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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青史尽成灰·两汉卷》 正文 第一章 项羽错过多少机会 说起西汉王朝开国战争时代，哪一个人物在今天的知名度最高，答案恐怕并非作为胜利者的“汉高祖”刘邦，相反却是他的死对头——西楚霸王项羽。 民间戏曲自不必说，千百年来，各类文学作品满天飞，一曲从古唱到今，力拔山兮的武勇，缠绵悱恻的爱情，让多少代观者无不怆然泪下。戏文里唱，电视剧来来回回拍了N遍，电影前前后后拿了一圈奖。时代变，年头变，流行时尚变，项羽的“知名度”，却是千年不变，甚至在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演变里水涨船高。一句话：这是一个深受世人喜爱的人。 为什么喜爱，理由自然很多。比如他虽然狠，但是够爽直，是条血性汉子。又比如他虽然事业失败，但是用情专一，爱情感天动地，一生得遇虞姬，夫复何求？缠绵悱恻的爱情，给后世增添了几多趣味的谈资。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他比较冤：身为正宗楚国名门后裔，手握彼时中国最强大的江东军团，连横扫六合的秦军都败在他的手中，雄霸天下一度谁与争锋，却最终败于区区刘邦，落得乌江边横刀自刎的悲壮结局。惋惜如项羽，怆然如项羽，千载之下，又怎能不叫后人叹息连连？ 而事实上，在项羽的人生道路上，他本来有无数次机会，不但可以一举鼎定天下，将野心勃勃的对头刘邦掐死在摇篮里，更可能建立一个雄踞东亚大陆的“大楚帝国”，然而他就像一个胸有大志却不知珍惜的“富二代”子弟，一次次挥霍了上天赐予他的机会。最后的悲情，固然可叹，却也是“天与不取，反受其咎”。 且让我们从头到尾看一看，项羽，究竟错失了哪些机会。 <er">一</h3> 说项羽的人生，不得不首先说到秦王朝的灭亡。 二世而亡，国祚仅延续了15年的秦王朝，公认的亡国丧钟，是公元前209年发生在安徽宿州东南的大泽乡起义。陈胜吴广振臂一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揭开了轰轰烈烈秦末农民战争的序幕。然后群雄四起，先是魏国宗室后裔魏咎在魏国故地自立为王复国，接着齐国王室田瞻、田荣兄弟在山东复国，赵国后裔赵歇在张耳、陈余的拥戴下在赵地复国。一时间天下大乱，秦帝国统治摇摇欲坠，几十万人马在中原大地群雄逐鹿，可最终到底会是谁，“逐”到那只“鹿”——天下呢？ 折腾了没多久，“群雄”们就露馅了。陈胜吴广动静最大，一度扩张到几十万人，可说到底是农民起义，战斗力低不说，更无长远眼光，所过之处尽是破坏烧杀，全无政治方略。他们建立的国号叫“张楚”，意思是“张大楚国”，借着战国时期楚国的牌子扩充实力。此举开始奏效，陈胜的军队一度打到函谷关，险些端了秦帝国的老窝。可打了几个胜仗，“张楚”的部将们就开始忙着称王了。他的部下纷纷自立，特别是其中原属六国的贵族们，纷纷借机摆脱陈胜自立，重新恢复王号。结果，陈胜的主力军队周文部攻打函谷关失败，反而被秦将章邯重创，声势浩大的张楚政权立刻分崩离析，各地部下们纷纷和他划清界限，拒绝援救。到了第二年十二月，秦帝国大将章邯率军攻克“张楚”的首府陈县，陈胜遭部下庄贾杀害。一度轰轰烈烈的张楚政权，说到底不过是“盗版”的楚国，最终不成气候。 而在这个时候，“正版”的楚国诞生了——公元前209年十月，原楚国大将项燕之后项梁杀苏州太守，得苏州子弟兵8000，继而誓师渡江，拥立楚国宗室熊心为帝，号称楚怀王，作为战国时代秦国最顽强对手的楚国——复国了。 在楚国复国以前，中原大地早就打成了一锅粥。陈胜吴广先闹，接着六国宗室都进来凑热闹。魏国闹、齐国闹、赵国闹，也就是闹闹而已，这些“群雄”们本身实在不成气候。陈胜自不必说，从开始到最后，只能是农民起义，最多给秦帝国找点麻烦。至于什么魏国、齐国、赵国，更是难成气候——秦始皇在位时期，对于六国宗室采取了极其残暴的打压政策，六国的大户皆遭削弱，10年的暴政，修长城加东巡，导致北方生产破坏严重，人民流离失所，经济疲敝凋零。外加这几位“王室之后”，也不是成大事的人，大多不过是恢复了故国的领土后，立刻关起门来称王，全无逐鹿天下的雄心。要啥没啥的北方各路豪杰，最多不过是给秦帝国制造点麻烦。在陈胜吴广被平定后，秦帝国集中兵力，对北方诸侯各个击破，最终平定天下，貌似是早晚的事。 直到楚国的复国。 有了楚国，事情就不一样了。事实上，在秦末的乱象中，能够终结秦王朝命运的，唯有楚国。具备一统天下实力的，更只有楚国。论原因，众所周知的是，在秦国灭六国时期，楚国的抵抗是最为剧烈的，楚国王室的命运也是最悲惨的，世人的同情自不必说，楚国遗民对故国的怀念之情，也是最强烈的。然而更重要的是，比起秦帝国对中原诸国后人的残暴压制，楚国的实力却是保全最多的。这倒不是因为秦王朝心善，实在是因为楚人地处的长江流域，对于此时的秦王朝来说鞭长莫及。秦始皇晚年的暴政，造成中原农民大量逃亡。为逃避苛政、兵役、赋税，大量原居于山东、河南、河北地区的百姓，纷纷避难到长江流域，这里天高皇帝远，尚能安居乐业。到了秦二世胡亥在位时期，楚地的人口、经济力量，都足以与秦王朝争天下。当然，最大的本钱还是人——楚国宗室项家。 项家，即项羽的家族。这个家族不简单，有说是楚国的直系皇室，因被封在项地，因此改姓项。也有人说他们是楚国的贵族，武将世家。但无论是哪种说法，这个家族在楚国历史上一直很牛很强大，世世代代英杰辈出。秦始皇灭六国的战争里，给天下无敌的秦军最沉重打击的，就是楚国大将项燕。20万秦军被他打得灰飞烟灭，最后秦将王翦以60万重兵南下，凭长期相持的战术，以秦国强大的国力和后勤保障能力，最终拖垮了项燕的百万楚军，楚国也因此灭亡。但此战秦国也损失惨重，而功败垂成的项燕，虽是楚国灭亡的“罪人”，更在秦军的最后一击中壮烈殉国。但因他悲壮的抵抗，长期以来深得六国遗民的敬重。即使是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扯旗造反的时候，虽敢说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豪言，却还要借项燕的名义，扯起“楚”的名号。而就在不久之后，背负着祖先光荣与仇恨的项家子孙们，也开始了他们壮怀激烈的复仇行动——楚国复国。 “复国”的主角，就是项燕的儿子和孙子——项梁项羽叔侄。楚国灭亡之后，项氏家族遭到秦帝国残酷的压制。项羽出生在江苏宿迁，幼年时全家遭到秦王朝的搜杀，不得已避难到江南苏州地区。这里是楚国的旧地，也是楚国遗民的聚居地，秦帝国虽在此地设有官署，却一时难以节制。“天高皇帝远”，项氏家族迅速发展，以显赫家世的号召力和两代武勇的英杰，很快成为一方豪雄。至于项羽本人，史家记录比较多的，是他少年时的“武勇”。他父亲早逝，自幼被叔叔项梁带大，先让他学书法，学了不久就厌了，又让他学兵法，学了不多久也厌倦了，唯独是武功练得勤，少年时代即孔武有力，又加天生神力，很快成了一方英杰，却也埋下了他最后的悲剧命运：武功固然能喧嚣一时，但是一个经常厌倦的人，最终也会被命运所厌倦。 大泽乡起义后，项家也随即行动，于公元前209年六月发难，杀死秦帝国派驻江南的会稽太守殷通，一举占有江南大地。这次行动由项羽的叔父项梁发动，24岁的项羽参与其中，斩杀殷通数百守卫，立下初出江湖第一功。而后他们拥立熊心为帝，重建楚国。随后挥师北上，争锋天下。初战极为顺利，一直打到山东定陶地区。这时期的项羽，也从叔叔身边的偏将，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大将。一路担当开路先锋，势如破竹。特别是雍丘之战中，他率先冲锋，击杀秦将李由，将秦军打得大溃，立下头功。但到了定陶，楚军却第一次碰上了对头——镇压了陈胜吴广起义的秦将章邯。这个文官出身的儒将，是大秦帝国最后一员将星。定陶之战，章邯故伎重演，以稳守战术拖垮楚军，集中优势兵力发动袭击，将项梁统帅的主力军打得全军覆没，项梁本人也在战斗中身死。历史的命运再次走到了一个关口上：这时候北方的抗秦形势，是糟得不能再糟，先前扯旗复国的齐王田瞻被章邯灭掉了，魏王魏咎也被平定了，原本轰轰烈烈的北方“六国复国运动”，只剩下赵国赵歇一系，被围困在巨鹿城苟延残喘。而项梁北进的楚军，也被打得全军覆没，项家的战将们在这场战斗中死亡殆尽。章邯随即挥师北向，以60万大军将巨鹿城团团围困，一旦巨鹿城破，北方的六国反秦势力，就将彻底灰飞烟灭。而据守江南的楚国，也势必不能独存，这是一场唇亡齿寒的战争。 “唇亡”在即，“齿”们的表现却很心寒：这时候被围困在巨鹿的赵国，北面面临秦国从河套调回的北方边军打击，黄河南面，更驻扎着章邯的几十万虎狼之师。齐国被平灭后，即任的田荣被吓破了胆，率军缩在鲁东地区自保。赵将陈余等人率大军救援，但见到秦军兵威之后，尽皆退缩不前。偏偏楚国内部也窝里斗。项梁死后，被拥立的楚怀王企图趁机夺权，他一面重用非项家一脉的刘邦，给予他独立的统兵大权，命他西进击秦，牵制秦军行动。另一面派亲信宋义做主将，统领天下援军。项羽只是他的副将，就这样，项家只手遮天的大权，被楚怀王夺了回来。 所以，一直到公元前207年九月，楚国才正式组织了援军，一路由刘邦率领，向西攻打秦国的老巢函谷关。函谷关地势险要，虽然秦国主力尽出，刘邦的10万人要想攻克，却并非易事。战局的关键点还是在巨鹿，如果不能解除巨鹿的围困，消灭秦军40万主力，那么刘邦的覆灭也只是时间问题。援助巨鹿的任务，楚怀王交给了宋义，项羽只是副将。这个宋义和项梁一样，也是楚国的世家，楚国复国后，他担任楚国令尹（宰相），和项梁平素争斗甚多。楚国复国后，宋义的任务主要在安定地方，筹措粮草，招抚流民生产，对楚国政权的稳定出力颇多，但军事并非他的特长。他对后来西汉的“贡献”是：他建议楚怀王，派刘邦西征牵制秦军，并立下“谁进汉中谁为王”的规矩，才有了日后刘邦的坐大。是年九月，宋义被楚怀王正式委任为“上将军”，统兵北进。进兵到山东曹阳后，宋义被秦军巨大的阵势吓倒了，立刻下令全军休整，和秦军以黄河为界对峙。虽然后人说他“胆小”，但宋义的想法还是有道理的：此时楚国后方稳定，物资充足，而中原战乱不已，秦军又刚刚得胜，采用稳守的方式消磨掉秦军的锐气，才是最稳妥的办法。 但宋义不知道的是，此时的秦王朝也正打着相似的算盘：以秦军当时的实力，拿下巨鹿不成问题，但是在包围巨鹿数月间，秦军一直采取只围不打的战略，章邯的真实意图就是“围点打援”，要以巨鹿为钓饵，吸引各路义军救援，然后毕其功于一役，一举消灭掉中原地区的所有“义军”。而到宋义大军到来初期，秦军立足未稳，包围圈尚不稳固。这时一举进兵，胜算不大，援军拖得越久，形势对秦军就越有利，因为秦军毕竟是在本土作战，不像援军劳师袭远。所以在宋义开始选择和秦军相持后，胜利的天平就在一点点向着秦王朝倾斜。 拐点就在这时候发生了。急于进军的项羽，在进军问题上和宋义发生争执，一怒之下杀了宋义。宋义的部将，原本大多是项梁的旧部，大变之下，一股脑地倒向了项羽。楚怀王只好顺水推舟，封项羽接替上将军。这场意外的变故，使楚军最终选择了主动出击，冲向了章邯精心布置数月的“陷阱”。这时候的局面，对秦王朝依然是有利的。秦军布防日久，城池坚固，准备充分，以项羽的这支军队，是很难一举击破的。当时项羽的军队，约有5万多人，项家的精锐，大多在定陶之战中死伤殆尽，项羽手里的军队，只是一支“菜鸟”。对面的秦军，一路是平灭了陈胜吴广的章邯部，一路是北方河套骑兵组成的王离部，这是秦军最精锐的百战虎师，又加经营日久，防线坚固。贸然进兵的结果，必然是头破血流。 但千算万算，却漏算了一件事：秦国两支大军，王离部驻扎在巨鹿，章邯部驻扎在巨鹿南边，两个部队之间，就是秦军的运粮通道，只要打断这个通道，就等于打断了秦军的血管。项羽行动了，他先是派部将英布率军两万强行渡河，初战告捷，继而大军尽发，过河后沉掉船只，砸掉饭锅，以示有去无回的死战之心，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破釜沉舟”。接着毫无退路的楚军，向秦军发动了剧烈进攻，先向巨鹿南边的章邯发动攻势，击退章邯后，仅留小部队牵制，大部队直扑围城的王离。结果，被切掉“血管”的秦军顿时崩溃，王离的10万边军全军覆没，章邯仓皇撤退，巨鹿之围遂解。战斗进行中，在周边观望的十几万“义军”，全都亲眼目睹了楚军的勇猛彪悍，战后尽皆拜服在楚军脚下。此战的结果，就是项羽成了真正意义的反秦领袖。这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就是赫赫有名的巨鹿之战。 巨鹿之战后，项羽马不停蹄，在三户津断掉章邯退路，终于于公元前207年底迫使章邯投降。就这样，秦王朝最后一支能征善战的劲旅灰飞烟灭，覆灭的命运已经难以挽回。为防秦国降兵异心，项羽将20万秦国降兵全数坑杀，其残暴也名闻天下。就在同时，另一路本意在牵制秦军的西征军刘邦部，却借项羽与秦军死战的机会，于公元前207年十二月成功突破函谷关，攻克咸阳。横扫天下的秦王朝，就这样二世而亡了。虽然刘邦“捡了便宜”，但这时期北方中国最强大的势力，受到公认拥戴的领袖，却是击灭秦军主力的霸王项羽。可以说，这时期中国的主人，是姓项的。 <er">二</h3> 巨鹿之战后，项羽挥师东进，在函谷关击败意图称王关中的刘邦。迫使刘邦主动到项羽大营里求和，将汉中地区拱手让给项羽。期间项羽的谋士范增曾建议项羽趁机诛杀刘邦，但未被项羽采纳。此事皆被后世认为是项羽败招之一。彼时项羽拥兵50万，远强于拥兵10万的刘邦。刘邦虽然因其一路纪律严明，在关中民望甚高，但在项羽突破函谷关后，刘邦也早已是“案板上的弱肉”。 项羽不杀刘邦，或许有他的道理。此时秦朝刚亡，局势不稳，刘邦毕竟和自己同属“义军”一脉，一旦发生内耗，很可能引发新的内乱。毕竟各路诸侯都是新归附不久，稳定第一。 被公认为是“失招”的分封政策也是如此：项羽的军队，说是归附于他的50万人，其实都是各路反秦军队拼凑而成，以六国的宗室和旧贵族为主。这些人“闹革命”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恢复故国的土地。秦灭之后，所谓“分封”，也自然是“水到渠成”。项羽虽强，但此时他的嫡系人马，尚不具备对六国诸侯的绝对优势。所以在秦灭之后，项羽一面将楚怀王尊为“义帝”，一面大封诸侯，不但六国的宗室大多封王，自己的部将以及章邯董彝等3个秦朝降将也皆封为王，分别驻扎在陕西兴平、陕西富平、陕西延安，直接堵住了刘邦东进的通道。其他诸王的分封里，项羽也坚持拆分原则，最大限度地利用六国宗族内部的矛盾，削弱各方势力，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可谓煞费苦心。 然而一番苦心，其实却是失策。首先是对刘邦的处理上。把刘邦封在蜀地，看似“发配”，其实却成全了刘邦。蜀地虽然偏僻，但是从战国时代开始，这里就是秦国的粮储基地。秦国通过李冰的“都江堰”工程，早把蜀地变成了“天府之国”。特别是秦末战乱以来，蜀地成了中原农民，特别是三秦大地农民的避难所。大量难民涌入，在当地开荒生产，可以说是打天下的最佳根据地。分封蜀地给刘邦，等于给了刘邦一个天大的金元宝。 更大的失策是，项羽对于秦灭亡后的形势判断失误。事实上，彼时中国的战争，并没有因为秦朝灭亡而结束。反秦的势力，原本就是散沙一盘，分封后的结果，就是各派会因为分封不均而发生内战，新的战争是注定的。对项羽来说，虽然分封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但是利用各路诸侯的矛盾甚至战争，不断削弱诸侯，最终统一天下，成为天下的主人，这才是他最该做出的选择。但是项羽没有。在他眼里，秦朝灭亡，而后废黜楚怀王，天下就已经是他的了，而后就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这以后，他率军回到彭城做西楚霸王，而在咸阳大肆抢掠，火烧阿房宫，也都是毫无远见之举。不但没有做好新一轮战争的准备，反而放任了刘邦的坐大。 所以项羽的失策，在他成为“西楚霸王”后就遭到了报应，他放逐楚怀王的行为，给了刘邦出兵的口实。而经过一年多的休养生息，刘邦也终于在公元前206年底，重新举起了和项羽决裂的大旗，通过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战略，一举击败了章邯等人，成功占有了八百里秦川，一下子成了和项羽争雄的力量。值得一提的是，在入川时只有10万军队的刘邦，在他占有三秦大地后，已经拥兵56万，可以说和项羽旗鼓相当。 其实在刘邦出川攻杀的初期，以项羽的力量，是完全可以把刘邦扑灭的，但是项羽在战略选择上，继续出现了错误：就在刘邦出三秦的同时，项羽分封的齐国也起了战火。齐国宗室田荣赶走了项羽封的齐王田都，在山东自立为王。而在项羽的眼里，田荣显然比刘邦更有威胁，因此他亲自率领精锐征伐田荣，仅派陈平和郑昌前往韩地牵制刘邦，自己亲率主力攻田荣。结果，趁项羽主力被牵制在山东之机，刘邦火速挥师南下，一举占领项羽的老窝楚地，兵围项羽的都城彭城。这次“避实击虚”的结果，就是把之前还雄霸天下的项羽，推到了败亡的悬崖边上。 但项羽毕竟是项羽，危急之下火速回师。此时项羽后方沦陷，补给切断，兵马损失严重，困在东部进退两难。项羽置之死地而后生，火速集结了3万精骑南归。值得一提的是，他把自己的主力步兵留在了齐地迷惑刘邦，自己亲自率领3万骑兵，连夜急行军隐蔽大迂回，突然出现在围困彭城的刘邦汉军西面。结果，一场大规模的骑兵冲锋，让刘邦苦心训练的几十万蜀地步兵顿时崩溃。彭城一战，项羽以小股骑兵诱敌，继而大部队骑兵冲锋围歼，汉军仅落水溺死者就有十多万人，刘邦的本钱一战赔光，连老父都做了项羽的俘虏。再次破釜沉舟的结果，就是项羽已经完全掌握了楚汉战争的主动权，刘邦的覆灭，似乎就在生死一线间了。 <er">三</h3> 彭城大逆转之后，项羽再次面对着大好的形势。原本投降刘邦的各路诸侯，大多再次倒向了项羽，特别是一直牵制项羽的齐地田家，这下尽数向项羽投降。刘邦方面就糟糕多了。几十万大军损失殆尽，父亲刘太公和老婆吕雉也落入项羽之手。刘邦本人仅带着几万残兵退守河南夏邑县。这时候一举平灭刘邦，貌似是一马平川的事。 危急之下，刘邦沉着应对，利用河南成皋一线的有利地形构筑防线，打退了项羽的追兵，稳定住了战线。这时候对他起到关键作用的，是他留在汉中“看家”的萧何。萧何不但稳定了他的后方，提供了充足的粮饷，更发动汉中百姓，为他送来了大量青壮兵源。特别是在公元前205年五月，萧何送来的5万关中青壮士兵抵达成皋前线，正是凭借这支生力军，刘邦在京索之战里打退了项羽的进攻，稳定住了战线，喘过了这口气。 但此时的局面对刘邦还是很不利。刘邦的北面，原本倒向刘邦的魏王、赵王、常山王、齐王，都已经尽数归顺了项羽，刘邦的正面是项羽的主力军队。两面夹击下，刘邦迟早会被项羽“挤”死。这时候刘邦做出了重要的决定，就是委派韩信为帅，率领3万精锐北上，扫平北方诸侯。这其实是一个极其冒险的决定，如果项羽也分兵北进，支援北方诸侯的话，一旦韩信全军覆没，下一个恐怕就是刘邦了。 但是转折再次出现了，项羽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成皋相持阶段，项羽不断调动兵力，对刘邦的成皋防线发起进攻。就在刘邦苦苦死守的时候，韩信在北方取得了突破，魏王、赵王、齐王相继被韩信平灭。原本“楚汉相争”的形势，变成了项羽、刘邦、韩信三足鼎立。这时候韩信倒向谁，谁就是这场角逐的赢家。但韩信当年是遭项羽冷落的，刘邦对他却有“知遇之恩”，这时候项羽再去拉拢，一切都已经晚了。到公元前204年初，项羽经过苦战，终于突破了刘邦苦苦坚守半年多的成皋防线，一举拿下成皋，刘邦败逃回关中。然而，就在项羽准备一鼓作气，彻底剿灭刘邦的时候，他战略判断失误的后果再次遭到了报应：已经投靠刘邦的彭越进兵苏北，夺取了睢宁，迫使项羽两次回兵救援，结果，刘邦趁机反攻，再次收复成皋。强攻半年，项羽等于是原地折返跑，白白损失大量兵马，劳而无功。此后，双方以广武山为界相持，谁都不能前进一步。 但刘邦不动可以，项羽不动却是不能。因为常年战乱，楚地生产破坏严重，物资供应能力大大不足，外加驻守江西九江的英布也背叛了项羽，导致项羽后方供应断绝。到了公元前204年十一月，弹尽粮绝的项羽不得不答应和刘邦议和，双方以河南荥阳“鸿沟”为界，罢兵休战。 荥阳议和之后，项羽其实已经失去了争天下的主动权，此时北方大部分地区都已为刘邦所有，韩信、彭越、英布3人都已归顺刘邦，之后刘邦册封3人为王，更令其死心塌地效力。以项羽此时的军事力量，丧失良机的他和刘邦争天下是远远不够的。但刘邦想一举平灭项羽却也难，楚军的战斗力原本就高于汉军，楚汉相争多年来，项羽几乎打赢了大多数的野战，主力决战的战役，刘邦更输得一塌糊涂，刘邦只是凭借战略上的高明，以及联合各路诸侯的力量，才能与项羽抗衡。此时项羽北进难，刘邦想彻底平灭项羽同样难，如果项羽策略得当，据楚地而割据，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而项羽的失策，就是对刘邦背盟估计不足。和议之后，项羽随即率军东撤，如果他能平安撤退到他的大本营江东五郡，刘邦将很难再有平定项羽的机会，所以借项羽东撤的机会发动突袭，是消灭项羽的最佳时机。刘邦果然这样做了。公元前202年十月，刘邦亲率大军，追击项羽至河南固陵。恼火刘邦背盟的项羽再次绝地反击，一场大战，斩杀刘邦军两万多人，杀得刘邦不得不固守待援。这时候，命运的选择再次摆在项羽面前，是继续撤退，还是乘胜追击。恼火刘邦背信弃义的项羽，选择了把刘邦赶尽杀绝。楚军停止撤退，重兵攻打刘邦，刘邦虽然野战稍差，但防御能力尚在，又兼主力尚存，固守不成问题。而这一念之差的选择，注定了项羽命运无法逆转。 固陵之战时，项羽虽然依旧拥兵十多万，但此时楚军粮草供应不上，周围的彭越、英布也早已投靠刘邦，侧翼失去庇护。固陵之战得胜，固然有楚军作战勇猛的缘故，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韩信、彭越、英布3人对刘邦的封赏不满，故意按兵不动以要挟刘邦，以刘邦的政治智慧，势必会大力笼络3人，换取3人前来增援。一旦如此，滞留在固陵地区的楚军，就会陷入刘邦的全面包围中。而这些，恰是项羽没考虑到的。 果然如此，固陵之战后，韩信从山东南下，占领苏北地区，彭越与刘邦会师，同项羽对峙，英布从淮北出发，占领寿春，项羽部将周殷反叛，北上进击项羽。同时，20万新整编的关中军也增援刘邦，新建立的汉帝国，战争机器隆隆开动，项羽的10万大军，转瞬间陷入了东南西北全面包围之中。固陵之战，项羽赢得了辉煌的胜利，却换来了永远的失败。 <er">四</h3> 到了公元前202年十一月，汉军合围项羽的总兵力，已经达到了70万人。重围之下，楚军再次爆发出强大的战斗力，左冲右突，终于突围到了垓下地区。但此时，项羽位于长江以北的领土已经全部沦陷。唯一的希望，就是能突围回江东五郡，但从当时看，已经基本不可能了。 基本不可能，却还是有可能。此时项羽军队的战斗力仍在，而且，项羽部下的骑兵，是此时中国除了匈奴之外最精锐的骑兵部队。如果能够集中优势骑兵冲杀出去，采取分段掩护的方式，还是有希望成功突围的。当然这么做的损失，也是极其惨重的。 项羽却选择了另外的方式，即使到了这样的绝地下，他依然相信自己能“置之死地而后生”。绝路之下，他选择的方式是与汉军决战，即集中精锐部队，主动向汉军发起反扑，争取打垮汉军。如果他的对手是章邯，也许还有些希望，不幸的是，此时他的对手，是“点兵多多益善”的韩信。面对项羽最后的反扑，韩信采取了“十面埋伏”的办法，就是先假装退却，诱引项羽进攻，再四面出击，将项羽的军队分割包围，各个击破，他的方略奏效了。绝境下的楚军左突右杀，却始终无法突破汉军的铁壁合围。项羽“破釜沉舟”的结果，就是他最后的10万大军，被汉军消灭4万多人，俘虏2万多人。当然汉军也损失惨重。反扑失败后，项羽率两万残兵苦守垓下，这时候营地周围“四面楚歌”，悲怆的楚歌声中，多年以来意志顽强，战斗力凶悍的楚军，自信心终于被击垮了：家乡已被汉军占领，坚守又有何意义呢？ 信心垮塌的结果，就是部队的彻底垮塌。在汉军的总攻下，项羽的爱妾虞姬愤然自刎，悲愤交加的项羽，率800骑兵突围到了乌江，此时身边只剩下20多人。汉军追兵迫近，绝望的项羽，最终拒绝了船夫载他过江东的好意。在乌江边挥剑自尽，演完了人生最后的绝唱。 <er">五</h3> “无颜见江东父老”的项羽也许并不知道，他拒绝过江的那一刻，也意味着他拒绝了人生里最后一次翻身的机会。 垓下之战，汉军十面埋伏，威风八面，但其实也只剩下一口气了。常年战乱，北方经济破坏严重，人口锐减。无论垓下之战结果如何，汉军其实也没有多少底气打下去了。何况尚在项羽之手的江东五郡，受战争破坏不大，如果项羽不死，即使不能打回北方，以他为旗帜割据江东自立，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只是这样一来，中国的分裂，也许会持续更长的时间。 但是从项羽本人看，做出这样的选择，于他性格而言是再正常不过了。比起刘邦的狡诈，项羽是一个快意恩仇的人，做事讲究直来直去，比如和宋义有分歧，说杀就杀，怀疑秦国降兵不听话，说坑就坑，哪个诸侯看不顺眼，说打谁就打谁。这是一个从来不弯腰的人。但这样的性格，做朋友可以，争天下却不可，争天下，讲的是能屈能伸，要会妥协，会求全，会忍辱负重。这偏偏是项羽最反感的。随兴所至的结果，就是一次次战略误判，直到最后的灭亡。楚汉相争的结果，不是刘邦幸运，而是性格决定命运。 正文 第二章 匈奴曾这样欺负汉朝 老话说得好：国家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对于西汉帝国而言，从建国开始，乃至整个王朝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的“朋友”和“敌人”是经常变的，唯独不变的一个敌人，恐怕就是长期以来笼罩在整个中国北半部的一个阴影——匈奴。 在西汉以前，“匈奴”这个敌人，对于这时期的中国人来说就不陌生。战国时期的赵国、燕国、秦国，都曾长期忍受匈奴侵扰之苦。秦始皇发动民力修筑万里长城，其本意也是为了防备匈奴的入侵。事实上，秦始皇修的长城，并不是凭空而建，而是把原先燕国、赵国、秦国3国北方防备匈奴的长城连接起来。从战国群雄争霸到秦末楚汉逐鹿，匈奴与中原的军事冲突也始终未断过。对于以步兵和战车为主要作战方式的中原军队来说，匈奴骑兵的高速突击与运动战中的骑射，是正中他们“死穴”的杀招：笨重的战车与步兵跟不上匈奴骑兵的速度，只能成为人家射杀的猎物。大规模兵团作战中，更容易被人家以避实击虚的方式，在运动战中被消灭。在西汉之前，中原政权曾有过赵国李牧大破匈奴以及秦国蒙恬收复河套的胜仗。但是这两场战役，前者是通过诱敌深入的方式，将匈奴人诱到长城下面，依托坚固城防与战车聚歼，后者则是凭借秦军强大的弩箭装备和战车冲锋，将匈奴人驱逐。但对于匈奴骑兵高速机动的作战方式，依然没有比较好的办法。所以对于当时的中原政权来说，修长城，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而在西汉王朝建立后，匈奴这个敌人的实力，也发生了质的变化。西汉之前，中国北方的草原形势，其实是“三足鼎立”的态势。盘踞今天东北地区的，是一大游牧部落“东胡”，而盘踞内蒙古西部以及河西走廊地区的，是西北的游牧部落“大月氏”。在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203年，当刘邦与项羽为了争天下而打得昏天黑地时，北方的匈奴民族，也在进行着统一草原的战争。公元前209年，匈奴王子冒顿杀害父亲头曼，篡夺了匈奴“单于”的位置，随后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先于公元前205年平灭东胡，占领了东北大地，继而又发动了西征，赶走了盘踞河西走廊的月氏人，不但占有甘肃，更迫使西域国家臣服匈奴。到了西汉建立时期，汉帝国北面的匈奴人，已非秦朝时“不敢南下牧马”的“吴下阿蒙”，而是一个在冒顿单于整治下，拥有完备的组织建制，高效统一的作战指挥体系，广袤的国土，空前强大战斗力的游牧帝国。无论是春秋时代齐桓公“尊王攘夷”，还是秦始皇收河套修长城，都不曾面对过这样强大的对手。 <er">一</h3> 对于富饶的中原大地，匈奴帝国也是有想法的。冒顿时代，匈奴的“王廷”，已经从原来的阴山迁移到了鄂尔浑河地区，匈奴单于直接控制的区域，正对着中原的河北蔚州地区。而匈奴的左贤王管辖的地区，正对着河北怀来地区，匈奴右贤王的控制区域，正对着陕西榆林地区。早在秦末农民战争时期，匈奴就趁秦帝国主力南下的机会，重新夺取了河套草原。河套丢失的结果，就是定都长安的西汉帝国，脑门上长期悬挂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在西汉帝国建立初期，匈奴的侵扰日益频繁。而此时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大肆诛灭异姓王的行为，也给了匈奴发动战争的机会。刘邦登基后，对曾帮助他得天下的各路异姓王，采取了打压甚至诛杀的政策。韩信、彭越、英布3位大功臣相继被铲除。北部方面，与匈奴相邻的异姓王，包括燕王卢绾、常山王张傲、韩王信等。这其中尤其以韩王信地位最微妙：他是战国时期韩国王室的后人，秦末农民战争时期，他曾跟随刘邦入函谷关灭秦，后被封为韩王。天下大定后，他这样的人物注定会被刘邦猜忌。果然，不久他就被迁出了原来的韩国封地，改封在太原，正好与匈奴相对。虽然韩王信忍气吞声就封，但双方的裂痕已日益加剧。如此机会冒顿单于自然不会放弃，韩王信前脚刚到太原，公元前201年九月，几万匈奴骑兵就拍马杀到。西汉帝国与匈奴帝国的军事碰撞，就以这样一种趁火打劫的方式突然到来。 战端既开，韩王信起初全力迎敌。但内战里都算不上精锐的韩国军，又怎是匈奴扈卫精骑的对手。结果韩王信连战连败，重镇马邑被围。刘邦呢，却想趁匈奴入侵的机会，假匈奴之手削弱韩王信。因此在这一年根本没有进行任何救援，很想坐山观虎斗。但“虎”也没这么傻，韩王信知道，自己本来“档案就黑”，楚汉相争的时候曾投降过项羽，一直怕刘邦秋后算账，这次匈奴入侵又连遭败仗，战后势必没好果子吃。结果横下一条心，主动找匈奴商量——投降。 韩王信投降，后果是严重的，几万骑兵归附匈奴不说，山西重镇门户大开。冒顿大喜过望，公元前200年，匈奴起兵40万，以韩王信的“伪军”为向导，发动了对西汉帝国的大规模进攻。危急局面让刘邦再不能坐视，本欲“休养生息”的刘邦毅然决定御驾亲征，汉军火速集结，30万大军兵发山西。小小的山西省，一下子集结了汉匈两大民族的70万精锐，可以说都动了血本。 刘邦的进军很顺利，韩王信的“伪军”在西汉帝国精锐面前几乎不堪一击，多年内战锤炼积累下的强大战斗力，让汉军势如破竹。汉军先在沁县大破韩王信，继而收复晋阳，随后又击退了韩王信残部的反扑，一路北进，直向匈奴主力军杀去。在山西宁武，汉军第一次和匈奴军开练，结果匈奴军大败，被迫向北退去。整个战场的形势，正朝着对汉军有利的方向发展。 这时候，已经是公元前200年冬，这一年的中国北方，比往年都要冷，连日大雪漫天，北风呼啸，以中原汉人为主的汉军第一次接触到酷寒天气，许多士兵甚至冻掉了手指头，部队非战斗减员严重。而且，汉军从出发之后，一路马不停蹄，从晋中追杀到晋北，连续作战，疲态已露。已然统一天下的汉高祖刘邦，此时却信心满满，毕竟汉军连战连捷，宁武之战更证明，匈奴人远非传说中那样可怕，一战聚歼匈奴主力，彻底解除北方边患，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国，才能迎来真正意义的休养生息。 带着这样的目的，刘邦率领的精锐军团，一路北进，抵达位于前线的平城，而此时的冒顿单于，也率主力驻扎在蔚县，双方的主力决战，马上就要打响了。 <er">二</h3> 戎马一生的刘邦不是糊涂人，他深知“知己知彼”的道理，所以到达平城后，他不断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匈奴的情报，得到的消息都是匈奴尽是老弱残兵，不堪一击。唯独刘邦身边的谋士刘敬认定：匈奴一定是将主力隐藏起来，企图诱使汉军北进，却反被刘邦当场斥责下狱。其实刘邦未必不明白匈奴意图，但此时山西连日大雪，汉军粮草物资供应不上，长期相持不是办法，就此退走，匈奴势必卷土重来，所以无论刀山火海，都要闯一下。 公元前200年十二月，在经过无数次周密筹谋后，刘邦终下决心，率领麾下主力进发蔚县，准备对匈奴进行总攻。然而在途经白登山的时候，却遭到了早已埋伏在此的匈奴主力合围。这次战斗匈奴几乎拿出了全部家当：东南西北4个方向共部署了40万大军，且都是养精蓄锐的精锐骑兵。陷入合围的汉军立刻原地布防，在白登山就地组织防御，和匈奴军进行了惨烈的厮杀。依冒顿本身的战略构想，是打算一鼓作气，彻底聚歼刘邦部，但接下来的事情却出乎他的意料。酷寒和重围下的汉军非但没有崩溃，相反迸发出顽强的战斗精神，凭借着严整的军阵和弩箭防御，数次击退匈奴的进攻，原本计划内的歼灭战，打成了攻守双方谁也不能前进。 这时候的局面对刘邦而言更惨。刘邦这次北征，动用了32万大军，但随他进抵平城前线的，只有10万人左右，其余的20多万人划拨给周勃，用以清剿韩王信的残部。这时候的周勃，在击破韩王信后，正北进到楼烦地区，如果他能够及时赶到，自然可以解除匈奴围困。但冒顿已经把白登山围得水泄不通，又怎能突围出去呢？好在白登山自战国时期赵国开始，就是防备匈奴的要塞，有赵国时期就修筑的坚固军堡，足矣固守。7天7夜，匈奴无力攻击，汉军也无力突围，断水断粮的汉军，局面无疑是更加困难的。 万般无奈下的刘邦，依照陈平的计策，主动联络冒顿单于的阏氏（老婆），假意说给冒顿送美女，以此诱使“吃醋”的阏氏向冒顿说情。阏氏果然中计，以“汉天子有神灵保佑”为名，建议冒顿解除包围。按照许多史料的记载，就是冒顿上了当，主动在包围圈上解开一个口子，让刘邦逃出生天。但真实的原因，按照的记载，是另一路汉军周勃部在扫荡了韩王信残部后，已经杀奔白登山而来，对于久攻不下的匈奴来说，此时面临被汉军前后夹击的危险，所以顺水推舟解除包围，体面地撤军，就成了冒顿单于最好的选择。 对于征战一生的刘邦来说，白登之围可谓奇耻大辱，以他有仇必报的性格自然不能罢休。解围班师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诛杀了战前劝他进兵决战的十几个谋士，并释放了战前曾劝说他的刘敬。但对匈奴，刘邦却忍了：这时正是汉朝百废待兴之时，匈奴又处强势，已无法轻易再起战端。而白登之围中，汉军在绝境下的顽强精神，以及强悍的防御能力，也给匈奴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以匈奴此时的军力，在野战里击败汉军或许可以做到，但占有汉地却很难。所以和平，成了两家共同的选择。 公元前198年，汉帝国以刘敬为使节，与匈奴正式缔结了和平条约：汉朝以公主嫁给匈奴，并附赠大量米粮财宝，同时约法三章：一，汉朝每年要送给匈奴大量礼品；二，双方在边关开设互市；三，两家以长城为界，互不侵犯。这个“和平协议”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和亲”。固然屈辱，却是当时西汉王朝唯一的选择，也是白登之战中十几万汉军将士，用鲜血生命打出来的。 <er">三</h3> 汉匈“和亲”后，按照历史书上普遍的说法，就是汉匈双方维持了60年的和平。事实是，从汉高祖到汉武帝的这半个多世纪里，汉匈之间的战争并没有停止。 如果说白登之战前的匈奴，对西汉的主要政策是打劫，那么白登之战至汉武帝反击战打响前的匈奴，对西汉王朝的国策只有一个——讹诈。 所谓的讹诈，就是利用各种方式，主要是武力恐吓和军事进攻相结合的方式，向西汉王朝不断地狮子大开口，索取金银财物。其胃口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狠毒，做派越来越嚣张。 就在汉匈双方“和亲”的第二年，即公元前197年冬，匈奴就再次发难。趁着代地守将陈稀造反的机会，匈奴人趁火打劫，攻掠河北、山西等地，逼得重病中的刘邦，不得不再次以老迈之躯御驾亲征。为了防止白登之围的重演，汉帝国不得不忍气吞声，在出征前派使节至匈奴，送上大量财物，请匈奴在此战中“保持中立”，得了好处的匈奴，也就“见好就收”。平定代地之乱后的刘邦，痛感于北方边患的沉重，在归乡巡视时，悲怆地唱起了大风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但匈奴人却不管刘邦有多伤心，见机会就要捞一票。公元前195年，燕王卢绾又造反，率领部下数千人投降匈奴，被匈奴封为“东胡卢王”。之后他主动担任向导，引匈奴骑兵攻略州县，做了“铁杆汉奸”。汉王朝曾多次出使匈奴，送上金银财宝，想请匈奴“引渡”卢绾，匈奴每次都是钱收了，不办事，最多就是承诺汉朝，约束卢绾的行为。一直到刘邦去世，匈奴对西汉边境的骚扰，几乎没有停止。但毕竟垂涎于“和亲”的巨大财富，匈奴大多数都是小打小闹，通常是几十几百骑兵在边境打劫后，再对汉朝说“误会”，大规模的战争并未爆发。 刘邦去世后，匈奴险些再次挑起战争。公元前192年，此时的汉王朝，刘邦已经去世，在位的皇帝是其子汉惠帝。大权掌握于太后吕雉之手。冒顿趁机写信给吕雉，信中赤裸裸地对大汉太后进行“性骚扰”，要吕雉嫁给他。如此奇耻大辱，激得汉朝君臣大怒，吕后的妹夫樊哙主动要求率兵10万横扫匈奴，满朝文武也是一片喊打喊杀。但中郎将季布冷静，嘲笑樊哙说：“当年你在白登山上，也没见多么威武，今天吹的什么牛。”作为一个冷静的政治家，吕雉也明白此时不是和匈奴开战的时候，事情的结果，是汉朝送上大量粮食财宝，外加几十名美女和吕后一封言辞卑微的书信。吕后的忍气吞声，效果是显著的，她把持大权的那些年，是西汉时期匈奴侵扰最少的几年。当然这不是因为匈奴善良，此时的冒顿单于也已到了晚年，进取之心大减，每年从汉朝多讹诈一些财富，用于享乐才是真。 汉匈边境战祸再起，是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刘恒即位之后。这时候的汉王朝刚刚经历了吕后之乱，国家政权还在初定之时，自然也是匈奴人眼中讹诈的最好时候。公元前177年，趁汉朝济北王反叛的机会，匈奴右贤王部再次发动进攻，这次的手段更酷烈，不但攻克了代郡，还杀害了代郡的地方官。这是汉匈“和亲”后从未有过的恶性事件。汉文帝对此的反应也出人意料的强硬。他立刻命令灌婴率领8万精锐赶赴边地迎战，见汉朝大军既出，匈奴火速撤走。事后汉文帝派使者“问责”，冒顿单于也不得不做出表面姿态，推脱说此事是右贤王擅自发动，并且假意惩戒了右贤王。这时候的西汉帝国，国力比汉高祖时期大为增强，但依然还以步兵战车为主，骑兵力量严重不足。和平，依然是无奈的选择。 匈奴的做法却日益猖狂，特别是在冒顿单于去世后，即位的老上单于年少气盛，此人的做派十分嚣张。比如和汉帝国的往来文书，在尺寸上都要大过汉帝国，以示压倒汉帝国之意。军事方面，老上单于几乎每年都发动进攻，从西北到东北，汉朝边境狼烟四起，边军疲于奔命。最严重的一次，是公元前166年，匈奴军队深入到陕西境内，前锋竟然抵达了西汉皇宫甘泉宫，汉帝国再次派兵征剿，一样是军队还没到前线，匈奴军就满载而归了。而公元前162年的那一次更过分。匈奴侵扰上谷、渔阳、云中三地，汉王朝调集13万大军开赴北方边地迎敌，但主帅周亚夫却太过谨慎，命令部下不能轻易和匈奴交手。结果，在汉朝十几万大军的眼皮底下，匈奴人烧杀抢掠1个月，才在汉军的“礼送”之下，得意洋洋地班师回朝。 到汉文帝去世，其子汉景帝即位后，匈奴的威胁依然有增无减。汉景帝在位期间，西汉帝国曾发生了大规模诸侯反叛事件——七国之乱。匈奴此时在位的军臣单于，就曾与西汉诸侯吴王密谋，企图趁机南下夺取汉地。虽然权衡利弊下，军臣单于没有贸然行动，只是派重兵屯于汉朝边境做牵制，但西汉的北部精锐骑兵，也因此被牵制在北方边境，无法参加平叛战争，导致七国之乱持续数月。而七国之乱的平定，对于西汉帝国最大的意义是：中原诸侯与匈奴勾结的隐患被彻底消除，汉帝国从此可以集中充足的人力物力，发动反击匈奴的战争。 就在汉匈之间“和亲”的67年里，汉朝通过隐忍的方式，维系与匈奴之间的和平，而从吕后开始至汉景帝的几代帝王，也把建设一支足够与匈奴对抗的强兵作为重点任务。从汉初开始，汉朝就实行马政，鼓励养马，更招募边地匈奴人到汉朝，为汉朝训练骑兵，以李广为代表的新一代骑兵将领也在崛起。到了汉景帝在位时，汉朝的边地骑兵已经初具规模，七国之乱的转折点，就是汉朝调数千北边骑兵南下，以摧枯拉朽之势击溃叛军。到了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登基后，反击匈奴的时机已经日渐成熟。 但是，与军事问题相比，对于汉朝反击匈奴战争来说，更要命的却是“思想问题”。汉朝以“黄老学说”治国，奉行的是无为而治政策，放到外交问题上，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每次匈奴的讹诈，都尽可能地满足要求，匈奴的入侵，也大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尤其在汉武帝登基初期，大权掌握在祖母窦太皇太后手中，老太太本身不爱打仗，崇尚休养生息，根基不稳的汉武帝也只好忍气吞声。但汉朝国策的更张，已经从这时期的一些政策上露出端倪：汉武帝在宫廷里倡导射猎，带头习武。在登基后的第三年，就派张骞出使西域，寻求和大月氏联合攻击匈奴，同时在西汉北军中设置“八校尉”，在皇宫内设置“羽林骑”，整编精锐骑兵。朝堂之上，原本是上下共识的“和亲”政策，此时也发生了分裂。新一代的官员们，如王恢等人，都主张整军备战，反击匈奴，与韩安国的“主和”派形成对立。虽然在起初“和亲”政策得到了老臣们的支持，但随着公元前135年窦太皇太后的去世，亲政的汉武帝，开始全面推行对匈奴的反击政策，其中标志性的事件，就是马邑诱敌战。 马邑，即山西朔县，是西汉时期汉朝北部重镇。汉匈“和亲”时代，这里是汉匈两族“互市”的场所，素来以经济繁荣，商旅往来云集著称，也是匈奴人一直垂涎的财富之地。公元前133年，大行令王恢献策，可以以马邑为诱饵，引诱匈奴单于前来，发动一场围歼战，毕其功于一役解决匈奴问题。在经过激烈的朝堂争辩后，汉武帝批准了这个作战计划：由马邑当地商人聂壹出头，假装向匈奴军臣单于投降，谎称可以里应外合袭击马邑，引诱匈奴单于到来，然后，以30万重兵发动进攻，将匈奴彻底剿灭。为了这个计划，汉武帝几乎动用了北方所有的精兵，以韩安国、李广、公孙贺率领32万大军埋伏在马邑山谷中，以王恢率领3万精锐断后，断掉匈奴的归路，以图彻底全歼。表面看，这是个几乎完美的作战计划。 但如此复杂的计划，大规模的兵力调动，不走漏风声是不可能的。军臣单于起初上当，率军直扑马邑，但是路上却得到消息，得知汉军在当地设伏，随即拔马北逃。本来应该断掉匈奴逃路的王恢，关键时刻却临阵退缩，不敢发动攻击，反而“礼送”匈奴出境。事后汉武帝震怒，王恢的理由是，自己兵力只有3万，无力抵挡10万匈奴骑兵。若此时汉军30万主力全速扑来，只要王恢能够拖住，打赢还是很有希望的。结果，王恢的临阵退缩，使得汉军之前所有的努力付诸东流。 马邑之围的败露，标志着汉匈双方的彻底决裂。从此，匈奴人再也不必玩讹诈的把戏，汉朝也不必忍气吞声。双方刺刀见红，汉帝国战争机器隆隆开动，经过60多年隐忍后，汉帝国青锋出鞘，开始了反击匈奴的战争。 正文 第三章 云中，汉朝的“伤心之城” 云中，一个古地名，内蒙古呼和浩特托克托县。从战国时代开始就扮演着相同的角色——围墙。 说战国，论伤心之地，也许有人会脱口而出一个地方——山西长平。一场长平之战，活活坑了40万。还不够叫人伤心吗？够伤心，可再惨再痛，不过是围墙里面自家人打自家人的事。饶是够伤心够耻辱，饶是千百年来的人们一直在幽叹在缅怀，却独独忘了，没有那座围墙，坑人的和被坑的，都要被外族的马刀砍。 这座围墙的名字，就是云中，屹立在中原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之间，给中原大地的繁衍生息，包括自家人连番无止的内斗，挡风遮雨，千年以来，默默无闻，伤痕累累。 这座围墙首先是战国时代赵武灵王修的。公元前300年，赵武灵王出兵平灭了北方楼烦、中山等部族，在其故地设立要塞，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建于今天内蒙古托克托县的要塞，就是云中。 然后，就是赵武灵王挥师南下胡服骑射，小小赵国如变异了的猛兽一般在中原大地驰骋冲杀，风驰电掣的铁骑，写下了赵国争霸的荣光。有关云中的事，却几乎无人记上一笔。 因为大家的眼睛都盯着诸侯争霸，大家的嘴都在说诸子百家，关起门来争得热闹，却忘了门外面其实是很不安全的。赵国牵来了门外的几匹马，然后就摇身一变成雄狮了。那么，门外那些教会我们骑马打仗的人在忙什么呢？ 门外有东胡、匈奴……名号不同，都是骑马打仗并且教会了我们骑马打仗的。希特勒喜欢说：让我在围墙上踢一脚，房子就会塌掉。他们也一样，战国时代诸侯争霸的热闹声里，他们也几十年如一日地在踢墙。而云中，是挨踢最多的地方之一。 从赵武灵王设云中郡以来，匈奴人不断地来。平常的时候一年来一次，高兴的时候一年来好几次，草青马壮的时候来，断粮断炊的时候更来，一年到头叮叮当当踹墙踹得热闹。这踹墙声很响，中原大地听得见，可听得见，却很少有人当回事。 因为大家关心的是墙里面的事，抗秦联盟成功了没，谁一统天下了，谁家的儿子接班了，战国七雄的老大是谁。家里的事情还搞不清楚，谁管外面？ 史官们就更不管了，什么最吸引眼球我记什么，中原争霸，权谋诡计，精彩地记上两笔。云中么，鸟不生蛋的地方，一笔带过了，所以无论《史记》，还是《战国策》，围墙里面的事都写得洋洋洒洒，围墙外边的事，却只有惜墨如金的寥寥数语：××年，匈奴犯云中，××年，匈奴屠云中，××年…… 很简单，却很多，寥寥几笔，就是一场惨烈的征战，无数人的伤亡，只剩下而今史册上几个简单的数字。后人翻阅的时候，一眼扫过去，没感觉。 但闭上眼就能感觉到了，年年都要挨踹，换谁身上滋味都不会好受，想想都打哆嗦，可云中不哆嗦。挨匈奴的马刀，替中原大地挡刀，那些被他保护的人，斗得欢，忙得热闹，却没人问一声。 不好受了很多年，战国总算结束了，然后是汉朝，皇帝轮流变，不变的依然是围墙。 汉朝时云中的日子更不好受，战国时代大家都是敌人，你来了我就打呗，你跑了我就追呗，西汉初年可不一样，和亲了，对面是一家人，亲戚和为贵么。可问题是，这亲戚总不拿你当亲戚，反而时时犯浑，每年吆五喝六地上门打秋风不说，高兴了还要来抢一把。 这可难办了，到底是“亲戚”，既不能让他来抢，还不能伤了和气，他不动手的时候你不能动手，他动手了你想还手就晚了。西汉初年的军事条令上写得明白着呢，敢擅挑边衅者斩，跟李鸿章的“衅不可自我开”一个意思。可你不挑衅人家也不傻，假装赔着笑脸过来，转脸就给你一刀。所以钱多得没处放粮食多得吃不完的文景盛世里，照样留下了史官们漫不经心地记录：××年，匈奴犯云中，××年，屠云中…… 后来总算和亲戚撕破脸了，汉武帝开始了大反击，连番主动出击打得热闹，可你打了人家，人家也要找回来，到时候来挡刀的墙，还是云中。史官们是喜欢进攻多于防守的，那些歼敌数目巨大的攻击战当然要大书特书，至于挡刀的事么，继续，漫不经心描上一笔吧，××年，云中…… 好事摊不上，苦活却跑不了，身为前线，自然是大军出征的基地，后勤保障，安置部队，样样都要摊到云中身上，最后论功行赏，风光了大将军，照样没你什么事。 好在匈奴终于给打歇菜了，再苦再累再委屈总算没有白忙活，可外面的世界清净了，围墙也就没啥用了，从昭君出塞以后，云中的地位一天天下降，一天天不让人待见，一直不待见到东汉末年，领导大笔一挥：留着碍眼，撤了吧。 于是，荒凉的内蒙古草原上，就留下了一座废墟，无人凭吊。 很想为它多写点什么，可很无奈，历史的记录太少，瞎编更不允许，只能写下所有能写的东西。史书上的寥寥几笔：××年，犯云中…… 或许只有把那些漠视这个地方的人，放到敌人的马刀下才明白，寥寥几笔的分量有多重。 那些几十年如一日守在这里的人，那些连一座无名烈士墓都不曾有的军人，那些明明知道死却还在想胜利的人，谁为他们记上一笔？ 正文 第四章 汉文帝母子怎样发迹 作为中国封建社会重要的大一统王朝，西汉是一个无可争议的盛世。比如光耀古今的“文景之治”，创造了中国历史之前从来没有过的“GDP成就”，中国人口达到了空前的6000万人，国家经济富庶，百姓安居乐业，仓库储备丰厚，国库串钱的绳子，因为长期不用都烂掉了，国库的储备粮，也好多都腐烂变质。正是这时期巨大的物资储备，为汉武帝时代击败匈奴，提供了最充足的物资保证。中华民族的大汉盛世，也因这时期而奠基。 “文景之治”中的“文景”，即这时期相继在位的两任皇帝：汉文帝和汉景帝。而相比之下，汉景帝的谈资似乎多一些：震撼全国的七国之乱，是在他的手中得以平定的；西汉王朝的休养生息，也是在他在位时期到达了高峰。但相比起来，他的父亲汉文帝刘恒，在历史上的地位恐怕会更重一些：大汉王朝的“文景之治”，是从他的手中开始，对于整个西汉王朝的兴盛来说，汉文帝，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在后世对于帝王的评价中，他更是一位被看作楷模的圣君。 做皇帝要做出名，方法自然多种多样。有能打的，有能杀的，有能干活的，也有能糟践江山的。相比之下，汉文帝的出名，或许只能用一个字——忍。无论是他登基之前，还是开创治世之后，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特别能“忍”的人。 <er">一</h3> 说到汉文帝的能忍，不得不首先说到他的母亲——薄太后。民间俗话说“儿子随娘”，这位身世坎坷的女人，同样是一个能“忍”的人。 薄太后的本名，现在说法多种多样，真实姓名已不可考，但说到她的身份，可以说既很好，却又很惨。她是苏州人，母亲是魏国的王族，但她却不是“合法出生”，她是母亲和人私通的私生子，又兼秦朝治下，六国王族的身份非但不值钱，反而颇受打压，小时候的生活，可以说是穷困与白眼交加。这日子得忍，忍了没几年终于苦尽甘来，大泽乡起义一声炮响，六国遗民翻身迎解放，凭王族身份，成年后她嫁给了魏王豹为妻，也算是王族贵妇。这魏王豹虽说是一方王族，但人生追求却也不大。秦末农民战争中，起先他就想着跟对一个好主人，安安稳稳地讨一块封地，关起门来当王爷。却偏偏有个叫许负的算命先生，见了她后立刻惊叹：此女子将来会生个天子。就这一句话，魏王豹的心思活络了：她生的儿子是天子，我是她老公，那也就是说…… 心思活络了，行为也就活络了，好好的魏王也不想当了，立刻扯旗造反，跟正在打天下的刘邦撕破脸：算命的都说我老婆的儿子是天子，我还怕你作甚。可他哪是刘邦的对手，被刘邦的大将曹参几下子打得稀里哗啦，魏王豹兵败身死。许负的卦，他到底没弄懂：你老婆生的儿子做天子不假，可这天子的爹，却未必就是你。 没弄懂的后果，对于薄夫人是严重的。王族贵妇是做不成了，摇身一变成了罪犯家属，发配到皇宫里当奴仆，负责在纺织房当织女。这织女的活可不好干，整个皇宫上至帝王皇后，下至太监宫女，里里外外穿的，全都出自织女之手。劳动量大，工作辛苦，地位也低贱得很，最重要的是人生没机会。皇宫里的女子，名义上说都是皇帝的老婆，再苦再累，改变命运的办法，就是被皇帝看中，得到宠幸，最好能生个一男半女，也就有苦尽甘来的希望。可混在纺织房，这个想法就很不靠谱：有哪个男人会闲着没事，跑来看女人织布呢？没办法只能继续忍。 可不靠谱的事情，偏偏就发生了。当了皇帝的刘邦某一日心血来潮，竟真到织布房来闲逛，扫了一眼薄夫人，又偏觉得顺眼，顺眼了就好办，一纸诏书调出织布房，提到宫里做妃子。可这“妃子”却是有名无实，做皇帝的后宫佳丽三千，就算一天宠一个，猴年马月也难轮到她，只能独守空房继续忍。这一忍，从公元前206年，一直忍到公元前202年，刘邦总算有一天踏进了她的房间。正史的说法是，宫里有小姐妹说起这个女人的身世，无意中被刘邦听到，刘邦一时心血来潮，就过来宠幸了一把。野史上也有说法，是刘邦那天走错了门，误入了她的房间，也就顺水推舟将错就错了。心血来潮也好，将错就错也罢，她和刘邦，也仅仅做了这一夜夫妻，那夜之后，刘邦再没来过。 可“低概率”的事件再次发生了，就这么“一夜夫妻”，忍了好多年的薄夫人竟然怀上了，10个月后婴儿呱呱坠地，是个大胖小子。这就是刘邦的四儿子——刘恒。凭此机缘，她也终于在后宫嫔妃里占有了一席之地，有了作为妃子的名分——薄姬。 得了宠幸，生了儿子，有了名分，所有的低概率事件一连串地发生，貌似好事都让她占了。可这时候她的处境，却似乎没太多改善。宫里得宠的女人多了，生不出孩子来的更多，凭什么你春风一度就能怀上？其他妃子们的妒忌白眼自然少不了。而刘邦对这对母子也没太多感情，有了儿子以后，薄姬又守了8年活寡。老公不答理，生了儿子遭人忌，后宫的娘娘们，谁不拉帮结派？谁没有个三亲六戚，谁没个背景靠山？明枪暗箭下，想太太平平地过日子，那是何其难？要太平？还要忍。 所以薄姬继续忍着苦日子：事实正是如此，虽然他为刘邦生了儿子，但上上下下都知道这娘俩不被刘邦待见，所以待见他们的人也就不多。赏赐少，没钱去拉拢身边的太监宫女，遭的白眼也就不少，甚至连日常的生活，有时候都要靠她自己织布去维持。这样的环境下，薄姬养成了温和待人，凡事礼让的处世态度。她温和地对待皇宫里每一个下人，哪怕是再低微的奴婢，见了面都客客气气。后宫的嫔妃们，不管是地位高贵的，还是地位比她低的，有儿子的没儿子的，一样恭敬有加，就连儿子有时候淘气，和其他房里的皇子发生了冲突，不管理赢理亏，都要带着儿子跟人家赔礼道歉。忍来忍去，这个无根无基的薄姬，成了后宫里公认的好人。 而那几年西汉后宫的形势，也真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在刘邦的晚年，最得宠的嫔妃，就是戚夫人。这位戚夫人本名叫戚懿，山东定陶人，不但生得貌美如花，还是西汉初期有名的舞蹈家，她的“翘柳折腰”之舞，早把刘邦的心迷住了。刘邦衣锦还乡回故里徐州的时候，带着的就是她；刘邦征讨匈奴失败后，陪在刘邦身边，夜夜抚平他受伤心灵的也是她。刘邦晚年的后宫生活里，不但她夜夜侍奉，甚至俩人还经常在宫里举行大型歌舞会，戚夫人每每亲自领唱领舞，引得喝彩声一片。别说比薄姬，就是比起此时贵为皇后，却长期和刘邦分居的吕后，也实在拉风到了极点。 气势拉风，戚夫人的肚皮也争气，给刘邦生下了儿子刘如意。偏偏这刘如意天资聪颖，生得俊俏，很得刘邦喜爱。而吕后的亲儿子刘盈，虽早被立为太子。刘盈性格懦弱不说，做事也迂得很，常让刘邦有“子不类父”之感。晚年的刘邦甚至有过换太子的念头，幸亏群臣反对，特别是“西汉三杰”之一的张良从中力阻，甚至拉下老脸求人，为太子请来了4位著名的隐士“商山四皓”辅佐，才断了刘邦的念头。而对戚夫人来说，断了念头的后果却是严重的。 果然公元前195年，刘邦前脚刚蹬腿咽气，“扶正”成皇太后的吕后就开始反攻倒算了。独守空房10多年的老账，那是要还的。当年很拉风的戚夫人，被吕后砍断了手脚，刺瞎了双眼，扔在猪圈里活活折磨致死。她的儿子，曾和刘盈争皇太子位的刘如意，虽然被封为赵王，并有即位的汉惠帝刘盈全力维护，但恨得咬牙切齿的吕后还是不肯放过他，最终派人将其毒杀。此后的多年里，为了巩固吕家外戚独大的地位，吕后大肆诛杀刘邦诸子。刘邦的8个儿子里，除了亲儿子汉惠帝刘盈外，刘友被吕后囚禁后饿死，刘恢被逼自杀，刘建虽然早逝，儿子也被吕后派人杀掉，这一脉绝了后，幸存下来的人里，齐王刘肥是因其封地实力强大，难以下手，淮南王刘长是因为地处淮南，天高皇帝远。而薄姬与刘恒母子能够在这场血雨腥风里幸存，却还是拜了一个字所赐——忍。 事实上，在后宫里大肆诛除异己的吕后，非但不是薄姬的敌人，相反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朋友。吕后仇视的，是刘邦生前分外得宠的嫔妃们，而薄姬和她一样，也是独守空房数年，相似的境遇，让吕后对这对母子反而生出了难得的恻隐之心。作为皇子，刘恒被封为代王，封地在山西代地，那里毗邻匈奴，既穷又乱，不是个好地方，却也能避开皇宫里的是是非非。吕后掌权后，薄姬多次请求，要求去代地和儿子团聚。对这个此时已经又老又丑的失宠嫔妃，吕后总算是“人性化”了一回，批准了薄姬的请求，一道去的，还有薄姬的母亲和弟弟，一家人总算是团圆了。宫廷里的这一番明枪暗箭，总算是平安躲了过去。 <er">二</h3> 刘恒命运的再次变化，是在公元前180年。 这一年，只手遮天10多年的吕后溘然长逝，这时期的吕家，已经基本把持了西汉帝国的大权。死前吕后遗言，秘不发丧，侄儿吕产、吕禄调重兵集中于长安，以防政变发生。但一心维护刘家天下的功臣一脉，却联合皇子齐王刘襄等人讨伐吕氏，外加陈平和周勃在长安城策反军队，上演“周勃夺军”的好戏。结果，吕后老人家尸骨未寒，其家族就被反攻倒算的刘家皇室一锅端，周勃率军在长安城大肆诛杀，将吕家满门杀了个干净，连吕后拥立的少帝刘弘也被废黜。这时候问题来了：吕家打倒了，刘家皇室翻身了，可是谁当皇帝？ 按照西汉皇室传承的规矩，皇帝自然要“子承父业”。在吕后血雨腥风下幸存下来的刘邦皇子们，此时只剩下了淮南王刘长、代王刘恒两人。当然也可以“隔代继承”，即从刘家子孙第3代里选一个接班人，那众望所归的只有一个——齐王刘襄。他是刘邦的长孙，而且在平灭吕家的过程里，正是他在山东扯旗，起到了关键作用，如此居功至伟的人物，要接班当然名正言顺。西汉帝国的最高权力，貌似和薄姬母子是没什么关系的。 但偏偏几个“众望所归”的人物都有问题。首先是齐王刘襄，他手握精兵不说，家世更有问题：他的亲弟弟刘章，娶了吕家的长孙女，也就是说他们家与吕家是“儿女亲家”。而刘襄本人的母舅一脉，更不是省油的灯。他的母家驷氏是山东当地大族，势力根深蒂固不说，也是以凶狠横暴著称，整个一山寨版的吕家。这样的人登了位，恐怕又要重演吕家专权的噩梦。至于淮南王刘长，那更没法考虑，“母家恶”不说，他本人也是个贪图享乐的花花公子。所以最合适的人选，就只能是代王刘恒了。他本人没什么劣迹，他的母亲薄姬也是出了名的老实人，又是刘邦的亲儿子。当然，更关键的问题是，这娘俩无根无基的，平日里也低调，上了台做皇帝，看似也好控制。 当然，够资格还不够，关键还要看是谁推举的，主张刘恒接班的，正是平定吕家之乱的两大关键人物：陈平和周勃。这两人是当年刘邦打天下的功臣，此时又手握西汉帝国的两大政府军：南军和北军，所以他们的建议是最有分量的。刘襄当然就歇菜了，带兵回了山东。刘长也没指望了。就这样，这位在刘邦健在时最不被待见的儿子——刘恒，成为了西汉帝国的第3任皇帝。或许谁都不会想到，这个表面上似乎不显山不露水的皇子，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把他的名字，刻在了中国历代圣君的名录上。 这些是后话了，但在当时，对于薄姬母子来说，这真是一个天大的馅饼。长安派来迎立的使者很快到了代地，请刘恒去长安登基。但对这个天大的馅饼，起初薄姬母子的反应非常一致——不要。 不要是有原因的：吕家叛乱，臣工皇室皆出力颇多，偏偏是远在代地的薄姬母子寸功未立，冲锋陷阵的时候不见影，运筹帷幄的时候不见人，啥忙都没帮上，现在大功告成论功行赏了，最大的一块元宝给你，凭什么？ 所以在接到消息后，刘恒并没有贸然行动，先是派舅舅薄昭（薄姬的弟弟）去京城，在见过此时掌握大权的周勃、陈平，得知了事情真相后，方才动身到京城。公元前180年九月二十三日，刘恒在长安正式登位，这就是开创了“文景之治”的汉文帝。而作为皇帝生母的薄姬，也晋位为薄太后。这对忍了几十年的母子，此时终于忍到了西汉帝国的权力最高峰，当然，是名义上的。 所谓“名义上的”，是因为这时期的西汉皇帝，其实很多时候是当不了家的。 外部情况且不说，平定吕家叛乱，靠的是刘姓宗族和功臣宿将的努力，齐王刘襄、城阳王刘章，都是地方上手握重兵的实力派，刘邦登基后分封的同姓诸侯们，此时已渐成地方一派豪强。中央的功臣宿将们也惹不得，周勃和陈平两大重臣，从跟随刘邦打天下到平定吕家之乱，都是功勋级的人物，其势力盘根错节，把持朝政，连皇帝谁来当，最后还是他俩说了话才管用，当不当皇帝，也是刘恒探明了他俩的口风后才做决定。在登基的初期，刘恒母子的身份也只有一个——摆设。 所以刘恒母子还是知道自己身份的，登基初期，摆设得相当不错：刘恒入京即位时，仅带了宋昌等6位亲信。登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封诛吕功臣：3大功臣周勃、陈平分别作了左右丞相，灌婴成了执掌军权的太尉。对刘姓宗族也大力笼络。除了赏赐了齐王刘襄、城阳王刘章、淮南王刘长3位直系亲属外，更大封同姓诸侯王。在登基的第一年，就封了8个刘姓宗王。在国家大事上，刘恒也很知趣，继续推行汉高祖刘邦在位时确立的“黄老学说”，崇尚“无为而治”，先前的既定成法一概不变，继续与民休息。在他即位的最初时期，功臣们很满意，宗室们很满意，老百姓们也很满意。朝堂上下，可谓一片“和谐”。 但对这样的“和谐”，汉文帝本人是不会满意的。他现在不再是忍气吞声的代王，不再是夹着尾巴做人的四皇子，而是高高在上的皇帝，“摆设”的身份，无论如何他是不能接受的。更何况，刘邦登基后到吕氏之乱的一系列变故证明，虽然西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大一统的帝国，但是在西汉早期，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并未建立起来。 西汉的立国，采取的是郡县制和分封制并行的方式，起初还册封了异姓诸侯王，此后虽然诛杀异姓王，并且设立“白马盟”，即非刘姓者不能封王，但中央的行政权力，依然没有确立绝对的权威。无论是权镇地方的诸侯，还是功勋卓著的勋贵们，其位高权重，都是帝王所忌惮的，要做一个真正的帝王，就必须把权力收拢回来。且不说为了巩固国家稳定，就是为了对付北方持续肆虐的匈奴，这也是必需的。 所以，这才是汉文帝刘恒在位时期的最大贡献：自他开始，改变了中国自夏商周以来松散的国家体制，开始着手建立一个大一统，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汉武帝后来的“大一统”，其实更多是拜汉文帝栽的树。 要做到这个自然不容易，历史上但凡是权力之争，无不血流成河，尔虞我诈。汉文帝的手法却很温和，先忍，再忍，最后还是忍，在忍耐里巧施暗手，一步一个脚印，最终建立自己的绝对权威。 比如在刘恒入京即位的早期，看似很“知趣”，对人很谦和，但在他入宫的第一天，即命令他的亲信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二军，另一亲信张武为郎中令，负责巡查宫中，皇宫大内的兵权，以及西汉最精锐南北二军的控制权，就这样被汉文帝不动声色地抓到手了。在诸吕服诛后，刘恒又大赦天下，值得一提的是，刘恒赦免了刘章的妻子吕氏（吕家的长孙女），此举虽然遭到了功臣们的非议，却也安抚了登基未成的齐王一脉，得到了宗室的支持。 而对位高权重的两大势力，宗室与功臣，刘恒的另一手段是“拆分”。刘恒登位之前，依西汉王朝旧例：拥有封地的诸侯以及贵戚们大多居住在长安，而他们的日常开支，则是由其封地提供，如此一来开支巨大不说，长安更成了功臣宗室们相互串通的场所。所以刘恒登基后的第二年十月，即发布诏令，以节省开支为由，命令所有驻长安的列侯贵戚全部返回封地，不得在长安停留。这样做的意义，不止在于减少了国家开支，更重要的是，如陈平、周勃等功臣宿将们，也因此羽翼大削，其亲信大多被调离身边，原本盘根错节的势力，渐成了孤家寡人。正因如此，刘恒这个皇帝，才从此开始“硬气”了起来。 而相比于上述这些看似冠冕堂皇的政策，真正对汉文帝一生执政有着重要意义的，却是一个小人物和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奏疏——公元前174年，28岁的贾谊上《治安策》。 贾谊这个人，在后世很有名，但在当时只是个小人物。