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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暧昧的政治——闲说西汉二百年》 前言 历史永远比艺术品甚至人们的想像来得更精彩。 就说汉武帝，曾与秦始皇并称，完全称得上一个具有大手笔的人物。但是今天的我们读汉史，在惊骇叹服之余，心中自然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疑问：比如说，一个生长于深宫之中的少年16岁登上皇位，凭什么他能洞察天下大势，毅然改变根本国策，造就一个气魄宏大的盛世？比如说，没有经过什么程序选拔的卫青、霍去病，凭什么能大破匈奴，写下后来中土与北方对峙再难有的辉煌篇章？ 历史的疑题，当然难能全部作答。但只有拿今天的鼠标去点击，昨天的历史才会突然显得风情万种，妖娆迷人。 本书中的70余篇文章，都非对历史事实的简单重现，它同时包含了一个或者甚至更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当然包含了我自己的思考，尽管一个问题的提出可能遮蔽了另一个问题。而这些文章，可以保证流畅，但文章的流畅正好出于写作的缓慢。总要等到历史中的事件、人物在我的心里活起来后，我才敢于下笔一气呵成。所以你看到的，决不是一本为追赶热点粗制滥造的书。 《暧昧的政治》第一部分 刘邦胜在哪里 刘邦胜在哪里 刘邦与项羽争霸，项羽自刎乌江，刘邦喜登九五。其中胜败缘由，2000年来一直受人关注。其原因说穿了也很简单：刘邦之前，统治者必然出身贵族豪门，血统的重要性胜于其他一切，投胎不巧一点儿办法也没有；而从刘邦开始，中下阶层的人们也有机会登上皇位，才智开始成为决定性因素。如此，刘胜项亡的原因才值得更多的人们关注了。 不过，就在当时，人们就已总结过其中的经验教训。韩信初拜大将时，当面就问刘邦：勇、悍、仁、强，你比项羽如何？刘邦默然良久，曰：“不如也。”韩信就此分剖项羽为人，有匹夫之勇，妇人之仁，名虽强，实失天下心。刘邦在平定天下后，也有一次问众臣己胜项败的缘由，并自评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筹给养，我不如萧何；运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我能用此三人杰，项羽只有一个范增尚不能用，这就是我胜项败的原因。 以上诸说，言之虽也成理，但是，我个人以为，有一条很关键的理由还没提出，那便是不顾任何游戏规则的“无赖战法”。 话说公元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法与德处于对峙状态。双方打得不可开交，而英国民间则有惊人妙语云：“把德国将帅和英国首相抓来放在战壕中，给他们几颗手榴弹对战，三分钟内，天下太平矣。”实际上这条妙语的始作俑者还推项王。早在公元前204年楚汉对垒天下疲敝时，项羽就曾诚心诚意地向刘邦建议：“天下大乱，只因为我二人。我俩何不决一胜负，免得连累天下百姓呢？”而刘邦的反应则是：“吾宁斗智，不能斗力。”弄得项羽徒呼负负。 也许今天的我们很同意刘邦的观点，但是，在当时，项羽的提议也并非异想天开，幼稚莫名。在春秋时代，诸侯间的车战就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一定的规则。说白了，这些战争有点类似于今日的体育竞技，双方在一些共同的规则约束下，坦然地以实力定胜负。中世纪的欧洲，两国交战，也常常由君主或主帅单挑，一战胜负，以免连累无辜士卒。由此看来，项羽的建议不仅颇有仁人之心，还颇有历史的成例可以遵循。 问题只在于：历史的成例不过是成例。如果按照成例，刘邦、项羽这些出身中下阶层的人物，自无可能荣登皇位。刘邦就是敢于向历史挑战的豪杰，而项羽，则思想束缚过多，沉不住气，最终败给了刘邦，也不是没有道理。而在刘项争霸的几年中，刘邦屡次施展无赖战法，不顾一切成规惯例，敢于戏弄一切戒律，是他最终成功的一大原因，君如不信，请看如下镜头： 公元前205年，刘邦率50多万人伐楚，项羽自率3万人应之，大破汉军，雎水为之不流。楚军攻至刘邦老家，家人四散奔逃，刘邦路遇一子一女，一同上马车逃命。楚骑追至，汉王嫌车速太慢，将儿女推到车下，如是者3次，幸亏滕公夏侯婴下车救起。 后两年，楚汉相持于广武（今郑州）西山头。数月僵持，项羽立起大锅，拖出刘邦父亲，向刘邦喊话说：你再不下来应战，我要将你的父亲煮了。刘邦答道：当年我与你反秦时约为兄弟，我父就是你父。你如果想将你的父亲烧熟，就请分我一杯肉羹。 同年秋，战局有利于汉。刘邦请人说服项羽，平分天下。项羽同意，归还刘邦父母妻子。项羽引兵东归，刘邦则听张良、陈平计策，从后突袭，楚军溃散。从此楚军一败涂地，项羽终亡于垓下。 按常理，对父母孝，对子女爱，对旁人信，应该是一般人都能照做的道德准则。但是刘邦偏偏一概不睬，除了皇位以外，什么仁、义、礼、爱，统统丢到九霄云外。正因为他不受任何规范约束，他的拳头击出去也格外有力；而敌人除了他的生命外，无从要胁。一边是为了一个目标不顾一切奋勇向前的无赖，一边是勇猛强壮但心存种种顾忌的豪杰，你说胜利更属于谁？ 如果说，君主的行为本不受俗人道德的束缚，所谓“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但是我们常人的日常生活中，仍然到处可以看见项羽、刘邦这两类人。有些人智商高，能力也不差，但总是顾忌甚多，前怕狼后怕虎，只能当个本分的职员或丈夫；有些人粗看着没什么，但是无所畏惧，无所不为，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往往苦尽甜来，马到成功。当然，最惨的常常是书生。他们一根秃笔潇洒评点历史风云，尽见人间英雄行为、鬼域伎俩，却格于一点点残存的廉耻，临门一脚之际，偏偏举不起腿。悲夫！刘邦岂是好当的！ 《暧昧的政治》第一部分 可怜的萧何 可怜的萧何 汉立，以萧何之功为第一。这是刘邦心中的意思，如果不考虑刘邦从来不视为亲信如韩信等人的话，按诸史实，也勉强可说通。以往刘邦在前线与项羽作战，屡战屡败，有一次打得粮竭兵尽，而萧何从关中后方发来新兵，才有再战的本钱。而后论萧何功，曰：一是经营稳固的后方，二是补充兵员，三是供应给养。此论深得刘邦本心。 萧何经营关中多年，汉立后为相国，应有不少的事迹。但是我们今天读汉史本传，反不见萧何的业绩，史籍里呈现的只是一个可怜的萧何。请看—— 公元前204年，刘邦与项羽在前线僵持，刘数次派使者慰问萧。鲍生对萧何说：汉王在野外作战还在想你，并非好事，他怀疑你有野心了，你还是将家族内能打仗的人都派到前线去吧。萧何从其言，汉王大悦。 韩信被杀后，刘邦派使者拜萧何为相国，加封五千户，派500卫士。大家都去道贺，召平道：祸难开始了。因为韩信谋反，皇上疑心你了。这500人不是保护你的，是监视你的。你还是推却新封，拿出全部家产来劳军。萧何听从，刘邦大悦。 同年秋，黥布反，刘邦亲往击之，数遣使者问讯相国。有人又向萧何说：你离灭族不远了。你以前就在关中，得百姓爱戴。现在皇上外出打仗，怕你此时有异动。你何不在此时多多仗势贱买田产，将自己的形象搞坏？萧何从其计。刘邦班师时，数千百姓上书控告相国强买田宅。刘邦大喜，将控告书全部发给萧何，说：“你自己去道歉吧。” 萧何最后一次得罪刘邦是这么一件事：皇家公园上林苑地方辽阔，萧何觉得长安城太小，最好将皇家公园让百姓前往耕种。刘邦大怒，说：“相国定是拿了生意人的黑钱”，有受贿之罪，把他关进牢里去。人们都来说情，说萧何要反早就反了，为百姓说话是相国的职责。刘邦听了，道理虽对，仍不舒服，但把萧何放了出来。萧何素来恭谨，赤脚前往行礼。刘邦说：“相国，算了吧，你是为民请命，我是桀纣无道之君，你是贤相。我这次关你，是想让百姓知道我不是好人。”这几句话说得极重，萧何哪敢再言？只有叩头谢罪的份。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一个领导者有一贤相辅佐，两人定是如鱼得水，志同道合。实际上事实往往不然。贤相固然少不了，但相太贤，总有威胁主子权势的可能，所以一定要把他整得小心谨慎，如履薄冰。如此看来，司马迁真是高手矣。如果这一章让后代愚人来写，一定会写成刘、萧团结一致互敬互爱的样子，那么，真实的历史反被写歪了。至于萧何的功绩，自有“贤相”二字在，反倒无需笔墨矣。 机智的张良 张良的机智世所罕有，他几次帮刘邦度过大危大难。但是这里不想说这些，倒想说说另外一件事： 那是一个流传已久的故事：张良年轻时，曾在下邳桥上散步，有一身着粗布衣衫的老大爷走过，将鞋掉到桥下。他对张说：“小子，下去把鞋拣起来。”张良大怒，想揍他，想想他年老，勉强忍怒，下去拣了鞋子，跪下送上。老人伸足穿上，大笑而去。张良既惊复疑。老人走出里把路，回来，说：“孺子可教矣。5日后清晨，在此等我。”张良应诺。5日后，张良往。老人已先在，怒曰：“与老人相约，后到。为什么？去，5天后早来。”5天后的鸡叫时分，张良前往，老人又已先在。再过5日，张良半夜前往，过了一会儿，老人也来了，高兴地说：“应该如此。”拿出一编书授给张良，说：“读此书可为王者师。10年后你当发迹。13年后，济北谷城山下的黄石就是我。”老人别去。到天亮，张良看书名，是一本《太公兵法》。张良于是熟读此书。后来果以此辅刘邦成帝业。 司马迁记此事很认真，并说13年后果如所言。张良死，将那块黄石同葬。后人上坟祭扫，也并祭黄石。 说到这里，我要说司马迁上了机智张良的一个大当。 在我看来，这个故事完全是张良自己编出来的。编故事的目的只有一个：免遭刘邦的猜忌。 皇帝是天下最矛盾的人，他既希望有几个得力的大将帮他打天下，又希望那几个大将能力不要太强，免得他自己打人家的天下，自己的天下又被手下人打掉。所以刘邦在平定天下后，表彰“兴汉三杰”——萧何、张良、韩信——的话，千万不好只当正面表扬来听。领导的话常常意味深长，亦正亦反，听起来他是在表扬你，焉知他不是在警告你：只要把你们3个人抓牢，另外人不足虑也。果然，韩信惨死，萧何一生遭忌，最逍遥的还数张良。 如何才能取信于皇帝？只有谨慎肯定是不行的。萧何一生恭敬谨慎也没有用。张良则采取了自己的办法：只管大事，不管实务——不管大事显不出本事，不管实务显得不爱权力。而且刘邦打败项羽后，他就宣布身体多病，勤练气功不食五谷了。张良不至于像萧何看不透皇帝的心事，也不至于像陈平自污声名求得皇帝的放心，他生性逍遥，悠然自得，早用一个小小的谎话，赢得了求仙学道的基础，换来了刘邦的一生信任。他的谎话，撒得早也撒得圆，在人家没有看出征兆前就已留下退路。当然，这才能显出张良的机智。历史上有多少功臣想像张良而终于不是张良呢！ 冤枉的韩信 兴汉三杰，下场最惨的当属韩信。他是刘邦一统天下6年后，因谋反被杀的，并连累三族一同惨死。但是，实际上，韩信有没有谋反，很难有定论，至少在太史公司马迁看是如此。 不过，这类钦定的铁案属于“永不翻案”一类，不能容人有半点疑问。虽说司马迁如何艺高胆大、直言无忌，连汉高祖刘邦的种种无赖情状都敢写，但在韩信这一案上可来不得半点粗心和骄傲，一定得按官方公布的口径。但是司马迁毕竟又是司马迁，斩钉截铁的口吻后悄悄透露出深深的怀疑，足使后人反复思量。 司马迁首先写出刘邦老早就有杀韩信的念头。仅仅是刘邦打败项羽后一年，有人上书告楚王韩信谋反，刘邦马上南游云梦，待韩来拜见，当场擒下。韩信实际上也先得到了有人告黑状的风声，但司马迁在此写道，韩信“自度无罪”，就是自己想想实在无罪，终于前去被擒。韩信当场满腔愤懑，引了民间流行的谚语说：“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是该死了。此语揭破了刘邦心里的隐秘，刘邦反而觉得不能杀他，于是将他加上刑具抓到洛阳，赦罪，贬为淮阴侯。 韩信是因与陈狶共谋叛逆一事被诛的。司马迁写韩与陈密谋时，韩信拉住陈的手，屏退左右从人，步于天井中，密谋造反。司马迁在此故意留下了一个天大的破绽：既然韩信将所有旁证人都赶跑了，那么，他俩密谋的那一幕本来就没有任何证据，根本可能就是造出来的。“狶为巨鹿守，辞于淮阴侯。淮阴侯挈其手，辟左右，与之步于庭，仰天叹曰：……”这段文字写得多么含蓄而有味！ 《史记》每一传后例有“大史公曰”，韩信传后的议论是：假使韩信谦逊一些的话，他对汉室的功劳可比上古的周公等，但韩信“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叛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就是说，韩信不够谦逊，而在天下大定时谋反，夷灭三族，也是应该的下场。司马迁此语看来没有丝毫毛病，但是细细一品，却是说，当日刘项争霸时，韩信要是有异心，天下早就不一定姓刘了。既然那时候韩信都忠于刘邦，那么，天下大定后，韩信更不可能谋反了。事实不是明摆着的吗？ 所以，韩信谋反一案，在司马迁看来实在冤枉。而一篇文章，写得这样深沉含蓄，正面反面看来看去都没有毛病，真不愧出自“千古文章之祖”的笔下，后人终可借此窥破一点密密铁幕下的历史真相。 狡猾的陈平 陈平可与张良齐名，他也与张良一样没遭刘邦的猜忌。看来智者毕竟是智者。 有一件小事，我以为最能说明陈平的为人。那是陈平因故逃离项羽投靠刘邦的路上，经过浊浪滔天的黄河，陈平单人搭上一只小小的渡船。陈平长得仪表堂堂，船夫一看，迥异俗子，断定他是逃亡在外的将领，身上定怀金玉宝器，于是贼心萌动，鼠目游移，想把陈平杀了。陈平何许人也？日后兴汉大业还要一肩承担，岂能在此命丧伧夫之手！他假意上前，帮忙撑船，弄了几下，伪装体热，解开衣服，裸露胸膛，显示一无所有。“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既然不怀璧，匹夫自然太平。陈平安然渡过黄河。 在一个对峙的关头，如果不想加深冲突，而是缓解矛盾，陈平采取的方法是：先向对方翻开自己的底牌，以取信于对方。因为有时候，双方的对峙即使出于无心，或者出于误解，但只要双方都不愿意失面子，顶住硬干，甚至会导致你死我活或者玉石俱焚。到那时候，想抽身退步已经为时晚矣。陈平是处理此类矛盾的老手，他不要求对方如何，而先翻出自己的底牌让对方看清，没有隐瞒，对方也就释然了。陈平对船夫用此办法，对刘邦，他用的何尝不是这个办法。 陈平刚一投奔刘邦，便蒙重用，同时也有人告他贪金盗嫂，犯了财、色两气，披上恶名。后来，刘邦被项羽围于荥阳，刘邦向陈平问计。陈平曰：项羽恭敬爱人，有礼义廉耻的士人多依附项王，但他吝惜爵位土地，企望实利的士人不愿投靠。大王你傲慢无礼，廉节士人不会来，但你大方慷慨，那些“嗜利无耻者”多会来投奔。最上策当然是存两长去两短，天下指挥可定，但大王你是做不到的。现在你能做的，是把项羽手下的能臣赶跑。如果你能拿出几万金，用反间之计，疏离楚君臣之心，项羽为人“意忌信谗”，必将自相残杀，汉必破楚矣。刘邦大喜，“出黄金四万斤”，给陈平，“恣所为，不问其出入”。 最后一句绝对不是蛇足，倒是点睛。刘邦听进陈平的话。知道只有发挥大方的长处，多给人爵位，多赐人财宝，才能收服众心，战胜项羽。而陈平既然如此进言，显见他自己也是喜爱金银的人。给他一大笔钱，不用查账，不用报销，只要把事办了，让他落点好处，从而也收服了陈平。 这是我以前读史时的想法。如今我再读，倒觉得刘邦不过在打如意算盘而已。陈平实际上在翻开自己准备好的底牌，告诉你我有贪财之心。而人一贪财，眼界必小，弄权之心，不免逊退。陈平搞臭自己的名声，就为终生平安走好了关键的一招妙棋。 如此说来，我们不能不佩服陈平。他简直把刘邦玩于股掌之上。但转念再想想，陈平这么能干，依然在刘邦手下当差；刘邦虽蠢，依然管着陈平。他们俩，到底谁厉害谁不厉害，可真没法搞明白。 《暧昧的政治》第一部分 农牧之战 农牧之战 尽管刘邦和项羽作战时常吃败仗，但当了皇帝后到处平叛竟然无往不胜，只有和匈奴一战例外。 那是公元前200年，韩王信谋反，刘邦亲率大军击破之。韩王信投奔匈奴，合谋共同攻汉。刘邦闻讯大怒，派人出使匈奴，暗中窥其虚实。使者前后十余人，都汇报匈奴马疲兵弱，只有一个使者叫娄敬的，回来说：两国交战，正是夸耀实力的时候，匈奴如此以弱者面目出现，定伏有精兵，匈奴不可击。此时刘邦军队30多万人已经起动，刘邦以扰乱军心的罪名将娄敬下狱，自己亲率先头部队前往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趁刘邦大军未集，匈奴40多万骑兵将刘邦紧紧围困，外面大军无法救援。后来刘邦连食品都断绝了，多亏身边带着一位陈平，想出一条奇计，贿赂匈奴首领单于的老婆，由她出面说动单于，刘邦才得狼狈脱围。 两军相峙之时，单于的老婆何以竟会帮刘邦解围，陈平之计真是莫测高深。司马迁和班固都明确说，这是一条秘计，外面无人知道其内容。但这毕竟不能堵塞后人的好奇之心。东汉思想家桓谭自信满满地说：那一定是陈平对单于的老婆说，汉有绝色美女，容貌天下无有，今天汉帝被困，汉帝已遣人回去迎取美女，准备献给单于。单于见了必然倾心，那么你就得不到单于的宠爱了。不如趁美女未至，让汉帝脱困，这样美女也不会来了。单于老婆一听动心。 此事是否真实，尽可见仁见智，但从桓谭的口气看，纯属推测之辞，并无多少实据。从当今揭示的多种婚烟家庭模式的角度来看，桓谭之说也不一定成立。倒是单于老婆劝单于的话大有道理。她说，匈奴即使活捉刘邦，攻取汉地，仍不能长期占有。