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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奥·萨马兰奇》 序言 认识萨马兰奇经过了很长时间。 读中学时。就听说过萨马兰奇，那时只知道他是新当选的国际奥委会主席。从电视转播的洛杉矶和汉城奥运会的开幕和闭幕式上又几次目睹了他的风采，总体印象是，一个和蔼的风度翩翩的贵族。1990年北京亚运会开幕式上，平生唯一一次亲自见到了地位尊贵的国际奥委会主席，更觉他风趣幽默。从那时起，我就萌生了了解萨马兰奇的愿望。 从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到巴塞罗那奥运会，到亚特兰大百年盛典，萨马兰奇一次又一次成为全球新闻界的热点人物，使我有机会逐渐认识了萨马兰奇的全貌：年轻时他风流倜傥，佳丽环绕；22岁步入商界不久，他就成为巴塞罗那一家著名纺织企业的总经理；他是一个银行家，是世界许多知名企业董事会的成员；他曾是西班牙举足轻重的政治风云人物，担任过巴塞罗那市议会议长、西班牙体委主任和西班牙驻苏大使等重要职务；在他担任主席期间。国际奥委会成为全球成员最多的国际组织，奥运会也走出低谷，火暴兴盛，奥运赛场更是变得异彩纷呈；更主要的是，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改革家，体育商业化、奥运职业化等都是他的首创…… 萨马兰奇在国际奥委会主席的位置上已经坐了17个年头，其间经历了难以数计的曲折和磨难，但他始终是国际体坛一面不倒的旗帜，没有人能够替代他的位置。如今萨马兰奇已年届古稀，但他在国际奥委会的地位仍然稳如磐石。1997年3月5日，萨马兰奇欣然接受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的请求，再次连任一届国际奥委会主席。为此，国际奥委会也再次修改主席退休年龄，由75岁提高到80岁…… 萨马兰奇的确是个不平凡的人物。 我佩服像他这样不平凡的人物。 于是我决定动手写萨马兰奇，写他传奇的经历，写他光辉的业绩。 写作这本书，最大的难处在于资料有限。从图书馆的旧书架到时兴的INtERNEt网，我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收集资料。然后经过近3个月的挑灯夜战，才完成这本长达24万字的人物传记。 在写作过程中，我的朋友申明给予我多方面的帮助，在此真诚致谢。 囿于资料，本书难免存在疏漏，敬请读者斧正。 刘平安 1997年1月20日于北京 第1章 嫡传弟子 ·祖辈及父亲的理想 ·出身豪门 ·小体育迷 地中海的波涛缓缓拍击着巴塞罗那的海岸；一群群海鸥唱着优美的歌在天空中翔游；头戴遮阳帽、身着游泳服的游客们悠闲地在沙滩上嬉戏…… 500多年前，哥伦布正是从这里起航，率领一群勇敢的探险者，经地中海、大西洋，最终登上了“新大陆”的海岸。东西两个互相隔绝的世界第一次有了接触，人类历史从此开始了新的篇章。如今在巴塞罗那港区码头北侧的哥伦布广场中心，依然矗立着一座高达50余米的纪念塔，塔顶哥伦布的立式铜像伸出右臂，遥指海洋那边的世界。 地中海宜人的气候和绮丽的风光使巴塞罗那这个航运中心成为旅游胜地。水天一色，吸引了各方游人到此游览休憩，也培育了这里的人们豪放、浪漫的性格。世界超级情歌王子胡里奥正是受到巴塞罗那热情、浪漫气息的感染，才创作了那些脍炙人口的爱情心曲。 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又为巴塞罗那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作为西班牙第二大城市的巴塞罗那，同时也是西班牙、乃至地中海的重要港口，每天进进出出的大小船只和地中海的波涛一道推动了造船、钢铁、纺织等工业的发展。 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注意到，在纺织业中有位企业家，虽然貌不惊人，资产不算首富，却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培育了一位卓越的领导人，尽管这不是他的初衷。他就是西班牙纺织企业家佛朗西斯科·萨马兰奇·卡斯特罗。 佛朗西斯科算不上豪门望族。据文字记载，一直追溯到16世纪下半叶，佛朗西斯科家族皆属布衣之辈。可查找到的家族第一人叫多米尼哥·萨马兰奇，他有个儿子叫霍安。霍安长大成人后，举家迁移到特拉萨。随后又于18世纪末移居巴塞罗那。 佛朗西斯科1880年生于巴塞罗那，是多米尼哥·萨马兰奇的第8代后嗣，曾两度结婚。第一个妻子叫帕娅塔·里亚尔特·马维西，1918年死于肆虐欧洲大陆的那场流感。帕娅塔为佛朗西斯科留下了两个子女。1919年5月，佛朗西斯科又同帕妮塔的堂妹胡安娜·托雷略·马维西举行了婚礼。 胡安娜1888年出生于巴塞罗那纺织世家马维西家族，是个谦恭和善、秀外慧中的大家闺秀。她的父亲托雷略同马维西家族连姻后，自己开了一家纺织品商店，专门出售马维西家族生产的纺织品。托雷略从商店里赚了钱，就花费到演戏上去。他是个痴迷的业余艺术家，把演戏当成人生一大乐事。受父亲的影响，胡安娜从小就热爱艺术，特别是音乐。嫁给佛朗西斯科之前，她曾经是一家天主教堂唱诗班的管风琴教师。 1920年7月17日，星期天，离胡安娜的预产期还有几天时间，可时时的阵痛却使她辗转难挨。爱妻心切的佛朗西斯科急忙请来了接生大夫和助产士。 佛朗西斯科焦急地在走廊里来回走动着。胡安娜一再的痛苦呻吟使他相信，这个孩子很快要降临人世了。看来小家伙不准备四平八稳地安度人生，从一开始就要奋争，要掌握自己的命运。 是男孩还是女孩呢？像大多数在产房外心焦地踱步的父亲一样，佛朗西斯科首先关心的是孩子的性别。最好是个男孩，佛朗西斯科暗自祈祷着。这个孩子毕竟是他同胡安娜的第一个结晶。他暗下决心要好好培养这个孩子，将来继承自己的产业。 为了稳定一下自己的情绪，佛朗西斯科点燃了一支香烟，停住脚步，驻目向窗外望去。 这里是巴伊伦大街28号。举目向东，不远处便是思圣切区。思圣切区是巴塞罗那的纺织工业和商业区。佛朗西斯科已经在这个区，更确切地说，是在马维西股份有限公司度过了30个春秋。 也许佛朗西斯科生来就与纺织业有缘。他的祖父梅斯特雷斯在当地的哥特区开办了一家纺织品商店。虽然生意平平，却也吃穿不愁。而他的父亲帕斯托雷斯便不能算是精明的生意人了。 梅斯特雷斯去世后，作为家中唯一的男性，帕斯托雷斯应付差事般地继承了这家纺织品商店，同时也继承了赡养自己母亲和姐妹们的义务。由于帕斯托雷斯不善经营，商店每况愈下，在佛朗西斯科9岁那年被迫关门停业。帕斯特雷斯举家搬迁到巴塞罗那。 为维持生计，母亲为人缝衣服，父亲只能在几家工厂轮流干临时工。佛朗西斯科由于不能按月交纳学费，已经换了好几所小学。更糟糕的是，1890年，窘迫的家境使他被迫辍学，来到马维西股份有限公司当学徒。 马维西股份有限公司实际上是个生产挂毯的工厂。刚进工厂的佛朗西斯科每天早上7点就要上班，赶在工人上班前打扫卫生、给机器上油。早晨8时工人都上班后，他又要一趟一趟地跑库房运送原料，一直忙到晚上7点。日复一日的辛劳终于得到了一点回报。1892年夏天，佛朗西斯科被调到公司办公室，不过依然是干杂活：擦桌子、吸地毯、外出采购。虽然工作条件好一些，但多了一项最不堪忍受的工作——倒痰盂。看着职员们一口口往里边唾吐，佛朗西斯科直反胃。尽管如此，他没有请求父亲把他从这儿接走，而是自谋对策。 一天上午，佛朗西斯科在众人面前佯装失手摔碎了瓷痰盂。几天以后、办公室里又添置了新痰盂，可不久，新痰盂又莫名其妙地碎裂了。大家也许明白，也许不明白，好好的痰盂为什么会自己裂开。结果，由于无痰盂可用，大家慢慢养成了不吐痰的习惯。 事过之后，佛朗西斯科悟出了这样的道理：首先，最脏的活儿总是落在最卑贱的人身上；其次，人不能傻干，还得动脑筋，想对策。从此，他暗下决心，一定要脱离最底层！ 佛朗西斯科开始奋斗了。 马维西股份有限公司是思圣切区一家规模较大的纺织厂，生产工艺也比较先进。佛朗西斯科认真观察，悉心揣摩，从上料、纺织到客户情况都一一了解。 后来马维西家族一代新人掌权，几个兄弟问便出现了嫌隙，其中一人抽走了自己的股份，于是出现了旷日持久的争吵，整个公司眼看就要垮掉。 佛朗西斯科看准时机，筹借了5000比塞塔，转眼之间成为马维西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并且先后同帕娅塔·马维西和胡安娜·马维西结婚，名正言顺地成了马维西家族的一员。 回首往事，佛朗西斯科心绪难宁。今天，他虽然还不能跨身于巨贾首富，但至少已步入中产阶级的行列。他希望自己的这份家业能够被继承下去，而且愈发昌盛，而不是像祖父那份小家业那样以衰败告终。“要是男孩，我就要让他学商，起步就高，将来还要作大商业家。” 忖度中，一阵婴儿的啼哭把佛朗西斯科从遐想中唤醒。助产土跑来向他道喜： “祝贺您，佛朗西斯科先生，是个男孩。” 佛朗西斯科松了一口气，为母子的平安，也为自己刚才的臆想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他走进房间，另一位助产士正抱着孩子让胡安娜看。孩子的小嘴儿翕动着，还在啼哭。 佛朗西斯科来到床前，吻了一下胡安娜的面颊。 “给孩子取个名字吧，佛朗西斯科。”胡安娜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新出生的小宝宝。 “我已经想好了，就叫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吧。” 殷实的经济基础得以让佛朗西斯科给予下一代与自己同龄时不曾有过的条件：优越的生活、幸福的童年和良好的教育机会。在胡安娜的第4个儿子蒙特塞拉特·萨马兰奇出生后不久，佛朗西斯科在巴塞罗那西部高级住宅区内建造了一幢房子。佛朗西斯科后来回忆说： “那幢房子简直像里的宫殿，里边是中世纪的建筑结构、中国的古式客厅，还有一个小书房。我觉得藏书非常丰富，其中有介绍英国古典艺术家的专著，尤其令我如痴如醉。” 在这幢房子里，佛朗西斯科夫妇和他们的6个子女幸福地生活着。孩子们每人都有自己的房间，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意布置。 另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朋友，自己掌握开支。父亲对儿女们的生活没有制定严格的要求，为的是让他们从小就培养出自己把握命运的意识。 作为企业家，佛朗西斯科深知智力投资，特别是早期教育的重要性。小萨马兰奇6岁时就被送入瑞士人在巴塞罗那开办的小学学习，他的几个弟弟也先后进入外国人开办的小学学习。 小萨马兰奇在学校是个讨人喜欢的孩子，他谦和礼让，做事细致，深得小伙伴们的信任和老师们的喜爱。在读3年级时，有一次一个绰号叫“坏小子”的同学在课堂上伸腿绊了老师一下，等老师回头责备时，他却说是坐在他身边的萨马兰奇故意怂恿。老师不分青红皂白批评了萨马兰奇一通，小萨马兰奇憋红了脸，硬是一句话不说，等老师话音一落，他赶紧说了一句“对不起”。下课后，“坏小子”搂着小萨马兰奇的肩头连声称赞他“够哥们儿”，没想到小萨马兰奇义正严辞地说：“我没有让你绊老师，你必须向我道歉，否则我就向老师说明真相。” 除了小学课程外，母亲胡安娜还指派每个孩子学习一种乐器。小萨马兰奇分到的是一把小提琴。母命难违，可萨马兰奇练琴的姿势却怎么也不像练琴的样子。他斜靠在沙发上，左肩扛着小提琴，右肩上趴着一只小猫，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猫身上，而不是小提琴上。 小学时期，最令小萨马兰奇感到惬意的事情就是同舅舅曼努埃尔去看拳击。渐渐地，他不仅看，而且跃跃欲试，悄悄在自己的房间里练了起来。有时还同几个小朋友一起对练。在家里的健身房中，他常常找3个弟弟切磋武艺，结果往往把他们打得嗷嗷哭叫。 小学毕业后，佛朗西斯科又将小萨马兰奇送到离家不远的一所德语中学学习。此时的萨马兰奇已成长为燕颔虎颈的小伙子、在课堂上他文质彬彬，是个腼腆的好小伙。但一离开课堂，来到运动场上时，他就变得虎虎生气、朝气蓬勃。他最喜欢的运动是踢足球和拳击。每次学校组织足球比赛，萨马兰奇都报名参加。渐渐地，他成了德语中学足球队的主力边锋。8年级时，萨马兰奇还被同伴选为校足球队队长。除了踢足球，萨马兰奇一直没有停止练习拳击，9年级时，技痒难搔的他瞒着家人和老师，到中心街区地下拳击场挑战当时在巴塞罗那小有名气的少年拳手，结果每次都被打得界青脸肿。9年级时，萨马兰奇又迷上了曲棍球，而且球艺提高很快，成了巴塞罗那一名小有名气的少年曲棍球手。 1935年7月，萨马兰奇以平均A—的优异成绩完成了中学学业、盼子承业的佛朗西斯科为萨马兰奇选择了巴塞罗那实验学院商业学专业。虽然萨马兰奇的兴趣不在商业学上，但他不想让父亲失望。入学第一年，萨马兰奇就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难度很大的会计师考试，并取得了会计师证书。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36年7月，以佛朗哥为首的法西斯长枪党发动叛乱，引起了一场持续3年之久的残酷内战。思想意识和宗教的对立使西班牙社会动荡不安。萨马兰奇不仅学业和生活受到了冲击，而且被征入伍，当了战场卫生员，萨马兰奇不愿意参加内战，不久找机会回到了家里。 回到家里时，实验学院已停止教学，萨马兰奇终日无所事事，与一帮纨绔子弟流连于市井之中。那时，萨马兰奇最喜欢的事情是同几个“知心”的富家子弟驾车比赛，他们选择的路线是从巴塞罗那至马德里的一级公路。当时萨马兰奇驾驶着一辆戈迪亚牌汽车，而且开得飞快，时速达到每小时200多英里。虽然两城市之间的一段山路影响了速度，萨马兰奇还是能以不到5个小时的成绩跑完两城市间近1000英里的路程。为此萨马兰奇还几次受到警察局的盘问。警察怀疑萨马兰奇在某些地段驶入了逆行线。不过怀疑归怀疑，警察找不到任何证据，只能苦笑着放萨马兰奇回家。佛朗西斯科对儿子的放荡行为十分担心，不时敦促他拿起书本，自学商业知识；有时还让他到自己的公司里给他上“实践课”。 1939年4月，内战结束了，萨马兰奇却又被征到萨莫拉服兵役，也许是受到父亲望子成龙心情的感染，此时的萨马兰奇决心继续他的学业，成为一名合格的商人。这年6月，萨马兰奇通过父亲的关系提前结束兵役，回到巴塞罗那。1940年，他进入巴塞罗那研究生院深造，战前在实验学院获取的会计师证书在这里得到了认可。在研究生院，萨马兰奇一改过去那种浪子习气，成为学校有名的好学生。他的同窗好友塞夫哥特回忆当时的情景，至今仍记忆犹新： “那时他（萨马兰奇）总是夹着一个大皮包，匆匆来往于教室、图书馆、实验室之间，很少与我们一起半宿半宿地泡酒吧和咖啡馆，也很少与女生来往。业余时间他最喜欢的是各种体育运动，足球、篮球、曲棍球他都热爱，而且技术还不错。哦，对了，萨马兰奇还热心社团活动，是学校出名的‘社会活动家’。我记得有一次学校一个社团组织辩论，邀请萨马兰奇做佳宾。结果萨马兰奇反客为主，以他的雄辩使得主持人哑口无言。” 在培训下一代的同时，佛朗西斯科并没有停止自身的学习和奋斗。他是一个勇于探索、不断进取的人。白天他全身心地工作；晚上，他参加工会开办的各种夜校培训班，他时刻关注着技术革新和科学的发展。 随着知识的积累和视野的开阔，佛朗西斯科深切感到传统的观念和管理已不能适应企业管理的需要。但他的改革主张遭到其他股东的反对。为了将自己的计划付诸实施，一展宏图，佛朗西斯科1931年创立了自己的公司——萨马兰奇股份有限公司，专门生产床上用品。在佛朗西斯科的领导下，萨马兰奇股份有限公司业务蒸蒸日上，并迅速超过了马维西公司。1938年是佛朗西斯科事业大获丰收的一年，他在西班牙其他地方以及阿根廷和葡萄牙建立了近10家工厂。大量钱财滚滚流入佛朗西斯科的口袋，渐渐地，萨马兰奇家族成为巴塞罗那屈指可数的豪门大户。 1940年也是萨马兰奇一生中重要的转折点之一。这一年年底，萨马兰奇完成了巴塞罗那研究生院的课程学习，进入父亲的公司从事一般的管理工作。这是萨马兰奇第一次真正走上工作岗位，虽说从读书到工作都是父亲一手安排的，没有体现萨马兰奇自己的意愿，但天生认真的他却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兢兢业业地干好份内的每一件工作。很快，他的才干得到公司同仁和父亲的赏识，而且还得到萨马兰奇股份有限公司的对手——马维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塞·马维西先生的赞赏。在何塞的一再请求下，佛朗西斯科不得不忍痛割爱，让刚刚走上工作岗位还不到半年的萨马兰奇出任马维西公司的总经理。 萨马兰奇在20岁时就成为一家大型纺织企业的经理，一方面是由于他过人的才干，另一方面也是机缘凑巧。早在10年以前佛朗西斯科组建萨马兰奇股份有限公司时，马维西家族就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因为佛朗西斯科与原公司的所有客户都非常熟悉，他组建自己的公司必将带走原公司的大批客户。佛朗西斯科没有退步，他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管理着新成立的萨马兰奇股份有限公司。他把工人看成是自己的合作者，关心每个工人的利益。他在工厂里建立了托儿所、图书馆、足球场、餐厅、花园，甚至还有社交俱乐部。佛朗西斯科认为，只有建立一个环境良好的工作场所，给员工以充裕的收入，并且让他免除后顾之忧，他们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创造最大价值的财富。萨马兰奇公司以优秀的管理、高质量的产品、良好的信誉吸引了马维西公司的大部分客户。马维西公司和萨马兰奇公司成为生死对头，两家公司为了争夺客户，甚至不惜血本竞相压价。直到1940年中期，佛朗西斯科和何塞在马德里邂逅，双方才握手言和。何塞对萨马兰奇公司的新型管理方式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并向弗朗西斯科提出要聘请弗朗西斯科的“嫡传弟子”萨马兰奇出任马维西公司的总经理。就这样，20岁的萨马兰奇开始了他父亲期待已久的企业家生涯。 但萨马兰奇会不会成为一名优秀的企业家呢？ 第2章 风流倜傥 ·大学生活 ·公司经理 ·姝丽环绕 ·旱冰球队 ·初涉政坛 1940年，西欧和南欧正在法西斯的铁蹄下痛苦地挣扎着，而此时的西班牙仍然像世外桃源一样，一到夜晚，巴塞罗那的大街小巷到处飘扬着迷人的情歌和醉人的酒香。20岁的萨马兰奇穿着考究的西装套服，一头乌发也梳理得整齐漂亮，他清秀的脸庞洋溢着青春的朝气，黑黑的瞳仁里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右手提着一只公文箱，出入巴塞罗那大大小小的商店和酒店。担任马维西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后，萨马兰奇没有高高在上，颐指气使，而是亲自跑客户，拉生意，练就了一身高超的谈判技巧。渐渐地，这个热情洋溢、风流倜傥的年轻经理就成了巴塞罗那社交圈的新宠儿。 萨马兰奇没有那种做作的持重，也不故作潇洒。白天紧张地工作后，便到酒吧或咖啡厅去，同朋友们海阔天空地聊天。有时他也慷慨激昂，针砭时弊。萨马兰奇不仅仪表风流，而且待人真诚，处事随和，出手大方，于是有的朋友便亲切地称他为“胡安少爷”。 可在情场上，萨马兰奇却完全是个新手。在姑娘们面前，他总是十分腼腆，怯生生地手足无措。周末，朋友们相约，到城外郊游，他也总是显得很拘束，常常是话未出口先脸红，招致少女们的格格笑声。 后来，萨马兰奇开始喜欢上了风靡西班牙的旱冰运动。也许是天生的灵气，很快他就开始在旱冰场上驰骋自如，矫捷如飞。优美的身姿立刻引起了许多姑娘的羡慕。在人流滚滚的跑道上，萨马兰奇终于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他悄悄和姑娘们拉起了手。逐渐地，萨马兰奇也认识了一些旱冰伙伴，姑娘小伙们嬉笑打闹追逐着，有时还手挽手，蜂拥着往前滑，结果往往是其中一人脚没跟上，大家僻哩啪啦地倒在一起，几乎每次都是萨马兰奇第一个跳起来，满脸涨得通红，仿佛犯了什么不韪之错。说来也怪，萨马兰奇越是害怕同姑娘们接触，姑娘们越是愿意同他在一起。不知不觉中，萨马兰奇周围聚集了一批妹丽。 萨马兰奇办事从来都一丝不苟，连同姑娘们的接触也都是如此。如果同一个姑娘有较长时间的接触，他就为这位姑娘建立一张卡片，上面记录着姑娘的生日、教名、爱好、约会次数、曾经赠送过的礼物等等。这样的卡片，萨马兰奇在21岁时就有了40张。 当然，对于这些姑娘，萨马兰奇没有平分秋色，他最喜欢的姑娘是卡门·德雷里奥、卡蒂娅·洛里茨、拉列·蒙蒂等。他与这些迷人的姑娘分别约会，一起跳舞、看电影、听歌剧、逛夜总会。萨马兰奇尤其喜欢长着一头金发的卡门·德雷里奥，在他的卡片中，从约会的次数看，卡门独占鳌头，超过了其他所有姑娘。对于这一点，萨马兰奇并不避讳。1988年8月22日《论坛报》记者华纳·乌里韦采访他时曾直截了当地问萨马兰奇： “请您告诉我，您是不是真的同50年代西班牙的性感明星卡门·德雷里奥有过关系？” “是的，我同卡门有过关系。我承认这件事，并且为此感到高兴。我依然想念她。另外我同她还有件事……”萨马兰奇意犹未尽。 “请您讲下去。”记者紧追不舍。 “别提了，我不想把这件事公开。过去的青年时代是美好的，不过毕竟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至于萨马兰提到与卡门的“另一件事”，至今我们仍无从得知，也许只是已届高龄的萨马兰奇先生在梦中保留的一小块绿洲。 22岁那年，萨马兰奇无论是在旱冰运动界还是在社交界都已是一位知名人士，他到处出头露面，好不风光。不过好事不能永远伴随萨马兰奇，这年他患了肺结核。在40年代的西班牙，这种病显得极为可怕。巴塞罗那的著名医生李托·雷文托斯为萨马兰奇做了认真的检查，并且采用了他从国外引进的气胸疗法进行治疗。经过几个疗程之后，病情得到了控制，但并没有康复的征兆。于是辛托·雷文托斯向萨马兰奇的母亲胡安娜建议，把他送到山上疗养一个冬天。胡安娜遵照医嘱，把萨马兰奇送到了蒙特塞尼山上。 蒙特塞尼山的清新空气为萨马兰奇恢复健康创造了一个良好的自然环境，然而春情难捺的靓女们都为见不到萨马兰奇而焦急万分，她们一个接一个上山“追猎”。萨马兰奇更是来者不拒。于是，蒙特塞尼山的山间小路上留下了他们青春的足迹，比拉德乌旅店、卡拉丽塔旅店和奥斯塔尔旅店记录了他们的缱绻幽情。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萨马兰奇是不可能静心养病的。时间一晃已过一载，萨马兰奇的身体状况与刚上山时相比并无好转。这时萨马兰奇的父母才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胡安娜夫人亲自上山督阵，同儿子一起住进了阿武谢斯浴场。虽然浴场还是在蒙特塞尼山上，但有胡安娜夫人挡驾，那些靓女们再不能轻易见到萨马兰奇。 搬进阿武谢斯浴场后一个阳光灿烂的春日，已有近2个月没有见到心上人的卡蒂娅·洛里茨小姐向自己的哥哥借了一辆轿车，一路开上蒙特塞尼山的阿武谢斯浴场。其时，萨马兰奇正与母亲坐在浴场门外的草坪上闲聊，卡蒂娅·洛里茨乍一见到梦中的情人，再也难以自持，一下子就扑到了萨马兰奇的怀抱里，昵声昵气地要他好好亲亲他的“小甜心”。 当着母亲的面，萨马兰奇顿时面红耳赤，尴尬难当。他轻轻推开微微娇喘的洛里茨，用眼睛向她示意身边还有他人。 洛里茨这时才注意到胡安娜夫人，以前两人从未谋面，也难怪洛里茨对她熟视无睹。萨马兰奇介绍二人认识后，胡安娜随便与洛里茨聊了几句，话题无外是洛里茨的家庭背景和认识萨马兰奇的经历。洛里茨感到心焦似火‘简单地敷衍了几句就邀请萨马兰奇陪她到山上“随便转转”。胡安娜夫人了解“随便转转”的涵义，她婉转地对格里茨说：“小姐，现在胡安正在养病，过量活动对他的身体没有好处。我们何不一道进去喝杯咖啡呢？” 对胡安娜夫人的善意阻拦，洛里茨感到十分不解，要知道在去年，哪次她上山萨马兰奇都少不了要“过量活动”，他的身体不还是好好的吗？ 洛里茨于是重复了她的邀请。萨马兰奇看了看母亲的脸色，双手一摊，无奈地对洛里茨说：“洛里茨，也许我母亲是对的，我们还是进去喝杯咖啡吧。”尽管洛里茨十分不情愿，但她却无法再固执己见，只好随同进屋。坐在柔软的沙发上，喝着香浓的咖啡，洛里茨屡屡用眼神暗示萨马兰奇，期望他能尽快“甩开母亲”，一起到山上的比拉德乌旅店或卡拉丽塔旅店销魂片刻。萨马兰奇知道，只要母亲在他身边，像以往一样，那些远道而来的姑娘根本不可能称心如意。他只能抱歉地冲洛里茨摇了摇头。洛里茨看到萨马兰奇为难的样子，认定是他母亲从中捣了鬼。一杯咖啡还没喝完，洛里茨匆匆向二人道别，驱车回到了巴塞罗那。 洛里茨回到巴塞罗那的头天晚上，在酒吧里谈起了她的“遭遇”，有一位姑娘表示不相信，第二天一早就“独闯”阿武谢斯浴场，结果遇到了和洛里茨完全一样的待遇。从此再没有姑娘敢上山“打扰”，萨马兰奇终于得以安心疗养。 在同疗养院病友的接触中，萨马兰奇切实看到了社会的差距。他可以乐天安居，终日无忧，而有的病友却整天为如何支付昂贵的医疗费而长叹短吁。面对这种现象，萨马兰奇拿出了自己最好的实际行动，他为儿位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病友偿还了全部欠款。 萨马兰奇这样做完全是受父母的影响。父亲佛朗西斯科曾是普伊赫韦特大夫泌尿医学基金会的一位资助者，母亲胡安娜也曾为产科医院捐款，连外祖父也曾为慈善堂解囊。然而，他们为别人解除了病苦和困难，却没有挽救萨马兰奇的弟弟奥古斯托的生命。1954年，奥古斯托不幸患了严重的肺病，不得不到荷兰乌德勒支的一家医院进行手术治疗。手术失败了，年仅32岁的奥古斯托在手术台上静静地告别了家人。 大病初愈的萨马兰奇又回到往日席不暇暖的生活，晚上又出现在酒吧或咖啡厅里、而且又有了更多的朋友。他们仍然海阔天空地神侃，有时还为某个问题而争论不休。天长日久，按照社会地位、个人习性以及离开酒吧的时间形成了不同的“帮”。萨马兰奇所在的“帮”被戏称为“迎晨帮”，因为这些人总是通宵达旦地在一起聚会，直到第二天黎明才离去。 萨马兰奇回忆起那段经历时仍然不无骄傲： “那时候有很多‘帮’，我是‘迎晨帮’的。真的，我们常常整夜整夜地在一起聚会。我们习惯这样。当然，有些人不喜欢，特别是那些自认是巴塞罗那真正主人的人们。我们这些年轻人，不信这一套。” 许多年以后，“迎晨帮”的绰号依然印在人们的脑际里。1963年7月25日，西班牙《新闻报》女记者洛利塔·桑切斯还在一篇报道中重提此事： “若干年前有个著名的‘迎晨帮’，其中有马里亚诺·卡尔维尼奥夫妇、托特·加里、米拉费洛雷斯伯爵、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和路易斯·罗萨尔。他们的聚会总是持续到天明。” 当然这段时间萨马兰奇并不是完全沉溺于灯红酒绿、左拥右环的绮丽梦乡。1942年萨马兰奇在西班牙皇家体育俱乐部创建了西班牙第一支旱冰球队，从此与体育结下了不解之缘。 旱冰球是介乎于冰球与曲棍球之间的一种运动。旱冰球的球杆与曲棍球的球杯相似，球也很相近，比赛形式及方法则类似于冰球。与冰球和曲棍球不同的是，运动员足蹬旱冰鞋，在体育馆室内比赛，旱冰球也算是一种小贵族运动。 这项运动19世纪末起源于英国。1924年在瑞士蒙特勒成立的国际旱冰球协会标志着这项运动被正式承认。旱冰球运动最早于1911年进入西班牙卡塔卢亚省，1914年就在巴塞罗那举行过旱冰球赛。当时的旱冰鞋轮还是木制的，球也不是现在的圆球，而是像冰球那样的黑色圆饼形球。 萨马兰奇在旱冰场上小有名气后，开始尝试着参加他的朋友们组织的旱冰球比赛，他一般充当守门员的角色。客观地说，他的球艺并不是最好的，但他的热情却是最高的。他利用从纺织品买卖中得到的利润组建了西班牙旱冰球队，不久又出资在卡塔卢尼亚组织了首届西班牙旱冰球锦标赛。萨马兰奇把球队看成自己事业的一部分，球队所需的费用，包括出国比赛的交通费、食宿费，几乎全部由他个人承担。偶尔他的弟弟奥古斯托和密友帕科·普拉顿也赞助一点。 一些当年的队友依然记得那时的萨马兰奇。他来去匆匆，手里提着一个公文箱，里边有很多钱。每次去瑞士蒙特勒比赛前，萨马兰奇都乘飞机先行一步，安排好队友的食宿。队员们则乘火车从巴塞罗那出发，在法国的瓦朗斯休息一夜，然后换乘火车继续赶路，于第三天凌晨抵达日内瓦。无一例外，萨马兰奇毫无倦意地微笑着等候在月台上。当然，一切都已安排就绪。 但是旱冰球毕竟不是一项很普及的运动，萨马兰奇希望能够通过宣传引起人们的兴趣，增加这项运动的群众性。 巧的是在西班牙颇具影响的《新闻报》也正需要更多的体育消息来充实报纸内容。于是萨马兰奇就成了《新闻报》的特约体育记者。萨马兰奇的第一篇体育短讯发表在1943年2月15日的《新闻报》上，所署的名字是斯提克。斯提克是萨马兰奇的笔名，原为英文Stiek的译音，意为“球杯”，从此萨马兰奇一发而不可收拾，在近6年时间里，在《新闻报》上发表了上百篇消息、通讯、采访记、评论等等。 尽管22岁的萨马兰奇已经很成熟，在商界已经崭露头角，但在体育宣传上，他仍然是只初生的牛犊。青年人的工作热情，使他不满足于原来只写曲棍球和旱冰球的约定，又操起了足球评论之笔。青年人的血气方刚，对公平竞争原则的笃信，使他仗义执言，结果初出茅庐便引起了风波。 1943年6月13日，马德里的科尔斯队同巴塞罗那的巴尔卡队在马德里进行了一场足球对抗赛。在此之前，两队曾在巴塞罗那举行过一场比赛，结果巴塞罗那巴尔卡队以三比零战胜了马德里的科尔斯队。这次在马德里的比赛，人们也普遍认为，巴尔卡队很有可能再次战胜科尔斯队。 结果出人意料。战事在马德里马丁体育场刚一拉开，现场观众便高声呐喊，为科尔斯队助威，科尔斯队的队员横冲直撞，结果比赛出现了足球赛中少有的比分：11比1，巴尔卡队大败。 萨马兰奇愤怒不已。第二天，他在《新闻报》上发表了《马德里队的比分和粗鲁的遥遥领先》的述评。述评写道： “对于比赛刚一开始便出现的大喊大叫，我们并没有在意。不过我们万万没有想到事态后来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几分钟后，粗野的动作陡然增加，而已当巴尔卡队的前锋突破中线时，观众高声起哄，严重干扰了运动员的进攻意识。这样的观众还有什么文明可言？这个荒唐的11比1并不为过，本来还可以进更多的球，也许是20比1。这是个可耻的比分，是个丑闻。但是对于这个不幸，我们还是应该以微笑待之，好像在对他们说：‘既然我们无法进行比赛，那你们就随便吧。’” “诚然这场比赛应当引以为戒，我们也相信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我们不必责怪巴塞罗那队的某个队员，责任不在巴塞罗那队。客观地说，巴塞罗那踢得不好也不坏，或者说，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已发挥到最佳状态了。事情已经就此结束，11分同50分无甚区别，但是马德里队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失掉了他们多次在报纸上被赞扬的精神风貌。” 萨马兰奇的文章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政界、新闻界和体育界引起了极大震动。巴塞罗那人为萨马兰奇的仗义执言拍案欢呼，马德里人则认为萨马兰奇是哗众取宠、恶意中伤。马德里一些球迷甚至在报纸上大肆攻击萨马兰奇是受人指使，此举使得萨马兰奇感到沮丧而失望，决心从此以后再也不写足球评论。 5个月后，科尔斯和巴尔卡两队在马德里进行了一场友谊赛，以示对巴塞罗那的歉意。对这场比赛，《新闻报》同样进行了报道，不过撰稿人不是萨马兰奇，而是《新闻报》体育部主任苏维尔迪亚。 报道的开头说： “过去的事情所产生的影响今天已经被热情的马德里观众抵销了。马德里的观众知错就改，而且他们的确很喜欢足球。如果我不把今天下午比赛的场面写出来，巴塞罗那的球迷们会以为我从马德里的同行那里得到了什么好处。如果有人这样认为，那他就是不了解我们。我们的记者证上有我们签名的誓言，那就是：决不允许虚假、欺骗和个人利益影响我的工作。” 萨马兰奇在以后一段时间里，只集中报道旱冰球运动。 随着旱冰球运动的消息不断见诸报端，旱冰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运动水平也不断提高。每当举行旱冰球比赛时，萨马兰奇也总是及时加以报道。1943年4月8日，萨马兰奇甚至以斯提克的名义写了一篇《萨马兰奇采访记》，对旱冰球运动的发展史和未来做了全面介绍。所有这些最终使旱冰球不仅在巴塞罗那和西班牙得以迅速发展，而且使旱冰球比赛成为国际体坛的赛事之一。 1947年1月3日《新闻报》的一篇评论写道： “很遗憾，其它体育项目没有像旱冰球运动那样努力开展国际间接触。当然，旱冰球运动在这方面的成功还在于它有一位卓越的组织者，他为此项运动在欧洲体坛上占有一席之地而操劳。这位组织者就是萨马兰奇先生。他为西班牙旱冰球运动的发展所表现出的慷慨无私精神以及为此付出的惊人努力无愧于我们最诚挚的祝贺和谢意。” 工作经验的增加使萨马兰奇的思路不断拓展，文笔也更加成熟，而且渐渐地开始采用真名，而不再使用“斯提克”的笔名。 西班牙旱冰球队在萨马兰奇的资助下成绩进步很快，在多次比赛中，西班牙队都获得较好的名次。在组建球队的第二年，萨马兰奇被推选为西班牙皇家体育俱乐部的旱冰球教练。 年轻的萨马兰奇领导队员刻苦训练，并在1951年获得了旱冰球世界锦标赛冠军，这是西班牙体育界在内战结束后获得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这次锦标赛是由马维西公司出资主办的，此时的萨马兰奇已是马维西公司的主要股东，勿需整天东跑西颠联系业务，他将更大的精力投放于发展西班牙旱冰球运动上。锦标赛结束后，赞助经费仍略有结余，萨马兰奇用这笔钱购置了一些早产婴儿保育箱，捐赠给了巴塞罗那几家妇产医院。《新闻报》对此进行了专门报道。报道说：“萨马兰奇先生领导有方，使西班牙获得了内战后的第一个体育世界冠军……但更为可贵的是，身为名人，萨马兰奇先生对那些尚未来到人世的小天使们给与了足够的爱心，为他们准备了抵御灾难的爱心小屋。” 年轻的萨马兰奇并没有满足已取得的成绩，他要更好地发展西班牙的体育事业。如果可能的话，他还要在其他领域一展身手。 从1951年11月，萨马兰奇开始涉足政坛。萨马兰奇是巴塞罗那的青年名流，只要他愿意，很容易被选人区议会。萨马兰奇认识到这一点，参加了该年度思圣切区议员的竞选，结果没费多少周折就进入了区议会班子。由于萨马兰奇对西班牙旱冰球运动的贡献，西班牙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破格提升他为委员会委员。1953年初，萨马兰奇辞去了马维西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职务，正式到首都马德里任职。从此萨马兰奇找到了他人生的航标，他在这条布满荆棘的航道上奋力拼搏了几十个春秋，为人类的健康与和平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第3章 良缘 ·晚餐惊艳 ·半年绸缪 ·婚礼进行曲 ·飞行危机 ·丧父之痛 率西班牙旱冰球队获得世界锦标赛冠军后，萨马兰奇的生活更加多姿多彩，他常常应邀参加巴塞罗那名流举办的冷餐会或舞会，也结识了不少女朋友。后来有一次，在戈多伯爵举办的家庭化妆舞会上，萨马兰奇结识了一位雍容华贵的妇人，她虽已年过四旬，却仍然风韵犹存，言谈举止间显露出难以名状的华贵与娴雅。与她相比，萨马兰奇觉得自己以前认识的那些粉黛已经皆无颜色。再加上戈多伯爵对自己的住宅进行了精心的布置，在柔媚的灯光与和谐的色调映衬下，那位夫人更显娇媚动人。她的名字叫梅塞德斯·萨利萨其斯，是位业余作家。 戈多伯爵组织家庭化妆舞会总是独具匠心，每次舞会都有一个主题。这次的主题是“海底”。所有参加舞会的人都装扮成海底的各种生物，有珊瑚、水妖、海藻、各式各样的鱼类等等。大家仿佛置身于奇异的海底，翩翩起舞，尽情尽兴。梅塞德斯夫人装扮成海浪，披着蓝绿相间的柔纱，漂游在人海中。轻风掀起的细纱展示了她窈窕的身姿。舞会后进行了评选，同以往一样，梅塞德斯夫人获得了女士一等奖。 萨马兰奇深深为梅塞德斯夫人的美貌和气度所倾倒，从此他萌生了一个愿望：结识一位像梅塞德斯夫人一样迷人的姑娘。这个愿望使萨马兰奇一度陷于迷茫。其实萨马兰奇的这些表现早已被朋友们看在眼里。他们告诉萨马兰奇，梅塞德斯夫人有个侄女，还没有男朋友，她的芳名叫玛丽亚·特雷莎·萨利萨其斯·罗（MariatheresaSalklsache—Rowe）。 这位姑娘后来真的成了萨马兰奇的夫人。 玛丽亚1932年12月26日出生于巴塞罗那。玛丽亚的父亲，也就是梅塞德斯夫人的哥哥佩德罗·萨利萨其斯是一个面粉加工厂的厂主，后来他又添置了几处房地产，在巴塞罗那加西亚大街还有一座名叫菲米娜的电影院。不幸的是，这座电影院1991年4月被一场不知何故引起的大火吞噬了。 佩德罗的父母在他成年之前先后去世。艰难的生活养成了他倔强的性格和不断进取的精神。身为厂主，他依然保持着劳动者的作风，回到家时裤角里总是带着几个麦粒，裤腿上也沾上了面粉。 巴塞罗那人的生活习惯同整个西班牙一样，人们下午2点才吃午饭。下午五六点钟是吃点心的时间，大家坐在一起喝杯咖啡，吃块点心。晚饭一般要在晚上10点以后才吃，而且往往要吃二三个小时。晚饭后，不少人再到酒吧喝果酒或咖啡。大家一起聊天、唱歌、跳舞，尽情尽兴。 不过巴塞罗那人还有一个不同于西班牙其他地方的习惯，就是很多人不会安安静静地停留在一个地方喝酒聊天，而是来去匆匆，不断变换地方，座位还没坐暖，就急急忙忙地赶到另一个地方去，仿佛是在比赛看谁去的地方多似的。 佩德罗也偶尔去喝点饮料，有时也会来去匆匆。不过他仓促离去，绝不是为了赶到下一家酒吧，一定是想起了什么工作上的事情，他心里时时刻刻惦记着他的工厂。 佩德罗的艰苦奋斗为他带来了成功和钱财。逐渐地，他也成了巴塞罗那的名人。不过他不愿过深涉足社交场合，所以名声远不如萨马兰奇家族大。 父亲的作风和生活经历深深地影响了玛丽亚。她从小学习刻苦、追求上进。家庭的经济条件也为她接受良好教育创造了条件。她在萨马兰奇曾就读过的德语学校上完了中学，后来到巴拉圭学习，又在伦敦进修了一年。在国内，她还参加了新闻培训班，并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一些文章。 玛丽亚热爱生活，兴趣广泛。她能讲流利的英语和法语，还弹得一手好钢琴。此外她还喜欢摄影、美术、戏剧和古典音乐。 萨马兰奇听说玛丽亚的时候，她不巧没在巴塞罗那。不过在此以前，玛丽亚已经注意到了萨马兰奇，只不过萨马兰奇并不知道罢了。 虽然没有机会一睹芳容，萨马兰奇早已为传闻中玛丽亚的美貌和气质所倾倒，二人互相神往，却总也没有机会见面。 终于，萨马兰奇按捺不住了，他托表妹塞西莉亚和一位朋友帕科·普拉顿牵线搭桥，向玛丽亚发出了丘比特之箭。玛丽亚也一直在期待着这一天，自然一拍即合。塞西莉亚历来作媒有方，她把萨马兰奇同玛丽亚的第一次正式约会安排在自己家里。 那是1955年春天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天是蓝的，地是绿的，万物将它们埋藏了整整一个冬季的生机重新萌发出来。选择这样一个日子让两个心仪已久，但却从未谋面的年轻人相识、相知，足见塞西莉亚匠心独具。夜幕降临，玛丽亚如约来到塞西莉亚的住宅。塞西莉亚将她迎进客厅，萨马兰奇正等候在客厅的门口。他穿着一身咖啡色的双排扣西服，浅兰色的衬衣与一条素色领带衬托着他清秀的脸庞。似乎是逢遇故知，未等塞西莉亚介绍，萨马兰奇就伸出了右手，亲切地说到： “你好，玛丽亚小姐。” 玛丽亚也伸出了右手。萨马兰奇发现她的面颊和手都特别白皙，而整个人几乎全是黄颜色的：金色的长发均匀地披在秀肩上；一身米黄色的套裙显出她婀娜多姿的身段；足下一双浅黄色的高跟鞋更衬出她袅袅婷婷的风韵。玛丽亚有些矜持，回答道： “你好，久闻大名，萨马兰奇先生。” 塞西莉亚见二人一见如故，就抽身到餐厅布置桌布。萨马兰奇和玛丽亚在呈直角摆放的沙发上坐了下来。萨马兰奇先随便谈了谈自己的情况，然后又回忆起几年前认识梅塞德斯夫人的情景，他讲得有声有色，滔滔不绝。 玛丽亚静静地听着，偶尔抬起目光，看到萨马兰奇烁烁闪光的双眼，又赶紧低下了头。毕竟这是她第一次与一个魅力四射的知名男性单独相处。 这时塞西莉亚过来请他们到餐厅就座。 餐桌上铺着橙色台布，一只烛台上燃着3支红蜡烛，收音机里播出的低婉如诉的音乐悠悠地流动着。萨马兰奇与塞西莉亚面对面，玛丽亚在萨马兰奇的右侧落座。 餐厅里的光线与音乐制造出了如梦如幻的意境。烛光里，萨马兰奇看到玛丽亚显得比刚才更为迷人，她的两只明眸正脉脉含情地看自己。萨马兰奇不由自主地把身子向右挪了挪。 塞西莉亚站起来，分别从两个人的右侧为他们斟上葡萄酒，又往两个大高杯中倒了些矿泉水。接着她又从两个人的左侧送上了椒柳牛肉。 “谢谢你，塞西莉亚。”玛丽亚转过头说。 “对，塞西莉亚，真得好好谢谢你。”萨马兰奇也意味深长地补了一句。 塞西莉亚笑了笑，一语双关地说：“别客气。下面还有帕埃亚呢，我去准备一下。”说完，塞西莉亚又去到厨房，餐厅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帕埃亚是西班牙的一种饭肴，有点类似我们中国的八宝饭，不同的是米饭里面放的不是花生、桂圆等，而是各种各样的海鲜。“帕”是西班牙语中“为”的第一个音节，“埃亚”是“她”的意思，连起来就是“为了她”。 “你姑姑好吗？”萨马兰奇为了不使谈话中断，随便问了一句，不过显得言不由衷。 “为什么不谈谈你和我呢？”玛丽亚避而不答，却反问了萨马兰奇一句。 萨马兰奇不禁有些动情，不自禁地握住了玛丽亚的手。玛丽亚脸一热，把手抽了回去。 “你还不了解我，”玛丽亚边说边切着牛肉，“也许我不是你所希望的那种人。我从小任性，凡事总喜欢和别人争个高低。我妈妈担心我将来成不了贤妻良母，总是对我说，‘你就是成不了贤妻良母，也得学规矩点，别给他惹什么麻烦。’谁知道我将来能不能做到呢？” 萨马兰奇粲然一笑，说道：“这没有什么，妇女本来就应该在社会上占有自己的地位，而不是男人的附庸。” 这时塞西莉亚走近来坐下，三人边吃边谈。不知不觉3个小时过去了。玛丽亚用餐巾擦了擦嘴唇，站起身来道：“时间不早了，我该走了。谢谢你，塞西莉亚，你的手艺真不错，我吃得很开心。” 萨马兰奇站起来：“我送送你好吗？” 月夜中，万籁俱寂。空气让人感到轻微的春寒。萨马兰奇驾车在空荡的马路上缓缓行驶着。不知不觉已到了玛丽亚家门口。萨马兰奇停住车，问玛丽亚：“明天有场旱冰赛，我们一起去观看好吗？” “好吧，明天你来接我。” 萨马兰奇吻了一下玛丽亚的脸颊，然后又目送她走进家门。 那次晚餐开始了俩人半年的绸缨恋情。在萨马兰奇眼里，玛丽亚是巴塞罗那的绝色佳丽。在玛丽亚的眼里，萨马兰奇简直就是那个时代的精品，他坚毅却不高傲，严肃而不冷酷，腼腆而不失风度，衣着考究且得体。玛丽亚相信自己将来属于一个重要人物，这个人物看来就是萨马兰奇了。 萨马兰奇当时已经35岁了，而玛丽亚芳龄不满23。然而年龄的差别丝毫没有构成俩人之间的任何障碍。1955年12月1日，也就是二人相识半年之后，萨马兰奇与玛丽亚正式举行婚礼。 萨马兰奇是巴塞罗那的名人，所以他结婚的消息各家报纸都加以报道。当天的《先锋报》还发表了采访玛丽亚的文章。报道中介绍了萨马兰奇和玛丽亚的情况，还提到莫德雷戈主教将为他们主持婚礼。不想这篇文章引起了莫德雷戈主教的抗议。这篇文章的片段如下： ——您意识到将会成为一个人物吗？记者问。 ——我将成为一位人物的夫人。玛丽亚答。 ——您生来就是为了成为一位人物的夫人，还是为了其他什么？ ——他出生在他那个时代，我出生于我那个时代，我们只是偶尔走到了一起。 ——您将成为一个合格的夫人吗？ ——不，也没必要。 ——您什么时候认识他的？ ——我原来就知道他。接触他不到一年，但我认为这已经足够了。 ——他送您什么礼物了？ ——这你知道，不过还有一辆小型汽车。 ——您知道《保罗书信》的内容吗？ ——说女人应该顺从丈夫，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训条 ——您读过《合格夫人》吗？ ——没有。 ——您现在正期待着什么？ ——期待结婚。 按照《新约全书》，保罗是基督教的创始人之一。传说耶稣升天后，曾向保罗现形，并直接让他担任使者，传播基督教的福音。于是保罗先后几次外出旅行传道。他不仅口头宣讲，在各地建立教会，还以写信的方式与各地教会联系，更加广泛地宣传基督教教义。这些信为研究基督教的早期发展提供了重要素材，也给后世流下了基督教的许多教义教规。这些信后来都收入了《新约全书》中。 保罗书信共有13封，大都是长篇论述，偶尔对某些具体问题发表意见，阐述了信仰、神学、伦理等问题。其中有关伦理的论述，在有些方面类似于中国儒教中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西班牙的国教是天主教。在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国家里，玛丽亚竟然公开对神圣的《保罗全书》妄加谈论，并且宣称它已过时，怎能不让莫德雷戈主教勃然大怒。他拒绝按照原来的约定为萨马兰奇和玛丽亚主持婚礼。 但婚礼还是如期举行了。 12月1日上午，天空下起了蒙蒙细雨，这也许是萨马兰奇和玛丽亚婚礼的又一缺憾。但是那天到教堂参加他们婚礼的宾客人数丝毫没有减少。在《婚礼进行曲》中，玛丽亚身着白色婚纱，左手挽着父亲的右臂，从门口走到圣坛前面。萨马兰奇一身黑色礼服，正迎候在那里。 “孩子，我把她交给你了。愿你们相亲相爱，至死不渝。”佩德罗·萨利萨其斯说。 玛丽亚吻过萨马兰奇后，转过身，右手挽着萨马兰奇的左臂，穿过前来祝福的人群，慢慢向门口的汽车走去…… 婚后，玛丽亚完全是个“合格夫人”。她关心丈夫的生活，支持丈夫的事业。她常常亲自为萨马兰奇准备他最爱吃的鳍鱼加米饭，晚饭为他准备清汤、酸奶和水果。玛丽亚认为最理想的夏装是白色上装加灰色裤子，而一身米色西装套服同样很潇洒。人们可以注意到，萨马兰奇在很多重要场合都穿米色西装套服。 在萨马兰奇进入国际奥委会后，玛丽亚更是全心全意地支持丈夫的工作，支持丈夫的事业。她脸上带着永远的微笑，周旋于各种势力之间，有效地协调了国际奥委会内部的关系。从以后的章节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萨马兰奇任国际奥委会主席期间，奥运会彻底向妇女打开了大门，国际奥委会中也出现了数量相当的妇女委员，这些都与玛丽亚的影响和努力分不开，虽然马丽亚对体育并不太感兴趣。 正如马丽亚回忆所说的那样：“我对体育没有多大兴趣，甚至可以说一点兴趣都没有。但体育是萨马兰奇的一部分。有时他一个星期有7天时间陷于体育中。在家庭生活中，他常常抽出一点时间给孩子们（萨马兰奇夫妇有一儿一女，儿子胡安·安东尼奥现为一名工程师，女儿马丽亚·泰莱萨是经济学博士，现已成家，并生有一个女儿），主要是关心他们的健康和学业。有时他也陪孩子们玩耍。的确，他要维持他在家庭事物中的地位。我嫁给他，完全知道作为一个体育迷的夫人，我应该怎样做。记得在他成为国际奥委会主席后，我们第一次外出就是去观看体育比赛。后来，我们定期出去，但常常是打曲棍球或参加其它体育运动。他也常常告诉我一些国际奥委会的有关情况，使我对国际奥委会有所了解，并加深了印象。有时我也提出一些合理的建议。对这些建议，他都要认真分析，有些建议还被他和他的同事采纳了。” 婚后小两口的生活甜如蜜水，他们把自己的住房装修得浪漫温馨，情趣盎然。那时的巴塞罗那一年四季温暖如春，也没有现在这么多噪音，他们可以安安静静地坐在阳台上吃晚饭，同朋友聊天。萨马兰奇和玛丽亚生活在自己的“王宫”里，怡然自得，相亲相爱。俩人的许多朋友在那时常常到他们家里集会，他们那位于巴塞罗那近郊的雅居成了当时巴塞罗那著名的社交场所。 萨马兰奇回忆起那段日子仍然感到甜美，“那时我们并不总是出去，也没有必要老去轧马路。我们有自己装饰得很好的房子，完全可以创造出一种梦幻般的气氛。那真是极其美好的几年。” 直到现在，每一谈到玛丽亚，萨马兰奇总是显露出自豪：“她很迷人，而且从来不打扰我的工作。” 关键时刻更见萨马兰奇对玛丽亚的真情。1958年的一天，萨马兰奇驾车去马德里办事。不料由于车辆损耗过重，勉强开到马德里后，再也无法把那辆车开回巴塞罗那了。萨马兰奇只好改乘飞机。 飞机飞过瓜达拉马上空时，扩音器里传来飞行员急促不安的声音。他告诉大家，飞机发动机出现了异常情况。为了确保安全，飞机将扔掉副油箱，并采取尽可能快地将飞机降落到地面的方案。他要求大家不要惊慌。系好安全带，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 飞机一下一下地降低高度，萨马兰奇从来没有面临这样的危机时刻，如果飞机真的出事，他不能无声无息地离开这个世界，他想自己应该留下点什么。可留下什么呢？留给谁呢？ 此时萨马兰奇唯一想到的只有玛丽亚。他对身旁不住祈祷上帝保佑的神父的声音已充耳不闻，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派克金笔，拿出一张便条，开始写起来。 飞机也许很快就会触落地面，危险随时可能发生，没有很多时间可以思索了。萨马兰奇挥动微微颤抖的手腕，急促地写道： “玛丽亚，我亲爱的，我爱你。任何力量都不可能把我们分开。” 飞机继续下落，萨马兰奇似乎完成了一件重大的事情，放松了很多。他默默地等待着飞机触地的那个灾难时刻。他的脑海里想到的，眼前浮现的，只有爱妻玛丽亚的影子。 不知是萨马兰奇的信念还是临座神父的祈祷起了作用，飞机紧急降落在一片农田中，只有几位乘客受了轻伤，萨马兰奇安然无恙。 事后萨马兰奇觉得有些滑稽，也许这次不是死神在威胁他，而是爱神在考验他。他经受住了考验。也许连他自己原来也未意识到，他对玛丽亚爱得是这样地深。 婚后一年，玛丽亚生下一个女儿，1959年11月又生了个男孩。一家4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萨马兰奇感觉到从未有过的温馨与安宁。 然而，幸福并不是永远围绕着萨马兰奇，他虽然找到了如意的伴侣，但却失去了挚爱的父亲。1957年6月，佛朗西斯科久病不愈，溘然长逝。弥留之际，他把全家人叫到身前，把萨马兰奇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一分为5，遗留给5个儿子，并告诫子女要保持团结，共同经营好家族企业，不要像马维西公司那样搞得四分五裂。并劝告子女不要过深地参与政治，不要涉足银行业。 去世之前，佛朗西斯科因其对巴塞罗那纺织工业和慈善事业的杰出贡献先后被授予功勋劳动奖章和“巴塞罗那市之子”的荣誉称号。为了给后代留下自己的思想和经营哲学，他先后于1950年和1953年出版了《回忆与现实》、《印象》二书，虽然两本书的影响很小（《回忆与现实》只印了10本，《印象》印刷了30本），但为我们今天研究萨马兰奇的成长提供了重要素材。本书中有关萨马兰奇少年时代的部分材料就是来源于这两本书。 走出丧父之痛后不久，萨马兰奇就面临着这样的两难选择：是遵循父亲的遗志，与兄弟们一道协力发展萨马兰奇股份有限公司？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投身他所热爱的体育与政治呢？ 萨马兰奇选择了后者。然而他走对了。 第4章 五环旗的召唤 ·古老神秘的奥运会 ·第一次申请 ·初入奥委会 ·公开信风波 在希腊半岛南部一块土地肥沃的平原上，耸立着一座秀丽的山峰，这就是海拔2917米的奥林匹斯山。 奥林匹斯山下一片苍翠的森林深处有座著名的宙斯庙，庙中宙斯的神像神态威严，气宇轩昂。 按照希腊神话传说，宙斯是统治包括神和人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最高天神，他威力无比，能随意降祸赐福，并且掌管着雷、电、云、雨，因此呼风唤雨乃易如反掌。 宙斯妻室近10个，子女如云，其中有太阳神阿波罗、智慧女神雅典娜、音乐女神缨斯、美惠三女神、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等等。赫拉克勒斯被认为是古典奥运会的创始人。 根据荷马史诗描述，在公元前1100多年，希腊就有一种竞技会，会上进行战车、拳击、角力、赛跑、铁饼、标枪、射箭7项比赛，优胜者可以获得武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等奖品。这种竞技会的最初形式只是一种祭祀节日。 古希腊宗教的势力十分强大，有4个主要的宗教中心，每个中心都定期举行祭典活动。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600年是希腊的鼎盛时期，各宗教中心的祭典也十分隆重，其中有音乐、舞蹈、演说、朗诵诗篇等表演项目，也有体育竞赛。而这些活动中规模最大、最有代表性的祭典也就是在奥林匹斯山下的奥林匹亚城举办的祭典盛会了。 关于祭典盛会如何演变成奥林匹克体育竞技会，存在着不同的传说。最多的说法是宙斯的儿子赫拉克勒斯同别的神打仗，取得了胜利，于是在奥林匹亚举行祭典盛会，祭奠其父亲宙斯。结果在祭奠仪式上，赫拉克勒斯同其兄弟们发生争吵，以至动武较量，逐步演变成奥林匹克竞技会。 第二种传说也源于希腊神话。宙斯的孙子佩洛普斯欲娶皮萨城邦国王俄诺马俄斯的公主希波达弥亚为妻。希波达弥亚以其国色天香之貌引起了无数小伙子的倾慕。但是国王听信了神巫的告诫，相信公主一旦嫁人，国王也行将就木，便企图阻止公主结婚。他发布一道命令，凡向公主求婚者须先同国王赛车，得胜者才能娶公主，失败者将被处死。 在国王坚固的战车威慑全城时，在13名勇士蝶血的恐惧里（13因此成为西方不吉利的数字），一位令全希腊人感到自豪的年轻人出现了，他就是勇敢的佩洛普斯。在比赛前，公主劝佩洛普斯放弃“这个悲剧已成定局的比赛”，因为她不想看到第14个丧生者。佩洛普斯的回答非常坚定，“不，为了你，我决不放弃——即使成为第14个！” 翌日，经过祭奠仪式后，惊心动魄的比赛开始。人、车、马混战一团，瘦马旧车上的佩洛普斯渐渐支撑不住了，骏马华车上的国王向着佩洛普斯的后背举起了锋利的长矛，全场都在为即将惨死的年轻人闭目祷告。就在这一危机关头，只听到一声巨响，人们惊奇地发现，国王的战车倾覆在跑道上，国王也身受重伤，佩洛普斯迅速跃下战车，将国王抱起，奔向不远处的皇宫驿站…… 这是一个意外的胜利，是国王善良的车夫同情公主（因为她也爱上了勇敢的佩洛普斯），同情惨死的青年，故意将国王战车车轮上的铁穿钉换成了木穿钉，致使国王在比赛中车轴折断，于是佩洛普斯胜利了。这是爱情、勇气和智慧的胜利。为了庆祝胜利，庆祝自己终于如愿以偿地成为公主的丈夫，并成为皮萨城邦的新国王，佩洛普斯在奥林匹亚的宙斯庙前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比赛，还特意安排了战车、赛马等项目。这就是古代奥运会，或说是第一届古代奥运会。佩洛普斯也成为第一届古代奥运会的创始人。 第三种传说认为古希腊伊利斯城邦的国王依斐多是奥林匹克竞技会的创始人。依斐多登基称王时，由于战事不断，民不聊生，便虔诚地祈祷太阳神阿波罗普度众生。阿波罗说，只要在奥林匹亚举行竞技会，便可免除灾难。于是国王就去和势力很大的斯巴达教的主教尼库尔格商量缔结友好条约，并提议在奥林匹亚举行竞技大会，提倡“不用武器和流血，而用力量和灵敏来确立人的尊严。” 尼库尔格同意了依斐多国王的建议，并签订了《神圣休战条约》，宣布奥林匹亚是块圣地，不准携带兵器进入该地区。如果战争发生在奥林匹克竞技会举行期间，各城邦都要实行“神圣的休战”。从此开始了4年一度的奥林匹克竞技会。 奥林匹克竞技会曾几次中断。直到公元前776年举行了全希腊的竞技会才标志着古代奥运会的正式开始。这一年竞技会被定为第一届古代奥运会。 公元前6世纪之前的竞技会不仅要指出竞技会的届次，还指明年次。例如公元前760年被称作第5届奥林匹克竞技会的第1年，公元前757年被称作第5届奥林匹克竞技会的第4年。 奥林匹克竞技会在夏至后第一次月圆时举行，历时5天。第一天举行向宙斯献祭的庄严仪式，希腊各城邦的代表都来参加。第二天开始竞技活动。 最初，竞技只有赛跑一项，距离是运动场的两端。当时的比赛只产生冠军，没有其他名次。 从14届奥林匹克竞技会开始增加了往返跑，即跑运动场两端的12个来回。从18届开始又增加了4项比赛，即跳远、掷铁饼、角力和掷投枪。从23届开始有拳击。25届起有4马车赛，后又发展成4马车加拳击赛。37届开始增加了儿童比赛。65届又增加了全副武装赛跑。 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允许诗人在竞技会上朗诵自己的作品。4马赛车只允许贵族参加，因为只有他们才买得起马，但驾车的人可以雇。如果取胜，荣誉归4马车的主人。 第一次参加竞赛者要提前一个月来到奥林匹亚，在教练的指导下进行训练。参加者只能是没有犯过罪的自由希腊人。 竞技会的最后一天，优胜者被授予用圣橄榄枝编的花环。制作花环用的橄榄枝由一名儿童用金刀砍下来。这位儿童的父母必须健在，而且是自由民。除此之外，获胜者还可得到棕榈枝。三次优胜者可在奥林匹亚为自己立像。宣布优胜者及所属城邦名字的仪式极为庄严，还要为优胜者举行宴会。优胜者返回城邦时，居民也要热烈欢迎，并举行以优胜者为先导的公民游行。在城邦主神的神庙里，优胜者把自己得到的花环献给神，接着举行酒宴，为优胜者唱颂歌。有些城邦给优胜者以金钱奖励，并终生免除他们的摇役和赋税。在某些城邦，连优胜者的子孙都享有特权。 裸体竞技是奥林匹克竞技会的最明显特征之一。竞技者皆赤身裸体。当时妇女不仅不参加竞技，而且也不能进入竞技场观看，违者要被处死。由于场里场外皆是男性，观众和竞技者也就无所顾忌了。 奥林匹克竞技会最兴盛时期是公元前5世纪。在罗马时期，竞技会仍继续举行，但其社会及政治意义却降低了。 公元前394年，罗马皇帝忒俄多西乌斯宣布废除奥林匹克竞技会。到废止时，奥林匹克竞技会共举行了293届。 然而奥林匹克运动的生命力是极其顽强的。1500年之后，她又重新出现在现代希腊的首都雅典。 “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高举着“和平、友谊、进步”的旗帜，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奉献给了全人类。 他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写道：“当今世界，充满发展的极大可能性，但同时也存在着危险的道德衰败，奥林匹克精神能建立一所培养情操高尚与心灵纯洁的学校。”他针对资本主义兴起后带来的弊端和恶果，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的阴云，人类和平面临的威胁，精神世界受到的玷污，试图用体育手段来拯救人类的危机。 1892年11月25日，法国索崩正在召开纪念法国体育运动协会联合会成立三周年大会。一个演说者高亢宏亮的语调，吸引了全场与会者的注意力。他迅疾挥舞着的右臂从空中努了下来，疾声问道：“我们为什么不马上创办现代奥运会呢？怎样创办？是照抄古希腊奥运会，还是要有所发展、创新？现代奥运会在何处举行，只能在希腊吗？什么人可以参加奥运会？只能是希腊人吗？” 他的眼光扫过全场，用坚定的语气回答了自己的问题：我们要恢复的是以和平、友谊、进步为宗旨的奥运会，她将不受国家、地区、民族和宗教的限制，向一切国家、地区和民族开放。 顾拜旦的这次著名演说，第一次公开和正式地提出了创办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问题。与会者的回答是一阵风暴式的掌声和呼喊声，无数顶帽子抛向了天空。仅仅在一年多之后，奥林匹克运动作为两个世纪之交，人类社会的新生婴儿降临人世。 这个婴儿，首先受到了世界34个国家、49个体育组织的拥抱和亲吻。——1894年6月16日，“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代表大会”在巴黎索崩召开时，来自世界各地的与会者足足有2000多人。这次大会标志着国际奥委会的诞生，参加大会的49个体育组织是国际奥委会的第一批非正式成员。希腊诗人和语言学家维凯拉斯被选为第一任国际奥委会主席。 这个婴儿，所唱的第一首歌是《阿波罗颂歌》。在竖琴的伴奏下，这支歌由法国一位著名的女歌唱家演唱，她宽厚宏亮的歌喉，唤起了人们对古希腊奥运会的神往，激起了人们向往和平、友谊的热情，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信念，增强了人们对创办现代奥运会的信心。 1895年顾拜旦创作了著名的散文诗《体育颂》。这首散文诗是奥林匹克运动史上的一座丰碑，它不仅反映了顾拜旦的思想和热情，而且揭示了体育运动的无穷魅力，抒发了人类对友谊、和平、进步的热烈向往。 《体育颂》全文如下： 啊，体育，天神的欢娱，生命的动力。你猝然降临在灰蒙蒙的林间空地，受难者，激动不已。你像是容光焕发的使者，向暮年人微笑致意。你像高山之巅出现的晨曦，照亮了昏暗的大地。 啊，体育，你就是美丽！你塑造的人体，变得高尚还是卑鄙，要看它是被可耻的欲望引向堕落，还是由健康的力量悉心培育。没有匀称协调，便谈不上什么美丽。你的作用无与伦比，可使二者和谐统一；可使人体运动富有节律；使动作变得优美，柔中含有刚毅。 啊，体育，你就是正义！你体现了社会生活中追求不到的公平合理。任何人不可超过速度一分一秒，逾越高度一分一厘。取得成功的关键，只能是体力与精神融为一体。 啊，体育，你就是空气！肌肉用力的全部含义是敢于搏击。若不为此，敏捷、强健有何用？肌肉发达有何益？我们所说的勇敢，不是冒险家押上全部赌注似的蛮干，而是经过慎重的深思熟虑。 啊，体育，你就是荣誉！荣誉的赢得要公正无私，反之便毫无意义。有人要弄见不得人的诡计，以此达到欺骗同伴的目的。他内心深处却受着耻辱的纹缢。有朝一日被人识破，就会落得名声扫地。 啊，体育，你就是乐趣！想起你，内心充满欢喜，血液循环加剧，思路更加开阔，条理愈加清晰。你可使忧伤的人散心解闷，你可使快乐的人生活更加甜蜜。 啊，体育，你就是培育人类的沃地！你通过最直接的途径，增强民族体质，矫正畸形躯体；防病患于未然，使运动员得到启迪；希望后代长得茁壮有力，继往开来，夺取桂冠的胜利。 啊，体育，你就是进步！为人类的日新月异，身体和精神的改善要同时抓起。你规定良好的生活习惯，要求人们对过度行为引起警惕。你告诫人们遵守规则，发挥人类最大能力而又无损健康的肌体。 啊，体育，你就是和平！你在各民族间建立愉快的联系。你在有节制、有组织、有技艺的体力较量中产生，使全世界的青年学会相互尊重和学习，使不同民族特质成为高尚而和平竞争的动力。 作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复规者、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先驱，顾拜旦的名字已经被载入奥运史册，他的业绩也被人们广为传颂。 顾拜旦在为开创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制定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发展方向以及开展组织工作方面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因为这些贡献，1928年他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顾拜旦竭力主张继承和发扬古代奥林匹克精神，把“和平、友谊、进步”作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为此他制定了《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宪章》。这部《宪章》于1894年6月16日在法国索邦大学举行的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宪章》中明确指出奥林匹克运动要“在奥林匹克理想指导下，鼓舞和领导体育运动，从而促进和加强各国运动员之间的友谊”。由此也产生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名言：参与重于取胜。 1913年，顾拜旦亲自主持制定了奥林匹克的会徽和会旗，同时也确定了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这一格言还被写到了奥林匹克会旗上。 奥运会五环旗也是在顾拜旦主持下制定的。五环分别为蓝、黑、红、黄、绿色，三环在上，两环在下，环环相扣，紧紧联在一起。按照顾拜旦对此的解释，五环“象征世界上承认奥林匹克运动、并准备参加奥林匹克竞赛的五大洲，而第六种颜色白色——旗帜的底色，意指所有国家都毫无例外地能在自己国家的旗帜下参加比赛”。 后来有的人解释说，国际奥委会最初采用蓝、黑、红、黄、绿色作为五环的颜色是因为它能代表当时参加国际奥委会所有国家国旗的颜色。自1920年第7届奥运会起，五环的五种颜色象征五大洲：蓝色代表欧洲，黑色意指非洲，红色象征美洲，黄色标志着亚洲，而绿色喻作澳洲。 1973年国际奥委会会刊《奥林匹克论坛》则强调：“会徽和会旗的五环含义是象征着五大洲的团结，全世界的运动员以公正、坦率的比赛和友好的精神，在奥运会上相见。” 自1894年国际奥委会成立，并决定从1896年起“每隔四年按希腊奥运会传统，举办大型运动会”至1953年萨马兰奇第一次正式提出加入国际奥委会的申请，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已经历了近60年的风风雨雨，奥运会也已举行了12届。 第一届奥运会于1896年4月6日至15日在古代奥运发源地雅典举行。来自13个国家的311位选手参加了角逐，其中230位是希腊人，外国选手多是自己报名参加。英国驻希腊两位外交人员及正在希腊旅行的旅客就近报名组成英国队，其中普兰德还赢得了网球单打冠军，并和德国选手搭档赢了双打冠军。最出风头的是德国选手舒曼，赢了三枚体操金牌。铁饼、马拉松是新设项目，是东道主队志在必得的传统项目，但是，前者却被美国选手加略德夺去，因为他以前练习的铁饼又大又重，正式比赛丢“小饼”，当然轻而易举拿金牌了。 田径赛至最后一天，希腊仍无收获，因此马拉松比赛奖落谁家也就格外引人注目。还好，希腊牧羊人路易斯不负众望，为希腊赢得了一枚宝贵的金牌。当他率先跑进体育场时，希腊王储康斯坦丁从看台上冲下来伴随他跑完最后一段金牌路程，场面热烈感人。 这届奥运会从竞技角度讲并未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也没有创造任何世界纪录。但它毕竟是现代人类社会的第一次体育盛会，在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史上占有无可争议的重要地位。而且这届奥运会还开启了民间集资办奥运的先例，东道主希腊上至国王乔治，下至普通百姓，纷纷捐资出力，在很短时间里就建成了能够容纳4万余人的白色大理石体育场，为运动会的顺利举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国王的劝说下，当时的希腊富商乔治·阿维洛夫一人就捐献了100万德拉马，数量之大，足够建起体育场的主体工程。 第二届现代奥运会于1900年7月2日至22日在法国巴黎举行。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1319名男子选手和11名女子选手参赛。这次比赛没有组织开幕式，观众的人数也很少。正式场合甚至没有出现过“奥林匹克”的字样。很多选手回国后居然没有找到参加过奥运会的感觉。国际奥委会则直到运动会结束才作出决定，到底哪些增加的项目可算运动会的正式项目。