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堪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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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回首》

序

我从学校毕业工作不满一年就被打成右派，然后被投入劳改，先后经过劳动教养和判刑劳改两个阶段。等到平反时已在监狱中渡过了二十一个春秋。恢复工作不久又患了重症哮喘，依赖激素维持生命，终于一生毫无成就。种种往事不堪回首。曾写了一篇短文以自娱，叙述在狱中吃狗肉的一件有趣却又辛酸的往事。我的一位朋友见了，建议我将过去之事全部写出来。我接受了这一建议，按照事件的先后写来。这并不是文学作品，而是一部人生的真实记录。我平平叙来，不加文字修饰，也很少发挥自己的感想。我希望用这篇文字来向亲朋好友诉说我的亲身遭遇，使他们了解当年思想狱以及劳动教养和劳动改造的情形。说到我的经历，当然免不了涉及我所遇见的人，他们各有各的故事。这些故事，只要是真实可靠、完整或比较完整的，我都记录在文中。可惜由于在狱中不可能记日记，有些记不清的，只好略去，记得的，也往往是个故事梗概，写来未免不够生动。然而，我宁可要真实而不去文学加工这些内容。因为有个故事梗概也足够了，让事实去说明问题不更胜于文学的创作吗？

第一章复旦大学的生活

一学生时代

我是1953年考进复旦物理系的，当时正值院系调整后的第二年。院系调整将所有大学的院系拆散，再按苏联模式重新组合。复旦大学是所谓的综合性大学，即只有文、理科的大学，其物理系是由原来上海地区各大学以及浙江大学的物理系合并而成。学校的制度都以莫斯科大学为样板，例如上午连续上五节课而下午则为自修。这种课时安排只维持了两年，1954年就取消了。

物理系是一个大系，每届新生有120人左右，分为甲乙两班，我被分在乙班。一年级乙班的物理学是由系主任王福山先生授课的，王先生原是同济大学物理系主任，是一位忠厚长者。当时的教材也都照搬苏联的，物理学用的是福里斯和季莫列娃合著的《普通物理学》。书倒不失为一本好书，但是其民族狭隘性和政治宣传实在令人反感，不但世界上许多伟大的科学贡献都被说成是俄国的，还会有“列宁写道……”，“斯大林教导我们说……”这类莫名其妙的文字，实在令人讨厌。

一边倒学苏联的另一措施是废除英文，大学里全部从头学俄文。一年级时的俄文教师名叫郁去病，此人不但容貌猥琐而且素质极差。有一次教到каша这个字时说“这字是稀饭，但外国人的稀饭比我们的考究，是加有其它好东西的”。正好这同一课中又教到了чай这个字，他于是操无锡语大呼道”外国人不像我们，外国人吃茶要放糖的”。我听课至此实在忍无可忍，便对身旁的同学骂了声“放屁”。不料此话却被他听见了，便指着我问“你说什么？”我不动声色地就坐着回答说“我说你放屁”。他没料到我会如此回答，气得混身发抖，涨红了脖子，伸直了手臂指着门大声吼叫道“你，你，你给我出去！”我于是毫不在乎地离开了教室。下午，助教唐璞山先生来找我，要我检讨。我说我何错之有？他说“郁去病大闹，表示不肯来物理系上课了。王先生不得不为此向外文系道歉。这件事本应王先生自己找你谈，但他又不愿意。所以我来了”。这样，我只得写了检讨。过了几天，布告栏中贴出我被记大过的布告。这个大过只是装样子而已，它从未被撤消，但在我后来提前毕业时，也未被按规定写在文凭里。不过经此以后，我对俄文反感更深。郁去病这个人相貌奇丑加之一脸媚苏之态，被沐猴而冠地放在大学教师的位置上，上课时我感觉到的简直象是看讽刺剧。所以我从不听讲而最喜欢他举行临时测验，因为可以缴上白卷就走。到了学期终了，我花一个多星期苦功，在大礼堂全校一年级的俄文考试上仍然第一个交卷。我们班上有一位俄文成绩非常好的同学和我一前一后走出礼堂，她很不高兴，认为我缴白卷还要抢在她前面。而郁去病拿着我满分的考卷气得不得了，对同学说“他平时成绩不好，给六十分！”。

其实象郁去病这样素质的人当时大学里也并不少见，我们看到了趾高气扬的所谓苏联专家，他们年纪轻轻却在其上课的教室里要备上火炉。总有一伙人满脸谄笑地围着他们转。那时大学里有四门必修课，分别是：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辩证与历史唯物主义和联共党史。单看堂堂中国的大学，每人必得去读苏联的共产党历史就已经够令人气愤的了，更何况这四门强迫要上的课无一不是很荒诞的。中国革命史而不谈推翻满清的国民革命，却立论在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单凭列宁说过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一句空话而不问列宁身后事实如何，不问斯大林非但没有实行列宁的话，反而变本加厉利用美国要他们在德国投降后出兵打日本的机会逼迫中国接受外蒙独立和其他新的不平等条件的事实，就把苏联顶在头上，开口闭口肉麻地叫“老大哥”。我在读高中一年级时就对中国近代史有过兴趣，我从史料上读历史并不要人家把史观强加给我。在我看来历史是历史人物的奋斗史，每一个历史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但在高二的时候历史课就变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人物都失去了个性，历史被简单化为：因为某人是某阶级的，所以如何如何。大学里的革命史课一点也不比中学里的多点内容。上课的教员也完全没有学者的样子，一看就是个政工干部，拿着讲稿念经而已。

我在读高中二年级时，对化学发生极大的兴趣。我买到了影印的linuspauling的书，对他用量子化学方法分析分子的化学键感到十分信服。然而就在那时《科学通报》杂志却连篇累牍地用所谓的辩证唯物论对pauling的共振论进行批判。我看透了这种批判的毫无道理。果然，不久批判销声匿迹了。事实上苏联也不得不接受了pauling的学说。这件事使我认清了所谓辩证唯物论的实质。我查到了用斯大林名字发表的两本小册子《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而大学里的这门课程却就是这点内容，一个下午便可读完的东西却烦琐化成两厚本书，适足以让低能儿读得昏天黑地而已。辩证唯物论的几条原理，都是空话。例如所谓“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相互关联的”这话并没有指出关联到了什么程度，就谈不上对具体事物有任何指导意义。只能用来做事后诸葛亮来骂人而已。二年级的政治课是政治经济学，同样也是很可笑的，马克思的一本剩余价值的小册子，也是两个小时可读完的书，被扩大为两厚册，加了一些最简单的算式就貌似科学被那教员翻来覆去地讲。那时还有所谓课堂讨论。我实在不愿意作违心之论，对“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之类的屁话进行了反驳。

一年级时的另一些事更使我成为所谓的“落后份子”，除了因政治课迟到上过布告栏被叫到教务处挨骂外，还有逃避文娱活动。那时规定下午三点半有种种活动，其中文娱活动非常无聊，例如坐个圆圈在背后抛手帕或做“我们要拣一个人”之类小孩子游戏。大学里强制要参与这种活动岂非笑话？我不得不常常逃到虹口公园去看书。

到了1955年反胡风运动时，我并没有看到胡风万言书(1)的内容。那时学校新建了学生食堂，也兼作夜自习之用，故沿壁有一些书橱。我特地在其中找到了两厚本胡风的作品，其中文艺理论文章文字别扭，且多马列主义词句，就一翻而过。在诗作中，我见到了一个长篇《时间开始了》，居然是对毛泽东极尽阿谀之能事的，足以和后来文革期间的个人崇拜媲美的作品。觉得简直是个绝大的讽刺，当然也因此不认为他的诗有什么高明。于是从公布的《材料》(2)得出他是和周扬等争权夺利，派系之争而已。但是仍对他的遭遇深感不平，认为不合法制精神。在背后说了三篇《材料》的按语为横蛮无理断章取义，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反革命的证据，并怀疑获得私人信件的手段为非法，以私人信件的片言只语来定罪是将思想等同于行动，毫无道理。不久见到报上声势浩大的批判文章，文章作者名声之大，其文章用词之凶恶蛮横等都使我感到气愤。后来，这些人几乎也都未能逃过反右派运动和文革的命运，而他们开创的谩骂文风也都轮到他们自己去享受。为此，我也不忍心在此一一提他们的大名了，反正对这些人历史自有公论，这是后话且不去说它。不料不久我就成了随之而来的肃反运动的对象！班级中负责肃反运动的同学竟然对与我最要好的同学说：李某人的大前提已经肯定，“他对你抓得很紧，你不要被他拖下水”等语。那时所谓“大前提肯定”一般都被理解为指某人是美蒋特务之类，我那同学经不起这样的恐吓，就揭发交代了我平时的一些言谈。批斗会的范围还只不过是在班级之内，其具体情况已记不详细了，但还记得居然派了一个同学连我上厕所也跟随着，好像怕我会寻短见似的，我也因而频繁如厕以作弄他。放暑假期间他们还有一次把我叫到一个同学家去，我故意用香烟将指甲熏黄了，做出深受打击苦于思考的样子，以满足他们的狂热。其实这些人何尝蠢到会相信我是特务！无非是拼命表现自己，梦想得到好处而已——

(1)二十多年后，我才知道胡早在三十年代就在日本加入了日共，回国后长期和左联的领导周扬意见相左，53年被党内文痞林默涵、何其芳批判为“反现实主义”有“反马克思主义倾向”。54年7月他上书言事内容主要为对林、何的答辩并说明自己的文艺主张：反对将文艺当作政治的附庸、把政治当作了黑格尔底绝对精神，以为一切都是从‘政治'出来的，反对文艺脱离历史真实、不同意以歌颂光明面为主、反对把作家、艺术家当作宣传政策的工具、传声筒、主张要通过写人去写出‘人生的真实’，以群众喜闻乐见作为审美标准。这些意见当然是对的。然而他的信得罪了毛泽东，55年5月当他得知毛要将他的信公布时，赶紧写出检讨声明，求周扬上达天听，但为时已晚。

(2)即《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共有三批，其评语为毛泽东所写.

由于我和其他系的同学交往不多，对肃反运动的全貌就不够了解。我总算还未被关起来失去全部自由。但只要设想一天二十四小时生活、学习在一个环境里的一个热情、外向的人却没有一个熟人敢对他露一丝笑容。无不莫名其妙地一脸漠视。这是一种何等样的迫害！

三年级的第一个学期里，因为这场运动，除两位同学外竟没有人敢和我说话！这两位同学，一位是吴咏章，他是个非常忠厚老实的人，与世无争，极少谈自己的看法，各方面无任何突出之处，似乎深得《老子》“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哲理，故能免祸。另一位同学是薛瑞相，他原比我高两班，因病休过学，才与我同班，他一边上学一边还负担着家庭，当他知道我也穷困时，便介绍我与他一起去一处补习班教书。这在当时是很担风险的，因为违犯了校规。追忆到我在读高一时，曾因申请减免学费未成而几乎失学，后来也是得到比我高一班的顾彪同学的帮助，在他开办的补习班教书。顾彪后来就读于华东化工学院，他同时还负担着母亲和弟弟的生活。也就是在这一年早些时候为此竟被开除(3)。由此可见薛瑞相同学是如何仗义了——

(3)一年后，化工学院表示当时的处分重了一些，但为了学校的面子，他不能回化工而转到水产学院去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四川省某地做小火轮驾驶员。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到了第二学期，政治空气松动了，负责肃反的同学对我说“你的问题经过审查，没事了。”就这样一句话，半年多的精神迫害一笔勾销。幸而我胆大，或许是麻木，对这迫害毫不在乎，没有任何精神创伤。但也正是没有因此而对共产党惧怕，存戒心，没有悟出在这个社会里，思想也必须时时和共产党保持一致，否则便算犯法．所以两年后才又惹了祸。这是后话，且不去说它。不久，有所谓向科学进军的口号，重视起学习来了。于是又要我在年级的会上介绍学习经验。我和同学们恢复了正常交往。

56年的暑假我被安排到北京铁道科学研究院去生产实习，这是我第一次去北京，一下火车，满耳朵只听见“劳驾”、“借光”。听惯了上海街头的粗话，真感到耳目一新。80年代我再去时便听不到了，由此也可见这些年来民风的变化。北京铁道科学研究院那时还很简陋，我们去的实验室只有一位大学毕业的姓傅的工程师负责研究，两位助手中的一位就是他的妻子，另一位男的姓白，都是中专毕业生。他们都十分热情。研究的项目有三，我现在只记得一项是超声探伤，另一项是研制铁氧体材料。与国外相比，研究的水平是很低的。例如要制造一种用于三路载波电话零件的具有矩形磁滞回线的铁氧体材料，而当时苏联已用上了十二路载波电话，美国更是超过百路。然而院里的保密制度却非常严格，我们所做实验的记录在离开时都以帮我们核对为借口而被收回了。尤其可笑的是当我去他们图书馆借阅很普通的国外杂志时，竟以保密为由不能看杂志，只能借到杂志文章的照片，用放大镜阅读。更有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陪同我们北上的复旦讲师黄先生因为其人事材料未及时送到，竟然被拒之门外。她也乐得不必担任指导，只在休息时间来看看我们罢了。

二毕业前后

实习结束回到上海后得知我们这一年级要分两个专业，我选的半导体专业要集中到北京大学去学。于是家里便为我准备了棉衣棉裤。因为火车票的关系，六十几个同学要分三批走。当第二批走的名单宣布后，住在我家附近的一位女同学跑来说：“我的外婆和妈妈舍不得我走，想多留我几天。能不能请你和我对调。“于是我们俩人一同去学校，对系主任王先生说了。王先生对她说：“你可以另外找同学调，但不能和他调。”我听了很纳闷。后来第三批名单宣布了，仍然没有我。直到开学后好几天，才有电话来叫我去学校。一路上我估量着大概因家庭出身或以前运动中的事去不成北京了。当我踏进系办公室时，一看已有五位同学等在那里，他们都是党、团员。大家相视一笑，就知必有什么好事在等着我们。不一会儿，系主任叫我们进去说：“你们几人已提前毕业，留任助教了。”系主任助理戴乐山先生补充说：“祝贺你们已成为年轻的物理学家了”大家不禁笑了起来。戴先生进一步解释说：“因为上一班同学中的优秀者都给科学院要去了，我们担心到你们毕业时留不下来，故报请教育部让你们提前毕业，批文还未到，但北京的电话已来了，马上通知你们。”接着便安排了工作，他们五人分配在普通物理教研室，我分在理论物理教研室。叫我马上去吴剑华先生处报到，担任理论力学助教。最后，王先生说：“你们可以先去财务处领薪水。”

当时正完成了工资改革，高等学校教师工资分12个等级，1到3级为正教授，4到6级副教授，再往下则各有3个级别的讲师和助教。我们头三个月领试用工资，然后是12级助教的65.5元工资。当时可说是对知识界较宽容的年代了，不久，运动迭起，次年毕业的人工资就只有48元了。

在二年级时，吴剑华先生曾教过我。我受命到他处去报到时，他正受命开数学系的理论力学课，数学系对此课程的要求很高，此时他借来一书架的参考书正在认真地写讲义，见到我去报到担当他的助教非常高兴。当时他薪金刚提高到133元，即讲师最高级别的工资，又适逢补发工资，便邀了正好来访的厉庚元先生和我同去海宁路凯福饭店吃饭，饭后还看了电影。席间，两位先生相互谈了一些系里教师间的事，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教师生活中不为学生所知的方面。

一年的助教生涯过得非常愉快，学生们都爱戴我，不但我负责的力学而且在其它功课中发生的问题也常有同学来找我。此外，三年级时指导过我做研究的王恒守教授也要我跟着他做研究。工作后经济也解了困，我负担起了家庭的开支。眼盼着生活会一天天好起来。

吴剑华先生是一位非常忠厚诚恳而又热情洋溢的人，他一个人住在复旦的淞庄宿舍里，生活很简朴，工作之余，天南地北地和我无话不谈。有一次谈起他的经历。他是抗战胜利前夕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的，胜利后曾先后在昆明、上海等地教书，1948年他在无锡的江南大学任教，那大学的学生虽说一般都是富家子弟，但在那年头也多半很左倾，他们对校方一个管总务的不满，认为他账目不清，吴先生知道了也好意地批评那总务说”你怎能如此呢。”于是就有了矛盾。国民党溃败前夕，学生们组织应变护校活动，矛盾日益加剧，他感到不安全，就回到了老家苏北海安。1949年2月，当地政府三次上门邀请他参加革命工作，他就去了。到苏南行政公署的教育处报到。穿起了军装，后来随军南下，所属单位简称为苏南文教处，他戴上有“军管”两字的臂章，参加接管江南大学等学校的工作。他说：“工作很简单，到了一校，校长表示拥护政府接管，于是组织校务委员会接管权力。”这样干了几年，他深感其中人际关系之复杂。于是，趁有所谓归队政策之机会，在52年大学院系调整时来到复旦。

接着他谈到了来复旦后的遭遇，当时复旦物理系才二十几位教师，不久来了个总支书记钱孝衡，此人有很复杂的历史背景，恰好系里有有两人知道他的过去，他便设法赶走了一位而又处处难为另一位。这另一位只不过是位教辅人员而已，名叫周长春，在肃反时竟被关了起来。吴先生为此打抱不平，就也从此受到钱的迫害。钱到物理系后发展了许多人入党，周世勋等都是他介绍入党的。他告诉我说周世勋48年去美国留学，50年还未读出学位就回国受聘于基督教的上海沪光大学为副教授，院系调整后到复旦。由于他的职称与学术水平不相称，就用上了各种手段，在政治运动中积极表现自己，打击别人，无所不用其极。经吴先生这么一说，我才明白了为何周平时总是那么装模作样，架子十足。有一次在习题课上，竟然板着脸回答一个同学的提问说：“这种问题也来问我！问助教去！”原来是为了掩盖他的不学无术。

吴先生使我明白了原来高等学府也并不是一片净土。

三反右运动

1957年4月的一天，我到王恒守先生家去，他们正用着早餐，先生问我：“看过今天的文汇报吗？”我说没有，其实我醉心读书从不看报。先生说：“怎么可以不看！”边说边指着沙发上的报纸示意我看。王先生的夫人是生物系的秦素美教授，她对着先生微嗔道：“为什么人家非看你的文章不可呢。”但仍起身将报递了给我。那报上登载着先生一篇题为《我看高等教育工作》的文章，副标题是乱、偏、糟三个醒目的字。文章批评了在高校中，由校长还是由集体领导的制度都还没有划一规定，校长以下的编制也没有制定出来。在业务领导方面，生硬地学习苏联等。我说这意见当然是对的，并补充说例如谁不知道理科应该和工科结合并指导工科，而不是和文科结合呢；又何必非学苏联不可呢？

我们接着讨论了一些对教育的看法，先生告诉我说现在形势很好，共产党很能接受意见。他谈到参加上海市宣传工作会议的情况。讲了一件事，原来先生曾作为政协委员参观过上海火车站，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从内蒙古运来的牛经设有养牛场的大场站不下车，却要转运至江湾站下车，理由是铁道部不允许，怕脏，然而从另一处运来的猪却是在大场站下的。怪不得我们经常在上学校的公共汽车上看到成群结队的黄牛被驱赶着沿邯郸路走向市区的屠宰场。先生就此事在宣传工作会议上提了意见。说经过长途跋涉牛已瘦了些，何必还要经此折磨呢？要说是脏，则牛、猪又有何区别呢？他在会上风趣地说，如果真的火星上有人，用望远镜看地球时，岂不要奇怪为什么上海的牛常常大游行？他很得意地说这一幽默引起了与会代表们的哄堂大笑。不久，反右运动开始后，这一句玩笑话不但被大肆宣扬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而且还存心造谣在报上登漫画，画王先生在火星上用显微镜看地球，辱骂道：堂堂物理学教授竟不知显微镜和望远镜的区别。这是后话。

从王先生家回来后，我心中很轻松，并对文汇报也有了兴趣。这正是短暂的一段大鸣大放时期。报上批评的文章很多，一派民主气息。校内也召开了许多鸣放会，出现了大字报。我除了听听宿舍中同事的议论外，并无暇去参与这些集会或看大字报。有一天晚上，原同班的马明敏同学等几个人到我宿舍来说她们班级正召开着座谈会，并邀我参加。那时我正看着书，便拒绝了。她奈何我不得，便玩笑地将拉线开关一拉，娇嗔道：“不让你看书！”她们一走，我就到门口去开灯，但转眼一想，同宿舍的人都跟着去了，何况我们本是同班同学，怎能毕业了便端架子呢？便又熄了灯，跟了上去。就这样，参加了物理系四年级的鸣放座谈会。

座谈会设在1200号教室大楼四楼西边的大教室里，中间用课桌围了个方块。同学们拥我坐到了桌边，四面一望济济一堂，原来除了物四同学外还来了许多人。发言此起彼伏十分踊跃。到会的还有人事科长王零，原来这是一个向人事科提意见的鸣放会。同学们举了许多事实来提意见，然而王零却不作一声。坐在我边上的一位同学促我发表意见，我拗不过他，便站起来说了几句，大意是：同学们提了许多，到底对不对呢？大家说人事科中每人有个人事袋，装着当事人无法知晓更谈不上分辩的告密条子，而这告密却严重影响着当事人的前程（4）。我看这很不合理，不合法，不像是真的。人事科长王零既然在座，何不表个态，省得大家无的放矢！要是真有这回事呢，就不是如何改良的问题了。人事科做这种黑暗，见不得人的勾当，太不应该了。更不去说有人提到的党的人事科这种说法了，党作为一个整体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怎能管到党外人头上来呢。反之，如果我家中保有党员的档案，你们如何看法呢。所以，如真有这种性质的人事袋，应该烧掉！——

（４）80年代时我得知一件事。高中时的一位同学何福康，因被另一同学在肃反时无中生有地密告为加入过我的小集团，虽以优秀成绩在山东工学院毕业，却得不到重用，后来文革时与干部一起劳动，干部说“咦！你根本不像是档案中写的那种样人。”在他追问下，才得知实情。告密者是个党员，曾争取我入团，我则叫他也不必问政治，但我们私交不错。他就读于南京航空学院，通信甚密，肃反后失去联系。80年代见面时也牢骚满腹。不知他当时何以出此，更不知几人受害。1997年向明中学校庆，我们班级同学欢聚一堂，一位当时的党员同学黄绍元坦诚地告诉我，当时徐还是团员，是受黄之命来和我要好的。黄说：“你当时如能因此入团，徐就立大功了。那时，天主教徒吴宝昌同学是我们的打击对象，你是争取对象，因为要发展又红又专的党团员。”我不禁发笑，还只是个中学生哪谈得上“专”？黄在会上深深致歉，说他当时伤害了我们，这使吴和我都大为感动。当然对我是谈不上伤害两字的。黄后来在大学里也被打为右派。同学会上还见到一位从五爱中学转来仅在高中同学一年的党员，他说他大学四年就读了四个大学。显然是个职业学生了。

王零真不愧是个老奸巨滑。借这机会就站起来说：“今天的会开得很好，可是大家提的意见还不够尖锐。请下次开会再提。今天的会就到此结束。”

到了6月，报上的情形已经大变了。一派声讨右派的文章铺天盖地。几乎都是是非颠倒的漫骂。然而我还完全没有感到迫害将临。我们的宿舍里仍然随便地议论着报上的文字，例如葛佩琦说当年共产党进城“人民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但“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则人民也会推翻共产党，甚至于要杀共产党。这话在要杀共产党前是有假定的前提的。为何要自认前提已经成立而说葛要杀共产党呢，莫非心中有鬼？

6月28日中午，和我同住一个房间又是同时提前毕业的王兆永同学对我说：“今天下午四点半请你开会，对党提意见。”王兆永原是在肃反时负责整我的同学，但在毕业后，住在一起，学业上亦相互有所交流，对彼此的为人都有了了解。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枕边放着丘吉尔的二战回忆录看呢。他说这毕竟更符合事实。又有一次我对他发牢骚说：“共产党不懂得尊重人。”我指的是某次宿舍门口贴出布告称；今天下午有重要会议，务必出席，云云。但结果会上说的不过是：如今人民生活好了，原来不吃油的农民现在也吃油了。于是，油的供应便有些困难。下个月起，要发油票来限量供应。我说，发个通知不就行了！何必故弄玄虚说什么重要会议呢？再说，建国时期要省下油来换外汇买钢铁，我们也理解，也愿意束紧裤带支援国家。但为何要说这种混话来骗我们呢？再说召集应对会议负有责任的人来开会是发通知，而对会议没有责任的人来说应该发请柬。你们动不动就以命令的口气出布告，又不写内容。岂非不尊重人吗？当时他对此不置可否。但这一回却真的拿出一张复写的请柬来。说：

“这次是我们党诚心诚意地请你提意见，你看，这不是请柬吗？”

果然，请柬上有邀请参加整风座谈会云云的字样。王接着又重提了我过去的牢骚，说现在党已经懂得尊重人了。听我再三回答说对此不感兴趣后，他又说：

“这次不但党请你提意见，而且我本人也很想听听意见。这样吧，作为交换条件，我先请你看电影。”

这样，我们去海宁路看了第一场电影。散场后，在回校的公共汽车站上，我推他挤上了车，却缩开了手让车门在他身后关闭了。车子起动的瞬间，他转过身来，苦笑着点点车窗，说：

“你呀！就是不肯开会。”

我被他说得不好意思起来，就等了第二辆车，到了学校。

鸣放会的会场设在普通物理教研室，与会的是全体物理系助教。谈了一会儿后，沈天增（5）发言说：

“我怀疑这次运动会不会是钓鱼？……，……”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郭有思便跳了起来，指着沈的鼻子骂他右派份子。沈天增并不雄辩，发言时右臂成直角垂在下面，一句一挥地书生气十足。听了郭有思以及跟着贾起民（6）等的臭骂，不禁呆了。

我这时忽然有一个念头，想当年肃反时，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却受不了惊吓。一年多不和我说话。现在泛泛之交（7）而已，再也没有过知心的交谈。我却要让你看看我是怎样对待朋友的——

（５）沈天增和下文将提到的郭有思，贾起民，薛履端等都和我同班，是第二批提前毕业的。那年共提前了12个同学毕业当助教。

（6）郭、贾二人当时最是穷凶极恶。文革中郭带头多次抄了王福山先生的家，忠厚如王先生对吴剑华先生说：恨不得杀了他！可见郭当时的面貌，后因和人姘居而一蹶不振。平反后我和一位当年在北京的同学说起贾，她问我为何如此厌恶他，我以当时情况相告。她却讲出令我吃惊的事来。原来贾是80年代才入党的，入党时说很后悔当年之事，说那时支书薛履端抛材料，他充了大炮。薛当年在会上一言不发，会后见到我时，左右一看若无人便向我露齿微笑，我一直还感激她呢。

（７）毕业后，经王兆永提出，沈天增，宗祥福和我每周日到王兆永家去相互作报告讨论物理问题。

这样我举手打断了接连着的批判发言，站起来辩道：

“我所听到的，沈天增并没有肯定地说共产党钓鱼；如果他肯定了，他就不可能说出来。否则不合逻辑。他的意思只可能是：希望共产党不要钓鱼。再说这话也不是他发明的，报上登了多次了。”

不料我的这句话不但阻止不了他们的无理吼叫，郭、贾二人反而马上指着我狂叫：

“你也是右派份子。不要想逃掉！”

这样，矛头便转到我的头上。这时候根本没有什么辩论可言，完全是毫无道理的攻击。这帮人你一言我一句，以责问的口气吼出各种各样的辱骂。行文至此，我所用的“责问”一辞其实是不确切的，他们并没有“问”的意思，而是要套出我更多的话来供他们攻击。所以我一答辩就引来更多的攻击和挑衅。我相信他们是预先密谋策划过的。这些人都是党团员，平时和你生活在一起，不动声色，甚至和你一同发议论，也对社会上的种种不公表示不满，但是在运动来前，他们便被召集起来进行阴谋策划。到时一拥而上完全丧失了人性。我如稍微关心点校内形势，就应知道许多单位已在批斗右派，不会中圈套前来开会。但即使不来开会，也逃不过这一劫；有一位讲师吴椿，平时很少说话，到了59年，他正在图书馆看书，钱孝衡去找他说：“你现在算是右派了。但是不要灰心，还是有前途的。”从此降职降薪成为贱民。后来知道，定他为右派的依据只是他对生产的火柴杆改短和买来的布缩水太多发了牢骚。不过从后面发生的事来看，党支部书记王兆永却并不知道我的事情会如此严重，大概仅是受命诱我开会而已。

他们责问我王恒守是不是右派，我断然否定。又问章伯均、罗隆基。我说他们是不是右派又何必要我来评定？在被逼不过时，我只好说就算他们是右派，但单凭报上的材料是不足为据的，必须另有依据。

因为沈的发言中曾有怀疑共产党的本质是否结党营私之语，便七嘴八舌地责问我：

“为什么你反对党的领导？”

我答道“何以见得我反对了党的领导？”

“宪法规定了党的领导，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

“如果规定了，你认为如何？”

“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又不是中华党员共和国的宪法。由谁领导应由人民按选举结果决定。”

“你为什么反对在宪法中规定党的领导。”

“如果定死了则万一将来党蜕化变质怎么办？”

此语一出，跳起了一个后来成为大人物的华中一（8），他居然随身携带着党章，从口袋中掏出来念道：

“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并自以为有理地据此反问“既是先锋队怎可能蜕化变质？”

我听了禁不住大笑，反唇相讥道：“党章规定的不过是你们奋斗的目标，那有一规定即成事实之理？正如物理学上有理想气体的假定，和实际气体是有区别的。难道说你认为被你们骂的国民党其党章就规定了党员皆地痞流氓？”——

（８）华中一当时并不是助教，却来此开会。他交通大学毕业，虽为党员却不服从毕业分配，不肯去外地。后来趁周同庆教授负责研制x光管的机会，跟来复旦。他反右起家，摇身一变成了电真空专家。据负责文革期间主编工农兵物理教材的吴剑华先生后来告诉我，看了令他编的《直流电路》一节后，曾当面指责他“连抄书都不会！”后来他居然荣任复旦大学校长之职。他“指导”的研究生无不对其“学问”摇头。有一位和他争论后，正担心报复，不料却被送出国去也。

又有人提到我肃反时被检举的一句话，说我讲过若鞍钢被美国扔了炸弹，我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害毫不惋惜，若中国士兵被杀，我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也毫不同情。这完全是断章取义的挑拨之辞。事实上，我当时是指着报上的一段话而作的评论。报上将美国飞机在朝鲜炸我阵地说成是不人道。我批评其不会宣传，说这和人道无关，我军也要炸他们的阵地。如说其不人道，应举的是炸我妇女儿童。即使炸了鞍钢，杀了士兵也不干人道之事。可在恶意挑拨之下岂容分辨？马上大呼说我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云云。这样一直瞎吵到时间不早了。散会前令我表态，我说：

“我根本不关心整风，也无意提意见。今天来此开会全无准备。想不到有此结果。”

于是他们便令我于7月1日再开会。

7月1日的会规模已为全系教职工会。是针对我的批判会，先令我发言。我并未说任何新观点，不过是对他们的恶意攻击作些解释而已。然而我被迫而随便的发言后来却被他们说成是反党八大纲领。现根据复旦当年印行的一本《毒草集》抄录其中以“八点纲领性意见”为标题的一段如下：１，我要求大家抱着纯客观的态度来讨论问题，有人说这不可能，说不是这个立场，就是那个立场，我是不同意的，因为所谓只有两种立场的看法，是从马列主义来的，而客观真理不见得就是马列主义，我的本意对党并无敌意的，如果你们认为有，那是马列主义的偏见。２，从古到今都有爱国人士，如杜子美、陆放翁等，只要是爱国人士，都是为低层人民诉苦的，当然，所谓‘低层人民’就是劳动人民。他们要为低层人民诉苦不外是这三个理由：（１）他们是大多数，（２）他们受到的文化教育少，愚昧无知。（３）没有人做他们的代言人。爱国人士为无产阶级着想，不等于承认无产阶级领导。３，我没有认为资本主义优越；对社会发展问题，我没有研究，我不是学政治的，也不感兴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一种理想，可以不相信，唯物主义不反对说有的东西我们还未知吧？我说过人类道德不可能达到，这是不是校刊标题上说的‘反对社会主义路线’呢？我说不是。……但一定要说成引导大家走向共产主义的路，我不赞成。４，我觉得党有缺点，我接触到的党员就都有缺点，（这）说明（了）党的实质。我现在赞成共产党是因为其它党没有执政能力；现在因为只有共产党领导，不得不如此，（但）没有什么理由说一定要共产党领导。我说多党制有好处，是指几个政党互相监督。５，宪法是百年大计，希望一直用下去；但是否将来有别的政党更强大，现在还不知道。６，储安平、葛佩琦的话，本人乐于引用……，譬如‘杀共产党人’我认为是忠告，我不为他们辩护，因为指明他们是右派分子的，一定还有其它材料，我不知道其它材料是什么？所以不能肯定他们是右派分子。但就他们的发言本身来说，没有什么错。共产党不是傻瓜，他们也不是傻瓜。如果认为死人穿过的衣服不能穿，是一种迷信；那么，我们也就不能认为他们讲过的话，我们就不能讲。７，我觉得对青面獠牙，杀人放火的人进行肃反，是完全必要的。但问题在于是不是真正肃反。有一部分不是在肃反革命，譬如我在肃反时被斗，我就不是反革命，这样的事实全国都有，不是个别错误。我怎么是反革命呢？这是有点杀鸡给猢狲看的。又譬如我一到系内工作，就发现即使在系内教书的，就不如我在学生时代想的天真，常常在背后骂，这是为了政治问题（吗）？（是）由于党脱离群众，有人拍马屁，党爱马屁的缘故。８，物四会上有人讲到我系有教师领学生到北京去生产实习，因为人事材料未到，就不许进实验室，这是对知识分子信任吗？我还从很多小说上看到党‘只重口袋不重人’因此我建议烧掉人事袋。

这里，我举杜甫、陆游为例指出古往今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关心人民疾苦的，在共产党成立以前也并不是没有真理和正义。把一切都说成非共产党领导不可是不对的。问题不在于我反不反对共产党，而是根据民主制度的原则，任何政党包括共产党在内都不能自封为不可反对的(9)。共产主义社会只是一种理想，我不反对有人持这种理想。但以此理想为据认定了现在共产党正领导着大家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因而决不可怀疑此一理想，我是不敢苟同的。我讲完以后，接着就又是连珠炮般的责难，虽说责问却又不许答辩。当有人问：“你曾说肃反是杀鸡儆猴，那末谁是鸡，谁是猴子？”时，因我已多次要求发言，名义上主持会议的系主任王先生说：“让他讲话！”我便起立说：

“大家是鸡也是猴子。被拿出来杀的就是鸡，暂时还没有被杀的便是活猴。鸡和活猴包括在座诸位。”

这帮仗势欺人，只管自己胡说八道骂人，不容反唇相讥的“好汉、英雄”们，这一下可不得了啦。简直是捅了马蜂窝，全场乱作一团，几十只手指着我乱嚷。会开至此也就散了——

(9)我当时心里想到而还未直说的是republic这个词就是指的废除由某个个人或集团世袭的统治。岂能借消除阶级的空想理论为名而行恢复等级之实。

过了数日，批判会扩大到全校范围，在登辉堂(10)举行。戏台上坐了主席团，前排空出一段放着麦克风，我和沈天增被命令坐在第一排听训。当听到我敬重的黄烈德和周怀恒先生(11)发言时，我简直莫名其妙啦，周大声地用他的宜兴官话叫道：

“我想不到”他停了下来，作出痛心疾首的样子，过一会，接着说道：

“我最好的学生”又停了一停“竟成了右派份子！”

我忍不住对身旁的沈天增说；这难道是真的吗？我多次要求发言，都被”不许右派放毒(12)”的呼喊制止。有一次还是主席台上的王先生说了才让我说话。我走到麦克风前说：——

(10)以已故李登辉校长命名的复旦大礼堂。

(11)两位先生都教我数学，黄先生教微积分，极好。运动后期被查出少年时曾加入过三青团而被劳改。80年代再见到他时，垂垂老矣。

(12)用放毒一词来描述不同于官方的意见也的确够妙的了，既然是毒，当然可以使人中毒，被如此威力无比的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又是最聪明的劳动人民居然如此容易，竟象中了毒品一样地去相信不同的意见，以至不得不动用专政手段来“禁止放毒”。真是妙不可言了。

“我听了半天，似乎你们在批判一个也叫李梧龄的人，可这是你们想象出来的人，不是我。他在哪儿？……”

等不得我说下去，便是一片疯狂喊叫。鬼使神差他们是没有闲情欣赏这点小小的幽默的。这就是他们的所谓的说理斗争。

这以后，校刊就登起骂我的“文章”了。这里我用引号是因为从文字水平而言，这种东西根本配不上叫文章！看到校刊后，我教的数学系四位同学来到宿舍向我致意。可他们很快便被团支部围攻，其中三人被迫认错。唯有一位女同学赵丽珠不畏强暴，反而敢于当众和我说话。后来她受到勒令退学的迫害(13)。她自己不低头却劝慰我不要辩论而要检讨，我答以：

“士可杀而不可辱。我做不到挨了板子还大呼臣罪当诛，皇恩浩大。吃了耳光还要大呼快乐不止。”

“如你已经功成名就，作出了一番事业。那当然应该硬骨头到底。但是你的事业还才开始，如因此夭折，岂非可惜！”她这样说。

大会以后，转入小会的阶段。十来个“积极分子”像开了发条会跳的玩具青蛙一样围着我闹。这种批判会如果留有记录将是十分有趣的。可惜因为完全是疯话而不可能完整地回忆出来。例如大呼小叫地令我“缴械投降”。这又不是打仗，又如何投降？开口闭口说我向他们“进攻”了。不按他们的意思臭骂自己就算的“进攻”了他们！整个的会议就象一群小孩子在玩假打仗，说的胡话大概只有《爱丽思漫游奇境地》里的御前会议可以比得上。

往往在会议开始时有人故作诚恳姿态地说；

“我们是在帮助你，你千万不要误会以为我们要打击你。”

“怎么会呢”我不无讽刺地答道“帮助和打击完全是两码事，谁也不会误会的。你们的意思我当然明白。”

于是我便受命检讨。这可不是一件容易事，我既未对任何一件事提过具体意见，更没有写过文章、贴过大字报。就无法对某件具体的事做检讨。所有的只是平时言谈，怎能记得？而经他们举出的又往往断章取义走了样。于是只好泛泛而谈，说从小读的书不对，认为政治是“狙公饲狙”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因此太不关心国家大事。受《民约论》之影响很大，认为政党也不过是一个法人团体，和每一个人民应该是平等的。根本没有学习过宪法，不知道有规定共产党领导之事，平时爱好科学喜好纯客观地看问题等等。

其实，我和他们谈书本，他们又何尝听得懂？如果他们真的能虚心听我的“检讨”则实际上我是在给他们上最基本的民主主义课。我总是说“过去我错误地认为┄”，其实这些认为当然并不是错误的。例如我从孟子的民贵君轻说到了jefferson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中所论述的人民和政府的关系。但他们也根本不管我说的是什么！只等我说完就莫名其妙地、胡说八道地攻击。他们的目的根本不是你的检讨，而是要表现其自己，妄想得到好处。狼捕到了猎物就要撕裂它。求饶是根本没用的，但不检讨也不行。否则他们没法交代；“什么？你们这么多人竟制服不了他！“啊呀呀，这可不得了，这可误了大事，误了他们的前程。你可以想象得出来，当一个贼踏着垫脚石正爬墙到半空时，忽地垫脚石倒了的狼狈不堪样子。不！不仅是狼狈，他居然愤怒起来。一个惯窃没有偷到皮夹会比失去皮夹还要难过！

就这样，两、三天一斗地过了一个月。到了8月9日的一清早，我正在梳洗，电话铃响了。想不到我小学时的王校长(14)打来电话——

(13)她此后当了多年的中学代课老师，平反后，读过两年大学的她得到毕业文凭。可见文凭是待遇而非学历。

(14)小学毕业后我就没有再去看望过王明玉校长，她是从电话簿中查到号码的，足见老师对学生爱护之深。平反后，我去看望王校长，他的丈夫周先生也在家。谈起往事才知道周先生原是地下共产党员，曾被捕，押解途中跳火车逃的命。但因此脱党。他说“幸亏如此，要不然的话为了这样的社会送了命，岂能暝目！”说罢掩面，不胜唏嘘。

“你怎么样了？你要当心点呀！今天的报纸……我查电话簿……”

我赶紧下楼，从厨房窗口取来解放日报，只见第二版上大标题《李梧龄百般咒骂共产党和新社会》。其实一个多月以来报纸已面目全非，文章可笑之至。例如有这样的大标题《驳斥“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谬论》之类。外行当然不能领导内行！这是普通的常识，怎么成了谬论呢？后来新闻日报的文章居然说我出身“军阀家庭”可见胡说八道到什么程度。不过当天我看到报虽然一笑置之，却也马上把报藏起，怕被父亲知道了会担心。后来终究瞒不住，老人家只是笑笑说：“我的儿子虽不明利害，是非却是知道的。还不算太糊涂。”毫无害怕之意。抗战时我家沦落在上海，他拒任伪职而失业。后来一贫如洗。但老人家言传身教的人品使我终生受益。虽处逆境而不悔。

又有一天，新民晚报登《高教界牛、鬼、蛇、神》15一文，我的名字正好排在第四。我哈哈大笑对一位朋友说”我可是神呢”。

我家的这位朋友名叫王湛贤笔名阿湛是新民晚报副刊编辑。常来我家看书。曾有一次读到《水经注》中一则秦始皇去见海龙王的故事，就译成白话，发表在副刊上。大意是：秦始皇知道海龙王有许多宝贝，很想见识见识。海龙王于是托梦说，可以来，但不准带画家随从。然而秦始皇还是带了一位画家混在随从中。果然，海龙王宫中琳琅满目，不胜其豪华。酒足饭饱后。秦始皇带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一路上海水分开，让路而回。海龙王此时才发现问题，知道自己被画了像！盛怒之下派出虾兵蟹将追赶而来，一路上波浪滔滔淹将过来。可怜秦始皇只身逃命，失去了全部随行人员。海龙王相貌其丑无比，不愿留下形象。是以后世无传。

鸣放期间，该报社长林放动员提意见。当时报界都在议论新闻自由、民办报纸之类话题。社长又拍胸保证言者无罪。不料，林放去北京回来，得了消息。自己马上转向不说，却仍然不动声色地继续动员鸣放！王阿湛也就放心地说了。就此上当，打成右派。前述文章就成大罪，说成是影射共产党丑陋，不让新闻自由云云。