而他的《治安策》，在当时也并未被看做很重要的奏疏，可就是这封奏疏，指向了汉文帝所伤脑筋的大问题：诸侯尾大不掉的问题。这封奏疏很长，核心内容是：同姓的诸侯王和异姓的诸侯王一样不可靠，而且是有实力的必然会想到造反，实力越强造反越快。兴兵讨伐是下策，那样会造成战争，破坏生产和国家稳定。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诸侯的封地尽可能地拆分，分封给他们的子孙们，削弱他们的势力，如此日久天长，才能彻底解除诸侯国的威胁。 贾谊的奏疏得到了汉文帝的赞赏，但这毕竟是一个非常长远的方略，一下子推行是不现实的。在汉文帝在位期间，他少部分地推行了其中一项，却是极其重要的一项。 即在公元前164年，趁齐王过世的机会，将西汉诸侯王中势力最强大的齐国辖下的70多座城池，一口气拆分成了7块，分封给齐王诸皇子。这个行动看似平常，但10年以后，他的儿子汉景帝刘启一定会感激老爹的英明举动：10年后的七国之乱里，正是由于实力最大的齐国早被拆分，才降低了汉帝国的平叛难度，汉朝的政府军也是通过先平定齐地的方式，最终将叛军一网打尽。 汉文帝的这些政策，虽然说不动声色，可还是引起了反弹，比较著名的就是他在位时期济北王刘兴的叛乱，首开同姓诸侯王反抗中央政府的先例。之后曾与他争夺皇位的淮南王刘长也举兵造反。两次叛乱先后被镇压。而刘恒也采取了看似宽容的决策：刘长3个儿子非但没有获罪，反而承袭了父亲的爵位，偌大的淮南国被一分为三，刘长本人也未获死刑，只是被发配到蜀中地区。 虽然小有反弹，但汉文帝的苦心没有白费，他在位时期，诸侯膨胀的势力得到了遏制，功臣勋贵们的地位也遭到了削弱。他渐渐地树立起自己的威信，掌握了汉帝国的真正权力。 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对比是：作为诛吕功臣的周勃，在汉文帝早期即位时位高权重，甚至汉文帝即位之前，还专门派使者到京城拜见周勃。可汉文帝登基为帝后，周勃身为丞相，经过汉文帝迁移列侯，掌控军权等政策，其势力大为削弱。后期汉文帝向他问话，偶有答对不当之处，他甚至“汗流浃背”。这时期的汉文帝，才是真正意义的皇帝。 <er">三</h3> 有关汉文帝在位时期的种种政绩，史家的赞誉笔不绝书。比如他继续休养生息政策，倡导节俭，多次削减赋税，发展生产。对地方诸侯势力进行遏制，强化中央集权，恩养功臣勋贵，收拢国家权力。同时修订律法，减少苛刻条文，尤其是废除了从西周开始的“肉刑”，使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走向了文明化。他治下的西汉王朝，生产得到恢复，国库得到充实，中央威权得到加强，百姓安居乐业。犯罪率方面，最少的时候，全国每年断案只有40起，是中国封建历史上著名的“和谐社会”。然而相比之下，他对于整个西汉王朝影响最大的政策，却是两个：一是废除用传制度，二是军事改革。 先说用传制度，这是西汉自汉高祖开始制定的一项重要国策，规定边关要塞以及军事重镇，都要设立关卡，出入关卡需要政府颁发的“传”，即批条，否则不能私自出入。公元前168年，汉文帝正式下诏废除了这一政策，从此，西汉官民百姓的人口流动日益频繁，商品货物流通日渐繁荣。对于农业日渐复苏的汉帝国来说，用传制度的废除，促进了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融合，更是国民经济腾飞的催化剂。西汉帝国统一局面的巩固，以及文景之治的经济繁荣，皆与此密切相关。 而另一个史家注意不多的，就是汉文帝时期汉帝国军事的改革。按照一般封建王朝的发展规律，王朝建国初期，是国家军队战斗力最强大的时期，之后和平年代里成长起来的军人，在战斗力上都会比前代日益退化，而西汉王朝的军队恰恰相反。若论军队战斗力，即使是早期刘邦时代的汉军，也难与项羽的楚军相比。汉军战斗力的真正腾飞，正是从汉文帝时代开始。汉文帝时期，是匈奴骚扰西汉边境加剧的时期，汉文帝曾两次组织重兵抗击匈奴，却在匈奴骑兵高速运动的作战方式面前无可奈何。痛定思痛，汉文帝刘恒决心改革军事，发展一支足够与匈奴争锋的铁骑。他一面采取“入栗拜爵”的制度，即只要向边地输送军粮，就可以给予爵位赏赐，为国家的边境防御储备军粮。另外也是从他开始，汉朝对匈奴部落进行招抚，购买大量马匹，并招募匈奴人从军为汉朝效力。从此，西汉开始拥有了自己的骑兵部队，李广等后来威震汉匈战争的名将，也正是在这时期开始崭露头角。如上种种，皆是后来汉武帝发动对匈奴反击战的先声。 但与汉文帝的人生际遇一样，这时期的西汉王朝，依然处在一个“忍耐”的时期。经过汉高祖和吕后时期的休养生息，西汉王朝的综合国力虽然有所增强，却仅仅只是恢复而已。同时西汉政治经济的发展，也遭遇了瓶颈：国内诸侯势力尾大不掉，中央集权遭到制约，农业虽然日益恢复，但人口增加后，土地矛盾也日益激化。这正是汉文帝施政的重要之处，政治方面，通过对勋贵的恩养，对诸侯的削弱，强化了中央的威权；农业方面，通过减免税赋，开放山泽禁区等政策，提高农民种田积极性，缓和土地矛盾。经济起飞的西汉王朝，在政治上还处于隐忍阶段，对匈奴，继续接受屈辱的和亲条款，用送女人和钱粮的方式来维持和平。对西南，继续承认南越诸国的割据状态。汉文帝治下的时代，其实是一个正在“厚积”的中国，它的“薄发”，是汉武帝登基后的事了。 “厚积”时代的薄姬，最终坐上了太后的宝座，但发迹了的她却并未“得志猖狂”。生活方面，贵为太后的她带头节俭，她的日用开支，比吕雉做太后时期竟然缩减了三分之二。对于当年曾经刻薄对待过她的宫人嫔妃们，她不念旧恶，尤其是对那些刘邦时代欺辱过她的宠妃，那些人此时大多生活困顿，老来无依，她反而厚赠钱帛接济恩养。对于帮助过她的吕后，她也格外厚道，曾有大臣建议把吕后开棺鞭尸，并且把刘邦皇陵里“正房皇后”的位置让给薄太后，这些全被她拒绝。史家津津乐道最多的，是汉文帝与薄太后之间的母子情深。汉文帝对母亲薄太后，可谓极尽孝道，薄太后有次病重，时间长达3年，汉文帝每天都亲自在床边侍奉，亲手喂水喂药。此种情景，不要说帝王家，就是“久病床前无孝子”的民间，也格外难得。但如此孝顺的儿子，却最终走在了母亲前面。公元前157年，56岁的汉文帝刘恒过世，他留下的大汉帝国，已经是一个军力日益强大，中央集权日益加强，经济蒸蒸日上，百姓安居乐业的大汉帝国，而他唯一放心不下的，依然是自己的母亲。他临终的遗言有二，一是要妻子窦氏替他为母亲尽孝；二是要求把自己的陵墓以“顶妻背母”的方式安葬，以示对母亲孝顺的歉疚之情。有子孝顺如此，对于“忍”了一辈子的薄太后来说，或许只应了一句话：好人有好报。 正文 第五章 西汉“中央集权”殉难者 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盛世，西汉文景之治一直享有崇高的声誉，在这40年的“黄金时期”里，中国的农业产量，耕地数量，乃至人民生活水平，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国家长治久安，除了短期的诸侯叛乱和匈奴侵扰外，基本未发生大规模战争，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律法宽仁，按照有关历史资料的记录：这时期汉帝国大大小小的仓库里，都堆满了历年征收的钱粮，仓库储备之丰厚，为之前中国历代所未有。平民百姓的生活水准也大为提高，比如在城市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马车，家里只有几匹矮马的，都不好意思牵出门去惹人笑，这等生活水平，基本相当于现代社会里，家家都能开得起宝马奔驰了。毋庸置疑，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第一个高峰期，是当之无愧的封建盛世。 但凡盛世，自然英才荟萃，文景时代也是各类人才云集。虽然这时期的中国依然崇尚道家无为而治的学说，讲究恪守成法，遵循祖先章程，轻易不变更制度，崇尚顺其自然，保守无为，但依然产生了一批继往开来的英杰。军事方面，文景时代最杰出的抵抗匈奴的统帅魏尚，是汉帝国北大门称职的守护者。统帅了平定七国之乱战役的名帅周亚夫，也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而起到关键作用的，无疑还包括政治上的英才。在这两代中最杰出的人物，当属晁错。 说到晁错，现代人印象最深的，是他力主削藩，以及被汉景帝当成替罪羊，蒙冤身死的结局。而事实上，对于整个西汉王朝的变革来说，晁错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他的功业不止在于削藩一事，他更是“无为而治”下的西汉帝国，进行全面政治军事改革的奠基者。文景之治的全面繁荣，他居功至伟。 <er">一</h3> 晁错，生于公元前200年，河南禹州人，相对于西汉知识分子多师出一门的状况，年轻时候的晁错所学驳杂。他既跟随西汉法家张恢学习过法家思想，也曾经远赴山东，跟随此时的儒家大师伏生学习过儒家思想。但是在崇尚黄老道家学说的西汉初期，无论法家还是儒家，都是彼时“不入流”的学问，学这些“不入流”学问的晁错，年轻时也因此在政坛很“不入流”。他最早是凭着学问出名，经过地方上举孝廉，做了长安的太常掌故，是个负责祭祀的小官。这个官职级别不高，权力不大，但也有些油水，比如祭祀的财务用度以及摊派分成，总有可以捞钱的地方。但晁错却以“峻直刻深”著称，也就是说为人严苛，大小事情都不肯通融，又兼为官清廉，因此得罪人也不少。他这时期最出名的，就是写得一手好文章，尤其是写祭文的文采，远近闻名，可这点小才华，在西汉王朝里却算不得什么。所以有才又得罪人多的晁错，在这个小位置上，一窝就是数年。 晁错人生的第一次转折，发生在汉文帝在位时期。当时汉王朝需要选派一个人，去山东儒家大师伏生那里学习《尚书》，这是西汉历史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秦始皇焚书坑儒，连带着把儒家经典《尚书》也坑了。到了西汉时期，儒家的诸多典籍都失传，尤其是《尚书》，全国精通者，也就剩下这位身在齐地的伏生。虽说这时期儒家不吃香，但毕竟也是文化抢救工作。晁错因其才学，被上司推荐，得到了这个重要的机会。这个机会他抓住了，学成归来后，他不但详细地向汉文帝阐述了学习心得，更借儒家典籍的诸多条文，对国家大事阐述了个人的改革见解，尤其是对于汉文帝非常关心的3个问题：农业生产问题，抗击匈奴问题，加强中央集权问题。也正是这件小事，让汉文帝第一次认识了这个原先不起眼的年轻人。虽然，晁错的条陈并没有被汉文帝接纳，但他却因此得到了一个有前途的工作：太子舍人。也就是彼时身为太子的刘启的老师。 在这个有前途的工作上，晁错的表现很不错，他不但认真完成对太子刘启的教学任务，更借机向刘启灌输儒学思想。此外晁错清正刚直的人品，以及卓越的谋划能力，皆得到了太子刘启的敬重，早在刘启登基前，他就是朝野公认的“太子智囊”。而与此同时，在国家大事方面，晁错也没闲着。公元前168年，西汉帝国发生了一场近乎耻辱的战争：匈奴大举窜犯上谷、渔阳、云中三地。忍无可忍的汉文帝拍案而起，决心重兵反击匈奴，这一次，汉文帝咬牙动了血本，调集了13万大军出兵迎敌，意图重创匈奴。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汉军主力集中在前线后，不但不敢与匈奴交锋，相反却眼睁睁看着匈奴烧杀抢掠，直到一个月后，匈奴才满载着大批掳掠的人口、财物，洋洋得意地在汉军眼皮底下拔马北归。而集结在边境的13万汉军，不但一箭不发，相反“礼送”匈奴人离境。残酷的现实让汉文帝愤懑不已，他很难想象，为什么经过了10多年励精图治，汉朝仍然对嚣张的匈奴无可奈何。此战结束之后，汉文帝下令，命百官畅所欲言，讨论对付匈奴的办法。 汉朝打不过匈奴，当然有很多原因，其中比较重要的几条，一是汉军此时没有强大的骑兵部队，在机动性上差匈奴太远，往往是追追不上，追上了又打不过。二是长期以来对匈奴作战的失败，以及匈奴人屡次入寇抢掠的现实，让汉朝上层军方人物普遍患上了“恐匈症”，反正打到最后也要和亲，何必白白付出伤亡？如上种种，导致横扫中原的汉军，在面对匈奴的时候，长期处于脓包状态。 汉文帝是不想做脓包的，很多汉朝人更不想，晁错也是其中之一。但当时百官的奏疏，要么是大骂匈奴，要求主动出击，却拿不出实际的办法；要么是拿出白登之围吓唬人，主张继续对匈奴和亲，拿着女人金钱换和平。而真正提出解决问题办法的人，却是当时并不起眼的晁错。他相继上了两道奏疏：《论贵粟疏》和《言兵事疏》。 这两道奏疏在历史上并不出名，但事实上，却是两道扭转了西汉军事政策的奏疏，说是天下无敌的西汉铁骑腾飞的起点，也毫不过分。 因为这两道奏疏，讲的就是反击匈奴的两个最重要问题——攒钱、练兵。 讲攒钱的，主要是《论贵粟疏》。西汉反击匈奴难，难就难在花费巨大，组织兵马，提供粮草，冲锋陷阵，金戈铁马都是用钱砸出来的。一场巨大的战争足够把国民经济储备消耗大半。尤其是与匈奴的战争，多集中在北方边地，那里是生产比较落后，长期遭到战争破坏的地区，一旦开战，兵马钱粮全靠内地供应。要反击匈奴，必须要储备财富，要储备财富，边地生产力却落后，怎么办？晁错有办法，在《论贵粟疏》里，晁错告诉汉文帝，虽然地区之间生产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但可以通过国家的有关政策，来调整不同地区的物资储备。比如，可以采取奖励制度，对给边地提供粮食者，给予爵位和政府奖励。这就是汉文帝时代著名的“入粟拜爵”制度。借此制度，西汉王朝从此开始积累了大量的粮草财富，而与此形成连锁反应的就是短短几年之内西汉边境地区储粮充足，西汉政府又大量调动边境储粮支援内地，并借机减免赋税，因此形成良性循环，西汉王朝的农业发展，从此突飞猛进。 而反击匈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练兵。比起攒钱来，练兵更让汉王朝头疼。汉民族是农业民族，但冷兵器时代，杀伤力最大的兵种却是骑兵，要抵抗匈奴，就必须要有一支强悍的骑兵部队，可比起马背上长大的匈奴人，汉人在弓马骑射上的差距，又怎是一朝一夕可以弥补。人学骑马需要时间，积累战马更需要时间，中原本身就不产良马，本土仅有的产马地区即燕赵北面地区，却也有限得很，无法支持整个帝国的战马供应。晁错也有办法，他的办法一是“募民实边”，即从中原招募百姓到边境屯垦，且政府发放农具，提供土地，给予减免赋税的政策。同时修缮堡垒，发给百姓武器，鼓励他们结社自保，再从中选拔精壮充实入军队中，这就有了最可靠的兵源。与此同时，由西汉政府出资，大量招募匈奴人来汉地居住，邀请他们为汉朝训练骑兵，甚至充入汉军中为兵，这些人熟悉匈奴的作战方式，并且能够带来精良的战马和先进的骑兵训练方式。因此实行之后，西汉边地的骑兵素质，从此突飞猛进。 如果我们看看后面的历史，不得不更加感叹晁错的远见卓识：晁错的“募民实边”法，沿袭到后世，几经改革之后，就成为了历代封建王朝极为推崇的建军方式“屯垦戍边”。即使对于西汉本朝来说，也因这一法令，令西汉帝国从此有了战斗力强大，足够与匈奴争锋的骑兵军团。西汉反击匈奴战功最卓著的卫青、霍去病两部，其部下兵员，大多都是由边地屯垦的良民百姓组成，战斗力之强，令匈奴闻风丧胆。而招募匈奴人为兵更是效果显著，西汉骑兵军团中有大量的匈奴人存在，这些人世代归附汉朝，为汉朝出生入死立下战功。而这一切的肇始者，正是晁错。 在西汉帝国饱受匈奴肆虐的几十年里，虽然不断地有人提出反击匈奴，力主对匈奴实行打击，但是真正开始切实可行的政策，找到击败匈奴办法的人，却是从晁错开始。他也许不是一个卓越的军事家，却是一个卓越的军事建设者。 汉帝国以极快的速度，将晁错的这两道奏议推广全国。从此之后，原本荒凉的北方边地，以极快的速度发展起来。云中、雁门、右北平等边防重镇，很快就有了精良的骑兵队伍，并且开始在小规模的与匈奴的战争中获得胜利，也是拜这个政策所赐，新一代的西汉骑兵将领开始成长起来。 但在汉文帝时期，晁错并没有受到太多的重用，他才能卓越，品行刚直不阿，但是他刚直到严苛这一条，很遭勋贵和诸侯的不满。因此只能以太子舍人的身份参与政治，地位并不高。而汉文帝也似乎想将这位“大才”留给儿子用，在刘启身边，晁错很得宠信。与此同时，他交恶了一个当时八面玲珑的人物——袁盎。袁盎在汉文帝在位时，就被誉为“国士无双”，他也曾以忠直著称，比如周勃获罪时，他曾全力营救，淮南王犯法时，他也曾大胆揭发。他还就任边地太守，抗击过匈奴入侵，是个名噪一时的能臣。但这人偏偏有几个毛病，一是小心眼，一语不合能记恨很多年；二是孤傲，对谁都瞧不起。他还是个社会关系很强的人，他的家世很显赫，上上下下都有交情，甚至连江湖游侠也多与他结交。这样的人物，跟晁错自然是很合不来，晁错是一个性格冷峻傲慢的人，也喜欢恃才傲物。而且两人都争宠于太子刘启，不互相掐是不可能的。早在晁错做太子舍人的时候，袁盎就已经是位高权重的中郎将了，在太子刘启面前，两人常常互相诋毁。甚至多年里“不交一言”。而也正是这个袁盎，把晁错最终送上了不归路。 <er">二</h3> 晁错的发迹，是在公元前157年汉文帝过世后，一直赏识晁错的太子刘启即位。 汉景帝刘启即位后的第一道官职任命，就是把晁错提升为内史（即长安市市长），成为彼时朝廷里位高权重的人物。如果不是朝野反对声过大，也许还会提拔得更快。这时候的晁错，已经四面树敌，从汉文帝晚期开始，晁错上奏疏论述最多的，就是西汉王朝此时已成尾大不掉的诸侯王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朝野里许多有识之士都达成共识。比如和晁错不和的袁盎，也曾忧虑过诸侯问题，但是大多数人的态度，都是主张采取徐图缓进的政策，利用诸侯国内部的矛盾，对诸侯王分而治之，不断削弱诸侯的势力。可是晁错坚决反对，他认为诸侯国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朝廷必须采取强硬态度，厉行削藩之策。外加他又是个急性子，在这个问题上连篇累牍地上书，结果意见没被采纳，反而地球人都知道——晁错是与天下诸侯为敌的。 也正因这个原因，在晁错的任用问题上，许多重臣都反对。汉景帝即位初期，反对声最强烈的，就是彼时的丞相申屠嘉。这个申屠嘉也不是一般人，早在楚汉战争时期，他就是刘邦麾下的一个步兵连长，可谓是此时西汉朝廷里硕果仅存的“老革命”。此人在西汉建国后，虽然行政能力有限，却是以刚直廉洁著称，尤其是“思想觉悟高”。凡是刘邦说过的，他就坚定地认为是对的。晁错的言论在他眼里，当然是离经叛道，对此异端，也自然要除之而后快。申屠嘉的方法很简单——扣帽子。硬是罗织罪名，给晁错扣了一顶“侮辱先帝”的帽子，气势汹汹地给汉景帝上书，要求诛杀晁错。帽子扣得大，可是他的时机选错了。此时汉景帝即位不久，你这时候说晁错是奸臣，不是打汉景帝的耳光吗？结果申屠嘉的奏疏石沉大海，晁错却因祸得福：碰了壁的申屠嘉到底是“老革命”脾气，眼见奏疏意见不被采纳，竟然急火攻心，一下子呕血而亡了。晁错的脑袋上，一下子搬掉了一块大石头。 搬掉大石头的晁错，终于可以放手实行他素来力主的政策——削藩。应该说他眼光很准。西汉的诸侯国已经日益强大，现在不削，将来就是想削也没有机会削，反而会被诸侯国所制，造成中央集权的衰弱。但这毕竟是一个得罪人的差事。中国古人总说“疏不间亲”，各路诸侯国，就算和皇帝有天大的矛盾，说到底还是一家人，晁错一个外人，去动手整治皇帝的“自家人”，下场就注定是悲剧的。但晁错却不管这么多，干祭祀小官的时候，他就敢得罪人，干太子舍人的时候，他就敢变更西汉的军制，所有的无私无畏，却全为了一个理想——天下。 早在做内史的时候，晁错就开始动手了，他利用内史的权力，变更了对诸侯的各项管制条令，对诸侯入京朝见做了严格的限制。申屠嘉死后，汉景帝借着提拔原御史大夫陶青接替丞相位的机会，顺手把晁错提成了御史大夫，这可是位列三公，位高权重的角色。这时候的晁错，也终于有了足够的权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公元前155年，晁错正式向汉景帝上了《削藩策》。这个政策的内容石破天惊，它指出，如今诸侯国中的吴王、楚王等人的封地，几乎占有汉帝国一半以上的国土，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实行严厉的削藩打压政策，将这些诸侯国的地盘，缩减到大约一个郡的面积。如果按照这封奏疏的内容办，那么此时势力最强大的吴王刘濞，将失去他五分之四的地盘，势力其次的楚王，也将失去他五分之三的地盘。没了地盘的诸侯，不和朝廷玩命是不可能的，如此强硬的措施，不引起反抗更是不可能的，晁错自己也预见到，他这样做的后果，势必将引起一场大规模的诸侯叛乱，但他在奏疏里告诉汉景帝了：吴王刘濞素来就有反心，削藩他要反，不削藩，他迟早也要反，他现在造反，危害要比等他强大了造反要小得多，所以，削藩刻不容缓。 这封奏折在当时的朝野上，无疑引起了强烈的地震，连一向赏识晁错的汉景帝刘启本人，也不敢轻易下决断：谁都知道，这势必是一个激起强烈反抗的奏议。所以汉景帝召集群臣商议，大多数人都不表态，也没法表态，地球人都知道汉景帝赏识晁错，反对晁错的建议，就是反对汉景帝，后果好不了。但如果选择支持晁错，当那场暴乱爆发后，谁也不能承担这个责任。满朝文武里鲜明表态的，是魏其侯窦婴——反对。他是汉景帝的母亲窦太后的娘家侄子，汉景帝的表弟，当然不用担心“担责任”的问题。此人也是文景时期的一大能臣，能文能武，但偏偏政见与晁错相悖。他本身就是外戚出身，晁错的政策，不但有打压诸侯的一面，也有打压外戚的一面，这自然是他反对的。而且此人还是个“民族主义者”，虽然在对匈奴的问题上，他与晁错相同，主张放弃和亲政策，反击匈奴，但他更主张全国团结，联合诸侯王，共同对付匈奴。所以在诸侯问题上，他一向主张采取怀柔政策，这就和晁错针尖对麦芒了。 所以群臣商议，最后演变成了晁错与窦婴两个人的“辩论赛”。在这场辩论赛里，晁错充分发挥了自己犀利的口才，旁征博引的能力，一场唇枪舌剑，将窦婴驳得无言以对。尤其是在匈奴问题上，一句“攘夷必先安内”，让所有的反对声都闭了嘴。事情就这么定了——削藩，用最强硬的手段削藩，彻底剪除诸侯国对朝廷的威胁。 晁错口气很硬，具体行动起来，方法也很阴。他本来就是一个风风火火的人，做事情很有效率，又兼御史大夫一职本来就掌管稽查，各诸侯国都有他的眼线，上奏疏之前，就把各路藩王的劣迹找了个遍，比如吴王的经济问题，楚王的生活作风问题等等。削的理由找了一箩筐，动手的初期也很顺利，一出手就打击一大片：赵王的常山郡给削了，楚王的东海郡给削了，吴王的豫章郡和会稽郡给削了，胶西王的6个县给削了……短短几个月，全国上下，都是一片喊“削”声。 这次削藩手段之强硬，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然而反响之平静，却出乎朝臣们的意料。各路被削的诸侯，全都老老实实伏法，连个“不”字都没说。个别胆小的还主动上书请罪，痛哭流涕地做自我批评。总而言之，上上下下都很太平。 此时的晁错，人生已经顺利得不能再顺利，风光得不能再风光，遭了20多年的打压，这会终于翻身农奴把歌唱，连想整死他的丞相，最后都自己把自己气死了。想削一刀的诸侯，说削你就削你，得罪过他的人，想办你就办你。比如多年来和他“不交一言”的袁盎，也被他趁机下了药，以曾经受诸侯贿赂的罪名，被晁错参了一本，灰溜溜地被打发回家了。 但风光过后，就是无尽的险峰，此时的晁错，已经危机四伏。削藩的“砍刀”下，一股暗流也在悄悄涌动。意料之中准备玩命的诸侯们，就要开始玩命了，他们的矛头，将不止是喊打喊杀的晁错，还有在他之上的，汉帝国最高的权力宝座——皇位。晁错的父亲劝晁错：“你这么做，汉朝皇家安稳了，可我们晁家就危险了。”苦劝无效下，老人竟然服毒自尽，而他临终前的忧虑，却在不久之后变成了现实。 <er">三</h3> 公元前154年正月，在晁错“削藩”运动中被杀得遍体鳞伤的诸侯们，在经过了周密准备之后，终于亮出了复仇的獠牙——清君侧，诛晁错。在此名义下，吴王、楚王、胶西王、济南王、赵王、淄川王、胶东王7个诸侯王联合举兵叛乱，这就是影响了整个西汉帝国走势的“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的爆发，无论是之前力主削藩的晁错，还是背后撑腰的汉景帝刘启，都早有准备，但暴乱发生后才发现，准备远远不足。 七国之乱的爆发点，是吴王刘濞的重镇扬州，仅吴王本人所属的兵马，就多达20万。吴王与楚王合兵，直接进攻河南地区，一旦河南沦陷，西汉帝国的京城门户潼关，就将暴露在叛军的眼皮底下。而在东面，胶西王、济南王、淄川王、胶东王4路诸侯王兵马，在合兵攻打山东的门户临淄，与忠于西汉中央的齐王血战。北部方面，地处边防重镇的赵王不但举兵南下，更联合匈奴一同进兵。号称“中央政府”的西汉王朝，实际上已经处于东、南、北3路夹击之下，确切地说是4路，因为此时雄心勃勃的匈奴军臣单于，已经在西汉北部边境集结重兵，一旦汉军作战失利，他们就将恶狠狠地扑过来，甚至夺取西汉的都城长安。正因如此，西汉用于防备匈奴的精锐骑兵，也就被死死地牵制在北线，无力参加南下平叛战争。一时间，全国各地喊打喊杀，沸反盈天，之前风风火火的晁错，一下子成了“全民公敌”。 对七国之乱，汉景帝的布置还是比较从容的。早在削藩之前，他就大力拉拢自己的同母兄弟梁王，以他镇守睢阳，扼守住了由河南入潼关的门户。丽寄和栾布各率精兵，分别至齐赵两地迎击叛军，另有大将军窦婴作为机动兵力驻扎荥阳，用以牵制齐赵两地军队。而主力军方面，汉景帝选择了周亚夫为统帅，率36将军迎击吴楚叛军。从人选上，这些抉择都是正确的，但是西汉帝国可调动的兵力，此时却严重不足。七国之乱的叛军数目，号称有50万，而实际的参战兵力，也在30万以上。而这时候的西汉帝国，在第一时间可调动的所有兵力，尚不足10万人。因此在开战的第一个月，汉军的局面异常危急：南线的吴楚叛军长驱直入，包围睢阳；东线的齐地四王叛军包围临淄；北线的栾布也和赵王打成了相持。更要命的是，叛军绝口不提夺权的事，只说要“清君侧，诛晁错”，几乎给全天下一个错觉：杀了晁错，诸侯就会退兵。 晁错的命运，也就因此而凶险起来。 在当时对于削藩，不但诸侯王反应强烈，外戚勋贵们更是反对声四起，毕竟是兔死狐悲，诸侯王遭削弱后，外戚勋贵也无法幸免，晁错自然成了“公敌”。而前线战事不顺的情况下，汉景帝自然也要考虑和诸侯国媾和，寻找“和平解决”的可能。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晁错此时已经处于墙倒众人推的境地，杀晁错谢诸侯，已经成为许多官员的共识。 向汉景帝提议杀晁错的，是早先被晁错罢免的袁盎，他与叛乱的主谋吴王刘濞私交甚好，也因此被汉景帝起复，派到刘濞处媾和，刘濞也给他透露了“和平信号”：杀了晁错，停止削藩，我就退兵。这个条件不能不让汉景帝动心，毕竟在崇尚黄老无为的西汉，事情能大事化小是最好的。而真正对杀晁错起到关键作用的，其实是之前和晁错为削藩争论过的窦婴。窦婴凭借自己是窦太后侄子的关系，通过他的姑妈窦太后，向汉景帝发出了杀晁错的信号。而晁错本人也作出了错误的抉择，叛乱发生后，他给汉景帝提的建议，是由汉景帝御驾亲征征讨叛军，而对于从未经历过战争的汉景帝来说，这种行为无异于赌博。而这个建议，同样也开罪于手握重兵的周亚夫。所以，晁错之死，已不可避免。 关于晁错的被杀，历史书上记录的过程是这样的：先是袁盎出使叛军归来，由窦婴引领，密见汉景帝，提出了杀晁错的建议。但此时的汉景帝还在犹豫，10天以后，丞相陶青等人联合上奏，弹劾御史大夫晁错。弹劾的内容很有学问，没有指责削藩政策，毕竟这是汉景帝亲手拍板的，反而是指责晁错要求汉景帝御驾亲征，是目无君父的表现，一语正好触动了汉景帝的忌讳，也帮他下了决心：杀！公元前154年八月，晁错在上朝的路上遭到突然袭击，被士兵擒拿，接着火速宣布了罪状，腰斩于东市。 晁错死后初期，汉景帝确实感到松了一口气，他火速派使者到叛军营地，告知晁错的死讯，并准备恢复七国的封地，可吴王刘濞并不接受，相反悍然宣布称“东帝”。汉景帝这才知道自己上当了。但晁错的死并非没有价值：叛乱初期，叛军的口实是“清君侧”，现在“君侧”清了，叛乱却在继续，等于是自打耳光。同时也借着杀晁错的时间段，汉帝国完成了决战的准备。之后的两个月，汉帝国调动北部精锐骑兵南下，先平齐地，再断绝吴楚叛军粮道，最终将七国之乱彻底剿灭。之后，汉景帝继续了晁错的削藩政策，剥夺了汉朝诸侯国的兵马财政权力，各诸侯只能在属地收取租税，势力大减，而已经平定的七国，全部被划为西汉郡县治下，汉帝国的中央集权实力从此大大加强。只是含冤而死的晁错，成了这场大变革中，第一个悲壮的殉道者。 正文 第六章 七国之乱，大乱有大治 说到爆发于公元前154年的诸侯王叛乱——七国之乱，现代人对此都不陌生。这场波及西汉帝国三分之二国土的叛乱战争，给西汉王朝带来了巨大的震荡。持续8个月的叛乱，牵动了西汉帝国三分之二的精锐兵力，西汉实力最强的诸侯国和最富庶的地区，几乎都卷入了这场惨烈的战争中。对于任何一个封建国家来说，这都是一场遭到巨大打击的内耗。 然而对于西汉帝国来说，这场战争却带来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后果——大乱之后有大治。声势浩大的内战，并没有让西汉似唐朝安史之乱一般，结束天下太平的黄金时代。相反，西汉帝国的中央威权，因此得到了空前的强化，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强大帝国，从此在东亚大陆拔地而起。如果联系后来西汉帝国反击匈奴战争的辉煌胜利，和汉武帝大一统的伟大成就，我们不得不说，七国之乱，正是这一切的伏笔。 如果打个比喻的话，我们不妨借用汉文帝时代的儒臣贾谊在其奏疏里的一段话：当今天下大势，好比是大腿上的肉，比身体上的肉还多，整个国家已经臃肿了。这里所说的“臃肿”，就是诸侯势力尾大不掉的局面。西汉帝国开国后几十年的休养生息，不但休养了百姓，更“生息”了诸侯，长时间的和平，让诸侯势力日益强盛起来，甚至出现了中央无法节制的局面。就像当年周朝的变迁一样，如果没有措施去阻止这个趋势，那么诸侯割据乃至战国纷争的局面，都是大势所趋。所以“七国之乱”，恰恰是西汉帝国解决诸侯国问题的一个强制性手术。虽经历了“大出血”的危险，但这场手术成功了。 <er">一</h3> 说道西汉七国之乱的爆发，世人都把责任归结到晁错贸然采取的“削藩”政策上。其实在削藩政策推出的早期，晁错已经预感到一场大乱即将发生。但是晁错认为，暴乱现在爆发，要比之后爆发要容易对付得多，就像一个患重病的病人，早做手术，比晚做手术有更大的康复机会。但是西汉帝国的这场“沉疴”，又是怎么形成的呢？这一点不得不说，西汉帝国后来的文景二帝，是在为刘邦的分封政策“埋单”，这一点，就要说说西汉成立后，各个诸侯国的分封局面。 在汉高祖刘邦即位早期，凭借暗算、武力镇压等方式，相继平定了楚汉战争时期为他立下功勋的各路异姓诸侯王，包括韩信、彭越、英布3大势力。但是，在那些被刘邦夺取的异姓诸侯土地上，刘邦并没有像之前的秦王朝那样，建立由中央直接统辖的郡县，相反，则是继续分封诸侯，将这些土地分封给自己的子孙们。与此同时，在许多六国的故地上，刘邦也相继分封了许多诸侯王。这些诸侯王无一例外的都是刘姓子孙。刘邦此举，一在利用刘姓宗族的势力拱卫中央，二在于刘邦得天下后，对于日益强大的吕后势力，已经有了越来越力不从心之感，强化诸侯的威权，更是为了能够阻遏吕家势力的扩张。所以从立国开始，西汉帝国，其实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政体，既有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也有给予地方足够自治权的诸侯国分封制度，国家的行政体制，俨然是一锅交织着两个时代制度的“杂烩菜”。 刘邦分封诸侯王的高潮期，是公元前201年至公元前195年，这个阶段分封的诸侯王最多，诸侯王的地盘也最大。当时分封的宗旨就是“以海内初定，子弟少，激秦孤立而亡藩辅，故大封同姓，以镇天下”。也就是说，当时西汉虽然意识到中央郡县制的好处，但是在总结秦朝灭亡经验的时候，把因为实行中央郡县制，导致王室无人拱卫当作了很重要的一点。值得一提的是，西汉采取分封制，也与当时西汉帝国将道家黄老无为学说作为立国思想有很大关系。黄老思想主张无为而治，特别是在国家行政体制上，主张中央“无为”，给予地方充分的发展权力，所以分封诸侯，也是一种“无为”的方式了。在这6年里，刘邦相继册封了9大同姓诸侯王：齐王刘肥、赵王如意、代王刘恒、梁王刘恢、淮阳王刘友、淮南王刘长、燕王刘建，楚王刘交、吴王刘濞。这其中，除了楚王刘交是刘邦的弟弟，吴王刘濞是刘邦的侄子，其余的，都是刘邦的亲生骨肉。 如果看看地图就会发现，这九大同姓诸侯王的国土，从南至北，几乎包括了战国时期关东诸侯的所有故地。以天下郡县的数量来论，西汉立国的时候，全国一共有57个郡，其中由诸侯控制的，竟然达到了42个，作为中央政府的汉帝国，却仅仅掌握着15个郡。西汉中央政府实际掌控的地盘，也就仅仅包括秦国时期的关中地区、四川地区，以及河南和河北的部分地区。也就是说，所谓的西汉中央政府，按控制区域论，只不过是一个实力比较强大的诸侯国而已，摆着“天子”的名分，国家力量却有限得很。 而从诸侯王的权限看，西汉帝国开国初期的诸侯王，其在地方上的自治权力，甚至不亚于战国时期凌驾于周天子之上的诸侯们。按照刘邦分封时的规定，各诸侯要“掌治其国”，也就是具有诸侯国绝对的地方行政权力。在地方王国的行政建制上，诸侯国仿照汉朝廷，比如纪年、号令、护卫军队，以及下属的丞相等职位划分，都和中央政府“同制”，而且诸侯王们拥有对属下官员任免的权利和掌控境内赋税及军队的权利。这样的诸侯国，俨然就是名义上听命于中央政府的独立王国。 所以了解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西汉初期，对强大的匈奴不得不采取和亲政策，仅从军队战斗力来说，汉军未必不能与匈奴一战，至少依托长城进行防御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要命的问题是，西汉的中央政府之所以能够在早期保持对于诸侯的统治，主要原因就是实力。中央政府的实力，虽然对于所有诸侯国是劣势，但对于单个的诸侯国有绝对的优势，一旦和匈奴发生长期的战争，无论是胜是败，都意味着中央政府力量的严重削弱。一旦这种局面出现，那么春秋战国时期国家分裂，列国割据争霸的情景，很有可能再次重演。西汉帝国这种“杂烩菜”的行政体制，匈奴也大为了解。在西汉与匈奴早期的“和亲”时，匈奴往往采用挑拨西汉境内诸侯造反的方式，造成西汉帝国两线作战内外交困，不得不在一次次匈奴入侵时，对匈奴的漫天要价照单全收，打落门牙往肚子里咽。从吕后，再到汉文帝和汉景帝，这几代的西汉帝王，虽然在后世都评价不错，休养生息的“GDP成就”也不错，但一直在受夹板气。 就西汉早期的“休养生息”而言，西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建国思路，其经济建设的成果，也大部分被诸侯们所享受。西汉帝国的诸侯们，在经济上自主权之大，已经仅次于春秋战国时候的诸国了。当时的诸侯们，在自己的境内，拥有征收赋税的权力，特别是西汉帝国中央财政的两大赋税：土地税和农业税，在诸侯国境内都由诸侯们代为征收，其征收的款项，除了一小部分按照规定上缴中央外，其他部分都由诸侯们所有。大家都在津津乐道西汉初期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但在西汉的诸侯国里，老百姓的负担一点也不轻。当时诸侯国内的老百姓缴纳的赋税，通常只有1成是交给中央的，其他的9成是交给诸侯王。也就是说，诸侯国境内的老百姓，仅仅在土地税和人头税上，其负担就是西汉中央直接统辖郡县的10倍。另外诸侯境内的老百姓，还必须承担诸如盐铁税、渔税、市租等，这些都是属于诸侯王的专利赋税，作为诸侯王个人财政的“私奉养”。换句话说，西汉开国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国家得到的好处很有限，老百姓负担的减轻也很有限，最发家致富的，就是中间这群诸侯们。 而西汉帝国的危机，也就在开国休养生息的经济高速发展中，渐渐地“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关于西汉诸侯国的治理问题，汉文帝时期的名臣贾谊就曾一针见血——强者也反。也就是说，诸侯国的实力越强，其挑战中央权威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从汉高祖到汉文帝，西汉局面的暂时风平浪静，主要是因为诸侯实力有限，西汉中央政府的独大，和诸侯国实力之间的相互牵制，是一个短暂的平衡，一旦有一家诸侯国突然崛起，这个平衡就很容易被打破。不幸的是，打破平衡的人，其实早就出现了，他就是当年汉高祖刘邦的侄儿，吴王刘濞。 <er">二</h3> 说到七国之乱的始作俑者，汉高祖的侄儿吴王刘濞，在后世史家中，这是一个被很不齿并且被鄙视的人。被鄙视的原因，除了他犯上作乱大逆不道外，更因为很多人觉得他“自不量力”。比如后来修的司马光就很纳闷，他曾在自己的文章里说，以吴王刘濞这小小的诸侯王身份，怎么敢去挑战中央的权威。持这种观点的人，根本就不懂西汉的历史，当时的吴王刘濞敢于扯旗，主要是因为他具备了这种实力。 吴王刘濞是汉高祖刘邦的侄儿，他在刘邦去世的最后一年，被封为吴王，他的属地，包括了东阳郡、彰郡、吴郡，一共有53个县城。这个规模，即使放在战国时代，也超过了当时的大国赵国、燕国等国的国土面积，俨然是一方强势。而且刘濞不但有土地，更有资源，他所统辖的吴国，有两样当时绝对暴利的资源，一是盐，二是铜。盐是老百姓生后的必需品，是必须买的，谁有了盐，谁就有了庞大的财源。而铜更不简单，铜是当时铸造货币的主要材料，有了铜，也就意味着可以随时铸钱，想要多少钱，去铸就可以。当时吴地所管辖的漳县，是整个西汉最大的铜矿。这份家底，就好比今天，如果哪个国家有储量丰富的石油或者优质铁矿，在国际上腰杆子就很硬。当时的吴王刘濞，就是一个掌握着绝对优势资源，腰杆子很硬的诸侯。 不但腰杆子硬，刘濞的实力更硬。当年刘邦之所以册封刘濞，是因为吴国的南边，就是汉帝国册封的异姓王长沙王，再往南，就是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南越政权。当时的西汉帝国，长沙国是西汉抵抗南越军队的缓冲地带，而吴国，就是西汉南方防线的要冲。这样重要的战略地位，自然要给予军事上的绝对专权。所以吴王刘濞从刘邦时代就获得了特权，可以借着加强南方防御的名义，大肆扩充军队，权力不用过期作废，刘濞是不会让权力作废的。多年以来，刘濞不但大肆招募军队，更和吴国南部的东瓯、闽越等国结成了军事同盟。在汉文帝晚期，刘濞境内的军队，总数最多的时候已经到了30万人。这个规模不但在当时的诸侯国中无人可以匹敌，甚至西汉中央军也不占太多优势。有钱有资源又有兵的刘濞，此时已经是西汉帝国的大敌。 而且这个有钱又有兵的刘濞，其本人更是一个和西汉帝国“有梁子”的人，而且这个梁子是不共戴天的——杀子之仇。汉文帝时代，刘濞的儿子“入朝”——也就是以朝见的名义，到西汉中央宫廷来做人质，结果在和当时是太子的刘启下棋时，因为一时口角，两人大打出手，刘启一怒之下，拿着棋盘砸向吴太子的脑袋，竟然一下子把吴太子给砸死了。这娄子可捅大了，刘启本人差点因此被废了太子位。为了掩人耳目，西汉帝国对外说吴太子是感染瘟疫暴病而亡。汉文帝还主动派使者去吴国，宣布给予吴国“免朝”的权力，以及允许吴国私自开铜山铸钱。本想因此按住刘濞，但实际却是割肉喂狼。免朝的权利，让刘濞失去了中央政权对他的控制，他可以安心地在吴国扩充实力；允许他有制货币的权力，更让刘濞解决了招兵买马的财政问题。而且大量的吴国钱币流通入市场，更破坏了中央的财政政策。如此一来，刘濞的力量如滚雪球一般增长，但是汉文帝时代，因为政治稳定，外加汉文帝本人又是一位极其有作为的君王，刘濞一时尚不敢轻举妄动。事情的转折，出现在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去世，刘濞的“杀子仇人”——汉景帝刘启登基后。 其实在汉景帝刘启登基前后，西汉中央政府与刘濞之间，一直就在互相提防。刘启之所以重用力主削藩的晁错，就因为当年误杀吴太子的事情，对于刘启本人来说是个心理阴影，他知道这个宿仇，早晚会有摊牌的一天。所以最大限度地削弱刘濞的实力，也就成了必然的选择。对于西汉诸侯国，刘启上台后采取了又打又拉的政策。在打的方面，他启用御史大夫晁错，开始推行对诸侯国全面削藩。公元前155年，“削藩令”正式通告全国，其中削藩的重点打击对象，就是吴王刘濞。第一轮被削藩的诸侯中，包括楚王、赵王以及吴王。其中吴王刘濞被削夺的封地，包括拥有当时全国最大铜山的彰郡，以及人口最多，作为吴国兵源的吴郡。这两个郡县被剥夺，等于先夺走了刘濞的钱，又夺走了刘濞的兵。但是刘濞的准备却是细致的，早在汉文帝晚期，他就已经和各路诸侯王串联，尤其是他和楚王一脉早就结成了共同进退的战略同盟。当时的楚王，拥有城池40多座，楚国的国土，基本就是战国时期楚国的故地。楚国虽然没有吴国富庶，但地盘广大，人口众多，且山越部落林立。如果一旦发生战争，楚国最多的时候可以招募到百万大军，其作战潜力极其巨大。楚国和吴国之所以结盟，除了因为削藩动了他们的共同利益，更因为两家血缘上的亲近。和其他诸侯国都是刘邦直系子孙后代不同的是，楚国和吴国，都是作为刘邦的侄儿获得诸侯身份的。在刘姓宗族中，他们更多的属于旁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要走到一起。 而在叛乱的准备上，刘濞的另一个举动，就是联络齐国。其实在原本的分封中，齐国才是诸侯中实力最强大的国家。齐国的城池有70多座，而且齐国是当时整个汉帝国最富庶的地区，其财政储备和粮食储备，都是各诸侯国中最好的。对于齐国的强大力量，汉帝国早在汉文帝时候就产生警觉，将其国土分而治之。到了汉景帝刘启在位的时候，齐国的疆界，已经划归了胶西王、齐王、济南王、济北王、淄川王等各路诸侯，实力已经分散。但是刘濞善于抓重点。当时的齐地，实力最强大的就是胶西王刘卯。此人的地盘在整个齐地是最大的，齐地的70座城池，他自己就占有了30多座。史载当时“齐人皆畏之”。刘卯的城池虽然不如刘濞多，但其属地土地富庶。其本人又性格彪悍凶残，是诸侯中的一方雄杰。对这样的人物，刘濞自然极力拉拢。他最打动刘卯的，就是和刘卯相约推翻汉帝国后“平分天下”。之所以做出这么大的牺牲，是因为刘卯所处的战略位置重要，一旦刘卯从侧面出击，那么西汉帝国就将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而且占西汉帝国财政收入三分之一的齐地沦陷，也将从此令西汉帝国财政“断奶”。除了刘卯外，刘濞先后串联的，一共有14个诸侯王，如果以国土面积论，这时候和刘濞结成“统一战线”的诸侯，其地盘已经远远大于汉帝国的实际统治区域，实力的对比，已然本末倒置。 对于有可能发生的变乱，汉景帝刘启也做出了应对，一是往各路诸侯国派驻中央官员以及巡查御使，这些人的存在，使中央可以及时掌握诸侯国的动向；另一个重要动作，就是加紧分化拉拢诸侯国。在当时的各路诸侯国中，还有8个诸侯国是坚决站在汉帝国中央一边的，包括梁王、代王、河间王、临江王、淮阳王、汝南王、广川王和长沙国。这8个诸侯国之所以支持中央，不是因为他们支持中央的削藩政策，而是他们的血缘与汉景帝刘启太近，其中梁王刘武是汉景帝的亲弟弟，代王是汉景帝的亲侄，其余的六个王爷，都是汉景帝的儿子。对于他们来说，削藩固然损害自己的利益，但是一旦吴王刘濞夺权，那么等待他们的，将是灭顶之灾。所以“两害相较取其轻”，他们也只有把自己捆绑在汉帝国中央政府的战车上。这8个诸侯国数目虽然多，实力却极其有限，除了梁王刘武之外，其他人实力都很弱小，根本无力和吴王、楚王、胶西王这样的豪强抗衡。所以汉景帝刘启着力拉拢的就是梁王刘武，他给予了刘武大量经济和武力支持，并且帮助他重新修缮梁国重镇睢阳的城池。这一步十分重要，梁国的边境和吴楚接壤，一旦战争爆发，吴楚联军的主力势必会集中攻打梁王的属地，一旦梁国沦陷，那么长安的门户函谷关就将直接暴露在叛军的眼皮子底下，到时候局面就非常糟糕了。 公元前154年正月，刘启发布削藩令，诏书送到吴国，吴王刘濞随即决定造反。这场造反他已经准备了几十年，此时水到渠成。刘濞立刻诛杀境内所有的汉帝国高官，下令全国动员，其境内15岁以上，62岁以下的所有男子，都必须应征从军。与此同时，楚王也起兵响应，杀掉境内的汉朝官员，在广陵与刘濞会师，当时的吴楚联军，其总数已经超过了50万人。而且在实力强大的同时，刘濞的宣传工作做得也好，他把造反的口号定为“清君侧，诛晁错”，即宣布自己并不是要夺皇位，而是要诛杀力主削藩的“奸臣”晁错。一时之间，全国上下沸反盈天。 当时的局面，对于汉帝国是非常不利的。暴乱发生后，早就与刘濞串通的胶西王刘卯也起兵作乱，加上齐地当地的淄川王、济南王、胶东王，以及北方的赵王，一共有7个诸侯国参与叛乱，史称“七国之乱”。这七个叛乱的国家，都是诸侯中实力非常强大者，战略位置也极其重要。比如赵王，他的位置地处防御匈奴的要冲，更和匈奴挂上了联系，齐地三王的叛乱，也让西汉帝国失去了平叛所需要的钱粮赋税。这样一来，汉帝国是既失去了战略优势，更失去了财政优势，中央的名义，只有一个空架子。就在汉帝国准备平叛战争的时候，和汉帝国一直有“和亲”关系的匈奴也频频动作，他们频繁的集结大军侵扰汉帝国北方边境，所以汉帝国最精锐的边防骑兵部队，一时难以调集南下平叛。在叛乱的初期，汉帝国可以投入平叛战争的机动军队，竟然只有不到10万人，这个数量，比起声势浩大的吴楚50万叛军，自然是大为不如。 所以在叛乱发生后，西汉帝国败绩连连。在南线上，吴楚联军长驱直入，西汉帝国本来在梁国设立的防线，才打了没几天就土崩瓦解。双方在赤壁交兵，梁国军队被杀伤数万人，主力一战尽失，无奈之下，梁国只能退守睢阳城坚守。这已经是到了绝路上，一旦睢阳被叛军攻破，那么函谷关以南将再无险要位置可守，叛军完全可以长驱直入，一举拿下函谷关。在齐地方面，倒是传来了对西汉帝国有利的消息：齐王在本来参与叛乱的情况下，因为担心事情不成而反悔，反而和胶西王等人打了起来，这样齐地叛军之间首先陷入了内战，暂时无暇东进。齐王之所以变卦，关键在于此时的齐王刘将闾原本是齐王刘肥的正宗，早就不甘心居于胶西王之下，也不愿意受其节制，而且齐王的属下，多为主张“大一统”的儒生，他们的拼命阻挠，也让齐王最终变卦。之后，齐王死守临淄城，与齐地叛军相持，使山东的战火，暂时没有蔓延到汉帝国直属区域内。与此同时，刘濞所串联的13个诸侯王里，淮南王和济北王的臣下主要都是亲汉势力，拒绝执行王命，因此无法参与；燕王和城阳王属于首鼠两端的角色，在没有弄清楚力量对比前，他们也选择了按兵不动；庐江王和衡山王，则是因为和吴王刘濞有矛盾，不甘心居于刘濞之下，因此最后也没有买账，这些临阵变卦的诸侯，虽然在叛乱势力中处于弱势，但是他们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因为他们的倒戈，汉帝国可以放心大胆地执行平叛方略。 说到汉帝国的平叛，虽然最后的平叛者是周亚夫，但是最早为汉帝国定下平叛方略的，却是削藩的倡导者晁错。早在削藩令酝酿时，晁错在给汉景帝刘启的奏疏中，就提出了“以梁国为屏，以齐地为隙”的平叛方略，即利用梁国坚固的防御阵线，阻止叛军的北进，再以重兵从齐地突破，达到迂回歼灭叛军的目的。但是在叛乱早期，面对连战连败的局势，汉帝国还是准备不足，而刘濞“诛晁错”的口号，更一时蒙蔽了很多人。为了暂时稳住局势，汉景帝诛杀了晁错，现在有人把汉景帝诛杀晁错，看成是为了赢得平叛时间所做的“缓兵之计”，但事实上，当时汉景帝已经是平叛之心大沮。在杀掉晁错后，他曾经问从前线归来的使者邓公：“闻晁错死，吴楚罢不？”可见当时的汉景帝，已经打算息事宁人，求得一时太平。但是邓公的回答却给了汉景帝当头一棒：“吴为反数十岁也，其意不在错也。”这才让刘启彻底明白了刘濞的用心，刘濞自己的行为更表明了态度，他狂妄地自称“我意为东帝”，夺取天下之心，已昭然若揭。 既然刘濞要反到底，汉帝国也要奉陪到底。汉帝国被委任平叛的主帅，是太尉周亚夫。与此同时，汉帝国还派遣两路偏师牵制，一路是栾布的军队，用以平定齐地；一路是骊寄的军队，用以对付赵国。此时的汉帝国，在兵力对比上，比起叛军是严重的劣势，人口和经济资源更不及。在叛乱发生后，汉帝国的府库为之一空，为了筹措军费，汉帝国甚至不得不向关中的富商巨贾告贷。所以，虽然梁国凭借着防御城池抵挡住了吴楚联军，齐地的叛乱也暂时成了相持局面，但以汉帝国此时的经济能力，拖是根本拖不起的，速战速决才是上策，但此时汉帝国动用的全部兵力，加起来不足10万，速战又谈何容易？ 所以周亚夫在临危受命之后，他的平叛政策就一条：“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早在临危受命时，他就向汉景帝言明：“楚军彪悍，难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粮道，乃可制。”就是说，他要以梁国为诱饵，吸引吴楚联军的攻击，然后抄吴楚联军的后路，断绝他们的粮草供应。此举在当时是冒着非常大的政治风险的，梁王刘武不但是汉景帝的亲弟弟，更是窦太后最宠爱的儿子，得罪了梁王，也就意味着得罪了当时的西汉皇室。在七国之乱结束后，周亚夫最终遭到了汉景帝的清算，以谋反罪被逮捕，死于牢狱之中。悲剧的缘起，就在于这场战争。 战事打响之后，梁国重镇睢阳遭到围攻，梁王数次派人向周亚夫求救，周亚夫都置之不理，仅命将领李广带领少数部队前往救援，吴楚联军50万人攻打睢阳日烈，这一战成就了后来的“飞将军”李广。在战斗中，原本是骑兵的李广登城作战，凭借其精妙的射术不断狙杀吴楚联军的将领，成了当时战场上最牛的狙击手，他骁勇的身手也得到了梁王的赞赏。但局面依旧危急，虽然睢阳之前做足了战争准备，储备了大量的粮草，但是弩箭储备却严重不足，被围困两个月，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打到最后，梁国军队不得不把棉衣挂在城池上，浇上水来吸附敌人的弩箭，而梁王刘武更是身先士卒，亲自站在城池上督战，激励全城军民万众一心。 睢阳城的决死抵抗，给了周亚夫施展自己战略的时间，趁吴楚联军猛攻的机会。周亚夫派兵从昌邑出发一路南下，一举夺取了泗水入淮之口，吴楚联军的粮道就此断绝。闻听噩耗的刘濞无奈，只好撤回对睢阳的包围，转而与周亚夫决战，然而这时候的作战地区，是在江淮平原的平地上，汉军的主要部队是南军和北军，这两支军队长期的“假想敌”，是北方彪悍的匈奴骑兵，其作战方式也是以骑兵和战车防御为主，虽然人数比较少，却都是身经百战、优中选优的精锐。相比起来，吴楚联军的成员，大多数都是临时征召的境内平民，作战经验极其匮乏，真刀真枪地开练，相当吃亏。淮北之战中，10万汉军气势如虹，将几十万吴楚联军打得大溃，杀敌数万人，而这个时候，梁国的军队也趁势反攻，原先形势大好的刘濞，这下被夹在了梁国和周亚夫之间的夹板里，基本歇菜了。 但吴王刘濞是不想歇菜的，为了挽救危局，他决定率军发起最后的攻势。在安徽下邑，吴王再次对周亚夫发动了反击，周亚夫这次更贼，并不直接与吴王交兵，而是先故意撤退，再以骑兵抄袭吴王的后路，结果几十万吴军遭到前后夹击，再次发生崩溃。吴王刘濞仅带着数千人逃亡东瓯国，见风使舵的东瓯人怎容得了他，吴王刘濞刚到，就被东瓯人砍了脑袋，送给周亚夫请功，而和吴王刘濞合兵的楚王，也在吴王刘濞兵败后自杀。至此，七国之乱的两大势力，吴国与楚国，仅经过两个多月，就被周亚夫扑灭了。 吴国和楚国完蛋了，其他诸侯国就好对付了。齐王刘将闾坚守临淄三个月，汉军栾布赶到后里外夹击，被打得稀里哗啦，各路叛军皆被平灭。赵王本来与骊寄一路打得不分胜负，但匈奴在得到汉朝大批粮米“孝敬”后最终变卦，撤出了在汉匈边境的军队，汉朝的边地精锐骑兵得以投入到平叛战争，赵王立刻就崩溃了。但他还是死硬，硬是在邯郸和汉军死战，最后栾布和骊寄合兵，挖开周围水道，将邯郸城完全淹没，才算彻底解除了这个祸害。 <er">三</h3> 七国之乱的结束，对于西汉帝国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西汉帝国在建国之后发动的第二次统一战争，对于西汉后来大国崛起、称霸东方世界的情景来说，其意义好比南北战争对于美国的意义。 七国之乱的直接影响，就是汉帝国趁机对各路诸侯采取了打压政策，甚至株连极广，不只是参加叛乱的诸侯遭到了严惩，那些曾经与吴楚勾连，在叛乱过程里观望的诸侯，也都遭到了追查甚至清算。比如在七国之乱中临阵变卦的齐王刘将闾，原本他在叛乱爆发时临阵倒戈，对于汉帝国平定整个叛乱，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因为他毕竟参加了吴楚的同谋，因此功不抵罪，最后还是落下了自杀谢罪的下场。至于参加叛乱的七国，除了楚国得到保存，另立楚王之外，其他的诸侯国，皆被汉帝国改成中央直接掌控的地区，这就意味着汉帝国正式确立了对诸侯国的绝对优势地位，中央集权程度大大加强。即使是得到保留的诸侯国，其实力也大大缩水，原来拥有的地方军权大多被中央收回，赋税收取也被中央派驻的官员掌握，而晁错生前力主的削藩政策，也继续大力推广起来。就在七国之乱结束后不久，在战乱中持观望态度的燕王和城阳王，就被削去了大片土地，特别是燕王原来所有的辽西地区，被划成了汉帝国的直属郡县，正是这个郡县的获得，使得汉帝国从东到西，建立了防御匈奴的完整阵线，后来的汉匈战争中，汉军收复河套草原以及夺取河西走廊的战争里，辽西郡都起到了对匈奴主力的牵制作用。 在七国之乱之后，各个诸侯国的处境，可谓是又穷又弱。在“穷”上，原本诸侯国拥有的赋税权，被大部分收归中央，各个诸侯国只能在自己的领地里，收取少量的租税，也就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诸侯国原本有的“治民权”，也被汉朝中央政府收回，各个诸侯国内负责行政的丞相，由原先的由诸侯国自己委任，变成了汉帝国直接委派，这样就把诸侯国治下的百姓，完全掌控在汉帝国自己的手里。另外各个诸侯国内俸禄400石以上的官员，任免权也完全收归中央，诸侯国内部的行政权力从此名存实亡，所谓的诸侯，其实已经变成了汉帝国直接掌控的郡县。到了汉景帝晚期，汉帝国直接掌控的郡县，已经由他在位初期的15个，变成了此时的44个，诸侯国占有的郡县，已经下降到了15个，诸侯对于中央的威胁，可以说不复存在。一个统一中央集权的汉帝国，从此才算真正建立起来，之后汉武帝反击匈奴，也因此有了底气。 正文 第七章 “独尊儒术”奠基人 西汉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统治中国思想界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在西汉王朝正式奠定了它的主流地位。但儒家文化正统地位的确立，是在汉武帝在位时期，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儒家文化其实是“靠边站”的，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景帝刘启，这70多年里不管皇位如何变化，汉帝国始终遵循的是黄老学说至上的国策。直到汉武帝时期，依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才有了儒家的一家独大。 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儒家也不是一天独大的，儒家从靠边站逐渐发展到主流，是西汉建国后一代代儒生努力的结果。其中起到承前启后作用的，就是西汉初期杰出的大儒叔孙通。 <er">一</h3> 说到叔孙通，不得不说说西汉建国初期儒家的生存状态，就一个字：惨！ 秦始皇时期著名的“焚书坑儒”，打击的对象主要就是儒家文化。随后的秦末农民战争中，中国的国民经济和生产力遭到了沉重破坏，为了恢复生产、繁荣经济，以与民休息为主体的道家文化，自然更受到统治者的推崇。这时期的中国，虽然名义上是封建社会，但是大一统的国家政权形态并未建立。从西汉初期的郡县制和分封制并行开始，中国的政治体制，其实还是一个利益分配平衡的松散邦联，包括贵为天子的汉朝皇帝，其威权的影响力，也是有限的。我们从刘邦时期“白马盟”等事件上可以看出，连封个区区的诸侯王，都需要功臣皇室进行盟约，这时候的中央集权，其实还处于比较弱的形态。 在这样的形态下，出于利益平衡分布，以及恢复经济的需要，儒家文化并不受待见。比如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其本人开始是非常厌恶儒生的，早期打天下的时候，就曾作出了羞辱儒生的事情。虽然他的身边也有许多的儒生谋士，但对于靠黄老学说建国的西汉来说，儒家，其实长期以来都处于次要地位。毫不夸张地说，从西汉建国到文景之治，是儒家学派的重新拓荒期。 汉初大儒叔孙通，就是这个拓荒期里，儒家最为杰出的人物。西汉王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结果，其实就是由他所奠定。 叔孙通，又名叔孙阿，山东枣庄人，生年不详，出身于儒家文化昌隆的齐地，他叱咤风云的壮年时代，正是秦末农民大起义的高潮期。 所谓乱世出英雄，秦末农民战争时期是乱世，也是各路英雄大显身手的舞台，而叱咤其中的叔孙通，在这段岁月里得到的评价只有一个——鄙视。 被鄙视的原因，是很多的。比如他跟过的人很多，自身难保的秦二世，做傀儡的楚怀王熊心，殒命山东的项梁，横刀自刎的项羽，但凡是有点权的，折腾出点动静的，曾经说了算的，他都跟过。等到跟着刘邦混的时候，已经成了出名的有奶就是娘的人物。 有奶就是娘也就算了，关键是此人做人很有问题，又是出了名的“扫把星”。比如他跟着秦二世混的时候，秦二世问大家现在全国局面怎么样？大家纷纷进言，有说农民起义四起的，有说天下大乱的，唯独叔孙通识相，张口就唱赞歌，热情讴歌秦二世的英明统治，颂扬全国形势一片大好，拍马屁都不打草稿，捧得秦二世心花怒放，当场就封了他当博士。升了官的叔孙通更识相，眼见秦王朝自身难保，瞅准机会脚底抹油赶快跑，摇身一变又成了北上伐秦的项梁的谋士，在项梁的军中混了没几天，项梁就在定陶之战里挂了。捡了一条命的叔孙通马不停蹄，又混成了楚怀王熊心的谋士，高谈阔论了没两天，熊心又被项羽坑死了。叔孙通眼泪都没掉一滴，又跟着项羽混，一路混到了彭城，眼见刘邦大兵压境，立刻掉转枪头，投到刘邦麾下，气还没喘定，刘邦就在彭城之战里被项羽打得全军覆没。这样的扫把星，刘邦是不敢用了，摆摆手打发他回汉中，协助萧何安定后方，发展生产。他前脚一走，后脚刘邦就稳定了形势，此后连战连捷彻底打垮了项羽。 跟谁混谁倒霉不说，他的混法也被人所不齿，基本就是啥事不干，张口就吹捧，什么千古圣君帝王威仪的，漂亮话连篇累牍，能把人吹得云山雾罩，而且势利眼，看谁不行了，立刻吹灯拔蜡，说叛变就叛变，丁点君臣之情都不讲。这样的人物，搁在哪个团队，哪个朝代，都是注定不受待见的。 大家不待见，刘邦本人对他却很待见。比如彭城之战后，面对上门投靠的叔孙通，刘邦分外赞赏，后来彭城兵败后，派他回汉中辅助萧何，萧何对他也赞赏有加。当然他也是立了功的，比如他举荐一些勇猛之士加入汉军，后帮助萧何安定地方时，也曾多次出面，劝说当地乡民支援前线，是很称职的“宣传委员”。楚汉之争胜利后，刘邦也记了他这一功，封他为博士。 之所以待见他，一是他很识趣，比如那时候的儒家学子，骨子里都带着傲气硬气，刘邦是一个不容别人有傲气的人。叔孙通之前，曾有儒生郦食其投奔刘邦，当面痛斥刘邦对儒生的轻慢态度，刘邦当时正是用人之际，也就对郦食其诚恳道歉，但道歉完了没多久，就借齐王之手，把郦食其给煮了。相比之下，叔孙通却知趣，他知道刘邦不喜欢谋士穿儒服进谏，别的儒生都视儒服为身份象征，叔孙通却不以为然，不穿就不穿，当场换了儒服，穿着短袖短褂进谏，刘邦很高兴：这人不错。儒生不儒生的无所谓，听话就好，听话的好用。 刘邦待见叔孙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好用，也就是有利用价值。西汉建国，儒家思想虽然不是主流，但在民间知识界影响力甚广，而且儒家思想里对于君权的尊重，也是君临天下的刘邦所需要的，找一个精通儒学而又听话好用的人，对于刘邦来说很重要，叔孙通，就是这样的人。 不过叔孙通这个儒生实在不像儒生，除了他没原则，好谄媚，会拍马屁会吹牛外，社会关系也很有问题。那时候的儒生，都是一些蔑视暴力，崇尚文治，自我感觉极其良好的人。对战争，态度是鄙视，对武将流寇，态度是蔑视，鄙视这个，蔑视那个，结果就是被人灭。叔孙通却认为，这样是不对的，要弘扬儒学，就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所以在他的朋友里，既有其他学派的知识分子，也有西汉开国时候的功臣宿将，甚至还包括江湖游侠、土匪盗贼等社会不安定因素，上至皇亲贵戚，下至流氓无赖，不混个关系熟，他也能混个脸熟。 因此在当时，虽然在刘邦面前混得如鱼得水，但是在儒生的内部，叔孙通的名声实在不咋的，许多儒生都认为这是个给儒家丢脸的人物，是败类，他的一些学生也耻于和他为伍，主动划清界限。但谁都没想到，正是这个一些人眼中的败类，办成了“君子”们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光大儒家思想，确立儒家的正统地位。 <er">二</h3> 叔孙通人生的机会，发生在公元前204年。这一年，已然君临天下的刘邦，交给了叔孙通一件影响他一生，甚至影响儒家文化命运的任务：制定朝仪。 所谓制定朝仪，就是制定西汉王朝的朝堂礼仪规范，这看似是个很简单平常的任务，不就是制定一些行为规矩吗？但是在当时，这个任务很重要，也很难办。 因为此时的刘邦虽然贵为皇帝，骨子里却依然是个农民，他手下的功臣宿将们，还沉浸于当年和他一起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土匪岁月，所谓阶级划分，君臣有别，对于这帮大老粗来说，几乎没有任何概念。虽然刘邦已在山东定陶称帝，但是身边的诸将见了他，还是和过去一样称兄道弟，拍肩膀叫弟兄，拉拉扯扯不成体统，到了喝酒庆功的时候，局面更是恐怖，一个个张口闭口粗话连篇，高兴了还能说点荤段子。至于没大没小，以下犯上，拿着皇帝不当干部的事，在当时更是稀松平常。 这一切如果刘邦还能忍，那就没天理了，他是个亭长出身，不懂啥阶级分析法、君臣礼仪，但他知道，自己已经是皇帝了，做皇帝就要有做皇帝的样子，可做皇帝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手下的大老粗们不知道，他自己也不知道。不过有人知道，比如儒生们，比如其中最听话最好用的叔孙通。 所以就你了，给我制定一个朝仪，一个足够展示帝王威严，威服众勋贵们的朝仪。要用这个朝仪，向全天下展现做帝王的尊贵，做皇帝的威严，做臣子的礼仪和责任。 对于君临天下的刘邦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体现皇帝尊贵身份的面子问题，更是一个树立帝王绝对权威、强化统治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落在了叔孙通身上。但刘邦本人也没有想到，这个他所在意的政治问题，会成为秦朝以来备受打压的儒家文化，从此咸鱼翻身的起点。 从公元前204年开始，叔孙通受命制定朝仪，这个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首先，这个朝仪必须要参照上古时期的天子礼法，但那时候的天子是“王”，这时候的天子是“皇帝”，地位更尊贵了，礼法也要更尊贵。