经过几个委员的临时讨论，决定将槌球、高尔夫球、板球和拔河定为本届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而已经举行过的钓鱼、鸽子放飞、救火和花样旱冰等比赛或算作表演项目，或完全不被承认。 这次比赛，东道主法国获102个奖牌（29项第一），美国53枚（20项第一）。美国一位牙科学生阿尔文·克伦茨莱茵获得60米跑、跳远、110米栏和200米栏4项冠军。 这次运动会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第一次向妇女敞开了奥运殿堂。在巴黎学习艺术的芝加哥名流玛格丽特·阿博特因获得9洞高尔夫球女子组比赛的冠军而成为第一个奥林匹克女子冠军。 第三届奥运会于1904年8月29日至9月3日在美国圣路易斯市举行。来自12个国家的681名男选手和6名女选手参赛。占参赛选手76％的美国人几乎垄断了奖牌，共获奖牌238枚（其中金牌80枚），其他11个国家共获46枚奖牌（20枚金牌）。这届奥运会第一次实行给奥运冠军颁发金牌。 本届奥运会会址一改再改，顾拜旦男爵喜欢纽约，国际奥委会看中芝加哥，但还是罗斯福总统的权力大，他选中了圣路易斯市。 圣路易斯临时承办奥运，准备仓促，有许多“新创作”令观众大跌眼镜：400米赛跑没有举行预赛，13位选手一起决赛；划船的河道长度不够；田径跑道一圈五百多米；赛程拖了四个多月；……。 200米是在全直跑道上进行，金牌获得者哈恩是在三位对手抢跑而被罚了后退一码的情况下获胜，他在200米跑中创造了21秒6的奥运会纪录，28年后才被人打破。波格获200米、400米铜牌，是首位获得奖牌的黑人选手。 马拉松比赛出现闹剧。由于天气炎热，许多选手中途退出。而第一个到达终点的美国选手弗雷德·洛茨却毫无疲态，经调查才知道他在中途搭乘汽车“跑”了17公里。洛茨被判违反比赛规则，不得不将金牌移交给第二个到达终点的队友托·希克斯。谁知希克斯也不是“清白人”。他的教练说他在最后7英里处注射了兴奋药物，还有的说他是在吞食了一粒药丸后跑完全程的。总之，希克斯成了奥运史上第一个靠服药物取胜的选手。来自古巴哈瓦那的邮差卡瓦哈尔，以乞讨、募款各种方式到达圣路易斯，并以“送信”的速度参加马拉松，他得到第四名，若非在半途采苹果耽搁太久，他可能会得到第一名。 第四届奥运会于1908年7月13日至25日在英国伦敦举行。共有23个国家和地区的1999名男子选手和36名女选手参加了比赛。英国获145枚奖牌（56金），美国47枚（23金），瑞典25枚（8金）。美国人雷·尢里在三个立定跳跃项目中（即立定跳远、三级立定跳远和立定跳高，这三个项目此后就被废弃了）获得了两枚金牌。他在巴黎、圣路易斯和伦敦取得的8枚奥运金牌的记录一直保持了20年。 由于意大利出现了财政问题，伦敦临时接办了这届奥运会。基本来说，伦敦奥运会是最完善的一次，许多制度典范都是从伦敦奥运会开始建立实行，这归因于英国早在十九世纪后期，就已成立各项运动协会，经验、制度皆已成熟。 由于国旗问题，在开幕式上引起一些纠纷。瑞典和美国发现他们的国旗没被挂起来；开幕式上，美国掌旗官在经过英国国王爱德华面前时，拒绝降旗致敬；芬兰尚在俄国统治中，他们宁可没有旗子自己单独进场，也不愿跟在俄国队后面。 马拉松比赛，本来规定全程距离为25英里，后来起点改到温莎城堡，距离变成26英里，但是玛丽公主又要求起跑点移到皇家育婴室窗前，又多了385码，这样全程就增加到42．195公里，成为以后马拉松比赛固定的距离了。 在马拉松比赛中，意大利人多兰多·皮埃特里在还剩最后一圈时摇摇晃晃地跑进了体育场。观众席上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声。但皮埃特里实在是精疲力尽了，他不断地倒地又挣扎着爬起来，然后又倒下，前后竟然反复了四次。此时，美国人约翰尼·海斯跑进体育场，无疑将超过那位意大利人。当皮埃特里第五次又倒下时，观众们不无焦虑地期盼着他创造奇迹。这时，场地内的一位工作人员突然冲上跑道，帮助皮埃特里抢在海斯前面越过了终点线。后来，皮埃特里被取消了冠军资格，海斯获得了金牌。不过皮埃特里却因此成了一位名人，而后一直以职业选手的身份参加各种表演赛。 第五届奥运会于1912年7月6日至15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举办，来自28个国家（地区）的2490名男选手和57名女选手参赛。瑞典获65枚奖牌（24金）、美国61枚（23金）。芬兰的汉纳斯·科勒赫曼宁获得5000米、10000米和8000米越野跑3枚金牌。二战美国名将巴顿在五项全能比赛中荣获第五名。电子计时器、广播系统首次应用于奥林匹克比赛中。 斯德哥尔摩奥运会上最伟大的英雄既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也不是其他欧洲人，而是一位地道的美国人，名叫吉姆·索普。索普在奥运会上获得了十项全能和五项全能两权金牌。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在颁奖时对他说：“先生，你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运动员。” 在斯德哥尔摩，24岁的索普以998分打破了十项全能的世界纪录。他在五项全能中有四项名列第一。另外，他还参加了单项赛，跳高列第四，跳远排第七。回到家后，他在纽约百老汇大街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 但1913年1月，索普的奖牌却被人夺走了。马萨诸塞州一家报纸报道说，索普早年在北卡罗来纳从事半职业棒球赛时收了别人的钱——可能一场比赛仅2美元。就这样，金牌转而落到了两位奥运会亚军——瑞典人雨果·韦斯兰德（十项全能）和挪威人弗了南德·比埃（五项全能）手中。可这两个人谁也没有因此而觉得高兴。比埃对朋友说：“这不是真正的金牌。我不认为这是一等奖。”韦斯兰德也常说：“索普是最好的，而我不是，他应得到这枚金牌。” 1950年，美联社体育记者投票评选索普是二十世纪前50年内最伟大的运动员。60年中期，已经年迈的韦斯兰德决定找到索普将金牌还给他，但没能成功。他告诉朋友们：“没人知道索普在哪儿，所以我只能继续留着这枚金牌。”他打听不到索普的下落是因为后者已经死了——1953年索普死于加州洛米塔的一座简易房屋内，死时身无分文。那两枚一度被无理剥夺的金牌直到1983年正月由萨马兰奇亲自交还给他的子孙手中。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原定1916年在柏林举行的第六届奥运会被迫取消。 第七届奥运会于1920年8月14日至29日在比利时安特卫普市举行，来自29个国家（地区）的2543名男选手和64名女选手参赛。美国获96枚奖牌（41金）、瑞典63枚（19金）、英国43枚（15金）、比利时35枚（14金）。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不在被邀请之列。 芬兰于1917年独立，首次用自己的国旗参加奥运会，1912年的长跑巨星科勒赫迈宁卷土重来，赢了马拉松冠军，但他的光彩却被另一位芬兰选手鲁米掩盖了，鲁米从本届奥运会开始，赢得12块奥运奖牌，其中9枚是金牌。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人能接近他创下的超人纪录——在每一个他参加的项目中都改写了世界纪录，从1500米到20000米，共创22项世界纪录。 游泳是美国选手的天下，曾患小儿麻痹的布莱布特雷，包办了所有女子仅有的三块金牌，可笑的是，她一年前曾因“妨害风化”而被警方逮捕，她的大胆行为是“裸泳”，她所做的只是将长袜脱掉，以前女人游泳必须像穿潜水衣一样，不穿袜子形同裸体。 男网双打冠军是美国的凯特，一年之前他曾因砖匠的身份，被英国“汉利杯”拒之门外，“以免对其他绅士不公平”。最具讽刺的是，凯特后来成了百万富翁，他的儿子在1947年赢了“汉利杯”冠军，他的女儿葛莉丝成了大明星，并且成为摩纳哥王妃。 第八届奥运会于1924年7月5日至27日在法国巴黎举行，来自44个国家（地区）的2956名男选手和136名女选手参赛。美国获99枚奖牌（45金）、法国38枚（13金）、芬兰令人惊讶地获37枚奖牌（14金）。鲁米和里托拉两人共获9枚金牌。 顾拜旦因为决定退休，不再当国际奥委会主席而请求让巴黎主办1924年奥运会。尽管发生了一些影响不好的小插曲（在演奏其他国家的国歌时，一些狂热的法国观众发出嘘声；英国队因为美国“职业选手”势如破竹的胜利而威胁要退出比赛），这一届奥运会仍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届，热情的观众人次达到每天64000人。运动会结束时，顾拜旦欣慰地说：“我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两位美国获奖者。当时21岁、后来成为著名儿科医生的加明·斯保克代表耶鲁大学参加了八人赛艇比赛并赢得了一枚金牌。时年20岁、辛辛那提出生的密执安大学学生威廉·哈特·哈伯德获得跳远第一，从而成为奥运会历史上第一位获得单项冠军的黑人选手。 第九届奥运会于1928年7月28日至8月12日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来自46个国家（地区）的2724名男选手和290名女选手参赛。美国代表队的领队是后来著名的五星上将麦克阿瑟。比赛结果美国获56枚奖牌（22金）、德国31枚（10金）、荷兰19枚（6金）。在这届奥运会上首次采用的显示板、开幕典礼放和平鸽、田径场跑道一圈四百米，都成为后来奥运会的模式。 女选手在阿姆斯特丹的参赛人数比以往任何一届奥运会都多。在前几届，她们仅参加了高尔夫球、游泳、跳水和网球的比赛。但在这届奥运会上，她们已能在田径这样的主要项目中亮相比试了。顾拜旦曾领导了持续多年反对妇女参赛的运动，他说：“女子参加奥运会不切实际，毫无趣味，没有美感。”顾拜旦退休后，国际奥委会内部主张民主与社会改革的人士最终占了上风。 女选手当时只能参加5个项目的比赛，而男选手则可参加22个。第一个奥运会女子田赛项目是铁饼，由波兰的哈丽娜·科诺帕卡获得冠军。第一个径赛项目则是100米短跑，金牌归属于美国人伊丽莎白·罗宾逊。说来有趣，这位来自伊利诺伊州的16岁高中生的短跑天赋是由一位教师发现的，当时这位教师亲眼目睹罗宾逊一路跑着追赶学校的班车，便断定这名少女此后在田径场上前途无量。在阿姆斯特丹表现最佳的当属高大英俊的美国游泳选手约翰尼·韦斯穆勒。他曾在巴黎奥运会上获两枚金牌，现今又增添两枚。约翰尼的父亲是一位穷煤矿工，在约翰尼14岁时就去世了。但失去父爱的约翰尼却成了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游泳运动员，并借助自己名气改行当了演员，通过饰演电影《人猿泰山（tarzan）》里的主人公而成了一名百万富翁。 第十届奥运会于1932年7月30日至8月14日在美国洛杉矶举办，来自37个国家（地区）的1281名男选手和127名女选手参赛。美国获104枚奖牌（41金）、意大利36枚（1金）、法国19枚（10金）。日本由不知名的年轻男选手组成的游泳队在他们参赛的18个项目中共获11枚奖牌，其中4枚是金牌。 由于世界经济大萧条，加之跨越大洋的长途跋涉，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人数是1904年以来最少的一次。在运动会开幕前6个月，还没有一个国家同意前来参赛。 洛杉矶组委会为这届奥运会作了数项改革，其中包括设置颁奖台，在颁奖仪式上奏国歌、升国旗，让获金、银、铜奖的选手站在台上；此外还建立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奥运会选手村。 1932年奥运会的女英雄是一位活泼好动的得克萨斯姑娘米尔德莱德·迪德里克森。她最终成为洛杉矶奥运会的巾帼佳丽，赢得了两权金牌（80米栏、标枪）和一枚银牌（开始时并列跳高第一名，后因她头先过竿的技术动作有悖传统而降至第二名）。她还打破了跨栏和跳高两项世界纪录。 这届奥运会日本人“霸占”了游泳池，赢得了16枚奖牌中的11枚，包括五项金牌。年仅14岁的中学生北村，以19分12秒4赢得1500米自由式冠军，并打破奥运纪录，他的纪录保持20年才被刷新。芬兰35岁的长跑巨星鲁米四度参加奥运会，希望再得一枚马拉松金牌。 这次比赛，虽然参加人数较少，但观众人数超过了125万，收入高达100万美元。 我国首次派出选手参赛，过程艰辛曲折。当时我国虽已参加并办过远东运动会，表现最佳，但因国内正值九·一八事件之后，动乱不安，经济拮据，因此虽然受邀，却决定不参加奥运会，日本伪满政府不久即声明，将派出满洲国代表参赛。中央政府决定不计困难，派员参赛，以正国人视听，体协兼奥委会董事赫更生到处奔走募款，凑得华银八千元，约1500美元，选派在华北及全国运动会表现最佳的刘长春参加短跑角逐。可惜他在经过25天的海上航行之后立即投入了比赛，未能发挥他的水准。刘长春的奥运之行，是四亿五千万中国人参加奥运的第一人，虽未获得名次，但其影响却是巨大的。 第十一届奥运会于1936年8月1日至16日在德国柏林举办，来自49个国家（地区）的3738名男选手和328名女选手参赛，德国获89枚奖牌（33金）、美国56枚（24金）。为了举办这届奥运会，德国政府投入了3000万美元，大大超过以往任何一届奥运会的总投资。 1931年，国际奥委会选择柏林作为1936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但是当阿道夫·希特勒1933年初控制了德国政府后，许多人猜想这位元首会拒绝与奥运会发生任何关系，因为他的纳粹青年和体育组织认定奥运会是“劣等民族之间的比赛”，纳粹报纸也把奥运会描绘成一个“由犹太人支配的臭名昭著的节日”。 但希特勒有他自己的想法，他决定将柏林奥运会变成某种宣传工具，用它来展示自己的纳粹种族和工业技术的优越；同时也给世人造成假象，使人们认为他是热爱和平的。为此，组委会开了联通41个国家的电台网络，并引进了电传设备来传送新闻报道和Z服务网来传送新闻影片。这其中不可告人的秘密是，奥运会期间接纳3700名男选手的奥运村当初在设计时就已考虑到运动会后能立即将它转变成军事设施。 希特勒利用奥运会来提高第三帝国的世界形象的计划获得了成功，尤其当德国队在金牌榜上遥遥领先时更是如此。然而，他的那些有关雅利安人至高无上的种族偏见被一位美国黑人超级明星的巨大成功完全淹没了。 詹姆斯·杰西·欧文斯出生于亚拉巴马州一位目不识丁的伯农家庭。他在柏林取得了100米、200米、4×100米接力和跳远四枚金牌，这一骄人成绩使他在德国也成为一名英雄。尽管希特勒本人从未与这位黑人明星握手，但大多数德国运动员对欧文斯都很友好，尤其是他最强硬的跳远对手卢兹·朗。朗不仅待他亲如挚友，而且还在比赛中帮欧文斯改进起跳技术，使这位美国黑人最终赢得了有可能属于朗自己的金牌。 当时为日本殖民地的韩国，选手也以日本名义出战，孙基祯获得马拉松冠军，但升的是日本国旗，他心中非常悲愤，韩国国内《东亚日报》刊出孙基祯颁奖照片时，也把他身上的太阳旗涂掉，日本统治者将八名“涉案”者送进监狱。韩国独立后，金牌国籍更正为韩国。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开幕式上，孙基祯代表东道主手持圣火跑步进场，当最后跑到点火台上时，他的眼中盈满了骄傲的泪水，在场的无数韩国观众也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1939年9月1日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把全人类卷入到史无空前的灾难中，奥林匹克运动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原定在1940年和1944年举办的第十二和第十三届奥运会被迫取消。 战争结束后，第十四届奥运会于1948年7月29日至8月14日在英国伦敦举行，来自59个国家（地区）的3714名男选手和385名女选手参赛。德、意等战败国不在被邀请之列。此次比赛，美国获54枚奖牌（38金）、英国23枚（3金）。 尽管战争已结束了三年之久，粮食还是实行定量供应。瓦砾废墟在伦敦这个遭受过炸弹袭击的城市仍随处可见。由于经费紧缺，奥运主会场只能将就设在英国皇家空军的一座军营内。 本届奥运会上最风光的明星是荷兰的弗兰西娜·埃尔斯耶·布兰克尔斯科恩。这位两个孩子的母亲赢得了女子100米、200米、80米栏和4×100米接力4枚金牌。如果不是因为比赛时间有冲突，她很有可能还会赢得跳远比赛金牌，因为当时她是女子跳远世界纪录的保持者。 4407名男选手和518名女选手参加了这次比赛。地球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首次派团参加奥运会。比赛结果，美国获76枚奖牌（40金）、苏联71枚（22金）、芬兰22枚（6金）。 当隐退多年的长跑巨星鲁米在开幕式上手持圣火跑进场内并点燃奥林匹克圣火时，全场观众惊喜交加，群情振奋。 这届奥运会的风云人物是捷克的扎托皮克，他获得了5000米、10000米及马拉松三枚金牌，他同年同日生的妻子丹娜在他赢得5000米比赛的金牌之后的一小时内，赢得女子标枪冠军。 苏联的罗玛柯娃赢得了女子铁饼冠军，为苏联夺取了第一枚奥运金牌。这届比赛，苏联在体操项目上也大丰收，男子4金2银、女子2金5银。 本届奥运会最伟大的运动员是匈牙利的塔卡斯。在大战之前，他已是欧洲最佳快速手枪选手，但在1938年大战之中，被炸断右手，他改用左手射击，并且连得1948、1952两届奥运手枪射击金牌。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规模越来越大，章程越来越完善，逐步成为全球影响最大的体育盛会。国际奥委会也成为各界名流争相加入的组织。正是在这个时候，萨马兰奇提出了加入国际奥委会的申请。 1952年的赫尔辛基奥运会是萨马兰奇第一次正式参加的奥运会，他的身份是西班牙代表团团长。在本届奥运会结束后几个月，萨马兰奇第一次提出加入国际奥委会的请求。 1947年，刚组建一年的西班牙旱冰球队参加了一年一度在瑞士蒙特勒举行的国际旱冰球锦标赛。当时西班牙代表团领队只有两人。一位是团长赛恩斯·德罗斯特雷罗斯，另一位就是萨马兰奇。在赛前领队会议上，赛恩斯·德罗斯特雷罗斯以他自认为是法语的法语念了一篇书面发言。结果念完后，在场的人还在目瞪口呆，以为他使用的是巴斯克语、芬兰语或是爱尔兰和苏格兰方言盖尔语。而萨马兰奇对这些小事情都很注意，他使用了自己已熟练掌握的英语，并且用红笔在发言稿上应当升降语调的地方做了记号。他的发言字句清楚、铿锵有力，一下子就引起了在场的瑞士籍国际奥委会委员奥托·迈耶尔的注意。 奥托·迈耶尔早听说过萨马兰奇的大名。为了把西班牙旱冰球运动开展起来，每次西班牙代表队参加国际比赛，基本上都是萨马兰奇个人出资解决全部费用。因此当时在西班牙旱冰球也叫“萨马兰奇球”。这次亲自见到朝气蓬勃、风流倜傥的萨马兰奇，更让迈耶尔感到人才难得。 锦标赛结束前一天，迈耶尔写信给国际奥委会主席埃德斯特伦说： “我发现了一颗新星，一颗罕见的新星。他应该进入国际奥委会。” 这次规模不大的锦标赛，年轻的西班牙队获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赛后，萨马兰奇开始与迈耶尔频繁书信来往。也正是通过迈耶尔，萨马兰奇同国际奥委会有了更多的接触，对奥林匹克运动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1952年7月19日，刚进入西班牙体育运动委员会还不到一年的萨马兰奇受命率领西班牙代表队参加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办的第15届奥运会。此时萨马兰奇已是国际旱冰球协会的副主席了。这是萨马兰奇第一次正式与奥运会接触，从此他与奥运会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且成为奥运会上一面不倒的旗帜。在这届奥运会上，萨马兰奇除了担任西班牙代表团团长，安排运动员的生活起居外，还重新操起笔笺，为《新闻报》撰写新闻和体育评论。7月19日的《新闻报》为此发表了编者按： “前国家旱冰球队教练、国际旱冰球联合会副主席、享誉国内外的体坛专家萨马兰奇将专为本报撰稿。萨马兰奇一直是我报旱冰球运动特约通讯员，现在，他一改以往风格，以轻松谐滤的笔调，向我们介绍他在赫尔辛基奥运会上的所见所闻。” 这个编者按并没有夸张，8月2日萨马兰奇的文章中就有这样一段： “苏联篮球队有位优秀队员古拉姆，他身高两米，动作敏捷灵巧，担任中锋。古拉姆属错落谢顶，就是说，他的头发这一撮，那儿一绪。另外他还是……斜眼。众所周知，声东击西和假动作是篮球运动的基本手段，而古拉姆在这方面独占优势。谁也弄不清他到底在看哪儿以及要向哪儿投球。” 除了体育报道，萨马兰奇也向西班牙读者介绍发生在奥运会期间一些轶闻趣事。8月2日他的文章中有一段美丽的描写，原文如下： “巴科那是赫尔辛基一个饭店的名称。有一天，饭店门前挤满了人，门卫几乎都抵挡不住了。我对此莫名其妙。一打听才知道，世界第一美女、19岁的芬兰小姐阿尔米·库谢拉翩然将至。库谢拉小姐实在是太美了。亲爱的读者，你们大概会问，世界上最漂亮的小姐究竟是什么样子？告诉你们，她美得使巴科那饭店门前的交通为之堵塞！” 8月3日，赫尔辛基奥运会在一片欢呼声中举行了闭幕仪式。闭幕仪式的壮观场面令萨马兰奇激动不已。他在1952年8月4日发给《新闻报》的一篇报道中写道： “看到昨天第15届现代奥运会闭幕式的壮观场面，我觉得喉咙仿佛被一块东西堵住了。这个场面比开幕式更伟大、更富有意义、更激动人心。7万人唱着芬兰国歌，旗手们在主席台前举起了各国的旗帜。全世界人民都在这里，在奥林匹克精神的感召下按甲寝兵，和睦相处。赫尔辛基奥运会将作为当代最伟大的体育盛会而载入史册，也将以各国之间最诚挚的兄弟之情而流芳千古。” 从这时起，萨马兰奇决心投入到更广阔的体育领域——奥林匹克运动中去。 1953年，萨马兰奇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加入国际奥委会的申请。 1894年通过的《奥林匹克宪章》第2章第20条规定：“一个国家当选的委员不能多于一人。但是国际奥委会可以在那些举办奥林匹克夏季运动会或奥林匹克冬季运动会的国家再选一名委员。” “凡是为国际奥委会服务满10年，并由于年龄、健康或其它为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接受的理由退休的委员应成为名誉委员。名誉委员……除了不再拥有投票权外，他们的地位保持不变；他们被邀请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奥林匹克代表大会和国际奥委会全会，这里为他们每个人保留席位；如果国际奥委会主席要求，他们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他们可以被授予奥林匹克勋章。” 1894年，国际奥委会在墨西哥城举行的会议上对《奥林匹克宪章》补充了一条规定，即自该年起，只有地域辽阔、具有奥林匹克光荣传统或者主办过奥运会的国家才能至多同时有两名委员。当时符合“地域辽阔、具有奥林匹克光荣传统”条件的国家只有印度、巴西和希腊三国。1898年，国际奥委会在东京修改了《奥林匹克宪章》，规定“国际奥委会可以在那些举办奥林匹克夏季运动会或奥林匹克冬季运动会的国家再选一名委员”。 西班牙历史上一共产生过九位国际奥委会委员。他们是：梅霍拉达·德尔坎波伯爵（1902——1921）、埃切韦里亚（1921——1923）、顾埃里男爵（1922——1954）、阿尔瓦公爵（1924——1927）、庞斯公爵（1927——1930）、巴列利亚诺伯爵（1931——1952）、佩德罗·伊瓦拉·麦克马洪公爵（1953——1985，后任终生荣誉委员）、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1966——）和卡洛斯·费雷尔·萨拉特（1965——）。 萨马兰奇正式提出申请是在1953年国际奥委会在墨西哥城举行全体会议期间。当时萨马兰奇已经有了几分把握，因为事先他已经同顾埃里男爵进行了接触，顾埃里男爵答应萨马兰奇，在这一年帮助他进入国际奥委会，并在适当的时候让他接替自己的位置。而且，顾埃里男爵自1922年起就开始担任国际奥委会委员，到1953年已30余载，早已转为国际奥委会的荣誉委员。虽然西班牙从未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而且也不符合“地域辽阔、具有奥林匹克光荣传统”的条件，但按照《奥林匹克宪章》的关于荣誉委员的规定，西班牙完全有可能增加一个正式名额。加之顾埃里男爵已届古稀之年，1952年就曾向新上任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递交了退休报告，西班牙也应该推荐一位年富力强的人选接替顾埃里男爵的位置。 但是顾埃里男爵出尔反尔，利用自己的影响，把他的女婿佩德罗·伊瓦拉弄进了国际奥委会。消息传来，萨马兰奇备感震惊，顾埃里的做法使他产生了被欺骗、被愚弄的感觉。同时他也知道，只要伊瓦拉还在国际奥委会，自己就只能被拒之门外了。萨马兰奇没有想到，他的宏图伟愿一开始便碰了个硬钉子。 西班牙报界对顾埃里男爵任人惟亲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而伊瓦拉不仅不对自己进入国际奥委会的方式感到羞耻，反而认为是萨马兰奇由于自己不能成为国际奥委会委员不满而利用报纸兴风作浪，逼迫自己辞职。俩人的关系一度趋于紧张。恼羞成怒的伊瓦拉有一次竟当面对萨马兰奇说： “没有我的支持，你休想进入国际奥委会！” 萨马兰奇此时的心情可想而知。他相信伊瓦拉的这句话并不仅仅是一句口头威胁。 赫尔辛基奥运会结束后，1955年在巴塞罗那举行的地中海运动会又为萨马兰奇提供了新的机会。萨马兰奇是这届地中海运动会委员会的副主席，前不久还被西班牙议会体育运动委员会提升为西班牙奥委会副主席。由于工作的原因，他频繁接触了国际奥委会成员，而国际奥委会成员也逐步了解了萨马兰奇。1956年，萨马兰奇作为团长率领西班牙代表队参加了在意大利科蒂纳丹佩往举行的第7届冬季奥运会。1960年他又以同样身份率团参加了在罗马举行的第17届夏季奥运会。1961年，萨马兰奇在雅典再次提出了加入国际奥委会的申请，但由于名额限制，仍未获得通过。 1964年，萨马兰奇三度出任团长，率领西班牙体育代表队飞赴东京，参加第18届奥运会。作为领队，他在这次奥运会上结识了国际奥委会的许多委员。他出色的组织才能和对体育事业执着的追求给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和其他许多委员再次留下了深刻印象。 1965年，在洛桑，国际奥委会的信箱里又出现了萨马兰奇热情洋溢、言辞诚恳的申请书。 如果没有艾弗里·布伦戴奇的支持，萨马兰奇也许不会在这条路上走到底。 布伦戴奇原是获奥运会撑竿跳金牌的美国运动员，是芝加哥的百万富翁。后担任国际奥委会第5任主席，从1952年至1972年，整整任职20载。1956年，布伦戴奇在科蒂纳丹佩佐举行的冬季奥运会上初识萨马兰奇，对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二年，布伦戴奇在瑞士埃维昂国际奥委会与各国家奥委会的会议上再次注意到了萨马兰奇。以后在1960年罗马奥运会和1964年东京奥运会上，布伦戴奇发现萨马兰奇有种特殊的组织才能，更使他下决心要让萨马兰奇进入国际奥委会——因为国际奥委会需要有一个“具有体育头脑而脚踏实地的人”。许多年之后，萨马兰奇问布伦戴奇为什么把自己选人国际奥委会？布伦戴奇的回答不无幽默：“因为我知道，你总有一天会成为主席。” 西班牙的马德里和巴塞罗那曾共同申办1972年第20届奥运会，并且为此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但由于后来内阁意见不统一和马德里市长阿里亚斯·纳瓦罗的反对，西班牙奥申办小组直到国际奥委会定于1966年4月20日在罗马召开竞办大会的前一天才抵达会场，而且纳瓦罗拒绝率队前往。在这种情况下，萨马兰奇只好出面带领申办小组前往，虽然他明白，西班牙这次已经不可能得到主办权。 但是对于萨马兰奇来说，此行不虚。竟办大会后，国际奥委会紧接着举行了第65次全体委员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萨马兰奇终于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 这是萨马兰奇期待多年的一天。然而这一天的来到又显得那么平淡自然。萨马兰奇正在大街上行走，迎面碰上了他的朋友、记者梅尔塞·巴雷拉。梅尔塞·巴雷拉喜气洋洋地告诉萨马兰奇，他已经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虽然当时国际奥委会的秘密会议还未结束，梅尔塞却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为了抢发新闻，他悄悄把一条会议同声传译的线路接到了自己房间里，所以会议的过程他一清二楚。 “布伦戴奇做了不少工作，有不少人反对。不管怎么说，你已经是国际奥委会委员了。”梅尔塞喜洋洋地告诉自己的好友。 其实萨马兰奇已经猜到了三分。一方面，他了解布伦戴奇对自己的赏识以及布伦戴奇凡事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性格。另一方面，那一天正好是4月27日，是圣女蒙特塞拉特节。圣女蒙特塞拉特是卡塔卢尼亚的守护神。他相信，有圣女的保护，他会成功的。 由于国际奥委会已经有了一名西班牙籍委员，许多委员反对萨马兰奇加入国际奥委会。但布伦戴奇力执己见，坚持要给西班牙增加一个名额。在4月26日的会议上，布伦戴奇说1894年制订的《奥林匹克宪章》已不适应二十世纪60年代世界体育事业发展的形势，而且国际奥委会第62、第63次会议都曾讨论过修改《宪章》第20条的规定，现在已到了必须修改的时候了。布伦戴奇随后列举了萨马兰奇的众多优点及他为发展西班牙的体育运动所做的杰出贡献，希望各委员认真考虑萨马兰奇的加入将给国际奥委会带来什么样的利益。委员们各抒己见，最后同意了布伦戴奇的提议，在第二天的会议上进行一次全体委员的投票。 4月27日上午，投票结果终于出来了。布伦戴奇的提名以3票的多数获得通过。 自1953年萨马兰奇申请加入国际奥委会，到1966年国际奥委会最终批准，已经过去了13个年头。在13年时间里，萨马兰奇一直关注着国际奥委会和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尤其是在这期间举行的3届奥运会，虽然他没有带队参加这3届体育盛会。 1956年11月22日至12月8日，第十六届奥运会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2958名男子运动员和384名女子运动员参加了首次在南半球进行的这次体育盛会。苏联运动员显示了他们强劲的实力，共获98枚奖牌（37金），美国代表队屈居第二，获74枚奖牌（32金），紧随其后的是澳大利亚35枚（13金）。由于当时马匹检疫原因，马术项目的比赛，移至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举行。 这届奥运会总的来看比较成功，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在男子水球决赛中，匈牙利队与苏联队发生了冲突并导致流血事件。最后匈牙利队在这场因暴力而被中止的决赛中以4：0击败苏联队夺得金牌。 澳大利亚18岁的短跑名将贝蒂·卡恩伯特是本届奥运会的风云人物，她在短跑项目中一人独得3枚金牌。 第十七届奥运会于1960年8月25日至9月11日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来自83个国家和地区的4738名男选手和610名女选手参赛。苏联再次荣登奖牌榜首，共获103枚（其中金牌43枚）、美国获74枚（34金）、意大利36枚（13金）。这届运动会上最引人注目的是意大利国家电视台对比赛进程进行了国际性电视转播，使地球其他地方的体育迷们坐在家里就能欣赏各国运动员高水平的角逐。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则用5万美元买断了美国国内的电视转播权。 从小就患小儿麻痹症的美国黑人女选手威尔玛·鲁道夫因获得女子100米、200米和4×100米接力3枚金牌而成为当时的新闻人物。拳王阿里第一次参加奥林匹克重量级拳击比赛，就获得了冠军。 第十八届奥运会于1964年10月10日在日本东京拉开战幕，这是奥林匹克运动会首次在一个亚洲国家举行。来自93个国家和地区的4457名男选手和683名女选手参赛。比赛结果，美国获90枚奖牌（36金）、苏联86枚（30金）、日本29枚（16金）。美国人唐·斯科兰德在100米和400米自由泳、400米和800米自由泳接力中的胜利使他成为第一位在一届奥运会上获得4枚金牌的游泳选手。 东道主日本为本届奥运会花费了近20亿美元，比以往任何一届都多。但这些钱并没有白花，因为这是历史上最成功的一届奥运会，而且还给日本带来了国际声誉，提高了其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 这届奥运会上最引起轰动的人物是澳大利亚的唐·弗雷泽。她在连续第三次获得女子100米自由泳冠军后，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庆祝胜利，结果引发了一场国际官司。弗雷泽先是喝了些啤酒，然后率一小伙人半夜去毁坏东京皇宫门前的一面日本旗帜。日本警方逮捕了她，但经澳大利亚使馆的交涉，很快此案就撤诉了。东京警视厅还将一面日本国旗送给弗雷泽作为礼物。 1966年罗马竞办大会上，萨马兰奇虽然获得了成功，但他所代表的西班牙申奥小组却失败了，尽管失败早在人们的意料之中。 《奥林匹克宪章》第5章第37条规定：“如果在一个国家中有几个城市要求举办同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则由国家奥委会决定其中一个城市申办。” 由于西班牙向国际奥委会提出由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共同主办奥运会，违背了《奥林匹克宪章》规定原则，再加上马德里并未就申办奥运会进行认真准备，国际奥委会决定由慕尼黑主办第20届奥运会。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的第二年，萨马兰奇接替埃洛拉，担任了西班牙奥委会主席。 西班牙在罗马痛失奥运会主办权，舆论界纷纷指责埃洛拉工作不利。萨马兰奇同年却加入了国际奥委会，并接替了埃洛拉的职务。埃洛拉从此对萨马兰奇耿耿于怀。 1970年的一天，萨马兰奇在对新闻界的一次谈话中谈到，根据他个人的亲身了解，他认为西班牙还不具备举办奥运会的能力。此语一出，埃洛拉勃然大怒。同时他认为抨击萨马兰奇的机会已到。于是埃洛拉在报纸上发表了一封给萨马兰奇的公开信，公开指责萨马兰奇利用到罗马争办奥动会的机会为自己加入国际奥委会游说活动。 公开信说，萨马兰奇认为西班牙不具备举办奥运会能力的言论“有悖于你4年前的看法。当时你不仅认为西班牙的某个城市应该争办1972年奥运会，而且还同你在国际奥委会里的朋友一起积极活动。”公开信别有用心地说，“与此同时，你还为自己能够成为国际奥委会成员而奔波游说。你坚持不懈，结果本来只能有一名委员的西班牙现在有了两名委员，而且一些真正有水平的人并没有当选。” 公开信企图把争办1972年奥运会失败的原因归咎于萨马兰奇，同时也是为自己开脱。埃洛拉在信中说，在申办小组去罗马之前，他已经对布伦戴奇和其他几位委员，特别是拉美国家的委员做了不少工作，萨马兰奇也参加了整个申办过程，应该对申办进展情况了如指掌。“但是1966年在罗马递交了申办报告之后，却发生了许多‘巧合’。我们的申办工作由于非西班牙体育运动委员会和西班牙奥委会的原因失败了。” 公开信还质问，“究竟为什么，你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变化？”信的结尾说，“我要控告你。” 后来埃洛拉并没有象公开信中所叫嚷的那样，向司法部门提出控告，也许连他自己心里也清楚：没有站得住脚的理由，控告的结果除了自己要掏出巨额的诉讼费外，其它将一无所获。 面对这种恶意中伤，萨马兰奇采取的策略就是置之不理，他知道这种为开脱自己的责任而谴责他人的公开信不会引起太大的波澜。但这次风波也向萨马兰奇预示：他在国际奥委会的道路绝不会是一帆风顺。 第5章 宦海沉浮 ·前途无量 ·莫名解职 ·明刀暗箭 ·“萨马兰奇，滚蛋” 赫尔辛基奥运会结束后，萨马兰奇请假回到巴塞罗那盘点家族财产，佛朗西斯科再次劝说萨马兰奇全心全意经营萨马兰奇股份有限公司，但萨马兰奇没有听从父亲的劝告。自投身政治以来，他已深深体会到政治的刺激和魅力，特别是这次带队去赫尔辛基参加奥运会更让他清醒地认识到：只有自己手握大权，才能彻底贯彻自己的思想。萨马兰奇知道，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家族雄厚的资产，他一定能够在西班牙政坛大放异彩。萨马兰奇在等待着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1952年4月，巴塞罗那省长利佩·阿塞朵新官上任，决意对巴塞罗那市政府的工作进行改革。他对巴塞罗那市长安东尼奥·西马罗颇为不满。西马罗是一名法学教授，在阿塞朵上任前几个月被任命为巴塞罗那市长。西马罗的一句口头禅就是“但求无事，平平安安”。由于西马罗身后有背景，阿塞朵对他也无可奈何。但阿塞朵决心对巴塞罗那市政府迅速动一次手术，增加新鲜血液，改变市政府死气沉沉的局面。他责成西马罗改选一部分市政府官员。 萨马兰奇听到这个消息后，决定站出来应选。他与阿塞朵只见过一面，那还是去年6月份，阿塞朵参加在格兰比利亚体育场举行的向西班牙队颁发世界旱冰球锦标赛冠军奖杯的时候。在此之前，阿塞朵曾打电话向萨马兰奇要人场券。萨马兰奇相信，如果能够进入市政府，不仅对自己的前途有利，而且也将有助于巴塞罗那和西班牙体育事业的发展。 10月12日，萨马兰奇给阿塞朵写了一封信，短短几行字，向阿塞朵正式表示了自己参加11月份市政府官员选举的希望。信末尾的一句话是：“上帝为了西班牙的利益将保佑您多年。” 阿塞朵的本意也是想挑选一两个体育界人才，借以振奋一下巴塞罗那沉闷的空气。但他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只好听凭西马罗挑选了几个人，其中没有萨马兰奇这个名字。 不久阿塞朵就发现，他的初衷并没有实现。他在向上级送交的一份报告里写到： “新当选的几个人并不具备预期的能力，特别是工会的几个领导人。我不否认，这是我的失败。我本意希望向西马罗市长提供几个他完全相信的人，不致给他造成任何麻烦。但西马罗贪图安逸，只想找几个恭顺唯谨的合作者，结果推荐了一群无能、松懈、毫无个性的好小子。” 萨马兰奇不在这些“好小子”之列。 正如阿塞朵料想的一样，“好小子们”没有给巴塞罗那带来新的生机。然而阿塞朵并没有忘记萨马兰奇。1954年底，萨马兰奇终于当选为市政府成员，负责第三区的行政工作。说实话，这并不是他所希望的。萨马兰奇希望能够主管全市的体育工作。当时这项工作由副市长佩纳·卡德纳尔负责。 1955年6月，卡德纳尔由于在一些政治问题上同阿塞朵见解不同，被阿塞朵解除了职务，萨马兰奇顺利接管了巴塞罗那市的体育工作。但萨马兰奇并没有因此而满足，他将下一个目标瞄准了巴塞罗那议会。 当时巴塞罗那省议会运动委员会的主任普伊赫韦特先生与萨马兰奇的父亲是至交。一天，萨马兰奇去看望这位老前辈，顺便谈一些体育工作上的事情。谈话中，萨马兰奇流露出想进入巴塞罗那省议会的愿望。他解释说，这完全是为了西班牙体育运动的发展。体育运动的发展需要更多的财政预算和政治空间。而且按照规定，巴塞罗那市政府可以有两名官员进入省议会。 了解萨马兰奇的愿望后，普伊赫韦特拿起了电话，拨通了巴塞罗那省议会几位重要人物家里的电话。十几分钟后，他告诉萨马兰奇： “你已经是巴塞罗那省议员了。” 进入省议会后，萨马兰奇几乎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体育上。他积极支持西班牙体育活动的开展，扩大体育活动范围，工作显得卓有成效。 不久，萨马兰奇结识了新上任的西班牙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何塞·安东尼奥·埃洛拉·奥拉索，共同的胆识使俩人一见如故。奥拉索决定邀请萨马兰奇作自己在卡塔卢尼亚地区的代表。萨马兰奇自然全力相助。 仅过了几个月，奥拉索就发现巴塞罗那市政府的体育预算果然增加了。同时奥拉索还接到了萨马兰奇的一封信。信中写到： “我希望这件礼物（巴塞罗那市政府增加体育预算）能够成为您收到的最好消息。您对此受之无愧。这不仅仅是由于您担任的职务所致，而且是由于您对西班牙体育运动的发展付出了辛勤努力。” 奥拉索在回信中称赞了萨马兰奇，并告诉萨马兰奇说： “我已经致函西马罗市长，感谢他增加了体育预算。同时我还致函马德里市长，告之巴塞罗那市的这一行动已成为该市在诸多事务中树立的楷模之一。” 萨马兰奇与奥拉索的密切合作使俩人成了莫逆之交。他们彼此信任，几乎无所不谈。1965年，奥拉索因病需要动一次手术。奥拉索担心自己年老体弱不能度过这一关，在立遗嘱时，他首先想到的公证人就是萨马兰奇。 后来奥拉索安然无恙地度过了这次难关，但恢复后仍然感到力不从心。他向西班牙议会提议将西班牙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的职位移交给萨马兰奇。 但是奥拉索的建议遭到了马里亚诺·卡尔维尼诺的反对，原定1966年11月25日举行的交接仪式被推迟了。 卡尔维尼诺是卡塔卢尼亚地区政府的一位重要智囊。除了偶尔插身党派活动外，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政治职务。然而他势广根深，很多重要决策，甚至包括省长的任命，都要事先同他商量，他是卡塔卢尼亚地区举足轻重的幕后人物。 卡尔维尼诺原是玛丽亚父亲的朋友，可当时玛丽亚还是个小姑娘，卡尔维尼诺今天哪里还记得她。萨马兰奇对卡尔维尼诺很敬重，称他为“马里亚诺叔叔”。可他并没有想到，这位“叔叔”会阻碍对自己的任命。萨马兰奇明白，卡尔维尼诺可能另有考虑。虽然体委主任是体育官职，但也是政治仕途的一个门径。 这次卡尔维尼诺失败了。更多的人仗义执言，举荐萨马兰奇。一位侯爵这样说道：“萨马兰奇丝毫不炫耀自己，他对人坦诚，所有接触过他的人都对他交口称赞。他还常交华盖运，有一次他同我们一起去打猎，还是向我借的猎枪，结果第一天就打死了一只18个角叉的大鹿。” 1967年1月10日，萨马兰奇正式走马上任。在移交仪式上，奥拉索发表了讲话： “我平生最满意的事情就是我所留下的空缺，是由我亲密的朋友、杰出的合作者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来填补。我完全信任他，而且了解他的智慧，他卓越的才能以及他对体育运动和西班牙的热爱程度。” 此前不久，萨马兰奇还经历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转折——1966年4月27日，萨马兰奇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 萨马兰奇的事业正如日中天。 然而萨马兰奇万万没有料到，4年后，即1970年9月3日，他突然被解除了西班牙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的职务，接任他的是胡安·希奇。 萨马兰奇在巴塞罗那德高望重，在体育界和新闻界更是深受欢迎。起初人们都不相信这一事实。一时间，萨马兰奇成了巴塞罗那以及9月上旬在巴塞罗那举行的欧洲游泳锦标赛的主要话题。 关于萨马兰奇被解职的理由，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解释，只有一些猜测。 有人说萨马兰奇在任职的三年时间里把西班牙的体育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报纸、电台、电视经常加以报道，萨马兰奇的声望日益提高。但有几次邀请政府首脑人物参加诸如地中海运动会之类的活动，他事先没有同某些有权势的组织和人物通气，令某些要人耿耿于怀。这些人早就想“修理”一下萨马兰奇，他的下台可能是这些人在背后做了手脚。 也有人说萨马兰奇是当时党派之争的牺牲品，还有的说是卡尔维尼诺做了手脚，究竟是什么至今仍是个问号。 此后一段时间萨马兰奇是在沮丧、茫然中渡过的。他有旺盛的精力却无处发挥，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朋友们劝他：他们把你从一个职位上赶了下来，但还有其它的职位。你输掉了一场比赛，振奋起来，我们再重新参加比赛。一个聪明的失败者不应怪罪裁判和对手，而应该想到未来，不要总是同裁判和对手过不去。你还是很多董事会的董事，还是巴塞罗那国际航海沙龙主席，还是国际奥委会成员，这已经不少了，真的。 如果说，在此之前，萨马兰奇认为他从政是为了进一步发展西班牙的体育运动，或者以体育运动为自己的政治目标辩解的话，那么现在他已经开始怀疑政治和体育是否可以分开。体育应当向国际化方向发展。至于政治，何必要在那上面浪费时间呢？单纯从事体育活动不是也同样得到了人民的爱戴吗？ 1970年10月1日，就是被解职后的第四个星期，萨马兰奇飞赴洛桑担任国际奥委会执委。临行前，他会见了巴塞罗那《终极日报》记者曼努埃尔·比希尔·巴斯克斯，他说自己不会就此沉沦。他还说，那几天，他收到了数以百计的来信，对他领导西班牙体育运动委员会期间取得的成就给予褒扬。对所有的来信，他都一一回信。这是萨马兰奇一贯的做法，因为他知道，冷淡别人的关怀等于失去了别人的支持。 萨马兰奇并没有停止他的社会活动。巴塞罗那国际航海沙龙成了他大显身手的舞台。1961年萨马兰奇在巴塞罗那发起并组建了国际航海沙龙，但那时他主要的精力都用在国际旱冰球协会和巴塞罗那省议会，很少光顾自己建立起来的航海沙龙。现在官场失意的萨马兰奇又回到了航海沙龙，他决心大力推广国际航海运动，用自己的行动向解除他职务的官僚们显示，我萨马兰奇有能力带动任何一项体育事业向国际化方向发展！萨马兰奇很快同国内国外的航船制造厂家，商人以及航海俱乐部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航海沙龙的面积也由4千平方米扩展到4万平方米。沙龙里名流荟萃，甚至连西班牙的王子和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也常常光临此地。国际航海沙龙在巴塞罗那的社交活动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1972年，萨马兰奇被推选为国际航海沙龙协会主席。这个席位不仅振奋了萨马兰奇的精神，也提高了巴塞罗那的知名度。萨马兰奇有一次兴奋地对朋友说：“应该让巴塞罗那成为航海之都。”身为国际航海运动的头领，萨马兰奇本人却没有一艘游艇。“买游艇得花钱，还得维修、照看。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作为客人应邀出航。”萨马兰奇常常这样说。他自己只有一条小赛艇，并且就是用这条小赛艇参加了当地的友谊赛。显然萨马兰奇绝非买不起游艇，而是因为他的最终目标早已远远超出了航海运动。 1973年是萨马兰奇时来运转的一年。巴塞罗那市长即将改选，巴塞罗那议长穆列尔·德阿瓦达尔任期已满。各报刊杂志纷纷举行民意测验，开列出新市长和新议长侯选人名单。所有名单中都有萨马兰奇的名字，而且位置都很靠前。 萨马兰奇也利用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和体育活动的场合积极活动，他要东山再起！有很多人了解他，有很多市民支持他，他为什么不重新站起来呢？巴塞罗那省前省长托马斯·加里卡诺·戈尼现在已登上了西班牙内务部长的位子，以前曾与萨马兰奇在巴塞罗那市政府共事的佩拉塔利亚达现在已经是市政府的秘书长，自己为什么要袖手旁观呢？ 不久，西班牙议长罗德里格斯·德巴尔卡塞尔在马德里邀请萨马兰奇等几个人进餐。德巴尔卡塞尔探询萨马兰奇是否有出任巴塞罗那市议会议长的意愿。萨马兰奇略感意外。他本来有意巴塞罗那市长的位子。大概是市长的位置已另有人选，也可能是萨马兰奇听从了在场几位朋友的劝告，认为巴塞罗那市议长的前途更加辉煌，他接受了德巴尔卡塞尔的提议。5月23日，《人民报》以显要位置刊登了罗德里格斯·德巴尔卡塞尔委任萨马兰奇为巴塞罗那市议长的消息。 但是有件事《人民报》没有刊登出来，就是巴塞罗那市前任议长穆列尔·德阿瓦达尔离任的时间向后推迟。他的一个儿子要结婚，德阿瓦达尔要在任职期间为儿子主办婚礼。可怜天下父母心！萨马兰奇对此丝毫不反对，而且他也希望能够将自己上任的时间安排在7月17日——自己的生日那天，但愿这个日子能为他带来好运。 然而上帝也有打盹的时候，好运还没有降临，坏消息已接踵而至。在德阿瓦达尔的儿子举行婚礼那天，报纸上的几条消息引起了萨马兰奇的不安。第一条消息说“戈尼被解职，阿里亚斯·纳瓦罗继任”。戈尼是萨马兰奇的至交，被解职前是西班牙内务部长；纳瓦罗原是马德里市长，曾因申办奥运会问题对萨马兰奇有看法，而内务部长在内阁里还是占有一定地位的。 另一条消息更加不妙：“托尔夸托出任副首相”。托尔夸托，这个曾亲手签署解除萨马兰奇体委主任命令的托尔夸托，竟成了西班牙的副首相！ 第三条消息显得闪烁其辞：“萨马兰奇将被任命为巴塞罗那议长”。“将被任命”？这就是说还没有被任命。 后来几天，萨马兰奇一直在忐忑不安中渡过。穆列尔的离职仪式并没有举行，其他官员陆续上任，甚至连名不见经传的恩里克·马索·巴斯克斯也在5月17日被正式任命为巴塞罗那市市长。有的人私下悄悄活动，觊觎着巴塞罗那议长的职位。本来在6月份巴塞罗那议会的全体会议上，穆列尔应发表告别演说，可他得到通知说。先暂不做告别演说。虽然穆列尔承认他的使命即将终结，却义说“天情地愿希望我继续领导巴塞罗那币议会”。报界认为巴塞罗那议会现在面临的只是继任人问题，并且重提萨马兰奇被托尔夸托解职的旧帐。 看来最后的决定只能由西班牙最上层作出了。萨马兰奇通过一些朋友打听消息。过了一段时间，萨马兰奇两位通天朋友波尔塔和米兰达传来了托尔夸托的原话： “你们告诉他，放心吧，没有人会解除他那个还没有被任命的职务。” 不久纳瓦罗也打来电话，通知萨马兰奇，他已经被任命为巴塞罗那议会议长，就职仪式将于7月12日在马德里举行。也许是太迷信了，过去的不幸经历他记忆犹新。他要求将就职仪式推迟到7月17日举行。纳瓦罗同意了。 萨马兰奇在他年满53周岁的那天宣誓就任巴塞罗那市议会议长。从此萨马兰奇将很多重大的活动都安排在7月17日他生日这一天。 萨马兰奇永远是个有心人。他从来没有忘记新闻界的作用。舆论有时能够起到决定性作用，很多官员对新闻记者是又怕又恨又惹不起。萨马兰奇认为，与其躲避，不如主动做工作。在上任前15天，萨马兰奇就正式视察了巴塞罗那所有的报社、杂志社、电台和电视台。一时间，新闻界对巴塞罗那议会发表各种报道、评论，沸沸扬扬，而市政府就显得相形见绌了。 对待舆论界，萨马兰奇一向非常重视，因为他自己曾做过《新闻报》的特邀记者，知道舆论工具的作用有时甚至超出了政治高压和明枪暗刀。他深深懂得，只靠自己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发动、掌握更多的记者，充分发挥出新闻工具的作用。特别是担任了西班牙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以后，他更是注意把报纸、电台、电视台作为行使自己权利的一种手段。萨马兰奇根据自己为《新闻报》撰稿的经验，专门组织了19名记者，每个记者负责一个体育项目，这样，所有的体育运动都均衡地得到了被宣传的机会，总体宣传也造成了一种声势。当然，这些记者都在工资之外得到了一些经济补助。 萨马兰奇不像其他人那样对记者敬而远之，而是主动接近，同他们联络感情，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是他们的朋友。1955年的一天，萨马兰奇甚至对一些记者说： “你们将会看到我多么喜欢记者的职业，我马上就要同一位记者结婚了。” 这是句双关语。在西班牙语中，“结婚”一词还有“合得来”的意思。他不仅是在谈情说爱，而且也是在向记者职业暗送秋波。 萨马兰奇确实同一位记者——玛丽亚——结了婚，不过严格讲，玛丽亚还算不上记者。她只读了一个新闻短训班，并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几篇文章。 萨马兰奇本来就是个有心人，对记者们更是眷顾。《论坛报》一位记者虽然从未同萨马兰奇见过面，可是当这位记者结婚时，却意外地收到了萨马兰奇派人送来的一个银盘。萨马兰奇外出时，常常邀请几名记者同行，一切费用都由萨马兰奇支付。这样，一方面可以报道萨马兰奇的行踪，另一方面，给几名记者创造一次旅行的机会。平时，萨马兰奇也总是不断地送记者们一些诸如领带卡、公文包、纪念章之类的纪念品。东西虽小，但起到的作用却往往难以估量。 由于萨马兰奇的人品和威望，很多人都请他作自己孩子的教父。在萨马兰奇的这些教子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了记者。对于这些教子，萨马兰奇更是关怀备至。每当他们过生日的时候，一定会收到萨马兰奇一份奇特的礼物——一些刀叉和其它餐具。这些东西的数量是经过精确计算的，等到这些教子们满18岁的法定年龄时，这些东西就会形成一套完整的豪华餐具。 萨马兰奇十分了解记者。他了解记者们的生活习惯，了解他们的家庭，更了解他们的经济处境。于是萨马兰奇从体育运动委员会公共开支里拨出一笔钱，定期补助一批记者。当时，西班牙几乎所有大报纸、电台和电视台的记者都得到过这种补助。 60年代初，一次巴塞罗那国际航海沙龙的成员聚餐时，西班牙驻英国大使馆新闻官卡洛斯·门多抱怨说，英国的检疫法太严格了，他的狗已经被英国卫生检疫机构隔离体检，要到3天后才能还给他。 “一直要过3天啊，我才能见到我的狗。”卡洛斯·门多似乎悲痛欲绝。 卡洛斯·门多没想到他的这句话已被在座的萨马兰奇记在心里。第四天早晨，卡洛斯·门多打开门，发现门口放着一个包。他打开一看，是一块塑料骨头，上面附带了一个便条： “送给你最好的朋友 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 萨马兰奇对新闻记者的关怀，使他在宣传上掌握了主动权，一些不利于萨马兰奇的报道一般是不会见报的，特别是在萨马兰奇从政期间。萨马兰奇出任巴塞罗那市议会议长后，有的报纸，如《新闻报》，每天未印刷发行之前，先通过电话向萨马兰奇通报当天报纸的主要内容。这样，萨马兰奇往往先于别人知道一些重要消息，而且如果需要的话，他总是第一个到达应该到达的地方。 萨马兰奇把他的这个经验引进了国际奥委会。很多宣传报道，他都亲自过问。到各国访问，他总是不忘给记者们留出一些时间。他在各国新闻界都结交了一些朋友，他们的要求萨马兰奇一般都会答应。 从小跟父亲在一起工作，耳濡目染，还有在商学院学到的营销学、市场学等各种专业知识，使萨马兰奇在企业管理方面颇有建树。如今，他又把这些管理方法运用到了议会工作中。他对议会内部的委员会进行了改组，给所有议员工作和职权，大幅度增加他们的工资。 此外，他还设法给巴塞罗那工会领导人增加工资。增长幅度之大，连他们本人都感到吃惊。可以说，在某些方面，萨马兰奇已经将巴塞罗那市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8月1日举行的巴塞罗那议会全体会议上，萨马兰奇提出了加强经济竞争和建立巴塞罗那特别制度的设想。其实建立巴塞罗那特别制度也许比加强经济竞争更为重要。 三年前的教训萨马兰奇并没有忘记。他认为自己那段时间过于激进了。凡事应当尊重客观事实，要因地制宜，否则迟早要垮台。自己如果想在巴塞罗那站住脚，首先要解决民族情绪问题。这个问题处理得好，能够身孚众望；处理得不好，身败名裂。可以说，萨马兰奇在担任巴塞罗那市议长的几年时间里是从钢丝上走过来的。 西班牙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卡塔卢尼亚人、加利西亚和巴斯克人，分布在东北部、西北部和北部地区。西班牙的官方语言为西班牙语，但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常常是西班牙语和本少数民族语言并用。巴塞罗那处在卡塔卢尼亚地区，是卡塔卢尼亚的重要城市。因此，凡是在巴塞罗那任职的人，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卡塔卢尼亚民族问题。不少官员常常在某些公开场合先说几句卡塔卢尼亚语，然后再讲西班牙语。萨马兰奇同样如此，即使在担任了国际奥委会主席之后，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期间，萨马兰奇也常常面对记者讲一通卡塔卢尼亚语，结果往往使记者们茫然不知所云。 按照西方占星学，萨马兰奇天生就有外交才能。而外交家最擅长的就是周旋。应当说，萨马兰奇担任巴塞罗那议长期间在卡塔卢尼亚问题上周旋得不错。 1月26日是巴塞罗那解放纪念日。那天，萨马兰奇特意命人在议会大厦顶部的西班牙国旗旁升起了一面卡塔卢尼亚旗。同时，他又修改了议会大厦前阵亡将士纪念碑的题词，将纪念卡塔卢尼亚阵亡将士的文字改为纪念西班牙所有阵亡将士。 在议长官邸，他重新摆放了卡塔卢尼亚共同体主席普拉特·德拉里瓦的半身像，像下面有用卡塔卢尼亚文刻的铭文：卡塔卢尼亚和西班牙的伟人。 萨马兰奇还极其自然地允许了在议会全体大会上使用卡塔卢尼亚语。为此他做了精心组织。首先，萨马兰奇自己学习了卡塔卢尼亚语的语法和发音，然后安排诺格拉市市长、卡塔卢尼亚代表在会上用卡塔卢尼亚语向他提出一个请求，然后他十分从容地用卡塔卢尼亚语回答。接着又有一位议员用西班牙语提出某个请求，他又用西班牙语做了回答。连在场的记者都未发现这是在做戏。萨马兰奇就这样以默许的方式同意在议会同时使用两种语言，而且不露破绽，也没有引起争论和麻烦。此后他又允许用卡塔卢尼亚文命名街道、商店等。 对于卡塔卢尼亚的文化，特别是绘画和雕塑，萨马兰奇采取一种明智的保护政策。他同巴塞罗那所有画廊约定，对于所有参展的卡塔卢尼亚画家，议会都以折扣价格收购其一幅作品。这样即保留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又鼓励了卡塔卢尼亚画家的创作热情。 在行政管理上，萨马兰奇同样有自己的目标。他希望在巴塞罗那建立一种特别制度，使巴塞罗那议会能够起到卡塔卢尼亚自治政府的作用。他希望在巴塞罗那省，各民族能够和睦相处，并最终建立一个大同社会。为此，他仔细研究了普拉特·德拉里瓦提出的共同体设想，研究了1932年的《区域自治法》，并且结合现实情况，拟定了一个《1977年自治法》。然而这个《自治法》终被束之高阁，从没有得到实施。 1973年12月，西班牙首相、海军上将卡雷罗·布兰科遇刺身亡。一时间，西班牙举国震惊。萨马兰奇对报界发表谈话，“卡雷罗·布兰科是本世纪最伟大西班牙人中的一位。他的品德代表着每一位善良西班人应具有的品德。”而且，萨马兰奇立即向卡雷罗·布兰科追授巴塞罗那议会金质勋章，并建立了“海军上将卡雷罗·布兰科新闻奖”，目的是“发展遇害政治家的思想”。 一个月后，阿里亚斯·纳瓦罗接任首相。纳瓦罗向全国发出了一个名为《二·一二精神》的改革方案。萨马兰奇对此十分赞同，为此他同几位至友组成了西班牙人民联盟党。但是时局动荡，萨马兰奇认为这个方案在巴塞罗那缺少可行性，谢绝担任这个党在卡塔卢尼亚地区的负责人。 尽管萨马兰奇并没有称心如意地实现自己的计划，但与巴塞罗那市长马索比起来，他的工作还是卓有成效的。特别是萨马兰奇高超的周旋技巧使他成为巴塞罗那“最好的市长人选”。担任议长刚两年，萨马兰奇便被召到马德里，阿里亚斯·纳瓦罗建议他出任巴塞罗那市长。萨马兰奇连忙以种种理由推脱，说什么“工作刚刚开始”，“希望议会工作有更大的起色”，等等，但他没有说出真正的理由：在当时的情况下，当市长等于上了前线，而议长的位子相当于留在后方。 按照萨马兰奇自己的说法，这次救了他的不是他那些有影响的朋友，而是夫人玛丽亚。玛丽亚口才颇佳，与萨马兰奇一样，擅于人际关系周旋。有一次，在普拉特高尔夫球场的一次午餐上，玛丽亚有意坐在阿里亚斯·纳瓦罗身边。她以萨马兰奇妻子的身份请求纳瓦罗不要让萨马兰奇去当那个可怕的巴塞罗那市长。看玛丽亚那凄怆的样子，好像她马上就要成了寡妇似的。纳瓦罗虽然深感意外，但还是顾全了玛丽亚的担忧，任命了一位极不理想的人选华金·比奥拉为巴塞罗那市长。 果然，华金·比奥拉1975年8月担任巴塞罗那市长后，仅16个月就下台了。巴塞罗那当时正处于不稳定的困难时期，再加上华金·比奥拉独断专行，不得人心，使他成了抗议游行的攻击目标。 华金·比奥拉被撤职后，索西亚斯·温贝特接过了这个烂摊子。不过温贝特看出了其中的奥妙。他同反对派频频接触，稳定了形势，然后转过头，把矛头对准了萨马兰奇。从那时起，游行队伍便汇集到议会大厦前，他们呼喊的口号也变成了“萨马兰奇，滚蛋”！ 西班牙议会1975年底通过了《地方制度基本法》。根据这部《基本法》，各省议会的议长改由省议会议员选举产生，而不是像以前那样由西班牙议会任命。为此巴塞罗那省议会投票选举议长。就萨马兰奇在省议会的声望而言，没有任何人能与之相比。因此萨马兰奇成了唯一的侯选人。1976年1月8日，他被选举为巴塞罗那省议会议长，任期为4年。他重新被认为是巴塞罗那最有前途的领导人之一。 这时，巴塞罗那省长马丁·比利亚被首相阿里亚斯·纳瓦罗召唤到马德里，研究从卡塔卢尼亚地区挑选几位内阁大臣人选问题。马丁·比利亚立即提议让萨马兰奇出任青年与体育大臣。自从希奇被解除了西班牙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后，马丁·比利亚一直考虑找机会让萨马兰奇负责西班牙的体育工作。阿里亚斯·纳瓦罗承认萨马兰奇领导体育工作的才能与成就。但那是青年和体育部，还有青年的一摊工作。如果为了发挥萨马兰奇的特长而将青年部分转移到其它部委，就要改变部委结构，动作就显得大了些。最后他没有采纳马丁·比利亚的这个建议。 1976年7月，阿里亚斯·纳瓦罗的《二·一二精神》改革方案宣告失败。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启用阿道弗·苏亚雷斯为首相，并责成他加速改革步伐。年底，西班牙举行了公民投票，由人民选择国家的发展方向。第二年7月，全国举行了36年来的第一次民主大选。 民主改革的浪潮自然波及到巴塞罗那。为了适应这种形势，萨马兰奇参照坎博同盟的形式，牵头建立了卡塔卢尼亚团结党，并且推出了《1977年自治法》。他在各种集会上宣讲自己的主张。每次开始讲话前，他都要问在场的群众希望他用卡塔卢尼亚语还是西班牙语讲话。但是反对派并没有放弃这个机会。他们提出恢复卡塔卢尼亚议会，并要求特拉德利亚斯担任该议会议长，并且拒绝了《1977年自治法》，坚持实行《1932年自治法》。 反对派和巴塞罗那市长索西亚斯推波助澜，巴塞罗那风雨飘摇。每个星期都会在圣海梅广场发生游行示威。有的记者甚至拿卡塔卢尼亚团结党的西班牙名称缩写COCA取笑，称之为蛋糕。 1977年4月23日是圣海梅节。10万人汇集圣海梅广场，举行了规模空前的游行示威，示威群众高喊“自由、大赦、自治”的口号。市长索西亚斯在他的办公室里接见了游行示威的组织者。示威人群也要求萨马兰奇接见他们。萨马兰奇命令卫队关闭了议会大厦的大门，他感到了恐惧。 但游行的人群迟迟不肯散去。电影演员佩雷·波塔贝莉亚甚至跳到一辆轿车顶上，用喊话筒带头喊道：“萨马兰奇，滚蛋！” 这是萨马兰奇一生中最昏暗的一刻。他曾经阻止这个口号见诸几家最有影响报纸的报端。可是眼下，居然有几千人在楼下叫喊，要赶走他。他被遗弃了。他感到心灵受到了严重的伤害，痛苦万分。他就像一个陌生世界里的孤儿，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第6章 商业与体育 ·出卖公司 ·马德里银行董事 ·投资地产 ·以商养体 1968年，在仕途上越走越远的萨马兰奇做出了一个令他的兄弟吃惊不已、令他的亡父灵魂难安的决定。他决定卖出他在萨马兰奇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要知道，萨马兰奇在投身体育和政治的过程中，家族财产给了他多么大的支持。如果没有萨马兰奇股份有限公司雄厚资产作基础，萨马兰奇根本不可能组织起西班牙第一支旱冰球队，也没有可能资助这支年青的球队参加各类比赛，并迅速成长起来。萨马兰奇也可能根本走不到体育这条路上来，更谈不上利用从纺织品买卖中得到的巨额利润为自己的政治前途铺垫路基。此时的萨马兰奇虽然在政治上已经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成为西班牙妇孺皆知的“青年才俊”，但并不说明家族的财产对他已没有太大的帮助。因为当时的国际奥委会是非赢利组织，经费主要靠各国企业的赞助，有时委员们自己要掏腰包，来往于世界各地，有时甚至要自己出资，赞助国际奥委会的活动。所以大多数委员的家境相当富裕，能够支付参加奥委会各项活动的费用。萨马兰奇不是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但他还是毅然作出决定，卖出了他在家族公司的股份。 “你们兄弟之间必须团结。分裂最终会把你们父亲饱尝艰辛所创立的家业付诸东流。我总是宽以待人的。有时候，小小的付出可以解决很多人的问题。你们必须做到能够当之无愧地称自己为好人。” 这是萨马兰奇的父亲佛朗西斯科留给萨马兰奇兄弟每人一份亲笔家书中的一句话。信的落款日期是1956年1月7日。 佛朗西斯科意识到自己年事已高，该把自己的思想和家产传给孩子们了。他把财产平均分配给子女们。他没有沿袭卡塔卢尼亚地区把全部财产交由长子掌管的规矩，却保留了凡是涉及产业领导权的，都传男不传女的习惯。 佛朗西斯科临终前告诉孩子们要团结一致，管理好萨马兰奇股份有限公司，不要参与政治，不要涉足银行业。 父亲去世和弟弟奥古斯托因手术失败病故以后，萨马兰奇同几位兄弟一起管理着萨马兰奇公司。 但是萨马兰奇最终没有实现父亲的遗愿。1968年，他通知几个兄弟，他决定出售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股份，去从事一些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他已在仕宦路途上走得很远，而且还想在其他领域一试身手，譬如，银行业。 也许萨马兰奇做对了。70年代，西班牙的纺织业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危机，萨马兰奇股份有限公司也在那场危机中倒闭了。 萨马兰奇把出售股份得到的钱投入了海梅·卡斯特利等人创立的马德里银行，成为该银行董事会的一名董事。萨马兰奇把钱投入马德里银行自有他的道理。他知道，这家银行有实力，又有发展前途。马德里银行的前身是一家叫里波利的小银行。卡斯特利同几个人一起决定在这家小银行的基础上，创立一个大银行，名叫马德里银行。 