阿湛后被送去青海劳改，下落不明。右派平反时新民晚报还未复刊，无人问津。阿湛没有家室，他的姐姐曾来找我写信，多方求助，都无消息。阿湛的舅夫是柯灵，对他也无援助。一位很有才华的文学家就此消失了。当年他送我的一本文集，也在文革中被抄去，未能留下来。

报纸也惊动了吴剑华先生，他在学期将结束时，向我交代了考试事宜说：“我回乡去了，有事写信，就写苏北海安吴剑华收好了”。看报以后，吴先生提前回到学校，并马上赶到我家中来规劝我小心为要。他因此参加了本可避开的会议，会上又仗义执言说：“我是了解李梧龄的”等等。于是被人攻击，加之他平时说了一副对联“这好、那好，牛皮最好；千错、万错，马屁不错”，批评医务室时说了“横眉冷对同学指；俯首甘为病魔牛”。在钱孝衡等的策划下，58年他也被打成右派。后来还了解到他被人捕风捉影地检举说他曾任美军翻译官。事实上，他只是在读大学最后一年时，全班参加英语培训而已。还没来得及为抗战服务就已胜利了。吴先生后来也被送去下放劳改，但为时不多，放回后领很低的工资，教了许多课。平反后，他坚持要那检举人道歉；但那人却抵赖不认帐。86年他退休时，又不按规定剥夺了他离休(16)的权利。经他多次上告市委组织部，于1992年才争得此待遇，但在工资级别等方面仍被压底。

事实上80年代的平反冤案，对于造成冤案的那帮鹰犬是从没一个受惩罚的。他们仍然往往居于高位，极尽压制之能事。

这一年的暑假，我们年级留在上海的约40余人中，却有15人被打成右派。王兆永在党支部的会上说了对我的了解，反对对待我的方法。说那样不符合毛主席“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指示精神，倒反化消极因素为更消极因素了。他因此也被打成右派。幸而是党员，未被劳改。他很快被脱去右派帽子。78年右派问题总解决后，钱孝衡对他说：“因为你是党员，所以打你右派。因为也要有一定比例的党员右派啊。”

物理系的同学是被打成右派最多的。这和学科学时的思维方法有关。我同班同学们主要是在讨论等额选举是不是民主选举？胡风是不是反革命的问题上被打成右派的。这些讨论会是在党委的策划下召开的，讨论题也是受其启发的。可见用心之险恶。这两个问题，特别是选举，即使从字面来看也是从若干个中选择之意。居然发明所谓等额选举之说，还标榜说是最民主的，岂非笑话！学校中动员了一批学马列主义的研究生来做打手，真不知道这帮研究生是用什么逻辑思维来做研究的。不过，也可以说他们的确是当代的一批“社会科学精英”，因为他们年纪轻轻，在那时就已懂得了“上级说的就是真理”和“谁的官大就听谁的”这样的社会主义哲学，而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学到老了还是学不会。当时物理系三年级的杨福家也是跨年级的打手之一。当有人责问他“你看来是有背景的”时，他公然得意洋洋地说“我就是有背景的，是党指示我来和你们斗的。”果然他反右以后被送往丹麦留学，成了特别培养的对象。

未毕业同学中最令我敬佩的是王海容同学。她是王造时的女儿，当然在劫难逃。班上逼她发言检举自己的父亲。她被逼不过，同意发言。临上场却说：

“我的父亲，他，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他是很伟大的。”

于是全场哗然。在以后的批斗会上她从不屈服。还带了本英文小说去看，“你们的话我爱听就听，听不进就不听”。指责她时，她转身就走。主持会议的人指使一个头脑比较简单的同学去拉她回来，她怒斥他“你想干什么！”那小子慌忙倒退不已。她的男朋友已毕业，在同济大学工作，曾在他家帮其父誊写过演讲稿。此事被她的一个好朋友在也被打为右派后说了出来。于是又多了一个右派。

王海容同学英年早逝，未能等到平反。她的父亲亦于文革的监狱中去世。我写回忆至此，忍不住停笔唏嘘。回想起在复旦吃最后一顿饭时，正碰上她，同桌用餐，相互勉励的情形，犹如昨日却已恍如隔世。逼迫女儿反对父亲，不成，则迫害之。天下有是理乎！海容同学将永远活在我心中，永垂不朽。

开学后，我没有被安排工作，逍遥自在得很。继续跟着王恒守先生做研究。故仍常去他家。讨论之余，天南地北，论古说今，相聚甚欢。王恒守先生这时早已成了报上连篇累牍咒骂的对象。他风趣地说起春节联欢晚会上，王中出了一个灯迷“寡人经常右倾”打现代人名一位。大家一看哈哈大笑，说是王恒守。

王中是新闻系教授，很有歪才。曾有一次坐在登辉堂主席台上，闲不住写了个条子“阳夕光西无常明，监囚亡灵呼曲冤”，递给主席诸君。这些主席正是：杨西光，吴常明，邹剑秋，王零和胡曲园。他们一个个看了好不容易才忍住了笑。王中也被打成右派，其主要罪状之一是说了“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语近幽默，却也很有道理；怎能和以新闻为教育人民的观点相容呢，虽说人民是主人，据说又最聪明，何必佣人去教育？

王恒守先生主要是说了大学应该教授治校。老先生为人耿直、爽朗，经常出语幽默。他这时也经常被叫到九三支部去批斗，对我说：

“开会必须剃了光头去，才不怕揪辫子。”

我答道：“那也没用，他们会捻你汗毛当辫子。”

说罢两人大笑。但他还是做了极详细的检讨，洋洋数十页，其中提到我的部分甚至将我得过学生科研奖，他在奖品簿子中题了一首诗“声光电热探真诠，莫让前人先著鞭；数理文章通一变，乾坤扭转几重天”也算罪孽写了进去。造的理由是使我骄傲了才会变右派。这既反映了老先生的谨慎，也可说明在运动中人们的心态。在没有法制约束的一批恶棍的围攻下，很有一些人顶不住时，不但把一切所知的都抖(17)了出来，而且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事推卸到别人头上。装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好象推说自己思想受某人影响也可救他的命似的。先生都有所防备也。

记得8月8日那天，我在工会楼楼上，被斗罢以后走下来。看见大厅里正在斗孙大雨。便走进去观摩。只见孙站在前面答复责问。也早成右派的图书馆馆长潘某、生物系教授张某分别登场责问，因为孙忘记了他们的一次谈话内容。他们指责说那是在某月某日，竟然还会说：

“那天谈得很晚，你舍不得请我们吃饭，是到宝大(18)去吃的。”——

(15)单从这标题将牛鬼、蛇神两个词拆成四个就可见其水平了。

(16)按规定凡1949年10月前参加革命的，其退休称为离休，待遇远高于一般退休人员

(17)这里我选“抖”字而不用“说”字，因为前者更说明问题。抖衣服时不但口袋里的东西，而且连灰尘也都抖出来了。

(18)上海淮海中路的一家西菜店。

那时候报上正经常以孙大雨吝啬来对他人身攻击。此语一出，举座喧哗，纷纷嘲笑，辱骂他。孙则举着一卷纸往头顶上敲击，愤怒地说；

“我不记得了嘛！”

此情此景除了说岂有此理外还能说什么呢，这些至少曾是他的朋友的人即使对他的吝啬有看法，也怎能在这种场合用这话去侮辱他呢。这不就是落井下石吗？

孙大雨先生成为右派的情况和我所知其他人都不同。他解放前原是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主席，解放后权位大大地不如前了，未免牢骚。以老革命自居，骂人成性。恐不免是为地位之争吧。

然而他的批斗会也确实令人寒心。回忆那位张教授也曾在上海市宣传工作会议上以“千士之诺诺不若一士之谔谔”开头慷慨陈辞提了不少意见。很有士大夫的气慨。然而一旦受到攻击，他和朋友之间非但做不到“泉涸，鱼相处于陆，相嘘以湿，相濡以沫。”反而相互攻讦。我想起清人周容的文章《芋老人传》中有一段生动的描述：“老人邻有西塾，闻其师为弟子说前代事，有将相，有卿尹，有刺史守令，或绾黄纡紫，或揽褰裳帷，一旦事变中起，衅孽外乘，辄屈膝扣首，款惟恐或后……”说的是一位塾师平日里和弟子们熟读圣贤书说的都是忠君爱国之道，但一旦城陷，纷纷争先卖国唯恐落后。我对张、潘的批评也许是只看到了表面，然而当时整个知识界的情形却真是可悲。你只要想想百万知识分子被无端的打为右派，纷纷落马时却又相互攻讦的惨状；特别是那些头面人物，争相自我辱骂。无怪事隔多年后有人批评说中国知识界之所以被毛打得落花流水，其自身之没有脊梁骨也是原因。这不正应了一句古话“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吗？

散会时已是中午，我到食堂一看十分拥挤，便走进来喜饭店。这是一家很小的饭店，只有不多几个火车座，除了一个外，也都已满座，但人们还是往已坐了四、五个人的座位中挤。背朝里的那位没人敢惊动的大人物正是孙大雨先生！我毫不迟疑地走过去，转身向外坐下，微笑着轻轻地说了声”你好”。他不敢答理我，甚至微笑也不敢。但我相信他是得到安慰的。说时迟那时快，唰地一下，全体目光向我投来。我心里想“你们又能拿我怎样？”这件事发生在我被上报纸批判的前一天，所以连日期都记得清清楚楚。

舒服的日子没几天，就来了通知。蔡怀新安排说“请你到系图书馆去指导编目。”蔡是53年毕业的，此时已是讲师，是一个党员干部，说起话来是很客气温和的。我于是到图书馆去上班。系图书馆的规模很小，只有两间房间，书籍主要都在外间，有一张桌子和一些椅子供阅览。里面是个小间，放即期期刊，有沙发。我搬了桌椅进去放上打字机办公。系图书馆并不每天有新书来，工作太轻松了，明摆着是硬添出来为了不让我闲着而设的工作。

我既然做了这份工作，就也兴致勃勃地去大图书馆借来了许多图书馆学的书看。发现了图书馆目录的许多不足之处。至少就系图书馆而言，其图书分类竟还用的是几十年前的王云五分类法。于是我按当代的物理学拟定了一张新的分类表，请示系主任同意后，开始将书籍全部重新编目。

我这时在学校宿舍里无人说话，便搬回家里去住。每天上班路上要一小时，约九点钟到校。不久他们传话说我应按时上班。我回话说；我是教师，本没有上班制度，何况你们安排的是“指导编目”。我不但每本新书都亲自编好目，打好卡片，还主动提出重编全部目录。这点工作根本用不着多少时间。如要我按上下班制度上班，请先降我为职员。他们也就没有再坚持。

转眼秋去冬来，已到了11月份。我的父母亲为我选12月1日结婚。照农历算法，这也正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我和金美梅相爱五年了，双方家长也有往来，这是顺理成章的婚事。我父亲按着古礼还亲自去求亲，约定了婚期。只是因为我的事见报以来，金的同事们都劝她和我分手，所以就没有事先与她们说过。这一天，她去见工会主席魏芹请结婚假期。魏吃惊地说：

“什么？你怎能和他结婚？”

“为什么不能？”

“他是右派！”

“右派也是人，又不是鬼，为什么就不能结婚？”

“那好，后果你自己考虑！”

魏芹的口气不无威胁，但我们也没有当它一回事。事实上，我们早已办好了结婚登记。有趣的是，当我们拿到结婚证书时，其上赫然签名证婚的卢湾区区长关百胜却也是一位右派！

我妻工作的单位是岳阳路小学。教导主任吴家琦是和她同一天去报到任职的。吴的男朋友是复旦历史系的学生。她俩关系本不错，每当她们学校开舞会时，她总希望我去参加。当我提前毕业任助教后，她不无嫉妒之意。这也许是她以后如此穷凶极恶的缘故吧。

小学的整风运动起步晚，一开场就反右了，这时刚“揪”了几个右派，所以她们认为金美梅简直是胆大妄为极了。不久她也当然成了右派。其实她根本没有鸣放过任何话，于是连平时说过美国货好也算是罪名了。这时放了寒假，我说不要理睬她们，不必去开会。

于是有一天一大早来了两个人，在门外大声敲门叫“金美梅”，目的当然是叫她去挨斗。她问我“怎么办？”我说“不要去！”她说“那就推说生病吧。”说着就躺到床上去了。我快步下楼走到院子里开了铁门的一条缝问；

“什么人？”

“我们是岳阳路小学的。”

“有什么事？”

“我们找金美梅。”

“找她有什么事？”

“叫她去开会。”

“她不能去。”

‘为什么？我们要见她。？

“不行，她不见客。”

“什么？”

她们显然惊呆了，生长在我们这社会里的人对于一个人有权不见客是完全陌生的。“凭什么一定得见你们。”说着我用铁门把她们推挤了出去。她们在门外踢门大骂，我就回骂她们“匪徒！”，她们却也奈何我不得。据后来得知，她们马上去了复旦大学告状。

岳阳路小学当时还是一个规模很小的学校，教职工只有17人。却打了7名右派。校长是位老先生，后来死在狱中。工友林凤美还不满二十岁，也在当时被打成右派。后来报上去时，根据其文化程度实在说不过去了，却也不放过她，无端按上个坏份子名目。58年要赶她回乡下去，她舍不得这个饭碗，苦苦哀求，不成。下乡不久，发了精神病，至今未愈。

我妻子后来降职降薪，拿35元工资，实际上在干校工的工作。据说是最光荣的劳动却慷慨地让她干了多年。我出事后，她胃溃疡病发作，58-62年间十余次住院。来农场探望我后又感染了肾盂肾炎，一病多年，有高血压、腹水、肝硬化等症，文革时幸而病重才因祸得福，因为碰到了个好医生。当这帮人去医院“揪斗”她时。彭龙舞医生(19)说“可以，但你们不要再送来了，出了人命我不负责！”这样一来才吓退了这些恶狠狠的人。后来又碰到位好校长邵华斌，在临被送下乡劳动时因病留了下来，才保住了这条命。

贱民的生活并非仅是扣工资和干体力劳动，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精神上的凌辱。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一次我妻正在门房间劳动，忽然电话铃响了，一听，是找一个叫陈溶溶教师的，于是我妻便高声喊她来听电话。她们原是很熟悉、要好的同事，可是你猜发生了什么？那位“高贵”的陈老师居然脸一板，大声申斥道“你是什么身份！胆敢直呼我的名字！”不但如此，接着还为此开会，批斗一场。从这一小事就可见到人欺人到了何等的程度。然而这也并非可归结为小学教师水平底、素质不够。在大学里也照样如此。我的同学张静甫被打为右派后分配在工人师傅蔡祖泉手下的电光源实验室劳动，有一次老蔡令他去物理系的200号楼送东西，张奉令而去。不料才走到200号门口，就见到楼梯上下来一人，此人非他，原来比张低一级的杨福家是也。杨这时候反右起家不可一世，竟对张申斥道：

“这是什么地方，也是你可以随便来的吗？”

啊呀呀，这是什么地方？还不就是我们一进复旦就上课、做实验的一座普普通通的楼吗？近来荣任复旦大学校长的人物，当时的嘴脸就是如此。与其说这是个水平问题，还不如说是人的恶劣品质被当政者鼓舞起来了为确当。

再说我妻在学校里做苦力活，一个姓周的门房便成了她的顶头上司，我妻每天得买些小点心孝敬她。只要那一天忘了，此人就马上变脸，处处找麻烦。可见受这种小人得志的人管有多难受。

与之相比，我在监狱21年，虽然受尽折磨，但毕竟基本上是生活在所谓“脚碰脚”即胼手胝脚的难友之间。其中固然不乏相互残害，但伥物只能是伥物而并不能自封为老虎。这是和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由公民”不同的。在“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唆使下，把人性中的所有恶劣品质都煽动了起来，造成了多少人间仇恨，对民族的心理素质有多大的损害是不言而喻的。

1958年2月的一天，我正坐在打字机前工作，系图书馆唯一的一位管理员项老先生悄悄然走到我身边对我说：“请你帮个忙”我就跟着他走到外间去。他指着一个书架说”我够不到，可否请帮忙替我把上面的书搬下来”。我就踩在凳上帮他搬书。可是还没有搬完一排书，他又说“不要搬了”。我被弄得莫名其妙，很不乐意地问道：

“什么意思，难道我搬得不对？？

“不，不，不是这意思。”

“那又为什么？”

“我不能告诉你。”在我一再追问下他又说：

“除非你到我家去吃饭，我才能讲。我家住在嘉陵村（20）某号。？

“饭我就不去吃了，我吃完后一定到府上造访。”

就这样我饭后一肚子狐疑地到他家去。他小心翼翼地关上了门，才低声对我说：

“蔡先生来了，我才叫你搬书；他走了就不必搬了。”

原来蔡怀新吩咐他叫我劳动，他未应命。见蔡走过，叫我装装样子。我听了气愤地说“他们竟然这样！”于是他忽然说“一碗饭吃的人多了，吃的就少了。”我先不明白，他又解释说他们嫉妒我，才要排挤我。当然这是他个人对运动中我的遭遇的看法。然后他拉着我的袖子讲了他的身世。

他在复旦读书时曾和一位有钱的小姐相爱，而对方家长反对。俩人便相约到兆丰公园21殉情自杀。吞服了安眠药。他哭别女友回家时已很晚，母亲逼他吃了一个大西瓜。也许是这西瓜起作用救了他一命，他仅昏睡了几天。醒来时和尚道士一房间在喊魂呢。而女友则香消玉殒。他从此心灰意懒，书也读不进了，便恳求校长李登辉帮助，退学在图书馆工作。一晃几十年，项先生老了，天天坐在图书馆门口管签到，读着永远读不完的《东周列国志》。他说”老人老矣，所见实多”，对人际关系有他的看法。

分别时我说：“谢谢你的指点，我一定不会难为你的。”然而我却打定主意不去上班了。我不上班，也没人找我，但第二个月起工资七折，算我病假了。到了四月初的一天。我被电话召唤到学校去，等着我的又是蔡怀新。他出示几页纸，说：

“你签名。”原来纸上写了一百四十多条所谓我的言论。我说：

“我不能签名，这不符合事实。”

“拣你同意的签好了。”

“我全都不同意。”

“那你就签不同意。”

“这全部都是断章取义，似是而非。不是简单的同意不同意所能表明的。”于是我就逐条批驳，写完签上字给了他。

4月15日上午，又电召我去校，这次是系主任王福山先生找我谈，在座的还有一个年轻的助理，此人也姓王。王助理新来不久，只见他衣冠楚楚，扣子钮到衣领22，一脸正经的样子。坐定后，王先生对我说；

“领导决定对你的处份为劳动教养，但考虑你的前途，让你去封溪乡劳动。明天报到。”问我“有何意见？”

我不加思索地回答说：“我不去！”王助理掩盖不住他的惊讶，皱起了眉头，说：

“为什么？！”我就转脸对他说：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既然问我，当然就有两种回答。如我回答了另一种，你就不奇怪吗？，如只许有一种回答就不必问。”

他说“那好”便转身外出了。我趁这机会问王先生：

“他们会强迫我去吗？”先生指着一份文件说；

“按规定，你还可以不接受处罚，离职自谋出路。”我说：

“那很好，我也早研究过这文件了。”这时王助理回了进来，拿着一张纸对我说“那你就办离校手续。”那是一张油印的盖巡回章的纸，上面有六个盖章的框框。我很爽快地缴出了校徽和工作证，办好了系里的第一个章，转身就走。我于是去王恒守先生家告诉了情况，他俩听了直摇头，说这样不行，要惹祸的。便商量叫我写一个说明理由的报告。第二天一早我带了报告去给他们看。报告中力陈我家父老母病，要我在家照顾。我不能一走了之，不得不拒绝下乡，自谋生活出路云云。他们看了都说写得很动情。

到系里缴了报告，我就去图书馆还书、盖章。巡回章的最后一个是校长办公室的一位女职员说：“校长还不知道这件事呢，这样吧，你先回去，有事以后通知你。”这样我就回了家，心中考虑着如何找工作的事。

4月19日星期六，一早就来电话叫我去。我将妻子送到她学校的门口，随即乘车去复旦，心中还想着是不是他们改主意不要我下乡了。校门口的警卫忽地拦住我，说要填会客单。这是个很反常的现象，从没有这样重视过查校徽，何况这么多年面孔都是熟的？我冷笑着填了单子，就去了校长办公室。那时的校长办公室在1100号房楼上。还是那位女职员说：“你这么早就来啦，校长还没来呢，你先请坐。”但我刚一坐下，她又说：“喔，刚才保卫科有个人找你，你先去一下再来好吗？”我就下楼出了1100号房，向屋后的保卫科走去，保卫科就在旁边几步路原工会俱乐部后面。我还没进门，一辆我未注意到的尾随我缓缓开着的吉普车中忽地跳下两个人，一把将我推了进去。其中一人马上转身对着我，掏出一张纸念道：

“……现经批准你校李梧龄送劳动教养……此致复旦大学……”云云。并马上要动手动脚拉我。我厉声责斥道：

“这文件是此致复旦大学的，念给我听干什么！交给复旦大学去！”说罢夺门欲走，却被人拦住了。我随即大喊：“我要找校长。”

这时候另一人装模作样地拿起电话，说了几句，转身对我说：“杨校长正在登辉堂做报告，你找不到他。”我仍不屈服说：“那不关你事，你尽管把这文书送交学校好了。”于是他们来软的了。一个人说：“你不要为难我们，就跟我们走一趟，办个小手续，我们保证送你回来见校长。”

这样，软硬兼施我被押上了吉普。谁在当时能想到，就此身陷囹圄二十一年呢——

（19）淮海路徐汇区中心医院医生，也是右派。

（20）复旦大学第四宿舍。

（21）即今中山公园。

（22）当年很少人穿人民装如此正经。后来我在狱中见到个和他同时从青岛一个中学参加南下工作团的刑事犯（妙在该犯也自称右派），才知王助理高升到大学里，不得不装出个有知识的干部样子。

第二章收容站的十天

1958年4月19日中午时分，我被一辆吉普车押送到横浜路的劳动教养收容站。收容站门口有扛枪的大兵看守，进去了当然出不来。我责问押解我来的复旦人员：

“你们是怎么说的？不是说保证回去见校长吗？”

我对里面的干部说：

“凭什么逮捕我？有逮捕证吗？就凭一张给复旦的通知书就能逮捕我吗？”所得到的只是“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嚣张！”之类的吼叫。

收容站的房屋是东西方向的长条平房，这些平房又按南北方向排列着。形成一条条夹弄。西面有另一所南北向的房屋把这些夹弄封死了，东面则装了门。这些房屋说是房屋却又不是房屋，它们没有外墙，只是用柱子支起的屋顶罢了。房屋沿中间却砌了墙，各条夹弄就互不相通了。每个夹弄是一个中队。这房屋原来是一个会馆，即停放棺材的地方。现在放棺材的地方搭了双层的木架，算是统铺的床。我被派在三中队的第十小组。在朝南房屋的最西头。

小组共有十几个还是二十个人已记不清了。组长矮个子平顶头，是个小学教师，好象还是位校长，也自称右派，能说会道。我进去时他们正分着饭，便马上派值班去加来我的份额。饭是用洗脸盆去盛来的，黄澄澄地？是和糠煮在一起的。有人热情地借碗筷给我，劝我先吃了饭再说。但我那有心思吃！

虽说是禁止交谈“案情”，但事实上没人不谈的。小组内有两个比我大二、三岁的青年人名叫陈文和谢耀胜，性格最是开朗。他们劝我想开些，既来了，一时是出不去的。但时间也不会太久的。说这话是根据他们的老经验，他们都是所谓的“二进宫”，即第二次吃官司了。说起其第一次的情形，那已是几年前了。那时要在福建省修造鹰厦铁路，他们在拘留所关了一阵子，忽地集合点名，每人被宣布了一个刑期，就送到了福建。他们说一到工地就好了，就吃得饱了。工作是艰苦的，工伤也多，死了不少人，但年轻有力气不怕，工程一结束，管你什么刑期不刑期，唰地全放啦！这次他们因为是刑满释放份子，被户籍警叫来了。说到这儿，他们虽然性格乐观、开朗却也不免露出一丝忧伤地说：“象我们这号人，犯过事，是永远不得安宁的了。”问到上一次犯的什么罪？他们也说不清。“反正不是大事吧，你看，只判三年！”

50年代初镇反、肃反等运动中草率判案的情形我是早有所闻的。有的人被捕后不久，家属接到通知说已被枪决了。而这次是我第一次见到了连判决书都没有的曾被“依法判决”的人。

另有一个年岁大些的，约摸三十来岁，脸色阴沉，寡言少语。是个警察但因作为伪警即解放前已当了警察，所以来了。交谈之下却很喜欢读书，背得出的古文不少。是解放前读不起书才当的警察，他说他也是右派。

按里面的规矩，整天都得读报学习，只是在休息的间隙才好说说闲话。说话时那小组长虽也跟着发牢骚，但下午小组长开会时却都汇报了上去。怪不得傍晚时，麦克风中就大叫：“有这么个右派，自以为是个大学助教，不得了啦！……”

然而大家都并不把这种警告当回事。我在交谈中了解到原来这几天每天都有好些人关进来。有单位里送来的，也有户籍警送来的。反正所谓单位报批一报就批，马上就可把人关起来的。而对于没有单位的人来说，里弄和派出所就能主宰他的一切。最妙的是有一个户籍警带了几个人进来，报告说来了几个人，接收的人打开文件一看说：

“不对，还少一个！”

“派出所所长就叫我带来这几个呀。”

那人沉下脸来，说：

“还有一个就是你！”

这警察进来后，几个一起来的嚷着要揍他，还是众人拼命拖开了才停了手。

那天很晚时，复旦的吉普才把我的铺盖送来，我家里在他们去取铺盖时受了何等样的惊吓是可想而知的了。对我当然这也是一个不眠之夜。

几天后上海电影制片厂送来了三个人，都说是右派。其中一位叫殷春田，他原是厂里的放映员，随着摄制组去云南拍电影，和当地的一个姑娘好上了。领导马上教育他说是违反了民族政策，要他们断绝，他不听。于是被秘密地骗上了火车，绑架回来。他回上海后仍不服，成了右派。

在那几个月里，抓来的人自称右派的很多。有的的确是右派，而有的则在单位里也的确是当作右派斗了一番，几年后却又并不属于右派了。殷春田就是这样，后来说他是坏分子。电影厂的另两位，一位叫尚思顺是位卡通画画家。后来在涛城时有一段很有意思的逃跑经历，容后再说。平反后我们又见到过一次，因他后来去了东北，失去联系，不知其情形ｎ陆ㄊ俏缓芎玫哪配音演员，又精通德语，好学不倦。他父亲曾任伪职的高官，当然也是他受累的因素之一，然而到了六十年代右派甄别时，却把他排斥在外，硬说他是坏分子，其实他何坏之有？而78年右派平反时却又算上了他，平反后回了电影厂。

我关在收容站的那几天里，房子东头靠门的办公室旁的禁闭室里不时地发出喊叫声。那里也关着一位复旦大学哲学系的余姓助教，他本该上一批就被押解出去了，因为他不服，并绝食抗议，就被单独关禁闭。强制他吃饭剃头时，干部并不直接动手打人，但他们很会利用刑事犯去完成其意图，这就发生喊叫了。余助教后来和我们一批去了白茅岭，仍然坚持绝食，始终被单独囚禁，故没有见过面。但白茅岭的干部可没有收容站的仁慈，“不吃就不吃”他？就此饿死了。

余助教其实很冤枉。他出身贫寒，当上助教后，唯一跟他过日子的老母亲得意极了，以为儿子做了大事业理应有钱尽孝，便提出种种要求，吃人参补品之类。儿子也的确孝顺，样样满足她，于是欠债累累，便一次次提请补助。运动中竟以无理取闹为由送来教养，至于是否也带过右派帽子就不得而知了。

又有一天，来了一个老者，许多人欢腾起来，“老宁波来了！”他们叫道。这个老宁波已不仅是二进宫，而是“三叉口”或“四进士”以上的老改造了。他一来大家就向他打听消息。他断言我们都将被送到白茅岭农场去。

“白茅岭农场是个好地方”他说“不但吃得饱，而且有工钿。在那里积肥，也就是铲了草皮堆起来做堆肥，有计工员来量方。第二天你只要将它搬个地方，又可再量一次。计工员搭得够（2）瞒着队长。做得好时，一个月下来可赚到六十多块钱。礼拜天还可到附近的镇上去吃老酒。”老宁波说得眉飞色舞，众人听得津津有味——

23上海方言，意为讲交情的。

根据我后来的了解，白茅岭农场位于皖南，在宣、郎、广地区，建场之初，是由一位水产学院的教授选的址，认为适合于围塘养鱼，又可种田，是个好地方。当时是民政局建的场。最初的场员都是收容的无业人员，被取缔的妓女之流。后来又将孤儿院，聋哑学校的人也都迁了过去，因为这些组织多半是教会办的，当然不合政府的意。民政局是有些救济性质的部门，其干部也态度温和，的确有老宁波所说的情况存在？

但1957年8月劳动教养条例颁布后，农场由公安局接管。性质就完全不同了。最可怜的是那些孤儿和聋哑儿，他们原先在教会的慈善机关里，生活还是可以的，在民政局管理农场时，也还说过得去，如今一夜之间失去了自由，成为专政对象。他们被称为”安置场员”以别于解除劳动教养后的”改造场员”，但待遇上几乎没有区别。收入极微，很难请假外出；男女分队，严禁接触。他们长大成人后竟有一大半又从新由受不了“纪律”约束开始，走上“犯罪”道路，被再劳教或劳改。

没几天，我对过南面的屋子也几乎关满了。4月29日的上午只听见外面麦克风哇哇直叫，却听不清说的是什么。不一会儿，吹哨子集合，原来是家属接见了。我们排队出了几道门，外面是一个很大的广场。广场上用长凳分隔成一条条的夹弄，家属们早已带着大包小包等候在那里。我找到了我的婶婶、妻子和赵丽珠同学。妻为我准备了一只手提箱，装了替换衣服和雨衣套鞋之类。她们告诉我，刚才听了报告，说你们将要到农场去劳动，农场并不远，有真山真水，风景秀丽比上海的公园还好。人民政府的政策是以教育改造为主，改造主要是改造思想，劳动不过是手段。你们要帮助亲人，提高认识，接受政府的教育云云。并说最多三个月，如果表现好还可提前回来等等。我听说三个月，吓了一跳，要那么久吗？

半小时左右的接见很快就过去了，警笛一声声地催促着，大家都还依依不舍。我狠了狠心，说了声“你们放心”，掉转身大踏步地往回走。走了几步，赵同学追了上来，欲言又止，随手将身上的一支金星钢笔给了我。警笛又大鸣特鸣了，我被人群推挤着往回走，回首看见我的婶母和妻子早已惊呆地站在原地，动弹不得了。我不知道那天她们是怎样挨着脚步回去的，更无法想象，年老有病出不了门的父母亲，盼到她们回去时有多么的伤心！然而他们毕竟得到了一丝信息：地方不远，劳动不重，时间不过三个月。

他们受骗了，大家都受骗了，连那位做报告的劳动教养收容站副站长也受骗了。这位站长是朱鹤飞，三个多月后，他也被判劳动教养，同样地到了白茅岭。60年代我们集中在一起，才知他也是右派，还是一副老干部派头，口口声声拥护政府的改造政策。他说，当时他也早是右派了，但还没有撤职。问到当时他是怎么做报告的，他说是根据文件。一边说一边摇头，说政策变了。问他为何还相信政策，他也说不清，挑起担子就跑。尽管胃病开过刀，说劳动，他还是最积极的。

另一名较小的公安干部信心就没有这位大官足，57年底把家中管教不好的，偷家里东西的小弟送去劳动教养，要求政府帮助教育。后来却不可能按劳动教养条例的规定领回去了，于是弟弟愈来愈坏，一家人后悔不已，未听见他说政府伟大的话。

接见回去后，监房里的空气沉闷极了，大家都默不作声。连口口声声接受改造的小组长也眼睛红红的，偷偷地擦眼泪。这顿饭不知是怎么吃的，只有老宁波，才能吃了一个饱。他是没有人来接见的。

“哈哈，我一个人吃，全家都饱了。”

第二天天未亮，发了干粮。被驱赶上了大卡车。天还未亮透已到了公平路码头，这才看清了原来我们一路上浩浩荡荡，前有警车开路，后有警车押阵，威风得很呢。说时迟那时快，警车上跳下了全副武装的军人。码头上细雨迷蒙，军人们摆开了阵势将我们团团围住，居然一一卧倒在地，依着沙包架起了机关枪。我们鱼贯地被押上了由小火轮拖着的一长列拖轮，一路奔改造去也。

这里要补叙的是，就在这几天，上海出了一件惊天地动鬼神的大事。整天价锣声、面盆敲击声、各种各样敲击声不断。人们都飞檐走壁上了屋顶。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响应伟大领袖号召，据说这样一来麻雀无处安身，非死不可。害鸟灭绝，粮食增产，人民必将无比幸福云。

第三章小庙岗和大庙岗

1958年4月30日一清早，我被押上了一艘拖轮，沿着黄浦江溯流而上。江面上烟波浩淼，两岸风光旖旎，景色秀丽。我还是第一次乘坐这样低矮的船只，感觉到像是贴着江面在滑行。从窗外拍船的波浪可以感觉到江水的气息。在收容站的污秽环境里被关了十天以后，突然间又闻到了水花中的清新空气，自有一番说不尽的舒畅。好象整个身心都融化在大自然之中，似乎古人所谓“天人合一”就是这种意思。大自然的博大宽宏正与当政者的心胸狭隘成鲜明对比。侧头向外看见飞鸟白云不由得想起南北朝诗人的句子“笼鸡有食枪刀近，野鹤无粮天地宽。”可当前的处境却比笼鸡还不如。前途凶多吉少又有文天祥过零丁洋的感觉。当江景的变幻消失在夜幕中后，随着单调的轮机声，昏昏沉沉，似睡似醒，不觉东方开始发白。船到了湖州。我们停泊的地方并无任何设施，由跳板上了蓠笆围着黄土的岸，马上又被押上卡车。在车轮滚动中经过了浙江省的泗安，才知道果然是被送往安徽。一出浙江省，山的颜色就由绿变黄，这就到了界牌镇。

界牌镇位于江、浙、皖三省交界处。由杭州来的汽车经此可去广德、宣城、芜湖，算是一条国道。我们的车才一到界牌镇就拐弯向北，在山路上弯弯扭扭，颠颠簸簸。中午时分停了下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光秃秃的山坡，其上是截面呈a字形的长条草棚。下车伊始就有人抬来了茶水。渴了一上午，见到了水真是一喜，排着队去喝，远远地看见居然是茶！直到自己喝到第二竹筒，才辨出味道，原来当地的水就是这颜色，浮悬着黄黄的土。

朝稍远有人住的a字棚一看，只见有一只倾斜的大木桶，这木桶约70公分直径和高度。不一会儿木桶后露出一个人来。此人又黑又瘦，并且一头长发，咧着嘴巴也顾不得向我们看，只管舔自己的手掌。后来我们才明白这叫做“刮粥桶”，是刮那分剩在桶里的糊状粥浆。

集合、点名以后，才小下来的蒙蒙细雨又密了起来，我们被赶进了空的a字棚，分配了各组的床位，只等着吃饭。这时有人提醒说“今天是五一节，准有荤吃”。不一会儿，抬桶的人来了，仍然是稀饭！外加一点儿劣质酱菜。

那几天，雨下个不停，直到了四号，才吃到了一些肉丁。原来我们只是暂时过境，并不属于这个劳教队。他们的干部舍不得将肉让我们分享；雨不停，人不走，拖到肉已开始变质，才不得已下了锅。至于雨天喝稀粥，则以后长期都如此，是根据的伟大领袖教导“天晴多吃，下雨少吃；农忙多吃，农闲少吃。”大概在彻底唯物主义的伟大思想家看来，人和机器完全没有区别。所以像机器一样，不开车就不必加油。吃稀粥已经是很大的浪费了。

又过了几天，雨过天晴，泥泞的山路勉强可以行走了。我们背负行李，上上下下，过了两个山谷。一路上山溪清澈见底，其味甘甜。不过要过了好几个月，有机会“出公差”去界牌扛米时才又有机会喝到这样的水，我们平时吃用的塘水则完全不是如此。最后爬上了一个山岗。山岗上列着三座空a字棚。

劳改干部一律叫队长，虽然其下属决非队员。根据徐队长的话，我们得知，这里叫大庙岗，我们曾暂住的地方是小庙岗。两地都因庙得名，但小庙早已荡然无存，大庙则还有些断墙残瓦在岗下山谷中。

徐队长北方口音，说“我们自己”时最后一个音节拖长了听上去像“我们尸体”。温健对我说：“我做配音演员，配到纳粹军官对犹太人说话的腔调时，总要从喉咙里逼出声音来，做得凶神恶煞，恶形恶状。可这位队长却完全自然而然地有这种本领。”

徐队长是我第一个接触到的农场干部，也使我第一次听到了改造人们思想的干部用得最多的一句名言，这就是：“不要忘记这里是来改造的，要是胆敢不服管教，就让你们去做肥料！”把杀人说成是“虽然是坏事，也可变成好事，就是可以做肥料”是干部们训话时用得最多的“谆谆教导”。不过，这话也决非某干部的发明，实在是源出于其最高领袖。他们不过是鹦鹉学舌而已。

大庙岗和小庙岗都属于独山分场，独山分场是白茅岭农场的一个新建分场。白茅岭农场共有十几个分场，每个分场设有分场部，下设若干生产队，不驻在分场部附近的生产队则称为派出队，大、小庙岗都是派出队。

每个生产队有指导员、管教队长、生产队长和事务队长若干人，管理着一、二百个劳教人员。我们又被分为约十五人左右的小组，组内指派了小组长和记录员。此外还有一个统计员、一个工具员和医生，他们和炊事员同属一个小组。是劳动最轻，能有机会偷嘴吃得较饱的一组人。

除了蔬菜组外，第二天起我们就开始在附近的几个山岗上垦荒了。用的工具是一种叫开山锄的很重的锄头。大家一字排开，每人二公尺宽，挥锄掘土，拔草挖石。每人的指标逐渐增加到二分地。开好的荒地用四齿钉耙平整、做成山芋垅。

我曾用装病的办法来拒绝劳动。在劳动时，我装着忽然晕倒，其样子恰如美尼尔氏症患者。没有人能证明我是假病，然而除了我可以一动不动地闭眼躺着不起来，从而暂不劳动外，并不能获得重视。即使我看准了地形从三四米高的坝上直挺挺地倒下去，同伴们惊呼了，但那些干部也冷酷地不加理会。我躺了一会儿也只好起来。后来在筑路队时，我曾倒在雪地上，也没能有医生来看过。到了涛城分场时，我见到有一位姓张的技术人员，他用假装下肢瘫痪的办法拒绝出工。队长虽奈何他不得，但他却受尽了刑事犯的凌辱。我才知道这方法是感动不了这些毫无同情心的干部的。他们连看病都不让你看，更不要说由此获得保外就医了。

六月一日上午，我们正在扦插山芋苗时，忽然降下瓢泼大雨。在大家淋得湿透湿透，更是因为地里也烂得无法行走时，下令收工了。我们都没命似地奔逃回去。回到营地擦洗换衣已毕，忽地集合点名，原来有一组长报告少了个人。少了的就是那个老宁波！

老宁波并没有逃跑，他在工地上被找到了。他在干什么呢？原来插山芋要施基肥，那次用的基肥是羊粪拌和的花生饼即榨过油的花生渣。老宁波被找到时正在临时用草盖上的一堆肥料中从羊粪里拣花生饼吃。当然，他免不了要被批斗一番。大家都不无讥讽地说这是老改造碰到了新问题，他在收容站说

“一到工地就好了，就吃得饱了”现在可不能兑现了。

吃是改造的一个大问题。在我被改造的二十年中，始终处于半饥不饱的状态下。大庙岗时的粮食标准是三十斤。对于如此的重体力劳动来说，当然是不够。队长们对此也的确想了办法，开始时是饭中掺糠、掺麸皮。不久，这两样东西都要配给供养猪之用，就买不到了。有一阵子，设法买到碎米，则因一斤粮票可买一斤四两（即1.25斤）碎米，就可吃得稍微饱些。但也同样因为养牲畜更比供应我们人重要而没有能维持多久。于是在做饭方法上打主意，改煮为蒸，在蒸前将米炒过，在蒸时多次将饭翻动。使饭蓬松以增体积。这种做饭的方法后来在居然也在全国推广过，还美其名曰科学的，我想这个“科”字还不如改为“苛”字为确当。

饭一紧张，如何分饭就成了一大问题。开始时有一个队长坚持不容许小组内用自制的杆秤分，于是就有了种种分法。组内轮到值班的人去伙房将饭扛来，先要将饭进一步尽量打松，然后一只手用搪瓷碗挖起大半碗饭，抖动着将饭向另一只手中的三号缸子（24）中洒去，以确保缸子中的饭上下均匀，再用一片做成像医院中用来检查口腔的压舌板似的竹片将饭从缸子中的饭刮平，这样每人可分到两缸饭。然而，尽管在众人的严密？监视之下，仍然常有争吵发生，怀疑分饭的人做了手脚。于是又有进一步的称为“背靠背”的方法。分饭的人坐在小板凳上，在他背后成纵行排好了众人的洗脸盆，每盛好一缸子饭，就由另一个值班的人将饭从他手上拿下，倒到一只洗脸盆中去。要到全部分好才可各自拿饭，以免分饭的人有可能估计到谁的洗脸盆将要倒饭进去——

24搪瓷杯有好几种规格，直径12公分的称为大号缸子，10公分的为二号，而9公分的则为三号缸子。

桶内的饭不可能正好如此分完，剩下来的又有各种分法。有用调羹再一个个地分的，也有再用茶缸分，分到谁没饭了，就到谁为止。未轮到的下次再轮。更有一种叫包饭桶的方法。即值班的人保证每人两缸子饭，余下的全归他俩，这样一来，他们就有机会吃一饱，而当饭不够时也不必一调羹一调羹地从众人处再挖回来，就他们饿一顿了事。

