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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访十年》


第一章 暗访乞丐群落 第一节 入丐帮

我终于可以做记者了,却面临着两难选择。我该去哪一家报社呢?

这两种报纸都是刚刚走向市场的都市报。此前,在县城上班的我都没有听过它们的名字。我以前看到的报纸都是《某某日报》,里面全是大块大块的空洞文章。每年年终,单位会订两份报纸,一份是省级日报,一份是市级日报,全是关于各级领导的活动报道,报道形势一片大好,处处莺歌燕舞,人民齐夸政策好。订这两份报纸的钱由财政局专款专用,而订阅其余的更有可读性的报刊,则就要自己掏钱了。

我正在犹豫着该去哪家报社报到时,一位自诩为报社资深人士的小个子青年说,前一家报社有前途,集中了这个城市的精锐人马;而后一家报社挂靠在一家出版社,水平一般。我听信了这位资深人士的话,进入了前一家报社。这名资深人士也参加了两家报社的考试,可是我此后一直再没有见到他。印象中的他身材矮小,戴着眼镜,口若悬河,夸夸其谈,说话的时候高昂着头,一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神情。

在后来的工作生活中,我见到了很多像小个子这样的记者。他们口吐莲花,似乎很有才学,而下笔离题万里,连初中生的作文都不如。

我的命运从这里转了一个弯。从现在开始,我要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

当时我身上只有几角钱,这几角钱还不够我在这座城市坐一趟公交车。我揣着这几角钱来到了报社报到,几角钱装在裤子口袋里,被我的手捂出了汗水。

值得庆幸的是,报社不但没有收取各种各样繁杂的费用,而且还免费安排食宿。报社有一个食堂,吃饭可以放开肚皮吃;报社还有一个宿舍,免费为记者提供住宿。宿舍里有崭新的被褥床单,电壶脸盆,连毛巾都准备好了。这个报社就像家一样,我从踏进报社的第一天起,就喜欢上了它。

报社的宿舍里一共住了三个人,除我之外,还有两个同样从外地来到这座城市的人。我们都是刚刚进入报社的记者。而其余的采编人员,有的出生在这座城市,他们在城市里有房子;有的嫌报社宿舍的环境不好,自己在外面租房住。

多年过后,直到现在我还能记起我在报社第一次吃饭的场景。那一次吃的是炸酱面,师傅刚刚给我捞了一碗面条,我背过身去,还没有走到座位上,就风卷残云地将那碗面条吞下肚子里。师傅笑着给我捞了第二碗,还打趣地说:“慢慢吃,别着急,多着呢,看你能吃多少?”我极力压抑着自己的食欲和不断涌上来的唾液,坐在凳子上,端起饭碗,又是几口吃下去了。这次师傅惊讶了,他给我盛了第三碗,疑惑地看着我。我端着饭碗慢慢走到座位上,不到一分钟,第三碗面条又吃完了。这次才品尝到了炸酱的香味,才感到肚子里有了温暖的东西。第四碗面条盛上来的时候,很多人都好奇地望着我,可是我没有感觉到,依然埋头津津有味地吃着自己面前的炸酱面。我吃得全神贯注,不知道身后已经站立了好几个人,他们像看怪物一样地看着我……那天,我一下子吃了六碗面条,那是我这十几天来唯一的一顿饱饭。很多年后,当初的同事聚会时,他们还会说起我那天饕餮的情景,而我也一直记得自己那天吃饭的幸福感觉。

第二天,报社就给我分配任务,去暗访乞丐群落。

很多天后,我问起部门主任,为什么当初选择我去做暗访记者,安排我去打入乞丐内部?主任说:“你刚来报社的时候,又黑又瘦,神情木讷,一副病恹恹的样子,不认识的人真的会把你当成乞丐……还有那天你吃饭的情景。”

原来刚来报社第一天吃饭的时候,主任就站在我的身后。他说他看到我吃饭的样子,心酸得几乎掉下眼泪。

这十年来,我暗访过种种灰色的行业,与各色人等打过交道,而每次都能顺利打进去,而且直抵核心地带。我想,这可能是我天生有一张大众化的脸庞,一副喜怒不形于色的神情,还有,外表看起来忠厚老实、木讷迟钝,让人放松了警惕。

人生充满了太多的偶然。我因为狼吞虎咽地吃炸酱面而被主任发现,主任便安排我做暗访。此后十年来,我一直生活在暗访这种最危险的新闻报道中。因为暗访,我成了报社最神秘的人物,就连报社一些同事也不知道那些充满了危险和曲折的暗访是我做的;因为暗访,我成了传媒江湖中的“无名英雄”;因为暗访,我成了报界传说中“最英勇的人”;也因为暗访,我一步一个台阶登上了今天的位置。

如今,知道当初那些惊心动魄、危机四伏的暗访稿件,出自我的手的,只有报社的老总和部门主任。

我的真实姓名从来没有见诸报端。这样做,是为了防备我暗访过的黑恶势力报复。这些年来,我处处小心谨慎,提心吊胆,每次走进报社,都要回头看看身后是否有人跟踪;每次回到家门口,都要留意是否有人盯梢。

暗访生活充满了危机,但是我乐此不疲,无怨无悔。

十年前的省会城市,已经出现了职业乞丐。他们结帮组派,强行索要,市民不堪其扰,却又无可奈何。那时候的市民还都普遍认为乞丐是被生活所迫,就像传统观念中认为妓女是被生活所迫一样。

领到任务的当天下午,报社提前支付给我100元钱,作为“活动经费”。我来到了南郊菜农的田地里,走进一间茅草棚里。那时候,当地的农民已经学会了享受,他们把菜地租给来自河南和四川的农民,坐享租金。茅草棚里有一个四川农民在抽旱烟,他的肤色与棚子里的黑暗融为一体。我是通过袅袅升腾的烟雾,才辨认出了他。

我说我想买一身他的衣服,越破越好。他不解地看着我,一连声地说:“啥子?啥子?”我说了好几遍,他才听明白了,疑惑地问我床边那套怎么样。那套衣服比较新,没有一个补丁,不合我意。我发现地上堆着一条裤子和一件汗衫,都破了好几个洞,可能是他准备扔掉的。我说想买这两件,20元。他大喜过望,连忙说:“要得,要得。”临出门,他还把一双露着脚趾头的黄胶鞋送给了我。

回到报社,换上那套衣服鞋子,摄影记者替我拍过照片后,我就走出报社,开始了乞讨生活。

这些年来,我先后遇到了很多以暗访起家的知名记者,在交谈中得知,他们的暗访都起步较晚。而十年前,很多省市的报纸都还没有走向市场化,更不会有暗访这种披露社会真相的形式出现。所以,我相信我可能是中国第一批暗访城市特殊群落的记者,可能也属于中国第一代暗访记者。

多年过后,我还能清楚地记得那天去暗访的情景。炽烈的阳光照耀在我的肩上,也照耀着滚烫的柏油路面。高楼大厦的上方,有长长的鸽哨掠过,像竹片划过结冰的河面,听起来异常凄厉。那是我第一次去采访,也就是去暗访。我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人,也不知道今晚露宿何处,还不知道会不会挨打,会不会被乞丐们传染上一些可怕的疾病。乞丐们都是社会弱势群体,他们大多数居无定所、食不果腹,而病毒也最容易侵染上他们,包括肝炎、艾滋等等各种知道名字和不知道名字的疾病。他们的情绪也最不稳定,很多人都有各种精神疾病:暴躁、易怒、破坏欲、报复欲望、仇恨社会、下手不知道轻重……我即将走进这样一个群落里,即将与这样一群人打交道,但是那天我一点也不害怕,强烈的生存本能让我忘记了恐惧。我告诉自己,我必须在这家报社生存下去,必须脱颖而出,付出再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我来到了这座城市最繁华的一条大街旁,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张纸铺在地面上,上面写着“妻子残疾,又身患重病,夫妻流落在此,求好心人帮忙治病”之类的话。纸上放着一个破碗,碗边被磕出了一个豁口。我坐在纸张后面,靠着墙壁,一副奄奄一息垂头丧气的样子。我不敢看来来往往的人群,担心他们从我的眼中读出了欺骗。我只看着他们的鞋子,一双双皮鞋和旅游鞋,都很漂亮,款式新颖。我想着,城里人真的有钱,这些鞋子少说也有几百元,而我从来没有穿过50元以上的鞋子。

几分钟后,来了一对母女,孩子穿着白色旅游鞋,母亲穿着红色凉鞋。孩子大概刚刚上学,她一个字一个字吃力地念完了纸上的文字,然后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了一枚一元钱的硬币,放在了破碗里。我低头看着一双旅游鞋和一双凉鞋离远了,看着母女倚靠在一起的背影,心中一阵悲怆。善良纯洁的孩子怎么能知道这个世界上充满了欺骗和丑恶?我们总是说自己亲眼看到的才能够相信,其实很多时候自己亲眼看到也不能相信,在事物表层的下面,掩盖的是无人知晓的真相。

临到下午的时候,我已经有了20多元的收入。这些钱中,有一元钱的,有五角的,还有一角两角的纸币。我把一元和五角装在口袋里,只把一角两角的纸币放在破碗里,让其他人相信我一直没有要到钱。

快到黄昏的时候,我的收入已经达到了50元。而50元,是上世纪末期这座城市白领一天的收入。

大街上的鞋子渐渐少了起来,商铺的灯光也次第点亮了。又是一天没有吃饭,我已经饿得前心贴着后背,我准备起身。突然,一个穿着衬衣长裤,打扮很普通的中年男子走来了。他一脚踢翻了我的破碗。破碗在人行道的水泥路面上滚出了很远,然后掉落在柏油路面上。我惊愕地抬起头来,看到中年男子一张愤怒的脸。中年男子呵斥道:“老子注意你半天了,他娘的在这里要饭,给谁打招呼了?”

我站起身来,惶惶不安地从口袋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一包红梅香烟,抽出一根,双手递给他。我满脸堆着谦恭的笑容,弓着腰身,看着这个脸上有着一块刀疤的中年男子说:“大哥,兄弟今天刚来,不知道这里的规矩。您老高抬贵手。”

刀疤男人把香烟叼在嘴角,我划燃火柴点着了。他仰着脖子,眯缝着眼睛,一副神气活现的嘴脸。在北方,如果你给对方点烟,对方会伸出双手,手掌合拢,做出一种挡风的手势。不论有风没风,这是表示对点烟人的尊重和感激。然而,刀疤男人嘴脸丑陋,态度蛮横,双手插在腰间,连动也没有动。他对我表示出极度的不屑。

他斜着眼睛看着我说:“这是老子的地盘,没有老子点头,就不能在这里干活。”现在,他把乞讨称为干活。

我从来不知道乞讨还要给有关方面有关人士打招呼,也不知道乞丐居然也有地盘。我以前在西北一个小县城工作的时候,只知道那里的街痞划分有地盘,如果有人在他们的地盘上滋事打架,他们就会“挺身而出”;如果有人在他们的地盘上做生意,就得向他们缴纳保护费。两伙地痞经常会打群架,有时候是因为一方越界收钱,有时候是因为一方想扩充地盘。现在,这些地痞头子都做了城关镇所属的几个村的村长或者经理,每个人都坐拥几百万。

我一再给刀疤男子赔小心,一再道歉。刀疤男子一直神情倨傲,他在我的身上找到了极大的优越感。后来,他依旧斜着眼睛说:“跟我走!”

他走在前面,高视阔步,像一只骄傲的大公鸡;我跟在后面,亦步亦趋,像一只束手就缚的黄鼠狼。走出几百米远,来到了一座废弃的楼房里,登上台阶,走到三楼,我看到三楼的空房子里有几个人,或卧或躺。他们都把脸涂抹得脏兮兮的,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一看就知道是乞丐。

一名乞丐对我进行搜身,把我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掏了出来,放在地面上:一包红梅香烟,一个一次性打火机,50多元钱,还有几张花花绿绿的传单,那是我用来上厕所的手纸。这名乞丐从烟盒里掏出香烟,给他们每人发了一根,唯独没有给我。

刀疤男人抽着烟,斜着眼睛问我:“哪里人?来这里多久了?”后来我才知道,他的眼睛本来就是斜视,他一直都是斜着眼睛看人。我以前对他存在误解,我应该道歉,因为斜视不是他的错。他也想正眼看人,可是无法“正眼”。

我说出了我们那座县城的名字。他说他去过,然后以一副历练江湖的口吻问我,县城的哪条路上有什么建筑,县城的每条街道都叫什么名字。他问得很详细,甚至说出县城一些前几年知名的事情,问我是谁干的?那些人要么是县城成名已久的地痞流氓,要么就是靠着胆大和无耻而在改革开放后依靠坑蒙拐骗迅速掘得第一桶金的大老板。我对答如流,他解除了对我的戒备,拍着我的肩膀说:“以后就跟着大哥干。”

也是在以后我才知道,他曾经结过婚,而妻子就是我们县城郊区的女子。后来,妻子跟着别人跑到了省城,他便来到省城寻找,最后不但没有找到,还弄得身无分文,就进入乞丐行列,做了“大哥”。

大哥不是乞丐行列的老大,老大是帮主,而帮主从来不露面。

我见到帮主已经是一周以后的事情了。

第一章 暗访乞丐群落 第二节 昼乞夜盗

乞丐群落里,等级森严。

帮主的身份是最神秘的,刚入伙的小乞丐是无法一睹帮主大人的尊容的。就像传说中的武侠高手一样,帮主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神秘莫测,行踪诡秘。有的乞丐即使加入组织几年了,还是无法了解帮主,无法知道帮主的背景;有的甚至还没有见过帮主,不知道帮主居住在哪里。而在我打入的这个乞丐帮会里,帮主更是诡秘。我相信在这座城市里,除了见过帮主的有限的几个乞丐,再没有一个人会知道,也没有一个人会猜到帮主的居住地。

帮主的下面是几位老大,老大就相当于小组长,他负责乞丐们的工作安排和日常事务。谁在哪条路上乞讨,谁负责监视,谁负责望风,这些都由老大安排。老大还有一个工作内容,就是协调这些乞丐之间的矛盾。

老大的手下有几名打手,打手们都是乞丐群里身体强健、身手矫健的青年。他们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就是打人,遇到钱不上缴的人和他们认为不听话的人、看不顺眼的人,就会大打出手。他们是乞丐群落里的“督察”。

打手的下面是乞丐,而乞丐又分老乞丐和小乞丐。早进入帮会的,就是老乞丐;晚进入的,就是小乞丐。这有些类似于江湖上的弟子排名,不以年龄论,而以拜师早晚论。

我是一名小乞丐。

每天乞讨的时候,我都尽职尽责,任劳任怨,不管风吹雨打,不管烈日暴晒,我都坚守工作岗位。下班的时候,我会把当天乞讨的钱一分不剩地交到老大手中。我清楚地知道,在我乞讨的时候,就有打手在旁边盯梢,甚至多少人给了我钱,给了多少钱,打手都在暗处有记录。

在我乞讨的这个小组里,老乞丐和小乞丐一共有五六个,每天晚上都睡在一幢废弃楼房的顶层。因为我是小乞丐,我会主动睡在最外面,替其余的乞丐阻挡风雨。老大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不来的时候,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而他只要来,就表示当天晚上有任务。

这个乞丐群体,白天乞讨,夜晚偷窃。

老大只要在夜晚一出现,这伙乞丐的眼睛就贼亮贼亮,像狼的眼睛一样,在黑暗中也能看清楚。后来我才得知,这伙乞丐有的已经结婚生子,他们把妻子孩子放在家中,自己独自出来乞讨,等攒到一大笔钱后,才准备回家。有的乞丐是全家乞讨,只是和妻子分开居住,但每隔几天就会见一次,第二天早晨又会在这幢楼里出现。还有一个少年,是叔叔带着他出来的,他的叔叔也是职业乞丐,听说是在另一个老大的手下“干活”。他的叔叔假扮瞎子,每天拉着一把破二胡,拉出的声音像杀鸡一样;而这个少年则假扮残疾人,像耍杂技一样把双腿盘在脖子上,用屁股挪动身体来乞讨。晚上没有人的时候,他就会把双腿从脖子上拿下来。

原来,在这座城市里,有这样一批职业乞丐,或者叫职业小偷,而我们居然一直不知道。我们走在大街上,一直以怜悯同情的眼光看着这些乞丐,其实他们一点也不值得怜悯同情。

几年后,我到南方做记者。有一次,我因为采访,去了安徽的一个村庄。那个村庄全村人都在外地乞讨,很多人去了广州深圳。那个村庄里,家家户户都盖起两三层的崭新小楼。春节的时候,乞丐们都回到家中,他们发给孩子的压岁钱都是五十和一百的。那个村庄里,谁家有个傻瓜儿子或者残疾女儿,就可以发大财。这些傻瓜和残疾人可以出租给出外乞讨的人,一年租金五万到十万。

后来,我还听说,城市中确实有真正生活无着的乞丐,但是并不是很多。自从出台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后,乞丐们完全可以拿到救助站免费提供的一张火车票回家,全家团聚,但是他们不愿意回去,他们躲避救助。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职业乞丐,他们在乞讨中尝到了甜头。

如何消灭城市里的职业乞丐?几年后,我在采访一名救助站管理人员的时候,他说,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要滥发慈悲。

乞丐的乞讨方式有很多种,而冒充残疾人只是其中较为普遍的一种。

我们平时在城市里见到的,还有乞丐谎称自己钱包丢了,没有钱回家,只讨要路费的。这种乞讨方式是近几年才出现的,假扮乞丐的人,一般都比较年轻,要么谎称自己没钱买票回家,要么谎称找不到工作,现在很饿,只要你几元钱。

这些丢了钱包的和没有工作而乞讨的,是怎么回事?如果他们是真的呢?你应不应该帮助?

职业乞丐们知道。他们经常和救助站打游击,逃避救助。他们利用人们不知救助站提供服务的心理来乞讨行骗。他们在大街上铺一张纸,上面写着“丢失钱包,想回家”,或者是“只要五元钱,想吃饭”,欺骗那些善良的人们。我曾经在火车站拍摄到一个带着孩子的乞丐,他称钱包丢失,自己是教师,身边还放着《教师证》。发现我拍照后,他气势汹汹地抢夺相机,并追打我。在我答应删除照片后,他才放弃了对我的攻击。回到单位后,我按照他教师证上的姓名和地址,打电话给当地教育局和学校查找,发现根本没有这样一个人。他的《教师证》显然是假的。

我把这种乞讨方式称为示弱型。很多冒充残疾人的乞丐,都属于这种类型。

除此而外,职业乞丐的乞讨方式还有很多种:

一种是智能型的。这类乞丐类似于诈骗。他们假扮成和尚或者尼姑,见到你就会亮出一个金光闪闪的牌子,说是开光金牌,保佑你一生平安,要你买,每个价格不菲,几百元钱;或者说寺庙要修建,你如果赞助了,就会功德无量。我曾经跟踪过两个假尼姑,她们走到无人的僻静马路上,就脱掉了袈裟,换上了女装,还对着镜子化妆。有一次我出差到华东一座城市,住在酒店里,在酒店餐厅吃早餐时,遇到两个假和尚。酒店的早餐很贵,吃一次要几十元。两个假和尚笑嘻嘻地来到我的身边,看着我刚刚剃的光头问:“你是不是和尚?”我立即知道了他们是骗子。因为和尚从来不会自称和尚,都是自称出家人。果然,在得到我否定的回答后,他们就掏出了开光金牌,说看在我光头的份儿上,只收100元。我没有买,借着上厕所的机会,拨打了110,后来,两个假和尚被抓走了。还有的乞丐身上装着一些假古董,见到你就说这是祖传的宝物,或者是从建筑工地刚刚挖出来的,因为家中急着等钱用,便宜卖给你。你如果买了,就上当了。如果真的是文物,国家会出很高的价钱收购,根本犯不着偷偷摸摸地出售。

一种是自虐型的。这类乞丐我们见过很多,他们假扮成各种残疾人,装出一副可怜相,诱骗人们的同情心。我曾经在黄昏时分跟踪过两个盲人,我想看看他们夜晚住宿在哪里。他们一个扶着另一个的肩膀,前面的一个还拿着拐杖,不断敲击着路面。太阳将他们的脸晒得黝黑,他们胡子拉碴、皱纹密布,让人心生怜悯。可能是他们发现了有人跟踪,就坐在路边的草地上喝水,不愿起身。我只好走到他们身边,和他们攀谈。他们说夜晚睡在火车站桥洞下面,现在想坐公交车回去。我好心帮他们去十几米开外的公交车站看站牌,查询是否有去火车站的公交车,一回头,看到他们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奔向路边一辆出租车。唉!自以为老江湖的我,也被乞丐骗了。

一种是强盗型的。这是一帮小孩子,他们在闹市区见到单独行走的女孩子或者老人,就会跑上去抱着他们的腿,不给钱绝不松开。小孩子的背后是大人,可能是他们的父母,也可能是组织的头领。小孩子要到了一定量的钱后,躲在暗处的大人就会走出来,把小孩手中的钱要走。我在南方一座城市上班的时候,每天夜晚下班都要路过一个火锅城。火锅城的门口每天都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在强行乞讨。那个男孩流里流气,有一次抱着一个漂亮女孩的屁股要钱,还用手揉搓。有一天,我在一家肯德基吃饭的时候,突然看到那两个孩子和一对夫妻模样的人也在吃肯德基。他们吃的是全家福套餐,价钱很贵,而我们同事在一起吃饭的时候,都舍不得吃这么贵的。

一种是温柔型的。生活在城市的人,都见过这类乞丐。他们会在夜晚出现,一般是夫妻两个人,有时候怀中还会抱个孩子,见到你就温柔地说:“大哥大姐,有件事麻烦你。”你如果停下脚步,他们就会进一步说:“给两元钱,给孩子买个面包吃。孩子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了。”如果孩子真的一天没有吃东西,早就饿得哇哇大哭了。这类乞丐一般是以家庭为单位出动的,如果遇到不给钱的女孩子,男子还会恐吓威胁。

一种是卖艺型的。这种乞丐会一点简单的技艺,或者是打竹板,或者是吹笛子、拉二胡,还有的会写毛笔字。会后面几种技艺的,还有一点乞丐的职业道德,他们在街边表演,让人施舍,这有点“卖艺”或者“行为艺术”的味道。而会打竹板的最为可恶,他们结帮拉派,来到店铺门口,说一些编好的吉利话,不给钱就赖着不走。这样一群穿得破破烂烂浑身散发恶臭的人,站在店铺门口,会严重影响生意,老板没有办法,只好给他们钱。

最近几年,乞丐的乞讨方式与时俱进。有人穿得整整齐齐,胸前挂个牌子,上写“寻求小说出版”或者“举办画展”,需要钱。这类假扮作家和画家的乞丐,同样可恶。

职业乞丐从来不需要你买饭,只需要你给钱。

一名救助站的负责人曾经告诉我说:“总而言之,见到乞丐别给钱,他们比你有钱得多。给了钱,就是助长这种歪风。我们的社会福利制度,完全能够让乞丐回到家中,安居乐业。”

老大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夜晚出现。他一出现,就表示今晚要去偷窃。

夜晚的广场旁边,常常会有一群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在卖旧衣服、旧鞋子。那时候我一直不知道这些旧衣服鞋子是从哪里来的,后来才知道都是小偷偷来后卖给他们的。

因为我就曾经做过一次这样的小偷,跟着老大的这个团队。

这个乞丐群落分工明确。我们每天睡觉很晚,也起床很晚。午后的时候,我们才会出动,有的去踩点,这一般是打手干的活;有的去乞讨,这是老乞丐和小乞丐的干的活。打手踩好了点后,我们夜晚就会出动。我们像鬼子进村一样,见什么偷什么。我们扫荡过处,草木无存,一片白地。

我们偷得最多的是人家晾晒在阳台上的衣服和放在门外的鞋子。老乞丐有一种特制的工具,连接起来,顶端有一个钩子,伸出去,三楼阳台上的衣服也能够偷到手。由于城市小区防守比较严密,保安们又态度蛮横,我们惹不起。我们的打手根本就不是保安的对手。他们在我们的面前是狼,在外人的面前就是绵羊。所以我们的活动范围都在城中村,这里没有人管。城中村的房屋最高也就是三层,城中村的居住环境都很拥挤,鞋子一般都放在门外,所以,我们大军扫荡过后,万木萧条。

然后,打手们会把这些偷到的衣物卖给夜晚广场旁边摆摊的老头儿老太太。

我们有时候也会撬门扭锁,这些都是打手们事先踩好点的地方。和职业小偷不同,职业小偷开锁只需要几秒钟,而我们不会开锁,我们就只能撬锁。每次出动的时候,老大身后都会别着一把羊角锤,见到明锁,就用羊角锤撬开,而见到暗锁就束手无策。这是一群世界上最笨的贼,笨手笨脚,没有一点技术含量。

有一天夜半时分,我们来到一户人家的门前。事先打手说,这家很长时间没有人住,他白天从窗缝看到里面有电视机和碟机,还有电冰箱。那个时侯,能买全家用电器的可不是一般家庭,一个碟机就要七八百元,电冰箱更是贵得离谱。所以打手猜测这家肯定有“货”。

这帮土匪如果进去了,就会将里面洗劫一空。他们会叫来人力三轮车将所有东西搬走。那时候,城市里充斥的全是人力三轮车,人们叫它们“招手停”。他们不管拉货拉人来者不拒,他们才不管拉的东西是什么来路。

我很着急,一路都在想着怎么才能制止他们。

这个踩好的点位于一幢楼房的一层,整幢楼房都是黑压压的,像一座巨大的墓碑,四周也静悄悄的,偶尔会传来若有若无的鼾声。老大走到了门前,伸手取出了羊角锤,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我突然看到了对面那户人家的窗台上有一个啤酒瓶。我故意将啤酒瓶碰落了。啤酒瓶落在地上,破碎的声响在寂静的夜晚听起来异常嘹亮。楼顶上有人醒来了,拉亮了电灯,我们的身影映照在对面人家的窗户上。那户人家的男主人发出粗声粗气的呼喝:“谁?干什么?”然后就响起了凳子被碰倒的声响,他起床了。

老大第一个逃跑了,我们也跟在后面呼啦啦地逃窜。回到那幢废弃的大楼顶层,老大质问是谁把啤酒瓶碰落了,有人说是我。老大抬手打了我一个耳光,打得我眼冒金星。老大骂道:“你笨得像猪,还能当贼?”

老大性情暴戾,他动不动就会大打出手,下手极重。那一双摸了30年锄把的手,长满了老趼;而一颗被老婆欺骗了的心,又极为冷酷。我见过他有一次打那个少年乞丐,因为少年乞丐偷藏了10元钱,被他发现了,他用脚踹,用拳击,打得少年乞丐满脸是血,还不准哭喊。10元钱,是我们所能乞讨到的单次最高金额。

而这次老大居然没有对我痛下杀手,原因在于他知道我是知识分子,而农民都对知识分子有一种天生的敬仰。

和这些乞丐生活在一起,精神极度空虚,有一天,我在大街上捡到一张报纸,拿回来看。我就像高尔基所说的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看得很仔细,连中缝的小广告也不放过。这些天来,没有看到一行字,我的眼睛和心灵都极度饥渴。我又仿佛回到了当初做公务员的时光,对报纸上的文字有着病态的兴趣。

一名老乞丐顶着一头乱发凑过来,狗看星星一般对着报纸看了半天,然后疑惑地问我:“你识字?”我点点头,老乞丐惊讶地说:“哎呀呀,这里还有一个秀才啊。”北方农村都把识字的人叫秀才。然后,所有的人都叫我秀才了。他们对秀才总是很尊敬的。

包括老大,也不敢轻易对我指手画脚了。

因为识字的原因,我在乞丐群体里的地位迅速提高。大家遇到什么烦心事,都会找我商量,不外乎就是家长里短、鸡毛蒜皮之类的事情,母亲和媳妇吵架了,儿子不孝顺了,邻居家的房子盖得比自己家的高了,地里的庄稼被人家多种了一行……这点小事在识字的人看来,就不叫个事儿,可是在这些不识字的乞丐眼中,就是大得不得了的事情。他们想破脑袋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干活的时候,我就开导他们,眼光放长远点,不要只盯着眼前这点芝麻大的事情。因此,他们都很敬重我。

其实,这些乞丐很多以前都是可怜人,有的是受到村干部欺负,有的是家中突遭变故,当然还有些属于好吃懒做,觉得乞讨赚钱快,就投机取巧走上了这条路。我对他们既同情又愤恨。

我识字的事情很快就在乞丐群落里传开了。有一天,老大突然对我说:“帮主要见你。”

我有点紧张,不知道帮主是多大的“官”,也不知道帮主是个什么样的人。大家谈起帮主的时候,都很诡秘,而相互之间也不敢谈论帮主的事情。

“帮主在哪里?”我问。

老大面无表情地说:“去了你就知道了。”

第一章 暗访乞丐群落 第三节 帮主的“阴宅”

我记得那天午后非常炎热,知了躲藏在树上长声嘶鸣。店铺里坐在柜台后的小老板和街道两边贩卖水果的小贩,都神情萎靡没精打采。街道上的车辆也都在悄无声息地驶过,屁股后面连一缕黑烟也不冒。三轮车夫们把车子支在大树下,坐在车厢里打瞌睡。一切都静寂而诡异。这种情景很像我看过的那些美国西部片中的小镇,沉寂中杀机四伏。

我跟在老大的身后走,老大不屑于和我走在一起。在乞丐群落里,他是我的顶头上司,他有向我摆谱的资格。他腆着肚子,迈着碎步,却保持上身笔直不动,双手向后甩,走得很领导。以前在小县城上班的时候,我们的局长就是这样在我们几间办公室里走来走去。

老大一路上没有和我说一句话。我们走了十几分钟后,走进了公园里。公园后面有一片树林,地面上铺着一层积年的落叶,落叶间蠕动着蚯蚓、蚂蚁和蛇。我突然害怕起来,老大为什么带我来这里?是不是暗中还有人埋伏着,准备对我下毒手?而他一个人不是我的对手。我头脑中飞快地将自己这几天的经历回想了一遍,感觉到没有露出什么破绽。

我正在疑惑的时候,老大停下了脚步,看看四周没有人,便搬开了脚下的一个窨井盖,然后示意我走下去。我不敢下去,我不知道他要耍什么阴谋。老大踢了我一脚,恶狠狠地骂道:“妈的,快点!”我长长地吸一口气,咬着牙关走了下去。到了这一步,是沟是崖都要跳下去,一切听从老天爷安排。

老大也跟着我下来了,然后他移动了窨井盖,重新盖好,让外面无法看出这里面有人。窨井里很黑,双手所触的都是黏糊糊的苔藓,空气中散发着一种发霉的气味。窨井里又很冷,有一股凉气直透骨髓,我禁不住打了一个冷战。沿着台阶走下十多米,就是一个平台。老大打开了小电筒,我看到脚边是各种各样大小不一的管道——这是城市的生命管道。各种管道里分别流着这座城市所需要的水、液化气、光缆信号,还有一些我所不知道的东西。老大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黑暗中有一缕风吹过来,但又不知道风来自何方。老大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我们又小心翼翼地走出了十几米,拐弯,突然看到了远处有荧荧灯火。原来这里还有人?谁住在这里?他为什么要住在这里?

这里住的是帮主。

没有人知道我们帮主住在这里,只有我们群落里的少数几个乞丐。

帮主留着长长的胡子和头发,感觉就像野人一样。帮主生活在现代化的大城市里,他却把城市当成了原始丛林。那些高楼大厦是一棵棵树木,而那些生活在阳光下的人都是猛兽。帮主不出去,帮主生活在这深深的洞穴里,像鼹鼠一样。没有人知道他在这里生活了多久,也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会生活在这里。我是在逃离了乞丐群落后,才从警察的口中知道了帮主选择窨井作为自己藏身之所的原因。

后来,这个窨井被发现后,报社的摄影记者专门来到了窨井里,拍摄了大量照片。这些照片通过摄影记者专用的渠道发送出来,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轰动。那时候的网络还不发达,我的稿件仅仅在我们当地的报纸上刊登,也只传播在这座城市里,没有被网络转载。

那天面对帮主,我很平静,一点也不恐惧。我看着他乱蓬蓬的头发和胡子,倒觉得他很慈祥。我看不出他的年龄,但是他的脸上没有刀疤,他比老大对我的态度要好得多。他和蔼可亲,就像北方农村里那些冬天蹲在村口袖着双手晒太阳的老头儿一样。帮主的身边还有一个女人。我不知道她是谁,他们是什么关系。

帮主问我:“你识字?”

我答:“是的。”

“你以前是干什么的?”

“在村子里当民办教师。”

“为什么出来?”

“两年没有发工资,欠人一屁股烂账,不出来就会饿死。”我说。

“老家在哪里?”帮主问。

这些话此前我已经给老大说过一次,现在我开始紧张起来,担心说漏嘴,引起帮主和老大怀疑。如果他们有了疑心,动了杀机,在这个地下十几米深的洞穴里,我无处遁逃。我偷偷地向两边看,看有什么可以用的家伙,万一冲突起来,我就操在手中,拼死一搏。

值得庆幸的是,帮主和我拉了几句家常后,就说:“以后就在我这里干。”

我没有听懂,疑惑地看着帮主蜡烛光下那把飘到胸前的胡子。老大解释说,以后给帮主打理帮中的大小事务,主要是财产分配,因为我识字,会算账。

从此,我的职务得到了提升。我从一名最下层的小乞丐,一跃成为组织里的“财政部长”,夜晚也能够睡在帮主的洞穴里。那么,以前的财政部长去了哪里?我不知道,也不敢问。

和帮主睡在洞穴里的,除了我和几个大哥外,还有那个女人。那个女人其实很年轻,模样也俊俏,就是有些神志不清,说话也黏黏糊糊的。她没事的时候就在洞穴里走来走去,圆滚滚的屁股表情丰富,忽儿甩到左边,忽儿甩到右边。两个大奶子像两只兔子一样在胸前跳跃。她和帮主一样,有时候披条床单,有时候一丝不挂。

白天,洞穴里只有帮主和那个女人,别的人都要出去干活。我的活路还是乞讨,讨多讨少都无所谓了,没有人再凶神恶煞地管教。但是,我的行动照样受到限制。有一次,为了检验是否有人监视,我在黄昏“下班”后,故意朝公园相反的方向走。走出几十米,后面跟来了一个不认识的人,突然冲到我面前说:“干什么去?”

“拉肚子,找厕所。”我轻描淡写地说。那个人是打手无疑。

我们经常在大街上见到乞丐,有的是一个人,有的是两个人搭伴。其实这些乞丐的后面都有人在监视,监视的人躲藏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他会监视着乞丐的一举一动,也会监视到每一个走进乞丐的人。那一双躲藏在暗中的眼睛阴险毒辣,乞丐们都非常害怕那些人。

几年后的一次,我跟踪一个残疾孩子乞讨。那个残疾孩子每到夜晚九点左右,就有一辆面包车开过来,拉走孩子。我打的继续跟踪,一直跟着面包车来到了一个小区里。残疾孩子被抱上了一幢单元楼里。后来,我守候在这幢单元楼里,居然发现这里有好几个残疾孩子,每天被面包车接送乞讨,每个大人监视一个乞讨的残疾孩子,而他们的帮主,是一个腿脚残疾的中年男子。

接下来的事情更为恐怖,这个瘸子经常会带着手下人去乡下转悠,见到单独行走的孩子,或者残疾孩子和智障孩子,就拉上面包车,一直拉到城市里……做他们乞讨的工具。

这个瘸子居住在小区里,平时就在小区的麻将馆里打打麻将、聊聊天。由于他特殊的身体结构和那几个残疾孩子,所以,小区里做生意的人都认识他。上面的话就是小区里一个理发的老头儿告诉我的。

后来,这个瘸子带着这帮残疾孩子突然消失了,不知道去了哪里。

这样的事情,在我暗访的这个乞丐群落中也有。

有一次,在我经常乞讨的那条大街的对面,多了两个没有手臂的孩子。他们的生意很好,我看到每隔几分钟,就有人在他们面前的破碗里放钱。他们神情木讷,连一句感谢的话也没有。

我不认识他们,但是能够和我在一条大街上乞讨的,绝对是帮主管辖下的这个帮会的人。

但是,我不知道他们的来历。

有一次黄昏,我故意收工比较晚,这时候大街上行人比较稀少。我隔着一条街道,看到一名腰身有点佝偻的中年男子站在两名残疾儿童的面前说着什么。过了一会儿,佝偻男子独自走了,这两个残疾儿童相隔十几米远跟在他的身后也离去了。

毫无疑问,这个腰身佝偻的男子,就是两名残疾儿童的老大。

这个腰身佝偻的男子和我一起住在窨井里,但是我还从来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和几个老大朝夕相处,慢慢就熟悉了。我工作兢兢业业,也深受上下一致好评。有一次,和其中的一个老大一起出窨井的时候,我故意装着漫不经心地说:“这些账真难做,以前做账的人哪里去了?”

“被做了。”这名老大说,“他手脚不干净。”

这名老大接着说:“以前的财务在算账的时候,总会偷偷留点钱,埋在公园里一棵树下,被跟踪的人发现了。夜晚回到窨井的时候,帮主就和几个人割了他的舌头、刺瞎了他的眼睛,趁着夜深扔在了郊外的荒沟里。就算不死,也离死不远了。”

我听得毛骨悚然。

这里如此危险,随时会有杀身之祸,为什么乞丐们还会留在这里?原来他们的钱都掌握在帮主手里。这就像那些克扣工人工资的黑工厂一样,如果你离开,就表示没有一分钱拿;如果你继续干,可能有一天老板发了慈悲,会发还你们存放在他手中的钱。

乞丐们都是帮主的包身工。

帮主外表慈祥,内心狠毒。老大的刀子拿在手中,而帮主的的刀子藏在心中。

帮主手下足有四五十个乞丐,我从组织里每天的收入中能够判断出来。这些零钱都存放在帮主身边一个巨大的铁罐子里,这个铁罐子以前应该是装汽油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搬到这里的。铁罐子只能帮主打开,别的人动一下就会受到处罚。每隔几天,帮主就会派人背着一袋子零钱去银行换成整钱,然后又把整钱藏起来。

如果你有一天看到有人在银行里存零钱取整钱,那可能就是乞丐。

还是那句老话:见了乞丐,要钱的给饭,要饭的给钱。这样就能避免被骗。

帮主平时很少说话,而他说话时每个人都会害怕。曾经有一个老大,因为手下的人每天都要的钱很少,没有达到帮主的期望,帮主说:“你以后就不要来了。”那个老大比帮主年轻,但是却被吓得浑身筛糠,哭着说让帮主再给他机会。帮主哼了一声,转过身去,给了他一个屁股。我不明白,一句“不要来了”为什么就会把他吓成那样?

几天后,这个老大的团队上缴的钱数突然增加了。我怀疑他们可能是夜晚去偷盗,或者去抢劫了。

有时候,月明星稀,树影婆娑,帮主会带着大家钻出窨井,来到地面上。那个傻女人是不能带出来的,帮主担心她会到处乱跑。

我们躺在积年的枯叶上,一句话也不说,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心思,和在窨井里一样,气氛照样很压抑。我偷眼望着帮主,看到他面容沉静,双眼眯缝,一副很沉醉的神情。既然如此喜欢外面的世界,他为什么要守在窨井里不愿出来呢?

风轻轻地吹过树林,树叶窸窣作响,远处闹哄哄的市声,经过树林的层层过滤,已经听不见了。清朗的月光照在树林上空,把斑驳的树影投射在地上,也投射在地面上这几个躺着的人身上。他们的身体都变得斑驳陆离,一种极大的恐惧突然攫住了我:他们是人吗?为什么他们如此诡异?也许他们都是鬼,他们已经死去多年,而这些天里,我是和一群鬼魅生活在一起。

身边突然有了响声,帮主跃身而起,身手异常敏捷,像一只猿猴。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帮主已经奔出了十几米远,像一只雕一样扑身下去;再起身时,手上提溜着一条一尺多长的蛇。他的手捏在蛇的七寸之处,蛇努力地扭摆着身体,发出嘶嘶的叫声,却又无可奈何。帮主用长指甲划开蛇的身体,把蛇胆掏出来,一口吞了下去。蛇的身体落在地上,还在努力而徒劳无益地摆动着。

帮主以前是秦岭山中的药农,采药捕蛇是他的拿手好戏。这是很多天以后,和我关系最好的一位老大告诉我的。

第一章 暗访乞丐群落 第四节 丐帮夫人

在这里,我整天像一条沉默的狗,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说一句话的。老实说,从走进窨井的第一天起,我就想着赶快逃离这里。这里杀机四伏,恐怖笼罩在窨井的每一寸空间里。

可是,我没有机会离开。我的身边每时每刻都有人跟着,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人。白天乞讨的时候,我看着脚边的蚂蚁都感到很羡慕,他们可以自由往来,他们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可是我不行。

窨井是乞丐群落里重要头领的家,也是我的家,可是这个家却让我心存恐惧。

窨井里冬暖夏凉,外界的炎热和寒冷无法穿透厚厚的地表,确实是一个天然上佳的居住地。然而,只有我们完全陌生的一群人,才会选择这里居住。他们的生活,我们一无所知。

睡在窨井里的时候,我照样很知趣地睡在最外面,最里面是帮主和那个女人。有一天夜晚,我突然被那个疯女人的叫声惊醒了,不,应该是呻吟声。在窨井的这些天里,我每天夜晚都处于半睡眠中,我担心会在睡梦中遭逢不测。那个女人的呻吟声夹杂着帮主狗一样的喘息声,像波浪一样阵阵涌来,可是我没有任何反应,恐惧已经让我的欲望荡然无存。我侧耳听到那些老大们都睡得很香,有的还打着鼾声。他们大约早就习惯了疯女人夜晚的喘息。

我还看到老大们对这个疯女人好像都很害怕,他们看她的眼神躲躲闪闪。疯女人是窨井里唯一的一道风景,可是他们不敢欣赏。

这个疯女人怎么会来到这里?

虽然我身处红尘滚滚的城市里,却与这个城市格格不入。我不知道在乞丐群落的外面,都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相信报社肯定也一直在找我,可是他们找不到我,他们不知道我就在地下,在窨井里,在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在谁也不知道的隐秘的角落里。

我与外界完全失去了联系。在这里,我只能寻求自救。

每天晚上挨着我睡觉的那个老大,是刚刚被提拔的。他也只是比我早两个月才有资格睡在窨井中。他年龄已经很大了,额头和脸颊上的皱纹密密麻麻,像被刷子刷过一样,腰身佝偻,像个虾米。后来我知道,他已经沿街乞讨五六年了。

以前的财务是怎么死的和帮主的身世,也都是他告诉我的。他还偷偷地告诉我说:“帮主是个大浑球,手里有命案。”那时候我一直以为这位老大说的命案是残害财务的案子,不知道他说的是另外一桩事情。

现在已经忘记了当初是怎么和这位老大走到一起的,怎么想也想不起来。反正人和人之间有一种叫做感应的东西,你看到某一个人,就感到亲切,就想和他交往,这就是感应;你见到另外一个人,就有一种排斥,甚至连他说话的声音都不想听到,这也是感应。当初看到那些老大时,我就认定了这个人是好人。他的嘴角有两撇愁苦的纹路,就像一对小括号。他不像他们那么凶恶霸道,他就像一个刚刚从田间地头回来,摔打摔打裤脚上的尘土,再点燃旱烟袋的农夫。事实上他就是一个农夫,被人欺负(他一直没有告诉我被欺负的情形,受了什么样的欺负)后,就跑到城里做了乞丐。这些也是他以后告诉我的。他说他想走,可是拿不出放在帮主手中的“提成”。

他姓吴,我那时候一直称他吴哥。

吴哥的手下有六个乞丐,大部分都是假扮残疾人的少年。帮主给少年们规定的任务是每人每天要乞讨到100元。别的老大手下如果有人没有完成任务,就会遭到毒打、饿饭等惩罚,第二天还要照样去干活;可是吴哥从来不打这些少年,完不成任务的时候,他也会假扮成瞎子上街乞讨,拿着个破碗、拄着根竹竿,靠在公交站台上一遍又一遍地说:“大爷大哥行行好,给我一元不嫌少,回去你捡金元宝……”

有一次,吴哥和我说起了他以后出去的情景。他说他有一对儿女,等到我们都出去后,让他儿子跟着我学写字算账,“女儿就算了,女儿总归是人家的人,花那闲钱干啥?”

我含含糊糊地答应着。

突然,我想起了那次帮主跟一个老大说“你以后再不要来了”后,那位老大吓得浑身筛糠,我问为什么会这样?吴哥说:“那就是说,要把他做了。”

原来帮主如此阴险恐怖。

我又问起了那两个和我隔街乞讨的残疾儿童。吴哥的神情突然变得非常悲戚,他偷偷地告诉了我帮中的秘密。

吴哥说,帮中还有几个打手,平时就在城乡结合部游荡,看到那些没有人照管的孩子,或者跑出家门的孩子,就偷出来,在一个连吴哥也不知道的地点,这些可怜的孩子被弄断腿脚或者手臂。再过一段时间,这些孩子就被带出来乞讨。

我听得大汗淋漓。

我不知道这些是不是真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打手弄残孩子的现场,但愿这些只是传说。

一场大雨过后,天气变得凉快了。大街上的人都穿上了长衣长裤,可能已经到了立秋时节,可是我不知道今天是几月几号。乞丐的生活每天都是一样的,乞丐的时间都是静止的。

有时候,坐在街边,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从面前走过,看着他们鄙夷不屑的眼神,听着他们呵斥我的声音,我感觉不到丝毫委屈。我已经完全把自己当成了一个乞丐,乞丐是这个世界上脸皮最厚的人,心灵最麻木的人。他们为了钱对什么嘲弄都不在乎,所谓的自尊自强在他们的心中荡然无存。

有时候,看到那些给我的破碗里丢了一元钱的人,我想:如果这不是钱,而是一本书该有多好,随便什么书籍都行,哪怕是一张有字的纸片也行。我的眼睛和心灵太饥渴了,太需要文字来滋润了,那些字正腔圆、正大光明的方块字。我想起了茨威格的小说,如果能够给我一本棋谱,我现在也能练成一个象棋高手;如果给我一本卦书,我就会练成一个算命高手。现在,再难看懂的书籍,我也愿意看,我也完全能看懂。我相信。

有一天,我看到马路对面的商场门口突然出现了两张乞讨的新面孔。他们是一男一女,肤色黝黑,看起来好像很健壮。男子穿着绿色的冲锋衣,女子穿着红色的冲锋衣;男子穿一条迷彩裤,女子穿一条牛仔裤。他们的衣服应该很值钱,因为看起来很结实。他们的脚边还放着两个鼓鼓囊囊的登山包,那两个登山包也价值不菲。他们跪在地上,向人乞讨。

这样看起来很有钱的两个人,居然也乞讨,很快就引来了路人里三层外三层地观看,还有人不断地向他们的脚边丢钱。那天,因为他们的到来,我的生意严重地受到了影响。

午后,趁人不注意,我悄悄地收拾好破碗,夹在衣服里,穿过马路,走向他们。我想知道,这两个“有钱人”,为什么要和我抢生意?

我挤进人群中,看到这一对男女跪在地上,低着头,像忏悔一样。他们膝盖前放着一张纸,纸上写着几行字,那种语调相当幽默和煽情:“你们看看我们这种丢人的样子,是不是觉得我们是骗子?事实上我们不是骗子,我们是旅友。我们来到了你们这座城市,丢失了钱包,我们只想要点回家的钱。当你下班的时候,你为什么急急忙忙往回赶?是因为有家在等待着你。现在,也有家在等待着我们,可是我们没有钱回家。请好心人伸出援助之手,并留下你们的电话,我们回家后一定会把钱还给你们。”这张纸很新,看起来应该是刚刚写上的,那么,他们也就应该是刚刚丢失了钱包。纸张上还留有他们的电话号码,有围观者拨打了这个号码,居然能够打通。

于是,就有人满怀悲凉地看着这一对男女,从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那张纸上。没有人愿意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不图回报一贯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再说,给人一点钱,解决燃眉之急,又怎么好意思要求人家还钱呢?

那天那对男女很丰收,他们足足收入了几百元。黄昏的时候,他们离开了。

他们是真的旅友,还是假装旅友的骗子?我想不明白。

但是,我看到他们收拾行装的时候,那种眼神有着强力按捺不住的兴奋,而且,他们在走出一段路程后,看到没有人注意他们,就打的离开了。

这两个人一定是假旅友。

这对男女只在我乞讨的那条街道上出现了一天,第二天他们就消失了。此后,再也没有见到过。

他们乞讨的时候,老大为什么不驱赶呢?为什么不像当初刀疤对待我那样对待他们呢?我还是想不明白。

旅友走了,过了几天,又来了两个和尚。

两个和尚都是光头,但是光头上方没有戒疤。他们来到这条大街上,见到面目慈善的中老年妇女,就口念阿弥陀佛,拿出一张纸片化缘。我看到果真有人掏出钱给了他们。

又有人和我抢生意,我有点儿不服气,就决定去探个究竟。

我把破碗放在墙角,整理好衣服,至少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正常人,我走到了他们面前,双手合十,口念阿弥陀佛。他们很诧异,对望一眼,也赶紧阿弥陀佛。

我问:“两位师兄打哪里来?”

他们说:“五台山。”

我继续问:“两位师兄为何事来?”

他们说:“重修五台山寺庙,没有钱,来要点钱。”然后,一个高个儿的和尚问:“你是干啥的?怎么也念阿弥陀佛?”

我说:“弟子乃俗家弟子。弟子近日读书,读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不知如何解释,请两位师兄明示。”

他们面面相觑,神情尴尬,矮个儿和尚说:“不晓得你说些什么。”然后拉着高个儿和尚落荒而逃。

我说的是佛经里最浅显通俗的一个偈子,如果连这个都不知道,那就肯定是假和尚。

两个假和尚从这条街道消失后,照样再没有回来。

对这两对假旅友和假和尚,我一直感到很疑惑。他们为什么就能够在这里乞讨?不是说每个乞丐群落都有自己的地盘吗?帮主和老大为什么就能够纵容他们?

直到有一天我问过吴哥后,我才明白了。

吴哥说,假旅友和假和尚的乞讨方式在乞丐中叫“挂单”,因为他们不可能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上班”,如果第二天,他们还在原地乞讨,就会露馅儿。所以,他们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在第一个地方骗到一笔钱后,就赶紧扯呼,到第二个地方故技重演,继续行骗。

挂单原来是指云游和尚暂住某地,后来还成为了一个股票词语。没有想到,“挂单”又用在了乞丐身上。想来发明这个词语并用在乞丐群落的人,一定是乞丐中的“高级知识分子”。

“挂单”乞丐乞讨的时候,就有老大去找他们,如果他们懂得行规,就会主动上缴保护费;如果不懂行规,就会遭到驱逐,而且在每个地方都不能乞讨。

乞丐群落里,学问很多。

假和尚离开后,我再没有见到过稀奇古怪的事情。

日子平静地过去了,像流水一般。我每天像没有思维的机器一样干活。

有一天回到窨井里,没有见到那个被帮主吓得浑身筛糠的人。我问吴哥,吴哥摇摇头。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个人,不知道他是被暗杀了,还是逃跑了。

我盼望着他是逃出去了,然后可以穿着干净的衣服,轻松而惬意地走在这座城市温煦的阳光下,想吃什么就到摊点买点什么,拉面扯面、夹馍面皮,还有大盘鸡,尽情地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超市商场、街边店铺,卖衣服的卖玩具的,想进哪家就进哪家,如果有老婆孩子,那就都带上。做一个能够仰起头来走在阳光下的正常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

那天晚上我一直没有入睡,我想着怎么能够逃出去。身边的老大们都睡着了,烛光也慢慢暗淡下去,此刻,就在地面之上,人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而地下却是一片死寂。疯女人一丝不挂地爬起来了,她的身体在烛光中看起来异常单薄,像皮影一样飘忽而不真实。她轻悄悄地,没有任何声音,她的身影投射在洞壁上,很大很大,像一朵乌云。她的头发很长很长,随着身体的晃动,一张异常惨白的脸就从头发中露出来,没有血色,只有长长的尖尖的牙齿。我突然想起了以前看过的那些旧小说,女鬼只有在半夜时分才会醒来。难道这个疯女人是鬼?她一直藏在地下,不敢走出去。这些男人以前也可能是人,后来被这个女鬼吸食了精血,也慢慢变成了鬼。

走进窨井的这些天,我从来没有见到疯女人说过一句话,鬼是不说话的,鬼也不会说话。原来,我身边真的是一群鬼。我这些天一直和一群鬼生活在一起。

烛光更加黯淡了,然后奋力一跳,便彻底熄灭了。我感觉到女鬼在慢慢接近我,跪在了我的身边,长长的头发耷拉到了我的肚皮上。我想爬起身,可是浑身没有力气,像泥巴一样酥软。女鬼在黑暗中狞笑着,我看到她的两排牙齿在黑暗中闪烁着瘆人的光芒,然后慢慢地伏在我的脖子上。我想大喊,可是张开嘴巴,却发不出声音。我的脖子一阵钻心的疼痛。女鬼抬起头来,嘴巴上沾满了血迹……

“啊……”我终于喊出了声音,也睁开了眼睛,却发现原来是一场梦。烛光还在摇曳,身边睡的还是几个老大。

刀疤站起身来,他的身影在窨井里看起来异常高大。他用脚踩着我,一脚又一脚,嘴里狠狠地骂着。我不敢反抗,只把身体蜷缩成一个虾米,双手抱着头颅。刀疤踏了几脚,还不解恨,又把脚尖伸进我的手臂之间,踢我的头,我发出了痛苦的叫声。吴哥也起来了,他匍匐到帮主的面前,向帮主说:“也是个可怜娃,就饶了娃这一回。”他一遍又一遍地说,并伏下身体一遍遍地叩头,帮主终于发话了,他说:“停下子,再打就出人命了。”刀疤这才住手。

刀疤愤愤不平地说:“老子刚刚梦见找到老婆了,你就把我老婆给吓走了。”

我的脸上有血流出来,摸在手掌黏糊糊的,全身火辣辣地疼痛,还不知道什么地方被打伤了。窨井里慢慢安静下来,刀疤躺下了,吴哥也躺下了。我扭头看到帮主面朝里面睡着,而那个疯女人一直睡得很香甜,一动也不动。

我一定要离开这里,待在这里早晚会送命的。

第一章 暗访乞丐群落 第五节 内讧与残杀

第二天,我把自己要出去的想法偷偷告诉了吴哥。自从看到吴哥替我求情的那一幕,我感觉到他是一个绝对能够靠得住的人。吴哥说,他也早有这个想法,只是考虑到钱还在帮主手中,他不愿意就这样空着手跑出去,家中一儿一女还等着他养活。

我说,钱不要也行,赶快出去,出去后什么都好了。

吴哥说,他不甘心,他不甘心这些年乞讨的钱都送给帮主这个大浑球。

吴哥还说,他只要自己的那一份钱,拿到钱后,他就回家,在村中盖一座两层高的小洋楼。夜晚吃过饭后,他就搬张藤椅坐在楼顶上,吸着旱烟叶子,不,那时候就不吸旱烟了,改吸过滤嘴的红塔山;看到飞机从头顶上飞过了,就跟飞行员说:“伙计,也来一根吧。”

我说,人家飞行员才不要你的烟,飞机上不让吸烟。

吴哥认真地说,那就让他带回家吸嘛!怕啥?老哥有钱嘛!

我想起了那个疯女人,我问吴哥窨井里怎么会有一个女人。

吴哥说,这个女人以前也是草花头(乞丐),是别的男草花头发现她夜晚睡在公园里,就把她绑架了,带进窨井里,进献给了帮主。以后,她成了帮主的女人,也是只有帮主才能碰的女人。

没有人知道疯女人家在哪里,也没有人知道她的经历,她来自哪里。

我想帮主窨井中的这个女人,可能也是被人从外地扔进了省城里,然后被乞丐们绑架后送进来的,直到现在都能看出她是很漂亮的。她有过丈夫吗?她的父母会不会一直在寻找她?她难道要在窨井中生活一辈子?一辈子都做帮主的泄欲工具?

后来来到南方的一座城市,我深深感到了什么叫人性化管理,什么叫以人为本。有一次,我去救助站采访,那天刚好也有电视台的记者在采访。我看到一幢高大整洁的大楼里,里面住的全是智障人,从50多岁的老人到几岁的孩子。救助站先送这些智障人去康复中心治疗,有的能够减轻病情,有的则无能为力。病情较轻的,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然后让家人来接;家人经济困难,无钱来领的,救助站则会坐上几天几夜的火车,将智障人送到家中;而那些病情没有丝毫减轻的,就会一直生活在救助站里。

同一片蓝天下,同一方土地上,用范伟大哥的话来说就是:“做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吴哥的梦想就是回家。他说他经常梦见一对儿女站在家门口等他,夏天也梦见,冬天也梦见。夏天的时候孩子的皮肤被晒得乌黑,冬天的时候孩子的手脚都被冻裂了。

我说,既然这么想家,就赶快回家啊。你是老大,没有人监视你,你什么时候想走就能走。

吴哥说,他的钱还在帮主那里,他要到钱才能回家。什么地方都没有家好,“三十亩地一头牛,婆娘娃娃热炕头”。

我不知道吴哥有没有婆娘,我也没有问。他只是向我说起过一对儿女的情况,从来没有说起过婆娘。

吴哥还说,等到有一天他要到钱了,就和我一起回他家。他家在黄河岸边,全堡子有几十户人,有一所学校,就是没有老师。我当过民办老师,去他们那里教书合适。

我问,学校一直没有老师吗?

