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0年·满城尽带黄金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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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0年·满城尽带黄金甲》

第一章脚底抹油的天子一僖宗出逃：黄巢起义

皇帝在尽情玩乐的时候，帝国的大厦却日益倾斜，摇摇欲坠。广明元年（880年）秋七月，黄巢率十五万农民军自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东）渡过长江，唐军不战而溃，黄巢未损一兵一卒，便占领了和（今安徽和县）、滁（今安徽滁县）二州，从而进围天长（今安徽天长）、六合（今江苏六合），兵势极盛。当时唐朝廷负责指挥各路兵马联合进攻黄巢军的是诸道行营都统高骈（祖父为宪宗朝平定西川的名将高崇文）。淮南将领毕师铎（原为黄巢麾下将领，后投降高骈）劝高骈主动出战。高骈尚在犹豫，他身边的术士吕用之生怕毕师铎立功受宠，力劝高骈避开黄巢兵锋，坚守不战。高骈好神仙之术，对术士吕用之极为信任，于是不肯出战黄巢，只是派人向朝廷上表告急，奏称黄巢军六十万，距离扬州已经不足五十里。

正月十五是古代的上元节，亦称灯节。唐朝自立国以来，京师长安一直有个习俗：正月十五日前后三夜，解除夜行之禁，整个长安的大街小巷，灯明如昼。百姓们无不夜游，车马塞路。后来，唐宫廷也加入了观灯的行列，由官方所引导的上元灯火极盛。唐玄宗李隆基登基后的第二年，在正月十五、十六、十七日三夜，于京城安福门外设置高二十丈的灯轮，灯轮披挂锦绮，饰以金银，错杂五万盏灯，灯轮如万花开放的巨树。宫女上千人，衣罗绮，曳锦绣，耀珠翠，施香粉，又从长安、万年两县少女、少妇中挑选千余人，在灯轮下踏歌，三夜纵欢。这在古代是非常罕见的狂欢盛景。为了装饰京师盛大的场面，唐朝廷甚至不惜耗费巨资。一花冠，一中帔，价值万钱，场中每一个女艺人的服装首饰费就达三百贯。民间少女少妇的衣服、花钗、媚子也都由朝廷支出。

显然，唐玄宗的开元盛世被人怀念为唐代最光辉的时期，是有充分理由的。然而，仅仅隔了一百六十年，盛唐气象已风光不再，就连京师的上元灯火也成为了陈年旧迹。

就在十四天前的正月初一，唐朝天子僖宗李儇（音xuān，同喧。唐朝的皇帝爱改名字，李儇原名李俨）下制书，改乾符七年为广明元年，制书中说：“自古继业守文之主，握图御宇之君，必自正月吉辰，发号施令。所以垂千年之懿范，固万代之洪基，莫不由斯道也。”（《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本纪》）其实，这不过是唐朝廷一种冠冕堂皇的说法而已。僖宗选择在内忧外患的时候更改年号（年号起源于汉武帝，后成为皇帝当政的时代标志），无非是希望通过改元，结束先前倒霉的年头，从头有个新的开始。

此时，天下确实很不太平。关东（指潼关以东）民变蜂起，尤其以黄巢势力最大，实力最强。民间有“金色蛤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的歌谣广为流传，朝野上下都是人心浮动。正因为是多事之秋，所以长安才一派凄凉气氛，没有多少过年的喜庆气氛。绝大多数人都小心翼翼地猫在自己的家里，围在火炉旁，有些胆战，有些心惊，只是期待早些度过这个实在不平静的寒冬。

几乎所有的长安人都在担心未来，有能力有门路的人则暗中开始为自己谋取后路。可当今天子僖宗却是个例外，他一大早就起了床，兴致高昂，冒着严寒出了大明宫，赶去兄弟们的王府。不过，十九岁的僖宗急忙赶去王府并非为了什么军国大事，而是要去与诸王蹴踘、击马球、斗鸡、赌鹅。

僖宗李儇为懿宗李漼的第五子，最开始受封为晋王。在懿宗的八个儿子中，李儇毫无出众之处：既非长子，也非嫡子（懿宗在位十年，未曾立后，独宠淑妃郭氏及淑妃所生女同昌公主，同昌公主之死还造成了唐朝的一桩大冤狱，此事后面再提）；相貌既不英俊，才干也不突出。按理来说，皇位无论如何都不会落到这样一个人身上，史书却记载说，懿宗病危之际，下诏立李儇为太子。制书中特意强调说，李儇“孝敬温恭，宽和博厚，日新令德，天假英姿，言皆中规，动必由礼”（《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本纪》）。表面上看来，李儇得以继承皇位，是因为其人才出众而为其父皇懿宗所赏识。而实际上，他是在懿宗病殁后，为宦官神策军左军中尉刘行深和右军中尉韩文约所立。神策军是一支朝廷禁军，创立于天宝年间。

纵观中国历史，皇帝荒废朝政、只顾享乐者并不少见，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朝代兴亡更替的事发生，就不会出现厚厚的二十四史。所谓二十四史，实际上就是二十四个姓氏家族的统治史。只是僖宗的玩性远于异常人，甚至已经到了孜孜不倦、废寝忘食的地步。

黄巢攻克潼关后，留成令环据守，继续东进。潼关为京师长安的门户，雄关天险一开，长安再无险可守，陷落已经是早晚的事。

刘行深等人之所以要立李儇为帝，首要的原因就是他年纪小，性情贪玩，便于宦官控制；第二个重要原因则是因为李儇生母王氏的母族微贱，且王氏早已经病逝。这样，即使李儇长成，也成不了气候，朝政依旧在宦官的掌控之中。

大军临行前，僖宗亲自到章信门送行。张承范已经预料此行不妙，提醒僖宗说：“听说黄巢有贼兵数十万，而潼关外只有齐克让饥卒万人死守，现微臣仅以两千多人屯兵关上，无后继粮草支援。以此来拒贼，实在令我寒心！愿陛下催促诸道精兵早来增援。”中心意思就两件大事，一是速运粮草，二是速搬救兵。对此，僖宗含糊应承道：“爱卿先去，援兵不久即至。”事实证明，后来潼关迅速失守，就是败在内缺粮草、外无援兵这两件事上。

李儇即位当日，封定鼎功臣刘行深、韩文约为国公，并由他们在宫中执行政务。其时，僖宗只有十二岁，年纪幼小，不能主政，一切朝廷政务都把握在宦官手中。

广明元年（880年）十一月中，黄巢率农民军攻克汝州（今河南临汝）。黄巢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黄巢一直特别想当天平节度使，几次以此为条件与唐朝廷讲和），不及休师整顿，便马不停蹄地挥师北进，并传檄唐官军说：“各宜守垒，勿犯吾锋！吾将入东都，即至京邑，自欲问罪，无预众人。”（《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四》）慑于农民军强大的声势，一些唐地方官军势力果然只摆出观望的姿态，不敢轻易撩拨黄巢的兵锋。

十二月初三，黄巢陷华州，留部将乔钤据守，自己亲率大军，直指长安。

历史上有“洛阳纸贵”的佳话，说的是西晋太康年间左思做《三都赋》，描绘三国时魏都邺城、蜀都成都、吴都南京的景貌，因文辞华丽，气魄宏大，在洛阳广为流传。人们啧啧称赞，竞相传抄，一下子使洛阳的纸昂贵了好几倍，原来每刀千文的纸一下子涨到两千文、三千文。即便如此，洛阳纸还是倾销一空，不少人只好到外地买纸，以抄写这篇千古名赋。而在僖宗身上，竟然也发生了“长安鹅贵”的笑谈。因为大唐天子性喜赌鹅，长安的鹅价也跟着水涨船高，甚至叫卖到五十缗一头。缗为古代货币单位，一缗为一串铜钱，一串一千文。这鹅的价格，已经远远超过了最贵的洛阳纸。

自懿宗时起，唐朝廷的政治已经开始腐烂。懿宗咸通十年（869年）六月，陕州（治陕县，今河南陕县）大旱，百姓无法生活，选出代表向朝廷派来的观察使崔荛“诉旱”，要求减少赋税。崔荛为人“以器韵自矜，不亲政事”，他满不在乎地指着院子中的大树说：“此尚有叶，何旱之有？”（《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一》）并下令杖责前来“诉旱”的百姓代表。陕州百姓得知消息后大怒，群起围攻衙门。民情汹汹，崔荛被迫逃走，半路上因口渴，到民舍求水喝。主人听说他就是崔荛，立即端来了一瓢尿给他喝。官民间关系的紧张程度，由此可见一斑。这还只是冰山下的一角。懿宗时期担任翰林学士的刘允章在《直谏书》中已用“国有九破”描绘过当时紧迫的局势：“终年聚兵，一破也。蛮夷炽兴，二破也。权豪奢僭，三破也。大将不朝，四破也。广造佛寺，五破也。赂贿公行，六破也。长吏残暴，七破也。赋役不等，八破也。食禄人多，输税人少，九破也。”可见唐帝国的形势已经是岌岌可危。

僖宗的即位不但没有丝毫改变，反而令政局更加混乱。僖宗乾符二年（875年）七月，飞蝗自东而西，所过食草木叶及五谷皆尽。而京兆尹杨知至却当殿向皇帝撒谎说：“蝗入京畿，不食稼，皆抱荆棘而死。”（《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二》）如此滑天下之大稽的谎言，僖宗竟然信以为真，于是，朝廷上下，“宰相皆贺”。

而这时候天下的实际情况是，“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死尸），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这里所谓“相聚为盗，所在蜂起”，是指农民起义在全国此起彼伏，虽然规模都不大，但却已经是暗流汹涌。

大宦官仇士良曾指点他的弟子们说：“皇帝不能让他闲着，要经常用美女歌舞和锦衣美食麻醉他，而且要天天变花样，这样他就没工夫想别的事了，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做事了。同时尽量不让他读书，更不能给他接近书生的机会，那样他会看到前朝的灭亡，心中一旦忧虑国家前途，我们这些人就要被疏远遭斥责了。”少年继位的僖宗就在这样“天天变花样”的环境中长大，只知道一味贪玩，与宫中宦官、优人狎昵。与僖宗最亲近的宦官是田令孜。僖宗还是晋王时，田令孜为晋王府小马坊使宦官，二人关系亲密，已经开始共同起卧。僖宗即位后，擢升田令孜为神策军中尉，把政事悉数委付给他，还亲切地称他为“阿父”。

而僖宗却对此不闻不问，只顾沉浸在各项游戏运动中。他好骑射、剑槊、法算、音律，精通赌博，喜蹴鞠、斗鸡、赌鹅，兴趣爱好不少，乐此不疲，甚至有时一练起蹴鞠就是二三个时辰，连饭都忘了吃，急得身边的太监侍女们团团转。

对于一个突然拥有了巨大权力的宦官而言，权势只能激发他更大的欲望。田令孜恃宠而骄，为了彻底把持朝政大权，他极力怂恿僖宗玩乐。比如僖宗赏赐无度，动不动就赐给乐工和伎人钱财，而且数目巨大，多以万计，因而导致国用匮乏。国库没钱了，入不敷出，田令孜便劝僖宗采取没收长安富商（包括外国和本国商人）财产的办法，商人有反抗者立即送到京兆府打死。这时候的皇帝比土匪强盗还要厉害，不仅是明抢，被抢人稍微不愿意还要送命。整个长安一片混乱，人人自危。然而，“宰相以下，钳口莫敢言”。这样，靠田令孜的馊主意弄来不少钱，好糊弄僖宗继续玩耍。

“阿蛮”即“阿瞒”的通假，是玄宗的小名。“杨妃”指杨贵妃。意思是说当年玄宗逃难，天下人都怪在杨贵妃头上，认为红颜祸水。如今对于僖宗而言，却是怪不到女人头上了。

显然，情况已经十分危急，而田令孜和朝廷官员却瞒着僖宗，使皇帝安心玩乐，田令孜自己更加胡作非为，“用权乱天下”，卖官鬻爵，都不告诉僖宗，便径直矫旨去办。史称田令孜有回天之力，中外为之侧目。当时的宰相卢携依附田令孜，凡事都听从田令孜，朝政一片混乱。在这样的状况下，火山终于爆发了。

这时候，宦官田令孜意识到情况不妙，便打起了脚底抹油的小算盘。他先向僖宗推荐自己的亲弟弟陈敬瑄（田令孜本姓陈，后拜田姓宦官为义父，冒姓田）和私党杨师立、牛勖、罗元杲四人出镇蜀中（四川），想学当年的玄宗，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便可以挟持皇帝，逃往蜀中避难。僖宗同意了。

京师的富商被搜刮光了，田令孜又想打京外富户及胡商的货财。这时候，与田令孜私交甚好的盐铁转运使高骈急忙上书阻止，说：“天下‘盗贼’（指黄巢等起义军）蜂起，皆出于饥寒，独富户胡商未耳。”田令孜听了觉得有理，这才停止了强取豪夺的行为。

公元880年，对于僖宗而言，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年。就在这一年，他成为唐朝开国以来第四位逃离京师的皇帝（第一位是玄宗，第二位是代宗，第三位是德宗）。唐末诗人罗隐有《帝幸蜀》诗咏僖宗西逃一事：

唐朝廷听闻东都洛阳失陷，农民军即将大举西进入关，君臣束手无策，竟然只能相对而泣。

十一月十二日，僖宗急召群臣在延英殿奏对。田令孜抛出了预谋已久的方案，提议僖宗奔西蜀避难。这是公然倡议逃跑，僖宗虽然年轻贪玩，但还是知道这是件丢脸的事，不但丢了自己的脸，也丢了祖宗的脸，因此相当不悦，但又不好直接反对“阿父”。刚好这时候，潼关守将齐克让派来求援的使者到来，僖宗便请田令孜发兵守潼关。

高骈的上表送到长安，唐朝廷上下人情大骇。一向贪玩的僖宗也暴怒了，下诏切责高骈，说他遣散诸道兵，致使唐军无备，黄巢乘机渡江。僖宗严厉斥责的本意，是要督促高骈尽快出兵。高骈却干脆称病不出，拥兵观望。中央皇权衰落已久，高骈这样的人大有人在，朝廷对其也无可奈何。

神策军士多为长安富室子弟，这些人当初并非真的想当兵，而是靠贿赂宦官挂名军籍，借此厚得廪赐。平时，这些富家子弟出身的神策军士平时都是华衣怒马，怡然自得，很少操练，更谈不上经历过战阵。一听说要出征，吓得父子抱头痛哭。不少神策军士暗中用金帛雇长安的商贩和贫穷百姓代自己出征。这样的一支军队，自然谈不上有任何战斗力。

张承范一行退到野狐泉时，才遇到增援前来潼关的奉天援兵二千人。张承范喟然长叹，说：“你们来晚了！”

张承范率军路过华州（今陕西华县）。正值华州刺史裴虔馀迁任宣歙观察使，城中无主，华州军民全部都逃入了华山，城中空荡荡的，“州库唯尘埃鼠迹”。幸运的是，华州的人虽然跑光了，但粮仓中还有千余斛米，张承范便让军士们带上三天的粮食再行。到达潼关后，唐军在青草茂密处搜得隐匿的村民一百来人。张承范便让这些村民运石汲水，做好守城的准备。

潼关因水得名。据《水经注》记载：“河在关内南流潼激关山，因谓之潼关。”潼浪汹汹，故取潼关关名，又称冲关。这里南有秦岭屏障，北有黄河天堑，东有年头原居高临下，中有禁坑、原望沟、满洛川等横断东西的天然防线，势成“关门扼九州，飞鸟不能逾”。自东汉以来，潼关便是易守难攻的要塞，元人张养浩写尽了潼关地势的险峻：“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山河表里还有个典故。《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楚之战前，子犯劝晋文公决战，说即使打了败仗，晋国“山河表里，必无害也”。这里用此成语，意为潼关形势异常险要。

僖宗即位后不久，濮州王仙芝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曹州人黄巢也积极响应，加入了王仙芝的队伍，并逐渐崛起，成为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声望甚至超过了王仙芝。天下大乱之时，各地纷传狼烟，而朝廷内部各将领大都拥兵自重，与中央矛盾不断，可谓内忧外患，处境堪忧。

齐克让刚刚松了口气，唐军士卒却突然自乱了起来。唐士卒们因为多日不食，已经饿极了，狂怒之下开始呼喊喧闹。一发不可收拾之下，士卒们放火烧毁了营寨，自行溃散，各自去谋生路去了。齐克让身为唐军主帅，只能眼睁睁地望着，无力阻止。

当时潼关左侧有一个山谷，平日禁止人往来，以便榷征商税，所以人们称其为“禁坑”。农民军兵临关下时，唐潼关守将仓促间没有派兵到禁坑防守。齐克让部下溃军乱哄哄闯入禁坑，禁坑山谷中长满了荆棘、灌木和长藤，茂密交织，犹如蜘蛛网，行人难以通过。然而，唐溃军一哄而上，一夕之间，便踏成了一条平坦的大道。

在农民军北渡淮河之前，唐宰相豆卢瑑曾想出一招缓兵之计，主张封黄巢为天平（今山东东平北）节度使（黄巢曾一再向唐朝廷请求妥协，想做天平节度使或广州节度使），等到黄巢到天平就藩时，朝廷再发兵除掉他。另外一名宰相卢携却是主战派，坚决不同意，认为只要发兵守住泗州，农民军便会被阻在潼关之外不能入关，不会有什么作为。僖宗惶然无主，采纳了卢携的建议。然而不久后，农民军北上，淮北告急。卢携生怕皇帝降罪，惶恐不安，干脆躲在家里称病不出。随着前线唐军的败报不断传来，京师也开始人心惶惶，长安充满了恐怖气氛，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张承范生怕唐军再发生兵变，将辎重和自己的私囊都拿了出来，全部散发给士卒，同时勉励将士说：“诸君勉报国，救且至。”（《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五下·逆臣下》）将士们十分感动，决定奋力拒战。

张承范见大敌当前，情势危急，派人向唐朝廷告急：“臣离京六日，甲卒未增一人，馈饷未闻影响。到关之日，巨寇已来，以二千馀人拒六十万众，外军饥溃，蹋开禁坑。臣之失守，鼎镬甘心。朝廷谋臣，愧颜何寄！或闻陛下已议西巡，苟銮舆一动，则上下土崩。臣敢以犹生之躯奋冒死之语，愿与近密及宰臣熟议，未可轻动，急征兵以救关防，则高祖、太宗之业庶几犹可扶持，使黄巢继安禄山之亡，微臣胜哥舒翰之死！”（《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四》）言语之间颇有气势。关于安禄山和哥舒翰，后面提及安史之乱时会有详述。

十二月初二凌晨，黄巢军开始猛攻潼关，张承范竭力率军抵抗。战斗十分激烈，一直从寅时打到申时。潼关上的唐军弓箭用尽，无矢可射，只得用石头投向黄巢军。

十二月初一，黄巢军前锋自洛阳经陕（今河南陕县）、虢（今河南灵宝）直指潼关。农民军声势极其浩大，“白旗满野，不见其际”。唐潼关守将齐克让和张承范不但兵少，而且已经断粮几日。唐军将士吃都吃不饱，哪里还谈得上保家卫国，因而士气极为低落。齐克让为了鼓舞士气，率先出战，黄巢军小败。但不久后，黄巢大军赶到，农民军大声呐喊助威，声震华山和黄河，地动山摇，令唐军胆战心惊。齐克让拼命督军死战，唐军总算不至于溃败。从午时一直到酉时，双方奋战了大半天，眼见天色已暗，这才停战，各自收兵回营。

九重天子去蒙尘，御柳无情依旧春。

今日不关妃妾事，始知辜负马嵬人。

当时神策军中有十几名士卒，不愿意如此狼狈地离开长安，竟然天真地拦住僖宗，说黄巢是来帮助皇帝清除田令孜等奸臣的。田令孜大怒，当即杀了这些军士，带着僖宗继续往四川逃跑。安史之乱时，玄宗也是在蜀中避难。田令孜步此后尘，除四川的地理因素外，还因为田令孜的弟弟陈敬瑄此时正担任西川节度使（即靠击球第一赢得节度使位置的那位）。这样，僖宗一旦入川，依旧在田令孜的控制之中。

唐朝廷听到黄巢进师的消息后，急忙调河东（驻太原府）、天平等藩镇兵进剿。然而，农民军势如破竹，如风卷残云，攻克了东都洛阳。唐东都留守刘允章率百官迎降，坊市晏然。其时，农民军号称六十万，势力极盛，大有探取天下于唐朝廷囊中之意。

就在同一天，僖宗来到左右神策军中，这是他生平第一次亲自检阅将士。田令孜被任命为左右神策军内外八镇及诸道兵马都指挥制置招讨使，杨复恭为副使，张承范为兵马先锋使兼把截潼关制置使。之后，田令孜急发神策军弩手二千八百人，由张承范率领，赶赴潼关拒守。田令孜虽然名义上是诸道兵马都指挥制置招讨使，负责率神策、博野等军十万守潼关，但他只是遥领。

张承范在关前防守的壕沟被黄巢军填平后，才想起来派部将王师会率八百士兵去守禁坑，但还是晚了一步。当王师会率军赶到禁坑时，黄巢大军已经通过。

来自博野和凤翔的增援唐军听到潼关失守的消息后，退到了渭桥一带。在渭桥驻守的还有田令孜所招募的新军。博野军远道而来，个个都是风尘仆仆，看见新军都穿着新衣皮裘，异常华丽，自然十分愤怒，说：“这些家伙有什么功劳能穿上这样好的衣服，我们殊死拼战反倒受冻挨饿！”于是大肆抢劫新军的衣服，并由此而哗变，倒戈相向，为黄巢军作向导，往长安进发。

田令孜听说黄巢率大军已进入关中，恐怕天下人追究自己的责任，于是归罪于宰相卢携。僖宗昏庸，不由分说，贬卢携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卢携申诉无门，只得喝毒药自杀身亡。

十二月初四，唐朝廷发布诏书，任命黄巢为天平节度使，令他即日莅镇。这其实就是宰相豆卢瑑曾经提议的那一招缓兵之计。不过时过境迁，如今这一招，只是唐朝廷一厢情愿的妄想。黄巢已经今非昔比，长安就在眼前，他已经胜券在握，决不会因为一个小小的节度使封号便就此退兵。

十二月初五清晨，文武百官退出朝堂，听到博野军作乱、已经逼近长安的消息，立即各自分路躲藏。田令孜听说乱兵已入长安城，惊慌失措，立即率神策兵五百人，拥僖宗出逃。事出仓促，僖宗身边只带了三名妃嫔和福、穆、泽、寿四王，寿王即后来的昭宗。宰相和文武百官都不知道僖宗西行，自然也没有跟随。身边没有良将忠臣，这也成为后来僖宗完全受制于田令孜的原因之一。

导致唐朝灭亡的有两大痼疾，一是宦官，二是藩镇。唐朝一度军事极盛，开边不已，因此藩镇之疾有一定的历史背景，而宦官专政擅权则是在朝廷中央集权与藩镇斗争的夹缝中滋长起来的另一大肿瘤。唐朝自玄宗李隆基始，宦官的地位和官品大大得以提高。而安史之乱后，自肃宗李亨开始，宦官开始正式登上大唐的政治舞台。之后与藩镇一样，宦官成为尾大不掉的一大股势力，不仅左右朝政，甚至还操纵皇帝废立大事。僖宗李儇并非宦官所立的第一个唐朝皇帝，也并非最后一个。关于宦官和藩镇，后面还有专门的篇章论述。

僖宗一行人仓皇经金光门离开长安，重新上演了一百二十四年前（756年）玄宗为躲避安史之乱而西逃入蜀的一幕。大唐天子不知去向的消息很快传开了，长安城一片大乱，军士及百姓争先恐后地闯入皇家府库盗取金帛。

十二月初五，僖宗逃走当天，黄巢军前锋柴存兵不血刃地进入长安。唐金吾大将军张直方率文武大臣数十人于灞上迎接，表示归顺黄巢之意。不久，黄巢乘金装肩舆，进入长安，从而实现了他年轻时的雄伟大志：“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只是，这黄金甲给长安百姓带来的不是希望，而是巨大的灾难。实际上，自从一百二十五年前，唐玄宗为了躲避安史之乱而仓促逃离京师后，长安就此开始了它多灾多难的历史。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唐由极盛转入衰败。

僖宗西逃入蜀后，各地节度使不思进取，要么隔岸观火，要么趁火打劫，整个中原陷入巨大的混乱和灾难之中。当时自称为“天地最穷人”的诗人杜荀鹤有《旅泊遇郡中叛乱示同志》一诗，记载了当时百姓水深火热的苦难：

十二月初三凌晨，黄巢与尚让开始前后夹攻潼关，关上唐军饥饿不堪，刚一交战，便全线溃散，王师会自杀。张承范见大势已去，换上便服，率领残余士兵仓皇逃走。

注：杜荀鹤为唐末诗人，本人有着扑朔迷离的身世。传说他本为著名诗人杜牧之庶子。杜牧当时受宰相李德裕排挤，于会昌末年出为池州刺史。杜牧妾程氏当时已经有孕，杜妻嫉妒程氏，趁杜牧在外地为官，将程氏赶出了家门。程氏身怀六甲，无依无靠，不得不改嫁长林乡士杜筠为妻。之后，程氏生杜荀鹤。杜荀鹤名为杜筠子，实为杜牧子。事见周必大《二老堂诗话》及计有功《唐诗纪事》。杜荀鹤早年读书于九华山，与顾云、殷文圭等为友，十七岁时已崭露头角。曾数次上长安应考，不第还山。当黄巢率农民军席卷山东、河南一带时，他又从长安回家，从此“一入烟萝十五年”，过着“文章甘世薄，耕种喜山肥”的生活，颇有隐士之风。然而，他并不是真正的隐士，不甘心就此寂寞而终。唐亡后，杜荀鹤游大梁（今河南开封），献《时世行》十首于朱温，希望他省徭役，薄赋敛。因不合朱温的心意，未被任用。杜荀鹤贫困无依，不得不旅寄僧寺中。朱温部下敬翔点拨杜荀鹤说：“稍削古风，即可进身。”因此，杜荀鹤上颂德诗三十章，以取悦于朱温。朱温授杜荀鹤为翰林学士。十分戏剧性的是，杜荀鹤尽管最终在政治上得志，却还来不及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只当了五天翰林学士，便病死了。而时人因为他屈节讨好依附朱温，“壮志清名，中道而废”（《鉴诫录》），对他颇有微词。杜荀鹤生逢末世，一生穷困潦倒，飘荡无依，代表了当时的一类文人。

黄巢见唐军无箭可射了，便派人抓来一千多平民百姓，让这些人掘土填潼关外的壕沟。不久，壕沟被填平，黄巢军顺利通过了壕沟，并在当晚放火，将唐军关楼烧得一干二净。在准备正面进攻的同时，黄巢还派部下尚让从禁坑的谷中小道迂回到关后，预备前后夹击。

马嵬烟柳正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

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冤杨妃。

此时，唐朝廷已经知道潼关部分唐军将士因断粮溃散的消息。僖宗匆忙任命前京兆尹萧廪为东道转运粮料使。萧廪畏死，不愿意临危受命，竟然上书称病，请求退休，结果惹怒了僖宗，当即被贬为贺州司户。

号称“秦妇吟秀才”的唐末诗人韦庄也有《立春日作》一诗：

十分可笑的是，僖宗让这四个人用击马球来决胜负，以三川为赌，用输赢来决定所授的官衔。陈敬瑄等四人在球场上驰骋奔突，纵马角逐。结果，陈敬瑄得第一筹，因西川最富庶，当即被任命为西川节度使。杨师立其次，为东川节度使；牛勖第三，为山南西道节度使；而罗元杲是最后一名，则不得迁擢。这就是僖宗创下的“击球赌三川”，旷古奇闻。诸道行营都统高骈和镇海节度使周宝还未发迹之前，均在右神策军任职，默默无闻，却因为善于击马球，而意外被僖宗赏识，竟然破格擢升为将军，后来二人均成为显赫一时的封疆大吏。

无能的皇帝，嚣张的宦官，腐败的朝廷，跋扈的藩镇。大唐所面临的，始终是一个无可奈何的局面。直到五年后，公元885年三月，僖宗才得以返回长安。此时，黄巢已经兵败身死，然而，黄金甲过后的长安，已经成为一座荒凉破败的废城，再也无法承载一个帝国京师的使命，而唐王朝也接近灭亡的尾声。实际上，在公元880年这一年，在僖宗仅携宦官逃离长安的时候，大唐帝国最后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

僖宗回到京师后不久，屁股在宝座上还没有坐稳，还对五年的动荡生涯惊魂未定时，便因为动乱再一次脚底抹油，被迫逃离了长安。而他的继位者昭宗（僖宗同母弟）也有数次逃跑的经历，这两节到后面再行叙述。

第一章脚底抹油的天子二玄宗出逃：安史之乱

杨国忠出力营救安思顺不成，开始意识到哥舒翰已经对自己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从此开始畏惧哥舒翰。

王思礼见四周地势险要，不敢贸然前进，只是步步为营，节节推进。叛将崔乾祐竟带着羸兵前来挑战。他们队列不整，东一堆，西一簇，三三五五的简直就像从未习过队列的百姓。唐军士兵见此境况，不由得发起笑来。不待王思礼发令，士兵就抢先突进。眼看追及叛军，叛军却马上偃旗退避。王思礼于是挥兵直追，庞忠等接应部队亦随后跟进。于是两军争先恐后地拥入山峡，只见两旁都是悬崖峭壁，中间只有一条越来越窄的隘路，令人毛骨悚然。王思礼感到不妙，停下观望。

经历这次事件，哥舒翰和杨国忠二人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了，由暗斗发展到明争。杨国忠得到这一消息，愈发恐慌，对儿子说：“吾无死所矣！”近在咫尺的哥舒翰的存在，使他有如芒刺在背。而哥舒翰同样终日不安，一直无法下定决心，诛杀杨国忠。后世有句著名的话：“自古未有权臣在内，大将能立功于外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三》）哥舒翰的迟疑不决不但害了他自己，也害了大唐的天下。

当时的百姓，不仅在家安居乐业，出外旅行也很舒适，道路畅通，行旅安全。《通典》记载：开元时东至洛阳、汴梁，西至关中歧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肆丰溢，每个驿站都出赁驴马供客人骑乘。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淳府，皆有驿站和店铺。杜甫描写从秦州（今甘肃天水）通西域（今新疆）的驿舍有池、有沼；有林、有竹。还有一个数据，很能说明社会的安定和太平，即：官民犯罪的人很少。据说开元十八年（730年），全国犯罪入狱的仅二十四人。

国力强盛是开元之治的另一重要标志。自唐高宗以后，吐蕃强大，成为唐朝西境的严重威胁。武后时期，东突厥复兴于漠北，契丹崛起于东北，又造成唐朝北方形势的紧张。许多在贞观、永徽年间归属唐朝的地区重又脱离控制。玄宗即位后，加强邻接地区的军队，开立屯田，大大充实了防务，又从东北到西北和南方设立了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疏勒、碎叶）、伊西北庭、剑南等九个节度使和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以统一指挥战守军事。对外战争也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开元五年（717年），唐朝从契丹手中收复辽西二十一州，重置营州都督府，漠北拔也古、同罗、回纥等都重新归顺唐朝。在西北，唐朝收复了碎叶城，并打败了强悍的吐蕃、小勃律。通往中亚的道路由此重新被打开，唐朝对西域的主权恢复，唐朝的声威远播西亚。日本、朝鲜半岛同唐朝的联系频繁，南亚各国同唐朝交往不断。各国的使者和商人来往不绝。

开元时期，土地开辟，许多“高山绝壑，耒耜亦满”。由于开源节流，国家财政日益丰裕，全国的粮仓充实，致使物价十分廉宜。据杜佑《通典》所记：“至（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可见当时粮食布帛产量丰富，物价低廉，商业繁茂。有杜甫诗为佐证：“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尤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四道无豺虎，远行不劳求吉日。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直到中唐以前，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唯一拥有纸的国家。中国的丝绸沿着丝绸之路到了西方，马上就成为罗马贵族们手里比黄金还珍贵的奢侈品。

哥舒翰在潼关始终采取了固守的策略，据守天险，阻叛军于潼关之下。叛军主力徘徊潼关之下，长达半年之久，却始终无法逾越天险，成为令人难堪的胶着状态。哥舒翰担心玄宗怪他不肯出战，之前多次向玄宗上言，强调自己固守的策略：“禄山虽窃河朔，而不得人心，请持重以弊之，彼自离心，因而翦灭之，可不伤兵擒兹寇矣。”

潼关失守后，京师无险可据。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十二夜半时分，长安城尚在一片寂静之中，玄宗率同杨贵妃并杨国忠兄妹、太子李亨等皇子皇孙、同平章事韦见素、御史大夫魏方进、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宫监将军高力士等重要人物，暗中潜出延秋门，向西逃去。除了六军士兵外，随行的官员、亲友不过百余人。大部分臣僚和皇族都被遗弃在京师，弃而不顾，甚至包括住在宫外的皇妃、公主及皇子、皇孙等。玄宗因此成为唐朝历史上第一个逃离京师长安的皇帝。当时，文武百官都不知道皇帝去向。

整个开元年间，唐朝的君臣和百姓就在歌舞升平中度过，还有什么比生活在这样的盛世更令人心满意足呢？唐朝，成为东方的传奇。长安，成为传奇的乐土。

然而，好景不长。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说过：“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史记·平准书》）又提出要“见盛观衰”。遗憾的是，玄宗没有借鉴历史经验，他看到了繁荣强盛的表面，却没有看到背后更深刻的政治危机。天宝年间，人君德消政易，宰相专权误国，边将包藏祸心，唐朝的政治与经济境况急转直下，一场历史上罕见的社会大动乱就此爆发了。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初九，平卢节度使兼范阳节度使又兼河东节度使的安禄山称“奉命讨伐杨国忠”，发所部三镇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兵共十五万，号称二十万，起于范阳（今北京西南），大张旗鼓，南下直趋两京。而此时此刻，大唐天子玄宗皇帝正在华清宫与杨贵妃纵酒放歌，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

叛军所到郡县，唐朝军队几乎没有抵御。从贞观年间打败东突厥以后，中原一百余年没有战争，现在突然见安禄山叛军气势汹汹过境，沿途百姓都惊恐万分。各个州郡打开武器库应战，发现大部分器械已腐朽败坏，不能使用。唐军士卒不得不手持棍棒参战。这就是史书中所讲的“所谓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安禄山部下均是唐军精锐，能征善战，郡县守军远不及叛军那样训练有素。既然无力抵挡，各郡县便都纷纷打开城门，延纳敌人。有些地方官吏逃走，有些被叛军俘获杀害，有些自杀在路旁，投降的也不可胜计。北京（太原）副留守被劫持，陈留、荥阳等郡连连失陷。整个大唐陷入极大的混乱之中。大动荡的来临，注定要改变很多人的一生。

玄宗一行逃跑到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西北）时，唐禁军将士因饥饿疲劳而十分愤怒，并认为杨国忠是罪魁祸首。禁军将领陈玄礼想杀掉杨国忠以平民愤，并请东宫宦官李辅国转告太子李亨，想取得太子的支持。太子犹豫，没有明确表态。

人们习惯将一个美好的时代称为“黄金”时代，因为黄金是贵重之物。这种黄金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次，最为人称道的就是唐玄宗的“开元盛世”。这的确是一个闪耀着黄金般光辉的时代，一个政绩彪炳、安定繁荣的时代，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光芒万丈的时代。无论是内政、外交、军事，还是文化、艺术，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高仙芝率军东征时，监军边令诚曾向高仙芝建议数事。边令诚平日寸步不出宫门，哪里懂得军事。高仙芝自然没有听从，边令诚却因此怀恨在心。高仙芝退守潼关后，边令诚入朝奏事，向玄宗反映了高仙芝、封常清败退之事，并说：“常清以贼摇众，而仙芝弃陕地数百里，又盗减军士粮赐。”（《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意思是封常清夸大贼势，动摇军心；高仙芝擅离陕州，私吞军粮，都不堪重任。

玄宗在位的前期，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世；他在位的后期，一场历史上罕见的社会大动乱导致唐朝由盛转衰。在同一个皇帝手中达到了盛极，又在同一个皇帝手中而衰，在玄宗的身上，充分表现出一个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他以胜利者的姿态走上了政治舞台，却以失败者的形象降下了最后的帷幕。这真是人间最大的悲喜剧。