更重要的是，因秦末以来的战争破坏，各类典籍遗失殆尽，参考资料极其难找，精通礼法的人更难找，缺人又缺资料，这真是棘手得很。 叔孙通迎难而上了，他发动各种关系搜集典籍，更广邀各路儒家名士参与。问题是，这时候的叔孙通名声已经相当臭了，正人君子不屑于和他为伍，甚至他的许多学生也背离了他，而更多的儒生，并没有看到制定礼法对于儒家文化壮大的意义，相反把这次行动又看成一次“谄媚”之举。叔孙通多方奔走，苦口婆心，向儒生们磨破嘴皮子解释，承诺“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总算召集了一百多名弟子。此后他们集思广益，结合之前秦王朝的礼仪和周王朝的礼仪，制定出了一套全新的君王礼法，这部礼法以《礼记》为主体，兼有秦朝法家思想。然而，它还是面临着考验：刘邦企图以这套礼法树立他帝王绝对尊贵的地位，可是他手下的功臣们能买账吗？这些人都是从刀头舔血的战乱里过来的，素来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区区一套礼法，就能让他们低下高贵的头颅吗？ 公元前200年，西汉未央宫落成，这套盛大的典礼，终于以此为名呈现在世人眼前，整个的过程，按照史料的记录是这样的：“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大行设九宾，胪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静。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 叔孙通成功了，他缔造了一个绝对威严的礼仪，衬托起了一个被神化的刘邦。确切地说，他衬托起的，是中国两千年封建统治的帝王光环，他有严整的形式，浩大的气势，完美的程序，精心的布局。在短短的这一次展示中，就让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功臣们，第一次拉开了与老领导刘邦的距离，从这一刻开始，他们看待帝王的目光不再是不以为然的平视，而是彻头彻尾的仰视，诚惶诚恐的尊敬，中国人两千年来对封建皇权的敬畏思想，就是从这一刻起扎下了根子。 就连之前极端鄙视儒学，甚至拿儒生的帽子当尿盆的刘邦，面对此情此景，面对万众敬仰的局面，面对叔孙通精心设计的、高高在上的图景，也由衷地说出了心里话：“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知“皇帝之贵”的结果，就是叔孙通本人，乃至儒家学派，得到了异常丰厚的回报：叔孙通本人受赐500黄金，进太常。更重要的后果是，在黄老学说一手遮天的西汉初年，儒家学派终于打下了一块自己的根据地。叔孙通之后，世世代代，儒家学者皆在汉初朝廷里占有一席之地，到了汉文帝、汉景帝两代，儒家学者甚至得到了成为太子老师的机会。儒家的宣传力度正是从此开始，一步一个脚印日益扩大。对比最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结局，我们可以很负责地说：这是一个过程。 <er">三</h3> 大多数时候以谄媚逢迎著称的叔孙通，因此得到了刘邦的器重，也因此让刘邦意识到儒家的重要性。但是这时期西汉的国策是黄老学说，儒家思想只是装点门面的学问，之后儒家独大的过程，是儒家由表及里，对汉帝国进行思想渗透的过程。 而这以后的叔孙通，却让世人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他。 公元前195年，西汉帝国又一次进入到一个十字路口，这一年的刘邦，已经到了人生里的最后一年，弥留之际，思想却出幺蛾子了，眼见着大儿子刘盈不太成器，戚夫人生的小儿子刘如意聪明伶俐，便动了换太子的念头。这是刘家的家事，吕后虽然反对，此时却已失宠。就连跟随了刘邦多年的“西汉三杰”张良也不敢硬劝，只是委婉地找了“商山四皓”来辅佐太子，表达自己的立场。但谁都没想到，一个从来不敢说话的人说话了——叔孙通。 叔孙通不但说话，而且反应异常激烈，他给刘邦上了一道奏疏，以春秋战国时期晋国换太子导致内乱以及秦朝换太子导致亡国的典故，坚决反对刘邦废太子。见上了奏疏刘邦没反应，叔孙通不罢休，拿出儒生“死谏”的劲头来，竟然要当着刘邦的面横刀自刎，逼得刘邦最后很无奈地表示，我就是随便说句玩笑话，你别当真。按说到这里，已经算是解决问题了，可叔孙通偏偏不罢休，他反而继续说：太子位置是国家稳定的基石，怎么能随随便便开玩笑呢？最后的结果，是逼得刘邦诚恳道歉，表示以后不再开这个玩笑了，这才罢休。 这件事叔孙通做得虽然勇敢，可也有人说他是投机。因为这时期吕后已经专权后宫，只手遮天。废太子的事情，遭到了朝臣上下的反对，不是刘邦想废就能废的，借着这个由头，突然硬气一把，在刘邦弥留之际讨得下一代皇帝的欢心，这也不失为一种谋身之术。比如后来修的司马光，就指责叔孙通此举为“邀直名以谄媚”。但很快叔孙通就让世人看到，他不是为了谋身。 刘邦过世之后，汉惠帝刘盈即位，这时期的汉帝国，依然在继续推行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而吕后已经权倾天下，刘邦宠爱过的戚夫人，说砍就砍，刘邦的儿子说杀就杀，无论是刘氏宗亲，还是功臣宿将，包括周勃、陈平这样的老勋贵，对她也暂且服服帖帖，轻易得罪她不得。 但第一个敢得罪她的，却是叔孙通，得罪她的事，却是一件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 事情是这样的，汉惠帝每次朝见吕后的时候，都需要封闭道路，汉惠帝感到交通不便，就想重新修一条新路。按说这事是皇帝对母亲尽孝道，无可厚非，偏偏叔孙通又上奏了，他认定汉惠帝此举于礼法不合，属于违制，竭力反对之下，路到底没有修成，吕后也就这么让他得罪了。这事让当时人很不解，人家娘儿俩为了见面修个路，你激动什么？其实很简单，叔孙通要维护的，是他苦心制定的儒家礼仪规范，要在黄老学说占统治地位的汉初，确立一块儒家自己的根据地。因此，他锱铢必较，甚至不惜个人荣辱。 在这件事情之后没多久，这位一生遭非议颇多的大儒，就告别了人世。比起当年他遭受的种种非议，这时期的儒生们，已经把他看做西汉儒家的领军人物，即使是几十年后修史的司马迁，也在《史记》中尊他为“儒宗”。事实上，正是凭借着他辛苦打下的这块根据地，儒家文化一步步发展壮大，最终成为主流。 至于叔孙通为人诟病的做人问题，有个这样的例子：制定礼仪后，刘邦赏赐给叔孙通的500黄金，叔孙通分文未留，全部分给了参与此事的儒生们。此事或许可以佐证：他谄媚、逢迎、奔走，并非为了个人的富贵，相反，却为了一个简单的理想——光大儒学。 正文 第八章 长沙王为何得幸存 西汉从建国初期开始，就主张施行仁政，比如刘邦入关时的约法三章，比如建国后屡次减轻刑罚，甚至崇尚黄老学说，施展无为而治的政策，尽可能地对老百姓做到“和谐”。但是上层的政治斗争，却始终充满了血雨腥风。刘邦得天下后杀戮最重的政治运动，莫过于对他所册封的异姓诸侯王们的清洗。 在楚汉战争时期，出于击败项羽的需要，刘邦对各派政治势力着力拉拢，封官许愿，对于韩信、彭越等人诱惑最大的，莫过于刘邦对他们的封王许诺。这时期的中国，国家观念依然停留在西周时期的分封制上，而在西汉帝国建立之后，原来作为刘邦盟友的异姓诸侯们，这时候摇身一变，就成了刘邦建立刘家家天下的敌人。所以西汉建国后，诸多异姓王们的下场一个比一个惨：韩信被刘邦设计，在未央宫除掉了；彭越被刘邦定了谋反罪，先发配流放，又在路上杀掉了；英布干脆扯旗造反，被刘邦率军平定了；韩王信走投无路下，一跺脚投降匈奴了。其他的几位，燕王藏荼和燕王卢绾相继被刘邦讨平，刘邦的女婿——赵王张敖被控谋反，之后虽查无实据，依然被剥夺了王爵。纵观这些下场悲惨的异姓王们，无论之前跟刘邦关系有多亲密，立过多大的功劳，在西汉建国后，就始终处于被防范和猜忌之中，一有由头，就会遭到中央政府酷烈的打压。然而，却有一支异姓王家族例外——长沙王吴芮。 说起这位太太平平的长沙王，历史上可能不太有名，但他却有一个很有名的女婿——淮南王英布。他这位女婿早年是项羽大将，而后投靠刘邦，封为淮南王后，因见韩信被诛，为自保起兵造反，还在战斗中击伤了御驾亲征的刘邦。可谓与刘家有深仇大恨。然而这位长沙王，却太平始终，王位身份一直得保，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er">一</h3> 这位历史上不出名的长沙王吴芮，在西汉当时的身世，却也是不简单。 吴芮，是江西余干县人，他有一个曾经声名显赫的祖先——春秋霸主之一的吴王夫差。吴王夫差被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了以后，吴国从此灭亡，吴家子孙也因此四下调零。这以后吴家子孙又出了个杰出人物——战国时代的军神吴起。到吴芮出生的时候，已是战国末期，但祖先的荣光，吴家并未忘记。 吴芮自小聪明伶俐，并深受家族遗风的熏陶，自幼即研习祖先留下的《吴起兵法》，且精通武艺，渐成江西一地吴氏的领袖。吴芮交友也甚为广泛，其中的一个朋友，就是谜一样的航海家徐福。甚至吴芮的弟弟也跟随徐福东渡大海，从此不知所终。日本一些历史学家甚至提出，今天日本西部的山口县，就是吴芮弟弟随徐福东渡后的定居地。 有着传奇家世的吴芮，从青年起就开始了他传奇的经历。这时期，是秦始皇灭六国的时代。江西地处楚地，此时战乱频繁，散兵游勇四下劫掠。青年时代的吴芮，就肩负起了保境安民的重任。虽然从小习武，但吴芮并非普通莽夫，相反常年研习兵法，造就了他沉稳冷静的性格。他组织民团，教习武功，却不轻易动武，对窜犯的散兵游勇，只要不主动找事，不但不会为难，相反还赠送路费，有愿意留下来从军的，也敞开大门欢迎。日久天长，吴芮的名声传遍了当地，说起他来，当地人几乎众口一声赞叹：厚道人啊。 在那个不厚道的年头，厚道就是最好的招牌，厚道的结果就是，吴芮组织的民团，各方势力“归附如流”，到了秦始皇一统天下的时候，吴芮的手上，也一下积累了近两万兵马。毕竟面对的是统一天下的秦始皇，手头有这么多兵力，本人有这么高威望，又兼地处抗秦最暴烈的楚地，招打是很容易的事。但吴芮低调，虽然手里拥有几万雄兵，但他“藏兵于民”，采用保甲法，大部分士兵都是兵农合一，脱了兵服就是老百姓。用来对外招摇的，长期以来不过几千兵卒，一心一意地向当时的秦王朝示弱。这番苦心总算有了回报，此时的秦始皇，志向在于混同南北，打击的重点是中国华南、西南的百越各族，此时已拥有今天安徽、江西、福建诸省的吴芮，却恰是他的拉拢对象。因此秦始皇登位后，随即册封吴芮为“番君”，授权他管理华中诸省。虽然“番君”这个称号并无实际官职，只是中央的一种授权，但在“暴秦”大一统的羽翼下，能够获得割据一方的权力，着实不易。 借着“番君”的招牌，凭着手中几万人马，低调的吴芮，从此在秦王朝的眼皮底下走上了扩张之路。这时期的中国南方还处于蛮荒阶段，经济人口落后于北方，要想有稳定的根基，就必须要占有农业发达的地区，吴芮的目标，是鄱阳湖。从20岁开始，吴芮就率领麾下民团东渡，进入鄱阳湖地区，在扫平了当地的盗匪势力之后，吴芮在鄱阳湖建造了第一座城池，也就是今天的鄱阳县。之后的几年，他在当地屯垦兴农，发展生产，将这片原本的蛮荒之地，开发成了欣欣向荣的农庄乐土。此时正是暴秦肆虐的时期，大量农民纷纷南逃，吴芮在当地大力招抚流移，扩充实力。但这时候的吴芮还是小角色，秦王朝闻讯后，提升他为鄱阳县令，比起之前模棱两可的“番君”来，这次总算在中央政府的管制里有了“编制”。这时期已经是秦末农民战争如火如荼的年头，吴芮知道，以他的实力，不足以和中原任何派系抗衡，在本地安心发展，同时选择一个最强大的派系作为靠山，才是自己最好的选择。 他找到的第一个靠山，就是项羽。 吴芮和项羽搭上关系，主要通过英布。早在吴芮立足鄱阳湖的时候，就与英布有了往来，此时的英布，是项羽麾下的重要战将，不过早年两人的相识，是以英布率部投奔开始的。当时的英布率领7000人流落到鄱阳湖地区，得到吴芮的收留，甚至将女儿嫁给了他，并提供兵马钱粮支持。有了这层亲戚关系，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项家争天下时期，吴芮的属地，是项家重要的“后勤基地”，每年皆提供大量的钱粮供应，助项羽一次次在中原“力拔山兮气盖世”。作为回报，吴芮的属地，成了中原难民们避难的乐土，势力也进一步南扩，不但鄱阳湖地区发展稳定，更扩充到了长沙地区，修筑了长沙城。长沙，这座中国南方名城的历史，就是从此开始。 到了项羽进入关中，分封诸侯的时候，终于没忘了此时盘踞南方的吴芮，正式册封他为“衡山王”。而就在此之前，另一路崛起的新势力——刘邦，也和吴芮搭上了关系。这次搭桥的，是刘邦麾下的谋士张良。张良早年游洞庭湖的时候，就与吴芮结交，二人成为好友。也正因这层关系，在后来的楚汉相争时，吴芮一度保持中立，在项羽反击彭城之战得胜，但兵力稀缺的时候，他婉拒了项羽调兵的命令，对中原地区的混战，采取了谨慎的观望。 <er">二</h3> 到了楚汉战争的最后一年，在胜负大局基本已定的时候，吴芮终于向中原战场投下了自己的赌注。他毅然宣布自己的“衡山国”背叛项羽，投身刘邦，调动数万大军北进，从项羽的后面发动进攻。“赌一把”的结果，就是吴芮的军队，成为韩信“十面埋伏”中的一份子，也把天下无敌的项羽，彻底逼上了乌江自刎的绝路。 对于刘邦最后的胜利来说，吴芮的态度具有重要意义，如果在楚汉战争的最后关头，吴芮倒向的是项羽，把他的衡山国作为接纳项羽的基地，那么这时候的中国，恐怕就不是天下一统，相反会提前进入南北朝了。以江东楚地子弟兵的英勇善战，外加未遭战争破坏的长沙地区的钱粮支援，是足够与此时经济严重疲敝的西汉王朝周旋的。 所以对于吴芮的贡献，刘邦也是认账的，得胜后的分封中，吴芮是8个受封的异姓王之一。刘邦的诏书中对吴芮也大为称赞，说他“从百粤之兵，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封为“长沙王”。而以地盘论，此时吴芮的地盘，包括了今天的湖南省以及湖北南部，江西、安徽的部分地区，他也是8个异姓诸侯中占地域较大的一位。 但这番封赏，却再次把吴芮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刘邦对异姓王本身就不信任，对出生入死为他打天下的韩信尚且如此，何况是打交道很少的吴芮？更让刘邦忌惮的，是吴芮“吴王后代”身份的公开。西汉初年的吴地，即江淮和苏南地区，已渐成西汉王朝的经济重地。卧榻之侧，又岂容他人酣睡？对吴芮，刘邦先是以试探为主。比如刘邦曾探过吴芮的口风，问道：“吴，古之建国也。昔荆王兼有其地，今死亡后。朕欲复立吴王，其议可者。”这番话其实饱含了杀机，吴芮怎能听不出来，连忙表态说：“您的侄儿刘濞可以立为吴王。”刘邦的疑虑因此渐消。为了以防万一，吴芮又多方行动，主动向刘邦检举揭发女婿英布的反意，表达“大义灭亲”的态度，同时极力拉拢刘邦的兄长刘贾，将自己手中的精兵交给刘贾节制，最后为了让刘邦放心，他干脆让儿子吴元带着部分族人归乡生活，这样，等于就把家族安置在刘邦的监管之下。在长沙国内部，吴芮也夹着尾巴做人，他主动遣散了原有的军队，仅留下几千人的护卫，在长沙地区大力发展农业，恢复生产，与民休息。人生最后时期的吴芮，将大多数精力放在了吟诗弄月上，与妻子毛苹恩爱度日。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吴芮妻子的毛苹，在历史上也大大有名，她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才女之一，相传也是湖南民乐的创始者。吴芮的去世，也分外有传奇色彩：相传公元前201年，他和妻子毛苹泛舟于湘江之上，奏乐颂歌，悠悠歌声中，夫妻二人就消失在了茫茫江水间。事实是，正是这一年，这对执子之手的恩爱夫妻双双英年早逝。 吴芮能够在刘邦汉初大肆诛杀异姓王的血雨腥风中得到保全，原因不止在于他的“低调”与不争，更重要的，是他对于当时西汉帝国的利用价值。吴芮统治的吴氏长沙国，在西汉时期，都是蛮荒之地，长沙国的南边，更存在着大大小小的越族政权。长沙国的存在，既是保证汉帝国领土不受越族侵扰的屏障，又是汉帝国掌控长江以南中国土地的一颗重要棋子。吴芮统治长沙国的早期，当地还处于“汉蛮各半”的状态下，存在着大量原始部落，经过吴家5代人在当地的经营，农耕成为了当地的主要经济方式，大量汉族人口不断迁入，民族融合日益加深。到了西汉文景之治时期，长沙国已经拥有了人口12万户，60多万人。后来汉武帝的招抚百越，以及西南经济的腾飞，汉文明的南渡，长沙国都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er">三</h3> 吴芮死后，吴氏长沙国的麻烦，并没有因此结束，随着刘邦的过世，吴氏长沙国很快又迎来了新一轮的危机。 在吕后当政时期，对长沙国这个唯一存在的异姓王政权，同样是颇为忌惮。对长沙国，吕后采取的是“借刀杀人”的策略。长沙国的南面，是接受了汉帝国册封，成为汉帝国藩属国的南越国。吕后在位时期，故意取消了南越国的王号，惹怒了南越国国王赵佗，使赵佗悍然发兵攻汉，兵锋的首要矛头，就是吴氏长沙国。此时吴芮已死，担任长沙国国王的，是吴芮的长子吴回。结果，南越与长沙的战争，双方两败俱伤。长沙国战败，大量人口遭到掳掠，而南越也蒙受了惨重的损失。后来还是长沙国的大臣陆贾等人出使南越，成功劝说双方罢兵和解。这以后，长沙与南越的交流日益频繁，汉族先进的农业和水利技术，源源不断输入进了广西、云南等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往来日益密切。而南越的战争也让吕后明白，长沙国的存在，是此时西南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砝码，因此也打消了除掉吴家的念头。这以后吴家王位代代传承，到吴家五世孙吴差的时候，因其无后，王位随之撤除。此后汉帝国册封汉景帝第十子刘发为长沙王，又传王位九代，直至西汉帝国灭亡。刘发的后代中，更出了一位再造汉王朝社稷的英主——东汉光武帝刘秀。 正文 第九章 揭开南越王国的神秘面纱 前文说到异姓王长沙吴氏一脉时，提到了长沙国对西汉帝国的意义，有一个作用是“屏障”。之所以是屏障，主要因为当时西汉帝国南部的安全，也面临着另一个政权的威胁，那就是作为西汉藩属国的南越国。 南越，这是一个汉帝国南部的少数民族政权，但这个政权的真实形态，许多人却格外陌生。比如一些不熟悉中国历史的外国“专家”们，甚至简单地把汉帝国与南越王国的关系，说成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无视最基本的事实：南越政权从诞生、存在、发展、壮大，乃至最后的消亡，始终是西汉帝国版图内的一部分，其政权的性质，与西汉帝国境内的诸侯国无异。更重要的意义是，这个政权迈出了西南民族与华夏民族走向融合的第一步，也迈出了中国南方土地彻底融入中华版图的第一步。 南越王国，始建于公元前203年，其版图包括了秦朝在南中国设立的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包括今天广东、广西两省的大部分地区，以及福建、贵州、云南的部分地区，甚至还包括越南北部的部分领土。从公元前203年建国到公元前111年灭国，南越政权存在的92年，是华夏民族与南方越族走向融合的92年，也是先进的汉文明持续向南传播的92年。它的建国与灭国，与其说是一个王朝的兴衰，不如说是中国南方大地最终融入中华版图的历程。 <er">一</h3> 南越王朝的建国者，是汉人赵佗。南越王朝的建国过程，与秦王朝统治时期另一项大功业有关——南平百越。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强大的秦王朝并未停止四面扩张的脚步。他征伐的目光，开始落向了楚国南部的百越之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以屠睢为主将、赵佗为副将，以50万大军南下，开始了平定南方百越之地的战争。经过4年的征战，秦王朝完全征服了楚国南部的百越地区，在楚国以南，设立了桂林、象郡、南海3个郡县，以名将任嚣为南海郡都尉。从此之后，今天中国广东、广西各省，在历史上第一次被划入了中原王朝的治下。而参加征伐南越战争的50万秦军，也大多留守在当地，他们就是今天中国南方“客家人”祖先。 但这样的“郡县制”，无疑是非常松散的。此时的南越大地，中原王朝是鞭长莫及。强秦高压之下，尚能做到归附，一旦中原王朝出现变乱，摆脱中原王朝自立也就不可避免。秦朝时期，虽然在南越当地进行了大量开发工作，包括修筑水渠运河，推广华夏农业文明，但对于整个南越的治理还是松散的。而中原王朝的“变故”，也很快发生了。大泽乡起义后，中原大地顿时打成了一锅粥，各路豪强纷纷群起，大一统的秦王朝内院起火，地处偏远的南越三郡，也就“殃及池鱼”了。 这时期南越三郡的角色，是既尴尬又凶险：说尴尬，秦王朝治下，南越三郡是名正言顺的中国郡县，可秦王朝眼看着不在了，三郡何去何从？说凶险，南越大地，本身就是秦王朝以武力征服的，秦王朝强盛时，可凭借中央政府的威名，维系表面上的平静稳定，而今这棵“大树”倒了，当地被征服的百越各族，很有可能发生叛乱。偏偏屋漏又遭连夜雨，就在这关键时刻，南海郡的都尉任嚣病倒了，而且病得特别重，没多长时间，就只剩一口气了。 这里要说说任嚣，此人在历史上不出名，但对于中国南方的历史变迁，却是一个极其关键的人物。秦始皇平定百越地区初期，开始的主将是屠睢，但因屠睢残暴，遭到了当地百姓的反抗，不得已只能以副将任嚣替代。任嚣到任后，对南越地区采取怀柔政策，招抚当地的越族部落，发展生产，很快安定了地方。后来，他被任命为南越三郡之一的南海郡都尉，以广东番禺为首府。在任期间不断招抚北方汉民南下，在当地屯垦定居，建立汉族村落。汉族与南方越族的大规模融合，就是从此开始。 但好景不长，就在秦王朝的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任嚣的人生也走到尽头。公元前208年，任嚣已经病入膏肓，一旦他去世，群龙无首的南越三郡必然会乱：当地的越族部落，已有蠢蠢欲动者，留驻的秦军兵将，也会有人趁机抢班夺权。当务之急，就是要在自己离开之前，选择一个可靠的继承人，保障南越大地的平安。幸运的是，任嚣已经找到了这个人：龙川县令赵佗。 在此之前，赵佗一直都是任嚣最好的助手，南海郡治下四县中，赵佗是龙川县的县令。比起怀柔的任嚣来，赵佗是一个恩威并施的人，一是能打仗，多年以来陆续派兵平定当地越族的叛乱，从无败绩，是个出了名的狠角色。治理地方也政绩卓著，他在龙川县开辟村落，推广汉族的农耕技术，迁移汉民与当地越族杂居，政绩颇多。在这个南越命运的关键时刻，他是能够带领南越走出命运十字路口的首要人物。 公元前208年，弥留之际的任嚣把赵佗叫到身边，正式把南海都尉的职位传给了他，留遗言说“秦为无道，番禺可以立国”。也就是要赵佗依托南越地区险要的地形，割据南越自立，保境安民。不久后任嚣去世，赵佗随即果断行事，派人诛杀了不肯依附于自己的各地秦帝国官吏，安插亲信，并派人将北方入岭南的四大关口全部封锁，设立了三道防线，防止北方战火蔓延到岭南。守住了外围之后，赵佗开始了对南越三郡的吞并，他相继派兵兼并了原本的象郡、桂林郡，将广西大地也划入了自己的治下。经过3年时间，赵佗已经完全占有了原秦朝“南越三郡”的故地，包括今天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的大部分地区，拥有人口60多万，在当时的局势里，南越与匈奴，并称为中原王朝外围的“北强南劲”，俨然一方枭雄。 赵佗能够迅速在南越站住脚，一是因为南海郡本身强劲的实力，南海郡是南海三郡中的最强者，无论是驻军数目还是经济实力，都远非桂林、象郡等地可比。二是因为赵佗本身的政策，虽身处南方边地，但赵佗所建立的政治制度，却与北方的刘邦不谋而合。他同样采取了郡县制和诸侯国并行的政治体制，一面册封亲信为王，一面在南越修筑城池、设立郡县，建立自己的集权统治。尤其是在军事上，他设立了将军、左将军、校尉等级别，设立了独揽军权的军事指挥体系。在南越最鼎盛时期，南越号称“带甲百万”，已是西汉帝国不可小觑的力量。公元前203年，赵佗正式宣布南越建国，自号为武帝。就这样，秦朝起开始并入中华版图的南越大地，在西汉帝国建立早期，成为脱离于中国版图之外的政治力量。 <er">二</h3> 赵佗的所作所为，表面看似乎是“分裂祖国”，但观其政策，却是完全的“中国化”。 经济方面，赵佗延续了任嚣时期的政策，持续推广农耕文明。百越地区的部落，大部分以渔猎为生，赵佗主动在南越当地建立村落、修造房屋、给予奖励政策，鼓励越族部落转变为农耕生活，且提供汉族先进的农业工具。尤其是他多次派私商北入汉地，购买大量的耕牛到南越，并在南越地区繁殖推广。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是他建立了遍及南越大地的教育体系，推广汉族语言文字的传播，南越本国的官方语言是汉语，官方文字是汉字。如此种种，都是南越民族与汉民族走向融合的重要环节。南越，这个从秦朝起进入中华版图的“新生儿”，不但未因赵佗的立国而被赶出家门，相反，被更紧地拉进了中华的怀抱。 对志在一统天下的刘邦来说，对南越地区的割据状态自然不能坐视。此时汉帝国虽然一统中原，经济却已近崩溃，更面临北方匈奴的严重威胁。对“卧榻之侧”的南越王国，也只得采取敬而远之的政策。刘邦登基初期，就曾命长沙王在双方边界设立集市，允许双方贸易。中原的铁器、丝绸、瓷器大量进入南越，就是从此开始。对汉帝国，赵佗也并未轻视，在西汉成立早期，南越号称拥兵百万，实际兵力也不下20万，其国内三分之二的兵力，都部署在岭南与湖南、江西的交界地区，依托险要的地势构筑堡垒防御。这样的对手，自然是立国早期的西汉不能引以为敌的。南越问题怎么处理，西汉帝国内部也是看法不一，以樊哙为首的武将曾主张顺势而下，彻底收复南越三郡，而早期的丞相萧何曾主张遣使招抚。但这时候的汉朝，动武没有实力，招抚没有本钱，所以只能听之任之。刘邦之所以设楚、吴两大诸侯国，以其宗室镇守，甚至赐予其节制军队开铜山铸钱的特权，为的也正是南越国的威胁。 随着南越国实力的膨胀，赵佗也一度生出野心，南越的军队，是以当年留守南越的秦帝国军队为骨血组建的，之后又不断地吸引当地渔猎出身的越族人参军，到了汉高祖刘邦在位的晚期，南越军已是一支有相当战斗力的军队。尽管平原作战难与汉军匹敌，但是在丛林战与山地战的作战素质上，却是当时的翘楚。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97年，公元前196年，赵佗曾经几次向汉帝国南部屏障——长沙国发动试探性进攻，双方互有胜负，更被他掳掠走了大量人口财物。日益增大的威胁，让晚年的刘邦终于不能坐视。南越方面日甚一日的挑衅，也激起了西汉朝廷武将们的怒火。但面对天下凋敝的局面，刘邦还是硬生生地压下了火，决定先礼后兵。公元前195年，西汉帝国终于向南越派出了第一位使节——陆贾。 陆贾的这次出使，在当时看来，不过是一次无关紧要的“走过场”。此时汉帝国已经诏令长沙国整军备战，并欲调动大批汉军南下，尤其是此时汉朝已经与匈奴“和亲”，可动用的机动兵力也非常多。周勃、樊哙、陈平等勋将们更是喊杀声一片，南方的吴王、楚王也纷纷上奏表忠心，愿主动请缨扫平南越。对于此时的刘邦来说，南越是一个不得不解决的问题。此时的汉帝国，北方面临匈奴的严重威胁，和亲换来的和平是极其脆弱的，一旦南越也向西汉发难，那么立国不久的汉帝国，很可能长久面对南北两线作战的困局。所以无论是战是和，南越，是刘邦决心在有生之年解决的最后一个问题。南越方面，横扫岭南无敌手的赵佗，正是志得意满之时，小小的岭南三郡，仿佛也装不下他的雄心，想凭着一次“外交行动”就令其屈服，何其难矣！ 从当时的形势看，汉帝国与南越的冲突，似乎不可避免。对于这次出使，刘邦本人也未抱太大希望，使团的规格和携带的礼物都非常有限，而出使的名义，也是“申斥”而不是通好，在双方已近剑拔弩张的情形下，这个使团是摆明了上门吵架的。 可就是这次“上门吵架”，不但改变了南越命运，更成了西汉帝国版图扩张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担负这个看似平常的“走过场”任务的陆贾，是一个极其不平常的人。 陆贾，西汉早期杰出儒家政治家、文学家。在出使南越之前，他的名字虽曾多次出现在西汉建国的各类大事件里，但多是跑龙套的角色。他没有韩信横扫天下的武功，也没有萧何运筹帷幄的智慧，自然做不得主角。 可这人却一直是个“最佳龙套”，说他“最佳”，是因为他经常在西汉王朝立国的关键时刻，说出关键的话，搞定关键的事情。比如早年崇尚武力、蔑视文士的刘邦，被他一句“马背上得天下，马背下治天下”醍醐灌顶，从此开始优礼文士，注重文治，汉帝国建国后儒家文化的发展壮大正从此开始。又比如后来吕后专权时期，也是他两边奔走，调解西汉开国两大功臣陈平与周勃之间的矛盾，才有了后来周勃安刘，吕后覆灭。他虽然是一个小人物，却是一个屡屡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搞定大事，具有无比智慧和勇气的小人物。 而这一次，这位小人物再次挺身而出，他要搞定这个让汉帝国战和两难的麻烦，未来汉帝国南部潜在的威胁——南越。 陆贾的出使，如意料之中一样是相当不顺利的。赵佗的态度极其傲慢，从陆贾进入南越境内开始，汉朝使团所过之处，都部署了重兵，名义上说“护送”，向陆贾炫耀武力不说，更以刀枪剑戟包围使团，大有随时就把他们宰了的架势。可陆贾不惧，一路上好吃好喝好睡，还经常和护送的南越兵将拉家常，天南海北地神侃，等到了南越国首府番禺的时候，这些本来杀气腾腾的兵将们，竟全和陆贾混了个脸熟，好些人还成了他的铁哥们。 这些事情自然也传到了赵佗的耳朵里，他一生征战无数，虽然战功累累，但像陆贾这样的所作所为，确实把他“雷”了一下。但被雷的赵佗还是不甘心。等到陆贾觐见的时候，赵佗又摆谱，穿着越族本民族的朝服，大摇大摆地端坐在正堂，见陆贾进来，也就懒洋洋地打个招呼，陆贾说的话，赵佗就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地听，边听还边和旁边的大臣唠嗑，直把陆贾给“晒”在了那里。言下之意很明白：来这啥事？没事滚蛋。 这可就过分了，别说普通人际交往里，这都极其不礼貌，放到两国交往，这态度更算是极其嚣张，何况是和汉帝国交往。就算是北方成天舞刀弄枪的匈奴，和汉帝国的外交往来，这时期都是极其重视礼仪规范的。而南方的各个部落民族，部落酋长见到汉使，磕头下拜的都有，偏偏这个赵佗，先拿着大兵吓唬人，又摆谱晒人，可谓狂妄到了极点。 但陆贾既然不怕吓，当然也就不怕晒。事实上，面对赵佗的嚣张，他只用了一句话，就摧毁了赵佗的心理防线。 “足下父母兄弟的坟墓，可都还在中原呢！” 就这一句话，让赵佗登时就“改容易色”，原先的嚣张，一股脑都不见了，开始的大大咧咧全收了回去。赵佗立刻先跑到后堂换衣服，改换成庄重的汉服，然后彬彬有礼地请陆贾入座，口称“得罪得罪”。 这就是陆贾的聪明之处，他知道，像赵佗这样的人，军将出身，扯君君臣臣的大道理没有用，诗书礼仪他也听不懂。饶是他嚣张如此，归根结底还是汉人，是汉人就要敬祖宗，更不能忘本。以汉人身份立国南越的赵佗尤其看重这个：你早先就是以中原王朝官吏的身份驻守南越的，要是独立建国，那就是背弃祖宗，汉人不会容你，当地的越族更不会容你。 当然，要凭着民族关系就让骄横的赵佗俯首称臣，这显然不可能。打中要害的陆贾开始侃侃而谈，先说汉朝军力强大，凭你南越这几万人，根本不够汉军打的。跟刘邦对抗，项羽的前车之鉴就摆在那里。外带一点人身威胁——万一惹恼了刘邦，他先掘了你的祖坟，九泉之下你有什么脸面去见先人？吓唬完了，陆贾也不忘了吹捧赵佗几句，说赵佗英明神武，若论才能，不论说当年横扫天下的韩信，还是运筹帷幄的萧何，跟你都是没法比…… 连吓唬带吹捧，赵佗原本骄横的心态开始动摇了，更对口才犀利的陆贾敬佩不已，之后数日，他以上宾之礼款待陆贾，成日攀谈，先谈国家大事，而后拉家常，甚至还相互交流诗词歌赋艺术。而陆贾也不愧是个全才，应赵佗的邀请，挥笔写了几首汉赋，之后在南越各地传唱不息。一番深入交流之后，赵佗终于做出了决定：归汉。 公元前195年，南越“武帝”赵佗正式接受了汉朝皇室赐予的南越王印，成为西汉王朝治下的诸侯国之一——南越国。同时，刘邦还在南越与汉地的边界处广设贸易集市，发展双方商贸，互派使者。至此，这个在秦末大乱后割据自立的政权，正式成为了西汉帝国版图的一部分。西汉帝国也在继秦王朝之后，再次实现了中原大地混同南北的国家统一。 <er">三</h3> 从公元前195年接受汉帝国册封开始，雄踞岭南的南越国，与汉帝国从此实现了统一与和平。然而这条道路注定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南越国并入西汉版图的15年后，事情就起了麻烦——西汉帝国自己制造的麻烦。 麻烦的制造者，就是刘邦的老婆吕后。 这时候的刘邦早已作古，西汉帝国进入了吕后专权的时代。吕后在位时期，虽然继续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对内发展生产，国力蒸蒸日上，但在对待诸侯国问题上，却掀起了一股血雨腥风。大量刘姓宗族的诸侯国遭到打压甚至杀戮，诸多刘邦打天下时期的功勋宿将遭到排挤贬斥，作为刘邦晚年册封的南越国，也和这位君临天下的太后交恶了。 南越与吕后的交恶，其实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事。赵佗方面，在刘邦过世之后，其对西汉帝国的态度也日益骄横起来，甚至多年不派使者朝见。而在沟通双边关系的重要环节——边境贸易上，赵佗也奉行有便宜就占的政策，不但经常以次充好赚西汉的钱，更经常从汉境内走私大量违禁用品，特别是军用物资，比如弓弩等武器。如上种种，早引起了汉朝上下的不满。偏偏这时期的另一件事，更引发了吕后的怒火。匈奴冒顿单于致书吕后，书信里满含羞辱之意，暗示吕后嫁给他。如此奇耻大辱，吕后虽火冒三丈，但迫于实力有限，也只能选择隐忍，不能和匈奴撕破脸。此时南越国的无礼行为，正是火上浇油，本身就不是善茬的吕后大怒：收拾不了匈奴，还收拾不了你吗？ 按说这时期南越和汉帝国的关系，并未到剑拔弩张的地步，赵佗的无礼行为，可以派使者申斥一下，至于其在双边贸易上的投机取巧，也可以协商解决。但这次吕后摆明了要给南越一点颜色，当即下令：对南越实行贸易处罚政策，禁止汉帝国各省向南越出售农具、铁骑等物品。 这可卡了南越的喉咙了，南越并入汉帝国版图的15年，其实是岭南经济高速发展的15年。南越大地农耕文明普遍推广，大量的越族部落由渔猎生活转为农耕。耕地日益增加，农业迅速发展，对中原地区的铁器需求也日益增加：开荒要铁器，种地也要铁器，这时期岭南的冶炼业很落后，铁矿稀少，谷物种子甚至耕牛，都需要每年从汉地进口。吕后大手一挥痛快了，可南越上下的日常生产却“断了顿”，日子眼看就过不下去了。 对此情况，赵佗一开始很客气，多次与西汉官员交涉，甚至主动派使者道歉，事情到了这一步，吕后也算有面子了。但吕后偏偏铁了心，赵佗派出的使者，一律不许入境，赵佗提的要求，一概不准。汉军还在边界上广设哨卡，严查走私，摆明了整的就是你。赵佗也不是一个吃亏的人，明白吕后这次是要大动作了，也随即整顿军队，和汉军对峙。此事传到吕后耳朵里，更激得她大恼，大恼之下就无脑，无脑的吕后，干了一件让人发指的事：派人砸了赵佗家的祖坟！这可就彻底撕破脸了。 消息传来，赵佗自然愤怒。而且他也琢磨过来了，这次吕后就是百般找茬，企图找到口实吞并南越国。既然如此谁怕谁，那就打他娘的。 就这样，公元前180年，在经历了汉越之间十几年的和平之后，打遍岭南无敌手的赵佗，终于向汉帝国挥起了战刀。进攻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汉帝国与南越之间的缓冲地带——长沙国。 作为西汉诸侯国中实力最弱的长沙国，自然是不经打。没几个回合就大败亏输，湖南南部的诸多州县纷纷沦陷。赵佗的态度就一个：抢！每到一处，当地的粮食、人口、物资统统被他打包带走。 战报传来，吕后拍案而起，小小南越，竟然真敢扯旗造反。在她眼里，南越不过是南方小小蛮邦，又有何惧，灭了他。吕后随即派出大军，以隆虑侯和周灶为帅，统军南下。这两个人并非一流将才，军队也多是中原军队，用兵平常不说，军队不服南方水土，一路上连遭瘟疫，非战斗减员严重，又哪儿是赵佗的对手？几番交战，又败了个稀里哗啦。这下赵佗嚣张了，他本来是想泄一下私愤，外带占点汉朝的小便宜，没想到汉朝竟然不经打？ 不经打就接着打！在之后的一年多里，赵佗采取以战养战的策略，不断出兵攻打汉朝南方郡县，掳掠人口、粮食、财物，同时派兵收复福建、江西等地的越族部落。结果，不但是毗邻南越的长沙国饱受其苦，连福建、浙江、江西等地原本臣服于汉朝的越族部落也纷纷反叛，投奔赵佗。这时期的赵佗，汉书上说他“扬威南越”，更再次扯起了“独立”大旗，宣布脱离西汉统治，重新称“武皇帝”，俨然又成了和汉帝国分庭抗礼的国家政权。吕后无脑的一场折腾，让岭南大片领土，再次脱离了中华版图。 赵佗嚣张了，吕后却歇菜了，眼见南征大军战败，吕后心气大丧，干脆采取了“不作为”态度，既不与赵佗媾和，也不再继续派大军征讨，只是命令汉朝边地州县采取消极防守的战略，对叛乱的各路越族也多听之任之。这已经是她生命中的最后时期了，确保吕家权力不旁落，压制刘姓宗族才是最重要的事。公元前180年，吕后撒手人寰，留下了一个南北分裂的汉帝国，和岭南地区烽火连天的烂摊子。 <er">四</h3> 收拾吕后留下的烂摊子的人，是在平定吕氏之乱后登基的汉文帝刘恒，以及当年说服南越归顺的“最佳龙套”——陆贾。 作为西汉历代君王里最能“忍”的皇帝，刘恒在即位之后，随即更改了对南越的国策，采取了怀柔政策。他先是主动派人重新修缮了赵佗家的祖坟，接着放松了对南部边境的管束，主动放还战争中的南越俘虏，发出和平信号。赵佗也识趣，放松了对汉朝边境的袭扰，并主动送回了大量掳掠到南越的人口。但真正解决问题的人，却还是赵佗的老熟人——陆贾。 公元前179年，陆贾再次临危受命，作为西汉帝国的使臣出使南越，比起上次的走过场来，这次西汉帝国的动静格外大，出动了上百人规模的使团，更带有大量的粮食、谷物、丝绸、礼品。比起当年的“嚣张”来，赵佗这次的态度很客气，以隆重的礼节款待了汉朝使团。但是在谈判条件上，却比当年更加硬气，起初他坚决拒绝取消帝号，一心要和汉帝国做“友好邻邦”，而且摆出“不服就接着打”的气概来，带着陆贾参观自己的阅兵仪式，炫耀其武力强大。关键时刻，陆贾还是一句话，击碎了赵佗的心理防线：“大王威武，却无内忧乎？”事实确为陆贾言中，赵佗与西汉开战，看似连战连捷、威风八面，但南越本地的生产也遭到破坏，尤其是征调大量越族人从军当兵，更激起了越人反抗。而作为一个汉人，赵佗更深知汉朝的实力，一旦西汉王朝不顾一切开动战争机器，调动全国兵力南下，南越固然有地理优势，却最终是难以抵挡的，所以见好就收，才是唯一选择。 赵佗果然见好就收了，借着西汉帝国的和平态度，赵佗顺水推舟取消了帝号，而且这次双方的关系更加明晰：南越国必须在每年春秋两季派使者朝见汉朝皇帝，并且以异姓诸侯国身份接受汉朝皇帝的诏令。在之后终赵佗一生，双方都遵守了这个约定。 在重归西汉版图之后，赵佗把人生最后的精力，都放到开发岭南大地上，他继续加强与西汉王朝的贸易往来，引进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在岭南鼓励开荒。尤其重要的是，他实行奖励生育和鼓励汉越两族通婚的政策，消除了民族矛盾，促进了民族融合，使蛮荒的广东、广西地区继续高速发展。到了汉武帝时期，广东大地已经出现了“阡陌纵横，民居安乐”的局面。公元前137年，97岁的赵佗溘然长逝，这位对岭南大地开发做出卓越贡献的人物，至今在南中国享有极高的声誉。广东、广西等地都保留着纪念他的祠堂。甚至1000多年后的越南陈氏王朝，也追认他为“开天体道圣武神哲皇帝”。 而对于西汉帝国来说，汉高祖、汉文帝两代与南越国的和战，对于整个西汉帝国的对外政策也有深远影响。汉帝国消弭了帝国南部版图的潜在威胁，巩固了对于岭南大地的主权与统治，从此，汉帝国可以腾出手来，全力解决帝国面临的两大问题：匈奴入侵与诸侯尾大不掉。 正文 第十章 卫霍如何败匈奴 要问西汉历史上哪一场战争在今天的知名度最高，恐怕当属公元前133年开始的西汉王朝反击匈奴的战争。从马邑山诱敌战的失败，再到收河套、平河西、战漠北、通西域，匈奴越战越弱，汉军越战越强，最终一雪白登之耻，打出了大汉民族的辉煌武功，使华夏文明第一次跨过长城的界限，从此远播四方。影响世界的“汉文化圈”，中华民族“天朝上国”的地位，皆是自此开始。其卧薪尝胆之艰辛，浴血奋战之曲折动荡，结局之荡气回肠，令无数后人今天依旧津津乐道。诸多将星的名号，今日依然流光溢彩。 “知名度”高，话题当然也就多，比如西汉的抗匈名将问题，自古以来“武无第二”，关于谁的战功最辉煌，能力最强，千载之下一直众说纷纭。说到诸位名将的“知名度”，恐怕最高的不是屡立战功的卫青、霍去病，相反却是一生难封侯的老将李广。李广在世的时候，绰号就叫飞将军，是匈奴人敬畏的战神。其过世之后，司马迁写《史记》时，以极其动容的笔触描写其扼腕的命运，千载之下一直引人同情，甚至唐朝大诗人王维也挥毫写下“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难封缘数奇”的感叹。一直到今天，关于李广是不是西汉抗匈第一名将的说法，一直是互联网上讨论的话题。相当多的观点认为，在当时西汉诸将中，卫青不过是沾了他是汉武帝小舅子的光，霍去病也只是沾了他是卫青外甥的光，至于军事才能，二人不过是中上之资，所谓战功，更多的是运气，真正最强悍的将领，唯属李广。 而真正审视西汉反击匈奴的全过程，我们却不得不得出结论：世人的同情固然值得尊重，但真正的战争，结局却是冷冰冰的。在当时汉匈双方军事条件下，有能力打胜仗的将领很多，但真正有能力领导汉军扭转战局，完成反击匈奴大业的人，却只有卫青、霍去病舅甥，在那一代的军将中，他们的身份无与伦比，作用更无可替代。在这一条上，司马迁个人的感情色彩，王维的悲伤感叹，虽可引起共鸣，但在军事上是不靠谱的。 且去看看，西汉打匈奴，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er">一</h3> 要了解卫青、霍去病舅甥的重要性，首先需要正视一个问题，在汉武帝发动对匈奴反击之前，汉朝为什么打不过匈奴？ 西汉打不过匈奴的原因，前面的章节说了很多，但关键一点，这是两种经济形态的战争，即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战争。以“生产力论”的观点看，农耕民族是先进的，游牧民族是落后的，但在冷兵器时代的军事素质上，游牧民族，却远远比农耕民族先进。因为对于农耕民族来说，战争是副业，是自卫的手段，而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战争是主业，是生存的手段。对于匈奴民族来讲，对汉帝国的战争，本身就是一种生存。 汉匈之间在西汉立国早期选择和亲，并不仅仅因为匈奴单于贪图汉朝的财物，也不是靠了冒顿单于老婆的忽悠。白登山一战给匈奴方面的最大启示就是：匈奴在野战里对汉朝具有机动性的优势，但是在攻坚战中却是绝对的劣势，这时期的匈奴，重创汉王朝军队容易，占领汉地却不可能。因此采取持续的骚扰政策，最大限度地攫取利益，才是匈奴对汉政策的上策。而对于汉帝国来说，汉朝的步兵与战车，在野战中对付匈奴人的机动骑兵是无能为力的，打打不过，追追不上。唯一能做的，只有据城防御，但是千里边境，匈奴骑兵来去如风，汉朝防守顾此失彼，根本就是疲于奔命。所以忍下一口气，换取一个暂时的和平环境，也就是仅有的选择。“和亲”政策的提出和延续，正是汉匈两民族彼此强弱点相抵消的结果。因此，在西汉立国的早期，汉匈双方虽然经常发生摩擦，却依然能够维护表面的和平，表面的和平下，是实力均衡的天平。 所以对于即位的汉武帝来说，选择反击匈奴是一种必然。此时汉王朝经过几十年休养生息，实力已经日益强大，情感上自然不能再接受这种屈辱地位。更重要的原因是，匈奴的存在，已经成为汉帝国发展的一大瓶颈。仅仅靠送女人与钱粮换取的和平，基础注定是脆弱的。长此以往，只能是养肥了敌人，最终换来自己的灭顶之灾。而汉帝国边境的边患，也随着“和亲”的延续，有愈演愈烈之势。匈奴人的胃口越来越大，边境的消极防守如果继续，也只能是更加被动挨打，军事上日益被动，且整个民族会随着求和政策的延续，斗志日益消弭，苟且偷安，最终落得忘战必亡的结局。反击匈奴，会把帝国拖入长期的战争，造成人员经济的巨大损失，但是苟且偷安的下场，相信后人从南北宋的命运上，也早已看到。 于是到了汉武帝刘彻即位之时，不管即位的是谁，反击匈奴已成为任何一个帝王在这时期都必须做出的决定。长痛不如短痛，以汉武帝时期积累下的充足物质力量，强大的军队，发动反击匈奴的战争，已经水到渠成。 但要反击，就要打破这个双方实力的平衡，关键一点是，军队要打赢，就必须要打破双方军力优劣上的先天差距——骑兵。没有高机动，具有卓越远程奔袭能力的骑兵部队，不能在大规模的野战里重创匈奴人，这场全面战争，只能以汉朝不断遭到惨败而告结束。 汉武帝起初想着毕其功于一役，利用马邑设伏来解决匈奴人，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对于汉朝骑兵的真正野战能力，当时大多数的政治家乃至军人都没有信心。可是马邑伏击战注定是失败的，情报泄露是一个意外，可几十万人的军事行动，本身就很难保守秘密。而马邑伏击战的发生，导致汉匈双方从此真正地撕破了脸。此战之后，逃过一劫的匈奴军臣单于，随即发动了对汉朝边境大规模的报复行动，从汉朝东边的上谷、渔阳、右北平，到西部的渔阳、雁门、河西，皆是战火连天。与文景时代不同的是，这时期的匈奴人，采取的是大规模屠杀和劫掠的政策，所过之处寸草不生，对汉朝边民展开残酷地报复，企图以此来震慑汉朝，逼迫汉朝重新恢复和亲政策。但匈奴人不知道的是，此时汉武帝反击匈奴的决心已下，而匈奴人随后的报复，让汉朝军民几十年和亲屈辱累积下的愤怒，终于如火山一样喷发了。 在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早期，汉军的表现只有一个字——惨。 惨是有原因的，多年以来，汉朝采取的是依托长城进行防御，敌人到来进行抵抗，敌人退却后也不敢深入追击的作战方略。毕竟草原地形复杂，汉军不具备大规模奔袭能力，所以匈奴人也就认准了这一点，利用匈奴骑兵机动性强的特点打游击战。汉朝的边境坚城虽然能够对匈奴人造成杀伤，但是在局部战争中，匈奴人往往能够通过机动性集中优势兵力，攻破汉朝防线的弱点。这时期对匈奴人战绩最好的，是“飞将军”李广，从文景时代对匈奴小规模战争里成长起来的他，手里有一支足够与匈奴骑兵抗衡的骑兵部队，可以通过以机动对机动的方法，击退匈奴的入侵。其他几位就比较惨了，比如在平定七国之乱中立下战功的韩安国，奉命驻守河北地区，被匈奴人攻破渔阳，仅依托右北平苦苦支撑。从公元前134年马邑诱敌战失败，到公元前129年，这6年时间，是汉匈战争里汉朝最惨的6年。匈奴几十万骑兵部队在汉朝边境声东击西，纵横驰骋，焚毁杀掠城池无数，掳掠人口数万，汉朝北方边境的生产遭到极大破坏，汉军伤亡也极其惨重。仅以军事主官论，辽西一地两任太守相继阵亡，雁门两任太守殉国，主将伤亡如此，军队伤亡更不必说。这5年的固定剧本，就是匈奴人袭扰、破城，汉军赶来迎战，匈奴人跑，汉军撤回，匈奴人又杀过来。偌大的汉帝国，在几千里漫长的北部边境上，被匈奴人牵着鼻子走，打得气喘吁吁，败绩连连。 直到公元前129年的这一战，汉匈战争具有转折意义的一战，不是胜利，而是一场空前的惨败。 这一年的秋天，匈奴集中近10万骑兵，对汉朝边境改为重点打击，打击的对象，就是北部的重镇上谷郡。匈奴一如既往地连战连捷，杀掠无数，汉朝一如既往地顾此失彼，丢城失地。此时的汉武帝刘彻，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不再是被动地派兵救援，而是派重兵以攻对攻，杀入匈奴境内进行反击。这是汉朝建国历史上，乃至中原王朝历史上，中原军队第一次深入草原，进行长途奔袭。即使是当年横扫六国的秦军，都不曾有这样的胆气。 仅仅有胆气是远远不够的，汉武帝这次动用了四路大军，分别是李广、公孙贺、公孙敖、卫青。前3个都是多年以来对匈奴战功卓著的名将，唯独卫青是个菜鸟，沾了韩安国告病的光，补了他的缺。而他也是4个将军中公认“被鄙视的”：他是靠了姐姐卫子夫得宠才飞黄腾达的，原本的身份就是个骑奴，很明显是4大将军里凑数的。战斗开打后，汉军的表现还是惨，尤其是3位名将，李广遭遇了匈奴单于的主力，被匈奴人以3倍兵力合围，一万骑兵全军覆没，其本人也惨遭俘虏，被俘路上夺马逃回。公孙敖在代郡遇到了与自己兵力大致相等的匈奴军，一番硬碰硬地厮杀，被匈奴人一口气消灭了7000多人，还好跑得快，总算避免了全军覆没的下场。公孙贺部更是胆小鬼，率军在边境上吆喝了几声，一枪没放就返回原地，连敌人的影子都没见到。为惨败的汉军挽回面子的，却是“菜鸟”卫青。趁匈奴军重兵合围李广的机会，卫青率部大胆穿插，长途奔袭800里，直捣匈奴人祭天的圣地龙城，一口气歼敌700。这场战果看似一般的胜利，在当时的汉朝，却有非同一般的意义：这是汉军自建国以来，对匈奴战争的第一场野战胜利。 刘彻这次愤然发动的主动反击战，并非是心血来潮。相反，是汉朝对匈奴作战方式的一次调整。作为深谋远虑的军事家，汉武帝刘彻早就意识到，靠着长城的被动防御，是无法战胜匈奴的，相反整个汉帝国的战争机器都会被匈奴人牵制住，要化被动为主动，只能采取主动出击的政策，在草原野战中摧毁匈奴的据点，重创匈奴的主力。但谁能担负起这样的使命呢？公元前129年的上谷反击战，其实就是汉武帝对汉军将帅的一次“考试”，成绩单上，李广不及格，公孙敖不及格，公孙贺不及格，而成绩优秀的卫青，才是唯一的人选。 <er">二</h3> 卫青在公元前129年的这场胜利，表面看确实有运气成分，毕竟他躲过了匈奴的主力，且成功找到了匈奴人防守最薄弱的龙城，但运气从来不是天上掉馅饼，在匈奴人大兵压境的局面下，能够穿过匈奴人的防守空隙，避实击虚，打击敌人的薄弱部位，这本身就是一个帅才的能力所在。其他的几个人，李广足够彪悍，公孙贺足够谨慎，冲锋陷阵或者掩护撤退都可以，但是想统筹全局，却远远不够。 事实上，上谷之战，是一场全方位打出汉军差距的一战。以公孙敖部为例，在部队数目大致相等的情况下，汉军在骑兵战里输得一塌糊涂，伤亡率远远高于匈奴。即使是卫青反击龙城的胜利，1万汉军骑兵包围1000匈奴骑兵，依然无法做到全歼，让300多匈奴骑兵突围出去。在汉匈战争的早期，汉朝士兵在战斗力特别是骑射战斗力上的差距，与匈奴人相比依然是明显的。 此战之后，汉朝的边境局势非但没有改观，相反却有持续恶化的趋势：公元前128年，匈奴人再次入侵，这次重点打击的对象换成了辽西。辽西太守殉国，辽西汉军几乎全军覆没。之后匈奴人兵锋南转，又对雁门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扫荡。一支8000人的匈奴骑兵部队，竟然深入到了雁门腹地。危急之下，还是卫青抓住了战机，提出了主动出击，聚歼这股匈奴骑兵的建议。依卫青奏报，汉朝命距离雁门最近的李息火速出击，以其劣势兵力缠住匈奴人，同时命令卫青率领3万骑兵火速驰援雁门。李息部浴血奋战，以所部3000多人大部分阵亡的代价，终于成功拖住了匈奴军，等来了驰援的卫青。结果，汉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终于全歼了这股骄横的匈奴部队，斩首6000多人。这是自汉朝开国以来，对匈奴作战斩首数目最多的战斗。这时期的汉军，虽然在个体战斗力上仍无法与匈奴相比，但是集中优势兵力以攻对攻打歼灭战的思路，终于开始收到成效，而执行这个思路的最佳人选，就是卫青。他没有李广百步穿杨的武勇，却有高出众位悍将一筹的卓越战略眼光。这才是此时的汉军最需要的。 也正因如此，在雁门之战结束后仅数月，卫青又演出了他军事生涯里的第一笔光辉之作——收复河套。 汉朝对匈奴反击战开始后，整个北方战线，其实是分成东西两段的，早期匈奴的入侵，主要是集中在东线地区，即河北和右北平、辽西一带。但对汉帝国威胁最大的，却是西线匈奴盘踞的河套草原地区。这是一颗匈奴人插在汉帝国北部边境的毒牙：有了河套地区，匈奴人就有了一个距离长城最近的立足点，他们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兵马补充，进可攻，退可守，汉匈战争6年来牵着汉军鼻子走，根源就在于此。要打赢，就要拔牙，能拔牙的，只有卫青。 雁门之战后，认为自己蒙受了耻辱的匈奴，再次发动了对汉帝国边境的报复。他们打击的重点，依然是早已被侵扰得残破不堪的东线地带，然而汉朝出人意料的反击开始了。公元前127年，卫青从云中出发，沿黄河北岸高速疾进大迂回，一举攻入河套草原。这场进攻出乎匈奴人意料：以匈奴人的理解，汉军从未发动过如此长途的骑兵奔袭作战，即使发动，他们也应该从南方进攻。然而卫青却大胆穿插，从匈奴人的背后直插河套，猝不及防的匈奴守军登时大溃。卫青先占领黄河北岸的高缺等地，切断匈奴军退路，再以重兵合围，发起总攻，匈奴人几乎无法做出像样的抵抗，就全线崩溃，整个河套草原就此落入了汉军之手。这是汉匈战争里的一个重要拐点：夺取了河套草原的汉王朝，在当地修筑营垒，设立定襄郡，屯守部队10多万人，河套，从此成为了汉军北上草原、反击匈奴的主阵地。河套丰美的水草和丰厚的战马储量，更成为汉朝骑兵的主要来源地。 河套的丢失，引起了匈奴方面的震怒，从公元前127年汉军夺取河套开始，至公元前124年，短短3年间，匈奴人至少发动了10次反击河套的战役。这3年也是汉朝经营河套的关键时期，汉王朝发动民夫10多万，在河套修筑长城，驻守兵马，将其真正纳入汉王朝治下。卫青更率部数次击退匈奴人的进犯，以成千上万将士血的代价，汉朝终于在河套草原扎下了根、站住了脚。而战争的天平，从此倾向了汉王朝。 让匈奴彻底断送收复河套希望的，是公元前124年的漠南之战。 这时期对于河套草原威胁最大的，就是直接暴露在河套眼皮底下的匈奴右贤王部，作为匈奴汗国的“右臂”，右贤王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在这3年河套的拉锯战中，右贤王更是急先锋。在河套铸城工作业已完工的情况下，汉朝终于可以放心地发动对右贤王的歼灭战。公元前124年，汉军兵分两路，李息、张次公主动出击右北平，牵制匈奴左贤王部，卫青则率主力骑兵3万人再次长途奔袭，出塞700里直扑右贤王大营。毫无提防的右贤王顿时崩溃，其所部10万余人大多逃散，汉军斩首上万，俘虏1万5千多人，匈奴的“右臂”几乎被打残了。这一战之后，原本作为“统一汗国”的匈奴汗国，被汉王朝切割成几段：原本被匈奴汗国直接统辖的河西走廊，从此断绝了与匈奴本部王庭的联系，右贤王的部落也因此北迁，匈奴对汉帝国边地发动大规模侵扰的难度大大增加，说此战是汉帝国掌握战争主动权的开始，毫不过分。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是，以往汉军与匈奴作战，特别是野战里的胜利，都是通过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方式实现。但漠南之战，卫青以3万骑兵，对10万之众的右贤王部发起进攻，以寡击众，最终大破之。汉帝国士兵在个体战斗力上的素质，已不在匈奴之下。 这正是卫青的贡献，如后来南宋军事家岳飞所言：战法革新破匈奴，卫青始。 说到这条，还要说到汉匈双方的优劣对比。汉人在骑兵素质上的先天差距，与匈奴相比是巨大的，毕竟汉人是农耕出身，骑马需要后天学习，而匈奴人是马背上长大的，这个差距是天然的。从白登之围开始，历代汉朝臣工们都在开动脑筋，考虑如何弥补这个差距。比如平定七国之乱的周亚夫，就在弩箭的使用和战车的改装上有过尝试，而汉景帝时代的名臣晁错，则主张用招募匈奴人从军，教习汉人骑射的方法来提升战斗力。汉武帝之前，在骑兵战探索上最有成就的当属李广。李广是一个完全“匈奴化”的将领，他个人的骑射水平不在匈奴名将之下，他的军队是一支具备匈奴人彪悍特点的军队，甚至连日常的行军打仗、纪律管理，都是学习匈奴人“逐水草而居”的特点，全无汉朝军队的繁文缛节。但相比之下，卫青更进一步，在着力打造一支精锐骑兵的同时，并没有抛下汉人本身的军事优势，即汉族士兵的高科技优势以及高度的纪律性，正是这两点，成为卫青成功的关键。 与现代人的想象不同，卫青的军队，并非纯粹骑兵军队，其军队的重要特点，就是配备了大量战车。战车的作用，一是行军中作为营地，二就是在战斗中摆成防御工事。卫青的战车主要是弩车，即配备精良弓弩的战车，其弩箭的射程与杀伤力，远远强于匈奴人使用的马弓。比起李广单纯以硬碰硬、以骑兵对冲的作战方式，卫青的战法往往比较复杂。在野战遭遇敌人时，首先采取战车固阵，用密集的弩箭阻遏匈奴骑兵的进攻，并且在战斗中，战车作为移动的堡垒，有时候更能起到合围匈奴人，断绝匈奴人退路的作用。比如在漠南之战中，卫青就是以战车断绝右贤王逃路，射杀大量匈奴骑兵，迫使匈奴残部投降，一举俘虏1万5千多匈奴人。而卫青的另一个贡献，就是轻重骑兵的配合作战。卫青的骑兵部署里，有专门用作冲锋的重装骑兵，也有作为掩护和侧翼包抄的轻骑兵，战斗之中，轻重骑兵相互配合，先以轻骑兵射杀，重骑兵中央突破，战局相持时，又以轻骑兵包抄，切断匈奴骑兵队形。这种轻重骑兵加战车协同作战的战法，成为骄横的匈奴骑兵的噩梦。也正是从这时期开始，面对人数相等甚至人数占成倍优势的匈奴骑兵，汉军不但不再躲避，相反可以勇敢亮剑，甚至战而胜之。 然而作为横扫草原的强军，以战争为生命的匈奴人也不是傻瓜。漠南之战的结局，不但成为汉匈双方作战态势的转折点，更成为匈奴人对汉朝作战方式的转折点。漠南惨败后，匈奴人改变作战方式，不再大兵团袭扰汉朝边境，相反是小部队骚扰汉朝边境村庄，采取叼一口就跑的游击战术，消耗汉军防御。趁汉军疏于防范时，再发动大规模的入寇。这一战术起初收到了效果，公元前123年，匈奴以1万骑兵进入代郡，大肆烧杀抢掠，汉朝一如既往，采取以攻对攻的策略，以卫青率领10万大军出河套，直扑匈奴单于王庭。但这一次，汉军却碰了“软钉子”：匈奴人不再以大兵团阻击汉军，相反且战且退，一旦战事不利，就有组织地节节抵抗后撤。结果卫青虽然累积斩首匈奴军1万多人，却始终无法捕捉到匈奴主力，反而前锋赵信部的3000多人，在孤军深入后遭到匈奴重兵围困，全军覆没不说，赵信本人也在被俘后投降了匈奴。这场损失不大的挫折，成了汉军的新问题：在匈奴转守为攻的情况下，其骑兵的机动性，完全可以诱引汉军深入匈奴境内，趁汉军兵力分散时予以围歼。他们不再是彪悍的战狼，相反变成了狡猾的毒蛇，表面缩头，你不注意的时候，突然咬你一口。 匈奴战法的改变，是汉军“新形势下的新问题”，在“正战”难以占到便宜的情况下，匈奴人也开始学会“诱敌深入”、“聚而围歼”。卫青原本提倡的防守反击，避实击虚，有限度长途奔袭的战术，固然可立于不败，但给敌人毁灭性打击却是难。汉朝现在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更加以机动对机动，对匈奴人有纵深打击能力的悍将，这个人选在当时也只有一个——霍去病。 <er">三</h3> 作为卫青的外甥，霍去病很长时间以来，也是个颇受争议的人。比如他年纪轻轻就获得重任，被人诟病成“裙带关系”；又比如他性格骄狂，贪图享乐，甚至为报私仇杀死李广之子李敢。这些“私德”问题很长时间以来也为史家诟病，但无可争议的是：他在当时汉军中的身份、地位、战功，与他的能力是绝对匹配的。在匈奴转攻为守的战略局面下，卫青是巩固既定战果的人物，霍去病，却是能给予退缩的匈奴持续毁灭性打击的唯一人物。 在汉朝抗匈名将的排名里，世人往往以卫青为翘楚，而如果单以骑兵战的能力而论，春风得意的霍去病仿佛是一把啸傲长空的倚天剑，兵威所至，谁与争锋。 如果说卫青是一个受中国传统兵法影响成长起来的古典将领的话，那么霍去病仿佛是一个天生为骑兵而生的狂人。同为贵族子弟，他没有赵括纸上谈兵的迂腐，同为青年才俊，他少了一分少年郎的青涩与懵懂，多了一分让后来人荡气回肠的自傲与张狂。 他曾经对汉武帝说，他自己的头脑就是一部兵书，受不得任何条条框框的束缚，无论为人处世还是打仗，他都仿佛一只草原上自由的苍鹰，天马行空，无拘无束。他可以大大咧咧地和皇帝说话，肆无忌惮地顶撞领导，他可以用极端的方式杀死与自己舅舅作对的李敢，可以口无遮拦地嘲笑思想古板守旧的大臣将军们，他甚至在你死我活的战争之余还不忘记享受生活，带上自己专职的厨师和球童上前线。种种离经叛道的行为让他即使在千年之后也承受了不少诟病，但他的身上却同样有着中国军人最古朴的品质：忠与孝，义与勇。他对情如生父的舅舅卫青的孝，他对有知遇之恩的大汉帝国的忠，他力冠三分威震敌胆的勇，他在酒泉与战士们齐享美酒，同甘共苦的侠义情怀，即使经历千年的时光，依然让人心向往之。历史上真实的霍去病，以他天马行空的人品处事，与他美如神话一般的沙场功绩，构成了一个立体的少年英雄形象，即使经过无数岁月浪花的跌宕，却还在一代又一代热血男儿的心中，澎湃着壮阔的波澜。 卫青从军时代的匈奴，是猖狂进攻的匈奴，如草原的野狼。卫青是一个打狼的人，打狼，需要冷静、沉稳，出手狠辣果敢。霍去病从军时代面对的匈奴，是表面退缩，伺机而动的匈奴，更像一条狡猾的草原毒蛇，霍去病就是一个打蛇的人，打蛇，更需要胆大，手重，一招打在七寸上。 这正是霍去病用兵的三大风格：胆大、手准、脑袋活。 而和他的舅舅卫青相比，在“手准”这条，即战争判断力上，舅甥二人具备类似的能力，但比起卫青的用兵持重来，霍去病远远不同的，是另外两条：胆大、脑袋活。 先说胆大，霍去病初建战功，是在公元前123年的出击作战上。那一战汉军遭到匈奴的节节抵抗，始终无法捕捉到匈奴主力，还发生了赵信部被全歼的事，如当年直捣龙城的卫青一样，这次为汉军挽回面子的是霍去病。他率领800精锐深入草原，袭击了匈奴单于伊稚斜设在后方的博斯腾营地，斩首两千多人，俘虏了匈奴单于的叔爷亲戚一堆。如此胆气，远胜于他舅舅卫青。霍去病就是这样一个人，多难打的仗，多不可能打的仗，放在他身上也就一个字：打！不可思议的战果，来自他不可思议的胆气。 然而只有胆气是不够的，霍去病的另一个优点是脑袋活。虽然很多人诟病他不看兵书，但如他自己所言，他的脑袋就是一部兵书，他用兵的最大特点就是“不按照套路出牌”。往往匈奴人认为不可能被打的地方，他偏偏会打；匈奴人以为他不可能采用的作战方式，他偏偏采用；匈奴人认为他不可能出现的地方，他偏偏会出现。改变战法学毒蛇状蜷缩的匈奴人，碰到霍去病这样的煞星算是倒了霉，可以说躲都没法躲。 霍去病的出名，是公元前123年的奇袭博斯腾，他真正让匈奴闻风丧胆，却是公元前121年的两战河西走廊。在匈奴人主力退守之后，汉武帝的态度很明确，先打眼皮底下的，也就是盘踞河西走廊的匈奴休屠王、浑邪王部。但这眼皮下的仗也不好打，祁连山脉地形险要复杂，部落林立，远非一马平川的草原可比，休屠、浑邪两王在当地经营多年，势力根深蒂固。汉军孤军深入，更易被敌围歼。在出征人选上，汉武帝刘彻出人意料地选择了霍去病，这当然不止因为裙带关系，卫青此时肩负镇守河套的重任，必须留在北方牵制匈奴主力，其他的将领里，能以“取食于敌”政策，以最小的代价重创敌人的，首推霍去病。 当年春天，霍去病以“骠骑将军”的名义统军出征，与舅舅卫青当年一样，这次他依然采取了大迂回战略。从陇西绕道草原，经甘肃武威进入河西地区，这等于从背后插了河西匈奴一刀。霍去病用最快速度，先击垮了当地的匈奴小部落，迅速补充了部队给养。之后随即与匈奴浑邪王、休屠王主力展开激战，重创敌于祁连山下，从西部一路追杀到甘肃东部，累积斩首8900多人。没等匈奴人喘过气来，夏天霍去病又与公孙敖部合兵，从甘肃庆阳出击，再次进击河西走廊。这一次他运气不好，公孙敖部出征没多久就迷了路，只剩下霍去病一路孤军。