吴哥说,以前有过一个,从外面堡子来的,不会教书。有一次,乡上来人检查工作,听这个老师给学生讲课。他站在讲台上给学生喊:“刺啦啦——啊(汉语拼音a),念。”娃娃们大着嗓门一齐跟着念:“刺啦啦——啊。”“刺啦啦——喔(汉语拼音o),念。”“刺啦啦——喔。”下课后,乡上的人就问:“你怎么前面还有刺啦啦?”这个老师就理直气壮地说:“我这是跟着录音机学习的。”然后,他就把乡上的人带到他的房子里,按下了录音机的放音键,磁带陈旧,录音机卡带,就发出了“刺啦啦——啊”的声音。

我笑出了眼泪,这是我这些天里第一次开怀大笑。

吴哥说,唉,就连这样的老师,都留不住啊。村子小,周围十里就只有这样一个村子,没人愿意来教书。你来了肯定教得好。再怎么说,教书比你当草花头好得多。

我没有言语,我知道我不会去那个黄河岸边的村子去教书。我担心说出来会让吴哥失望。

有一天,我问吴哥,为什么所有人都怕帮主?

吴哥说,传销你知道吗?这也跟传销一样。

我不明白,想让吴哥进一步解释,但是,吴哥不解释。吴哥说:“你以后就知道了。”

吴哥说这些话的时候是一个午后。那天,我正在街边乞讨,突然下起了雷雨,满大街都是惊慌失措的人群,豆大的雨点砸在柏油路面上,激起一泡泡的尘烟。我慌慌张张地收拾好破碗,将一把硬币塞进裤兜里,一路叮叮当当地跑进了附近一幢还没有盖好而又废弃的楼层里,突然就看到了吴哥和他那几个小乞丐的身影,原来,这里是他们的根据地。

那几个小乞丐都是残疾,有的缺脚缺手,有的瞎了眼睛,看起来呆头呆脑,一句话也不说。我问吴哥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残疾孩子,莫非他们真的是被人弄成了残疾?吴哥只是悄悄地说,听说这些孩子有些是偷来的,有些是在大街上捡拾的,和我上次见到的隔街乞讨的那两名孩子一样。

我心头突然一阵发紧。这些可怜的孩子,如果他们真是偷来的或者捡拾的,那么,他们在这里乞讨,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不知道父母是谁;而一直在寻找他们的父母,也不会知道孩子在哪里,不知道孩子已经做了乞丐。这一家人该有多么痛苦啊。母子生生别离,音讯茫茫,会让他们留下一生的痛苦和缺憾。

不过,我还是希望吴哥的话只是道听途说。这些年来,我多次暗访过乞丐群落,但从来没有亲眼见到过打手们弄残儿童的情景。

十年后,有一部叫做《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的电影,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电影中有一个情节,打手们把浸泡过乙醚的毛巾,捂在孩子的嘴巴上,孩子很快就昏迷了。打手们然后拿起刀子,残忍地剜掉孩子的眼睛。

当时,我看到这个情节时,头发倒竖,大汗淋漓,全身颤抖不已。

我看着这部电影中孩子们乞讨的情景,突然就想起了十年前与吴哥交谈的那个雨后的下午,心头一阵阵揪疼,恐怖席卷了我的全身。

我告诉自己,电影中的情节是在印度,而我们生活在中国。中国不会有这样残忍的情景。

吴哥,还有那些残疾孩子们,他们现在去了哪里?

自从进入窨井后,我和帮主很少说话,我每天只是把当天的收入和支出、乞丐们的生活费用整理好后,写在一张纸上,然后交给帮主。帮主对我也是一句话不说。

有一天早晨,我照例准备出去乞讨,帮主突然说:“你等等。”

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有些紧张。

等到窨井里只有他、我、疯女人三个人了,帮主才说:“这段时间你干得很好,以后我就带你去美国。”

我没有吭声,把讥笑埋藏在心中,脸上却不动声色。我想:你能带我去美国?你带我去美国干什么?继续当乞丐?

帮主继续说:“等到我们每人攒到10万元,就带你们去美国,睡在这里的每个人都有份。”他用手指在窨井里划了一个圈。

我继续不动声色地听着,感觉这个满脸胡子的疯子在说梦话。美国太遥远了,有的人想去美国,是那些贪官们和富翁们。难道这一群乞丐也能去美国?笑话。10万元就能去美国?我听说有些福建和广东的人想去美国打黑工,最少要交给蛇头20万,蛇头才会带你去美国。

帮主看到我面无表情,就问:“怎么?你不信?”

我赶快点头说:“信,信。”

帮主又轻描淡写地说:“我有亲戚在美国,钱多得很。亲戚在美国开工厂,造电视机,过去了大家就在他工厂里工作,都当工人。”

我连忙又点点头。

走出窨井,走在公园僻静的路上,我突然明白了吴哥所说的“传销”的意思。帮主给每个人用红蓝铅笔画了一个彩色的美国梦。帮主说,只要你听话,这幢楼房就是你的,这座工厂就是你的。所以大家就都很听他的话,都想到美国去当工人。

十年前的美国,那是很多中国人的梦想,何况这些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乞丐们。

知道了吴哥的根据地后,我每隔几天就装着解手,去吴哥那里转转。我知道有一双看不见的眼睛在盯着我。监视和告密者在乞丐群落里无处不在,这就像白色恐怖一样。

吴哥说他不想去美国,他只想回家。他说,就算他去了美国,那一对儿女怎么办?我没有戳破帮主的肥皂泡,我没有说你们根本就不可能去美国,甚至连蒙古都去不了。出国是需要护照的,你们哪个人有护照?你们又知道护照是怎么办理的?

但是我又不知道帮主为什么用美国梦蒙骗大家。他到底在耍什么阴谋?

吴哥问我帮主的钱都放在哪里。

我说,你想干什么?

吴哥说,我只是随便问问。我们那么多钱放在他一个人手中,会不会有事?

我说,帮主每隔几天就让人把零钱换成整钱,然后藏起来。窨井的角落有个铁罐子,铁罐子下面有个洞,钱都藏在洞里面。

吴哥没有说话,只用一双因为浑浊而显得忧伤的眼睛望着天空。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很后悔那天把藏钱的地点告诉了吴哥。如果没有告诉他,也许就没有以后发生的事情,我也就不会这样深深地追悔。

当天晚上,也许是到了第二天黎明时分,睡在最外面的我,突然听到了一阵打骂声和求饶声,刚开始还以为是做梦,后来声音越来越大。我惊恐地睁开眼睛,突然看到吴哥倒在地上,脸上全是鲜血,像一层红纸糊在脸上。他呻吟着、喘息着,声音很大,像拉动了风箱。

看到吴哥伤成了这样,我忘记了害怕,我问帮主:“怎么了?为什么打他?”

帮主没有说话,我又看着烛光中刀疤那张异常狰狞的脸,刀疤说:“他妈的偷老子们的钱。”

吴哥有气无力地说:“我只想回家,我只要我那一份。”

第一章 暗访乞丐群落 第六节 第一次死里逃生

第二天早晨,我出去得很早,我临走时看到吴哥躺在地上,向我露出了凄凉的微笑。我抓着吴哥的手,吴哥的手冰凉冰凉的,像一截铁器。我想对他说,吴哥,等我回来,可是我不敢说。帮主像一只盯着老鼠的老鹰,蹲在墙角。刀疤像个流氓一样斜着身子站在帮主身边,一条腿直立不动,一条腿不断地抖动着。事实上,他就是一个流氓。

吴哥也想对我说什么,可是终究没有说出来。他握着我的手摇了摇,然后就松开了。

那天,阳光很强,而我的心中充满了悲哀。大街上有人放鞭炮,还有一队吹吹打打的人迎面走来,吹唢呐的摇头晃脑,像一个大头娃娃;敲锣鼓的蹦蹦跳跳,像一根弹簧。那种场景很像电影《小二黑结婚》和《白毛女》中欢庆解放的情景。这些满脸笑容的人们,是否知道,此刻就在他们脚下的窨井里,有我的兄弟奄奄一息地躺在那里?

我想冲过去,把窨井中发生的一切告诉他们,可是看看自己这身破烂的衣服,又犹豫了。我是一个乞丐,他们会相信我吗?在他们的眼中,我是乞丐,是一个神经错乱者,他们会相信吗?他们会相信有人住在窨井中吗?

我独自向自己每天乞讨的那条马路上走,形单影只,落寞忧伤。今天的天空特别晴朗,今天大街上的人都喜气洋洋,可是这一切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被这个城市遗忘了,我们这群人也被这座城市遗忘了。

我刚刚走到平时乞讨的那个台阶上,刚刚在面前放好破碗,还没有来得及抬起头来,脊背上就挨了重重的一棍,打得我差点晕过去。我惊恐地抬起头,看到身边站着一个手持长棍的保安,他神气活现地抖动着手中的长棍喊道:“滚开,今天不准要饭。”

我拿起破碗,像一只挨了砖头的狗,落荒而逃。

很多天后我才知道,那天是一个什么外国元首来到我们这座城市。有关人士要求市民上街欢迎,所有乞丐都不准上街。

不能干活,我只能向窨井的方向走,否则,出去一整天,没有要到一分钱,会受到帮主的呵斥和老大的殴打。还有,我心中一直牵挂着吴哥,我不知道他伤势怎么样了?他现在在干什么?

可是,回到窨井后,吴哥不见了。

我感到极大的恐惧。

窨井里只有帮主和那个疯女人。帮主看到我回来了,很不高兴。他完全不了解外面发生了什么,他恨恨地说:“大白天的,不去干活,跑回来干什么?”

我好像站在空中楼阁的阳台上,正惶恐不安时,突然看到脚下伸出了一架云梯,心中狂喜。我说:“脚上扎了一根刺,走路难受,有没有一根针让我挑挑。”

“没有。”帮主生硬地说。

我慢慢地走出窨井,心中打定了主意,赶快跑。如果晚跑一步,等到刀疤们回来,我可能就再也走不了了。我可能就会和吴哥一样,在这座城市里神秘消失。

走出公园,我故意先向相反的方向走走,然后猛然扭头往回走,看有没有人跟踪,还好,没有发现可疑的人。我又扭过头来,向前走几步,突然就看到了刀疤,他穿戴整齐,衬衣西裤,衬衣的下摆塞进西裤里,像一个在办公室上班的白领。大概因为今天不能乞讨,他也准备回到窨井中。

刀疤也看到了我,他大概没有想到我会出现在这里,脸上带着疑惑惊讶的神情。我没有多想,连忙转过身去,一路狂奔。

我觉得自己跑得很快很快,路边的人群像河水一样向身后流去,耳边是呼呼的风声。跑到街角,一回头,刀疤竟然就在距离我十几米的远处。几十天的乞丐生活,让我本来就不强壮的身体更加瘦弱,让我体内仅有的营养消耗殆尽。而刀疤就不一样,他天天都能穿着干净的衣服,堂而皇之地坐在饭店里,想吃什么就来点什么。我跑得气喘吁吁,而刀疤在身后紧追不舍。

又跑了几十米,我的头脑在飞快地转动着,如果我和他在大街上打起来,会不会引来警察?会不会有人来帮我?不会的,肯定不会的,一个穿着体面的人殴打一个乞丐,没有人会帮助乞丐的,甚至连保安也可能不会管的,乞丐的命贱若蝼蚁。我注定又会被他们抓进窨井里。

一辆出租车停在路边,我身上没有装一分钱,我已经顾不上这么多了。我向出租车司机招招手,出租车司机看到了我,又漠然回过头去,出租车后面冒出一股轻烟,开走了。

我只能继续拼命向前跑。

后来我跑到了一个公交车站,一辆公交车刚刚启动,就在车门即将关上的那一刹那,我跳上了公交车。公交车轻快地开走了,隔着玻璃窗,我看到站台上刀疤被气歪了的嘴巴和那道闪闪发光的刀疤。

我靠在铁栏杆上,刚刚松了一口气,就听到公交司机坚硬而冷漠的声音:“钱!”

我的身上一分钱没有,今天的“生意”还没有开张,我没有钱。我看着这个留着两撇小胡子的青年说:“大哥大哥,我没有钱,以后一定给你补上。”

公交司机冷冰冰地说:“没有钱就在下一站下车。”

我想,无所谓了,下一站距离这站少说也有几百米,刀疤再怎么跑,也跑不过公交车。到了下一站,我再上一辆公交车,如果只让我坐一站,我再转车。几十天的乞丐生活让我有了极强的生存能力,也将我的脸皮锤炼得厚若城墙。

我向车后走去,车上的人都用鄙夷不屑的目光看着我。车上有两个空座位,可是空座位的旁边坐的都是漂亮女孩子,她们目视前方,没有看我,但她们却又分明看着我。她们故意把身体向空座位的这边挪了挪,抗拒我过来。我知趣地站着,也装着没有看到她们。

站在车厢里,我听着老式公交车轰隆隆的引擎声,看着窗外飞驰的风景,一种幸福的感觉涌上心头,眼泪模糊了双眼。

自由,真好!

几分钟过后,公交车停止了,我被司机赶下车。然而,这里已经不再是帮主的地盘,这里距离那块罪恶之地已经很远很远了。我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心灵像花朵在开放。我看着街边的房屋,街边的店铺,还有街边一个个行走的人。他们一张张脸各怀心思,有人在暗自微笑,有人在故作深沉,有人在搔首弄姿,有人在想着心事……这一切太美好了,美好得像电影中的镜头。

十年过去了,我还能记得那天的情景。那天空气中有一股甜丝丝的气味,那天大街上的每个人都喜气洋洋,那天的阳光是橘红色的,那天的天空是湛蓝色的。

那天,我走到报社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我站在报社门口,突然泪流满面。

我想起了第一天报到的情景,想起了第一次吃饭的情景,还想到了第一天夜晚走在报社这条道路上的情景。我像巴尔扎克笔下的那些外省青年一样对着宽阔的大街喊:“巴黎,我来了!”

短短的几十天,已经恍如隔世。

那时候,正是报社最忙碌的时候,记者们刚刚采访回来,忙忙碌碌地坐在办公室写稿。十年前北方报社的记者们还没有用电脑,他们每月从总编办公室领取几沓方格稿纸,几杆圆珠笔。他们的稿件都写在这些方格稿纸上。每家报社都有好几个录入员。这些录入员通常都是女孩子,她们把记者写好的稿子输入电脑中。她们经常要在记者潦草的字迹前揣摩半天,绞尽脑汁;她们都用五笔输入法,一双小手像翅膀一样在键盘上飞翔,那种姿势常常让不会电脑的来自农村的记者羡慕不已。这时候也是编辑们正忙碌的时候,他们要打开各个门户网站,搜寻当天的热点新闻。

我登上楼梯,走过一间间办公室,看到的都是埋头忙碌的身影。我一直走到了楼层最里面的主任办公室。

主任也在忙碌着,突然一抬头看到了我,他哎呀呀地叫一声,扑过来将我抱在怀中。我浑身散发着酸臭味,可他不管不顾。等到他松开了手,我们的眼中都充溢着泪花。

这一抱,让我们以后成为了生死之交。几个月后的一天,当他说自己要去南方闯荡,问我去不去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说:“走。”

主任的叫声惊动了整层楼梯上班的人,很多人跑过来,问候我。他们中有的人我刚刚认识,有的面容陌生。老总也来了,他握着我的手说:“一直在找你,一直找不到,后来我们只好给警察报案了。”

我说:“我正好想找警察,那些乞丐是黑社会。”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香很香,我一倒下去,就感觉自己在黑暗中滑行,就像在溜冰场上一样。最后,我滑入了黑暗深处,我全身放松了,任黑暗托扶着我,我像一根羽毛,飘荡在风中,随“风”而安。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间,我被推醒了,睁开眼睛,看到刺眼的阳光照射在窗户上。主任说:“快起来,警察在等你。”

身边站着一名警察,身材魁梧得像一块钢板。我跟着他走出了报社的宿舍,钻进了一辆警车里。警车驶入公园,公园里站着几十个穿制服和没穿制服的警察,各个面色凝重。公园已经戒严了。

我带着警察来到了那个窨井盖的旁边。窨井盖还完好地盖着,此刻,帮主和老大们都还没有起床。他们的早晨是从中午开始的。

一个小时后,窨井盖被从下面顶开了。守候在窨井边的警察扑上去,出来一个,抓住一个。几个老大全被束手就擒。

老大们被带往公园外的面包车里,刀疤突然看到了我。他的眼睛几乎喷出火来,恨恨地说:“原来你是警察,老子看走眼了。出来后老子剥了你的皮。”我的背脊掠过一层寒意。

一名警察一巴掌把刀疤的话打回了嘴巴里,刀疤不再言语。

几名警察钻进窨井里。一会儿,帮主被带出来了,他看到我,低下了头。疯女人也被带出来了,一名警察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披在她的身上,疯女人挣扎着喊:“不去!不去!”声音含混不清,她也被带进了警车。

这个黑社会性质的乞丐群落至此全部落网。

一个月后,警察告诉我说,帮主是一名杀人潜逃犯。三年前,他因为庄基地的事情与邻居发生了纠纷,一锄头将邻居打死了。家乡不敢待,他就跑到了省城里,又担心遇到熟人,此后就选择窨井作为自己的居住地。

帮主后来被枪毙了。

刀疤和几个老大都被判处程度不等的有期徒刑。现在,不知道他们出来了没有。即使出来了,我来到南方,远隔千山万水,刀疤也不会找到我。

吴哥没有死,他那天走出窨井,准备监管残疾少年乞讨,没有想到当天限制乞讨。由于伤势过重,他昏倒在马路上,被好心人送到了医院里。警察侦破这起黑社会性质的丐帮时,吴哥提供了大量的证据。

疯女人没有了消息。

十年过去了,吴哥不知道还好不好,他回家了吗?孩子也都长大了吧?他们那个黄河岸边的学校,是否来了新的老师?

第二章 暗访妓女群落 第一节 目标是站街女

十年后,我至今还能回忆起我的第一篇稿件当初在这座城市引起的轰动。

那天,登载暗访乞丐的稿件一见报,报社的热线电话就响个不停。市民们纷纷诉说自己居住地附近乞丐的情况,诉说自己被乞丐欺骗的经历。

我也因为这篇稿件而受到了报社领导的器重。现在,我还记得,在一次报社全体采编人员的会议上,总编不点名地表扬了我,他说这篇稿件是报纸创刊以来最有分量的一篇稿件。老总还在会议上叮咛接听热线电话的几个女孩子说,无论谁打来电话,都不能暴露这篇稿件作者的身份,很可能会有乞丐组织里的人,冒充市民打电话。

听了这些,我心中充满了融融的暖意。

也是在那次会议上,主任照样没有点名地表扬我说,如果选择了记者这份职业,就要有献身精神。如果所有记者都能像我,何愁报社不能发展?

我知道他们不点名,都是为了保护我。

暗访乞丐群落后,我又暗访了一些人群:酒店里包房赌博的赌鬼,领取假钞换取真钱的少年,酒精里兑水冒充茅台的奸商……这些稿件只要一见报,就能引起轰动。登载着暗访稿件的报纸,当天总能卖得很好。

然而,经过了这么多的暗访后,我的身份也被暴露了。曾有人打电话威胁我,说他们会将我打成残疾;还有人说,会拿10万元买我一条腿或者一只胳膊。

我感到深深的恐惧。每天晚上从报社下班后,走在大街上,我就感到惊恐不安。我不断地回头张望,担心会有人在背后向我下毒手;而遇到有人快步走来,或者奔跑过来,我就异常紧张,赶紧背靠墙壁;我担心那是我曾经暗访过的人,是来向我报复的人。

很长时间里,我的包里都装着一把菜刀,那是我在地摊上买到的。走路的时候,菜刀硬硬地碰撞在我的胯骨上,我才有一点安全感。还有很多次,我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右手放在包里,抓着刀柄,眼睛左右逡巡,看着旁边每一个人的神情。而等到没有人注意我的时候,我就快步奔进出租屋里。

那时候,因为报社扩大经营,我们的宿舍做了办公室,我不得不在城中村找了一间房屋居住。

还是在那年,我又暗访了妓女群落。

这次暗访源于一起刑事案件。

不久前,省城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一名妓女被嫖客残杀在出租屋里,从现场的种种线索分析,是嫖客所为。然而,想要在偌大的城市里找到嫖客,却有如大海捞针。

几乎在同一时间,很多城市里都发生了妓女被杀害的案件。为什么凶手都盯上了妓女?妓女真的像外界想象的那么有钱吗?他们的工作是不是充满了危险性?这些问题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那时候的妓女还是很神秘的。

为了了解妓女的生活现状,我开始打入了妓女群落。

据说,这种职业非常古老,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这种职业。

按照我十年来多次对妓女的暗访,我觉得妓女可以分成这么几类:第一类的营业场所在的酒店,环境幽雅,收入丰厚,她们不会出台,只在酒店里做生意。第二类妓女在桑拿房里,环境较好,收入比第一类少很多,也不会出台。第三类在发廊里,环境较差,收入略少于第二类,一般不会出台。最后一类就是俗称的“站街女”,风险最大,收入又最少,而凶手盯上的也是这类妓女。

我的暗访对象也只放在第四类妓女身上。

此前,我看过很多描写妓女的书籍,都把妓女写成被生活所迫,有的甚至是大学生,为了支付学费才来卖淫的。我经过多次暗访后发现,这些书籍都是扯淡,是一些无聊文人坐在家中拍着屁股想出来的。

还有的书籍把妓女写成了古代小说中的杜十娘和国外小说中的玛格丽特,什么看淡金钱,义字当先,为了爱情,水深火热也敢闯,这更是扯淡。当代绝大多数妓女早就丧失了做人的标准,还谈什么忠义?妓女阅人无数,那颗心早就不会对某个男人动情,只会对钱动情。曾经沧海难为水,和无数男人有过肌肤之亲的妓女,又怎么会对某一个男人动真情?

将尊严和人格彻底摔在地上碾为齑粉的人,你还希望她会有人的感情吗?因为她没有了尊严和人格,她就没有道德底线,她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这些都是我多次暗访妓女后的感悟。

近几年,很多城市的不法医院出现了“处女膜修复”手术,听说生意都很不错,而顾客绝大多数都是妓女。妓女修复了处女膜后,又开始冒充纯洁无瑕的处女,害羞地恋爱,腼腆地结婚。妓女们都是表演高手,她们会欺骗很多青春期的对爱情充满了憧憬向往的男子,可是,这样的婚姻以后会幸福吗?答案不言而喻。

在这座城市里,有一条街道,每当夜晚来临的时候,大街上就出现了无数袒胸露背的身影,她们或者长发披散,妩媚动人;或者短发拂肩,风情万种。他们站在街边,站在叫卖糖炒栗子的灯影里,站在商店饭店光线暗淡的台阶上,看到有男人走过来就问:“帅哥玩玩嘛?”

她们中有的人一个晚上会有好几单生意,有的人夜夜都在空跑。她们可以跟着男人去很远的地方,去男人的家中,或者在就近的小旅社开房;她们又可以把男人带进自己租住的小房间里,或者是和别人合租的房间里。她们的背后,有的有黑恶势力在暗中撑腰,也有的是自己单打独斗。

她们的生活千篇一律,她们每天都在接触不同的男人。她们很快就忘记了男人的面容,却不会忘记男人送到手中的钞票。她们有的干这行已经很久了,眼光练得非常毒辣,一眼就能看出男人是否有钱,性格是否残暴;她们有的性格扭曲、暴躁易怒、破罐破摔,完全不能用常人的标准来理解她们;她们中还有的刚刚入行,胆小怕事、懦弱畏缩,男人不给钱也不敢吭一声。

这条街道的妓女数以百计,她们都住在街道附近城中村的出租屋里。

这座城中村里有一幢异常气派的楼房,共五层,房屋足有上百间,租客大多都是妓女。为了暗访妓女生活状况,我也在这幢楼房里租了一间房屋。

那幢楼房一到夜晚就成了妓院。尽管天气炎热,但家家房门紧闭,窗帘严实,从门缝窗缝里传来丝丝缕缕女人或雄伟或细小的呻吟声。我站在天井中央,像在欣赏一曲宏大的交响乐。绵绵不断的声浪,冲击着我的耳膜,折磨着我的忍耐力。

很多时候,我会坐在门房的屋檐下。北方的房屋建筑有个规律,不管院子里是华堂大厦,还是低矮茅屋,都喜欢在院子出口处盖个门房。我在屋檐下看到小姐们走进走出,一个个风姿绰约、摇曳生辉。她们的衣服短得不能再短、薄得不能再薄,走路的姿势也极尽夸张,浑身散发着一股妖气,这让我想起了《聊斋》。

如果妓女走在大街上,你很容易就能分辨出来。为什么?就是因为她们的身上有一股妖气。这股妖气只能感受出来,只能揣摩出来,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夜晚的这家大院,就像走马灯一样,各种角色都开始粉墨登场。如果小姐独自走进来,后面几十米处一定跟着一个探头探脑的男子;如果有男子从这个院子里走出来,隔几分钟后就一定有刚刚和他“工作”完的小姐走出来。那些男子就像上公共厕所一样,“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就这样风雨兼程”。

夜半过后,妓女们陆续回来了,有的赚钱了,兴高采烈,隔着老远就对着楼上喊:“老公,下来吃宵夜。”有的垂头丧气,回到出租房里,很快就熄灯睡觉。

出租房里除了妓女,还有各种各样的人,有的是妓女的丈夫,有的是妓女临时姘居的男友,有的是背后保护妓女的人,还有的是依靠妓女生活的人。

刚刚搬进这间出租屋的时候,有三个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个是小兰,来自于这个省某山区僻远县的一个村庄。我后来见过她的身份证,那个地方就在山中,想来她的家境应该不好。小兰长得不错,身材又细又高,大概在170厘米,身上“三突出”,脸上有几颗小黑痣,脚上穿着很厚很厚的凉鞋。那时候很流行这种像老戏中的靴子一样的凉鞋。那个夏季,时髦的女孩子几乎一人一双这样的鞋子。小兰的眼睛细长,眼角上翘,看起来好像总在笑。

有一天,小兰带进来一个瘸子,那个瘸子应该有30多岁,穿着西装,没有扣纽扣。他一走动,西装的下摆就像翅膀一样在扇动。他一进门就将小兰扑倒在床上。小兰挣扎着,但是徒劳无益。那天夜晚小兰的窗户没有关,她可能是还没有来得及关窗户,就被瘸子压在了身下。隔着窗户,我看到瘸子揭开小兰的裙子,小兰发出了哭声。

我当时一直在作思想斗争:我要不要冲过去,要不要报警,要不要救小兰。如果是别的纯洁的女孩子,如果不是妓女,我一定会冲过去,然而,那个房间里此刻交媾的是妓女和嫖客,我该不该管?直到现在我还在想着,那天我该不该管?

几分钟后,那个男子起身了,系好了裤子。他粗暴地对小兰说:“哭什么?以后有我罩着你,就没人敢欺负你了。”然后瘸着腿走了出去,没有给钱。

小兰一直在哭,哭了十几分钟后,她擦干眼泪,也出去继续接客。

后来我知道了,那个瘸子是这个城中村的老街痞,他专做这种皮肉生意,有时候也拉皮条。妓女们每做一单,不管是不是他拉的生意,他都是要抽份子钱。他的手下有好几个妓女。

第二个女子名叫小雯。不知道来自四川还是重庆,她说话的时候喜欢说:“格老子,格老子。”一笑就有两个小酒窝。小雯个子不高,眼睛很大,浑身就像吹涨的气球,每一处都圆滚滚的。

小雯不是一个人租房住,和她住在一起的还有一个男人,也是带有四川和重庆的口音,他喜欢说:“龟儿子,龟儿子的。”这个小个子男人夏天总喜欢趿拉着一双拖鞋,穿着极大极大的短裤,短裤里足以塞进一头大肥猪。他经常光着上身,身上条条肋骨像键盘一样凸起。这个男人没有工作,也什么事都不干,他白天睡觉,夜晚吃完小雯做的晚饭后,就嘴角挑着牙签出去打麻将了,而小雯也去找男人了。

我之所以在院子里上百户人家中注意到他们,是因为一次打架。

有一天黄昏,我听到院子里响起一个女人的哭声,声音异常尖厉,还有什么东西抽打在身上的声音。我循声望去,就看到了小雯和那个男人。很多人都出来了,但没有人去管,大家都兴高采烈地看着,希望会有更好看的事情发生。从别人的交谈中,我隐约明白了事情的原委。这个男人可能是小雯的老公,也可能是男朋友。他每天夜晚去村子里的麻将馆赌钱,没有钱就向小雯要。小雯钱赚得很不容易,昨天晚上没有赚到钱。男人要不到钱,就打小雯。

村子里的几家麻将馆昼夜不息,灯火通明,里面的常客除了小雯丈夫这种老赌徒,再就是妓女们。赌徒们先用钱从麻将馆老板处买到筹码(一种圆圆的像瓶盖一样的东西),然后才能打麻将。最后,赢到筹码的赌徒就从老板那里领钱。这样做,是为了躲避警察抓赌。

小雯丈夫赌博水平极差,每次都被杀得大败而归,而且屡败屡战,却乐此不疲。结果,小雯辛辛苦苦赚到的皮肉钱都被丈夫送进了麻将馆,养肥了麻将馆老板和那些赌徒。

第三个女子名叫唐姐,我这是跟着别人叫的。唐姐大概30多岁,长得不好看,大门牙,扁平脸,一脸苦相。真想不到,像这种容貌怎么能够做这份“工作”?但是唐姐自称自己服务态度好,“那些小姑娘不会做的,我都会做。我结婚好多年了,经验是她们不能比的。”有一次,唐姐向我这样炫耀地说。

唐姐说话不考虑,什么话都敢说。她说她发明了一种新的方法取悦嫖客。北方缺水,尤其在城中村,经常会停水,唐姐说她把牙膏涂在男人那个东西上,“吃起来就有牙膏味。”这句话让我恶心了很久,牙膏居然还有这样的用途!直到现在,我一见到牙膏,就会想到唐姐说的这句话。

唐姐好像不是北方人,她说话是用舌根发音的。她衣服也穿得很普通,看到人家穿吊带装,她也在路边地摊上买了一件,结果她穿上去后,看不到美感,只看到块块肥肉绽露,惨不忍睹。

这些妓女中,唐姐很爽快,问她什么就说什么,毫无顾忌。

唐姐的房间里还有一个老头儿,老头儿足有70岁,走路都颤巍巍的,浑身嘎巴响。以前我以为老头是唐姐的父亲,唐姐说:“这房子是老头租的,我在他这里住,不用付房租。有男人一来,老头儿就出去。”

第二章 暗访妓女群落 第二节 丈夫和嫖客

城中村里有好几家发廊。从那个时候开始,发廊已经不理发了,改成了按摩松骨。所谓的按摩松骨,就是交合的代名词。

发廊里的妓女经常坐在玻璃门的后面,袒胸露乳。每个发廊都有专门的工作服,这种服装也不知道是谁设计的,但是绝对是针对妓女设计的,领口极低,开叉极高,却又把最重要的部位遮挡住,留给心怀鬼胎的人无限的想象空间。穿着工作服的妓女坐在门后,看到有男人走过来,就喊:“来呀,来呀。”也有的妓女看到男人来了,就故意走出发廊,挺着颤巍巍的奶子,看到吸引了所有人的视线,又装着若无其事地走回来。

因为有了“站街女”,发廊的生意大受影响。因为“站街女”便宜,三十元都可以,而发廊开价就是一百元。来来往往城中村的人都是农民工,他们当然会贪图便宜。于是,发廊女对“站街女”痛心疾首,她们看着“站街女”,当面就叫“婊子”、“破鞋”。“站街女”比人家低一个档次,经常是听见了装着没有听见,落荒而逃。

我一般都睡得很晚,总是要院子里安静了之后才会回到房中。有一天凌晨,楼下响起了敲门声,声音很重,整幢楼都听见了,但是没有人去开。我相信那一刻很多房间里的人都颤抖不已,惊惶不安。一下子所有的灯光都关掉了,有人偷偷地打开后窗,跳了出去。

敲门声依然响个不停,我很好奇,就来到了门房后,隔着门缝,看到暗淡的路灯光下,一个女子孤苦无依地站着。我问了声“谁?”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回答说:“大哥,快开门啊。”

我打开门,门外的女子一下子倒了进来。我看到她的脸上都是血迹,衣衫破烂,光着脚板,原来是小兰。

我问小兰:“怎么了?怎么了?”

小兰哇哇地哭着说:“我被人打了,脚扭了。”

我看到小兰的右脚肿起好高,站都站不稳,我背起她就往处走,寻找诊所。

这条街巷有一个社区医疗站,可是现在已经关门了,隔着栅栏在防盗门上敲了很久,也没人答应,估计里面没人。我又背着她向巷口走,巷子里没有出租车。

站在巷口,好不容易拦住了一辆出租车。出租车司机疑惑地看着小兰裸露出的胸脯和大腿,又看看我,犹豫迟疑。小兰说:“我身上没有钱。”我说:“我有钱,快点开往附近的医院。”

坐在出租车上,突然看到了路边有个准备关门的诊所,我喊:“停,停。”赶紧下车背着小兰走了进去。

诊所里有一个老医生,戴着老花镜,脸上垂下两嘟噜肉,看起来好像学识渊博。他看了看小兰的脚,然后伸出自己穿着布鞋的脚,踩在小兰的右脚面上,手掌扶着她的膝盖,突然一发力一扭,听到嘎巴一声响,小兰呻吟了一声,错位的关节被扶正了。老医生又给小兰脸上身上的伤痕涂了点药。

“多少钱?”我问。

老医生伸出了三个指头。

“三十?”

“三十?开玩笑?三百。”

我只好给了300元。

坐在回去的出租车上,小兰说起了事情的经过。

几个小时前,小兰在街边拉客,这时过来了一个男子,很瘦小,衣服穿在身上,就像挂在树杈上。他比小兰要矮半个头,神情猥琐,一副没有睡醒的样子。

两人谈好了价钱,小兰就向出租屋的方向走。走了十几米,看到男子没有跟过来,小兰又走回去问怎么回事。男子说,去宾馆啊,去你家我担心被你男朋友打。

小兰觉得这个男人挺风趣的,又瘦瘦小小的,就放松了戒备,决定跟着他走。男子叫来了一辆出租车,出租车走了十多分钟,来到了一个宾馆门前。那个宾馆有三层,门口竖着三杆旗杆,飘着不同颜色的三面旗帜,貌似三星级酒店,其实就是一家私人旅社。

小兰刚进门,就被门后一个男子卡住脖子,摔到床上,然后撕开她的衣服。惊恐万状的小兰看到那个男子很强壮,满脸都是红色疙瘩。就在那间房里,小兰遭到了轮奸。为了掩盖小兰的叫喊,他们把电视的声音开得很大。

完事后,小兰等着他们给钱。瘦子拿起小兰的衣服,把她的手机和仅有的几十元钱拿走了。小兰哭着说:“行行好,行行好,手机给我。”瘦子一巴掌打在小兰脸上,小兰像一件衣服一样被扔到地板上。她还没有起身,强壮男就踩在她的脸上,边踩边骂“臭婊子”。

瘦子说:“跪在地上,面朝墙壁,不准回头。”小兰依样照做。刚刚跪下,强壮男又踢了她一脚:“回过头来,老子就打死你。”小兰歪倒在地板上,又哭着爬起身来,面朝墙壁跪好。

过了好长时间,小兰感觉不对劲,偷偷回头一看,看到房间里只剩下她一个人。强壮男和瘦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走了。

小兰哭着走下楼梯的时候,扭伤了脚。她不敢让人知道自己的身份,也没有去找宾馆服务员打听那两个男人的情况。她一路走,走到出租屋的时候天都快亮了。

小兰那次被洗劫后,去找那个瘸子。那个瘸子说:“以后再遇到这种事情,你就打我电话。”

几天后,小兰拉到了一个男子,回到出租屋,结束后那个男子只给20元。小兰说,说好的50元,怎么只给这么少?男子说,他从来都只给20元,说完后就准备出门。小兰拉住他,他一甩手就给了小兰一个耳光。小兰拿出电话拨打了瘸子的号码。几分钟后,瘸子带着几个人在院子里拦住了那名男子,对着就是一顿暴打,男子只好跪地求饶,不得不掏出了身上所有的钱。

那天我正好在院子里,看到了那场惨不忍睹的场面。为了取悦小兰,瘸子用他那只完好的脚,一脚又一脚地踢在男子的身上,以一副英雄救美的姿态给小兰报仇。那名男子全身是血,身上能肿的地方都肿了,刚开始还能连声求饶,后来连求饶的力气也没有了。看到大获全胜,瘸子像个骁勇善战的公鸡一样,趾高气扬地站在小兰面前,吹嘘地说:“这里没有我摆不平的事情。”然后就带着那几名地痞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了瘸子属于一个什么公司。这个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名字的公司由本地的老少流氓组成,他们充当妓女们的保护神,另外还负责讨债。妓女们如果遇到纠纷,他们就会闪电般地冲过来“护驾”。但是妓女们要交给他们保护费。

听小兰说,保护费是一人一天20元。交了保护费的妓女们,此后就不再害怕小流氓的骚扰和不给钱的嫖客了。

瘸子让小兰免于受到欺负,但是瘸子却让小兰在犯罪的路上越走越远,直到最后被人杀害。但这已经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省会里有很多来自外地的妓女,姿色好的就进了酒店和夜总会,姿色差的就当“站街女”。在这个院子里,南腔北调,什么口音都有;而嫖客也是这样,形形色色,千奇百怪。

小雯还是经常被那个打麻将的丈夫打,在丈夫的眼中,麻将牌比小雯要亲密得多。为了免于挨打,小雯每天的生活变得非常单一:不断接客,不断赚钱。

每天下午,还没有到吃晚饭的时间,小雯就早早出来了,孤独地站在街边,穿着长袖长裤,遮挡着被丈夫打伤的胳膊和腿脚。有熟悉的妓女路过这里,问候一声:“这么早就上班了?”小雯凄凉地笑笑,背过身去擦掉涌上来的眼泪。

小雯什么客人都拉,不管是年龄大的,年龄小的;长相丑的,长相俊的;穿着整洁的,衣着邋遢的……为了拉到更多的客人,小雯不得不降低收费标准。这让很多妓女牢骚满腹,愤恨不已,她们说小雯破坏了行规。小雯甚至连20元的活也接,她们说小雯是猪,“什么都吃,连垃圾都不放过”。

那时候我坐在门房的屋檐下,经常能够看到小雯出出进进的身影。她的身后十几米处跟着一个个能够做她爷爷的人。小雯刚开始的时候见到我还有些腼腆,后来就坦然了。我看到小雯的眼睛很空洞,好像看开了一切。有一次,她带进了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头儿,一会儿老头儿就出来了。他手扶着拐杖,对着小雯大讲人生价值观和革命理想,教育小雯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当时我正在喝汽水,那汽水差点没喷上了屋顶。

还有一次,我坐在屋檐下,看到小雯和一个穿着中山装的干部模样的人走了进去。那时候的中山装已经很少有人穿了,那人头发一丝不苟,一副道貌岸然的神情。小雯和他的丈夫就居住在门房的对面,距离门房不到十米的距离。他们进去了很长时间,还没有出来。大约一个小时左右,我听见了小雯不耐烦的声音,好像是嫌那个干部模样的人在她的身上摸来摸去。干部很不高兴地喊了一句:“我掏了钱呢。”

又过了大约十几分钟,他们出来了。干部走在小雯的身边,教诲小雯说:“年纪轻轻的,做什么不好,为什么要做这行?”

听了这话,我真想冲上去抽他。

尽管小雯在拼命挣钱,但是丈夫的手艺确实是太臭了。他总是输,输了后就向小雯要钱,小雯又不敢不给。他们这种关系让很多人无法理解。人们无法想象,小雯为什么会找到这样一个好吃懒做、只会打麻将又技术极臭的男人?也无法想象,这个男人为什么会逼着自己的老婆一次次去接客卖淫?

后来的暗访中,我发现这种事情其实很多,很多男人吃软饭,靠妻子卖淫来生活;还有的妓女在外包养小白脸,丈夫一点也不知道。这都是些长相俊俏的妓女。人类最隐秘最肮脏的一面,在这些妓女之间袒露无遗。她们在一起的时候,经常交流谁接到的客人多,谁包养的小白脸漂亮。

我曾经见过一个妓女,容貌非常漂亮,每隔几天,就有一个猥琐的老头子来她的出租屋过夜。这些妓女们一般都不会留人过夜的,以免夜晚有警察突然查夜。很长时间里我一直猜不透他们是什么关系,而且当这个妓女接客的时候,老头子也会在里面,拉上门帘遮挡住自己。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属于什么关系。有一次,这名漂亮妓女炫耀地对别的妓女说,那个老头子是一家很大商场的经理,有权有势。

这个妓女群落中,有太多我们想不到的事情。我们不能用常理来判断这个群体,因为这是一群没有道德底线、没有善恶标准、没有是非观念的人。我们的不可思议在她们的眼中很正常,我们的正常在她们眼中反而匪夷所思。

有一天,因为给钱少,小雯又遭到丈夫打骂。大家对他们的吵架打架已经习以为常,没有人管没有人理。我当时完全是出于义愤,走进了他们的出租房。小雯看到我,好像大海中溺水的人突然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抓住了我的胳膊,躲在我的身后。我说:“做丈夫的,怎么能整天打自己老婆?”小雯的丈夫气势汹汹,脖子上的青筋条条暴起,像一头随时就会跳起来啄人的公鸡。他脸上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斜视着我说:“你算什么人?格老子打堂客,关你屌事?”

这个浑身干巴骨头的男人,听不进我的任何劝说。他认为老婆是他的,他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男人和小雯都是来自四川大凉山,都没有上过学。他们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祖辈的口耳相传。怪不得他喜欢打老婆,怪不得老婆不敢反抗。

挨打过后,小雯很快就忘记了,该做什么还做什么,该给丈夫做饭还做饭,该给丈夫洗衣还洗衣。丈夫也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妓女妻子提供的这一切。

我常常在想,当有一天小雯老了,不再做妓女了,她会怎么总结自己这一生的经历?她的丈夫会为自己这一生的所作所为悔恨吗?这些年的妓女经历,会在他们心中留下无法抹去的印痕吗?

也许不会,因为他们觉得这一切很正常,他们觉得这一切不是耻辱。就像小偷永远不会认为不是自己的东西就不能偷一样,小偷认为别人有的,而我没有,我把别人的拿过来也是天经地义的。也许小雯的丈夫认为,妻子闲着也是闲着,让她出去拉客赚钱,反正什么都不会少,何乐而不为呢?

小雯家中没有电视机,她买不起。这个院子里很多妓女家中都有电视机,是那种两三百元就能买到的组装电视。城中村狭窄的街巷里,经常会有骑着三轮车,叫喊“收旧家具旧电视机”的男子。三轮车慢悠悠地驶过去,凹凸不平的路面将他们的叫喊声颠得又细又长,像皮筋一样。这些旧电视机被这些收购的男子以极低的价格送给废品收购站,废品收购站又卖给家电修理部。家电修理部重新修理,更换不能用的部件,然后换上新制的壳子。这样,一台外表看起来崭新的电视就组装成功了。这些电视无法走进大商场,就在一些小商铺里出售。妓女们购买的都是这样的电视机,因为她们随时准备离去,离去的时候就只带着银行卡和安全套,别的什么都不会带走。

小雯家中没有电视机,她又特别喜欢看电视。有时候她涎着脸来到别的妓女家门口看电视,总会遭到人家的白眼。我的出租房里有一架小电视。这架没有牌子的电视肯定是以前居住的妓女留下来的,她就经常过来看。有时候,看着她跟着电视里的歌星一起唱歌,亮晶晶的眼睛里充满了神往,我就觉得她还是一个孩子。

她的丈夫沉醉在麻将中,他才不管自己的妻子赖在谁的房中。

就这样,我和小雯渐渐成为朋友。

第二章 暗访妓女群落 第三节 被打被抢的常态生活

和小雯一样锲而不舍的还有唐姐。唐姐也是爱岗敬业,恪尽职守,然而由于先天条件太差,唐姐的生意很不景气。她一直在惨淡经营。

在这个院子里,唐姐属于最节省的一个,她连在外面吃一碗面条的钱也舍不得掏。她总是要回到出租屋来吃,而那个老态龙钟的男人总会将唐姐伺候好,一日三餐必不可少,房租也从来不会要唐姐掏一分钱。

大家都知道唐姐极度吝啬,妓女们遇到她的时候,就故意说:“你什么时候请我吃一顿饭啊。”唐姐总是搪塞说:“下次,下次。”然后落荒而逃。

也有妓女看到唐姐走来,就故意在她的面前吐口水,在她的背后说:“这么老还出来卖,真是个老婊子。”唐姐听见了也装着没听见,她知道自己斗不过她们。

妓女们都很凶狠,发作起来就像雌老虎,不见到血是不会罢手的,她们把压抑和屈辱都变态地发泄在斗殴中。曾经有两个妓女打架,一个高个儿,一个矮个儿,矮个儿非常刁蛮,她拿起凳子砸在高个儿的脸上,高个儿去医院缝了十几针。这种事情一般男人都不敢下手,但是妓女就能下手。妓女打架从来不会惊动警察,她们总是私下解决。后来,高个儿找了一群人,矮个儿也找了一群人,双方在院子里摆开战场,互有输赢。再后来,那家保护妓女卖淫利益的公司出面,矮个儿赔了高个儿几百元,这件事才算平息了。

有一次,我问唐姐,你今年多大了?唐姐丝毫不隐讳地说:“你看看我有多大?”我还没有回答,她就接着说:“我43岁了,女儿都上大学了,要不是为了女儿,我才不会做这行。”

唐姐说,她以前在工厂上班,后来工厂改制,她下岗了。丈夫吃喝嫖赌,自己赚的钱还不够自己花费,她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了,和丈夫断绝了来往。

我问唐姐:“女儿一个月能花费多少钱?”

唐姐说:“最少也要一千多块。”

我说:“大学生可以做家教啊,你何必现在还要给她钱。”

唐姐愣了愣,说:“夹脚?什么夹脚?”

我一时语塞,不知道该说什么。她也难堪,也不知道说什么。

后来别人说,唐姐是从农村来的,大字认识不了几个,什么女儿?她就不会生育。丈夫和她离婚了,她自己跑出来的。

妓女们的话是不能相信的,她们每个人都有说谎的天赋。

我在报社没有编制,没有正式职位。我拿的是计件工资,如果没有稿件见报,我当月就没有工资。然而,暗访妓女群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月两月是没有结果的,因此,我决定撤离。

半个月后,我回到了报社。为了生计,我不得不写那些杀人放火、凶杀抢劫、交通堵塞、下水管道爆裂、垃圾没有人清理之类的新闻,每天忙得像个陀螺,经常到黄昏时候才吃早餐,只有在做了记者后,我才真正体会到了废寝忘食的真正含义。

尽管离开了那个城中村,但是我还一直和小兰、小雯、唐姐联系着。电话中她们问我做什么工作,我说自己是网络工程师。她们感到很神秘,都会发出感叹声。网络工程师是干什么的,她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一个月后,那条“站街女”聚集的街道受到综合治理,“站街女”们都跑了,隐身在大街上熙来攘往的人群里。综合治理结束后,她们又冒出来了。这次的人数更加庞大,除了“站街女”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犯罪分子隐藏其中。

于是,我听到了很多发生在这条街巷的故事。有个嫖客在这里找到一个妓女,妓女高大丰满,嫖客很满意。到了旅社,嫖客才发现妓女原来是个男子假装的。结果嫖客的钱和手机被洗劫一空。

更多的是嫖客抢劫妓女。几个嫖客合起伙儿来,其中的一个人出面把妓女钓到野外之后,埋伏在这儿的另外几个人一哄而上,妓女的财物就被抢光了。

那时候的手机都很值钱,最便宜的也要1000多元,所以劫匪和小偷都盯上了妓女们的手机。妓女们离不开手机,再穷的妓女也要买一部手机,而劫匪就专门抢劫妓女的手机。那时候的男人们都很喜欢在皮带上挂着一个小盒子,皮质的,有暗扣,小盒子里装着手机,结果给小偷提供了极大的行窃方便。

有一次,小雯打电话说,那次和高个儿打架的那个矮子被人杀了。我问被谁杀了。小雯说不知道,被发现时已经死了,脖子被割了几刀,在旅社发现的,肯定是嫖客干的。但是,由于矮子叫什么名字都没有人知道,是哪里人也没有人知道。这个案件注定是个悬案。

一时间,“站街女”们人心惶惶。“站街女”的生命安全再次成为很多人关注的话题。

妓女们都说这个矮子有点傻,没有防范心理,又性情暴躁,所以遇到了很多危险,被人打的次数也最多。

有一次,这个矮子跟着一名嫖客去唱歌,进去后才发现,包间里有很多人。其中一名嫖客拿出一罐打开的可乐让矮子喝,矮子听话地喝完之后就不省人事。矮子醒过来的时候,发现包间里只有她一个人,音箱里的音乐还在震耳欲聋地响着,地上有几个肮脏的安全套,身上的手机和钱都没有了。

那罐可乐,肯定是被嫖客做了手脚,放了安眠药或者迷幻药。

还有一次,矮子带回来了一名嫖客,商量好给50元。完事后,嫖客给了100元,说不用找了。矮子高兴得不得了,就拿着这100元去村外买烟。老板说这是假币,矮子不服气,说老板偷偷换了自己的钱,和老板大吵特吵。结果,老板娘出来了,拿着棍子将矮子打得跪地求饶,边打边骂“臭婊子”。这家商店是本村人开的,矮子怎么能惹得起?

矮子脸上有一块伤疤,那是被人刺伤的。矮子脾气不好,动不动就会暴跳如雷,大呼小叫,寻死觅活。有一次,一个男子骑着摩托车把矮子带到了野外树林里。这里黑糊糊的,四周没有人烟,看起来阴森恐怖。一般的妓女绝对是不会来这里的,给多少钱都不会来,但是,矮子没有这个心眼儿,她的眼中只有钱,没有危险。完事后,男子转身要走,矮子一把抓住了他的衣袖要钱。男子从裤兜里掏出刀子说:“你放手,不放手我杀了你。”矮子以为他不敢,继续撒泼,拉着男子的衣袖破口大骂。男子一挥手,矮子的脸上就感到火辣辣的一片,赶紧放开手臂。男子骑着摩托车绝尘而去,矮子捂着脸号啕大哭。

嫖客残忍无比,妓女们也在想办法对付那些凶残的嫖客。妓女和嫖客的矛盾始终是不可调和的,嫖客总想花最少的钱,干最多的事;而妓女们却总想干最少的事,赚最多的钱。

为了保证生命安全,一些关系好的“站街女”就联合起来,遇到有嫖客要人,她们就会说:“我们一起去,只收一个人的钱。行不行?”

来到了嫖客的住处,却是一个妓女坐在门外监视,或站在旁边袖手旁观,一个妓女提供有偿服务。嫖客大呼冤枉,妓女据理力争,如果想多占便宜,就要求再给一个人的钱。这实在也是妓女们没有办法的办法。她们认为这种办法浪费时间,收效甚微,确实得不偿失。

那年,政府对这条街道加大了整治力度。

接连几次的整治后,报社每天都会把最新的消息登载在报纸上。结果,这条淫荡的街巷全城人都知道了,更多各种各样心怀鬼胎的人涌到了这里。这些人和管理人员玩起了猫和老鼠的游戏,风声一紧,就销声匿迹了;风声一过,又都纷纷出笼了。

后来,整条街道进驻了很多穿制服的人,他们强行将妓女挤了出去。

由于这条街道受到了清理,妓女们像失去了蜂巢的马蜂一样,在周边地区继续寻找可以落脚的地方。有的和姘居的男人住进了居民楼,有的则是几个妓女一起合住,还有的则每晚做完生意后,栖身旅社。妓女的数量远远大于执法人员,这场不对等的战争注定了执法人员的失败。

没有了固定住所的妓女们,面临着更大的生活挑战。

唐姐一如既往地站在街边,看到有单个男人经过,就主动贴上去,问:“耍去啊?便宜。”在这些“站街女”中,像唐姐这样采取主动攻势的人比较少;而唐姐对钱具有超出寻常的追求和兴趣,只要有人给钱,她都敢脱光衣服在大街上溜达。

但是,唐姐性价比不高,尽管便宜,还是少有人问津。

小雯也便宜,小雯的客人就多些。

城中村整治后,小雯和丈夫、还有另外一个妓女和其丈夫,住进了居民楼的一间小房子里。小房子里支两张床,相距不到一米。午夜过后,这两张床上就睡着两对夫妻。彼此连一点最细微的声音都能听到。

然而他们不在乎,妓女没有羞耻心,有羞耻心的人不会当妓女。

由于四个人住在一间小房屋里,小雯就只能选择“出台”。其实出台原来是桑拿坐台小姐的专用术语,因为她们经常坐在吧台后面。“站街女”是没有吧台可坐的,她们是站在街道上,所以,她们出去做生意应该叫“出街”。

小雯也被抢劫过。比小兰幸运的是,她没有挨打。

小雯告诉我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问她:“怎么被人抢了?”

“你问问这些人,哪一个没有被抢过?”小雯指着身旁十几米开外一群衣着暴露、举止张扬的女子说。

“不是有公司罩着吗?”

“现在公司管不上了,很多人都‘出台’,公司的人来了,人家早就跑了,他们都是骑着摩托车。”十年前的这座城市,还没有发布“禁摩令”。抢劫的人骑着摩托车,而地痞们靠的是双脚。

小雯说她会“看人”,“我看人能看个八九不离十”。

小雯选择的客人一般还是年龄大的,50岁以上的。这些年龄一大把的人没有刑事犯罪能力。即使双方打起来,那一把老骨头也不是正值青春期精力旺盛的小雯的对手。身材圆滚滚的小雯,手劲很大,她能够把猕猴桃攥在手中捏出汁来。

小雯说,20多岁的男人最危险。由于这些嫖客中,民工占了绝大多数,而民工又是一个极不稳定的群体。极度的贫穷让一些人心灵扭曲变态,产生了仇视社会的心理。还有人因为婚姻不满意,转而仇视所有女性。几年前警察破获了一个系列的杀人案,凶手杀害的都是妓女,而杀人的动机居然是妻子抛弃了他。

小雯说她有一套识人的本领。她先看眼睛,再看神情。如果眼睛滴溜溜地转,神情变换快,这样的人,给再多的钱也不去;如果眼神沉稳,表情木讷,这样的人一说就去。

谈价格也有学问,如果对方将价格开得很高,可能就有问题。如果对方一直在讨价还价,那可能就不是劫匪。

选择地点更有讲究,小招待所小旅社坚决不去,给再多的钱也不去。酒店可以去,可是嫖客们能住酒店,就不会找“站街女”。如果实在找不到安全的地方,他们就会选择在河边树后“废弃的楼房里”蚊蝇飞舞的草地上。当然,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价钱会大打折扣。

小雯还说,她“出台”的时候,从来不喝客人的饮料,不吃客人提供的食品,害怕有迷药。曾经有一个妓女,喝了客人提供的一杯可乐,醒来后发现身上的钱、手机、戒指、项链都被偷走了。

“我们这类人的首饰都是假的。”小雯说,“能戴得起首饰,谁还出来站街?但是,手机总是真的吧。”

为了保护自己,妓女们有人练起了女子防身术,据说可以一招毙命。更为搞笑的是,有人把武馆开在了这条街巷,武馆其实也就是一间小店铺,里面摆张桌椅,放着几根木棍和舞台上使用的道具,一抖就会锵啷啷作响的破铁片;门口贴着一副对联“拳打江东猛虎,脚踢北海蛟龙”。印象中这好像是被燕青打死的那个任原所摆擂台的对联。小兰打电话告诉我这种情况后,我曾经去看过,看到了号称总教头的男子。说是总教头,其实就只有他一个人。这个留着小胡子的男子嘴上功夫好生了得,他说他的分馆开遍全国各大城市,有妓女出没的地方,就有他的武馆存在。古代是“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现在是“凡有卖淫之处,皆有小胡子武馆”。

小胡子正在向我吹嘘的时候,来了几个小流氓。小流氓们自学过几天拳脚,走在大街上都要横着膀子,看到不顺眼的就想上去打一架。小胡子的武馆开在了他们眼皮子底下,他们又怎么能不滋事?馋猫枕咸鱼,别怪流口水。

小胡子落落大方地迎上去,双手抱拳,朗声说道:“青山八字开,绿水四面来,欢迎江湖上的朋友。”小流氓们说:“别来这一套,有什么本事使出来,老子今天就是踢摊子来了。”小胡子脸上露出了难堪的神情。

一个膀大腰圆的小流氓说:“老子和你过过招儿。”然后就蹲了一个马步。小胡子做出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踩着丁字步,摆出好像太极拳中白鹤亮翅一样的招式。突然,身后另外一个小流氓狠狠踢了小胡子一脚,“去你妈的。”小胡子摔了一个狗吃屎。

小胡子爬起来后叫喊:“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踢他的小流氓从门口捡起一块半截砖头,小胡子吓坏了,哎呀呀叫着,跳下台阶,一路狂奔,像在躲避鞭子追打的耕牛,小流氓在后面紧追不舍……这种场景惹得街巷两边的人哄堂大笑。

这座城市的小流氓非常多,他们整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看到外地人,就想方设法诈骗;诈骗不成,就变成明抢。火车站和这条街巷,是小流氓最集中的地方。

第二章 暗访妓女群落 第四节 被洗钱

也是从那一年开始,这个城市里出现了大量假钞。假钞种类繁多,不但有100元、50元的大钞,还有5元钱的纸钞和一元钱的硬币。那些收到面值较大假币的人,就来到郊区的小商店晃悠,看到小商店的店主是老头儿老太太,或者是没有见过世面的农村妇女,就会拿出100元假钞来买一盒香烟,或者一瓶啤酒。等到店主给他换来一大堆真钱,他就会骑着摩托车赶快逃离。

而收到较少面值假币的人,则会拿着假币乘坐公交车。那时候这座城市里的公交车还可以自己坐在旁边收零钱。这些人往往把一张二十元或者十元钱的假币塞进公交车收款机里,然后坐在第一排的位置上,堂而皇之地收零钱,收够零钱后,就慢悠悠地下车。据说,因为假钞太多,逼得公交公司列出了“上车一元,不找零钱”的条文。

然而,一元也有假币。我曾经收到过一枚一元硬币,装在裤子口袋里。一场大雨过后,衣服淋湿,假币也原形毕露——它竟然生锈了。

大量假币从地下渠道流入了这座城市,不法分子们的犯罪活动也猖獗起来。我采访到了大量假钞换真钱的事情,这些骗术设计得精巧绝伦和天衣无缝,让人震惊。

比如,有的人拿着一百元的假钞,骑着摩托车来到乡下。这一般是在早晨10点左右。这个时间里,家中上班的上班,下地干活的干活,只剩下了老人和小孩。坏蛋们把摩托车停在院子门口,不熄火,然后指着窗台上或者墙壁下的一个空瓶子说:“老人家,我要加油,没有东西装油,把你窗台上那个啤酒瓶子卖给我。我给你五元钱。”老人就说:“一个瓶子啊,你拿走吧,不要钱。”这个坏蛋就坚决要给钱,看到老人坚决不要钱,他就骑着摩托车去了下一家。在下一家,故技重演,贪图占点小便宜的老人就用自己真的95元和一个啤酒瓶换来了对方一百元的假钞。

还有一种伎俩。有坏蛋装着一百元假钞在马路上遇到老太太,就热情地说:“阿姨啊,终于见到你了,我是你孩子的同学啊,借了他20元钱,想给他还钱,可是找不到他,现在还给你吧。”说着就把那一百元假钞掏出来。如果遇到想占小便宜的老太太,也会中招儿,拿80元真钞换来一百元假钞。

坏蛋们的伎俩还有很多。

不幸的是,小兰就与这样的一个假钞团伙遭遇了。

后来,听说小兰脱离了那个瘸子,因为她搬到了一幢居民楼里,远离了瘸子管辖的地盘。小兰找到了新的靠山,这是当地一个做黑生意的胖子。胖子做的是假钞生意。

胖子以每一百元付十元的价钱,从南方一家地下工厂买了几十万假钞,然后分批通过物流渠道,运到了这座城市,再把这些假钞消化出去。

假钞的销赃地点主要在三个地方:火车站、郊区商店、妓女的住所。

每个城市的火车站都是藏污纳垢,鱼龙混杂,也是各种犯罪分子最集中的地方。

在火车站的商店买到假货,这不算什么事;而你的钱被掉包,那才是大事。

你拿着10元钱想买一瓶饮料,饮料标价6元,他们拿过你的钱,看看后又退还给你,说你的钱缺一个角,不能用。你诧异地接过去一看,果然是这样。换一张10元,再给他们,退到你手中还是缺一个角。这就奇了怪了,怎么都是这样。钱包里10元钱没有了,你拿出一张100元给他们,这次不缺角了,但是他们说你的是假钞。怎么可能呢?上火车前刚刚从银行取的,换一张100元给他们,还说是假钱。你越发疑惑,再换一张,依然是假炒。你有多少张100元钱,他们就说你这多少张都是假钞。真是太奇怪了。好了,不在这里买了,你转身离开,拿着他们接触过的钱,去超市买饮料,验钞机检验说,全是假钞!怎么回事?原来你的真钱全部被他们掉包了。

如果你碰巧没有在这家商店买东西,而选择的是另外一家,也是买饮料,饮料标价也是6元。你拿出100元买瓶饮料,老板没有将你的钱看看后说是假钱,而是接过来,给你找钱。他让你看着,你看得很清楚,他用手指夹着要找给你的零钱一张一张地数:10、20、30……90,没错,一共9张10元钱的;91……94,没错,一共4张一元钱的。他把钱交给你,你一般不会再数的,装进口袋里转身离去。如果你心血来潮,想数数,你就会发现9张10元钱,怎么就会少了3张。你问他,他说:“不会的啊,让我再数一遍。”他再数,果然是9张10元钱。这次你放心了,转身离去,到了另外一个地方,需要买东西,才发现又少了3张10元钱。奇怪了,怎么会这样?你不会想到,你遇到魔术大师了,他在数完要找给你的钱后,已经悄悄地用小拇指勾回了三张。他做得非常隐蔽非常快速,你只有站在他的身后才能够看清楚。而且,他找给你的6张10元钱中,也难免会有假币。

城市的火车站是人流汹涌的地方,寸土寸金,而只靠在这里开小商店,开烟酒店,又能有多少收入?又如何能够支付昂贵的房租?

