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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店街》 第一章 我的过去，一片朦胧…… 那天晚上，在一家咖啡馆的露天座位上，我只不过是一个模糊的影子而已。当时，我正在等着雨停，——那场雨很大它从我同于特分手的那个时候起，就倾泻下来了。 几个小时前，我和于特在事务所里见了最后一次面，那时，他虽象以往一样在笨重的写字台后面坐着，不过穿着大衣。因此，一眼就可以看出，他将要离去了。我坐在他的对面，坐在通常给顾客预备的皮扶手椅里。房间里，乳白色的玻璃灯具射出一道道强烈的光线照得我两眼发花。 “完了，居伊……一切部结束了……，”于特说罢，长叹了一口气。 写字台上，摊着一卷档案材料。它也许是那个身材矮小、头发棕褐、目光惊愕、脸部浮肿的男人的，他委托我们跟踪他的妻子。那天下午，她要去和另一个身材矮小、头发棕褐、脸部浮肿的男人幽会，地点是在同保罗-杜梅林荫大道相邻近的一条街上，即维塔尔路上一家备有家具的公寓里。 于特沉思地捂着胡子。那灰白色的短胡子，把他的两个腮帮子都盖满了。他那一对通常很亮的大眼睛，此刻显得茫然失神。在写字台的左边，放着我在工作时坐的柳条椅子。在于特的背后，一些深色的木制书架挡住了半壁墙。书架上面，放着最近五十年来的各种《博坦》和年鉴。以前我常听于特说，这些工具书是他须臾也不能离开的，任何别的东西都无法代替它们。他还说，这些《博坦》和年鉴是人们所能拥有的最珍贵、最生动的图书馆，——因为在它们的一页一页上，汇编着许多人和事以及一些现已不复存在的行当，它们只有在这些《博坦》和年鉴上才能查到。 “这些《博坦》，您打算如何处理呢？”我问于特，同时抬手指了指书架。 “居伊，我把它们都留在这里。这套房子，我将继续租下去。” 他迅速地扫视了一下周围。通向隔壁小间的两扇门敞开着，可以瞥见里面旧的天鹅绒长沙发、壁炉以及反映出一排排《博坦》、年鉴和于特的面孔的一面镜子。在这个小间里，经常等候着我们的顾客。地板上，铺着波斯地。墙上靠近窗子的地方，挂着一幅东正教的圣像。 “居伊，您在想什么7” “什么也没有想……那么说，您要继续付租金了？” “是的。我不时还要回巴黎来，事务所就是我的落脚点。” 他把香烟盒向我递来。 “只有使事务所保持原来的样子，我的心里才能好受一些。” 我们在一起工作，已经八年多了。一九四七年，他亲手创建了这个私家侦探事务所。在我来到这里以前，他已和其他好多人共过事了。我们的职责是向顾客们提供一些于特称之为“风化情报”的东西。“这一切都发生在，”于特常常得意地这样说，“‘上流社会的人们’中间。” “您觉得您能住到尼斯去吗？” “当然可以。” “您不会感到腻味吗？” 他喷出一口烟雾。 “居伊，人总有一天要退休的。” 于特笨重地站起来。他的体重大概要超过一百公斤，身高可能有一米九五。 “我乘晚上八点五十五分的火车走。还有点时间，我们还来得及喝上一杯呢。” 他走在我前面，我们一起来到了通向前厅的走廊。前厅的形状稀奇古怪，是椭圆形的，墙壁上的颜色呈浅灰褐色，有些地方已经褪色了。地上，扔着一只黑色的公文皮包，因为里面的东西塞得太鼓，它的盖子已经无法关上了。于特把它捡了起来，用手托着拿走了。 “您没有什么行李吗？” “我把一切都预先托运走了。” 于特打开大门，我关上了前厅里的灯。在楼梯的平台上，于特踌躇了一会，然后才把大门关上。关门的金属碰撞声使我感到揪心，它标志着我一生中的一段很长的时期结束了。 “哎，居伊，真叫人伤心啊，不是吗？”于特一边对我说，一边从外套的口袋里掏出一块大手绢，擦着额头。 门上，仍然挂着那块长方形的、黑色的大理石板，上面刻着金色的、并以闪光片装饰起来的两行宇： “我把它留在这里，”于特对我说。 接着，他把钥匙在锁眼里转了一圈。 我们顺着尼埃尔林荫大道，一直走到佩雷尔广场。虽然是在夜间，而且早已进入冬季，但是天气还很暖和。到了佩雷尔广场，我们坐在“绣球花”咖啡馆的露天座位上。于特喜欢这家咖啡馆，因为这里的椅子“和以前一样”，是细藤编花的。 “您呢，居伊，您以后怎么办呢？”他喝了口兑水的高级白兰地，这样问我。 “问我吗？我正在追踪一条线索。” “一条线索？” “是的，关于我过去的一条线索……。” 我用夸张的语气说出这句话，弄得他笑了。 “我总是相信，有一天您一定会找到自己的过去的。” 这一回，他态度严肃，我很受感动。 “但是您得考虑考虑，居伊，您这样做是否真的有必要，我可吃不准……” 他缄默不语了。他在想什么呢？在想他自己的过去吗？ “我给您一把事务所的钥匙。您随时都可以到那里去。那样会使我高兴的。” 他递给我一把钥匙，我把它放进我的裤袋里。 “打电话到尼斯来找我。随时告诉我……有关您过去的事……” 他站了起来，同我握手。 “你要不要我送您上火车？” “啊！不！……不必了，……那太叫我伤心了……。” 他只一步就跨出了咖啡馆，头也没有回。我的心里，立即出现了一种空虚的感觉。对我来说，这个人一直是至关重要的。没有他，没有他的帮助，我真不知道自己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因为在十年前，我突然患了遗忘症，犹如堕入五里雾中。他同情我的处境，并且靠他的门路多，甚至还使我获得了户籍。 “拿着吧，”他那时一边对我说，一边递给我一只大信封，信封里装着一张身份证和一本护照。“现在，您叫‘居伊·罗朗’了。” 这个私家侦探，我以前曾经求他帮过忙，请他用他的机智协助我寻找我过去的证据和踪迹。此刻，他接着又说： “我亲爱的‘居伊·罗朗’，请您从观在起，不要再往后看了，多想想现在和将来吧。我建议您和我一道工作……” 如果说他同情我，那么这是因为他本人的记忆也有漏洞——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失去了他自己的踪迹，他一生中的整整一个时期一下子变得模糊不清了，没有留下一点线索，没有留下一丝一缕还能同过上挂上勾的关系。可不是吗，我目送着在夜色中离去的这个身着旧外套、挟着黑色大公文皮包、年迈力衰的男子，他同过去那个波罗的海的网球好手、长着金黄色头发的英俊男爵康斯坦丁·冯·于特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hr /> 注释： 第二章 “喂，您是保罗·佐纳基奇先生吗？” “是我。” “我是居伊·罗朗……您知道，那个……” “是的，我知道！我们可以见见面吗？” “当然可以……” “比方说……今天晚上九点左右，到阿纳托尔·德·拉福尔热大街怎么样？……您看行吗？” “一言为定。” “我等着您。——回头见。” 他突然挂上了电话，我的额上汗流如注。在那以前，我还吗了一杯白兰地给自己壮过胆子的呢。但为什么象拨一个电话号码这样的区区小事，会使我这样费劲和害怕呢？ 在阿纳托尔·德·拉福尔热大街的酒吧间里，一个顾客也没有。他站在柜台后面穿着一套便服。 “您来得正好，”他对我说。“每个星期三的晚上，我都放假。” 他朝我走来，饱住我的肩膀。 “我非常想念您。” “谢谢。” “这个真叫我担心，您知道……” 我很想对他说，请他不必为我操心，但一时又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总之，我觉得您同我过去有段时间里经常见到的一个人是很接近的……但那个人是谁呢？” 他摇了摇头。 “您不能给我提供什么线索吗？” “不能。” “为什么不能呢？” “我什么也记不起来了，先生。” 他以为我是在开玩笑，而好象这是一场游戏或者猜谜似的，他说： “好吧，我独自去想办法。您让我全权处理吗？” “随您的便。” “那么今天晚上，我带您到一位朋友的家里去吃晚饭。” 在走出去以前，他用一个干脆利落的动作把电表的闸门拉下来，然后关上厚实的木门，把钥匙在锁眼里转了几围。 他的车子停在对面的人行道上。那是一辆黑色的新车子。他彬彬有礼地给我打开了车门。 “我的那位朋友在维尔达弗雷和圣克卢门交界的地方开了一个餐馆，那是一个非常叫人喜爱的餐馆。” “我们要到那里去吗？” “对。” 我们的车子从阿纳托尔·德·拉福尔热大街，开上了格朗德·阿尔梅大道，我突然想跳下车去。要一直开到维尔达弗雷，我觉得是做不到的。但是应当勇敢些。 在我们抵达圣克卢门之前，我得不断克服一种恐惧感——它紧紧地抓着我。这个佐纳甚奇，我几乎不了解，他会不会把我引进一个圈套里去呢？但是我听他说着话，也就渐渐地放下心来了。他把他各个时期所干过的行业，都一一地告诉了我。起初，他在俄国人开的一些夜总会里干过，接着到香榭丽舍花园的朗热餐馆和康邦街的卡斯荣耶旅馆里谋生，后来又在其它的一些机构里混过事，最后才来开了这家座落在阿纳托尔·德·拉福尔热大街上的洒吧间。每次换工作，他总是遇到让·厄尔特尔——我们要去的就是这位朋友的家里——，因此他们已是二十年的老塔挡了。厄尔特尔的记忆力也很好。他们两个人，一定能够解汗我的“谜”。 佐纳基奇小心翼翼地驾着车，我们花了将近三刻钟才到达目的地。 这是一幢带游廊的平房，左边的部分被一株垂柳遮掩着。在房子的右边，我隐隐约约地看到一片灌木丛。这个饭店的餐厅很宽敞。餐厅的深处，光线很强，一个男子正由那里朝我们走来。他向我伸出手。 “先生，认识您很高兴。我叫让·厄尔特尔。” 接着，他对佐纳基奇说： “保罗，你好。” 他把我们领到客厅的深处。在那里的一张桌子上，摆着三副餐具，正中还有一束花。 他指着其中的一扇落地窗子，对我说： “我还有一些客人，他们在另外的一幢平房里。那里正在举行婚礼。” “您从未来过这里吗？”佐纳基奇问我。 “没有。” “那么，让，带他去开开眼界吧。” 厄尔特尔走在我的前面，踏上一条俯瞰池塘的走廊。左边是一座中国式的小拱休它通向池溏另一边的一幢平房。落地窗里，灯火辉煌，我看见一对对男女的身影从窗前掠过。人们正在跳舞。我们可以听到从里面传来阵陈的乐曲声。 “他们人不多，”他对我说，“我觉得婚礼结束以后，会有一场放荡的聚会。” 他耸了耸肩膀。 “您应当在夏天来。在游廊上吃晚饭，那才惬意呢。” 我们又回到饭店的容厅里，厄尔特尔关上了落地窗。 “我给你们预备了一顿便饭。” 他对我们做了个手势，请我们入座，他们两人并排地坐在我的对面。 “您喜欢用点什么酒？”厄尔特尔问我。 “随便。” “用点‘帕特吕堡’酒怎么样？” “好极了，让，”佐纳甚奇说。 一个身着白上衣的青年待者伺候我们吃饭。从壁灯里射出来的光线直照向我，使我眼花，而其他人却都落在阴影里。也许，他们把我置于灯光下，是为了更清楚地辨认我。 “让，怎么样？” 厄尔特尔早就开始吃起他的肉冻了，他不时向我投来锐利的目光。他的头发象佐纳基奇一样是棕色的，也象佐纳基奇那样是染过的。他有着粗糙不平的皮肤、松弛的面颊和美食家的薄薄嘴唇。 “是的，是的……”他哺喃地说。 由于灯光太强，我只得眯起眼睛。他给我们斟了酒。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位先生面熟……” “真使我们伤透了脑筋，”佐纳基奇说，“这位先生不肯帮我们的忙……” 他似乎灵机一动。 “也许，您希望我们不要再谈这个了，您情愿一直隐姓埋名？” “丝毫也没有这个意思，”我微笑着说。 青年侍者端上一盘牛犊脑腺。 “您在哪里做过事？”厄尔待尔问我。 “我在一个私家侦探事务所，也就是C·M·于特事务所里干了八年。” 他们端详着我，全都楞住了。 “不过，这同我的过去没有任何关系。算了，你们不要去想这个了。” “奇怪的是，”厄尔特尔盯着我说，“我们说不出您有多大年纪了。” “可能是因为我留了小胡子吧？” “您如果没留小胡子，”佐纳基奇说，“我们也许会立即把您认出来的。” 他伸出一只手臂，把手平放在我的鼻子底下，盖住我的小胡子，接着象一位肖像画家看着他的模特儿那样，眯起眼睛瞧着我。 “我越是看着这位先生，就越是觉得他曾经是一个夜游神团体的……”厄尔待尔说。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阿？”佐纳基奇间。 “哦……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保罗，我们不在那些夜总会里工作，已经很久了……” “那么你认为那是塔纳格拉时候的事啦？” 厄尔特尔盯着我，目光越来越强烈。 “请原谅，”他对我说，“您能站起来一下吗？” 我站了起来。他把我从头到脚，又从脚到头地打量了一番。 “对了，您使我想起一个顾客来了。您的身材……请等一等……” 他举起手，然后一动不动，好象要抓住什么随时可能消失的东西似的。 “请等一等……请等一等……有了，保罗……” 他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您可以坐下了……” 他高兴极了。他也许认为，他将要讲出的东西肯定会引起注意的。他过分谦恭有礼地给佐纳基奇和我斟酒。 “对了……以前有一个同您一样高的男人，总是同您在一起……也许他比您还要高一点……保罗，这难道同你没有什么关系吗？” “不过你说的是什么时候的事啊？”佐纳基奇问。 “当然是在塔纳格拉时候的事啦……” “一个跟他一样高的男人？”佐纳基奇自言自语地说，“在塔纳格拉时候……” “你记不起来了吗？” 厄尔特尔耸了耸肩膀。 这一回，该轮到佐纳基奇露出胜利的微笑了。他点了点头。 “我记起来了……” “说下去！” “是斯蒂奥巴。” “这就对了。是斯蒂奥巴……” 佐纳基奇朝我转过脸来。 “您认识斯蒂奥巴吗？” “也许认识的，”我谨慎地说。 “一定认识的……”厄尔特尔说。“您从前经常同斯蒂奥巴在一起……这我可以肯定……” “斯蒂奥巴……” 从佐纳基奇发音的方式可以看出，这肯定是一个俄国人的名字。 “就是他，总是叫乐队演奏《阿拉维尔迪》……”厄尔特尔说。“那是一首高加索歌曲……” “您记得那首歌吗？”佐纳基奇使劲地握着我的手腕说，“《阿拉维尔迪》……” 他打着口哨，吹出这首歌子的曲调，两眼炯炯有神。我也立即被感动了。这首歌曲，我好象是听到过的。 就在这时，伺候我们吃晚饭的青年侍者走近厄尔特尔，对他用手指了指饭厅的深处。 有个女子孑然一身，在半明半暗中坐在一张桌子的旁边。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连衣裙，手掌托着下巴。她在想什么呢？ “她是新娘。” “她在那里干什么呢？”厄尔特尔问。 “我不知道，”青年侍者说。 “您有没有问过她想用点什么？” “问过，不，她什么也不要。” “其他的人呢？” “他们又叫了十多瓶‘克吕革’。” 厄尔特尔耸耸肩。 “这同我不相干。” 佐纳基奇一点也没有去注意那个“新娘”，也没有去听他们在说什么。他只是反复地对我说： “那么说……是斯蒂奥巴……您记起斯蒂奥巴来了吗？” 见他那样激动，我故意神秘地笑着回答说： “对，对。有点记得……” 他转向厄尔特尔，用一种严肃的语调对他说： “他记起期蒂奥巴来了。”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 穿着白色上衣的侍者一动不动地站在厄尔特尔的跟前，好象有点为难的样子。 “先生，我想他们是要开房间的……该怎么办呢？” “我早就料到了，”厄尔特尔说，“我早就料到婚礼结束以后，他们会放荡一番的……算了，老朋友，随他们去吧。这跟我们不相干……” 在那边，新娘靠着桌子，把双臂交叉在胸前，一动也不动。 “我在想，她为什么要一个人呆在那里，”厄尔特尔说。“不过，这同我们完全不相干。” 他用手背一挥，仿佛是在驱赶一只苍蝇。 “言归正传，”他说。“这么说，您承认早就认识斯蒂奥巴了？” “是的，”我叹了一口气。 “因此，你们是一伙的……是一群活神仙，保罗，对吧？……” “唉……！他们都过世了，”佐纳基奇用一种凄凉的声调说。“先生，只有您还健在……我能够把您……把您‘确定下来’……真是太高兴了……您是属于斯蒂奥巴那一伙的……我祝贺您……那个时代要比今天美好得多，尤其是那时人们的品德要比今天的好得多……” “特别是，我们那个时候要比现在年轻，”厄尔特尔笑着说。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我一边问着他们，一边心里怦怦直跳。 “在我们的脑子里，日期已经全都乱套了，”佐纳基奇说。“但不管怎么说，那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 他突然支持不住了。 “有时真是无巧不成书啊，”厄尔待尔说。 他起身走到餐厅角落里酌一个小酒吧柜台前，给我们拿来了一份报纸，他一页一页地翻着。未了，他把报纸送给我，叫我看下面的这则讣闻： <small>我们受死者的子女和孙子孙女、侄子侄女和侄孙侄孙女，以及朋友乔治·萨谢尔和斯蒂奥巴·德·嘉戈里耶夫的委托，谨讣告：</small> <small>玛丽·德·罗泽纳于十月二十五日逝世，享年九十二岁。</small> <small>兹悉丧家定于十一月四日十六点在圣日内弗埃弗-德·布瓦公墓的小教堂举行宗教仪式和遗体安葬。</small> 将于十一月五日在巴黎75016克洛德一洛兰街19号俄国东正教教堂举行。</small> “那么说，斯蒂奥巴还活着？”佐纳基奇说。“您还见到过他吗？” “没有，”我回答说。 “您是对的。应该享受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让，你给我们拿瓶白酒来好吗？” “马上就来。” 打那时候起，他们似乎对斯蒂奥巴和我的过去丝毫不感兴趣了。不过这完全没有关系，因为我终于掌握一条线索了。 “您可以把这份报纸留给我吗？”我装着无所谓的样子问。 “当然可以，”厄尔特尔说。 我们喝得脸红耳热。这么说来，在这两个酒吧侍者的记忆里，我的过去只有一个轮廓，并且有一半还被一个叫做期蒂奥巴·德·嘉戈里耶夫的人给遮掩住了。而关于这个期蒂奥巴，他们从“很早很早以前”——象佐纳基奇所说的那样——就没有听到过他的稍息了。 “这么说，您是私家侦探了？”厄尔特尔问我。 “现在不是了。我的老板刚刚退休。” “那么您呢，您还在继续干？” 我耸耸肩膀，没有回答。 “不管怎样，我能再见到您感到很高兴。愿意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吧。” 他站起来，向我们伸出了手。 “实在对不起……我还有些帐要做，不得不赶你们走了……那些人，还在那里胡闹呢……” 说罢，他向池塘的方向指了指。 “再见，让。” “再见，保罗。” 厄尔特尔带着沉思的神情瞧着我，慢慢吞吞地说： “您这样站着，倒又使我想起另一件事了……” “他使你想起什么来啦？”佐纳基奇问。 “我们在卡斯蒂耶旅馆工作时，有位旅客每天晚上都很迟回来……” 这一回，轮到佐纳基奇把我从头到脚地打量一番了。 “总而言之，”他对我说，“您可能是卡斯蒂耶旅馆的一位老房客……” 我尴尬地笑了一笑。 佐纳基奇挽起我的手臂，我们一起穿过餐厅，它比我们来到的时候更加昏暗了。穿浅蓝色连衣裙的新娘已经不在桌旁了。到了餐厅外面，我们听见一阵阵的音乐声和笑声，它们是从池塘的另外一边传来的。 “对不起，”我要求佐纳基奇说，“请您帮我再熟悉一下那个人……那个人……老是点奏的是一支什么样的歌曲吧？” “那个斯奥巴点奏的歌曲吗？” “对。” 他打着口哨，吹出歌曲开头的几小节儿，他停了下来。 “您想再去见见期蒂奥巴？” “可能吧。” 他使劲地捏着我的胳膊。 “请您告诉他，佐纳基奇还经常惦记着他呢。” 他的目光落到我的身上。 “其实，让所说的也许是对的。您就是卡斯蒂耶旅馆以前的那位老房客……请您尽量回忆一下……康邦街上的卡斯蒂耶旅馆……” 我转过身去，打开了车门。在汽车的前座上，蜷缩着一个人，这个人的前额贴在车窗玻璃上。我探身向前，认出她就是刚才的那位新娘。她睡着了，浅蓝色的裙子撩起来，露出了两截大腿。 “得把她弄下车来，”佐纳基奇对我说。 “我轻轻地摇了摇她，可她睡得很沉。于是，我只好搂着她的腰，这才总算把她拖下车来。” “我们总不能把她留在地上啊，”我说。 我把她一直抱到旅馆里。她的头在我的肩膀上晃动，金黄色的头发轻拂着我的脖颈。她身上散发着一股浓郁刺鼻的香气，它使我想起了点什么，但到底想起了什么呢？ <hr /> 注释： 第三章 此刻是五点四十五分。我让出租汽本司机在夏尔-马丽-维多尔小街上等着我，我自己顺着小街一直步行到克洛德-洛兰街，俄国教堂就在那里。 俄国教堂是一座两层的楼房，窗户都拉上了窗帘。教堂的右侧，是一条很宽的林荫道。我伫立在对面的人行道上。 我先是看到两个女人，她们在教堂靠近街道一侧的门口停了步。其中一个剪着棕色的短发，肩上搭着一条黑色的羊毛披巾；另一个头发金黄，满脸脂粉，戴着一顶灰色的高帽子，它的形状同火枪手的那种帽子一样。我听到她们说的是法语。 从一辆出租汽车里，费劲地爬出来一个肥胖的老年男子，他的头发已经全秃了，有着蒙古褶的眼睛下面鼓着两个明显的皮囊。他正走上林荫道。 在教堂的左边，有五个人从布瓦洛街上正钥我这里走来。走在前面的是两个中年女人，她们搀扶着一位老人，老人是那样的苍白而虚弱，以致给人的印象犹如一尊干巴的石膏像。跟在后面的是两个男子，他们长得很象，无疑是父子俩。两人都穿着剪裁雅致的灰色条纹西服，父亲有一副那种自矜漂亮的男子的外表，儿子的头发金黄而卷曲。就在这时，一辆轿车开到这群人的身旁嘎然停住，从车上走下来另一个老人，他身被一件罗登缩绒厚呢披风，灰色的头发理成平头，看去身板硬朗，动作利索，有着军人的风度。他会不会就是斯蒂奥巴呢？ 他们走到林荫道的深处，从一个侧门进了教堂。我真想跟着他们走，但我要是出现在他们中间，想必会引起他们注意的。我想到要是不能把斯蒂奥巴认出来，心里越来越焦虑不安。 在右边的远处，有一辆汽车刚刚停下。车上先后走出两男一女。其中有个男的个子很高，穿着一件海军蓝的呢大农。我穿过马路，等着他们。 他们走近了，越来越近了。我感到那个高个子男人在同另外两个人走上林荫道之前，曾盯着我瞧着。在朝着林萌道的彩画玻璃窗的后面，点着一些大蜡烛。那高个子弯着腰跨进门去，这扇门对他来说是太矮了。我确信他就是斯蒂奥巴。 出租汽车的发动机没有熄火，但司机并不在驾驶盘前，一扇车门虚掩者，好象司机随时就要回来似的。他到哪里去了呢？我向四周扫视了一眼，决定绕着这些建筑群走一圈去找他。 就在那附近的夏尔邦-拉加什街上的一家咖啡馆里，我找到了他。他正坐在一张桌子旁边，面前放着一杯啤酒。 “您还要等很久吗？”他问我。 “啊……还得二十分钟吧。” 他头发金黄、皮肤白晰、面颊丰满、两眼蓝而突出。我觉得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男人的耳垂，象他的那样多肉。 “如果我把计费器开着，您不会在意吧？” “没有关系，”我说。 他乐意地笑了。 “您不怕有人愉走您的车子？” 他耸了耸肩。 “您知道……” 他叫了一客熟肉酱三明治，一边认真地吃着，一边用阴郁的目光盯着我。 “您到底在等谁呢？” “等一个人，他大概就要从不远的俄国教堂里走出来了。” “您是俄国人吗？” “不是。” “真傻……您早先该问问他几点钟出来嘛……这样您就可以少花点车费了……” “算了。” 他又叫了一杯啤酒。 “您能帮我买份报纸吗？”他对我说。 他做出往口袋里模着硬币的样子，我止住了他。 “甭找了……” “那就谢谢了。您帮我买份《刺猬》。哎呀，再一次谢谢您了……” 我兜了很久，才在凡尔赛林荫大道上发现一个报贩。《刺猬》是一份用略微带些绿色的纸张印刷的出版物。 他用食指蘸着口水一页一页地园着，皱起眉头读着。我呢，我就瞅着这位胖胖的、头发金黄、蓝眼睛、白皮肤的人读着他那份纸张略微带些绿色的报纸。 我不敢打断他的阅读。最后，他看了看他那小小的手表。 “该走了。” 到了夏尔-马丽-维多尔衔，他坐在他车子的方向盘前，我让他等着我。我再次亡立在俄国教堂前，不过这次是站在对面的人行道上。 一个人影也没有。也许他们都已经离去了吧？要是那样，我就不会有机会再找到斯蒂奥巴·德·嘉戈里耶夫的踪迹了，因为这个名字没有收进巴黎的《博坦》。在对着林荫道的彩画玻璃窗的后面，大蜡烛一直在燃烧着。我以前认识这个现在大家为她做弥撒的老妇人吗？如果我那时经常和斯蒂奥巴来往，他很可能会把他的朋友们分绍给我，其中也许就有这位玛丽·德·罗泽纳呢。在那个时候，她当比我们年长得多。 他们走进去的那扇门一定是通向举行宗教仪式的小教党的，我目不转睛地注视者那扇门。它突然打开了，戴着火枪手高帽子的金发女人在门口出现了。搭着黑披肩的棕发女人跟在她的后面。接着是穿着灰色条纹西服的那父子俩，他们搀扶着那位“石膏”老人，后者此刻正同长着蒙古人脑袋的秃顶胖汉在说着什么。胖汉俯下身子，把他的耳朵几乎紧贴在老人的嘴上，因为那个“石膏”老人的声音确实轻得只有一口气了。其他的人也跟着出来了。我注视着斯蒂奥巴，心里怦怦直跳。 他终于随着最后一批人走了出来。他身材非常高大，又穿着海军蓝呢大衣，使得我能够牢牢地盯住他。他们人很多，至少有四十个。大多数的人都上了年纪，不过我也注意到有几个年轻的女人，甚或还有两名儿宣。大家都停留在林荫道上，彼此说着话。 那条林荫道，此刻真象一个外省学校课外活动的院子一般。他们把那位脸色白得象石膏的老人安顿在一张长椅上，轮流到他跟前问长问短。他是谁呢？是不是就是报上讣告中提到的那个“乔治·萨谢尔”呢？还是“年轻侍从学校”的一个老校友呢？他也许在旧制度崩溃以前，在彼得堡或者黑海之滨，同这位玛丽·德·罗泽纳太太还有过一段短暂的罗曼史呢？那个长着蒙古人眼睛的、肥胖的、秃顶的人，也被很多人围着。那穿着灰色条纹西服的父子俩，在一群一群人的中间来回走动，他们就象社交场中的两个伴舞，从一张桌子走到另一张桌子。他们看去自命不凡，那个为父的还不时仰头大笑，——我认为那样是很失礼的。 斯蒂奥巴呢，他同戴着灰色火枪手帽子的女人在严肃地交谈。他搂抱着她的胳膊和肩膀，这是一种既亲切又尊敬的表示。他从前准是个美男子。我看他已有七十岁了。他的脸显得有点臃肿，头顶已经秃了，但鼻子相当大，昂着头露出一副高雅的神气。至少，这是我从远处看去所得到的印象。 时间在流逝。将近半个小时快过去了，但他们却还在没完没了地谈着。我真担心他们之中有人最终会发现我正站在人行道上。那个出租汽车的司机呢？我三步并作两步地折回夏尔-马丽-维多尔街。出租汽车的发动机一直开着，司机正坐在驾驶盘前埋头读着他那份纸张略微带些绿色的报纸呢。 “好了吗？”他问我。 “我不知道，”我对他说，“也许还得再等一小时。” “您的朋友还没从教堂里出来吗？” “出来倒是出来了，但他正在和其他的人聊天呢。” “您不能叫他过来吗？” “不能。” 他的一双蓝色大眼睛带着一种不安的表情凝视着我。 “请您不必担心，”我对他说。 “我是为您考虑……因为我不得不把计费器开着……” 我重新回到了俄国教堂对面的我的岗位上。 期蒂奥巴已经向前走了几米。确实，他已经离开了林荫道的深处，走到人行道上了，处在由戴着火枪手帽子的金发女人、搭着黑披巾的棕发女人、长着蒙古褶眼睛的秃顶男子以及另外两个男人所组成的包围圈之中。 这一回，我穿过街道，走到他们旁边，但是背对着他们。我满耳朵里听到的都是从那些俄国人嗓子里发出来的温柔的话语声，其中有个人的声音比其他人的更为凝重、更为洪亮，莫非就是斯蒂奥巴？我转过身去，只见他长时间地在紧紧拥抱着那个戴火枪手高帽子的金发女人，差不多是在摇着她，他脸上的线条因肌肉的抽搐而变成了痛苦的强笑。之后，他又以同样的方式轮流拥抱了那个长着蒙古褶眼睛的、肥胖的、秃顶的男人和其他的人。这时我想：他准是要走了。我于是奔向出租汽车，跳上车座。 “快……一直开……到俄国教堂前……” 斯蒂奥巴还在同他们说话。 “我该干什么呢？”司机问我。 “您看到那个高个子了吗，那个穿海军蓝呢大衣的？” “看到了。” “如果他上车，我们就跟着他。” 司机扭过头来盯着况他的一双蓝眼睛都鼓出来了。 “先生，但愿这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请放心，”我对他说。 斯蒂奥巴离开人群，向前走了几步，头也没有回，只是挥了挥手。其他的人站在那里一动也不不动，目送着他离去。戴灰色火枪手帽子的女人站得比其他人稍前一点，她挺着胸，如同古时帆船的船首头像，微风轻轻地吹拂着她那帽子上的大羽毛。 他费了好大功夫，才把汽车门打开。我想他一定是把钥匙弄错了。当他一坐上驾驶盘前，我就俯身向出租汽车司机说： “跟着那辆汽车，就是穿着海军蓝呢大衣的人钻进去的那一辆。” 