险境之下，霍去病沉着应对，毅然决定避开匈奴正面主力，绕道贺兰山穿越居延泽，长途奔袭两千里进入祁连山脉，从匈奴人的后方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原本在贺兰山正面重兵防御的匈奴人，遭到了霍去病突如其来的猛烈打击，休屠、浑邪二王全军覆没，累积斩杀匈奴人3万2千多。值得一提的是，如此长途奔袭的恶战，霍去病本部仅伤亡3000多人，汉朝与匈奴之间的伤亡比例竟是1：10，如此悬殊的伤亡比，是之前汉军历次战斗中所未有的。 之所以打得如此顺利，一是霍去病的部下多是精锐，即汉朝最强悍的“虎贲”军。这支军队的构成，主要是由历年汉朝对匈奴战争中战死的烈士子弟构成的，这些身负家族血海深仇的汉家男儿，视匈奴为死仇，打仗不用动员，其刻苦耐劳和彪悍程度，都是汉军中最强的；二还是霍去病“脑袋活”，在整个河西之战中，他几乎每次都出现在匈奴人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往往是匈奴人集中优势兵力准备进攻，他的部队却突然“消失”了，当匈奴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时候，他突然从匈奴人的背后砍下致命一刀。 比起霍去病两战河西来，同时期西汉其他诸路将领的表现，可以说大打折扣。霍去病西征时，汉朝调动重兵发动了对匈奴左贤王部的进攻，赫赫有名的飞将军李广再次犯了错误，哪里人多往哪里凑，其所部4000骑兵脱离大部队行动，遭到左贤王部包围，险些全军覆没。与霍去病一同出征的公孙敖，连敌人的面都没摸到就迷路了，害得霍去病孤军深入，差点被匈奴合围。同人不同命的表现再次证明：将才，也许是随时可以有的，帅才，却是可遇不可求的。 两战河西之后，遭到重创的浑邪王、休屠王两部在走投无路之下，不得不向汉朝乞降。霍去病奉命受降，以恩威并施的方式，成功招降了匈奴河西二王。自此，广阔的河西走廊正式纳入了中国治下。汉朝在当地设立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纵贯欧亚的丝绸之路，即从此始，这是华夏文明远播的开始，也是匈奴走向灭亡的丧钟。匈奴人悲伤地歌唱：失我胭脂山，使我粉黛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安息。河西走廊的失去，使匈奴人的“右臂”被彻底斩掉，原来的右贤王已经名不副实。匈奴失去了重要的经济区，也失去了对汉朝发动侧翼袭击的能力。相反，汉朝可以集中举国的人力物力，发动对匈奴最致命的一击：漠北之战。 公元前119年，是汉匈战争历史上注定载入史册的一年。卫青、霍去病兵分两路，深入漠北草原追击匈奴。大汉帝国以几十万士卒护送物资，倾举国之力发动了这场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大远征。在这场远征的部署上，汉帝国却“阴差阳错”，以“持重”著称的卫青，原本受命扫荡匈奴王庭，以擅打歼灭战著称的霍去病，原本受命歼灭匈奴单于主力，但打到漠北后才发现“弄岔了”。霍去病碰到的，是匈奴相对较弱的左贤王部，而卫青碰到的，却是匈奴实力最强悍的单于主力军团。这两场重要战役，是对卫霍舅甥俩两种作战思路的检验。 霍去病依然延续了其高速突击的作战风格，以5万骑兵快速突破，对匈奴左贤王部发动夜袭，一战斩首匈奴军高达7万多人，匈奴左贤王部全军覆灭。从此之后，汉朝河北、辽西地区的侵扰不复存在。卫青同样延续了“持重”的特点，面对养精蓄锐的伊稚斜单于主力，卫青没有贸然发动进攻，相反以战车环绕为营，吸引匈奴主力前来攻打。长达一天的拉锯战，消耗掉了匈奴军锐气，而后迅速发动反击，将匈奴骑兵分割包围，最终迫使伊稚斜仅带数百骑兵逃窜。这场空前的大远征，给匈奴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匈奴王庭不得不西迁至西蒙古地区。原本作为汉朝边地的上谷、雁门、渔阳等地，从此不再受匈奴的侵扰。之后汉匈战争虽然还在继续，但那都是围绕着汉朝新开辟的河西诸郡展开。匈奴与汉朝之前的强弱身份，早已本末倒置。 正文 第十一章 百越从此入华夏 汉武帝刘彻在位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一统”时代，说大一统，内容自然很多，比如中央集权上的大一统。继汉景帝刘启削藩之后，推行对诸侯国的打压政策，削弱诸侯国权力，通过“推恩令”的实施，彻底瓦解诸侯国对中央政权的威胁，使西汉没有出现诸侯割据的局面。又比如思想上的大一统，正式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历史上的统治地位从此开始。比较重要的，还是国土上的“大一统”，西汉立国早期的南越诸侯国内附的局面，到了汉武帝刘彻在位时期，彻底由诸侯国变成了郡县，今天福建、广东、广西地区，皆由汉帝国直接设立郡县进行统治，南方各省从此正式与中原大地连接成一片。这是一项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成就。 这一步的实现，自然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从西汉初期赵佗建立南越国开始，南越就以诸侯国的身份存在，尽管归属于西汉帝国，但毕竟不是直接的统治。随着西汉与南越地区联系的加强，取消诸侯国，设立中央的直接统治，也成为大势所趋，完成这个“大势”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终军。 终军，在八年抗战历史上曾有极高知名度，国民革命军军歌里的第一句就是“君不见，汉终军，弱冠系掳系长缨，君不见，班定远，绝域轻骑摧战云”。所谓“班定远”，就是东汉立下拓通西域奇功的定远侯班超，能与这样人物并列的终军，自然不是一般人。事实上，他是促成南越割据政权最终放弃自立，归附中央郡县治下的关键人物。他的人生虽短，其光辉灿烂，绝不在班超经营西域之下，其壮烈殉国的慨然结局，千载之下，更令无数仁人志士钦佩尊崇。在悲壮惨烈的八年抗战，依然成为前线百万浴血奋战的中国军人的精神支柱。 <er">一</h3> 南越的创建者赵佗，病逝于公元前137年，享年97岁，是汉朝诸侯王中最“高寿”的王爷。在他身后，南越国的历史却已经接近了尾声。自汉文帝时期重新成为诸侯王后，赵佗开始止戈为武，发展生产，但南越在南中国的“独大”地位，却日渐削弱。南越的东面，即今天福建、浙江地区，还存在着“闽越”政权，闽越日益强大，开始不断侵略周边地区。说到这个“闽越”，也是与南越同时存在的一个政权，在刘邦时期被册封为诸侯国，主体民族是当地越族，汉武帝时期，闽越已经分裂成东瓯、南海、闽越三个政权，其中闽越最强，时常出兵侵扰周边地区。无论南越，还是东瓯、南海，都曾不断向汉帝国上书诉苦。对于这些国家之间的征伐，长期以来西汉王朝都采取“说和”态度，尽量以中央政府的名义主持公道，甚少动兵。汉武帝刘彻即位后，中国长江以南，还处于政权林立，汉帝国的实际控制区域，往南最多到今天湖南地区，往东南，只能到浙江地区。 这样的局面，年轻的汉武帝自然不会甘心。他即位的早期，汉文帝的妻子——窦太皇太后还健在，国家大事多集中在她之手，老太太奉行“无为而治”，反对轻易动兵。即使如此，汉武帝依然见缝插针。公元前138年，闽越国发动了对东瓯国的侵扰，在窦太皇太后表态不能动兵的情况下，汉武帝依然派亲信严助为使节，以调解双方纠纷为名，调动汉朝驻扎在浙江会稽的驻军攻击闽越，迫使闽越撤军。此事之后，整个东瓯部族全部“内附”，迁移到今天苏北淮安、盐城地区居住，从此彻底融入到汉民族之中。原本是南中国霸主的南越国，此时饱受闽越侵扰之苦。赵佗晚年，就已经因为闽越入侵，放弃了自己东面的部分领土，采取防守策略。公元前137年赵佗过世后，继承他王位的是他的孙子赵胡。这时期闽越的侵扰更加剧烈，公元前135年，即赵佗死后两年，闽越发动了对南越的大规模进攻，无法抵抗的赵胡向汉武帝求救，这次汉武帝果断出兵，在汉朝的兵威下，闽越再次不战自退。汉帝国的果断行动，不但让闽越暂时收敛，更令南越感到自危，事情结束后，赵胡本打算入朝朝见汉武帝，但深感汉武帝统一中国南方雄心的南越大臣们竭力反对，最终只是派其子赵婴齐入长安为人质。 在汉武帝早期，除了对匈奴采取备战政策外，对中国南方大地的统一政策，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汉帝国一改之前几代帝王“无为而治”的策略，对南方诸国分化瓦解，采取冒头就打的政策，特别是两次对闽越的征伐，以及东瓯内迁，都极大提高了中央政府在南方的威望，登基之初的汉武帝，意图保持各南方诸侯国势力均衡的局面，以便为之后统一南方，各个击破奠定基础。 此时的南越政权，恰如“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比起开创基业的赵佗来，赵胡还算是个守城之主，他在任时期，统治尚且稳定。但此时的赵胡，已经对汉帝国有了戒心，他开始大量修筑从汉地进入南越的关卡，增派军队，同时多次以各种理由拒绝入长安朝见汉武帝。特别是对以前是“敌国”的闽越，他也转为通好，与闽越王余善相互串通，互为唇齿。公元前130年，番阳令唐蒙上奏，请求通夜郎，即从云南地区的夜郎国借道，以便将来能借此地进兵，平定南越政权。汉武帝刘彻准奏，次年唐蒙入西南，说服夜郎国归汉，在当地设立郡县。从此汉帝国对割据南方的南越政权，形成了夹击之势。 南越命运的转折，发生在赵胡去世后，按照南越的规矩，迎回了留在长安做人质的赵婴齐回国继承王位。这时对西汉“利好”的消息是，赵婴齐在长安娶当地女子樛氏为妻，并生下儿子赵兴，在汉王朝的压力下，赵婴齐立赵兴为世子，这样下一代南越接班人身上，就有了汉朝的烙印。但赵兴毕竟是幼子，如此舍长立幼，自然也引起了南越国大臣的不满，后来南越的动乱，也正源于此。 南越国的衰弱，从赵婴齐开始。此人性格残暴，回国即位之后，开始大肆排斥异己，诛杀先王的大臣，导致了南越国朝局的动荡。而且他本人贪图享乐，喜怒无常，喜欢随意杀人，引得国内民怨沸腾。对西汉帝国，赵婴齐同样没有放松警惕，这时期正是汉武帝大力打压诸侯的时期，赵婴齐多次称病，拒绝入京朝见汉武帝。比他父亲更过分的是，赵婴齐只是派了他的一个小儿子赵次公入汉。对西汉帝国不断到来的高压，这时期的南越、闽越诸国，基本是能躲就躲，能推就推，不给汉帝国任何动兵以及渗透的借口。 西汉帝国对南方各诸侯国，由高压政策转为统一战争，拐点是公元前119年。即位早期的汉武帝，其对外政策的核心是打匈奴，早期对闽越的两次动兵，除了扩大中央政府的威权外，更为即将参加对匈奴战争的汉军练了兵。而后随着匈奴实力的日益萎缩，汉朝的持续胜利，汉武帝关注的重点，也逐渐从长城以北变成了长江以南，广袤的南方大地，是汉帝国的下一个作战目标。 统一南越的契机，在公元前115年发生了，源于一个女人的不贞。这个女人，就是赵婴齐当年在长安迎娶的女子——樛氏。 这一年，南越国王赵婴齐病故，其子赵兴即位，这时候的赵兴只有12岁，幼主当政，国家大权多把握在宰相吕嘉之手。樛氏虽然贵为皇太后，是南越的“国母”，但她这个“国母”在南越并无威信，一则她是赵婴齐在长安迎娶的，属于外来人，并不被南越臣民所接受，二则樛氏年轻的时候，是个行为不检点的女子，她在嫁给赵婴齐之前，在长安曾有一个叫安国少季的情人，这事偏偏保密工作没做好，在南越几乎“地球人都知道”。有这样的前科，樛氏太后的一举一动都遭到臣民们的猜忌，甚至经常传出关于她的流言蜚语。南越君臣不和的情况，很快传到了汉武帝的耳朵里。谁都知道，这是统一南越的最好良机，但关键是，怎么办？ 这时候，平定南越的主人公出场了：终军。 终军，字子云，山东济南人。终军少年时，就以文采闻名于当地，18岁被举荐为博士，这是一个公认非常自信的人，不管做什么事，都不相信自己会失败。比如当年入京的时候，路过函谷关，当地守军按照规矩，发给他日后出关的凭证，终军得知后愤然将凭证置于地上，说“大丈夫西游，终不复出”。入关之后，终军以其口才得到汉武帝赏识，受命巡视诸侯各国，他高头大马，昂然出关，果然用不上当年的凭证，此事在当时广为流传。漠北之战后，他还曾经受命出使匈奴，以其昂然的姿态申斥匈奴单于，匈奴人虽然恼火，却也不敢加害，反而把他礼送回来。在当时的汉帝国，他是出名的青年才俊。 南越国君臣不和，内部矛盾重重的消息传来后，这个一直很自信的人，又一次挺身而出了，他很自信自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南越内附问题。 这时候汉武帝也确立了方略：派使节出使，说服南越国内附。这个方略说着容易，做起来却非常难：南越作为汉朝诸侯国已经100多年了，毕竟没有什么反叛之类的大错，要它内附的理由显然不足。何况此时执掌南越大权的是吕嘉，这是个出名的狠角色，杀伐果决毫不手软，其亲族在南越国内为官的有100多人，这样的地头蛇，使节过去能不能完成任务两说，能活着回来就算阿弥陀佛了。 汉武帝在询问谁能出使南越的时候，满朝文武回答他的，是一片沉默。当汉武帝略感失望，继续等待时，突然听到一个嘹亮的声音：“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正是年方20岁的终军。 终军敢说这话，当然是有原因的，匈奴都骂过，中原各地的皇族诸侯们，他也申斥过，长这么大还没遇到对手，何况他喜欢有挑战性的工作，越有挑战性，越主动前往。南越，正是他眼中下一个挑战，当然他没有想到，这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个。 终军自信的态度和忠诚打动了汉武帝，经过精心准备，这支使团终于组成了，担任西汉帝国正使的，正是当年樛氏的情人安国少季，终军以副使的身份随同出使，同去的还有当时以勇武著称的勇士魏臣。为了以防万一，汉武帝还命令卫尉路博德率军驻扎桂阳，用以接应使团。武的文的都用上，连老情人也用上，目的只有一个：平定南越国。 使团到达南越，过程异常顺利。但好的开端，却未必是成功的一半。樛氏太后自然愿意归附，她在南越本身就过得不如意，无时无刻不想念着长安老家。赵兴虽然贵为王爷，但从小就在长安长大，这个有名无实的王爵，自然也没什么吸引力，与其在这里当“儿王爷”，不如带着王爵回长安，还能过舒坦日子。唯一的阻力，就是此时南越的丞相吕嘉。这时候终军起了作用，他最大特点就是能说，不但能说还能骂。在南越朝堂上，终军与吕嘉进行了连番的辩论，犀利言辞说得吕嘉哑口无言，甚至吕嘉企图以武力威胁，逼迫终军就范时，终军也毫无惧色，慨然站在刀锋面前，与吕嘉怒目相向。其不凡气度，最终折服了南越上下，南越樛氏太后与国王赵兴，皆答应归汉内附。尤其是樛氏，想到不但能带着儿子回家，更能和老情人安国少季破镜重圆，可谓一举两得。至此，南越内附一事，似已顺理成章。 反对的暗流，此时也开始汹涌。吕嘉虽辩不过终军，但手中毕竟有权有兵，南越国一旦取消，受损最大的就是他，所以发动一切力量，誓把“独立运动”进行到底，就成了其唯一选择。吕嘉的威胁，樛氏太后自然心知肚明，她本来寄望于依靠汉使的力量除掉吕嘉，故意在宫里召吕嘉饮宴，并请汉使安国少季作陪，席间就南越国内附的问题，樛氏和吕嘉再次发生争吵，本来按照樛氏的设计，如果吕嘉说出什么大逆不道的话来，安国少季就可以以朝廷使节的名义逮捕吕嘉，除掉这个大患。对这场鸿门宴，老谋深算的吕嘉早有准备，赴宴之前早派了其弟率兵守在宫门外，投鼠忌器之下，安国少季犹豫，最终没敢轻举妄动。此事之后，因责怪安国少季无能，樛氏太后气得以头撞墙，大骂老情人懦弱。 投鼠忌器也好，气得头撞墙也罢，对吕嘉放虎归山的结果是严重的，偏偏安国少季这个人还喜欢报喜不报忧，内附之事定下来以后，他喜滋滋地给汉武帝写工作报告，对吕嘉的阻挠却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给了汉武帝一个错觉，即南越上下皆同意内附，唯独丞相吕嘉反对。在汉武帝眼里，一个小国的丞相，当然是个小问题，小问题自然就轻描淡写对待一下：汉武帝仅命令韩千秋和樛乐（樛氏太后的弟弟）二人率领两千汉兵进入南越，以给南越施加压力。 汉武帝的“轻描淡写”，显然帮了倒忙，闻听汉军到来，吕嘉不但不慌，反而大张旗鼓四处宣传，造谣说“樛氏太后和汉使私通，勾结汉军来吞并南越”。如此一来，南越上下反而全团结在吕嘉周围了。有了众臣民支持，吕嘉胆气壮了，悍然发动了政变：公元前112年，吕嘉率军进攻王宫，将南越王赵兴以及樛氏太后母子杀害，汉使安国少季、副使终军也皆死在乱军之中。可叹终军这个少年英杰，殉难时仅21岁，人称“终童”。随后，南越集结重兵，将韩千秋的两千汉军击败，封锁各地关卡，正式与汉朝分庭抗礼。 <er">三</h3> 南越的变乱传到了汉武帝的耳朵里，当下引其大怒。从另一个层面来说，这场事变的发生，也给了汉王朝武力解决的最好口实：先前的南越毕竟是朝廷诸侯，轻易不能动武，现在其背信弃义在先，杀害汉朝使者在后，这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打了。 公元前112年秋，西汉帝国发动了对南越的征讨，这次汉帝国动用了10万军队兵分五路，分别从湖南、江西、广西漓江等地水陆并进，企图一举平定南越国。这场战争从春天开始，持续整整一年。先前唐蒙通夜郎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汉军关键的一路，正是由路博德率部走从四川到夜郎的通道进入南越境内，一路势如破竹。到第二年冬天，路博德与杨朴部在南越首府番禺城外会师，先前嚣张的吕嘉，被打得弹尽粮绝，只得困守孤城。汉军采取夜袭战术，由杨朴率军深夜奇袭，再由路博德在城外设伏截杀，里应外合之下，番禺城被攻破，仓皇出逃的吕嘉，被汉军孙都部擒获，而吕嘉拥立的“伪帝”赵建德，则被汉军苏弘部活捉。值得一提的是，吕嘉被擒的奏报传来时，汉武帝正在河南巡视，闻讯后大喜，高兴之下将其所在的县城改名为“获嘉县”，足见对这位叛乱者的恨之入骨。 随着吕嘉等人的被擒，南越王朝的历史也终于落下了帷幕。汉帝国正式取消了南越的国号，将南越的领土划分为九个郡县，正式置于汉帝国的制下。从此，广袤的岭南大地，从此与中华真正连成一体。 在平定南越国的同时，汉军也“搂草打兔子”，顺便将另一大南中国政权“闽越国”平灭。相比之下，在汉武帝登基之后，闽越国才是最“嚣张”的一家，汉武帝即位早期两次在南方的动兵，都与闽越国有关，一次是援救被闽越国侵扰的东瓯，一次是援救遭闽越国攻打的南越。直到汉朝援救南越时，闽越王的弟弟余善杀死原闽越王，对汉朝称臣，双方这才暂时实现了和平，但其尾大不掉之势也早已形成。汉朝平定南越期间，闽越国感到机会来了，先是在汉朝大兵出动时，主动要求派兵协助汉朝作战，假装表忠心。然而在汉朝平定南越后，趁汉军人困马乏之际，余善悍然扯旗自立，但他的“自立”很没创意，连名号都跟着赵佗学，自号为“武帝”。他主动找事，把自己麾下的将军册封为“吞汉将军”，派兵出击江西，截杀当地汉军。起初连连得胜，甚至杀死了3个汉朝校尉。但余善的“没创意”，后果很严重，缓过这口气来的汉军随即发动了反击。这次汉军打了一场漂亮的海上奔袭战，由韩说从浙江率领水师出海，直扑余善的福建老窝，刚刚平定了南越的名将杨朴掉转枪头，从广东直杀入福建境内，南北夹攻之下，闽越军很快被打回原形，败绩连连不说，各部队更纷纷倒戈，先前牛气哄哄的“武帝”余善一下子成了光杆司令。公元前111年冬天，余善的部将居股发动政变，杀死余善向汉朝投降，闽越全境，即今天福建大部以及浙江南部的广大地区，从此也成为汉帝国直接掌控的郡县。随着闽越国的平定，汉王朝的“中央集权”，终于跨过了长江，长江、珠江、黄河三大流域的农业文明，从此被紧密的连成一个国家——中国。 正文 第十二章 汉武帝的钱从哪来 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有为”之君，汉武帝刘彻确实是一个很“有为”的人，一辈子干过的大事着实多，比如打的仗多，对匈奴的战争一打就是一辈子，从青年打到他过世都没完。对南越、西南部族的战争，一打更是旷日持久，连打带拉，终把广阔的西南、东南大地彻底纳入中华治下。外交活动也多，先有张骞通西域，又有大规模开发西域，连出使带赏赐外国使者，同样花费巨大，工程建设也搞的多，河西走廊还有河套草原，都设立了郡县进行统治，在当地铸城驻军，不惜血本站住脚跟。还有两次大规模治理黄河，动用部队十几万人，把黄河从东到西修缮了个遍。外加私生活也丰富，赏赐皇子，乃至求神拜佛，泰山封禅，样样都搞得轰轰烈烈，终其在位54年，始终“有为”的很。 既然“有为”，自然就要花钱。打仗不用说，是拿钱砸出来的，所谓通西域，发展友好关系，没钱自然玩不转。至于私生活方面，更是挥金如土，干工程修城池治黄河，样样也大把花费，偏偏汉武帝本人也是个很大方的人，只要活干成了，封赏赐钱眼皮都不眨巴一下，打赢了仗的士兵要奖赏，军官要奖赏，求神仙求的好的道士方士也要奖赏，来访的各国使臣更要奖赏。如此种种，都要钱，虽然西汉早年经过休养生息，积累了大笔财富，但到底也经不住他这种花法，文景时代积累的钱粮，早在公元前124年汉朝在河套铸城屯军时，就已经花费殆尽了，以汉朝当时的税率和农业水平，是难以支撑起汉武帝这般“大有为”的。秦始皇折腾了十几年，就把秦朝折腾没了，汉武帝折腾了54年，虽然晚年也闹得积弊丛生，但西汉帝国终究挺过来了，原因很简单，他有钱。 可是，汉武帝的钱从哪里来的？ 来钱的花样当然也多，比如汉武帝时期开始卖官鬻爵，凡是出钱的，要爵位有爵位，要官有官，比如加重民间赋税，提高农业税率，税赋最重的时候，把小股的农民起义都逼了出来。当然也有发展生产之类的好事，比如在民间改良农具，推广新型耕作方法，提高土地产量。但如上种种，皆只能算是来钱的小头。“大头”的费用，都来自一个地方——经济改革。 汉武帝在位时期，同样是西汉经济的重要转型期，比起西汉早期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这时期整个西汉帝国的经济形态乃至经济模式，都发生了新变化，汉武帝适时而动的经济大改革，才是他能够获得足够金钱支持的关键。至于经济改革的成败，身前身后更是评论不一。 <er">一</h3> 汉武帝时期财政出现困难，是从公元前120年左右开始的。 那时正是西汉帝国对匈奴战争的白热化时期，汉帝国从公元前129年开始，变被动防御匈奴为主动出击匈奴，之后相继收复了河套草原和河西走廊，随后又发生了匈奴浑邪王、休屠王归顺的事情。打仗的军费开支，赏赐将领的开支，乃至安置匈奴降军的花费，样样都支出甚多。到公元前124年，西汉帝国就已经花光了文景时期积累下来的钱粮财富。比这个更严重的，是西汉帝国此时经济政策出现的问题，简单的一句话就是：经脉不通。 西汉立国初期，国家经济凋敝，因此西汉王朝的主要政策有两条，一是重农抑商，二是轻徭薄赋。所谓的重农抑商，主要内容就是提高地主地位，极力打压商人地位，压制工商业者的生存空间，鼓励垦荒与农业生产。而轻徭薄赋这一条，却让重农抑商政策名存实亡，因为汉帝国早期的税率低，不仅仅是农业税低，商业税同样低，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与繁荣，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也就不可遏制。汉文帝时期，还开放了原本的“关卡制度”，允许不同地区的商人自由流通，开放了原本不许老百姓进入的山泽丛林，如此一来，商品经济的发展便没有了障碍。到了汉武帝即位的早期，中国大地已经是豪强丛生，新富阶层遍布各地，商品经济，呈现出勃勃繁荣之势。 等到汉武帝即位才发现，所谓繁荣，其实多是表面繁荣。因为这样的繁荣，是和政府没有关系的，大户富了，政府的税收增长速度却没有赶上民间财富的增长速度，论原因，还是汉帝国“无为而治”惹的祸。 所谓的“无为而治”，就是对民间经济采取不干涉的政策，鼓励其自由发展，但自由过了头，就是政府失去了对民间经济的控制。以工商业为例，各地的势豪大户，大都是商人阶层出身，发家之后继续经商的同时，为了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开始买田置地，成为新兴的地主阶层，在“地主”身份的掩护下，他们获得了作为商人所难以获得的特权，更方便他们从经商中获利。甚至有许多人开始勾结官府，横行地方。更严重的是国家很难从他们身上获得税收，因为西汉从建国后，执行的就是低税率政策，巨大的工商业利润，用在交税上的只是九牛一毛。在他们获得地主身份之后，更借着与官府的勾结，巧立各种名目逃避税收，如此一来，财富更是滚雪球般增长起来。而且，汉帝国对国民经济太“无为”，以至于诸多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其经营权都操纵到富商大贾的手里，这就好比今天一个现代国家，把石油、卫星、航空等产业，都操纵在一两个寡头手中，国家既不收税也不监管，完全放任自流任其发展，这样做的后果无疑是非常可怕的。 更为严重的是，西汉帝国这时期也没逃过封建社会的固有经济规律——土地兼并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不可避免，大量的新富阶层开始兼并土地，无地农民日益增多。世人都津津乐道汉武帝执政晚期的农民起义，实际上从汉景帝在位的晚期开始，就不断发生无地佃农造反的事情。与此同时，西汉特权阶层过多，无论是地方诸侯还是功臣勋贵，都享有免税的特权，更享有在地方上收税的权力，国家每年的生产税收，相当程度都落在了他们的手里。所以，在汉帝国府库充盈的外表下，掩盖的是税收效率低下，国家税收与贫富分布严重脱节的现实，这些现实都是汉帝国的“内忧”，一旦爆发出来，就是国家尾大不掉的肿瘤问题。 人难以想象的是，比起后世的封建王朝，此时西汉帝国的货币政策相当不成熟。西汉帝国的货币政策，从建国早期就制定得极其粗简，即使是汉文帝这样的明君，也做过允许宠臣邓通私人铸造货币的傻事，后来虽然被汉景帝叫停，但是此时西汉帝国流通的货币，可以说五花八门，既有中央发行的货币，也有地方诸侯国发行的货币。从汉高祖刘邦在位开始，南方的吴国等诸侯国，就有私人铸造货币的权力，后来虽然经过七国之乱，诸侯势力遭到严厉打击，诸侯的铸币权收归中央，但是诸侯私自开采境内铜山，用以铸造货币的事情屡禁不止。到了汉武帝在位时期，国家货币的另一问题就是假币泛滥。汉朝早期的货币外形简单，容易仿造，外加对山泽矿场限制比较少，不要说诸侯贵族们，就是普通的不法商人，也很容易仿造出以假乱真的钱币。货币驳杂的结果，就是国家对国民经济控制能力的下降。 所以，当我们说起汉武帝即位早期的政治局面时，必须看到，他继承的，既有祖先留给他的丰厚遗产，也有一大堆麻烦，汉武帝即位早期的中国，是一个经济繁荣，生活富庶的中国，同样也是一个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土地矛盾浮出水面，国家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日益虚弱，经济制度和税收体系漏洞百出，混乱不堪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在承平时代，或许还能维持一段时间的表面繁荣，但是如果国家稍有变故，就很可能是国民经济体系的全面崩溃，汉武帝即位早期的国民经济困局，其实正是为这一切买单。 所以摆在汉武帝面前的问题，不只是反击匈奴的战争，一统国家的梦想，更重要的，是对国民经济的全面整合，整合的办法也只有一个——改革。 <er">二</h3> 汉武帝的经济改革，真正起于公元前120年，改革的动因，最初是为了给公元前119年那场对匈奴的大远征筹款，属于“救急”策略，既然要救急，自然就要对准利益最丰厚的部门：盐铁。这场改革也有一个名字：盐铁官营。 在当时，盐铁行业就相当于今天的石油、矿产行业，属于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暴利行业。冶铁行业自不必说，需求量大，市场稳定，在汉朝休养生息下，完全可以谋取重利。至于食盐行业，在封建社会，这更是一本万利的高利润行业，煮盐的成本极低，食盐又是老百姓的日用品，属于完全的卖方市场，甚至每年食盐的“定价权”，也都操纵在富商大贾手里。对于这两个暴利行业，先前政府所得的税收极其有限，而且凭此行业致富的富商们，也早与官府甚至地方豪强勾连，有些人本身就是地方豪强，甚至中央的官员，也有人每年从中取得巨额利润分成。所以多年以来，政府基本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彻底“无为”而治。 到了这时候，“无为”是不行了。这时期汉帝国对匈奴的战争连年开支巨大，早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偏偏这一年祸不单行，黄河暴发了百年不遇的洪水，关中地区又遭到蝗灾，政府连赈灾的钱都拿不出来，甚至只能向长安当地的富户告贷。如此捉襟见肘的情况，自然要有所动作，利益巨大的盐铁业，就成了汉武帝开刀的对象。 开刀的决心好下，怎么开刀是难题。盐铁业利益巨大，上上下下早成了一个利益集团，国家不是我的，可盐铁的利益是我的，现在让我舍小家就大家，你凭什么？所以上至中央官员，下至各地商人，一旦国家要开刀，肯定会立刻抱成团，誓把“自由经营”进行到底。如此铁板一块，不讲点方式方法肯定是不行的。 万幸的是，汉武帝身边，此时有一个会讲方式方法的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桑弘羊。 作为名垂青史的改革家，桑弘羊在当时却被看成“叛徒”，因为他本身就是商人家族出身。作为从商人体系内走出来的人，他最清楚里面的门道。早在13岁，桑弘羊就“入侍宫中”，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脑子管用，会算。先是会算账，大小的财政开支用度，他转转脑子就算得清清楚楚，记忆力也好得很，特别是跟数字有关的事物，给他说一遍就过目不忘。汉武帝开始注意他，是在即位的早期，他作为宫中的“侍中”，即汉武帝的“秘书”，能够清楚地推断出国家每天各项活动的开支，甚至能够指出哪些开支可以避免，哪些开支不可避免。比如在闽越国侵扰东瓯国，汉武帝发兵干涉的时候，桑弘羊远在千里之外的长安城，却清楚地推算出前线军队每天的财物用度，以及最终的财政预算，事后与实际支出核对，竟然分毫不差，此时的桑弘羊年仅15岁，放在今天，也是一个绝对的数学神童。 不但能算，桑弘羊还能说，特别是说到财政问题，更是打了鸡血一样的兴奋，滔滔不绝几天几夜都没完。后来卫青夺取河套地区，汉朝廷议是否要在当地铸城守备，丞相公孙弘等人以花费巨大为由坚决反对，一番陈词把年轻的汉武帝说得哑口无言，关键时刻又是桑弘羊挺身而出，一顿旁征博引，竟然让宦海老臣公孙弘张口结舌，最终不得不同意了这个建议。有趣的是，这场廷议之后，原本是“反战派”的公孙弘，此后变成了坚决的“主战派”，积极支持汉武帝对匈奴的各类战事。虽说他见风使舵，但也确实是被桑弘羊给说怕了。 又能算，又能说，这样的人，自然成为这场至关重要的大改革的策动者。当然桑弘羊不但能说能算，还很能躲，这么大一件牵一发动全身的事情，他并非是冲在前面的，当时他的职务依然只是“侍中”，负责落实改革政策的人，是当时的大农丞东郭咸阳和孔仅，桑弘羊，是那个躲在背后出主意的人。 桑弘羊的主意很简单，却样样击中盐铁问题的要害。 “盐铁官营”的政策，在当时主要有简单的四条：第一，将煮盐、冶炼的营业收归政府管理，所得收入补充赋税。第二，由官府招募盐户，发给煮盐器具和生活费用。第三，严查各地私自经营盐铁的事情，用铁腕手段打击。第四，国家在各地设立铁官，管理铁器专卖事务。 这四条内容看似平常，第一条是改革的目的与宗旨，后面三条是基本方式，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第二与第四条。第二条政府招募盐户，属于釜底抽薪的缺德狠招，因为盐商们之所以能够形成独大，关键在于对各地平民“盐户”的控制。盐户们皆依附于各路盐商存在，受其盘剥，食盐的收购价格和最后卖出价格，早在汉景帝在位时期，就有了将近5倍的差价，然而改革之后，政府通过提供基本生活费和煮盐器具的手段，等于拉住了比商人们更低一层的贫民阶层，以更优惠的政策将食盐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盐业的源头断掉，盐商们从此想翻天也难。而在各地设立铁官，负责铁器买卖事宜，更是不动声色地盘剥了先前铁器商人们的权益，将其原本独大的特权牢牢抓在手里。没有二、四两条，所谓的铁腕打击私人经营盐铁，根本无从做起。而政府垄断盐铁贸易，也只能是白日做梦。 桑弘羊的政策，既阴且狠，不招来反对是不可能的。盐铁业的商人不必说，按照野史的记载，当时已经有商人收买杀手，准备要桑弘羊的命。朝堂方面，同样反对声四起，先前在盐铁贸易中获得利润的官员们反对，那些从文景时代过来的老臣们也反对，因为这样违反祖制，是与民争利。当然这一点汉武帝早就想到了，他的办法也简单——“杀鸡给猴看”，找个狠人监督着，谁敢扎刺就收拾谁。汉武帝找到的狠人，就是此时西汉帝国第一酷吏——张汤。 张汤这个人，后世一直众说纷纭，有说是“廉政标兵”的，也有说是“刽子手”的，因为这个人确实为官清廉，死的时候家中都无余财。但他行事也着实凶狠。他是西安人，父亲是长安丞，受家庭影响从小喜欢法律。他小时候，就曾因家里的老鼠偷吃食物，一怒之下不但杀死老鼠，更依照大汉律法，给老鼠写了一份条理清晰的判决书，其处死老鼠手段的阴毒，以及判决书之精彩，当时就让其父瞠目结舌。成年之后，张汤曾跟随汉景帝时代著名酷吏宁成工作，宁成是当时头号狠人，有“宁遇老虎，不遇宁成”之说。受这位老领导的影响，张汤也养成了行事果断，出手狠毒的风格。他得到汉武帝的赏识，是因为汉武帝早期著名的“陈皇后巫蛊案”。陈皇后因妒忌卫青的姐姐卫子夫得宠，在后宫里用巫术诅咒卫子夫，事情败露之后，张汤负责审理，他在短时间里连续出手，处死涉案宫女多人，迅速审结了此案，汉武帝也因此认识到这个酷吏的能量，随后官位节节攀升，到了经济改革时期，已经是掌管全国司法大权的廷尉署御史（司法部长兼特务头子）。 对这个人，汉武帝一度宠信到了极点，张汤每次觐见，汉武帝和他讨论政事，经常从早侃到晚，甚至兴奋得忘记吃饭。之所以恩宠有加，一是张汤行动力极强，效率很快，今天能做完的事情绝不过夜。二是他出手狠毒，但凡汉武帝要整治的人，必然要置其于死地，最重要的，是他听话，他的聪明，往往用在曲解法律条文上，汉武帝要做的事情，哪怕再过分，他都能从法律上找到依据，而汉武帝交代的事情，哪怕再狠毒，他都能完成得极其漂亮。且相当尊重领导，但凡是重大案子的处理，都是早请示晚汇报，且关键时刻敢为领导背黑锅，如此能干活又听话的人才，自然是汉武帝眼里最容易使唤的鹰犬。 所以在经济改革早期，正是张汤这位“鹰犬”为汉武帝的改革保驾护航。盐铁官营开始后没多久，张汤就以极快的速度，搜集到上至中央高官，下至地方反对派的种种劣迹，尤其是他们与盐铁商人相互勾结，甚至收受贿赂的各种证据。改革开始后，凡是不说话的，就暂且放一马，敢说话反对的，就照着罪证抓人，还敢反对，就杀无赦，接连惩办了数名官员后，大家都哑巴了。 大家哑巴了，事情就好办了。从公元前120年开始，盐铁官营在全国推广开来，仅在当年，就迅速为国家积累了巨额财富，史载“以亿万计，皆盐铁之福也”。需要注意的是，就在盐铁官营的第二年，汉武帝就取得了以倾国之力北伐漠北，斩杀匈奴近10万人，迫使匈奴狼狈北蹿的赫赫功业，这笔军费开支的大头，正是拜盐铁所赐。 <er">三</h3> 随着公元前119年漠北之战的胜利，持续肆虐北中国百年的匈奴人消停了，汉帝国的边境迎来了一段真正意义上的和平。而西汉帝国内部经济改革的继续动荡，却从此越演越烈。 尝到盐铁改革甜头的汉武帝，决心要把全方位的经济改革推行到底，原因很简单——他需要钱。匈奴虽然逃窜了，但要赶尽杀绝，需要钱，南方诸侯国的割据仍在，要统一南北，需要钱。张骞从西域回来了，要再通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拉拢西域国家，断掉匈奴的生存空间，需要钱。甚至，汉武帝很想再活500年，1000年更好，要求神拜仙，寻找长生之道，当然也要拿钱买。更深层的原因却不是钱，政府开支捉襟见肘，势豪大户富可敌国，不受政府节制，长此以往谁是皇帝？要确立国家对财政的绝对控制权，掌控国民经济的命脉，所以经济改革，不只是钱的问题，更是权的问题。 为了钱权的问题，汉武帝持续推行了第二项改革：币制改革。 比起币制改革遭到的反击，早先的盐铁官营，基本算是小儿科了。因为盐铁官营最多不过得罪了那些从事这项行业的官商们，币制改革得罪的，几乎是全国的有钱人。因为当时私自铸造钱币，不是违法行为，而是国民经济的潜规则，是公开的秘密，但凡是有点钱的，有点关系渠道的，手头紧了，都会想办法铸点钱花花。那年头没有验钞机，更没有防伪水印，做这事很方便很容易。 汉武帝容不下这样的“很方便很容易”，一个国家，如果连铸造货币的权力都长期放任自流，那恐怕不是皇帝有名无实的问题，估计连亡国也不远了。这一点却是大臣甚至富人们所没感觉的，反正国家不是我的，你做你的皇帝，我铸我的钱，管这么多干吗？ 汉武帝决定管这个问题，办法，是循序渐进的，还是阴坏。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首先下诏，铸造“鹿皮币”，作为国家的通用货币。所谓鹿皮币，就是货币上有皇宫园林的白鹿皮，这种白鹿皮属中央皇室专有，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伪造都没地方。特别是地方诸侯国要想铸钱，就必须向中央购买白鹿皮，每块白鹿皮明码标价：40万。爱买不买，不买是不可能的，只能咬牙必须买。如此一来，原本地方诸侯丰厚的金钱储备，就这样源源不断流向中央，地方富人商人再想私自铸造钱币，也很难花得起这个本钱了。 白鹿皮币自然引起了反对，且比上次更强烈，这次带头反对的，是大汉帝国的财政部长——颜异。当然颜异本人并无恶意，只是认为定价40万太高，属于对诸侯的变相勒索。此人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清官，担任财政部长数年，以清正廉洁著称，百分百的好干部，不是“既得利益者”。但汉武帝不管这个，经济改革至关重要，谁挡我的路，我就要谁的命，况且而今反对声本来就多，正要杀鸡给猴看，正直的颜异，就这样做了“鸡”。 公元前117年，又是“鹰犬”张汤出面，经汉武帝授意将颜异关押，而后经过审理，想尽了办法也没找到颜异的罪名，最后干脆给颜异定了个“腹诽”罪，即颜异虽然嘴上没有谋反行动，但心里反对经济改革，就在这样的“欲加之罪”下，颜异被处死了。“杀鸡”的效果是显著的，“猴”们果然消停了，到了公元前113年，汉武帝设立“水衡都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负责货币铸造的机构。从此之后，地方诸侯国铸造货币的特权被彻底取消，货币的发行与铸造权，被牢牢掌控在政府的手中。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度的重要一步。 在改革货币制度的同时，已经是大汉帝国“农中丞”的桑弘羊又开始对既得利益者“阴坏”了，这次他的政策是“算缗”，附加政策是“告缗”，按照现代的意思说，就是对工商业者增加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 所谓“算缗”，名义上说是针对天下百姓，但是看政策，却主要针对工商业者。算缗的意思，是要求工商业者将自己的财产上报，然后政府通过核算其财产，向其征收个人所得税。在汉武帝时期的政策里，大商人每4000钱财产作为“一算”，征收赋税，普通小商人和手工业者，以2000钱作为“一算”，征收赋税，甚至各地的车马、船舶，也都要被看做财产，征收个人所得税。从政策上可以看到，越穷的，交得越少，越富的，交得越多，收税的主要对象，就是自文景之治以来西汉王朝的“新富阶层”——商人阶层。 桑弘羊当然也知道，指望着这些富豪们心忧国家，主动支援国家建设，这基本属于痴人说梦，所以在算缗之外，桑弘羊还很“体贴”地为他们安排了附加政策——告缗。 所谓告缗，说白了就是鼓励检举揭发，凡是有商人隐瞒财产的，逃避个人所得税的，只要有人检举揭发，一经查实，不但犯法者要被没收财产，处以重罪，告密者还可以得到被告发者一半的财产。也就是说，在汉武帝时代，哪怕你是个穷光蛋，只要检举揭发告准了，一夜暴富绝不是天方夜谭。 有这样的好政策，自然是不告白不告，外加许多人本身就有“仇富”心理，当然是闻风而动，一时间全国上下告状成风。对于遭揭发者，汉朝政府的态度也只有一个——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无风不起浪，有人告你，就说明你肯定有问题，有问题就要拿钱，不拿钱，把你榨干了也要搞到钱。结果许多富可敌国的商人，就这样被“榨干”了。 而在“告缗”“算缗”政策中，桑弘羊还有一条不动声色的政策：严禁圈占土地。也就是说，对工商业者来说，土地是非法财产，手里有土地的，也就两条路，要么被政府没收，要么你自己识相，低价处理掉卖给农民。如此一来，自汉景帝时代开始的土地兼并之风开始缓解下来，土地矛盾有所缓和，大批无地农民得以安居。在当时汉帝国四面出击的情况下，此举无疑为汉武帝起到了稳定内部的作用。 随着“算缗”“告缗”的全面推行，西汉帝国自文景时代开始形成的豪强阶层遭到了沉重打击，没钱赚不说，财产更遭到政府盘剥，每天吃饭睡觉都要提心吊胆，生怕一不留神就被人告发了。那年头做商人的，都低调的不能再低调，哪怕生意做得再好，却是打死也不能让人知道他家有钱。与之对应的，是汉帝国随后积累的巨大的财富，比如后来汉武帝北游漠北，陈兵18万在边境挑衅匈奴，吓得匈奴不敢应战，外加求神求道，开通西域，千里远征大宛，打通丝绸之路，这一切，都来自于诸项经济改革的财政支持。 而汉武帝在位时期最后一项重大的财政改革，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均输。 所谓均输，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陌生，后来的历代封建王朝也都搞过这个政策，比如宋朝著名的王安石变法里，这也是重要一项。均输政策，开始于公元前115年，当时只是在长安地区进行试点，直到公元前110年，桑弘羊成为大汉帝国财政部长（大司农）之后，才真正开始全国推行。均输针对的，是不同地区物价不均衡，商人投机倒把谋取暴利的问题，政府在各地设立“均输官”，命令农民把原本用来作为买卖的货物，充做货物上交，用以调剂各地需要的不同物品。均输的另一个附加政策是“平准”，即在中央设立“平准”机构，把各地交换的物品进行买卖，用来平抑物价。这项政策的实施，终结了自文景时代以来，富豪商人对于重要货物的“定价权”，平抑了物价，老百姓的负担也因此得到减轻。 汉武帝时代的经济改革，在当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汉书》上记录：“仓储之积，战士以俸，饥者以赈”，更称赞说“民不益赋而国用饶足”。也就是说，汉武帝时代的经济改革，着眼于在不增加普通老百姓赋税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增加国家收入，并建立中央对国民经济的绝对控制权。从结果看，他做到了。 <er">四</h3> 但是完成经济改革的汉武帝，晚年却不得不面临一个残破的局面：国家天灾频繁，起义四起，天下户口减半，赋税锐减。对匈奴的战争，也出现了李广利战败投敌的耻辱局面，为什么？ 原因自然很多，有人把原因归结到打匈奴方面，但必须看到，汉朝经济局面的真正恶化，是发生在与匈奴战争的“间歇期”，即公元前119年漠北之战结束后的时期，所以对匈奴的战争，不能成为汉武帝后期统治失策的“替罪羊”。之后汉朝虽然多次用兵，国家没有得到休养生息，但战争的规模和花费，根本无法与公元前119年的历次大规模战斗相比。从公元前119年漠北之战重创匈奴，到公元前100年李广利再战匈奴，这之间的19年间，是匈奴暂时远退漠北，无力南下的19年，汉朝对外战争的主战场——抗匈战场，已经是暂时的和平。这本应成为汉朝休养生息的一个机会，但是这19年里，汉朝没有一年是消停的，通西域自不用说，又打又拉，每次兴师动众花费巨大，远征大宛损失兵马六分之五，南平南越、东越、西南蛮夷的战争也旷日持久，而汉武帝本人也开始追求长生之术，大兴土木，里里外外没有一样是省钱的。经济改革的高潮期也正是这个阶段，每年靠着“民不加赋国绕足”，暂时支撑了汉帝国的财政。但是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一个人的身体健康是一样的，需要劳逸结合。所谓的经济改革，政策调整，好比是频繁运动的间隙不断进补药，甚至是兴奋剂。熟悉医学的朋友都明白，一个只靠补药和兴奋剂支撑，从来不休息的人，健康是注定要垮掉的。19年里从来没有休息过的汉帝国，也注定是要出乱子的，汉武帝最大的失策，就是他错失了最好的19年休养生息的机会，换来的结果是当对匈奴战争风云再起的时候，汉王朝的国民经济不但被拖到了崩溃的边缘，内部矛盾更加丛生，连他的长子——太子刘据，也在宫廷的变乱中死在他自己手中。 而在汉武帝为了挽救财政，强化统治进行的诸多改革中，有一项改革却不是补药，而是兴奋剂。虽然暂时进补，对帝国的危害却是双刃剑——盐铁官营。盐铁官营的初衷，是为了由国家掌握这个重大暴利行业，但到了后期，随着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盲目提高铁器价格，其实成了对普通老百姓的盘剥，更要命的是垄断行业没竞争，铁器质量大大下降，不但民间的铁器用具质量下降，甚至连部队用的武器质量也在下降。而对整个西汉帝国命运影响最深的是之后的朝局中，掌握盐铁控制权者，即掌握了国家政治的控制权，西汉帝国的最后时期，盐铁控制权的掌握者，恰是西汉帝国的掘墓人——王莽。这恐怕是一心建立大一统帝国的汉武帝刘彻，九泉之下做梦也想不到的。 正文 第十三章 谁是西汉的“经济牧羊人” 汉武帝一生的大功业不少，整人多，干工程多，打仗多，外交多，里里外外的多，都离不开一个字：花钱多。毁誉参半的汉武帝时代经济大改革，至今依然是史学界议论的话题，公认的事实是：汉武帝时期的经济大改革，虽然整合了国家财政，提高了经济效益，充实了国库，强化了中央威权，但有些急功近利，其中的许多经济政策，更像是兴奋剂，虽然可以暂时起到缓解财政困难的作用，后患却无穷，他晚年时期的国家疲敝，正是因此而肇始。 但是这些“消极问题”，千百年来也一直有人为他辩护，比如明朝时期的著名大儒李贽，在谈到这个问题是就曾反问“若非如此，汝将奈何”？意思是，即使是别人，放到汉武帝当时所处的环境上，除了采取这样酷烈的经济政策，还可以有别的选择吗？千百年来，这一直是大家的一个共识，引领这场大改革的桑弘羊，也一直被看做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 然而事实上，当时的汉帝国，完全有可能走上另一条路，因为就在汉武帝在位的时期，有一个同样优秀的经济学家，不但看出了当时汉朝经济改革面临的隐患，更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个人虽然没有桑弘羊名气大，但是他的眼光却同样睿智——卜式。 <er">一</h3> 卜式，洛阳人，和桑弘羊类似的是，他也是商人出身，比起桑弘羊的“富二代”身份来，卜式是个白手起家的励志人物。他的家庭，原本经营畜牧业的小康之家，但小时候父亲去世，家里还有母亲和弟弟。有弟弟，也就有了财产纠纷，家里闹分家，弟弟总想多分点，母亲疼爱小儿子，也向着弟弟，身为长子的卜式不计较，他干脆大手一挥，把父亲名下的大部分财产都留给了弟弟和母亲，自己仅带着100多只羊分家另过。当时邻居朋友都笑话卜式傻，但分家没几年，卜式就迅速发家，成了当地的畜牧业大户，他名下的牛羊财产，多达上千头，而且还买了大宅子，成为河南当地有名的富户。 卜式是怎么发家的？当时的正史中并没有记载，只有河南当地的记录中，有一些说法，一是卜式在牛羊的饲养上很有学问，特别是对草料的配比和饲养时机的把握，很有一套自己的方法，他的牛羊比其他商户长得快，也更膘肥体壮，因此求购者云集。另外一条，就是卜式的经营方式很有意思，当时的牛羊交易，一般都是现款现付，一手交钱，一手交羊，卜式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在买卖的时候，首创了“后付费”政策，即前来求购的商户，如果手中的钱不够，可以先行支付一部分，余下的部分，可以在之后补足，但附带的条件就是，按照滞后支付的日期，需要再额外加付相应的利息。特别是对于那些经济条件有限的自耕农家庭，卜式更推出了“白给”政策，即前来求购的普通农户，可以不支付一分钱就带走牛羊，然后在年尾偿还欠款并交付利息。如此一来，虽然卜式的牛羊价格比其他人要高得多，但是大部分人都买得起，客户自然比其他人多，发展的速度也极其快。到了公元前122年左右，卜式的畜牧产业，已经是河南当地最大，俨然一方富豪。 卜式不但能挣，更能花。他本身就是一个性格慷慨的人，当年分家的时候不计较，后来做买卖的时候也不计较付费问题，有了钱，更不计较花钱问题。公元前122年，汉朝反击匈奴的战争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国家花钱甚多。特别是在这一年，汉帝国大规模的开发新夺取的河套地区，移民几十万人并且修筑城防，移民恢复生产要钱，驻军吃饭也要钱，打仗更要钱。这时期的西汉富商们，喜欢趁火打劫，当时连年战争，国家花销巨大，各类生活用品紧缺，富商们往往用囤积居奇的手段谋取暴利，西汉帝国在这一年，仅大米的价格就比汉景帝时期上涨了一倍，可谓是“通胀经济”。卜式经营的畜牧业，也面临着巨大的商机，因为当时对于战马牛羊的需求，从国家到老百姓都非常大，只要学着其他商人的样子继续搞囤积，貌似发国难财不是什么难事。 卜式不但不发国难财，偏偏毁家纾难。在公元前122年，卜式上书汉廷，表示愿意捐赠自己一半的家产，帮助朝廷抗击匈奴。这份奏章把汉武帝本人雷晕了。当时的汉武帝，正为富商们囤积居奇，趁火打劫的事情大伤脑筋，像卜式这样不但不趁火打劫，反而给国家送钱表忠心的，这是之前从没见过的，按照汉武帝的想法，这人要么脑袋进了水，要么另有目的。此时的丞相公孙弘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这个人还有一个毛病——贪。当时公孙弘曾经让富商们对他“孝敬”，唯独卜式不买账，这下眼看卜式表忠心，自然要趁机下药，他说卜式此举恐怕“非人情，不轨之臣”，也就是说卜式这么做是别有用心的。因他的下药，卜式满怀忠诚的奏疏不了了之。对卜式的行为，汉武帝本人也深感疑惑，他曾派使者去见卜式，问卜式这么做究竟为了什么，卜式的回答掷地有声：“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有财者宜输之，如此而匈奴可灭也。”但生性多疑的汉武帝，到底不相信卜式有这么高的觉悟，因此还是没搭理他。 仅仅过了一年，汉武帝不想搭理的卜式，就变成不得不搭理了。这一年的汉帝国，霍去病夺取河西走廊，招抚了匈奴贵族浑邪王和休屠王，人家既然投降了，就要花钱安置，更要好好封赏，鼓励更多的匈奴人来投降，要封赏，就得花钱。偏偏这时候汉帝国屋漏又逢连夜雨，黄河连发水灾，数十万灾民生机全无，要防止灾民闹事，稳定内部，也同样要花钱。当时的山东水灾，情况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史载“人或相食，方二三千里”，同时汉帝国的财政储备却已经空空如也，当时的局面是“无以尽瞻”，也就是穷得叮当响了。当时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是河南省，卜式得知后，主动拿出20万钱给河南太守，用来安置灾民。此事被汉武帝知道后，他终于开始相信卜式的耿耿忠心，为了表彰卜式的功劳，他封赏了卜式12万钱，刚刚“出血”的卜式不但分文不受，反而把这些钱又捐给了政府。然后卜式利用自己在商业界的影响力，不辞劳苦走访各家商贾，苦口婆心劝说他们出钱资助朝廷，一番奔走之下，竟然又给汉帝国募到了100多万钱的赈灾款，可称是当时绝对的“爱心模范”。这样的模范人物，汉武帝自然大为欣赏，当年对卜式的疑惑也烟消云散，他立刻任命卜式为中郎将，赐10顷田地，并且把他的事迹昭告天下，让全国百姓学习，如此一来，卜式一下子成为全国知名的“爱心模范”，声名如日中天。 事实证明卜式的觉悟不但高，而是特别的高，汉武帝赐予的土地，他推辞不要，汉武帝给予的官职，他更是推脱不受，捐完钱后，还是安心在河南养羊，而且他对汉武帝的使者推脱说，我这个人没别的本事，就会养羊，所以当不了官。汉武帝知道后，回答也干脆，我找你当官，就是让你给我养羊的。我的上林苑有很多羊，足够你养的。这样，卜式再也没有借口推脱了，他爽快地接受了汉武帝的中郎将官职，去汉武帝的上林苑干他的老本行——养羊。 当了官的卜式，给人最大的印象，就是他根本不像个官。当中郎将的时候，他每天穿着破衣麻服，亲临工作第一线，为汉武帝兢兢业业地养羊，他养的羊膘肥体壮，很快让汉武帝刮目相看。如此朴素，又有觉悟，而且还肯放血的好干部，在当时就是宝贝，是宝贝就要抓紧用，卜式的官因此节节高升了，先做偃师县令，又做齐王的太傅，到后来高升为齐国的国相，主持起了汉帝国最富庶的地区——齐地的行政权力。这段时间他对西汉影响最大的，是他和汉武帝的一段对话，因为这段对话，卜式也可称得上是西汉时期足够与桑弘羊比肩的经济学家。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汉武帝看到卜式养羊养得好，心里很高兴，便请教卜式用什么办法来养羊，卜式的回答是这样的：第一是要按时照料羊的起居，第二是要实行淘汰政策，把那些劣等的羊淘汰出去，留下优等的，也就是说要重视质量而不是数量。汉武帝听着和听天书一样，但卜式下面的一句话却让他醍醐灌顶：“养羊如此，治民更如此！”汉武帝一下子对卜式刮目相看：这个外表朴实憨厚，自称除了养羊什么都不会的牧羊人，很有可能是一位治民的大贤。所以，才有了卜式官位的节节高升，一跃成为当时西汉少有的“直升机干部”，从牧羊人直做到封疆大吏。 汉武帝还是严重低估卜式了，卜式不仅仅是一个治民的贤才，他的这番话里，还透露着一个重要的经济理论：养羊理论。 <er">二</h3> 卜式的养羊理论，看着很陌生，但针对汉帝国当时的实际，却是很实用的。 卜式认为，养羊就像管理老百姓一样，两者的共同点就是：羊是要养的，老百姓也是要养的，羊要养得好，就要给予羊充分的照料，更要给予羊一个健康的发展环境，老百姓要想富足，国家要想发展经济，就必须给老百姓足够的发展空间，更要给老百姓一个健康的发展环境。其实他在经营畜牧业的时候，道理就是如此，之所以要搞赊账，搞后付款，就是因为客户的购买力，也是需要去培养的，只有客户有了钱，才能买你更多的羊，生意才能好，而国家的生意要想好，关键因素，还是老百姓要有钱。这就是他的“养羊如养民”的理论。这条理论在西方也出现过，比如西方近代著名经济学家马尔克斯的“市场培育理论”，认为如果想在市场中赚钱，就必须要培育购买力。西方现代国家的福利政策，也正是因此而展开，卜式的政策，比他们早了近两千年。 卜式不但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在偃师做县令的时候，卜式就继续了他的首创，当时的偃师因为长年的灾荒，生产破坏极其严重，春耕的时候，老百姓连谷种都非常缺乏，得知这个情况的卜式，做出了一个当时差点让他被杀头的决定，他打开官仓，将官仓里库存的粮食分发给老百姓做种子，让所有领粮食的老百姓俱结画押，承诺在秋收之后，除了缴纳赋税之外，更要按照官定的利息偿还所借粮食。在当时，卜式的行为可谓大逆不道，也遭到了许多官员的弹劾，但是汉武帝此时正信任卜式，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年尾，偃师县获得了大丰收，政府不但收回了大量粮食，更给国家缴纳了大批赋税。同时卜式不但像养羊理论一样，给予老百姓照料，更给老百姓一个健康的发展环境，他在当地裁汰官员中的腐败分子，整治地方恶霸豪强，建树颇多。因他治理偃师的卓越成就，汉武帝又把他调任成皋，负责当地的漕运。当时汉朝的漕运，面临着严重的困难，主要就是因为讨伐匈奴，大量军队调到前线去，负责漕运的军队非常稀缺，卜式在当地采取了出钱招募的办法，由政府出钱，招募老百姓做民夫，既解决当地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又保证了漕运的畅通。值得一提的是，卜式在成皋督办漕运的时候，正是公元前119年，那一年汉帝国正在与匈奴展开有决定性意义的漠北之战，后方的物资供应极其重要，卜式在成皋的政绩，保证了汉帝国物资供应的通畅，漠北之战歼灭匈奴十几万的辉煌战绩里，有卜式的一份功劳。 公元前118年，在两任地方上政绩卓越的卜式，得到了他一生里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命：齐国相。齐国是当时西汉最富庶的地区，生产发达，但是长年以来，因为持续的对外战争，齐国也出现了民力疲敝，田地荒芜的局面，特别是大批自耕农为了逃避赋税，宁愿附身在当地大户家中为奴，也不愿意为国家完粮纳税。作为当时西汉帝国的“钱包”，齐国已经破了个大窟窿，卜式的任务，就是补上这个窟窿。在卜式之前，历任齐国地方官，大多采取严刑峻法，搜捕逃亡百姓，并几次激起民变。卜式到任后改变了这种做法，他改过去的“掠民”为“养民”。首先是发布通告，勾销早年齐国百姓拖欠国家的所有赋税，并且宣布凡是愿意归家的百姓，朝廷不但既往不咎，更给予种子和农具上的资助。只这一项政策，齐地百姓就开始“归之如流水”，田地迅速开始复耕，国家赋税收入直线增长。与此同时卜式对当时已经成规模的土地兼并展开遏制，但是他不像酷吏们那样以高压为主，相反还是在税收政策上进行调整，他规定凡是土地超过一定限额的，政府将征收重税，相反，凡是愿意把土地退还给无地农民的，政府不但给予奖励，更给予减税政策。这一项政策使得齐国当地的自耕农数量就迅速增加，国家的赋税也得到了保证。与此同时，卜式继续进行了“裁汰”政策。他在齐地施行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就是精简机构，各级官衙裁撤了大约三分之二的冗员。对被裁撤的官员，卜式也不是裁完了就算，而是给政策，给出路，凡是被裁撤者，政府都给予土地补偿，并且发放安置费，如此一来，国家节约了大量开支，在经过多年战争劳役之后，齐地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了。 正当卜式在齐地干得带劲的时候，公元前112年，一场变故的发生再次改变了卜式的命运：这一年是汉帝国的多事之秋，先是南越王吕嘉发动叛乱，20万汉军南下作战，与此同时，汉帝国刚刚平定的国土——河西走廊地区，发生了当地羌族部落的反叛事件，汉帝国不得不两线用兵作战。心忧天下的卜式，再次主动请缨，这次他不但捐献出了大批家产充作军费，更自己出钱，招募了齐地大批精壮士兵。卜式的行为再次打动了汉武帝，他再次昭告天下，宣传卜式的忠义，并希望各地的商户效仿卜式，有钱出钱有人出人，但是诏书发出后，各地应者寥寥，毕竟像卜式这样高觉悟的人太少了。这样的事实也让汉武帝恼火不已，为了表明态度，他一面将卜式封为“关内侯”，抬高了卜式的地位，另一面展开了大清洗，就在这一年的十月，趁各地诸侯觐见的时机，他借口各地诸侯进献的黄金成色不足，一举斥退了106个诸侯的爵位，将其财产全部抄没。这其中，就包括后来三国枭雄刘备的祖先——中山靖王刘胜。说起来，这场政治风暴的导火线，却还是因为卜式的主动请缨。 卜式因为这次行为，再次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又兼他在齐国为官多年，政绩卓著，这样的好干部，当然也就要提拔到中央里来。就在这场“大清洗”运动后不久，卜式被提拔为御史大夫，成为此时汉帝国的高官之一。汉武帝又特意“明告天下，使明知之”，此时的卜式，已经成为汉帝国出名的“爱国标兵”。 <er">三</h3> 官升御史大夫，标志着卜式获得的荣宠，已经到了极点，但是他和汉武帝的关系，也从此开始恶化了。 卜式和汉武帝之间的交恶，主要在对经济改革的不同态度上。 前面说过，当时汉武帝的经济大改革，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包括盐铁官营，向商人征收个人所得税，改革币制等政策，都引发了强烈的不满。比如西汉掌握财政的大司农颜异，就是因为反对钱币改革，竟然被加了“腹诽”的罪名杀害。虽然酷烈如此，但是反对经济改革的“暗流”仍在，汉武帝几次要求商人们出钱捐助国家，都应者寥寥，原因也是因为当时整个商人阶层对汉帝国财政政策的抵触。所以，提拔卜式为御史大夫，是因为汉武帝认为卜式是经济改革政策的支持者，足够压制反对派。但事与愿违，卜式偏偏是经济改革政策的反对者。 其实卜式对经济改革的反对，也是有限度的，他并不反对当时汉帝国实行的调整税收，增加商业税的各项政策，这确实是增加国家税收的重要手段，卜式反对的，是经济改革中的暴利政策——盐铁官营。盐铁官营的实施，在当时收到了非常良好的效果，虽然商人们反对连连，但是国家从中收取了大量金钱，并且支持了国用，因此主流的士大夫们，对此还是积极赞扬的，真正看出其中潜藏问题的，还是卜式。卜式做御史大夫的第一件事，就是上奏直斥盐铁官营的隐忧，他认为国家对盐铁业管得过死，一切的经营权利都由朝廷掌控垄断，带来的结果，就是铁器质量的下降，而且因为国家将制铁业收归国有之后，同时也把盐铁的定价权收回了国有，带来的结果，就是铁器的价格过高，导致老百姓根本无力购买，而政府又强令老百姓购买，这样就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长此以往，甚至会激起民变。针对当时汉帝国难以遏制的物价上涨问题，卜式认为，问题的症结，也在于当时政府大张旗鼓实行的船税政策，征收船税原本没错，但税率过高，增加了商人的负担，为了弥补损失，商人们也只有提高商品的价格。卜式还认为，如果商品价格的上涨，超过了老百姓的个人购买能力，那么造成的后果，将是非常可怕的。 应该说卜式的这些观点，从后面发生的事实看，都是准的离谱的。盐铁官营的实行，确实挫伤了钢铁业的生产积极性，导致铁器质量下降，不但民间铁器质量下降得厉害，就连前线军队用的武器，质量也下降得惊人。而且铁器的摊派购买，也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到了汉武帝统治的后期，老百姓之所以扔下土地，纷纷逃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具的价格远远超过了种地的收益。而汉帝国在这一点上，采取的是强制摊派的做法，每家每户每年买多少铁器，都有严格的规定，就算用不上也要买，钱是必须要交的，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汉帝国老百姓的负担越发沉重，生产遭到的破坏，是难以想象的。 卜式的这些看法，自然得罪了当时朝中的改革派，尤其是这场改革的倡导者桑弘羊，当时在朝堂上，桑弘羊曾经几次和卜式发生争论，桑弘羊洋洋自得地声称自己“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卜式却斥责他“只追小利，不识大体”。可桑弘羊这时候是汉武帝的宠臣，得罪了桑弘羊，也就等于得罪了汉武帝。