大敌当前，潼关却冤气冲天，大将未死敌手，这是历史上最可悲最可叹的地方。封常清和高仙芝都是当朝名将，长年担任边关主帅，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最后却死非其罪。玄宗擅杀大将，不仅自毁长城，使唐廷丧失了两员具有作战经验的大将，还引起了军心的动摇。当时潼关将士相继呼冤，只因敕命煌煌，不敢反抗，但心中愤愤不平者大有人在。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民心和军心开始背离，大唐失去了最宝贵的财富。

玄宗不问青红皂白地杀了封常清和高仙芝后，各地的援军不断赶至京师，玄宗任命安禄山的死敌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负责守潼关。哥舒翰率军进驻潼关后，立即加固城防，利用潼关险要的有利地形，深沟高垒，闭关固守。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十一日，安禄山派儿子安庆绪率兵攻打潼关，被哥舒翰击退。初战大捷后，哥舒翰立即将矛头指向了长安的死敌安思顺。

九月，肃宗以广平王李俶（后改名李豫）为天下兵马元帅，开始了反攻。至德二年（757年）正月，正当郭子仪、李光弼等奉命收复洛阳、长安两京之际，叛军内讧，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等所杀。唐军乘机反攻，又借来回纥兵助援，于九月收复长安，十月收复洛阳。安庆绪退保邺郡（今河南安阳）。史思明投降，肃宗以其为归义王、范阳节度使，河北复为朝廷所有。十二月，太上皇玄宗还京。至此，玄宗离开长安已经一年有余。

玄宗对哥舒翰与安思顺的旧怨相当清楚，甚至还充当过和事佬出力和解过。此时，他不是不明白安思顺是被哥舒翰诬陷，但正值要借助哥舒翰之时，就不得不牺牲安思顺了。安思顺自然也不甘心坐以待毙，派人贿赂巴结宰相杨国忠（杨贵妃堂兄），请杨国忠出面求情。然而，玄宗为了笼络哥舒翰，已经下定了决心。天宝十五年（756年）三月初三，安思顺和他的弟弟太仆卿安元贞都被处死，家人流放到岭南。

哥舒翰受命于危难之间，却利用国家的危难来对付政敌。如此胸襟之人任唐军主帅，唐军不免危矣！后世史学家评论说：“哥舒翰废疾于家，起专兵柄，二十万众拒贼关门，军中之务不亲，委任又非其所。及遇羯贼，旋致败亡，天子以之播迁，自身以之拘执，此皆命帅而不得其人也。”（《旧唐书·卷一百零四·哥舒翰传》）

乾元元年（758年）九月，肃宗命令九个节度使出兵，围攻盘踞相州的安庆绪。但这次出兵不设主帅，只以宦官鱼朝恩任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监视各军将领。史书上对此解释是，“上以子仪、光弼皆元勋，难相统属，故不置元帅，但以宦官开府仪同三司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其实并不是郭子仪、李光弼等元勋谁不好统领谁这么简单，而是由于安禄山叛乱的事实，使得肃宗心有余悸。他既想利用节度使来平定叛乱，又不能完全相信他们，更不放心将几十万唐军单独交给某一个威信与实力都很强的节度使。这样，造成的结果却是：唐方军令不一，各节度使又互不为谋，矛盾重重。而更为严重的是，在朝廷与节度使的矛盾中，宦官势力乘机滋长，致使宦官专政成为唐朝中后期最严重的问题。

当时天下人都认为安禄山叛乱是因为杨国忠骄横放纵所致，无不对杨国忠切齿痛恨。哥舒翰部将王思礼曾经暗中劝哥舒翰说：“禄山阻兵，以诛杨国忠为名。公若留兵三万守关，悉以精锐回诛国忠，此汉挫七国之计也，公以为何如？”哥舒翰摇头不应。王思礼又道：“若是上表，未必便如所请，仆愿以三十骑，劫取杨国忠至潼关斩之。”哥舒翰愕然道：“若如此，真是哥舒翰反，不是安禄山反了。此言何可出诸君口？”王思礼不敢再说。

不久，王思礼与哥舒翰密谋一事便传到杨国忠的耳朵里，有人对他说：“今朝廷重兵尽在哥舒翰之手，哥舒翰若援旗西指，于公岂不危哉！”杨国忠闻言后大骇，急思对策，然后对玄宗说：“兵法‘安不忘危’，今潼关兵众虽盛，而无后殿，万一不利，京师得无恐乎！请选监牧小儿三千人训练于苑中。”玄宗觉得这话有理，立即让杨国忠去办此事。杨国忠迅速招募三千精兵，日夜训练，由他的亲信剑南军将李福、刘光庭分别统领。杨国忠还是不放心，又奏请招募一万人屯兵于灞上，由心腹将领杜乾运统领，名义上是抵御叛军，实际上却是为了防备哥舒翰。

唐朝廷仓促应战，封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东讨平叛。封常清为沙场老将，足智多谋，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但所率皆为没有经过训练的新兵。而叛军却是训练有素的精兵劲旅，史称“禄山精兵，天下莫及”。封常清屡遭败绩后，洛阳失守，封常清与高仙芝退保潼关，安禄山大军随即逼近潼关。

在一个封建朝代，集中出现了如此之多足以垂范千古的杰才俊士，是玄宗统治前期文治武功的最好写照。

一行人路过左藏大盈库的时候，杨国忠请求请将库藏烧毁，以免大批库存布帛为叛军所得。玄宗心情凄惨，长叹道：“叛军来了没有钱财，一定会向百姓征收，还不如留给他们，以减轻百姓们的苦难。”过了便桥，杨国忠又命人将桥烧毁，以阻挡叛军的追击。玄宗知道后，说：“官吏百姓都在避难求生，为何要断绝他们的生路呢！”立即派高力士带人将火扑灭，留着桥梁给后面的士民逃命之用。

玄宗此时已经是一个老人，长年的酒色麻醉了他的思维，加上受安禄山造反的刺激，对将帅开始极度不信任，尤其高仙芝还是高丽人，听了边令诚的一面之词后，登时大怒，不假思索地派边令诚赴军中斩高仙芝与封常清。

玄宗得知杨国忠被杀后，只得亲自走出驿门，慰劳军士，命令他们撤走，但军士不答应。玄宗又让高力士去问原因。陈玄礼出面回答说：“杨国忠谋反被诛，杨贵妃不应该再侍奉陛下，愿陛下能够割爱，把杨贵妃处死。”玄宗开始还不同意，但军士鼓噪不已。玄宗深知大势已去，无论如何都无法保住杨贵妃的性命，这才流泪赐杨贵妃自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嵬驿事变”。正如白居易在中所云：

安禄山见强攻不灵，便命部下崔乾祐事先将精锐部队隐蔽起来，率四千名老弱病残的部队屯于陕郡，想诱使哥舒翰弃险出战。但哥舒翰不为所动。他心中非常清楚，尽管他手握所谓的二十万大军，但都是临时拼凑起来的队伍，人多而不精，且全无斗志，所以他坚持闭城。但哥舒翰忘记了，在他背后，还有一双虎视眈眈的眼睛在盯着他，正寻找机会除掉他。

天宝十五年（756年）五月，玄宗接到叛将崔乾祐在陕郡“兵不满四千，皆羸弱无备”的情报，此时满朝文武正为郭子仪、李光弼在河北取得的大捷而兴奋，玄宗乐观地估计了战局，求胜心切，下令哥舒翰转守为攻，立即出兵，收复陕郡、洛阳一带。为此，玄宗还特意卜了一卦，卦相显示说：“贼无备，可图也。”

哥舒翰闻讯大惊，立即上书玄宗，认为：“贼既始为凶逆，禄山久习用兵，必不肯无备，是阴计也。且贼兵远来，利在速战。今王师自战其地，利在坚守，不利轻出；若轻出关，是入其算。乞更观事势。”从奏表上看，哥舒翰与当初高仙芝、封常清二人守潼关时的观点完全是一样的，都是主张坚守潼关，然后派朔方军北取范阳，占领叛军老巢，促使叛军内部溃散。这一据守险要、持久疲敌、伺机出击的策略在当时是切实可行的，不仅是哥舒翰，就连身处河东前线的朔方军主将郭子仪、李光弼也持相同的观点。二人在奏书中说：“翰病且耄，贼素知之，诸军乌合不足战。今贼悉锐兵南破宛、洛，而以余众守幽州，吾直捣之，覆其巢窟，质叛族以招逆徒，禄山之首可致。若师出潼关，变生京师，天下怠矣。”颜真卿也上言：“潼关险要之地，屏障长安，固守为尚。贼羸师以诱我，幸勿为闲言所惑。”反对哥舒翰出战的奏章纷纷而上。

就在玄宗迟疑不决的关键时刻，杨国忠却怀疑哥舒翰不肯出兵是意在谋己，为了调虎离山，立即对玄宗说：“贼方无备，而翰逗留，将失机会。”玄宗久处太平盛世，不懂军事，于是轻信了杨国忠的谗言，连续派遣中使催促哥舒翰出战，以至往来使者“项背相望”（《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五·哥舒翰传》）。不久，又下手敕切责哥舒翰：“卿拥重兵，不乘贼无备，急图恢复要地，而欲待贼自溃，按兵不战，坐失事机，卿之心计，朕所未解。倘旷日持久，使无备者转为有备，我军迁延，或无成功之绩，国法具在，朕自不敢徇也。”并派宦官边令诚前去督战。玄宗已经完全失去了年轻时的精明头脑，急于求成，对敌我力量对比作了错误的判断，加之听信谗言，刚愎自用，驱使唐军自寻死路。

备受压力的哥舒翰见皇帝降旨严厉切责，知道势不可止，于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初四领兵出潼关。出关前，哥舒翰似乎已经预料到此战必然失败，不禁抚膺恸哭。兵法云：“将能而君不驭者胜。”而现在哥舒翰处处受到朝廷的牵制，明知不该轻易出关，却因被诏命所迫，不得不出战。可以说，他是怀着视死如归的悲痛心情踏上了征程。从根本上说，失败将不可避免。唐军主帅的阵前痛哭，昭示了一个王朝无可奈何的没落。

至此，自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范阳起兵，中经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史思明再起范阳，到代宗广德元年（763年）结束战乱，前后共历七年又三个月，史称“安史之乱”。战乱过后，皇权低落，盛世不复再来。节度使势力形成的藩镇自河北、山东扩展到河南、江淮，此起彼伏，形成割据局面，直接导致后来唐朝的灭亡。

就在哥舒翰固守潼关、与杨国忠明争暗斗的这段时间，战场的形势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由于叛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激起当地百姓的无比愤怒，大失人心。平原太守颜真卿、常山太守颜杲卿等率军民奋起抗击叛军，河北多郡相继响应。河东节度使李光弼与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先后率军出井陉，入河北，在九门、嘉山等地，接连大败史思明部，切断了叛军前线与范阳老巢之间的交通线。叛军东进、南下又被张巡、鲁炅阻于雍丘和南阳。安禄山前进不得，后方又受到威胁，军心动摇，打算放弃洛阳撤回范阳。战争形势出现了明显有利于唐军的转机。十分可惜的是，政治阴谋决定了事态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唐军因为内讧，自己为进退两难的安禄山打开了潼关的大门。

哥舒翰一见地形，便立即发现中了崔乾祐的奸计，想要摆脱困境，却已经来不及了。于是，他乘浮船在黄河中流指挥战斗。当时制高点为叛军所占领，情况十分危急，唯一的出路只有奋勇向前，冲破前面叛军的堵截，杀出一条血路。哥舒翰见崔乾祐兵马不多，便督促将士奋勇前进。由于山道狭窄，唐军如同滚竹筒中装满的豆子，只能一个挨一个前挤后拥地向前滚。

此时，叛军伏兵突起，居高临下，从山上投下滚木擂石，唐军将士全部拥挤在隘道，兵力难以展开，死伤甚众。哥舒翰急令用毡车在前面冲击，试图打开一条通路。为了活命，唐军将士开始夺路冲锋，队伍一下子全乱了套。哥舒翰指挥失灵，人心涣散，士无斗志。

到了下午，天气骤变，东风劲吹。崔乾祐眼见时机到了，急令部下将几十辆装满干草的大车纵火焚烧，堵塞通道，使唐军无法前进。顿时烈焰腾空而起，浓烟弥漫，唐军被烟焰迷目，看不清目标，还以为叛军在浓烟中，便乱发弩箭，直到日落矢尽，才知中计。

这时，崔乾祐命精骑从南面山谷迂回到唐军背后杀出，唐军腹背受敌，乱作一团，互相排挤践踏。有的弃甲逃入山谷，有的被挤入黄河淹死，号叫之声惊天动地，一片凄惨之状。唐后军见前军大败，不战自溃。而守在黄河北岸的唐军见势不利，也纷纷溃散。哥舒翰只带数百骑得以逃脱，从首阳山西面渡过黄河，进入潼关。潼关城外有三条堑壕，均宽二丈，深一丈，逃回的人马坠落沟中，很快就将沟填满，后面的人踏着他们得以通过。

六月初八，哥舒翰率军出灵宝县西（在今河南省西部），与崔乾祐部交战。灵宝南面靠山，峰峦陡峭；北临黄河，波涛汹涌；而中间是一条七十里长的狭窄山道，可谓是用兵的绝险之地。崔乾祐预先把精兵埋伏在南面山上，领弱兵与唐军交战，且战且走。

哥舒翰与行军司马田良丘乘船在黄河中观察军情，看见崔乾祐兵少，就命令大军前进。王思礼等率精兵五万在前，庞忠等率十万大军继后，另派三万人在黄河北岸高处击鼓助攻。两军一交战，叛军偃旗息鼓假装败逃。

大唐天子竟然要如做贼一般悄然离去，生怕被人发现。当年玄宗东封泰山时，文武百官、皇亲国戚、四夷酋长扈驾从行，车马列队，延续百里，盛极一时。如今落魄至此，可叹！盛唐已经成为了历史，历史就是如此无情！

唐僖宗并不是唐朝历史上第一个逃离京师的皇帝，也不是最后一个。而第一个脚底抹油的唐天子就是创造了“开元盛世”的唐玄宗。

玄宗事先已经派太监王洛卿先到沿路各地，要官员准备接待。到了咸阳，派出的太监王洛卿和咸阳县令都已经逃走了。再派太监去征召，官吏与民众都没有人来。逃难的皇帝饥饿不堪，只得以杨国忠临时买来的胡饼充饥。随行太监好不容易找到当地百姓，向他们说明了情况。百姓们送来了一些粗饭，其中掺杂有麦豆。皇子皇孙们平时养尊处优，哪里吃过这样的饭，但是实在饿得慌，也顾不得什么体面，没有碗筷，便用手捞着吃，一下子就吃得精光，还没有吃饱。

社会经济的繁荣必然推动文化的发展，盛唐在文学艺术方面取得的成就也是硕果累累。唐诗最为后世称道，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等均为空前绝后的文学奇才。大书法家张旭、颜真卿，大画家吴道子、大音乐家李龟年的艺术成果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他舞蹈、雕刻、塑造等艺术，也无不创造了辉煌成就。

玄宗听说封常清兵败，便削其官爵，让他以白衣在高仙芝军中效力。高仙芝任命封常清巡监左右厢诸军，以助自己。正当封高二人忙于加固防卫之时，悲剧发生了。

刚好这时候，有吐蕃使者二十多人拦住杨国忠的马，诉说没有东西吃。杨国忠未及回答，士兵就喊道：“国忠跟胡虏谋反！”杨国忠争走，被士兵擒杀。士兵们又杀了杨国忠的儿子户部侍郎杨暄以及韩国夫人、秦国夫人。

唐军溃败后，史思明屯驻邺郡，杀安庆绪及其心腹等。安庆绪先前所据有的州县及兵众，至此尽归史思明。乾元二年（759年）四月，史思明自称大燕皇帝，改元顺天，改范阳为燕京。不久后，史思明攻入洛阳。此时的洛阳已经成为一座空城，但因其政治意义，史思明还是以洛阳作为自己的中心据点。

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

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马嵬驿事变以后，玄宗继续西逃。太子李亨却被当地的百姓留住，主持抗叛大局。从此，太子李亨的身份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从马嵬坡一路收拾残兵北上，臣民争相前来归附。天宝十五年（756年）七月，太子李亨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县西南）即位称帝，改元至德，是为唐肃宗，遥尊玄宗为太上皇。至此，玄宗以凄凉谢幕的方式退出了帝国的政治舞台，唐朝最漫长和最光辉的玄宗时代到此结束了。

此时的局面对唐军极为有利，然而唐军没有主帅，没有统一的指挥，彼此牵制，贻误了战机。安庆绪派人向史思明求救。史思明发兵五万南下，在邺城外与唐军相遇。唐军中李光弼、王思礼、许叔冀、鲁炅四部率先与史思明激战，双方各有死伤。

镇守于太原的李光弼认为史思明终究还要叛乱，就劝肃宗任命乌承恩为范阳节度副使，使之与阿史那承庆共图史思明。但此事被史思明查出，杀死了乌承恩，并积极筹划，等待时机再次起兵。

郭子仪率军赶到，预备从背后袭击史思明，形成前后夹击之势。然而，形势突然起了戏剧性的变化，郭子仪刚要布阵，突然狂风大作，刹那间天昏地暗，飞沙走石，对面不见人。史书中记载说：“吹沙拔木，天地昼晦，咫尺不相辨。”飞扬的尘土中，只见人影憧憧，来回移动奔跑。交战双方都大惊失色，均以为是对手追来，纷纷逃散，溃不可止。唐军往南逃跑，史军则往北逃跑。甲仗、辎重委弃于路。唐军九路人马，大多溃逃，只有李光弼、王思礼两支部队全军而归。由此可见当时天气之恶劣，着实令人胆战心惊，声威绝不亚于今日的沙尘暴。

唐军各路人马共六十万，共围相州邺城（今河南安阳市）。郭子仪命部队引漳河水淹邺城，城中粮尽。困守在城中的安庆绪日子相当不好过，邺城中开始缺粮，一斗粮食需要七万钱，而米价最便宜的时候不过几文钱。粮食吃完了，连邺城的老鼠都值钱起来，一只要数千钱。而且也出现了“人相食”的情况。邺城中有人想要暗中投降，却因为城中被淹，水太深，无法轻易出去。

哥舒翰得到消息后，知道杨国忠的部署都是针对自己，怕遭暗算，背后受敌，决定先下手为强。于是上表，奏请将驻扎在灞上的军队归潼关军队统一指挥。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初一，哥舒翰以商讨军情为由，将杜乾运召到潼关，随后借故将其斩首，由此吞并了灞上军队。

到了太宗的曾孙玄宗这里，则开了一有动静就率先逃跑的先例。回想当年太宗的英姿，真令人生出“英雄一去豪华尽，惟有青山似洛中”的感慨。

许多来华的胡人（唐人对各国人士一律统称为“胡人”，外国商贩称之为“胡商”“胡贾”，外国僧人统称为“胡僧”，外国女子统称为“胡姬”）见识了唐朝举世无双的繁荣，乐不思蜀，以至不想回国，干脆就留在了中国。当时西域少数民族普遍向往东方乐土，都城长安更是众望所归的圣地，所以这里云集着数量惊人的西域胡人，有时可达二十万之众。长安献艺的歌、舞、百戏、幻术（杂技）等高手，以及与他们相伴而来的是在长安开设饭铺酒肆、歌楼舞榭的胡商胡姬，他们很快就成为唐朝文化大视野中的一道新奇风景。

十月，河阳一战，李光弼军大败史思明。上元元年（760年）九月，肃宗下诏：“郭子仪统诸道兵自朔方直取范阳，还定河北。”由于宦官鱼朝恩从中作梗，事竟不能行。二年二月，李光弼与史思明战于邙山，官军败绩，河阳、怀州再陷。三月，史思明被其长子史朝义所杀。史朝义于洛阳即皇帝位，改元显圣，密使人至范阳杀其异母弟史朝清及不附己者。其部自相攻杀，数月范阳方定。

宝应元年（762年）四月，太上皇玄宗、肃宗相继去世，宦官李辅国拥立太子李豫即皇帝位，为代宗。代宗任命长子李适（音kuò，同扩）为天下兵马元帅，会诸道节度使及回纥于陕州，共同进讨史朝义，史朝义兵败后北逃。而中原百姓的苦难并没有结束，因为唐朝廷向回纥借兵，事先与回纥有约定，答应收回洛阳后，财宝皆归回纥所有。“回纥入东京，肆行杀略，死者万计，火累旬不灭。朔方、神策军亦以东京、郑、汴、汝州皆为贼境，所过虏掠，三月乃已。比屋荡尽，士民皆衣纸。”之前，士民很多次对胜利抱有希望，现在“胜利”已经来临，结果反而更加失望。

史朝义逃回老巢范阳后，其得力部将薛嵩、张志忠、田承嗣、李怀仙相继归顺唐朝廷。史朝义见大势已去，打算离开中原，投奔奚和契丹，结果被李怀仙追杀。

前线主帅与后方宰相的内讧，消耗了宝贵的精力和时间。哥舒翰忧心忡忡，“恐为国忠所图”（《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病情加重。他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处理日常军务，只好把军事大权交给了行军司马田良丘，田良丘不敢专断。哥舒翰又让部将王思礼主管骑兵，李承光主管步兵。王思礼、李承光二人争执不和，难以配合，全军号令不一。加上哥舒翰到了晚年，因位高权重，军纪虽然一如既往，但却不关心士卒疾苦。监军李大宜在军中时，不但不管事，还整日以与将官赌博、饮酒、弹琴为乐，而普通士兵却连饭都吃不饱。玄宗派人慰劳军队时，士兵反映缺少衣服，玄宗特意做了十万战袍赐予军队，但哥舒翰却压住不发，以至兵败之后，衣服仍藏在库中。士兵冒着生命危险征战，却连最根本的温饱问题都得不到解决，自然心中充满怨恨，由此导致了上下离心。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哥舒翰统兵“用法严而不恤，士卒皆懈弛，无斗志”。有威无恩，正是哥舒翰后来失败的原因之一。

公元626年，历史上著名的英主唐太宗李世民刚刚即位，东突厥颉利可汗趁此时唐朝国力还不十分强大，预谋进扰内地，掠夺人口和财富，率兵二十万直逼长安。东突厥大军驻扎在城外渭水便桥之北，距长安城仅四十里，京师大震。有人劝太宗离开京师避难，太宗却镇定自若，设疑兵之计，亲率将士，隔渭水与颉利对话。颉利见唐军军容威严，又见太宗许以金帛财物，便与唐结盟，领兵而退。

灵宝一战，唐军出关将近二十万军队，逃回潼关的只有八千余人。到了此刻，即便有潼关天险，唐军也无足够的兵力可守。六月初九，崔乾祐率兵攻陷潼关。此时，离哥舒翰痛哭出关不到五天时间。

快半夜时，逃难的一行人到达金城（今陕西兴平），县令和县民也早逃走，但食物和器物都在，士卒才能够吃饭。当时跟随玄宗身边的官吏中，借机逃跑的人很多，宦吏内侍监袁思艺就趁夜色逃走了。金城驿站中没有灯火，人们互相枕藉而睡，也不管身份贵贱地混睡一起，皇室贵族的威风扫地已尽。

第一章脚底抹油的天子三代宗出逃：吐蕃入侵

玄宗是唐朝历史上第一个逃离长安的皇帝。之后，先后逃离京师长安的还有代宗（玄宗孙）和德宗（代宗子）。而这两位皇帝的逃跑，都直接跟安史之乱有关，而深究安史之乱的根源，则跟唐朝的兵制有直接的关联。

唐朝自建国以来，一直加强边防驻军，以防范突厥和后来崛起的吐蕃。尤其是玄宗即位后，好大喜功，热衷于对外扩张，即史书中所说的“开边意未已，精兵皆戍北边，使天下之势偏重”。

玄宗后期，府兵制度遭到了破坏。府兵自备兵甲衣粮，成为士兵的沉重负担。府兵原来是三年轮换，但因为边防战事频繁，戍期延长。边将不仅侵吞士兵财物，而且强迫士兵服苦役。这样，没有人愿意当府兵。在这样的情况下，唐朝廷只好停止征发府兵，实行募兵制。招募来的士兵，军器、衣粮由政府发给，长期服兵役，大大增加了国家的军费开支。

实行府兵制的时候，地方兵力分散，中央握有重兵。而在募兵制下，中央招募的多为市井无赖，不堪一击。地方团兵装备差、数量少，也很虚弱。只有边镇军力强大，至“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中国无武备”。边防的驻军日益增多，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节度使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玄宗先后缘边设置安西、北庭、河东、河西、朔方、范阳、平卢、陇右，剑南节度使和岭南五府经略使，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

玄宗设置的这一防御体系在对外防御上是较为严密的，它们之间可以相互配合，互为犄角，同时，又可以彼此牵制，互相防范，不至由于兵力过重而导致边将作乱。但制度是一回事，具体执行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最大的问题就是将帅久任，不按时换防。由于府兵制的废止和募兵制的实行，当兵在当时已经成为了一种职业（类似当今的雇佣兵）。而边兵在边地长期驻守一地，久不更调，便逐渐变成了地方节度使的私人势力。兵士只知将帅，不知有皇帝。这无疑就增加了边将拥兵自重的可能性，为其作乱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到后来，更演变出了一人身兼数镇节度使的情况，危机更加严重。

节度使的权力也愈来愈大，他们不仅统兵，而且逐渐掌握了当地的民政、财赋、刑法权力，“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这无疑是地方割据势力产生的最适宜的土壤和温床。这些节度使表面上听命于朝廷，实际上阳奉阴违。为了拉拢部下，常向朝廷要求大量授以其部下官爵。官多俸禄多，朝廷的军费开支因此大大增加。

天宝年间，大唐的危机已经不是来自于外部敌人的威胁，而是自身边防的势力，“边将日重”。天宝元年，全国军队五十七万人，四十九万都驻守在边镇，京城内外驻兵仅及边军的六分之一。此时的局势，兵力的分布内重外轻，精兵强将集中在北方的边境，不免养虎成患，贻患无穷。在众多边镇蕃将之中，以安禄山最为飞扬跋扈，身兼三处节度使，十余年不迁徙，最终酿成了安史之乱。

自从唐朝立国以来，安史之乱无疑是唐王朝史中最重大的事件，安史之乱也被认为是唐朝的转折点——一个本来富饶、稳定和辽阔的集权帝国，经过安史之乱后，演变成一个斗争不休、不安全和分裂的国家。甚至安史之乱是被认为是整个中国史的一个大转折点，它不但对社会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而且充当了强烈的催化剂，产生了严重和深远的后果。

安史之乱前，玄宗还只是缘边设置节度使，一切都是为了边防的需要。而安史之乱时，唐朝廷为了平叛的需要，开始在内地也设置节度使（多为掌兵的刺史），凡是叛军南下必经之处，均设节度使或者观察使。结果，各地节度使甚至职位稍低的观察使乘机扩大势力，逐渐形成藩镇（又称方镇）林立的局面。安史之乱后，藩镇的危机不但没有丝毫改善，反而越来越严重。

代宗即位之初，正是唐朝廷平定安史之乱的最后关键时刻。为了早日平定叛乱，结束动荡的局面，代宗不得不对安史方面投降的将领实行姑息和安抚的政策，以致形成了河北藩镇割据的局面。不过，安史之乱最终是在代宗时平定的，这是代宗最为得意的事。

叛乱平定后，唐朝廷已经精疲力竭，加上屡屡进犯的吐蕃已经成为一个边境的巨大威胁，所以史朝义自杀后，唐廷并没有追究其他的安史旧部，反而就地委任他们为节度使。这些从前的叛将和唐朝廷在平叛过程中任命的节度使治下领地，即所谓“藩镇”，大的有十余州之地，小的也有三四州。节度使们强迫辖区内所有壮丁从军，仅留老弱耕作，所以一般都能拥兵数万，自己任命文官武将，不缴纳贡赋，俨然独立王国。还缔结婚姻，互为表里。一些强藩，如河北、山东等镇节度使，拥兵自大，父死子袭，演变成割据势力。内地节度使也程度不同地与朝廷保持着离心状态。至此，藩镇雄踞一方，割据的局面逐步形成，朝廷中央集权大大被削弱。史称“河北藩镇，自此强傲不可制矣”。

经历了八年动荡的大唐帝国，元气大伤，再无法达到开元天宝时期的太平治世。而在平定安史之乱的数年间，边兵精锐者大都征调入内，称为“行营”。吐蕃乘机步步深入，尽占河西、陇右之地。代宗广德元年（763年）九月，安史之乱平定不久，唐河北副元帅仆固怀恩叛唐，引吐蕃军东进。

注：仆固怀恩，铁勒族人。公元646年，铁勒九姓大首领率众降唐，唐朝廷分置瀚海、燕然、金微、幽陵等九都督府，以仆骨歌滥拔延为右武卫大将军、金微都督，后讹传为仆固氏。仆固怀恩是其孙，世袭金微都督，自幼骁勇果敢。安史之乱爆发，他任朔方左武锋使，跟随名将郭子仪开始了平叛的战斗生涯。仆固怀恩在平叛中立下赫赫战功，“一门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绝域，说谕回纥，再收两京，平定河南、北，功无与比”，但却一直不满意朝廷的封赏。尤其是河东节度使辛云京与仆固怀恩有隙，经常找机会陷害他。仆固怀恩一怒之下，调兵攻太原辛云京。辛云京趁机上奏说仆固怀恩反叛。代宗调郭子仪去河东镇抚仆固怀恩。仆固怀恩所领将士多为郭子仪朔方军旧部。郭子仪人还没到，仆固怀恩的部下听说郭子仪要来，立即发生了分化，互相攻杀。仆固怀恩无奈，只率三百亲兵逃往灵州。郭子仪人一到达汾州，仆固怀恩的部下纷纷投归，河东局势不战而定。

唐边境边防空虚、兵力不济，连连向朝廷告急。骠骑大将军、元帅行军司马程元振竟然闻报不奏。十月，吐蕃、党项已进至邠州、凤翔一线，长安告急。代宗急忙请老将郭子仪出任副元帅。

郭子仪早先被皇帝猜忌，解除了兵权，因久不带兵，部下早已散去，只带身边二十余骑赶往咸阳御敌。到咸阳以后，郭子仪派人去朝廷发兵增援，程元振却拒不召见。吐蕃率领吐谷浑、党项、氐、羌将领二十多万人，队伍浩浩荡荡数十里一路杀来，渭北行营兵马使吕月将带领两千精兵迎战，打了一个胜仗。但毕竟寡不敌众，最后兵尽被擒。

看到吐蕃军队越来越近，代宗无计可施，仓促间离京出逃，文武百官也都作鸟兽散，六军奔散，长安城大乱。

吐蕃军队杀入长安，拥立金城公主之侄广武王李承宏为帝，改元大赦，设置百官，任命原翰林学士于可封等为宰相，摄理朝政。随即开始在长安大肆劫掠，洗劫府库和市民财物，焚毁房舍。士民们纷纷避乱逃入山谷，长安几乎成了一座空城，“萧然一空”。

注：金城公主为唐宗室雍王李守礼之女，她的祖父是武则天的第二个儿子李贤。李贤文武双全，是武则天四个儿子中天赋最高的一个。公元675年，李贤被立为太子。然而，李贤的才干和在朝臣中的威望成为武则天的极大威胁，她不能容忍任何人与自己争权，哪怕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李贤当了五年太子后，武则天以谋反的罪名废李贤太子位，幽禁在巴州。李贤被废三年后，唐高宗去世，武则天的第三个儿子李显只当了两个月皇帝就被废除。第四子李旦即位，也是傀儡，实权依旧掌握在武则天的手中。为免除后患，武则天派人赐死了年仅三十一岁的李贤。李贤的三个儿子也被幽禁在宫中，并被太监按时杖打。李守礼的哥哥和弟弟都在杖打下死去，只有李守礼幸运地活了下来。唐中宗李显复位后，有感于哥哥李贤的悲惨命运，特意收养了李守礼的一个女儿在宫中。这个女儿就是金城公主。神龙三年（707年），吐蕃赞普赤德祖赞遣使请求通婚。之前，唐太宗曾派人护送文成公主到吐蕃，与赞普松赞干布结婚。唐中宗许嫁金城公主。景龙四年（710年）春，吐蕃遣使迎娶公主。唐中宗亲自送公主到始平县（今陕西兴平）。金城公主及唐蕃使臣沿当年文成公主入蕃路线西行，吐蕃派专人为金城公主凿石通车，修筑“迎公主之道”。金城公主抵达吐蕃后，赞普赤德祖赞与其举行了盛大的完婚典礼。开元二十七年（739年），金城公主病死于逻娑。唐玄宗听到消息后，特意在长安光顺门外为公主举哀，辍朝三日。唐朝外嫁的公主很少能真正起到和亲的作用，金城公主入蕃三十年，此间唐蕃之间进行了多次战争。甚至有的唐朝公主还因为两国开战而有生命危险。天宝四年（745年），奚王与契丹王反叛，就分别杀掉了各自所娶的唐朝固安公主和永安公主。唐朝公主出塞和亲对历史影响深远，用“和亲”用作两国间王室通婚的专词，也自唐代始。唐人陈陶在《陇西行》中说：“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

幸好郭子仪从商州到武关一路收集了四千人马，派左羽林大将军长孙全绪率兵出发，白天敲锣打鼓摇旗呐喊，夜晚又燃起许多火堆，一路上作出声势浩大的样子，让吐蕃起了疑心，不知道郭子仪究竟带来多少人。当地百姓也虚张声势，传呼说：“郭令公从商州调集大军，来攻长安了。”长孙全绪派人混进长安，暗中召集数百长安少年，半夜里在朱雀街上敲锣打鼓地大喊。吐蕃军队不知底细，还以为郭子仪的军队已经进城，不战而走，连夜撤出长安西逃。陷落十五天的长安被唐军收复。

代宗闻报后，命郭子仪为西京留守。郭子仪入京，派将分屯畿县，表请代宗回朝。郭子仪伏地请罪，代宗慰劳郭子仪说：“朕没有及早用卿，所以才到这种地步。”便赐给他铁券（相当于免死牌），在凌烟阁为他画像，以表彰他的兴唐之功。长孙全绪等也被加官晋爵。

代宗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重新回到京师，完全是郭子仪的功劳。此后，唐将领仆固怀恩叛唐，连年引回纥、吐蕃、党项等族兵威胁关中，京师长安一再戒严。代宗不忘当年被迫逃离长安之耻，一度欲亲征。

当时，郭子仪防守泾阳，手下只有一万兵力。回纥和吐蕃人多势众，将泾阳合围起来。郭子仪便命令将士加强防御，不许出战。这时候，仆固怀恩病死，吐蕃和回纥都抢着要做统帅，争执不下，于是就分营驻扎。

郭子仪知道后，立即派人去见回纥首领，说要与他们联合攻击吐蕃。回纥人一向很尊敬郭子仪，但由于事先听了仆固怀恩的谎言，不相信郭子仪还活着，一定要亲眼见了才肯相信。于是，郭子仪带上几个随从，准备去回纥军营。郭子仪之子郭晞担心父亲的安全，拉着父亲的马不让走。郭子仪大怒，用马鞭抽过去。郭晞一缩手，郭子仪已经提马冲了出去。郭子仪到回纥营前，卸下盔甲走进营去。回纥首领们认出老将军，纷纷下马参拜。郭子仪向回纥大帅药葛罗说明情况，晓以大义。药葛罗本来以为郭子仪和代宗都已经死去，现在亲眼看见郭子仪还活着，才知道上了仆固怀恩的当，于是与郭子仪当场歃血盟誓。吐蕃得知消息后，担心受到唐朝与回纥的联手攻击，连夜撤退。郭子仪派精骑追至灵台（今甘肃灵台县）西原，大败吐蕃，西部边境暂告安定。

代宗时期，势力最大、为患最烈的是成德、魏博和卢龙三镇，时称“河朔三镇”。成德镇（治恒州，河北正定），自762年李宝臣开始割据；魏博（治魏州，河北大名东），自763年田承嗣开始割据；卢龙镇（治幽州），自763年李怀仙开始割据。他们各自拥兵，表面上尊奉朝廷，但法令、官爵都自搞一套，赋税不入中央。甚至节度使的职位也往往父死子继，或由部下拥立，唐中央只能加以承认，不能更改。除河朔三镇外，实力雄厚的还有六州节度使薛嵩（唐高宗朝名将薛仁贵之孙）。