卡斯特利1917年7月4日出生于西班牙的曼雷萨。他能言善辩，又好交际，因此在各界都有一些朋友。同时卡斯特利还是个富于幻想的人物，总是对现状不满足，常常搞出些新的东西来一鸣惊人。也许是这种性格使他不断追求进取，又不断获得成功。卡斯特利的父亲去世后，给他留下了一家纺织厂和一家肉类食品加工厂，但卡斯特利对这两个工厂并没有太在意，倒对开设银行来了兴趣。 后来卡斯特利通过一位珠宝商的儿子比利亚努埃瓦认识了比利亚韦德侯爵。 认识比利亚韦德侯爵时，俩人还都是单身。恰巧有一次在飞机上相遇，便随便聊了起来。比利亚韦德无意中提到自己就要结婚了，未婚妻是佛朗哥的女儿，婚礼当然得办得像个样子。比利亚韦德自己在哈恩有处庄园，虽然母亲给他留下了一笔财产，但要风风光光地娶进佛朗哥这位大人物的女儿恐怕还不够。 卡斯特利听后沉思了一下，自己在卡塔卢尼亚也算个大厂商了，而且以后自己要发展，还得靠些有威望的人士帮忙。于是他提出他负责比利亚韦德侯爵婚礼的全部费用。侯爵自然高兴无比。 马德里银行的正式建立是在1954年1月13日。这天，卡斯特利等人来到波西奥莱斯开办的公证处办理银行易名公证。波西奥莱斯后来成了巴塞罗那市长。波西奥莱斯并没有马上办理易名公证，因为在1920年，西班牙阿根廷贸易银行集团已经办理了名为马德里银行的注册手续。 于是卡斯特利等人援引了1946年12月31日颁布的《西班牙银行管理法》，其中规定：“虽已注册，但后又停止营业，并且未能在1936年7月18日之前恢复营业的银行，不得被视为合法银行。”这样，卡斯特利等人的马德里银行从这一天开始宣布成立。 马德里银行的业务发展很快，引起了各方的瞩目。马德里银行开业刚一年，就有一位叫萨尔加多的中将说：“有些人经常向我谈起新建立的马德里银行。我也不知是真是假，反正他们说这个银行的董事长同佛朗哥是亲家。我不知道这位董事长以前就有钱有势，还是同佛朗哥攀亲以来才发的迹，反正现在他们是大户了。” 这位董事长就是比利亚韦德侯爵的父亲何塞·马丁内斯，他原来只是位普通矿山工程师，后来同贵族千金玛丽亚·德拉奥·博尔迪乌结婚后，才被封为伯爵。但他真正有钱有势还是从他的儿子比利亚韦德当上佛朗哥的女婿之后开始的。 很显然，何塞·马丁内斯担任马德里银行的董事长是卡斯特利同比利亚韦德安排的结果。卡斯特利知道，要想在金融界站住脚，就得在政界寻找到坚实的靠山。后来比利亚韦德也进入了马行里银行董事会。董事会里还有另外一些皇亲国戚。 萨马兰奇不属于皇亲国戚，但他同卡斯特利的私人关系极为密切，特别是在60年代。萨马兰奇成为马德里银行董事会董事后不久，又在卡斯特利开的另一家银行卡塔卢尼亚开发银行里人了股，并且在那个银行里成了继卡斯特利之后的第2号人物。 卡斯特利的势力越来越大，各行各业几乎没有他不插手的地方。至于他的势力到底有多大，恐怕谁也说不清楚。不过只要看看卡斯特利在国外的银行业务发展，就可以窥见一斑了。 卡斯特利建立了马德里银行不久，就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开设了一家银行。以后在瑞士洛桑开设了国际贸易经营银行，在美国迈阿密开设了大陆际银行，在法国佩皮尼昂和巴黎开设了卡塔卢尼亚开发银行分行。 萨马兰奇同卡斯特利的关系虽然密切，但他们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卡斯特利高傲自负，萨马兰奇却谨慎寡言；卡斯特利得意时就容易忘形，萨马兰奇无论是喜是悲，绝无骄矜之气。二人甚至在穿戴爱好上都完全不同，卡斯特利喜欢宽松的休闲服，所以外观看起来总有种松散之感，而萨马兰奇却非常讲究着装，平时总是西装革履，甚至连大多数衬衣都是订做的。 萨马兰奇成为马德里银行的董事之后，提出了许多合理建议，如成立普拉特城建公司、在略夫雷加特三角洲附近建立度假村、创立《电讯快报》等，都被董事会采纳。卡斯特利对萨马兰奇总是另眼看待。 《电讯快报》创立于1964年。马德里银行共投资5百万比塞塔，其中有萨马兰奇的20万。这份报纸后来成为卡斯特利与巴塞罗那的晚报《世界新闻报》的对抗工具。《世界新闻报》因为不时抨击波西奥莱斯领导的巴塞罗那市政府而引起当局的不满。尽管《世界新闻报》受到了来自于卡斯特利的种种压力，它始终未被挤垮。 后来卡斯特利又开办了《电讯传真》周刊作为《电讯快报》的增刊。萨马兰奇的夫人玛丽亚也曾在上面发表了几篇文章。1965年，因巴塞罗那市政府的干预，《电讯传真》被迫停刊。 马德里银行和卡塔卢尼亚开发银行的人股公司最多时曾高达200家，一般时期也有130家。诚然这是个繁荣现象，不过同时也给两家银行带来了沉重的包袱。如果某家公司破产了，银行无论用什么价钱也得把它买下来。 卡斯特利的发迹不仅为他带来了极大的经济收入，而且也带来了一定的社会荣誉。1975年，巴塞罗那“圣海梅广场”被改名为“圣海梅·卡斯特利广场”。当时巴塞罗那市市长是华金·比奥拉，巴塞罗那议会议长是萨马兰奇。卡斯特利已经成为马德里银行的董事长，华金·比奥拉和萨马兰奇是该银行的董事。 后来，萨马兰奇又在克罗斯银行人了股。不久，巴塞罗那发生了一系列恐怖事件，目标好象都针对着银行巨头。 1977年5月9日，克罗斯银行的董事长布尔托在街上被一颗炸弹炸死。 萨马兰奇的生命似乎也受到了威胁。正巧这年的6月，他赴莫斯科，任西班牙首任驻苏大使，才逃脱了厄运。 1978年1月25日，另外一颗炸弹又炸死了华金·比奥拉。 卡斯特利不得不离开巴塞罗那，迁居到瑞士洛桑。 几个月后，卡斯特利悄悄回到巴塞罗那处理银行业务善后事务。出于安全起见，他对自己回巴塞罗那的消息进行了严格保密，并且是在众多保镖的保护下，绕过机场，于深夜回到巴塞罗那的。 又是在一个深夜，他悄悄离开了巴塞罗那。临行前，他向天哀叹：“上帝啊，你为什么要这样毁了我！” 萨马兰奇同卡斯特利的友情在此之前已经出现了裂痕。萨马兰奇对卡斯特利愈演愈烈的骄横跋扈作风十分不满。 华金·比奥拉遇难后，马德里银行的董事都卖掉了自己的股份，萨马兰奇也同样卖掉了自己的股份，这使他损失了几百万比塞塔。董事会中只有萨尔萨斯仍然保留了他在马德里银行的股份，至今他仍是马德里银行的股东。 萨尔萨斯是萨马兰奇的好朋友，也是卡斯特利的好朋友。萨马兰奇定居洛桑后，萨尔萨斯同卡斯特利一起搬到了洛桑，并且在瑞士开了一家化工公司。三人同住洛桑，不同的是，萨马兰奇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常驻洛桑后，不再与卡斯特利来往，而与萨尔萨斯常常在一起重温旧梦。萨尔萨斯的一个女儿玛尔塔至今仍担任萨马兰奇的私人秘书。 萨马兰奇没有把卖掉马德里银行股份所得到的钱投资他处，而是把这些钱带到了莫斯科，用于参加国际奥委会主席的竞选。 萨马兰奇1980年开始常驻洛桑。卡斯特利1984年7月4日病逝于洛桑。四年间，他们即使偶然碰在一起，也互不打招呼。卡斯特利对自己银行昔日的董事不能不怀有一种酸妒的感觉。 卡斯特利晚年身患癌症。陪伴他的只有他的夫人和一个儿子。弥留之际，他让夫人走到床前，再一次慢慢地重复了自己光荣历史，虽然这段历史他的夫人已经听他讲过无数次。 卡斯特利去世两天后，被送回巴塞罗那安葬。萨马兰奇没有出席他的葬礼 1984年底的一天，一位叫约瑟夫·比拉拉绍的先生来拜访萨马兰奇。其实这个人萨马兰奇认识，他是欧洲几家最大的保险公司在巴塞罗那的代理人，巴塞罗那凯哈人寿保险公司的经理。 来客稍微寒暄之后，便开门见山地说，凯哈人寿保险公司理事会的位子目前有个空缺，希望萨马兰奇能够填补。 从本意讲，萨马兰奇愿意填补这个空缺，但又有所顾虑。他知道，眼前的这位比拉拉绍先生还是西班牙企业家联合会的主席——卡洛斯·费雷尔·萨拉特的叔叔。西班牙争办1992年奥运会，萨拉特出了不少力，因此萨马兰奇对萨拉特也很熟悉。萨马兰奇担心，如果担任了这个公司的董事，以后同萨拉特的关系不太好处。 比拉拉绍似乎看出了萨马兰奇的心思。他告诉萨马兰奇，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一时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如果随便找一个，凯哈公司的部分领导权就会落入非卡塔卢尼亚人的手里。 其实萨马兰奇难言之隐在于，几个月前，西班牙藉国际奥委会委员麦克马洪侯爵宣传他即将从国际奥委会退休。这样西班牙可以补充一名国际奥委会委员。麦克马洪已经推荐了自己的女儿。不过萨马兰奇认为萨拉特是更好的人选。如果自己担任了这个公司的理事，人们就会把这两件本来没有联系的事联系起来。 既然这样，比拉拉绍就不得不摊牌。他告诉萨马兰奇，如果说有沾光的事情的话，应当说是凯哈公司沾国际奥委会的光。比拉拉绍劝萨马兰奇不要有太多的顾虑。萨马兰奇终于同意担任凯哈公司的董事。 萨马兰奇过去曾学过商业知识，又有在银行工作的经验，所以很快给凯哈公司带来了生气。 1986年巴塞罗那争得奥运会主办权不久，萨拉特由于在争办过程中的突出贡献，由萨马兰奇推荐，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 1987年5月28日，萨马兰奇当选为西班牙凯哈公司的董事长。 不久后的一天，萨马兰奇以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身份到巴塞罗那视察奥运会筹备情况。汽车行驶到半路时，萨马兰奇让司机掉转车头驶向北方。车上的人都沉默不语，包括巴塞罗那市长马拉加尔。他们都知道，萨马兰奇要去看一看“南城”。 所谓“南城”，其实位于巴塞罗那市北部。如果游客从北方进入巴塞罗那，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地区。 在60年代，这里是个城市建设比较差的地区，高低不平的泥泞道路，极度潮湿的空气，令许多建筑公司望而却步，所以它一直没有得到开发。 1962年，在瑞士普罗莫特克斯股份有限公司的资助下，巴塞罗那托雷·巴罗城建公司开始对这一地区实施改建，计划包括建设8千套住房，300个商店，两个超级市场，两个教堂，几所学校，一家医院和一个体育馆。 萨马兰奇曾投资于托雷·巴罗城建公司，并于1963年至1971年担任这个公司的董事长。 1967年10月，正值市政府改选之际，萨马兰奇宣布代表托雷·巴罗城建公司命名这一地区为“南城”，并将该公司在这一地区建立的全部设施无偿捐献给巴塞罗那市政府。 《世界新闻》周刊立即对此加以报道： “萨马兰奇先生代表托雷·巴罗城建公司讲了话，并且介绍了这一建设的重要性。他说，他将命名这一新地区为‘南城’，并且将使这一地区变成巴塞罗那大区里的一个新城市。他说他为能代表这样一个城建公司感到骄傲，因为这一公司实现了人们要在巴塞罗那建立真正的城市住宅的夙愿。” 汽车沿着“南城”边缘缓缓行驶。萨马兰奇触景生情，不无感慨。父亲不希望他涉足银行业，也许是怕钱玷污他的灵魂。有人说，有了钱，就能买到权，而有了权就一定会有钱。总之，父亲是怕钱毁了他。 可他涉足银行业，并多处投资，担任过巴塞罗那储蓄银行、西班牙凯哈人寿保险公司、托雷·巴罗城建设公司的董事长，担任过马德里银行、卡塔卢尼亚开发银行、克罗斯银行等机构的董事。 有了钱，但他从未用钱做过任何交易。相反，他把得到的钱用于城市建设，用于慈善事业，用于帮助人，用于发展体育事业。他不拒绝钱，而且善于利用钱，钱在他手里发挥出了应有的作用。 这是他的经验。后来他把这些经验又用于奥林匹克运动。于是，奥林匹克运动也得到了发展。有人称他为世界体育总管家，有人说他是天才的外交家。可他认为，自己某种程度上还是银行家。 萨马兰奇在第25届奥运会期间对记者谈到了商业。他断言： “没有商业的赞助，奥林匹克运动将走向死亡。” 这是萨马兰奇对体育运动发展现状的一种揭示，也是他一生经验的总结。丰富的商业知识和实践使他深知商业手段的作用。也许就是他对商业在体育运动中作用的大胆理解，使得他在出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后硕果累累。他首先涉足商业，才进而投身体育事业。从某种程度上讲，商业活动是他步入体坛的敲门砖，是他平步青云的基础，是他入主洛桑后的行动支柱。 萨马兰奇的体育生涯始于40年代他从事的旱冰球运动，而这项运动在西班牙的开展几乎完全是他用自己的经济力量扶植起来的。 在蒙特勒的比赛期间，萨马兰奇也抽空从事些买卖活动。蒙特勒不仅有丰富多彩的体育比赛，还有各种各样的商业交流。萨马兰奇在这里以商养体，又以体带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学商多年的萨马兰奇深知商业的风险性，所以他没有把自己的全部资产投入到一个项目里，而是多处投资，多处得益，风险很小。至于萨马兰奇的资产到底有多少，很难有个确切的统计。人们只知道萨马兰奇在商界曾担任过的较重要的职位有： ·巴塞罗那省议会储蓄银行董事长； ·马德里银行理事； ·布罗卡托公司理事； ·康斯西亚保险公司理事； ·伊韦里亚保险公司理事； ·萨马兰奇兄弟公司理事； ·巴拉萨·巴尔维诺·拉瓦纳瓦公司经理； ·西班牙磁电机厂理事； ·卡塔卢尼亚发展银行副行长； ·里瓦戈尔萨纳水电力公司副经理； ·塞拉纳壁毯公司经理； ·乌尔曾拉萨公司理事代表； ·托雷·巴罗城建公司经理； ·加瓦尔达成衣公司理事； ·萨马托公司理事； ·南方海洋公司理事； ·蒂比达沃促进会理事； ·萨托马公司理事； ·菲利浦公司理事； ·阿萨公司理事； ·埃尔克劳斯公司理事； ·巴塞罗那供水公司理事； ·巴塞罗那凯哈人寿保险公司经理； 此外萨马兰奇还在其它公司有股份，只是与上述这些公司比起来，有些微不足道。上述公司在巴塞罗那或西班牙具有一定影响，资本雄厚，如阿萨公司，1989年的固定资产达百亿比塞塔。萨马兰奇1987年5月27日进入阿萨公司，第二天又担任了巴塞罗那凯哈人寿保险公司的经理。凯哈公司在西班牙，乃至欧洲都颇有影响，能够担任这个公司在巴塞罗那的代理人，其地位是可想而知的。荷兰菲利浦公司名扬四海，萨马兰奇也担任了该公司西班牙分公司的理事。 有人估计，萨马兰奇一共在大约30个公司里担任了不同的职务。有些职位是他自己投资得来的，也有的职位是该公司仰慕其大名给予的。 丰厚的收入给萨马兰奇带来了充分活动的可能。作为知名人士，他必然要有很多的应酬活动，而这些活动都离不开“孔方兄”。在萨马兰奇担任驻苏大使期间，为了广交朋友，他必须经常外出旅行，仅凭使馆的有限经费，要支付如此巨大的开支，包括机票、住饭店、举行招待会、赠送礼品，是完全不可能的。 早在任驻苏大使前，萨马兰奇就立下志愿：他要当国际奥委会主席，哪怕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只有执掌了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大印，他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对奥林匹克运动进行改革，使奥林匹克运动真正成为全人类的和平盛会。萨马兰奇心中非常清楚，钱对他来说并不重要；但对奥林匹克运动来说，却至关重要。 所以，他不想给自己留下过多的财产，相反，却把某些可以属于自己的东西捐赠给了奥林匹克运动。他有很多很多的体育邮票，他是世界上最大的体育邮票集邮者。其中很多邮票是父亲留传给他的。然而他却把全部邮票无偿捐赠给了国际奥委会。为此还同家人发生了矛盾，因为那些邮票意味着一笔巨大的财富。 第7章 外交与体育 ·驻苏大使 ·两个世界的冲突 ·奥委会副主席 ·何去何从 ·莫斯科奥运会风波 1976年底的一天，巴塞罗那电台《直播》节目的一位听众拿起电话，向电台的客人提了个问题： “萨马兰奇先生，您是愿意当卡塔卢尼亚议长，还是愿意当卡塔卢尼亚共同体主席呢？” “我要当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马上回答。 这不是萨马兰奇闪烁其辞，而是直抒真言。当时的政治局势很微妙，西班牙议会迫于民族运动的压力，不得不向卡塔卢尼亚省妥协，准备解散巴塞罗那议会，成立更能体现卡塔卢尼亚民族意志的卡塔卢尼亚省议会。此时，身为巴塞罗那议长的萨马兰奇，正领导着卡塔卢尼亚团结党的一项计划。这项计划以坎博和普拉特·德拉里瓦的计划为模式，与1932年的自治法截然不同，旨在建立一种卡塔卢尼亚的特别制度。为此计划，他已投入了大量人力和物力。 然而萨马兰奇心里也很清楚，这项计划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在当时的形势下，即使这项计划能够实现，也不过是给前统治者的几位老朋友披上合法的民主外衣而已。而且这几天反对派的呼声越来越高，要求流亡在外的特拉德利亚斯回国重新掌权，这就意味着，卡塔卢尼亚议长的位子对他来说是可望不可及的。 相反，国际奥委会主席这一职位不仅影响更大，同时还避免了政治党派之争，更能发挥他的才能。在萨马兰奇看来，这是个最理想的位置，胜过西班牙的最高政治职位。更重要的是，萨马兰奇进入国际奥委会已经10年了，在这10年时间里，萨马兰奇先是国际奥委会礼宾部的一般委员，两年后，即1968年，因其出色的工作被提为礼宾部和新闻部部长。这一年，他代表国际奥委会在墨西哥城奥运会举办期间所表现的才能使他从此成为国际奥委会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1970年，萨马兰奇又被选为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进入国际奥委会核心集团。4年后，即1974，萨马兰奇被执委选为国际奥委会副主席，成为国际奥委会举足轻重的人物。萨马兰奇在短短10年时间里从一个普通委员升至副主席，他为此付出的心血是可想而知的。但同时他也得到了各界的肯定和相应的回报，他在国际奥委会的地位日渐稳固，主席基拉宁对他也越来越器重。萨马兰奇相信，凭借自己的能力和声望，国际奥委会主席的重任早晚会落在自己肩上。 当然，在国际奥委会，萨马兰奇也不是一帆风顺，他也经历过曲折。而且奥林匹克运动也正处于低潮时期。但是，他从不屈服于什么。而且越艰难才越能显示出一个人的力量、智慧与才能。萨马兰奇对国际奥委会的工作已经了如指掌，完全有能力驾驭这条航船破浪向前。况且他心中已有了自己的计划，他要当船长，把握住航向，指挥这条船加速行驶。 他似乎觉得他的终生要与体育为伴了。他热爱体育，不仅身体力行参加体育活动，而且把体育当成逐步实现自己理想的手段。 萨马兰奇担任巴塞罗那议会议长即将届满，卡塔卢尼亚团结党举步艰难。有传闻说，要派萨马兰奇作驻外大使。 萨马兰奇也有此意。再过3年，国际奥委会主席即将改选。他需要静下心来，做些准备工作。这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名誉，他只是觉得，国际奥委会的重任将要落到自己肩上。 在巴塞罗那电台宣布他要当国际奥委会主席4个月之后，萨马兰奇也露出了自己要当大使的风声。1977年5月10日，卡塔卢尼亚团结党宣布解散。萨马兰奇就提出希望到维也纳出任大使。维也纳，这个音乐的故乡犹如一座世外桃源，没有那些不必要的政治纷争。而且他的知己卡斯特尔弗洛里特侯爵离开巴塞罗那议会后就在那里工作。最主要的是，维也纳离国际奥委会总部所在地瑞士洛桑不远，工作起来有不少方便之处。 然而西班牙政府自有其考虑。尽管萨马兰奇从未从事过职业外交活动，但他出色的外交才能早已为西班牙内阁所注意。当时西班牙同苏联刚刚建交，出于更全面的考虑，就在萨马兰奇提出到维也纳任职的当月，内阁决定委派萨马兰奇为西苏恢复关系后的首任驻苏大使。 西班牙最初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外交关系是在1933年。1936年7月，西班牙法西斯军人发动军事叛乱，佛朗哥乘机攫取了法西斯派的领导权。1939年4月，持续3年之久的血腥内战结束，西班牙开始了佛朗哥统治时代。内战结束几个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虽然西班牙早在1939年9月就宣布自己是中立国，但国内右翼分子要求参战，佛朗哥终于派出一支“兰色军团”参加了对苏联的进攻。自此，西苏中断了所有往来，两国间的关系彻底破裂。 1975年11月，佛朗哥去世，11月22日，胡安·卡洛斯在马德里登基，成为西班牙的新国王。卡洛斯决心一方面在国内实行政治民主改革，另一方面加强同欧美国家的关系，摆脱西班牙在国际上的孤立处境。经过两国近两年的尝试性贸易、文化往来，1977年初，西班牙与苏联正式恢复了外交关系。 任命萨马兰奇为驻苏大使的消息是巴塞罗那省长鲁道夫·马丁·比利亚通知萨马兰奇的。一天，比利亚邀请萨马兰奇及夫人玛丽亚在马德里共进晚餐。 “祝贺你，你已经是大使了，”比利亚开门见山。 萨马兰奇以为是驻奥地利大使，便不再说什么，只是简单地道了谢，然后又继续谈天气，谈旅游等等。 过了一会儿，比利亚忍不住问道： “可是，你不想知道派你到哪个国家当大使吗？” “……当然想知道。”萨马兰奇仍然有些不以为然。 “你对苏联有兴趣吗？” 萨马兰奇不禁一怔： “苏联，你说的是？俄罗斯？……当然，我当然感兴趣。” 虽然在此之前，萨马兰奇对内阁委派他到苏联任职有所耳闻，但未想到事情果真如此。从国际奥委会这个角度来考虑，苏联是个更具吸引力的国家。因为苏联正在筹办1980年第22届奥运会，萨马兰奇身兼国际奥委会副主席，苏联对他必然另眼看待。同时，1980年改选国际奥委会主席，苏联的作用也是很关键的。做好了苏联的工作，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就有了较大的把握。 西班牙内阁内部对委派萨马兰奇担任驻苏联大使意见并不一致。派遣萨马兰奇作为从佛朗哥独裁统治下刚刚解脱出来的西班牙的大使？一个外交新手到这样一个关系微妙的国家任职？苏亚雷斯首相刚刚向内阁宣布这一任命时，外交大臣马塞利诺·奥雷哈表示了他自己以及职业外交官俱乐部的疑问。 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明确支持苏亚雷斯首相这一决定。理由是，萨马兰奇有着强烈的主人翁责任感，对待任何工作都十分认真；他了解苏联，在苏联开展外交工作游刃有余；最主要的是，卡洛斯国王已经认识到国际奥委会对西班牙的重要性，派萨马兰奇到苏联工作无论对西班牙，还是对萨马兰奇都十分有利，特别是对于萨马兰奇竟选国际奥委会主席。 事实证明，这一决定是正确的。萨马兰奇虽然生活在西方，但是对苏联政权的机制，对于苏联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错综复杂的关系十分了解。这样，在一个有着绝对秩序的国家里，他可以周旋自如，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随便。当时，西班牙同苏联的经济关系已经理顺，而政治关系才刚刚起步，微妙但却没有任何危机。 1977年6月10日，萨马兰奇被正式任命为驻苏大使。这项任命意味着其巴塞罗那议长职务的结束。而随着议长的卸职，巴塞罗那议会宣告解散，代之以卡塔卢尼亚省议会。在6月30日巴塞罗那议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萨马兰奇宣布财政部已经批准将巴塞罗那省储蓄银行改名为卡塔卢尼亚储蓄银行。他还对已经改名为卡塔卢尼亚图书馆的原中央图书馆为保存大量有关体育和西班牙内战资料而付出的辛勤努力表示了感谢。 讲话中，萨马兰奇的声音哽咽了。这大概是他平生中最后一次因为动情而泣不成声。他回顾说，在过去的4年里，西班牙发生了自1936年以来最重大的变革，他所领导的议会竭力适应这种政治变革的节奏。他很高兴现在国家随着佛朗哥的去世又恢复了民主。 谈到他担任议长的1443天中曾主持了所有例会和特别会议时，萨马兰奇的声音猛然嘶哑，满面泪痕，最后他宣布： “闭会……再……见” 两天前，萨马兰奇在巴塞罗那议会会议厅正式接见了新当选的卡塔卢尼亚议会议员。尽管他的心情很不平静，仍然神态自然。他双手下垂，两腿并立，含笑向大家致意。 卡塔卢尼亚议会议长特拉特利亚斯后来在他的回忆录里写到： “萨马兰奇议长接见了卡塔卢尼亚省议会议员。他做得十分得体。他知道以无把握换取有把握，接受了西班牙驻苏联首任大使的职位。他正在为实现他的最高愿望——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铺展道路。” 又过了几个星期，直至7月17日中午，萨马兰奇才走出原巴塞罗那、现卡塔卢尼亚议会大厅。4年前这一天，也是在中午，他走进了这座大厅，带着对自己前途的美好憧憬。 萨马兰奇走出大厅时，大厅的乐钟响起了《告别曲》的旋律。萨马兰奇用西班牙语和卡塔卢尼亚语发表了《致巴塞罗那人的公开信》。西班牙所有报纸都刊登了这封公开信。信中他表示为曾同全体议员们一起获得了一些成就感到荣幸，同时为未实现的一些预期目标承担全部责任。他将在新的位置上随时听从巴塞罗那市民的召唤。 “我的任期就此结束，”萨马兰奇在《公开信》中宣布，“巴塞罗那议会亦将告别时代。我们希望卡塔卢尼亚议会能够承担起巴塞罗那议会的全部职能。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它至少应当承担起国家所赋予它的职能。” 第二天，他登上飞往莫斯科的班机赴任。 坐在头等舱舒适宽敞的座椅上，萨马兰奇仍然心绪难宁。自32岁投身政治，至今已20余载，其间的酸甜苦辣只有他自己能够品味到。如今他要告别巴塞罗那，远到一个他自己还不甚了解的国家担任他从未涉足过的重要职务，心中既有对巴塞罗那的丝丝留恋，又有对新任职务的忐忑不安。 苏联人很快就认识了西班牙的新大使。萨马兰奇一走进驻苏大使馆，立即开始了紧张而富有成效的工作。很快大使馆的各个部门高速运转，马德里与莫斯科间的无线电波频繁往来。对苏联的工作局面渐渐打开，苏联人看到了一位干练的西班牙大使。 10月12日是西班牙国庆。按照惯例，萨马兰奇在大使馆举行招待会，而后来到电视台，通过电视向苏联人民发表简短的礼节性讲话。不同于其他大使的做法是，萨马兰奇是用俄语讲的。他讲了三分钟，而且不看稿。这个举动立刻给苏联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博得了他们的好感。 在讲话中，萨马兰奇特别强调了西班牙政府改善与苏联这个社会主义阵营“老大”的关系的诚意。“10月12日，这是（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的纪念日，新西班牙把这个日子定为国庆节，象征着各国人民——不仅是讲同一种语言和有同种传统的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和平和安定。西班牙希望这种同美洲传统的友好合作变成她同各国人民，其中包括苏联人民友好合作的旗帜。” 作为外交官，萨马兰奇善于人际斡旋。他摒弃政治见解的不同，尽可能利用机会接触苏联人。对于西班牙的同胞，他一视同仁，尽可能予以照顾。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圣地亚哥·加里略和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到苏联参加苏共代表大会，他给予适当的礼遇；有的普通旅游者到使馆找他，寻求帮助，他同样热情接待。在任大使的3年时间里，萨马兰奇赢得了东欧国家的支持。苏联人还亲切地称他是“我们的伊万·安东尼维奇”。 从某种程度上说，萨马兰奇不仅是西班牙大使，而且也是奥林匹克大使。他在莫斯科的很多活动都是为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而寻求苏联各方的支持。为此，他外出旅行，有时只身一人，有时偕妻同行，走遍了苏联受苏联控制的国家的大部分地区。 萨马兰奇与苏联领导阶层采取了互相宽容的态度，尽可能地不伤害对方及自己国家的利益。西班牙外交部长奥雷哈在萨马兰奇到任后不久便访问了苏联。本来这是西苏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体现。可是令奥雷哈愤愤不己的是，在西班牙使馆他住的房间里居然发现了几个窃听器。奥雷哈对克格勃的所作所为早有耳闻，但万万没有想到，窃听器居然安到了西班牙驻苏联的大使馆里，并且把他作为侦察对象。暴跳如雷的奥雷哈要立刻质问苏联当局。萨马兰奇劝阻了他，并解释道，对付窃听器的最好办法就是保持沉默，反正窃听器已经失去了作用。相反，如果把这件事张扬出去，对于两国关系的发展并没有什么好处。奥雷哈采纳了萨马兰奇的意见。 你不仁我也不义。不久西班牙政府以“从事与外交官身份不符的活动”为由驱逐了几名苏联驻西班牙大使馆的官员。出乎意料之外的是，苏联没有按照惯例采取对等报复办法。这种息事宁人的作法可能是出于某种外交上的考虑，但更可能是，苏联当局之所以忍下一口气，与萨马兰奇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身份有关。在苏联即将主办奥运会、萨马兰奇有望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之际，驱逐西班牙外交官，后果可能是严重的。 1980年是萨马兰奇值得庆贺的一年。因为他己疏通了苏联方面的关系，至少在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时，苏联和它的盟友的代表们会投自己一票。除此，萨马兰奇还因他在苏联工作期间的出色表现受到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的嘉奖，并获得西班牙王室颁发的“外交银质勋章”。 1980年是苏联注定感到沮丧的一年。 莫斯科奥运会遭到抵制，苏联原来准备通过奥运会完善自己国际形象的意图却得到一个相反的结果。举办奥运会的初衷与结局之间的急剧变化，无论是国际社会，国际奥委会，还是苏联本身都是始料不及的。 苏联第一次提出申办奥运会的要求是在1970年阿姆斯特丹国际奥委会的会议上。但是未能获准。4年之后，他们又在维也纳重整旗鼓。有趣的是，这次申办也只是苏美之间的竞争。代表苏联方面的是莫斯科，美国方面出头的是洛杉矶。 苏联从1912年开始停止参加奥运会，直到整整40年后才重新加入奥林匹克运动的大家庭。也许是由于布伦戴奇离去的缘故，也许是美国出兵柬埔寨影响了美国的形象，1974年苏联争办奥运会得到国际奥委会意想不到的支持，几乎所有委员都投票支持莫斯科。甚至还有人建议，由尼克松总统出面劝说洛杉矶不要强烈地申办奥运会，把这次机会让给苏联。当然，这样的建议是很难被美国奥委会、洛杉矶市代表团和国际奥委会接受的。 另外，国际奥委会委员对于苏联第一次向全世界所有人打开大门表示高兴。继布伦戴奇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基拉宁1973年8月访问苏联时，苏联总理柯西金就对基拉宁重申了苏联奥委会已经向国际奥委会提出的保证，即允许国际奥委会承认的所有国家奥委会和运动员入境，不管苏联是否与该国建立有外交关系。因此，国际奥委会原来担心以色列、韩国等国代表会被阻止入境的顾虑顿时消失。 1976年，基拉宁再度访问莫斯科时，又得到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的同样保证。 当然，苏联领导人也绝没有料到，1979年12月出兵阿富汗会给莫斯科奥运会带来如此大的影响。 苏军进入阿富汗后，美国立即做出了强烈反应。美国驻苏大使也立即向华盛顿提出了对苏联实行粮食禁运、延缓工业合同、废除贸易协定等行动建议。不过这些行动虽然能够打击苏联的经济实力，但同时也会使美国的经济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 1980年元月的前两个星期，卡特总统提议的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活动就开始了。 1月28日，美国驻爱尔兰大使约翰·穆尔从华盛顿打电话给在都柏林的基拉宁，询问他是否愿意会见美国总统顾问劳埃德·卡特勒。穆尔在电话中明确提出，这次会见与奥运会和阿富汗问题有关。 2月2日，基拉宁在都柏林住宅的书房里会见了卡特勒。 卡特勒首先从政治和地理等方面就苏联出兵阿富汗的危险性发表了长篇大论，并论述了苏联南下到波斯湾切断西方石油供应的可能性。他确信，这就是苏联的战略意图。他还说，他此行带来了美国总统的要求，即国际奥委会推迟或取消第22届莫斯科夏季奥运会。 基拉宁对美国政府向国际奥委会指手画脚的行为感到气愤。他表示，不管他本人对苏联在阿富汗的所作所为的态度如何，作为国际奥委会主席，他不能允许以自己的政治观点干扰国际奥委会对莫斯科和全世界运动员的承诺。 基拉宁还强调指出，重要的是举办奥运会，而不是在哪里举办的问题。而且一旦做出了举办的决定，所有国际和各国体育组织以及成千上万的个人都应在法律和道德上对此承担义务。 卡特勒开始施展他律师职业的善辩特长，对基拉宁说，按照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和奥运会的惯例，奥运会应当在国际休战的情况下进行。 基拉宁觉得卡特勒竟然在自己面前卖弄起奥运史知识，显然有些滑稽，便反唇相讥道，卡特勒所说的国际休战是指古代奥林匹克竞技会的“神圣休战月”。但那是在奥林匹克竞技会举行期间，由于举办竞技会而停止战争，而不是像现在某些人要求的那样，由于有了战争而停止举办奥运会。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中只有三次奥运会被迫取消，都是因为发生了世界大战。当时的主战场在欧洲，而奥运会的大部分参赛者也都来自于欧洲交战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举办奥运会是难以想象的。 双方唇枪舌剑，各持己见，会见不欢而散。 卡特勒虽然离去了，基拉宁却意识到，奥运史上一场巨大的政治斗争的序幕已经拉开。随后，基拉宁在国际奥委会的会议上传达了美国政府希望延期或取消举办奥运会的信息，与会者表现出沉默。沉默里蕴含着委员们对本届奥运会是否能顺利举行的担忧，也表示出对美国政府如此态度的无声抗议。 基拉宁认为国际奥委会应该做出一种公开表示。不过他估计，如果简单地发表一份谴责美国、支持莫斯科的简短决议，很可能会引起误会，而且也很难得到全体委员的支持。于是他同几位委员一起商量，制定了对付抵制的策略。 在随后召开的国际奥委会全体委员会议上，基拉宁让所有委员参加辩论，共同探讨如何对待美国政府的态度。会上，大多数委员表示反对抵制莫斯科奥运会，也有少数委员如智利和马来西亚的委员，对此持保留态度。显然他们的态度代表了他们各国政府的立场。 辩论接近尾声时，基拉宁召集几位委员起草了一份声明，基拉宁本人对其中一些段落进行了修改。声明在国际奥委会全体委员会议上获得通过，并以国际奥委会主席个人的名义发表。 这份声明的核心，就是指出参加国际奥委会这次会议的73名委员一致同意奥运会必须按计划在莫斯科举行。 这份声明提醒人们： 第一，奥运会主办权已被授予莫斯科市，有关各方面已于1974年10月23日签署了一项协议，各项准备工作正在按照该协议的条款以及国际奥委会的有关规定进行； 第二，国际奥委会的主要负责对象是世界各地的运动员。国际奥委会应当保证奥运会按照国际奥委会的原则和规章每4年举行一次； 第三，国际奥委会已经察觉并完全了解世界局势对奥运会形成的严重挑战； 第四，许多国家政府提出将不鼓励甚至禁止本国运动员参加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美国奥委会应美国总统的要求也向国际奥委会提出了同样的表示。同对其它建议一样，国际奥委会对这些问题也进行了讨论和辩论； 第五，所有得到承认的142个国家奥委会都应受到《奥林匹克宪章》的约束。这些国家的奥委会只有在与其成员协商之后才有权接受或拒绝参加奥运会的邀请。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负责奥运会的有关技术事宜，他们一贯对国际奥委会表示支持。 声明强调，奥运会和奥林匹克运动的生存，以及由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进行的体育组织工作正处在危急之中。国际奥委会无力解决世界上的政治问题，因此他呼吁所有国家的政府，特别是大国政府，共同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 声明还提到，许多国家的奥委会在与本国政府及公众舆论方面的合作存在着困难。国际奥委会及其成员以及各国奥委会将尽一切努力向各国政府和公众通报奥林匹克运动的原则和目标。 声明指出，国际奥委会特别注意到美国国家奥委会的困难处境，并希望它继续努力使其运动员能够参加比赛。国际奥委会也同时要求莫斯科奥运会组委会和苏联国家奥委会向本国政府最高领导通报苏联政府的行为给许多国家奥委会所造成的困难。 声明最后宣布，接受或拒绝参加莫斯科奥运会邀请的最后期限是1980年5月24日。 声明发出后两个多月，各国奥委会联合会在墨西哥城举行会议，宣布支持国际奥委会。 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总会也于4月21日至22日在洛桑召开会议，对国际奥委会予以积极支持。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卡特却宣布，他不仅要求取消奥运会，而且还警告苏联，如果苏联军队不在2月20日之前撤出阿富汗，他将全力阻止其他国家参加奥运会比赛。 各国奥委会联合会虽然支持国际奥委会，但是具体到一个国家的奥委会，障碍就大得多了。例如澳大利亚国家奥委会收到了弗雷泽总理的一封信，信中表明了澳大利亚政府支持卡特总统建议的立场。经过考虑之后，澳大利亚国家奥委会未加任何意见就把这封信转给了国际奥委会。 基拉宁知道问题的关键在卡特总统。他决定通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组委会主席尤伯罗斯说服卡特放弃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打算。 1980年4月19日，基拉宁和国际奥委会总干事贝弗利欧夫人一起在日内瓦国际饭店会见了尤伯罗斯。基拉宁希望他能够向卡特总统阐明，如果美国带头抵制莫斯科奥运会，那么苏联也肯定会抵制洛杉矶奥运会。这场争斗的损失是属于双方的。美国政府应该从国际奥委会的角度以及美国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地位出发，采取其他方式抗议苏联出兵阿富汗。 尤伯罗斯表示他也有同感。他同意将基拉宁的意见转告给卡特总统。 4月22日，基拉宁收到了卡特的一封信，信中写道：“美国反对派遣代表队参加莫斯科奥运会的立场完全是出于苏联人入侵阿富汗的有害影响，是基于国际法准则、维护人权以及美国和其他许多自由世界国家安全决定的。正如我们向美国奥委会指出的那样，美国政府的立场完全建立在上述理由的基础上。这一立场丝毫不意味着我们对奥林匹克运动的价值和信念有所减退，也不影响我们对国际奥委会和各国奥委会的支持。我们将像在普莱西德湖一样，在洛杉矶欢迎国际奥委会和来自所有奥林匹克国家的运动员。” 不仅如此，美国政府还决定7月16日至17日，即7月19日开幕的莫斯科奥运会前夕，在美国东部的费城举行国际田径赛，邀请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运动员参加。加拿大、西德、挪威、瑞士、意大利、新西兰、肯尼亚、埃及、中国等20多个国家的运动员报名参加比赛。 早在4月24日，中国奥委会在北京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并作出决定，“只要苏联当局拒绝尊重奥林匹克的崇高宗旨，在5月24日前不从阿富汗全部撤出其武装部队，中国奥委会将不派运动员参加在莫斯科举办的第22届奥运会。”7月中旬到9月上旬，中国又邀请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美国、西德、加拿大、新西兰等国游泳、跳水等水上运动队以及香港游泳、跳水队到中国进行友好访问和比赛。来访的美国游泳、跳水队，加拿大和新西兰的跳水队，西德的游泳、跳水、水球队，均为本国的奥林匹克队伍，并且都不参加莫斯科奥运会。因此，他们到中国的访问和比赛也被认为是一种抵制行为。 除此之外，世界各国人民也加入了抵制行列。美国、英国、西德、瑞士、日本、澳大利亚的许多人取消了参观莫斯科奥运会的订票。美国、比利时、西德、澳大利亚等国的邮政机构停止了印刷或发行莫斯科奥运会的纪念邮票。英国的布纳医药公司撤消了对莫斯科奥运会的赞助。美国可口可乐公司也决定停止向莫斯科奥运会供应饮料。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广播公司还取消了转播莫斯科奥运会的合同。这样，莫斯科奥运会就成了奥运史上一次投资最大、收益最小的奥运会。 许多人都声称，法西斯德国利用奥运会掩饰自己侵略本性的历史不会重演，苏联的霸权主义只会受到越来越强烈的谴责。 看来抵制已是大势所趋。为了给准备参加莫斯科奥运会的国家减少麻烦，国际奥委会又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上，萨马兰奇力排众异，坚持采取变通的应急措施，尽量争取更多的国家参加莫斯科奥运会。他主张在莫斯科奥运会上，每个国家的奥运代表团都可以使用该国奥委会的名称，而不必使用该国的国名。同时还允许代表团使用本国奥委会的旗帜。如果该国奥委会没有自己的旗帜，可以使用国际奥委会的正式旗帜。此外，除了旗手。不要求任何人列队出席开幕式或闭幕式。在授奖仪式上，可以升国旗，也可以升国际奥委会的旗帜或奥林匹克旗帜。可以不奏国歌，而代之以《奥林匹克之歌》。萨马兰奇的主张经执委们的一再讨论，最后在会议上获得通过。这次会议还通过了另一项决定，以后的奥运会应由国际奥委会主席主持，而不是由带有政治色彩的国家元首主持。萨马兰奇的变通主张无疑使焦头烂额的基拉宁主席感到了一些安慰，但西方国家会不会买帐呢？ 苏联也在积极活动，他们想用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招徕更多的参加者。自从慕尼黑奥运会开始，有些国家就养成了一个坏习惯，即必须有资助才参加奥运会。苏联在出兵阿富汗之前就曾表示愿意对某些第三世界国家提供资助。苏联还曾要求奥林匹克团结基金会帮助某些国家的运动员前往苏联民航有停靠权的机场，然后再由苏联民航把他们免费送往莫斯科。苏联的这一行为被西方新闻界解释为苏联为挽救奥运会在最后时刻做出的决定。萨马兰奇立即站出来伸张正义，在《新闻报》上撰文称赞了苏联政府的积极态度，并澄清了事实，说明苏联早在1979年就提出要资助一些贫穷国家的运动员到莫斯科参加第22届奥运会。萨马兰奇的文章被世界许多大报予以转载，苏联方面也对萨马兰奇的做法表示了赞赏。但莫斯科能招徐更多的西方“贵宾”吗？ 1980年7月19日，莫斯科在冷清的气氛下上演了第22届奥运会热闹的开幕式。虽然满天飞洒的玫瑰花雨和成千上万的和平鸽把奥运会主会场衬托得热烈欢快，仍掩盖不住运动员人场仪式的冷清与落寞。只有81个国家和地区派团参加了80年代第一次世界体育盛会，是1960年罗马奥运会以来参赛国家和地区数量最少的一次。运动员人数也比前几届大为减少，男女选手总共只有5353人（其中男选手4265人，女选手1088人），比1972年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第二十届奥运会男选手的人数（5848）还少395人。 由于美国等许多国家未参加，大部分奖牌集中到苏联及东欧国家手中，其中苏联195块（80金）、东德126块（47金）、保加利亚41块（8金）、匈牙利32块、波兰31块、罗马尼亚25块、英国21块、古巴20块。上述国家除英国和罗马尼亚外，均未参加洛杉肌奥运会。 今基拉宁不快的还有另外一件事，即他希望不在奥运会举办期间选举国际奥委会主席。他认为在这期间委员们还有其它许多事情要做。此外，基拉宁以前曾同意他第一届8年任期满后，再连任两个4年。但奥运会不断遭到抵制的现实已令他心灰意冷。 1980年7月16日，莫斯科奥运会开幕前夕，萨马兰奇当选为国际奥委会主席。 第8章 体育大总管 ·入主国际奥委会 ·第七任主席 ·新总部 进入国际奥委会后，萨马兰奇一步一步稳固自己的地位。他先是担任了礼宾部和新闻部主任；接着又被选为执行委员；1974年开始担任国际奥委会副主席；1979年，即被选为主席的前一年，他又兼任了礼宾部主任的职务。 现在萨马兰奇的目标更加清楚：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刚进入国际奥委会时，萨马兰奇就遇到了来自西班牙前国家奥委会主席埃洛拉的刁难。现在，在通往世界体育最高行政职位的最后冲刺阶段，他又遭遇了莫尼克·贝弗利欧夫人。 贝弗利欧夫人是法国著名女教练苏珊娜的女儿，曾在1948年伦敦奥运会上获200米仰泳银牌，是记者、作家，也是巴黎市长雅克·希拉克的朋友、私人顾问。她的丈夫也是位作家、贝弗利欧夫人比萨马兰奇晚一年进入国际奥委会，担任新闻发言人。1971年被布伦戴奇任命为国际奥委会总干事。这是个实权很大的位置。在国际奥委会的《相簿》上有各任主席的各种活动照片。其中一幅照片是布伦戴奇1973年发表告别演说的照片。布伦戴奇右边是萨马兰奇和贝弗利欧夫人。两个人在国际奥委会的地位由此可知。 萨马兰奇同贝弗利欧夫人在思想认识和工作作风上有很多不同。贝弗利欧夫人属于老牌奥林匹克派，反对所有针对奥林匹克运动的重大改革。而萨马兰奇根据自己在国际奥委会工作以来的亲身感受，认为非对国际奥委会和奥林匹克运动进行大的改革不可。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发生的炸死以色列选手的惨案和随后的绑架案，以及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巨大的财政亏空，使萨马兰奇更加深切地认识到，要想真正实现“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之父”顾拜旦“友谊、和平、进步”的理想，推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健康发展，宏扬奥林匹克精神，必须对由顾拜旦主持制汀的《奥林匹克宪章》进行修改，取消对职业运动员参赛的限制，推动奥运会朝着商业化的方向发展。 另外，萨马兰奇对贝弗利欧夫人专横跋扈的作风也很看不惯。贝弗利欧夫人自恃掌握实权，总是摆出一副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架势，与萨马兰奇随和可亲的性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是萨马兰奇并不想同贝弗利欧夫人争论，在开始共事的前几年，俩人基本上可以作到和平共处。 70年代初，萨马兰奇在希腊奥林匹亚举办的奥林匹克研究会上的演说中谈到了奥运会业余与职业运动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布伦戴奇比较敏感的问题。萨马兰奇马上收到了布伦戴奇的一封信，信中对萨马兰奇提出了批评。萨马兰奇看得出来，这封信实际上是贝弗利欧夫人写的。而且是她把萨马兰奇的讲话稿交给布伦戴奇，以制造俩人之间的不和。萨马兰奇对贝弗利欧夫人这种挑拨离间、越俎代庖的做法非常反感，二人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虽然萨马兰奇的夫人玛丽亚为了调和二人之间的矛盾，数次陪同贝弗利欧夫人到风景如画的巴塞罗那旅游，但仍未能软化贝弗利欧夫人的“铁石心肠”。1975年，当萨马兰奇公开宣称要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时，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就是贝弗利欧夫人。尽管如此，由于萨马兰奇的工作成绩斐然，加上两任主席的赏识，他在国际奥委会的地位逐年上升，并最终于1980年升任主席。贝弗利欧夫人甚至连萨马兰奇走马上任的日期也故意安排在7月16日，尽管她知道萨马兰奇总是喜欢把重要的事情安排在7月17日他生日的这一天。 在萨马兰奇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后，贝弗利欧夫人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反对他的改革措施，特别是反对取消职业运动员参赛限制。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需要革新，萨马兰奇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受到了全世界运动员的欢迎。而贝弗利欧夫人因固守陈规，终被奥林匹克运动抛弃。1985年，为国际奥委会工作了14年，并连续负责了7届冬、夏季奥运会的组织工作的贝弗利欧夫人，被迫辞去了总干事的职务，满怀郁愤地离开了国际奥委会。 事隔十余年，此事再起风波。1996年10月，德国《柏林时报》载文称，国际奥委会曾支付给1985年被迫辞职的总干事莫尼卡·贝弗利欧（即贝弗利欧夫人）730万美元，以使她对国际奥委会的秘密保持沉默。 文章披露说，国际奥委会通过当时东德的国家安全部或称“斯塔西”的特工人员卡尔—恩兹·韦厄（当时也是世界拳击协会的秘书长），向贝弗利欧夫人支付这笔钱。韦厄是萨马兰奇的一位密友。 韦厄的“斯塔西”记录显示，从贝弗利欧夫人辞职至1988年12月底，她每月都从国际奥委会获得15万美元的“补偿费”。同时，她还一次性获得100万美元的与国际奥委会彻底“断交”的补偿费，条件是她不向外界透露任何有关国际奥委会的秘密。 “补偿费”从1985年6月开始支付，韦厄的记载表明，总金额约达730万美元。 文章还声称，莫尼卡·贝弗利欧还接受了由国际奥委会出钱购买的一辆豪华轿车。当莫尼卡·贝弗利欧辞职时，报界只报道了她强调自己与国际奥委会的合同要到1988年年底才结束，并有传闻说她正在准备写一本书，全面披露国际奥委会在许多决策上的内幕，但这本书一直没有面世。 《柏林时报》还透露，国际奥委会曾禁止她为一个申办1992年奥运会的城市工作，这期间她也获得了一笔补偿费。莫尼卡·贝弗利欧曾在1992年奥运会选址上与萨马兰奇发生冲突，因萨马兰奇想让这届奥运会由他的故乡巴塞罗那主办（结果果真如此），而贝弗利欧夫人却支持当时参加申办的巴黎市。 文章最后提到，目前贝弗利欧夫人替法国总统希拉克工作。 这篇文章在国际体育界和新闻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0月20日，萨马兰奇在接受西班牙国家新闻社EFE的采访时，坚决否认国际奥委会曾秘密支付给莫尼卡·贝弗利欧巨额的“堵嘴费”。 萨马兰奇说，贝弗利欧夫人是在1985年同意辞去总干事职务的，这比她与国际奥委会原来签署的工作至1988年的合同提前了三年。当时，她同意辞职的条件就是今后三年的工资照付。 但是《柏林时报》却援引前东德安全部的有关记录说，国际奥委会共支付了贝弗利欧夫人730万美元，作为其提早三年交出执掌国际奥委会总干事的大权，以及对国际奥委会的秘密保持沉默的“补偿”。 萨马兰奇最后说：“假如果真有德国报纸所说的那种记录，那一定是非常可笑的。” 除了来自贝弗利欧夫人的阻挠，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前几年最让萨马兰奇感到棘手的问题，就是西方世界对莫斯科奥运会的抵制。 苏联出兵阿富汗引起了以美国卡特政府为首的许多国家抵制莫斯科奥运会行动，西班牙政府也在抵制者的行列中。从正义的立场讲，萨马兰奇反对侵略，作为西班牙驻苏联大使，他应该服从政府的决定。但是作为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他希望有尽可能多的国家参加奥运会。更重要的是，1980年改选国际奥委会主席，苏联的一票又何等重要。 萨马兰奇立即飞回马德里。他要避免唾手可得的成果失之交臂。他劝说政府，如果他能够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那也是西班牙的荣誉，对于西班牙政府也有好处。政府终于做出了有限的让步，西班牙代表队可以参加莫斯科奥运会，但是不能打西班牙国旗，不代表西班牙，而只代表西班牙奥委会。 可是另一个问题接踵而来。有几个国家的政府通知他们的驻苏大使不得参加莫斯科奥运会的任何仪式。西班牙政府也步人后尘，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这回萨马兰奇可真为难了，他本人就是驻苏联大使啊！萨马兰奇请求政府给他一个例外，政府不允。他又请求解除他的大使头衔，以免他处境尴尬。但西班牙政府却说这是政府做出的决定，与他个人无关，更没有必要因此解除他这位西班牙首任驻苏大使的职务。而萨马兰奇本人也不想辞职，因为即使他辞职，问题也得不到根本的解决。 万般无奈之下，萨马兰奇决定请长假，而将使馆的工作交由商务参赞负责，并明确指示参赞不得参加莫斯科奥运会的任何活动。他认为这样就能以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身份参加莫斯科奥运会了。 这个办法对萨马兰奇和苏联当局都不错。但是西班牙政府却不能接受这种做法。西班牙外交部一名副部长来到驻苏大使馆，后来外交部长奥雷哈也打电话来表示了同样的意见：外交部不准把萨马兰奇解职，但是如果他参加了莫斯科奥运会，他就不必继续留在大使馆了。 萨马兰奇选择了奥运会。奥林匹克是他的事业，而当外交官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更何况他的主要竞争对手、联邦德国的维利·道默已经由于其政府拒绝派运动员参加莫斯科奥运会而失去了同他竞争的机会。他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呢？而且，这次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有阿迪达斯运动服老板霍斯特·达斯勒和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的支持，他们保证分别做非洲、亚洲、法国和拉丁美洲代表的工作。苏联的工作已由萨马兰奇本人做好了。成功已经指日可待，又何需留恋区区一个大使的职位呢？ 人生的关键往往就在几步，甚至一步。萨马兰奇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奥林匹克运动。莫斯科奥运会前夕，1980年7月16日，国际奥委会第83届全体委员会议如期举行，会上，来自加拿大的詹姆斯·沃勒尔、前西德的维利·道默、瑞士的马克·霍德勒与萨马兰奇四人参加了竞选，四人都曾在国际奥委会工作多年，是国际奥委会的资深委员。但前三人在组织才能和声誉上与萨马兰奇不可比拟。经过全体委员秘密投票，最后霍德勒得21票，道默得7票，沃勒尔得4票，三人得票总数远低于萨马兰奇一人的得票——47票。只经过一轮投票便如愿以偿地登上了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宝座，成为任期8年的国际奥委会第7任主席，萨马兰奇对此真是既惊又喜。选举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萨马兰奇按捺不住心头的兴奋，把他的喜悦之情通过电波传播到世界各地。“对我来讲，这一职务不是什么牺牲，而是对我多年愿望的满足。我要说，这是世界上最美的差事。” 人世沧桑，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自1896年开始以来，已经历了84个春秋。国际奥委会也变更了6任主席。 第一任主席维凯拉斯，是一个希腊诗人和语言学家，1894年担任国际奥委会第1任主席。两年之后，辞去了主席的职务。 第2任主席就是顾拜旦。他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献出了毕生精力。从1896年至1925年，他担任主席共29年，退休时62岁。 接替顾拜旦的是比利时外交官巴耶·拉图尔，1942年1月6日，65岁高龄的他长眠于他的工作岗位上，在此之前，他已作为主席在国际奥委会工作了17个年头。 第4任主席是瑞典体育活动家埃德斯特隆。他先接替巴耶·拉图尔担任了4年临时主席，然后又于1946年至1952年担任了6年主席。 第5任主席是美国活动家布伦戴奇，自1952年开始担任主席达20年之久。 为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做出了有益工作的基拉宁是国际奥委会第6任主席。他出生于爱尔兰，是记者、作家和体育活动家。曾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到中国采访。他在主席的位置上度过了8载春秋，1980年因不满西方社会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行为愤然退休。 现在，全世界都将目光投在了第七任主席萨马兰奇身上。他将在奥林匹克的历史上书写怎样的篇章呢？ 如果不是出差在外，或者有什么其它事情，萨马兰奇一般回巴塞罗那度周末。星期日下午四点零五分，他在巴塞罗那登上飞机。一个半小时后，飞机降落在日内瓦克万特兰机场。一辆防弹奔驰一梅塞德斯已静候在机场。这辆豪华汽车是奔驰一梅塞德斯公司借给国际奥委会使用的，每两年更新一次，无论刮风下雨还是降雪，这辆汽车都会由经验丰富的司机驾驶，用它那极其舒适的空间经过40分钟的坦途把萨马兰奇送到国际奥委会总部——人称“体育联合国”的总部所在地瑞士洛桑。 洛桑位于瑞士的西南部，在洛桑的西南部有个莱芒湖，湖面烟波浩渺，湖水碧波粼粼，旖旎的白睡莲点缀着淡青的湖面。 莱芒糊畔有座深褐色的玻璃建筑，正面白色大理石拱门的门楣上镶嵌着五环标志。拱门内四座玻璃门上烫金印着“国际奥林匹克委会员”的字样。周围翠松环绕，绿荫掩映，地面青草如茵，显得格外恬静。右侧一条玻璃体通道连接着一座白墙红瓦的三层小楼“维迪堡”，它以前曾是国际奥委会总部，现在其中一部分是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官邸。 洛桑素有“国际文化城”之称，许多世界文豪，如拜伦、雪莱、雨果、狄更斯等都曾在这里居住过。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也出生在这里。如今，她又成了“奥林匹克城”。 最初，国际奥委会秘书处都是在奥运会举办国办公。也就是说，每4年就得搬一次家。这样不仅浪费人力物力，而且不利于国际奥委会和世界体育运动资料的保存和整理。1914年又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英、法、俄为核心的一方和以德、奥为核心的另一方在欧、亚、非三洲展开了鏖战。开始顾拜旦完全置身于战争之外，但是随着战争的发展，几乎无处得以安身。年过五旬的顾拜旦决定为法国的荣誉而参加战斗。顾拜旦对国际奥委会委员们说： “对于我不得不参加战斗这一点，你们会理解的。你们同样还会理解，既然我参加了战斗，我们的委员会就不应该由一名士兵来领导。”于是他授权他的好朋友、瑞士人戈德弗鲁瓦·德布卢纳暂时代理他的职务，并考虑把国际奥委会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经过认真考察，顾拜旦发现了美丽、宁静的中立国瑞士。经过协商，1915年洛桑市政府决定将洛桑蒙幼波堡的一部分提供给国际奥委会临时使用，其中一套房子作为顾拜旦的住宅，此后他一直居住在此。 1937年，顾拜旦在洛桑逝世。作为洛桑市荣誉市民，他被安葬在洛桑市西南的布瓦德沃墓地。他的妻子及两个孩子也葬在这里。在墓地中，顾拜旦的墓碑最大，是用一块两米高的花岗岩制成，周围有苍松翠柏。碑上刻着顾拜旦的名字，旁边写着“奥林匹克运动的复兴者永垂不朽”。顾拜旦在此“安息”（在瑞士语中蒙勒波的意思是“安息”）了。他长眠在此，魂系奥林匹克运动。后来戴高乐将军曾建议将顾拜旦的遗骨迁到巴黎的潘蒂翁墓地，遭到顾拜旦家人的拒绝。顾拜旦把他的一切都留在了洛桑。 洛桑市政府对国际奥委会鼎力相助，顾拜旦铭记在心。1926年他在日记中写到： “海尔维第（瑞士的历史地名）联邦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完美的政治产物。她使几个不同的种族、两种宗教和无数的利益群体能够共处一体，形成一个即灵活又坚强的整体……。瑞士应当成为各文明民族的实验园围。” 随着世界体育运动的不断发展和会员国的增加，原有设施已经变得拥挤不堪。洛桑市再次伸出了援助之手。1968年3月1日，洛桑市政府同意将国际奥委会总部迁到维迪堡。但是未过两年，国际奥委会再度遇到了办公室严重缺乏的问题，只好在维迪堡旁边修建了几处辅助建筑，以解燃眉之急。 萨马兰奇上任伊始，面临的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国际奥委会总部本身的办公条件问题。国际奥委会需要有一个集中、舒适的办公地点。萨马兰奇认为到了彻底解决问题的时候了，必须扩大国际奥委会占地面积。 在维迪堡有个体育场区和一个很大的布尔歇公园。不过布尔歇公园是洛桑人活动的公共场所。如果要在这里扩大占地面积，必然会遇到些问题和阻力。 洛桑市民对这个问题也形成了两派意见。一派坚决反对国际奥委会的任何扩建企图，另一派则担心如果这样，国际奥委会只得将总部迁到其它地方去了。当时巴黎、苏黎世、巴塞罗那、马德里都愿意为国际奥委会迁到自己的城市而提供便利条件。如果国际奥委会迁址，国际奥委会同洛桑60多年的友好关系也就结束了。洛桑人也希望国际奥委会能够留在他们的城市里，这也是每个洛桑人的骄傲。 萨马兰奇也愿意留在洛桑。瑞土地处欧洲中心，具有永久中立国的地位。洛桑幽静的环境、现代化的交通通讯条件，特别是洛桑人支持国际奥委会的光荣传统，使得他不愿离开这个城市。他已经把洛桑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把自己看成是洛桑人。 萨马兰奇认为，要解决扩建问题，首先应先解决国际奥委会的法律地位问题。国际奥委会应当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在地理上占有世界一席之地。还在基拉宁担任主席的时候，萨马兰奇就建议为国际奥委会取得法人地位，这样国际奥委会就会像一个国家一样能够得到世界各国的承认，也可以同世界各国自由交往。 本来萨马兰奇想向联合国提出这个请求，希望得到联合国的承认。不过如果这样，国际奥委会就得在联合国派驻代表，无形中又成了联合国的一员。可是国际奥委会本身有160多个会员国，比联合国的会员国还多，怎能屈就于联合国呢？他计划将所有已经建立了奥委会的国家组织起来，建立一个奥林匹克大家庭，建立一个体育联合国。这个联合国不同于纽约那个政治联合国，是个民间组织，但又同纽约的联合国有共同之处，即她同各会员国彼此相互承认，但并无隶属关系，大家地位平等，共商大事。看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争取得到国际奥委会总部所在国瑞士的承认。1981年，即担任主席的第2年，萨马兰奇充分施展了他的外交才能，通过谈判磋商，使瑞士政府宣布正式承认国际奥委会为非赢利性质的非政府国际组织，具有法人地位，不受瑞士法律制约。瑞士政府对国际奥委会免征各种税收，国际奥委会有权使用自己的会徽，可以自由雇用外国雇员。这等于承认，国际奥委会就是瑞士领土上的国中国，维迪堡成了国际奥委会在洛桑的领地。 取得法人地位后，萨马兰奇在洛桑大张旗鼓动地展开了宣传攻势。从1982年起，国际奥委会每年都要在洛桑举行奥林匹克周活动。在此期间要举办与奥林匹克运动有关的报告会、展览会、电影放映；此外还要举行各种体育比赛，如洛桑20公里自行车赛、田径比赛和横渡莱芒湖的游泳比赛。国际奥委会还在这周向洛桑市的学校捐赠体育器材及设施。 1982年2月25日，国际奥委会向洛桑市政府赠送奥林匹克会旗，同时成立了洛桑与国际奥委会协调委员会。双方签署了一项声明，表示要为实现奥林匹克理想而奋斗。同时命名洛桑市为“奥林匹克城”，并且规定每年的6月23日为奥林匹克日。 1982年6月23日，萨马兰奇为临时奥林匹克博物馆剪彩。博物馆建立在国际奥委会向洛桑市政府购置毗邻维迪堡的乌希街区，展品有实物、照片、文件、宣传画和历史纪录片，并收藏有各国家、组织和个人赠送的纪念品。由于展地面积小，展品无数，只能定期将展品轮流展出。 萨马兰奇的宣传攻势取得了很大成效，洛桑市民对奥林匹克运动和国际奥委会表现出了极大热情。不过涉及到布尔歇公园的具体情况时，扩建问题还是没有进展。可是国际奥委会总部及其附属设施的占地面积又必须扩大。于是萨马兰奇只好利用国际奥委会在1983年洛桑博览会的展台直接公开地向洛桑市民表述国际奥委会的要求。 这一天，奥委会总部事先通知各地记者到博览会现场采访“重要新闻”。等记者到得差不多后，萨马兰奇面向前来参观的洛桑市民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即席讲话： “如果国际奥委会主席不利用这个可以直接同洛桑市民对话的机会讨论扩建国际奥委会现有会址的问题，那就显得荒唐了。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洛桑舆论界的注意。我不想回避这个问题。我要利用这个场合说三点：第一，国际奥委会绝不会离开洛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第二，我们绝不会做任何违背洛桑市民意志的事情；第三，我们一定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所有在场的人为萨马兰奇简短明了的讲话热烈鼓掌。 萨马兰奇的这次讲话经过记者们的广泛宣传，在洛桑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洛桑市政府认识到应该仔细研究国际奥委会的要求，几经讨论，最后洛桑市政府同国际奥委会商定：国际奥委会将其原先在乌希购置的地皮退还给洛桑市政府，然后再用洛桑市政府反还的地皮费在乌希街区购置另一块11000平方米的地皮，用以建立奥林匹克博物馆、图书馆和研究中心。洛桑市政府准许国际奥委会在维迪堡旁新建一个总部。维迪堡产权归洛桑市政府所有，国际奥委会新址总部产权归国际奥委会所有，这两处地产的使用期限均为99年。 为了表示对洛桑市政府的感谢，萨马兰奇每次都邀请洛桑市政府官员参加夏季和冬季奥运会。 国际奥委会新总部于1986年10月建成剪彩。而奥林匹克博物馆也于1993年6月23日正式开放。 新建成的总部由墨西哥建筑设计家佩德罗·拉米雷斯·巴斯克斯和瑞士建筑设计家皮埃尔。卡昂共同设计完成。总部内设有电传、传真以及一个计算机工作站。工作站在各个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其他国际组织设有终端。新大楼共有三层，地下一层按照瑞士联邦法律规定建有超级防原子弹掩体，虽然瑞士是永久中立国。此外还有一个健身房，各种现代体育健身器械使人们足不出户便可以领略室外运动的情趣。 萨马兰奇带头参加体育锻炼。他认为，作为世界最重要的体育组织领导人，身体力行地参加体育锻炼就是对体育运动的最好宣传。同时，锻炼对于维持个人健康也是必不可少的手段。 