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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丰碑》 正文 序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已经离开我们十七年了，但是人民对他的怀念却与日俱增。 周恩来是我们党最杰出的革命家之一，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代表之一。在他身上闪烁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精神，和由中国几千年民族文化孕育出来的种种美德和智慧，将永远是我们党的骄傲，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党和政府决定在周恩来的故乡淮安建设周恩来纪念馆，纪念周恩来，研究周恩来，学习周恩来。 淮安系历史名郡，素以人杰地灵、名家辈出著称于世。 但是最令淮安人引为骄傲的，却是一代伟人周恩来诞生在这块土地上。 周恩来是在这里度过了难忘的童年，然后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 淮安人民为有周恩来这位“老乡”而充满了光荣感，同时也为建设好举世景仰的周恩来故乡而充满了责任感。这种光荣感和责任感的结合，便是富民兴淮的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 中央和省、市委的负责同志对周恩来纪念馆的建设给予高度重视和极大的关注，各有关部门、各路建设大军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和辛勤的汗水。 纪念馆所在地——淮安市委、市政府大力弘扬周恩来的革命精神，启迪全市人民的奋斗意识和奉献意识，激发全市人民建设总理家乡的斗志和热情，努力实现淮安的城市管理与历史文化名城相适应，让淮安人的形象与周恩来故乡人的荣誉相适应，淮安的经济知名度与政治知名度相适应，从而大大促进了淮安市的各项工作。 一书如实地记录了人们在周恩来纪念馆从运筹到建成过程中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和作出的重要贡献，记录了天南海北的同志们和朋友们对纪念馆工程的关注和支持。 书中资料翔实，描叙具体，许多文章读来生动感人，深刻地反映了人民永远爱戴周恩来，周恩来将永远鼓舞我们前进这一主题。 如果说周恩来纪念馆是矗立在天空和大地之间的一座纪念碑，那么，则是在历史的档案里为纪念馆的建设者们垒起的一座纪念碑。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庄严雄伟的周恩来纪念馆落成开放了，这里必将成为人们缅怀周恩来的圣地、研究周恩来的资料库，学习周恩来的大课堂，同时也将成为吸引海内外宾朋的一大胜景。 来这里瞻仰觅踪的各级领导、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一定会受到教育和鼓舞，激发起热情和干劲，从而同心同德地为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文明、繁荣昌盛、兴旺发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中国而奋斗，并以此告慰周恩来的在天之灵。 正文 第一章 淮安：一部水写的历史 一位作家将他的目光在淮阴大地扫视了一遍以后得出结论：这是一片漂浮在水上的土地。事实上，淮阴每一个县、市、区的发展，都和水密切相关。其中，位于著名的京杭大运河和千里淮河交叉点上的历史文化名城淮安，与水的关系尤为悠长，尤为深厚。 大约七千年前，古城淮安脚下还是一片长满芦苇的海滩。考古学家从淮安附近耕作层下掘得的大量黄沙和沙中的贝壳、木块以及后来探明的巨型盐矿都可作证：这里曾经濒临大海。当时，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先民们追赶着冉冉升起的旭日下海，操着石斧、石刀、石铲劳作，又枕着拍岸的涛声入眠。那炭化的稻粒、苇席上的图案和陶皿上的彩绘，无不凝结着淮安先志们引水种稻、采苇编织与和泥制陶的智慧和汗水，无不镂刻着大海和淮水孕育淮安的最初印记。 历史步入春秋。吴王夫差欲北上争霸，为了运兵送粮食，在长江和淮水之间开挖邗沟。邗沟的入淮处称为末口，就在今天的淮安。滔滔江水挟带着外来文明，源源不断地注入生长青莲岗文化的土地。岁月流逝，在选定的邗沟入淮处，终于矗立起一座闪光烁目的城市。 淮安设县时始称山阳县，至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秦汉之际，这里介乎淮阴、射阳之间，疆土分属以上两郡。到东晋义熙七年（411年），便设立了山阳郡和山阳县。隋朝开皇十二年（592年）废郡，改山阳郡为楚州，州治仍在山阳县。南宋绍定元年（1228年）改楚州为淮安军，元朝至元八年（1342年）改淮安军为淮安路，明朝洪武元年（1368年）改淮安路为淮安府，共领二州九县，即海州（今连云港市）、邳州（今邳县）；山阳县（今淮安市）、清河县（今淮阴市区、淮阴县）、盐城县（今盐城市区）、安东县（今涟水县）、桃源县（今泗阳县）、沭阳县、赣榆县、宿迁县、睢宁县。清朝继为淮安府，至雍正十年尚辖六个县。历代郡、州、府、路、军等地方政府都设在山阳县。历史上在这个地方封王、封侯的就有三十多人。清朝康熙、乾隆皇帝都曾到这里巡视过，直至辛亥革命后方改称为淮安县。淮安，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淮上名城。 淮安孕于水，也兴于水。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代替邗沟以后的一千年里，铸造了淮安历史上的黄金时期。当时，江淮流域已成为封建王朝的经济中心，以这条“水面阔一百四十步、通龙舟”的南北大动脉为依托，漕运业大大发达起来。由于地居大动脉的中央，淮安遂成为南北交通的要津。“凡湖广、江西、浙江、江南之粮艘，衔尾而至山阳（即今淮安）”，“经末口入淮北上；山东、河南的粮艘不经此地”，“亦皆遥禀戒约”。位于大运河和淮河交汇处的淮安，“漕政通乎七省”，成为“咽喉要地”。制盐业兴起以后，南运的淮北纲盐囤积于淮安城北，沿海所产之盐也都要运到淮安的河北批验，淮安又成为重要的盐业中心。最盛时期，每年经淮安转运的漕粮多达六百至八百万石，盐二百八十万担，关税收入十几万两白银。唐以后历代，都有重要官员驻守淮安“督漕盘查”。明清两代，还在淮安专设漕运总督衙门，以中央大臣督查漕事。工业和手工业随之而迅猛发展。淮安布匹被选为贡品，曲酒跻入全国名酒之列。当时工匠多达六千人的淮安板闸船厂，一年将五百六十只新船送入运河。外地商船“牵挽往来”，致使淮安“百货山列”，商贾云集，四方会馆林立，“市不以夜息”、“热闹繁华，俨然省会”。 当历史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如东晋和南宋，都曾以淮水为界，两军对垒，淮安又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宋朝诗人王清淑对此曾有记述：“平野围淮甸，双城入楚州，喉襟关重地，鼓角动边楼……”。少年时代的周恩来在作文中描述自己的故乡时也说：“淮阴古之名郡，扼江北之要冲，清时海禁未开，南省人士北上所必经之孔道也。” 经济的繁荣和军事的争夺，促进了淮安的城市建设。据《晋书》、《水经注》、《读史方舆纪要》等史籍的记载，淮安老城建于东晋初期，距今一千六百多年。经过唐、宋两代整修，金国使者见“雉堞坚新，称为银铸城”。淮安城的规模在明清时达到顶峰，城周十一里，东西，南北均长五百二十五丈，高三丈。四座城门和三角有楼，城墙上有城垛箭窗，并有水门三处。城内以南门大街、镇淮楼、漕运部院、府衙为中轴线，共有三十九条街、七十七条巷、二十个坊、十七个宇。元代末年，农民起义军张士诚部将史文炳镇守淮安，在老城北四里多的北辰镇重新筑了一座城池，与老城成“犄角之势”，称为新城。新城城周七里许，东西长三百二十六丈，高近三丈，城门五座，水门二处、子城四座。一首描述楚州夜景的古诗写道：“夜入楚家烟，烟中人未眠……灯影半临水，筝声多在船……”。当时的淮安有新城和旧城两座城池，淮河水从城池之间流过。明嘉靖年间，为抵御日本倭寇的侵扰，漕运都御史章焕又在老城和新城之间建造夹城。此城只有东西两面城墙，东城墙长二百五十六点三丈，西城墙长二百二十五点五丈，设有城门四座，水门四处。吴承恩有诗描述当时的淮安风景：“淮水风吹万柳斜，高楼飞燕识繁华”。至此，淮安城终于成为一座老城、新城、夹城并列、构造独特的城市。 淮安三城通江连湖、水网密布，具有浓郁的水乡特色。著名的古运河，紧贴老城城西滔滔南下，延伸出两条水系：一为环绕三城的护城河，一为明嘉靖年间整修的古文渠。西引古运河之水的古文渠，宽四五尺、六七尺不等，砌以砖块，铺以石板，蜿蜒曲折分东、北、南三支流入园林，进入居住区，穿过建筑物。水涨时登舟揽景，别有佳趣。三城内外，共有大小湖塘数百个，水面占三城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四。“水光遥与白云连”，造成淮安别具一格的景色。 徜徉在今天的淮安大地，仍可追寻古城在历史进程中留下的脚印。县城东北三十公里的青莲岗古文化遗址，属于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阶段，是国内外公认的长江中下游文化的代表。因首次发现于淮安青莲岗而得名。一九五一年以后，曾在这里陆续出土了许多玉器和陶器。古邗沟入淮处的古末口遗址依然保存，一九八零年，人们还从附近发现密集的土桩。位于城西隅、古运河东侧的文通塔建于唐中宗景龙二年，七层八角，高十三点三丈。建于南宋宝庆二年的镇淮楼，巨大的基座上建有两层楼房，初为“谯楼”，高约十八米，雄踞城中。镇淮楼北的漕运总督遗址，房屋虽毁，屋基、础石仍存于地下；明清时的淮安府衙，位于漕运总督衙门之后。如今，坚固高大的大堂、二堂仍然保存完好，气势十分森然。清时的淮安有一百三十多家私家园林和西湖、勺湖、萧湖、万柳池、桃花垠、燕支池、龙光阁等公共游览场所。如今，位于城西、占地一百四十亩的勺湖公园已经重建，园中大悲阁、春风亭、勺湖书院、蜈蚣桥、老君殿等基本按原样恢复。 “襟吴带楚客多游，壮丽东南第一州”。仰慕于淮安的文化、名胜，迁客骚人纷至沓来。李白、白居易、刘禹锡、杜牧、欧阳修、范仲淹、苏东坡、秦少游、施耐庵、吴敬梓等一些在中国文学的长廊中熠熠生辉的人物，都曾在这里留下自己的足迹。大戏曲家关汉卿踏访淮安，写出了世界名著《感天动地窦娥冤》；著名小说在这里诞生，也在淮安完成。在这片土地上，曾经哺育出汉初名将韩信、著名汉赋《七发》的作者枚乘，北宋历算家卫朴、巾帼英雄梁红玉、温病学家吴鞠通、抗英名将关天培等一大批优秀儿女。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诞生在这人杰地灵的土地上，并在这里度过他的童年。 历代人杰名士在淮安的遗迹，大都得以保存和恢复。开汉代四百年帝业的韩信，在家乡的胯下桥、钓鱼台、漂母祠等遗迹，均已修葺一新；汉赋名家枚乘父子的故里和重修的枚亭，成为今人怀古之所；走进梁红玉的祠堂，可睹这位巾帼英雄大战金山时的风姿；瞻仰地处河下的吴承恩故居，仿佛听到它在默默地叙述着这位文学大师一生的坎坷和创作的艰辛；凭吊城东郊的关关培墓地和城内县东街的关天培祠堂，可以使人重温历史上那悲壮的一幕；在刘鹗写作的书屋前流连，也会给人许多有益的启迪。镇淮楼西驸马巷内的周恩来故居，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融进几百万瞻仰者的崇敬和思念。 任何事物都有两个方面。水给淮安带来活力，也曾给淮安带来灾难。明清时期，黄河泛滥，侵入淮河，两股大水共争一条河道，淮水在黄水顶托下，泻泄不畅，在古淮阴与盱眙间蓄积，浸漫而成洪泽湖，威胁两淮。淮河河道被黄河挟带的大量泥沙淤塞，原有水系破坏。一五六九年和一五七零年汛期，淮河洪峰高达一丈五六尺，平地水高七八尺。淮安和泗阳、淮阴、涟水等地被淹七万余顷，“人畜漂溺，一片惨景。”清朝三百年间，淮安水灾有增无减。黄河再次夺淮的嘉庆十三年，淮安房倒屋塌，贪官污吏谎报和克扣赈银，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期间，一九三一年的一场大水，吞没了苏北一千万亩农田和七千条生命，将三百多万人赶出家园。“倒了高家堰，淮（安）扬（州）二府不见面”。当时的淮安城头，几可行船。 “运河上下此要害，宣防调剂需奇才”。一九五一年，周总理制定了“蓄泄兼筹”的方针，亲自规划开凿的苏北灌溉总渠，在刚刚新生的土地上动工了。淮安城南运东分水闸上毛泽东题写的“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几个大字，也正是当年一百三十万民工的誓言。从此，一座座水利设施在苏北灌溉总渠和大运河交汇处的淮安拔地而起。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九年先后建成的淮安抽水一站和二站，南接长江，北通运河，东连黄海，西入洪泽湖，是国家南水北调的重点工程。两个站的水泵同时开动，二十四小时之内，可以排除白马湖地区包括淮安在内的四县约七十万亩农田的全部积水。淮水充裕，它可以给苏北灌溉总渠东去二百六十万亩农田提供灌溉之便；旱魔肆虐，它又可抽取长江的滚滚清流，降魔伏怪。在翻水站和运东闸之间，还屹立着淮安船闸和新修的复线船闸。两座巨人般的自动控制楼，相对而立；人字形液压拉杆闸门，彷佛两把巨型铁钳，锁断运河。复线船闸可以保证常年双线通过二千吨级货船，大大方便了南北水运。 如今，一个以淮安翻水站为核心，包括排洪、排涝、灌溉、发电、交通等二十多座水利建筑的现代化水利枢纽，正雄踞在深印着历史车痕的淮安大地上。前来淮安寻访的人，参观了古邗沟入淮处——末口遗址和淮安城中的漕运总督衙门遗址，来到城南的水利枢纽，一种遐思便会油然而生；这三座建筑，不正是淮安历史上的三座里程碑吗？古末口，曾经预示了淮安的兴起；漕运总督衙门的设立，象征着封建时代淮安的兴起；而雄伟的水利枢纽，将召唤着淮安新的振兴和崛起！ 正文 第二章 文渠，从周恩来故居门前流过 一条古老的水渠，砌以砖块，铺以石板，在淮安城内蜿蜒流过，它流淌在每一个淮安儿女的眼下，也流淌在每一个游子的心里和梦中。 一九五八年七月和一九六零年四月，周恩来同志会见来自家乡淮安的负责同志，都曾提起过它，还深情地回忆起在渠畔度过的童年…… 这条古老的水渠就是文渠。 文渠始凿于明代，引从淮安城西流过的运河之水，分东、南、北三支流经全城。北去的一支流经城中镇淮楼驸马巷。 一八九八年三月五日，周恩来就出生在驸马巷和局巷相接处的一所宅院里。 宅院由东西相连的两个小院组成。这两个院落是周恩来的祖父周攀龙在淮安做县官时和他的二哥周亥祥合买的。由于周攀龙做县官时间短，不太富裕。在当时的淮安，他购买的住宅只具有中等或中下等水平。他们两房人口多，又没有田产，住的也不宽敞。周攀龙不久就去世了，家里一天天穷下来。 周恩来的父亲忠厚老实仅能在外面做点小事，也没有能力把家属带出去生活。 临驸马巷的是东边院子大门，宽不过三尺，只能并肩进出两个人。这里，没有高大的门楼，也没有石狮鼓之类的装饰，只是在门楼上钉着一对老百姓常见表示门第吉祥的铁如意。如今，人们在铁如意上悬挂起邓小平同志题写的“周恩来同志故居”的横匾。无论春夏秋冬，那匾上的红底金字，都在朝阳的映照下熠熠闪光。 进门的石阶有三级，门内便是穿堂。迈进大门，只见朴实的院子里，高大的雪松傲然耸立，苍劲的黄杨绿叶葱茏，浓密的观音柳低垂飘拂，铁枝铮铮的腊梅春天虽过，仍然散发着淡淡的清香。空气清新，阳光灿烂，静静地停立在庭院里，眼前的一切仿佛都象征着周恩来同志那种刚直不阿的斗争精神和崇高平易的品德！ 周恩来同志童年居住的地方，是东西两院相邻的“亭子间”，亭子间朝南的一面是一色的格扇板门，上面贴着薄薄的绢纸。这亭子间原是周恩来同志十一叔周簪臣先生的住房。当他不满周岁时，过继给十一叔。过继两个月后叔父就病逝，他跟着过继母一起生活。过继母又为他请了一位乳母。 于是，他在童年时代就有了三位母亲：生母万氏，过继母陈氏，乳母蒋江氏。 从“亭子间”跨入东一进院子，有三间北屋。东侧的一间卧室，是周恩来同志出生的地方。 周恩来的生父周贻能，在叔伯兄弟间排行老七，后改名劭纲，字懋臣，为人忠厚老成。他学过师爷，但没学成，只能做点小事。生母万氏是清河县知事万青选的女儿，继出，排行十二、娘家人都叫她十二姑。 周恩来同志是第一胎男孩，父母给他取名叫“大鸾”。“鸾”是与凤凰齐名的一种“神鸟”。从名字，可见父母的宠爱和全家的喜悦。 万氏是一位既有文化知识又能干的女子。为了挽救小叔的生命，她慷慨地应允将大鸾过继给十一叔为子。可是，她和大鸾仍然保持着亲子之爱。公公去世以后，这个官宦之家后继无人。四伯贻赓（曼青）在奉天一个衙门里当“主稿”（相当于现在的科长一类的中下级职员），挣钱有限，对家庭支持不多。丈夫劭纲学师爷没有学成，做小职员又不能养家。两个小叔子中一个身体不好，一个已经夭亡。进钱的门路虽然断绝，知县之家的“门面”仍要维持。担子都落在十二姑身上。为了解决经济上入不敷出的矛盾，要典当借贷；为了维护周府的面子，要讲究一定的排场；为了缓和大家庭内部和与亲戚间的不和，要多方奔走，排解纠纷……而在她处理这些家政大事的时候，常常把大鸾带在身边，就像小时父亲常常把她带在身边一样。幼小的大鸾接触到隐藏在美好纱幕后边的阴暗，虽然对妈妈的办事能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对她所办的那些事情本身却逐渐产生了怀疑和厌恶。 周恩来同志从小天资聪颖，智力过人，在同辈兄弟中以博闻强记著称。在陈列室里，有一把四寸多长柳叶形的裁纸刀，和一对高不盈尺盛字块用的小柳斗。小时，他常和小朋友做“益智”游戏，就是把许多诗词一个字一个字写在小块厚纸上，然后打乱了，看谁先准确地拼好一首完整的诗词，而周恩来同志总是首先拼好，获得头名。过继母陈氏出身秀才家庭，学识丰富，精于诗词，又擅长讲述历史上的英烈故事。她是周恩来同志最早的启蒙老师。她把自己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周恩来同志身上。经过她的辛勤教诲，周恩来同志很早就熟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等著名诗词。站在房中，人们眼前会浮现出周恩来同志当年孜孜不倦勤奋学习的情景：时而放声吟咏，时而蹙眉深思，时而神采飞扬地遐想，送走了多少乌云滚滚的夜晚，又迎来多少回金鸡报晓的黎明。 当时正值清末，实行的是科举制度，一个学童上学，首先得背诵孔孟的经书。这是学童入学的必由之路。可是周恩来同志自幼对私塾中教授的“四书”、“五经”不感兴趣。六岁至九岁期间，他曾在清江浦外祖父万家寄居。他博览外祖父的藏书，不论是诗词歌赋，还是古今小说、通鉴野史，都爱不释手，精心阅读。他还特别喜爱听人讲述淮安的历史名人和文化传统。古老的淮安城，本身就是一部使人读之不尽的历史画卷，馈赠给后来者无数爱的传奇： 和萧何、张良一起并称为“兴汉三杰”的韩信少年丧亲，生计难理，市人捉弄他，逼他从胯下爬过。韩信受辱，羞愧难言，只好去城西的勺湖边钓鱼。一位漂絮的大娘看见韩信面呈饥色，便一连几十天把自己的饭食分给他吃。韩信感激地称其为“漂母”，许诺将来发迹之后重重报恩。漂母却勃然变色，大声说道：“你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却不能养活自己！我是同情你才给你饭吃，难道是图你报答的吗？”一番话说得韩信面红耳赤，从而更激励了他上进的声气，终在推翻暴秦的斗争中成为一代名将。后人感念漂母对韩信的厚爱，专门为她建祠。祠里赫然入目的一副楹联是：“一饭感韩信，巾帼丛中，早把黄金轻粪土；千秋拜遗庙，淮流堤畔，有谁青眼识英雄？” 南宋年间的梁红玉亦是一位奇女子。金兵南侵，她随母亲流落京口，与韩世忠结为夫妇，协助丈夫抗金。金山一战，敌众我寡。梁红玉披挂上阵，亲执鼓桴，鼓声敲热了大江。八千士兵个个奋勇，人人争先，终于大败十万之敌。梁红玉后随丈夫驻守家乡楚州（即今淮安）。她织簿为屋，与士兵同甘共苦。由于金兵围困，粮饷不济，她率先拔湖中蒲草尝食，再引军士和百姓食用。从此，又脆又嫩的蒲茎被称作“天下第一笋”，成为淮安一道延袭至今的名菜。梁红玉和丈夫驻守淮安十年，“兵仅三万”，而“金人不敢犯”，百姓感念她对家乡的功德，亦为她建祠。祠中亦有一联，曰：“青眼识英雄，寒素何嫌，忆当年，北虏鸱张，桴鼓亲操，半壁山河延宋祚；红颜摧大敌，须眉有愧，看此日，东风浩荡，崇祠重整，千秋令誉仰淮壖。” 关天培的名字已经深勒在中国近代史的碑石上。他对母亲十分孝敬。在苏淞镇总兵任上，专门把老母接去和妻儿同住。受命赴任广东海防之际，亦欲扶母同往。深明大义的关母知道儿子重任在肩，不愿儿子为自己分心，只让孙儿送自己归里，关天培不能说服母亲，便毅然决定自己单身赴任，让妻儿偕母归乡，代自己尽孝。临别之际，关母再三嘱咐儿子要“移忠作孝”，不必以自己为念。关天培铭记母训，协助林则徐查禁鸦片、构筑海防，未有丝毫懈怠。后林则徐罢官，海防尽撤，琦善又不发援兵。眼看炮台不保，关天培遣人送回一只木盒。木盒里放着几件旧衣、几枚坠齿和一束头发。发肤受之父母又还之父母，关天培以此明志，表示自己不负国家和母嘱的决心。关天培殉国后归葬淮安。家乡也为他建了祠。祠内的楹联为林则徐亲撰：“六载固金汤，问何人忽坏长城？孤注空教躬尽瘁；双忠同坎壈，闻异类亦钦伟节！归魂相送面如生。” 还有汉赋名家、《七发》的作者枚乘、写作神话小说的文学巨匠吴承恩……家乡这些熠熠闪光的历史名人、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和他们在人生之旅上留下的光辉足迹，使周恩来的思想得到升华，视野得到开阔，观察社会和认识人生的能力得到提高。正是这片具有丰厚历史文化积淀的土地，才孕育和诞生了一代伟人周恩来。 故居的中院里，有一口普通的水井。石刻的井栏，被绳索磨出了一道道印痕。在会见家乡的同志时，周恩来回忆说：“我们那里地下水位很高，只要一托长绳子，就能打起井里的水。”这井水，映照过周恩来同志提水的情景，印下了周恩来同志少年时代的身影。俯视井水，平明如镜，清澈见底。在井旁不远的厨房门前，有一小小的菜畦。当年，在乳母蒋妈妈的侍弄下，四季常青，菜蔬不断。春天有黑菜、青蒜，夏天长茄子、辣椒，秋天栽黄芽菜，冬天是菠菜。他经常和蒋妈妈在一起，看种菜，学浇园。一年深秋，家里烧南瓜吃，饭后，他学着蒋妈妈的样子，悄悄埋下几颗南瓜子，天天浇水，日日看望，但一连好几天也不见瓜秧出土。扒开一看，种子已经变黑。蒋妈妈告诉他，春天下种，才可以出苗。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为什么种子不出？因为下种的季节不对。蒋妈妈使他明白了种庄稼的道理。他常帮蒋妈妈提水，不管是烈日当空的盛夏酷暑，还是冰天雪地的寒冬腊月，他两道浓眉蹙在一起，牙关咬得紧紧的，瘦削的双颊上滚动着一串串汗珠，倔强地提着水桶，跟着蒋妈妈，在砖铺的小道上一步一步地走向厨房，走向菜园……他深爱自己的乳母。乳母没有文化，丈夫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裁缝兼轿夫。九岁那年，生母和嗣母相继去世。眼见十岁儿童扮演起“当家人”的角色，善良的乳母常带他到广阔、宽厚的大自然中去，带他去乡下走亲戚。周恩来感受到乳母对他的爱。在南开读书时，乳母前往探望。他陪乳母住了四五天，让伯父送给乳母回程的路费。临行前，他还送给乳母一条毛巾、一只茶缸和一个瓷钵，也送给乳母一颗真诚的爱心。几十年后，已经担任国务院总理、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同志在接见家乡的负责同志时，仍然关心地问起蒋妈妈，深深地怀念着蒋妈妈。 遇有闲暇，童年时代的周恩来同志也会跨出宅院的大门，和小伙伴们相邀戏水，在文渠岸畔撒下欢乐的笑声。稍长，周恩来同志还常从门前登舟，南达雄踞城中的镇淮楼前。镇淮楼建于宋代，初为“谯楼”，上置两层楼房，高约十八米。周恩来同志常常登楼远眺，或者放上一只风筝，向遥远的天际，寄去童年时代的憧憬。登舟北行，折西可抵唐代建造的文通塔下。屹立于城西北隅的文通塔七层八角，高十三丈三尺。两个母亲相继去世后，家境更加困窘。年仅十岁的周恩来同志经常走到当铺的高柜台下典当衣服，或是叩开有钱的亲戚的大门借债，也常常和穷苦的孩子结伴，来到文通塔下挖取野菜，品尝生活的艰辛。 童年周恩来还常常沿着东去的文渠走出城外。两个妈妈去世后，窘迫的生计逼得他早早辍学，是表舅龚荫荪帮助他摆脱困境重新获得上学的机会。龚荫荪家住淮安城内东岳庙附近，其母和周恩来的外婆是姨姐妹，因此周恩来管他叫表舅。他思想进步，带头剪辫子，不准女儿缠足，不信鬼神，主张男女平等……是一个革新派人物、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龚荫荪曾到过日本，结识了不少同盟会成员。他变卖家产、经常奔走上海、苏州、南京一带，支援革命派人物的活动。龚荫荪对周恩来的天资和勤奋颇为欣赏，便把他接到自己的家塾里读书。在龚家读书期间，周恩来不仅文化知识大有长进，而且还学到许多社会知识。表舅常给他讲太平天国的故事，讲鸦片战争……从而使他对社会的认识逐渐加深，对社会腐败、贫富贵贱形成的根源，有了一定的认识，在幼小的心灵中逐渐滋生出追求进步、向往光明的思想萌芽。随着时光的流逝，周恩来对他出身的封建世家的规矩和破落家庭的穷困，愈来愈难以忍受，对与其相适应的虚伪的伦理道德更是深恶痛绝。他强烈渴望挣脱令人窒息的封建家庭的束缚，走向一个全新的天地。 一九一零年春天，期冀和表舅一样走出家庭牢笼、去寻求真理的周恩来终于如愿以偿。他最后一次跨出故居的门槛，告别了生活了十二年的老房旧屋，告别了朴实勤劳的人民、告别了景色壮丽的故乡，到东北四伯父周贻赓那里去读书，从此踏上了人生的新征途。 在故居的每一方青砖、每一寸泥土，都深印着周恩来童年的足迹，也镌刻下他许多动人的故事。流连在故居的门前屋后，常常想起他生前曾经多次同县委同志的“约法三章”：不许布置开放，引人参观；不许迁走原来的住房；如果房屋损坏，就随它去，不许再修缮。怕县委的同志“阳奉阴违”，他还经常向去北京的亲属查核，要秘书打电话来催询。五十年代后期，淮安出版一份县报，请他题写了报头。