各藩镇为了维护统治，除拼命扩充军队外，还挑选精勇组成亲信“牙兵”。牙兵多“父子相袭，亲党胶固”，有着共同一致的利益。节度使对牙兵供给丰厚，往往能得他们的拼死效力，但这也使牙兵十分骄横，只要节度使对他们稍不如意，他们就或杀或逐，另立新主，遂形成了“变易主帅，如同儿戏”的局面。众藩镇中，尤其以田承嗣最为跋扈难制。

田承嗣，平州卢龙人，世事卢龙军，以豪侠闻名天下。开元末年，田承嗣任安禄山卢龙军前锋兵马使，在和奚、契丹人的战斗中屡立战功，升至武卫将军。田承嗣善于治军，在任兵马使时，安禄山曾在一个大雪天巡视各军营，初走进田承嗣军营，营内寂静无声，仿佛一个人都没有，但进入营内检阅士籍，又无一人不在营内。安禄山大为称奇，从此开始器重田承嗣。

田承嗣一直是安禄山的心腹死党，后来虽然归顺唐朝，竟然还公然为安禄山、史思明父子立祠堂，称之为“四圣堂”。唐朝廷却对其无可奈何。代宗还将自己的女儿永乐公主嫁给田承嗣的儿子田华，着意笼络，“意欲固结其心”。但田承嗣本性凶顽、反复无常，皇帝的恩宠只能适得其反，使他骄横傲慢，更加肆意妄为。

不过，田承嗣虽然飞扬跋扈，却对老将郭子仪极为敬重。郭子仪曾派遣自己的部将去魏博。田承嗣对来者十分客气，还向郭子仪所在的方向遥望叩拜，并指着自己的膝盖对使者说：“我这双膝盖，不向别人下跪已有多年了，现在要为郭公下跪。”

田承嗣对另一节度使薛嵩的地盘一直虎视眈眈，有心争夺攻伐。薛嵩也绝非善辈，对田承嗣甚为警惕，暗中有所防范。

一些传奇小说中记载薛嵩有侍女红线，“善弹阮咸，又通经史”。阮咸就是琵琶。薛嵩对其极为宠爱，让她管理各种文书，称“内记室”。不仅如此，红线还身怀绝技，她听说田承嗣准备攻打薛嵩后，于半夜施展轻功赶到田承嗣所在的魏城，并潜入有重兵把守的田府，从田承嗣的枕边盗走了装有官印的金盒，没有惊动任何人。事后，薛嵩派人将金盒原封不动地还给了田承嗣。还附上了一封信，信上说：“昨晚有人从魏城来，从您床头上拿了一个金盒，我不敢留下，特派专使连夜送还。”此时，田承嗣正派人大肆搜寻金盒的下落，接到薛嵩的信后，大惊失色，知道对方身边有能人，自此不敢小觑薛嵩。而消弭了一场兵祸的红线却功成身退，向薛嵩辞行。薛嵩挽留不住，便设宴为红线饯行。当时有个叫冷朝阳的书生也在宴席中，当场填了一首歌词：“采菱歌怨木兰舟，送客魂消百尺楼。还似洛妃乘雾去，碧天无际水空流。”一曲唱罢，薛嵩不胜其悲，红线也黯然泪下，随后借口酒醉离席。自此，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女子不知所终。事见《太平广记·卷一百九十五·豪侠三》。顺便提一句，《太平广记》中用不少篇幅描写红线的本领，据说这是中国书籍中最早正式描写轻功的文字。

代宗见田承嗣忌惮薛嵩，干脆用薛嵩来制衡田承嗣。薛嵩尚有名将遗风，被委以重任后，“感恩奉职”。但薛嵩一死，田承嗣便立即发难，怂恿昭义军兵马使裴志清作乱，赶走薛嵩的弟弟薛崿，薛氏部众皆归田承嗣所有。薛崿无处可去，只好逃到京师长安，“素服于银台门待罪”（《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四·薛嵩传》）。唐朝廷一直对田承嗣无可奈何，自然也不好怪罪薛崿，只能“诏释之”。

这时候，成德节度使李宝臣之弟李宝正（田承嗣女婿）在魏州打马球时，马突然受惊，意外撞死了田承嗣之子田维。田承嗣怒而杖杀李宝正，由此惹得李宝臣大怒，两镇关系立即恶化。李宝臣又联络与田承嗣素来不和的淄青节度使李正己，两人一起向朝廷上表，陈述田承嗣的累累罪状，请求讨伐。刚好代宗也想利用各节度使之间的矛盾，削弱藩镇的实力，便下令河东、成德、幽州、淄青、淮西、永平、汴宋、河阳、泽潞诸道发兵，共同讨伐田承嗣。

当时诸道一心要削弱田承嗣的实力，瓜分地盘，开始倒也能齐心协力，各道合兵，势力颇大。田承嗣手下一些趋炎附势之徒感到害怕，暗中有投降的意思。田承嗣生怕落个众叛亲离的下场，便派遣使者向朝廷上表，表示要“束身归朝”，意思是打算交出兵权，亲自到长安向朝廷请罪。唐朝廷竟然相信了田承嗣的话，下令诸道暂时停止进攻。田承嗣用一招拙劣的缓兵之计，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宝贵的时间。随后，田承嗣采取挑拨、分化、拉拢等种种手段，充分利用诸道之间的矛盾和各自的利益，顺利地瓦解了诸道联盟。

刚好这时候汴宋留后病死，都虞侯李灵曜暗中结纳田承嗣，仗着田承嗣的势力，自任为汴宋留后。唐朝廷得知后大怒，下令讨伐李灵曜。李灵曜势单力孤，田承嗣急忙派侄子田悦救援，结果兵败。李灵曜被俘虏，押送京师斩首。之后，代宗再次下令讨伐田承嗣，诸道却相互观望，再没有一人肯主动出击。唐朝廷也无可奈何，只好就坡下驴，下令恢复田承嗣的官爵，不必入朝。这时，田承嗣已经占据魏、博、相、卫、洺、贝、澶七州之地，拥有军队十多万人，成为藩镇中的最强者。

到了这个时候，各藩镇“虽在中国名藩臣，而实如蛮貊异域焉”，“相与根据蟠结，虽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之。上宽仁，一听其所为”。代宗皇帝“听其（藩镇）所为”是事实，不过不是因为宽仁，而是无可奈何，只能听之任之了。

第一章脚底抹油的天子四德宗出逃：泾原兵变

代宗李豫死后，太子李适（音kuò，同扩）即位，就是唐德宗。

德宗的母亲为沈后。安史之乱时，唐玄宗匆忙出逃，当时还是广平王的代宗李俶（后易名为李豫）未及带上沈氏。沈氏沦入叛军之手，被押送到洛阳。后来唐军收复洛阳，广平王李俶在东都掖廷中重遇沈氏，本打算迎归长安，却因广平王准备北上破贼事宜，依旧把沈氏留在洛阳。不久，史思明再度举兵叛乱，重陷东都洛阳，沈氏重新落入叛军之手，且从此下落不明。代宗即位后，派人四处寻访生死不明的沈氏，并立沈氏之子李适为太子。李适登基为德宗后，立即尊沈氏为皇太后，继续派人寻访母亲的下落。

宦官高力士有个养女高氏对皇宫旧事非常了解。女官李真一曾经伺候沈氏，记得沈氏容貌。有一次，李真一看到高力士养女高氏，发现她的年纪和容貌跟沈氏很像，又熟知宫中典故，因而怀疑她就是沈氏。高氏自己也含糊不清。李真一向德宗报告后，徳宗以为找到了母亲，欣喜若狂，立即派人隆重地迎接高氏回上阳宫。高力士养子知道真相，怕惹祸上身，告诉德宗高氏并非沈氏。德宗大失所望，但仍然好好对待高氏，让她回家，还对身边的大臣说：“我被欺骗一百次也无悔，为的是找到我的亲娘。”

当时至少有四名女子自称沈氏，但都被人识破是属假冒之人。德宗虽多次受骗，却始终不愿放弃追查沈氏的下落。直至德宗之孙宪宗李纯在位之时，才彻底放弃希望，正式为沈氏举哀，以祎衣一副下葬。

母亲沦陷于藩镇叛军之手，一直是德宗心头恨事。所以德宗即位之初，即锐意改变藩镇专权的局面。他接受了宰相杨炎的建议，实行两税法，以增加财政收入，同时也为讨伐藩镇提供必要的军费。结果，引起了一场新的殊死较量。

德宗即位前，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已经病死，时年七十五岁。田承嗣有十一个儿子，但他最喜爱侄子田悦，临终时命田悦为留后，让诸子辅佐。这时候的藩镇，基本上已经造成子孙世袭的事实，唐朝廷的任命不过成了形式。德宗即位后，急切地想改变这种状况。刚好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病死，其子李惟岳自任为留后。李惟岳接管了成德的所有事务后，还需要朝廷形式上的那一纸同意他继袭的诏书。但德宗新皇帝上任三把火，说什么也不同意给李惟岳正式任命的诏书。

注：自田承嗣专擅魏博镇以后，四世传袭，四十九年不奉朝廷号令。直到田承嗣之侄田兴于812年掌握魏博大权后，才不顾其他镇屡次阻挠，坚持亲附中央。田兴本人入朝留住长安，又命兄弟子侄在中央任职，以防他们继袭节度使与中央对抗。但好景不常，史宪诚在822年的一次兵变后，掌握了魏博的军权，魏博再次脱离中央统治，直至唐朝灭亡。

在这样的情况下，魏博田悦、淄青李正己、山南东道梁崇义各派使者，与成德李惟岳暗中勾结，“潜谋勒兵拒命”。于是，成德、淄青、魏博、山南东道“遥相应助”，四镇连兵，公然与唐朝廷叫板较量，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四镇之乱”。

四镇之乱开始后，田悦先派兵抢攻邢、磁二州及临洺，率先挑起了战端；李正己派兵扼守徐州甬桥、涡口；梁崇义阻兵襄阳，切断了唐朝廷江淮和江汉的粮道。

德宗大怒，决意平藩，先派使者与吐蕃、回纥讲和，以免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边境暂时安定后，唐朝廷从西京抽调防秋兵（防止吐蕃秋季入侵抢粮的军队）一万两千人，同时调集朔方、关中、太原，西至蜀汉，南尽江、淮、闽、越诸道兵，打算一举歼灭抗命的四镇。

一开始，唐官军势大，四镇接连吃了败仗。山南东道梁崇义被淮南节度使李希烈所杀。成德李惟岳先被幽州留后朱滔打败，后为成德兵马使王武俊所杀，首级被送到京师。淄青李正己急怒下病死，其子李纳擅领军务。四镇中去了二镇，田悦和李纳顿时势孤力单，不得不各自困守一角。局势对剩下的二镇极为不利，唐朝廷也认为天下不日可平。

长安的德宗非常得意，轻率地下诏三分成德镇（被杀的李惟岳的地盘），由此招致幽州留后朱滔和成德兵马使王武俊不满，认为皇帝不是论战功行事，因而对朝廷生怨。这便给了田悦可乘之机，田悦趁机派人与朱滔和王武俊联络，晓以利害，许以重利。朱滔和王武俊竟然倒戈相向，发兵援救被唐军围困的田悦。

德宗命朔方节度使李怀光讨伐田悦、朱滔、王武俊三镇。结果，李怀光率领的唐官军大败，朱滔、王武俊与田悦、李纳四镇重新结盟：朱滔为盟主，自立为冀王，称“孤”；田悦立为魏王，王武俊立为赵王，李纳立为齐王，均称“寡人”。

令唐朝廷无比头痛的四镇称王问题还没有解决，又出了淮南节度使李希烈的叛乱。

李希烈先前曾协助唐朝廷平定四镇之乱。宰相杨炎曾经劝谏德宗，指出李希烈其人“无功犹倔强不法，使平崇义，何以制之”。李希烈为人薄情寡义，心狠手辣，曾为董秦（李忠臣）养子，董秦对他信任有加，而他最终却驱逐了董秦取而代之。但德宗没有听从劝告，反而授予李希烈南平郡王的爵位，加任为汉南、汉北兵马招讨使，统领各道兵，讨伐梁崇义。李希烈杀死梁崇义后，自认为有大功，因此攻占了山南东道治所襄阳后，据为己有。唐朝廷另派节度使接管，李希烈相当不满。称王的四镇充分利用李希烈对唐朝廷的不满，对李希烈称臣劝进。在巨大的权势和名利的诱惑下，李希烈心动了，他自称天下都元帅，公然与唐朝廷对抗，开始向唐境进攻。

叛乱的五镇中，以李希烈兵强粮足，势力最强。唐朝廷大为震惊。德宗找宰相卢杞商量，卢杞嫉恨颜真卿，为了借刀杀人，竟然向德宗建议派颜真卿去安抚李希烈。

颜真卿不但是历史上著名的书法家，还是当时一个很有威望的老臣。安史之乱前，他担任平原太守。安禄山发动叛乱后，河北各郡大都被叛军占领，只有平原城因为颜真卿坚决抵抗，没有陷落。后来，他的堂兄颜杲卿在藁城起兵，河北十七郡响应，并公推颜真卿做盟主。在抗击安史叛军中，立了大功。代宗即位后，颜真卿被封为鲁郡公。所以，人们又称他颜鲁公。

这时颜真卿已经七十多岁，年老体衰，同僚们都劝他向皇帝辞职不去，但他毅然领命前往。颜真卿到达淮南汝州（今河南临汝）后，对李希烈晓以大义，劝其息兵罢战，让人民免受战祸之苦。李希烈不听劝告，反而要挟颜真卿协助他反唐。颜真卿自然不肯屈服，李希烈便将他扣押起来。

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八月，李希烈发兵三万，围攻襄城（今河南襄城）。

淮西招讨使李勉为救襄城，采用了围魏救赵之计，派兵乘李希烈后方空虚，直捣李希烈巢穴许州（今河南许昌）。李勉本是一心为国，不料德宗竟不理解，以为李勉也是想趁机捞一把，为自己谋取利益，立即派遣宦官指责李勉违诏。李勉被迫从许州撤兵，半途中李勉军遭到李希烈军伏击，大败，襄城因而更加危急。

襄城一旦陷落，东都洛阳便将吃紧。德宗急忙从西北抽调泾原（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县北）的兵马去救援襄城。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带了五千人马途经京城长安。适逢天降大雨，泾原兵士全身都湿透了，冻得发抖。而唐朝廷派京兆尹王翔犒赏军队。王翔带给军队的尽是粗米咸菜。泾原兵士大怒，产生了哗变，鼓噪攻入长安城。姚令言正要入朝辞行，听说部下哗变后，急忙赶来劝解士兵说：“诸君失计！东征立功，何患不富贵，乃为族灭之计乎！”（《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八》）

德宗也急忙派宦官带着二十车钱帛去慰劳兵士，想亡羊补牢，稳定局势。然而，激怒的泾原兵士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不但杀死了宦官，还用兵器胁迫姚令言向西进兵。乱军入城后，立即开始冲击皇宫。皇宫的禁卫军无法抵抗，德宗仓促下无法可想，只好带着太子、诸王、公主从宫苑北门仓惶出走。

自从代宗朝宦官鱼朝恩因擅权被杀后，皇帝有所警惕，不再任用宦官掌管军队。所以，此时德宗身边只有宦官及随从一百多人。司农卿郭曙正带着家兵数十人在禁苑中打猎，听说德宗出走，也立即赶来扈从。而右龙武军使令狐建正在军中教练射箭，得知消息后也率领部下四百人迅速赶来。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翰林学士姜公辅极有远见，拦在德宗马前，特意提醒说：“朱泚（音cǐ，同此）尝为泾原帅，得士心，昨以朱滔叛，坐夺兵权，泚常忧愤不得志。不如使人捕之，使陪銮驾，忽群凶立之，必贻国患。臣顷曾陈奏，陛下苟不能坦怀待之，则杀之，养兽自贻其患，悔且无益。”（《旧唐书·卷一三八·姜公辅传》）

朱泚为前任泾原节度使，因弟弟朱滔（即自立为冀王的幽州留后）反叛唐朝，牵连到他，被德宗解除了兵权，留住在长安私第，挂着太尉的名。姜公辅这话的中心意思是：即便德宗要走，也应该带上朱泚，否则后患无穷。

然而，此时德宗已经完全丧失了天子的气度，只顾自己逃命要紧，根本听不进去姜公辅的话。德宗一行出宫苑北门，预备逃去奉天（今陕西乾县）避难。如果说德宗的老子代宗逃难还是因为外患的话，德宗逃离长安，则完全是因为内忧。而他自己在平藩中举措不当，也是重要原因。

泾原兵士冲进了宫，发现皇帝已经跑了，就强行打开官库，大肆抢掠，一直闹了一夜。第二天，泾原兵士也抢累了，心满意足了，却不知道该如何收场。众人便去找节度使姚令言。姚令言自知事已至此，他无法再置身事外，唐朝廷必定会将一起罪责摊到他头上，但他有心无胆，知道自己不能堪大任，便出主意拥戴朱泚为主。

朱泚本来是个野心勃勃的人，如今天赐良机，立即趁机接管了长安兵权，与河北诸镇割据势力遥相呼应。翰林学士姜公辅的担忧不幸应验。

这一事件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泾原之变”，由此直接造成德宗成为唐朝历史上第三个逃离长安的皇帝。

逃跑的皇帝一行经咸阳到达奉天。德宗还来不及喘口气，便急忙下诏征发附近各道的兵马入援。左金吾大将军浑瑊（音jiān，同坚）率先来到奉天护驾。

浑瑊，铁勒族浑部人。曾任中郎将、左厢兵马使、大都护、节度使、左金吾卫大将军等职。善骑射，屡立战功，以忠勇著称。在唐朝廷平定安史之乱中，浑瑊先后随名将李光弼、郭子仪、仆固怀恩出战河北，收复两京。唐永泰年间，吐蕃十万大军攻唐。浑瑊戍奉天（今陕西乾县），临危不惧，亲率两百骁骑，冲入吐蕃营，生擒蕃将，因此而勇冠诸军。之后，浑瑊又屡破吐蕃兵进扰，在唐军和朝廷中很有威望。众人看到他的到来，心里才逐渐安定。

此时，长安又发生了段秀实被杀事件。

段秀实，原名颜，字成公，陕西千阳人。幼读经史，稍长习武，言辞谦恭，朴实稳重。玄宗时举为明经，随后抛弃功名从军，积功至泾州刺史兼泾原郑颍节度使。段秀实总揽西北军政四年，吐蕃不敢犯境，百姓安居乐业。后来，宰相杨炎嫉恨段秀实，削去了他的兵权，召到京师任司农卿（官名，九卿之一，掌钱谷）。朱泚认为段秀实一定怨恨朝廷，有心拉拢。不料段秀实却是心向朝廷，他见无法推脱，就假意留在朱泚身边，暗中联络将军刘海宾等人，准备找机会杀掉朱泚。

朱泚随后派泾原将领韩旻（音mín，同民，韩旻亦工花鸟画）率三千骑兵，前去奉天。名义上是去接德宗回京，实际上是去攻打奉天。段秀实得知消息后，十分着急，他担心奉天德宗没有足够的兵力守卫，便想暗中盗取姚令言的官印，但没有得手。于是段秀实在伪造的假公文上倒盖上司农卿印，派人持假公文去骗韩旻回师。终于及时在骆谷驿截下韩旻，以姚令言之令命他返防。

段秀实自知韩旻一旦回到京师，假公文一事必然败露，便与将军刘海宾商议，计划杀死朱泚。当天，朱泚召段秀实议事。段秀实戎装入见。听说朱泚打算称帝，段秀实勃然大怒，用手中的象牙笏击打朱泚。朱泚头破血流而逃。但刘海宾等人迟迟未至，段秀实当即被杀。之后，与段秀实暗中相结的将军刘海宾等人都被杀。

消息传到奉天，德宗非常懊悔过去听信谗言，贬黜了段秀实，并为之流泪不已。时朝野上下赞叹：“自古殁身以卫社稷者，无有如秀实之贤。”（《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八·段秀实传》）

朱泚随后即位称帝，自称为“大秦皇帝”，改元“应天”。称帝以后，朱泚杀死滞留在长安来不及逃跑的唐皇族七十多人，亲自带了兵马，前去攻打奉天。当时，朱泚叛军有数万人，而唐守军仅有数千人，兵力对比悬殊，奉天一度十分危急。

左金吾大将军浑瑊率唐军浴血苦战，坚守危城。为了攻城，朱泚派人造了特别大的云梯。浑瑊得知后，事先在城墙边掘通了地道，地道里堆满了干柴，还在城头准备好大批松脂火把。叛军攻城时，箭如雨点般密集，唐军根本无法还击。叛军兵士便开始攀援云梯，打算攻入城中。不料云梯一架架都陷进了地道，城头上的唐军又往下扔火把，点燃了地道里的干柴，烧着了云梯。大火熊熊中，云梯上的叛军被烧得焦头烂额，纷纷掉了下去。浑瑊趁机率唐军从城门杀出，朱泚叛军大败。

朱泚见强攻不行，便将奉天团团包围，攻打了一个月。城中粮食全都吃光了，情况非常危急。关键的时刻，神策河北行营节度使李晟昼夜兼程，赶到奉天救援。奉命东讨田悦的朔方节度使李怀光，此时也回师向西救援。朱泚一看形势不妙，便撤了对奉天的包围，退回长安固守。

注：李晟，字良器，洮州临潭（今属甘肃）人。祖父李思恭、父亲李钦，都是陇右的裨将。李晟性强劲刚烈，善于骑射，喜欢读孙子兵书。十八岁从军，为河西节度使王忠嗣的部下。他勇敢超群，名闻河西。一次随军攻打吐蕃，有一吐蕃猛将守城抵抗，使唐军伤亡很大，王忠嗣大怒，召军中善射的人射他。李晟应召，引弓而射，一发而将蕃将射死，三军为之欢呼、振奋。王忠嗣抚摸着他的后背称他为“万人敌”。后又跟随凤翔节度使攻打反叛的羌人，取得了胜利，提升为左羽林大将军。在代宗广德初年，因攻打党项有功，授予特进、试太常卿。李晟作战勇敢，很有谋略，在征战中常常能以少胜多，出奇制胜。李晟的早年军事生涯主要在河西、凤翔一带，他为抵御吐蕃的进犯，保卫唐朝的西北边防作出了贡献。大历年间，李晟入京朝见，代宗把他留在京城宿卫，任为右神策军都将。德宗时，升任神策行营节度使。

奉天解围后，朔方节度使李怀光自恃功高，认为德宗会亲自召见厚赏。他性格粗疏，看不起宰相卢杞等人，经常对人说卢杞等人奸诈、谄媚，天下之乱，都是这些人造成的。卢杞得知后，心中恐惧，生怕李怀光会在德宗面前诋毁自己，便暗中阻止德宗召见李怀光，命李怀光立即引军收复长安。

李怀光千里迢迢赶来奔赴国难，自认为竭心尽力，忠心耿耿，而皇帝近在咫尺，竟然不肯召见，自然非常不满。于是领兵屯驻咸阳，不肯进兵。并多次上表揭露宰相卢杞、宦官翟文秀等人的罪恶。德宗身边的大臣对卢杞这样处置功臣也很不满，议论纷纷。德宗不得已，贬宰相卢杞为远州司马，杀宦官翟文秀。

兴元元年（784年）正月初一，德宗听从翰林学士、考功郎中陆贽的建议，下诏“罪己”，即著名的《奉天改元大赦制》，宣布赦天下，除朱泚外，赦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朱滔之罪，并停间架、除陌之类。

这篇诏书由陆贽起草。陆贽以骈文擅名。他的骈文对偶齐整，语义流畅，气势极盛，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陆贽尤长于奏疏，以深挚的情感和雄畅的辞辩见长，史称“有唐以来，未曾有之”。这篇《奉天改元大赦制》充分显示了陆贽的文学才华。文中以痛切之辞，直书君过，文笔犀利，情感激烈。据说，诏书下达之日，“虽武人悍卒，无不挥涕激发”（权德舆《唐赠兵部尚书宣公陆贽翰苑集序》）。诏书的感染力由此可见一斑。王武俊、田悦、李纳见到诏书的赦令后，都主动去除了王号，上表谢罪。这三人重新归顺朝廷，固然是因为考虑到自身的利害关系，但也有被诏书感动的因素在其中。

注：陆贽是德宗朝杰出的政治家，官至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宰相）。他勇于指陈弊政，揭露两税法实行后的各种积弊，主张废除两税以外的一切苛敛，直接以布帛为计税标准。他还建议积谷边境，改进防务。后陆贽被大臣裴延龄所谗，罢宰相职，次年贬为忠州别驾，居忠州十年而死。

李怀光以屯兵不进的方式胁迫德宗贬斥了卢杞等人后，心中也开始不自安，开始有背叛朝廷的想法，但心中尚犹豫不决。他在咸阳驻守了几个月，停滞不前，始终不肯出兵收复长安。德宗多次派中使催促他。李怀光总是以士兵疲惫为借口，不肯发兵。李怀光又暗中派人与长安城中的朱泚联络，预备互相勾结。

神策河北行营节度使李晟觉察到李怀光的异常，提醒德宗应该有所防备，并建议任命副将赵光铣等人为洋、利、剑三州刺史，各领兵五百人驻守，以防患于未然。德宗此时还是信任李怀光，因此没有采纳李晟的建议。

德宗预备亲自带领禁兵到咸阳，以劳军为名，督促各将进兵征讨，尤其是要督促李怀光。有些居心叵测的人趁机挑拨离间，告诉李怀光，说德宗用的是汉高祖伪游云梦的计谋，打算趁机擒获各将。李怀光大为恐慌，至此，才下定了谋反的决心。

德宗出发前，还生怕李怀光猜疑，加封李怀光为太尉，并赐铁券，以示信任有加。然而，使者到咸阳宣布圣旨时，李怀光更加怀疑，因而态度十分倨傲无礼，当着使者的面将铁券扔在地上说：“圣人疑怀光邪？人臣反，赐铁券，怀光不反，今赐铁券，是使之反也！”（《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

使者回报后，德宗这才相信李怀光起了反意，下令加强戒备，同时加任李晟为河中、同绛节度使，继而又加任为同平章事，将挽救唐朝的危机全部寄托在他的身上。

李怀光公开谋反后，派他的部将赵升鸾悄悄进入奉天，约定晚间火烧乾陵，让赵升鸾做内应，挟持德宗。赵升鸾将此事告诉了浑瑊。浑瑊急报唐朝廷，请德宗速离开奉天去梁州（今陕西汉中）。德宗命令浑瑊戒严。浑瑊从朝中出来，部署尚未停当，德宗已经慌慌张张地离开奉天西行。朝臣及将士随德宗而行，情形非常狼狈。

李怀光的反叛使局势更加恶化，不少唐大臣都投降了朱泚。在关键的时候，李晟力挽狂澜。他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以忠义激励将士，保持了唐军将士的士气，长安附近的唐军都自愿接受李晟指挥。

当时叛军内部也相当不稳定，李怀光的一些部下不愿意跟随叛乱，有些将士投奔了李晟。而长安城内的朱泚对李怀光也保持警惕，两人产生了很深的隔阂。李怀光内忧部下兵变，外怕李晟袭击，干脆带着人马逃到河中去了。

李怀光一走，朱泚陷入孤立。浑瑊守住了奉天，也跟李晟彼此呼应。唐大军进逼长安。兴元元年（784年）五月，李晟收复了长安。朱泚和姚令言带领残兵败将，向西奔逃，在途中都被部下杀死。河中守将纷纷投降，李怀光不知所为，自缢而死。这次历时半年多的泾原兵变总算结束了。

注：朱泚败亡后，著名才女李季兰也受牵累而死。唐朝女诗人灿若群星，从皇后到嫔妃，从宫女到美人，从名门贵妇到书香仕女，从闺阁千金到娼优姬妾，从小家碧玉到青衣婢女，无不有才华横溢的女才子。素负盛名的娼妓诗人有薛涛、张窈窕、徐月英、王福娘、薛仙姬等。与娼妓诗人媲美的是寺院、道观的方外女诗人，主要人物包括：李季兰、鱼玄机。这些女诗人中，尤其以薛涛、李季兰、鱼玄机最负盛名。她们的诗句别具一格，影响着一代诗风。李季兰，原名李绐，生于唐玄宗开元初年，小时候被父亲认为性情不安宁，送入剡中玉真观出家，改名李季兰。李季兰虽然当了女道士，但并没有就此安宁下来，她常举行文酒之会，即席赋诗，谈笑风生，毫无禁忌，竟被一时传为美谈，有“女中诗豪”之称。唐玄宗闻其诗才，特地下诏，召李季兰进宫月余，优赐甚厚。可见当时李季兰名气之大。李季兰与当时名士陆羽、诗僧皎然、刘长卿等均有交往，其中，尤以陆羽与李季兰交往最深。陆羽原是一个弃婴，被一俗姓陆的僧人在河堤上捡回，在龙盖寺中把他养大，因而随僧人姓陆，取名羽，意指他像是一片被遗落的羽毛，随风飘荡，无以知其根源。陆羽曾经在育茶、制茶、品茶上下过一番工夫，写成《茶经》三卷，被人誉为“茶神”，也是当时名士。可惜的是，陆羽相貌丑陋，又有口吃的毛病，面对姿容秀丽、神情潇洒的方外女道士李季兰，难免有自卑之感，只好浪迹天涯，终生未娶。而李季兰对陆羽也始终抱着一份难以名状的情怀。朱泚自立为帝后，李季兰突然呈诗给朱泚，且有密切的书信来往。朱泚事败后，李季兰被德宗捕杀。李季兰之举诚然令人费解，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她去与朱泚交往，如今已经不可考。李季兰之死对陆羽打击很大，之后他一直过着隐居的生活。在陆羽仅存的两首诗中，有一题为《会稽东小山》的诗：“月色寒潮入剡溪，青猿叫断绿林西。昔人已逐东流水，空见年年江草齐。”诗中的月色、寒潮、剡溪、青猿、叫断、昔人、东流、空见、年年、江草等词意，无一不充满着凄凉、孤寂、哀婉、怀旧、怅惘之情，显然是借怀古凭吊之名寄托难言之情。

此时，只有自称“楚帝”的李希烈尚据淮西抗命。贞元二年（786年）初，李希烈部将连续进犯襄州、郑州，均被唐军击退。四月，淮西大将陈仙奇毒死李希烈，杀其亲眷，举众归顺朝廷，陈仙奇被授为淮西节度使。

至此，这场因讨伐四镇之乱而引出李希烈、朱泚、李怀光的更大兵祸，历时五年，总算战火平息了。然而，藩镇世袭和自立统帅也成为不可更改的事实。事隔不久，淮西兵马使吴少诚杀陈仙奇，自为留后，朝廷也只能承认。

唐末农民战争爆发后，节度使势力进一步膨胀，唐朝廷对藩镇的控制力也丧失殆尽。各藩镇争战不已，兼并频仍，遂演成北方五个朝代更迭、南方九国（北汉在北方）政权纷立的分裂割据局面。一直到北宋初，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节度使才失去实权，成为荣誉之职。

最后再提一下这场战祸中的最大功臣李晟和浑瑊。

德宗当太子时，曾受过回纥的侮辱，因此他一直痛恨回纥。德宗在位期间，一直是和吐蕃、战回纥，企图利用吐蕃来抑制回纥。然而，适得其反的是，吐蕃因此而轻视唐朝。贞元元年（785年），吐蕃入侵，却被李晟打败。吐蕃认为，唐朝良将不外是李晟、马燧、浑瑊三人，尤其是李晟令人畏惧，于是打算采取离间计。贞元二年（786年），吐蕃派兵二万到凤翔城下，声称李晟叫我们来，为什么不出来犒赏。到了第二天，吐蕃军不战而退。如此幼稚的伎俩，德宗竟然信以为真。宰相张延赏乘机毁谤李晟。李晟昼夜哭泣，请求出家为僧，德宗不许。

贞元三年（787年），吐蕃又派人向马燧求和。李晟认为不可，坚决不同意。马燧对李晟有嫌怨，便主动附和张延赏，力主讲和。德宗削去了李晟兵权，派浑瑊为会使。

浑瑊受命到平凉与吐蕃相尚结赞会盟，吐蕃伏兵突起，唐军毫无戒备，多数被杀，浑瑊夺马只身逃回，入朝请罪。德宗不予追究，令其还河中。吐蕃原想捉获浑瑊，使马燧因力主和议得罪，一举再灭唐朝两员大将，然后攻取长安。因浑瑊逃回，计划因而停止。

会盟失败后，唐朝廷上下震惊，宰相张延赏被迫辞职。德宗感觉到危机重重，坐立不安，于是起用传奇人物李泌为宰相。李泌历经肃宗、代宗、德宗三朝，一生不愿意做官，这时候却答应出山任职。李泌见德宗猜忌李晟和马燧，极力保荐，这才保住了两员大将。他又多方开导德宗，说服德宗同意与回纥和亲，用回纥来牵制吐蕃。李泌对德宗贞元时期的内政外交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他的策划下，唐朝廷说服南诏归唐。这样，本与吐蕃友好的回纥、南诏都归顺唐朝，吐蕃陷入孤立，处境困难，对唐朝的威胁得以解除。

注：李泌是唐朝一位相当特别的著名人物，他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不娶妻，不吃肉。喜欢谈佛论道，经常以鬼神讽世，为当时的正派人士所不容。时人也将他视作另类。但李泌与肃宗、代宗、德宗三个皇帝都能很好地维持着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与肃宗“出陪舆辇，同榻而寝”；李泌不荤不娶，代宗还强使其娶妻食肉；对德宗，则指其为桀纣而无妨。尽管李泌因遭权臣忌嫉，四次下野下放，但新帝每一即位，便立即征召李泌。连为四帝所宠幸，史所罕见。李泌习儒工诗文，却喜欢谈论“神仙诡道”，在衡山也与僧人结交，留得有懒残煨芋的佳话，可谓集三教于一身的奇人。他屡次推辞高官厚禄，除了德宗时当了宰相，一般都以皇帝的宾客自居，出入于朝廷与名山之间，既能对朝廷政治施加影响，又能明哲保身，“白衣苍狗变浮云，千古功名一聚尘”，他穿梭在山中隐士和帝师宰相的双重身份之间，可谓进退自如。其思想性格、生平行事可以使人对中国的文化传统、士人遭遇产生许多遐想。

几经磨难后，德宗对统兵的将领始终不大信任，他最终还是没有恢复李晟的神策军（禁军）兵权。不仅如此，还用宦官窦文场、王希迁监神策军左右厢兵马使。从此，宦官专典禁军。藩镇割据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宦官的权力倒越来越大了。

尤其可悲的是，当德宗锐意削藩遭受严重挫折后，他的雄心竟然消失殆尽。他的统治又继续了二十年，但一直没有从最初的失败中真正恢复过来，并开始对藩镇姑息养奸。终德宗之世，藩镇自为留后、彼此攻战，不绝于史。而唐朝廷竟行“姑息之政，是使逆辈益横，终唱患祸”。

德宗即位之初，本来对宦官预政十分警惕，但经历了泾原兵变后，他又开始重用宦官。关于这一点，在后面讲述宦官势力的崛起时，还会详细论述。德宗这种前后矛盾的性格，注定了他一生浓厚的悲剧色彩——皇帝有心无力，面对的始终是一个无可奈何的局面。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唐帝国在中唐时期的政治面貌。

第二章皇帝的宝座不好坐一僖宗与田令孜：从阿父到对手

前任西川节度使是崔安潜，其治下治安良好，百姓均能安居乐业。当初崔安潜新官上任的时候，蜀中盗贼横行。而崔安潜到官上任后，却不追捕盗贼。有人感到奇怪。崔安潜解释说：“追捕盗贼势必动用很多人，进行大搜捕只能是徒劳无功。”他命人在闹市张榜，称：“有能告发并捕获一个盗贼者，赏钱五百缗。本来是盗贼的，只要告发同伙，便可以免罪，且一样领赏。”告示贴出后不久，有个盗贼揭发了同伙。崔安潜立即给揭发人赏钱，同时当众将被逮捕的盗贼处死。结果从此以后，盗贼之间互相猜疑不已，不得不逃离了四川。崔安潜不动用一兵一卒，就解决了前任头疼的盗贼问题。