在现代社会中，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可以从许多方面体现出来，而体育运动的发展水平以及体育活动的普及程度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人们只有在解决了生存权之后，也就是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才有可能从体育活动中寻找新的生活情趣，通过体育锻炼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 在经济发达的国家里，很多上层人物以及经济条件好的具有高等文化素质的人士家里都建有健身房。自然，在国际奥委会总部大楼里，健身房就成了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新总部大楼二楼的主要房间是会客室，墙上瑞士著名画家汉斯·赫尔尼的巨幅画卷令人振奋，又引人沉思。画面上明显的几何图形组合、鲜明的色彩对比，仿佛要勾画出一部简明奥运史。画上有昂首嘶鸣的烈马，有伏地欲扑的雄狮；有传说中的女神，有现代的竞技者；有欲上九天揽月的选手，有水中奋勇前行的健儿。运动员无论男女，皆赤身裸体，阳刚的体魄，绰约的风姿，交织在一起，又把你的视线移到了画面中间靠左的一点，那里是一只眼睛，正注视着你，来访者，是期待？是启示？还是任人领会去吧。 萨马兰奇的办公室并没有搬进新总部大楼，仍然设在维迪堡旧楼二层右侧尽头的房间里。房间不算大，一个淡米黄色办公桌并不像一些巨头政客或大财阀的办公桌那般威风凛凛。桌子上有两个文件筐，两部电话，一个可以直接同秘书通话的对讲机，一个房门按钮。如果主人不按动门钮，客人就打不开房门。座椅背后面的墙上是一幅萨马兰奇的坐势画像，背景是原野上一面随风摆动的五环旗。办公桌旁有几个文件柜。桌子上、墙上，有很多纪念品，其中有些是总统们赠送的纪念礼品，每飞行百万公里的纪念章、各种勋章和图片等。 从窗户里可以望到绿树成荫的布尔歇公园和波光粼粼的莱芒湖。办公室里另有一个门通向秘书办公室。此外办公室旁边还有一个小房间，摆设着沙发椅，供萨马兰奇疲劳时小憩。 总部大楼内外，陈列着许多国家赠送的礼品。在总部后院里，有中国奥委会赠送的雕塑《走向世界》，雕像生动地塑造了中国女竞走运动员的英姿。萨马兰奇称这尊雕像为“体育和艺术”相结合的范例。 如果你去过国际奥委会，不知你发现没有，从日内瓦克万特兰机场到国际奥委会总部的途中，每个路口都有路标，而这些路标是萨马兰奇亲自指定设置的。 有一次某人到国际奥委会办事，结果从机场出来后就迷了路。好不容易找到了洛桑路，又费了不少口舌打听才找到了国际奥委会。萨马兰奇听说此事后，第二天便给洛桑市长打电话，请求派一辆警车来。萨马兰奇同警察一起乘这辆警车来到日内瓦，然后再从克万特兰机场驶回维迪堡。途中萨马兰奇把每个需要设置路标的路口都在地图上做了标记，并且实地确定了每个路口设置路标的具体位置。从此，顺这条路来访的旅游者就可以沿着画有五环标志和国际奥委会字样的路标，一路抵达维迪堡总部。再不会有人迷路了。 每天上午9点，萨马兰奇来到办公室，他先阅读秘书为他准备好的有关世界各方面情况的简报，然后就开始一天的工作。他通常在上午10：30工作会议召开前有规律地安排会见来自世界各国的政府要员，每天与他会见的政府官员不少于8个，所以每次会见的时间都很短，绝不会超过15分钟。如果中午没有宴请应酬，就在总部的快餐厅吃饭。国际奥委会成员在此用餐每顿只需五个瑞士法郎。午饭后，萨马兰奇继续工作。晚饭在饭店的房间里吃。然后看会儿电视，读点书，便休息了。 萨马兰奇每天大约工作13个小时。虽然很繁忙，但他的精神却总是那么饱满。因为他从工作中得到了享受，得到了快乐，体味到了生命的意义。 正如他的私人秘书安妮·英乔丝伯所说的那样，“我从来没有见他发火，甚至连突然变脸都没有。有时太累了，稍有点不愉快，但很快就会过去。他是非常直率的人，很容易合作。他几乎不拒绝任何一个邀请或提问。他说过，“我的时间是他们的，只要是为了体育，我愿意每天这样忙碌下去。” 萨马兰奇不仅“忙”在洛桑，人们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可以见到他那匆匆而过的身影。他就任主席时，国际奥委会拥有140个成员国，为真正了解每个成员国体育运动的发展状况，他定下了在任内遍访所有成员国的计划。最初两年，他会见了美国总统里根、教皇保罗二世、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等重要人物。出席了所有国际重大体育赛事活动，如世界杯、洲际运动会、世界锦标赛等。随后他不停地出访世界各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加勒比、非洲、中东这样一些在国际体育上较易被忽视的地区。 有人曾经给他作过统计，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最初几年时间里，由于工作过于繁忙，萨马兰奇常常一天仅睡5个小时，他曾在6天中访问了5个拉美国家，参加了20次会议，发表20次演讲，听取100多人的发言，总行程达24135公里。 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16年以来，萨马兰奇的足迹遍及5大洲19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争取历届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协调地区性及国家性体育组织的关系、推动落后地区体育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赢得了全球性的广泛尊敬和爱戴。他曾先后被加拿大、匈牙利、西班牙、日本等国的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1982年，他荣获美国体育学院奖。1985年，北京亚运会期间，萨马兰奇获“北京大学名誉教授”称号。 萨马兰奇是继顾拜旦之后唯一常驻总部的国际奥委会主席。不过，他的住处并不在总部大楼里。如果那样，就需要有一批服务人员，会增加国际奥委会的开支。他住在洛桑皇宫饭店的310房间。这样只需要一名司机和一个服务员就够了。 洛桑皇宫饭店310房间是个三居套间，房间里有餐室、电传、传真、大电视、录相机，应有尽有。墙上同样挂满了各种纪念品，有洛桑市政府颁发的荣誉市民金质证章、各种勋章，著名政治家和体育人士的亲笔信，世界各国印有他头像的杂志封面等。中间的房间里摆着一台放像机，还有许多从巴塞罗那送来的足球、拳击、网球比赛或圆桌会议、新闻、电影的录像带。右边是萨马兰奇的房间。左边的房间平时用以会客或吃晚饭。 萨马兰奇已经在这个饭店住了10年。双方已经达成了默契。如果萨马兰奇出差在外，饭店依然保留他的房间，不过不收房租。尽管萨马兰奇每年有半年时间在外，饭店少收入了半年的房租，但萨马兰奇也为饭店带来了充足的客源和可观的收益。许多人听说萨马兰奇在此有房间，也纷纷前来投宿。有不少人也因此产生了一种自己就是国际奥委会主席的感觉，尽管真正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只有一个。 到国际奥委会办事的人必经此地，也就在此留宿，其中不乏达官贵人。萨马兰奇也常在此饭店举行宴会或招待会。后来皇宫饭店干脆在门口挂起了五环旗，不知情的人还以为国际奥委会总部又搬到了这里。 萨马兰奇在刚刚上任的短短几年时间里，就缔造了一个几乎可以与纽约联合国媲美的“体育联合国”。在这个“联合国”的中枢，萨马兰奇和他的同仁们运筹帷幄，共同规划着世界体育发展的崭新格局。 第9章 改革 ·职业与业余 ·节流与开源 ·电视转播权 ·与阿维兰热的冲突 ·《奥林匹克计划》 1980年曾同萨马兰奇一起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的新西兰人塞西尔·兰斯洛特·克罗斯去世前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萨马兰奇继承的是一个19世纪的国际奥委会，而他留下的将是一个21世纪的国际奥委会。” 的确，萨马兰奇继任国际奥委会主席时，奥运会正处于低潮时期，有些做法和规定已经不适合当时形势的发展。正是他面对现实，锐意改革，一举解决了多年悬而未决的问题，从而使奥林匹克运动发生了喜人的变化。 萨马兰奇首先从职业与业余这个多年来悬而未决的问题上入手。 这个问题今天看来十分简单，但当年它却是个遗存多年又极其敏感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涉及奥林匹克运动原则的问题。 何谓职业与业余、它们之间的区别何在？简单说就是一句话，业余运动员另有生计，不因为参加体育比赛而获得任何报酬或奖励。职业运动员则以参加比赛为生，取胜后会获得丰厚的物质奖励。1947年通过的《斯德哥尔摩规定》下的定义是：“业余运动员是指那些仅仅为了欢乐，为了获益于身心和社会而参加竞技运动的人。对他们来说，运动不过是一种娱乐，而不涉及任何直接或间接的物质收益。” 古代林匹克竞技会就十分强调业余原则，获胜者的奖励只限于圣橄榄枝做的花环、棕榈枝及其它精神鼓励。顾拜旦对此十分赞赏，并把这项原则引进了《奥林匹克宪章》。他还不断提醒后人，古代奥林匹克竞技会的解体，竞技者职业化是重要原因之一。 古代奥运会的参加者参赛前必须在一份事先准备好的誓词上签名。誓词是：“我，签名者，以我的名义宣布，是符合奥林匹克关于业余主义规定的业余选手。” 萨马兰奇以前的6任国际奥委会主席都很强调奥林匹克运动的业余原则。就连思想开放的布伦戴奇也一直坚持业余原则。他在1969年华沙国际奥委会第68次会议的发言中指出： “奥林匹克运动远不止是一种四年一度的体育盛典。它是教育和生活本身的哲理，是人类智力、生理和道德全面发展的表现。而人类的全面发展也应该充分体现出业余精神。” 传记作家汉斯·克莱因也写道： “布伦戴奇并没有把体育当成自身的目的，而是把它当作业余体育爱好者们为了完成生活中其它更重要的任务而进行准备的一个手段。” 布伦戴奇拒绝对这一原则进行任何微小的改革，他把所有与商业有关的东西都拒之门外达20年之久。在他离任之际，仍然坚持说： “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将继续发生变化。但是，奥林匹克的理想应该永远一成不变。” 布伦戴奇的话似乎不无道理，但是理想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的。完全脱离了实际的所谓理想不仅不可能实现，而且它本身已经不能被称为理想了，只能被称为空想。 事实上，绝对业余的选手从来就不存在。相传在古希腊，获得荣誉的竞技者们也还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得到了一定的物质奖励。 有关业余和职业争议最著名的冤案是“索普事件”。在1912年的瑞典斯德哥尔摩奥运会上，非凡的美国运动天才索普，以绝对优势夺得男子五项、十项全能两枚金牌，成为这届奥运会的头号新闻人物。但半年后，美国种族主义分子诬谄索普是“职业”运动员。翌年，国际奥委会追回授予索普的金牌，震惊世界。索普投诉无门，1953年在忧愤和贫困中病逝。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还我金牌！”。1982年，国际奥委会为索普冤案平反昭雪，他失去的金牌也在1983年由萨马兰奇亲自交还给他的女儿。但是索普沉冤事件，在奥运史上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40年代末期，加拿大女选手巴尔巴德·斯科特获得世界速滑冠军，她的故乡渥太华为之振奋，决定赠她一辆汽车。国际奥委会闻讯后，立即警告她不得违反业余原则，否则将失去参加奥运会的资格。斯科特只好忍痛割爱，第二年，她在第5届冬季奥运会上又获得了一块金牌。赛后，斯科特立即接受了故乡人赠送的汽车，并且转为职业运动员。 尽管当时布伦戴奇为萨马兰奇进入国际奥委会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布伦戴奇的提挈，萨马兰奇可能连国际奥委会的大门都进不去。但萨马兰奇并未因此就在这个重要问题上附声于布伦戴奇。还在布伦戴奇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时候，萨马兰奇就在一些公开讲话中指出，体育运动对于某些人来说可以成为目的，而不是他生活的其它内容的辅助手段。 萨马兰奇的这番话与布伦戴奇的观点完全相反，引起了布伦戴奇的不满。布伦戴奇也曾私下指责萨马兰奇“言语不检”。 但是萨马兰奇并没有因此而驻足不前。他针锋相对地指出： “奥林匹克运动必须向世界上所有最优秀的运动员开放，即他们在自己的国际体育组织允许的范围内赚钱。” 职业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早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萨马兰奇不过是明确无误地指出了这一事实。正如1981年德国一家报纸所评论的那样：“对于布伦戴奇视为神圣教条的业余原则，萨马兰奇认为那只不过是个性质问题。职业选手已经在奥运会多年。现在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将真相告诉大家，我们希望把这一切都大白于天下。” 所谓的业余原则实际上早已名存实亡。社会主义国家的运动员基本上都是职业运动员，他们领取国家发给的工资，专门从事体育训练和比赛，获奖后也得到国家的物质奖励。 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其它国家参加奥运会的选手也都得到了厂商经济上的支持。如果没有企业提供资助，仅靠他们从其它职业中赚取的薪金，恐怕连赛前的系统训练都不可能实现，更别说参加高强度的奥运角逐。除此，大多数国家的获奖运动员都能够得到厂商、社会团体和国家的巨额奖励。 奥运会的业余原则不能适应现实情况，因此执行起来就很困难。尽管《奥林匹克宪章》规定，奥运会的比赛只是运动员与运动员之间的比赛，而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比赛，运动员以国家为单位参加奥运会，只表明他们是在自己国家的奥委会组织下参加比赛，并不代表国家。但是新闻记者和各国政府总是以国家为单位，计算奖牌总数，并且视运动员个人的成绩为国家的荣誉，并重奖获得奖牌的运动员。国际奥委会对此也无可奈何，只好听之任之。 对于一些国家名为学生，实为职业运动员的选手参赛，国际奥委会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如果真的严格执行业余原则，可以想象得到，奥运会恐怕就开不起来了。 其实国际奥委会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70年代初，国际奥委会就非正式同意运动员按照各单项运动协会的规定，在准备正式比赛期间接受协会的资助，接受协会授予的奖金。1974年，国际奥委会还通过了对“业余化”的新定义。即规定，允许运动员在参加体育运动期间获得工资，允许运动员获得参加学习期间的体育奖学金。但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做法并不能最终解决问题，围绕参赛选手的资格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因获奖运动员接受巨额奖励而遭到谴责的事例仍时有发生。 萨马兰奇顺应历史潮流，于1981年修改了《奥林匹克宪章》的有关条文，去掉了“业余”一词，并且委托各国际单项体育协会制定自己的条款准则，由该协会确认参赛选手是否符合业余原则。只要该协会认可，国际奥委会也予以同意。首先从萨马兰奇的改革中受益的就是网球运动员。 网球运动是一项只有职业运动员才能真正达到最高水平的运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运动员的归属问题上出现了鉴定的困难，它较早被吸收进奥运会中，后又从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中被取消。经过64年的争论，汉城奥运会上，它又被人们接受，重新登上奥运会的舞台。 职业网球运动重返奥运会赛场是萨马兰奇锐意改革的结果。正如国际网球联合会主席查特里埃尔所说的那样：“没有萨马兰奇就没有今天的这一步。” 1990年11月，在东京国际奥委会第96届会议上，萨马兰奇再次主持修改《奥林匹克宪章》，明确规定运动员参赛资格为： 一、尊重公正比赛和非暴力精神，并在运动场上表现出来； 二、不使用国际奥委会或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规则禁用的药物和方法； 三、尊重并遵守国际奥委会医务条例； 四、在奥运会期间不允许以本人的名字、图像或比赛成绩用于广告目的； 五、报名或参加奥运会不应取决于任何经济上的考虑。 从此，业余原则完全从《奥林匹克宪章》中消失了。但这并没有改变奥林匹克运动的性质，现在奥运会依然不对获奖运动员进行任何物质奖励，这是区别于其它大赛，特别是大奖赛的一个重要特点。 7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奥委会委员增加，规模扩大，经费预算逐渐显出了“捉襟见肘”的窘况。布伦戴奇和基拉宁都采取了这样或那样限制开支的办法，而萨马兰奇上任伊始，就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以后国际奥委会成员外出开会、考察的机票全部由国际奥委会承担。以前这些费用都由各委员自行解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委员们的工作积极性。他还发给每个委员一个高级索尼收音机，用以了解世界各国的各种动态，因为体育活动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的发展与政治、经济形势有着密切联系。当然，萨马兰奇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不了解国际奥委会的家底，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对一个组织来说，“节支”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开源”。 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业家，萨马兰奇对金钱的重要性十分清楚。一项事业要想得到长足发展，就必须有充足的资金。早年他在组建西班牙第一支旱冰球队时，就已认识到，体育事业的发展更离不开金钱。入主维迪堡后，萨马兰奇首先想到的就是充实国际奥委会的金库，为发展奥林匹克运动争取到稳定的资金来源，于是就有了“奥林匹克计划”。“奥林匹克计划”是萨马兰奇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巨大贡献，也是他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之后的几个主要功绩之一。 “奥林匹克计划”于1985年5月27日由国际奥委会同阿迪达斯公司总裁霍斯特·达斯勒签订，以后每年续签一次。可以说，这是奥林匹克运动中第一个把体育同商业联系在一起的计划纲要。根据这个纲要，阿迪达斯公司每年要向国际奥委会提供一笔资助，具体数额因情而异。这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做法。以往，企业不直接资助国际奥委会，而是向奥运会组委会提供赞助，借此宣传自己的产品，国际奥委会只是在奥运会结束后向组委会收取一定比例的商业广告费。根据“奥林匹克计划”的规定，阿迪达斯公司每年都要向国际奥委会提供一次资助，使国际奥委会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固定的资金来源。 这个设想首先由霍斯特·达斯勒提出。达斯勒是阿迪达斯体育制品有限公司的第二任总裁，前任总裁是其父阿道夫·达斯勒。阿迪达斯的名字就是由“阿道夫（Adolf）”的前两个字母和“达斯勒（Dasler）的前3个字母，中间再加一个“i”组成。达斯勒提出这个设想并非完全是出于商业目的，更大程度上是出于他同萨马兰奇的私人友谊。霍斯特·达斯勒常常说： “萨马兰奇不是我们的理事，而是我们的朋友。” 也许是对商业和体育之间的关系的共同见解使他们情趣相投，而他们的友谊又是商业与体育结合的明证和典范。 霍斯特·达斯勒总是在萨马兰奇最需要帮助的时刻伸出友谊之手。萨马兰奇担任驻苏大使期间，霍斯特·达斯勒积极活动，为萨马兰奇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争得了非洲和欧洲国家委员的支持。由于70年代奥运会连连受挫，80年代初奥运会影响降低，国际奥委会面临经济危机。霍斯特·达斯勒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主动提出与国际奥委会签定“奥林匹克计划”，定期向国际奥委会提供资助，真可谓是雪中送炭。 奥林匹克运动是一项神圣的运动，因此她历来反对商业化的做法。布伦戴奇多次宣称他坚决反对体育商业化。 对于商业化的问题，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一切有悖于奥林匹克精神的、将运动或运动员滥用于商业目的的做法，都在被反对之列。但实际上对于商业还应当有另一种理解，即体育必须和商业结合起来，在体育运动中要有经济价值观念。对于非营利性质而有助于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商业活动，不仅不应该摒弃，而且应该争取。在商品社会里，任何组织或个人如果完全脱离了商业活动，他就不可能生存下去。 奥林匹克运动也是一样。顾拜旦倡导的“纯粹的”、完全没有“铜臭味”的奥林匹克理想，其实只能存在于纸墨之中。现代奥运会中，即便是无偿的资助，要百分之百地排除营利也是不现实的。 资助不同于广告，可以短期内收到效益，它的作用是在被资助者心中和社会上树立自己的地位和形象，从长远的观点看，仍是有利可图的。从这个角度讲，它又具有了商业化的性质。但它不是赤裸裸地买卖，而且于被资助者有利，有时甚至能挽救和发展被资助者。 当然，国际奥委会的财源是多渠道的。除了阿迪达斯公司的定期资助外，国际奥委会主要从奥运会举办期间的电视转播权、广告费和资助中提成，其中收入最多的是电视转播权提成。自1980年以来，国际奥委会规定每届奥运会的电视转播费的三分之二留给奥运会组委会，三分之一交给国际奥委会，仅此一项几乎占国际奥委会全部收入的一半。 随着电视的普及和各电视巨头的激烈竞争，奥运会电视转播费也水涨船高。对于国际奥委会和奥运会组委会来说，这诚然是好事，但国际奥委会最关心的是自己能够收入多少。为此，国际奥委会决定从第24届奥运会开始，直接参与电视转播费的谈判。 作为奥运会组委会，当然希望转播费越高越好，但国际奥委会却另有打算。转播费高固然好，但得让电视巨头掏得心甘情愿。奥运会组委会反正是一锤子买卖，但国际奥委会每4年还要同他们打一次交道，不能一刀宰了会下金蛋的鸡。 汉城奥运会电视转播费谈判顺利。巴塞罗那奥运会转播费谈判小有周折。巴塞罗那奥运会组委会成员、巴塞罗那副市长阿瓦德拒绝了国际奥委会以低于汉城奥运会3.09亿美元的价格向世界头号大亨美国出售转播权，一举报价3．6亿美元。 美国三家电视广播公司在竞争，但报价普遍与组委会一方持平。组委会不急不温，继续拍卖转播权。谈判自从1986年4月巴塞罗那获得主办权后不久便开始了。国际奥委会代表迪克·庞德在第一轮谈判里就准备接受美方的价格，可是阿瓦德坚持要再等一轮谈判，以便把价格继续抬高。 谈判断断续续持续了近两年。直到1988年底在纽约的谈判中，阿瓦德仍然准备继续抬价。参加谈判的国际奥委会执委、韩国人金云龙只好把庞德和阿瓦德叫出谈判厅，要他们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的报价。这样双方才达成协议：美国广播公司以4．01亿美元，再加上1千万美元的广告费购买巴塞罗那奥运会转播权，创下了电视转播费之最。而美国广播公司买断1960年的奥运会转播费仅用了5万美元。 当然，觊觎电视转播费的还有他人，例如国际业余田径联合会主席内比奥罗。 汉城奥运会上，田径决赛按照习惯原定在下午举行。但是由于时差问题，美国人就只能在深夜或凌晨看比赛了。本来田径比赛比其它项目更加紧张激烈，所以收视率比较高，但是深夜转播就会降低收视率，美国电视巨头也必然会压低转播费价格，国际奥委会和汉城奥运会组委会的收入也要随之降低。汉城方面因此想把田径比赛时间提前到上午，但这必须得到内比奥罗的同意。 内比奥罗一贯以自负固执闻名。他拒绝了这个请求，理由是这会影响到运动员的竞技状态。 萨马兰奇听说此事后，于1984年秋与内比奥罗商量是否可以考虑到奥运会的利益，同意汉城方面的请求。这次内比奥罗倒是同意了，不过提出了个附加条件，就是把国际奥委会转让给国际业余田径联合会的电视转播收入的比例提高。萨马兰奇断然拒绝了内比奥罗的要求。 1985年5月，萨马兰奇宣布“汉城奥运会的竞赛时间表必须在奥运会组委会和各国际联合会之间进行磋商”，这等于给内比奥罗发出了警告。于是内比奥罗同汉城方面在罗马举行了几次会谈，最后汉城以2千万美元电视转播费的代价换取了内比奥罗对改变田径竞赛时间的同意。国际奥委会少收入了2千万美元，而内比奥罗用这笔钱在摩纳哥建立了国际田径基金会，内比奥罗自己担任了该基金会的主席。 赞助是仅次于电视转播费的滚滚财源。以巴塞罗那奥运会为例，12家主要赞助商的赞助金额达2亿多美元，其中可口可乐3千万美元，MAS巧克力公司2．5千万美元，VISA信用卡2．2千万美元，3M公司2千万美元，菲利浦公司2千万美元，尼康相机公司2千万美元，三井公司1．8千万美元，博士伦公司1．5千万美元等等。显然资助不是白给的，街头巷尾，这些公司的标记到处可见。 现代奥运会，不仅是运动员的竞技场，而且也成了商业竞争的战场，明争暗斗，不亦乐乎。 没有人向厂商发金牌，但是人们对于某个厂家在竞争中占了上风，仍然津津乐道，赞不绝口，有意无意地给他们排了座次。体育的发展离不开商业的支持，商业的发展又需要体育的帮助。巨额奖金吸引着运动员去拼搏，名扬全球诱惑着各大公司纷纷解囊赞助。赞助主要用于修建比赛场馆和其他配套设施，但国际奥委会也提取少量资金作为自己的活动经费。 除了电视转播费和企业赞助，广告是国际奥委会和奥运会组委会的另一个重要收入来源。 萨马兰奇曾于1988年8月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的方法改变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愿意这样做，而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已经改变，企图重蹈旧辙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仍然尊重那些有利于发扬奥林匹克精神的观点。正是出于这一点，我才说，只要我当一年国际奥委会主席，在奥运会比赛场馆就不会有广告牌。这个规则最好能维持到亚特兰大奥运会，以后的事就属于我的继任者了。” 赛场没有广告牌不等于没有广告。君不见，比赛场内的柯达或富士胶卷难道不是广告吗？这两大公司从来都是把奥运会当成提高自己声望、打击对方的重要战场。有时两家竟公然在赛场内摆起了擂台：双方各放一张桌子，摆着自己的胶卷，任记者免费取用。记者拍摄完后，免费为你冲印，然后请你继续取用自己的胶卷。 其实他们并不亏。记者再多，取用的胶卷再多，对他们来说，也不过是九牛一毛。更何况这些记者的宣传作用是难以估量的。 赛场内有些赞助的饮料难道不算广告吗？而且很多名运动员只要比赛时穿着某个牌子的运动服或运动鞋就可以得到几百万、几千万美元的收入，难道他们不是在为厂家做广告吗？国际奥委会有权力对运动员身着何种牌子的运动服做出限制吗？ 1936年，美国选手欧文斯在柏林奥运会上连破四项世界纪录。由于欧文斯使用了阿迪达斯产品，阿迪达斯也从此成了名牌。后起之秀耐克鞋也因为许多优秀运动员穿着它在奥运会取得了好成绩而“誉满全球”。 通过与阿迪达斯公司签定的“奥林匹克计划”以及电视转播、赞助、广告的提成，国际奥委会的“金库”日益充实。1980年萨马兰奇当选主席后，国际奥委会的全部资金为200万美元。1990年1月1日，国际奥委会的资金增加了50倍，达到了10500万美元。而国际奥委会的财政预算1980年为580万瑞士法郎，1990年达到了2443万瑞士法郎。也就是说，1980年，国际奥委会资金少、预算高；到1990年，预算虽然增加了5倍，资金却增加了50倍。《泰晤士报》对此评论说：“倘若布伦戴奇地下有知，也会为之震动，同样讲求实效的顾拜旦也会为之欣慰。” 有了钱，萨马兰奇并没有随意挥霍。至今国际奥委会使用的汽车、飞机仍是从德国奔驰汽车公司等企业借来的，虽然国际奥委会完全有能力配备自己的现代交通工具。萨马兰奇之所以这样“抠门”，是因为他知道国际奥委会的资金主要来自于奥运会，最终也必须用在发展奥林匹克运动上。奥林匹克团结基金正是基于萨马兰奇的这种考虑而建立起来的。 经过修订的《奥林匹克宪章》规定： “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取得的全部收益必须用于发展奥林匹克运动和体育运动。” “奥林匹克团结基金的目的是对那些被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国家奥委会，特别是对最需要帮助的国家奥委会提供帮助。” 有的小国家声称无钱参加奥运会，国际奥委会可以支持；有的运动项目尚处于发展阶段，国际奥委会可以支持。这些钱都出自于国际奥委会建立的团结基金。 萨马兰奇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时，国际奥林匹克组织除了国际奥委会外，还有一个国家奥委会联合会。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的作用同国际奥委会有相近之外。国家奥委会联合会主席是马里奥·巴斯克斯·拉尼亚。巴斯克斯是墨西哥的亿万富翁，是墨西哥特莱比萨电视网董事长，在世界各地拥有30多家报纸、杂志，并且在许多行业的企业或商业机构里拥有资本。几年前，他甚至想出资购买美国的合众国际社。 巴斯克斯在世界体育领域里拥有极大的权威，甚至可以与萨马兰奇匹敌。在拉丁美洲体育界其权威更是至高无上。有传闻说，他也曾企图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 为了不使世界体育运动出现两个中心，也为了使各国奥林匹克运动得到更好的发展，萨马兰奇采取了分别治理的办法。他把国家奥委会联合会按照五大洲分为五个委员会。每次举办奥运会的电视转播费国际奥委会从中提取三分之一，而又将这三分之一通过国际奥委会的团结基金按照不同的比例直接分配给五大洲委员会，国际奥委会本身只留电视转播费的百分之七。 以1988年国际奥委会团结基金为例，基金总额为870万美元，其中用于举办各类培训班的资金为337万美元，其余部分的分配数额为： 非洲：101万美元 亚洲：90万美元 美洲：78万美元 欧洲：61万美元 大洋洲：47万美元 从上面的数字可以看出，愈不发达地区得到的资金愈多，从而保证了各地区体育运动的均衡发展。同时，各大洲委员会对于国际奥委会的依赖性也增加了，这样就削弱了国家奥委会联合会和巴斯克斯的势力。 对于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萨马兰奇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作用和影响要远比各国家奥委会的作用和影响大得多，而且在自己管理的项目里，她的权威往往超过国际奥委会，以至有些时候直接同国际奥委会发生冲突。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之间的矛盾。 在奥运史上，足球赛一直处于业余和职业选手的参赛资格争议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联业足球在欧洲、南美绝大多数国家普及，他们派好手参加自1930年起每4年举办一次的世界杯足球赛，而将奥运会足球赛作为年轻业余选手进入职业队的跳板。 与此同时，除南斯拉夫以外的东欧国家因未宣布实行职业体制而乘虚而入，占了便宜。他们实行了名为业余，实为职业的体制——被西方国家称为隐蔽的职业体制，在奥运会上与西方的业余队竞争中，明显地占有优势。在从1952年至1980年共8届奥运会上，苏联和东欧国家一直在足球赛中占据垄断地位，其中有5届，他们囊括了前3名，甚至前4名。 东欧国家的这种足球体制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强烈反对，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时，大多数西欧国家拒绝参加足球比赛，使奥运会足球比赛陷入危机。 1960年，国际足联曾作出决定：凡参加过世界杯赛的队员不得参加奥运会足球赛。这就是说，其他职业球员可以参加。但到1972年，国际足联又中止了这一决议，苏联及东欧国家继续得益。 1972年，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和苏联包揽了慕尼黑奥运足球赛的前4名。 1976年，民主德国用1974年参加世界杯赛的原班人马参加蒙特利尔奥运会足球赛，一举夺得金牌；波兰队以世界杯第3名阵容参赛，获银牌；苏联也以一批老手参赛，获铜牌。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一大批西方国家抵制，足球奖牌理所当然落到东欧国家之手。 1978年，国际足联又规定：欧洲和南美国家不得让参加过世界杯赛（包括预选赛）的队员参加奥运会，但由于确定球员的职业或业余的资格的权力在各国奥委会，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在国际网球联合会和国际篮球联合会先后同意职业选手可以参加奥运会后，1981年，萨马兰奇决定继续扩大战果，向国际足联发出了邀请。但是统管世界足球运动的国际足联凭借其世界第一大运动的地位和凭借其几乎可与奥运会影响并驾齐驱的世界杯赛的资本，不愿意看到奥运会足球赛成为另一个世界杯赛，换句话说，它不愿意众多职业明星、名队因参加奥运会而降低世界杯足球赛的魅力。基于它已经创立了17岁以上、20岁以下和世界杯赛等三大年龄组的世界性比赛，将奥运会足球赛设置成23岁以下的世界比赛，这样它就完成了从17岁起设4个年龄组都有世界锦标赛的完整计划。 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断然拒绝了萨马兰奇善意的邀请。 萨马兰奇没有气馁，在随后两年时间里，他多次派人到国际足联进行谈判，还亲自拜访阿维兰热，劝说国际足联接受国际奥委会的意见。终于阿维兰热的口气稍稍松动了一些。 1984年，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宣布，除欧洲和南美参加过世界杯赛的队员不得参加奥运会的规定外，今后不再区分职业和业余。这一决定使奥运会足球有了希望。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和1988年汉城奥运会足球赛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观众人数也开始上升。 1988年7月，国际足联作出了一个令国际奥委会和萨马兰奇感到十分尴尬的决定，今后奥运会足球赛的球员年龄限制在23岁以下，并成为国际足联四大年龄组世界赛的一个大赛。将奥运会角逐作为其世界单项系列大赛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足球，别无先例。 尽管国际奥委会有统辖全球体育的权力，但它得尊重足球这个世界首屈一指的单项国际联合会的意见。1989年9月，国际奥委会向国际足联作出让步。当时，曾有一位国际奥委会代表说，凭国际足联的强硬态度，把足球踢出1992年奥运会并非戏言。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足球比赛备受冷落，门票价格一跌再跌，预赛场地仍然门可罗雀，就连1／4决赛这样的关键场次，门票仍有富余。欣赏球赛品味极高的欧洲和西班牙球迷深谙：奥运足球无球星，而没有球星的比赛是没有什么看头的。 阿维兰热终于忍受不住了，他怒气冲冲地说：“如果国际奥委会想对足球进行抵制，那么我们将考虑举办23岁以下的世界杯足球赛。……足球比赛可以从奥运项目中除去！” 尽管如此，萨马兰奇仍然没有放弃努力。至今他还在争取阿维兰热和国际足联的支持，希望将奥运足球赛办成世界最高水平的足球比赛。 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也有一个自己的组织，即国际体育联合会总会，主席是托马斯·凯勒，他还兼任国际皮划艇联合会主席。 对于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工作，萨马兰奇同样大力支持。每次国际奥委会的团结基金也都有单项联合会的份额。萨马兰奇在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总会中建立了冬季体育运动委员会和夏季体育运动委员会，并向这两个委员会派出了自己的得力助手。通过这两个委员会将国际奥委会团结基金分配的资金分发给各单项联合会。 托马斯·凯勒在国际奥委会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因此不时在国际奥委会内部制造矛盾，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后来托马斯·凯勒提起萨马兰奇时总是称他为“拿破仑”。 托马斯·凯勒去世后，萨马兰奇推荐国际奥委会执委、国际奥委会电视广播委员会主任金云龙担任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总会主席。这样国际奥委会基本上控制住了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总会。 经过萨马兰奇的努力，国际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总会和国家奥委会联合会三权鼎立的局面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锦标赛和世界杯赛的世界三大重要比赛也以奥运会项目多、规模大、水平高而成为全球名副其实的体育盛会。以国际奥委会为中心的世界体育大家庭形成了。正如萨马兰奇1992年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所形容的那样：“国际奥委会已成为世界体育的舵手。” 当然，在萨马兰奇改革的道路上，也遇到过干扰和反对。国际奥委会内部也不总是风平浪静，尤其是国际奥委会的重要实权人物、总干事贝弗利欧夫人，总是与萨马兰奇针锋相对，在他改革的道路上设置了重重障碍。但作为一个改革家，萨马兰奇没有被困难吓倒，更没有被障碍阻住。“很多人认为我一意孤行地行使权力，过于突出了我的观点，这话不确切。……我和我的同事还要使国际奥委会变得更加强大。” 萨马兰奇矢志不渝地坚持按照自己的理想和变化了的形势对国际奥委会和奥林匹克运动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最终解决了困扰国际奥委会多年的3个主要问题，即：（一）改变了奥运会参赛者必须是业余运动员的原则；（二）建立了“奥林匹克计划”，为国际奥委会争取到稳定的收入来源；（三）调整了国际奥委会同国家奥委会和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关系，确立了各自的职能。 萨马兰奇担任主席后，国际奥委会领导机构也发生了许多变化。 1894年举行第一届国际体育代表大会时，只有8个国家参加；1988年，国际奥委会的成员已经发展到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是在这近一个世纪的时期里，英语国家的代表曾长期控制着国际奥委会，例如布伦戴奇和基拉宁都属于英语国家，这也反映出当时的世界局势。 随着国际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国际奥委会的权力分配也出现了变化。美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地位不断被削弱，苏联的力量逐渐增强。后来发展到在国际奥委会执委里竟没有一名美国人，而且在国际奥委会下属机构里担任要职的美国人也已经寥寥无几，20多个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主席中几乎已经没有美国人了。 中小国家的兴起也表现在国际奥委会委员的结构上。萨马兰奇1980年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后，委员的分布也遍及到各大洲，包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一些中小国家。 洛杉矶奥运会前夕，有人指责国际体育组织的构成中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拉丁集团”。他们的理由是：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是西班牙人，各国奥委会联合会主席马里奥·巴斯克斯·拉尼亚是墨西哥人，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是巴西人，国际田联主席内比奥罗是意大利人。而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意大利语都属于拉丁语系。而且其中萨马兰奇与马里奥·巴斯克斯·拉尼亚组成了自布伦戴奇以来的最强有力的权力核心，他们俩人的母语恰恰又都是西班牙语。 事实上，无论是国际奥委会主席还是委员，都是以个人身份在国际奥委会工作，而不代表他们各自的国家，但他们的国籍有时也会或多或少、自觉不自觉地影响到他们对国际奥委会一些事务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国家的政治也可能影响到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 萨马兰奇曾说：“体育与政治无关说起来是很容易的。但政治无所不在，你无法回避。” 萨马兰奇还对国际奥委会机关刊物《奥运之星》的记者发表谈话说：“体育不涉及政治，这说起来极为容易。不过在现实中，则完全是两回事。我认为，体育将不得不与政治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其原因在于，在某些国家里，就不能没有政治。” 对于政治影响体育的现象，萨马兰奇的态度是：“奥委会的主要方针不是解决问题，而是避免问题。避免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目前国际体育组织领导集团可能是无意中形成的，也可能像某些人说的那样，是萨马兰奇有心安排的。但无论如何，它对保持奥林匹克运动的纯洁性和世界体育运动的发展都是有利的。 西班牙、墨西哥、巴西和意大利有着共同的特点，即都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人民的生活比较稳定，没有过多地参与国际政治，而且它们又都没有能力在国际上单独担任一个重要角色。因此，国际政局的动荡一般不会对它们产生太大的冲击，由此也就有可能“避免”政治活动对国际体育组织领导人乃至国际体育运动的影响。如果目前国际体育组织领导机构的组成的确是萨马兰奇有意安排的话，那么这种安排还是巧妙而有远见的。 回顾一下奥林匹克运动史，奥运会时时遭到不同程度的抵制或干扰。其中有国际政治形势演变的影响，也有因国际奥委会一些委员把自己国家政府的政治态度塞进了奥林匹克运动，给奥林匹克运动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损失的成分。 往事如烟，但政治给奥林匹克运动投下的阴影却无法抹去。 1920年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举行了第7届奥运会。由于两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同盟国各战败国被禁止参加该届奥运会。尽管顾拜旦极力主张允许同盟国参加，但他的意见最终被国际奥委会否决。 十月革命刚刚胜利不久的苏联未被邀请参加本届奥运会。 1936年第11届奥运会在德国柏林举行。由于希特勒疯狂扩军备战，妄图称霸世界的罪恶行径激起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强烈反对，西、英、法、美、捷克、比利时、荷兰、瑞典等国代表同年6月在巴黎召开了“保卫奥林匹克思想代表大会”，号召世界各国人民“抵制希特勒的奥运会，争取在巴塞罗那举办人民的奥运会。” 一个月后，西班牙爆发了国内战争，抵制希特勒奥运会的计划破产。 国际奥委会1954年在纪念奥林匹克运动开展60周年的活动中公开承认，当时在纳粹主义非常猖獗的德国举办奥运会是不适宜的。 194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3年，作为同盟国对协约国的报复，战败国德国和日本被禁止参加奥运会。 1956年，受美国的影响，当时的国际奥委会对中国采取敌视态度，中国奥委会宣布同国际奥委会断交，并不参加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的第16届奥运会。 西班牙奥委会宣布，为抗议苏联出兵匈牙利，西班牙不参加本届奥运会。 印尼1962年举办第4届亚运会时，曾拒绝台湾和以色列参加。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勃然大怒，决定对印尼实行报复，宣布不定期禁止印尼参加奥运会。 布伦戴奇的无理决定遭到13个阿拉伯国家的抗议。1964年第18届东京奥运会前夕，国际奥委会被迫宣布取消对印尼的制裁。但国际奥委会仍然禁止1963年参加过印尼新兴力量运动会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为此，印尼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布抵制东京奥运会。 1968年第19届墨西哥奥运会男子200米短跑发奖仪式上，分获第1名和第3名的美国黑人选手史密斯和卡洛斯悄悄脱下了运动鞋。高奏美国国歌时，他们低着头，脚蹬黑色袜子，突然举起了戴着黑色手套的拳头。顿时全场轰动，主席台上的国际奥委会主席、美国人布伦戴奇更是横眉竖目，温色难掩。两天后，史密斯和卡洛斯被遣送回国。 布伦戴奇当然清楚，这是美国黑人对美国以及国际奥委会个别人对黑人种族歧视的公开抗议。 1962年2月，布伦戴奇领导的国际奥委会决定重新接纳南非进入国际奥运大家庭。这一决定立即受到了非洲、中美洲、东欧一些国家以及苏联的强烈反对。它们声明，如果国际奥委会不改变这一错误决定，他们将抵制奥运会。 同时，美国黑人大学生也向美国奥委会提出了几项要求。其中包括必须禁止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参加奥运会，在美国奥运会代表队中增加一名黑人教练，恢复因拒绝到越南打仗的阿里的拳王称号等。黑人学生的行动立即扩展到整个美国社会，形成了一次全国范围的学潮，而且他们的斗争要求已经不仅局限于奥运会了。在这期间，卡洛斯还曾作为代表前往纽约会见了黑人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马丁·路德·金表示对学潮全力支持，但不久，他即在纽约一家旅馆遭到暗杀。 美国政府的这一行动并没有吓倒黑人学生，反而激起了他们更大的愤怒。他们决心在更大的范围内抗议种族歧视政策。 在黑人学生运动已经不可能被遏制的情况下，美国奥委会接受了黑人学生的请求，国际奥委会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撤消原来恢复南非参加奥运会资格的决定。 但是美国黑人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因此而改变，马丁·路德·金的冤仇未报。于是史密斯和卡洛斯在奥运会领奖台上举起了愤怒的拳头。 此外，非洲国家在奥林匹克运动中争取民族平等的斗争也从未停止过。 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前，国际奥委会邀请了实行种族歧视的罗得西亚。20多个非洲国家宣布将抵制第20届奥运会。国际奥委会被迫撤回了对罗得西亚的邀请。 但是，国际奥委会仍然坚持允许以色列选手参加奥运会。许多阿拉伯国家宣布采取抵制行动，国际奥委会听之任之，结果在奥运会期间发生了“黑九月”流血事件。 在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上，非洲20多个国家因新西兰曾派橄榄球队去南非比赛而抗议新西兰参加奥运会，先后退出了比赛，使本届奥运会的规模比慕尼黑奥运会的规模大大缩小。 1980年，在美国总统卡特的建议下，62个国家抵制莫斯科奥运会，抗议苏联出兵侵略阿富汗。 1984年，苏联又带领东欧一些国家抵制洛杉矶奥运会。 往事不堪回首。这些人为造成的外界因素，对于运动员个人来说，也许就毁了他的体育生命；对于一个国家的体育事业来说，也许会贻误她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萨马兰奇在改革国际奥委会组织机构时，没有忘记给占世界人口一半的妇女留下发言权。 古代奥林匹克竞技会不仅没有女选手参赛，而且由于竞技者皆赤身裸体，妇女是绝对禁止人场观看的，敢于违犯这一戒律的妇女将会因此而丢掉性命。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自第二届开始便有了女选手参加，但是国际奥委会却一直是男子一统天下的局面。然而这个局面在萨马兰奇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以后也被打破了。 萨马兰奇对妇女一直是很尊重的。他认为，奥林匹克精神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公平竞争。国际奥委会，不应当有种族的隔阂，不应当受政治观点的影响，更不应该有性别的歧视。无论男人女人，都应该按照自己的能力，在领导层占有相应的地位，任何不尊重妇女的表现都应该得以纠正。 “如果说国际奥委会做了一件我为之骄傲的事情，那就是我们在国际奥委会里增添了女委员。然而这还不够。妇女的重要地位不能只表现在体育方面，而且应当表现在各个领域。我们将更加坚定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萨马兰奇在国际奥委会一次执委会议上情真意切地说。 萨马兰奇把国际奥委会的大门向妇女敞开。1980年到1990年，共有7位妇女成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她们是：委内瑞拉人弗洛尔·伊萨瓦·英塞卡，美国人阿妮塔·德弗兰茨，玛丽·艾莉森·格伦—黑格，芬兰人皮尔乔·海格曼，加拿大人卡罗尔一安妮·莱瑟伦，英国安娜公主和列支敦士登人诺拉。 萨马兰奇还积极倡议创立运动家委员会，通过它来听取各国运动员对国际奥委会的要求和愿望。在过去，对奥运会的任何规定和条例都完全由国际奥委会讨论决定，很少征求运动员的意见，运动家委员会的诞生，加强了国际奥委会同各国运动员之间的联系。在他的主张下，还对奥林匹克比赛项目做了一些调整，把两项非常重要的运动项目——乒乓球和网球——列入了汉城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同时人们在此届奥运会上还首次看到艺术体操、花样游泳和超重量级别拳击的表演项目。 对于大众体育运动，萨马兰奇更是积极支持，因为他自己每天都要参加体育锻炼，年事虽高却从未懈怠。在他的组织下，1983年，国际奥委会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组，由在群众体育方面具有悠久传统的捷克斯洛伐克的体育部长基姆尔担任组长。该工作组研究制定了国际奥委会大众体育委员会的组织机构、工作计划和职能范围。 1985年，国际奥委会大众体育委员会正式成立。该委员会的宗旨，就是顾拜旦所追求的奥林匹克的最终目标：“扩大活动范围，探索新的发展前景和新的平衡，更全面地满足整体和每一个人的合理愿望”。 1986年，国际奥委会大众体育委员会对一系列群众性体育竞赛活动作出了积极响应。这些活动包括：中国农民篮球联赛（1000支球队参加）、丹麦群众性长跑比赛（10000人参加）、荷兰青年奥林匹克节（16000人参加）、匈牙利五项比赛（82万人参加）、联邦德国中小学生体育比赛（1万人参加）等等。通过这个委员会，国际奥委会向各国奥委会提供了有关资料。 1986年，国际奥委会大众体育委员会组织召开了第一届“大众体育”国际代表大会，大会提出了“每个人都有参加体育运动的权利”的口号。198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召开了第二届“大众体育”国际代表大会。萨马兰奇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发言。他在讲话中指出：“大众体育”运动在国际上的地位已得到巩固，国际奥委会绝不会对这一运动袖手旁观”。 正是因为有了萨马兰奇这样锐意改革的舵手，国际奥委会才得以由弱到强，成为世界体育事业的旗舰；奥林匹克运动才得以迅速走出70年代衰败的阴影，步入健康发展的光明大道。但萨马兰奇没有满足现有的成绩，他还要沿着自己选择的改革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第10章 洛杉矶奥运会风波 ·民办奥运会 ·苏联：我们不参加 ·游说里根 ·两个历史第一 《奥林匹克宪章》第5章规定：“只有一个经本国国家奥委会批准具有申办资格的城市才能够申请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城市的政府和国家奥委会必须保证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组织使国际奥委会满意并符合其要求的条件。” “申办城市应提出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认为满意的财务保证，这种保证可以由城市本身，地方的、地区的或全国的公共集体，国家或其它第三方提供。在确定该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城市的国际奥委会全会召开前至少6个月，国际奥委会应了解上述保证的性质、形式和确切内容。” 根据《奥林匹克宪章》该章的规定，奥运会应该由一个城市主办，而不是由一个国家或个人承办。但是涉及到具体情况时，形式就不一样了。有的实际上是由国家一手包揽，象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即是如此。大部分奥运会则是由国家和主办城市共同举办。当然也有的城市是独立承办的。 洛杉矶奥运会最初决定由城市承办，后来转为个人承办，并且开创了奥运会承办商业化的先例。 这个过程的出现在当时的形势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洛杉矶奥运会犹如一个在战乱中出生的婴儿，他没有得到应有的抚养和照顾，靠着自身顽强的生命力存活下来，而且生活逼迫他寻找到了新的生存方式。 70年代中期洛杉矶申办奥运会时，正好赶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几个低潮阶段之一。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的意外事件和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的组织失利在人们心头留下了难以拂去的阴影，令后来者望而却步，甚至闻风丧胆。 1972年的9月在奥运史上被称为“黑九月”。这年的8月26日，第20届奥运会在慕尼黑召开，比赛顺利进行。不料9月5日凌晨，一批“黑九月”组织的巴勒斯坦人突袭了奥运村香港代表团和以色列代表团驻地，打死以色列一名运动员和一名教练员，并劫持了9名以色列运动员作为人质。要求释放被以色列当局关押的256名巴勒斯坦人。在包括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内的高级政府官员同“黑九月”分子谈判无效的情况下，西德当局决定将计就计，为“黑九月”分子提供一架直升飞机和一架飞往开罗的飞机，然后趁“黑九月”分子与人质从直升飞机走向大客机的时候由西德特别警察部队将“黑九月”分子射杀。 结果由于西德警方对“黑九月”分子人数估计不足，而且未能将“黑九月”分子一举击毙，于是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枪战，9名以色列人质全部遇难，8名“黑九月”分子4死4伤，1名德国警察和1名直升飞机驾驶员丧命。在这次流血事件中，共有17人死亡。奥运会被迫停赛一天。 4年后的蒙特利尔奥运会由于策划失误，摊子过大，欠下了巨额债款。在申办1976年的第二十一届奥运会时，蒙特利尔市长吉恩·德拉保申明说，“奥运会主办者不应该象是一个花费天文数额金钱的企业。我们保证在加拿大、在蒙特利尔，本着奥林匹克精神将奥运会办得朴素而又庄严。”德拉保市长最初估算蒙特利尔奥运会只需要1．2亿美元，这样就不会让加拿大纳税人负担一分钱。可他大错特错了，比赛结束后经过专家核算，本届奥运会总花费达到12．7亿美元，是原估计预算的10倍多。严重超支给蒙特利尔纳税人带来了近十年的恶梦，直到1985年蒙特利尔市才偿清这笔高额债务。 最重要的是，这些不幸事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已经大大超过了事件本身所造成的破坏，使后人把奥运会看成了一件如临大敌的事情。 时事艰难方显出英雄本色，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挺身而出。它是第23届奥运会的唯一申办者。国际奥委会在感叹奥运会时运不佳的同时，又对山姆大叔的魄力和胆识深表钦佩。否则，无人申办奥运会的窘况会令国际奥委会尴尬无比。 1978年10月，洛杉矶正式获得了第23届奥运会主办权。 不料，当国际奥委会委员们微笑的嘴还未合拢时，一个不幸的消息就传来了，洛杉矶市民坚决反对市政府拨款筹办奥运会。在当时人们的印象里，奥运会已经成了桩赔本赚吆喝的买卖。蒙特利尔奥运会使该市市民当了多年债民，洛杉矶市民可不愿背负这样的负担。 如果奥运会亏损，包袱就要转嫁到市民身上。那样，税收将增加，失业率可能上升，犯罪率也会相应提高。主办奥运会的一系列恶果让洛杉矶人感到不寒而栗。 1978年11月，洛杉矶获得主办权后仅一个月，市议会就通过了一项不准动用公共基金筹办奥运会的市宪章修正案。洛杉矶只好把求援之手伸向美国政府。也许是对奥运会不屑一顾，也许是已经意识到在美国举行奥运会将会遭到苏联报复性的抵制，美国政府对洛杉矶奥运组委会冷若冰霜，明确表示不能提供一分钱。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洛杉矶市已经走投无路，只好向国际奥委会申请，要求允许以民间方式由私人主办奥运会。 这个请求太意外了。国际奥委会还从来没有想过由私人主办奥运会。万一这个人感到力不从心，半途而废怎么办？万一他筹办过程中提出经费不足怎么办？偌大的奥运会交由私人主办，国际奥委会的面子置于何处？更何况《奥林匹克宪章》已明确规定只能由城市主办奥运会。 如果这个时候国际奥委会还有一条路可走，如果还有一个城市申办，国际奥委会就有了回旋的余地。然而，回旋的余地一点儿都没有。《奥林匹克宪章》的这条规定第一次失效了。 于是，一位来自南加利福利亚洲的旅游业巨子彼得·尤伯罗斯接过了这个摊子，并出任奥运会组委会主席。 第23届奥运会有了主办者，但抵制问题又在预料之中地呈现出来。 在国际奥委会讨论第23届奥运会主办城市时。国际奥委会的苏联籍委员就表现出不快。尽管《奥林匹克宪章》规定国际奥委会成员不是该国在国际奥委会的代表，而是国际奥委会在该国的代表，但是本国的政治意识不可能不影响到国际奥委会成员的思想意识。 苏联藉国际奥委会委员对于选择洛杉矶作为奥运会主办城市从最初只是表示不满，继而转到公开反对。国际奥委会决定由洛杉矶主办奥运会时，苏联藉委员公开表示要抵制洛杉矶奥运会。 苏联抵制洛杉矶奥运会的行动又让维克多·路易斯再度露脸。 维克多·路易斯是苏联塔斯社的一名老牌记者，许多重大消息都出自他手。他持外交护照周游列国，而且来去极为方便。他会见过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因此被人们视为苏联政府的特使。但同时，人们对于他的特殊地位提出置疑，认为他是克格勃的一名重要成员。 苏联籍委员公开宣称要抵制洛杉矶奥运会时，维克多·路易斯发表文章说，苏联运动员在洛杉矶奥运会的人身安全不能得到保证，已经有一伙恐怖分子准备在奥运会期间袭击苏联运动员。另外还有一些人准备在奥运会期间策反苏联运动员。 维克多·路易斯并不讳言一些苏联高级领导人主张对洛杉矶奥运会实行抵制，以回报美国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一箭之仇。而且苏联奥委会领导人也同意苏联国家领导人要抵制洛杉矶奥运会的意见。 出于策略考虑，维克多·路易斯宣称苏联领导人一直主张选择某个特定地点，如雅典或奥林匹亚，作为奥运会的永久会址。 不久，以康斯坦丁·契尔年柯为首的苏共中央做出了抵制洛杉矶奥运会的决定。 在苏联政府正式宣布这个决定的前几天，萨马兰奇通过国际奥委会在苏联奥委会安插的内线获悉了这一消息。 尽管萨马兰奇对这一情况的出现已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当他面对这一现实时，仍然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阵彷徨。1980年以美国为首的数十个国家抵制莫斯科奥运会时，他还是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当时他主要考虑的是自己能否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的问题，不必为奥运会本身而过分操心。现在，他已经是国际奥委会主席了，如果他就任后的第一届奥运会仍然摆脱不了遭抵制的厄运，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在维迪堡的办公室里，萨马兰奇经过仔细的斟酌，决定尽早开展工作，最好赶在苏联政府宣布不参加洛杉矶奥运会之前说服有关各方，以免苏联碍于面子死不改口。 先从哪一步开始呢？直接同苏联领导人谈，显然不会有任何结果。苏联人不会仅仅因为碍于他的面子而改变自己的决定。再说会谈总不能空手去，总得给苏联人带点儿什么。可带什么呢？对，最好是美国人的什么诺言或者一些让步，也只能如此了。 刻不容缓，萨马兰奇让秘书立即订第二天去华盛顿的头等舱机票。好在航空公司售票处的小姐对萨马兰奇的这种临时决定的举动已经习以为常，马上准备好了机票。 抵达华盛顿后，萨马兰奇立即求见里根。白宫办公室同意予以安排。不久，白宫办公室通知萨马兰奇，他同里根的会见定在5月8日，星期二。 在等待的时间里，萨马兰奇仔细考虑了将同里根讨论的内容，其中包括对苏联提出的要求做些让步，特别是对苏联奥委会主席叶尔米奇金给予签证。美国中央情报局曾指责叶尔米奇金是克格勃的高级官员，因此美国方面拒绝给他办理入境签证。还有其它一些具体问题。萨马兰奇相信，只要苏联的这些要求美国方面能够满足，苏联就没有理由拒绝参加奥运会了。 5月8日，星期二。萨马兰奇如约来到白宫，但却碰了钉子。白宫办公室的一位秘书小姐通知萨马兰奇，里根总统当天不能会见他，理由是“天气不好”。 萨马兰奇莫名其妙地回到了饭店。 进入房间以后，萨马兰奇随手打开电视，打开一瓶矿泉水慢慢喝着。蓦地，电视中的一条新闻使他把本想放到茶几上的水杯停在了空中。 “苏联领导人今天宣布，由于美国政府不能保证苏联运动员的人身安全，苏联将不派运动员参加1984年在洛杉矶举行的奥运会。” 萨马兰奇怔住了，苏联人为什么这样匆忙地宣布要抵制洛杉矶奥运会呢？下面的另外一条消息似乎无意中解开了萨马兰奇心中的谜团。 这一天是5月8日。1945年的今天，苏联与同盟国其它国家一起打败了纳粹德国，德国无条件投降。这是苏联值得骄傲的日子，是苏联向全世界显示其力量的日子。它选择在今天宣布这个决定，无疑是在向美国发出挑战。 显然，问题的严重性已经超出了萨马兰奇想象的程度。他现在才明白，为什么里根不愿意会见他。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即使里根会见了他，也不会同意对苏联人提出的要求做出让步。作为美国总统，他不会做出任何可能被理解为屈服于苏联压力的姿态。同时，他也知道，美国的总统虽然在世界上可说是威震四方，但对于国内的许多行政事务，还不是他说了就能算数的。 但是萨马兰奇并没有就此却步，他还要继续努力。他立即拨通了尤伯罗斯的电话。尤伯罗斯在空中他的私人直升飞机上同萨马兰奇交谈。他告诉萨马兰奇，当天他是无论如何抽不出哪怕是1分钟时间来同萨马兰奇讨论问题，最好次日上午他到旅馆来同萨马兰奇面谈。 翌日，尤伯罗斯如约来到饭店，同萨马兰奇交换了意见。尤伯罗斯同意萨马兰奇的看法，即首先由美国政府做出些让步，再去争取苏联方面改变态度。 尤伯罗斯同萨马兰奇来到白宫，再次求见里根。他们等了将近两个小时，才得到了里根同意会见他们的答复，但时间限定在一刻钟内。 里根穿着一身深蓝色的西服，脸上带着明显的倦容，嘴角两侧的几道坚纹显得更加突出。他静静地听萨马兰奇阐述自己的想法，过了一会儿，忍不住打断了他的话：“我认真聆听了您的意见，萨马兰奇先生。但是这些愿望的实现不能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上。即使我们做出了让步，苏联领导人还会找出其它新的借口。