后来又请他为淮安烈士纪念塔题记，他说：“写几个字可以，但我要和你们做一笔‘生意’，那就是你们先把我那个旧居拆掉，我再给你们写字。”故乡人怎忍心将他的故居拆掉？于是，这笔“生意”终究没有做成，一直到他逝世，“淮安烈士纪念塔”这几个字也没有写成，但他的故居也没有对外开放过。 当历史步入那个被泪水浸透的一月，人民总理终于诀别了他深爱着的人民。当时，尽管“四人帮”挥舞大棒，颁下一道道禁令。但是，故乡人民仍然臂戴黑纱，胸佩白花，抬着花圈，排着没有尽头的长队，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向总理故居，在总理住过的地方寄托自己的哀思。那青砖，那泥土，又洒遍万千人的泪水…… 只是在“四人帮”的阴谋被粉碎以后，人们才能自由地走进周总理故居，当时，正式接待的第一批客人，恰恰是参加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纪念会的省、地领导干部和省、地、县三级各界代表。只是在总理逝世两年多的时候，经过整修的周恩来故居方才正式对外开放。从那时起，先后有近四百万瞻仰者来到这里。 整修后的周恩来故居仍分东、西、后三个院落。东宅院大小房屋二十间，保留有周恩来诞生、读书的房间以及当年提水浇园的遗迹——水井和一小块菜地。过继母和乳母住过的亭子间，也按原样恢复。西宅院原是周恩来二祖父的住房，现在则陈列着周恩来童年的图片和一些实物，还有周恩来关怀故乡和故乡人民怀念周恩来、建设新淮安的情况介绍。 文渠，轻轻流过周恩来故居。 文渠，轻轻流过周恩来故居门前，映下了络绎不绝的瞻仰者的身影：人们在邓小平同志题写的匾额前拍照，在胡耀邦同志“全党楷模”的题词前流连，更有人驻足文渠岸边，融进自己的一腔崇敬和思念。 正文 第三章 周恩来的乡恋 埋下童年记忆的土地是故乡。 周恩来同志十二岁离开家乡求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后来，他作为共和国的总理，日理万机，“衣锦”而未能“荣归”，始终未能再回家乡淮安一次。 但是，他对于养育自己的那片故土，始终怀着深厚的情感。 无论是他青少年时代写的作文、书信，还是他后来与家乡亲人的谈话，无不流淌着他对故乡深深的眷恋。 <er h3">一</h3> 一九五八年七月的一天，夜色姗姗而至时，一个中年男子走进中南海大门，匆匆步入一座树影斑驳的庭院。他是江苏省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 “吃好了吗？”总理老远打着招呼，拉着老王在客厅内的藤椅上促膝坐下。老王局促不安地搓着手低着头，不敢正视总理的目光。两天前，他见总理时，曾经转弯抹角地以汇报故乡的情况为由暗示家乡的困难，希望总理帮助解决点钢材以发展地方工业。总理却一语道破：“你是来找我这老乡开后门的吧！”老王顿时脸上火辣辣的。这一次等待他的将是一种什么方式的批评？老王心神不宁地抹了一下汗水。 只见总理沉吟片刻，颇有歉意地说：“老王，这次你来，我招待不周，仅让你吃个便饭，你一定要嘀咕我这老乡小气了。” “不，不，总理，那天，我吃得很好。” 总理摇了摇头：“你们在下面招待客人可能比它丰盛，我这总理不自由啊！国务院有待客标准，我不能例外。” 片刻，总理突然问起老王：“听说你们要重建我家的房子，不要以为我是总理嘛！” “不是重建，是修理。房子年久失修，快要倒塌。我们把它扶扶正。尔萃（总理侄子）当兵了。拥军优属，也是我们应做的工作。” “房子倒了，就把它拆掉。你们对城内地主的房子怎么处理的？我那房子，我看可以没收。” 老王愣了。片刻，他灵机一动：“总理，城市没搞土改，怎好随便没收房子？” 总理听后，忍不住大笑道：“好，不谈没收，不谈没收。” 老王也跟着笑了起来。 总理突然话题一转：“老王，老乡之间可不行搞贿赂。” “贿赂？”老王心中吃惊不小。想起这次进京，带了一些家乡土产茶馓，托总理办公室的同志转交给总理。 “这是家乡人民的一点心意，请总理尝尝。” “尝尝？整整一大铁盒子哩！不准请客送礼，国务院有规定。” “这……” 总理看出了老王的心思，抬手摸了摸鬓角，哈哈大笑：“看，都把我当成黑脸包公了！这么多年，你是第一位从家乡来找我的父母官了，好吧，我也只好破例地来个执法犯法了。” 总理十分感慨地说：“离开家乡太久，连你这父母官都不理解我了！”说罢，又轻声地问道：“文渠没有堵塞吧？” “没有。” “小时候，我和小伙伴常常在文渠划船打水仗，大人们怕出事，把小船都锁起来，我们就悄悄地把锁敲掉，划船远游，吓得家长们敲起大锣，满街巷吆呼寻找。一天中午，我和几个小伙伴偷偷把船从文渠划到河下去，婶娘守在码头，左盼右望，直到太阳落山，才见我们的船影。她急忙跑步相迎，身子晃动了一下，差点跌倒。我很怕，心想，这回免不了要挨惩罚！可婶娘半句也没责怪，相反，一把紧紧地搂住我，眼泪刷刷往下淌，这比挨了一顿打还使我难受，我忍不住也哭了……” 总理仿佛又回到了天真烂漫的孩提时代，变得年轻多了。老王见总理对故乡如此情深，便说：“总理，你离开家乡这么多年，现在家乡变化不小，你老该回去看看。” 总理点了点头，仰躺在藤椅上，微启双眼，充满感情地说：“是啊，我何尝不想回去看看！一九四六年，有一回，我在南京梅园新村，梦见自己在文渠划船，醒来后便想，将来全国解放了，我一定要回去看看。可这些年有多少事情等着我们去做。有时候工作忙，遇到棘手的事情、难遣的烦恼，紧张得饭都顾不上吃，觉不能睡，真想立即回去约几位童年时的朋友，爬爬鼓楼，放放风筝……”总理说着，说着，双眸湿润了，完全沉浸在缠绵的思乡深情之中。这时，西花厅的庭院里静极了，只有窗外微风拂荡的树叶发出沙沙沙的絮语，好似一首充满了梦幻的摇篮曲，流淌在静谧的夏夜里，使人想起久远的岁月。 老王深情地打量着总理，忽然发现，他老人家两鬓斑斑，瘦削的面孔铁青铁青，一刹那间显得那么疲倦和憔悴。想起曾听总理的婶娘讲过，总理少年时“乌眉大眼，天庭饱满，身体很结实”，老王心头一阵颤动，极其恳切地相劝道：“总理，工作再忙，你老也要注意休息啊！” 总理微笑着未置可否，沉默了一会，说：“老王，你是父母官，我的心里话对你不隐瞒。我讲个事你听听，你裁判裁判。有这么一个摆渡的，他在湍急的激流中，把船划到了河中心，这时，他感到很疲劳，而对岸又是旅客们很向往的地方，你说，这个摆渡的该怎么办？” 老王听了这话，胸口顿时荡起一股强烈的漩流。他望着总理，再没有说出一句话。 为了打破沉默，总理递过一封信，信封上写着：“江渭清刘顺元惠浴宇同志收”，总理说：“扯到现在，没入正题，你从老远来，我不能让你空手而归。我这淮安人也得尽点淮安人的责任。这封信你交江苏省委，你们的困难尽量请他们帮助解决。” 接过信，老王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他深感已给周总理带来麻烦。想不到，总理并未过多责怪，还牢牢记在心里。他连看都没看，就将信往口袋里装。 “慢，”总理制止他：“你打开看看，信的内容与你们的意图符合不符合？” 老王的心更加不安，连声说：“行行行。”再一次要把信往口袋里装。总理看出了老王的拘板，风趣地说：“不看，回去交不了差，不要后悔哟！” 老王小心翼翼地把这封沉甸甸的集党性与人性为一体的信札放进口袋。此时，他只恨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没能尽快改变淮安的落后面貌，还要让总理操心。 总理认真地看着老王装进信札，又以商量的口吻说：“老王，我有个不成熟的看法，上次，你说你们打算将全县的旱田全部改为水田，我看这不一定妥当，要照顾群众的习惯与情绪，旱作物也有高产的。”总理的话像洪钟大吕震击着老王的心扉，更引起一阵内疚和不安。 转眼间，三个小时过去了。老王向总理告辞，缓缓走出客厅。月色稀朗，夜风轻吹，中南海内林涛声声，空气中弥漫着花草的芬芳。老王看着总理，好久舍不得离开。总理站在台阶前，也沉默着凝神远眺，好像在深情地看着家乡那汩汩流淌的文渠，又像在愉悦地牵拉着家乡那飘在白云间的风筝…… <er h3">二</h3> 中南海怀仁堂里，弦乐悠扬，锣鼓铿锵，淮剧小戏《千里送京娘》和《种大麦》正在演出。台上欢乐的歌舞和女主角富有泥土气息的表演，激起了台下包括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内的中央领导同志的一阵热烈的掌声。 这是一九五二年。建国后包括二十三个剧种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正在北京举行。时近国庆，大会特意组织了一台剧目，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筱文艳主演的两个淮剧小戏，都参加了演出。 大幕在掌声中落下。后台，筱文艳正在卸装。这时，一位剑眉明眸、气宇轩昂的人走了进来。筱文艳认出是周恩来总理，急忙迎上去。 周恩来微笑着伸出手：“你的戏演得很好，祝贺你！”筱文艳心里感到有一股暖流通过，眼睛里蓄满了一眶泪水。这时，周总理又告诉她，刚才毛主席也看了戏，他说你们的《种大麦》舞蹈不错，就是戏剧矛盾少了些。 筱文艳听了，连忙回答：“谢谢总理传达主席的指示，我们回去一定好好修改。” 周总理认真地听着筱文艳讲话。听着听着，许是筱文艳一口地道的苏北乡音引起了他的注意，两道乌眉顿时扬了起来：“你是哪里人呀？” 在贫穷和饥饿中长大的筱文艳曾经两次被卖，已经记不清自己的家乡了，因此，一直跟着后一位养父称自己是淮安人。此时，她强抑着激烈的心跳，急忙回答：“我是淮安人。” “噢，我们还是同乡呢。” 周总理握着筱文艳的手没有放下，这时，又搭上另一只手轻轻摇晃着：“你老家在城里还是在乡下？” “在乡下，东乡车桥。” “车桥？不错。小时候我和家里人去赶过一次庙会，是从涧河坐小船去的。”周总理陷入了深情回忆，片刻又问：“你回家过没有？” “我五岁离家，二十多年了还没回去过。” 由于是第一次见到总理，匆匆间，筱文艳难以详细诉说自己的家世。 “我老家在淮安城里，也几十年没有回去了。不知父老乡亲生活得怎么样？你如有机会回去，代我问乡亲们好。” 一瞬间，筱文艳承受了如此巨大的幸福，竟激动得说不出一句话，只是一个劲地点头。 回到招待所，筱文艳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发源于江、淮之间的淮剧，迄今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由于水、旱、蝗灾连年，破产的农民将号子串唱成篇，沿门乞讨，后又几经发展，才逐步形成淮剧。解放前淮剧只能在一些狭小破旧的场子演出，淮剧演员也与“叫花子”没有多少区别，被称为“戏花子”。只是因为解放，淮剧才能进京演出，才能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如今，周总理亲自到后台看望她们，还和她这样一个地方戏演员攀上了同乡，使她激动得难以自抑。 回到上海，筱文艳主动说服剧团的同志，一起向上级请求将剧团由民营改为国营。不久，上海市人民淮剧团成立。她便遵照总理的嘱咐，偕上海人民淮剧团回到淮安。她的《秦香莲》、《水漫泗州》等拿手戏，从剧场演到广场，从城里演到乡下，送去周总理对乡亲父老的一片问候，送去自己和同志们为人民服务的一片热情。 在后来的二十多年中，周恩来曾多次来上海，也不止一次地会见过筱文艳。每次见面，他总要嘱咐筱文艳，淮剧这个剧种来自劳动人民，你们应该永远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坚持到人民群众中去演出。总理的嘱咐，犹如一盏不灭的灯火，闪耀在筱文艳的心头。 一九七四年的国庆招待会是周恩来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由于癌症的折磨，总理体重已由一百三十斤下降到几十斤。他依然谈笑风生，把自己身体置之度外。看见筱文艳，周恩来特意和她握了握手。在这一瞬间，筱文艳望着总理，什么话也没说，只是暗暗下定决心，要永远牢记总理的嘱咐，全心全意人为民服务一辈子。 总理虽然去了，但是烛照筱文艳心灵的灯火永远不灭，待到“四人帮”粉碎，她终于登上舞台，将自己对总理的无限敬仰和感激凝成一曲真挚动人的唱词： <er h3">三</h3> 一九六零年一个晴朗的冬天。南京体育学院的一群学生来到了中山陵。 曾树英是入学不久的新生。这天，她拖着两条乌黑溜光的大辫子，穿着苏北人常穿的蓝色棉外套，与同学们一起沿着二百多级的石板台阶拾级而上。 突然间，不知是谁嚷了起来：“周总理来了。” 曾树英急忙抬起头，终于在人群中发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周总理陪外宾也来游中山陵了。 中山陵的游人一片欢腾。周总理也亲切地向人们微笑着，还不住挥起他那负过伤的右臂，向游人招手致意。 人们向周总理拥去。大概是曾树英一身苏北姑娘的打扮引起了周总理的注意，当她走近周总理的身旁时，总理那双充满智慧的目光突然停在她的身上，用不大的嗓音亲切地问：“今天休息吗？” “不，我是从淮安来的。”曾树英怎么也想不到周总理会问她话，加之她到校上学时间还不长，竟激动、慌乱得语无伦次。 “淮安？！”周总理的一双大眼露出了惊喜的神色，连忙伸过手来，紧紧握住小曾姑娘的手，对身边的西哈努克亲王说：“真高兴，我在这里碰上了老乡。”接着，周总理又拉着她，把她介绍给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夫人莫尼克公主。曾树英红着脸，和两位贵宾一一握手。 “周总理遇到了老乡！”敏感的新闻记者们都知道，总理离家五十年了，还从未回家一次，今天意外地碰上老乡，大家都为他高兴，纷纷围了上来，听他们谈什么，还不时忙着记笔记。周总理立即对记者们说：“这个消息不要登报，也不要宣传。”说完，周总理就像对待一个久别重逢的老乡，拉着曾树英的手，一齐朝中山陵上登去，边走边和她拉起了家常。 “家乡的人现在生活好吗？” “好，很好。” “市场上有蔬菜供应吗？” “有。” “卖多少钱一斤？” 曾树英来自淮安淮城镇，在家靠父母，到校吃食堂。周总理问得这么仔细，竟使她无法回答：“我……不知道。” 周总理慈祥地看着曾树英，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你们青年人要注意多关心社会上的事情，我像你这么大年龄的时候，对社会上的事就很关心了。” 曾树英一边点头，一边深深感到内疚。她心里默默地想：总理这么简单的问话，我怎么也答不上？周总理好像觉察到了姑娘的愧疚，就换了话题，问她家里还有哪些人，生活过得怎么样，还问她入党了没有。周总理就这样拉着曾树英的手边走边谈，一起登上中山陵，直到从祭堂里出来才松开。 周总理陪着外宾走了。曾树英目送着周总理走下台阶的背影，不由地落下两颗幸福的泪花…… 一次偶然的路遇，一位普通的家乡姑娘，却引发了周恩来总理深沉的乡恋。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一九六五年七月。那天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出访回国，途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来不及拂去旅途的风尘，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便匆匆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农场，看望由内地支援新疆的青年。 中午，周总理，陈副总理和大家一起在兵团石河子招待所餐厅就餐。一位身穿白上装、蓝布裤的姑娘端菜走了进来，兵团领导指着姑娘说：“总理，这姑娘还是您的老乡呢！” 周总理望着站在面前的短发姑娘，慈祥地说：“好，今天老乡招待我，我一定要吃得更多些。” 吃好饭，周总理和招待所的服务员、厨房大师傅们握手道谢。走到刚才那位短发姑娘面前时，周总理亲切地抓住她的手问：“小姑娘，你的家是江苏什么地方的？” “淮安的。”小姑娘仍然显得很腼腆。 “淮安的？！”周总理用力地摇着姑娘的手，显得十分高兴，“那更是老乡了，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李正兰。” “是木下加子李，正大光明的正，花木兰的兰？” 李正兰姑娘赧然地点了点头。 “你看，到底是老乡的话听得懂，我都猜对了。” 总理又是一阵笑声。“你是淮安城里的还是乡下的？” “是北乡钦工的。” “你是什么时候到新疆来的？”总理又问。 “是一九五九年支边来的。” “噢，到新疆六年了。你想过家吗？” “有时候会想家。” “是的，一个热爱祖国的人是没有不爱他的家乡的。我离家已经五十多年了。”周总理说着，还伸出五个指头比划着。他老人家就像对待自己的亲属晚辈，谆谆教诲说，青年人响应党和国家号召，远离父母，投身祖国的边疆建设，这很好，也很光荣。你们一定要尊重边疆的兄弟民族，和他们搞好团结，扎根边疆，安心边疆建设。“新疆和江苏都是好地方。你看，石河子的天和我们淮安的天不都是一样的蓝吗？” 在场的人都静静地看着这先后离开淮安的一老一少，听他们那亲如家人的一问一答，向他们投去敬佩和赞许的目光。 第二天，总理要离开石河子了。临行前，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生产建设兵团负责人陪同下在招待所大门口与大家一起合影留念。参加的还有劳动模范、支边青年代表以及招待所的服务员、炊事员等三百多人。周总理还特意把李正兰叫到自己面前，留下了“淮安姑娘”偎依在周总理膝下的照片，也留下了三百多张幸福的面孔。 是的，一个热爱祖国的人是没有不爱他的家乡的。周恩来的乡恋，不正折射了他对祖国浓烈深沉和真挚执着的爱吗？ 正文 第四章 爱的呼唤 这是历史上一个极为珍贵的镜头： 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阴云沉沉，春寒料峭。处于中国政治中心的天安门广场沉浸在一片悲愤和怀念之中。到处是心情沉重的人群，到处是带着哀思的白花，到处是感人肺嘛的诗文。 忽然，广场上的人群发生了一阵骚动。人们纷纷涌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侧。人越聚越多，以至于把纪念碑围得水泄不通。纪念碑上贴着一张新写的大字报。 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大字报的内容，一个留着小平头的青年人向人们大声宣读着： <small class="ter">关于建立“周总理纪念馆”的建议</small> <small>为世世代代纪念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特建议由人民自己建一座“周总理纪念馆”。资金来源由人民自愿捐献，数量不限，一分钱也能表达人民的心愿。</small> 这是第一份公开提出的关于建立“周恩来纪念馆”的建议书。这是人民发自内心的真切的爱的呼唤。这一呼声虽然由几位普通的边防战士发出，但它喊出了大家共有的心声，一下子就激起了在场的人广泛的共鸣。人们热血奔涌，忘记了那个春季特有的寒冷，从那个青年人开始，大家纷纷慷慨解囊。一会儿工夫，建议书的下面，便堆起了一座钱币的小山。 自然，在当时那样一种政治背景下，这样的意愿是很难变成现实的。但是，被压抑的愿望并没有消失，它一直潜藏在人们的心里，并且更急切地期待着能够尽快成为现实。 一九七九年三月五日，淮安市驸马巷内的周恩来故居正式开放。这个房不过十多间，占地面积不过数百平方米的普通居民宅院一下子吸引了海内外几百万瞻仰者。其中，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外国政府官员、驻华使节和其他国际友人，但更多的，则是普通的人民群众。许多人，不远千里、万里，特意而来。贵州的一位大学生利用暑假，骑着一辆半旧的自行车，风餐露宿，不顾颠簸，日夜兼程，来到他景仰已久的心目中的圣地。 故居的一切更加深了人们对周恩来的崇敬和怀念。同时，也把人们要求建立大型的周恩来纪念馆的愿望撩拨得更强烈。 一九八五年三月，兰州军区司令员杜义德将军来到淮安周恩来故居。将军曾经跟随周副主席南征北战，解放战争时期，他就是赫赫有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三兵团的副司令员，对周副主席感情极深。在周恩来塑像前，将军整好衣冠，“拍”地行了一个军礼，说了声：“周副主席，我来看您了！”话音未落，脸上已是热泪纵横。 瞻仰故居完毕，将军问故居管理处的负责人王树荣：“淮安有总理纪念馆么？” 王树荣说：“暂时还没有。” 将军又问：“你们有建纪念馆的打算么？” 王树荣如实回答：“有关方面正在考虑。” 将军激动了。把他那曾经指挥千军万马的大手猛地往空中一挥，说：“还考虑什么？你们应该赶快建！像总理这样的伟人、完人，全中国、全世界能有几个？！外国人都纷纷为他建碑、立铜像，我们建个纪念馆，还不是理所当然！”最后，将军慷慨激昂地表示：“要是建纪念馆没有钱，我去给你们募捐！” 同年，曾任江苏省省长的管文蔚也来到淮安。 在周恩来故居，老人泪光莹莹，不住低吟：“古今雄杰若鳞比，能有几人似周君？！”情到极致，老人泼墨挥毫，留下了凝重有力的四个大字：“千古完人！”放下笔，他对淮安的同志说；“淮安要建总理纪念馆，一定要建！”他表示，他一回南京，就向省里汇报此事。作为周恩来的故乡，淮安方面早就有建立纪念馆的想法和打算。早在一九七八年，他们就向省委提出过建议，他们甚至已经请来了南方和北方的一些建筑工程专家，商讨建立周恩来纪念馆的具体方案。 面对众多的呼吁和支持，一九八五年，淮安以县委、县政府的名义向省委宣传部正式打了一份报告，要求在淮安建立一座周恩来纪念馆。 报告呈上去不久，一辆吉普车从淮安县委院内开出，直赴南京。 坐在车上的是淮安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顾俊杰和周恩来总理故居管理处主任王树荣。他们赴宁的使命只有一个，那就是将建设周恩来纪念馆的希望早日变成现实。 二人首先来到管文蔚家中。他们态度谦恭，言辞恳切，陈述着淮安人民的希望和要求。管文蔚本来就热心此事，如今顾、王二人又主动提出，感情的温度越升越高，未等二人说完，立即就摸起家中的电话。电话通了。 “喂，你是小顾吗？”管老的声音洪亮而又亲切。 顾、王二人相视一笑。他们知道，管老称的小顾就是当时的江苏省省长顾秀莲。 “我在电话里称你小顾，公开场合还是要喊你顾省长的。”管老爽朗地笑起来。“哎，”他收住笑容，神情开始变得严肃，“淮安要建周总理纪念馆，这是件大事，也是件好事，省里应该支持。现在，淮安来了两个人，专程向你汇报这件事。请你明天无论如何要安排个时间接待一下。” 在淮安建设周恩来纪念馆，也是中共江苏省委和省政府的希望与要求。 第二天，顾秀莲果然在办公室接见了顾俊杰和王树荣。在听取了汇报之后，顾秀莲说：“你们谈的事管老已经多次对我讲了。总理是个伟人，建一座纪念馆十分必要。” 此后在省委领导的一次会议上，把淮安要求建立周恩来纪念馆的事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提出了出来。一致意见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正式向中共中央宣传部呈递要求建立周恩来纪念馆的报告。 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素来敬重周恩来。他卧室里唯一的人物肖像，就是绘在瓷盘上的周恩来。在有这个瓷盘之前，他写字台的玻璃板下，一直摆放着一张周恩来的照片。他视周恩来为自己的良师。一如已故周恩来的精力充沛和忘我工作，胡耀邦曾为自己立下在任内跑遍全国二千多个县的宏愿。一九八四年十月，外出考察的胡耀邦来到淮安。踏上周恩来故乡的土地，总书记的心情显得格外激动。他专门抽出时间，前往周恩来故居瞻仰。当淮安县负责人请他为周总理题词时，他屏息凝神，聚墨驰毫，写下了“全党楷模”四个大字。他很快就同意了在淮安建周恩来纪念馆的要求。 根据胡耀邦的批示，不久，中共中央宣传部即致函江苏省委宣传部。 接到中宣部的正式批文，中共江苏省委立即成立了周恩来纪念馆筹建领导小组，省委副书记孙家正等人任组长，淮阴市市长徐燕、淮安县县长张凯任副组长；淮安市成立了周恩来纪念馆工程筹建处。选址、设计、征集史料等各项工作都相继开展起来。 周恩来纪念馆筹建处成立后，周恩来故居管理处主任王树荣更把全部精力扑在纪念馆上。在纪念馆一度面临停建的日子里，他坐卧不安，寝食不宁。他相信，阻力是暂时的，周恩来纪念馆一定会建，并且一定能够建起来。朝鲜人能为他铸铜像，日本人能为他立诗碑，法国人能为他建铜牌，难道中国人却不能为他建纪念馆？他带着准备好的各种材料，跨进大大小小的机关，不厌其烦地陈述着充足的理由。 一九八七年，江苏省人大会议在南京召开。会上，省人大代表、淮安市委副书记尹明倡议，百余名人大代表附议，联名向大会递交了尽快建立周恩来纪念馆的提案。尹明还专门拜见了当时的江苏省常务副省长陈焕友，再次陈述代表们的请求。人民代表代表人民再一次发出了强烈的呼唤。中共江苏省委从未放松纪念馆的筹建工作，此时，又尽快召开会议研究。 在强大的爱的呼唤声中，一度中断的周恩来纪念馆筹建工作终于得以恢复。 正文 第五章 春盎桃花垠 一辆桑塔纳轿车在通往南京的公路上高速行驶着。 突然，路面上出现了一个凹坑。车身剧烈地颠簸了一下，坐在车里的潘正凡身子被猛地掀了起来，然后又重重地落下。 潘正凡正了正身子，重又坐好。 这样的颠簸有过无数次，他已经习惯了。 为了建立周恩来纪念馆，他这已是第二十二次去南京，向省委汇报有关情况。他有过预言，等他跑满五十次的时候，纪念馆就该正式建成了。 建纪念馆是件大事，每一步都很慎重。 纪念馆筹建工作开始，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选址。 作为周恩来纪念馆筹建处的负责人之一，同时又是淮安市城建局的局长，潘正凡深知选址之难。 选址，不是简单的选择一块合适的地势，它需要考虑许多相关的制约性因素。为了选择一个理想的馆址，他日思夜想，四处查看，不停奔波，眼窝因辛劳过度而深陷，眼睛也因缺乏睡眠而红肿、充血。 淮安是座历史文化名城，已有两千多年历史。老城至迟建于一千六百多年前的东晋初期。元末在老城北四里，重新一座“新城”，与老城成犄角之势。明嘉靖年间，在新旧二城中间再造“联城”。淮安一郡，同时拥有三城，为国内所少见。淮安老城经明清两代的修葺，规模达到顶峰。历经战火和变迁，如今，三城已经不复存在，但老城以镇淮楼为中心的十字形棋盘街道的基本格局依然保持，历史留下的各种文物、古迹甚多。