与此同时，卜式还向汉武帝提出了“还富于民”的主张，即在对匈奴的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背景下，应该适当地把国家的税收，投入到农业生产之中，尤其是要补偿各地农民的生产生活。这些主张无非是在挑战汉武帝的忍耐底线，但念在卜式几次毁家纾难的义举，汉武帝并没有对卜式进行太多惩罚，只是在公元前111年，把卜式从御史大夫改成了太子太傅，这个任免决定可以说是明升暗降，表面上卜式的地位上升，其实被剥夺了实权。 但卜式还在继续得罪汉武帝，特别是在他担任太子刘据的老师期间。卜式多次向刘据灌输养民的思想，得到了刘据的认同，刘据在做太子的后期，多次提议汉武帝减少战争，发展生产，引得父子交恶，源头就在于此。在做太子太傅期间，卜式做的另一件“雷人”的事情，是在公元前110年。因为连年干旱，卜式趁机上奏，请求汉武帝杀掉此时炙手可热的宠臣桑弘羊，他认为正是桑弘羊惹得天怒人怨，对卜式的这个奏疏，汉武帝自然不接受，但是也没有处罚卜式。卜式就这样在太子太傅位置上得到了善终，关于他去世的年份，历史上的记录很混乱，大多是说在长安动乱之前，所以说他还是很幸运的，如果他活到了太子刘据叛乱时，很可能会被汉武帝灭族。 卜式的人生虽然简单，但是他却提出了一种新的发展思路，即“养民”思路，在他一生的各种奏章中，他疾呼最多的，就是国家要“还富”“藏富”于民，即用国家的经济储备，给予老百姓充足的经济利益，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家收入的增加。他的这些理论，在当时是不被汉武帝所接受的，终其一生，汉武帝只是把他当做一个爱国的楷模。但是在他的身后，特别是两汉之后，他的理论被越来越多的统治者所采纳，比如北宋王安石改革中的“青苗法”，就是脱胎于此，而明朝的“优老之礼”等福利政策，也与卜式的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说过，从公元前119年漠北大战打败匈奴后，战祸连年的汉帝国，其实面临着难得的休养生息的机会，然而在桑弘羊和卜式这两种不同的发展思路面前，志在开疆拓土的汉武帝，却选择了前者。如果他可以重新再选择一次的话，汉朝最后平灭匈奴的进程，也许会顺利的多，历史，恐怕也就是另一个写法了。 正文 第十四章 赵充国，昭宣中兴第一将 汉武帝刘彻打了一辈子匈奴，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彻底将肆虐中国北方百年的匈奴斩尽杀绝，虽然有漠北之战重创匈奴的伟业，但匈奴对汉帝国的威胁并没有彻底解除。在公元前100年之后，随着老一代抗匈名将的陆续作古，西汉帝国的军将阶层，出现了青黄不接的态势，继任大将军的李广利，才能比卫青霍去病都相去甚远，3次远征匈奴，除了第一次打了个平手外，第二次大败亏输，第三次先胜后败，7万大军全军覆没不说，其本人在被匈奴俘虏之后更没气节，膝盖一软就当了汉奸。如此痛心局面，也让晚年的汉武帝心灰意冷。公元前89年，汉武帝发布了著名的《轮台诏》，忏悔自己好大喜功的错误，停止对匈奴的战争，将主要精力转移到恢复国民经济，休养生息上来。至此，汉武帝时代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最终停止，筋疲力尽的汉帝国，也重新开始了休养生息的过程。虽然对汉武帝来说，这个抉择晚了整整30年，但毕竟也是关键的。 但匈奴人的侵扰并没有停止，尤其是李广利全军覆没之后，常年在汉朝打击下惨遭失败的匈奴重新嚣张起来。此时匈奴在位的狐谷鲁单于志得意满，竟然向汉帝国下书，自称匈奴是“天之骄子”，要求汉朝恢复汉高祖时期开始的“和亲”政策，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对于这种嚣张态度，汉武帝并未计较，只是命令边关严加防御，并不主动出击。对于打了一辈子匈奴，性格强硬的他来说，内心的愤懑无奈，可想而知。公元前87年，在位54年，一生“大有为”的汉武帝，终于闭上了疲劳的眼睛。就在他去世的同年，匈奴发动了对汉朝五原、张掖、酒泉等边塞的侵扰，杀掠无数。但所幸的是，此时匈奴对汉朝的山西、河北等传统边地，早已经鞭长莫及，主要的侵扰对象变成了新开发的河西地区，因此对汉朝传统北方经济区破坏不大。 但一生功过与匈奴连接在一起的汉武帝也许并没有想到，就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弥留之际还在对近臣霍光感叹“国无能将”的无奈时，一颗新的将星正在冉冉升起，他的出现，将亲手解决汉武帝念念不忘的匈奴问题，给苟延残喘的匈奴汗国以最后的致命一击——赵充国。 <er">一</h3> 比起西汉抗匈的众多名将，赵充国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人。 赵充国是甘肃天水人，从年轻时期从军开始，他就是个很特殊的军人。汉朝的军人大都文化程度很低，像卫青那样粗通文墨的，就算是知识分子，但赵充国却算是个“高级知识分子”，从当小兵开始就喜欢兵法，一本孙子兵法走到哪里看到哪里，几乎做到手不释卷。他功夫也练得好，从小精于骑射，因为作战素质高，他军事生涯的起点也高，15岁的时候，就被调入到一支特殊的部队：虎贲军，直接领导就是赫赫有名的大汉军神霍去病，参加的第一场重大战役，就是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征河西之战。他跟随霍去病千里大穿插，重创匈奴河西二王，对霍去病精彩的用兵方略，也从此了然于心。河西四郡成立后，赵充国受命在当地屯垦，全家移居到青海西宁地区，也正因如此，他错过了著名的漠北之战。之后赵充国扎根边疆，安心工作，兢兢业业戍守边疆，他的扬名立万，开始于他37岁那年。 这一年的赵充国，终于等到了再次出征的机会：汉匈战争风云再起，继卫青后担任大将军的汉武帝另一个“舅子”李广利，奉命率军从酒泉出发，北击匈奴。作为河西地区屯垦军官的赵充国，也奉命随军出征，这时期的他，还只是一个普通的中下级军官，跟随的军队，统帅不再是战无不胜的霍去病，而是汉朝军事历史上著名的草包李广利。这样的条件，想建功立业，那是相当的难。 李广利这个草包，在历史上也是赫赫有名。李广利，汉武帝宠妃李夫人之兄，是昌邑哀王（刘髆）的舅舅。虽然同为外戚，可李广利比起之前的卫青霍去病差了十万八千里。卫青和霍去病两位外戚统帅横扫漠北，打得草原悍狼匈奴嗷嗷狂逃，大概是受了卫霍二将军横扫千里的鼓舞，汉武帝在其晚年似乎患上了“外戚依赖症”，认为只有外戚才是最好的统兵大员，同为汉武帝大舅子的李广利就这样平步青云，在卫青去世后接替了大将军的职务。但李广利面临的是比卫青好得多的形势：强大的匈奴早已威风不再，西域的小国更实力有限，以汉朝强大的军力和国力，放在他手上不是指哪打哪吗？可问题是李广利实在不是这块料。在这个历史时刻，李广利这位庸才粉墨登场，差点把汉匈战争的大好格局都赔进去。 汉武帝晚年三征匈奴，一心要把匈奴赶尽杀绝，可李广利实在让他失望。第一次征匈奴，李广利率3万大军在天山大战右贤王，先胜后败，被匈奴人重重围困，险些脑袋搬家。比起霍去病1万铁骑横扫河西的壮举，李广利真该惭愧到家。不过这次毕竟面对匈奴优势兵力，还算情有可原。第二次征匈奴，汉武帝动了血本，把21万大军交给李广利，与匈奴单于10万大军在蒙古土拉河血战，久战不下后匆忙撤军，靠着汉朝断后部队的殊死奋战总算全身而退，这次毕竟还算把部队完整的带了回来，不算太丢人。第三次征匈奴却真让汉朝血本无归，李广利率7万精锐，在内蒙古杭爱山与匈奴决战，先是打了个开门红，迫使匈奴撤军，可之后却被匈奴来了个反包围，7万大军全军覆没，连李广利本人也投降匈奴。此战使汉朝精锐几乎损失殆尽，汉武帝不得不下《轮台诏》，暂时停止了对匈奴的战争。可幸的是，瘦死的骆驼毕竟比马大，匈奴虽然3次挫败李广利，却始终没有改变汉匈战争的大格局。 金子在哪里都发光，李广利这个草包，成全了赵充国这块金子。战斗打响后，李广利果然不负白痴之名，匈奴一洒钓饵，李广利接着就上钩，被匈奴的小股骑兵诱入包围圈，3万大军被匈奴右贤王部团团包围，眼看全军覆没在即，先前誓言“横扫匈奴”的李广利慌了手脚，横扫匈奴是不指望了，跑路保命要紧。可这次匈奴准备得非常充分，动用了近10万精锐骑兵，组织铁壁合围，汉军左冲右突，虽然杀伤敌人1万多，却始终无法冲出包围圈。眼看着全军覆没在即，关键时刻赵充国挺身而出了。在汉军断水断粮陷入绝境的局面下，赵充国主动请缨，绝路之下，有人提议干脆分散突围，3万兵马能跑出一个是一个，甚至连主将李广利都丧失信心，但赵充国当场怒吼道：“与其忍辱投生，不如死战为荣。”在其感召下，李广利终于决定赌一把，为他精选了数百壮士开路，赵充国敏锐地发现了匈奴包围圈的薄弱环节，带头猛冲出去，一番猛打猛杀之后，终于在匈奴的包围圈里撕开了一条口子，3万汉军终于全身而退。战后盘点，赵充国率领的几百死士，幸存不过30多人，赵充国本人身中20处刀伤，可谓惨烈之至。李广利虽然打仗草包，这次做人还算厚道，事后在向汉武帝总结汇报时，大赞赵充国之功劳。汉武帝闻讯后亲自接见，当场称赞“真壮勇也”。赵充国也因此飞黄腾达，被提升为中郎将，之后又被提拔为车骑长史。 但飞黄腾达的赵充国，又沉寂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李广利两次出征匈奴，他都没有获得参战的机会，甚至曾赞叹他是“壮士”的汉武帝，也似乎忘记了他。在御林军车骑长史的职务上，他一干又是11年，不过对他来说，这或许是一种幸运，因为跟着李广利出征实在窝火，不是让人打得全军覆没，就得跟着被俘。李广利的兵败被俘，终于给了赵充国机会。在西汉边将死伤殆尽的情况下，赵充国得到了任命，以天水都尉的身份，去甘肃地区屯田。这是公元前89年，汉武帝发布《轮台诏》后不久，汉武帝时代对匈奴的主动出击战争已经落幕，而赵充国的战争舞台，才刚刚开始。 从公元前89年赵充国屯垦河西，到两年后汉武帝去世，是汉匈关系历史上非常微妙的两年。虽然汉武帝主动发出和平信号，停止了对匈奴的进攻，但匈奴本身却不消停，狐谷鲁单于在重创李广利之后，也一时间飘飘然了，觉得自己英明神武，恨不得明天就杀回河套去，把汉帝国打得大败亏输。而地处前线的河西，就成为匈奴侵扰的重点地区。从《轮台诏》之后，匈奴对汉帝国的大规模侵扰死灰复燃，几乎每年都多次派兵进犯河西走廊，但不幸的是，此时镇守河西走廊的，正是屯垦在此地的赵充国。 汉武帝在接见赵充国的时候，称赞他为“勇将”，其实赵充国真正的价值，是一个“智将”，与诸多名将相比，赵充国更是一个边防的建设者。在到任河西之后，他开始了自己的安边思想，首先增设了边关的烽火台，建立了完备的预警体系，此外大量的结好周边部落，购买良马，重新建设一支精锐的骑兵部队，作为抵抗匈奴入侵的机动力量。相比于之前汉朝军队被动防御，处处挨打的局面，赵充国极重战前侦察工作，他的名言就是“百闻不如一见”，每次匈奴入侵之前，他都能出色地把相关情况掌握清楚，甚至了然于心，因此匈奴人的入侵，大多钻到他的口袋里。从公元前89年到公元前87年，短短两年里，匈奴人对甘肃天水地区的侵扰高达8次，每次赵充国都能够提前得到情报，充分做好布置，结果杀来的匈奴军，都落进了他的埋伏圈。这是汉匈关系历史上关键的两年，志得意满的匈奴，在遭到河西守军一次次剧烈的打击后，不得不从梦想回到了现实：与汉朝对抗是没有出路的。 因赵充国镇守河西走廊的战功，到了汉武帝去世后的公元前86年，赵充国被调回了京城，之后被提升为中郎将（御林军总指挥）。汉昭帝即位后，赵充国又曾受命镇压河西地区羌族的反叛，他推行民族和解政策，平等对待当地羌族，推心置腹不搞民族歧视，团结大多数部落，对少数作乱坚决打击，恩威并施下，很快平定了当地局面。公元前81年，赵充国再次统兵，大破入寇河西走廊的两万匈奴骑兵，斩俘万人，生俘其头领西祁王，这是汉昭帝即位后对匈奴取得的一场重大胜利，因为此胜，匈奴乖乖地答应与汉朝通好，并放还了大批被扣押的汉朝使臣，著名的“留胡节不辱”的苏武，也正是因此得以重归汉朝。因此战功，赵充国官升护水都尉，俨然汉昭帝时代的第一将星。 <er">二</h3> 贵为“后汉武帝时代”第一将星的赵充国，有一个素质远远超过了同时期诸多将领：境界。 这个境界，其实就是个很简单的问题：打仗，是为了什么？ 封建时代，军人大多数都是粗人，大多数人打仗，是为了立功，理想高一点的，为了能升官，再高点的，也就是封侯拜相。而赵充国却是为数不多的一个异类，他打仗的目的，却是为了不打。 比如在后来位高权重时期，每当汉朝边境发生摩擦时，赵充国的反应都是一个：这场战争会不会扩大，打这一仗，对国家值不值。 所以在他的戎马生涯里，甚少有大规模杀戮的事情，基本都是只要对方主动投降，就优待俘虏。但一旦出手决定攻击，就要重创对手的有生力量。在当年经营边地的时候，他的方略同样如此，不追求斩俘的数量，而是以安定边关，促进民族融合为己任，对于归乡的匈奴部落，以及当地的羌族部落，都公正对待，理智处理各种民族纠纷，尽可能地化解民族矛盾。所以在他主持汉王朝军事的那些年，汉王朝打仗不多，但战果很丰硕，但凡战争，都一次性解决问题，打得敌人长时间不敢再来。昭宣中兴的和平局面，就是由此而奠定。 而赵充国本人，也成了汉昭帝、汉宣帝两任帝王在位时期的重要人物，而且比起诸多武将来，他不但会打仗，而且也会混官场，不管是何等政治人物当权，和他的关系往往铁杆得很。比如一度权倾朝野的大将军霍光，对他就极为倚重。尤其是在汉昭帝驾崩之后，朝廷局面扑朔迷离时，他“站对了队伍”，坚决支持霍光，拥立刘询为帝，这个抉择也继续给他带来了好运。刘询即位，即历史上的汉宣帝，赵充国被封为营平侯，即使是后来霍光倒台后，赵充国地位依然稳固。而此时他的名字也令匈奴闻风丧胆。公元前72年，匈奴发动重兵攻打汉朝西域的重要属国乌孙国，汉朝闻讯后，以赵充国统兵4万出征，结果，匈奴人闻知是赵充国前来，立刻吓得脚底抹油，拔马溜之乎也。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威武，赵充国做到了。 而在进行抗匈战争的同时，赵充国还有另一个对手：羌人。 当时的羌人，是河西走廊地区的原住民，最早接受匈奴的统治，汉朝占有河西走廊后，羌族人起先臣服于汉朝，但羌族部落众多，实力分散，又兼匈奴撤走后，其力量迅速膨胀，与汉朝的冲突也日益增多，而在屡次遭到汉朝军事打击后，匈奴也改变了策略，改成了策反羌族暴乱，以牵制汉王朝的政策。汉宣帝登基之后，羌族的叛乱日益增多，渐成汉朝这时期的大患。 但幸运的是，汉朝有赵充国。 在汉宣帝在位时期的公元前65年，羌族的叛乱已经很严重了。这时期的赵充国，已是告老多年了，无奈之下，汉宣帝再次将赵充国请回来问计。对河西羌族的情形，赵充国早就了然于胸，他详细分析了当地的形势，反对部分大臣提出的对羌族实行残酷镇压的政策，提出应该“甄别”，即重点打击其中蓄意叛乱的，对大部分的部落，应该遣使安抚。但汉朝派出安抚羌族的使臣，却惹出了事情。公元前61年，汉使义渠安国政策失当，在河西当地滥杀无辜羌族，引发当地羌族大规模叛乱，几乎到了不可收拾的局面。已经70岁高龄的赵充国主动请缨，要求到河西去收拾乱子，他采取了谨慎的政策，依然是“百闻不如一见”，缜密地侦察敌情，弄清楚羌族部落的内部情况，然后分化瓦解，制定了三步走策略。首先重点打击其中叛乱最严重的丁零部落，然后对其他叛乱部落围而不打，采取对峙政策，在当地修筑堡垒，准备屯田长期坚守，他的稳妥，引起了汉宣帝的猜疑，急于解决问题的汉宣帝几次下诏书申斥，但赵充国不为所动，反而屡次上书，陈述自己的方略，其中“攻敌易，攻心难”一句，昭示了其解决边防问题的态度，在战场上打败对手容易，但真正要解决问题，却还是要攻心。在他的坚持下，西汉帝国最终同意了他的平叛方略，一面在当地继续进行分化招抚，一面经过调查，查清了先前侵扰汉地的，是其中的先零部落，随后火速动兵，重创先零部落，以迅速解决战斗的方式，给周边的羌族上了课。恩威并施的策略果然奏效了。随后诸多羌族诚心归附，向汉帝国投诚，之后直到西汉末年，河西羌族部落甚少与汉帝国发生冲突。 这正是赵充国的伟大之处，他也许读书不多，但是知道一个最重要的道理：战争的目的是和平，而不是继续制造仇恨，军人的职责是保卫国家平安，而不是一味追求战功。弥合民族之间的仇恨，比单纯的厮杀要更有意义。终其一生，他都是这个态度。 <er">三</h3> 羌族问题的解决，使赵充国在汉朝的威望无以复加，之后他再次退休，但是汉宣帝却命他“退而不休”，每次国家边境有事，汉宣帝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请赵充国前来商议。每次赵充国都不计较个人得失，完全从国家大政方针出发，为汉帝国分析利害，多次阻止汉帝国主动发生对外战争的企图。昭宣中兴的和平局面，也因此得到延续。公元前52年，这位一生操劳边事的名将溘然长逝，享年86岁。他起于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末期，却大器晚成，成名于西汉帝国最后的辉煌——昭宣中兴时期。他主持军政期间，虽未对匈奴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但安边持重的思想，多次击退匈奴对汉地的侵扰，使走投无路的匈奴人，从此走向了分裂，更诚心与汉帝国通好。也正是在这段时期里，匈奴分裂成了南北匈奴二部，北匈奴在汉帝国的打击下持续萎缩，南匈奴在汉宣帝在位时期，由呼韩邪单于率领，向西汉帝国集体投降。至此，汉武帝念念不忘的匈奴侵扰问题，在这时期终于得到了彻底的解决。作为这一切的缔造者之一，赵充国功不可没。对于他的贡献，汉成帝时，黄门郎杨雄曾做赋称赞说“有汉中兴，充国做武”，可谓对他一生贡献的最好概括。 正文 第十五章 陈汤了结北匈奴 位于今天阿富汗境内的单于城早已是一片断壁残垣，曾经的康居故地而今依然纠缠在仇杀与暴力中。都说美国人赫赫武功天下无敌，可塔利班垮了，本·拉登还不消停，萨达姆上吊了，伊拉克还是乱如麻，相形之下，两千年前的中国将军陈汤却给美国人在同样的土地上上了一节生动的军事教育课。斩单于的赫赫武功在文人的记录下只有寥寥数笔，一句豪言却永远篆刻在史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陈汤时代的匈奴已非当年驰骋草原的天之骄子，南匈奴单于呼韩邪做了汉朝皇帝的顺民，北匈奴的致支单于沦落成了西域的恐怖分子，今天杀个汉朝使臣，明天劫掠个把商队，虽成不了什么大气候，可小打小闹总不消停。偏偏当时康居国的国王是个“有理想”的人，很想过把西域土皇帝的瘾，于是两位“难兄难弟”很快勾连一气了，致支单于住康居国的地，康居王仗匈奴的势，把丝绸之路搞得鸡犬不宁。套用《傻儿师长》里一句常用台词：这鬼日子没法活喽。 可这日子却越过越滋润，只因一个人的到来——陈汤。 之前，这位大将的名声就一个字——臭。老爹死了都不回去奔丧，还喜欢搞点腐败什么的，在天子脚下越混越抽抽，偏巧新任的西域都户甘延寿要带个副手，就把他从长安带过来了。 一路上，甘延寿吃惊地发现，这位几乎天天搞事的问题人物，居然出人意料地老实，每天闷着头赶路，但只要经过城邑山川，总要停下来观察一番，一双眼睛滴溜乱转，不知琢磨什么。甘延寿也懒得管，别惹事就好，到了任所，陈汤立刻跟领导摊牌了：老子来西域就是要惹事的，而且是惹大事——打匈奴！ 甘延寿真以为这个下属神经不正常了，打匈奴？发兵，征召，事事都是大工程。陈汤的理由充分得很，致支单于横行西域，将来必成大祸，不打不如打，晚打不如早打。甘延寿实在被说得烦了，就客气了两句，那就等我向领导请示请示吧。陈汤这回是真打算干正事，几天后甘延寿生病歇班，陈汤一不做二不休，假借着朝廷的名义向汉朝驻西域的属军下调令，等甘延寿回过神来，城外已经黑压压集结了4万多大军，甘延寿气得直跺脚，这不是毁我吗？陈汤二话不说一把刀横到甘延寿脖子上：老子干都干了，谁敢阻拦这把刀不认人。事已至此，甘延寿只得仰天长叹，听你的，生死福祸全由天吧。 这得补充一句，冒用朝廷命令调兵看着简单，实际上是个高难度技术动作。换到当代，不但得有造假证的本事，还得有一张比卖拐还能忽悠的嘴皮子，试想一下，假如陈汤转世到今天，就算不当将军，没准还是个开皮包公司的大老板呢。 不过还是当将军好，当将军起码能给西域人出一口气，4万大军浩浩荡荡进发了，先在赤谷城收拾了康居副王，杀鸡给猴看确实管用，一路上康居人投降的投降，逃跑的逃跑，一枪没放就把汉军领到了单于城。这致支单于真是欠收拾，在城池上布列重兵，彩旗招展，还命士兵冲着汉军大喊：“有本事就来打我啊。”这个场景放在战争小说里还真眼熟，用这招的人，不是要设个埋伏引诱敌人来攻，就是要虚张声势震慑敌人，可这致支单于呢，是啥后手都没有，总之临死也要装一把牛，真个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你让我打，我就不客气了，4万汉军齐上阵，冲锋的冲锋，射箭的射箭，扔石头的扔石头，忙得不亦乐乎。致支单于派麾下精锐骑兵冲阵，汉军弩兵瞄准了一顿猛射，“天之骄子”们的骑术到底是有先人敏捷迅速的遗传，“嗷”的一声拔马逃回本阵，反把致支单于的城防冲得七零八乱。陈汤大手一挥，4万汉军齐杀过去，匈奴兵登时丢盔卸甲，关键时刻，还是致支单于的媳妇靠得住，大小老婆齐上阵，乒乒乓乓竟然又坚守到半夜，直到几十个老婆死伤殆尽，汉军终于彻底攻陷单于城，致支的脑袋被一个叫杜勋的汉军士兵剁了下来，终于光荣成为匈奴数百年历史上第一位被汉军阵斩的单于。 请原谅我把战斗的过程写得太简略，攻城本身实在无甚可写，致支单于充其量算是个破落贵族，与汉军实在不是一个等量级，凭一支坑蒙拐骗来的军队和一个名声狼藉的将军，西汉与匈奴的百年战争竟然就如此轻易地落下了帷幕。这以后，匈奴臣服，昭君出塞，烽火渐熄，一切都已顺理成章。只是得胜后的陈汤获赏微薄，又因贪污案被罢，后半生落寞在家，虽说德行有亏，但与他的大功业相比，实在不算匹配。 我想，是“忽悠”也好，“建功”也罢，是“德行有亏”，还是“瑕不掩瑜”，陈汤只是一个怀着扫灭匈奴志向的人，用坚定的信念与不择手段的方式去做一件他认为正确的事情，一件满口仁义道德的“君子”们从没有做到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元前36年汉军攻陷单于城的那一天，对于陈汤本人和中国灿烂的历史，都一定很伟大。 正文 第十六章 “昭宣中兴”全解读 说到西汉王朝历史上的著名盛世，今人知道比较多的，自然首推“文景之治”，然而作为汉武帝身后的汉昭帝、汉宣帝两任帝王在位时期，却同样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代。这时代的中国，享受着汉武帝北击匈奴后国威日强，边地渐安的和平局面，更从汉武帝晚期国民经济接近崩溃的局面下重新崛起，缔造了一个富庶强大的时代，甚至解决了汉武帝一生没有解决的问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昭宣中兴”。 所谓昭宣中兴，就是公元前87年汉昭帝登基继位，至公元前48年汉宣帝病逝的这48年。这48年是西汉帝国的又一辉煌时期，对外，西汉帝国推行安边持重的战略思想，轻易不发动对外战争，对匈奴采取恩威并施的政策，以和平为主，却不放弃使用武力，积极防御的军事打击，使匈奴进一步走向了衰弱和分裂，渐不成汉帝国大患。同时，汉帝国依然延续了汉武帝时期对西域大地的积极经营开发，将广袤的西域土地，逐渐划入到西汉帝国的治下，从西汉帝国的附属国，变为了中华领土的一部分。汉文明依然跨过丝绸之路，持续远播四方，这时期与中国通好的国家，向西已经到达了今天波斯湾西亚地区，中国的丝绸更跨过了地中海，远播到了罗马地区。对内方面，这时期的汉朝统治者，在继续汉武帝强化中央集权改革成果的同时，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重用儒生，尊崇儒术，减轻刑罚，轻徭薄赋，厉行与民休息，而汉武帝时期建立的高效率税收体系，更保证国家可以积累足够的税收财富，政府的行政运转效率大大提升，国民经济迅速恢复。这段文治武功都可称道的时期，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昭宣中兴。 <er">一</h3> 昭宣中兴的开始，起于公元前87年，汉昭帝刘弗陵即位，那时候的刘弗陵，只是个8岁的孩子，真正主持国策的是毁誉参半的大将军霍光。 作为汉武帝时期留下来的首席辅政大臣，霍光在汉武帝时代一直是个出名的谨慎人。他是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汉武帝的晚年，他官至光禄大夫，他以小心谨慎著称，谨慎到每天来上班，走多少步，都有明确的数字，这种谨慎小心也让他躲过了汉武帝晚期的历次政治斗争，特别是著名的“巫蛊案”。公元前91年，太子刘据被权臣江充“用巫术谋反”，这场陷害案的真正策划人，是此时位高权重的大将军李广利，李广利一心想拥戴其外甥昌邑王为太子，因此与丞相刘屈髦合谋，全力陷害太子。这场政治风暴席卷多人，包括大将军卫青的子女，丞相公孙贺一家皆因此获罪，为了证明清白，太子刘据愤然起兵，诛杀了大兴冤狱的江充，却被“老糊涂”的汉武帝误解为谋反，结果一场内讧，太子刘据被杀，其母卫子夫自杀以证清白。巨大的政治变动，给晚年的汉武帝以沉重打击，之后他选择了钩弋夫人所生的小儿子刘弗陵为太子，但为避免后宫专权之祸，忍痛处死了钩弋夫人。在辅政大臣的选择上，他选择了小心谨慎的霍光，以“周公辅成王”的图画展示给霍光，表达了对霍光的期待。汉武帝去世后，霍光受命辅政，担起了汉帝国这个百废待兴的烂摊子。 刘弗陵即位初期，内外的麻烦都有。内部方面，与霍光一同辅政的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不甘居于已是大将军的霍光之下，因此相互串联，阴谋发动叛乱。他们先勾结燕王刘旦，里应外合诬陷霍光谋反，但汉昭帝刘弗陵是个聪明人，一眼识破了其中的诬告，并要追查主谋，为了掩盖罪行，上官桀干脆准备发动政变，计划由长公主宴请霍光，席间突袭杀死霍光，然后废除汉昭帝，迎接燕王刘旦即位。霍光表面谨慎，内心却如明镜，他假装不动声色，却抢在上官桀们之前动手，火速逮捕了上官桀和桑弘羊等人，粉碎了这场未遂的政变。之后，上官桀们被满门抄斩，参与谋反的燕王刘旦和长公主畏罪自杀。可叹的却是上官桀和桑弘羊二人，上官桀和霍光本是儿女亲家，但权力面前，依然如此无情，桑弘羊却更可叹，若没有这笔叛乱，他本可以以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改革家的身份名垂青史，孰料权力诱惑下利令智昏，以至于晚节不保。 粉碎了上官桀的“反动集团”，使霍光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完成汉武帝临终的嘱托。谨慎小心的他，在这时期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减负”，即不断减免汉武帝晚期的各种赋税，与民休息。值得一提的，就是公元前86年，西汉帝国召开了著名的“盐铁会议”，即在民间召集贤良，与朝中辅政大臣一起，对国家的大政方针进行讨论。会议期间，从民间邀请来的中下层学者们，猛烈抨击西汉帝国这时期的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各项政策，而桑弘羊等人却极力反驳，要求继续延续这些既定方针。作为执掌国家政权的大将军，有“决定权”的霍光采取了公正的态度，对于垄断过甚的盐铁官营政策，决定取消其中酒的专卖，给予民间经营权利，但依然保留着对盐铁经营的控制。而对于对减轻老百姓负担有利的告缗、算缗政策，有限度地减少了征收税赋的比率，废除了“告缗”的苛刻条令，杜绝了告密风气，维护了国家稳定。既没有全盘推倒重来，又保障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对比中国古代政坛上习惯搞“一刀切”的政治风气，可谓开明的多。 在经济上与民休息的同时，汉朝对匈奴的态度，也是恩威并施。一面主动向匈奴发出和平信号，一面不放松武备，在边境上继续发展屯田，整军备战，多次击退匈奴的入侵。这时期的匈奴变化甚多，击败李广利的狐谷鲁单于，虽然得意洋洋地自称匈奴是天之骄子，写国书羞辱汉武帝，但他本人在公元前85年就与世长辞，看不到匈奴重新雄霸的一天。他的死，给匈奴内部带来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因为他的助手右谷蠡王不满意自己没有接班，公然反叛新单于，因此匈奴帝国陷入了内战之中。而此时汉帝国又有另一员杰出的名将赵充国，多次击败匈奴人，迫使匈奴重新与西汉帝国修好。这时期的汉帝国，史称“四夷宾服，百姓充实”，在汉武帝末年走下坡路的西汉帝国，又开始重新爬坡了。 汉帝国开始爬坡了，汉昭帝本人的健康状况却持续滑坡，这位8岁登基的少年君王，对霍光信任有加，国家大事尽可能委以处理，随着年龄的增长，霍光也很识趣，越来越多的将政权移交给汉昭帝。如果没有意外的话，这位少年睿智的君主，很可能成为一代杰出的圣君。但意外偏偏发生了，公元前74年四月，汉昭帝即与世长辞，年仅21岁，临终前的最后一道诏书，是下令将全国农业赋税再次减免十分之三，对汉武帝“与民休息”的遗嘱，可谓贯彻到底。 <er">二</h3> 汉昭帝的突然去世，让汉帝国的皇位再次出现真空，尤其麻烦的是，这位少年君王并无子嗣，因此理论上说，此时汉帝国的诸侯王们，特别是汉武帝的直系子孙，都有登基继位的机会。身为大将军的霍光，再次担负起了辅政的重任。经过挑选，首先确立为皇帝的是昌邑王刘贺，他是汉武帝的直系子孙，汉昭帝的侄儿，根正苗红的接班人，但这位刘贺却是个“败家子”，登基后就知道游玩享乐，在来京继位的路上，他就纵容手下人抢掠民女，根本没有皇帝的样子。这时期的皇帝是说了不算的，废立大权完全操控在霍光的手里。忍无可忍下，霍光在刘贺登基的第27天，就召集群臣，宣布废除刘贺。之所以这么顺利，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霍光此举得到了此时手握兵权的名将赵充国的支持，赵充国在宣帝时期得到的信任，也与此有关。 刘贺被废后，汉武帝的曾孙刘病已被立为皇帝，这就是昭宣中兴时期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汉宣帝。这位汉宣帝，是中国历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皇帝之一。他的祖父，就是当年巫蛊之祸中举兵的太子刘据，因被祖父株连，刘病已出生在监狱之中，并长期生活在民间，这段人生经历也让他深知民间的疾苦。霍光废刘贺时，刘病已虽然已经恢复了刘家的宗籍，但并没有爵位，是从民间迎立到皇宫即位的。在汉朝的历史上，除了汉高祖刘邦外，他是又一个百分百的平民皇帝。 但这时期的刘病已很明白自己的身份——傀儡。事实上刘病已即位后，国家大权包揽于霍光之手，而谨慎小心了一辈子的霍光，在这时期也彻底反弹了，大权独揽不说，为人更飞扬跋扈，尤其是他为了控制汉宣帝，竟然将汉宣帝的结发妻许平君毒死，以使自己的女儿霍成君做皇后。许平君在汉宣帝贫贱之时，与他相濡以沫多年，为人朴素低调，但权力斗争注定无情，她的离开，是汉宣帝一生的一件痛事，之后很多年，汉宣帝还写诗悼念她。 许平君的过世，也让汉宣帝与霍光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从前宛似股肱的君臣，现在却是敌人。霍成君被立为皇后，让汉宣帝家里平添了一头“河东狮”，此女子飞扬跋扈，且生活铺张奢侈，与勤俭持家温良贤淑的许皇后完全是两类人。对这一切，汉宣帝的态度就一个：忍。不忍也不行，满朝文武都是霍家的人，自己更在风口浪尖上，反正自己从小就是从民间忍过来的，多忍几年也无妨。这时期汉帝国的国力，依然是蒸蒸日上，汉帝国继续推行休养生息政策，以减税、鼓励边将屯垦等方式，继续恢复生产。忍到公元前68年，操劳一生的霍光终于去世。对霍光，汉宣帝也极尽荣宠，以皇帝的规格礼节祭葬，给予极高的尊崇，但霍家的命运，却从此开始改变了。 其实对于霍光家族，汉宣帝一开始并没有清算之意，虽然霍光害死了他的结发妻，但其拥立的大功，汉宣帝还是感激的。尤其是对皇后霍成君，汉宣帝也极力隐忍，事情的改变，是因为霍家后人的日益嚣张跋扈，霍光的妻子霍显大兴土木，屡做违法事情。在隐忍的同时，汉宣帝也不动声色地削除了霍光的羽翼，他的两个女婿都被解除了职务，其子霍勋被提升为大司马，其实是明升暗降解除了兵权。惶恐之下，霍家人决定铤而走险谋反，然而就像当年上官桀谋反失败一样，这次霍家也输在了谨慎的汉宣帝手里。谋反的消息从一开始就被汉宣帝掌握，还没等到霍家发难，汉宣帝就不动声色发布任命，将霍家的子孙们调出京城，然后突然动手，将其一网打尽，结果以谋反大罪，霍家全族遭诛。隐忍多年的汉宣帝，从此真正的掌握了政权。 亲政后的汉宣帝，开始延续汉昭帝时代已经有的“中兴局面”。比起汉昭帝时期，他对内政的创举，是对吏治的重新整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反腐败，他派出大批精干官吏，整顿已经冒头的地方腐败现象，严查贪官污吏。比如对他有拥立大功的丞相田延年，就因为贪污问题遭到惩治。而与之对比的，是他对汉朝律法的修正，废除了诸多苛刻残暴法令，治官以严苛，治民却以宽简，汉王朝的官风民风，在这一时期一度彻底扭转。经济方面，汉宣帝继承了休养生息政策，但也强化了汉武帝时期经济改革的成果。尤其是他大力削弱诸侯，将诸侯土地尽可能地分配给农民耕种，进一步缓解了土地矛盾，工商业方面，在加强税收管制的同时，进一步放宽经营限制，这时期的工商业和农业，都有长足发展。 汉宣帝在位时期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彻底解决了匈奴问题。汉宣帝时代的匈奴，已经分裂成了南北两大部，两大部落相互攻杀，再无法对汉朝边地形成威胁，但汉宣帝却不满足于这种暂时的和平，抓住机会重手出击。一面屡次联合西域乌孙等国，派兵打击匈奴，一面实行招抚政策，招募匈奴人归附。他的努力收到了回报，公元前51年，匈奴呼韩邪单于主动至长安，宣誓归顺大汉朝，在经过了近百年和战后，汉帝国从此开始，终于赢得了对匈奴战争的彻底胜利，早已作古的汉武帝若泉下有知，也可含笑九泉。汉宣帝在位时期的公元前61年，也是一个值得中国人记录的年份。这一年，汉帝国正式在轮台设立西域都护府，以郑吉为第一任西域都护，从此开始，广袤的新疆大地，正式划入了中国版图之中，这是一个继往开来的伟大成就。 公元前86年至公元前48年汉宣帝在位的这38年，是西汉帝国最后一个光辉时期，就像夕阳正红一样，立国百年多的西汉帝国，此时确实已到了王朝的晚期，昭宣中兴的余晖之后，汉帝国即将进入一段漫长的黑暗期。 正文 第十七章 西汉被外戚“衰”了 <er">一</h3> 西汉帝国的衰弱，《汉书》上说“衰于元成”，这里的“元成”，就是这时期相继在位的两任皇帝：汉元帝和汉成帝。 公元前48年，43岁的“中兴之君”汉宣帝病故，其子刘奭即位，即“衰于元成”中的汉元帝，历史上的这个评价，显然是说他对西汉的灭亡负有重要责任，但是在当时，这位刘奭却是一个苦命人，更是个出了名的好人。 刘奭的母亲就是被霍光害死的许平君，他能做上太子的位置，很大程度也因其父对许平君的深厚感情。作为汉宣帝的长子，在人生的最初岁月里，正是霍光专权的岁月，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陪着父亲继续忍耐霍光，但长年的忍耐，非但没有磨砺他的性情，反而造成了他懦弱优柔的性格。在做人上，他是个好人，但做皇帝，他却是一个“杯具”。 刘奭在位时期，赶上了一个好时候，强大的匈奴汗国已经臣服在汉帝国脚下，他成了西汉历史上少有的不必担心外患的帝王，但国家无外患，必有内忧。这时期的汉帝国，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土地兼并重新抬头，汉宣帝的晚年，虽然采取了一系列遏制土地兼并的政策，一度缓和了矛盾，但随着他的过早去世，这一切的努力也就戛然而止。汉元帝时期，正是西汉帝国土地兼并越演越烈的时期，尤其是他的妻子王政君，即后来西汉晚期著名的王氏家族，这时期实力迅速膨胀，而汉元帝本人，因专宠王氏，对此也基本采取了放任态度。 受童年经历的影响，汉元帝本人对儒学非常着迷，汉武帝虽然独尊儒术，但儒学彻底在中国历史上占绝对统治地位，却是从汉元帝在位时期开始。汉元帝在皇帝任上，一面推崇儒学，特别是按照儒家标准选拔官吏，大兴文治，使得全国上下尊儒成风。物极必反，这时期的汉帝国，一改汉宣帝在位时期的高效率行政状态，官员以研究儒家学问邀宠，崇尚治学清谈而不务实政，国家行政效率大大降低，甚至大批只研究学问，无行政经验的书呆子，也进入到政府之中。与此同时，汉元帝信任宦官，自己不务政事，以宦官石显等人掌控群臣，汉帝国的宦官专权局面，最早就是在此时肇始。 而在这些表面的劣迹之下，一股暗流也在涌动。这股暗流在他在世的时候并不显眼，但在其身后却发生了巨大的裂变——王家外戚势力的壮大。在汉元帝在位时期，其皇后王政君的外戚家族力量迅速膨胀，不但圈占土地，掌握政权，其子孙更相继进入了汉帝国权力的高层，汉元帝做梦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个王家，将西汉帝国最终送上了不归路。 当然，诸多问题之中，汉元帝也不是没有做过好事。比较有名的，就是史家津津乐道的“昭君出塞”，但相比之下，他最多是坐享了前辈帝王们对匈奴政策的成果，其本人并无多大建树。他在位时期，表面的不作为下，西汉帝国早已是矛盾丛生，真正把西汉帝国送上不归路的，是他的儿子汉成帝刘骜。 <er">二</h3> 在中国历史上，刘骜是一个很出名的人物，出了名的昏君。公元前33年，在位15年的汉元帝刘奭病故，太子刘骜即位，开始了他身为皇帝的荒唐人生。 有关刘骜的话题，现代人知道比较多的，就是他宠信汉宫飞燕——赵飞燕、赵合德姐妹俩的八卦故事。他宠爱的赵飞燕、赵合德姐妹俩，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美女，其中赵飞燕还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舞蹈家。但这对妇人的心机，却与她们的美貌才艺极不般配——相当的阴毒。 在刘骜即位的早期，他有一个贤惠的妻子，即最早被立为皇后的许皇后。这位许皇后年轻的时候，也是个才艺双绝的人物，她出身名门，舞蹈技艺出色，且写的一手好文章，一度很受汉成帝刘骜的宠爱。但她的运气很不好，嫁给刘骜多年，始终未给刘骜生下一个孩子，又兼年老色衰，以至于逐渐失宠。真正把她送上不归路的，就是取她而代之的赵飞燕。 赵飞燕是苏州人，出身低微但天生丽质，最早的时候，只是刘骜的姐姐阳阿公主家的一个宫女。一次刘骜到姐姐家做客，赵飞燕奉命献舞，一曲舞蹈登时把刘骜迷住了，当下就在姐姐家“幸”了赵飞燕，赵飞燕此后就飞黄腾达，被册封为妃子，享受日日专宠。赵飞燕是个不甘心的人，她不甘心居于人下，相反要处心积虑向上爬，为了巩固自己在后宫里的势力，她把妹妹赵合德也介绍给了刘骜。这个赵合德比赵飞燕更漂亮，更能迷住汉成帝的心，今人说起这姐儿俩，都说“汉宫飞燕”，也就是姐姐赵飞燕的知名度高一些，但是在当时，真正得到汉成帝专宠的，却是她的妹妹赵合德。赵合德虽然有姿色，心机却远远不如姐姐，大多数时候都是被姐姐当枪使。 而这姐妹俩的枪口，首先对准的就是一个人——许皇后。 这时候的许皇后已经失去宠爱，但封建时代，皇后母仪天下，轻易废不得的，要达到取而代之的目的，就必须是能置人于死地的大罪。赵氏姐妹找到了一个好同盟——大将军王凤。王凤是刘骜的亲舅舅，刘骜母亲王政君的亲哥哥，在当时是权势滔天的人物。作为新发迹的外戚家族，王凤自然不容同样出身名门许家的许皇后，而赵家姐妹是寒门出身，势单力孤，当然成了最好的合作对象，于是一拍即合。公元前18年，赵家姐妹诬告许皇后行“巫蛊”诅咒大将军王凤，在众口一声之下，许皇后有口难辩，结果许皇后本人被废，全家被发配流放。其实事情的起因，只是因为许皇后无子，想通过巫蛊求一个儿子，一个妻子最简单的愿望，就这样被一场政治阴谋断送了。 许皇后的被废，得益者当然是赵飞燕姐妹俩，事后赵飞燕在王家的支持外加刘骜的专宠下，被立为母仪天下的皇后。这场宫廷的政变，其实对整个汉帝国有着另一层深意，刘骜母亲背后的王家，已经到只手遮天的地步，太后王政君的五个兄弟都成了诸侯，当时人称一日五侯，王家宗族遍布朝堂上下，西汉王朝的“改名换姓”，已经为时不远。 但刘骜本人是意识不到这个的，甚至刘骜的母亲王政君也意识不到。这位王政君本人，其实还是个对汉帝国忠心耿耿的老太后，包括最后王莽篡权的时候，在王莽的几度威逼之下，她也拒绝交出汉朝玉玺，最后用摔玉玺的方法来表明态度，但那时候为时已晚。 赵飞燕成为皇后后，刘骜也彻底撒欢了，每日沉于和赵家姐妹的享乐之中，国家大事基本放羊。这时期是西汉帝国外戚势力日益做大的时期，尤其是土地兼并，在这段时期里达到了高潮。王家抢占的土地，已经遍布各地，无地农民日益增多，造反也在酝酿，外患方面，这时期也山雨欲来风头满楼，河西地区原本平定的羌族，在汉帝国的盘剥政策下，也开始不断发生小规模的变乱，帝国的分崩离析，这时候已经迫在眉睫。 赵家姐妹如愿以偿，但一个问题却摆在眼前，她俩生不出儿子来。对此赵家姐妹的处理方法很简单，我不生，谁也别想生，宫里凡是有怀孕的妃子，皆被姐妹俩设计害死，当时有“飞燕啄，皇子落”的说法。到了后来，为了能早日有个孩子，姐妹俩甚至与人私通，企图借种怀胎，但生不出孩子的毛病，却在她们自己身上，那时候的妇产医学也不发达，生不出来，老天爷也没办法。 而赵家姐妹的这种做法，却给了此时正在扩权的王家外戚以机会，不断害死汉成帝的孩子，结果就是汉成帝后继乏人，缺少强有力的继承者，王家的势力也就进一步巩固下来。废黜许皇后，连累许皇后的许家遭到放逐，王家更少了一个专权路上的劲敌，势力独大的局面在继续。而且最要命的是，汉成帝晚年身体不好，却还沉浸在赵家姐妹的温柔乡里，为了能继续淫乐，不惜以壮阳药进补，补来补去，就把自己给“补”死了。 公元前7年，纵欲过度的汉成帝，病死在宠妃赵合德的怀里，结束了他“不作为”的一生。汉成帝的死，引起了他母亲王政君的震怒，她将儿子死亡的责任，推到了赵家姐妹身上，派她的一个侄儿询问，结果在询问之下，赵合德羞愧自杀。赵飞燕情况稍好，因她主张迎立定陶王刘欣为帝，即位为汉哀帝，因此还做上了皇太后。但这皇太后到底是孤家寡人，汉哀帝没几年后过世，赵飞燕也被打入冷宫，从此郁郁而终。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逼死赵合德的那个问官，太后王政君的侄儿，在不久的将来，却逼死了整个西汉帝国，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王莽。 <er">三</h3> 纵观汉元帝、汉成帝在位的这段历史，对整个汉帝国影响最大的，就是王家宗族的崛起。 王家宗族的崛起，“核心”人物是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她本姓田，是齐国田氏家族的后人。在汉元帝时期，王家虽然飞黄腾达，却并没有进入权力中枢，他们真正掌权，是在汉成帝刘骜在位时期，比起其父宠信宦官，刘骜则分外宠信外戚，国家大事多委托于母亲的几个兄弟，王家也就从此真正掌握了政权。而真正对王家掌权推波助澜的，却是赵飞燕姐妹俩。她们为了自己的专宠，在后宫里排斥异己，其实是帮王家除掉了各类对头。最后随着西汉帝国刘家宗族的衰弱，王家取而代之，早已经是顺理成章。汉哀帝死后，王家新一代才俊王莽开始执掌政权，经过多年苦心经营，最终在公元9年一月废汉自立，改元“新”朝。雄踞东亚大陆的西汉帝国，堡垒最终从内部攻破，亡国了。 正文 第十八章 王莽的真面目 如果评价中国历史上的昏君的话，王莽可算其中之一。 在中国后代各类历史学家的评价里，王莽都是一个挨骂非常多的人物，挨骂的理由也五花八门。比如他以外戚的身份，篡夺了西汉的大权，最终废掉了西汉，建立了自己的新朝。在封建史官眼里，可谓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而且好好的西汉江山，你既然篡来了，就该治理好，他偏偏上台后胡搞瞎折腾，闹得天下大乱，整个中国大地，陷入到一场空前的战乱之中，说是昏君兼贼子，确实毫不为过。 当然，也一直有一种更耸人听闻的说法：王莽是蛇妖变的。这个说法，来自于西汉帝国的“创世神话”——汉高祖斩白蛇起义。说法的内容是：当年汉高祖斩白蛇的时候，白蛇对他说：“你将来将成为天子，广有四海，但我要和你作对，你如果斩了我的头，我就闹你王朝的开头，你要斩我的尾，我就闹你王朝的结尾。”刘邦二话不说，从中间把蛇妖砍断了，结果，蛇妖变成了王莽，在西汉末期大闹了一通，把好好的汉王朝硬是闹成了两半——东汉和西汉。 所以在许多历史资料里，王莽被描述成一个面目可憎，阴狠毒辣的小人角色。许多人说起他来，大都津津乐道此人的虚伪狡诈，篡夺政权时候的阴毒心计，得天下后的倒行逆施，归根结底一个结论：此人就是一个妖魔，一个毁灭天下的恶贼。但细观历史，却不得不生出疑问：王莽，真的有这么坏吗？ <er">一</h3> 王莽，河北大名人，祖籍山东。他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儿，凭借着外戚的身份，他在西汉末年扎根基层，从小小的黄门郎干起，一步一个脚印，做到了掌握西汉帝国大权的权臣，并最终废汉自立，建立新朝。其“乱臣贼子”的名号，就是这么落下的。 但这个“乱臣贼子”早年的命却很苦，他家原本是齐国亡国之后的田氏王族子孙，到了刘邦时期强行迁移关东大户，他们家因此被迁移到了河北大名地区戍边，也被改姓了“王”。汉朝建立后，这个家族破落依旧，一直到了汉武帝时代，才有人做上了官——族人王贺做上了绣衣御史，也只是个芝麻绿豆的小官，其子王禁更没出息，连一官半职都没得到。王禁虽然没出息，却很能生孩子，一辈子共生了四男八女，其中偏偏出了一个光宗耀祖的女儿——王政君。在汉元帝做太子的时候，王政君就奉命入宫侍奉，肚皮也争气，没几年就给汉元帝生了儿子，自然也因此得到宠爱，到汉元帝登基的时候，王政君成为皇后，这下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王家上下亲眷皆都得到册封，王政君的父母、兄弟、姐妹大多封侯拜相，这是公元前39年的事情，那时候的王莽才6岁，全家的显贵，没有他什么事。 没有王莽的事，不是因为王莽岁数小，而是因为他的机遇太不好，王莽的父亲王曼，也属于王氏宗族兄弟，按说应该也被册封的，但王曼在王莽出生后不久就去世了，随后王莽的兄长也去世，就留了王莽一个小毛孩子，所以授官拜爵，当然没他的事情。当时的王家满门显贵，唯独王莽家过得寒酸，真个是“人比人，气死人”。 王莽却不气，相反兢兢业业。从小时候起，他就是远近闻名的好青年。他从小就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孝敬母亲和寡居的嫂子，悉心照料哥哥留下来的幼侄，同时学习也没耽误，比起王家子弟们个个宝马香车，奢靡享乐，王莽不但生活俭朴（家里也没钱），而且还刻苦读书，他从小喜爱儒学，年轻的时候，就拜当时著名的大儒——陈参为师。这个陈参是西汉儒家一个比较特殊的学者，他的学问虽说是儒学，但与董仲舒等流派不同，他的学说里，主张做人要讲“忍耐”，即要以隐忍低调的方式成就自己，做事则要“师古”，即现代的一切都是可恶的，上古的一切都是好的，做事要遵循古法，遵从古制。观王莽日后的命运，他的成功，很多来自老师的教诲，他的失败，最后也是栽在老师的教诲上。 在当时，王莽是一个出了名的“杰出青年”，他醉心于儒学，且在学问界交友甚广，有很多学术上的朋友，同时也游历过当时汉朝各学派，与儒家不同的流派都曾辩论过。这段时间他最主要的事情就是隐忍。对于自己家庭的贫困，他毫不计较。对于已经封爵的各路家族长辈们，他敬心侍奉，侍奉最多的，就是汉元帝时期担任过大将军的王凤。王凤是王莽的伯父，在他晚年的时候，王莽经常随侍左右。公元前22年王凤生病，王莽侍候在身边，十天十夜形影不离，一直悉心照料，把王凤感动得不行，拉着王莽的手说：“我的儿子都不如你啊，真希望你是我的儿子啊。”对这个简朴孝顺的好侄子，王凤从此格外欣赏，可刚欣赏了没几个月，王凤就病故了，临终之前，他专门嘱托皇后王政君，一定要好好照料王莽。因他临终的关照，隐忍了多年的王莽，终于得到了一官半职——黄门郎，从此正式踏入了西汉的官场。 王莽此时得到的官职，在当时的西汉并不算什么高官，但是他的运气好得很，就任没多久，就得到了升迁，被委任为射声校尉，这是一个官俸在两千石的高官，属于军队里的中高层干部，掌握御林军的弓弩兵，是个又有钱又有权的肥差。能拿到这个肥差，主要是因为王莽又找到了新的孝敬对象——接替王凤成为大司马大将军，掌握西汉帝国大权的王音。王音是王莽的叔叔，王莽对他同样格外孝顺，鞍前马后伺候得周周到到，在王音面前彬彬有礼。尤其具有“业务优势”的是，王音的文化水平有限，对于案牍公文常常挠头，王莽经常主动帮他处理，每次都能做到井井有条，是个称职的秘书。同时王莽不但能干，还很会拍，他拍马屁的方式，就是戴高帽，哪怕是朝廷有一点小事，王莽也要找机会，将叔叔好好称赞一番，这样又能干活又能奉承人的好侄子，王音当然喜欢，喜欢了自然要给予要职。王莽得到这个肥差的另一个原因是，此时王氏家族已经把持了朝廷的大权，禁军的弓弩兵，是控制皇宫兵权的重要环节，自然要以家中的青年才俊担任，当时王家的年轻人，大多因为奢侈的生活而腐化，真正保持良好品德和对外形象的，只有24岁的王莽，交给他自然放心。 王音在大司马大将军位置上一直做了7年，后来被王莽的另一个叔叔王商取代了，这时候已经是王政君的儿子——汉成帝在位的时候，王家更加权势滔天。这时候掌握大权的王商，同样是王莽的叔叔，却是王家各路人物中以稳重冷静著称的，此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临危不乱。比如有一次，京城纷纷传言，说马上就要发大水，吓得汉成帝差点准备迁都，关键时刻是王商出面制止，驳斥了谣言，最后证明这确实是虚惊一场。对这样的人物，王莽的方法还是孝敬。他很会看人下菜碟，比起王音喜欢被人奉承，王商最大的毛病，就是好为人师，所以王莽孝敬的办法，就是经常向王商请示工作，哪怕是工作中一点小问题，也做装傻状向王商请求指示，每次王商都会滔滔不绝，给王莽上半天课，哪怕“上课”的内容再无趣，王莽都会做出听妈妈讲故事状，在王商面前听得入了迷，然后等着王商讲完之后，又做恍然大悟状，对王商大为奉承，这一轮的马屁又拍准了。公元前16年，王商特意上奏汉成帝，请求将自己名下的16个城邑封赏给王莽，可见已经拿王莽当了“自己人”。这时候的王莽，已经在朝中广交好友，当时除了王商外，长乐乐府戴崇、侍中金涉、上谷都尉阳并、中郎陈汤等当时的朝中名人们，也都多次上书盛赞王莽的德行，就这样，王莽被封了新都侯，给了一千五百户食邑。之所以有这么好的“群众评价”，主要因为王莽此时的工作成绩很不错。作为“射声校尉”，王莽的军事训练抓得很好，弩兵的考核成绩直线上升，同时王莽也很会混，这时候的他已经有了高工资，家里基本不存钱，手头上的余钱，要么拿去周济穷人，要么用来结交官员，尤其是这段时间里，西汉帝国曾连续两次遭受水灾，王莽不但积极捐钱，还变卖家产充做赈灾款，如此毁家纾难的爱心人物，自然得到了朝廷上上下下的敬重，这一年的王莽，也从射声校尉调任到骑都尉，虽然官职上是平级调动，但是骑都尉掌握禁军精锐骑兵部队，是各类都尉中权力最大的，同时王莽还加了光禄大夫的官职。有了这个官职，就可以参加朝廷的各种会议，列席国家大事的讨论决策，年仅30岁的王莽，就这样成了既有军权又掌政权的人物，俨然西汉帝国的政治新星。但这颗政治新星却谦虚得很，待人接物彬彬有礼，而且很不忘本，即使是当年在他做黄门郎的时候做过他上司的人，此时虽然官职不如他，他见面依旧礼敬有加。如此做派，在当时世态炎凉的官场上，更被传为佳话。 王莽第一次接触到西汉帝国的最高权力，是在他38岁那一年。这一年担任大司马大将军的王根病重，无力再担任此要职，官职的真空，让许多官员都跃跃欲试，王莽也是其中之一。这时候的他，虽然已经成为王氏家族的中坚力量，但要继承王根的官职却不够资格，此时众望所归的接班人，是皇太后王政君的外甥（王政君姐姐的儿子）淳于长，这个人不但有姨妈王政君的支持，更和此时的皇帝汉成帝关系不一般。汉成帝欲册立赵飞燕为皇后的时候，正是淳于长从中斡旋，才让此举得到了太后王政君的支持，对这个事情，汉成帝一直都心存感激。如此密切的关系，王莽貌似接班没戏。 所以从事情一开始，王莽就做很知趣状，他多次在各个场合表示，自己无心和淳于长争夺大司马大将军的职位，尤其是他还觐见王政君表忠心，誓言一定会和淳于长和衷共济，共同辅佐朝政，如此一来淳于长放心了，王根还没有离职，他就迫不及待地以“大司马大将军”自居，到处飞扬跋扈，让原本对他没看法的王根，开始对他有了看法。与此同时，王莽更暗地里查到了淳于长的一根小辫子。多年以来，淳于长一直与被废的许皇后的姐姐私通，在被确立为“接班人”之前，淳于长碍于影响，不敢把这事公开，眼看着“接班”木已成舟，淳于长干脆就嚣张了，竟然明目张胆地把许皇后的姐姐迎娶进家门当了小妾，可是他忘了，这种事在封建时代属于“大逆不道”。他忘了王莽可没忘，趁着王根对淳于长不满的机会，王莽赶快在王根面前下药，经王根添油加醋，引得汉成帝大怒。敢和我的“大姨子”私通，反了你了！随后淳于长立刻被查办，不但接班没戏，更被汉成帝在牢狱中打死，全家发配流放，原本木已成舟的接班，硬是让王莽给搅黄了，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淳于长倒霉之后，王莽还主动出面说情。在王莽的劝说下，淳于长被免除了全家遭株连的命运，妻子的性命得以保全。好人，全让王莽给做了。 好人做尽的王莽，也当然得到了好事。公元前8年，汉成帝任命王莽为大司马，成为此时西汉帝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实权人物。 <er">二</h3> 夹着尾巴做人做了几十年的王莽，在38岁那年到达了权力的顶峰。然后，继续夹着尾巴做人。 在大司马任上，王莽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清廉。他为官廉洁，生活俭朴，平时出入都穿很简单的衣服，并且礼聘当时著名的儒生们来为他做幕僚，为人礼贤下士，这和当时西汉官场越演越烈的奢靡风气形成了鲜明对比。尤其是王莽母亲病重的时候，各路官员来探望，见王莽的母亲竟然穿着土布衣服，跟别人家的奴婢差不多。王莽清廉之名，也因此传遍天下。 但名扬天下的王莽，才做了一年大司马就被人赶了下来。主要因为当时的皇帝汉成帝去世了，即位的是以外地诸侯王身份入京的汉哀帝，汉哀帝的母亲丁姬一家，也趁机进入了西汉帝国权力高层。王、丁两家争权夺利之势愈烈，为平衡关系，此时已经是“皇太后”的王政君主动劝王莽交出大司马职务，王莽也很识趣，当下爽快地答应了。为了补偿王莽，汉哀帝还特意加赐了王莽三百五十户食邑，之后王莽以退为进，主动辞职回到了南阳新野封地。虽然失势，但王莽能上能下的高风亮节，再次引起了当时人的赞誉。 王莽隐居新野的时期，是他一生里另一个重要时期。这时候的他，主要经历就是和当时西汉著名的儒生们结交，大肆笼络人心。这时候发生的另一个事也抬高了王莽的名声。王莽的二儿子王获杀了人，按照当时王莽的地位，给儿子脱罪是完全可以的，王莽非但不护短，还命令儿子自杀谢罪。这件事成了王莽东山再起的导火索。此时的西汉，外戚势力强大，贵族践踏法律，早在民间引起公愤，好不容易出了王莽这样一个好人，社会各界自然好评如潮，上至朝廷官员，下至民间学者，甚至还有普通百姓，都有人自发地为王莽喊冤，最多的时候，每天喊冤的“数以百计”，邀请王莽出山，成了上上下下共同的呼声。公元前2年，正好发生了日食，与王莽要好的儒生们趁机大做文章，宣传这是老天爷的旨意，要王莽重新出山。在巨大的压力下，一心想清理王家外戚的汉哀帝也只好低头，将王莽重新召回。老天爷这时候也真在帮王莽，他刚回来没多久，汉哀帝就去世了。公元前1年，汉平帝即位，王莽回任了大司马，公元1年，位高权重的王莽，晋封为安汉公，而此时的他已经权倾朝野，连汉平帝本人都被他掌控，除了皇太后王政君外，已然无人可制约他。 而皇太后王政君虽然大权独揽，但她并非吕后那样的政治强人，国家大事她是没精力管的，只想安安心心地过母仪天下的日子，所以在王莽做大司马后，王政君将国家大事悉数委托给王莽。除了封爵一事外，其他国家大事，王莽都可以自行处理，这时候的王莽，也就成了独揽大权的枭雄。忍了几十年的王莽，这时候终于不用忍了，他做事开始独断专行。作为皇帝的汉平帝也基本被他架空，国家大事几乎都决于其手，朝廷内外也被他插满了亲信。而且王莽也是个一直要求进步的人，当年做校尉的时候想封侯，封侯了又想做大司马，做了大司马想封公，现在大权独揽了，下一步篡夺汉朝皇位，自然也就水到渠成了。 在当时的朝局下，首先看出王莽篡位野心的，是他的儿子王宇。觉察到王莽野心的他，曾秘密请求王政君贬罢王莽，如果这时候王政君顺从的话，也许西汉灭亡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毕竟王莽此时还受到王政君的制约，但是王政君不相信王莽有此野心，犹豫不决。然而王莽是不会犹豫的，敢挡路的，就算是亲儿子也要干掉，王宇因此被下狱，不久后死于牢狱中，其怀孕的妻子也被王莽处决（生完了孩子才杀的）。连亲儿子都干掉了，其他人更不用说，借着此事的由头，王莽开始大兴牢狱，先将儿子的老师吕简等人抓捕，然后又逮捕了忠诚于汉朝的前将军何武、护羌都尉辛尊、函谷都尉辛通、水衡都尉辛茂、南阳太守辛伯，这些人好多都是王莽当年的故友，但为了夺权，王莽六亲不认了，而这些第一批被王莽逮捕的官员，大多数都是掌握关中地区甚至长安兵权的，除掉他们，是为了进一步把持大权。这之后，王莽又把触角伸向了刘家宗族，包括汉元帝的妹妹敬武公主、梁王刘立、阿侯王刘仁，也相继被逼自杀，这场株连万人的大冤狱，将朝中王莽的反对派清洗殆尽，而皇太后王政君也因此无力和王莽抗衡了，之后王莽又将自己的女儿运作成了皇后，自己摇身一变成了国丈。得到了汉帝国历史的一个空前官职——上公。王莽还不知足，他随后又毒杀了汉平帝，立两岁的小皇帝“孺子”刘婴为帝。这时候的王莽，已经是汉帝国的实际统治者，改朝换代，就剩下最后一步了。 <er">三</h3> 王莽的夺权，和历代宫廷政变一样，开始先用迷信做宣传。公元8年，当时梓潼县乡民哀章伪造铜匮，上面写明刘邦下“天书”，指派王莽取汉代之，建立新朝。此事正中王莽下怀，他顺手推舟去宗庙祭祀，定下了改朝换代的日期。次年元旦，王莽正式宣布废汉自立，改国号为“新”朝，正式成为了新朝的开国皇帝，但这个国“开”得很不顺，深感上当的皇太后王政君极为愤怒，无奈之下将传国玉玺硬摔给他，大汉帝国的传国玉玺因此被摔掉了一个角。当了皇帝，自然也要立太子，王莽的四个儿子，两个被王莽自己杀死了，剩下的两个，三儿子王安是个弱智，小儿子王临才能平平，也就矬子里拔将军做了太子。西汉废帝刘婴被册封为“安定公”，以山东平原为封地，这位西汉的亡国之君此时只有5岁，而后一直在山东平原安居，奉养宗庙，又活了16年。直到新朝灭亡后，死在同是刘家宗族的更始帝刘玄手中，对待前朝末帝，王莽还算厚道。 在王莽篡位的初期，全国上下确实一片拥护，一则西汉帝国民心尽失，苛政不断，确实到了气数已尽的时候，二则王莽当时属于名声非常好的人物，尤其是当时的儒生们，都相信王莽能够除旧布新，开创一个新的盛世。王莽本人也打算这么做，在他登基之后，也大搞了“新政”，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王莽改革。 王莽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复古”：一是重新恢复西周的井田制度，禁止土地买卖，遏制土地兼并，并且规定了地主家的最高田亩数，多余的田亩，要拿出来分配给无地农民耕种；二是禁止奴婢买卖；三是大搞“国营企业”，把盐铁酒3项经营的权力收归国家；四是恢复上古时期的管制。众所周知，这四条改革带来的结果，就是引发了天下大乱，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后人说起王莽的改革，总是一刀切地说“历史的倒退”，但是从当时的局面看，王莽的这些改革措施，从本意上，都是为了改变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西汉末年面临的两大社会危机，一是土地兼并严重，国家农业税减少；二是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尖锐。国家没钱加上老百姓愤怒，不改革会出乱子，关键是怎么改。王莽的四项改革错误，第一项恢复井田制度，这不仅仅是他的观点，也是当时诸多儒生的观点，当时儒家有一个主流观点就是，上古时代的井田制是好的，现代的土地制度是坏的，一个人人有地种的土地制度才是最好的。王莽遏制兼并的本意本没有错，但井田制哪是这么容易恢复的，你说禁止土地买卖，那么赋税沉重的自耕农，原本还可以通过出卖土地来获得经济利益，现在连这最后的活路也断了，当然不干。至于大户们的土地，他们当然反对土地买卖，而且他们有各种办法隐瞒土地，所谓的最高田亩限制，只是一纸空文。至于禁止买卖奴婢，这同样也不现实，奴婢是大户家的私产，既然土地可以隐瞒，奴婢数量也可以隐瞒，而且在当时做奴婢，也是许多无地农民的出路，不让奴婢买卖，反而把他们的生路也断绝了。把各种经营权收归中央，这一条汉武帝也搞过，但是王莽并不懂经营，也不懂怎么从“国企”中收到效益，如此一来，反而弄得全国物资紧缺，物价上涨。王莽为了给予老百姓发展机会，还特别设立了“国家信贷制度”，即老百姓可以向政府贷款，并且在规定时间里归还，这一点看似很进步，其实又大错，在没有任何监督的制度下，由政府借贷，只能成为官员剥夺老百姓的手段，因为他们可以肆意抬高利息，向老百姓额外征收大量还款，最后的结果就是老百姓越借越穷，国家借出去的钱反而收不回来。至于第四项，属于形式上的，更没有实际意义，所以所谓改革，是改了白改。 但王莽时期，四项改革还是产生了作用——恶劣作用。因为禁止土地买卖，大量地方地主隐瞒土地，自耕农贫困，导致生产严重破坏，国家税收锐减；因为禁止奴婢买卖，大量农民连奴婢都做不得，也就只有造反这一条路了；政府设立国有企业，剥夺了商人的利益，更刺激了物价，结果物价飞涨，不但民不聊生，官和地主都不聊生，所以搞了几年之后，国家日益走下坡路，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为了弥补财政危机，王莽四次改革币制，其实就是用通货膨胀来增加收入，国家收入增加了，老百姓更没法活了，没法活了，就只能造反。 而王莽本人也差不多到了崩溃的边缘，先是王莽的大将甄寻造反，接着王莽的孙子王宗造反，虽然被镇压，但王莽从此对谁都不信任，众叛亲离也就不远了。王莽立的太子王临，因为和王莽的情人原碧私通，企图取代王莽自立，最后也被废了太子位自杀，至此王莽的四个儿子，三个都死在了自己手里。这期间，各地农民起义四起，刘姓宗族也纷纷起事，天下彻底陷入大乱之中。公元23年，拥戴刘氏宗族刘玄为皇帝的绿林起义军，于十月一日攻破了长安，王莽经过两天血战，始终没有突破包围，最后被长安商人杜吴杀死，接着被起义军砍成了肉酱，造成中国大战乱的新王朝，仅经过了15年就亡了。 对于王莽，世人皆说他是个昏君，但以他在登基之前的种种表现看，其深沉的心机，长年的隐忍，确实和他即位之后的种种可笑政策反差鲜明，其实王莽悲剧的根源，还在于学派问题。王莽从小受儒学影响长大，他的施政纲领，其实更多的还是当时西汉儒学一派的内容，他的井田制等内容，其实大多都是西汉末年儒家保守派的主要观点。而王莽本人，对于他的改革措施是深信不疑的。