一语打动匈奴首领，中国历史因而如此延续。 其实，根据司马迁的说法，早从周幽王假传烽火以逗美人一笑时始，匈奴的马蹄就不停地骚扰中国边境。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匈奴就占有优势。因为那是一场游牧民族对农业民族的战争。游牧民族的军队是骑兵，他们更遵循弱肉强食的准则，剽悍的武士更容易脱颖而出。他们平日与马匹一同生活，和平与战争期间没有多少区别，这样就减少了战争动员的成本。而农业民族平日需耕田劳作，战争与和平对他们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农业民族军队的主力——步兵在速度和体能上都逊于骑兵，即使他们组建骑兵，也需要更艰苦的训练，成本昂贵。如此，几千年的中国北方边患不断就很好理解。即使卫青、霍去病能大破匈奴，封狼居胥，从战争经济学的眼光看也未必合算。 然而，农牧之间的战争毕竟有它的平衡点。游牧民族的天然弱点就是它的优点本身。一旦他们离开了水草丰茂的草原，离开了日驰千里的骏马，他们的体能和经验也就无用武之地，中国北方2000多里的国境线，与15英寸雨量线悄然吻合，这不是偶然能够解释的。叫游牧民族从事生疏的农业，痛下决断绝无可能。天生的自然环境规定了人们的所为，人类在其中仍可以自由地活动。 这种边患是16世纪末彻底解除的。那时候康熙率兵北征，与噶尔丹（就是金庸《鹿鼎记》中与韦小宝结义的那位想当“整个儿好”的蒙古王子）展开决战，以新式火炮打垮了“驼城”，以新科技结束了2000年的平衡。20世纪40年代德国侵入苏联，以坦克摧枯拉朽地解决了在国内战争中立过殊勋的苏联红军骑兵，骑士的历史画上了一个悲剧性的句号。 威屈邓通 佞幸，即由谄媚而得宠幸。《汉书》专为这帮靠拍马屁而得宠的人立《佞幸传》，邓通便是传中的第一位人物。 说起邓通的受宠，还真有点传奇色彩。一晚，汉文帝刘恒梦中登天，却上不去，正在此时，一穿黄衣的男子助了一臂之力，将自己推上天堂。天在中国文化中象征最尊贵及最幸福之所，文帝心中之高兴当然不必言说。醒后来到未央宫水池中渐台，暗暗留心在划船的黄衣仆役，觉得有一人的穿着和梦中所见完全一致，就把他召了上来，一问姓名，姓邓名通。邓（鄧）与登天的登字音形皆近，文帝大是高兴，就把他留在身边。邓通为人也谨慎小心，不愿惹事，常常陪伴皇帝。刘恒更是心喜，十数次赏万钱以上，封为上大夫。刘恒还找人给邓通看相，看相人说：邓通命该饿死。刘恒说：“怎么可能？”于是赐邓通一座铜山，让他自己铸钱。邓氏钱流布天下，邓通大富。 当时的丞相是申屠嘉。他早年跟刘邦起兵，有点军功，以资历升御史大夫。后来文帝因免张苍丞相位，看看高祖时的大臣已没什么特别有才的活着了，就任命申屠嘉为丞相。有一天，申屠嘉上朝，邓通就陪在皇帝身边，礼节颇为怠慢。这位老臣不禁大怒，奏事完后，抗声说道：“陛下如果宠幸某人，尽可让他富贵，但朝廷之礼，不可不肃！”文帝匆忙道：“君先别说，我会悄悄教导。”申屠嘉退朝回府，马上起了一通文书召邓通上丞相府，不来就斩首。邓通惶恐之极，向皇帝告饶。皇帝说：“你先去，我会派人叫你回来的。”邓通免冠赤足，前往叩头道歉。申屠嘉曰：“朝廷者，高皇帝（刘邦）之朝廷。你一个小臣，竟敢在殿上放肆，大不敬，当斩。今天你们办事之人就去斩了他。”邓通叩头至出血，申屠嘉仍不改口。文帝算算时间差不多，让人前往告诉丞相：“这是我的弄臣，放了吧。”邓通回宫，见帝大哭：“今日差点被杀。” 在这场冲突激烈的话剧中，申屠与邓究竟充当了怎样的角色？换言之，并非心胸狭窄、睚眦必报的丞相，有什么必要一定要跟不欺上瞒下、不为非作歹的邓通过不去，倒是颇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就事论事，我们甚至会觉得申屠嘉有点过分，可历代史家士人又从不指责他。其中到底有何奥秘？ 《周礼》早把朝廷分为内外两朝，内朝为天子日常生活场所，外朝为大臣议事之所，不可混淆。简言之，是内廷的宠幸不能到外面来发威，干扰正常的政治秩序。因为两朝的人员出身完全不同：外边的总要饱读诗书，有高贵的血统，或建立过一定的功绩；里面的则只需将皇室成员服侍舒服就够格。皇帝总有他个人的嗜好，他的喜怒哀乐甚至他独特的心理创伤，能够满足他独特要求的内廷人员，因此而得宠幸，本也算不得一桩丑事。关键只在于，他不能因个人原因把得宠的人员堂而皇之地摆在社稷重臣的位置上。因为提拔人当官，总是对此人以前行为的一种肯定，是对社会褒扬的一种典范。而这些人一旦由于奉承拍马或陪侍踢球钓鱼打牌搓麻将甚至搞同性恋当了大官，他们真的会以为当官就是这类事，人民、国家等他们自会置之度外，同时也向下级官吏宣告升官无非拍马屁，一个大国的政治支柱自然颓败崩折。千百年来，人们对宦官和外戚的痛恨实出于此。而申屠嘉对实际上没太大错误的邓通横加责难、出言恐吓，其行虽或过分，其意却也深长，值得后人长考久思。 王孙多劣种 《汉书》第53卷专为景帝之子立传。景帝共14子，除汉武帝刘彻外，余13子皆封王，所以叫《景十三王传》。读此传的感觉不是太好，读着读着，一个念头越来越顽固地盘踞在我心头——王孙多劣种！ 江都易王刘非，有子刘建。邯郸人梁蚡有美貌女儿欲献给易王，刘建听说，偷偷召进去，一去不出。梁蚡不禁四处去说：“哪有儿子与父亲争妻之事！”刘建就派人将梁蚡杀了。这次刘建倒是被捕，正遇天下大赦，侥幸逃过。刘非死，还未入葬，刘建嗣位，马上召刘非所爱10美人行男女事。刘建妹刘征臣早已出嫁，回家奔丧，刘建与奸。后来刘建还几次派人到长安妹夫家接刘征臣来，鲁恭王太后闻之，写信给刘征臣说：“京内传言纷纷，不该再去了。”后来刘建派谒者名吉的向太后问好，太后泣曰：“回去将我的话告诉他，前事漫漫，今当自谨，难道没有听到燕王、齐王乱伦事发自杀身亡的事吗，说我为你王都哭了。”一番至诚之言，不仅没有打动刘建，吉还被打了一顿，赶出王宫。刘建在章台宫湖上游玩，令4女子乘小船，又以脚弄翻船，4女翻入水中，2女死。游雷波池时，有大风，刘建使2男乘小船入湖。小船被风吹翻，2男在水中乍见乍没，刘建不让救援，独赏挣扎情状，2男皆死。宫内女子犯过错，便令裸立，有的30天才得穿衣服，有的让狼咬死，他在边上观看大笑。后来他自知罪多，干脆想谋反称帝，事发自杀。 胶西于王刘端，为人阴狠。阳萎，每近妇女，辄病数月。数犯法。当时诸侯王例由汉室派相，汉相到达，奉法治理，刘端或求汉相之罪告发之，或以毒药毒杀之。汉相如果屈服于刘端，又遭汉法。胶西一小国，伤杀汉相却甚众。 赵敬肃王刘彭祖，不喜为王而喜为吏。常于晚上带人巡视城中捉捕盗贼，来往商客不敢留在邯郸过夜。汉相到，彭祖每次亲迎，伪装谦和，汉相言多必失，阴自记下。汉相不听话，马上向帝告发。彭祖为王60余年，汉相未有能满两年的，“大者死，小者刑”。 中山靖王刘胜，读着他的事迹，我想我知道刘备不能一统天下的道理了。原来刘胜好酒喜色，有子120，刘备生于刘胜死后270余年，此时刘胜的子孙应该繁衍不知凡几。像刘玄德这样身份的比比皆是，政治魅力和号召力自然大减。《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舌战群儒一回陆绩之言：“曹操虽挟天子以令诸侯，犹是相国曹参之后。刘豫州虽云中山靖王苗裔，却无可稽考，眼见只是织席贩履之徒耳，何足与曹操抗衡哉，”虽是小说家之杜撰，此时读来，却大觉有理。 种种丑事，不堪入目，连班固写到后来也觉泄气，不禁感叹曰：古人以安逸为毒药，无德而富贵，谓之不幸。“汉兴，至于孝平，诸侯王以百数”，大多荒淫无道。“何则？沉溺放恣之中，居势使然也。”班固此语，令后人无话可说。 诸侯王的另一面(1) 《景十三王传》说尽诸侯王的荒淫无道。不过，这些诸侯王的另一面也未可忽视。而且，也许只有看透了那一面，诸侯王的这一面才能被彻底了解。 原来中国在上古时期是封建社会。这里所谓封建社会，用的是古代的本意，即蛮荒时代各地渐渐形成社会规模，最高统治者则以分疆祚土的方式，赋予上层组织；各地在政治上拥戴王室，所有人事、财经等等权力悉由地方掌管。这种架构在中国何时解体，20世纪以来一直是史家论争的好题目，而尤以50至70年代为盛，其中大抵以持春秋末年者居多。但如果更直接一点，说秦始皇以一统天下结束了封建制度，也未尝不可成立。 问题是，嬴政自称“始皇帝”，准备自他肇始一代代传至万世，区区15年后却被土得掉渣的底层人物如陈胜、吴广和项羽、刘邦等所灭。以秦始皇吞灭六国、平定天下的雄才大略，以他统一度量衡和文字等等熔铸民族的大手笔，以他焚书坑儒、修筑长城、收天下兵器铸为12金人的无限权势，要说转瞬之间会被一击而破，委实难以想像，可这却是铁一般的事实。当时总结秦朝覆灭的经验，认为这绝对是秦奉行之政策无一不误之故，所以应先将前朝旧政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推翻再说。项羽称霸，分封诸国，就可说是封建制度的复辟，也可看成一种正在灭亡的制度，在寿终正寝前作最后确认的一种挣扎。事实上，要不是张良及时制止，刘邦也几乎听从审食其的意见实行分封了。 项羽的灭亡，给刘邦吃了另一剂清醒药，于是汉代视统一为第一大事。尽管建国伊始迫于习惯和各种压力分封了一些异姓诸侯王，如韩信、黥布等，但是很短时间内，他们皆以不同借口被彻底清除。发展到后来，连本来分封以捍卫王室的同姓诸侯王也成为问题，因为几代下来，亲情渐薄，特别是异姓王被清除后，对中央集权惟一有威胁的只剩他们。贾谊、晁错等就一辈子以此为务。有人以为贾谊一生怀才不遇，但是他关于平抑地方诸侯王的观点在当时得到了全面地贯彻则是事实。早如文帝时，就分齐为六国，淮南为三。景帝和武帝则采用种种手段削减诸侯的领地，派官员监视各诸侯王，贬低诸侯国官吏的地位，限制诸侯王和士人交游，剥夺诸侯王的官员任免权等。到武帝一朝，基本解决了此问题。 如果说此时诸侯王的日子尚不如一般百姓，定有混淆阶级矛盾的嫌疑，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却是千真万确。因为诸侯王的物质生活比百姓当然不知好多少倍，只是人一旦有了较充足的物质财富后，对人生各方面反有更多的追求，也是人之常情。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因为中央政权除了对他们吃吃喝喝不加管辖外，其余的一概要管。如果一个诸侯王天性老实，敦厚谨慎，他还可以忍受做一个囚牢中的富家翁；但倘若他较有血性，不堪忍受监视和管制，心头的怨愤不免喷发而出，就会制造出一些麻烦，此时如再受挫折，就会走上下坡路，往而不复。 明白了这一点，再回头读《汉书》的诸侯王传，感慨无限： 赵幽王刘友，刘邦之子，吕后以吕族女子为其王后，附带监视的使命。刘友受不了这种婚姻，喜欢上别的女子，王后就诬告刘友有大逆不道的言论。吕后大怒，将刘友召到京师，包围软禁，不供给食物。刘友作歌曰：“诸吕用事兮，刘氏微；迫胁王侯兮，强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诬我以恶；谗女乱国兮，上曾不寤。我无忠臣兮，何故弃国？自快中野兮，苍天与直！于嗟不可悔兮，宁早自贼（自杀）！为王饿死兮，谁者怜之？吕氏绝理兮，托天报仇！”刘友就这样死去，朝廷以平民之礼收葬。 赵共王刘恢，亦刘邦之子，吕后以吕产之女为其王后。刘恢有爱妃，王后妒忌，以毒药药杀。刘恢大恸，为歌诗4章，令乐人歌之，6月后，刘恢自杀。 中山靖王刘胜，在武帝初立时入朝，武帝置酒招待。刘胜闻乐声，不觉涕下沾裳。武帝问其故，刘胜对曰：“心结日久，每闻幼渺之声，不知涕泣之横集也。”自己是皇亲，大臣们与皇帝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他们群居党议，朋友相援，搞得宗室不亲，骨肉相残，真可痛也。 于是，我们对《汉书》中罗列的诸侯王的各种罪状，不免有新的想法。简单地说，这些罪状可能属实，也可能不属实，而且各有两种成因： 诸侯王的另一面(2) 先说属实。第一种成因，就是那些公子王孙确属纨绔子弟，从小在锦衣玉食中打转，不知世事艰难，所以荒淫放纵，无所不为。这是最容易理解的，也是《汉书》最想灌输给读者的印象。但是第二种成因，也是《汉书》所不重视的，即某些诸侯王的荒淫举动还是有他自己的理由。如有些诸侯王的乱来不过是他们保持人身自由的努力，上篇说过的以种种诡计诛杀汉相的刘端和刘彭祖，就是因为汉相由中央派来，除掌管日常事务外，还兼有监视诸侯王的特务使命，他们不堪忍受此种生活，所以想尽办法搞死汉相；又另有一部分人，可能生来不安于安逸生活，而具有某一种强烈的创造力和生命的冲动，如若他们生于贵族之家，倒有可能成为一代名臣，如刘彭祖天生酷爱吏事，最愿带一帮人去执行公安局的使命追捕盗贼，但不幸的是他生于皇家，在事业上发展的可能性全被剥夺，这种身份上的束缚使得诸侯王本来正常的举动显得乖僻无理。 从不属实的方面来说，大抵是史书所载，根据的是由中央派去负监视任务的相、郡守等等的汇报，而这些汇报故意夸大了诸侯王们的荒淫。至于夸大的缘由，其一当然是他们与诸侯王不甚相得，因此故意中伤。这很容易理解，此处无需展开。有趣的是他们可能与诸侯王关系不错，出于另一种目的故意夸大诸侯王的罪行。这种推断并非无稽，有史为证，如霍光废刘贺立宣帝，宣帝立9年后，放不下心，秘密命令山阳太守张敞前往察看刘贺情状，张敞前往察看后写给皇帝的报告，很有意思，为了存真，姑录原文如下： 臣敞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五月视事，故昌邑王居故宫，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闭大门，开小门，廉吏一人为领钱物市买（到市场上买东西），朝内（早上拿进）食物，它（其他东西）不得出入。督盗一人别主徼循（巡查），察往来者。以王家钱取卒（雇人），宫清中备盗贼。臣敞数遣丞吏行察，四年九月中，臣敞入视居住状：故王年二十六七，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锐卑，少须眉，身体长大，疾痿（中风），行步不便。衣短衣大绔，冠惠文冠，佩玉环，簪笔持牍趋谒。臣敞与坐语中庭，阅妻子奴婢。臣敞欲动观其意，即以恶鸟感之，曰：“昌邑多枭。”故王应曰：“然。前贺西至长安，殊无枭。复来，东至济阳，乃复闻枭声。”臣敞阅子女持辔（人名），故王跪曰：“持辔母，严长孙女也。”臣敞故知执金吾（官名）严延年字长孙，女罗敷，前为故王妻。察故王衣服言语跪起，清狂（白痴）不惠。妻十六人，子二十二人，其十一人男，十一人女。昧死奏名籍及奴婢财物簿。臣敞前书言：“昌邑哀王（刘贺之父）歌舞者张修等十人，无子，又非姬，但良人，无官名，王薨当罢归。太傅豹等擅留，以为哀王园中人，所不当得为（按法不能这样做），请罢归。”故王闻之曰：“中人守园，疾者当勿治，相杀伤者当勿法，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罢之？”其天资喜由乱亡，终不见仁义如此。后丞相御史以臣敞书闻，奏可，皆以遣。 史书言：宣帝看完报告后，“由此知贺不足忌”，次年，封贺为海昏侯，食邑4000户。王夫之评论张敞，认为他故意诱使刘贺讲一些狂愚的言词，以此来保全刘贺生命，不愿多生事端，是一位忠厚好人。此说虽无新史料可证，但依常情推断，可以成立，因为奏报一个诸侯王勤俭克己、爱护百姓、以德服人，绝对比说他荒淫无耻等更使最高统治者惊慌。这样看天子未免刻薄，却是确凿的事实，如若不信，有史为证：《景十三王传》中那位惟一表现好的刘德，在《汉书》中也被立为好榜样，他平生爱书如命，每从民间得一好书，必定再好好抄写一遍，将抄本还给人家，并赐以金、帛，留下原本，而且他还不像淮南王刘安喜欢介入现实政治，刘德只以整理研究先秦古籍为务，死后所以被谥为聪明睿智的“献”，成为官家表彰的榜样。但是西汉末年杜业上奏引旧事说：刘德经术通明，积德累行，天下雄俊众儒皆归之。武帝时，献王入内朝见，多次问以治国方策，献王应对无穷，武帝勃然大怒，说：“商汤以七十里，周文王以百里得天下，你再努力一下就快了。”刘德回国，一改旧态，纵情声色，以终。这一段不太引人注目的出于《史记》裴骃集解的文字，倒是一语道破历史的真相。 汉初政风 汉初政风，尽在“不近情理”中。 此语虽然突兀，却有两个真实的故事可以证明： 那是汉文帝刘恒一次游玩到皇家公园中的动物园时，旁边跟着上林尉（管理处长），文帝不免问几个问题。谁知十余个问题问过，此公环顾左右，哑口无言，工作态度可以想像。这时，虎圈管理员接上来对答。文帝连着发问，管理员对答如流，不带疙瘩。文帝大为满意，夸奖道：“为吏难道不当如此吗？上林尉太差了！”马上令张释之将管理员封官。张释之道：“陛下以为周勃、张相如何如？”文帝道：“忠厚长者。”张释之道：“二人皆言事不能出口，拙笨老实，岂效法此管理员喋喋不休语词便给哉！秦朝用的，就是这一帮刀笔之吏，万事苛察细求，徒具表形，忽略质实，国家因而土崩。现在陛下因人能言而提拔之，我恐天下之人争为利口而无其实也。”文帝大悟。 台湾的柏杨先生对此事大为不满，考证出上林尉有强硬后台，人家不敢惹，张释之出来狡猾圆场。我则以为柏杨先生大谬，因为他没有细察“萧规曹随”这一成语。 公元前193年，萧何死，以曹参代，曹上任后，诸事一无变更，专拣文辞木讷的忠厚长者进入丞相的秘书班子，而精明深刻、追逐名声的，一律赶走。曹参自己日夜饮酒，不治事务。有来提工作建议的，曹参让他坐下先喝酒，灌醉了，就赶走，他们根本没有机会说上一句。