所以,火车站做钞票掉包“生意”的人很多。

郊区也是假钞贩子们换钱的地方。因为这里的人防范意识相对淡薄。

妓院也是假钞贩子活跃的地点。那么,假钞贩子又是如何在这里换钱的?

小兰说,有一天,她正站在街边,面前悄无声息地驶来了一辆小轿车,车窗摇下,探出来一颗硕果累累的头颅,脸上和脖子上堆积了大块大块的肉。那个头大如斗的胖子说:“妹子,上车说话。”

小兰犹豫了一下,就拉开车门钻了进去。

小兰选择客人的标准是,开着小轿车来的,不加拒绝;骑着摩托车的,多加提防;几个人来要一个妓女的,坚决不去。民工打扮的,不加拒绝;油头粉面的,多加提防;面目凶恶带着文身的,坚决不去。

那天,大胖子将小兰带到了一家在酒店事先开好的房间里。小兰从来没有进过这么高档的地方。她好奇而又恐惧,连沙发也不敢坐,担心坐塌了自己没有钱赔偿。看到大胖子坐下去了,她才敢小心地坐进沙发的边沿。酒店里什么都是高档的,穿衣镜中的自己很漂亮,就是衣服显得陈旧,神情有些惶恐。酒店里的厕所很干净,比家乡的床铺都要干净。酒店的地面铺着毛毯,高跟鞋踩上去都没有声音。

大胖子不慌不忙,他让小兰先陪他洗澡。脱光了衣服的大胖子就像一头拔光了毛的猪。小时候小兰见过老家杀猪,人们先在猪的脖子上捅一刀,放干净猪血,然后把猪放进滚烫的开水锅里,拔光了猪毛,再嘴巴对着猪脖子上的放血刀口吹气。这样猪就像一个逐渐充气的皮球一样,四肢散开,肚腹鼓起,这时候再杀猪,刀锋所向,窸窣有声……

那天,小兰“工作”结束后,大胖子给了小兰一张崭新的100元,小兰压抑着满腔的喜悦接过了,准备放进口袋里。大胖子说:“看看是真的假的?”小兰看了看,崭新笔挺,就说:“这么新的钱,当然是真的。”大胖子笑着说:“假的。”

小兰一愣,那张假钞掉在了床上。他不知道大胖子想耍什么花招。

大胖子从口袋里拿出另外一张有些陈旧的100元钱,递给她说:“这张是真的,你拿走。”

小兰收好钱,穿好衣服,准备回去。今天赚了100元,她已经很高兴,这是她单次收入最高的一笔。大胖子叫住了小兰,他说:“以后我们合作,你会有很多钱。”

大胖子说,他有一个固定的地方,隐藏在一幢居民楼里,每次小兰拉客后,就把客人带到那个地方。客人脱了衣服后,小兰一定要把客人的衣服放在床边的沙发上。然后拉上隔挡的布帘,将沙发和床分隔开来,剩下的事情就由他们来做。

小兰说,只要对我有利,我能赚到钱,我就做。

大胖子说,我们给你提成20%。

小兰同意了。

大胖子所说的那个地方距离小兰经常站街的那条街巷有10分钟的路程。要进入那个地方,需要在幽深的巷子里走好几个弯。每道弯的上面都没有标识,那个地方没有门牌号,进了一道残破的铁栅栏门就是一幢陈旧的居民楼。铁栅栏门经常上锁,只有妓女们和住在这里的人才知道,将手伸进去,向外一拉,栅栏门才会打开。那个地方位于居民楼的三楼,照样没有任何标志。

第一次,小兰来到这里的时候迷路了,走了很久才转了出去,可面前出现的是另外一条马路;第二次小兰还是迷路了,走出去后发现和上次是不同的路。这里有多少条路进入多少条路出去,小兰一直没有搞明白。这里是犯罪分子隐身和逃跑的绝佳地方。

好几次过后,小兰才从一条固定的路线走出去,那正是她拉客的地方。

此后,熟悉了路况的小兰站在经常站街的那个地方,等待着嫖客上前;如果有貌似嫖客的人经过,她就会喊一声“大哥留步”。小兰的态度很殷勤,表情很诚恳,一看就貌似一个“五讲四美三热爱”的美少女。大胖子叮咛小兰,不要再找那些没有钱的农民工,要找那些穿着体面的人,他们的兜里有钱。此后的小兰看到农民工理也不理,她的眼光只落在那些穿着西装的人身上,有农民工走过来搭讪:“妹子,耍去?”小兰就说:“找你妈耍去啊!”她的回答像个良家妇女。十年前,这座城市的有钱人喜欢穿西装打领带,不像现在,穿西装的有很多都是推销产品的业务员,气质很好,兜里没钱,却要强充大款。

小兰将那些穿西装的人引向“那个地方”,一路曲里拐弯,有的人胆怯了,不想去,小兰就说:“快了快了,前面就是。”她娇嗔地抱着西装袖子,把自己的大奶子在袖子上左右摩擦,“西装”的精神防线崩溃了,就跟着她继续走。

来到了“那个地方”,小兰一定要“西装”先付钱,借着“西装”取放钱夹的机会,小兰看到了“西装”把钱夹放在什么地方,房间的另外一双眼睛也看到了。小兰殷勤地帮“西装”脱衣服,“西装”惬意地享受着。小兰把西装放在沙发上,拉上布帘,把人放在床上。为了安全,小兰让“西装”背对着沙发。她不断地说话,扰乱“西装”的思维;或者不断地大声呻吟着,掩盖此刻床下另外一场活动。

几分钟或者十几分钟后,小兰结束了“工作”,带着穿好了衣服的“西装”一起出去,在某一个岔路口,小兰借口和“西装”分开。“西装”乐滋滋地一个人向前走,走出了这个小巷。饿了,他找到一家饭店吃饭,付款,拿出一张100元,假钞;换一张,还是假钞……

每次小兰钓好嫖客后,就会给一个男人打电话,她在电话中说:“我有事情,不来你那边了。”接到电话的这个男人知道这是一句暗号,他会提前来到“那个地方”,他有“那个地方”的房门钥匙。他是大胖子手下的小弟。大胖子有好几个这样的小弟,他们依附着不同的小姐来以假换真。

这个男人来到“那个地方”后,会提前躲藏在床下,或者沙发背后。他偷偷而清楚地看到嫖客取钱夹,又放回钱夹;他记住了钱夹放在什么地方,是上衣口袋,还是裤子口袋;他清楚地看到小兰剥下了嫖客的衣服,就像剥开一个粽子。他们上床了,他们发出鱼水的声音。他出动了,他将嫖客口袋里的钱包取出来,取出里面的100元和50元,有多少取多少,然后再按照张数把假钞放进去,把衣服放成原来的样子。

嫖客做梦也想不到,这个房间里还有别人;做梦也想不到,就在他愉悦的时候,床下有一个人比他更愉悦。

直到从这里走出,走出很远,嫖客们一般都会在完事后走到很远的地方,不想在这里遇到熟人。全城的人都知道这里是红灯区,是是非之地。嫖客走到很远的地方去消费,才知道自己中了掉包计。甚至有的还不知道什么地方被人做了手脚,中了掉包计,还有人怀疑是从银行拿到的假钞。但是,没有人会怀疑到那个看起来纯洁善良的小兰。

其实,那个地方不仅仅只有那一个男人,还有好几个。他们等候在那个两室一厅房间里的另一间卧室里,他们都是打手。

曾有一次,嫖客发飙,不提前付款,仗着强壮有力,准备强奸小兰。小兰大叫一声,从另一个房间里呼啦啦冲出来三个只穿裤头的文身青年,将那名嫖客打得伤痕累累,跪地讨饶。嫖客最后身上的钱被洗劫一空,只能捂着扁扁的钱夹抱头鼠窜。

小兰向我说起这些的时候显得得意忘形,看着她笑得前仰后合,我明白,这个曾经被瘸子强奸的女孩子,现在已经完全沦为一名罪犯了。该不该报案?我又陷入了和当初看到瘸子强奸她时一样的犹豫与踌躇中。如果报案,辜负了小兰对我的信任,此后对妓女生活追踪的这条线索彻底断绝;如果不报案,会有更多的人受害。怎么办?我不知道。

大胖子盘踞在假钞犯罪链条的顶端,他的下面是一批换钱的打手,再底下是这些妓女,小兰只是其中之一。

第二章 暗访妓女群落 第五节 性病艾滋病

有一次,小兰在电话中告诉我说,她有了男朋友。

每个妓女都有男朋友,嫖客满足她们的生理需求,而男朋友则是她们的心灵慰藉。正常生活的女人会将肉体和心灵合而为一,她们会在心灵接受后,才会和这个男人有鱼水之欢,也就是说有了感情后,才会有身体的需求。但是妓女不是这样的,因为妓女不是正常的女人,妓女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她们的欲望是无底洞,包括身体的和物质的。只要给钱,她们不会考虑是否爱,是否心灵愿意接受,是否需要激烈的思想斗争。

妓女也有爱,但是她可以把爱分成很多份,见到每一个长相英俊的男人都送给一份,见到每一个有钱的男人也会送给一份。她们的思维你无法理解,而她们可以理解。拥有很多个男人,在她们看来是天经地义的。

别对妓女动心思,谁动心思谁是傻子。

男人们都有一种英雄救美的情节,他们幻想着自己是大侠,是那种普度众生,改换乾坤,一举手风云变幻,一顿足山河变色的人。他们想当然地把当代妓女当成了流落风尘的公主,误入尘网的天使,他们想解救妓女出水火;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美若天仙的女人,一定心灵美;他们想当然地把当代妓女当成了杜十娘、苏小小、陈圆圆、赛金花、李师师、小凤仙,还有那个夜奔的红拂、文武双全的梁红玉……他们不知道,现代妓女早就不是为了生活才去卖身,早就不是生活在琴棋书画、吹拉弹唱、精于女红、长于刺绣的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妓女为了情爱可以抛弃万贯家产;现代妓女为了万贯家产可以抛弃父母亲人,情爱又算得了什么?

在古代,妓女的文化素质普遍较高,这从一些流传后世的绝美诗词居然是妓女创作可以看出来;在现代,妓女的文化素质普遍很低,这从她们一般都是初中和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可以看出来。

古代的妓女们,需要你去“救风尘”,现代的妓女们,嘲笑你坠入风尘。她们并不需要你来救赎,你的自作多情只会惹来她们的嗤笑。我曾经和很多名妓女交谈过,有一些长相都在中等偏下,举止粗鲁,毫无教养,然而她们的爱情观依然是找个有钱人。而稍微有点姿色的,需要的丈夫则是“特别有钱”。就连浑身臃肿,既没长相也没身材的老妓女唐姐,她的目标也是找个有钱人,“把我养起来”。有一次,我和小兰交谈,当她听说我一月只有不到2000元收入的时候,就嘲笑我说:“上大学有什么用处,还没有我一个小学毕业生赚钱多。”钱在她们的心中,代表了一切。只要有钱,她们不管钱的来路,不管钱是否肮脏,钱是唯一能够让他们动心的东西。

长期好逸恶劳的生活已经让这群人成为了社会上特殊的一群人。更有一些妓女和犯罪分子沆瀣一气,成为社会的毒瘤。

我是眼看着小兰成为了这样的人的。我曾经劝过她,可是她说,她想要很多钱,有了钱就不做这事了,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找个喜欢的男人,结婚生孩子。在那里,没有人知道她做过什么,没有人知道她的过去。

这几乎是所有妓女的想法,那时候还没有处女膜修补术。而现在妓女的想法除了以上那条外,还有一条:做个处女膜修补术,变成处女,羞答答地恋爱结婚。

然而,即使身体修补完整了,心灵能够修补完整吗?那些日夜卖笑的创伤,那些争风吃醋的纠葛,那些提防报复的恐惧,让你再也回不到少女时代,让你再也无法纯真地爱一个人,让你无法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你注定了这一生会生活在悲剧中。

有一天,我问小兰:“你现在不是有男朋友吗?怎么想着以后还找?”

小兰说,这个男人,只有在自己孤独的时候才会让他来陪,陪自己购物,陪自己过节。而平常的日子,她可以找别的男人,那个男人也可以找别的女人。

我愕然,我真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爱情,还有这样的男女关系。

是妓女让我们的生活变得纷繁复杂、扑朔迷离,是妓女颠覆了我们固有的社会基础和思想观念。

小兰的男朋友叫周辉,一个彻头彻尾的街头流氓。

小兰是一次陪客人唱歌的时候认识周辉的。那天,小兰在站街,来了一个40多岁的女人,她穿着真丝套裙,身体向横向发展,三角眼、一字眉、长相凶恶,一看就很像电影中出现的古代老鸨。事实上她就是一名老鸨,她在附近开了一家发廊,手下有几个妓女。小兰认识她,有一次她让小兰在自己发廊做,小兰嫌整天坐在里面闷得慌,就没有答应。

老鸨见到小兰就说:“妹子,今晚有场生意,去不去?”

小兰问:“去哪里?”

老鸨说:“有一个老板从南方回来,点名要七个漂亮妹子去唱歌,我缺两个,你去的话,就算一个。”

小兰爽快地答应了。此前她还没有进过歌厅。

那晚小兰和六名“漂亮妹子”来到了歌厅,歌厅的每个包间里都有人在唱歌,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声音从每个房间的门缝里挤出来,在走廊里汇成一条河流。站在走廊上的服务生,被这条河流冲击得龇牙咧嘴,忍俊不禁。小兰不会唱歌,也不会点歌,她静静地坐在角落,怯生生地看着屏幕上的画面。

那晚,来了六个男人,带头的是一个30多岁的人,他说话的时候喜欢挥舞着手臂,很像“文革”时期八个样板戏中的英雄人物,很有感染力和领导架势。他一说话,别人都不敢说话,只能恭恭敬敬地抬头望着他,像一朵朵望着太阳的老向日葵。

就是在那晚,小兰认识了周辉。但是在很久以后,她才知道了周辉在贩毒。而那个30多岁的男人,是他们的贩毒老大。

那晚,他们拿出白色的粉末状的东西,放在锡纸上,下面用打火机烤,一股轻烟袅袅而起,他们头聚在一起,吸一口,脸上露出沉醉的神情。小兰不知道那是什么,周辉让她试试,她吸一口,却感到恶心头晕。

那晚,小兰陪着他们,没有人脱她的衣服,只有周辉把手放在她的大腿上揉了揉,而她赚到了300元钱。这是小兰赚得最轻松的一次。

那次过后,周辉经常打她的电话,要做她的朋友。无聊的小兰就答应了。

就在小兰走进歌厅的那天晚上,小雯却进了诊所。

那天夜晚,圆滚滚的小雯穿着绿色衣服,站在街口,就像街口矗立着一只邮筒。她眼巴巴地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等待着生意来临。但她没有等到生意,却等到了一辆警车。

那辆警车刚刚在拐角的地方出现,妓女群中就有人发出一声尖厉的叫喊。立刻,就像狂风吹起遍地落叶般,妓女们向四面八方逃窜。小雯被无数的高跟鞋和白皙的大腿卷裹着,卷裹进了一条小巷。在狭窄的小巷里,她肚子突然一阵绞痛,就跌倒了。

妓女们都在躲避,没有人顾得上她。小雯岔开双腿坐在地上,感觉到有一股暖暖的水流,从下体流出来,洇湿了裤头,然后,一阵剧疼蔓延了全身。她倒在地上哭了起来。

然而,那天夜晚的那辆警车只是路过这里而已,它呼啸着从巷口驶过,很快就消失在视线之外。小雯一直哭着,她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血液流出来?为什么会痛彻骨髓?

几名返回身的妓女看到这种情景,七手八脚地搀扶起小雯,将她送进了附近一间小诊所里。小诊所施八尺屏障,郎中人坐屏障中,一人、一桌、一椅、一床、一柜、一听诊器而已。

当时,小雯没有想到,此后她会与这个江湖郎中有了那么多的故事。

妓女们都走了,小诊所里只剩下小雯和这名江湖郎中,一名40多岁的男医生。白大褂穿在他肥胖的中部隆起的身上,让他看起来不像一名医生,倒像是一名劁猪的。几十年前走村串乡给猪做绝育手术的人,也喜欢穿着白大褂。现在,这种职业已经绝迹了。

这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诊所囊括了医院里所有的科室,这个40多岁的男人将医院里所有职务会聚于一身。他声称既可以给小孩根治尿床,还可以治愈成年男子的阳痿早泄;他既可以让癌症患者起死回生,还能够给不育妇女再造福音。在所有城市的城中村,我们都能见到这样的小诊所。十年前,那些打工者,年老的、年轻的、男的、女的,患病时都会选择这样的诊所。这样的诊所尽管医术极差,但是,最关键的是收费低廉。那些公立医院的高楼大厦,让囊中羞涩的打工者望而却步。

郎中查看了小雯两腿之间的血液,用南方口音说:“你流产了。”

那时候的小雯还不知道自己怀孕了,她只是经常感到肚子鼓胀,她想,可能是自己吃胖了,“再也不能吃了,再吃就胖得难看了,没有客人喜欢了。”从四川大凉山出来的小雯,她的性启蒙和性经历全部是嫖客和那个赌徒丈夫给予的,她只知道男女之间的那种事情,她并不知道那种事情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

小雯没有钱,她所有的钱都给了那个赌徒。郎中说,从小雯一进来他就猜到了小雯是干什么的。如果没有钱,也可以医治,但是小雯要做他的女朋友,他要小雯随叫随到。

阅人无数的小雯对男人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举动都洞若观火,她知道他想要什么,便答应了。

小雯在郎中的诊所里睡了三天,这三天里诊所只来了三名病人,一名买止痛片的,一名买创可贴的,还有一名问了问自己的病情,然后转身离开的。小雯问郎中:“生意这么差,你靠什么生活?”郎中笑着说:“我一月只做两三单大生意就足够了。”

三天的朝夕相处,让小雯觉得这个比自己大了30岁的男人,确实是爱惜自己。夜晚,他睡在自己的身边,只是抚摸,并没有强迫她做不能做的事情。三天后的早晨,感觉轻松了许多的小雯说:“需要我的时候,你就打我的电话。”

长期生活在恐惧与痛苦中的小雯,一点点的安慰和关怀就让她愿意以身相许,而身体也是她唯一的财富和报答的本钱。

回到家中,丈夫正在等着她,她还没有说话,就遭到劈头盖脸的打骂。这三天里,丈夫泡在一家藏身地下室的麻将馆里,身上最后的一角钱也输光了。

挨打过后,小雯拖着虚弱的身体,摇摇晃晃地站在了大街上,等待着有人走过。

在和小雯交谈的过程中,她说,她曾经很多次幻想会有人带着她离开这里,永远离开这里,再也不要回来。可是,那些男人完事之后,都把钱甩在她的身上,一言不发地离开了,没有人愿意带着她离去。这个世界上的男人都很绝情,她恨他们。

有时候,她幻想着回家后见不到丈夫,永远见不到丈夫,丈夫被人砍杀了,被人活埋了,可是他第一天不回来,第二天就会回来。她绝望了,她只能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着,等待着生命的最后一天。

郎中的出现,让她长夜漫漫的天空出现了一缕亮光。

记忆中的那年冬天来得特别早。一场秋雨过后,第二天上街,突然看到街面上铺了一层落叶,远处的山巅,近处的楼顶,因为被秋雨洗过而显得非常清新,而落光了树叶的树枝,则像鹿角一样美丽。风阵阵吹过,让人感到了寒冷。举目望去,大街上都是穿着毛衣棉衣的人。

而让人们感到更加心寒意冷的,是一则则不胫而走的消息。

就是在那年秋末冬初,很多人第一次听说了一个新的疾病名称:艾滋病。

那年冬天,艾滋病突然袭来,这种一贯以为只生长在肮脏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疾病,竟然就在我们的身边被发现了。

很快,有关部门组织人员,对全城相当多的娱乐从业人员进行身体检查,发现了好几例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而妓女们80%以上都染有各种性病,有的甚至一身兼数病。

这还只是酒店桑拿里的妓女,而那些站街女们,染病的比例肯定更高,因为她们更没有防范意识,她们接触的人群更为庞杂。

然后,这条街道再次遭到整顿,每个站街女都要进行身体检查。然而,这些妓女们一见到执法车辆,就装着良家妇女,披上随身带着的长衣服;一见到执法车辆离去,就脱掉衣服,露出本色。

十年前的站街女们丝毫没有戴安全套的意识。她们嫌那个橡胶制成的东西要花钱,嫖客们嫌那个东西麻烦。

那时候的安全套还不叫安全套,叫避孕套。那时候,经常在大街上看到小孩子们一人拿一个避孕套,是有关部门派发给孩子家长的,孩子们比赛谁能将避孕套吹得更大,结果,每个人都吹得嘴巴油腻腻,脸上亮闪闪的。

卖淫就像洪水猛兽,当无法杜绝的时候,就只能疏导了,这就好像大禹治水。

于是,很多志愿者来到了这条街巷,向妓女们义务讲解安全知识。

也是在那次讲解会上,小雯见到了小兰和唐姐。

小兰有钱了,她穿着时尚,顾盼生辉,走到哪里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也是在那次讲解会上,很多人认识了小兰。

那是一个周末,志愿者们借用了附近学校的一间教室,召集大街上的妓女们开会。妓女们从来没有开过会,她们一直过着松散而随意的日子,从来就没有哪一级组织领导过她们,她们也从来没有归属于哪一个部门管辖。当这个城市里出现了服装协会、鞋业协会、信鸽协会、藏獒协会等等各种各样协会的时候,她们却没有一个协会。她们是一群山间觅食的野鸡,野鸡是没有行业协会的。

告示贴出好几天了,学校里没有一个人来。志愿者们又把传单发到每一个貌似妓女的人手中,还是没有人来。六天过去了,就在志愿者准备撤离的时候,第七天午后,来了几个妓女,好奇地探出头来,说:“听说你们这里开培训班,就来看看。我们技术好着呢,不需要你们培训。”志愿者哭笑不得,向她们解释说:“我们不是来培训你们的技术,是来教你们增强安全意识。你们搞错了。”

这几个妓女留下来了,听志愿者讲课。过了一会儿,又来了几个人。再过一会儿,又有人来了……就这样,那间学校的教室里来了上百人,摩肩接踵,水泄不通。

一名女志愿者向妓女们解说:“在做爱前,一定要把安全套套上去,这样就会保护自己。”一名男志愿者做示范,他伸出右手大拇指,左手将安全套套在了右手拇指上。

“这样就安全了?”最前排一名妓女问。

“是的。”女志愿者说。

“哎呀,我知道了,做那事前,给大拇指套个套套,就安全了。”小兰站起来说,“我还担心学不会,原来这么简单。”

台下响起了哄笑声。

“不是给大拇指上套。”女志愿者说。

“那是给哪里套?”小兰不解地问。

“是……”女志愿者脸红了,“反正不是给大拇指上套。”

“我明明看到他是给大拇指上套啊,怎么就不是了?”小兰继续问。

“给那个东西上面套。”男志愿者红着脸低声说。

“没听见,大声说。”下面几个妓女打趣地说。

志愿者都窘红了脖子。

唐姐知道怎么用,当初为了避孕,她一直用着这个名叫避孕套而现在叫安全套的套套。她在后排大声喊:“你们两个真人实验一下,我们又不是没见过嫩鸡巴。”

这次,所有妓女都笑了,只有志愿者没有笑,他们快哭了。

按照传统新闻报道的写法,我参加了那次志愿者的培训会后,一定要在稿件中写道:“通过培训,妓女们提高了思想觉悟,认识到了自身知识水平的差距,她们纷纷表态,以后一定珍惜生命,重新做人,为社会多做贡献。”事实上,在我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有关部门提供的通稿上也是这样写的。然而,我在现场看到妓女们没有写决心书,妓女们将志愿者抢白得哑口无言,妓女们的思想觉悟并没有提高,她们不愿为社会多做贡献,她们只想为自己多做贡献。

这场培训会不欢而散,小兰和唐姐却出名了。小雯说,会后,大家交流,都很佩服她们两个。

不曾想,那是小雯和她们两个最后一次见面。

小雯依然在徒劳无益地忙碌着,像一只被老公用鞭子抽打的陀螺,身不由己地旋转着。她的钱都交给了老公,而老公又把钱送给了麻将馆。

每隔几天,小雯会接到那个郎中的电话。电话铃声一响起,小雯就知道他想说什么,淫羊藿、枸杞子等等中草药把这个比小雯大30岁的男人浸泡成了一头公猪。这个郎中还会配制另外一种药物,颜色暗红。她让小雯把这些药物带回家,偷偷地倒在丈夫的茶杯中,长期饮用这种药物,就会让丈夫丧失性欲。

和很多妓女一样,小雯身染多种性病。每次小雯来到诊所,郎中就会从一个玻璃瓶子里倒出指甲盖那么小的一堆颗粒状的药物,放在脸盆里,加上水,水就会变成紫红色。郎中让小雯脱光衣服,把下体浸泡在这种紫红色的液体中。浸泡过后,小雯下体的瘙痒就有些减轻,她很惊讶,她不知道那种神奇的颗粒状的药物叫什么。如果她上过初中,她就会知道这种药物叫做高锰酸钾。

郎中很懂得保护自己,他每次都会使用志愿者介绍的那种“套”,他说这种“套”会让他的时间更长。郎中还给小雯打青霉素,让小雯变得更胖,而下体的症状日渐消失。

这本来是最普通的医疗知识,任何一个江湖医生、蒙古大夫都会懂得,可是小雯不知道,她把这个郎中当成了当代华佗,药到病除,妙手回春,她愿意为“华佗”付出一切。

第二章 暗访妓女群落 第六节 毒品与黑灯舞会

十年前的那个寒冷的冬天,各种各样肮脏的性病正在悄悄蔓延。那时候的报纸上,性病广告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不但号称老军医治疗性病,而且号称性病治疗祖传专家,还有人号称能够治愈艾滋病。那时候的街边厕所、马路墙角、楼梯拐弯处,都贴满了性病小广告,一个比一个能吹嘘,一个比一个更大胆。

也是在那个时候,江湖医生们摇身一变,都成了性病专家。每个患者走进这些专家的诊所,没有几千元是无法治愈的,而性病专家提供的药物,只是高锰酸钾和青霉素。

也是在郎中那里,小雯学会了“套中人”的生活。此后,她的背包里除了手机,再有一个必不可少的东西就是套套。

郎中的医术在小雯身上实验成功后,开始了专治性病的生意。很快,他的生意变得非常好。经常在夜半的时候,还有一些开着小轿车的人鬼鬼祟祟地敲门,郎中一手交给他们廉价的高锰酸钾和青霉素,一手接过他们大把大把的钞票。郎中的服饰也发生了变化,他也开始穿起了高档西装。即使在给患者看病的时候,也舍不得脱下来。

有一次,小雯问:“你这是什么牌子的西装啊?”

郎中说:“皮包鸡蛋。”

小雯没有听过这种西装的牌子,但是她想一定很贵。后来,小雯才知道郎中说的是皮尔卡丹。

发迹了的郎中成了这条街道上的知名人士,他从街道上走过去,一路都有人讨好地问候他,经常会有漂亮的妓女们找他,他一边治病,一边交易,渐渐地,他很少再联系小雯了。他有的是大把大把的钞票和大把大把的漂亮妓女。

不久,这条罪恶之街又增开了两家性病诊所,家家生意都很好。

而小雯和绝大多数老老实实单纯卖淫的妓女一样,生意依然不好。

麻将馆聚众赌博终于案发了。有一天,来了一群警察,将那家麻将馆端掉了。小雯丈夫也“失业”了。

“失业”后的小雯丈夫无所事事,每天除了对着墙壁发呆,还是对着墙壁发呆。麻将是他生活的唯一内容,而现在,生活枯燥的他形同枯槁。

有一天,这个赌徒丈夫袖着双手在大街上晒太阳,看着街道对面的墙壁。没有麻将的生活让他变得憔悴不堪,他的生活没有了任何盼头和希望。突然,几个以前经常聚赌的牌友看到了他,他们兴高采烈地跑向他,就像几只苍蝇飞向另外一只苍蝇一样。

那天,就在这温暖的阳光下,几名“垃圾们”酝酿了一个赚钱的计划。而小雯是他们的赚钱机器。

每当黄昏来临的时候,小雯就把自己打扮得妖艳风骚,和几个同样年轻的女子一起出去,游荡在火车站前面的广场上。当地人叫她们“夜莺”。她们看到单独行走的男子,就主动贴上去,以住旅社或者做按摩为借口,将这些拖着拉杆箱或者背着行李包的外地男子引进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地下旅社里。

这家旅社在真正的地下,即使大白天也要开灯,进出口都只有一个。这家旅社的房间都很狭窄矮小,一间间房间由一层三合板隔开,这边咳嗽、放屁、打喷嚏,那边听得清清楚楚。小雯们将外地男子引进房间后,就关上房门,然后,就出现了男子想要出现的画面,小雯脱下了衣服,接着……房门突然被撞开,几名凶神恶煞的男子拿着砍刀进来了,像拎起一只小鸡一样拎起外地男子的衣领,恶狠狠地说:“你竟敢强奸我老婆!把你送到公安局去。”男子自然会讨饶,他们就威胁说要砍下一条腿或者胳膊什么的……最后的结果是,男子被洗劫一空,灰溜溜地逃出地下室。他们在后面跟踪,不准男子回头,直到男子在地形复杂、人流穿梭的火车站彻底迷失了方向,他们才会离开。

这种强盗式的诈骗方式已经存在很久了,也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诈骗方式,然而,却总有人屡屡上当。

除此之外,很多妓女都吸毒。

小兰吸毒后,才知道妓女中有很多人也在吸毒。

小兰的男朋友周辉是一名毒贩,他是那个贩毒网络中最低端的一名马仔。他从团伙老大那里买来毒品,然后加价卖给这条街巷的妓女们,从中牟取暴利。在他们租住的那间房屋里,经常会有妓女上门来买毒品。站街女们没有更多的钱,她们最多也只能买到几百元的货。没有钱的时候,毒瘾发作,只要别人能让她吸一口,她们甘愿用身体来交换。

但是,小兰和周辉有钱。小兰曾经多次提出搬迁到附近窗明几净整洁宽敞的居民楼里,但是周辉不答应。居民楼治安严格,妓女们来来往往,一定会引起保安和物业们的注意。

小兰厌倦了这种昼伏夜出像土拨鼠一样的妓女生活,她说她想和周辉好好过日子,过正常人的日子,嫁给周辉,生个孩子,可是周辉总是以种种借口拒绝。很多天后,人们才知道,周辉有老婆有孩子,不过他们生活在另外一个城市里。小兰只是周辉的临时老婆。

长相甜美又有钱的小兰成为了这条街巷的红人。几乎所有妓女都认识她,也认识周辉。但是,妓女们经常听到他们两人在打架吵架,他们生活得很不和谐。

这条街巷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是唐姐,唐姐依然每天恪尽职守、辛勤工作,但是,由于人老珠黄,所以少人问津。几乎所有妓女从唐姐的身边走过时,都会鄙夷地望她一眼,她们嘲笑她“这么老了还出来卖?”她们不知道,唐姐的今天就是她们的明天。

第二章 暗访妓女群落 第七节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有一天早晨,我刚刚上班,热线部的接线员就告诉我说,那条街巷发生了一起杀人案。

那条街巷在这座城市非常有名,它就是色情的代名词。我赶到案发地点的出租屋时,看到那里围了很多人,都像鸭子一样伸长脖子向里看,一名警察在忙忙碌碌地查看现场,其余的警察在维持秩序。我看到床上躺着一具尸体,床单已经被血迹染红,地面上还有暗红色的血渍。墙角放着一双鞋跟很厚的鞋子,让我突然有了一种不详的预感,尸体上盖着几张报纸,我走过去一揭开,突然就看到了那张漂亮脸蛋上的几颗细小的黑痣,她是小兰。

我心中一沉,一阵悲凉涌上心头,鼻子酸酸的,眼泪差点就要掉下来。就在前几天,小兰还在电话里气愤地说,她想和男朋友结婚,可是男朋友总是不答应。没想到,再见到她时,已是阴阳两隔。

警察介绍说,小兰是被她的男朋友周辉杀害的。就在今天凌晨,两人打架,周辉用菜刀将小兰杀死了。

后来,周辉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供出了他贩毒的上线,还供出了假钞贩子大胖子。

就在小兰死亡后不久的一天,小雯也出事了。

小雯出事的那天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那是冬季少有的一个好天气。我走在大街上,暖融融的阳光照耀着我,让我感到通体透亮,轻盈舒畅。一只乌鸦站在街角的一棵柳树上,长声聒叫,长长的尾翼一起一伏。

我正凝望着乌鸦,突然电话铃声响了,报社通知我去火车站采访。在那里,警察准备去查封一家旅社。而报料人是派出所的通讯员。

我急急忙忙登上了开往火车站的公交车,车厢里很拥挤,散发着一股大蒜的气味。而公交车又很破旧,一路都在哼哼唧唧,就像一个哮喘病人。车厢里一个坐在老弱病残专座上的胖女人,用纯正的普通话说:“这种车还在用?要是在我们北京,早就报废了。”这句话让我对北京充满了无限崇敬。我想,北京一定比我们这个省城漂亮很多倍。

我很快就忘记了那只乌鸦。我一路都在想着和警察一起去查封黑窝点的惊心动魄的场面。我知道,火车站的店铺,没有几家不是黑店。

到了火车站,我找到了那家地下旅社,看到两个警察站在出口处,他们看过了我的证件后说,警察已经进去了,正在查封。

我跑下台阶,看到长长的走廊尽头,蹲着一排衣着短小、披头散发的女子,一名警察正在给她们训话。最边上的一个女子抬起头来,我惊讶地看到,她是小雯。小雯的脸上写满了惊恐不安,她看到我,羞愧地低下了头。

然后,在另一个房间里,我看到了小雯的丈夫,那个又黑又瘦,像一个饿死鬼一样的男人,他和另外十多个男子蹲在地上,一言不发,他的脸上满是木然。他看到我,又冷漠地转过头去,他已经忘记了我。

我突然想起了街角柳树上的那只乌鸦。小时候在农村经常听老人说:“喜鹊报喜,乌鸦报忧。”信夫!

当天下午,在车站派出所里,一名警察解说了案情。

昨天夜晚,一个外地游客来到火车站,拖着拉杆箱,箱子里放着两万元钱,这名游客准备用一个月的时间游览西北几座城市。那时候,使用银行卡的人还比较少,就算有银行卡,在西北一些边远的小城市,也无法找到自动取款机。

这名热爱大自然的年轻旅友在火车站遇到了一名拉客女,拉客女号称她所服务的酒店提供一切优质服务,包括代订机票车票、按摩洗浴、棋牌娱乐等等。年轻旅友相信了,便跟着拉客女来到了地下旅社。

一走进地下旅社,看到那些散发着霉烂气味和脚臭气味的小房间,年轻旅友就意识到上当了,要求出去,但是遭到拉客女的纠缠。接着,小雯丈夫和几个穷凶极恶的男子出来了,故技重演。年轻旅友的两万元被抢光了,还遭到一顿毒打。

年轻旅友被他们赶出了地下旅社,很快就被淹没在来来往往的人流中。他们以为这次会像此前的很多次一样,平安无事。但是,他们低估了年轻旅友分辨方向和辨识路径的能力。年轻旅友向警察反映了自己的遭遇。

很快,车站派出所的警察出动了,查封了这间地下旅社。

采访小雯是我在这座北方的城市所做的最后一次采访。在派出所那间滞留室里,小雯向我说起了自己这几个月的经历,她说自己就像做了一场噩梦,“做什么都比做站街女好”。小雯说如果能够重新选择生活,她会在老家大凉山的寨子里,唱着山歌,和一群女孩子在山脚下的溪水中洗衣服。外面的世界有着太多的诱惑,外面的世界又有着太多的危机。

那天夜晚,我回到报社,刚刚写完稿件提交给编辑部,主任就叫我去他的办公室。他说:“我准备去南方了,你去吗?”

我想起了我刚刚进入报社的那些场景,主任站在我的身后看着我吃面条,主任抱着暗访乞丐群落回来的我泪流满面……士为知己者死。我说:“我也走。”

几天后,我们就来到了南方一座城市,开始了另一种奋斗人生。

大概是在三年前,有一次我去这座南方城市的一家三甲公立医院看病,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躺在过道边的长椅上休息,把报纸盖在脸上。就在我蒙眬睡去的时候,我突然听到了身边有人说话。

一名女子说:“大叔,您看什么病?”

一个男人苍老的声音说:“身体不合适,腿脚老是疼,医生检查说是骨肉瘤。今天来换药。”

我心中一惊,骨肉瘤就是恶性肿瘤,是癌症。我一下子睡意全无。

女子说:“我去年也是得了这种病,花了很多钱,都没有看好。后来,在一个乡亲的介绍下,去了附近一家医院,花了很少的钱,就看好了。”

我听了,心中狠狠地骂了一句:真操蛋!癌症你们居然也能治好。这分明是一个可恶的医托儿啊,这是赤裸裸的骗子。我拿掉脸上的报纸,想呵斥几句这名医托儿,但我突然惊呆了,面前的这个人浑身滚圆,她居然是小雯。

和几年前比起来,小雯一点也没有变,唯一的变化是脸上多了几道皱纹。

小雯也看到了我,脸上带着惊喜与愧疚。

这座城市曾经是全国打工者都很仰慕的圣地,人们赶往这座城市,就如同过江之鲫。几年前,这是一座传说中遍地是黄金的城市,当我来到这里淘金的时候,小雯也来这里淘金。

小雯说,在火车站被抓后,她被劳教了一年时间,放出来后,她生活无着落,就去找郎中。她恨死了妓女生活,她即使去死,也不愿意再去做妓女。

当时,郎中的生意越做越大,他用高锰酸钾和青霉素换来了百万身家。他的手下有了几名医生和护士,他们中有的是以前的赤脚医生,平生最擅长用止疼片和红汞碘酒;有的是江湖上卖狗皮膏药和大力丸的,嘴上功夫比医术更为高超。

郎中收留了她,让她做了诊所里的一名清洁工。

后来,北方的那座城市大力整顿医疗市场,郎中没处安身,就带着这一帮子走江湖的人,来到了南方的这座城市。在南方,他们挂靠着一家著名民营医院,给那些送上门来的傻傻的患者治病,但是,生意总是入不敷出。

后来,郎中考察了多家民营医院后,深受启发,就让医院所有勤杂人员,走进国立医院里,当医托儿拉客。

小雯就这样做了一名医托儿。

也是在见到小雯的那年冬天,春节前夕,我去北方那座城市采访,又一次来到了那条罪恶之街。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就会来到那里,我不知道昔日的那些妓女们都怎么样了?她们一定变老了,她们还在吗?

那条城中村的街道已经被彻底拆除,代之而来的是一幢幢摩天大楼。大楼里出出进进的是衣着光鲜的办公室白领,和穿着制服的保安。当初的那些妓女们,她们去了哪里?她们现在过着怎样的生活?

几年前,我关于这座城市,关于这条街巷的所有记忆,已经被岁月抹去。

我有些伤感。

我独自在街边走着,走进了路边一间小商店,突然看到了站在柜台后的唐姐。唐姐脸色白皙、发髻高挽、容光焕发,和几年前的邋遢相比,判若两人。唐姐也看到了我,显得很惊讶。

唐姐说,就在我离开这座城市的第二年,这条街道被拆迁,妓女们都做鸟兽散。她做了几年站街女,没有存到多少钱,她实在不想再过那种暗无天日的生活,就从家中亲戚处借了几千元,开了这间小商店,一直经营到现在。

“堂堂正正做人,最好!”唐姐说。

第三章 暗访血奴群落 第一节 初识血奴

就在我准备来南方闯荡的第二天,突然接到了妹妹的电话。妹妹在电话中说,父亲的病又发作了。

就是在农民负担最重的那几年,也是在医疗费用高涨的那几年,父亲染上了疾病。

我在县城工作,县城距离家乡有几十里路,要坐一个多小时的班车,下了班车后还要走一个小时的山路,所以我平时很少回家,不想走那么远的山路,更舍不得花费那几元钱的车票钱。

那年冬天,相隔了好几个月后,我回到家中,突然看到父亲的背上隆起了一个大包。我问父亲怎么了?父亲平静地说:“没事没事,不就是长了一个疙瘩。”我又问母亲,母亲说,父亲背上的疙瘩已经长了好几个月了,她一直劝父亲去医院,可是父亲舍不得花钱,就一直拖着不去,最近这一个月长得很快。

我预感到不好,就强拉着父亲去医院,父亲还是不去。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家中仅有几十元钱,还要等着交电费,买食盐。父亲也预感到自己的病情可能比较严重,可能要花费很多钱。而那时候的医院,正是医生大肆收红包,乱开处方,乱收费,痛宰患者的年代。

那天,我将父亲拉进医院里,医生检查后说是癌症。如果立即做手续,也许还有救。

父亲躺在医院的病房里。我奔走在县城的大街上,向每一个熟悉的和不太熟悉的人借钱。我向别人说着父亲的病情。但是,那时候的人们也都没有多少钱,奔跑一天,也只能借到几百元。我现在还能记得,有一天夜晚,我坐在一幢大楼的台阶上,伤心得号啕大哭。后来哭累了,又摇摇晃晃地站起身,去医院看望父亲。

后来,在一位朋友的担保下,我去银行借了几万元,才让父亲顺利地做完了手术。

手术结束后,我以为父亲身体彻底恢复了,没想到,现在又旧病复发了。

妹妹带着父亲来到了省城。那时候,我租住在城中村一间非常狭小的房间里,房间里仅仅放着的一张单人床和一张桌子就占据了大半个空间。每天晚上,我会趴在这张桌子上写稿件、写小说,累了就躺在床上睡个囫囵觉。我身上背着几万元的欠债,几万元的欠债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必须拼命工作。

父亲和妹妹来后,我把桌子放到了屋外的过道上。父亲睡在床上,我和妹妹在地上铺张报纸,就睡在地板上。半年没有见,父亲瘦了很多,双颊塌陷,原来非常强壮的身体,现在瘦成了一把骨头,看着让人心疼。父亲那天晚上一直没有睡着,我也没有睡着,只有累了一天的妹妹睡得很香。我看着床上瘦小的父亲,眼泪一直在流。父亲每隔一会儿就会翻身,长长地吐一口气,癌症病人都会非常疼痛。父亲害怕我担心他的身体,一直咬牙忍受着刺骨的疼痛,一声也不吭。

天亮后,我们走在通往医院的街道上,父亲一直用左手扳着右肩胛骨,腮帮子高高地鼓起。我问父亲怎么了,父亲说:“没事没事。”我明白,父亲一路都在咬牙忍受着钻心的疼痛。

来到医院,医生检查后,避开父亲对我说:“已经到了癌症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了。”医生还建议住院化疗,但是我知道,一切已经晚了。再说,化疗需要几万几十万,而我一个小记者,当时每月仅有一两千元的收入。

我和父亲、妹妹走出医院,来到了大街上一间照相馆里。此前,因为没有钱,我们从来没有照过全家福,现在,终于能够在一起照张照片,可还是不完整,母亲和弟弟都没有在。后来,全家没有再在一起照过相片,这让我终生遗憾。

从照相馆走出来,我带着父亲走进饭馆,父亲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去,说回家做饭,花这么多钱干什么。我有些生气地把父亲推进饭店,三个人吃了三碗炒面。父亲吃得很香,那是他今生唯一一次进饭馆吃饭。

也就是在这家医院里,我第一次听说了“血奴”,见到了“血奴”。

那天,我陪着父亲在医院检查身体,医院里患者很多,我坐在一张长椅上,无意中听到了身边两个人的对话。他们在谈论自己的身体,说最近一段时间身体状况很差,连一桶水也提不起,以前不是这样的。接着,他们说起了卖血的事情,听他们说一月要卖十几次血,卖血太多了,身体就垮了。听到这些对话,我感到很震惊,扭头看过去,看到他们两个都非常消瘦,脸色蜡黄。

我想起了几天前接到的一个线索,报料人在距离省城几百里之外的一个乡村,他说他们那里整村人都在卖血,很多人以此为生。还有人承包了长途汽车,拉着一车人去周围的省市去卖血。我把这条线索汇报给了老总,老总认为题材太过敏感,放弃了。

现在,想不到血奴居然就在我的身边。

我借机和他们攀谈,想了解更多的情况。尽管这个题材老总不让报道,但是我还是想了解这一群人特殊的不为我们所知的生活,这种特殊的“职业”让我很诧异。然而,他们很敏感,防范心理很强,他们听到我的问话,便闭口不言,匆匆离去了。

血奴,这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要依靠卖血生活?这样做,是不是在提前结束自己的生命?

还是在那家医院里,我平生第一次遇到了医托儿。

我们正徘徊在医院的走廊里,不知道该去哪一个科室。医院里没有癌症科室,也没有肿瘤科室。我先挂了内科的号,然后带着父亲去了医生办公室。我现在都能记得那名医生的长相,年龄在50多岁,戴着眼镜,皮肤白皙,看起来医术很高明。他劝我们去另外一家医院,说那家医院能够治愈骨肉瘤,而且收费比他工作的这家正规医院便宜。接着,他打电话叫来了一名女子,女子带着我们七拐八拐,来到了小巷尽头一间房屋里,房屋很小,靠墙的位置摆着一个书架,上面摆放着几瓶西药。

女子从每个药瓶里取出几粒药,包好,然后说“一共5200元。”父亲当时就感到很奇怪,大医院不接诊,为什么让小医院治疗?几小包西药,为什么就要这么高的价格?父亲不愿买药,拉着我出来了。

我们来到那家正规医院的门口,看到很多男女在游荡,眼睛像贼一样在每个路人的身上瞄来瞄去,一发现目标,就贴上去,介绍说:“我以前也有你这样的病,我是在某某医院治疗的。”

这就是所谓的医托儿。

送父亲回到家,看着家中破败的房屋,和屋檐下的那几件农具,我很伤心。这间陈旧的房屋,和那几件不值钱的农具,就是父母辛苦一生积攒的所有家产。农民真穷啊!

父亲身染重疾,母亲腿脚不灵便。母亲小时候家里很穷,总是吃不饱穿不暖,忍饥受寒,腿脚落下了风湿和骨质增生的病症,走路有些困难,更不能干重活。这样的家庭,怎么能离开我?可是,我如果不去南方打工,又怎么能够还清欠款?我守在家中,日子又怎么能够好起来?

我一直想跟父母说,我想去南方了,那里工资高些。可是我一直张不开口。

后来,一直到我以出差的名义离开北方,都没有向父母说明。我偷偷地来到南方的一家报社,第一个月工资发了后,我给母亲邮寄了2000元,打电话回家说:“我现在在南方。”母亲问:“你什么时候回来?出差多长时间?”我无话可说,只好说我现在在南方工作。母亲没有责怪,只说:“南方那么远,你要自己珍惜自己。别给家中邮寄钱,我和你爸爸都不需要用钱。”

其实,那个时候家中需要很多钱,父亲每天打针吃药,就需几十元。后来听妹妹说,为了省钱,父亲坚决不吃昂贵的杜冷丁,只吃几毛钱一包的止疼片。止疼片的效果很差,父亲疼得浑身颤抖,疼痛难忍时,他就用指甲抠住砖墙,将砖墙抠出了几个深深的洞。

在北方的农村家中,父亲的疾病一天天加重;在南方的城市里,我全力打拼,想挽留住父亲的生命。

那一年,是我人生最痛苦的一年。

我在南方工作的第一家报社是一家广告公司投资主办的,它无论发行量还是广告份额在这座城市都居于末尾。但是,当时我和主任都天真地相信,只要我们努力,一定会让这种报纸在这座城市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

来到这家报社不久,我就听说,在南方的这座城市里,依然有血奴的存在。我还听说,血奴卖血,作践的不仅是自己的身体,还有可能感染艾滋病。

我想打进血奴群落里,这样的稿件如果刊登了,肯定能够获评当月好稿,而被评为当月好稿可以得到几百元钱的奖励。为了好稿奖励,为了赚取更多的钱,我已不考虑自己的危险了。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时候的我和血奴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我们都是在铤而走险,我们都是在用生命赌博。我们赌博的目的,都是为了那几百元钱。他们卖血一次,可以拿到几百元;而我写出一篇好稿,也能拿到几百元的奖励。

那年春天,我背着蛇皮袋子,袋子里装着我的换洗衣服和铺盖卷儿,来到了火车站。

每个城市的火车站都混乱不堪,每个城市的火车站都有太多的故事上演。这里是一些人在这座城市生活的开始,也是另一些人生活的结束。

我来到火车站前一排房子的屋檐下,打开蛇皮袋子,取出铺盖卷儿,摊开,脱掉鞋子,然后头枕着鞋子,睡了上去。我不知道这次能不能钓到血头,能不能进入血奴内部,我没有任何把握。看着火车站被路灯照耀得如同白昼的天空,我突然想起了自己刚刚来到北方那个省会城市的第一晚,那晚我也是睡在火车站前的广场上,感觉自己就像掉进了大海中。这次,我又睡在了南方这座城市的火车站广场,不同的是,我有了工作,我的心中踏实而清明。相同的是,我依然没有钱,依然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

这就是南方的天空,白色的路灯灯光和五颜六色的霓虹灯灯光将夜空点缀得美丽妩媚;这就是南方的城市,一幢幢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交映生辉。大楼里那一扇扇亮灯的窗口里,此刻,正在上演着一场场温馨的家庭情景剧:妻子做好了一桌热气腾腾香味扑鼻的饭菜,等着丈夫回来;或者丈夫拥着妻子,深陷在沙发中看电视……他们出生在这座城市,他们从小衣食无忧,他们的身上总有花不完的零钱,他们不用替父母劳动,他们凭较低的分数就可以考进大学,他们在大学里恋爱,他们毕业后又回到这座熟悉的城市,他们花很少的钱就能享受到单位的福利分房,他们结婚,他们生育,而他们的孩子又接着享受这座城市提供的各种权利和优厚待遇……我出生在偏远的农村,我小时候总是吃不饱穿不暖,我每天要跑几十里山路去上学,我回家后还要帮父母干农活;我的家庭很穷,我上学就意味着妹妹必须辍学,家里供不起两个孩子读书;我拼命读书,终于考上了大学,然而我在大学里除了埋头读书外什么都不会,我的家乡没有少年宫、没有艺术班、没有夏令营,我在大学里做家教打短工,没有一个女孩子会看上我这个来自农村的穷学生;终于大学毕业了,我要么回到贫困的家乡,要么就来到你的城市打工;我努力工作,每天超负荷劳动,却不敢生病,一场病会让我的存款花得荡然无存;我在这座城市享受不到任何福利待遇,因为我没有这座城市的户口,因为我的名字叫打工仔……此刻,当你在高楼大厦里与妻子呢喃私语时,和你同样上过大学的我在火车站广场忍饥受寒。而这一切,都只因为你出生在城市,而我出生在农村。

人生最大的不平等,就是出生的不平等。

第三章 暗访血奴群落 第二节 偶遇奴隶主血头

我在火车站广场边的屋檐下等候了三天,血头终于出现了。

其实,在没有和血头对话前,我已经发现了他很可疑。他每天都会在我的面前出现几次,来来去去,装着不经意地望我几眼,而每当我们的视线相遇时,他就赶快闪开,装着若无其事地望着远方。他的穿着很普通,夹克衫、黑西裤、黑皮鞋,留着寸头,我无法知道他的职业,但从他的举止中看来,他绝对是一个可疑人物。

他不找我,我就一直装着没有发现他。

两天来,我们好像都在考验对方的耐心,看谁最先撑不下去。第三天早晨,他终于忍不住了,他蹲在了我的身边,向我要打火机点烟。我替他点着了香烟后,他长长地吐出了一口烟,问我为什么睡在火车站。我谎称来这里投奔老乡打工,但是老乡一直没有联系上。

他又问我从哪里来的,我说来自河南。河南人是中国的吉普赛人,他们吃苦耐劳,足迹遍及全国。在我出生的那个小山村里,就有好几个来自河南的手艺人,他们在村庄里入赘做了女婿,我跟着他们也学会了河南话。

我接着说,来到南方好几天了,身上的钱也快花完了,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现在想买张车票,钱都不够了。他说:“给你介绍个工作,想不想去干?”我假装惊喜地说:“当然愿意。哎呀,大哥,你真是我的衣食父母啊。”

他说,他开工厂,工厂在距离火车站上百里的一个县城里,工作很轻松,“几乎就是坐着收钱”。

“大哥是说做会计吧?”我装作不解地问,“我可不会算账啊。”

他笑了笑说:“和会计差不多,但不用你算账,到了地方你就知道了。”

抽完了那根烟后,他就起身离开了。我背着蛇皮袋子,晃晃悠悠地跟在他的后面,我不知道他会把我带往哪里,也不知道前面会有什么在等着我。我隐约感觉到,他可能就是传说中的血头。

那趟长途汽车一直行驶了四个多小时,南方地势平坦,和北方的道路完全不一样,长途汽车行驶在南方的旷野上,就像一叶扁舟行驶在万顷碧波的水面上,轻快而平稳。透过车窗,我看着窗外的风景,感觉到南方确实很富裕。北方的村庄都是低矮的房屋,而南方村庄是一幢幢拔地而起的楼房;北方的乡村道路上行走的是牛车和马车,而南方则是疾驶而过的小轿车;北方的村庄上空飘荡的是袅袅的炊烟,而南方则是工业烟囱冒出的烟雾;北方的麦田里是农民挥舞镰刀的汗涔涔的背影,南方的稻田里突突奔走着联合收割机。

四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了一个依山傍水的村庄里。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村子属于和省会城市完全不同的地区,这里距离省会城市足有200多公里。

带领我的那名男子站立在一幢楼房门前,吆喝了一声什么,从里面出来了一个50岁左右的男子,他留着黑白夹杂的短髭,将我带进了这幢三层楼房里。

我将要在这个完全陌生的楼房里,开始自己一段完全陌生的生活。

我走进楼房,突然惊恐万状,一楼的过道上拴着三只身躯高大,威风凛凛的恶犬,每只恶犬都有小牛犊那么大。它们吐着血红的舌头,圆睁着眼睛望着我,舌头上的唾液一滴滴落在地上。它们向前弓着身子,拴在脖子上的皮条几乎要被崩断了。它们嘴巴里发出威胁的低吼声,声音就像闷雷一样在这幢楼房里回荡。小时候在农村生活,我对狗有一些了解,那些长声嘶叫的狗往往色厉内荏,而这种闷声闷气的狗才是最厉害的,它们像狼一样,一张口就咬向咽喉。我不知道这幢楼房为什么会养这么多只恶犬,难道楼上藏着不愿让人知道的秘密?很多天后,我才听一位血奴说,这些狗每天都吃不饱,为的是随时保持杀气和攻击欲望。

黑白夹杂的短髭喊了一句什么,三只恶犬都退后了,让出了中间的过道。我胆战心惊地穿过去,跟着短髭走上楼梯。二楼的几间房门都打开着,每个房间里都有七八个无精打采的男人,他们有的躺在双层木板架子床上,有的懒洋洋地坐在地上打哈欠,还有的围成一堆在玩扑克。我又跟着短髭走上三楼,三楼的人少些,但是一个个看起来都神情委靡,好像一副还没有睡醒的样子。短髭带我走进了一个房间里,指着一个木板床位说:“你以后就住在这里。”然后,独自离去了。

房间里还有一个少年,他正坐在床板上望着窗外,看到我走进来了,只默然地看了一眼,又回头眺望远方。远方是青山绿水蓝天白云,然而,这间房屋的窗口钉着粗粗的铁条,就像监狱一样,少年只能透过铁条在远方的风景里神游。

少年的眼神很忧郁?