之后，郭琪率黄头军作乱，焚烧和抢劫成都坊市，成都一片混乱。陈敬瑄率军队前来围攻。郭琪于夜晚突围而出，逃奔广都，部下大多溃散，只有军府厅吏一人跟从。郭琪于是对厅吏说：“你追随我始终如一，今有一个办法可以报答你。你可拿我的官印和佩剑去向陈敬瑄报告，就说：‘郭琪渡江逃走，我用剑将他击落于水中，尸体随急流而下，缴得他的官印和剑。’陈敬瑄为了安定人心，必定会相信你的话，将我的印和剑悬于成都坊市，张榜以安民心。你也必定能为此获得丰厚的奖赏，我的家人也可因此得保而无恙。”于是将印和剑解下交给厅吏，然后自己逃走。厅吏将官印和剑献给了陈敬瑄，果如郭琪所料，厅吏得到厚赏，郭家被赦免。

黄头军作乱失败后，左拾遗孟昭图上书，指出僖宗从长安出发时不带朝廷百官的失误，而此时依然只与亲信宦官在一起，“天下，非北司（指宦官）之天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尽可信，南司未必尽无用”；若“天子与宰相了无关涉，朝臣皆若路人”，则“收复之期，尚劳宸虑”。孟昭图冒死上书，是希望皇帝罢黜宦官，信用朝臣。

光启三年（887年）三月，僖宗由兴元返至凤翔，因长安破坏严重，宫室未完，便暂时留在凤翔。文德元年（888年）二月，僖宗突然病重，他便从凤翔回到长安，希望能死在长安。三月，僖宗病危，大宦官杨复恭请立僖宗弟寿王李杰，僖宗下诏立寿王李杰为太弟，监军国事。僖宗旋即病死，年仅二十七。寿王李杰即皇帝位，改名李敏，是为唐昭宗。昭宗与杨复恭的关系，简直有点像僖宗与田令孜关系的重演。

当时，神策军还有数万人分镇关中，听说僖宗逃往西蜀后，一时无所归从，茫然无措。郑畋派人将这些军队都招往凤翔，并拿出自己的财产，分给诸军，于是军势大振。事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四》。

郑畋得知消息后，立即刺破手指，写下血书，派亲信送往成都给僖宗，以表明自己对唐朝廷的忠心。又召集部下，激以忠义，部分官兵表示愿意听命。于是，郑畋再次刺血与大家盟誓，再“完城堑，缮器械，训士卒”，预备与黄巢军决一死战。

光启元年（885年），黄巢失败，僖宗终于回到京师。战后的长安已经破坏不堪，“荆棘满城，狐兔纵横”。僖宗面对这样的情形，真是百感交集。然而，还有更令他郁闷的事在后头。田令孜认为胜利是他运筹帷幄的结果，更加恣意妄为，僖宗已经无法自主发布号令了。对于这种情形，僖宗除了流泪不止外，没有任何办法可想。

双方在沙苑大打了一场后，神策军、朱玫、李昌符大败。神策军溃败回长安后，开始作乱抢劫，并四处放火。田令孜干脆带着僖宗再度出逃长安，到了凤翔。诸镇节度使一齐上表，请杀田令孜，以“安慰群臣”。其实，这时候僖宗完全在田令孜掌握中，哪有能力杀田令孜。田令孜见犯了众怒，打算逃往兴元。僖宗不愿意再走，田令孜便派兵挟持皇帝而行。

在这场大混乱中，邠宁节度使朱玫又扮演了一个急急吼的角色。他为了控制天子，私立襄王李煴（唐肃宗之子襄王李僙的曾孙）为皇帝，同时尊僖宗为太上皇。朱玫挟天子以令诸侯，自任为宰相，以号令藩镇。

而僖宗一路历经颠沛流离，先是到了兴元。因为是逃难，准备不足，一路上连吃饭都成了问题。这时候，唐汉阴县令李康突然不召自来，而且用骡子运来数百驮粮食，逃亡的皇帝一行才有了饭吃。僖宗非常惊讶，问李康说：“你不过是个小小的县令，怎么能想到主动运粮过来？”李康如实回答说：“我确实想不到，这是张浚教我的。”

郑畋，字台文，荥阳（今属河南）人。史载郑畋“聪悟绝伦，文章秀发”，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年）进士及第，当时郑畋年仅十八，可谓是年轻有为。然而，此时朝廷政治混乱，党争不已，郑畋一直在藩镇任幕府，相当师爷之类的人物，郁郁不得志。咸通五年（864年），年近不惑的郑畋入朝为虞部员外郎，算是当上了京官。过了五年，升为刑部员外郎。之后，郑畋的运气似乎开始好转了，不久后就得到了宰相刘赡的赏识，推荐他任翰林学士，从此得以亲近天子。这时候的天子是懿宗李漼（僖宗之父）。郑畋本来想好好大干一场，施展才华，能够建功立业，但很快就出了历史上有名的同昌公主案。

朱玫、李昌符也不愿受田令孜利用，反而联合李克用、王重荣一起反对田令孜。田令孜到了兴元以后，自知不为藩镇所容，便自任为西川监军使，推说有病，到成都求医，依靠他的弟弟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去了。田令孜去位后，取代他的是另一个大宦官杨复恭。杨复恭在镇压黄巢起义中立有功勋，为田令孜所忌，一直遭到压制。当田令孜为众人所痛恶时，僖宗任用杨复恭为枢密使，兼任左神策中尉、观军容使。这样，唐朝廷的权力就由田令孜转移到杨复恭手里。

田令孜走后，僖宗派遣使者笼络王重荣。王重荣接受了僖宗的诏令，并与李克用联合起来讨伐朱玫。朱玫忙于应付外敌的时候，突然被部将王行瑜所杀，长安因此大乱。襄王李煴逃奔河中，被王重荣所杀。

回到长安后，田令孜任左右神策十军使，指挥的军队有新军五十四都，每都一千人，分隶左右两神策军，总数在十万人以上。可以说，他此时的实力不亚于任何一个藩镇。

僖宗与田令孜的关系，有两个阶段的变化。从做晋王到逃离长安到成都的时期，僖宗不理政事，专心玩耍。而田令孜一方面极力奉承皇帝，一方面把持朝政。二人并不冲突，所以相处融洽。僖宗因为对田令孜的依赖，尊称其为“尚父”。到了成都后，僖宗在山河破碎的惊醒下，有心开始处理朝政。而田令孜依旧将皇帝视为掌中玩物，甚至连表面的尊重都没有了，从而导致僖宗对他不满。

此时的西川节度使即为靠击马球第一赢来的陈敬瑄（田令孜亲弟弟）。陈敬瑄出身低微，最早靠卖麦饼为生。田令孜发迹后，陈敬瑄靠哥哥的裙带关系混入了左神策军。后来，在田令孜的暗中帮助下，没有任何军功的陈敬瑄通过打马球赢得了西川节度使的职位。因为之前陈敬瑄不名一文，默默无闻，他的任命下达后，蜀中人士都感到惊讶，不知道陈敬瑄是谁。竟然有青城无名妖人到成都冒充他，且很长时间没有被人识破，成为当地的一大奇闻。

而僖宗身边的宫女因没有闲暇梳理发髻（以往唐宫中流行高髻，飘逸而浪漫，但需要很多时间），也一切从简，只将头发系至头顶，用根丝带系住就算完事。这发型很像囚犯的发式，所以被戏称为“囚髻”。囚髻本是宫女们的临时应急措施，不想被成都的妇女们看到了，竟然也跟着学，一时流行起来，成为当地的时尚。

僖宗即位后，召回了郑畋。不久，郑畋以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当上了宰相。一生政治生涯达到了顶峰，郑畋可算是扬眉吐气。这时候，他有个女儿到了该出嫁的年龄。当时有余杭人罗隐，擅长咏史作诗，不过非常自负，恃才傲物，为京城公卿所恶，所以六举不第。郑畋爱惜罗隐的才华，有时候也稍微接济他一下。郑畋之女很喜欢读罗隐的诗，经常诵读。郑畋以为女儿爱慕罗隐，便想成全女儿的心意，为他们做媒，于是在府中宴请罗隐，让女儿在帘后悄悄观察。这一看，郑畋之女的热情全没有了。原来罗隐长相十分丑陋，惨不忍睹。自此，郑畋之女对罗隐深为厌恶，也不再念他的诗。郑畋倒也开明，没有勉强女儿。事见《旧五代史·卷二十四·罗隐传》。

田令孜在成都依傍其弟西川节度使陈敬瑄。田令孜有义子王建，时任壁州刺史。王建野心勃勃，在四川大肆抢占地盘，搞出不少动静。田令孜自恃为王建的养父，派人去召王建。王建来见田令孜的时候，陈敬瑄害怕王建暗使阴计，派兵阻截，于是双方开战，打得不可开交。

有一次，有两个寻事人到了资阳镇（今四川资阳县）。奇怪的是，这两个人什么都不要，转了一圈就离开了。一向狮子大开口的寻事人，突然不索要钱财了，绝对是件奇怪的事。资阳镇将谢弘让越想越不明白，越想越害怕，最后干脆弃官不做了，逃进深山。捕盗使杨迁诡计多端，想借机立功，便游说谢弘让出山自首，保证他无事。谢弘让相信了杨迁的话。结果出山后，杨迁立即将谢弘让捆送节度使府，还编了一番谎话，说他杨迁是如何英勇奋战，好不容易才擒获了谢弘让。陈敬瑄也不问事情的来龙去脉，下令用酷刑残酷折磨谢弘让，将他钉在城西，长达十四天。还将滚烫的油泼在谢弘让身上，极其残忍。

僖宗逃到兴元后，陈敬瑄听到消息，派兵迎接。因为这个所谓的功劳，他又加官晋爵，被封为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检校司徒兼侍中，封梁国公。不久，又被升官，进兼中书令，封颍川郡王，还被赐予铁券，可以饶恕他十次不死。黄巢之乱后，更被封为颍川王，检校太师，权势日盛。陈敬瑄官位如此显赫，深受僖宗信任，自然都是因为兄长田令孜的关系。

阿父田令孜依旧擅政，他大肆犒赏从驾诸军，却不给本土蜀军的“黄头军”（该军戴黄帽）。黄头军为此大为不满，多有怨气。有一次，田令孜设宴，用金杯行酒赏赐，诸将都接受，唯独西川黄头军使郭琪不受赐。郭琪还站起来当众批评田令孜赏赐不公。于是，田令孜用另外一个酒杯亲自斟酒给郭琪。郭琪也是个精明人，知道酒中有毒，不得已，只好将毒酒饮下。郭琪回到家中后，杀死了一个婢女，靠吮吸她的血来解毒，吐出黑汁有好几升。

张浚，河间（今属河北）人。他为人豁达，自负才高，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旁若无人地高谈阔论。因此，和他同辈的士人大多不愿与他交往，也没有人给他找路子晋身仕途。长久以来郁郁不得志，张浚于是隐居金凤山中，转而学习纵横术，后来为唐枢密使杨复恭所知，向僖宗举荐其为太常博士，后来又当了度支员外郎的官职。黄巢率大军进逼潼关时，张浚带着母亲避乱于商山。当他经过汉阴县的时候，提醒和他有交情的县令李康说：“你快点准备粮食，越多越好，一两天内就能派上用场。”李康大为惊讶，追问原因。张浚回答说：“现在黄巢乱贼已攻到潼关，不日就会进入长安，到时候天子、朝臣仓促出逃，一定来不及带大量食物，你现在准备好粮食，那时必能救急，你也将因为这个功劳而获得奖赏。”李康半信半疑地准备了数百驮干粮。结果几天之后皇帝西逃，果然没带粮食。李康献上干粮，及时解了天子一行人的燃眉之急。

郑畋拜相后，并没有当成太平宰相。他当上宰相一年后，即乾符二年（875年），王仙芝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三年后，黄巢成长为农民军中最大的势力，一时间天下为之侧目。唐朝廷在对农民军是剿是抚的问题上一直有争议，而郑畋是坚决的主战派，在用兵方略上与另一宰相卢携（即潼关失守后喝毒药自杀的那位）意见不同，二人经常吵得面红耳赤。而郑畋因为僖宗总是听从卢携的建议，很不高兴，几次提出要辞职，有点要挟皇帝的意思。不过，当时郑畋在朝野上下名声很好，器量弘恕，能以德报怨。加上仪表堂堂，风度翩翩，文学优深，神采如玉，极有宰相的气质。何况此时天下多事，正是用人之际，僖宗虽然不满意郑畋动不动就以辞职相要挟，但也没有同意。

乾符五年（878年）五月初一，两位宰相又因为政见不同开始争执。卢携在内依恃着宦官田令孜的势力，在外倚靠高骈的军事力量，专制朝政惯了，见不得不同意见。然而，郑畋口才要好一些，言语中占了上风。卢携勃然大怒，拂衣而起，结果衣袖浸入桌上的砚台，染上了墨汁。卢携怒上加怒，当场将砚台摔得粉碎，完全丧失了宰相的风度。僖宗知道后，很不高兴地说：“大臣相诟，何以表仪四海？”（《旧唐书·卷一百七十八·郑畋传》）意思是说，大臣们互相吵架，怎么能成为四海的表率呢？第二天，郑畋、卢携都被罢相。郑畋之后当了凤翔节度使，而卢携因为推荐高骈出战黄巢，打了几场胜仗，算是有功之臣，又被召回来重新当了宰相。结果潼关失守后，卢携成了当权宦官田令孜的替罪羊，被迫服毒自杀。

同昌公主为懿宗爱女，嫁给韦保衡不久后病死。懿宗痛失爱女，迁怒于医官，下令杀翰林院医官韩宗劭等二十余人。宰相刘赡上书直谏，惹怒了懿宗，被罢去宰相，贬为荆南节度使。郑畋一直认为刘赡对自己有知遇之恩，因此替刘赡大说好话，结果也同样惹毛了懿宗，被贬为梧州刺史。

僖宗与田令孜的关系，有两个阶段的变化。从做晋王到逃离长安到成都的时期，僖宗不理政事，专心玩耍。而田令孜一方面极力奉承皇帝，一方面把持朝政。二人并不冲突，所以相处融洽。僖宗因为对田令孜的依赖，尊称其为“尚父”。到了成都后，僖宗在山河破碎的惊醒下，有心开始处理朝政。而田令孜依旧将皇帝视为掌中玩物，甚至连表面的尊重都没有了，从而导致僖宗对他不满。

公元880年十二月初五，僖宗逃离长安，完全丧失了帝国皇帝的尊严。而尤其可笑的是，一向养尊处优的僖宗跑得比谁都快，马不停蹄，昼夜狂奔，丝毫不觉得疲惫。以致大多数随从人员都跟不上，被皇帝远远落下。当然，这并不是因为僖宗马术特别好，而是因为他生怕黄巢军追上来。堂堂大唐天子，惊恐到如此地步，内心的空虚由此可见一斑。

谢弘让被折磨致死后，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反而引出一桩更大的事变。当时邛州（治临邛，今四川邛崃县）牙官阡能因为小事误了期限，害怕被陈敬瑄杖责，干脆弃官逃跑了。他听说谢弘让的事后，义愤填膺，大骂杨迁，决定集众起义，响应者达万人之多。陈敬瑄派牙将杨行迁率五千官军平乱，结果官军大败。因为陈敬瑄喜怒无常，杨行迁担心无功获罪，便将普通老百姓抓起来，谎称是阡能一党，日数十百人。陈敬瑄不问青红皂白，将这些无辜的人全部杀掉。义军的声势越来越大，陈敬瑄不得不动用了劲旅，改派西川节度押牙高仁厚为都招讨指挥使，镇压义军，剿抚兼施。阡能最终失败，被俘后惨遭杀害。

但是，襄王李煴虽然也是姓李，却是远房宗室，没有太大的号召力。朱玫的兵力又有限，当诸节度使联合起来反对他的时候，他很快就失败了。

重新回到正题。僖宗继续西逃后，郑畋赶回凤翔，召集部下将士，商议如何拒战黄巢、收复京师。此时，黄巢军势力极大，望风披靡，所向无敌，天下为之震动，连帝国的皇帝都落荒而逃。将领们都感到害怕，不敢与黄巢军对抗，于是劝郑畋说：“黄巢贼众的势力正盛，我们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等待各道勤王的军队到来后，再图收复京师。”郑畋闻言大怒，说：“你们是不是还想劝我投降黄巢呢？！”因为气愤之极，郑畋竟然当众昏倒，结果脸撞到地上，因受伤而暂时不能说话。

注：张浚后于僖宗光启三年（887年）拜相，昭宗大顺二年（891年）免相，在位五年。张浚致仕后，退隐在长水县别墅。不过，他雄心不已，仍然关心朝政得失。朱全忠（朱温）胁持昭宗到洛阳后，张浚料到唐朝大势已去，叹道：“大事去矣！”这时，王师范在青州起兵，想请张浚为谋士。结果，被朱全忠事先知道了。朱全忠知道张浚是个人才，“惧（张）浚构乱四方，不欲显诛，密讽张全义图之。乃令牙将杨麟率健卒五十人，有如劫盗，围其墅而杀之”。

十分可惜的是，崔安潜费尽心力治理好的局面，很快被他的后任陈敬瑄给破坏了。陈敬瑄到任之后，搜刮极狠，还搞了一个新名堂，即让一些亲信当所谓的“寻事人”，派这些寻事人到各镇各乡诈取财物。四川无论是官还是民，都对陈敬瑄和寻事人痛恨不已。

为了打击王重荣，田令孜还调王重荣改任泰宁节度使（镇兗州）。然而，王重荣也不是个平庸货色，自然不甘心被一个太监牵着鼻子走，于是联络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沙陀部，一起起兵声讨田令孜。田令孜自恃手下有一支神策军人马，不甘示弱，也联络邠宁节度使（镇兗州新平，今陕西彬县）朱玫、凤翔节度使李昌符来对抗李克用、王重荣。

为了捞到这两块肥肉，田令孜先派义子匡祐到河中，想说服王重荣主动交出两池。然而，匡祐到了河中后，摆出一副钦差大臣的派头，态度相当倨傲。王重荣身为坐镇一方的节度使，很下不来台，自然对匡祐也很不客气。匡祐回到长安后，劝说田令孜削除王重荣。于是，田令孜奏请唐僖宗，收两池盐利归中央，专门用来赡军，并由他自己兼两池榷盐使。

注：郑畋散尽家财，传檄天下，号召四方藩镇合兵围攻长安，为阻遏黄巢军在关中的发展，竭尽气力。但不久后，其部将李昌言发动兵变，赶走了郑畋。郑畋被罢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洛阳。僖宗后来又想起郑畋的好处，召他到成都主持军务。黄巢军退出长安后，僖宗将要回到长安。皇帝身边的人又开始了新的权力争夺。宦官田令孜和其弟西川节度使陈敬瑄与郑畋不和，担心回到长安后郑畋将要主持朝政。而李昌言又是因为赶走郑畋才执掌了兵权，也不愿意郑畋继续执政。三人合力排挤，导致郑畋去位。当时，郑畋的儿子郑凝绩在陇州（今属四川）当刺史，郑畋便去儿子那里养病，之后死在那里。

至此，田令孜和僖宗这一对曾经以父子相称的臣君，终于又在黄泉下见面了。无论如何，在僖宗短短的一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不是别人，正是田令孜。

田令孜开始掌管政事，登上唐朝廷的政治舞台，不过是因为僖宗年龄小，任性贪玩，生活与政事依赖于田令孜安排，故称其为“阿父”。在中国历史上，儿皇帝即位，朝政大多要落入权臣或宦官之手，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汉朝霍光辅佐昭帝（八岁登基）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这也充分说明，为什么权臣或宦官在立皇帝的时候，经常有意识地选择年纪幼小的嗣位者，比如汉朝王莽之立孺子婴（两岁即位）。

刚好这时候，黄巢派使者到来，目的是威慑招降唐军。唐监军袁敬柔与众唐将对黄巢使者毕恭毕敬，并草写了投降书，瞒着郑畋署上了他的名字。之后，袁敬柔为了讨好黄巢使者，还特意举办宴会。音乐声奏起的时候，将佐以下级别的兵卒都为将领们的不战而降感到心寒，因而失声痛哭。黄巢使者惊问其故，唐节度使府幕客孙储掩饰说：“这是因为军府相公郑畋因病不能来参加宴会，所以大家感到悲痛。”

僖宗逃到成都后，田令孜因保驾之功，晋官爵为左金吾卫上将军、晋国公。因为逃离长安的时候，随从基本上都是宦官，到了成都，僖宗仍然“日夕专与宦官同处”，议论天下大事。

从这个时候开始，僖宗才开始忌惮田令孜。只是皇帝身边的神策兵都是田令孜心腹，僖宗对此也无可奈何。田令孜日益骄横，竟然公开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断。昔日的阿父已经成了可怕的对手，僖宗“患其（田令孜）专，时语左右而流涕”（《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六》）。当皇帝当到这个份上，真够窝囊的。

当时因为长安聚集了大批唐军。养这么多军队，钱是最必需的，否则很容易起兵变。田令孜感到财力不支，便想控制河东辖境内的安邑、解县两池的榷盐专利。两池的榷盐专利油水相当丰厚。最早这两块大肥肉归盐铁使管辖，黄巢起义时，唐朝把它交给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代管，并由王重荣每年向中央朝廷献盐三千车，以供国用。

僖宗先是奔逃到骆谷。唐凤翔节度使（镇岐州雍县，今陕西凤翔县）郑畋闻讯赶来拜谒，并请求僖宗留驻在凤翔。僖宗此时犹如惊弓之鸟，总觉得凤翔离长安太近，还是不够安全，依旧坚持要去成都。僖宗临行前，还不忘摆出皇帝的威风，勉励郑畋说：“你就留在这里，东拒贼军的兵锋，西向招抚诸蕃族，纠合邻道的军队，尽最大努力建立丰功伟业。”

僖宗听了李康的回答后，认为张浚能够深谋远虑，是个人才，就派人去召张浚，拜为兵部郎中。一直到第二年的正月二十八日，僖宗的车驾才到达西川成都，得以在节度使府舍安歇。想想一年前的正月，帝国的皇帝还在忙着斗鹅击球，玩得不亦乐乎，真是恍若隔世。

而黄巢攻占长安后，宦官曹知慤（音què，同确）召集壮士据守嵯峨山（在今陕西三原西北），多次夜入京城袭击黄巢军营。僖宗听说后，十分赞赏曹知慤的胆略，下制嘉奖，擢升其为内常侍。这样，曹知慤就成了内侍省的副长官，可以与田令孜平起平坐了。田令孜非常不高兴，竟然伪造僖宗诏书，派邠守节度使王行瑜袭杀曹知慤的壮士营。

这时候，唐朝廷派宰相韦昭度出任西川节度使，陈敬瑄不肯让出西川节度使的位子。唐朝廷派韦昭度讨伐陈敬瑄，三年无功，因粮运不济，决定息兵罢战。一直坐山观虎斗的王建等到韦昭度走了，便以唐朝廷之命，继续奋力进攻成都城中的陈敬瑄。成都粮食匮乏，饿殍狼藉，弃儿满路，强弱相凌，惨不忍睹。王建急迫攻城，环绕成都城烽火堑壕绵延五十里。城中官吏百姓处境窘迫，不少人不愿意为陈敬瑄送死，谋划出城投降。陈敬瑄想扭转危局，但每次派兵出战都被王建打败。陈敬瑄走投无路，让田令孜携带西川官印符节，到王建军营主动求和。到了这个时候，王建也不管什么父子情分了，将田令孜囚禁起来，随即进军成都，杀了陈敬瑄。王建倒没有直接杀死田令孜，大概是怕弒父不祥，只下令将田令孜囚禁。于是，不可一世的田令孜最终饿死在义子手中。

十分可惜的是，言路被堵塞，这封奏疏没有被送到僖宗手中，直接为田令孜扣押。田令孜又假传僖宗圣旨，贬斥孟昭图为嘉州司户参军。当孟昭图前往嘉州赴任时，田令孜则秘密派人在半路上将他装入麻袋，沉入蟇颐津。知道和听说这件事的官员，为之义愤填膺，却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揭发田令孜，即史书上说的“闻者气塞而莫敢言”。

另外一点需要提到就是宦官对兵权的掌控。安史之乱后，玄宗不再信任大将，认为身边的宦官反而更可靠。为了防止大将起异心，他开了宦官监军的先例。其时，宦官的权力甚至常常超出统军的节度使。而德宗因为对泾原兵变的后怕，干脆将禁军左右神策军、天威军交给宦官统帅，禁军的护军中尉、中护军都是宦官。这样，正如《新唐书》所言，“政在宦人，举手伸缩，便有轻重”。宦官权力进一步加重，甚至可以把皇帝掌握在股掌之中，生杀废立由之。

第二章皇帝的宝座不好坐二玄宗与高力士：是君臣也是伙伴

唐朝宦官的崛起，始于唐玄宗。

玄宗前半生励精图治，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正是在他手中开创了封建历史上最辉煌的黄金时代——开元盛世。当时，唐朝国力达到了最巅峰，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连中亚的沙漠地带也受其支配。玄宗统治前期，文治武功极为突出，唐帝国在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出现了众多足以垂范千古的杰才俊士。唐代文明空前阔大和繁荣，眼界开阔，兼容并蓄，又极富自信，因而成为历代中国人民族自豪感的重要源泉。

玄宗所取得的成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但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帝，后来的帝王也再也没人能够超越他。开元，确实开出了一个崭新的新纪元，开出了中国封建史上最强盛、最辉煌的丰碑。

这是一个充满阳刚之气的时代，振奋人心，蓬勃向上。因为自信、开放、宽宏、博大、发达，声威撒播四海。

伟大的繁荣之后隐藏的危机却往往为人所忽视。玄宗后半生开始了声色犬马的享乐生活，不理朝政，缠绵于和杨贵妃之间“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伟大爱情。奸相李林甫和杨国忠先后执政，导致整个大唐帝国的形势急转直下。玄宗在位的前期，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世；他在位的后期，一场历史上罕见的社会大动乱导致唐朝由盛转衰。在玄宗的身上，充分表现出一个历史人物的复杂性。

安史之乱是整个唐朝的转折点，之后，唐朝的政治格局有了很大改变，除了前面提到的藩镇外，还有宦官势力的崛起。毫无疑问，宦官横行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唐朝中后期的时局，甚至该为唐帝国最后的覆灭负有最直接的责任。而宦官势力崛起的起源者便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唐玄宗。他手下还有个大名鼎鼎的宦官高力士，也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几大宦官之一，声名甚至远在田令孜之上。当然，并非什么好声名。

宦官是中国古代称呼被阉割后失去性能力而专供皇帝、君主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员。皇帝与宦官的主奴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的情况下是按法令和伦理规范实现的，也有例外的时候，就是主弱奴强，也即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宦官擅权。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宦官由少府管辖。秦始皇死后，宦官赵高勾结丞相李斯，篡诏改立胡亥为帝，直接导致了秦朝二世而亡。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鉴于秦亡教训，间用文士充中常侍，以抑制宦官势力。当时的人将处宫刑的地方称为“蚕室”。处宫刑可以用来代替死罪，司马迁便是因为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说好话被判了死罪，之后甘愿受宫刑代替了死罪。西汉前中期，宦官受到抑制，没有形成大的势力。汉朝元帝以后，宦官势力复萌。东汉时，侍从皇帝的中常侍专由宦官充任。他们传达诏令，掌理文书，左右着皇帝的视听，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局。加上其时外戚势大，皇帝想利用宦官牵制外戚，但结果却往往造成了宦官专政的局面。

秦汉以后，宦官制度更加详备。唐朝初期，唐太宗李世民曾定下制度，内侍省不置三品官，着黄色服，由官府给以粮食，所干之事仅看守门庭、传递诏命而已。中宗时，宦官受宠，官秩七品以上者有千余人，但能够穿红色官服的还很少。唐制规定，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服深绿，五品服浅绿。唐玄宗因高力士平息太平公主叛乱有功，破格授予三品官阶。此例一开，再也无法抑束，三品官阶授予宦官，逐渐成为常事。以至于到了后来，宫中三千多个宦官中，拥有三品将军称号者极多，能够穿戴紫色和红色官服的竟达千余人。他们如果当上将军，权力比节度使还大，得到的赏赐礼品动不动就以千万计。宦官的得势也从此时开始。可以说，唐中后期宦官得以猖獗甚至把持朝纲，同他们受到皇帝太多的信任、拥有太高的官职有很大的关系。在这件事上，唐玄宗负有无法推卸的责任。而高力士就是历史上宦官处理国家政务的第一人。

高力士，潘州（今广东茂名）人，本姓冯，名元一，“冯盎曾孙也”（《新唐书·卷二百零七·高力士传》）。冯盎因武略过人，被隋文帝杨坚授为金紫光禄大夫，官拜汉阳太守。隋亡之后，岭南一带地方势力多被冯盎收服，归于其麾下。时有人向冯盎提出说，大唐初建，尚无力顾及僻远的岭南地区，不如自封南越王，独霸一方。这个建议即被冯盎拒绝了。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冯盎率自己的兵马归附唐朝。唐高祖李渊对冯盎甚为器重，让他仍旧管辖当地事务，并授冯盎上柱国、高罗总管之职，晋封为吴国公，不久改封为越国公。他的两个儿子也分别被授予春州刺史、东合州刺史。冯盎家族可谓显赫一时。贞观二十年（646年），冯盎去世，家道逐渐中落。嗣圣元年（684年），冯家诞生了一个新的生命，取名为冯元一，他就是后来的高力士，论辈分是冯盎的曾孙。

注：冯盎的祖母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洗夫人。洗夫人本名阿英，广东高凉洗氏之女。洗氏世为南越首领。洗夫人“幼贤明，多筹略，在父母家，抚循部众，能行军用师，压服诸越”。梁大同元年（535年），洗夫人二十四岁，与高凉（今广东阳江西）太守冯宝结为夫妻。冯宝原为北燕苗裔，不为高凉人所信服。夫人来到后，诫约本族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她与冯宝处理诉讼案时，对本族犯法的人，也是依法办事，不徇私情。这样，冯宝在当地建立了威信，“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违”。由于洗夫人的善识时务和军事才智，岭南一带供奉洗夫人为“圣母”，以保境安民。隋朝统一全国后，洗夫人归隋，孙子冯魂因此被隋朝封为仪同三司，洗夫人被册为宋康郡夫人。隋开皇十一年（591年），番禺将领王仲宣举兵反隋，围韦洸于广州，驻军衡岭。洗夫人派另一个孙子冯暄前去救围。冯暄因与王仲宣的部将、泷水（今广东罗定）豪门陈佛智关系亲密，所以迟迟按兵不动，致使贻误了军机。洗夫人知道后，不徇私情，将冯暄逮捕下狱，改派另一孙子冯盎（高力士曾祖）出讨叛军。冯盎与隋朝官军会师后，一起打败了王仲宣。叛乱平息后，八十高龄的洗夫人亲自披甲乘马，护送隋招抚专使裴矩巡抚各州，于是岭南人心安定。隋文帝为洗夫人的举动深为赞叹，特降敕书慰劳。隋文帝皇后独孤氏也赠送一批贵重服饰给洗夫人，表示尊重之意。洗夫人之孙冯盎因协助隋军平叛有功，拜为高州刺史，次孙冯暄也被赦，拜为罗州刺史。冯宝已死，被追赠为广州总管、谯国公，洗夫人则被册封为谯国夫人。同时，“开谯国夫人幕府，置长史以下官属，听发部落六州兵马，若有机急，便宜行事”。洗夫人历经梁、陈、隋三朝，三朝皇帝都对她十分尊敬，赠有大批礼品。洗夫人将这些礼品分三库保管，每逢过年过节，她总要取出展示在庭中。并对子孙们说：“汝等宜尽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赐物俱存，此忠孝之报也。愿汝皆思念之！仁寿二年（602年），洗夫人卒，享年九十一岁。”（《隋书·卷八十·谯国夫人传》）

唐长寿三年（694年）二月，有人诬告岭南流人谋反，武则天派司刑评事万国俊以监察御史衔前去查处。万国俊到广州后，将流人三百多人驱至水滨全部斩杀。与流人有来往的也受株连。潘州刺史冯君衡（冯元一之父）因受此案牵连而被抄家。当时冯元一年仅十岁，免死被阉，改名力士，圣历元年（698年）入宫。

力士年幼时行事聪慧、口齿伶俐，很得武则天赏识，让他留在身边，给事左右。后力士因犯小过，被鞭挞后逐出宫。老宦官高延福收养了他，作为螟蛉之子，从此，力士改姓高。高延福出自武三思门下，高力士因此也常往来于武三思家。通过武三思的关系，武则天将高力士重新召回了皇宫。

经过这一番挫折，高力士体会到宫廷生活的险恶。此后，他待人处事更加谨严、缜密，遇事三思而后行，果然再没有出什么纰漏，重新获得了武则天的信任。此时高力士已经成年，身高六尺五寸，性格谨慎缜密，办事精明干练，善传诏令，受任宫阉丞，掌管宫内的法纪制度，出入管钥。

景龙二年（708年），临淄王李隆基在藩邸集才勇之士图谋帝位，高力士料到李隆基将来大有作为，倾心巴结，李隆基也将他引为知己。自此，这二人开始了长达了五十年的共荣辱共进退的生涯。四年（710年），李隆基发动宫廷政变，杀韦后、安乐公主和武氏党羽，睿宗复帝位，立李隆基为皇太子。高力士参与谋划有功，擢升为朝散大夫、内给事，掌管宫内百事，常侍太子左右。

太极元年（712年），高力士协助已经是玄宗皇帝的李隆基，再一次发动宫廷政变，诛杀了太平公主及其死党。高力士因功迁银青光禄大夫，行内侍正员。不久后一路高升，从右监门卫将军开始，一直当到骠骑大将军。至此，高力士的权力和地位达到了顶峰。

玄宗对宦官的倚重较前朝尤甚，高力士地位的上升就是明证。虽然高力士仅仅充当着皇帝心腹的角色，未曾越位擅权，但唐朝后期宦官专宠乱政的局面，却正是因此而起。

玄宗宠信高力士，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说：“力士在，我寝乃安。”意思是有高力士管事，他才能睡得安稳。高力士权倾朝野后，常宿禁中。“四方奏请皆先省后进，小事即专决”。由此开宦官处理国家政务的先例。因高力士有能力一言兴人，一言废人，投机钻营之徒皆投其门下。朝廷内外大臣也纷纷讨好高力士，就连显赫一时的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高仙芝、宇文融、韦坚、杨慎矜、安思顺等人也不例外，全部是因为巴结了高力士，才能爬上将相高位。

高力士身为宦官，已经不再是一个男人，但为了显赫自己的权势和地位，仍娶妻纳妾。河间人吕玄晤在京师长安为小吏，有个女儿吕国姝颇有姿色，且躬行妇道，高力士遂娶来为妻。吕玄晤随即升为少卿刺史，吕国姝的兄弟也都做了高官。后来吕玄晤的妻子去世，高力士为岳母操办了隆重的葬礼。朝中的官员也争相赠祭礼。从吕府到吕夫人墓地之间的道路上，送葬的官员车马相接，相望不绝，排场绝不亚于王侯将相的葬礼。

高力士家产之富有非王侯能比，但他仍然利用机会大肆敛财。他经常以为皇室采办之名，派小宦官到各地掠取财货，派出的人每次都是大获而归。高力士及其同党的甲第池园，良田美产，几乎占去京城的十分之六七。

高力士还不满足于既得的财富，想占有得更多。有一年，高力士出钱在长安建造了宝寿佛寺，在兴宁坊建造了一座道士祠，都是巧工雕琢，镶金挂玉，就连朝廷建造的寺观也为之逊色。高力士特意在宝寿寺内铸了一大钟。钟铸成之日，广宴宾客，京城的达官贵人、豪商富贾都应邀赴宴。在宴会上，高力士提出新钟铸成，每杵一下，需要纳钱十万作为礼钱。在座的人为讨得高力士的欢心，争先纳钱叩钟。多的人击至二十杵，少的也有十杵。仅这一次宴请宾客，高力士的收入就难以数计。他还拦河筑坝，修建了五座水力推动的碾子，每天可磨三百斛麦子。真是生财有道！

