这个国体打下框架的人,却是这其中无比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秦帝国对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演变都有着重要的贡献,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政治构架,从战国时期的秦帝国开始形成基本的形态,然后随着国家的统一而扩大,最终成为影响中国到今天的政治体制,从中国社会的发展来看,这确实是秦帝国对中国未来的重大贡献。

要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看看,秦帝国究竟为中国贡献了一个什么样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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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在商鞅变法中,秦国的改革是最彻底的,秦国完成了完整的政治体制改革,建立了高效率的封建制体系。在秦国灭六国的整个征战过程中,秦国远胜六国最大的地方,并不是秦国的经济,也不是秦国横扫天下的军队,而是秦国的效率,秦国的政府行政效率,以及国家机器的运转效率。在当时的中国各个诸侯国中,都是当之无愧的最强者,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就曾记录过,当时关东国家的使臣出使秦国,无不惊讶于秦国官员高效率的办事方式以及其廉政的作风。可以说,当时的秦帝国,拥有中国最高效率的行政体系以及最集权的政府运转方式。秦帝国之所以可以在历次和六国联军的对抗中取得胜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拥有比六国更加迅速的军事指挥体制,以及比六国军队更加快速的军队集结体系,可以这么说,在整个的战国时代,秦帝国都在享受中央集权的成果。而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时期,秦王朝在战国时期的中央集权体制,也就被全方位的移植在大一统的整个中国版图上。

秦朝创立之后,在官职的设置上,秦始皇把战国时期的秦国官职作为基础,经过调整和补充,形成了一套全新的政治体系。这个体系的最大特点就是“分权”,比如在中央,秦帝国设置左右两个丞相,以及掌握军队的太尉和掌握图籍监察百官的御史大夫。这其中太尉大多属于临时机构,并不常设,其军队的指挥权,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皇帝直接掌控。在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之下,是分别掌握各种具体事务的诸卿,其中掌握宫门军队的卫尉,掌握京城警卫的中尉,掌握刑法的廷尉,掌握谷货的治栗内史。秦王朝的这套体制,就是后来西汉“三公九卿制”的政治雏形。

在地方机构上,秦帝国的行政机构分为郡县两级,郡设守、尉、监,等于在一个郡县上,有三个职责不同的官员,其中郡守掌握郡的主要事务,郡尉负责协助郡守,并且管理军队,郡监负责监督地方行政工作。而且这三个不同的官员,他们的直属领导也不相同。比如郡守是对中央的丞相负责,郡尉是对中央的太尉(太尉不在就直接对皇帝)负责,郡监则对御史大夫负责,等于是一个地方郡县上,三个最高官员之间,在权力上也是相互牵制的,这样就会完全避免了地方势力尾巴不掉的局面。在地方的县上,万户以上的县要设县令,万户以下的要设县长,县的下面,还有乡里亭这三个单位,中国农村的基本行政结构,就是从此而确立下来的。

而在秦帝国的中央集权中,其中更有创举的一项,就是秦帝国的户口制度。

秦帝国的户口制度,是在公元前375年的时候,由秦献公建立的,这个制度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告监”,即逮捕逃亡的通缉犯。这个制度的采用,标志着中国开始有了正式的户口登记制度,但是那时候的户口登记还比较粗糙,秦帝国户口制度的真正细化,是从商鞅变法开始的,商鞅规定老百姓出生后无论男女,都要被列入户籍,死后注销。这么做的目的,一是为了方便管理国家的老百姓,二也是为了能够实施“连坐法”,即还是与严刑峻法有关,但比较重要的进步意义是,中国老百姓从此开始有了自己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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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秦帝国行政体系相关的,就是秦帝国的中央官僚机构。

秦帝国的中央官僚机构,世人一直称之为“三公九卿”,实际上秦帝国的官僚机构,远远比三公九卿要复杂,确切地说,其特点就是官职越来越多,权力越来越小,分权越来越多,中央对官员的控制能力越来越强。

秦帝国的官职,以丞相为最尊贵。在战国时期,秦帝国的丞相,往往被称为“相邦”,按照《汉书》的记载,丞相的主要职责就是帮助天子“助理万机”,可以说是百官之首。但是对于秦帝国这样一个君权至上的国家来说,做丞相就很尴尬。领导用着你干活,还不想让你掌权,结果就是丞相的权力越来越小。

在中国,丞相其实是封建制度国家的专利。在奴隶制时代,中国是没有丞相的,因为当时中国官场的官职关系,主要就是世袭贵族之间的等级关系,他们的官职排列,是以分封制为基础的,而到了封建社会,封建皇帝选择官员,不再以身份的高贵程度,而是以能力的高低程度。作为封建化改革最彻底的战国国家,秦国的丞相出现得比较晚,当年主持商鞅变法的商鞅,秦孝公在世的时候恩宠无比,但是他自己一辈子都没有做过丞相,大多做过“左庶长”、“大良造”之类的官职。秦国开始有丞相,是在秦武王在位的时候,之所以出现的这么晚,主要是由于秦国历代帝王,大多希望能够建立一个个人君权独大的政治体制,但是随着秦朝统治区域的扩大,国君个人的力量已经越发应付不过来,所以就需要提高丞相的权力,吕不韦当权时期,是秦国丞相最幸福的时候,那时候的秦国秦庄襄王在位,是秦国历史少有的一个贪图享乐的帝王,国家大事大多交付吕不韦,造成的恶劣影响就是,后来秦王嬴政登基的时候,甚至国家大权一度都被吕不韦把持。嬴政不像他的父亲那样懒惰,从他亲自掌权开始,削夺丞相权力就成了一种国策,比如原先丞相可以拥有的统兵权,就被分给了掌握兵事的太尉,地方上的兵权,也被委任的尉负责。但对于丞相,仅仅限制是不够的,嬴政的另一个手法,就是设立御史大夫,表面看是附属丞相工作,其实就是查禁不法,整顿贪污,用官职比丞相低的御史来监督丞相,这种以小制大的思路,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发明的,而后的汉武帝大一统时期,这一条被做得更加彻底。不但各地有御史,全国各地还划分成了13道御史,大一统的程度,比起秦国来都更加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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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对于中国大一统政治的另一个贡献,就是确立了官员的任免选拔体制。

自从商鞅废除了中国延续几百年的世卿世禄制之后,秦朝很快就有了系统的官员任免制度,并且形成法律。早在战国时期,秦国的官吏就必须通过国家正式委派后才能任职,如果没有任命而敢先行使职权,或者是受到私人派遣来任职,都将会依法治罪。甚至秦朝的有些法律规定的近乎苛刻,比如官员到异地为官的时候,不能带自己的随从,这是为了防止官员形成个人的势力,春秋时代那种卿大夫与士的关系,从此开始成为历史的名词了。

秦朝的官员选拔条件,当时主要包括三条。第一是必须要有一定财产,穷人不能当官,这一点,韩信就受害很深。第二是必须要认识字,懂得法律。第三就是年龄必须要在17岁以上,这是在秦朝当官的三条“硬标准”。而且,秦帝国也建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员考核制度,用来考核官员,这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又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创举。而一旦官员不称职或者考核不合格,就要被废官或者除官,这两种处罚的性质不一样,如果一个官员被废,意味着他将这辈子无缘做官,如果这个官员被除,也就说明他还是有希望再次做官的。当然,在官员的选拔体制上,秦帝国并不系统,官员的来源五花八门,这也是他们后来行政混乱,国家陷入内战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我们看看西汉的历史,或许就不难发现秦帝国“大一统”的重要性。代秦朝而起的西汉,对于秦帝国的大一统政策,采取了大力吸收的做法,其主要官职和管理制度,都是在秦朝的基础上进行政策上的微调。虽然秦朝仅仅经过了二世就灭亡了,但是中国中央集权国家的地基,他们已经打下来了。

正文 第二十七章 真实的墨子和“墨家”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百家争鸣”时期,各种学说蜂拥,相互争锋不断,文化英杰和思想巨匠辈出,他们中的许多人,今天依然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流光溢彩的名字朗朗上口。孔子、孟子、老子、韩非子,他们的学说虽然各不相同,但他们的思想,却无一例外地影响到了后面中国社会的变迁发展。相比之下,这时期与他们齐名的一个人,在后人的眼里,更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墨子。

但凡是介绍历史名人,总要在他的前面加个身份,比如能当官的,那是政治家,能打仗的,那是军事家,文学才华高的,那是文学家,有科学发明的,是科学家,轮到墨子身上,却犯了难,因为他实在是个通才,在那个时代里,他似乎什么都是。

墨子,名翟,春秋战国之交的鲁国人,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代的英杰之一,在哲学、科学、文化、艺术等各方面,都贡献了自己独特的成就。春秋战国时代,他的学说和儒家学说一起,是知名度最高的两个学派,又叫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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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的身份,直到今天依然蒙着神秘的面纱,有关他的种种情况,史学界还存在着很多争议。

司马迁的《史记》说他是宋国人,这个说法曾一度得到认可。清朝人毕沉又说他是楚国人,甚至有印度学者也来凑热闹,考证说墨子是印度人,原因是根据史料记录,墨子长的很黑,所以不一定是中国人,反倒有可能是从印度来的“外宾”。但所有的争议,都否认不了一个事实,这是一个伟大的人。