文物景点除原有的镇淮楼和文峰塔外，又新添和恢复了吴承恩故居、梁红玉祠、关天培祠、韩侯祠等。经过周密的思考，又经过省、市、县各级领导和有关专家的反复讨论，遵循中宣部批文的指导思想，大家一致认为，在淮安古城建立周恩来纪念馆，馆址的选择至少应能满足这样一些条件： 一、馆址应处在这座古城显著而优美的位置，纪念馆建成后能成为这座城市重要的标志性建筑。 二、馆址的位置要力求视野开阔，环境宁静，反映出淮安水乡的自然特色，并尽可能同周恩来的品格有相应的意境。 三、交通应当方便，同城市连接比较紧凑，有利于各类交通工具的停放和进出，并同周恩来故居形成合理而有机的联系，便于参观线路的安排。 根据这样一些条件，有关人员瞪大眼睛在淮安城内及周围搜寻。人们先后提出十多个可供选择的地点，经过反复调查、考察、研究、分析，其目光渐渐集中到故居南侧、体育场、部队驻地、月湖和桃花垠等几处地方。 那些天，每个人都显得极为紧张、辛劳，潘正凡更是忙得不亦乐乎。他综合有关资料，花了整整三个晚上的功夫，精心编制了一份内容详尽的“周恩来同志纪念馆馆址方案选择对照表”。在这张表上，他将方案的名称以及方位、离故居距离、面积、拆迁情况、周围情况、地基情况、交通状况、环境质量评价、主要优点、主要缺点等全写得清清楚楚。他为即将召开的周恩来纪念馆馆址论证会作好了充分准备。 一九八七年五月，周恩来纪念馆馆址论证会在绿树掩映的淮安宾馆隆重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十多位著名的建筑和城市规划方面的专家，还有江苏省委副书记孙家正以及淮阴市、淮安县的许多领导同志。会议主持者作了简短的开场白之后，潘正凡同志重点向大家介绍了各个方案的具体情况。 一、故居南侧方案。该方案位置北同周恩来故居仅一巷之隔，西、南面临主要大街，东临民居。东西宽七十七米，南北长一百零二米，面积为七千八百五十四平方米。由于紧靠故居和交通干道，参观方便。 二、“中轴线”方案。这里又分两个方案。为利用现在的体育场，亦即原漕运总督部院遗址。该位置南北长一百六十米，东西宽一百零二米，面积为一万六千三百二十平方米。二是从体育场向北拆迁房屋至东门大街，东西宽九十米，南北长一百一十米，面积九千九百平方米。这两个方案的主要特点是处于老城中心，位置突出。 三、部队驻地方案。该方案位置在镇淮楼东南四百米，原是文庙和府学所在，该处东西宽一百米，南北长一百三十五米，面积一万三千五百平方米。其主要特点是不临闹市，比较安静。 四、月湖方案。该方案位置在西长街南段月湖边，在故居直南九百米处。该处东西宽八十米，南北长一百二十米，面积九千六百平方米。其主要特点是依湖临水，东侧有一块地可辟为停车场。 五、桃花垠方案。该方案位置在故居东北一点六公里处的桃花垠湖区。该处东西宽八百米，南北长七百米，面积为三十五万平方米。其主要特点是地域和水面开阔，环境优美，交通方便，绿化条件好。 由于连日奔波、劳累，加之休息不好，潘正凡的嗓音有些沙哑。他把各方案的有关情况介绍完毕之后，又把复印的“周恩来同志纪念馆馆址方案选择对照表”分发到每一个与会者的手中。 会场显得很安静，只有淡色的烟雾在每个人的头顶无声地缭绕。所有的目光都在仔细地看着挂在墙上的图和那张表。 思考的过程是艰难的过程。虽然无声，但你可以感觉到，每个人的脑细胞都在高速地运动。 长时间的沉默之后，有人开始轻声咳嗽。这似乎是某种信号，其他人纷纷放下手中的图表，把眼睛抬起来。 靠近窗子的几位站起身，打开了窗户。 一股带着芬芳的清新的风吹了进来。人们的精神都不禁为之一振。 发言开始。发言的开始也便是争论的开始。本着选址的原则和要求，大家对每个方案各抒己见。会场的气氛十分热烈、活跃。 ——我赞成故居南侧方案。它的最大优点就是离周恩来故居很近，游人参观极为方便。游人先瞻仰周恩来故居，然后再瞻仰纪念馆，感情上也可以保持一致，不会因二者之间离得太远而发生变化和中断。再者，故居和纪念馆靠在一起的例子是很多的，国内外很多伟人和名人，他们的故居和纪念馆在位置上的安排都是这样。 ——我不赞成故居南侧方案。它离周恩来故居很近固然是一大优点，但我们也不应忽略它的明显缺陷。首先，它的面积太小，只有七千多平方米。在这样一点小的面积上建造一个伟人的永久性的纪念建筑显然是不相宜的。周恩来人格高尚，胸襟博大，他的纪念馆最好也应给人一种高远、超拔、开阔之感，让人一置身其间，便能感受到周恩来的气质，风度和精神底蕴。现在的周恩来故居已显得相当狭小，纪念馆一旦建成，必将吸引更多的中外游人，如果纪念馆馆区范围太小，容纳量太有限，势必会给游人进一步造成拥塞、挤迫之感，那么，也就无法收到良好的参观效果。另外，因为面积太小，车辆的停放也很困难。 ——我也不赞成故居南侧方案。我认为采用体育场方案比较适宜。周恩来同志十二岁那年离开淮安去东北求学，此后，直到逝世，再也没有回来过。但他对故乡，一直怀有很深的感情。他记得童年时曾在下面挖过野菜的文通塔，记得曾多次登临并在上面放过鸽子的镇淮楼，记得曾荡舟其上，溅起过串串笑声的文渠。他怀念曾经养育过他的故土，他也想念故乡的人民。现在，要建造纪念馆，等于是周恩来同志回来了，淮安理应把最好的地方让出来。要说好的地方，体育场可以说是再好不过了。它地处市中心，和镇淮楼在同一条中轴线上。它又是漕运总督府的遗址，地基也好。同时，它的面积有一万六千多平方米，此故居南侧面积要大得多。 ——体育场的方案优点确实是很多的，要细数数，还可以说出一些。比如，离故居很近，交通也方便，又不损害城市原有格局。不过，这一方案也有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体育场这块“风水宝地”，它的位置太显要、太突出了，让纪念馆占据这样一个位置，这和周恩来同志所特有的形象显得很不统一。总理生前一贯艰苦朴素，宽厚谦逊，平易近人，虽身居高位，但从不愿突出自己。把纪念馆建在这样一个地方，显然有违总理本意。 ——这位同志提出的观点有道理。不过，建造周恩来纪念馆，故乡人民的感情因素也不能不考虑。如果觉得体育场的位置过于突出，我们可以稍稍偏移一下，采用体育场北方案。 ——不行，这一方案较之体育场方案，弊端更多。首先，它要拆迁体育场向北的大量民房。总理生前热爱人民，为天下宁愿己貌瘦。为建纪念馆，而打扰故乡的父老乡亲，这更有违总理心愿。此外，把纪念馆建于这样的闹市区也不相宜，人声嘈杂，很难形成宁静，庄严的纪念气氛。 ——要说环境安静，我看部队驻地方案不错。它离闹市区比较远，面积也比较大。 ——不行。我去实地看过多次了，那块地方环境质量比较差，周围景观比较凌乱。另外，从周恩来故居到那儿，必须穿过闹市区，这在视觉上和感情上都有阻隔之感。 前几个方案，每一个方案都被提起过，但每一个方案又都因其有重大缺陷而相继被否决。最后，人们选择的目光自然地集中到月湖和桃花垠这两个方案上。 这两处地方均属荒废之地，又都有自然水面，条件十分相似。人们争论着，比较着，重心渐渐偏移到桃花垠这边来。 桃花垠是个很美的名字。宋元年间，这儿曾是淮安著名的“十八景区”之一。当年，亭台楼阁，相映成趣，水碧花红，风光旖旎。古人有诗云：“春盎桃花垠，东风一笑迎。桃花红更好，无限是柔情。”遗憾的是，这一美妙所在后来因战乱等原因被废毁，如今仅存一汪涟漪。一九五八年，淮安曾打算恢复这一景点，在此建一座城北公园，只因财力不足而未能兑现。淮安方面的同志此时力主把周恩来纪念馆建在桃花垠。这样，不仅使纪念馆有了一个较为理想的馆址，同时，也可使桃花垠这一昔日的风景区重显生机。 论证会已经进行了两、三个小时，省委副书记孙家正一直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大家的发言。这时，他站起身，笑眯眯地说：“坐了这么长时间，大家都累了吧？我看，馆址我们暂不忙定，我们一起到桃花垠再去看看，怎么样？” 众人响应。大家徒步来到离宾馆不远的桃花垠。 桃花垠当时是一片沼泽地，一站到岸边，每个人立刻产生了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这儿，天蓝水碧，云白风清，放眼望去，四百余亩水面静卧在人们面前。东一百余米，是淮阴、淮安的过境公路。西二百米，是淮安市北门大街。南面是淮安市城区，北面紧靠文渠。周围没有古树、古迹以及高大建筑物，视野十分开阔。因是废弃水面，既不占良田，又无需大量拆除民房建筑，环境也极为优雅、宁静，和纪念馆所要营造的气氛极为吻合。而且，从长远眼光看，按照现有规划，未来的淮安城将向东向北发展，那样，周恩来纪念馆恰恰处于城市的中心位置。 “故乡一滴水，游子三分亲。”这儿的水面又是这么开阔，真是天赐也！大家的神情都很兴奋，每个人交换眼神时，彼此都会心地一笑。那意思是极明确的：纪念馆的馆址，就这么定了！ 事后，有人说，在考虑给周恩来纪念馆选址时，他曾做过一个有趣的梦。梦中，他看到一只五彩的凤凰携带着巨大的光环缓缓地从北方飞来，天空生辉。 群星失色。凤凰在淮安城的上空连着盘旋了好几圈，最后，静静地落在城东北一片水面中间的陆地上。周恩来乳名“大鸾”，“鸾”即是凤凰一类的神鸟。凤凰落在城东北，而城东北那一片水面正是桃花垠！ 梦境和现实的巧合，使周恩来纪念馆馆址的选择更增添了神奇和美丽的色彩。 馆址正式确定后，有关方面派人专程进京，把馆址情况向邓颖超同志作了汇报。邓大姐也认为地点选得好，连声向地方政府和故乡人民表示感谢。 正文 第六章 设计，在殚精竭虑中完成 建筑，以蓝图为本。 周恩来纪拿馆是一座伟人的永久性的纪念建筑，它将千秋万代接受世人的瞻仰，它必须能经得起当代和历史的品评。 要求之高便显出设计者责任之大。 在一次会议上，中共江苏省委决定，将设计周恩来纪念馆的重任交给东南大学。 东南大学深知这一决定的分量。他们迅即从本校建筑研究所、建筑设计院、建筑系抽调了一批有经验的技术人员，组成了周恩来纪念馆规划设计组。由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所长、著名建筑大师齐康教授负责总体划设计。 设计，这是一项高级的创造性的劳动。从无形到有形，从一般到独特，看上去虽只是一步之隔，实际上，却需要设计者付出极大的智慧和心血。 从正式接受下任务那一天起，设计组的十几颗脑袋便一起陷入了冥思苦想。根据建筑物既要继承中国传统，又要体现九十年代现代化的建筑水平，既要突出纪念气氛，又要考虑到整个馆区的纪念游览地这样一些指导思想，他们的笔下先后出现了七种式样的纪念馆方案。有“四合院”式的，有“平房两层楼式”的，有“长廊式的”，有“展览厅式”的。这些建筑方案都有自己的特点和含义。 一九八八年年底，省委又召开第二次周恩来纪念馆设计方案论证会。若干个方案的建筑模型逐一排放在会场中间的长桌上。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与会人员都感到每一个方案都有其独到之处，大家都希望找到一个更好的建筑方案，更能体现总理这样一个伟人。 在进一步的讨论之后，在热情肯定了设计组呕心沥血的努力之后，会议以现有的一两个方案为主体，在此基础上，集中其它方案的优点，搞出更能体现总理为人、尽可能完美的设计方案来。 这历史的重任落到了齐康教授的身上。 齐康感觉到了会场上大家一齐投向他的希望的目光，但他没有说话，面部甚至连一丝表情也没有。他显得有些疲惫。但他紧抿的嘴唇又让人感到他在暗暗地积蓄气力。 齐康深深感到落在肩上责任的分量。中国建筑界素有“北梁南杨”之说。而齐康恰恰是五十年代闻名全国的建筑设计权威杨廷宝的高足。他曾参加过北京毛主席纪念堂的设计，并主持设计过南京雨花台纪念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等建筑。他设计的武夷山风景区建筑曾在全国设计比赛中获奖。但是，设计周恩来纪念馆，他却感到了某种程度的力不从心。周恩来纪念馆是他主持设计的第十个大建筑，他满心期望以此为自己的设计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然而，要画好这一句号却显得很不容易。 周恩来，是举世景仰、有着独特魅力的一代伟人。设计他的纪念馆，委实是太艰难了。 长时间的冥思苦想，使得齐康本来花白的头发白得更加触目。他用手指轻轻梳理了一下，竟有十几根银丝随之落下。齐康清楚，周恩来纪念馆要想真正设计得好，建筑物本身必须融进周恩来所独有的精神气质，能生动地体现出周恩来的形象、品德和人格。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设计者就必须更全面更透彻地了解周恩来。 论证会结束之后，齐康又驱车来到淮安。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齐康几乎每月都要来一次淮安。他在文渠边长坐。他去镇淮楼远眺。他对着周恩来的照片长久地出神。他努力体验着那位伟人的呼吸，感受着那颗伟大心脏的搏动。 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齐康再一次出现在从周恩来故居到桃花垠去的小路上。这一天，他感到神清气爽，思维特别活跃，也特别敏捷。他隐约感到，他捕捉多日的东西即将在他的思维之海里闪现。他一步步地向前走着。他的头脑中不时闪过周恩来的各种镜头：十三陵水库，周恩来拉着小车和群众一起劳动；黄河边上，周恩来挽起裤管，和老船夫一起拉纤；邢台灾区，周恩来跨过纵横交错的地裂，走进尚有余震的村舍；四届人大，重病缠身的周恩来怀着激情描绘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还有周恩来那件衣领和袖口补了又补的衬衫，困难时期周恩来在中南海食堂排队买窝窝头和菜汤的身影。 齐康正想得出神时，空中突然传来一声布谷鸟的啼鸣。极目远望，田野里，农民正在紧张地耕耘。齐康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猛烈地撞击了一下，视点顿时被拉近了。这是一片充溢着平易和朴实的工地，又是一片诞生伟大和崇高的土地。勤勤恳恳、操劳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周恩来就诞生在这片土地上。由这片土地，齐康自然地想起过去在这片土地上常见的四根柱子四坡屋顶的建筑“牛车棚”，想到大运河畔的待渡亭、乡间路边的歇凉亭，想到了淮安民居有月牙的门，想到了埃及永恒的金字塔……随着思绪的翻飞，各种绝妙的构想在大脑中渐渐变得清晰、成型。 齐康的构想是，在桃花垠中间填土形成纪念半岛，纪念馆的主体建筑就安放在纪念半岛上，使得纪念馆三面环水，造成一种水天一色、相互交融而又平易近人的效果，形成一种平静庄严的环境氛围。 纪念馆分主馆和副馆。 副馆平面为“人”字形，“人”字中央及两端分别做架空处理，造成镜框效果。副馆作拥抱主馆之势，象征着周恩来永远和人民在一起，周恩来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主馆高二十六米，和中山陵、雨花台高度相等。屋顶采用框架开窗的四坡形，支撑屋顶的为四根十一米高的栋梁大柱，象征着周恩来生前四次提出要在我国实现的四个现代化。 整个主馆坐落在梯形基台上，外形方正，内呈八角，二层大厅相对底层平面扭转四十五度，墙体成外四方内八角形，既打破了中国传统建筑绝对均衡、一统的习惯，同时又给人一种扭转乾坤的气势。 主馆共分三层，一层为陈列厅，二层为纪念大厅，顶层为观景平台。陈列厅内展出能反映周恩来光辉一生的重要图片、文物和资料、直径十五米、高十六米的纪念大厅后侧置放周恩来的汉白玉塑像。主馆的顶部设双层玻璃，这样，既可使塑像获得良好的自然光照，又可取得周恩来顶天立地的寓意。游人瞻仰纪念大厅完毕，登上顶层平台，近可观四周湖光景色，远可眺淮安古城风貌。建筑外墙一律采用青灰色花岗石饰面，使整体造型庄严、明朗、简洁、新颖而又富有时代气息。馆区水波荡漾、芳草葳蕤。松青柏翠、道路迂回，既突出了纪念性，又兼顾了游览性。 在周恩来纪念馆设计方案最后一次论证会上，齐康微笑着把他精心制作的周恩来纪念馆的模型呈现在与会者的面前。当人们的目光一触及到那新颖、别致、独特、生动的造型，每个人都禁不住发出一声惊叹。这一方案设计得太好了，庄重而不呆板，美观而不浮滑，传统和现代相揉，民族和外来合璧，形式和内蕴谐和，建筑和自然一体，高洁中显质朴，凝重中显超拔，平易中显奇伟，庄严中显亲切，神形兼备，堪称妙手天成！ 主持会议的领导同志喜上眉梢，一锤定音，把这一方案正式确定下来。 殚精竭虑的齐康终于长长地、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正文 第七章 奠基，在三十万土方的基础之上 草枯了，树叶落了，芦花白了，雁又南飞了。 沉睡数百年、荒芜数百年、冷清数百年的桃花垠无声无息，它以惯常的无奈等待着度过它的生命史上又一个更为漫长、更为沉寂的冬季。 然而，桃花垠没有想到，随着那只远翔的凤凰即将返回故里，它的命运将被彻底改变，它的生命将被重新铸造。 这似乎是个预兆。这一天，桃花垠被接连落在水里的几块石子惊醒。它睁开惺忪的睡眼。这时，它惊奇地看到岸边站着十几个人，他们有的拿着皮尺，有的拿着各种仪器，正兴奋地对着它比比划划。其中有个高个子还把右手猛地一挥，做出了一个下决定的手势。 也就是在这一天，淮安市委、市政府关于组织劳力完成周恩来纪念馆土方工程的通知下达到有关乡、镇。 几天后的一个清晨，一支数千人的队伍突然浩浩荡荡地开了过来，他们带着草包、树棍、跳板…… 顷刻之间，这块冷寂的废地沸腾了。 桃花垠地域开阔，自然水面达五百多亩。按照齐康的设计，为了使纪念馆三面环水，造成宁静而庄严的效果，在湖中间应堆起一座宽一百米，长三百余米的纪念半岛。这项工程的工作量是十分巨大的。但淮安人民毫不犹豫地承担起这一重任。他们盼着建周恩来纪念馆，心都快盼焦了。今天，他们要用挚爱和赤诚在这片水面中亲手铸起纪念馆的基座。 北风呼啸，寒气逼人。桃花垠的水面上结了一层薄冰。但猎猎的红旗、鼎沸的人声，轰鸣的马达很快就使薄冰融化了。水塘里的水还没有抽干，人们就纷纷跳进烂泥塘里，开始挖土。 泥浆没膝。有的地方，甚至浸到人的胸部。但人们没有退缩。天是冷的，但人们的心却火一般炽热。 经年的荒芜，使桃花垠成为一个柴蒲塘。冬季，柴蒲虽然枯了，但盘根错节的根还在。土，真难挖呵！每一锹，都需用十分的气力。每一脚踩下去，都要使出全身的劲。身上出汗了，手心出泡了，虎口震裂了，脚上还时不时地被尖利的柴根戳出血。 工程技术人员张有生同志穿着一身皮衣皮裤在烂泥塘里来来回回地跑着，一边跑，一边指挥、招呼。他曾在部队当过多年基建工程兵，现在是淮安市城建局建管办副主任。在条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组织上千人的队伍施工，所需花费的精力之大可想而知。为了让大家把所挖的土运送到指定位置，他指挥人们用麻包装土，先铺出几条道路。他还带头扛起一包土，在沼泽地里摇摇晃晃地向前跑。 小朱是放寒假，刚刚从外地回到家乡的大学生。坐了一夜的火车，又坐了大半天的公共汽车，他感到非常疲劳。但他一听说人们要去桃花垠，为建立周恩来纪念馆做土方工程，精神倍增，操起一把铁锹就跟了来。到了桃花垠，他有些愣住了。他不知道桃花垠是一片水塘，他脚下穿的是一双新买的皮鞋！他狠了狠心，正要往水塘里跳，恰巧被乡长看见了。乡长脚上穿着一双运动鞋，手里还拎着一双靴子。乡长把靴子让给了他。他感激地望了乡长一眼，然后，挥起铁锹就干了起来，泥浆溅在他洁净、整齐的衣服上，但他全然不顾。 用一根扁担桃着两布兜泥土向前跑的中年汉子是李长顺。他在集市上卖了两个猪崽，然后，又赶到淮安城里买东西。路过桃花垠时，听到这里号子声起伏，便跑过来看新奇。一见人们是在为建立周恩来纪念馆做土方，他动心了。抬头看看天色还早，自己手上又带着现成的工具，悄没声儿的，就加入了劳动的队伍。他的心里挺得意，自己今天既办了私事儿，又为建立周恩来纪念馆出了力，真是一举两得。 老于师傅也是被工地上的号子声吸引来的。他退休以后，日子过得幸福而又惬意。儿子、媳妇也孝顺，几乎不让他做什么事。他每天除了带带小孙子，就是找另外几个也已退下来的人在一起谈谈闲、下下棋。老于师傅的出身很穷苦，父亲早死，母亲又撇下他改了嫁。他曾经过一段近乎孤儿的生活。是共产党救了他。一提起共产党，他的心中就充满感激之情。听说淮安要建周恩来纪念馆，他非常高兴，连声说：“该建，该建！”他一直关心着周恩来纪念馆究竟什么时候建，因为，他也想出把力，尽一份自己的心意。桃花垠的号子一响，他知道有眉目了，挑着一对柳条筐就急匆匆地赶了来。 桃花垠的人越来越多。有一个家庭大小八口全部上阵。老汉佝偻着腰，用柳筐背土。儿子脱去棉衣，用独轮车推土。小孙女提着柳篮，踉踉跄跄地跟在后面。那场景，让人见了，不由得眼窝发热，怦然心动！ 为了早日完成纪念半岛的土方工程，乡与乡之间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人们披星戴月，分秒必争，使出了全身的本领。 一天夜里，天公陡降一场大雪。四野茫茫，白雪皑皑。指挥部的同志心想，这下人们该歇一歇了。谁知，天亮之后，号子声又像往常一样嘹亮起来。在零星的雪花中，人们依旧在桃花垠穿梭、奔忙！ 一九八六、一九八七、一九八八，淮安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连续苦战了三个冬天，义务献出八十多万个工日，挖了三十多万个土方，终于在桃花垠中间堆起了座纪念半岛。 一九八八年三月五日，在周恩来诞辰九十周年之际，周恩来纪念馆奠基仪式在桃花垠纪念半岛上隆重举行。这一天，春风轻柔，阳光明媚，桃花垠显得格外秀美和生动。中顾委委员金明、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平杰三、周恩来生前秘书高振普、江苏省省委书记韩培信、江苏省省长顾秀莲、江苏省委副书记孙家正、淮阴市委书记黄冰以及著名英籍华裔作家韩素音女士、美联社驻北京分社主任等和淮安各界人士等一千多人出席了奠基仪式。邓颖超同志因年迈体弱不能前来参加奠基仪式，高振普代表她转达了心意：她感谢淮安人民，感谢故乡的父老乡亲。全场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奠基碑立在土里，碑上红绸结成的花鲜艳、耀眼。随着一锹锹扬起的泥土，人们似乎看到，一座高大的建筑物正拔地而起。 正文 第八章 建筑者的形象和故事 一座建筑往往就是一部书。 停立在周恩来纪念馆的前面，透过建筑物的表层，我们可以看到一连串的建筑者的形象和故事。 听说淮安要建周恩来纪念馆，很多建筑单位前来请缨。 江苏省建筑工程公司近水楼台，捷足先登，承揽了纪念馆的建筑任务。 该公司的大本营在六朝古都南京。平时去外地尤其是去偏僻的地方施工，不少人都不愿去，但这次，全公司的职工却都争先恐后，有人急着要从国外的工地上赶回来，有人连着向公司递交了好几份申请，有人甚至为争不到来淮安的机会而捶胸顿足、唉声叹气。 这一切，全是因为对周恩来的热爱。 金山从美国夏威夷群岛皇宫饭店的工地上急匆匆地赶了回来。他回来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参加周恩来纪念馆的建设。 在美国，每月二百五十美金的报酬对生活尚不富裕的他来说固然是一种诱惑，但相比较之下，周恩来纪念馆的建设则有着更大的引力。 金山屈指数了一下，自一九七九年进入省建公司后，他已参加了九项大的建筑工程，下一个工程刚好是第十个。十，在我们中国人心目中是个十分吉祥、美好的数字，它象征着十全十美。金山非常高兴能把这个美好的数字落在周恩来纪念馆这一建筑上。 金山是装潢工。在国外，他刚刚掌握了喷塑这一新工艺。而目前，全公司掌握了这项新工艺的人为数极少。金山知道，不仅他想去纪念馆工地，纪念馆工地也十分需要他。 但是，对于去纪念馆工地，金山并不是没有一点担忧。在他去美国的一年多时间里，在南京的一个服装厂当临时工的妻子一直带着年幼的孩子单独生活。不要妻子多说，金山完全可以想象出妻子整天的劳累和辛苦。她一直盼着自己能从国外早点回来。现在，他回来了，却马上又要去外地，妻子能同意么？ 金山低估了妻子。当他忐忑不安地说出自己的心思之后，妻子却表现得极为理解。妻子说：“你去吧。家中的事你不用惦记。周总理为人民献出了一切，连骨灰都没有留下。他的纪念馆你们一定要建好了，千万不要对不起后人，对不起总理。” 那天下午，金山夫妇带着孩子特地再次瞻仰了梅园新村纪念馆。次日一早，金山便精神饱满、心无牵挂地奔赴淮安。 晚上。江宁县逸新路上。 方道生和王梅一前一后地走着。很长时间，他们都不说话，只有单调而沉重的脚步声令人心烦地响着。 方道生是江苏省建筑工程公司的施工员，王梅是江宁县一个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在江宁县六一三厂工地施工的方道生经常去图书馆借书，二人便相识了，并由此而产生了感情。就在他们情意缠绵、彼此如胶似漆的时候，方道生突然接到公司调令，要他到周恩来纪念馆建筑工地担任施工员。方道生欣喜若狂。当他把这一消息告诉王梅时，王梅开始也很高兴，但很快，她的高兴便为即将到来的离别和忧伤所取代。 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时，方道生停下了脚步，王梅也站住了。 王梅抬起眼睛，那么温情，那么哀怨地看着方道生。“道生，我最后一次问你，为了我，你能不去淮安吗？” 方道生再次摇了摇头，说：“不能。” 王梅说：“你不爱我！” 方道生愣住了。 王梅抽泣起来。 方道生眼圈也红了。他歉疚地对王梅说：“王梅，不管你怎样看我，也不管我们今后关系如何，淮安，我一定要去！……” 杨炳峰家里热闹非凡。分出去生活的儿女们及第三代人全回来了。杨炳峰第二天就要去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工地，全家人特意办了一桌酒席，为他送行。 席间，儿孙们向杨炳峰频频敬酒，杨炳峰不断举杯畅饮。他的脸色越发红润，神情也越发兴奋。 杨炳峰已经年过六旬，富裕的生活，爽直的性情、无忧的心境，使他显得很健康，声音也洪亮、有力。一九九零年一月，他就正式办了退休手续，离开了省建公司。回到家后，他不甘赋闲，以老伴的名义开了爿服装店，生意做得十分红火，日子也过得十分惬意。他曾当过多年钢筋放样工，技术上很有一套。附近的建筑单位闻知他退休了，纷纷上门出每月四百至六百元的高薪聘请他去做技术指导。就在这时，周恩来纪念馆开工，公司领导带话给他，希望他能到工地上来。老杨一听是建周恩来纪念馆，当即就辞掉聘请，暂闭店门，爽快地答应去纪念馆工地。儿女们知道他的决定后，也很支持，并争着要把母亲接回家去过，以解除父亲的后顾之忧。 杨炳峰已经微醺了，但他说话仍然十分清楚。