高力士平素谨慎，善于观察时势，从不随意开口讲话。又因为在宫中时间已久，见到过各种危险和阴谋，很会明哲保身。就是他自己亲近的人，如果受到皇帝的斥责处分，他也不轻易相救。所以，玄宗始终保持了对他的信任，君臣二人的私人感情很好。加上高力士“性格淳和，处事周谨，少有大错”，观时俯仰，轻易不敢骄横，于朝廷内外亦无大恶名，与诸王公大臣都能保持和谐的关系，当时朝中的大臣也并不讨厌他。但他对玄宗晚年用人行政有颇大影响，尤其在李林甫任相上，高力士起了关键的作用。

天宝三年（744年）十二月的一天，玄宗一时高兴，对高力士炫耀说：“自开元二十四年至今，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清闲处之，把政事全委任于李林甫，你看如何？”高力士感到玄宗不理政事而任凭李林甫独断专行不正常，对朝廷不利，便善意地提醒道：“天子巡狩，古之制也，陛下应当坚持。再说，天下大柄，不可转于他人。李林甫威势既成，谁敢对他怎样？谁能奈他何？”高力士对李林甫并无恶感，他一切的出发点只是要保护玄宗的地位，他已经机警地看到李林甫独揽大权的潜在威胁。但玄宗却不以为然，反而接受不了高力士对李林甫的评判。高力士一看，知道自己说话不合皇上的心思，得罪了皇上。他立即跪倒在地，自责道：“老臣狂痴，说出妄言，真是罪该万死。”从这件事中，高力士接受了一个很深刻的教训。从此之后，他再也不敢深言天下之事，不敢深言玄宗之得失。

天宝十三年（754年）秋，大雨成灾，玄宗深为忧虑。杨国忠找到一穗饱满的稻谷让玄宗看，胡说道：“雨下得虽然很大，但决不会影响收成。”时杨国忠权势炙手可热，无人敢站出来说真话。玄宗退朝回宫后，见左右无人，便问高力士：“这样的气候一定会造成灾害，你不妨据实告诉我真实情况。”高力士叹了口气，说道：“自从陛下把朝政大权交给杨宰相后，法令不行，闹得天灾人祸不断，天下怎么还能太平呢？所以我也只好不再多说什么了。”玄宗听后默然无语。高力士表面上是不再多说什么了，潜台词是明显的。满朝文武，无人敢揭露杨国忠的劣行，偏偏高力士说出了实话。但玄宗太过宠爱杨贵妃，对杨国忠也就听之任之了。可见高力士确实得到玄宗的充分信任，也因此获得了令人畏服的权力，但始终比较节制自己的言行。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危及两京。“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天宝十五年（756年）五月，玄宗仓皇避乱入蜀，高力士随往，玄宗另一个贴身宦官转而投奔了安禄山。行至马嵬坡，将士哗变，杀死杨国忠，并割下首级，挂在矛上，插于西门外示众。随后，众军士又杀了杨国忠的长子户部侍郎杨暄与韩国夫人、秦国夫人。

御史大夫魏方进听见外面吵闹，跑出来一看，立即怒气冲冲地说：“你们胆大妄为，竟敢谋害宰相！”魏方进显然是个没有眼光的人，到了眼前的形势，竟然还要摆出御史的架子来。激愤的将士们立即上前杀死了他。宰相韦见素听见外面大乱，也跑出驿门察看，立即被乱兵用鞭子抽打得头破血流。幸好韦见素名声还不算坏，有人高声喊道：“不要伤了韦相公。”韦见素这才免于一死。

军士们又包围了玄宗和杨贵妃休息的驿站，喊杀声震天。玄宗听见外面的喧哗之声，就问出了什么事。左右侍从没有一个人回答说是将士哗变，都说是杨国忠谋反。由此可见，杨国忠的不得人心，已经得罪尽了天下人。

玄宗得知杨国忠被杀后，只得亲自走出驿门，慰劳军士，命令他们撤走，但军士不答应。玄宗又让高力士去问原因。陈玄礼出面回答说：“杨国忠谋反被诛，杨贵妃不应该再侍奉陛下，愿陛下能够割爱，把杨贵妃处死。”高力士跟在玄宗身边多年，深知贵妃对玄宗的重要性，当即为难地说：“这我不好去奏告。”四周军士一听大怒，大声喧嚷说：“不杀贵妃，誓不护驾。”一面拥上前去，要痛打高力士。高力士见大势不妙，慌忙逃回驿站奏告。

玄宗听了，神情暗淡沉闷，说：“这件事由我自行处置。”然后进入驿站，拄着拐杖垂首而立，默不开口。十几年来，杨贵妃是他最为宠幸的掌上明珠，两人又曾在长生殿立过生死不离的山盟海誓。如今落到这般弃京流亡的地步，政治上的尊严早已丧失殆尽，唯有贵妃或许还能使他忘却心灵上的伤痛。他怎么能忍心处死杨贵妃呢？

这时候，外面喧哗声更响，局势即将到不可控制的地步。韦见素的儿子韦谔任京兆司录参军，上前说道：“现在众怒难犯，形势十分危急，安危在片刻之间，希望陛下赶快作出决断！”说着不断地跪下叩头，以至血流满面。玄宗说：“杨贵妃居住在戒备森严的宫中，不与外人交结，怎么能知道杨国忠谋反呢？”一直冷眼旁观的高力士知道不杀杨贵妃，不能平息兵士的气愤，万一军士冲了进来，杨贵妃照样被杀，连玄宗自己也将处在危险之中，便劝说道：“杨贵妃确实是没有罪，但将士们已经杀了杨国忠，而杨贵妃还在陛下的左右侍奉，他们怎么能够安心呢！希望陛下好好地考虑一下，将士安宁，陛下就会安全。”玄宗深知大势已去，无论如何都无法保住杨贵妃的性命，这才流泪说道：“赐她自尽吧。”

贵为天子，坐拥天下，却无法保住心爱女人的性命，玄宗此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体会到形势比人强的道理。无奈呀，在历史的长河中，再大的人物，也无力抗拒潮流的力量。随波逐流也好，逆流而上也好，最终还是被卷入洪流中，抗争只是徒然无功。

杨贵妃接到圣旨后，惊倒在地，良久，才哭着请求见玄宗一面。高力士引她来到玄宗面前。杨贵妃涕泣呜咽，难以用语言表达自己的心情，便说：“愿大家保重！妾实在有负国家对我的恩惠，死了也没有什么怨恨，只有乞求容允我礼拜神佛。”玄宗说道：“祝愿妃子到善地，再得新生。”（《杨太真外传》）说到“生”字，已是不能成语。不忍心看杨贵妃的惨容，只是以袖掩面哭泣。

高力士生怕玄宗一时心软，另生枝节，导致士兵闯入，忙将杨贵妃带到佛堂。杨贵妃朝北拜了几拜说：“妾与陛下永别了！”随后，高力士把她缢死在佛堂前的梨树下。这正是白居易在中所云：“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白居易的高明就在于，它用绚丽的色彩淡化了悲剧的气氛，让美好的爱情掩盖了政治的阴谋，这使得李杨之间的爱情格外美好，以致为后世所传诵。

之后，高力士将杨贵妃的尸体抬到驿站的庭中，召陈玄礼等人入驿站察看，意有验尸之意。驿站外的将士们听到杨贵妃已经被处死，欢声雷动。陈玄礼等人验尸无误后，这才脱去甲胄，去向玄宗叩头谢罪。此时的玄宗尚且镇定，好言好语安慰他们，并命告谕其他的军士。陈玄礼等人都高喊万岁，拜了两拜而出，然后整顿军队继续行进。最终以杨贵妃之死解决了马嵬坡兵变。至成都后，高力士因护驾有功，受封齐国公。

高力士在历史舞台上演出最精彩的一出戏，是他一手撮合了杨玉环和唐玄宗的旷世姻缘，是他成就了杨贵妃，也是他在马嵬坡缢死了杨贵妃。杨贵妃成也力士，败也力士。真是美人一笑媚千古，空留长恨在人间。

天宝十五年（756年）七月，肃宗称帝，改年号为至德元年。之前，玄宗不知道太子李亨已经称帝，曾在太子李亨称帝三天前下制：任命太子李亨为天下兵马元帅，但只统朔方、河东、河北、平卢四节度使兵马；又诏永王李璘为江陵府都督，统山南东路、黔中、江南西路等节度大使的兵马；此外，盛王李琦负责江南东路、淮南、河南等地的事务；丰王李珙负责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地的事务。诸皇子皆封都督，各有地盘。这样一番人事安排，是玄宗精心考虑后的结果，也充分表明玄宗入蜀后要亲自遥控全国的举措。这样推断下来，玄宗没有任何要让位给太子李亨的意思。然而，太子李亨心中早就打起了小算盘。玄宗的制书刚刚发出去后不久，肃宗的表奏就到了。转眼间，他这个皇帝就成了有名无实的太上皇。

玄宗听到肃宗即位的消息，心头滋味复杂。他惆怅了半天，这才装出高兴的样子对高力士说：“我儿应天顺人，改元为‘至德’，没有辜负我的教导，我还有什么可以忧烦的呢？”他知道儿子当了皇帝，一定就没有老子什么事了。当年，他不也是这样对待他的父亲睿宗的么？即便他想“忧烦”，恐怕也没有这个权力了。

一向了解皇帝心思的高力士这次却没有真正明白玄宗的意思，还以为玄宗认为天下已定，不用再担心，当即反驳说：“现在两京失守，生灵涂炭。黄河以南、汉江以北地区战火纷飞，人们为之痛心疾首。可陛下却以为万事大吉了，我实在以为自己是听错了呢！”

玄宗自然不便明说，只有长长叹息几声。年迈的皇帝已经被杨贵妃之死折磨得筋疲力尽，面对支离破碎的山河，面对风雨如晦的政局，面对儿子僭越帝位的既成事实，他也只好顺水推舟，接受尊号，交出了传国玉玺。

之后，玄宗与高力士重返京都，形势已发生了重大变化。玄宗已经退位为太上皇，高力士的地位也开始发生动摇。当时，宦官李辅国因拥立肃宗有功而备受宠信。李辅国又勾结皇后张良娣，持权禁中，干预政事。高力士本是李辅国的老前辈，又自恃得太上皇宠信，故在李辅国面前常摆架子，甚至有不礼行为，因此高、李二人结怨，李辅国寻机打击高力士，以固其宠。

兴庆宫里有座长庆楼，南靠宫外大道。玄宗常在楼上饮酒，有时也向楼下徘徊观望，百姓经过这里，看到垂垂老矣的玄宗皇帝都非常激动，欢呼“万岁”。玄宗有时也在楼上宴请宾客。有一次，剑南道的奏事吏经过楼下，上楼拜见玄宗，玄宗置酒宴请了他。后又召见将军郭子仪等，赏赐给他们礼物。这些事虽小，却引起了肃宗的顾虑，他担心太上皇复位，开始十分警惕。从此，兴庆宫成了肃宗一直无法排遣的一块心病。

李辅国此时深受肃宗宠信，由一个普通宦官一跃成为朝中显贵，骄横显赫，把持朝政。他猜出肃宗的心思，向肃宗进言道：“太上皇住在兴庆宫，每日与外人接触，陈玄礼、高力士给他出谋划策，对陛下很不利。如今六军的将士，都是在灵武护驾的有功之臣，都惴惴不安，臣不敢不让陛下知道。”肃宗早就在担心，李辅国的这番话使他疑窦更重，但他不好直接指责自己的父亲，便故意流着泪说：“圣皇行事慈善仁爱，怎么会允许发生这种事情呢？”李辅国答道：“太上皇固然没有这个意思，但架不住手下人蛊惑。陛下应当为社稷大业着想，把祸乱消灭在摇篮中，怎能效法平民百姓的孝心呢？更何况兴庆宫太暴露，不是至尊的人所居住的，皇宫戒备森严，接他回来居住，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他向肃宗献计，将玄宗迁往西内，彻底隔绝太上皇同外界的联系。肃宗一时还下不了决心，当时没有接受李辅国的这个建议，却将原来兴庆宫原有的三百匹马减去二百九十匹。玄宗对此事无可奈何，只好对高力士说：“我儿受李辅国蒙惑，不能再尽孝了呀。”（《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一》）

上元元年（760年）七月，李辅国为了立功以固其恩宠，乘肃宗患病之机，诈称肃宗请太上皇游西内。当玄宗一行途经夹城时，李辅国率五百射生手（唐肃宗至德二年，选拔善于骑射的人，成立衙前射生手千人，也称供奉射生官、殿前射生手）拦住道路，亮出刀刃，气势汹汹地对玄宗说：“当今圣上因兴庆宫地势低洼，迎太上皇迁居西内。”玄宗见对方剑拔弩张，大有加害之意，不由得胆战心惊，几乎坠下马来。这时，高力士挺身而出，急步上前，指斥在马上耀武扬威的李辅国道：“太上皇是五十年太平天子，你李辅国想干什么，竟如此无礼！”李辅国见状只得下马。高力士又代玄宗宣谕众将士：“诸将士好自为之。”众将士纷纷收起兵器，翻身下拜，高呼万岁。高力士又回头对李辅国说：“李辅国可为太上皇牵马。”李辅国无奈，只好与高力士一起将太上皇拥簇到太极宫甘露殿。

风波平息后，玄宗皇帝握着高力士的手说：“如果没有将军，我就成为乱兵刀下之鬼了！”李辅国在高力士面前出了个大丑，把高力士恨之入骨。

玄宗皇帝迁居甘露殿后，心情更加忧郁。这时玄宗和高力士都已是七十多岁的垂垂老翁了，他们终日无所事事，郁郁寡欢。二人相伴几十年，早已经超越了君臣的界限，更像是朝夕相处的伙伴了。

但肃宗和李辅国还不放心，将玄宗身边的亲信相继贬黜。高力士以“潜通逆党”的罪名，被流放于巫州。

此时，高力士正患疟疾，接到谪制后，对李辅国说：“我早该死了，只是因为圣上仁慈怜悯才苟活至今。我请求再拜见一下太上皇的龙颜，那样我即使死了也心无遗憾了。”李辅国当然没有同意。高力士无可奈何，只得带着满腹的凄凉来到巫州。

巫地多荠，但不食。高力士感伤而赋诗云：“两京作芹卖，五溪无人采。夷夏虽不同，气味终不改。”这首诗既感慨了时世的巨大变化，又抒发他虽被贬谪，但对玄宗的忠诚却没有丝毫改变的心意。

宝应元年（762年）三月，有诏书颁行天下：流人一律放还。随即玄宗、肃宗相继去世。太子李豫在宦官李辅国、程元振的拥立下登基，是为代宗。六月，“二圣”的遗诏传至巫州，高力士闻知“二圣”的死讯，呼天叩地，哭得死去活来。他为“二圣”持丧，由于悲痛过度，忧伤成疾。他对身边的人说：“我已年近八十，可谓长寿了，官至开府仪同三司，也可谓显贵了，一切我都无遗憾。所恨的是‘二圣’仙去，我竟无缘一见圣容。我这个孤苦游魂，到何处寻找我的依靠呢？”言毕，泪如雨下。闻者无不心酸落泪。不久，高力士病死于朗州龙兴寺，时年七十九岁。至此，盛唐这一段的兴衰及其历史人物的种种表演，在悲凉的气氛中谢幕。开元盛世至此也落下了帷幕。

代宗因高力士乃数朝老臣，护卫先帝有功，诏令恢复高力士原有官职，追赠广州都督，由皇家出面操办丧礼，并陪葬于玄宗泰陵，“没而不朽”。高力士生前未能见玄宗最后一面，死后却得以长伴玄宗于地下，如果九泉有知，当也不会再有遗憾了。

安史之乱后，宦官势力更加膨胀，有的甚至封王爵，位列三公。部分宦官还染指军权。肃宗时，设观军容使，专以宦官中的掌权者充任，作为监视出征将帅的最高军职。从德宗朝开始，宦官掌握了神策军、天威军等禁兵的兵权。军中的护军中尉、中护军等要职均由宦官担任。因军政大权被宦官集团把持，不仅文武百官出于其下，甚至连皇帝的废立也由他们决定。在宪宗到昭宗期间登基的九个皇帝中有七个是由宦官所拥立，两个被他们所杀。宦官专政成为中、晚唐的一大痼疾。

第二章皇帝的宝座不好坐三代宗与李辅国：该用时用该杀时杀

唐朝的历史就是一部宫廷政治斗争的历史。从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玄武门兵变，以“大义灭亲”的政变方式将唐朝开国皇帝李渊逼下台，到唐朝最后一个皇帝哀帝被杀，血腥的宫廷斗争和政治阴谋不断。而为历代王朝所采用的皇位嫡长制度，在唐朝执行的力度最弱。这自然是人为的原因居多。因此也有人说，唐朝是“家事”最多的一个朝代。

西周时期，周公创制了皇位嫡长子继承制。它是要在君主多妻制的情况下，根据母亲身份的贵贱尊卑将王子区分出嫡子和庶子，以确立王位继承人的资格，并依照先嫡后庶、先长后幼的顺序，把王位继承人的资格限制、压缩在一个人的范围之内，来保证国家最高权力在一家一姓内部和平过渡。嫡长制确立后，为后来的封建王朝所继承，延续为“百代不易之制”。秦汉以后，除了秦朝因短命而亡没有来得及立太子、清朝采取秘密建储制度外，大多数王朝都将嫡长制奉为“万世上法”。

但嫡长制在执行过程中往往有人为干扰的因素，皇帝的喜好往往是嫡长制能否实行的重要因素。皇后嫡子即便被立为太子，当皇后年老色衰后失宠，不仅动摇皇后地位，势必连带危及太子地位。拿唐朝举例来说，玄宗王皇后无子，赵丽妃所生长子李瑛被立为太子。后来，玄宗宠爱武惠妃，要废除太子李瑛，立武惠妃之子为太子，李瑛太子位因而不保。历史上还常常有各种权贵势力，如干政的宦官、外戚后妃集团等，常常出于各自的利益，干扰嫡长制的实行。唐朝后期，宦官不仅把持朝政，而且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对皇帝废立生杀，自然谈不上严格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了。

代宗李豫（原名李俶）是唐朝历史上第一个以长子身份即位的皇帝。李豫颇为玄宗钟爱，立为嫡皇孙。安史之乱爆发后，肃宗即位后，封李豫为广平王，又因为李泌和亲信宦官李辅国的建议，封李豫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负责平定安史之乱。可以说，这时候李豫和李辅国的关系是相当不错的。李辅国一直是肃宗身边的亲信宦官，当肃宗李亨还是太子的时候，曾经多次被宰相李林甫陷害，处境危急，甚至被迫两次离婚。在患难之中，李辅国给了太子李亨许多抚慰，还帮他做了许多太子不方便出面做的事。所以，李亨对李辅国一直相当信任。李亨登上皇位后，李辅国也一步登天。

李豫虽然当上了兵马大元帅，但由于“外重内轻”的历史原因，唐军始终难敌安禄山的精兵。肃宗苦于唐兵力不足，无奈之下向回纥借师助剿。条件是收复两京（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后，土地和士人归唐所有，金帛、女子则归回纥。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饮鸠止渴，同时将灾难转嫁到普通百姓身上。

不久后，唐、回纥联军收复长安，回纥军统帅叶护便要履行前约，对长安实行大肆抢掠。李豫于心不忍，拦在叶护的马前，说：“现在破了长安，如果任由抢掠，那么百姓必然尽死力帮助叛军守洛阳。等攻下洛阳再如约吧。”叶护同意了。长安的百姓因此对李豫感激涕零。

尽管李豫有心救长安和洛阳百姓，但缓兵之计只能拖得一时，最终回纥铁骑还是对洛阳大肆抢掠，掠夺无数金帛、女子而去。洛阳因此又遭受了一场不亚于安史之乱的灾难。

收复长安后，肃宗回到京师，立李豫为太子。李豫为肃宗当太子时的侍妾、如今早已亡故的吴氏所生。肃宗皇后张氏野心勃勃，她因肃宗太子李豫不是自己所生，一直有易储的念头，但她的亲生儿子兴王幼殇，定王还年幼，而李豫又平乱有功，所以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

宝应元年（762年），肃宗病危。张皇后恨李辅国专权，欲谋立越王李系为嗣君。张皇后召见太子李豫说：“李辅国久掌禁兵，权柄过大，他心中所怕的只有我和你。眼下陛下病危，他正在勾结程元振等人阴谋作乱，必须马上先诛杀他们。”太子李豫性格仁厚，流泪说：“父皇病情正重，此事不宜去向他奏告，如果我们自行诛杀李辅国，父皇一定震惊，于他贵体不利，我看此事暂缓再说吧。”张皇后送走太子后，马上召肃宗次子越王李系入内宫商议。越王李系当即命令亲信宦官段恒俊，从宦官中挑选了二百多名强健者，发给兵器，准备动手。有人将此事飞报李辅国。

李辅国和另一个大宦官程元振决定支持太子李豫登基，带人到凌霄门探听消息。刚好遇到太子李豫要进宫探望父皇。李辅国谎称宫中有变，阻止太子李豫入宫，太子李豫坚持要进去。李辅国命令手下将太子李豫劫持进飞龙殿，监视起来，随即假传太子的命令，领禁军将越王李系及亲信段恒俊等人抓住，投入狱中。

张皇后闻变，慌忙逃入肃宗寝宫躲避。李辅国带兵追入寝宫逼张皇后出宫。张皇后不从，哀求肃宗救命。肃宗受此惊吓，一时说不过话来。李辅国乘机将张皇后拖出宫去。肃宗因受惊而病情陡然转重，又无人过问，当天便死于长生殿。

太子李豫即位为代宗后，便将张皇后废为庶人，不久后赐死，张后余党亦全数伏诛。李辅国因拥戴之功进为尚父、司空兼中书令，从此居功自傲，狂妄跋扈。代宗开始考虑到毕竟是李辅国帮助自己登上了皇位，还能容忍李辅国的胡作非为。到后来，李辅国越来越胆大妄为，甚至对代宗说：“陛下只要在宫里待着就行，不管什么事情都有我处理着呢。”

代宗对此很愤怒，但顾念到李辅国有诛杀张后、帮助自己即位的功劳，没有明目张胆地对李辅国治罪，而是利用另一宦官程元振和李辅国之间的矛盾，挑拨二人相斗，然后趁机免去了李辅国的职务。

本来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李辅国的好日子到头了，也就没有什么威胁了。但在程元振的怂恿下，代宗还是不能释怀，默许程元振派杀手在夜里悄悄潜入李辅国卧室，将他杀死，并砍下脑袋和一只胳膊。然后，代宗又出面痛悼，追赠李辅国为太傅。因此，后世有史学家说代宗是阴鸷之主。

然而，李辅国死后，先后有宦官程元振、鱼朝恩掌握兵柄，专权用事，造成了宦官乱政的严重局面。

李辅国一死，程元振立即被提升为大将军，接替李辅国统率禁军。程元振得势后，大力排挤有功之臣，以此来作为自己晋身的资本。而安史之乱后，唐中央朝廷对统兵的将领都是将信将疑，所以，程元振的谗言往往都能得逞。郭子仪是平定安史叛乱的有功之臣，肃宗即位后任副元帅，后升为中书令。程元振妒忌郭子仪功高位重，于是多次在代宗面前诬陷郭子仪。久经沙场的郭子仪在什么危险境地都能冷静沉着，却被一小小的宦官程元振弄得整天坐卧不安，胆战心惊，于是主动要求代宗解除了他的兵权。

广德元年（763年），吐蕃向中原进攻，十月，到达奉天（今陕西乾县）、武功，京师震骇。代宗下诏以雍王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镇咸阳抵抗。郭子仪带领少数人马到了咸阳，吐蕃率领吐谷浑、党项、氐、羌二十多万人，弥漫山野几十里。因兵力悬殊甚大，郭子仪派中书舍人王延昌回长安请求救兵。可程元振不仅不召见，还百般阻止。结果，吐蕃攻进长安，代宗被迫出逃。幸亏郭子仪凭疑兵之计退敌。

这件事后，朝中大臣群起上书，要求惩治程元振。代宗也觉得程元振非常过分，竟然导致堂堂天子出逃，于是将程元振削官为民，放归田里。然而，程元振却不甘心就此消沉，他穿上女人的衣服，打扮成老妇模样，从老家三原潜回京师，住在同党司农卿陈景诠家里，暗中有所图谋。此事被御史大夫王升检举。代宗便将程元振长期流放冷州。到江陵时，程元振被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杀死。因为他得罪的人极多，其中包括不少手握重兵的节度使，世人也无法揣测到底是仇家杀了他，还是皇帝派人杀了他。

程元振倒台后，鱼朝恩又开始崛起。吐蕃攻进长安时，代宗仓促逃往陕州。当时禁军大多离散，只有鱼朝恩率领神策军从陕郡奉迎代宗，军心大振。从此，代宗对鱼朝恩格外恩宠。代宗回到长安后，任鱼朝恩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专领神策军，恩宠无比。

一次，鱼朝恩去国子监视察，代宗特诏宰相、百官，六军将领集合送行。京兆府置办宴席，内教坊出音乐俳优佐宴助兴。大臣子弟二百余人穿红着紫充当学生，列于国子监廊庑之下。这盛大的场面，鱼朝恩得意非凡。代宗还下令赐钱一万贯作为本金，放债取息当作学生饮食的费用。这个先例一开，以后鱼朝恩每次去国子监都要带上数百名神策军，前呼后拥以壮声威。京兆府照例张罗酒食，一次耗费数十万。

鱼朝恩这个人挺奇怪的，郭子仪为人谨慎，从未与他结怨。他却一直把郭子仪看成眼中钉，常想算计对方。大概他天生是那类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人。郭子仪还没有被免职前，一次立功回朝，鱼朝恩邀请他游章敬寺。有知情人事先告诉郭子仪说：“鱼朝恩想加害于你，千万别上他的当。”郭子仪不听。将士们请求随身护卫，郭子仪拒绝了，并且说：“我是国家的大臣，没有皇帝的命令，鱼朝恩不敢杀我。”只带着家童数人去见鱼朝恩。鱼朝恩一见之下，大吃了一惊。郭子仪将旁人的话告诉了鱼朝恩。鱼朝恩听了，羞愧难当，不但不感激郭子仪的大度，反而更加怀恨。

之后，有人掘了郭子仪父亲的坟墓。整个长安城都闹得沸沸扬扬，众人都明白这肯定是鱼朝恩暗中指使人干的。满朝的公卿大臣对此事都很忧虑，生怕郭子仪盛怒之下，闹出事端。郭子仪入朝时，皇帝甚至主动问起此事，郭子仪哭奏道：“臣长期主持军务，不能禁绝暴贼，军士摧毁别人坟墓的事，也是有的。这是臣的不忠不孝，招致上天的谴责，不是人患所造成的。”盗墓之事才不了了之，朝廷内外惶恐不安的气氛也消除了。天下人知道后，无不对郭子仪的坦荡和宽厚钦佩有加。郭子仪始终不居功自傲，不以势压人，所以始终没有因功致祸，得以在凶险的宦途中立于不败之地。

鱼朝恩小人得志后，不把满朝文武放在眼里。每次诏会群臣议事，他都好在大庭广众下侈谈时政，欺压大臣，而号称强辩的宰相元载也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

一次，百官聚会朝堂，鱼朝恩声严色俱厉地说：“宰相的责任，在于调理好阴阳，安抚好百姓。现今阴阳不和，水旱频生，屯驻京畿的军队有数十万，给养缺乏，漕运艰难。皇帝为此卧不安席，食不甘味，这宰相是怎么当的？还不让贤，一声不吭在那里赖着干什么呢？”说得满座皆惊，宰相低首，却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话。突然，礼部郎中相里造突然站了起来，不慌不忙地走到鱼朝恩跟前，说：“阴阳不和，五谷腾贵，这是观军容使造成的，与宰相何干？现今京师无事，六军足可维持安定了，却又调来十万大军，军粮因此而不足，百官供应也感困乏，宰相不过是行之文书而已，又有什么罪过呢？”鱼朝恩未想到会有人顶撞他，一时无言以对，拂袖而去，愤愤地说：“南衙（指朝官）官僚结成朋党，想加害于我。”事见《封氏闻见记·卷九》。

鱼朝恩被相里造顶了一回之后，心中有一肚子气，总想找机会发泄。适逢国子监堂室刚刚修复，要举行庆典，朝臣们都要出席。鱼朝恩来到国子监后，手执升于高座讲学，面对着在座百官，他有意选择“鼎折足，覆公饨”开讲，用以讥讽宰相。宰相王缙听了，不禁怒容满面。而另一宰相元载听了，却恬然自乐。鱼朝恩感觉元载心计非同一般，从此开始提防元载，对人说：“听了我所讲的话，恼怒者合乎人之常情，面带笑容者实在是深不可测。”他后来果然是栽在了元载手中。

鱼朝恩骄横惯了后，开始目空一切，自以为天下非他莫属，朝廷政事稍不如他的意，就发怒道：“天下事还能有离得了我的嘛！”代宗听说后相当不悦。但此时鱼朝恩手握禁兵，已经是难以禁制，代宗一时也没有好的办法来对付他，只能听之任之。

真正促使代宗下定决心的是紫衣事件。鱼朝恩有一个养子名叫令徽，年仅十四岁，在内侍省当内给使，代宗特赐绿服。有一次，黄门在殿前列队，有一个位在令徽之上的黄门不慎碰了他一下，令徽马上跑回向鱼朝恩告状，声称班次居下，受人欺负。第二天，鱼朝恩就带养子面见代宗，说：“臣的犬子官品卑下，被同僚经常凌辱，请陛下赐以紫衣。”这是公然向皇帝要官，态度已经十分不客气了。尤其令人震惊的是，代宗还没有开口表态，旁边就有人将高级品官所穿的紫衣抱到了令徽面前。令徽赶紧将紫衣穿上，然后跪拜谢恩。事已至此，代宗也不便说什么，只好顺水推舟做个人情，勉强笑着说：“这孩子穿了紫衣，比原来好看多了。”口虽这么说，心中却十分生气。不久，还把碰撞了令徽的黄门贬到岭南。此时，代宗已经意识到鱼朝恩的权势熏天，已经快要到了只知道有朝恩，不知道有天子的地步了。

此后，代宗对鱼朝恩产生了强烈的厌恶之情。虽然皇帝竭力掩饰，但有时候还是会有流露。宰相元载窥见代宗对鱼朝恩心生恶感，便奏请将其除掉。代宗却一时下不了决心，因为鱼朝恩军权在握，党羽众多。一旦事情不成，后果难以预料。元载却胸有成竹，安慰代宗说：“只要陛下将此事全权交我办理，必能办妥。”于是代宗同意了，嘱咐元载千万要小心。

元载，字公辅，凤翔岐山（今陕西岐山）人，出身寒微。肃宗时，累官至户部侍郎、度支使及诸道转运使，掌管国家财政。后勾结宦官李辅国，升任宰相。代宗即位后，仍为宰相，并贿赂宦官董秀，侦查皇帝的心意，因此奏对时总能对皇帝的胃口，由此受到代宗的宠信。他妻子王氏为开元年间河西节度使王忠嗣的女儿，一向以凶狠暴戾闻名。

元载绝非善类，也不是个正大光明的人物。他先用重金收买鱼朝恩的心腹，以便掌握其动静。鱼朝恩每次上朝，总是射生将周皓率领一百多人护卫，又以陕州节度使皇甫温握兵在外为援。元载千方百计地把二人收买了过来。接着，代宗将凤翔节度使李抱玉徙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以皇甫温为凤翔节度使。表面上看是投鱼朝恩所好，加重了其亲信的地位，实质是麻痹他。鱼朝恩还蒙在鼓里，不知祸之将至。然而，鱼朝恩在宫中的党羽觉察到代宗意旨有异，便密报鱼朝恩。鱼朝恩将信将疑，试探着上朝时，却发现代宗恩遇如常，就放了心。

大历五年（770年）三月初十，是传统的寒食节。按照惯例，代宗置酒设宴与亲贵近臣欢度节日。宴席结束后，代宗传下圣旨，要鱼朝恩留下议事。这有些不大寻常，但正值欢宴后，鱼朝恩也没多想，便坐车去见代宗（鱼朝恩是个大胖子，行动不便，每次上朝都坐四轮小车）。大殿中的代宗一听到车声，脸色沉了下来。鱼朝恩一进殿，代宗劈头就问他为什么大胆图谋不轨。鱼朝恩大出意外，一时呆住，但很快冷静下来，为自己辩白。鱼朝恩没有意识到大限将至，态度十分强硬，根本没有把代宗放在眼里。这时早被元载收买的周皓与左右一拥而上，当即擒获了鱼朝恩，并当场勒死在地。前后时间很短，处理得干净利落。鱼朝恩时年四十九岁。

鱼朝恩在禁中被秘密处死一事，除少数参与密谋的人，外面一无所知。为防不测，代宗暂时隐瞒真相，下诏罢免他的观军容使等职，增实封六百户，通前共一千户，保留内侍监如故。接着诈言鱼朝恩受诏而自缢，传出风声后，才将他的尸体送回家，赐钱六百万作安葬费。

鱼朝恩弄权多年，结党营私，形成了自己一股强有力的势力，所以代宗仍担心其党羽闹事，尤其是担心引发禁军的骚乱。于是，下令对其党羽亲信免于追究，将原来他的亲信刘希暹、王驾鹤并擢为御史中丞，以安慰北军之心，并赦免京畿囚犯，全部释放鱼朝恩党羽，并下诏宣称：“你们均为朕之属下，禁军今后由朕统帅、勿有顾虑。”经过安抚，众心稍安，基本上没出现大的变故。唯独刘希暹过去罪恶满盈，常常自疑不安，又出言不逊，遂赐死。鱼朝恩死后尚且让代宗煞费苦心，可见其生前是何等的风头。

代宗依靠元载的帮助，才杀了鱼朝恩。然而，杀死鱼朝恩后，他又厌恶元载专权，一直寻机除灭他。公元777年，鱼朝恩死后七年，代宗杀元载，元载妻子王氏和三个儿子均被赐死。元载还有个女儿，早已经在资敬寺出家为尼，也受到牵连，收入掖庭为奴。元载是唐朝宰相中比较少有的贪官，好聚敛财物，其家产被籍没实，单是抄出的胡椒就有八百石，其他珍宝财物不可胜数。

鱼朝恩死后，代宗总算汲取教训，不再重用宦官。然而，他本人还有更深的烦恼，那就是藩镇势力大盛。此时，各节度使在辖区内扩充军队，委派官吏，征收赋税。节度使由军士废立，唐朝廷已无法控制。此外，各节度使为了争权夺地，也互相攻杀，而代宗对此，只有采取姑息的态度。

公元779年五月，代宗病重，急忙诏令太子摄政，不久病死于长安宫中的紫宸内殿。在位十七年，享年五十三岁，死后葬于元陵。

而本来已经在代宗手中得到抑制的宦官势力，到了他的儿子德宗手中，却重新死灰复燃。

德宗将神策军分为左右两厢，同时以窦文场和霍仙鸣（一开始为另外一个宦官王希迁）为监神策军左、右厢兵马使，开启了宦官分典禁军的先河。神策军自德宗重返长安以后，驻扎在京师四周和宫苑之内，成为比羽林军、龙武军更加重要的中央禁军和精锐机动武装部队。贞元二年（786年），唐德宗将神策军左右厢扩建为左、右神策军，窦文场等宦官仍然担任监军，称为“监勾当左、右神策军”，反映出对宦官的信赖和宠重。到贞元十二年（796年）六月，德宗又设立了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分别由窦文场和霍仙鸣担任，这一职务直接由皇帝授任，成为地位高于神策军大将军之上的实际统帅。从此，神策军的统率权掌握在宦官手中。在贞元十一年（795年）五月，德宗还将宦官任各地藩镇监军的办法固定下来，专门为担任监军使的宦官置印，不仅提高了监军的地位，也使之制度化。

德宗对宦官态度的转变，使宦官由刑余之人而口含天宪，成为德宗以后政治中枢当中重要的力量。德宗以后的唐朝皇帝当中，像他的儿子顺宗、孙子宪宗以及后来的敬宗、文宗等都是死于宦官之手。史学家往往把宦官专权称为唐晚期政治腐败和黑暗的表现之一，这一状况的最终形成，与德宗对宦官态度的改变有直接的关系。