但愿我没有跟错人，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能够真正表明这个人就是斯蒂奥巴·德·嘉戈里耶夫。 <hr /> 注释： 第四章 他的车子开得很慢，所以要跟上他并不难。到了马约门时，他闯过红灯，而我的出租汽车司机，却没有敢跟着他那样做。但到莫里斯-巴雷斯林荫大道时，我们终于追上了他。在一条人行横道线的前面，我们两部车子并排地停了下来。他漫不经心地看了我一眼，就象驾车人在交通阻塞时挤在一起所常做的那样。 他把他的车子停在里夏尔-瓦拉斯林荫大道尽头几幢楼房的前面，这里已靠近皮托桥的塞纳河了。他走上朱里安-波坦路。这时，我便付了出租汽车费。 “祝您一切顺利，先生，”司机对我说。“要小心点儿……” 我自己走上朱里安-波坦路，我觉得出租汽车司机一直在目送着我。也许他是在为我担心吧。 天黑下来了。朱里安-波坦路很窄，路两旁是在两次大战之间盖起来的外表相似的楼房，它们构成长长的、连成一体的门面，从路的这一头延伸到另一头。斯蒂奥巴在我前面走着，我们相距有十米左右。他向右拐上欧内斯特-德卢瓦松街走进了一家食品杂货店。 是接近他的时候了。但由于我很胆怯，所以这样做对我来说是极为困难的。我讲起话来嘟嘟哝哝，颠三倒四，真怕他把我当成疯子。要是他立即把我认出来，那么我就可以让他先开口了。 他从食品杂货店里走出来时，手里拎着一个纸袋。 “您是斯蒂奥巴·德·嘉戈里耶夫先生吗？” 他现出非常惊奇的神色。我们两人一般高，四目对视着，这使我更加惶恐不安。 “是我。不过您是谁呢？” 不，他没有认出我来。他讲一口地道的法国话。应该鼓起勇气来。 “我……我很久以来……就想见您了……” “这是为什么呢？先生。” “我在写……在写一本关于流亡者的书……我……” “您是俄国人吗？” 这是第二次有人向我提出这个问题了。刚才，出租汽车司机也同样问过我。实际上，我过去也许是俄国人的。 “不是。” “那您对流亡者感兴趣？” “我……我……我在写一本关于流亡者的书。是……是……是有人建议我来看看您的……是保罗·佐纳基奇……” “佐纳基奇？……” 他用俄国腔念着这个名字，如同风吹树叶发出的飒飒声音，听起来很为悦耳。 “这是一个格鲁吉亚人的名字……我不熟悉……” 他皱起双眉。 “佐纳基奇……不熟悉……” “我并不想打扰您，先生。只是想向您提几个问题。” “请吧……” 他淡淡一笑，神情忧郁。 “流亡者，这可是个悲剧性的主题……但您是怎么知道我叫斯蒂奥巴的呢？……” “我……不……我……” “叫我斯蒂奥巴的人，大多数已经谢世，今天还健在的屈指可数了。” “就是……那个佐纳基奇……” “我不认识。” “我可以……向您……提几个……问题吗？” “好的。请您跟我到我的家里去，我们到那里好好谈吧。” 我们来到朱里安-波坦大街，先是通过一个能通车辆的大门，然后穿过一个周围都是建筑群的街心广场。我们乘上一部木制的电梯，它的门是双扉的，外面装着铁栅栏。电梯里面很狭小，而我们的身材又高大，两人为着防止额头相撞，只好把低着的头扭向板壁。 他住在六层楼上一个有两间房的套间里。他在他的卧室里接待了我。他躺在床上。 “请原惊，”他对我说。“天花板太低了。人要是站着，就会透不过气来。” 确实，我的头顶离开天花板只有几公分，因此我不得不弯着腰。此外，我们两人都得矮一个头，才能走过那两个房间之间的门洞。我想他住在这里，额头常常要碰破的。 “您如果愿意的话，也这么着……请躺下来……”说着，他指给我一张小的、浅绿色、天鹅绒长沙发，它靠近窗户放着。 “请不要拘束……您躺下来会好受得多……即使是坐着，也会感到象是关在一个过于狭小的笼子里似的……如果，如果……还是躺下来吧……” 我躺了下来。 他扭亮放在床头柜上的一只罩着橙红色灯罩的台灯。灯光投在天花板上，显出了一个柔和的光点和一些暗影。 “这么说，您对流亡者感兴趣啦？” “非常感兴趣。” “不过，您还很年轻……” 年轻？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还是年轻的。墙上挂着一面镶在金质镜框里的大镜子，它就在我的旁边，我照了照自己的脸；年轻吗？ “啊……我不象您说的那么年轻……” 一阵沉默。我们各自靠在房间的一侧躺着，活象两个大烟鬼。 “我刚刚参加了一次丧事活动，”他对我说。“很可惜，您以前没有见到过那个现在已经死去了的老太太……要不然，她定会给您讲很多的事的……在流亡者当中，她生前是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是这样吗？” “这个女人胆子很大。起初，她在蒙塔博尔路开了一家小茶馆，帮助大家……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 他坐在床沿上，弯着背，双手交叉着。 “那时我十五岁……推算起来，那一代人现在不会有多少人剩下了……” “还有……乔治·萨谢尔……，”我随口说。 “他活不了多久了。您认识他吗？”是那位“石膏”老人，还是那位长着象蒙古人那样秃头的胖子呢？ “请听我说，”他对我说，“我不能再谈这一切了……这使我太痛苦了……干脆，我给您看看照片好了……照片的背面写着名字和日期……您自己去搞清楚吧……” “您这样费心，真是太谢谢了。” 他对我莞尔一笑。 “我有一大堆照片……我把名字和日期写在背面，因为人们什么都会忘记的……” 他站起来，弯着腰走进隔壁房间。 我听见他打开抽屉。接着，他手里捧着一只红色大盒子回来，然后背靠着床沿坐在地上。 “请坐到我身边来。这样，看起照片来会更方便些。” 我坐过去了。盒盖子上，用哥特字体刻着一个糖果商的名字。他打开盒子，里头全是照片。 “主要的流亡者，”他对我说，“全都在这里了。” 他把照片一张一张地递给我，同时告诉我他在照片的背面所读到的名字和日期，这些俄国人的名字时而象打击饶钹的声音一样洪亮。时而变得如哀似怨、几乎哽咽无声，从而使他的本来是冗长单调的叙述，显得特别的铿锵。特罗维茨库伊、奥维利阿尼、切列麦捷夫、加利京、叶里斯托夫、奥鲍连斯基、匹格列钦、恰夫恰瓦杰……有时，他向我要回一张照片，又重新看看背面的名字和日期。这是一些宴会上的照片。在大革命以后，鲍里斯大公爵还在巴斯克城堡里大摆酒席。这是摄于一九一四年一次晚宴上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人们笑逐颜开……还有一些照片，上面是彼得堡亚历山大中学一个班级的学生。 “这是我的哥哥……” 他把照片越来越快地递给我，自己甚至连看也不看了。看样子，他急于要结束这件事。突然，我的目光停落在一张纸比别的厚些、背面却什么也没有写的照片上。 “怎么啦？”他问我，“先生，什么事使您这样惊讶？” 这张照片的前景，是一位老人，他挺直身子、微笑地坐在一张扶手椅子里。在他的身后，是一个长着金色头发、两眼明亮的青年女子。在他们的周围，有一小群一小群的人，但他们大多数都是背对着镜头的。靠左边，是个穿着一套浅色方格细呢西服的男子，他个子高大，头发乌黑，蓄着尖细的小胡子，约有三十岁光景。他的左手搭在那个金发青年女子的肩上，右手则没有照上，——我确信他就是我。 我向他那里靠了靠。我们的背倚着床沿，肩挨着肩，腿平伸在地上。 “请告诉我，这些人是谁？”我问他。 他拿起照片，懒洋洋地瞥了一眼。 “这人吗，他是吉奥尔吉亚奇……” 他给我指了指那个坐在扶手椅子里的老人。 “他在格鲁吉亚驻巴黎领事馆……直到……” 他没有把这句话说完，好象我立刻就该明白他的下文似的。 “她吗？她是他的外孙女……大家都叫她嘉……嘉·奥尔罗夫……她曾和她的父母一起流亡美国……” “您认识她吗？” “不是很熟悉。不熟悉。她在美国住了很久。” “那么他呢？”我指着照片上的我问，声音都失真了。 “他吗？” 他皱起眉头。 “他……我不认识。” “真的不认识吗？” “不认识。”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您不觉得他象我吗？” 他看了我一眼。 “他象您？不象。——为什么问这个？” “不为什么。” 他递给我另一张照片。 “喏……无巧不成书……” 一个穿着白色连衫裙的小女孩，长着长长的金发，——这是一张在某个海水浴疗养地拍摄的照片，因为从照片的背景上可以看到几个更衣室、一段海滩和大海。照片的背面，用紫墨水写着：“玛拉·奥尔罗夫——雅尔塔。” “您瞧……她就是那个……嘉·奥尔罗夫……她的名字叫玛拉……那时还没有起个美国的名字……” 他给我指了指前面一张照片上的那位金发少女，这张照片我一直拿在手中。 “我的母亲把这些东西一直收藏着……” 突然，他站了起来。 “我们不看了怎么样？我已经晕头……” 他把一只手按在额头上。 “我去换换衣服……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吃晚饭……” 只剩下我一个人坐在地上，照片散在我的身旁。我把它们整齐地放回那只红色的大盒子里，仅留下两张放在床上：一张是我同嘉·奥尔罗夫以及老吉奥尔吉亚奇合拍的；另一张是幼时嘉·奥尔罗夫在雅尔塔的留影。我站起来走向窗口。 外面一片夜色。我们的窗子面对着另一个四周都是楼房的街心广场。远处是塞纳河，左边是皮托桥。岛屿伸展着。桥上车水马龙，往来不绝。我瞧着这些建筑物的门面，看到所有的窗子都象我身前的这扇窗子一样，透出明亮的灯光。就在这些迷宫般的房屋、楼梯和电梯中，就在这几百个象蜂房似的房间里，我发现一个男人，他可能是…… 我把前额贴在玻璃窗上。下面，黄色的灯光照射着这幢楼房底层的各个入口处，彻夜不灭。 “餐厅就在附近，”他对我说。 我从床上拿起我刚才放在那里的两张照片。 “德·嘉戈里耶夫先生，”我对他说，“您能不能把这两张照片借给我？” “我把它们送给您好了。” 他对我指了指那只红盒子。 “我把这些照片全部送给您。” “但是……我……” “拿着吧。” 他的口吻是命令式的，我只得照办了。当我们一起离开套间的时候，我的腋下已经夹着一个大盒子了。 到了楼下，我们沿着柯尼格将军码头走着。 我们又顺着一道石头台阶走下去，到了塞纳河边，那里有一幢砖砌的建筑物。大门上方一块招牌，上书：“岛上酒家”。我们踱了进去。大厅里，天花板很低，桌上铺着白色的纸台布，座位是些柳条椅。从窗口看出去，可以看到寨纳河以及皮托桥上的灯火。我们在大厅的深处坐下。此时此地的顾客，唯我们两人而已。 斯蒂奥巴往口袋里模了摸，然后把我看到他在食品杂货店里买的那个小包放在桌子的中央。 “象往常一样吗？”侍者问他。 “象往常一样。” “还有这位先生呢？”侍者指着我问。 “这位先生也同我一样。” 侍者很快给我们端来两盘波罗的海鲱鱼，在我们的只有小酒杯那么大的玻璃杯里倒上了矿泉水。从放在桌子中央的小包里，斯巷奥巴拿出黄瓜，我们两人一起吃。 “您吃得来吗？”他问我。 “吃得来的。” 我把那只红盒子放在我身旁的一张椅子上。 “您真的不想保存这些纪念品了吗？”我问他。 “不保存了。它们现在归您了。我把它们转给您了。” 我们默默地吃着，一条驳船在水面上滑行，它离我们如此之近，以致我可以优哉游哉地从窗口看清船上的人，他们也正在围着一张桌子吃晚饭呢。 “那么这个……嘉·奥尔罗夫呢？”我问他，“您知道她后来怎样了吗？” “嘉·奥尔罗夫吗？我想她已经死了。” “死了吗？” “好象死了。我大概遇到过她两三次……我和她只是点头之交……我的母亲是老吉奥尔吉亚奇的一个朋友。——要不要再来点黄瓜？” “不啦。” “我想她在美国的生活一定是流高颠沛的……” “您不知道促能够给我谈谈这个……嘉·奥尔罗夫吗？” 他同情地看了我一眼。 “我可怜的朋友……没有人可以给您谈……也许在美国有人……” 又有一条驳船驶过水面，它是黑色的，走得很慢，好象被人抛弃了似的。 “我总是吃一只香蕉作为餐后水果，”他对我说，“您呢？” “我也一样。” 我们吃了香蕉。 “那么这个……嘉·奥尔罗夫的父母呢？”我问。 “他们大概是死在美国了。青山处处地尸骨，您知道……” “在法国，吉奥尔吉亚奇没有其他的家眷吗？” 他耸耸肩膀。 “不过您为什么对嘉·奥尔罗夫这样感兴趣呢？她是您的姐妹吗？” 他对我亲切地笑着。 “来杯咖啡好吗？”他问我。 “不了，谢谢。” “我也不要了。” 他想付钱，但被我抢了先。我们走出“岛上酒家”，他挽着我的胳膊，顺着码头的台阶拾级而上。起雾了，人们的肺腑里充满了柔和而清凉的雾气，觉得特别的爽快，就好象飘浮在空气中一般。在码头的人行道上，我几乎连几米以外的建筑群也看不清了。 我象领着一个盲人一样，把他一直领到街心公园广场上。广场周围房屋楼下有着台阶的那些入口处，一个个都亮着黄色的灯光。此时，们是仅有的方位标了。他捏了握我的手。 “您还是要尽可能找到嘉·奥尔罗夫，”对我说，“既然您这样想要……” 我目送着他走道楼房里明亮的大厅。他停住脚步，朝我招了招手。我象一个孩子吃完生日点心回来时那样，腋下挟着一只红色的大盒子，木然站在那里。我敢断定，他当时还冲着我说了些什么，但是大雾把他的声音闷灭了。 <hr /> 注释： 第五章 明信片上，印着英国人散步场，一派夏季景象。 的城市，但我还不希望立即加入到他们中间去。</small> <small>迈退休之后，迁往那里居住、老死。</small> <small>至于您要寻找的那个女人，最好的办法是给贝纳迪打电话，他的电话号码是：MacMahon00-08。他和各个部门的人联系都很密切，他会很乐意地向您提供情况的。</small> <small>亲爱的居伊，我期待着能在尼斯见到您。</small> <small>您知道事务所的房子是由您支配的，又及。</small> <hr /> 注释： 第六章 <small>姓名：玛拉·奥尔罗夫，别名“嘉”·奥尔罗夫。</small> <small>出生时间和地点：一九一四年，莫斯科(俄国)，父为基里尔·奥尔罗夫，母为伊琳娜·吉奥尔吉亚奇。</small> <small>国籍：无国籍。(奥尔罗夫小姐的父母和她本人因为是俄国的流亡者，没有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政府承认为国民。）奥尔罗夫小姐只有一张普通的侨民证。奥尔罗夫小组大约是在一九三六年从美国来到法国的。</small> <small>在美国，她同一位叫瓦尔多·布朗特的先生结婚，后来又离了婚。</small> <small>巴黎第八区马戏团路28号夏托布里昂饭店；</small> <small>巴黎第八区蒙泰涅林荫大道53号；</small> <small>巴黎第十六区马雷夏尔-利奥泰林荫大道25号。来法国前，奥尔罗夫小姐在美国可能是个舞女。</small> <small>在巴黎，她的经济来源不明，但却过着奢侈的生活。</small> <small>奥尔罗夫小姐于一九五○年在她的寓所，即巴黎第十六区马雷夏尔-利奥泰林荫大道25号内，因服用过量的巴比妥酸剂而身亡。</small> <small>她的前夫瓦尔多·布朗特先生，一九五二年移居来巴黎，在各种夜总会里演奏钢琴。他是美国公民，一九一○年九月三十日生于芝加哥。</small> 在这份打字材科上，还附有让-皮埃尔·贝纳迪的一张名片，名片上写道： <small>这就是我所能搞到的全部情况。致以崇高的敬意。问候于特。</small> 第七章 一张贴在玻璃门上的海报写道：“钢琴演奏家瓦尔多·布朗特每天十八点至二十一点在希尔顿饭店的酒吧间演奏。” 酒吧间里挤得水泄不通，除了在一个戴金丝边眼镜的圈本人桌旁还有一把扶手椅子空着以外，就再也没有别的空位了。我朝他俯过身去，请求他让我坐在那里，但他未予理睬；在独坐下去时，他也一点儿没有注意。 一些美国和日本顾客走了进来，他们互相招呼着，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他们站在一排排桌子之间。一些人手里拿着玻璃杯，靠着扶手椅的椅背或者扶手。有一个年轻女人甚至高高地坐在一个灰头发男子的膝上。 瓦尔多·布朗特迟到了一刻钟，他坐到了钢琴旁边。他是一个矮胖的男子，脑门已经秃了，蓄着细细的小胡子。他穿着一套灰色的西服。他光是转动脑袋，向那几张熙熙攘攘地挤满了人的桌子环视一遍。接着，他用右手轻轻地抚摸了一下那只钢琴的键盘，开始信手奏出几个和弦来。我很走运，坐在一张那些最靠近他的桌子旁边。 他开始演奏的一支乐曲，我听起来好象是《在古老巴黎的码头上》。因为人们的讲话声和哄笑声太大，几乎把琴声都淹没了，所以我虽然就坐在钢琴的旁边，也不能听清每一个乐符。但他泰然继续演奏着，上身挺得笔直，头向前微倾着。我真为他难过。我心里思讨着：他这辈子曾有一个时期，人们是好好欣赏他弹奏的，但是不久以后，他就不得不适应这种几乎要把音乐声淹没掉的、连续不断的嘈杂声了。我此时如果讲出嘉·奥尔罗夫的名字来，他会说什么呢？他听了这个名字，是否能够从这种陶醉在乐曲之中的冷漠状态下解脱出来一会儿呢？或者，就象钢琴的乐音并不能镇住大家谈话的鼎沸的声浪一样，他听了这个名字之后，也许已不能唤起他的任何记忆了呢？ 酒吧间里的人们，都陆续地散去了。只剩下戴金丝边眼镜的日本人、我，以及在酒吧间的深处、那个我开头看见的高坐在一个灰头发男子膝上的年轻女人，她此刻正坐在另一个穿着浅蓝色西服的红脸胖子的身边。他们说着德语。声音很大。瓦尔多·布朗特正在演奏的一曲慢板，我可是很熟悉的。 他转向我们。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要我弹点什么特别的吗？”他带着轻微的美国口音，谈谈地问。 我旁边的那个日本人毫无反应。他一动也不动，面部什么表情也没有，我真担心哪怕是一阵很小的穿堂风，也会把他从扶手椅上吹得翻倒下来，因为他肯定是个用防腐剂处理过的干尸。 “请弹《告诉我为什么》”，坐在酒吧间深处的女人嘶哑着嗓子叫喊。 布朗特微微地点了点头开始弹奏《告诉我为什么》。接着，酒吧间的灯光开始暗下来，这就象在一些跳舞厅里，当慢狐步舞曲的最初几个节拍开始响起来的时候那样。他们趁此机会，开始拥抱起来，那个女子的手伸进红面胖子衬衣的领口，向下滑去。日本人的金丝边眼镜烁烁闪光。在钢琴前面的布朗特，样子就象个一跳一跳的自动木偶，因为乐曲《告诉我为什么》要求琴师在琴键上不停地、用力地奏出和弦来。 在布朗特的背后，那个胖胖的红面孔正在抚摸一个金发女郎的大腿。那个用防腐剂处理过的日本人干尸已经在这家希尔顿酒吧间里呆了好几天了。此时此刻，布朗特在想什么呢？我敢肯定，他什么也没有想。他在一种越来越忧郁的麻木状态中挣扎着。我有权利把他突然从这种麻木状态令拉出来，从而触动他的一些痛苦回忆吗？ 红脸胖子和金发女郎走出酒吧间，他们准是去开房间了。男的拉着女的胳膊，她差点跌了一交。就剽下我和那个日本人了。 布朗特重新转向我们，仍然是谈淡地问道： “你们要我再弹一首别的什么乐曲吗？” 日本人无动于衷。 “先生，请弹一曲《我们的爱情还留下什么》，”我对他说。 他弹起了这支乐曲，弹得特别慢，膨胀了的旋律好象陷入泥潭之中，一个个乐音很难挣脱出来。就象一个精疲力竭的行路人瞒珊地走着，他在演奏的过程中也不时地停下来。他看看表，蓦地站了起来，朝我们点点头。 “先生们，已经二十一点了，再见。” 他走了出去。我紧跟着他，把用防腐剂处理过的那个日本人干尸留在酒吧间地下室里。 他沿着长廊走着，穿过冷冷清清的大厅。 我追上了他。 “您是瓦尔多·布朗特先生吗？……我想同您谈一谈。” “谈什么？” 他瞥了我一眼，他的目光象是那种被围捕的野兽的目光。 “谈谈您认识的一个人……一个名叫嘉的女人。就是嘉·奥尔罗夫……” 他钉在大厅中央，一动不动。 “嘉……” 他眨着眼，好象脸部被一束探照灯的光线直射着似的。 “您……认识……嘉吗？” “不认识。” 我们走出饭店。一长队男人和女人，他们穿着颜色刺眼的晚礼服——绿色或天蓝色缎子的长外衣和石榴红的小礼服，正在等候出租汽车。 “我真不想打扰您……” “哪里的话，”他带着忧心忡忡的神气对我说，“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听人提到嘉了……但是您是谁呢？” “她的一个表兄弟……我希望能够知道她的一些详细情况……” “详细情况？” 他用食指揉了揉太阳穴。 “您要我对您讲些什么呢？” 我们走上一条紧贴着饭店，通向塞纳河的小街。 “我得回家了，”他对我说。 “我陪您走。” “这么说，您真的是嘉的一个表兄弟了？” “是的。我们希望知道她在我们家里的有关情况。” “她很久前就去世了。” “这我知道。” 他走得飞快，我吃力地跟着，竭力同他并排走着。我们来到了布朗利码头。 “我住在对面，”他一边对我说，一边指着塞纳河的对岸。 我们一起走上比尔-哈基姆桥。 “我没法给您提供很多情况，”他对我说，“我认识嘉是在很久以前。” 他放慢脚步，似乎感到安全有了保障了。在那以前，他一直走得飞快，这可能是因为他怀疑后面有人盯梢，或者是为了要把我甩掉。 “我以前并不知道嘉还有亲属，”他对我说。 “有……有……吉奥尔吉亚奇方面的……” “您说什么？” “吉奥尔吉亚奇系的……她的外祖父姓吉奥尔吉亚奇吉……” “原来是达样……” 他停下来，倚靠在大桥的石栏杆上。我可不敢象他那样做，因为我会头晕的。于是，我就在他的面前站着。他犹豫了一会儿，然后说： “您知道……知道我曾和她结过婚吗……” “知道。” “您怎么知道的？” “在一些旧的证件上，那是这样写的。” “那时，我们一起进了纽约的一家夜总会……我弹钢琴……她之所以向我求婚，那只是因为她想留在美国，怕移民局找她的麻烦……” 他回忆起这段往事，不禁摇起头来。 “她是一个古怪的姑娘。以后，她经常和吕基·吕西亚诺来往……她是在到掌岛的娱乐场以后认识他的……” “吕西亚诺？” “是的，是的，是吕西亚诺……当他在阿肯色州被捕的时候，她正和他在一块儿呢……后来，她遇到一个法国人，我知道她就是和他一起来法国的……” 他眼睛一亮，对我笑了。 “我很高兴，先生，能够一道叙叙旧，谈谈嘉的情况……” 一辆地铁从我们上方经过，向塞纳河右岸的方向驶去。接着又是一辆，奔往相反的方向，它们那轰轰隆隆的响声，盖过了布朗特说话的声音。我只是从他一张一合的嘴唇看出，他是在对我说话。 “……她是我认识的最漂亮的一个姑娘……” 这是我所抓住的、仅有的片言只语，我感到很气馁。深更半夜，我同一个我以前所不认识的男子站在一座桥的中央，试图从他嘴里弄到一些情况，以便了解我自己。然而，什么都让地铁的声音给吞没了。 “我们再往前走一阵怎么样？” 他是那样的全神贯注，以致没有回答我的问话。也许，他已经好久没有想到这个嘉·奥尔罗夫了，因而一旦关于她的所有回忆全部翻腾上求，它们就象一阵海风似地吹得他晕头转向。他倚靠着桥栏杆，伫立在那里。 “您真的不愿彦我们再朝前走一阵吗？” “您认识系吗？您遇见过她吗？” “没有。正是因为这个原故，我才想知道些详细情况。” “她是个金发女子……绿色的眼睛……金黄色的头发……但很特别……怎么跟您说呢？她的头发是灰……黄色的……” 一个灰黄头发的女子。也许，她在我的生活中还可能起过重要的作用呢。我应该好好看看她的照片。慢慢地，就都会想起来的。至少，它会给我提供一条更为明确的线索。我能够找到他，找到这个瓦尔多·布朗特，已经算是走运的了。 我挽起他的胳膊，因为我们不能总老站在桥上不走呀。我们顺着帕西码头向前走去。 “后来您在法国又见到过她吗？”我问他。 “没有。我到法国时，她已经死了。她是自杀身死……” “为什么自杀？” “她以前常对我说，她担忧人老珠黄……” “您最后一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 “那是在她和吕西亚诺分手又遇上那个法国人的时候。那阵子我们见过几次面……” “您认识那个，那个法国入吗？” “不认识。她对我说她之所以将要和他结婚为的是取得法国国籍……取得一个国家的国籍，这是个一直萦绕在她脑际的念头……” “可是在那以前，你们已经离婚了吗？” “当然离了……我们的夫妻关系只维持了六个月……这个时间，刚好可以使得要把她驱逐出美国的移民当局平息下来……” 我不得不聚精会神地听着，以便抓住他所说的线索，特别是他的声音又非常低哑。 “她动身到法国……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她了……直到后来，我得悉她……她已经自杀了……” “您是怎么知道的呢？” “听一位美国朋友说的，他以前认识嘉，那时正在巴黎。他绘我寄来一小块剪报……” “您还保存着吗？” “是的。它就在我家里，放在一个抽屉里。” 这时，我们走到了特罗卡戴罗花园。那里，灯光映照着喷泉，人群川流不息。旅游者们聚集在喷泉前面和迪埃纳桥上。这是十月里的一个星期六晚上，但天气暖和，树木还没有落叶，大可同春天的一个周末之夜相媲美呢！ “我住的地方还要再过去一段路……” 我们越过几个花园，踏上了纽约林荫大道。在那里，在树荫下的码头上，我产生了一种有如梦幻的、不快的感觉。我仿佛已经不在人世，此刻也许只是一个飘浮在周末暖和空气中的幽灵而已。为什么还要重新联络上已经断了的线索，和寻找那些同我隔绝已久的往事的片断呢？我很难相信在我身旁走着的这个胖胖的、蓄着小胡子的男子，是个真实的人。 “真奇怪，我忽然想起嘉在美国认识的那个法国人的姓来了……” “他姓什么？”我问，声音都颤抖了。 “奥瓦尔……这是他的姓……不是他的名字……请等一等……奥瓦尔，还叫什么来着？……” 我停了步，俯身问他： “奥瓦尔，还叫什么？……” “德……德……德·吕兹。吕……兹……奥瓦尔·德·吕兹……奥瓦尔·德·吕兹……这个姓当时就给我很深的印象……一半是英国人的……一半是法国人的……或者是西斑牙人的……” “他的名字呢？” “这个……” 他做了一个无能为力的手势。 “您不知道他相貌上有何特征吗？” “不知道。” 我给他看了那张照片。照片上，嘉同老吉奥尔吉亚奇以及我——我相信那确是我自己——在一起。 “那么那个典瓦尔·德·吕兹，他干的是什么职业呢？” “嘉告诉我他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他什么也不干。” 他微微一笑。 “不对……也干事的……等一等……我想起来了……他曾在好莱坞呆过很久……嘉对我说过他那时在那里是演员约翰·吉尔伯特的心腹侍者……” “他是约翰·吉尔伯特的心腹侍者？” “是的……在吉尔伯特晚年的时候……” 无数的汽车在纽约林荫大道上疾驰，但却听不到它们发动机的响声，这更增强了我所体会到的梦幻感。汽车屏声息气、畅通无阻地飞奔着，就好象在平静的水面上滑行一样。我们来到了通向德拉尔马桥的步行桥边。奥瓦尔·德·吕兹。有可能这就是我的姓。奥瓦尔·德·吕兹。是的，这些音节使我想起了某种东西，它就象月亮光照在一种物体上，然后又反射回来那样不可捉摸。如果我就是这个奥瓦尔·德·吕兹，那么我在过去的生活中，一定有过某种怪癖，因为有那么多一个更比一个受人尊敬、一个更比一个吸引人的职业，我都不干，却偏偏去做了“约翰·吉尔伯待的心腹侍者”。 在快到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时候，我们拐进了一条小街。 “我就住在这里，”他对我说。 电梯里照明的灯坏了。而当我们正要跨进电梯里去的时候，走廊上的定时楼梯灯又灭了。在黑暗中，我们听到了笑声和音乐声。 电梯停了，我感觉到就在我旁边的布朗特正在设法找到电梯的门把手。终于，他打开了门。由于伸手不见五指，我一边推着他一边走出了电梯。谈笑声和音乐声正是从我们所在的那层楼上传出来的。布朗特用钥匙打开门锁。 我们走了进去，他让门虚掩着。我们来到前厅的中央，前厅天花板上挂着一个没有罩子的电灯泡，它发出微弱的光线。布朗特站在那里，呆若木鸡。我思付着是否应该告辞了。音乐声震耳欲聋。套间里，走出一个长着红棕色头发的青年女子，她穿着一件红色的浴衣，用惊讶的目光打量者我们两个。她浴衣松散，两只乳房都裸露出来了。 “这是我的妻子，”布朗特向我介绍。 她对我微微地点了点头，两手把浴衣的领子向上提到脖子上。 “我没有想到你会回来得这么早，”她说。 我们三个人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在暗淡的灯光下，脸色都显得灰白。我转向布朗特。 “你应该早给我打声招呼嘛，”他对她说。 “我原先也不知道……” 她象一个撒谎的女孩，当场被抓住了。她低下了头。如雷震耳的噪音停了，接着是用萨克管吹出的一支旋律，乐音是那样的纯正，仿佛完全溶化在空气中了。 “你们人很多吗？”布朗特问。 “不，不多……只有几个朋友……” 从虚掩着的门缝里探出一个脑袋来，这是个金发剪得很短的女人，她抹着淡淡的、差不多是粉红色的唇膏。然后，又是一个脑袋，这回是一个头发棕褐、皮肤没有光泽的男人。在电灯光下，这两张面孔都象假面具似的。那个棕褐头发的男人微笑着。 “我该回到朋友们那里去了……你两三个小时以后再回来……” “好吧，”布朗特说。 她离开前厅，跟着另外两个人进了屋，然后重又把门关上。可以听到里面哄堂大笑和相互追逐的声音。接着，又响起了演奏的噪音。 “请跟我来！”布朗特对我说。 我们来到了楼上。布朗特开开定时楼梯灯，然后坐在梯级上。他做了个手势，让我坐在他的身旁。 “我的妻子比我年轻得多……我们相差三十岁……决不可娶一个年轻许多的女人……决不可……” 他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这是水远也弄不好的……没有一对年龄相差很多的夫妻是能过得好的……记住这一条吧，我的老兄……” 定时楼梯灯熄灭了。显然，布朗特一点也不想再去把它开开。我呢，我也不想那样做。 “如果嘉看到我……” 他一想到这个，便放声大笑起来。在一片漆黑之中，这笑声更显得奇怪。 “她一定认不出我来了……我体重至少增加了三十公斤，自从……” 又是一阵大笑，但和上次不一样，更加神经质，更加不自然。 “她会很失望的……您懂了吗？一个在饭店酒吧间里弹钢琴的……” “但她为什么会失望呢？” “再过一个月，我就要失业了……” 他抓住我的上臂。 “嘉还以为我会变成第二个高尔·包尔特呢……” 一些女人突然尖叫起来，叫声是从布朗特的房间里传出来的。 “出了什么事啦？”我问他。 “没有什么，他们在寻欢作乐。” 接着，是一个男人的吼叫声：“你给不给我把门开开？达妮，你放不放我进去？”一阵哄笑声。一扇房门发出的喀嗒声。 “达妮，就是我的妻子，”布朗特悄悄地对我说。 他站了起来，开开定时楼梯灯。 “我们出去透透气吧。” 于是，我们穿过现代艺术搏物馆前面的广场，在台阶上坐了下来。只有沿着低处纽约林荫大道上川流不息的车辆，象征着这里尚有生命。除此以外，我们周围满目荒凉，一切都是僵死的。就连能够隐约看见的在塞纳河对岸的埃菲尔铁塔，这个平常是那么令人放心的埃菲尔铁塔，此刻也好象变成一堆烧焦了的废铁了。 “我们在这里透口气吧，”布朗特说，果真，一阵和煦的清风吹进广场，吹在那些投下点点影子的雕像上，吹在深处高大的柱子上。 “我想给您看一些照片，”我对布朗特说。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把它打开，从中抽出两张照片来：一张上头，嘉·奥尔罗夫同老吉奥尔吉亚奇以及一个我觉得很象我自己的男人在一起，另一张，是嘉小时候的照片。我把第一张照片递给了他。 “在这里，我们什么也看不见，”布朗特咕哝着说。 他揿动打火机，但因为风老把火苗吹灭了，他不得不重复揿了好几次。他用手掌挡着火苗，把打火机挪近照片。 “您看到照片上的一个男人了吗？”我对他说。“左边……最左边的那个……” “看到了……” “您认识他吗？” “不认识。” 他凑近照片，手掌在额前做成帽檐状，防护着打火机的火苗，免得让风吹灭。 “您不觉得他很象我吗？” “我看不出来。” 他把照片又仔细看了一阵，然后还给了我。 “当我认识嘉的时候，她就是这副模样，”他伤心地对我说。 “瞧，这一张是她孩提时照的。” 我把另一张照片递给他，他借着打火机的火光端详起来，手掌总是在额前做着帽格状，其姿势如同一个在干精确度极高的活儿的钟表匠。 “她当年真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他对我说，“您还有她别的照片吗？” “没有，很可惜……您有吗？” “我原来有一张我们俩的结婚照，可是在美国的时候我把它给弄罢了……我不知道是否还保存着她自杀时的剪报……” 他的美国口音，起初还不大听得出来，这时显得越来越重了。他是不是疲倦了呢？ “您经常要这样等着进家门吗？” “越来越经常了。可是当初一切都是很好的……我的妻子以前是很体贴我的……” 因为有风，他好不容易才把烟点着。 “如果嘉看见我落到这步田地，她会很惊奇的……” 他挨近我，把一只于放在我的肩上。 “她觉得与其晚死，不如早亡，您不认为这是很有道理的吗，我的老兄？” 我瞅着他。他身上的一切都是圆的：他那面庞是圆的，蓝眼睛是圆的，小胡子修剪成圆弧状，嘴巴呈圆形，就连双手也是圆滚滚的。他使我想起了孩了们用绳子拉着的那些气球，孩子们有时也松一松手中的绳子，看看气球究竞能飞到多高。他的名字瓦尔多·布朗特已经膨胀起来，它正好象是这样的一只气球呢。 “很抱歉，我的老兄……我未能给您提供很多关于嘉的详细情况……” 我觉得他由于疲惫和沮丧变得昏昏沉沉了，我贴近地注视者他，我担心即使是一丝微风吹进广场，他也会被吹走，而把我连同我的问题，孤零零地留下来的。 <hr /> 注释： 第八章 林荫大道从奥特伊跑马场旁边经过。大道的一边是一条跑马道，另一边是按照同一式样建造的、中间由小花园隔开的建筑物。我们从这些豪华的房子前面走过，到了马雷夏尔-利奥泰林荫大道25号的前面，也就是嘉·奥尔罗夫自杀的地方站住了。到底在哪一层楼呢？从她自杀以来，女门房肯定已经调换了。大楼里会不会还有当年曾在楼梯上碰到过嘉·奥尔罗夫，或者同她一起乘过电梯的房客呢？或者还有当年常看到我来这里，因而现在还能认出我来的人呢？ 在以前的一些夜晚，我大概总是要到马雷夏尔-利奥泰林荫大道25号，心情激动地沿着楼梯走上楼去。她在等我。她房间的窗子对着跑马场。我们从高处俯视跑马场，也许是觉得很新奇的。我们看着那些小小的马匹和骑手向前冲着，它们就象在射击场的靶位上从一头向另一头鱼贯移动的小靶子似的，如果有谁能打落所有的靶子，那就可以中头奖了。 那时，我们彼此讲什么语呢，讲英语吗？她和老吉奥尔吉亚奇合影的那张照片，是在这个套间里拍摄的吗？套间里都有些什么家具呢？一个“贵族家庭出身”并且是“约翰·吉尔伯特的心腹侍者”、叫做奥瓦尔·德·吕兹的(就是我吗？)，还有一个生在莫斯科并且在掌岛认识吕基·吕西亚诺的前舞女，这一些又意味着什么呢？ 真是些奇怪的人。他们在经过的地方，所留下的只是一些水蒸汽，它很快就消散了。和于特我们经常谈到这些销声灭迹的人。在某个美好的日子里，他们突然从虚无中出现，衣服上的几个闪光片闪闪发亮，之后就不见了。他们是一些姿色艳丽的女人、花花公子和作风轻薄的男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即使活着的时候，也不过是些从未凝聚过的水蒸汽而己。在这种情况下，于特给我举了一个人作为例子，这人叫“海滩人”。他在海摊上和游泳池边度过了四十个春秋。嘻嘻哈哈地同避暑者和无所事事的富翁们聊大天。在成千张假日照片的角落或背景上，总可以看到他穿着游泳衣，混杂在欢乐的人群中，但是没有人能说出他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呆在那里。因而当他有一天从这些照片上消失了的时候，谁也没有注意到。我不敢对于特直言相合，但我认为这个“海滩人”就是我。不过由于其它的一些原因，即使向他承认是况也并不会使他感到惊奇的。于特就反复说过，我们实际上都是些“海滩人”，而且用他的话说，“沙子把我们的脚印只能保留几秒钟”。 这幢楼房的一面，是一个街心公园，公园看上去早已经荒废了。公园里长着一些树木和荆棘，草坪上的草已经好久没有修整了。在黄昏的夕阳残照里，一个孩子孤零零、静悄悄地在一堆沙子前面玩耍。我坐在靠近草坪的地方，抬头仰望着楼房，思付着嘉·奥尔罗夫的窗户是不是朝向这边的。 第九章 夜间，私家侦探事务所里乳白色玻璃灯具发出的强光，照射在于特写字台的皮桌面上，在上面投下了一个耀眼的光斑。我坐在写字台的后面，翻闻着旧的和稍新一些的《博坦》，并把查到的东西随手抄录下来： <small>奥瓦尔·德·吕兹(让·西姆蒂)和夫人，她原姓玛贝尔·多娜于厄，奥恩省瓦尔布勒兹，电话21号；雷努阿尔街23号，电话AUtl5-28。</small> 在接下来一年的《博坦》上，只剩下： 同样的记载还出现在接下来几年的《博坦》上，我查了一下图例和略语表。 摩托快艇俱乐部</small> 他是我的兄弟，还是堂兄弟？ 但过了十年之后，“雷努阿尔街23号，电话AUtl5-28”的记载就不见了。另外，MA和“船”的略语和图例也不见了。 在同时期上流社会的《博坦》里，却没有同样的记载。 <small>奥瓦尔·德·吕兹夫人，她原姓玛贝尔·多娜于厄，奥恩省瓦尔布勒兹，电话21号。</small> 底下，就什么记载也没有了。 接着，我查阅了最近十年来的巴黎年鉴。在“奥瓦尔·德·吕兹”这个姓氏下面，每年都作了如下的记载： <small>奥瓦尔·德·吕兹·C。第十六区亨利·帕泰广场3号，电话MOL50一52。</small> 记着上述内容的上流社会的《博坦》距今已有三十年左右了。他会不会是我的父亲呢？ <hr /> 注释： 第十章 “奥瓦尔先生在等您。” 很可能，说话的就是巴萨诺街餐馆的老板娘。她是一个长着棕色头发、浅色眼睛的女人。她向我做了个手势，叫我跟着她走。我们走下一道楼梯，她把我领向餐厅的深处。她在一张桌前停住脚步，一个男人正独自坐在那张桌旁。他站了起来。 “我是克洛德·奥瓦尔，”他对我说。 他向我指了指他对面的座位。于是，我们都坐了下来。 “我来晚了，请原谅。” “没有什么。” 他好奇地打量着我。莫非认识我吗？ “您的电话使我很惊奇，”他对我说。 我竭力对他做出笑容。 “特别是您对奥瓦尔·德·吕兹家族的兴趣……亲爱的先生，我是这个家族的最后一名代表……” 他用嘲讽的口吻说出这句话，好象在嘲笑他自己。 “我让大家干脆管我叫奥瓦尔，这样叫起来还简单些。” 他把菜单递给了我。 “您不一定非和我叫同样的菜不可。我是烹调专栏编辑……我应该品尝品尝这个饭店的风味……比如牛犊胸腺和美味鱼场……” 他叹了口气，显得非常沮丧。 “我实在受不了了……不管我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但我总是要被迫地去吃……” 侍者给他端来了一客馅讲。我要了一盘凉拌生菜和水果。 “您真有运气……而我呢，我总得吃……今天晚上我还得写文章……我刚参加了‘食肠金奖赛’……我还是评委会的委员呢。要在一天半的时间里，吞下一百七十种肠子……” 我说不淮他有多大岁数。他的棕褐色的头发向后梳着，眼睛是菜色的，脸部的线条有点类似黑人，但脸色却惨白得可怕。这家餐馆有一部分设在地下，墙上装着浅蓝色的细木护壁板，窗上挂着缎帘。至于那些玻璃器皿，则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十八世纪的那种劣货。当时在地下餐厅的深处，只有我们两人。 “您电话上对我讲的事，我已经考虑过了……使您感兴趣的那个奥瓦尔·德·吕兹，只能是我的堂兄弟弗雷迪……” “您真的这样认为吗？” “我敢肯定。但是，我和他不太熟……” “他叫弗雷迪·奥瓦尔·德·吕兹吗？” “是的。我们小时候有时在一起玩。” “您没有他的照片吗？” “一张也没有。” 他吞下一口馅饼，强忍住恶心。 “他不是我的嫡亲堂兄弟……是隔了两层或者三层的远亲……奥瓦尔·德·吕兹家族的人，现在剩下的不多了……我想只有我们几个了：我的爸爸、我、弗雷迪和他的祖父……您知道吗？我们是毛里求斯岛上的一个法国家族……” 他腻味地把盘子向前报了推。 “弗雷迪的祖父娶了个很有钱的美国女人……” “是叫玛贝尔·多娜于厄的吗？” “正是她……他们在奥恩省有一份很大的产业……” “是在瓦尔布勒兹？” “我亲爱的，您真是一部真正的《博坦》。” 他惊奇地看了我一眼。 “但是以后呢，我想他们失去了一切财产……弗雷迪到美国去了……我不能给您提供进一步的细节了……我只是从传闻中得悉上面所有这些情况的……我甚至在想弗雷迪是不是还活着……” “怎样才能知道呢？” “如果我父亲在的话，就可以知道了……有关家里的情况，以前都是他对我讲的……不幸的是……” 我从口袋里拿出嘉·奥尔罗夫和老吉奥尔吉亚奇的照片，把那个很象我的棕发男子指给他看： “您不认识这个人吗？” “不认识。” “您不觉得他象我吗？” 他凑近照片，仔细瞅着。 “也许有点象，”他将信将疑地说。 “还有那个金发女人，您个认识吗？” “不。” “她可是您堂兄弟弗雷迪的一个女友呢。” 突然，他好象想起什么来了。 “请等一等……我想起来了……弗雷迪到美国去了……在那里，他好象成了演员约翰·吉尔伯特的心腹侍者了……” 约翰·吉尔伯持的心腹侍者。人们向我提供这个细节已经是第二次了，但整个事情并没有什么很大的进展。 “那是因为他当时从美国纶我害了一张明信片，我这才知道……” “您还保存着吗？” “没啦，但我还能背出信文： “一切很好。美国是个很美的国家。我找到了工作，当了约翰·吉尔伯特的心腹侍者。问侯你和你的父亲。 “弗雷迪 “这张明信片给我的印象很深……” “在他回到法国以后，您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吗？” “沿有。我甚至不知道他已经回到法国了。” “如果他现在就坐在您的面前，您能把他认出来吗？” “也许认不得了”。 我不敢向他暗示弗雷迪·奥瓦尔·德·吕兹就是我。对此，我还没有把握，但我想是会找到确凿的证据的。 “我认识那个弗雷迪的时候，当时他只有十岁……我父亲把我带到瓦尔布勒兹去同他一起玩……” 饭府的饮料总管走过来站到我们的桌前，等待着克洛德·奥瓦尔挑选饮料。但是克洛德·奥瓦尔没有注意到饮料总管，而这个人也就直挺挺地立在那里，象个哨兵似的。 “一切都对您直说了吧！先生，我觉得弗雷迪已经死了……” “不要这样说……” “您真好，您对我们这个不幸的家族这样关心，我们是很不走运的……我想我是唯一的韦存者，您看我为了糊口都得干些什么啊……” 他用拳头敲击着桌子，这时侍者正端来美味鱼汤。饭店的老板娘也面带动人的笑容走近我们。 “奥瓦尔先生……今年的‘食肠金奖赛’经过情形好吗？” 但是他并没有听见她的话，却向我凑过来。 “实际上”他对我说，“我们根本不该离开毛里求斯岛……” <hr /> 注释： 第十一章 一个旧而小的火车站，黄中带灰，每一边都竖着细水泥的栏杆。在这些栏杆的后面，就是我从轮胎火车上下来时着地的月台了。车站广场上冷冷洁请的，只有一个孩子穿着旱冰鞋，在大树下面的平坦地面上来回滑行。 我思付着：在很久以前，我也是在这里玩过的。这个安静的广场真的使我回想起某些事情来了。是我的祖父奥瓦尔·德·吕兹乘从巴黎来的火车到这里来看我，或者相反，是我乘火车到巴黎去看他的呢？夏日的那些晚上，我的祖母玛贝尔·多娜于厄常常领我到月台上去等着他。 离车站不远，有一条大路，它和国营公路一样宽，但很少有车子通过。一个公园用我在车站广场上见到的那种细水泥栏杆围着，我沿着公园的边缘走去。 大路的另一例，有几家商店，上面都带着象顶棚一样的东西。此外，还有一个电影院。在一条缓缓上坡的林萌道的拐角处，在绿树遮掩中，有一家小客栈。我毫不迟疑地走上了这条路，因为我早就研究过瓦尔布勒兹的交通图了。在这条两旁长满树木的公路的尽头，有一堵围墙和一个栅栏门，上面钉着一块朽烂了的木牌。木牌上的字母有一半已经脱落，我可以半认半猜地看出下面的字样：“国有财产管理处”。在栅栏门后面，伸展着一片荒芜了的草地。深处，是一长排路易十三时代式样的砖石结构建筑物。在这一长排建筑物的中央，一座楼阁比别的建筑物高出一层，犹如鹤立鸡群。这一长排建筑物两端的侧搂带着圆顶。所有的百叶窗都关上了。 我的心头，顿时掠过了一阵悲凉的感觉。此时此刻，我也许正站在童年时住过的宅邸的前面呢。我推了推栅栏门，毫不费力地把它打开了。已有多久我没有跨过这个门槛了呢？我在右边发现有一幢砖房，那也许是牲口棚吧。 草长得有膝盖那么深。我尽快地穿过草地，向宅舍走去，这排寂寥的建筑物使我惶恐不安。我担心在它的门面后边，所能发现的将只是一些很深的杂草和断垣残壁而已。 有人在叫我。我转过身去。在牲口棚的前面，一个男人正在挥着手。他向我走来。我愣住了，站在长得象热带丛林似的草地上望着他。这个男子相当高大、壮实，穿着绿丝绒衣服。 “您有何贵干？” 他在离开我几步的地方停下来。他头发棕褐，留着小胡子。 “我想打听一下有关奥瓦尔·德·吕兹先生的事。” 我往前走着。他也许能认出我来吧？我一次一次地抱着这样的希望，然而又一次一次地失望了。 “哪个奥瓦尔·德·吕兹先生？” “名字叫弗雷迪的。” 我迫不及待地说出“弗鲁迪”这几个字，就象我的这个名字经过多年遗忘终于又叫出来了。 他双目圆睁。 “弗雷迪……” 这时，我真的以为他在用我的名字叫我呢。 “弗雷迪？他不在这里了……” 没有，他没有认出我来。谁也认不出我了。 “您到底要干什么呢？” “我要知道弗雷迪·奥瓦尔·德·吕兹现在怎样了……” 他满腹狐疑地把我打量了一番之后，将一只手插进了裤袋。他莫非要掏出武器来威胁我吗？不是，他掏出了一块手绢，揩了揩前额。 “您是谁呢？” “很久以前，我在美国认识了弗雷迪。现在，我很想知道一些有关他的消息。” 听了我的这段谎话，他的脸色忽然一亮。 “在美国？您在美国认识了弗雷迪？” “美国”这个名字仿佛使他陷入沉思之中。我觉得他要拥抱我了，他非常感激我在“美国”认识了弗雷迪。 “在美国？那么说，您认识他那会儿，他正是……正是……的心腹侍者。” “正是约翰·吉尔伯特的心腹侍者。” 他整个儿的疑团都烟消云散了。 他甚至抓住我的手腕。 “从这儿走。” 他把我拉到左边，顺着围墙走，那里的杂草比较矮，可以想象到那个地方有条老路。 “我很久以来就没有得到弗雷迪的消息了，”他一本正经地对我说。 他的绿丝绒衣服好些地方已经磨得露线了，在肩膀、肘部和膝盖上还补了几块皮子。 “您是美国人吗？” “是的。” “弗雷迪还从美国给我寄过几张明信片呢。” “您还保存着吗。” “那当然。” 我们向宅邸走去。 “您从来没有到过这里吗？”他问我。 “从来没有。” “但您是怎么知道地址的呢？” “通过克洛德·奥瓦尔·德·吕兹，他是弗雷迪的党兄弟……” “我不认识。” 我们来到了一幢圆顶侧搂的前面，就是我刚才注意到的这个长排建筑物两端的侧楼中的一幢。我们兜了一圈。他指着一扇小门对我说： “这是唯一可以进去的一扇门。” 他打开门锁。我们走了进去。他领我穿过一间黑糊糊、空荡荡的房间，然后顺着走廊朝前走。我们来到了另一间有彩画玻璃的房间，它看起来象个小教堂或者玻璃暖房似的。 “这里是夏天的餐厅，”他对我说。 没有别的家具，只有一张旧沙发，上头的红色天鹅绒已经磨破了，我们就在它上面坐下。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烟斗，不慌不忙地点着了。白天的阳光透过彩画坡璃照进来，他一身淡蓝。 我抬起头，看见天花板也是浅蓝色的，上面有几个地方颜色显得更浅，那是云彩吧。他也顺着我的目光在看。 “这天花板和墙壁上的东西，还是弗雷迪涂抹的呢。” 房间里只有一堵刷成绿色的墙，可以看出墙上面有一棵棕搁树，但颜色已经剥落得几乎难以辨认了，我竭力回忆着我们以前曾在这儿用餐的这间房子里的情况。在天花板上，我漆上蓝天。在绿色的墙壁上，我画上了这棵棕搁树，以增添一点热带的气氛。阳光透过彩画玻璃，把我们的脸照得一片微蓝。那么在当时，都有哪些人呢？ “这是唯一可以进去的房间了，”他对我说，“其它的房门上都贴着封条。” “为什么？” “屋子被查封了。” 这句话如同一瓢冷水，把我浇得冰冷。 “他们把什么都查封了，不过还让我留在这里。至于可以留到什么时候，那就不知道了。” 他抽着烟斗，摇了摇头。 “国有财产管理处有个家伙不时地来这里查看。他们好象一时还不想作出什么决定。” “他们是谁阿？” “国有财产管理处呗。” 我不大明白他的意思，但我想起了那块朽木牌上的字：国有财产管理处。 “您在这里已经很久了吗？” “啊，是的……我是在奥瓦尔·德·吕兹先生去世时到这里的，……他是弗雷迪的祖父……我照管大花园，同时，给奥瓦尔·德·吕兹夫人开汽车……她就是弗雷迪的祖母……” “那么，弗雷迪的父母呢？” “我想他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死掉了。弗雷迪是由他的祖父母抚养长大的。” 这么说，我是由祖父母拉扯成人的。我祖父过世以后，我就跟祖母——玛贝尔·多娜于厄——以及这个男子，孤独地在这里生活。 “您叫什么名字？”我问他。 “罗贝尔。” “弗雷迪怎么称呼您呢？” “他的祖母管我叫博布。她是美国人。弗雷迪也叫我博布。” 博布这个名字没有使我想起任何东西。而他，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也认不出我来了。 “随后，他的祖母逝世了。至于钱财，已经微不足道了……弗得迪的祖父把他妻子的财产全部都挥霍绰了……那是从美国带来的、数目很大的一笔财产……” 他从容不迫地抽着烟斗，一缕缕蓝色的烟雾悠悠荡荡地向天花板飘去。这间房子有着大块的彩画玻璃，墙上和天花板上留有弗雷迪的画(也就是我的画吗？)，也许就是他的隐居之地吧。 “随后，弗雷迪也不见了……不辞而别……我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但他们把什么都查封了。” “查封”这个词再一次使你觉得，它如同一扇大门，正当你准备拾脚跨进去的时候，而它却冲着你的面，“砰”的一声关上了。 “从那以后，我就等着……我思付着，他们会把我怎样呢……总还不至于把我轰出去吧。” “您住在哪里呢？” “在从前的牲口棚里，那是弗雷迪的祖父叫人盖的。” 他紧紧地咬着烟斗，审视着我。 “您呢？请给我谈谈您是怎样在美国认识弗雷迪的吧？” “啊……说来话长……” “我们走一走，您觉得怎样？我领您去看看那边的大花园。” “好的。” 他打开一扇落地窗，我们走下几级石阶，来到了一块草坪的前面，它同我刚才来宅邸时要穿过的那块草坪差不久，只是草没有那么高罢了。令我非常惊讶的是，宅邸的背面同它的正面完全两样，背面是用灰石建造的。顶部也不一样，这一侧的屋顶下是一些错综复杂的隅角斜面和人字墙。所以，第一眼使人以为是路易十三时代宅邱的这座房子，背面倒很象十九世纪末期的海水浴疗养院。这种式样的房子今天在比亚里茨是很少见的。 “我尽量把花园的这一边维护好，”他说，“但是光一个人干，太困难了。” 我们沿着一条环绕草地的砾石小路走着。路的左边，是一片灌木丛，修剪得整整齐齐，有一人那么高。他指着这片灌木丛对我说： “真象一座迷宫。这些树是弗雷迪的祖父当年栽植的。我尽最大努力把它维护好。有些东西，应该让它们保持原状阿。” 我们走进“迷宫”的一扇侧门，由于用灌木架成的拱门较低，我们不得不弯着腰。进去一看，几条小径纵横交错，真好象既有十字路口和圆形广场，也有环形弯道和直角交叉，既有死胡同，也有旁边摆着青木长椅的林荫小径……我孩提时，一定常在这里同我的祖父以及和我年龄相仿的小朋友们玩过捉迷藏的游戏呢。在这座散发着女贞树和松树香味的迷宫里，我也许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当我们从迷宫里走出来的时候，我禁不住对我的向导说： “真叫奇怪……这座迷宫使我回想起了一些事情……” 但他好象没有听见我的话。 在草坪的边沿，竖着个生了锈的秋千架，上面还桂着两副秋千。 “承您允许……” 他坐到其中的一副秋千架上，重新点着了烟斗。我坐到另外的一副上。夕阳西下，草坪和迷宫的灌木丛沐浴在柔和的、橙黄色的余辉中。宅邸的灰石上，也抹上了同样的色彩。 我决定在这个时候把嘉·奥尔罗夫、老吉奥尔吉亚奇和我合影的那张照片拿给他看。 “您认识这些人吗？” 他长时间地端详着照片，烟斗没有离嘴。 “那个女的，我认识……” 他把食指点在照片上嘉·奥尔罗夫的脸部下面。 “她是俄国人……” 他是用迷惘而兴奋的语调，说出上面这句话的。 “您想我是不是认识她，这个俄国姑娘……” 他发出短促的笑声。 “最后那几年，弗雷迪经常同她一起到这里来……她是一个绝妙的女孩子……她长着—头金黄色的头发……我可以告诉您，她的酒量过人……您认识她吗？” “认识，”我说，“我在美国看到过她和弗雷迪在一起。” “莫不是他在美国认识这个俄国人的，对吧？” “是的。” “只有她才能告诉您弗雷迪在哪里……应该去问问她…。” “那么，俄国姑娘旁边那个棕色头发的人，又是谁呢？” 他凑近照片，仔细地审视着。我的心情非常紧张。 “是的……我也认识他……请等一等……是的……那是弗雷迪的一个朋友……他是同弗雷迪，俄国姑娘和另外一个女孩子到这里来的……我认为他是南美一带的人……” “您不认为他象我吗？” “象……为什么不象呢？”他并不怎么自信地对我说。 这样，一切都清楚了，我原来不叫弗雷迪·奥瓦尔·德·吕兹。我看了看这块长着很高杂草的草坪，只有我们所在的这一边还能见到斜阳的余辉。美国祖母从来没有搀着我环绕草坪散过步。童年时，我也没有在“迷宫”里玩过。这个挂着秋千的生了锈的秋千架子，可不是为我竖立曲。岂不遗憾。 “您刚才说，他是南美人？” “是的……但他的法语说得同您我一样流利……” “那么，您过去常在这里见到他吗？” “见过几次。” “您是怎么知道他是南美人的呢？” “因为有一天，我驾车去巴黎接他到这里来。他同我约定在他工作的地方见面……那个地方是南美某个国家的大使馆……” “哪个国家的大使馆？” “哦，这个，我可说不上来了……” 我必须习惯这个变化。我并不是那个姓氏列入几本艺的上流社会《博坦》和同年年鉴上的家族的苗裔，而是一个南美人，他的踪迹还要难找。 “我认为他是弗雷迪小时候的一个朋友……” “他来的时候有个女人陪着吗？” “有的。有那么两三次。那是个法国女人。加上那个俄国姑娘和弗雷迪，一共四个人……那是发生在祖母死后的事……” 他站了起来。 “我们回星里谈去，您觉得怎样？外面已经开始凉起来了……” 天色差不多全黑了，我们又进了那间“夏季餐厅”。 “这是弗雷迪当年很喜欢的一间房子……每天晚上，他总是跟俄国姑娘、南美男子和另一位少女在这里呆到深夜……” 看上去，长沙发只不过是一个柔和的黑点。在天花板上，一些影子至现出菱形和方格状。我试图捕捉从前那些晚上在这里聚会时的回声，但是什么也听不见。 “他们曾在这里安放过一个弹子台……特别是那个南美人的女朋友，非常爱玩弹子……她每次总是赢……因为我曾同她打过好几盘，所以才能跟您回忆起这些来……瞧，弹子台还一直放在那里呢……” 他把我领到一条黑暗的走廊里。他打亮了手电，我们来到一间铺着石板的大厅，那里有一座高大的楼梯。 “这是正门……” 在下面的楼梯上，我果真看到一个弹子台。他用手电照了照，可以看到一只白色的球还留在弹子台的中央。就好象这一盘因故暂停，随时要接着打下去似的；就好象嘉·奥尔罗夫，或者我，或者弗雷迪，或者陪着我到这里来的那位神秘的法国姑娘，或者博布，正在弯着腰准备瞄准呢。 “您看见了吧，弹子台一直在这里呢……” 他摇晃着手电，照了照高大的楼梯。 “爬上楼去没有什么意思了……他们把一切都贴上了封条……” 我想弗雷迪在楼上淮有个卧室。他在那里，由一个孩子成长为一个青年。卧室里有几个书架，墙上还贴着一些照片，说不定在其中的一张上面，有我们四个人，或者弗雷迪和我两个人，——还胳膊挽着胳孵呢。博布倚靠着弹子台，又点着了烟斗。我呢，不禁观察起这个高大的楼梯，因为楼上“已被查封”，再去爬它就没有什么意思，而它也因此变得没有用处了。 我们从旁门出来，他把钥匙在锁眼里转了两圈，然后重新把门锁上。一片漆黑。 “我还得乘火车回巴黎去呢，”我对他说。 “请您跟我来。” 他抓着我的胳膊，领我顺着围墙走。我们来到从前的牲口棚前面。他打开一扇玻璃门，点亮煤油灯。 “很久以前，他们就把电源切断了……但是，他们忘记断水了……” 我们走进一间后子，屋子中间摆着一张深色木桌和几把柳条椅子。墙上，挂着彩釉的陶碟和铜盘。窗子的上方，吊着一个塞满稻草的野猪头。 “我要送您一样东西。” 他走向放在房间深处的大柜子，把它打开，从里面取出一只盒子，把盒子放在桌上。盒盖上印有这样的字样：“南特市勒费弗尔·于蒂尔饼干厂出品”。然后，他站到我的面前： “您是弗雷迪的朋友，对吗？”他对我说，声音很激动。 “是的。” “那么，我把这个送给您……” 他对我指了指盒子。 “这是弗雷迪留下的物品……当他们来封门的时候，我只能抢出这样一些小件东西……” 他确实很激动。我甚至相信他在流泪。 “过去我是很喜爱他的……在他少年时，我就认识他了……他是一个爱幻想的人。