“在我有生之年，还能参加建周恩来纪念馆，这实在是我的福分，也不枉我干了二十几年建筑。周总理是我平生最钦佩的一个人，他最没有私心，为国为民，操劳了一辈子，生前俭朴，死后没有分文遗产，连后代都没有。他又是那样平易近人，身为堂堂总理，却没有一点当官的架子。当年邢台地震，总理去慰问灾民，灾民递给他一碗水，他不管脏不脏，接过来一口就喝个干净。这才叫与人民同甘苦，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我这次去淮安，一定要把纪念馆造好了。应该让现在有些干部拿周总理当面镜子，好好检查检查自己！” 杨炳峰把坐在旁边的小孙子抱到自己怀里。他问小孙子：“我去淮安建周爷爷的纪念馆，好不好？” 小孙子奶声奶气地说：“好。” 他又问小孙子：“你要我回来时给你带点什么？” 小孙子说：“我要你给我拍张纪念馆的照片，这么大的！”他指着墙上的挂历。 家人都忍不住开怀大笑起来。 一九九零年三月五日，周恩来纪念馆正式开始动工。 这一天，天气晴好，春风和煦。高处的柳树已绽出片片鹅黄，低处的湖边也闪出了点点新绿。 负责打桩的江苏省溧阳县建筑安装公司的工人兴高采烈地走上纪念半岛。他们要在周总理生日这一天。为纪念馆的建筑打下坚实的根基。 春风裂石。纪念半岛表层的土呈出一种灰白，且裂了许多道纵横交错的口子。工人们大踏步地在上面走着。渐渐地，脚下的土开始变得松软起来。突然，走在最前面的那一位发出一声惊叫，只见他身子一歪，一条腿迅即没入土里，紧跟着，另一条腿也陷了下去。须臾，地面上，仅剩下小半个身子和两条挣扎着的手臂。 半岛毕竟是就地取土，用潮湿的稀泥堆起来的。一冬之后，尽管表面结了一层硬茧，但下面仍旧形同沼泽，根本不能站人。 但是，二十二米长的混凝土桩早就预制好了，大批的建筑工人也到了工地，工期是不能延误的。 别无选择，只有迎着困难上。那个好不容易才从沼泽中爬出来，成了泥人的工人潇洒地一挥手：“没什么，只当体验一下当年总理带着红军过草地的滋味！” 打桩采用的是静压桩。压桩机自重达一百五十吨。要打桩就必须把压桩机运到现场。可现场连人都没法走，这么笨重的东西如何运进去？ 队长往手心吐了口唾沫，然后，双手使劲搓了搓。他说：“总理那一代人把三座大山都推翻了，我就不信，我们难道连个桩机也运不进去？” “拆！”队长一声令下，工人一齐动手。他们把压桩机拆散，化整为零，一样一样搬进去。 然而，即便这样，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桩机的主要部件仍然很重，运起来，仍然十分困难。工人们又在沼泽地上铺上木棍、木板，几十号人一起推、拉、抬、扛，努力使桩机一寸寸地前移。有时，陷得太深了，实在无法抬起，就用千斤顶再把桩机顶上来。每个人趴倒爬起的，都成了标准的泥猴。就这样，他们凭着一股拼劲，硬是把桩机运到了现场。 打一根桩，所需的时间是极有限的，通常只有十分钟。但是，打完一根桩后，移动桩机的时间却需要五、六个小时甚至十小时。 十分钟，对于工人们来说，是短暂而轻松的。十小时，则是那样艰难和漫长。 主馆和副馆一共打了二百七十五根桩。打桩所花费的时间整整三个月。这期间，工人们不知付出了多少汗水！打桩结束，工人们平均扔掉了三条裤子。由于长期陷在淤泥里，裤子已经脏污不堪，破损不堪。 周恩来纪念馆不同于其它一般性建筑。 周恩来是亿万人心目中的伟人、完人。他的纪念馆应该和他的品德、人格一样完满。 建设中，每个建筑者都不敢有丝毫的疏忽。他们严格、认真，投入了自己全部的精力，全部的情感、全部的赤诚！ 杨炳峰从海安老家那宽敞、舒适的住所又回到了低矮、阴暗、潮湿的工棚。毕竟离开一段时间了，刚到那天，上半夜，他怎么也睡不着，工棚内的霉味、酸味、臭味以及其它说不出的气味掺杂在一起，直刺他的鼻子。他连忙拿出花露水在棚内一个劲地喷洒，谁知这样一来，棚内的气味反而变得更怪了。小铁床也太窄，一翻身，咯吱咯吱直响。但到了下半夜，他安然入睡了。一方面，是他找回了过去的感觉，另一方面，他想到，明天还要工作呢！ 杨炳峰在工地上的任务是负责工程质量检查。他深知自己责任重大。因为，纪念馆的任何瑕疵都将给以后的瞻仰者带来不快，同时，也将影响建筑者自身的声誉，因此，他必须严格把关。他整天眼睛睁得比铜铃还大。他性子直，火气也足，一旦发现问题，大嗓门立刻就会亮起来，然后，虎着脸，站在一旁，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工人返工。等到工人做好了，验收合格了，他还要教训一句：“以后当心点！”这才算罢休。 为了确保工程质量，工人们也都精益求精。他们主动提出，整个墙面，一律按高出规定要求两个百分点的标准施工。有一段九平方米的底墙砌成后，杨炳峰一检查，只高出一个半百分点。他把情况一说，工人们毫不含糊，立刻把这段墙推倒重砌。 李昌来是施工现场的木工组长。他今年四十四岁，江都邵伯人。那天，领导刚刚说出要他来纪念馆工地，他就突然从凳子上跳起来，拔腿就往外跑。领导跟在后面喊：“喂，老李，你怎么说？”李昌来这才像猛然醒悟了似的，停住脚，回过头憨厚地一笑，说：“好啊，好啊！” 领导也笑了。这个老实人，他太激动了。 来到纪念馆工地，李昌来白天和工人一起劳动，晚上一个人趴在工棚里，认真地钻研图纸。当组长的，只有自己先熟悉图纸、吃透图纸，才能更好地指挥全组工作。他文化水平低，有些图纸看起来有困难，他就主动向队长和施工员请教。纪念馆第一层施工时，由于连续阴雨，塔吊没能及时安装好。若等塔吊安装好再施工，势必影响工程进度。队长李龙根急坏了，眼睛红红的，屋里屋外转个不停，心里直想骂人。这时，李昌来穿着分不出色又绽了线的衣服和一双破解放鞋，浑身湿漉漉地闯进屋来。他把顺着脸流到嘴里的雨水狠狠地咽了下去，然后对李龙根说：“不用等了，工程可以继续上。”说罢，掉头就走。李龙根莫名其妙地眨了眨眼睛。片刻之后，他冲出门。转个弯，向工地一看，他呆住了。工地上，李昌来带着木工组正冒雨把钢模管等材料一样样地从地上传到七米多高的框架上。李龙根知道，那堆钢铁材料总共有好几十吨重！ 这头黄牛！李龙根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却情不自禁地流了出来。 接到公司的调令后，方道生毅然离开了江宁，离开了热恋中的情人，来到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工地。 方道生只有二十六岁，从南京建筑工程学院毕业也才刚刚两年。像周恩来纪念馆这样大的工程，按理说，至少应配备三至四名施工员，但公司领导却把千钧重担都压在了他一个人的肩上。 面对领导的重视和信任，他没说别的话，而是默默地把这副重担桃了起来。整个一座纪念馆，施工用的大小图纸有上千张，合在一起有近百斤重。如果每找一个数据都要翻看图纸，不仅不方便，而且也耽误时间。为了提高工效，并保证不出差错，他白天忙完之后，晚上一个人躲在办公室里熬夜背数据。“联想记忆法”，“谐音记忆法”……几乎所有记忆方法都被他用上了。也许是精神高度兴奋、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缘故，过去，他并不觉得自己的记忆力有多么好，可到了纪念馆后，脑瓜却一下子变得特别灵光，图纸上的数据有的只是扫一眼就记住了。有一段时间他背得入了迷，连做梦都在背，还背出了声。好几次，把住在一起的人都吵醒了。就这样，他把图纸上的二万多个数据全背熟了。 因为他是工地上唯一的施工员，所有的点都得靠他定，所有的线也得靠他放，他不动别人就无法施工，因此，他成了工地上最忙的一个。平常，他很少稳稳地走路，总是带着小跑，不到一年的功夫，他竟穿坏了好几双解放鞋、旅游鞋。他每天睡眠时间只有四、五个小时，可他一点也不困，只是饭量特别大。他吃饭用的碗是一只又大又深的搪瓷钵，看了吓人。他还特别能吃肉，一天不吃肉就觉得肚子空得慌，吃再多的饭也不顶用。一天晚上，加班加点，一只铁钉戳进脚心。第二天，他一瘸一拐地照常上班。腿上生了疖子，领导逼迫他去医院治疗。五块钱的手术费都交了，可他怕耽误了工地上的活，一颠一颠地又跑了回来。到了工地，疖子震破了，脓也流出来了，他用自来水一冲洗，找块布一扎，扛着定位仪，又忙乎开来。 四根栋梁大柱是主馆的重要部件。每根柱子施工高十五米，上面细，下面粗，底部要四个人才能合抱过来。一千三百多吨重的四坡屋顶主要就靠这四根柱子来支承。 齐康最担心的就是这四根柱子。他多次说：你们要是能把这四根柱子按要求造好了，纪念馆的建筑我就放心了。 方道生把齐康的话牢牢记在了心上。 在浇铸四根栋梁大柱时，方道生特别用心。定位时谨慎又谨慎，复查时仔细又仔细。 四根柱子铸好后，有人告诉正在冲澡的方道生：有两根柱子方位不对，左右偏差了至少1米。一听这话，方道生吓坏了，澡不洗了，更顾不得看电视台播放的亚运会开幕式实况，光着上身，穿着湿漉漉的裤衩，扛着仪器就往工地跑。别说柱子偏差了一米，就是偏差了五公分，那也不得了！可是，当他架好仪器后，左测右看，四根柱子的方位毫厘不差。原来，刚才那位工人所说的误差是他裸眼艰测，视觉上所造成的差距。一颗快跃出喉咙的心又落回了原处。方道生吓出了一身冷汗，一屁股瘫坐在地上，半天没有爬起来。 一九九零年十月十二日，纪念馆主馆工程进入封顶阶段。 封顶，对于任何建筑来说，都是十分关键的阶段。对于纪念馆，就更为关键。 屋顶的结构太复杂了，屋顶的高度为九米，屋面坡度为三十度，整个屋顶主要靠各种挑梁和承载梁等支撑起来。梁的规格不一，大小梁共二百多道，且纵横交错，立体交叉。整个屋顶就坐落在四根十五米高的栋梁大柱上，又必须一次浇铸成功，施工难度极大。 工地上所有人都被调动起来，连食堂的采购员、司务长也一起上。省建领导、淮安市领导、甲方代表都亲临现场。甲乙双方质检人员团结协作，一律按优良标准检测。工地上的气氛紧张而又热烈。 李昌来淋雨着了凉，正发低烧。但他一声不吭，沉着地带领工人立模板，扎钢筋。整个屋顶的浇铸共需一千三百多吨混凝土。搅拌、运送、浇铸的任务主要落在混凝土组的身上。为了保证混凝土的质量，他们严格按照配合比配制。一千三百多吨的石子、黄沙、水泥、每一筐都要过磅、计数。工人们是分成十二小时，按班作业的，但作为混凝土组的组长，钱厚贵哪有时间休息。实在疲倦了，就蜷在一个角落打个盹。醒了，赶紧爬起来再干。他嗓子都喊哑了。有的梁太细，钢筋又过于密集，混凝土无法一下子灌进去，他们就用手把混凝土一点一点地往钢筋缝里塞…… 从十月十二日上午八点到十月十四日上午十点，在连续奋战了七十四小时之后，庆祝封顶成功的鞭炮终于炸响了。疲惫不堪的工人们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纷纷瘫倒在工棚里，一躺下就连睡了十五、六个小时！ 工地上人物多，故事也多，主馆屋顶玻璃是深圳人安装的，园林绿化是南京园林局搞的。山东人投入了副馆建筑，福建惠安崇武石雕厂则承包了外装修。石雕厂的工人用砂轮在大理石上精心打磨周恩来那首著名的诗“大江歌罢掉头东……”，石头的粉尘落在他们身上，钻入他们的呼吸道，但他们全无知觉，专心致志，目不转睛。仿佛他们不是在打磨无生命的文字，而是在创造一个有灵有肉的生命。 所有人的爱，所有人的情，所有的故事，都砌在纪念馆的每一寸建筑里，和整个纪念馆融为一体。 正文 第九章 再现光辉形象的雕塑 在周恩来纪念馆主馆二层纪念大厅的后侧，置放着一尊巨大的周恩来汉白玉塑像。这尊塑像高三点二米，基座一点五米，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一尊周恩来坐姿塑像。 当初，对于周恩来的塑像究竟应该雕成什么样的姿势，曾引起过一番相当激烈的争论。 出发点是一样的，都是源于对周恩来的敬重和热爱，都是为了使塑像的造型更符合周恩来本来的形象。 最初，有人提议，塑像应搞成站像。因为总理生前谦和儒雅，平易近人，坐那里容易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反映不出总理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 在此基础上，有人又提议，塑像应搞成正在行进着的形象，给人的感觉是总理正向人民走来。但有人不同意这样的观点：总理操劳一生，他太辛苦了，苦得叫人心痛，叫人震颤，再不能让他站着继续受累，应该让他坐下来好好休息休息。人们见总理这样的形象，非但不会觉得隔膜、疏远，反而会感到几多亲切，几多安慰。 这一建议渐渐得到了多数人的同意。 确定了坐像之后，大家又开始考虑，坐像的形象应取总理哪一时期的？总理年轻时候的形象英姿勃发、光彩照人，但因是置放在纪念馆，总理晚年的形象更有感染力，更能打动人，同时也更能体现出总理鞠躬尽瘁的精神。此时，有人又想起了意大利记者拍摄的那张著名的照片：清癯、消瘦的周恩来坐在沙发上，目光忧郁地注视着前方。他建议以这张照片为蓝本制作塑像。经过仔细思考，大家觉得这张照片上的周恩来带有明显的病容，神情也过于忧郁。因此，建议以总理七十年代初期的形象为模本，塑造出一个眼眶深陷、忧国忧民的总理形象。 在构思过程中的每一个设想和每一个小样，淮安和淮阴市委、江苏省委都进行了审查，常委们多次开会研究。设想初步定下来后，还派人广泛征求社会上的意见。 征求意见的同志来到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这儿的同志专门组织了一个小型座谈会。一位权威人士说，总理是人民的总理，一生中，他关心人民疾苦，走遍了大江南北、丛林哨卡。与其让总理坐在沙发上，不如让总理坐在一块山石上，使人感到他正在野外，正在考察途中。这样的形象较之坐在沙发上要显得更自然、更亲切、更能反映总理本色。这一意见，当场得到众人的赞同。 总理的塑像是纪念馆的核心部分，将接受千千万万人虔诚的瞻仰。雕刻周恩来坐像必须用最好的石料。 国内最好的石料要数北京房山的汉白玉。这儿的汉白玉外观细腻、洁白无瑕。毛主席纪念堂内毛主席的坐像就是用房山汉白玉雕成。房山汉白玉极其珍贵，由于多年开采，所剩不多，有关部门早就明令封山禁采。但是，为了给周总理塑像，有关部门特地开禁，批准在毛主席纪念堂那尊毛主席塑像的汉白玉同一开采区采凿周恩来汉白玉塑像的石料。 采石工人小心翼翼地从地下四十多米的深处采制了大体积的上等石料，先在我国“雕塑之乡”河北省曲阳县进行粗雕，然后又运抵淮安安装好后再精雕。 为了生动地再现周恩来的感人形象，周恩来纪念馆筹建处聘请沈阳鲁迅艺术学院副教授孙家彬和大连理工学院的副教授姜桦共同设计创作。两位艺术家年龄并不算大，但他们富有灵气，才华过人。孙家彬曾参加过北京毛主席纪念堂毛主席汉白玉坐像的设计。他们是沈阳鲁迅艺术学院的同学，毕业后虽一个留在鲁艺，一个分在大连，但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孙家彬是男性，他的作品大多充溢着凝重和阳刚之气，姜桦是女性，作品则细腻、传神，体现着缕缕柔情，尤其善于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他俩接受任务之后，对究竟塑造一个什么样的周恩来在一起反复构思、琢磨。他们翻阅了大量的有关周总理的资料，一次次观看了有关他的影像资料片。周恩来那史诗般的经历，高尚的人格、情操、令人景仰的风范常常使他们动情不已。“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雄心，“五四”时在天津的爱国壮举，黄埔时的挥师东征，上海的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南昌那英明果断的“第一枪”，第四次反围剿时的大智大勇，长征路上的千回百折，西安事变的风风雨雨，“国统区”的第二战场，转战陕北的精明睿智，“文革”中的日日夜夜，弥留之际的惦念和忧虑……在对周总理一生的回顾中，两位艺术家的脑海里渐渐出现了这样的形象：周恩来坐在野外的一块山石上，他身穿大衣，手握长卷，双眉紧锬，正陷入深深的思考。他的神情让人一眼就能看出，他在忧国忧民！这样的形象显然比通常人们所惯见的周恩来那亲切、慈祥、和蔼的形象更具内涵，也更能体现周恩来的精神底蕴。 雕塑这尊塑像的是“雕塑之乡”河北省曲阳县的雕塑高手。主雕者刘润发老先生满头银丝，俨然若仙。他的“雕龄”已有半个多世纪。他曾参与北京毛主席纪念堂内毛主席汉白玉坐像的雕刻。 周恩来坐像上的每一点一线，特别是面部的细微表情，都是在他的一锤一凿下产生的。 一九九二年五月，周总理的嫡长侄女周秉德来到周恩来纪念馆。她沿正门拾级而上，跨过五十一级花岗石台阶，走进“周”字形大门，来到宽敞的纪念大厅。面对着生动、逼真的周恩来塑像，她目不转睛，久久、久久地凝视着。她对陪同的同志说：“伯伯的这尊像塑得好，特别是脸部。” 正文 第十章 跋涉在山山水水之间 奠基仪式的鞭炮声犹响于耳，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史料征集组随即成立，与建筑工程同步进行。 几年来，史料征集组的十几位同志兵分三路，北上南下，跋山涉水，足迹印在南京、上海、南昌、绍兴、天津、沈阳、北京、西安、呼和浩特、延安等二十多个省市，行程二十余万公里，走访了五十多个单位和一百五十多位知情人，先后征集到史料照片三百八十四帧，实物及参考品一百五十二件，其中三十多件为周恩来生前使用过的珍贵文物。 那征集来的每一张照片、每一件实物，几乎都凝结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er h3">一</h3> 一九九一年春天。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的筹建步伐大大加快。总理生前身边的工作人员，是文物史料征集工作的重点。史料征集组的同志心急火燎，一直把电话打进了中南海，找到了邓大姐的秘书赵炜同志。 “有关纪念周总理的纪念馆全国已有好几座。他们都先后来征集过文物，剩下的已经很少很少。你们纪念馆建得晚，征集工作恐怕是很难的……” 话语中透出赵炜同志对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史料征集工作的忧虑，更透出她的关心。她从二十三岁就到西花厅工作，跟随总理十年，跟随大姐也已二十六年，对总理和大姐有着深厚的感情。待征集组的同志赴京，她毫不犹豫地献出了自己珍藏的一身周恩来穿过的全毛花呢中山装。 那还是一九六三年，周总理要出国访问了，可他身上的衣服却很破旧。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总理，怎么能穿这样的衣服出国呢？总理的秘书们先做通了邓大姐的工作，再由邓大姐说服总理，这才到北京红都服装店做了这身衣服。平时，总理总舍不得穿，只有出国访问和举行重大国事活动时才穿。周总理穿着这身衣服，先后访问了二十多个国家。一九七四年，重病缠身的总理也是穿着这身衣服参加了国庆二十五周年招待会。拍摄史诗巨片《周恩来》时，著名演员还曾穿着这身衣服走上银幕，摄制工作结束还舍不得脱下来呢！ 在中南海八十一号中央警卫局的办公室，征集组的同志还找到了邓颖超的少将警卫秘书高振普。高振普同志是总理生前身边工作人员中唯一还在职的同志。总理辞世，他经历和参加了为周总理治丧的全过程。给总理撒骨灰只有三四个人，他也参加了。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奠基，邓大姐还特意派他做代表。这位微山湖畔出生的汉子，有着山东老区人民的豪爽性格。听说纪念馆征集文物，立即从柜橱里郑重地拎出一只包，清点出六件周总理生前穿用过的衣服。 高振普久久地抚摸着这些衣服，片刻才说，总理去世的前后，“四人帮”正把持着党和国家的很大一部分权力，他们在全国掀起“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活动，丧心病狂地迫害周总理。总理逝世以后，他们这些在总理身边工作的人个个忧心忡忡，甚至做好了坐牢和杀头的准备。当时，他们考虑最多的是如何处理总理的遗物，特别担心“四人帮”和他们的爪牙把这些珍贵的纪念品毁掉。他们终于想出一个办法。先将总理的随身遗物编了号码，然后悄悄地送往一些同志在农村的亲戚家里分散保存。直到“四人帮”粉碎，这些遗物才重归中南海。谁能相信，一个身居我们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岗位的人，一个深受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领袖，他留下的遗物竟然还要担着这么大的风险！ 征集组的同志走进了北京西黄城根南街的一所宅院。一位年逾花甲、体格健壮的老人接待了他们。老人叫韩福裕，是周总理从西柏坡进驻北京后的贴身卫士。他原籍山东。三十年代，贫穷逼迫着他背井离乡，跟随父辈们闯关东，吃尽了千辛万苦，终于走进了革命队伍。两年后，被挑选到周总理身边，成为第一个陪着邓大姐走进中南海西花厅的人。 听征集组的同志说明来意，老韩转身拿出两只箱子：一只是黄色的木板箱，一只是擦得干干净净的铁皮箱。木板箱是周恩来在西柏坡时用的。当时，新华广播电台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播出。周恩来每天都要收听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收音机都使用干电池，木箱就是盛干电池用的。有一次，周恩来收听广播时，见播音员态度鲜明，言辞锋利，情不自禁地笑着说：“这姑娘骂起敌人来好厉害呀！” 铁皮箱是周恩来转战陕北时用的。箱底的英文字母说明，它原来是美国陆军的饼干箱。一九四七年春天，我人民解放军在河南前线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缴获。后来，胡宗南在蒋介石指挥下，调集十几万大军，“闪击”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延安。毛主席和党中央高瞻远瞩，不和敌人争一城一地的得失，主动放弃延安。同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同志又坚持留在陕北，以稳定全国军心、民心和拖住胡宗南。在转战途中，身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的周恩来需要一只箱子盛放文件，于是，这只美国佬援助蒋介石打内战用的饼干箱就派上了用场。为了运输方便，又请木工给铁箱加制了一个木质围框。周恩来还用毛笔在箱上写下他当时的化名“胡必成”，只因铁皮箱容易生锈，多次擦拭，这三个字终被擦掉。周恩来使用它，直到搬进中南海西花厅为止。 老韩还告诉征集组的同志，刚进北京，大家都是单身汉。随身的只有几件换身的衣服和学文化的几本书。为了放置这些简单的物品，经负责警卫工作的领导同意，他才拿回了这两只闲置的箱子。因为是总理用过的箱子，后来条件好了，也一直将它保存在身边。总理逝世以后，每当看见这两只箱子，周总理的音容笑貌便浮现在眼前。“我太爱周公了。只要是宣传他的精神、品德和业绩，我都将义无反顾地为他奔走、呼号！” 征集组的同志虔诚地接过了这两只箱子，也接过了当年曾经跟随周恩来的革命老同志的一腔深情和宣传周恩来的责任。 <er h3">二</h3> 得悉周恩来纪念馆筹建的消息，周恩来的亲属都很兴奋。他们为纪念馆的文物和史料征集工作，也掏出了自己的一片赤诚。 北京的初春，寒意未尽，路上的人们行色匆匆。史料征集组的同志几经打听，来到了和平里兴化西里的一幢普通的居民楼。 门开了。门内立着一位杖朝之年的老太太，根根银丝白发，凝结着几多岁月的风霜。她是周总理胞弟周同宇的夫人，叫王士琴，满族旗人，在校园躬耕了大半辈子，曾教授英语、俄语和日语，法语、德语也不错。屈指数来，现在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中都有她的学生。她在会客室里拉起了一根绳子，大凡弟子们赠送给她的贺年卡、节日祝福卡都一一挂在绳子上，以至于人们走进她的会客室，犹如来到了挂满旗帜的联合国总部门前。 待史料征集组的同志坐定，王老太太沉默片刻，终于打开了自己记忆深处一个从不轻易开启的闸门。“总理在世的时候，他的‘家规’很严，亲属们都难得和他合个影。即使和你拍了照片，顶多也只给你一张留作纪念，并且再三叮嘱：‘不要拿给别人看，不许在人面前炫耀。’因此，有关他的东西，无论在他生前、生后，我们都很难得到。他过世的那一年，（邓）大姐分给每位亲属两件东西作为纪念。我分得的一件是总理漱口用的搪瓷杯，被孩子们念书上学时用破了，虽然很可惜，但这样才最符合总理的意愿。现在收着的，还有一个他桌上的文具罐，现在决定献给你们……” 与王老太太一样，周总理的亲侄女周秉德、周秉宜和周秉建也都献出了她们当年分得的纪念品。秉建献出了总理在“文革”时穿的军用大衣，秉德献出了一件衬衣和一身灰色法兰绒中山装。由于总理穿用太久，“绒子”都已磨平、磨光了。 秉宜一边整理衣服一边告诉征集组的同志，她妈妈王士琴献出的文具罐，是野檀木的，原先是斗蟋蟀用的“蛐蛐罐”。五十年代时，她曾在伯伯的办公桌上见过。秉宜献出的是一件总理穿得很破旧，已经换了衣领和衣袖，肘部还打上补丁的白衬衣。舒理间，衣服里抖出一张照片。照片上，周总理拉着一位小女孩，正在观赏盛开的牡丹。这是一张总理什么时候的照片呢？照片上的小女孩又是谁呢？秉宜告诉征集组的同志，那还是一九五二年，我们国家刚刚从废墟中矗立起来，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帝国主义者却互相勾结，对我们政治上实行孤立，经济上实行封锁，还悍然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在那些紧张的日日夜夜，西花厅的灯光彻夜不灭。工作人员都担心总理的身体，可是谁也无法劝说他休息。于是，大家设“计”，利用一个星期天，把秉宜请来。秉宜小名叫咪咪，当时只有七岁，刚刚上小学。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点”，她走进西花厅，就扑向总理喊道：“伯伯，您好！”正在忙碌的总理见是小侄女，大悟似的说：“哦，今天是星期天，咪咪放假。”“伯伯，我要你带我去看牡丹！”“不，你看，伯伯正忙呢，你自己去看吧。”总理说着，又去看文件了。“不嘛，我要伯伯陪我去”，秉宜一边说一边装出要哭的样子。总理的侄儿侄女虽住北京，平时却很少到他这儿来，他自然不愿让他们伤心。这才放下手中的工作，挽起秉宜的右手，来到中南海的瀛台，观赏盛开的牡丹。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几分钟，却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回忆到这里，泪水悄悄地从秉宜的眼中流了出来。