汉惠帝大为不解，以为相国小看自己，但当面责问又嫌无所退步，就把曹参的儿子找来，让悄悄问一下曹参。曹参一听大怒，将儿子打了200鞭。第二天早朝，惠帝说；“那是我让问的。”曹参于是道歉，并针对惠帝的心中疑问说：“陛下自己看着与高帝（刘邦）比谁厉害？”惠帝说：“我怎敢与高帝比？“曹又问：“陛下看我与萧何，谁能干？”惠帝说：“似乎你不如他。”曹参说：“陛下之言是也！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现在你只需垂拱而治，我等恪守本职，不就结了吗？”曹参为相3年，国家清静，万民颂扬。 说曹参耽于酒食，不理政务，无疑是小看了千古名臣。那么，说张释之巧言令色，欺上瞒下，当然也低估了他的骨气——张释之便是因几次当面顶撞皇帝和皇太子成名的。他们之所以如此“不近情理”地行事，在我看来，是因为他俩深刻地认识到了大汉帝国的立国基础。 汉承秦制，少有变更。而秦王朝首次统一中国，有现实上的深刻原因却非经济上的必然要求。当时全国各地的经济没有太多的交往要求，生产与交换大部分局限于较少的地域内，也无任何具体统计数字供国家宏观决策。在此情形下，一个王朝只能以政治与文化理想号召天下，而不能采取较具体的政策或措施。如果有人拿出数学家或统计学家的劲头颁布具体措施要求各地推广，由于统计基础薄弱及各地情形不一，各地官员自会依照自己的想法将令旨任意删削，同时汇报大功告成，因旨意不合实情而认真贯彻造成的疏漏在所难免，如果再碰上一些狼心狗肺者，借机大肆中饱私囊也会发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曹参不改前法，清静无为，以免多事，不失为一种好法子。至于张释之，从另一个角度看，他认为一国初兴时，必定质胜于文；而文胜于质之际，如天下官员皆是能言善辩、善察上意之辈，则定是国家衰败的开始。因此他一定喜欢质实的官员，宁可他百事不通，至少有不生事的好处。汉初自刘邦至景帝，信奉黄老之学，清静无为，百姓安居，国家大富。 千古名臣张释之 西汉前期，名臣群出，然读史、汉诸传，使人悦然心服、肃然起敬的，似乎只有张释之一人。 张释之，字季，南阳堵阳（今河南方城东）人。他以捐献家财而得以成为骑兵禁卫官，以言词打动文帝，屡得升迁。在谈汉初政风的一文中，我们已经引过张释之的故事，但文帝真正看重张释之，还是在张任公车令时。那时张释之的职责为看守宫门，按规定，人乘车经过宫门必得下车，相当于我们今天进出单位大门时得从自行车上下来一样。但是有一天，皇太子与梁王同车入朝，经过宫门时没有下车，张释之当场追上，不让太子、梁王入殿，并上书劾奏两人不敬。文帝亲自出来批评自己教子不严，太后颁下诏书赦免了太子和梁王的不敬之罪，此事才算过去。文帝由此对张释之十分看重，几次提拔，后为掌管司法的廷尉。 张释之在此位上，真正显示出他千古名臣的风采。那是皇帝有一次在城内巡行至中渭桥时，有一个不明身份的人突然从桥下跑出，惊着了驾御车的马匹。此人被捕，送廷尉处问罪，自供云：本在走路，听说皇帝将经过的消息，躲到桥下，等了好久，以为皇帝已过，出来，一看不对，便想逃开，不料惊着御车马匹。张廷尉调查属实，按律罚款若干。文帝大怒：“此人惊着了我的马匹，假如我的马性子暴烈一点，我早被伤着了。张廷尉竟然只罚他款。”龙颜大怒，话锋已有所向，换成一个聪明点的廷尉，此案该如何判决早已明白。这时只听张廷尉抗声言道：“法，天子与天下百姓共有。今天按照法，则应该如此判决，再行加重，法便无从取信于百姓。而且如果当时皇上当即把他杀了，也就罢了，现在既然在我廷尉这里处理，廷尉掌管天下之公平，我一不公平，法令便会失去公平，百姓便无所措其手足。请陛下察之。”过了良久，文帝说：“廷尉是对的。” 还有一次，有人偷了高祖庙的玉环。文帝将此案发给张释之。张释之按法论当杀头。文帝大怒：“小民胆大包天，竟然偷盗先帝的庙器，我想你该诛杀他的全族，你竟然好意思拿法律来顶撞我！”张释之道：“法律规定如此，我只能如此判决。如果现在加以族罪，那么万一有人盗刘邦墓，陛下又能用什么更重的刑罚？”“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陛下将何以加其法耶？”文帝与太后商量，批准了廷尉的判决。 法是什么？教科书上说，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在我这个彻底的外行看来，此说不过指出了法律的现实性。至于法律的永恒性，即它承载永恒的正义与公平，则没有涉及。从根本上说，法律必须体现人世间的正义与公平，所以刘邦入关后约定“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仍符合一般的认识。任何一个统治阶级的法律，必须体现一点宇宙间的正义，否则这个阶级就会自取灭亡。其实，前贤说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其旨仍在批判旧法律的不公平和非正义，而呼吁法律的理想形式。如若将这种批判认定为标准本身，那真是对前贤不幸而可笑的误解，恰等于播下龙种却收获了跳蚤。否则，我们将无法理解张释之的伟大。当年张释之所维护的法律准则，今日早被丢弃，偷盗一点皇家用品一般不会受死，惊跸的条文也早已不存。但是，张释之维护法律公平的精神，即使再过万年也决不会湮没，因为他完美地体现了宇宙间的公平与正义。正是这一点，使一切贪赃枉法、媚上欺下者永远觉得自己卑贱、下流，也使真正的人觉得，人间毕竟还是人生活的地方。 暧昧的政治 《汉书》中有两个绝妙的例子，向我们宣示政治的暧昧： 那是陈平裸渡黄河投奔汉王受重用后，一些老臣见新人如此受宠，不免心生怨愤，偷偷向刘邦进言，说陈平人虽生得俊美，是一个伟丈夫，但说不定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更可能是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又听说陈平在乡间未出山时，道德败坏，与嫂子私通；在汉军任职，又有贪污嫌疑等等。一番话下去，刘邦已被说动，多亏魏无知直言设问：现在楚汉争霸，纵使有道德绝好但于争胜无用的人，你能用吗？陈平有奇才，纵使真的贪金盗嫂，你又能将他赶跑吗？刘邦毕竟是有胸怀的人，一听醒悟，不加细究，就此了事。不过，刘邦可以如此了事，我们却不免要看看陈平以前的所为。一看，史书上竟是这样写的：少年时，陈平与兄长住在一起，共有田30亩，其兄耕作，让陈平在外游学，也就是不用他劳动的意思。陈平生相俊美，有人不免动问，为何贫困又如此俊美，到底吃的什么？陈平的嫂子痛恨陈平游手好闲吃白食，便回答说：“也不过是吃糠罢了。这样的小叔子，还不如没有！”陈平的哥哥听到这话，大怒，将妻赶出家门。可见众人盛传的陈平盗嫂，本属子虚乌有。 如果有人要钻空子强辩陈平也许不止一位兄长，那么，直不疑的事则应该如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了。直不疑是一个极有道德的长者。他为官时，有同事甲回家，误拿了同事乙的金子回去，乙后来发觉，便怀疑是直不疑拿的。直不疑也就应承，想办法拿了金子来还。后来甲回来说清自己误拿金子之事，乙大惭，直不疑名声大振。后直不疑为中大夫，有人在皇帝面前告状说：“不疑相貌甚美，但他与嫂子通奸。”其实直不疑根本没有哥哥，但此事终不得澄清。 确实，政坛上的事，有的本来莫名其妙，一经讹传，更是三人成虎，事实纵然清楚，也是毫无办法。如果说青年人生嫩幼稚，不知政治底蕴，那么，中年人则更可能犯钻牛角尖的错误，自以为能将一切都解释得明明白白，实际上倒往往牵强附会，离题万里。须知政治有些情势，本就暧昧难明，这个时候最怕的便是这些所谓凭常理肆意推测者，如见到陈平、直不疑貌美便以为他们定有乱搞女人的不道德之事，有时常理真使人沉冤莫白。纵然当政者细心调查，沉潜体察，或者可以搞清，但世上的事如此之多，时光又匆匆而过，何来时间，何来闲情？如此说来，史家有那么一笔，陈平和直不疑还算是幸运儿呢。 受辱之后 清代著名思想家和朴学大师戴震说过一句沉痛至极的话：我自己的一生，力求做到无愧于人，但仍不能避免受辱。在讲究道德甚于其余的古代中国，受辱往往是人一生中最痛楚之事。那么，《汉书》中的大人物受辱后如何处理，倒很可能让大家发生兴趣。 我们平常最熟识的，当然是韩信能受胯下之辱。当时韩信远未成名，家庭贫困，又游手好闲，既无善行不能被择为吏，也不能经营挣钱做点小生意，只能常到别人家里蹭饭吃。他曾经寄食于一个小吏——南昌亭长家，亭长妻子讨厌韩信老来吃白食，一天大清早烧好早饭，在床上就吃掉了，等到韩信按时来时，饭已没有。韩信没说什么，自己离开。当地有一恶少年，看见韩信如此无用，当众侮辱韩信说：“你枉然身材高大，又喜带刀剑，实际上不过是个胆小鬼罢了。如果你不是胆小鬼，今天就用剑刺我；不敢刺的话，对不起，就从我的胯下爬过去吧。”只见众人鸦雀无声，屏气注视剧情发展。韩信沉思许久，俯身慢慢从恶少胯下爬了过去。众人大笑，而韩信的声名也彻底臭倒。谁又想到就是这个胆小鬼，日后会成汉军大将，运百万之师，战必胜，攻必克，终封楚王。就任后，他给亭长百钱，训斥说：“你是小人，做好事不彻底。”又把那个恶少叫来，封为军官，向众人宣示曰：“当初他辱我时，我难道只惜一命？只是当时死了默默无名，所以忍耐而成今日之功。” 汉武帝时当过御史大夫的韩安国，曾经犯法坐牢。狱吏田甲侮辱他。韩说：“死灰真不能复燃么？”田甲对曰：“如果复燃，我就用小便浇灭它。”没多久，朝廷派使者拜韩安国为官，田甲惧而出逃。韩扬言说：“田甲如果不回来，我就杀光他的宗族。”田甲无奈返回，袒露上身前往道歉。韩安国大笑说：“像公这一类人物，真值得严厉处理么？”仍然待他很好。史书云韩安国为人贪财，但是爱推荐人材，而且推荐的都是廉洁之士。可见韩安国确实气度恢弘，非常人可比。 我们常说“宰相肚里能撑船”，也就是认为大人物能够高瞻远瞩，不跟小人物一般见识。一般人认为很重要的事，他能漠然视之，最终做到一般人无法想像的事。而当他真的成了大人物之后，回头一看，往日恩怨，真如鸡虫斗争，不值一提。韩信与韩安国，不愧为此典范。 不过，也决不可因此而对所有大人物期望过高。如那位飞将军李广，表现就很不好。李广曾因作战失利而被免职，为排遣愁绪，他到蓝田山中打猎，常常晚上带从人出游夜饮。一次，被负责治安的霸陵尉喝住，从人答道：“是原来的李将军。”霸陵尉这时也喝醉了，不免冲口而出：“现任将军按照法律尚且不能夜行，何况原来的！”一定让李广在亭下待一夜。不久，匈奴入侵，朝廷拜李广为右北平太守。李广就任，偕尉同行，至军而斩之。 然而，李广毕竟只是一个将军，比起那个流氓皇帝刘邦来，也不算太差劲。刘邦少年时，也是典型的游手好闲，时常带一批客人到大嫂家吃饭。大嫂不胜其烦，一次，故意以勺刮釜，发出空响。客人们以为食物已尽，告辞离去。流氓起来看看，釜中还有羹，于是怨恨其嫂。他当了皇帝以后，将二哥立为王，而大哥已死，其子不得封侯。刘邦父亲出来说情，刘邦说：“我没有忘记，只是他母亲太不像长者。”后来封侄子为羹颉侯。颉，音戛，形容以勺刮釜的声音。刘邦好记旧仇，真到了令人齿冷的境地。 汉武帝 汉武帝刘彻常与秦始皇及唐宗宋祖相提并论，出现于诗词文赋和我们的习常记忆中。人们通常认为汉武帝代表了中国文明的光辉灿烂，但在我看来，还不如说他给后人留下了许多难解的千古疑团更为恰当。班固称颂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胆有识选拔人才，还有“兴大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雄才大略，司马光却说他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两者对在一起，不知者很难会认为同指一人。前人常有盖棺论定之说，其实盖棺哪能论定？汉武帝是千古一帝还是汉世罪人，足使后人颇费思量了。 问题远不止于此。汉武帝一朝长达54年，还留下了一大堆稀奇古怪的问题。比如说，《汉书》将张释之与汲黯合传，张释之因为据理力争、奋抗文帝而成为千古名臣，与他相仿有时敢于怒批逆鳞的汲黯为什么却总是让人觉得有点戆头戆脑？比如说，有人以为飞将军李广生不逢时，如果他生在汉高祖时，“万户侯何足道哉”，但是为什么与李广同时的卫青、霍去病又能以不为人所重的外戚身份大破匈奴，立下不世军功？比如说，当时外族的压力并不重于前朝，为什么武帝又要对四方频繁用兵，甘冒耗空国库的危险？比如说，汉朝初年一直崇尚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为什么汉武帝突然改弦更张，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所尊崇的又真是孔孟之道吗？概而言之，从汉初的无言不为到武帝的好事扰民，这个似乎是明显不智的巨大转折的发生，又有着怎样的依据？它究竟是武帝本人的偶然冲动，还是他深思熟虑后的举措？ 刘彻即皇帝位时，年方16，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他正处于青春躁动期，干点普通的小坏事正是他成长过程中一种必要的刺激。史书明载，他19岁时，开始常常微服出游，却并非到民间访贫问苦，而是聚集一批无赖子弟，逐兔射鹿，远游嘻闹。一个秋夜，他召集众人到殿门集合，喧哗出发，天明时，已到终南山下，骑射豕狐，手格熊罴。长满庄稼的田亩，他们肆意践踏，百姓看了，无不切齿痛骂，因为刘彻盗用了姐夫平阳侯的身份，当地地方长官前往劝阻，骑士甚至想鞭击他们。这些官员大怒，率人将几位恶少扣留。无奈之余，刘彻亮出皇帝的信物，才得以脱身。还有一次也是夜出昼还，后来越跑越远，一夜竟闯到离都城350里的柏谷，投宿小客店，向店主人讨汤水喝。店主人答道：“没有水喝，小便倒是有的。”并疑心这一帮人为盗贼，纠集少年准备攻击。还是老板娘看见刘彻容貌，心知有异，想法将丈夫灌醉，取绳捆上，散去少年，杀鸡作食，供应这一彪人马。此外，武帝还喜欢在打猎时与熊、野猪肉搏。相比之下，在他以前的皇帝，文帝在地方上长大，22岁即位，景帝31岁登基，皆比他成熟有经验。所以，从纯粹个人的角度看，刘彻不满清静无为，喜好多事，似乎也是理所当然。 然而，单凭射猎行为就断定汉武帝刘彻不谙政事，幼稚莫名，不免低估了他的水平。17岁，他提拔一代大儒董仲舒，同时罢去研习法家、纵横家之言的贤良；18岁，他有意收回原来在他奶奶（太皇太后）手中的权力，用儒家的旧制尊崇天子（此事虽然失败，可也见出刘彻的深刻用心）。这时他与皇后也合不来，但他母亲告诫他年轻初即位，大臣未服，又已得罪皇太后，如果再得罪皇后，事情就太不妙了，女人家何况是最好哄的。刘彻从此按捺自己真性情，故作欢颜，以待皇后。就看这几桩事，足证他决非等闲。 而武帝将列祖列宗的清静无为一改为多事扰民，后代虽有不少史家大儒加以批评，但时隔2000多年的我们，假如潜心揣摩当时的情景，甚至会说武帝所为大有道理，远非那些文人学士所能及，至少我个人大为惊诧，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竟能看透大汉帝国的底蕴，知晓前朝的积弊。自汉高祖至景帝，一直遵从黄老之学，信奉清静无为，其利前人已经谈透，在于使百姓休养生息，其弊倒极少有人涉及。而在我看来，思想路线也好，政策也好，思潮也好，恐怕很难说有本然正确、可以亘古不变遵循的，历史上更常见的倒是一种思潮、倾向流行一段时间后，与它相反的另一思潮或倾向取而代之，以纠正前面的积弊。清静无为的政策实际上同样带来很多危害。试想当日境况，如一般官吏通常不会被罢免（连稀里糊涂的上林尉也可以原谅），他们代代相传甚至有的以工作为姓，那么即使上代恪守职责，继承者难免也会有玩忽职守之事；如各级政府都重在富民，那么总有一些先富起来的豪杰，凭借权力鱼肉乡里，造成兼并；如中央政府重在无为，那么一些地方经济实力强劲之后，多少会有些自说自话、自作主张以展现其活力而不服中央管制的情况发生；而更为要命的是，中央政府在清静无为的思想路线下很难扯出旗帜使各地霍然归一。所以，《资治通鉴》说：“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座而衰，固其变也。” 前朝积弊肯定需要整肃，难的是如何整肃。我们早已说过，大汉帝国是早熟的帝国，依据当时的交通、通讯条件以及统计学的水平，皇帝断不能在经济上切实控制天下。如此要整顿朝纲、收拾民心，势必诉诸于政治文化理想。既然无从切实地掌握民情作有计划的发展，那只有诉诸运动，借声势来代替日常组织的不足。所以汉武帝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为儒家（董仲舒式）讲的是大一统和皇权至尊；所以汉武帝要屡次出兵攻击匈奴，因为对外发动战争是增强国内凝聚力的最佳和常用手段。至于屡次巡游及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等繁琐举动，更成为增强威势及文化上统制的必要因素。所以汉武帝一朝威名远扬，内部平安，不能不说他针对时势选择了必要的对策。至于由此而耗空国库，引起民怨，那也是无可奈何。即使今人对传统政治的积弊已然洞若观火，但假设通过时间机器再回到2000年前，怕也无更妥善的办法。 武帝与陈皇后 刘彻之所以能登上皇位，大半是靠他的岳母大人——长公主刘嫖。 刘彻之父是汉景帝刘启。公元前153年，刘启立与栗姬所生子刘荣为太子。刘启之姐刘嫖，有女姓陈名阿娇。