第二章皇帝的宝座不好坐四文宗与王守澄：是君臣也是仇人

纵观中国历史，宦官擅权的情形在东汉、唐朝和明朝最为严重。而唐朝尤有特点：连天子的废立也常常由宦官来决定。从唐穆宗起，唐代有九个皇帝，其中穆宗（821～824年在位）、文宗（827～840年在位）、武宗（841～846年在位）、宣宗（847～859年在位）、懿宗（860～873年在位）、僖宗（874～888年在位）、昭宗（889～903年在位）七个皇帝为宦官所立。只有敬宗（825～826年在位）是穆宗册立的，最后的皇帝哀帝（904～907年在位）是藩镇朱温所立，不关宦官的事，然而只有四年唐朝就亡国了。所以可以说，唐朝后期八十年，皇帝是宦官所掌握的。

这些被宦官所掌握的皇帝中，并非所有的皇帝都任由宦官胡作非为。他们中还是有人想铲除宦官势力，重振当年祖上的荣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文宗所发动的甘露之变。

从文宗的父亲穆宗开始，皇帝由宦官拥立。掌握唐朝廷政权的人，不是皇帝而是宦官。当时宦官梁守谦、王守澄等掌握朝政，穆宗在宦官手下当皇帝，只求奢侈放纵的生活得到满足，根本不想参与朝政。穆宗希望长生不老，宠信方士，结果服用长生药时中毒而死，只当了三年皇帝。太子李湛即位，就是唐敬宗。

敬宗倒是穆宗册立的太子，但即位时才十五岁，不思进取，一味玩乐，还荒唐之极地创造了击球将军的官衔。敬宗性情暴躁，刻薄寡恩，稍有不如意，就拿左右的人出气，因此左右都怨恨他。有一天，唐敬宗“打夜狐”还宫，兴致盎然，与宦官刘克明、击球将军苏佐明等二十八人饮酒作乐。酒酣之时，敬宗入室更衣。殿上烛火忽灭，刘克明等人合伙将敬宗杀死于室内。敬宗在位不足三年，死时才十八岁。

随后，刘克明等假冒敬宗旨意，拥立绛王李悟（宪宗第六子）为皇帝。又开始谋夺其他宦官手中的权力，结果惹恼了被称为“四贵”的四大宦官——内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以及神策军左右护军中尉魏从简、中尉梁守谦。这四人是宦官中的实力派。为了自保，王守澄等人领禁兵迎立敬宗弟江王李涵为皇帝。此举得到了以三朝元老大臣裴度为首的朝廷重臣的支持。结果，王守澄等派出的禁军杀死了刘克明和苏佐明一伙，绛王李悟也死于乱兵之手。江王李涵即位为文宗，即位后改名为李昂。

文宗虽然由宦官拥立，表面上对宦官示以恩宠，内心却不堪忍受。他无法忘记拥立他的王守澄正是杀死宪宗（文宗祖父）的凶手，感到自身毫无保障，想利用朝臣来对抗宦官，南司（朝官）和北司（宦官）的斗争在文宗一朝时表面化了。

太和二年（828年），名士刘蕡（音fén，同焚）应试。他在时策中公开反对宦官，要求唐文宗屏退宦官，将朝政交还给宰相，兵权交还给将帅。刘蕡的对策很受主考官的赞赏，但因为惧怕宦官，没有敢录用刘蕡。结果，跟刘蕡一起来投考的二十二人都中了，刘蕡却落了选。刘蕡是大家公认的杰出人才，这次因为说了些正直话落选，大家都觉得委屈了他。中选的举人说：“刘蕡落选，我们倒中了榜，太叫人惭愧了。”

注：不过，刘蕡反而因此而名垂青史。欧阳修在《新唐书·刘蕡传》中特意赞扬刘蕡“明春秋，能言古兴亡事，沈健于谋，浩然有救世之意”。李商隐有《哭刘蕡》一诗：“上帝深宫闭九阍，巫咸不下问衔冤。黄陵别后春涛隔，湓浦书来秋雨翻。只有安仁能作诔，何曾宋玉解招魂。平生风义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就连后世伟人毛泽东也十分赞赏刘蕡的策论，在读《旧唐书·刘蕡传》时批注道：“起特奇。”一九五八年，毛泽东还特意写下一首七绝诗：“千载长天起大云，中唐俊伟有刘蕡。孤鸿铩羽悲鸣镝，万马齐喑叫一声。”诗中对刘蕡寄予了无限的同情。

文宗为了对付宦官，选用宋申锡为宰相，密谋诛灭宦官。但事不机密，宋申锡的计划被宦官王守澄的亲信郑注发觉而败露。王守澄派人诬告宋申锡谋立皇弟漳王李凑，文宗虽然半信半疑，但始终害怕危及自己的帝位，于是贬宋申锡为开州司马。

郑注是个极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貌不惊人，身材短小，双目下视，不能看远，但却“敏悟过人，博通典艺，棋弈医卜，尤臻于妙，人见之者，无不欢然”。早年时以行医为生，周游天下。

当时襄阳节度使李愬患有痿病，郑注诊治后，用偏方治好了李愬。李愬十分感激，厚待郑注。郑注也从此踏入了官场，在李愬麾下任节度衙推。之后，郑注开始参与各种军政之事，为李愬所倚重。由此引起了一些人的非议。许多人认为郑注因为医术高明而受到李愬重用，有点“专作威福”的意思。

宦官王守澄当时为监军，听说此事后也对郑注相当不满。他明白地告诉李愬，打算赶走郑注。李愬回答说：“郑注实在是天下的奇才。将军可以试着与他交谈，如果不称将军的意，再赶走他不迟。”随即派人去叫郑注来拜见监军王守澄。开始，王守澄还有些勉强，感觉与郑注交谈会有失身份。不料郑注一开口，“机辩纵横”，顿时令王守澄刮目相看，马上将他请入内室，“促膝投分，恨相见之晚”。

第二天，王守澄对李愬说：“果然如公所言，郑注真是天下奇士。”从此，郑注经常出入王守澄门下，关系异常亲密。王守澄非常器重郑注，将他引为心腹。

元和十五年（802年），王守澄调回京师任内职，郑注也一路跟随。不久，王守澄与陈弘志为争权夺利，谋害了宪宗，擅立李恒为帝，即穆宗。王守澄由此登上了枢密使的要职，并将郑注引入禁中。而郑注依靠王守澄的权势，广结朝臣，势力越来越大，甚至“达僚权臣，争凑其门”。

文宗即位后，王守澄有拥戴之功，升为骠骑大将军，充右军中尉，权倾朝野。郑注也跟着水涨船高，“权势熏灼”。侍御史李款不满郑注依附王守澄，上疏弹劾郑注。王守澄为了保护郑注，将他藏到自己统帅的禁军右军中。不料左军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与王守澄不和，恨乌及屋，连带恨上了郑注。左军将李弘楚与韦元素计划诡称中尉有病，召郑注前来医治，乘机擒而杀之。

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郑注也按时应召而来。此时，他已经预料到针对自己的危机，所以一到场，就侃侃而谈，口若悬河。韦元素“不觉执手款曲，谛听忘倦”。李弘楚三番五次示意韦元素动手擒拿郑注，韦元素均毫不理睬。最后的结果，韦元素为郑注的风度大为倾倒，送给他大批金帛，隆重地把他送了回去。郑注再一次用个人的魅力化险为夷，他的过人之处由此可见一斑。

而在王守澄的周旋下，宰相王涯也扣压了李款的奏疏，还任命郑注为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

文宗将想诛灭宦官的心事密告李训、郑注，当时李训已任翰林学士、礼部侍郎同平章事（宰相），郑注任翰林大学士、工部尚书。李、郑都表示愿意为文宗效力，积极地出谋划策。可想而知，这对文宗是何等大的鼓舞。因为李训、郑注二人都是王守澄所引荐，尤其郑注还是王守澄的亲信，所以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当时李宗闵为宰相，郑注很不喜欢他。因为李宗闵这个宰相当得不是很光彩，他任吏部侍郎时，结纳女学士宋若宪及知枢密使杨承和，由于二人的内助，才进为宰相。刚好此时京兆尹杨虞卿获罪，被投入御史台狱，李宗闵极力营救。文宗很不高兴，认为李宗闵朋比为奸，于是贬他为明州刺史，不久再贬为处州长史。

在这个时候，郑注揭发了李宗闵与宋若宪、杨承和勾结一事，与王守澄不和的宦官杨承和、韦元素以及宋若宪等，“姻党坐贬者十余人”。郑注因此擢为工部尚书，充翰林学士，从此得以充任近侍，深受文宗倚重。谁也不会想到，身为王守澄心腹的郑注，日后竟会成为甘露之变中的核心人物。

注：宋若宪，唐朝著名的宋氏五姐妹之一。父亲宋廷芬，世为儒学。有五女，分别取名为若莘（《唐诗纪事》作若华）、若昭、若伦、若宪、若荀。五女都很聪明。宋廷芬亲自教她们学习经史和诗赋。五个女儿均能诗能文，不尚纷华之饰。若莘、若昭的文章尤其清丽淡雅。五姐妹志向远大，对父母表示：这辈子不嫁人，愿以学问使父母得以扬名。贞元四年（788年），昭义节度使李抱真向德宗推荐宋氏五姐妹。德宗将她们召入宫内，试文章，并问经史大义，深为赞叹。自此，宋氏五姐妹留在皇宫，实际上成为德宗的侍妾。不过，德宗“高其风操，不以妾侍”，称呼她们为学士、先生，时称“五宋”。大姐若莘自贞元七年（791年）以后，一直掌管着宫中记注、簿籍。她去世后，穆宗又令若昭接管，并拜若昭为尚宫。宋家五姐妹中，若昭最通晓人事，宪宗、穆宗、敬宗三帝都称她为先生，六宫嫔媛和诸王公主驸马也都以礼相待，十分尊重她。若昭故世后，敬宗又令若宪代管宫籍。若宪不但善文章，且有论议奏对之能，因在敬宗后，又得文宗的重视。李宗闵一案后，若宪被赐死。五姐妹中，若伦、若荀早死，若昭、若宪的成就更高些。著名诗人王建写《宋氏五女》诗，对五姐妹评价很高。五兄弟诗人的窦常，也写《过宋氏五女旧居》：“谢庭风韵婕妤才，天纵斯文去不回。一宅柳花今似雪，乡人拟筑望仙台。”对宋氏五姐妹的文才表示由衷的倾慕。唐代妇女著作传世者，仅有两种：一是女道士鱼玄机的诗集，流传也不广；另一是宋若莘著、宋若昭注的《女论语》，这是一部流行较广的书，长期成为女学童的教材，同班昭的《女诫》共为妇女书中的名作。

文宗与宋申锡谋除宦官失败后，文宗处处受制于宦官。他想依靠朝臣铲除宦官势力，而朝臣之间只忙于朋党相争。对此，文宗无可奈何地叹息说：“去河北贼（指藩镇）易，去朝中朋党难。”

但文宗并不甘心，仍在暗中物色合适的联盟人选。有一次，文宗读《春秋》，到“阍弑吴子余祭”一段时，别有用心地问身边翰林侍讲学士许康佐：“阍何人耶？”许康惧怕宦官权势，不敢回答。后来得知文宗欲谋除宦官的意图后，生怕惹祸上身，于是假称有病，罢为兵部侍郎。而当时的朝臣中绝大多数都像许康佐一样，畏惧宦官，只求保身，不敢参与文宗的计划。这就是史书中所说的，在位之臣“持禄取安，无伏节死难者”。身为大唐帝国的皇帝，竟然找不到一个有勇气的人，文宗心中的苦闷可想而知。李训就是在这个时候走进了文宗的视线。

李训，字子垂，初名仲言，后改名为训。他出身名门，为肃宗时宰相李揆的族孙。长得也是仪表堂堂，有大家风范，“仪状秀伟，倜傥尚气”，还“颇工文辞，有口辩，多权数”。李训进士及第后，当了一阵子太学助教，后来又任河阳节度府幕僚。但不久就出了武昭一案。

时隔不久，文宗突然患病，说不出话来。御医多方诊治，却不见其效。于是王守澄引荐郑注给文宗治病。文宗服了郑注调制的药后，非常见效。文宗大为称赞，从此，郑注得到了文宗的宠幸，文宗甚至任命这个江湖郎中出身的人为太仆卿，兼御史大夫。郑注受命以后，还不计较个人恩怨，举荐曾经弹劾过自己的李款接替自己原来的职务。

敬宗宝历元年（825年），李训的从父李逢吉为宰相，与另一宰相李程不合。刚好石州刺史武昭被贬官，李程为了陷害李逢吉，就派人告诉武昭，说李程本来想给他官做，却被李逢吉阻止了。武昭信以为真，迁怒李逢吉。有一天，武昭越想越生气，告诉左金吾兵曹茅彙，说他打算刺杀李逢吉。结果，这句气急败坏的话被人告发，武昭被逮捕入狱。

本来按照这个计划，成功的可能性相当大。但正如前面所分析的，李训是个投机分子，在紧要关头，他的投机心理开始作祟了：他认为这是不世之功，他要独占！于是，在没有通知郑注的情况下，李训临时改变了计划。他和宰相舒元舆、金吾将军韩约等人想出一计。

当时的宰相李德裕认为李训是个小人（指武昭一事），不应该得到重用。文宗却说：“人谁无过，俟其悛改。”不顾宰相的反对，拜李训为翰林侍讲学士。

长安血流成河的时候，郑注正带着亲兵依照约定出发。行至扶风县境时，听说李训已经失败，郑注立即返回凤翔。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郑注，他一直是以王守澄心腹的形象出现的，尤其在宋申锡一事中，正是他向王守澄揭发了宋申锡的计谋，从而导致文宗苦心策划的计划流产。那么为什么这个时候，他突然又开始支持文宗呢？此刻，他已经是位极人臣，为什么要突然倒向处于弱势的文宗呢？从前面郑注几番化险为夷的经历可以看出，他绝对是个识时务、知大体的聪明人。这只能说明，郑注突然倒向文宗，是想得到更大的利益。而对于李训，毫无疑问，他是个典型的投机分子。李训和郑注都曾经为常人所不为，所以，在看到帮助皇帝取得成功后的巨大利益后，二人都甘心为之效命。

李训任宰相后，紧锣密鼓地开始了一系列对策。首先开始整顿吏治，消除朝中的朋党之争。水火不容的两派首要李宗闵、李德裕等都被贬出朝廷，又大力提拔“新进孤立无党之士”。

在对待宦官的策略上，李训则利用宦官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他先擢升一直被王守澄抑制的宦官仇士良为中尉，分去王守澄的权势。随后将王守澄不喜欢的宦官全部贬到外地为官。其实，作为同一类人，王守澄生怕同类分自己的权力，因而少有喜欢的宦官。而与王守澄有仇的韦元素和杨承和等实力派大宦官都被处死，由此还博得了王守澄的欢心。

当时天下流言纷纷，都说宪宗为宦官陈弘志所害，文宗因此恨陈弘志入骨。当时陈弘志任山南东道监军，李训以文宗的名义将他召至青泥驿，“封杖杀之”，从而泄了文宗心头大恨。文宗也因此更加信任李训。

经过一系列有预谋的计划后，王守澄被彻底孤立起来。李训见时机成熟，便让文宗逼王守澄喝毒酒自杀。曾经不可一世、人见人怕的大宦官王守澄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除掉了。李训也因此而威望大增，“每进见，他宰相备位，天子倾意，宦官卫兵皆慴惮迎拜”。宦官们威风扫地，气焰大为收敛。

李训与郑注又密谋，打算彻底诛灭宦官。因为宦官手中握有军权，必须要掌握一定的军事力量，才有可能取得成功。于是，李训先让郑注出任凤翔节度使，执掌军队，以为外援。二人约定，在王守澄下葬时，命宦官中尉以下者全集中于浐水送葬。然后由郑注率亲兵将宦官全部砍杀，一个不留。如此，大事必成。

本来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就算武昭恨李逢吉入骨，也掀不起大浪了。李训却在这个时候冒了出来。他觉得有机可乘，要帮助从父李逢吉打击一下李程。李训去见曹茅彙，要他指证武昭是与宰相李程合谋。但李训的计划没有得逞，武昭被杖杀，李训也被流放于象州（今广西象州东北）。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到李训做事急功近利的风格，正是这种做派，导致了他后来在甘露之变中的失败。

大和九年（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文宗登紫辰殿早朝，文武百官依班次而立。金吾将军韩约奏称金吾左仗院内石榴树夜降甘露，是祥瑞之兆。文宗事先已经知道计划，故意表示惊讶，派左、右军中尉，枢密内臣仇士良、鱼弘志等宦官前去看个究竟。

宦官离开后，李训立即调兵遣将，部署诛杀宦官。而当仇士良等宦官来到左仗时，发现韩约神色慌张，情态反常，大冬天的竟然头冒冷汗，不禁心中起疑。正巧刮来一阵风，吹动了帷幕。仇士良等发现幕内执兵器者甚多。他们立时恍然大悟，察觉事变，遂仓皇出逃，门卫欲关闭门，已来不及了。

仇士良等逃回殿上，劫夺文宗退入宫内。这时，金吾兵已登上含元殿，李训立即指挥金吾兵护驾，并大呼：“卫乘舆者，人赐钱百千！”金吾兵应声而上。

仇士良见情势危机，急忙决开殿后罘罳，挟持文宗抄近道入内。李训急忙攀住乘辇，死死抓住不放。仇士良与李训厮打时，跌倒在地，李训扑上去，将抽靴中刀刺杀时，仇士良却被宦官救起。

这时，京兆少尹罗立言率京兆逻卒三百余人从东边杀来，御史中丞李孝本带御史台从人二百余从西边冲来，两方与金吾兵会合，杀死宦官数十人。李训仍抓住文宗乘辇不放，一直拖到宣政门，被宦者郗志荣击倒在地，帝辇进入东上阁，宦者关闭了阁门。一场搏斗就此结束了。

李训见事难以成功，遂脱下紫服，穿上从吏的绿衫，走马而出。他在道上扬言说：“我何罪而窜谪！”因此无人怀疑与阻拦他。

在李训出逃的同时，仇士良指挥宦官率禁兵千余人，对在京师的公卿百官与吏卒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中书、门下两省及没有逃走的金吾士卒被杀死六百多人，皇宫内“横尸流血，狼藉涂地，诸司印及图籍、帷幕、器皿俱尽”。宰相舒元舆等也被逮捕下狱，遭到严刑拷打，被逼自诬谋反。李训家被劫掠一空，京城的无赖们也趁火打劫，整个长安鸡犬不宁，京师被搅得天翻地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甘露之变”。

李训出离京城后，投奔终南山僧人宗密。宗密与李训有旧交，欲给他剃发为僧，但众僧徒不同意，李训只得离开山寺，在奔往凤翔的途中，被盩屋镇遏使宗楚所擒获，械送京师。押送到昆明池的时候，李训怕被送到神策军中受到酷刑折磨，最后一次施展了他的滔滔口才，成功地说服押送者，斩下他的首级送往神策军。之后，宰相王涯等与甘露之变毫无关系的人也都被杀，死者达几千人。

我们可以分析下郑注此时的心理。显然，大势已去，无力回天，他的下场将会跟李训一样。其实，郑注此时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赶紧逃跑。然而，郑注却没有跑。不但没有跑，反而在家里静静等待，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冷静。

仇士良控制了京师局势后，立即派人持密敕给凤翔监军张仲清，命他立即杀死郑注及其亲信。张仲清也是一个大宦官，他得知京师发生了巨变，心中恐惧，六神无主。押衙李叔和为他献计，建议以召郑注议事为名，将其诱来，事先设下伏兵，一举杀死。张仲清依计而行。

郑注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不会不知道这是一场鸿门宴。出人意料的是，他不但欣然赴行，而且当李叔和要求他将亲兵留在外面的时候，他还完全照办。这只能说明一点，郑注来之前就完全想好了，他是来讲和的，也就是说，他想象以前投靠王守澄那样，重新投靠张仲清。他本来就是个江湖人物，是个赌徒，为了身家性命，他愿意再赌上一把。而且他有这个自信，也有这个本事，他滔滔不绝的口才不但曾经使他化险为夷，而且平步青云。

文宗即位后大赦天下，李训遇赦北归。当他得知朝政尽在宦官王守澄之手、而王守澄宠遇郑注时，不禁叹息了一通，说道：“当世操权力者皆龊龊，吾闻注好士，有中助，可与共事。”于是，准备了厚礼去拜见郑注，其实就是投奔其门下的意思。二人都是善于辩论之人，一见如故。郑注不但将李训引荐给王守澄，还推荐给文宗。文宗见李训相貌堂堂，口若悬河，又多权数，十分高兴，“以为奇士，待遇日隆”。

更让郑注死不瞑目的还有一场血腥的大屠杀，不但跟随他的亲兵尽数被杀，他全家也不分老幼全部被杀，他的亲信幕僚节度副使钱可复、节度判官卢简能、观察判官萧杰、掌书记卢弘茂等也全部遇难，“死者千余人”。

至此，李训和郑注这两个颇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以悲惨的命运谢幕，为他们殉葬的除了无数人的生命，还有文宗铲除宦官的雄心壮志。

甘露之变后，宦官更加不可一世，人情惶恐不安。宰相李石为人忠正，经常当面指正仇士良，仇士良怀恨在心。开成三年（838年）正月的一天，李石早朝，仇士良在途中埋伏刺客，欲暗中行刺。当李石坐骑行至半路，刺客突然杀出，射伤了李石。随从一惊而散。李石的马受惊，幸好这马有灵性，回头往李府发足狂奔。李石受伤，只能伏在马上。到坊门时，李石再次遭刺客袭击。刺客用刀去砍李石，不料马快，只砍断了马尾，李石幸免于难。事后，李石考虑到自身安全得不到保证，被迫上书称病，请求辞去相位。文宗明明知道宰相是畏惧宦官，却无可奈何，只得同意李石出任荆南节度使。

自李石出镇荆南后，仇士良更是肆无忌惮。文宗始终被宦官严密监视，再也不能有所作为。因为无事可做，皇帝只好饮酒求醉，赋诗遣愁。有一天，文宗问大臣周墀，他可以比前代什么君主。周墀恬不知耻地恭维说：“陛下可以比尧舜。”文宗还算有自知之明，说自己受制于家奴，比周赧王、汉献帝两个亡国之君还不如。说完，凄然泪下。他因伤感而抑郁成疾，从此不复上朝。

此时，年轻的诗人李商隐有感于甘露之变，写下了《重有感》一诗：

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

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

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击高秋！

昼号夜哭兼幽显，早晚星关雪涕收。

当时宦官权势熏天，众人多敢怒不敢言。李商隐却大声呼吁诛讨宦官，表现出非比寻常的勇气。关于李商隐的生平事迹，后面在讲到党争的时候，还会专门提到。

甘露之变五年后，文宗病重，诏命太子监国。仇士良知道消息后，竟闯入宫中，声称：“太子年尚幼，且有疾，请更议所立。”随后不顾朝臣的反对，假传圣旨把太子降封陈王，立文宗之弟李炎为皇太弟。文宗随即郁郁病死，在位十四年，年仅三十二岁。仇士良扶持李炎上台，是为唐武宗。

仇士良历经六朝，专权达二十余年，史称其“挟帝有术”。但他的下场并不好。武宗也不满仇士良的专权，仇士良看出了武宗的心思，主动提出告老还乡。武宗乐得顺水推舟，立即应允。不久后，仇士良便病死了。有人告发他有不法行为。结果从他的家里搜出了数千件兵器。武宗一怒之下剥夺了他的爵位，没收其财产。据说，他家的财产用三十辆车子，运了一个多月都没有运完。

第三章进退两难的大臣们一侯昌业之死

同昌公主出嫁以后，懿宗生怕韦府的饮食不合女儿的胃口，不停地派人送去珍奇的食物。其中有一道灵消炙，一头羊里只有四两肉符合它的用料标准，而且做成以后，能够长期存放，经历一个酷暑都没有问题。还有一种肉干红虬脯，蓬松盘绕，高达一尺，如果用匙筷一压，能把它压得很低，但是一松手，它又能恢复原来的高度。有一次，一群贵族公子在广化里饮酒，忽然闻到了一股异香，一开始以为是龙脑的香气，后来发现香气浓郁，世间少有，于是循香追寻，才知道是为同昌公主送食物的宫使刚刚经过。

拾遗为唐朝首创，谏官系统也是在唐朝趋于完备。谏官的设置，秦汉时已有，魏晋南北朝时有较大发展。至唐朝，中央朝廷实行三省制，进谏任务由门下省和中书省共同承担。门下省设给事中四名及辅员若干，并设左谏议大夫四名，左散骑常侍四名，主要职责是匡正政治上的得失，以谏诤为任。其中，给事中掌封驳（即复审之意）诏制，权力更重。中书省设右谏议大夫四名，右散骑常侍四名，举凡主德缺违、国家决策，皆得谏正。补阙和拾遗两个新创官职则分置左右，左隶门下省，右隶中书省，负责看管供其他谏官呈递奏折所用的四只匣子。

而韦保衡娶了同昌公主后，便开始了不停的升迁，几乎是马不停蹄，青云直上，由翰林学士开始，升到郎中、中书舍人、兵部侍郎承旨、开国侯，一直到集贤殿大学士，年纪轻轻的就跻身于宰辅的高位。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并非这位驸马爷有什么特别的本事，而是沾了同昌公主的光。

石野猪的运气还算不错，并没有因为直言而招来杀身之祸。大概因为他在皇帝眼中的角色，始终只是个戏子，说的话是当不得真的。然而，当有大臣正儿八经地提出“皇帝不该专务游戏”时，结局就十分悲惨了。

前面的章节中曾经提到过，唐僖宗酷爱运动，尤其擅长击球，技巧极为高超。击球是唐朝盛行的宫廷游戏，因为是马上运动，因而叫做马球。马球所击的球是木制的，中间掏空，外面施以朱漆。用以击球的鞠杖也是木制的，杖头呈月牙状。与蹴鞠比起来，马球是一项相当危险的运动，不但需要击球者有高超的技巧，还需要出众的马技。因为击球者颠簸在奔驰的马背上，稍不小心，就会从马背上摔下来。因而，擅长此道者往往都是身手敏捷、反应迅速的高手。

温璋是个性情耿直的有才之臣，被贬南蛮之地，着实心有激愤，叹道：“生不逢时，死何足惜！”当天夜里就在家中服毒自尽。懿宗听到温璋的死讯，还狠狠地说：“恶贯满盈，死有余辜！”

不幸的是，好玩的僖宗看完奏章后火冒三丈，盛怒下立即召侯昌业至内侍省赐死。僖宗加在侯昌业头上的罪名是：“侯昌业出身平民之家，擢升到高位，得以亲近天子，却不知谨慎言行，反而愚妄地奏报一些捕风捉影的闲话，侮辱皇帝，诽谤百次征召才允就职的各位官员，依照国法，不能宽容，所以赐他自尽。”（事见《通鉴考异·卷二十四引〈续宝运录记侯昌业上书〉》）

换做普通伎人，有此技艺，一定会赢得人们的赞誉。然而，不幸的是，僖宗不是普通人，他是皇帝，是大唐的天子，命运赋予他为所欲为的权利，同时也交给了他治国的义务。可惜，这位天生具有运动细胞的皇帝偏偏不把江山放在眼里。

这批举世无双的嫁妆搬到韦家后，韦家原本宽敞的府第竟装摆不下，只好请来工匠，日夜扩建府第。新宅院的门窗均用珠宝装饰，井栏、药臼、槽柜等都是金银制作，连笊篱箕筐都是用金缕编织而成。床用水晶、玳瑁、琉璃等制作，床腿的支架雕饰也是金龟银鹿。其他如鹧鸪枕、翡翠匣、神丝绣被、玉如意、瑟瑟幙、纹布巾、火蚕绵、九玉钗等均来自异域。同昌公主家有一种“澄水帛”，长约八九尺，似布又比布细，色亮透明，光可照人。据说帛中有龙涎，能消暑。夏日炎炎的时候，将其挂在房子里，满座皆觉凉爽，暑气全无。同昌公主又用红琉璃盘盛夜明珠，家里晚上光明如昼。

侯昌业死后不久，黄巢攻占长安，僖宗步玄宗的后尘避蜀。僖宗逃到成都后，在成都向各路节度使封官许愿，又借助沙陀兵来平叛。加上农民军朱温等人的叛变，黄巢兵败，退出长安后被杀。起义被平定后，以往在形式上听命于中央的节度使们，现在也无视朝廷。王建据蜀，杨行密占据淮南，钱鏐在杭州割据，虎视眈眈的还有河北藩镇中势力最大的汴州朱温、河东李克用、凤翔李茂贞。

唐朝著名大诗人杜甫就做过“拾遗”。唐代诗人元稹早年也曾经做过“拾遗”，后来还因为直谏批评朝政被贬出京师去当地方官。而唐朝著名的魏徵，其实就是谏官，他当时担任谏议大夫。唐太宗对魏徵极为重视，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徵也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

贞观二年（628年），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徵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定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徵询问。魏徵直截了当地说：“陆家之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借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由于魏徵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停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徵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正因为因直谏而被贬或杀谏官的不在少数，也导致后来者噤若寒蝉，不敢随便发表意见。懿宗时还出了历史上有名的同昌公主案。

魏徵“忧国如家，忠言直谏”的精神，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文宗喜读而仰慕魏徵，就下诏寻访到魏徵的后人五世孙魏謩，并将魏謩任命为右拾遗，也是属于可以对皇帝进谏的言官。德宗朝在“泾原兵变”中挽救了唐朝命运的著名将领李晟对魏徵能直言敢谏，尽忠朝廷非常敬佩。曾经对宾客说：“魏徵能直言极谏，致太宗于尧舜之上，真忠臣也，仆所慕之。”行军司马李叔度回答说：“此缙绅儒者之事，非勋德所宜。”李晟严肃地说：“行军（李叔度）失言。传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休明之期，晟幸得各位将相，心有不可，忍而不言，岂可谓有犯无隐，知无不为者耶！是非在人主所择耳。”所以后来李晟做宰相时，皇帝有所询问，必极言无隐，尽其忠心。唐朝的许多谏官也都以魏徵为榜样。然而，并非每个皇帝都像唐太宗一样励精图治，胸怀宽广。像侯昌业这样因上书直谏而死的不在少数。

玄宗时，李林甫专权，与牛仙客勾结一气。监察御史周子谅不满李、牛二人阿私，上书直谏，弹劾牛仙客。结果触怒了玄宗，周子谅在朝堂被当场打死。当时的宰相张九龄也因为推荐过周子谅，受到牵连，以“坐引非其人”被罢相位。

女大不中留，懿宗再爱同昌公主，终究女儿长大了还是要嫁人。经过千挑万选，懿宗选择了新科进士韦保衡为驸马。

唐高宗朝著名诗人陈子昂担任谏官，开始他胸怀大志，忧国忧民，评论时政得失，直言敢谏当朝的失误。武则天的侄子武攸宜奉命率兵讨代契丹部族首领，陈子昂任参谋。唐军进到渔阳（今天津蓟县），前锋部队战败，引起全军震恐。武攸宜素不知兵，军纪松懈。陈子昂建议派出部下精兵一万人担任前锋，自己志愿充当前驱。武攸宜认为陈子昂有意触犯自己的尊严，便以儒者不懂军事为名拒绝。陈子昂又向武攸宜献计，武攸宜怒而把他降职使用。自此，陈子昂不敢再说了。陈子昂在历史上以倔强正直出名，他这样性格的人都在权势的淫威下屈服，其他谏官的作为就可想而知了。

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徵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生怕魏徵因为他玩鸟而批评他。而刚好魏徵奏事比较久。好不容易等魏徵走了，太宗赶紧将鹞子拿出来，却发现已经闷死了。

注：元稹著有传奇《会真记》（又名）。作品中塑造的男主人公张生，实际上是作者元稹的化身，西厢故事也就是元稹对自己年少时期一段风流艳事的追忆。元稹二十三岁时，偶遇亲戚崔莺莺一家，元稹死皮赖脸地骗取了崔莺莺十七岁少女的纯真感情。后元稹入长安应试，虽然落榜却得到了工部尚书韦夏卿的赏识，没几天就娶了韦夏卿的女儿。元稹的《会真记》历经文人的修改、润饰，后由元朝王实甫编成著名的剧本。在中国文学史上和戏曲史上都占有很重要地位，被称为“诸公已矣，后学莫及”。“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的主题，并成为千古名句，而丫鬟红娘的名字，最后演化成促成姻缘，成人之美的代名词。可惜的是，男主人公的原型元稹却是个始乱终弃的风流男子。元稹任监察御史时到成都公干，与成都名妓薛涛（即历史上著名的女校书）有了一段风流事。当时薛涛已经四十有余，阅人无数的大才女竟然毫无保留地爱上了元稹。当时薛涛才高名远，与她交往的名流才子极多，白居易、牛僧儒、令狐楚、裴庆、张籍、杜牧、刘禹锡、张祜等，都与她有诗文酬唱，但牵动她内心深情的却只有元稹一个。元稹离开蜀中后，薛涛日夜思念情郎，盼他早日来迎接自己，仿佛一个空闺女子等待远方的丈夫一样，满怀的幽怨与渴盼，汇成了流传后世的名诗《锦江春望词》，其中之一为：“花开不同赏，花落不同悲；欲问相思处，花开花落时。”而元稹却是个典型的负心汉，此时正在浙西与年轻貌美的刘採春热恋得如火如荼。“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经过这番冷热波折后，薛涛在远郊筑起吟诗楼，穿戴起女道士的装束，隐居而终。

侯昌业因上书而招来杀身之祸，引来多方猜疑。根据《北梦琐验》记载：“后有传侯昌业疏词不合事体，其末云：‘请开揭谛道场以消兵厉。’似为庸僧伪作也。”无论如何，真正触怒僖宗的仍然是指责皇帝的言辞。就在这封奏疏中，侯昌业指责僖宗“强夺波斯之宝贝，抑取茶店之珠珍，浑取柜坊，全城般（搬）运（藏匿财物）”（指田令孜劝僖宗采取没收长安富商财产以谋财一事），这就不是仅仅喜欢玩耍的嬉闹小儿了，跟强盗土匪没什么区别。

注：僖宗即位后，路岩被削官流放。他本来以仪表堂堂著称，被囚禁于江陵监狱中时，一夜之间胡须和头发全部白了。不久，僖宗又赐路岩自尽，并籍没其家产。路岩性情残忍，曾密奏懿宗说：“凡三品以上的大官赐死，都应让使者将死者结喉三寸处喉骨剔下，交给有关衙门，以验正死者已必死无疑。”到如今，他自己也遭杀身之祸。路岩亲信边咸等也都被处死。

一时间朝野议论纷纷。懿宗悲痛之中的不仁之举，引起了朝廷内外的纷纷议论，举国上下为之愤愤不平。宰相刘瞻认为皇帝此举引起了众人的不满，终必给朝廷带来灾难，于是召请谏官，请他们上言劝谏。但谏官们懦弱无用，惧怕懿宗盛怒下迁怒于己，竟没有一人敢挺身而出。谏官不谏，这不但是谏官个人的悲剧，也是唐帝国的悲哀。

同昌公主是懿宗为郓王时所生。据说，同昌公主长到三四岁都不曾开口说一个字。有一天，她忽然叹息着向父亲说出了她人生的第一句话：“今日可得活了。”众人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百思不得其解。就在这个时候，宦官王宗实派来迎接郓王即位的仪仗就到了郓王府门前。所以懿宗认为女儿是自己命中的福星，视为掌上明珠。

鉴于这种情况，宰相刘瞻只好自己上书劝谏，话说得倒是相当委婉：“生命长短，在于天定。公主有疾，深触陛下慈怀。宗邵等人为公主疗疾之时，唯求疾愈，备施方术，非不尽心；而祸福难移，人力难以回天，致此悲局，实可哀矜。今牵连老少三百余人入狱，天下人议论纷纷，多有不平。陛下仁慈达理，岂能被人妄议，还当居安思危，安抚天下民心。伏愿陛下少回圣虑，宽释牵连者！”

韦保衡，字蕴用，京兆人。祖父韦元贞、父亲韦悫都是进士登第，所以，他也算是出身于书香门第。韦保衡虽然也是进士及第出身，但是这却并非来自他的真才实学。当时他的座师（科举制度下，主考官被称为座师）是王铎。王铎认为韦保衡并非有真才实学，因此不打算录取。但韦保衡仪表堂堂，英俊潇洒，为懿宗所瞩目。大概在这时候开始，懿宗心中就打算将韦保衡选为爱女的驸马了，不过当时同昌公主的年纪还小，自然不便明言。于是，懿宗出面干预，韦保衡总算进士及第。但与他同科的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保衡以幸进无艺，同年门生皆薄之”（《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九·萧遘传》）。