征集组的同志听了，禁不住眼圈也红了。 作为周恩来的终身伴侣，邓大姐也以个人名义向纪念馆寄赠了五本书。这五本书是：彩色影印本《周恩来手迹选》、画册《周恩来的青年时代》、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书信选集》和《不尽的思念》，以及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纪念与回忆》。大姐原本想在每本书上签个名、题个字，无奈她年事已高，握笔的手抖个不止，只好遗憾地作罢。 <er h3">三</h3> 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的史料征集工作，还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和支持。 得悉淮安筹周恩来纪念馆的消息，远在老区的江西省吉安市的一位金融工作者戴仁和心情十分激动，他本是位古今钱币的收藏爱好者，可是当他发现一份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七日由周恩来、张爱萍联合发出的《告少年儿童书》时，当即花钱从那位农民手中买下，毫不犹豫地献给了周恩来纪念馆，这是一份存世五十八年的珍贵原件档案。 洛阳拖拉机厂送给纪念馆一张一九五九年周总理到该厂视察的照片。民族出版社向纪念馆赠送了该社出版的所有关于周总理的书籍。童小鹏同志向纪念馆赠送了《童小鹏摄影画册》。出生于淮安的著名淮剧表演艺术家筱文艳，过去曾多次受到周总理接见，还专程回到故乡淮安，送来了当年周总理接见她时拍下的照片。 在北京北太平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征集组的同志提出购买一部该厂刚刚拍好的大型文献纪录片《周恩来》的拷贝。不巧的是，拷贝刚刚发行完毕。“还有办法吗？”看着史料征集组的同志满脸企盼的神色，五十多岁的生产处长说：“既然纪念馆需要，哪能让你们空手而归？”他当即下达生产任务，破例为一部拷贝开机生产。 征集组的同志跨进了北京宋庆龄故居管理处。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先生应冯玉祥之邀北上病逝于北京。宋庆龄认为北京是她最伤心的地方，而不愿去北京。周总理十分体谅、理解宋庆龄的心情，为邀宋庆龄北上建国，亲笔写了邀请信，还在北京亲自选了一块地方供她居住。周恩来的这封邀请信，宋庆龄故居一直视为珍品。当征集组的同志说出来意，管理处主任郑万兴爽快地表示：“周恩来纪念馆要的文物，我们一定全力支持！” 在北京中国电影资料馆，当征集组的同志向著名电影评论家陈荒煤征集了有关总理的资料后，提出还想见一下夏衍公。荒煤老说：“夏公最近身体不好，一般情况下不接见客人。这样吧，我写封信给夏公，让你们带着。”到了夏公家，征集组的同志还未掏出怀揣的荒煤老的信，一句“周总理纪念馆来的”比什么都顶用，夏公不仅抱病接待了他们，而且还深情地回忆了和总理交往的许多场面以及细微末节。 <er h3">四</h3> 在从十几家单位抽调来的同志组成的史料征集陈列组，大伙深知肩头的担子分量，然而心头却都掩不住接受这一光荣任务的喜悦。这个组的组长、中共淮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尹金鹤在向每一个同志交待任务时都要叮咛：我们是周恩来纪念馆的史料征集组，一定要以周恩来的精神为榜样去收集资料。他还身体力行，东奔西走。一幅由已故“草圣”林散之先生亲自作诗、亲笔书写的《悼周总理》的书法原件堪称我国书法瑰宝。尹金鹤同志得悉线索后，冒着暑热高温，顶着炎炎骄阳，紧追不舍，终于从扬州征得了这份很有价值的文物。 中共淮安市党史工委的青年工作者李军，在一次临出发前，他的孩子突然生病发烧，妻子产后身体还未复原。但他想着越来越近的开馆日期，希望爱人照顾好孩子，让他按时出发，妻子含泪点点头，因为她爱周总理，理解丈夫的工作。李军低下头，吻别妻子，放心地登程上路。 周恩来故居管理处的副主任周中玉，抽到史料征集组工作后，正碰上家中盖房子，年逾古稀的父亲和妻子怎么也不同意他出发，他反复掂量后，感到征集资料的工作已刻不容缓，他只好召开家庭会议，一一做通父亲、妻子和两个女儿的工作，并请来亲友帮着照应。在那个家庭会上，周中玉说；“周总理为国为民操劳一辈子，现在馆快建成了，布展需要资料，我不能拖纪念馆工作的后腿，因为征集工作更需要我。” 一九九一年三月十日晚，已经九点多钟了，史料征集组的王旭馗、咸勇两人再一次摸出住地，登上了北京六十路公共汽车，因为他们要去北京车站退掉一张车票，这已经是第三次前往了。到退票窗口去，退票只是举手之劳的事，何苦要跑三趟呢？原来他们在订票、购票的忙乱中多了一张北京——徐州的卧铺票。如果到退票窗口退，那就得收十多块钱的退票费。他们想到周总理的一贯廉俭作风，想到尹金鹤多次要以总理精神去搞资料征集的嘱告，决定把那张多余的票举在手上，让顺道的旅客购买，可一趟、两趟都没成功。这一次咸勇动了一个点子，一个人举票、一个人举起一张牌子，纸牌上用钢笔描下了几个粗粗的蓝字：“北京——徐州卧铺票”，这下果然奏效，票被一位旅客全价购买，为建馆省下了这十几块钱。回到住地之后，已近夜间十一点钟。待王旭馗同志脱掉鞋袜后，脚上已走出好几个大水泡。 大雨滂沱的一个晚上，北京一家小旅馆，征集组史桂香和李潇两位女同志，正在和女老板讨价要价：把一包文物资料从旅馆送到北京南站。会挣钱的女老板望着门外毫无停歇之意的大雨，又望了望两位身体孱弱的女同志，最后把目光落在了那只有二三十公斤重的塑料包上，“反正你们报销，五十块钱给你们送到车站，给你们正规发票。”“五十块？您别开玩笑、能不能少一些。”老史和小李试了试沉甸甸的包，那语气近乎请求了。“要不是熟人，一分钱也不好减，好吧，四十块吧，”女老板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又朝门外瞅了瞅，“要不，你们就自己抬到火车站去吧。”说罢，扬长而去，她以为两位女客人会哀求她帮忙，谁知从她身后传来的一句话却是：“想发周恩来纪念馆的财，没门！”待女老板转过头来，老史和小李已抬着那只大包走进了雨中，很快就在她的视野里消失了。 一年多的资料征集、布展，处处精打细算，到开馆时，计划拨给他们的经费整整省下了十六万多元，全部移作了纪念馆的其他建设。 正文 第十一章 爱的奉献 恩来把他无私的爱奉献给了人民，如今，人民又把更深厚的爱热烈地“回赠”给他。尽管国家，江苏省和淮阴，淮安两级市都为建纪念馆拨出了专款。但是，在亿万人民的心目中，他们期望周总理的纪念馆能建设得更壮美，期望配套设施更完善，于是，人们自觉地向周恩来纪念馆献出自己的一份份情和一份份爱。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一日，一份汇款数额为七十元的汇款单从广州通过邮路抵达淮安。这是新华社将周恩来纪念馆即将开工的消息向全世界公布以后收到的第一份赠款。赠款人没有留下姓名，附言栏内也没有写下任何话。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凝聚在这无言的爱中。 此后，来自四面八方的捐款单雪片似的飞来，接连不断。 各单位纷纷捐款。江苏省交通厅一下子拿出一百万元，江苏省农行赠款二万元，江苏省糖烟酒公司赠款一万元，淮阴市水利局赠款三万元，淮阴市供电局赠款二万元，淮阴市卫生系统赠款四万九千元，洪泽县委赠款二万七千元。…… 全国各地的党员和普通群众纷纷捐款。淮安市流均镇党员捐款一万二千五百元，新沂市王庄粮管所捐出奖金二千元，河南禹县张中杰捐款三百零二元，高邮一沟供销社职工何凤山捐款五百元，淮安市个体户宋健祥捐款二千元，淮安市农妇孙秀英捐款二千元…… 国外宾朋、华侨也纷纷捐款。旅日华侨江苏同乡会部分朋友赠款五十万日元、旅日华侨宋胜雄先生赠款十万元，一位美籍华人委托上海的亲戚为其赠款二百元。台胞翟佩环也向纪念馆赠款一万元…… 金国梁，安徽马钢耐火材料厂工人。他写信的信纸是正面已经写过字的废纸，寄信的信封也是用一只旧信封翻制的。他在信中写道，周恩来纪念馆的工程我虽出不了力，但可尽一份心。他向纪念馆捐款一百元。 秦连彬，一九九零年底入伍的淮安籍战士。他向纪念馆捐出了他刚刚领到手的第一月津贴。 王帼美，江苏省石城联合经营公司办公室的一名普通共产党员。五十年代，她曾在淮安读过书。离开淮安，已有三十一年。三十一年的怀念，使她慷慨捐资三百一十元。 汇款单上的附言火一般烫人： “我想念总理。燕化人想念他，四五青年想念他。” “盼望纪念馆早日建成，建设四化需要总理的精神！” “我寄去的钱太少了。但是，为建造总理的纪念馆，我认为有意义。” “为建周恩来纪念馆捐款，只要能如实收到就行。” 为了能使周恩来纪念馆早日建成，淮阴市教育局、扬州市教育局等三十三个教育单位还联名发出一份倡议书，为周恩来纪念馆及馆区景点添砖加瓦，下面是人们为周恩来纪念馆捐款赠物的全过程中一些感人的小镜头： 淮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正走在去周恩来纪念馆筹建处的路上。 老人叫吴希侨，他是淮安师范离休的老校长、一位普通的共产党员。老人处处以周恩来为楷模，严于律己，宽厚待人。他个人生活上十分简朴，每日中餐只是一碗米饭、一碟青菜豆腐，家中陈设也很简陋，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只老式书橱、一张旧写字台和几条旧木凳。他把节省下来的钱都资助了别人。学生生了病，他捐款，学生生活困难，他捐款；学校盖幼儿园，他照样捐款。淮安师范美术班学生李红自幼父母双亡，家境贫寒。上学不久，唯一的哥哥又好不容易成了家，从此，她的经济几乎断了来源。李红学的是美术专业，颜料及笔墨纸砚都需要钱。她整天忧悒满怀，愁眉不展。吴老听说后，主动找到她，承担了她学习和生活上的一切费用。 今天，吴老带着一百元钱是去向周恩来纪念馆捐款的。周恩来是他最崇敬的伟人。为周恩来建纪念馆，他怎能不表示一点心意？！ 和煦的春风吹皱了环抱着周恩来纪念馆的湖水。 一九九一年三月十八日。旅日华侨宋胜雄先生来到周恩来纪念馆馆区内的纪念林。他掘开一个土坑，轻轻地放上常青树，又小心地把土填好。 宋胜雄先生祖籍淮安，九岁上漂洋过海，客居日本并在日本长大。他一直以自己是周恩来故乡的人为自豪。他现任中外合资上海龙华包装有限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他曾多次向淮安捐赠过汽车、彩电、复印机等物品，并且表示，自己在国内兴办的合资企业所赚的钱分文不取，全部用于支持家乡建设。他经常指着家中悬挂的周恩来像，教育子女：“周恩来是淮安人的骄傲，也是海内外所有炎黄子孙的骄傲，你们要向他学习。”去年，他听说家乡正在筹建周恩来纪念馆，立即来信索要有关资料。今天，他又专程来到淮安，向周恩来纪念馆捐赠十万元人民币，并种下一株“长青树”。他从陪同人员手中接过水壶，将海外游子对周恩来的一腔怀念连同清冽的湖水一起倾注在长青树下。 吃过晚饭，余红莲照例坐到写字台前写作业。写字台上放着一张新近的《扬子晚报》，她便俯身看起来。一条简短的消息突然映入她的眼帘：淮阴市中小学生向周恩来纪念馆捐款修建“永怀路”。余红莲禁不住激动起来。她是江苏射阳县新洋港镇海洋中学学生，她刚刚从课本上学习了柯岩的诗歌：“周总理，你在哪里？”她对周总理充满了无限崇敬和怀念之情。既然淮阴市的中小学生能为纪念馆捐款，她也要表示自己的一片心意。 她决定把自己平时节省下来的零花钱全捐出来。可是，这托谁转呢？对，就请淮阴市的市长转。第二天，她把钱汇了出去，同时，又寄出一封信。那信封上写着：“淮阴市市长叔叔收”。 一九九一年三月七日晚九时，淮安市朱桥镇石塘村共产党员孙九成生命垂危。临终前，他吃力地用左手指了指上衣口袋，话没说出口就闭上了眼睛。 前来看望的村支书打开他的上衣口袋，发现里面有一小纸包，上面写着两行字：“周总理纪念馆开放我恐怕看不到了。这五十元钱，请村里帮我买几棵松柏，把它栽到总理纪念馆门前，以表达我的一点心意。” 运河航道上。 一艘货轮从远方驶来。“淮安快到了！”不知是谁说了一声，船头的几个人激动万分，禁不住热泪盈眶。 站在船头的几个人是贵州省锦屏县委、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得知周总理的故乡淮安要建立周恩来纪念馆，锦屏县委、县政府特地精心加工好两块高二米的大青石碑料，准备赠送给纪念馆。如今，这碑料由水陆辗转数千里，终于安全运抵淮安，全县人民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之心终于如愿地献上了，他们怎么能不高兴、不激动呢？ 淮阴供销大厦。打字室。 操作人员正在用四通打字机打印党总支刚刚通过的一项决定。 决定说，将自一九八九年十月一日开业以来，党员、干部、职工上交的各种回扣和客户馈赠的现金近万元，统统捐赠给周恩来纪念馆，营造一片“清廉林”，“意在永志周总理泽被后世之功，亦愿这片常青林永伴周总理的英灵”。 一九九一年六月一日。扬州市广陵区康山街小学。 全区四百五十名优秀少先队员和优秀少先队大队辅导员集中在这里。他们曾为给周总理铸造一尊铜像，倡导扬州市中小学生总共捐款三十万元。他们每一个人都捐了款。今天，他们聚集到这里，每人又献出一条绣有自己姓名的红领巾，并用红丝线一针针连缀成一面十米长十米宽的特大揭幕巾，准备专程送往纪念馆。在这块不同寻常的揭幕布上，四百五十双手用四百五十颗水晶般的心绣出了一排情纯意真的大字：“献给敬爱的周爷爷”。 在建设周恩来纪念馆的过程中，人们不但捐款赠物，还纷纷到工地前来参加义务劳动。 人们用更直接的行为来表达对周恩来的热爱。 一九九零年夏，旅日江苏同乡会一行二十余人冒着酷暑在工地上搬运砖头。 一九九一年三月十二日，日本关西日中朋友会会长、日本、淮阴交流中心会长园田亲义先生特意向纪念馆赠送了五十棵樱花树，并亲自植下一棵樱花纪念树。 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附近前来参加义务劳动的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军人、学生则不计其数。 一九九一年正月初一，这是个鞭炮声不断，处处洋溢着欢乐和喜气的日子。淮安市委书记苏金必走出暖烘烘的家，来到纪念馆工地。 这是他早就打算好的。他要在春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向总理，向全体共产党人的楷模献上自己由衷的敬意。 天很冷。但他毅然脱下身上的大衣，摸起一把铁锹，精神抖擞地干起来。 他铲沙子，抄石子，拌水泥，铸水泥板。熟练的样子，不亚于一个技术工人。 干着干着，他觉得身后的人多了起来。回头一望，呵，一伙人，全是市委大院的。 大家会心地一笑。无需多说，共同的行动已经表达了他们共同的心愿。 李恒河，石家庄煤矿机械厂的工程师。他来淮阴是为了到一个用户那里了解产品质量。由于人地生疏，坐车时，坐过了站，汽车一下子把他带到了淮安。 这本来是件让人心里很窝火的事。可在汽车上，他听邻座的人说，淮安正在建周恩来纪念馆，他火没了，甚至庆幸售票员没有及时提醒他下车。到了淮安，他问明路线，不顾旅途劳累，背着大包，兴致勃勃地徒步直奔周恩来纪念馆。 在周恩来纪念馆，他围着主馆前前后后转了三圈，左端详，右端详，嘴里连声说好。看到一个工人正在忙着清理断砖碎石，他放下大包，走过去，说了句：“你歇歇！”然后，夺过铁锹，不由分说地就干了起来。 一九九一年三月的一个晚上。天已经黑了。淮安市经委张以朴带领他的全家来到纪念馆工地。 他们带来了五棵三米以上高的雪松。这五棵雪松是他们特意去苗圃精心选定后，买来的。 雪松主干正直、健壮。枝叶葱郁、茂盛。 那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人是张以朴的儿子。他在南京大学上学。今天，他借周末，特地从南京赶回来。 一棵松，一团浓烈的情愫。 一锹土，一捧凝重的赤诚。 一家人郑重地把五颗心栽种在纪念馆。 一九九一年四月底。淮安籍的篮球国际级运动健将、中国男篮队长孙凤武带领他的伙伴们来到了淮安。他们在淮安举行了一场精彩的义赛。他们将义赛所得全部献给了纪念馆。 他们又来到纪念馆参加义务劳动。 临离开纪念馆时，孙凤武显得十分动情。他说：“我相信我们男篮这次能够冲出亚洲，拿到二十五届奥运会的入场券。因为，我们心里有总理，总理和我们在一起。”男篮，十几个清一色的小伙子，一齐弯下腰来，对着纪念馆深深地鞠了一躬。 一九九一年七月六日。倾盆大雨整整下了一天。潘正凡担心工地会出事，晚上十点多钟，他冒雨赶到纪念馆。果然，大雨使流经淮安北门的文渠水位陡涨了一米多高，咆哮的河水将南岸冲开了一条三米多长的大缺口，河水像脱缰的野马似的向周恩来纪念馆猛扑过来。如不及时将缺口堵住，馆区内的数万棵风景树就可能毁于一旦，纪念馆的建筑也会受到严重威胁。洪水噬咬着潘正凡的心，也噬咬着桃花垠开发公司的一百多名干部职工和附近群众的心。大家齐心合力，打木桩、下泥袋，终于堵住了缺口。为了防止更大的暴雨和洪水出现，人们又在近四百米长的文渠南岸筑起了一条近一米高的防洪堤，确保了周恩来纪念馆的安全。 周恩来纪念馆，凝聚着人民丰厚的爱。 周恩来纪念馆，是人间至爱的结晶。 正文 第十二章 书法丹青的情思 一九九一年三月，淮阴市政协委员吴应宇在市政协会议上提出了“24324四号”提案；周恩来纪念馆应向海内外名人征集书画作品。“把纪念馆办成学习周总理的优秀品质、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教育圣地。” 提案反映的正是千千万万炎黄子孙的心声。 于是绿色邮路载着一封封征集函奔向海内外书画名人；一幅幅书画作品，其中还不乏价值连城的精品又很快从天南海北汇集到淮安。 一阵阵墨香、一片片真情，书画家们把自己心底对周恩来总理的崇敬和怀念凝聚于笔端，寄至于书法丹青。 同时，纪念馆的同志也先后奔赴南京、镇江专门为纪念馆组织书画笔会。 三月上旬，石城春寒料峭。南京市长江路江苏省美术馆画室，二十多位书画高手汇聚一室，他们一边倾诉着周恩来的丰功伟绩，品德人格，和十五年来对周总理的思念之情，一边展纸挥毫，把一腔热爱泼洒在墨彩之中。 南京艺术学院的教授、已近杖朝之年的著名书法家陈大羽先生在助手们的帮助下，运足功底一气呵成，挥毫书写了“名垂青史，功盖千秋”八个篆书大字的中堂。人们围聚过来，夸赞他的字写得古朴，遒劲，可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书法家自己品来赏去，总觉得“千”字韵味尚缺，于是他一把抓起书稿，当众毫不犹豫地揉掉。稍事休息后，干脆脱掉外衣，捋袖挥毫，重新写上一幅。助手见他累得慌，给他的印章饱蘸印泥后准备替他用章，大羽先生连忙制止了，低声但是虔诚地说：“我这是给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写的字。”他郑重地拿过图章，一枚一枚加盖上去。那鲜艳的印记像火一样红，那正是书法家们一片赤诚的象征。 南京市的中年画家盖茂森收到周恩来纪念馆书法征集笔会的请柬时，父亲正病危在医院。是去医院还是去省美术馆？画家思考再三，嘱咐家人先去医院照看一下，自己蹬上自行车准时赶到美术馆。他略一构思，一幅《品茗图》不到半小时就在他的笔下画成。画面上那肥硕的芭蕉叶，那古色古香的提梁壶，那喝了茶得意地仰首评味的茶翁神态，令在场的行家们交口称绝。这幅画是周恩来纪念馆征集到的有价值的艺术品之一。 南京市美术协会的中年画家洪维勤，听说为周恩来纪念馆举办书画笔会，心情难以平静。还在他上学读书的时候，就多次学习到周总理的模范事迹，心底充满着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满腔景仰。他放下自己的工作，牺牲了属于艺术家的宝贵时间，挨家挨户地上门，恳请书画大师们为周总理留下墨迹丹青。他自己也不甘落后，独自画了一幅山水画不算，还和亚明等著名画家合作绘了一幅，留下了对周总理那永恒的怀念。 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日，纪念馆收到寄自四川省内江市文联的一只大信封，随着一阵飘逸的墨香，一株盛开的马蹄莲花呈现在人们眼前。花知人情，草解人意。据说马蹄莲是周总理生前最喜欢的花种之一。一九六四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苏联赫鲁晓夫下台，周总理负命访苏，探讨改善中苏关系的可能性。在苏联，周恩来了解到苏共新领导把赫鲁晓夫赶下台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而已。于是，他毅然登机回国。在首都机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一起前往迎接，而欢迎人群献给他的那束珍贵的鲜花就是盛开的马蹄莲。缕缕幽香，沁人心脾。是谁这么熟悉周总理的喜好？画家叫邱笑秋，是四川省内江市文联副主席。征集函寄达他家时，他已出访新加坡。归国后，他赶紧作画，因为在他的心底，早已凝聚着对周总理的敬仰和《深深地怀念》了。 上海著名的老书画家苏局仙，是晚清幸存仅有的秀才。由于他寿高一百一十一岁，曾被誉为上海“第一老人”。一九九一年底前，他从朋友那里得悉淮安正在建周恩来纪念馆，心情十分激动，十二月二十九日，他不顾天寒地冻，不顾年事已高，展纸挥毫，写下了“功名光日月，馆舍壮山河”的楹联。老人运笔潇洒，笔力浑厚。写好后就托朋友捎去淮安捐献给周恩来纪念馆。不料天气骤寒，老人小叶性肺炎复发，第二天即溘然长逝。然而，这位老寿星热爱周恩来的一片竭诚之心全都溶进在这幅珍贵的楹联之上，堪称稀世珍宝。 扬州市的离休干部朱小平，和已故的“草圣”林散之先生是挚友，又酷爱收藏名家书画。一九七六年的一月十日，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哀乐震撼着神州大地，“草圣”悲痛欲绝。他彻夜不眠，一边写诗一边落泪，泪水和着墨水，墨水牵扯着散之先生的心。他怀着一腔对四人帮的愤怒，对周总理的崇敬和爱戴。用墨水和泪水写下五言诗一首：“戾气延中夏……”写成后赠送给了他的好友朱小平。朱小平当着传世珍宝收藏了十五年。如今，“草圣”业已作古西去，这份由泪水和着墨水凝聚成的作品已是价值连城，十分珍贵难得。可是当朱小平同志得知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将展出名人字画时，毅然献出这份林散之先生留下的遗墨。当人们问“您捐献出这么珍贵的书法作品不觉得可惜吗”时，朱小平同志平静地回答说：“我收在家里，只能在家人和朋友们之间观赏，送给周总理纪念馆，可以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观看，从中受到教育。”朱小平同志的回答正表达了炎黄子孙对周恩来的怀念、崇敬和对周恩来纪念馆的期望。 周恩来总理生前致力于祖国的统一大业，直到他临终前；还要人找来负责统战工作的罗青长部长，询问台湾方面的情况，未说两句。病体实难支撑，只好说：“我太累了，让我休息一会吧。”说完他就昏了过去。过了一会儿，他醒来了，望着守候在旁边的罗青长同志又说：“我们千万不能忘记现在仍健在的台湾的朋友，哪怕他们只做过一件好事，只帮过我们一次忙……”话未说完，又再次昏睡过去。他逝世以后，邓颖超同志最了解他的心愿，特地将他的骨灰从劳动人民文化宫转到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在那里存放一夜，以弥补周恩来生前未能看到仍在台湾的朋友和未能看到祖国统一的缺憾。他惦记着台湾骨肉同胞，念念不忘在台湾的朋友，台胞们又何尝把他忘记？一九九一年夏天，周恩来纪念馆收到了客居台湾的著名画家王攀元先生的一幅《山鹰图》。画面上，大海上孤岛高山，一只海鹰昂首展翅。在观赏者的心目中，那孤岛高山多像祖国的宝岛台湾！那昂首展翅的海鹰在往那儿飞？寓意不言自明。深刻的画意给人们以无尽的联想。王先生是江苏涟水人，丹青的缕缕幽香中渗透着先生的一片桑梓深情，也渗透着对周恩来人格的敬仰，更体现着先生盼望祖国统一富强的心愿。 短短几个月时间，海内外三百多位书画名家向这位伟人的纪念馆奉献了三百多幅优秀作品，凝进了他们的一腔挚爱，在伟大的中华艺术宝库里增添了不少新的珍品。 正文 第十三章 新颖别致的布展 周恩来有着波澜壮阔的一生，他的人格、品德又堪称我们中华民族的楷模。 如何布展好他的纪念馆确实是困难重重。 周恩来在长达半个多世纪中一直担任着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中国革命的每一个重要关头，几乎都有他参与并作出了杰出贡献。 可是周恩来纪念馆的展厅面积却只有二百三十四平方米，展线长度也仅仅七十一米。加之国内已经有了绍兴、沈阳、天津、重庆、南京等三十多处有关周恩来的纪念场所，淮安作为一座综合性的纪念馆，在布展的内容和形式上就不能与上述任何一家雷同。 一九九一年初，史料征集陈列组考虑到这次布展的重要性和严肃性，经过慎重研究和反复讨论，打算请北京的一流布展专家来淮安指导，并请示淮安市委领导人得到应允。可是由于时间太紧和其他一些原因，此事未能最后落实。 这么一来，这样一件既有政治性又有技术性的任务就落到了史料征集陈列组自己的肩上。全组同志在中共淮安市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的带领下，充分利用集体智慧，发挥各人长处，走一条“自力更生”的道路。 由淮安优秀的布展美工人员负责设计，施工调度和筛选布展内容。接受任务后，陈列组同志立即登程上路，北京、天津、沈阳、南昌……，每到一处，都是细心看，认真学、虚心问。采众家之长，兼收并蓄地运用到自己的实际布展之中。 遵照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最后审定批示，周恩来纪念馆是一座综合性的纪念馆，共分八个部分展出。第一到第六部分展现的是周恩来的一生，最后两个部分分别为《人民总理爱人民》和《周恩来永远活在人民心中》两个专题。 周恩来的一生事迹举不胜举，但纪念馆展厅的展出面积却有限。这就要求在内容筛选上要选出有代表性的图片和实物资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如下几件。 第一部分，青少年时期。 从周恩来的诞生到西欧入党共二十六个年头。