我能对您说的就是，如果苏联运动员能够参加洛杉矶奥运会，我们将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而且我们将在比赛中完全遵守《奥林匹克宪章》的各项规定，除此之外，恕我爱莫能助。” 里根说着站起身来，伸出右臂同萨马兰奇握了握手，又同尤伯罗斯握手，然后转身离去。 里根的疑虑不无道理。萨马兰奇对此也不怀疑。苏联人常常出尔反尔，使萨马兰奇也陷入尴尬境地。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召开之前，当时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曾宣布苏联以后绝不会像美国一样对奥运会采取抵制态度，因为奥运会就像和平一样，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事业。而且，在洛杉矶取得奥运会主办权之后，1982年，萨马兰奇曾秘密前往苏联，劝说勃列日涅夫的继承人安德罗波夫不计前嫌。安德罗波夫被说服了，同意派运动员参加洛杉矶奥运会。谁知安德罗波夫突然去世后，继任者契尔年柯对4年前的耻辱仍然耿耿于怀，节外生枝地通过维克多·路易斯之笔说什么美国政府在加利福尼亚州豢养了一批苏联和其它一些国家的流亡分子，企图在奥运会期间策动苏联运动员叛逃，并准备组织反对苏联运动队参加洛杉矶奥运会的游行。 其实苏联宣布不参加洛杉矶奥运会不仅仅是对卡特政府带头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报复，也是对所有与苏联为敌的国家的一次警告。就在苏联5月8日宣布抵制洛杉矶奥运会前不久，里根刚刚访问过中国，罗马教皇也曾访问韩国。两位世界巨头都在访问中发表了猛烈抨击苏联的讲话。 尽管苏联领导人的这一决定有如此复杂的政治背景，萨马兰奇仍然不准备放弃最后的努力。同里根的会谈毫无成果，萨马兰奇又飞赴苏联。 在莫斯科，萨马兰奇同契尔年柯进行了长谈。也许他以为有时候个人的感情可以起到更大的说服作用，萨马兰奇提到筹办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时，自己作为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对苏联的友好态度。而且，在自己担任西班牙首任驻苏大使3年多的时间里，已经同苏联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希望苏联能够从整个奥林匹克运动的利益出发，停止这种无休止的互相抵制的行为。 然而契尔年柯并未为之所动，他认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利益应当考虑，但是作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他考虑更多的，应当是苏联的利益。苏联感谢萨马兰奇为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所做出的努力，但是那次奥运会最终还是受到了抵制。苏联绝不会在任何反对苏联的逆流面前做出任何让步。 萨马兰奇无可奈何地回到洛桑。此路不通，另辟它径。苏联肯定不会参加这届奥运会了，现在的问题是争取尽可能多的国家参加奥运会，减少抵制国家的数量。 国际奥委会开始积极活动、游说。为了能够使非洲42个国家全部参加奥运会，增加参赛国的数量，国际奥委会决定出资，承担每个非洲国家6名运动员的全部费用，并且给每个国家6000美元的置装费。 奥运会参赛国的数字可能不少，但是就如同美国不参加莫斯科奥运会，莫斯科奥运会的竞赛水平大大降低一样，没有苏联、东德等国家的参加，洛杉矶奥运会的水平自然会大大降低。 例如谢尔盖·布勃卡，这位号称“撑杆跳沙皇”的苏联运动员，他已经连续30次刷新了大部分由他自己保持的室内、室外纪录。他违心把世界纪录1厘米1厘米地提高，除了能大把地赚钱外，还吸引了世界各国的瞩目。试想，没有这样一位运动员的参加，奥运会的撑杆跳比赛将会怎样地黯然失色。 没有苏联队的参加，篮球比赛也不会那么精彩了。美国队现在有了自己的巨人中锋帕特里克·尤因，他身高2米23，正准备在赛场上与苏联队的巨人阿尔维达·萨博尼斯一决雌雄。也许这种场面人们不会看到了。 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参加奥运会所造成的空缺是任何人也无法弥补的。他们的运动员在田径和游泳方面的优秀成绩大大超过了苏联。特别是女子运动员，如果她们不参加奥运会，将会大大提高美国运动员的获奖数目，但这个数目无疑是掺了水分的。如此取得了奖牌，美国运动员的心情可想而知：又喜又愧。 不仅如此，社会主义国家抵制洛杉矶奥运会的行动也将使这届奥运会的经济收益大大受损。例如，苏联宣布不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后，美国广播公司立刻把电视转播费又压低了6千万美元。仅这一项，就使尤伯罗斯损失了至少4千万美元。 本来往返于洛杉矶的机票以及所有旅馆都已预定一空，但是由于苏联领导人的新决定，尤伯罗斯只好取消了原为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预定的18500个房间的大部分客房。此外，观光旅游、餐饮等各方面也将损失几亿美元。 门票的收入同样锐减。没有苏联运动员参加的比赛很难调动观众的热情。于是尤伯罗斯别出心裁印制了一种贵宾票，每张贵宾票2万5千美元，可供两个人观看奥运会的所有比赛。尤伯罗斯还特意从8百万张门票中留出了2百万张，专供外国观众使用，自然这部分票的票价要比其余6百万张门票的价格高一些。 虽然苏联等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宣布不参加洛杉矶奥运会，但是奥运会的某些开支并没有因此减少。例如，洛杉矶奥运会仍然要雇用50000名服务人员、16000万名保安人员、5500名艺术家、4000名司机等。此外还要雇用2400辆轿车供运动员、体育官员和记者使用。 事后尤伯罗斯也后悔，如果早知道苏联等国家不参加洛杉矶奥运会，他也会像莫斯科奥运会那样，把开幕式的规模搞得小一些，这就可以节约一大笔开支。 但是，尤伯罗斯就是尤伯罗斯。如果没有金刚钻，他当初就不会揽这个瓷器活。如果没有很大的把握，他也不会接这个摊子。 虽然有的开支不能减少，但有不少项目都可以采取变通办法，这就会节省一大笔开支。首先，洛杉矶1932年曾举行过奥运会。现代奥运史中，有4个城市举办过两次奥运会，即巴黎、伦敦、柏林和洛杉矶。虽然如今奥运会的规模与当初已不可同日而语，但以前奥运会的一些设施仍然可以使用，例如奥运村。 奥运村也可以说是洛杉矶的一个创举。当第10届奥运会在洛杉矶举行时，组委会为了便于管理，专门为男运动员建立了奥林匹克村。但参加本届奥运会的女选手们仍然分散住在市内各家饭店里。 此后，国际奥委会做出了规定，要求奥运会组委会为男女运动员各修建一个奥运村。并且把这条要求写进了《奥林匹克宪章》。 昔日的创意今天又有了新的用途。尤伯罗斯没有新建奥运村，不足部分用大学校舍解决，这就为他节省了一大批开支，而且大大减少了工作量。尽管如此，他仍然忙得不可开交。他几乎每天都乘他的私人直升飞机从这个区飞到那个区，从这个城市飞到另一个城市，而且到了一个地方后，说上几句话，交待一些事情，不过两、三分钟又匆匆离去。 任何东西到了商人手里，都会变成商品。尤伯罗斯把商业机制也引进了奥运会。如果说，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创举是建立奥运村的话，那么，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创举就是奥运会的公开商业化。 尽管奥运会的商业化并不是从洛杉矶奥运会开始的，但此次商业化的公开化却使奥运会的商业化又公开合法化。从此，人们不再避讳“商业化”这个词，而且从洛杉矶奥运会的实践中总结出不少经验，再加以发扬光大，使奥运会盈利猛增，客观上起到了推动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作用。 奥运会公开商业化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尤伯罗斯发现参加奥运火炬接力跑是很多人梦寐以求、引以为荣的事情，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公开出卖参加火炬接力跑权利的办法，即凡是参加美国境内奥运火炬接力跑的人，每跑一英里，须交纳3千美元。此语一出，世界哗然。尽管尤伯罗斯的这个做法引起了非议，他仍然我行我素，反正最后大笔的款项是收上来了。 除了电视转播权、出卖纪念品之外，拉赞助、做广告当然是奥运会的重要收入来源。尤伯罗斯不仅颇善此道，而且还有所创新。在这届奥运会上，他首推每一行业只要一家企业赞助的绝妙办法。 身为商人，尤伯罗斯深刻地体会到，企业家最重视的是自己企业产品的知名度。没有知名度，产品很难作为商品推销出去，产品的知名度与产品所赚回的利润是成正比的。为了使自己产品的名气超过竞争对手，各个厂家往往肯花大价钱，企图挤垮对手。尤伯罗斯决定利用商家的这种心理，提高赞助收入。这种每个行业只收一家赞助的做法结果倒比来者不拒、多多益善的做法收入更多。 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历来是生死对头，60年代以来，每一届奥运会都是两家交手的战场。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上，百事可乐占了上风，虽然赌注大了点，但毕竟打响了牌子，提高了销售量。可口可乐尽管自恃老大，也仍然显得相形见绌。这次洛杉矶奥运会上，可口可乐决心挽回自己的面子。 尤伯罗斯向两家大公司抛出了400万美元的底价。百事可乐思想准备不足，还在犹豫之际，可口可乐已经胸有成竹，一下子把赞助费提高到1300万，高出尤伯罗斯提出的底价两倍多。可口可乐公司的一位董事咄咄逼人地说，我们一下子多出900万，就是不给百事可乐还手的余地，一举将它击退。果然百事可乐没有还手，可口可乐成了饮料行业的独家赞助商。 尤伯罗斯笑纳1300万美元后，又把目光对准了感光胶片的两位大亨，柯达公司和富士公司，底价同样是400万美元。然而这次可不那么顺利，柯达公司自信实力雄厚，且奥运会又在自己的地盘上举行，因而显得不温不慌，不肯与尤伯罗斯签定最后合同。此时一向嗅觉灵敏的日本人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决心以此为契机，一举打入美国市场。富士公司同尤伯罗斯讨价还价，最后以7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洛杉矶奥运会的胶卷独家赞助权。待到柯达公司醒来时，富士胶卷已经充斥了美国市场，为此柯达公司广告部经理也被撤了职。 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灵活应用商业手段，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并对以后主办奥运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此，国际奥委会在努力保持奥林匹克运动光荣传统的同时，又对主办奥运会的手段和方式采取了灵活态度，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商业化经营方式的合理性。 从经济上讲，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是一次很成功的奥运会。由于尤伯罗斯精打细算，经营有方，这次奥运会至少赢利2亿5千万美元。同莫斯科奥运会相比，特别是同蒙特利尔奥运会相比，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 钱虽然赚到不少，但是大部分都流进了尤伯罗斯的腰包，国际奥委会和各国家奥委会只分到了一点残羹。 筹办奥运会之初，尤伯罗斯就向国际奥委会提出，不要国际奥委会出资，但是作为交换条件，国际奥委会必须同意做出相应的让步，即把国际奥委会按照惯例从电视转播费提取的1／3的比例再度降低。国际奥委会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也只能如此了，而且也未意料到赢利会如此之多。当初有约，现在就不好反悔了。 洛杉矶奥运会举办得十分成功，萨马兰奇对此很满意。尽管其中经历了种种曲折，毕竟还是把矛盾减少到了最小程度。这是他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后第一次举办的奥运会。欣喜之余，萨马兰奇还是小有遗憾，就是这次奥运会卖得“贵了点儿”。 实际上尤伯罗斯从一开始就把奥运会当成了一次赚钱的大好机会。他早就声明，这次奥运会买得“便宜不了”。 第23届奥运会1984年7月28日至8月12日在美国西海岸的“天使之城”洛杉矶举行。尽管遭到了苏联和东欧阵营另外12个国家的抵制，还是有141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参加了这次盛会。参赛的运动员总数达到了7078名（男选手5458人，女选手1620人）。这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史上第二次有7000名以上运动员参加的奥运会，第一次是1972年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第二十届奥运会。 由于苏联和东德等体育大国的缺阵，美国代表队轻松地获得了177枚奖牌（其中金牌83块），大大超过在奖牌榜上名列第二的罗马尼亚代表队（共获奖牌53枚，其中金牌20枚）。自1952年以来首次参加奥运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代表团夺得了15金牌、8枚银牌和9枚铜牌，荣登得分榜的第5名。 美国选手卡尔·刘易斯一举夺取了男子100米、200米、跳远和4×100米接力4枚金牌，当仁不让地成为本届奥运会的第一名人，中国的李宁因在体操项目中获6枚奖牌（3块金牌）而风靡“天使之城”。 比赛过程中，美国观众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场比赛他们都群情激昂、声嘶力竭，“美国！美国！”的狂呼声自始至终充满了各个比赛场馆，令欧洲人感到厌烦不已。当时国际奥委会总干事贝弗利欧夫人说：“他们都象是孩子，我们法国管这叫‘爱国狂’。”美国广播公司（ABC）也推波助澜，在节目中大量报道本国选手和狂热的观众。最后，萨马兰奇不得不给电视台写了一封信，训斥其播出太多观众挥舞美国国旗的镜头。尽管如此，萨马兰奇在闭幕式上还是给予了洛杉矶奥运会高度的评价，称其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体育盛会”。 洛杉矶奥运会开创了两个历史第一。 首先，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民办的奥运会，改变了以往只能由城市主办或者由国家和城市共同主办的模式。这是一次成功的尝试，为以后奥运会的举办国提供了一定的经验。 事实上，参加竞办第二十五届奥运会和准备参加第二十六届奥运会的国家都在考虑将奥运会完全改为民办的可能性。也许有一天，《奥林匹克宪章》的有关条文要因此而修改。 第二，在集资的具体形式和做法方面洛杉矶奥运会也做出了新的尝试，并且效果颇佳。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奥运会某种程度上的商业化已经不可避免。今后，体育只有与商业进行有机的结合，才能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当然，在这当中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偏差，例如为参加奥运火炬接力跑而需交纳一定数量金钱的做法就值得商榷。况且把奥运会的标志或者比赛作为一种纯粹的商品加以拍卖，是否有悖奥林匹克运动的初衷，也各有不同的见解。 不管怎样，洛杉矶奥运会还是很成功的。它留下了很多经验，也留下了一些教训。当萨马兰奇看着奥运会旗被移交到汉城代表手中的时候，他长吁了一口气。作为国际奥委会主席，他的第一次重大使命终于圆满完成了。洛杉矶奥运会也作为现代奥运会由衰趋胜的转折点而被载入史册。 第11章 汉城奥运会：崛起 ·韩国人的努力 ·朝鲜、韩国共同举办的梦想 ·为了和平与进步 ·《手拉手》 第24届汉城奥运会堪称为一次极其成功的体坛盛典，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由此又一次得到了全面恢复。对于汉城来说，这届奥运会的意义更为远大，它为韩国向全世界展示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不断提高的国际政治地位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汉城奥运会自争办开始，似乎主要矛盾就不在国际，而在于朝鲜南北两方民族之间。 由于奥林匹克运动尚未完全恢复元气，第24届奥运会的申办城市只有日本的名古屋和韩国的汉城。从条件上讲，名古屋的条件无疑要比汉城优越，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社会政局都是如此。 因此，国际奥委会委员都看好名古屋。 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个被国际奥委会看好的城市争办还未开始，自己的后院就起了火。 名古屋申办奥运会的消息刚一传开，当地的许多市民就群起而攻之。同洛杉矶市民的心理一样，他们唯恐一旦奥运会亏损，整个城市将会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和战后崛起的经济大国，许多人并不考虑参与各项国际事务有什么必要，经济才是显示一个国家实力的最有效手段。 从另一方面讲，名古屋是日本一个古老而纯朴的城市。如果举行奥运会，势必得大兴土木，建设各种体育、交通、旅游设施。这样，名古屋的古朴风貌就难以留存，现代化的建设就将把名古屋变成一个喧闹的现代城市，然而过惯了宁静生活的名古屋市民不希望看到这种局面。 于是，许多市民上书政府抗议名古屋参加申办，更有一干群情激奋的市民自发组织起来，沿街示威游行，把昔日井然有序的城市闹得沸沸扬扬，难以安宁。 当然汉城方面内部意见也并不完全一致，就连韩国奥委会也对是否有必要和有能力申办奥运会而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举办奥运会可以显示并进一步推动韩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同时也可以大大促进韩国体育运动的发展。另一派主要是对汉城是否有举办奥运会的条件和能力持怀疑态度。最后，双方决定将他们各自的意见提交朴正熙总统决断。 朴正熙对申办奥运会持支持态度，并指出应将申办奥运会的目的明确为：显示韩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力、提高韩国体育的国际地位、创造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不结盟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条件和通过国际体育活动提高国民的整体意识。 不料一个月后，补正熙在一次宴会上遇刺身亡，一时对是否还要申办奥运会的问题又出现了反复。 全斗焕出任总统后，对申办奥运会持消极态度，反对派的意见一度占了上风。于是韩国奥委会对申办奥运会的得与失再次进行了论证，得出的结论是：举办奥运会有利于提高国家的国际形象，有助于申办1986年亚运会，即使申办不成功也可保持申办候补国的荣誉，申办本身就是一次锻炼和积累经验的机会。总的结论是：如果正式申办后再表现出消极态度会降低韩国在国际体育界中的信誉，难以期待国民在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做出积极响应。如果退出申办，将引起国际奥委会和其他国际组织的不信任，反而影响了韩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同朴正熙一样，作为总统，全斗焕考虑的是利用奥运会树立韩国形象的问题。他指出，没有特别理由，不应该改变前任总统的决策，而且在还没有做出努力促进这一历史性伟业实现的情况下表现出失败主义情绪就更不应该了。 总统一锤定音，韩国奥申委全力以赴，开始了行动。 奥申委了解到，尽管名古屋已经在打退堂鼓，但是南美的巴西却又有意加入申办的行列。据统计，在已经举行的20届奥运会中，有14届在欧洲举行，其余6届中有4届在北美的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也就是说，有18届在地球北方举行。地球南方只有大洋洲的墨尔本和亚洲的东京举办过奥运会。这种南北布局不均的状况国际奥委会早就想改变。而这次汉城、名古屋，包括巴西却又都在南方，而且名古屋和巴西都很有竞争力。 趁巴西还没有正式提出申请，就应该让它打消念头。韩国体育会长朴钟圭找到了国家奥委会联合会主席、墨西哥人巴斯克斯·拉尼亚。巴斯克斯·拉尼亚答应帮助韩国在国际奥委会内部拉选票，并说服巴西放弃申办奥运会的打算。巴斯克斯·拉尼亚对拉美各国，特别是南美国家的奥委会拥有绝对的权威，自然巴西也就不参加竞争了。 这样第24届奥运会的候选城市实际上只剩下汉城一家，但是汉城方面为了使几乎是万无一失的计划不失之交臂，仍然开足了马力，大搞申办宣传活动。 韩国奥申委首先向国际奥委会送了将近一卡车的宣传材料，然后又分头行动。他们派出了大量人员到各国游说，向国际奥委会委员们宣传自己的优势。同时还把国际奥委会许多有影响的委员请到韩国去，让他们亲眼目睹韩国经济发展的繁荣景象。为了使被邀请的人士能够光临汉城，他们向每位被邀请的人士免费赠送两张头等机票。如果客人不需要机票，可以兑换成美元现金赠予。 同时，汉城还争取尽可能多的国际会议和体育比赛在汉城举行。一方面，可以锻炼和检验韩国组织大型国际活动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是向国际奥委会显示自己的能力。 对于国际奥委会来说，汉城并不是理想的选择。其中最令国际奥委会担忧的就是韩国动荡的政局。执政党与在野党日益激烈的公开对立、大学生频频游行示威并与警察发生冲突、暴力事件的不断升级已经使人们把汉城同南非、以色列等动荡地区相提并论。 不过同时，国际奥委会执委、韩国人金云龙也在积极活动。金云龙在国际奥委会有一定的影响，而且颇得萨马兰奇的信任。金云龙里应外合，使国际奥委会内部意见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更何况，汉城实际上已经成为唯一的候选城市，主办权可以说已经非她莫属。 1981年9月30日，韩国在国际奥委会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巴登堡举行的会议上以绝对优势获得了第24届奥运会主办权。 也许好事就该多磨。汉城刚刚获得主办权，内部却出现了一场持续数年之久的动荡，直接威胁到奥运会的筹办。 本来韩国总统全斗焕企图通过争办奥运会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巩固他的统治地位。而反对党为了逼其下台，也把矛头对准了奥运会。转眼间，奥运会成了韩国政治党派斗争的箭靶。当时的局势非常混乱，全斗焕甚至考虑动用军队恢复秩序。 社会的大动荡使人们对汉城市举办奥运会几乎持反对态度。有些国家的运动员甚至公开表态，即使在冲突不断、暴力充斥的韩国召开了奥运会，他们也不会去参加，谁也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去冒险。 动荡自然也引起了国际体坛的巨大关注。不少体育界著名人士建议易地举办奥运会，而且联邦德国等几个国家也都声称他们有足够的条件和设施承办奥运会。只要国际奥委会做出决定，他们完全可以在一年之内做好举办奥运会的准备工作。 萨马兰奇此时十分冷静，他知道如果此时改换奥运会举办城市，将会给奥运会带来更大的混乱。他多次宣布，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在汉城举办奥运会的决定不会改变。同时，他也敦促韩国政府尽快稳定局势，以保证奥运会的顺利举办。 1987年6月，韩国总统全斗焕迫于形势的压力，宣布了实行大选的计划，动荡的局势才逐渐平息。反对党在赢得了初步胜利之后，全力投入竞选，同时也表示支持举办奥运会。 尽管出现了这一动荡时期，韩国政府却从未停止过奥运会的筹办工作。在此期间，汉城共修建了36个现代化体育场馆，扩建了飞机场，还新建了大批旅馆，改善了交通和通讯条件。同时还在减轻空气污染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其中包括自1981年起开始在汉城供应低度硫磺油，然后逐步扩展到整个韩国。 内部问题安排就绪之后，外部问题接踵而来。虽然当时朝鲜和韩国已经开始了政治对话，但是朝鲜对于在汉城举办奥运会仍然持反对态度，要号召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一起抵制汉城奥运会，而且有些社会主义国家也确实做出了积极的反应。 当时韩国同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只在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贸易办事处，但是政治对话从来都无从谈起。这些社会主义国家考虑到自己同朝鲜的关系，不愿同韩国发生接触，以免引起朝鲜的不满。同时社会主义阵营鉴于韩国同美国的亲密关系，想再次抵制汉城奥运会，借以继续向美日示威，加倍报复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对莫斯科奥运会的抵制。 古巴总统菲德尔·卡斯特罗1986年底致函萨马兰奇，就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状况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中他对在汉城举办奥运会表示出不满，希望国际奥委会能够改变这个决定，将奥运会转移到其它城市举办。 而此时的萨马兰奇认为，社会制度问题不应该成为影响奥运会的障碍。如果长此以往，奥林匹克精神不仅会逐渐丧失，而且奥运会也将会成为一个政治斗争的舞台。他决心打破坚冰，将奥运会办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全家福乐园”。 打破坚冰需要寻找一个薄弱的突破点。萨马兰奇把这个突破点选择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昂纳克身上。他知道，虽然昂纳克按照苏联的旨意抵制参加洛杉矶奥运会，但他对此行为实际上十分不满，他不主张把体育作为反对资本主义的武器。萨马兰奇估计这次昂纳克不会再随波逐流，一味抵制奥运会了，而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拥有很多优秀运动员，完全可以在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昂纳克希望以这些运动员的优异成绩向国内人民和国际社会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萨马兰奇同昂纳克进行了会晤，希望他能够派运动员参加汉城奥运会，并许诺说国际奥委会1985年度的年会将在波恩举行。昂纳克同意了萨马兰奇的意见，宣布不管克里姆林宫态度如何，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将派运动员参加汉城奥运会。 萨马兰奇转而做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的工作。齐奥塞斯库是个自负的人，在经济上，他没有像匈牙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几个国家一样，进行一定的改革，而是坚持了一条完整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方针，所以在这方面，他同金日成、卡斯特罗等人似乎有更多的共同语言。然而在政治上，他又同昂纳克有相近之处，都试图在政治上争得相对的独立性，对苏联的指挥棒并不完全听从。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罗马尼亚就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少数参加国之一。 大概是已经从昂纳克或其它途径听说了什么，齐奥塞斯库对萨马兰奇的来访丝毫不感到意外，态度不卑不亢，静静地听萨马兰奇讲述。 萨马兰奇首先对罗马尼亚参加洛杉矶奥运会表示感谢，接着他谈到了自己对汉城奥运会所寄予的希望，同时通报了昂纳克的态度。他动员罗马尼亚继续参加第24届奥运会。 萨马兰奇这番话似乎都已在齐奥塞斯库的预料之中。他平静地回答说，对于客人的话，他将进行认真的考虑，现在还不能做出一个明确的答复。他需要同其它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领导人商量一下。 萨马兰奇知道，齐奥塞斯库出于他个人的地位和习惯，不可能当场就做出同意的表示。萨马兰奇看出，齐奥塞斯库已经心动了。工作做到这步，就该适可而止了。萨马兰奇离开了布加靳斯特，对于汉城奥运会又增加了一份信心。 对拉丁美洲国家的工作似乎都是通过国家奥委会联合会主席巴斯克斯·拉尼亚做的。这次对古巴也是如此，况且巴斯克斯·拉尼亚先生同卡斯特罗本人有深厚的私交。 巴斯克斯·拉尼亚访问了哈瓦那。他知道古巴和阿根廷正在角逐泛美运动会的主办权。于是他提出，如果古巴能够参加汉城奥运会，他将帮助古巴争取主办泛美运动会。尽管如此，卡斯特罗仍然坚持只有改换奥运会主办城市或者由朝鲜南北两方共同主办奥运会，古巴才可能参加。 当社会主义阵营在是否参加汉城奥运会的问题上开始分化的时候，萨马兰奇才把目标转向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老大哥苏联。 在苏联，萨马兰奇会见了苏共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体育部长格拉莫夫等重要领导人。萨马兰奇向他们阐明，奥运会是由汉城，而不是韩国主办的，所以不应该把体育竞赛同政治问题牵扯在一起。作为一个体育大国，失去了洛杉矶的机会就很可惜了，如果总是这样下去，苏联体育大国的形象就会在人们的意识里消失，这种损失与那种无意义的政治纠葛相比显得得不偿失。 其实苏联抵制汉城奥运会的决心本来也不是很坚定，萨马兰奇的意见在某种程度上与苏联领导人的想法吻合。况且这次苏联领导人也已经看出，指挥棒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灵了。如果这次自己贸然行事，而其它卫星国又各行其是，那么苏联将会陷于一个尴尬的境地。 萨马兰奇已经察觉出了其中的奥妙。为了给苏联人一个台阶，萨马兰奇对苏联领导人提出的由朝鲜南北两方共同主办奥运会的建议表示可以接受，同时指明，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不少体育界人士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 至此，说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参加汉城奥运会的工作基本上可以说已大功告成。但是萨马兰奇并没有放松努力。他又直接飞赴越南河内，参加社会主义国家体育部长会议。这个会议每年举行一次，而萨马兰奇每次都参加。他很清楚，这是国际体坛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不掌握好它，奥运会难以顺利举行。 在会上，萨马兰奇通报了自己东欧几国之行的结果，并再度表示，可以将一部分比赛项目分到朝鲜举行，至于具体有哪些项目，还有待于国际奥委会同朝鲜南北两方商量而定。得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肯后，萨马兰奇又回到汉城。 连日的奔波不能不使萨马兰奇感到疲惫，脸上的倦容显而易见。但是他马上着手同韩国方面磋商与朝鲜方面举行会谈的问题。 萨马兰奇很清楚，像这种有极其敏感的民族问题为背景的会谈是很难成功的。但会谈又必须举行，否则社会主义国家就会找借口拒绝参加奥运会。但是必须做好两点准备，一、在会谈中始终掌握主动权；二、做好会谈破裂的善后工作。 因此，萨马兰奇首先同参加会谈的韩国代表交换了意见，提出了会谈的指导方针，即首先提出一些建议在朝鲜举行的比赛项目，由朝鲜方面回答与否，而不要等朝鲜方面提出具体项目后由韩国回答与否。如果是那样，一旦会谈失败，朝鲜方面会把责任推卸到韩国方面和国际奥委会头上。萨马兰奇认为朝鲜方面并没有就举行奥运会部分比赛项目而做任何准备工作，而是把会谈作为显示自己政治力量的一种手段。 1985年9月，萨马兰奇将朝鲜南北两方代表召集到洛桑举行了第一轮会谈。 韩国代表直截了当地提出建议，将男子手球、排球和足球两个组的预赛分配给朝鲜方面举行。这样的分配方案朝鲜方面显然根本不能接受。 果然不出萨马兰奇所料，朝鲜方面并没有就具体项目提出任何建议，只是原则性提出由朝鲜北南双方组成共同的组委会，共同主办奥运会，开幕式分别在平壤和汉城举行，电视转播收入平均分配，最后，比赛项目平均分配。 由于双方的建议相距甚远，会谈自然毫无结果。 第二轮会谈于1986年1月举行，双方仍然各持己见，会谈不欢而散。 事隔半年，第三轮三方会谈于1986年6月10日至11日在洛桑举行。在第三轮会谈中，国际奥委会建议射箭、乒乓球项目和足球、自行车部分项目在朝鲜方面举行。朝鲜方面代表要求增加比赛项目。 萨马兰奇要求朝鲜南北两方在6月30日以前对国际奥委会的调解方案作出答复。韩国方面于6月30日写信给国际奥委会，表示同意上述方案。朝鲜方面三次致函国际奥委会，要求把比赛项目增加至6个。 在前三次会谈中，萨马兰奇作为国际奥委会的代表始终在场。他充分听取朝鲜方面代表的意见，不发表任何不同看法，并且就具体问题同双方进行磋商。在萨马兰奇的斡旋下，双方在某些问题上，如奥运会开幕式上某些国家运动员座次的安排问题等取得了一致意见，但在重大问题上仍然毫无进展。 此后一年，朝鲜双方基本上没有接触。韩国和国际奥委会都很清楚，随着奥运会召开时间的临近，即使韩国同意朝鲜方面的要求，将在朝鲜方面举行的比赛项目增加至6个，北朝鲜也没有充足时间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最后只有放弃共同主办奥运会的打算。 中国奥委会从一开始就对朝鲜方面和国际奥委会关于共同主办奥运会的建议表示支持。中国奥委会主席何振梁于1985年9月19日致信萨马兰奇，表明了中国对此建议的支持态度，并希望国际奥委会能够为促使这一建议的实现做出努力。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也于同年12月28日致函朝鲜体育运动指导委员会委员长金俞顺，重申了中国的这一立场。此外，中国奥委会还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为争取第四轮三方会谈取得积极成果做了不少工作。 萨马兰奇也公开表示，他将努力促使第四轮三方会谈取得积极成果，并希望所有国家和地区都能参加1988年汉城奥运会。 1987年4月26日，萨马兰奇通知朝鲜方面，“为了检查和讨论第四次会谈的准备工作与南北自由往来问题”，国际奥委会代表团预定于5月底访问平壤，尔后取道板门店去汉城访问。 对此，朝鲜方面于5月16日致函国际奥委会，称从板门店通过是不可能的。萨马兰奇立即回电： “如果连国际奥委会代表团从板门店通过这样简单的行动都不能同意的话，我们怎么能相信大规模的南北往来是有可能的呢？” 但是朝鲜方面仍然坚持自己的原则，解释说，之所以认为国际奥委会代表团一行不能通过板门店，是因为尚不具备通过的条件。此外也没有允许外国人通过板门店的先例。但是为了南北的来往，只要条件具备，仍然可以允许自由往来。 国际奥委会代表团于5月27日至30日访问了平壤。访问结束后，又回到了洛桑。6月26日，该代表团访问汉城。 在7月14日至15日举行的第四轮会谈中，国际奥委会又在原有项目的基础上增加了女子排球，并建议将原自平壤至汉城的部分自行车比赛改为在朝鲜境内进行男子100公里的自行车比赛。 萨马兰奇说，这个建议“在奥运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对此英国《泰晤士报》评论说： “老练的萨马兰奇提出了朝鲜方面难以拒绝的方案。之所以在新方案中增加女排，是因为女排在共产党国家的体育项目中占有很大分量，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肯定会要求在平壤举行女排比赛。” 萨马兰奇同时还要求朝鲜南北双方于9月17日之前就国际奥委会此项建议做出最后答复。按照《奥林匹克宪章》规定，奥运会的邀请信应在本届奥运会开幕之日前一周年时发出。所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研究决定，如果9月17日朝鲜南北双方还不能达成协议，国际奥委会仍然如期向各国奥委会发出邀请。 8月4日，朝鲜奥委会副主席金德俊发表谈话，要求在9月17日之前尽快举行第五轮洛桑会谈。金德俊说，在第五轮会谈中，双方不仅要在比赛项目的问题上进行磋商，而且还应对与此密切相关的奥运会名称、组委会的构成以及电视转播权等重要问题的具体方案进行认真的讨论。 8月17日，韩国代表致函国际奥委会，表示同意接受国际奥委会的方案。 9月15日，朝鲜奥委会提出排除国际奥委会的干预，由朝鲜北南双方直接商谈共同主办第24届奥运会的具体问题。韩国奥委会9月24日宣布拒绝朝鲜奥委会的这一建议。 在此之前，9月17日，国际奥委会已如期向各国奥委会发出了邀请信，同时附上了萨马兰奇的一封说明信。萨马兰奇还于当日专门致函朝鲜奥委会，就此事进行了进一步说明。 国际奥委会的邀请信发出后，167个会员国里，只有7个国家未报名，他们是：朝鲜、古巴、阿尔巴尼亚、尼加拉瓜、埃塞俄比亚、马达加斯加和塞舌尔。 同前几届奥运会相比，这已经是个不小的成果了，不过巴斯克斯·拉尼亚并没有放弃动员朝鲜和古巴参加汉城奥运会的努力。 1988年5月，在离汉城奥运会召开只有4个月的时候，巴斯克斯·拉尼亚访问了朝鲜，会见了金日成，力劝朝鲜参加第24届奥运会。金日成再次强调只有朝鲜北南双方共同举办，朝鲜才有可能参加这届奥运会。 接着，巴斯克斯·拉尼亚又飞往古巴，希望古巴能够参加汉城奥运会，为朝鲜北南双方的合作做些努力。 卡斯特罗表示愿意帮助朝鲜北南双方在汉城奥运会之后建立友好关系，也愿意帮助说服其它几个国家参加汉城奥运会。卡斯特罗重申，古巴只有在朝鲜北南双方共同主办奥运会的前提下才派团参加第24届奥运会。卡斯特罗还表示，希望新上任的韩国总统卢泰愚不要过分在意在朝鲜举行比赛项目的数量多少，而且建议由朝鲜北南双方的奥委会共同主办奥运会。如果韩国政府能做到这点，古巴和朝鲜参加奥运会是有可能的。 巴斯克斯·拉尼亚及时将卡斯特罗的意见通报给韩国和国际奥委会。萨马兰奇认为这一建议是可以考虑的，并派出代表前往韩国磋商，并特别指出，这是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规劝朝鲜方面参加汉城奥运会”的情况下的“唯一的出路”，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韩国方面”。 但是韩国方面拒绝了国际奥委会的建议，朝鲜北南双方共同主办第24届奥运会和朝鲜和古巴参加汉城奥运会的计划终成泡影。 奥运会虽然可以如期举行了，但是否能够安全举行却是令韩国方面最担心的事情。1986年在汉城举办亚运会期间，汉城第一门户金浦机场发生的爆炸事件仍让人心有余悸。在此之前，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的血案也使世界各国视安全为参加奥运会最基本条件。一旦在安全方面出现问题，整个国家将威望扫地。为此，韩国方面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并制定了各种严密的保安措施。 首先，奥运会组委会同36个国家的情报部门交换情报，将世界恐怖分子的名单输人电脑随时待查，以阻止这些人在奥运会期间蒙混入境。电脑记录的世界各处危险分子共达1600名。 同时，组委会还特意请来1972年负责慕尼黑奥运会安全工作的前慕尼黑警察局长介绍慕尼黑奥运会流血事件的经过，以从中吸取教训。 这位前警察局长认为，造成慕尼黑流血事件首先是因为决策官员忽视了安全问题、缩减了警卫人员和安全设施的开支，给恐怖分子以可乘之机，而边防人员又未能有效地阻止恐怖分子入境。况且，恐怖分子事前做了周密准备：一名恐怖分子曾在建设奥运村时当过建筑师，对奥运村了如指掌，而另一人事发前一天还潜入了奥运村，详细侦察了以色列运动员居住的楼层，所以得以迅速绑架了9名以色列运动员。 对此，韩国政府分别制定了出入境管理、防恐怖活动等26个方面的对策，分别组织了随身保护队、场馆警卫队、运动员村警卫队等16支队伍，并参考其它国家为奥运会制定的特别法，颁布了《维护奥运会和平法》。 最安全的办法是防患于未然，因此情报工作极为重要。韩国积极搜集，共收到了140件有关各种破坏活动的情报。在奥运会开幕的前两个星期，有情报说，有人企图炸掉中国和苏联运动员乘坐的飞机，以制造恐慌，并嫁祸于韩国。还有情报说，20余名恐怖分子准备对参加奥运会的美国和以色列运动员进行恐怖活动。对此，韩国安全部门都做好了准备，对92架社会主义国家的飞机采取了特别保安措施，将它们停放在特别停机场，昼夜巡逻警戒，并用仪器和能识别爆炸物的警犬对飞机实行了彻底检查。此外，还对15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另外12个国内正在发生冲突的国家的参赛选手实行了特殊保护。 由于措施得当，在奥运会举办期间，除了有些大学生游行示威外，没有发生任何安全方面的问题。 第24届奥运会于1988年9月17日至10月2日举行。160个国家和地区的9421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这两个数字都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届奥运会。比赛结果，苏联获132枚奖牌（55金）、东德102枚（37金）、美国94枚（36金）、韩国33枚（12金）。这届奥运会最耀眼的明星是来自东德的克里斯汀·奥托，她一举夺得6枚女子游泳金牌，是有史以来在一届奥运会上获金牌最多的运动员。这届奥运会标志着业余体育时代的终结，尤其是职业网球选手的参赛，使得奥运会总体竞技水平大为提高。 这届奥运会最出风头的人物也许要算加拿大短跑名将本·约翰逊。还在奥运会召开之前，约翰逊就夸口说要超过美国选手刘易斯创造百米世界纪录，结果的确是超过了。但就在人们为之高兴还不到72个小时的时候，国际奥委会即公布约翰逊的尿样检查结果为阳性，井因此收回了他的百米金牌。应国际奥委会医疗委员会主席的请求，约翰逊被取消了参加各类国际比赛的资格。 汉城奥运会的成功倾注了国际奥委会和萨马兰奇大量的心血。为了汉城奥运会的举办，萨马兰奇曾先后12次到汉城，而已每周都同奥运会组委会通电话，了解情况，及时帮助解决各种问题。为了使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参加奥运会，萨马兰奇多方奔走，游说诸国。他对在汉城举办奥运会的信心从未动摇，在奥运会开幕的前一年，萨马兰奇就开始对着录音机练习用朝鲜语致词。可以说，汉城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也是萨马兰奇的事业走向辉煌的起点。 对于韩国来说，汉城奥运会成功的意义更是毋庸置疑。其最大意义在于用体育和文化的手段为韩国的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打开了大门，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这些往往是难以用数字表示的。韩国十分清楚，这次奥运会面对的是全世界，但其中一个很大的工作对象是那些社会主义国家。奥运会为韩国敲开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门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政治见解的不同以及微妙的国家关系使得韩国显然不可能直接开展工作，而且也不会有成效，只有以体育和文化为媒介，以和平和友谊为主题，逐步消除各方之间的隔阂，才能相互逐步了解，日益接近。在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本届奥运会的会歌《手拉手》。 组委会在确定开幕式的节目内容时，坚持一定要显示出鲜明的民族特色，而且注意不要将容易被误解为其它民族象征的表演选人开幕式的节目中，如日本的扇子舞、中国的龙等。但是作为奥运会的会歌，就不能仅仅反映民族情绪，而且要把世界人民的共同理想表现出来。 于是组委会首先确立了奥运会主题歌词编写的主要原则，即要把汉城奥运会“”和平与进步”的主题反映出来，要表现出韩国“寂静的清晨之国”风貌，另外还要适合于用英语和朝鲜语演唱。 为了使这首歌曲能够为世界各种制度的国家和人民所接受，组委会对这首会歌的作词、作曲和演唱都做了精心的选择。最后决定作曲由洛杉矶奥运会会歌《伸出手臂》的作者，著名作曲家莫罗德尔负责，作词由汤姆怀特洛克负责，而演唱则由韩国的高丽亚纳合唱队完成。 歌曲演唱后，收到了出乎意料的效果。从磁带和唱片的销售量讲，总销售量已经达到了900万份，而且在很多国家被列为最受欢迎的歌曲。 就影响而言，《手拉手》这首歌立刻传遍了世界各国，人们通过这首歌再次感受到了人类的和平愿望，感受到奥林匹克精神的伟大，同时也感受到了韩国文化的魅力。在很多社会主义国家，人们第一次听到了来自韩国的声音。在中国、苏联、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国家，这首歌很快就传唱开来。据说戈尔巴乔夫也很喜欢它。1990年4月，捷克斯洛伐克歌舞团访问朝鲜时，曾以《手拉手》作为舞蹈伴奏音乐。观看演出的金日成也不由自主地随着乐曲的节奏鼓起掌来。 还有人说，萨马兰奇认为《手拉手》是奥运会会歌里最成功的一首，曾考虑将这首歌定为奥运会的永久会歌。 在奥运会举办前夕，韩国还邀请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艺团体到韩国演出。尽管大部分国家没有做出反应，韩国政府的姿态却为以后韩国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双边关系奠定了一定基础。 为了使汉城奥运会能够留下一个永久的纪念，组委会决定在汉城建立一个奥林匹克公园，而这个公园里不仅有如茵的绿草，还汇集了世界许多著名雕塑家二百余件艺术雕塑，把这个公园建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雕塑公园，公园的正门被称为“和平之门”。 这座公园里，有座奥林匹克运动的纪念雕塑，这座纪念雕塑是用各国运动员从各自国家带来的石头建成的。组委会在运动员们到达汉城之前通知各国选手带一块石头到汉城来。于是一共有卫31个国家、地区和组织以及个人捐赠了4875块石头。 这些石头极富特色，而且形态不同，颜色调异。堆积在一起，成了人类大同精神的体现。此外，组委会还组织了一些国际学术研讨会，其中包括有关世界文化的发展以及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伦理价值观念的转变、信息的传送、家庭的变化与前景等等，将文化学术交流深汇在奥运会里。这也是汉城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所做的创造性贡献，更加具体地体现了奥运会“友谊、团结、公平”的精神。在奥运会举办前夕以及举办奥运会期间，共有30多个国家的260名学者参加了这些学术讨论会议。 汉城把第24届奥运会办成了一个体现综合文化的运动会，而文化的交流又为韩国在世界上树立了新的形象。往日的韩国让人联想到是战争和暴力，电视屏幕上的韩国是大学生向警察投掷石块或者是防暴警察殴打示威者。朝鲜南北方紧张局势加剧，美韩每年举行一次联合军事演习，使韩国成了世界上一个可怕的地方。 汉城奥运会举办之后，人们开始用自己的眼光重新看诗韩国。特别是那些以前几乎完全没有机会接触韩国的社会主义国家。 奥运会结束以后，在汉城一所大学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其中约对％的被调查者认为“奥运会的成功将有利于改善韩国与苏联、中国、东欧地区共产党国家的关系”。 这些被调查者还认为“韩国应该乘这次奥运会的东风，与共产党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及加强经济、文化、体育等方面的交流”。 汉城奥运会后，虽然韩国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隔绝并没有完全打破，但毕竟有所松动。从1988年开始，韩国人开始被允许到中国、苏联、蒙古和其它东欧国家旅游，韩国的飞机被允许飞越中国领空抵达莫斯科。 关系改善幅度最大的是韩国同苏联的关系。韩国采用民间形式邀请苏联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合唱团等到韩国演出，而苏联人也通过这些文艺团体的访问与奥运会电视转播看到了韩国人的经济成就和精神风貌。《真理报》也发表文章，称“汉城所具备的各种体育设施堪称世界第一，韩国人的传统微笑和高雅礼貌又令人难忘”。 民间交流增进了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韩国记者甚至进入克里姆林宫采访戈尔巴乔夫，并且导致苏联同韩国最终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同中国关系的改善成效不大。80年代初。中国一架民航班机被卓长仁等人劫持到韩国时。韩国政府以完全按照中国方面提出的要求解决劫机事件为条件，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在政治上做出让步，但中国政府派出的民航代表团坚持把谈判范围限制在解决劫机事件上，使韩国政府大失所望。 汉城奥运会后，中韩关系表面上一如既往，但是以间接形式进行的双边贸易却大幅度增加，同时双方人员来往的限制也有所松动。 随着韩国同中国关系的改善、朝鲜和韩国的敌对紧张气氛有所缓和。 汉城奥运会提出的口号是“世界走向汉城，汉城走向世界”，当160个国家的体育官员和运动员汇集韩国时，它所造成的影响远远超过了韩国自己多年通过外交、新闻等手段所做的宣传，特别是世界几十亿人通过电视看到了韩国的现实发展，韩国获得的精神收益是无法用金钱和数字来计算的。 举办奥运会的一个初衷就是改变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现在这个目标可以说基本实现了、韩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提高，而且又开辟了新的经济市场，找到了更多的贸易伙伴。 从经济利益角度讲，汉城奥运会也使韩国获益非浅。韩国为此届奥运会给予了高额投资，付出了巨大努力，也收到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韩国政府为举办奥运会共投资30亿美元，显示了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其中直接支出和投资为17亿美元，间接投资为13亿美元。为了迅速筹集这些资金，韩国政府还向日本等国借了一些外债。 有了洛杉矶奥运会的经验，韩国政府对于收回这些投资也颇有信心。 组委会首先把目标对准了电视转播费，张口开价5．5亿美元，但是时间差的问题影响了电视转播的最大客户——美国的收视率，善于讨价还价的美国人借机压价，表示只能出价2．5亿美元。谈判断断续续共进行了三年，最后美国广播公司以3亿美元获得了汉城奥运会的转播权。再加上与其它国家签订的合同，汉城在电视转播权上仅获得了4亿美元，远远低于预期的8亿美元。 除此之外，出售纪念币、银币和邮票也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汉城奥运会的纪念币原定价为90美元，后来由于报名参赛国家名额的增加，汉城奥运会的声望倍增，于是组委会将纪念币的售价提高到175美元。纪念币的总收入达到了1．2亿美元。 海外侨胞也积极为奥运会捐款。如旅日韩国侨胞共向组委会捐款5千万美元。但是在捐款中又遇到了问题，即按照日本法律，募捐必须交纳60％的税金，这样，捐款的数额就会所剩无几。于是侨胞动员了日本政界人士，甚至找到了当时任自民党总裁的竹下登请求免税，问题才得以解决。 奥运会的良好组织工作为奥运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入。据统计，汉城奥运会纯收入至少达4亿美元，可以说是奥运会的最好记录。 同时，汉城奥运会成了韩国企业的最佳广告，对汉城奥运会，共有90家企业进行了商业赞助，其中13家为韩国的大企业。精明的生意人看准了奥运会这个千载难逢的宣传机会，为自己的产品大作广告。 商业赞助不仅为汉城奥运会筹集了一大笔资金，而且为韩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了新的销路。据统计，奥运会的召开为韩国带来了近70亿美元的生产和销售额。韩国的出口得以扩大，同其它国家的双边及多边贸易额也迅速增加。 同时，汉城奥运会还为3．4万人创造了就业机会，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行业。 汉城奥运会为韩国提高自己在国际上的政治经济地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参加过汉城奥运会开幕式的观众都会记得，他们曾在自己的座位上发现了一个塑料袋，里面装有一些精美的纪念品。看到这个塑料袋，人们就会想起，汉城奥运会在逆境中申办，在国内政局的动荡以及同朝鲜的谈判中筹办，最后终于在举世瞩目中获得成功。 萨马兰奇在一篇文章里写道： “我确信，在现代奥运会近百年的历史上，第24届汉城奥运会是一次最成功的盛会。” “同时，我也清楚汉城奥运会在人类和平的进程中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我再次向克服了南北分裂造成的痛苦和国内外不利条件而成功举办奥运会的韩国国民致以衷心的敬意和赞许。” “汉城奥运会的伟大成就将永远载入史册。无论是对奥林匹克大家庭的成员，还是希望承办奥运会的所有国家来说，这都是一次可资借鉴的盛会。” 第12章 圆梦：巴塞罗那奥运会 (1) ·为故乡尽份心力 ·西班牙奥委会内讧 ·一锤定音 ·美梦成真 1979年，由市民选举产生的巴塞罗那新市长纳西斯·塞拉走马上任。举行宣誓就职仪式这天，塞拉脸上挂着微笑，表现出胸有成竹的姿态，在市长办公室里礼节性地会见各位前来祝贺的贵宾。 没想到萨马兰奇也从莫斯科赶来了。天生的外交才能和两年多的外交官生活，使得萨马兰奇练就了一身高超的交际技巧，一见面，他就向新市长“赠送”了一串高雅的赞美之词。塞拉对萨马兰奇更增加了好感。 “市长先生，”萨马兰奇手里端着一杯饮料，目光在塞拉脸上仿佛要搜索到什么，“大概是我的另一个身份——国际奥委会副主席——要我提醒您，您是否考虑过在巴塞罗那举办奥运会？” “奥运会！？”塞拉确感意外。 “对，”萨马兰奇又微微向前探了探身，“奥运会！奥运会的举办将会为国家，为您的城市带来进步、荣誉和经济效益。难道您不想在您的任期内为我们的市民做点事吗？奥运会是再好不过的机会了。” “我会考虑您的意见的。”塞拉以外交辞令回答外交官。 萨马兰奇并没有停止的意思，“如果可能的话，可以争办1992年第25届奥运会。确定主办城市的决定要在1986年做出，不过准备工作得提前四五年。噢，市长先生，非常感谢您的盛情款待，请允许我再次表示对您的衷心祝贺。”萨马兰奇拥抱了一下塞拉，准备转身离去。忽然他又停止了身体的转动，说道： “请原谅，市长先生，我忘了告诉您：明年我就将是国际奥委会主席了。” 对于萨马兰奇的几句话，塞拉起初并没有在意，可那几句话又总让他萦绕于心。 半年之后，塞拉在同几位副市长的工作会议上提出自己想争办奥运会的想法。 “什么，奥运会？”负责城市建设的8师长米格尔·阿瓦德以为自己该去五官科检查一下耳朵了。 其他几位副市长也认为在巴塞罗那召开奥运会在他们看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塞拉心中颇为不快。第二天，他带了两个助手来到了蒙锥克山体育场。站在体育场中央，看着斑驳陆离的35000个座椅，望着那曾经几次漏雨的主席台，塞拉有些举棋不定。申办奥运会，困难确实很大。万一申办不成，或者申办成功，主办不利，劳民伤财可是要被世人指责的。不过，犹豫不决总不会办成什么大事，很多事都是被逼出来的。况且，城市建设如果没有大型活动的带动，很难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来到主席台上，塞拉举目看到的是一个清冷的体育场，仿佛一个巨大的空白点，在等待他来填补。巴塞罗那曾三次申办奥运会，但都没有成功，也许这个伟大的使命应该由我来完成。即使我不能以市长的身份参加奥运会，能够争得主办权也将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骄傲。想到这儿，塞拉暗下决心，巴塞罗那一定要争办奥运会！ 巴塞罗那首次提出申办的是1924年第8届奥运会。同时提出申请的还有阿姆斯特丹、巴黎等城市。虽然当时巴塞罗那取胜的把握并不是最大的，但1920年国际奥委会宣布第8届奥运会将由巴黎主办时，人们还是颇感意外。论条件，阿姆斯特丹首当其冲，而且巴黎已于1900年举办过奥运会了，会不会是委员们顾及到顾拜旦本人是巴黎人这一点呢？然而事实更是出人意料，原来顾拜旦本人向每位国际奥委会成员发出一封信，明确要求他们投巴黎的票。 这封信的原文登录在顾拜旦《奥林匹克回忆录》第8章里： “第8届奥运会时逢奥林匹克运动恢复30周年纪念日，因此选择此次奥运会的主办城市便具有了一种特殊意义。如果我们研究一下申办城市的名单，会发现阿姆斯特丹更为合适。然而，在奥林匹克运动恢复者（指顾拜旦自己）即将卸任之际，且鉴于其个人未竟之业绩，任何人都将不会对他有权力为其故乡巴黎请求其它城市辞让而言置微词。由于他在巴黎悉心筹办，1894年6月23日，奥林匹克运动庄严宣告恢复。我希望，也可以说真诚地提请你们，我亲爱的诸位同仁，在下次会议上惠助我，放弃你们的偏爱和民族利益，将第9届奥运会交由阿姆斯特丹筹办，宣布巴黎为第8届奥运会主办城市。” 顾拜旦本人称此举为一次“漂亮的政变”，是“道德上难以拒绝的请求”。但在外界看来却是“奥委会主席突然与断然干预的结果”。 第二次申办1936年第11届奥运会就吸取了以前的教训，即在搞好体育设施建设的同时，不要忘记做国际奥委会的工作。 当时的西班牙奥委会主席埃罗拉·奥拉索为此作了精心准备，并争取到国际奥委会第一次在西班牙召开会议。会议于1931年4月24日至27日在巴塞罗那举行。显然这极有利于巴塞罗那。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当时正是西班牙国内政局激烈动荡时期。就在会议召开前夕，国王阿方索十三世为避免内战，宣布退位。4月初共和国宣布成立。权力的更迭使本来动荡的政局更加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不难想象，国际奥委会对西班牙疑虑犹存，而且国际奥委会67名成员中，只有19人出席了这次会议，其他人的选票是通过邮局寄来的。结果主办权旁落柏林。 历史可以证明。国际奥委会这一决定挽救了一次奥运会，但它却成了希特勒用以粉饰太平，为法西斯主义涂脂抹粉的工具。 希特勒命令他的教育与宣传部长戈培尔要不惜一切代价主办奥运会。希特勒的阴谋曾激起了很多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的强烈反对。在奥运会召开前夕，西、美、英、比、荷、瑞士、瑞典等国代表汇集巴黎，声明“抵制希特勒奥运会，争取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人民的奥运会”。巴塞罗那甚至为此修建了大批体育场所设施。 正当人们积极筹办人民奥运会的关键时刻，1936年7月，西班牙爆发了残酷的内战，打乱了爱好和平的人民的计划，第11届奥运会仍然在柏林举行，希特勒出尽了风头，为奥运史留下了一个污点。 第三次争办1972年第20届奥运会应当说本来稳操胜券，却又失于自己。不过严格说，这次不是巴塞罗那申办，而是西班牙申办。埃罗拉可谓神通广大。1965年，他又争取到国际奥委会第二次在西班牙召开会议。虽然第20届奥运会主办城市要待第一二年在罗马召开的国际奥委会全体委员会议上决定，可在决定的前一年做好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工作，可以说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西班牙当局对国际奥委会会议十分重视。国家元首佛朗哥将军为全体与会人员举行了隆重盛大的晚宴，全体内阁出席作陪。席间佛朗哥将军与客人们亲切交谈，重申西班牙要求举办奥运会的愿望。 应当说，这次晚宴是起了作用的。至少布伦戴奇没有忘记它。 7年后，慕尼黑奥运会结束不久，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同德国玛丽安·冯·罗伊斯公主缔姻。罗伊斯公主在国际奥委会从事礼宾工作。萨马兰奇是礼宾部的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了他们豪华的婚礼。 当轮到萨马兰奇向这对忘年伉俪贺喜时，布伦戴奇诡秘地向萨马兰奇翻了一下自己的衣领。 萨马兰奇这才注意到，今天布伦戴奇穿的是他7年前为参加佛朗哥举行的晚宴而购置的那件大礼服。布伦戴奇好像在提示萨马兰奇，那年的西班牙之行他还记忆犹新。 国际奥委会的会议开得很顺利。自然，客人不负主人望，离开西班牙之前，布伦戴奇私下对埃罗拉说： “明年将在罗马决定1972年奥运会的卞办城市。你们去吧，会赢的。” 几个拉美国家的委员也明确表示支持西班牙主办奥运会。 埃罗拉喜出望外，但眼前得首先决定由哪个城市申办。埃罗拉看好的当然是马德里，因为马德里是西班牙的首都，其地位自然高于巴塞罗那，更主要的是，巴塞罗那曾两次申办奥运会，结果都失败了，这次无论如何应该试试马德里的运气。 埃罗拉的意见立即遭到萨马兰奇的强烈反对。萨马兰奇当时是西班牙奥委会委员、埃罗拉派驻加卡塔卢尼亚的代表、地中海运动会国际委员会委员。他质问埃罗拉：巴塞罗那市议会已经通过了一项支持申办奥运会的动议，马德里呢，马德里市长卡洛斯·阿里亚斯纳瓦罗甚至反对申办奥运会；巴塞罗那在奥林匹克运动方面有着光荣的历史，曾两次申办奥运会，西班牙奥委会本世纪初在巴塞罗那成立；巴塞罗那体育设施条件比马德里好，而且1955年曾成功地举行了地中海运动会。马德里有什么资格申办奥运会？ 然而埃罗拉仍然固执己见，坚持由马德里申办奥运会。作为让步，他提出将巴塞罗那作为第二主办城市，所有水上运动项目在巴塞罗那举行。 1965年12月28日，埃罗拉向国际奥委会递交了马德里的申办报告，报告中明确表示水上运动竞赛将在巴塞罗那举行。 虽然不能主办整个奥运会，巴塞罗那还是积极开展水上运动竞赛的准备工作。码头扩大了，河流加宽了，还特意新建了一个体育用港口。 巴塞罗那的准备工作热火朝天，马德里却无动于衷。不久，本来对主办奥运会就不很支持的马德里市长纳瓦罗竟公开反对申办奥运会。原来纳瓦罗的上司卡米洛·阿隆索·维加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反对在西班牙举办奥运会，理由是形形色色的人借奥运会之机涌进西班牙，简直就是一支“第五纵队”。 维加的态度使西班牙政府内部对是否争办奥运会产生了分歧。这个消息传到了联邦德国驻马德里大使的耳朵里。令德国人不禁暗自惊喜，因为西班牙是慕尼黑竞办第二十届奥运会最有力的对手。德国当局决定把此消息对国际奥委会，特别是那些准备投西班牙票的委员们严格保密。 埃罗拉不为西班牙政府和马德里市长的态度所动摇，他着手组织了申办班子。但就在这个班子准备去罗马竞选的前三天，接到了西班牙内阁的通知：全体人员回家等候指示。 报纸立刻登出了照片：在罗马，西班牙的申办展台摊位空徒四壁，四箱海运来的模型和宣传材料搁置在一边，仍未启封。 埃罗拉心急如焚，四处奔走。直到国际奥委会在罗马开会的前一天，申办班子才得以启程，而且纳瓦罗拒绝率队前往。显然，这是要给国际奥委会一个小小的难堪。最后埃罗拉只好请萨马兰奇带队出证。因为萨马兰奇曾多次同国际奥委会打交道，经验丰富。 但一切都晚了。慕尼黑获得了第20届奥运会的主办权。 一项事业或一个计划的成功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客观条件，而有利的客观条件的获得又取决于人们是否能及时地发现并抓住它。 1980年7月16日，萨马兰奇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的消息对于塞拉来说，仿佛是天赐良机。他决定力排众议，一意前行。当天，他便拨通了西班牙驻苏联大使馆的电话， 那天，工程师奥里奥尔·博伊加斯也在塞拉的办公室里。塞拉准备让他担任巴塞罗那市城市规划建设的负责人，而博伊加斯仍然踌躇不决。当他听到塞拉正在同萨马兰奇谈论奥运会，不禁惊呆了。事后他对别人叙述了当时的情况： “市长来到办公室后，首先给萨马兰奇打电话，他们说了很长时间。打完电话后，塞拉告诉我，他是同萨马兰奇讨论主办1992年奥运会的事情。也正是这个爆炸性消息，使我决定接受塞拉的任命。塞拉当时同我说的话就是后来向市民提出的争办口号： ‘1888年和1929年的博览会是巴塞罗那城建发展的重要两步，奥运会是第三步。’”当天下午，埃菲社记者罗赫尔·西门尼斯就萨马兰奇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一事电话采访塞拉。