而从性格上说，心机阴沉的王莽，其性格上也有“天真”的一面，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爱好科学的皇帝，为帝期间，他组织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飞行试验，即由人身披形似大鸟翅膀的衣服，进行飞行尝试，企图组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空军”，而在国家经济面临崩溃，粮食紧缺的情况下，王莽竟然还组织人力进行食品试验，企图研究麦秆、泥土这些东西，是否能够转化成供老百姓食用的食品。这些事情，好多都被后人拿来当笑话讲。其实对于从小学习的儒家信仰，王莽本人还是深信不疑的，就在公元23年的春天，他还率领百官组织了“哭天”仪式，向上天祷告，大喊一切罪过在自己，不要加害百姓，整整一天哭得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到最后竟然连血都哭出来了，然而老天爷最终还是没有帮他，因为历史从来是不相信眼泪的。 正文 第十九章 刘秀，被低估的马上皇帝 在中国历代开国帝王中，刘秀是一个在野史中甚显低调甚至被丑化的皇帝。 民间评书不说，啥隋唐演义啥大明英烈满天飞，就连偏安江浙，连个“万岁”都没捞着的吴越国王钱谬，在当地还有个民间戏曲《钱家将》拿出来显摆。刘秀呢，印象最深的当属《打金砖》，堂堂东汉开国皇帝，却成了滥杀开国功臣的大魔头，老祖宗刘邦干过的事全换了个名号加在他头上，优美的曲词一代接一代的传唱，就不知当事人本身觉不觉得冤枉了。 是冤枉也好，是丑化也罢，真实历史里的刘秀，起家的本事实在是了不得。 论艰苦条件，刘秀自然比不上老祖宗刘邦，刘邦出来打天下时，最多不过是个村长，领着一群地痞流氓，到了刘秀接过老祖宗枪的时候，他已经是湖北当地的豪强。父亲曾经当过南顿令，是正儿八经的地主阶级加高干子弟。虽是如此，打下这片江山来也确实不容易。当时的中国，王莽乱政，起义四起，刘秀虽然也在家乡拉起了人马，可不过是一支小游击队，至于刘氏皇族的身份嘛，姓刘的多了去了，排也排不上呢。因此，刘秀很聪明地率军投奔了实力最强的绿林农民军。 这时他很不起眼，从不张扬。当其他将领为功劳你争我抢的时候，他在埋着头默默壮大自己。直到一场战争的发生，将低调的他一下子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这场战争正是昆阳之战。当时的刘秀只不过是农民起义军“绿林军”的一名偏将，受命配合主力部队进军中原消灭王莽“新朝”政权，谁知人家来了个咸鱼翻身，集结40万大军猛扑过来，农民军主力作鸟兽散。刘秀残部被困昆阳城，一方是40万大军，一方是8000残兵，就算是刘秀的老祖宗刘邦碰上这事，第一反应也肯定是扔下老婆孩子逃命（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事实）。 刘秀不认命，他先是鼓舞将士们誓死守卫，然后亲率13骑兵冲出重围求援。昆阳的守军实心眼，咬紧了牙死守，刘秀日子不好过，各路义军将领都被敌人吓破了胆，竟然纷纷拒绝救援，危急之下，刘秀凭借自己的口才四处挖墙脚，说服了一万多名士兵跟随他共同赴命。昆阳城下，刘秀突然从侧面发动进攻，40万敌军竟然顷刻崩溃，被追杀千里。昆阳之战，以中国历史上最神奇的以少胜多战役的名义，永远地留在了史册中，而对于刘秀问鼎天下的道路来说，这却只是个辉煌的开始。 昆阳之战，不仅仅是将刘秀的军事才能展现得淋漓尽致的一场战斗，更重要的是，它让人们看到了刘秀身上的勇气与决心，还有他让人惊讶的感召力，1个人，13个勇士，便扭转了原本不可能的战局，这样的能量怎么得了？帝王之气，伴着昆阳战场淡淡的硝烟，在破碎的中原大地翻腾。 昆阳得胜，王莽的新朝土崩瓦解，农民军拥立更始帝刘玄即位，刘秀呢，反而因为他赫赫的战功而遭到猜忌。政权初立，打击便接踵而来，连刘秀的亲哥哥刘縯，也惨遭更始帝杀害。刘秀打落门牙往肚里咽，做出忠心耿耿的样子，甚至对刘玄亲信做出的种种侮辱性试探也极尽忍让，总算让刘玄放下了戒心，反而派他去河北地区安抚州郡。这一下，可真是“放开金锁走蛟龙”了，远走河北的刘秀似雄鹰冲天，放开了大展拳脚，河北地方上的豪强势力来归附了，甚至原本一直与中央政府为敌的铜马起义军也来归附了。起初的几千军马滚雪球一般的扩展到数十万人。刘秀，这个原本绿林军帐下的偏将，此刻已拥兵数十万，成为逐鹿天下的重要力量。 为啥扩张的这么快，除了刘秀的皇族身份，除了严明军纪，收买人心等常用的招数，刘秀起家还有一个重要优点——坦诚。比如在招揽铜马起义军后，对方对刘秀还存在着怀疑，此时刘秀只带两名卫兵，亲自到铜马军营中慰问，这可不是小事，当时铜马军上下仇视刘秀的大有人在，万一谁冲动捅一刀子，刘皇帝可就上西天了。可在这步险棋里，刘秀谈笑风生，与众将士亲切交谈，嘘寒问暖，直把那些杀人不眨眼的亡命徒感动得涕泪交流，纷纷说：“大王对我们这么信任，我们怎么能不替这样的主人卖命呢。”从此，铜马部对刘秀忠心耿耿，在日后的无数战役里立下了汗马功劳，刘秀起家打天下的老班底，大都是在这种方式的感召下团结到刘秀旗帜下的，由此还诞生了中国古代一个著名的成语——推心置腹。 家业拉起来了，下面的工作就是争天下了，当时的形势真是一团糟，绿林赤眉两大起义军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除了杀戮还是杀戮，没一个成气候的，地方豪强势力并起，偌大的中国四分五裂。公元25年，刘秀登基称帝，开始了统一中国的步伐。在乌烟瘴气的纷乱局势中，刘秀敏锐地抓住了统一天下的关键点——先扫荡绿林军更始政权在各地的残余势力，再打拥立汉朝后裔的赤眉起义军，再逐步消灭各地方的豪强势力。刘秀的大军渡过黄河向洛阳进发了，群龙无首的更始帝残部很快覆灭，乌合之众的几十万赤眉军也很快崩溃，刘秀很快夺取了洛阳重镇，当鼠目寸光的地方割据势力或满足于固守自保，或满足于和周边邻居之间的蝇头小利时，刘秀却以战略家的敏锐下出了统一天下的关键一招。富庶的中原地区已尽在掌中，刘秀已然成为天下群雄中实力最强的一家，国家一统，已然是时间问题了。 接下来是扫荡群雄，要对付的对象还真不少，渔阳的彭宠，南郡的秦丰，梁地的刘永，齐地的张步，大大小小几十家，全不是好惹的主，刘秀继续出妙招——各个击破。打一家的时候拉一家，分化瓦解各支势力的关系，然后集中优势兵力逐步消灭。经过10年艰苦奋战，至公元36年，刘秀的东汉王朝终于完成了全国一统，曾经雄踞东亚的大汉帝国又一次走向了统一与繁荣，在未来的历史中，它将继续延续汉民族和汉帝国的荣光，作为这一切的开创者，刘秀，居功至伟。 刘邦夺天下，人家尽可说其卑鄙，后来的赵匡胤称帝，后人也可说其欺负孤儿寡母，李世民开创盛世，也留下了杀兄逼父的不光彩记录，朱元璋么，也有一大堆屠戮功臣的累累血债。都说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可刘秀以绿林军偏将的身份起家，及至坐稳天下，生前身后几十年，却无一处“劣迹”可以指摘。论成就，刘秀开创的光武中兴，政通人和，百姓安乐，堪比历史上任何盛世；说功臣，那些跟随他起家打天下的老班底，及至东汉建国后，哪个不是高官厚禄恩养，全无猜忌，更无过河拆桥的缺德事；说品行，刘秀贵族子弟出身，自小受过良好教育，待人接物一派儒士风范，做了皇帝以后，对待耿直的下臣，如强项令董宣等，即使对方触怒了他，也置之一笑，全无挟私报复之事，对待敢于执法甚至不惜顶撞他的郅恽，不但毫无怪罪，反而大加赏赐，其做人胸襟令人感佩；说到最重要的军事谋略，对比祖宗刘邦“最多可带十万人”的丢人评价，刘秀长于军务，军事战略高人一筹，在他无数次人生命运的转折点上，正是因为他卓越的军事战略眼光领先一步，从而把握住争天下的先机临阵作战，他指挥有度战无不胜，昆阳之战就是证明；而在选拔将领的眼光上，他也丝毫不差：邓禹、马援、耿弇、贾复，这些人或文或武，论功业光彩夺目，丝毫不逊西汉三杰。 都说开国皇帝没好人，刘秀，却当得起一个评价：他是一个君子，也是一个好皇帝，最重要的，他是两汉交替时代，最卓越的军事家。这样的完美，在华夏千年古代史中，几为异类。 正文 第二十章 光武为何称中兴 在中国历史的演进中，有一个很出名的词叫“中兴”。所谓中兴，就是在一个王朝处于衰落甚至到了灭亡边缘的时候，却突然出现一段励精图治的时期，通过内外政策的调整，使这个王朝挽救危机的局势，重现繁荣的胜景，这样的时期，就是为无数封建士大夫以及百姓神往的“中兴”。 在中国历史上，“中兴”的时候不少。汉唐宋明清五大封建王朝，都有过让封建历史学家们津津乐道的“中兴”时代，但是大多数的中兴，往往都有两个毛病：一是这些中兴的持续时间比较短，大多都是某一个君王在任时期，而且会随着这个君王的过世，就戛然而止；二是这些中兴，大多数都是通过对体制内政策的重新调整实现的，中兴的过程，也多是表面的繁荣，内在的矛盾隐藏得很深，在这样的状况下，中兴的“含金量”，其实就打了折扣。如果真的要说哪一个中兴是名副其实的话，那么东汉开国的“光武中兴”，是其中无可争议的“第一中兴”。 有关“光武中兴”的历史评价，历代的史家赞美甚多。比如东汉时期的学者张纯就曾说“（光武）兴于匹庶，荡跌天下，诛除暴乱，兴继祖宗”。后世的赞美也很多，比如南宋时期的陈良更说“古今中兴，无过于此”，显然是至高无上的评价。之所以评价很高，还是因为光武中兴的成就，不但结束了西汉以来战乱的局面，重建了一个汉朝盛世，且这场中兴的沿革，并没有因为刘秀的过世戛然而止，相反继续发展，持续之后的几代人。无论从持久程度还是“GDP成就”上，光武中兴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当之无愧的。 且来看看，真实的光武中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 <er">一</h3> 后人说光武中兴的成就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刘秀登基即位的时候，面临的是一个非常残破的烂摊子，甚至比起西汉开国皇帝刘邦来，他面临的困难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刘秀初即位的时候，当时与刘秀同时代的冯衍就曾有言“祸害未解，兵连祸结，刑法弥深，赋敛越重，夫妇离散，庐落丘墟”。因为从王莽末年开始的连年内外战争，汉帝国的经济破坏极其严重，根据人口学家的统计，在从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的战乱中，大约有一半以上的中国人死于战乱，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青壮年劳动力。西汉帝国的旧都长安周围甚至堆满了尸体，长年散发着腐臭的味道。而比西汉开国更严重的，就是东汉这时期的连年大规模瘟疫，与匈奴战争以后，从草原上传来的各种瘟疫，开始在中国大范围地蔓延，当时的中医对这些新出现的“超级病菌”，几乎没有任何好的办法。尤其是鼠疫，在当时中国，是死亡率最高的疾病。与之相对应的，就是比时知名的士大夫阶层，对于新建立的东汉政权，还普遍采取观望不合作的态度，特别是富有声望的名门们，都多次拒绝过东汉政府的召见。而且边境的问题也越演越烈，匈奴趁机侵扰边关，汉帝国的边防几乎是烽火连年，内外交困的局面，就摆在了刘秀的面前。 对于光武中兴采取的各种措施，各类历史学家都给予很高的评价，主要的焦点，都集中在刘秀发展生产，与民休息的各种政策上。事实上，刘秀之所以能够迅速的让国家从战乱的破坏中走出来，稳定国家政局并且恢复经济，有一个和刘邦不同的原因，那就是在全面恢复国民经济之前，首先集中中央的威权。这就是东汉与西汉最大的不同，西汉采取的是道家黄老学说，主张无为而治，即鼓励民间自然经济自由发展，国家并不做太多的干涉。东汉却不一样，东汉崇尚的是儒家大一统的学说，讲究的是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用国家的力量整合资源，使得经济高速腾飞，所以要做到这一点，刘秀在整治国家之前，首先整治的，是中国当时的政治制度。 刘秀当时对政治制度的整治，如果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强化皇权，限制外戚。即用行政改革的方式，让他的个人意志迅速成为国家的主体思想，并且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个角落之中。 首先一条，就是加强中央对方的行政控制。 东汉在建国的时候，大体的国土面积与西汉差不多，国家以郡县作为地方政权，全国一共有118个州郡，从地方区划的数目上看，东汉的地方郡县数量远远大于西汉，这正是为了分散地方的权利，保证中央对地方的绝对控制权。与此同时，汉武帝时期曾经临时设置的十三道刺史，被刘秀改革为常设机构。刺史负责治理其境内的管理，并且有领兵、发兵的权力，传统的地方州郡官员，其权力已经被大大地削弱。同时，刘秀因为人口减少，在全国开始了“县城合并”运动，在全国裁撤了大批地方县城，将县城合并，以集合人口，全面进行恢复经济的工作。 汉光武时代开国的地方官员们，身份和西汉初期开国也有很大不同。西汉初期开国，在地方官员的任用上，都是老成持重的当地名流，成分比较单纯。到了刘秀时代，地方官的成分非常复杂，既有王莽时期的旧官员，也有皇室宗亲，功臣宿将之后，因为人员比较杂，所以隐含的麻烦也比较多。王莽时期的这些旧官员们，和前朝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人固然有非常丰富的治理地方的经验，但是前朝的陋习也非常严重，尤其是在掠夺百姓和贪赃枉法上，许多人都是“老手”，这些人既要用，更要监督。而皇室宗亲与功臣宿将，他们的问题却是“马上得天下，马上难治天下”，这些人大多数是军人出身，最大的优点是打仗，治理地方本身就不是他们的长处，有时候一些简单粗暴的办法，反而会好心办坏事，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所以设立刺史制度，对地方官员进行监督，最大限度地削弱地方官员权力，不给他们专权的机会，也就显得尤其重要了。 在地方职权进行调整的时候，东汉帝国的中央机构也在进行改革，东汉的官制，主要沿用了西汉的三公九卿制度，即司徒、司空、太尉三者称三公，但是在具体的职权上，东汉却进行了大力的削减。和西汉时期三公往往有“太师”“太保”“太傅”等名誉爵位不同的是，东汉仅仅保留了“太傅”。东汉的九卿，和西汉不同，完全被划入了三公的附属之中，从表面看，这样是加强了三公的权利，但事实上刘秀却是“阴坏”。一是刘秀一反西汉时期让周勃、陈平等开国元勋担任丞相的做法，在他的政府里，开国元勋一律不能担任三公。而在权利上，三公其实也大为缩水，刘秀的各项统治政策，大部分都是由尚书台来实行，三公其实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名誉性的职位。 而刘秀在中央政权上的新发明，就是著名的“尚书台”。尚书在西汉的时候就有，但那时候的尚书，只不过是少府的一个办事机构，甚至没有单独的名分，到了刘秀时期，尚书的权利迅速扩大，尚书台设主官一人，称尚书令，下面有副主管——尚书仆射，外加左右二承。下面的曹史等各级官员，共有62人。在东汉时期，尚书台才是国家权利的最高核心，他们位高权重，朝廷决策，机密谋划，赏罚官员，都是由尚书台来运作，三公的职权大部分都被他们取而代之。而对比鲜明的是，尚书台的官员品级并不高，这样一来，三公有高位而无实权，尚书台有实权而无高位，两家互相牵制，刘秀的皇权，也就可以从中掌控，高枕无忧。为了统一中央威权，刘秀可谓煞费苦心。 这种强化个人威权的做法，在东汉开国的时期，不但没有引起下面的抵触，反而引起了举国的拥护，因为尚书台的官员，虽然品级低微，但大多数都是来自于和功臣宿将关系密切的官员，上上下下早已经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关系。所以位高无权的三公和位低权重的尚书台之间，开始也就能形成“和谐”局面。但是从当时恢复国民经济的角度说，尚书台的建立，确实起到加快国家行政效率的作用，比起三公掌权时期的机构林立，人员臃肿，行政效率低下，对新政策的抵触重重，尚书台对于皇帝，却只有无条件的尊奉实行，帝王的威权在这个过程里，得到了大大的加强。 与行政机构改革同时进行的，是刘秀对于外戚集团的遏制。当时的刘秀，对外戚集团是极其提防的，因为当年西汉帝国，就是灭亡于外戚的王莽集团，所以刘秀在开国后，对外戚进行了种种限制，其中最主要的政策，就是用金钱换权力，即给予外戚充分的经济特权，用来换取外戚们的行政权力。在这一点上，刘秀首先拿自己的舅舅开刀，他的舅舅焚丹、焚寻、焚宏相继封侯，在封侯的同时，其手中的兵权也被刘秀收回，刘秀还煞费苦心，给予三位舅舅名马高车，让他们在家乡招摇，以示荣宠。刘秀的三个舅舅们也很知趣。比如刘秀的舅舅焚宏，多次告诫家人要谦虚，并且把“富贵盈满自溢”作为祖训，要求家人来起尾巴做人。舅舅们起带头作用了，其他人更不用说。刘秀在封郭圣通做皇后时，顺便封了皇后的几个兄弟为侯爵，后来郭圣通被废除，但是她的几个兄弟并未被追究责任，只是被免除了行政官职，反而加赐俸禄。郭圣通之后被封为皇后的阴丽华，她的哥哥阴识长年跟随刘秀征战，立有大功劳，但是，当刘秀表态要封阴识侯爵时，阴丽华却私下告诉兄长，不要轻易接受，结果，阴识在受封的时候几番退让，甚至泪流满面，在刘秀几次表彰之后，才勉强以感激涕零状接受了册封。如此表演，也只是为了给天下人一个姿态。在刘秀的治下，外戚是要夹着尾巴做人的。后来阴识的弟弟阴兴也多次推辞加官进爵，最后干脆归隐山林。这种模范带头作用，也给了所有人政治信号。刘秀的姐夫邓晨、妹夫李通，在建国之后都主动交出了官职，仅仅以外戚的身份享受荣华富贵。除了怀柔手段以外，刘秀有时候也杀鸡给猴看，东汉初期的著名学问家冯衍，是一个享有盛名的贤才，刘秀一开始很想重用，但这个冯先生学问虽好，政治智商却几乎为零，他因为得到了阴丽华弟弟阴兴的举荐，和阴家交游甚秘，多次参加阴家的宴会，之间还诗文唱和好不亲密。这本是一件小事，刘秀知道后却大为恼火，当场把冯衍下牢狱，之后又在阴皇后的求情下，勉强赦免他的罪过，将他发回原籍安住，这样做的目的，自然是要警戒那些外戚们：都给我老实点，我刘秀眼里可不容沙子。 刘秀在登基初期对外戚们的打压，一度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刘秀乃至其身后几代帝王时期，外戚们都相当的低调，几乎夹着尾巴做人。典型代表就是汉朝名将马援的女儿，后来成了汉明帝的皇后，汉明帝树“云台二十八将”的时候，本想把马援也树进去，可因马援是自己的“老丈人”，为了避免旁人说他重用外戚，也只好作罢。由此可见，在东汉开国早期，外戚是一个非常尴尬的群体。 没有了外戚的掣肘，刘秀是非常自在的，东汉早期大批草根官员得以晋身仕途，地方治安大好，与外戚们为了自保奉公守法有很大的关系。至于外戚主动勾结官员的事情，在当时更是官场的高压线，一旦犯上这条，天王老子也救不了。 <er">二</h3> 而在光武中兴的国家建制中，有另一条被忽略的重要因素：以儒治国。 刘秀建国，表面上看，和西汉一样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但这两种休养生息政策建立的土壤是大不一样的。刘秀时期的休养生息，是建立在儒家思想统治全国的基础上的，这一点，既是国家大政方针的考虑，也是刘秀的个人爱好。 刘秀时期之所以采取以儒治国的政策，因为此时东汉帝国的国家特征，和西汉时期大不相同。西汉建国早期，还处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后遗症的发作期，国家人才凋零，特别是儒家集团遭到了残酷地打压，而法家因为秦末的暴政，也成为了当时汉帝国的公敌，在这种情况下，秦末因为思想平和而未太遭到秦帝国打压的道家黄老学派，也就因此成为国家思想的主流。东汉的情况却不相同，当时的中国，经过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诸子百家的思想大都凋零，而儒生集团的发展却极其迅速，到了西汉末年战乱的时候，已经形成了大大小小上百个学派，实现了“规模经营”，当时的国家知识界，主流都是儒生，因此继续确立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就成了当时整个知识分子界的呼声。而且东汉建国的政局，和西汉也大不相同，西汉在建国后，通过对韩信、彭越、英布等人的清洗，已经基本扫除了对中央威胁最大的功臣势力，而且大清洗的同时，为了稳定人心，也自然要在行政上推行“无为而治”。但是东汉的局面却不同，刘秀不像刘邦一样搞大清洗，他对功臣，主要就是给予崇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权利，来削减他们的政治权利，这样做虽然厚道，但是作为一个志在建立大一统王朝的帝王，对功臣勋贵不忌惮是不可能的，所以利用儒家“尊君”的思想，进一步神话皇权，确立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就成了刘秀的必然选择。 而且刘秀本人，也是一个对儒学非常热衷的人，他本身就出身于地主之家，从小受儒生的教育长大，即使是后来做了皇帝，对儒学的热爱也是有增无减。他经常在每天工作结束之后，和儒生们一起探讨儒家的治国之道，有时候到了深夜还不休息，太子刘庄因此担心他的身体，劝说他要早休息，他却回答说“我喜欢，所以不疲倦”，著名的成语“乐此不疲”就是这么来的。不但热爱儒学，刘秀更热衷于做一个文化大师，当时的儒家学派林立，各种学派争论不断，刘秀经常在皇宫里举行“论坛”，亲自听取各家学派的辩论，然后仲裁其中的胜败，确立主体的儒家思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虽然刘秀以马上开国，但是他从来没有做过军事上的探讨活动，其中东汉名将冯异曾劝说他抽空给军队“做报告”，讲述自己征战的经过，刘秀的回答是“天下不言兵革久也，讲之何益”。 刘秀的儒家治国思想，对于整个东汉的朝局，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一点在官员的任用上，刘秀首先重视的，是有儒家背景的文臣，包括在尚书台建立之后，真正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的，都是颇有盛名的儒生们，而不再是功臣贵族；在地方的行政权力上，地方官也大多通过孝廉制度，选拔在地方上颇有声望的儒家学者担任，而儒家的伦理纲常，更被刘秀作为考核官员的重要方式，凭着儒家官员的抢班夺权，原先在刘秀打天下时候立下战功的功臣们，也变得非常识趣。比如在建武十三年的时候，作为功臣的李通首先交出了自己“司徒”的官职，刘秀随即给了李通厚赐，并下诏表彰其功勋，这个政治信号一放，各路功臣们纷纷响应，大将军邓禹也交出了自己的兵权，随后朝廷取消了将军职位，将原来作为独立指挥的兵权，划归到“三公”治下。如此一来，东汉的政权，也就真正消除了对皇权的最大威胁。 以儒治国的另一个举措，就是全国的大裁军。东汉开国战争时期，刘秀的军队数量，最多时曾到达100多万人，到了开国之后，裁军也就提上了日程。当时的东汉，除了在边境上保持一定数量的常备军之外，大部分的军队都重新解甲归田。特别是在河南、山东等内陆地区，刘秀曾经出台政策，凡是转兵为农的军队，国家赐予优厚的土地和赏赐，并发放农具恢复生产。刘秀在位时期，整个汉帝国的军队，缩减到了大约30万左右，但东汉帝国军队的战斗力并没有因此降低，在后来对匈奴以及羌族的战争里，东汉军队一直保持着高水准的战斗素质，刘秀的精兵简政政策，一直贯穿到整个汉帝国时代。 崇尚儒家治国的刘秀，其本人也经常给人以“阴柔”的感觉。这里的“阴柔”，说的是他为人宽厚平和。比如刘秀称帝之后，有一次回乡，召见自己乡下的叔叔婶婶，这些老乡们喝多了酒，说话就随便起来了，他们乐呵呵地对刘秀说：“你从小什么都好，就是不计较小事，太厚道了。”刘秀听了果然不计较，反而承认说“吾治天下欲以柔道行之”。也就是说，儒家的“仁”道，就是刘秀的治国方略。刘秀得天下后种种恢复生产，休养生息的举措，其施政根源，就是来自于“柔道”。 刘秀“柔道”的另一个内容，就是强化皇权，特别是将皇权神话。刘秀一辈子崇尚节俭，做什么事情都舍不得花钱，甚至和匈奴打仗也不舍得花钱，只有一件事情，他非常舍得花钱，那就是大搞各种祭祀，并且颁布神化的图谶做为标志，来表达君权神授的思想。在这个问题上，许多他所信用的儒生，看法也不一样，比如有一次太中大夫郑兴进言，要刘秀不要迷信这些图谶，厚道的刘秀当场大怒，说“你连这个都不研究，还怎么做大夫”。吓得郑兴当场认错，差点被刘秀拉出去砍了。而另一个当时著名的儒家哲学家恒谭主张唯物主义，他一生都在坚持儒家无神论，认为刘秀大搞祭祀，与孔子的思想相悖，应该立刻停止。结果，本来深受刘秀信任的恒谭，一下子被贬到六安做丞，在路上又莫名其妙地死掉了，有人说是“惊惧而死”，也有人说是死于暗害。 虽然因为强化神权，刘秀办过几件冤案，让一些官员受了委屈，但是从私德上说，他确实是一个很“柔道”的人。比如他崇尚节俭，吃住都很简单，而且不喜欢酒和音乐，为了推广勤俭生活，他曾下令不许太官（管理宫廷伙食的）接受各郡国馈赠的珍馐美味，外国来东汉进贡的使臣，送来的所有珍奇珠宝，他都用来赏赐功臣贵族。而且他个人的“气度”，也是被人称道的地方。刘秀为帝时，可以说是比较宽厚的，即使对于那些对他不敬的人，他大多也不予计较。比如太原名士周党，是春秋时期晋国王室的后代，在当时颇有盛名，刘秀一直想召他做官，但是周党拒绝接受，后来实在推脱不掉，接受了刘秀的召见，在觐见的时候，周党态度傲慢，甚至对刘秀“拜而不跪”，这在当时是非常“大不敬”的行为。刘秀并不计较，反而封周党为官。周党却不识趣，坚持说自己不愿意做官，即使这样，刘秀也没有难为他，在厚赐了一些金钱后，派人把他礼送回家。刘秀的老友严子陵，和刘秀是儿时的朋友，交情深厚，刘秀称帝后，严子陵拒绝为刘秀效力，相反躲在了山东一个湖边钓鱼隐居。刘秀把他的画像绘制了传遍各地，最后总算在山东找到了他，严子陵还是拒绝为官，刘秀恋恋不舍，在洛阳留严子陵住了好久，畅谈治国心得，最后还是没有挽留住严子陵。严子陵钓鱼的典故，至今也为人津津乐道。 但宽厚的刘秀，有时候也有残暴的一面，特别是在整顿官员方面，他对于贪污腐败极其痛恨，在他登基初期就定下规矩，京城官员有犯法的，要一律在他的面前用鞭子抽，俸禄两千石以上的官员，在查出贪污腐败行为后，首先要接受杖责。虽然此举在当时引起了诸多非议，但是西汉末期开始的官场腐化局面，不用重典有时候也是不行的。 <er">三</h3> 东汉建国后，刘秀的折腾很多，对内折腾政治制度，对下折腾地方行政制度，全国上下折腾儒学，这么做的所有目的，是为了能够稳定发展内政。在此期间，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解决自王莽篡汉以来，中原王朝肆虐已久的边患，边患的主角，就是汉帝国的老朋友匈奴。 在西汉昭宣中兴时期，匈奴基本上消停下来了，特别是在陈汤灭掉北匈奴之后，南匈奴对待汉朝，基本就像对待爹一样。但是到了王莽时期，事情却发生了变化。事情是王莽挑起来的，王莽称帝后，为了强化威权，去匈奴收回了当年汉帝国授予的册封印，改成他自己重新颁发的册封印，但是在内容上，他把原来级别是“王爵”的匈奴贵族们，降低成了“侯爵”。一字之变，引起了整个匈奴阶层的愤怒，从此之后，中原与匈奴战火重燃，兵连祸结，而且原本已经是汉朝国土的西域大地，也因为王莽政策的失当，从此宣布叛汉，玉门关以西的领土，暂时不再为中国所有。更严重的后果是，趁着中原大地内战之际，匈奴也频繁出兵，骚扰中国边境，而且还和中国境内的各种割据势力相互勾结，威胁中央政府的统治。刘秀在位时期，匈奴先是在中国北方，扶持了彭宠和卢芳两大汉奸割据政权，在这些“伪军”的引领下频繁进犯，北方边境遭荼毒无数。特别是五原、朔方、定襄、云中、雁门五个郡，在西汉的时候，是中原王朝抵挡匈奴入侵的屏障，而在当时，却全落入了卢芳等汉奸政权手里。这时候刘秀的处境，像极了1000多年后建立初期的赵宋王朝，同样是失去了几乎包括后来幽云十六州范围的北方要地，也面临着游牧民族持续的侵扰。刘秀即位早期，曾经组织过多次大规模的反击战，在汉军的持续打压下，诸路“汉奸政权”或死或降，随着最大一股反汉势力——卢芳的最终归降，东汉王朝最终收回了抵抗匈奴的战略要地。但是局势并没有因此而好转，在刘秀登基的前20年里，匈奴有历史记录的大规模侵扰，万人以上规模的竟然达到了37次，如此频繁的进犯，是对北方边境的巨大威胁，而原本被西汉霍去病所降服的东部乌桓等部落，也趁机和匈奴相互勾结，北方的千里边境上，自汉武帝以来再次战火漫天。 为了抵抗匈奴，刘秀想了各种办法，比如迁移北方边民入境居住，增加兵力分兵把守，但是效果都不明显，这时候，一个天赐的机会出现了。公元46年，匈奴草原发生了特大暴风雪灾害，匈奴部落死亡大半，这时候匈奴内部也分成两派，一派主张迁居到塔里木盆地地区，控制西域；一派主张南下投降汉朝。两派争论不下，最后兵戎相见，结果，匈奴再次分裂成了南北两大部，其中南匈奴到五原郡向汉朝投降，表示愿意成为汉朝藩属，帮助汉朝抵抗北匈奴的进犯。南匈奴的内附，在当时引起了汉朝朝廷的争论，朝中的军将一派主张趁机出兵，彻底消灭南匈奴，名将藏宫自请5000精兵，发誓要彻底消灭匈奴。刘秀却做出了理智的判断，这个时候选择战争，是一种不明智的行为。因此，在经过反复商议后，次年刘秀正式接受了匈奴人的投降，双方订立盟约，南匈奴恢复了自汉宣帝时代后对东汉的归属关系，而后南匈奴八部，被汉帝国安置在五原地区，建立了南匈奴的王庭。为了表示忠心，南匈奴还派王子到汉朝来做人质。就在这一年的冬天，北匈奴大举进犯汉朝边境，急于表现的南匈奴八部火速出击，在付出惨重伤亡后打退了北匈奴的进犯。而后为了方便统治，刘秀将南匈奴单于迁移到山西西河，在北方各个边郡，分散安插南匈奴的部落，在汉朝对北方的防御中，他们其实担当着侦查骑兵的作用。 对待匈奴，刘秀采取了或打或拉的政策，但对当时是匈奴“狗腿子”的乌桓，刘秀的原则就是打！从公元44年开始，刘秀以马援统军，多次发动对乌桓的战争，在数次重创乌桓之后，刘秀又“打个巴掌揉三揉”，主动派人招抚。到了公元49年，乌桓终于投降了汉朝，并且在汉朝的要求下迁移塞内，作为汉朝巩固北方边防的生力军。刘秀用拉拢南匈奴的办法对付北匈奴，再用拉拢乌桓的办法，对付骚扰辽东日烈的鲜卑，连横合纵的政策，在当时运用得炉火纯青。 这时期的刘秀，同样也出现了一个失策：西域问题。 西域在西汉宣帝时期设立西域都护开始，就是西汉帝国的领土，后来虽然因为王莽政策失当，导致西域诸国叛变，但大多数的西域国家对于汉朝，依然怀着很深厚的感情。到了东汉初期，西域已经有了55个国家，要求重新归附汉朝的呼声也日益高涨，特别是在公元44年暴风雪灾之后，北匈奴移居到了今天的塔里木盆地，开始了他们对于西域大地的残暴统治。天山北路的西域国家在匈奴的胁迫下，不得不归顺了匈奴，但是他们对于汉朝的怀念依然是很强的。 西域国家中，对汉朝感情最深的就是莎车国。莎车国的国王延在汉元帝的时候，就曾经以人质的身份在汉朝常住，对于汉朝高度繁荣的文化非常羡慕，他临终的时候曾有遗言“世代不可负汉家”。所以在北匈奴肆虐西域时期，莎车国是抵抗最为激烈的国家，当时汉朝设立在西域的西域都护府沦陷之后，莎车国主动收留了当地汉朝的驻军，总数多达近万人。东汉建国之后，莎车国通过河西大将军窦融，向刘秀表达了归附之意，刘秀当时很是赞赏，派使者册封莎车国王为“建怀功德王”，从此以后，莎车国以中国的臣子自居，率领天山以南的西域国家共同抗击匈奴，当年在这里戍边的汉人家属们，也正因此才得以保全。 但是好景不长，公元33年，被刘秀授予“建怀功德王”的莎车国国王王康病逝，其弟王贤来到汉朝，请求继承哥哥的王爵，这本来是汉朝重新恢复对西域统治的好机会，然而敦煌太守裴遵却上奏，认为授予“蛮夷”大权是不妥当的。刘秀也就顺手推舟，收回了对莎车国王的册封，刘秀之所以这么做，显然不止因为裴遵的上奏。这次王贤的请求，是通过大司徒窦融来转呈的，作为掌握河西走廊兵权的窦融，一直是被刘秀所忌惮的，而窦融和莎车国的关系也一向非常密切，出于“御人之术”的考虑，刘秀做出了这个决定。但这个决定却是错误的，恼火的王贤回到西域后，自立为单于，开始四处扩张领土，不再听从汉帝国的统治，西域南路虽然在莎车国的庇佑下，没有落入匈奴的手中，但也同样不再为东汉所有。 公元45年，长期遭受莎车国和匈奴欺凌的西域国家，联合组成了“请愿团”，车师、上善等18个国家联合来到洛阳请愿，向刘秀哭诉匈奴和莎车在西域的暴行，请求汉帝国出兵西域，但刘秀却除了厚待各位使臣外，并没有顺从他们的决定，反而告诉他们，愿意留在汉朝的我们欢迎，愿意脱离汉朝的我们也尊重。这么做的后果，就是这些请愿的国家，不但没有请来救兵，反而遭到了莎车国和匈奴的报复屠杀。此后西域各国或归匈奴，或归莎车，都脱离了汉朝的统治。丝绸之路因此中断，汉帝国重新恢复对西域的主权，是后来班超通西域的事情了。 <er">四</h3> 虽然有失策，但是从“GDP”成就说，光武中兴还是实至名归的。 刘秀时期的休养生息政策，和刘邦时期最大的不同，就是刘邦“无为”，刘秀“有为”。刘邦的“无为而治”，其实就是政府对经济不干预，听任经济自由缓慢发展。刘秀则不然，他采取的是政府集中力量，主动投资恢复发展经济的做法，其中作用最大的就是兴修水利。东汉初期的水利工程数量，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多的时期，比如在河西走廊地区，刘秀就曾设立水官，负责开凿沟渠，灌溉农田，河西走廊的农业，因此蓬勃发展起来了。 东汉时期在经济上的另一个创举，是经济带的扩展。东汉时期，中国最富庶的经济区，主要是今天的关中、河南、山东三个地区。刘秀时期，曾经在荆州、襄樊等地区设立农区，招抚流民前来耕种，荆襄地区也就因此而发展起来，成为重要的产粮区之一。后来三国时期，荆襄之所以有如此富庶的人口和重要的战略位置，和刘秀时期开始的开发华中的政策很有关系，与此同时，刘秀还重新修缮了秦国时期的郑国渠，使其恢复了水利灌溉作用，关中地区的经济得到了恢复，但从此之后，已经不是中国经济的中心了。 在农业大力恢复的同时，东汉时代的手工业也重新发展起来。东汉时期的手工业，最大的特点就是“国有企业化”，即由官府设立手工业作坊，包括冶炼、纺织、制盐、土建等产业，都以官府的“国营企业”为主。但比起汉武帝时代盐铁官营的高度垄断，西汉并没有禁止私人手工业的发展，相反是允许其发展，但保证官营手工业占有主导地位。 <er">五</h3> 刘秀的各种政策，在他在世的时候就获得了回报，经过东汉建国后2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重新出现了起飞状态。从发展速度上来对比，东汉建国的早期，经过光武、明帝、章帝，到和帝的四代皇帝，仅用了40多年时间，就恢复到了西汉文景之治的最高经济水准。中国的人口，到了东汉和帝的时候，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准——53296219人。在刘秀统治的后期，东汉经济已经初现繁荣，史载当时“五谷登衍，蚕麦善收”“吏称其官，民安其业”，以至于“天下安平”。有此局面的刘秀时代，说是“光武中兴”，可谓当之无愧。 正文 第二十一章 马革裹尸自其始 在东汉开国的各路功臣里，有所谓“云台二十八将”之说，光武帝之子——汉明帝刘庄即位后，为了缅怀当年帮助父皇打天下的功臣们，特意将其中的28个功臣绘制成画像，列在洛阳南宫的云台。能够有幸上榜的人，都是东汉开国时期战功卓著的名臣，也是东汉时期的世家豪族，但是有一个人，他的功劳不亚于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却最终无缘上榜。 而且这个人，在后世还是个出镜率很高的人，比如著名古典小说里，他的子孙有人盘踞河西，还出了“五虎将”中的锦马超。与此同时，他个人也曾经南征，被当地人尊奉为“木头公”，直到今天，还是我们的邻国越南崇拜的神明之一。甚至在养马、畜牧等学问上，他也有自己独特的成就，堪称通才。这个被云台所遮掩的东汉开国名将，就是东汉伏波将军马援。 <er">一</h3> 马援，字文渊，东汉扶陵人。他的家世不简单，先祖是战国时期赵国大名鼎鼎的马服君赵奢，因为被赐爵位“马服君”，所以他的后人们在战国之后大都改姓了马，改姓的马家，和当年擅长骑兵战的祖先一样，从来都和马有缘分。 马援的曾祖父马通，是汉武帝时期小有名气的骑兵将领，曾经跟随名将霍去病参加了直捣匈奴老窝的漠北之战，并因战功被封为重合侯，但是好景不长，马通因为其兄马罗斯帮助藩王谋反，遭到株连，爵位也被剥夺，此后很多年里，马家日益破落。到公元前14年马援出生的时候，起初命苦得很，家境不好，12岁的时候父亲又去世了，但没多久就时来运转。那时候正是外戚王家当权的时候，西汉政府内的权贵们遭到王家的清洗，马援的3个哥哥，都在王莽的手下做到了高官，官做大了，家庭条件也就好了起来，马援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的兄长原本希望他能走文职的道路，从小为他礼聘老师教学，但马援不喜欢，偏偏对养马很有兴趣，就这么别扭了几年后，马援主动给兄长提要求，要求到北方去搞畜牧业，虽然两个兄长反对，但是马援的哥哥马况很有眼光，在这时候支持了他，并且对马援说：“你可能要到年纪很大，才会真正有成就，所以你要多多地磨炼自己。”“大器晚成”的成语，就是从此而来。 眼看着马援就要离开家庭，去北方追求他的梦想的时候，老天似乎想让马援多点磨炼，一直支持马援的哥哥马况去世了，马援随即留在家里为哥哥守孝。整整一年，马援都吃住在哥哥的坟墓旁，其至孝之行，被人传颂，因此被举了孝廉。之后马援凭借着哥哥的庇护，投身官场后一直做到督邮，去北方搞畜牧业的梦想，一直还只是个梦想。 一个意外的发生，让这个梦想提前实现了。王莽当权后，大力兴建土木工程，抓捕大批民夫从事劳动，马援虽然反对，却也无可奈何。一次马援受命押送一批民夫，一路上哭声震天，走着走着马援心软了，外加这个破官职，本身自己也不想干，干脆横下一条心，将民夫们统统放走，自己也策马逃走。他逃到了当时汉朝北方边地北地郡，就是今天的甘肃庆阳；此地毗邻边境，天高皇帝远，正好可以实现马援当年的梦想——搞畜牧业。 <er">二</h3> 马援就这样扎根边疆，以畜牧业为生。作为一个逃亡的犯官，他经营畜牧业却很有一手，当地少数民族部落林立，马援主动和这些部落接触，他从小精练武术，骑射技艺娴熟。有一次他和当地一个羌族勇士比射猎，当场弯弓搭箭，竟然一箭射下双雕，使羌族勇士大惊，送给他几十匹牛羊以表尊敬，马援就这样积累下了“创业基金”。此后他埋头发展，大力经营，值得一提的是，他虽然不爱读书，却很爱学习。这期间读的最多的一本书，就是西汉时期著名畜牧业商人卜式所著的《养猪羊法》，并且有样学样照着学，最终有所成就。不到几年的时间，他就成了北地郡最有名的畜牧业商人，家中有了上千头牛羊，并且存了上万石粮食，更值得一提的是，因他的虎威，许多流亡百姓也纷纷归附他，在他的麾下，还有上百户人家和几千人的私家军队，在当时的中国西北，他俨然一派豪强势力。 这时候已经是新朝末年天下大乱的时候，当年给马援的通缉令，这时候也不作数了。北地郡地处西北，尚未受到中原战火的波及，按照一般人的想法，马援要是安安心心的在西北过日子，那是很滋润的。有钱又有兵，闲了还可以打打猎解闷，日子要多舒坦有多舒坦，马援却过不惯这样的舒坦，他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畜牧业只是他的梦想起点，他真正的梦想，是啸傲沙场，建功立业。这时候，焦头烂额的王莽急需精兵良将，在听到马援的威名之后，王莽向马援抛出橄榄枝，任命他为陕西安康大尹。得到任命的马援兴奋异常，立刻将自己名下的千头牛羊和良田财富，统统赠送给了亲朋好友，尤其是跟随他征战的几千家兵们，几乎人手一份，并告知大家说“我要去建功立业，愿意跟着走的欢迎，不愿意的也随意”。结果数千家将，人人誓死效命，跟随马援雄赳赳气昂昂，奔赴了中原群雄逐鹿的战场。 但志存高远的马援，抬头就碰了钉子，那时候的王莽已经到了穷途末路，马援安康大尹的官位还没做热，立刻就碰上“新”朝兵败如山倒，结果马援和哥哥马员不得不逃跑避难，哥儿俩一起逃到了甘州。当时甘州地区的霸王，就是此时的西州大将军隗嚣。隗嚣对才能平平的马员看不上眼，却对其弟马援青眼有加，在隗嚣的邀请下，马援成了此时西州的重要军将，多次参与西州的军事密谋，并被隗嚣委任为绥德将军。隗嚣此时偏居西北，守土自保有余，但才能有限，绝非可以倚重争天下的英主，相处没多久，马援就甚感失望，趁着作为使者出使巴蜀的机会，马援意图投奔此时割据巴蜀自立的公孙述。公孙述小时候和马援是发小，感情很深，马援这次来后，公孙述却故意摆谱，摆出做皇帝的架势接见马援，谱完摆又虚情假意，说要封马援做侯爵。当时马援的随从们都很高兴，认为这是难得的机会，马援却不以为然，他毅然拒绝了公孙述的拉拢回到甘州，随后告诉隗嚣：“公孙述是井底之蛙，难成大器，我们更应该关注东方的局势。”公孙述最后的命运，不幸被马援言中。 在西汉灭亡之后的天下战乱中，马援之所以能得到众多枭雄的赏识，一是因为他的战略眼光。马援是一个极具战略眼光的人，对天下大势的把握极为精到，每次战争之中，都能准确把握事情最后的走势。二是马援很能打，在当时的战场上，马援是出了名的骑兵人才，不但个人骑射技术出众，而且极善兵团骑兵冲锋作战，中原争霸，骑兵就是野战里决胜的关键，谁拥有精锐骑兵将领，谁就拥有一把足够砍杀敌人的宝刀。又有眼光又能打的马援，就是当时各路英豪眼中锋利的宝刀。 自古宝刀配英雄，马援这把宝刀，连续换了几个主子，配的不是王莽这样志大才疏的庸主，就是隗嚣这种不成气候的枭雄，再就是井底之蛙的公孙述。直到公元28年的那一天，42岁的马援受隗嚣委派，到洛阳出使，这一天对马援有重要意义，因为他终于见到了人生里第一个值得他以死相报的英杰——刘秀。 对马援，此时志在天下的刘秀早就“神交”已久，而且当年随着马援一起逃到甘州的哥哥马员，后来几经辗转，竟然也在刘秀麾下任职，因此从马援到来后，刘秀就极为礼敬。两人之间的第一次见面，刘秀特意在洛阳宣德殿和马援相见，马援一进门，刘秀立刻迎上前去，扯着马援的手走进来，拉着亲切交谈，此举令马援大为感动，联想起上次去公孙述那里，遭公孙述“摆谱”的耻辱一幕，马援不禁问刘秀：“如今天下大乱，陛下却对臣毫无防范之心，您怎么知道臣不是刺客敌人呢？”刘秀坦然回答：“因为你不是刺客，更像个说客。”刘秀的推心置腹，令马援直言相告：“陛下恢弘大度，跟当年的高祖一样，今天见了陛下，才知道这世界上真的有帝王。”至此，马援与刘秀，这对君臣之间，从此真正开始了“宝刀配英雄”的佳话。 <er">三</h3> 虽然倾心于刘秀，但对在最困难时期拉了他一把的隗嚣，马援是很讲“义气”的。决定投奔刘秀后，马援做的第一个决定，就是要凭自己的努力说服隗嚣，让他从此归顺汉朝。 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一是隗嚣与马援的关系，让马援不忍与他兵戎相见，隗嚣的知遇之恩，更让马援决定为他谋一个好出路。隗嚣并非能争天下的枭雄，而以刘秀的宽宏大度，如果隗嚣能投在他的门下，自然也能谋一个好前程；二是马援自己对刘秀所讲“西州虽偏，却西联诸羌，北邻匈奴，为国之屏障也”。在天下还没统一的时候，马援已经在为中国的国土防御做谋划了。 所以这次出使后，马援回到西州，开始极力劝说隗嚣归顺。他也深知隗嚣的性格，隗嚣这个人，对别人的话往往是反着听的，你越要让他怎么做，他反而会“逆反”。所以当隗嚣问马援“刘秀比汉高祖如何”？马援的回答是“欲扬先抑”，他故意说“刘秀不如汉高祖，汉高祖处事喜欢无为而治，刘秀处事讲法度，而且不像汉高祖那样会喝酒”。隗嚣果然“逆反”了，当场大赞说：“照你这么说，刘秀比汉高祖强多了！”逆反的结果，就是隗嚣最终决定投降。同年十二月，隗嚣令其子隗循到洛阳做人质，并命马援护送，马援也就顺水推舟，举家迁到洛阳居住，不废一兵一卒，刘秀就这样在马援的帮助下，得到了连接丝绸之路的河西走廊。 虽然为刘秀立下大功，也给当时的隗嚣谋到了最好的出路，但马援很快就“两头不是人了！”隗嚣到底是个心比天高的人，这么轻易地投降，他自己也不太甘心，事后没多久就反悔了，开始蠢蠢欲动，企图背叛。这时候的马援，还没有得到刘秀的任命，带着麾下的家兵在三辅地区屯田，虽然远离政治漩涡，但隗嚣的一举一动，还是瞒不过马援的眼睛。他多次写信给隗嚣，苦劝隗嚣不要轻举妄动，但越发觉得自己上当的隗嚣，反而大骂马援是叛徒。公元30年，趁公孙述攻打刘秀的机会，隗嚣悍然举兵造反，而当年促成隗嚣归顺的马援，一下子“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隗嚣造反后，马援为了表达清白，立刻上奏解释，这时候刘秀的近臣李通等人，也同样对马援非常怀疑，李通还主动请命，要求带兵包围三辅，解决掉马援的部队，刘秀到底有气度，见了马援的信后不但不疑，反而请他到洛阳商议平叛之事。马援的清白，一下子就洗清了。感激刘秀信任的马援，也积极出谋划策，他先亲自率领5000骑兵深入到河西走廊地区，凭借自己的威望，企图说服当地的羌族酋长背离隗嚣。公元32年，刘秀正式发动了讨伐隗嚣的战役，此时的隗嚣采取节节抵抗的战略，企图迟滞汉军攻势，等待巴蜀公孙述来救援，关键时刻，马援率领的骑兵部队赶到了，接连进军不利的刘秀，见到马援的到来，立刻高兴的大呼“隗嚣可破也”！马援果然没有让他失望，他立刻阐述了自己的见解，详细叙述了隗嚣防线的漏洞，为了讲明自己的思路，他用大米推成山谷等地形，对大家细致讲解，这种堆米做地形的部署方法，就是后来军队里常用的作战模型——沙盘。新发明果然有大用场，不久之后，在马援的部署下，汉军势如破竹，一举平灭隗嚣，将陇西各地再次收入囊中。 陇西的获得，对刘秀统一天下，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这场战争的胜利，东汉得到了当时作为边防要地的河西走廊地区，不但拱卫了西北边防，更打开了南下平定公孙述，一统天下的大门。在这关键的一步中，初来乍到的马援，其实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平定隗嚣一战中大展宏图的马援，对刘秀统一天下时候的贡献，才刚刚开始。就在隗嚣势力灰飞烟灭后的第四年，即公元35年，马援终于被刘秀正式启用，得到了统军一方的权力——陇西太守。这是一个掌握陇西军政大权的要职，其统辖的属地，基本包括了原先隗嚣割据的地盘，之所以将这个职务委任给马援，一是他在此地居住多年，熟知情形；二是在当时，这是一个极其棘手，几乎没人敢干的工作。 没人敢干，是因为当地有一股没人敢打的角色羌族。 当时陇西地区主要的少数民族是羌族，而且当时的羌族分布很广，不但陇西境内有羌族部落，境外也有羌族不断侵扰，内外夹击下，当地战火连年。隗嚣在时，对羌族部落主要以拉拢为主，那时，塞外的羌族部落不断侵扰，有的甚至成群结队进入陇西平原，在当地侵占汉人土地，掠夺村庄和牧场。而且和匈奴人不同的是，羌族虽然总体实力上不如匈奴人强，但是他们画地为牢，势力分成多股，相互之间勾搭连环，且精于骑射，既彪悍又难于对付，当时对付羌族人，就好比是拳头打跳蚤，用大兵团进剿，人家见了你就跑，你追得气喘吁吁，连敌人的鬼影子都看不到，如果小分队进兵，就容易被人吃掉，所以从西汉末年开始，陇西地区的羌族叛乱侵扰越演越烈，几乎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作为东汉帝国西北的屏障，长此下去，必然是边防糜烂的局面。 按照一般将领的作战规律，对付这样的敌人，都是见一股打一股，哪里有敌人往哪里打，但是当马援到达的时候，问哪里有敌人，得到的答案是到处都有，根本打不过来。当时骚扰陇西的羌族部落，大大小小加起来共有上百支，既有数股大部落的联合团伙作案，也有小股的分散抢劫，主要的作战方式，就是没有汉军的时候就开抢，汉军来了就开溜，汉军要追击就打埋伏。找找不到，追追不上，一不留神，还要被人打一个闷棍。和这样的对手作战，怎么打是个大问题。 这些问题在马援看来，却一点不是问题。他本来就是擅长骑兵作战的将领，他亲自带出来的骑兵，是当时东汉帝国的最强骑兵军团，对付羌族这样的对手，他的原则也只有一个：你快，我比你更快。所以马援很快就出手了，他先是在临洮打败了先零羌，斩首数百人，给了当地各部落一个下马威，接着又直抓重点，要集中解决盘踞在浩檀的叛乱势力。这里一共集中着八大羌族部落的近十万羌兵，打败他们，也就稳定了整个陇西的局势。 既然是重点，也就不好对付。当地的羌人不但很能打，而且还很能耍诈，以往的几路汉军，都是吃了他们的埋伏才战败的。马援更诈，汉军到后，羌军故意把大量的物资辎重散落在汉军行走的要道上，企图诱使汉军为抢辎重发生混乱，这招用在马援身上却不灵。马援带兵严格，他手下的兵，都是令行禁止纪律严明的，大堆金银财宝摆在面前，竟然眼皮都不眨巴一下，正当羌军纳闷时，突然后院起火了，原来马援早派精锐骑兵抄袭敌人后路，一下子把羌军的后方老窝给端了，结果数万羌军大乱，汉军趁机发起总攻，一举击溃敌人。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战斗中，马援身先士卒，每战都冲锋在前，而这时因为兵少，他带来参战的军队，总数3000人不到，却一举击溃了近十万羌军。这一战的最大意义，不在于消灭了多少敌人，而是因为这场以少胜多的战役，马援一下子在羌人的心中树立起“神勇天将军”的威名，从此以后，只要听到马援的名字，陇西羌人各部无不望风而降。 马援不但能打，还很能拉。浩檀之战获胜后，马援本可以乘胜追击，继续建立战功，但他却宣布收兵，然后派使者对陇西境内的羌人部落进行招抚。慑于马援的威名，大批羌族部落不但归顺，而且在马援的授意下，给陇西境外的羌族部落捎话：只要归顺汉朝，一切既往不咎，否则就动兵消灭没商量。结果，无论陇西内外，各地羌族部落纷纷放下了武器，此后马援主动划给他们土地和农具，并派专人教习羌人耕种，帮助羌人转化为农耕生活，他还鼓励羌族与陇西汉族相处杂居，甚至互相通婚。当时陇西南面的青海乐东地区，是一个战略防御要地，但因为地处偏远，不易治理，汉帝国上下，都建议主动放弃这块国土，马援却坚决反对，他认为此地虽然偏远，但是土地肥沃，水草丰美，如果能在当地屯垦开发，必然可以供应边防钱粮，在他的力主下，3000多汉军在当地建立了屯垦基地。与此同时，马援又修缮当地水利，疏浚河道，使乐东的水流，可以灌溉整个陇西郡南部地区，河西走廊的农业从此迅速发展起来，到唐朝时，陇西已经成为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唐朝人“天下富，出陇右”的谚语，正是缘起于此时。 马援在陇西太守任上一共有6年，他在任的6年，是陇西地区战火渐熄，民族仇恨消弭，汉羌两族和睦相处，经济高速发展的6年，和当年的赵充国一样，沙场上威风八面的马援，也是一个边防的建设者，他追求的，同样是国家的长治久安。马援对羌族的种种恩惠，也让他在羌族人中树立了极高的威信。公元38年，一次临洮当地发生村民为抢水而组织的械斗，当地县令以为是羌族造反，慌忙报告马援，马援不慌不忙，朗声大笑道：“笑话，有我在，羌人怎么可能造反！”大国名将的慷慨自信，千载之下音容宛然。 <er">四</h3> 得遇明主刘秀后，马援的主要工作，好比一个救火队员，哪里有危险往哪里冲，最难打的仗，大家都不愿意打的仗，偏偏都要派他去打。 在陇西做了6年太守之后，马援因战功被提拔入洛阳，成为虎贲中郎将，掌握了东汉帝国的最精锐骑兵军团。之后3年里，他最主要的政绩，就是促成了东汉王朝的币制改革。此时的东汉王朝面临和西汉初期同样的局面，国家没有统一的货币铸造标准，各种钱币在市场上流通，甚至王莽“新”朝时期的货币，也在境内当作法定货币使用。早在就任陇西太守之前，马援就曾建议恢复西汉时期的货币五铢钱，但当时他的方略比较简略，因此未被刘秀采纳，从陇西回来后，马援以自己做地方官的经验，再次补充了当年的方略，将奏章仔仔细细修改后呈送给刘秀，这次他终于说服了刘秀。公元42年，东汉的官方货币五铢钱正式发行。此举改变了自西汉末期开始中国社会货币混乱的局面，东汉经济的恢复与腾飞，也与此有很大关系。事实证明，马援的眼光又一次对了。 而这时候的马援，因为平定陇西羌族的战功，成为当时东汉政坛炙手可热的政治明星。马援除了能打外，口才也好得很，说起战斗故事来滔滔不绝。刘秀本人虽然好儒学，但同样不忘记加强武备，马援归京后，他多次专门组织皇子宗室召开大型论坛，要马援为大家讲述当年的战斗故事，每次马援都娓娓道来，凭其杰出的口才让大家听得入迷，帮助刘秀做好“忆苦思甜”教育。而且他还很善于打比喻，比如有一次，在向刘秀陈奏怎样剿灭山林叛乱者的问题时，马援打了个比方，说要剿灭山林的叛乱者，就必须打掉他们的巢穴，这就好比一个人头上生了虱子，就必须要剃掉头发，这样头上的虱子就无处藏身了。刘秀听了后很是欣赏，竟一时心血来潮做了个实验：让宫里凡是头上有虱子的太监，统统剃成光头。 马援很快又接到了一个“救火”任务，这次的对象，是南方的交趾国，马援的任务，恰恰就是“剃头”。 交趾国，即西汉时期纳入中国版图的南越故地，当时的领土包括今天中国的广西地区，以及越南的北部地区。在东汉时期，趁着中原变乱，这里也扯旗立国，再次成为接受汉帝国统治的南方诸侯国。刘秀在位时，交趾国的大权，掌握在当地女贵族征侧、征贰两姐妹手里。这是两个非常彪悍的女人，早就不满足接受汉帝国的管辖，一心想在南方自立为王，她们与汉帝国之间关系交恶的导火索，是因为她们主动找事，袭击广东地区的汉朝村镇，遭到了当地太守孙定的报复性还击，这正好给了她们起兵的口实。公元41年，征侧、征贰姐妹正式起兵造反，一下聚集数万人，交趾、九真等大部分地区都落入他们手中，祸不单行的是广西当地其他越族部落也纷纷摆脱汉帝国自立，一下子中原大地战火四起。 消息传来，刘秀立刻决定出兵平叛，但这次的事情很难办，东汉的军队，大多都是北方作战，北方人居多，对于南下作战几乎没有任何经验，而且交趾地区湿热的环境和瘟疫，也让汉军极不适应。种种不利下，这自然又是一场没人敢打的仗。没人敢打，马援敢，公元42年，马援被任命为伏波将军，率部南下征讨叛乱。 比起当年征讨羌族的摧枯拉朽，这次的征战却极不顺利。交趾军队最擅长的就是丛林战，在密密麻麻的越南热带雨林里，交趾人大打游击战，利用游击、陷阱、毒弩等方式，不断杀伤汉军，甚至马援的得力部将楼船将军段志，也在战斗中牺牲。在连遭伤亡的情况下，马援清楚意识到，再这么打下去，就算有100万人，也迟早要死光。马援脑子转得快，丛林战打不过你，现学是来不及了，但我干嘛非要和你在丛林里打？改路！随后汉军仅留小部队在正面牵制，大部队侧面迂回，从广西北部湾出发，经海路直扑交趾国，从侧翼夹击叛军，此举果然打得交趾军大溃。公元42年春，马援部在越南浪泊与交趾军展开决战，经过浴血奋战，斩首交趾军数千人，俘虏上万人。随后马援乘胜追击，终于在第二年正月俘杀叛乱头领征侧、征贰姐妹，传首洛阳。交趾大局，至此已经平定。 大胜之后，刘秀册封马援为新息侯，并且给予了他三千户食邑。马援在这时候，再次表现出卓越的战略眼光，他认定，此时交趾只是表面平静，祸乱的根源并未解除。在获得封侯赏赐后，马援大宴诸将，席间痛哭流涕，对诸将坦言“今日有此大胜，是大家之功，却只有我一个人封侯，真是受之有愧”。一番表白，激起了众将的再战之心，随后马援派兵紧紧追击，从浪泊一直打到巨风，即今天的越南北越地区，俘虏斩杀累计5000多人，征侧的叛乱势力被彻底平定。为了收到长治久安的效果，马援每到一地都安抚百姓，甚至兴修水利，分发粮草，在越南百姓中民望很高，值得一提的是，他还修订了原先交趾法律中与汉律不同的部分，以一部新律法治理当地，后来越南的法律《越律》，就是在马援编订的律法的基础上完成的。马援在越南的努力，让他在当地享有崇高的威望，越南人尊奉他为“木头公”，直到今天，木头公依然是越南民间非常崇敬的神灵。 公元44年秋，平定交趾的马援凯旋回京，为表彰马援的功勋，光武帝刘秀特意命马援单独乘坐一辆兵车，接受洛阳百姓的欢迎，此时他的荣耀，已经到达人生的顶峰。 <er">五</h3> 经过了平羌、平交趾两大战役的胜利，马援一时声望颇高，成为东汉帝国此时的第一将星。马援此时官居新息侯且位列九卿，可谓要官有官要钱有钱，封建时代武将梦想得到的一切，这时候他全都有了。此时的马援，已是58岁高龄，放在今天，也是即将退休的岁数了。功成名就颐养天年，闲来养养花种种草，貌似也是顺理成章了。 但马援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何况此时东汉帝国的边境依然不太平，虽然南方和西北都已经平定，但正北方却战火连连，匈奴和乌桓不停地扰边。对国家边防，马援一直苦心筹谋，他在平定交趾归来时，就曾献上用交趾特产铜鼓做成的铜马，以此进谏刘秀：国家要长治久安，必须要有一支精良的骑兵，要建立精良的骑兵，首先在于选择战马。刘秀采纳了马援的建议，以马援铸造的铜马，作为选拔天下战马的模本。而征战一生的马援，也抱定了献身国防事业的决心，他曾经对好友孟翼说：“好男人就要战死边疆，用马革裹着尸体运回来安葬，岂能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沉迷于安逸的生活呢？”“马革裹尸”，就是从此而来。 在交趾凯旋后仅一个月，马援就再次奔向了战场。当时匈奴和乌桓频繁进犯北部边疆，连汉帝国的皇家陵园也时常遭受侵扰，马援随即主动请缨，要求到边疆御敌。从公元44年十二月开始，马援带兵在雁门、代地、上谷等地巡逻，多次击败匈奴、乌桓等军队的进犯，打到后来，强悍的匈奴和乌桓骑兵，见了马援的战旗竟主动遁逃，根本不敢接战。这之后因为南北匈奴分裂，南匈奴内附，北方边疆暂时平静。劳苦征战的马援，也就暂时安居于家。 到了公元48年，在中国湖南常德地区，发生了一场意外的战争——五溪蛮族暴动。这场暴动本来动静不算大，刘秀派武威将军刘尚前去征讨，居然被打得大败。闻听军报的马援，再次主动请缨出征，这次汉光武帝因为他年事已高，没有轻易答应。马援不服，竟当场跨上战马，在宫门外奔驰一圈，马援虽然已经62岁，却白发飘飘神采飞扬，勃勃英雄之气，让一生阅人无数的刘秀当场赞叹：“好老汉，好老汉！”当场允诺了马援的请求，公元49年，马援与中郎将耿舒、马武等人统兵4万远征常德。 比起历次出征之前的志在必得，眼光出众的马援，这次却早预感到了即将到来的危险，在出发之前，他对好友杜暗坦言了自己的担忧：“这次跟随我征战的有好多权贵子弟，如果他们处处掣肘，南征一战恐怕就难打了！”事情果然再次被他言中了，以一种极其悲伤的方式。 比起马援历次出征的局面，五溪之战，貌似是最容易打的。论艰难困苦，远不如当初南征交趾，论对手的彪悍程度，也不如匈奴与羌族，但这又是最难打的，因为这次配属马援作战的，都是贵族勋贵的子弟，大多不是他的亲信部将，打起仗来自然上下政令难调，果然这场战争一开始就蒙上了阴影。大军到达湖北的时候，为了走哪一条路进入五溪的问题，马援和中郎将耿舒发生了冲突，作为一名军中的晚辈和下属，耿舒仗着自己功臣子弟的身份，竟然当众和马援大吵大闹，结果大军在吵闹中寸步难行，不得不上报刘秀裁决。最后虽然刘秀表态支持马援，但这场战争的最大困难也凸显出来，马援这次统帅的，是一支根本不听命于自己的军队，还有一群骄横跋扈的贵族子弟们，连选择哪一路进兵这种小事，都遭到这群少壮派军官的抵制，又怎能保证他们可以在战斗中令行禁止，奋勇冲杀呢？ 饶是如此，马援还是迎难而上了，就像他当年在陇西带兵一样，他所做的依然是以身作则。军队打仗，他冲在最前面，和敌人相持，他经常不顾危险，亲临第一线侦查敌情，至于饮食起居也极其简朴，当兵的吃什么他就吃什么，其爱兵如子的做派，很快赢得了上下将士们的心，全军上下一心，接连击败五溪蛮兵，大军推进到五溪蛮族的巢穴——壶头山地区，就在战争即将再次以胜利而结束的时候，意外却发生了——马援病倒了。 马援这个病，按照现在医学的说法就是风湿，病根在他当年征讨交趾的时候就落下了。凯旋之后的这几年，他一直没有得到休息，等到南征五溪的时候，又遭遇南方酷暑天气，以至于迅速复发了，经历过战场上多次生死时刻的他，这次身体再也难以支撑了，他就像一个燃烧殆尽的火把一样无情的熄灭下去。公元49年三月，一代名将马援，在平五溪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之前，溘然病逝于军中，当年“马革裹尸”的豪言，竟然因此一语成谶。 但马援至死没有想到的是，他征战一生，为国捐躯的结局，不但没有为他赢得尊重与荣宠，相反，使他在他死后陷入到一场风波中。 <er">六</h3> 马援在五溪战场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可以感动4万汉军将士，却感动不了小人——比如耿舒之流。 耿舒很有来头，他是东汉开国名将峙侯耿翕的弟弟，说起来，耿家和马援是颇有渊源的。马援当年在三辅屯垦的时候，做的就是耿翕的副将，两人之间配合得也非常不错，这个耿翕也是东汉开国名将里非常有名的一个，在刘秀争天下的关键时期，正是他带兵平定山东，鼎定了当时的天下大局。在整个东汉开国战争中，耿翕共夺取州郡46个，城池300多个，是云台二十八将中战功最卓著的，刘秀曾称赞他为“韩信第二”。但哥哥英雄，弟弟耿舒却是混蛋，马援病倒之后，耿舒就写信给哥哥“打小报告”，污蔑马援用兵不利，说马援临阵畏敌，指挥不利，导致前线战局陷入困顿。不明真相的耿翕立刻将此事奏报给汉光武帝刘秀，开国第一名将的话，刘秀自然是相信的，立刻派自己的女婿——中郎将梁松去责备马援，并命令他收缴马援的指挥权，当梁松赶到前线的时候，马援已经病逝于军中了。 这个来责备马援的梁松，其实也是个和马援颇有渊源的人。他的父亲梁统是马援的好友，论起来，他该管马援叫一声“世伯”，但对这个“马世伯”，梁松嫉恨很久。马援得罪他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梁松平日里以嚣张跋扈著称，并且时常带着马援的侄儿马严四处瞎搞，马援得知后，给侄儿写信，将他狠狠地骂了一顿。此事被刘秀得知后，把梁松叫来狠狠地训了一顿，两人的梁子就这么结下了。此外马援为人慷慨豪爽，是百分百的硬汉性格，梁松凭借着其刘秀女婿的身份，平时目中无人，马援却不吃他这一套。有一次马援和梁松见面，梁松向他行礼，马援却泰然处之，别人问为什么，马援说：“我和他的父亲是好友，现在如果和他行平辈礼，这不是乱了纲常辈分吗？”就为这一句话，梁松彻底恨上了马援，“世伯”的关系也不顾了。此时虽然马援已死，梁松却连死人也不放过，串通了耿舒等人联名诬陷，硬说马援贪污受贿，并说他趁着南征的机会，曾经搜刮了一车珠宝回来，这一状告得相当狠，光武帝刘秀对马援很是欣赏，而且他为人以宽厚著称，却有一件事情不能容忍——贪污。果然事情上奏后，刘秀勃然大怒，当场下令收回了马援的侯爵位。结果，马援的遗体被运送回洛阳后，家人竟不敢公开安葬，只能草草找了一块坟地掩埋。丧礼上，马援平时的好友纷纷躲风头，大多不敢来吊唁。刘秀还不罢休，竟然将马援的妻儿子侄们用草索捆了，押到宫里来问罪，当着众大臣的面，将梁松的奏折摔给他们全家——一代名将马革裹尸，竟遭如此折辱，诚为可叹。 诬陷的把戏，在马家亲属们看到奏疏后，却很快被揭穿了。原来，马援在南征交趾的时候，因南方湿热的天气患上了风湿病，这个风湿病也从此伴随他此后的一生，后来为了治病，就从南方买了一车形状似珍珠的药材回来，就这么指鹿为马，被说成是珍宝。明白原委的马夫人，此后6次上书刘秀申诉冤情，并且请求马援的好友帮忙，当时马援的许多高官好友都纷纷回避，唯独一个和马援交情不深的小官朱子勃大胆上书，陈诉马援冤屈。刘秀到最后也弄明白了事情原委，但处罚令已经下去了，倘若收回，皇家面子何在。爱面子的刘秀，虽然之后正式安葬了马援，但是马援的爵位和清白，却始终没有恢复。