他那时总对我说以后一定要买只钒船……他对我说：‘博布，你将来就是我的大副……’谁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呢……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 “一定能够找到他，”我对他说。 “您知道吗，他的祖母太宠爱他了……” 他拿起盒子，把它递给我。这时，我想起了斯蒂奥巴·德·嘉戈里耶夫，想起了他给我的那只红盒子。显然，一切线索都在这些旧盒子——一些装巧克力、饼干或者雪茄姻的盒子——里消失了。 “谢谢。” “我送您上火车。” 我们顺着一条林中小径走去，他用手电在我前面照着路。他不会迷路吧？我觉得我们正在进入密林深处。 “我尽量想想弗雷迪的那位朋友叫什么名字。——就是您指著照片给我看的那一位……就是那位南美人……” 我们穿过林中的一块空地，月光把空地上的杂草照得莹光闪闪。那里，有一个意大利五针松树丛。他灭了手电，因为我们几乎能象白天一样看得清清楚楚。 “当年就在那里，弗雷迪同他的朋友一起骑过马……那是一位赛马骑师……他从来没有对你们讲起过这个赛马骑师吗？” “从来也没有。” “我记不起他叫什么名字了……但他曾经很出名……当弗雷迪的祖父有一厩马匹的时候，他就是老人的赛马骑师了……” “那个南美人也认识这个骑师吗？” “当然认识了。他们经常一块到这里来。骑师同其他人一道打弹子……我甚至觉得就是他把俄国姑娘介绍给弗雷迪的……” 我担心一下子记不住这许多细节。真应该把它们立即记在小本子上。 这是一条平缓的上坡路，但因为铺着一层厚厚的枯枝落叶，所以我走起来很吃力。 “怎么样，您想起那个南美人的名字了吗？” “请等一等……等一等……我快想起来了……” 我把饼干盒紧贴在髋骨上，急于想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也许我能够找到一些答案呢。比方说，能查出我的名字，查出那个赛马骑师的名字。 我们来到了一个斜坡的边上，再往下走就是火车站广场了。广场上空荡荡的，大厅里闪耀着霓虹灯。有人骑着自行车慢慢地穿过广场，停在火车站的前面。 “想起来了……他的名字叫……彼得罗……” 我们在斜坡的边上站住了。他又掏出烟斗，用一个古怪的小玩意把它捅捅干净。我心里反复念着我的这个乳名，在我的一段生命里，人们就用它来称呼我，有些人一提起这个名字，就能回忆起我的容貌。啊。彼得罗。 <hr /> 注释： 第十二章 这个饼干盒里并无什么重要的东西。有一尊士兵击鼓的旧铅像，表皮都已经脱落了。还有个白信封，上面贴着一枚四瓣叶片的三叶草。此外，就是一些照片了。 其中的两张照片上有我。可以肯定的是，这和我们在嘉·奥尔罗夫和老吉奥尔吉亚奇身边所看到的那个不是同一个人。他一头棕色的头发，高高的个子，——这无疑就是我了。唯一不同的是，我过去没有留小胡子。在其中的一张照片上，我同另外一个和我一样年轻、一样高，但长着浅色头发的小伙子在一起。他就是弗雷迪吗？对，一点也不错，因为在照片的背面，用铅笔写着，“彼得罗-弗雷迪，于拉博尔。”我们在海边上，大家都穿着游泳衣。这张照片看上去已经很旧了。 在第二张照片上，我们一共四个人，那就是弗雷迪、我、嘉·奥尔罗夫(我很容易地就把她认出来了)和另一个年轻的女人大家都席地而坐，背靠着夏季餐厅里的那张红色丝绒长沙发。在右边，可以辨认出那张弹子台。 第三张照片上就是那位同我们一起在夏季餐厅里的青年女子。她站在弹子台前，两手抓着一根弹子捧。长长的浅色头发垂过肩膀。她是否就是我带到弗雷迪宅邸去的那一位姑娘？在另一张照片上，她胳膊肘支在阳台的栏杆上。 一张明信片上印着纽约港的景色，明信片是写给“奥恩省瓦尔布勒兹村，奥瓦尔·德·吕兹家的罗贝尔·布伦先生收”的。上面写道： <small>亲爱的博布。从美国问候你。不久见。弗雷迪。</small> 还有一份奇怪的文件，上书： 市政府的档案材料巳在火灾中被毁。</small> <small class="right">负责代管希腊利益的阿报廷共和国总领事</small> <small class="right">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五日，于巴黎</small> 下面还有一个签字： <small>R·L·德·奥里维也拉·赛萨尔总领事</small> 是我吗？不是，他的名字不叫彼得罗。 还有一小块剪根： <small>应国有财产管理处的申请于四月七——十一日在瓦尔布勒兹村(奥恩省)的圣拉扎尔宫由政府拍卖奥瓦尔·德·吕兹名下有争议的财产：</small> <small>地毯——床上用品——室内布制品</small> <small>四月六日(星期六)14：00-18：00展出</small> <small>七——十一日上午10：00-12：00拍卖</small> 我打开那个上面贴着四瓣叶片三叶草的信封。它里面装着四张尺寸同“证件快照”一样大小的小照片。一张是弗雷迪的，一张是我的，第三张是嘉·奥尔罗夫的，第四张是浅色头发育年女子的。 我还找到丁一本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空白护照。 我在偶然翻看那张浅色头发青年女人照片的背面时候，看到寄自美国明信片上的那个潦草笔迹在这里用蓝色墨水写道： <hr /> 注释： 第十三章 我从前的这个电话号码，今天在多少人的记事本上还能查到呢？它是不是人们只有下午才能在那里找到我的那个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呢？ 我拨了电话号码ANJou 15-28。电话铃响着，但没有人接。在那个空空的套间里，在那套好久没有人住、今天晚上电话铃徒然响着的房子里，是不是还残留着我曾经居住过的痕迹呢？ 我用不着打电话去向问讯处了。我只消小腿肚子使点劲一蹬，把于特的这个皮扶手椅转个向就可以了。在我的面前，就是一排徘的《博坦》和年鉴，中间有一本比其它的要小一点，书皮是用染成浅绿色的山羊皮制成的，它正是我所需要的。巴黎三十年来的电话号码及其相应的用户地址，都汇编在里面。 我心情激动，一页一页地翻着，终于查到： <small>ANJou 15-28——第八区康巴塞雷斯街10号乙</small> 但是关于这个电话号码，在当年按街道汇编的《博坦》上，没有任何记载。只能查到： <small>金融、工业、商业经济协会 MIR 74-31</small> 第十四章 一个名叫彼得罗的男子，电话号码是ANJou 15-28，住在第八区康巴塞雷斯街10号乙。 看来，他在南美一个国家的公使馆里工作。于特留在办公桌上的座钟指着凌晨两点。在下面的尼埃尔休荫大道上，车辆还很稀少，我几次听到它们在红灯前停住时刹车所发出的磨擦声。 <small>海梅·皮康·费夫雷斯先生，参赞。</small> <small>第八区梅西纳林荫大道21号。电话CARnot 10-18。</small> ，特使，全权公使。</small> <small>古斯塔沃·J·恩里克斯博士先生，一等秘书。</small> <small>萨尔瓦多·E·帕拉达斯博士先生(及夫人)，二等秘书，住第十区阿尔萨斯街41号。</small> <small>别恩维尼乡·卡拉斯科博士先生，随员。</small> <small>第十六区科佩尔尼克街11号，电话PASsy72-29。</small> <small>使馆秘书处：第十六区拉蓬普街115号。电话PASsy10-89。</small> <small>卡洛·阿里斯蒂穆诺·科尔博士先生，特使、全权公使。</small> <small>安东尼奥·马图里布先生，一等秘书。</small> <small>h·洛佩斯-门德斯上校先生，武官。</small> 注释： <small>第七区若弗尔广场12号。电话SEGur0-59。</small> <small>亚当·毛里斯克·里奥斯先生，临时代办。</small> <small>伊斯梅尔·冈萨雷斯·阿雷瓦洛先生，秘书。</small> 我翻阅着旧的《博坦》，开头是些大使馆、公使馆及其人员的名单。 <small>第十七区瓦格哈姆林荫大道91号。电话EtOile17-89。</small> <small>贡萨洛·萨尔敦维德先生(及夫人)，特使，全权公使。</small> <small>阿尔维托·普伊格·阿罗塞梅纳先生(及夫人)，一等秘书。</small> <small>阿尔弗雷多·甘戈特纳先生(及夫人)，三等秘书。</small> <small>维克多·塞瓦略斯先生(及夫人)，参赞，住第十六区伊埃纳大道21号。</small> <small>J·h·维夏夫少校(携女)，武官。</small> <small>佩德罗·萨洛阿加先生，商务专员。</small> <small>卡洛斯·左斯曼先生(及夫人)，随员。</small> 看得头昏眼花。我到底是谁呢？ <hr /> 第十五章 向左拐，这一段康巴塞雷斯街的宁静而空寂的景象，准会使您感到非常惊讶。连一辆汽车也看不见。我打一家旅馆前面经过，旅馆进口处过道里的水晶分枝吊灯正放射着异彩，使我眼花缭乱。外面阳光灿烂。 10号乙是一幢狭小的五层楼。二楼窗子高大。一名警察正在对面的人行道上值勤。 楼房的大门有半扇开着，楼梯上的定时楼梯灯正在亮着。前厅很长，墙壁已经发灰了。门厅的尽头，有一道分割成一个个小格的玻璃门。由于门上安着自动关门的机械装置，所以我拉门时感到根吃力。有个楼梯通到楼上，但楼梯上没有铺地毯。 我在二搂的楼梯上停下来。我决心问一问各层的房客，是不是他们有一段时间曾使用过“ANJou15-28”这个电话号码。但我难以启齿，因为连我自己也觉得我的这个行动太唐突了。在门上，钉着一块铜牌，上写：“埃莱娜·皮尔革朗”。 门铃破旧，只能听到断断续续的声音。我用食指在按钮上按了好久。门开了一条缝，露出一张女人的险，她的短发已经花白了。 “夫人……请问……” 她的眼睛颜色很谈，不住地盯着我瞧。很难猜出她的年龄，不知道是三十，还是五十岁。 “您从前的电话号码是不是ANJou15-28？” 她皱起双眉。 “对。但您干嘛问这个？” 她把门完全打开了。她穿着一件男式的黑缎子室内便袍。 “您为什么要问我这个呢？” “因为……我以前住在这里……” 她上前一步，走到楼梯口平台上来，反复打量着我。她双目圆睁……。 “但是……您是……麦克沃伊先生吗？” “是的，”我说，想碰碰运气。 “请进来吧。” 她看去真的很激动。我们两人面对面地站在地板已经损坏的前厅的中央。地板的一些木条已经坏了，用一块块的亚麻油毡代替。 “您的样子没有什么大变，”她微笑着对我说。 “您也没有怎么变。” “您还记得我吗？” “记得很清楚，”我对她说。 “谢谢……” 她的目光温柔地落在我的身上。 “请过来……” 她走在前面，领我进了一个房间。这间房子的顶棚很高，地方很宽敞，我刚才在楼下就看到它的窗子了。地板同前厅的一样，也损坏了，有几个地方铺着白羊毛地毯。秋阳的琥珀色光芒透过玻璃窗，照进房子里。 “请坐……” 她对我指了指靠墙放着的长椅，长椅上面铺着丝绒座垫。她坐在我的右侧。 “能这样突然地再见到您……真奇怪。” “我正好路过这个街区，”我说。 我仿佛觉得，她此刻比我刚才透过门缝看到的她，显得更加年轻些。嘴边、眼角和前额上，一点皱纹也没有。她那光润的面孔，同她的白发真是太不协调了。 “我觉得，您头发的颜色变了，”我壮着胆子说。 “没有变……我二十五岁时就白发满头了……我宁愿它保持这颜色……” 除了那张丝绒坐垫的长椅，房间里就没有太多的家具了。一张长方形的桌子，靠着对面墙壁放着。两扇窗子中间，立着一个人体模型，它的上半身盖着一块龌龊的本色布料。有它往这里一站，一切就显得不同寻常了，使人觉得置身在一个服装工场里。更何况，我还发现在房间角落里的台子上，放着一架缝纫机呢。 “您还记得这个套间吗？”她问我。“您看……我保存了一些东西……” 她指了指妇女时装店的人体模型。 “这都是德尼兹留下来的……” 德尼兹？ “确实，”我说，“这里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德尼兹呢？”她急不可待地问，“她后来怎样了？” “啊，”我说，“我已好久没有看到她了……” “啊……” 她现出很失望的样子，摇了摇头，仿佛她已朋白不应该再谈这个“德尼兹”了。要谨信一点呢。 “其实，”我对她说，“您很早就认识德尼兹了吗？……” “是的……我是通过菜昂认识她的……” “菜昂？” “就是莱昂·范·阿伦。” “对，当然是他啦，”我马上说，觉得她的语气中带有点责备的味道，因为当她提到“莱昂”这个名字时，我没有立即想起这个“莱昂·范·阿伦”来。 “莱昂·范·阿伦，他现在怎样了？”我问。 “啊……我已经有两三年没有得到他的消息了……他到荷届圭亚那，到帕拉马里博去了……他在那里办了一个舞蹈学校……” “舞蹈学校？” “是的。在到服装工场来以前，莱昂是搞舞蹈的……您不知道吗？” “知道，知道，但我忘了。” 她身子后仰，背靠着墙，把室内便抱的腰带重新系了系。 “那么，您呢，您怎么样了？” “哦，我吗？……一事无成……” “您不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公使馆里供职了吗？” “不了。” “您还记得您在建议我弄一本多米尼加护照时……说过什么吗？您说，在生活小为了预防万一，总要备有几本护照……” 这段回忆使她很开心。她莞尔而笑。 “您最后一次得到……德尼兹的消息，那是什么时候？”我问她。 “您同她一起去了麦热夫，她从那里给我写过短信。但是从那以后，就没有消息了。” 她用眼睛询问我，但也许是不敢向我开门见山地提问题。这个德尼兹是谁呢，她在我的生活中，是不是起过重要的作用呢？ “请您想想，”我对她说，“有一阵子，我完全象堕入五里雾中……我什么也记不起来了……这段时间真叫我沮丧……于是，在经过这条街的时候，我冒昧地……上了楼……想碰碰运气寻找……” 我想用一个准确的字眼，但是找不到，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她已会意地笑了，这笑容表明我的行动并末使她感到惊奇。 “您是不是想说：要寻找往日的美好时光？” “对，就是这个意思……美好时光……” 她从靠近长沙发一头的小矮桌上，拿起一只镀金的盒子，把它打开了。里面装满了香烟。 “我不抽烟，谢谢，”我对她说。 “您不抽了？这些是英国香烟。我记得您过去是抽英国烟的……从前，您、我和德尼兹三人每次在这里相聚，您总是给我带来一大袋子英国烟……” “对，是的。” “您在多米尼加公使馆里，还不是要弄多少就可以弄多少……” 我把手伸向那只镀金的盒子，用大捣指和食指夹了一支香烟，胆怯地把它放到噶边。她先把自己的香烟点着，然后把打火机递给我。我打了好几次才打着火。我吸了一口烟。立即，一种很难受的刺痒使我咳嗽起来。 “我已经不习惯了，”我对她说。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打发掉这支烟，只是把它夹在大拇指和食指中间，让它慢慢烧完。 “这么说”我对她说，“您现在住在这个套间里啦？” “是的，我在得不到德尼兹的消息以后，就又住到这里来了……何况，她在临走前也对我说过，我可以收回这个套间……” “在她临走前？” “是的……在你们一起去麦热夫之前……” 她耸耸肩膀，好象这事对我来说，是用不着问似的。 “在我的印象里，我以前没有在这个套间里住多久……” “您和德尼兹在这里住了几个月……” “那么您呢，您在我们之前就在这里住过吗？” 她惊愕地看着我。 “当然啦，您怎么了……这是我的房子……因为我要离开巴黎才借给德尼兹的……” “对不起……我想到另外一件事上去了……” “这个地放，对德尼兹是很适用的……她可以有地方建立一个服装工场……” 一个服装工场？ “我在想，我们为什么离开这个套间，”我对她说。 “我也在想……” 她又向我投来询问的目光。但我能对她解释什么呢？我比她知道得还少。所有这些事情，我一点也不晓得。终于，我把快要烧着手指的烟头捺在烟灰缸里。 “是不是在我们搬来这里居住以前，我们就见过面？”我胆怯地问。 “是的，有那么两三次。在您的旅馆里……” “什么旅馆？” “康邦街的卡斯蒂耶旅馆。您还记得您同德尼兹住过的那个绿色的房间吗？” “记得。” “您认为卡斯蒂耶旅馆不够安全，便离开了那里……就是因为这个吧？” “对。” “那真是一个奇怪的时期……” “什么时期？” 她没有回答，只是又点着了一支烟。 “我想给您看几张照片，”我对她说。我从上衣夹层的口袋里，取出一只总是随身带着的，装着全部照片的信执我给她看了在“夏季餐厅”里拍摄的那一张，上面有弗雷迪·奥瓦尔·德·吕兹、嘉·奥尔罗夫、一个陌生的青年女人和我。 “您认出我来了吗？” 她转过身，把照片对着阳光看了又看。 “您和德尼兹在一起。可是另外两个人，我不认识……” 这么说，她就是德尼兹。 “您不认识弗雷迪·奥瓦尔·德·吕兹吗？” “不认识。” “嘉·奥尔罗夫呢？” “也不认识。” 显然，这些人过着互相隔绝的生活，他们的朋友互相之间也不认识。这真是太遗憾了。 “我还有两张她的照片。” 我递给她那张小的证件快照和另外一张靠在阳台栏杆上拍的照片。 “我见过这张照片，”她对我说……“我甚至相信她从麦热夫还给我寄过的……但我记不起来我把它放到哪里去了……” 我把照片拿过来看了又看。麦热夫。在德尼兹的身后，有一扇小百叶窗。对了，从百叶窗和栏杆上看，那可能就是山区的那幢小木屋呢。 “到麦热夫去，这本身就是个奇怪的主意，”我突然说，“德尼兹同您讲过她的想法吗？” 她仔细地看着那张证件小照。我紧张地等待着她的回答。 她又抬起头来。 “是的……她对我谈起过……她跟我说麦热夫是个安全的地方……您总会有办法越过国境的……” “是的……当然……” 我不敢进一步往下谈。为什么我一接触到牵挂在我心头的问题，就如此踌躇不前呢？不过，我从她的眼神看出，她正希望我给她作些解释呢。我们默然相对。最后，还是她先开了口。 “在麦热夫究竞出了什么事？” 她的问题提得这样迫切，以致我第一次感到气馁，不仅气馁，简直绝望了，就象在尽了能力和意志所能作的努力之后，而面临的困难仍然无法克服时所产生的那种绝望。 “改天……我再对您说吧……” 也许有些东西己从我说话的声音，或者面部的表情里流露出来的原故吧，她抓住我的胳膊安慰我说： “请原谅我不该向您提这些问题……但是……我是德尼兹的朋友……” “我能理解……” 她站起来。 “请等我一会……” 她离开房间。我看着阳光照在我脚下的白色羊绒地毯上，形成一个个光斑。接眷我又看看地板的木条、方桌和属于“德尼兹”的旧人体模型。难道以前住过的地方，会可能认不出来的吗？ 她回来了，手里拿些东西：两本书和一个记事本。 “德尼兹走的时候落在这里的。拿着吧……我交给您了……” 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她没有把这些纪念品放在一个盒子里，——就象斯蒂奥巴和弗雷迪母亲从前的花匠所做的那样。总之，在我寻找过去踪迹的过程中，这还是人们第一次没有把东西装进盒子给我呢。想到这里，我笑了。 “什么事叫您这么开心？” “没有什么。” 我看着书的封面。其中一本的封面上，是一张留小胡子、戴瓜皮帽的中国人的脸，背景是一片蓝色的薄雾。这本书名叫：《陈查理》。另一本书的封皮是黄色的，我看到书皮下方画着一支鹅毛笔捅在一个假面具上，这本书题为：《匿名信札》。 “德尼兹怎么会爱读这类侦探小说的……”她对我说，“还有这个……” 她交给我一本鳄鱼皮封面的记事本。 “谢谢。” 我把它打开，翻阅着。里面什么也没有写：既没记什么名字，也没记什么约会。记事本上有星期和月队，但没有年代。最后，我才发现里面夹着一张纸头，展开一看，上面记着： <small>公元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十五时，德尼兹·萨韦特·库德勒斯，女性，生于奥斯特利茨码头9号乙，其父保罗·库德勒斯、母昂丽爱特·博加埃尔，均无职业，住址同上。</small> <small>一九三九年四月三日在巴黎第十七区与古米·彼得罗·斯特恩结婚。</small> <small>一九三九年六月十六日，巴黎。</small> “您看过了吗？”我说。 她惊奇地看着这张出生证的摘抄件。 “您认识她的丈夫吗？认识那个……吉米·彼得罗·斯特恩吗？” “德尼兹从来也没有谈起她结过婚……您，您是晓得的罗？” “不晓得。” 我把记事本、出生证的摘抄件和装着照片的信封，一起放进上衣里层的团袋里。不知道为什么，我脑子里闪过了这样的想法：等我能够一旦取得这些宝物，我就把它们藏进上衣的夹层里。 “谢谢您给我这些纪念品。” “不用客气，麦克沃伊先生。” 她再次说出我的名字，这使我松了口气，因为她第一次称呼我时，我听得并不很清楚。我很想，很想立即在此时此地就把这个名字记下来，但又搞不清楚该怎么拼法。 “我很喜欢您叫我名字时的发音，”我对她说。“一个法国人能读得这样好，是很不容易的……可是您怎么写它呢？人们在写的时候，总要弄出些拼写上的错误……” 我用一种调皮的口吻说着。她笑了。 “M……C……大写的E，V……O……Y……”她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拼着。 “是一个字吗？您能肯定吗？” “完全肯定，”她说，对自己没有被我难倒感到很得意。 这么说，是麦克沃伊。 “好极了，”我对她说。 “我从来不会拼错字的。” “彼得罗·麦克沃伊……我的名字倒是很怪的啊，您不觉得是这样吗？有些时候连我自己也还不习惯呢……” “拿着……我差一点忘了，”她对我说。 她从口袋里抽出一只信封。 “这是我收到德尼兹的最后一封短信……” 我展开信纸，读起来： <small>一切已经决定了。我们明天和彼得罗一起越过边境。我将尽快地从那里给你写信。</small> <small>在此期间，我给你一个巴黎的电话号码。通过这个人，我们可以联系：</small> <small>奥列格·德·弗雷戴·AUteuil154-78拥抱你。</small> “那您后来打过电话吗？” “打过，但每次接电话的人都告诉我说这位先生不在。” “这个弗雷戴……是什么人呢？” “我也不知道。德尼兹从来没有对我说起过。” 屋子里，阳光渐渐地隐去。她打开靠长沙发一头矮桌上的小灯。 “如果能再看一看我以前住过的房间，我将感到非常高兴，”我对她说。 “那当然可以……” 我们顾着走廊走去，她打开右边的一扇门。 “瞧，”她对我说，“我，我已经不用这间房子了……我睡在朋友的屋里……您知道吗？……就是那个朝院子的房间……” 我站在门口。天还相当亮。窗子两边，悬挂着紫红色的窗帘。墙上糊着绘有装饰图案的浅蓝色壁纸。 “您认出来了吗？”她问我。 “认出来了。” 房间深处，靠墙放着一张庆绷。我走过去坐在床沿上。 “我可以一个人在这里呆几分钟吗？” “当然可以。” “这可以使我回忆起从前的‘美好时光’……” 她阴郁地看着我，摇了摇头。 她离开了房间，我打量了一下我的周围。这间星子里的地板也坏了，有些地方缺了木条，露出的窟窿尚未修补。窗子对面墙上，有一个白大理石的壁炉，它的上方挂着一面镜子，镀金镜框的四角，各镶嵌着一枚贝壳。我横躺在床绷上，先是望着天花板，然后又转眼看那壁纸的图案。为着看清图案的细微地方，我几乎把前额都贴在墙上了。那是些田园风光。荡秋千的、假发弄得很复杂的少女。穿着灯笼裤、弹着曼陀林的牧童。月光下的用材林。这一切，都没能使我回忆起什么。然而从前，当我睡在这张床上的时候，这些绘画对我该是很熟悉的啊。我想在天花板上、墙上和门旁，随便找点我自己也弄不清究竞是啥的痕迹或者迹象，不过没有发现什么可以引起我注意的东西。 我站起来，走到窗前，向下望去。 街上行人稀少，天色比我进楼时更加昏暗了。警察依旧在街对面的人行道上值勤。如果我向左边探出身去，就能看到一个广场。那里也是行人稀少，另外的一些警察在值勤。 天渐渐地暗下来，好象黑暗从各扇窗子也慢慢地渗透到这些楼房中去了。这些窗子都黑洞洞的，可以看到房子里无人居住。 于是，我好象突然悟到了什么。看着这个房间，我产生了一种焦急和忧虑的感觉，这种感觉是我以前所熟悉的。在暮色中，这些建筑物的门面、这条人迹稀少的街道和这些值勤者的阴影使我困惑不安，就象听到我过去所熟悉的一首歌曲或者闻到我过去所熟悉的一种香味似的。我确信，从前在这个时刻，我是常常呆呆地站在这里观察周围的，总是一动也不动，连灯也不敢击打开。 当我回到客厅里的时候，我本来以为里面没有人呢，后来才发现她已经躺在丝绒长椅上睡着了。我轻轻地走过去，在长椅的另一头坐下。在白色羊毛地毯的中央，放着一个盘子，上面一招茶壶、两只杯子。我咳嗽了几声，她没有醒。于是，我在两只杯子里倒上茶，——茶早已经凉了。 因为那只灯摆在长椅一头的原故，大半个房间都落在阴影里，我几乎看不见“德尼兹”落下的那些物件——桌子、人体模型和缝纫机。当年我们在这间星子里是如何度过夜晚的呢？怎样才能够弄清楚呢？ 我小口地呷着茶，我倾听着她的呼吸声，那是一种几乎觉察不到的声音。达间屋子非常的静，所以哪伯一点点动静，或者最轻微的低语，都能听得非常清楚，把她唤醒有什么用呢？她也不能告诉我什么重要的情况。我把我的茶杯放在羊毛地毯上。 我在离开房间走进廊道去的当儿，踩响了地板。 我摸索着，兜是找到了门，然后找到定时楼梯灯的开关。我又尽量轻手轻脚地把门关上。当我刚推开带有小格玻璃的另一扇门，好由它穿过楼房入口处的时候，我刚才从房间的窗口向外了望时所悟到的感觉又出现了。入口处天花板上的球形灯，放出白色的光。渐渐地我适应了这种过份强烈的光线。我伫立在那里，观察着灰色的墙壁和门上闪光的玻璃小格子。 这时，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感觉，就如同梦醒以后想竭力抓住一些转瞬即逝的片断，以回忆起整个梦境似的。我推开了康巴塞雷斯街这幢楼房的大门，看见自己在黑暗的巴黎行走。突然，我眼花了，有那么几秒钟的时间，什么也看不见因为人口处的白光同外面的黑暗对比太强烈了。 从前，什么时候的情景就已经象现在这个样子了呢？从我名字叫彼得罗·麦克沃伊并且在每天晚上都回到这里的那个时候开始吗？我能认出入口处，认出那块很大的方形擦鞋垫吗？认出那灰色的墙壁和天花板上围有铜环的球形灯吗？透过门上的玻璃小格子，我看到楼梯从那里盘旋上去，我真想慢慢地爬上楼，好顺着我从前走过的路，再重温一次过去的动作。 在这幢楼房的各个入口处，过去经常有许多人穿过这里而随后又消失了，我相信人们今天还能听到他们脚步声的回音。因为在他们经过以后，有些东西至今仍继续在震动。虽然震波越来越弱了，不过如果仔细注意的话，依然是可以感觉到的。我也许实际上从来不曾叫过彼得罗·麦克沃伊，我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些透过我的有时远而弱、有时近且强的振波所散播的回音，它们在空气中打转儿，然后聚集在一起，就成了我了。 <hr /> 注释： 第十六章 康邦街，卡斯蒂耶旅馆。问讯处的对面，是一个小客厅。在玻璃书橱里，陈列着L·德·维埃尔-卡斯泰尔撰写的多卷集《法国王朗复辟时期历史》。某天晚上，我在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之前，也许拿了一卷读过，但随后我把当书签用的一封信、一张照片和一份电报遗落在里面了。可是我不敢向管理员提出要求，请他允许我把这十七卷再全部翻一遍，以使寻找我自己的这个踪迹。 在旅馆的深处，有一个院子，四周围着长满常春藤的栅栏，地面用赭色的方石铺成，颜色象网球场的沙地一样。院子里还摆着几张花圆桌椅。 这么此我和那个德尼兹·库德勒斯曾在这里住过。我们的房间到底是朝向康邦街，还是朝向院子的呢？ 第十七章 奥斯特利茨码头，9号乙。这是一幢四层楼的房子，大门开着里面是一条黄色墙壁的走廊。一间咖啡室，招牌上写着：“海员之家”。玻璃门的后面。挂着一个牌子，上有一行鲜红的字：MEN SPREEKt VLAAMCh． 有十来个人挤在柜台的前面。我在咖啡室深处靠墙的一张空桌旁坐下来。墙上是一个港口的一幅大照片照片下边写着：安特卫普。 柜台前的顾客在高声说话。他们大抵都是在这一带工作，晚上来这里喝点开胃酒的。靠近玻璃门的入口处，放着一个电动弹子台。在它的前面，有一个穿着海军蓝西服、打着领带的男人，他的一身打扮同那些穿着羊皮黑上衣、短皮外套或者工作服的人们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一只手灵活地拉着弹簧竿，默不出声地玩着。 