这是什么地方?这些人是干什么的?这里是不是传销的大本营?我想问少年,可是看到少年忧伤的神情,我又住口了。可能,他知道的并不比我知道的更多。

我铺好床位,递给了少年一根香烟。少年双手接过去,然后猛吸一口,仰起头来,眯着眼睛,一副很陶醉的神情。烟雾一缕一缕地从他的鼻孔喷出来,他幸福地摊开四肢,喉结上下滚动。真想不到,这个少年居然是一个资深烟民。

少年说,他也是今天才来到这里,只比我早到几个小时。他不知道这里是干什么的。他是在捡拾垃圾的路上被两个男人带到了这里。

这幢大楼里一定掩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我想关上房门,却发现这些房间根本就没有门。

既然来到这里,就不管那么多了,这些秘密以后都会慢慢揭晓的。我向窗外望去,看到这幢大楼的附近还有几幢房子,再远处还有一座村庄。此刻,村道上还有模糊的人影和车影经过。阳光照射在窗外一棵不知名的大树上,把斑驳的树影投射在杂草丛生的地面上,几只鸟隐藏在枝叶间竞相啼鸣,声音又脆又甜。和我暗访过的那个乞丐帮主居住的窨井不一样,这里有阳光照射,这里人烟稠密,想来他们不会对这么多人下毒手,他们也没有剥夺我们生命的理由。

然而,这里同样阴森恐怖。

我躺在床上,从背包里拿出博尔赫斯的小说来看,这个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的小说实在是对我们智力的挑战和考验,他的小说晦涩难懂,却又意境幽远,你只能像咀嚼橄榄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地阅读,你才能读出其中的韵味,而且,你每读一次就有一次的收获,每一次的收获都不一样。阅读他的书,就像拿着一个魔术中的方盒一样,每打开一层,就有一个发现;再打开,又有新的发现;你永远无法知道它的内核是什么,是什么宝藏。有人说,作家的书籍是给读者看,而博尔赫斯的书籍是给作家做的。博尔赫斯是作家的老师。

看了还没有两页,楼下突然响起了一声大喊:“开饭了。”

立刻,楼梯间响起了杂沓的脚步声,还有人兴奋的叫喊声。我和少年也走出房屋,来到了二楼,却发现二楼的楼道里站满了人,自觉地排成两行,在中间留出一条过道。他们的手中都拿着碗筷,只有我和少年的手中空空荡荡。

二楼最里间是厨房。

人群中一片吵杂声、说话声、叫骂声,像煮滚了一锅黏粥,又像刚刚打开了鸟笼,突然,从一个房间里传出一声威严的咳嗽,人群立刻变得静悄悄,所有人都闭上了嘴巴。

楼道里出现了一个光头,头皮锃亮发黑,就像生铁铸成。光头肌肉很发达,就连脸上也是肌肉饱绽。那时候还是春季,天气还不是很热,而光头穿着一件坎肩,露出膀子,下身着短裤,小腿上汗毛杂乱。光头大概刚刚睡醒,他边走边打呵欠,伸着懒腰,向上摆动着双臂,双臂上的肱二头肌像小老鼠一样乱蹿。这种形象让我想起了中的镇关西和泼皮牛二。

光头穿过楼道,也穿过所有人敬畏的视线,走进了厨房里。我悄悄地跟在他的身后,看到他从碗橱里取出一个大号的搪瓷盆,径自拿起炒勺,在饭锅里挑挑拣拣,将自己喜欢的饭菜盛在搪瓷盆里,然后端着离开了。

一直到他走进了自己的房间,关上房门(这幢楼里唯独他的房间是有房门的)。其余的人看到他进了房间,才一拥而上,争先恐后地伸出手中的饭碗。厨师拿起饭勺,给每个饭碗里盛上饭菜。有人嫌少,不愿意离开,厨师就用饭勺狠狠地敲击他的饭碗,他只能撅着嘴巴低垂着头无奈离开。

这些人中,年龄最大的足有50岁,而最小的仅有十几岁。

我和少年没有饭碗吃饭,只能看着别人端着饭碗大口大口地吞咽。终于,饭堂里没有人了,我走进去问厨师,厨师从案板下翻出两个搪瓷碗,碗里残留着不知什么年代的饭渣,已经变成了绿色。我们把搪瓷碗冲洗干净,将剩下的饭菜刮出来,放进搪瓷碗里,几丝红萝卜,几根咸菜,几片包菜,再有一小勺米饭。

我吃不下去,我的眼前一直浮现饭碗里那堆像大便一样的绿色东西,那是什么?那是谁留下来的?这个人有没有肝病或者别的什么传染病?我心中很惶恐。而那个少年一直吃得很香。

过了几分钟,从门外走进了一个20多岁的男子,脚上挑着拖鞋,走路一摇一摆,就像走在稻田边寻觅虫子的鸭子。他走进房间里,没有看我们,叉开双腿,坐在了床板上。然后,他以一种老江湖的口吻问我们:“哎,过来,都是哪里人?”他说话带着浓重的河南口音。

我陪着笑,赶忙敬上了一棵烟。他用两根指头夹着,看了看香烟牌子,然后别在了耳朵上。在来这里之前,我为了冒充河南人,专门买了一盒四元五角的河南出产的红旗渠香烟,放在口袋里,以备打点各路“神仙”。

我说:“我是河南洛阳的。”

他认真地看了看我,又以江湖大佬的口吻说:“这里很多河南人,都听我的,你们以后就跟着我混吧。”

我小心翼翼地问:“这里是做什么的?”

他嘲弄地看着我:“做什么的?卖血呗。每天吃了饭什么都不干,就等着老大招呼,隔上几天就坐车去外面,卖了血分钱。”

他说得轻描淡写,我听得惊心动魄。这个世界上,原来真的就有这么一群人,每天吃喝,养足精神,然后卖血;卖血得来的钱,再买食品,再次吃喝,再次卖血。就这样周而复始,把自己当成了一架产血机器,生命不息,卖血不止。可是,人体的精血能够经得住这样的折腾吗?

我正在想着,门外又走进了一个人,是个光头。

刚才还大拉拉地叉开双腿坐在床上的这名男子,看到光头后赶紧站了起来,脸上的每道皱纹都挤出了笑容,顺手把我敬给他的香烟从耳朵上拿下来,双手捧着敬给光头。光头看也不看,将他的手打开,香烟掉在了地上,他不敢捡,尴尬地看看我,脸上的表情不知是哭还是笑。

光头说:“他妈的谁让你乱窜,老子把你的头拧下来。”

他吓得连连作揖,嘴里赔罪说:“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然后惶惶地逃了出去。

看到这一幕,我感到很好笑,刚才还在口口声声自封老大,让我跟着他混的“江湖大佬”,在一个肌肉发达的人面前,就吓成了耗子。

几天后,我才知道,这个光头就是血头。而血头充其量只能算血奴群落里的小喽啰,血头的上面还有人。

那个自称老大的河南人名叫杜斌。他说的一点儿没错,他就是老大,因为这个卖血群落里有很多“帮会组织”,都是以老乡为纽带划分的,比如江西帮、安徽帮、湖北帮等等,来自河南的只有他一个,他自然就是河南帮的老大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一直无法入睡。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也不知道自己会面临什么危险,将会置身于怎样的处境中。窗外,蛐蛐声竞相响起,一声一声,声声相连,间或还有青蛙浑浊而嘹亮的鸣叫,像波浪一样冲击着我,而我是漂浮在波浪中的小船,被冲击着,裹挟着,不知道将要被冲上浅滩,还是撞上礁石。

不知道过了多久,门外突然响起了两个男人的争吵声。一个声音高亢,一个声音粗壮;一个声音像竹竿一样柔韧,一个声音像树桩一样敦实。他们都在说着我难以听懂的方言。接着,门外又响起了叫好声,有杂沓而轻快的脚步声涌过来,很多个不同的声音在喊:“打呀,快点打呀!”声音中充满了焦急和幸灾乐祸。

然后,就响起了手掌与脸的撞击声,清脆而嘹亮,人群轰然叫好,有人兴奋地鼓起掌来。又一声手掌打在脸上的声音,浑浊而迟钝,估计是挨打者在还击。更多的人在齐声欢呼。然后,门外响起了急促喘息声、哎呀喊疼声、愤怒叫骂声、身体与床板碰撞声……还有众人一浪高过一浪的欢呼声。我想下床看看,可是没有敢去,我知道此刻门外的楼道上一定被围得水泄不通,我想不明白这都是些什么人,这些无聊的人为什么以打架和看人打架为乐。而光头一直没有出现,他不让人到处乱窜,为什么又不制止打架?

门外的打架还在继续,但是节奏明显减缓下来,只有喘着粗气的声音,上气不接下气的叫骂声,偶尔才有一声拳脚与肉体相撞的声音,但声音弱小,显得绵软无力。这么短的时间里,两人都打得气喘吁吁,两败俱伤,我估计门外打架的应该是两个50多岁的老人,这么大年龄还这样肝火旺盛,实在是罪过。我好奇地爬起身,走到门外,借着照进楼道的月光,我看到两个打架的,居然是20多岁的青年。他们像正拉车上坡的老牛,伸长着脖子在喘气,胸脯像风箱一样剧烈起伏,他们脸色惨白,扭动着对方,都无法把对方摔倒,后来干脆都放开了手,一起坐在地上休养生息。

我想起了此前陪着父亲去医院看病时,见到的两个血奴,他们说卖血把自己身体掏空了,连一桶水都提不起。现在看来,果真是这样,卖血对身体的损伤非常大,两个20岁的青年,像两个50岁的老人一样,打架迟缓,缺少力度和“美感”。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晚上打架的两个人,是安徽帮和江西帮的帮主在决斗。他们彼此手下都有七八个人,彼此都想吞并对方,但是这两个身体亏空、神经残疾、行动迟缓的病夫,每次都会打得两败俱伤。

帮主的身体尚且是这样虚弱,那么,那些徒子徒孙们的身体,就可想而知了。

第三章 暗访血奴群落 第三节 第一次卖血

那天晚上,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睡梦中回到了家乡,家乡漫山遍野都开满了鲜花,很多汽车,拉着各种各样的食品:罐头、水果、馒头,还有一扇一扇的猪肉,拉进了村子里。父亲病好了,他和很多乡亲看着这满车满车的食品,开心地笑着……

突然,楼梯里响起了叫骂声,声音威严而急切:“他妈的,起来,都给老子起来,到楼下集合上车。”我从梦中醒来,睁开眼睛,眼前一片黑暗,我还没有想明白自己置身何处,是在那个开遍鲜花的家乡,还是在报社的集体宿舍里?有人走进来了,一把揭开了我身上的被子:“妈的,快点儿下去!”

我侧身望去,看到了站在地上的那个人锃亮的头皮,熠熠闪光。他是光头。

天还没有完全亮,窗外微风吹过,树叶窸窣,像春蚕咀嚼桑叶,又像千军万马衔枚疾走,房间里的一切都显得影影绰绰。我摸索着穿好衣服,和少年一起走下楼梯,一楼的那几只恶犬看不到了,不知被关在了哪里。

刚走出那幢大楼,我的屁股上就挨了一脚,光头站在后面骂道:“这么慢,骑上猪了?”

我不敢吭声,跟着人群来到了一棵大树下。大树下停着一辆大卡车,卡车上已经有了十几个人,都站立着,他们很安静,一句话也不说。

我登上卡车,卡车启动了,引擎声异常巨大,轰轰隆隆,像要去打土豪分田地。远处,是安静的村庄,有几声鸡鸣蓦地响起,又戛然而止,像被突然冻住了。东边的天际露出了鱼肚白,估计现在才凌晨四点。这辆卡车,拉着这一车人,要去哪里?

卡车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了一排平房前停了下来。

这排平房很普通,外面贴着雪白的瓷砖,窗上安着玻璃,和那些农村的房屋没有什么区别。平房的三面是平展的田地,一面是池塘。最边上的一间平房门口挂着“某某血站”的牌子,我问了身边一个人,他说,某某就是这个镇的名字。这些血液在这里抽取好后,会被送到县城的血液中心。

这时候,天空才刚刚放晴,一片一片的白云像轻纱一样飘荡在瓦蓝瓦蓝的天空,远处的山峰和树林缥缈而模糊,有人赶着水牛走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像一张剪纸,显得很不真实。这种场景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生活,心中涌起一层淡淡的辛酸和苦涩。而身边这些脸色或蜡黄或黧黑的人,这些头发杂乱胡子拉碴的人,和我家乡的乡亲们也毫无二致,尽管他们操着不同的口音,但是我能够看出来他们都来自农村。不是来自农村,谁会来到这里卖血?

这个时候,城市里的大多数人还没有起床,公园里刚刚出现晨练的老人,街道上的清洁工刚刚清扫完毕,正把扫把放进推车里,早班公交车刚刚驶上街巷——城市还没有从沉睡中醒来,然而,在这个偏远闭塞的血站周围,已经聚集了几百人。人群闹嚷嚷地,拥挤着,推搡着,用没有来得及刷牙的嘴巴低声说着,血头愤怒的声音大声骂着……这里就像一座乡间集市。

奇怪的是,这群人中还有女子,她们夹杂在一群男人中,就像金黄的油菜花夹杂在绿油油的麦苗中,显得特别抢眼。她们中,有的人到中年,有的还是20岁左右的姑娘,在这数百人的人群中,她们大约有将近一半。

这些人就是我以前听说过的血奴。

几分钟后,我看到几个男人拿着竹竿从那一排平房里走出来了,走向闹哄哄的人群,他们挥舞着竹竿驱赶着这些血奴,就像驱赶着羊群。血奴们躲避着头顶上的竹竿,拥挤着,推搡着,最外围的血奴一边惊恐地看着竹竿,一边斜着身子向人群里钻。很快地,人群变成了长长的几行,像长蛇一样扭动着身体,从平房门口一直延伸到了池塘边。

我夹杂在一行人群里,慢慢地向前挪动,我的前面是杜斌,后面是同屋的少年。人群中有一股臭味,是汗腥味、脚臭味、口臭味,和各种说不出来的臭味交叉在一起的气味,让人恶心欲呕,让人头皮发涨。太阳升起来了,照耀着一张张面无表情的脸,照耀着一堆陈旧破烂的衣裳,照耀着一双双渴望的眼睛。人群里有人打呵欠,有人伸懒腰,有人流眼泪,有人干脆坐在了地上,坐着向前挪动。太阳隐进了云层里,风从不知道什么地方吹来,凉凉的,夹着一股腥味,是池塘里的烂鱼死虾的气味,不一会儿,天空变暗,落下了雨滴,雨点很大,砸得地面上的浮尘噗噗直响。有人把衣服脱下来,顶在头顶上,有人把饭盒举起来,挡在头顶上,还有人弓下腰去,给了天空一个倔犟的脊背。后面的人说:“快点快点,”前面的人说:“快了快了。”其实,距离平房还有几米几十米。平房里,几个穿着白大褂的人,正在给血奴们抽血,每人400毫升,不管愿意不愿意,只要你坐在面前的凳子上,白大褂一言不发,捋起你的衣服,用橡胶带绑着你的上臂,在你手背上打几下,受到刺激而显得激动的血管就会凸现出来,一针扎进去,黑红色的血液就欢天喜地地流出来,流进一个塑料包里。

我有些慌乱。难道就这样让他们抽我的血,就这样看着针管扎进我的身体里,那个针头干净吗?它所扎过的人中,有艾滋病病人吗?或者有别的血液疾病的人吗?可是,现在排队排到了这里,我又能用什么借口走开。

我终于排到了平房里,终于不用淋雨了,我看到杜斌坐在了凳子上,拿出了身份证,身份证上,他的名字不叫杜斌,而叫什么强,他的身份证后面还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大大的“O”,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为什么要贴这张纸,后来才知道那是血型。

杜斌抽完了血,脸上没有任何痛苦的神色,相反还有些兴奋,他站起来,走了出去。我坐在了凳子上。

“拿出来。”白大褂说,她的眼中含着轻蔑。

“拿什么?”我问。

“身、份、证。”她态度生硬,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像石块,狠狠地砸在我的头上。她高高在上,她有着极度的优越感,她斜睨着我,像斜睨着一个脏兮兮的乞丐。

“没有。”我只好说实话。此前,我把身份证藏在报社办公桌的抽斗里。暗访的人怎么能带身份证?

“他妈的没有身份证跑来干什么?”坐在白大褂旁边一个男子骂道。此前,他一直一言不发,他眼珠蜡黄,眼光阴鸷,像老鹰的眼睛,他长着一张瘦长的脸,面容也像老鹰一样,让人望而生畏。他一把抓住我的领口,将我拉到了门外,对着门外的人喊道:“这谁的人?这谁的人?”

光头急急忙忙跑过来了,眼神恐慌。老鹰把我一把推给光头:“办身份证去!”然后自己又走进平房里。

光头看着我,恼羞成怒,抬腿就踢了我一脚:“妈的,没身份证跑来干什么?”

我一言不发地走到了一边。此前没有人告诉我说,卖血还需要身份证。

卖血和献血一样,都需要知道血液的确切来源。义务献血需要提供身份证号码,而卖血则需要提供身份证。否则,血站是不会接受来历不明的血液,因为来历不明的血液太危险。

那时候,人们刚刚知道了艾滋病,知道了这种致命疾病的来源和传播途径,而血液传播是最重要的一条途径。

我曾经多次献过血,在城市中心的献血车上,每次献血前,护士都会问:“这半年内还有没有献血过?”在得到否定的答复后,她们才会抽血。按照相关规定,半年内只能献血或者卖血一次。这也是人体造血功能决定的。

然而,在这里,为了多卖血,每一个血奴都有好几个身份证。杜斌的众多身份证上,只有一个名字叫杜斌,而地址居然是广西。杜斌可能也不是他的真名。

这里的人都没有名字,只有编号,就像囚犯一样。血头呼叫你的时候,不叫你的名字,只叫编号。有的编号还有外号,而外号也是血头喜欢呼叫的代号。嘴角有一撮毛的就叫“一撮毛”,有酒糟鼻子的就叫“红鼻子”,来自湖北的年龄小的就叫“小湖北”,走路罗圈的就叫“罗圈腿”……我的代号是26,表示我是第26个进入这幢三层楼房的。这里也有26个血奴居住。

那天午后,血奴们卖完血后,卡车又拉着他们回到了三层楼房里。他们争先恐后地来到厨房,大口大口地吞吃着白菜萝卜,喝着像洗锅水一样的黑色菜汤,然后就满意地躺在了床板上。这趟卖血,每人400毫升,血站支付200元,扣除血头和血霸的20%,他们每人可以得到160元。

也是在那天我才知道,血奴的上方是血头,血头的上方是血霸。那个呵斥光头的就是血霸。一个血头下面有几十名血奴,一个血霸下面也有好几个血头。血头都是当地的地痞流氓,而血霸则是手眼通天,黑白两道都玩得转的人。

血奴们都很感激血霸和血头,因为他们让他有了赚钱的机会。然而,他们不知道,血霸和血头依靠他们卖血,赚得比他们多得多。

一个血奴卖一次血,血站支付200元,自己只能得到160元,有40元交给了血头血霸。一个血头手下如果有20名血奴,血奴们每卖一次血,血头血霸就能得到800元。血头血霸按照五五分,血霸得到400元,血头得到400元。一个血霸如果手下有五个血头,那么他每次就能得到2000元。

血液是血奴的,而每卖一次血,血奴只能得到160元,血头得到400元,血霸得到2000元。

一个血奴一月最少会卖血七次,血奴一月收入1120元,血头得到2800元,血霸得到14000元。

这是最少收入。我在后来的暗访中得知,有的血奴一月会卖15次以上。最大的血头手下有100多个血奴,而我认识的一个血霸,手下有血头十几个。

血奴每月还要支付食宿费用,而血头血霸不支付任何费用。

当地有一个说法,手下养几个血奴,比养几头牛还赚钱。难怪血头会挖空心思从火车站、从救助站、从一切可能的渠道寻找血奴。

此前,坐在报社的办公室里,我从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存在这样一条利益链条,还生活着这样一群人。

第三章 暗访血奴群落 第四节 换了个主子

当天晚上,一辆人力三轮车停在了这幢三层楼房下面,光头走了进来,凶恶地对我说:“收拾东西,快点滚蛋!”

我不明就里,机械地收拾好铺盖卷儿,还有博尔赫斯,将它夹在铺盖中间。在后来漫长的恐怖的日子里,博尔赫斯将是我唯一的精神寄托。我一边品味着人世间最丰盛的精神大餐,一边体味着人世间最恐怖的血奴生活。

跟着光头,我走到了楼下,三头恶犬依然在发出愤怒的低吼,黑白夹杂的短髭站在一边,冷漠地看着我,我不知道他是谁,他是什么身份,也许他仅仅是这幢楼房的房主,也许是血奴群落中另一种身份的人,我直到离开这个群落,都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我把铺盖卷儿放上车厢,刚准备登上去,光头又大喝道:“伙食费、住宿费结算了,20元钱。”他伸出一只熊掌一样肥厚的手。

我在这里住了一个晚上,吃了两餐饭,就要支付20元钱。

然而,在这里,我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举目无亲,形单影只,我只能忍受他们的摆布。我掏出20元递给了光头。

登上了三轮车,我异常惶恐,不知道他们会带我去往哪里。但是,他们绝对是不会让我离开的。乡间道路凹凸不平,我双手抓着栏杆,竭力保持身体的平衡。四周一片黑暗,远处有几点灯火在闪烁,还传来狗的叫声,声音时有时无,时断时续,显得模糊而不真实。三轮车路过了一片坟地,那些青石做成的墓碑,在这样的夜晚里,散发着冷冷的光泽。鬼火在坟地间跳跃,忽上忽下,忽前忽后。三轮车夫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低着头,弯着腰,也听不到他的喘息声。我突然感觉后背发凉,身上毛发根根竖起,抓着栏杆的手心也全是汗水,莫非这个三轮车夫就是一个鬼,他为什么会拉着我来到这里,来到这片乱坟岗?他想做什么?

月亮升起来了,融融的月光像牛奶一样,让四周显得朦胧而混沌,仿佛隔着一层毛玻璃。我睁大眼睛辨别着周围的树木、田地,还有似乎总也走不到边的坟地。突然,坟地里站起了一个身影,很单薄,像坟茔上树立的纸扎,又像是麦田间站立的稻草人,长发披拂,没有眼睛,只有两个深深的黑洞。“啊——”她长声嘶叫着,声音像刀子一样,划破了隆隆的天幕,又像受惊的鸽子一样,飞向远方。

我大叫一声,从三轮车上掉了下来。

我躺在地上,惊魂未定,突然听到三轮车夫的喊声:“滚开,再不走就剥了你的皮。”

原来,那个长发披拂的女子,不是鬼,她只是附近村庄的女疯子。我站起身来,看到女疯子呀呀叫着,向远方跑去,跑成了一阵风。

我们继续向前走,终于走出了乱坟岗,来到了一片开阔的草地上。我说,歇歇吧。他说,歇歇吧。

我递给他一支香烟,替他点燃,他用手指点点我的手背,表示感谢。然后,我们就坐在了草地上,慢悠悠地吸着香烟,看着悬挂着一弯残月和几颗星星的天空,远处的村庄一片静默,像漂浮在大海中的孤岛,空气中有一股淡淡的青草的芳香,很细很细,绵绵不绝,这种气味让人沉迷。此后,我再也没有闻到过那样的芳草气味。

那天晚上,我和三轮车夫坐在草地上,聊到很晚,我们抽光了半盒香烟。

他是附近村庄的农民,农闲时节,他就会蹬着三轮车赚点辛苦钱。他也卖血,他说卖血赚钱快,这里很多蹬着三轮车的人,都卖血。

他说,这里卖血历史已经有了十多年,本地人卖血少,外地人卖血多,这里的外地人比本地人还要多。经常会有人离开,不知道去了哪里;也经常会有新人来,不知道来自哪里。

他把血霸叫做大管家,把血头叫做小管家。他说大管家很有钱,有的大管家家中房子盖得像宫殿,车子前面是四个圈圈(奥迪),当地人把这种车子叫“四环素”。小管家也有钱,小管家有车的也很多。

我问他,为什么卖血的人中还有女子?他说,那些女子都是跟着男子来的,男子卖血,她们也卖。他曾经拉过一对男女,女子以前是“鸡婆”,这里人把妓女叫“鸡婆”,后来年老色衰,卖不动了,就和一个嫖客同居,嫖客来到这里卖血,她也跟着卖。

“卖血的人里面,啥人都有。”他说。

我们坐在寂静的旷野里,风吹过来,带着青草和泥土的芳香,让人沉醉。一颗流星划过去,在天空中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我一点也没有想到,在这种美丽的地方,居然潜藏着这种人间罪恶。

三轮车夫还说,我是被那个光头卖了,卖给了前面村庄一个血头,卖了500元钱。“在这里,第一次没有抽出血,会被认为晦气,只能转手给别人。”三轮车夫说。

“买我的老板让你骑着三轮车来接我,难道就不担心我会跑?”我问。

“跑?往哪里跑?这里四面都是他们的人,一见到陌生人就抓起来,让大小管家辨认。你能跑到哪里?”三轮车夫说。

我感到自己掉进了陷阱里。

三轮车夫把我拉到另一个村庄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

在村庄最边的一户人家里,我见到了新的血头,一个浑身干巴,没有几两肉的男子。他的目光阴冷阴冷,像毒蛇的目光,让人看后不寒而栗。他的皮肤非常黑,就像煤炭一样,腮帮边还长着一个小肉瘤,看起来既丑陋又恶心。事前,三轮车夫在那片草地上告诉我,这个人尽管瘦小,但是他是周围村庄里最难对付的血头,他非常阴毒,身上常年带着一把一尺长的尖刀,一言不合,就会动刀杀人。这些年,被他刺伤的人不下十几个。他的手下也有一帮弟兄,都是一些亡命之徒。这些人欺男霸女,为所欲为,无恶不作。但是一直没有人敢惹他们。

这个院子里也养着几只狗,每只狗都有半人多高。三轮车夫曾经向我说过,为了训练恶犬的杀气,肉瘤经常用生肉喂养它们,所以,即使在夜晚,也能感觉到它们浑身散发出来的戾气和恐怖,这些恶犬的眼睛像狼一样通红发亮,让人毛骨悚然。这些恶犬比狼的身躯更庞大,更有战斗力。

这个院子里有两行平房,每间房子里都睡满了人,他们打地铺睡在地上,他们一个挨着一个,像一排木乃伊。房间里散发着霉烂和腐臭的气味。肉瘤让一个手下带着我一直向里面走,在最里间的房子门口停住了脚步,那间房屋照样没有房门,路灯光照耀着他们一双双很多天没有清洗的脚,他们的脚就像烧黑了的木桩,一动不动。

肉瘤的手下一把将我推了进去,这间猪窝一样的房屋,以后就是我的住所。

借着门外的路灯灯光,我在地面上铺好了床铺。这间房屋里还有四个人,他们此刻睡得正香,都在打着鼾,有的鼾声像战车碾过冰封的荒原,声音隆隆;有的鼾声却又像檐前融雪悄然滑落,断断续续。他们的睡姿也很恶俗,你捂着我的嘴巴,我抓着你的裤裆。

我刚刚躺下去,突然就看到两只蟑螂从铺盖卷下爬出来,慌手慌脚地爬向墙角。我突然感到了极度的恐惧,这种恐惧就像见到了那几只满眼血红的恶犬一样。这间潮湿肮脏的房间里一定有很多蟑螂,一定有很多昆虫,此刻它们都躲藏在阴暗的角落,探头探脑地打量着我,准备在我熟睡了以后,爬上我的身体,爬上我的脸颊……

我一直很爱干净,然而,自从做了暗访后,我不得不让自己变得肮脏起来。只有让自己的身体肮脏起来,我的心中才没有了恐惧。

那天晚上,我躺在地铺上,我想起了自己刚刚来到北方那座省城,和拾荒者和小偷们睡在一张通铺上的情景,回想起睡在帮主窨井里的情景,回想起逃离丐帮的凶险情景,回想起小兰被杀害后的情景,回想起小雯被抓后蹲在墙边捂着脸的情景……我又想起了此刻在北方一座贫困山村中卧病在床的父亲,父亲肯定也没有睡,癌症那种深入骨髓的疼痛,此刻正在折磨着父亲;我又想起了母亲,母亲肯定也没有睡,她站立在父亲的身边,暗自垂泪……我想了很多很多,我告诫自己,再苦再累,再脏再怕,我也要坚持下去,我要赚很多钱,我要还清为父亲治病所欠的几万元外债,我还要支付父亲现在每天几十元的医药费用,我要治好父亲的病,让父母的生活好起来。

天快亮的时候,门外响起了喊声:“起来起来,他妈的,快点!”屋子里有两个人起床了,他们摸索着穿好了衣服,另外两个人依然鼾声大作地熟睡着。我知道,就像前一天凌晨一样,这些血奴会在村口集合,然后坐着大卡车,去到某一个采血点去卖血。可是,另外两个人为什么不去呢?

血奴们离开后,院子里显得异常安静。我在蒙蒙眬眬中睡着了,睡梦中,蟑螂爬满了我的全身,我想呼喊,可是喊不出来,嘴巴里也是蠕动的蟑螂,它们的身体碰撞在一起,咔嚓作响……突然,我感到脚上一阵剧疼,睁开眼睛,我看到一个留着长发的人站在我脚边,面目狰狞,他正用穿着皮鞋的脚踢着我裸露的脚脖子,他盛气凌人地喊道:“快点起来,老子带你办身份证去。”

十年前的流氓,都喜欢留长头发或者剃光头,人们走在大街上,见到那些长发的和青色头皮的,都躲得远远的。而十年后的今天,长头发变成了艺术家的标志,而光头则是时尚的特征。现在的流氓也有爱好,他们的爱好变成了文身。

我站了起来,走到水龙头边,用冷水刷牙洗脸。长发看着我,给另一个小流氓说:“这丫的还知道讲卫生。”

长发问我:“你是做什么的?”

我说:“我是教师。”

长发怀疑地说:“教师?就你这样子?教师还卖血?骗鬼去吧。”

我说:“我是小学民办教师,穷得叮当响,不卖血能有什么办法?”

长发似乎恍然大悟:“哦——干这一行比当教师好多了,当教师能有几个钱?”

第三章 暗访血奴群落 第五节 血奴的“生产率”

那天早晨,我跟着长发去办身份证,长发知道我是民办教师后,一路上对我很客气。他说民办教师都很穷,他们村庄就有几个,穷得都没人愿意嫁给他。唉,连流氓都看出民办教师恓惶,为什么那些大肚子的人就看不到呢?

我和长发坐着一辆人力三轮车,蹬三轮车的是一个50多岁的人,腰身佝偻,像一个问号。长发一路向我炫耀他对这个世界,对这个社会的看法,他口若悬河,畅谈国家大事。他可能认为,能让一个教师佩服他的观点,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我一路都在听着,随声附和着,他兴高采烈,手舞足蹈。俗语说“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其实,流氓都喜欢装作自己有文化,喜欢装深沉,说话的时候也喜欢文绉绉的,一些人们不会用的书面语言,也会出现在他们的口头中,让人觉得莫名其妙。长发还喜欢在说话时夹杂一些成语,而这些成语要么使用不恰当,要么错字连篇。他说:“美国打伊拉克,简直是囫囵吞枣。伊拉克‘腊’手不及。”他把囫囵吞枣理解成“容易方便”了,他把措手不及说成了“腊”手不及。

我向长发讲起了我小时候的生活,真实的生活。我小时候从来没有吃过一次饱饭,那时候的最高理想就是能够吃一碗凉粉,因为那时候的我认为凉粉是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食物。每次赶集的时候,经过凉粉摊,我都会大口大口地吞咽口水。其实那时候一碗凉粉也就两毛钱,可是父母舍不得给我两毛钱,因为两毛钱还能买到一斤盐,或者灌到一瓶醋。那时候的食盐和醋都是散装的。食盐像岩石一样颗粒巨大坚硬无比,需要用榔头才能砸开;醋是本地的一个老人用柿子自己酿造的,醋的上面经常会漂浮着一层白色的凝固物,有时候还会有几只被酸死的昆虫。上初中的时候,我是住校生,一周回家一次,每周日下午背着一周的干粮来到学校。我每天只能吃一个玉米面窝窝头,其余就用红薯充饥。冬天的时候,玉米面窝窝头非常坚硬,都能把狗砸死,窝窝头的表面结着一层冰凌,一咬,就留下几个牙印。周六下午,我在回家的路上挖野菜,什么小蒜、荠菜、野苜蓿等等,凡是吃起来没有奇怪味道的都挖起来,回家后,母亲用开水把这些野菜烫熟,撒上盐,拌上醋,装在一个罐头瓶子里,这就是我一周的副食。那个罐头瓶子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得来的,我初中三年一直用着……

长发也说起了自己的童年生活。他说上小学的时候,有一个民办老师,对他很好,天冷的时候,还会让他睡在自己生着土炉子的房子里。可是那时候他不喜欢学习,喜欢打架,总是惹那个老师生气。后来那个老师患病死了,他一直觉得很愧疚。初中的时候,他的父亲总是受到村长的欺负。有一次,他叫上几个哥们,躲藏在村口,夜晚村长回家的时候,他们用石头一顿猛砸,把村长砸得住院了。后来,村长知道是他干的,但是不敢找他的碴儿,因为这时候他已经有了一帮子弟兄,都喜欢打架……

长发是我在血奴群落中接触到的最可爱的流氓。

路上,我们还遇到了几辆拉着血奴卖血归来的车辆,长发说,这些都是别处的卖血人。这里有多少血奴,连他都不知道,“少说也有几千吧。这是我们这里的致富之道、发财之路。”

中午的时候,人力三轮车将我和长发拉到了我上次来到的那个卖血的地点,卖血点的周围依然聚集了很多人,都是血奴。长发说:“这里每天都是这样,血站的生意好得不得了,抽血的只有那么几个女子,一天给出去的钱就有好几万,你说他们能有多少钱?”长发羡慕地说。

距离血站几十米远的地方,有一家商店,商店掩映在一片浓密的树荫下。商店的货架上放着几瓶可口可乐和雪碧,还有几包方便面,外包装上蒙着一层尘土。商店有一个玻璃柜台,里面放着几个作业本,边角都已经卷了起来,显然放置了很长时间。作业本的旁边是几个烟盒,长时间的风吹日晒,让烟盒的颜色变淡变白,不知道里面有没有香烟。和几乎所有乡间小店一样,这间商店经营各种日常用品,每种商品却都只有少数陈旧的几件。

这家商店和大城市火车站的那些商店一样,它们做的都不是商品生意,这些商品只是一个幌子,只是为了掩人耳目,它们有另外的见不得人的生意。

这家商店办理各种证件。长发说,老板以前是刻章的,生意一直不好,一年到头只有两身衣服,夏天一套,冬天一套。可自从做了办证的生意后,彻底发财了,整天穿西装打领带,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港商,“癞蛤蟆上大街,冒充绿色小吉普。”长发嘲弄地说。

我跟着长发走进这家商店,老板显然认识长发,他抽出一根香烟,讨好似地给他点燃了,看了我一眼,然后又把香烟放进口袋里。长发从老板的口袋里掏出香烟,抽出一根递给我,说:“你他妈的也太吝啬了,生意来了,一根烟也舍不得发。”老板点头哈腰地说:“抽啊,抽啊。”

老板有四十多岁,满脸都写着油滑和奸诈,他前一秒钟还在笑着,后一秒钟就会拉下脸来,笑容像风一样突然消散了,你只能听到他在说什么,但是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的想法就像女人的年龄一样,让人无法猜透。他穿着一条黄色军裤,黑色皮鞋,上面穿着一件大红毛衣,毛衣的下摆塞进裤腰里,用皮带扎紧,毛衣的外面还打着一条花花绿绿的领带,领带的外面是一件苍青色的西装。正像长发说的,老板果然发财了,果然喜欢穿西装。

办理身份证前,先要去照相。三轮车又拉着我和长发来到了相距二三里路的镇上。在一家照相馆里,照完相后,又等了两个小时,我就拿到了自己的一寸免冠照片。午后,三轮车拉着我们回到了商店里。

老板说:“最少要交六张照片,办六个身份证。”

我问:“身份证怎么办这么多?一张不就够了?”

老板说:“一张怎么能够呢?人家一般都是办十几张身份证,每次卖血的时候拿一个,这样就不会被人发现。”

长发也在旁边说:“老板说得对,大家都是这样。你必须最少办六张。”

老板拿出一张纸,让我把所要办理身份证的地址和姓名写上去。我拿着圆珠笔,犹豫着,不知道该怎么写。老板一把抢过了圆珠笔:“这有什么难写的?”他在纸上一下子就写出了六个名字,张明强、李德生、胡山海等等,然后,又在每个名字后面填写了江西省、河南省等六个不同的详细地址。“我办的证多了,全国各地的地址提笔就写。”他得意地说。

这样,我照了一张照片,洗成了六张,就变成了六个人,出生在全国各地不同的地方,叫着六个不同的名字。

下午,六张身份证办好了。每张身份证上都是同样的一张我的照片,而名字不同,出生地址不同,身份证号码也不同。我捧着这些身份证,惊讶万分。

三轮车将我们拉到居住地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远山近水,静默无语,树影疏淡,炊烟袅袅,高高的天空中,有几只鸟的翅翼无声划过,这一切看起来就像一幅水墨画一样美丽,然而,没有人知道这里掩藏的血腥罪恶。

我回到房间,看到同寝室的四个人都在。他们刚刚吃过晚饭,正百无聊赖地坐在地铺上,有的用手指抠着脚趾甲;有的无神地望着门外;有的用手掌在干瘦的身上揉搓,一搓就会掉下一层泥垢;还有一个和我床铺挨着的,正在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好像有心事。

我刚在自己的铺位上坐稳,血头肉瘤就走过来了。他站在门口,他不屑走进这间散发着异味的房间,他指着我说:“89号,明天你上班。”说完,他就离开了。我的编号是89号。在这里,血头称呼每个血奴都不用名字,都是用编号或者外号,就像囚犯一样。

抠脚趾甲的停止了动作,右手食指仍然做出一个勺子的形状,他问我:“你是什么血型?”

我说:“O型。”

勺子说:“我也是O型,明天一块儿去。”

勺子说:“我一月要卖血十几次,每次都用不同的身份证。”他挽起胳膊,让我看他两条手臂上的针眼。手臂上,针眼密密麻麻,就像是包了一层纱布。

我问:“你隔一天就去卖血,护士难道认不出来你?”

勺子轻蔑地垂下嘴巴,嘲笑着我说:“你真是一个书呆子,谁管谁呀?只要你愿意卖,他们巴不得买。400毫升血只给我们200块钱,你知道他们卖给受伤需要输血的人,会要多少钱啊?一倍还不止!”

我说:“即然这样,还办什么假身份证?浪费我们的钱。”

搓着身体的那个人接过话来说:“身份证是聋子的耳朵,样子货。”害怕我听不懂,他又说:“血站的人总得给上面一个交代,要检查的时候,看到这个身份证的人一月只卖了一次血,他们也说得过去。”

望着门外的那个人一直一言不发,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一个聋哑人。每当需要他卖血的时候,血头拉起他的胳膊,手指戳在他的血管上,他马上就明白了什么意思。

在这里,每天黄昏的时候,血头都会出现在这些房间门口,通知第二天哪种血型的人去卖血。而血头的消息来源,则是血霸。血霸的信息则来自于那些血站。血站会在当天收完血后不久,就电话通知血霸,第二天会需要什么血型的血。那时候,手机还是一个稀罕物件,血霸们都是大款,所以他们都有手机。大款喜欢上街打手机,越是在人多的地方,越要打手机。大款边打手机边散步,成了那时候大街上的一道独特景观。那时候的手机像块砖头一样沉重,比对讲机还要大几倍,拿在手中招摇过市,倍儿有面子!血霸们不仅仅有一个手机,而是有好几个,他们喜欢把手机挂在腰间,挂成一排,像挂着一排手榴弹。他们这样从大街上走过来,腰悬一排手榴弹,那种得意的神情和场景,让很多人多年后还能记起来。

抽烟的那个人少言寡语,一副很愁苦的样子,勺子说:“来新人了,发一支烟嘛!”他缓慢地从口袋里抽出烟盒,抖抖索索地弹出几根,很不情愿地给了我们一人一根。我看到这种香烟仅仅两元五角一盒,在附近的商店里都有卖。这种劣质香烟也是血奴们最常抽的一种香烟。

勺子抽完香烟后,从席子下面摸出了一个小瓶,从里面倒出几粒药丸,仰头吞了下去。

我想,莫非勺子有病?有病怎么能卖血?这种病血能够检查出来吗?血站会收病血吗?

第三章 暗访血奴群落 第六节 第二次卖血

血奴们睡觉都很早,可能是因为他们身体虚弱的原因。他们一躺下去,就响起了响亮的鼾声。那天夜晚,我还是睡不着,思量着怎么脱身。跑吧,门外就是几只比饿狼还要凶猛的恶犬,这种身体庞大的狗,绝不是城市里那种养在居民楼里的性情温顺的宠物狗,这种狗疾如闪电,力大无比,它的攻击力顶得上一只金钱豹。再说,就算偷偷跑出去了,没有恶犬追击,这样漆黑的夜晚,不辨方向,我该去哪里?就算走对了方向,但是肯定还会遇到别人,还会被抓回来。那个蹬三轮车的人不是说了吗,这里到处都是他们的人,无处可逃。我想起了看过的电影《桂河大桥》,日军把盟军战俘押解在热带原始森林里,战俘想逃也无法逃脱,因为离开战俘营后,遇到的是炎热、饥饿、焦渴、猛兽、土著人等等危险,这些比日军的皮鞭更加可怕。

既然无法逃脱,那明天该如何应对?我在焦急地思虑着。我感到自己就像一只绵羊,被关在除夕夜的栅栏里,听着栅栏外的爆竹声声,心中充满了惆怅和凄凉,当别人欢天喜地庆过新年的时候,我的死期也就到了。

我头痛欲裂,这是好几天没有安心睡觉的结果。后来,也许到了下半夜,我蒙眬睡去了,感觉只是打个盹儿的工夫,门外就响起了血头愤怒的叫骂声,好像谁踩到了他的大拇脚趾一样气急败坏。勺子已经穿好了衣服,他推醒了我。我睁开眼睛,看到窗外依然一片漆黑。

我和勺子,还有一群不认识的人,慢慢走向外面,走向一辆停驶在黑暗中的卡车。

几分钟后,我和血奴们站在汽车车厢里,在无边的黑暗中驶向血站。黑暗像大海,汽车像一条行驶在惊涛骇浪中的破船,摇摇晃晃,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车厢里不时响起叫骂声,不是谁踩了谁的脚,就是谁碰了谁的头。还有一个人叫声哎呀,被挤出了车厢,掉落在了路边,幸亏没有摔伤。

我一路都在努力想着,我如何才能逃过这一次劫难。

这天到得比较早,我们是第一批来到血站的人,我们在朦胧的夜光中站好队伍,大家都沉默寡言,怀揣着自己的心思。有人怕冷似地蹲坐在地上,抱着双膝;有人拼命抽烟,烟雾包裹着一张铁青色的没有洗干净的脸。我的前面是勺子,勺子吸溜吸溜地吸着鼻涕,手指有些哆嗦;后面是哑巴,他的眼神在清冷的天光中显得有些慌乱。原来大家都和我一样,有些紧张,毕竟这是自己身上的血液,而现在就要被抽出来,送给别人了。

昨天,勺子和哑巴都没有卖血。

我悄悄问勺子:“你怎么一月就卖十几次血,这样身体受得了吗?”

勺子叹口气说:“没办法,没钱啊。再卖上一些时日,就回家去。”

勺子卖血已经七八年了,他跟着不同的血头这些年辗转了好几个地方,从北向南,他这些年也没有和家人来往,家人不知道他在哪里,在做什么。他也忘记了家乡的面貌,家乡在他的心中,只剩下了一个冰冷的地址。

七八年的卖血生活,彻底掏空了勺子的身体,让勺子虚弱得像个稻草人,一阵风就能将他吹倒。不卖血的时候,他就躺在地铺上睡觉,一天又一天,他的生活失去了任何乐趣。他不能跑步,一跑步就会头晕,就会摔倒。摔倒后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爬起来。这样的身体也不能再卖血了,再卖血就会死在血站。

我又问起了哑巴的情况,勺子说他也不是很清楚哑巴的情况,只是听哑巴的一个同乡说,哑巴是为了逃避债务才跑出来卖血的。哑巴家在非常偏僻的乡下,三年前,哑巴借了很多钱娶了一个漂亮老婆,可是结婚的第三天,老婆就不见了。债主上门索债,哑巴没有钱还债,就跑出来卖血。

哑巴虽然又聋又哑,但是他心中雪亮,看到我和勺子在说话,不时地看他,他知道我们在说他,就疑惑地盯着我们,嘴角挂着模棱两可的微笑。勺子和我都感到不好意思,就不再说话了。

天空越来越亮,太阳爬上远处的山巅,羞怯地露出了半张脸,就像一个躲迷藏的孩子。几辆手扶拖拉机和大卡车轰隆隆地开来了,像倾倒货物一样,将这些血奴倒在了血站门口。护士们来了,一个个神气活现,趾高气扬,她们从血奴们的面前走过,血奴们敬畏地看着她们——这些被称为白衣天使的人。

太阳就像一块干牛粪,将血奴们浑身都烤得暖烘烘的。有人脱下了毛衣,有人把裤脚挽起来。护士们开始工作了,排好队伍的人群向前慢慢挪动,我的前面是勺子,他已经一只脚站在了门口的台阶上。勺子下来就是我,我该怎么办?

勺子走进去了,我看到他坐在了一张凳子上,那张凳子异常古老,已被无数人的屁股磨得光滑闪亮。他把手臂放在桌子上,手臂青筋暴露,像蚯蚓一样。他的手肘下是护垫,护垫里塞着坚硬的棉花,护垫因为和无数的手肘亲密接触,已经变得肮脏不堪,像一块还没有来得及清洗的尿布。

我跟着勺子走了进去,我就站在勺子的后面,我看到了护士身边坐着的血霸,他正悠闲的抽着烟,微微眯缝着眼睛,桌子边放着一部手机和一盒中华牌香烟。

这个血霸不是此前我看到的那个血霸,这个血霸比那个血霸苍老,他们都同样脸型瘦削,但看起来他比那个更阴险。他的眼光很毒辣,落在你的身上,像剔骨刀一样,将你的骨头磨得窸窣作响。流氓就是流氓,尤其是那些老流氓,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能露出本色。

护士拿起针管,没有做什么准备,就将针头刺进了勺子的血管里,勺子的背影似乎抖动了一下,又变得沉默了。血液像蛇一样顺着针管,飞快地流进桌子旁边的塑料包里。塑料包放在磅秤上,突然奔涌而出的血液打在毫无准备的磅秤上,让磅秤的指针突然沉下,又向上回复,秤盘也开始摇晃起来。勺子的耳根突然颤抖了一下,他一定很疼。

勺子抽完血,站立起来,用棉签压着血管上的针眼,向外走去。轮到我了,我只要跨出这一步,只要坐在那张古老的凳子上,我就像躺在案板上的羔羊一样,连叫一声的机会也没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刀子捅进脖子里。

就在勺子和我擦肩而过的时候,我突然大叫一声,摔倒在地。我闭着眼睛,浑身哆嗦,就像受到了极度寒冷一样。我感觉到勺子俯下身抱着我,一声一声着急地问:“怎么了?怎么了?”我还感觉到血霸也站了起来,他气急败坏,大声叫骂。很多血奴都围在门口,焦急地向房内张望,很多双手抱起了我,在我的胸口拍拍打打。我听见护士镇定地说:“晕血,没事的。”

我不是晕血。我从小就一直胆子很大,我爬上过五六十米的烟囱顶上,那个烟囱几十年都没有人上去过,我后来回想起来才感觉到害怕;我还一个人走过几十里夜路,乡村的夜路经常有狼虫出没。我从没有害怕过。小时候和人打架,被人打得满脸是血,我也没有害怕过。

我是装的。

我憋着气,憋得非常难受,后来实在憋不住了,我才睁开眼睛,大口大口地吸气。我消瘦的胸腔上,肋骨根根凸起,像琴键一样,而此刻的我就象一架风琴,充满了忧伤和哀愁。

血霸走了出来,他穿着皮鞋,狠狠地踢我,叫骂着,我一边躲闪着他残酷的皮鞋,一边解释着。长发从人群中走了出来,他用当地方言向血霸说着什么,血霸停止了咆哮,气呼呼地拍打着刚才因为踢我而沾上尘土的裤脚。

长发有些生气地对我说:“你卖不了血,就早点说嘛!”我像做错了事情一样地低着头,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对长发心存感激。

这次又侥幸逃避了卖血,然而,下次我该怎么办?寻找什么借口?

我想离开,然而在这里人生地不熟,我不知道怎么才能逃出去。我想,也许长发能够帮忙。

我正想着长发,长发就出现了。他来到了门口,和血霸一样不愿意走进来。这间房间太脏了。我知趣地走出去,像做错了事情一样看着长发,又惶惶不安地低下头。长发还是早晨那句话:“你卖不了血,就早点说嘛!”

我不言语。此刻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名被轮奸的少女,稍有反抗就遭到了轮奸者的责怪。但是,我知道长发和血霸他们不一样,长发身上还有尚未泯灭的人性。

长发说:“我跟老大说了,你以后就在厨房做饭吧。有需要的时候,就给大家讲讲课。你是老师,会讲好的。”

我强压着心头的狂喜。直到长发走远了,我才几步跨进房间里,蒙着被子大笑。

天上真的会掉馅饼。

然而,血奴们要听什么课?我不懂。

早在几年前,一股叫做传销的歪风就席卷而来,它的波及面之广,祸害之深,连这样的山村也不能幸免。

传销的基本功就是煽动,让煽动达到洗脑的目的。谎言重复一百次就是真理。就像宣扬圣战的本拉登一样,整天进行的是愚昧教育,让当地老百姓相信今天的幸福生活是他给予的,他是太阳,尽管他们生活得并不幸福,但是他们还以为自己生活在幸福之中。尽管刚开始没有人相信这些混账话,但是不断地说、不断地听就都相信了。这就是可怕的洗脑。

传销与此同理。

血霸看到了传销的可怕功力,他就活学活用,把传销的技巧也用在血奴中。他想让血奴们知道,人的血液是源源不断地,不卖就不能得到血液的更新。每月抽血几次,对身体没有任何害处,相反能够促进血液的新陈代谢。卖血是本世纪的阳光职业,国外很多人都选择这种职业等等。

我想起了那个本拉登的宣传,他们说世界上很多人都在受苦受难,每年都会饿死很多人,他要拯救这些人,要向魔鬼宣战。他的手下就相信了。不相信也会相信,因为他们没有别的信息可以参考。

血奴们也没有任何信息可以参考,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识字,即使识字,也了解不到这些科学知识,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我有义务,给他们传授真正的科学知识。

我讲的第一堂课是在这个院子里,那天几乎所有的血奴都来了。血霸没有来,他可能有别的事情做。听血奴们说,他在城里有好几个情人,他经常会开着他的高档车去城里过夜。血头肉瘤也来了,他端了个凳子坐在院门口,叉开双腿,一副老大的派头。

面对着这些坠入黑暗中的人,我有很多话要说,但是我最想说的是艾滋病。这才是血奴们面临的最可怕的敌人。

我说,有一种疾病,它的最主要的传播途径就是血液,如果血液里感染了这种病菌,人就只能面临死亡,因为截至目前,还没有一种药物可以治愈这种疾病。这种疾病的感染者,多则十几年,少则几个月,就会死去。而卖血,也最容易感染这种病菌。

此前,我曾见过两例艾滋病患者,我亲眼看到了他们消瘦的身体,他们坐在我的面前,一遍又一遍地吐痰,浓浓的痰液中,夹杂着血块。时隔两个月后,当我再想起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死了。

我说起了那两个艾滋病患者的惨状,说起了他们的凄苦和巨大的精神压力。我说,那两个人也是卖血的。

血奴们一阵骚动,有人发出啊呀的惊叹。肉瘤把凳子向人群的方向挪动了几步,他很好奇,也想听下去。

我说,卖血的人之所以传染了艾滋病,关键在于使用了不洁针头。当前一个人的血液中有了艾滋病病菌,针头接触了他的血液,再刺入你的血管中,你的血液中就会被传染这种病菌。这时候,这个针头刺入多少人的身体里,就有多少人会被传染上艾滋病。

人群静悄悄地,我看到很多人的脸上露出了惊恐的神色。

我说,当务之急是,一定要求护士必须用还没有拆开包装的针头针管来接触你的身体,否则,就不与护士合作。

肉瘤听到了我的话,他站在人群外大声喊:“放屁!放屁!哪里有这种事情!”

我知道自己此时绝对不能退却,我必须顶住,让所有人相信我没有说谎,我说的是真话。我也大声说:“我家在河南,周围就是那个有名的艾滋村,我们那里很多人就是这样被传染上了这种病。”

啊呀,人群又发出一阵惊叹。

“放屁!放屁!”肉瘤气急败坏,想挤进人群里,向我动粗,可是他挤不进来。人群密密麻麻,水泄不通,像一面厚厚的墙壁。

“必须保住大家的性命。”我继续说,“如果不断有人死亡,对你又有什么好处?”

肉瘤不再挤了,他像泄气的皮球,瘫坐在那张凳子上。

“秀才啊,秀才!”很多人感激地叫着我。那时候,很多地方的人,都把有文化的人尊称为秀才。

肉瘤那天没有打骂我,事后我才知道,他得到了长发的解释。长发说我是老师,知道很多。长发还说,重复使用针头确实很容易传染艾滋病。

第二天下午,我听同房间那个总喜欢搓着身体上的泥垢的血奴说,当天卖血的时候,很多人要求更换针头,致使卖血一度中断。后来,别的血霸手下的血奴也跟着他们学,也要求更换针头,让那些穿着白大褂的人很难堪。

此后,这家血站开始了一人一针,我感到很欣慰。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已经有了艾滋病,但是这样至少可以将这种可怕病菌的传播降到最低。

第三章 暗访血奴群落 第七节 逃离魔窟

我几乎无时无刻地在想着怎么逃走,也在心中制定了很多条方案,但不久又将这些方案一一放弃。我知道,没有别人的帮助,我很难逃出去。而能够帮助我的最合适的人,就是长发了。

然而,长发会不会帮我呢?