墨子所创立的学派,就是战国时期的“墨家”学派。这个学派的主要思想,就是“兼爱”、“非攻”,其信徒主要来自当时的中小地主、手工业者、城市平民和自耕农,在诸子百家之中,算是一个相对草根的阶层。

但墨子的核心门徒们,虽然多是草根,却很精英。墨家一派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在自然科学上的独特造谐。墨家学派的门徒们,都有着丰富的知识和卓越的科研能力,他们熟悉手工技术,拥有一定的科学理论知识,甚至会制造各类精巧器械。墨子的思想内容,主要还是当时普通市民阶层以及手工业者的愿望,他们主张这个社会要兼爱,即互相帮助;非攻,即消除战争;节用,即反对浪费;非乐,即反对音乐;非命,即尊重生命。这些思想,普遍代表了当时饱受战乱们的小人物的愿望,列国争霸旷日持久,老百姓灾难深重,没有人愿意打仗,所以要“非攻”,乱世之下,需要相互扶持帮助,所以要“兼爱”,老百姓生活困顿,贵族却享受着奢侈的生活,这是很不道德的行为,所以要“节用”,音乐是罪恶的,是弭乱人心智的,所以不能听,要非“乐”。在春秋战国的早期,墨子的思想一度非常流行,甚至被看做和儒家思想齐名的学说流派。

至于墨子本人,则是一个更加神秘的人,今天关于他的姓名、故里等问题,争论非常多。在正史中能查到的他的故事,最著名的当属“墨子破云梯”的典故了,当他知道楚国准备攻打宋国时,虽然此事和自己无关,依然不远万里跑到了楚国,阻止楚国发动战争。这时候的楚国志得意满,又有当时第一能工巧匠鲁班的帮助,鲁班当时为楚国设置了一种云梯,比一般的耧车要高,可以直接搭进城墙里,在劝说无效下,墨子提出现场和鲁班比试,两个人拿了个腰带做演示,使出平生所学来斗法,结果鲁班输了,这场本来铁板钉钉的战争,就这样搁浅了,宋国老百姓也得以继续享受一段和平的时光。

从这个真实而简单的小故事里,我们却不难看出墨子这位宗师的主要素质,这是一个坚韧、勇敢、临危不惧,且富有胸怀天下的责任心的人。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性格,他才能够创造出这般独特的学说。

墨子一生的行动,各类史料记录比较杂乱,他曾经做过官,也曾经为士大夫甚至国君上课,但是他大多数的精力,都投入到了传道、讲学、收徒之中。他的主要活动方式,就是开班上课,教授学生们自己的学说以及各种知识,每当有地方发生战争的时候,他就主动出面,带领学生们去制止战争。他过的生活,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布道者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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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墨子人生里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长期和儒家思想的辩论。

作为战国时代两大“显学”之一,墨家和儒家之间的分歧是明显的。两家治家最大的分歧,一是关于“天命”问题,墨家学说认为应该非命,不能相信命运,要相信自己的努力。儒家却主张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只是小分歧,更大的分歧是墨家主张尚贤,即由老百姓自由地选择他们心中的“贤”。墨子甚至大胆地主张,即使是诸侯国的国君,也应该由老百姓组织,通过选举来产生,诸侯国的各类官员,更应该让老百姓来投票选举,从国君到官员,他们应该主动地为老百姓负责,因为他们是老百姓选举出来的。在这一点上墨家与儒家之间的分歧是严重的,比起儒家倡导的君主绝对权威,墨家的思想更加大胆。

而比起墨子所倡导的十大思想,墨子在哲学上的思想也同样大胆,在哲学上,墨子主张“三表”,即在认识事物时,要通过事物的“三表”。所谓的表,就是判断事物的标准,墨子认定的标准包括三样,第一是历代帝王的统治经验;第二是老百姓的感觉;第三是是否符合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在认识事物的原则上,墨子更加注重感性的感觉以及直接的经验,这应该和他个人出身平民有关系,他的十大思想,也正是在三表的基础上产生的。同样因为他平民的出身,生活中的墨子,是一个绝对的苦行僧人物,他生活简朴,穿粗布草鞋,游走于列国之间。

墨子的思想主张里,有许多都是有进步意义的。比如他主张以老百姓的利益为准,主张要从直接经验上得到判断事物的依据,这些在中国哲学史上都是有着划时代意义的。他的十大思想里,虽然也有幻想鬼神的内容,但要求由老百姓选举国君和官员的思想,可称是中国最早期的民选思想。但是墨子同时又主张,学生对老师要无条件地服从,人民对于上级也要无条件地服从,这是他的局限性所在,但是在奴隶社会即将崩溃的时期,他有这样超前的思想,是非常不容易的。

在成为一个思想家、哲学家的同时,墨子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科学家。其科学成就,不但在当时的诸子百家中无人出其右,更远远地领先于当时的世界。

墨子科学思想的内容,包括了今天数学、物理、机械制造等各个方面。他是一个既具有理论归纳分析能力,又具有实际操作能力的学者。在宇宙论上,墨子提出了“宇宙运动论”的观点,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在运动变化的。他认为宇宙是一个连续的整体,个体都是从这个整体中分离出来的。对世界的本原问题,墨子的说法也和道家维新思想针锋相对,他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物质,这是两千多年前极其难得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在数学方面,墨子是第一个把数学当成一种理论的人,墨子在自己的著作里,系统地阐述了十进制,并且对于数学中的正方形、三角形、开平方等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地理论阐述,尤其是他对于三角形的理论阐述,和古希腊科学家欧几里得一模一样。物理方面,墨子是人类第一个发现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学者,更做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小孔成像实验。在早于阿基米德200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发现了杠杆原理,我们总把杠杆原理叫做“阿基米德定理”,其实从版权角度讲,阿基米德确实“侵权”了。

墨子并不仅仅是个科学理论家,他在当时中国最出名的,就是他的机械制造造诣。在机械制造方面,他的名望甚至要强于当时的第一巧匠鲁班,两人当时为了宋国的问题斗了半天法,最后还是以墨子的胜利而告终。

墨子的机械制造成果,包括上了发条可以扑腾翅膀的木头鸟,还有一次能载重30石重量的马车。而一直主张兼爱、非攻的他,几乎熟悉一切兵器的制造,在他的著作《墨经》中,对于攻城武器、守城武器、弩,都有制造方法上的详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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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建树颇多的墨子,注定是不幸的,因为他的学说,是不会被统治者接受的学说。

墨子的核心思想,是兼爱、非攻、尚贤,其中尚贤这一条,是封建统治者所最厌恶的。皇帝说到底就是独裁者,有哪个独裁者愿意让老百姓来主宰自己的命运,又有哪个官员愿意让老百姓来左右自己的前程?至于所谓的兼爱、非攻,这更笑话了,春秋战国就是要打仗的,你让我非攻,人家要是攻击我,那我该怎么办?

所以比起法家、儒家等各路学说,无论生前身后,墨家都注定是不会被接受的。墨子一生里大部分时光,都投入到为了制止战争的奔波中,但除了有限的几次成功外,他大部分的行动都归于失败。有哪一个统治者,愿意为了一个人的简单愿望,去改变自己争天下的既定战略呢?有谁会认真地弯下腰来,去聆听墨子的梦想呢?兼爱,笑话,春秋战国本身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能活下来的,不是能兼爱的,而是最残忍的,至于非攻,难道要等着人家来攻我吗?

而墨子所建立的学派,叫做“墨家”,在战国的历史上,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组织。墨家的主要宗旨,就是“以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特别是在战国时期的各类战争中,他们都以扶持弱小为己任,经过不避死亡的危险,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挺身而出,担负起保卫城市,维护和平的重任,哪怕是与他们不相关的人,为了心中的理想,他们也愿意用生命去捍卫。这是一个有着严密的组织,崇高的理想,舍生忘死的奉献精神的团队。在统治者不可能接受墨子理想的情形下,散落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们,孜孜不倦地开始了墨家的传道。

但墨家在战国时期的兴隆,随着战国的结束也日益衰微。晚期的墨家分为两支,一支以科学研究为主,包括物理、光学等方面的研究,另一支则成了社会上游侠群体的一部分,在汉武帝刘彻独尊儒术的时代,墨家遭到了残酷的打压,最终,隐没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尘烟之中。

正文 第二十八章 百家争鸣的另类——农家

比起战国时期风光一时的墨家来,另一支被遗忘的学派农家,在战国百家争鸣时代,也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农家的主要思想,在今天大部分已经失传,主要是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农家的经典著作大部分都被焚烧了。但从现在留存下来的资料看,农家的基本思想,就是农业平等,即要求统治者要和农民一起劳动,一起分配劳动果实,反对统治者对农民的过分压迫。农家的另一个贡献是在农业科学上,他们对农业生产的研究,特别是提高农田产量、改进农耕技术方面的研究,对于中国农业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