其中关于周恩来在柏林万赛湖与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刘清扬夫妇的合影十分珍贵。这不仅是周恩来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真理的重要标志，也是他投身到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光辉起点。由于时光久远和革命征途的险恶，我党的早期档案难以尽全，周恩来的入党时间一直认为是一九二二年。周恩来生前自己也这么填写。可是，一九八六年，夏之栩同志看到这张照片后回忆说这张照片是一九二一年春天在柏林拍的，正是张申府、刘清扬和周恩来谈他入党问题的时候。夏之栩同志是我党的老党员，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第一任负责人赵世炎的夫人，又是现任国务院总理李鹏的舅妈。她是那段历史仅剩的见证人。于是人们请她向党中央打了报告，经中央组织部调查核实，周恩来的入党时间应为一九二一年三四月间。这样，就比原来早了一年。而那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成立，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属于中国共产党的八个发起组之一，周恩来也就重新被确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周恩来的这张照片就有特殊的政治意义。 第二部分，大革命时期。 周恩来领导中共广东区委，开创部队政治工作，领导东征，并成功地领导了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其中一九二五年八月，他与邓颖超在广州拍下的结婚照片，常令游客流连忘返。照片上，这一对志趣相投的年轻人，同坐一椅，相互依偎，既是他俩战友情、夫妻情的充分显露，也是向我国几千年封建礼教的勇敢冲击。这张照片是建国后不久邓大姐悄悄送给她的妯妹王士琴的。十年动乱年间，江青爪牙们以为抓住了攻击周总理的“把柄”，说这张照片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情调。话传到邓大姐的耳朵里之后，她愤怒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在几千年封建礼教束缚下，妇女都被压得抬不起头，二十年代的年轻人谁敢拍这样的照片？我们那样做完全是为了向封建礼教挑战！因此，“我说这张照片在当时是最革命的照片！” 第三部分，土地革命时期。 在这十年时间内，周恩来参与了党内几次重大的历史事件：成功地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武装斗争的第一枪；坚持上海的白区中央领导工作，大智大勇地解决了向忠发、顾顺章相继叛变事件；和朱德一起领导中央红军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第四次“围剿”；领导召开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地位，胜利完成两万五千里长征；代表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功勋卓著，光照日月。展出的一条毛毯，既是周恩来赤胆忠心的见证，也是他那一段艰难曲折的革命道路的缩影，情节感人至深。那是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五日，周恩来一行二十五人从延安赶赴西安。当大卡车行至延安南边的劳山时，遭到一股两百多名政治土匪的突然袭击。土匪们的目的很明确：杀掉周恩来，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异常激烈的战斗中，延安卫戍区参谋长兼周恩来的随侍副官陈有才、汽车驾驶员等十一位革命先烈当场英勇献身，剩下的也多半带伤，形势万分危急！在警卫员们的掩护下，坐于驾驶员身旁的周恩来撤下公路，钻进树林而幸免于难。冲到车上的土匪误把已经牺牲了的陈有才当成周恩来，因为他口袋里装有一叠周恩来的名片，于是丧心病狂地又捅了二十多刺刀，陈有才随身携带的周恩来用的这条毛毯也被砍了十几刀。这条毛毯中是一九三一年国民党二十六军在宁都起义时由董振堂送给朱老总的。西安事变后，周恩来经常顶风冒雪往返于延安——西安之间，朱德就把这条毛毯送给周恩来。全面抗战后，朱德亲赴前线，指挥对日作战，周恩来就又把被土匪砍坏的毛毯补好回赠给了朱德。一条普通的毛毯，凝聚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间的深情厚谊，也是周恩来大无畏革命精神的有力佐证。 第四部分：抗日战争时期。 周恩来长期身居“虎穴”，坚持在国统区领导中共中央代表团和南方局工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杰出贡献。特别是与国民党首席谈判代表张冲在一起的照片令人叹为观止，人们无不佩服周恩来在统一战线方面的卓越贡献。张冲是国民党中常委中最年轻的委员，原本是个反共最坚决的干将。因此，蒋介石十分器重他，委任他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室的总干事，亦即后来臭名昭著的“中统”。早在三十年代初，蒋介石苦于悬赏抓不到周恩来，曾指示张冲采取卑劣手段，在上海的《申报》、《时报》上造谣说，《伍豪等二百四十三名共产党员脱离共产党启事》之举有功。所以，“西安事变”后，蒋介石特意委派张冲这么一个反共人物担任国民党首席谈判代表。可是经过谈判桌上与周恩来的反复较量和长期相处，张冲真正认识了周恩来，认识了共产党。特务们殴打《新华日报》报童时，张冲应周恩来要求。亲自到场呵斥特务；皖南事变后，张冲愤怒斥责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周恩来的耐心工作和影响下，张冲由一个坚决反共的人物最后变成了共产党的一位朋友。他于四十年代初病逝时，周恩来亲自撰联相挽，内容是“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表现了同恩来对张冲的怀念和恰当的评价。 第五部分：解放战争时期。 从周恩来从重庆到南京率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进行艰苦的谈判起，到转战陕北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从三大战役到筹备新中国的诞生。三个年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周恩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呕心沥血，殚思竭虑。一张周恩来赤足涉水过河的照片常常引来众多瞻仰者的流连。那是一九四六年春，蒋介石密令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为总指挥，调集了十一个正规军二十六个师共三十多万人，包围我只有六万人的中原军区。周恩来得悉后立即以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身份建议美方和国民党方面派代表前往中原军区所在地湖北宣化店处理。时值五月，连日阴雨，吉普车行至宣化店时，河水暴涨，道路冲断，美方和国民党方面代表借故路不好走，想折返武汉。周恩来当机立断，请来附近农民，他和农民们一起沿着齐腰的河水，让美方和国民党方面代表坐在吉普车上，把他们连车带人硬抬过河。照片拍摄的是他们到达彼岸后他留下的回首一瞥。那是对人民的感谢，也是胜利者的微笑。正是由于周恩来及时、果断地采取这样的行动，这才赢得了时间，使中原军区胜利突围。 第六部分：和平建设时期。 从新中国成立到他逝世。二十六个年头，他为祖国的富强，为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为人民的富裕殚精竭虑。重病时，邓颖超同志为他设计的斜面小桌令人心酸不止。周恩来一九七二年得病之后，一直坚持工作。住进三零五医院后，仍坚持看文稿批文件，有时累得手抖得握不住笔。邓颖超同志为了“改善”周总理的办公条件，亲自设计了这张可放置于床上的斜面小桌。在这一部分里，周恩来在一九五四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上首次提出和一九七五年一月抱病在四届人大上第四次重申的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洪亮声音，通过电视显示屏再现的光辉形象，既表达了我们全民族的心愿，也是他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又是他留给全党、全国人民的政治遗嘱，看了、听了既催人奋进又催人泪下。 第七部分，人民总理爱人民。 陈列组在浩瀚如海的图片实物中只精心挑选了具有代表性的照片十六幅，实物五件。然而，帧帧照片，光彩照人；件件遗物，娓娓诉说，都是周恩来洒向人民的一片爱心。周恩来越是热爱人民就越是严格要求自己。早在五十年代，他就曾三次给淮安县人委写信，对如何处理自己的旧居、祖坟和亲属等问题提出了十分严格的要求。一九六五年春节前夕，他趁堂侄周尔萃回家探亲之机，把平毁自己祖坟作为一项“特殊任务”交待侄子。当地农民只好按照他的要求，在旧历除夕把周总理原在淮安东门外的祖坟全部平毁，棺木就地下沉，坟地由生产队耕种。事后他还要向生产队寄来七十元钱，说是作为平坟工资和青苗赔偿费。这是中外古今的帝王将相想也没想过的事，但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同志却做到了。 第八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周恩来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一个热爱人民的人，人民将会永远怀念他。这里的照片、实物和电视显示屏都充分展示了中外人民对他的这一情怀。无论是十里长街送总理还是丙辰清明天安门广场花的海、诗的洋，都是民心的袒露。陈列柜中那条黑色金字的挽联，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元帅送来的。周恩来逝世的讣告一公布，金日成就哭泣着从平壤打来电话，除了表示深切哀悼外，还表示希望中国能让他前来北京，向周恩来作最后告别。由于我们国家有不邀请外国元首参加国家领导人葬仪的规定，使金日成同志北京之行没能如愿。但他仍立即派出一名副总理将他的挽联直送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并在送上挽联后，让这位副总理代表他为周恩来守灵。这条挽联既是中朝友好的象征，也是金日成、周恩来之间深厚友谊的最好见证。 整个周恩来纪念馆陈列厅的布展内容是从广泛征集来的史料中精选出来的，重点突出。展出后给人以版面虽紧凑但不拥挤的印象，这也是周恩来纪念馆陈列布展上的最大的特点和可取之处。 当然，这次陈列布展也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陈列提纲曾八易其稿，先后征求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工委、中国革命博物馆等有关部门的意见，再经中宣部四次审核定稿；布展的版面的小样、大样经省和中央有关专家审定后再进行制作。 在布展期间江苏省委宣传部负责人王霞林和省党史工委多次来访具体指导，中宣部又专门委派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研究组的负责人力平同志两次来到淮安，对每一幅照片、每一件实物和每一段说明文字进行认真审核推敲、力求准确无误。在整个布展中，还注意尽量少出文字，多出画面，整个展厅，没有一处长文。特别是装嵌于墙壁上的五台电视显像屏，能让参观者在观赏图片、实物的同时，再次目睹周总理生前那迷人的风采，聆听他那亲切感人的教诲。 实践证明，众多瞻仰者一看到十里长街送总理那动人场景，总是止不住热泪涟涟。整个展厅内，一共布展了一百九十九幅图片，四十八件实物或者档案资料，其中第一次在社会上“亮相”的就有十多件文物和二十多帧照片，给参观者留下一个“新”的印象。 一九九一年夏天，江苏省委宣传部王霞林部长看了周恩来纪念馆布展的实景大样后曾高兴地说：“真想不到你们淮安还有这么高水平的布展人才！”他还幽默地说：“今后我们省里再办什么展览，一定要请你们淮安人去参加工作！” 正文 第十四章 爱的交响诗 一九九二年的一月六日，这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十六周年的前夕。 也许，老天还没有忘记这个即将到来的令人心碎的日子，一场漫天大雪，苏北大地银装素裹，一片洁白。 在这一纯洁的白色世界里，古城淮安的大街上悬挂出一条条巨大的横幅，街头街尾清扫得干干净净，特别是周恩来纪念馆的所在地桃花垠，湖水漪涟一望无垠。 纪念馆的里里外外，六百多面彩旗迎风招展，像是在欢迎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 主馆前面的广场上，高竖着《周恩来纪念馆落成典礼》的巨大横幅。整个馆区沉浸在一种庄严而又隆重的气氛中。 周恩来纪念馆从批准到落成前后历经五年。 今天，人们盼望已久的开馆典礼将在这里举行。 已经竣工落成的周恩来纪念馆总建筑面积为三千二百六十五平方米。其中，主馆在南，一千九百一十八平方米；附馆在北，一千三百四十七平方米。纪念馆是爱的结晶。整个馆区本来就是“青白”两色，加之瑞雪普降，白色更重，更让人联想起爱的崇高和纯洁。 清晨五时许，纪念馆工作人员即陆续到岗。 七时左右，有幸参加开馆典礼的淮安各界人士就排着整齐的队伍陆续进入周恩来纪念馆。 在人字形附馆字画厅内，人们首先见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为祝贺周恩来纪念馆建立而题写的馆名和题词。 邓小平同志题写的是馆名：“周恩来纪念馆”；江泽民总书记的题词是：“学习周恩来同志的高尚品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李鹏总理的题词是：“学习周恩来同志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对人民无限热爱的崇高品德。”杨尚昆主席的题词是：“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已故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的题词是：“学习周恩来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已故聂荣臻元帅因年事已高，身体不好，手握笔时抖得厉害，不能执笔写字，嘱咐秘书找出他原来写字的手迹，按他的意图拼起来复印出“永恒的纪念，怀念恩来同志”。 九时整，江苏省省长陈焕友同志激动地宣布：“周恩来纪念馆落成典礼现在开始！” 场内顿时鼓号齐鸣，声震淮安三城。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沈达人同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周恩来纪念馆象征着周恩来的光辉业绩，寄托着全国人民包括故乡人民对周恩来同志的深切怀念之情。周恩来纪念馆展示了丰富翔实的史料和珍贵的图片，实物，这对于我们缅怀周恩来的丰功伟绩，学习周恩来的崇高品德，发扬周恩来的优良作风，研究周恩来的革命思想和实践，教育全党、全国人民和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沿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 沈达人同志讲话结束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为周恩来纪念馆落成剪彩。 在激动人心的鼓号声中，李铁映同志率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等负责人和周恩来生前身边工作人员童小鹏、赵炜以及周恩来的亲属代表周尔萃等从正门拾级而上，步入纪念大厅，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周恩来的汉白玉坐像敬献花篮并且三鞠躬。 同时献花篮和瞻仰周恩来塑像的还有江苏省委、省政府，南京军区，淮阴、淮安市委、市政府，浙江周恩来祖居，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等单位代表。 随后，他们进入底层史料陈列厅，观看了图片、实物和音像等资料展出。 十时许，开馆典礼胜利结束，人们依依不舍地登车上路。 沿途两旁，是数千守候进馆的人群，有老人、孩子、工人、农民、战士、学者……所有面孔都是那么亲切又那么熟悉，因为每个人都有一颗热爱周总理的心，都藏着一腔对周恩来的爱，天寒地冻人心暖和，人们不由又想起首都人民肃立寒风之中、十里长街送总理的那动人场景。 从北京天安门前的长安街到淮安的桃花垠，是一首千万颗人心跳动写出的乐曲，这将是一首千古传唱的爱的交响诗——《人民总理人民爱》。 正文 第十五章 人民心中的丰碑 在周恩来逝世十六年后建立起来的周恩来纪念馆是一座爱的丰碑。 从开馆那一天起，海外的炎黄子孙、国内的人民群众不远千里、万里，专程而来，走进心目中向往的圣地，捧起一片崇高，泻下一腔思念。 日本东京华侨总会副会长、留日华侨江苏同乡会会长陈学全来了。为纪念中日邦交恢复二十周年，中日友协拟在东京筹办《周恩来》专题展览。陈学全大声疾呼，多方奔走，努力把淮安周恩来故居的模型列入展出。此时，他在周恩来汉白玉坐像前注目良久，鞠躬致意，深切怀念这位值得自豪的同乡。 美国北加州苏浙同乡会会长朱元忠、泰国江浙会馆理事长陆恩达、留日华侨大阪江苏同乡会会长刘宗廉、日本和歌山华侨总会事务局长徐敏春等三十余人一起来了。他们各自居住在不同国家，但他们对周恩来却是同样的敬仰，于是，他们相约结伴瞻仰周恩来纪念馆。“故乡一滴水，游子三分亲。”在周恩来纪念馆接待室，他们一起诉说对祖国，对周恩来的思念，尤其对周恩来的伟大功绩景仰备至。几经商量他们推举美国北加州苏浙同乡会会长朱元忠执笔，在纪念馆第一册留言簿上写下了“深切怀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然后各人再逐一签上自己的名字。写字签名时，侨胞们是那样认真、专注。一点点笔墨，一片片深情。 从一九九二年三月下旬起，前往周恩来纪念馆参观瞻仰的人进入高潮。 三月二十八日，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勤务学院的四十多名教职工和部分学员乘了一夜的车。清晨六点，他们洗干净手脸，整理好衣服，排上整齐的队，迈着沉稳的步伐，走进周恩来纪念馆，向周恩来的汉白玉塑像敬献花篮，献上他们的一片爱心。参观结束后，他们动情地说，我们空军战士忘不了周总理对我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关怀，更忘不了他老人家对部队工作的遗愿，我们一定要遵照他的教诲，早日实现祖国航空，航天事业的现代化，使我国的空防走到世界的前列。 江苏省抗洪救灾事迹报告团的同志久久肃立在纪念馆陈列厅的周恩来视察邢台地震灾区时的照片前，专门请讲解员讲解这张照片的故事：一九六六年，河北邢台发生了大地震。值班秘书在夜间接到电话后立即向他作了报告。总理一听，心情沉重，当即命令秘书，要空军准备一架直升飞机，天亮后带他去邢台。总理到达邢台后，大地还不住颤抖，五级以上的余震持续不断，周总理亲自帮助地方指挥交通，挨家挨户地察看、访问，并一口气慰问了一百多位伤病员。他在群众大会上号召“大家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发挥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自然灾害作斗争，重新建设好我们自己家园！”他的讲话给了灾区人民以力量，以安慰，以鼓舞，也极大地增强了人民的抗灾决心。当他因讲话时间较长，而当时条件又不允许，当地干部不好意思地向他递过一碗泥浆似的开水时，周总理马上接过来，大口地喝了下去，并向递水的人投去表示谢意的微笑。总理与灾区人民同甘共苦，人们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掌声是发自群众心底的爱和信任。听完了讲解，有的流下了眼泪。离馆之前，他们集体商量后，写下了“万世楷模”的留言，以称颂周总理的爱民之情。 巨型史诗故事片《周恩来》摄制组来到纪念馆后，闻讯赶来的数千名淮安群众把演员王铁成围得个水泄不通。他走到哪里，人们跟到哪里，围到哪里。有的向他献花，有的要他签个字、题个名，有的挤到他的身边，和他握握手或者留个影，实在挤不上去的，也要望一眼才满足。人们为啥这么偏爱王铁成？因为淮安把他当成“周总理”。周总理十二岁离开淮安，就再也没能回老家一趟，凡是他的家乡人都有一种十分遗憾的心情。五十年代末期听说总理要回来，数十万淮安人民不顾天寒地冻，不分白天黑夜，用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修葺了他老人家童年放过鸽子的镇淮楼，挖过野菜的文通塔，拓宽了南门大街等几条主要街道……盼呀盼呀，总理国事太忙，他没能回来。后来淮安人又听说有一次总理坐飞机飞临淮安上空时，曾低空盘旋，他看到了潺潺流淌的文渠，也看了淮安城内的桥溪巷陌……打那以后，只要有飞机飞经淮安上空，淮安人都要驻足抬头，深情地观望。哪怕正在田间劳动的农民也要停下手中的活，手搭凉棚，远眺蓝天，看一看是不是周总理又在俯视淮安城。这一次，用王铁成的话说，他是替周总理还愿的，因此，“人们把我当成了周总理。”当王铁成在驸马巷出现时一位须发皆白的“老淮安”一下挤到“周总理”身边，老泪纵横地说：“您终于回来了，我们可想念您了……”王铁成紧紧握住老人的手，禁不住泪水汩汩涌流。整整一天时间，王铁成无法在纪念馆拍张照片，因为淮安人不放过他们朝思暮想的“总理”啊！没奈何，只好第二天起个大早，六点钟就来到纪念馆。结果，那消息又像长了翅膀似的，二十多分钟后就涌来一千多人。在纪念馆影视厅，王铁成用他那颤抖的手，挥笔写下了“忠诚与日月同辉耀，天不能死地难埋”。当他刚要在落款处写上自己的名字时，一滴泪水已滚落到他的腮帮，他怕污损了题字，急忙转过身，揩干净泪水才写下去。王铁成走后两个多月了，淮安街头还有人眉飞色舞地说起那天与他握手的情景。是的，在淮安人心中，王铁成就是他们朝思暮想的周总理啊！ 一九九二年清明节前后，周恩来纪念馆迎来了开馆后的第一个旅游高峰。从每天早晨六七点钟起，人们就排起了长蛇阵，等候进馆，天天都有一二万人，晶多的一天超过三万。青少年、特别是中、小学生们，他们打着校旗、团旗、队旗，怀着一颗颗金光闪耀的童心，排着整齐的队伍，迈着坚定的步伐，一队又一队，一列又一列，从早到晚，络绎不绝。他们高举右手，在周恩来纪念馆前，在周恩来的汉白玉坐像前宣誓：“敬爱的周恩来爷爷，我们定要像您那样，为了中华之崛起而勤奋读书，为实现您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遗言而努力奋斗！”与此同时，中央领导同志和各地各界人士也纷纷前来周恩来纪念馆瞻仰或者寄来题词。国家副主席王震因年事已高，身体不太好，但他仍要为周恩来题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活动家”，并嘱咐秘书寄给淮安；全国政协副主席洪学智寄来的题词是：“一代师表。”三月份，国务委员宋健来到周恩来纪念馆向周恩来塑像敬献花篮并且写下了“学总理的崇高风范，为现代化建设竭力奋斗”；四月份，全国政协副主席，当年和周副主席一起在陕北纺线线的原三五九旅副政委王恩茂从扬州驱车直奔周恩来纪念馆，他在仔细参观了周恩来纪念馆的全部设施和陈列后，十分高兴，连声夸赞这个馆建的不错，管理得也有条理，希望能保持下去，让周恩来的精神永远传下去。他还与随行人员商量写下了“总理一生为了人民，人民永远缅怀总理”的题词。老人登车了，还要向周恩来纪念馆投去深深的一瞥。 五月下旬，周恩来的嫡长侄女、华声报社负责人周秉德出差途中顺道来故乡瞻仰周恩来纪念馆。当她听人介绍纪念馆各种建筑的寓意时，高兴极了，连声说：“齐康教授真了不起，他想得真周到！”在总理的汉白玉坐像前，她看了又看。那专注的神态好像在说：“伯伯，秉德看您来了，您放下手中的工作，休息一会吧。”好一会儿，她才“清醒”过来。在陈列厅，她久立于周恩来遗容照片前，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感情，任凭思念的泪水溢出眼眶，流过腮边。有顷，她才提笔凝墨，写下了“愿亲爱的伯伯魂归故里，晚秉德敬”一行字。放下笔，周秉德好像是解释自己题词似的缓缓地说：“伯伯十二岁离家，我爸爸是十四岁离家。他们都没能再回故里，安息长眠！” 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一日晚，广播电视里低回的哀乐又传来了邓大姐与世长辞的噩耗。清清的湖水拍打着桃花垠堤岸，发出低声的抽泣，周恩来纪念馆沉浸于一片悲哀和思念之中。当晚，纪念馆领导立即商量了悼念邓大姐的办法。第二天是星期天，可是周恩来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却都来了，而且来得比平时都早。大家眼含泪花，强咽悲痛，扎花篮，做白花，为邓大姐放大遗像，忘了吃饭和休息。中午十二时，主馆正门上方就挂出了“沉痛悼念邓颖超同志逝世”的黑布横幅。纪念厅后侧还布置了可供人们吊唁逝者、寄托哀思的纪念室。下午二时，纪念馆近百名工作人员胸佩自己做的白花，抬上自己扎的花篮列队缓步进入纪念室，三鞠躬致哀，并将自制的花篮敬献在邓大姐的遗像前。