公主下嫁之日，懿宗恨不得把国库都搬到韦府去，倾尽宫中珍玩，赠与爱女作为嫁妆。懿宗对同昌公主的宠爱，由此可见一斑。

在中国的历史上，不乏侯昌业、周子谅这样的例子——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往往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这就使得一些人将自己的真面目包起来，所以“古今中外，只有中国的脸谱多，令外国人叹为观止”。周子谅被杀和张九龄罢相事件对唐朝时局影响很大。大诗人王维当时为张九龄提拔，在朝为官，看到此事后心灰意冷，从此丧失了对政治的热情，过起了半官半隐的生活。

侯昌业是个谏官，左拾遗就是谏官官名，也就是专门规劝天子改正过失的官。这种官官职不高，却是能够亲近天子的言官。“拾遗”的意思是把皇帝“遗”忘的东西“拾”起来，免得因遗忘而做错了事。

个人的命运始终无法摆脱时代的背景。这转眼即逝的夕阳，不仅代表着个人的沦落，是李商隐本人沉沦迟暮的写照，也象征着世运的衰微，昭示了大唐帝国的奄奄一息。

之后，懿宗为同昌公主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陪葬用的衣服玩具，与生人无异，又用木料雕刻了数座殿堂，陪葬的陶俑和其他随葬品一应俱全，龙凤花木、人畜之众，不可胜计。发丧出葬长安东郊那天，懿宗与淑妃亲御延兴门送行并恸哭，又出内库各数尺高的咸通九年（868年）刻印的《金刚经》卷子、金骆驼、凤凰、麒麟，以为仪仗。场面宏大，送葬的队伍长达二十余里。京城士庶都驻足观看。

十分可惜的是，金枝玉叶的公主出嫁的第三年，不幸染病，不治身亡。懿宗思念爱女，十分悲伤难过。韦保衡生怕皇帝降罪，便将责任推到曾经为公主诊治过的御医身上，说是因为他们御医不当，延误了病情，以致害了公主的性命。由此引出了一场大冤狱。懿宗立即转悲为愤，迁怒医官，竟下令杀翰林院医官韩宗劭等二十余人，并将他们的亲族三百余人全部逮捕，关押在京兆监狱。因为临时逮捕的人数众多，监狱都被塞得满满的。

注：第五回中特意提到秦可卿房中悬有同昌公主制的联珠帐，意思是强调秦可卿房中陈设的奢华。唐人苏鹗在《杜阳杂编》中记载：“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广化里，锡钱五百万贯，更罄内库珍宝，以实其宅。……堂中设连珠之帐。却寒之帘，犀簟牙席，龙凤绣连珠帐。续真珠以成也。”

再举一个例子，前面提到的元稹，是与白居易齐名的大诗人，被称作“元才子”。这位元才子开始做谏官时，还能仗义执言，颇有文人的气节。宪宗时，元稹任东台御史，一次回京师的时候夜宿在敷水驿（今陕西华阴境内）。刚好大宦官仇士良奉命出使，也来到了敷水驿。元稹因为先到驿站，已经占据了上厅。仇士良倚仗宪宗的恩宠，蛮横无理，踢开厅门，破口大骂，并以马鞭击伤元稹面部。元稹大愤，回京师后上奏弹劾仇士良。宪宗不听，不分曲直，反将元稹贬为江陵士曹参军。之后，元稹的态度完全转变，开始极力巴结宦官，以求得高位。穆宗时，元稹因交结宦官，当上了知制诏，却从此受到朝官的鄙视。一次，同行在一起吃瓜，有苍蝇飞过来，中书舍人武儒衡挥扇驱蚊。说：“这东西从哪里来的！”一边说着，一边以目光望着元稹。元稹又惭又恨，却又无可奈何，只好灰溜溜地走开。

刘瞻的奏词有理有节，无可挑剔。然而懿宗已认定是御医药杀了爱女，决不肯宽容他们的家族，因而对刘瞻的话十分不悦，但碍于他宰相的身份，总算忍着没有当面发作，但对他的奏疏却置之不理。

刘赡倒是个执拗的人，他见第一次上奏没有结果，就在第二天上朝时，又联合了京兆尹温璋。二人一起直谏，措辞也不似先前那样委婉，激烈了许多。这下当场惹怒了懿宗，他大声叱责二人的犯上，当即降旨，刘瞻调为荆南节度使，温璋贬为崖州司马，责令三日内离京赴任，免得他们再在朝堂上啰嗦个没完没了。

看在同昌公主的份上，韦保衡在懿宗一朝始终得宠。懿宗临终前，还让韦保衡代十二岁的儿子李俨（即后来的僖宗）摄政，全权处理军国大事。不过，韦保衡当宰相时，不思进取，只顾铲除异己，得罪了不少人。懿宗一死，他失去了靠山，结局可想而知。僖宗即位后，宦官田令孜联络百官，弹劾韦保衡。韦保衡先是被贬贺州刺史，不久被赐死。

同昌公主为懿宗长女，也是最受宠爱的公主，母亲是号称“长安第一美人”的郭淑妃。懿宗原名李温，为宣宗长子，被封为郓王。他虽是长子，却不讨宣宗的欢心，宣宗临死前将第三子夔王李滋托付大臣王归长等人，准备让李滋继位。然而，宦官王宗实等杀王归长三人，抢立李温为太子，改名李漼。李漼即皇帝位，就是唐懿宗。

乐师李可及因谱写哀悼同昌公主的《叹百年曲》有功，一直封至大将军爵。李可及的儿子娶妻时，懿宗特意赐酒，打开才发现壶内居然不是酒，全是珍珠宝石。

至于同昌公主的丈夫韦保衡，则趁机大力排除异己，把持朝政。凡是他看不顺眼的人，都被诬陷与医官勾结谋害同昌公主，由此造成了许多朝臣被贬。刘瞻被贬后，韦保衡推荐自己的座师王铎为宰相。但王铎依旧轻视他，在处理政务的时候，从来都不跟他商量。结果惹怒了韦保衡，于是将王铎发配出去当节度使了。

韦保衡还是个小人。当时同昌公主嫁入其家，他用种种名目，将懿宗赏赐给同昌公主的奇珍异宝据为己有。等同昌公主病逝，他便称那些奇珍异宝都莫名其妙地不见了。同昌公主下葬后，他竟然在烧掉的陪葬物灰烬中抢夺金银珠宝。其贪婪可见一斑。

懿宗李漼在位时，游宴无度，不理政务，事务都委任给宰相路岩。路岩生活奢侈豪华，经常收贿赂，左右小人也参预政事。至德县令陈蟠叟为此上书给唐懿宗要求召对，说：“请皇上抄边咸一家，抄得的财物可用以赡养国家军队两年。”懿宗很有兴趣，问：“边咸是谁？”陈蟠叟说：“是路岩亲任的小吏。”懿宗顿时大为愤怒，将陈蟠叟流放于爱州，自后没有人再敢说话。

左拾遗侯昌业对此忧心忡忡。广明元年（880年）二月，侯昌业冒死上疏极谏，声称盗贼满关中，而皇帝却不亲政事，专务游戏，田令孜专权无上，将危社稷。侯昌业在国家陷于危急的情况下奋力上书，原是指望能够惊醒僖宗于梦中，振作起来力挽狂澜，所以不但言辞激烈地指责了皇帝，还指责了皇帝最信任的宦官田令孜。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与懿宗朝的谏官相比较，后来者侯昌业显然具有超凡的勇气和忧国忧民的责任心。侯昌业的悲剧在于，他没有看到唐朝宦官当政、藩镇林立已经有百年历史，朝廷内外均是千疮百孔，无力回天。而满朝文武中，奸臣当道，小人横行，竟数不出几个有气节有才华的大臣。回想当年唐朝立国之初，英雄人才辈出，文治武功，无一不盛。而如今，日暮西山，唐朝已经走近历史的黄昏。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有《登乐游原》绝句：

僖宗曾得意地对身边的优人石野猪说：“朕若应击球进士举，须为状元。”石野猪虽然是个戏子，却甚是有心，借此讽谏说：“若遇尧、舜作礼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驳放。”（《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三》）意思是若是遇到尧舜这样的贤君做礼部侍郎主考的话，恐怕僖宗会被责难而落选呢。僖宗听了，只是一笑了之。

从此，天下大势便成为纠缠不清的状况：大大小小的割据者逐渐开始混战，唐朝廷对之无可奈何，只能对强者的军事行为一概承认。右补阙常濬的一则上疏，足以表明这一点：“陛下姑息藩镇太甚，是非功过，骈首并足，致天下纷纷若此，犹未之寤，岂可不念骆谷之艰危，复怀西顾之计乎？”藩镇雄踞一方，而中央朝廷内部也矛盾重重，南衙北司都分别借助藩镇的实力互相争斗，藩镇也利用南衙北司之间的矛盾扩大自身的实力。结果，南衙北司的冲突变成藩镇间的军事征战。藩镇间的角逐与南衙北司的争夺交织一起，整个局势越来越加复杂。到了这个时候，唐帝国已经名存实亡了。

第三章进退两难的大臣们二欲挽狂澜的王叔文

若是真的不同政见倒也罢了，韦执谊表面反对王叔文的决定，暗中又派人去向王叔文解释，说这是委曲求全，帮助革新成功。这分明表明他时时标歧立异是故意为之。王叔文大怒，对人品如此低劣的人深恶痛绝。从此，二人开始结仇，势同水火，就连奉命往来两人门下的人都感到十分害怕，生怕遭到杀身之祸。

顺宗李诵是德宗的长子，以长子身份，于建中元年（780年）正月被立为太子后，当了二十六年太子，是唐朝皇帝中位居储君时间最长的一位。他当太子时，王叔文和王伾为东宫侍读。这二人，王叔文棋术高明，王伾擅长书法，时称“二王”。二王常与太子李诵议论时政，很得他的信任。尤其是王叔文，对太子劝善改过，勤于匡扶调护。

后来，刘禹锡重新被召回，回朝任主客郎中。他一到长安，就写了《再游玄都观绝句》：

这时候，御史窦群上奏，攻击刘禹锡挟邪乱政，不应在朝。尤其令人震惊的是，窦群还上门找到王叔文，恶言相向，公开威胁，让他要考虑以后的下场。因为影响极为恶劣，王叔文等人商议，决定罢去窦群的官。只有韦执谊说窦群有倔强正直之名，极力阻止。宣歙巡官羊士谔公然反对王叔文，攻击革新。王叔文大怒，要下诏斩羊士谔。韦执谊以为不可。王叔文改为杖杀，韦执谊仍以为不可，不予承办。最后，王叔文只好再改为贬羊士谔的官。

长安还建有“五坊”，专门替皇帝养雕、鹘（音gǔ，同古）、鹞、鹰、狗。在五坊当差的宦官叫做五坊小儿。这些人平时无事可做，就四处敲诈勒索钱财。他们将鸟网张在百姓家的门口或者井架上。百姓在家门口进出，或者到井里去打水的时候，难免会碰到鸟网。五坊小儿就说是这家百姓吓走了供奉皇帝的鸟雀，直到这家人出钱赔礼，他们才肯善罢甘休。五坊小儿常常在酒店里大吃大喝，吃得醉醺醺的，临走时，非但不付钱，还要留下一筐蛇，说这蛇是用来捉鸟雀供奉皇帝的，叫店家好好饲养。店家无奈，只得赔钱赔礼，苦苦哀求五坊小儿把蛇带走，五坊小儿才把蛇筐带走。

宫市和五坊小儿如此胡作非为，引起了长安百姓的痛恨。百姓们惊惧怨恨，畏之如盗，远近喧腾，商旅将绝。有些血性的百姓不堪忍受，在宦官白望时，奋起反抗，甚至发生了流血冲突。

有一次，有个农夫用毛驴驮着柴禾从皇宫外路过，宦官拦住他，声称宫市要买下他的柴禾。宦官不但不给农夫钱，还向他要跑腿钱。这农夫是个烈性子，大声说：“我上有父母，下有儿女。全家人就等着柴禾换钱买米下锅。你拿走了我的柴禾，却不给钱，我全家只有死路一条了。”于是站在大街上痛骂宦官，结果被巡逻的官吏抓住。官吏将这件事报告了德宗。德宗下诏废黜了那名宦官，补偿给农夫十匹绢。即便如此，宫市的不法行为依旧进行。

刘禹锡和柳宗元都是唐代著名文学家，后来《旧唐书》修撰者欧阳修，否定永贞革新，却不得不赞赏二人是文学上的“一代宏才”，苏东坡也称他们有“高才绝学”。陆质，官左司郎中，历信、台二州刺史。吕温为湖南观察使吕渭子，官左拾遗。李景俭，汉中王李璃子，进士及第。韩晔，前宰相韩滉族子，有俊才，官尚书司封郎中。韩泰有筹划，能决大事，官户部郎中。凌准有史学，官浙东观察判官。陈谏性警敏，一阅簿籍，终身不忘，官侍御史。程异性廉约，精于吏职，善于理财，贞元末也官为监察御史，累迁他官。

有一次，太子李诵与侍读们在东宫议论宫市。太子一时激愤，怒气冲冲地说：“我见了父皇，当极力劝谏这件事。”侍读们众口称赞，都说太子贤明。只有王叔文一人沉默不言，不表态。

太子对此感到很奇怪，等到众人都退走后，特地叫王叔文留下，问他：“你不是常谈起宫市的坏处吗？但刚才我们议论，先生却一言不发，这是为什么？”王叔文回答：“叔文蒙太子信任，有所见解，哪敢不说出来。但本朝制度，太子的职任，只应当关心皇上的寝食安否，不准干预宫外的事。皇上在位已久，如果有人乘机挑拨离间，说殿下收揽人心，皇上怀疑起来，殿下要辩白也难了！”

巧的是，王叔文的母亲突然在这时候病死。古时遭父母之丧，称为丁忧。按照惯例，在朝为官者，逢丁忧要去职回乡，为父母守墓尽孝。至此，王叔文离开核心权力中心已经不可避免，大局已定。王叔文心力交瘁，但他却还是不肯轻易放弃，希望做最后努力。他在翰林院设下盛宴，请诸学士及宦官俱文珍、刘光琦等共饮。席上，他理直气壮地说：“我近年尽心戮力，不避危难，兴利除害，都是为了国家。一旦离去职位，各种诽谤一定会交错而来，到那时谁肯说一句公正话？”结果，话不投机，酒过数巡，不欢而散。第二天，王叔文丁忧去职。

太子听了王叔文这一番话后，才恍然大悟，感泣说：“不是先生提醒，我还想不到这一点。”从此，太子对王叔文更加尊重，极为信任，东宫的一切事情，都依靠王叔文裁量决定。

历史的发展往往因为偶然性因素的作用而改变走向，正当王叔文集团顺利发展时，太子李诵忽然在贞元二十年（804年）九月中风，之后舌头不听使唤，讲不出话来。老年的德宗又急又气，李诵也差一点丢掉太子的位置。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初一，皇室按惯例入宫拜贺德宗，只缺太子李诵卧病未到。德宗涕泣悲叹，从此得病不起。不久后，德宗病逝。

注：武元衡也是个传奇人物，他有几大传奇点。一是身世，他是武则天曾侄孙；二是不拘小节，著名妓女薛涛所得“女校书”的称号，就是他向唐朝廷奏请；三是结局，他最后被离奇地刺杀，成为唐朝历史上唯一一个被刺而死的宰相。关于刺杀事件的背景，在下篇还会详述。

除了韦执谊，王叔文还暗中结交了许多名士，其中著名的有柳宗元、刘禹锡、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凌准、陈谏、程异等人。他们和王叔文志同道合，结为知心好友。王叔文也将这些密友推荐给太子李诵，说某某可做宰相，某某有将才，将来都可大用。

刘禹锡，字梦得，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祖先为匈奴族，七世祖随魏孝文帝迁洛阳，改汉姓。出身于官宦世家。贞元九年（793年），年仅二十岁的刘禹锡进士及第，后又参加博学宏词科，荣得高第。他才华出众，诗文辞章誉满天下。先在淮南节度使杜佑（著名诗人杜牧祖父，巨著《通典》作者）处为掌书记，杜佑升任宰相后，将他也带到京师。王叔文非常欣赏刘禹锡，赞誉他有宰相之器。

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世称柳河东。柳宗元自幼聪慧超人，下笔撰文思如泉涌。时人评价他的文章为“精裁密致，灿若珠贝”。他与刘禹锡是同科进士，也是至交好友。参加博学宏词科以后，被授予校书郎。后经人引荐与王叔文相识，逐渐成为王叔文集团中的核心人物。

公元805年，唐德宗带着始终不能削平藩镇的遗憾死去，太子李诵即位，为唐顺宗。

关于顺宗的死因，时人颇觉可疑。正月十八日，顺宗死前一天，宪宗突然莫名其妙地下了一道制书，宣称太上皇“旧恙愆和”，意思是说旧病没有治愈，而宪宗自己要“亲侍药膳”，所以暂时不听政。结果第二天，顺宗就被宣布死于兴庆宫。因此有人认为顺宗其实早就死了，宪宗先下制书，就是要掩盖真相，但却不料起到了欲盖弥彰的相反效果。

贞元十九年（803年），左补阙张正一上疏言事，得德宗召见。与张正一关系不错的六七名官员还一起去张正一处祝贺，大家一起开开心心地吃了个饭。这时候，有人悄悄告诉翰林学士韦执谊，说张正一上疏是要论韦执谊与王叔文结为朋党一事。于是，韦执谊晋见德宗的时候，上奏说张正一等朋聚为党，游宴无度。德宗命人查询，发现张正一等确实聚在一起过，就将张正一等一道吃过饭的六七人全部远贬外官。这虽然是一场普普通通的政治斗争，但韦执谊的品行也由此可以略见一斑。这件事还充分说明，王叔文的政治集团已经形成了相当的势力。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反对革新的敌对势力势力乘隙而入。当时，顺宗的病情加重，不能与大臣奏对，只能偶尔由人扶着上殿，成了仅供群臣瞻望的摆设。朝廷内外对此非常担心，便希望早立太子，以安人心。宦官不仅掌握着禁兵，而且控制了宫廷，于是宦官俱文珍、刘光琦召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王涯、李程等入宫，起草立太子册文。不久，就正式立顺宗长子李纯为太子。

而太子李诵卧病在床，得知人心犹疑后，立即扶病穿上紫衣麻鞋，从容走出九仙门，召见诸军使，人心得以稍安。太子李诵在太极殿即皇帝位时，皇宫的卫士还惊疑不定，有人凑上前查看，发现真是太子后，这才说：“真太子也。”众人喜极而泣。李诵才顺利当上了皇帝。由此也可见当时形势微妙，人心惶惶。

值得注意的是，一直被王叔文称赞有宰相之器的刘禹锡却没有拜相。历史人物当时的处境和心理，现在已经很难去还原。但顺宗即位后，“二王刘柳”集团处在中枢核心权力圈的始终只有二王和韦执谊。就连王伾在顺宗登基后，还依旧是翰林待诏的身份，没有升迁。后来，王叔文为了掌控财政，领了一系列职位，王伾才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北宋王安石在《读柳宗元传》中感叹说：“我看八司马，都是天下的奇材。”唯独没有提集团中的核心人物——王叔文和王伾。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二王确实是才干不够。但八司马中却没有一人进入中枢领导层。由此可以推断，王叔文不推荐刘禹锡入相，不推荐八司马入中枢，多少是有点私心。他在东宫十八年，看多了官场的尔虞我诈和宫廷权术，绝对是要为他自己考虑的。他有改革的宏愿，却不愿意他人功在自己之上。这其中的种种微妙之处，绝非一言一语所能说清。历史上许多胸怀大志、渴望建功立业的人物，都有这样微妙的心思。

顺宗带病即位后，按理来说，王叔文等人终于可以大展宏图了，谁也不曾想到，促使德宗而亡的顺宗的失声，也促使了永贞革新的短命。

王叔文之所以没有拜相，据说也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声望不够，不便公开掌握朝政大权，另外荐举老资格的韦执谊为宰相，而他自己躲在幕后，“内赞画谋”，指挥定夺。韦执谊也不负王叔文首引他为相的情谊，两人一在翰林决策，一在中书承行，内外配合，开始推行著名的永贞革新。而历史上因此又称永贞革新为“王叔文、韦执谊用事”。

谏臣、御史纷纷上疏，请求德宗废除宫市。然而，正是德宗创造了宫市，他如何肯轻易废除。徐州刺史张建封上朝时，向德宗详细地讲述了宫市的弊端。德宗有所心动，同意考虑张建封的意见。然而，当德宗征求判度支苏弁的意见时，苏弁秉承宦官的意思，对德宗说：“京师游手万家，无土著生业，仰宫市取给。”（《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五》）意思是说，京城里有许多人游手好闲，没有谋生手段，需要仰仗宫市供给。德宗相信了苏弁的话，以后再有大臣劝谏宫市的，一律不听。

原来德宗猜忌心很强，又性情急躁，刚愎自用，即便是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也不例外。贞元三年（787年）八月，郜国大长公主之狱发。郜国公主为肃宗之女，她与丈夫萧升所生之女是为太子李诵妃。萧升死后，郜国公主与彭州司马李万私通，还与太子詹事李昪、蜀州别驾萧鼎等一些官员暗中往来。有人向德宗告状，说郜国公主“淫乱”的同时，还行厌胜巫蛊之术。德宗大怒，幽禁郜国公主，杖杀李万。郜国公主的亲生儿子和李昪、萧鼎等人都被流放。就连毫不知情的太子李诵也因为萧妃是郜国公主之女而被切责，太子李诵惶恐不安，主动提出与萧妃离婚。萧氏随即被杀死。这件事还没有完，德宗萌生了废太子李诵、改立舒王李谊的念头，幸好宰相李泌力保，李诵的太子位才得保。

在此基础上，王叔文与革新集团谋议后，继续将革新推向深入。

王叔文，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为人机智多计，明治国之道。柳宗元称他坚明直亮，有文武谋略。王叔文下得一手好棋，时人认为这与他胸怀谋略有关。德宗因他读书明道，棋下得好，命他到东宫侍奉太子李诵。王叔文“待诏禁中，一共十八年”，与太子朝夕相处。他胸有大志，立志“复兴尧舜孔子之道，为民谋取安定”，一有机会就与太子谈天下大事，议论民间疾苦。在王叔文的影响下，太子李诵关心朝政，比较了解民间疾苦，对种种时弊很为不满，颇有改革之志。

第二是要裁抑藩镇。自安史之乱后，藩镇势力割据一方，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气焰十分嚣张。剑南西川（今四川成都）节度使韦皋曾派他的部属刘辟来见王叔文，要求兼领三川（剑南东西两川和山南西道合称三川）节度使，还威胁说，如果不答应，就要给王叔文颜色瞧。王叔文怒不可遏，当场予以拒绝，还准备杀掉刘辟，以警示韦皋。因为韦执谊的竭力反对，才没有动手，但刘辟却吓得屁滚尿流而逃。韦皋由此也怀恨在心，暗中招兵买马，心怀异志，企图用武力夺取三川。中央朝廷和地方节度使之间的矛盾，由此可见一斑。

最后是要夺取宦官兵权。这是打击和铲除宦官势力的重要部署。宦官集团是永贞革新的主要目标，也是永贞革新的最大阻力，而且还是不少藩镇的后台。宦官势力之所以权势显赫，就当时说来，主要是十五万神策军（禁军）的统率权掌握在宦官手中，宦官还在任各地藩镇监军，有监军使的大印，一定程度上掌握着地方兵权。因此，能否战胜宦官集团是永贞革新的成败关键，而能否剥夺宦官的兵权，又是关键中的关键。

对此，王叔文先任命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右神策统军，充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接管宦官手中的兵权。但是那些神策军将领大都是宦官的亲信。范希朝去接管人马的时候，一些将领根本不理睬他。范希朝只好空手回来了。这是前朝制度使然，王叔文事先也没有计划周详。他有开拓的勇气和决心，却没有与之匹配的才干和名望，这也是他为什么不直接任宰相，而必须与韦执谊合作的根本原因。

王叔文等人当政一百四十六天，永贞革新在激烈的斗争中完全失败，革新派以凄凉的结局收场。更令人难过的是，后来修撰史书的人，对革新派的作为多有攻讦，尤其是“二王八司马”中的二王，连品行都受到了诋毁。

刚开始，革新派集团内部日夜群聚，关系融洽无间。王叔文作为革新派的核心和实际领袖，很尊重众人的意见，经常引刘禹锡、柳宗元、吕温等人入翰林，共同谋议，言无不从。王叔文与韦执谊也友善相处，常到中书，与韦执谊共进午餐，计议政事。

柳宗元、刘禹锡等虽然被贬出京城，但对于失败却是很不甘心的。元和十年（815年）正月，刘禹锡与柳宗元等人一起奉召回京。次年三月，刘禹锡写了《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

王叔文与韦执谊之间的友谊并没有持续太久，二人逐渐意见不合，裂痕越来越大。当时，高郢、杜佑等人都位居宰相，坚决反对革新。有人退职，有人罢工，由此来表示与王叔文集团的不合作。而韦执谊刚好处在两派的中间，备受压力，本来就不坚定的他便开始首鼠两端起来。而朝中更是有流言纷纷，说他韦执谊没什么本事，全是靠了王叔文才当上宰相。虽然事实确实如此，韦执谊却感到脸上无光，从此在许多公开场合开始故意与王叔文唱反调，表示他跟王叔文有矛盾。

王叔文谋夺宦官兵权的计划轻而易举地失败了，他这个失败，给永贞革新留下了后患。就在这个时候，革新派内部也开始了分化。

有件事可以说明。顺宗即位后不久，有一天众宰相（唐朝是多宰相制）在中书省一起吃饭，王叔文来找韦执谊。“宰相会食，百官无敢请见者”。但韦执谊听见王叔文来了，赶快出去，宰相郑珣瑜、杜佑、高郢于是停下来，打算等韦执谊回来再一起吃。一会儿，小吏来说：“韦相公和王叔文已经一起吃饭了。”众宰相感觉被怠慢了，郑珣瑜尤其感到伤了自尊心，于是叹道：“吾可复居此乎！”（《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五·郑珣瑜传》）便起身回家，在家里七天不出来视事，由是罢相。郑珣瑜自然不是计较一顿饭，而是因为他看不惯王叔文当权、反对革新。由此也可见。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王叔文已经预料时局的发展对自己不利，但却无可奈何，总是吟诵杜甫《题诸葛亮祠堂诗》：“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表示忧愤之心，因感慨而歔欷泣下，“人皆窃笑之”。

总的来说，公元805年是个极不平静的年头。德宗于贞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崩，顺宗即位，至同年八月初四顺宗退位，宪宗嗣位，皆用贞元年号，未改元。八月初五，顺宗始以太上皇“诰”改称永贞元年。所以，这一年有三个现任皇帝，两个年号。

不久，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见朝政混乱，打算浑水摸鱼，立即以顺宗有病为名，上表请太子李纯监国。紧接着，荆南（今湖北江陵）节度使裴钧、河东（今山西太原南）节度使严绶也上了同样的奏表，频频向顺宗施加压力。这些人都是割据一方的实权人物，手握重兵，唐中央朝廷平时也不敢轻易得罪他们。

与此同时，宦官用顺宗的名义，下制书削去了王叔文的翰林学士的职务。王叔文一见制书，就知是阴谋，大为吃惊，说：“我天天要到翰林院商量公事，不带此职，如何进去！”他觉得大势将去，革新前途岌岌可危。但并没有束手无措，而是由王伾代他再三疏请，最后才争取到每隔三五日可入翰林院议事，不过翰林学士之职却永远失去了。

翰林学士韦执谊是长安人，长安韦氏有“宰相世家”的美称，据说曾出过十四位宰相。不过韦执谊的父亲只当过巴州刺史，不算显达。韦执谊聪俊有才，能诗善文。《新唐书》中称他“幼有才，及进士第，对策异等，授右拾遗。年逾冠，入翰林为学士，便敏侧媚，得幸于德宗”。这段话有褒有贬，既夸奖韦执谊自小聪明过人，年纪轻轻就进士擢第，早入仕途，也暗讽他善于取巧媚上、讨好逢迎而受到德宗的宠信。德宗经常与韦执谊歌诗唱和，让他出入禁中，略备顾问，为朝野所瞩目。一次，德宗过生日，李诵献佛像贺寿，德宗命韦执谊为画像写赞文。赞文写完后，德宗又命太子赐韦执谊缣帛（双丝的细绢），表示谢意。韦执谊特地到东宫拜谢，太子便趁机对韦执谊说：“学士知道王叔文吗？他是个伟才。”于是韦执谊与王叔文开始密切相交。

王叔文一旦去职，革新派就失了核心。韦执谊更是公开与集团分裂。倘若之前是刘禹锡而不是韦执谊拜相，或许事情尚有回旋的余地。可叹！

此时，只剩下王伾一个人在翰林院中，要见到顺宗也相当困难。他还在尽最后的努力，试着通过宦官上疏给顺宗，但始终没有结果。因为宦官掌控着皇宫的出入，加上握有禁兵的兵权，实际上完全掌控了皇帝。一个皇宫出入权，一个禁兵兵权，都是重中之重。这也是为什么甘露之变中文宗处心积虑，仍然敌不过宦官势力的根本原因。

不久，王伾意外中风，失去了行为能力，于是宦官势力开始全面反扑。俱文珍等不断逼迫顺宗交权，让太子监国。贞元二十一年（805年）七月二十九日，顺宗被迫把军国政事全部转交给太子治理。但即使这样，俱文珍等还不满足。八月初四，顺宗又被迫下诏禅让皇帝位给太子，自称太上皇。八月初五，顺宗徙居兴庆宫，改元永贞。至此，顺宗正式结束了他的皇帝生涯，在位仅仅八个月，成为唐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

还没等到太子李纯正式即位，宦官势力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对革新派进行全面清算。八月初六，贬王伾为开州司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八月初九，太子李纯在宣政殿即位，是为宪宗。接着一贬再贬韦执谊为崖州司马，韩泰为虔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凌准为连州司马，程异为郴州司马，是为“八司马”。八司马贬所都在边远之地。陆质先已病死，李景俭守丧在家，吕温出使吐蕃未还，未及于贬。王伾因为早已经有病在身，不久就死在贬所。

因为东宫二王刘柳集团一向与宦官集团不合，宦官心中也很明白。因此，德宗殁后，他们不召翰林待诏王伾、王叔文入宫，而是召翰林学士郑絪和卫次公。在卫、郑二人草写遗诏时，有宦官突然说：“宫中正在议论，还未确定由谁继位。”这是因为宦官感到太子李诵有自己的势力，不好支配，所以想改立新帝。当时，在场众人慑于宦官的权势，都不敢轻易回答。不过，太子李诵是德宗生前亲立的储君，而且在太子位已经有二十六年，突然改立，有违唐制。卫次公与王叔文等人并无来往，但终于还是仗理直言：“太子虽然有病，但他是先帝长子，内外人心所望，是皇帝合法的继承人。若是因为太子口不能言，实在不得已，也应当立太子的长子，否则，必定天下大乱。”郑絪立即附和。宦官另立皇帝的阴谋才没有得逞。

顺宗即位后，王叔文大受重用，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翰林院在金銮殿西，地近天子，以文词掌诰敕，兼备待顾问，辩驳是非，典掌缣牍，受命得处理一切事务，一日万机，权本极重，而顺宗实际上又把朝廷决策大权交给了王叔文。

好不容易过了年，永贞革新的余温尚未完全冷却。正月初一，宪宗改元和。正月十九日，顺宗在孤寂中病死于兴庆宫，年仅四十六岁。

不久后，宪宗赐王叔文死。一个胸怀扭转乾坤大志、有心力挽狂澜的革新家，默默地被处死在长江边上的渝州（今四川重庆），时年五十四岁。

就在正式册立太子的当天，反对派太常卿杜黄裳（韦执谊的岳丈）训劝韦执谊，要他率领文武百官奏请由太子李纯监国，其实就是要逼迫顺宗退位交权。当时韦执谊与王叔文的关系还未恶化，韦执谊自然没有同意。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诗中表达出他虽被贬斥而终不屈服，蔑视权贵而看轻禄位的品格，结果因此而得罪朝中新贵显臣（主要是武元衡）。他与柳宗元二月到长安，三月便宣布改贬。柳宗元改贬为柳州（今广西柳州）刺史，刘禹锡为播州刺史。虽然由司马升为刺史，但所贬之地比原来更僻远更艰苦。柳宗元想到播州比柳州还要艰苦，而刘禹锡还有八十多岁的老母随身奉养，便几次上书给朝廷，要求与刘禹锡互换。后来因有人帮忙，刘禹锡改贬连州刺史，柳宗元这才动身向柳州。在患难之中，两位大文学家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友情。

首先是集中财权。王叔文认为钱粮是国家最大的根本，只要掌握了财政及盐铁权利，就可以制约藩镇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为此，王叔文提升浙西观察使李镝为镇海节度使，解除了李镝兼领的盐铁转运使，表面是升职，其实是削夺李镝的利权；加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宰相）杜佑为度支及诸道盐铁转运使，这实际上是把盐铁利权收归中央直接掌握的措施。两天之后，王叔文自任为度支、盐铁转运副使。杜佑虽领使名，其实盐铁大权全由王叔文专掌。

德宗晚年宠信宦官，派宦官当宫市使，负责在长安城中为宫廷购办日用货物。宫市使下置有数百小宦官，专门到宫外采购宫里需要的东西。这些太监见到老百姓在市上出卖货物，只要他们需要，就强行购买，只付十分之一的价钱。后来，索性派了几百个太监在街上瞭望，看中了什么，抢了就走，叫做“白望”。这种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抢夺的行为让老百姓受害很大。大诗人白居易有首《卖炭翁》，就是专门揭露宫市的黑暗的。

刘禹锡后来又担任过夔州刺史、和州刺史。这些地方都相当偏远，在当时属于蛮俗之地。正是在此期间，刘禹锡“依骚人之旨，倚其声作《竹枝词》十余篇”，其中就有著名的“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情）却有晴（情）”。事见《全唐诗·诗人小传》。

一开始，王叔文充分发挥了他坚决果断、注重效率的办事才干，革除了宫市、五坊小儿等虐政、弊政，史称“市里欢呼”，“人情大悦”。这些改革内容，都是人心所向，也就使永贞革新取得了民心和民间舆论的支持。

表现了屡遭打击而始终不屈的意志。白居易评论刘禹锡的诗说：“彭城刘梦得（刘禹锡的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

第三章进退两难的大臣们三被刺杀的大唐宰相

武元衡，字伯苍。缑氏（今河南偃师东南）人。武则天曾侄孙。德宗建中四年（783年）登进士第。历官监察御史、华原县令、比部员外郎、右司郎中、御史中丞。宪宗即位后任宰相，因力主削藩，遭藩镇嫉恨。元和十年六月三日早朝时，为刺客暗杀。

宰相武元衡对此深为不满，对宪宗说：“李錡请求入京朝见就允许他朝见，请求不来朝见就允许他不来，这样下去，靠什么去对全国各路兵马发号施令呢？”宪宗认为此话在理，于是就下诏征召李錡进京。李錡见朝廷反复催促，心中更加恐惧，生怕一到长安就被谋害，却又无计可施，终于起兵谋反。

当时任行军司马的韩愈奉宪宗诏书，写了一篇《平淮西奉敕撰》（并序），记叙了这次战事。碑文共一千八百字，如行云流水，如大江出峡，汪洋恣意，一挥而就。文章之华美，所谓“下笔烟飞云动，落纸鸾回凤惊”。勒碑之时，国人视为奇文，争相诵之。本来是一件美事，却引来一场风波。韩愈时在军中任职，对于平淮西之战，亲历所见，因此有深刻的认识。韩愈认为平淮西首功之臣是主战派裴度，因此用的笔墨较多，其中有颂裴度功勋说：“凡此蔡功，惟断乃成。”其实，裴度与李愬分别是战略家与战术家的身份，没有裴度极力主战，也就没有后面李愬的奇袭之功。但李愬是个优秀的统兵将领，却并不是有胸襟有远见的政治家，他因此而相当不高兴。平淮西碑立在汝南城北门外不久，李愬部下石孝忠便挥锤砸断了碑。当官军赶来抓捕时，石孝忠非但不束手就擒，反而还动手打死一名吏卒。事情闹到了宪宗那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石孝忠是受了李愬指使，但李愬有平蔡州之功，且妻子是宪宗的外甥女，宪宗也没有追究韩愈平淮西碑被毁一事，还下旨让翰林大学士段文昌重写了一篇文章，多夸了李愬，重新立碑于蔡州，这才息事宁人。