分稀饭也如此，但开始时还有将它搅匀的工作。每人勉强有一大号缸的稀粥。分到最后的几人则往往不见米粒只是些粘水了。所以分稀饭时虽不必“背靠背”但分的次序就又要轮流才可。后来在涛城时，有一次轮到一个外号老广东的包饭桶，早上喝罢稀粥，忽然天气放晴，大伙被驱赶到了水稻田里，就骂开了那还在收拾饭具的老广东。原来他每盛到一个大稀饭疙瘩就努力地用竹片将它刮回粥桶，留给自己。可是，不一会儿传来了消息，原来那个疙瘩却是一只掉在锅里煮死了的老鼠！引得那些小流氓哈哈大笑地耻笑他。老广东原是永安公司职员，生活优裕，到了这般田地，殊可叹也。

读者不要埋怨我费那么多篇幅来写这些无聊的，看似屑小们干的事。然而这也反映了长期半饥不饱的人的状态。后来我在涛城分场时，有所谓的家属班，即场员被动员全家来“以场为家”落户的，有一时期，一家人也竟用秤分饭，斤斤计较一如陌路之人，不亦惨乎！

初来大庙岗时，副食品极少。等到蔬菜组作出了成绩，达到每人每天一斤蔬菜的目标，才多了些。后来在涛城分场过冬时，因冬季菜长得慢，竟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把青菜和卷心菜当成了一棵树！轮番地一层层剥菜边皮吃。

分菜的方法也同样复杂。有人玩笑地报菜单说“今天油爆鱼，青菜细粉汤，萝卜烧肉”这是指的“今天有暴雨，青菜先分汤，萝卜少肉”，过节日时则更为复杂，这时会有什么萝卜丝炒肉丝之类，就免不了先将肉丝仔细地一一挑出单独分，然后再分萝卜丝。这样分了还不算，还得摸采！

有一天，姓雷的生产队长把我叫去，问道

“修一个坝蓄水，多少土方可以蓄多少水？”

我答“那得看地形。”

“那你就去看吧。”

“这谈何容易！要测量的。”雷队长沉下脸来挥手让我出去。

过了个把月，雷队长又叫我去了，说

“我错怪你了，原来建塘坝是要测量的。”

这位队长是个山东人，总算快人快语，说了出来，但我却已穿了一阵子小鞋了。不过他找我并非为的道歉，而是问“会不会测量？”原来他要建一条土路，从大庙岗通往独山分场场部。我当然说会，并提出一个人干不了。这样一来经我提出让两个知识分子和我一起干这活。我很高兴，这样可有磨洋工（25）的机会了。于是我建议了前文提到过的温健和另一位王北秋——

25偷懒，磨时间做工的意思，据说源出于从前替外国人干活。

王北秋是个作家。西北人氏，解放前因写文章揭发马家军阀，在几乎被捕前得到通风报信逃到了上海，投奔黄炎培先生，先生介绍他在劳动报工作。在西北时，他因爱好新诗曾写信向胡风讨教，虽与后者既不相识更无来往。却因此在肃反时成了胡风份子，审查、关押了一阵总算未被判刑，放了出来。可惜俗话说“逃得过初一逃不过月半。”反右补课又被关了进来。他不算右派，而算反革命份子。也一直到79年才平反，后在《萌芽》杂志当编辑。

测量土公路的方法非常简单，用的工具只是步弓（26）和竹签。凭目测选定了较平坦的路线，钉下竹签。这竹签一排五枚，中间的是中心桩，两边的则是边桩，每边两枚分别规定了路宽和排沟的宽度。这样一路每隔25公尺钉五枚桩。当我们走出了队长的视线，工作可就轻松啦。不几天，雷队长训斥了，说我们太慢。我顶了一句，这可快不起来。他也奈何我们不得。我们私下哈哈大笑说

“监督劳动嘛，不监督当然就不劳动！”——

26用竹片做的弓形工具，用来丈量土地距离，每弓一公尺。

第二天，我们正在休息，远处看见有人来，便装模作样地工作了起来。转眼那人走到了身前，是个矮小、但看上去有点精干的干部。他朝我们看了一会儿就装出严厉的样子发话说

“你们为什么磨洋工？”

我们答没有。他说

“还说不磨洋工！那为什么这样慢？这工作还不容易！我做给你们看。”说着就拿出了一卷皮尺，就着我们已用草绳拉好的中心线横过来拉出了8公尺，说

“就这样钉上桩不就行了吗？”

我朝他打量了一下说

“队长，你怎么知道这样做，路面就是8公尺宽了呢？”

他怒道“这不是8公尺吗？”边指着皮尺的读数。

“你怎么保证这皮尺是和中心线垂直的呢？”我慢悠悠地答道。

“这，这，”他显然被我问倒了。便口气一转问：

“你是干什么的？”

“劳动教养。”

“我问你以前干什么。”

“教书的。”

“在那儿教书？”

“在江湾。”

“江湾什么学校？”

“复旦。”

“复旦中学？”

“复旦大学。”

“哦，那你学的是什么？”

“物理。”

“那你应该懂得怎样测量。”

“我当然懂。”

“那为什么你们雷队长说你们不会做，磨洋工？”

“我们完全按规矩做，但队长嫌我们慢。”

“这是技术工作嘛，是得好好地干。我会对你们队长说的。”

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们很开心。后来得知他是白茅岭农场测量队的徐队长。经过此事，我们不但可以慢慢地干，而且还领到了一卷皮尺。

轻松活没几天就结束了。接下来便是大批的人转入筑路工程。这工程虽说比种田更苦，但毕竟又换了一样活。在几里路内没有人烟的荒山上劳改了好几个月，除了有一个货郎担外几乎没见过老乡。总希望有机会见到自由的人，当然，结果还是不能如愿。

说到货郎担，就要插话提一下劳改、劳教人员买东西的制度。当时我们的钱全是家里带来或寄来的，为了防止逃跑，钱全由队部保管。买东西叫开大账。每月可开一次，以日用品为限。后来队长体谅到大伙吃不饱，又开恩准许每星期买一元钱的副食品。这副食品就由那个货郎担供应。一元钱可买二十个饼，或二十个皮蛋。据说在57年时，一个鸡蛋才卖二分钱，大批的改造人员来后物价提高了不少。但活羊仍卖一角钱一斤，之所以不涨价是因为改造人员不可能买来杀了烧肉吃。

劳改已经超过所说的三个月了，荒地已成熟田，大面积种上了山芋。有人估计我们该释放让农场的场员来接管了。然而却毫无释放的苗头，又要筑路了。于是又猜测是不是筑好路会放人。这样就到了十月一日，又是一早集合，说要到分场部去开大会。分场部果然气派不小，有个足球场般的场地，前面搭了台，四周挂着扩音喇叭，居然还红旗招展。大家依次排队席地而坐，尽管只要一看邻队人员的憔悴情形就可估计出他们比我们要来得早几个月，三个月释放的骗局早已明显，但还是有人翘首以待想听好消息。

一会儿宣布开会，主席台上俨然坐着“场首长”。演戏般一道道程序过后，场长作了“高水平”的形势报告，从国内谈到国外，似乎天下事无不在其掌握之中。旁边的队长们频频点首作领悟状。此情此景用古语“沐猴而冠”来形容是再确当不过的了。报告完了以后免不了全场掌声雷动，表示衷心拥护之至。然而，就在这时气氛一转，宣布了将某某人揪上来，于是列举罪状，宣布逮捕法办云云。

会后开小组会，又要领会报告精神，畅谈大好形势，大唱“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山歌。并必须联系自己如何对不起人民，犯下滔天大罪，今后要脱胎换骨，从新做人云云。

这样的会以后每逢节日几乎都开，规模也愈来愈大，到了文革时，这种“苦口婆心”的，反复强调的“教育”已发展到全民的规模。上海市民也免不了在节假日排队去文化广场听公判，听长长的枪毙名单以接受“教育”。

不久的一天，公路筑了一半，忽地吹哨集合。回到营地开全队大会。宣布说

有新的光荣任务。吩咐明天半夜起床，打好行李。拿不动的可以“打公包”，即由队部负责运输，轻巧的每人发根扁担，要行军到另一地方去。

大家又免不了各种猜测，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整个独山分场因为该地发现有煤矿而撤消了。

第四章筑路队

从大庙岗出发的时候，队长再三地叫我们把行李打公包，说保证汽车比人快，会送到的。除了蔬菜组留下收作物外，大家就背上脸盆等物集合出发了。一路上经过横穿广德县的公路，算是半年多来第一次看到了市容和当地的老百姓。出了市区，公路两边的水稻田长势很好，但多半都有倒伏的现象，又都插上了某某卫星田（27）斤之类的牌子。我因为没有种水稻田的经验，看见穗头倒伏，对这些吹嘘还有点相信，但有些乡下出身的人就根本不信。那时曾看到报载钱学森的文章，鼓吹亩产几万斤还远未用足太阳能等的说法，真为这位御用学者难为情。后来牛皮愈吹愈大，甚至吹出亩产一百二十万斤的白菜田，十六万斤的水稻田，六十万斤的山芋田就更是荒诞了——

27当时苏联发射成功人造卫星不久，我国无此技术却将任何生产的高产叫放卫星，实在可笑。

能量转换除了守恒外还要服从热力学第二定律。因此，热能转换为高度有序的蛋白质分子的结合能，其效率是很有限的。不顾这一基本原理，单从太阳常数，即地面上每平方米太阳光直照能量为一千瓦出发，再加上许多乐观估计，当然可容易地计算出十万斤的亩产量来。但这显然是完全不切实际的。这位学者的文章以及各级官员的弄虚作假，对于影响高层决策，上昏下庸，造成后来人为的大饥荒难道没有责任吗？

路上走了一天，傍晚时分才到目的地枫树岭以北的广德总分场。被安顿在一间称为大礼堂的房子里。到了天色晚了大家才知上当，原来公包并未送到。只是为免有人掉队才让我们轻装的，初冬天气足足冻了两晚才拿到了自己的铺盖。第二天开动员大会，知道这是一支筑路队，任务为筑一条南北方向贯通各分场的场内公路。时限为今冬明春。一些老改造又兴奋地议论开了，从大队长报告的暗示中体会出任务完成即可放人的想法。

筑路主要为土方工程，全靠肩挑人扛，劳动强度远过于田间作业。劳动的残酷性可从管理方法上看出来，上面一层层压任务，到了小组里，每天不完成任务不收工。这事实上即为一种连坐法。我们去了没多久，有一天收工时组内的一位老者累得走不动拖在后面，直到大家吃完粥还不见影踪，等到派人去找才发见他已倒毙在工地上。那地点正是广德去宣城的公路与我们所筑土路相接的被称为喇叭口的地方。在他的最后一天里，那个自称右派的小学教师，即组长还口口声声地骂他磨洋工、装死。

死者和组长的名字已记不准确了，但那些日子和那天的事好象还在眼前。在喇叭口往西不远处有一个地名叫化古塘，有一座桥，桥下水流很浅但很急，水清见底。我们每天卷起裤腿忍着冻红的腿脚去拣河底的石卵子做铺路材料。力气大扛得动近三百斤一箩筐石子的人还可不至于整天泡在冰凉的水里，体弱者则冻得更利害了。多日下来，路面铺好，盖上松土再要夯实。那一天，我们在打夯，老者当然也不能闲着，在路旁拿着锹修修补补。须知小组的任务必须完成，否则谁也别想收工。所以体力弱的人就免不了受人指责和欺负。当同情心和个人利益冲突的时候，同情心就退却了，更何况每一小组内的主体人物大多为流氓呢。那天天气很冷，风也大，眼看夜色将临，大伙匆匆回去时便没人顾到那老者。直到分晚饭时才被发觉；他在饱受了一天的劳累、辱骂后，悄然地去世了。小组长为此也沉闷了两天。如果他现在有机会读到我的回忆，不知道会不会告诉我他当时的心境。

筑路的工作要沿路进行，那时的农民因为建立公社而整村地搬迁，我们往往就住在搬空后的村子里，一住个把月。但有时也离筑路工地很远，就不得不早出晚归。甚至除了搬进搬出两天外根本没看清村子是什么样。有时又将路边不远处村落的房子或墓葬拆毁了，取其砖瓦作铺路材料。这时候管我们的赵队长想出了个残酷的办法，他重编了小组，将劳动力最强的组放在拆房或坟的地方。然后按劳动力的强弱一组组令各组接力赛地扛箩筐。前两组的大力气人经常把两只箩筐摞起来扛，他们扛罢约五十公尺，往地上一放，就回头走，轮到最后几段老弱的就非得马不停蹄地一筐筐扛完才收得了工！

像这样的所谓“突击劳动”两三天后，收工及第二天早上出工时空身走路都一跷一跷地十分痛苦。然而，说来也奇怪，当杠棒往肩上一压，马上又健步如飞了。

尽管粮食有所增加，但体力的消耗增加更大，粮食又分等级，经常评级造成人与人的矛盾。这时候家庭的接济就十分宝贵。和我一个小组有两位年龄五十上下的人，其一原是在上海西藏路开水果店的，常有接济食品寄来，另一则无。后者体质本比前者好得多，但在大庙岗时即已饿得在田里抓田鸡吃了。安徽有一种积肥的方法叫烧火烧土，即把草皮连一层土铲下来堆了烧。这时大家就懂得如何将田鸡剥皮后放在火上烤来吃。前文提到过的那老宁波则简直来不及烤田鸡，会连皮把它生吞下去。我说的这两位老者，有接济的活了下来，另一位日见消瘦，在60年终于饿死，这是后话。

再回过来说我还在总分场时，有一天大雪纷飞，我被人告知家属来探亲了，这是因为她们沿路问讯，才有人知道了传话的。但我仍得等到收工才被叫去见面。原来我妻子的学校与其他学校合并后，有一位新校长的丈夫是总分场的干部，从而了解到农场的一些情况。她力促我妻来农场探亲，顺便也为她丈夫带些炒面粉之类的食品来。于是我妻便陪同我高龄的婶母冒着严寒来了。在她们找到毛云中秘书后我得到了优待，给了半天假，还给了招待所一间房让我门好好地谈了一晚。毛秘书悄悄地透露说我们得改造三年，还说这话千万不可说出去。我当时听了简直吓一跳！平时干部们口口声声今冬明春如何如何原来都是鬼话，而其实毛所说的三年也不真，事实上他也不知情。

由于筑路队的流动性，日子多了消息也灵通些，我后来得知这些农场干部除少数“骨干”外也都是上海公安局被排斥的对象。若干年后在放马场（一个地名，并非真正放马）劳改时，一位杨队长也亲口告诉我说，当时公安局开大会，动员他们到安徽来服务，愿意去就去当干部，否则马上判你劳教送过去！于是大批的留用警察几乎都不能幸免。

这些干部来农场后其实日子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我后来在钟桥时就听到一件事，说是上海公安局的局长黄赤波有一次来农场视察工作，就在那处做报告。局长大人做报告时却改不了他那满口粗话的习惯，在讲台上大操其娘。听众中有一对夫妻，男的叫郎君，据说是有点小资产阶级情趣，实在听不下去了，便递了一张条子上去，说是大家都是同志，请局长不要骂得太难听。不料局长马上问：“这条子是谁写的，站起来给我瞧瞧。”然后就有两个说法，一说当场即宣布了将该警员送劳动教养，另一说法则是第二天宣布的。总之，这位郎某因此便被劳教，后来其妻高非顶不住压力和他离了婚，他则在60年时饿死在农场里。

关于黄赤波骂粗话的事，我后来在提篮桥监狱碰见他女儿的男朋友时得到了证实。这已是文化大革命时的事，这个男友也是个高干子弟，是因“破坏抗美援越”“偷听敌台”之类的冤案成为反革命的，他说黄赤波对下属其凶无比，见了上司却是胆小如鼠，是一个“老虎、狐狸、狗”即见了下属是虎，在同事间是狐而面对上司却成了狗的人物。刘少奇在红房子西菜馆吃饭时，他才轮得到在门口站岗的份儿。说他反毛主席实在太抬举他了。这是后话，且放下一边。

不过小资产阶级情趣也得看谁有，农场总场的一位姓赵的女干部据说出身富有人家，因为涉及潘汉年案而贬官来此。每当接近她的干部出差上海时，总不能忘记捧回老大昌奶油蛋糕去孝敬她。

后来我在涛城分场时，有一次正在田间中耕作业，忽地远处走来一人，穿得倒很朴实，脚蹬一双六耳麻鞋，走到跟前，瞧了一会儿。显出很不满意的样子，大声问道：“你们的狗jī巴队长到哪里去了？”我们一看果然那个凶神恶煞般的生产队长早已溜得不知去向了。后来得知，那个来者乃是总场的一个副场长。他不直接和我们打交道，但干部没有人见了他不混身发抖的。

干部们最喜欢的是当派出队的队长，这时便没有比他们大的官管他们了。于是就更能做土皇帝，为所欲为，吃得也比场部的干部要好得多，因为当灶的劳教人员不敢不拍他们的马屁。当然，是吃在众人头上了。

这些干部能有多少修养或水平，他们怎么可能担当所谓改造思想的任务？对待下面他们拿手的就是粗暴的训斥。而那些刑事犯罪性质的大小流氓，虽然内心里并不怕他们，但却非常会在被训时装出一副卑躬屈膝的样子，以满足干部的自大狂。象我们这样没本事如此表演驯服的人自然就该被视着“从眼神里都可以看出的反改造”。但这还不是最倒霉的，要是你碰到一个用好大喜功来对上讨好的队长，那你所得干的奴隶劳动就够惨的了。如若你又体力不支，干不完定额，嘴巴笨拙对付不了那些流氓。那你就得在白天的奴隶劳动之余饱受晚间批斗之苦了。

现在回过头来说钟桥的事。1959年初，土公路已基本完成，我们这一从南向北筑路的队与另外的在郎溪的筑路队几乎会合时，便被调到钟桥镇。这是一条通往江苏省边境社渚镇附近公路上的一个小镇。公路穿过一道桥进入小镇，路旁有一所原来是作仓库用的大房子，我们和另外一支筑路队便同时住在里面。新的任务是采石。

采石场位于江苏省社渚境内，我们被告知在附近要建一个飞机场，采石是为飞机场公路建设之用的，事实上我们的住地就在两省交界处，每天去工地时就要穿越两省的边界线。采石工地的情景和法国影片《悲惨世界》几乎完全一样。我们的新地址是保密的，对外用了一个番号。这番号却对我们大有益处，原来上海的邮电局知道白茅岭农场是公安系统的劳改单位，向那里寄食品是不许可的。往常家属寄食品来接济都不得不用掉包计。有时还会受到不明事理的邮政职员的凌辱。而用上番号就不同了，还以为是寄到空军部队的呢，所以大量的接济就源源而来了。

有一天，我在劳动时有人指着另一队的一个矮个子对我说：

“他也是个教师。”

我问：“是吗？哪个学校的呢。”

“他是位育中学的体育教师，叫刘某某，是全运会上得过百米跑冠军的呢，他还是个回教徒。于是我随口就问了一句：

“那末，他在伙食上有什么照顾没有？”

那人回答道：“他现在什么都吃。”

还说了一些他的馋相。我也很感叹地说：

“那真是斯文扫地了。”我没料到和我说话的人却是个拨弄是非的。这话不久就传到对方耳里了。这是？我通过下面这件感人肺腑的事才得知的。

过了几天，来了一批邮包，当然，我也拿到了来自家里的接济。晚上，我刚开始要入睡时，忽然有人往我枕下（28）索索地塞东西。“是谁？”我忙问。

“是我，刘某某。”

“你干什么？”

他一边示意我勿出声，一边急急忙忙地说：“人家看得起我，我却看不起人家。你看不起我，我却因此看得起你。你一定要收下。”说着就快步地走了——

28在那间大仓库里，除入口的一边外，三面围着竹编的架子作床，我们这队睡西边，刘的一队在东头，两队是禁止来往的。我是头朝外睡的，他是越过禁区冒险过来的。

他给我的是一盒饼干。第二天，我才打听到刘老师家里很窘迫，每次寄邮包不过是将烧饼、油条晒干，难得才有这么一盒饼干。刘老师是运动员，平时每月的粮食定量为56斤，如今每月40斤粮食还要干如此重活，怎么不饿得发慌呢？不久，采石队解散，我们调到涛城分场去的路上，队伍很分散，天晚到了目的地，发现他失踪了。先还以为他逃跑了，不料第二天他就只身回到队里。原来他在一个拐弯处，趁机挑着行李铺盖径直去了郎溪，将行李摆了个地摊，卖光了后吃了一饱，才又不得不回来。60年灾难时，他是第一批饿死的人之一。这是后话。

其实，在当时的条件下，谁又能不饿得发慌呢？有一次，我家里用一磅装的茶叶罐寄来了一满罐的炒酱，这是我妻为我精心制作的，为了防坏，也为了经吃，酱炒得比较干。领取邮包当然是天黑收工以后，拿到了包裹，回到住处，打开罐子就着那里的昏暗的灯光也看不清是什么，就拿调羹吃了起来，一面辨味道，一面想这是不是豆沙？就这样竟把一罐酱吃完了。直到次日天亮，才从罐边未刮净的地方看出这原来是下饭用的酱！

这样的饥不择食情形是很经常的。那时邮包经常被干部积压着不去邮局领取，他们要等到劳动的关键时候，领来邮包，让大家吃饱些有利于卖力气！最可悲的是有一位很有才华的作曲家，来自电影制片厂上影乐团的右派陈歌辛先生。竟成了他们这一卑劣手段的牺牲品。原来陈先生家中对他非常关心，邮包当然也多，有一次他一下子收到好几个，其中有些已在邮局中积压了好久。食品变质，他因此中毒，又未能得到治疗，因而不幸去世。

陈歌辛是位作曲家，原来在香港生活很富裕，被乔冠华和夏衍动员来了上海。他一心拥护共产党，令他长子陈纲参军去了朝鲜战场。还独自出钱捐了一架飞机。他怎么可能反对共产党呢？然而竟因言获罪，惨死在百茅岭。

长时期地在半饥饿的状态下干重活，嘴馋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例如，也许是由于生理上的需要，象清鱼肝油这样很难吃的东西，我们竟可以用来拌和在饭里吃，不但不觉得腥气，反倒口感肥厚，非常可口。我本来不吃辣，而在那时候，能有辣椒粉或咖哩粉拌饭吃就是美味佳肴了。那时，很普遍的一种接济品是炒过的盐，从化学上讲，盐并不会因为加热而变化，不过是在炒过菜的锅里拌和过后，粘点油味而已却能舔来大有滋味。然而，为了维持自己的尊严，克制着不露出馋相却也是十分必要的。在分饭菜时大度些，不但可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而且在劳动上也可占便宜。实际上，放弃刮粥桶的“权利”，分粥有剩时放弃最后的一匙，不够时宁可饿一顿而不一调羹、一调羹地去各人杯中挖回来，其实更能保持卫生。我亲眼见到有些读过书的人，在这方面斤斤计较，但劳动力又不如人，于是受尽欺凌。也见到过吃出病来，甚至有一个人在收割时吃下大量生稻谷，把胃胀破的。

1959年4月，我们的待遇有了改善。原来是天天劳动没有休息的，该月起，每逢1日和16日有两天休息，叫大礼拜。此外也有“工资”了，说来可笑，按表现，分三个等级，为三角、五角和一块，我当然是表现不好，拿三角钱一个月，够买一刀手纸了。

4月15日，上午我们刚开始在一块小麦田里，用绳子拉出一条大道，然后将尺许长的麦苗拔掉做清基的工作，说是要筑一条从采石场往外运石子的路。下午忽然开大会，宣布采石队解散了，次日，我们将被调往涛城分场。

后来我们才听说，这是因为中印边界紧张，采石建机场的任务取消了。那么，又何至于那天上午还要破坏麦田呢？回想在大庙岗开了大半年荒，却是在煤矿顶上瞎搞一场，这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性吗？

第五章涛城分场

涛城分场因其南面的小镇涛城铺而得名，往西约十五里即为郎溪县城，此分场以水稻田为主。我于1959年4月来此，这里虽不是开荒，但劳动的消耗却是极大的。有人以为农民不也种田吗，其实不然，农民是自己掌握劳动的，而我们是被劳改的。以插秧为例，一天的定额总在一亩以上，有时甚至二亩三亩。劳动时间就特别长。农民还有三余读书之时，我们则不然。农闲是不存在的，晚上要端坐“学习”，冬天则为比种田更苦的修塘筑坝，即使雨天或实在没正经农事可干时，也想方设法不让你闲着，哪怕是将泥挑来搬去，也要折磨你，做这种无效的劳动却美其名曰积肥。80年代看了揭露劳改生活的电影如《天云山传奇》等，直觉得可笑。电影作者或者是缺乏体验，或者也是苦于没法表现，因为劳动消耗是等于劳动强度乘以劳动时间的。看似辛苦的拉大车，其实出大力气的时间是不多的，更不要说是有牲畜拉的车了，即使是用人挡车头代牲畜，我们也称之为“洋行生意”，只有深得队长信任的“积极分子”或说是专打小报告的马屁精才轮得到。更不要说那些罗曼缔克的故事了，我们过的是完全看不见异性的生活，不然，岂不要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

此后不久，就经历了“大跃进”的荒谬时期，劳动时间拖得极长，当然人的体力有限，这对生产并无好处。最妙的是有一阵子竟然分批出工，挑担积肥，维持工地上号子整天整夜喊个不停，造成个热火朝天的声势。安徽省的土壤向来插秧的行、株距为六、六寸，为了妄图增产，1960年夏竟提出了改为三、二寸。幸而还有几个干部是会种田的，这种种植法并未全面推开，才不至于颗粒无收。虽然我所见之处都是风调雨顺的好天气，但在1960年初，全国的粮食形势就已很严峻了。对当地来说，收成并不坏，但由于虚报的产量太高，谷子交公粮还不够，农民那能不挨饿呢。

那年初夏的一天，我收到了家里的一封信，信中有我父亲的一张像片，两年不见，老人家花白的头发竟然全白了。这对我真是晴天霹雳，使我几晚都难以入睡。那时候管我们的队长是几个安徽人，这是因为白茅岭农场划给安徽省管了，才调来的一批安徽干部，他们原是民政局的人员，所以素质要比上海公安局的警察好得多。在大礼拜时，也允许少量的人领取几块钱请假去涛城铺玩一玩。我利用这一机会，在插秧将告一段落的一天中午，对队长说：“大家卖力气，这些田下午就插完了，能不能明天上午让我去一次郎溪，因为我想去书店看看。”他就点头同意了。

那晚，我整夜兴奋得不能入睡，好不容易盼到凌晨四点许，便轻手轻脚地起床，叠好被子不留任何异样痕迹地出走了。在穿过晒谷物将要进入通往郎溪的路时，忽然听见一个女人大声地尖叫“抓逃跑唷！抓逃跑……”这时月亮刚从云端露出，照得晒场一片光亮。幸而我知道这女人是个精神病的女场员，住在晒谷场边的一所茅屋里，经常夜游。这次，虽然叫喊的是真话，却也无人理睬。我于是快步走上了逃跑之路。

这条小路原来铺设有两道相距约一公尺的木轨，不知何时曾作运输之用的，那时却早已废弃，留下了比田间小路好走得多的一条通道。我走了没几步，月亮就隐没了，周围十分幽暗，我沿着隐隐约约的木轨路正走着时，忽听得一声断喝“什么人！”同时就有弄枪栓的声响。我马上将手电筒向上一扬，毫不客气地直照对方的脸面，并说道“农场的。”那巡夜的民兵一面用手往脸上挡手电光，一面讪笑着说“是出差吗？那么大早。”我嗯了一声就过了这一关。

天朦朦地又露出了月光，我走到了刚被大雨冲断的一座桥前，只好将裤腿卷起，涉水而过，幸而虽水深过膝却未将卷到齐大腿根的裤子弄湿。这样我在东方露白的时候赶到了郎溪县县城边上的车站。

车站的购票窗口还未打开，但已排起了长队，我站了一会儿，在我身后隔两三个人处来了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年龄与我相仿。我便对他点点头，问：

“是出差吗？”

“是啊，这鬼地方！”

“昨晚住哪儿？”

“郎川饭店。”

“我怎么没看见你？”

“我就住进门旁那间。”

“哦，我住楼上，怪不得没看见你。”我这样随口说着就显得比他住得高了一档。说话时，卖票窗口开了，不一会儿，我已排到了窗前。就拿出了一张三元的钞票往窗里塞，叫道“两张！”谁知里面的人回道“卖完了”随即关上了窗口。我无可奈何地转身向着那人苦笑了一下。当我们先后走出候车室时，我说“那我们一起步行吧，反正就17公里路。”

我们的目的地是往南的十字铺，在那里可转乘由芜湖开往杭州的汽车。然而当我们穿过马路刚踏上向南的公路时，我的同伴回头望着车站广场上还未开动的汽车，说

“不忙走，我们回去想想办法。”

我就跟着他回到了车站，直奔办公室。他进门便问

“你们站长呢？”于是便到了李站长的桌前。我原以为他要客气地提出困难，请求帮助的，谁知他眼睛一瞪开口便说：

“我早知道你们郎溪站有问题！这当天卖的票怎么就会没了呢？”

这站长倒也不发火，慢悠悠地回答道：

“我们都是在窗口卖票的。你们来晚了。”

我的同伴并不示弱，反倒发起脾气来囔道：

“这些乡巴老就不能走走吗，还要你开后门把票预先给他们！我早就听说过你们郎溪站问题不少……”

我几年官司吃下来，这次又是逃跑，未免心虚，被他的无理取闹吓了一跳。不料这位站长先是一愣，接着却问“你是那里的？”于是他打开手里的公文包，取出了一个牛皮纸大信封扬了一扬，原来此人是公安便衣人员，此行是执行抓逃犯的任务。站长一看满脸堆笑说：

“既是这样，那就上车补票吧，”

又回过头来朝我一望问“这位同志？”

这便衣说“当然是一起的。”

我们便在站长的陪同下，喊停了刚要起动的车，上车了。在车上他问我是那里的，我说是复旦大学的，他便很感兴趣地问我：

“你们大学里出差津贴是多少呢？”

我根据1956年去北京实习时听说的教师出差情形答道：

“在路程上是每8小时一块钱，就是说一天三块。”

他听了，羡慕不已，说还是你们大学好。后来又问：

“那你脱下来的功课怎么办？”

我这才意识到他是错把我当成职业学生了，便也只好含含糊糊地说：

“这总不成问题的。”

不一会儿，十字铺就到了，我们直奔车站卖票处。他在窗口出示证件买了一张去广德的票，我一看买票需要证件，便装作忙于和他说话的样子，将钱递进窗口，说了声

“一张杭州！”

里面问“是一起的吗？证件？”

我便将手往上装口袋上去解钮扣，露出很不耐烦的样子，并继续和那便衣警察说着笑话。他要紧听我说话，就头一扬说了声

“当然是一起的。”

这时窗口里已递出了车票，我也将解了一半的钮扣再钮好。过了这一关。当然事先我是不知道这里买车票要证件的。

他的车还要等一个小时，而我更要到中午才有车来。他便要在马路上闲逛，我想这可不妙，万一碰上农场干部岂不糟糕！便邀他进路边的饭店，他先是不肯，我看出他是因为粮票问题，便说我请客。其实那时并无饭卖，只喝到两碗粥，他已是感激不尽了。我送他上车后，又到理发店去消磨了一会儿，才上了去杭州的车。

车行经过化古塘，我看着曾在里面淌水摸石的河流，正感到车中坐得舒适无比，却又马上想起了初来筑路时倒毙在喇叭口的老者，庆幸自己还能活着经由这里逃走。不一会儿就到了广德站，这时上来一个人，我一看面熟，是农场干部。赶紧伏在前座的椅背上装打磕睡。幸而此人是短程的，到了泗安就下车了。我很顺利地于傍晚到达杭州，转乘火车到了上海。

我不敢直接回家，半夜去敲开了婶母家的门。次日打电话回家，知道并无动静，便约妻子在婶母家见了面。下午，知道家中还无动静，就回家看望了两老和哥哥。他们虽然不无担心，我还是壮胆在家住了一宿。

次日一早，我就不得不忍痛告别了父母亲，和妻到马路上去，还不敢在热闹的街上走，后来去北站买了票，又在其附近的照相馆拍了张相片留念，找小饭馆吃了饭，下午就上火车投案去了。

当我在火车启动声中向着站台上强忍着眼泪的妻默默地挥手告别后，不禁感到一阵悲哀和愤慨。我犯了什么法竟成了有家难回的人呢？这社会中，就算有胆量，也没有一个亲朋好友具有足够的住房可以避免邻居的监视来收容我，更不要说缺少粮票来供应我了！愤怒和无奈使我沉闷了好一阵子，直到车靠嘉兴站时，我才开始和对座的一位乘客答话。他是位比我略长几岁的青年人，谈话中知道他是个工程师，从北方回温州探亲。我们谈了一些科技的事，当然就很容易投机。他到杭州后还要换车，我们俩都未玩过杭州，我便约他同游一番。这时候我心里想的是：就这样回去太可怜了，不如用妻给的二十元钱玩一下，反正回去后钱也是要被搜去的。

到达杭州时天已将晚，我们由车站的旅店介绍处介绍到湖滨的一家老式饭店，依靠他的证件开了一间双人房。那时的物价和现在大不一样，一间双人房才五元钱一天。落实了住处，我才安下心来，两人又出去饱餐一顿，回旅馆倒头便睡。

次日，我们结伴游玩了西湖、灵隐寺、岳坟等地，那时，说来可笑，我身上带的一包上海产的香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无论是西湖中的船娘还是楼外楼的服务员，只要给支烟，就笑容可掬服务周到了。

再次日的一早，我起床梳洗已毕，见那人还未醒，便算了一下两人用钱的账，留下纸条和我还要付的钱，让他去与旅店结帐。我赶到汽车站买好了去广德的票后，时间还有多，又去玩了黄龙洞，并摄影留念，嘱照相馆将照片寄往家中。不料她见我如此自在大吃一惊，后来来信埋怨说她担心得要命，我却逍遥。

汽车一过界牌镇，我的心便沉了下来，到了广德，又是天色将晚，还不知怎样过夜呢？我先去了一家小饭馆，里面摆着几张方桌，每桌八人。我坐下后先和左边邻座的一位采购员聊了起来。不一会儿，我们这桌坐满了，便来了一个服务员。他是来查证件的！我这才知道这里买饭，当地人要凭就餐券，过路旅客要看证件。幸而我和邻座谈得起劲，当他拿出证件后我又混了过去。服务员查完证件或就餐券，刚离开几步，我右侧隔座的一个人便叫了起来，指着我对面的一个农民模样的老者说“他没有就餐券，也不是和他旁边的人一起的！”于是服务员又回来，将那老者赶走了。这件事令大家都很气愤，但也爱莫能助。

又来了一个有就餐券的顾客后，便收钱、发筹。再等了一阵子，才依次收筹发饭，下饭的菜是一小碟又苦又咸的不可名状的玩意。我环视了一下后，就从放在膝上的背包里拿出了一个带鱼罐头。打开一看，那时的罐头食品也够可怜的，装的带鱼很狭小，块数倒是不少。我于是从左边的推销员起，依次请大家吃，他们虽免不了客气一番，却都很惊喜，有的人甚至于显出受宠若惊的样子。等到发到那个检举人时，他刚欠身举碟，我却虚晃一下，说“哦，你是有就餐券的，就不必了吧。”马上将伸出的筷缩了回来给了我右侧的邻座。

这人脸涨得通红坐了下去，当然他是奈何我不得的。我们于是谈笑甚欢，我又说了不少指桑骂槐的笑话，总算那人还能知耻，窘得三二口地划完饭，狼狈而去。这下子，邻座的推销员和我更投机了。他问我住那家旅馆，我说才下车还顾不得登记住宿呢。他便邀我同住，说他在广德饭店开的双人房正缺人同住。我架子十足地回答“再说吧！”心中暗喜，这下有地方过夜了。饭后，留下了那人的房间号码，我说先要去逛逛街，就分手了，他还嘱我千万要去他处住，不然也得去坐坐。

我在街上转了一阵，确信没有证件不可能住宿，正想回头去广德饭店，却被人在肩上拍了一下，惊回头一看，那人问“你不是李梧龄吗？怎么会在这里？”原来却是在大庙岗的一个熟人。他是个强劳动力，被调往运输队做脚夫的。不期在此相会。我便撤谎说是家有要事，获准请假回去过，现在正回农场。他虽不一定全信，但我既是回农场，也就不必多问，说“正好我们卡车要回广德总分场，我和队长讲一声，你搭便车回去吧。”我这真是求之不得，马上跟他爬上卡车？？

他向队长，也即是卡车司机，说我是个来农场探亲的家属。到了广德总分场，便住进了农场招待所，和两位司机同一间房间。一宿无话，次日，他们去买早餐，回来时，叽哩咕噜地很不愉快。我便拿出背包内还剩的一个土司面包来请客。他们推辞不受，于是攀谈起来。我说是来农场看望兄弟的。他们看着我小小的背包说“你怎么能不带些食品给你弟弟呢？”

我故作惊奇地说“为什么？他是来改造思想的，来信总说农场里吃得很好，为什么还要带东西给他吃呢？”

于是这位队长大摇其头说“你真太不了解情况了，他们哪里吃得饱呢……”

我又再次邀请他们吃面包，说“到涛城还有一段路呢，这面包路上已两天了，再不吃也不新鲜了，你们就不要客气了。”

“唉，你真糊涂！说什么新鲜不新鲜，即使是霉的、坏的，对他们也是好东西啊。”

我看到了平时在被改造人员面前凶神恶煞般的队长，在背后，不影响他们安全时原来还是有人性的。当然这两位也不是当权的干部司机而已。

离开了招待所，他们又邀我搭上便车，送我回到了涛城分场。

因为正当农忙，头几天并未对我处罚。过了几天，插秧又告一段落，一天晚上，忽然开大会，宣布对我捆绑禁闭。我于是被五花大绑，送往禁闭室关了一晚。因为我是自动回来的，更因是为农忙，对我还是客气的，绑我的人平时和我关系还可以，虽然如此，还是被绑得两手肿胀发麻。安徽干部也还好一些，不象有些队长将烤烟房当作禁闭室，那里四周无通风窗户，闷热无比，捆绑起来关在里面喂蚊子，可不是好受的。

在差不多的时间内，前文提到过的尚思顺也逃跑了，他比我聪明、有胆量，并没有往上海的家里跑，而是到了南京。他既是位画家，当然很容易就用肥皂刻图章做了个假证明，以天津某美术学校或美术馆的人员身份住了旅店。然后，就在街头以为人画象，剪影谋生。居然这样混了好几个月。有一次警察来旅店查问，他以美术工作者来此体验生活为由混了过去。然而，警察见他久留不去，仍然动了疑心，去天津一查，露了馅，他就被抓了起来。

尚思顺当然不会一被抓就供出自己的来历，公安人员见他气度不凡，是位知识分子，不象个江湖画家，便怀疑他是特务，而且是个高级特务。他被关到拘留所的一间单独牢房里，在生活上相当优待，这时已是60年的冬季，普遍食品匮乏，但他却每餐有荤！

虽然，他享受着高级犯人的生活待遇，却当然也尝到了莫名其妙的轮番审讯的味道。这样过了约两个月，他终于说出了是从白茅岭跑出去的。审讯员一听才知上了自己异想天开的当。他却不怪自己“阶级觉悟”太高，反而迁怒于尚思顺，两下耳光打过后吼道：

“你小子倒快活，顿顿吃肉，我们还吃不到呢！”

这样他就被关到普通的牢房里去。那里的犯人取笑说

“你吃吃肉不很好吗，何必又到我们这里来呢？”

后来我在上海思南路的拘留所里时，正值台湾声称反攻大陆，有小股人员窜犯沿海地区。有一批被俘的就关在我所关牢房的楼下。只听见他们大声的嘻嘻哈哈，也是吃得远较一般犯人优待得多。近来我读到某高级记者右派的回忆录，他在北大荒监督劳动，后来又升级为劳动教养。他回忆说当特赦战犯时，有过幻想，认为连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人都赦免了，那么自己人犯了错误总可有希望了吧。当然，他是失望了。其实，所谓优待战俘，乃是因为还有大批敌人在抵抗。这是分化瓦解敌人的计策而已。对自己人狠于对敌人还不是司空见惯的事！

秋天以后，粮食就更紧张了。这时候报纸上也大讲其“小秋收”，这是挖野菜的一个好听的名称。报上居然说得振振有辞，说是欧美国家也有小秋收，其营养如何如何优于田里的农作物。小秋收并不是自然灾害的临时措施，而将作为一项长期的生产方法来实施云云。那时候，上海人也苦得很，吃花椰菜及卷心菜的外叶，称为光荣菜。报上却说由于这些叶子能晒到更多的日光，故营养比菜心要好得多云云。

队长们带领着我们满山跑，寻找可吃的东西。当地有一种尺许高，成单支带刺的，圆叶的植物，它的根象压扁的冰糖葫芦，但长着根须，看上去象条蜈蚣，因而被叫作百脚根。他们吹嘘说这根里含有营养如何如何好的淀粉。于是我们受命大量地挖掘，运回来堆得比房子还高。

当时的主粮降到每月只有17斤。于是将浮萍草煮在粥里，以山芋藤做菜，这虽都滑腻腻地难吃，后者还是苦的，然而将百脚根磨成粉和在面里做的馍就更难下咽了，这简直就是木屑，而且吃后大便极为困难。至于茅草根则要算是美味的了。象这样满山遍野地觅食的生活时，当然纪律也紧不起来。溜到附近城镇去是很容易的，但是去干什么呢？无非是搞点吃的，但又能有什么吃的呢？郎溪县城里有家高级饭馆，卖“高级”点心，一元钱一份，是一杯茶和一个饼。这饼看来还不错，有烧饼般大还稍厚些；但它不得不厚，因为它只是一团稀饭，在锅里将两面烤焦，形成硬皮包着这团浆糊！

实惠些是到老百姓家去，老百姓这时比我们还惨，因为连17斤粮食也无供应。有一个场员偷了农场的一付新水桶，连扁担拿到老百姓家去想换点吃的，说定了换七斤青菜，那老乡躺在床上起不来，说

“你自己去田里砍吧。”

有一次我看到两个老百姓在田边相遇，一个问：

“你儿子的事怎么了？”

“还关着呢。”另一个回答。

“不要紧，”第一个老乡安慰对方说：“扛劳改快活，肚子管饱。”