我在厨房的工作很简单,就是给厨师当下手,剥葱剥蒜,劈柴端炭,日子过得很清闲。然而,天气一天天热起来,夏天快要到了,我也该走了。我要写稿赚钱,要打电话给家里,而这么长的时间里,我已经与外界失去了所有联系。

经常来给厨房送菜的是那个三轮车夫,就是那晚接我来的那个三轮车夫,他性情憨厚,见人不说话先微笑,神情显得很谦卑。他一个人供养两个孩子读书,一个上初中,一个上小学,而妻子几年前患病去世了。他每天很早起床,蹬着这辆破三轮车,到处揽活,每天晚上很晚才回家。即使这样,日子仍然过得捉襟见肘,他不得不也来卖血。现在,全国实行了九年制义务教育,没有了孩子的学费负担,没有了各种税费,他的日子应该很好过了吧。

我不知道三轮车夫的名字,我每次都是喊他老哥。

老哥一生受过很多苦,出生在三年困难时期,被父母扔在了野外,后来又被一个过路人捡了,这个人又将老哥送给自己一个没有生育能力的亲戚,老哥就一直在这个亲戚家长大。所幸的是,老哥来到那个亲戚家的当年秋天,粮食就获得丰收,此后就再没有发生过饿死人的现象。

然而,接着“文革”就开始了,农民们兴修梯田,广种薄收,每天是没完没了的检举揭发,斗争批判,学习文件,国民经济和家庭经济都到了崩溃的边沿。老哥说,那时候的苦日子漫漫无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吃饱饭。农民们的最大愿望就是吃饱饭。

“文革”结束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老哥说,那时候的农民干劲十足,当年每家每户都有了余粮,他也是几十年来第一次能够吃饱饭。然后,日子越来越好,家中盖了房子,孩子上了学……

和大多数农民一样,老哥对生活的要求非常低,他只想平安活着,只想孩子一天天长大,他很知足。

我紧锣密鼓地筹划怎么从这里逃出去。这些天来,我一直在想着,父亲身体怎么样了?母亲身体好吗?我是家中唯一的希望,没有了我,这个家就彻底垮了。我必须活着,而且要像多年后的许三多那样,好好活着。

那一天,我决定把自己的一切都告诉长发,我要告诉他,家中这几年来发生的一切,告诉他我急需见到家人,请求他帮助我逃离这里。我在这里忧心如焚。

然而,长发会答应我吗?我还没有支付血霸买我的那500元钱,我这些天的食宿费用还没有支付,我身上现在只有100元钱。在我临出门的时候,这100元被缝在衣服里,那是我在极度危机状况下的救命钱。

那天,我正在厨房里帮工,一直盼望着长发的出现,这个我不知道底细的青年,是我现在唯一的依靠。然而,中午过去了,长发没有出现;下午过去了,长发还没有出现;一直到黄昏来临,我才看到了长发,他是被三轮车送回来的,他躺在三轮车狭窄的车厢里,像一摊泥,似乎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长发浑身是血,似乎披着一张红色的床单。

一名打手告诉我们说,长发那天和他们一起参加了一场战役,为了争夺血奴。长发被对方的钩镰枪砍伤了,他们几个人身上也都带着伤。对方人多,所以他们大败而归。他们不敢住在医院,害怕对方寻仇,就只能回到这座院子里。

我擦着长发身上的血渍,心中充满了忧伤。尽管我此前已经预感到了血霸血头们会寻仇厮杀,会像一群蚂蚁和另一群蚂蚁一样打来打去,但是我没有想到受到伤害的是长发。

天黑的时候,医生也来了,是镇子上一个开药店的中年男子,他背着一个印着红十字的药具箱,挽着裤管,一个裤脚低,一个裤脚高,看起来风尘仆仆,好像刚刚从田地里回来,放下锄把,就拿起了药箱。听说“文革”的时候,他是村子里的赤脚医生,依靠止疼片和红药水,在江湖上混迹多年,打拼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江山”。至今,他还是使用止疼片和红药水的顶尖高手,不管是肚子疼,还是肩膀疼,不论是外伤,还是内伤,只要喝了他的止疼片,立刻见效。在这里,在这些没有文化的农民眼中,他就是华佗再世,李时珍重生。

他打开箱子,又拿出了他的止疼片,给长发灌下去;又拿出他的红药水,涂在长发的伤口上。长发被药水蜇得龇牙咧嘴,但是他忍着不吭一声。

不一会儿,肉瘤来了,他拿着一管猎枪,杀气腾腾。他的身后还跟着十几个打手,他们手中要么拿着砍刀,要么拿着铁管,一个个凶神恶煞,让人望而生畏。

“把那些狗日的灭了!”肉瘤说。然后,他带着打手们出门了,他们坐在一辆轰隆隆作响的柴油车上,驶向茫茫的黑暗中。

肉瘤临走的时候,把那几只恶犬放了。那几只恶犬就像坦克一样,在院子里轰隆隆地驶来驶去,血红的眼睛就像探照灯,被它照到的每个人都不寒而栗。

我回到房间里,看到同房间的四个人都木然地坐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勺子又从床铺下翻出一个小瓶子,倒出两粒药丸,一仰脖吞了下去。我很好奇,就问:“你感冒了?”

“没有。”

“那你咋吃药?”

勺子笑了,他说:“一月卖血十五六次,不吃药哪里有那么多血卖。”他摊开手中的瓶子,我看到瓶子上印着“硫酸亚铁”几个字。下面的说明是:“本品为铁元素补充剂。铁作为造血原料促进血红蛋白合成及红细胞成熟。”我恍然大悟。

“今晚要出大事了。”一直闷头抽烟的那个人说,“他们都拿着枪和刀出去了,我估计要出事。”

院子外是黑蒙蒙的天空,天空中响起了闷雷,偶尔会有一道闪电撕裂遥远的天幕,又一闪即逝。要下大雨了。

一个高大的身影站在院子里,看不清他的容貌,只能看到他粗壮的身材。他喊着我的号码,让我赶快到厨房去。

走出房间,我回到了厨房。乡村没有饭店,肉瘤们出门打架了,回来后肯定会很饿,我得和厨师们给他们准备晚饭。我看到老哥也在厨房,他正从三轮车上抱起一扇猪肉,放在案板上。狗日的血头和打手,平时难得在厨房吃一顿饭,要吃就要吃猪肉,而我自从来到这里,还没有吃过一次肉。血奴们也只有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吃上一次肉。

老哥卸完车上的食品,就蹲在房檐前抽烟,火光一明一暗,照着他一张愁苦的脸。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我装着若无其事地走近老哥,递给了他一根烟。我悄声说:“老哥,带我出去。”

老哥惊讶地抬头看着我,不置可否。

我说:“老哥,你看,是这么回事儿。我家里有父亲卧病在床,不知道生死,我得赶紧回去看看。回去晚了,我担心见不着了。”

老哥沉默了,他大口大口地抽着烟,突然抬起头说:“中。”

我走进厨房里,厨师头喊:“灶膛烧红了,快点把炭添上。”我拿起炭锨,向里面扔了两锨潮湿的炭沫,默默祈祷着,这是我在这里扔的最后两铁锨煤炭。

老哥起身了,他慢悠悠地走向院门。一只恶犬跑过来,用鼻子亲昵地蹭着他的裤管,老哥手中像变戏法一样,多了一块骨头,扔在了地上,恶犬摇着尾巴,把骨头叼在嘴上。其余的几只恶犬看到了,也欢欢喜喜地跑过来,老哥又把几块骨头扔到地上,它们舒服地哼哼着,讨好地摇着尾巴。老哥在黑暗中向我招了招手。

我顺着墙角溜到了老哥身边,一只恶犬发现了我,呜呜叫着扑过来,黑暗中它的牙齿像匕首一样亮光闪闪,我吓坏了。老哥低声喊了一句什么,它立刻温顺了,继续锲而不舍地啃它的骨头。其他恶犬只抬头看看我,便也将兴趣转移在了爪下的骨头上。

我坐上了老哥的三轮车,老哥一路蹬得飞快,耳边风声呼呼刮过,有零星的雨点落在脸上,冰冰凉凉的。黑暗中,我听到了老哥粗重的呼吸声,我说:“老哥,换一下,我拉你。”

老哥说:“你蹬不了,这和自行车不一样。”

一直骑出了很远,直到看不到那座院子的灯光,老哥将三轮车拐上了一条小路,这才放慢了速度,说:“暂时没事了。”

我看着黑暗中老哥的背影,说出了自己一路上的疑惑:“老哥,为什么恶犬不咬你?”

老哥悠悠地说:“狗比人好,比人懂事,它知道报恩。我每回送肉的时候,卖肉摊主都会把肉和肉皮、骨头分离。肉皮和骨头本来是要扔掉的,我不让他们扔,带回来给这些狗吃。你看,它们见了我有多亲。”

一道闪电,像刀光一样划破了天空,照得四野一片惨白,接着,雷声隆隆响起,像巨大的铁球滚过遥远的天边。雨声突然密集起来,像千军万马在衔枚疾走,雨点砸在背上,疼痛蔓延全身。借着电光,老哥看到旁边有一颗大树,就骑着三轮车来到了大树下,我们藏在树洞里躲雨。

雨越下越大,风越刮越疾,借着闪电,我看到荒原上的野草,像波浪一样翻卷着,又像被梳子梳过一样,整齐地排列着。还是在很小的时候,我在野外度过雨夜,乡间的雨夜充满了传奇和精彩,似乎闪电和雷鸣唤醒了每一个幽灵,千山万壑都在发出共鸣,千万种草木都在发出啸声,那种情景很像多年前大型舞台剧《东方红》序幕的场景。

突然,一道闪电,打在了树上,也打在了我们身上,将我们高高抛起,又轻轻摔下,摔在了几丈远的地方。我惊魂未定,睁开眼睛,看到一绺树皮,从树顶到树根,被揭了下来,掉在我们身边。树身上的那一绺惨白,像一柄蛇形剑,在黑暗中熠熠闪光。

“哎呀呀,树里面有蛇精啊。”老哥跪在地上拜了两拜,“闪电救了我们的命。”

我懵懵懂懂地看着他。

“大蛇成精后,没处藏身,就藏在了老树里面,老树的中间都是空的。蛇精不用出来,每天都能吃饱。老树上会有很多鸟落下来,还会有很多老鼠、田鼠、松鼠跑进去,这些就够蛇精吃了。”老哥一本正经地说,“蛇精死不了,除非让雷电击死。”

很长时间里,我都以为老哥的话是封建迷信,蛇怎么就能成精?又为什么只能雷电才能击死?直到几年后与一位大学教授交谈,我才明白了这其中的道理。打雷闪电时,不能站在大树下躲雨,否则会被雷击。尖尖的树顶会成为招惹雷电的目标,所以,躲在树洞里的蛇就难以幸免了。

然而,树洞里是不是有蛇精,我不知道。

那天晚上,我正暗自庆幸躲过一劫,突然看到远处灯光闪烁,还有汽车的引擎声隐约传来。坏了!一定是肉瘤他们打架回来了。怎么办?

老哥的手掌一直在额头上抹来抹去,不知道是抹汗珠,还是在抹雨滴。他也没有了主意。汽车速度很快,眨眼间就来到了跟前,雪亮的灯光打在了我们身上,从车上跳下了几个人……

那是一辆绿色大卡车,车厢里坐着十几个人,他们穿着迷彩服,有的手中还拿着短把冲锋枪。

我和老哥被带进车厢里,汽车冲破雨幕,继续向前疾驶。我坐在摇摇晃晃的车厢里,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我知道,到了这辆汽车的车厢里,也就是到家了。

汽车开到那座院子门前时,已有一辆汽车提前到达了。院子的四周都布满了人,院门打开,几只恶犬被厨师长拴在了柱子上,正声嘶力竭地吼叫着,粗大的链条被冲击得嘣嘣作响。这些穿着迷彩服的人从一个个低矮的房间里带出了血奴,血奴们有的呆若木鸡,有的垂头丧气,还有的惊恐不安。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又被装进了汽车里,雨停了,两辆汽车一前一后地开到了县城一座学校里,学校的操场上都是人,站着的、坐着的、蹲着的,从服装和神情上能判断出他们都是血奴。操场的周围站满了穿着迷彩服和制服的人,原来他们是武警和警察。

后来我才知道,当天晚上,肉瘤带着一伙流氓与另一伙流氓打架,两伙流氓都动用了枪支,死亡了三个人。流氓和流氓打架,经常会有人受伤,但是从来不会惊动警察,但是,这次不同了,有三个人死了,而且是被枪打死的。

枪声惊动了巡逻的警察,他们迅速协同赶到的武警,将这些流氓包围了。突击审讯后,警察们惊讶地发现,原来这些人都是血霸和血头,他们便连夜突击,将周边几十里的所有血奴控制起来。第二天刚好是周末,血奴们便被带到县城一所中学的操场里。

雨后的操场上,黑压压一片血奴。我没有想到,居然有这么多的人以卖血为职业。

天亮后,所有的血奴都被带到医院里进行血液检查,看是否感染了艾滋病或者其他血液疾病。在去医院的路上,我向一名看守的警察说:“我是记者,我想见你们领导。”

警察怀疑地看着我:“记者?哪里的记者?”

我还没有回答,旁边一个血奴油腔滑调地说:“你是记者?那我就是省长了。”他的话引来一片笑声。血奴里什么人都有,我曾经听蹬三轮车的老哥说,有些血奴并不是因为生活所迫才卖血,他们是好吃懒做,自愿卖血的。还有些是逃犯,为了躲避追捕,就卖血。

我没有笑,也笑不出来,我对警察说:“我是某某报的记者,在这里暗访。”

“你的记者证?”

我拿不出来,那时候我根本就没有记者证,上级只分配了报社有限的记者证,全部被领导和后勤工作的那些有关系的人瓜分了,在一线采访的记者很多都没有记者证。再说,即使有,我也不可能出来暗访的时候带在身上。

我说:“我真的是记者。”我走出了队伍。

一名领导模样的人走过来,我再次向他说自己是记者,是来暗访的。那位领导很重视,他让身边一个武警带着我先回去。

来到了公安局里,我说出了自己的姓名、单位的电话号码、单位领导的名字、单位地址,一名警察拨打了报社的电话,然后让我在旁边一间小房间里等候。

午饭过后,报社主任来了,随同的还有报社的司机,他们站在门口,惊讶地看着我。我也觉得自己像劫后重生一样,泪流满面。

他们拿着报社的证明,把我领走了。

坐在摇摇晃晃的小轿车里,我的眼泪被颠出来了,那是幸福的泪花。我看着窗外,真切地感觉到了这是回城的道路,是回报社的道路,不是回血奴们居住的那座院子。

后来听说,这些血奴们都进行了身体检查,查出了几例艾滋病,还抓到了一些逃犯。

长发只是外伤,身体没有大碍。那些流氓们都被抓了,还有的被判了刑。

曾经危害一方的血奴群落被彻底铲除了。

多年过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血奴群落,这个群落也不复存在了。

第四章 暗访酒托群体 第一节 报社将倒闭

从血奴群落出来后,回到报社,我赶紧给家中打了一个电话,我牵挂着父亲的病情。

那时候,家中还没有装电话,全村也只有村口的小卖部有一部电话。后来我听说,每次我打来电话,小卖部的老板就跑出来,站在村道上喊着:“李嫂,你儿子电话来了。”母亲就从家门口跑出来,一口气跑到小卖部里,拿起话筒。每次我都能听到她气喘吁吁的声音,总要过上半分钟才能说出话来。我说:“妈,你跑什么?摔一跤怎么办?”妈妈说:“长途电话啊,一分钟很多钱呢。”我说:“我这是在单位打电话,是公家的电话,不要我掏钱。”妈妈严肃地说:“公家的钱也是钱嘛!”总是没说几句话,她就急急忙忙地挂断了电话。

那时候,妈妈总是在电话中说,家中一切都好,让我不要牵挂,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好了。也是在后来,我听小卖部的老板说,妈妈担心我牵挂家里,不能好好工作,每次都是在骗我。其实那时候家中生活非常艰难,父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我以前回家的时候,带给父亲的红山茶香烟和郎酒,都被母亲贱卖给了这家小卖部的老板。一条红山茶那时候45元,母亲只卖30元;一瓶郎酒50元,母亲也只卖30元。这家小卖部的老板说,这些高档烟酒在小卖部根本就卖不动,农民都很穷,谁能消费得起?但是母亲又等着钱用,他就只好自己掏钱买了,然后自己抽、自己喝。

我还记得和父亲去医院检查身体的一个场景,那时候父亲还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疾病,他总是相信医学这么发达,有病都能治好。那时候我还在北方那座小县城里做着一个小公务员,清水衙门,除了工资没有任何外快。有一天,我们站在医生办公室的门外,看着门里一个比父亲年龄大几岁的老汉,坐在一张凳子上,和医生一桌相隔。医生问:“你这病想不想治?”老汉说:“有病总要治啊。”医生说:“需要两万元。”老汉说:“这么多?那还不如让我死了。”然后,老汉就气昂昂地走了出来,身后跟着他的儿子和女婿。父亲悄悄对我说:“唉,庄稼人恓惶啊。有了大病就只能等死。”

父亲一直没有忘记那个老汉,以至于过了很久还会向我提起那个老汉:“不知道他现在活着没有?”父亲说话的时候,满眼都是凄凉的神情。

不久后,父亲也知道了自己要面对死亡。那天,我们住在医院旁边一间旅社的小房间里,我犹豫再三,终于向母亲说出了父亲的病情,说这种名叫癌症的疾病,目前医学上还无法治愈。此前,我一直对父亲隐瞒着他的病情。母亲说:“既然这样,那就让你爸知道吧。”我现在还能记得,母亲走进房间里告诉了父亲这一切,躺在床上一直忍受着疼痛的父亲一骨碌爬起来,说了句:“走!回家!不看病了!”然后就自己走了出去。

这些年来,我一直后悔,当时自己没有钱,没有把父亲留住。每次想到这里,我就泪流满面。这些年,我拼命工作,努力赚钱,就是为了弥补自己当初的遗憾。

其实,决定来南方时,和父亲告别的那一次,是我们父子在一起的最后一面,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父亲。以后所有关于父亲的事情,都是听别人转述的。

听妹妹说,那天,老家下雨了,雨很大,父亲艰难地爬起身,准备上厕所的时候,在院子里滑了一跤,胳膊被摔断了。父亲爬起身,左手捏着右臂,感觉小臂完全与胳膊脱离,只连着一圈皮肉。妹妹也看到了,她赶忙跑到父亲身边,要送父亲去医院,父亲说:“算了,等死的人,断就断了吧,省得再花钱。”他疼得满头大汗,可就是坚持不去医院。

母亲也赶来了,但是看到这种情景,她也没有了主意。妹妹哭着让父亲去医院,可是父亲心疼钱,他知道只要进了医院,没有几千元就无法走出来。我们家那时候哪里有几千元啊!

妹妹没有办法,就去了村口打我的传呼,那时候我没有手机,只有一个数字传呼,但是她打了很久也没有回应。按照时间推算,那时候我应该是在血奴群落里暗访,数字传呼放在了报社里。

妹妹找不到我,只好又打弟弟房东的电话。那时候弟弟初中毕业,在县城蹬三轮车,租住在一户人家里,那户人家装有电话。那时候,刚好弟弟在家吃晚饭。弟弟听到父亲这种情况,就说:“无论如何都要送到医院里,就是砸锅卖铁也要给爸看病。”妹妹心中一下子有了主意。

那天晚上,父亲躺在架子车里,妹妹在前面拉着,母亲在后面推着,一步步在黑暗中走向镇医院。镇医院距离我家还有十几里,道路泥泞,她们一路上不知摔了多少次,半夜的时候,她们才一身泥土出现在镇医院的门口。

全家三口人走在去镇医院路上的时候,十几岁的弟弟骑着三轮车从县城往家赶。那时候已经没有班车了,雇出租车,弟弟又没有那么多钱,那时候弟弟身上只有50元钱,这是弟弟所有的积蓄。刚刚下过雨的道路非常湿滑,弟弟好几次都差点滑到深沟里。快到半夜的时候,突然从路边树林里冲出了几个人,他们打着手电筒,拦住了弟弟。弟弟害怕极了,还以为遇到了抢匪。那几个人把弟弟一把从三轮车上拽下来,然后要弟弟拿出营运证。在县城里跑三轮车拉人拉货,都需要办理营运证,缴纳营运费。弟弟苦苦哀求他们,说家中有病人等着,求他们快点放过自己。他们要弟弟缴纳罚款,一张口就是300元。弟弟说:“我的好叔叔,你们看我这破车值不值300元。”他们不管,就要钱。后来,他们从弟弟身上搜走了仅有的50元,才放弟弟离开了。

弟弟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他一口水也没来得及喝,就跑到医院里看望父亲。

那些天里,所有人都联系不到我,弟弟只好变卖了家中所有的东西给父亲治病。

这些年来,只要一写到父亲,只要一想到父亲,我就会流下眼泪。此刻,我已经说不出什么,写不出什么,只有眼泪流下来……

我从血奴群落里出来的时候,是那一月的25日,这是报社发放前一月工资的日子,可是当天没有发工资。当时所有人都以为报社领导在忙,还没有顾得上算工资。可是,28号、29号……一直到那个月的月底,工资还没有发下来,大家开始沉不住气了,纷纷打听发生了什么事情,各种真实的和不实的消息也在不胫而走。报社领导一回到办公室,就关上房门,不愿再出来;而记者编辑人心惶惶,……

那时候,行内流传着一些顺口溜,都是关于记者的:表面风光,内心彷徨;容颜未老,心已沧桑;似乎有才,实为江郎;成就难有,郁闷经常;比骡子累,比蚂蚁忙,比岳飞忠良,比赖昌星紧张……

还有的说,记者这个行业是:女生当男生,男生当畜生。

由于长时间没有发工资,而以前的工资又非常低,大家都没有什么存款,这时候很多人的生活捉襟见肘,举步维艰。我记得当时办公室里堆放着很多旧报纸,也被人偷偷拿出去卖了;有些人舍不得坐公交车,每天步行上下班,如果不来上班,担心突然发工资,自己没有在而领不到;还有些人偷偷在外面兼职,因为报社说了,辞职的人通通不能领以前的工资……

这个时候,一些跑口的记者和娱乐记者相对生活得能好些,他们经常参加会议,有红包可以拿。而最为可怜的,就是像我这种没有跑线的记者,我们只能等待,等待着有一天报社开恩会发工资,等待着有一天报社会时来运转。

我每隔几天就往家中打一次电话,但是小卖部老板总是说家中没有人,我很着急,不知道家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问这个老板,他说父母都走亲戚去了。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母亲为了害怕我担心,而编造的谎言。

有一天,我接到了弟弟打来的传呼,我回过去后,弟弟说,父亲现在还在医院里,家中能卖的都卖得差不多了,问我有没有钱?

我头轰地一下子大了,差点瘫倒,我强忍着哭泣对弟弟说:“等一下,等一下,会的,会有的。”

放下电话,我跑回报社,那一刻我连杀人的心都有了。我走进老总的办公室,老总正埋头坐在沙发上,他抬起头来,看着我,他的眼神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种眼神含着委屈、伤心、郁闷、凄凉,那是一个老人的眼神。我进门前的愤懑一下子烟消云散,我讲出了自己目前家庭遇到的困难,老总一再地说:“对不起,对不起。”他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了300元递给我,他说自己只有这么多了。

这种报纸是由广告公司投资的,这家广告公司办报纸的目的就是为了圈钱,他们处处干涉报纸的采编和经营,最后终于走上了穷途末路。这家广告公司每天会派一个经理级别的人坐镇报社,而自从发不出工资后,这个经理再也不敢来了。

到了这一步,我不知道该找谁,该怎么办。后来,带我来到这家报社的主任又给了我500元,我赶紧把这800元邮寄给了弟弟,我安慰他说:“先寄这么多,随后还会邮寄的。”

这种没有工资的日子一直持续了两个月,报纸每天都在出版,都有稿件刊登,但是,内行人一看,就知道那些稿件都是粗制滥造的东西,也都是些红包稿件,这种报纸已经快要死亡了。

这期间曾经发生了一件事情,一个记者喝了一点酒给自己壮胆,然后拿着菜刀来到报社,要自己的工资,但只要回了可怜的100元。

即使这样,也没有人辞职,辞职就意味着拿不到一分钱。人们还都在满怀希望地等待着,等待着会有投资方把钱送过来给大家发工资。

我也没有走,但是我在谋划着另一种“生财之道”——给别家报纸写稿子。

第四章 暗访酒托群体 第二节 变身艳女

这个稿件就是关于酒托的。

写这个稿件的起因是因为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在一间出租房里和好几个人从事着秘密工作,每天变换性别,装作女子和别人网上聊天。现在他良心发现,不想再骗人了,想回家了,想回到家结婚生孩子好好过日子。他只是无意中向我提起,而我觉得这里面有巨大的秘密,一定值得做一做。

由于我没有口,没有线,所以我就结交了很多朋友,各行各业,三教九流,我的新闻线索都是从他们那里得来的。

我对这位朋友说,刚好自己这段时间没事做,让他介绍我去这间出租屋里上班,千万别说我是记者,他爽快地答应了。

出租屋里还有一个套间,我走进去的时候,主管盘问了半天。他是一个30多岁的男子,戴着眼镜,眼镜片后的目光总是滴溜溜地转个不停,看起来很精明,又很多疑。这次,我冒充的身份不再是小学民办老师,而是大学毕业生,来这座城市找工作,却总也找不到。那时候的高中生可以无限期地补习,所以大学里的同班同学年龄也参差不齐,像我这种额头有了皱纹,眼中有了沧桑的大学毕业生,应该是当初高中的老补习生了。

主管看到我对答如流,又问我:“会不会电脑打字。”

当初在小县城的时候,单位有一台非常笨重的电脑,放在墙角,没有人会用,我就买了一本电脑书籍,自己摸索着用,刚好学会了用拼音打字。那时候的拼字打字方法只有微软,打字很慢,紫光和搜狗都是以后才有的。我打字的时候还要看着键盘,并且只会用左手右手两个食指,这种方法叫做“二指禅”。不过,就是我这种在今天看来水平奇差的电脑盲,在当时也算稀缺人才了。

主管录用了我,让我当天就上班。这间出租屋里有七个人,每个人都低头在QQ和邮箱上忙个不停。他们都是男性,他们和酒托有什么关系?

这间隐蔽的出租屋里,七个男人,七台电脑。套间里别有洞天,一间是厨房,厨房里有锅碗瓢盆,大米小米,青菜萝卜,买菜的事情也由主管代理了,轮流做饭,七个男人,一人一天;还有卧室,一间小房子里,没有床,所有人都是打地铺,铺张报纸就睡,起来后不洗脸就上电脑。房间里散发着臭袜子的气味,让人直想打喷嚏。

主管没有给我说明工资多少。我曾经问过他,他很不耐烦地说:“我还没有看到你的能力怎么样,能不能拉到客,你居然先向我提工资?再提工资就滚。”想到这里还能管吃住,比在那家将倒闭的报社强多了,我就答应了。

在这里工作不能随便离开,如果真有要紧事情就得跟主管打招呼,但是主管一般是不会批准的。我的电脑桌靠近窗口,有一天晚上,无意中一抬头,突然看到对面有一个男子用撕碎的床单,连接成绳子,从窗口爬了出去。我一直看着他抓着床单绳,从七楼下滑到了一楼,然后在路灯光中撒腿就跑。四周一片寂静,只有床单绳像一根长长的藤条,随风摆动。我想,对面那幢楼房中的这个房间,估计是一伙搞传销的,他们像老鼠一样聚集在一起,每时每刻都做着发财梦想。我经常能够在夜晚听到他们透过窗缝飘荡过来的歌声,要么是《真心英雄》,要么是《爱拼才会赢》。这些歌曲正是传销者们用来洗脑的必唱歌曲。有时候我还能听到这些老鼠们呼喊口号的声音,什么“加油”,什么“我最棒”,他们狂热得就像几十年前的“与人斗,其乐无穷”的红卫兵。

这里很诡异,这里掩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和对面比起来,我们这间出租屋反而非常安静,我们整天都会关上窗户,将喧嚣的声音关在窗外。寂静的房间里,很多时候只有敲击键盘的声音,像爆炒黄豆一样,清脆悦耳。没有人会留意这间房屋,没有人会知道这间房屋里在干什么。

我上班的第一天,就接受了主管的培训,主管先谈了我们这种工作的伟大意义。他说,我们这种工作,能够锻炼自己的交际能力,能够培养自己与别人沟通的能力,我们要能够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这样以后不论干什么事情,都能取得成功。他说,成功学其实就是关系学,关系学其实就是人学。很多人满腹才学,但是没人赏识,就这样默默无闻地老了,死了,他在穷困中度过了一生,没有人记得他。有的人才华平平,但是他擅长交际,会和人来往,尽管四体不勤,但是八面玲珑,能够讨得领导欢心,所以他就能成功,他的一生富裕而辉煌。他说,在中国,关系胜过一切,只要讨好了领导,就会平步青云,就会享尽荣华富贵。他说了一副对联,上联: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下联: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横批:不服还不行。

一名员工随声附和说,主管说得很有道理。这名员工还给我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关键在于有些地方有些部门领导没人监督,领导为所欲为,领导的话就是圣旨,所以大家都在挖空心思讨好他。而讨好他的往往都是庸才,而真正的人才是不齿于降低人格、摇尾乞怜、委曲求全、巴结逢迎,所以最后被提拔的一般都是庸才,而人才往往被埋没。

主管说,我们的工作就是接触形形色色的人,要能够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要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让别人对你产生好感;要能够在很短时间里判断对方的想法、意图、财力、性格、好恶,要能够让对方相信你,心甘情愿地跟着你走,要他的电话号码就给号码,要他请客吃饭他就爽快答应。

主管说,我们有一些常用语,必须牢牢掌握,这些常用语用在男人身上,会让他们满心欢喜,得意忘形,这样他们就甘愿让你牵着鼻子走。这些常用语包括:你好帅啊;认识你太高兴了;我能做你女朋友吗;我发现自己有点喜欢你了;你愿意保护我吗;我好想好想现在就见到你;像你这么会说话的帅哥性能力一定非常强;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啊……

主管说,我们必须告诉对方自己是东北女孩,刚刚来到这座城市,刚刚找到工作,每天很忙,感觉很寂寞,夜晚睡不着觉,很想找个男朋友,又担心上当受骗,但是,在你的身上我找到了依靠。

主管还说,对方要求你发送照片和视频的时候,一定要学会拒绝,但是可以告诉对方你很漂亮,身高在165厘米以上,追求你的人很多,但是你一个都看不上,你只喜欢他,因为你相信你们有缘分……

主管夸夸其谈、口若悬河,他说话极富煽动性,他的上下嘴唇就像永动机一样总在动个不停,我怀疑他可能是传销出身的。

然后,应主管的要求,我先申请了一个QQ号码,起了一个非常香艳的女性名字,QQ头像也选择了一个漂亮女性的图像。这样,我这个身高175厘米以上,体重70公斤的北方大汉,就变身成了一个娇滴滴的小姐。

坐在我旁边的是阿强,一个又黑又瘦的本地男子,精于QQ聊天,善于恶作剧,擅长窥探隐私。主管向我介绍说,他曾在一天之内找到了12个客户,而所谓的客户,就是约出来见面的男子。

阿强在QQ聊天的时候,经常会爆发出炸雷一般的笑声,他一边假扮女人,柔情密语地挑逗电脑那边的男子,一边用非常难听的粗话骂着这个男子,看得出,他喜欢他的这份工作,他陶醉在这份工作中,他自得其乐。阿强是电脑高手,他很轻易就破解了对方设置的相册密码,将对方的所有隐私曝光出来,让我们看。还有的时候,他把一些女孩的相册密码破解了,找到里面的裸体照片,放在一些网站上,让所有的人浏览……他从这些变态的举动中找到了极大的满足感。

主管让阿强做我的师傅。他说,如果我能做到阿强这样的水平,就能月薪上万元。

我们的提成是10%,如果阿强月薪上万,那么他一个月欺骗客户就在10万元以上,如果按照一个客户“消费”500元,那么阿强每月最少欺骗200个客户。这实在太可怕了!

我们的名字叫“键盘手”,我们是酒托这个黑色利益链条的第一环,站在我们背后的,还有更多的形形色色的各种身份的人。

寻找客户要从三个地方找,一个是QQ,一个是一夜情网站,还有一个是征婚网站。

那时候的网络刚刚普及,家庭里能够买得起电脑的,都是有钱人,只要知道对方是在家中上网,就想方设法约他出来,根本就不用怀疑对方的经济实力。

QQ上怎么查找?先登录,然后点击右下角的“查找”,弹出一个窗口,点击最下面的“QQ交友中心搜索”,页面会变换为“精确条件”,然后选择你所在的省份和城市,年龄设置为20—40岁,性别为男,因为这个年龄段的男子一般好冲动,或者叫花心,然后再点“查找”。这样就会出现很多符合条件的男子,你想加谁就加谁。

阿强说,在QQ上找人时,一般选择在晚上,这样成功的几率比较大。夜晚12点以后,依然泡在网上的男人,要么是单身,要么就是夫妻感情不好,或者是花心男人。这时候,你一找一个准。你用QQ加上他,没有聊几句,他自己就提出了性要求,你爽快答应,然后要到他的电话号码,或者传呼号就行了。

我经常通宵上网,或者通宵看书,QQ就一直挂在网上。后半夜的时候,QQ头像就会闪烁,打开一看,都是女性。这些人的身份都有:妓女、收费裸体视频、商品推销员,当然也有键盘手。前几种身份的人,你一看就能识破,置之不理。而键盘手则让你难以识别,键盘手是男的,但是他伪装的头像是女的,性别一栏也填写女的。“他”会对你问寒问暖,关怀备至,春风化雨一般,消融你心中的防线;“他”会诱惑你说出电话号码,然后让你一步步走进“他”构筑已久的温柔陷阱。你一直到自己被骗了,一直到被宰得遍体鳞伤,你都不会知道,这个诱骗你的人是一个男人。

在一夜情网站上寻找猎物,更是如鱼得水。注册一夜情网站的男子,都是抱着不纯的目的,键盘手也在这类网站上注册一个用户,性别当然也是女性,给男用户留下自己的QQ号码。果然,过不长时间,这个男子就会加你。

如果说前面两种骗人手法不道德,那么在征婚网站上骗人更是伤天害理。人家男子是抱着恋爱结婚的目的注册这类网站的,而键盘手闯进这类网站里,就像野猪闯进了菜园里,胡吃乱啃,一片狼藉,他看到谁谁就倒霉,喜欢加谁就加谁。键盘手口中的自己条件都非常好,办公室白领,身材高挑,容貌出众,年方二十,这样的女子很容易让男子动心,尤其是急于找女朋友的纯真男子。几句交流后,键盘手就会要男子的电话号码或者传呼号,毫无防范的男子也会给的,这样,也被诱进了圈套。

键盘手要到了你的电话号码,马上就会告诉主管。但是,键盘手绝对不会告诉你自己的电话号码,因为键盘手和你所见到的酒托就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性别。

键盘手和酒托从来不会见面。键盘手也不知道谁是酒托,酒托是谁。

键盘手和酒托之间的桥梁是主管和酒吧老板。主管掌握着键盘手的联系方式,酒吧老板掌握着酒托的电话,键盘手和酒托都有很多个。

但是,主管和酒托也不见面,主管也不知道酒托长什么样子。

在这个罪恶的黑色利益链条中,每一环都紧密相扣。我可以肯定地说,所有的受骗者,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受骗的。受骗者所知道的、所见到的只有酒托,他不知道酒托只是其中的一个链条,他不知道这个黑色的利益链很神秘。

我常常想,设置出这个黑色利益链的人,绝对是骗子中的顶尖高手。

在键盘手聚居的这个出租屋里,我常常会想起鲁迅的中的那个小学徒。他天天盼望着孔乙己来,他在那里寄人篱下,仰人鼻息,每日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在这间出租屋里,我就是那个小学徒。不同的是,他还有孔乙己可以见,还可以笑几声,而我每天见到的都是这几张没有清洗干净的变态丑陋的脸,我每天都笑不出来。

只要主管走出了这间房屋,他就会在外面反锁上房门。有时候,他白天会出去,这主要是买菜和查看银行卡。他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小本子上记录着每个键盘手每天的工作业绩:键盘手钓到的客户姓名、客户的电话或传呼、接待客户的酒托代号、客户消费的金额。每天夜晚后半夜,有时候是凌晨,主管就会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这个电话告诉主管当天晚上的消费情况,主管就拿出笔,在这个小本子上勾勾画画。第二天,他就会当着所有人的面宣布,谁昨晚做了几笔业务,谁的提成达到多少钱。这些钱都是有人打进主管的银行卡的。但是,这些钱一直存放在主管的银行卡里,只有当键盘手离开的时候,主管才会分发。

在这里,工作的期限是三个月,三个月后离开的时候,才能拿到提成,否则,分文不给。

我每天都在装模作样地上网,在网站上找客户,在QQ上瞎聊。有的男人抱着纯洁的交友的心态,想认识我,他将自己的一切和盘托出:自己的家庭情况,自己的工资,自己的发展前景,自己的未来规划。遇到这样的男人,我只能虚与委蛇,我为这样纯洁的男人而感到伤心。在这样一个鱼龙混杂的网络时代,你无法知道坐在你电脑对面的是谁,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女人;是一个人,还是一条狗。多年后,网上有一句流行语,叫做:“别留恋哥,哥只是一个传说。”那时候的我想跟他们说:“别留恋妹,妹只是一个传说。”当然,那时候的我说不出这样有文采的话。遇到这样的男人,我只能偷偷地从QQ上删除他们。

还有一类男人,我一加上后,他就开始献殷勤,献完殷勤就开始性暗示,我装着不懂,他又开始说一些没有穿衣服的赤裸裸的话,这种男人不用钓就会上钩,一叫他,他马上就出来。遇到这种男人,我就会骂一句:“这些话说给你妈妈听。”然后也删除了。

可是,就有些男人很不识趣,删除他后,还会加上你,还要纠缠你,还要骚扰你,于是就开始了对骂。这些男人往往比泼妇还要泼妇,所有脏字眼儿都从他们的指尖以很高的频率流出来,流到了屏幕上。他们说你永远嫁不出去,即使嫁出去了,也会嫁个瘸子哑巴性变态。我笑着打出:“你说的很对,我永远都不会嫁。”然后,将他拉入黑名单。

键盘手一般会在一两个小时内就搞定一个猎物,如果超过这个时间段,他们就会失去耐心。所以,当你在网上遇到特别殷勤的“女子”,没有交谈几句,就提出要你的电话号码,你可不能给。这种人,十有八九就是键盘手,另外的十之一二是妓女。

网上的人形形色色,只有在有了较长时间的交往,充分了解了对方后,只有在认识后的第N天,才能告诉对方自己的电话号码。

遇到一开始就向你要电话号码的“女子”,你要“她”先提供自己的电话号码,如果“她”不愿意提供,你就不要告诉自己的;如果你告诉了自己的电话号码,而对方没有马上打过来,这种人100%就是键盘手。

从键盘手得知了你的电话号码,到酒托打给你,这中间有一个缓冲期,这个时间段长达几个小时。所以,“她”不会马上打过来。

总而言之一句话,珍惜自己的家庭,珍惜自己,在网上没有非分之想,一般就不会受骗。

有时候,主管会在黄昏的时候出去,天亮才回来,他出去的时候,就会锁上房门。我曾经观察过,铁锁高悬的房门根本就没法打开,而窗户虽然开着,但是这是在七楼,站在窗口望下去,下面的人像蚂蚁一样小,更不可能跳下去。

主管离开后,出租房里的七个人就好像囚犯一样恢复了自由,大家一起撺掇阿强,让阿强在网络上找那些黄色照片和三级片。那时候的黄色网站比较多,途径也是从一些门户网站进去查找,不像今天这样有百度和谷歌,一找就能找到。

每当找到了三级片,他们就关上窗户,拉上窗帘,围聚在一台电脑前,聚精会神地观看,房间里鸦雀无声,偶尔会有唾沫滚过喉咙的声音,很响很响。影片中,女主人公淫荡的叫声,像波浪一样激荡在房间的每一寸空间,让听众的每一个毛孔都变得潮湿,都在发涨。每个人都睁大了眼睛,用眼睛抚摸着电脑屏幕,恨不得手臂也伸进屏幕里。但是这时候阿强变得很“纯洁”,他说那没有什么意思,不就是在某一个固定的地点翻来覆去吗?这时候的阿强会打开另一台电脑,登录自己另一个QQ,和一些网上女孩聊得热火朝天。他最多可以和八个女孩聊天,还丝毫都不影响每一个人的进度。他对着那八个女孩说着不同的甜言蜜语,八个女孩都被他挑逗得爱火焚烧。他在这种虚幻的爱情中,陶醉并满足着,他全然忘记了周边发生的一切。

我发现这是逃跑的绝好机会。

然而,怎么逃出去?我一直在想。从七楼到一楼,垂直距离20米。楼下是坚硬的水泥地面,把一颗核桃扔下去,都会摔得粉碎。怎么办?

我又想起了上班第一天看到的对面楼层的情景,那个从传销魔窟逃出去的男子,我想效仿他;但是,我们这间出租屋里没有床单,只有两床不知道什么时候购买的,散发着霉烂和腐臭的旧棉絮。

我又想过大声呼叫,让周围的人听到,可是,我一旦呼叫,就会引起出租房里的他们的注意。他们人多势众,也许听到的人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我就会受到伤害。而且,这幢楼房很诡异,住户比较少,而且好像都在从事违法活动的。

还有一种办法,从楼上扔东西下去,让路过的人留意。比如,写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快报警,快救我”的字样,如果有好心人看到了,也许就找到警察来搭救。这种办法在闹市区可以,那里人来人往,但是这里不行,这间出租屋只有一面阳台,阳台下是臭水沟,每天都见不到几个人影。

怎么办?

第四章 暗访酒托群体 第三节 成了三轮车夫

我观察了很多天,看到六楼似乎一直没有人居住。我想,如果能够到六楼,我就有办法出去。但是怎么能够去六楼?

我盯上了他们的衣服,他们每人都有几件换洗的衣服。那时候的男孩都喜欢穿牛仔裤,这种裤子的布料很结实、很耐磨,把它们绑在一起就是绳子了。

终于有一天夜晚11时,主管出去了,其余的人在房间里看三级片,阿强一如既往地和那些女孩子网上热恋。我偷偷地离开电脑,先来到厨房,摸出菜刀,然后来到卧室里,从每个人的枕头下抽出牛仔裤,按照线缝,用菜刀分成两片,然后绑在一起,绑成了一条几米长的绳索。

阳台上有晾晒衣服的挂钩,一边一个,是用铁条弯曲做成的,我早就注意上了这个挂钩,我曾手拉挂钩,身体悬空,试验挂钩的结实程度。这个挂钩完全能够承受我的体重。我把自制绳索的一头绑在挂钩上,然后双脚踩在阳台护栏上,双手抓紧绳索,双脚蹬着墙面,一步步向下滑去。

来到了六楼的阳台外,我一探身,双脚钩住六楼阳台护栏,然后跳了进去。六楼果然没有人住,阳台上一层尘土,纷纷扬扬的尘土冲击得我直想打喷嚏。

我掏出打火机,将牛仔裤做成的绳索点燃了,火焰映红了对面楼层紧闭的玻璃窗,一个女人看到了火焰,打开窗户,眺望了一会儿,又关上了。那些火焰和她是没有关系的,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火焰一路燃烧得蓬蓬勃勃,然而,楼上还是没有任何动静。此刻,他们沉醉在三级片中,吞咽着不断上涌的口水,幻想着自己是片中的男主人公。

六楼没有人住,我从阳台来到了卧室,借助着朦胧的天色,我看到了一张宽大的木床,此刻,木床正张开双臂,欢迎我的到来。我倒在床上,张开四肢,舒服得直想哆嗦。一首久违了的歌曲在心中荡漾,那首歌曲的名字叫《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现在是夜晚,没有阳光,我在黑暗中闭上眼睛,享受着这种难得的轻松与幸福,朦朦胧胧中,居然睡着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醒过来了,看着月光如水,柔柔地倾泻在了这张宽大的木床上,远处的楼顶,就像连绵起伏的山峰一样,鳞次栉比,错落有致,宁谧而安详。我好像回到了童年的乡村,睡在打麦场里,头枕着麦秸堆,望着月亮。那段乡村的幸福时光常常出现在我的梦中,让我梦醒时分惆怅万分……突然,楼上传来了惊叫声,接着是杂沓的脚步声,他们来到了七楼的阳台上,乱纷纷的,像一群突然遭到热尿喷击的蚂蚁,直到现在,他们才知道我跑了。

然而,他们知道也不顶用,他们在监狱里,我在监狱外。

我从容地爬起身,在这幢房子里慢悠悠地转着,卧室、厨房、卫生间、客厅。厨房里还有灶具,我想翻出什么吃的,西红柿什么的都行,但是没有。客厅里还有沙发,我又躺在沙发上,告诉自己,天快亮的时候就走。

躺在沙发上,我又睡着了。等到再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

我犯了一个致命错误,我错过了逃走的最佳时机。而且,我现在才发现,这家出租屋的房门居然在外面反锁了。

来到了六楼,和在七楼没有任何区别,我依然没有恢复自由。如果今天六楼的主人突然进来,会不会把我当贼一样殴打?我站在门后面,听见走廊里有脚步声来来往往,每次脚步声走近的时候,我都紧张得手心直冒冷汗。

我寻找着出去的路径,这个居民楼里,卫生间、客厅与过道一墙之隔,而卧室和厨房则在另一边,要想逃出去,只有从客厅与卫生间想办法。客厅没有窗户,房门反锁,以我现有的水平,想尽千方百计也不会打开这扇反锁的房门,那么只剩下卫生间了。卫生间有一个长方形的顶窗,安装着排气扇,顶窗长半米,高有二十公分,我应该能够从这里爬出去。

然而,现在是大白天,一有异常响动,就会有人报警。城里人对夫妻打架之类的家长里短不感兴趣,然而对小偷特别感兴趣,他们最担心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他们最喜欢报警。

因此,我只能等候夜晚。

这一天非常难熬,我不知道几点钟了,我只能看着太阳从左边的高楼升起,然后悬挂在了头顶,接着又好像不动了。我饥肠辘辘,在房间里翻找着可以吃的东西,终于在沙发后找到一根蔫蔫的红萝卜,半尺来长,大概是老鼠拖到了这里,红萝卜的尾部还有几排老鼠的牙齿印。我将红萝卜洗干净了,将老鼠咬到的尾部切除掉,然后几口就把红萝卜吞到了肚子里。

为了打发时间,我在房间里寻找可以阅读的东西,书籍、报纸、杂志都可以。我在门口找到一沓水浒卡片,每张卡片上印着一个水浒英雄,火柴盒般大小。那时候,很多男孩子都有这样的玩具,他们把自己的卡片反扣在地上,对方也放一张,然后一掌击在对方的卡片上,如果卡片翻过来,露出水浒英雄,这张卡片则就归自己了。

我腹中饥饿,眼睛也同样处于饥饿状态。我看着这些卡片,回想着以前读过的水浒中的情节,林冲落草,鲁智深五台山,武松十字坡……每个人都有落难的时候,只要咬紧牙度过了这个最难熬的苦难时期,以后就是坦途了,就是阳关大道。

我现在就处在人生的最低谷,我一定要咬牙挺住,人生本来就是一场马拉松,我绝对不能输掉比赛,我一定要坚持到底。我相信自己的才华,相信自己的能力,困难只是暂时的,总有一天,我会一飞冲天,飞跃苦难。

终于等到了夜晚,终于等到楼道里一片静寂,我踩在凳子上,用菜刀将排气扇上的螺丝拧掉,然后摘下来。接着,取下挡着窗户的三合板,现在,生命通道终于被我打开了。

从顶窗小心翼翼钻出来后,我蹑手蹑脚地走下楼梯,然后走在大街上,橘黄色的路灯光照耀着我,我感到又一次死里逃生后的酣畅淋漓。夜风吹过来,吹透了我的躯体和四肢,我也变成了一缕风,飘荡在城市的夜空,像温柔的歌声一样,送人们进入梦乡。

我在人行道上走着,路灯光将我的身影变得长长长,又变得短短短。我突然感到了极度恐惧,如果前一天晚上,从七楼滑到六楼,如果突然失手,如果绳子崩断,我就会掉落在坚硬的水泥地面上,我就会一命呜呼,我“英勇殉职”了,也没有人知道我是谁。他们可能会将我当成小偷,可能当成清洗玻璃墙面的蜘蛛人……我不敢想下去。

一辆出租车悄无声息地停在我的身边,我挥挥手,出租车开走了;又来了一辆出租车,按着喇叭提示我,我装着没有听见。我身上没有一分钱,我现在是这座城市里最贫穷的人。

我现在已经没有了工作,在那家垂死挣扎的报社上班和没有工作是一样的,都同样没有工资。而我还在暗访,还在防止那些比我有钱的人上当受骗,我这是为什么?我这篇稿件投寄给别的报社,能刊发吗?能换来一张坚挺的人民币吗?我想着想着,眼泪就掉落下来。

走上了一条岔路口,我回头看看黑暗中的那幢楼房,它已经模糊在了无边的夜色中。我觉得很对不起六楼的那户人家,他们平白无故地受到我的破坏,实在太冤枉了。我告诉自己,以后有钱的时候,一定要找到这户人家,看望他们,偷偷地赔偿他们的损失。

那天晚上,我一直走了三四个小时,才在黎明时分回到了我的房间。

我的房间是在一幢两层楼房上加盖的,房间非常狭小,一张床就占据了大半个空间。通往房间的楼梯是用钢筋焊成的,踩上去就会摇摇晃晃;楼梯同样狭窄,只能容一个人通过,经常要等到上楼的人先上来了,下楼的人才能下去。这还不是最难受的,最难受的是夏天里房间的温度,经过了一天暴晒,房间里的温度能够把鸡蛋煮熟。但是,我还只能睡在这里面,我也只能租得起这样条件的房子。

五年后,我因为出差,又来到了这座曾经工作过一段时间的城市。五年后的我已经有了几万元存款,并且在一家很著名的报社做首席记者。那时候的我几乎忘记了自己曾有过这样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然而,一下飞机,来到这座城市,双脚一踏上这座城市的地面,往日的一切立刻浮现,历历在目。我想起了当初没有钱而在午夜的大街上行走的情景,我想起了每天都在精打细算着吃饭,不敢多花一分钱,我想起了暗访酒托而稿件卖不出去的尴尬处境。

我来到了那幢楼房所在的地方,我想看看那户位于六楼的人家,我想给他们赔偿,尽管这个赔偿已经迟到了五年。但是,我已经找不到他们了,那幢楼房所在的地方,如今已盖起了一幢金碧辉煌的大酒店。

我又去寻找自己曾经居住的那间民房。那条小巷还在,巷口一家卖面条的店铺也还在,那家的面条叫做“嫁女面”,我那时候每逢发了工资就来到这里吃一大碗面条。巷子里的那棵老槐树也还在,我那时候经常会在老槐树下看书。继续往里走,突然就看到了我居住的那个院子,院门没有任何变化;走进去,在最里面看到了我居住过的那间房屋,孤零零地矗立在楼顶,房门前的那一行粉笔字也还在:意志战胜一切。我实在没有想到它居然还在,只是字迹没有原来清晰了,我是在看到这行粉笔字后才想起了我当初写字的情景。我的眼泪流了下来,我仿佛又回到了五年前那些艰难困苦的日子。时光倒流,我就是从这里一步步走出来的,走到了今天。

我一定会好好珍惜自己今天的所有。

那天,我在那间房屋前站立了很久,一直到黄昏。我从门缝望进去,看到里面空无一物,墙壁上还是我当初裱糊的报纸。难道这五年来,这间房屋再也没有人住过?

离开了键盘手的生活,我回到报社,报社依然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很多人都不上班了,人心浮动,报社每天的稿件都是从网上扒下来的,原文照登。我想,我也许应该重新找到一家报社。我相信我的实力。

还有,不找报社的工作,我不知道我还能干什么。

我一家一家找到同城的报社,拿着自己发表的一些文章,主要是一些暗访稿件,找到同城报社的人事部或者总编办公室。那些和我年龄相差无几,或者比我年龄更小的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办公室白领们,他们衣着整洁,皮肤白皙,显然没有像我这样长期经受了风吹雨打日头晒。他们连我的作品看也不看,冷冰冰地对我说:“我们这里不要人。”

我垂头丧气,无言地离开一家家报社,独自走在大街上。南方炽烈的阳光照耀着我,我的心头充满了火一样的焦渴。后来,我走累了,我蜷缩在街角,看着一辆辆拉着人的三轮车经过。我很羡慕这些三轮车夫,他们有自己的车子,有自己的生意,他们每天都有收入,而我什么都没有,我在坐吃山空。

那段时间里,有一家行业内的报社在招人,我听说后,就急急忙忙跑过去了。在去之前,我特意用身上仅有的10元钱,买了一盒红“云烟”。那家报社的编辑部主任接待了我,他和我坐在阳台上,阳台上有茶几有凳子。我刚准备拿出自己特意买的云烟,就看到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盒软中华,他抽出了一根,准备点燃的时候,突然想起了我,问我要不要?我赶紧说自己不会抽烟。我的手放在背包里,背包里装着那盒云烟,被我的手摸得汗涔涔的。

编辑部主任先向我吹嘘了一通自己,说他以前在电视台是主任,现在来到这家报社支援,他有一系列规划,会在一年内让这家报社打赢翻身仗。接着,他问我能做什么。我拿出自己的作品剪贴本,毕恭毕敬地递给他。他随手翻了两页后,就还给了我,让我等候通知。

我只好怅然而归。我知道“等候通知”只是一句冠冕堂皇的话。

当天夜晚,我没有钱吃晚饭,只好饿着肚子。我大口大口地吞咽着自来水,把它当成了雨露琼浆。

第二天,我开始了卖书。这也是我家中唯一能够卖的东西。

那些书都是我这一年来省吃俭用购买的,而现在,我只能把它们像废品一样地贱卖了。

手捧着这些书籍,我泪眼婆娑,我想起了当初购买它们的情景。每一本书籍的购买过程都是一个故事,我经常像孩子一样珍爱他们,而现在,我却要亲手卖掉他们。我想起了秦琼卖马,想起了中写到这一段时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我在上初中第一次阅读的时候就能背诵:鱼陷青沙滩,马陷淤泥湾,茫茫雨不断,何时见青天?现在看来,这简直就不是诗歌,而是赵本山说的顺口溜。

在卖掉这些书前,我加紧再把书中的精彩章节阅读一遍,然后走很远的路,送到废品收购站。这条巷子里经常会有人骑着三轮车喊叫:“收废品了!”他们的收购价格是书籍一斤四角钱,而我拿到废品收购站,可以卖到一斤五角钱。

我卖光了所有的书籍,只剩下一本《博尔赫斯作品选》。这本和我一同经历了暗访的书籍,是我的患难朋友,我舍不得卖掉,现在,这本书籍我还保存着。

我当时没有想到,在我当记者一年后,还是如此赤贫。我又回到了一年前居住在旅社通铺的日子。

卖完了书籍,我已经没有东西可卖了,怎么办?

有一天,我正坐在房子里发愁,突然听到楼下传来一阵喧哗,原来,二楼新搬来了一户人。这家的男主人是三轮车夫,他有一辆崭新的三轮车。

我突然眼前一亮。

我没有钱,买不起三轮车,但是可以租车,我每天晚上在他回家后,骑着他的三轮车揽客,每天给他上缴10元钱的租车费。他爽快地答应了。

我用一个小时学会了蹬三轮车。

此后,三轮车的群体中多了一名沉默寡言的青年,他总是低着头蹬车,害怕遇到熟人,他戴着一顶破旧的草帽,将三轮车蹬得飞快。破帽遮颜过闹市。遇到等客的时候,他就会从怀中掏出一本书阅读。

这个三轮车夫就是我。

清闲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正在暗访的酒托。我要将酒托暗访完毕,我把这个稿件投寄给别的报社,兴许会换来稿费。

白天的时候,三轮车夫要用他的三轮车,我睡醒后,实在无聊,就又来到报社。

报社的大办公室里干干净净,甚至连一张纸片都没有,所有纸片都被记者拿去卖掉了。大办公室里冷冷清清的,经常只有我一个人,感觉到异常凄凉。往日,大办公室里人来人往,出门采访的记者,回来交稿的记者,前来报料的读者,在办公室的走廊间穿梭来往,喧闹不已。那些正在赶稿的记者经常会恼怒地把书写笔或者书本狠狠地扔在电脑桌上,提醒说话的人小声点,不要打断他的思路。那些电话采访的人一手持着话筒,一手拿着笔,随便扯张纸片,就在上面匆匆忙忙地记录……而现在,他们都不见了身影,他们去了哪里?他们此刻在干什么?

我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打开电脑,浏览了一些门户网站,然后添加了主管的QQ号码。我想知道,他们现在是否还在从事那种骗人的违法活动。

主管在线,他问我是谁,是干什么的,怎么知道他的QQ号码。我说自己没有工作,是以前的同学告诉我的QQ号码,现在想跟着他干。我说出了从那间出租屋辞职走开的那位朋友的名字。主管相信了。

主管说,他的手下有很多都在家中上班,做这种工作很简单,只要有一台电脑就行了。然后,他在网上对我进行培训,培训内容和上次在出租屋的内容一模一样,要申请一个新号码,要装扮成女性,要到男人的电话号码后,转交给他。

第四章 暗访酒托群体 第四节 趴在楼顶看酒托

有一天下雨,三轮车不能出行,我想见见酒托,赶快把这篇稿件写完,就上网把自己的传呼号发给了主管,说这是我钓到的客户。主管告诉我说,从现在开始,再也不要与这个人联系,赶快把这个人从QQ上删除,“这个人要加你的时候,你也不要加。”

过了三个小时,我的传呼上收到一个陌生的手机号码。我用报社的电话打过去,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她一接通电话,没有问我是谁,也没有问我在哪里,直接就说:“你过一个小时后,来某某大街上的肯德基店门口等我。你手上拿张报纸,这样好认。”我故意说:“你来我这里吧,我这里交通很方便的。”那名女子以不可置疑的口吻说:“我上了一天班,很累,还穿着高跟鞋,不想再跑。你过来!”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一个小时后,我准时出现在了那条大街上的肯德基店门口,手中拿着一张报纸。我看着传呼上的时间,按照约定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十几分钟,女子还没有出现。又等了十几分钟,传呼响了,是那个女子的手机号码。我匆匆赶到IC电话机前回复,那名女子说:“你是不是穿什么什么颜色的衣服?”我说是的,她又说:“你走到马路对面的麦当劳店门口等我。”

我知道这个女子肯定一直在暗中观察我,我的一举一动她尽收眼底,说不定她还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伙儿。他们在暗处,我在明处。

我走到了马路对面的麦当劳门口,手中依然拿着报纸,像拿着一面标志身份的旗帜。又过了几分钟,从我的身后走来了一名女子,她打扮很性感,超短裙,露出了白白的修长的大腿;吊带装,露出了半个雪白的胸脯。她的身高果然在165厘米以上,长相很漂亮,戴着长长的假睫毛,涂着红红的嘴唇。

这就是传说中的酒托。

酒托们都身材高挑,长相漂亮,都操着东北口音(我暗访到的,当然也会有别的地方的酒托)。所以,主管当初培训的时候,都让键盘手冒充成身材高挑,长相漂亮,都操着东北口音的美女。

她一见到我,边用手掌在脸颊边扇着,边说:“累死了,累死了,我们找个地方喝咖啡吧。”然后,就径直向左边走去。我故意说:“我们去麦当劳吧,这里面有空调,还有东西吃。”她不乐意,她说:“我才不吃什么麦当劳肯德基,那些都是农民吃的。”我又赶紧说:“我们去这边吧,这边有一家西餐厅,很好吃的。”她不耐烦了,骂道:“你有病啊,我说过我只想喝咖啡的。”

我走在她的身边,向前走去。她浓妆艳抹,袒胸露乳,如此招摇过市,很惹人关注。她的打扮完全就像一个妓女。我故意问:“你叫什么名字?”她说:“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我又问:“你看起来很小啊,多大了?”她依然冷若冰霜地说:“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

我暗自好笑,其实,此前我从来没有和她说过一句话。

在她的眼中,我是一个“客户”,客户此前是键盘手钓到的,而键盘手替代的是酒托的身份,键盘手在网上怎么说的,酒托是一概不知,酒托担心穿帮,就只说“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予以搪塞。

然后,酒托就主动问话了:“你是开车来的?”