纸烟和烟斗里冒出的烟雾弄得我很难睁开眼、直咳嗽。空气里飘浮着一股猪油味。 “您用点什么？” 我没看出有人走近我。我甚至想谁也不会来问我要吃什么的，因为当我坐到咖啡室深处这张桌旁时，谁也没有发现我。 “要一小杯浓咖啡，”我对他说。 这个人矮矮的，六十岁左右，满头白发，许是因为喝了几杯开胃酒的原故，脸已经红起来了。在通红的脸上，一双浅蓝色的眼睛显得更淡了。这白、红、蓝三种颜色配在一起，象彩釉陶器上的色调似的，给人以一种愉快的感觉。 “请问……”我在他正要返回柜台时问他，“门上的字是什么意思？” “你说的是MEN SPREEKt VLAAMCh？” 他用洪亮的声音念出这句话。 “是的。” “这句话的意思是：讲佛来米语。” 他让我愣在那里，独自摇摇晃晃地向柜台走去。 他用胳膊肘粗暴地把挡住他去路的顾客推到两边。 他回来时两手端着一杯咖啡，伸着手臂，就好象费了很大的劲杯子才没有掉下来似的。 “来了。” 他把杯子放到桌子的中央，象一个马拉松运动员刚跑到终点时那样气喘吁吁。 “先生……库德勒斯同您……同您有什么关系吗？” 我突然提出这个问题。 他倒在我对面的一张椅子上，双手交叉在胸前。 他还在喘气。 “为什么？您认识……库德勒斯吗？” “不认识，我听到家里的人说起过。” 他的脸变成红褐色，鼻翼上面沁出汗珠。 “库德勒斯……他从前就住在楼上，在三楼……” 他讲话略带点乡土口音。我在呷着咖啡，正好让他说话，因为要是再提另外一个问题，定会使他不快的。 “他在奥斯特利茨泊船站上工作……他的妻子同我一样，是安特卫普人……” “他曾有过一个女儿，不是吗。” 他笑了。 “是的。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您认识她吗？” “不认识，不过我听说道……” “她现在怎样了？” “我正想知道这个呢。” “过去她每天早上来这里替她父亲买香烟库德勒斯抽劳伦斯牌香烟，这是比利时的……” 他沉浸在这段回亿中，我相信他也同我一样，既听不见周围那些人的说话声和笑声，也听不见就在我们旁边的电动弹子的发射声了。 “库德勒斯是一个大方的人……我以前经常同他们一起在楼上吃晚饭……同他的妻子讲佛来米语……” “您知道他们后来的情况吗？” “他已经去世了……他妻子回安特卫普去了……” 他伸开手臂，掠过桌子。 “所有这一切要追溯到那些日子的夜里……” “您说她那时常常来为她父亲买香烟……是什么牌子的？我已经忘了。” “劳伦斯牌。” 我但愿能记住这个牌子。 “她真是一个有趣的女孩子……她十岁时，就能同我的顾客一起打弹子了……” 他给我指了指咖啡空深处的一扇门，它肯定是通向弹子房的。这么说，她是在那里学会打弹子的了。 “请等一等，”他对我说，“我给您看样东西……” 他笨拙地站起来向柜台走去，再一次用胳膊肘推开站在过道上的那些人。大多数顾客戴着内河船员的鸭舌帽，讲着一种奇怪酌，可能就是沸来米语的方言。下面奥期待利茨码头上，正停泊着一些大概是从比利时来的驳船，我想这些顾客就是那些船上的人吧。 “拿着……请看……” 他坐到我对面，递给我一本旧的时装杂志，它的封皮上是一位少女：栗色的头发，浅色的眼睛，脸部的线条似乎有一种我也说不清的亚洲人的特点。我立即认出来了，——她就是德尼兹。她身上穿着一件黑色的无袖短外衣，手里拿着一束兰花。 “这就是德尼兹，库德勒斯的女儿……您看见了吗……她真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她当过模特儿……当地还是小姑娘的时候，我就认识她了……” 杂志的封皮上已经有了污迹，贴着透明胶条。 “我嘛，她每次来买劳伦斯牌香烟的时候，我总看到她的……” “她不是……裁缝吗？” “不是。我想不是。” “您真的不知道她以后怎样了吗？” “不知道。” “您有没有她母亲在安特卫普的地址？” 他摇摇头，好象很伤心。 “所有这一切，一切都完了，我的老兄……” 为什么呢？ “您不能把这本杂志借给我看看吗？”我问他。 “当然可以，我的老兄，但您得保证再还给我。” “我保证还你。” “我是很珍惜它的。它就象是我家里珍藏的一件纪念品。” “过去她来买香烟，总是几点钟？” “总是七点三刻，然后她就上学去了。” “上的是哪个学校？” “在热内尔路。有几次，我们同她父亲一起送她去的。” 我伸手过去，迅捷地抓起杂志，把它拉到我这边来。我心里抨抨直跳。确实，他是很可能突然变卦，决定自己留着的。 “谢谢。我明天把它还给您。” “不得有误，记住了吗？” 他带着不信任的神情看着我。 “不过您为什么对它感兴趣呢？您是她家里的人吗？” “是的。” 我情不自禁地细瞧着杂志的封皮。比起我那几张照片上的她，这个德尼兹显得更年轻些。她戴着耳环。比兰花要高的欧洲蕨的几根枝杈遮住了她的半截脖子。背景上，有一尊木雕天使。封皮下面，即在照片的左下角，在黑色无袖短外衣上，有一行红色小字显得异常醒目：“让-米歇尔·芒苏尔照相馆。” “您要不要喝点什么？”他问我。 “不用了，谢谢。” “那么，那杯咖啡就算我请您喝的吧。” “您真是太客气了。” 我站起来，手里拿普杂志。柜台前的顾客越聚越多，他走在我前面，为我打开—条通道。他用佛来米语对那些顾客讲了句什么。我们用很多时间才走到玻璃门那儿。他打开门，又擦了擦鼻子。 “您一定要还给我，可别忘了啊！”他指着杂志对我说。 他关上玻璃门，跟在我后面走上了人行道。 “您看见了吗……他们过去就住在楼上……三层楼上……” 窗户里面灯已经亮了。在其中一个房间的深处，我能辨认出里面摆着一个深色的木料衣橱。 “现在住着其他的房客了……” “您当年同他们一起吃晚饭的，是在哪一间房子里？” “那一间……左边的那一间……” 他给我指了指窗子。 “德尼兹住在哪一间？” “她那间房子在另一边……朝向院子……” 他站在我身边，陷入沉思。最后，我向他伸出手去。 “再见。我一定把杂志还给您。” “再见。” 他回到咖啡室去。他把那张大红脸贴在玻璃窗上望着我。从烟斗和香烟里冒出来的烟雾，把柜台前的顾客淹没在一片黄色之中，而那张大红脸也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因为他的呼吸使玻璃窗上已经很快地蒙上了一层水汽。 夜色降临了。即使德尼兹留在学校上夜自修，此刻也该是放学的时候了。她走哪一条路呢？从左边来，还是从右边来呢？我忘记问问咖啡室的老板了。在那个时候，街上行人和车辆都很稀少，梧桐树的枝叶在奥斯特利茨码头的道路上方形成了一个拱穹。远处的泊船站，看上去其象西南部城市的泊船站。再远一点，就是植物园了。葡萄酒市场的黑影和那使人感觉沉重的静谧，更增添了这个街区的肃穆气氛。 我跨进楼房的大门，按亮了定时楼梯灯。过道上用旧石板砌成的地面呈现出黑色和灰色的菱形图案。地上有一个铁丝网的擦鞋垫。黄色的墙上，挂着一些信箱。空气里，总是飘浮着一股猪油味。 我想，如果我闭上眼睛，如果我把手指用力按在太阳穴上，我也许能听到从远处传来她那双便鞋踏在楼梯上的格格声。 <hr /> 注释： 第十八章 但是我的印象是，德尼兹和我第一次是在一家旅馆的酒吧间里相遇的。我当时同前面捉到的照片上的那个男人、我小时候的朋友弗雷迪·奥瓦尔·德·吕兹和嘉·奥尔罗夫在一起。他们刚从美国回来，所以在旅馆里住了一段时间。嘉·奥尔罗夫告诉我她在等一位女友——她刚认识不久的一个女孩子。 她向我们走来。她的相貌立即使我们大吃一惊。尽管她的头发几乎全是金黄的，但那张脸却象亚洲人。她眼睛的颜色根饯，长有蒙古褶，颧骨高高的，戴着一顶古怪的小帽子，——一种根象蒂罗尔人戴的那种式样的帽子。她的头发剪得相当短。 弗雷迪和嘉·奥尔罗夫叫我们等他们一会儿，就上楼到他们自己的房间里去了。我们面对面地坐着。她笑了。 我们没有说话。在她那颜色很谈的眼睛里，不时闪着一种绿色的光。 <hr /> 注释： 正文 第十九章 芒苏尔。让-米敏尔。第十八区加布里埃尔路1号。电话CU72-01。 正文 第二十章 “请原谅，”当我坐到他的桌旁时，他对我说。他是在电话里约我晚上六点左右到布朗施广场上的一家咖啡馆里去找他的。“请原谅，我总是喜欢约别人在外面见面……尤其是第一次接触……现在，我们可以到我家里去了……” 因为他在电话里曾向我详细描述过他穿着一套深绿色的丝绒衣服，头发全白并剃成平头，所以在见面时我一下子就把他认出来了。他那剪得非常规矩的平头，与他的整个容貌相比，显得十分突出。他的黑眼毛很长，而且不停地眨动着，眼睛象巴旦杏仁似的，又长着一张女性般的嘴巴。上唇弯弯的，下唇拉紧，还带有几分任性的样子。 他站起来，看上去似乎是中等个儿。他穿上雨衣。我们走出了咖啡馆。 当我们走上克利希林萌大道的土台时，他指着红磨坊旁边的一幢房子对我说： “要是在从前，我就约你在那里的……格拉夫酒家见面了……但它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我们穿过林萌大道，走上库斯图路。他一面偷觑左边人行道上那些声名狼藉的酒吧间，一面加快步伐，而在我们到达大停车场后，他几乎奔跑起来，直到勒皮克路的拐角处，才停住脚步。 “请原谅，”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这条路引起了我一些可怕的回忆……请原谅我……” 他刚才确实很害怕。我甚至觉得他在发抖。 “现在好多了……到了这里，一切都好了……” 他微笑地望着在他前面的勒皮克路的斜坡、商场的货架和灯火通明的食品商店。 我们走上阿贝斯路。他步履平稳而轻松。我真想问问他库斯图路刚才使他产生了哪些“可怕的回忆”，但又不敢贸然行事，生怕再度激起他那令我吃惊的神经质的烦躁。而在快到阿贝斯广场时，他又突然加快了脚步。我在他右边走着。当我们穿过热尔曼-皮隆路的时候，我看到他目光恐怖地瞅着这条小衔。小街的两旁是些低矮而昏暗的房屋，街面顺着相当陡的坡度向下延伸到林荫大道上。他使劲地抓住我的胳膊。他之所以紧紧地抓着我，好象借此可以摆脱这条小街对他的注视似的。我把他拉到另一条人行道上。 “谢谢……您知道……非常奇怪……” 他踌躇着，快要吐露隐情了。 “我每次穿过热尔曼-皮隆路口，……我都要……我都要头晕眼花。我就想……就想沿着坡路向下滑去……简直身不由已。” “您为什么不往下走呢？” “因为……这热尔曼-皮隆路……从前这里有……有一个地方……” 他突然停住不说了。 “啊……，”他笑了笑，合糊其词地对我说，“我真傻……蒙马尔特已经完全变了……说来话就长了，怎么对您讲呢？……您知道蒙马尔特以前是什么样子的吗？” 他知道些什么呢？ 他住在加布里埃尔路靠近圣心大教堂花园边上的一幢房子里。我们从侧面的楼梯上了楼。他费了很大的劲才把门打开：三道门锁要用不同的钥匙，他开得又慢又细心，就象拨动保险柜那繁琐的编码锁似的。 这套房间很小，只有一间客厅和一个卧室，而且还是一间大屋子隔成的呢。用夹有银丝的短绳系着粉红色缎慢，把一间屋子隔成了卧室和客厅。客厅的墙上，贴着天蓝色的绸墙布，并用同样颜色的窗帘遮上了唯一的窗户。在几张漆成黑色的独脚小圆桌上，摆着象牙制品和玉器，几把圈椅上蒙着用浅绿色料子做成的套子，长沙发的罩子是用更淡一些的绿料子制成的，上面有着花枝图案。从房间的整体上看，一切布置都显得很雅致。镀金的壁灯放着亮光。 “请坐，”他对我说。 我在那张有花枝图案的长沙发上坐下。他坐在我的旁边。 “好吧……把它给我看看吧……” 我从上衣口袋里，拿出那本时装杂志，并让他看封面，那上面有德尼兹的像。他从我手里接过杂志，戴上了宽边玳瑁眼镜。 “是的……是的……让-米歇尔·芒苏尔照相馆……就是我……毫无疑问……” “您还记得这个女孩子吗？” “一点也不记得了。我很少给这家杂志摄影……这是本小的时装杂志……我嘛，您知道吗，我以前主要是为《时髦》工作的……” 他很想表明他同此事没有什么相干。 “关于这张照片，您还可以告诉我一点什么吗？” 他快活地看着我。在壁灯光下，我看清了他脸上的细小皱纹和雀斑。 “好吧，亲爱的朋友，我现在就跟您说……” 他手里拿着那本杂志，站了起来，用钥匙在一扇门的锁眼里转了一圈，把门打开了。这扇门由于同墙壁一样，也贴着天蓝色的绸墙布，所以我一直没有发现它。门通往一个贮藏室。他走了进去，我听到他打开一连串金属抽屉的声音。几分钟以后，他从贮藏室里走出来，并回身小心地把门重新关上。 “瞧，”他对我说，“我的这些底片上总附着一张小卡片。我一开始就把啥都保存下来了……是按年代和字母表的顺序排列的……” 他重新坐到我身边，开始查看那种小卡片。 “德尼兹……库德勒斯……这一张就是她吗？” “对。” “她后来就再没有让我给她拍过照……现在我记起这个女孩子来了……她让奥依尼仁-于纳给她拍过很多的照片……” “谁？” “奥依尼仁-于纳，一个德国摄影师……对……确实是真的……她和奥伊尼仁-于纳合作过多次……” 每当芒苏尔用一种凄凉和哀怨的声调说到这个名字时，我就感到德尼兹又象第一次那样用浅色的眼睛盯着我。 “我这里有她当年的地址，如果你对它感兴趣的话……” “很有兴趣，”我急切地回答。 “巴黎第十七区罗马街97号。罗马街97号……” 他突然拾起头看着我，面色苍白得可怕，双目圆睁。“罗马街97号。” “但是……怎么回事？”我问他。 “现在，我可想起这位姑娘来了……我有个朋友当时和她住在同一幢房子里……” 他神色狐疑地看着我，又象刚才经过库斯图路和热尔曼-皮隆路高处时那样局促不安起来。 “奇怪的巧合……我记得很清楚……我到罗马街她的住处去为她拍照，并利用这个机会看我的这位朋友……他当时住在她的楼上……” “您到她屋里去了吗？” “去了。不过我们是在我那个朋友的套间里照的相……他当时陪着我们……” “哪一位朋友……？” 他的脸色越来越苍白，非常害怕。 “我……等会给你说……但是我想先喝点什么……提提神……” 他站起来，走到一张小的活动餐桌跟前。然后，把它推到长沙发的前面。在上层的托盘里，放着几只小的长颈大肚玻璃瓶，瓶上塞着水晶玻璃塞，系着带链子的银牌，——就象纳粹军乐队队员们脖子上所挂的那种东西。瓶子的银牌上刻着利口酒的名字。 “我只有甜烧酒……这对您没有什么关系吧？” “没有关系。” “我喝点玛丽·布里扎尔……您呢？” “我也来一点。” 他在小酒杯里斟满了‘玛丽·布里扎尔’。当我一尝到这种甜烧酒的时候，立即觉得它同这些缎纹织物、象牙制品和有些令人沮丧的镀金器皿是很协调的。这酒正是这套房间里的精华所在。 “住在罗马街的那位朋友……被暗杀了……” 他支吾了半天，才把这句话说完，而且肯定是为了我他才作了这番努力的，要不然他不会有勇气使用一个如此明确的词汇的。 “他是一个从埃及来的希腊人……他写过一些诗和两本书……” “那么，您相信德尼兹·库德勒斯认识他吗？” “啊……她一定会在楼梯上见到过他的，”他不悦地对我说，因为这个细节对他来说是没有什么重要意义的。 “那……暗杀是在那幢房子里发生的了？” “是的。” “那个时候，德尼兹·库德勒斯是住在那幢房子里吗？” 我的这句问话，他甚至听也没有听见，“暗杀是在夜间发生的……他让人上楼到他的套间里去……不管是什么人，他都放进去……” “凶手抓到了吗？” 他耸耸肩膀。 “这样的凶手是永远抓不到的……我当时早就断定他会遭此毒手……您很难想象，他晚上请到家里去的那些小伙子都是些什么样子……即使在大白天见到他们，我也会感到害怕的……” 他笑了，笑得很奇怪，显得既激动又恐怖。 “您的那位朋友叫什么名字？”我问他。 “叫阿莱克·斯库菲。一个从亚历山大来的希腊人。” 他突然起身，拉开遮着窗户的天蓝色绸帘。然后，他又回到老位置上，在长沙发上我的身边坐下来。 “请原谅……有时候，我觉得有人躲在窗帘的后面……再来一点‘玛丽·布里扎尔’吗？好的，再来一点点‘玛丽·布里扎尔’……” 他尽力用一种愉快的声调说话，还碰碰我的胳膊，好象要借以证实我确是坐在那里，确是在他的身旁似的。 “期库菲来法国定居……我是在蒙马尔特认识他的……他写了一本很妙的书，题为《抛了钝的船》……” “但是，先生，”我口气坚定，把每—个音节都讲得非常清晰，好让他这一次能够听请楚我说的问题，“如果真象您刚才告诉我的那样，德尼兹·库德勒斯是住在您那位朋友的楼下，那么她那天夜里一定能听到点异常的动静的……别人该会传她作证的……” “也许吧。” 他耸了耸肩膀。不，事情很明显，他对于德尼兹·库德勒斯，一点也不感兴趣。相反，这个德尼兹·库德勒斯对于我却是如此重要，以致她的每个很小的举动，我也很想知道。 “最可怕的是，我认得那个凶手……因为他有着一副天使般的模样，所以给人以假象……不过，他的目光很凶狠……眼睛是灰色的……” 他不寒而栗。好象他谈到的那个人就在这里，就在我们的面前，正用那双灰色的眼睛把他看透似的。 “他是一个卑鄙的小无赖……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时是在占领时期，在康邦街上的一家地下餐厅里……他当时同一个德国人在—起……” 他回忆到这里，声音都颤抖了。尽管我专心致志地在想着德尼兹·库镕勒斯，但是他那刺耳的声音，那种怒气冲冲的抱怨使我产生了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印象，不过它象明摆着的事一样强烈：实际上，他是觉得他的朋友很幸运，他在怨恨那个灰眼睛的人没有把他，把他自己也杀死。 “他仍然活着……一直在巴黎……我是从别人那里知道的……当然，现在他的模样已不象天使了……您想听听他的声音吗？” 对于这个令人谅奇的问题，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他就从我旁边的圆红皮软凳上拿起电话机，拨了一个号码。然后，他把听筒递给了我。 “您来听听他的声音……请注意……他自称‘蓝色骑士’……” 开头，我只听到短促的、反复的铃声：电话在占线。继而，在铃声的间歇中，我听到一些男人和女人互相呼叫的声音：“莫里斯和若西要勒内打个电话……”，“吕西安在国民公会街等着让诺”，“迪巴里夫人寻求舞伴……”，“阿尔西比阿德今天晚上独自一人……” 接着，对话开始。一些人的声音互相在寻找对讲者，——尽管有规律的电话铃声不时地把这些声音给淹没了。这些不露面的人们，力图通过交换一个电话号码或者一个口令，进行某种接触。最后，我听到一个比所有这些声音更加遥远舱声音反复地说： “‘蓝色骑士’今晚有空……‘蓝色骑士’今晚有空……请告电话号码……请告电话号码……” “怎么样，”芒苏尔问我，“您听见了吧？您听见了吧？” 他耳朵贴着耳机，脸挨近我的脸。 “很久以来，我刚才打的这个电话号码，早就不让用户使用了，”他对我解释说，“于是，他们发现可以用这种方法进行联系。” 他不再说话了，好让自己更加清楚地听清“蓝色骑士”在讲什么。而我呢，我在想，这些声音都是九泉之下的声音，都是些死人的声音——游移飘忽的声音，这些声音只能通过一个已经废弃了的电话号码来互相呼应。 “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他一边重复说着，一边把耳机挨近耳朵。“这个杀人凶手……您听到了吗？……” 他猛地挂上电话，汗流如注。 “我来给您看一张我那位朋友的照片，他是被这个小无赖杀死的……我要尽力绘您找到他的小说《抛了锚的船》……您应该读一读……” 他起身回到那间用粉红色缎慢同客厅隔开的房间。我瞥见里面有一张很矮的床，有一半被帷幔挡住了，上面覆盖着一张厚驼皮。 我走近窗口，向下看去，看到蒙马尔特缆车铁索和圣心大教堂的花园。再向远处看，可以看到整个巴黎，看到它的灯火、屋顶和黑影。那里大街小巷纵横，如同一度迷宫，德尼兹·库德勒斯和我某一天就是在那里相会的。我们走过的路线，同那些千千万万穿过巴黎的人们所走的路线相互交织，这就好象在一个巨大的电动弹子台上运行的许许多多小弹子，难免有时会互相撞击一样。但在这种碰撞过后，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连象萤火虫飞过所留下的那样一条光迹也没有留下。 芒苏尔气喘吁吁地又出现在粉红色帷幔的前面，手里拿着一本书和几张照片。 “我找到了！……我找到了！……” 他高兴极了。他也许曾经担心一时不能找到这些珍贵的纪念品。他坐在我的对面，把书递给了我。 “喏……这可是我的宝贝，但我可以把它借给您……您一定得读一读……这是一本很好的书……早有预感了！……阿莱克早就料到他的死……” 他的脸色突然阴沉下来。 “我再给您他的两三张照片……” “您不想保留这些照片吗？” “不！不！您别扭心……这样的照片我有十几张……还有全部底片！……” 我真想让他给我印几张德尼兹·库德勒斯的照片，但不敢开口。 “能把阿莱克的照片交给象您这样的小伙子，我感到很高兴……” “谢谢。” “您看见窗外了吗？多美的景色啊，不是吗？真难想象杀害阿荣克的凶手就藏在那里的什么地方呢……” 他用手背揩揩窗子，整个巴黎尽收眼底。 “他现在该是个老头子了，现在……一个老头，很吓人……化了装……” 他拉上粉红色的缎幔，看那样子象是很怕冷似的。 “我宁可不去想它。” “我得回去了，”我对他说，“再一次谢谢您送给我的照片。” “您想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您要不要最后再来喝一点‘玛丽·布里扎伊’？” “不了，谢谢。” 他穿过走廊，那里墙上贴着深蓝色的丝绒墙布，亮着的壁灯玻璃上带有小的水晶花饰。然后，我们一直来到侧面楼梯的门口。在靠近门口的墙上，我发现挂着一个椭圆形的镜框，里面是一张大照片，照片上的男人头发金黄，脸部线条好看而有力，但眼色中带有几分梦幻色彩。 “里夏尔·瓦尔……一个美国朋友……他也被暗杀了……” 他躬着身子，一动不动地站在我面前。 “还有一些人，”他悄悄地对我说，“……还有很多人哩……如果我数一数……所有这些死了的人……” 他替我打开了门。我看到他那样心慌意乱，便拥抱了他一下。 “别这样，我的老兄，”我对他说。 “您还来看我吧，还会来的吧？我感到很孤独……我很害怕……” “我一定再来。” “要紧的是，读一读阿莱克的书……” 我胆子一壮，说： “对不起……您能不能给我印几张……德尼兹·库德勒斯的照片？” “当然可以。一定遵命……但不要把阿莱克的照片弄丢了。一路上要小心点……” 他把门重新关上，我听到他接连插上一个个插销的声音。我在楼梯平台上停了一会，想象他已经穿过贴着深蓝色丝绒墙布的走廊，回到挂着红绿相间彩缎的客厅里去了。我敢肯定，他在那里又会拿起电话，拨那个号码，焦躁不安地把耳朵凑近听筒，身不由己、打着哆嗦地去谛听远方那位“蓝色骑士”的呼唤了。 <hr /> 注释： 正文 第二十一章 那天上午，我们一大早就乘着德尼兹的那辆车篷可以折迭的汽车出发了，我记得我们好象经过圣克卢门的。那天可能出了太阳，因为德尼兹戴着一顶大草帽。 我们来到了塞纳-瓦兹或者塞纳-马恩的一个村庄，顺着一条两旁植满了树的缓坡路往上走。德尼兹把车子停在一道白栅栏前，它的门通向一个花园。她推开栅栏门，我就在人行道上等着她。 花园的中央，长着一株垂柳，深处有一幢带游廓的平房。我看着德尼兹走进平房。 她回来时领着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孩。女孩头发金黄，穿着一条灰色的裙子。我们三个人一起上了车，女孩子坐在后面，我坐在开车的德尼兹身旁。我不记得我们在哪里吃的午饭了。 但下午我们到凡尔赛公园去散了步，还同小女孩一起划了船。我感到水面反射出来的阳光很耀眼。德尼兹把她的墨镜借给了我。 然后，我们三人围在一张上面撑着大遮阳伞的桌子旁，小女孩在吃着绿色和玫瑰色的双色冰淇淋。我们周围，还有好多身穿夏装的人。一个乐队正在演奏。天快黑时，我们才把小女孩领回来。我们在穿过城区的时候，途经一个集市，便在那里停下来。 在暮色苍茫中，我又看到了那条空寂无人的林荫大道。德尼兹和小女孩坐在一个淡紫色的碰碰车里，它驶过时留下了一道光亮的轨迹。她们笑着，小女孩朝我挥动着胳膊。她是谁呢？ 正文 第二十二章 那天晚上，我坐在侦探事务所的办公室里，仔细地翻着芒苏尔给我的那些照片。 在长沙发的中央，坐着一个肥胖的男子。他穿着一件绣花绸室内便袍，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在搓弄着一个烟嘴，左手抓着一本书的几页，把书放在膝盖上。他头顶全秃了，但眉毛却很浓，眼皮低垂着，正在看书。他鼻子短而租，嘴角上的皱纹使他显出一脸苦相。他脸部有着东方人的那种丰满，长得象捕鼠犬似的。在他的上方，是我在杂志封面上德尼兹·库德勒斯身后所发现的那个木雕天使。 在第二张照片上，他是站着的，穿着一套白色西装，上衣钉着双排钮扣，衬衣上带着条纹，领章是深蓝色的。他左手拄着一根顶端带有球形装饰物的手杖，右臂弯曲，半握着拳，这种风度显然在故作风雅。他脚穿一双两色皮鞋，几乎是在踮起脚尖，笔直地站着。他慢慢地走出照片，活动了起来，我望着他在林荫大道的树荫下，沿街一瘸一拐地走去。 正文 第二十三章 <small>出生地点和时间：亚历山大(埃及)，一八八五年四月二十八日。</small> <small>亚历山大·库斯菲于一九二○年首次来到法国。</small> <small>巴黎第八区贝尔纳街11号的一套带家具的公寓套间里</small> <small>巴黎第十七区罗马街99号，芝加哥宾馆</small> <small>斯库菲是一个文人，他在各种杂志上发表过许多文章，还写过各种类型的诗歌以及两部小说：《在带家具出租的金鱼公寓里》和《抛了锚的船》。</small> 的注意。他被看作是不受欢迎的人，警方甚至考虑过驱逐他的问题。</small> <small>一九二四年十一月，那时他住在那不勒斯街26号，因为企图和一个末成年者搞同性恋活动而被警察局传讯。</small> 。斯库菲继承了他父亲在埃及的遗产，有巨额进款。</small> <small>他在罗马街97号的单身汉小公寓房间里被暗杀。凶手迄今末查明。</small> <small>直到目前，还无法查明叫这个名字的人。</small> <small>也可能是一个在法国居留时间很短的外国许民。</small> <small>从一九五二年以后，放没有长何用户使用过AUteuil54-73这个电话号码。</small> <small>从一九四二至一九五二年的十年中，这个电话号码均使用者为下列用户：</small> <small>该停车场巳于一九五二年关闭了，不久就要拆掉，将在那里修建一幢供出租的公寓。</small> 这页打字纸后面，还附有一张便条： <small>这就是我所能搜集到的全部情况。如果您还想知道些什么，尽管吩咐，不必客气。请代我向于特致意。</small> <hr /> 注释： 正文 第二十四章 但是为什么斯库菲这个肥胖的、长着獒狗脸的男子，在我模糊的记忆里，比别的人浮动得更为频繁呢？也许是因为他穿着一套白色西服的原故吧。它在我的记忆里，已经留下了一个鲜明的白点，这就好象当人们打开收音机时，虽然有着轻微的爆裂声和干扰声，但仍可听到一个乐队的滇奏或一个音色优美的歌喉…… 我还记得这套西服在楼梯上经过时所留下的亮点，还听到那根顶端饰有球形物的手杖在楼梯台级上所留下的沉闷而有节奏的响声。他在每一层楼的平台上都要停下来。我在到德尼兹的套间里去时，有好几次就同他交臂而过。我此刻能够清楚地看到那楼梯的铜扶手、淡灰褐色的墙壁和套间的深色双重木门。每层楼的小支光路灯，阴影中显现的那个獒狗般的脑袋、那温和而痛苦的目光……我甚至觉得他走过时还同我打了招呼呢。 在罗马街和巴蒂尼奥尔大道的拐角处，有一家咖啡馆。夏天的时候，人行道上总是排满了露天座位。一天，我坐在一张桌子旁。某个傍晚，我在等着德尼兹。落日的余辉映照在停车场建筑物的门面和玻璃上，停车场的边上是一条铁路…… 突然间，我看到他正在穿过林荫大道。 他穿着他那套白色西服，右手拿着那根顶端带有球形饰物的手杖。他走路有点跛。他向克利希广场走去，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白色的、僵直的身影，它在土台的树荫下移动着，慢慢地、慢慢地缩小，最后消失了。于尾我明了一口薄荷水，心里想：他到那里去找什么呢？是谁约他去的呢？ 德尼兹常常迟到。她在拉博埃蒂街的一个妇女时装店里工作(由于看到了林荫大道上这个渐渐远去的白色身影，我现在什么都想起来了)，那时，妇女时装店刚刚开张，老板是个瘦高个子，头发金黄，后来很出名。