而这个学派的来源,在当时就众说纷纭,由于诸多有关资料的被焚毁,农家学派的身份、源起,至今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比较流行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农家学派的成员,是上古时代神农氏的后裔,另一种说法,是古代周族后谡氏的后裔。而事实上,农家在战国时代的勃兴,正是战国时代自耕农群体增加,传统井田制制度瓦解的表现。农家的许多成员,本身就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人,他们与农民阶层之间的关系,可谓血脉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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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农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最有名的就是许行。

和墨子一样,许行也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人。按照有关资料的记载,他是楚国人,应该是生活在楚宣王至楚怀王在位的时期,和儒家学派的大儒孟子是同时代人,对于许行最详细的记录,也正是出自孟子的《孟子·滕文公》。

许行人生里最主要的活动,就是带领着弟子们在江汉平原上开荒种地。他的主张是“贤者与民并耕而食”,也就是说,即使是国君,也应该和老百姓一起劳动,一起吃饭。像地主们那样凭借着租税过日子,是一种可耻的不劳而获。孟子去腾国宣传儒家学说时,正好看到许行带领弟子们来拜见滕文公。他请求滕文公给他一块土地做试验田,他在这里劳动示范,并且希望滕文公能参加他们的劳动,滕文公答应了他的请求,给予了他一块土地。此后,许行带领着弟子们,在滕国辛勤劳动,很快获得了非常好的收成,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因此引起了许多学问家的关注,其中也包括儒家学派的宗师孟子。

孟子虽然赞叹农家的刻苦耐劳,但对农家学派的主张却不敢苟同,当许行的弟子陈相和孟子交谈时,就农家学派的许多问题,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比如说到滕文公,陈相感慨说,滕文公终究不是圣君。孟子问为什么?陈相说,滕文公自己不劳动,他的仓库里堆满了粮食,不是他的粮食他却享用,这是一种可耻的不劳而获。对此观点,孟子当然不能苟同,他和陈相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孟子拿许行带着的帽子做比喻说,你许行戴着的帽子,是用粮食换来的,也就是用你的劳动换来的,那么国君所吃的粮食,也是用他的脑力劳动换来的。一番话说完,陈相哪里是孟子的对手,立刻张口结舌,孟子反而又抛出了他的观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虽然如此,农家学派却一直初衷不改,在农家学派的观念里,劳动是光荣的,不劳而获是可耻的。他们反对政府设立仓库,储存粮食,反对那些城市中人不参加农业生产却获得粮食吃,在农家学派眼里,这也是一种可耻的不劳而获。这种新学派的出现,在当时却不是偶然的,这个时代正是战国封建化形成的时期,普通自耕农地位提高,学术方面,也需要出现属于他们的代言人。而土地所有制的转换,也使农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出来,在这种局面下,普通的自耕农迫切希望能够改善自己的生活,减少加在自己身上的赋税,希望所有的人都能为农民的身份感到骄傲。农家,就成了他们的代言人。

农家的核心思想,主要的一句话就是“劝农桑,以足衣食”,即希望建立一个大家一起种地,一起吃饭,全民务农的农业社会,最好能够不出现城市。农家学派的成员们,把农业视作属于他们自己的生命、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以自己是一个农民为荣,以自己从事农业生产为傲,并且热情地劝说诸多思想界的人物以及政治界的精英们,加入到他们的派别里来。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农家的市场还太小,真正理解他们的人并不多。在后来西汉刘向编纂《后汉书》的时候,农家被放在了九流之中,俨然一个重要派别。

但是在当时的社会上,农家对于各路诸侯来说,却也是有利用价值的。因为礼遇农家,就意味着可以笼络住农家背后的农民,特别是自耕农们,如果给予农家适当的尊重,那么也势必能够对稳固统治有所帮助。抱着这样的目的,许多当时的诸侯对农家非常礼遇,当然这是表面上的礼遇,农家所宣传的取消仓库、取消城市的主张,是各路诸侯们万万不能接受的。对于诸侯国们来说,农家思想是一个很好的招牌,但是其主流的内容,是坚决不能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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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的思想内容,在战国时期,以许行为主,却也化成不同的派别。而在整个战国时代,农家思想开始系统整理出来,却是拜吕不韦所赐。

吕不韦担任秦国相国期间,开始组织人手编纂著名的《吕氏春秋》,在这本春秋思想集大成的书中,也少不了农家学派的身影。《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鲜明提出了重农的理论。在《上农》中,农家思想家提出了要尊重农民、优先发展农业的理论。《任地》一篇,则细致讲述了农业耕作之中,怎样提高土地的肥力,辨别土地的肥沃程度,怎样改良土壤的质量。对土壤的软硬、瘦肥,都做了非常细致的阐述。《吕氏春秋》中的农家理论,是农家主体思想以及农业理念的浓缩。特别是《审时》之中,对于农业生产的农时,做了非常细致的划分,对种子的品种质量,也做了非常细致的讲解,在当时的中国,简单的四篇文章,却可以成为中国农业生产的宝典。

而另一本对农家思想记录非常详细的著作,就是齐国稷下学宫编纂的《管子》,其中《地员》一篇就是纯粹的农家著作,而在《五辅》《牧民》《八章》等章节之中,也详细阐述了农家思想的各类内容。《管子》对于农家思想的重要意义是,农家思想的主要内容,被放在了其中有关“以民为本”的章节中,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农民是平民老百姓的主体,农家所宣传的重农思想,其实也和以民为本的思想一脉相承。重农和重民思想,本身就是一对孪生兄弟。正是这样的一种联系,使得《管子》中的农家思想,具有了许多超越农业本身的进步意义。

《管子》中的农家思想,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体现出了古代中国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在《管子》的文章中,曾有这样的片段:“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这一思想,鲜明地把民心放在了“政”的高度上,和孟子同时期宣传的“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相比,农家思想显然对民更加重视,民在农家思想家眼里,成了政权存废的关键,这个比儒家思想中的“民为贵”,显得要更加大胆。

除了提出了民为本的思想之外,农家还体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这一点应该和中国农业长期以来靠天吃饭的局面分不开。在亲身耕作中尽尝了靠天吃饭辛酸的农家学者们,其身上的忧患意识是很强的。在《管子》中,农家学者鲜明提出了“修饥谨,赈灾荒”的主张,认为一个国家农业要发展,就必须做好对自然灾害的预警和提高抗风险能力。

而战国时期农家的最核心思想,在《管子》中也体现得很生动——重农抑商。农家学派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根本,老百姓要吃饭,军队保卫国家,也要靠军粮供应,因此农业的发展,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重中之重。而商人们本身并不创造财富,只是拿着别人的财富贱买贵卖,因此,商业活动其实是对国民经济的一种破坏。所以,一个国家要想长治久安,就必须要坚决贯彻“重农抑商”的政策。在农家学者的重农抑商政策中,他们并不主张取缔商业活动,而是希望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打压手段,限制商业活动的发展,将商业活动的利润大小范围,都能缩小到最小的规模,给予农业充足的发展空间。

如果对照后面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农家学者们的美好愿望,在经过秦末动荡之后,最终由汉王朝确立下来。此后重农抑商政策,就成为了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基本国策。在春秋战国时期并非作为主流学派出现的农家,他们“民以食为天”的主张,却最终成为了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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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农家学派的英杰们更想不到的是,他们一生为之奔走的学问,在两千多年后,竟然会影响到另一个他们根本不知道的地方:欧洲。

在17世纪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被翻译到西方去,其中包括中国先秦诸子百家的经典著作,尤其是记录了农家思想的《管子》,被当时的传教士利玛窦翻译成拉丁文。中国农家学派在西方社会,很快掀起了不小的波动,17世纪时期兴起的法国重农学派,大力引进农家里有关商业活动的论述,抨击西方的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之间的这场论战,其结果几乎决定了最终欧洲资本主义化的发展方向。产生于中国封建化早期的学说,对于启蒙世纪的欧洲,依然可以起到振聋发聩的效果。

正文 第二十九章 秦始皇错在哪

公元前221年,统一天下的秦王嬴政,在功成名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给自己换一个名号,天下一统了,诸侯都灭了,再当大王,恐怕也显得寒碜了。如此大的功业,也应该找一个比大王更显贵的称呼。他命令手下的博士们为自己提供封号,那些书呆子们冥思苦想了许多,总算送上一个泰皇。解释说,这个称呼好得不能再好了,泰,意思是大,皇,意思是三皇五帝,加起来的意思,是您老人家比三皇五帝还大。可嬴政还是不满意,想了想折中了一下,留下了后面的皇字,然后自己开动脑筋,加了个帝字,这样一个新名词就诞生了——皇帝。嬴政很满意,就这么叫!好听!就这样,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有了自己的名字——皇帝。中国有了自己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嬴政。他的名号,叫秦始皇。

之所以选择皇帝这个词,秦始皇还是费了一番苦心的,皇,在汉语的意思里有“大”的含义,至于“帝”,那是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统治整个世界的至高无上的天神之首。加起来的意思,就是大大的天神。这等于平白无故地告诉中国老百姓,我,嬴政,这个皇帝,是代表上天来统治你们的,我手中的权力,是上天给予的,一万年也不会变。从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时代开始,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就有了君权神授的色彩。