可怜！中国的老百姓是把肚子看得比自由还重要的！但在当时他们又能怎样？又有什么地方可去逃荒呢？

劳改就能肚子饱吗？我亲眼目睹了大量慢性饿死的现象，先是消瘦，然后浮肿，然后又消瘦，这就完了。那时经常重新编组，理由是很明显的，不是死了好几个，就是调往另一处的病号队去了。和我同过小组直接去医务室后死去的，算来就有27人之多。而调往病号队的就无法统计了。有一位睡在我旁边的老者，平时很能克制。被送往医务室的当天下午就去世了。医务室的人说“他被发现死去时，已将枕心咬破吃了一嘴的糠”。我还听到病号队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小组里有一老一少两个人，他俩合盖一条被子过冬，老的有好几天起不了床，便由年轻的端水送饭。不知哪一天老的死了，为了多得到一份饭，青年人居然隐匿不报，仍然和尸体同睡了好几天，直到被人检举！

抬尸体出去毕竟影响不好，队的北面有一间单独的小房子，白天总关着门，旁边的一间里有辆车，再旁边养着头小黄牛。每天东方刚露白时，有两个老场员就来工作了，他们用牛车把成车的尸体运到另一座山上去，抛在一个大坑里。这就是传说的白茅岭万人坑。后来，连那头牛也累死了(29)——

29这件事记不清是发生在涛城还是在白云山的了。我并未亲眼看到那牛。

大家都说牛累死了，是因为人死得太多，感到恐怖；我想牛是又饿又累才会死的。那时的家畜也得不到饲料，饲养队的猪是用大粪喂的，将粪放在饲料锅里煮，老远都闻到臭气熏天。这真是当时的一大发明！

干部们的生活也够受，除了在宅旁种菜外，每家还养一头猪，用绳捆在门前，活象只狗，但瘦得肚下的皮垂了下来几乎拖到了地。

还有一个残老队，那是一个干不动活的老场员的队，平时不出工，干些轻便活。在这一时期，走过他们队时有一个绝妙的景观：每个门口有人看着一只大木桶在晒太阳。这桶是装饭用的，他们在早饭后要将它尽量晒干，以减轻重量，想去分午饭时上算些。每隔几天，伙房要复验一次空桶的重量，有人估计到了，便在那天拼命将桶浸湿。

还有一个家属队，这是响应“以场为家”的号召，举家来此的场员们。走过该队时，我也亲眼看到一家人虎视眈眈地围着饭桶用秤分饭吃。

老百姓饿死却不是慢性的，他们完全没有口粮。我曾在去水稻田放水时，在田边的山坡上看见一具被狼拖出来，并咬去一条手臂的十三四岁的饿死女孩，

“她的家人没有力气把坟掘得深一些。”

我们的队长是这样说的。大伙就把她又埋了一番。她还算是幸运的，因为也听说过交换了吃尸体的事。

我们队里有几位小青年忍不住饿，从仓库里偷出了一整张干牛皮，用水煮烂成冻状了吃，在此启发下，有几个人将皮鞋底，皮裤带煮来吃，也都是我曾亲眼目睹的。

在这困难的年头，我看到了瘾君子的无可救药。当然，我也在改造中学会了抽烟，这简直是必要的。因为劳动时决不允许你停手休息；但你若说烟瘾来了，就没有人能阻止你停一停。特别是水稻田作业时，手是湿的，无法抽烟，于是，每当劳作到田头，便可坐在田埂上慢悠悠地抽完一支烟。我可从未有过“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的感受，反倒体验到在饿肚子时抽上一口烟，喉咙里甜滋滋的有说不出的舒服。但无论如何，我却没有烟瘾。我不理解那些瘾君子为什么竟在任何情况下都嗜烟如命，完全失去了自制能力，丧失人格地到处拾烟蒂。甚至于将茶叶、山芋叶卷成喇叭烟来过瘾。那时简直到了有“烟”能使鬼推磨的程度！

因此，每个月我家中应我之请将配给的和向亲友要来的香烟寄给我便帮了我大忙。1961年开春以后，粮食略有增加，农民拿了菜瓜等物来卖，本来几分钱一斤的瓜竟卖到一元以上，但靠了香烟都可解决。这种情形维持了许多年，1968年我在分流四队时一包二角钱或更差的烟竟可调换一斤鸡！哈！我这讨厌烟的人却也许是靠烟救了命，免于饿死。70年代时，我成了劳改犯，牢门上锁，为防火而绝对禁止抽烟，但有一批人就是千方百计弄烟抽，这种人将亲人寄来的衣物三钱不值二钱地与老乡换烟（值五元多的一双弹力袜之类换一包二角钱的劣质烟），成了管理上最大的问题。于是我更得益了。原来农场的干部没有几个是尊重知识的，反之却往往仇视读书人。我便总是成了他们的目标，经常无端受欺凌。那时这些干部疲于奔命地管抽烟，倒无暇找我的茬儿了。这是后话。

那年夏季开始，我们便为了看守庄稼而忙开了。原来水稻长穗不久，农民便晚上来偷摘。我们受命晚上支一个八人用的大蚊帐睡在田边地头以看守水稻。队长传达场长的指示说，如果遇到老百姓来偷，只能吓唬吓唬他们，决不能与之发生冲突。场长总算说了一句老实话：“我们毕竟是黑手起家的啊！”那时，吃饭不要钱的人民公社运动已经破产，饥民们大白天成群结队地来农场骂街，到养牛的牲棚里把牛牵走，也有来认出了原属于他的家具而拿走的，干部们都奈何不得。我们看了自然高兴，也明白了这个公安局管的劳动教养农场原来是如何地从农民手中霸占田地而来的。

1962初的一天，我忽然被从工地上叫回去，同时被召到队部去的还有一位天主教的右派梅锡臣老人。管教队长对我们说：

“准备行李，马上调你们到白云山分场去。”

我问他为什么，他笑眯眯地说：“反正不是坏事。”

于是就有一个场员拖来一辆手推车给我们装行李。下午，我们被送到了白云山分场的场部报到。开始了我改造的另一个篇章。

第六章白云山右派队

白云山分场在涛城以南，西面紧靠着山下铺分场，东面隔着公路有一座山，即为白云山，山上从前有座白云观，那时则已只剩下一口井了。此地为古战场，山顶有岳飞抗金兵时的营盘遗迹。从那里往下看，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势。遥望东北方向，可看到牛头山，相传是当时牛皋落草之地。东北附近还有个地方叫放马场，是岳飞放马之处，后来白茅岭设了劳改队，那里便是劳改队的所在。

1962年时有了一个甄别(30)的政策，于是把农场中的右派都集中到白云山来成立了一个队。这就是所谓的右派队。共有约80多人，其中大约一半是来自安徽省的右派，那是当有几年农场划归安徽省时调来的。

右派队就设在分场部，紧靠公路，共分三个小组。我在的组几乎都是当年在校的大学生。在好几年与没知识的人相处后，来到了这里心情特别愉快。我一到便遇见了当年复旦数学系二年级的李治章同学，他非常热情地帮我安排了铺位。一问之下，他是因为看了报上新闻系副教授舒宗侨的文章，写了封致敬信，不料舒将信缴了出去，他也因而被打成右派(31)。他是一位很有才华并好学的青年，即使在农场里还保留了许多书籍，文学、哲学一应俱有。我们因而在劳动之余得以讨论切磋。复旦来的还有物理系比我低一年的张亚新同学和新闻系二年级的姚福申同学。同济大学毕业班的黄建基和钟亮明同学等也都是高材生。后两位是福建人，只身来上海求学，不料遭此大难，还不敢告诉家中。钟亮明说起一件事，真令人感叹不已：

60年时他已饿得进了病号队，就得到了保外就医的机会，于是回到老家福建。但回到家中一看，竟也困苦不堪，便不敢说出自己情况，含糊住了两天，又离家出走。在路途中又被偷走了全部路费。他比我勇敢，在走投无路时并未选择回农场的路，而是到了广州想谋生路。但在那个没有身份证件寸步难行的年头，他又能到哪里去找饭吃呢？不得已他加入了乞丐的行列。然而乞讨也“犯法”！他被关入收容所，每天两顿稀得面上冒着水泡的粥，饿得瞎说了一个来历，原想混到广东的一个农场去，心想总可能比安徽好些，谁知那里竟比白茅岭更惨。最后不得不说出自己真正的来历，于是被押回了农场。

另一位华东纺织工学院的唐焕新同学也早已逃到家中，由于他家在无锡，上海公安局虽然通令捕他，但无锡公安局却应付而已，到他家去过几次，都被其父搪塞过去。他因此得以在家住了很久。但是听到了有解决问题的消息了，才自动回来的——

30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承认“干了一些蠢事”，应该“让人家讲话，天不会塌下来”于是又开始号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保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除彭德怀等少数外的右倾冤案将被平反，对右派也将甄别。然而不久就又出尔反尔，推翻自己的话。至于不到一年后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则更将中国推上了绝路。

31平反后，舒对李说他并未能收到那信。

开始时，右派队的气氛比较宽松。大家都认为不久便可以回家了，连农场的干部也是这样认为的。他们派来了一个被认为是水平比较高的干部当右派队的指导员。此人之所以被认为水平高，是因为他本来是当分场长的；后来因为搞腐化被降了级。

右派队规定半天学习半天劳动，经常请农场的一些头目来做报告，大讲所谓的形势大好。其中农场的吕镇中场长是个很有意思的人，据说是因为包庇他的当地主的哥哥才从市委的职位上降下来当农场场长的。又传说他是一级报告员，意思是说他口才好。报告员而有级别真也是十分可笑。此人说话随便，但也许武侠小说看多了，有些妙语是这个时代不大有人说的。例如有一次讲到越南战争，他说“肯尼迪不过是个啃烂泥的，他斗法那能斗得过我们的胡老道（指越南的胡志明）呢，更不用说咱们毛道人了。因为胡老道不过几百年道行而咱们毛道人却有几千年的道行”。后来他为这句话在文革中吃够了苦，这是后话且不去说它。

头两个月日子过得轻松愉快，劳动不重，晚饭后“学习”前的个把小时乘凉、散步、谈天说地。大礼拜时溜到白云山上去凭吊古战场，更多的却是溜到西面不远处的小镇管村去搞吃的。有一次，我也去了管村，走进一家农户向一位中年农妇买吃的，买好后在煮时随便聊了起来，我见她家没有男人便问：

“你的当家的呢？”

“死了，给共产风刮跑了。”

“哦！”我不禁为她难过起来。

“现在可好了，日子好些了。……”她说。

这就是说在办人民公社的这阵风中，她家的男口给饿死了。她说得相当轻松，一点不露悲伤，当然她也许不愿在外人面前流露感情。但我却不禁打了一个寒颤，可怜的老百姓啊，那年头，安徽农村饿死的人不不少少，男的比女的更容易饿死，因为他们的食量本来就比女的大。有很多村子，几乎都只剩妇女了。但是后来李葆华当了省长，政策规定允许种自留地，农民的生活又好了一些。于是到处都能听到歌颂李青天的趣闻轶事，有的根本不可信，例如说他微服私访，拿了粮票排队去买米，因为拒绝搭配购买山芋叶磨的粉而和粮店人员吵了起来，被关进了拘留所。然后他说了地址，查出了是大省长；他不肯离开拘留所，弄得公安局长狼狈不堪云云。但老百姓却仍到处传说。不但对李歌功颂德并且对以前死了这么多人毫无仇意。难道他们是善良？而不是麻木、无知？

不久，安徽省的右派也的确陆续地回原单位去了。有的回去后还来了信，说是受到了优待。但是上海的右派除了形式上一批批地解除劳教，成了所谓的场员外却毫无动静。为此，大家十分焦急。许多人写信上访；一有回信就议论纷纷。后来，半天学习也取消了。干部的态度一天坏似一天，显然政策有了变化。然而劳动生产的干劲一时是恢复不起来的。到了收花生的时候，大家边收、边吃、边聊天。这种情况引得分场助理大为不满，然而王英祥指导员自恃从前当过分场长，哪里买那助理的账。两人经常为此大吵。一方认为生产上不去，当指导员的责无旁贷；另一方则胡说什么知识分子最反动、最难管？

然而我们这些人虽同为右派，同为受苦之人，却也各有各的想法。自有几个败类妄想得些好处而做些小动作，有一个叫丁宝康的当过科长的，另一个叫陈开甲的大学生，前者竟然会躲在蚊帐里记录人们的谈话去汇报，后者则为避免被发觉会跳窗、钻洞绕过大家的视线去打小报告。这两个人是因为后来运动中仍免不了事，自己被逼急了无耻地当众说出这些来向干部求饶、讨好、表示他们的确是“靠拢政府，要求改造”的，而被大家看到其真面目的。其他这样为虎作伥的人也还有不少。这种人被大家取外号曰“包龙图”，这可不是那宋朝包青天大人的意思，而是因为上海话这三个字谐音为“包弄大”，善于制造事端也。有了这种奸细，所以那怕是反抗情绪的流露都被干部一一记录在案。我当然成了他们的一个重点目标了。

到了中秋那天，有人发起聚餐。我们大家就将一只竹床搬了出去，聚在一起吃晚饭。吃吃谈谈，时间过得很快，一会儿不觉已有九点多了。那个夏助理已有两次经过这里，他因为值班而在巡逻；看见我们聚餐很是不满。何况又听见钟亮明当他走过时故意指桑骂槐的话。但又因大多数聚餐的人是场员，名义上是自由的人。地点又只不过是在宿舍门口，尽管有些恼羞成怒，但却一时想不出干涉的理由。

后来，我们吃罢，有人提议去散步赏月。大家便三三两两地沿公路走去，殊不知一场大祸即将降临到我头上了。原来此时夏助理和王指导员正在办公室里为此事大吵，前者要后者干涉我们的聚餐，而后者认为十点钟未到不必干涉。于是，一等十点钟响，这两个人便冲了出来，在宿舍门口未发现我们，就也来到公路边。正好我们往回走，迎面碰个正着，发生了冲突。干部说“你们夜游，违犯纪律”。场员则强调“我们是公民，难道没有散步的自由”？正僵持时，王指导员一眼看见了我，马上涨红了脸，大声吼道“你这个劳教份子想干什么？”接着吩咐“把他关起来”！于是他们带来的两个场员纠察马上如狼似虎地扑了上来，将我捆绑并押解到禁闭室去。就这样，我被关了十天禁闭，后来不了了之地放了出来。

然而，这番不公平的处罚却引起了许多人的同情。不但本队的而且其他队的许多人都通过种种关系向我表同情、致敬意、甚至于设法送食物给我。后来还不知怎的，传出了个谣言，说大学生中有一个读书会，李某人是头。这番谣言正好给那王指导员所称右派队难搞一个证明。从此他就此大做文章。而我也因此倒霉了。十月前后，王英祥调走，换了个庄指导员，他不象前者那样大大咧咧、咋咋呼呼，而是表面客气，其实却很阴险。过了不久，右派队就解散，合并到山下铺分场的饲养队去。那里的干部一上来就把我视为有碍他们管理的危险人物。对我心怀敌意，无缘无故地和我过不去。有一次我发烧得很利害，请病假休息，一个张管教队长查房间查到我处，问也不问就说：

“你起来，给我出工！”

“我发寒热，有医生证明。”我答道。

“不行，你是假病。”

“何以见得我是假病？”

“因为你是右派。”

“这里全是右派。”我据理力争道。

“你还没有解除劳动教养。”

“这算什么理由？”我毫不示弱”你还讲理吗？”

“对你这样的人必要时就可以不讲理。”

“必要时不讲理，就是从来也不讲理。”我学着他的苏北腔边讽嘲地又进一步反驳他。

他理屈辞穷便改用暴力，叫来了两个狗腿子，硬把我拖到工地去，我也硬是拒绝劳动在工地上坐了半天。

这些且不去说它。到了十一月的一天，下午忽然开大会，会一开始就宣布将我关到集训队去。

集训队设在山下铺分场五队，又被称为大房间，是用篱笆围起的一所农村房子，房中共有三间较大的房间。这其实是个大型的禁闭室，专用来关逃跑的人的。那时农场里逃跑的人比较多，特别是一些谋生有道的小青年。他们逃出农场，到处流窜。有时被捕了，便被送了回来。这样关在大房间里一则自由比在场员队小，不易逃跑，二则仍能出工劳动。

我那天被送去时，大房间里只有一个病号，其他人出工还未回来。这个病号名叫孙涌霖，还不满二十岁。我问他是为什么被劳教的。他说

“因为白相(32)。”

“怎么样白相会被劳动教养呢？”

“在溜冰场门口冒充有钱人吃吃豆腐（33），就被户籍警捉来了。”

“怎么样冒充有钱人呢？”

“我喜欢站在溜冰场门口，脚抖抖，啃啃大头菜。”

这话使我大为诧异，不禁更问道“啃大头菜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可以冒充啃鸭肫肝。”

谈了一会，他帮着我把铺盖打开。在对着门的地方有一个用土坯拦住的范围，范围内铺有稻草，其上已有了两张铺。我便在旁边将铺盖铺好。不一会儿，大伙收工回来。有人便和我打招呼。又看到有几个人跑了出去，在院子里商量什么事。不久，有个人便进来对我说话了，先是寒喧一阵，接着言归正传，说晚上要和我合被子睡觉。我说这可不行，我不习惯和人合睡一条被子。他马上露出了凶相和我吵了起来，并且扬起拳头、摆起打架的阵势。我当然也做好应战的架势。这时，大房间的笼头（34）过来劝架了，他假装听了一番我们的陈述，然后貌似公正地批评我说——

32上海方言，意为玩耍。

33上海方言，意为与女人调情。

34笼中之头，指犯人中比较能镇得住大伙的头头。

“大家都是苦兄，理应相互帮助嘛。”

我马上回答道“不错，理应相互帮助。但是我今天初来乍到，有这么多人没被子，我也得看看谁好谁坏，看看谁该帮助，谁不该帮助。再说冤有头、债有主。你不去找使你们没被盖的人，却欺负我新来的苦兄，是何道理？”

我一副拳大臂粗的样子，又说得对方无话可答。紧张的空气马上变得沉闷起来。那笼头也不过二十岁左右，原是个专业足球队员，在体委任职，却挂名在大中华橡胶厂，算是个工人队的队员。他是因为偷废足球而被劳动教养的，能说会道，一般说来也通情达理，所以在大房间很有威信。晚饭后，他带头唱起了电影流浪者里的插曲，气氛立刻活跃起来。他们说这是集训队队歌。

第二天一早，篱笆外就有人偷偷地来看我，他们俩是我在涛城分场时的朋友，我曾帮过其中一个人一点小忙。他们也曾在大房间关过，由于他们打了招呼，我的处境才缓和了。后来我才得知，那天这些人既说不过我，又未打成架，原打算第二天偷盗我的眼镜以给我个下马威的。不过比较起来那天干部给的下马威却要更有趣得多。

管理集训队的干部是杨队长，人很和气，讲道理，是白茅岭难得的好干部。在工地上他并不多管。倒是一个外号胖头鱼的看门场员喜欢无事生非，这种情况到处可见，真所谓“阎王好见，小鬼难当”也。我们那天的劳动是补收花生，工地较分散。我和孙涌霖搭挡，我拿钉耙在前，他则在后蹲着捡。不一会，打老远跑来一个干部，走到跟前，盯着我们看。半晌不开口，然后忽然冲着我问道

“你是新来的吗？”

“是的”我答道。

“你为什么偷吃花生？”

“你凭什么说我吃花生？”他于是转而对孙涌霖问

“你吃了没有？”面对着满地的花生壳，孙无言以对。于是这位张队长又朝着我喝道：

“他偷花生，你为什么不知道？”。

“我只顾自己劳动，未朝后看。”

张队长想了一想，又问：

“听说你是个大学生，是不是？”

“是的”。

“你在大学里学过哲学吗？”

“学过。”

“都学了些什么？”

面对着这种挑衅，我答道：

“学的都是马列主义，辩证唯物论。”

“那是最基本的。”

见我不再回话，他想了一想又发话道：

“那你知不知道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相互关联的。”

“我当然知道。”

“那他偷花生你为什么不知道？”

等不及我回答，他显然已经得意起来了，马上又问：

“你是那个大学的？”

“复旦大学。”

“你们复旦大学我去过。”

他显得有些得意洋洋

“你们的党委书记是谁？”。

“那时是杨西光，现在则我不知道。”

“你们的党委书记我认得！是咱们黄浦分局派去的。”

这时他更得意了。怀着压倒了大学生的喜悦，张大队长大踏步地走了。这就是他给我的下马威。幸而他不直接管大房间，我没吃他多少苦头。然而，象他这样仇视知识分子的干部我在农场里并没有少见。大凡人们之间有差异就会有矛盾，知识分子和有钱人轻视愚民和穷人，反之则愚民和穷人仇视知识分子和有钱人。轻视是错误的，但仇视则更错。一旦象张队长这样的人居然有权管知识分子了，那知识分子就有了“原罪”非吃苦头不可。

大房间里的人一般为多次逃跑的，他们之所以能如此，主要是能靠偷窃生活。用他们的行话来说，扒手叫钳工，溜门撬窃叫搬运工，专事在火车上偷盗叫做跑二条线，被捕进公安拘留所叫进了庙，如此等等。这些人的品质可想而知。举一个例来说：有一次我隔壁小组里吃饭时闹了起来，原来那天值班分菜的人向来分得不公平，总在自己碗里多分。于是有人看准了，在分罢后提出要和他对调。这原是常有的事，不料前者吃着吃着却忽然大叫起来，原来他在调到手的碗底竟吃出一条蛔虫。虽然有人帮着骂那分菜的人缺德，但大多数却哈哈大笑，认为不足为奇。

尽管如此，但在干部眼里却有一种奇怪的看法。他们的逻辑是：这帮人固然是社会的蛀虫，但不过是挖“社会主义”墙脚而已。而所谓的反革命即思想犯则是要将“社会主义”大厦推倒的人。由此得出我要比这些人坏得多的结论！这就毫不奇怪为什么我在被关的二十一年中，始终处在被关人犯的最底层。利用刑事犯罪分子来管理、欺凌思想犯是他们的一贯方针，这其实恰恰说明了在他们脑里，维护社会秩序和安定事小，维持他们的统治权是真。将思想犯看得比刑事犯更坏却也并不是某些个别干部想得出来的，他们不过是秉承其上级的意志鹦鹉学舌而已。正好象我一到农场就最熟悉的一句训辞“再不好好改造就送你们去做肥料。”一样都是源出于他们的最高领导的。

生活在这帮人之中，特别是自己又被当局看得如此危险，他们还受到鼓励来欺压你，日子本该是难过的。然而从我到大房间里的第一个回合来看，他们也并不是完全不讲道理的，只是没有人和他们讲道理而已。他们本该受到感化和教化，但并没有人感化和教化他们。大多数干部或至少当权的干部本身就不是有品德的人，何况劳动教养政策规定的所谓教养本来就是空话。撇开我们这些纯粹受迫害的人不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并非缺乏为社会服务能力的人。如若他们有工作做，就不至于危害社会。即使关了进来，如若能吃饱也不至于如此恶劣。特别是那些孤儿，政府不满于基督教会对他们的收养，然而由民政局而公安局，忽地被剥夺了做人基本的自由，整天繁重的劳动，满耳粗暴的训斥，他们安得不跑？跑了以后又怎能不犯法？

所以，我与他们相处时，在生活上大度些，在劳动上卖力些，有事和他们说理。日子就并不太难过去。有人说为什么劳动要卖力？我认为劳动本身就是对我们的惩罚，并且用的是连坐式的集体惩罚。我们没有能力逃脱这种惩罚，那么你少干就加重了别人的负担，你的日子当然就难了。当然这决不等于放弃磨洋工的机会，对于那种讨好性的卖力气我是坚决反对的，我对他们说：

“强迫劳动嘛，不强迫当然就不劳动。”

春节前不久，右派队的陈咏春也关到大房间来了。陈当过户籍警，后来以调干生的身份在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时被打为右派。在右派队时他不和我同小组，为他们组的重点对象。我这才知道我的被关只是我们这些人被迫害的开头。他们被一个个地批斗，强迫他们相互检举揭发。这时候可谓右派发生了大裂变。自有一帮小人为虎作伥，吠声齐鸣。队长们以为有我在，会影响他们发动运动的效果，故先把我关走了。其实他们是太抬举我了，我并不见得有这么大的能耐。这倒反而挑我在大房间里安安稳稳地过了一阵子。陈咏春来此也不吃苦，他是个用功的人，反到有时间晚上就着自制的油灯练习写作了。

我既被关了起来，当然也就成了右派队动员“揭发批判”的重点对象。然而因为我平时接触交谈的人并不多，那些伥物也掌握不了我什么言论，所以无非是些空头批判而已。却说有一个和我比较接近的大学生当时正探亲在沪，他写给在农场的另一场员的信被干部拆看了，信中有称那张队长为张秃头的语句。他得知此事，未免担心，假满回农场，正巧在运动高潮。为了逃避被批，他就大量地检举我的言论。当时他的确逃过了这一关，可是几年以后当我再次被迫害时，他反而被牵连而付出了代价，这是后话。他自己尝到了苦果，无需我再谴责。我之所以不提名地写出这事来，是因为这种现象太普遍了。在受到迫害时，本该团结一致的人们却相互攻讦以求自保。这反映了人性的脆弱，抑或人格的低下呢？在经历了如此多运动以后，人们对这种事看得实在太多了。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集训队的安稳日子过了没多久，春暖时分，忽然一天我又被押回了白云山，单独关在妇女队队长办公室旁的一间屋里。这房子一平排五间，我关在最东头的一间，隔壁是管教队长的办公室，再过去是事务长办公室和仓库等。因为我不听他们的约束，总站在窗口张望，他们先是派了一个人站在门外看着，管不了我后，又不许人们走我窗前经过，后来不得不用土坯把窗户封了起来。他们将我秘密地关在那里，似乎象怕人劫狱似的，十分可笑。我这样被关了月余，倒并不感到单身牢房有什么可怕，只是有一天使我伤心极了。那天，场部的施助理开门进来，递给我一小包食品，说：

“你爱人来过了，为了有利你的改造，我们考虑不让你们见面。这是她带给你的东西。”

我默默地收下了东西，心里感到气愤非凡。“有利改造”这是什么屁话！我妻子在寒、暑假中来农场接济过我多次，不但路途辛苦，有一次在涛城时回去还因感染而得了肾盂肾炎，成了终生疾病。此次几个月不见我家信，本就着急，不料还被拒之门外。这些号称改造人思想的恶棍竟然如此。若干年后我才得知，当她来到山下铺后，虽未能见到我，但我的朋友黄建基和张亚新等还是冒险去招待所见了她，给她以安慰。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在禁闭室闲得无聊，每天用一点方糖屑放在地上逗蚂蚁玩，又过了几天，用土坯隔开的后半部房间里有了声响，又有人关进来了。等押送的人一走，我赶紧敲墙打招呼，原来是陈咏春来了。这墙并不隔音，我们得以交谈。后来我们还发现那土坯墙的顶上留有缝隙，足以传递书籍、纸条。我的单身牢房生活结束了。

又过了不久，我被用卡车押解到了分流庙，那是农场内的拘留所，是监牢里的监牢，则又是一番情形了。

第七章分流庙拘留所

分流分场是白茅岭最北的分场，设有一个场内的拘留所，它的房子原来是座庙，就叫分流庙，它也就成了拘留所的代名词了。这庙紧靠着公路的东边。沿公路向北约十里路便是梅渚镇，隔水就是江苏省的社渚了。

分流庙很简陋，只有两幢房，中间隔个院子，院中有两棵五米高的大树。院子的东边有个厢房，西面没厢房只是一堵墙。后面那幢原来菩萨住的房，现在被分隔成一大三小四间牢房，前面是用毛竹做的栏杆和栏杆门，颇象古代的牢房。厢房没有这样坚固的栏杆和栏杆门，只有一扇竹门，当然也挂着大锁，本来是做仓库用的，现在也关着人，算是关重犯的特别牢房。前面那幢门厅，或原来放些小菩萨如四大金刚之类的地方则隔成了好几间，做办公室，干部宿舍等之用。

1963年夏，我被用卡车押来此地后，立刻就被关进了那间厢房。厢房的门是朝西开在中间的，进门以后，只见对着门放着一张竹塌，塌上盘腿端坐着一位约四十岁光景的、面色非常苍白的人。门的南端，则是地上铺的草席，席上朝里拳曲着一个很污秽的身影。门的北面，地上也铺有席子，沿最北的墙则是个双层的架子，其上乱七八糟地堆放着杂物和从犯人处搜来的东西。室内的光线全靠竹门上一个观察和送饭的小窗射入。其暗淡和阴森可想而知。门刚在我身后哗拉一声关上时，忽地那拳着的人便翻过身来，仰面朝天地用头顶着地把身体弓了起来，说时迟那时快，他“扑哧”连声地从鼻孔里喷出血来，同时满嘴地吐泡沫。对门竹塌上的那位等门上了锁，押我来的人走了才睁开眼睛，和我打了一个招呼，并指指地下的那人说：“不要紧的，他是个癫痫病人，一天要发三、四次，发过就好的。”我回头一看果然他虽仍双目紧闭，但已慢慢地平息下来。在他身边的三面墙壁和地上，斑斑点点都是血迹，散发着阵阵腥气。

过了几天我才知道这人（我如今已记不清他的姓名了）原是个无业游民，来农场时本是场员，农场变成劳动教养场所后，他被安排在一个女劳教队里做厨子，本以为他身高不满五尺，相貌丑陋，还是个瘌痢头，在女队里不会犯错误的。谁知在饥荒年头他交了桃花运，就凭他的厨房地位，居然娶了一个据说颇有几分姿色的女场员为妻。可惜他偷窃成性，在一次小偷小摸时人赃俱获后被捕，又轻信了“坦白从宽”的政策，供出了其它赃物。于是在他住处床下搜出了用竹筒装了埋在地下的许多钱。这样一来，一方面根据赃款数额被判了五年刑；另一方面本来一贯受他欺凌的老婆发觉他竟到手了这么多钱，而又瞒着她从未一同享用过，一气之下提出要和他离婚。他经不起这双重打击，马上就旧病复发瘫倒了；在思想行为上也一变积极汇报的往态，大骂共产党骗了他，说坦白其实是自杀。他当时关在这间成为拘留所内的禁闭室的仓库里一则是因为这病无法住在拥挤的监房里，二则也是在等着送往劳改队里去。

那位同房间的人名叫蔡康定，即使关在牢里仍然服装整洁，有一次我按当时的习俗穿毛服不钮扣子，他批评说“这又不是西装！”我听了不禁对他肃然起敬。的确，他遇事说话谦谦然有君子之风。

在我谈过了我“案情”后，他的故事也就一一为我说来了。他是40年代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在美商的上海杨树浦发电厂当会计。49年后被留用下来。58年也在运动中被劳动教养，总算他不久就脱帽当上了场员。我想，他大概是修养到家，有办法忍耐，不与队长顶顶撞撞，或许是碰上了不太凶恶的队长，总之，他被安排在分流分场的一个女队里当统计员，也兼管厨房的账目。那儿的一个队长与某个女劳教有染，他也都看在眼里。后来那队长调离到另一个队去了，这暧昧关系当然也难以维持。但那队长倒还是个有情感的人，常到女队的统计员处坐坐，通过蔡康定每个月贴给那女的五元钱用。当然他和蔡之间也就话匣子常开了，不免透露出许多内部消息，例如，他就预先知道了右派要集中，知道了些场员出场的条件，也知道一些干部间的事情。老蔡当然也有一些在其它队的场员朋友。出于对各自前途与出路的关心，他们相互也就谈开了。春节时，蔡去上海探亲。他的朋友说话不小心被人窃听去汇报了，队长们奇怪为什么他们知道的事这么多。就一连串地关了许多人，他们挺不住，供出了消息的来源。于是这些干部们的“阶级觉悟”和“阶级警惕”忽地被激发了起来，使他们如临大敌，认定必然有个美蒋特务之类在刺探他们的了不得的情报了。这特务非他，通晓英语的蔡康定是也。所以蔡一踏回农场，立刻被捉将进来，把他的行李来个兜底翻，硬面日记本连书面全拆开，罐头食品一罐罐打开，倒出来看个明白。当然一无所获。几经审讯，案情大白。于是一关半年许还在等处理呢。

我从一关进拘留所的当天下午起，就受到了日以继夜的轮番提审。提审是在办公室里进行的。那拘留所有一大两小共三间办公室，大的一间也不过十来个平方米面积，拼放着两只写字桌，对面对坐两个干部，朝南坐的是一脸凶相的拘留所秦所长，人们送了他一个秦始皇的雅号。南面紧靠着是另两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房间，各有一只写字桌。提审时，被审者坐在一只半尺高的小木凳上，而提审干部则靠着椅子坐在桌前发问。

在几个月中，审我的人换了好几次，有陈队长、颜队长和杨队长，有时秦所长也来凑热闹，端端架子妄图吓唬人而已。

提审虽旷日持久，其实无聊透顶。本来就没有事，又能问出什么来呢？幸而当时还不是文革时期，我并没有受到严刑铐打，但可说从头到尾都是进行着诱供。这种非法的审讯方式之所以能得逞，实在是因为法制概念之荡然无存。由于人民和政府的关系是被颠倒过来的，政府不是人民的公仆，反之却是人民的主人，所以你必须回答他们的一切提问。于是，就得把你从小起的一切事不论大小都当作“罪行”一般来“交代”。任何人都必须承认党（甚至还不是政府）是不可能错的、是应该主宰一切的、是有权对你的一举一动进行审查的。你必须在任何时时候如实地向他们供述你从父辈起的历史。客气些说这叫“向党交心”，否则你如“心”都不交就足证反党大罪了。一旦落到他们手中时，他们先决不向你提具体的为问题而是用肯定的语气叫你交代罪行，一副掌握了真凭实据的架势。有的刑事犯罪分子经不起这一吓，供认了另一件并未被掌握的事者有之，供认的范围远远超出被掌握情况者有之，里面的行话说这都是“插错了扑落（35）”。第一招恐吓不见效，或是他们认为还不够，就使出了第二招曰骗。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攻心战术”，向你大谈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不过坦白是从来不可能有宽大的，除非你被用来做诱供其他人的工具，即便如此，则今天宽大处理，不等于明天不推倒重来。而当你感到并没有得到宽大时，辩证法的妙用又来了“宽大处理不等于不处理嘛。”“宽大也不是无边的嘛。”——

35plug的译音，意为理解错了被掌握的案情，插错了插头。

我断然否认了有任何“罪行”可交代的。于是就转入第二轮的“政策攻心”。他们装出了“苦口婆心”的姿态，一再念诵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符咒经。还说他们是如何如何地在为我好，

“你千万不可误会，我们是在帮助你，决不是要想打击你。

我也装出深受感动的样子说：

“当然，当然，我决无误会之理，帮助和打击完全是黑白分明的两码事，那有误会的可能？又不是黑的和灰的或还需要人提醒。”

当他们听出了我话中的话后，马上勃然大怒，又换了一副嘴脸：

“你交代也罢，不交代也行，我们是重证据不重口供的。我们有人证、物证，足够判你重刑！”

啊呀呀，即使到了后来他们不得不摊牌，问具体的事了，也无非是“你对某人说了某话没有？”那也只是些连言论也算不上的话，因为那些一言半语，何尝“论”过？即使有人咬定了检举你，又何尝谈得到“物证”？

我首先被关以后，原右派队又陆续地有人被送进了分流庙拘留所。他们是前文提到过的陈咏春，原华东师范大学俄语系的陈象哉，上海师范学院数学系的郭厚祯，外语学院俄语系的周善成等人。他们都分别被关在里面的号子里。

郭厚祯是一位来自溧阳农村的大学生，为人特别忠厚老实。说话不知道防备别人，所以当然也落入了被审查的结果。审了一、二次就被带上了手铐，进行“闷关”不问了。

周善成是个喜爱说话的人，他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于是得了一个法国马克思的外号（36）。他怎么也想不通，难道我们的社会是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吗？所以平时牢骚较多，被关了进来。审讯中，一再要他交代思想根源。他说思想难道有罪？审讯员作了肯定的回答。周于是抓住了话柄，说“我昨晚做梦，梦中想和伊丽莎白女皇相好，为什么不送我上国际法庭呢？”气得审讯员也把他铐了起来。

陈象哉在上大学前曾当过兵，是个空军中尉。他来农场后有过一段逃跑的经历。和他一起逃跑的是一位来自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右派学生徐洪慈，他告诉大家说，当时他们两人认为在农场不会有前途了，便选择了勇敢的逃跑之路，试图通过西藏跑到国外去。从农场逃走是很顺利的，但到了将要进入西藏时，他畏缩了，在送徐洪慈上了去拉萨的车后，回到了农场。他对此十分惋惜，因为徐并未被抓回来，想必已远走高飞去了国外（37）。陈说过这话就被认为有逃跑的企图；他当过兵，又去过白云山游玩，也许面对着古战场说了些什么，于是说他想上山打游击。提审时也被铐了起来逼他认罪——

36上海在有法国租借的时候，法租借巡捕房（即警察局）的包打听（即密探）大多为苏北人，人们憎恨这些人，由此便贬称苏北人为“法国人”。周是苏北人，大家拿他开玩笑，他也不在意，接受了这个“法马”的雅号。他的信仰和现实的矛盾始终得不到解决，平反后，得了精神病，不久去世。

37在90年代我们又见到了徐洪慈，他当年也并未能逃脱厄运。在边界线他被捕了，因为当地的劳改农场需要劳动力，就未被送回，就地判刑劳改。云南的劳改农场条件远比安徽苦，他挨满了刑后又逃到了中蒙边界，越界成功，到了蒙古。在蒙古他作为偷渡犯被捕，却也因当地的伐木场需要劳动力而被判刑劳改。在伐木劳改场渡过了艰难的岁月，刑满也是留场就业成了在蒙古的华侨。娶了一位蒙古姑娘为妻，生儿育女。80年代，知道国内右派平反的消息，举家南回，被安排在金山石化厂工作。

其实以上的几位和我都并无太多接触。然而，不管是他们的事，还是其他右派队里被揭发出来的一些言谈，都被某种幻想联成了一个大案件。而他们幻想中这个大案的头便是我！

说到逃跑，便联系我的社会关系，幻想有大学教授做我逃到国外的后盾。说到打游击，我也曾去凭吊过古战场。

当然，只要还有一点头脑，是决不会相信存在着这样的案子的。然而，干部间的勾心斗角却不惜在他们所管的属下中制造冤案。其手段之狠毒、天良之丧尽也就可见一斑了。后来在文革中，最高当局间的权力之争不惜以全国人民为其牺牲，不惜拿对自己恩重如山的部下开刀，其手段亦如出一辙。

我如果象某些人那样软骨头，顺着他们的提问瞎说，那可真会构成一个涉及许多人的大冤案的。这样的软骨头并不少见。在当时，虽说是不重口供，但如果你供认了，当然自找苦吃。你要是坚决不认，他们毕竟也得找些根据。只要有一个人检举你一句话，证据便有一半了。如果你认了，当然就此定局。如若你否认，他们得找一个旁证。于是他们找了一个人说“某人对某人说过某话，他们都承认了。你当时也在场，你如不揭发，则与之同罪，……”或者他们说“某人检举某人某句话，他说你也在场的……”。这个办法往往就会见效，被问者如果是个软的，当然就供了。有时他并不全软，却是个半软，他会在第二种诱骗下上当，他会想：我什么都不肯检举是要吃苦头的，我并不想出卖人，但既然某人已检举了，那么我也承认，反正不是我检举的。还有其它的话我就并没有说出来呢。但是他错了。一个人的检举没有旁证是构不成证据的。

当然，象逃跑到国外去，象上山打游击这样的无稽之谈是实在找不到证据的。无怪他们要把陈象哉铐起来逼了。他们盘问了我好几天，问我的海外关系。我断然否认。然后，那陈队长得意洋洋地从我的两大卷案宗中取出一样东西来一扬，问

“这是什么？”

我说“让我看。”

原来那是一个邮包盒纸片。我的姨母在灾难年代从香港寄给我母亲的一罐猪油，母亲寄给了我，谁知这随手扔掉的纸片也有人拣了去邀功请赏！

问：“这是什么人，为什么不交代？”

“这是我姨母，几十年都不见面了，有什么可交代的。”

“她几岁？”

“80多吧。”

于是就问不下去了。要是我回答40几岁可就麻烦了。

又有一次问：

“你为什么说毛主席是tyrant？”

“没有这事。”

“某人检举你说过。”

“他胡说八道。”

“另外还有某某也检举你说过！”

“哦”我装着回忆的样子“是的，我对他们说过毛主席有talent，他们不通英文，凭想象瞎检举。”

“狡辩！”

审讯员陈、颜、杨毕竟比生产队的队长文化程度高些，审我时，这三人中先以陈为主，后来则是转到杨手中结的案。陈40来岁，杨则有50多了。他们都是老公事，很有办案的经验，对我的态度还不算坏，尤其是杨，虽都竭尽诱供之能事，但从没有对我拍桌拍凳的。颜队长30来岁看来地位高于两者，是在陈审不下去时接上来的，时间不多，也还能讲理。

我的案子约审了半年，慢慢地提审少了，大概结了案等待着处理。进入了“闷关”的阶段。有一天晚上，杨队长值班，无聊了把我叫去聊天。他指着一张报纸说：“这类文章大概也就是你这样的大学生能写、能懂了。”我一看文章的标题是评陶里亚蒂的，也就是后来所谓的九评文章之一，不明白他对我说这话的含意是什么。但他接着又自己说下去：“政治上这样说来说去，我们怎么弄得懂是非呢？你能和我讲讲这是怎么回事吗？”

我于是说：

“我从来也不看这种文章的，也不认为其中有什么道理。要说修正主义，又有哪一个主义可以不修正呢？哪有一成不变的主义呢，马克思看见蒸气机想到了共产主义，列宁说苏维埃加全国电气化等于共产主义，那我们又何必研究原子能？不早就可享共产主义的大福了吗。政治上骂来骂去还不是谁凶谁有理，我们还是省点脑筋，眼不看心不烦为妙。”

他听了点头称是。后来又谈了一会，那天他似乎喝过酒，也不知是什么情绪，具体说的话我记不真切了。但给我的印像是他也很苦闷，年岁大了还只身在劳改农场工作，家属远在上海，无处可以随便说话，所做的工作也往往不能不违心，所以对那些软骨头他们也从心里看不起，倒反而对我不错了。