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雅克，而且如果有耐性，我一定能在于特办公室里旧的《博坦》上查到它。拉博埃蒂街…… 当她来到咖啡馆的露天座位同我相会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但这对我倒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对着薄荷水，我是还可以坐下去的。我宁肯在这露天座位上等，也不愿到就在附近的德尼兹的小套间里去。晚上九点钟了。他象往常的这个时候一样，穿过了林荫大道。他的西服好象闪着磷光。有天夜里，德尼兹和他在土台的树萌下说了几句话。他那令人目眩的白色西服，那茶褐色的獒狗般的脸，以及那灯光闪耀的绿色树丛，显示着某种似是夏季的却又并非现实酌东西。 德尼兹和我走上库尔塞尔大道，这条路同他走的那一条方向正好相反。我们两人在那个时候置身其中的巴黎，正同期库菲那套发着磷光的西服一样，也有着某种似是夏季的但又并非现实的东西。当我们经过蒙索公园的栅栏时，我们简直是飘浮在充满女贞树芳香的夜色之中。街上几乎没有什么车辆。就象棕榈树在悄悄地、有规律地摇曳着一样，红绿信号灯徒然地也在悄悄地、竹规律地变换着它们的颜色。 在几乎快走完奥什林荫大道但还没有到达星形广场之前，在这条大道的左侧，可以看到巴齐尔·扎哈罗夫爵士公馆，它二搂的大窗户一直亮着灯光。在那以后——或许就在那个时候——，我常有机会登上这幢公馆的二楼：那里都是办公室，办公室里总会有很多的人，有些人三五成群地在说话，有些人神情激动地在打电话，不断有人进进出出，所有这些人都很匆忙，连大衣也不脱下。为什么过去的一些事情象一张照片似的又出现在我的眼前呢？ 我们以前是在维克多·雨果大道那边的一家巴斯克餐馆吃晚饭的。昨天晚上，我想再找到它，但是未能如愿。不过，我还是在整个衔区里兜了一圈。那个餐馆，从前是在两条很宁静的大街的拐角上的，前面设有露天座位，旁边摆着一个个种着葱翠草本的大木盆，座位顶上遮着红绿相间的大帆布篷。门庭若市。我听到谈话的嘈杂声和杯子的碰击声，还看到里面有张桃花心木的酒吧柜台，在它后面上方的长长的壁画上，画着白银海岸的风光。我还记得一些人的脸。德尼兹在拉博埃蒂街为之工作的那位头发金黄的瘦高个子老板，有时也到我们桌上来坐一坐。一个留着小胡子的棕发男人，一个红棕色头发的女人，另一个头发棕黄而卷曲的男人(他不停地笑着)，……遗憾的是，我现在想不起来这些人的名字了。酒吧间一个秃顶的男侍者在调制一种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如何配方的鸡尾酒。只要想起这种鸡尼酒的名字就可以了——因为它也就是那家餐馆的名字——，那样接下去就可以回忆起别的事情来了。但是怎样才能想起来呢？昨天晚上，当我打这几条大街上走过的时候，我明明晓得它们就是以前的那些大街，但怎么也认不出来了。建筑物并没有变化，人行道还是那样宽。但当时的灯光同现在不一样，另外在空气个还飘浮着某种东西的气味……。 我们以前总是从原路回去。我们常到街区里的一家电影院去看电影，我现在把它找到了，它就是莱维广场上的“罗亚尔-维利埃”。莱维广场上，有许多长椅、海报柱和树木。正是这些东西而不是电影院的门面，才使我能够认出这个地方的。 如果我现在还能记得我们当时看过的电影，那么我就可以准确地断定那是哪一个时期了。但是关于这些电影，我现在只能回忆起一些模糊的画面；一个在雪上滑行的雪橇，一个穿着小礼服的男人走进大型客轮的船舱，在一扇落地窗后面掠过的跳舞的人影…… 我们又走上罗马街。昨天晚上，我顺着这条街一直走到97号，看到了栅栏和铁路，看到了在铁道另一边上盖住一幢房子整堵墙面的迪博内广告牌(它从那以后，肯定变得灰暗了)，我感到我的心里又升起了当年那种苦恼的情感。 座落在这条衔99号的“芝加哥”宾馆，现在已经不那么叫了。而且，即使是问讯处的人也无法告诉我旅馆是什么时候改的名。但这没有什么关系。 97号是一幢很大的长形建筑物。如果斯库菲是住在六层，而德尼兹的套间应该是在它的下一层，这也就是说，是在五层。这两个套间是在房子的右边还是在左边呢？这幢楼房每层至少有十几扇窗子，因此可能有两三个套间。我久久地望着这幢楼房的正面，希望能认出或者一个阳台，或者一扇窗户的样式和百叶窗。不记得了，我什么也不记得了。 楼梯也认不出来了。我记得从前的扶手是用铜做的，它闪闪发光，而现在的扶手已不是那样的了。套间的门也不是深色本料做的。特别是定时楼梯灯的灯光，它已不再象当年在斯库菲獒狗般神秘面孔显现时那么朦朦胧胧的了。去问门房也是白费劲。门房会起疑心的，何况跟别的东西均己变了样一样，看门人也已换过了。 斯库菲校暗杀时，德尼兹是不是还住在这里呢？如果我们当时是住在楼下，这样的惨事还是会记得一些的吧。然而在我的记亿里，什么也没有留下。德尼兹在罗马街97号没有住多久，也许只有几个月。我当时是同他一起住的吗？抑或当时我在巴黎还有别的住处？ 我记得一天夜里我们回来得特别晚。斯库菲坐在楼梯的梯级上，两手交叉放在拐仗项端的球形装饰物上，下巴支撑在手上。他的脸色非常沮丧，獒狗般的目光里充满了绝望的神情。我们在他的前面停下。他没有看见我们。我们真想同他说说话，扶他到楼上，他自己的套间里去，但他象一尊蜡像人体模型一样，一动也不动。定时楼梯灯熄灭了，他的西服在黑暗中闪着磷光，除此以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所有这一切，想必是发生在德尼兹和我刚刚相识的时候。 <hr /> 注释： 正文 第二十五章 我关上了于特办公室里的电灯，但并没有立即离开，在黑暗中又呆了几秒钟。按着，我又打开电灯。然后，再关上。我第三次开亮电灯，又第三次关上。这样做，唤起了我的某种回忆，我眼前又出现了在一个说不准的晚上，在一间同这间差不多大小的房子里，我关上电灯时的情景。那时，每天晚上在同一个时间里，我都要做几下这样重复的动作。 尼埃尔林萌大道上的路灯照亮了于特的木制写字台和扶手椅。在那个时候，我也是关了灯，一动不动地呆在那里，好象害怕走出屋于去似的。在房间的深处，靠墙放着一个玻璃书橱，灰色大理石壁炉的上方有一面镜子，一张有许多抽屉的写字台，靠窗还有一张长沙发，我经常躺在它上面看书。窗子朝着一条种满树木的、宁静的街道开着。 这是一幢小公馆，是南美某个国家公使馆的所在地。记不得我当时是以什么身份使用这个公使馆的一个办公室的。我仿佛看到一男一女坐在同我邻近的办公室里，听到他们正在打字的声音。 我接待的人不多，他们那是来要求给他们签发签证的。我在翻看瓦尔布勒兹花匠给我的那个饼干盒、检查那本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护照和那些身份证照片的时候，忽然想起这些来了。我在干被我从办公室里取代的那个人的工作。他是一个领事？抑或一个代办？我记得我还给他打过电话请求指示哩。他是谁呢？ 首先，这个公使馆在哪里，我花了几天功夫把第十六区跑了一遍，因为记忆中的那条长满树木的、宁静的街道，同这个街区的街道完全是一个样子。象地下水源的勘探者仔细观察着测摆的每一个微小摆动那样，我站在每条大街的尽头，希冀那些树木、那些房屋使我能回忆起一点什么来。在走到莫利托尔路和米拉博路的十字路口时，我感觉回亿起来了，我一下子断定，以前每天晚上下斑时，我就是从设在附近的一个公使馆里走出来的。 夜色昏沉。沿着与楼梯相接的走廊走去，我听见打字的声音，便从虚掩着的门探头往里望去。那个男的已经走了，剩下那个女人还坐在打字机前。我向她道了晚安。她停下工作回过头来。她是一个美丽的褐发女郎，我可想起她那张热带人的面庞来了。她同我用西班牙语谈了几句，对我笑笑，便又工作起来。我在前厅里停留了一会，然后就下决心离开了那里。 我肯定我是在沿着米拉博路往下走，这条马路笔直，它是这样的阴暗和荒凉，我不由得加快脚步走着，我害怕被人发现，因为我是唯一的一个行人。在更低一点的地方，在凡尔赛林荫大道十字路口的广场上，有一家咖啡馆还亮着灯。 我有时也会踏上一条方向相反的路，穿过奥特伊尔的宁静的街道。到了那里，我才有了安全感。最后，我走上米埃特路。我还记得埃米尔——奥吉埃大道上的那些多层建筑和我从右边走上去的那条马路。在它的底层，在一扇象牙科诊所那种磨砂玻璃窗的后而，总是亮着灯。德尼兹在从那里还要过去一段路的一家俄国餐馆里等着我。 我不时说出一些酒吧间和餐馆的名字。但是，若不是路牌或者霓虹灯制成的招牌常常出现在面前，我怎么可能辨明方向呢？ 餐馆延伸到一个有围墙的花园里。通过一个窗洞，可以看到里面张挂着红色丝绒帘子的内厅。当我们在花园里的一张桌子旁边坐下时，天还亮着。有一个人在弹齐特拉琴。这种乐器洪亮的音色，映照着花园的落日的余辉，以及也许是从旁边的布洛涅树林里吹来的草木的芳香，所有这一切都为此情此景增添了一种神秘和凄凉的气氛。我努力想重新找到俄国餐馆，但一切都是徒劳的。米拉博路倒没有变样。我在公使馆里呆得很晚的那些夜晚，我继续走凡尔赛林荫大道。我可以乘地铁，但我宁愿在露天之下走一走，帕西码头。比尔一哈基姆桥。然后，就是那条我一天晚上同瓦尔多·布朗特一起走过的纽约林荫大道。此刻我才明白我当时为什么感到心里一阵难受。那时我不知不觉地循着自己过去的足迹在走去。有多少次我曾沿着纽约林荫大道朝前走啊……德拉尔马广场——那是第一块绿洲。然后，就看到了长满树木、空气清新的库尔拉雷纳。穿过协和广场以后，我就快要走到目的地了。亲王大道。我向右拐入圣奥诺雷街。左边，就是康邦街了。 只有不知从哪扇玻璃窗上反射出来的略带紫色的光线。除此之外，康邦街上就别无灯火了。人行道上响着我的脚步声。我孤零零的一个人。我又一次感到害怕起来，就是每次走上米拉博路时感到的那种害怕，害怕有人发现我，害怕有人截住我，害怕有人检查我的证件。此时此刻又产生这种心情，这可真叫遗憾，因为还差十几米就要走到头了。特别要紧的是，可别跑。不要乱了步伐，一直走到头吧。 卡斯蒂耶旅馆。我跨进门去。问讯处连一个人影也没有。我走进小客厅，很快地喘了口气，抹掉额头上的汗水。这天晚上，我又避过危险了。她在楼上等我。唯有她在等着我，如果我在这个城市里失踪了，也唯有她才会感到焦急和不安。 一间浅绿色墙壁的房间，红色的窗帘已经拉上了。床左边的床头订花老。我闻到了她身上的香气，浓郁刺鼻，但除了地皮肤上的雀斑和右臀上方那颗漂亮的痣点以外，我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hr /> 注释： 正文 第二十六章 晚上七点钟左右，他和他的儿子一起从海滩回来，这是一天中他最喜爱的时分。他或者拉着孩子，或者让孩子在自己的前面跑着。 林荫大道根清静，还有一点阳光照到人行道上。他们在街上的连拱廊下走着，在“阿丝特丽丹女王”甜食店前面，孩子每次总要停下来。他自己呢，老是看着书店的橱窗。 那天黄昏，橱窗里的一本书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本书皮上的石榴红标题中有一个字是“卡斯蒂耶”。他用手拉着他的儿子，在连拱廓下走，高兴地在铺满一条条太阳光带的人行道上跳来跳去。就在那个时候，“卡斯蒂耶”这个字使他想起了在巴黎，在靠近郊区圣奥诺雷那个地方，有一家旅馆也叫这个名字。 有一天，一个男子约他在卡斯蒂耶旅馆里见面。在那以前，他在奥什林荫大道的办公室里、在那些低声谈着生意的怪模怪样的人们中间，就见到过他了。那个男人当时因为不久就要离开法国了，所以想向他兜售一枚首饰别针和两个钻石手镯。兜售者把放在一只小皮盒中的首饰交给了他，他们商妥次日再去卡斯蒂耶旅馆见面，那男人就住在那里。 他又回忆起问讯处，它的旁边有一个小酒吧间和一个围着绿色棚栏的花园。看门人用电话作了通报，然后把房间号码告诉他。 那个男人躺在床上，嘴唇上叼着一支香烟。他不是在吸烟，而是在神经质地向外喷，弄得满屋烟雾腾腾。头天晚上，在奥什林荫大道上，这个身材高大的棕发男子自称是“南美洲一个国家公使馆的前任商务专员”。他没有说他姓什么，只说他的名字叫“彼得罗”。 这个名叫“彼得罗”的人坐在床边，对他腼腆地笑了笑。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虽然并不认识这个“彼得罗”，但却很同情他。他感觉到“彼得罗”因为正被迫捕才住到旅馆的这个房间里来的。他随即把装着钱的信封递给了“彼得罗”。他头天晚上已经很顺利地把首饰卖出去了，赚了一大笔钱，“拿着，”他对“被得罗”说，“我把多赚得的钱也分给您一半。”“彼得罗”说了声“谢谢”，就把信封放在床头拒的抽屉里去了。 这时，他发现床对面衣柜的一扇门是半开着的。有几件连衣裙和一件皮大衣挂在柜子里面的衣架上。这样看来，这个“彼得罗”是和一个女人住在这里的了。于是，他又一次想到这个女人和这个“彼得罗”的处境一定是很不安定的。 “彼得罗”一直在床上躺着，又点着了一支香烟。这个男子感到自己得到了信任，因为他说； “我越来越不敢上大街了……” 接着，他甚至说： “有几天我是那样的害伯，以致成天躺在床上……” 过了这么久以后，他的耳边仍然回响着“彼得罗”用低沉的声音说出的那句话。当时，他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最后，他笼统地说了一句大致是这样的话：“我们生活在一个奇怪的时代。”这样，才总算摆脱了困境。 那时，“彼得罗”突然对他说： “我认为我已经找到了一个离开法国的办法了……有了钱，就一切都能做到了……” 他还记得当时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一片片很小的雪花——几乎是些雨点——正在飞舞。那纷飞的雪花、窗外的黑夜和狭小的房间，使他产生了一种窒息的感觉。即使有了钱，是不是就能逃到某个地方去呢？ “可以，”“彼得罗”悄悄地说……“我有办法进入葡萄牙……可以取道瑞士……” “葡萄牙”这个字眼使他立即想起了绿色的海洋、金色的阳光和人们在遮阳伞的下面用麦管吸着桔子汁的情景。“在夏季的某一天，”他这样想道，“这个‘彼得罗’和我能不能在里斯本或者伊什图里尔的一家咖啡馆里重逢呢？”到了那个时候，他们也许可以漫不经心地喝着苏打水……而卡斯蒂耶旅馆这个小房间，雪花、黑夜、凄凉冬季的巴黎，他为了脱身而正在进行的非法交易……这一切又使他们觉得是多么遥远啊。他离开房间时，对那个“彼得罗”说了声：“祝您走运。” 那个“彼得罗”后来怎样了呢？在夏季的这个黄昏，这个男人手里拉着一个在人行道上大步跨过残阳光斑的孩子，他祝愿这个他在很长时间里只见过两次面的男子能同他一样安宁和幸福。 正文 第二十七章 <small>谢谢您的来信。我在尼斯生活得很幸福。我找到了从前祖母经常带我去的隆尚街那座古老的俄国教堂。也就是在那时，在我观看瑞典国王居斯塔夫打网球的时候，我在这方面产生了爱好……在尼斯，每条大街小巷都使我回忆起我的童年。</small> <small>在我正对您谈到的这座俄国教堂内，有个房间里摆满了玻璃书橱。房间中央，有一张很象弹子台的大桌子和几把旧的扶手椅。从前，每星期三，我祖母都要去那里取书，而我总是陪着她。</small> <small>那些书是十九世纪末以来的出版物。此外，这个地方还保持着那个时期阅览室的陆力。我花了很多功夫阅读我已经淡忘了的俄文书。</small> <small>那座教堂占地很大，花园里绿树成荫，挺立着高大的棕榈树和桉树。在这些热带的树木中间，挤着一棵银白色树干的白桦。我猜想，人们把它栽到那里，为的是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遥远的俄国。</small> <small>亲爱的居伊，我要不要对您实说了呢？我正在谋求一个图书馆管理员的职位。如果一切进行得很顺利，能够如愿以偿的话，我将非常高兴地在我度过童午的一个地方接待您。</small> <small>经过了种种曲折(我不敢告诉教士我以前当过私家侦探)，我终于回到了老家。</small> <small>您非常正确地对我说过，在生活中，重要的不是未来，而是过去。</small> <small>至于您向我打听的那些亭，我想最好的办法是问问“家史服务处”。我刚给德·斯威尔特发了一封信，我认为他能够回答您的问题。他会很快把一切情况写信告诉您的。</small> <small>至于那个我们一直未能查明、名字叫做“奥列格·德·弗雷戴”的人，我现在可以向您报告一个好消息了。下一个邮班，您就可以收到一封信，它将告诉您一些情况。由于我认为“弗雷戴”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象俄国人——或者波罗的海沿岸的居民——的名字，所以随便找了一些以前曾在尼斯的俄国侨民区里居住过的人问了问。非常走运，我碰到一位卡媛夫人，她还记得这个名字。可是这些回忆是令她不快的，她真想把它们从她自己的记忆里抹掉，但她应允我给您写信，把她所知道的一切都统统告诉您。又及。</small> 正文 第二十八章 <small>姓名：德尼兹·伊韦特·库德勒斯。</small> <small>出生时间和地点：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巴黎。</small> <small>父保罗·库德勒斯，母昂里埃特(原姓波加埃茨)。</small> <small>她于一九三九年四月三日在第十七区区政府与吉米·彼得罗·斯特恩结婚，后者一九一二年九月三十日生于萨洛尼卡(希腊)，希腊国籍。</small> <small>巴黎第十三区奥斯特利茨码头9号</small> <small>巴黎第八区康邦街，卡斯蒂耶旅馆</small> <small>巴黎第八区康巴塞雷斯街10号乙</small> <small>库德勒斯小姐用“米特”的名字拍过一些时装照片。随后，她可能在拉博埃蒂街32号的JF妇女时装店当过模特儿；接着，她可能同一个叫做范·阿伦的人合伙，后者是一个荷兰人，他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在巴黎第九区的巴黎歌剧院花园广场街6号开过一家女式服装店。这家服装店存在时间很短，于一九四五年一月关闭。</small> <small>库德勒斯小姐可能是一九四三年二月在企图偷越法国-瑞士边境时失踪的。对此，在麦热夫(上萨瓦省)和昂马斯(上萨瓦省）进行了调查，但没有取得任何结果。</small> 那还是在皮埃尔-卡尤街的当铺里，我就认定我将永世厌恶贫穷。有人会认为我缺乏理想。刚开始我的头脑也很天真浪漫。但这一切在人生路上丢掉了。 <span class="right">——《夜巡》 正文 第二十九章 <small>出生时间和地点：一九一二年九月三十日，生于萨洛尼干卡(希腊)，父乔治·斯特恩，母吉乌维雅·萨哈诺。</small> <small>他一九三九年四月三日在第十七区区政府与德尼兹·伊韦特·库德勒撕(法图籍)结婚。</small> <small>只有一九三九年二月份的一张卡片指明有一个吉米·彼得罗·斯特恩，他当时住在：</small> <small>这个地址也出现在第十七区区政府的结婚证书上。</small> <small>林肯宾棺的一张卡片上写着如下的情况：</small> <small>住址：(意大利)罗马，睹店街2号</small> <small>吉米·斯特恩先生可能在一九四〇年失踪。</small> 正文 第三十章 <small>无论是在警察署还是情报局，都很难搜集到关于彼得罗·麦克沃伊先生的情况。</small> <small>我们接到报告，一个叫做彼得罗·麦克沃伊先生的多米尼加人在多米尼加驻巴黎公使馆供职，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时住在纳伊(塞纳河畔)的朱里安-波坦路9号。</small> <small>各种迹象表明，彼得罗·麦克沃伊先生在上次大战时就离开了法国。</small> <small>象当时所常有的那样，这个人可能用的是化名和假的证件。</small> 后来，他还思忖，这种感觉，也许不过是他的青春，这种一直压抑他的感觉，终于脱离他了，犹如一块岩石缓缓滚向大海，击起一束水花便消失了。 正文 第三十一章 德尼兹过生日了。那是一个冬天的晚上，巴黎上空飘落下来的雪花，一着地便成了泥浆。人们涌进地铁的入口，加快脚步地走着。圣奥诺雷区一带的玻璃窗里都亮着灯光，圣诞节快到了。 我走进一家首饰店，又看到了那个男子的脑袋。他留着胡子，戴着一副镜片上过色的眼镜。我给德尼兹买了一只戒指。我从商店里走出来时，雪还在不停地下着。我担心德尼兹不来赴约。我第一次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认为在这些匆匆忙忙地走动着的人影中，我们在这个城市里是会互相错过的。 那天晚上，我的名字究竟是叫吉米还是彼得罗，是姓斯特恩还是麦克沃伊，现在可回忆不起来了。 正文 第三十二章 瓦尔帕莱索。她在一辆有轨电车尾部靠近窗子的地方站着，被夹住其他的乘客中间，站在她一边的是一个戴墨镜的小个子男人，另一边的是一个面部干瘪的金发女人，那女人身上散发出一股堇菜属植物 过一会儿，那些乘客几乎都要在埃省朗广场车站下车，那她就可以坐下来了。因为她住在山岗上，住在塞罗·阿莱格莱区，所以一个星期有两三回要到瓦尔帕莱索去买东西。她在那里租了一幢房子，办了个舞蹈学校。 五年前，她踝骨骨折。她在知道自己不能再跳舞之后，离开了巴黎。但是，她对此至今不悔。她决心远走高飞，决心割断她同过去生活的一切联系。那么她为什么要到瓦尔帕莱索去呢？因为她在那里有个熟人，一位居瓦斯芭蕾舞学校的校友。 她不打算再回欧洲去了。她留在那里，上她的课。最后，她把那些在巴齐尔上校芭蕾舞团时拍的、挂在墙上的旧照片，也忘得一干二净了。 她很少去想骨折以前的那些事。在她的脑子里，一切都变得模糊了。她把名字、日期和地址都搞混了。然而她能有规律地，每星期两次，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回想起一桩事情来，她对这桩事情的印象要比对其他事情清楚得多。 有轨电车在埃拉聚里林荫大道尽头停下来，就在今晚的这个时候，她回忆起来了。这条绿树成荫、坡度缓缓升高的大道使她想起了童年时住过的朱伊-昂-若阿斯的那条街。她记起在居尔泽纳博士路拐角处的那些房子、垂柳、白栅栏和新教礼拜堂，记起对面很低的地方是罗宾汉客栈，她想起在一个令她特别高兴的星期天，她的教母来找过她。 她对这个女人一无所知，只知道她的名字叫德尼兹。她有一辆车篷可以折迭的汽车。那个星期天，是由一个棕发男子陪着她来的。他们三人去吃了冰淇淋，还划了船，晚上在离开凡尔赛公园后把她送回朱伊-昂-若阿斯那条街的途中，还在一个集市上停了一会。她和这个教母德尼兹一道登上碰碰车，那个棕发男子在一旁瞧着她们。 她还想知道得更多些。他们两人确切的姓名到底叫什么？他们住在哪里？从那以后他们怎样了？当有轨电车沿着埃拉聚里林荫大道爬着缓坡向塞罗·阿莱格莱区驶去的时候，她的脑子里闪过了这些问题。 <hr /> 注释： 正文 第三十三章 那天晚上，我坐在一家杂食店的桌边，这家杂食店是于特以前介绍我去的，它就在侦探事务所对面的尼埃尔林荫大道。店里有一个柜台，多层架子上摆满了富于异国风情的物品：茶叶，阿拉伯香甜糕点，玫瑰花瓣果酱和波罗的海的鲱鱼。过去的一些赛马骑师仍然常到这里来，他们彼此换看一些旧马照——尽管照片上的那些马匹早就已经被肢解了。 在杂食店里，两个人在低声说话。其中一个穿着件一直拖到踝关节的大衣，大衣的颜色象枯树叶一样。他跟大多数顾客一样，身材矮小。他转过身来，也许原是为着看看挂在进口处大门上方的钟是几点了，但眼光却落到了我的身上。 他的面色突然变得非常苍白，张口结舌地看着我，两只眼珠子都鼓出来了。 他皱起眉头，慢慢地挨近我，在我那张桌子前面停了下来： “彼得罗……” 他抓住我的上臂，“彼得罗，是您吗？” 究竟要不要回答他，我犹豫不决。他显得很狼狈。 “请原谅我，”他悦，“您难道不是彼得罗·麦克沃伊吗？” “是的，”我突然对他说，“有何贵干？” “彼得罗，你……你不认得我了吗？” “不认得。” 他坐在我的对面。 “彼得罗……我是……安德烈·维尔德梅尔……” 他顽乱不安，抓住了我的手。 “安德烈·维尔德梅尔……赛马骑师……你不记得我了吗？” “请原谅，”我对他说，“我有些事情记不清了。我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你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啊……同弗雷迪在一道的……” 我一听到这个名字，就象触了电似的。一个赛马骑师。瓦尔布勒兹的老花匠曾对我说起过一个骑师。 “真有趣，”我对他说，“在瓦尔布勒兹……有个人对我谈起过您……” 他的眼睛模糊了。是酒喝多了，还是太激动了？ “不过，彼得罗……你难道不记得我们曾同弗雷迪一起去过瓦尔布勒兹吗？……” “记不大清楚了。不过，这些正是瓦尔布勒兹的花匠告诉我的……” “彼得罗……这么说说，……这么说，你还活着罗？” 他非常用力地握着我的手，都把我握疼了。 “是啊。怎么啦？” “你……你是在巴黎吗？” “是啊。怎么啦？” 他恐惧地看着我。他几乎难以相信我还活着。他发生什么事情了呢？我很想知道，但从他的神色可以看出，他不敢正面接触这个问题。 “我嘛……我住在瓦兹省的……吉韦尔尼，”他对我说，“我……我极少来巴黎……你愿不愿意喝点什么，彼得罗？” “来一杯‘玛丽·布里扎尔’，”我说。 “好吧，我也来一杯。” 他把我们的杯子斟满酒，动作很慢，我好象觉得他是要赢得时间。 “彼得罗……发生了什么事？” “你说的是什么时候？” 他举杯一饮而尽。 “就是你们企图同德尼兹一起偷越瑞土边界的时候？……” 我能回答他什么呢？ “从那以后，你们就没有给我们来过什么信。弗雷迪非常不安……” 他又把他的杯子斟满了酒。 “我们还以为你们在雪地里迷了路呢……” “您用不着担心，”我对他说。 “德尼兹怎样了呢？” 我耸耸肩膀。 “您还记得德尼兹吗？”我问。 “说到哪里去了，彼得罗，那当然啦……我首先倒要问一问，你为什么用‘您’来称呼我？” “请原谅我，我的老兄，”我说，“已经有一个时期了，我觉得自己脑子不大好用。我竭力回忆起那个时候的事情……但是太模糊了……” “我能理解。所有这一切，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你还记得弗雷迪的婚礼吗？” 他笑了。 “记不大清楚了。” “在尼斯……他和嘉结婚的时候……” “就是嘉·奥尔罗夫吗？” “对，就是嘉·奥尔罗夫……他不是同她，还能同谁结婚呢？” 他看我不大记得这桩婚事，显出很不高兴的样子。 “在尼斯……在俄国教堂……举行的是宗教婚礼……不是公证结婚……” “哪一个俄国教堂？” “一个有花园的俄国小教堂……” 是不是就是于特在他信上绐我描写过的那一个？有时的一些巧合，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对啦，就是，”我对他说……“就是……隆尚街上有花园和堂区图书馆的那个俄国小教堂……” “怎么样，你想起来吗？我们四个是证婚人……我们把花冠举在弗雷迪和嘉的头上……” “四个证婚人？” “是啊……就是你、我、嘉的外祖父……” “老古奥尔吉亚奇？……” “对……吉奥尔吉亚奇……” 这么说，我和嘉·奥尔罗夫、老吉奥尔吉亚奇在一起照的那张相就是那一次拍的了。我刚才正要给他看呢。 “第四个证婚人，就是你的朋友鲁维罗萨……” “你的朋友鲁维罗萨……波菲里奥……多米尼加的外交官……” 想起这个波菲里奥·鲁维罗萨，他笑了。一个多米尼加的外交官。也许正是因为他，我才在那个公使馆里工作的呢。 “以后，我们是一起到老吉奥尔吉亚奇家里去的……” 我看到我们中午时分在尼斯的一条两边种着法国梧桐树的林荫大道上走着。天气晴朗。 “德尼兹也在那里吗？。” 他耸耸肩膀。 “当然在啦……很明显，你什么也不记得了……” 我们漫不经心地迈着步子，一共是七个人，即：赛马骑师、德尼兹、我、嘉·奥尔罗夫、弗雷迪、鲁维罗萨和老吉奥尔吉亚奇。我们穿着白色的礼服。 “吉奥尔吉亚奇住在阿尔萨斯-洛林花园拐角处的一幢房子里。” 几棵棕榈树高高地挺立着。有些孩子在滑梯上滑着。楼房白色的门面上，挂着橙色的帆布遮帘。