但是这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秦朝,只维持了区区15年的时间,就在声势浩大的秦末农民战争中毁灭了。当时的秦始皇,自己自称一世,他的儿子要叫二世,他期待他的政权能够绵延万万年,可惜,仅仅是15年。

说起秦国二世而亡的原因,许多熟悉秦国历史的人都把原因归结到秦始皇的“暴政”身上,普遍的观点是,秦始皇好大喜功,滥用民力,以至于玩火自焚,国家衰亡。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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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说到秦始皇在位时期的功过之前,必须要正视的,是秦始皇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新生的秦王朝,究竟要建成一个怎样的国家。

秦始皇的国家政权,是在平定六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虽然他可以用武力灭掉诸侯,统一全国。但是现实的问题是,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内部都是千差万别的,秦国的政治制度,是否能够完全移植到六国的身上?是完全照搬秦国的制度统治六国,还是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制度?这一点,在最早的时候没有人知道答案。

与政治制度相关的,还有经济制度,六国的经济条件和经济体系也是不一样的,更重要的是文化传承也不一样,秦国的经济、文化、法律,是否适用于六国的其他地区,会不会因为推行不当引发变乱,这一切,也都是一个未知数。

所以秦始皇的国家,就是建立在这一切未知数上。公元前220年的中国,面对的是之前数百年未见的变局,国家走向一种全新的国体,这个国体应该怎么运作,没有人有这个经验,包括秦始皇本人。

即使是秦国内部,跟随秦始皇多年的官吏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也不一。当时的丞相王绾,就曾经建议秦始皇将自己的儿子册封在齐楚故地,因为这是“祖制”,当时的大臣们除了李斯之外,也基本都赞成这个制度,秦始皇本人也一度动摇,但李斯拿着春秋战国的动乱来作对比,使秦始皇打消了这个念头。当下宣布,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建立国家直接掌控的中央集团。

这个政策从稳定国家政权角度看是没错,但是在当时,不理解的人也是很多的,尤其是在东部的齐国等地区。齐国是一个儒生众多的国家,这些儒生们最在意的就是西周的宗法,祖制,在他们眼里的秦始皇,就像是当年垂拱而治的周天子。现在拿到天下了,却不想着分封,这是大逆不道的事,更何况郡县制推行下去,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秦国委派为郡县地方官的官员,大多都是来自于秦本国,贸然进入了一个自己根本不熟悉的地方,这个官当得能舒坦吗?

所以,在公元前213年,山东儒生淳于越在宴会上当场讽刺秦始皇,将秦始皇激怒。结果在李斯的挑唆下,秦始皇下了焚书之心,开始活埋不听他话的儒生,这就是秦始皇暴政之一的“焚书坑儒”。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从数量上看,烧毁了大量珍贵典籍,并坑杀了460多名儒生,可谓残暴之至,但这样的残暴,却不是无缘无故的恨。秦始皇本身就对儒家不感冒,他在乎的是法家,在乎的是权谋霸道之术,儒家君君臣臣的君臣关系,他现在根本用不上,也不想用,所以作出杀掉的决定,也就顺理成章。

而秦始皇这么做,也是受了李斯的挑唆。李斯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给别人“下药”。早年就是因为他的缘故,坑害了原本秦始皇很想重用的韩非子,这次他妒忌的目标不是一个,而是一群,改朝换代了,六国的人才,全都进了秦国的人才库,特别是儒生群体,以山东的儒生为核心,英杰荟萃,说不定哪天就会威胁到我的地位,所以必须要早做准备,能下药的就下把药,能轰走的就赶紧走。轰不走的,就往死里整,反正要把这些人对我的威胁降低到最小。

其实儒生的反对,淳于越的指责,都是小事,关键问题是,这时期的秦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说起来就两条,一是外部面临匈奴的威胁,二是国民经济在战乱后的凋敝。

关于这两条,在秦国统一初期的形势,都是非常严峻的。先说匈奴问题,这时期的匈奴势力,还没有后来汉朝时候强,却也已经是草原三大游牧部族中的一支(另外两支是大月氏和东胡),此时的匈奴正好占据河套平原,正对着秦朝国都咸阳所在的关中平原。这个战略要地被他们拿在手里,整个中国北部就都暴露在他们眼皮底下,他们想打就打,想抢就抢,原先的赵国和燕国此时也已经灭国,当地虽然有秦军留守,却也基本处于不设防状态了,在这种局面下,不解决匈奴是不行的。

而国内经济问题也同样严峻,秦国连年用兵,花费巨大,自身的财政窟窿就很大。而六国经历过战乱,正是民力疲敝、经济困顿的时期,这时期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六国地区的经济制度不一,新的国家财政体系,必须马上建立起来。国家要想振作,必须要通过经济体系的整合掌握国家的税收,这样军队才有资本打仗,边防才能够巩固。

秦始皇是知道这个问题的,所以他登基之后,首先采取的是两个政策。一是迅速地把郡县制推广到全国,在新占领的领土上设立官衙,巩固统治。与此同时,秦国由蒙恬率领30万大军北进,经过浴血奋战,从匈奴人手中收复了河套平原,建立了防备匈奴的核心基地。暂时解除了匈奴对南方汉地的威胁,“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正是这一段时期。必须承认,秦始皇北击匈奴的一战,并非是穷兵黩武,如果当时不主动采取出击政策,任凭匈奴肆意劫掠,那么北方的汉地就永远无法安宁。而且在收复河南地后,秦始皇为了节省开支,命令蒙恬就地屯田,结果河套地区的粮食不但能够自给,还可以供应给其他周边军镇。这些措施在当时都是明智的。

在内政经济方面,秦始皇很快建立了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全国分为46个郡,中央在地方确立了严格的集权统治。在经济方面,比较重要的一条就是“使黔首自实田”,也就是说,让老百姓自己核查土地数量,然后上报中央,这就等于是彻底扫除了残存的井田制,使新的封建土地制度在全国迅速成型。这一条对于秦国统一后经济制度的确立,以及经济的发展,都是有着关键意义的。在此基础上,秦王朝的土地赋税制度也建立起来,国家的赋税征收,分为口租、口赋和杂赋,这也基本是沿用秦国时代的土地税收政策。这其中,口租就是农业税,即田赋;口赋就是人头税;杂赋就是每年临时征调的赋税。秦朝的农业税,是交十分之一,人头税的数量,和西汉文景之治时期基本持平,大约120钱左右。这两样在当时,都算不得太重的税。至于杂赋,一般都是在遭遇战争的时候临时征调的,现在天下太平,老百姓的负担,表面上看也不会太重。与此同时,货币、度量衡、文字,也都在这一时期统一了,秦国的法律《秦律》也颁布全国实行。分散的中原六国,渐渐被秦始皇捏成一个统一的力量,观这些行为,我们必须承认,早先的秦始皇,还是很有励精图治一面的,在捏合整个国家合力,加强中央集权方面,他都做得很不错。

<er">二</h3>

秦国国事的恶化,通常的说法是“暴政”,暴政的内容,主要包括大兴土木营造宫室,修筑秦始皇陵墓、阿房宫等。但真正劳动百姓最甚的,是三项重大工程,一是修筑长城;二是修筑国内的驿站道路;三是整治国内的河道。

这三项大工程,几乎都是前后脚展开的。秦始皇开凿运河,范围非常广。在平灭六国后的第二年,就曾经发动10万民夫整治江南的邗沟,以及山东的济水运河。与此同时,秦始皇派30万大军收复河套平原后,又一口气征发了40万民夫整修长城。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又再次征伐40万民夫,整顿国内的驿站,以关中平原为中心,修筑了连接中原以及南方的驿站道路。这三项大工程,从作用上来说,都是对国家未来发展有好处的,修筑长城可以起到抵御外敌的作用,后来作为封建王朝盛世的汉朝就从中受益颇深。开凿运河,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这也具有长远的意义。而修筑驿站,更可以促进国家交通,加强各地的联系,保证国家的统一。这三条从出发点上是好的,但是就在这短短几年里,秦始皇连续征调了90万民夫,要知道,当时全国的人口才不过2000万人。这90万民夫,大部分都是青壮年,也就是说,全国至少有三分之一的青壮年,都被秦始皇拉出来干工程了。

这样的结果也就很简单,生产当然遭到破坏,老百姓家干活的,就剩下老弱了,生产能力自然大打折扣,生产能力打折扣,国家的财富税收当然也要打折扣。与此同时,秦始皇还在进行着征讨南方越族的战争,不断向南方越族地区征兵,打下地盘后,一面要修筑中原通向南方的驿站,一面又要修筑南越地区的水利工程。这样,原本刚刚在中原地区干完活的民夫,一下子又尽发到了南方地区,中国人从来都是恋家的,离乡背井永远是最痛苦的事情,怨声载道也就很自然了。当然,我们也同样可以说,开发越族地区是有积极意义的,比如说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融合,但这些后来的伟大意义,当时的人是没感觉的,士兵们只知道,他们被派到一个艰苦的环境下作战,常年得不到休整。老百姓只知道,天下好不容易统一了,皇帝却又逼着我们干活,拿着我们当牲口使唤,对秦始皇的愤懑,也就这样一天一天地积攒起来了。