同时，还派出两名代表和淮安市委领导人一起赶赴北京敬献周恩来家乡人民的沉痛哀思和深切悼念。 在中南海西花厅灵堂，人们正列队为邓大姐守灵。看见周恩来家乡的代表，跟随邓大姐二十七年的秘书赵炜急忙上前拉着大家的手边哭边说：“听说你们淮安的同志要来，我们一直在等。现在只有光山县邓大姐老家和吉林的远房侄子，还有你们淮安是她老人家亲属了。”七月十七日，从北京东西长安街、复兴门内外大街直到石景山路的八宝山，沿线十八公里的道路两旁，几十万群众顶着高温酷暑，像十六年前送总理一样为邓大姐送行。这几十万群众中，也有周恩来家乡和周恩来纪念馆的代表。 人生苦短，挚爱永恒。仅从一九九二年一月六日开馆到十月底的半年多时间里，就有一百万中外宾客来到这里。每当讲解员结束讲解前念到“只见灵车去，不见总理归”时，总免不了声音哽咽，千千万万的瞻仰者也止不住泪水涌流。展览大厅的斑斑泪痕可以证明：一切热爱人民的人，人民将永远将他们铭记。 周恩来的形象，他的精神和人格，将永远和周恩来纪念馆一起，以其独特的魅力，永恒地矗立于天空和大地之间，矗立于千千万万人民的心里。 正文 附录一 周恩来生平大事简表 一八九八年 三月五日，诞生于江苏淮安，祖籍浙江绍兴。 一九一零年 先后入奉天省银州（今辽宁省铁岭县）银岗书院、奉天府（今沈阳市）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后改名东关模范学校）丁班学习。各科成绩名列前茅，且养成了每天坚持读报、关心国事、坚持锻炼身体的好习惯。 一九一一年 在一次修身课上，回答老师“读书为了什么”的提问时，答道：“为了中华之崛起。” 一九一三年 考取天津南开学校。 一九一四年 与同学张瑞峰、常策欧等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被会员推为智育部长。同年，获南开学校“国文佳观”比赛第二名。 一九一六年 任南开学校《校风》文苑部部长。 一九一七年 九月，由天津登轮赴日本，行前写七言诗“大江歌罢掉头东……”。 一九一八年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传到日本，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一九一九年 四月回国。五月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是学生界主要领导人之一。九月主持觉悟社成立大会，并起草觉悟社宣言。 一九二零年 因领导天津学生请愿活动被捕，七月获释。十一月赴欧勤工俭学。 一九二一年 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八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 一九二二年 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和任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介绍朱德入党。 一九二四年 回国，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一九二五年 参加领导东征。是年八月和邓颖超在广州结婚。 一九二六年 夏，在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农民运动与军事运动》，十二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 一九二七年 任中共江浙区乍委书记。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在党的五大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七月任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成员。领导八一南昌起义。 一九二八年 出席党的六大，后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和中央军委书记。在国民党统治区上海坚持党中央的领导工作。 一九三零年 和瞿秋白一起主持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 一九三一年 年底，进入江西中央苏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一九三二年 十一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委。 一九三三年 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参与领导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 一九三四年 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一九三五年 长征途中，出席遵义会议，并协助毛泽东领导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 一九三六年 代表党中央赴西安，同国民党等进行谈判，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一九三七年 代表党中央同国民党谈判，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在华北参与指挥八路军的对日作战和向敌后实行战略展开。 一九三八年 先后在武汉、重庆组织和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年底，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 一九四三年 七月，回到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准备工作。 一九四五年 四月，参加党的七大，作《论统一战线》的发言。六月，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八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到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 一九四六年 一月，代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政府达成停止军事冲突、恢复交通问题的协议。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后国民党破坏协议，谈判破裂，回延安。 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 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指导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 一九四九年 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担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一九五零年 与毛泽东一起在莫斯科与斯大林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一九五三年 领导制定我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 一九五四年 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任国务院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先后应邀访问印度和缅甸，分别发表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一致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 一九五五年 出席万隆会议。 一九五六年 一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九月，在党的八大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十一月，出访亚欧十一国，次年二月回国。 一九五七年 八月，在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上作《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报告。 一九六零年 参与制定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组织贯彻执行。 一九六二年 在科学和文艺工作者的会议上作报告，阐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一九六三年 十二月，出访亚非十四国。次年三月回国。 一九六四年 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宣布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一九七一年 协助毛泽东领导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 一九七二年 二月和九月，先后同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首脑会谈，签发中美联合公报和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 一九七四年 主持出席国庆二十五周年招待会。 一九七五年 病重期间，在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要在本世纪末实现我国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一九七六年 一月八日，在北京逝世。 正文 附录二 周恩来纪念馆陈列展览讲解词 欢迎大家来参观，在这里，我们主要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总理——周恩来光辉的一生。（共分八个部分介绍） <h3>第一部分 青少年时期</h3>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祖父周殿魁（应为周起魁）、叔祖父周亥祥迁居到江苏淮安后，就合买了这幢坐落在淮安城内驸马巷的住宅。一八九八年三月五日，周恩来就诞生在这个房间里，取幼名大鸾，在他不满周岁时，就被过继给了病重的小叔父周贻淦为子，五岁时，他入家塾读书，取学名恩来，字翔宇，先后在淮安的周氏家塾、淮阴的万氏家塾和陈家花园的家塾中就读，并曾在表舅龚荫荪家中寄读。 一九一零年春，十二岁的周恩来离家到了沈阳，先在银岗书院读书，后转入了东关模范学校，一次，在回答老师“读书为了什么”的提问时，他答道：“为了中华之崛起。”他在作文《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中提出：教与学的目的，都是为国家造就人才，使国家富强起来。 在东关模范学校读书期间，周恩来还多次察看了沈阳南郊魏家楼的日俄战争遗址，听当地老人诉说当年侵略者血洗这个地方的情景，这给了少年周恩来以强烈的震撼。 一九一三年八月，周恩来考入仿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开办的天津南开学校，第二年，他与同学张瑞峰、常策欧发起成立了全校性学生团体——“敬业乐群会”，主持出版了会刊《敬业》，并担任校刊《校风》的编辑、文苑部部长和经理部总经理。周恩来还积极参加南开新剧团的演剧活动。当时，由于社会习俗，男女不能同台演出，周恩来就在《仇大娘》、《一元钱》等剧中扮演女主角。 一九一七年六月，周恩来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天津南开学校。 一九一七年九月，周恩来东渡日本，寻求救国之道。临行前，他写下了著名的诗篇：“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在日本期间，周恩来开始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传播者河上肇主办的《社会问题研究》杂志问世后，周恩来是这个杂志的热心读者。 一九一九年四月，周恩来离开日本回国，投身到伟大的“五四”运动的浪潮之中。成为天津“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主编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写文章指导天津的学生运动。发起组织了天津学生进步团体——觉悟社，并出版社刊《觉悟》。 一九二零年一月二十九日，周恩来等领导数千天津学生奔赴直隶省公署请愿，抗议反动政府的卖国行径和对爱国运动的破坏，遭到反动当局的拘捕，在羁押期间，周恩来思考了许多问题，他在后来谈到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时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七月，在被捕代表的斗争和各界人士的声援下，反动当局被迫释放了被捕人员，由周恩来编写的《警厅拘留记》和《检厅日录》，记载了被捕代表在狱中斗争和学习的情况。 八月十六日，觉悟社等五个进步团体在北京陶然亭集会，商讨爱国运动的发展方向和联合斗争的问题，李大钊、周恩来、邓颖超等参加了这次会议。 一九二零年十一月上旬，周恩来远涉重洋，来到马克思的故乡——欧洲，求学考察，寻求真理。他先后到过英国的伦敦、法国巴黎、德国柏林。经过反复学习和思考，周恩来终于作出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确立共产主义信念。一九二一年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八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从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从这一天起，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用行动履行了自己的誓言：“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它宣传奔走。” 一九二二年六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一九二三年二月又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周恩来直到一九二四年回国，一直是这个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在周恩来起草的章程中，规定申请入团者必须做到“对于共产主义已有信仰”。在此期间，周恩来还领导出版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刊物《少年》（后改名为《赤光》）并在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文章。 在旅欧期间，周恩来就注意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一九二三年六月，周恩来受党的委托，与奉孙中山之命在法国筹建国民党支部的王京岐商谈国共合作问题。参加了旅欧国民党支部的筹建，并曾担任负责人。 一九二四年夏，周恩来奉调回国，这是巴黎国民党支部部分成员欢送他回国时的合影。 <h3>第二部分 大革命时期</h3> 一九二四年九月，周恩来到达国共合作后的广东政府所在地——广州，先后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周恩来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以其出众的才华，创造性地开展了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在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两次东征中，周恩来领导下的东征军政治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当时出版的《政治周报》中“东征纪略”一文，记述了在第二次东征中，周恩来担任东征军总政治部总主任，领导东征军政治部工作的情况。 周恩来与邓颖超在“五四”运动期间同是觉悟社的成员，在周恩来旅欧期间，通过通信确立了恋爱关系。 一九二五年八月八日，他们在广州结婚，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们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始终生死不渝，患难与共，给后人留下了值得永远传颂的佳话。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周恩来奉调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上海区军委书记等职。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同上海区委负责人罗亦龙，越世炎等一起领导了上海八十万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写下了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的一页。作为这次起义的总指挥，周恩来坚决果断，细致周密、从容沉着、指挥若定的领导才能，由此也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和推崇。 周恩来始终没有忘记当年与他一起参加巷战的老工人，一九五七年，他在上海亲切会见了当年参加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老同志。 <h3>第三部分 土地革命时期</h3> 一九二七年四月、七月，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四月，周恩来、赵世炎等致电中共中央，建议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为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在南昌领导发动武装起义，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凌晨，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在南昌的江西大旅社内，周恩来召集重要会议，宣布前敌委员会成立，他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并在这个办公室里制定了起义的方略。 南昌起义是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端，是中国共产党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次伟大壮举。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一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定，以八月一日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也就是今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周恩来与毛泽东、朱德等先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个主要创建人之一。 一九二八年五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的近郊召开，周恩来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作了《组织问题报告》和《军事运动报告》在这次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常委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长和军委书记。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上旬，周恩来又回到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党中央的领导工作。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日，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会议的决定，主持起草中共中央致红四军前委的信，对红四军的工作作了明确的指示，即著名的“九月来信”，这个指示对于统一红四军党内思想，开好“古田会议”起了巨大的作用。 周恩来在白区坚持了长达四年的地下斗争，对保存党的精华，恢复和发展白区、苏区的革命力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底，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后又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红军总政委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一九三三年二三月间，他和朱德一起，创造了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成功经验，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红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一九三五年一月，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坚决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撤销了李德、博古对军事的领导，确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红军经过无数的艰难险阻，终于胜利到达了陕北。 由于日本对中国侵略不断扩大，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为了捉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联合东北军一同抗日，周恩来进行了巨大努力，做了大量工作。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驻西安的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为了逼蒋抗日，对蒋介石发动“兵谏”。在风云突起，瞬息万变的情况下，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来到西安，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代表中共同国民党进行了多次谈判。一次在他从延安赴南京途中，当汽车行至延安南边的劳山时，遭到一股土匪的突然袭击，周恩来临危不惧，指挥战斗，在激烈的战斗中，参谋长陈有才不幸牺牲。这是劳山遇险时，周恩来随身带的一条被匪徒砍了十几刀的毛毯。这条毛毯是宁都起义后董振堂送给朱德的，西安事变后，周恩来经常顶风冒雨来往于西安、延安之间，朱德就将这条毛毯送给了周恩来。抗战爆发后，朱德亲赴前线，周恩来又把毛毯回赠给朱德。这条毛毯不仅是周恩来大无畏革命精神的标志，还凝聚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间的深厚情谊。 <h3>第四部分 抗日战争时期</h3>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向卢沟桥的中国驻军突然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爆发了。 周恩来代表中共同国民党蒋介石经过多次艰难曲折的谈判。