我们的笑声在楼梯上回荡。 “晚上，为了庆贸他们天作之合，你的朋友鲁维罗萨请我们到埃敦·罗克去吃了晚饭……怎么样，想起来了吧？你还记得吧？……” 他气喘吁吁，好象刚刚干了一件很重的力气活。那一天，弗雷迪和嘉·奥尔罗夫举行了宗教结婚仪式，阳光明媚，大家无忧无虑，那也许是我们青年时代最美好的一个时刻了……在回忆了上面这些事情之后，他看来枯疲力蝎了。 “总之，”我对他说，“我们，你和我，很久以前就认识了……” “对……但我首先认识的是弗雷迪……因为我曾经是他祖父的赛马骑师……遗憾的是，我没能干多久……老人就失去了一切……” “嘉·奥尔罗犬呢……你知道……” “是的，我知道……我就住在她家附近……阿利斯康花园街……” 嘉·奥尔罗夫从那幢大楼的窗口，一定可以看到奥特伊尔跑马场美丽的景色。她的第一个丈大瓦尔多·布朗特告诉我，她因为担忧人老珠黄而自杀了。我想象她以前定是常常从窗口俯视跑马场的。每天都可以看到下面的情景，甚至一个下午就能看到好几次：十几匹马沿着场地—起向前冲，有一些在障碍物上撞得粉身碎骨。那些侥幸跨过障碍物的，还能再活几个月。之后，也同别的马一起死掉了。这样，总是不断有些新的马匹补充进来，取而代之。进行同样的、到头来不免要被摔死的冲锋。这样的场面，看了使人感到凄惨和沮丧。也许就是因为住在跑马场的附近的原故，嘉·奥尔罗夫才……我很想问问安德烈·维尔德梅尔对此是怎么想的。他呀，他是应该明白的，因为他是赛马骑师啊。 “真叫人伤心，”他对我说，“嘉是一个很漂亮的姑娘啊……” 他俯下身来，凑近我的脸，他的皮肤红红的，有痘瘢，眼睛是褐色的，一道疤痕爬过右边的腮帮子，一直延伸到下巴尖上。头发是栗色的，但有一绺白发，不熨贴地散在前额上。 “你呢，彼得罗……” 但我没有让他把话说完。 “我住在纳伊的朱里安-波坦路时，你就认识我了吗？”我带着碰碰运气的心理说，因为我牢牢地已住了写在“彼得罗·麦克沃伊”卡片上的地址。 “是你住在鲁维罗萨家里的时候吗？……当然了……” 又是这个鲁维罗萨。 “我们经常同弗雷迪一起来……每天晚上都象过节一样……” 他放声大笑。 “你的朋友鲁维罗萨晴来几个乐队……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六点钟……你还记得他老是用六弦琴绐我们伴奏的两支曲子吗？” “不记得了。” “《钟表》和《你使我顺从你》。特别是《你使我顺从你》……” 他轻轻地打着口哨，吹出这个曲调的几个小节。 “怎么样？” “对……对……我想起来了，”我说。 “您给我弄了一本多米尼加的护照……但它没能帮我什么忙……” “你到公使馆来看过我吗？”我问。 “去过。去取你给我的多米尼加护照。” “我一直未搞清楚当时我自己在那个公使馆里干的是什么事。” “我，我不知道……有一天你对我说过，你是在给鲁维罗萨当个秘书之类的，这对你来说，是个美差……但我觉得在鲁维罗萨遇到车祸死了之后，这个工作倒成了一个苦差事了…” 是的，确实令人悲伤。我又少了一个可以询问的证人。 “彼得罗，请你告诉我……你的真名叫什么来着？这问题总叫我感到困惑。弗雷迪对我说过，你并不叫彼得罗·麦克沃伊……是不是鲁维罗萨给你搞的假证件啊……” “我的真名字？我自己也想知道呢。” 我莞尔一笑，好让他觉得我是在开玩笑。 “弗雷迪是知道的，既然你们早在中学里就认识了……你们以前总是谈些德·卢伊扎中学时代的事情，我简直听腻了……” “……中学时代的事？” “德·卢伊扎中学……你知道得很清楚……别装傻……那天你父亲还用车子来接你们两个……他让还未领到驾驶执照的弗雷迪开车……关于这件事，你们至少已对我讲过许多许多次了……” 他摇了摇头。这么说，我还有一个经常到“德·卢伊扎中学”来找我们的父亲。这倒是个很有趣的细节。 “而你呢？”我对他说，“你一直搞骑马吗？” “我在吉韦尔尼驯马场找到了一个骑术教师的职位……” 他的语调严肃认真，绐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你知道得很清楚，我自从出了事故以后，在生活当中也就走下坡路了……” 发生了什么事故？我没有敢问他…… “当我陪你们，也就是你、德尼兹、弗雷迪和嘉，一起去麦热夫的时候，大事已经不好了……我丢掉了教练员的饭碗……他们都是些胆小鬼，因为我是英国人……他们只要法国人……” 他是英国人？不错。他说话带点口音。这，我直到此刻才注意到。当“麦热夫”这个字从他嘴里吐出来的时候，我的心跳得更厉害了。 “这个主意真奇怪，真奇怪，怎么想起要到麦热夫去的啊？”我试探地说。 “为什么？为什么说这个主意奇怪？我们没有别的路可去啊……” “你这样想？” “那个地方安全……巴黎那时变得太危险了……” “你真的这样想？” “得了，彼得罗，你想想吧……那时候检查越来越频繁……而我呢，我是英国人……弗雷迪拿的是英国护照……” “英国护照？” “是啊……弗雷迪的家族原来是在毛里求斯岛的……你呢，你那时的处境似乎也并不好些……我们所谓的多米尼加护照并不能真正地保护我们……想一想吧……你的朋友鲁维罗萨，他自己也……” 这句话的下半截，我没有听清。我好象觉得他突然矢音了。 他喝了一口酒。这时四个人走进屋来，他们都是老顾客，——过去的赛马骑师。我能认出他们来，因为我以前常常听他们谈话。他们之中有一个人总是穿一条旧马裤和一件好几块地方沾有污迹的黄鹿皮大衣。他们拍着维尔德梅尔的肩膀。他们同时说着话，大声地笑着。满屋子吵吵嚷嚷。维尔德梅尔没有把他们介绍给我。 他们都坐在酒吧间的高脚圆凳上，没完没了地高声喧哗着。 “彼得罗……” 维尔德梅尔对我俯下身来，我们的脸相距只有几公分。他那副鬼脸使我感到他为着说出下面的话来，正在做着超人的努力。 “彼得罗……在你们企图偷越国境的时候，德尼兹出了什么事？……” “我不记得了，”我对他说。 他的眼睛盯住了我。他可能有点醉了。 “彼得罗……在你们出发之前，我就同你说过，不要相信那个人……” “哪个人？” “就是那个要帮你们偷越国境到瑞士去的人……那个小白脸俄国佬……” 他脸红脖子粗，又喝了一大口酒。 “你想一想……我还对你说过，也不要听另外一个人的话……那个滑雪教练……” “哪个滑雪教练？” “就是想给你们当向导的那个家伙……你是知道的……就是那个名叫博布，但他的姓叫什么的来着？……啊，对了，博布·贝松……你们为什么要走？……你们当时同我们住在山区小木屋里，过得很好嘛……” 我能对他说什么呢？我摇摇头。他把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 “他叫博布·贝松？”我问他。 “是的。叫博布·贝松……” “那么那个俄国佬呢？” 他皱起眉头。 “我不记得了……”。 他的注意力已经被放松了。他刚才作了最大的努力，同我谈了这些往事，现在已经谈完了。这就如同一个精疲力竭的落水者，在最后一次把脑袋探出水面之后，身子就开始慢慢地往下沉了。毕竟，在他努力回首往事时，我也未能帮他什么忙啊。 他站了起来，回到别人那里去了。他恢复了常态。我听到他在高声评论着下午在万森举行的一场赛马。穿马裤的那个人会帐请大家喝酒。维尔德梅尔嗓音又正常了。他的嘴角上叼着一支烟，但因为讲得非常热烈、非常激动，以致忘了把它点着了。如果我站在他的面前，他也不会认出来的。 我出门时，对他说了声再见，并且还挥了挥手，但他没有理会。他正全神贯注在自己的高谈阔论里。 正文 第三十四章 维希一辆美国轿车在泉水公园旁的和平饭店前面停下来，车身上全是污泥，两男一女从车上下来，向饭店的人口处走去。两个男的胡子拉碴，个子较高的那个挽着那个女人的胳膊，饭店前面，有一排柳条椅，一些人正躺在上面睡觉，他们的脑袋摇晃着。从外表上看来，火一般的七月骄阳对他们一点影响也没有。 在大厅里，三个人为走到接待处去，正在费力地开路。他们得避开那些妨碍他们通行的扶手椅和行军床，行军床上也挤满了睡得烂熟的人，有的人还穿着军服就倒头睡着了。在大厅深处的那些人，五人一伙，十人一群地挤在一起，他们互相招呼着。那喧喧嚷嚷的嘈杂声比室外潮湿而炎热的天气更使人觉得气闷。这三个人终于挤到了披待处的前面。那个个子较高的男人，把他们的护照交给了看门人。有两本护照是由多米尼加共和国驻巴黎公使馆签发的，一个持照人的姓名叫“波菲里奥·鲁维岁萨”，另一个人叫“彼得罗·麦克沃伊”。还有一个人持法国护照，名宇是“德尼兹·伊韦特·库德勒斯”。 满面汗水沿着下巴尖往下滴的看门人，把护照还给他们，他的动作显得筋疲力尽。没有了，“鉴于目前的情况”，整个维希市的旅馆都住满了，一间空房子也没有了……如果实在需要的话，就只好使用剩下的两张扶手椅了，可以把它们搬到洗衣间或楼下的盥洗室里去……同他纠缠着的那些人说话的嗡嗡声，电梯金属门的撞击声，电话铃的响声，以及从悬挂在接待处上头的高音喇叭里传出来的找人的广播声，把他说话的声音全淹没了。 两男一女走出饭店时的步履略显踉跄。骤然间，天空布满紫灰色的雨云。他们穿过泉水公园。在草坪边沿带顶的游廊下，聚集着比饭店大厅里更为密集的人群，他们把铺着路石的通道都绐阻塞了。大家都在高声喧嚷，有些人在人群中穿梭似地来往，有些人先是三三两两地坐在公园的长凳和铁椅上，后来也挤进了人群……这种场面，真使人觉得是置身于学校里的一个风雨大操场。人们在焦急等待着铃响，似乎只看铃声才可以使这场混乱和那令人讨厌的、超来越大的嘈杂声平息下来。但铃迟迟不响。 高个棕发男子一直挽着那个女人，另外一个男的脱去了上衣。他们走着，被东奔西突的人们挤着、撞着，这些人在找某个人或者一群人，——他们刚离开人群一会儿，这群人就立即散了，加入到别的人群中去了。 他们三人来到了复辟王朝咖啡馆的露天座位前。座位上挤满了人，但好似奇迹出现一般，有五个人突然离开了一张桌子，那两男一女见势一下子就倒在刚刚空出的柳条扶手椅子里面了。他们痴呆呆地向游乐场那边望过去。 濛濛的水汽弥漫了整个公园，滞留在拱形的树枝下，把人们的嗓子眼都填满了，那里简直象一个土耳其浴室。到后来，连游乐场前面的人群也看不清楚了。水汽把那些人群没完没了扯谈的声音也给闷住了。在旁边的一张桌子上，有位老妇人呜咽地哭了起来，她一再抱怨说靠近昂代一带的国境线被封闭了。 耶个女人的头在高个棕发男人的肩膀上晃动着。她闭着眼睛，睡得象个孩子似的。两个男人相视一笑。然后，他们又朝着游乐场前的人群望去。 大雨倾盆而下。这是场季风转换期中的雨。雨点穿过法国梧桐和栗树的浓密枝叶，打到地上。在那里，人群互相挤撞着，争先恐后地想躲到游乐场的玻璃天棚下去，而在露天座位上的那些人，则急匆匆地离开座位，互相挤着踩着逃进咖啡馆里面去了。 只有那两男一女坐着不动，因为桌子上方的遮阳伞给他们挡住了雨水，那个女的依然睡着，头靠在高个棕发男人的肩上，男的两只眼睛直直地注视着前方。在这同时，他的同伴漫不经心地打着口哨，轻轻地吹出《你使我顺从你》的曲子。 <hr /> 注释： 正文 第三十五章 从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一大块草坪，草坪旁边有一条铺着砂砾的小径，小径顺着缓坡向上爬去，一直通向我所在的那幢房子，那幢房子又使我联想起地中海边那些白色旅馆中的一个来，当我登上台阶并拾级而上的时候，我的目光落到人口处大门上的一块银字招牌上：“德·卢伊扎-达尔巴尼中学。” 那边，在草坪妁尽头有一个网球场。右边，有一行白桦树和—个已经放掉了水的游泳池。跳水台有一半已经倒塌了。 他在一个窗洞前面赶上了我。 “啊……先生，我很抱歉……中学的全部档案都烧掉了……什么也没有剩下……” 说话的是一位六十岁上下的男人，戴着一副浅色玳瑁架子的眼镜，穿着一件苏格兰花呢上农。 “况且，不管怎么说，让斯密特夫人也没有同意啊……自从她丈夫死了以后，她就再也不愿意听到有关德·卢伊扎中学的事了……” “在杂物中还有没有一些班级的集体的旧照片？”我问他。 “没有，先生，我对您再说一遍，一切都烧光了……” “您很久以前就在这里工作了吗？” “德·卢伊扎中学的最后两年，我是在这里的。后来，我们的校长让斯密特先生去世了……于是，这所中学也就面目全非了……” 他眼睛望着窗外，陷入了沉思。 “我作为一个老校友，很想找到几件纪念品，”我对他说。 “这我能理解，但遗憾的是……” “这所中学将来怎么办呢？” “啊，所有的东西都要被他们拍卖掉了。” 他没精打采地冲着我们前面的草坪，网球场和游泳池，扬了扬胳膊：“您要不要最后看一眼宿舍和教室？” “不必了。” 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烟斗，把它塞到嘴里。他一直站在窗洞前面。 “左边的那幢木房子现在干什么用了？” “更衣室，先生。人们在那里先换换衣服，然后去进行体育活动……” “啊，是的……” 他装满烟斗。 “我都忘了……当年我们是不是要穿校服的啊？” “不要的，先生。只是在吃晚饭时和节假日，才必须穿上海军蓝的阔条法兰绒外衣。” 我走近窗子，前额几乎紧贴在玻璃上。在下面的那幢白色建筑物的前面，有一块铺着砂砾的空地，已经杂草丛生了。我仿佛看到弗雷迪和我，我们正穿着阔条法兰绒外衣哩。我竭力想象着在那天放学时开车来接我们，下了车便向我们走来的那位男子——也就是我父亲——的相貌。 <hr /> 注释： 正文 第三十六章 </small> <small>应于特先生的要求，我向您写这封信，谈谈我所知道的那个叫做“奥列格·德·弗雷戴”的人的全部情况，尽管回忆过去的这些事情，使我非常难受。</small> <small>有一天，我走进一家座落在弗朗索瓦一世大街上的叫做“阿尔加迪”的俄国餐馆，它是一位俄国先生开的。老板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餐馆很简朴，顾客不多。老板是个未老先衰的人，那天神情显得十分悲痛，站在一张摆着俄式冷盘的桌子了面……——这大概是一九三七年前后的事。</small> <small>我留意到餐馆里有一十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他的举止就象在家里一样随便。他穿着很讲究：西服，衬衣等等，完美元缺。</small> <small>他的外表给人以强烈的印象：看上去显得意志很坚强。深蓝色的眼辅，眼角上已经有了皱纹，笑起来露着牙齿，没完没了。在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他狐狸般的狡猾。他就坐在我的邻座。我第二次到那里去的时候，他指着餐馆的老板对我说：</small> <small>“您相信我就是这位先生的儿子吗？”他对那位可怜的老人——确实就是他的父亲——，流露出一种轻蔑的神情。</small> 给我看了一支表明他身份的手镯，上头刻着他的姓名：“路易·德·弗雷戴，蒙庞西埃伯爵”(在餐馆里，大家都叫他“奥列格”，这是一个俄国名字)。我问他，他的母亲在哪里。他对我说她已经过世了。我又问他她是在什么地方碰到了一个姓蒙庞西埃的人的(看来，这个姓是奥尔良家族的一个小支系)，他回答说是在西伯利亚。所有这些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小无赖，大概是由一些男人和女人供养的。不知他究竟是干什么的，在我的追问之下，他说是弹钢琴的。</small> <small>然后，他对我和盘托出他与上流社全的关系：连迪泽斯公爵夫人都要对他行屈膝礼，他和德·温得索尔公爵交情很深……我发现他所叙述的有真有假。“上流社会”的人们听到他的“姓氏”，看到他的微笑和那种缺乏感情而又似是真诚的殷勤，也许会上当的。</small> 的海滩上，看到有个人跑过来，他就是那个叫做“奥列格·德·弗雷戴”的人。同以往一样，他精力充沛，高声笑着。他告诉我他曾经当过俘虏，当时看守他的是一个德国的高级军官。目前，他暂且在战时代母亨利·迪韦尔努瓦孀妇家里住几天。但是他说：“她非常小气，什么钱也不给我。”</small> <small>他对我宣布说，他将要到巴黎去，“以更跟德国人一道工作”。我问：“干什么？”他答：“卖给他们汽丰、”</small> <small>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他究竟怎样了就不清楚了。好了，亲爱的先生，这就是我所能告诉您的关于这个人的全部情况。</small> <hr /> 注释： 正文 第三十七章 现在，只需闭上眼睛想一想就可以了。我们大家一起动身到麦热夫去以前的那些往事，此刻在我脑际一幕幕地映现出来：奥什林荫大道上从前那幢萨哈罗夫宾馆的那些灯火辉煌的大窗子；维尔德梅尔的片言只语，那些姓名，如绯红而又闪闪发光的“鲁维罗萨”，平平淡淡的“奥列格·德·弗雷戴”等；还有其他一些细微末节——以至维尔德梅尔那嘶哑得几乎听不到的声音，所有这些事情对我来说，都是阿莉阿德尼线。 前一天的傍晚，我正好在奥什林荫大道上，从前那幢萨哈罗夫宾馆的二楼上。那里有很多人。象往常一样，他们穿着大衣。我没有穿长大衣。我穿过主要的一间房子，大约有十五个人正围着那里的电话机，坐在皮扶手椅子里，他们正在谈生意。然后，我溜进一间小办公室，进去后把门随手关上。我要见的那个男子已经在那里了。他把我拉到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我们在两张扶手椅上坐下，它们之间摆着一张低矮的茶几。我把用报纸包着的金路易放在茶几上。他立即递给我几捆钞票，我数也没数就鞋进口袋去了。他呢，他对首饰不感兴趣。我们一起离开办公室，又穿过那间大屋子。那里谈话的嘈杂声，以及人们穿着大衣走来走去的样子，使人感到他们正在干着什么紧迫的事情。在人行道上，他给了我一个女买主的地址，这个可能向我购买首饰的女买主住在马尔泽布尔广场那边，他要我告诉她是他介绍我去的。当时正下着雪，但我仍决定步行到那里去。想当初，德尼兹和我，我们是常常走这条路的。现在气候当然不同了。雪花飞舞着，树木光秃秃的，再加上这些楼房里都关着灯，因此我几乎认不出这条林荫大道了。在蒙索公园栅栏前面走过的时候，已闻不到那股女贞树的芳香，而只是湿土和腐烂物的味道了。 在象那些被人们叫做“小公园”或者“别墅”的死胡同深处的一幢房子里，底层有一个套间。她在里面接待我的这个套间没有什么别的家具，只有一张长沙发，我们就坐在上面，还有一架电话机，也放在沙发上。她是一位四十岁上下，红棕色头发、有些神经质的女人。电话铃不停地响着，但她总是不去接。后来，在她按听的时候，她把听到的事都写在记事本上。我绐她看了首饰。我可以半价让出首饰别针和钻石手镯，但有个条件，那就是她必须当场付现款。她接受了。 在大街上，当我向库尔塞尔地铁车站走去的时候，我想起了几个月以前到卡斯蒂耶旅馆我们房间里来的那个青年人。他很快地卖掉了一颗蓝宝石和两枚首饰别针，还慷慨地要把多卖得的钱同我平分。他确实很大方。我推心置腹地向他交了底，对他淡了出发的计划，甚至还讲了那种有时阻碍我出去的恐惧心理。他对我说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奇怪的时代。 晚些时候，我到爱德华七世花园街去找德尼兹，她的朋友、荷兰人范·阿轮在她的套间里开办了一个女式时装店，她住在一幢房子的二楼，正好在辛特拉酒吧间的楼上。我之所以能回忆起来，是由于德尼兹和我，我们以前经常到那个酒吧间去，那里的地下餐厅另有一扇门可以溜出，不必走正门。巴黎所有的公共场所和建筑物，凡是有两个出口的，我相信我都熟悉。 在这个很小的女式时装店里，人们象奥什林荫大道那幢房子里的商人一样忙碌着，也许还要更加焦急不安。范·阿伦在准备夏季用的时装成套式样，他是那样的努力、那样的乐观，确实使我感到很惊奇。我思忖着：女式时装店还能坚持几个夏季？他在一个棕发女人的身上试着一件用又薄又白的料子做的连衣裙。与此同时，别的模特儿在更衣室里进进出出。有几个人围着一张路易十五式的写字台议论着，台上散乱地放着时装设计草图和一块块的料子。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德尼兹同一个五十上下的金发女人和一个头发棕褐而卷曲的青年男子在说话，我也参加了进去。她和他，他们要去科特达祖尔。在一片嘈杂声中，人们什么也听不见。打开的香槟酒在人群中传递着，也不知道是为的什么。 德尼兹和我挤出一条路，走到前厅。范·阿伦陪着我们。当他把脑袋从门缝里探出来，用手绐我们送了一个飞吻，祝福我们交上好运的时候，我再一次看到了他那浅蓝色的眼睛和笑容。 德尼兹和我，我们最后一次经过康巴塞雷斯街。我们的行李已经准备好了，那是一只手提箱和两只皮包，己放在客厅尽头的一张大桌子前。德尼兹拉上百叶窗，放下窗布。地把缝纫机重新放进柜子里，取下了别在人体模型上身的一块白帆布料子。我想起了我们一起在这里度过的晚上。他照着范·阿伦给她的纸样裁剪，或者缝着，我躺在长沙发上读一本回忆录或她非常喜爱的侦探小说——丛书。那些夜晚，是我所经历过的仅有的可以暂时休息一下的任晚，仅有的我可以幻想能在一个平静的世界上过着无忧无虑生活的夜晚。 我打开手提箱，将那些把我的口袋撑得鼓鼓的一捆捆钞票，塞进我的粗毛线衫和衬衣里，塞边一双靴子里。德尼兹正检查一个旅行袋，看看有没有忘记什么。我顺着走廊一直走到房间里。我没有开灯，站在窗前。雪仍在下个不停。在对面人行道上值勤的警察也钻进岗亭里去了，那个岗亭也是因为冬季天冷，在几天前刚刚修起来的。从索赛广场走来一个警察，他也三步井作两步地向岗亭走去。他和他的同伴握手，递给他一个保温瓶，两人用平底大口杯轮流地喝起来。 德尼兹进来了。她也站到窗前我的身边来。她穿着皮大衣，紧紧地偎着我。她身上散发着一股浓郁刺鼻的香水味道。她在皮大衣里面，穿了一件长袖衬衫，我们重新回到那张只剩下床绷的床上。 里昂火车站，嘉·奥尔罗夫和弗雷迪在发车站台的入口处等着我们。他们那许多手提箱，就堆放在他们身旁的一辆四轮运货车上。嘉·奥尔罗夫有一只大箱子。弗雷迪一面和搬运工人讨价还价，一面请他抽烟。德尼兹和嘉·奥尔罗夫在说话，德尼兹问地，他们这些人到了弗雷迪租的那幢瑞士山区木屋里，能不能住下。车站上一片昏暗，只有我们站着的那个月台上，照着黄色的灯光。维尔德梅尔也来了，他穿着骆驼毛大衣，这大衣象往常那样拍打着他的腿肚子。一顶毡帽盖住了他的前额。我们叫人把行李搬到我们各自的卧车里。我们站住车厢前的月台上等待着开车的信号。嘉·奥尔罗夫在那些乘这趟列车的旅客中认出一个熟人来，弗雷迪叫她不要同任何人说话，以免引起别人对我们的注意，我在德尼兹和嘉·与尔罗夫的包房里呆了一会。窗帘已经拉上一半，通过玻璃窗向下看去，我看到我们正在穿过郊区。雪还在下。我拥抱了德尼兹和嘉·奥尔罗夫，回到了自己的包房，弗雷迪已经安顿下来了。过了一会儿，维尔德梅尔来看我们。此刻，他的包房里只有他一个人，他希望在他下车之前，不会再有别的人去。的确，他很担心有人把他认出来，因为几年以前他在奥特伊尔赛马场出事时，耶些马术运动报上都登过他的照片。我们尽力安慰他，对他说人们对赛马骑师的面扎，是过目就忘的。 弗雷迪和我，我们躺在铺位上。火车在疾驰。我们让通宵灯亮着，弗雷迪烦躁地抽着烟。他有些惶恐不安，因为随时都可能有人来检查的。我也是这样，但我竭力掩饰着自己。我们，弗雷迪、嘉·奥尔罗夫、维尔德梅尔和我，拿的都是鲁维罗萨弄来的多米尼加护照，但这些护照是否管用，我们并没有十分的把握。鲁维罗萨本人也这样告诉过我。我们的命运全掌握在警察，或者比别人更留意细节的检查员手里了。唯独德尼兹人没有任何危险。她是真正的法国人。 列车第一次停下，第戎车站到了。在大雪中，车站上高音喇叭的声音显得很沉闷。我们听见过道上有人走动，一间包房的门被打开了，也许有人进了维尔德梅尔的包房吧，于是，弗雷迪和我，我们发出了神经质的狂笑。 列车在索恩河畔夏龙车站停了半个小时。弗雷迪睡着了，我关上包房里的通宵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觉得在黑暗中可以更放心些。 我竭力想些别的事情，而不去听在过道里回响着的那些脚步声。月台上，有些人在说活，我能听清几个字。他们大概就在我的窗前。其中一个人在咳嗽，一种带浓痰的咳嗽。另外一个人在轻轻地吹着口哨。一道列车驶过，车轮碰撞铁轨的有节奏的声响吞没了他们说话的声音。 我们包房的门突然打开了，过道的灯光照见了一个穿大衣的男人的身影。他的手电把包房从上到下照了一遍，看看我们有几个人。弗雷迪惊醒了。 “你们的证件……” 我们把我们的多米尼加护照递绐他。他漫不经心地看了看，然后把护照交给了身旁的一个人，这人被包房的门拦看，我们肴不见他。我闭上眼睛。他们说了几句，听不清说的是什么。 他一步跨进包房，手里拿着我们的护照，“你们是外交官吗？” “是的，”我机械地回答。 几秒钟后，我才想起鲁维罗萨给我们弄的是外交护照。 他一句话也没说，就把护照还给了我们，然后把门关上。 我们在黑暗中屏住呼吸。我们缄默不语，一直等待火车重新开动。火车开动了。我听到了弗雷迪的笑声。他把灯打开。 “要不要去看看其他人？”他对我说。 他们没有去检查德尼兹和嘉·奥尔罗夫的包房。我们叫醒了她们。她们还不清楚我们为什么这样激动。接着，维尔兹梅尔也来了，他色阴沉，还在哆嗦。刚才，当他把护照交给他们验看的时候，他们也问他是不是“多米尼加的外交官”，但他没敢回答，因为害怕便衣譬察和检查员中间，可能会有某个赛马的爱好者把他给认出来。 列车在茫茫的雪原上穿行。这里的景色多么亲切和友善啊。望着沉睡中的那些房屋，我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狂喜和信心。 我们到达萨洛金时，还是夜里。一辆旅行车和一辆黑色大汽车已等在车站前了。弗雷迪、维尔德梅尔和我拿着手提箱子，同时另有两个搬运工抬着嘉·奥尔罗夫的大箱子。我们大约十来个旅客，上了去麦热夫的汽车，当司机和那两个搬运工正在把手提箱塞进汽车尾部时，一个金发男人向嘉·奥尔罗夫走来，他正是她头天晚上在里昂车站看到的那个人。他们说了几句法国活，然后，她向我们解释说这俄国人是她的一位点头之交，他的名字叫基里尔。黑色大汽车的司机已坐在发动机前等着了，基里尔指了指这辆车子，提议带我们到麦热夫去，但是弗雷迪谢绝了他的邀请，他说宁肯乘坐旅行车。 雪不停地下着，旅行车走得很慢，黑色大汽车超过了我们。我们走的是上坡路，每加速一次，车身就颤动一下。我担心在我们到达麦热夫之前，它也许会抛锚的。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黑夜消逝了，棉絮般的白雾透过枞树的枝丛笼罩着大地，我思忖着在这样的时刻，还会有谁到这里来找我们呢。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危险了。我们渐渐地变得无影无踪了。维尔德梅尔穿着红棕色的大衣，戴着海军蓝的毡帽，嘉·奥尔罗夫穿的是件豹皮大衣，弗雷迪身着骆驼毛大衣，围着绿色的长围巾，脚蹬黑白两色的、宽大的高尔夫球鞋。本来我们这些城里人的打扮，是会引入注目的。但在浓雾中，什么也看不出来了。有谁知道呢？也许，我们就这样烟消云散了。或者，我们只是一些蒙在车窗玻璃上的水汽，它牢牢地附在上面，用手擦也擦不掉。司机是怎样辨别方向的呢？德尼兹睡着了，她的脑袋在我的肩上摇晃着。 汽车在市政府前面的广场中央停下来。弗雷迪让人把我们的行李放在早已等候在那里的雪橇上，我们到教堂旁边的一家茶点铺去，想喝点热的东西。这家铺子刚开门，接待我们的那个女人显得非常惊奇，这也许是因为我们来得太早，或者是嘉·奥尔罗夫的口音和我们的一身城里人打扮引起了她的特别注意。维尔德梅尔对一切都赞叹不已。他连大山都没有见过，对冬季的体育运动更是一无所知了。他把前额贴在玻璃窗上，呆呆地看着雪花飘落在死者墓碑和麦热夫市政府的建筑物上。他在向那个女人打听，想知道缆车是怎杆运行的以及他可不可以报名到一个滑雪学校去学习。 那所瑞士式的山区水屋叫做“南方十字架”。它很高大，用深色木料建造，百叶窗是绿色的。我想它是弗雷迪从他在巴黎的一个朋友那里租来的。它俯视着一条公路的弯道，而在这条公路上却看不到它，因为它被一排枞树给挡住了，从那条公路上下来，要走过一条“之”字形的路，才能到达山区木屋，至于耶条公路，顺着上升的坡度，到底通到哪里，我从来也没有好奇地去打听过。德尼兹和我住的房间是在二楼上，在窗口从枞树顶上看出去，可以看到整个麦热夫村子。天气晴朗时，我就反复练习辨认教堂的钟楼、罗金布吕纳山脚下那座看上去象一个赭色斑点的旅馆、公路汽车站、溜冰场、墓地和远处的一切。