而秦始皇最大的错误,不是在于他做了这些事,而是在于他同时做了这些事。看看当时南北方的分布就知道了,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最初六年里,秦国30万大军压在北方对付匈奴,50万大军压在南方对付百越。这一南一北就是80万大军,等于两线作战,即使是一个现代化国家,两线作战也往往是兵家大忌,何况是一个立国不久、经济凋敝的新兴封建制国家。军队的事情还不算,民夫的使用却更触目惊心,在南方越族地区平定后,秦始皇陆续调动了40多万民夫南下开凿运河,打通驿道,这些人大部分都没有回来。也就是说,秦国在立国之初,最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却一直还在做着大动作,一直在折腾。这些原本没错的事,却偏偏超过了这时期中国的承受底限。

但问题是,秦始皇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有说他好大喜功的,有说他不知下情的,有说他性格残暴的,然而从根子上,我们不得不说,秦始皇做这种事情很正常,因为这就是秦国国君的习惯。

看看战国时期秦国的历史就知道了,秦国在秦孝公改革后的130多年里,就一直处于折腾中。从秦孝公到嬴政,秦国除了有过短暂的罢兵外,几乎是无岁不征,年年打仗,但是秦国的国民经济不但没有拖垮,反而越来越强。秦国历代国君在使用民力上,从来都是不吝啬的,比如秦昭襄王时期,就曾下令全国16岁以上的男子全都从军,开赴长平战场,也因此一下子奠定了长平之战的胜利大局,这一场战争让秦国伤亡过半,但是仅仅一年后,秦国又以50万大军包围邯郸,却遭到了魏国、楚国的联合夹击,大败亏输。即使如此,秦国也很快地恢复过来,不管每次他们付出的牺牲有多大,伤亡多惨重,他们这种迅速的疗伤能力,是六国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及的。

秦国之所以有这样的疗伤能力,不是因为秦国人觉悟高,而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商鞅变法后,经过两个阶段的持续推行变法,确立了秦国人对法律的绝对敬畏感,这种敬畏感,制造了秦国令行禁止的特征,几乎所有出使秦国的六国使臣,都曾羡慕过秦国官员的严谨守法。但这样的条件,是无法短期内复制给其他诸侯国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当时秦国有奖励军功的政策,发动战争,本来就是给草根们出头的机会,而秦国人天生彪悍尚武的性格,使他们从来不惧怕死亡。但是那些新被平灭的六国,却不是这样的,拿着对秦国百姓的政策对待他们,只能说是找错了对象。

但秦始皇显然认识不到这一点,当年,以秦国区区一二百万人口,就可以发动百万人的军事行动,七八十万人的大型水利工程,现在我手里有2000万人,又怎么能说滥用民力呢。但问题是他手里的2000万人,来自于五湖四海,他的百姓也不止包括关中平原。在国家刚刚统一,人心思治的情况下,却依然继续在折腾,任谁也不会满意的。

当年秦国变法的实质,就是动用国家机器的力量,树立严格的法律,建成一个高效率的专制国家。在统一了六国之后,秦始皇也打算这么做,但是无论时机还是经济条件,都不成熟了。

偏偏秦始皇自我感觉好得很,折腾的事情越来越多,至于他这时期被人指摘的各类劣迹,比如修阿房宫,修秦始皇陵,整日骄奢淫乐,其实这些都是做皇帝的“小节”问题。大节问题是,他没有搞清楚这个国家建设的主次问题,需要先做什么,后做什么。而且这不是他突然犯的错误,而是一个经常有的软肋。

秦始皇这个人,具有果敢的性格,顽强的精神,豪气干云的做派,确实是一个天生的王者。但是秦始皇的一大毛病,就是他的战略选择问题。早年在灭六国的时候,为选择一个什么样的顺序,他曾经辗转反侧,举棋不定,最后还是在尉缭的帮助下,才找到了国家统一最后一步的钥匙。秦始皇具有坚决的执行能力,狂热的工作欲望和权力欲望,但是他最缺少的,恐怕就是有的放矢的素质。这一点素质的差别,使他演出了在登基之后的这一出闹剧。

秦始皇犯了错误,但更大的悲剧是,他的这个错误从他即位之后就一直在继续着,秦始皇从公元前220年起,就开始营造富丽堂皇的阿房宫,而在公元前218年起,他的骊山墓葬群也开始修筑,一个秦始皇陵,又调动了70万民夫。全天下的青壮年,都要绕着他来转。他忘记了一件事:六国灭亡后的中国,最需要的不是大工程、大面子,最需要的是要医疗战争的创伤。平定越族的战争,原本是可以暂缓的,秦始皇偏偏想几手都要抓,既要恢复经济,又要上马工程项目,最后长城修起来了,秦朝却摇摇欲坠了。

秦始皇的错误,他自己在世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相反还很是洋洋得意。在他登基之后,曾多次出去巡游,比如东巡、南巡,劳民伤财更是无数。但巡游同样也是有理由的,此时国家初定,各地人心惶惶,巡游可以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稳定国家大局。理论上说是没错,但中国老百姓的要求很简单,他们想的是安安心心地过日子。秦始皇晚年的另一个搞笑事,就是他开始信任方士,到处求神仙,甚至还出了徐福东渡的典故。统一大业完成后的秦始皇,其表现做派,和他统一六国的征战时期判若云泥,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改变呢?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像这种国家结束分裂后迅速陷入战乱的典故,不止秦朝这一家。比如西晋,比如隋朝。而且西晋和隋朝,都是经过了几十年修养生息后完成国家统一的,国家的财政储备和人口数量,都要远远好于这时候的秦朝。但即使如此,一旦使用民力不当,国家内外政策失调,就会立刻陷入分崩离析之中,无论是古代王朝还是现代文明国家,他的内外政策都好像是天平的两端,只有天平保持平衡,国家才能保持长久的稳定。而在秦始皇时期,他的政策是在天平的两端,都拼命地加砝码,结果就是整个天平的断裂。

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

其实所有关于秦始皇的评价中,或许有一个人的评价,是一针见血的,就是曾经在秦始皇手下做过国尉,中国历史上的杰出军事家:尉缭。

尉缭这个人,在辅佐秦始皇时期,最出色的地方,就是他卓越的战略眼光。在确定灭六国的方案时,正是他制定出来正确的政策,保证了秦国顺利完成国家统一。然而尉缭却还有一个能力:看人的眼光。当年秦始皇还只是秦王的时候,他就一眼看穿了秦始皇最大的弱点:“缺少恩德,心似虎狼;在困境中可以谦卑待人,得志于天下以后就会轻易吞食人。”当时的秦始皇听到这个评价,反而对尉缭非常赏识,因为在他眼里,这本身就不是什么缺点。

这正是秦始皇的悲剧所在,一个心似虎狼的人,也许在沙场上是一个出色的将军,但是在皇位上,却注定不是一个出色的皇帝。同样和秦始皇一样有暴君称号的隋炀帝,当年也是一个出色的将军,可是在成为皇帝之后,照样干得稀里糊涂,心似虎狼不要紧,缺少恩德也不要紧,中国历史上那些名垂青史的好皇帝,心似虎狼的也不在少数。但秦始皇最大的弱点,就是尉缭那番评语里的最后一句“得志于天下以后就会轻易吞食人”。这句话被尉缭不幸言中。说到底,秦始皇不懂得压制自己的欲望,一旦志得意满,就立刻露出了虎狼的面目。

在秦始皇活着的时候,各地对秦始皇的反抗就开始了,秦始皇一生最不缺少的,就是“被刺杀”。而且刺杀的次数日益增多,但是他自己却到死也不悟,之后四处巡游,耀武扬威,泰山封禅,炫耀荣光,秦国的气数,也在这股过程里日益被他透支干净了,同时被透支干净的,还是他个人的气数。到了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病死于东巡路上的时候,一场巨大的抗暴运动,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er">三</h3>

在秦始皇的悲剧中,似乎还藏着另外一个原因,一个后人关注不多的原因:秦国的法家传统。

众所周知的是,秦国的强大,来自于商鞅变法。商鞅变法的思想,主要是法家的思想。在乱世争天下时期,通过严刑峻法,外加残酷的外在生存条件,只要树立起足够的国家威严,就可以确保国家迅速集结战斗力,取得对外战争的胜利,并且日益走向强大。但是当国家走向统一,开始和平建设的时候,法家思想却暴露出他致命的缺陷:至刚而无柔。

法家思想的主要特点,就是严刑峻法,让整个国家,都笼罩在恐怖的刑罚监督中,用严苛的刑罚来镇压一切反对者。但是随着国家主要矛盾转移,法家思想在休养生息时期,却完全失去了它本身的积极作用,相反成了消极作用。与此同时,法家常年压制所造成的怨怒,一旦出现风吹草动,就会发生从民间的彻底反弹。引发巨大的抗暴动作,就像马背上打天下,马背下治天下的道理一样,法家思想可以打天下,但是法家思想却难以治天下,一个缺少温度,用冷漠和刑罚来约束的王朝,他的生命力也注定是僵硬的,即使强悍如秦军,即使气吞万里如秦始皇,都不能挽救它的衰亡。