刘嫖想把女儿许配给太子刘荣，亲上加亲，不料栗姬对自己估价过高，又加上刘嫖常常给皇帝引荐漂亮女人，早已因妒生恨，此时不给皇姐面子，也算出了心头一口恶气，于是断然拒绝。刘嫖大怒，转头看中刘彻，跟刘彻之母王夫人商量。王夫人一肚皮都是荣登皇后之位的念头，一下子多了皇姐这支力量，哪有不允之理？《汉武故事》云：刘嫖将年幼的刘彻抱于膝上，问他：“你要老婆不？”刘彻说：“要。”刘嫖问他要谁，遍指左右百余侍女，刘彻都说不要。刘嫖最后问：“阿娇好不？”刘彻笑道：“好。若得阿娇，当作金屋贮之。”长公主大悦。这就是“金屋藏娇”这一成语的由来。 刘嫖既得佳婿，于是日日在皇帝弟弟面前诋毁栗姬。正在此时，刘彻之母王夫人又加了一记重锤：当刘启正听进姐姐的话衔恨栗姬之际，王夫人暗中使人策动朝中重臣上书催皇帝立栗姬为皇后。这类大事本属乾纲独断，旁人岂可插手？皇帝见后大怒，将重臣处死，干脆废太子为临江王。栗姬羞且恨，公元前151年便死去。几月后，刘彻立为太子。几年后，刘彻即位，阿娇也自然成为皇后。 但是陈皇后仗着母亲在刘彻即皇位这件大事上有功，“擅宠娇贵”，估计当面也不给刘彻面子，事事压皇帝一头。极有主见的刘彻哪受得了这个？夫妻关系马上产生裂痕。尽管刘彻看在讲大局、讲政治的份上表面还得敷衍过去，但暗地里早已偷香窃玉，在另一个姐姐平阳公主处搭上了歌女卫子夫。陈皇后得知后，真是羞愧万分，几次寻死觅活，弄得刘彻对她更是讨厌。公元前130年，刘彻干脆罢掉陈阿娇的皇后名分，让她幽居长门宫。宫室冷寂，日月悠长，独居一女，愁思彷徨。传说她此时以黄金百斤聘请天下为赋第一高手的司马相如作《长门赋》，冀以打动帝心，辞曰：“揄长袂以自翳兮，数昔日之愆殃，无面目之可显兮，遂颓思而就床”，“忽寝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惕寤觉而无见兮，魂往往若有亡”，“夜漫漫其若岁兮，怀郁郁其不可再更。”文辞凄美，但终未能使刘彻回心。 通常说封建社会的婚姻是政治婚姻，但是既然这是婚姻，就仍有一定的婚姻之道。如果从平常角度看，刘彻得夫人之惠登上皇位，当然得一辈子感谢之至。然而一对夫妻搞得如此诚惶诚恐，其关系必难长久，夫妻还是需要平等。许多人将婚姻看成改变地位的好方式，如漂亮少年攀附有钱人，或者穷小子凭婚姻取得地位，其事往往多见，其内幕多不忍言。因为夫妻一方自以为救拔对方逃出苦海，其平常行事总是难能循规蹈矩，体贴温柔，而大多颐指气使，随意指使，另一方也必然心怀怨恨，日后变故，可想而知。陈阿娇的遭遇，正是出于此因。 刘彻真的不是忘恩负义之辈。刘嫖50多岁寡居，弄上一个小白脸董偃，刘彻不仅对这种不合礼的行为不加干涉，还曾前去捧场。这固然表现了他对人的理解和宽容，但也未必没有一点报恩之意在里头。所以说施恩图报，在外人或者容易成立，在夫妻间却不能讲通。陈阿娇不识其中之理，下场悲惨，也真可说是自取其咎。只是世人难能尽明其理，此类悲剧，永难收场。 戆头戆脑的汲黯 《汉书》将张释之与汲黯合传，也就是认为两人近似。而我们后人读史，固然觉得张释之据理力争，不畏天威，不愧为千古名臣，但同样敢于勇批逆鳞的汲黯总是显得有点戆头戆脑。两人的同异及其给后人的不同印象，颇值思量。 汲黯相似于张释之之处，至少有两点：一是信奉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一次，东粤（《通鉴》作“东越”）内战，汉武帝派汲黯去视察处理。汲黯走到吴地（今苏州），不高兴，就掉头回去了，汇报说：“粤人相攻，是他们当地的习俗，不足劳累天子使者。”他任东海太守时，多病，时常高卧室内，不出门户，自择官吏，不细苛求，年余，东海大治。后列于九卿，依然如故。二是敢于面折廷争，顺理而行。一次，河内（今河南沁阳）失火，灾千余家，武帝派汲黯去。他回来汇报说：“那不过是一家人失火，延烧庭宇，不足担忧。我在路上，见万余家伤于旱涝，无粮，至父子相食。我持传达命令的符节临机发放当地国库存粮救济百姓，今请皇帝治我假传圣旨罪。”汉律规定此罪弃市，也就是斩首，不过刘彻那次倒是饶了他。而最典型的一次，发生在皇帝召见文学、儒生，号称要搞仁义等等时，汲黯突然插嘴说：“陛下心中多私欲而表面上假装仁义，怎么可能像尧舜那般呢？”一句话剥下了皇帝的假面具，刘彻大怒，色变，罢朝。群臣皆替他恐惧担忧，汲黯说：“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是用来虚言阿谀、曲意逢迎，陷天子于不义么？既在其位，纵然爱惜自己的生命，也岂能使朝廷受辱！”武帝事后对近臣说：“太过分了，汲黯这个戆头戆脑的傻瓜！” 汲黯不同于张释之的，看来是性格。张释之刚直而不固执，汲黯为人，则略近偏激。他平常傲慢少礼，不能容人之过，别人有错，当面一定指出，不留半点面子，合得来的人则以友相待，合不来的就怒颜相向。我们甚至可以说他对谏诤有一种病态的爱好。他数次因直谏被派往外地任职，至于免官。后来武帝因楚地私铸铜钱太多，让他复职去当淮阳太守，汲黯不仅没有半点复出的喜悦，反而泣告曰：“我愿出入宫廷，拾遗补阙，才是平生之愿。”武帝不许，汲黯后死于淮阳。 汲黯的刚直愤激，千古闻名，在包拯、海瑞这些民间极为推崇的清官身上，我们都可看见汲黯的影子。对汲黯近乎病态地忠于道德和理想，后人有所理会，但对汲黯满腔的痛苦，有共鸣的不多。其实，汲黯终其一生非常痛苦，痛苦于自己的主张不能得到旁人乃至主上的理解。他满腹焦虑，忧心忡忡地看着古代的鲠直风骨随风逝去，在朝的大臣只会奉承阿谀，难得犯颜直谏，自己一人，寂寞难当。在这个意义上，我想他十分羡慕张释之：早年的皇帝承认人道上有个天道，相信人有可能做错，所以汉武帝对直言不讳的张释之能虚心领受，痛改己过，成一段千古佳话；而汉武帝时期崇尚儒道，也就是要树立皇帝的绝对权威，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汲黯的所作所为，自然显得格格不入、悖谬乖离。张释之与汲黯，大致相同的信仰行为却有大不相同的结局，真使人感叹历史的魔力。 无用的李广(1) 无用的李广 在司马迁竭力推荐的伟人中，有极少数为我深所不喜，如李广。 李广死后，声名无限。唐诗云：“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龙城飞将，说的就是李广。在后人的心目中，他几乎等于一座活的长城，寄寓着几多文人百姓御敌靖边以保国泰民安的满腔希望。 实际上，李广在世时就已经威名远扬。史书明载：匈奴入侵，杀辽西太守，汉武帝任命居于家中的李广为右北平太守。匈奴闻之，远避数岁，不敢犯界。而武帝的爷爷汉文帝见李广手格猛兽，横冲直撞，也早为这位雄壮的青年武士鸣不平：“真可惜啊，你生不逢时！如果在高皇帝夺取天下时，以你的身手，万户侯何足道哉！”汉景帝时，匈奴犯边，爱才的公孙昆邪泣告皇帝：“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自负其能，数与敌战，真怕他横死疆场。”景帝也同情，便将李广调开。 如果李广终身生活在文、景主张无为、力求少事的时期，那么，他一定会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生不逢时、有奇才而不得施展的典型人物。问题只在于，继承文景之业的汉武帝，一改前朝旧制，屡开边衅，四面拓疆，卫青、霍去病率虎狼之师，远渡绝漠，大败匈奴，封狼居胥，而以善战闻名的李广竟然寸功不立，反至获罪自杀。这桩千古疑案，真使人百思不得其解。千古文祖司马迁也是满腹疑团。无奈之余，他写了一段李广与某算命者的对话——李广说：“汉军与匈奴的战斗，我没有一次不参加，那些才质平庸、官职比我小的将领，因军功封侯的十余人，而我竟不得建尺寸之功。是我的相生得不对，还是命不好？”算命者说：“将军请扪心自问平生有何憾事。”李广说：“我当陇西太守时，曾诱降羌人800余，后同日杀之。”算命者回答说：“祸莫大于杀已降。将军不得封侯，正由此也。” 李广的运气不好，似乎当日已普遍传开，甚至上达天听，汉武帝在出师时就曾密嘱大将军卫青勿让李广独当单于。而在我看来，李广上面的那段对白，除了说明汉代已有对待俘虏的人道观念，别无其他。我个人今日尚不相信命相之说，我想司马迁也不一定相信。那不过是太史公无奈之余的一个尝试性解释罢了。 一个人的一生中，运气或曰机遇非常重要，有时甚至是关键性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没有担当重任的素质，全凭机遇，大事也毕竟难成。倘若承认这个平实的观点，那么，对李广的素质就可以重新探讨。 无用的李广(2) 李广生年，至今无法确定，但经过推断，可以知道他20岁时至少已崭露头角，他才气纵横、天下无双也是事实。他对于突发事件有一种天生的应变能力，常常能在危急的时候突出奇招，反败为胜。比如他一次率百骑遇匈奴数千骑，李广手下大恐欲逃，李广则快速判断寡难敌众，逃则全灭，马上命令百骑不退反进。行至离匈奴二里左右时，令手下下马解鞍，故作诱饵之态，示意大军在后，匈奴果然不敢进击。这时匈奴有一白马将军出阵勒兵，李广上马与十数骑驰往射杀之，还至军中，解鞍卧草中。僵持半晚，匈奴引兵去。还有一次，李广被匈奴生擒，受伤，被放在两马间的网中。李广瞥见旁有一胡人骑一匹好马，突然跃起，推人抱马，取其弓，匈奴数百骑追之，李广且战且走，杀伤数人，得归汉军。 反应敏捷，镇定果敢，是一个军人的必备素质。这一点李广似乎与生俱来。他从青年时代就已充分表现出这种军人的姿态。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说不定就是这些天生的优势，使李广沉迷于自我欣赏和自我陶醉中，从而丧失了壮年以后事业进一步发展的机遇。 换句话说，如果一个青年人头脑清楚，反应灵活，善于应付突发事件，我们自然会觉得他素质够好，前程远大。可一旦这个青年人满足于此，不在任何一个领域内用苦功，对任何事情不再学习深谋远虑、如履薄冰的态度，那么，他到达老年时将不会有太大的建树，他不太可能在一个专门的领域内建立功绩，他的天才也会白白荒废，只不过被看成一个还算聪明的人。如果这种聪明在年轻时还让人羡慕，那么，在壮年之后毋宁说让人觉得可惜甚至可怜了。 在我的眼光中，李广就是一个不能长大的青年。他对自己随机应变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非常自负，他觉得自己已不必在计划和谨慎上下苦功，所以他带领的部队人人自便，不执行严格的军纪；他也极端相信自己的勇敢，觉得不必在踏踏实实、深谋远虑地做点什么，所以他的最后一战失于没有向导就很耐人寻味。如果一个聪明的青年人不能于挫折中学到一点壮年人扎扎实实、小心行事的品行，那么，经验与智慧将毫无意义。而我相信经验与智慧是有非常重要意义的，即使是在当代。 司马迁因李陵之事而下狱，对李陵的先人李广，他天生有一种认同感，所以在《李将军列传》中不由倾注了过多的同情与热忱。这本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只在于，当后人脱离这个情境而盲目倾向于司马迁的巨笔时，李广的形象便渐渐脱离了真实。一个青年时有为但不能积累智慧和经验的将领，一个小战时可胜而大战时无用的将领，赢得了后人过分的尊崇与敬爱。这个纰漏时历2000多年却从未有人指出，足见历史中铸就的定见十分坚固，难以撼动。不过说到这里，我们仍得回过头来感谢历史，是汉武帝时那些货真价实的战争给了检验李广的真正机会。只可惜李广至死尚觉苍天不公，不能仔细地评判自己，而事实上，在我看来，历史的提示已经足够清晰有力。 无可挑剔的卫青 唐代大诗人王维有诗云：“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亦是千古名句。而我们已然分辨李广无功并非全因天意，同理，卫青的不败自有他的坚实理由。我们甚至可以说卫青生平行事，竟至无可挑剔的地步。 卫青的出身并不光彩：卫青之父郑季以吏的身份在平阳侯曹寿家服侍，与女婢卫媪私通，生卫青。卫媪本有子女卫长君——卫子夫。因是私生子，卫青后来到郑家生活时，郑季家人都看不起他，不把他当家庭正式成员看待，整日让他牧羊。后来，卫子夫得汉武帝宠幸，陈皇后吃醋，陈皇后之母就去抓了卫青来，想处死他为女儿出气。多亏卫青的朋友公孙敖等纠集人马前往抢回。此事被武帝得知后，他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将卫青召到宫中，任太中大夫。后来匈奴犯边，武帝乃拜卫青为车骑将军，与李广、公孙敖等分别带兵出击。这一仗众皆无功，惟卫青斩敌700人，赐侯。是为卫青立军功之始。 卫青前后七击匈奴，每战皆胜，共斩获敌首5万余，开辟大块疆土。有这样的战绩，还要说他只有好运而无本事，委实太为过分。尤其是李广无功自杀那一仗，匈奴兵陈漠北，而卫青率精兵，克服重重困难，远渡沙漠，在大风中与匈奴军队搏击，击溃敌军，并引轻骑追击，远至赵信城（今蒙古国杭爱山南），得匈奴仓库所积粮食，斩首万余，焚城而归。此战匈奴得汉人投降者赵信指点，以为汉军运输落后，补充给养困难，可先远陈兵力，疲劳汉军，乘隙而攻。而卫青推定敌机在先，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一举克敌。如此战略战术，不能不使人叹服。 在军功让人们无可挑剔的同时，卫青之所作所为让皇帝也无可挑剔。一般有本事的将领常常有自以为是的倾向，有时对皇帝也不甚买账，周亚夫在细柳营就是一个绝妙的例子。孙子云：“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又云：“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说从各个角度看都有它自己的坚实理由，但卫青不愿遵从。有一次引兵出征，将领苏建尽丧其兵，独以身还。卫青问众人如何处理，议郎周霸说：“可斩，以明将军之威。”卫青说：“我以皇亲的身份当上将军，已够威了，明威这个说法，甚失我意。而且论我的职责，是可以斩将的，但我如把此事交与天子处理，向天下宣示人臣不可专权，不是更好吗？”于是将苏建囚禁交武帝处理。还有一次，苏建劝卫青说：“你大将军位尊权重，但天下之士大夫不称颂你。你应该效法古代名将，招贤荐士，将名声搞得大一点。”卫青答道：“自从魏其侯、武安侯厚待宾客，天子切齿痛恨。亲待士大夫、招贤士去不肖，那是天子的权柄。做臣子的，只要奉公守法就可以了，做那些干什么！” 这才是真正懂得历史底蕴的大人物，我们可以说卫青对时代有着深刻的认识。实际上，就在武帝的爷爷汉文帝时，一个人凭着道德和才能尚能得到重用，像张释之甚至可以对抗圣旨、勇批逆鳞。而到武帝时期，主旨在于建立专制秩序，一切违背此秩序的言行就不能被容忍了。卫青也不是生而知之者，当时武帝曾为削弱地方势力，徙富豪于茂陵，大侠郭解因名声过大，尽管家无余财，也被列入名单。卫青前往说情，武帝答曰：“一个平民百姓竟能使大将军为其说情，怎么可能没钱呢？”卫青诺诺而退，也因此得知自己只能做哪些事。 但卫青的举措仍然使平民与直心肠的人士无可挑剔。他带兵出征时，爱护士兵，与霍去病绝不相类。汲黯正直而固执，有人劝说汲黯对卫大将军应该客气一点，汲黯说：“以大将军那样的身份对我客气，难道不更使人敬重吗？”卫青得知后，对汲黯更好，数以朝廷难事求教。可见他决非一味媚上之辈，胸中自有丘壑。 所以我们说卫青平生行事，令上下左右无可挑剔。如果一定要说他还有错误，就是他一生几乎不犯错误；说他还可挑剔，就是他平日太无可挑剔。这种人太像圣人，而生活中本无所谓圣人，所以我们就不免说卫青造作，不是从自身真实的人格中生发出来。但话又说回来，往好的方面造作，总比不求上进、自甘堕落强。难道我们更喜欢一个不学无术、游手好闲、媚上欺下、为非作歹的大将军吗，即使他出于真诚？ 大将霍票姚 杜甫《后出塞》云：“中天悬明月，令严夜寂寥。悲笳数声动，壮士惨不骄。借问大将谁？恐是霍骠姚。”比起卫青来，骠姚将军霍去病的声名似乎更为远扬。 霍去病先为票姚校尉，再为冠军侯，再为骠骑将军。票姚，颜师古注云：劲疾之貌，荀悦《汉纪》作“票鹞”，也可以说是一种飞行迅疾的鸟。以此描绘霍去病，异常恰当。他第一次出征，就带轻勇骑兵800人，脱离卫青的主力部队，奔赴数百里，斩杀捕俘2000余人。元狩二年（前121年），他以骠骑将军之称率万骑出战，转战5个王国，历时6天，“过焉支山千有余里”，斩杀俘虏3万余人，降者2000余人。匈奴单于对下面的浑邪王屡次败绩感到愤怒，想召见诛杀，浑邪王于是意欲降汉，武帝命霍去病前往迎接。匈奴见汉军，部将多不欲投降，去病驰入匈奴军，斩不降者8000人，得数万降兵。这一年打得匈奴人哀歌：“亡我祁连山，使我牲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原来焉支山所产红色染料，是当时匈奴妇女所用的高级化妆品，“胭脂”一词即由此而来。而浑邪王所献地域即今天的河西走廊。两年后，霍去病再出塞2000余里，轻车骏马，远绝大漠，“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瀚海”，斩俘7万余人，迫使单于和他的宫廷远遁到戈壁以北。这一战后两年，霍去病病死，年仅23岁。武帝为纪念他的功绩，起冢仿祁连山。 但是这么一个每战皆胜、纵横沙漠的大将竟然没有学过古兵法。武帝有一次想将吴子、孙子兵法教给他，他马上拒绝说：“打仗只要大致明白方略则可以了，没有必要学古代兵法。”