塞拉立刻意识到，这正是个宣传的好机会。他在电话里提高了嗓音对西门尼斯说： “一位巴塞罗那人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委实是巴塞罗那的骄傲。不过我们现在更感兴趣的是有一天萨马兰奇能够在巴塞罗那主持奥运会。” 塞拉的信息第二天便传遍了整个巴塞罗那，也传到了莫斯科。《卡塔卢尼亚报》头版头条的标题赫然在目： “塞拉梦想在巴塞罗那举办奥运会，国际奥委会新主席的当选使梦想可能成为现实”这无异于将了萨马兰奇一军。 萨马兰奇虽然身在莫斯科，却时刻关心巴塞罗那的情况，每天中午定时了解巴塞罗那的新闻动态。自然，《卡塔卢尼亚报》的这篇文章也传真到了萨马兰奇手里。下午，萨马兰奇即给塞拉打来电话，言简却意骇： “我接受挑战。” 作为巴塞罗那人，萨马兰奇诚然希望有一天奥运会能够在自己的家乡举行。但更重要的是，当他意识到自己将要担任奥委会主席的时候，就对奥运会的发展有着自己的长远打算。他上任之前，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就遇到不少困难。首先就是申办一关。1972年，以色列选手血染慕尼黑奥运会，后来以色列情报局追到天涯海角，把所有参与策划此次行动的巴勒斯坦人全部杀死了，再加上世界舆论的谴责，巴勒斯坦人在这方面的行动有所收敛。接着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反常地出现了亏损，将近过了10年才把债务还清。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又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许多国家的抵制。种种窘境令申办者瞻前顾后，举步不前，1972年至1982年，奥运会无人主动申办。 萨马兰奇决心改变这种局面。因此，他动员自己的故乡率先擎起奥运会的旗帜，把奥林匹克运动再次轰轰烈烈地搞起来。 如果，巴塞罗那能够主办1992奥运会，萨马兰奇本人也不无好处。按照国际奥委会的规定，1965年以后当选的国际奥委会成员年满72岁必须离任。1992年萨马兰奇刚好年满72岁。他何尝不想主持1996年奥运会，因为那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百年盛典，是奥运史上极其辉煌的一页。 但是如果年龄不允许他将主席担任到那时，那么1992年在家乡主持奥运会后光荣地离任，他也算是荣归故里、耀祖光宗了。他的体育大总管生涯也就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如果，萨马兰奇同塞拉以前的接触还属私下试探性的，那么这次申办活动序幕的正式拉开是在1981年1月31日。 这天，萨马兰奇和塞拉作为贵宾应邀参加西班牙《体育世界》报为评选当年最佳运动员而举办的“体育之夜”活动。场内彩灯闪烁，人头攒动，记者云集。 活动主持者请塞拉讲话。塞拉对评选活动一带而过，接着他把目光投向了萨马兰奇，神态严肃地说： “小姐们，女士们，先生们，请允许我在这里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要借国际奥委会新主席萨马兰奇先生在场的机会，向他表达我们申办1992年奥运会的愿望。” 在场的人先是一征，继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好像事先有了默契一般，萨马兰奇站了起来，表情俨然，眼里闪烁着自豪与自信。也许是为了表示他的关注立场，也许是为了让在场的记者们拍几张意味深长的照片，也许是提醒塞拉不要食言，萨马兰奇把戴在自己西服翻领上的奥林匹克五环纪念章摘下来，别在了塞拉的衣服上。 接着，萨马兰奇又动员其他城市参加申办。11月，他第一次以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身份出访法国，会见了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他提醒法国总统说，1992年是法国人顾拜旦1892年在索邦提出恢复奥运会主张100周年纪念日。因此如果法国能够主办1992年奥运会的话，那么奥运会的意义将永远和法国的国名联系在一起。德斯坦总统表示同意萨马兰奇的意见。 随后，萨马兰奇又会见了巴黎市长雅克·希拉克，希望巴黎能够申办1992奥运会。巴黎在奥运史上已写下了光辉的几页。顾拜B出生于巴黎，且巴黎已有两次举办奥运会的经验。如果巴黎提出申办，获胜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巴黎步巴塞罗那的后尘，提出申办，接着又有4个城市加入了申办的行列。奥运会在慕尼黑和蒙特利尔失去的声望又得到了恢复，奥运会第一次有6个城市同时申办。 有人说，1992年是西班牙年。这一年，要纪念哥伦布发现新大陆500周年，塞维利亚要举行世界博览会，马德里要主持欧洲古教文化节。然而这些足以让西班牙踌躇满志的活动却差点掣肘了巴塞罗那的宏愿。 《奥林匹克宪章》规定，申办奥运会须得到本国政府、议会及申办城市大多数市民的支持。为此，塞拉兴冲冲地赶到马德里结果他沮丧地发现，西班牙政府对于巴塞罗那申办奥运会兴趣索然。理由很简单，奥运会将与发现新大陆500周年的纪念活动争辉。 曾几何时，新大陆的发现使西班牙号称“日不落”国，并且在西方语言中出现了欧洲的代名词——旧大陆，以对应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西班牙政府早已组织了一支船队，准备沿哥伦布当年的航线横穿地球，重振昔日雄风。 纪念活动的组织者之一曼努埃尔·德普拉多同国王来往甚密，他的反对态度也最强烈。由于他的对立情绪，王室差点否决了巴塞罗那的申办计划。 可能出于这个原因，萨马兰奇提出巴塞罗那与马德里共同申办奥运会。不过共同申办无异于自杀，巴塞罗那和马德里曾联手申办1972年第二十届奥运会，结果大败而归，这个教训已足令塞拉感到前途渺茫。 塞拉没有听从萨马兰奇的建议，他派遣原来对申办持怀疑态度的阿瓦德副市长秘密前往洛桑，当面向萨马兰奇陈还巴塞罗那单独主办奥运会的理由和条件。另一方面加紧在马德里游说，以争取西班牙王室的支持。终于，塞拉的诚心感动了王室一些重要成员，1981年5月30日，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在巴塞罗那正式宣布支持巴塞罗那申办奥运会。第二天，巴塞罗那市议会也通过了支持申办的动议。 王室体育秘书库亚斯自1982年初开始撰写申办报告。他的报告写得很精彩。年底这份报告送到了萨马兰奇手中。萨马兰奇很满意，也打消了由巴塞罗那和马德里共同申办的念头。 马德里的让步也有其自身的原因。1981年2月23日，一位叫曼努埃尔·泰黑洛的少校军官率领20名士兵鸣枪冲进国会大厦，将正在开会的议员们扣作人质，要求恢复法西斯体制，停止民主改革进程。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处变不惊，通过电视向全国人民发表电视讲话，取得了人民的支持，然后率军一举平息了叛乱。事变虽然平息了，但是政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处于不稳定状态。自然马德里此时根本无暇顾及奥运会了。 经过塞拉的不懈努力，巴塞罗那终于争取到第三次申办奥运会的宝贵机会，但前进的道路上仍然布满了荆棘。在申办的下阶段工作还未开始之前，西班牙奥委会后院起火，内部出现了严重的权利之争，差点葬送了申办的前程。 西班牙奥委会内部多年来一直吵吵闹闹，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来，更是争端不断。表面上看起来，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改进西班牙奥委会的工作以及是否有必要改变西班牙整个国家体育组织机制问题，而实际上，只是个争夺西班牙奥委会领导权的问题。 西班牙奥委会内部基本分为两派。一派是以人称“加的斯公爵”的阿方索·德博尔冯为首的非奥运项目协会组成，另一派是各奥运项目协会代表，他们拥戴的是西班牙企业组织联合会主席、国际奥委会成员卡洛斯·费雷尔·萨拉特，而且他们得到了萨马兰奇的支持。 确切地讲，这场争论起源于1981年，西班牙奥委会决定接纳各非奥运项目协会参加西班牙奥委会之时。按照《奥林匹克宪章》的规定，为国际奥委会所承认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分为A类和B类。A类已列入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的正式比赛，而B类则属于虽被国际奥委会承认，但尚未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的组织。 目前列入A类的国际单项组织有30个，分别为国际业余田径联合会、国际赛艇联合会、国际羽毛球联合会、国际棒球联盟、国际篮球联合会、国际有舵雪橇和平底雪橇联合会、国际业余拳击联合会、国际击剑联合会、国际足球联合会、国际体操联合会、国际手球联合会、国际曲棍球联合会、国际冰球联合会、国际业余游泳联合会、国际现代五项和冬季两项联盟、国际滑冰联盟、国际滑雪联合会、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国际网球联合会、国际射击联盟、国际射箭联合会、国际排球联合会、国际举重联合会和国际帆船联盟。 B类组织共有15个，分别为国际航空联合会、国际滚木联盟、国际掷冰壶联合会、国际空手道组织联盟、国际巴斯克球（回力球）联合会、国际定向跑联合会、国际保龄球联合会、国际墙网球联合会、国际滑轮联合会、国际垒球联合会、国际技巧联合会、国际跆拳道联合会、国际壁球联合会、国际滑水联合会和国际水下联合会。 其它均为非奥运项目组织。 西班牙奥委会接纳西班牙非奥运项目协会为会员的决定引起了一场争议。 由于《西班牙奥委会章程》规定这些非奥运项目协会组织同样具有发言权和表决权，因此西班牙奥委会就成了全欧洲正式会员最多的奥委会，共达224人。当时法国奥委会只有50人，联邦德国奥委会有60名成员，希腊奥委会只有40名委员。欧洲其它各国奥委会成员也大都在35人至70人之间。 西班牙奥委会的这一决定引起奥委会内部一些成员的强烈反对。西班牙体操协会主席卡门·阿尔戈拉在决定做出的当时就说，要想让一百多人达成一个统一的意见显然是很困难的，而且其中很多人是老者，资历颇深，却无所事事。另外一些人虽然身为体育协会主席，可对体育一窍不通，这样的组织怎能开展工作呢？ 还有的现象更令奥运项目派那些被阿方索·德博尔冯称为“捣乱分子”的人气愤不已。例如，在世界上共有179个协会的田径协会在西班牙奥委会内只有1票，而在国际上只有40个协会的射击协会却有2票。这样，在西班牙奥委会里，奥运项目协会一共只有43票，而非奥运项目协会却有48票。这样，西班牙奥委会的很多事情很可能得按照那些非奥运项目协会的意志行事了。 西班牙田径协会主席曼努埃尔·德奥斯是个幽默的人，这回他又冷嘲热讽道，按照这个章程，洞穴学协会的主席也可以当选为西班牙奥委会主席。虽然我本人对洞穴学协会主席先生本人很尊重，而且他现在已经是执委了。可我就是不明白，洞穴学和奥林匹克运动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 1983年12月，西班牙奥委会在讨论申办1992年奥运会问题时，两派的对立公开化。各奥运项目协会的代表们主张全力以赴申办第25届夏季奥运会，而非奥运项目协会的代表们则支持德博尔冯的意见，力主争取在西班牙的哈卡或格拉纳达举办一次冬季奥运会。双方争执不休，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1984年，西班牙最高体育理事会主席、西班牙奥委会主席罗马·库亚斯另谋高就，西班牙奥委会主席的位置出现了空缺，于是双方为争夺这个位置展开了紧张的活动。由于非奥运项目协会拥有多数选举票，最后的表决结果是，德博尔冯以2票的优势当选为西班牙奥委会主席。 德博尔冯的当选甚至引起了社会上的议论纷纷。有的报纸公开说，罗马·库亚斯是被德博尔冯挤走的。因为在此之前，他曾以西班牙最高体育理事会的名义发布了一项命令，阻止了德博尔冯提出的西班牙奥委会进行四分之一改选的请求。德博尔冯本来想利用这次改选排挤自己的主要对手，同时尽可能地安插自己的人。 德博尔冯上任几个月后，就引起了西班牙奥委会内部许多成员，包括原来支持他的一些人的非议。其中一件事就是向佛朗哥时期第一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埃罗拉·奥拉索以及已故的佛朗哥追授西班牙奥委会金质勋章。 德博尔冯此举不仅是要表示自己的实力，而且向萨马兰奇和西班牙国王提出了一种无形的挑战。 然后，德博尔冯又开始利用职务之便到处游山玩水，对巴塞罗那争办奥运会的问题采取了不管不问、听之任之的态度。 德博尔冯的行为有目共睹。有的人甚至当面对他提出了批评，但他置若罔闻。对德博尔冯意见最大的柔道协会主席路易斯·巴格纳不得不向西班牙最高体育理事会反映德博尔冯的行为，说“上任8个月来，他除了游山玩水，什么也没干。”1985年3月，路易斯·巴格纳就预言：“他马上就得从西班牙奥委会主席的位子上掉下来。”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已经不是西班牙奥委会自己所能解决的了。1985年6月，西班牙奥委会的奥运项目协会各代表联名致信萨马兰奇，指控德博尔冯违背了《奥林匹克宪章》的规定。 《奥林匹克宪章》并不排斥国家奥委会接纳非奥运项目协会为会员，但明确规定，国家奥委会“管辖奥林匹克运动会项目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所属的所有全国单项体育协会或其指派的代表。这些全国单项体育协会或它们指派的代表必须构成国家奥委会及其执行机构的多数票。” 西班牙奥委会里开奥运项目协会占有多数席位的做法有悖于《奥林匹克宪章》规定，应予以纠正。 萨马兰奇接到信后，没有马上直接回信表态，而是考虑用机构改革的做法解决这一问题，因为他知道，这个问题国际奥委会个便直接过问，而且即使直接过问了，效果也不一定理想。尽管萨马兰奇本人也早想对西班牙奥委会进行改组。 萨马兰奇的设想是，在西班牙成立一个新的体育组织，隶属于教育部。它的任务是负责西班牙从小学就开始的体育教育。它的组织成员可以是奥运项目组织代表，也可以包括非奥运项目代表。同时对西班牙奥运会进行彻底改造，仅保留奥运项目协会的代表。 1985年11月5日，萨马兰奇回到西班牙，拜访了费利佩·冈萨雷斯首相，并且谈了自己的想法。 报界立即对萨马兰奇的设想做了报道。西班牙最高体育理事会的发言人对此评论说：“我们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这个问题应该由西班牙奥委会自己解决。” 冈萨雷斯首相对此表示关注。他担心这件事的进一步发展会影响巴塞罗那申办1992年奥运会，表示他准备利用自己的影响争取在年底之前说服西班牙奥委会内部双方协商解决问题。 结果问题不仅没有得以解决，反而进一步激化了。德博尔冯以西班牙奥委会的名义举行了欢迎萨马兰奇的招待会，但是没有邀请任何“捣乱分子”参加。 奥运项目协会代表也不示弱。他们公开宣布，如果在西班牙奥委会下一届会议上再不接受他们的修正案，他们就要退出西班牙奥委会。他们的修正案要求“有关奥林匹克运动的问题要由奥运项目协会讨论解决，其中包括西班牙奥委会主席人选问题”。他们问道：“在奥委会，还有比选举主席更重要的事情吗？” 非奥运项目协会对此当然持异议。钓鱼协会主席华金·迭斯说：“我们并没有扰乱或损害西班牙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相反却促进了它的发展。我们不知道他们究意想干什么。为什么西班牙奥委会主席就一定得是奥运项目协会的人呢？现在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以前是旱冰球协会主席，旱冰球协会也不是奥运项目协会呀？” 在双方还在争论的时候，奥运项目协会代表们已经在酝酿新主席的人选了。他们建议由田径协会主席曼努埃尔·德奥斯出任西班牙奥委会主席。 曼努埃尔·德奥斯心中有数。他知道，最好的人选是卡洛斯’费雷尔·萨拉特，而且这也是萨马兰奇的意思。 萨拉特时年55岁，是西班牙雇主组织联合会主席，曾两次荣获西班牙网球冠军，并参加过1952年和1953年的戴维斯杯网球公开赛。萨拉特还是萨马兰奇推荐的西班牙籍国际奥委会委员，此时正为巴塞罗那争办1992年奥运会而东奔西忙。萨拉特的才识甚至得到冈萨雷斯首相的赏识。显然，他是西班牙奥委会主席的最佳人选。 西班牙奥委会奥运项目协会代表们在威胁要退出西班牙奥委会的同时，推举萨拉特为西班牙奥委会主席，并且得到了萨马兰奇的支持。不久，在西班牙奥委会的全体会议上，萨拉特当选为主席。萨马兰奇立刻发来贺电。 这次会议结束了西班牙奥委会内非奥运项目协会代表掌权的局面，也结束了非奥运协会代表在西班牙奥委会存在的历史。更重要的是，随着非奥运协会代表退出西班牙奥委会，争办冬季奥运会的提案也被束之高阁，争办1992年夏季奥运会终于成为西班牙奥委会上下一致的呼声。 德博尔冯的去职结束了西班牙奥委会的内证，保证了巴塞罗那筹办奥运会工作的顺利进行。新上任的西班牙奥委会主席萨拉特始终如一地支持巴塞罗那参加申办，在一系列繁琐而又充满挑战的准备活动中付出了大量心血，为巴塞罗那最后获得第二十五届奥运会的主办权立下了汗马功劳。 1982年下半年，为巴塞罗那申办奥运会打汗局面的塞拉被提升为西班牙内阁国防大臣。接替他担任巴塞罗那市长的是原副市长帕斯马尔·马拉加尔。 上任伊始的马拉加尔十分清楚他任期内最大的任务就是继续争办奥运会。他首先冷静地分析了巴塞罗那历史上三次申办奥运会失败的原因，认识到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巴塞罗那自身准备不足。总结历史教训，马拉加尔意识到肩上担子的重量。经过再三考虑，他决定从两方面着手准备：集资和公关宣传。 对于申办城市的具体要求，国际奥委会有本厚厚的专著《举办奥运会的条件和规定》，其内容大体归纳起来就是要求申办城市在社会稳定、体育场地设施、交通通讯、环境保护、举办经验等方面有足够的保证，而且有一个能够容纳80000人的主体育场。毋庸置疑，这些都离不开钱。然而眼下最需要用钱的地方是申办活动。 第12章 圆梦：巴塞罗那奥运会 (2) 1983年，马拉加尔在巴塞罗那商会邀请各大企业家和社会名流聚会。他向来宾们回忆起1888和1929年举办博览会为巴塞罗那城市建设带来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谈到了巴塞罗那人举办奥运会的宿愿。而且投商人所好，透露说举办一届奥运会一般至少可净挣2亿美元。他时而慷慨陈词，时而娓娓而谈，可以说声情并茂，最后几乎是声泪俱下，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当场就捐赠了5千万比塞塔。 然而5千万比塞塔对于申办奥运会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离需要的数目相距甚远。马拉加尔又委托西班牙奥委会主席费雷尔·萨拉特和大企业家莱奥波尔多·巴德斯建立了“巴塞罗那92奥运企业联合会”，作为长期接纳捐款的机构。费雷尔·萨拉特和莱奥波尔多·巴德斯俩人精明强干，交际广，在巴塞罗那有一定影响。据后来统计，整个申办共耗资16．74亿比塞塔，其中大约一半来源于巴塞罗那市政府，另一半就是由巴塞罗那92奥运企业联合会提供的。 为申办所筹集的资金最后还有1．23亿的余款，加上约1千万比塞塔的利息。为了让人们永远记住这次伟大的行动，马拉加尔决定将一部分余款捐赠给洛桑奥林匹克纪念馆，另一部分准备用于在巴塞罗那建立一座申办1992奥运会纪念碑。 萨拉特和巴德斯同时还担负起公关宣传的任务。为此他们组织了一个包括外交官、公关官员和西班牙奥委会领导人之一维基·伊瓦拉小姐在内的公关委员会。伊瓦拉小姐的父亲佩德罗·伊瓦拉荣任国际奥委会委员33年，1985年转为荣誉委员。他同国际奥委会其他成员很熟，这次也鼎力相助。 全体人员齐心协力，积极活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们利用每次召开会议、举行体育比赛或表演的机会接触国际奥委会成员，平均每位国际奥委会成员与这个公关委员会成员有过7次接触。共有72位国际奥委会成员访问过巴塞罗那，仅巴德斯一人就曾在自己的家里宴请国际奥委会委员69次。公关委员会成员一共跑了56个国家，有时甚至在国际奥委会成员家里拜访，真可谓把工作做到了家。整个活动费用高达3亿至3．5亿比塞塔。 成功的诀窍不在费用高，而在安排巧。每次宴请前，主人都详细了解客人的职业和习惯。如果客人是银行家，就邀请当地的银行家做陪；如果客人是政治家，就有外交家在场；如果客人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礼品一般是红色的，而且席间少谈政治，以免因观点不同而产生不快；最主要的是席间不谈论巴塞罗那，以免客人有“吃人家嘴短”之虑。 为了使客人能够对巴塞罗那留下深刻印象，公关委员会还专门配备了直升飞机。每次客人造访，都安排他们乘坐飞机鸟瞰巴塞罗那。这样巴城城建布局的合理性就可以一览无遗，飞尘也不至染脏客人洁白的衬衣和铮亮的皮鞋。 所有的客人都会受到市长接见，而且客人有求，市长必应。有位委员询问自己当医生的儿子可否在巴塞罗那实习，没问题；尼日利亚将军尼德费佩嗜好收集种子，于是他得到了巴塞罗那所有各种珍奇的种子；巴基斯坦的瓦吉赫·阿里家产百万，他只是认为如果不受到国王的接见就是对他的不尊重，皇室立刻满足了他的要求。客人们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对巴塞罗那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但是有一点马拉加尔注意到了，即不过多地给萨马兰奇添麻烦。萨马兰奇也从未对国际奥委会其他成员谈论巴塞罗那，并且公开表示不参加投票，以保证投票的公正性。 萨拉特不孚众望，集资和公关宣传都成绩斐然。西班牙首相冈萨雷斯、马拉加尔和萨马兰奇都对他的表现十分满意。正值佩德罗·伊瓦拉转为国际奥委会荣誉会员之际，实际上就是从国际奥委会退休，萨拉特被增选为国际奥委会成员。 1985年6月，国际奥委会第90届全体委员大会在柏林举行。虽然第25届奥运会主办城市的确定在1986年10月瑞士洛桑第91届大会上讨论决定，申办的6个城市中，除了印度新德里外，巴黎、阿姆斯特丹、希里斯班、贝尔格莱德和巴塞罗那都派出了以市长为首的代表团，他们将在国际奥委会最后投票决定第二十五届奥运会的主办城市前，像运动员一样展开最后的角逐。 所有的代表团都同国际奥委会成员们一起住在柏林最豪华、消费水平最高的皇宫饭店里。他们在柏林中心举办展览会，向国际奥委会成员宣传自己城市的有利条件，轮流为委员们洗尘饯行。 各代表团都对自己的经费预算守口如瓶，唯有马拉加尔一副财大气粗的样子，公开向记者宣布，巴塞罗那的竞选经费高达1千万美元，令记者咋舌。 此后不久，马拉加尔又宣布向每位国际奥委会成员赠送一幅西班牙画家复制的版画《掷铁饼者》。《掷铁饼者》原是古希腊艺术家米开朗其罗为奥林匹克竞技会制作的雕塑。马拉加尔借用这件展现古代竞技者健壮体魄和搏击雄姿的艺术珍品，寓含了巴塞罗那争办奥运会的决心和信心。 赠送仪式分别在各委员所在国举行。刚刚当选执委不久的何振梁自然在受馈之列。对于此次活动，西班牙驻华使馆一反以往的矜持，主动邀请了北京几家主要新闻单位的记者。文化处号称中国通的伊玛小姐更是跑前跑后，为大使翻译，为记者讲解，忙得不亦乐乎。仪式结束后，西班牙大使又宴请了何振梁。 1986年10月17日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也许只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是萨马兰奇、马拉加尔以及无数巴塞罗那人不会忘记它。这一天，在洛桑国际奥委会第91次全体委员大会上，萨马兰奇郑重宣布：第25届奥运会将于1992年7月在巴塞罗那举行。 消息传来，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立即召见马拉加尔，亲自向他表示祝贺。后来，西班牙政府成立了奥运会政府代表委员会，以集中力量帮助巴塞罗那搞好奥运会筹建工作。 为了筹办工作的顺利进行，马拉加尔亲自担任了奥运会组委会主席，他切实感到，一副更重的担子已经压在了他的肩上。他已经没有时间顾及其它，筹办工作千头万绪，很多事情不得不由他亲自过问，必须把几乎全部精力都投放在这件事上。也许这就是他担任市长期间所做的唯一的大事，但它却很伟大。至于成功与否，只能任世人去评说。 马拉加尔是这次筹办的总指挥，他用5个月的时间筹建了组委会。而萨马兰奇作为国际奥委会主席，则希望在他任期内举办的奥运会一届比一届好；作为巴塞罗那的故乡人，他对这次奥运会更是寄予了一种特别的期望。他希望这届奥运会能够成为奥运历史上的一座丰碑，这将是巴塞罗那名垂青史的荣誉。所以萨马兰奇通过萨拉特和罗德斯给予巴塞罗那奥运会以特别的关心。 作为奥运会主办国，必须有一个能够容纳80000人的主会场供奥运会开幕式和闭幕式之用。萨马兰奇建议马拉加尔新建一个体育场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个体育场也将是第25届奥运会的纪念物。 但是马拉加尔另有考虑。如果条件允许，能够建设一个新的大型体育场固然是件好事，但是筹办奥运会资金、时间和人力都很有限。建设一个大型体育场，将牵涉大量的人力物力，弄不好，会影响整个奥运会基本建设。马拉加尔决定将现有的蒙锥克山体育场加以扩建作为此届奥运会的主会场。 萨马兰奇对此表示异议，蒙锥克山体育场是1929年为举行巴塞罗那国际博览会而修建的，至今已半个多世纪。虽然1936年曾进行过翻修，但毕竟已年代太久，况且当初的设计容量仅为35000人，离80000人的要求相距甚远。 马拉加尔召集以奥里奥尔·博伊加斯为首的工程设计人员进行研究，寻找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最后决定将原有的观众看台彻底拆除，仅保持体育场的四壁，同时把原有的中央场向下挖11米，重新安排观众席的座位，缩小座位之间的距离。这样作的结果是，虽然比赛场地小了些，跑道短了些，但观众的容纳量却增加了，由原来的35000人增加至65000人。 这座体育场1989年曾用来举行第5届世界杯田径赛。不巧在举行开幕式时，倾盆大雨从天而降，主席台顶面严重漏雨，宾客哗然。虽然这是个意外事件，但却暴露了建设工程的质量问题。 萨马兰奇本来就对将蒙锥克山体育场作为主会场感到不满意，这次漏雨事件使他疑虑更增。 萨马兰奇再次要求修建一个体育场，可马拉加尔表示心有余而力不足，况且时间显然已经不允许再对主会场做什么新的打算。 萨马兰奇不禁忿然。不久，他在视察巴塞罗那奥运会基建工程时，公开对记者表示了他的不满，新闻界为之震动，纷纷对萨马兰奇的态度予以披露。 但是马拉加尔已经无暇顾及主会场的问题了，他还得考虑奥运村的选址问题。从地理角度讲，奥运村建立在普埃夫洛·努埃沃区最合适。普埃夫洛·努埃沃区濒临地中海，离海边只有2公里，同时距离市中心也只有2公里，交通方便，空气宜人。 从城建角度讲，这里原是老工业区，大部分是小型纺织业工厂，西班牙近代工业的第一座纺织工厂就建在那里。这个区的厂房陈旧，烟囱林立，空气混浊，是巴塞罗那一个亟待改建的地区。 早在70年代，巴塞罗那就掀起了改变城市面貌的热潮。前市长纳西斯·塞拉上任不久就明确表示：“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必须像补袜子一样改造我们这座城市。” 塞拉的想法使大部分纷乱的工厂和破旧的住房一个区一个区地得到了改造，而普埃夫洛·努埃沃区和其它几个为数不多的老区一样，仍然在那里影响市容，污染空气。马拉加尔有意将奥运会基本建设同城市规划改造结合起来，把工业区迁至远离城市的自由贸易区内，而在原工业区的土地上建立奥运村。奥运村的建立不仅将改变这个区的面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善这个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 但是这个计划立即遭到了普拉特城建公司的反对。普埃夫洛·努埃沃区位于普拉特大区内，如果奥运村建立在普埃夫洛·努埃沃区内，普拉特地区的整个建设规划就会受到影响。 普拉特城建公司成立于1966年1月7日，注册资金有1亿比塞塔，其中萨马兰奇投入270万。到1989年，其注册资金已达14亿7千万比塞塔。该公司雄心不减，决定按照自己的计划包揽普拉特地区所有楼房、服务配套设施、官方组织和事业机构的全部建筑业务，并且还要承担在普拉特建设宾馆、餐厅、酒吧、咖啡厅、游泳场等建设工程。1990年，该公司注册资金已达100亿比塞塔，萨马兰奇拥有其中3千万比塞塔的股份。 早在1972年，萨马兰奇就宣布“普拉特是巴塞罗那的度假海滩”，并且向新闻界透露了他要将普拉特地区建成“度假区”的打算。 普拉特地区的确适合用于建立一个“度假区”，其中有个面积约75公顷的略夫雷加特三角洲，用于开展游艇活动颇为适宜。但是三角洲大部分为沼泽地带，普拉特公司为此抽干了一个湖的水，填上土，造出一块约十几公顷的卡拉戈戈高级野营地。 普拉特城建公司的下一步计划就是在普埃夫洛·努埃沃区建立一个度假村，将整个普拉特地区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度假区”。 但是普拉特公司的计划提交巴塞罗那市政府后，在市政府内部引起了争论，一直到1976年，市政府通过了《城市建设总体规划》之后，这个计划才得到批准。于是普拉特公司着手全面实施自己的计划。 纳西斯·塞拉作为第一任民主选举的市长上任之后，否定了前政府的《城市建设总体规划》，而且普拉特公司重新提交的计划也被锁进市政府的文件柜搁置起来，普拉特公司的修建工程也只好停止下来了。 现在，修建奥运村的计划提了出来，萨马兰奇也不能不为普拉特公司着想了。一旦在这里建立了奥运村，普拉特公司的规划就只能付诸东流了。 其实，把奥运村建在普埃夫洛·努埃沃也不是马拉加尔的最后想法。1966年巴塞罗那争办1972年奥运会时，就决定把奥运村建在这里。后来奥运会主办权被慕尼黑夺走后，建立奥运村的计划也就自然被放弃了。这一次选择普埃夫洛·努埃沃用来建奥运村，实在是意料之中的事。 反对在普埃夫洛·努埃沃建设奥运村的还有费雷尔·萨拉特，他在这个区有个药品加工厂。如果奥运村建在这里，他的工厂也只能搬迁了。他曾为巴塞罗那争得奥运会主办权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仍然在为奥运会的筹备工作紧张忙碌着，但他没有想到，争来了奥运会，却挤走了自己的药厂。萨拉特公开反对在普埃夫洛·努埃沃建设奥运村，而坚持要把奥运村建到离蒙锥克山体育场25公里的圣特·库加特区去。 马拉加尔寸步不让。萨拉特不得已搬出了萨马兰奇，但巴塞罗那市政府坚持一定要在普埃夫洛建设奥运村，并明确指出，绝不能允许某些个人的利益影响到奥运会的全局，影响到巴塞罗那的总体建设规划。萨拉特暂时让步了。 但是萨拉特并没有就此罢休。1988年冬天，他在带队参加卡尔加里冬季奥运会期间仍然与同行的巴塞罗那奥运会组委会代表讨论改变奥运村建址的可能性，并且建议像汉城奥运会那样建立一个记者村。如果能在普埃夫洛建立记者村，奥运会结束后，这些小楼可以让一些退休老人或者到巴塞罗那度周末的人来住。巴塞罗那市政府拒绝了萨拉特的建议。萨拉特知道，尽管自己对奥运会的筹备工作有一定的发言权，但是对这件事他实在无能为力。最后萨拉特只好宣布准备把自己在普拉特公司的那小部分股份抽出，退出普拉特公司。 由于组委会的坚持，在普埃夫洛·努埃沃建设奥运村的工作终于开始了。大量的旧建筑物被拆除，工厂被迁移，然后对整个地区进行了清理。许多破旧的仓库无人负责，只有由建筑工人自己动手了。其中一个肉食加工厂留下了80吨变质猪肉及内脏，工人们只能穿着防护服去清除。有个工人说：“那里面爬的蛆足有手指头那么粗。” 不仅如此，还要对附近的海滩进行清理，对海底的杂物予以清除，对海水也要进行净化。 奥运村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其中大多是6层楼房，能够容纳15000名运动员。奥运村内保留了一座上世纪末修建的大烟囱，作为原有旧工厂和简陋房屋的象征。在设计奥运村时，就考虑到了一些设施将来的用途，如一个容量为6万立方米的水塔，待奥运会结束后就将为巴塞罗那市供水。 与选择奥运村址遇到同样问题的是选址建设奥林匹克港的问题。 巴塞罗那的东南方濒临地中海，是西班牙的重要进出港口。但在巴塞罗那，还没有一个专门的体育港口。因此，水上运动在西班牙一直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早在1966年申办奥运会时，当局就曾设想在巴塞罗那修建一个体育港。当时《民族团结报》对此进行了报道： “另外一个计划就是在普拉特略夫雷加特河的河口建一座体育港口，这个港口以后可供游艇俱乐部使用。为此要疏浚略夫轩加特河的三公里河道，为赛船建立必要的场地，并且还要在奥运村旁建一座大型游泳场。这个计划足以把巴塞罗那南部城市化，并且把略夫雷加特三角洲的沼泽地带变成一个具有现代化体育设施、环境宜人、美丽繁荣的奥运村。” 现在，举办奥运会已经成为一个现实，那么建立一个体育港也是不可避免的了。 但是组委会建设奥林匹克港的计划与普拉特城建公司的计划不尽吻合，所以普拉特城建公司对此也采取不支持的态度。组委会没有受外界的影响，按照自己的讨划如期完成了奥林匹克港的建设计划，使奥运会水上运动竞赛准备工作顺利完成。 萨马兰奇对于巴塞罗那奥运会的准备工作有着一种特别的关心。从组委会的人选到工程建设、比赛项目等方面都有所考虑。马拉加尔知道萨马兰奇作为国际奥委会主席，有很多事情要操心，所以尽力不让萨马兰奇为巴塞罗那奥运会的具体筹办工作分心。俩人配合默契，筹办工作基本顺利。 萨马兰奇对巴塞罗那奥运会太关心了，以至于容不得在筹办中出现差错。1989年蒙锥克山体育场举行世界杯田径赛时，主席台出现了漏雨现象，同时在比赛中暴露出了巴塞罗那在组织工作方面的偏差。更令人火上烧油的是，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应邀参加世界杯田径赛开幕式，不料一些巴斯克独立分子得知这一消息后，在半路截住了国王的汽车，呼口号，吹口哨，警方出动了大批警察才驱散了围困国王的人。但是国王到达体育场时还是迟到了不少时间。国王被困事件使萨马兰奇大为恼火，它不仅影响了世界杯田径赛的开幕式时间，更重要的是让人们对巴塞罗那的安全保卫能力产生了严重怀疑。 萨马兰奇严厉批评了马拉加尔。为了敦促巴塞罗那奥运会筹备工作的顺利进行，萨马兰奇公开向外国记者披露了组委会工作的某些缺点。组委会非常重视萨马兰奇的意见，很快就改进了存在问题的一些工作方式。 萨马兰奇对此非常高兴。几个月后，他在洛桑同奥运会组委会代表进行了会谈。会谈后，萨马兰奇在电视上发表了讲话，对巴塞罗那的筹办工作表示十分满意，并且对巴塞罗那奥运会的成功流露出明显的乐观态度。人们注意到，这是萨马兰奇第一次对未来奥运会持乐观态度。 萨马兰奇认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依赖于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而完善的筹备工作是奥运会成功的保证，一届成功的奥运会必然将对后来几届奥运会产生有利的影响。当萨马兰奇对巴塞罗那奥运会表现出乐观情绪的同时，也对未来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同样，马拉加尔对巴塞罗那的奥运会的成功从来没有怀疑过。马拉加尔是个自信的人，对于认定的目标，他相信，只要自己付出极大的努力，同时适应客观条件，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 马拉加尔对目标的信心从来没有动摇，而且对具体事物同样认真对待，一丝不苟。仅以建奥运村为例，为建奥运村，就需要对市改规划做出调整，其中包括铺设新的铁路线、建立隧道，而且普埃夫洛·努埃沃区的排水系统需要进行改建，使城市排水管道远离未来奥运村的沙滩。此外还有奥运村的建筑规划、结构设计，包括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马拉加尔都一一过问，认真处理，真可谓日理万机。有时他不得不接见一些外国的记者，只好把采访时间压缩到3分钟。 当然，巴塞罗那奥运会的成功不能完全归功于萨马兰奇或马拉加尔个人。在他们身后，还有其他许多工作人员，还有300万巴塞罗那人，其中逾10万人报名充当奥运会志愿服务人员。 1989年8月，正当巴塞罗那紧张地筹备第二十五届奥运会时，从远在加纳比海的波多黎各传来了一个令组委会和巴塞罗那人感到欣喜和骄傲的消息：在8月30日举行的国际奥委会执委会议上，萨马兰奇以绝对优势再度当选为国际奥委会主席，任期4年。马拉加尔第一个发去了贺信，一方面对萨马兰奇再度当选表示祝贺，另一方面也表示了他对萨马兰奇为家乡巴塞罗那申办和筹备第：二十五届奥运会所付出的积极努力的诚挚谢意。萨马兰奇在回信中高度赞扬了马拉加尔为巴塞罗那奥运会的召开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同时表示要一如既往地支持组委会的工作，把第二十五届奥运会办成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远、“真正体现奥林匹克大同精神的”体坛盛会。萨马兰奇和巴塞罗那对即将到来的7月25日充满了信心。 1992年6月9日，第25届奥运会开幕前夕，萨马兰奇在百忙中回答了中国《新体育》杂志社总编辑何慧娴的提问，从他的回答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萨马兰奇对巴塞罗那奥运会所寄予的厚望和对奥林匹克主义的深刻理解。 问：主席先生，依您看本届奥运会具有哪些新的特点？ 答：国际奥委会现在比过去有更多经济来源，并以此来帮助各国奥委会发展体育运动，弘扬奥林匹克主义和选送运动员参加奥运会。这些引发了一个重要争议，即奥运会的形式、范围和计划问题。奥运会要让全世界最优秀的运动员聚集到一起，同时我们必须保证运动会的全球性范围，而参赛运动员的总人数应该不超过一万。这是我们面临的严重的挑战之一。 在妇女的作用方面，她们所要参赛的项目比过去增加了。 新的国家奥委会将中请加入国际奥委会。我们现在最重要的责任是帮助全世界的每一个地区发展奥林匹克运动。国际奥委会与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各国家奥委会之间的相互合作将有所增强。 我们还将继续对服用兴奋剂及各种各样的欺骗行为作坚决斗争。 我们将更关心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以及奥林匹克主义的道德和哲学方面的问题。 奥林匹克运动在环境保护方面将起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在奥运会的所在地。 我们将同那些把运动会政治化的行为作更坚决的斗争。 体育商业化由于它能够也应该为体育发展和奥林匹克运动作出贡献而将继续下去。只是它将受到国际奥委会、各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以及各国奥委会的制约。为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和发展奥林匹克运动的需要而争取一部分由体育运动本身带来的金钱是我们的责任。但奥林匹克运动必须尊重我们的理想，即尊重对手、诚实、超越自我以及体现“公平竞争”一词“所能表达的全部含义。 问：您在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方面有何新的计划？ 答：弘扬奥林匹克精神的唯一途径是坚持不懈地、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向年轻的一代——观众和人民大众宣传奥林匹克精神。其中一种方法就是贵杂志正在做的，即出版奥运会特刊，让读者了解奥林匹克主义的基本原则。 问：请您谈谈对奥运会前景的看法。 答：近年来，奥林匹克运动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其影响——不仅在体育上而且在社会生活中——和国际威望达到了一种过去从未达到过的高度。它比过去更团结、更民主、具有坚实的经济和组织基础。由于它具有适应目前世界巨大变化的能力，它完全能够应付我们所面临的诸如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挑战和困难，帮助贫困地区的体育界人士发展他们的奥林匹克运动，召集不同信仰、不同政见、不同种族和国籍的人们，在目前经受危险的政治动荡的地区发展奥林匹克运动。 当今世界的特点不仅在于机械化科学技术的盛行，而且还有社会和种族歧视以及政治和宗教斗争。正因为如此，这个世界比以往更需要奥林匹克主义和它调停种族矛盾的能力。 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签字） 1992年7月25日，来自172个国家和地区的7108名男选手和2851名女选手汇集到巴塞罗那蒙锥克山体育场。西班牙首相冈萨雷斯宣布第二十五届奥运会开幕，萨马兰奇随后致辞，高度赞扬了巴塞罗那为本届奥运会的召开所作出的一切‘回顾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走过的艰难历程，并预祝各国运动员取得最好成绩。 经过15天紧张的角逐，美国代表团获得108枚奖牌（其中金牌37枚），位居奖牌榜首，独联体获102枚奖牌（45金），位居第二，紧随其后的是德国（奖牌82枚，33金）、中国（奖牌54枚，16金）、古巴（奖牌31枚，14金）。东道主西班牙代表团获得13枚金牌（总共22枚奖牌），大大超过了以往历届奥运会金牌总数（4枚），令萨马兰奇和家乡父老感到无比的骄傲。 40年来，夏季奥运会第一次在东西方没有敌意的气氛下进行，也是20年来第一次没有出现抵制行动。 南非这个在世界上一度被遗弃的国家由于推翻了种族隔离制度，而在32年后重新回到奥林匹克的大家庭里。南非的回归，萨马兰奇倾注了大量心血。可以说，南非的回归是萨马兰奇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所做的最大的贡献之一。 1948年，刚刚执政的南非国民党在原有的种族隔离体制基础上，实行了种族隔离政策、这种政策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体育上。很多体育场馆的门外都贴出了“不准黑人入内”的牌子，使很多有才华的黑人运动员失去了必须的训练条件，失去了在运动场上争夺名次的机会。 1960年罗马奥运会，南非运动员清一色全是白人，引起了很多与会者的不满。考虑到他们已经出现在奥运会上，拒之门外为时已晚，世界舆论只能一致予以强烈的谴责，向南非政府施加压力。 1964年东京奥运会前夕。由于南非政府顽固地推行种族隔离政策，尤其在运动员选拔上，不是以运动员比赛成绩的高低，而是以其肤色来决定是否有资格代表南非参赛。国际奥委会因此取消了南非运动员的参赛资格，以示对其破坏奥林匹克神圣精神的惩罚。 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上，种族歧视问题再次出现。该年年初，本着促进人类团结和互相理解的原则，国际奥委会作出决定，允许南非参加本届奥运会。这个决定立即遭到许多国家奥委会的反对，非洲最高体育理事会宣布，如果同意南非参加奥运会，非洲将坚决进行抵制。国际奥委会迫于各界压力，经过执委会多次激烈的争论，宣布改变最初决定。于是，南非再次被拒于奥运会的大门之外。 此后，南非参加奥运会问题成为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一经提出，便遭到非洲国家的激烈反对。一直发展到1976年第二十一届奥运会时，终于爆发了非洲国家集体抵制的严重事件。 这次事件的起因是新西兰与南非间进行的体育互访。 新西兰政府代表曾在联合国特别委员会上表示，新西兰不允许任何来自南非的体育代表队参加在新西兰举行的体育比赛，除非南非队员的选拔不是在种族歧视的条件下确定，而是以其真正的运动专长为唯一标准。但是1975年，新西兰宣布了一条与此规定相矛盾的消息：新西兰将派出一支橄榄球队赴南非与该国运动员进行“友谊”比赛。年底，新西兰总统大选开始。参加竞选的马尔登为争取更多的选民，四处游说并向选民保证：着自己获胜，将重开与南非的体育交往。而且，他还会与新西兰橄榄球队一起去南非。于是一些橄榄球明星走上街头，努力为他拉取选票。 1976年初，获胜当选的马尔登的新政府批准了新西兰运动员与南非运动员的体育比赛，同时还向南非国家垒球队发出了邀请，希望他们参加该年年初在新西兰举行的国际垒球锦标赛。南非方面置联合国和几乎世界所有国家的抗议于不顾，接受了邀请。非洲体育理事会立即在内罗毕开会并决定，如果新西兰橄榄球队坚持去南非进行访问比赛，他们将抵制所有新西兰参加的奥运会项目。非洲体育理事会主席火速飞赴新西兰，敦促马尔登政府取消橄榄球队的南非之行。结果他吃了个“闭门羹”。在他到达的当天，新西兰“黑衫橄榄球队”即启程飞往开普敦参加“友谊”赛。 7月7日，蒙特利尔奥运会开幕前10天，非洲统一组织国家首脑集会毛里求斯，会议通过的决议要求非洲国家在新西兰参加奥运会的情况下，重新考虑他们是否参加本届奥运会的问题。离开幕还剩两天，非洲体育最高理事会主席和秘书长在蒙特利尔奥运村召开非洲国家代表团团长会议，通报非统组织的决议内容。随后，代表团团长会议也作出决议，非洲各国代表团团长联名致函国际奥委会，希望国际奥委会取消新西兰参加本届奥运会的资格。开幕前一天，国际奥委会作出答复：驳回非洲国家的请求。 7月17日，奥运会如期举行，与此同时，一些非洲国家的运动员则登上从蒙特利尔飞往内罗毕和其他非洲城市的飞机。 面对非洲国家的抵制和来自其他各界的压力，国际奥委会一方面向南非政府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又积极努力，争取南非早日回到国际奥林匹克的大家庭里。 真正雷厉风行开展这项艰苦工作是在萨马兰奇就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之后。 1981年，萨马兰奇在东京开始了解决南非问题的长途跋涉。当时在萨马兰奇的帮助下，非洲各国的奥委会代表们聚集一堂，建立起与其它各大洲一样的非洲国家奥委会委员会。 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和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美苏集团的互相抵制成为国际奥委会面临的头等大事，即便这样，萨马兰奇也没有忘记南非问题，他认为，随着国际政治形式的缓和，说服非洲各国放弃前嫌，接纳南非回到奥林匹克大家庭的时机正逐步成熟。 1985年10月24日至11月4日，萨马兰奇对非洲12国进行了一次“旋风式的访问”。每到一国，他都要宣传奥林匹克精神的宗旨，呼吁非洲国家汇集到奥林匹克这面和平的旗帜下。通过这次访问，萨马兰奇对非洲国家参加汉城奥运会充满了信心。虽然抵制奥运会的可能并非绝对消失，可他对避免这一局面的出现已胸有成竹。 1988年4月，国际奥委会在洛桑请来了非洲体育官员，召开一次讨论取消体育上种族歧视问题的会议。其目的在于使国际体育界建立起共同的原则和对策。会后，萨马兰奇在国际奥委会中设立了“种族隔离委员会”，这是他开始着手解决南非问题的又一措施。 这些工作很快收到了成效，非洲国家没有对汉城奥运会进行抵制，更重要的是，这些工作为以后南非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基础。 经过萨马兰奇不断地做工作，非洲体育界一些领导人开始接受他的思想。即在一个真正平等的体育比赛中，承认南非，可能会对南非社会逐步转变和开放产生强有力的影响。 1988年，解决南非问题的具体安排被提上议事日程。当南非国家奥委会的代表提出要见萨马兰奇时，萨马兰奇的回答非常简单，他们必须首先与隔离委员会的负责人、国际奥委会委员姆拜厄会谈。这一年年底，在维也纳召开了隔离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 萨马兰奇在1989年9月在洛桑会见了来访的南非国家奥委会代表。通过与他们的交谈，他更加认识到，选择一个合适的人选，就等于问题解决了一半。按照他的一贯作风，对任何复杂问题，即使他已有深思熟虑的看法，也不第一个表示出来。因为萨马兰奇清楚，来自第一线的人最有发言权，他们的意见更加符合实际。于是，他总是在下面与最广解实际情况的人交流，将自己的想法传达给他们，然后从他们的角度将此看法提出来。萨马兰奇经过长时间的物色，最终任命来自塞内加尔的姆拜厄为隔离委员会主席，由他负责解决南非问题。 10月，在姆拜厄的安排下，南非国家奥委会主席和总秘书第一次与非洲黑人体育组织进行了正式接触、双方在洛桑的会面，标志着非洲体育中长期对立的两方开始了有积极意义的接触。11月，哈拉雷，种族融合南非体育团体与国际体育反种族隔离运动的领导人萨姆拉姆萨米及费克着基丹恩会面。非洲其他国家与南非体育官员的交往日益频繁，双方在很多问题上开始听取对方的意见一出现了良好的气氛，为进一步打破几十年的坚冰奠定了基础。 1990年9月，第四次国际体育反种族隔离会议在挪威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会议要求或说希望有一种力量，能够强迫南非在政治上取消种族隔离政策。南非体育界也在寻求一种暂时的解决方法，即建立一人一票的投票制度。南非国家奥委会也派出了代表参加这次会议，并在会议上表达了非洲人对在体育大家庭中解决南非问题的良好愿望。 这一年，萨马兰奇使国际奥委会与南非体育界的接触多起来，取得的成果日益明显，令非洲各界人士的心里升起新的希望之帆。 1991年1月，萨马兰奇和拉姆萨米在巴黎会见了南非国家奥委会的代表。此后，拉姆萨米又单独与南非国家奥委会官员进行了会谈。2月，南非的代表们又与姆拜厄举行了会谈，所有这些会议，国际奥委会从组织到财政都予以大力支持。11月，5个非洲体育组织在哈拉雷组成了一个非洲体育协商委员会。同月，萨马兰奇在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国际奥委会将止武派出代表访问南非。12月，国际奥委会先行人员非正式地访问了南非首都约翰内斯堡。 1991年2月，应非洲国家奥委会委员会的要求，在博茨瓦纳成立了由5个南非体育团体组成的南非临时国家奥委会。3月，国际奥委会派出的特别代表团来到南非，先后会见了南非总统德克拉克、南非黑人运动领袖曼德拉、因卡塔自由党领导人布特莱齐。在此期间，代表团还与南非的5个体育团体进行了富有成果的讨论。 约翰内斯堡，国际奥委会特别代表团离开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团长姆拜厄宣布了这次访问的实质性结果。基于下述6项条件，他代表国际奥委会和非洲国家奥委会委员会通告，暂时承认南非国家奥委会为国际奥委会成员。 这6项条件为： 一、按照南非总统德克拉克的允诺，在南非废除种族隔离法； 二、南非临时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在组织上和行动上遵守奥林匹克宪章； 三、南非临时国家奥委会制定相应的章程，鼓励南非体育运动委员会与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关系的正常化； 四、在不分种族的基础上寻求体育界的统一； 五、使南非临时国家奥委会与非洲国家奥委会委员会的关系正常化； 六、直至暂停参加国际比赛的执行时间生效。 姆拜厄语惊四座，醒悟过来的记者们纷纷抢发新闻。6月，南非国内废除种族隔离法。时隔不久，在伯明翰举行的国际奥委会全体委员会议上原则通过了这一临时承认。7月，国际奥委会洛桑特别会议上，由萨马兰奇和最高执委会签署一项决议：永久性地接纳南非国家奥委会为国际奥委会成员。 经过萨马兰奇和国际奥委会11年的努力，南非终于回到了奥林匹克的大家庭里。多少南非运动员在得知这一消息时不禁流下了激动的热泪。1992年7月25日，当南非体育代表团进入巴塞罗那蒙锥克山体育场时，全体观众都报以热烈的掌声。他们知道，南非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不仅是奥林匹克运动的胜利，也是人类战胜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巨大胜利。 8月9日，巴塞罗那奥运会在一片辉煌中降下了帷幕。萨马兰奇在把五环旗交给亚特兰大市长时，心中百感交集，巴塞罗那奥运会可以说是他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以来最成功的一部杰作，他为之倾注了无数的心血；他的改革理想经过实践的检验最终被证明光大了顾拜旦首创的奥林匹克主义，推动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现在他已届高年，在到达了一生辉煌的顶点后，是不是应该考虑激流勇退，将身上的重任移交给后来者。…… 事实上，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举办期间，萨马兰奇就意识到自己似乎已完成了历史所付与的使命，该告老还乡了。但是这副担子交给谁，他一直在找，但一直没有找到一个理想的人选。况且，奥林匹克运动要发展，就得不断地进行改革，而这个改革的总体设计仿佛非他莫属。 萨马兰奇也知道，有好几个人正在觊觎他的位子。对于这个位子所带来的荣誉，萨马兰奇从来没有放在心上，该得到的东西都已经得到了；继续在这个位置上干下去，恐怕也不会再得到什么新的东西。 然而，他就像一位艺术家对待自己一件极其优秀的作品，就像一位年轻的母亲对待自己的婴儿一样，对国际奥委会产生了一种难舍难分、欲罢不能的感情。他总觉得他离不开国际奥委会，而且国际奥委会也离不开他。为奥林匹克运动工作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也是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当他为奥林匹克运动而奔波劳累，常常感到心力交瘁的时候，他多想休息休息，哪怕是一个小憩。可是当他面临退休年龄的时候，又不可避免地感到了一种隐隐的失落。 的确，他已经做了退休的打算，并且已经开始了回忆录的写作。但是同前6任主席相比，他的年龄尚属中等，仍有余力继续工作。 萨马兰奇又仔细地算了一下前6任主席的退休年龄。 第1任主席维凯拉斯退休时61岁； 第2任主席顾拜旦退休时62岁； 第3任主席巴耶·拉图尔在65岁高龄时长眠于他的工作岗位上； 第4任主席埃德斯特隆退休时已81岁； 第5任主席布伦戴奇在84岁的高龄退休； 第6任主席基拉宁1980年退休时，年龄已达66岁。 萨马兰奇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至今才12年，他仍然有充沛的精力在这个位置上工作下去。作为国际体育界的领袖，他深深懂得激流勇退的含义。回想起自己过去的工作，他不能不感到欣喜。在他担任主席期间，奥运会一届比一届办得好，这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 欣喜之余，他又不能不有所担忧。国际奥委会同其它国际体育组织之间的微妙关系究竟能够维持多久？如果有一天电视媒介拒绝转播奥运会，那奥运会以及奥运会的经费不足的问题如何解决呢？假如有人组织一场国际性友谊赛，把国际奥委会完全排斥在外，那国际奥委会又应当怎么办呢？ 他也知道，他的成绩已经引起了某些嫉恨，而这些嫉恨又转成了某种恶意的攻击。也许他做得越多，在成功的道路上走得越远，受到的攻击也就越多。 1992年4月，两个英国记者出版了一本名为《五环的老爷们》的书。这本书把国际奥委会描绘为贪婪受贿的俱乐部。书中攻击萨马兰奇主席独裁专横，攻击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国际田联主席内比奥罗、国家奥委会联合会主席巴斯克斯·拉尼亚耍弄权术，说是有个拉丁帮“黑手党”控制了国际体坛。此书出版的同时，英国报界一片鼓噪，提出应“撤换教皇”；呼吁要英国籍国际奥委会委员安妮公主出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吹捧她从来拒受各申办城市的礼物，是国际奥委会中最清白的委员；说英国最有民主传统，等等。英国的电视台也推波助澜’放映了一个攻击国际奥委会的节目。 《五环的老爷们》这本书有约90处与事实不符，又广泛恶毒攻击，自然引起国际奥委会的强烈反感。国外一些舆论认为这场喧哗代表了盎格鲁·撒克逊体育界一些人的想法。因为在很长时期内许多国际体育组织都是英、美人任主席，他们对近十几年来大权旁落、影响削弱的现状耿耿于怀，想借攻击国际奥委会夺回国际体育组织的领导权。 5月上旬国际奥委会塞维利亚执委会上讨论了对这本书应如何反应，决定要在瑞士法院向作者提出控告。 7月21日，奥运会召开前夕，安妮公主向英国报界声称她不可能有时间去担任需要专职的国际奥委会主席，也没有人正式向她提出过，表白了她没有打算争当国际奥委会主席。 安妮公主的申明无疑向英国新闻界迎头浇了一盆凉水，《五环的老爷们》搅起的风波也逐渐趋于平静。但萨马兰奇的心情却久久难以平静下来，他为了奥林匹克事业的发展，披肝沥胆、呕心沥血，结果仍遭到无中生有的攻击，怎能不让他感到伤心和苦恼呢？ 在他感情苦恼的时候，国际奥委会执委、中国代表何振梁给了他鼓励。何振梁在国际奥委会塞维利亚执委会上指出：“十多年来，国际奥委会的工作在萨马兰奇主席的领导下取得了重大成绩，大部分人高兴，小部分则不愿看到。” 何振梁还引用了中国的一句古诗：“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 萨马兰奇对“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句话十分欣赏，并且把它写进了他1992年7月20日在国际奥委会第99次全体会议开幕式上的发言。他说：“一位来自于一个具有几千年光辉历史并且令我尊敬和热爱的国家的同事对我说，国际奥委会的大树秀于世界体育之林，因此必然要受到从四面八方刮来的狂风的摧残。我可以向各位保证，我们这棵大树根深叶茂，不仅能够经受住狂风的吹袭，而且还会茁壮成长。” 面对众多的期望和外界一些攻击的挑战，7月23日，萨马兰奇在国际奥委会全体委员会议上明确宣布，在1993年他第二次任满之际，将继续竞选三度连任，并且将率领国际奥委会跨入21世纪。 这是他对挑战的回击，也是他对攻击的挑战。权力有时是一项事业成就的关键。他要把握住权力，要把握住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航向。一时的失误，也许会贻误世界历史几十年。 这里没有个人的权欲，有的只是责任感、义务感。国际奥委会的领导位置也曾被某些地区的大国所控制，奥运会也几度被用来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萨马兰奇希望奥林匹克运动从此少走些弯路，少受些干扰，按照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向前发展。 1993年9月23日国际奥委会第101次全体委员会议在蒙特卡洛召开，会议除了要投票选举2000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外，还要投票选举新的国际奥委会主席。24日经过人会的89名国际奥委会委员秘密投票，萨马兰奇以绝对多数三度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任期4年。 第13章 亚特兰大：百年盛典 ·金钱与历史的较量 ·我们唯一的武器是体育 ·炸弹事件 ·奥运会与商业化 ·百年盛会、百年遗憾 1990年9月东京国际奥委会第96次会议决定将第26届奥运会的主办权授予美国亚特兰大市时，很多人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参加申办第二十六届百年奥运共有6个城市，分别是希腊雅典、英国曼彻斯特、加拿大多伦多、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澳大利亚墨尔本、美国亚特兰大。 1896年，雅典划时代地主办了第1届现代奥运会。百年之后，她还要再次成为奥林匹克竞赛的赛场。这不仅是雅典的意愿，而且是世界上很多人的臆想。甚至有的人提出，以后奥运会不再轮流主办，而是将雅典作为奥运会的固定举办城市。 雅典申办小组在所有公开场合都强调希腊是古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发祥地，现代第一届奥运会也在雅典举行，百年奥运会理所当然应该回到雅典奥林匹亚山；而亚特兰大申奥小组则打着“奥运会必须走向下一个世纪”的牌子，宣称百年奥运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纪念过去，而且应该成为迎接未来的崭新起点。 雅典的失利引起了一些人的猜测和非议。有的人猜想亚特兰大同国际奥委会私下有什么动作；有的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说萨马兰奇唯恐雅典主办奥运会百年大典会为她在奥林匹克运动中奠定一个不可动摇的地位，使巴塞罗那相形见绌；也有的人指手画脚，认为由亚特兰大举办第26届奥运会，从短期看，效果可能要好一些，因为美国的经济实力要比希腊强得多。但雅典是现代奥运会的发源地，百年回归，有体育、文化和情感上的多重意义，人们对之普遍寄予厚望。1990年在东京投票第一轮，亚特兰大获19票，雅典23票，其它城市共44票，贝尔格莱德被淘汰出局；第二轮，亚特兰大20票，雅典23票，其它城市43票，曼彻斯特被淘汰。前两轮投票雅典领先。第三轮，亚特兰大和雅典各获26票，墨尔本遭淘汰；第四轮，亚特兰大34票，超过雅典的30票，多伦多被淘汰；第五轮，雅典以35对51票落选。这一投票结果当时被国际舆论认为是“金钱战胜历史”、“美元战胜奥林匹克精神”，因为美国人当时炫耀的就是亚特兰大如何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场馆齐备、生活方便。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奥运会和国际奥委会的最大赞助商及合作伙伴可口可乐公司的总部就在亚特兰大。据报道说，美国曾请了有投票权的87位委员中的68人到过亚特兰大，这些委员到亚市后有两件事必做，一是为马丁·路德·金墓献花，一是到可口可乐公司总部做客。此外，巨大的奥运会电视转播权出售收入也是一个巨大的诱惑。洛杉矶奥运会以来，这笔交易在数亿美元价码上水涨船高，对于从中受益的国际奥委会及委员来说，自然有一种“挡不住”的感觉。 1987年4月的一天，亚特兰大著名房地产律师比利·佩恩突然来到当时的市长安德鲁·杰克逊·扬的办公室，提出要为亚特兰大争取一个“名振全球”的机会。扬静静地听完了佩恩的陈述，觉得自己一下子被“惊呆了”。在亚特兰大举办奥运会，而且是百年奥运会，扬从来都没有想过。亚特兰大历史上没有举办过任何规模较大的运动会，也没有现成的体育场馆能够用做接待全世界的运动健儿，最主要的是，亚特兰大虽然有可口可乐这样的大公司，但总体经济实力在美国处于中等，市政府根本无力承担申办和举办奥运会所需的巨额资金。 佩恩要为亚特兰大争取1996年奥运会的想法遭到了很多人的嘲笑，他们认为佩恩一定是个“疯子”。但佩恩的朋友A·D·弗莱泽尔（后任亚特兰大奥运会组委会经营部主任）、帕特·格利森（后任组委会财务部主管兼财务管理服务部主任）、莫里斯·迪拉德（后任组委会经营部执行主管）等人却知道佩恩没有发疯，因为他们了解佩恩。佩思进入亚特兰大房地产界以后，因其能言善变和想法大胆而迅速成为房地产界知名的律师。佩恩的父亲在年纪轻轻时就因心脏病去世，他自己也患有与父亲相同类型的心脏病，随时都有可能发作致死，但他并没有整天唉声叹气，而是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他喜爱的律师工作中。成名后，佩恩又积极支持社区工作，他曾经牵头为一所天主教教堂修建了一座新殿堂。这件事让佩恩感到非常满足，同时激起了他的远大志向。在提出申办1996年奥运会之前，他还几次组织大型社会公益活动，得到了“社区活动家”的美誉。 扬虽然被佩恩的大胆想法“惊呆”了，但并没有嘲笑他想入非非，也没有表示明确拒绝。扬从1961年就从原籍新奥尔良来到亚特兰大工作，当时他被聘为南部基督教领导会议文化培训部主任，负责培训黑人能通过地区歧视性质的选举资格考试。同时他还加入了由马丁·路德·金领导的人权运动，并担任了这位著名黑人运动领袖的首席谈判和私人代表。1972年他和得克萨斯州的巴巴拉·乔丹一起成为地区变革后的第一批黑人议员。在任职两年半后，被美国总统任命为驻联合国大使。1980年扬回到亚特兰大，并于1982年和1986年两次被选为市长。作为一名从人权运动中脱颖而出的政治家，扬一直相信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支持出色的想法和出色的公民，这也是他为什么能够站在马丁·路德·金的身后的原因所在。 第一次见面没有结果，佩恩又第二次来到扬的办公室，这次他还带来了一份具体的可行性报告。扬很快喜欢上这个滔滔不绝、有条不紊的中年人，他欣赏佩恩那种献身于美好理想并为更美好的明天而奋斗的精神。他也知道，即使这次再不表态，佩恩还会第三次、第四次来敲自己办公室的门。于是，扬决定留下佩恩的报告，同意尽快召集有关人士讨论佩恩的提案。 3个月后，扬兴奋地打电话告诉佩恩，亚特兰人中政府决定参加争办1996年百年奥运。就这样。扬和佩思走到了一起，并开始了艰难的申办历程。 佩恩首先找到可口可乐公司“化缘”，可口可乐到底是财大气粗，一出手就是1000万美元，作为申办经费。但是问题依然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美国上层对这次申办信心不足，认为亚特兰大缺乏组织大型体育比赛的经验和必要的基础体育设施，另外，亚特兰大糟糕的社会治安形势也是令美国政府担忧的大问题。 但佩恩和扬的信心却从未减弱，扬曾说佩恩“就像一头猎犬”，一旦抓住目标就决不放弃。在那些申办艰难的日日夜夜，扬更深切地体会到佩恩这种持之以恒的性格魅力。自1987年首次提出参加申办以来，佩恩和他的伙伴们克服了千难万险。到1990年9月东京会议决定将第二十六届奥运会的主办权交给亚特兰大时，佩恩和扬几乎不能相信他们3年多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 其实亚特兰大获得举办权时，美国人自己对此也觉得不可理解。