秦朝二世而亡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法家思想在到达历史顶点之后,迅速走向衰亡的历史。事实证明,单纯的法家治国,在乱世或许立竿见影,但在太平盛世,反而会成为国家动乱与衰亡的催化剂。百家争鸣的各类思想中,法家注定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而真正有资格成为中国之后2000年封建社会传承的学说,是后来的儒家学说。那时候的法家,也只能将其核心要义化入儒家思想之中,成为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家思想在战国时代的风光,也只能留存在战国时代了。

这就是秦始皇的悲剧所在,他在得天下后的种种暴政,有他个人性格使然,却也有法家思想的影响使然。作为一个在法家文化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少年,更兼带有祖上法家的代代传承,要求他主动地在得天下后转换思路,实行仁政,这是一个何其高难度的动作。对于秦始皇来说,做到这一点是不现实的,所以秦国的持久强大,也因此是不现实的。

正文 第三十章 苦命的好三人——秦末帝子婴

作为中国历史上大一统后迅速败亡的短命王朝,秦朝在历史上的得分一直不高,从秦始皇往下,满朝文武数下来,除了仁厚的秦始皇长子扶苏,立功河套草原的名将蒙恬外,真貌似是“洪洞县里无好人了”。指鹿为马的宦官赵高,愚蠢无能的秦二世胡亥,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丞相李斯。一个个挨个看,可以说是一个比一个可悲,历史上各种类型的反面角色,在这个倒霉政府里似乎全齐了。

然而,到了秦朝灭亡后近百年的汉朝,无论是西汉修史的司马迁,还是东汉历史学家班固,在淘尽岁月的泥沙之后,都不约而同地对这时期,秦朝体制内的一个人,做出了崇高的评价。司马迁说这个人有拥主之才,如果给他机会,足够守住秦国的基业,东汉的班固更赞叹他“死生之义倍”,是个对得起秦国祖先的好男儿。这个得到两汉历史学家不约而同高评价的人,就是秦朝末帝子婴。

有关子婴的身份,现代资料留存下来的不算多,唯一可知的是他是秦国王室宗族,具备继承秦国皇位的条件。有资料说他是皇长子扶苏的儿子,也就是秦始皇的孙儿,也有资料说他是秦始皇的幼弟,也就是秦二世的叔叔。他的生卒年、家庭成员,到今天的都已经不可考,但为什么这样一个处处不可考的人,却能得到两汉历史学家们的高评价呢?或许,我们还要从秦朝末年的乱局看开去。

<er">一</h3>

有关秦朝末年亡国的丧钟,大多数史家都把账算在了秦始皇在东巡路上病死,认为秦朝正是从此开始,走上了亡国的道路。虽然从后面的历史看确实如此,但事实上,当时的秦朝还是有一个机会,能够挽救日益陷入危机的朝局:扶苏即位。

扶苏是秦始皇的长子,秦始皇在病故前,曾专门嘱托,要扶苏赶快回来。对扶苏这个儿子,现在普遍的说法是,秦始皇一直很不待见,因为比起秦始皇的尚武激昂,扶苏却子不类父,他属于那种性情仁厚的青年,特别是秦始皇滥用民力,大兴土木的时候,扶苏曾经多次进谏,也因此惹恼了秦始皇,后来干脆让他到河套,随蒙恬一起垦荒。但从秦始皇临终前的表现看,他对扶苏一直是给予厚望的,但凡中国历史上的大有为之君,在临终前选择接班人的时候,往往都会选择一个宽厚的儿子继承大业,因为在父辈的开拓之后,儿女辈最重要的事情是守成。在秦始皇连续多年的大动作以后,整个秦帝国也已经危机四伏,最需要的也是一个守成之君。

扶苏在秦始皇健在的时候,就曾多次进谏秦始皇,希望秦始皇能够与民休息,但不幸遭到秦始皇的多次拒绝,但派他到北方来屯垦,主要目的恐怕还是为了让扶苏历练一下,与扶苏一起镇守北方的蒙恬,是这时候秦国的第一武将,用蒙恬来辅佐扶苏,秦始皇所谓的发配,事实上是在暗暗培养接班人了。按照秦始皇自己的想法,如果扶苏能够登基的话,秦帝国的国运,会转向正常的轨道。但这个如意算盘,却被一个人打破了:赵高。

赵高这个人,历史上都说是个奸人,许多人提起他,都认为他是靠了逢迎拍马得到秦始皇的喜欢,事实却没这么简单。早在秦始皇做秦王的时候,赵高就崭露头角了,他本来就是秦国宗室的后人,因为犯了罪被罚没入宫为奴的,但金鳞岂是池中物,虽然落难如此,仍然不忘上进读书,他最早引起秦始皇注意,是因为他对秦国律法的精通,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将繁杂的大秦律一字不漏地背出来,并且头头是道地分析。在法家立国的秦国,这样的人当然是人才了。所以赵高就这样得到了秦始皇的赏识,并且命他教自己的小儿子胡亥读书。赵高这个人很会钻营,相处没多久就把胡亥哄得团团转,很快就离不开他了。同样信任赵高的还有秦始皇,特别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强化了中央集权,地方州郡的事务,都要由他直接掌控办理,他每天要看的奏折,都有好几千斤重,虽然秦始皇工作热情高,但一个人显然是不行的。这时候的赵高,就是一个称职的秘书,秦始皇有什么疑难的事情处理不了,他说出的答案都能对秦始皇的心思,而且秦始皇有时候奏折忘记放在什么地方,赵高都能一下子给秦始皇找出来。在秦始皇眼里,赵高是一个勤勤恳垦老实巴交的好秘书,他做梦也没想到,就是这个好秘书,此后竟然只手遮天指鹿为马,亲手断送了他创建的大秦王朝。

公元前210年7月,秦始皇在河北广宗病逝,这时候侍候在秦始皇身边的,除了做宦官的赵高,就是做丞相的李斯了。李斯是秦始皇的老臣了,开始很想按照秦始皇的遗嘱办事,回去就迎接扶苏即位,但是李斯这个人虽然有才干,却有一个要命的毛病妒忌。早年他的师兄韩非子得到秦始皇的赏识,李斯担心韩非子来到秦国,会影响自己的地位,干脆不顾同门之情,将韩非子罗织罪名害死了。后来淳于越质问秦始皇,引得秦始皇大怒时,又是他趁热打铁,撺掇秦始皇搞出了“焚书坑儒”的缺德事,既打击了一直和法家不对付的儒家派系,更清除了有可能威胁到自己身份的人。在赵高眼里,李斯就是这么一只有缝的蛋。果然,赵高找李斯密谋,给李斯详细分析了局面:一旦扶苏回来即位,蒙恬肯定会成为丞相,那么你李斯往哪里摆?如此一说,李斯果然害怕了。不帮扶苏,自己的丞相位有可能保得住,帮了扶苏,那就肯定保不住,在秦始皇的信任和个人的前途之间,李斯再次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和赵高串谋,藏下了秦始皇的遗嘱,伪造了一份假遗嘱送到边关,这份遗嘱的内容,是要赐扶苏死罪。蒙恬打了这么多年仗,人很细心,怀疑诏书有假,但扶苏却是个好孩子,既然老爹都让我死,我就死吧,不死那就是不孝顺,痛哭了一场后抹了脖子。蒙恬也在威逼下吞药自杀,秦朝统一天下后的第一名将,就落了这样一个下场。这场变化也引发了连锁反应:蒙恬死后,河套30万守军一哄而散,纷纷逃亡,辛苦打下来的河套草原,没多久就成了无人区,被匈奴大摇大摆地抢了回去。之后匈奴频繁南下骚扰,甚至把汉高祖包围在白登山,追根溯源,都是拜这场变乱所赐。

蒙恬和扶苏相继去世后,赵高和李斯合谋,拥立胡亥即位,胡亥是个糊涂蛋,大权自然落到了赵高的手里。赵高掌权后,在滥用民力方面,比起秦始皇来更变本加厉,比如骊山的陵墓还没修好,又征伐了几十万人去修,河套的守军跑光了,又以此为借口大修长城。中国国民经济的破坏,老百姓的筋疲力尽,也都在继续中。胡亥登基后,做的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大清洗,他将自家的12个兄弟姐妹在咸阳公开杀死,蒙恬、蒙毅两兄弟也相继被害。右丞相冯去疾和将军冯波被逼自尽。就在秦始皇过世后的第二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扯起了造反大旗。大秦帝国一下子陷入到了暴乱中,与此同时,赵高却依然在大肆排除异己,赵高的兄弟赵成做了咸阳令,把持了京城的权力,其他的各路亲戚也被陆续安插在官场中。大秦帝国的皇帝,表面上姓嬴,其实渐渐开始姓赵了。

这时期秦帝国的危机日益加剧,内讧也升级了,本来李斯和赵高在拥立胡亥一事上,算是一个战壕的盟友,但是胡亥即位后,赵高大权独揽,李斯日益不满,就开始屡次在背后发牢骚。赵高早就想除掉这个大敌,他故意给胡亥造谣,说李斯有谋反之心。胡亥这时候对赵高已经言听计从,二话不说就解决了李斯。算计了一辈子的李斯,临了被更阴的人算计了。