这桩冤案，一直到刘秀去世后，才由刘秀的儿子汉明帝刘庄给予平反。但之后刘庄立云台二十八将时，因马援是自己的岳父（马援的女儿是皇后），并未将他列进去，他的爵位，一直到了汉章帝在位时才恢复，公元78年，汉章帝册封马援为“忠诚侯”，这时距离马援去世，已经过去了整整29年。 马援死后，其家族的处境一度非常凄惨，马援生前奉行“君子不党”的原则，从不倚仗权势拉帮结派，而且教导子孙要低调清白做人。但他不拉帮结派，也就得罪了想和他拉帮的权贵们，马援虽然沙场风光，家庭生活却很不幸，他的两个儿子马克卿和马慧卿先后夭折，妻子马夫人悲伤过度，从此卧病在床。幸运的是，马援有一个好闺女，他的女儿马氏（姓名已经失传）当时才10岁，就主动主持起了家中的事物。但这个曾经显赫的侯爵之家毕竟破落了，连当年和马家定亲的家族们也纷纷退婚。早熟的马氏，经其堂兄马严的上奏，得以入东宫侍奉太子，从小深得马援真传的马氏，虽是女儿身，行事却颇有其父之风，为人朴实宽厚，很快得到了太子刘庄以及皇后阴丽华的宠爱，被册立为太子妃。比起马援从小不爱学习，这位马姑娘却是一个学问渊博的人，不但漂亮，而且学识丰富，精通春秋楚辞，凭这些优势，她终于在皇宫里站住了脚，等到汉明帝刘庄即位后，她被册封为皇后，成为了母仪天下的人物。此后她兢兢业业，为汉明帝刘庄教化太子，并且以身作则，约束马家宗族，一生建树颇多，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贤德皇后，去世后被尊为明德皇后。巧合的是，就在马氏被册封为皇后的那一年，当年诬陷马援贪污的驸马爷梁松，因为私自接受郡县贿赂，被汉明帝下狱，不久后病死于狱中，小人恶报，确实来的很“巧”。 正文 第二十二章 数星星的孩子——张衡 这并不是一个陌生的人物，在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课本里，那篇名为《数星星的孩子》的课文就令这位勤奋的少年形象永远长留在我们心中，但是我想，为他重新写一篇评传，或许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在中国古代的科学家中，他代表了一种极其完美的品质——科学与文化素养的统一，伟大的人格魅力和丰富的创造力的统一。中国古代科技往往被看做一种脱离理论，唯有技术的行当，然而在张衡的身上，却可以清楚地倒映出中国古代科学家最优秀的品质——文化思维与科技实践的结合。 尽管我们的教科书和民间故事里，曾不止一次记录过这位科学家感人的故事，但事实上，我们对他的了解总是在一个肤浅的表层，张衡的故事往往成为教育孩童成长的教科书读物。当西方人把欧几里德和亚里士多德定为文化的圣贤时，张衡——这位缔造了古代人类最伟大发明的东方人，他的发明与科学理论，在他的同胞眼中却只是小儿科的把戏。我们想到阿基米德，总会想起“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的至理名言，但是想到张衡，我们的眼中却仅仅浮现出一位星光下数星星的孩童形象。西方文明之所以在17世纪以后取得了迅猛发展，原因在于西方人正确地解读了他们的科技大师，而于东方来说，我们缺少对这些本民族先贤圣人的最基本的尊重，不要认为年代的久远会使历史变成宇宙的尘埃，古希腊的思想文明成就今天依然深刻影响着西方人的心灵，那么作为东方人的我们呢？ 写下如上文字的时候，我的眼前多次浮现出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本上，那个数星星的孩子的形象。尽管在读中学甚至读大学，直到大学毕业多年以后的今天，我在无数的画册和照片上不止一次地见到了成年张衡的形象，那个如此清瘦又如此忧郁的中年人，但是于我的心中，张衡始终是一个心灵如孩童一般透明的人。在鱼目混杂的宦海生涯中，他始终以一颗纯真的心灵去履行他的人生信念，敲开了自然科学奥秘的大门。教科书上是如此介绍张衡的：中国古代政治家、文学家、科学家。他做过河间国的相国，曾经不畏强暴为民请命，他曾经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名言给他带来了无数的灾难，却在几百年以后被唐太宗引为了圣贤至理。他人生里大多数时光是在太史令的任上，终日与各类的天文仪器相伴，也兑现了童年时那“窥探宇宙奥秘”的誓言。直到今天我依然记得小学课文《数星星的孩子》里开篇的几句话：“晚上，满天的星星像无数珍珠撒在碧玉盘里。一个孩子坐在院子里，靠着奶奶，仰着头，指着天空数星星。一颗，两颗，一直数到了几百颗。”我无法查阅那篇简单的文字是出自何人之手，但是这位作者无疑是值得钦佩的，短短只语片言，却包容了这位科学家一生的命运轨道。张衡的一生都在数星星，从南阳到河间，从河间到洛阳，他以莫大的勇气向天空和大地的奥秘宣战，当古代世界的人类迷信鬼神，对宇宙和天体的奥秘处于蒙昧状态时，他以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成为了点燃宇宙科学圣火的普罗米修斯。 在中国古代的哲学和思想观念里，“天道”始终是一个神圣而不可侵犯的话题，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地与神秘无边的天空，给人类带来了多少惶恐和敬畏。罗马教会烧死了布鲁诺，但是地球依然在转动，这是蒙昧时期的西方世界特有的笑话。而在中国，虽然没有西方野蛮的杀戮与迫害，但是世俗的流言与压力依然成为文明前进的阻力。这也注定了张衡的人生将在打击和嘲笑中度过。儒生们称他为“妖人”，后世的历史学家们也曾把他作为“奇人”。其实人类从没有妖，所谓的妖人只因为他们拥有比常人更加敏锐的眼光和发现精神。在中国古代历史的演变过程里，在清王朝统一中国以前，我们也一样可以发现如张衡一样流光溢彩的姓名。在古代的世界，作为一个科学家，生在中国实在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公元2世纪的东汉，古罗马的老爷们正在斗兽场上无所事事，印度和阿拉伯地区是野蛮人的天下，德国人和英国人还是一些茹毛饮血的游牧部族。而在地球另一端的东方，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完全文明的封建制国家，驿路四通八达，一户农家的粮食产量足够养活数家欧洲人口，高度统一的集权制国家，人口近百万的大型城市。这在当时的西方人眼中如天堂一样的生活，在中国已经成为事实。那同样是一个群星闪烁的时代，《九章算术》开启了人类走向数学大门的钥匙，勾股定理的问世影响了未来生活从天文到建筑的各个方面。纺织机的广泛推广使丝绸成为中国对外出口的主要物品，并成为西方人眼里上帝的杰作。当今天的人们批判着儒家的保守与偏执的时候，我们恰恰忽略了，儒家最基本的精神是它的包容性，可以允许批判，可以允许争论，但是意识形态的差别不会造成思想的杀戮，中国古代科学正是成长在这样一种宽松的环境里的。而这对于张衡也是莫大的幸运，如果他生在古希腊，会像苏格拉底一样走上审判台，如果他生在古罗马，会如布鲁诺一样走向火刑架，自由科学的氛围为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缔造了一个广阔的平台，也是中华文明长久领先于世界的原因。 公元78年，张衡出生在河南南阳的一个名门望族家庭里，其祖父张堪曾是抵抗匈奴的名将，也是东汉的开国功臣之一。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他可以如世家子弟一样，终日以饮酒和歌舞为乐，到规定的年龄去承袭一份闲散的官职。他也可以做一位云游山水的诗人，就像他青年时代一样，《二京赋》《南都赋》等作品在今天依然脍炙人口。如果当初他选择的是文学而非科学，也许今天他在国人中的名气会大很多，至少他会像司马相如一样，其故事会被无数的民间戏曲改编，今天也会被无数的影视作品戏说，他的形象会被一干当红小生们反复的扮演，从而捧红无数的影视新人。在中国，做才子往往要比做学者轻松得多，名声也大得多。他也试图这样做过，从16岁开始，他离开了生养他的故乡，踏上了求学的路途。当与他同年龄的世家子弟正沉溺在女人的温柔乡中，他独自走上了一条艰辛的道路。这或许与他的家庭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们提到古代的名门望族，总会想到大宅门里的纨绔子弟，或者是青楼下一掷千金的浪荡公子，而在张衡的家庭里，刻苦和严谨是祖传的家训，当东汉的开国功臣们在天下承平的光景中渐渐走向腐化时，张衡的祖父张堪依然保持着贫苦出身的朴素本质。我记得《数星星的孩子》里那位为张衡讲述宇宙奥秘的爷爷的形象，我宁可相信这不是文学的杜撰，因为一个人最初的品格和修养都来自于家庭的教育。张衡就这样自主地选择了一条艰辛的道路，16岁，当今天的孩子们正坐在明媚的教室学习，或许正沉迷于网络游戏和QQ聊天的时候，张衡已经走遍了万水千山。著名的《二京赋》是他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那华丽的词汇，那超人的想象以及那热血燃烧的情怀，让人很难想象该作出自一位未及弱冠的少年之手。然而生活并不是按照想象顺延下去的，生活充满了种种的意外。在洛阳的太学里，张衡结识了著名天文学家崔瑗，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他开始了对于天文和历法的研究，这是他人生里一个重大的转变。这个转变的原因，任何一部史书都没有做过交代，但是我想，这或许正与他童年时数星星的梦想有关，童年的蒙昧从这一刻起终于有了确定的答案，他注定要把青春与热血奉献给一门崭新的学问，命运的轨迹在经过了多年的轮转以后，终于又回到童年的起点，从少年时代仰望星空的那一刻起，他的生命就将注定为探索宇宙奥秘而燃烧。 从公元100年张衡接受邀请，担任南阳太守鲍德的主簿开始，到公元115年，张衡出任太史令职务，这15年时间是张衡作为一个学者的研究期，或许也可以被看作他一生里最快乐的一段时光。日间清茶一杯，促膝论道，夜间红烛一盏，苦读《太玄经》，苦行僧一般的修行磨炼了他坚韧的意志，前人深刻的学问也赋予了他求索的勇气。那段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岁月里，年轻的张衡会再一次仰望天空的繁星么？“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南望涕沾襟”。虔诚的诗歌今天依然唱响在我们的心中，张衡用这般华丽的文字书写了心路的历程，他的人生轨迹永远都好似一个大大的圆，从数星星的孩子到诗人，再到一位天文学家，从洛阳到河间，再到故乡南阳美丽的村庄，终点回到起点的轮回里，脚步走过万水千山，心中的感悟又有几多？侧身南望涕沾襟，他是为无穷尽的探索道路而流泪，还是为莫测的前程而彷徨？中国知识分子一向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张衡也同样重复了这样的过程。永初二年，37岁的张衡收拾行装，踏上了去都城洛阳的路途，是汉王朝在等待张衡的到来，还是张衡在等待汉王朝的召唤？无论怎样，当他走进宫闱大门的那一刻起，他也就永远卷入了洪流一般的是非里。他性格刚直，不畏强暴，清廉爱民，这是祖父遗留给他的品格，也是中国清流阶层固有的精神信条。我们今天提到清流，总会想到满清末年，那些拒绝变法和进步的保守大臣的形象，但是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里，清流意味着一种高洁的信念，而非死读教条书的酸腐，清流更代表了做人做事严谨认真的精神，与中国儒家思想里关于治学求解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 东汉时代，中国还处于封建社会的形成阶段，封建的礼教和典章尚未完全成型，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尚且代表着一种先进的进取精神，一如近代西方的启蒙主义思潮与民主精神。先进的士大夫分子们对于民贵君轻思想的坚持，一如1800多年后的孙中山对三民主义思想的坚守一样。倔强的张衡正是带着这样一种信念走进洛阳城的，也正是这样一种信念使他成为了宦官攻击的靶标。在今天人的眼里，学者永远只是学者，政客永远只是政客，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投身政治洪流的科学家，其科学研究方面必然无法有很高的建树。而事实上，所谓政治，只是被人类人为地赋予了种种黑暗的内容，政治并非全是肮脏，而是一个中性的词汇。张衡在洛阳的多年里，始终是各类政治活动的主角，也是当时清流阶层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曾在朝堂之上力陈宦官的罪恶，也曾经严词拒绝当权人物对他的收买。而这一切，与他同时成功研究出了水运浑天仪不相矛盾，与他写出了著名的天文论著《灵宪》不相矛盾，知识如果不能与实际相结合，那知识永远只是一纸空文，任何先进的科学思想都需要有先进的政治思想为基础，否则美好的理想只能在现实里扭曲变形。无论是身为一个政客，还是身为一个学者，张衡都延续了他一贯的品格：对原则的坚持和对操守的坚持。他不迷信权威的学说与学者，也同样不畏惧当朝权贵的淫威。做学问的态度与做人的态度一脉相承，这正是中国士大夫阶层的精神典范。 公元117年，即汉顺帝永初四年，是中国天文历史，同样也是世界天文历史上重要的一刻，张衡研制成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架水运浑天仪。对于浑天仪，我们今天只能在故宫的遗迹中找到一个模糊的概念，这种古老的仪器代表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先进成果，而对于浑天仪的真正原理和用途，大多数人就不得而知了。事实上，浑天仪得名于中国古代古老的天文学说——浑天说。中国古代的天文学说，从秦汉开始一直存在着盖天说和浑天说两种争议，盖天说是商周时期萌芽诞生的天文学说，其理论为“天圆如地盖，地方如棋局”，即中国古代传统的天圆地方学说，代表了人类在蒙昧阶段对于宇宙的朦胧认识。与之相对应的是秦汉时期出现的浑天说，浑天说认为，天是一个圆形的壳，天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地位于天壳的内部，日月星辰随着天壳而转动。张衡的浑天仪正是以浑天学说为基础制造的，它是一种演示天体运动情况的仪器。浑天仪也并非是张衡的独立发明，而是由西汉科学家落下闳、耿寿晶所创，张衡在前人的基础上，制造出了运作更为精密的水运浑天仪，它分做内外几层，每层都可以转动，中间有个铁轴贯穿球心，轴的方向就是地球自转的方向，轴和球体的接触有两个交点，即天球上的北极和南极。球的一半隐没在地平圈的下面，另一半显露在地平圈上面。在球的表面排列有二十八宿和其他恒星，球面上还有黄道圈和赤道圈，二者成24度夹角，分列有二十四节气。从冬至点起（古代以冬至作为一年的开始），把圆分成365度，每度又细分成四个小格。球体外面有两个圆圈，一个是地平圈，一个是子午圈，外圈圆周长为一丈四尺六寸一分。天轴支架在子午圈上，和地平斜交成36度，就是说北极高出地平36度。这是洛阳地区的北极仰角，也是洛阳地区的地理纬度。这架仪器的构造，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先进的天文学知识。更值得一提的是，张衡巧妙设计了齿轮转动系统把浑天仪和漏壶联系起来，借助漏壶的水流力量推动齿轮，带动浑天仪绕轴旋转。这一年，张衡的浑天仪成功演示了洛阳地区星空的运动实况，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也让所有质疑他的人暂时闭上了嘴巴。 遗憾的是，对于这样一种伟大的科技成就，今天的某些学者都采取了低调记录的方式。在中国传统的学术观念里，自然科学发明的地位是要落在人文科学之后的。文革时期，浑天仪更被四人帮的爪牙们污蔑为“封建迷信的产物”。前人的蒙昧尚可以理解，后人的无知却令人可悲。张衡的浑天仪，从当时的社会发展和生产力发展情况看，很多内容无疑是超越了时代的。一项科技发明若超越了时代，也势必很难在短期内为时代所接受。爱迪生发明电灯的行为不也曾遭到煤气灯公司的抵制吗？在东汉的生产力状况下，许多天文学成就无法在当时体现出作用，但势必会在未来的岁月里影响到人类的生活。欧洲人处死了培根，可是“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鼓舞了无数欧洲近代科学家向蒙昧的宗教宣战。浑天仪以及浑天学说所带来的科技成果，不仅在当时引发了轰动，在日后的岁月里，它的作用被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扩展，在奠定了中国天文学研究基础的同时，也深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天文观测的方式以及天文学说成果的变革。 浑天仪绝不仅仅是今天故宫博物院里一尊华丽的摆设，也并非是没有任何实际用途的奇技淫巧，而是一种精密的观测天象的机器设备。在人类漫长的天文研究历史上，浑天仪为人类捅开了探索天体奥秘的一层窗户纸，按照现代科学观念来看，浑天仪包括制造浑天仪理论的浑天说，无论是研究的深度还是精确度，都与真实的情况有着不小的距离，但是谁又能离开自己身处的时代去看待客观的事物呢，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牛顿的自由落体运动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同样存在着有待后人去完善和补充的漏洞，他们并没有因为错误，而由伟大变得渺小，相反更加深受我们的尊重。张衡也一样，中国现代的科普读物里，对于浑天仪的记录和叙述，只占据很小的一个篇幅，但是就人类天文学的历史而言，能够正确的演示星空运行的状况并以此推算天体运行的规律，对于蒙昧时代的人类天文学发展而言，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从天文学本身的研究角度看，浑天仪为人类演示了天体运行的基本轮廓和结构，也就为后人点亮了研究天体运行规律的一盏明灯，对于天文学的演变和发展无疑具有启蒙运动的意义。中国传统的历法和潮汐的推算，都缘自古代天文学家对天象的观测和研究，包括节气的演变和春夏秋冬的交替，以及农令农时的变更，这一切也同样要以天文学的进步为基础。古代中国的文明之所以领先于世界，首要一点是因为封建农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而在靠天吃饭的封建农业生产方式下，对于天象的观测和农时的把握，则成为决定生产成果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用怎样的赞美词汇去评价这一伟大的成果，都是不过分的。另外需要重要说明的一点是，水运浑天仪的成功，并非仅仅是张衡一个人的智慧。在洛阳平昌门南，有一个叫灵台的地方，那里是张衡担任太史令期间观测天象的地点。所谓的灵台，自然不仅仅是一个高台这样简单，它代表着一个庞大的研究体系，根据《后汉书》的记录，灵台就是当时的天文台。这里的总管是灵台丞，属太史令管辖，上面有候气的、候风的、候日的、候星的等40多人，机构庞大，分工细密。这样完善的科学研究机制，在两千多年以前的世界只为中国所独有，因此这样的成功并不能只被看做某位科学家灵感的昙花一现，而是应当被看做中国封建时代科技制度的成功，完备的管理和研究制度为科学家的成功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平台，也使水运浑天仪的诞生成为一种必然。即使张衡在16岁那年选择了文学作为自己的发展道路，水运浑天仪也必然会诞生在同时代一个叫李衡或者王衡的人之手。当有些中国人在感叹瓦特为什么没有出生在中国的时候，他们恰恰忽略了重要的一个事情。任何一个优秀的科学家都需要和一个优秀的科学制度相适应，与瓦特同时代的清朝连一个火器发明家戴梓都难以容下，就足够证明近代中国的落后，绝非仅仅是民族智慧缺失的缘故。 在水运浑天仪制作成功的第二年，张衡写下了他一生里最伟大的一部天文巨著《灵宪》，从研究《太玄经》到制作浑天仪，再到巨著《灵宪》的问世，从学习前人的理论到实践，再到丰富和完善新理论，张衡经历了一个科学家正常的研究过程，也更加明白地证明了中国古代科技的理论性。《灵宪》是中国天文浑天理论的集大成者，不仅系统地阐述了前人的天文思想，而且对于天体的演化过程和宇宙的概念，以及行星的运动速度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观点。特别重要的是，张衡在书中第一次提出了“宇宙”这一新的概念，并将宇宙和天地区分开来。他第一次提出了宇宙的无限性，这一思想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天文研究，更在中国思想史上引发了一场剧烈的地震，后世的朴素唯物主义学者将张衡的宇宙无限论应用于思想领域，提出了世界上最早的唯物主义思想。 《灵宪》的成就不仅仅于此，另一个重要的事实是，《灵宪》涉及了宇宙运动的方方面面，在天体的演化过程里，张衡提出了“星云”学说，即天体是由各种气组成，在气的分化中形成了天地。欧洲直到1700多年后，才由康德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在行星运动的速度上，张衡探讨了行星运行的速度规律，指出行星运行的速度与距离地球的远近有关。《灵宪》同样揭开了月食的产生和运动之谜，即“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当日则光盈，就日则光尽也。众星被耀，因水转光。当日之冲，光常不合者，蔽于地也，是谓虚。在星星微，月过则食”。他提出了月亮本身不发光，是靠太阳发光的正确理论。在星相和流星等问题上，《灵宪》也做出了非常系统的论述。在公元2世纪的世界，《灵宪》可被看做天文学的百科全书，而这部书与浑天仪一样，也不仅仅代表着张衡一个人的科技成就与智慧思想，《灵宪》里的许多观点，在之前的一些关于浑天说的前人论著里都有所涉及，张衡将其深化并加以系统地证明，这部书实际上是秦朝初期至东汉时代浑天学说的集大成者。也就是从这个时代开始，浑天说成为了统治中国天文近两千年的学说，后世的天文学家都以其为天文理论的研究基础。 公元132年，即汉顺帝阳嘉元年，张衡完成了他在太史令任上的最后一件大事——发明地动仪，这也是他几十年宦海沉浮生涯里最光辉的一刻。根据《后汉书》的记载，张衡的这台机器：“验之以事，合契若神。”地动仪又称为候风地动仪，由青铜制成，形像一只圈足的酒尊，直径有8尺；尊上有个隆起的合盖；尊外附有8条龙，龙首朝着8个方向；龙口中含有一粒铜丸；地面上有8只昂首张口的蟾蜍，准备承接龙口中落下来的铜丸；尊中有一根高而细的铜柱，张衡称之为都柱，都柱在接受到地震产生的地震波后就向波源方向倾倒。在都柱周围构架了8条通道，使倾倒的都柱只能往一道中滑倒，倒到尽头，都柱敲动一个像弩机装置似的牙机，利用扛杆传动，使龙首张开口，铜丸跌入蟾蜍口中，砰的一声，人们闻声检丸，就可知道该方向发生了地震。地动仪诞生的初期，朝野上下普遍对其抱有怀疑的态度。这其实很容易理解，机器预测地震的发生，即使到了科技革命时代，也是欧洲在19世纪下半叶才完成的课题。据说地动仪问世的时候，清流们曾批判张衡“制妖物以媚主上”，宦官们也曾污蔑张衡“行异术以惑人心”。科学，特别是在自然科学诞生的初期，都注定是要与一切传统的势力进行战斗。公元138年秋的陇西大地震，为张衡的地动仪彻底正名，从最后上报的地震实际发生时间到张衡地动仪观测的确切时间看，其误差不超过一个时辰。当然，地动仪对于地震的预测还处于一种极其原始的状态，它只可以大体的感知地震发生的方位，无法定位地震发生的准确地点，但是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这的确是一个超越时代的发明，对比西方的科技成就，地动仪领先世界约1800年。 另一个事实也足够说明地动仪的科技成就，清朝以后，地动仪的制作方式和运作原理几近失传。新中国成立后，地动仪的复原问题成为历史学界的一件大事，在现代科技条件下，经过10多年的努力，才由王振铎最终完成了地动仪从外形到内部运作原理的全部复原。我们从这个侧面足可以了解中国古代机械制造和科技思想的成就。在特定的生产条件下，在没有自动机械化的条件下，中国古代科学家把人力机械化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这种研究思想和方法也使封建时代的中国受益千年，如果在近代，这种研究方式能够继续下去，谁说工业革命不会发生在中国呢？ 汉顺帝阳嘉二年，即公元133年，55岁的张衡不得不暂时告别他所钟爱的天文研究工作，黯然地踏上了赴河间国担任相国的路途。这一次的任命自然与宦官的陷害有关，汉顺帝时期，士大夫清流阶层与宦官的矛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作为一个科学家，张衡是中国古代天文学成就的开山人物，而作为一个政治家，他不过是官场内部纷争的一颗小小的棋子。包括浑天仪的制作，在当时的背景下也绝不仅仅是科技原因，更包含着复杂的政治因素。作为清流阶层的一员，驱逐宦官专政建立一个清明的政治世界，始终是张衡不二的理想。汉顺帝时期，宦官和外戚争夺权力的政变不断发生，作为官员的张衡自然走不出这样的迷局，汉顺帝曾问张衡，什么样的人是百姓痛恨的人。张衡直言回答说：“是那些互争权势，谋乱天下的人。”也正是这句话为他埋下了祸根。他忠直而勇敢，一如他勇敢探索科学真理的精神一样，他也在用自己的政治生命，探索治国救民的真理。张衡的离开不是个别的，与他调任相关联的，是同时期东汉一批清流士大夫阶层的外逐，这是一场宦官阶层对于士大夫阶级大规模的驱逐运动，这是集权的封建专制条件下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悲剧命运——遭谗言，放逐，再放逐。文人的理想与帝王的专制总是发生激烈的碰撞，这样的经历又给了张衡一种新的生活道路选择。从这一刻开始，他暂时放下了一个学者的身份，以一个清官的名义在遥远的河间重新实现自己的理想。 东汉中期是一个孕育着腐败和黑暗的时代，在这里用“孕育”一词，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帝国内部的危机已经暗流汹涌，另一方面，光武中兴留下的丰厚家产，仍然使国家维持着天下承平的虚假繁荣景象。在汉顺帝的时代，国家的人口和生产力水平都已经超过了西汉时期的最高水准，北方的鲜卑、匈奴等游牧民族也早已臣服在帝国的脚下，但是，西汉末年农民战争遗留下的地方豪强势力也得到了迅猛发展。东汉帝国的皇帝多是短命的婴儿，国家的政权由外戚和宦官轮流坐庄。严酷的现实与以张衡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科学家群体和科研成就的迅猛发展形成了反比。这种微妙的大环境不能不使张衡深受影响，从根本上说，张衡首先是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其次才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传统知识分子中的忠君信念和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才是其人生信条里的首要观念。他曾上书顺帝“惟所以稽古率旧，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要求皇帝“恩从上下，事依礼制”。他的所有的研究成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为了为他政治的抱负增添筹码，但是科学毕竟是科学，政治毕竟是政治，任何先进的科技成果在黑暗的政治时代里，总是会失去它应有的效用。浑天仪对于农业生产和时令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现实的社会里，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真正的受益者却是张衡最痛恨的豪强势力，地动仪的发明是为了国家可以更快地做出应对地震等灾难的措施，减少受灾地区民众的苦难，但是在那个贪墨横行，上行下效的政治环境下，地动仪的科技成果却是为宦官阶层的贪污腐败提供了更多的便利。这真是对历史发展的莫大讽刺。科技的应用往往是不以发明者的意志为转移的，诺贝尔发明的炸药被用于战争，曾使他痛苦无比。张衡的浑天仪和地动仪的发明，也无疑印证了这个悲剧，生在古中国是一个科学家最大的幸运，但是生在一个政治黑暗的中国，却是一个有济世救民理想的科学家最大的不幸。《无间道》上曾说，“往往都是事情改变人，人却改变不了事情”。张衡就是抱着要改变一些事情的雄心开始了他最后的悲情路程。他所赴任的河间国是东汉治下一个充满黑暗的王国，豪强势力盘根错节，河间王横行不法，百姓民不聊生。张衡用大无畏的勇气向这一切宣战，他接连惩治了23家勾结官府的地方豪强势力，他的足迹遍布河间国每一片山山水水，为苦难里的百姓平冤做主。这个时期的张衡，俨然是中国传统话本里的清官形象。然而清官毕竟是改变不了大局的，我相信在河间的那些年里，一定有许多父老乡亲拜伏在他的脚下，眼含热泪，口称青天，可是这对走下坡路的国家又有什么用呢？张衡是幸运的，与几十年以后东汉党锢之祸的那些清流相比，他无疑幸福得多。虽然屡次遭受谗言，虽然屡次直言上书，但是汉顺帝相比之下还是宽仁的。可是对于一个传统知识分子来说，莫大的官位和荣耀都不是最终的追求目标，壮志得酬和青史留名才是毕生的愿望，后一个愿望张衡做到了，前一个却与现实差距很远。 在河间的3年里，张衡最大的成就莫过于汉赋的创作，虽然当时的东汉帝国远没有战国时楚国那样糟糕的境地，但是后人总是习惯将张衡的作品《四愁诗》与前代屈原的《离骚》相提并论，而这两个人物无论是性格还是命运，都在冥冥中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一样的君主昏庸，一样的放逐，一样的壮志难酬。不同的是，作为一位自然科学家，张衡比屈原更懂得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道理，也更加的具有实干的精神，至少他给治下的百姓带来了一段幸福的日子。“效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雰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通”。这是张衡发自内心的声音，他比屈原多了一份胆怯和务实，他的命运也成为诸多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缩影。身为一个知识阶层，传统的道德理念总与严酷的现实发生冲突，为了实现目的可以不计较手段，为了最终的道德追求可以暂时的牺牲信仰。这是许多封建社会实干家的悲剧。“我所思兮在雁门，欲往从之雪雰雰，侧身北望涕沾巾，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路远莫致倚增叹，何为怀忧心烦惋”。美丽的诗句里道出了多少心酸与无奈。太多的梦想像晚秋的菊花一般随风而落，遇水而流，杜鹃声声的悲凉里，年迈的他纵有翱翔九天的壮志，却依然不得不面对退潮一样的悲情。 皇帝始终没有忘却这位夺天地造化的智者，纵然他已离开洛阳老远。顺帝永和三年，即公元138年，一场意外事故促成了张衡的回归，候风地动仪成功预测了发生在陇西的地震，这使皇帝重新思念起了这位智者的种种光辉。而此时的张衡却已垂垂老也，与《两京赋》中青春飞扬的豪情相比，他的《归田赋》更多的透露着消极与无奈。在皇帝招他归京不久，皇帝就颁发了诏书，允许宦官收养养子，所谓对张衡的重新起用，只不过是对士大夫阶层做的一次政治平衡而已。张衡终于明白，所谓政治的理想，治世为公的抱负，是比探索宇宙奥秘更为困难的事情，他可以掌握星空的旋转规律，预测地震的发生，但是政治的地震与皇帝喜怒的晴雨表，是他永远无法琢磨的。“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这是张衡经历了几十年宦海浮沉后发出的肺腑之语。归京一年后，在尚书职务上的张衡终于闭上了疲劳的眼睛，他再也不必数星星了。同年四月初八，洛阳城爆发了百年不遇的大地震，这是上苍对这位智者特殊的纪念吗？ 20世纪70年代，人们将月球背面的一环形山命名为“张衡环形山”，将小行星1802命名为“张衡小行星”。郭沫若曾赞颂他为“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见”。我想这是对张衡最为精辟的评价了。这样的评价只能归中国人所独有，是欧洲的历史学家们永远都无法读解的。 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张衡的“全面发展”，也是中国传统知识文化体系的一种另类体现。中国古代科学是一种以儒家为主的包容性学说。张衡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儒者，其次才是一位科学家。东汉时代，中国儒家思想还处于萌芽时期，八股等蒙昧的观念并未成为文化的主流。诗词歌赋与自然科学也并非完全的抵触和矛盾，相反是一个不断吸纳的过程。我们总说中国古代科学只有技术没有理论，但是事实上，大多数的中国古代科学家都同样具有深厚的文化修养和儒学的造诣，大多数的科学家也同样没有把科学作为终生的追求，却在无意之中成就了科学家的命运。所谓的死读书，读死书，是封建时代发展到清朝时期特有的产物，并非是儒家本身的观念。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衡的“全面发展”并非是一个特殊的例子，而是存在于许多中国古代科学家身上的精神本质，更是中国古代科学研究的思想本质。自由和创新的精神曾与儒家的思想道德观念一样，深刻的化入我们的血脉之中。 正文 第二十三章 班超怎样经略西域 如果说西汉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战争是反击匈奴，那么东汉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战争，就是班超拓通西域。沿着前辈张骞的道路走向西域的班超，在某种程度上，是个比张骞更伟大的人，因为张骞拓展西域的行动，自始至终，都得到了汉武帝全力的支持，特别是在他经过10年沉浮归汉后，汉帝国为他的再入西域行动，提供了绝对的支持和物资保障。西域各国归附汉朝的结局，既来自于张骞个人的外交努力，也来自于汉帝国全力的支持，特别是经济、军事实力方面的支持。 比起张骞来，班超就寒碜多了，相比于汉武帝时代的锐意开拓，东汉时代极少主动拓展疆土的君王。早期的君王大多崇尚文治，倡导与民休息，而后期的君王多是幼儿，连事儿都不懂，又谈何雄才大略。东汉时期，儒学已经成为主流，其中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减少对外的战争扩张，保境安民，因此所谓的拓展西域，恢复版图，在儒生们眼里，是穷兵黩武，虚耗国力。作为继张骞之后再次走进西域的拓荒者，从始至终，班超都面临着两难的局面，一面是中央政府摇摆不定的态度，一面是西域大地错综复杂的关系，强大的北匈奴骑兵。而自己除了汉朝使者的名分，几乎一无所有，很多时候他都是在孤军奋战。然而他努力的结局，却是西域大地再次归属中国版图，是北匈奴狼狈西逃，从此再不敢兵犯中原，使丝绸之路再次畅通，不但延伸到了波斯湾，更跨过地中海的屏障，第一次为中国和欧洲建立了直接的往来。建立不亚于张骞功业的班超，更像一个孤单的英雄，就像抗战时期那首著名的军歌所唱：“君不见，班定远，绝域轻骑摧战云。” 且让我们看一看这位孤胆英雄的风姿，看一看这个人，与这条丝绸之路之间的奇迹。 <er">一</h3> 说班超拓展西域，不得不先说下东汉建国后的对外政策。王莽篡汉之后，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对外采取扩张政策，导致本与汉朝和好的南匈奴内部，反汉势力再度抬头，与中原政权相互征战不断，一直到了汉光武帝刘秀在位时期，匈奴依然与新建立的东汉王朝发动战争，在北方扶植卢芳政权对抗汉朝，并不断出兵南下攻掠。汉光武帝对匈奴以和平为主，不断派使者通好，但收效甚微，直到公元48年匈奴再度分裂，汉朝抓住机会，与南匈奴媾和，双方这才实现了和平。西迁的北匈奴，盘踞在西域地区，驱逐汉朝驻军，奴役西域各国，原本属于汉朝治下的西域各诸侯国，曾经通过各种渠道向汉朝传达信息，希望汉朝能够出兵西域，恢复对西域的统治，驱逐匈奴势力。但是国家百废待兴下，这个要求汉王朝自然无力答应。汉王朝随即关闭了从河西进入西域的玉门关，告之西域国家可以选择投奔匈奴，就这样，自西汉中后期开始归附中国版图的西域大地，被东汉王朝无奈地丢弃了。 但这无奈地丢弃，东汉王朝是不甘心的，而且丢弃的结果，并没有换来北方的和平。此时盘踞西域的北匈奴，依然具有强大的实力，在东汉王朝占有西域后，他们不断以西域为据点，肆意南下骚扰。幸运的是，这时期他们对北方汉地难有威胁，侵扰的重点，依然是河西走廊地区。这时期镇守河西的，是窦融的窦氏家族，匈奴对河西的侵扰，多半被击退。为了防备北匈奴，东汉王朝只有全力扶植南匈奴。这时期北匈奴实力日强，南匈奴日遭排挤，东汉开始允许南匈奴南下至汉地居住，并且每年提供大量粮食，将其作为防范北匈奴的屏障。对北匈奴，东汉王朝则坚持一个政策：打！被东汉击败后，匈奴的漠北故地被乌桓、鲜卑等新兴部落的挤占，其主要的势力范围，集中在今天的西蒙古以及西域地区。汉匈双方的主战场，也就变成了河西走廊。在后来汉朝反击匈奴以及开发西域的战争里，河西走廊都成为了重要的跳板。 东汉在经过几十年休养生息后，到了汉明帝刘庄在位时期，国力日益增强，解决北匈奴这个边患，就提上了日程。公元73年，汉明帝终于决定发动对北匈奴的侵略战争，与西汉时代相似的是，担任这个任务的也是外戚，且是外戚窦家集团的翘楚——大将军窦固。这位窦固的家族，正是东西汉交替时期镇守河西，数次挫败匈奴入侵的窦氏家族，所以，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这时期汉匈双方的作战形式，也和西汉后期相似，匈奴的势力范围局限在西域和西蒙古地区，出击匈奴的通道，已由当年的河套草原，变成了如今的河西走廊。在公元73年的这次出击中，东汉兵分四路，对北匈奴展开全面进击，但北匈奴早有防备，匆匆与汉军接战后即后撤，汉军仅斩敌数千人，未能达到重创北匈奴的目的。但此战的一个重大收获是：一位年轻的行军司马（参谋）大胆提出率军奇袭的策略，大迂回奔袭，成功占领匈奴南进的要道——新疆伊悟，这个胜利在当时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伊悟的夺取，使匈奴失去了南进中原的跳板。此战之后，匈奴对汉地的侵扰变得非常困难，得到伊悟的东汉，踢开了走进西域的第一扇门。这个年轻的行军司马，就是注定要担负起这个使命的人——班超。 再通西域的决定，并非是班超首提的，而是此时担负北击匈奴重任的窦固的见解，他认为目前汉匈战争的形势，和西汉中后期相似，要打败匈奴，就要如当年一样断绝匈奴臂膀，切断他们与西域国家的联系。但出乎他意料的是，对这个主张，汉明帝本人并不热心，东汉君臣对于当年的往事依然记忆犹新，为了争夺西域，西汉与匈奴进行了长期的拉锯战，一系列漫长的战争和外交行动，使得国家花费巨大，不拿钱砸，达到断匈奴臂膀的目的何其难，就算你真的达到了，国民经济被拖得贫困不堪，重走汉武帝晚期的老路，似乎得不偿失。在窦固的反复请求下，汉明帝的态度终于有所松动，决定向西域大地派出一支试探性的使团，这个使团只有36人，且并不像当年张骞一样，携带大量贵重礼物，主要目的，也就是给西域国家打个招呼，告诉他们汉朝又回来了，至于有多少国家会归附，这真是一个不容乐观的未知数。匈奴在当地实力强大不说，当年汉光武帝抛弃西域的决定，也使汉朝的威望大大受损，就凭着这36个人，就想成功恢复汉帝国在西域的版图，甚至驱逐实力强大的匈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班超却把这一切变成了现实。 有关班超的履历，世人知道比较多的是他出身名门，少有大志，他的兄长是编修汉书的班固，他本人也参加过汉书的编纂工作，因心向沙场，选择了从军，并留下“投笔从戎”的壮烈典故。从年轻时代开始，他就不断做着“不可能”的事情，比如文人家庭出身的青年，怎么可能当兵，可他偏偏就当上了，从未学过打仗的书生，怎么可能打仗，可他偏偏打了，还打赢了，而这一次，他又主动请缨，被窦固委派为使者，带着36人奔赴西域，进行下一个不可能：不用钱不用兵，让西域诚心归附。 到了西域才知道，这确实好像不可能。西域36国，大多数国家和匈奴关系错综复杂，有的是亲戚关系，双方之间有和亲，甚至在位的国王也有匈奴血统，有的虽然不是亲戚，可生活在匈奴眼皮底下，一旦生出贰心，匈奴骑兵随时会杀到眼前，而汉朝是鞭长莫及的。还有的国家，对汉朝早就冷了心，死心塌地的当匈奴的奴才。面对不可能，班超采取了把握最大的一个策略，此时西域国家分为南路和北路，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南疆和北疆，其中南路受匈奴的控制比较弱，北路比较强，只要先征服了南路，就可以打开西域的局面。要征服西域南路，就要征服南路最大的两个国家，于阗和鄯善。 这两个国家都是匈奴的铁杆，其中鄯善是个墙头草，向来是谁强就听谁的，那就让他知道知道汉朝有多强。班超一行到达鄯善后，偏偏匈奴也来了，鄯善国王摇摆不定，班超干脆给他来了个下马威，率部突袭匈奴使团营地，杀掉匈奴使团，摆明了告诉鄯善国王，匈奴使团死在你这里，你说不清楚，想说清楚，就要和汉朝合作，赶鸭子上架下，鄯善王服了，向汉朝派出王子做人质，重新臣服于汉朝治下。于阗很迷信，一向迷信神的旨意，而神仙的旨意一般都是巫师告诉他的，巫师是匈奴人。这好办，班超先把巫师宰了，血淋淋的人头扔在于阗国王面前，你信的神仙汉朝都不怕，还怕匈奴吗？于阗的反应也在意料之中：我怕了你了，臣服！ 就这样找到了事情的关键点，有了两大国家的带头，南路的西域各国纷纷归附汉朝。班超再接再厉，又把手伸向了北路，北路最大的国家，是匈奴的附属国龟兹。这个国家很难办，国王都是匈奴人扶植上台的。对这，班超也有办法，把国王抓来不就行了。班超的使团给西域诸国来了一场完美的特种兵表演，36人经小路奇袭龟兹，一路摸进龟兹王宫，竟然把龟兹国王五花大绑回来，如此神勇，西域谁还不服，就这样全服了。公元74年，班超奇迹般地完成了这个神奇的使命，西域36国重新归属于汉朝版图之下，汉朝在西域重新设立都护府，恢复了对西域的统治，新疆大地，重新被纳入中华版图治下。 一年时间，孤身入敌巢穴，用敏锐的眼光发现事情的关键点，解决问题最关键的部分，以无比的勇气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一次次冒险尝试，一次次成功。这就是班超在西域缔造下的奇迹，让西域各国怕，更让西域各国服，但饶是如此，这样的奇迹却是脆弱的，因为匈奴在西域的实力仍在。 在汉帝国重新恢复对西域的控制后，西域的形势很快就出现了反复。公元75年，北匈奴发动了大规模反攻西域的战争，动用数万骑兵，向驻守西域的数千汉军发起攻击。西域各国里的墙头草们也纷纷反攻倒算，龟兹、于阗等国家纷纷跟随匈奴反击汉军，汉军虽然顽强，但寡不敌众下，败绩连连，尤其是镇守金满城的名将耿恭，其所部两千多人，面对匈奴右贤王率领的两万大军，经过浴血奋战数次重创敌人，但最终独木难支，经过悲壮的突围，只有13人返回了汉朝。这时期，锐意反击匈奴的汉明帝已经去世了，即位的汉章帝只想关门保平安，对反击匈奴没有兴趣，随着汉朝在西域最后一个据点——车师的沦陷，公元75年十一月，汉朝取消了新设立的西域都护职务，放弃了争夺西域。西域大地，在失而复得仅一年后，又一次得而复失。 朝廷不要，军队不来增援，诸国纷纷反叛，汉朝要想再夺西域，又怎么可能，却有一个人相信是可能的，依然是班超。 <er">二</h3> 这时候班超面对的情况，惨得不能再惨，他驻守在远离内地的疏勒地区，与此时唯一忠诚于汉朝的疏勒王忠一道继续抗击匈奴，在偌大的西域版图上，这是汉帝国此时最后一线希望，但连这最后的希望，汉帝国也要放弃，汉章帝连发圣旨，让班超返回内地。消息传来，疏勒王竟然抱着班超的腿痛哭，班超又何尝愿意呢，可是圣命难违，还是咬咬牙走了。一路之上，闻听消息的各忠诚汉朝的西域诸侯们，想尽各种办法挽留，他们不愿意再接受匈奴的统治，汉朝的到来，给西域带来的是和平和繁荣，匈奴的到来，带来的是劫掠和战争，任何一个渴望和平的人，都会在两者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汉朝。 在这些渴望和平的人的挽留下，班超终于改变了主意，他决定再做一次人生里最大的不可能，即使没有朝廷的支持，没有军队的援助，我，依然不走，我要独立地守下去，因为这里是中国的领土，保卫中国领土，是我作为军人的使命。 为了这样的使命，班超开始了他在西域最艰难的孤军奋战之旅。没有部队，就招募当地人为兵，没有粮食，就带着部下在当地屯垦种粮食，没有武器，就自己制造武器，没有盟友，就四处活动，寻找盟友。他的努力终于收到了成效，公元78年，孤军奋战3年的班超不但坚持了下来，而且实力越来越强，手中竟然有了一支由西域人民自发组成的，归他指挥的部队，凭借这支部队，班超开始了艰难的反击战。他先出兵北路，击败龟兹和匈奴的联军，占领重镇姑墨，接着挥师南下，击败了另一股实力莎车，他的地盘在不断地扩大，兵马不断地增多，就像沙漠里一棵倔强的仙人掌，在绝境之下生根发芽，顽强地生长起来。 班超的倔强，终于感动了本打算放弃西域的汉章帝，更打动汉章帝的是班超在给汉章帝的奏疏里保证，他一定能够以西域兵马平定西域，不花费朝廷的钱粮。在经过整整8年艰苦抗战后，东汉帝国终于为班超派来了援军。以班超为西域长史，授予他节制西域的大权，以司马和恭率领800汉兵增援，这点兵力显然不够敌人塞牙缝的，但班超会用。汉军到达后，班超随即火速布置，命令部队先弱后强，首先痛打依附于匈奴的莎车。结果，训练有素的汉军再次在西域上演了一场军事表演课，轻松地击败了嚣张的莎车人。公元87年，班超乘胜追击，率领两万兵马围攻莎车国，却围而不打，诱引龟兹国援军来救援，在外围设伏重创龟兹军，如此一石二鸟，莎车、龟兹两大西域最顽固势力被彻底打服了。而班超没有想到的是，正当一切进展顺利的时候，一个新的强大对手到来了——大月氏。 大月氏，就是当年张骞意图联合抗击匈奴的大月氏，原居住在中国甘肃地区，此时定居在中亚草原。然而此时的大月氏，已经不是当年被匈奴打得不敢还手的“吴下阿蒙”了。在西方历史里，这时期的大月氏有一个新称呼“贵霜帝国”，这个国家是此时中亚第一强国，向西征服波斯地区，打遍西亚无敌手，是西方历史学界公认的，公元1世纪的世界三大强国之一——汉朝、罗马、贵霜帝国。 在称霸中亚之后，大月氏的胃口也大了，瞄准了西域这一片广漠的土地。这时候的匈奴，已经被汉帝国打得奄奄一息，暂时不能与汉帝国为敌。大月氏却不一样，他们与西域隔着帕米尔高原，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汉朝虽然强大，毕竟离得远，他们反而可以调动最精锐的部队，完成吞并西域的计划，遗憾的是，这个计划得加一个前提——没有班超。 公元90年，大月氏动了血本，以副王谢为元帅，率领倾国的7万大军挥师东征。这时候的汉帝国，在西域除了1800汉兵外，就只有各国的杂牌部队，战斗力和大月氏显然不是一个档次。但班超有多大锅下多大的米，兵力不行，就先不和你打，引着你孤军深入，坚壁清野，再断你的粮道，看你还能蹦跶？他甚至很自信地对大家说，不出10日，必败大月氏，事实再次被班超言中了。大月氏跨越帕米尔高原后，班超用西域本土兵马正面节节抵抗，有计划地撤退，其所部最精锐的1800汉军，从后路抄袭，断绝了大月氏的后勤，7万大月氏精锐一下子陷入了死地。绝路之下，大月氏只好选择了向汉朝臣服，所谓的“三大强国”之一，从此再不敢撸汉朝的虎须。 在平定大月氏之后，班超又在西域经过多年战斗，到公元95年，随着最后一股反汉势力鄯善国的臣服，西域大地终于重新归于汉帝国版图之下。这时候他已因大功被封为定远侯，后人的“班定远”之称呼，就是从此而来。公元100年，已经在西域战斗20年的班超，向汉帝国请求退休，经过3年的恳请，汉帝国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公元102年八月，班超回到了阔别21年的家乡，一个月后，这位一生不断创造奇迹的孤单英雄，结束了不断创造奇迹的人生。 然而班超没有想到的是，他苦心开通西域的努力，会在他过世后再次付诸东流。 那是班超去世后17年，即公元119年的事情。当时的北匈奴再次勾结西域的车师国发动叛乱，这时期的汉帝国已经在走下坡路，对叛乱鞭长莫及。西域大地再次叛汉独立，直到公元123年，东汉王朝以班超之子班勇出使西域，经过两年浴血奋战，再次联合西域各国力量驱逐叛逆，终于在公元125年恢复了汉帝国在西域的主权。这就是西域“三通三绝”的整个过程。 <er">三</h3> 在班超、班勇两代父子拓展西域，独立支撑的伟业下，不得不问东汉帝国一个问题：为什么给予他们的支持这么少？如果说早期是因为北匈奴强敌压境，不愿大动干戈还情有可原，但到了北匈奴势力衰微之后，东汉帝国却依然只能对西域提供有限的支持，甚至动兵都不超过千人。真实的原因，是此时中原进入西域的要道——河西走廊，也正在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东汉与羌族的战争。 自西汉霍去病降伏河西匈奴之后，生活在这个地方的羌人也一并投附了汉朝，在西汉末年的内乱时代，羌人势力乘机在河西坐大，终于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自光武帝开始，东汉便陷入了与羌族旷日持久的战争泥潭中。羌人实行兵民一体的军事制度，作战以袭击战为主，利用骑兵的机动能力大打游击战，令东汉帝国的历次大兵团围剿仿佛拳头打跳蚤一般，有力使不上。光武时代，汉伏波将军马援平定羌族，河西初定，然而好景不长，20多年后，参狼羌反叛，杀汉朝护羌都尉，中郎将窦固再次将其降伏。这种情况也成了汉朝与羌族关系的固定剧本：反叛——镇压——再反叛——再镇压，汉朝大军到来前聚众作乱，大军平乱时又化整为零。在这场漫长的战争里，一代又一代的东汉名将前仆后继，血战河西走廊，与羌人或胜或败，却按下葫芦起来瓢，这边平定了那边又造反，始终无法将其完全平服，漫长的河西地区烽火连天，汉人百姓惨遭杀戮，流离失所。汉朝政府共耗资120多亿，先后有多名太守被杀，诸多名将败死，羌人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诸多叛乱部族被汉朝击灭，然而造反的苗头却如地里的韭菜一样，刚刚割了一茬，却接着一轮又一轮的疯长。平羌战争，成为东汉历代君臣心头最沉重的包袱。 公元168年，一个叫段颎的名将终于为汉帝国解决了问题。段颎针对羌人的游击战术，采用轻骑兵长途奔袭的战法，穷追猛打，先后与羌人交战180多次，斩杀3万多人，终于使战火绵延的河西地区彻底恢复了平静，然而此时的东汉王朝，也已经到了强弩之末，不几年的时间，便在诸侯纷争的旋涡中走向了灭亡。 对东汉帝国来说，平羌战争自始至终是卡在他们咽喉里的一块硬骨头，咽不下又吐不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军事上的因素外，更多的当从政治上去找。汉朝对羌族的压迫无疑是羌人反叛的内因，汉朝的官吏和豪强喜欢掳掠羌人为奴，更屡屡征调羌族部众出塞作战充当炮灰。特别是东汉中期以后，随着地方豪强势力和宦官势力的坐大，政治的腐败为羌人叛乱提供了温床，更加速了汉朝军队的腐化过程，终使平羌战争演变成一场烽火连绵的消耗战。平羌战争的另一结果恐怕是汉朝政府没想到的，在漫长的平羌战争里，汉朝河西军阀势力日益膨胀，渐成尾大不掉之势，终于有了河西军阀董卓进京夺权的大戏，拉开了东汉末年群雄逐鹿的序幕。 正文 第二十四章 把匈奴打到欧洲 东汉的对外战争，比起西汉时代少了很多，甚少有汉武帝时期那样大规模出塞，扫荡强胡的战争。但是东汉王朝，却完成了一件几乎影响整个世界历史，尤其是欧洲历史的大事——彻底驱逐北匈奴。 说这件事影响了世界历史，是因为一个欧洲人耳熟能详的词语——上帝之鞭。匈奴骑兵进入欧洲，是欧洲中世纪历史上的大事。重步兵铁甲包裹的笨重的欧洲人，在匈奴人迅疾如风的进攻中，败得比当年的汉朝人还要惨，甚至连“和亲”的机会都没有。几乎每一场战争，都是伤亡悬殊巨大的杀戮，无数的城市被毁灭，无数的村庄被洗劫一空，强悍的匈奴单于阿提拉，甚至还有了一个骄傲的名号——上帝之鞭。能得到这个殊荣的，从那时到现在的两千年里，不过两个人，另外一个，就是赫赫有名的蒙古帝国征服者，中国历史书上的“元世祖”——成吉思汗。 在当时，对于匈奴人的到来，欧洲人几乎毫无准备，后来的欧洲著名历史学者茨威格就曾说过：在这场战祸面前，当时整个欧洲陷入了漫长的恐惧中，没有人知道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没有人知道他们为什么来到这里。相信茨威格一定没有读过中国历史书，读了就可以找到答案：这些人是从中国大地的蒙古草原来的，他们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被汉朝打败了，赶走了，无处可去，不得已来到这里。 汉朝把匈奴打败，赶跑的时代，就是东汉时代。 <er">一</h3> 在经过了立国初年的休养生息之后，承平的东汉王朝，从第二代皇帝汉明帝刘庄开始，决心着手解决匈奴——这个让历代中原统治者头疼的老问题。东汉反击匈奴的战争，从公元73年开始，尽管这次出征并没有达到重创匈奴有生力量的目的，但不好的开端，有时候反而是成功的一半。东汉因为占有了伊悟，打通了进入西域的道路，东汉大军完全可以通过这条道路，对北匈奴的故地进行长途奔袭。在此战之后的第二年，窦固再次率领1万7千大军，经伊悟进入西域，大破盘踞在车师的北匈奴主力，斩首近万人。这是东汉开国以来，第一次对北匈奴军队成建制的歼灭打击。也正是在这一战之后，东汉才设立了西域都户，恢复了对西域大地的主权。此时东汉面对的，是彻底歼灭北匈奴的最好机会，先前出使西域的班超，已经在当地成功说服了大部分国家归附汉朝，北匈奴在西域已经无法立足，如果汉军趁势北进，将北匈奴彻底斩尽杀绝，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意外却发生了，是政治上的意外，窦固突然接到了东汉王朝的圣旨：班师回朝。东汉第一次可以彻底消灭北匈奴的机会，就这样断送了。如果没有这一道圣旨，恐怕也就没有之后半个世纪，班家父子在西域的孤军奋战了。 东汉王朝之所以见好就收，一面是当时的文臣们，大都坚持孔子的主张，即对蛮夷们，得其地不可役而使，追杀徒劳无益，只要把他们远远赶走就好。更重要的原因，是窦固的特殊身份——外戚。这里要说说窦固，虽然他的名声不如卫青，却是一个和卫青性格类似的人，也是当时东汉军将中军事才能最强者。他是河西豪强窦家的子孙，娶了东汉的公主，他也就是东汉王朝的驸马爷，这般特殊的身份，在当时无疑是分外敏感的。西汉灭亡于外戚的前车之鉴，使东汉王朝在立国早期，就采取了打压外戚的政策，对外戚的封地、财产进行严格的限制。汉光武帝、汉明帝父子两代君主，更大量任用酷吏，以限制外戚势力的扩张。做为手握军权的东汉驸马爷，一旦窦固继续建立战功，实力自然可能被汉明帝忌惮，所以趁着初战告捷见好就收，就成了汉明帝自以为正确的选择。 窦固也很识相，收到诏书后没有任何的抱怨，回到洛阳后继续夹着尾巴做人。他为人谦虚，平时小心谨慎，处事却豪爽大方，乐善好施，在东汉王朝的人缘很好。他班师回朝后，就再也不谈打仗的事，连被他派到西域的班超也不管了，放任班超在当地孤军奋战多年。他因这场战功，官位节节高升，兵权交出去后，名誉性的职务给了一大堆，最后于公元88年善终于家，赐谥号文侯。 然而北匈奴的气焰，并没有因为窦固的离开而收敛，相反却变本加厉。在洞悉了东汉不会轻举妄动之后，北匈奴开始放心大胆地在西域扫荡东汉的势力。事实证明，这时候的北匈奴也确实不复当年之勇，面对东汉仅有数千士兵坚守的西域地区，北匈奴竟然打得非常困难，经常是几万匈奴军围攻几千汉军，却经常被击退。每次攻克汉军的战略要地，北匈奴的伤亡都是汉军的数倍。值得称赞的是，虽然在西域争夺战里，东汉帝国采取了“不作为”的态度，但是留守汉军的抵抗，却是格外悲壮惨烈。比如耿恭率领两千士兵坚守的疏勒城，在箭镞消耗殆尽，断水断粮的绝境之下，面对数倍于自己的匈奴军围困，依然不屈不挠，死战不退。其慷慨壮烈，连北匈奴单于都大为敬佩，一度主动劝降，允诺要把女儿嫁给他。但耿恭不是李陵，不但严词拒绝了匈奴人的企图，甚至杀掉劝降之人表示死战之心。恼怒之下，北匈奴对疏勒城发动了惨烈的进攻。但可笑的是，当东汉前线士兵在死战的时候，东汉朝堂上的文官们却在掐架，比如这时期因“清廉”被载入史册的东汉名臣第五伦，居然荒唐地提出不需要救援这股汉军，让他们在西域为国尽忠，自生自灭就好。好在他的提议遭到了朝廷众多大臣的怒斥，刚即位的汉章帝也难得“爷们”了一回，大怒道“若此等精忠将士蒙难，昏君之罪也”！皇帝不愿做昏君，事情就好办了，东汉帝国随后开始了著名的“拯救大兵耿恭”的行动，让曾经在对羌族战争中立下战功的酒泉太守段鹏带7000人到西域救援。汉军进展顺利，一路累积斩俘北匈奴军队3000多人。事实证明，在西域大地苟延残喘多年的北匈奴，其军事力量和作战素质，都远非西汉时期的模样，而此时东汉军队的战斗力，却不亚于西汉鼎盛时期，以鼎盛之强，击北匈奴强弩之末，完全是摧枯拉朽。意外偏偏又发生了，受命救援的王蒙部是胆小鬼，进入西域后怎么也不肯再向前推进了，理由是担心陷入北匈奴合围，大多数不明敌情的汉军也同意这么做，况且被围困这么久，谁知道这股汉军是生是死呢？关键时刻，军中一个曾给耿恭做过警卫员的小吏范羌站了出来，他反对就此班师，自请带2000兵马援救，在他的坚持下，汉军主力部队给他留下2000人马后，慌不迭地拔马南撤了。带着这股骑兵部队，范羌翻山越岭，终于赶到了疏勒城，成功击溃了匈奴的围城部队，两支汉军会师之后，当场“涕泪交流”。此后经过数日跋涉，范羌护送着这支英雄部队回到中原，进入汉地后，耿恭部原先的2000汉军，此时竟然只剩下13人，美国人的《拯救大兵瑞恩》，是斯皮尔伯格的艺术加工，中国军人的“拯救大兵耿恭”，却是铁血中华壮怀激烈的事实。 <er">二</h3> 在西域的争夺战里，北匈奴再次获得了暂时的胜利，接着，却是永远的失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北匈奴势力的持续衰微，恰恰是在从东汉手中重夺回西域之后，衰微的原因，是天灾。 在北匈奴重新占有西域的公元75年，西域即遭遇了“极端天气”，之后连续8年，西域每年春天都干旱，冬天极度酷寒，甚至是轮番的暴风雪灾害。老天爷似乎也在成全放弃西域的汉帝国。 这样的极端天气，对北匈奴的打击无疑是极其沉重的，特别是以游牧经济为主的他们，牛羊牲畜被大量冻死，衣食无着，想压榨西域诸国，可归附他们的西域各国，也各个穷得叮当响，甚至不少人开始怀念起了汉帝国。汉帝国在时，一旦遇到这种情况，都会发大量的米粮赈灾，视西域国民为自己的子民，但北匈奴却视他们为奴隶，内外交困之下，北匈奴更是众叛亲离，为了弥补“极端天气”带来的损失，北匈奴不惜血本，冒着全军覆没的危险开始长途奔袭，意图劫掠汉地，可这招不幸失算，他们先想劫掠辽东，没想到东部草原住着的，是已经成为汉帝国子民的鲜卑人、乌桓人，想劫掠东汉的河北、山西、陕西各地，没想到南部草原住着的，是被他们赶走的南匈奴人，想劫掠河西走廊，这里早有汉朝精锐的河西军枕戈待旦。连番的侵扰，最终都以惨败而告终。众叛亲离的北匈奴，离末日也越来越近了。 这时期汉帝国看似和北匈奴无关紧要的一场政治变动，也加速了北匈奴末日的到来。公元88年四月，一直对开疆拓土没有兴趣的汉章帝病故，其四子刘肇即位，就是东汉历史上的汉和帝。刘肇本来是不具备即位资格的，但他被汉章帝的皇后窦氏收为养子，符合了中原王朝“立嫡不立长”的皇位传承制度，即位也就顺理成章。此时的刘肇只有9岁，恐怕连匈奴在哪里还搞不清楚。这时候的国家大权，落在了其养母窦太后手里，窦太后所倚重的权臣，就是一贯主张对匈奴实行强硬政策的主战派人物——大将军窦宪。他是窦太后的兄长，也是此时汉帝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他的掌权，标志着汉帝国对匈奴的打击，将进入最后的总攻阶段。 在当时的东汉政坛，比起早年的外戚窦固，窦宪是一个极其嚣张跋扈的人，汉章帝在位的时候，他就因为侵夺公主的土地，差点被汉章帝拉出去砍了。权倾朝野之后，窦宪更是目中无人，甚至到了睚眦必报的程度，先前得罪过他的人，都要找个理由报复回来。但这个人也是个打仗的好手，特别是新近掌权，当然要通过战功来立威，打击的对象，就是北匈奴。对窦宪来说，想要压服朝野的反对派，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彻底消灭苟延残喘的北匈奴。 所以公元88年，汉帝国再次讨论对北匈奴的用兵问题，军方的将领们都主张出兵，但文臣们却坚决反对，特别是司徒袁安集合了一帮文臣，反复上书反对，理由也是当年的那几条，对蛮夷不用追杀，赶跑就行了，打仗就要花钱，当然他们更担心的问题是，连续的对外战争，会造成军人集团势力的坐大，外戚势力的膨胀，这样文臣们的日子，就相当的不好过了。 但窦太后是不管他们是否好过的，打仗能给窦宪立威，也就意味着能给窦家外戚集团立威，再说北匈奴已到了晚期，如此泼天大功，自然不能放弃。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窦宪统帅大军，与南匈奴合兵，发动了对北匈奴的大举反击战。是年六月，汉军出朔方，与北匈奴军在涿山激战，一举打破之，随后一路追杀，直杀到今天内蒙古杭爱山下，一路仅招降俘虏北匈奴就有20万人。这次出兵是对北匈奴毁灭性的打击，得意洋洋的窦宪也分外高兴，在杭爱山勒石记功而还，可谓对当年封狼居胥的霍去病有样学样。这场酣畅淋漓的大胜，就是后来宋朝名臣范仲淹心向往之的“勒燕然山”。 燕然山之战对北匈奴的打击可以说是毁灭性的，当时北匈奴的整个人口不过几十万人，一场厮杀连投降带被俘，北匈奴几乎损失了一半以上的人口，这场打击的灾难性，甚至超过了西汉时期卫青霍去病的漠北之战，和东汉的战争确实不能再继续了。东汉方面，先前反对出兵的司徒袁安，在窦宪获胜后，火速提出了招降的建议，认为这将是一劳永逸解决匈奴问题的好机会。依照袁安的建议，汉朝派梁讽等人为使者，去北匈奴藏匿的巴尔喀什湖地区招降，在梁讽的劝说下，穷途末路的北匈奴单于最终动心了，他们准备效仿南匈奴，彻底向汉朝投降。如果此举成行的话，恐怕后来匈奴骑兵肆虐欧洲的大战，也就不会存在了。 意外偏偏在这时候发生了，招降的事情，文臣们很高兴，太后很高兴，北匈奴也很高兴，唯独窦宪不高兴，在他看来，这分明是在和他抢功。