当时美国新闻界就说，亚特兰大是美国治安最糟的城市，平均每10万人有24．1人受过袭击，列全美第一。亚市也是美国第一大毒城。而美国著名专栏作家布鲁斯·威尔森甚至说，亚城办奥运是“天大的笑话”，而且以长远的眼光分析，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是不利的。种种议论纷纷扬扬，莫衷一是。国际奥委会感到了一些压力，亚特兰大的胜利一时间也涂上了一些神秘色彩。 其实这里没有秘密可言。选择奥运会主办城市的决定是由全体国际奥委会委员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决定的，并不为某个人的个人意志所转移。国际奥委会委员们根据调查委员会的书面报告和自己所了解的情况，投票决定主办城市。所以，让国际奥委会委员了解自己是很重要的。每次国际奥委会开会决定主办城市的那一年，甚至在前一年，各路申办人马就已登台亮相，竞相介绍自己。当然，申办活动费用应该有充分保证。 贝尔格莱德和曼彻斯特也许本来就对获得26届奥运会主办权不抱什么希望，所以竞选费用投入得十分有限，而多伦多和墨尔本的预算不算少，分别为1300万和1600万美元。雅典的申办经费只有600万美元。 历来奥运会申办代表团集中的地方就是比排场、比豪华的舞台。这当然可以理解，一个连申办费用都不充裕的城市，怎么能让人相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主办奥运会呢？ 不能说雅典不重视这次申办。国际奥委会东京会议召开时，希腊总理亲自率队前往，为夺取26届奥运会主办权呐喊助威。 但是雅典没有想到亚特兰大先声夺人，精心策划，而且出手阔绰。美国代表团由布什夫人带队，代表团成员多达300人，其中包括专门请的厨师、服务员和提琴手。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特色的代表团。 而且亚特兰大吸取了巴塞罗那的争办经验，即请进来，又走出去。大多数委员都曾应邀到亚特兰大和美国其它旅游地区“考察”游览，同时还派出说客分别前往73个国家“做工作”。 雅典的失败令人同情，游说宣传活动做得不充分也是失败的原因之一。当然雅典的经济实力确实难以同亚特兰大匹敌。 早在巴塞罗那争办奥运会时，就有传闻说只要给每个有投票权的委员一定数量的现金，就可以稳拿主办权。但是历届奥运会组委会都不相信，更不会去这么做。后来国际奥委会还专门做了调查，证实没有任何一位委员曾接受过申办城市赠送的现金。委员们接受的只是一些小礼品。 国际奥委会历来反对送礼歪风。国际奥委会委员、英国的安妮公主对送礼的行动一直公开持批评态度，她自身也拒绝接受任何礼品。国际奥委会总干事弗·加拉德说： “唯一能送的就是申办材料。我们已经要求申办城市不要送除此之外任何不必要的东西。” 萨马兰奇也表示，如果发现哪个申办城市有贿赂行为，将停止该城市两次申办资格。 亚特兰大获得奥运会主办权本无可非议，但是后来国际奥委会执委、美国奥委会主席赫尔米克的辞职却又使这个问题再度掀起波澜。 罗伯·赫尔米克1985年进入国际奥委会，1989年当选为国际奥委会执委。除了在美国奥委会的工作，他还在故乡衣阿华州开设了一家私人法律事务所。 赫尔米克在美国奥委会的工作卓有成效，也在国际奥委会中留下了良好的形象。他有自己一套卓有成效的工作方法，干起来雷厉风行，因而效果也显著。但是这些辉煌的成绩也不能把他从最后的厄运里解脱出来。 1991年本应是他大显身手的一年，但是极善于钻营的美国记者捕捉到了一些有关赫尔米克接受贿赂的素材，并且于9月6日在美国一家权威报纸《今日美国》上大爆冷门。一夜之间，赫尔米克成了众矢之的。 美国奥委会经过9个月的调查后宣布“没有发现赫尔米克任何以权谋私的证据”。但是舆论并没有因此而止息。 9月17日，赫尔米克出席了国际奥委会在柏林举行的执委会会议，会上他汇报了这场风波的经过、自己的辩护意见和美国奥委会的调查结果，希望能够得到国际奥委会的谅解。但是国际奥委会对于这类事情也爱莫能助。翌日，赫尔米克悄悄离开柏林返回美国。当天晚上，他宣布辞去美国奥委会主席的职务。这样直到1992年10月在迈阿密举行的美国奥委会年会选举74岁的勒鲁瓦·沃克为主席前，美国奥委会主席的位置一直空着。 对于赫尔米克的辞职，国际奥委会专门组织了一个三人小组前往美国进行调查。 两个月后，美国司法部副部长阿诺德·伯恩斯向美国奥委会提交了一份长达59页的报告。报告赫尔米克多次违反美国奥委会有关回避利益冲突的规定，从与美国奥委会有商业关系的公司那里收取代理费，并接受与奥林匹克运动有关的一些体育机构的咨询费，总款项达、30万美元。报告还附带了一份具体的收费清单。 12月4日，赫尔米克主动辞去了他在国际奥委会中的一切职务。 赫尔米克的事情结束了，但是赫尔米克给亚特兰大奥运会带来的麻烦并没有随着赫尔米克的辞职而消失。 赫尔米克为亚特兰大争得奥运会主办权立下了汗马功劳。事实上，他的双重身份也确为亚特兰大的胜利起了不小的作用。以前人们为此对赫尔米克大加赞扬，现在却纷纷指责。并且对亚特兰大奥运会组委会产生了怀疑。伯恩斯也在他的报告中写道“赫尔米克先生完全低估了自己行为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人们开始怀疑赫尔米克是否也使用了金钱操纵国际奥委会，将主办权交给了亚特兰大，如果那样，奥运会为亚特兰大带来的不是光荣，而是耻厚。有的人甚至有声有色地说，亚特兰大能够争得主办权靠的完全是大把大把的钞票。 怀疑归怀疑，确有其实也罢，捕风捉影也罢，亚特兰大成为1996年第二十六届奥运会的主办城市已是不可辩驳的事实。 获得主办权后，亚特兰大立即行动了起来，开展全方位的筹备工作。筹备工作的第一步是建立“百年奥运组委会”，申办第一功臣比利·佩恩出任组委会执行主席，市长安德鲁·杰克逊·扬出任并列主席。组委会下设16个部门，分别是：建筑部、经营部、团体服务部、通讯部、财产部、大会服务部、高级政策兼当地政府、社区关系和EEOP部、体育部、行政部、广播部、场地部、特别工程和技术部、国际关系部、奥运会计划部和体育礼品部。精明的佩恩为每个部门都挑选了精明强干的主管，这些主管有的来自政府，有的是商界巨子，有的是民间组织的负责人。坚强的领导班子保证了奥运会各项筹备工作的顺利进行。 组委会制定的第一个重大决定就是，亚特兰大奥运会将采用1984年洛杉矶的做法，由私营部门出资主办。佩恩认为，亚特兰大奥运会由私营部门主办是不给市民带来经济负担的唯一办法。他认为，有能力单独举办奥运会的城市是不存在的。由私营部门出资是比较理想的办法。 组委会将他们的报告提交给国际奥委会后，几乎没费什么周折就获得了通过。因为根据亚特兰大1993—1996年度的销售计划，本届奥运会需要经费约17．5亿美元，但仅电视转播权一项就卖到了9亿美元，31家企业将提供6．8亿美元的赞助，另外各种商品营销额将超过10亿美元。根据估算，国际奥委会很可能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至少获得3亿美元的资金。这对国际奥委会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除此之外，萨马兰奇还对亚特兰大奥运会抱有其它期望。他说，亚特兰大奥运会很可能“将标志着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一个重要阶段的结束。奥运会将要进行一场革命。届时，今天奥运会包含的所有比赛项目，都将会重新加以考虑。国际奥委会正在设想将未来的奥运会分散在几个地区，甚至几个国家举办的可能性。” 1995年11月15日是亚特兰大奥运会参赛国报名截止期。在此之前，国际奥委会的197个成员国中只有阿富汗和朝鲜没有报名。萨马兰奇早在1994年就提出将1996年的百年奥运办成一次真正的“全家福”，他在向阿富汗和朝鲜两国奥委会发出诚挚邀请的同时，提请国际奥委会和组委会决定延长报名截止期，并许诺向两国代表团提供部分援助。经过萨马兰奇和他的同事的一再努力，12月18日，阿富汗奥委会表态参加亚特兰大奥运会。1996年1月3日，又从洛桑传来佳音，朝鲜也同意参赛。这样，国际奥委会的197个成员国最终将汇集到一起，庆祝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百年华诞。 “亚特兰大鼓乐狂敲，礼炮烟花怒放”，美国东部时间7月19日晚8时30分，在美国亚特兰大奥林匹克体育场内，世界奥运大家庭的成员在百年诞辰之际终于实现了大团圆。 当“拳王”阿里用颤抖的、举世无双的右手接过取自希腊奥林匹亚山，经过全球5大洲，在美国42个州传递了24000公里的圣火，点燃1996年第26届奥运会的主火炬时，美国人又献给全世界一个巨大的惊喜。从100年前希腊奥林匹克圣火，到今年的奥运的百年大庆，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正在逐渐变成现实。 和着轻松的音乐，来自197个国家和地区的万余名运动员和领队依次人场。 身着白色礼服的萨马兰奇首先以奥林匹克运动的名义，欢迎来自全世界代表197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来到亚特兰大参加百年盛典的第26届奥运会。 他还说：“我要向今天在这里的运动员致敬，同时，也要向奥林匹克主义的诞生地希腊致敬，向现代奥运会创始者顾拜旦所在的法国致敬。” 在他的致词中特意指出：“波黑内战终于在曾经举办过1984冬奥会的萨拉热窝停止了。奥林匹克运动意味着团结，我们要为重建被战争损坏的体育设施而做贡献。我们仍生活在充满人间悲剧的世界里，因此，我们呼吁所有交战双方遵照奥林匹克的理想，放下武器，用对话来达到和平的目的。” 他最后表示：“我们的唯一武器就是体育。就象今天在亚特兰大发生的一样，体育是友谊，体育是教育，体育是生活，体育把全世界团结在一起。” 这届奥运会的风云人物首推美国田径宿将卡尔·刘易斯，他曾4次参加奥运会，创8项世界纪录。1981—1991年在各类国际、国内大赛的跳远比赛中连续65场获得冠军。7月29日他以8．50米荣获男子跳远冠军，这是他在奥运会上获得的第九枚金牌，平芬兰著名运动员鲁米1920年以后获9枚奥运会金牌的纪录。 美国田坛英雄本·约翰逊在200米和400米双获金牌，被认为是含金量最高的。美国宣传机器为了这两枚金牌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和金钱，使得打破100米世界纪录的加拿大选手贝利相形见绌。 南非选手佩·海恩斯打破女子100米蛙泳世界记录，成为本届奥运会上唯一一个打破世界记录的女运动员。 本届奥运会最激动人心的场面发生在8月3日美国梦之三队与南斯拉夫队决赛上半场休息的时候。当萨马兰奇将一枚金牌戴在“拳王”阿里的脖子上时，35000多观众流着激动的泪水，齐声高喊“伟大的阿里”。 这是阿里第二次出现在本届奥运会上，第一次是他魔术般地出现在奥运会开幕式火炬台上，他用颤抖的手将奥运火炬点燃。 阿里的脸上几乎没有任何表情，但他还是高高举起了颤抖不已的双手感谢观众的欢呼。并艰难地转动身体，亲吻了萨马兰奇的脸颊和金牌。 这枚复制的金牌是补偿阿里30多年前扔掉的金牌。当时，因阿里在白人的饭店里被拒入内，阿里一怒之下将他在罗马奥运会上获得的一枚金牌扔到河里。 美国拳击代表队的米勒说：“他（阿里）在我们心中仍是最伟大的，对来自非洲的美国人来说，他是我们的一个楷模，和他在一起我们充满乐趣。他是整个时代的伟大冠军。” 与以往奥运会不同的是，本届奥运会奖牌相对分散，获得金牌的国家和地区的数量达到53个，比巴塞罗那奥运会增加16个。比赛结束时，美国代表队获得101枚奖牌（44金）、位居金牌榜第二的俄罗斯获奖牌63枚（26金）、其后是德国，奖牌65枚（20金）、中国，奖牌50枚（16金）和法国，奖牌37枚（15金）。搭乘末班车赶到亚特兰大的朝鲜奥运代表团也取得了2金亚银3铜的好成绩。 这届奥运会期间最轰动的新闻是7月26日凌晨1时20分在亚特兰大奥林匹克百年纪念公园发生的一起爆炸事件。爆炸地点在奥林匹克公园北面的At＆t娱乐中心右侧的音响架附近。这个巨大的音响架共有5层，上面有音箱和一架摄像机。爆炸发生时，附近正在举行流行音乐演唱会，公园里大约有5万人。爆炸当场炸死4人，炸伤110人。 奥林匹克公园是由美国At＆t公司出资建立的，是为参加本届奥运会的运动员和各国游客提供的一个娱乐场所，是本届奥运会期间唯一不收费又与奥运会有关的公共场所。与奥运会场馆不同的是，进入该公园不须经过任何检查。记者在去采访排球、体操、举重、柔道、篮球和击剑等项目时也必经此公园。 一位名叫罗伯特·吉的来自洛杉矶的摩托罗拉工程师用家用摄像机恰好拍下了爆炸瞬间的场面。CNN在十几分钟后将这盘录相带在电视台播出。德国一家电视台也正好在公园里采访美国著名游泳运动员埃文斯，爆炸的震动中断了他们的谈话，电视摄像镜头立即对准了爆炸现场。从电视画面上来看，这确实是一次炸弹爆炸事件。 在爆炸前23分钟，At＆t一位名叫里查德·戴维斯发现一个可疑的旅行包。戴维斯一直在寻找包的主人，但没有找到。在场的保安人员立即开始疏散游客。戴维斯在爆炸事件中也受了轻伤，但没有他和同伴的果断行动，这次爆炸中会有更多的人死亡。事发一小时后，警方调集了全部爆炸专家乘直升机奔赴奥林匹克公园。专家在公园里至少又发现了三个爆炸装置。 爆炸的巨响声，打破了亚特兰大一派和平欢乐的景象。本来就像兵营一样的亚市，一夜之间又增派了兵力。 爆炸发生后不久，已回到华盛顿的克林顿总统就得知此事。CNN电视台、CBS、NBC、ESPN和亚特兰大电视台一直在滚动播出爆炸后的新闻。奥林匹克公园也应国际奥委会的要求暂时关闭了。 组委会负责安全的一位官员在记者招待会上还在大言不惭地说：“亚特兰大仍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但他也不得不虚下心来征求别人在保安方面的经验。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将负责这次事故的调查。FBI的官员约翰森说：“为了保证本届奥运会的安全，我们做了多年的努力。我们对这次事件的反应是迅速的，我们要在调查之后才能证实是否是恐怖分子的行动。现在，曾参加过调查纽约tA飞机爆炸和俄克拉荷马爆炸的专家已经抵达亚特兰大。” 爆炸案发生后，参加本届奥运会的各国运动员27日在奥运村中度过了一个忧郁和惊恐之夜。 事件发生后，美国联邦、佐治亚州和亚特兰大三方面加强了对运动员村和周围地区的保安工作，以确保没有其它任何爆炸装置。 在运动员村，从27日凌晨开始，来自世界各地询问担心家人或亲属安全的电话就接连不断，许多运动员聚在一起，询问和传递有关爆炸案的消息。 肯尼亚400米栏运动员金约尔说：“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很害怕，也许我们就是下一个被杀害的人。” 33岁的加拿大马拉松运动员内尔森说：“现在是我们该离开这个城市的时候了，你不得不为自己的安全考虑。我的比赛项目安排在最后一天，我准备离开亚特兰大几天，到时再回来。” 韩国代表团在爆炸案发生后5小时，召开了各项目领队会议，商讨运动员安全措施。 美国游泳运动员埃文斯在爆炸发生时，正在现场附近接受记者采访，她目睹了全过程。她说：“来这里参加奥运会，你总感觉要发生什么事，我很幸运，因为我的比赛结束了。如果我还有比赛的话，我会为此而分心。17日的飞机爆炸案就已经在运动员中引起恐慌。” 许多代表团都为运动员的安全担心，纷纷下达新的规定。要求那些已参加完比赛的运动员回国，同时，要求他们外出时集体离开运动员村。 日本代表团要求运动员每天尽早返回运动员村；韩国代表团规定了返回运动员村的时间不能超过晚11点。 澳大利亚代表团干脆要求运动员不要离开运动员村，除非有比赛。 匈牙利代表团也要求完成比赛的运动员赶快回国。因为每天都有许多结束比赛的运动员来到发生爆炸的亚市奥林匹克世纪公园娱乐消遣。 南非游泳金牌得主海因斯对记者说：“我害怕得要命，我没有时间到我期待的这个城市旅游了。” 爆炸案件立即引起了全球的关注，各国传媒纷纷报道了这件“爆炸性”的消息，并谴责组委会准备不力，防范不周。逐渐地，谴责的范围迅速扩大到亚市拥挤的交通、混乱的计算机互联系统和十足的商业气息。 国际奥委会和萨马兰奇也对这次爆炸案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在爆炸案发生2个小时后，国际奥委会就敦促组委会召开紧急会议，共同研究善后措施。国际奥委会总干事卡拉德首先在会上发言说：“国际奥委会对发生此事感到非常震惊。我们对受难者表示哀悼。萨马兰奇先生也对此事表示极大的震动，希望诸位能够以此为戒，保证下阶段比赛的绝对安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代表经与组委会讨论决定奥运会将继续进行下去，奥林匹克公园也将继续开放。国际奥委会还提议在次日进行的每场比赛前静默一分钟，各场馆降半旗致哀。 对于其他问题，国际奥委会和萨马兰奇也迅速作出反应。在国际奥委会和夏季奥运会项目国际体育组织联合会联席会议上，萨马兰奇要求组委会对亚特兰大目前的交通状况立即采取有力措施，认真加以解决。此次会议上，萨马兰奇还对奥运村的伙食等问题提出了批评意见。 8月4日（美国东部时间），随着女篮决赛的结束，百年奥运宣告闭幕。萨马兰奇在闭幕致辞中高度赞扬了5万多名无私奉献的志愿人员，同时表示，“在举行庆典时，不要忘记在上周爆炸事件中丧生的人，也要怀念1972年奥运会上被杀害的11名以色列运动员。” 萨马兰奇在致辞中没有说，本届奥运会是“历史上最好的”或“历史上最伟大的”。而这却是历届组委会最想听到的字眼。巴塞罗那组委会和汉城组委会都曾得到了萨马兰奇这样的赞誉。这对经济实力雄厚且体育水平最高的美国来说不能不是一个极大的讽刺。虽然从6年前申办，到比赛结束，亚特兰在这个原本在美国不出名的城市，一直在许愿这届百年奥运会将是“最好的”。从197个国家和地区运动员实现大团圆的意义上来说，本届奥运会的确史无前例，但组织工作的失误、商业色彩的浓厚和奥林匹克公园的一场大爆炸，把“最好的”三个字淹没了。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德梅德罗更是坦率直言：“我们不会说这是最好的奥运会，绝对不会。” 虽然没有得到萨马兰奇和国际奥委会“最好的”评价，但本届奥运会的赢利却毋庸讳言是历史上最高的。 奥运会结束后，组委会并列主席安德鲁·扬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本届奥运会将比预计的能赢得更多的利润，并为亚市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除了9亿美元的电视转播费和6．8亿美元的企业赞助，组委会还获得售出的每一件纪念t恤、每一顶帽子、纪念扣及每一个吉祥物伊奇的收入的15％。本届奥运会仅吉祥物销售就达2亿5千万美元，仅此一项，组委会即可获得3750万美元的进项。据估计，整个奥运会期间，各种纪念品的销售总额超过12亿美元，亚特兰大组委会从中获得的纯利润超过3亿美元。门票也是组委会获得收入的重要途径。这届奥运会共售出大约861万张门票，门票收入达4．68亿美元。单从售出门票的数量看，远远超过巴塞罗那奥运会的302．1万张和洛杉矶奥运会的579．8万张。 扬认为，奥运会如今已算得上最能有效地促进社会和地区经济发展的盛会。亚市组委会估计本届奥运会已经给亚特兰大市注入了51亿美元的资金。在今后的四、五年内，因为承办了奥运会还将给亚市带入50亿美元的资金。 第二十六届奥运会虽然为组委会、国际奥委会和亚特兰大市带来的丰厚的利润，但其十足的商业气息却遭到了广泛的谴责，有的人甚至将矛头直接对准了首创奥运会商业化的萨马兰奇。 日本《朝日新闻》记者中村直呼吁，“现代奥运会不要走进商业死胡同” 中村直回顾奥运会30多年的历史，1972年，巴勒斯坦“黑9月”组织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绑架奥运村以色列运动员事件；1976年，蒙特利尔举办奥运会留下巨大财政亏空。这两届黯淡的奥运会后，人们谈奥运色变，以至1984年的第23届奥运会无人申办。最后是美国人尤伯罗斯以民办奥运的方式接下这个沉重的接力棒，并且以商业经营的模式使现代奥运会首次出现财政赢利。 文章指出，“奥运商业化的始作俑者是国际奥委会的领导人萨马兰奇，尤伯罗斯的实践则为萨马兰奇的这一主张作了一个注解。”以后奥运会成为名利双收的象征，汉城赚钱了，并且将韩国推向世界；巴塞罗那收入不菲，也为西班牙沉闷的经济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因为如此，世界上刮起了一股申办奥运风。 “商业化给奥运会带来的利益与活力毋庸置疑，也无可厚非，问题是，当商业化这个砝码在奥运会天平上份量过重时，奥运会是否又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从理想主义转向了另一个狭窄的胡同？”作者最后问道。 英国《泰晤士时报》载文称，“亚特兰大的商业行为已远远超出了奥林匹克主义理想。美国人用现代商业神话战胜了源自希腊的古代神话。” 文章评述道，即使撇开申办、投票、表决这些不说，亚特兰大在递交申办报告时及最后的申办演说中，曾信誓旦旦表示要提供一流的条件、一流的服务、便捷的交通。亚特兰大奥运会组委会在奥运会上却没有做到这些。本届奥运以来，交通拥挤、班车不准时，住房不方便，吃饭问题，比赛的混乱等问题，屡见不鲜，就连美国人最自夸的电脑系统，也错误不断，遭到世界一片谴责。是美国没有能力做到这些吗？不是，美国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本届奥运会有足够的经费，美国人也曾成功地举办过洛杉矶奥运会。为什么会这样？文章最后一针见血地指出，“一是美国组委会太注重商业利益而不关注运动员利益；二是美国唯我独尊、自高自大，不愿意为世界付出。” 在8月3日举行的亚城奥运会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面对记者穷追不舍的提问，老练的萨马兰奇也显得有些招架无力。 有记者首先请萨马兰奇谈谈本届奥运会商业化的问题。 “靠私人团体赞助奥运会只有美国可以，在世界其它国家是不可能的。我们需要商业化，我们需要钱去办奥运会，但商业化不能超过奥运会本身。奥运会必须在组委会和国际奥委会的控制之下。我可以说，奥运会是唯一在场馆里没有广告和运动员服装上没有标志的体育比赛。”萨马兰奇的回答只能用“泛泛”二字形容。 “国际奥委会是否已接近私人赞助体育的极限？” 萨马兰奇说：“我不知道。财政问题是体育比赛上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经常说，希望有人赞助，但体育比赛应占主要部分，而不是像亚特兰大这样，市场行为占上风。” 在记者招待会快要结束时，萨马兰奇终于挡不住记者的轮番攻击，承认“私人办奥运是个错误”。但他否认了本届奥运会已处于无组织状态的说法。 “我认为，主办城市、地方首脑和国家在未来的奥运会中需要全力合作，以保证奥运会能够正常运转。”萨马兰奇说。 萨马兰奇还表示，今后将与世界棒球联合会及国际橄榄球（英式）联合会谈判，让职业棒球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和国际奥委会接纳橄榄球组织为新的会员。萨马兰奇最后表示：一奥运会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活动之一，也许不止是奥运会，体育比赛在今日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未来会更加重要。” 第14章 情系中华(1) ·百年奥运沧桑路 ·数载沉浮 ·一票的失败 ·何振梁与萨马兰奇 ·“邓亚萍是我最喜欢的运动员之一” 火炬轰鸣，颂歌高唱。千万羽和平鸽展翅高翔，飞向四面八方。欧洲11国和美国、澳大利亚的选手涌人白色大理石浮雕装饰着的椭圆形运动场。这是1896年4月5日，希腊雅典，第一届奥运会的开幕式。 人们发现，这里没有任何一个亚洲国家的代表，没有一个黄皮肤黑头发的亚洲人。国际奥委会难道把遥远的东方忘记了吗？ 首届奥运会筹备期间的一天，北京东交民巷法国驻华使馆人员，把一封信函送给了由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李鸿章主持外交的清朝政府，这是希腊奥运会组委会邀请中国参加第一届奥运会的信函。 现在想来，人们对奥委会邀请中国也许会有几分不解。当时的中国，在英、法、日、美、俄等帝国主义洋枪洋炮的威胁中惊颤不已。泱泱中华，被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等烈火烧得遍体鳞伤。腐败落后，不堪一击，好象任何一个西方恶魔都能从她身上割下一块块肥肉。作为顾拜旦勋爵祖国的法国也同样趁火打劫。拿破仑第三执政的法国，悍然与英国狼狈为奸，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迫使清政府订立了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法帝国主义者参与镇压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 在西方人眼中，中华帝国有过多么风光的时代。欧洲的哲学家伏尔泰说，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治理最好的国家”。费尔巴哈说：“欧洲政府必须以中国为楷模。”波维尔则称：“中国可以为世界提供一个作为去向的美妙境界。”在法国，也曾流行“中国风格”、“中国趣味”。路易十四时，中国的轿子几乎成为达官贵人们出行必备的交通工具。王室举办化妆舞会，人们都以化妆成中国人为荣耀。 可是，中英交战一声炮响，使清廷威风扫地，打破了西方对中国的仰慕和崇拜。一位普鲁士的传教士郭实腊断言：“中国的龙要被废止，只有基督教义才能拯救这个已经‘死去’的文明国家。”《英军在华作战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议论：“中国是个愚昧而又骄傲的国家，是一个没有自我更新能力和缺乏活力的国家，是世界范围内落后国家的成员之一。” 说到这里，人们不能不对顾拜旦勋爵怀有崇敬之情。他与国际奥委会没有拘囿当时西方人对中国的鄙夷和蔑视，还是伸出了表示友好的手。 这是为什么呢？中国，毕竟是个四万万人口的大国，毕竟曾经是世界最发达、最威风，对人类贡献最大的一个国家。四大发明、万里长城……睡狮昏聩而余威犹存。但是，最令人信服的解释，恐怕是奥林匹克运动的理想和宗旨使然。其理想是：增进各国运动员之间的和平、友谊与团结。其宗旨为：鼓励组织和发展体育运动与体育竞赛；在奥林匹克理想指导下，鼓舞和领导体育运动，从而促进和加强各国运动员之间的友谊；保证按期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使奥运会无愧于由皮埃尔·让·顾拜旦勋爵及其同事们恢复起来的奥运会光荣历史和崇高理想。顾拜旦及其同事们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之初，就努力维护奥运理想和宗旨，坚持奥运之门向一切国家、民族开放，不管它是大国、小国，富强的、贫弱的，西方的、东方的……奥运会向当时的中国发出邀请，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令人不解的是，当时的清政府对奥委会的邀请为何石沉大海，毫无反响呢？这也许是中国走上奥运路途中一个不大不小的斯芬克斯之谜吧。 1912年，一个叫布朗的外国人来到了中国上海，他是菲律宾基督教青年会干事，还是菲律宾体育协会的会长。他来华的目的，是想搞一个中、日、菲三国参加的远东运动会。当时中国、菲律宾的体育事业很大程度上是由基督教青年会操纵的，布朗的来访立即得到了中国青年会的支持。而在此前，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每年2月都组织一个“嘉年华会”的节日活动，其中有体育比赛，不断邀请中日两国选手参赛助兴，三国联合搞运动会的基础已经有了。更何况，当时的中国，对近代体育的兴趣方兴未艾，上上下下似乎都表赞同，事情就好办了。这时，中国已成立的“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成为与布朗共同发起远东运动会的体育组织。又经与日本方面协商，远东业余运动协会——亚洲体育史上第一个区域性体育组织，便在世界的东方宣告诞生了。这对于亚洲体坛，对于中国体坛，都是一件不平凡的事情。事实上，有了这个组织，亚洲就有了与远在瑞士洛桑的国际奥委会直接对话的资格。 远东体协很快作出决定：每两年举办一次远东运动会，由三国大城市轮流承办。有趣的是，远东运动会原来的名字是“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个名字反映了亚洲体育向国际奥林匹克运动靠拢，以便进入世界体坛的积极倾向。 当欧美大陆以外的世界各地体育，大都还在限于国内活动的时候，远东三大国联合运动会上的发令枪声，传到了洛桑。顾拜旦勋爵微笑着东望古老中国的新变化。当1915年5月，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的时刻，他指令奥委会致电祝贺，并宣布他们承认远东奥委会（远东体协）为国际奥委会的东方支部，还邀请中国参加第六届奥运会。国际奥委会如此看重远东体协，是令人欣慰的。每次远东运动会举行时，国际奥委会一定会派委员一人为专使，并在会员国内，指定一名体育家，作为奥委会的专门代表，来指导远东运动会。早在远东运动会成立时，就得到了国际奥委会的鼓励，他们送来金花圈一个，赠给远东运动会，以资奖励。 若将1895年国际奥委会对清廷发出的邀请，算作对中国的第一次邀请的话，那么参加第六届奥运会应该说是第二次邀请了。两次邀请，对中国来说都是一次机遇。令人不解的是，中国又没抓住这个机会。历史再次在中国走向奥运之路上，留下了莫大的遗憾。有的学者说，中国可能走向奥运的机会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烽火焚毁了。的确，应于19！6年在德国举行的第六届奥运会，因为德国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停止了。 1919年世界大战的战火熄灭了，世界又恢复了暂时的平静。1920年，国际奥委会正式确立了与远东体育协会的关系。 1921年5月30日，一个叫嘉纳治五郎的日本柔道家抵达上海。他放下行装，即驱车前往虹口体育场，在中日菲三国体育官员陪同下，登上了主席台。他代表国际奥委会对在上海举行的第五届远东运动会表示祝贺。嘉纳是日本柔道的创始人，是中国的一个老朋友。他曾为早期中国的留日学生花费过很多心血，嘉纳私人开设的宏文学院曾先后接纳过7192名中国留学生，其中3810名由该校毕业。中国著名的大文豪鲁迅、革命家黄兴、陈独秀等都曾经在这里学习过。 嘉纳在主席台上一出现，场内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人们分明感到，国际奥委会对远东体协，对中国体育的关注越发真切、实在了。果然，翌年，国际奥委会便吸收了中国的王正廷为国际奥委会的委员，成为中国的第一位奥委会委员。看来，中国人出现在奥运赛场的时间理当为期不远了。 王正廷字儒堂，浙江奉化人。多年混迹官场外交，数度沉浮。青年时期与基督教青年会关系密切，做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曾留学美国。武昌起义爆发后，当过都督府的外交副主任。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任唐绍仪内阁工商部次长兼代总长，次年当选参议院议长。还曾参加护法运动，署理军政府外交总长。此人在外交上混的时间较长，数度出任外交部长和驻美大使。1935年奉调回国任国民党中央执委。1949年移居香港。1961年死于香港。 王正延之所以成为中国的奥委会委员，因为他一是政界名流，二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头面人物，三是老资格的外交官，四是体育界的一个风云人物，担任过第二、五、八届远东运动会的会长。既有身份，又拿得出钱来赞助支持远东运动会。谁知这个人自从戴了顶奥委会委员的帽子之后，从不去参加国际奥委会的会议。由此来看，王氏参与体育，不过是把它作为一项“业余”活动，一笔取得社会地位和国际声望的资本。至于参加国际奥委会会议，那是无关紧要的。这样又怎能推进中国与奥委会的关系呢？当时中国政府官方对奥运会态度之怠慢，认识之肤浅可见一斑。试想，如果中国政府与奥委会采取积极合作与参与的态度，又何至于拖到1931年，国际奥委会才正式承认中国的第一个全国性的体育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中国的国家奥委会呢？ 1928年，第九届奥运会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举行。奥运会的大门再一次向中国敞开。这时，把人类拖入罪恶渊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十年，随着战争创伤的愈合，各国人民和运动员在五环旗下重新取得了谅解，有46个代表队汇集荷兰，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届。连德国也有人挤进了国际奥委会。阿姆斯特丹美观实用的奥林匹克运动场，又一次变成了人类寻找友谊和进步的世界。无疑，世界奥运会，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国际社会更理解它，也更喜欢它了。然而当荷兰女王的代表宣布奥运会开幕时，人场的国家中却没有中国，而只有一个中国人前来观礼。这个人姓宋，名如海。宋孤身一人，无声无息地站在看台上，看着一面面外国的国旗引导着各种不同肤色的运动员人场，不知心里是何等滋味。 堂堂中国，难道就派不出几个运动员来吗？宋先生回国后写过一个小册子，叫作《我能比呀》，是从奥林匹亚（OlymPia）的读音套出来的。作者在书的扉页上解释道：“我能比呀，虽系译音，亦含有重大意义，盖所以示吾人均能参加比赛，但凡各事皆须要决心毅勇，便能与人竞争。”宋先生只说对了一半。试想，运动员连国门都迈不出，纵有决心与毅勇，又当何用？ 1924年，巴黎的第八届奥运会就要举行了。有三个喜欢打网球的中国留美学生吴仕光、韦荣洛、徐恒，相聚在一起，议论中心为中国又不派运动员参赛而愤愤不平。此时，美国人已组成291人的庞大奥运代表队，即将远征了。那是何等气派！相比之下，四万万人的中国，仍然在奥运会的大门外踯蹰观望。一个稍有爱国心的中国人，怎能无动于衷！ 这几个可爱的小伙子，明知自己网球水平难与世界好手匹敌，也没有人会为他们慷慨解囊，毅然自掏路费出征了。他们首先绕道澳大利亚，参加戴维斯杯网球赛，作为热身。赛毕即马不停蹄赶赴巴黎，雄赳赳地打上奥运会的网球赛场。他们初赛时就被淘汰出局。人们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取得参赛资格，又是打着什么旗号报名的。也许，在他们看来，这意义不在比赛的胜负，而在于参加；在于他们是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由于他们的出赛，并非为他们的祖国的派遣，他们的技术水平又无惊人之处，所以，体育史家并没有视之为第一批正式参加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今天回头看看，他们的行动是多么勇敢，多么自信，多么雄壮，多么闪光。他们身上有那么一些中国人的自暴自弃的萎靡相吗？没有。何谓中华无人！ 1932年7月8日上午。上海黄浦江畔。 连阴多日的天好象突然放晴了，蔚蓝色的天空，飘着几堆棉絮状的白云。外滩的一幢幢洋楼在喧闹声中兀然屹立。南京路、陇海路，……行人如潮水般，向黄浦江畔流涌。 黄浦江，混浊的江水，插着星条旗、米字旗的巨轮，沉闷的汽笛声，还有从浦东一座座大工厂里飘过来的股股浓烟…… 码头上挤满了各色人等。西装革履，长袍马褂，有政府要员，有也普通市民，学生，商贾，黄包车夫。一条十几米长的横幅上写着：“今日送君出征，来日恭候佳音。”还有些人手里举着三角形的小旗，红的、蓝的、绿的、黄的。人们议论着，期待着，脸上凝聚已久的“九·一八”的阴霾似乎变得明亮了些，欢快了些。 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极其不寻常的日子。 九时许，一辆黑色的福特牌轿车，在人们的瞩望中开进码头。车上走下来三个人，其中一个年轻人穿着法兰绒上衣，白色哗叽裤子。 “他就是刘长春！”人们一下子认出了这个正要踏上奥运会征程的中国唯一的选手。此时刘长春的名字已家喻户晓，前几天上海各报都登出了刘长春的大幅照片和他出征洛杉矶奥运会的消息。他将作为中国唯一的选手横渡太平洋到美国洛杉矶去参加第十届奥运会。走在刘长春身边的，一个是体育界知名人士赫更生，一个是教练宋君复。少顷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王正廷，带着他一身珠光宝气的妇人也抵达码头送行。 王正廷对激动万分的刘长春训话说：“我国此次派君赴奥运会，为中国之第一次，实含无穷之意义，予以至诚之心，兹代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授旗与君，愿君用奋斗精神，发扬于洛杉矶市奥林匹克运动场，乃无尚光荣也。” 刘长春立即立正行礼，遂作答词曰：“我此次出席奥运会，系受全国同胞之嘱托，我深知责任之重大，当尽我所能，在大会中努力奋斗。”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汇集成一股热浪，引得行人驻足，江上船只减速行驶，观看这壮观的欢送场面。几艘货轮和客轮的司机拉响了汽笛，向即将远行的健儿致敬。 灰色的邮轮威尔逊总统号，早已停靠于码头边，船上挂满了彩色纸条，红的、黄的、绿的、紫的，在轻风中飘动，和那蓝色的无空，混黄的江水，交相辉映，场面壮观。 “呜——”威尔逊总统号一声长鸣，好似呼唤着健儿启程。 刘长春看了看送行的人群，看了看通向大海的宽阔的黄浦江，与身边的朋友们，同事们一一拥抱、握别。本已想好的告别语，挤在喉头难以吐出。他太激动了，千言万语化作两行热泪，顺着两颊如泉水般涌出。 当他踏上登船的渡桥时，他突然感到，中国，多灾多难的中国，迈出这一步是多么艰难…… 多难的中国，多难的民族，为自己铺设了一条多么曲折坎坷的奥运之路。 “该登船了，刘、宋二位先生。”送行的工作人员提醒道。 刘长春、宋君复踏着微微颤动的登轮渡桥，向威尔逊总统号走去。 经过风雨侵蚀的威尔逊号，显得陈旧了。混浊的黄浦江水打着旋涡，从其两侧匆匆流过。 刘长春在船边站住了脚，回眸岸上，送行的人们频频向他招手。此刻，他的心情是激动的，亢奋的，又是沉重的，甚至可以说是悲壮的，颇有些“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的味道。是的，偌大的中国，四万万同胞，第一次出征世界奥运会，仅仅派出他一个选手，自己的两肩，能撑得起这重过千钧的国人期待吗？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期待啊！ 他回忆起，7月初在北平的时光，且不说亲朋好友，连北大、清华的学生，都纷纷找到他，激励他“要为中国人争口气”。一名画家特意画了一幅“大鹏展翅”的国画，为他壮行。“争口气”呀，中国人近百年来受了多少欺凌和屈辱，哪里有为他们出气的地方？北平市有的要员特意把他请到自己家里设盛宴招待，觥筹交错间慰勉有加。 他更不会忘记抵达上海的这些天。4日下午，当他到达中华体育场练习时，那里已被观众围得水泄不通，场地人员几次推挤涌到跑道上的观众，告诉他们不要影响刘长春的训练。记者们紧随不舍，提出种种大大小小、好回答的或难以回答的问题。来访的其他客人也是络绎不绝。这里还不妨记录一个刘长春在沪的其他日程： 5日，招待各报记者，由赫更生报告中国这次派员出席奥运会的经过。 6日下午，上海新闻界为刘长春洗尘。 7日晚，上海24个团体近两千人于东亚饭店举行招待会，为刘宋二位饯行。 6、7日上午，上海狐狸电影公司为其拍有声电影，以便随轮寄往美国上映，广为宣传。 成衣店连日为其赶制服装，除了西装还有燕尾服、漆皮鞋，专为跳舞用。大概是为了在洋人那里，也不能显得太土气的缘故吧。 还有一个小插曲，他们原来预订乘坐的是麦斯开轮船，宋教练怕刘长春晕船，遂改为设施较好的威尔逊号，自贴美金也在所不惜了。 这些场面是欢快的。但欢快中夹杂着多少辛酸，多少愤怒，多少民族的忧患。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密令其守备队岛本营川岛连炸毁了南满铁路柳条沟附近的铁轨，反诬是张学良将军的东北军所为，遂命令关东军进攻沈阳，炮轰北大营。张学良电请南京国民党政府组织抵抗。蒋介石一再复电：“绝对不抵抗”，“力避冲突”。日军一夜之间攻占了沈阳，辽宁。吉林、黑龙江大片国土仅4个月零18天即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下。日军有恃无恐，气焰嚣张，侵略矛头直逼关内。 “9·18”事变后的第三天，正在东北大学上学的刘长春一个人回到大连家中，准备赴北平复课。次日，受到日本警察派出所的传唤： “刘君有何打算？” “只有在家安静心气，且有同班同学寄住我家，想待些日子看看时局再议。”刘长春回答。 敌人已开始跟踪监视刘长春了。刘长春不敢在家久留，连夜让爱人赶回娘家凑了70无路费，第二天，悄悄地乘上去天津的客轮，跑到北平去了。 日本人哪能善罢甘休！ 其后，日本人又两次上门纠缠。 “只要让你儿子回大连，满洲国会给他教育部、体育部门最大的官做，不然的话……”日本人对刘长春的父亲万般威逼利诱，让刘长春代表“满洲国”参加奥运会。 刘父被逼无奈，只得去北平寻找儿子，同时，又仓惶地将家搬到乡下，躲避日本人的纠缠。 不久，伪满各报就迫不及待地刊登了一条消息：田径名将刘长春和于希渭将作为“满洲国”运动员赴洛杉矶参赛。日本操纵的满洲国傀儡提前下手了。他们致电洛杉矶奥运会组委会，得到了认可。美方复电承认“满洲国”提议，并要迅速交上所谓“满洲国”的“国旗”、“国歌”，以供需要。 消息传开，全国哗然，民众无不义愤填膺，抗议的浪潮席卷全国，而国民党政府却无动于衷。尤其天津一带的青年学生们，他们之中很多人是从东北流亡进关的，国恨家仇集于一身，便游行示威，他们愤怒地质问国民党政府，为何既不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又不抵制满洲参加奥运会的阴谋活动。国民党大员们躲的躲、藏的藏，不敢与学生们对话。 刘长春拍案而起：“苟余之良心尚在，热血尚流，又岂能忘掉祖国，而为傀儡伯国作马牛。” 山河破碎，千百万人沦于帝国主义蹂躏的铁蹄之下，人民大众怎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政策，又怎能容忍政府放弃显示中国独立与民族威望的奥运会参赛资格！奥运会问题再次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离奥运会只有两个多月了，国人心急如焚。刘长春毅然于1932年5月初在《大公报》发表声明： “我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我是中国人，决不代表伪满洲国出席第十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给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当头一棒。 而此时，于希渭却还在东北，处于日本帝国主义严密的监视与控制之下，不得脱身。当刘长春南下上海之时，曾暗中相约于希渭也从大连乘船南下。由于日本人的阻挠，加上交通不便，于希渭终未能成行。于希渭不得已称病在家，这就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失去了另一个可资利用的选手。 人们都眼睁睁地看着国民党政府如何动作。 全国体协是很想派员参赛的，曾经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申请。等啊，等啊，眼看到了5月初，教育部终于开了金口：鉴于时间仓促，准备不足，决定不派遣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体协自己无钱可筹，看来又只能象上届奥运会一样派个代表去观礼了。 国民党政府对世界奥运会的冷漠与麻木不仁，给了伪满洲国以可乘之机。这再次显示了，在中国没有一个人民的政府，奥林匹克运动是绝对不会兴旺发达起来的。 “为何不派刘、于二位选手作为中国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呢？”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了多方面的赞同。可是钱又怎么办？ 就在这时，一个留着背头、身着西装，有几分儒雅文风的中年男子走进了张学良将军的公馆。此人便是赫更生，当时他身为东北大学的体育系主任，与兼任东北大学校长的张学良自然有很多来往。 寒暄过后，赫更生提出了那个“钱”的问题。 张将军慨然应允，出口给了1000美元，可是，于希渭不能入关组队，刘长春又不懂英文，一人赴美行动不便，只好再增派东北大学体育系的宋君复以教练身份结伴而行，这样钱不够了。张学良得知，又加了600美元，一共1600美元。 张将军何以如此慷慨？答案写在东北血淋淋的历史之中。 1928年6月4日清晨，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乘坐的专列，吐着黑烟开进了沈阳西北的皇姑屯站。一声巨响，日本人预先埋在南满铁路吊桥的巨量炸药爆炸，炸毁了火车。张作霖被炸成重伤，奄奄一息，等送回沈阳帅府，已命赴黄泉。正在北平的张学良获悉，大惊失色，立即化妆成士兵，坐着问罐车赶回沈阳奔丧。 张将军看透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险恶用心。为了振兴东北，除整编军队，发展经济以外，还鼎力支持教育和体育事业。他视察了东北大学之后，决定从张作霖的部分遗产中拨出150万专款，添建文法两院大楼及体育场、图书馆、教授住宅等，还掏出500万建立汉卿教育基金会，资助教育、体育事业。于是一处宽阔的高尔夫球场、一坪国际网球场相继出现在沈阳北陵。 1928年9月，日本和法国在大连举行田径对抗赛，邀请张学良出席。张将军特派兄弟学铭前往参观。张学铭归沈后发表感想说：“日人以较劣于吾人之体格竟能战胜法国田径队，殊令吾辈惊异，吾国与日本乃同文同种，视今日日本之能战败法国，可见东亚民族之力非不强，吾国今日亟待奖励体育运动，以冀达到进出世界之途。”在张学良的支持下，先后举办了东北三省联合运动会、中法模范运动会等。为此张学良拨出25万元巨款，又在北陵修建了一座有水泥看台的运动场。该运动场呈马蹄形，可容纳观众三万人。离开赛还有三天功夫了，场地尚未最后竣工，急得张学良下达紧急命令，调军队昼夜施工，赶在开幕之日的凌晨交付使用。 另外，张学良还十分爱惜体育人才，特发给短跑名将刘长春每月30元，以资鼓励。东北造就了一批以刘长春为代表的体育人才。 刘长春出生在大连一个寻常人家，中国人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早就刻在了他幼小心灵深处。在小学里，日本孩子欺侮中国孩子，中国孩子不得还手，还嘴。刘长春不干。每当中国孩子挨打挨骂时，他总是冲锋在前，他年龄大，力大如犊，常常是获胜者。日本教师知道了，狠狠地打刘长春耳光，还把他提起重重地摔在水泥地上。刘长春苦闷的心情无以排解，就拚命地在操场上跑呀、踢呀。与日本孩子踢球，他在高速奔跑中使劲地踢。日本孩子想踢他，却迫不上他。体育成了刘长春复仇的工具，民族仇恨成了他练体育的动力。 刘长春14岁时，100米成绩已达到11秒8，400米成绩59秒。1927年他的百米成绩出人意料地提高到11秒。是年底，他被东北大学体育系吸收为学生，来到了张学良将军创建的北陵体育基地训练。与日本人、俄国人的一场场比赛激起了这个青年人的民族自强之感。当国家处在存亡关头，一个有良知有爱国心的运动员，是不可能不将自己的胜败与祖国的荣辱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一次，与俄侨进行4×400米接力对抗赛。刘长春接第4棒时落后几米，急如闪电的速度却使他先于对手十多米到达终点，令执法的俄国裁判目瞪口呆。1929年的一次中、日、德田径运动会，他以10秒6的百米成绩名列世界前10名。这几乎成为自有奥运以来，中国人百米成绩在世界上排出的最好名次。 刘长春，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中国人走上奥运会的巨大潜力。 浩瀚的太平洋，波急浪涌。时时有热带风暴袭击中国大陆。威尔逊总统号，驶出黄浦江口，载着中国人的代表，中国人的期待，向万里之外的美国西海岸慢慢驶去。 洛杉矶，西临太平洋。早晨，蔚蓝色、金黄色交织着。黄昏，暮霭悄悄降落山头，风景是美丽的。威尔雪莉大街，是当时洛市最重要的一条马路，它从商业区的市政中心一直延伸到太平洋，豪华的商店、公寓、大楼，鳞次栉比，十分壮观。从好莱坞的新星到普通市民都喜欢来这里祥倘游览。 为了第十届奥运会，这座布局散乱的城市已经打扮起来，到处可见点缀奥运气氛的标语、彩带、气球。 当时，洛杉矶正笼罩在经济大萧条的阴霾之中，世界各地移民如潮水般涌人，更增加了城市的重负。这里人们的周薪平均才有17美元。偷盗、强奸、凶杀、诈骗随时可能发生。有人形容这座世界有名的大都会是个让人“不可思议的地方，它不断让居民和游客感到吃惊。” 中国人开始到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谋生，大概要追溯到1848年，第一批移民是来自广东的二男一女。他们乘“铁锥号”轮到达美国的西海岸。一下船，那位男子便直奔淘金的矿区，女人到传教士查理·吉勒斯皮家当佣人。自从来华做生意的美国商人传说加州有大金矿，开采者一个早上就可变为富翁，于是高山崩坍了、太平洋干涸了，距离缩短了。贫困而急于求生的中国人便汇入世界淘金者的洪流涌进了洛杉矶一带。到了1851年，加州华人就达到2500人，到了本世纪的三十年代，华人就有数万之众了。他们在那里采矿、修路、开饭馆、当佣人，受尽了歧视与欺凌。多少人在“东亚病夫”的咒骂声中被虐待而死。 第十届奥运会要在洛杉矶举办的消息颇使他们高兴了一阵，因为，远方的祖国会派人来参赛的，有机会让洋人们瞧瞧，国人并不是“东亚病夫”。可后来，奥运会就要开幕了，听说只是来了个观察员，他们大失所望。过了几日，又有信息说，参赛的中国队已经启程了，正在路途中。他们又转悲为喜，奔走相告，等待着亲人的到达。 7月29日下午4时，在太平洋上颠簸二十五个昼夜的威尔逊号，在数百华人的欢呼声中抵达洛杉矶港。下船的中国队虽然只有两个人，那海外游子与祖国亲人相见的情感依然不减半分。刘长春乘上轿车，在美国警察的四辆摩托车引导和护送下，直朝唐人街开去。当时的场面十分壮观，闻声赶来的美籍华人排成了近1公里的长龙，为刘长春欢呼鼓舞，鞭炮声、锣鼓声、汽笛声、喇叭声冲天而起。接着是各界侨胞接连不断的宴请。宴席丰盛豪华，觥筹交错唯恐不能尽意，席间大家倾诉思乡之苦，祝愿祖国强大，其心拳拳，其情切切，刘长春不胜酒力，更不胜侨胞的深情厚谊。 热情欢迎刘长春的，不仅仅是自己的侨胞们，还有热情的美国人民。他们聚集在奥运村，一旦发现刘长春便欣喜地高喊：“China！”请他签名，问长问短。问他为何没有长辫子，喜欢美国人吗，将参加什么项目的比赛。刘长春常常被围住久久难以脱身。 刘长春尚未进奥运赛场，就尝到一点奥运精神的滋味了。 美国人也不都是一样的。在刘长春抵达洛杉矶市的第二天，美国报纸便登出了他的照片，照片说明是：“看看，这个小中国人明天如何跑法……”充满蔑视与嘲弄。这极不友好的话，大大刺痛了刘长春的心，但也更加激励了他全力以赴，赛出好成绩的决心。 8月1日，第十届奥运会男子百米预赛在美国观众的热情欢呼中正式开始，刘长春被分在第二小组第四跑道，发令枪声一响，各国好手奋力冲刺，刘长春也不甘落后，用尽全身力气冲向终点的红丝带。20米、10米、5米，刘长春仍然跑在第四名。场上观众的狂呼似乎给刘长春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身体触及丝带的一瞬间，超过了前面一名法国选手。裁判报告他的成绩为11秒35。分组预赛结束后，按照规定只有前8名才有资格参加决赛，第8名的成绩为11秒02。刘长春痛失良机，国人为之扼腕。回国后，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举办的招待会上，宋君复总结了刘长春比赛失利的原因，认为失利主要是因为路途遥远，海上旅行容易造成身体疲乏，加上到达洛杉矶的第二天就直接投入比赛，根本没有好好休息，致使水平发挥不足。 不管成绩如何，刘长春毕竟是我泱泱中华参加奥运会的第一人。他的参赛改写了中国没有参加世界体育大赛的屈辱历史，打开了中国进入奥林匹克运动的大门。这对当时被称为“东亚病夫”的苦难深重的中国来说，无疑象征着一个新的开端。 继刘长春参加第十届奥运会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又于1936年派出由牟作云先生带领代表团参加了第十一届慕尼黑奥运会，参加了田径、足球、篮球、举重、拳击等项目的比赛。由30名队员和2名领队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到达德国后不久就感受到来自希特勒纳粹主义的压力，代表团处处受到歧视，几乎不能参加首场比赛。由于缺乏实战经验，中国队除了付保卢获得撑竿跳高及格赛的参赛权外，其余项目一败涂地。 1939年，经王正廷推荐，时任中央政府财政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的孔祥熙出任国际奥委会委员。王正廷推荐孔祥熙的用意不言自明，正如他当时对记者所说的，“体协是个民众团体，其经费以及中国参加奥运会的经费来源都是靠政府补助、社会捐助和门票收入三项。因此，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中必须找一个能向着中国说话的人，找有钱的人才行。”但令人失望的是，孔祥熙对奥运会毫无兴趣，根本不参加奥委会的任何会议。他虽然掌管着国民政府的金库，但就是不给体协一分钱。经过中华体育协进会的一再求情，1942年孔祥熙终于开恩，施舍给体协2万法币，这点钱在当时物价飞涨的情况下几乎不值什么。中国参加奥运会仍然面临着经费严重匮乏的困难，前景一派灰暗。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奥委会于1948年7月在英国伦敦举行中断了12年之久的奥运会，这就是第十四届奥运会。国民党政府派出了一支主要由足球队和篮球队组成的50多人的体育代表团前往英国参赛，团长是国际奥委会委员王正廷和全国体育协进会付主席张伯龄。出征之前，代表团即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按照预算，此行共需15万美元，结果行政院只批了1．2万，赫更生和王正廷经过千辛万苦，从南洋华侨胡文虎（万金油老板）等人处募集到近3万美元。足球队还到印尼、菲律宾、新加坡等国“走穴”，一方面挣取一些出场费，另一方面增加国际比赛经验。7月20日，在经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奥运代表团飞抵伦敦。由于缺钱，运动员和领队只能挤住在一所条件非常恶劣的小学校里，成为本届奥运会上唯一没有人住奥运村的代表团。正式比赛开始后，代表团的伙食费也出现了问题。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中国代表团根本不可能取得什么好成绩，篮球队和足球队先后被淘汰，田径选手也未能挤人决赛，中国仍然没有突破奥运奖牌为零的记录。值得一提的是，在代表团启程回国时，连机票的钱都不够了，只得紧急向国内求援，后来还是找当地华侨东借西凑，再卖掉带去的大米，才辗转回国。 1947年，王正廷从国际奥委会退休后，新任中华体育协进会会长董守义被国际奥委会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与前两个委员不同的是，董守义自身热爱体育运动，对国际奥委会的动向也很关心，只要有机会，他总是想方设法参加国际奥委会召开的会议和其它活动。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同年10月，原中华体育协进会改组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委会的前身），全面领导中国的奥林匹克运动。1952年奥运会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届奥运会，但由于国际奥委会委员在中国的席位问题上存在分歧，特别是布伦戴奇受美国政府的指使，敌视新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开支持逃亡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拒绝向中国发出邀请。这一恶劣行径立刻引起了中国的义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负责人、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向国际奥委会提出抗议，世界上许多主持正义的国家也纷纷向国际奥委会施加影响，迫使国际奥委会改变决定，于7月18日向中国发出了邀请，而此时离开幕仅剩一天时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仓促组团，派出了由荣高棠领队的足球、篮球和游泳选手参加此届奥运会。可惜等代表团到达赫尔辛基时，比赛已接近尾声（离闭幕只有5天时间！），只有吴传玉一人获得参加一项仰泳比赛的机会。 1954年在雅典召开的国际奥委会第50次全体委员会议上，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作为国际奥委会的一个会员得到了正式承认。新中国的奥林匹克组织在成立5年后终于在国际奥委会取得合法的席位。 但两年以后，席位问题又起风波。尽管许多国际奥委会委员主张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奥委会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但布伦戴奇一意孤行，独断专行，在政治上大搞“两个中国”的阴谋。当时代表台湾的“中华民国奥委会”与中国全国体育总会在国际奥委会同样拥有合法席位，等于承认台湾是独立于大陆以外的另一个主权国家。在第十六届墨尔本奥运会召开之际，布伦戴奇亲自致函邀请“中华民国”奥委会派团参赛，同时也向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发出了邀请，企图造成“两个中国”的既成事实。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识破了布伦戴奇等人的阴谋，于1956年11月6日发表声明，宣布拒绝参加第十六届奥运会。 1957年，中国大陆的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在索非亚国际奥委会会议上建议将中国大陆的奥委会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奥委会，并将所谓中华民国奥委会称为中国台北奥委会，竟遭到了布伦戴奇的指责。 由于国际奥委会坚持承认台湾的奥委会，中国奥委会于1958年8月19日宣布中断与国际奥委会的一切关系，董守义也辞去了他在国际奥委会的职务。从此，中国与国际奥委会的联系彻底断绝了。 同样的问题，来自爱尔兰的基拉宁勋爵的观点却与布伦戴奇针锋相对。但中国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合法地位也只是在基拉宁勋爵出任主席之后，经过多方努力才得以恢复。 在布伦戴奇将中国排斥在奥林匹克运动之外的同时，以基拉宁为代表的部分国际奥委会成员却同北京秘密进行了将近10年的会谈。 后来布伦戴奇听到了风声，决定任命台湾的徐亨为国际奥委会委员。 在国际奥委会1970年阿姆斯特丹会议上，布伦戴奇把徐亨的名字夹在其他几个人名中间，提议增加一批新委员。坐在布伦戴奇左侧的埃克塞特勋爵立即高声喊道：“我们不推选徐先生！” 基拉宁勋爵等委员也支持埃克塞特勋爵的态度。但布伦戴奇不顾多数委员的反对，硬是宣布徐亨当选了。 由于布伦戴奇的干涉，国际奥委会同北京之间的秘密通道也被关闭了。 两年之后，布伦戴奇卸任，基拉宁当选。布伦戴奇在离职前，为台湾继续留在国际奥委会做好了安排。 基拉宁于1977年任命了一个由新西兰的兰斯·克罗斯、牙买加的托尼·布里奇和罗马尼亚的亚历山德鲁·西佩尔科组成的调查小组，并成立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审查中国问题，基拉宁本人负责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并于同年9月来到北京，会见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领导人。 基拉宁说服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接受了一项呼吁国际奥委会“加强中国奥委会，并维持对总部设在台北的奥委会的承认”的决议，但这项决议没有获得国际奥委会全体大会的通过。 1979年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在日本名古屋召开执委会议。基拉宁意识到，这也许是他争取恢复中国在奥林匹克运动合法地位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他提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奥委会为中国全国性奥委会的议案，同时提出实行通讯投票，将他的提案邮寄给所有国际奥委会委员，投票完毕后寄往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由于基拉宁事先做了些工作，大多数委员投票赞成基拉宁的提案。1979年11月26日，国际奥委会在洛桑宣布，经国际奥委会全体委员通讯表决，以62票赞成、17票反对、2票弃权，通过了10月25日在名古屋作出的决议。基拉宁终于在他离任之前完成了自己的心愿。 按照这个决议，中国奥委会参加大会时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歌。台湾的体育组织作为中国的地方性组织可以中华台北奥委会的名义参加奥运会，但使用有别于以往使用的歌曲、旗帜和会徽。台湾方面仍然坚持使用自己的所谓国旗和国歌，于是被禁止参加奥运会。 萨马兰奇担任主席之后，仍然坚持国际奥委会的这一正确立场。于是徐亨向洛桑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保护他们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地位。萨马兰奇通过外交途径使这一诉讼被永久地搁置起来。 第14章 情系中华(2) 自1980年以来，中国参加了第13届以后的各届冬季奥运会，还派出庞大的代表团参加了第23届、第24届、第25届和第26届奥运会。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射击运动员许海峰夺得了本届比赛的第一枚金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奥运奖牌得主，彻底改写了中国奥运无奖牌的屈辱记录。在这4届奥运会上，中国健儿奋力拼搏，夺金摘银，以优异的成绩向世人证明，中国人并不是“东亚病夫”！让我们记住那些为中国摘去“东亚病夫”帽子、令国人扬眉吐气的奥运英雄的名字吧。 第二十三届洛杉矶奥运会中国冠军榜 姓名 项目成绩 周继红 女子10米跳台跳水 435.51分 曾国强 举重52公斤级235公斤 吴数德 举重56公斤级267．5公斤 陈伟强 举重60公斤级282．5公斤 姚景远 举重67．5公斤级 320公斤 栾菊杰 女子花剑个人 李宁男子自由体操19．925分 娄云男子跳马19．950分 李宁男子鞍马19．950分 李宁男子吊环19．850分 马燕红 女子高低杠19．950分 许海峰 男子手枪慢射566环 李玉伟 男子移动靶587环 吴小旋 女子小口径标准步枪 581环 中国女子排球（张蓉芳 郎平 朱玲 周晓兰 杨锡兰 梁艳 姜英 侯玉珠 苏惠娟 李延军 杨晓君 郑美珠） 第二十四届汉城奥运会中国冠军榜 姓名项目成绩 娄云男子跳马19．875分 许艳梅女子3米跳板 445．20分 高敏女子10米跳台580．23分 陈静乒乓球女子单打 陈龙灿／韦晴光 乒乓球男子双打 第二十五届巴塞罗那奥运会中国冠军榜 姓名项目 成绩 陈跃玲女子10公里竞走 44分32秒 庄泳女子100米自由泳54秒64 钱红女子100米蝶泳58秒62 林莉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 2分11秒65（破世界纪录） 杨文意女子50米自由泳 24秒79（破世界纪录） 伏明霞女子10米跳台 461．43分 高敏女子3米跳板572．400分 孙淑伟男子10米跳台 677.31分 陆莉女子高低杠 10分 李小双男子自由体操 9．925分 张山双向飞碟 223中 王义夫男子气手枪 684．8环 庄晓岩女子柔道72公斤以上级 邓亚萍乒乓球女子单打 王涛／吕林乒乓球男子双打 邓亚萍／乔红 乒乓球女子双打 第二十六届亚特兰大奥运会中国冠军榜 姓名项目 成绩 孙福明女子柔道72公斤以上级 乐靖宜女子100米自由泳 54秒50 唐灵生男子举重59公斤级307．5公斤 占旭刚男子举重70公斤级357．5公斤 李小双男子体操个人全能58．423分 李对红女子射击25米运动手枪 687．9环 杨凌男子射击10米移动靶685．8环 伏明霞女子跳台跳水521．58分 王军霞女子田径5000米跑14分59秒88 邓亚萍／乔红女子乒乓球双打 熊倪男子跳板跳水701． 46分 孔令辉／刘国梁 男子乒乓球双打 葛菲／顾俊女子羽毛球双打 邓亚萍女子乒乓球单打 伏明霞女子跳板跳水547.68分 刘国梁男子兵乓球单打 1991年2月28日，李鹏总理批准了国家体委、外交部、财政部、北京市人民政府4个部门关于申请在北京承办2000年奥运会的联合请示。