我摇摇头。

“那么就是打的来的?”

我点点头。

“你做什么工作?”她问。

“我是网络工程师。”我像去年暗访妓女群落一样,说自己是“网络工程师”的。妓女们不懂,酒托们照样也不懂。

“那一个月一定很多钱。”她说。

我又点点头。

酒托们的每句问话其实都是事先设计好的。问你怎么来的,问你做什么工作,就能猜测出你的经济实力。她们在心中盘算用哪种标准来宰你,他们盘算着用哪种刀子来割你的肉。可怜的是,你一直不知道,你把她的问话当成了对你的关心。

走了二三十米,前面就会出现一家酒吧,酒托说:“我们进去喝一杯吧。”

后来,与一些上当受骗的人交流,他们说,当初听到酒托要去喝酒,他们还暗自高兴,想着把酒托灌醉了,然后就能怎么怎么样,没想到,自己是鱼儿,人家酒托才是渔夫。

从马路到酒吧门口只有几米远,是水泥路面,而这几米水泥路面让我走得异常艰难,每一步都像陷进淤泥中,难以自拔,举步维艰。该不该进去,敢不敢进去?我一直在想着。

酒吧门口徘徊着几名男子,他们都身材魁梧、膀大腰圆,眼睛像刀片一样从我的头发上掠过去。他们都穿着黑色t恤,有的是黑色长裤,有的是蓝色长裤,t恤上印着张牙舞爪的老虎。这种图案的衣服,我在别的地方没有见到过,只在这家酒吧门口、酒吧附近的公交车站、街道两边的大树下见到过,他们的活动范围就是半径50米的区域,人数有一二十个。如果不是专门留意,如果不是像我这样做暗访,谁会注意到酒吧的附近有这样一批胸前印着老虎的男子。那件有着老虎的t恤是他们的工作服和彼此辨认的标志。

我硬着头皮走到酒吧的招牌下,却发现里面还有一个长长的甬道,甬道里很黑暗,两边装饰着两排闪闪烁烁的彩灯,让人觉得很诡异。我不想进去了,我当时身上只装着50元钱,那是我这些天蹬三轮车的收入。酒托大约感觉到了我在犹豫,退后一步拉住我的胳膊,用她的大胸在我的胳膊上磨来磨去,就像在磨刀石上磨着一把刀子一样,磨过这面又磨那面,磨快了以后就准备宰我。到了这里,想退也退不回去了,我只好咬着牙关继续往里走。

转过弯,甬道里豁然开朗,这里居然别有洞天。黑暗的房间里,墙壁上的、天花板上的灯光全部打开了,房间里有十几张桌凳,桌凳的造型都很奇异。桌子有圆的,有方的,而凳子很高,坐上去后,双脚要放在中间的横杆上,才能坐稳。几名身穿黄色t恤的男子像散乱的棋子一样,歪歪斜斜地坐在四周。里边的墙角,有两对男女正在呢喃私语,那两个女子都是袒胸露乳,衣服短得不能再短,浓妆艳抹的脸,在彩灯的照耀下,像鬼魅一样妖艳。这两个女子,毫无疑问是酒托。而那两个男子,则是上钩的笨鱼。一个身材肥胖的男子,正在开怀畅饮,他殷勤地给酒托的杯子里斟满红酒,然后碰杯,一饮而尽。另一名男子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大堆的果盘、饮料,服务生正在打开一瓶红酒,这名男子用牙签插起一颗圣女果,满面笑容地送到酒托的嘴巴里……我看了后,暗自好笑,现在两人满面春风、志得意满,过会儿算账的时候,估计想哭都没有眼泪了。

我刚刚在凳子上坐定,服务生就过来了,拿着酒水单。酒托装着不认识服务生,看着我说:“来瓶红酒吧。”我知道一瓶红酒动辄就是几百上千元,赶紧说:“我从来不喝酒,我一见酒就过敏,我酒精过敏。”酒托跟我撒娇说:“人家想喝点嘛,人家想喝嘛。”我装着没有听见,心中暗暗地骂着她。酒托对服务生说:“拿红酒来。”服务生转身想离开。到了这一步,一般男人碍于面子,只好迁就酒托,这样就上当了。他们说给你打开的这瓶酒是1000元,你就得掏1000元;说是2000元,你就得乖乖掏2000元。红酒市场本来就非常乱,从来就没有一个价格尺度,它繁杂的名字可能连品酒师都没有听说过。

我知道坐在我对面的这个漂亮女人是酒托,她怀揣一把磨得锋利的刀子,正准备宰我。我在她的面前没有必要装大款,我也不想和她之间发生任何故事。我赶紧站起来说:“我没有带钱,不要红酒。”

服务生站住了,酒托愕然了。我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怎么样才能脱身。我又急又怕,满头大汗。

突然,里面传来了什么东西倒在地上的迟钝声音,我循声望去,看到那个刚才还在开怀畅饮的胖子倒在地上,双手抱着头。三个穿着黄色t恤的服务生露出了本来面目,他们一脚加一脚,竞相踩踏在胖子的身上,胖子痛苦地扭曲着身子,扭成了一截虾米。

胖子一直在求饶,他把这些比他年龄还小的流氓叫“叔叔”。流氓们骂道:“他妈的没有钱还跑进来,手机掏出来。”

原来开怀畅饮的胖子付不起酒钱。

坐在我对面的酒托回过头来,拉着我的衣服说:“坐下来啊,打架有什么好看的。我们喝我们的,来到这里就是消费的,别在乎钱啊。”她抛给我一个暧昧的眼神。我装着没有看见,继续紧张地想着脱身之计。

胖子站起身来,把手机掏出来,递到流氓们的手中。那时候的手机很贵,最便宜的手机也要上千元。

另一个男子也在结账,他把厚厚的一沓百元大钞放在桌子上,小心地问服务生:“你们认识啊?”他指的是服务生和酒托。服务生反而嘲笑他说:“你带来你的女朋友,到我们酒吧消费,我怎么认识啊。”男子站起身来,他的脑门上亮光闪闪,全是汗珠。他垂头丧气地走出去,用手掌在脑门上抹了一把,又抹了一把。我看到这名男子带来的酒托,看着收钱的服务生,嘴角掠过一丝舒心的微笑。

一名服务生走过来了,手上端着一碟葵花籽。葵花籽一放在桌面上,酒托就忙不迭地嗑了起来。

我说:“我真的忘记带钱包了,真的。”我对酒托和服务生说着,并翻开了自己的口袋。

两个服务生过来了,他们不由分说就开始搜身,从裤子口袋里搜出了一把零钞,都是一元两元的,最大的面额是五元。先前的那个服务生说:“他妈的一把零钱,你是干什么的?”我没有回答。另一个服务生打了我一个耳光说:“你个穷鬼,没钱跑来干什么?这瓜子就要100元钱。这是最低消费。”

我可怜巴巴地说:“我真的没带钱。”

一名服务生把那堆零钱数了数,共有50元,他把零钱收起来,问我:“你还欠我们50元,怎么办?”

我说:“大哥,我真的没有钱了,我不知道到了酒吧消费会这么贵。”

“你是干什么的?”

我想,我如果说自己是大学生,可能他们考虑到我没钱,会放了我。我就说:“我上师范大学,真的没钱,你看我的钱都是零钱。”

服务生说:“师范大学在什么地方?”

我曾经去本省的师范大学采访过,我说出了那条街道的名字。也许他们真不知道,他们说:“不会吧?这条街道我怎么没听说过?”

我信誓旦旦地说自己是学生,学校真的就在那条街道。他们说:“打电话让你的同学过来送钱。”

我没有手机,只有一个数字传呼,被他们搜出来了,放在了桌子上。一个服务生拿起我的传呼,在上面翻页查看信息。我该给谁打电话?该让谁送钱来?我在紧张地思索着。然而,他们说过这句话后,并没有再让我打电话。后来我想,他们可能不敢把自己的手机号码让外界知道。

这时候,整个酒吧里只剩下了我一个人,酒托不断地查看自己的手机,不断在电话里说:“再等我一会儿,再等我一会儿。”酒托生意很好,业务繁忙。一个服务生走过来说:“你们学校电话是多少?我打电话给你们学校,就说你把妓女带到我们酒吧来了。”他大义凛然,义正词严。

我说:“学校电话真的忘记了,我们也不经常打。”

这个服务生继续纠缠:“那就跟我去派出所一趟,就说你带着妓女喝酒,让派出所把你抓起来。”他说的蛮像一回事儿。

如果是一般的男子,听着这句话肯定会吓坏了,因为能够和酒托来到酒吧的,一般都抱着不纯的目的。但是,现在我反而释然了,就去派出所,到了那里我会表明我的身份,我就可以脱身了。

我拿起桌子上的数字传呼,他们没有阻止,可能在他们的眼中,这个数字传呼没有任何用处,他们都有手机。我跟着那名服务生一直走到了甬道口,站在这里能够看到大街上汹涌的人流和穿梭的车辆。服务生突然不走了,他在我的屁股上踢了一脚:“滚,别让我再看到你。”

我走出甬道,我没有想到会这样顺利脱身,看到雨后的阳光洒在葱绿的树叶上,也照耀着树叶上的雨滴。两名站在路边的男子,穿着胸前印有老虎的工作服,看看我,又默然回过头来。我继续向前走去,走到了下一个岔路口,一回头,看到那两名身穿老虎服装的男子,就跟在身后不远处。

我走过马路,再回头望去,那两名男子消失了。

这个酒吧就是黑酒吧,而那些穿黑色老虎制服的男子和酒吧里的服务生都是打手,他们和酒托沆瀣一气,共同欺骗上钩的男子。

第二天晚上,我没有跑三轮车。三轮车夫说,他夜晚接了一个活儿,要给人家搬东西,我就得休息一个晚上。当时,我决心要弄清楚酒托们一天能有多大的业务量,我觉得酒托这个行业内的水越来越深了。酒托后面还有黑恶势力在支撑。

酒吧所在的地方,是一幢楼房的楼底。这幢楼房共有五层,从五层可以攀着垂直楼梯上到楼顶。当天黄昏的时候,我就偷偷溜进了楼房里,然后又偷偷攀上了楼顶,趴在楼顶边沿,从这里望去,酒吧门口的一切,马路对面的车站,都一目了然。

仅仅过了几分钟,我就看到了昨天带我走进酒吧的那个女子,尽管她换成了别的颜色的衣服,但依然袒胸露乳,妖气十足。那个时侯,这样打扮走在大街上的女人,人们都会当成妓女,但是她不是妓女,她是酒托,妓女的收入又怎么能够比得上酒托?酒托没有任何付出,只是陪着你喝酒,你就要成百上千地大出血,然后她再坐地分赃。这么好的生意,“辛辛苦苦”的妓女又如何能够比?

这个酒托今天穿着绿色的上衣,牛仔短裤,她站在一家店铺的玻璃门口,正在往外打量。我不知道那个上钩的男子在哪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此刻来来往往的人群里,就有一条上钩的蠢鱼,他正在等待着酒托,正在憧憬着和酒托在一起的浪漫而旖旎的时光。他不知道,他是一只可怜的麻雀,正在自投罗网。

几分钟后,酒托走出了玻璃门,边走边向后张望,她在过街斑马线边等了一会儿,然后拨打电话。我看到身后距离她20多米远的地方,有一个男子从皮带上的盒子里掏出手机。

那个男子身材矮小,像武大郎一样没有长开。他左右看着,大约在寻找酒托。我看到酒托打电话的时候冷若冰霜,而武大郎接听电话的时候笑容满面。

酒托走过斑马线,走到了马路这边,她又朝左面走去,那是与酒吧相反的方向。酒托走到了一棵树下面,然后停住了。她又拿出手机。我想,她应该是拨打武大郎的电话。果然,马路那边的武大郎又从裤带里掏出手机。他边接听,边穿过马路。酒托挂断了电话,她密切关注着武大郎的一举一动。

武大郎穿过了马路,向酒吧的方向走去,走了十几米远,然后又停住了。我估计这就是酒托电话中交代的第二次约会的地点。

他的身后始终若即若离地跟着两个穿老虎“工作服”的男子,而武大郎丝毫也没有留意到。他乐呵呵地、满面春风地、急不可耐地憧憬着与酒托见面,他像一只猴子一样,抓耳挠腮,左顾右盼。

酒托看到只有武大郎一个人出现,而且这个人也不像便衣,她走到了武大郎面前,两人说着什么。我估计酒托肯定又在问“你开车来的?”“你做什么工作?”武大郎没有丝毫戒备,他见到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又高大又风骚,笑得嘴角都咧到了耳朵边。

然后,他们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他们走进了酒吧里。

突然,我又看到了一个酒托,就是昨天和胖子一起喝酒的那个酒托。她的衣服没有换,还是穿着红色短裙、黑色t恤。她带着一个个子很高的男子从酒吧里走出来了。那个男子一路都在激愤地说着什么,一会儿握着拳头,一会儿摊开双手,他看着红短裙。但是,红短裙置之不理。我估计这个个子很高的男子肯定刚才被骗惨了。

红短裙走上了斑马线,她要过马路了,高个子也要过马路,他一直跟在红短裙的身后,他很激动,不断地挥舞着手臂。

一直站在酒吧附近的两名穿着老虎工作服的打手出现了,他们跟在了高个子的后面。这两名打手不是跟在武大郎身后的那两个。那两个此刻还在酒吧旁边徘徊。

糟了!这个高个子今天要挨打。

红短裙过了马路后,在一家商店门口停住了,她买了一根冰淇淋,自顾自地吃了起来。高个子还在喋喋不休,说到动情处,他推了红短裙一把,红短裙还是一言不发。突然,一个打手从高个子身后走来,头别向一边,他故意撞在了高个子身上,然后两人发生了争吵,这名打手和高个子扭打在一起。另一名打手突然出现了,他从身后抓住高个子的头发,一下子就把高个子摞倒在地。然后,两名打手用皮鞋狠狠地踹着高个子。高个子吓坏了,他抱着头爬起身,狼狈而逃。

红短裙打着电话,向公交车车站方向走去。两名打手像没事人一样,穿过马路,在酒吧附近游荡。

刚才只顾看打架,没有留意到又一个酒托出现了。这个酒托我还没有见过,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是以什么方式和上钩的男子接头的。他们一起向酒吧的方向走来,那名男子想拉住酒托的手,酒托好像很害羞地甩开了。

这名女子绝对是酒托,从她的穿戴上就能够看出来。爬在楼顶上,我能看到她雪白的肩膀,还有两个丰满的乳房,晃来晃去的。薄薄的衣服包着高耸的乳房,像兜着一坨凉粉。

果然,他们走进了酒吧。

酒吧里又走出了一对男女。女子还是超短裙,毫无例外是酒托。女子径直走过马路,对男子理也不理。她在打电话,走向公交车站的方向。男子蹲在了一棵街树下,抱着头颅,一动不动。最后,又摇摇晃晃地离开了。我估计刚才他在哭泣。

我低头望去,突然,武大郎和酒托出现了,这名穿着绿色上衣的酒托和武大郎在酒吧里待了顶多十几分钟,就走出来了。绿上衣自顾自地走过马路,在马路边,她遇到了红短裙,她们装着不认识,没有说话。这次,红短裙带的是一名40多岁的男子。

武大郎站在马路这边,怅望着马路那边愈走愈远的绿上衣,暗自伤神。他一个人迟疑地向前走去,边走边抽着自己的耳光。几个迎面走来的人惊讶地看着武大郎,武大郎不管不顾,抽完耳光,又用衣袖抹着眼泪。

那天晚上,我在楼顶上待了三个小时,我看到绿上衣先后把五个男子带进了酒吧,红短裙带了四个男子进酒吧。按照这样计算,一个酒托一天最少会骗10名男子,每个男子被宰500元,这应该不算多吧,一个酒托一天就会骗走5000元。这5000元里,键盘手抽取10%,那么酒托抽取的绝对不会低于键盘手,就按照10%计算,一个酒托一天收入500元,一月收入15000元。

太可怕了!

每个酒托和蠢鱼走进酒吧,一般都只会在里面待一二十分钟,然后,酒托就会带着蠢鱼出来。酒托甩掉了前一个蠢鱼,就会急急忙忙地接待下一个蠢鱼。她们边走边打电话,她们都很忙碌,比妓女还忙碌。

和蠢鱼在酒吧的这一二十分钟里,都会发生哪些故事?酒托又会如何表演?我真的想好好体验一下,可是,我没有钱。

到了现在,我的暗访无法再做下去,因为这个暗访需要经费。一个三轮车夫是没有闲钱去给酒托的。

我把暗访到的这些材料整理完后,投寄给了几家当时比较有影响的报社,但是一直没有回音。

我的夜晚依然在三轮车上度过,我奔走在夜晚的风中,汗水洒在夜晚冰凉的街道上。

第四章 暗访酒托群体 第五节 做酒吧清洁工

有一天,我正在路灯下边看书边等客,一个50多岁的男子走过来了。他穿着蓝色西裤,白色长衫,戴着近视眼镜,是那个年代最普通的打扮,我猜不出他的身份。

他问我看什么书,我不好意思地展开封面,那是我几天前从旧书摊上淘到的一本名叫《蝇王》的长篇小说,是英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戈尔丁的代表作。男子笑着说:“看得懂吗?”

我说:“以前有过一本,后来弄丢了,这本是才买的旧书。”

男子感到很惊讶,但是他没有继续说《蝇王》,他说:“我想去火车站,去不去?”

这里距离火车站足有五六公里,一般人都会打的的,没有人会坐三轮车。看到我迟疑,他说:“上火车的时间还早,我想坐着车看看沿路的风景。”

我答应了。直觉告诉我,这个50多岁的面目白净的男人不是一般人。

坐在三轮车上,他问我是哪里人,多大了,家中还有些什么人,我就老老实实地回答了。他听到我的谈话中夹杂着喘息,就说:“别着急,时间还早着呢。你慢慢骑。”

我们沿着江边宽阔的马路,慢悠悠地向前行驶,路边不时有携手并肩的情侣和跑步的老人。偶尔会有小轿车疾驶而过,卷起的落叶吹打在我们的身上。

他问:“你以前都做过什么?”

我犹豫了一下,就说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这些年的经历一直压抑在心中,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现在,我告诉了这个陌生人,这个不会对我造成任何伤害的陌生人,我突然感到轻松了很多。我长出了一口气,心胸豁然开朗。

他坐在三轮车里没有说话,我听到他在叹气,声音很轻,像飘落了一片枯叶。过了一会儿,他说:“你有什么联系方式?”

我告诉了他我的传呼号码。

这段路程我们大约骑了一个小时,来到火车站广场,他下了三轮车,告诉我说:“这几天你的传呼别关机,我会联系你的。”

按照路程的长短,他应该给我10元钱,但是他给了50元。我说我没有钱找你,我只要10元钱。他说不要找了,你太不容易了。

这句话说得我眼泪差点流出来。

我看着他穿过车站广场,夜晚的火车站旅客稀少,他走进了候车大厅,他站在门口向我挥挥手,然后才走进去。

离开火车站,我一路都在想着,他是谁,他为什么会说联系我。我突然后悔没有要到他的手机号码,然而,如果他有手机,他就是有钱人,他会把手机号码告诉一个陌生的三轮车夫吗?

那家报社宣布破产了。

那天大家互相通知,一起来到报社,看到法院的工作人员将报社的设备拉到卡车上。所谓设备,也就是一些破旧电脑和陈旧办公桌。工作人员将门封了,封条上的大红印章异常鲜艳夺目。墙壁上,一张纸片在风中呼啦啦地抖动,上面写着:“某某,上班迟到,扣50元;某某,版面错别字,扣50元……”报社在最后阶段陷入了疯狂,越没有钱,越要狠扣大家的血汗钱,而没有钱发,也就无所谓了,爱扣多少就扣多少。这张在风中抖动的纸片,成为我对这张报纸最后的记忆。

卡车拉着报社仅有的家当离开了,这幢大楼也消除了报社的所有印痕。此后,会有别家公司搬进这幢大楼,但后来者可能不会知道这里曾经是一家报社,这家报社曾有过跌宕起伏和悲欢离合,这幢大楼里曾有一群热血青年生活过。

没有人说话,大家的眼中都含着泪花。后来,有人默默离去,有人默默相随。走到了岔路口,有人提议说:“吃顿饭吧,吃完饭就散了,各奔前程。”大家又默默地来到一家小饭店,每人都把自己身上的钱掏出来,凑了一百多元,两张桌子并在一起,炒了几盘菜,一大盆米饭。这就是我们最后的聚餐。

后来,这张饭桌上的绝大多数人再也没有见到过,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不知道他们生活还好吗?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都应该结婚生子了吧,祝愿他们家庭幸福,也祝愿他们生活都好了起来,不再忍受贫穷。

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一生要经过很多驿站,当你告别前一个驿站的时候,你不知道还会不会回来,还能不能再见到这个驿站的朋友;当你到达下一个驿站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驿站是什么样子,又会结交哪些朋友。

人生又是一辆长长的列车,在起点的时候,你会认识很多人,他们和你一起开始这段旅程,而在每一个车站,都会有人下车,你无法知道此生还能不能见到这些下车的人。你也要下车,但是你不知道你会在哪个车站下车,会在城市车站,还是小镇车站,还是荒山野岭的小站。你也不会知道是你一个人下车,还是和别人一起下车。

人生充满了太多的不可预知。人生很残酷。

听说那家报社欠了印刷厂上千万元,还欠了员工几个月的工资,印刷厂把报社告上了法庭,法庭强制执行,拉走了报社所有财产。

又听说投资方广告公司把那几个月的广告费都收入了自己腰包,报社宣布破产后,这家广告公司也人去楼空,负责人携款潜逃。

而受苦受难的,还是我们这些打工者。

主任问我:“你有什么打算?”

我说:“我还不知道。”

主任说:“真对不起你,当初不带你出来多好。”

我说:“没什么,人生本来就是起起落落,你不带我出来,我怎么会知道南方这样富裕繁华。”

主任苦笑着:“我要先回家了,老婆一直在家等着。我有了好去处,会通知你。”

我点点头。我没有老婆,没有人等我。我的家在乡村,家中父亲卧病在床,我回家不但帮不上任何忙,而且还会让父母揪心。我有家,但是我没法回去。

当天晚上,我骑着三轮车把主任送到了火车站,我们在进站口拥抱着,都哭了。很多人走过我们身边,都好奇地伸长了脖子,他们不明白两个大男人为什么还要抱在一起,还要哭。主任说:“保重,保重。”然后就走进了候车室。

送走主任,在回家的路上,我双腿酸软,每骑一段路程,就要坐在路边歇歇。我感到自己一下子被抽空了,一下子没有了依靠。

我只能在南方飘着。我没有工作,不知道明天的早餐在哪里,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但是我不能告诉父母这些,我不能让父母替我担心。每次往家打电话,我都会说,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好很好,让父母放心。

几个月的三轮车夫生活,让我又黑又瘦,但是身体很结实,胸大肌也突出了,摸在手中硬邦邦的。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会光着上身,抽着一元钱一包的劣质香烟,慢悠悠地走过大街;困倦的时候,我会坐在车上,头枕着铁条焊成的栏杆就睡着了;我的嗓门也洪亮了,经常和别的三轮车夫用很粗的话语亲切地对骂着;我的双脚灌满了力量,会骑着三轮车以最快的速度和别人抢生意。我也习惯了别人的冷淡和嘲弄,别人用脏话骂我,我的心中不起一点波澜。为了生活,我什么都能忍受。我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三轮车夫。

只是有时候,心中会泛起一阵苦涩:我的下一步该怎么办?该走向哪里?

有一天黄昏,我刚刚接过三轮车,骑行在大街上,还没有接到一单活,突然传呼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我想可能是哪个客户约我拉东西。自从走上职业化三轮车夫的道路后,我也开始派发名片。

我骑到一个IC电话亭前,拨打电话。

电话拨通了,居然是那天晚上我骑着三轮车送往火车站的那名男子。我几乎忘记了他,这么长时间了,他一直没有联系我,我没有想到他会在今天呼叫我。

他说,他就在距离省会城市有一百多公里的一个县级市里。他问我是否愿意来他们那里,他向这家县级市的日报推荐了我,报社一名副总编让我第二天前去面试。

我说,愿意。

这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省级报社和县级报社的差别,我以为全国的报社都是一样的,我相信凭我的实力,一定能闯出一片天地。那天晚上我只接到了一单活,然后就回家了。我睡在那间门口写着“意志战胜一切”的房间里,很长时间都难以入睡,我在想着面试会问些什么问题,我该如何回答。我设想着我就是那家报社的副总编,我会问些什么呢?我从包里取出自己的作品剪贴本,看了一遍又一遍。我不知道这些自己精心写作的作品,能否给自己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坐上了去那家县级市的火车,然后,来到了那家报社。

那家报业有一幢十层楼房,楼下的几层是他们的办公室,楼上的几层租给了安利公司和几家保险公司。我真没想到一家县级报社居然有这样的实力。在大堂填写好了资料后,保安将我带到了三楼的副总编办公室。

副总编头上是一片不毛之地,光秃秃的,就像是葫芦瓢,闪烁着睿智的光芒。副总编头颅又圆又大,像地球仪一样压在细细的脖颈上,让人担心随时会被压折。这副形象完全就是影视中经常出现的黑社会老大。可是副总编态度很和蔼,笑容可掬,谦谦有礼,实在对不起他这种威猛的头颅和发型。一副近视镜架在他敦敦实实的鼻梁上,显得很滑稽。

副总编说:“你的情况,张馆长都向我介绍过了,今天让你来看看。你看我们这里怎么样?”

我莫名其妙:“张馆长是谁?”

副总编笑着说:“你还不知道啊,他说他坐过你的三轮车。”

哦,原来那个50多岁的男子,要求我送他去火车站的男子,就是张馆长。副总编说:“他是我们这里文化馆的馆长。”

于是我就说了那天晚上的奇遇,我在路灯下看书,我拉着张馆长沿着江边大道骑行,我说起了我当时的处境。

副总编一直很认真地听着,然后,他很诚恳地说:“留在这里吧,我们马上就要改版,要由4个版面增加到8个版面。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记者。”

我点点头。其实当时我已经无路可走了。那时候的报社招聘还没有通过电脑实行,招聘的方式也很原始,一是在报纸上登招聘启事,二是依靠人介绍,三是从自己找上门的人中筛选。

副总编带着我从报社一楼走到三楼,从总编室走到了采访部。他指着采访部里一张空着的桌子说:“你来了后,就坐在这张办公桌旁。”

我深受感动。

当天中午,副总编叫来了采访部正副主任一起陪同我吃饭,那一桌丰盛的饭菜让我的喉结不由自主地蠕动。很长时间没有吃过这些了,那亮灿灿的红烧肉,流着油汁的鸡块,像钩子一样勾住了我的眼睛,让我的眼睛挪不动一寸。可是我竭力压抑着心中汹涌澎湃的食欲,强行咽下奔腾而出的唾液。我想:咱是文化人,文化人就要有文化人的样子,不能让人笑话。

饭桌上,我才知道,副总编姓赵,两个主任,正的姓孙,副的姓王。这家报社的总编社长一人兼任,平时很少来上班。

两天后,我来到这家县级报社上班了。想起当初从北方县级公务员,来到南方县级报社当临时工(那时候的报社很少签合同,所有聘用人员都按照临时工对待),感觉命运真是和我开了一个玩笑。但是,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祈求了,我只盼望着能够多赚钱,给家中多寄钱,能够让自己的生活稳稳定定,我就彻底满足了。

报社暂时还是4个版面,头版是市委书记市长的活动专版,去了哪里,发表了什么重要讲话,陪同的人都有谁。二版是部门动态,哪个局长主持召开了什么重要会议,哪个局长下乡访贫问苦。三版是专题,歌颂部门和乡镇的丰功伟绩,其实就是一句话,几个数字的事情,硬要扩充为一个整版四五千字。这些数字是否真实,恐怕只有部门领导知道。这个版面是收费的。四版是要闻,登载从网上搜索到的前一天国际国内大事。

这种充满了垃圾内容的报纸天天出,而领导们的讲话天天都是重要的,部门的会议也天天都是重要的。这样的报纸不到一分钟就能翻完,而文字读不到三行就让人脑壳疼痛。这样的报纸有人买吗?报社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经济实力?不但盖了这幢高达十层的楼房,而且每个人的工资都很不错。

我想起了当初在北方县城当公务员的日子。那时候,每年11月,就会召开一个由全县部门参加的会议,会议内容就是征订报刊,县级的日报必须订阅,必须完成多少份的订阅,这些钱可以在县财政报销。其实,县级报社为什么富裕?富裕的原因就是财政拨款,自己创收。想想看,这样的经营模式,想不富裕都难。

但是,一个小小的县域,几十万人,又会有多少新闻需要每天报道每天出版?这样做的结果就是除了浪费纸张和油墨之外,还制造了大量的废纸,让废品收购站的老板笑逐颜开。

报社这次招聘了十几个人,而报纸还没有扩版,新来的人整天无所事事。我向赵总提出,想把酒托的暗访做完。赵总很感兴趣,他说这才是真正的新闻。他特批了500元的活动经费,让我打入酒托内部。

我专门剃了一个光头,看着镜中的自己和以前的自己判若两人,两颊也长出了肉,皮肤也变白了,估计那家黑酒吧的人不会认出我来,他们每天会接触多少人啊,肯定早就忘记了我。我又回到了省城,准备打入那家黑酒吧上班。

酒托的背后是黑酒吧。黑酒吧和酒托沆瀣一气,坐地分赃。但是,他们又是怎么分赃的?

我走进了那家酒吧,那家酒吧没有任何变化,酒吧的周围还是散落着一些穿着老虎“工作服”的打手,他们夹杂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就像沙子夹杂在小米中,想要辨认都很难。酒吧里面还是那些穿着黄色t恤假扮服务员的打手。我说着东北话,说我来找工作,刚刚从东北来到这座城市。

那时候本山大叔和范伟大哥们在电视上推广东北普通话,喜欢他们的人都能讲上几句东北话,而我天生有语言天赋,一种方言学上几天就能讲得像模像样、以假乱真。酒托们讲东北话,酒吧里的打手们很多也讲东北话。后来我才知道,酒托这种黑社会性质的行业,也是从东北逐渐蔓延到全国的。

一名服务生说:“我们不要人。”

我说:“我以前在酒吧干过,还当过键盘手。”

服务生惊讶了,他问:“什么是键盘手?”

我说:“像你们这样辛辛苦苦地等人来喝酒,能赚几个钱?俺们老家那旮旯都是带人进来喝酒的。”

服务生说:“你等等。”然后,他进了里面的一间房子里。

过了几分钟,出来了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脸上有几道蓝色的疤痕。后来我想,这个男子可能是被人控制后,用小刀在脸上划了几道,然后洒上蓝墨水,后来就成了这几道蓝色的疤痕。

这个男子已经纯属黑社会了,他的身上散发着一种邪气和杀气,让人恐惧。他和我们副总编不一样,我们的副总编只是貌似黑社会,虽面目凶恶,但内心善良。

蓝疤痕的眼光像毒蛇一样,散发着瘆人的光,他问:“为什么要来我们这里?”

我装出很害怕的样子,躲闪着他的眼睛,其实那时候真的有些害怕,我说:“去了几家酒吧,人家都不要人,就来你们这里看看。”

蓝疤痕问:“以前干过?”

我点点头。

“干过什么?”他的眼光步步紧逼。

“做过接待,还做过服务员。”

“刚才你还说什么键盘手?”

“也做过。现在很多酒吧都有键盘手。”我又把刚才对服务生的话对这个蓝疤痕说了一遍。

“我们是正经生意人,不做这些。”蓝疤痕说得一本正经,“你走吧。”

我感到很失落。一名服务生送我走到甬道,突然说:“兄弟,留个电话吧,交个朋友。多条朋友多条路,有了好去处也告诉哥们儿一声。”我想把传呼号码留给他,突然又觉得不对劲,因为传呼号码曾经留给过酒托。也许他们对每个蠢鱼的联系方式都有“备案”。

我说:“我没有电话。”

服务生留给了我他的手机号码,他让我明天打他的电话,他说他觉得我人不错,值得一交。

我心头一热。其实这是他们招人的步骤,那时候我全然不知。他们组织太严密了,稍有不慎,就会被发觉,惹来杀身之祸。

从酒吧里走出来,我漫无目的地游荡,天快黑了,为了省钱,我住进了小巷深处的一家小旅社。上了楼梯,走进房门,打开窗户,突然看到了窗下有一个人走过,穿着“老虎”工作服,还似乎不经意地向楼上望了一眼。

到现在我才突然明白,原来我一路都有人跟踪。如果当初我没有对这家酒吧进行暗访,不知道“老虎服”的标志,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知道,身后一路都有人跟踪。

是不是他们发觉了我,是不是他们怀疑我。

那天晚上,我插紧了房门,外面一有风吹草动,就非常紧张。本来想换一家旅社,却又心疼这几十元钱。快到半夜的时候,我还是睡不着觉,后来,我找老板换成了楼下的房子。如果他们来到这家旅社找我,如果他们上楼,一定会从我的门前经过,我会趁机走脱。

那天晚上,我胆战心惊地度过了一个夜晚,他们始终没有出现。吃过午饭,我拨打了那个服务生留给我的电话,我说:“大哥,实在找不到工作,你有工作就介绍给我啊。”那个服务生说:“你过来吧。”

我感到很意外。

原来,每一个上门找工作的人,他们都会拒绝,但会要你留下联系方式。然后,他们跟踪你,看你住在哪里,看你接触什么人,等到觉得你值得信任时,他们才会联系你,让你来上班。

第四章 暗访酒托群体 第六节 酒吧酒托骗人伎

我在这家黑酒吧里做了一名清洁工。我每天的任务就是,把酒托们叫上来却没有喝完的红酒和饮料端到吧台后,然后擦拭他们用过的桌面。凌晨下班的时候,还要把地面打扫干净。

这家黑酒吧下午三点开门,凌晨三点关门,每天营业12个小时。

我现在终于知道了酒托和蠢鱼为什么每次都只在酒吧里待十几二十分钟。为什么每次饮料和红酒都会剩下那么多。

酒托带着蠢鱼一来到酒吧,服务生就会拿着酒水单过来,问:“两位喝点什么?”一般男子都会让酒托点酒水,酒托就正中下怀,专门拣价格昂贵的红酒点。如果男子自己要过酒水单查看,点那些价格较低的酒水,酒托就会说:“我不爱喝这种。”她会要过酒水单,点那些价格较高的酒水。这时候,一般男子都好面子,尽管心中千般不乐意,也忍住不好发作,听面前这个漂亮女孩的。漂亮女孩在人际交往中总能占据一些优势。

如果男子坚决不喝酒,就像我上次给酒托说的“酒精过敏”,那么酒托就会说“来杯橙汁”。

这个时侯,男子会在心中盘算,都点了什么,大概多少钱。这个时候他的心中还能承受,他镇静自若,因为他是看着那些酒水单上的价格盘算的,酒水单上的价格并不是很高,红酒加上什么果盘之类的不过二三百元。“来杯橙汁”也无所谓,一杯橙汁又能有多少钱,大不了二三十元钱。

接着,红酒端上来了,服务生打开,给你们面前的玻璃杯斟满了;果盘也端上来了,通常是两盘,有时候是鱿鱼丝和瓜子,有时候是圣女果和葡萄干。圣女果,也就是小西红柿。这些东西一盘还不到一两,按照市场价格,每盘也就两三元钱。酒托一看到这些东西端上来,就要和你碰杯,你刚刚喝了一口红酒,放下杯子,服务生就过来了,手中拿着一张纸,要你买单。

你要过酒水消费单,一看,就傻眼了,头上冷汗直冒,就有一种喝酒喝高了的感觉。上面写着上千元。怎么会这么多?你提出质疑,他们给你说,红酒多少钱,果盘多少钱。你说不对啊,酒水单上不是这样写的啊。服务生就会拿来酒水单让你看,你一看,真的啊,上面就是这种红酒的价格,还有照片。奇怪了,刚才明明看到的是一瓶280元,怎么转眼就成了880元。你以为自己看花眼了,把880元看成了280元。果盘呢?也价格不菲,一盘100元,两盘200元。红酒加果盘,1080元。怎么办?掏钱啊,他们虎视眈眈地盯着你,你敢不掏钱,他们就打得你满地找牙。

掏了钱,走出来,回到家仔细回想,啊呀,你明白了,他们把酒水单掉包了,他们有两套酒水单,一模一样,不一样的只是价格。他们在你没有买单前,拿的是标价便宜的酒水单;在要你买单时,拿的是标价昂贵的酒水单。

这就是那些提前看过酒水单的蠢鱼。

更多的蠢鱼进了酒吧后,不看酒水单。在漂亮女孩的面前,男子都喜欢充大款,兜里装着100元,就敢有装着一万元的感觉。女孩子点什么就是什么,喜欢点什么就点什么,怕啥呀,咱爷们儿,不差钱!这种男人,装得越优裕自如,买单的时候越狼狈不堪。买单前是黄世仁,买单后是杨白劳。

很多男人刚刚喝了一口红酒,或者一口橙汁,就会买了单灰溜溜地离开。之前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想法,这时候都荡然无存了。赶快逃,逃回家才会感觉到安全。

所以,几乎所有的蠢鱼和酒托只会在酒吧里待一二十分钟,因为他早就没有了喝酒的心情。

也有些蠢鱼买了单后,还不愿意离开,心想,老子买单了,老子就要把这些酒喝完,把饮料喝完,老子偏不浪费。蠢鱼硬着头皮在一边喝酒喝饮料,酒托在一边回短信回电话。酒托生意很忙的,约她的人在门外排队,她才不愿意陪着你在这里浪费她宝贵的时间。在刚才你买单的时候,她已经看出来你没有钱,看出来你很“吝啬”,看出了你脸上变色,看出了你的惊恐。她看出了你没有油水可榨,判断出你喝了这瓶酒喝了这杯橙汁后,不会再点酒水了,她就会说:“我们出去吧,不想在这里待了。”

你还想留在这里,你觉得浪费了那一瓶880元的红酒,或者浪费了那一听560元的橙汁,感到可惜,酒托就会趁机给你发射暧昧的眼神,走到你的身边,用她的大胸脯摩擦你,给你说悄悄话,说她想要了。你终于心痒难耐,跟着她出去了。走出了这个门,她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良家妇女,一个纯洁处女,她不会再跟你说一句话,不会再答理你。你如果提出开房什么的要求,她会大喊“抓流氓”,穿“老虎”工作服的人会“见义勇为”,跳出来把你捶成肉饼。

如果遇到这个蠢鱼真的有钱,怎么办?如果他根本就不在乎在这家酒吧消费千儿八百的,怎么办?

酒托们有的是办法,她们就像水蛭一样,不吸干你的血,她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你有多少钱,她们就会骗你多少钱。

我曾经遇到了这么一件事情。

有一次,一个男人跟着酒托进了酒吧,那个男人应该很有钱,四十多岁,矮矮胖胖,一身名牌,头顶光秃,四周头发浓密,这种发型叫做“地方保卫中央”,或者叫“地中海”。这个男人夹着一个小包,像个软皮本那样大的一个小包,里面应该都是钱吧。男人尽管名牌包裹,但还是掩饰不了一身的土气。我想他可能是个乡镇企业家。

乡镇企业家可能经常进酒吧、夜总会这类场所,他对这类场所很熟稔,一来就主动坐在了墙角,眼光环绕四周,一副舍我其谁的神情。服务生拿来了酒水单,他连看也不看,对酒托说:“你点吧,想喝什么你点。”酒托拿着酒水单偷偷地笑了,她知道今天逮到了一条大鱼。乡镇企业家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包香烟,小熊猫,黄色包装,一盒就是120元。他掏出一根给了服务生,服务生拿着香烟左看右看,舍不得抽。

酒托点了一瓶红酒和果盘,服务生端上来了,红酒启开,服务生就要求买单。乡镇企业家二话不说,拉开小包,从里面取出一沓钱,数了数,给了服务生。服务生欢天喜地,酒托喜不自禁,她一直在发手机短信。乡镇企业家面不改色,继续喝酒。

我知道今天有戏看了,就悄悄坐到了距离他们几米远的地方。背对着他们,装着打瞌睡。

喝过了几杯酒后,酒托的手机铃声响了,我听见她说:“我在和朋友喝酒,你过来吧。”挂断电话后,酒托向乡镇企业家解释说:“和我住在一起的女孩子回家了,没有带钥匙。我让她过来取。”乡镇企业家笑着说:“是不是也是美女?”酒托说:“当然是的啦,想不想认识一下?”乡镇企业家说:“好啊。”酒托又说:“今天晚上我们两个人陪你,要吗?”乡镇企业家嘎嘎笑着说:“好啊。”他的笑声像鸭子叫一样。

几分钟后,另一个酒托来了,其实这个酒托就在门外等候。先到的酒托看到这个蠢鱼蠢得要死,又有钱,就发短信让后一个酒托赶快打自己电话。他们经常会这样配合,只要让打电话,就知道是什么事情,他们连台词都不用编排。这就像前几年流传的一个笑话,说是非洲球员来到中国踢球淘金,看到这里能赚钱,球迷特多,就打电报告诉同伴:“此处钱多人傻,速来。”

来了新的酒托,前一个酒托就喊服务生:“来一瓶红酒啊。”服务生就屁颠屁颠端来一瓶红酒。启开,付钱。乡镇企业家还不在乎。

好!接着来,今晚就想看看你兜里到底有多少钱,你买得起几瓶酒。

两个酒托左右夹击,一口一个宝贝,一口一个亲爱的,你刚刚和第一个碰杯了,第二个接着来。就看你个土老冒能喝多少?再开瓶,再付钱。

喝到最后,乡镇企业家招架不住,醉了。两个酒托也喝得差不多了,第三个酒托又来了,她的借口是来叫前两个打麻将的。她还没喝呢,继续上酒,乡镇企业家趴在桌子上,像头死猪一样,翻着白眼。酒托从他的小包里拿钱买单……这次,终于把他榨干了。酒托们嘻嘻哈哈地离开了,今晚每人都能提成几千元。

乡镇企业家怎么办?两个服务生架着他走出去,喊辆出租车,在野鸡宾馆开间房子,那里开房不要身份证,把乡镇企业家扔进去,然后,他们就回来了。

像乡镇企业家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但是,和酒托喝酒,动辄被骗几千元的却大有人在。

刚开始我想不通,第一瓶酒打开了,出资上千元,感觉到上当了,为什么不赶快离开呢?为什么还要继续上当?

其实,这是一种赌徒心理。想着既然上当了,既然被骗上千元,就豁出去了,要把面前这个漂亮女孩泡到手,上千元不能白掏。

第一瓶酒喝完了,酒托还要喝。好!喝吧,喝完了你总得跟我走吧,跟我开房去吧。第二瓶酒喝完了,酒托还没事,还要第三瓶,怎么办?喝!到这种地步了,怕什么!不过就是多掏1000块钱吗?一定要把面前这个漂亮女孩泡到手。这时候,你已经迷糊了,你的头脑已经无法控制了,你就像红了眼的赌徒一样,想着下一轮一定翻身,一定把输的钱赢回来。酒托劝你喝酒,你就老老实实地喝,而酒托却是浅尝辄止,最后,你醉了,摇摇晃晃,身上的钱也掏光了,被服务生送到了马路边。拦辆出租车,他们转身走了,现在,你爱去哪就去哪里吧。

你能有多少钱,他们就敢在你身上掏多少钱。看你还敢不敢充大款?

你喝了酒,没有钱,那好,我们派人跟着你去取,旁边就有自动取款机。你喝了酒,还没有卡,还没有钱,那对不起了,你喝了多少就吐多少。打!

这是前些年酒托采用的方法。现在不同了,他们很少打你。现在很多人身上都喜欢装张信用卡,装卡越多的,越是有钱人。你没有钱,那就刷卡啊,黑酒吧里都有刷卡机。让你一晚上刷几千几万,那是很平常的事情。

现在,我对酒托这个利益链条有了初步的了解:第一个链条是键盘手,键盘手是男子,却冒充女子,在网上钓到你,把你的手机号码交给主管;第二个链条是主管,他会把你的电话号码交给酒吧负责人;第三个链条是酒吧负责人,他会把你的电话转交给酒托。第四个链条是酒托,酒托钓你出来,来到酒吧。第五个链条是你,你只能见到酒托,却见不到这个链条上的其他人。你也是这个链条上的一环,而且是最重要的一环,因为这个链条上的其余四个环节都要靠你生活,是你养活了那四个环节的人。

这四个链条环环相扣,却又单线联系。如果有一环出现问题,丝毫不会影响其他环节的工作。键盘手只认识主管,不认识酒吧负责人;主管只认识酒吧负责人,不认识酒托;酒吧负责人只认识酒托,不认识键盘手;酒托只和酒吧负责人联系,其余的人一概不理。

我当初一直不解的一些谜团,现在就可以揭开了。

为什么你在网上告诉了“女子”电话号码后,女子会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会打给你?

这是因为,你的电话号码要经过主管、酒吧负责人之手,才能转交给酒托。

为什么酒托在电话里一定要让你去她那边,而不会答应来你这里?

因为她就一直活动在她所服务的黑酒吧附近,她要把你带进黑酒吧。

为什么你来到酒托说出的约会地点,总是要等二三十分钟后,酒托才会出现?

因为酒托埋伏在约会地点周围,观察你的一举一动,看你是不是便衣,是不是来报复的人。

为什么酒托见到你不说其他的,只说要和你喝酒?

因为网上和你聊天的那个人是键盘手,是一个男子,而你见到的是酒托,是一个女子。酒托之所以不说别的,是害怕穿帮。

为什么你想带酒托去吃饭,而酒托每次都说不吃饭,只想喝点东西?

因为她要带你进入酒吧骗你。

为什么一走进酒吧,刚刚点了酒水,马上就会端上来?

因为服务生早就准备好了这些酒水和橙汁,就放在吧台的后面,酒托一说哪种,他们马上就端上来,害怕你突然反悔,害怕你突然说不要酒不要饮料。

为什么你刚刚喝了一口酒喝了一口饮料,服务生就马上要求你买单?

因为他们担心你没有钱,没有钱还占着地方占着酒托,他们不划算。

为什么酒托总是在不停地接电话发短信?

因为她业务很繁忙,找她的人在后面排队。

为什么你买了单后,还没有喝几口,酒托就催促你走?

因为他感觉到你再没有油水可榨,她要接待下一个上当的和你一样愚蠢的男子。

在这个黑色利益链条里,环环相扣,设计精密。只要你动了色心,你就被装进了口袋里。你被宰了,还不知道是谁割了你的肉,是什么时候刀子放在了你的脖子上。有的人怀疑这个女子有问题,有的人怀疑酒吧有问题,但是没有人怀疑到键盘手,没有人怀疑到主管。你会想,网上网下两重天啊,网上那么温柔可爱的一个女孩子,网下怎么会这样可憎?网友真是“见光死”。你还会想,酒吧太可恨了,本来会和这个漂亮女孩有段什么浪漫情缘,没想到酒吧宰人,让女孩子没有和我交往的心情了。

也有些人看到昂贵的酒水单,不愿意出钱,怎么办?酒托逼迫你出。

我曾经见过几例这样的事情。红酒打开了,服务生拿着酒水单过来了,男子质疑“怎么会这么贵?”不愿意掏钱。这时候,酒托就会说:“出门喝酒,就是图个心情,钱算什么?”如果你还不愿意掏钱,酒托会继续逼你,“一个爷们儿,这点钱还抠抠唆唆的,算了,我出钱吧。”但是,酒托尽管这么说,但她绝对不会拿钱的,她手放在口袋里,然后又放在坤包里,但就是不会拿出来,她看着你的反应,看着你的态度。这时候,你尽管有一百个不愿意,也会掏钱买单的。带着女子去酒吧喝酒,让女子掏钱,怎么说也不像个爷们儿。

但就有人故意不掏钱,就是要让酒托出血,就是要看酒托怎么办。我曾经见过这么一个,当地口音,胳膊上有刺青,肌肉虬张,面目凶恶,估计也是道上混的朋友。红酒开了,酒水单拿来了,就是嫌价格贵,偏不买单,几个服务生围过去,一个个摩拳擦掌的。这哥们儿也狂,说:“你们胆子大,就把我打死,打不死,我明天带人铲了你们这酒吧。”服务生吓住了。他们毕竟都是东北人,在南方地盘上做生意。地头蛇不是那么好惹的,那也是从多年的血泊中摸爬滚打出来的,其中不乏亡命之徒。硬的不行,就来软的。酒托上场,施展阴柔功夫,一口一个大哥,运用激将法。这哥们儿说:“你愿意买单,你就买单吧。”酒托一下子噎住了,瞪了半天白眼,才说:“好吧,我买单。”手在口袋里掏了半天,拿出来是空的:“啊呀妈呀,忘拿钱包了。”然后,打电话给什么姐们儿,让拿钱过来,电话又打不通。没辙了,干噎着,下不来台。最后,这家酒吧只收了这哥们儿100元酒水钱。

酒托欺骗这些幻想着一夜情的人,让人有些气愤;而如果再欺骗那些纯洁交友者,就更让人愤懑难平了。

键盘手在婚姻交友网站上找到你,和你在网上聊天的时候,冒充的都是都市白领,收入可观,又容貌靓丽,秀色可餐,能说会道。这样的女孩,很少有男人不动心。

酒托和你见面的时候,要求喝点红酒,去酒吧制造点浪漫气氛,你也不会怀疑什么。开瓶酒,上千元,你还不会怀疑,红酒本来就很贵的,再说,和这样的都市丽人交往,喝瓶红酒又算什么。一个高智商高收入的白领丽人,和一瓶红酒比起来,孰轻孰重?你肯定会正确选择的。

可惜的是,你面前的这个女子,确实很漂亮很性感,可是,她并不是网上说的大学毕业生,也不是什么办公室白领,她可能小学都没有毕业,她是文盲或半文盲,她没有工作,也不会坐在写字楼里的办公室。她确实是高收入,不过她的高收入是你给的,是你的愚蠢给她提供了高收入。

我见过一个最可怕的酒托,一晚上骗了一个男子8万元。

这个男子应该是我来到黑酒吧上班的十几天后出现的。

这天夜晚,酒托带进了一名男子,这名酒托就是准备欺骗我而没有得手的那个,身材很好,容貌皮肤都很好,单眼皮,看起来单纯可爱,实际上心如蛇蝎。她带进来的这名男子文质彬彬,戴副近视眼镜,神情腼腆,还拉着一个皮箱,好像刚刚下了火车,就被酒托骗过来了。

他们刚刚坐定,服务生就过来了,酒托直接拿过酒水单就点,眼镜没有阻拦,他笑眯眯地看着酒托,大概觉得能够和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喝酒,实在是自己几世修来的福分造化。

红酒上来了,服务生打开,然后一人面前斟满一杯,眼镜刚刚喝了一口,埋伏在吧台后一直盯着的另外一名服务生就走过来了,拿着酒水消费单。其实酒水消费单也是提前就写好的,只要是酒托点单,而你不看,那就恭贺你,你中头彩了,最昂贵的酒水消费单就摆在了你的面前。不多,还不到1万元,只有8800元。

眼镜看着酒水消费单,愣了一下,酒托装出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她说:“还没有喝酒,怎么就要买单?”

服务生冷冰冰地说:“我们这里就这规定。”

眼镜手放在腰间,大概想掏钱,又有些迟疑。酒托说:“我买单吧,这点钱我还是拿得出的。”她也把手放在了腰间。

纯洁的眼镜慌了,他说:“不不不,我来吧。怎么能让你掏钱?”他从腰包里抽出一沓钱给了服务生。服务生转过身,撇撇嘴巴,他对这个愚蠢的傻子加白痴非常不屑。

接着喝酒,酒托试探眼镜:“你怎么出门还带着拉杆箱?”

眼镜胸无城府,单纯得就像幼儿园大班的学生,他说他来给工厂进货。

进货就有钱!酒托兴奋得眼皮直跳。

第一瓶酒喝完了,酒托直接喊服务生:“再来一瓶。”眼镜张张嘴巴,想拒绝,又碍于面子,终于把到口边的话吞了回去。

第二瓶红酒上来了,一开瓶,要两万元。“啥子酒啊,这么贵?”眼镜问。服务生指着瓶子上的一行外文字母说:“这是拿破仑喝过的酒,卖你两万算便宜了,别人我还卖他两万五呢。”能被骗到这里来的,智商都比较低,估计也看不懂外文字母,服务生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眼镜拉开皮箱,取出两万元。酒托一直盯着眼镜的一举一动,看到皮箱里还有一个小包,小包里有很多钱,她兴奋得眼睛放射出金子的光芒。

第二瓶红酒喝完了,眼镜面皮是红的,眼睛也是红的,将近三万元啊,就这样没了,搁谁身上,谁的眼睛都会红。眼镜起身想走,被酒托拦住了,说她再一瓶就喝好了,她才刚刚来了兴致,再喝一瓶,然后一起去酒店开房,房费她出。话说到这个份儿上,眼镜又坐下了,不就一瓶酒嘛,再喝一瓶,然后和这个漂亮女孩开房。到了这种地步,老子不要钱了,只要人。眼镜没想到,他这一坐,又把几万元坐没了。

又上来一瓶酒,眼镜刚想问多少钱,服务生眼疾手快打开了,买单!多少钱?五万。怎么这么贵?“你看这什么牌子的?这是美国总统喝的,美国总统接待别国总统时,就喝这酒。”怎么办?瓶盖都打开了,买单呗!

眼镜喝了几口,终于想明白了,不对,不对呀,这里有问题,这是黑店。赶快走!刚拉起拉杆箱,被服务生拦住了:“先生,你还没有给开瓶费啊。”多少钱?“高档酒都要收开瓶费,3瓶3000元。”眼镜脸上脖子上全是汗珠,拉开拉杆箱,打开小包,数数还不到3000元。服务生大度地说:“给你打个八折,收你两千四得了。”眼镜如数点过钱,落荒而逃。酒托打的去了另外一个方向。

这一晚,从外地来进货的眼镜在这间酒吧消费了81200元。

酒托的工资是一日一结,第二天下午刚刚上班的时候,酒托们就会来到酒吧里面那间小房子里领钱,酒吧负责人也会把前半天上钩的蠢鱼的电话交给她们。这家酒吧给酒托的提成是30%,仅仅那天晚上,单眼皮酒托从眼镜身上就赚了24360元,键盘手赚了8120元,这只是一个客户啊。

酒托的电话经常会更换,大概半个月就会更换一次。五十元或者一百元买张卡,用完就换,这也是为了避免报复和消除罪证。

酒托和妓女不一样,但比妓女更可恨。酒托只接酒吧负责人提供的电话,只和这些电话的主人见面。如果你贸然打进酒托的电话,约她出来吃饭,想和她见面,或者让她选择见面地点,喝酒吃饭都行,她也是不会答应的。酒托很贼,她担心落入报复的陷阱。

键盘手也经常更换QQ号码,因为有人被酒托骗后,就在网上大骂键盘手,公布键盘手的QQ号码,说这是一个骗子,让大家提防。受骗者把键盘手和酒托当成了一个人。为了不影响“工作”,键盘手也经常更换QQ号码。

这时候,QQ号码换了,手机号码换了,你找谁去?如果你不报案,就只能自认倒霉。事实上这种事情很少有人报案,为什么?因为你是抱着不纯的目的去见酒托的,你被骗了,只能吃个哑巴亏。你不愿意这种事情张扬出去,警察知道了,同事知道了,家人知道了,怎么办?算了算了,以后小心点儿。

你去找律师,律师无能为力。取证难啊!酒托是你带来的,酒吧消费明码标价,酒吧说不认识酒托,你愿意喝这么贵的酒,酒吧就愿意提供。这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情,是周瑜和黄盖之间的事情,谁管得着?

所以,酒托才会如此猖獗,形同洪水,遍布全国。

第四章 暗访酒托群体 第七节 尘封的酒托稿件

酒托是十多年前就出现的,很多男子在上当后就会引以为戒,“人不能在同一个地方被火塘烧两次。”这是一句彝族谚语。酒托们现在升级了,升级成了球托、饭托、群托和各种各样另外的托。

网友见面,不叫你喝酒了,改成打台球或者网球,打台球网球就要喝点饮料什么的,一结账,上千元。

网友见面,吃顿饭也是常事,吃完饭一买单,又是上千元。

这些网友不是网友,而是酒托。打场球吃顿饭就再也不理你了,打电话也不接,你的电话已经被列入手机设置的黑名单中。

“防不胜防啊!”范伟大哥在被本山大叔骗后,拍着脑门懊悔地说。

群托和酒托一样可憎,他是变相的酒托,他欺骗的是更多的人。

群托托主有男有女,但是群托里绝对有一批漂亮女孩子,这都是酒托。

群托有一个QQ群,群主定期邀请大家去玩,唱歌什么的,但绝对不会请你去骑自行车或者爬山。大家一群人在KtV包间里喝酒,女子免费,男子AA,结果,最后一算账,每个男子千儿八百。你们都回家了,群主和歌厅分赃。

珍惜生命,远离酒托。

网友可以见,但不能见酒托。

那么,如何预防酒托呢?