我在审讯中也曾因倔强而受到陈队长的几天手铐，然而体罚并不严重。这却并非他们对我恩宠有加，而是他们知道我并不是吓得倒的人。原来我入狱不久就和看守的士兵干了一场。

那是有一天，我站在门边从门上的窗口向外张望，只见两个站岗的小兵在后面监房最西头的墙外，俯身从一个墙上用刺刀捅出的小孔向内窥视，两人抢着轮流看，边看边傻笑。那幢监房门是开在正中的，门内隔着一公尺许的走廊才是竹栏杆和栏杆后的四间监房，这四间房，最大的一间叫大房间，在最东头，而最西的一个小号是女监。看守站岗的岗位是在前面房子通向院子的门口，正在我的门前，正常的巡逻则完全可以进入后面的房子，在竹栏杆前监视的。那末他窥视的目的不就太明显了吗？于是我就大声地咳嗽一声，那兵毕竟心虚，赶紧站直了身体，假装着巡逻起来，等他们一个圈子下来，其中一人走到了我的窗前，见我仍站着看他，便瞪了我一眼，我却也毫不退缩地瞪还他一眼，于是他走过来，恶狠狠地吼道：

“干什么！”

“你干什么！”

“是我问你还是你问我？”

“那我不干什么。”

“你回去！”

“什么？我可以回家了吗？”我故意这样瞎说。

“不许站在这里看！”

“开了窗户就是让人看的，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不让看。”

这样我一句不让地和他斗着时，他们的班长来了。班长喝道：

“你老实些！”

“谁不老实了？”

“你！”

“你是说我不够老实可欺吗？我为什么应该是可欺的，但如果就诚实而言，不老实的是他！”

于是那班长就一面骂着”嚣张”一面开门将我铐了起来。手铐是铐在背后的，当时我很瘦，等他们一走，我就坐下来将臀部穿过两手之间，把手铐变成了前铐。过了一会，那兵又到窗口来张望，见此情形，马上去报告他们的班长。那班长又来了，厉声喝道：

“你为什么……”

“不为什么，放在后面不方便。”

“这是国家的刑具，你胆敢破坏！”

“没听说过，我们国家还有刑具吗？那你有老虎凳吗？”

又吵了几句，我向他指出既然说社会主义国家废除体罚，就不应有刑具，而使用戒具也只应限于押解途中有逃跑可能之时。在监房内上戒具是不对的，是你们自己缺乏自信的表现。难道你们还怕我能怎么样吗？他说不过我，就走开了。一会儿，来了好几个兵，还是那个班长带的头，他们打开牢门，把我叫了出去，说“你不是不放便吗，现在让你方便方便。”说着几个人将我按倒在地，给我上了一付脚镣。

这脚镣每只约三公斤重，合上以后，在原开口处穿过一个铅笔般粗的螺钉，旋上螺帽，再将露出螺帽的螺钉头用锤敲毛，就拿不下来了。当天晚上，我就在牢房北部的架子上挑选了一条被搜来的皮裤带，裤带的铜头却正好和那四角螺帽配得上，便拿它做工具，轻易地把螺帽卸下，于是脚镣就取下来了。

至于手铐则更不在话下，那铐子叫606铐，两个6代表铐在手腕上的两个圈的形状，0则表示两圈间的一段铁链。6是活动的，往上的那一段是个锯齿状的柄，套上后被中间那段上的一个栓用弹簧压紧，栓的头卡在锯齿上，只会往紧处走。所以即便铐得松，不小心一捏就会变紧。然而那手铐却很容易开，只要有一段细铁丝，从空隙间套住栓尾部的螺纹往外拔，栓头就松开了。我的有利之处就在于被关在仓库里，很容易就找到了铁丝。

次晚，我正卸了镣铐呼呼大睡，忽然被哗啦啦开牢门的声音惊醒，接着一道手电筒光直照在眼上，“你的镣铐呢？”那人问道，声音倒并不咋呼。我睡眼迷朦地指指铺后。那当班的士兵便将脚镣手铐提着走了。

第二天一早，班长又来了。这次从新上了手铐脚镣，脚镣的螺钉被狠狠地敲成了铆钉；不但我的裤带头工具失效，而且半个月后他们来卸脚镣时也用凿子锉刀工作了好半天。

脚镣卡在踝关节上，走路是很疼痛的。一般被上镣的人都不得不用碎布将铁镣包起来，使它软一些，又在两个镣圈间那一段约两尺长的铁链中间缚根带子，走路时提着走。我嫌那样太窝囊，就让铁圈裸露着，但将长裤的裤腿塞在里面，只要走的慢，倒也不痛。铁链不缚带子就让它拖在地上哗啦啦、哐啷啷地响，却也有趣。提审时走出走进，放风时在院子里我更是故意把它弄得很响。队长骂“不以为耻。”我还嘴答道“将一个文弱书生镣铐相加，到底是谁的耻辱？”他斥道“反动！”我说“反者道之动，还不知真理在谁处哩。”

在我被上镣铐之前，我们的号子里又已关进来了两个人，都是很年轻的。一个叫周康，是个小顽童，但决非恶少，他出身于一个书香世家，父亲是位工程师。然而他的祖母却看不上他的当小学教师的母亲，认为门不当户不对。后来他的父亲去了美国，其母的日子就更不容易了。小周康受祖母宠爱，插手管教，也就比较顽皮。不料母亲被打成右派。作为右派的孩子，他小小年纪就倍受欺凌。仅仅因为在里弄中向邻居家的窗户甩泥巴，就被户藉警送去少年教养所，成年后又转来劳动教养。就此回不去了。他的母亲为此伤心欲绝。他人品并不坏，颇知是非、识好坏，也相当机灵。因一再逃跑，原生产队队长见了他头疼，把他送了进来。

另一位是陈作人，也是个中学生，因其父49年去了台湾，他在学校中不知说了些什么而被送劳动教养。这次也是因为逃跑，被抓了回来。一次提审下来便被上了脚镣手铐。他说，那陈队长要他承认想逃到台湾去。

有了这些人作伴，加之完全不必担心会有人汇报，日子过得并不寂寞。蔡康定私藏着一本英文的短篇小说集，我借来偷偷地阅读。其中有一篇托尔斯泰的godsees

thetruth，butwaits.我看了大受感动。那是说的一个农民受人陷害，在监狱中度过了二十六个春秋，害他的人良心发现去自首，而当赦令下来前，他却已瘐死狱中的故事。我将它译成中文取了个译名《天网恢恢》，大家谈说此文，不但当时谁也看不到自己的出头之日，而且感到小说中的坏人还有良心发现之日，比起现实，倒可算好人了。到了今天，我的这种感觉更为强烈，试看《牛虻》中的神父，《悲惨世界》中的警察局长无不如此。文学作品之伟大，不在于咒骂一个恶人，而是谴责一种使人做坏事的思想意识。一旦迷信此种错误思想意识的人发现自己原来做了害人之事，当然后悔，痛不欲生。决不会想出什么“在当时的形势下，我这样做还是对的”，“责任是当时过左的政策，我们已经纠错，所以还是光荣、伟大、正确的”等等的高论的。

有一天，又关进来了一个约二十七八岁的人，他一进门看见两个上脚镣手铐的人，又见了那鼻子喷血躺倒地上的瘌痢头，不禁吓呆了，进门就低头不语，闷闷地想心思。果然，他一经提审也被上了镣铐。虽然大家对他安慰，他却始终不敢说话，只说案情重大，队长禁止他说。我们不知就里，他在场时也都不敢谈天说地，怕他去汇报。

又一天，他去提审时，周康便说

“这个人是什么路数？我们得想法子让他开口才行。”

大家都很赞同。果然周康就想出了一个主意。

不一会儿，他提审回来了，脸色更显得阴沉。这时，老蔡按计划忽然对我说“老李，我想了一想，你上次替我拆的字还真灵呢。”

我说“那当然，我研究拆字有好多年了，都说我灵的。”

这时，周、陈两人也夹着凑热闹说我替他们拆的字有道理。那人终于忍不住了，带着哀求的口气对我说

“能不能也帮我拆一个字呢？”

我说“行，你要拆什么字。”他想了一想，说他今天看见办公室里一张报纸上的大标题，是全国七亿人民什么的。那么

“就拆这亿字吧。”

我假装想了一想，就说开了

“这个亿字，是单人旁加一个意，而意又是由立、曰、心三个字组成的。其实这心字也可理解为一个人，不过是个躺倒的人。所以这个字中有两个人，如果由上而下地读这个字，先读到的是立人曰。这就是说，你问的事涉及两个人，一个是立着的，当然是队长。另一个是躺倒了的，看来就是你了，这字说立人曰，就是由队长说了算的意思。看来你的事要由队长来摆布了。”

他听了惊得张口结舌，半响说不出话来，等他回过魂来时才期期地问我

“那你看我的结果会如何呢？”

我说“拆一个字也只能说这些了。”

于是众人七嘴八舌，终于把他的故事掏了出来。这人（我已记不准姓名了，大概是姓刘）原是菜场里的鱼贩子，劳动教养解除后是个场员。那一阵子，农场里有几批出场回家的。当然，谁不想回家去呢，所以他和几个场员就绕着他们的刘队长转。刘队长估计这几人的条件也够得上出场，就满口地答应帮他们的忙。于是他们对刘队长大献殷勤，不但轮番地送礼，而且每当刘队长回沪探亲，都到这些人家中去作客，打秋风。甚至这鱼贩的老婆也陪刘队长上了床（这是后来他的一个同案犯说的，当刘队长探完亲回农场时，他也在沪探亲，一同去火车站送这位长官，亲眼目睹了刘队长和鱼贩老婆演出了依依吻别的一幕，说难得看见中国人也敢如此。）。但是后来政策有了变化，除一人外，他们都未能如愿出场。当然，这事也怨不得刘队长，他们也都认了命。即使赔了老婆也值得，他和刘队长亲密无间，几个人各当他们的积极分子小组长，还经常和那刘队长吃吃喝喝。

不料风云突变，那个出场的人回来办户口了。原来此人出场全非刘队长的功劳，而是靠的他在杭州某海军基地中做军官的家庭关系。他办好户口手续后住在招待所里便毫无顾忌地把刘队长如何骗人的事一五一十地大谈特谈。这事一传开，负责思想改造的刘管教队长慌了手脚，把鱼贩子叫去说：

“这事你一定要辟谣。”

“那当然，我决不会承认的。”

“你知道，只要我保住了，将来形势变好时我照样可以保你们出场，要不然，你们就一辈子休想回家了。”

“这个道理我明白，我一定不会讲的。”

“这还不够，要想个法子把他们几个调到其它队去。”

于是刘队长便面授机宜唆使他进行检举揭发。原来这几个浑小子在有一次喝足了酒胡说八道，鱼贩子自封皇帝，他封官许愿，不伦不类地封了一个身体高大的做刽子手兼国防大臣，另一个有钱的则受封财政大臣，如此等等共封了四五个他的开国元勋。刘队长说：“你要把自己摆进去，现身说法举报他们谋反。”“那我怎么办？”鱼贩子未免吃慌地叫了起来。“不要紧，有我在你还怕什么！你是坦白从宽，反戈一击有功。我刘队长保你没事。”管教队长信誓旦旦，拍胸保证着说。

这鱼贩昏了头、黑了心就这样对他的“好友”写了揭发材料，又经刘队长几次加工重写，交了上去。

果然不出所料，他的臣下一个个地关进了拘留所。但这案子写过了头，一直上报到了白茅岭总场，下令彻查。那刘队长哪还保得了皇帝陛下！于是他就被抓来了。听了这故事我们大家未免哈哈大笑，我说；“你的事，我的事加上老蔡的事可算是白茅岭三大奇案了。”他一脸愁容地说：“我都怕死了，你们还笑什么。”于是我们正色地对他指出；“你的事只有真正地老实坦白，才有药救。有的就是有的，捏造的赶快推翻。决不可迷信刘队长救得了你。”

这个人反反复复，又怕自己的事惹大了，不可收拾成了真正反革命，又不敢说出是刘队长唆使的假检举。于是多次翻供，多次受刑。总算我们大伙说好说歹劝他勇敢地讲了真话。最后，刘队长也被传来当面对质。据说那次刘队长在颜、陈两队长前相当狼狈，低头不语。

鱼贩子的镣铐解开了，进入“闷关”等处理的阶段，居然笑脸常开，在监里天天背诵绍兴戏的片段。后来他被放走，刘队长则换了一个队仍然做他的管教队长。

在寒冷的冬天，抓来了一位穿长呢大衣的老者。他是因逃跑从上海家中被抓来的。老人非常健谈，毫不畏惧。可是晚上却说什么也不肯脱掉棉裤睡觉。说这是他在监狱里养成的老习惯了。下面就是他的故事，我至今记忆犹新，可惜有的事没办法去核实了。

老人名叫刘有榕，他说“我是福建人，这只要看我名字好了，因为榕树就是福建的树。”刘有榕年轻时家里很穷，他只身到上海谋生，进了商务印书馆当排字工人。在商务印书馆他认识了陈云，经其介绍加入了工人纠察队，那是一个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是个秘密组织。

有一次，他们在老城隍庙执行了一项暗杀任务。事后其中一人被捕，将他供了出来。于是一连有十五个他的同志被捕入狱，全关在龙华监狱里？？

接着老人为我们讲述了当时龙华监狱的情形，首先大家最关心的是问他吃的情形。他说“比现在要吃的饱些，但米的质量比现在差，那是奸商往里掺石子的缘故。此外，政治犯的待遇要比刑事犯好，吃肉比他们加倍。只要有钱，还可以叫看守帮你去买吃的，什么都可买，不过要多出钱。所以不象现在饿得发慌。然而，”他话风一转，说

“情形不同在于，那里政治犯是很恐怖的，半夜里每天都会被拉出去枪毙！我就是在那里养成了穿棉裤睡觉的习惯的，因为怕拉出去时冷。”

我们听了全都哈哈大笑，取笑他说“要枪毙了还管冷不冷吗？”对此他也答不出所以然来，只说当时大家都是这样干的。

他在龙华监狱关了两年，其他14人后来都被枪毙了，而他却得到释放。为什么呢，他说“原来我姐夫是个国军的高官，听了我姐姐的枕边话出面去保了我。但我一出狱，姐夫就找我去说，他轻信了我姐姐的话，以为我是受冤枉的，然而保了以后才知道我并不冤枉，确实是干那一行的。他又不能收回不保，正在为此担心。说如我再出事，他也担当不起。令我决不可再干，我当然满口答应，然而他说什么也不信任我，说我们这种有革命信仰的人是不会放手不干的，最后商妥由我姐夫写了个条子，介绍我去芜湖的长江救灾委员会工作。不许回上海。”

他也的确乖乖地去芜湖了。

“这是因为”，他接下去说：“关了两年出来，情况大变了。我的老婆也不知去向跟人跑了。我们原是一起干革命的，那时我们住在现在的四川北路，有好一批革命同志都住那里呢。”

他这时又扯回去谈他的得意往事了“我们是很开心的，男男女女的革命同志很多，陆定一也和我一起，他的老婆原来也是我的女朋友。她后来简直不知道嫁给谁好，就想出了个主意，叫我们两个人到黄兴路去比赛脚踏车，她在五角场等我们，看谁踏得快。她虽不明说，我心里是明白的。但是我踏不过陆。”

周康问他是不是吹牛，我们都说这种浪漫的事也不是不可能的，催促他说下去。于是他说他在芜湖过了两年的安稳生活，可是，灾情缓解，救灾委员会结束了。他在芜湖失了业，只好又回到了上海。他说：

“我回到上海那天正好碰上一二八事变，我是事变第二天到家的。不料当天晚上就有人敲门，来人不分青红皂白地就把我抓了起来。

“这回可利害了，马上把我连夜解到南京，关在老虎桥监狱。那是国民党政府关要犯的地方，又关了近两年。苦头吃足，上过老虎凳，灌过辣椒水。你看，我现在走路的样子还有坐老虎凳的后遗症呢。”

这时他站起来走几步，果然样子有点怪。我们马上接着问“你不是在芜湖不干革命了吗？”

“是啊”他接着说下去“我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也象如今的方式一样只管喊我招供，我又有什么可招供的呢。

“最后，忽然一天，军事法庭开庭了，我坐在下面，上面的人问道；刘有榕，你知罪吗？我说实在不知道犯了什么法，这时，只听得上面哼了一声，说：刘有榕，你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利他主义者，现在你死到临头了，我们决定送你去雨花台了，你还有什么话要给家人说吗？

“我就大喊冤枉，上面的军事法庭法官冷笑一声说：我会让你死得瞑目的，接着抛下一张相片，问：你认得吗？我一看，吓了一跳，原来是我干革命时的一个上级。但我赶紧装糊涂，说我从不认得他，并大呼冤枉。

“上面马上又冷笑一声，说：你想不到吧，老实告诉你，这个某某某现在已是我们中国国民党清党监督，他检举你在一二八那天在上海梵皇渡路某号某某印刷厂指挥工人暴动以配合日寇进攻上海，现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于是更大叫冤枉了，上面见我如此，皱了皱眉说：那你有什么反证呢？我说有，我是一二八的第二天才到上海的，这可问我母亲，此外，我从芜湖乘的某某轮船，的确原定一二八到上海，可是它在南京抛锚了，是第二天才从南京开出的，这都可以查证。他见我说的有理，便摆摆手又让人把我带回监房。又过了约两个礼拜，就把我放了。”

说到这里，我们大家都松下一口气来，正要催他往下说，小周康又发话了

“什么是虚无主义者，利他主义者呢？”我便向他说了这是当时对共产主义者的一种称呼。这时我们想，凭着这老人的文化程度，如果没有亲身经历，他是造不出这番故事来的，就更急着要听他讲下去了。

老人歇了一口气，接着说“我又回到了上海，这时我母亲也已经去世了。我万念俱灰，心想我两次遭难，第一次可说是被同志出卖的，那也许是他受刑不过，情有可愿；而第二次简直就是被自己的同志陷害了，那我还怎么能再革命呢。就洗手不干了。”

周康又插话说“那你在芜湖还是干的吧。”

老人不理他的话，接下去说“为了谋生，我就先在法租界现在襄阳路襄阳公园对面的地方开了一家饮食店。”

周康见老人不理会他刚才的问题，就又找麻烦说“你是个工人，又吃了多年官司，哪能发财开店呢？”

老人笑笑说“那时开饮食店并不需花多少钱，店面是租来的，酒菜都是可以赊账的，而伙计则要到赚了钱才和他们拆账分钱。

“总之，长话短说，我就做起饭店生意了。一晃多年经过了敌伪和胜利的年代，要知道，越是腐败年代，餐饮业越发达，我生意越做越火红，店也开大了，成了复兴中路上的很好的一家福建餐馆。到解放前夕我还是上海酒菜业同业工会的理事呢。

说到开饭馆，周康的劲又来了，问长问短地问各种福建菜肴的做法，老人回答了一些后，指着周康说“那时有一个象你一样大的小青年，天天在我店里的炉子前拾煤渣，但每逢节假日就穿得整整齐齐地陪了他瞎眼的老父亲到我店来吃一顿。我看他是个孝子，总是特别优待他们，现在这样的人不多了”说着，意味深长地看了周康一眼，就掉转话题接着往下说；

“解放初期，上海到宁波的铁路被炸断，火车不通。我一看机会来了，就买下八辆大卡车，开个运输行，做起运输生意。开始时果然赚了一大笔，可是好景不长，宁波铁路不久就通了。那时碰上三反、五反运动，餐馆生意清淡，运输行的职工等着发工钱。我把卡车卖掉，连多年积蓄全贴上去都难以维持。

“正一筹莫展之时，忽然门口来了一辆轿车，跳下一人。进门就拉着我的手说：我可找到你了。我定过神来一看来人原来是潘汉年。

“其实我在开饭店的那些年中，也并不是完全脱离革命。只是不直接参与而已。有些地下工作的同志碰到了困难，也来找我；我或是接济些钱，或是帮他们躲一躲，或帮助他们逃到根据地去，救过不少人。

“却说潘汉年见了我亲热异常，问过我情况后连连摇头说：那怎么行，你怎么可以去做资本家呢。过去我们共过患难，现在要共幸福了。你做资本家是决无出路的。他想了一想说：这样吧，我替你出出主意。

“于是，我通过他的帮助，变卖了生财，解散了运输行，也关闭了福建饭馆。经他的安排，到市委当上了一个处长。

“可惜，又是好景不长，不久潘汉年成了反革命分子。我又被审查了近两年。总算我和他并无太大关联，最后对我说：你不算潘汉年反革命集团份子，但是你在市委工作总不是很适当的吧。这样吧，你既然是熟悉餐饮业的，就去黄浦公园茶室当经理吧。

“这样我又回到了老本行”老人不胜感慨地回忆了那一段短暂的幸福日子。说那时他的女儿已长大，考取了大学。所以每逢星期一，他要一早就上班，坐在黄浦公园茶室的经理办公室里，他可以看到女儿上学，在公共汽车开过外白渡桥前，从车窗里和他招手再见。经他这么一说，我才问清了原来他女儿是复旦生物系56级的学生，我正好还带过她做物理实验的呢。

我们赶紧请他快说下去，他说：

“57年的一天，茶室的烟囱冒出一个火星，把屋顶的油毛毡烧坏了。我叫人来修理。来人估价说要一千零几十元钱。那时的制度规定，经理的职权限于一千元以下，超过时要报请上级公司批准。但是事情紧急，油毛毡总得修的。我想我是有职有权的，这点小事何足道哉，就大笔一挥，批准开工了。

“不料过了半年，有一天公司找我去谈话。那上级虎着脸问：刘有榕，你知道违法乱纪了吗？我说这是什么话。他就把那油毛毡的事说了一说，还不由我分辩就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念了一通，后面又冒出两个警察抓我劳动教养了。”我们听到这里，不由得都说：“岂有此理！”老人接着说：“就这样一来，我到了农场，但我一有机会就逃跑回去，我这次逃到北京去，找到了革命时的老同志。”我们马上问：“这点区区小事那些大官们难道救不了你？”

“他们有的拒不见面，有的言不由衷。当然，也有讲交情的，如某某夫人就留我住了几天，可后来她说：事情的根源并不在那油毛毡，实在是你那时在龙华监狱怎么会没死的呢？她最后送了我三百元钱，说实在谁也无能为力。我拿了钱灰心丧气地回到上海家中，当晚就有警察敲门，我就这样被抓来了。”

刘有榕的故事说到这里告一段落，但他的故事并没有完。没几天他就被带回生产队去了，我们都相信他还要逃跑，也必然难免又被抓回来。他还要穿着棉裤睡几个冬天呢？这谁也说不准。

分流庙拘留所是白茅岭的一个窗口，人来人往。特别是分流分场的人员，稍一和队长顶撞就会近水楼台被送进来关几天。各人有各人的故事，说也说不尽。就拿周康、陈作人来说，虽无惊人的情节但若详细道来，也很反映社会的一个侧面。可惜年代久了记不真切了，不知他们自己会不会也写下回忆来呢？

又有一天来了一个人，名叫顾国中。他是被某地公安拘留所送来的，因为他供称是从白茅岭某分场逃跑出去的。他被公安局抓起来的原因是因为摆地摊卖老鼠药而没有身份证件。他说他是个流浪汉，然而我从他的谈吐中却怎么也不相信他是个粗人，哪有流浪汉不说粗话的？

在我的一再追问下，他说他在流浪中遇到过许多知识份子，听到许多事学得文雅了。我问他听到些什么？他的回答就妙了。说：你们只知共产党是红的，国民党是白的，可是将来的天下会是蓝的。他接着说了许多，现在知道是环境保护主义者的思想，但他又说得玄乎其玄，什么将来的农业要用管道搭成个极大的金字塔，种植在塔面上来接受阳光等等。他也是用这同样的话去哄骗队长的，但我却不相信。最后他才说出了真情。

他的真名叫丁侠民，曾是个地下共产党党员，他说：

“解放前，我是个学生，口袋里带着奶油面包去参加反饥饿游行。解放后我参军入伍当了一名随军记者。在随军去解放西藏时目睹了许多事。我就要求复员了。此后在一个光学仪器的机关里工作，57年成了右派，被送到江西省的一个煤矿里改造。

“煤矿的劳动极为艰苦，设备条件又差，很危险。我就带了一批人逃了出来，在社会上流浪。靠卖老鼠药为生。”

我们就问他为什么化了名说是白茅岭的呢？他说：

“我的真名实姓怎能暴露？那是要没命的，我想先混到白茅岭的游民队里，然后可以再逃跑。”

他的确骗过了陈队长，没几天就从我们这个小号里调到后面的监房里去了，还有机会出了几天工，直等着去查他说的那个生产队有没有顾国中这名字，就可放回去了。

64年的早春瑞雪纷纷，极为寒冷，我们整天都只能跺着脚取暖。拘留所的案子也审得差不多了。有一天粉墨登场地开起审判庭来。那天被判刑的人中有一位孔祥瑞，他的故事很有意思。

他是山东省曲埠人，是孔子的后代。其父是一位很有地位的画家。共产党到他家乡后他参军入伍，因为年岁小当上了卫生员。但他聪颖好学，竟自学成为军医，还当上了某个白求恩医院的院长。然后，他被送来上海第二医学院进修，期间于反右运动中被打为右派，送来农场劳动教养。

因为他被安排在白茅岭农场总场医院里工作，少不了他，所以当年右派集中时未到白云山去。90年代温健告诉我说：60年饥荒时，温已因浮肿被送到病号组去，总场医院就派孔去病号组查看。温说：

“我们开始时并不知道他的身份，还以为是干部医生呢。查病人时，他要问：犯的什么案子来劳动教养的。我开始不愿说，反问道：这和我的病又有何相干？当然，我是怕说了被干部医生歧视。然而他故弄玄虚说：当然有关，病情和过去的生活都是有关的。我被迫说了自己的右派身份。这时候，我隐隐地感到他的眼睛里有一道光一闪而过。后来我们知道了他也是被劳动教养的，但都佩服他的胆大和坦诚。非常为我们病人着想。决不象有些犯人医生那样为了讨好干部反而有助纣为虐的行为。

“病号组吃得略好一些，我很幸运未死在那里，当我稍有好转，浮肿消去时，说来也有趣，在特别艰苦的条件下，只要伙食略有改善，身上就多少会长点肉出来。为了多留在那里几天我当然决不能让它被发觉。为此，我故意穿前面没有纽扣的衣服。每当检查身体时，撩起衣服，两臂高举，使得肋骨充分地暴露出来。当然，孔医生也帮了不少忙，使我得以在那里渡过了那饥荒的冬天。”

当一个劳教身份的医生虽说不必体力劳动，但如若你是个正直的人，日子就决不会好过。那医院的医生一般水平很低，在诊断时却要比他有权威。于是常常发生争吵，当然总是他吃亏。然而正因为他是一位正直的医生，总是不买账。特别是碰到劳教人员或场员生病需用药时，他决不退让，据理力争。那时连维生素b、c之类都要算好药，不让我们用的。他常因与一个院长吵得凶了而被暂停医生职务，勒令劳动。对此他也并不在乎，反正过几天一有疑难病例又要找他上任的。

可是有一次他倒霉了，也是在一次争吵以后令他去劳动前，先搜查了他的行李，搜到了一本日记，其中他抄录了几句诗，其实并无什么针对性的证据，但那帮人自己心虚，认定了是骂他们的，当然也变成了骂共产党，于是成为一个反革命案，私人日记成了反革命罪证。

开庭那天地上积着雪，我从门上的窗口向外张望，只见孔祥瑞穿着自己用被单缝制的白衣白帽，从后面的号子里大步地走出来，到了前面的办公室。然后，只听见他大声地嚷叫。不到一刻钟，审判结束，他又走了出来，走过院子时见我们都在窗口观望，便不顾押送人员的阻挠，停下来大声地说：

“明明是办公室怎么变成了法庭？明明就是这几个警察和侦探却忽然凭着桌上的几块三角木牌牌变成了法官、陪审员了？他们问我为什么穿得如此，我告诉他们我在戴孝，戴的是法律的孝，因为法律死了！”

我们都十分钦佩他的勇敢和幽默。的确用极简单的几句话揭露了这帮人的为非作歹。平时那几块木牌牌就装在一个布袋里挂在办公室墙上，这是他们扮演法庭时用的道具。几分钟就演出结束判了一批人的刑，孔祥瑞被判了七年。不久，拘留所的气氛缓解了一些，我们这个小号被取消了。我被关到了大房间，很巧我的铺位正在孔祥瑞的旁边，那时他已被判刑，只等着送出去劳改。大房间里关了几十个人，空气污浊，孔说

“只要每个人放一个屁，这些屁出不去就够臭的了。”的确，这里的人大多已结案，所以也盼望着离开拘留所。我们可以出工劳动，这可以透透空气，还可以有劳动饭吃。但是拘留所人多地少，一般并不强制你去劳动。而象孔祥瑞那样判了刑的则不许劳动，怕他跑了。我就趁此机会常常不出工和他谈天说地，也向他学了不少医学知识。

那时分流庙拘留所有两个级别低的干部，我们叫他管理员，一个吴管理员是管杂务的，另一个何管理员大概农民出身，管生产，带队出工。此人五短身材，为人很刻薄。每次挑选十余人出工，回来时，站队报数点名完毕就发吃劳动饭的筹子。筹子是竹做的，上面涂了红漆，涂全红的叫大红袍，加的饭较多。其次是一条杠和二条杠，加的饭少。何管理员总是发出一二个大红袍给他认为劳动好的人，然后也许还有几个拿到二条杠的，随后便将剩下的一条杠朝地上一掷，让众人俯身去拾。

拘留所有三个场员，两个是厨子，一老一少。另一个年迈的姓王，管些杂事，开饭时跟出跟进，对吃劳动饭的人按筹发饭不敢越雷池一步。连发水也如此，一人一杯决不多给。有人想多些，就哀求他说自己生病，那就要看他高兴了。那讨水的人也妙，先是喊他“老王伯伯”要不到水时就拖长了声音，喊成“老王-八”他也不理会。

有一天傍晚，关进来了一个年岁大的，他身材不高，衣服整齐，两眼炯炯有神，留着一些小胡子，眉宇之间自有一番豪气。老先生在房间里踱了几圈后站在门口，通过门斜对面外墙上的窗户观看着。我走到他身边，听见他反复地在吟诵着“閒看门中月。”我便说：“老先生在对对子吧，我试试替你凑上，不过对得不好不要见笑。”他朝我看了一眼，我便接下去说：“怒对奴下心。”他想了一想，明白了我所指的意思，就点头说好。等了一会儿，他问了我的来历后，摇头叹息说：

“在国民党政府时监狱里关了不少青年学生，想不到现在仍然如此！”我就请教他的经历，他很详细地说了。

老先生名叫谢郎虎，是位画家。抗战前期，他相信了共产党宣传的抗日政策，加入福建省人民政府。失败后被捕入狱，整个抗战时期被辗转关在有名的白公馆、息烽等地。抗战胜利，国共谈判释放政治犯时他得到了释放。此时，他已举目无亲。释放他时官员对他说：你既无出路，就介绍你去一学校教书吧，可以发挥你的专长。他就这样在四川省的一所学校里当起了美术教员。生活还可以，也娶了妻室。

几年后，有一天他去取薪金，无意中看见他自己名字上有一个中校头衔，便提出疑问。那人回答道：“我们这里人人都有军衔的。”后来他才明白，这是一所军统办的训练特工人员的学校。他为此大怒，辞职而去，到了上海，以卖画为生，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他的作品是工艺美术品，如画印花被单之类，很受欢迎，生活也不错。

50年代初肃反运动中，他以国民党军统中校特务之罪被捕。在监狱中关了几年，总算澄清事实，未算他是潜伏特务而被放了出来。出来后他当然仍要靠卖画过日子。原来那时工艺美术作品是由外滩某处统一收购的，他送去了几次，都被婉言谢绝了。他感到很奇怪，便提出疑问：我的作品向来是受欢迎的，从来没有打过回票，难道现在画的不好了？对方被追问了几次，实在含糊不过去了。便对他说了老实话，原来他被捕以后就上了黑名单，明命他们不得收用他的作品。

他当然不服，去区政府提抗议，说是为了拥护共产党才吃了多年官司的，还被共产党误关了好几年，怎么现在倒把他的生路都断了呢？然而这一切都没有用，有一次，区政府的官员对他说：老先生，你年岁也大了，何必一定要在上海卖画为生呢，我们安排你一个去处，那里有山有水，山明水秀是个画画的好地方，养老的好地方。

就这样，他被骗到了白茅岭农场，当然他也无可奈何。初来时这个民政局的农场也还过得去，民政局的干部知他来历也不难为他。后来公安局接管了农场，情形就大不一样了。他现在在分流一队，那队的张管教队长很不尊重他，往往和他闹起来，这次就是吵翻了被送了进来。

大家听他讲了关过白公馆、息烽，就都凑上来根据红岩小说的事问长问短，他嗤之以鼻说：那有此事，便也不多谈。没几天他就被放走了，据说是换了一个队，所以我后来虽也去了分流一队，却没有再见到过他。

又过了几天，春耕时分的一天清早，吹哨点名叫人。原来是那几位被判刑的人要被送走了，孔祥瑞当然也在数，我离开了一位好朋友。当晚，送他们的车回来，却把那癫痫病人原车送回，场员小王边帮着他下车，边学着军天湖劳改农场干部的口吻说道：“怎么送来的都是七倒八歪的，还有一个疯子！”原来什么判刑不判刑的，其实就是在劳改农场间交换劳动力。这里送去的人都已在拘留所关了许久，饿得骨瘦如柴，对方见了实在不满意，便把病人退回来了。他的案子也竟因此不了了之，几天后又送到不知什么去处去了。

在开始陆续放人的时候，忽然一天，陈队长恶狠狠地跑了进来，把关在我隔壁号子里的顾国中即丁侠民叫了出去。不一会儿，丁被上了脚镣手铐关回来。过一天，他找机会对我悄悄说：“我不小心，把自己的事说给了另一个右派听了，不料他出卖了我。我此去凶多吉少。将来你要是有机会到上海，我有一个妹妹名叫丁永梅，是青浦白鹤镇农业中学的教师，希望你能代我向她问好。”

不久，他被带着镣铐押走了。70年代我被判刑关在提篮桥监狱，曾在大刑犯（即被判刑16年以上的犯人）放风的人中远远地看到一个人的身影很象他，但不能肯定。80年代我平反回沪后曾去打听过他妹妹，但连那农业中学也已不存在了，未能完成难友之托。

拘留所关的另一个学生的故事也说来有趣，他叫张志生，是西北人，原在兰州的石油中等专科学校里读书。困难时期，饿得发慌，他就用画笔画了粮票在学校的食堂里买饭吃。后来这事被发觉了，学校里要批斗他；这时他学校的校长和党委书记正在北京开会，他便逃到北京去求救。他果然到了北京，也在宾馆里找到了他们，他向他们诉说了自己的情形，他们对他好言安慰，叫他放心回学校，他们会打电话去说的，不会处理他的。他也只能回去了。

但在半路上，他想想不放心，便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回学校人事部门，电话中他压低了喉咙冒充党委书记问：

“我上次说的那个学生张志生的事你们办得怎样了？”对方一听马上汇报说：

“办好了，办好了，一等他回来我们就送他去劳动教养。”

他一听，好家伙原来是这么回事。便想到了只有逃跑才是出路，但也不敢逃回家去连累家人，就天真地想经由深圳逃到香港去。他果然跑到了广州，在广州车站卖票窗口递上钱去要买去深圳的车票。窗口的人说：“你去干什么？”他听了一慌，但仍不动声色地说：“去看朋友。”“你的朋友在那边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他就随口答道：“叫张志生，做工的。”“是在铁路上打短工吧。”那人想当然地问他。“是的。”他也顺水推舟地回答了。那人拿起电话，接通了深圳，谁知那里确有同名同姓的人，问“他们在吃饭呢，要不要去叫来听电话。”这边说“那就不必了。”于是他就顺利地买到了票。然而，他见此情形，不敢去深圳了。

他于是北回，到了合肥。在合肥他没钱了，却跑到公安局派出所，把脸一沉说：

“我是归国华侨，路过这里要去西北，你们这里的治安怎么搞的，我一下火车皮夹就被扒手偷了，现在我怎么办？”

尽管张志生的服装、气派哪一点也不象个外国回来的，可是那派出所的警察倒也不敢得罪他，居然安排他住下，还打算第二天弄车票送他走。可第二天一早，他自己走出去买早点心吃，被另一警察无意中看到，他怎么还有皮夹子？

于是对他不客气了。结果他以诈骗的罪名被判劳动教养，送来了白茅岭。这次则是在白茅岭某队中又因逃跑被抓来的。我们大家都和他开玩笑，说他，诈骗骗到公安局头上来了。

1965年，形势略有好转，关押的人陆续地放走，最后只剩我和一个叫做张连生的小孩了。他是在流浪中被捕的，也和丁侠民一样，想混到白茅岭的某个游民队里，但却查不出这个名字，就被关了许多年。他是在拘留所里长大的，营养不良使他的模样有点怪，头大身体小，大家仿效红岩小说里的小萝卜头叫他小张连生，这年4月，因为关的人少，就没有组织什么大规模的劳动。我们两人每天早上从号子里被放出来，就在拘留所门口的山芋苗床里劳动。

劳动很轻便，只不过将盖在苗床上面的稻草掀起，让苗床晒晒太阳，但人却不能离开，因为要留心着不让附近的小鸡去啄苗。我们就坐在旁边看着，头几天不时有一只小狗跑来陪伴我们。说起来我们还真有点羡慕它的自由自在呢。这狗是拘留所的何管理员养的。农场的干部有条件的都喜欢养狗，安徽的小猎狗个头很小，不中看却能帮主人抓兔子。在那个食品匮乏的年代，这可是个了不起的好东西了。狗小的时候还不会抓兔子，但也得喂它，那岂不亏了？何管理员近水楼台先得月，就将狗养在拘留所里，算是拘留所的狗，它就也有公家饭吃了。

有一天中午，忽然来了一个农妇，手里提着一只死小鸡，大声叫嚷着找何管理员。诉说道“你们的狗子咬我的鸡了”。何管理员听了矢口否认，农妇无计可施，骂骂咧咧而去。过了几天，有一个青年找上门来。报告何管理员说那狗被某人打死了，正在剥皮呢。何管理员马上派了一个姓王的场员跟着那人而去。我心里想道这狗几分钟前还在我身边呢。这事可发生得真够突然的。

过了约有一小时，那场员拖着死狗，后边跟着那个告密的农民一路叫嚷而来。意思是那死狗应该归他所有。场员则争辩说他可没有权力将狗给他，除非何管理员同意。这时候何管理员闻声而出，大声吆喝道“干什么！干什么！”农民便马上小下声来讨这只死狗。不料何管理员脸色一变打起官腔来说是公家的东西岂能给人？农民死皮赖脸地讨了半天，何管理员就是不肯。农民眼见得没有希望了，便翻了脸大声叫骂道

“不给！不给！下次你们的猪给人偷了我也不来报告了”。说罢悻悻而去。

再说那条死狗，颈上套着一条绳，一路被拖曳而来。混身泥巴且不去说它，就是那美丽的皮毛也被磨损得一塌糊涂了。而且有半张皮已经脱离了身体，原来它被夺回来时早已被人挂着正剥皮呢。何管理员看了无可奈何地皱起眉头，问道谁会剥狗皮。小张连生一想机会来了，马上应声说“大学生肯定会的”。何管理员和场员小王都把眼睛向着我看。小张连生一边用手臂碰我，一边眨着眼睛说“你不是说过的吗？”。我于是也就顺口吹了起来说“学生物学时倒是也会解剖的”。何管理员想了一想，又皱了一皱眉头，终于对小王说了声“这条狗就给你们吧”。说罢边摇头边叹气而去。

小张连生这下可来了劲，快步去提了一桶水来，朝狗身上浇去。把它冲出了本来的面目，他们两人又七手八脚地就用拖狗的那条绳将它挂了起来。这下子可得看我的了，我心里想道，于是只好硬着头皮，忍着恶心，拿着一把刀走上前去。一手抓住那半挂着的狗皮，另一手拿着刀沿着皮和肉的分界线划去。这样居然慢慢地将狗皮剥了下来。他们两人在旁叫好不已。然后帮着将狗从挂着的地方取了下来，搬运到拘留所旁的一块约有四十平方米的空地上。

那空地后有一个工具房，前面和东面隔着水沟是水稻田。大家又从工具房中搬出一张桌子，将狗放在桌上。我就开始对它开膛破肚了。到底我是第一回做这种事，笨手笨脚的，做得很慢。慢慢地在水稻田边便来了许多乡下人，咧着嘴嘀嘀咕咕地边议论边看热闹，我和小张连生忙于弄狗，小王则蹲在一旁执行着看管我们的任务。

乡下人的嘀咕声渐渐地愈来愈响了，意思当然也是要想这狗肉吃。小王一口说何管理员不给，没办法。乡下人则大骂，说不告诉你们则你们屁也吃不到。小张连生是个机灵鬼，马上想到了他们可能会拥上来抢。就去工具房拿了一只篮子，叫我放下刀子，且慢忙着斩狗肉，赶紧先把斩下的狗肉拿进去再说。果然，围观的人一看狗肉被拿走，就哇哇地大声囔了起来，有几个人还蠢蠢欲动。何管理员在办公室里听见闹声，跑了出来，喝问什么事。这时有一个兔耳猴鳃精瘦精瘦的中年农民跨过水沟，并随手拗了一支小松枝，再把脚跷了起来说

“何管理员！我烂脚丫子讨点狗油擦擦总可以了罢”。众人不禁大笑起来。何管理员忍俊不禁，刚收起板着的脸，还没来得及说话，这人便已跑到桌前。伸出树枝便来挑油。众人也随着一哄而上，一刹那之间桌子上的残尸剩肉就无影无踪了。

众人笑着、叫着在田埂上鱼贯而行，叫骂着

“以后农场的猪给偷走了也没人管了”。那天晚上，我和小张连生美美地吃了一顿狗肉。小王是场员，又是拘留所的厨子，平时吃得饱，就不和我们分享了。不过，不知出于什么心态，何管理员吩咐道“狗就算了，不过盐是公家的，烧狗肉不许放盐”。小王和另一个年老的厨子竟也不敢违抗。我们就这样吃了一顿不放盐的白煮狗肉。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吃狗肉，但却也是最美味的一次。是不是煮狗肉应当什么作料也不放才最好呢，可惜我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试过。