弗雷迪和嘉·奥尔罗夫的房间在楼下，在起居室的隔壁。而要到维尔德梅尔的房间去，还得再下一层楼，因为他房间的半截子埋在地下，窗子象舷窗似的，刚好和地平面相齐。维尔德梅尔自己却偏偏看中了——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个地下洞穴。 开始的时候，我们谁也没有离开过木屋。我们住起居室里没完没了地玩着牌。我至今仍能相当准确地回忆起这间房子里的情形：一块羊毛地毯，一张皮的长沙发，一个嵌在长沙发后上方墙上的书架，一张矮小的桌子，朝着一个阳台开着的两扇窗子。住在附近的一个女人负责替我们到麦热夫去采买东西。德尼兹在读一本地从书架上找到的侦探小说。我也在读着。弗雷迪脸也不刮，嘉·奥尔罗夫每天晚上为我们做一个俄罗斯蒸菜浓汤。维尔镕梅尔请人定期地给他从村子里把《巴黎体育报》带给他。他读完之后，就藏在他的地下洞穴里。一天下午，当我们正在玩桥牌的时候，他手里挥舞着报纸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他的脸色都变了，因为有一个专栏编辑回顾了最近十年来赛马界突出的事红其巾写道：“英国赛马骑师安德烈·维尔德梅尔在奥特伊尔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事故。”报上还有几张为配合文章而刊出的照片，其中有一张就是维尔德悔尔，照片很小，比一张邮票还小。令他发怒的正是这张照片，因为它的缘故，萨洛金车站或麦热夫的什么人，在教堂旁边的糕点铺里，可能会把他认出来的，那位给我们送食物和料理点事务的女人，也可能会认出他就是“英国赛马骑师安德烈·维尔德梅尔”。在我们动身前的一个星期，他在阿利靳康花园街他的住所，不就接到过一个匿名电活吗？一个含混不清的声音对他说：“喂，维尔德梅尔，你一直在巴黎吗？”那人说完后哈哈大笑，接着就把电话挂断了。 我们反复对他说，既然他已是“多米尼加公民”，那就什么危险也没有了。但这番话没有起什么作用，他表现得非常烦躁。 —天凌晨三点左右，弗雷迪使劲捶着维尔德梅尔“洞穴”的门，同时大声吼叫着：“安德烈·维尔德梅尔，我们知道您在这里……我们知道您是英国赛马骑师安德烈·维尔德梅尔…马上出来……” 维尔德梅尔对这种玩笑很生气，两天都没有同弗雷迪讲话。后来，他们又和好了。 在山区木屋所度过的最初的那些日子，除了这个无伤大体的小事以外，其他的一切部是在平静中过去的。 但是渐渐地，弗雷迪和嘉·奥尔罗夫感到我们如此打发时间太单凋了。维尔德梅尔呢，尽管怕别人认出他这个“英国赛马骑师”，但也故态复萌了。他是个运动员，坐着不动是不习惯的。 弗雷迪和嘉·奥尔罗夫在麦热夫散步的时候，碰到了一些人。看来，很多人同我们一样是到这里避难来的。大家碰在—起，组织了一些“联欢会”。晚上，弗雷迪，嘉·奥尔罗夫和维尔德梅尔很快就投人到这种夜生活中去了，我们听他们谈到了这方面的情况。而我呢，我是持谨慎态度的。我宁肯和德尼兹留在山区木屋里。 然而，我们有时也要到村子里去：我们总是住早晨十点钟的时候离开山区木屋，顺着一条两旁有很多小教堂的道路走去。有时，我们走进一座小教堂，德尼兹点起一支大蜡烛。有些教堂已经关闭了。我们在雪地上走得很慢，免得滑倒了。 再向低处走，就可以看到一个带有耶稣像的石头十字架耸立在一个类似圆形广场的中央，一条陡坡很大的路从那里延伸开去。这条陡路的前半段本来是铺着木头台阶的，但被大雪掩埋了。我走在德尼兹的前面，为的是在她滑倒时，便干扶住她。这条路的尽头，就是村子了。我们顺着主要街道一直走到市政府广场，然后从雪山宾馆的前面走过。再过去一段路，在右边人行道的后面，就是浅灰色混凝土的邮局了。在那里，我们给德尼兹的朋友们发了几封信：莱翁、埃莱娜(就是她把在康巴塞雷斯街她的一套房子借给我们用的)……我绐鲁维罗萨写了封短信，说靠着他弄来的这些护照，我们已安全到达目的地，并建议他来找我们，因为我和他上一次在公使馆见面时，他告诉我他也打算“到乡下休养”。我在信上把我们现在的住址告诉了他。 我们向罗金布吕纳山走去。一群群的孩子，由一些身穿海军蓝冬季运动服的女辅导员带领着，从马路两边的旅馆里走出来。他们不是肩上扛着滑雪板，就是背上背着溜冰鞋。几个月来，的确有人在征用疗养地的所有旅馆，好让大城市里最贫穷的孩子们住到这里来。我折回去之前，我们从远处观看了人们挤在空中缆车售票窗口前面的情景。 从我们的山区木屋“南方十字架”再向上，沿着陡峭的山路穿过枞树林，可以到达一幢很矮的平房木屋前面。绐我们采购物品的那位妇女就住在这里。她的丈夫有几头母牛，在“南方十字架”山区木屋的老板们不在时，这幢房子就由他来看管。他在自己的木房里布置出一间大厅，摆几张桌子，从酒吧间弄来一张简陋的柜台以及一个弹子台。一天下午，德尼兹和我一起去到那个男人家里买牛奶。他对我们不很热情，而德尼兹见到了弹子台，却问他是不是可以让她玩玩。他听了这话，开始显得很惊奇，接着就变得和气了。他对她说，她是随时可以去玩的。 晚间，在弗雷迪、嘉·奥尔罗夫和维尔德梅尔离开我们投入到那个时期麦热夫的夜生活当中去的时候，我们就常常到那个人的家里去。本来弗雷迪等人是叫我们到“运动队”和那些举办“朋友联谊会”的山区木屋去找他们的。但我们却宁愿到那幢平房木屋里去。乔治——就是那个男人的名字——和他的妻子在等着我们，我觉得他们很喜欢我们。我们和他以及他的两三位朋友一起打着弹子，还数德尼兹打得最好。此时，一切又仿佛浮在我的眼前：她手里拿着弹子棒，身段显得纤细优美，她有着一张亚洲人温柔的面庞和一对浅色的眼睛，她的一头栗色头发闪着古铜色的光，一直垂到腰部……她穿着弗雷迪借给她的一件旧的红色粗毛绒衣。 我们同乔治夫妇一直聊得很晚。乔冶对我们说，因为有很多到麦热夫来度假的人正寻欢作乐，这已经引起了当地人们对他们的注意，所以这几天当中肯定要发生混乱，肯定要检查身份证。而我们呢，我们同其他的人不一样。在碰到麻烦的时候，他们夫妇会来来照我们的…… 德尼兹向我吐露说，“乔冶”使她想起了她的父亲。在这个家里，我们经常用木材烤火。时间在甜蜜的、热烈的气氛中过去，我们感到就象在自己的家里一样。 有时候，当其他人都走了以后，就剩我们单独地留在“南方十字架”里。山区木屋是属于我们的了。我真希望能再度过几个那样晴朗的夜晚，那时我们观赏着脚下的在雪野中清晰地勾画出轮廓的村庄。远远看去，这个小村庄就象摆在圣诞节橱窗里的一个玩具似的。在那些夜晚，一切都显得单纯而使人安心，我们对未来充满着幻想，我们要住在这里，我们的孩子到村庄上的小学去读书，夏天将要在过往的牲畜群的铃声中到来……我们将过着一种幸福而宁静的生活。 也有一些夜晚，大雪纷飞，一种令人窒息的气氛深深地压抑着我。我觉得我和德尼兹再也无法离开那里了。在这个山谷的谷底，我们这些囚徒渐渐地要被大雪掩埋了。没有比挡住视线的这些山峦更令人灰心丧气的了。恐惧向我袭来。于是，我打开落地窗，我们来到了阳台。我呼吸夹杂着枞树散发出来的那种气味的冷空气。我不再害怕了。相反，外面的景色使我产生一种听天由命的心情，一种漠然的忧伤。我们也处在这种景色中吗？我们的行为和生命能激起什么回响呢？大雪飘落在我们的周围，飘落在钟楼上，飘落在溜冰场和基地上，飘落在穿过山谷的路径所形成的最阴暗的线条上，我觉得我们的行为和生命所激起的回响都被这一团团的鹅毛大雪所窒息了。 以后，嘉·奥尔罗夫和弗雷迪开始在晚上把一些人请到山区木屋里来。维尔德梅尔也不再害怕别人认出他来，老是出去抛头露面，和人们逗笑取乐。有时到我们那里的人一来十几个。甚至常常还要多，而且总是在半夜前后突然到来。接着，联欢会就在另一间木屋里疯狂地进行下去。德尼兹和我，我们总是回避着他们，但是弗雷迪请求我们留下来，他是那样的诚心诚意，以致有时我们只好听从他的安排。 我现在还能朦朦胧胧地看到一些人。有个很活泼的、棕色头发的家伙，没完没了地叫人同他玩扑克牌，他乘坐的一辆汽车是在卢森堡登的记；另外有个人叫“安德烈-卡尔”，穿着红色的粗毛线衫，头发金黄，脸部因长途滑雪而呈棕褐色；还有一个穿着黑丝绒的披风，身体很强壮，我记得他总是象一只大熊峰那样闲不住住……此外，就是一些女运动明星了，其中一个叫“雅克琳”，一个叫“康庞夫人”。 在晚会达到高潮后，有时人们会突然熄掉起居室里的灯光，这时一对对男女便离群钻进一间卧室里去。 “基里尔”，就是嘉·奥尔罗夫在萨洛金车站上碰到的、请我们一道上他汽车的那个，原来是俄国人，他的妻子是法国人，非常漂亮。我认为他是从事盒漆和铝制品非法交易的。他常常从山区木屋里给巴黎挂电话，我一再提醒弗雷迪说，挂那些电话是会引起对我们的注意的，但是弗雷迪和维尔德梅尔一样，早把一切谨慎小心置诸脑后了。 一天晚上，正是“基里尔”和他的妻子把博布·贝松和一个叫“奥列格·德·弗雷戴”的人领到山区木屋里来的。贝松是滑雪教练，在他的主顾中不乏有名气的人物。从前他常常进行降下滑雪，因有几次没有跳好，受了伤，弄得脸上布满了累累的疤痕。他走路有点蹒跚，个子矮小，头发棕褐，是麦热夫本地的人。他喜欢喝酒，但这并不影响他每天早上从八点就开始滑雪。除了当滑雪教练以外，他还在加油站有个工作。他也就是以这个身份，拥有一辆汽车。它就是在我们抵达萨洛金时，我所看到的那辆黑色轿车。弗雷戴是一个年轻的俄国人，嘉·奥尔罗夫以前在巴黎就见到过他，他经常到麦热夫来小住。看来，他是由不正当的生财之道谋生的，他买进一些汽车轮胎和零件，然后转手倒卖出去。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他也从山区木屋里给巴黎打电话，我老听见他呼叫着神秘的“科默特停车场”。 为什么那天晚上我要开始同弗雷戴攀谈呢？也许因为他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他目光真诚坦率，神情天真活泼，脸上总是无缘无故地挂着微笑。他对别人很关心，不停地问长问短：“您感觉怎样？”“您要不要暍杯酒？”“您与其坐在这把椅子上，还不如坐到那张长沙发上去呢！”“您昨天夜里睡得好吗？”……他眼睛睁得大大的，眉头皱着，非常用心听你说话，仿佛你最有权威似的。 他早就知道我们的处境，并且及时地询问我们是不是要在“山区”里久留。我回答他我们没有别的门路，他悄声告诉我，他有办法可以帮助我们秘密地越过瑞士边界。我是不是需要这样做呢？ 我扰豫了一会，然后对他作了肯定的回答。 他对我说每人要交五万法郎，还说贝松也参与其事。贝松和他负责领我们到一个距离国境线很近的地点。在那里，他们的朋友——一个专门协助别人偷越国境的老手——来接替他们，把我送过去。他们就是这样帮助过十几个人偷渡到瑞士去的。他还一一报出了他们的名字。我还有充裕的时间进行考虑。他还要到瑞士去一趟，但下周就回来。他给了我一个在巴黎的电话号码：AUteuil54-73，并说我如果很快打定主意，就可以去找他。 我把这些告诉了嘉·奥尔罗夫、弗雷迪和维尔德梅尔。“弗雷戴”干着帮人偷越国境的事，使嘉·奥尔罗夫感到很惊奇。她以前只是以为这个青年人有些轻佻，靠做投机生意勉强维持生活。弗雷迪认为，既然我们有多米尼加护照作掩护，就用不着离开法国。维尔德梅尔认为弗雷戴是个“小白脸”，还特别不喜欢贝松。他对我们断言说，贝松脸上的疤痕是假的，是他每天早上用化妆品颜料涂饰出来的。这种看法是不是出于运动员之间的互相瞧不起呢？的确，他不能忍受贝松叫他“低能汉”。至于德尼兹呢，她认为弗雷戴“很热情”。 这事很快就决定了。之所以这样快，也是由于下着雪的缘故。已经一个星期了，雪花仍飘不止。我又一次产生我曾在巴黎经历过的那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我忖量着我们如果在这里停得太久，会不会中别人圈套。我向德尼兹详细地谈了我的想法。 过了一个星期，弗雷戴又来了，我同他和贝松一起商谈了偷越国境的事，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我还第—次感到弗雷戴这样热情，这样值得信任。他那拍拍别人肩膀时的友好表示，他那明亮的眼睛，他那白洁的牙齿，他那奔放的热情，所有这一切，都使我很喜欢，——尽管嘉·奥尔罗夫常常笑着对我说，同俄国人和波兰人打交道，要提防着点。 那天一大早，德尼兹和我就打好了行李。其他人还在睡觉，我们也不想去叫醒他们。我绐弗雷迪留下了一张字条。 贝松的黑色轿车停在路边，他们在车里等着我们。这辆车子我在萨洛金已见到过了。弗雷戴坐在驾驶座上，贝松坐在他的旁边。我自己把汽尾部的行李箱打开，把行李装进去，然后我们——德尼兹和我——就在汽车后排的沙发上入座了。 一路上，我们没有晓什么话。弗雷戴显得很烦躁。 雪花纷纷扬扬地飘将下来。弗雷戴慢慢地开着车。我们沿着山间小路行进着。路上足足走了两个小时。 直到弗雷戴停下车子向我要钱时，我才有些模模糊糊的预感。我把几捆钞票递给他。他数了数。然后，他转过身来，对我笑笑。他说，为了谨慎起见，从现在起我们必须拆散，分别越境。我和贝松一起走，他和德尼兹带着行李一道走。过一个小时后，我们在国境线另一边他的朋友们家里见面……他一直笑着。那种奇怪的笑容，我现在还在梦里常常看见。 我和贝松一块下下车。德尼兹坐到前排弗雷戴的旁边，我看着她，又一次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事了，心里很难受，我真想把车门打开，要她下来，让我们俩一块走。但我心里对自己说，我生性多疑，总是胡思乱想。而德尼兹却显得信心十足，心情也很好。她用手向我送了一个飞吻。 那天早上，她穿着一件臭鼬毛皮大衣、一件套头的织花毛衣和弗雷迪借给她的那条滑雪裤。她那时二十六岁，栗色的头发，绿色的眼睛，身高一米六十五。我们行李不多，只有两只皮箱和一只深栗色的小手提箱。 总是微笑着的弗雷戴，这时开动了汽车的发动机。德尼兹通过玻璃已经放下的车窗，把头探出车外，我朝她挥了挥手。我目送着离去的汽车。慢慢地，它在远远的前方只成了一个很小的黑点了。 我跟在贝松的后面，开始走起来。我观察着他的脊背和他留在雪地上的脚印。突然，他转身对我说，我们已经接近国境线了，他得去探探路，让我等着他。 这样又过了十分钟，我才知道他不会回来了，我为什么要带着德尼兹走进这个陷阱呢？我竭力想排除脑子里的这个想法：也许弗雷戴把她也抛弃了，我们俩谁也活不成了。 大雪落个不停。我一边继续走着，一边徒劳地希望能找到一个什么方位标志。我走着，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走着。终于，我栽倒在雪原上了。我的周围，白雪茫茫。 <hr /> 注释： 正文 第三十八章 我在萨洛金下了火车。天气晴朗，在车站广场上，一辆大客车在等着，发动机没有熄火。只有一辆出租汽车，一辆DS19，停在人行道旁边。我上了车。 “去麦热夫，”我对司机说。 他开动了车子。出租汽车司机是一个六十岁上下的男人，头发都花白了，穿着一件皮领已经磨破了的短大衣。他嘴里含着一块糖或锭剂。 “天气很好，是吧？”他对我说。 “啊，是的……” 我透过车窗向外望着，竭力想辨认出我们正在经过的这条路，可是因为没有雪，这条路的样子跟以前就完全不同了。阳光照射在枞树上，照射在草地上，马路上方的树木形成了穹形的树冠，所有这些彼此不同的绿色使我感到很惊奇。 “我已经认不出来了，”我对出租汽车司说。 “您以前来过这里？” “来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正下着大雪……” “下着雪，景色就是另一副样子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圆形的小金属盒，一边递绐我，一边说： “您要不要来一粒‘瓦尔达’？” “谢谢。” 他自己也撮了一粒。 “一星期前我戒了烟……我的医生嘱咐我含点‘瓦尔达’……您，您抽烟吗？” “我也戒了……请问……您是麦热夫人吗？” “是的，先生。” “我在麦热夫认识一些人……我很想知道他们现在怎样了……比方说，我认识一个人他叫博布·贝松……” 他减慢车速，掉过头来，对我说： “就是那个罗贝尔，那个滑雪教练吗？” “是啊。” 他摇了摇头。 “我跟他同过学。” “他现在怎样了？” “他死了。几年以前，他在一次降下滑雪时摔死了。” “啊……” “他本来是可以滑得很好的……但是……您认识他吗？” “不很熟悉。” “罗贝尔早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得意忘形了，由于他的那些主顾……” 他打开金属盒，吞下一粒“瓦尔达”。 “他在下滑时……，当场摔死了……” 一辆大客车跟在我们的后面，相距只有二十米。这是一辆天蓝色的汽车。 “他同一个俄国人关系很好，不是吗？”我问。 “一个俄国人？贝松，同一个俄国人要好？” 他不懂我想说什么。 “您知道，贝松可是个不足挂齿的家伙……他的品行不好……” 我知道他谈不出更多有关贝松的情况了。 “您知道在麦热夫有幢叫做‘南方十字架’的山区木屋吗？” “‘南方十字架’？……过去有很多木屋都叫这个名字……” 他又把装着“瓦尔达”的盒子递给我。我拿了一粒。 “就是那幢俯瞰着一条公路的木屋，”我说。 “哪条公路？” 是的，是哪条公路呢？我记忆中的那条公路同山区别的任何公路没有什么异样。这怎么能够再找到它呢？而那幢木屋也许已经不复存在了。即使它还存在，又……。 我俯向司机，我的下巴触到了他短大衣的皮领子。 “送我回萨洛金车站，”我对他说。 他转过脸来，显得很惊讶。 “是，听您的，先生。” <hr /> 注释： 正文 第三十九章 <small>姓名：阿尔弗雷迪·让·奥瓦尔·德·吕兹。</small> <small>出生时间和地点：一九一二年七月三十日，生于路易港(毛里求斯岛)，父姓为奥瓦尔·德·吕兹，名为约瑟夫·西姆蒂；母名为路易丝(原姓富凯罗)。</small> <small>奥瓦尔·德·吕兹先生先后住在：</small> <small>奥恩省瓦尔布勒兹村的圣拉扎尔宫</small> <small>巴黎第八区马戏团18号的夏托布里昂饭店</small> <small>巴黎第八区蒙泰涅林荫大道53号</small> <small>巴黎第十六区马雷夏尔-利奥泰林荫大道25号。</small> <small>阿尔弗雷迪·让·奥瓦尔·德·吕兹先生在巴黎没有固定的职业。</small> <small>在一九三四——一九三九年间，他为一个旅居法国的叫做吉米·斯特恩的希腊人调查旧家具在市场上的销售情况和从事购买事宜。可能就在那个期间，他到美国作过一次长期旅行(他的祖母是在美国出生的)。</small> <small>看来，尽管奥瓦尔·德·吕兹先生是毛里求斯岛上一个法国家族的成员，但实际上他享有英国和美国的双重国籍。</small> 在这张卡片后面还附有—封短信： <small>迟复为歉，谨将我们所掌握的有关奥瓦尔·德·吕兹先生的情况奉告如上。材料很难搜集，因为奥瓦尔·德·吕兹先生作为英国（或美国）的侨民，在我们事务所的档案上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记载。</small> <hr /> 注释： 正文 第四十章 <small>下星期我就要离开巴黎到太平洋的一个岛上去了。在那里，我将有机会找到一个能提供有关我生平情况的人。他是我青年时候的一个朋友。</small> <small>我觉得此事进行到现在，一切仍太零散，无法理出什么头绪来……正寻找的过程中，我只是突然想起了某些事情的一些片断……总之，一个人的一生，也许就是这个样子……</small> <small>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我的一生？还是关于另一个人的？而我却把它误认为是自己的一生了。</small> <small>我祝愿您在尼斯一切称心如意，祝愿您在这个使您回忆起童年的地方，能够谋得您所渴求的那个图书管理员的工作。</small> 正文 第四十一章 Auteuil54t</code>一73：巴黎第十六区富科街5号，科默特停车场 正文 第四十二章 在到达特罗卡戴罗花园前，有一条通向码头的街道，我觉得曾经由我陪伴回家的那位美国钢琴师、嘉·奥尔罗夫的第一个丈夫瓦尔多·布朗特就住在这条街上。 从生锈的大门上可以看出，这个停车场关闭已经很久了。铁门上方的灰色墙壁上，蓝色的字还有一半虽然已经剥落，但是仍然可以辨认出来：科默特停车场。 二楼靠右边的一扇窗子上，挂着橙黄色的窗帘。那是一间卧室，还是一间办公室的窗子呢？当我以前在麦热夫给Auteuil54-73打电话的时候，那个俄国人在这个房间里吗？他在科默特停车场里干什么事呢？怎样才能够知道呢？在这座被遗弃的建筑物前面，一切都显得那么遥远…… 我转身回到码头上，站了一会，观看行驶的车辆和塞纳河对岸练兵场附近的灯火。我一生的有些事，也许能在那里找到脉络。在那里，在花园里的一间套房里，可能有一个人认识我，还会记得我。 正文 第四十三章 在吕德路和西贡路口一幢房子的楼下，有位妇女正伫立在一扇窗子的前面。阳光明媚。孩子们正在远处的人行道上玩着球，不断地传来他们的叫声：“彼得罗”。因为在这些孩子当中有一个名叫“彼得罗”，大家一边玩一边喊着他，孩子们呼喊“彼得罗”的清脆嗓音，奇特地在大街上回响着。 从她的窗口，那个女人看不见孩子。彼得罗，多年以前，她所认识的一个人也叫这个名字。她竭力回忆着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就在这时，不断地传来孩子们的叫声、笑声以及球儿撞击墙壁的低沉的声音。啊，想起来了。那是她在阿列克斯·玛基的店里当模特儿的时候。她认识了一个金黄色头发、面孔有点象亚洲人的叫德尼兹的女人，她也在那个女式服装店里工作。她们俩一见如故。 这个德尼兹同一个名叫彼得罗的男人生活在一起。他可能是南美人。她确实记得这个彼得罗在一个公使馆更供职。那是个棕色头发的高个几，她能很清楚地回忆起他的模样来。她今天还能把他认出来，当然他肯定要比过去老多了。 一天晚上，他们俩到西贡路她的家里去。她请了几位朋友去吃晚饭。客人有：住在附近夏尔格兰路上的日本演员以及他那个长满一头红珊瑚色头发的妻子；她在阿列克斯·玛基店里认识的一个叫做埃芙莉娜的棕发女人，她由一个面色苍白的青年人陪着；还有一个人，她已经记不起来叫什么名字了；再就是向她求爱的比利时人让-克洛德……晚饭吃得很愉快。她想德尼兹和彼得罗真是天作之合的一对。 一个孩子接住空中飞来的球，抱在怀更，大步离开了其他的孩千。她看到孩子们从她窗前跑过去。那个抱着球的孩子气喘吁吁地走上了格朗德·阿尔梅大道。他穿过大道，怀里—直抱着球。别的孩子不敢跟随地，都一动不动地站在对面的人行道上，望着他向前跑去，他用脚盘带着球。沿大道有一连串的自行车商店，镀铬的自行车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亮。 他把别的孩子统统给忘了，一个人带着球跑，他一面盘带着球，一面走上了阿纳托尔-德·拉福尔热大街右边的人行道。 正文 第四十四章 我的前额贴着舷窗。有两个人在甲板上踱来踱去，他们在聊天，月光把他们的脸面上涂上了一层灰白色。后来，他们倚靠在舷墙上。 尽管海浪巳平，但我仍然睡不着。我一张一张地翻着我们大家的照片，即德尼兹、弗雷迪和嘉·奥尔罗夫的照片。随着轮船向远方驶去，他们也慢慢地失去了真实性，他们存在过吗？我又想起了别人告诉我弗雷迪曾在美洲活动过。他曾经是“约翰·吉尔伯特的心腹侍者”。这句话又使我回忆起这样一个场面，在一座别墅的无人照管的花园里，两个人肩并肩地绕着铺满枯枝败叶的网球场走着，个儿较高的一个——弗雷迪——向另一个俯下身去，这个人大概在低声说着什么。他，就是约翰·吉尔伯特。 接着，我听见从纵向通道里传来人群嘈杂的说话声和大笑声。他们为着能够吹奏《在我金发女郎身旁》开头的几节音符，正在争夺一支小号。我隔壁船舱的门砰地关上了。那里有好几个人。又是一阵哄笑声、碰杯声、急促的呼吸声、细微而持续的呻吟声……。 有一个人沿着纵向通道转来转去，手里摇着小铃，用象合唱团小孩子耶种尖细的嗓音重复地喊道：“我们已经过了赤道了。” 正文 第四十五章 远处，闪着红色的信号灯。我们开头以为这些灯飘在空中，后来才弄明白它们是沿着海岸线安装的，我们猜想这是一座靛青色的山，水流绕过暗礁之后，显得很平静。 我们的船驶进了帕皮提港的锚地。 <hr /> 注释： 正文 第四十六章 有人叫我去找一个叫弗里布尔的人。他住在博拉·博拉岛已经有三十年了。他在太平洋岛上拍摄一些纪录片，然后总是把它们拿到巴黎的普莱耶尔剧场去放映。他是最熟悉大洋洲的人之一。 我甚至用不着把弗雷迪的照片绐他看。他以前在帕皮提港靠岸出时候，就碰到过弗雷迪好几次。他对我描绘说，弗雷迪差不多有两米高，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岛，或者说没有离开过他的船。他曾乘着他的纵帆船，绕过土阿莫土岛的珊瑚礁作过长途吭行，甚至到过马克萨斯群岛 弗里布尔提出要领我到帕皮提岛上去，我们上了一只类以渔船的船。我们由一个异常肥胖的毛利人陪伴着，他一步不离地紧跟着弗里布尔。我觉得他们是生活在一起的。这个小个子举止象过去童子军的头头，穿着磨破了的高尔文球裤和一件短袖衬衣，戴着金属架的眼镜，同他肥胖的，皮肤古铜色的毛利人走在一起，实在是太不协调了。这个毛利人围着一条缠腰布，穿着天蓝色的棉上衣。在越海航行中，弗里布尔用一种温柔的声调对我叙述说，他青年时代曾同阿兰·热尔博一起踢过足球。 <hr /> 注释： 正文 第四十七七章 在岛上，我们沿着一条密布细草、两旁长满椰子树和面包果树的小径走着。时而可以看到白色的矮栏墙，它们圈着一个花园。花园的中央，有一幢房子，这里的房子总是同一个式样：带有游廊，铁皮的房顶漆成绿色。 我们到了一块用带刺铁丝网围起来的大草地。草地左边，是一排飞机库房。它们中间，有一幢淡红色的三层楼建筑物。弗里布尔对我解释说，它是美国人在太平洋战争时建造的一个机场的旧址，弗雷迪就住在这里。 我们走进了这幢三层楼的房子。楼下一个房间里有一张床，一顶蚊帐、一张写字台和一把柳条椅。里面有扇门通向一个简陋的浴室。 第二和第三层楼上，房间都空着，有些窗上的玻璃也没了。在走廊上，散着一些瓦砾。在一面墙上，还挂着一张南太平洋的军事地图。 我们又回到那间可能是弗雷迪的房间里。好多棕色羽毛的鸟从半开着的窗子钻进来，密匝匝地排列在床上、写字台上和靠近门口的书架上。乌越聚越多。弗里布尔对我说它们是摩鹿加乌鸫。这些鸟什么都啄，啄纸张，啄木头，甚至啄房间里的墙壁。 一个男人走进屋来。他身着缠腰布，胡子全白了。他对形影不离地紧跟在弗里布尔身后的、肥胖的毛利人说了些什么，胖子一边左右摇摆着身体，一边翻译着。半个月前，弗雷迪乘坐那条枞帆铅，想作一次环绕马克萨斯鸟的航行。但在返航时，枞帆船触到岛上的珊瑚礁搁浅了，而弗雷迪却不在船上了。 他问我们要不耍看看枞帆船，并把我们带到礁湖边上。船停住那里，桅杆折断了。人们在两边的船帮上，挂了几个用来保护船体的旧汽车轮胎。 弗里布尔声称，我们回去以后，将要求进行调查。穿着浅蓝色短上衣的，肥胖的毛利人在同另一个人说活，因为他的嗓音很尖，所以别人还以为他在小声地叫喊呢。不一会儿，我就不再去注意他们了。 我也搞不清我在这个礁湖旁边停留了多久。我在想着弗雷迪。不，他决不会沉没到海里去的，他也许决定割断最后的一条线索，隐遁到环礁里去了。我最终一定会找到他的。接下去，我还得尝试最后一次奔走，到我以前在罗马的旧居——暗店街2号去一趟。 夜幕降临大地。礁湖随着它的—片绿色的消失，自己也逐渐地隐没了。水面上，一些暗紫色的影子就象忽隐忽现的磷火一样奔突着。 我下意识地从口袋里掏出我原来想交给弗雷迪看的我们的那些照片，其中有一张是嘉·奥尔罗夫女孩时代的。直到这时，我才发观她在哭。我们从她颦眉的样子就可以猜测出来。有一会儿，我的思想把我从这个礁湖导离开去，带到另一个遥远的世界，带到俄国南部的一个海水浴疗养地，这张照片就是好多年前在那里拍的。黄昏时分，一个小女孩跟随着她的母亲从海滩上回家来。她因为还想再玩，就莫名其妙地哭起来了。她离去了。她已经拐过街角，而我们的生命不也正是象孩子的这种忧伤一样，会很快地在暮色中消失的吗？ <hr /> 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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