按他的年纪，也很难想像能有多少丰富的经验和多深的谋略，他作战凭的主要是勇气和闪电式战术。而中国2000年来，北边不时与游牧民族冲突，真正取得胜利的，大致也只有秦汉两朝，越到后边中原军队越不堪一击。坐在书窗下，遥想2000年来之绝北，不免诧异。是卫青、霍去病果真在战略战术等方面高于后人所以克敌制胜，抑或得追究社会组织等种种原因？种种因果，足够几册大书研讨，此处暂且掩过。 霍去病的出身与卫青类似。他是卫青的同母异父姐姐卫少儿的儿子。早年，霍仲孺与卫少儿私通，生下去病。后来卫子夫尊贵，卫少儿嫁给一个叫陈掌的官员。去病以皇后外甥的身份，18岁为侍中。他以军功立名也与卫青相似，但有一点与卫青大异：他生性剽悍果敢，无甚顾忌，不爱士卒，不重士人。他出征时，带足上等食物，班师时常有剩余，而士卒时不得饱。在塞外，士兵无粮疲惫无力时，他还会下令兴建临时球场，踢球娱乐。《孙子兵法》讲述将领爱兵的重要性时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霍去病偏偏来了一个反面的证明，可见天下事从来未可一以律之。 汉武帝曾为霍去病盖房子，期间让霍去病去看看，去病答曰：“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这句慷慨之言成为千古名句，流传至今。 董仲舒：儒家的功臣？ 董仲舒为汉代群儒之首，尽管他一生做的官不算太大，只到诸侯王之相，但他为思想领袖的地位，不惟举世公认，在身后亦不得动摇。汉武帝刘彻即位不久，就向全国征求人才，求治国之道。董仲舒以贤良脱颖而出，他的三通对策，后来被称为“天人三策”，全盘保留在《汉书》卷56中，使我们得以一睹真容，不致于如有时面对一环缺失的历史，虽竭力推求而仍难得其真实。 董仲舒的思想，不算太复杂，不外乎是建立一个新的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思想体系，为汉武帝治理天下提供了一个绝妙的得心应手的武器。不过，其逻辑起点及展开过程，此处确实无法涉及，倒不妨从一个别致的角度，略作观看。 今人对董仲舒的3句话比较熟悉。这3句话，加以诟病之人也甚多，但是我们可以重新打量。 一是：“天不变，道亦不变。”时人斥之为形而上学，否认历史的进步，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是这个说法。在我看来，董仲舒不过是说了一句大实话，犯不着人们兴师动众，大加挞伐。汉人历史知识的广度远逊于今，他根本不能想像科学技术会改变历史。在他们眼中，三皇五帝之治理天下，跟汉帝治理天下也差不多，百姓干的也差不多是同样的活。如此，古代有的治国之道，今人遵循就得了，翻不出什么新花样。也就是说，他想不出“天”还会变。直到鸦片战争后，西方文明迅疾涌入，人们才开始认识到“天”原来会变，“道”之变革便成题中应有之义了。 二是：“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意思就是说，做事情只求正义而不要去谋求利益，要宣明大道而不要去计较功效。今人在商品经济潮流中都主张批判这种观念，树立道德新准则。董仲舒这种将利与义截然分开的思路，固然应该唾弃，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看，这种不计较利钝成败、为了目标奋斗终身的精神，是否值得人们崇敬而且仿效呢？历史上哪一个伟人不是没有这么一点精神的？ 三是：“《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指意不同，是以上亡（无）以持一统。”所以离开孔子之道的诸子百家，都应灭绝，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点，才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本来处于九流十家之一的儒家才得以脱颖而出，取得统治地位。朝廷设研习儒术之官，并且以儒术教育百姓并取舍士人，所以有“遗子满籝金，不如教一经”的说法，儒家经典显得珍贵无比。儒家因董仲舒而后贵，这是不易的历史事实。 但是，董仲舒是否就是儒家的功臣？要作肯定的回答仍然不易。清代才华横溢的杭州诗人龚自珍有诗云： 兰台序九流，儒家但居一。诸师自有真，未肯附儒术。后代儒益尊，儒者颜益厚。洋洋朝野间，流亦不止九。不知古九流，存亡今孰多？或言儒先亡，此语又如何？ 龚自珍说儒家本是学术九家中的一家，而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的真理。后代儒家尊荣，儒生的脸皮就厚了。不知古代九家学术哪家遗存最多，有人说儒家亡得最早，这句话又说得如何？ 儒家被钦定为正统学术，固然有利于儒学的留存，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种行为对儒学的打击更甚。首先，它扼杀了儒学通过与其他学派论辩争执而发展自身的可能性。一种学说总是在探索中发展的，它通过回答他人的诘难而宣布自身的存在为正当。假如取消了对立面，事物本身也就完结了。其次，它堵塞了儒学内部自我发展的可能性。既然它已被权力宣布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又有什么必要再来研讨考索自身的不是？所以，儒学鲜明的概念和活生生的信仰首先丧失，留下的是一些与人心无关的僵死教条。这些道理在今天人所共知，此处毋庸赘述。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与其说董仲舒是儒家的功臣，还不如说他是儒家的罪人更为恰当。而且推而广之，我们甚至可以称他是民族的罪人。约翰·密尔说：“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气氛之中，曾经有过而且也会再有伟大的个人思想家。可是在那种气氛之中，从来没有而且也永不会有一种智力活跃的人民”。此语真是精当之极，千古难易。 无爵丞相公孙弘 西汉到武帝一朝，许多事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中之一便是无爵丞相公孙弘的崛起。 汉初一般任命列侯或其后代为丞相，如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周亚夫等。到武帝时期，戏剧性的变化终于发生，公孙弘的发迹真可说是异数。他出身贫苦家庭，青年时做过狱吏，获罪免职，只能靠放猪为生，40多岁才开始学《春秋》经，60岁被征为博士。谁知他出使匈奴，不合帝意，又被免职。到70岁，才吉星高照，因对策第一，“容貌甚丽”，被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也就是可以随时咨询的意思。4年后，迁御史大夫；75岁拜相。原来的丞相全由列侯担任，惟有公孙弘寸功未建，白身入相，汉武帝并且下诏封他为平津侯，创了后来丞相封侯的先例。其中含意，韵味深长。 钱穆为中国当代杰出的史学家毫无疑问。他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解释说，公孙弘的入相，代表着中国由军人政府向士人政府的转变，意味着达到了“真符理想的‘平民政治’的境界”，它由平民中有修养有知识的贤士即士人来组成政府，取消了军人在政治上的特权，是世界性的创新。钱穆先生的学识修养，我们后辈根本不能望其项背。但是对这一段阐释，本人则仍有商榷的念头。 西汉一代政权并非天授，而是从战场上冲杀得来，所以刘邦为帝以后一面在杀功臣，但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承认功臣的功劳。刘邦死后，惠帝、文帝对功臣们更是优容。曹参为相不理政事，惠帝只能将曹参的儿子拉来探问；文帝问陈平天下一年案件多少，财政收入多少，陈平坦然说不知，让文帝自己去问各部部长，文帝还得称善。这其间固然有一朝初始力求少事的深意，但帝相间的关系总不如天地那般相去悬殊，有时候他们还能在较平等的态度上讨论问题。而到了汉武帝时期，距建国已经60余年，众多功臣老死殆尽，靡有孑遗。没有军功的群臣已经无从摆老资格固执己见，图谋上进的新人则一切以上面的旨意为指归。他们一方面靠迎合上面精神而升官，另一方面也靠当官而谋取自己的利益，因为当官即使不贪也还有其他的种种好处，公孙弘们于是应运而生。 公孙弘的对策今日看来不过是老套套，他吹大牛说可以一年之内移风易俗，但是在实际的政务上并没显出多大的才干。他的思路还是局限于较狭隘的儒家一流，不赞成开拓西南和西北边疆，这些看法都不能得到汉武帝的首肯。史汉本传中更强调的是公孙弘的态度：每次朝会讨论国家大事，他总摆出几种方案，说明理由，让皇帝自己选择，而从不坚持自己的观点，更不会面折庭争。由于出身，他对实际政务有足够的了解，更为难得的是他读过《春秋》，每一个实际举动他常能冠以堂皇的名目，善于以理论来解释和粉饰现实。武帝正是欣赏他这两点，他才得以青云直上，一步登天。可见天下安定时才能不一定成为升官的根本依据，关键在于能不能秉承主上旨意并作提高到理论上的阐释。 公孙弘的慎厚不容抹煞。他身为高官，品性却至俭，每顿只有一个荤菜和极粗的粟米饭，所有的俸禄收入，他都供给故友宾客，家无所余。他盖宾馆、开家门以延请贤士，共商国事，谦虚厚道，人所共称。到后来继他位置的丞相，本来延请贤士的宾馆已人去楼空，往后更变为马厩车库奴婢居室。但是公孙弘毕竟也是人，他表面厚道，但外宽内忌，对得罪过他的人，表面和善，背地里却落井下石，主父偃被杀，董仲舒降职，都出自他的主意。 公孙弘之所以为公孙弘，决非纯然出于他个人之因。当老功臣死亡殆尽，新的当政者已经无所顾忌，提干的标准自然而然就以能贯彻上头旨意为准，君臣关系从此发生重大变革。这与其说是军人政府变为文官政府，还不如说是贵族政治变为专制政治。而中国绵延2000年之君臣格局，便由汉武帝与这位无爵丞相依次展开。 骄横无忌主父偃 主父偃的骄横无忌大大有名。他给后人留下了一句千古名言：“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烹耳。”五鼎在古代礼仪中是卿大夫们的用具，他们在祭祀时以五鼎盛五种鱼肉食。主父偃说大丈夫活着不做大官，死也要死在大官的份上。欲为人上人的姿态如此袒露无遗，也算是一个直言无隐的人物。 考虑到主父偃的青年经历，他要求当官的心思如此迫切也容易理解。主父偃年轻时就学战国纵横家术，又学《易》、《春秋》、百家之言。此人天分甚高，满腹经纶，一肚才华，而到处游学，竟然无所遇合。同行的儒生因为他有才华而对他妒忌排挤，他投靠多人也从未引起重视，诸侯宾客也都讨厌他。最后，他上书皇帝言事，朝奏而暮召入见。武帝大叫相见恨晚，拜主父偃为郎中。这封上书共分9条，8条有关律令，第9条谏伐匈奴，存于《汉书》本传中。它表达的是一般儒家对于开边战争的反对，当时不少人看法相同，所以并无多少新意。更有趣的是他为官后主张置朔方郡（今内蒙古河套一带）为灭胡之本，根本就把自己的上书置之脑后。公孙弘反对，主父偃与其辩论，言好处10条，公孙弘并无一条，只得语屈而服。 主父偃这般聪明但又备受压抑，一旦发迹后的报复心理可以想见。他的笔似枪，舌如刀，做事说话不留情面，凡是有碍于他的，无论贵戚高官、亲戚故友，他都不卖面子，肆意对待。比如他回老家任职，遍召兄弟宾客，散金分赠，数落说：“当年我贫困时，兄弟不供衣食，宾客不让我进门，现在我为齐相，有人竟到千里之外接我。我最看不起你们这帮人，现在跟你们绝交，从今以后，谁也不许上门。”他本为齐人，就想把女儿嫁给齐王刘次昌。王太后不肯，他就记仇。后为齐相时，以齐王与胞姐通奸事威胁齐王，使齐王恐惧自杀。齐王自杀后，公孙弘告了一状，主父偃全家被杀。他贵时宾客以千数，死后无一人来凭吊，只有孔车前来收葬。这些宾客与主父偃也确是同类相聚。 前人早已注意到主父偃为人骄横无忌、爱好报复的性格弱点，所以史家为之立传以警醒世人。但是实际上，主父偃对历史的影响要远远超出他的性格范围。 原来，西汉初建时曾分封多名诸侯王。其中的异姓诸侯王被刘邦清理殆尽，但是同姓诸侯王各有疆域，各王国各有地方经济特色，也各有治理之道。从大一统的眼光来看，姑且不论这些诸侯王是否老实，诸侯王国的存在本身便是天下一统的障碍，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便是一例。主父偃此时向武帝上书说，今日妄加割削，也会引起灾涡。不若行一釜底抽薪之计：本来诸侯王死后，王国只传一人，而诸侯王常有十多个儿子，可下令：让诸侯王死后，将王国分给多个儿子，让他们都当侯。这样，人人开心，皇帝又得好名，实际上削弱了各王国，天下不足虑矣。武帝觉得此计大妙，依法施行。“自此以来，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为三。皇子始立者，大国不过十余城”。“诸侯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 对统一的大帝国来说，主父偃之举真可谓绝妙的发明。多种地方势力在仁孝的旗帜下迅速削弱，大帝国的基础日益稳固。至于此举利弊孰多，这里不想理论。本人此刻联想到的是，为什么我国绵延的历史之中，众多的大家族都会“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撇开其他种种缘由，眼见的一条便是：当家长把积蓄多年的家产平分给儿子，本来可用来进一步发展的资本马上转化为消费资料，养家糊口的需要进而压倒了资本发展的冲动，经济进一步跃迁的可能便无形地被扼杀于襁褓之中。欧洲中世纪的长子继承制对于西方社会的发展有无促进作用，本人毫无研究，不敢妄言。但是，资本集中的正常流向不能一概用均贫富的口号否定，应该还是可以的吧！ 危险的官位 汉武帝爱才如命，求贤如弗及，看人也没什么世俗和阶级偏见，如他提拔的人之中，御史大夫卜式是放羊出身，桑弘羊是商人出身，大将军卫青出身于奴仆，车骑将军金日磾是匈奴的俘虏。他还下过征求人才的诏书，说：“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有些会踢人的马，倒能奔走千里，有些士人被世俗讥谈，却能立下不世之功。”后世多称颂曹操的几篇求贤诏，实际上汉武帝的诏书早已越出狭隘的道德规范，已经具有了开阔的眼光。 但是汉武帝对群臣毫无宽假，即使是他一直宠爱的臣子，如有小错，比如稍稍触犯法律，或者说点假话欺君罔上，统统按照律条诛杀，从来没有不下狠心的。如义纵本为强盗，因其姐能医而得宠于武帝之母王太后，求得一个人情脱盗为官。他为长安令时，依法行事，不避贵戚，王太后外孙之子犯法，他照样捕之，武帝深以为能，不断升他的官职。但武帝后来病中经过义纵所治地界，见道路多有毁圮不治，大怒：“义纵难道认为我不能再走此道了吗？”衔恨，找了个岔子将义纵砍头。元鼎四年（前113年），武帝巡视郡国，河东（今山西夏县一带）太守料不到皇帝会来，车马粮食供应不能如意，畏罪自杀。次年，武帝西登崆峒，陇西（今甘肃临洮）太守因为来不及置办随从百官的饭菜，惶恐自杀。武帝随后北出萧关，带数万骑兵到新秦中（今内蒙古河套一带）打猎，发现千里之遥没有设立亭障碉堡，便诛杀北地（今甘肃庆阳一带）太守及以下有关官员。即使是位列三公的丞相，办事不力，不合上意，也会受到严厉的责罚。如李广的堂弟李蔡，以击匈奴之军功发达，继公孙弘之后为丞相，因被控侵侵占景帝坟墓外间空地，畏罪自杀。继位之庄青翟，只做了3年，又因朝内政治斗争获罪自杀。赵周继位，也只做了3年。那时武帝为削弱地方势力借酎金律夺了106个诸侯的爵位，赵周因知情不报，下狱死。几年后，武帝命公孙贺为丞相，公孙贺俯拜，不接印绶，泣说：“我本以骑射为官，实在不能胜任此重位。”武帝见此，不禁泪下，让左右扶起丞相。公孙贺不肯起，武帝起身离去。公孙贺不得已接受此职，长叹曰：“我从此危矣。” 中国人一直以来大多梦想当官。但是在某时某地，某些官位确实如即将爆发的火山口，一坐上去就要遭殃。尤其是当这个官职后面潜伏着更大的人物时，事情搞得好没你什么事，搞得不好你就是最好的替罪羊。我们看西汉史，一方面称颂汉武帝用人不拘一格，什么样的人都敢提拔，而不用那些老臣后嗣等等，但是也应该看到，正是由于武帝一朝组织路线的彻底改变，一大批无任何资本可居的新人走上官位，正好由得武帝肆意妄为，生杀予夺悉操一心。因为老臣毕竟有老臣的资本，他们从战场中冲杀出来，那时人的水平在与敌人的对峙中可以充分体现，也不完全由主上评定；而在和平时期，做什么不做什么全由上面说了算，有没有水平也变得不太清楚起来，大家只有依上头旨意为准。所以汉武帝想要杀谁就是杀谁，任何心头的不称意都可以化为诛杀官吏的具体行动。公孙贺后来也果然因事获罪，死于狱中，应了他自己的预感。只是在古代中国，可以让人发展之路是那么狭窄和无可选择，所以尽管通往官位的小道上有时也密布利刃，仍还有无尽的人流在其上行走蹒跚，时有得色，浑不理会那位环堵蓬蒿的魏武子孙高吟的一曲《好了歌》。 无理的裁决 假如两个足球教练在激烈争执下场球赛应取何种战术，甲说：“532”，乙说：“433”。不料走过一人，一语打断，说我看还是采取接稳一传、大力扣杀好，而且还一锤定音，众人定会难以想像。