这样又过了几个月，小张连生果然如愿以偿，被送走了，他很高兴，肯定又会有机会逃跑的，但谁知这样的流浪小孩将来的命运又会如何呢。

我也作为该拘留所的最后一名犯人于那年被释放到了分流分场一队。

第八章分流一队

1965年夏，我在监狱内的监狱被关了两年半以后，又被放回了生产队。这就是分流分场一队。分流一队位于分流庙拘留所的东北方向，这里集中了57年以来到那时还没有解除劳动教养的，以及场员而再次被劳教的人。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一个老改造队。所以派来担任主管的张管教是一个很凶狠的队长，这只要从他对待一位姓高的老者的态度就可以明白了。高、张两人原来是邻居，同为失业之人，50年代，两人同去江西路的同一个失业登记处求职，姓高的走到了民政局的窗口，而张则去公安局的窗口登了记。不久，通知下来两人都得到了安排。张当了警察，而高则到白茅岭做场员。57年农场性质改变，高的地位急剧下降，在困难年代又被判了劳动教养；张则也从上海被派到白茅岭，恰好成了高的顶头上司。可是就我所见，张对高决无宽容之意。从这两人的关系也足见机遇之作弄人了。

我到了一队又碰见了许多老朋友，大多是比较性格倔强的人，或者是所谓的有历史问题的人，因为后者的解除劳动教养与否根本与表现好坏是无关的。我到了该队日子并不好过，因为我早已成为了白茅岭的知名人物，谣传我如何如何地“反改造”。所以第一天那张队长就叫我去训话，叫我要“老实些”不要找他的麻烦。

重逢的朋友中有同船来农场的温健、原右派队的彭君毅和林学成。彭原是上海机械专科学校（即国立高机）的教师，是极为爱护学生的一位好教师，还曾经是地下共产党人。他为人刚直，是右派队中最受人尊敬的人之一。在分流一队也受尽歧视。80年代平反后已届退休之年，住房得不到解决。有一年夏日炎炎，居处不堪其热，不得已而去外地谋职，在广州市火车站突发心脏病不幸去世。

彭的妻子胡女士是位家庭妇女，对丈夫忠贞不渝，也不畏强暴。有一次来农场探亲，那张队长在让他们见面前先来个下马威，对胡无端训斥一番。胡女士答道“你说他反动，他如不反动也不会到这里来了。政府既然把他交给你管教，我又不和他生活在一起，倒是我应该责问你为什么没有把他教育好？怎么你倒说起我来了？”张管教队长无言可对。

林原是某轮船的三副，随船于50年“起义”回大陆。回来后就明升暗降调在陆地工作，再也上不了船。平反后在港口工作，95年患肝癌去世，家属欠下医药费万余至今未获报销。这些都是后话。

分流一队也有一些来历很神秘的人，这都是由游民场员而转变身份来的，例如有一个姓潘的心脏病病人，常年不能劳动，当他忽然死了以后，仍有大笔汇款寄来，而汇款人的地址全是假的，无法退回。据说此人还是国民党的一个中将，又与共产党上层有关云云，

但传说的事就不去管它了，且说有一个名叫李妙龄的故事。李妙龄在读中学时，在一位爱国教师的影响下随许多同学一起去了浙江省四明山抗日根据地，加入了三五支队打游击。那支队伍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战胜利后，他曾来上海做地下工作。他很得意地说起，有一次他受命在大柏树骑着摩托车待命等人，当有人在他肩上按暗号拍打时便载着那人向市区驶去，再次暗号时则将搭车人放下，但不准回头看那人。果然那人按时来了，当车行至虹口体育场时，听见后面爆炸声响，次日读报方知是江湾军火库被炸了。后来由于王孝和破坏发电厂案被捕，他们慌忙逃离上海。于是他辗转到了苏北根据地，曾在一电台工作，又做过李立三的司机，后来在进攻上海时，他是陈毅的司机。他说：

“忽然前线传来上海已解放的消息，大家都感到快得有点意外了，陈司令员高兴得不得了，马上带着大家出发去上海。我开的是第一辆车，心里想会不会有地雷？为了首长的安全，就把车往边上一靠，说是抛锚啦。让其它的车走在前头。”

进了上海以后，他仍是陈的司机，并负责做司机的小组长。他部下的那些司机大都是接管过来的人员，即留用人员。有一天，一个原上海籍贯的参谋对他说：

“小李，开我去一次某地。”

他心想肯定是这参谋想要坐车回家炫耀一番，就回了一句：

“是公事还是私事呢？”那参谋愣了一愣，李又说了：

“不是我不肯开，司令员说过了一滴汽油一滴血，不能私事用车呀。”那参谋只好作罢而去。

过了几天，他因琐事和手下的一名留用人员司机争吵，那司机回嘴说：

“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从前也因某事被批斗过。”

李想这事该司机如何得知？必是那参谋因用车不成，怀恨在心于背后挑动那些司机不服他管。他说：

“那时我们还很民主，我和那参谋是一个党小组的。在开会时，我就此事对他提意见。我越说越激动，那参谋被我说得直冒汗，我看他将手伸进裤袋，我一时情急就掏出了手枪。但其实他是在口袋里摸手帕。

“这下可糟了。我被缴了枪，关了禁闭。禁闭后我就被调往吴淞口处的一个电台工作，那是一个干扰台，我被安排去管发电机。可是那电台的台长竟就是和我一起上四明山的同学，还是个女同学！我这个大男子怎么咽得下这口气？

“我就闹情绪不干，跑回上海，去军管会找粟裕，他是个好人，对我好言安慰了一番。我坚决要求开车，但结果只能让我去开运输卡车。我终于不服，闹情绪，最后以无理取闹的罪名被送劳动教养。但我来农场后还是受到很好对待的，不久脱了帽，当上场员。但我又怎能安心一辈子就这样呢？

“我逃跑到上海，站在大世界门口，靠在铁栏杆上望着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不胜其伤感。这时，忽然有一只小手来拉我裤腿，悄悄地说：爷叔，你饭吃过吗？我问他什么意思，他说他有钱，要我带他去吃馆子。原来这是一个小偷，他靠摸口袋偷的钱，可是人小怎能独自上饭馆呢。

“于是我们去了饭馆，我们点菜吃喝，完了他从桌下把钱塞给我，我付了账还有钱多！这样我就干起了这一行。当然，我不愿回农场又能有什么生活出路呢？最后，好景不长，我以教唆犯的罪又来劳动教养了。”

我听了他的故事也很为他惋惜，要是能给他以出路又何至于此。

再说我在禁闭和拘留中度过了两年半，实际上是更进一步地与世隔绝了，那几年发生的四清等运动，我都不知就里，但从一件事看已可见那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发展到可怕的程度了。那是有一次我因开大账买东西，去到管事务的一个队长那里，另有一个人掏出香烟来敬那事务长，后者说不会吸，还说抽烟有害的话，前者看见身边一张报上有毛泽东的新闻相片，随口开玩笑说

“要是毛主席给你香烟呢。”事务长马上不加思索地回答

“那我连烟灰都吞下去。”说时那脸上一脸的谄笑简直令人作呕。但他们两人嘻嘻哈哈，不以为耻。

却说到了11月中的一天上午，我刚到田里劳动，忽然被叫回去，队长指着一个干部说

“这位是总场的某队长，你现在马上回去取些随身替换的衣服，他带你回上海探亲。”张队长的态度从来没有象这样的和颜悦色，我知道这绝非坏事。

我并不怀疑家中有什么不幸，因为劳动教养的人，即使家中有丧事也绝不可能请假回去的。我在路上问那个带我的队长，他也完全不知是怎么回事。我们搭便车到了总场，在那里我知道这个队长是两个押送一批人出场的干部之一。我遇到了几十个出场的场员，他们都兴高采烈，大多是回了上海再转去其它乡下的人。我们一同被用客车送到湖州后乘船到上海。在上海码头，队长说，

“你回家好好看看，到时候我们会来叫你回去的。”至于什么时候，他们也说不上。

回到家中，见到了父母，兄妹和妻子，当然非常高兴。我这才知道了是怎么回事。原来我父亲有一个老朋友，名叫孙厚生，老先生是老同盟会人，跟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在广东省时曾任造币局局长。国共合作时期结识了周恩来、董必武等人。50年代，他与一个姨太太蛰居上海，因为路近，常来我家闲谈。他那时靠在文史馆挂个名，每月领取60元钱生活费。平时根本不去，逢到有事则去锦江饭店吃一顿，在诸如反对美帝的宣言上签个字而已。谈起蒋介石时，他眉飞色舞崇敬得很，说见到他两眼炯炯自有一番威严，和现在的人不好比啦。可是，他并不惧怕蒋的威严，有一次为此和共产党加深了关系。

那是在宁汉分裂之时，有一天蒋介石找他去谈话，蒋说

“你年岁大了，何必还要和董必武通信来往呢。”

孙糊涂地顶了一句说“国共合作是总理的遗训呀。”

蒋便无言以对，说“那好，那好，你先请坐。”

蒋就走开了。孙枯坐了一会儿，见无人答理他，便起身想走。那知警卫不让他走，就在蒋的公馆里被软禁了半个月。

解放后，他以此居功，说是为了共产党吃蒋的官司。每隔几个月便要写信给董或周，诉穷要钱，每回倒总也能要到一些。后来他眼花手抖，不能写信，便常请我哥哥代笔。

早在我劳动教养之初，我的一位堂兄就出主意要我父亲请他为我事写信求情，但都为我父所不许。后来孙厚老故世，孙的姨太请我哥哥写信给周恩来，要求到澳门去跟她侄子过。周居然派了统战部的人来送她走了。

这时，我家有董、周的私人通讯地址。我堂兄和我哥认为再错过机会就没法了，便不管我父亲的反对，以我父七旬老人的名义写了一封信给周。不久，统战部来了两个人，问我父亲情况，有什么要求。我父亲说只要我回来。他们说这不那末容易，

“这样吧，先让他回来陪你两个月吧。”

我就是这样回上海的，其实我父亲和周恩来并不认识。然而，统战部来人的话也并未完全算数，半个月后，来了电话，叫我当晚在火车站等那两位队长，一同回农场。那两个队长是从铁道公安局提了一个农场逃跑的场员回去的，我们一行四人便回农场去了，一路上，队长很客气，我提到了路费，他们说“能报的话我们替你报了吧。”就这样我连路程共自由了二十天。

回农场后，谁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但队长的态度显然变了。在临近春节的时候，忽然一天被叫到队部去，宣布我解除劳动教养了。我于当日就被送到分流四队。那是一个场员队，但我的厄运并没有结束，还刚开始呢。

第九章分流四队

分流四队是个场员队，其实所谓的场员仍是在社会的最低层，谈不到有什么自由的。场员不经请假批准并不能外出。和劳教队不同的只是每年有几天探亲假，我因为刚探过亲，就轮不上了。此外，吃饭是用饭票买的。至于买东西，则身上虽可以有现金，但因不能外出，仍需集体登记购买。场员的工资是平均每月20元，但按农时不同，冬天每月17元，夏季农忙则有22元。为了刺激生产，采用工分制，每天劳动下来，要分小组地各人记下工分。这看来象计件工资，其实不然，每月到月底，将全队的工分加起来，得出总工分数，然后再将总的预定工资与之相除，才算出每个工分值几钿！如果对照马列主义说计件工资是资本主义最大的剥削的话，则这是更进一步的发明了。然而人到了这个境地，自私自利的劣根性竟仍然大发作。有些人就是很肯干，把工分值降到了只有二三分钱一个工分。于是弄得劳动力差的人饭也吃不上了，便将工资中的6元钱拿出来做基本工资，而将其余的让大家凭力气去抢。

我在这里结识的人中，政治思想犯并不多。有一位许鸿宾（其实他是分流五队的，知道了我在四队，溜过来看望我。）原是复旦时比我高两班的同学。他60年时有一天在马路上看见一个人拖住一个小孩子，小孩吓得哇哇叫，一问之下，原来那孩子拿了一块肥皂想和人换粮票，被那人抓住，逼着追问他父母是何人。许就打抱不平说“你难为小孩子干什么！”小孩趁机跑了，不料那人是个便衣警察，一闹之后把许抓了进去，就此被捕送劳动教养。

另外还有一些人犯的是所谓“叛国投敌”罪，例如有位余吉利，他本是解放军中的一个运动员，是全国的拳击冠军。后来拳击这个体育项目被取消了，他感到没前途，想到香港去求发展。这样就算是“叛国投敌”。

其他很多人是自称犯生活问题的，其实即是有了婚外情，这叫做“搞腐化”，当然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必须改造了，如果婚外恋的对象是个现役军人，那就不是劳动教养完事的了，那叫做“破坏军婚”非得判刑劳改不可。

但那时候劳教也不一定比劳改好，我在涛城时就遇见一个徐姓的人，他是个中学生，和他哥哥两人不学好，与一帮流氓混在一起。有一次流氓们要在襄阳公园打群架，约好了日子，弟兄俩讲好了要参加的。临时，弟弟畏缩了，事前去公安派出所报告。警察说“好，你不要声张，到时我们会来的。”有了这个内线，打架时这帮人被一网打尽抓了起来，乃兄被判了三年徒刑，他因检举立功，从轻发落送来劳动教养。三年过后，乃兄从苏北劳改农场被释放回家，他却在劳教农场里饿得没命，他哥哥还来探望接济他呢。

虽说场员已是公民，可是连通信都仍不自由，寄来的邮包更不用说要被当面检查了。那队的几个队长也够高水平的。有一次有人家里寄来的邮包中有几卷手纸。这些干部从未见过这种软的手纸，动疑心了。叫了一个上过大学的做统计的积极分子去问，问后还不放心，又承他们看得起叫我去核实。原来他们异想天开看见卷筒纸当作什么密电码的纸了。又有一次，一个场员探亲回来不久，其妻来信被他们偷拆，看到了写着”这个月m.c.没有来。”又大惊小怪一番，可见他们的阶级觉悟倒也的确是够高的。

离开四队不远，在靠近分流庙拘留所的公路旁有一家小店，也卖馄饨。这就形成了一个集市，是获准了假外出的场员常去的地方。有一个场员在那里买完了吃的，靠在一棵树上闲看，忽然旁边有人惊呼“你的手臂怎么啦？”他一看，晕了过去。原来附近的部队打靶，一颗流弹击穿了他的上臂。他于是被送进了医院，后来据说部队的“首长”去看望了他，还给了些水果。这事就了结了。连道歉都没有，更不要谈赔偿了。场员的社会地位就是如此。

在这种情形下，农场又耍出了一个新花招。立出了一个名目叫职工，其待遇高于场员，例如可以做看门的纠察之类无需重劳动的事。其实，刚有少数场员之时，场员的待遇不也较自由吗？然而，还是有一些想不开的人，见了这只电兔子，就象跑狗场的狗一样追逐起来，拼命地干活。这真是统治有方了。当然，也得有被统治的人的德性配合才能施展此法。悲夫！

因为场员有探亲假，所以消息就比较灵通些，可以知道些社会上的事。有一位冯继华，是个很有才华的作曲家，他告诉我一件十分荒唐的事。当他探亲回到宁波附近地区时，不但看到了道士求雨的场面，还见到了当地发生的一件烈士“显灵”的趣事。一个农民背着肚子疼的妻子去治病，半路上背不动了，就在一处坟墓旁坐下来休息。休息时，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一觉醒来，妻子的肚子也不疼了。于是传出了这样的一个神话。这坟墓是白求恩的坟，说是白求恩有一个中国妻子，在战乱中失散了，因此白享受不到香火。他现在显灵给人治病，以求找到他的妻子。这话一传开，远近的人都来求诊。先是病人来此，对着坟墓叩头祷告一番，然后将坟墓旁的草拔一些回去煎汤服下，无不见效的。后来坟上的草被拔光了，就从家里带些草来，在坟上供一供，也能管用。这还不算奇怪，妙就妙在叩头祷告的时候必须声称自己三代都是贫下中农，亲亲戚戚也都历史清白。因为白求恩只给革命人民看病云。

当我回忆到当时听到农村如此之愚昧而惊奇时，我何尝会想到时至今日90年代，中国的愚昧竟会发展到更为惊人的地步呢。居然有“神医”胡万林藉一点兽用芒硝包医百病。青岛的韩淑秀“大师”以杏元饼干，痱子粉，雪花膏和小红纸的符治病，无不历时多年，敛财数百万。即使在上海，动物园也出售虎尿，虎粪供人作为神药，还供不应求呢！

有一次邱管教队长找我谈话，“教育”我，要我安心在农场劳动，我说我不可能安心，既然解除劳动教养，应该分配适当工作才是，他指着报上的大字标题《做党的驯服工具》给我看，说党叫做什么，就应当做什么。我听了实在觉得可笑，便驳斥他说“我只有在读古代历史时才读过古埃及人把奴隶叫做会说话的工具，我们怎么能接受做一个工具的说法呢？再说驯字从马，可见驯服一词决不是用在人身上的，何况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呢，难道主人是个工具？再退一步说，即使党把我们当作工具，党也应该会用工具才是道理。明明是把钢刀，总不应该当废铁用，上了多年大学，总不见得只好作最低等的劳动力使用吧。”他说不过我，不了了之。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先是有所谓的“扫四旧”（39），把我们的书籍，家人的相片全部搜去，几天后上海家信也说家中遭到了洗劫，反正是见了值钱的东西就拿，在你手里是四旧，抢到他们手中就不旧了。我家是被我妻子学校的人来抄家的，抄了好几次，先还象回事地出收条，后来又将收条作为“变天账”收去。家中的藏书是第一批遭殃的，运到他们的学校里放火烧，差一点儿连房子都着火造成火灾。我家并无值钱的财物，被搜去了许多当票，后来知道当铺里的衣服也全被人取走了。此后小学生也被煽动了起来抄我们家，这些孩子又能懂得什么？他们口口声声“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他们打人的根据就是毛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只知道右派份子是坏人，对坏人就要打，他们往往无端地对我妻恶作剧，追逐着用整簸箕的黄沙向她头上倒，或将污物往她身上抛。可怜我妻东躲西藏，往往深夜才敢回家。一旦让这些不懂事的孩子去抄家，就一次次地三五个人一伙见好玩的，好吃的样样都拿——

39文革时用语，指扫除旧思想、文化、风俗、习惯。

再说我大哥，他少年时得病成了残疾人，从颈部起脊柱就是僵硬的，不能弯动，两腿直至脚趾无一关节可动。多年以来贫困严酷的生活条件使他在1965年冬我第一次得假回去时，已经只能躺在床上了，那年我向他告别时，他在床上转过头来眼泪汪汪地喊道“我们还能再见面吗？”我只好尽量忍着泪水安慰他，但心中也确实是没有信心的。到了66年10月抄家时，他更已卧床不起。然而那些孩子并不放过他，将找到的40年代的旧皮鞋往他脸上砸说是他穿的阿飞皮鞋。见他睡在床上不动弹，就用皮裤带当鞭子抽打他，还拿扫帚往他脸上扫。一个病人如何经得起这样的打击与侮辱？他就此绝食，当时我的岳父亦被里弄里无理批斗，气极服毒自尽，幸而被发觉救起。我父亲总算年岁大，有个好邻居保护未对他动武，然而那些丧心病狂的造反派竟然第二天一张大字报贴到那好邻居的单位里，幸好他是个工人才未倒大霉。我母亲1949年中风后就一直半瘫在家，此时早已不能下床，一家人如此，怎能顾及我哥的绝食？他就这样于1966年10月29日悲惨地去了。我得到家书不觉凄然，回想幼时依在他身边听他讲故事，教我读古文的情形，能不捶胸悲愤！即使三十余年后的今天行文至此，犹不能不停笔掩面，默思良久。想当年那些天真的孩子竟被所谓阶级斗争的理论鼓动起来干出这样残忍的毒打残疾人的行为；我哥挨打辗转床第，母亲瘫痪在旁眼看着爱子被殴，父亲被人拦在窗前敢怒不敢言的局面宛如眼前。天何言哉！

政治上的权力斗争古往今来历来有之，然而为了打倒政敌居然利用到了不成年的小孩子们，唆使他们干出伤天害理的坏事不算，在耽误了他们的学业以后却又发明了一个所谓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理论”，一巴掌将他们“上山下乡”流放到远离父母的边远地区。这就是所谓的“老三届”一代人的故事。其狠毒如此难道不也正是这一公认的史无前例的浩劫的一个劫难吗。当今的恐怖组织为其政治目的，不惜残杀无辜生命，其暴行的现场惨不忍睹，已受到举世瞩目和谴责。但其暴行还是一时一地的，比起所谓的“上山下乡”之时、空规模岂非小巫见大巫！我见到一位当时的“知青”说起他们被迫离家的情形：火车站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一派欢乐景象。家长们强装笑容，表示衷心拥护之至。随着一声汽笛，不知是谁实在忍不住了，发出一声极轻的哭泣，于是如同原子反应堆的连锁反应，整个车站，车上车下哭声震天。那些成排的纠察也根本管不了啦。车一开动，车上的情形更是难以描述，有哭喊的、有沉闷的、有借酒浇愁的、有高声歌唱以发泄的，总之是乱作一团。设想几千个孩子被迫离开亲爱的父母，其情形何如？我想如若我当时在现场，目睹此惨状，则即便在其中认出了殴打我哥哥的孩子，见他遭此下场，大概也不忍心追究他了。

然而这时我仍不能回去，农场里一面仍加强了强制劳动，一面也加紧对毛泽东的崇拜活动，每个房间要砌一个“忠字台”这是用砖砌好再用砂浆石灰刷白的犹如灶台的东西，在其前面用红纸剪三个忠字贴上，后面墙上贴毛泽东的画像，灶台上供着毛泽东的四本书，活象从前供的灶君菩萨。那时去书店买这一套四本书可不能说买书，要说“请红宝书”才行。在当地老百姓家中则更荒唐，每家都要在房中贴上120张明信片般大的完全一样的毛泽东画像，说这样一来毛泽东就活120岁了。都有村干部来一张张点过，那家要是少贴一张就犯了大罪了。

那时候强迫大家要唱一只歌，歌词中有“天大地大不如共产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每当要唱这支歌时，我总是借故上厕所，或是走不了时在唱这一句时含糊其词。有一次在厕所碰到一位许姓老者，大家相视一笑。他说“我也决不唱这句歌词，就是被他们捉住了我也有话可说，我说我都这把年纪了，这样唱我怎么对得起我父母在天之灵！”

后来又出现了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宣传小分队，也不知他们的大队在哪里？有没有小分队以上的大分队或总队？这些人到处敲锣打鼓写出的标语是什么“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之类莫名其妙的句子，难道说毛泽东已被敌人兵临城下打得要人“誓死”才能保卫了？而在这个时代，要誓死才能保卫的“思想”却决不是当权的毛泽东思想。

又到了1967年冬天，我家里想出了一个办法，先发了几通电报，说我父亲病重，要我回家探亲，但这些电报都被截留了，我收不到。然后，我家里去派出所取得父亲病重的证明，寄来农场。总算我得到了十五天假期，但是，要由周队长陪我回去，实际上他是受命暗中押送我回家。真不知他们如临大敌地怕我些什么。

走前，还有人叮嘱，一定要背熟老三篇（40）和一批毛的语录。说是路上随时随地都会遇到要你背诵的，万一背不出就糟了，免不了一顿毒打——

40毛的三篇文章

我们取道南京回到了上海。果然我的父亲病得不轻，他是因前列腺炎而小便困难。我一到家，他因兴奋之故，第二天更困难了。我们将他送到徐汇区中心医院，事先约好了在我内兄的同学彭龙舞医生值班时去求诊，于是得以进入急诊观察室导尿、输液。那时医院病房紧张，80岁老人如无熟人决不可能住进医院。然而几天以后，另一名医生值班时，竟将并未痊愈的老人赶出了医院。此时，彭医生亦无可奈何，只好嘱以先回去再说，以后有机会再送。我们只好将父亲暂时接回家中照顾。每次排尿都要帮他按摩。

12月25日上午，和我一同来沪的周队长忽然来访。我们住的绍兴路26号房子由于多年欠租，已经紧缩到只住二楼的一层两间屋了，那时我父母和妹妹住前屋，后面一间用衣箱分隔成两间，是我妻和一位老佣人住的。我在后房接待了这位队长。他对房屋羡慕赞美了一番后说我已超过假期，命我马上回农场。我告诉他父亲的病情，请他宽限几天，并说“不信可去前房看看床上老人的情况。”他说不必看，他完全相信，但说他无权延长我的假期，是场长叫他来命令我回去的。最后在临走时，他威胁说“你要考虑你的前途。”我答道“我不能因自己的前途而置我父亲的生命于不顾。”

1968年元旦凌晨刚过0时，我妻被楼梯上的脚步声惊醒，马上敲门声中我也跳了起来。披衣开门，只见一群大汉，个个头戴藤安全帽，手持一根约两米长的钢筋，笃笃地朝地板上敲。他们一拥而入，其中为首的对我说：

“我们是文攻武卫的，现在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去哪里？”我边问边穿衣。

“文攻武卫总部。”

我回头看着惊慌的妻子说：

“记住了，我是到文攻武卫总部去的。”

这时她还坐在被里刚穿好上衣，赶紧将一只手表递给我说

“拿着。”这是我们当时唯一还值钱的东西。

我被他们押出了门，往西走了约一百米到了对过绍兴路7号中华学艺社门前上了一辆大卡车，他们命我在车台上背对驾驶室坐在地上，而他们则排列两旁，一律站着。后面还有一辆压阵的卡车，也站满了伟大的文攻武卫战士。一路风驰电掣地向外滩驰去。我偷眼看他们脸上的表情，一个个都严肃得连眉毛也一动都不动，真象演戏一般，似乎他们不是从床上抓了一个书生，而是在血战沙场后逮住了敌军主帅，真是又好气又好笑。这时候月明如画，他们头上的藤帽大概是他们自己想象的钢盔，却在我的想象中变成了字纸篓，这不简直是儿戏吗？所以竟一点害怕的心思都没有。

车过外白渡桥，一拐弯就到了所说的文攻武卫总部，也即是现在的俄国领事馆。当时人声鼎沸，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几个人抓住了手脚，他们训练有素地把我举起来隔着车拦板抛了下去，下面自有人接球。我只看见似乎水泥地在飞速地被拖动，原来我的手脚至少被四个以上的人分别抓着，脸朝下地向前飞奔。

然后我被按倒在地，有人楸着我头发让我抬起头来，面对着一个“革命女将”，她拿着一个木板纸夹和笔，嘶哑的喉咙逼尖了声音喝问道：

“你是流氓阿飞？”

“不是。”

“是投机倒把？”

“不是。”我声音大了起来。

“是那里来的逃犯？”

“都不是。”我声音更大了。

“还要嘴硬抵赖！打！”

她一声令下，我的屁股上就是一顿竹板。打完以后被架到地下室的一间屋子里。那间屋有约二十平方米大，被电灯光照得恍如白昼。里面沿墙已经蹲着一圈被抓来的人，个个都不声不响，见我进去只抬头看了一看。我被指定在一个地方蹲了下来。过了一会，趁看门的两个老工人不备，我旁边的人低声问我“哪里的？”我说“白茅岭的。”他说“这里都是农场的。”

后来又陆续被推进来了几个人，然后来了一个披黄色军装棉大衣的人，手里拿着一叠纸开口闭口“你们这些小子”地训了我们一顿。意思是你们都在上海作恶多端，犯罪累累。“现在，你们谁要坦白交代？如果坦白交代可以争取从宽处理，要的人可以来拿纸头。”我应声而起，拿了一张纸。

随即，我就写了一张抗议，声明既非流氓阿飞更谈不上投机倒把，也决非逃犯，是探亲来沪的农场场员，是公民。完全无辜地被非法绑架来此，要求赔礼道歉马上送我回家。缴给了看门的工人。

关在那里是根本不知天色的。等一会儿，外面有响动，知道是吃早饭时候了。这时进来一个大汉，叫我们站起来排好，报数。共约二十来个人，于是背诵老三篇，完了立正，那汉子带上白手套，每人被打一个耳光。这可真够英雄的！我说

“是不是背了老三篇该挨耳光？”他竟也未听出我话中的挖苦之意，嗯了一声。然后是排队去拿一盆粥，喝罢又要送空盆出去。送好回来，就在门口外的地方，我被喝令站住。那是个较宽大的走廊，我们的房间在其北边，东面则另有两扇门，是两个关人的房间。走廊尽头放着写字桌，是他们临时办公的地方。坐着一个人，阴阳怪气地问道

“你写的什么交代材料啊？”我说我是抗议你们抓错人了，这时我的背后就有人拿了大毛竹朝我打来。我大声呼喊“不许打人。”那坐着的也站了起来喊道

“看你还抗议不！”一顿乱打之后，就有人按着我的头要我向着墙上的毛泽东画像下跪，我厉声回答“毛主席本人决不可能要人对他的画像下跪。”那按我头的人比我矮小，见按我不动也就算了。

那地方每天给两顿饭吃，我在头三天中每次饭后被打一顿，三天打了六顿。我心想这样不是办法，在第三天晚上去厕所回来后便装着晕倒在地上。于是来了一位女医生，她俯身看了我一下，翻起我眼皮，我知道瞒不过她便又装着醒了过来。说

“我小便时见到全是血，有点紧张了。”她给了我两片药。转头对看门的工人说，

“让他睡觉，告诉他们不能再打了，再打要出人命的。”

这位女大夫救了我，此后三天我干脆装病躺在地上不起来，也免去了每天的耳光。那时候，每时每刻都会传来阵阵的惨叫声，尤以对门女号里刺耳的尖声叫喊最是凄凉可怕。那看门的两位老工人想来也是应付差事，往往摇头叹息，我还有一次听见他们在说

“骂人家流氓阿飞，我看他们自己才是流氓阿飞呢。”

事实上那时这帮人到处乱抓人，有的女的仅因为坐在男友的自行车后，就被抓来作为流氓阿飞乱打一通，还尽是往女人的敏感处打，巴不得打破了衣服可以窥视一番。而其实这帮人虽名为群众组织，实际上是被公安便衣怂恿操纵的，抓来的人的释放权在公安人员手中。

我在被抓后第二天就被连番提审。提审是在一间大屋子里进行的，两个猫脸的公安人员盘问我回上海干了些什么？我一口说我在上海就是家里和医院里两点一线，其它什么地方也没有去过。事实上这两个人什么事实也没有掌握，当然也诈不出我任何话，对我被打的抗议则推说不干他们的事。审了三天也就算了，正好接下去我也装病躺下不起来了。

其实我在沪期间，有一天有白茅岭的一位姓潘的场员来找我。他说起农场中场员的动态，原来其中一些人受了文革影响也想组织起来造反。他们的论点是：毛泽东说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由此看来当前的农场所作所为并非毛的路线。则必为资产阶级路线无疑。他们就想通过揭露农场黑暗面来取得社会同情，达到出场回家的目的。而且据说他们还得到了驻沪空军第四军的支持。

他请我到马当路一家人家家里去，那屋子里挤满了人在商量着事，满屋的烟雾腾腾。因我曾对他们说过，现在据称农场里是两类矛盾交叉，你们的身份是不明确的，也有可能算是所谓的人民内部矛盾，而我则按他们说法是明摆着的敌我矛盾。按文革规定右派也不能参加革命组织。至于大家的出场大事，我当然义不容辞愿意出力气，但我决不能出面，否则对他们也不利。所以他就引我到半楼梯的一间阁楼房间里，这时来了两个为首的，介绍认识后。他们给我看了一份油印的文件。标题是《血泪控诉》。文章都是那文革时的文风，通篇全都是煽动性的笔触。除历数农场干部的上百条暴行外，还将这些虐待场员、劳教人员的行为一律归咎于所谓的走资派，然后大唱毛泽东思想万岁的赞歌，说如何坚信毛将解放大家于水火之中云云。

我看了以后，不以为然，对他们说：“你们决不可以以革命派自居，把专政机关内的黑暗面抛向社会宣扬，这样必惹大祸。既然你们相信有空四军内左某人的支持，那也只能把文章做成向空四军首长的申诉。说明自己都系不足为刑事犯罪的受行政处分的人员，虽早已恢复公民身份，但多年以来仍被关失去自由，而且受到种种不公待遇。要求得到关怀。至于揭发材料，除有目共睹有许多人作证的外，可皆作为各个人的声诉，附在文后，如有出入也可不必为此负责。”

他们点头称是，虽已有部分油印件抛向社会，但仍希我捉刀帮他们修改文稿。我将稿子带回家，进行了一番修改。除按上述观点写了前言外，总结了四份揭露材料。现在还记得其中一份是关于“万人坑”的，即饥馑时期成批的死者被草草地合埋在一个大坑里的事实。当然对于政府来说，本不以尊敬死去的区区小民为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何况那时成批地死人也来不及一个个地入土分葬。但这也总算一件人所共知之事，对死难者家属亦为一件耿耿于怀的惨事。如果联想到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饥馑，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的人如此惨死，也就是一件被忌讳的事实了。另一件是反映白云山女队的事，在灾难时期，一位女场员饿慌了将衣服去与老百姓换食物，被该队的刑指导员发觉，竟然说，你既然不要衣服，那就罚你把衣服全部脱光了，在晒谷场当众走一圈。那女的和其他许多在场的人同时跪下苦苦哀求竟不得免。此事目睹者甚多。有充分理由相信是真实的暴行。

所附的控诉材料非常之多，记得很清楚的一案是一位女劳教，她原是个越剧演员，劳教来农场后被分在总长一个郭副场长家中做保姆。那场长对她动手动脚，意图不规，她被逼不过就要求将来准她脱帽、出场回家。郭满口答应后糟蹋了她。如是被反复地被蹂躏了许久，女的既已失身，以后便难以反抗，后来发展出许多不堪入笔之恶劣行径，她忍辱道来，令人发指。然后该场长玩够了倒也守信，将她弄出了场，回到乡下。但女的回顾郭的种种下流行为，愤然写了一信进行检举，不料检举信不但没有效用，反到转至郭本人手中，行文到她乡下，反控她在农场有腐蚀干部之行为而被带上坏分子帽子。

我愤然地改好文稿，给了他们。此事并未被发觉。潘本人于元旦日也被捕进来，但能守口如瓶。当然这事对他和整个他们的打算也利害攸关，他决不可能泄露。所以我们都过了这一关，未在当时就被上海警方扣留。

到了七日清晨，我们全房间的人被叫出去。列队到了院子里，只见早有一辆客车停在那里，车的后座坐着两个女的正朝着我们张望。

我们正报数时，忽然一声断喝“不许看。”接着又是一声“低下头来。”原来那两个女的是正常回家探亲的，听人家说白茅岭驻上海办事处今天有车去农场，就一早赶到香港路办事处前，问明了搭车而来。她们到了这禁地，未免好奇张望，被那无礼吆喝惊呆了，还没有反映过来，就双双被拉下车来，头发三下五除二被剪得乱七八糟，两人大声痛哭。后来一路上这两人哭得泪人儿般，无故受辱完全是这帮流氓打手为满足其下流心理而干的暴行。

我们耷拉着脑袋，排着队鱼贯地上了车，一个个禁若寒蝉规规矩矩坐好。等车一出文攻武卫总部大门，车内就砸锅啦。大家叽哩哇啦地说开了，原来都是些曾经沧海的老改造，虽然必要时装得混身发抖，又何尝真正害怕过？特别是有一个在被问话时装出个低能儿的样子混得对手发笑了不能对他怎么样的小家伙，开心得特别厉害，他说出那开口闭口骂“小子”的人是某分局的警察，还学着那样子取笑。文攻武卫这“革命群众组织”的真面目不就很清楚了吗？

傍晚时分，客车到了白茅岭总场。下车后并没有人管我，但我身无分文，混身酸痛也只能回农场了。我搭上了一辆去分流的卡车，车上都是干部，还有一个场长。车行至一个叫高大山的拐弯处，忽然被拦住了。拦车的人自称是当地的革命造反派。于是车被他们“征用”我们都得下车步行。步行虽苦，我看到了那些平时在我们面前作威作福的警察们也无可奈何地下车行走，心中却有着说不出的高兴，不觉健步如飞。天亮前我回到了分流四队。

我在文攻武卫挨打的事却已先我而传到了农场。这是早我一天回去的前拳击冠军余吉利说的，原来文攻武卫那帮打手都是上体司，即所谓上海体育界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人，余和他们中的某人相熟。知道有一个山上下来（41）的硬汉。然而，这些人人却也有他们的义气，虽受命打我，却手下留情。故打得尽管热闹，还不算厉害——

41当时，事实上直到现在如此称呼劳改单位出来的人。

我脱开衣服，才知道整个后背以下直到小腿部全都皮下出血成为夹以青紫块的红色，成了半个印第安人了。于是我一面养伤，一面赶紧向家里写信报平安。家中来信除诉说那几天为我担心之苦，我妻子在文攻武卫门外整天地转悠打听消息而不得外，还说我父亲还坚强地活着，但我未免不安，故于二月下旬，凑了些钱又逃跑回去。

这次是利用一个大礼拜休息日，上午有朋友送我走到了梅渚镇，用饭以后上了一条驶往江苏省溧阳县的渡船。不料那船并不是定时开的，它要等足二十名乘客后才肯开航。我上船等了一会儿也只有另一位乡下老妇来乘船。我怎能坐在船上等呢？于是便对船老大说，我把船包了，反正一张票三角钱，也就是化六元钱吧。这样我们就出发了。船行时，有一段航程是逆水行舟，需要背纤。我出于好玩，便上岸去和船娘一同背纤。我哼唱着伏尔加船夫曲体验着背纤的滋味，又一次体会到原来这种种在电影里可以表现得很苦的劳动与我们吃过的劳改之苦相比，简直算不了一会事。

晚上船到溧阳，由于我包了船，又和船老大交谈甚欢，他便邀我就在船上过夜，这当然正合我心意，否则没证件还有麻烦呢。第二天乘车去无锡再转火车，晚上就又到家了。

我父亲这时候排尿的问题倒是解决了，但反过来成了多尿。人已经虚弱得只能躺在床上呻吟了，神智虽仍十分清楚，但不免尿床。只好垫上了尿布，经常换下来用电熨斗熨干。身上也有了褥疮。辗转床第惨不忍睹。我到了他面前，他瞪大了眼睛望着我苦笑，无言以对。

这时，上海的情况大变，到处都是游街批斗，我家附近的中华学艺社此时已为上海京剧院，卡车上押了人就在我门前开出去斗，口号声不断。我感到的就象置身野蛮人之中送无辜者去祭神一般。我们住的里弄几乎每个门内都有被抄家的家庭，真可谓人人自危。在那个时候把银行存单往马桶里冲的，将金银手饰丢垃圾桶的比比皆是。这种事现在的人很难理解，其实是因为你若是个被抄家对象，则你拥有财物就是更有罪了。它“证明”了你是剥削阶级的人，因此，被搜到时不但财物要被抢走，反而要被批斗、殴打。

我们房子二楼亭子间住一个姓张的，她是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学生，却已有了身孕，男的是驻沪空军的一个政治教官，后来她生下孩子，雇了保姆同住，她们和我妻平时来往甚欢，小孩也很得我妻的宠爱。当我家第一次被抄家时，我妻趁人不备将一包信件和一只小手饰包塞给那保姆，那保姆也很机灵，收下后藏了起来，不料抄家将完时那张女竟会把包又拿了出来检举说“这包也是她家的。”我妻为此又挨了一顿批斗。

等我被文攻武卫抓走后，她更觉得机会来了，便伙同其丈夫多次到房管处，说我们是右派怎能住得比他们革命军人好。房管处的人屈于其势力要将我妻赶回娘家住，但我妻按着他们的调子以要改造好了才能回去，不能戴着右派帽子回去为理由坚决不同意，最后我妻被赶到绍兴路52号的一间房去。那52号是一座公寓，但分给她住的却是由后面佣人走的水泥楼梯上去的顶层的一间储藏室。那房间只有4平方米面积。而且屋顶是斜的，只有一半地方人可站直。

我回去的时候，那张姓夫妻已搬入我们住的后房，而我父母躺在前房屋中，眼看着房屋被占，也知道自己来日无多，这些人眼睁着等他们死了好进一步占房子。家破人亡是已经在眼前了。

第二天，我妹妹从外面回来，又带来了一个坏消息，说是在路口贴出了布告，写着勒令此地区的地、富、反、坏、右马上到某处报到云云。我知道已不能在家里待下去，答应了家人的劝告回农场。当然。我并不甘心回去。下午，我找了两处朋友家，他们是农场中的朋友，很仗义，答应我可隐匿暂住。但是他们自己的居住条件实在太糟。例如一位张姓朋友住北站附近的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屋子，却住了祖母，他本人和两位妹妹，他和其中一位妹妹已经是打地铺睡了，仍邀我一同打地铺。我只好谢绝了他的盛情。

我又回到了家中，母亲坐在床上看见了我，就顿着脚说“还不快走！”她老人家卧病在床已多年了，平时几乎不说话，我回到家里每每坐在她床边，扶她靠在我身上时她会露出会心的笑容。可是这次她竟轻声而又焦急地说出“还不快走！”边说边偷眼看着对面床上的老伴，唯恐这话被他听见了。我无可奈何地将脸和她靠了一靠，明知道这可能就是最后的一次亲近。然后我站起身来，退到门口，从那里默默地注视着两老。母亲是面对着我的，只见她满脸的焦急，父亲睡的方向相反，我不忍心和他告别，重病中的他并不完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还在目光上翻地寻找着我。我默念着祈望着他能熬过这一关，然后就在妻的催促下转身走了。

当晚我到了无锡，找到了唐焕新的家。唐这时是探亲超假在家。如是在上海则也难逃文攻武卫的关，但他毕竟在无锡。他家住底层，在墙外搭了一个半人高的矮竹棚，有所动静时就睡在里面是没人会料想到的。平时则协助他父亲做些裁缝活。当地的风俗，婚事时往往请裁缝在家里干活，所以能吃住在客户处，公安局也不容易找到他。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第二天我们去了惠山公园和鼋头渚，在鼋头渚遥望太湖，水天一色，回想56年时我曾和未婚妻随其兄的单位来玩过，才这几年，已经是“江山犹是昔人非”了。

我们商量了出路，唐有一位在丁山镇的至亲，他可介绍我以流浪汉的身份在该地的一个窑厂做工。有一位难友任寿春，50年进军政大学，后来当兵，位居空军中尉。因受不了部队生活的约束，脱离了空军部队，在乡下谋到小学教师的工作，又考到上海师范学校攻读中文，于是成了右派。起初在农场听干部口口声声今冬明春解决问题也还能忍受。看到了右派队后期的局面，彻底失去了希望，就毅然逃出农场。他是个聪明能干又非常能吃苦耐劳的人，骑自行车一路流浪了两年之久，其中有半年就是和唐焕新一同去丁山窑厂做小工的。唐的那位舅父也够精明的，知道他们是黑人，只供食宿，不给分文工资，却要干很重的体力活。任身体结实还能使他满意，却嫌唐体力不够，要赶他走。于是两人只好离开。其中也可见人情的淡薄。我考虑再三，认为当时农场正在变动之中，不妨再等一等。再说一时也下不了决心隐姓埋名放弃与家庭的联系而去做苦力。这样我就取道溧阳又无奈地回了农场。