<er">二</h3>

胡亥这个皇帝,是历史上有名的糊涂皇帝,当然,他有些事情也不糊涂。他曾经对赵高说,人生就像白驹过隙一样,得懂得享受啊,赵高当然趁机迎合他。胡亥继续发动民夫修造阿房宫和骊山陵墓,激得民怨沸腾。这期间,陈胜吴广起义已经发展到了10万人,大举进兵咸阳,六国贵族也纷纷造反,但陈胜吴广无远谋,其部将打了胜仗后不思进取,纷纷画地为牢自立为王,起义的势头没几天,自己内部就分裂了,秦帝国借此机会调集重兵,逐渐扭转了颓势。公元前209年12月,节节败退的陈胜在渑池被秦将章邯击败,部队全军覆没。陈胜吴广的起义被镇压了,但摁下葫芦起来瓢,当年的六国旧贵族们纷纷起事,北方的原韩王室、齐王室、赵王室,一个个接连拥兵自立。这时候的秦国,还好有名将章邯等人南征北战,凭借着从北方边境调回来的精锐骑兵,外加临时武装的几十万在骊山修陵墓的奴隶,总算能够稳住战局。

但气数该完还要完蛋,到了公元前207年,秦帝国的局面一度大好,北方的赵国王室被秦军包围,秦军企图围点打援,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彻底聚歼前来救援的各路起义部队,但计划却赶不上变化,起义军中偏出来了一个项羽,在巨鹿演了一场破釜沉舟的妙笔,一举击破秦军。而另一路原本意在牵制秦国的偏师刘邦,竟然也逼近了函谷关。秦帝国的死穴一下子被捅破了。这期间的秦王朝,秦二世一直都沉迷于享乐,大权全由赵高把持,赵高每天都对他谎报军情,吹嘘外面形势大好,可到了这时候,眼看就捂不住了。秦二世得知真相后大怒,顺口骂了赵高几句,赵高也不干了。你天天花天酒地的,老子替你把持大权容易吗?现在倒赖我了。眼看秦二世和自己交恶,赵高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弑君。赵高派自己的女婿阎乐持刀闯宫,企图杀掉胡亥,生死关头,无能了一辈子的胡亥,总算拿出了点祖先的风采,他抢在阎乐动手前,二话不说横刀抹了脖子,无意中创造了一个记录: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自杀的皇帝,也是第一个被臣下逼着自杀的皇帝。

胡亥抹脖子痛快了,可事情没完,皇帝死了怎么办?赵高觉得好办,再立一个不就行了?可立谁呢?当年胡亥的兄弟姐妹,都给杀光了!想起来了,总算还有一个:子婴。

子婴究竟是扶苏的儿子,还是秦始皇的儿子,现代的各类史书上说法五花八门,但这个仅存的秦国王室,却是一个少有的好人。当年胡亥意图整死蒙恬,大家都不敢说话,唯独子婴出头,说蒙恬毕竟是先皇的大将,杀了对不起先皇。虽然秦二世没听他的,但大家都不敢喘气的情况下,他竟然逆流而上,敢冒着危险救蒙恬,确实有胆。

对这个有胆的人,赵高是不喜欢的,但这时候局势比人强,好赖也就是他了。更重要的是,老奸巨猾的赵高知道,现在的局面已经无法挽救,章邯先被打得全军覆没,干脆投降了项羽,函谷关以东的地盘已经不属于秦朝了。而函谷关内,局面也是人心惶惶,起义军杀进函谷关,似乎也是迟早的事情。到时候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对这个局面,赵高是清楚的,但是关键是怎么办?整顿兵马镇压?别开玩笑了,秦国连给秦始皇修坟的奴隶都派出去了,也被人家打得一个不剩。那个项羽是好惹的吗?破釜沉舟的霸王气概,逮谁杀谁,这时候不是咱镇压人家,而是人家镇压咱。如此局面下,赵高也算识趣,他给子婴说,我要拥立你接班,可咱们现在的地盘,也就和秦国早年差不多大,干脆您也别称皇上了,还是叫秦王吧。

自从胡亥死了以后,虽然秦国对外作战每况愈下,可赵高在皇宫内的权势,却是蒸蒸日上。这时候的咸阳王公,凡是手里有点兵的,掌点权的,不是赵高的亲戚,就是赵高的宗族。眼看着起义军一天天逼近,跑是没地方跑了,立个大王出来,起义军真来了,到时候把人一交拉倒。

这就是赵高的如意算盘,小人是从来不缺的,他一个宦官,起义军来了未必杀他,但子婴可就不一样了,他是根正苗红的秦国宗室,留着就是威胁。肯定一刀宰了,到时候我多配合配合,没准还能在新政权里混个一官半职。

但是赵高千算万算,却漏算了一个人:子婴。在赵高眼里,子婴不过是个傀儡,自己说什么他就听着,没什么好担心的。但是赵高忘了,当年胡亥大肆清洗宗族,那么多兄弟姐妹都干掉了,凭什么这个子婴能活下来。包括蒙恬的事情,胡亥当时铁了心要杀掉蒙家哥俩,谁说情谁倒霉,凭什么还是这个子婴,说了情虽然胡亥不听,却也没拿他怎么着。一个能在宫廷血雨腥风里成功活下来的人,肯定是有几把刷子的。

子婴这个人,《史记》上的记录只有寥寥几笔,但是《通志·秦记》上却写明:“子婴父子颇有贤德,百姓甚爱之。”也就是说,子婴这一家的名声,在当时还是非常好的。从秦始皇到秦二世,他一直是个非常低调的人。但低调不代表不说话,《通志》上说,关中闹灾的时候,他曾经拿出自家的钱粮出来赈济。后来赵高当权,有大臣得罪了赵高,他还经常出面说情。在赵高的眼里,子婴只是个胆小怕事的好好先生,因此对他也不怎么待见。按照赵高的如意算盘,立子婴当王,如果函谷关守得住,就继续操纵秦国大政,如果守不住,到时候就投降。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认定,当时赵高已经派人联络项羽,打算把整个秦国王室送上做厚礼。以项羽没脑筋的表现,对赵高很可能会接纳的。

在被赵高拥立的早期,子婴的表现很好,见了赵高很客气,就像胡亥死之前那样,还是该咋地咋地,赵高试探了几次,也就放心了。他作出判断,这个子婴会是一个更容易操纵的木偶。表面上看,子婴似乎也没有办法,宫里宫外都是赵高的人,你能咋地。

不对,还是有一个机会的,也许是个不是机会的机会。

这个机会的名字,叫祭祀宗庙。

按照秦国家族的祖制,新君即位,必须要在宗庙举行祭祀仪式的,虽然现在家境惨淡了点,还到底不能对不起祖宗,该走过场还是要走过场。只有祭祀仪式举行过了,才算是正式接班。

所以这些日子,赵高一直张罗着祭祀宗庙的事情,请柬发下去了,排场要搞得隆重点,就当是冲喜了。但是赵高却听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他刚找的这位子婴傀儡,最近好像犯了惊吓病,天天脸色苍白,走路哆哆嗦嗦,看见当兵的就腿脚发软。八成是前线老是坏消息,吓着了。

赵高却不干了,你这个窝囊废吓成什么样我不管,可事你得给我干了啊。接班你得接,接了我就省事了。接完班了,你吓成白痴我也不管,但现在不行,你得赶快把这流程过了。所以赵高想了好多办法,软的也用了,硬的也用了,可子婴咬死了牙就是不来,我真的吓病了,您就晚两天不行吗?

赵高生气了,晚两天?晚两天人家就打到家门口来了,不行,立刻,马上,来宗庙祭祀,给我接班。子婴也很生气,我都病成这样了,你就不能讲点人道主义吗?反正我是来不了,你看着办,两家拉锯了半天,事情就这么僵住了。

这时候赵高身边的一个宦官说话了,这个宦官叫韩谈,多年来老实巴交的,一直是赵高的亲信。韩谈劝赵高:“这小子一副怂样,您亲自过去吓唬他两声,看他还敢不来?”赵高恍然大悟,对啊,这两天老子正憋着火呢,走,正好骂骂他出出气。赵高雄纠纠气昂昂地和韩谈一起进来子婴所住的斋宫。“我说这个子婴啊,你怎么着啊,还让我抬轿子请你啊。”赵高正打着腹稿呢,酝酿着怎么摆出威风教育子婴一顿,却突然发现不对,眼前这关子婴,一点病样子都没有,脸色红润得很,一看就是好吃好睡。再回头一看,旁边的韩谈,竟然抄出一把家伙来,赵高这才明白,上当了。

子婴早就想除掉赵高了,韩谈就是他的内应,而且是他早就安排在赵高身边了,非常铁杆的内应,先示弱麻痹,再找借口把他引来,最后在自己屋里一刀干掉!收工。

这位秦末第一权阉就这样结束了恶贯满盈的一生,在他一辈子里,坑死了扶苏,逼死了蒙恬,连法家宗师李斯都败在他手里,临了临了,却让这个叫子婴的要了命。

赵高死了以后,子婴抖擞精神,即位。宗庙祭祀典礼后,子婴成了最后一任秦王,夺权后他火速出手,将赵高的家族以及亲信杀得一个不留,三下五除二就除了咸阳所有的赵高的势力,可见,他也是一个极其强悍的人物,只是这样的人物出现得太晚了。