但是生活中常常有此类事，你本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争论，却遇到一个来自权威的无理裁决，而且必须执行，这时你会感到委屈万分，或者气得七窍生烟，长叹天下之大竟无一个说理的地方。 汉初齐人辕固，是个正统的儒生，《诗经》四家诗中赫然一家便是辕固所传的齐诗。他寿命极长，而活动时期主要在汉景帝年间。当时黄老之学大行于世，儒家还不像后来一般为人所重，连皇太后都信奉《老子》。一天，皇太后召见辕固，故意问问他怎样看《老子》这本书，辕固抗声答道：“那只是奴隶僮仆的说法罢了。”太后大怒：“你尊崇的那些儒家著述，不是管管罪人的律令么？”骂完尚不解恨，还让辕固到动物饲养圈内与野猪搏斗。景帝不敢拂逆太后之意，但幸亏他还明白，知道辕固无罪，偷偷给了他一把利器。我们猜想辕固还是正宗的儒生，修习过包括射、御在内的“六艺”，会几下武功，下场以后，一下刺中野猪之心，野猪应手而倒。太后默然，一桩争论算是揭过。 在这桩争论中，当权者算是说得清楚的，辕固还能争得个平安的结局。如果弄到当权者说不清楚，或者有意要整你，那真是走投无路了。狄山便是这样一个典型。 汉武帝时，匈奴前来求和亲，武帝让群臣讨论。博士狄山说：“还是和亲为好。”他滔滔不绝地列举了汉高祖、景帝时的历史，又引古人兵者凶器也之语以证之。汉武帝以前实际上经常听此类话，如公孙弘、主父偃等都说过，但这次不知为何特别生气，尤其是御史大夫张汤提出反对和亲的意见之后。当时狄山与张汤就展开争论，并且马上发展到人身攻击。汉武帝此时也不说谁的意见更有道理，只见他板起脸孔对狄山这个读书人说：“我如果让你管理一郡，你能不让匈奴入侵吗？”狄山说：“不能。”“一县呢？”“不能。”“一个要塞呢？”声色越来越疾厉，狄山真是心胆俱裂，反思自己今日决无好下场，嗫嚅道：“可以。”于是马上发布命令，让狄山负责一要塞。月余，匈奴斩狄山头而去，群臣震慑。 世界上只要有人群，对某事就会有相异的观点。这本来是最正常不过的现象，也是人为万物灵长之所在。思想与思想间总会发生斗争，假如容得各自摆事实，讲道理，从容论辩，取长补短，正说明了人高于其他动物之处。可惜这种风度不易见到，人们（尤其是拥有裁决权的）更喜欢用简单的手段，一语定乾坤，捎带宣布对方为荒谬，而且更要命的，是像汉武帝一般，你说学文，他用武来考你；你说能工，偏用农来考你；你说会诊断疑难病症，那么你能不能代小护士来打针？一句话，标准由他定，一定要考得你一筹莫展，自认过错，自卑自弃，才算达到目的。我们无权且又要活下去的小民，只得诚惶诚恐，颤颤栗栗，躲避着像狄山那样的下场，顶多熬过苦难后向后人讲述一下，让他们惊叹以前原来有过那么一个荒谬的年代，有过那么荒谬的事情。 践踏法制的张汤 张汤在中国法制史上有他自己的独特地位，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这位名臣竟是一个践踏法制的人物。 张汤的法律才能似乎生而有之。他的父亲做过长安丞，一日有事出门，让小儿张汤看家。等到他回家，发觉一大块肉失踪，便断定是张汤偷吃，一顿痛打。小张汤气愤非常，经过侦察，知道是老鼠所偷。他又是掘地寻穴，又是熏烟灌水，将偷肉的老鼠捉拿归案，没吃完的肉块也赫然在内，真是铁证如山。张汤于是整衣登堂，开出传票，拷问口供，比照律令定鼠之罪，最后拟成文书公告于众，口吻老辣成熟如老狱吏。父亲偶见案上文书，大惊。以后起草法律文书的事便落到这位少年头上。 张汤脱颖而出是在办陈皇后一案时，当时武帝已极不喜欢那位曾有金屋藏娇之约的皇后。张汤办这件案子时，深究皇后之党羽，于是四处牵连，抓了很多人，因此深合皇帝之意，被提为太中大夫，后竟官至张释之任过的主管天下法律事务的廷尉。 中国上古的法律史料多付阙如，张汤因此很可能便是第一个在法律领域捣鬼的杰出人物。他的办事原则很简单：上头要怎么做便怎么做，上头想怎么做便怎么做。在他的心目中，法根本没有一点先天的尊严与神圣。汉武帝很喜欢谈儒术，实际上是想在赤裸裸的暴力统治外面穿上一件温文的外衣，为专制确立道义上的合法性。张汤聘请那些研究《尚书》、《春秋》的博士弟子来法律界做官，以古经义决狱。被拘押之人，如果汉武帝对其痛恨，张汤便派严酷苛刻的人员去办案；如果武帝似乎想轻判释放的，张汤便派出宽宏平缓的办事人员。结果当然不出所料，常常赢得武帝欢心，张汤因此深得信任。如有疑难需要朝廷评议，张汤事先一定将案情等向武帝汇报清楚。武帝清楚分剖的，一定明书于法令上以扬主上之英明；如果武帝对他的说法有所责难，张汤马上说本来我手下有人也这样说，都是我愚笨不能采纳其建议。中国古代史家实事求是的作风实在使后人钦佩，不因为痛恨某人说此人统统坏，也不因爱慕尊敬某人就说他一切好。张汤本为酷吏，但班固记载他扬人之善解人之过甚明，使我们更加明白人性的复杂。 张汤所干的最坏的事，是开了两个法律上的坏头。后人总结汉初刑法特点之一是罪刑相应、只及个人，即谁犯了罪就处罚谁，一般不株连他人，这也符合古往今来法律的一般道理。但是张汤创造出一部《见知法》，大意是见到别人犯法而不举报的与其同罪。这种最强烈侵犯人权的法律不知处置了多少无辜的民众。另外，张汤还发明了“腹诽”之罪。廉洁正直的大农令(农林部长)颜异一日与人聚谈，有人议论说某项皇帝下的诏令有不甚方便处，颜异嘴唇动了一下，没有出声。张汤奏言，颜异身为高官，见诏令有问题，不向上反映却在肚子里非议，该死。颜异真的被诛，“腹诽”之判例从此成立，而天下公卿士大夫多谄谀取容矣。 张汤在法律上的发明至为可恶，他让人为他人的行为负责，判断人有罪与否不依据实际的行为而依据无言的思想，如此，又有何人可以平安，何人不可杀头?这种极端忠于现实秩序的法令同时也极端地践踏了作为人类社会公理的法制。 对于2000年前的张汤及其恶迹，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写来看来也许都甚为漠然。只有那些辗转呻吟于酷法之中偷生苟活的人们，只有那些屈死于株连被无辜定罪的冤魂，才真正知道张汤的可恨，也才真正理解自由与法制的本来意义——人人都有生命和财产安全的权利，都有不受无理之搜查和拘捕的权利。政府的天职在于捍卫这些权利而不是践踏它。 南人朱买臣 汉代是北人逞英雄的时代，朱买臣因而成为少数曾在政坛上活跃过的令人注目的南人之一。他的政绩不常为后人提起，但这个名字，民间却津津乐道，这全是因为他与结发之妻的传奇式故事。今天看来，这个故事可能正充分地体现了南人的特点。 朱买臣，今浙江桐庐人，出身贫寒却喜欢读书。他不像规规矩矩的百姓用心耕耘，积累家产，只到无主的山上打柴，卖了养家糊口。做这种几近懒汉的无本生意当然被勤劳的乡人看不起，而且朱买臣一边挑柴一边常常还要吟诵古书，弄得行人掉头相顾，诧异完后当然是一通嘲笑，让跟在朱买臣后面的妻子好难堪。这位女子实际上是个颇能吃苦耐劳、恪守道德的好人，只是脸皮较薄，对丈夫路上吟唱引人围观很不高兴。她数次劝丈夫不要在大路上表演，朱买臣却狂性发作，索性放喉高叫。朱妻真是恼羞成怒，提出离婚。朱买臣说：“我命定50岁富贵，现在已是40多。你嫁给我吃苦那么多年，还是等我发迹后报答你吧。”妻子听后更是恼怒：“像你这样的人，饿死在沟壑中还差不多，哪里可能富贵！”于是两人分手。这位女人后来再嫁了老公，有一次与夫上坟，见朱买臣仍在墓间砍柴，恻隐心动，将带来的食物全送给了朱买臣。 几年后，朱买臣跟随官员上京公干，得到同乡得意文士严助的帮助，得以面朝天颜。一番晤谈，武帝甚为欢心，于是让朱买臣当官，又任命朱回故乡做会稽太守。武帝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 朱买臣开始彻底表现出南人的劣根性。他刚刚得志，便故意假扮困苦，借以制造无聊的喜剧。他以前住在会稽郡在京城的办事处，在那里蹭过几顿饭吃，这次当上了太守，他仍旧穿起破衣，系好大印，步行到旧住处。会稽来的官员正在喝酒，和往常一样不理他。他也不作声，先与仆人们一道吃饭，尔后将大印故意似露非露地显示。仆人拉出一看，见是太守大印，大惊，马上向吏员们汇报。吏员都已大醉，听后嘻笑吼叫：“不可能！”仆人说：“你们自己可以去看。”一个素来看不起朱买臣的入内张了一眼，大呼“果然”。众人于是惊骇莫名，列队按照礼仪进入拜谒。朱买臣拍拍衣服，徐徐起身——他追求的就是这种喜剧效果。 朱买臣带队回乡赴任。入郡界，看见前妻与其夫在整修道路迎接太守，他就下车相认，估计他那时脸上挂的是假惺惺的谦和微笑。而后他命令后车将他们接到太守的住处，让他们住到后花园，供应好衣美食。如果是一个善良的男子，补偿前妻一些财产后分手则很恰当，朱买臣偏偏与前妻天天见面，让她心中暗暗比较前后两个丈夫的高下。这种表面客气其实阴毒刻薄的做法终于让前妻不能忍受，这位女子在享受一个月的丰饶生活后，上吊而死。 后代民间对朱买臣与其妻的故事兴趣浓厚，而且重点常在于嘲笑那位女子。其实，从史书的记载来看，这位女子除了比较顾面子外，并没有什么太差的地方。而朱买臣小气非常又要装得雍容大度，稍有得志便沾沾自喜得意非常，爱玩小花样，爱搞小动作，凡此种种，无不体现出南方狭隘小男人的特性。我们看与朱同时遭遇也差不多的齐（今山东）人主父偃，当了大官后将亲戚朋友都叫来，每人给一笔钱，然后说：“以前你们都看不起我，现在我当了大官后你们又来拍马屁，已经晚了。以后你们永远不要再入我门。”虽然行为粗暴狠毒，但是狠毒得大气、痛快、酣畅淋漓，听者虽没有面子，但是听得清爽，搞得灵清，不像朱买臣假惺惺地客气体贴，倒把人家逼得自杀，自己又不担任何罪名。只是这点花样容易被他人看破，朱买臣最后就在政治斗争中玩这般的花样玩死，也真是得其所哉，一点也不冤他。 喜剧人物东方朔 比起武帝的其他大臣，东方朔的名气似乎来得更大。早在东方朔生时及其死后，民间就已遍地流传关于他的种种传奇。依照平民百姓的审美情趣，东方朔显然比公孙弘、石建等等更适合他们的胃口。 东方朔的机智毋庸怀疑，而更著名的则是他的诙谐滑稽，这恐怕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素质。每当局面困窘、难以为继，东方朔总能靠其天生的急智和伶牙俐齿，躲过一次次灾祸，赢得主子的欢心，笑倒众生，化险为夷。事实上，他第一次亮相，就是靠浓厚的喜剧色彩引起主上的注意。那时武帝刚刚即位，征求天下贤良方正文学材力之士，并且一被看中就有意想不到的官职。天下才人无不激动，上千的人来到京城上书，夸耀自己，卖弄才华。东方朔有别人学不去的一套，他上书说：自己“年十二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换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少年聪慧，文武双全，饱读诗书，精通兵法，讲道德，通武艺，再加年轻貌俊，身材修长，浑身上下挑不出一点毛病。在那么多自吹自擂的人当中，东方朔肯如此往自己脸上贴金想来也是头一份，自然被格外关注。当然武帝决不会那么傻地以为世上真有如此完人，所以命他待诏公车，比规规矩矩应付的公孙弘、主父偃等要差一个档次，俸禄也菲薄得多，也未能拜见天颜。 东方朔又想出一个让皇帝召见自己的办法。一天，他骗皇帝宠爱的侏儒们说：“皇帝觉得你们耕田不行，当兵不行，做官也不行，只会吃穿，无益于世，要杀光你们了。”侏儒们吓得大哭。东方朔说：“皇帝来时，你们赶快叩头请求，也许能免一死。”侏儒们当然照办。武帝大奇，问清事情缘由，召来东方朔。东方朔曰：“我是活也这样说，死也这样说了：这些侏儒长只3尺，拿一袋粟，240钱；我长9尺余，亦拿一袋粟，240钱。侏儒饱得要死，我却饿得要死。你若觉得我还可用，那就加点俸禄；不然，就把我赶回老家，免得浪费长安米。”武帝大笑，才令他待诏金马门，渐得亲近。 这般奇奇怪怪的喜剧场景在东方朔身上发生多次，在此也不必详细道及。我们更为关心的是他何以有那么放荡不羁的生活态度。比如皇帝赐他吃饭，饭后他径将案上的所有肉食打包拿走，弄得汁水淋漓，衣裳尽污；有一次醉后甚至在皇帝的殿中小便。考虑到他是位美男子，他拿到的俸禄尽数花在京城美女身上倒可理解，略为可议的是他娶妇一年后辄弃去，选美另娶。当时他的同事也看不过他的放荡，大半称他为“狂人”。武帝闻后说：“如果东方朔不这样乱七八糟，你们怎么能与他相比！” 这恐怕是人天生的性格特点。我们看天份甚高的人们，极少能循规蹈矩，慎厚朴实，而大多不遵绳墨，飞扬佻脱，其长处让人惊讶，其短处也同时令人注目。也许这些人物生来凭着特异的才干遍受尊重，可以不知检点，更也许是他们的精力早已消费在过人的长处上而无暇顾及其余。许多卓有成就的人物老年说自己其实很笨，我起初以为是谦词，后来才体会到并非虚语。一定的天份加上勤奋的努力，往往比许多只有甚高天赋的人成绩更大。所以我们对武帝关于东方朔的评价也不免怀疑，因为常常自诩才能的东方朔，决不可能做到谨慎自持，静默自守。作东方朔不乱七八糟会如何如何的假设显得毫无意义。 但是东方朔痛苦深沉的内心世界一般人不易体察。他在殿中曾说：“古之人避世于深山，我则避世于朝廷之中”，接着长歌曰：“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此语仅见于《史记》褚补，《汉书》中都未收录，可见班固也未留意。今之学者喜欢论及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及焦虑感，殊不知东方朔同样的体会更早而且更刻骨铭心。他作过一篇文章《答容难》，说：东周时期，天下相争，未有雌雄，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所以各诸侯尊崇士人，无所不及；如今天下已定，四夷宾服，士人又何足轻重哉，“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一语道破天机，也为自己如何处身找到了充分的依据。既然读书人今天本来无足轻重，那为什么不率意尽情、充分享受人生呢？我们看到东方朔也曾上书言事，一次用3000奏牍，两人方能举起，武帝读之，两月方尽，但我们更看到武帝对他仍以倡优畜之。所以东方朔的欢容后满是泪痕，笑声中愈见辛酸，满怀抑郁，愁肠九转，借一笑以发之，原来最酣畅的喜剧后隐藏的是更惨痛的悲剧。 司马迁和《史记》 以如此的文体和如此的篇幅，来谈这位“千古文章之祖”及这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完全是一种亵渎；但在一组谈论西汉史事的随笔中，如果闭口不谈司马迁和《史记》，那简直就是犯罪。权衡轻重，铢铢较量，笔者还是勉为其难，冒冒被方家哂笑的危险。 《史记·太史公自序》劈头就把自己的家世上溯到颛顼、唐虞、夏商之际。对上古史本人素乏研究，司马迁所说是否可靠因此无从置喙，但透过这一组典重的叙述，可以见出司马迁那种以远承上古文明传薪烛后为己任、自觉任重千钧前程漫漫的旷世情怀和高远风范。 正是这种旷世情怀和高远风范，才使他毅然站出来为人辩护以致获咎于身。当时李陵率不满5000之卒，垂饵虎口，横挑强胡，对十余万敌，转战千里，斩获过当，终因道穷矢绝，投降匈奴。消息传来，武帝震怒，群臣随而诋毁。而司马迁以为国士出生入死，不顾一己生计，群臣却在后方全躯保妻护子，一旦前方将领有事，便蜂起而攻，暴露人短，真至可痛。他怀着这种悲愤的心情挺身为李陵辩护，获罪下狱。 在狱中的肉体苦痛已不堪言，而精神上的摧折又远远过于肉体，它将司马迁原先的人生信仰打得粉碎。凭司马迁在国内长途旅行的丰富经验和对历史的充分了解，他原来本也知道世间充满着罪恶和不公，但他总相信与其相比道德和正义更具力量，明亮温暖的阳光会使一切妖魔鬼怪消踪匿迹、无所遁形；他原来本也知道物质财富对于人的重要性，像颜回那样的大贤也一箪食一瓢饮贫病早死，但他更相信精神上的充实远重于物质的富有；他原来本也知道官场上的人物朝三暮四、不足依恃，但他更相信肝胆相照的朋友在有难时会赴汤蹈火、一以当之。等到他自己入狱，才发现原来的想法大错特错，任何真理和道德勇气在狱吏的横暴面前都毫无意义，甚至堕落为笑料。而物质财富远比原来想像的重要，因为汉律例有以货赎罪法，大探险家张骞也曾下狱，后来用钱赎为自由身，而自己家中虽不能说一贫如洗，也是清素寒酸，根本付不出规定的区区财物。官场人物虽不足恃，但是原本来往的朋友也一个个做了缩头乌龟，生怕获祸，躲避尚恐不及，根本没有人出来仗义执言，排患释难。人生至此，夫复何言！ 这场牢狱生涯是以宫刑结束的。这是一个人的受辱之极，刚强不折的人此时很可能选择自杀，以死向命运抗争。更多的人则会麻醉自己，沉潜不语，默默品味着苦难，享受苟活的余生。也有一些人则明确宣布以前的理想为虚妄，与恶势力同流合污，加入整人治人的行列。几种结果都很顺理成章，即使最后一种选择也情有可原。但是司马迁毕竟是司马迁，他以无比坚强的意志和大无畏的勇气，选择了一条超迈绝俗、彻底体现人类尊严的道路：继续写作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叙述人类在生存发展过程中的种种苦难，同时张扬为真、善、美而活，为自由和正义而活的光辉理想。这需要何等的胸襟，需要何等的勇气，为一切怯懦者如我辈凡人所难以想像。 太史公司马迁依然望向历史，不过，他的眼光已更为深邃沉痛，他的胸襟已更为宽大弘远，他的情感已更为抑郁奋烈。他打通了世上庙堂与牢狱的界限，他也学会了用更物质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他同时更加推崇特立独行、惟义是依的精神与气质。