3月15日我收到了父亲病逝的电报，又请假赶回家中。然而进门一看却只见五斗橱上一对骨灰盒赫然在目！

原来当我还在无锡时，1968年3月1日下午我父亲在连续两天两夜呼喊我以后就心力交瘁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我母亲在对面的床上守着父亲的遗体，直到2日下午遗体被送走后，才喝了一碗粥，她示意要睡了。我妻扶她睡妥后刚站到窗口去透一口气，忽听得背后有些异样的声音。忙回身，则母亲也已走完了这苦难的人生之路。

那时局势混乱，电报不通。注射了一次防腐针后电报仍然不通，不得已而不待我回家就先行火化了。面对着空荡荡的昔日充满欢乐的家，我当时的悲哀是无可明状的。至今，我夜半扪心犹不能不深深地自责我的不孝，竟在我父母亲最需要我的临终时刻背叛他们而走开了。的确，上一次文攻武卫的遭遇在我心中留下了印记。活着走出那里不能不算是运气。啊！我竟没有胆量再熬两天，让两老走得安乐些吗？虽然，亲友们都为我开脱，认为如果我又当他们的面被捕，就会马上出事。母亲也正因此而赶我走。然而，我竟没有料到只要再坚持两天！当时这帮所谓‘革命群众组织’造成的无法无天的，使人人自危的局面威慑着善良的老百姓，马路上杀机四伏，随时随地都会发生暴行。我心中十分明白是谁应该对这种人间悲剧负责，然而又有何处可以诉说？

住后房的孙姓军官到前房来小坐，他居然假惺惺地对我慰问。我着实地对他冷讽热嘲一番，说我们根本是住不起这房子的，尤其是父母故世后，也没必要住这朝南的大间，还是住后面那间更好些，但可惜他已搬进去了，他如晚几天去房管处要那后间，原是可以住这前面的大间的。这位教官居然听不出我的挖苦之意，不但点头称是还大大地显出了懊恼。

半个月后，我不得不又去了农场。此后不久，房管处以欠租为由，将我妹妹赶到绍兴路50号的汽车间居住。

我家的老佣人原是我外婆的佣人，她年轻守寡在我家过了大半辈子，和我家多年共患难，这时她在苏州的一个侄子找上门来，表示要接她回去，事实上我家这时家破人亡，住房发生困难，她依依不舍地跟侄儿去了。不料这个侄儿接她回去是假，贪图她为佣多年积蓄的2000元钱是真。回到苏州，把她的钱骗光后，这位善良、辛苦一生的老人以七十多岁的高龄被折磨而死。这是我平反后才知道的。

我回到农场不久，形势又进一步恶化了，每个分场来了一个军代表。这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权大无比，其实还不是被农场里那些老奸巨滑的干部利用着。于是经常召开大会，大会上气氛紧张，无非是当众逮捕反革命之类，然后是口号震天响，散会后则学习大会“精神”等等。

这时队里也二三天一个会，其内容说来滑稽，说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开会时先要朗读毛语录，然后指导员训话。这方指导员是个具有非常卑劣性格的典型人物。这种人一旦有机会欺负人，他非挖空心思去实现他的特权不可。而如果被欺负的人胆敢那怕是流露一点不服，那当然就是大逆不道，反动透顶。他欺负不了你时，就会比他受到了欺负还要义愤填膺，歇斯底里大发作。这种人我见到的不在少数，遍布社会各阶层。所以一个人若被无端地打成贱民，到处便会受到这种人的欺凌。此人态度恶劣，说起话来脑袋左右晃动，我后来替他起了个方摇头的外号，这一外号不径而走，他恨得我牙痒痒的自不在话下。这个方摇头说起政策来口口声声农场内是两类不同矛盾交叉，然后就举例说李某是明摆着的右派，是敌我矛盾。第一次批斗我仅仅是以我的一句笑话为由。那是在一次我从食堂里买早饭回去，有人问我“有什么菜？”我随口答道“美味咸菜。”那人感到很幽默，这话便传开了，有好几个人都称咸菜为美味咸菜。方摇头批道“难道咸菜是美味的吗？……”以此证明这是我对社会主义的“恶毒攻击”。

我对这种挑衅当即于以反驳，这时的斗争必须使用语录战，大家利用毛语录中的片言只语断章取义地作为理由。例如他说我右派是明摆着的敌我矛盾，我则引用语录中看问题不能只看定义这一条说右派已是十几年前之事。他说右派是反动派没有言论权，我说我是因言论而成右派的，实际上就驳斥了毛的话。当他理屈辞穷时便狂呼“先整他的态度。”所谓整态度就是动手动脚了。例如将人弯成90度以上两臂后拗即所谓的喷气式，我那时身体强壮，可并不是两个人制服得了我的，而第三个人也插不上手来施刑。结果总是一场搏斗。

有一次整态度时逼我站在一条长凳上，然后将一只粪桶挂在我头颈上想逼迫我低头，但我仍将头抬得高高的，就又用麻绳套在我头上两个人在下面坐着往下拉。我撑了一会儿后就假装从长凳上跌了下来，我是直挺挺地跌下来的，把粪桶砸在这两人身上。

每当这样地演出全武行后便以捆绑禁闭收场。五花大绑实在是一种非常残忍的刑罚，我真怀疑，有了这根简单的绳子又何必要有老虎凳？后者无非是将人的膝关节向反方向拗，而五花大绑时却将手臂向后扭曲，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酷刑不过是将人正面地两臂分开，手上绑了绳子悬挂起来。这对我们所受过的刑罚来说简直就不算一会事。在反绑以后再把人吊起来，就用你自身的重量作用于你被反向拗过来的肩关节。无不在几分钟内大汗淋漓全身麻木的。这里也可看到电影艺术的局限性，因为如若用这种方式上酷刑，不但演员受不了，也找不到一个适合的角度来拍摄。

我对被捆绑是有思想准备的，若在夏季，被绑时要将手臂肌肉鼓起，那末在绑好以后放松肌肉时绳子才不至于嵌在肉里太深。那时候还好是冬天，穿着棉衣挨绑要好过些。绑好以后我被送到禁闭室去。会是在食堂开的，食堂的东面一小间是厨房，而与之对称的西面原来是仓库的小间那时便是禁闭室。我被关进去后就马上拿出鞋中准备好的刀片，将绳割断，再将断口在窗台上磨得看不出是被刀割的。

如此在若干次的被捆绑以后，居然当方摇头狂叫要绑我时那些打手不那末起劲了，说也可怜，原来这帮人竟是带了自己的铺盖绳来捆我的，被我割了几次未免有些舍不得！

关禁闭实在是很好的事，至少不必再开会，也无需劳动。我在禁闭室中还听得见外面的批斗会。有一次外间正要动手打人时，我将拉线开关一拉。原来我预先在灯泡上放了一小片碎刀片，这样短路了电源，会场一片漆黑，那几个打手在混乱中也挨了打。

由于我这样地对抗，关我禁闭或开会斗我都已长不了他们的威风，就不再关我了。

有一天早上，我去食堂买饭，刚走到食堂门口就被两个人拦住了。这两个人是养牛的场员，农场中大凡不在大田劳动而在所谓小单位即伙房、饲养、耕田等处劳动的都是一些所谓的“要求改造”的人，也即是专事汇报讨好的狗腿子。这两个狗腿子拦住我的路说“你得在大家都吃完了以后才可以吃，而现在得90度站在食堂门口的路上。”说着就对我动手动脚，我们就打了起来扭作一团。这时早就在约20米外注视着的导演方摇头走了过来，大声喝道“你嚣张什么！”我说了情况，他说

“你是明摆着的右派，是敌我矛盾，应该天天站在这里向毛主席请罪。”

我说“这且慢说，现在这两个明摆着的流氓坏分子趁此机会把我的饭票全摸走了，你看该怎么办？”

其实我这是瞎说的。他们虽然声辩，而方摇头深知这些人的德性，也不搜我身看看饭票还在不在身上，大概他也知道如我真被偷光了，吃不成饭也是件麻烦事，便想了一想，吩咐另一个管晒谷场的场员汤三宝

“把他带到晒场去禁闭。”

汤是这些人中力气最大的人，所以这帮流氓都服他，此人却还有流氓义气，很懂道理。我关在晒场旁的草屋里跟他劳动并不吃亏。他很粗心大意，有一次他把一本语录连同其中夹的饭菜票遗失了，恰被我捡到。我将语录烧掉，将饭菜票陆续地送给他，另外也送些衣服之类给他，就有了交情。

不久，有所谓早请示、晚汇报等的荒唐事要做，即每日两次列队在毛的像前90度地请罪、念语录，做一种标准动作，即将语录先放在胸口心脏处（可不能偏离）然后一面喊万岁一面手持语录向前挥至手伸直。如是三次。然而当打手们来拉我去做这仪式时，汤却为我挡驾。说“这人是指导员交给我管的，你们要是插手，我就交给你们，我不管了，以后出事我概不负责。”这样我就免去了受这些活罪。而他们还以为我不能有此殊荣呢。

我在晒场的半年，其实是在该场员队最轻松的半年，我拿到了平均工资，我也无需参加所谓的学习。等等。

1969年1月的一天，忽然开大会，我从晒场劳动中被两个人架到了会场，站在门口等了一会，只听里面在大声喊口号。等一会儿，要我出场演出了。这次是演出一个被逮捕的角色，我又被五花大绑地送上了一辆吉普车。当晚送到了放马场的拘留所。

第十章判刑前后

我在分流四队被军代表宣布为反革命并逮捕后即被送往总场附近的放马场拘留所。这是在分流庙拘留所撤消后重建的拘留所，其监房是很正规的，牢门很结实。我被关在一间很小的单人牢房里。等押送的人一走，隔壁大房间里就有人从观察孔里向我喊话，问我是谁，我答复后，对方就乐了，告诉说右派队的黄建基、张亚新、王令康、姚福申都已于当日下午关了进来，各人都分别关一间。我随即大声地呼喊他们的名子，但他们都不敢回答。

当晚，即被提审，审我的有六、七个人之多。还是那老花样，问我知不知道为什么被抓进来。我出其不意地回答说：

“当然知道。”

“那你交代罪行。”

“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你们同时抓了右派队的某某等。所以必然还是那件事，但我已为那莫须有的事被冤枉关过两年半了。你们还想怎么样？”

“我们并没有说你是什么事，反正人民政府抓你就是你有罪了，你唯一的出路就是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

“我没有任何事可交代的，当时冤枉我组织反革命小集团之事，完全是胡说八道，如果你有证据证明有，可以马上枪决我，但既然你们又一次地迫害我，如查出来并无此事则对我要有个交代，那时我要求赔礼道歉。”

就这样对峙了很久，当然我也被迫向他们详谈了当年被关分流庙前后的经过。审讯进行了三个小时。

第二天一早，我就被带上手铐押上吉普车，专车送往上海思南路拘留所了。思南路拘留所即上海市第二看守所，位于思南路建国西路口。这房子现在已拆毁重建了。它是原法租界时的一个拘留所，红砖墙的四层楼房，其内部结构和上海市监狱即提篮桥监狱是一样的（后者为五层），但有木地板。这房子内部象一条船。船的客房成了小牢房，不过每间房只有1.4m×2.6m大，却要关四个人，其中还要放一只马桶。船的甲板则是走廊，这走廊很宽，被称为阳台，它又分成内和外阳台两部分，中间隔着用栏杆围起的长长的约一米宽的孔，孔上有铁丝网，但倚着栏杆可往下往上同时观察几个楼面。所以平时看守就可在外阳台沿外墙巡视，有意外时还可使用那里的警铃。

关进去后的第一个月是完全不闻不问的。这里每日两餐，上午粥下午杂粮，杂粮是山芋干或小米，这小米是喂鸟的那种碎米，饿得可想而知。我这一层的两个看守可说是世上少有的恶棍，年轻的一个专喜打人，在我关处过去几间关着一个体育界的人，常听见他被叫出去挨打。说是和他比试比试，他当然不敢还手，摔得地板砰砰响。

年纪大的一个脸上的黑痣上长着一撮毛，象贼一样轻手轻脚地会突然出现在你面前，如若监房里正说笑着，就会罚你站，如若不服就上铐子。有一次我拿到的一份饭是馊的，大家说可以报告，我就等一撮毛走过的时候向他报告，他说“是吗？”就用脚将饭踢到我够不到的地方，我们都以为等一会儿劳役犯会拿饭来调换，谁知我就此被饿了一顿。

我在半年中关过两个号子，在第一间中遇到了一位姓彭的，也是复旦的教师是个思想犯，但胆子很小不敢说案情，关了没多久，一天晚上送来了一个老人，这老人混身散发着臭气，是因为臀部长着个恶疮。他是因为十几年前检举了一个特务，对方被判十五年去了青海，如今反过来检举他说他们原是同伙。我们都笑他活该。这样我们五个人挤了一晚，谢天谢地第二天我换了一间。

这间同监的一位陈姓青年是化工厂工人，他的案子可笑极了。他买了一台有短波的收音机，偶然听到了美国之音，听到可以写信去，他觉得很好玩，难道可以把信寄到电台去吗？就试着写了一封，又不知寄香港的信该贴多少邮票，又听说如将信封剪去一只角可以便宜些，就贴了国内邮资并剪去信封一角。这样一来他就以偷听敌台罪被捕，收音机算是“作案工具”被没收。后来熟悉了，他问我以后该读些什么书籍，我开玩笑说你最好先学学邮政章程。

另一位姓王的青年是来自劳改一队，即上海劳动工具厂的，那厂是个劳改工厂，生产的扳手内销为劳动牌，外销则称为白象牌。他在被批斗时被打得右手肘关节脱臼，喊痛时还说他装病，不给医治，在关拘留所时那关节已成直角地硬化了，不免终生残疾。

黄姓老者的经历就有趣了。他是黄岩人，小时家穷到上海来谋生。先是在今襄阳路的一家裁缝店里做学徒。有一次他将一面盆洗脸水往马路上一倒，恰巧被巡逻的法国三条杠巡捕看见，要罚款一元，他无钱认罚就被关进捕房。被判决拘留二十四小时，关在里面吃了三顿，每顿三只烧饼。说得大家羡慕不已。

成年以后，他因一个舅父的介绍进了法商电车公司当查票员。有一天下大雨，他仍不偷懒，上上下下地查票，这又恰好被查岗的法国大班看到了，觉得这人不错，便通知手下一个管事的叫他某日去见大班，意思是要提拔他。管事的对他说了，但他从没和外国人说过话，不免害怕，就问不去行不行，那人也不说明原委，说那就不去吧。其实那管事和他舅父是不和的，当洋人问他某人为何不去时不知说了些什么，洋人一怒之下反倒使他丢了饭碗。

他又到一个德国人开的牙科诊所去学徒，可是一位护士看上了他，他不识风情惹怒了她。又被辞退。

总之，一一说来，他在旧社会换了二十种以上职业。其中在抗战时也因参与将西药运往杭州帮助游击队而坐过日本人的牢。那是关在今虹口公园处的日本宪兵司令部。一人一间房，有床，白天不关门可以上厕所。吃得饱，只是害怕得慌。但一口咬定并不知道药的去处，自己只是为了谋生赚钱，也就没事了。大家听了对比共产党的监狱，后者主要是关得太长久，又饿得发慌。但因为自己并不犯罪，所以新来时义愤填膺，关久了已是司空见惯，从来没有人有害怕的感觉。正应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句古话。

49年时，他那时的工作可以南下，但有朋友对他说，你是苦出身，共产党来了只会对你有好处的，就留了下来。果然，那朋友介绍他在徐汇区区政府中找到了工作。在初期的历次运动中，他凭着出身好，节节高升，当上了主管菜市场的工作。后来到了困难年头。又去乡下搞四清运动。乡下的菜贩子对他招待周到。那时他的一个嫁到香港的姐姐送给他一块进口手表，乡下人看了羡慕不已，一定想要。他心想我占了乡下人不少便宜，就把表送给了乡下人。不料此人拿了表到处炫耀，其他人怂恿他去钟表店估价。这一来可糟了。原来这表国内市场是没有的，便追查来历，当然礼品是允许的，但不能出卖或转手，否则便作为走私。于是表被没收，还要付税金，他则受到了警告处分。

不久，以这处分为由他被调离区政府，到龙华的一个精神病医院工作。有一天晚上他值班，走过一个约束间前时，一个因发病而被关在里面的女病人通过小窗口向他要水喝，他理应将水送去给她，但一时大意就把门开了让她自己去取水。不料等他一个圈子走回办公室时却发现那个花痴女在他办公室等他，脱光了衣服要求他“帮忙解决解决问题。”他被裸女抱得紧紧的也不免心动，然而终因胆怯而且年岁大了并未干成什么事。却被女的臭骂了一顿“无能。”

又过了几天，这女的和一个男花痴双双逃走了，恰逢又是在他值班的晚上，来了电话，说是在浦东某旅馆被查到了这两人在要求住店。于是他打电话公安局要了车去把这两人接回来。女花痴一见到他勃然大怒说“黄某人！我叫你解决解决问题你不肯，如今我和别人解决问题你倒竟敢来抓我了。”

这事当时被作为笑话传开了。不料后来却因此以违法乱纪被关了进来。在提审时他当然就此事进行辩解，却不料提审员也不过把此事当笑话取笑他。然后令他从头说自己的历史。这是他们的一贯手法，先不提具体问题，而要你无边无际地供述。他们就是想套出你更多的“罪行”来。黄的历史可谓复杂了，故提审耗日持久。弄到最后他才明白过来，原来是为了下面的两件事被关进来的：

在他失业时，有一次看见报上有个老太太招聘干儿子的广告。他就去应聘了。其实那老太有一个侄儿，招干儿子的主意就是他出的，真正的想法是要找个生意上的帮手，如成了干亲则可望靠得住些。那人见他老实就成了此事。有一次那兄长派他去浦东高桥某地收购棉花，当地的乡下人问他姓名，他不愿说又不能不说，便随口看着海边的黄沙说“我就叫黄沙”，上海话的“沙”和“所”同音，乡下人便开玩笑叫他“黄所长”。

他这个干亲后来生意失败，他也不做干儿子了。然而多年以后，这个外号却是他那时吃官司的原因之一，反反复复地盘问当过什么所长？因为他几次三番地说自己的历史，都无当过官的痕迹，就多次要他重述，最后才拍桌子大骂“你当过所长为什么不交代？他这才如梦初醒将此事说清楚。为了猜这个哑谜还上了手铐！这使我想起以前听说有人因下象棋爱以当头炮开局被取了个炮兵司令的雅号而大倒其霉的故事。

第二件也是他失业时的事，他在外滩碰见一个老朋友问他

“近来混得怎样？”

他答道“身上只剩二角钱，还不知明日吃什么呢。”

那朋友便拉他到十六铺一个海员工会去登记。原来他曾在一条去新加坡的船上当过一个航次的理货。但因受不了晕船之苦而不干了，但也总算是个海员吧。他去那工会是去混饭吃的，反正在你被某船招聘前，那儿每日三餐总有供应的。在那儿混饭吃的人还真不少，每顿要开好几桌，而且每桌一般也坐不满，因为登记的人若临时有处去吃饭还不一定来。

有一天，江亚轮（48年冬沉没在长江口）到上海，该船船长招待失业海员上船吃了一顿饭，这原是常有之事。然而却被问得死去活来，问那顿饭时某人说了什么？

“谁还能记得呢，”老黄说“无非是说某个菜好之类应酬话而已。”

为了这两件事他就被关了一年以上，而前途还未卜呢。老黄说起他50年在区政府拍的一张集体照，无限感慨地说那照片上的人十之八九都在历次运动中倒了下去。

小王从另一个号子里来时还带来一个故事。那是说的一位叫杨华亭的人。此人毕业于延安抗日大学，被派往天津做地下工作，所做的是开设一家药铺，以为后方搜集药品和电池，搜集到的东西是有单线联系的人来取的。天津沦陷时联系断了，他不得已而携款逃难到了上海，但同样地找不到组织关系，便将资金在上海同样也开了一家药店。

解放后，他到军管会说明情况，并上缴全部资金。但被告知这要算携款逃跑之罪。不久被捕，以其自首从宽被判十年。

那时的上海市监狱还关着许多国民党时判刑的汉奸，而新关进来的反革命犯也还象个反革命，也许有什么藏匿的武器、电台之类，而看守还都是留用的警察。政府并不信任这些看守，所以当犯人写交代材料时是决不让看守经手的。他那时便在狱里当“事务犯”即管杂事的犯人头，反到有时令他代不会写字的犯人写材料。

有一次关进来了一个犯贪污的未决犯，他是杜蔚然。杜情绪消沉，想自杀未遂。杨就去劝他，他自恃老革命那里要听犯人的劝告？杨就亮出了自己在抗大等的革命经历，于是两人有了共同语言，杜不再想自杀，交代了贪污受贿的事实。不久竟获释了。

过了不久，有一天忽然喊有人来接见他，那又不是接见的日子，接见还竟在监狱的大会客室里进行。他疑惑地走进了会客室，只见沙发上坐着的两个人站起身迎了上来，握手寒暄后杜蔚然说“我现在是公安局副局长了，”又指着身旁提着酱鸭、水果的人介绍“这位是闸北分局的某局长。”他们慰问并问杨有何要求，杨答以希望能安静一些，因为他经常代人写材料也已不耐其烦了。

不久，他被调到苏北大丰农场。他在那里仍是一个特殊犯人，每天只要吹哨管其他犯人出工、收工即可。后来，杜局长又去视察农场，到了以后就对农场场长嚷着要找老杨，所以农场干部没有人敢得罪这个特殊犯人的。在苏北过了几年，他又嫌生活单调通过杜局长回到了上海劳动被服厂。总之没几年他被以表现突出为名减刑后成了上海青浦县的一个劳教农场，即青东农场的特殊场员，反正除无法改变身份外他是不吃苦的，连农场场长也要让他三分。象这样的特殊犯人青东农场还有好几个，如当时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的岳丈就是一个，这老混账在无锡胡作非为调戏女演员，实在闹得太过分了，被判了刑，但这个市委书记还是有办法把他从无锡弄到了上海，安排在该农场。在文革中老混账惶惶不可终日，天天打听着陈的消息，而随着杜蔚然在文革中的倒霉，杨也关进来受审查。杨说有一次杜去视察，见了他问要不要带他去见见黄局长，他回答说我有你杜局长照顾已很够了就不必了吧，他说幸亏未去见黄赤波，否则还要不得了。

再说到我自己，关了约一个月后便开始提审，第一审是他们八个所谓公、检、法的人同时出场的，其中我认出一个叫姜百清的农场干部，当时是农场中的造反派人物，从他的外号“讲不清”也可见其为人了。那年头公安、检察和法院三个理应相互独立的机构竟然可由同一个人代表，其法制的荡然无存亦可想而知了。我在第一审中重申了在放马场拘留所的话，断然否认有任何罪行。他们中的一个女的沉不住气大叫，骂我嚣张。

后来主要由八个人中的两个为首的提审我，在当时的形势和制度下，任何人都无法避免要说自己的历史，他要求你详谈过去的经历而算计着如何找出可害你的问题。直到翻来覆去问得无可再问了才逼他们提问。这种审讯方法从前面黄某的故事中就可看到。是和现代化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完全违背的。

最后他们摊牌问我的问题还是当年的老一套，什么逃国外、打游击、小集团之类，而加出的一项是更莫名其妙的。

问：“你什么时候解除劳动教养的？”

答：“1966年初。”

问；“为什么你会解除劳动教养？”

答：“是你们给我解除的，我怎么知道为什么？”

问：“有什么人事前暗示你将要解除劳动教养？”

答：“不可能有此事。”

实际上我为什么会有机会在劳教期内探亲？为什么会解除劳教这帮人也不知道。我从提审的问话中体会到这案件是农场中两派斗争的产物，造反派力图制造“走资派”即原农场头儿们的罪状。构造出了当年白茅岭右派队中有一大反革命集团案被“走资派”包庇的假案。如果我们挺不住而屈打成招，那末今天我也写不成回忆了。

然后就诱我上当承认有反动言论，有一次居然煞有介事地拿着一叠纸说：

“这是黄建基检举你的材料，你不说也不行。”

我说：“我也许记不得了，但我相信黄不至于瞎说，那你们就拿来我签名吧。”为此事，黄被戴了半个月手铐，逼他检举我说

“为什么李某如此信任你？”这也算他的错吗？人不可以被信任吗？

还有可笑的是忽然把我们都集中到一间屋里，然后还推推搡搡把唐焕新推了进来，我们知道唐也成了此案的牺牲品。人齐了，忽然那干部开始朗读毛的文章《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南京政府向何处去》还令我们一句句地跟着念，念了许多遍，这又不是咒语，我们也和杜聿明、南京政府完全是两码事，这真叫人啼笑皆非。

又有一天上午，我被那农场的姜百清叫去提审，那是一间大屋子，我背对着门，被锁在椅子上后，只见那姜百清坐在提审席上咬牙切齿地朝我怒视了好久，然后忽然一拍桌子怒吼道：

“你只承认这些，叫我们怎么判你！”

我说：“你这是什么话？凭什么非判不可。”

他于是恼羞成怒走了下来对着我就打了一个耳光，我马上指着墙上的标语大叫：

“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时躲在门外从观察孔向内看的几个上海公检法的提审员从我背后走了过来，喝道“不许胡说，谁打你了。”我指着地上被打碎的眼镜说：

“没人打眼镜会碎吗？”他们不理我却将眼镜拿去，押我回到监房去了。

下午，我被叫到楼梯拐弯处的一间小屋里，主提审员和颜悦色地将修好的眼镜交给我（后来我才知道是他们打电话叫我妻去修的，而她那时也被学校关在私设的牢房，即所谓的牛棚里许久，要诈她说出不利于我的事来。）然后对我说：

“你不要叫冤枉，本来在你的档案里有着一个很大的问号，现在我们都替你澄清了。这不很好吗，关这几天弄清了这么大的问题不是很上算吗？谁让你要当头头呢，许多事都是别人的，例如明明是别人要逃跑又怎么也扯到你头上了呢。现在我们帮你把问题都搞清楚了，你出去以后交朋友要小心谨慎，我不希望再见到你。”总之他对我好言安慰一番。

又过了半月，忽然我们又都被用一辆中吉普押回了农场，仍在放马场拘]留所关起来。我被关在一间大房间里和两个逃跑的在一起，他们几位则分关各牢房，仍互不能见面。关了又有约半月，忽然一天把我们押到总场，总场正要开大会，会场气氛紧张，我们在一间小房间里被绑了起来，我是被特别地五花大绑的，还在颈上套了一个细绳圈，将我们押到大会的戏台上，每人被两个人在后面抓着手臂，我后面的人还将一只手握着那绳圈，那是防止我可能会高声喊“反动口号”用的。这是那时对将要被枪决的人的一种待遇。

这里我要谈到一种非常荒诞、可笑的现象。我想这是由于长期统治造成的民智低下而形成的。它会把象前文提到的，白求恩显灵和贫下中农出身这样极不融洽的事联系起来。这里我要说的是喊口号的现象。我亲眼看到许多人在被毒打之时高呼“共产党万岁”一类的口号。但难道他不知道毒打他的正是共产党吗？而最妙的是此时打手却怒斥之为喊反动口号！文革时，毛的侄子毛远新在东北为王，就是为了害怕这样的口号而下令残酷地将张志新等三十余人在枪杀前割断喉管的。

我当然不可能喊这样的口号，也不必去喊相反的口号找死。他们的这根小麻绳是多此一举的了。

我环顾台下地上坐着的那些可怜的场员，大都表情漠然，有气无力地跟着举手呼口号。台上居然也一本正经地坐着一排干部，我不记得他们说些什么了，只要听听口号就可知其可笑程度。除了什么“严惩反革命分子”之类外还大叫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等等，似乎打倒了我们才保卫了毛泽东，真可太抬举我们了。然后一个个地读判决书宣判，黄建基、王令康判管制，张亚新判三年，唐焕新判五年，姚福申判七年。我是最后一个被宣判的，判了十二年。

判完以后，在口号声中我们被押回房间，解去了绳子，各发了一张判决书。判决书只有四行字，所列罪行是“一贯坚持反动立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污蔑攻击伟大领袖。”攻击、污蔑了什么呢？那时的文字是一律不能写的，这叫做“防扩散言论”不但不能写，甚至在审讯中也不能重复，因为是有毒的。好象一说就象咒语一样，伟大无比，威力无比的毛泽东就会受到损害了。然后“为了保卫……”云云好象我们真是了不得的国事犯，最后“依法判决有期徒刑十二年。”依的是什么法？法的第几条第几款？这是一字不提的。他们的“法”老百姓是看不到的，不公开的。这些“法”是以文件的方式在他们内部传递的。毛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既是策略岂能让人知道！

判刑以后我心情感到很轻松，外人也许难以理解，这是因为我其实已经在监狱里多年了，而白茅岭又实在太可恨，无论如何得以换一个环境也没有什么不好。至于判几年根本都是一样的，整个国家的形势才是决定我们命运的关键。我庆幸可以离开白茅岭，特别因为刑期长，也许新的地方受这样冤枉的人会少些（这一点，不久就被证明我是错了。）我倒可不至于又成为重点，被那些无缘无故仇视知识分子的干部视为眼中钉了。他们三人也没有一个有沮丧的表现，我们对在这个制度下自己的前途都看得很透彻。

当天我们就被送回上海，又在思南路拘留所关了一夜，次日被送往上海市监狱，即提篮桥监狱。进了三重大铁门便是监狱大院。这里面有十座牢房，其中一到八是五层的建筑，是内部和思南路拘留所一样的牢房，九号监是比较新一些的建筑，是女牢，而十号监则是一座高层的监狱医院。在围墙以外可见到的另一高层建筑则是一个监狱工厂。

我们被送到三号监的二楼，这是关反革命犯的地方。我们四个人有幸能关在一间牢房里过了约一个多月。

监狱的每一层叫一个楼面，有一个楼面队长负责管理。另有一个事务犯负责登记等杂务工作，这事务犯往往是有些特别关系的犯人。底层的事务犯是总事务犯，还有医务犯和一批劳役犯也关在底层，他们每三人一间牢房，每天的工作是送三顿饭和打扫等。这里不如思南路的是：送饭上楼没有电梯，一个人将装有三十个腰状饭盒的大木盘放在背上驮上楼可并不容易，特别是送早上的稀粥，每份约有三斤重。有个别的劳役犯还竟然有本事在半楼梯没人见的地方，用托着盘的手眼睛不看地从饭盒里偷菜吃。打扫也不容易，监狱的玻璃窗可谓最干净的了，每天都要擦，而且一批人在前面擦一批人在后面检查，甚至于用嘴哈了气去查看玻璃擦亮的程度。劳动之余则要坐在那里”学习”。

虽然如此，做劳役犯还是令人羡慕的，首先他们吃劳动饭，其次在不到四平方米的牢房里关四个人和三个人就大不一样了。你可以想象这牢房只有一只小的双人床宽度，只是比床长了一些，还要在里角放一只马桶，由于作为床的木板高出水泥地十几公分而还需在前面让出一段水泥地做开铁门之用，这一块地方就只能放脱下来的鞋子而不能睡觉。四个人睡时不仅头脚交叉还只能同时翻身，三个人睡就比较好多了。由于在底层，走廊上不再有栏杆围着的孔，也宽敞得多，可以坐在长凳上学习，腿脚有伸展的余地。

二楼是新收犯的地方，管理较松。然而我进去的第二天下午就被叫去问话。原来我在倒马桶开门的当口和隔壁牢房的一个人靠在栏杆上说了几句话，那人是我在思南路拘留所看到过的，他比我早一小时送到市监狱，犯人号为7301而我的为7302，于是就有人去汇报说两个同案犯在串联了。可见即使到了这种地方，而且初来乍到之时，那为虎作伥的人还不少呢。

但我们还是敢交谈的，从交谈中我们了解到要十六年以上刑期才算大刑犯，关在一号监。我们这里的犯人几乎都谈不上有什么罪，其实在那个年头那有什么反革命？还不全都是冤狱，即使大刑犯也如此，这在以后我住监狱医院碰到人时才更清楚。

不久二楼近一百间牢房就关满了，于是重新编组，我们去了三楼，四个老朋友都被分开了。三楼每四个牢房算一个小组，每日上、下午都要开铁门坐在走廊地上学习。我隔壁牢房里有一位葛沪生，原是复旦化学系的助教，被上了铐。文革后的上铐方式和我在分流庙戴铐时大不相同了。行话叫穿心铐，即将两个铐圈互相穿过而使铐圈间的一个链条圈不起作用，这样一来，铐得两手完全不能动弹，加之总是用后铐，因此吃饭，如厕都不行。便令另一同监犯照管他，这同监犯也求之不得，因为可以吃劳动饭。但碰到可恶的同监犯则有的并不喂饭，仅将饭朝洗脸盆里一倒，要被铐的人象猫、狗一样俯下身去单用嘴吃，至于大解时更不帮助清洁了。被铐的人也完全不可能换衣服，一铐就是几个月，铐子紧得嵌入肉里，血肉模糊惨不忍睹，被铐过的人都免不了留下犹如断手再植般的伤疤。那位葛沪生就被铐了好几个月，他很勇敢，只是为了很小的事受此苦刑，却从不肯低头认错。可惜我不可能与他谈话，只能以目示意表示同情与敬意而已。

这样的铐法还不算厉害的，还有一种叫扁担铐，是将一条手臂从肩上弯到后背去与另一只从下面拗上去的手在背后铐起来。而最厉害的是猪猡铐，我没有亲眼看到那惨状，据说是将脑袋弯下塞在两大腿之间，把人铐成一个团子。

另一隔壁牢房里有一位潘宗岳，一谈之下他还是我老师王恒守的朋友，他原是上海煤矿设计院的总工程师，和王先生一样也是在上海市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言成了右派的，成了右派后被送劳动教养，在劳改四队即上海电焊机厂劳教。在劳动教养期间倒没吃大苦，可是文革时也被判了十二年刑。在狱内他天天用心读报，抄写报上登的吹嘘建国二十年成绩的标题，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是写心得体会报告队长以期得到好感，对此我很不以为然。有一次他忽然问我第一宇宙速度是多少，我说你算一算不就得了吗，他大为奇怪，原来他还以为那是个算不出的常数呢。我教会了他后他对我更是佩服了。

可是不久他就被隔离不许出监房一步，也不让他参加学习了。原来他涉嫌一个监狱内的反革命集团案。这事说来也很可笑，我刚进监狱时的总事务犯名叫吕海琛，是个歌唱演员，那时劳役犯中有一批演员，劳动之余一直在排练节目为狱内演出之用。有一天起忽然都取消了排练，紧张地批斗起来。原来事务犯和劳役犯比较而言可以到处走动。这时狱内关了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人叫陈忠人，据称是陈洁如的外孙，故自称蒋介石是他外公。于是有一大批人围着他转。这些人学术有限，也只可能读过些解放后出版的书如列宁、普列汉诺夫的书等，所以口口声声“我们自由民主党人”云云。被人检举后胡言乱语招供出越狱计划等等，荒谬到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美军登陆时该如何在监狱屋顶做标记以防空袭，如何越狱前去迎接等等。

监狱内为这个显然是胡说八道的案子大张旗鼓地紧张了许多个月，几乎每个小组都要批斗各种各样的反改造分子。

我所在的小组四个监房共十六个人。掌握犯即小组长原是虹口公安分局预审科的科长，因为强奸女犯而被判刑的。此人非常凶狠恶劣，却是队长面前的红人。组内被批斗的是一位文弱老者，他早先在《字林西报》社工作，已赋闲多年，因为在公园里说话不谨慎而成了反革命犯。来此后仍以赤子之心待人，说话毫不注意，对同监房的人说：“中国的真正敌人是一狼一虎，狼就是东方的日本，因为他们的人名都是什么郎，虎则是北方名字都是什么夫的苏俄。你们看，现在中苏边界紧张了，不久就要世界大战……，我是老观察家了，看问题不会错……。”

这话被同监的人检举，于是被批斗，原小组批斗不力，又被隔离到我隔壁的房间与掌握犯和记录犯同住。每天他被命令站着挨批，那掌握犯想方设法地用话侮辱他，指使记录犯用鞋底打他耳光。我和另一位交通大学毕业的工程师苏慰慈则一有机会就长篇发言，大谈祖国科技成果假装”教育”他，使他有喘息的机会。

由于我们装书呆子发言，掌握犯也奈何我们不得。再说批来批去也就是这末几句话。掌握犯除了拿他开心，发泄其虐待狂外也无事可做。有一次我们两瞎吹得热闹，他不甘心我们主导了会的方向，在苏慰慈说上海地下工程如何固若金汤时，便插嘴胡吹他也去过那从市区通达机场的地道，连飞机也从地道里飞来飞去云云。总之，他自以为高人一等；当然，队长是他过去的同僚，他们的观点是罗瑞卿所谓“中国除了解放军外，就是我们的天下。”即便他成了阶下之囚也是“人民内部矛盾”。怎能不比我们这些“敌人”高明呢。我之所以要说起这点不值一提的事，是因为二十年中我见到的这类刑事犯罪分子太多了。他们被安排来管理我们，被怂恿来折磨我们。他们愈是无知却按毛的理论愈比读过书的人高明。愈表现得对知识分子憎恨愈显得其“阶级觉悟”好。思想犯在监狱里一不小心被队长看中了要找你麻烦，则不但天天受这种人的欺凌，而这种人还有一些知识分子的帮凶。这就是象那小组的记录犯那样的人。

这个记录犯也是个反革命犯，约有50来岁，是个单身。在会上对那“老观察家”的凶狠不亚于掌握犯，不时地打、骂、侮辱。但是有一次批斗了一半，掌握犯被队长叫去说话了，会停了下来。他看着大伙的眼色，忽然也和颜悦色起来，安慰那老者，还说了该怎样放聪明些，如何检讨才能过关云云。此人只有一个80多岁的老母亲来接见送物，到时眼泪汪汪，也着实一副可怜相。只是这种人生就两面派的性格，妄图讨好狱卒，自以为会有好处而已。“老观察家”日日夜夜离不开这两个恶棍一步路地生活着，实在不是人过的日子。

过了几天，我感觉到那掌握犯的眼神有点不对，他在掌握犯会上从我原来同组的人处知道到了我并非直接来自学校，而是个老改造。老改造不暴露身份，而居然敢与他平起平坐地说话，还干扰他主持的批斗会，那还了得？他对那“老观察家”也已斗腻了，又想“立新功”了。他似乎要对我有所动作了。然而幸好监狱里也经常重新编小组，我才逃脱了被他批斗。新小组的掌握犯是个开皮鞋店的，与我同住一室，我吹嘘对皮革的知识把他敷衍得很好。他告诉我那个原掌握犯对我干扰他批斗“老观察家”恨恨不已，多次要他找我麻烦，但是虽说只隔了一个组，天天看得见，他自己却已对我无可奈何了。然而，和这种为虎作伥的所谓“要求改造”的掌握犯同处一监是极其困难的。不久，我们的关系就破裂了。幸而，在我将面临被整之前，又重新编组了。

有一次编组后我到了陌生的牢房里，深知小心为妙，第一不能暴露老改造身份，他们称这为二进宫，其实我又何尝出过宫？第二不能有文化，我就装作是文盲。这个计策果然管用，我过了几个月的安稳日子，没人找我麻烦。可到了要写年终小结时，小组长安排人帮我写，去请示队长时才露了馅。所幸未因此被批斗。

那时的医务犯王祖德原是同济大学的校医。反右运动时，他还是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学生，就因为同情右派同学而被定为“漏网右派”划入另册。文革时，他在复旦读书的弟弟被女朋友检举成了“反动学生”，受迫害时，说出了乃兄告诉的一句传闻，即毛主席因中风曾请上海名医陆瘦燕去北京打金针。这样一来，矛头就转到了王医生处，同济大学非但私设牢房把他关了起来，批斗、毒打了他八个多月之久。而且竟然残忍地将他的父亲抓来关在他对面牢房里，让他听得到父亲被折磨的声音。王医生被逼得在一次恶梦后，横下一条心，写下承认反对毛的字句，于是以所谓的“反动标语”而被控为现行反革命，打得偏体鳞伤，送入拘留所，判刑十二年，他的在上海师范学院读书的小妹也连带受害，被斗不堪凌辱，在校门口路上撞车而亡，父母亲也愤而先后悬梁自尽，妻子被逼与他离异。文革时这样的迫害比比皆是，较之思想改造、肃反运动、反右运动更大大地进一步了。幸而王医生的根本不存在的“反动标语”还算有分寸，当时另一位上海的著名音乐指挥家陆鸿恩就是在被逼急了气愤之下呼喊了口号而被杀害的。80年代王医生平反回到同济，后来又当了校医院院长，他宽宏大度，居然仍能与迫害他的人共事而且一视同仁地对待这帮人，这是非常难能可贵，令人敬佩的。

监狱内谈不到有制度，一切都是随管理人的高兴，例如探监，原规定每月一次，但事实上约两月才有一次，每次事先可以写一封二百字以内的信。家属凭信内的通知按时前来。接见是在一个大礼堂内进行的，礼堂中用一排乒乓桌隔开，家属先进入，将接济的日用品（食品是绝对禁止的）交验后放在犯人一侧离桌子约三米处的凳子上，然后犯人列队进入，在狱警的旁听下，在嘈杂的声响中，隔着乒乓桌会见约十分钟就吹哨驱赶了。放风也随其高兴，几个月才有一次到院子里排着队绕圈子走几圈。这时在阳光下才可彼此看见苍白得可怕的脸色。

在放风时走过底层监狱，可以见到有些特殊的犯人。最可怜的是一些被称为“装疯卖傻”的犯人，他们肯定是些被逼疯了的精神病患者，每个人关一间，往往衣不遮体，跳跳蹦蹦，嘴里叽哩咕噜不知说些什么，有时闹得凶了，劳役犯就用水龙头冲他们。这真是人间地