紧接着在3月28日，北京2000年奥运会申办委员会正式成立。消息传来，全国上下欢欣鼓舞，群情振奋。从1932年刘长春孤身一人远涉重洋参加第十届奥运会，到今天中国正式提出申办奥运会，这是何等巨大的一个飞跃！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奥林匹克运动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走过了一条布满荆棘的坎坷道路。回想从前，中国连派一名选手参加奥运会的经费都要靠别人施舍；而且参加奥运会42年没有获得一枚奖牌。现在我们不仅在大规模的奥运会上夺金摘银，而且抬头挺胸，大声向世界宣布：中国将争办世纪之交的第27届奥运会。这是何等的豪气，怎能不令国人扬眉吐气！北京参加申办不仅显示了中国对奥林匹克运动的鼎力支持和中国体育事业的飞速发展，更是向世界展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力已有了极大的增强，完全有能力主办全球体育盛会！ 早在1985年1月，邓小平在接见一位外国领导人时，就谈到中国准备在2000年举办奥运会，这极大地鼓舞了全国的体育工作者。从此国家体委和国家奥委会的领导开始着手酝酿研究申办奥运会的可能性。其后我国体育部门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备战第11届亚运会的战役中，申办一事暂告搁置。1990年7月3日，伍绍祖、张百发陪同邓小平参观新建立起来的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时，小平同志说过这样一番话，“办完亚运就要办奥运。举办奥运会，对振奋民族精神、振奋经济都有好处，你们下决心没有？为什么不敢干这件事呢？建设了这样的体育设施如果不办奥运会，就等于浪费了一半。”小平同志的这番话语，有如起跑的信号枪，国家体委和北京市政府开始了争取申办的运作。 1990年9月22日在亚运会开幕式上，国家主席杨尚昆对来访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说：“希望在2000年能够在中国举办奥运会。”他代表中国政府表达了要申办奥运会的意愿。经过近5个月的论证和研究，1991年2月28日，国务院正式同意北京参加申办2000年奥运会。 1991年12月3日，以奥申委常务副主席张百发为首的3人代表团到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向萨马兰奇主席递交了申请书。北京开始了与柏林、悉尼、伊斯坦布尔等7个城市角逐2000年奥运会的艰苦战斗。 北京奥申委吸取巴塞罗那和亚特兰大的成功经验，开展了大量的公关宣传工作，在1993年9月国际奥委会最后投票选举主办城市前，北京已成为获胜呼声最高的3个城市之一。 1993年9月23日，举世瞩目的国际奥委会第101次全体委员会议在风景秀丽的摩纳哥首都蒙特卡洛召开。中国派出了以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为名誉团长、陈希同为团长，由200多人组成的强大代表团赶赴蒙特卡洛，为北京争取胜利做最后的拼搏。23日上午和下午，参加最后角逐的5个城市（北京、悉尼、曼彻斯特、柏林和伊斯坦布尔）的代表团先后进行陈述报告，下午6时，扣人心弦的秘密投票正式开始，前3轮，北京的得票都位居第一。3轮的投票结果为： 第一轮 北京32票 悉尼30票 曼彻斯特11票 柏林9票 伊斯坦布尔7票 第二轮 北京37票 悉尼30票 曼彻斯特13票 柏林9票 第三轮 北京40票 悉尼37票 曼彻斯特11票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最后的第四轮投票中，悉尼以45票比43票战胜北京，成为2000年第27届奥运会的主办城市。 尽管由于西方大国幕后操纵，悉尼、曼彻斯特联手抵制，北京在最后十几分钟败在悉尼手下，但这次组织严密的申办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可资借鉴的经验。奥林匹克的火炬终有一天会在中华大地上点燃！ 萨马兰奇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78年，当时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还未恢复。1978年，中国对外开放的门户刚刚打开，国际奥委会也正准备重新向中国敞开大门。 踏上中国的大地，萨马兰奇认真地观察，仔细地倾听，特别是对于中国的历史和海峡两岸的关系做了较深入的了解。面对10亿人口的泱泱大国，萨马兰奇深受触动，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个大家庭，不应该有任何人被拒之门外。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大家庭，任何人企图人为地把她分割开来的做法最后肯定是行不通的。 为了早日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奥委会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席位，身为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萨马兰奇积极协助基拉宁主席开展工作。在基拉宁提出承认中国奥委会为中国全国性奥委会的议案后，萨马兰奇一方面帮助劝说欧洲国家的国际奥委会委员支持基拉宁的提案；另一方面积极争取台湾方面采取合作态度。11月25日，国际奥委会作出决议后，台湾奥委会曾因坚持使用自己所谓的“国旗”和“国歌”而被禁止参加奥运会。萨马兰奇担任主席后，在坚持维护国际奥委会决议的效力的同时，密切关注着台湾体育事业的发展。经过他努力说服，台湾地区体育组织终于接受了国际奥委会的决议。从23届奥运会开始，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体育运动员同时出现在奥运赛场。萨马兰奇骄傲地向全世界宣布：国际奥委会是世界上唯一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北两个会员并存的国际组织。 对于任何企图分裂中国的行为，萨马兰奇都予以坚持制止。1988年冬季奥运会上，两名台湾运动员违反奥运会的有关规定，佩带并在雪车上张贴台湾当局的标志。对此萨马兰奇予以严厉批评。后台北奥委会主席张丰绪就此事写给国际奥委会一封信。信中承认台湾运动员的行为是错误的，并保证以后不再违约。萨马兰奇在国际奥委会全体会议上通报了台北奥委会对雪车项目领队梁春元的处分决定：取消领队资格，以后不准许其参加冬奥会。萨马兰奇在执委会上强调说，以后对于中国台北运动员在奥运会中使用会旗会徽的问题，要予以重视，坚决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 亚特兰大奥运会召开前一年，组委会在一本供其工作人员学习用的小册子中有违反国际奥委会关于台湾问题决议的内容。中国奥委会严正指出其错误后，美方表示了道歉并且采取了补救措施。但是为了避免在奥运会上再发生类似事件，何振梁在两次执委会上就此作了发言。他强调说希望亚特兰大百年奥运会顺利进行，圆满成功。要做到这一点，不能忽视任何可能发生的问题，更不要制造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和超出控制的问题。他说，鉴于美国政策上的某些变化，他愿意在奥运会前一年就指出，为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利益，百周年奥运会不应该被美国或台湾地区的某些政客用于政治目的。两次会议上，萨马兰奇也都对亚特兰大组委会提出严重警告，要他们避免卷入任何有关台湾问题的争论，维护国际奥委会1979年11月洛桑决议。 萨马兰奇早就意识到，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不仅应该在奥运会中显示出她的力量，而且应该在国际奥委会占有相应的地位。1980年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后，萨马兰奇就向国际奥委会积极推荐新中国的人选。经过他的努力，国家体委副主任何振梁于1981年10月2日在巴登堡召开的国际奥委会第80次全体委员会议上被一致同意接纳为国际奥委会委员。萨马兰奇非常高兴地把自己的一枚奥林匹克五环金质别针别在何振梁的衣襟上，然后握着何振梁的手说：“国际奥委会与中国奥委会之间的合作，将会由于你而大大加强，并且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何振梁没有辜负中国人民和萨马兰奇的希望，他积极工作，并且为发展国际奥委会同中国奥委会的关系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萨马兰奇对此很满意。1985年6月25日，何振梁在国际奥委会第90次会议上，被选为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5年之后，何振梁在波多黎各圣胡安市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95届全体会议上又以全票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副主席。这是在国际奥委会里担任如此重要职务的第一位中国人。 萨马兰奇第二次来到中国是在1982年3月，这是他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后第一次访问中国。此行的目的就是与中国领导人讨论如何进一步加强国际奥委会同中国奥委会之间的合作、如何进一步发展中国同世界其他国家体育交流的问题。在访问中，萨马兰奇对中国领导人说： “中国应该在国际体育界中发挥重要作用，应该把中国过去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失去的东西赢回来，中国会在国际奥委会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事实正像萨马兰奇预料的那样。1980年1月，即中国奥委会恢复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地位仅两个月，中国奥委会第一次派队参加了在美国普拉西德湖举行的第13届冬奥会，以实际行动显示了她作为国际奥委会成员的积极作用。 1984年，中国又派出阵容强大的代表团参加洛杉矶奥运会。萨马兰奇对此非常满意，他认为这是中国以实际行动支持奥林匹克运动的最好体现，也是中国向全世界展现自己的极好机会。他还通过《体育报》对中国运动员提出了殷切期望： “对于中国运动员，我要说，参加世界重大比赛不是件容易的事。中国运动员很努力，相信会取得好成绩。我们期待中国派一个强大的体育队伍参加1984年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奥运会。” 虽然以苏联为首的十几个国家抵制第23届奥运会，整体竞技水平受到了一定影响，但中国体育代表团仍然以15枚金牌、8枚银牌和9枚铜牌夺取了总分第5名的好成绩，表现出中国运动员勇于拼搏、勇于进取的精神。从此，中国体育运动的发展水平愈发引起了萨马兰奇、国际奥委会，乃至全世界的高度重视。 在洛杉矶奥运会尚未召开之际，萨马兰奇就说过，他要亲自去颁发中国的第一枚奥林匹克金牌。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开赛第一天，许海峰就在手枪慢射中获得本届奥运会第一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自1932年参加奥运会以来取得的第1枚金牌，实现了中国在奥运会上“零”的突破。这天，萨马兰奇亲自意味深长地把金牌挂在许海峰胸前。使这枚金牌远远超出了它自身的价值。当萨马兰奇1986年第5次访问中国时，再次见到了许海峰，萨马兰奇高兴地谈到： “我一直记得我在洛杉矶奥运会上颁授第1枚金牌的时刻，因为第1枚金牌是授予中国运动员的，这也是中国奥运史上的第1枚金牌。” 这天，萨马兰奇送给许海峰一个精致的刻有奥运会会徽的纪念章，并期待能够在以后的奥运会上授给中国运动员更多的奖章。 1982年以后，萨马兰奇又6次访问中国，更加加深了他对我们这个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优秀的历史传统的国家的理解和感情。这6次访问分别是： ·1983年9月，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第5届全运会； ·1984年10月，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5周年国庆活动； ·1986年4月，代表国际奥委会向中国领导人授勋； ·1987年11月，在广州出席第6届全运会； ·1990年9月，参加在北京举行第11届亚运会开幕式； ·1993年5月，参加在上海举行的第一届东亚运动会的开幕式。 萨马兰奇以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身份对一个国家进行如此频繁的公务访问，只在奥运会主办国和欧洲国家较为常见。因此，他对中国频频访问的意义就显得尤为突出。每次来访，萨马兰奇的日程都排得满满的，他总是将眼睛“睁得大大的”，不放过任何一个观察和参与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机会。 1993年5月应邀出席第一届东亚运动会开幕仪式时，萨马兰奇和国际奥委会3位副主席、一名执委、9名委员和2名名誉委员及他们的夫人、秘书随员等50多人抵达北京的时间是5月9日中午；稍事休息就换乘专机飞到上海；下午与江泽民总书记在上海亲切会见；晚上8时出席东亚运动会的开幕仪式；第二天观看游泳比赛，参观了上海万人体育馆和新闻中心，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听取了上海市领导关于东亚运动会的工作汇报，为体育摄影和邮票展览剪彩，出席上海市、国家体委及中国奥委会主办的宴会，还分别会见了参加东亚运动会的几个地区性奥委会的领导人，当天晚上赶回北京。第3天的日程安排更加繁忙，上午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接见；在中国奥委会听取北京奥申委副秘书长屠铭德和技术主任娄大鹏的陈述报告；给陈希同、伍绍祖、张白发、张彩珍四人颁发奥林匹克勋章。下午和第二天，除了视察北京的体育比赛场馆外，还两次参观第三届全国体育美术展览；参加《奥林匹克运动》教材的首发仪式；还饶有兴趣地参加了用西班牙语和英语进行的奥林匹克知识竞赛。有趣的是，尽管日里万机，12日萨马兰奇还和陈希同、何振梁等北京奥申委的领导人一起在北京街头骑了大约10分钟的自行车。萨马兰奇是想通过这种行动表达他对普通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通过访问，他对中国的了解和友好感情不断加深。在祝贺中国体育蓬勃发展的同时，也指出中国在体育运动的发展中应该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起到推动作用。 早在1983年第5届全国运动会上，萨马兰奇就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希望中国能举办1990年第11届亚洲运动会。 萨马兰奇在应邀参加中国建国35周年庆祝活动时又再次表示，中国体育事业发展很快，中国政府采取了许多重要措施，取得了许多新成就，而且中国还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体育事业。他认为，在中国举办亚运会已成为一件十分重要的事件。 当在汉城召开的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上，决定由北京主办1990年亚运会时，萨马兰奇当即向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发来了贺信，并表示：“我们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将尽可能帮助你们。”他一直密切关注着第11届亚运会的筹备情况，并予以极大的支持，他曾预言：“我相信第11届亚运会一定会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因为我十分了解中国人民。我知道，中国人办事认真，遵守组织纪律，又热爱体育事业，他们把组织办好亚运会作为一项光荣的使命。这一切都是亚运会成功的有利条件。” 亚运会召开前，萨马兰奇来到中国，参观了亚运村。他对亚运村的建设表示满意。事后，他对记者说： “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织能力感到吃惊。在参观亚运村时更感到震惊，那确确实实是一座可容纳9千人的高水平的运动村。” 亚运会成功举办之后，萨马兰奇说： “亚运会各方面都进行得非常成功。一个成功地组织了这一切的国家是有能力主办奥运会的。中国拥有所有必要的体育设施，只缺少一个大型奥林匹克体育场和一个自行车赛场。中国申请主办奥运会并不是没有资本。” 对于中国在奥运会取得的成就，萨马兰奇总是由衷地感到高兴。1992年7月27日巴塞罗那奥运会期间，萨马兰奇在办公室里亲切会见了北京市奥申委的陈希同、伍绍祖、张百发等，何振梁陪见。他说：“几年来中国为发展体育作出了许多努力并取得了好的成绩，在一个新的世纪到来之际，在你们那里举办一次奥运会是应该的。过去你们在奥运会的游泳比赛中默默无闻，但这次取得了金牌，给人们以震惊。中国人每取得一块金牌，我总是很高兴。1984年我亲自给中国运动员发了奥运会上的第一块金牌。……” 这中间最典型的例子也许要算萨马兰奇与“乒乓奇才”邓亚萍之间的忘年神交。 邓亚萍出身于乒乓世家，从小练就一种不服输、不怯场的心理素质，不少人说她“人小心黑”。她不管国内比赛，还是世界大赛，也不管对手是谁，名气多大，上得场来，牙关紧咬，双目圆睁，能赢10分，绝不赢9分。她打球“杀”心特重，从来不受对方影响。她个子矮，手臂短，控制球的范围小，便尽力抢在前面、打在前面、发力在前面，打出的球既狠又刁。为了这，她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为了练就敏捷的步伐，弥补个矮的不足，她每天都坚持大运动量，训练经常在腿上绑上重重的沙袋，加班加点。她的节假日，基本上在训练馆里度过。为此，恩师张燮林经常勒令她休息，并怕她错过吃饭时间，送去鸡蛋以补方便面之营养不足。张教头每每谈到这些，都无限感慨地说：“这种人太少了。” 艰苦的训练加上天生的“杀气”使邓亚萍这位年轻的选手很快在全国崭露头角，多次获得国内和国际大赛的冠军，被誉为当今世界“第一怪球手”，威震世界乒坛。 1991年5月在日本千叶县举办的世界锦标赛女单决赛中，邓亚萍第一次从萨马兰奇手中接过了盖斯特杯。9月又在松本县举办了“萨马兰奇主席杯”乒乓球国际锦标赛。热爱乒乓球运动的萨马兰奇很赞赏邓亚萍精湛的球艺，更爱她敢于向强手挑战又不服输的劲头，他曾对何振梁说过，“邓亚萍那种不服输的劲头，代表了运动员的风貌。”萨马兰奇在亲自向邓亚萍颁授了“主席杯”后，又邀请她在方便的时候到国际奥委会总部去做客。10月邓亚萍践约去访，萨马兰奇亲自为她安排活动日程，在总部请她吃饭。活泼的邓亚萍为萨马兰奇唱歌，送给主席一对健身球和一个河南家乡的独山玉刻。这个玉刻一直陈列在萨马兰奇餐厅的主要陈列柜内。他在松本时就告诉邓亚萍，如她能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夺冠，他一定亲自发奖。 1992年7月正是巴塞罗那风光最迷人的时候，初次到巴市的邓亚萍好像对这座城市的美丽风光、奥运村内新颖有趣的游乐设施、别人夺得什么金牌都不大感兴趣，只是按时休息、练习、看对手比赛，一门心思琢磨制胜之道。 邓亚萍和乔红在女子双打中过关斩将杀进前4名。半决赛中，以3比1战胜韩国的玄静和、洪次玉。决赛中，又战胜队友陈子荷、高军，登上女双冠军领奖台。 在女单比赛中，小邓连克欧洲冠军巴托菲、韩国名将玄静和、俞顺福等，一路杀人决赛，与队友乔红争夺女单冠军。 8月5日上午，女单决赛开始，萨马兰奇早就为看乒乓女单决赛留出了时间。决赛前半场，他一面工作一面看电视里邓亚萍与乔红的冠军争夺战。临出发去赛场前他高兴地对何振梁说：“到目前为止是邓亚萍领先。”决赛后半场，脚部受伤的乔红发挥得很好，邓亚萍的冠军拿得不易，萨马兰奇和国际乒联主席获村也看得格外兴奋、紧张。 萨马兰奇给邓亚萍发奖结束后，高兴地搂着小邓的肩膀，拍她的脸颊，像是个慈祥的爷爷。他说：“我早就答应过要在你当奥运会冠军时亲自发奖，我做到了。”邓亚萍说： “开幕式中国队人场时，我看到你对我伸出了大拇指，就知道你要我好好干了。”大家笑成了一团。萨马兰奇邀请邓亚萍再到洛桑总部做客，请教练张燮林也一起去。他深情地说：“我热爱中国，热爱中国的运动员。” 1996年7月31日，亚特兰大第二十六届奥运会上，邓亚萍战胜中国台北选手陈静蝉联奥运会乒乓球女单冠军后，亲临赛场观看两名中国运动员之间紧张激烈比赛的萨马兰奇对邓亚萍的胜利感到由衷的高兴，他称赞邓亚萍是“最能体现奥林匹克更高、更强、更快精神”的运动员，并决定再次亲自给小邓颁奖。当萨马兰奇将邓亚萍获得的第二枚奥运会金牌挂在她的脖子上时，场上场下一片欢腾，才有了这幅令人感动的“居家祖孙乐”的温馨图画。 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和经济发展中，中国始终同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在发展民族经济的共同任务中，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在体育事业的发展中，中国同样坚持了这一基本原则。 中国曾向许多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包括一些体育场所设施的建设。 1985年萨马兰奇在非洲视察时看到中国援建非洲国家的大量体育场馆后，给予中国政府和中国奥委会高度评价，并向国际奥委会建议将1986年度奥林匹克杯授予中国奥委会，以表彰中国奥委会对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奥林匹克杯是1906年根据顾拜旦的倡议而设立的。这项奖励由国际奥委会授予为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作出特殊贡献的机关和团体。奖杯保存在国际奥委会总部洛桑博物馆内。从1975年起，奥林匹克杯每年颁发一次。 根据萨马兰奇的建议，国际奥委会将1986年国际奥委会的最高荣誉——奥林匹克杯授予中国奥委会。 萨马兰奇在授奖仪式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 “国际奥委会对中国政府非常尊敬，中国奥委会是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里的重要成员，中国在世界体育领域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是第三世界的榜样。我去过非洲，参观了许多非洲国家，在那里，我看到了许多由中国援建的体育设施。国际奥委会一致认为，应当感谢中国政府，表彰中国的高尚行为，因此，我带来了奥林匹克杯这一国际奥委会拥有的最高荣耀。中国人民是友好的、热情的，正因为这一点，每当我踏在中国的土地上，就感到温暖，仿佛置身于友谊的海洋。” “值得给中国发一个很大的勋章。”萨马兰奇强调说。 同时，萨马兰奇还将一枚金质奥林匹克勋章授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万里。 奥林匹克勋章用于奖励为发展奥林匹克运动及体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体育界人士或领导人，以及为提高运动技术、成绩有重大成就的运动员。这是1974年10月国际奥委会在维也纳召开的第75次会议上决定的。勋章分金、银、铜三级。金质勋章一般授予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等，银质勋章授予体育界领导人和著名运动员。 国际奥委会从1975年开始颁发奥林匹克勋章，在国际上已有15位金质勋章获得者。万里是中国第一位荣获奥林匹克金质勋章的国家领导人。1986年4月28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萨马兰奇亲自将奥林匹克金质勋章——一枚带有奥林匹克五环和象征和平友谊的橄榄枝的金质勋章挂在万里胸前。他庄严地说： “为了表彰您为世界体育事业所做出的贡献，以及您对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创始人顾拜旦所提出的奥林匹克理想的忠诚，我荣幸地向您授予奥林匹克勋章。” 万里致答词说： “国际奥委会授予我金质奥林匹克勋章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誉，而且是对我国政府重视和发展体育运动的赞赏和评价。作为一个体育运动的爱好者和积极支持者，我将同我国人民一起，同国际奥委会一起，为发扬奥林匹克精神和促进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继续作出不懈的努力。” 除此之外，中国还有其他一些领导人或著名人士获得银质奖章。1983、1984年，荣高棠、钟师统获得银质奖章。1986年，黄中获银质勋章。1987年，李梦华、陈镜开获银质勋章。1990年，陈先、路金栋和已故的宋中获银质勋章。1991年，陈希同、伍绍祖、张百发、张彩珍获银质勋章。 正如萨马兰奇所说： “我们高度评价中国过去几年内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中的积极作用。在现实的世界里，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 萨马兰奇访华中曾多次会见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国领导人对萨马兰奇访华表示热烈欢迎，并对萨马兰奇给予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关怀与支持表示感谢。 1982年3月，萨马兰奇第2次访华，这是他就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后对中国的第1次正式访问。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会见了萨马兰奇，他们共同称赞双方的积极合作，并讨论了国际奥委会如何帮助中国发展体育运动等问题。 1984年，萨马兰奇与夫人一起来到中国，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5周年庆祝活动，又同邓小平亲切会见。 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于1983年9月23日在北京与萨马兰奇亲切会见。李先念对萨马兰奇为恢复中国奥委会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所作出的努力表示感谢。 1986年4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亲切会见了萨马兰奇。彭真说，近几年来，世界奥林匹克运动有了很大发展。这不但推动了各国体育运动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各国人民、运动员，特别是青年之间的友谊。这对维护世界和平实际上有着积极意义。 彭真表示，中国体育运动近几年来的发展与提高是与国际奥委会的支持与帮助分不开的。萨马兰奇说： “中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占有重要地位。这几年来中国体育运动的发展令人吃惊。中国在洛杉矶奥运会上成绩辉煌，中国人民对此感到自豪，我也感到十分高兴。” 1989年，萨马兰奇再次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立即发去贺电，表示祝贺。贺电说：主席先生： 对您再次当选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谨致以热烈的祝贺。 我国体育界将一如既往与您领导下的国际奥委会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奥委会密切友好合作。 祝贺您在领导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中取得新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员委员会主任 伍绍祖 1989年9月12于北京 中国奥委会也发去了贺电。电文是：主席先生： 衷心祝贺您连任国际奥委会主席。 作为您的老朋友，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过去九年中在您的领导和全体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共同努力下，奥林匹克运动有了蓬勃的发展。 我们相信，今后您还会领导着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为我们共同的理想——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增强青年们的身心健康，开好各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而不断努力。 我们相信，国际奥委会以及您本人与我国奥委会和体育界的友好合作关系会不断发展。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 荣高棠 李梦华 黄中 路金栋 陈先 1989年9月1日于北京 为了表达中国人民对萨马兰奇的深情厚意，1990年6月，中国奥委会主席何振梁在赴西班牙参加国际奥委会执委会议时，将两幅精美的中国传统国画赠送给了萨马兰奇，祝贺他双喜临门：70岁生日和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一职10周年。 第25届巴塞罗那奥运会举办期间，7月17日恰适萨马兰奇72岁生日，北京奥申委常务副主席张百发和何振梁，代表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和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向他赠送了一件生日礼物：一幅有江泽民总书记题词的照片。这幅照片是江泽民和萨马兰奇在北京亚运会开幕式上的合影。江总书记的亲笔题词是： 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侯爵，祝您生日快乐！ 照片镶在一个纯银制作的镜框里，框上的仙鹤和松树，象征着中国传统的祝福：吉祥和长寿。萨马兰奇捧着这件不寻常的礼物，连连称谢，并高兴地说： “我期待着在北京同江泽民总书记见面。” 自从萨马兰奇担任主席以来，国际奥委会比以往更注意体育运动及奥林匹克精神与文化、艺术、科学的结合。 早在1983年9月，萨马兰奇在观看中国第5届全运会开幕式表演后，对中国人民将体育与艺术完美地结合起来深有感触，赞叹中国民族古老文化的发扬光大。他建议中国建立体育博物馆，举办体育艺术比赛和体育雕塑、绘画展等活动。 在萨马兰奇主席的倡导下，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和中国美术家协会共同主办了以推动和繁荣体育美术创作、反映蓬勃发展的中国体育事业、表现中国运动员精神风貌的中国体育美术评选展览。展览于1985年6月在北京举行。 这是中国首次举办的体育美术展，中国许多久负盛名的画家和一批显露才华的中青年艺术家进行了精心创作。这些作品风格各异，丰富多彩，重点突出了体育本身的活力和健美。雕塑作品《走向世界》和《千钧一箭》获得特别奖。国际奥委会为这两件作品颁发了奖杯。萨马兰奇主席为展览发来了贺电。 1989年4月29日在北京首都体育馆，获得中国体育美术展特别奖的雕塑品《走向世界》和《千钧一箭》以及一件萨马兰奇头像雕塑艺术品，由中国奥委会主席亲自赠送给萨马兰奇主席。萨马兰奇很欣赏《千钧一箭》，高兴地会见了作者朱成和《走向世界》的作者田金锋。萨马兰奇在接受艺术品后说：“对我本人和对国际奥委会来说，今天是非常重要的一天。”中国奥委会主席李梦华在赠送仪式上说：“萨马兰奇表示将把中国的这三件体育艺术作品陈列在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和奥林匹克公园，这无疑会进一步加强中国奥委会和国际奥委会之间已经建立起来的密切联系。” 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奥委会曾把一幅名为“唐人马球图”的大型艺术挂毯，作为礼品赠送给国际奥委会。萨马兰奇代表国际奥委会接受了这件赠品。 这幅挂毯高3米，宽5米，整个画面古朴典雅，生动形象地描绘了中国唐代马球竞赛的壮观场面。整幅挂毯图案共有179人、57匹马、28面阵旗、2头牛、2辆车等。人物众多，神态各异，气势宏伟，栩栩如生，是艺术和体育高度结合的珍品。萨马兰奇盛赞这幅挂毯是一件“华丽、壮观”的艺术佳作。 现在，两件雕塑艺术品《千钧一箭》和《走向世界》及艺术挂毯《唐人马球图》陈列在国际奥林匹克博物馆和洛桑奥林匹克公园内。 萨马兰奇是位体育邮票集邮者，也是国际体育集邮联合会主席。在他倡议下，中国体育集邮协会于1986年4月28日成立。 1990年第11届亚运会召开之前，萨马兰奇为准备在亚运会召开期间举办的“国际体育邮票展”题词： “我很高兴并非常感兴趣地获悉，有一个重要的奥林匹克体育集邮展览将与运动会同时举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随同亚运会举办集邮展览还是第一次。” “我相信‘第十一届亚运会国际体育集邮展览’将是一个高水平的展览。它表明在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奥林匹克体育集邮也有了很快发展。奥林匹克体育集邮将再一次显示它的文化和历史价值、它作为增强不同文化人民之间的友谊所具有的重要特点。” “我衷心希望这种精神也是‘第十一届亚运会国家体育集邮展览’的共同宗旨，并再次证明集邮和体育将成功地得到结合。我感谢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和中国体育集邮协会考虑和组织了这次体育集邮展览。” 同年9月21日，在中国人民革命博物馆举办的“国际体育集邮展”，共展出了1500框，其中包括萨马兰奇的40框珍贵邮票。 早在1984年萨马兰奇就说过： “我们不仅要看到你们办1990年亚运会，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你们主办举世瞩目的奥运会。”正是受到萨马兰奇主席言语的鼓舞，中国政府才于1991年2月决定北京参加2000年奥运会申办角逐。早在邓小平1985年1月谈到中国准备举办2000年奥运会前一年10月，应邀参加中国35周年国庆庆典的萨马兰奇就对何振梁说：“现在中国的条件已经具备，应该考虑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事情了。” 在紧张激烈的申办过程中，萨马兰奇还多次给予奥申委热情的鼓励，并对他们的工作提出了宝贵的建议。1992年7月27日巴塞罗那奥运会期间，萨马兰奇在办公室里亲切会见了北京市奥申委的陈希同、伍绍祖、张百发等，何振梁陪见。萨马兰奇鼓励参加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同志们说： “参加申办本身就是重要的，正像参与体育是重要的一样。但体育比赛就是要取胜，这一点更重要。希望你们一定要取胜。” 虽然北京最后未能获得这届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奥运会的主办权，但萨马兰奇依然对中国将来举办奥运会充满了信心，认为总有一天，奥运会将在“具有悠久历史的伟大的中国”举行。 从中国恢复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席位，到成功地举办第11届亚运会，到北京参加申办2000年奥运会，到刚刚结束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中国体育界走过了一段很长的路，这中间每一步都体现着中国政府和人民不懈的努力，体现着国际奥委会的支持。萨马兰奇作为国际奥委会主席，为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付出了许多心血，中国人民不会忘记萨马兰奇说过的一句话： “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永远是你们伟大国家的朋友！” 会第15章 世纪奥运会和世纪主席 ·悉尼奥运会前奏 ·年龄条款 ·留下？！ 1996年8月5日，亚特兰大奥运会闭幕式。亚特兰大市长坎培尔郑重地将五环旗交给悉尼市长萨特，站在一边的萨马兰奇和数万名观众及运动员一起热烈鼓掌。 奥林匹克五环旗8月9日抵达2000年奥运会举办地澳大利亚的悉尼，数千名悉尼市民在机场和街头欢迎五环旗的到来。 在9日五环旗抵达悉尼港后，由直升飞机送到已破土动工修建的2000年悉尼奥运会主会场，然后再送往市中心。 一支由6名年轻运动员组成的护卫队负责五环旗的护送，他们全部身穿白色运动服，手戴白色手套。 萨特市长说：“我认为五环旗的抵达标志着我们必须从今以后抓紧每一天，为悉尼奥运会的成功而努力。” 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澳大利亚以9金9银23铜跃居金牌榜第7位，总分名列第6，奖牌数在中国之后列第5。与上届巴塞罗那奥运会7金6银11铜列第10位相比，有较大幅度提高，显示了强大的竞争实力。 澳大利亚这次派出了由430名选手组成的庞大阵容，赴亚特兰大参加奥运百年盛典。除手球外，他们参加了其他全部25个大项的竞赛。 对亚特兰大奥运会，澳大利亚似乎没抱太大的奢望。它的目标是锻炼队伍，争取在悉尼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正如澳大利亚奥委会一位发言人说的那样：“我们在本届奥运会中将尽可能地为运动员创造充分的比赛机会，以便使他们更好地积累经验，为悉尼奥运会做好准备。” 澳大利亚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获金牌的项目有马术、曲棍球、赛艇、射击、游泳、网球6大项，获奖牌项目为14大项，共有17大项93人（队）次进入前8名。打破自行车男女争先赛两项奥运会纪录。这些成绩均超过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 纵观澳大利亚在本届奥运会上的表现，水上项目依然是他们夺金掠银的重要支柱。仅游泳、赛艇、皮划艇、帆船几个水上项目就夺得4枚金牌，23枚奖牌，分别占其金、奖牌总数的44％和56％；马术、女曲、网球等发挥正常，各夺得1枚金牌，达到预期的目标；自行车、皮划艇等强项表现失常，痛失金牌；田径、射击有所突破，令人振奋。 游泳一直是澳大利亚的传统强项。本届奥运会共有34名选手组成代表队（男选手18名、女选手16名），有13人曾参加过上届奥运会。在比赛中澳选手表现出色，获得2金4银6铜共12枚奖牌，还有19人进入前8名。一批久经沙场的老将仍担当主力军。世界纪录保持者帕金斯和奥尼尔分别为澳队夺得男子1500米自由泳和女子200米蝶泳金牌。新秀的表现也不俗，如科瓦尔斯基一人获得1500米自由泳银牌和200米、400米自由泳2枚铜牌。男子100米蝶泳银牌得主是21岁的新岁米勒。此外获奖牌的项目还有男女4×100米混合泳接力、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等。 赛艇也是澳大利亚传统强项，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发挥出色，一举夺取男子四人单桨无舵手和女子双人单桨无舵手两枚金牌，以及男子四人双桨、男子轻量级双人双桨、女子轻量级双人双桨3枚铜牌。这是澳大利亚在近年来世界重大比赛中取得的最好成绩。 皮划艇也是他们的优势项目，但在本届大赛中未发挥出原有水平，仅获3枚铜牌。 澳大利亚男女曲棍球队是两支世界劲旅，尤其是女队，近几年世界大赛中所向无敌，稳居世界冠军宝座。本届奥运会上女队获金牌、男队获铜牌。 网球男子双打选手伍德·布里奇和伍德·福德在本届奥运会上表现极为突出，为澳队争得1枚金牌。 射击队在本届奥运会上取得重大突破，摘取2金正铜，而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中仅获一项第7名。 本届奥运会共派出64名田径好手参赛，夺得2枚银牌，有11人进入前8名，与上届相比，田径水平亦有所上升。 自行车是澳大利亚的传统强项，多次获得奥运金牌。1995年更是战绩辉煌，在世锦赛上一举夺得3金2铜。但在本届奥运会上，澳车手却未能表现出昔日的风采，无金牌进帐，全部收获是1银4铜。在这个项目上他们至少丢失1～2枚金牌。 此外，还在女垒、女篮、女子沙滩排球、举重108公斤级项目上各获1枚铜牌。 澳大利亚体育近几年能够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绝非偶然。为了发展澳大利亚的体育事业，奥政府首先在经费上给予了大力支持。 澳大利亚政府1996年的体育预算为5．6亿美元，比上年度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增加预算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澳大利亚代表队在1996年奥运会上和悉尼奥运会取得好成绩。特别是亚特兰大奥运会之后，政府还拨出体育款项支持体育运动的大力发展与提高。有了政府的大力支持，悉尼奥委会和2000年奥运会组委会更是信心倍增。 为备战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和2000年悉尼奥运会，澳大利亚政府抓住时机引进世界一流水平的教练员和运动员，利用他们的先进技术和训练方法来提高本国运动员的竞技水平。 1995年澳大利亚政府出资100万美元购买俄罗斯奥运会金牌计划的成功经验，其中包括训练、教练及运动员食品等具体材料，以及测试分析等技术成果。他们与俄罗斯合作帮助训练尖子选手。 这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如射击、田径、举重等项目已大见成效。射击队就是引进了俄罗斯的科学训练方法，并聘请了俄罗斯教练，使他们实现了该项目金牌“零”的突破，尤其在飞碟项目上，他们取得了2金1铜的重大突破。在举重项目上，近年来也引进了108公斤级的保加利亚运动员波捷大，他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取得了铜牌。这个项目澳大利亚过去是弱项，如今在世界大赛上已初显端倪。 田径也是借助于俄罗斯的训练方法等手段，在本届奥运会上运动水平有所上升。从巴塞罗那的2枚铜牌到本届奥运会在奖牌榜上又上了一台阶。在女子400米跑和标枪项目上夺取2枚银牌。 澳大利亚奥委会主席说：“我们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要向美国、德国、中国等国挑战。在金牌和奖牌上要取得历史性的重大突破，现在我们要为此目标努力奋斗。” 他又说，我们在训练强度与生物学原理的理论上还不如俄罗斯，所以我们与俄罗斯双方交往合作，买下他们70年的体育运动训练计划，使我们的强项得到更进一步的巩固，成绩大幅度地提高，同时使弱项也能逐渐赶上去。 澳大利亚体育界人士近几年来由于聘请前苏联以及东欧国家的一些优秀教练员，还有中国的体操教练员在一些项目上执教，他们深感这些教练在训练方法上很有一套，体操由于由中国教练的执教，在去年英联邦运动会上取得过很好的成绩。他们想借助聘请这些高级教练来提高他们在一些项目上的竞技水平。 澳大利亚政府为了迅速提高竞技体育水平，十分重视充分发挥体育学院的优势，对比较薄弱的项目进行培训，该项计划总投入达1亿3千多澳元。 澳大利亚奥委会与悉尼奥运会组委会以及澳体委合作，为了在2000年奥运会上有重大突破，不惜资金，千方百计挖掘人才。他们计划投资挖掘土著的体育人才。在土著人中曾培训过一个在澳大利亚最有名的网球天才。目前他们正筹划出资40万澳元，实现4年计划，资助土著人。他们准备建立奥林匹克训练中心，一则是培训该地区有前途的选手，二来也为条件差的儿童提供体育设备，从抓儿童体育的基础抓起，这是一项长远的计划。 在亚特兰大奥运会前，他们采用高新技术，专门为自行车运动员研制了一种抗湿热气候的背心。澳大利亚在训练中，各项目的教练员、运动员十分重视与体育科研人员的密切配合。近几年澳大利亚竞技体育能迅速提高，与他们重视科学训练与科研人员密切配合是分不开的。 为激励优秀运动员将自己的专项特长保持到2000年悉尼奥运会，澳大利亚奥委会制定了一项总金额为1550万美元的奖励计划。根据这项计划，亚特兰大奥运会金牌获得者可获得42500美元。这笔奖金不包括该运动员今后在专项中继续发展的奖励。所有在亚特兰大获得奖牌的运动员，自1997年起都可以获得固定数量的奖金，金牌得主奖金为22500美元；银牌得主为13500美元；铜牌得主为6750美元。如果在悉尼奥运会夺得金牌，可获75000美元奖金。奥委会主席考特斯称，此举是鼓励那些奖牌获得者继续练下去，不会因后顾之忧而早早退役。 澳大利亚把亚特兰大奥运会当作锻炼队伍、积累经验的大好时机，其主要目标是要在2000年奥运会上一鸣惊人。正如澳大利亚奥委会一位负责人所说的，“在2000年奥运会上，澳占尽天时地利人和，要夺取60枚奖牌，其中20枚金牌是完全可能的。”为实现这一目标，澳大利亚政府和体育界正积极行动，要在悉尼奥运会上再创辉煌。 为了办好第27届奥运会，也为了实现澳大利亚奥委会的奖牌目标，悉尼市在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前就派出由100人组成的考察团到亚特兰大取经，考察团成员包括悉尼市长、澳大利亚奥委会和悉尼奥运会组委会的主要负责人。悉尼奥运会组委会负责人海默林声称：“这对我们是一次非常重要的练习。” 如今，悉尼奥运会组委会正在总结亚特兰大奥运会和以往历届奥运会的经验，完善自己的计划。 为了避免像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那样，完全由私人公司承办而导致了一系列问题，悉尼2000年奥运会组委会9月8日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撤消主张由私人承办2000年奥运会的沃尔沃斯有限公司老板约翰·艾利夫组委会主席的职务，任命43岁的新南威尔士州的奥运体育部长迈克尔·赖特为新的组委会主席，以确保2000年奥运会由州政府控制。 按照组委会的最新计划，悉尼组委会将主要负责奥运会的组织工作，而州政府将主要负责基础设施及体育场馆的建设。正如赖特所言：“政府将建造剧院，而组委会将负责拿出好看的节目。” 组委会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亚特兰大市完全由一个私人企业承办奥运百年庆典，所导致的严重问题和一系列不必要的麻烦。艾利夫说，进行上述的人事变动是在组委会认真研究了亚特兰大奥运会举办的经验和教训之后做出的，是为了确保“组委会内团结一致，从政府到每一个人都为奥运会的成功而竭尽全力。” 赖特则认为：“在亚特兰大奥运会的组织上，私人公司与州政府、市政府之间关系不够密切，所以才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言外之意就是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所出现的问题与私人承办无关。 萨马兰奇对悉尼组委会的这一人事变动表示了支持，认为这是办好悉尼2000年奥运会很重要的一步。 赖特承认，由15人组成的组委会内部目前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总的方向已经确定，即2000年奥运会不由私营企业按照纯粹商业化的方式主办。赖特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按时完成将由近万名工人参加的各个体育场馆的建设，其中包括奥林匹克主会场。组委会预计，修建体育场馆将花费19亿澳元（约15亿美元），仅建11万观众席位的主体育场就花费6亿6千5百万澳元，这个坐落在悉尼西郊的体育场早在1996年8月已破土动工，计划在1999年6月竣工。 赖特目前面临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敦促政府尽快做到彻底改善和解决澳大利亚30万土著居民的生活条件，以免他们在奥运会召开期间“制造麻烦”。 改善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生活条件是困扰奥政府多年的一个老问题。政府虽然花费了很大力气，投入了大量金钱，但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正如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人事部部长约翰·赫龙所承认的那样，在一些偏远地区，土著澳大利亚人的生活条件“还远不如第三世界国家”。 昆士兰州住房部长雷·康纳最近巡访了昆士兰州北部一些土著人居住的地区，发现土著人的生活实在令人惊讶。 康纳说：“当我们看到一个6口之家挤在12平方米的小屋内生活时，我们绝对无法想象这居然发生在澳大利亚。” 但赫龙说，政府对土著人的生活状况并不感到惊讶，但是进行改善将需要花费一段时间。 当有记者问，政府是否希望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之前采取措施，彻底解决问题时，赫龙坦言：“这不太可能，因为有许多工作要做，这包括水电、公路、住房以及垃圾处理等。” 据悉，一些土著族领袖已经发出警告，将在2000年奥运会期间举行抗议游行，以要求政府更多地关注土著人的生活条件。 康纳指出，当2000年悉尼奥运会到来时，全世界的焦点将集中在澳大利亚。他承认，昆士兰州土著居民的生活现状将会令澳大利亚在全世界人面前感到很尴尬。 康纳说：“我们只有不足4年的时间来改善这一切。” 康纳表示，至少需要2亿3千6百万美元的投入才能使土著人的生活“大致上有所改观”。因此，他呼吁各方协作，向这一目标努力。 然而，澳大利亚政府在1996年8月20日公布的1966至1997年政府对土著居民培养计划的投资却有所削减，这一削减曾导致了土著居民在澳大利亚首都举行的抗议游行。 赖特目前正在积极活动，敦促有关的政府部门尽快制定计划，妥善解决土著居民生活条件问题，彻底消除2000年奥运会的隐患。这不仅是赖特的希望，也是国际奥委会和所有盼望和平的世纪奥运会的人们的呼声。 最新消息：《新华社4月7日电》，悉尼奥运会组委会主席迈克尔·赖特日前辞职，新任主席对组委会面临的巨大的财政困难束手无策，悉尼奥运会主会场被迫停工。 全世界的体育爱好者们都翘首以待，盼望着从袋鼠之乡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更盼望2000年的世纪奥运会能够给全世界带来一个巨大的欢喜。 1995年的国际奥委会第103次全体委员会议于6月14日至18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由于议题重要，仅来采访的各国记者就有600多人。 通常，国际奥委会的年会商议的都是些例行公事：增补执委和副主席、间或增补委员以及听取下届夏运会和冬运会筹备工作的报告，只有在选举奥运会举办城市时才会热闹些，各申办城市的角逐和最终的投票总是人们谈论不休的话题。但是由于今年插进了关于是否改变委员的年龄限制问题，选定2002年第19届冬运会的地点在本届年会上相形之下反而变得不那么突出了。 改变委员年龄限制问题实际上是萨马兰奇主席在1997年后能否连任的问题。国际奥委会的委员过去没有年龄限制，都是终身制。1966年国际奥委会罗马第74次全体委员会议决定，此后当选的委员至72岁时必须退休。1985年柏林全会决定将退休年龄延至75岁，即“任何委员在年满75周岁的当年年底必须退休，1966年以前当选者除外” 根据此项规定，现有的委员中只有11个人是1966年以前当选的，现都已转为终身委员，其他人都到75岁退休。萨马兰奇1966年开始担任委员，1995年7月他已到75岁。按照规定，他应在1997年主席任期届满时退休。 萨马兰奇担任主席以来，进行了很多大胆的改革，使奥林匹克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国际奥委会的声望。虽然萨马兰奇在1994年曾说过将在1997年任满时退休，若干年以来，人们也曾经议论过他的接班人问题，有的委员也已跃跃欲试。但是绝大多数委员仍然认为目前只有萨马兰奇是威望最高、最能团结大多数、最没有争议的领袖。1992年两个英国记者，代表了一部分盎格鲁·撒克逊势力，曾写了本《五环下的老爷们》，大肆攻击萨马兰奇和国际奥委会。后来国际奥委会在洛桑法院提出诉讼，经过法院调查审理，这两名英国记者最终败诉，未能撼动国际奥委会的威望和团结。相当多的委员以不同方式要求萨马兰奇再连任一届，以主持跨世纪的2000年第27届奥运会。其中不少人为此要求修改退休年龄限制的规定。 对于这样的要求，萨马兰奇一般均表示，原则上他将于1997年退休，但并未把话说死。 1995年4月13日，萨马兰奇决定先发信征求委员们的意见，信中提供了四种选择。由于事关重大，所有委员都做了答复。这些选择以及所获答复是： ——取消全部委员的年龄限制，27人支持 ——取消主席的任职年限，22人支持 ——将年限提高到78岁，21人支持 ——维持75岁不变，7人支持 （作了一种以上选择的18票，未统计在内） 在这次全会前召开的执委会对反馈的意见进行了研究。执委会认为，前三种意见虽然分散，但共占70票，说明多数人赞成修改《奥林匹克宪章》关于退休年龄和任职年限的规定，但这仅是咨询意见，不具法律效力，所以建议交全会讨论时先就是否修改现行规定进行表决，如多数同意，再就前三种修改意见分别作秘密投票，按选举奥运会举办城市的办法，先淘汰票数较少的意见。 15日的全会开了3个多小时。首先通过秘密投票以62比27票决定修改年龄规定。然后就修改规定的三种方案进行表决，三种方案分别获得35票、27票、24票（2白票、1弃权），将退休年龄提高到78岁的方案遭淘汰。第三轮就剩下的前两种方案进行表决，结果是47比35票（4白票、1废票、1弃权），否决了取消主席任职年限的方案。于是就取消年龄限制的修改章程的提案进行表决，结果是57比31票（工废票），由于比章程规定的2／3多数票少2票，取消全部委员的年龄限制这个动议没有通过。有的委员说这体现了委员是真正独立的、民主的，说明多数委员不赞成全都没有年龄限制，也有委员开玩笑说，白开了一天结果等于零的会。外界有人认为这是个挫折，甚至有的反对萨马兰奇的人兴高采烈地欢呼萨马兰奇时代的结束。 但是多数委员主张对宪章关于年龄限制的规定进行修改，希望萨马兰奇连任，认为在目前，国际奥委会内除了他以外，没有真正有威望、有才能、能稳妥掌舵的领导人。于是会外大家继续酝酿，是等到明年全会时解决还是这次解决？如何修改现有条文，使得大家都满意，而能按照章程使主席能够连任？原来有人想让最德高望重的委员在全会结束时的发言中要求主席连任（过去都是由卢森堡大公发言），后来由巴西委员、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牵头，意大利委员、国际田联主席内比奥罗和墨西哥委员、国家奥委会联合会主席拉尼亚串连，70个委员联名重新提案，将原章程中75岁必须退休改为：75岁时是否退休可由各人根据自己情况决定，但是到80岁则必须退休。这个书面建议在17日下午散会前交给了执委会。 18日一早，执委会讨论了该项提案，认为75岁至80岁的浮动方案太过复杂，建议只改提80岁为最后退休年限一个方案，并就此征求全体委员的意见。有人提议采取秘密投票，但多数人认为已有70个签名，不必再秘密投票。18日全会上，仍然有人提出秘密投票，但赞成的只有12票（章程规定只有与会者的1／4提出要求，才能秘密投票）。在最后举手表决时，除了12票反对，1票弃权外，都赞成将退休年龄延长到80岁。这样，由于萨马兰奇主席本人的巨大威信，修改年龄限制的提案经过几天来会场内外的反复曲折，终于获得了通过。 大家估计，萨马兰奇主席1997年任满时，如果他身体健康，打算竞选，也不会有人会出来与他竞争。很可能他乐意连任到2001年，将主持跨世纪的悉尼奥运会作为自己奥林匹克生涯的光辉结束。 国际奥委会已经发展为一个庞大的国际机构，有着重大的社会、政治、文化影响。1996年国际奥委会的会员已达到197个，超过了联合国的183个，成为世界上成员最多的国际组织。人们固然信赖任期最久、成绩最显著的现任主席，但是他的年事已高也是事实，如何在这几年内物色培养一个可靠杰出的接班人，是大家以及萨马兰奇本人都关心的事。 面对国际奥委会委员的信任和年事已高的事实，萨马兰奇也陷于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说不退吧，自己确实年岁已高，而且因工作繁忙，很少有时间与家人团聚，现在该到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了。说退吧，萨马兰奇确实又舍不得为之奋斗多年的奥林匹克理想。回想自己自1980年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以来，洛杉矶、汉城、巴塞罗那奥运会一届比一届办得成功，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虽然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它却是197个成员的第一次全体集会。1980年以后，奥林匹克运动发生了许多可喜的变化：奥运大门向职业运动员敞开，使竞技水平明显提高；国际奥委会增加了女委员，结束了男子一统天下的局面（到1996年7月17日国际奥委会第108全体委员会议选举中国的吕圣荣女士为委员，国际奥委会已有10名妇女委员）；商业与体育有机结合，极大地推动了体育运动的发展；奥运会比赛项目有所调整增加，整个结构更趋于合理。 顾拜旦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复兴者，是先驱。他提出了近乎唯美主义的理想。萨马兰奇是奥林匹克运动的革新者，是实干家，他在追求理想的同时，敢于面对现实，兢兢业业，不断追求。 国际奥委会197多个会员国和地区里，他已访问了除阿富汗以外的所有国家和地区，行程达几百万公里。他会见过许多国家的政府首脑，包括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和江泽民，美国的里根、布什和克林顿，原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法国的吉斯卡尔·德斯坦和密特朗，英国的撒切尔夫人，意大利的安德烈奥蒂，罗马教皇，瑞典、挪威、丹麦、荷兰。摩洛哥、约旦、沙特阿拉伯等国的国王，日本天皇，埃及的穆巴拉克，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印度的英迪拉·甘地，伊朗的拉夫桑贾尼，利比亚的卡扎菲，古巴的卡斯特罗，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昂纳克，朝鲜的金日成，科威特的埃米尔，南非的曼德拉等等。 萨马兰奇以其杰出的政治外交才能，确保了第23、第24、第25和第26届奥运会一届比一届规模更大，更加成功，为国际体育运动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赢得了全球性的广泛尊敬和爱戴。他曾获得十几个国家政府颁发的荣誉勋章；先后被加拿大、匈牙利、西班牙以及日本等国的著名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1982年荣获美国体育界最高荣誉——体育学院奖；1990年，北京亚运会期间，荣获北京大学“名誉教授”称号；1996年10月荣获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奖”——该奖是设立以来第一次授予外国人。 经过20多年矢志不渝的追求，萨马兰奇的奥林匹克理想已得到了极大的升华，即使他想留在原来的位置上，也完全不是为了自己的私欲——因为他已得到了一切：荣誉、地位、金钱。他曾经说过，“我不想为自己谋取权力，只是为奥林匹克运动谋取，因为奥委会主席有权，但我要尽职尽责，宣扬奥林匹克理想。” 1996年10月萨马兰奇在访问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时宣布，他将在1997年3月发表一个公报，决定是否继续竞选连任国际奥委会主席。 萨马兰奇说：“我的决定将取决于我的健康情况、各国奥委会的愿望和我的家庭。” 我们期待着萨马兰奇说一声：“我决定留下。” 他果真留下了。 最新消息：1997年2月26日，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接受瑞士电台采访时，表示有意再次竞选连任。 萨马兰奇说，假如几天后的体检结果证明他身体健康，他将会寻求第五个任期。据悉，萨马兰奇将在今后几天内正式宣布他竞选连任的决定。 已年届77的萨马兰奇对记者说：“我知道自己年事已高，而主席的工作需要不断进行旅行，因此，我首先必须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个彻底的了解，只要身体允许，我会再当侯选人。” 萨马兰奇这番算不上正式的答记者问，使得一大批具有潜力的国际奥委会主席的竞争者将失去机会，其中就包括德高望重的国际田联主席内比奥罗。 《新华社3月5日电》，国际奥委会执委会3月5日请求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再连任一届主席，萨马兰奇欣然接受了这一请求。 自1980年开始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说：“对这样的请求说‘同意’，并不困难。” 在今年9月的国际奥委会第105次全体委员代表大会上，萨马兰奇将会再一次正式当选为国际奥委会主席。 国际奥委会副主席马克·霍德勒说，执委会是通过无记名投票，决定让萨马兰奇继续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霍德勒说：“我们很高兴他接受了执委会的请求。” 今年7月将满77周岁的萨马兰奇将率领国际奥委会进入下一个世纪，第五个任期将到2001年结束。 安东尼奥·萨马兰奇--安东尼奥·萨马兰奇生平大事记 安东尼奥·萨马兰奇生平大事记 萨马兰奇生平简历 ·1920年 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出生于巴塞罗那伊伦大街28号。 ·1931年 萨马兰奇有限股份公司成立。 ·1939年 在萨莫拉服兵役。 ·1940年 进入巴塞罗那研究生院深造，战前在实验学院获得的会计师证书在此得到确认。 ·1943年 担任西班牙皇家体育俱乐部旱冰球队教练。第一次以斯提克的笔名在《新闻报》上发表快讯。 ·1945年 出任马维西公司董事长。 ·1946年 代表西班牙出席在瑞士蒙特勒举行的国际旱冰球联合会大会。国际旱冰球联合会接纳西班牙为会员。 ·1954年 出任国际旱冰球联合会副主席。当选巴塞罗那市政府官员。建立西班牙旱冰球协会，并出任主席。 ·1955年 当选为巴塞罗那议员。12月1日同玛丽亚·特雷莎·萨利萨其斯·罗结婚。 ·1956年 当选为西班牙奥委会委员 ·1961年 建立巴塞罗那航海沙龙。不再担任巴塞罗那市政府官员。 ·1966年4月27日 在罗马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接替埃洛拉·奥拉索担任西班牙体育运动委员会主席。 ·1967年 担任西班牙奥委会主席，不再担任巴塞罗那议员。 ·1968年 负责国际奥委会礼宾部工作。 ·1970年 当选为国际奥委会执委。 ·1973年7月17日 出任巴塞罗那议长。 ·1974年 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副主席。 ·1977年6月10日 被任命为西班牙首任驻苏联大使。7月17日停止担任巴塞罗那议长。 ·1980年7月16日 在洛桑当选为国际奥委会主席，任期8年。 ·1981年 “业余”一词从《奥林匹克宪章》里消失。 ·1984年7月28日 主持洛杉矶第23届奥运会。 ·1988年9月17日 主持汉城第24届奥运会。 ·1989年8月30日 在波多黎各再度当选为国际奥委会主席，任期4年。 ·1992年7月25日 主持巴塞罗那第25届奥运会。 ·1993年9月24日 在蒙特卡洛三度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任期4年。 ·1995年6月18日 国际奥委会第103次全会决定将委员退休年龄延至80岁。 ·1996年7月20日 主持亚特兰大第26届奥运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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