同时南匈奴也不高兴，南匈奴和北匈奴是死仇，在他们眼里，部落矛盾永远大于民族矛盾。于是，窦宪和南匈奴单于一拍即合，干脆趁着北匈奴接受招降，疏于防范的机会，再打一次大规模进攻，一劳永逸解决北匈奴问题。公元90年七月，汉军与南匈奴两路夹攻，杀入了北匈奴的王庭，疏于防范的北匈奴大军顿时崩溃，匈奴单于的老婆阏氏以及1万5千多人被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汉使梁讽和班固，此时就奔走在奉命册封北匈奴的路上，他们到达的时候，看到的却是一地死尸。 从此以后，北匈奴战不能战，降也不能降，剩下的唯一一条路，就是西迁了。公元91年二月，窦宪再次出兵，在金微山（阿尔泰山）包围北匈奴残部，俘虏了单于的母亲，单于则率领几千人突围北逃。这是汉匈战争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自此以后，北匈奴开始了悲壮的西迁之路，绕过咸海，向遥远的西方迁徙而去，在伏尔加河流域定居下来，成为4世纪前叶活动于伏尔加河流域的匈人的祖先，或许在那里继续圆已经在大漠之上破碎的重建匈奴帝国的美梦。一个多世纪后他们出现在欧洲，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正文 第二十五章 汉匈战争的“副作用”——鼠疫 同样是一座荒凉的古城，同样曾经有一个闪亮而伟大的名字——定襄。 就是这个定襄，矗立在蒙古草原茫茫荒漠里的定襄，汉军来过，匈奴军来过，唐军来过，卫青来过，李靖来过，在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之间刀光血影的争锋岁月里，它是兵家必争之地，同样担负着围墙的责任，在浩浩史册里，它的名号比云中还要响亮。漠北之战，奇袭阴山，汉家赫赫的武功都为这座荒凉的小城所吞吐，千载之后的我们，依旧呼吸着有关它的骄傲。 而被我们埋在心里的，是有关它的悲伤，那被千年史家掩埋掉的悲伤。 所有的悲伤，起于西汉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那个在无数有关汉朝的电视剧里，让今天的中国人骄傲不已的年份。 那年的全国形势真叫一片大好，桑弘羊的新政搞得如火如荼，铁制农具在全国普遍推广，粮食产量再创新高。长城外面，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远程追击作战取得了空前全胜，卫青在漠北打败匈奴单于主力，霍去病大破匈奴左贤王，直追到匈奴人祭天的狼居胥山，两场空前的胜利彻底摧毁了匈奴人的有生力量，历经数十年的汉匈大战天平，终于彻底倾斜在汉朝这边。这是欢乐的一年，胜利的一年，付出了巨大战争伤亡的汉朝，终于可以举起胜利的酒杯。 定襄，是当时汉朝最有资格举起酒杯的，它是汉军北伐匈奴的跳板，汉军的历次远征，都是由定襄出发，也是由定襄归国。它承担着汉军远征的后勤保障和物资供应等方面的诸多责任，像一个默默无闻的妻子，在辛苦的奉献中熬白了发丝。而今万里长征人已还，勇士、战马、将军，早已投入到定襄温暖的怀抱，在鲜花与掌声间，品味着凯旋的喜悦，一如那一年全中国的光景一样。 封赏，庆祝，葡萄美酒夜光杯，美得很，却无人料到，伴随着北伐大军的回师，一颗颗沉默的哑弹，也已悄然埋进了定襄疲惫的躯体，引爆之日，将是一场持续中国数百年的天崩地裂。 就在这一年的冬天，当朝野上下已然沉浸在不世边功的喜悦里时，一封来自定襄的加急奏章，让所有的歌舞戛然而止，定襄瘟疫！ 瘟疫，如暴风雨一般的瘟疫，如飓风一样吹灭万家灯火的大瘟疫，如洪水一样，从森严的军营蔓延到都市乡村的大瘟疫，如幽灵一样，刹那间夺去无数人年轻生命的可怕瘟疫。患病者大多高热致喘，短时间内气绝而死，而所有接触过患者的人，也都会离奇的感染病毒，死亡如多米诺骨牌一样，在定襄蔓延，很快又如墨滴在宣纸上化开一般，短时间内，将黑色的恐怖扩散到全国。 这种瘟疫，医学上称为草原鼠疫病，中医将其称为伤寒，而在西方历史上，它有一个死神一般的名字——黑死病。 制造死神的罪魁祸首，就是肆虐汉朝边庭数十年的匈奴人，为了对抗汉朝的自卫反击，在战场上讨不到便宜的情况下，他们使用了最为极端的方法，将感染了草原瘟疫的牲畜，放在河流水源边，引诱远征的汉军前来喝水，或者是将患病的牲畜，送到汉朝的边城下。这种方法，他们之前曾零星的用过，公元前119年汉朝规模空前的大北伐，给匈奴人施展细菌战提供了绝佳的机会，那些感染瘟疫的汉军凯旋后，瘟疫爆发，在他们的落脚点——定襄迅速的传播，蔓延到全国。 这是一场灾难。 彼时的中医，并没有特别好的对付伤寒的办法，面对这种从未见过的疾病，中药，望闻问切，保守疗法，统统束手无策，久经考验的医生们，只能坐视无数人喘息，痛苦地死去，坐视着那比牙买加人跑接力还要迅速的瘟疫传染。彼时的中国，刚刚经历过一场大战，元气未复的躯体，又横遭瘟疫的打击，自然是雪上加霜。于是，冷冰冰的史册上留下了无数的记录：山东大疫，关中大疫，河北大疫…… 而定襄，正是这场大瘟疫最初的爆发点，在人类第一场细菌战面前，定襄首先承受了惨痛的损失。从汉朝浩如烟海的奏章里翻出定襄地方官的奏报，清晰地写着定襄人口“十之去八”，而医学上公认的第一个大规模爆发瘟疫的地点，就是定襄。 这场大瘟疫，如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只手，强硬地改变了中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深信瘟疫来自匈奴巫师的“蛊毒施法”，当时的中国人对于匈奴蛊术的憎恨与恐惧，到达了顶点。正因如此，汉武帝在偏信了“太子蛊案”后，才会用极端的方法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无助的老百姓不知道该怎样拯救自己，瘟疫面前，政府不靠谱，医生不靠谱，孔夫子不靠谱，我们该信谁？ 所以道教、佛教，乃至各种光怪陆离的宗教，你方唱罢我登场，在瘟疫中告诉大家：我才是你的救星。中国人的信仰，受到剧烈的冲击。 伴随瘟疫而起的，是社会矛盾的激化，无数百姓的家破人亡，然后是民乱，暴动，极左时代管这些统统叫“农民起义”，然而这种自己人杀自己人的运动，不是进步，是悲剧。 最直接告诉我们悲剧的，是中国的人口数字，汉匈战争开始前，中国的人口到达了历史的最高顶点6000万人，然而到汉武帝过世前，天下却已“户口减半”，除去战争中直接战死的军人，这场细菌战使中国在30年间丧失的人口，仍然高达千万之巨，穿过麻木的史册，延绵至今，仍然足够骇人听闻。 然后就是汉武帝去世，去世前发《轮台诏》，减轻民众负担，停止对匈奴的战争。之后，就是昭君出塞，汉匈通好，再之后东汉建立，匈奴西逃，边关烽火暂息。 然而瘟疫，还是瘟疫，如一只睡睡醒醒的怪兽，不眠不休，依旧折磨着中华大地。 伤寒病的特点，就是爆发的周期性，每隔50年左右，就要持续性的爆发，更可怕的是，每次爆发，都要产生新的病变，这周期性的折腾，从汉开始到南北朝，百年间始终未停。一个很触目惊心的数字就是中国的人口，直到600多年后的隋文帝时代，才恢复到6000万人，勉强达到了文景盛世时代的数字，这600年间，除去战乱，就是瘟疫的肆虐。与瘟疫相关的，就是暴乱、杀戮，宗教如雨后春笋一般的传播。 ××地大疫，简单的几个字，今天很少有人想到，这是历史对我们这个民族的一场考验，恰如几百年之后，相同的瘟疫杀死了欧洲四分之三的人口一样，在那600年间，它也在折磨着我们。 可是我们终于经受住了这个折磨，当许多拜服在神灵面前的老百姓们企图从神灵那里获得帮助的时候，也有一些不相信命运的人，他们只相信，一定能够找到化解这场灾难的钥匙。 钥匙找到了，只有一个字：治！ 在这场灾难面前，中华民族的智慧再次启动，许多聪明人，在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体验中，在不死不休的求索里，找到了战胜伤寒的办法，留下了一批又一批光辉的巨著。他们的贡献，今天还在余荫着我们。 比如东汉的名医张仲景，在他的记录中，他的家族有三分之二的人感染了瘟疫，而伤寒病患者，更是高达其中的百分之七十，一句“家家有僵死之痛，户户有哀号之声”，掩卷追思，至今让人泪满衣襟。 但是他没有信命，没有像大多数的恐惧者一样匍匐在神灵的脚下，他开始了漫长的求索之路，遍访名医，亲身体验，在经过了无数次临床实践后，一部《伤寒杂病论》横空出世，这是中医历史上第一部记载最为全面，方法最为实际的中医论著，是人类战胜伤寒的第一把钥匙。 然后就有了五石散、寒食散等中药的问世，有名的无名的医生，用相同的孜孜不倦的心，倔强地挑战绝症的勇气，实践着“医者父母心”的本分。吃了五石散的贵族们，宽衣大袖，轻飘飘的清谈着生死玄学，吃了五石散的军官们，血脉喷张，攻城拔寨，建立着赫赫功业，吃了五石散的梁武帝，拜服在高高的佛像下，感谢神灵保佑他身体健康，他不知道，保佑他的不是头顶那尊麻木的雕塑，而是身后无数身份卑微、默默无闻的人。 医生在封建社会里不是好工作，上不得大雅之堂。那些年，刘关张的大刀长矛舞得欢，谢安陶渊明的魏晋风度过得悠然悠然，无数有名的无名的医生，却成为那个时代沉默的战士，厚重的，托起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历史。 感谢他们吧，正因为有了他们，已是废墟的定襄城，才未成为一座枯城。医者父母心，这话放在今天或许是说教，在那个年头，那些有名的无名的医生，确实是一个民族的再生父母。 我们已然不可考那些先驱的姓名，留给史册的只有刮骨疗毒的华佗，在衙门坐堂当大夫的张仲景，他们是那些先驱者的缩影。 定襄的古城依然破败，然而个人认为，应该在那个古城上，为这些医生立一排塑像，那是我们这个民族苦难的见证，是我们曾经的不屈与理想。 正文 第二十六章 门阀分裂了东汉 东汉有这样一首民谣：州郡记，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这句话翻译成白话的意思就是：州郡的文书，像霹雳一样厉害，甚至连皇帝的诏书，跟州郡的文书比都不如，只能挂在墙上当摆设。在“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这样的情形似乎不可思议，但是在东汉王朝，这却是不折不扣的事实。 这句话所说的事实，就是东汉门阀大族的强大，乃至取代了中央的统治地位。 <er">一</h3> 说东汉门阀制度形成，许多人也许会疑惑，西汉同样是扫平群雄建立，同样采取休养生息政策，为什么没有形成地方上经济垄断，政治上尾大不掉的门阀势力，相反在东汉，从中期开始，门阀势力就日益做大，最后甚至中央政府对他们也无可奈何？要了解这个问题，要从东汉、西汉两个王朝建国的不同形态说起。 东汉西汉两大王朝的开国皇族，虽然同属一个宗族，但却有一个根本的差异：出身。 所谓的门阀，就是世代传承的大家族，这种大家族如果想代代做大，必须要做到一件事情：就是政治上的世袭，人才上的代有人才出，所谓三代才出一个贵族，道理就是这样。 这个道理放在两汉的开国上，就明显对比出了泾渭：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们，和刘邦一样，大多都是草根出身，其本身的文化素质不高。虽然其中很多人都世袭爵位，但到了开国后，却是“富不过三代”，第一代人或许可以保持富贵，往后的“富二代”们，就一代不如一代。与此同时，西汉王朝对功臣勋贵们，采取极端的打压政策，拼命压制其生存的空间，特别是家族中有人为汉王朝立下大功的，其结果，无不是遭到朝廷的猜忌。比如李陵在给苏武的书信中，就详细阐述了西汉王朝对功臣的态度，即凡是立过功勋的功臣，最后都没有好下场。所以，在西汉王朝整个200年历史中，地方上的豪门大族出了不少，勋贵豪强出了不少，名门出了不少，却都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今天你牛气两天，明天我嚣张一把，根本不能持久。外加汉武帝时期通过经济改革，对地方豪强采取极端的剥夺政策，尤其是告缗、算缗等政策的实施，通过强行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剥夺地方势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出门阀相当得难。西汉时期各个家族中，真正风光长久的，不过是少数几家，而且以“富不过三代”的定论，几乎很少有三代以上持续风光的。 东汉却不同的，刘秀本人就是皇族出身，其身边的主要干将，大多都是地方上的大族，这些人远非早年刘邦身边的“穷泥腿子”可比，属于有文化有思想的一代人，整体素质相当高，在攫取权力和教育后代，保证家族长远富贵的深谋远虑上，都远远强于西汉时期的功臣们。这样的局面下，东汉的开国功臣们，其家族的风光，持续的时间也就更长。比如最早跟随刘秀的耿家、窦家等，最后都世代富贵，子孙世代成为汉帝国的栋梁之才，不知不觉之间，他们就成了垄断国家大权的家族，即门阀的“雏形”。 东汉帝国的经济政策和对待功臣的政策，也为门阀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做门阀，光有身份不行，需要有钱有土地，东汉初期开始的休养生息政策，给门阀们提供了经济上的便利。同时刘秀被后人津津乐道的“厚道”，也为门阀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比起祖宗刘邦大杀功臣来，刘秀做到了和功臣们同享富贵，虽然在东汉建国后，他果断采取了“退功臣”的政策，即削夺功臣们手中的军政大权，但刘秀的政策，是以“富贵换权力”，即给予功臣们经济上的特权，极高的政治地位和荣宠，换取他们实际的权力。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东汉初期开国功臣们的迅速壮大，其家族势力在地方上的日益膨胀，代代繁殖，最终成为权镇一方的“门阀”。 门阀制度产生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儒家经学的兴起。 东汉时期的门阀，分为两种人，一种是勋贵豪强派，一种是文化派，这两个派系并不矛盾，相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东汉早期的名臣，甚至开国皇帝刘秀本人，都是受儒家思想教育出身，其功臣中多人，后来也都成为东汉著名的儒学大家。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让家族的传承，除了子孙的传承之外，更多了文化传承这么一条路。随着东汉国家的稳定和文化的普及，儒家的师生关系、学派关系，随着其门生越来越多地进入政坛，成为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网。比如后来东汉时代著名的清官杨震，其家族弘农杨氏，既是学派，也是门阀，其门阀的成员，不只包括家族子弟，更包括师生故吏，整个汉帝国的最高统治权，就在这样的关系网中，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走动中，渐渐呈现了架空之势。 <er">二</h3> 东汉时代门阀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在汉和帝之前，是门阀政治的雏形时期，在汉和帝到汉顺帝之间，是门阀政治的壮大时期，在汉顺帝直至东汉灭亡，是门阀制度的彻底确立时期。 汉光武帝刘秀在位时期，是门阀政治的雏形时期。这段时间的东汉帝国，尚能注意权力的平衡，采取了权力收归中央，建立中央集权的政策。比如收拢地方的兵权，地方太守的带兵、调兵职权，都被尽可能地收回到中央来。与此同时，汉光武帝还格外注重任用酷吏，他在位的时候，如强项令董宣等人，都是豪强们所畏惧的人物。汉光武帝刘秀苦心建立的，是一个他心目中的政治平衡，即享有高荣耀的勋贵们，并不掌握实权，只有经济上的特权和地位上的尊荣，而真正执掌国家行政权力的，却是那些品级低微的小吏们。两种权力的相互制衡下，才会有中央集权的神圣不可侵犯。 所以在汉光武帝、汉明帝、汉章帝三代，汉朝皇帝的拳头，其实都是向下打的，即不断的出台各种政策，尽可能地打压勋贵的势力，不给他们掌握国家政权的机会。这时期东汉帝国的人才选拔制度也比较完善。东汉全盘继承了西汉时期的人才选拔制度，即“孝廉”制度，在地方上由州郡推举人才。从理论上来说，这种选拔人才制度，能做到相对公平公正，西汉时期的诸多人才，都是寒门出身。比如汉武帝时期，曾经做过丞相的公孙弘，原本就是一个农村的放猪郎，担任过丞相的主父偃，是一个游学四方不被重用的穷儒。在西汉帝国的早期、中期、晚期，都有大量平民出身的才俊进入权力的最高层，但在东汉帝国照搬了西汉的孝廉制度后，这一切不但不可能，反而成为与门阀制度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方式。 孝廉制度的存在，即给了门阀制度做大的机会，又让其本身的公正性名存实亡。孝廉制度的核心，在于地方官举荐优秀的俊才，但是随着门阀制度的壮大，豪门们在地方上拥有越来越多的影响力，因此人才的选拔，也越来越多的受到豪门们的影响，发展到最后，甚至成了豪门们轮流坐庄的权力游戏。而西汉儒家的壮大，也同样对门阀制度影响颇深。儒家的师承关系，乃至师门关系，在东汉时代已经日益完整，带来的结果，就是所谓的孝廉举荐，对象往往都是同一师门里的自己人，不在这圈子里混的寒门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享有这样的机会。如此种种，带来的问题就是门阀们，通过这个名义上公正的孝廉制度，越来越多地占据要津。这一段变化，主要存在于东汉和帝至东汉顺帝之间的时期。 在东汉的晚期，门阀制度的正式确立，要拜一场大起义：张角的黄巾军起义。在黄巾军起义的打击下，东汉帝国分崩离析，原有的军事体系彻底崩溃，为了挽救危局，东汉政府采取了允许各地自募乡勇的政策，带来的后果，是始料未及的，大批门<kbd></kbd>阀纷纷借机扩张势力，触角伸到了中央集权的最后一个禁区——军队。结果各地的门阀，就成了盘踞各地的诸侯，天子则成了大家的招牌，而不再是效忠的对象。后来的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乃至三国局面的形成，都是由此而肇始。 门阀制度不但影响到了汉朝，相反，门阀制度非但没有因为东汉的灭亡而灭亡，反而继续发展，到了南北朝时期，更成了垄断当时中国权力的士族阶层。这样的政治局面，一直持续了数百年，直到唐宋时期，随着科举制度的实行，原有的门阀制度才日渐衰落。 正文 第二十七章 杨震向东汉腐败“亮剑” 战争片里的李云龙说：一个真正的剑客，面对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对手，虽然明知不敌，但也要勇敢地亮剑，亮剑精神就是我们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当官不是打仗，但官场从来是战场，战场拼刺刀打枪炮，官场斗权势搏心计。没有硝烟，却阴谋阳谋弥漫，宦海沉浮间，明枪暗箭，躲躲防防，伴君伴虎，跌跌撞撞，沟沟坎坎一路熬过来，怎一个如履薄冰了得。这样的战场上，保命难，打赢难，全身而退尚且难，想“亮剑”，更是难上加难，所谓“剑锋所指，所向披靡”，貌似痴人说梦。 有一个人却做到了，他不是剑客，却有“军魂”，他错过了“中兴盛世”，亲历了世风日下，他未遇明主，穿够了“小鞋”，但浑浊汹涌的宦海暗流，磨不动他的坚硬棱角，沉重窒息的官威权势，压不垮他的铮铮风骨。陷阱黑枪交织一路的仕途上，无论是淫威蔽日的权贵，机关算尽的小人，盘根错节的“贪腐同盟”，荒唐无能的昏君，他都强硬以对，永无妥协，一次次勇敢地“亮剑”。他“难上加难”的人生，是劈开沉沉黑暗的闪电。 今天他已为人陌生，陌生到某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招生考试上，有考生竟把他的名字混淆成科学家杨振宁。但两千年风云变幻里，魏征绘制他的画像自省，包拯3次赴他的故居拜祭，文天祥以他的名言怒斥汉奸，海瑞在狱中读他的传记读到泪如雨下。活着的他是“真正的剑客”，不屈不挠的铮臣，身后的他是一块碑，令贤者激奋，奸者颤栗的丰碑。 拭去岁月的蒙尘，现出丰碑上的名字：杨震，字伯起，陕西华阴县水峪村人，东汉名臣。 <er">一</h3> 剑客“亮剑”前，总要先“修炼”，唐人贾岛说“十年磨一剑”，杨震更长，从少年“磨”到50岁。 身为官场上的“剑客”，杨震是个有来头的苦孩子。 杨震生于东汉永平三年，他的家族“弘农杨氏”，在汉朝来头颇大：八世祖杨喜是西汉开国功臣，被刘邦封为“赤泉侯”，高祖杨敞官至丞相，因拥立汉宣帝有功，被封爵“安平侯”。但到杨震这一代就“苦命”了：杨家从西汉末期开始破落，杨震祖父杨谭和父亲杨宝，皆是不曾为官的教书匠。杨震后来说他祖父两代“甘守贫寒”，可见日子艰辛。到杨震童年时（具体年岁不可考）更是雪上加霜：杨震父亲杨宝撇下孤儿寡母3口（杨震和弟弟），英年早逝了。 苦孩子早当家，杨震也不例外，小小年纪挑起家庭生活重担，种地打粮挑水劈柴，奉养母亲照料弟弟，还开了几亩荒地种草药，以换钱贴补家用。里里外外拼命劳动，能干同样也能吃，据说学蒸馒头的时候，一边看火一边吃，还没蒸熟一笼馒头就吃光了。可看到母亲和弟弟因此挨饿，直把杨震肠子悔青，竟用手抠嗓子眼，连苦胆水都吐出来了，从此再不偷吃。这则故事系陕西当地民间传说，真实性不可考。但少年时的杨震含辛茹苦，有口粮食先想着母亲弟弟，自己经常饿得饥肠辘辘，却是实情。《续汉书》上说他“奉母教弟，乡里称孝”，放在今天，也是自强不息的典型。 这样的家庭条件，又没有义务教育，读书貌似不易。可杨震的教育环境却还好：他的父亲杨宝是一方名儒，在世时对杨震的功课抓得紧。后虽遭父丧，但母亲粗通文墨且深明大义，不但接过了小杨震的教育任务，更时常以祖先的丰功伟绩训导他，要他时刻牢记光耀门庭，因此杨震也“少有大志”。杨震本人的天赋也好得很，读书过目不忘且悟性极高，时常能举一反三，学习的自觉性也强，他家村子后面是山，翻过山道有个山谷叫“翎峪”，是杨震每天读书的地方。纵是劳作辛苦，学业却从未间断，《后汉书》对他“敏而好学”的评价，是他几年如一日，翻山越岭踩出来的。 这段艰辛的童年，对杨震一生都有重要的影响。家穷，就要艰苦奋斗，身为长子，更要承担责任，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你要咬牙挺过去。挨过饿，也就知道别人挨饿的滋味，草民百姓的冷暖辛酸，杨震小小年纪就已尽尝。可以想象，他后来在官场上的心忧黎民，坚韧顽强，敢于担当，皆是来自于此。更重要的是，无论生活发生怎样的变故，父母始终要求他要“有大志”。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无论人生遭受怎样的打击，他始终没有抛弃一样东西——理想。 当然，如果那则吃馒头的传说是真的，那么从此时开始，杨震也一定明白了他人生里另一个重要的道理：不该你吃的，不能吃，不该你拿的，更不能拿。 可理想不能当饭吃，母亲只是粗通文墨，杨震虽聪明好学，没有名师指点还是不够，要请老师，家里没钱，成才也就困难，虽说“有大志”，前路却照样迷茫。母与子，就在这苦日子里熬着，明天在哪里，不知道。 熬到杨震15岁那年，“明天”主动找上门来了——太常恒郁。 “太常”，是东汉的官职名称，主管宗庙祭祀和朝廷礼仪，相当于“文化部部长”。身为“正部级”的恒郁，在当时还有另一个身份——大师。他是东汉儒学宗师，一生桃李满天下，教过的学生里，有一个叫刘庄，即历史上的汉明帝，还有一个叫刘肇，即历史上的汉和帝。套用史书上的话说，此人“两代帝师，可谓亚圣人”。 “亚圣人”恒郁找上门，绝非心血来潮，他是杨震父亲杨宝的生前挚友，这次是来顺道探望一下，然后就见到了杨震。“亚圣人”的眼光自然不差，一番交谈后大为赞叹，当场决定收杨震为徒，命杨震随自己去洛阳求学。 这样的好事，杨家上下喜出望外，母亲命杨震立刻收拾行装。儿行千里母担忧，临走时必然依依不舍，千叮咛万嘱咐。但杨震的母亲却很平静，只是说了一句话，作为对儿子所有的期望。 “若负汝父之清名，则永不相认也。” 杨震含泪叩别母亲，这句话，一字一句，铭记于心。事实证明，他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 <er">二</h3> 杨震就这样跟随恒郁，到京城洛阳做了“南漂”，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作为恒郁门下的插班生，他悟性极强，学习刻苦，很快就成了优等生。恒郁不但教授他儒家学问，更教导他要博采众家之长。杨震一一谨记，不但通读各类儒家典籍，同时也广泛涉猎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各门学问，经常参加京城各学府的集会交流，对各类学问大胆评说，令众青年才俊折服，又兼他为人正派，口碑甚好，不出几年，就有了“立身刚正”“明经博览”的群众评语，可谓是全面发展的“三好生”。 但恒郁对杨震更重要的影响，是做人。 恒郁此人，除了是彼时知名的学问家，更是出名的直臣，他的官职是“太常”，执掌国家的宗庙祭祀以及礼仪规范，工作中最大的特点就是认死理。比如朝廷礼仪有不合规范的地方，哪怕是细枝末节的小问题，他都要据理力争。大事情更不含糊，皇帝想铺张浪费，或者大臣想借“搞活动”揩油，犯到他手里总要闹个天翻地覆，动不动就在朝堂上开炮。比如有一次汉章帝出巡多花了点钱，恒郁知道后大怒，连篇累牍地上奏折，非要汉章帝承认错误，气得汉章帝命卫兵把他拉出去，他竟一怒之下在家罢工不上朝。事后还是汉章帝亲自去他府上探望，好言好语一番才算了事。 而在教育工作上，恒郁也不含糊，不但学业上严格要求学生，生活上更要细致管教，细致到学生们每天的起床、吃饭、睡觉，都有严格的规定限制。比如吃饭的时候不许剩饭，要一粒不剩地吃完；睡觉的时候不许睡懒觉，到点必须起床，谁违反了规定，那就打板子没商量。就连跟他读书的皇太子，也成天被他打得两手肿胀，直把学生们折腾的叫苦连天，却不敢有半点怨气。因为恒郁本人，就是这么做的。 但杨震从不叫苦，自师从恒郁以来，始终兢兢业业，学业优良生活作风更优良，和恒郁简直是物以类聚。这样的学生恒郁自然喜欢，不但时常给他“开小灶”，还提拔他当自己的机要秘书，命他协助自己处理一些日常的政务。特别是到后来，连恒郁上给皇帝的奏折，也经常交给杨震润色，日常的工作方案，也命他参与谋划，更时常带他出席各种应酬。杨震跟着老师做学问，学政务，大汉朝官场形形色色的众生相，数年时间他已亲历。恒郁刚正不阿的品质，他更耳濡目染，从此在他的心里：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对要坚持，错要改正，不改正就要斗争，天王老子也挡不住。 恒郁还教给杨震一门特殊的学问——欧阳派《今文尚书》。 欧阳派《今文尚书》，始创者是西汉欧阳生，是汉朝儒家学派里特殊的一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捎带着把儒家典籍《尚书》也焚了，汉朝时整理典籍，由秦博士伏生口述《尚书》残本，以汉朝隶书誊写，因此名《今文尚书》，汉朝以来，《今文尚书》又分为大小夏侯派系和欧阳派系。儒学宗师恒郁，是欧阳派《今文尚书》的传人。 正是这一门学问，给予了杨震一把从此永不抛弃，紧握一生的剑——清廉之剑。 因为欧阳派《今文尚书》实在不同，别家学派都是研究理论，欧阳派却重理论联系实际，《尚书》里的重要思想，他们不但批注研究，更自我总结，核心思想是一句话：儒家子孙，要以廉洁著称于世。 所以自西汉以来，这个学派代代传承，不但出大儒，更出清官，比如西汉的毛介、欧阳高，东汉初期的董宣、郅珲等人，可谓英杰荟萃，杨震，就是下一个。 对这个学派，杨震自然不陌生，他的父亲杨宝也是欧阳派弟子，学起来自然驾轻就熟，外带学习刻苦勤于思考，不但成绩优良，更善于继续总结，所以进步极快。杨震20岁那年，一件事情的发生，让老师恒郁确信杨震已经可以圆满结业了。 事情是这样的，某一日恒郁开班讲课，说到了西汉欧阳派先贤——汉元帝时代名臣欧阳地余清廉自守的故事。这位官至侍中的大儒一生清贫，去世时家无余财，更留遗言给子孙：“死不接受官府赏赐。”如此“廉政模范”，自然让众学生钦佩不已，纷纷表态要学先进，轮到杨震，却是长长的“唉”了一声。 恒郁奇怪了，这个平时听话的好学生咋啦？敢对先贤不敬？刚要张口训斥，却听杨震低头感慨说：他虽然清廉，可那时官场风气败坏，贪腐横行，难道他就没有过失吗？ 敢议论“先师”的不是，忒狂了吧，恒郁怒从心头起，正准备卷袖子拿戒尺体罚，却见杨震抬起头，炯炯的目光盯着老师，掷地有声，说出了一个他奋斗终身的理想。 儒家弟子当清廉自守，更要铲奸除恶，匡扶社稷，如此方不负圣人之教也。 此语一出，满座皆惊，恒郁愣了半响，认真地，仿佛第一次认识他这个学生似的，终于，他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欣喜地对杨震说：“你有如此抱负，这很好，但更要多历世事，体察民情，方能如愿啊。” 杨震就这样毕业了，本来恒郁想推荐杨震入朝为官，但杨震拒绝了，他放弃了京城户口，打点行装回到了陕西华阴老家，一面奉养老母教导弟弟，一面凭着在恒郁门下的所学子承父业——教书。他在华山脚下的牛心谷，把父亲办过的学校重新打理起来。这一教，就是30年。 杨震的教育工作做得很不错，东汉时期教育界陋习颇多，做学生的不但要鞍前马后伺候老师，还得帮老师家挑水种菜，既当学生又当长工。杨震把这些全废了，他从来不使唤学生干私活，更宽厚地对待每一位弟子，但治学却极其严谨，身体力行教导他们读书做人。 这么好的老师，招生自然不愁，学校门庭若市，四里八乡的学子们挤破头皮来报名，把牛心谷挤成了农贸市场，当地也因此得名为“杨门槐市”（牛心谷槐树甚多）。不几年，学生人数就突破千人。事业壮大了，分校也就开起来了，杨震又相继在陕西华阴双泉学馆、河南灵宝豫灵镇开班授徒，一教又是十数年。他办学一不求发财，从来不收“天价报名费”，且对不同家庭的学生一视同仁；二不辞辛苦，不远千山万水，在几大分校之间来回奔波，为的就是一件事——传道，传播儒家圣人之道。彼时的他，已是东汉知名的“模范教师”。 东汉没有科举，想当官，主要是通过“举孝廉”，即由地方官推荐当地名士入朝为官。杨震的条件早够了“举孝廉”的标准，教书育人30年间，各地“分校”所在的地方官有不下20次推举他，但杨震每次都坚决推辞。日久天长，他的办学事业达到了顶峰，门下弟子3000多人，其弟子虞放、陈翼等人皆成了东汉名臣，因其在教育战线上的杰出贡献，外界甚至送给他一个崇高的雅号——关西孔子。 当然，这30年杨震除了做“孔子”外，也干了许多其他事。比如他每到一处讲学，皆关心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在河南还顺便帮助农民改装农用水车，给地方官提更新农具等合理化建议，他还喜欢将所到之处的民情记成日记，时常翻检查看。民间的疾苦，因而了然于胸。30年间，他其实在“磨剑”。 直到东汉永初四年（公元110年），杨震50岁时的一天。 那一天按照史料的记载，有一部分是神话，说杨震那天正在讲课，突然有一只鹳雀飞进课堂，口叼3只鳝鱼放下，扑棱着翅膀飞走了。杨震不解，找人询问，得到答案是：“鳝鱼是做大官的象征，3只鳝鱼，说明你将位列三公。”然后，杨震就放下教鞭，从此入朝为官。有一部分则不是神话。彼时在位的汉安帝母亲邓太后赏识杨震，从是年一月开始，连续3次由其兄长——大将军邓鹭亲自登门邀请，终打动杨震。“鹳雀送鳝”的故事与其说是神话，不如说是坊间对杨震的一个期待，期待这个品行高洁的“关西孔子”，能亲手书写一段铲奸除恶，振奋朝纲的神话。 这时起，剑光闪动，青锋出鞘，剑客杨震，来了。 他面对的，是东汉官场阴影重重的黑云涌动。 <er">三</h3> 当官要看资历，杨震入仕的时候虽年过半百，却着实是个“新人”，照样要从基层干起。 但杨震这个“基层”却升得很快，先是在大将军邓鹭身边做了两天幕僚，接着又外放到河北襄县做县令，其实是“挂职锻炼”，“锻炼”了没两个月，是年秋天，即被正式任命为荆州刺史，成为权镇一方的封疆大吏，这速度，实在是“直升机干部”。 之所以如此“直升机”，同把持朝政的邓氏家族的赏识是分不开的，起初邓太后邀请杨震，本是想拿他做“招牌”，借他的名望巩固势力。但杨震入邓鹭大将军府后，与邓鹭几番深谈，对时局看法切中时弊，对大汉朝各州郡民情更如数家珍。邓鹭赞叹之下，遂向邓太后推荐：“杨公有救时之才也。”然后杨震就“直升机”了，目的，当然是让他去“救时”。 可此时东汉的朝局，早已不是杨震年轻时的盛世光景了，论境况只当得四个字——内外交困。 此时正是汉安帝刘祜在位时期，他即位时才13岁，国家大权由其母邓氏为首的外戚集团把持。他即位之前，其父汉和帝刘肇留给他的，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烂摊子，他即位之后，国内外矛盾一并爆发，西北有西域诸国叛乱，东北有鲜卑乌桓扰边，北方南匈奴也扯旗造反，内政方面，邓氏外戚掌权引起部分朝臣不满，相互间争斗厉害，长久积累的土地兼并问题开始爆发，河南、山东、河北等地相继发生农民暴动。偏偏天灾也来凑热闹，从汉安帝即位初期的永初元年（公元107年）起，大规模自然灾害接连发生，先是全国37郡遭受水灾，接着河西诸郡闹旱灾，山东河南两省又遭雹灾，国库储备捉襟见肘。永初二年、四年，东汉政府两次下令，允许在押犯人交钱赎罪，以补充国家财政。国事维艰，可见一斑。 好在彼时把持朝政的邓氏一脉还是有作为的，大将军邓鹭主动提出削减封地和俸禄，倡导节俭以共度难关，为人处事也低调得很，多次婉拒朝廷赏赐。太后邓绥更是直面困局，选贤任能以“救火”，杨震，正是其中之一，他所赴任的荆州地区，是“重灾区”。 荆州，在东汉的时候已是重镇，这个后来三国时期孙刘两家争得头破血流的战略要地，此时亦是东汉王朝的经济支柱。当地物产丰富，有“天下税粮出荆襄”之说，可谓东汉王朝的“钱袋子”。可杨震到任时，这“钱袋子”却早已被戳得满是窟窿。荆州当地，是东汉诸多“望族”的盘踞之地，土地兼并越演越烈，中央的赋税越收越少，杨震的前任刺史，竟然亏欠了中央6年的赋税，主要的“欠税户”，是那些把赋税转嫁给平民的“望族”们。此外农民暴动也不断，南郡、江夏等地不少农民落草为寇，与官府作对。与此同时，荆州南部的“山越”等少数民族也时时造反。种种问题，真如一团乱麻。 面对着一团乱麻，杨震“亮剑”了。他的招数显然是刚猛型的，既然是乱麻，那就快剑斩乱麻，先找到关键的问题，然后往死了砍。 荆州的问题大体就是这样：“望族”们兼并土地，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政府收入锐减，农民没活路，没活路了就要造反，政府没钱，只能干着急，部分蛮族部落也乘虚而入。问题症结在“望族”们身上。 “砍”之前，先得整顿内部，别看国家穷，官场的“吃喝风”却热闹，杨震到任没几天，各路衙门争着请，杨震婉拒：还是来我家吃吧。刺史大人宴客，“下官”们当然受宠若惊，呼啦啦来了一群，却见桌上几盘家常菜，半点荤腥都没用。众人咽不下去，杨震却吃得很香，一边吃一边给大家算账：农民日子多辛苦，一顿饭得花多少民脂民膏，边算账边抖落众官员们的“烂帐”接着大手一挥，门外的兵士应声而入，饭桌边的“下官”们当场瘫了一片，接着杨震循循善诱，拿出当年教育学生的耐心来，挨个做思想工作，大谈为官清廉的重要性。恩威并施下，众“下官”们慌忙争相表决心，愿跟着大人赴汤蹈火。 整顿完了就动手，先拿荆州当地最大的望族杜家开刀，这家族不简单，仅在中央做官的亲戚就有十来个。砍！杜家长子当即被绑来了，你家平时做的不法事，我这里都查清楚了，两条路，一条退地，一条照“黑名单”抓人。不服？打！再不服？抓！打完再抓，抓完又打，折腾了没多久，杜家怂了：服！ 杜家怂了，其他“望族”们也只好认输，重新清丈土地，追缴欠税，上交不法财产。“杨青天”的名号传出去了，各地“草寇”们主动自首，杨震既往不咎，查清了近20年的荆州土地账册，重新划拨土地给农民，东汉王朝的“钱袋子”，总算把窟窿补上了。荆州南边的“山越”民闻讯，也慌忙前来请罪，杨震公正处理，属闹事“惯犯”的严办，属被“望族”们逼迫的一律从宽，更为少数民族发放农具，帮助他们转为农耕生活。在杨震到来之前纷乱不休的荆州地区，至此终于重归太平。官场第一剑，“砍”漂亮。 荆州局面安定了没两年，杨震又得到了调令——调任东莱太守。这是个比荆州“闹灾”的更厉害地方。 荆州的问题，核心是经济，说到底是人祸。东莱问题更严重，天灾人祸攒在一块儿。 莱州，从杨震入仕的永初四年（公元110年）起就开始闹灾，先闹旱灾，又闹水灾，连年天灾造成大饥荒，乃至于“人相食”。农民起义也此起彼伏。既然是闹灾，就要安抚百姓，发粮赈济，可东汉政府已经穷得叮当响了，临来的时候朝廷明确告诉他：赈灾可以，粮食，你得自己想办法。 还能有什么办法呢？莱州的官仓早空了。这时候有人告诉杨震，其实还是能弄到粮食的，当地的富户都有存粮，可他们宁可把粮食堆在仓库里，雇家丁死死看着，绝不会给老百姓一颗的。 知道哪里有粮就行了，杨震又快刀斩乱麻了。要说通富户借粮，就要搞定当地最著名的“望族”。东莱的望族首推耿家，这家不好惹，开国功臣的一支，世代的爵位，地方官都要看他脸色，让他“放血”，简直是天方夜谭。 可杨震下了决心要放他的血，直来直去的登门求，求了两次，人家都两个字——不借。杨震倔脾气上来，干脆守在耿家门口，铁了心的和耿家“耗”上了，这一耗就是整整3天，杨震水米未进，竟活活晕倒在耿家门口。饿死朝廷命官可不是好玩的，耿家急得连连告饶：服了您了，我借，我借还不行吗？ 耿家“放血”了，东莱的富户们也就全“放血”了，杨震就这样筹到了粮食。接着他在东莱各地广施赈济，安抚收容灾民，混乱不堪的东莱局势总算开始好转。值得一提的是，手握钱粮的他，每天竟“止食一餐”。属下劝他注意饮食，他总叹息道：“民未果腹，我心何安？” 治理好了东莱，杨震马不停蹄，又奔赴河北涿州。涿州的局势更乱，暴动农民专杀贪官富户，声势一时喧嚣。杨震得令后率领全家，穿土布衣服轻装简从急奔涿州，本以为要有一场恶战，谁料刚到涿州府衙，问题就解决了。 原来农民们听说杨震来了，竟然齐刷刷地跑到衙门来自首，暴动头领说：我们造反，实在是被贪官们所逼迫，今天见到杨大人来了，才知道世上真有清官，我们又怎能不甘心伏法呢？ 之后杨震公正处理，对大多数农民赦免其罪，并发放赈济，只处斩了几个领头者。那几位依法伏诛的“贼首”们，在行刑的时候非但毫无怨言，反而恭恭敬敬地向监斩的杨震叩拜。从此以后，杨震在涿州与百姓同甘苦，苦心治理地方。他谢绝一切请托送礼，整治官场陋习，废除不合理的苛捐杂税。他的俸禄也大多用来周济他人，有人劝他好歹为子孙留点产业，他回答说“让后人称我的子孙是清官的子孙，这不就是最宝贵的产业吗”？他治理涿州两年，当地“盗贼几绝迹，官民大安”。 从荆州，到东莱，再到涿州，7年之间，杨震一路“亮剑”，为东汉王朝安抚地方，整治奸恶，可谓此时东汉王朝“最牛地方官”，既是牛人，自然也少不得牛人语录。现代人的“牛人语录”至多风靡一时，杨震的一句语录却流传弥久，比他本人的知名度还高——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事情是这样的，杨震办学的时候，有个学生叫王密，他是荆州人，杨震治理荆州时，他协助出谋划策颇多。杨震认定他是个人才，于是举荐他出任昌邑县令，昌邑在东莱境内，后来杨震调任东莱太守，师生又在一起共事。 久别重逢，当然有说不完的话。王密也很尊敬老师，杨震到任后主动来拜见，师徒俩高高兴兴聊到深夜，杨震兴致很高，话匣子打开，从家庭生活侃到国内外形势，直至深夜还意犹未尽。他却未注意到，自己的这位得意门生神色很不对，不断的四下撒摸，似乎在等什么。 果然，到月上柳梢头的时候，王密突然神秘兮兮地“嘘”了一声，然后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包袱：老师，您收好。 杨震打开一看，什么都明白了：10斤黄金。 王密还是满脸堆笑地看着老师，他却未曾留意到，老师的神情已经发生了变化。 半天，他看到老师抬起头来，用强压着愤怒，极度悲伤的口吻，吃惊地问：我了解你，难道你还不了解我吗？ 王密还没回过神来，大概是混官场混久了，脑袋也迷糊了，很轻松很得意地安慰说：您放心，现在夜深人静，这事没人知道…… 话音未落，就看到他的老师，怒目圆睁盯着自己，眼睛像刀子一样剜着他，几乎是用尽全身的力气，发出了那一声振聋发聩，穿越5000年历史的怒吼。 “天知，地知，子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者！” 王密满脸羞惭，当即拔脚开溜，而这句怒吼，在当时几乎传得大汉朝人人皆知，于是清廉正直的杨震，有了一个响亮的称号——杨四知。 时至今日，这则小故事被许多“心灵鸡汤”类的杂志刊载，大都借此表扬杨震清正不阿，品德优良。不过也有个别人慨叹杨震“不懂人情世故”，学生送个礼咋啦，太不给“面子”了。这句豪言壮语现代人也常引用，当然意思大多是用歪了。可是极少有人提及，这声怒吼背后的酸楚。 要说酸楚，得先算术，王密送的10斤黄金，放到现在大概值多少钱。 东汉的贵金属比价，和现代有所出入，如果以粮食价格来换算下的话，东汉的1斤黄金，大概值1万5千文铜钱，东汉这时期小米的价格，是一石（20公斤）400文铜钱，对照现在小米的价格，一文铜钱折合人民币约3毛钱，1斤黄金，大约是4500块钱，10斤黄金，就是45000块人民币。 而王密做县令的工资又是多少呢？东汉官员的工资，是按照粮食来算的，主要是谷，一石谷的价格是220文铜钱，县令的年薪，在汉安帝时是600石谷，按照上面的换算方法，王密的年薪，大约是4万块人民币。 年薪4万的王密，出手就送了45000块钱，再联系他就任县令还不满半年，我们不难看到：如此“孝顺”的王密，也许在工作岗位上没少干，但更没少捞。 廉洁奉公的杨震，对呕心沥血教导出来的学生，报以了满腔的希望，却转眼间变成了贪官，就在自己的眼皮底下，还贪得这样的心安理得，这样的无耻无畏。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老师，能够忍受这种酸楚。 透过这穿透千年，振聋发聩的豪言，和被扭曲的现代意思，我们听到的，是一个老师遭遇背叛的痛苦，一个战士无言的孤独。 <er">四</h3> 无耻的王密背叛了，但孤独的杨震还要继续前行。元初四年（公元117年）六月他结束了“最牛地方官”生涯，进京担任太仆，半年之后又升任太常，做到了他的恩师恒郁曾做到的官职、在任期间他大力举荐人才，废黜了多名尸位素餐的官员，启用陈留、杨抡等知名学者为官。3年后他升任“三公”之首的“司徒”（丞相），多次要求整顿吏治，惩治不法权贵宦官。两年后又调任“太尉”，成为东汉王朝的“国防部长”，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不理汉安帝的“招呼”，拒绝给汉安帝的舅舅升官。清官，坐在哪个位置上都是清官。 政治生涯走到顶点的杨震，也即将迎来他一生里最孤独，力量最悬殊的一场“亮剑”，并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场“亮剑”，从东汉永宁二年（公元122年）开始——邓太后驾崩。 杨震的政治生涯，登时塌了半边天。 之前杨震从荆州到洛阳，从地方到中央的一路成功“亮剑”，固然因他本人的勇敢无畏，却也同样因为邓氏家族的支持。而今当了15年傀儡的汉安帝刘祜大权在握，多年的压抑彻底反弹了——清算！邓太后尸骨未寒，邓家兄弟姐妹9人就相继获罪被杀，当年三度上门邀请杨震的邓鹭，削职为民后被汉安帝指示地方官迫害至死。转瞬之间，邓氏一派的官员，不是罢官就是杀头，东汉官场一片血雨腥风。虽然杨震因德高望重，并未被株连其中，但汉安帝对他不待见，却是毫无疑问的。 其实对杨震来说，这些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杨震是个眼里不揉沙子的人，但面对汉安帝，却只能看见满眼沙子。 汉安帝此人，也是东汉出了名的荒唐皇帝，做小皇帝的时候，他曾一度“聪敏尚学”，但大抵是做傀儡久了，之后越活越抽抽。至于他亲政后的基本表现，可以概括成三句话：什么都干，就不干工作；什么都信，就不信实话；什么都关心，就不关心江山社稷。 汉安帝掌权后即对宦官分外倚重，助他执掌政权的宦官江京、李闰等人，俱是贪婪狡诈之徒。李闰是个小人，邓太后执政时，正是他给汉安帝造谣说邓太后要“废帝”，终造成了邓氏一门遇害的悲剧。江京则屡出恶计，帮汉安帝除掉了邓太后时代大臣多人。汉安帝亲政后，李闰被封为雍乡侯，江京被封为都乡侯，这两人掌权后，最大的爱好就是“挖国家墙脚”，不但天天“忽悠”着汉安帝在后宫玩乐，还时常以皇帝名义下诏，挪用国库储蓄供自己吃喝玩乐。值得一提的还有汉安帝的奶妈王圣及其女儿伯荣，这娘儿两倚着汉安帝的势，不但和江、李二宦官沟壑一气“挖国家墙脚”，更互相斗富，今天你穿个名牌，明天我搞个名车，后天我大兴土木修豪宅，连出去旅游都要拉风，强令沿途地方官甚至王孙贵族们行跪拜礼。而这个伯荣更是“风流”，史载她长期“出入宫闱，交通奸赂”，几乎天天闹“性丑闻”，彼时东汉，怎一个糜烂了得！ 这么多沙子，杨震的眼里当然揉不得。他很愤怒，知汉安帝不待见，可照样要斗争。和当年一样，这次他照样简单直接——上奏章开骂。先是满腔怒火的向王圣母女开炮，怒斥二人“道德败坏”，要求汉安帝将这对“狗母女”立刻赶出宫廷。这篇字字喷火的奏折，拿到汉安帝手里，却逗得他哈哈大笑，随手就把奏折拿给王圣母女“分享快乐”，这下可把杨震“卖”了，王圣们恨得牙根子痒痒，立刻结成了“反对杨震统一战线”。 可杨震不惧，在调任太尉之后继续“亮剑”，此时是东汉延光二年（公元123年），对大汉王朝来说，这是四面边声连角起的一年：四川有越族造反，东北有鲜卑族进犯，河西走廊有羌族叛乱，中国南北再次烽烟四起。杨震身为“国防部长”，自然尽心竭力御敌，可要打仗，边关的军饷却还拖欠着，粮食也送不上去，四下告急的文书雪片一般飞进京城，钱呢？全给“挖了国家墙脚了”。 为国家大事计，杨震一边竭力调度，一边继续“亮剑”——开骂！这次他更狠，拉了一长串进攻目标：江京、李闰、王圣、伯荣……挨个指着鼻子骂，从“挖国家墙脚”到“淫乱宫廷”，做的恶事一件一件数，顺便大逆不道了一把，把汉安帝也骂了一通，说你要再这样下去，老百姓就该造反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力尽则怨，财尽则叛，望陛下度之）！ 汉安帝当然不会“好好想想”，相反气得暴跳如雷，但慑于杨震的威望，终不敢拿他怎么样。杨震骂痛快了，继续忙活前线的战事，他和大司农胡广密切配合，筹到一笔钱粮，总算可以解燃眉之急了。 但是老谋深算的李闰们却发现，杨震，已经没多少好日子了。 因为杨震第一次开骂的时候，朝廷里还有几个帮腔的，而后杨震越骂越多，帮腔的却越来越少，到最近这次，连他的学生也不敢说话了。官场上就是这么世态炎凉，杨震，也注定要死在这世态炎凉上。 扳倒杨震的机会已经出现了，就在这笔杨震刚刚筹措到的钱粮上。 延光三年（公元124年）初，李闰再次以汉安帝的名义下诏，命大司农胡广挪用这笔钱粮为自己修造住宅。胡广软弱不敢抗命，到手的军费飞了，杨震闻讯暴怒，又写了一篇怒气冲天的奏折，这似乎是之前固定的剧本了。但当杨震急匆匆地把奏折送到汉安帝手里时，他才发现：这次真的不一样。 因为杨震刚把奏折交给汉安帝，汉安帝就哼了一声，看都不看随手扔在地上，继而拂袖而去。杨震登时傻了：耻辱！彻头彻尾的耻辱。他明白，自己已经完全失去了汉安帝的信任，下狱获罪甚至横遭身死，都很可能是明天的事。 杨震不争了，他回到家里闭门谢客，甚至几天不上朝，在想什么没人知道，但面对阴影重重的“腐败联盟”，这个“亮剑”了一辈子的“剑客”，人生里第一次累了：心灰意冷，身心俱疲。 直到一个人的死。 这个人叫赵腾，和杨震根本不认识，他没读过多少书，更没做过什么官，只是一个河间府的平头百姓。但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物，在杨震闭门谢客期间，竟然勇敢上书批评朝政，怒斥李闰们误国，慷慨激昂之词，连杨震读了都汗颜。 这番勇敢当然换不回好下场。汉安帝听后非常不爽，顺带着把对杨震的不爽也发到他头上，然后下狱，论罪。杨震闻讯后挺身而出，竭力营救，却是火上浇油，原本赵腾判了个“秋决”（秋后问斩），杨震一营救，变成了“立斩”。 赵腾很勇敢，一路上不停地骂，刑场上冲着李闰骂，人头落地的时候，一双虎目直瞪着众宦官们，胆小的，竟吓得失声尖叫起来。 那些时日里，杨震一直闭门谢客，对家人说的最多的是一句话：我不如他啊，我不如他啊。反反复复。 很不幸的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句话很快传到了李闰们的耳朵里，成了压垮杨震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杨震不知道这些，他正在筹谋着做最后一搏，一辈子“阳谋”的他，这次终于准备玩一次阴谋了：看似得宠的李闰们，其实有一个天大的漏洞，他们“挖国家墙脚”都是假传圣旨的，虽然汉安帝不会在乎他们糟蹋了多少钱，但有一样东西是不能不在乎的——权力。 所以杨震抖擞精神，一边闭门谢客，一边开始整李闰们的黑材料了，这黑材料有多少用不好说，但总算，这是最后的机会。 可这最后的机会已经晚了。 因为此时汉安帝正在山东出巡，李闰们就陪护在身边，近水楼台先得月，外带攥着杨震的“小辫子”，正是最好的“下药”机会。所以拿出当年糟践邓太后的本事来，这次糟践杨震：皇上您听说了吗？自从那个赵腾伏法后，杨震很不高兴，天天在家哀叹，他现在是太尉，手中掌握兵权，万一搞出点什么事情来…… 摸住帝王心脉，先发制人，局面，已经无可挽救了。 这次，汉安帝难得“效率”了一回，李闰“下药”后的当晚，下令快马800里加急返京，当场撤掉杨震太尉一职，并立刻遣返回原籍。杨震一家还在睡梦中，就被如狼似虎的官差强行塞进马车，然后火速开拔。杨震悲恸万分，甚至来不及悲恸，一家人被催命似地往老家赶。晨光熹微时，他们已经走出了洛阳地界，来到了一个地方：陕西华阴夕阳亭。 家，已经很近了。 夕阳亭，好熟的名字。 微微晨光之中杨震想起来了。49年前，他辞别母亲，离开家乡，跟随恩师恒郁，正是经此地进入洛阳。然后求学，满师，讲学，为官，惩奸除恶，治理地方，背叛，孤独，斗争，陷害，亮剑一生。 他会想到什么呢，是否会想到已经作古的母亲，那一句铮铮的叮咛？ 若负汝父之清名，则永不相认也。 如果想起这一幕的话，杨震一定会说：“母亲，我，一生未负。我，回来了。” 然后，就是《后汉书》的记载，行至夕阳亭，杨震迟疑良久，对两个儿子留下了最后的嘱托。 为官不能效忠国家，报答百姓，反而落得千古骂名，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 死亡，只是我们士大夫的责任。奸臣祸国殃民，我却无能为力。妖女淫乱宫廷，我却不能阻止，又有什么脸面去见日月。我死以后，用杂木做棺材，用被单蒙住我的头，盖住我的身体，不要埋在家族的祖坟，不要祭祀。 一字一泪，原原本本，翻译下他最后的遗言。一个爱惜名誉如爱惜羽毛的人，最后的无奈，孤独，悲伤，激愤。 言罢，饮毒酒而死，这是延光三年（公元124年）三月十二日，杨震时年64岁。 <er">五</h3> 杜甫说：死者长已矣。昏君和贪官们说：休想。 杨震死讯传来，汉安帝不爽。君要臣死，臣才能死，没让你死你就死，便是大罪。王闰们继续“下药”，不许杨震的棺材下葬，更不许他回老家，就扔在露天里，让他饱受日晒雨淋。值得讽刺的是杨震的学生们，从始至终，一句话都不敢说。杨震家乡的“父母官”——陕西弘农太守移良更是“叭儿狗”，他先是派兵扣住杨震的棺材，接着又把杨震的两个儿子发配做驿兵，可怜两个文弱书生哪里干过这个，又兼“叭儿狗”们无微不至的“照顾”，吃尽苦头。 史载那几日，夕阳亭当地连降暴雨，打在杨震的棺木上，如泪。 古人云“冤沉似海”，杨震总算幸运，只等了一年零八个月。 这一年零八个月里发生了很多事情：先是沉于玩乐的汉安帝刘祜玩大了，南下旅游的时候感染风寒，回到京城就莫名其妙地死了。“树”倒了，“猢狲”们还想扑腾两下，李闰江京们欲废黜皇太子拥立幼主，以继续把持朝政，反被太子一网打尽，统统被处以“凌迟”，即老百姓常说的“杀千刀”。而后太子即位，即历史上的汉顺帝刘保。当年在杨震冤案里装哑巴的杨震门生们，而今也总算开口了。陈翼等人向汉顺帝力陈杨震冤案，汉顺帝闻知嗟叹不已，立刻下令释放杨震的两个儿子，将杨震的尸骨厚葬于华阴潼县（即陕西潼关），汉顺帝亲写祭文，称杨震“匡扶社稷，正直是与”。杨震棺木下葬之日，《后汉续》说有一大鸟从天而降，在杨震灵前俯仰悲鸣，血洒满地。之后，人们就塑一石鸟守护于碑前。至此，杨震一案，彻底平反昭雪。杨震死后，其子孙后代连续8代皆为东汉高官，可谓世代显贵。400多年后，他的家族出现了一位鼎定天下的英雄——隋文帝杨坚。 正文 第二十八章 最后的东汉战神———皇甫嵩 如果用三个字来形容东汉末年的政治形势，那就是“一锅粥”。 “一锅粥”的特点就是乱，中原大地，大江南北，来来回回的打，先有黄巾军暴乱，又有军阀混战。朝堂内部也不消停，宦官和外戚势力轮流坐庄，相互夺权，甚至大力拉拢门阀支持自己，拉拢的结果，就是拉来了叛乱的董卓，造成了新一轮的暴乱。从东汉王朝汉桓帝、汉灵帝两代皇帝开始，整个东汉的政局，从朝堂到战场上，就是打来打去打成一锅粥。宦官想着压倒外戚，外戚想着压倒宦官，军阀要么想着割据自立，要么想着挟天子以令诸侯，至于文臣们，有气节的当然不少，但是更多的人想的，却是能够找一个好主子，保命外带保住富贵的生活。一个个忠孝节义的名义下，都打着自私的算盘。 但是在这一锅粥的状态下，如果要问，有没有一个人，一生坦荡无私，兢兢业业，奔走劳碌，为了拯救汉帝国的江山而努力，答案是有，其中最杰出的英杰，就是东汉帝国最后的拯救者——皇甫嵩。 <er">一</h3> 在东汉帝国晚期的政治舞台上，皇甫嵩是一个难得的精忠报国之人。 他出身武将世家，他的叔叔是曾经做过辽西太守的皇甫规，他的父亲是曾经做过雁门太守的皇甫杰。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对战争自然是耳濡目染。少年时候的皇甫嵩，跟着叔叔混过，也跟着父亲混过，但无论在辽西还是雁门，他都与一个相同的敌人打交道——鲜卑。 东汉末年的鲜卑人，已经填补了匈奴西迁后留下了空白，渐渐成为东汉帝国的又一大敌。当时的鲜卑骑兵，完全继承了匈奴骑兵凶猛彪悍的特点，是当时天下最强军。少年时代的皇甫嵩就多次与鲜卑骑兵交手。他后来在战场上的精明果敢，对骑兵战术使用的炉火纯青，就是起于此时。但皇甫嵩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武夫，史载他“少有文武志介，好诗书，习弓马”，是难得的文武全才，而家族的传承，更让他从小立下了志愿：匡扶社稷，以身许国。 这时候的汉帝国，已经乱得不能再乱了，东汉晚期历代皇帝又短命，国家大事由外戚和宦官轮流坐庄。从政治派别上说，皇甫嵩属于中立派，但是他和当时的门阀大儒陈蕃往来密切，由陈蕃举荐给外戚窦武为官。这本来是他人生的好机会，这时候的窦武，是外戚大将军，太后窦氏的哥哥，但皇甫嵩拒绝了这个诱人的机会，他对身边的人说，“窦家无远谋，必招祸也”。事实果然被他说中，不久之后，窦家即在与宦官的争斗中失败，宦官势力更借机大肆排除异己，逮捕“党人”，当时东汉帝国的儒生官僚中，作为“党人”被逮捕的，高达数千人之多。皇甫嵩因他看人的眼光，侥幸躲过了这场灾难。这场株连甚广的冤狱，从公元168年一直持续到公元176年，东汉帝国的内部统治，在这场折腾里奄奄一息。 奄奄一息的东汉帝国，很快迎来了其致命的一击：公元184年发生的黄巾军起义。 说到黄巾军起义，今人知道比较多的，是其领导人张角兄弟，以及其传播的太平道宗教。用宗教为旗帜，大量的笼络同党，在全国各地遍布网络，起义的准备时间长达10年。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主要是因为此时的汉帝国，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无地农民日益增多，黄巾起义所宣传的“太平”思想，让诸多农民们心向往之，而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此时的汉帝国对官僚士大夫的镇压，对农民的管理相对松懈。历次外戚与宦官争斗失败后，宦官们会巧立名目，大肆镇压地主官僚，而真正在地方上管理农民的，正是掌权宦官们看做敌人的“党人”们。党人之祸虽株连甚多，但主要的对象，都是各地的精干官僚，儒生学者，底层的农民相对触及较少，相反，汉王朝少了这些精干的官吏，张角的起义组织也就更加从容。 张角黄巾军起义的爆发于公元184年，虽然准备了10年，但这场起义的发生，依然是一个“偶然事件”。这一年，荆州信徒马元义聚集数万教徒，准备在三月的时候发动地方暴乱。可是张角的弟子唐周临阵叛乱，出卖了起义计划，马元义等人随即遭到逮捕，官府更大规模通缉张角等人，逼上绝路的张角毅然决定造反。之后“八州齐发”，张角的黄巾军在各地同时行动，几十万大军并举，一时之间，汉帝国大地，登时陷入血雨腥风之中。 张角起义发生时，东汉王朝原本的政府军，战斗力早已经退化，根本不是起义军的对手。这时期的皇甫嵩，官居北地太守，是手握地方兵权的实力派。暴乱发生后，皇甫嵩被任命为中郎将，受命率领4万东汉屯骑，镇压叛乱。他手中的部队，是汉帝国原本驻守在北方边地，常年防备鲜卑的骑兵，战斗力比较强，远非东汉内地军队可比，皇甫嵩大显身手，从此开始。 <er">二</h3> 皇甫嵩对叛乱的镇压，上来就是当头一棒。公元184年八月，皇甫嵩抵达河南寓县，受命镇压活动在当地的黄巾军，这股黄巾军连战连捷，甚至已经兵逼洛阳，皇甫嵩的任务，就是消灭他们，解除洛阳的威胁。 但皇甫嵩千里奔驰到这里，还没喘过气，就被东汉政府军的乱兵冲散了，东汉的政府军在黄巾军的攻势下，不堪一击，非但帮不了皇甫嵩，反而帮了倒忙，一场动乱下，皇甫嵩出师不利，被迫退守到长社地区，他带来的4万精锐，还没正式开打就被冲散了，这时候和他一起退守长社的，只有千余残兵，而随即赶来包围的黄巾军长波部，却有数万人。 危急之下，皇甫嵩毫不慌张，反而勉励士卒，他更冲在第一线。白天的战斗中，他们拼死顶住了黄巾军的攻城，夜晚到来后，皇甫嵩抓住战机，命令部队集结精锐，每个士兵手持一个火把，趁着天黑发动夜袭，缺乏战斗经验的黄巾军登时大溃，原本严整的营地，一下子被皇甫嵩烧了个干净。这时候东汉的援军赶到，帮助皇甫嵩消灭了这股叛军，因这场以少胜多的战功，皇甫嵩被封为都乡侯，而在这场战斗的关键时刻赶来，与皇甫嵩并肩作战歼灭敌军的，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曹操。 长社之战胜利后，皇甫嵩马不停蹄，开始了他镇压黄巾军起义的战斗。他擅长高速骑兵作战，在平原地区，他经常在敌军还未准备就绪的情况下发动突然袭击，一举击败敌人。从八月开始，皇甫嵩转战河南、河北、陕西各地，成为黄巾军的噩梦。特别是在十一月的河北晋县之战中，他采取主动出击的政策，趁黄巾军列阵尚未完成的机会发动骑兵突袭，一举斩杀主将张宝，随后发动总攻，一战竟斩首农民军11万人。值得一提的是，被皇甫嵩用“斩首行动”杀掉的张宝，正是黄巾军起义领导人张角的胞弟，黄巾起义的一大臂膀，在那次战斗中被彻底斩断。 作为镇压农民起义刽子手的皇甫嵩，其本身却是一个爱民的人。这场战斗之后，皇甫嵩奏请东汉朝廷，减免了当地农民的赋税，并发放粮食赈济，真正做到了保境安民。在当地百姓眼里，他成了战乱时期的“保护神”，当地百姓甚至做民歌称赞说：“天下大乱兮市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赖得皇甫兮复安居。” 战场上杀伐果决的皇甫嵩，却从此时开始，在政治上招来了灾祸。晋县之战结束后，皇甫嵩在回师的路上，拒绝了当时掌权的宦官张让的索贿要求。宦官小人确实得罪不得，张让在汉灵帝面前进谗言，污蔑皇甫嵩“虚耗钱帛，作战无功”，结果立下大功的皇甫嵩，反而遭到了东汉王朝的刻薄对待：原本的左将军头衔被剥夺，原本对他的封户六千也被收回。 饶是刻薄如此，对东汉王朝，皇甫嵩依然是耿耿忠心。公元188年十一月，黄巾起义余波尚未完全平息，河西走廊又摁下葫芦起来瓢，凉州任王国聚众叛乱，竟然一路杀到陕西宝鸡。一旦宝鸡沦陷，中原大地就无险可守，危急之下，汉灵帝也大方了，原先剥夺皇甫嵩的左将军职务，也赶快还给了皇甫嵩，快去平叛吧。 与皇甫嵩一道参加平叛战争的，是后来著名的权臣董卓。董卓主张火速进兵，皇甫嵩坚决反对，他认为宝鸡城池坚固，完全可以防守，作为拖疲叛军的手段。事实果然如皇甫嵩所料，叛军久攻宝鸡不下，随后不得不撤退，皇甫嵩随即率军追杀，一举全歼1万多叛军。皇甫嵩用兵之高明，让董卓相形见绌，也招来了他的嫉恨。 多年的平叛战争里，皇甫嵩俨然成了东汉帝国的救火队员，而他也在历次得胜中，拥有了一支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军队。当时也有人劝皇甫嵩自立为王，却被皇甫嵩拒绝，与此相反的是，每次战斗胜利后，他都主动交出兵权，避免朝廷的猜忌，而一旦朝廷到了用人之际，不管之前对待他多么刻薄，他却甘当“螺丝钉”，每次都无怨无悔出生入死。在当时东汉的诸多将领里，他的军队战斗力是最强的，其用兵能力，也是那一代人中的翘楚。 <er">三</h3> 耿耿忠心的皇甫嵩，也因为对汉帝国的忠心，干了一件把汉帝国推到“架空”位置上的错事：拒杀董卓。 在平定王国叛乱后，东汉帝国首先对董卓下手了，董卓被任命为并州牧，其军队被划拨给皇甫嵩。但董卓死攥着军队不撒手，这时候谁都看得出来，董卓已经怀有贰心，皇甫嵩的侄儿皇甫郦也看了出来，这时期皇甫嵩的军力远强于董卓，如果想除掉董卓，不管是明刀明枪的干仗，还是暗杀，把握都很大。皇甫郦劝说叔叔动手，忠于汉朝的皇甫嵩，在明知董卓奸诈的情况下，选择了直接向朝廷揭发董卓的恶行，此时的汉帝国已经到晚期，揭发有什么用，最后的结果，只是董卓被“申斥”而已，但他和皇甫嵩的梁子，就这样结下了。 皇甫嵩的忠诚，很快换来了最糟糕的后果。就在此事两年后，即公元190年，董卓以清君侧的名义率兵进入洛阳，拥立汉献帝，成了把持国政的太师，而此时身为洛阳中郎将的皇甫嵩，兵权早交给了朝廷，自然成了董卓案板上的弱肉。董卓到洛阳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逮捕皇甫嵩，企图罗织罪名杀害。但幸运的是，皇甫嵩的儿子皇甫寿坚与董卓交好，苦苦求情下，董卓始终下不了决心。但小心眼的董卓还记恨着当年的事，一心要让皇甫嵩屈服。他故意要朝臣当着皇甫嵩的面给自己下跪，问皇甫嵩怕不怕自己的威严，在绝境之下，皇甫嵩依然平静以对，他回答说：“如果您用圣德辅助皇帝，我有什么可怕的，如果您用暴力治理天下，天下人都会害怕。”不屈不挠下，杀人如麻的董卓不禁折服，主动释放了皇甫嵩，并委以要职。但在董卓把持朝政时，皇甫嵩始终“不献一策”，俨然一个摆设，在朝臣纷纷趋炎附势的情形下，他是少数保有气节的人之一。 董卓败亡之后，皇甫嵩一直陪在汉献帝身边，不管是司徒王允还是李、郭二将，都对他尊重有加。他一度做到了太尉，但其权力却被架空，东汉末年群雄逐鹿的舞台上，他本来可以成为拯救者，却因他过分的“愚忠”，最终只能“靠边站”。公元195年，皇甫嵩病逝，东汉帝国的命运，也在他离世的时代里，变得名存实亡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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