很简单,参照上面那几个“为什么”。你给了她电话,她迟迟不给你电话,就可能是酒托。你请她过来,她一定要你过去,可能是酒托。见面后不说网上聊天内容,一见面就带着你去喝酒,绝对是酒托。拿着酒水单要点红酒,什么贵就点什么,这时候如果你还看不出她是酒托,你就是傻子了。如果你看出她是酒托,还不好意思拒绝,还要陪着她喝酒,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傻子。

对女孩子可以宽容,对酒托绝不能宽容;在女孩子面前可以不好意思,在酒托面前绝对不能不好意思。酒托不是女孩子,因为她已经失去了女孩子的矜持和娇羞。知道她是酒托后,你该走就走,不要留恋,不要害羞。更别幻想和酒托之间会发生点什么浪漫的事情,告诉你,酒托卖艺不卖身,她的艺就是她的无耻。人无耻则无敌。

在这个酒吧里,我只是一名最底层的清洁工,我无法接触到钱。但是我能看到他们怎么收钱、怎么诈骗。他们的诈骗手段万变不离其宗,而被骗者却总是屡屡上当,真是让人痛心。

该了解的都了解到了,我决定离开。

这些天里,我在这里吃住,还没有走出过酒吧的大门。我怎么才能离开?

我想到了装病。

酒吧里有水果,一些水果已经腐烂变质,应该由我来扔掉。我把那些腐烂的部分削掉,其余的部分吃下去。其实,病菌已经由腐烂部分传染到了尚未腐烂的部分。我又故意喝生水,让自己感冒拉肚子。果然,两天后,我腹胀如鼓,一趟接一趟地奔往厕所。我终于如愿以偿地生病了。

蓝疤痕看到我不能再继续上班,就让两个穿着“老虎”工作服的人陪着我去医院。

医院距离酒吧大约200米,在去医院的路上,我一直在盘算着怎么逃脱,我一遍遍地把自己幻想成武林高手,最好是李小龙,一拳一个,把他们打得趴在地上无法动身,这样我就可以大摇大摆地走了。

然而,这是在大街上,不是在荒郊野岭。李小龙电影中的打架场面都在荒郊野岭,没有在大街上的打斗场面,因为这样很容易招来警察。何况,在这200米之内,还有很多他们的人,穿着工作服和没有穿工作服的。很可能一打起来,那些打手们都会赶来。

怎么办?

来到医院,我看到一楼有厕所,便进了厕所,两个打手在外面等待。厕所的窗户没有封钢筋,真是天助我也。我攀着窗扇,一纵身,就跳到了厕所外面,厕所外面还有一堵墙,墙边有一棵大树。我攀上大树,跳到了墙外。墙外就是马路,人群川流不息。几个行人看到有人突然从墙上跳下来,惊愕万分,却又不敢声张。

过来了一辆出租车,我急忙坐进去。“火车站。”我笑着对司机说。

这篇暗访稿件最后没有见报,因为我新供职的这家报社是一家名副其实的小报社。主编认为这样的稿件没有多大意思,不就是有色心的男子被漂亮女子骗了吗?干吗要搞得这么复杂?他们受骗是自作自受。主编没有看到这个骗局的普遍性,以及带来的巨大危害。如果我揭露了这种骗局,会让多少人免于受骗啊。

直到今天,这种骗局还在很多城市上演,全国各大媒体最近也在陆续报道,而我写成的关于酒托的稿件,已经在箱子里压了七八年。

从黑酒吧逃出的两个月后,有一天,我又来到这座城市,坐在公交车里,路过了我曾经上班的这家黑酒吧。我透过玻璃窗看到,酒吧的招牌已经换了,换成了一家服装专卖店的招牌。

那家酒吧最后怎么样了?我一直不知道。但是不外乎两种可能:一种是被公安查封了,一种是被人砸了。我更倾向于前一种。

第五章 暗访代孕群落 第一节 神婆只是个传说

现在回想起来,在那座南方县级市生活过的两个月,是我从业这十年来最安逸最腐败的一段生活。

报纸依然没有改版,刚招聘进来的一批人依然在等待。报社吃住几乎全免,每月只从工资里扣除很少的一部分钱。这家报社不差钱,财政养着,企业供着,要想登广告,你也只能选择这家报纸。记者也没有任何竞争,因为这是这座县级市唯一的一种报纸,稿件写好写坏,都无所谓,没有同城媒体的报纸竞争。

两个主任的生活更是逍遥自在,正主任跟着市委书记,副主任跟着市长,只要书记和市长下乡下企业检查工作,两个主任就屁颠屁颠地跟过去,这一趟下乡,不但有红包,而且还有礼品。至于稿件,通讯员早就写好了,只要加上自己的名字,就可以登报发表了。

记者们也都分口了,一人跑几个部门。每天晚上,记者们酒足饭饱后,躺在床上等电话。每个部门也都有一个通讯员,通讯员的工作就是与报社对口的记者联系,通讯员电话来了,记者第二天就跟着部门领导去检查工作。这趟走下来,红包礼品照样会有,不过比主任的少些。稿件嘛,自然是通讯员写,记者署上自己的名字发,月底还能算稿费。

这样的报社,养活的不是记者,而是一群官僚。

如此舒服的工作能赚钱吗?能。报社一个参加工作仅仅两年的记者,不但自己买了一部十几万元的车子,还在省城买了一幢房子。当我有一次在办公室听到这个消息时,大吃一惊。无数有才华有能力的记者在大城市的大报里辛苦打拼,每月所得仅够生存;而这些小城市小县城的不起眼的小报,这些只会抄录通讯员稿件的所谓记者,收入却如此丰厚。

那两个月里,我没有分口,因为要一直等待报纸改版,等待改版后重新分口。

我们这批新来的没有红包和礼品可以拿的记者,只能自己想办法,自己找题材。这座仅有几十万人口的县级市,实在没有什么新闻,每天风平浪静,日子一如既往,除了狗在大街上游荡,就是人在墙角里撒尿,这些都不是新闻,然而,除了这些,还能再找到些什么呢?

有一天午后,我无意见走进了一家老工厂的住宅区里,看到楼房陈旧,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修盖的筒子楼,阳台上晾晒着衣服,衣服也非常陈旧,有些还打着补丁。两个小女孩站在楼下的空地上打羽毛球,羽毛球已经破了半边,应该是别人丢弃的,而她们又捡起来的。她们玩得很开心,大声笑着,快速奔跑,满脸汗珠。那种汗涔涔的笑容绽放在午后的阳光下,让我心中涌起一阵酸楚。

那一刻,我突然诞生了一个想法,我要做一件“善事”。

此后,我就走进了这座小城市里的那些最贫穷的家庭,把他们的遭遇和生活告诉人们,很快就有了一些捐款。我把捐款送到了这些家庭里,看着孩子们脸上开心的笑容,感到我终于可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了。只要能够帮助别人,就会感到很有意义。

有时候,我会来到文化馆。每次去的时候,张馆长都非常高兴。我们坐在文化馆里的一棵大树下,身体深陷进两张躺椅里,躺椅的中间摆放着一个竹茶几,茶几上放着茶壶,茶壶里泡着普洱茶,有时候是铁观音。我们经常这样躺在躺椅里,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阳光透过密密的树叶,斑斑点点地洒在我们的身上,树叶间有蝉声啼鸣,有一搭没一搭地聒叫着。在这间幽静的小院里,时光似乎静止了。经常地,我们爬起身,突然发现已经到了夜晚。

文化馆的生活更为清闲,这里有两种人,一种是这个小城市里的一些文人,写诗的画画的拉二胡的说快板的,有点名气就能到这里来。他们拿着国家的工资,搞着自己的“副业”;还有一种人是什么都不会干,但是有后台,领导的什么八大姑六大姨的,待在这里养老。

张馆长以前是诗人,在20世纪80年代的《星星诗刊》上发表了几首诗歌,成为了这座小城市的名人,便从一家化工厂调到了文化馆。张馆长来到文化馆后再也不写诗了,也写不出诗歌了,他开始研究茶艺和养生。普洱茶和花样翻新的炖汤,把张馆长滋润得鹤发童颜、仙风道骨,他也变得非常超脱、非常豁达。

这座小城市里流传着张馆长年轻时候的很多笑话,即使过了几十年,人们还津津乐道。他们说,年轻时代的张馆长留着很长很长的头发,面容清瘦,一见到人们,就把右手手掌放在胸脯上,望着天空,用沉闷而忧郁的语气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小城人不认识顾城,他们只认识张馆长。他们在张馆长高深的表情和诗句面前惊讶不已,一致认为这个留着长发的年轻人疯了。

文化馆里一位老员工说,张馆长刚来到文化馆的时候,和他住在一个房间。张馆长夜晚睡不着觉,突然翻身起来,擦亮火柴,在一张烟盒纸的背面又写又画,嘴中还念念有词。他问:“你干什么?”良久,张馆长才说:“我在写诗。”他说:“你拉亮电灯写啊,桌子上还有稿纸,你这样写多方便。”张馆长悠悠地说:“众人皆睡我独醒,拉亮电灯就没有灵感了。”

尽管张馆长疯疯癫癫,让常人难以理解,但是,张馆长是一个绝对的好人。他对人没有任何坏心眼,独善其身,与人为善,他在小城的文化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有一天,我在张馆长这里听到了代孕的事情。此前,我将男女之间的那种事情想象得很神圣,将生育想象得更加神圣。我认为这都是在感情堆积到了一定的程度,才会从量变到质变,发生那种事情,怀孕生孩子。我一直很纯洁地这样认为、这样理解。

直到认识了代孕妈妈,我才知道怀孕和生育也可以像买衣服一样,不合身了就扔掉。

文化馆其实也是一个是非单位。

文化馆里的这两种人经常会有矛盾。有才华的看不起有后台的,有后台的更看不起有才华的。在这个小城市里,有才华的都有些神经质,他们常常会在正说话的时候就唱起来,常常会在正唱的时候又哭起来;他们觉得自己怀才不遇,明珠暗投,凤凰落在猪身上,鲜花插在牛屎旁。而有后台的人最他看不起这些落魄的人。有后台的人都趾高气扬、志得意满,她们喜欢用鼻子说话,视周围人如草芥,这种目中无人的态度又最让有才华的人受不了。两种人在这个文化馆里水火不容。

每当这两种人之间有了矛盾,矛盾反映到了张馆长这里,他总是微笑着说:“淡定,淡定。”

养生学已经让张馆长超然物外,他像得道的老仙一样宠辱不惊,不论任何人向他反映任何问题,他的神情都很沉稳,一如枯井之水。

有一天,我正和张馆长聊天,一个说快板出身的“有才华”的人走过来说:“师范学校里有人贴小广告,招聘愿意代孕的女孩子。”张馆长一惊,站了起来,他不再说“淡定”了,他惊讶地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那里面都是十几岁的小女孩啊。”张馆长在空地上转了一圈又一圈,他像被关在笼子里的猛兽一样,焦躁不安,他唉了一声后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道德沦丧,纲常不再,妖魔鬼怪纷纷出笼。”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代孕,可我并不了解代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问:“什么是代孕啊?”

张馆长痛心疾首地说:“此乃违背人伦之事,实为大逆不道,会遭天谴的啊。”他还是没有给我解释什么是代孕,大概觉得我没有成家,不便说这些。

第二天,我又来到了张馆长这里,坐在树下继续喝茶,我向张馆长说起了代孕的事情,职业的敏感让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题材。一个身材魁梧的“有后台”的老女人突然走来了。这个老女人只要来找张馆长,必定是来告状,说那些“有才华”人的种种毛病。其实她来告状,并没有什么具体的目的,只是想把憋在肚子里的话说出来,而且还要说给一个重要的人来听,这样,她就心情舒畅了,就身轻如燕了,就莺歌燕舞了。在这个文化馆里,“有才华”的人和“有后台”的人井水不犯河水,却又水火不容,谁都看到对方不顺眼,谁都是对方眼中的沙子。

这个高大魁梧的老女人,她的丈夫在师范学校里担任着什么官职。张馆长问:“听说师范学校里有人贴小广告,诱惑小女孩代孕?”

老女人不以为然:“这不就是宋庄那个神婆子搞的嘛,神婆子说她这是造福万代的功德事情。”

我一惊,记住了宋庄。

周末,我先来到了位于这座小城市边缘地带的师范学校,在学校的很多面墙上,都能看到“招聘女子代孕,一次10万”的小广告。这座学校的学生都来源于初中,他们的年龄都才十几岁,学生们的脸上还有一层尚未褪去的淡淡的绒毛,稚气未脱,发育未全。而“代孕公司”却把主意打在了这些孩子的身上,实在让人气愤。

当天下午,我又坐着长途汽车来到了距离市区30多公里的宋庄,我想找到那个神婆子,我想看看传说中的代孕老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神婆子在宋庄家喻户晓,一个穿着宽大的裤头,裸露的皮肤被晒得像焦炭一样乌黑的少年带着我来到一座废弃的院子前,他说:“这就是神婆子的家。”

神婆子应该搬走很久了,院子里的野花野草开了又败,败了又开,地面上铺了一层厚厚的落叶,颜色青黑,像铺了一层厚厚的苔藓。这个院子有两间房,房门上铁锁高悬,铁锁外裹着一层铁锈,显然好久都没有人开启了。

我来到了神婆子的邻居家,邻居是一个热情大方、性格开朗的40多岁的妇女,她给我端来茶水后,就坐在对面陪我聊天。她说,神婆子今年有60岁左右,几年前从宋庄搬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神婆子是外地人,上世纪60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神婆子来到了宋庄,嫁给本村一个老光棍做了妻子。没有人知道神婆子来自哪里,只知道她是外地人,是逃荒来到宋庄的。

嫁到宋庄后,神婆子不会插秧不会种稻,村里人都看不起她。突然有一天,神婆子说她天神附体,下到凡尘,帮助人间治疗疾病。她说她是王母娘娘的八仙女,是董永老婆的妹妹,那时候人们都知道一部叫做的古戏。神婆子又唱又跳,还在地上打滚,眼睛一翻,就看不到眼珠子了,那种形象吓坏了所有人,人们都说这个外地来的媳妇真的神仙附体了。过了半个时辰,神婆子爬起身来,神色如常,此后她成了名副其实的神婆子,不用下地干活,专门给人治病。

神婆子治病有自己独特的一套“医术”,每当有病人求上门来,神婆子就在神像前念念有词,有时候还对着毛主席像虔诚膜拜,然后,烧几张黄表纸,让病人把纸灰喝下去。这种独特的医术还真的治愈了好几个病人。

神婆子声名远播,成了名人。

那时候的农村,几乎每个村庄都有一个这样的神婆子,我很长时间对她们为什么能够治愈一些病人而百思不得其解,后来问过了一个老医生。老医生说,那时候的农村医疗极不发达,人们什么病都会找神婆子,肚子疼的、感冒的、消化不良的等等。黄表纸的灰烬吞下去后,确实对消化不良有疗效,人们就误以为神婆子医术高超。其实,不仅仅是黄表纸的灰烬,就是喝点泥土、喝点粪水,照样能治愈消化不良。

后来改革开放,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神婆子突然就会种田插秧了,而八仙女也突然离开人间回到天国。她此后再也没有神仙附体了。

神婆子无儿无女,一直和老伴相依为命,年龄比她大20岁的老伴对神婆子言听计从。

前几年,老伴死了,神婆子家中来了一个外地人,她们商量了几天,就离开了宋庄。庄子里有人说神婆子在市区里做生意,生意做得很大,还在市区买了房子。

“神婆子做什么生意?”我问。

“听说是帮人家怀孕。”

第五章 暗访代孕群落 第二节 代孕妈妈,全国连锁

我决定寻找这个传说中的巫婆。我想知道都是哪些人甘愿代孕?哪些人需要找人怀孕?这是一个被人们忽略了的人群。

在寻找神婆子之前,我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大款,把自己最好的一套衣服穿在身上,那条裤子还专门用盛满热水的搪瓷缸子在裤管熨出了两条笔直的线。我的头发剪成了寸头,其实那时候刚刚暗访酒托结束,发型也只能留成寸头。那个年代的大款都喜欢留寸头,腋下夹着一个书本大小的皮夹子,不知道皮夹子里夹着什么,大款走路的时候喜欢腆着肚子,衣服下摆塞进裤管里,腰间系着一条皮带,皮带松松垮垮地圈在肚皮下面,好像随时都会掉下来。那时候的大款们不知道为什么都喜欢这样的打扮。而现在,你在大街上遇到这样打扮的人,一定会认为是癫痫病患者。

我想好了托词,我见到代孕公司的人就说,我已经有了两个孩子,想再生第三个孩子。

我拨打了师范学校那张代孕小广告上的电话,一个女子在了解了我的情况后,让我来到市中心医院面谈。

和几个月前暗访酒托一样,这名女子依然在我来到医院门口后,迟迟不现身,她每隔几分钟就会打我的电话,询问我的准确位置,并说她马上就会到。其实,我知道她现在就在距离我不远的地方,也许在我身后的某幢大楼里,也许就在旁边的某一辆汽车里。她在暗中观察我,观察我的一举一动,而我不知道她是谁、她在哪里。

她和酒托的做法如出一辙,她让我往医院里走,坐在医院花园旁边最里面的一张连椅上,她说她五分钟之内就会赶到。于是,我像地下党接头一样,坐在了她指定的位子上。

我在想,这个女人莫非就是江湖上传说的神婆子?江湖高手出场都是这样,神龙见首不见尾,变幻莫测,波谲云诡,她长什么样?她的声音听起来很年轻,完全不是老太婆的声音,莫非这位江湖怪侠真有什么易容术?

过了十几分钟,我的身后突然响起了一声轻轻的“嗨”,转过头去,看到面前是一个20多岁的女孩子,皮肤光洁,长发披拂,看起来青春可人,脸上带着开心的微笑。这种恋人式的见面方式让我有些手足无措。她大大方方地坐在我的身边,用手指梳理着头发,手肘似乎总在无意地碰在我的肩膀上,让我感到很不自在,又有些春心荡漾。她的身上有一种淡淡的香味,让人沉迷。

她肯定不是神婆子,那么她会不会就是代孕妈妈?

“你开车过来?”她问。

我点点头。像酒托一样,她开始试探我,我相信她和我见面的每句话照样都是精心设计的。

“做什么工作?”

“网络工程师。”和很多次暗访一样,这个不知道什么内容的高端时尚职业,是我对外宣称的职业。

她显然不懂这个职业,她问:“工资应该不错吧。”

“我自己给自己发工资。”

她没有听懂,懵懂地看着我。一双眼睛睫毛很长,眼珠乌黑,看起来单纯可爱。我想,这样漂亮的女孩子,怎么就愿意做代孕妈妈?

我向她解释说:“我自己开公司。”

“哇!”她发出一声惊叹,张开了夸张型的嘴巴。她装着无意地靠在我的肩膀上,我感觉到她的身体很温热、很柔软,像一块刚刚出笼的热豆腐。

“你这么有钱,你的妻子一定很漂亮,你一定有很多情人。”她问,“为什么还要找人代孕?”

我说:“我已经有了两个孩子,现在想生第三个,按照政策是不能生育的,所以想偷偷生。妻子如果怀孕,会被人发觉;情人怀孕,就要分家产;所以,我就找到你们代孕。”

她兴奋地说:“你找对人了。”

我问:“你们怎么收费?”

她站起来,左顾右盼一番后说:“这样吧,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谈。这里人多眼杂,不方便。”

我们一起走出医院,沿着医院旁边的林荫小道向前走去,她时不时地向后面和两边张望,警觉得像只狐狸。有时候,她正说着,突然就住口了,我一看,原来迎面驶来了一辆自行车。

我们左拐右拐,走上了一条凹凸不平的水泥路面,到后来,我已经迷路了,不知道这是哪里。我问:“还有多远?”

她装着无意中碰了一下我的手臂,说:“快了,快了,就在前面。”

走过了这条水泥路面,又走下了一个斜坡,来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从一个小门走进去,是一条黑暗的甬道。手摸着潮湿的墙面,我突然感到害怕了,莫非这是一群以代孕为借口实施抢劫的歹徒?怎么办?

她在黑暗中感觉到了我的迟疑,就拉住我的手说:“大哥,前面就是啊。”我的手臂碰在她的胸脯上,她丝毫也不躲闪,反而更紧地把我的手臂贴在她的胸脯上。那一刻,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心猿意马,什么叫想入非非;那一刻,我遐想与惬意齐飞,恐惧共惊讶一色。

在黑暗中走了几米后,突然转弯,前面有了亮光,来到了地下室的电梯口,这里的位置已经是负2楼。我不知道这幢楼房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共有多少层,我们要去哪一层,我像一只被蒙着眼睛的大象,被她牵着鼻子,在这逼仄而狭窄的楼层里迟钝而缓慢地行走着,一不小心,就会被碰得遍体鳞伤。

我们来到了8层。8层一共有两户人家,房门都开着。有一户的里面站立着两个大腹便便的女子,一看到生人,就马上关上了房门;有一户的里面有一个40多岁的女子,挽着发髻,看起来很利索干练。她一看到我,就马上站起身来,出门迎接。

我走进去,看着这间80多平方米的居民楼被改装成了办公室,里面放着一沓资料,优生优育的宣传册,怀孕必读的书籍,还有一台电脑。这间办公室里,除了这名40多岁的中年女子外,还有三名年轻女子,正趴在桌子上写着什么。中年女子对一个穿着红色上衣的年轻女子说:“你带她们去检查吧,我来了客人。”

红衣女子走出去,敲开了对面的房门。然后,那些怀孕的女子鱼贯而出,不是两个,而是四个。她们乘着电梯去了楼下。我站起身来,装着欣赏窗外的风景,看到这四个大肚子女人,和那个红衣女子,坐进了一辆面包车里。面包车向远处驶去,屁股后面一溜黑烟。

后来,我才知道,这四个孕妇都是代孕妈妈,今天是她们检查身体的日子。平时,她们就住在这座城市里的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也许是某一幢居民楼上,也许是某一幢写字楼上。为了躲避检查,她们昼伏夜出,只有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她们才会像老鼠一样悄然出没,在小区的草坪上或者楼顶上晒“月光浴”。

中年女子问我:“为什么要选择代孕?”

我把刚才对那个漂亮女子的话又对她说了一遍。我问:“安全吗?”

她说:“当然安全了,我们已经做了几年了,还从来没有出过事。”

我问:“收费多少?”

她伸直身体,靠在椅背上,伸了一个长长的懒腰,然后说:“这要看你选择哪种方式了。一种是20万,一种是30万。”

为什么同样都是代孕,会有不同的价格?看到我疑惑,她继续说:“如果你选择人工授精,那就是20万;选择自然授精,那就是30万。”

这个太专业,我还是不懂,但又必须装出很懂的样子,我故意说:“那也不能相差10万元啊。”

她避而不答,反问我:“你想要哪一种?”

我说:“自然授精。”

她笑了,脸上掠过一丝淫荡的神情:“你想想,一个黄花闺女,陪你睡,你想睡多久就睡多久,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还给你生孩子,收你30万不多吧。”

我问:“生下来孩子怎么报户口?”

她说:“全包啊,30万给你把什么都解决了,准生证、上户口……反正到你手中就是一个完整的孩子,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如果是男孩子,再加收5万元,双胞胎加收10万。”

我不说话,为她刚才的话感到震撼。她以为我犹豫不决,就说:“你刚才也看到了,那几个都是我们公司的孕妇,去医院检查身体了。客户只要把钱交了,我们就负责到底,你到时候抱孩子回家就行了。”

我刚才看到的那四个女子,有的面容清秀,年轻貌美;有的身体壮硕,丰乳肥臀,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生育机器。她们代替人生育,而在他们怀孕的这些天里,他们知道怀的是谁的孩子吗?

我故意问:“如果孩子生下来了,你们公司这个代孕的人想抱回去,经常来我们家闹事,怎么办?”

中年女子笑了,她说:“这个你完全放心,你是我们的客户,你的资料我们完全保密。你是谁,做什么工作,在哪里,我们都不会告诉她。当然你更不会告诉她。她只是替你生孩子,生完孩子她就走了,和你一点点关系都没有了。世界这么大,以后谁也见不到谁。”

我问:“你们现在有多少个代孕的人?”

“你来看看。”刚才带我进来的漂亮女子打开了电脑,又打开了一个文件夹,里面是上千名女子的资料,有照片、年龄、籍贯、爱好、是否生育等等。她说:“这些都是代孕的,你挑选吧,想选谁就是谁。还可以同时选上几个,让几个都怀孕。”

我粗略浏览了一遍,看到这些女子年龄在16岁到40岁之间,绝大多数在25岁到30岁,没有生育,而且都长得不错。她们中有的远在黑龙江,还有的是本省的。想不到有这么多的女子做代孕妈妈,我感到很震惊。

这些代孕妈妈又分成了不同的种类,年轻漂亮,中专以上学历的,没有生育过的,价格相对高些;而文化程度偏低,模样一般的,生育过的,价格就会低些。如果选择外地的,还要由你承担代孕妈妈来见面的路费,看上人后,再准备缴纳“代孕费”。

代孕妈妈分两种,一种是人工授精的,一种是自然授精。所谓人工,就是把男子的精子和女人的卵子放在一起培育,然后把培育成功的胚胎植入女子的子宫中,使女子达到怀孕和生育的目的。人工授精,就是代孕妈妈和男子同居,通过性交的方式让女子怀孕,女子确定怀孕后,男子必须离开,怀孕的女子以后有代孕公司照顾,男子只要出钱就行了。

后来,我还暗访过一家代孕公司,这家对人工授精的解释是,把男子的精子植入女子生殖器中,在女子卵巢里哺育成功。也许人工授精有两种途径,这两种解释都正确。

和我谈话的这个漂亮女子年龄很小,估计还没有结婚,可是她说起男女的生殖器官和男女之间的事情来,就像说起自己家的亲戚一样,娓娓道来,朗朗上口,面不改色心不跳,优裕自如不紧张。看得出来,她是非常热爱自己的代孕事业。她说,代孕是造福全人类,促进社会和谐,帮助受苦受难的人再续今生的伟大事业。

这话有点像神婆子的语气,听说神婆子当初给人治病的时候,就是这套说词,也只有神婆子这样的人,才能创造出这样伟大的词汇来形容自己“伟大”的事业。

神婆子现在在哪里?

漂亮女子继续给我介绍代孕女子,她让我在那上千份的资料中挑选。她说,他们的代孕公司立足本土,辐射全国,立志全球,要让这一伟大事业成为全球女子都热衷的事业,要让所有漂亮女孩都来代孕,都乐于代孕,都以代孕为荣,把自己的美丽世世代代地传播下去。

女子嘴皮上下翻飞,眼珠左右翻转,灵活得像一只站在舞台上的雌猴子,或者像一个变形金刚。如果这是一个传销机构,那么,无疑她已经被洗脑了。每个被洗脑的传销者,都会把自己的传销勾当当成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业。

女子问我:“你想找本地的?还是外地的?”

我故意说:“医学上不是说了,父母双方地域距离越远,生下的孩子越聪明吗?我就找外地的,外国的最好。”

女子说:“外国的都已经预定出去了,你想想,多少有钱人想和外国女子睡一觉,但是找不到人。我们这里有外国女人,而且还是漂亮的外国女人,还能不抢手?”

我又故意说:“那就找东北的,听说东北女子很高大,将来遗传给孩子,长得也会高大。”

女子在网上帮我找,在上千人中,找到了几个籍贯填写东北的女子,身高都在170厘米以上,从照片上看非常漂亮,柔媚动人,尽态极妍,一个个都很“靓颖(影)”。这些代孕妈妈和我暗访过的血奴一样,代孕公司的人对她们的称呼都是代号。155号,就代表家在重庆涪陵的一个小美女;867号,就代表家在辽宁丹东的一个大美女。

我点着找到的第一个东北女子说:“我要这个。”

女子说:“这个现在已经怀上了。”

我又点着第二个东北女子说:“那就换成这个吧。”

女子好像有些替我遗憾地说:“这个已经预定了。”

找到的几个东北女子都有了“下家”,我故意装出一副很郁闷的样子,端起纸杯喝水,一言不发。

女子又开始撒娇了,她靠在我的身边,一双大奶子和我的胳膊若即若离,让人浮想联翩,她说:“其实本地女子很漂亮的,难道你不觉得吗?”

我点点头。

女子很高兴地跳起来,走到电脑边,从另一个文件夹里找出几张照片:“你来看看,这里有两个,刚好还没有人预定。”

我走到电脑边,看到第一个女子长得人高马大,头发又密又长,像马鬃一样,她在照片中做出“回头一笑百媚生”的姿态,两瓣屁股也像性成熟期的母马一样,饱满滚圆。女子说:“她生过孩子,双胞胎,你和她在一起,也能给你生双胞胎。”

这个女人身高足有170厘米以上,大眼睛,粗眉毛,骨架粗大,很丰满,有一种少妇成熟的魅力。为了了解更多的情况,我故意说:“我想要没有结过婚的,小姑娘比较好管教。”

女子又点击着另外一组照片,上面出现的是一个年龄不到20岁的女孩子,婉约动人,楚楚可爱,她说:“这个合适吧,还在上学。”

我问:“正在上学怎么能怀孕?”

女子说:“我们可以给她开医院证明啊,就说有什么病,需要疗养一年时间,一年过后,她孩子生下来了,可以继续上学啊。”

我说:“医院会开这样的证明吗?”

女子笑着说:“现在这社会,有钱能使鬼推磨,哪个医生不爱钱?给了钱,你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我们的人工授精都能在医院做,开个假证明又算什么。”

我沉吟了一会儿,故意说:“这两个女人都不错,该选哪个呢?”

女子爽朗地笑了,她拍着我的胸脯说:“这有什么难的?两个女人都要啊,今晚和这个,明晚和那个,都让怀孕,都让生下来不就结了?很多人都是采用这种方式。”

我点点头,答应先见见这两个女人。

临走的时候,漂亮女子送给了我一盒录像带,她让我回家好好看看,她说那是他们的宣传资料。我没有想到,这种无法见到阳光的黑暗勾当,居然还有宣传资料。

那个年代,刻录光盘价格非常昂贵,而制作录像带则相对便宜。那时候的VCD尚未普及,DVD还属于高科技,而放像机则走进了城市的千家万户。在农村,彩色电视机依然属于奢侈品。

当天夜晚,我来到了文化馆,张馆长家中有一台放像机。我将录像带塞进放像机里,告知了录像带的来源,张馆长感叹地说:“妖孽啊,妖孽。”

那盒录像带长达一小时,是某家有线电视台录制的。它采用了那时候刚刚兴起的一种名叫“访谈”的操作形式,这家电视台的主持人坐在演播室里,分别采访了三个人:要求别人代孕的人,代孕妈妈,代孕公司的经理。画面还不时切换到一些代孕场景,配上主持人竭力模仿赵忠祥而实际变成唐老鸭的刺耳声音。

要求别人代孕的人,是一个女子,戴着面具,她说她不愿意生育,因为生育太疼痛,但是又想要孩子,怎么办呢?她打听到了有这一家代孕公司,而代孕公司就能够解决她的难题。她说,是代孕公司带给了她幸福安康,是代孕公司让她心想事成,她永远感谢代孕公司。

张馆长也在看着,他时不时地就会发些感慨,他说:“不想生孩子,你算什么女人?生孩子是女人这一生应尽的义务,就像男人应该赚钱养家一样天经地义。男人不养家,你算个什么男人?女人不愿意生孩子,要你做什么?”

接着上场的是代孕妈妈,也戴着面具,她说她愿意代孕,但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她喜欢孩子。这些年来,她一直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可是恋爱失败,婚姻失败,促使她走上了代孕之路。代孕的那段时光,她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她很充实,因为她正孕育着一个小生命。后来,孩子生下来了,她送给别人,但是一点也不痛苦,相反感到很幸福,因为她做了一件好事,她让别人拥有了幸福,她在“学雷锋”,她在“为人民服务”。

张馆长站了起来,他没有端着自己须臾不离手的宜兴茶壶,他的手指在颤抖着,他说:“寡廉鲜耻,无耻之尤。”

最后上场的是代孕公司的经理,一个满脸皱纹、肤色黝黑、却又穿着裁剪精细的灰色套裙的老女人,看起来不伦不类,像舞台上的滑稽小丑一样。这就是传说中的神婆子,她摇身一变,野鸡变成了家鸡,可是仍然没有脱离母鸡的本性。她一会儿努力做出矜持的表情,嘴唇紧抿着,神情严肃,像那尊著名的山顶洞人的雕塑;一会儿又放肆地大笑着,颠着套裙下像柴火一样干瘦的小腿,露出残缺不全的黄牙和发皱打褶的大腿。她说,人类为什么喜爱自己的孩子,因为孩子是自己生命的延续,人死后,他的魂灵会依附在孩子身上。如果没有孩子,这个人的灵魂就不能安宁,就会变成孤魂野鬼,时时遭受别的鬼魂欺负。但是,有的人由于种种原因不能生育,就找到代孕公司,请求代孕。代孕是造福人类的大事,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稳定国家形势的千秋大业。

张馆长气得直颤抖,他愤愤不平地说:“老妖精,老巫婆,谎言往往披着真理的外衣,无耻总是打着高尚的旗号。人心不古,妖孽丛生。痛哉!”

这是真正的反动和邪恶,它在明目张胆地挑战人类的道德底线,试图摧毁人类有史以来就在构筑的家庭理念。更为奇怪的是,它如此冠冕堂皇,如此胆大妄为,实在超乎人们的想象。

这个主持人,经常会在这家电视台露面,而且还号称什么“金牌主持人”,他真的制作过如此恶劣的节目吗?他为什么要和臭名昭著的代孕公司同流合污?

我打电话找到这家电视台,问到了这位“金牌主持人”的电话。我打通了他的电话,刚刚说明了情况,他就很不客气地说:“你找我的经纪人吧,我没有义务回答你。”

然而,他的经纪人是谁,他没有说,我也不知道。再打电话,他关机。第二天打,还关机。

听说,这些所谓的大牌人物,都有好几个手机号码,他们把手机号码分成了几个档次,对哪一类人公布哪个手机号码,他们心中有数。在他的眼中,我属于最低等的人,关掉这个最低等的手机号码,丝毫不影响他的生活。

后来,我问代孕公司那位漂亮女子,这个录像带在那家电视上播出过吗?她说:“没有播放,只是录制,作为我们的对外宣传资料。”

“你们给了多少钱?”

“20万。”漂亮女子张口就说,突然又意识到了什么,她问:“你问这些干什么?”

“随便问问。”我说。

第五章 暗访代孕群落 第三节 遭遇诱惑

本以为不会见到这两个“本地出生”的代孕妈妈,结果却见到了。见面的情景让我大失所望。

几天后,我又来到了这幢居民楼里,在一个私密的小房间里,我等待着与代孕妈妈见面。

我坐在房间里,望着窗外,窗外是鳞次栉比的高楼,远处有几只小鸟无声掠过,我感觉异常紧张。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就像《红高粱》里坐在花轿里的那个新娘子,不知道自己见到的会是什么人,不知道前方有什么在等待着自己。

门外响起了敲门声,推门进来了一个黑黑胖胖的女子,对我笑着,露出了一颗残缺的门牙。我向她点点头,她坐在了一张椅子上,毫无顾忌地打量着我,从头看到脚,又从脚看到头。这种眼光让我想起了小时候一些久违的时光。那时候,北方农村的每个村口都会有一棵大槐树,每个村口的槐树下总会有一些聚集在一起做针线活的老太太,每当看到有陌生人走来,她们就会用这种毫无顾忌的眼光观察。她们记忆力惊人,过了很多天后,她们还能记得某一个陌生人的穿戴和容颜。

我知道她看到我,以后肯定不会忘记我了。

我不知道这个女子是谁,她为什么会突然来到这里,她应该是这家代孕公司的工作人员吧,但是又不像,她像一个刚刚从田间地头走回来,又奶完孩子的中年农妇。她坐在我的对面,像男人一样岔开双腿,让我感到难堪。

她问:“你觉得我怎么样?”

我愣住了:“什么怎么样?”

她说:“给你生仔啊。”

我一下子噎住了,难道,这个大大咧咧坐在我的对面,岔开双腿的“农妇”,就是照片中那个风情万种的女子?古人云: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西方谚语也说:我只相信我的眼睛。但是,现在,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我曾经无数次幻想过和我一起同床共寝、一起耳鬓厮磨、一起鱼水之乐的女子,她善解人意,她美丽温柔,她娇嫩欲滴;我也无数次地幻想过我们的孩子,他像早晨的第一缕阳光一样新鲜,他像阳光下绽放的花瓣一样美丽,他像花瓣上的露珠一样晶莹。然而,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会和这样的一个粗笨女人肌肤相亲,会和这样的一个愚蠢女人孕育后代,会让我的血液和这样一个女人的血液一起奔流在后代的血管里。

用后来网络流行的一个词来说我当时的感觉:我晕,我狂晕!

我有一种被强奸了的感觉。

她看着我,坐在我的对面,粗大的十指交叉着,那上面还沾着番茄酱之类的滑腻腻的东西。我真不敢想象,这双孔武有力的大手,捧着我的孩子,会是一番什么景象,它一定会把我的孩子捏得姹紫嫣红。

我不说话,看着窗外的远方,我有一种屈辱的感觉,又觉得很好笑。

她看到我不说话,就问我:“是不是你看不上我?”

她很诚实,诚实得让人难受,让人无法接受。

我说:“没有啊。”

她说:“没有就好,我还担心你看不上我呢。”

我无话可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不但丑陋,而且愚钝。真想不到,这样的人也好吃懒做,选择做代孕妈妈。就好像我不明白有些结婚后的女人,放着好好的老公不爱,放着好好的家庭不珍惜,偏要找什么一夜情婚外情,到了最后,家庭破裂,追悔莫及。

她傻傻地笑着,脸上的肌肉块块饱绽,半截门牙熠熠闪光。这样的女人也许真的像代孕公司的工作人员说的,能够生育双胞胎,但是,她生育出来的双胞胎,估计和她是相似形,估计和她一样臃肿丑陋,这样的双胞胎,不要也罢。

我走了出去,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在她的面前,我感到深深的压抑,一个女人给予一个男人的压抑。

那个漂亮的工作人员,后来我才知道她叫阿玉。阿玉问我:“怎么样?”

我一声不吭,又走回到了那个私密的小房间里,我听见这个粗笨的女人问阿玉:“他要不要我?要吗?”

我在小房间里坐着,想着此前会有多少男人像我一样坐在这个房间里,坐在这张椅子上,像在桑拿城里挑选即将交媾的妓女一样,挑选着这些代孕的女子。想着这些代孕女子曾经像走马灯一样,来到了这一间小房里,打开自己的隐秘,让人观看,让人挑选,我就感到很痛苦。这里是一个妓院,是一个自愿组合自愿媾合的妓院,而它却还要冠冕堂皇地顶着一个为别人着想为别人服务的幌子。一边在卖淫,一边在修建贞节牌坊。

我又想着这些所谓的代孕妈妈,这应该是一群没有正常思维的女人。她们只有女人的结构和功能,却没有女人的思想和感觉,没有女人应该具有的温柔、善良、娇羞、纯洁、端庄、智慧、聪颖、婉约等等特征和责任心,她们是男人、女人之外的第三种人。

就像当初暗访妓女一样,我此前想着妓女一定是一些为生活所迫的女子,后来才发现妓女都是邪恶的。此前我以为代孕妈妈都是些穷苦人家的孩子,现在才知道代孕妈妈都是些脑残。

脑残会遗传。你会让她代孕吗?你会让你的孩子像孕育他的这个女人一样脑残吗?

我以为我见到的这个半截门牙的女人已经属于极品了,没想到接下来见到的这个更为极品。莫非代孕中心是天下极品女人培训基地?

过了一会儿,又响起了敲门声,进来了一个20岁左右的女子。她又矮又瘦,明显发育不良,身上该凸起的地方凹下,该凹下的地方却又凸起,她就像一截包裹在布片里的奇形怪状的木头。她的脸上布满雀斑,鼻子扁平,嘴唇凸起,这些都还不是最显著的。她脸上最引入注目的,是一双斗鸡眼。

我的心中又掠过了刚才那句话:这样丑陋的女人,怎么还代孕?谁会找她代孕?

她坐在我的对面,脸上带着娇羞,可我觉得那种娇羞是竭力装出来的。她双腿并拢,双手放在膝盖两边,好像竭力让两个膝盖合拢,好像她两腿之间的内裤是偷来的,害怕被我发现了似的。其实,说实在的,这样的女人,即使赤身裸体,我也没有任何“性”趣。

我问:“你多大了?”

她睁大一双斗鸡眼,似是而非地看着我,脸上是一副很惊讶的神情,她很认真地说:“哇塞,你怎么可以问女孩子的年龄呢?女孩子的年龄是不能随便打听的。”

我靠!我在心中狠狠地骂着。我竭力忍受着心中的厌恶,我故意问:“你今年有40岁了吧?”

她愠怒了:“哇塞,你怎么能把我猜想成这么老?你怎么能这样对女孩子说话?”

我再靠!我又在心中恶狠狠地骂了一句。

“你生过几个孩子?”我继续不怀好意地问。

“哇塞,人家还是处女耶,你怎么能这样问一个女孩子呢?这样是很不礼貌的。”她站起来说,好像很生气。

“你怎么会选择做代孕妈妈?”她越生气,我越要问。

“哇塞,人家觉得好玩嘛。”她很无辜地说,歪着头,两条胳膊像翅膀一样上下扇动,在狭小的房间里转着圈,像一只想飞却总也飞不起来的呆鸟。她的这种举动让我差点当场呕吐出来。癞蛤蟆把自己当成了飞翔天使,螳螂把自己当成了重型坦克,蚊子把自己当成了轰炸机。长翅膀的不一定是天使,它还有可能是苍蝇。

我压抑着不断涌上来的恶心,看着她,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又掉落了一地鸡皮疙瘩,又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这个女人,比我刚才见到的那个半截门牙的女人,还要极品。

看到我不说话了,她居然转守为攻,她说:“你好好帅气耶。你会选择我吗?人家可好喜欢你啊。”

刚起的一层鸡皮疙瘩,又掉落了一地。

见到每个男人夸帅气,这应该是她们的职业用语。我就一平常男人,既不好看,也不难看,走在大街上很快就会被淹没,就像一滴水珠被大海淹没一样,我又怎么能谈得上“好好帅气耶”。她该不是在骂我吧?我呸!我呸呸呸!

可是,看她脸上的天真表情,好像又不是在骂我,她也不会这样转着弯骂人,她的智商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接着,她又蹦出了一句:“有的人中看不中用,有的人中用不中看,就看你选择哪种?”

我今天算是大开眼界,我一天之内就见到了两个有些人一生也无法见到的极品女人,我三生有幸。而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出这样赤裸裸的话的女人,居然号称“人家还是处女耶”。

她看到我还没有说话,居然步步紧逼:“哇塞,你是不是害羞?男人还会害羞?”

我像逃脱强奸一样地从那间小房子里逃出来,我逃到客厅里,大口喘气。一回头,我看到一个50多岁的肥猪一样赘肉累累的男人,正在和阿玉谈判。这样的男人,和这两个极品女人,应属绝配。

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我想,为什么代孕女人都如此形象丑陋、素质低下?其实道理很简单,长相漂亮素质上佳修养良好的女孩子,谁愿意代孕,谁愿意怀孕还要受到这么多的管束,谁愿意东躲西藏,而最后又要忍受骨肉分离?谁愿意为了区区几万元的“补偿”,让肚子上留下一道永远也无法修复的疤痕?而以后找男朋友,永远都会留下“罪证”。代孕收费20万,代孕公司拿大头,代孕女人只能拿到很少的一部分。

阿玉在忙着接待那个肥佬。一个穿着淡蓝色套裙的女子走过来,她和阿玉一样,性征明显,乳房张扬,她脸上带着职业的微笑,问我:“先生,你满意吗?”

我一言不发,摇摇头。

她说:“请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我们找到合适的对象,就会通知您。”

我没有手机,一个愿意拿出20万来代孕的号称老板的人,居然没有手机,这一定会引起他们的怀疑。我说:“我的手机号码只有生意上的朋友知道,不会对外公布的。你说吧,什么时候再让我过来,我就过来。”

她走过去,和阿玉耳语几句,又走过来对我说:“先生,您后天过来,行吗?”

我站起来,点点头。当时我没有想到,当我再次来到这里时,已经掉进了一个陷阱里。

第五章 暗访代孕群落 第四节 神婆现身

当天晚上,我又回到了文化馆,和张馆长在一起海聊。临近午夜的时候,张馆长说:“饿了,一起出去吃宵夜吧。”临出门的时候,张馆长顺手把一把弹簧秤放在了口袋里。这个50多岁的老人有着锱铢必较的习惯。毛主席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而经历过毛主席时代的张馆长,就最讲认真二字。据说他刚到文化馆的时候,有一次大家一起吃饭,觥筹交错,杯盏往来,突然发现他的座位空了,宴席结束的时候,他才风尘仆仆汗流浃背地赶来,问他去哪里了,他说:“刚才正吃饭,突然发现写的散文中有一个词语用错了,回去改了过来。”人家说:“多大个事情啊?值得你这样?”张馆长一本正经地板着脸说:“天大的事情啊,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如果变成铅字,会误人子弟,贻害终生啊。”那篇文章最后没有发表,也没有成为“千古事”。

那天,我们一起来到了一家酒楼上,张馆长点了一斤沙虾,厨师称量好以后,就准备进厨房做。张馆长说:“且慢。”他从口袋里掏出了弹簧秤,一称量,仅仅六两。张馆长拿着弹簧秤,像拿着一面金字招牌,他理直气壮地问:“这是怎么回事?”厨师说:“你的秤有问题。”张馆长说:“这个秤我用了十年,第一次听到有人说有问题。”另外一名肥胖的厨师走过来了,他喊道:“你要吃就吃,不吃就滚,啰唆什么?”张馆长气得脸色煞白:“你你你……”他抬起手指,气得说不出话来。我走过去,对肥胖的厨师说:“把你们老板叫过来。”那名像猪一样的厨师蛮横地抱着膀子:“我们老板岂是你能见的?”没办法,我拿出了自己的工作证让他查看,他认真地看了看,还歪着头问我:“假的吧?现在的人可都喜欢冒充记者。”

张馆长执意要求他们添加沙虾,他们依然认为张馆长的秤有问题,最后,张馆长和我只好离开了。走到酒店门口,那名胖胖的厨师威胁我说:“不准曝光我们酒店的事情,你要明白,能够开这么大的酒店,就一定有背景,你自己掂量掂量。”

我冷笑一声说:“曝光之后,我打你电话,到时候你多买几份报纸。”我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就不会害怕威胁,越是受到威胁,我越是要抗争到底。我想着,我在乞丐群落里,在血奴群落里,在贩卖黑枪的群落里,在黑恶势力群落里,几进几出,毫发无损,一个小县城的破酒楼居然也敢威胁我。笑话!

我回到报社,连夜写稿。第二天,报纸上登载了这家酒楼存在短斤少两的问题,编辑将稿件做了处理,酒楼的名字没有写,只是写了江边的某酒楼,而江边有好几家酒楼。

当天中午,我就接到了电话,一个粗声粗气的男子气势汹汹地问:“稿件是你写的?”我回答:“是的。”“你采访我们老板了吗?”我回答:“你们又不愿意让我见你们老板。”这个男子在电话中恶狠狠地说:“没有采访我们老板,就是编造事实,欺骗读者,给我市餐饮业抹黑。你等着瞧,有你好看的。”

这家酒楼有什么背景?我想不明白。想打官司吗?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并且还有张馆长亲身见证,而且,文章中并没有点名哪家酒楼,你怎么告我?我觉得这个男人实在是无理取闹。这样的歪风邪气,这样的蛮不讲理,也许只会在这个小城市里才会发生。

下午,副总编找到我,询问那篇稿子的事情,他告诉我说:“你报道的那家酒楼是一个副局长开的。他今天就给我打了十几个电话,讨要说法。”

我说:“莫名其妙,他要什么说法,他想怎么样?”

副总说:“你把事情经过写出来,我们开编委会讨论。”

我感到很可笑,就这么一点破事,还要开编委会讨论,这些编委们可能每天吃得太饱撑着了。我匆匆写下事情经过,不到一页纸,就交给了副总编。

我把这件事情完全没有当一回事儿,没想到,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给我埋下了祸根。

在这家县级报社里,做深度报道是无法满足正常生活需求的,我每做一次深度暗访,需要半个月以上,而稿费却又低得可怜,这家报社的稿费是按照字数来计算的,不考虑稿件的质量。为了糊口,我不得不像他们一样,写一些大话空话套话,什么“取得了长足进步”,什么“再上新台阶”,什么“齐心协力,再造辉煌”。我知道这些“没屁硬挤”的文字没有多少人看,没有多少人喜欢,但是为了生活,我不得不写。

我相信报社这一张张年轻的脸,每天编造这些千篇一律,却又要有微小差异的官样文章,一定很痛苦。这样的人只能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果走出去,来到市场化的都市报里,他们只能饿死。但是,在这里,他们生活得红光满面,自得其乐。悲夫!

我还想着我的代孕妈妈稿件,这才是真正的新闻,这才是弘扬正气、揭露丑恶的新闻。

第三天,我又来到了代孕公司,这次,接待我的是阿玉。

阿玉说:“我们来对面的房间面谈。”

我跟着阿玉来到对面的居民房里,和她们的办公地点比起来,这里布置得非常温馨。淡红色的窗帘像波浪一样,滚过落地玻璃窗;木质地板一尘不染,门口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两双拖鞋;墙壁上镶嵌着几张油画,画面上的裸体女人神情暧昧;卧室布置得更为温馨,一张软和的大床,此刻正像女人一样,裸露出胸膛……

阿玉为什么要带我来到这里?我想不明白。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阿玉关上了卧室的房门,像回到家一样,脱掉了外套,里面是一件小背心,细细的带子挂在肩膀上,让人担心随时会掉下来。她挺直腰身,两个饱满成熟的乳房,在薄薄的衣衫下呼之欲出,让人担心小背心随时会被撑开,两只乳房就会像兔子一样争先恐后地跳出来。气血上涌,我的呼吸有点不畅。面前的阿玉不是女人,她是一颗定时炸弹,她随时会引爆,将我的欲望炸得粉身碎骨。

我的身体被悄悄地唤醒,一种久违了的冲动,正在覆盖我的全身,让我眩晕而恐慌。

阿玉坐在宽大的床上,摊开双腿,我偷偷地看了一眼,看到了她短裙下面的内裤,她的内裤只有窄窄的一绺,颜色鲜艳。她的诱惑不言而喻,她的眼神饱含期待,此时无声胜有声。

但是,我清楚地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当一个你不熟悉的女人愿意和你上床的时候,她一定是抱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的。

她有什么目的?为什么要在她的上班时间,带着我来到她们代孕公司另外的一间工作室,这间充满了诱惑的卧室?她一定是把我当成了大款,当成了想找代孕妈妈的人,一定是来拉拢我。阿玉依靠什么来拉拢我呢?依靠她的生殖器官。生殖器官是小学文化程度的阿玉唯一能够吸引男人的地方。在这家代孕公司,生殖器官不是包裹在裤子里面的隐秘的东西,而是他们的工作器材。

这家代孕公司的工作人员,其实就是穿着套裙的妓女。

妓女敲诈嫖客的手段有几种:当嫖客正要媾合的时候,突然几个男子冲进来,一顿痛殴,嫖客跪地求饶,拿出所有的钱来,这一般针对的是普通人;当嫖客和妓女媾合后,妓女拿出照片或者录像带,让嫖客来购买,这一般针对的是当官的;当嫖客和妓女媾合后,妓女声称自己怀孕了,要嫁给嫖客,这一般针对的是企业家。

阿玉躺在床上,弯曲着身体,像一条蓄势待发的毒蛇。理智告诉我,这是一个陷阱。如果知道是陷阱,还要为了满足自己畜生一样的生理需求,急急忙忙跳下去,那就是白痴。

这间卧室里一定有机关。然而什么机关,我却不知道。

后来,我才知道了,这间温馨的卧室里,她们安装有摄像头。每当有想要代孕的人退出,她们就派阿玉这些工作人员,在这间房屋里拉人“下水”,她们只会摆出一副诱惑的姿势,诱惑把持不住的男人主动“攻击”她们,她们还要做出“抵御”的姿态,而“抵御”的防线总是像豆腐渣工程一样,一触即溃。然后她们拿着这些所谓的“证据”,要告发强奸,或者要公布在网上,以此要挟男子就范。

我一言不发地走到了客厅,坐在沙发上。我等待着阿玉的出色表演。

几分钟后,阿玉从卧室里出来了,她象征性地伸了一个懒腰,说:“好困啊,上班累死了。”

我看着她,她脸上是一副非常无辜非常天真非常纯洁的表情。她说:“我搞不明白,你到底要找什么样的人?不就是代孕吗?能替你老婆代孕不就行了吗?干吗挑挑拣拣,我们这里又不是菜市场。”

我说:“我明白,你们这里不是菜市场,是肉市场。”人们还把卖淫叫做“卖肉”。

“什么肉市场?这是办公室啊。”她强调说。

我说:“你们是不是真的能够代孕?我想见见你们老板。我要听她说。”她们的老板就是那个神神叨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老太婆。

阿玉答应了。

半个小时后,我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神婆子。

第五章 暗访代孕群落 第五节 退役小姐

神婆子异常精瘦,只剩下一把一捏就会嘎巴作响的干骨头,她的鼻翼边有一颗醒目的黑痣,脸上额头上全是皱纹,身上异味扑鼻,是那种狐臭混杂着香水的异味,让人闻后直想打喷嚏。

神婆子向我介绍了她们公司的工作流程。她说,公司开展这么多年来,已经给数百名不孕的夫妻解决了后顾之忧,实在是功德无量。首先,你自己当面挑选好代孕妈妈,然后,公司会带着你和代孕妈妈去医院体检,体检完毕后,你就可以与公司订立合同,交钱;代孕公司也会和代孕妈妈订立合同,这个合同内容很详细。合同签订好以后,你就可以来这里(就是对面那套布置温馨的房子)和代孕妈妈同居,也可以带着代孕妈妈出外同居。代孕妈妈怀孕后,就必须把代孕妈妈交回公司,公司安排代孕妈妈的一切食宿,你需要按月缴纳代孕妈妈的生活费用,包括房租、吃饭、零花钱等,一月5000元。代孕妈妈去医院生孩子时,你可以陪同,这时候,准生证什么的都由代孕公司提供。孩子生下一周后,代孕妈妈出院,你抱走孩子,以后两清,互不干涉。

“生这样的一个孩子,所有费用大概需要多少钱?”我问。

“不到30万。”

神婆子拿来了一份合同让我看,这是公司和代孕妈妈签订的合同,这个合同多达三页,上面写着:“不许打听客户的任何情况,不许告诉客户自己的任何情况,包括真实姓名、家庭地址、电话号码等等信息。”“怀孕期间,不准私自外出,不准和外界任何人联系。”“孩子交给客户后,不准探望,不准打听,否则公司有权扣发所有收入。”

这份合同把代孕妈妈完全当成了一架生育机器,没有思想没有温度的生育机器。代孕妈妈怀孕后,为了逃避检查,为了躲避麻烦,她们就把代孕妈妈关在了笼子里,彻底与外界断绝了来往。这样的孕妇,这样的环境,能够生下一个健全聪明的孩子吗?

这家代孕公司藏在居民楼里,这幢居民楼一梯两户,两户都是代孕公司的办公地点,一户是接待客户的,一户是提供客户和工作人员、代孕妈妈媾合的。没有人会来到这里,除非客户和代孕妈妈。这家代孕公司没有招牌,也没有营业执照,没有完税证明,没有任何标志能够看到这家公司的业务是提供代孕。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黑公司。

神婆子这些年依靠这些代孕妈妈应该赚了很多钱,她戴着一枚钻戒,硕大的钻石熠熠闪光;她还戴着项链,铂金的,白色的项链衬托得她的皮肤更黑了,看起来,她的脖子上像被切割了一个“V”字形的刀口。

神婆子像江湖传言中的总舵主一样,有一丝威严。她坐在我的对面,鸡爪一样的手指不断地敲击着桌面,似乎是让人们留意她手指上的钻戒。她抿着干瘪的嘴唇,嘴唇后是她竭力要隐藏起来的凸出的牙齿。两颊无肉,眼睛深陷,尖嘴猴腮,相面书上说,这样的人最阴险狡诈。

神婆子好像很关切地对我说:“你看上哪一个了,她不愿意,我替你出面说。”

我笑着说:“不是她们不愿意,是我不愿意,你们这里的代孕妈妈怎么都不好看?”

她说:“怎么会没有好看的,好看的多了去了,我们有近千名代孕妈妈供你挑选。”

我说:“我见了两个,长相都对不起观众,好歹也要比我妻子漂亮点嘛。要不然我代孕干什么。”

她说:“最近生意好得不得了,人手不足,要不,你过上两个月,我们这里有两个刚生完孩子。这两个都漂亮,像年画里的女子。”

我说:“我不想再等了,能不能让我见见你们的代孕妈妈,要怀上的。”

她笑着说:“没问题,你见到了她们,也就放心了。你来了好几次,看得出是真心和我们做生意。我们也不是骗子公司,我们是诚信做生意。”

神婆子带着我乘电梯来到了楼下,楼下停着一辆新款奥迪。神婆子走到了车子跟前,从车子里钻出了一名20多岁的男子,点头哈腰地叫着“黄总”,然后给神婆子打开了车门。原来神婆子姓黄。

坐在车子里,我心中感慨不已,这样一辆百万元的车子,我奋斗一生也买不起。而文盲神婆子,靠着装神弄鬼,靠着替人代孕,居然发财了,而发财后居然变成了“黄总”。这世界太奇妙了!小时候老师经常谆谆教诲我们说:“知识改变命运”,“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现在我才发现:骗术改变命运,嘴巴里有黄金屋,嘴巴里有小帅哥。

车子驶进了一座小区,小区很普通,没有围墙,没有保安,只有几幢孤零零地围在一起的破旧的居民楼,就像几个老人围坐在一起开讨论会。小区的空地上,堆满了垃圾、枯叶和狗屎。空气中氤氲着一股腐烂变质的气味。

车子在一幢居民楼下停住,神婆子对司机说:“你们上去吧,我就不去了。”然后,她把一串钥匙交给了司机。

走在黑漆漆的楼道里,我才看到,这幢年代久远的居民楼根本就没有电梯。楼道阴暗潮湿,墙壁剥落残破。刚才,神婆子还说,每个客户每月要给代孕妈妈5000元生活费,而这么高的生活费,居然给代孕妈妈提供的是如此恶劣的居住条件。

司机带着我,气喘吁吁地爬上了九楼,这是楼顶,打开门,我惊讶地发现,这里面居然有五名女人,其中四名是孕妇。

那名没有怀孕的女人40多岁,她笑吟吟地迎上来,手上还拿着一根菠菜,她正在厨房择菜。她知道了我的来意后,介绍说,这些孕妇都是代孕妈妈,其中有两个,一个皮肤黑的,一个皮肤白的,是给同一个客户怀孕的,“都是六个月的身孕,也会同时生下来,到时候申报户口的时候,我们就报双胞胎啊。”厨娘还悄悄告诉我,这俩“黑白夫人”同一张床上伺候一个客户一个月,结果两个人都怀上了。

还有两个女人,一个染着黄头发,一个扎着辫子,她们都操着不同的外地口音,一个来自四川,一个来自云南。

这四个孕妇都比阿玉介绍给我的那两个极品女人好看些,看来,那两个极品女人是别人挑挑拣拣后剩下的卖不出去的烂番薯。阿玉极力想把这两个烂番薯推销给我,然后自己就能拿到业务提成。

黄头发看起来年龄大些,也面相和善些,我问:“相隔这么远,你们是怎么知道这里可以代孕的?”