狱了。干部指使劳役犯打人时，使用一种行话叫“孙悟空帽”的帽子，除了眼睛、鼻子外将被打人的头连嘴巴闷起来，打得你喊不出声音。

另一些特殊犯人则相反，是受优待的，原来这个讲级别的社会在监狱里也级别分明。我看到的是外国人，他们又根据国籍而有不同的待遇，吃不同的伙食。以欧、美人最优待，其次是日本人，蒙古人则最差，当然仍比我们吃得好得多了。有一次和一个姓蔡的台湾人同监房。他其实生长在日本，50年代时看了报上的宣传，以为可以到中国投资做生意，便带了一笔资金来上海想开办制钉厂。然而政府并不同意他开厂，却又不明说，将他安排在华东造船厂里当技术员，虽然他并无技术，仍给他最高技术员级别的工资待遇，然而一年以后以他的消费水平，将带来的资金全用完了。他当然就要申请回去，但却未获准。于是他写信给在日本的父亲求助。忽然又以间谍罪被捕了，关在上海第一看守所。一关就是十三年。然后判了十五年到监狱来服剩下的一年多刑期。

他说起在看守所的经历，原来在看守所里从49年就关在里面从不审问的犯人都有的是。他曾关得一身病到另一第三看守所去疗养过，谁也不知道这个保密的看守所在那里，他也是在晚上被用车送去的，那里居然还有网球可打。这位间谍当然不成其为间谍，否则哪有这般便宜？判他十五年不过是挽回已关十三年的面子而已。我在与他同监房时曾跟他学日语，然而因为他根本没文化，也仅能学几句话而已。这就是个没文化的“间谍”的故事。

监狱里对犯人的“教育”就是枪决人给你看，枪决的地点就在大礼堂后的小院子的一个亭子里。北京大学新闻系的女学生右派林昭就是在那里被枪杀的。那时她已瘦得皮包骨头，弱不禁风，但仍表现得很勇敢。林昭出身革命家庭，她的舅父死在国民党手里，她怎么可能是反对共产党的呢？然而她被打成了右派，据说她在被捕送劳动教养时还向学校发出一封责问信“当年蔡元培先生任北大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你们呢？”由于生性刚烈，曾因此自杀，幸而被救。在劳动教养时因病保外就医。和几位原北京的右派同学有些往来，他们便全部被捕成了反革命。在狱中又被加刑，最后于1968年五一节被害。她慷慨就义前用血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将这一滴血注入祖国的血液里；

将这一滴血向挚爱自由献祭。

揩吧、擦吧、抹吧，这是血呢！

殉难者的血迹，谁能抹得去。

她就义后，其父愤而自杀，其母也成了反革命，忧愤而离开了人世。一家人就这样完了。

那时的上海市民日子也不好过，也要接受逮捕、判刑、杀人的“教育”。五一节，十一节都要在文化广场开大会，拉有线广播到各分会场。人们受命排队前往“受教育”。1969年的十周年国庆我就是在监狱内听文化广场大会的实况转播的，那天一下子就枪杀了六十几人。这是庆祝国庆吗？我妻那年头被反革命家属和右派两顶帽子压着，受尽学校甚至里弄的欺凌，扫街，通阴沟，扫厕所都是她的专职，还要被无端训斥和打骂。

后来监狱里也不让我们闲着，要犯人劳动了。我们做的是将针织品的零料拆散，这叫拆纱头，是用手指甲拆的，每人有定额要完成，拆得大拇指指甲的一半都浮了起来。房间里也满是灰尘。劳动的好处是饭多一些，也不受“学习”的罪了。

71年初夏的一天，我忽然被叫打好行李，于是戴铐上了卡车，两辆大卡车跟着一辆军车一路上直奔安徽，我们又被送到白茅岭去了。原来那时有个将监狱内迁的计划，在白茅岭造了一批牢房。这些监狱分布在白茅岭总场附近，从总厂往山里走，第一个劳改队是瓦屋弯队，然后是放马场队。姚福申被关在瓦屋弯，张亚新、唐焕新和我则在放马场。车到时，放马场还未做好接收我们的准备，就将车再往里开到了庙后山监狱，那时该处还是个空监狱，我们在那里关了几个小时。庙后山是为关大刑犯而设的，三面环山象一个口袋，我想在那里枪杀人外界也听不到的。不是冤家不碰头，我们还是逃不掉又落到白茅岭来了。所庆幸的是总算未被送到大西北去，那里的条件更要艰苦得多。

第十一章放马场

放马场劳改中队共有四个小队，每小队约一百人，其中一个小队是蔬菜队，供应本中队及附近劳改大队干部食堂用的蔬菜，三个小队种大田。大田作物以旱田为主，我们初去时主要是种山芋和花生，后来发展了玫瑰、香草（如食用香草、熏衣草等多个品种）、和梨园。这些经济作物都是供出口的，前两者送总场加工成香精后出口，后者的品种号称西湖明月梨，赶运香港市场可比日本的梨早上市一星期以谋利。

这里的犯人以刑事犯为主，除了一般的偷盗、流氓殴斗外，很多是不足为刑事犯罪的所谓生活腐化。但也有很恶劣的强奸犯，甚至有奸污亲生妹妹和母亲的。老年犯人大多为所谓的历史问题，即在旧政府工作过的人。还有一些文革中的造反派。我曾问一个上臂有三个攻打上海柴油机厂时留下的弹孔，外号叫大熊猫的人：“我不明白你们互相打来打去都说是保卫毛泽东，争着向毛泽东献媚，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如此革命，又怎么结果成了反革命了呢？”

这人原来是和王洪文一起闹事的，他说起王洪文来简直也是个腰上缠练功带的打手般人物，他回答我的问题说：

“我本来是极为崇拜毛泽东的，为了他自己命也可以不要了。有一次我到华东师范大学去开会，那会场外有三重警卫，一般人是进不去的，会议是听中央的重要录音。那是一次毛主席主持的重要会议的录音。我是抱着极其崇敬的心情去亲耳聆听最高指示的。我原以为大人物的讲话就象电影里一样威严、有力、震撼人心。谁知却完全不是那样的，我大失所望。”

“怎么失望啦？”我插嘴问道。

“开始时，会场一片杂音，然后静了下来，知道毛来了，毛问：都到齐了没有？那声音象老鸭子叫，下面回答：到齐了。毛又问：你们谁最年轻？下面答：是王洪文。毛问了王的年龄又说了几句，口齿含糊不清。然后就是林彪的长遍发言，尖声尖气，态度十分粗暴。忽然，林大声地训斥：朱德，你怎么打呼噜啦！于是就听见朱的呼噜声，这声音马上停了下来，只听得茶杯盖的撞击声，喝茶、吐茶叶的声音，然后就是朱老总抵赖睡着了的话：“没有啊。”接着林又滔滔不绝地说了下去。忽然，又吆喝起来，问：徐海东来了没有？徐答：来了。那声音又哑又低，林厉声喝问：你说过没有你徐海东就没有毛主席，没有党中央，你说过没有？徐小声地回答说有。然后林又接下去骂街。

“我听了以后，大失所望，心想我所崇拜的这些大人物开起会来怎么和我们小流氓差不多呢。从此我就不相信了，后来说了些话变成了反革命。”

有陈姓父子两人同为反革命犯，老的原是上海中法中学的法文教师，中法中学改为光明中学后，他改教英文。他因和领导不和，吵了一架后愤而辞职。为了生计不得不摆地摊贩卖修补面盆用的搪瓷胶，然而却因系无证营业而和警察发生冲突，被以“走资本主义道路”之罪判十年刑。其子因帮父亲和警察吵架也以同罪被判刑七年。有一位医院的化验师，受某独生女的家长之托，在女学生的化验单上划了个正号，于是女学生获得医生证明其患有肾病而免去下乡之苦。此事被人告发，他被判以反革命破坏上山下乡罪服刑七年。

还有很多小青年是中学生，是上山下乡后成了反革命或刑事犯的。有一位是在崇明劳动时被发觉日记中有不敬的话。还有一位到了新疆的一个煤矿里，那煤矿简直是原始条件的煤矿，嘴上叼着矿灯爬进去将煤背出来，他受不了这苦逃了出来，在半路上没路费了，不得已而偷窃犯的罪。当然也有在绝望中沦为真正罪犯的，有几个插队落户到东北的，那里男女学生住在贴邻的两间屋里，每个女学生得找个男的保护她们。男的白天出去偷鸡摸狗，女的在家为他们服务，到后来什么乱七八糟的事都发生了，简直成了群婚社会！我遇见的两个是打架伤人后逃了回来，成了流氓抓来的。有一个旧时的老流氓对我说：“从前我们做流氓是没有办法，要吃饭，所以拜老头子，为了争做生意抢地盘而打架。现在真是怪了，小青年竟会为了试试刀快不快而随便去刺人一刀。”这样的人我也的确碰到了，被刺的竟是不相干的路人。

大队部食堂的厨子是个刑满的场员，他的案子说来简直是笑话。他原是上海市郊区的一个屠夫，有一次夫妻吵架，女的坐在门外哭，男的在屋内用刀拍桌大骂，说要杀了她。这时正好有一男一女走过，就问女的：发生了什么事。女的哭着说她丈夫要杀她，男的听见女的向外人诉苦，骂得就更凶了。路过的两人劝了一阵也就走了。不料走了几步这两人却争了起来，女的大谈起妇女权益，就回过来劝说那屠夫妻子一定要去告屠夫。并自告奋勇帮她出场写状子。这样一来居然屠夫被判了七年刑，等判决下来，其妻大叫冤枉，他们本来是很有感情的夫妇，女的以为可以吓唬丈夫一下，何尝愿他吃官司？然而来了就出不去。多年以来妻子年年来探亲，却对其遭遇无可奈何。

劳动改造的待遇更不如劳动教养了，我们的生活费是每月七块钱。在劳动重时，加给我们吃的竟是山芋渣滓，即提取淀粉后的渣滓。后来养了猪，就连这也吃不到了。即使是自己种的蔬菜也是要记账算钱的。

所幸劳动却比劳动教养轻得多了，这是指该劳改队的特殊情况。首先是因为地少人多，其次是劳改队规定必须干部自己带队出工，他们不愿淋雨，也怕收工晚了干部食堂好菜卖完。

我到放马场不久，就感到身体健康已不如前，夏天时在太阳下劳动曾中暑晕了过去。到了秋天更是感到乏力。那时我被调到一个小组去，那组长是个十足的狗腿子，自恃身体强壮，逼着大家干活，以讨好干部，所以深得干部的信任，往往令他带人脱离大队伍去干单独的活。那时我们去打土墙建房，这就是用木板模子拦好了往里倒土，然后用木槌将土夯实。

一连许多天重活干下来，扁桃体发炎了也得不到休息。有几天我晚上脱袜时感到困难，知道是脚肿，后来就整天都肿，一直肿到大腿部。然而不但不能请假，连在工地上要求休息一会儿都不行，竟会说我是因为懒，少动了才会肿的。然后就出现厌食，腹胀胸闷。我知道必有大病，便抵制组长的威胁拒绝出工。如此大闹以后，医务犯也不敢证明我有病，第二天来了队部的医生，他断定我为营养不良性浮肿，开出了营养餐。那里的所谓营养餐就是每天给相当于一只鸡蛋价格的荤菜，第一次给我的就是咸蛋，我当然拒绝了，这时我的浮肿已发展到头部，身上也出现了黄疸。于是我故意整天整夜地呼叫，弄得一房间人无法休息，他们不得不再次把医生请来。这次他开出了转诊单，送我去总场医院看病。幸好总场不远，当日就用一辆人力平板车将我送去，此时我头已肿到眼睛充满眼眵睁不开了，一路上只听到路过的乡下人说

“啊呀，这个人的头怎么有笆斗大。”

到了总场医院，在x光下看到肺的三分之一已浸在胸水里，更不要说有腹水了。化验报告显示尿中不但有蛋白，而且有管型。医生看着转诊单骂道：“什么营养性浮肿。肝炎、肾炎待排除！这样明显的肾炎都不知道！”于是就收进病房。

白茅岭农场总场医院那时初具规模，门开在中央，进门左手是男病房，右手是门诊部，但走到底却是一大间女病房，走穿了女病房又是一个小方块走道，笔直地对着山墙上开的门可通外面，这门是被封死了的，左右又各有一门通两间重病房。病房很小，南面的只有一只病床而北面的有三只。我就被放在北面一间。我被安排在这间也许是因为病重，但更可能的是因为我是犯人，要派一个场员来同住这间看着我。则隔着女病房也不容易被人发觉。

我得到了治疗，那里的医生态度还是好的，有一位孤儿出身的护士也态度特别和善。看守我的场员是一个原来职业为澡堂擦背的人，他曾当过新四军。谈起当年，我问他：

“你打死过日本人吗？”他说：

“谁知道呢，我那时在南京附近的句容当兵，说实在的，日伪时老百姓最轻松了，我们那地方既有日伪军，又有国民党的游击队，是三不管的地方，就没有人向老百姓收税。其实这三方面的军队都是有联系的，伪军或国民党游击队来前都有人通知，我们就走了，从来没有打的必要。只是有一次，真的日本人来了，得到的通知晚了，我们赶快走，我是最后一批走的，黑暗中胡乱地向后开过几枪，谁知打到人没有呢。在解放战争中也就是跟着队伍跑，我命大，竟从未打过仗。”

我在总场医院住院的事不久就被来此看病的人传到了山下铺，黄建基听说我病得头大如斗，马上冒险前来看我，那时他还在管制期呢，他送了五元钱给我。事实上，那时我肿得眼睛张不开，头靠在床的木杠上竟在脑后压成一楞楞的条纹。有了黄赠的钱，我买了一只鸡，是让乡下人煮好送来的，我心想要慢慢地吃，第一天只喝了汤就泻了肚。

马上我又请场员寄信回去，我妻很快地电汇了二十元来，又寄来了从新版《内科手册》上抄下的有关肾病材料。医生看了以为我家属也是医生，对我也更和气了。我有了一些钱，看守我的场员成了帮我做事，照顾我的朋友.吊了二十几天针，肿就渐褪，也开始可以下地走动了。

我对门的重病房先后来过三个人，都是中风病人。第一个死了后，来第二个时我已能下地了。这人是个老场员，患中风被用牛车送来，送他来的青年人把他的钱全拿走了。他躺在床上下不来，连买手纸的钱也没有。医院说这里是没有人照顾病人大小解的，要那送的人带信生产队派人来，可也没有回音。我实在看不过，就扶病去照顾他，我请护士送水来，我帮他擦洗。有一天晚上，我看他和着一件运动衫睡一定很不舒服，就对他说：“我帮你把球衫脱了吧。”他点点头，因为他早已说不出话了。可是，当我替他脱衣时，他忽然又拒绝了。我看见他脸上露出了恐惧的神色，就明白了他的想法，原来他是怕我剥去了他的财产！就只好随他去。不久，他还是死了。

后来又来了一个中风的女场员，病比前两人都重，来时是昏迷不醒的。可不久她在上海的儿子来了，我们才知道她原是徐汇中学的教师。他儿子带着一块手表，那时带手表是身份的象征，说明不是犯人，而且还有点钱，于是小护士们围着他转，对老太的照顾也好了，她活了下来。

我的病有好转时就开始减少激素的药量，可是减得太快了，于是又复发，又将药量加了上去。当病情得到控制再次减量时，发生了一件事。

这时从放马场又送来了一个患直肠癌的老病人。说起这个病人实在也是个混账透了的人，他原是个废品回收站主，在灾难年头就凭了他作为家长，手头掌握着全家的副食品票、糕饼票，用此诱奸了他嘴馋的亲生大女儿。有一天他们在床上被尚未成年的小女儿看到了，他竟一不做二不休将小女儿也拉上了床。不料这小女儿干了这事倒觉得挺好玩的，到外面勾引了一批男孩干起这淫乱事来。被人发觉后在公安局里供出了这事的开头，他被判了十五年。然而他还有脸不认罪呢，说这是他的家务事，与政府何干！

由于这个病人需要送上海市监狱医院开刀，便将我也一同送上海了。这样我就到了监狱医院。

在监狱医院里，我从劳役犯嘴里知道王造时就住在我楼上的肝炎隔离病房里，他在文革中被判了二十年徒刑，那时已因肝病处于垂危状态了。我想到了他一家的遭遇，深感难过。

尽管我将病情和上次药量减得太快向监狱医生作了汇报，并在每次复验小便时故意从手指上滴血进去，希望这次减药慢一些以免疾病反跳复发。可这医生并不理会，也许他的职业习惯以为我是怕劳动而想多住医院。两三天后，他就将药撤光，第二天做了一个化验，令我出院了。

出院后，我被送到八号监。那是一个关轻病号的监狱。每间牢房关三个人算是优待了。我是下午被送到那里的，事务犯给了我一条棉被。我即对他请求，告诉他我大病初愈，在十号监医院是盖两条被子的，希望他也能给我两条，他说这事要请示队长，后来，下午的队长倒也同意了。谁知他下班却忘了此事，到了晚上，我不得已而向晚班队长再次报告。这队长一听就骂我资产阶级思想，说“哪有劳动人民盖两条被的？”他还要对我“教育”时我就调转头不理会他了。

第二天一早，我在刷牙时突然晕倒在地，同监犯报告后医务犯来了。我是因为冻了一晚扁桃体发炎，肾病也复发了。医务犯替我量了血压，嘱我睡觉休息。后来我知道那晚班队长竟还以我顶撞了他，布置那天要批斗我呢，这一晕倒免去我一翻批斗之苦。

医务犯要我验血，我说我只需再有一条被子，然而这却超出了他的责权。他只能开单验血，要过一天根据报告单开三天抗生素，然后再验再开药。这样，我每五天可以吃三天药，然而我每白天服药，下午好转，晚上一冻，第二天又加重。如此几天以后，我的病情加重了，不但扁桃体肿得说话困难，而且又发起了严重的坐骨神经痛，累及整条右腿不能动弹。起不来了。

幸好约二十天后，白茅岭的车来了。来押我回去的干部见了我说

“怎么医得比送来时还差了？”这样我回到了农场。

我被安排在一个病号组，这组的组长是一个交通大学的马列主义讲师。叫周子杰。我以为他既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又同为反革命犯，便对他说话随便了些。谁知此人竟是个十足的伥物，竟不管我还躺在床上起不来，报告干部批斗我。一连几个月，我们进行了唇枪舌剑的斗争。真是想不到世界上还真有这般的恶人。所幸病号组都是些打得死的人，所以没人敢轻易动手动脚，凭着嘴巴利害我完全对付得了他。同组还有一位叫孟公威的老人，原当过旧政府的公务人员，大概是个县政府官员吧，也是周打击的对象，后来孟骨折卧床还被周凌辱不已。

病号组的犯人中有一个是在农场中修塘坝时被坍塌的土方压得膀胱破裂后救活的，也未能获得保外就医的机会。有一个奸污妇女的警察，案发后服毒，被救活后留下个手抖脚抖的后遗症。有人问他奸淫了几个妇女，他笑而不答，问的人又追问

“有没有十个。”他竟说“如只有十个，我岂不亏了？”

这时原来的医务犯（一个强奸女病人的罪犯）已出狱了，新来的医务犯黄敏之竟是我的一位远亲，于是便对我照顾有加。我那时有一个多月非但不能下地行走，而且整天腿疼不止，彻夜难眠，每日从床上爬起来扶着床走一公尺上马桶都是一番奋斗。有一天黄见左右无人，便悄悄对我问道

“你是真痛还是假痛？除了没有吗啡外我什么止痛药都试过了，怎么都不灵呢？”

我听了不觉恼怒地说“怎么你也怀疑我呢，你不是亲眼看到我的右腿都已变细了吗？好、好、好，我痛给你看看。”我就挣扎着从床上下来，坐在一只矮竹椅上。不到几分钟我就痛得头上黄豆般的大汗往下直滴。黄慌了要扶我上床躺下，我坚决不从。不料几分钟后我过了痛极的一阵竟然慢慢缓解下来，那病就此好了。

然而我的扁桃体红肿不退，肾病反复发作。这时幸得黄医生的帮助，他千方百计地替我物色药物，搞不到强的松时用氯化奎宁治疗。后一药品直服到我胃口全无，脸色发青。加以营养不良，那时我不能吃盐，黄经干部批准嘱厨房为我做无盐的菜。那厨房那肯认真去做？我就吃得更差了，往往每十天的一次荤只是一点猪油渣而已。

这样过了三年，我知道扁桃体的问题不解决，我的病是没救了。于是一再争取，加之黄的帮助，于1974年冬又获得了去医院做手术的机会。

我又到了上海监狱医院。这次住的是五官科病房，仅四个病人。做手术的医生是个女的，人很和气，据说原是个护士，本领却不大。开刀那天，我是第一个进手术室的，上午九点令我坐在椅子上，用器械把嘴巴撑好，喷了地卡因麻醉，然而还在我两手通上电针，接上一个电脉冲发生器，弄得我大拇指按着脉冲节拍一抖一抖地动着。这是那时的时髦，非得用针灸麻醉不可，也不管它灵不灵。

手术后我进了病房，医嘱不可说话，过了约半小时，我感到胃有些不舒服，一下子便呕出了一杯血。旁边的病人看见了，便高声呼喊护士。于是来了一个很胖的护士，她一问之下就骂开了

“开刀嘛，总要出点血的，大惊小怪！”

骂罢，扬长而去。以后，我又忍不住吐了几回血，再也没人敢喊护士找没趣了。

中午过后，到两点钟，照例来量体温了。我等护士发完体温表将要走出去时，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想作弄她，就用手敲墙壁。这次来的是位好心的护士长。她回过头来一看，问道“怎么啦，是体温表打碎了吗？”我摇摇头，用手做了一个头晕的姿势。她便过来注视了我一下，口中轻轻地惊呼了一声，便快步跑了出去。一会儿，她拿来了血压计。这时我的血压已量不出了。我想：怪不得有人割断血管自杀，原来真是没痛苦的。

那天值班的是一个张医生，据称是监狱医院的第一把刀，还是个美国留学生，我等他来了，就在纸上写下nearlyshockineedoxygen的字样，我的目的是希望他知道我也是知识分子，希望获得他的同情和照顾。他一看，马上下令去取氧气瓶，原来那医院只有一只氧气瓶，还是从另一病人鼻上拔出来给我用的呢，真是抱歉了。然后他安慰我一番就走了出去。

那手术医生停了下午的门诊上楼来看了一下，她已无能为力了。到了四时许，我又被送到楼下的手术室，原来幸而那时监狱医院前面的虹口区中心医院还未下班。请来了该院的主任医生。我被平绑在手术台上，两脚都吊了输液的针。一条手臂接上了血压表。忽然听见一声

“你怎么不打针了？”

被问的护士说“血管这样瘪，我打不进呀。”

医生责道“打不进就不打了吗？也不说一声。”于是换了一个手段好些的护士在我另一手臂也输上了液。

然后对着鼻孔喷着氧气，医生又问

“你灌肠了没有？”

我摇摇头，他说“那你要坚持一下。”

接着又紧了一紧绑我的皮带，撑开我的嘴，又喷了药就动手了。这时我才知道早上的针灸麻醉是骗人的。

医生对狱医说“你看，留了这样一个残根怎能不出血？”就再次把残存的扁桃体割完，这时已需要用针逢创面了。他边缝便教那狱医说“你看，这不和缝皮鞋一样吗。”缝完后又用棉球压迫止血了好一阵子，就把我又送回病房。他们商量了以后，又在我的一只不吊针的手臂上给我输了两袋血和一袋血浆。

那时还没有很细的针头，吊针都是在臂弯处进针的，两只手都挂上针就完全动不了，何况脚上也在输液。到了深夜，总算输完了。我略一伸展手臂，忽然又一阵恶心呕出了一大口血。张医生又被请来，他似乎毫无办法，一面说替我再输血，一面去找救兵了。不一会儿，那医院的副院长来了，是个年轻的军医。他看了一看我的咽喉，就说了许多人民政府如何讲人道，如何对犯人用最好的药，要我放心云云。实际上什么措施也没有。其实，他是对的，什么措施也不必要的，因为缝针处并未出血，那吐出来的还是白天吃在胃里的血，虚惊一场而已

那位号称提篮桥第一把刀的张大医生到底有多大本领呢？我后来听劳役犯说，他竟然做痔疮手术也死了人。那是一个老者，手术后出血，他竟想出了在肛门内塞一段自来水水管去止血。老人被塞了水管，不舒服，胃口全倒了。而劳役犯则巴不得他不吃，可以吃他的饭。几天下来，一道冤魂就上了西天。老人死后，张医生叫马上把水管拿出来，说下次还好用呢。

同病房另一个病犯是个被判二十年的间谍。我初一听其罪名吃了一惊，总算碰见一个真反革命了。不料一问之下，免不了发笑。

他原因家穷去香港谋生，当了海员。文革时来沪探亲，见到了他的姑妈。他那姑妈是南京路某著名钟表店（记不清是亨得利还是亨达利）的老板娘，对他说：“不得了啦。我的外国股票全让抄家的给拿走啦，我的好侄儿，你帮帮我，回到香港后帮我去挂挂失。”就这样他回去做了这件事。事后，抄家的不知怎的知道了，对老板娘严刑拷打，老板娘心想我侄儿已去了香港，你们也奈何他不得，就招了出来。时隔几年，侄儿的老婆要生孩子了，想着大陆上费用便宜，来了广州。于是被捕，这就是他的间谍大罪！

我在监狱医院住了几天，又被送到八号监。在关进一间牢房时一看门上插的姓名牌，心中一喜，原来里面关着杨兆龙。我们谈得很投机，交谈了当年复旦反右运动的事情。他的故事是这样的：

杨兆龙是江苏省常州人，小时出身很苦，放过牛。是亲戚资助他读的书，后来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在一个民事法庭里当推事。然后考取了当时的公费留学，1935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因为他成绩卓著，哈佛大学出资送他去了德国柏林大学，又得了个博士学位。于是回国，受聘于国民政府，后来官至最高检察长。那是一个终身职。

他有一个妹夫是地下共产党员，在其影响下，他挽救了许多被捕的共产党员，他说他也曾企图营救王孝和，但因其破坏发电机证据确凿，而且此事连蒋介石也关注了，未能救成。

共军渡江南下时，他受命去广州，但在其妹夫的动员下，他留了下来，以至国民政府在广州发布了通缉他“携印逃跑”之罪。

南京解放了，许多共产党人来看他，握着手谢他救命之恩，他也在人民政府中有了职位。不久，他感到与一些党员干部（指的陈其五）难以相处。便离开了官场到苏州东吴法学院当院长。不久，该法学院解散，他到了复旦大学。复旦的法律系说他是资产阶级法学家，拒绝聘他。他说：

“幸亏我因为有亲共的思想，在美国时学的第二外语是俄文，会教俄语，才免于失业。”

1957年，以“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而官运亨通的柯庆施请他和王造时吃饭，席间说：你们都是法学家，我们国家法律不健全，请你们多写文章。就这样，他们都上当受骗成了右派。

说起王造时，他说那时王去过北京，周恩来请他吃饭，说你们七君子，解放后除你以外都当了官，是不是也安排你出山当个副部长呢。王听了很得意，回来到处对朋友们说，这也促使了他的鸣放。

打成右派后，杨兆龙先是被降职降薪。后来他的儿子企图到国外去，被以叛国罪判了十六年刑，他则以“幕后策划”之罪被判了无期徒刑。

我遇见他时他已很衰老了。是因为心脏病住在八号间里。他天天在写东西，我问他写什么？他说写歌颂秦始皇的文章，我就大不以为然，问他难道真认为秦始皇值得歌颂吗，他说当然不是，那我就说你又何苦破坏自己的一身名誉呢。他说；

“任何在强制的条件下写的东西都在法律上是无效的。我已判了无期徒刑，只有这一条路可争取了。”

我就向他指出，这是无用的，一个狱卒又怎么可能决定你我的命运呢。英语中狱卒叫turnkey不过是转钥匙的而已。在此他们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只可能折磨我们罢了。他听了点头称是。但他向干部递纸条却使其他人犯了疑心。以为他是在告密汇报。有一次放风，在走廊里来回散步时，他站在一个报栏前看报，一个小流氓就隔着报栏从下面去撕他破皮袄下挂下来的皮。这事被我看见了，我就指责那小流氓，不料那家伙不服气，和我扭了起来，幸而被人拉开，那小子被人一拉，心脏病就犯了，被人送去急救，要是我揍了他可就糟了。

我和杨老先生愉快地过了十几天。后来又回到了放马场。隔了一阵我收到了杨的一封信，他就写白茅岭农场李某收，居然也收到了，信中说他获得了特赦，发了一套衣服，每月给一百元生活费，他去了杭州郊区跟他女儿过。

我仍在病号组或蔬菜组，并坚决要求不吃盐，虽然吃得差些但有两个好处，一是免去了和大家分菜的麻烦，那也是很不卫生的。二是人们都相信不吃盐就没有力气。于是我有了做轻劳动的借口。这时，一方面由于劳动不重，二方面干部的精力全被文革中来的那些小青年所吸引。这些人不是打架就是偷着吸烟，忙得干部不亦乐乎。我就等于得到了掩护。我还碰到了三位好学的青年，我编写讲义教他们学数学。这时，同来的人中开始有人出狱了，我通过他们带过几次申诉信出去。因为在狱内是不允许公开上诉的，那就犯了不认罪服罪的大错，要被批斗的，人人都必需象唱山歌一样唱认罪服罪的调子。干部们也明知这是假话，但就是要你唱。有时我故意说些如

“我的思想反动，竟然会不相信大跃进亩产万斤的明显事实”等反话，引得大家捂住嘴笑，干部们也奈何我不得。

1976年9月我正在脚手架上做小工提泥桶，忽然听见远处收音机中的哀乐声，我算计了一下，就知道大概是什么事了。果然，下午就见分晓了。我舒了一口气，这一天总算来了，他没有能活到120岁！我当时的心情真有“时日害伤。予及汝皆亡。”的感觉。

第二天晚上读报时，一个喜爱读报的青年人在朗读时误将“唁电”读成了“贺电”。马上挨了一顿打，还被关到拘留所去。其实我们的报向来报喜不报忧，这个识字不多的人读溜了嘴，他何尝有什么思想呢。然而这也算是伟大人物的余威吧。可恶的是自有人象检到了宝似地作出反应去报告。

1978年开始，听说了平反的事，第一个被平反的案例却不能引起大家的兴趣，那是他们的自己人。这人叫包如田，他原是上海市监狱的一名狱警，当年公安局副局长杜蔚然常到监狱去，在一间办公室沙发上和一名女秘书鬼混，令他在门外看门。有一次，杜完事后走了，他跑进去对那衣服不整的女警察贼头贼脑地说

“怎么样，我们again一下如何？”那女的只好顺从了他。文革时，杜下台，那女的控告他们欺负了她。他被判五年，在放马场做事务犯，刑满早已是场员了。那时杜已没事了，他的平反也在意料之中，虽然大家都认为他是个真正的罪犯。

第二个被平反的是一位工程师，他其实不是中国人，大概是印尼人，早年来中国学成后在工部局当自来水工程师。他喜好电影，在文革抄家时被搜去了许多东西，甚至开了一个展览会以说明他的资产阶级思想。其中有一叠电影画报。在一本中有一封蓝萍写的公开信，那信的内容是说：某某人写信说他和我如何如何相爱，而我抛弃了他，其实我从来也没有爱过他云云。后来抄家物资发还了，但有造反派来向他借画报，他又不敢不借。借的人看了那公开信传开了，被人检举，供出了画报来源。他就被判了五年。

第三位被平反的是同济大学数学系的教师叶世源，但他已服满了十年的反革命刑期。

12月的一天，我被从工地上叫回去。来了两位上海市高等法院的人，对我说

“你的申诉收到了。”天啊，我的申诉可是好几年前写的呀。接着他们向我宣布了平反。但是又说

“考虑了你的前途，我们去过复旦大学，可是他们不能接受你，所以你只好在农场做场员，并考虑你已一无所有，给你一千元生活补助费。”

当天我搬到了晒场和一位场员同住。按照那里的规矩，我至少要半年以后才有可能探亲。但幸好那时将要过年，管教队长正愁没法往上海家中送只鸡呢。所以就开恩批准了我半个月的假回上海。

第十二章尾二声

1978年底我到了家中。就听说了有个55号文件是关于处理右派的事的。便到处去打听其内容。我们的政府是用内部文件来处理人的，被处理的人根本就看不到有关的文件。我去了复旦物理系，钱孝衡装作完全不知道我的情况，说对我的事他们无能为力；事实上，9月份发下的55号文件是明确规定原单位应负责安排工作的。在失望回家的公共汽车上我忽然看见前面站着的人很面熟，便碰了他一下问

“你是宗祥福吗？”这是当时一同毕业又住同一宿舍的同学。他注视了我一下，就认出了我，但他说：

“我早就知道你要回来了。”

“为什么？”我有点惊奇地问。

“因为我在系办公室偶然看到一份你的材料，当然并未见到内容，但听他们说你要回来。”

“可他们告诉我，我既是当年被开除的，他们完全管不着。”

“不过我劝你还是不要回来为好。”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回来了，还是没人敢和你说话的。”

“那末你呢，也不敢吗？”

“是的，我也不敢的，这你可不要怪我。”

“我能理解，那你认为我该怎么办。”

“你最好去找个业余大学，现在每个区都有业余工业大学，待遇一样的，也有职称，工作还很轻松。复旦可并不是个好地方。”

55号文件的事并不假，1979年初，农场的右派也都来了上海，大家在等处理，有原单位的各去原单位交涉。我在复旦碰了钉子后便找了些过去的老师和同学。复旦的卢鹤绂先生对我说

“我在复旦说话全无用处，但我可以去其他学校帮你说。”

殷鹏程先生也如此说，他们对于复旦物理系的这帮人都看透了，当然王福山先生也无能为力。在这几位的帮助下，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学院都表示了愿意我去工作。我又找了在交通大学工作的杜年玲同学，她说她们工程力学系也欢迎我去工作。在另一位老同学季超仁的介绍下，我去和上海科技大学物理系的负责人谈了一次，他问我如到了该校，有何打算。我说：

“我毕竟脱离大学二十一年了，如有机会再执教，我想将所有理论物理的课程全部教一遍再说。”后来季对我说：“想不到你还有这样的雄心壮志，现在已没有人能承担所有的课程了。”我听了深感现在高校水平的下降。

然而这些学校并无具体的通知给我。其他，我也因难友叶世源之助与同济大学的周涵可先生见了面。我看着都只是口头允许，但我又不能久留上海，便又去联系了卢弯区业余工大。而正在我将要接受复旦附中的聘请时，同济的周先生来找我了。她要我写一张坚决要求来同济工作的报告。我随手写了一张表示谁先给我工作证，我就到谁处工作的保证。她看了大为不满，要我按她意思重写。

我这才明白，原来同济的李端生先生从在劳改局工作的一位同志处得知劳改局很奇怪，何以这个人竟有五所大学来要，然而他们无能为力。因为复旦大学把我的档案拿走了！

于是李先生等去了复旦，他们先还抵赖，后来对他们摊牌说了消息来源。复旦无奈，算是将我从复旦调动到同济。我的身份是二级工人，月工资50元。

当时同济物理系刚刚重建，很需用人，王福山先生在周先生去了解我时又极力推荐。同济的李国豪校长和党委书记阮某也对我还是右派表示无所谓。所以事情办得非常顺利。这时又逢李政道在北京讲学，同济的一位老先生想去听讲，便要我能马上代他的课。我爽快地答应了，但为了学生不至于反复更换教师，我提出先去白茅岭把一切手续办妥。李端生先生是位非常干练的人，马上用车陪我去了农场。我在1979年4月开始便在同济上课了。

再说说我的一些难友们，复旦的三位都不能得到学校的帮助，只有姚福申因为他老师王中之助进了复旦新闻系。我将张亚新推荐给了复旦附中。李治章是和其他许多人由公安局安排到金山石油化工厂去的。同济大学处理得比较好，黄建基安排到第一医学院基建科，钟亮明去了铁路局。唐焕新在他家乡找了一个中等专科学校教书。

财经学院的张嘉德的遭遇有些不同，该学校居然不认账，先是不承认他是右派了，这实在太可笑。他来回农场多次，据理力争，二年后才得到安排，回到了学校工作。另有一位白茅岭最年轻的右派叫唐志谋，当年在石油工业部驻上海的一个机构里工作，文化程度仅为中学，竟也被打成右派。等到79年回来时，那单位撤消了，他成了没单位管的人。就此失业，至今仍靠做小生意，也靠学会了烧菜当厨师为生。

回过来再说我到了同济，几个月后，有所谓的右派改正，这种说法实在荒谬，为了维持某个当时主持反右运动的人的面子。硬把这一涉及百万人的冤案说成是必要的，仅仅是被“扩大”了，所以只要“改正”而不称平反。我分两次才得到改正，因为第一次还在决定书上写我当年确有严重错误云云。我改正后才恢复了助教职称，不算二级工人了；过了几个月，给了400元钱叫“一次性困难补助”。不久，同济又提升我为讲师。

我回来不久，潘宗岳就来看我，原来他平反后被安排在同济分校当教授，他是同济的九三学社负责人之一。他和我叙旧，谈得很高兴，并邀我加入九三学社，我说：

“我理解的政党应该是以相同政见为基础的同志的集合。应以其政见来竞选，若当选，则执政。否则在野以监督政府。而所谓的民主党派是以职业来分党的，分明是分而治之，失去了政党的本意。有人以为加入了九三就是个高级知识分子政党的成员了，就可炫耀自己了，我很不以为然。再说你们的党在党章上就写上了拥护共产党，那就没有存在的价值，我若要加入你们这个儿子党，何不直接加入你们的老子党呢。”

他说“不然，可以多个地方说说话嘛。？？

“无非是去说些捧场话而已。大概每逢中秋节还有权买两盒玉佛寺纯素月饼吧。”

“不，不，”他分辩说“现在大家也发牢骚、骂山门了。

但我并不为他所动，周涵可先生知道了，也说

“你最好还是加入，因为现在的事谁也说不定，有个组织也可多一层保护。”

我回答她说“当年这些党的党魁们也都纷纷落马，还有什么保护可言呢。”

我回想起王福山先生告诉我他成为九三学社社员的经过。那是在1952年，有人送了一张入该党的表格给他，他随手放在抽屉里。过了几天，做统战工作的一个共产党员来找他，手上拿了一叠申请加入各种党派的表格。说请你加入民盟。王说我已经有一张九三学社的表了。说着就从抽屉里拿了出来。那人便说既如此，你就入九三学社吧，那民盟就让某人去好了。这些所谓的民主党派就是这么一回事，我怎可能去加入呢。

80年4月，我的老师王恒守先生不幸去世。他在被打为右派后去了安徽大学。右派平反后安排到杭州的海洋研究所。平反后我们虽有书信往来，但是我还没有去看过他呢，接到噩耗，我马上去了杭州。他的夫人秦素美教授对我说王零发来了唁电，要我回沪后去谢他。我说你们还和他这种人来往吗？秦说：

“你有所不知，他和王先生是棋友，当年的事，他也没办法。但是我们的儿子当时在复旦物理系念一年级，他班级也要打他为右派，却是王零保护下来了。”

当时王零也调到了同济当党委书记。我就去他办公室转达秦素美的谢意。当我一进门自报姓名后，他就站了起来，迎上来用两手紧握着我的手说

“你是一员大将啊，当年的事你可千万不要怪我啊，你们几个人都是他老人家指定划右派的啊。”

我说“这怎么可能呢，我不怪你，但也决不信这是毛泽东指定的。”

可是王零一再如此说，虽然我明知王福山先生曾告诉我当年就是他和杨西光坚决要定我右派的。后来没话说了，王忽然又转了话题问我有没有想到加入共产党，他可作介绍。我不禁笑起来回答说“这我可从未想过。”

81年冬天我就不幸得了重症哮喘病，在得病后最初的几年中还能断断续续地上课。不久，根据我的能力上报了晋升我为副教授。但当时同济尚无理科高级职称的批审权，此事又落到了复旦诸君的手里。据参加会议的王福山先生透露，我的晋级竟被当初害我的华中一以升得不能太快为由而否决了。所以我多年以后才获得公平的职称。

同济物理系复建之初，大家干劲冲天。我们都想到理工科在一起可以互相促进，而对复旦物理系的人也看到了他们中有学问的并不多。很想大干一场超过他们。然而不久就深感在手脚被缚起来的人治封建制度下要办成任何事都是极困难的。首先就是调动人事上的困难重重，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回想当时我还未得到工作时，卢绂先生曾对我说：

“你可不可以稍等一等，我正受命组织一个新的研究所，等建成了就可聘你来工作。”

然而到如今二十年了，卢先生已于去年作古，那研究所至今不见踪影。同济大学的李国豪校长致力于恢复医学院，至今也已二十年了仍一事无成。有一次我在和平公园恰巧遇到李校长，便和他一起散步，我问他是不是有职有权。他苦笑着回答说：

“哪儿有什么权呢，我连造新食堂造在那里的权也没有，他们说要造在南楼那里，我也管不了。我只有批准出差坐飞机的权！”此话虽不免牢骚，却也道出了他不能放开手脚做事的苦衷。

不久大家对政府所谓的重视教育不再心存幻想。后来在一切向钱看的原则下又看到了种种腐败现象。都明白在整个形势如此时是回天无力的了。现在，当年和我一起想把同济物理系办好的人大半已经退休，有的已成古人。出狱二十年来的所见所闻，感慨实在太多单是叙述而不加感想已无可能。而写感想又违背我写此文的初衷了。

在搁笔前我还想说一说多年以来经常使我惊醒的一个恶梦。我每隔一段时间便重复一个可怕的梦，每次都一身冷汗地惊醒过来。然而却没有一次能回忆出梦的内容来。这是一个没有内容的梦，它有的只是一个感觉，一个恐怖的感觉，我感到的是处在一种莫可名状的环境之中而摆脱不了。感到唯一的解脱是要等待，但在难以忍受的痛苦中没有把握等得到出头的等待正是最大的恐怖。这梦一定是我在漫长的劳改岁月中所受的苦难在心灵深处造成的伤痕。在这梦里我体会到的真正含义，因为是深渊，所以无从摆脱而出，也正因为是深渊所以漆黑一团并无内容。

清醒时在现实生活中则也会感到各种各样的等待之苦，有想办成任何事而面对限制积极性制度的束缚，只能诉诸等待的苦，但这种苦并不导致恐怖，它使人消沉，放弃任何作为。有身患重病动弹不得地什么事也做不成的等待之苦，它使人感到无可奈何。凡此种种我都经受得很多了，但最最烦人的还是那个时时吓醒我的恐怖的梦。

一九九八年一月初稿十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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