所以他的《史记》违背了古圣人制定的某些神圣不可侵犯的道德准则，而以独特的面目行之于世。如他单传苏秦、张仪，洋洋一万多字，篇幅大得异乎寻常，甚至不惜夸大事实，对能凭三寸不烂之舌坐谈封土、立取富贵的书生明确予以赞赏。同时他又将首阳山上怀思故国、抗议暴力、不食周粟而死的伯夷、叔齐立为列传之首，敬仰清士之情溢于言表。他曾专辟《货殖列传》，津津有味地叙述当时一些大企业家的发家事迹，同时明白地批评说：那些浅陋小儒，既“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直言“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但他同时又辟《游侠列传》，歌颂那些“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且“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侠士，推崇他们能不随世俗浮沉，敢为世所共弃之人开一生路。两种根本互相矛盾的观点如此水乳交融地体现在一个人身上，正说明了司马迁作为一个伟大思想家的难以企及之处。 从中国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司马迁和《史记》竟然是那样地难以替代。如果说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文明与世界上其他两个文明即印度和古希腊文明一样发生了可称为“轴心期”的历史性突破，自由的气氛促开了百花的怒放，那么，随之而来的秦汉帝国则为自由泛滥的水流作了严整的规范。没有这种严整的规范，中华文明很可能已如清澈的雪水消失于干涸的沙漠。但如果没有逸出规范以外的司马迁和《史记》，中华文明将必定没有内在的活力而暮气沉沉、死水一潭。一个健全的社会永远需要这种内在的张力。 看透男人的女人 与陈阿娇皇后一般，汉武帝另外几个女人的出场都很有戏剧性。卫子夫是他一见钟情，在上厕所由她服侍时当场就发生关系的；而钩弋夫人据说小时两手踡缩，不能伸展，武帝以手摩挲，她的两手马上张开，由是得幸。但是与她们相比，李夫人的出场更具美感，那简直就是一章凄美的言情小说：那时的宦官李延年，嗓音优美，飘摇善舞，他每出一支新曲，听者无不心魂摇荡，今日的许多流行歌星，断然没有他的动人风采。一日他服侍武帝，歌新曲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一曲婉转多姿、凄美悲艳的歌舞，将唯美主义的情致发挥到极致，富有想像力和情趣的武帝岂能无动于衷？他当即喟然长叹曰：“大妙！可世上岂有此等美人？”这时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马上进言，说李延年的妹妹，妙丽善舞，足可当佳人之称号。武帝于是立召入见，果然美不可当，由是得宠，产一子。 但是好景不长，年轻貌美的李夫人突患重症，一病不愈，拖了一段时间，竟然觉得大祸临头。武帝听说这个消息，大悲，亲自前往慰问探望。躺在床上的李夫人用被子蒙住头，向武帝道歉说：“我久病，形貌毁坏，不能见皇帝。请你照料我们的儿子和我的兄弟。”武帝说：“夫人病重，眼看有危。在此刻你见我最后一面，拜托我这些事，不是更适当吗？”李夫人道：“按照道理，女人貌不修饰，不能见君父。因此我不敢见帝。”武帝说：“夫人倘见我一面，我将加赐千金，并任命你兄弟当大官。”李夫人说：“任命不任命完全是你的事，不在于我见不见一面。”这样你来我往，唇枪舌剑好几回合，武帝开始懊恼，而李夫人则抽泣唏嘘，语不成声。武帝看看实在没有办法，愤然起身离去。等到皇帝走远，在旁陪伴的李夫人的姐妹都责备李夫人：“你难道真不能与皇上见最后一面而拜托我们的兄弟吗？为什么对皇上那么固执？”这时只听李夫人说出一番话，直使听者如醍醐灌顶。她道：“我之所以不愿见皇上，正是因为想重重将兄弟们拜托给他啊。我因为什么来到皇上身边？不就是因为貌美么？凡是以相貌受人宠的，色衰必然少爱，少爱恩情就断。皇上之所以对我念念不忘，只是因为我平时貌美的缘故。现在如见我形神枯槁，面容丑陋，再无原来的美貌，必然产生厌恶之心，恨不得马上丢弃我，哪里还会由怀念我而推恩任用我的兄弟呢？” 世上多的是充满真情的人们，但是将男女之爱看成别的内容的人至少也同样多。像李夫人这样洞察世情，将武帝这类男人看得透透的，灵台清明，毫无遮蔽，不被以前的受宠迷惑，真可说是有大智慧的人物。然而我们能在李夫人身上看到的远不止此，因为李夫人虽然将男人看得透透，但也不因此而愤世嫉俗，不是看破男人的弱点就百般绝望，万种不平，而是承认这种现实，从而冷静地面对，进而真实地安排自己的生活。这种睿智和气度岂是一般人所能随便拥有？其实，扩大来看，其他事情也何尝不是如此！比如大家从少年起就被灌输的许多理想，到青壮年时不也大多为现实所击碎？只有最具有智慧的人才能清醒地面对生活的灰色，而永远执著地守卫心头那一片翠绿的野园。 东海孝妇 东海孝妇的故事出于《汉书·于定国传》，发生时间已无从稽考，大抵可定为武帝时期。初提这个故事可能知者甚少，其实它历代流传，逐渐丰满，至元代衍变为大戏剧家关汉卿的名剧《感天动地窦娥冤》，那已是蜚声中外的杰作了。 东海乃西汉时徐州一郡，下领38县，大致相当于今山东南部及江苏北部一带，治所在今山东郯城北，亦是当时文化中心之一，所以流传下甚多的故事与人物。 且说东海某地有一孝妇，婚后无子，丈夫又早早死去。她见公公也已谢世，婆婆孤身一人，难以度日，甚为可怜，便立志不再改嫁，谨身侍养。那时对妇女的要求远不如以后那样苛刻，贞节观念也远不如后世那样讲究，像汉武帝的生母便是先结婚与人家生过一个女儿的，再被她父母强要回来嫁给太子，人们也无以为异。所以东海孝妇不是受制于习俗而纯从人的同情心、责任感等出发来决定不再改嫁，这种道德自觉确实让人非常佩服。 这位婆婆也是很为人家着想的人。她为自己风烛残年拖累一个如花少妇，很是惭愧，几次想把媳妇改嫁出去，都遭媳妇拒绝。婆婆跟邻居深叹：“媳妇养我勤且苦，她的命真是可怜，无子守寡，将来有何依靠？我自己已老了，这样拖累年轻人，真是何必！”看着媳妇的辛苦和挂念媳妇的来日，婆婆一天下了狠心，上吊自杀。不料婆婆有个已出嫁的女儿，是个刁蛮不讲理之人，奔丧既毕，便直指这孝妇为杀人凶手，上官府告发。官府遂拘捕孝妇，孝妇当然不服，于是上堂一顿酷刑，辣手摧花，可怜如花似玉的少妇，顿时血肉模糊。吃打不过，少妇只得承认。杀人案件既以勘破，恶吏整理好全套文书档案，上报到东海郡的法律机构。 在郡中掌管法律事务的是于公，他在当地以公平著名。据说那里被判刑的罪犯，如是于公经手的，总是心服口服，无甚怨言。于公接到这桩案子，心生疑惑。从案情看，此少妇丧夫已十来年，要改嫁婆婆早已同意，要谋财家徒四壁无财可得，根本没有丝毫犯罪动机，何况她供养婆婆长久，孝名远著，更不会做出此等事情。于公向太守禀报自己的看法，太守则以少妇供词回答。中国古代一直不禁对犯人施加肉刑，尽管有路温舒等人知道“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的实情，但是对屈打成招的后果在法理上从未有过周密的考虑，所以太守一固执己见，于公说干喉咙也无济于事。但于公实在无法执行，于是抱着此案档案，嚎啕痛哭于大堂上，哭毕，辞官急去。太守则将此女活活诛杀。 怪的是东海郡从此大旱，绵延3年，民不聊生，太守因而调任。新官上任，先通过卜筮来推测上天为何降罪。闻讯赶来的于公曰：“3年前有一孝妇冤案，从案情看，孝妇定无罪，但是前任太守一定要杀了她。问题大概就出在那里罢。”新任太守于是杀了牛，亲到孝妇墓上祭扫，并立碑为志。立时，从天普降大雨，当年全郡五谷丰登。 在这个情节曲折、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中，最主要的角色却是天。天虽无言无行，却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为。天洞悉人世间的奥秘，更惩治人世间的罪恶，保证正义的伸张。更有甚者，在古人的心目中，天还能选择人世的统治者，以吉兆宣示天子的仁德，以灾祸显示天子的失于正道。畏天敬天，乃古代人行事之根本法则。上古的《尚书》中《汤誓》记载，商朝开国之君汤欲伐夏时说：“有夏多罪，天命殛（诛杀）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前往讨伐，使夏朝归于正道）”；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晚到元代的关汉卿，写《窦娥冤》时还有这段著名的曲词： 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欺硬怕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作天。哎，只落得双泪涟涟。 后人常常夸赞关汉卿在此对天地鬼神的控诉，殊不想天降6月飞雪，终促成窦娥沉冤昭雪，“你道是天公不可期、人心不可怜，不知皇天也肯从人愿”，毕竟还是天英智神明。所以在今天看来无聊之极、小事一桩的骂天斥地，在古人则成为不得了的狂悖恶行，《汉书》写上官桀之子上官安，在儿子病死时，仰面骂天，这一事已足证此人该杀之极，我们也可凭此窥见当时之流行习俗。 当然，天道神明的观念随着时光的流逝慢慢退潮，也是铁定的事实。汉代还相信皇帝真是天的儿子，后来这种神圣性就逐渐消退，宋以后更是人事化。尤其是20世纪以来，现实权威全面推行，科学和现代理论普及，中国可以说基本摆脱了天地鬼神的传统观念。但是，这种迷信的驱除是否就一定有利于善行等事在社会中的推广？稍有知识的人士当然会作否定的回答。其实道理非常简单：许多古人本也不相信天地鬼神之说，只是人世又靠什么去维持？——法律？道德？……在法律和道德后面实在还有一个更大的前提，那就是正义。但是正义不可捉摸，无影无踪，它依靠一系列生活习俗、流行观念、理论体系等慢慢铸成，而且随时代而大幅度变化，对迫于生计、无暇深思的平民百姓尤其缺乏硬性的约束力量。所以天地鬼神之说才得以萌发盛行，借无所不在的神来维系正义，一方面以此制约最高统治者，一方面规范芸芸众生，这样最节约交易费用，也最具有威慑力。后来佛学传入中土，正统士大夫虽然恪于传统理智观念，不愿接纳，但他们也知道对百姓来说地狱轮回之说更为有效，更能约束普通人的恶行，也就放任不管，甚至暗中推波助澜。明末清初的思想家、文学家魏禧已一语点破：“刑赏穷而作《春秋》，笔削穷而说地狱”，就说出了对这种非理性制约方式的需要。因为在这种迷信观念下生活，恶行必遭惩治，善行则有好报，人人更为放心，也更为放松，可以争做善事而不做或少做坏事。东海孝妇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例证。 在迷信已被基本驱除、尼采宣布“上帝已死”的今天，自我约束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首要难题。灿烂星空在我上空、道德律令在我胸中毕竟只是至圣大贤的崇高境界，自觉的道德修养对芸芸众生来说更为遥远。当然科学等领域的发展使得神道设教成为永远的陈迹。问题是如何才能造成普天之下奔走于生计的普通平民的道德自觉？在东海孝妇和《窦娥冤》之后，我们又能做些什么？相信这是时代对人文学科工作者提出的首要课题。 太子造反 汉武帝刘彻的一生，越看越像一个奇迹。以他16岁登基的经验和深宫养成的才干，不仅守成有余，而且还大刀阔斧地开辟出大帝国的一个崭新局面。他平生行事，败笔甚少，即使是他与方士的毫无效验的交往，也可看成是一种丰富想像力的努力尝试，后人可以一笑了之，用不着大相挞伐。你如果想将秦皇汉武等等一笔勾销，恐怕远不那么简单，因为后来许多帝王的表现比起他来远远不如。他平生真正的憾事，惟有太子造反、父子交恶，最后父诛亲子，铸成人寰内惨痛悲剧。 武帝29岁时，卫皇后生子刘据。以当时人的情形，至少可算中年得子，武帝尤是宠爱，早早立为太子。刘据性格仁恕温谨，与其父亲杀戮由心的脾气尤为不像，而武帝后来又生4子，卫皇后便常有如履薄冰之感。武帝察之，一日对小舅子卫青说：“汉家王朝众事草创，四边又都有外患，我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所以不得不劳民。如果后世一味仿效我之所为，是走旧秦的道路。太子敦重好静，一定能够安天下。如果要找守成之君，还有比太子更合适的人么？听说皇后与太子常有不安之意，其实我哪有别的想法？你可以去打个招呼。”皇后听后脱簪请罪。太子有时谏劝父亲出兵远征，武帝笑曰：“我干这种累的事情，将省力气的局面留给你，不是也可以吗？” 从各种情形来看，武帝都是有大智慧的人，他洞幽烛隐，明察秋毫，而且对待家人通情达理，包容大度。如武帝经常出巡，便将宫内与朝中大事交付给皇后、太子，回来后只听听大的处理结果，而且经常不表示任何意见。武帝用法严酷，太子则待人宽厚，常常平反父亲办的案子，弄得下面的经办人员极其恼火。皇后劝太子要多顺从父意，武帝知道了，反而责怪皇后而赞扬儿子。太子有一次去拜见母亲，入宫后很久才出来，宦官苏文便到武帝前告状，说太子调戏宫女，武帝便将太子的宫女加到200人。武帝一次身体不好，让宦官常融去叫太子，常融回来说：“太子面有喜色”，武帝嘿然不语。但等太子来到，武帝并不发作，倒看出太子有啼痕，而强颜欢笑。武帝察知真情，将常融砍头。卫皇后为人谨慎小心，很避嫌疑，所以虽因年老色衰不得宠，尚被礼遇。 为何这样一个相互理解的家庭，总要弄到父子交恶，而且必杀对方而后快？从传统的眼光来看，必有奸臣从中挑拨离间，进谗构陷。很不幸，水衡都尉（掌皇家公园及皇室财物、铸钱等）江充正好具有这种资格。 江充是邯郸人。他的妹妹为诸侯赵国的太子之妻，因此他得赵王刘彭祖的宠。后来赵太子疑心江充在父王面前说自己的坏话，将江充的父、兄抓来杀掉了。江充潜逃入京，向武帝告发赵太子种种坏事。武帝大怒，废黜赵太子，赵王为之上书求情也无济于事。 江充一见武帝，便以魁岸的身材、出奇的衣服和出色的谈吐，得到武帝的喜爱。后来他被任命为直指绣衣使者，专门监察京师一带的官吏状况。那时许多皇亲贵戚高官大吏平时奢侈多逾礼制，江充一一举劾。连武帝之姑、也是武帝岳母的长公主违反专用规定，驾车在御用大道上行驶，江充也上前拦住，将随从车骑没收入宫。一次武帝出巡，太子派使者前去问候，使者驾车在御道上狂奔，被江充抓住下狱。太子知道后，派人去说：“车马倒没什么，只是让皇帝知道我管理下人不严，就太不好了。希望江君放一马。”江充不听，上奏武帝，武帝表彰他说：“你一个臣子，就该这样啊。”江充之名大震京师。 武帝到了晚年，由于生理和心理原因，脾气渐坏，多疑症不能避免。当时一般人认为以巫蛊咒诅，或者以木偶人埋于地下，可以使得某人得病遭灾。武帝一有小恙，便疑心有人谋害自己。而江充见武帝年老，又觉得自己以前得罪过太子，怕太子即位后为难自己，便上奏说皇帝得病源于巫蛊。武帝便派江充为使者彻查。 江充以治巫蛊为名，前后杀了数万人，绝大多数当然属于冤狱，但终得主上信任。江充得寸进尺，贯彻他自己的既定意图，向武帝上奏说宫中有蛊气。他们掘地求蛊，甚至将御座搞坏，至于皇后及太子宫中则更不在话下。史书说“掘地纵横”，皇后、太子无处可以放床，而且当然从太子宫中挖出许多咒诅用的木人，还有大逆不道的帛书。许多人常常羡慕高位尊荣华贵，殊不知他们有时身受的打击与磨难更甚。正好2000年后，据说入宫搜索二毛子的拳民，要在每个宫女额上拍一下，拍出一个十字来的就是汉奸，前后也算是异曲同工。 此时，武帝在都城数百里外的甘泉宫养病，皇后、太子派去探问的使者根本不能见到帝面，他身边围着的只是一帮武帝自己认为可靠的人物，这也是独裁者晚年的普遍境况。太子打算出城向父皇辩明冤屈，他把老师石德叫来问怎么办，石德思忖此案如果发作，自己必无葬身之地，便跟太子说：“公孙贺丞相、两位公主等人都因巫蛊案被杀，现在太子宫中又被掘出木人，已经有口说不清，皇上又多日没有露面，说不定已死。我看可以假传圣旨，将江充等关进监狱，拷问他们的奸诈情状。当年秦始皇死，太子扶苏被奸臣诛杀。你今天难道不应该想想吗？”刘据说：“我这个当儿子的，怎敢擅自杀人？还是去见父皇吧。”但此时江充逼得太子极紧，太子手足无措，只得假传圣旨，将江充收监，太子亲往监斩，骂道：“你这个赵国来的王八蛋！把赵王父子害得还不够吗？还要来害我父子俩！”太子由是发兵。 按照史书的记载，武帝此时尚说：“太子惧罪，又对江充愤恨，致有此事”，并派使者召太子来见。使者怕死，不敢进城，就回来汇报说：“太子已反，欲斩臣，臣逃归。”武帝于是大怒，遂让丞相率兵诛太子，自己随后赴京。一场死者数万人的混战由此酿成。兵变前后10日，杀得血流成河，最后以太子兵败告终。 太子造反(2) 这场混战的场面浩大和细节繁复，这里也无法一一说明，最耐人寻味的是各级官员在其中的困难选择。战场两面，一为太子，一为皇帝，而后者一开始隐约不出，不知其存亡。两方面皆为朝廷领袖，无明显的标志可以一眼看清对错，所以各级官员煞是为难就很好理解。如丞相刘屈牦一开始不敢发兵征讨太子，在武帝的严词训斥和授权下才自将兵卒。太子先后召北军指挥官任安相助，任安受节，回营后闭门不出，后来被判定为坐观成败，腰斩。太子兵败时，司直（副丞相）田仁认为太子与武帝毕竟是父子之亲，不欲执之过急，放了出门。丞相欲斩田仁，御史大夫暴胜之说：“司直是2000石高级官员，要斩得先请示皇帝。”武帝闻之大怒，将田仁腰斩，并迁怒于暴胜之，暴因惶恐而自杀。