黄头发操着四川口音说,她一年前来到这里,找工作找不到合适的,太累,又赚不到钱,看到电线杆上的代孕广告,就报名参加了,“没想到这么快就怀上了。”她麻木的脸上带着笑容。

我问:“你怀上的是谁的孩子?”

她说:“不知道,一个中年男子,胖胖的,很有钱,带我去他家住了俩月,就怀上了。他家的房子好大啊,像宫殿一样。我没有问他的名字,也不能问。他也不知道我的名字,他有一次问我,我说你就叫我阿娟吧。”

黄头发已经怀孕八个月,肚子像一座隆起的山丘,我问:“孩子生下来给了人家,你会想吗?”

黄头发嘲弄地看着我,拍拍自己的肚子说:“我想什么?想这狗崽子?我有崽,我孩子都上五年级了,我赚了钱就回家带我的崽啊。”

我说:“这个孩子也是你怀的,是你生的,你以后不想来看孩子?”

黄头发面无表情地说:“我才不会想他,我只想钱。一开始我就知道这是人家的崽子,我当然没有感情。崽子给他,钱给我,我就走了。”

我听得毛骨悚然。世界上居然有这样的女人。

代孕妈妈是不能用正常人的标准来理解的。从我暗访过的几类女人中,我总结出了:妓女没有感情,酒托没有道德,代孕妈妈没有母爱。

房间的陈设很简陋,一台21寸电视机,一台饮水机,厨房里是煤气灶,没有抽油烟机,墙壁上糊着一层厚厚的黑色油烟,看起来龌龊至极。两间卧室,两张床,床单被子都很陈旧,真想不到四个孕妇是怎么睡的。

我问厨娘:“你们住在九楼,行动不便,孕妇们怎能爬这么高的楼梯啊?”

厨娘说:“她们怎么能出去?计生检查这么严,要被发现了可就不得了了。她们除过一月一次去医院,其余时间都要待在这里,哪里也不能去啊。”

我说:“这里太闷了,孕妇要适当活动点儿。”

厨娘说:“她们在这里挺好的啊,有电视看,还有人聊天。一点都不寂寞。你看,客厅这么大,还能做广播体操。”

正说着,突然门外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厨娘脸色大变,她悄声说:“快,快。”四个孕妇像四只身手矫健的猫,两只藏在了床底下,两只藏在了衣橱里。厨娘和司机面面相觑,都把手指放在了嘴唇上,做着噤声的手势。

脚步声响了几下,又停止了,接着,是下楼的杂狂而急促的脚步声,房里的所有人都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孕妇们也都从床底下橱柜里钻出来了,小声地用各种方言骂着。司机给我端来了一杯水,说:“李总,喝吧。”

那个扎着辫子的女人说:“你也叫李总?前天还来了一个李总。怎么这么多人叫这名字?”

我笑着解释说:“我不叫李总,我姓李,大家出于尊敬,把姓李的人都称为李总。”

“哦,我知道了,我们那个旮旯的人都把男人叫爸爸,但不是真的爸爸,意思就是像爸爸一样亲,是不是这意思?”辫子问。

我点点头。

“黑白夫人”挺着大肚子在地板上散步,用手扶着腰,左顾右盼,悠然自得。她们就像两只游走在水缸里的金鱼,快要碰头的时候,又分开向后游走。她们的行动受到限制,她们的思维也被钳制,就连她们彼此之间,也不知道对方的真实信息。

我问:“整天待在这间房子里,会不会憋得难受?”

黑夫人说:“不会啊,半夜时候,等到这幢楼房安静的时候,我们就会在楼顶上看月亮。站在楼顶上能望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黑夫人说着话,没有留意,突然摔了一跤,厨娘和我都惊呼一声啊呀,一起跑过去。黑夫人却自己爬起来了,脸上还带着笑。

“没事吧?”我问。

“没事。”黑夫人说。“有事才好呢,重新怀孕,该给我的,一分钱都不能少。”按照这家代孕公司的规定,如果意外流产,客户要支付一半费用,代孕妈妈再重新怀孕。两次怀孕的间隔期间,客户需要支付工资费用。

白夫人说:“做这事比在工厂打工轻松多了,每天什么都不干,还拿的是高工资。”

这是一群什么女人啊?为了钱,她们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愿意做。这是一群让人匪夷所思的女人。

很多女人怀孕后,都会买一大堆《怀孕指南》、《胎教必读》之类的书籍,然而,在这里,我找不到一本这样的书籍,这里连一片纸也找不到。可能代孕妈妈们文化程度都不高。果然,我问后才知道,她们都只是初中毕业。

许多女人怀孕后,都会加强营养,因为均衡的营养不仅仅是自己需要的,更是腹中胎儿需要的。我向厨房望了一眼,看到案板上只有一根红萝卜,一棵白菜,一堆菠菜。代孕妈妈每天就吃这样简单的饭菜,这点蔬菜又能有多少营养成分?而客户支付的是巨额的费用啊!这家代孕公司的确太黑了。

在这样简陋的环境中,这样一群文盲女人,这样粗糙的饭菜,又能生出什么健康的孩子?

这时,司机的手机响了,是神婆子黄总打来的,她在催促我们下楼。

我们坐在车子里,神婆子说,有一个代孕妈妈来了,刚刚下火车,要司机去火车站把她接过来。“刚来的,很新鲜,你喜欢的话,今晚就带走啊。”神婆子转过头,笑着对我说。

我也笑着说:“先看看人怎么样?”

最新款式的奥迪从大街上驶过,惹来路人艳羡的目光。在火车站前面的拐弯处,有两名身穿制服的人,不知道是保安还是巡警,对着奥迪神情严肃地敬礼,他们怎么会想到,这辆价值百万的车子里,坐的是一个拉皮条的老婆子,一个招摇撞骗的老流氓。“开好车的就一定是好人?”几年后,刘德华在电影里愤怒地说。

代孕妈妈站在车站旁的IC电话前,手中还拿着一个粉红色的手机,她的脚边是一个皮箱,一个红色的坤包斜跨在腰间。看到了奥迪车,她很惊讶,脸上一副夸张的笑容。司机走了下去,她看到又来了一个帅哥,脸笑成了一朵狗尾巴花。

她上了车,坐在我的旁边,她的身上有一种劣质香水的气味,头发染成了暗红色。她穿着裙子,裙子下是一双粗壮的小腿。上身是一件长t恤,领口开得很低,露出了深深的乳沟。她的身上有一股妖气,这不是正常女人应该有的。她讨好地笑着,笑容像塑料花一样虚假而不真诚。每当她笑的时候,眼角和额头就会像卫生纸一样皱皱巴巴。她的年龄应该在30岁以上,却又把自己打扮得像个18岁的纯情少女。

她五官搭配还算精致,年轻的时候应该还算漂亮。她说话时喜欢用舌尖发音,尾音拉得长长的,这种口音两个月前我在省城工作的时候,常常能够听到。这是省城的口音,和这个县级市的口音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异。

她望着窗外,自顾自地说:“没想到你们这座城市这么小啊,楼房这么矮,车子这么少。我一直是在大城市生活的,真不习惯。”

我说:“你从省城来的?”

她拉着脸,没有吭声。

司机说:“应该就是省城来的。”

她的脸马上就笑成了一朵塑料花,看着司机说:“就是,就是,你怎么知道?”

司机说:“听口音呗。”

她满腔热忱地看着司机:“你去过省城?”

司机说:“去了不知道多少次了。”然后,司机说出了一连串的地名。

“啊呀。”她惊讶地叫起来,然后拍着手,像根粗壮的弹簧一样在座位上颠上颠下,“我就在某某路上班。”

神婆子一直在听着,一直没有说话,现在看到这个新来的代孕妈妈和自己的司机打得火热,她忍不住妒火中烧,醋意喷薄。她威严地从喉咙里发出一声咳嗽,眼角扫过司机的脸,司机脸上刚刚绽开的笑容像被突如其来的寒流冰冻住了一样。我从后视镜中看到那种奇怪的表情,终于没有让笑声滚出喉咙。

代孕妈妈还在喋喋不休,说起自己所在的那条路上的风景:中国联通的巨幅广告牌、古老的榕树、麦当劳快餐店。我知道了这个代孕妈妈的真实身份,她以前是妓女。那条路是省城有名的红灯区,路边都是挂羊头卖“人”肉的发廊,每当华灯初上的时候,这些发廊次第打开了卷闸门,幽暗的彩灯将这些发廊映照得异常暧昧,袒胸露乳的妓女们在灯光下鬼魂一样地游荡,见到有男人从门口走过,就嗲声嗲气地喊道:“来呀,来呀,推拿按摩。”

她年龄大了,卖不动了,没有人找她了,她就来做代孕妈妈。

我一路上都在想,一个不看书不看报不会上网的老妓女,怎么就会找到这个小城市来做代孕妈妈?我问神婆子:“你们的代孕妈妈来自五湖四海,她们怎么知道你们公司的?”

神婆子扬扬得意地说:“我们有公关部啊,专门负责对外推广,大小城市的墙上都有我们的广告。”

我想,这个老妓女一定是看到那条路上的小广告,就投奔而来的。

奥迪载着新来的代孕妈妈,一直开到了那幢楼前。司机带着代孕妈妈上楼安排去了,神婆子不放心,一直将脖子伸出窗外,透过楼层玻璃残缺的窗户,看着他们一层高过一层的身影。终于到了九楼,看不到他们了,神婆子就心急火燎地掏出手机打电话:“你快点下来啊,送个婊子哪里需要这么久?”

挂断电话,神婆子转身对我说:“这个好看啊,中意吗?”

我说:“我要回家和太太商量一下,把她接到我们家居住。”

神婆子说:“那你要快点啊,很抢手啊,全国各地的人都在我这里抢代孕妈妈。”

神婆子刚刚说完,又回转身,继续打电话:“还没有下来?快点快点,是不是被那个婊子的臭屄吸住了。”

隔了几天后,我拨打了神婆子的电话,说我想见见刚来的那个代孕妈妈。

神婆子在电话里纠正说:“她还没有怀孕,她叫阳光志愿者。她从事的是阳光产业。”

我忍住笑说:“好的,是阳光志愿者。”

神婆子让我下午在公司里等候,到时候,“阳光志愿者”会来见我的。

下午,就在我见到那两个极品女人的小房间里,我见到了曾是妓女的这名“阳光志愿者”。

她对自己的过去丝毫也不避讳,她已经毫无羞耻心。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能够让她害羞。她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眼睛大而无神,显得空洞无物。她坐在我的对面,距离很近,时不时还会用手摩挲我的胸部:“哇,你身体好壮啊。”

我问:“你家在哪里?”

她说:“在山西。”

我问:“山西距离这里好远啊,你怎么会来到这里?”

她轻佻地说:“玩儿啊,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我故意说:“我在省城的某某路上见过你,你在发廊工作。”

她张大嘴巴,脸上又带着夸张的表情,她问:“我们在一起玩过?我怎么对你没有印象?”她把我当成了和她在一起玩过的嫖客。

既然她这样认为,我就索性一路假装到底。我看着她眼角的鱼尾纹说:“你还跟我说过,你结婚又离婚了。”

她笑了,脸上依然没有任何感情色彩,她说:“是的啊,我离婚了才来到南方。”

我继续以一种无所不知的口吻说:“你前夫对你一点也不好,你便离家出走……”

她打断了我的话,脸上又带着夸张的惊讶表情:“对我不好?你有没有搞错?谁敢对我不好?”

她向我讲起了她的家世和经历。

她说,她出生在一个官员家庭,他的父亲是山西一个县的煤炭局局长。在山西这个产煤地区,煤炭局局长权力很大。

她说每年过年的时候,来给他爸爸送礼的人在门外排队,不送烟酒,不送礼品,送的是一个小包,小包里是刚刚从银行取出的,数字编号还没有打乱的一沓沓钱。后来,有煤老板还嫌送钱麻烦,干脆给她爸爸送银行卡,密码就写在银行卡的后面。

她有过两次婚姻,第一次婚姻是在他的父亲当乡镇副书记的时候举办的。结婚后,丈夫对她百依百顺,他们还生了一个女儿,可是,他们全家都看不起这个当小公务员的丈夫,在孩子还没有满一岁的时候,他们就准备让她离婚。丈夫不愿意离婚,她的父亲和法院的人,开着车子从丈夫的远房亲戚家找到他,强行让丈夫在离婚判决书上签字了。

离婚第二年,她又认识了一个在工厂上班的男子,男子属于技术工人,他们很快就结婚了。这时候,她的父亲在煤炭局当局长,极度的权力和金钱膨胀让这家人又失去了理智,她和她的父亲都看不起这个工人身份的男子。两人在吵吵闹闹中度过了四年后,又离婚了。

第二次离婚后不久,她的父亲东窗事发,锒铛入狱,家产被查封,她一下子从骄傲的孔雀变成了落汤的母鸡。

后来,她把女儿交给回到老家乡下的母亲抚养,自己跑到南方当妓女。又过了几年,人老色衰,就萌发了当“阳光志愿者”的想法。

我问:“你的那两个前夫呢?”

她洋洋得意地说:“第一个现在在市级政府部门上班啊,很有钱;第二个在南方开工厂,钱更多。”

我有点悲悯地说:“你当初如果好好珍惜其中的一个,也不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

她依旧眉飞色舞:“这说明我有眼光啊,你看看我培育的这两个男人,都是人上人啊。”

对这个脑残女人,我彻底无语。

我相信她的话,因为她连自己当过妓女的事都不会避讳,在她的心中,根本就没有什么善恶是非曲直,她也不知道什么叫做羞耻。曾经权倾一时的贪官,现在遭受牢狱之灾,而他的女儿,成了妓女,成了代孕妈妈,这可能是老天爷的报应。

当天晚上,我就开始写这篇关于代孕妈妈的稿件,我觉得我该了解的,都已经了解透彻。现在,就差给代孕公司交钱,把代孕妈妈带回家了。

这篇稿件在那张县级报纸上发了一个整版,这是以前的专刊才能享受到的待遇。而专刊都是县级各部门的成绩检阅,是要掏钱的。副总编夸奖说:“这是报社成立以来最好的稿件。”

第二天,我让实习生找到那家代孕公司的所在地,发现已经人去楼空。不知道他们流窜到了哪里。

代孕妈妈是否合法呢?我采访了律师。律师拿出卫生部刚刚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说,国家相关部门规定,严禁把人工生殖辅助技术商业化和产业化,禁止实施代孕技术。所以,代孕服务显然是一种违法行为。这位律师认为,公民有生育权,但必须合法生育,随着不孕不育夫妇的增多,这几年,有些人公然打着代孕的旗号收敛钱财。所以,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问,如果夫妇不孕,那应该怎么办?

律师说,应该到正规的三甲医院去检查,去做人工授精,做试管婴儿。国家医疗机构对做试管婴儿有着严格的管理,就是为了防止不法之徒趁机牟取暴利。在三甲医院里,做试管婴儿收费很合理,根本不像代孕公司那样动辄就是几十万,而且,还有安全保障。孕妇完全没有必要躲躲藏藏,影响胎儿健康。所以,代孕公司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公司。

代孕公司应该属于哪一个部门管理?律师却犯了思量。最后,他说,可能属于工商、卫生、公安、税务、计生等部门联合管理。代孕公司从事代孕业务,没有执照,属于无照经营;代孕公司违反了卫生部的相关条例,卫生部门应该管理;代孕公司限制了代孕妈妈的行动自由,公安部门也能管得着;代孕公司收取巨额代孕费,却没有上缴一分钱,税务部门也会管理;代孕公司的代孕妈妈都属于违法生育,也属于计生部门的管理范畴。

第五章 暗访代孕群落 第六节 夺命追杀

一周后,这座县级市的郊外发生了一起斗欧事件,两帮流氓打架,人数多达近百人。警察和武警赶到时,流氓们做鸟兽散,有的跑进了附近的几幢居民楼里,有的逃进树林里。警察武警包围了居民楼和树林,逐一排查,近百名流氓最终一一落网。

在这里,警察遇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警察在一间居民房里发现了四名孕妇。孕妇们有的躲在衣柜里,有的躲在床下,还有的躲在厕所里。一个家庭里有一个孕妇不稀奇,有两个孕妇很少见,有三个孕妇匪夷所思,有四个孕妇让人打破脑袋也想不明白为什么。

孕妇们承认自己都是代孕妈妈,而在警察们查房时,厨娘冒充当地人逃脱了,而四个操着外地口音的代孕妈妈挺着大肚子,没法逃脱,只好束手就擒。

于是,四个孕妇被带到了医院做身体检查。我接到线索后,也赶到了医院,看到这四个代孕妈妈就是我在那幢残破的居民楼里所见到的那四个孕妇。

我坐在医院走廊的连椅上,突然看到候诊者的人群中,有一张似曾相识的脸,原来是阿玉。对,就是阿玉。原来她躲藏在医院里,观察情势。

阿玉也看到了我,她慌慌张张地顺着楼梯跑下去,跑到门诊楼的门口,钻进了一辆出租车里。显然,她们已经知道了那篇稿件是我写的,她们可能还以为这些代孕妈妈被发现,是我提供的线索。

每到夜晚,小城市就行人稀少,而这天又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路上更难得见到一个人影。我独自走着,怀揣着自己的心思。突然,从后面飞驰来一辆小轿车,我下意识地躲避在人行道的台阶上。小轿车驶到我的身边时,戛然而止,车门打开,钻出了三名男子。

我加快了脚步,用眼睛的余光观察他们,自从暗访乞丐后,我就时时提防会遭到暗算和报复,夜晚一个人不到万不得已都不敢出门;遇到有人靠近我就赶快躲开;陌生的电话来找我出去,坚决不去;报纸上也不敢出现自己的真实姓名,包里经常装着钢管之类的防身武器,至于网聊什么的约会什么的,更与我无缘……我明白自己行走在刀尖上,我在明处,报复的人在暗处,稍有不慎,就会有杀身之祸。

我偷眼看到走在最前面的一个男子从衣服下抽出砍刀,后面的人手中也都拿着棍棒。我下意识地放足狂奔,他们在后追赶。这条路非常幽静,连一个行人也没有。那辆小轿车呼啸着超过了我,堵住了我的去路。那时候我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力气,一纵身就翻过了人行道边的围墙,那道围墙足有两米多高。

我掉落在了草丛中,他们也攀上了墙头,我爬起身,在齐膝的荒草丛中拼命狂奔,腿脚和胳膊都被划破了。我跑到了一条穿越这座小城市的河边,扭头看到他们已经跑到了我身后十几米的地方。我来不及多想,一头扑进小河中。

小河的水很深,一下子没过了我的头顶。后来,我才听说,这条小河每年都有人淹死。我的游泳技术一般,可是那时候我很清醒,只要他们不下水,我就能保证安全。我努力游了十几米远,回头看到他们站在岸边跳着脚叫骂,可能他们都不会游泳,也可能他们会游泳,但没有勇气跳进冰冷的河水里。

我继续向前游着。他们在河边站立了几分钟后,就气急败坏地离开了。远处划来了一条船,是打捞河面漂浮物的小木船。木船划到了我的身边,我爬上木船,对惊愕的船夫说:“不小心掉到了河里。”

这是我从业以来第一次被人追杀,后来,我被人追杀了很多次,都比今天要惊险得多。

我不知道这三个男子是我在哪一次采访中得罪的人,有可能是代孕公司,也有可能是以前暗访中的黑社会酒吧,还有可能是另外哪篇稿件得罪了哪个人物。小城市关系错综复杂,踩一脚狗屎,就会得罪了狗,狗主人也不满意。如果稍有不慎,就会惹来大麻烦。

第二天,我在床上睡了一天,不敢出门。我担心他们会在报社的周边活动,伺机报复我。我想报警,但是又没有任何证据。然而,我最担心的,是我用了几年的数字传呼机,这是我当时唯一的奢侈品,也是我与外界唯一的联系方式。尽管我已经工作将近两年了,但是我对上千元的一部手机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即。

值得庆幸的是,我的背包是防水的,我把传呼机外面的水揩干,放在太阳下晒晒,又能使用了。

第三天,我又去采访了,这次是要去一个乡镇。

我采访一个收藏了各种各样各个时期的结婚证的人。

刚走到乡镇的街道上,传呼突然响了,一看,是报社的电话号码。我找到公用电话亭回过去,是社长办公室的电话,电话那边一个男子问:“你在干什么?”我说我正在采访。他说:“你不要采访了,马上回来。”

我预感到大事不好,可能是代孕妈妈的事情,也可能是那家海鲜酒楼的事情。这些天里,海鲜酒楼就像一颗揣在怀中的定时炸弹,说不上什么时候就会爆炸。

我心情沉重地登上了回小城市的汽车,先走进了副总编的办公室探寻消息。在这家报社里,副总编是唯一赏识我的人。副总编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神情憔悴,他说:“昨晚我一直找人谈,想把你留住,但是留不住了,上面不同意。没办法。”

我知道副总编所说的上面是指谁,我径直走向社长办公室,这是我在这家县级报社工作两个月来,与他的第一次见面。

我走了进去,他马上就非常客气地站起来,那种恭敬不像是对待自己手下的员工,倒像是在迎接上司。他身材矮小,神情猥琐,勾腰塌背,头顶上几乎掉光了头发,如果他走在乡村的大道上,人们会把他当成一个背着竹筐的拾粪老头。

我一言不发,只是不动声色地看着他。只要我站在他的面前,他就应该知道我的来意。他说:“我感到很伤心,但是你又不能不走。我们这里的人都好面子。”他从抽屉里拿出一盒香烟,抽出了一根,颤抖着手指点燃了,我看到他好像心存恐惧。

他说:“我本来不抽烟的,但是今天心里难受,就抽一支。”然而,他抽烟的姿势很老练,吸一口,吞进去,悠悠吐出来,他的嘴唇也在颤抖。他躲避着我的眼睛。

黄鼠狼想吃鸡,先假惺惺地对鸡说:“我很难受,本来不想吃你,但是又不能不吃你。”

他说:“等一会儿,你回办公室写好辞职书,把辞职手续办了。”

我说:“不用去办公室了,现在就写。”

我从他的桌面上拉过一张纸,只写了四个字:“本人辞职。”然后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日期。那一刻,我对这个道貌岸然虚伪做作的人,和这家谎言满纸、假大空洞的报社,还有这个小城市压抑的空气,感到了极度的厌恶。

后来,这个社长因为贪污而被免职。这是我几年后听说的事情。

从这家报社的办公楼走出来,天空中又下起了小雨。我一个人走向出租屋,心中充满了凄凉和无奈。辞职了,或者说被解雇了,我就不能再待在这座小城市里。然而,我去哪里?天下之大,哪里才是我的容身之所?哪里才能给我提供一个工作的机会?

为什么我这样时乖运蹇,为什么命运总在捉弄我,为什么生活刚刚稳定,又要再受波折?为什么我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失业?

是我自己不努力吗?我非常努力。是我自己不敬业吗?我非常敬业。是我自己没能力吗?我很有能力。但是,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命运总在跟我开这种残酷的玩笑?

那天,我在雨中走了很久很久,全身都被雨淋湿了。后来,我不知道走向哪里,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着,我忘记了害怕,忘记了就在前天,我还被黑社会持刀追杀。我顾不上这些了,我甚至幻想着他们会突然出现,将我砍杀,我绝不反抗,只要我死后,他们能够给我父母一笔赔偿金就行。

路边有一个广场,广场空无一人,我在广场边湿漉漉的木椅上又坐了很久很久,坐得全身都几乎麻木了。我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此前已经有两个月没有抽烟了,此刻我迫不及待地想抽烟。烟火熏得我的指头疼痛难忍,烫得我的嘴巴火烧火燎,我想让肉体的痛苦减轻心灵的创伤。

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我很善良,我很正直,我很勤奋,我从来都是与人为善,我用各种道德和法律规范严格要求自己,我从来不会违法乱纪,我做这种职业,总是想做得最出色,事实上也能做到最出色。可是,为什么我会落到这种下场?

我为什么不能学坏?我为什么就不能做一个坏人?像他们那样,阳奉阴违,两面三刀,攫取公利,中饱私囊。他们很坏很坏,他们头上长疮身上流脓,他们身上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肮脏的臭水,然而他们却生活得富裕快乐,如鱼得水。生活,你他妈的是个什么玩意儿?

我一定要做一个坏人。

好人一生坎坷,坏人长命百岁。

那天晚上,我不知道在长椅上坐到了什么时候,心中充满了痛苦和无助。我仿佛看到自己被钉在木柱上,忍受着万箭穿心的痛苦。可是我无法反抗,无法挣脱。

我相信这个世界上真有命运这种东西,命运是一个下贱的女人,你越害怕她,对她毕恭毕敬,她越会欺负你;你蔑视她,抽打她,她反而会对你俯首帖耳。命运已经把我抛在了生命的最低谷,你还能再怎么折磨我?你再折磨我,我也不会胆怯。你来吧,老子顶得住,老子和你同归于尽。老子现在死都不害怕了,还能害怕什么?

我的命已经苦到了极处,苦到了尽头,你还能再苦到哪里去?

那天晚上,我站在空无一人的广场上,仰天长啸,我用尽了所有的力气,我的声音飞跃在这座小城的上空,一直飞跃到无尽幽暗的苍穹深处。后来,我躺在长椅上,大口大口地喘息着,咬牙切齿,感觉自己就像一头中箭的猛兽。

后来,我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继续漫无目的地行走。雨停了,月亮从云层中露出半张脸,惨淡的月光照耀着我,让我形同鬼魅。

我走到了一间咖啡厅,看着门口站着两个服务生,我身不由己地走进去。此前,我从来没有来过这种地方,这种地方一杯咖啡就会消费几十元,他是那些大款们谈生意和都市白领们休闲聚会的地方,是贫穷的我从来也不敢涉足的地方,今天晚上,我就要在这里消费。

咖啡厅里可以上网,我点了一杯最便宜的咖啡,坐在临窗的座位上,打开电脑。咖啡厅里都是衣冠楚楚的人,他们悠然自得,他们谈笑风生,他们中的每个男人都举止优雅,每个女人都年轻漂亮;而我一身湿漉漉的闯进来,就像一个农民扛着锄头闯进了王子的生日宴会。可是,我管它那么多干什么?今晚谁敢找我的不愉快,我就要让他永远不愉快。我做好了好好打一架的准备,要打得对方满脸开花。

还好,服务生只是看看我的衣服,又看看我狰狞的面目,欲言又止,送来一杯咖啡后,就离开了。

咖啡厅里播放着忧伤的音乐,一会儿是《爱无止境》,一会儿是《斯卡保罗集市》,一会儿又是《追梦人》,音乐如水,在咖啡厅里荡漾,渐渐地漫上心湖,也淹没了我的愤懑和狂躁。我的心中充满了惆怅和感伤,我想,下一步该去哪里?又会在哪里流浪?我还能再做记者吗?

那时候,有一些报社已经有了自己的网站,他们会在自己的网站上发布招聘信息。这些报社也都是全国知名报纸。我登陆了这些网站,写好了自己的简历,介绍了自己的主要作品,然后按照电子信箱发过去。它们有的远在东北,有的在富裕的珠三角长三角,还有的在偏远的边陲。我已经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了,哪里要我,我就去哪里。只要有份工作,钱多钱少已经无所谓。

然而,我又对自己没有抱多大希望,也对这种招聘形式没有抱多大希望。我知道这样找工作,无异于大海捞针。

凌晨两点的时候,咖啡厅要打烊,我走了出来,却不知道去哪里。如果回到出租屋那间狭小逼仄的房屋里,我会压抑得喘不过气来,四面的墙壁会将我压成一张相片。

我信步走在大街上,像一条流浪的无家可归的狗,带着满身的伤痕,却只能自己默默舔舐。大街上空无一人,只有我的脚步踩在落叶上的声音,窸窸窣窣,像一声声无奈的悠长的叹息。

后来,我看到有一家网吧开着门,我又走了进去。此前,我绝不进网吧,因为那里每小时要花两元钱。现在,老子不要钱了,老子只要心情好!

那间网吧异常肮脏,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臭脚丫子的气味,地面上到处是餐巾纸、一次性饭盒、方便面包装袋和一些不知道来由的垃圾。几个少年横七竖八地躺在过道的沙发上酣然入睡;还有人神情呆滞地坐在电脑前,突然间就会歪倒在椅子扶手上;有的男子脸色青黑,好像很多天没有洗,边揉眼睛边打呵欠边聊天;有的女人浓妆艳抹,抽着香烟,好像从夜场刚刚赶过来。有人在神情木然地看电影;有人在兴高采烈地聊QQ;还有人在玩游戏,将键盘敲击得噼里啪啦,像爆炒豆子一样……

我压抑到了极点,痛苦到了极点,我需要释放,我快要爆炸了。我找到一台电脑,在上面寻找电影,我需要在紧张的情节中得到解脱。后来,我就形成了这样一个习惯,每当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会来到网吧,通宵看电影。

那天晚上,我看了,后来,我又将这部电影看了很多遍,每一遍都震撼万分。

安迪,我一直记得他的名字,他忧伤的眼神,一绺头发遮挡在他的前额……他被切断了一根脚趾,他在听着《费加罗的婚礼》的沉醉表情,他在锲而不舍地挖掘着生命通道。一个雷雨的夜晚,他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穿越了一条小河,穿越了20年的屈辱岁月,他终于逃出了生天。

“有的鸟是不会被关住的,因为它们的羽毛太美丽了!”这是电影里最经典的台词,它像一道闪电,划过了我阴霾的心灵天空。

我相信,我会有出头之日。因为我是一只鸟,我的羽毛很美丽。

第二天,我昏睡了一天,在睡梦中,我得到了解脱,什么都忘记了,什么都不想了,我像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里,一个安宁祥和的世界,一个没有痛苦和屈辱的世界,一个没有贫穷和悲伤的世界。

可是,下午,我醒过来了,我又不得不面对没有工作的现实,不得不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不得不面对遥远的家乡,躺在病床上的父亲和无力支付医药费的残破贫穷的家。我突然想,如果能够一直躺着,一直不要醒过来该有多好啊。这样,我就不会生活在这样残酷的现实中。

我躺在床上,点燃了一根烟,使劲地吸着,很快就吸完了,再点燃一根烟……我长长地吐着烟雾,和着叹息声,好像这样就会吐出满腹的忧伤。我不知道吸了多少根香烟,烟盒空了,地上是一堆烟蒂。

我的头脑麻木了,后来朦胧中又睡着了,我悄悄地告诉自己,这样真好。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又醒来了,看到窗外有路灯光照射进来,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也不管它是什么时间,我躺在床上,感到骨头都生锈了。我扭转身,又找到一盒香烟,又点燃了……

我在床上躺了三天,粒米未沾,不知道抽了多少盒香烟,也不知道醒醒睡睡多少次。第四天早晨,我从床上爬起来,看到镜中的自己两颊塌陷,脸色乌青,形容枯槁,我不敢相信镜中的这个人就是我。

洗完澡,换上干净的衣服,把自己发表的作品,和自己出版的两本书整理好,装进背包里,我要出去找工作。

在一家小饭店里,我边吃着面条,边规划着此次的行程。听说沿海城市工资高,我决定去那里。

走出小饭店,我走在大街上,看到前面是一排废弃的楼房,我当时没有多想,几乎是赌气似的,背过身去,怒气冲冲地撒了一泡尿。我以前遵纪守法,严于律己,宽于待人,是一个合格的市民,却落到了这步田地。我还遵纪守法干什么?我还要为谁守身如玉?为谁坚守道义?

我踏上了通往火车站的公交车,坐在了靠窗的座位上。过了几站,上来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如果是以前,我是坚决会让座的,我会把他叫到我的身边,让他坐在我的座位上,但是,今天,我坚决不让座。我扭头看着窗外,看着窗外的行人和家家敞开的店铺,我装着看得很沉醉,看得很投入,我装着没有发现他。

其实,不让座的心情很难受,总是遭受良心的谴责。然而,那些坏蛋有良心吗?他们没有,所以他们做坏事的时候心安理得,所以他们什么坏事都敢干,所以他们生活得游刃有余、富裕幸福。谎话说尽,坏事做绝,却成为了人上人;安分守己,谨小慎微,却是人下人。

好人入地狱,坏人上天堂。

我一路上都没有让座,这是我第一次面对一个老人坚决不让座。我踏上了火车,火车开往那些南方的沿海开放城市。

第五章 暗访代孕群落 第七节 远走珠三角

我来到了深圳,深圳的美丽和整洁让我深深沉迷,从看第一眼开始,我就喜欢上了这座城市,尤其是那条闻名遐迩的深南大道。我想在这里工作,什么样的工作都可以,可以做记者,也可以做别的工作。

下午,我去找旅社居住,却发现这里根本就没有一百元以下的旅社,而一百元对于我来说,是一笔巨款。

那天黄昏,我跑得筋疲力尽、口干舌燥,坐在台阶上,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只是看到人群来来往往,行李大包小包。我心中充满了羡慕,他们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快乐,而整座城市只有我一个人在痛苦。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后来,我看到旁边不远处就是汽车站,我看到了一辆开往珠海的长途汽车,就跳了上去。

我在珠海的第一晚是在汽车站旁边一家店铺的台阶上度过的。我把两张报纸铺在地上,就像刚刚出来找工作还没有做记者的时候一样,可能是跑了一天,我很快就睡着了,什么也没有想。我现在是随遇而安,在哪里都能生存。我只要能够有一份活干,能够活着就很满足了。

睡着睡着,突然感到身边站着一个人,他巨大的身影淹没了我,让我喘不过气来。我努力睁开眼睛,发现身边真的站着一个人,路灯光照着他长发覆盖的脸,显得非常诡异。我大声呵斥:“干什么?”他讪讪地离开了。原来是一个疯子。

天亮后,我在水龙头前洗了把脸,也咕嘟咕嘟灌饱了肚子,开始了在珠海找工作。

几年后,我还能想起那天走在沿江情侣路的情景,这条大道的名字,我是以后才知道的。那条路很宽敞,公交车和私家车都可以在上面行驶。情侣路和大海之间相隔着城碟一样的半人高的墙壁,海水打在城碟上和城碟下的礁石上,卷起层层白色的浪花。沿江大道弯曲蜿蜒,有的地方会有豁口,架有桥梁,通往矗立在大海中的观光亭。我看到观光亭里站立着对对情侣,他们笑逐颜开,摆出各种各样的姿势拍照留念,他们都很幸福,他们也很快乐,他们有人陪着,他们会在痛苦的时候告诉对方,他们会一起分担忧伤。而我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我只能自己舔舐着自己的伤口,我只能自己抚慰自己的伤痕。

阳光照耀着情侣路,我走在阳光里,阳光下的每个人都显得优裕自如、从容不迫,并肩携手呢喃私语的恋人,肩垮背包满脸新奇的游客,蹦蹦跳跳笑容灿烂的少年……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然而,他们的生活故事中没有像我这样的忧伤和痛苦,我对他们满怀羡慕和向往。我幻想着自己有一天,也能找到一个爱我的人,一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留着披肩长发,笑容像阳光一样的女孩子,走在我的身边,走在大海边。爱情离开我已经很久很久了,我的心灵是一片没有爱情的荒漠,我已经忘记了爱情的滋味,那种甜蜜的滋味。我没有资格谈论爱情,因为我不能给所爱的人一个稳定幸福的家。我又幻想着自己能够背着双肩包,独自走天下,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就像此刻走在情侣路上的他们那样,优裕而从容。可惜我没有钱,我挣扎在温饱线上,我只能手捧一张地图,在想象中徜徉在皇天之下、厚土之上,在想象中神游那些从小就耳熟能详的名山大川、丛林雄关。看着那些系着红领巾从身边走过的少年,他们一个个无忧无虑、天真烂漫,我仿佛回到了久违的从前,我背着母亲用碎布头缝成的书包,奔跑在通往学校的山路上,阳光斑斑点点地洒在我的身上,学校的上课铃声已经敲响了,铃声惊飞了树上栖息的小鸟……小时候的一切,想起来都是这样美好。而我一忽儿就长这么大了,人如果能够一直生活在少年时代该有多好!

我没有乘公交车,我舍不得花费那两元钱。我害怕迷路,就一直在沿江大道上行走,黄昏的时候,我来到了一条不知名的街道。这条街道很宽阔,青石板铺就的街面,干净整洁。路两边的店铺,都是仿古建筑,目不暇接,好像还散发着历史悠长的馨香。

这条街道应该很有名,但是我一直记不起它的名字。几年过去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条街道上的女子,每隔几步就能遇到一群。她们打扮妖艳,肆无忌惮地在大街上拉人,遇到那些衣冠楚楚的男子,他们就像苍蝇见到新鲜的大便一样,嗡嗡叫着一齐飞过去,把男子围在中间,要拉着男子去放松、去按摩、去桑拿、去松骨、去敲背,真没有想到交媾在她们的口中,居然会有这么多的称谓。遇到那些不愿意去的男子,她们就把一张小纸片塞在男子手中,那上面是她们的电话号码。她们催促男子在方便的时候,就打电话给自己。

我暗访过站街女,但是我没有想到站街女还有这样漂亮的、这样时尚的,她们和我暗访过的那些愁苦的站街女完全不一样。她们在大庭广众之下、众目睽睽之中,就公然拉着男子向旅社宾馆或者自己租住的房屋走,她们的大胆和直率让我震惊。

这条大街是一个社会的缩影,我在这里看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群,卖小玩意儿的小贩神情惊慌地向两边观望,光着膀子的壮汉喝着啤酒大呼小叫,背着行囊的打工妹脚步匆匆形色惶惶,身份可疑的男子围在一起窃窃私语,衣着暴露的女子寻找猎物的眼睛左右逡巡,道貌岸然的嫖客装着一本正经,眼睛的余光却黏在那些女子的前胸后背……

人们到处生活着,人们以各种方式生活着,我该采用什么样的方式生存?

我一直寻找到了后半夜,还是舍不得住旅社,后来,我来到了一个广场,广场的旁边是草地。那天晚上,我就睡在草地上。草地上只有我一个人。

这里很幽静,这里只属于我一个人。我躺在草地上,把鞋子放在一边,让劳累了一天的脚放松放松。我又点燃了一支香烟,在袅袅的烟雾中清理自己的心思。

这个城市的天空很澄净,夜晚能够看到天空中的星星和月亮。那晚的月亮很圆很亮,像一块烤熟了的烧饼。我突然想起了家乡,也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古人总是把月亮和乡愁联系在一起。现在,父亲的疾病怎么样了?母亲身体好吗?他们入睡了吗?还有妹妹和弟弟,这么晚了,弟弟会不会还在县城的大街上蹬三轮车?妹妹会不会还在为没有一件新衣服而伤心?

想到家人,我就留下了眼泪。

我已经辞职了,我不可能再回到北方原来的单位上班;我没有土地,我不能回到家中种田;我躺在这里,可是我和这座城市格格不入;我租房在南方那座县级市里,可是我已经被解雇了,我和那座县级市也没有任何关系。我现在应该算是哪里人?哪里才是我的归宿?我应该去哪里?我太累太累了,我想歇歇脚,可是哪里才是让我歇脚的驿站?

我抽着香烟,竭力让自己想着快乐的往事,而我快乐的往事都发生在童年和少年时代。淳朴的乡亲,远处的山峦,春耕的身影,泥土的芳香,飘飞的大雪,古老的房屋,结冰的河面……突然,《九九歌》涌上心头,我一句一句地默想着,终于能够完全背诵这首民间诗歌了:

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

我激动得浑身颤抖,往昔的幸福时光一齐涌上心头。每年小麦成熟的时候,我在前面牵着牛,父亲拉着架子车,母亲在后面推着,我们就这样把山沟里的小麦,用架子车一点一点地拉到了打麦场里,就像愚公移山一样;我学会了骑自行车,载着父亲赶集回来,父亲欣喜地告诉母亲,说他是坐着我的自行车回家的,母亲高兴得流出了眼泪,她说:“我儿长大了。”……

我在幸福中睡着了。

我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升起很高,无数的人从我的身边走过,说着我很难听懂的语言,我这才看到不远处就是拱北海关。这些都是入关和出关的人。从这里走出去,就是传说中的澳门,那个灯黄酒绿,传说中充满了畸形繁荣,让无数的贪官污吏原形毕露的地方。

我至今还能记得那个早晨,行人脚步匆匆地从我的身边走过,他们走往那个神秘又神奇的地方。那个地方我只从书本上看到过只言片语,他们或者从那个地方出来,他们在我眼中同样神秘又神奇。没有人注意到我,一个在草地上睡了一夜的人,一个蓬头垢面的人,一个满脸愁容的人,一个失败又失意的人,一个和他们毫不相干的人。他们不会对我多看一眼,他们或者怀揣着心思,或者奔忙于工作。他们看起来衣冠整洁,他们也一定生活比我好很多。

去澳门,去那边赚钱。我心中突然闪过了这个念头。

我来到了拱北海关,却发现要去澳门需要过关卡,而过关卡需要港澳通行证或者护照。我身上只有一张身份证,这个证件不能带引我踏上那片土地。我感觉自己就像站在阿里巴巴的财富宝库门口,徘徊着、逡巡着,忘记了那句决定生死的口诀:“芝麻芝麻,开门来!”

走出海关,我站在海边,向远处眺望,他们说,前面的那个岛,就是传说中的澳门。澳门,我从小就听说过这个地方,而我现在相隔咫尺,却又远在天涯。

我转身离开了。

拱北海关,我以后一定还会回来的,一定要手持护照,堂而皇之地踏进澳门。我一定要住在澳门的高档酒店里,吃着当地有名的龙虾,眺望着楼下车灯如龙,天空星光如海。

我告诉自己:我一定要过上有钱人的生活。他们享受过的,我也一定要享受。

在珠海,我依然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我懵懂地撞进一家家公司,胆怯地口述着自己的简历,小心地猜测着人家的眼神,然后又伤心地转身离去。深圳和珠海都很漂亮,然而,我在这里找不到立锥之地。

后来,我又来到了东莞。听很多打工者说,这里的就业机会很多。我想,我应该能够在这里找到工作。

从长途汽车站走出来,我沿着一条大道走着,又走过了一座桥,来到了一座城中村,后来知道这个村庄叫做篁村,东莞著名的城中村之一。

这里有好几家小旅社,我找到了一家,老板说住宿费每天25元,我好说歹说,终于降为了20元。进到这个只能放下一张床的小房间里,放下行李,我在公共卫生间里畅快地洗澡,几天来的污垢和疲惫,终于被一洗而光。

然后,下楼,告诉126人工台,将我的传呼漫游到东莞。那时候传呼已经几乎绝迹。每到一地,就要告诉传呼小姐,将自己的传呼号码漫游,否则,就接收不到任何信息。

我在这家旅社住了五天,在这五天里的每一天,我天一亮就出去找工作,夜晚才拖着疲惫的脚步回来。那时候我将自己的工作定位在办公室白领阶层,我自认为是大学毕业生,文笔尚佳,还做过公务员和记者的工作,并且都还做得很好,处理一般公司的文案应该手到擒来。可是,很多公司的文案只要女孩子,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她们能够代表公司的形象;而一个又高又壮满脸凶气的男人坐在电脑前则有点不伦不类。

每天夜晚,饿着肚子回到小旅社,我就关起房门,拼命抽烟。找不到工作,我没有心情吃饭,也根本吃不下去。唯有抽烟才能减轻我心中的苦楚。不抽烟,我会非常难受,会坐卧不安。

小旅社的设施非常简陋,房间里没有窗户,我将房间抽得烟雾腾腾,抽得空气发蓝,抽得一阵又一阵剧烈地咳嗽,咳嗽过后又想抽烟。那些香烟都是极度劣质的一两块钱的香烟,牌子叫做“芒果”、“大前门”、“羊城”。

有一天,隔壁住进来了一个比我年轻的青年,他刚刚从北方过来,他的表哥在东莞好几年了,介绍他来这里做保安。他脸上带着农村青年的质朴,也带着刚刚来到城市的惶恐。这是别人的城市,而我们都是乡下人,我们的身份注定了只能在别人的城市里讨生活。

我说:“让你表哥也介绍我工作吧。”

他说:“我跟他说说。”

那天晚上,我们谈论了很多,共同的来自农村的生活经历让我们一下子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这是我这些天里说话最多的一次。后来,我们来到了一家小饭店,叫了一盘拍黄瓜和一盘豆腐丝,然后叫了两瓶啤酒。买单的时候,他从口袋里掏出包着钱的手绢,执意要买,我按着他的手臂说:“我比你出来早,应该我买。”

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很容易醉。那天晚上,我只喝了一瓶啤酒,回到小房间里,就感到飘飘悠悠,我躺在床上,享受着这种微醺的感觉。突然,就没来由地悲伤起来,我想起了自己这么多年的奔波,这么多年的辛苦,这么多年的磨难,想起那个残破的贫穷的家,突然就放声大哭。我用被子蒙着头,狠狠地哭了一通。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睡着了。

第五章 暗访代孕群落 一第八节 没有见到父亲最后一面

表哥——后来,我一直叫他表哥——他在一家物业公司里做保安经理,他留下我做了一名保安。那名刚刚从北方来的淳朴青年也做了保安,他叫蒙强。

我在东莞找到了工作。我的工作就是夜晚坐在东莞一家高档小区的墙外,监视着别让小偷翻墙跳进去。其实,墙壁已经有将近三米高,墙头上还安装着铁丝网,小偷是很难进去的,除非来了燕子李三。

我的上班时间是下午六时到凌晨六时,每天12个小时。我的工作内容就是拿着一根带着钉子的长木棍,坐在小区后面的围墙外,监视着每一个试图走近的人。其实,这里已经是野外,难得见到一个人影。即使有人,也是一些夜晚开车过来幽会的人。

物业公司管吃住,每天两顿饭。我和蒙强住在一间房子里,架子床,上下铺。每月800元工资。最值得欣慰的是,我的生活终于安定下来。

漫漫长夜,12个小时,我一个人孤独度过,没有人陪伴我,没有人和我说一句话。墙外也没有路灯,我无法看书。常常地,我坐在黑暗中,回忆着所阅读过的那些经典小说中的情节场景,只有这样,才能让时间过得更快点。小时候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二战”时期的斯大林格勒,夜晚全城禁火,担心德军的飞机会来轰炸,一个小姑娘就依靠回忆白天阅读的的情节,来度过难捱的黑暗的夜晚。这个故事让我很感动,也感到很温馨,这些年一直没有忘记。书籍真是一个神奇的东西,它能够送给你一对坚强的翅膀,让你在最艰难的时刻飞跃超度,让你在最困苦的时刻固守信念,让你在遭受了千万次的折磨和挫折后,仍然坚守最初的纯洁、高贵、独立和人格的完整。

那时候,我想着,以后一定要把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写成一本书,我相信,会有人看的。

距离小区十几米远处,就是一片荒草滩,足有十几亩大,荒草有半人高。年年岁岁,岁岁年年,荒草青了又黄,黄了又青,层层荒草积压在一起,散发着一种腐烂的气味。荒草间潜伏着老鼠、蟾蜍、蟋蟀、蚂蚁和各种不知名的昆虫,爬行着蜥蜴、蜈蚣、毒蛇、蜘蛛等各种令人恐惧的动物。夜半时分,那片荒草丛中经常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声音响起,有的在凄凉惨叫,有的在惊慌奔逃……夜幕中,那里上演着一场场血肉横飞的惨烈战争。

更远的地方,是一个几十米高的小山丘,山丘上覆盖着密密麻麻的树丛,树丛里,有几座坟茔。经常地,夜半过后,这座小山丘也有一些不可名状的声音响起,有时像鸱鸮在惨笑,有时像怨妇在呜咽,有时像小孩在哭泣……尽管我是唯物论者,但是,我还是一次又一次地眺望那个方向。我担心,会有一个长发遮面、吐着血红舌头的女鬼突然出现。

和冤鬼比起来,我更害怕的是这片草丛。

有一天晚上,我正望着远处的楼房想心事,突然感到脚面上一阵冰凉,低头一看,一条几米长的毒蛇从我的脚面爬过,我惊恐万分,但是一动也不敢动,此刻,四面杂草丛生,如果被毒蛇发觉了,即使刘易斯博尔特也无法逃脱。毒蛇还有一个名字叫“草上飞”,它们在草丛中的奔跑速度像箭一样迅猛。而且,被毒蛇追赶的时候,绝对不能跑直线,你永远也不会跑过它。你要跑曲线,毒蛇草蛇都是近视眼,它只能依靠舌头来感觉你的体温,这样,如果在水泥路面或者柏油路面,你也许能够逃脱。

值得庆幸的是,那条毒蛇爬过我的脚面后,继续爬向远处,没有再回来。

还有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那时候是秋季,我没有遭受蚊子的困扰。南方的蚊子种类繁多,毒性很强,一来就是一群,像三本五十六的轰炸机攻击珍珠港一样,让你防不胜防。而我在野外,根本就无法提防。

小区里的入住率并不高,夜晚只能看到一半的窗口亮着灯光。

我经常会望着那些亮灯的窗口,想象着那里面住着怎么的人。那一套房子几十万,是做保安的人连想也不敢想的。那时候我想,今生我都不会拥有那样一套住房。

有一天晚上,我突然看到有一扇窗口爬着一个女子,穿着睡衣,大概刚刚洗完澡。女子皮肤很白皙,乌黑的头发披散在肩头,显得皮肤更为娇嫩。女子长得很漂亮,五官异常精致,我几乎都能想象到她长长的睫毛,和嘴唇里扇贝一样的美丽牙齿。看到她的那一刻,我惊呆了,一动也不敢动,甚至连呼吸声都静息了,我担心她看到我后,会受到惊吓。她完全没有想到,就在围墙之外,距离她不到十米的地方,就有一个人,一个男人,在偷偷地望着她,望着身穿睡衣的她。

那幅场景像油画一样,即使此刻,我还能体会到那天晚上看到她的感受,和那种美丽带给我的震撼。

但是,我和她,一个住在豪宅里的美丽女人,和一个看守豪宅的普通男人,是不会有任何故事发生的。生活不是小说。生活平淡而又残酷。

后来,她拉上了窗帘。一叶薄薄的窗帘,隔断了我的想象,也把我和她隔断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

我的心中掠过一阵苦涩。

日子过得很平静,平静得像一弯浅溪,默默地向前流淌着,不起任何涟漪。

我恪尽职守,工作负责,已经满足于这种安稳的生活。这种安稳,来之不易。

如果不是那天晚上的传呼,我可能会一直做保安,一直做一名孤独的守夜人。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凭借着踏实和勤劳,可能也会像表哥一样,做到一名物业公司的保安经理。

那天晚上的传呼,实在是不祥之兆。

那天晚上,凌晨两点多,传呼突然响起来,我一看,是家乡村口那座小商店的电话号码。我心中一惊,可能家中出事了。我是数字传呼,没法留言,也不知道家中到底出了什么事情。隔了几分钟,传呼再次响起来,依然是同一个电话号码。又隔了几分钟,显示的还是同一个号码。我一下子慌神了,家中肯定出事了,很可能与父亲有关。

我离开了小区,奔向附近的一条街道。街道一片黑暗,家家店铺关门上锁,只有暗淡浑浊的路灯光,照着清冷的大街。风卷着枯叶,吹打在我的身上,让我一阵阵哆嗦。

传呼一声一声响起,我心急如火,可是,找不到公用电话。后来,我终于在街边找到了一个IC电话亭,却没有IC卡。我蹲在街边,蹲在凄冷的寒风中,抱着头呜呜痛哭。

哭完了,我站起身,又回到小区的墙外,坐在那把木制椅子上,惴惴不安。

终于挨到了凌晨六时,一下班,我就向街道狂奔而去,一家商店刚刚开门,一名女子正将门板卸下来,依次放在店铺门外,我问:“有公用电话吗?”她说没有。我又问:“有IC卡吗?”她点点头。

那时候做小生意开店铺的人都是多种经营。我买了一张30元的IC卡。

我跑到那座IC电话亭前,拨通了电话,是家乡村口那间商店的老板娘接的电话,她说:“我喊喊你妈妈,我不知道什么事情。”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了急促的脚步声,接着是沉重的喘息声,弟弟在电话里哭着说:“哥,你快回来,爸不行了。”

我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

回到物业公司,我请了假,就赶快向火车站赶。

下了火车,又转汽车,然后又搭乘三轮摩托车。

到了村口,已经是第三天的黄昏。村口的打麦场上,有一个中年男子在剥玉米,他看到我回来了,没有一点惊喜。他说:“快回家,你爸一直在等你。”

我回到家,看到父亲躺在炕上,一动不动,他离去多时了,母亲已经给他换上了新衣服新鞋子,是母亲一针一线纳成的千层底的布鞋。母亲和妹妹坐在一边垂泪。我走到炕边,看到父亲闭着眼睛,眼眶深陷,脸颊消瘦。妹妹说,父亲是在午后合上了眼睛,他一直在等着我回来,而最后却没有等到。

我放声大哭。我奔波了几千里,想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却没有见上。

父亲的眼睛突然睁开了,一动不动,嘴巴也张开了,但说不出一个字。过了几分钟,他的眼睛又闭上了,嘴巴也合上了。

母亲说,父亲这几天一直在等着我,就等着我回来,他肯定有话想告诉我,后来实在等不到我回来,就先走了。刚才,父亲突然听到我的哭声,最后看了我一眼,然后才放心离开。

过了一会儿,弟弟回来了,一身都是尘土,他和几个亲戚在地里“打墓”,也就是挖坟墓。弟弟一见我,顿时泪流满面。

我问弟弟:“为什么不早点通知我回来?”

弟弟说:“爸一直说你很忙,害怕耽误你的工作。”

我听了心如刀绞。

父亲在世的时候,每次我回家,父亲都会叮咛我说:“国家的事要紧,一定要把国家的事当回事,好好干。”

按照北方农村的风俗,逝者在去世后的第三天安葬。

那时候,家中已经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没有任何积蓄。我只带回来1000元钱,妹妹和弟弟都没有钱。怎么办?

这个时候,伯父来了,伯父在家族中具有绝对的权威。

以前听父亲讲,他家中姊妹八人,老大是大姑妈,因为家穷,很早就嫁人了;接着是大伯父,还没有长大成人就去世了;小姑最小,奶奶在生下小姑后就去世了;因为养不起,小姑还没有学会走路就被送给了别人家。这样,家中只剩下祖父和父亲五兄弟。二伯父成了家中的老大,他承担起了将五个弟弟抚养成人的重任。

我一直没有见过大伯父和奶奶,也是在长大成人后才见到小姑的。而祖父是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去世了。

二伯父是名木匠,那些年他常年在外做活,一年也难得回家一次。他用斧子和刨子给家中盖起了两排房屋,并给六兄弟都娶来了妻子。所以,家族里的所有人都非常尊重二伯父。我们不叫二伯父,我们直接叫伯父。

伯父对子侄们说:“工作了的,每人拿出100元;没有工作的,每人拿出50元。”就这样,又凑了几千元,才勉强安葬了父亲。

这次,我真切体会到了没有钱的难处。我发誓,一定要赚很多钱,让全家人生活幸福。

那两天,我和父亲寸步不离,一直坐在父亲的身边,抱着父亲的双脚。父亲入殓的时候,我一下子昏倒在地。

我对逝去的父亲感到深深的愧疚,而且这种愧疚永远也不能弥补。父亲患病的那几年,是我生活最艰难的时刻。现在,生活好了,父亲却不在了。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父不在。人生最遗憾的事情,莫过于如此。

安葬了父亲后,家里变得非常冷清,也显得空了很多。往日,每次回家,都能听到父亲穿着布鞋的双脚坚实地踩在院子里的声音,听到父亲洪亮的说话声,还有父亲的咳嗽声,而现在,还有以后,再也听不见了。父亲经常坐的那张圈椅空了,那些父亲使用了一辈子的铁锨笼担,也闲置在杂物间里。

我们一家人,唯独缺少了父亲,坐在院子里,看到暮色渐渐降临,房子的门窗,院子里的碌碡、架子车、刮板、犂耧耙耱……这些父亲用了一辈子的农具,也渐渐淹没在夜色中。

我们长时间坐着,谁也没有说话,每个人心中都空落落的。后来,村庄变得异常寂静,母亲说:“去睡吧。”我们又无言地走回房间。

安葬完父亲的第三天,我就离开了。全家人都来到村口送我,坐在“驴子车”上,看着寒风中愈来愈远的母亲和妹妹、弟弟,我咬牙发誓,今生一定要让他们生活幸福。

后来,好像一下子突然长大的弟弟自己做主,把家中的土地承包出去,因为种地实在赚不到钱。他在我走后的当天,也去了县城蹬三轮车。

我回到了东莞,又开始做保安。但是,父亲的离去让我突然惊醒,我不能满足于找到一个安稳的工作,我应该找一个适合自己的,能够赚到更多钱的工作。

我不上班的时候,就去网吧,在网络上四处投简历。这是我推销自己的唯一方式。

大约一个星期后,我接到了一个传呼,是中国一家著名报业集团打来的,通知我第二天去面试。

我欣喜若狂。

至此,我的人生才真正驶入了快车道。

——本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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