在客观形势的发展推动下，终于实现了在共同抗日基础上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九月二十二日，国民党正式发表了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并承认我党的合法地位，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根据谈判达成的协议，我党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将南方八省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为了商谈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战前线后与国民党军队协同作战等问题，周恩来多次与阎锡山进行谈判。并在山西工作近三个月。 一九三七年底，周恩来来到武汉，领导中共中央代表团，后经中共中央同意又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在武汉，周恩来同社会各界人士以及国际友人进行了广泛接触，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使他们了解我党的真实情况。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底，周恩来来到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领导中共代表团并担任中共南方局书记。 一九三九年春，周恩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传达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这是他与新四军领导人的合影） 一九三九年七月，周恩来在延安去中央党校作报告途中，不幸坠马摔伤右臂。因在延安治疗效果不好，中央安排他到苏联就医。他在苏联治疗期间，仍坚持为党做了大量工作。 一九四零年二月，周恩来离开苏联回国，五月底又回到重庆，继续主持中共代表团和中共南方局的工作。 一九四一年一月，蒋介石背信弃义，以七倍于我的兵力，突然袭击我新四军奉命北移的部队，制造了震撼中外的皖南事变。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向蒋介石提出严重抗议，并为《新华日报》亲笔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揭露了事变的真相，声讨了国民党的罪行。 在重庆期间，周恩来充分发挥中共代表团、《新华日报》等的战斗作用，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艰苦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九四七年七月，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参加了整风运动和党的“七大”筹备工作，在“七大”上，周恩来专题总结了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教训。 “七大”闭幕后，在全国很快形成了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形势，我八路军总部于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一月，连续发出对日本作战的七道命令，周恩来起草了第一至六号命令。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 <h3>第五部分 解放战争时期</h3>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经过四十三天的谈判，十月十日，周恩来、王若飞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毛泽东返回延安后，周恩来留在重庆，率领中共代表团继续进行国共谈判。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张群正式签署了《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 当天上午十时，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周恩来等七人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会议，周恩来在开幕式上致词。 由于国民党迁都南京，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于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从重庆迁到南京，住进了梅园新村三十号。 一九四六年初，破坏停战协定的国民党军队包围了李先念领导的中原解放区，第五师六万人马的处境十分危险，周恩来到南京当晚就在记者招待会上驳斥了国民党政府散布的“中原无战事”的谎言，并会同美方和国民党方面组成的军调部停战小组于五月八日抵达湖北宣化店李先念部驻地，商定停止冲突的协议。（介绍涉水过河照） 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周恩来与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更加艰苦的谈判斗争。他曾多次到上海，会见各界人士，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的罪行。 由于国民党破坏政协决议，召开一党包办的伪国大，和谈的大门被关闭了，周恩来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在梅园新村举行告别性记者招待会，并于十一月二十九日离开南京返回延安。 周恩来回到延安以后，作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领导了全国的人民解放战争。 一九四七年三月，蒋介石派兵进攻延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转战陕北。 在转战陕北途中，周恩来仍然密切注视并继续领导着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民主运动的发展，他把国统区的人民民主运动称为“第二战场”。 一九四八年四月，周恩来随中共中央机关来到河北省当时的建屏县西柏坡村（今属平山县）。在此，他协助毛泽东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参与了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的领导工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自西柏坡迁到北平，周恩来出席了在西苑机场举行的阅兵式。 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起，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在北平举行谈判，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人民解放军开始渡江作战。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周恩来在会上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草经过和纲领特点》的报告，这个“纲领”后来成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纲领。 为了纪念一百多年来为新中国的诞生而英勇献身的人民英雄，九月三十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周恩来在奠基仪式上致词。他手书的纪念碑碑文，也镌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 <h3>第六部分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h3>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周恩来从青年时代起就为之奋斗的新中国，终于像巨人一样，开始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五十一岁的周恩来被任命为新中国的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十分重视经济建设，建国初期就提出了：“我们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下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由于党中央、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和周恩来的统筹规划，只用了短短三年，我国就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了生产，并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 一九五四年九月，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他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向全国人民提出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号召，在一九六四年的三届人大会上又提出了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任务。 周恩来坚定而卓越地贯彻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为巩固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作出了巨大贡献。 周恩来对各党派各阶层的爱国民主人士，都以诚相待，他非常尊敬宋庆龄，说：“她和共产党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在周恩来巧妙细致的安排下，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夫妇万里归来，到达北京。 周恩来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他与各族人民心连心。建国初期，他为少数民族访问团的题词，是他忠实履行党的民族政策，促进民族大团结的指针。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主持我国的外交工作，他广泛的外交活动和卓越的才能，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 一九五四年四月，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到瑞士参加日内瓦会议。这是周恩来第一次代表新中国走上国际政坛，他端庄的举止，杰出的才能和高超的外交艺术，为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谈判打开僵局，大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 在此期间，周恩来还访问了印度、缅甸，由我国政府首先提出由中印、中缅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如今已成为国际关系中广泛推崇的准则。 一九五五年四月，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第一次亚非会议，国民党政府炸毁了中国包乘的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幸免于难的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前往，在短短七天会议中，周恩来的英姿风采、远见卓识和以理服人的作风，给各国代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周恩来先后二次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了亚欧十一国和亚非欧十四国。进一步加强了我国与各国人民的联系，增进了与各国人民的友谊。 一九七二年二月，周恩来与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谈，发表了著名的“上海公报”，奠定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基础，使整个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中日邦交正常化，凝聚着周恩来无数心血和智慧。一九七二年九月，周恩来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联合声明上签字，结束了中日两国之间不正常状态，揭开了两国关系史上的新篇章。 周恩来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在他的关怀下，李四光、钱学森等五百多位专家学者，放弃在国外的优厚待遇，毅然投入贫穷的祖国母亲的怀抱。 周恩来十分重视教育、体育、卫生事业的发展，他非常关心祖国新一代的成长；关心，文艺工作者的思想、工作和生活，鼓励运动员赛出风格，为国争光。他还亲自修改我国第一个中西医结合规划。 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之一的周恩来一直关心着人民军队的建设，多次到陆、海、空三军视察。为了迅速发展我国的国防尖端科技，周恩来付出了大量心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周恩来无比激动地宣布了这一喜讯。 “十年动乱”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周恩来处在非常困难的境地，然而，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维护国家工作的正常进行，殚思竭虑，忘我工作。 为了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他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这是他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亲自开列的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 周恩来几十年如一日，忘我地不知疲倦的工作，送走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周恩来勤奋工作的照片，使我们想起了中南海总理办公室那通夜不灭的灯光。 这是文革中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在周总理办公室门上贴的一张大字报，既是周恩来呕心沥血为党工作的见证，也凝聚着工作人员对他的无限深情。 粉碎林彪反动集团以后，周恩来为纠正“文革”中的错误，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批判极“左”，千方百计解放大批干部，努力使国家机器恢复正常运转。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他在陈毅追悼会上致悼词。一九七五年六月九日，他带病从医院赶来，参加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 为了邓小平的安全和重新出来工作，周恩来因病住进了医院，经他提议，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一九七五年，他在医院与邓小平一起会见来访的金日成，因脚部严重浮肿，不能穿皮鞋，请人特地赶制了一双布鞋。 这张造型奇特的小桌，记载着一段令人难忘的故事。“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经常不分白天黑夜的连续工作，为了批阅文件方便，开始他用一块三合板垫着，由于长时间工作，累得手都颤了，有时笔掉在床上就睡着了，为了“改善”他的工作条件，邓颖超亲自设计了这个斜面小桌。 一九七五年九月七日，周恩来不顾病情恶化和医务人员劝阻，在医院会见了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他最后一次接见外宾。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抱病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再次重申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任务。这是他给全国人民留下的政治遗嘱。 <h3>第七部分 人民总理人民爱</h3> 人民总理人民爱，人民总理爱人民，总理和人民同甘苦，人民和总理心连心。周恩来是中国人民忠实的儿子，他高尚的道德风范，甘为人民公仆的无私奉献精神，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所敬仰。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胸怀坦荡，无私无畏，堪称全党、全国人民的楷模。周恩来一直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一九五八年他带领国务院机关人员到十三陵水库参加义务劳动，亲自打着大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他平易近人，广泛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在煤矿，他下矿井与工人们在一起，在农家，他与大娘亲切交谈。一九六六年，邢台发生强烈地震，他冒着余震的危险，立即赶赴现场，来到灾区人民中间，亲自指挥抗震救灾。 周恩来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在处理淮安故居的问题上，他多次指示不要让人参观，不要修复，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零年他两次接见淮安的负责同志时，一再交待：“要把我住过的房子拆掉。” 早在一九五三年，周恩来就指示将他在淮安的祖坟平掉。一九六五年他派侄儿周尔萃专程来淮安处理这件事。过后又寄来七十元钱，作为平坟工资和损失青苗的赔偿费。在一九五八年，他还专门派人去重庆，把抗战时期葬在那里的生父及邓颖超的母亲的坟平掉。 周恩来十分注重感情，但他对亲属的关心，只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尽其所能，决不动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他对亲属、晚辈的要求很严，决不允许有任何特殊。他侄儿周尔辉原在北京一所大学当教员，组织上为解决夫妻分居两地的问题，将他在淮安工作的爱人调到北京，周恩来知道后，动员他们夫妇一起回到了淮安老家工作。 周恩来鼓励侄女周秉建到内蒙古大草原去做牧民，还让侄儿周荣庆到河南当了农民。 一九六一年春节前，淮安县委托人带了点土特产——淮安茶馓给周恩来和邓颖超。不久，他就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还附寄了一份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通知。 周总理始终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他生活十分俭朴，这是他曾用过的一条浴巾，上面的补丁是邓颖超亲手缝上的。 看到这些周总理生前用过的物品和穿过的衣服，我们仿佛又看到他当年的音容笑貌和他平凡而伟大的身影。 <h3>第八部分 周恩来永远活在人民心中</h3>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这是一个令人痛心而又难忘的日子。周恩来因病医治无效，于上午九时五十七分，与我们永别了。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低声吟唱着《国际歌》，并对身边的医生说：“我这里没事了，你们去照顾其他同志吧。”这就是我们的好总理，在他临终时想到的还是别人，而心中唯独没有他自己。 周恩来的遗体安放在鲜花丛中，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群众怀着沉痛的心情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 邓小平在周恩来的追悼会上致悼词。 载着周恩来遗体的灵车缓缓驶向八宝山，首都百万人民，冒着料峭的春寒，自发来到大街上，泪洒十里长街悲送人民的好总理。 山河呜咽，天地同悲，全国人民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 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传到淮安，人们纷纷来到他的故居，举行悼念活动，深切表达家乡人民的思念之情。 周恩来的逝世引起了国内外巨大反响。国内外报刊纷纷发表讣告和悼念文章，联合国降半旗致哀；正在开会的联全国安理会的代表全体起立默哀；世界各地纷纷发来唁电并以各种形式悼念周恩来。 “四人帮”倒行逆施，千方百计地破坏人民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但民心不可违，民意岂能挡？ 一九七六年清明节，人们涌向天安门广场，用花圈和诗词表达对周恩来的怀念，声讨“四人帮”的罪行。 周恩来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伟大精神和高尚情操，赢得了世界人民的敬仰和尊重。这是日本为纪念周恩来建的诗碑。朝鲜人民在周恩来访问过的地方建了铜像。法国在周恩来旅法时住过的地方立了铜牌。 周恩来逝世以后，根据他的遗嘱，将他的骨灰撒在了祖国大地上。但是，骨灰撒在祖国大地，丰碑树在人民心中。他的光辉形象，如巍峨的高山，如参天的劲松，永远屹立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心中。他的革命精神，光照日月，他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人民的幸福所立下的丰功伟绩，将万古长存。 周恩来，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正文 后后记 当我们在一稿上画下最后一个句号，适逢周恩来纪念馆开放一周年。 在短短的一年中，周恩来纪念馆已经接待了一百二十余万瞻仰者。 站在纪念馆前方一水之隔的观景台上，久久凝视着屹立在水天之间的纪念馆，不由使人想起十七世纪一位科学家的伟大论断：在物质世界中，有力的作用，就一定有力的反作用。 眼前的纪念馆进一步告诉人们，这一论断并非只适用于无生命的物质世界：在人类社会中，亦有体现自己基本特征的力，这就是爱。 有爱，也就会有爱的反弹。 人生苦短。在茫茫时空中，一切人都是匆匆过客。 唯有爱和爱的反弹才能永恒和不朽。 周恩来一生热爱人民，同样，人民深深地热爱着周恩来。 周恩来纪念馆的根基，正是周恩来对人民热爱的反弹。 正是这种反弹的显影和结晶。 本书的编写由尹明、潘正凡、王树荣主持并审定，由靳全生、秦九凤、戴珩撰文并由靳全生统稿。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曾参考了部分报刊资料。 在采访过程中，还曾受到中共淮安市委宣传部和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工程筹建处的热情协助和大力支持，李潇、韩佳帮助了校对。 在此书即将出版之际，我们谨向有关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周恩来纪念馆的建设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前后历经五年，千千万万的人为此倾注了热情、心血和汗水，囿于著作者的水平，在有限的篇幅中再现这一宏大的工程，错误和疏漏难免，祈望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愿这本书能帮助读者更详尽更具体地了解周恩来纪念馆。 愿这本书能帮助读者更自觉更认真地学习和宣传周恩来。 愿这本书能帮助读者更全面更深刻地思考人生和自己的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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