可见在传统中国的政治架构中，一遇中枢有变，大多情形下各级官员都会不知所措，只能静观其变，等待中枢自身借某种力量或机缘澄清。在此之前，过分主动地选择，往往是为自己惹祸。这就可以解释那么庞大的官僚机构，为何遇到突发事件，总是无法反应，以致运转失控，造成一场场多余的祸乱。 太子逃亡到湖（今河南灵宝县北），藏匿于泉鸠里。他所居住的人家很穷，但很忠心，以织卖草鞋供养太子。后来因为向太子富有的老朋友借贷而走漏风声。大约是逃离长安的20天后，太子的住处被包围。刘据自忖无法脱逃，自缢而死，主人格斗而死，太子之子也一起遇害。吏员们破门而入，有的提着兵刃戳向已死的太子，此人后来为北地（今甘肃庆阳西北）太守；有的急忙去把上吊的太子放下来，此人后来被封侯。 兵变被平而太子逃亡在外期间，武帝狂怒，几近于疯狂，群臣吓得要死，不知如何是好。壶关县（在今山西）的教育官令狐茂上书说：太子与皇上有父子之亲，又有继承皇位的重任，如果不是皇上被奸臣包围，亲情隔绝而不通，太子无法见到皇上，又被乱臣胁迫，是不会起兵的。太子完全是自卫，这点天下人都明白，但没有一个人敢说，不亦痛乎！武帝见了，有些感触，但气尚未消。等到太子遇害后，又碰到多起以巫蛊相诬的案子，查验都无证据，武帝终于明白妖术的虚妄和太子的冤屈。此时刘邦祭庙的管理员田千秋上书说：“儿子乱用父亲的兵器，罪不过鞭笞；天子之子犯错杀人，该当何罪？下场太惨了。这是一个白头老翁梦中让我说的。”武帝马上召见田千秋，说：“父子之间，人所难言，公独能清楚其中不对的地方。这肯定是先祖的神灵让你说的。”于是任命田千秋为部长级高官，而族灭江充全家，把苏文焚于横桥之上。可怜那位以兵刃戳过太子的北地太守，先是风光无比，此时也被族灭。武帝造思子宫，又建归来望思之台，天下闻而悲之。 详细了解这场人寰惨祸，沉溺于由误会和隔绝造成的悲剧情感，不是我们今天读史的本意。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如武帝这般对人情世故及政治的洞察力，为何他还容得江充之流在其间搬弄是非？换句话说，纵使专制君主的晚年身体固然必定差下来，又为什么一定要让通常所说的小人物服侍，而大臣妻子反不得交流？再通俗一点说，以武帝这般的天赐英才，能够变更制度，开边拓疆，为何自己的家务却处理不好？是他不知建立一个好制度的重要性呢，抑或他根本对此无能为力？ 建立一个好的制度比找到一个好的领导人物要重要10倍，这几乎是当代人的政治共识。而传统中国的性质也被一般地判定为无法治、无制度等等。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难道中国古代的英才俊彦们都是那么愚笨和不开化，他们的政治智慧竟然全不如今日的一介之士？难道他们对自身的困境毫无觉察，而委屈求全地一次次承受循环的治乱，永无止境？ 一个问题如此来提问，答案已经有了一大半。事实上，一般地判定古代中国无制度，当然是缺乏常识的表现。问题只在于传统的制度与我们今天脑海中的概念相去太远。由于种种原因，传统的制度制定时很难找到切实依据，生发由心，制定后便常常难以落实执行，盼望着杰出人物在施行时能因地制宜、随时校正。当制度本身的来源、依据和落实都存在问题时，又遑论坚持制度重于一切！人们平时常常夸夸其谈建立好制度的必要性以及坚持、执行制度的重要性，却不知任何一种好的制度，须从长久的历史和现实中提炼而来。制度如果只由当政者随意制定，抑或迫于某种压力甚至向更高级的文明抄袭照搬，结果也只能是空中楼阁。只有在制订时就充分反映现实和民意的制度，才有成为好制度的可能。 回到汉武帝身上来，我们可以发现：大汉帝国确实有很多天生的缺陷。当初将广阔的地区整合成一个庞大帝国，固然有种种现实需要，但也留下了致命的病根。那就是指导帝国的原则必须是超越现实的（至少是超越部分地区之现实的）、笼统的、宽泛的，因此落实后是必然要打折扣的。但从另一方面看，这种原则又必须是不可动摇的，是应该坚决维护的，因为任何对原则的怀疑和修正，都有可能导致大帝国的解体。这个与生俱来的矛盾在传统中国确实无法解决。如此，一些在武帝看来需要严办的案件，在刘据这里就可从轻发落，而其间本也没有一定的准则。所以即使没有坏人从中播弄，政见也容易产生分歧。随着武帝晚年生理、心理的恶化，他被一群谄谀小人包围也是顺理成章，因为只有这帮人才能彻底抹煞胸中的良心而专门维护专制权威，并借机牟取私利。每当这种专制权威产生交替时，一有风吹草动，发生的事情可以无奇不有，而使用的手段也可以无所不择，一切都在强力和阴谋中进行。如此，父子亲情远不敌那一切就毫不为奇了。 但是，越是研究武帝的一生，你还不得不越是佩服。一般的专制君主，到了晚年，大多堕入魔道，倒行逆施，万劫不复。而武帝以70高龄，竟然深知己非，洗心革面，而深深念及百姓的苦痛，毅然改换政策，真是至为难得。所以在历史上，汉武帝的英名永难抹煞，尤其是看了后面诸多老年君王昏庸暴虐、不知悔改之后。 杀母立子 汉武帝共生6子，立继承人一事踌躇难定。原来正宗的太子刘据因巫蛊案被杀，一子早死，剩余几个儿子全有继位的可能。燕王刘旦能文能武，是把好手，但刘据死后，刘旦认为两位兄长皆已不在，按次序该轮到自己当太子了，马上上书请求从诸侯国入京。这反而引起武帝的疑忌，他干脆将刘旦派来的使者下狱，立储一事自然泡汤。广陵王刘胥，是个赳赳武夫，力能扛鼎，喜嬉游射猎，敢于空手同熊和野猪搏斗，被判为“动作无法度”，也不在汉武帝考虑范围之列。素受宠幸的李夫人，有子昌邑王刘髆，最有被立的可能。但是李夫人之兄李广利率大军出征匈奴时，与丞相、也是亲家刘屈牦商量说早日请立刘髆为太子。武帝一日听到汇报，为了保证乾纲独断，防止外臣揽权，断然将丞相全家斩首，连随李广利出征在外的妻儿也未能幸免，全收入监狱中，刘髆也于一年多后病死。太子的名分理所当然地落到武帝晚年所纳的钩弋夫人之子刘弗陵身上。 武帝60多岁生刘弗陵，钩弋夫人得武帝晚年之宠应无可疑。刘弗陵生得白白胖胖，人也极聪明。武帝看看这个8岁的小儿子甚是可爱，决意立他为太子，但是有一桩隐隐约约的心事，武帝一时难以决断。 有一天，钩弋夫人偶然犯错，正好被武帝得知。武帝暴怒，突然大发雷霆，见惯风霜的老脸胀得通红。钩弋夫人觉得武帝浑不像平时模样，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她急忙脱下头上的首饰，叩头谢罪。武帝下令说：“送到掖庭狱去。”掖庭狱是宫中的秘密监狱，专门关押宫中的犯罪女性。钩弋夫人面无人色，在卫士们的挟持下频频还顾，武帝此时又大声呵斥：“快去，这回你不得活。”遵照武帝的指示，钩弋夫人被处死于狱中。 过了几天，武帝闲着无事，问左右说：“钩弋夫人被杀，外面怎么议论？”有人答道：“人家说：‘将立其子为帝，那又为何要杀她？’”武帝说：“对啊，这不是你们下等人所能明白的。自古以来，国家乱的话，都是因为君主年少，其母却青春正盛。女主独居，骄横难制，难免淫乱，做出乱七八糟的事来，而没人能够制止她。你们难道没有听过吕后的事情吗？所以我不得不把她杀了。” 用现代的法律观念来看，汉武帝此事做得不仅惨无人道，而且在法理上毫无根据。事实上，就是中国古代的法律，一般也都讲究罪刑相符，但是关涉专制权力中枢的偏偏另当别论。景帝时吴楚七国并没有叛乱，但是晁错从长远考虑，一定要将其削弱，即使逼他们真的叛乱也在所不惜。因为中央与诸侯国之间没有明文的契约关系，即使有契约也没有权威的机构监督执行，惩罚不依契约办事的一方，只有靠实力说话。正因为如此，有实力的一方不如趁早限制对方实力的发展，防微杜渐、以免酿成大乱。杀母立子正是循着这条思路推演的自然结果。有人认为武帝死时诸事疑点甚多，很可能是武帝猝死、霍光擅自废立。但是我以为光是杀母立子一事，表现出洞察一切的睿智和独一无二的原创性，不可能不出于武帝之大手笔，以霍光的脑筋还真不一定想得出来。 不过，靠牺牲一些东西来稳定国政，是否就是理想的政治境界？对于这个问题，一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派人以为，“杀一无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就是这种观念的老祖宗。在他们的心目中，一条人命比天下更为重要，因为得天下不外乎是让百姓生活得更好，而以杀害无辜的手段取得天下，早已失却了得天下的本意，所以他们宁肯失天下也不愿杀一无辜。当然这一派人士在古代中国早被判定为迂阔而远于事情，无裨于世。另一派则主张以较小的代价去换取大局的胜利，如汉武帝的立子杀母。他们也许确实止息了后来本会发生的一场动乱，而后来这场动乱假若真的发生，代价当然远不止一条人命，所以从经济学的眼光来看显然划算。只是今天已身处21世纪初，世人早已眼界大开，明晓世界上有些民族还就是傻，真把百姓的一条人命当回事儿，连参加一场大战也要计较几个士兵的性命，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孟子所云未必就是迂阔和不切实际，而那些洞察一切善于以决断方式预防灾祸的也未必就是伟人。无论如何，尊重每一条生命毕竟更近于人性的理想境界。人类注定要在魔界和神界的接壤地区徘徊，正是有了对神界的倾心爱慕和不懈追求，人才不致于完全坠入魔界，而至今保持我们的人身。所以我们在叹服汉武帝睿智英明、敢于决断的同时，对他身处的环境和背景不能不加以清醒的省察。 霍光：忠臣抑或野心家? 在稍知西汉历史人们的心目中，霍光一人十分关键。他以霍去病异母弟弟的身份入侍宫中，受武帝临终托孤，自后辅政20年。不少时人及历史学家视之为伊尹。伊尹为商朝重臣，受先王嘱托辅佐几朝后王。太甲当政时荒淫无道，伊尹将太甲放逐出京，待到3年后太甲悔过，才接回复位，伊尹是一个敢于逾越常规但骨子里忠心耿耿的人物。偶尔也有人指责霍光过分揽权，逾越礼制，为乱臣贼子无疑。一褒一贬，针锋相对，不能不在霍光身上笼罩一层疑云。 按照史籍记载，霍光为人沉静详审，资性端正，连长相也潇洒至极。他身长1.68米，按当时男子的标准不算太高，但是脸面白净，眉目疏朗，更有一部好胡子，一看就知道是一个正派、谨慎的君子。他为奉车都尉（管理御车），一直跟随侍奉皇帝，出入禁宫20余年，未尝有误，每次出入殿门，脚步都落在相同之处，人们在旁偷看，发现每次竟然不差分毫。武帝也正是默察霍光心性，认为可以嘱托大事，遂在死前托孤，杀母立子。昭帝8岁即位，政事全决于霍光。 霍光辅佐昭帝13年，“百姓充实，四夷宾服。”昭帝死时，无子，由霍光选武帝之孙、昌邑王之子刘贺为帝。刘贺即位27日，即由霍光作主，由皇太后出面废黜。这是中国历史上极为少见的废帝而不改宗庙之事。《汉书·霍光传》中有一长文，历数刘贺的种种悖乱之事，证明霍光等人的赤胆忠心和决断手段。事后霍光又立宣帝，6年后霍光病死，皇帝亲临其丧，下诏曰“功比萧相国”。 但是史籍中确实也透露出有关霍光的种种疑点。比如一般认为，武帝临终时向霍光等3人托孤，可是当时的右将军王莽（不是后来篡位的那个）之子王忽在宫中当侍卫，却到处宣扬说：“武帝病死时，我常在左右，何来遗诏向此3人托孤之事？不过是这帮小子相互抬轿造假罢了。”霍光听说后，将王莽找来切实痛责，王莽随后将儿子用毒药药杀。又说昭帝刚即位时，一夜殿中闹鬼，群臣相惊，霍光召来掌玉玺的官员，要代管玉玺。此人不肯给予，霍光便欲强夺，此人按剑曰：“臣头可得，玺不可得也。”更为可疑的是，霍光废刘贺时，将皇帝带来的200余人一道诛杀，这帮人在临死前大叫：“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刘贺即位时已有十六七岁，又当过诸侯王，手下有一批谋臣死士，可能想摆脱霍光专政的局面。霍光也正是看到这一点，才先发制人，所以有人便直指霍光为野心家和阴谋家，只不过是掩饰得较好罢了。 今日距西汉昭宣已2100余年，评论霍光如果只求之于史籍，确实难明。实际上，就是东汉班固作《汉书》时，所依据的材料也有可能被前人篡改过，班固只能根据说法不同的各种材料，折衷实录。后人对霍光各执一词，也都有其根据，并无确凿的铁证一定支持某方。 不过我们既然谈了这个题目，即使史料多阙，也不妨先撇开霍光而从别的角度借以观察。众所周知，文景时期主要信奉黄老无为之学，自从武帝即位，则马上褒扬儒家思想，以皇帝为天下至尊，刘彻一生便为建立专制统治一事费尽心力。我们前面说到无爵丞相和董仲舒等人时多有涉及，此处也不必详说。总而言之，经过武帝的努力，时人对中央强权已经习以为常，而以武帝办事的气魄和手段，比如杀母立子一事，也足以让人深深叹服而无从生出二心。昭帝一朝，承接武帝遗制，又遵循武帝晚年撙节爱民的政策，一时化解了诸多社会矛盾，人心翕然从之，中央权威的稳固则可以想见。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一个重臣，都不可能撇开中央权威而另搞一套。相反，只有在中央政权的旗帜下，自己的想法才有可能推行。如此说来，极端地看，即使霍光真是一个野心家，也不可能做出太过分的举动，他甚至不可能产生太过分的念头，因为任何思想也不过是现实条件的产物。只有当中央政权威信丧尽、掌权者又无德无能时，乱臣贼子才会应运而生。所以曹操一生不管如何克己，由于汉献帝的无能和东汉中央权威的丧失，便不能不产生过分的念头。《三国演义》对曹操的丑化，是广大读者一种自然的下意识的反应。如此，反过来看，霍光本人即使真有野心，也不得不采取谨慎恭敬的姿态，而终生保持谨慎恭敬，自然也就遏制了他产生太非分的念头。所以，霍光只能是霍光，而不是篡位的王莽。历史人物的行为常常并不完全出于自己的决定。 霸王王道 做事情和做人的经验有时不妨谈谈，但是有一种经验是从来不能谈的，那就是治天下的秘诀。只有一次，汉宣帝无可奈何张口谈及，那也是为了教训儿子。汉宣帝在西汉一朝素有中兴美称，不管怎么说那一朝确实搞得比较成功，太子便常常跟在父亲身边学习经验。但是这位太子越来越对父亲的某些做法表示不满，因为宣帝专门重用依凭种种法律条文治人整人的官吏。太子从小学习儒家经典，还真是读了进去，心里边全是仁义道德，觉得天子父亲所为很不合圣人之道，于是常在宣帝身边劝谏，有一次忍不住正面进言说：“陛下对刑法太重视，我看还是得多用些儒生。”恰好宣帝此时也正想跟儿子谈谈，因为他感觉到这个继承人太不像自己，恐怕日后生祸。这时宣帝拉下脸来，严肃地说：“汉家朝廷自有制度，本以王道与霸道混杂而治天下，怎么能够纯粹用儒家的一套呢？何况俗儒不识时务，喜好赞扬古代而非议当朝，使人搞不清事实与表面的界线，不知道如何行事，何足委用！”一番藏在心底秘不出口的话说完，他料想儿子听到这些书本上永不会有但又有真正意义的金玉良言，应该悚然动容，至少应该认真对待，殊不想儿子一脸漠然，浑不以父亲的教训为意，宣帝喟然长叹曰：“弄乱我汉家天下的，一定是太子你了！” 当权者口吐真言，从任何角度看，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均非易事，所以宣帝的这番话极值得我们咀嚼。事实上，这番话确实容纳了极为丰富的信息，我们假如耐心揣摩，定能忖出古代中国统治术中那种高深莫测、秘不示人的若干招数。 霸王之道并用是宣帝此语的中心思想。所谓霸王道，指的是霸道和王道。王道，大体说来就是以德服人，而霸道则是以力服人。前者为道德统治，后者为强权统治。孔孟讲王道，尽管这种王道在实践中从来未曾全面施行，但在思想中仍然流传千载，成为后世王朝的统治理想，连宣帝的太子也接受了这种观点，可惜这种观点遭到了他父亲以一辈子切身经验为依托的痛驳。宣帝并非不讲王道，他的“霸王道并用”5个字，是汉代统治者对于历史兴亡思索的最精炼、最简洁的概括。如果讲强权，秦代算是最成功的，但是区区十几年就雪化冰消，究其根底，则在于人民的日常生活不能全凭强力压制维持。暴力只能起一种压制作用，如果人时时刻刻都在暴力的阴影下生活，长此以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但是统治者们也都明白，没有强力的管辖，就不能使百姓中喜好标新立异和反叛之徒俯首听命。这就是霸王两道、硬软两手必须同时使用的根本道理。 当然，话说到这个份上，也没有讲出太多的治国道理。宣帝那一番话，同时还强调了对儒生的不信任和批判。为什么？因为儒生专讲王道，经常拿理想化的古代来比照和批判现实。此举从学理上说则有利有弊：利的是可以让儒家学派保持一种批判的活力，让社会有一种正义的声浪在回旋，让现实政治有一种高悬的理想。只有这样，人们才能不偏安于现实的泥淖，从而不止地追求那一丝微弱的希望之星光。弊的是儒生把古代过分理想化，因为上古肯定不可能十分理想，如此，儒家学派批判现实的根据和依托就常常显得迂腐可笑，从学理上看很难成立。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统治者还不太懂得如何驾驭学术，学术还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在思想上甚至可与现实权力分庭抗礼。如此一来，学者们考虑什么问题、得出什么结论就全凭自己的学术良心和逻辑了，统治者与学者还远未达成后代所有的那种高度默契，所以儒家的王道观点，在后世本来是骗骗老百姓的，在当时不幸把皇太子也骗进去了，宣帝真是觉得冤乎枉哉，历史的误会实在太大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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