<er">三</h3>

赵高死的时候,是公元前207年9月,这时候的项羽,还在巨鹿打扫战场,刘邦的偏师正火速地向函谷关进军。此时秦王朝虽然退入关中平原,但外面尚有崤山做屏障。何况诛杀赵高的行动,让子婴的威望空前提高。秦人本来就是尚武的,在子婴看来,趁这个时候整顿兵马死守函谷关,保住秦国的社稷,至少割据关中平原自立,似乎是没有问题的。子婴确实也打算这么做,在杀掉赵高后,子婴派人宣告赵高的罪状,传示天下,得到了关中平原当地百姓的支持,然后他整顿军队,抢占关口,甚至把王宫里的珍宝都拿出来,鼓励将士们奋勇杀敌,不管怎样,先顶住敌人再说。

这时候的子婴,在函谷关周围,设立了三道防线,其中防御的重点,选在了崤山,当年这里就是秦国东出的通道,希望这一次他能够变成阻遏起义军西进的大门。

在经过了一个月精心准备后,刘邦来了。

刘邦之所以来得这么慢,不是因为打得差,而是因为出发的时候,当时的刘邦只有万把人,一路西进的时候,他主要在干一件事:拉队伍。从关中平原一路拉到函谷关下,此时的刘邦已经拉到了10万人,虽然质量多是杂牌军,数量却够了。

见来的不是项羽,子婴还是很有些想法的。项羽确实难打,刘邦贵姓?没听说过,看来还是可以打一打的,立刻就派了军队在崤山设立防线,意图阻止刘邦进兵。可是等了没几天,却连个鬼影也没等来,正纳闷呢,却突然得到消息,刘邦的军队突然在蓝田地区出现,趁秦军不注意的时候发起了袭击,反而从背后捅了崤山秦军一刀,就这样绕了个弯子,刘邦竟然就绕进了函谷关。这时候子婴连忙御驾亲征,率军进驻武关,企图与刘邦相持。刘邦眼看着子婴部上下一心,就打消了进攻的念头,转而派人劝降。在权衡了双方之间的力量对比后,子婴长叹了一口气:就这样吧。他让人用绳子反捆住自己的手,投降的那一天,子婴把自己捆起来,坐上他专属的白马车,奔向了刘邦的大营,就这一刻,强大一时的秦王朝,从此寿终正寝了。

子婴投降以后,刘邦的部将樊哙提出杀掉子婴,刘邦知道子婴在秦人中的威望,并没有这么做,只是派人把他看押了起来。进入咸阳后,刘邦在经过了初期军纪涣散后,在张良的提醒下,废除了秦朝的苛刻法令,与百姓约法三章,很快收揽了民心,在关中平原站住了脚跟。一个月后,项羽的大军也到了,在和刘邦开完了鸿门宴后,项羽取代刘邦,占有了富庶的关中平原地区,比起刘邦的老谋深算,项羽的做法却是“粗线条”,他先是对秦国王室展开了大规模的清算杀戮,本来被刘邦赦免的子婴也遭项羽杀害,而后一把火,把富丽堂皇的阿房宫付之一炬,连章邯投降后带来的20万秦国士兵,也被项羽集体坑杀。而后项羽虽然在当地封章邯等人为王,自己自立为西楚霸王。把刘邦远远地轰到了四川去,但是在关中父老心目中,刘邦,才成了关中百姓心中的主人。

<er">四</h3>

子婴的投降和被杀,标志着秦王朝的落幕,但即使对于此时已经暗流涌动的楚汉争霸,子婴事件,同样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在赵高死后,子婴在秦人心中其实是有很高地位的,他之所以选择投降,主要是这时候关中平原的精锐部队,早被章邯带着投降项羽,又让人家给坑了。他实在不忍心在力量差距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害得当地父老生灵涂炭,他以一人的荣辱,换来刘邦军的秋毫无犯,加上诛杀赵高的事件,这时候的子婴,在关中父老心中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刘邦入关后,赦免了子婴,又和老百姓约法三章,严明纪律,使他大得关中父老的民心。偏偏这时候实力强大的项羽,是给刘邦帮忙的。关中的百姓,对项羽本身就抵触,因为项羽是楚人,战国历史上,就属楚国与秦国之间的战争最拉锯,秦人看楚人,从来也都俯视的。要想争得长期以霸主身份自居的秦人之心,不用点方式方法是不行的,偏偏项羽的方法,却是火上浇油,他火烧阿房宫,坑杀20万秦兵,诛杀秦国贵族,纵容士兵们在关中平原大肆抢掠,秦人心中的愤怒早就燃成了火。彪悍尚武的秦人什么时候受到这种屈辱,而且给我们屈辱的,还是当年的手下败将楚人!之后在分封诸侯的时候,项羽把章邯分在了当地,但在当地人眼里,章邯是叛徒,是导致20万乡党被活埋的凶手。怎么可能听他的招呼?这时候,关中百姓心目中的英雄,也唯独剩下了一个人:刘邦!

所以在后来的楚汉争霸中,在刘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后,三秦大地,就成了刘邦最坚实的大后方。刘邦击败章邯的战斗,很多时候都是当地的百姓主动归顺,甚至挟持守将来投诚,章邯麾下由当地人组成的军队也多有倒戈,最后逼得章邯不得不自杀。刘邦东进中原与项羽争天下时,关中地区成了刘邦最主要的兵源,特别是彭城之战刘邦全军覆没后,在关中地区负责后勤的萧何,主动挨家挨户走访,很快为刘邦凑齐了一支由当地秦人子弟组成的新军。波澜壮阔的楚汉战争,从士兵层面上说,其实就是秦人和楚人的交兵。

<er">五</h3>

秦王朝虽然灭亡了,但是秦王朝对后世,特别是继秦朝之后的下一个大一统王朝——西汉的影响却是非常的巨大。可以说西汉在各个方面,都有秦王朝的烙印在里面。

从对外环境上说,汉朝防御匈奴的汉长城,正是在秦朝长城的基础上修建起来的。在整个汉朝,这都是中原民族防备北方匈奴入侵的屏障。到了汉武帝反击匈奴时期,卫青收复河套平原后,大臣主父偃主张在河套平原修筑城防,丞相公孙弘极力反对,拿出了当年秦始皇修长城的例子来嘲笑,但主父偃却说:“修长城不是秦始皇的错,秦始皇只错在使用民力不当,现在有长城,匈奴每年只能来一两次,如果没有了长城,北方边地无险可守,匈奴就会天天来,月月来,请问哪种局面更糟糕呢?”在南方地区,汉朝在立国之后,就继承了秦朝对南越的统治地位,先以诸侯国的名义进行间隔统治,值得一提的是,此时南越的国王,就是秦朝时候派驻在南越象郡的知县赵佗。也是拜秦始皇早年的开发所赐,当年的50多万秦军士兵民夫,最终因为秦末农民战争滞留南国,与当地越族相处杂居,加速了汉越两族民族界限的弥合过程。到了汉武帝在位时期,在击败了北方匈奴后,汉武帝也顺势占有南越,继秦王朝后,再次把今天广东、福建地区划入了由中央政府直接统治的郡县。汉帝国版图的扩张,确实是以秦帝国版图为基础的。

在政治机构上,汉帝国也从秦朝的政治体制中继承颇多,地方机构的设立上,汉朝最初实行郡县制和分封制并行的制度,其中郡县制的设置,在管制上就是沿袭自秦朝。在中央官职的设置上,汉朝保留了秦朝时出现的“御史大夫”一职,将监察权掌握在中央的手中。在军队体系上,汉王朝沿用了秦王朝的军功授爵制,以斩首数目对军队将士进行奖励,激励士兵的作战积极性。汉王朝能够在几十年休养生息后,最终战胜强大的匈奴,且自始至终,汉军都保持强大的战斗力和对周边游牧民族的高胜率,就是从中得益。在军事装备方面,秦军先进的弩箭装备被汉军继承,在战国时代秦军时常采取的轻骑兵包抄合围、聚歼敌人有生力量的战术,到了汉朝时期,也成了汉军的专利,不同的是,汉军有比秦朝更强的经济实力,在战马质量和骑兵数量上更胜于秦朝。在与匈奴的战争中,汉军所形成的以机动对机动,弩箭密集射杀与骑兵包抄合围相结合的战法,也是脱胎于天下无敌的秦军。在汉朝政治生活的各方面,都毫无例外地留下了秦朝的痕迹。同样重要的一条就是,在西汉的历史上,秦朝的挫折一直是西汉王朝的前车之鉴,每当皇帝要作出重要决定,特别是诸如对外战争之类的决定时,总会有人拿出秦朝的例子来做对比,最典型的,就是汉武帝晚年因为天灾人祸国力大衰,但因有秦始皇的前车之鉴,他还是果断地下了罪己诏,恢复生产。秦朝,其实是汉朝长久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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