之后，宪宗下制割资州（今四川资中）、简州（今四川简阳）、陵州（今四川仁寿）、荣州（今四川荣县）、昌州（今四川荣昌）、泸州（今四川泸州）等六州隶于东川，以高崇文为西川节度使，以严砺为东川节度使。

随后，刺客又入通化坊刺杀裴度。裴度头部被刺伤，不过他当时戴着官帽，起了一定的防护作用，创口不深。刺客还要追杀时，裴度随从王义将刺客从后面抱住，大声呼救。刺客回身先砍断了王义手臂，然后再去追杀裴度。刚好这时候，裴度摔进了沟中，刺客以为裴度已死，这才停止追击，从容逃走。裴度因而幸免于难。

当时，吴元济把主力都用来对付其他官军，李祐便向李愬献计说：“蔡州的精兵都在洄曲（今河南商水西南）和四面边境，守卫蔡州的不过是一些老弱残兵，可以乘虚直取蔡州。”李愬深以为然。

元和元年（806年）正月，宪宗改元还没有几天，西川节度副使刘辟（即先前差点被王叔文杀掉的那位）趁西川节度使韦皋（前面提过的磨刀霍霍的那位）暴病身死，自任为留后，擅自接手西川事务。如此，刘辟还不满足，上书宪宗，要求兼领三川节度使。宪宗没有同意。刘辟干脆就打算用武力解决，发兵往梓州（今四川三台），攻克梓州，逮捕东川节度使李康，并打算任命自己的亲信卢文若为东川节度使。

藩镇割据势力基本上被消灭以后，宪宗便骄侈起来，他认为该永远享受大福。于是，大兴土木、兴建宫室，疏远了直臣裴度、崔群等，而重用皇甫鎛、程异、令孤楚、李道古等阿谀献媚之臣。宦官更被宠信，吐实承璀、梁守谦、王守澄、陈宏志等都权倾内外。

唐朝廷随即任命韦丹为新一任的东川节度使。韦丹到达汉中后，观察了形势，给朝廷上表说：“高崇文率兵远来，没有资粮，如果与其梓州，必能有功。”于是唐朝廷封高崇文为东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大战随即开始。

高崇文当时正在长武城（今陕西长武西北）练兵。他治军有方，常备不懈，诏令一下，立即出发，器械粮草，一无所缺，令人十分惊叹。正月二十九日，高崇文出斜谷（今陕西太白），李元奕出骆谷（今陕西佛坪），一同进军梓州。

二月，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旗开得胜，先攻克剑州（今四川剑阁），斩刘辟一方的刺史文德昭。

三月，高崇文率军从阆州（今四川阆中）进发梓州。在行军途中，有个士兵在餐馆吃饭时，不小心将店主人的筷子折断了，高崇文便将这个士兵斩首示众。由此可见高崇文对军纪要求之严格。正因为如此，他的军队才能保持良好的战斗力。

元和四年（809年），成德节度使王士真（王武俊长子）死，其子王承宗自为留后。宪宗决意革除藩镇世袭制，决定兴兵讨伐，但却任命宦官吐实承璀为统帅。自安史之乱以来，历朝唐代皇帝猜忌将领，已经成为一个通病。因为有鱼朝恩之类的前车之鉴，大臣以白居易为首，群起反对。宪宗固执己见，再一次犯了他祖先曾犯过的错误。结果可想而知，各路将领不服吐突承璀，根本不听他的号令，战况完全陷于被动。宪宗也因此遭受了削藩斗争中第一次重大挫折，讨伐王承宗的二十万唐军无功而还，唐朝廷不得不被迫任命王承宗为成德节度使。

李愬入城后，一面派人进攻牙城，一面厚抚董重质的家属，遣其子前往招降。董重质单骑至李愬军前投降，吴元济丧失了洄曲守军回援的希望。唐军再次攻打牙城时，蔡州百姓争先恐后地负柴草助唐军焚烧牙城南门。黄昏时分，城门被烧坏，吴元济投降。申、光二州及诸镇兵二万余人亦相继降唐，淮西遂平。

而另一宰相裴度，与武元衡同日遭遇刺杀，幸免于难。裴度字中立，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祖父裴有邻，曾为濮州濮阳令。父裴溆，为河南府渑池丞。贞元五年（789年），裴度进士及第，登宏词科，补校书郎。后又应制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对策高第，授河阴县尉。不久，升为监察御史，因疏论权幸，言辞激烈忤旨，遂被贬为河南府功曹参军。武元衡主事西川，表奏裴度掌节度府书记。又召为起居舍人。元和六年（811年），以司封员外郎知制诰，不久转本司郎中。裴度是晚唐重臣，历仕宪、穆、敬、文四朝。他在宪宗朝时平定了淮西吴元济叛乱，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功绩。

高崇文进入成都后，休息士卒，秋毫无犯。而且只杀了刘辟的大将邢泚及馆驿巡官沈衍二人，其余官员都不问罪，由此人心大安。刘辟被送到长安处死，灭族。这场持续了八个月的叛乱被顺利平定。

宪宗以后，裴度又仕穆宗、敬宗、文宗三朝，在当时有“勋高中夏，声播外夷”的盛名和地位，但由于宦官当道，其虽有“将相全才”而不能为天子所用，所以并无多大作为。为避宦官当政，他退居东都洛阳，立第于集贤里，与诗人白居易、刘禹锡酣宴终日，高歌放言，以诗酒琴书自乐，不问政事。后病逝。

宪宗为使自己长生不老，下诏书求方士。皇甫鎛、李道古荐入方士柳泌，说是能制作长生药。宪宗封他为台州刺史，命他寻找灵草制造。不久，又听说凤翔法门寺塔留存有佛的指骨，宪宗即派遣僧徒去迎佛骨，把这纯属虚妄的事弄得惊天动地。刑部侍郎韩愈上疏切谏，说历史上凡是信佛的王朝，寿命都不长，可见佛是不可信的。结果惹怒了宪宗，下令要杀他，还亏裴度、崔群说情，韩愈被贬为潮州（今广东潮阳县）刺史。“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韩愈在诗中表达了他的凄恻与不平。再说柳泌到台州后，驱使吏民采药，一年多无所得，他自己也恐惧，逃入山中，被浙东观察使捕获送京师，经皇甫鎛、李道古保护，他继续为宪宗制作长生药。

自安史之乱结束后，藩镇割据局势形成，到宪宗时，已经延续了一百多年。没想到宪宗一即位，就派兵讨平了西川、夏绥两地的叛乱，藩镇大为震动，再也不敢像从前那样小觑朝廷，纷纷派使者入朝，表示对朝廷的忠心和臣服。

当日德宗削藩镇失败，是因为德宗太急不可耐。而朝廷本身没有兵力去对付藩镇，只能以藩削藩。德宗匆忙上阵，让藩镇担心会被各个击破，于是联合起来抗命。而宪宗的削藩，仍然不出以藩削藩的套路，不过行动更显稳健，没有出现两线作战的情况，因此避免了祖父的前车之鉴。而此时的藩镇，也没有像在德宗削藩镇时那样形成一个联合体，来对抗朝廷。另外，德宗以俭朴吝啬著称，皇帝小气，就能节余不少财政收入，是以宪宗初登皇位，尚有足够的军费能够供朝廷支出。这两点，是宪宗能一举削平西川、夏绥两地的两个根本原因。

元和九年（814年），宪宗以山南东道节度使严绶为元帅，率兵十六道，举起了讨伐淮西的大旗。但严绶私心极重，对敌不思进取，对内贿赂宦官，结为内援，导致唐军作战一年，毫无功绩可言。吴元济也使出两面派手段，一面坚决抵抗，一面派使者向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李正已的后代）和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求救，请求他们向朝廷上书，赦免淮西。

至此，藩镇割据势力基本上被消灭，唐朝实现了暂时的统一，但节度使领有重兵的局面并未改变。无论如何，唐朝廷在政治上呈现出唐中期未曾有过的“元和中兴”气象，在军事上获得未曾有过的胜利，史家也因此称宪宗为“中兴之主”，裴度则被称为“中兴宗臣”。

刺杀事件发生之后，朝中人人自危，更不敢言平淮之事。朝廷中有人向宪宗献计，建议罢去裴度的官职，以此来安抚李师道和王承宗。宪宗大怒说：“若罢度官，是奸计得行，朝纲何以振举？吾用度一人，足以破此二贼矣！”至此，宪宗更加倚重裴度，拜他为宰相。

李愬看到近城处有鸡鸭池，顿生一计，命人拿棍棒去赶鹅鸭。鹅鸭给棒一赶，都呱呱地乱叫，把人马发出的声音掩盖了。李祐、李忠义率领先锋部队，在城墙上挖了一个个坎，爬上了城头。自从吴少诚抗拒朝命，唐军已有三十余年未到蔡州城下，蔡州守军毫无戒备。城上的守兵还没有醒，就全被杀死了。只留下巡夜者，让他们照常击柝报更，以免惊动敌人。外城攻破以后，李祐等打开城门，迎纳唐军。接着，李祐、李忠义又按照老办法，攻进了内城。

鸡鸣时分，大雪已止。李愬摸进城里，一直进到吴元济的外宅。这时，有人觉察情形有异，急告吴元济说：“官军来了。”吴元济高卧未起，笑着回答说：“俘囚作乱，天亮后当杀尽这些家伙。”接着，又有人报告说：“城已陷。”吴元济仍漫不经心地说：“这一定是洄曲守军的子弟向我索求寒衣。”起床后，吴元济听到唐军传令，响应者近万人，才有惧意，率左右登牙城抗拒。

有了前面两场胜利，刘辟也开始害怕起来，想跟唐朝廷讲和，并放回了之前被他逮捕的东川节度使李康，要求李康回去为他多说好话，“以求自雪”。李康回到梓州后，也确实为刘辟美言了几句。大概正因为李康如此没有骨气，激怒了高崇文。高崇文以李康丢城被俘、是败军之将为由，将他斩首示众。

宪宗得知消息后勃然大怒，立即想要兴兵讨伐刘辟。但此时他新登皇位，根基未稳，还有许多顾虑，不敢轻易用兵。朝议时，群臣也认为四川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不应该轻易发兵。只有宰相杜黄裳（韦执谊岳父）坚决主战，慷慨激昂地说：“刘辟不过是一个狂戆书生，朝廷取之如拾草芥。臣知神策军使高崇文勇略可用，愿陛下专以军事委之，不要置监军，一定能打败刘辟。”翰林学士李吉甫也力主讨蜀。

李愬谋取蔡州，问计于吴秀琳。吴秀琳以为欲攻取蔡州，非李祐不可。李愬便设计生擒李祐，免其一死，并委任他为自己牙队的将领——六院兵马使。李祐是淮西有名的勇将，唐军多次败在他手里，都想杀他，李愬却想尽办法保护他。李祐非常感激李愬的恩德，决心帮他攻取蔡州。

元和九年（814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吴少诚的义弟）死，儿子吴元济自任留后。淮西一镇仅有蔡（今河南汝南）、申（今河南信阳）、光（今河南潢川）区区三州之地，周围都是唐朝州县，势孤力单。而淮西历来对唐朝廷态度不恭顺。从吴少诚开始的三十多年中，淮西屡叛屡降，共造反十多次。宪宗早就不能容忍，便拒绝了吴元济继承淮西节度使的要求。吴元济于是纵兵劫掠，公开与唐朝廷叫板对抗。吴元济占据的蔡州（今河南汝南）一带三个州，地方不大，但逼近东都洛阳，地位十分重要：从蔡州东北推进，还可以控制汴州（今河南开封），切断运河交通，威胁唐朝的漕运。因此，这次叛乱，成了唐朝廷的心腹大患。此外，各地藩镇对唐中央朝廷的态度都是模棱两可，在臣服和叛乱之间徘徊，因此，朝廷如何对待吴元济，将直接影响到其他藩镇对唐朝廷的态度。

刺杀事件后不久，李师道手下一名士兵突然到东都洛阳留守府告变，说李师道已秘密派人潜入洛阳，预谋叛乱。原来李师道早已经陆续派人潜入东都及附近地区，四处收买少数民族和安史余孽，“谋焚宫阙，纵兵杀掠”。东都留守吕元膺得知此消息后，紧急带兵抓捕。结果在数日之内捉到李师道的党羽数千人。

李师道、王承宗虽然以前与吴元济不和，但此时也清醒地意识到：若唐朝廷灭了淮西，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自己。为了自身利益，他们立即上表，“请赦元济”。但此时宪宗决心已下。于是，李师道和王承宗表面上支持宪宗讨伐淮西，暗中却开始支持吴元济。当时，各地藩镇都养有幕僚，根据幕僚献策，李师道派部队二千人奔赴寿春（今安徽寿县），声称帮助官军，实际是为了援助吴元济。为了策应吴元济，李师道派人招募数百恶人，攻入河阴转运院，烧掉钱财布帛三十多万缗匹，谷三万余斛，给唐军的补给造成了极大困难，造成人心恐慌。

李师道又派人潜入京城，预谋刺杀朝廷中主战最力的宰相武元衡和熟悉淮西战况的御史中丞裴度。如果这两个人死了，其他朝臣必不敢再言用兵。

同年三月，夏绥杨惠琳拥兵抗拒朝廷任命的新夏绥节度使上任。之前，原夏绥节度使韩全义入朝时，以其外甥杨惠琳为夏绥留后。宰相杜黄裳认为韩全义出征无功，骄横不逊，将其解职，并任命了新的夏绥节度使。但夏绥的杨惠琳自负手中有支人马，抗命不移交权力。河东节度使上表请求征讨杨惠琳，军队尚在调遣之中，夏绥将士已感到莫大的军事压力。不久，夏绥内部发生兵变，杨惠琳被杀，他的头颅被送到京城。宪宗没费吹灰之力就解决杨惠琳之叛。

然而，韩愈撰文的碑虽然被毁，文章却流传了下来。到了宋朝，蔡州知府陈王向又令人选石，重刻韩愈文。至清朝，这块重立起的碑也早已随着多次兵燹之灾不复存在。一直到咸丰年间，军机大臣祁隽藻重书《平淮西碑》。共刻四石，并排耸立，气势磅礴。因文、书、刻俱佳，被称为“三绝碑”。

事情还要从宪宗登基时说起。永新革新失败后，唐宪宗李纯即位，却萌生了振兴唐帝国的意愿。当时，唐宪宗被迅速立为皇帝，方式极不寻常，完全是宦官和藩镇联合起来反对永新革新的结果。然而，谁都不会想到，自安史之乱以来藩镇雄踞一方的固瘤，竟然会在宪宗手中得到解决。后世史学家将唐宪宗与著名的唐太宗和唐玄宗相提并论，唐太宗有贞观之治，唐玄宗有开元盛世，而唐宪宗之所以能获得较高评价，则完全是因为他取得了元和削藩的巨大成果。从上面讲述的宪宗即位的经过看来，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

宪宗原名李淳，为顺宗长子，被立为太子后改名为李纯。李纯小时候相当机智聪明。曾经有一次，祖父德宗抱着李纯，故意逗他：“你是谁家的孩子，怎么会在我的怀里？”李纯回答：“我是第三天子。”这一回答顿时语惊四座。李纯是德宗的长孙，按照祖、父、子的顺序，确实是“第三天子”。不过，这样的说法也是闻所未闻，从一个孩子口中说出来，就格外新奇而有趣了。德宗由此对李纯更加偏爱。德宗即位初期，试图复兴大唐，削平藩镇，结果狼狈地失败了。此后朝廷对藩镇一味姑息，有求必应。没想到，祖父的志向，竟然在孙子手中实现了。

宪宗服用了柳泌配制的长生药，性情变得暴躁多怒，宦官在左右，经常被斥责甚至被杀。在皇位继承上，宦官分为两派，梁守谦、王守澄等拥立太子李恒，而吐突承璀则想立澧王李恽为太子，双方展开明争暗斗。元和十五年（820年），宦官陈弘志毒死宪宗。宪宗李纯在位十五年，享年四十二岁。其同党王守澄隐瞒真相，说宪宗是药发暴死。宪宗像祖父德宗一样，宠信宦官，放纵宦官，最终自己没能逃出宦官的阴谋。随后，梁守谦、王守澄抢先拥立太子李恒，杀了吐突承璀和李恽。宪宗死后，河北卢龙、成德、魏博三镇又起叛乱，从此，唐朝廷再也没有能够把他们制服，这种格局一直维持到唐朝灭亡。

京城随即展开了大搜捕，无论是公卿还是贵戚，家有夹墙、重层者，无一例外。果然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不久后，神策将军王士则等捉拿到五名刺客，全部被斩首示众。

王建有《赠李愬仆射》一诗，以二十八字包举平蔡战役，写得有声有色，生动地记录了这次奇袭：

元和十年（815年）六月初三清晨，天色尚未大亮，武元衡出门上朝。刚刚走出靖安坊东门，突然有名刺客躲在暗处用箭射中武元衡，武元衡随从一哄而散。刺客上前牵着武元衡的马匹走出十多步以后，从容地将他杀死，砍下他的头颅而去。

李錡是宗室子孙，雄踞东南多年，横征暴敛，家产无数。唐朝廷抄了他的家后，打算将这些财宝全部运到长安。翰林学士李绛极有远见，向宪宗进言说：“李錡剥六州百姓，使得自己富有。现在不如把这些财产赐给浙西的百姓，用来取代他们今年的赋税。”宪宗此时正锐意进取，立即同意了李绛的建益。镇海地区的百姓听说后，为之沸腾。从此，人心都感激唐朝廷。

宪宗随即以韩弘取代作战一年、无功可言的严绶，同时，又将刺杀武元衡之罪归之于成德节度使王承宗，下令对成德用兵。

这时宰相裴度亲自到前方督战，临行前上书皇帝：“请自往督战，誓不与贼共生。”表现出相当的决心和勇气。刚好这时候他收到了李愬制订的偷袭蔡州的计划，裴度十分赞赏，同意出兵。

此时，天下震动，朝廷上下阻战的奏章如雪片般纷飞而至。但宪宗决意继续用兵。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李愬登上了唐帝国的政治舞台，演出了一出雪夜入蔡州的千古传奇。

一天之内，两名朝廷重臣一死一伤，这在唐朝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惊天大案，骇人听闻。京城闻讯大惊。宪宗紧急下诏，以后宰相出入由金吾骑兵护送，宰相所过之地，行人必须回避。尽管如此，恐怖气氛还是悄然笼罩了全城，朝臣天不亮都不敢出门。

元和十二年（817年），讨伐淮西的战事进入了关键的一年。唐朝廷用兵已经四年，馈运疲弊，民力困乏，深以为患。宪宗也明白不能再拖了，下令停止对成德用兵，决心集中力量，先平定淮西。这时，北路李光颜率河阳、宣武、魏博、河东、忠武诸镇唐军渡过溵水，进至郾城，击败淮西兵三万，歼灭十之二三。郾城令董昌龄、守将邓怀金举城降唐。吴元济得知郾城不守，十分恐慌，将亲兵及蔡州守军全部调往北线，以增援董重质防守的洄曲。这样，淮西军的主力和精锐都被吸引到了北线。这就为西路李愬奇袭蔡州创造了条件。这一年六月，吴元济见部下多降唐，兵势不振，上表请罪，声称愿束身归朝。宪宗派中使赐诏，允许免其死罪。但吴元济被其左右及大将董重质所挟制，无法归朝。淮西已到了穷途末路、指日可下的地步。

李愬作战勇猛，足智多谋。抵达唐州（今河南泌阳）后，他故作柔懦懈惰，御军宽怠，以麻痹敌军，还特意对将士们说：“皇上知道我懦弱无能，所以派我前来安抚你们。对攻城打仗那类事情，我可担当不了。”这些话传到淮西军中，淮西军因屡败西路唐军，见李愬名位卑微，行事又如此不堪，遂掉以轻心，对他也就不作什么戒备了。

那时候，唐州的官军刚被吴元济打败，士气低落，伤兵很多。李愬上任伊始，即亲自行视慰问将士，存恤安抚伤病员，以稳定军心。李愬看到士气开始振作，就向朝廷要求增派军队，准备袭击吴元济的老巢蔡州。朝廷又给了他两千骑兵。

李愬知道，要打败淮西，还要争取熟悉叛军内情的淮西将士投降过来。他每次获得投降的士兵，都亲自去问寒问暖，由此对于敌人的地形、道路、兵力等情况，了解很清楚。有一次，李愬的部下活捉了骁将丁士良。唐军中很多人吃过丁士良的苦头，要求把他开腹剖心。李愬见丁士良是条好汉，就亲自给他松了绑，把他收为部将。丁士良感激之余，献计擒获文城栅（今河南遂平西南）吴秀琳部谋主陈光洽，招降吴秀琳部三千人。西路唐军因之士气高涨，连下多城，淮西将士降者络绎于道。

尤其可笑的是，刺客胆大包天，在金吾卫与京兆万年、长安两县留下纸条，威胁说：“毋急捕我，我先杀汝。”（《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九》）意思是说，不要忙着捉拿我，否则我先将你杀死。负责破案的官差竟然因此被吓唬住了，都不敢轻举妄动。兵部侍郎许孟容晋见宪宗，大哭说：“自古以来，没有发生过宰相被人在路旁杀害、盗贼却不能捕获的事情，这是朝廷的耻辱啊！”宪宗深受触动，立即下诏，凡擒获刺客者赏钱一万缗，授五品官，敢隐匿者，族诛。

宪宗正打算派淮南节度使前去讨伐，李錡属下部将张子良等人料定李錡要失败，不愿受到牵累，便合谋擒住了他，将其押送到长安。李錡和他的儿子都被处死。镇海叛乱由此而平。

吐突承璀回京师后，翰林学士李绛等人据理力争，要求惩办吐突承璀。宪宗不得已，贬吐突承璀为军器使。不久，吐突承璀因受贿被揭发，贬作淮南监军。

裴度躺了二十多天，伤口才好。他矢志不移，依旧力主战事，对宪宗说，“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业已讨之，两河藩镇跋扈者，将视此为高下，不可中止。”宪宗赞同。裴度又向宪宗请求，为了讨平吴元济，请允许他在家中招延四方贤才，集思广议。宪宗也允许了。早先，德宗往往猜疑妒忌臣下，对于相互往来的朝中百官，金吾卫一概侦察情报，上报德宗，宰相也不敢在私人宅第中召见宾客。

大军东行三十公里，在夜间抵达张柴村，乘守军不备，全歼包括负责烽燧报警士卒在内的守军。待全军稍事休整和进食后，李愬留五百人守城栅，防备朗山方向之敌，另以五百人切断通往洄曲和其他方向的桥梁，并下令全军立即开拔。诸将问军队开往何处，李愬才宣布说：“入蔡州直取吴元济。”诸将闻说皆大惊失色，但军令如山，众将只得率部向东南方向急进。

此时夜深天寒，风雪大作，旌旗为之破裂，人马冻死者相望于道。张柴村以东的道路，唐军无人认识，都没有走过，黑夜行军，十分难走，人人自以为必死无疑。但众人都畏惧李愬，无人敢违抗军令。夜半，雪愈下愈大，唐军强行军三十五公里，终于抵达蔡州。

李纯幼年时遭逢了著名的“泾原兵变”，德宗皇帝被迫逃出长安，李纯也在逃难的队伍当中。当时他年纪虽小，正是懵懂之时，但显然战乱给他的印象相当深刻，他幼小的心灵中必然埋下了深恨藩镇的种子。所以，宪宗一当上皇帝，立即开始不遗余力地铲除藩镇割据势力。

淮西平定后，各藩镇恐惧不安。不久，横海镇程权、幽州镇刘总、成德镇王承宗等都上表请求归顺朝廷。唐宪宗又命魏博节度使田弘正等讨伐李师道，杀李师道，朝廷收复淄、青等十二州。

元和十一年（816年），唐军进攻成德。各路唐军因缺乏最高统帅，难以协调行动，被王承宗逐一击破。这一幕在徳宗朝时便已经上演过。而淮西战区的唐军因主帅韩弘深怀私心，养寇自重，只能各自为战，不能互相呼应。东路唐军击败淮西军，攻占鏊山（今河南丘东）。北路唐军连败淮西军。南路唐军亦攻破申州外城。西路唐军先败淮西军于朗山（今河南确山），但随即大败于铁城（今河南遂平西南）。

裴度入蔡州后，对吴元济旧将量罪判刑，除旧法，并约法禁盗贼斗杀，以安抚人心。蔡人大悦。史书记载说：“蔡之遗黎，始知有生人之乐。”（《旧唐书·卷一百七十·裴度传》）

和雪翻营一夜行，神旗冻定马无声。

遥看火号连营赤，知是先锋已上城。

元和六年（811年），宪宗起用李绛为宰相。李绛有才干且正直，朝廷面貌一新，有了振作的气象。当时，正逢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病死，田季安子田怀谏只有十一岁。部分朝臣主张趁机对魏博用兵，李绛却坚决反对。他认为田怀谏年纪幼小，不能主持军政，魏博镇不久将会发生内讧。新一轮权力斗争结束后，新魏博主会主动归顺朝廷。果然，次年，魏博镇内讧，将士拥立田兴为留后。田兴举魏博镇六州土地归顺唐朝廷。唐宪宗大喜，由此更加信任李绛。但是不久后，宪宗又开始疑忌李绛的才智。元和九年（814年），李绛罢相，宪宗重新召回吐突承璀。

宪宗听了觉得很受鼓舞，因为在他内心深处，始终不能忘记藩镇战乱的祸害。于是，唐朝廷派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率五千人马为前锋，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率二千人马继后，会同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三军共同讨伐刘辟。

梓州当时驻防的是刘辟心腹将领邢泚。邢泚见唐军势大，又听说过高崇文的厉害（高崇文少年时跟随夏绥节度使韩全义征战，曾以三千人大破吐蕃军三万，且敌人死者过半），立即不战而逃。高崇文兵不血刃地进驻梓州。

刘辟见求和无望，在鹿头关（今四川绵竹东）筑城，连设八道栅栏，屯兵万余人。但这道防线很快被高崇文攻破。刘辟又在关东万胜堆设置栅栏，被高崇文部将高霞寓攻破。高崇文每战皆胜，所向披靡。九月二十一日，高崇文攻克成都。刘辟和心腹卢文若只数十骑往西逃走，打算去投奔吐蕃。高崇文部将高霞寓率军穷追不舍，刘辟被生擒，卢文若投水自杀。

元和十二年（817年）十月初十，风雪交加，气候极度寒冷。李愬突然命李祐、李忠义带领三千人组成突击队，作为先锋，自己和朝廷派来做监军的宦官带领三千人为中军，另一个将领带领三千人为后队，离营出发。军队的行动十分秘密，除个别将领外，全军上下均不知行军的目的地和部队的任务。有人跑去问李愬。李愬只是说：“向东进军。”

注：武元衡还是唐朝著名诗人。他早年曾落第失意，所写诗歌如《寒食下第》、《长安叙怀寄崔十五》、《行路难》等，往往嗟病叹贫，抒发牢骚不平之气。后仕宦显达，所写诗歌，多属官场酬赠之作。少数作品如七律《送崔判官使太原》、《送张六谏议归朝》、《酬严司空荆南见寄》等，感情深厚，辞气挺拔，对同僚于推挹褒奖之际时以国事、德行相勖勉，与一般应酬之作有所不同。他出镇巴蜀时所作的诗歌，或抒写报国豪情，或寄托羁旅行役之思，都真切感人。其诗藻思绮丽，琢句精妙。张为《诗人主客图》将武元衡奉为“瑰奇美丽主”。

镇海节度使李錡心中不自安，也请求入朝觐见。当时中央朝廷的威信达不到东南，宪宗认为这是个好机会，如果李錡入朝，可以大大提高朝廷的威望，便同意允许李錡入京。然而，李錡并没有诚意来京，便一再拖延行期，最后以生病为借口，请求年底再入朝。

李愬，字符直，名将李晟（李晟曾在德宗朝挽救唐帝国于危难之中，事见《泾原兵变》一篇）之子，有谋略，善骑射。李愬从小慈孝过人，父亲死后，十五个兄弟中，唯他与哥哥李宪坚持为父庐墓三年，被皇帝劝回后，隔天又跑回去守墓。李愬之前任太子詹事。临时被起用为西路唐军统帅，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间。

平定李錡后，唐朝廷直接派出了节度使，改变了地方上拥立主帅的旧例。而西川、夏绥、镇海三镇平定，则极大地增强了宪宗进一步削平藩镇的信心和决心。当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都是主削除藩镇、平定割据势力的代表人物。之后的征战却是有胜有负。

第三章进退两难的大臣们四郁闷的李商隐

古语有讲：“才人不遇，古今同慨。”在中国历史上，李商隐就是个“不遇”的典型。历史文化中的文人处境和命运，经常有某种惊人的巧合。但李商隐的怀才不遇却有些特殊，源于他本人与唐朝历史上最大的朋党之争有紧密的联系。

朋党之争最早的引子是从宪宗在位时候开始的。元和三年（808年），宪宗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举人，想借此来选拔人才。牛僧孺和李宗闵当时都是地位很低的下级官吏，也参加了考试，并且在试卷中言辞激烈地批评了时政的弊端，实际上，批评的对象就是当政的宰相李吉甫。当时的主考官吏部侍郎杨於陵和吏部员外郎韦贯之欣赏他们的正直和勇气，连宰相都敢指责，于是署为上第，推荐给宪宗。

一直到后来的五代十国时期，烽火连天，混战不断，在残酷持久的混战中，只能以军功来衡量人才。加上百姓流离失所，土地荒芜，促使大家族崩溃。门第世家才从中国的历史上消失。

不久后，文宗患病，奇士郑注通过宦官王守澄向文宗献药，受到文宗宠信。郑注又引荐李训给文宗，颇中文宗心意。文宗要授任李训为谏官，置于翰林院。李德裕认为李训是奸邪小人，坚决反对。当文宗要宰相王涯改授李训他官时，李德裕又摇手制止，文宗因此很不满意。王守澄、郑注也怨恨李德裕，合力排挤李德裕。于是，文宗召回李宗闵辅政，李德裕被罢相，出为镇海节度使。

李吉甫死后，他的儿子李德裕开始崛起。李德裕从小就胸怀大志，专心攻读经史，尤其精通《汉书》和《左氏春秋》。他聪敏过人，很得宪宗喜爱。有一次，宰相武元衡问他喜欢读什么书，他却缄默不言。李吉甫知道后，责问儿子为何不回答。李德裕却振振有词地说：“武公身为宰相，不问理国家调阴阳，而问所嗜书，其言不当，所以不应。”（《唐语林·卷三》）众人无不称奇。

李德裕文章写得好，却不屑参加科举考试。父亲李吉甫劝他应试，他却说：“好骡马不入行。”（《北梦琐言·卷六》）一副不屑与士子同流的态度。后来还是靠门荫入仕。穆宗即位后，李德裕任翰林学士。那时候，李宗闵也在朝做官，任中书舍人。李德裕对李宗闵曾经批评他父亲李吉甫这件事，仍旧记恨在心。

刚好这时候，又要举行进士考试。西川节度使段文昌有熟人应考，私下里请托考官钱徽。李宗闵也因为女婿苏巢应考，请托考官钱徽。结果，苏巢被选中，而段文昌托的人没有选上。段文昌怒而告发选举不公。穆宗不明真相，问翰林学士，李德裕回答说：“真有这样的事。”于是穆宗下令前一次考试无效，重新再考，前一任主考官钱徽被贬为江州刺史，李宗闵也被贬为剑州刺史。

牛僧孺长期得不到升官，从此对李吉甫怀恨在心，由此而导致了对李吉甫及其子李德裕历时多年的激烈党争。这就是著名的牛（牛僧孺、李宗闵）李（李德裕）之争的起因。

因家境寒微，李商隐自少年时代起，就要“拥书贩舂”，以维持生计。他曾悲叹道：“生人穷困，闻见所无。”他的一位姐姐，新婚不久就被遣回娘家，年仅十九岁就郁郁去世。这种累世子孤、贫寒无依的家世，从小在李商隐的心理上积淀了许多悲剧性因子，诸如对人情冷暖的特殊敏感、强烈的孤子感和对前途命运的忧伤等。“十五泣春风，背面秋千下”，“欲问孤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这些写于早期的诗中，就已流露出一般青少年少有的感伤。

李德裕当西川节度使时，吐蕃维州（治所在今四川理县）守将悉怛谋率领部下到成都投降。维州三面环水，一面靠山，为战略要地。当年西川节度使韦皋经营多年，至死恨不能收复此城。李德裕得知后大喜，隆重接纳了悉怛谋，一面上奏朝廷，一面派兵迅速入据其城，使沦丧四十年之久的维州城，不费一兵一卒，又重新归还了唐朝。但当政宰相牛僧孺嫉恨李德裕，生怕他立功，以“中国御戎，守信为上”作为借口，居然命令李德裕拒绝受降，将维州归还吐蕃，并将悉怛谋及其随从捆起来送还给吐蕃。吐蕃则将悉怛谋等人残酷地杀死在边境上。牛僧孺以私害功，时人“皆谓僧孺挟素怨，横议沮解之，帝亦以为不直”。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谿生，又号樊南生。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自其祖辈起，移居郑州荥阳。他的先祖是李唐王室旁支，然而自其高祖以来家境已衰落，祖辈几代历官均不过县令。其父李嗣先任县令，后为使府幕僚，携家在浙江东、西道辗转谋生，最后客死他乡。李商隐不到十岁时，父亲去世，他随母回到家乡，过着相当清贫的生活，即所谓“宗绪衰微，簪缨殆歇”（《祭处士房叔父文》），“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祭裴氏姐文》）。简直像个逃荒者。

而李德裕在西川政绩卓著，再次入朝为兵部尚书。李宗闵见文宗亲信李德裕，生怕政敌做了宰相，竭力阻止。但文宗对李宗闵等结为朋党、干扰朝政甚是厌恶，再说李德裕确实是个有才干之人，还是将李德裕提为宰相。

后来，西川监军王践言回到京师任职，他告诉文宗，说退出维州城是朝廷重大失策，并且直指出这件事是牛僧孺排挤李德裕的手段。文宗挺懊悔，开始怨恨牛僧孺。牛僧孺不自安，主动请求辞职，于是罢相。不久后，就发生了著名的甘露之变，宰相及大臣多人被杀，宦官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在这种情况下，牛僧孺“心居事外，不以细故介怀”，时常与好友白居易“吟咏其间，无复进取之怀”。

就这样，牛李两派势力就像走马灯似地转悠着，几乎每年都要发生一次“轰然而至”和“轰然而去”的浪潮，一派当权，另一派必然倒霉，人物和事件像万花筒那样叫人眼花缭乱，把朝政搞得十分混乱。这些人没有政治理想，只有私人恩怨，斗争不已，互相倾轧。当时李德裕的能力、牛僧孺的道德都受人尊敬，但一涉及到党争，就都失去了理性。文宗被宦官控制，也搞不清谁是谁非，他想与大臣同心合力铲除宦官，大臣却忙于党争。文宗直叹气，说：“要平定河北容易，要除掉朝廷的朋党可真难啊！”

李德裕做淮南节度使的时候，监军的宦官杨钦义被召回京城，大家传说杨钦义回去一定掌权。临走的时候，李德裕就办酒席请杨钦义，还送给他一份厚礼。杨钦义回去以后，就在武宗面前竭力推荐李德裕。李德裕果然因此重新当了宰相。他竭力排斥牛僧孺、李宗闵，把他们都贬谪到南方去。

李德裕得了武宗信任，当了几年宰相，因为办事专断，遭到不少朝臣的怨恨。武宗病死后，宦官们立武宗的叔父李忱即位，就是唐宣宗。宣宗把武宗时期的大臣一概排斥，即位第一天，就撤了李德裕的宰相职务。过了一年，又把李德裕贬谪到崖州（今广东海南岛）。因门第世家起因，闹了四十年的朋党之争终于收场了。

李商隐是晚唐诗坛的一颗明星。悲剧性的时世、家世与身世，造就了他的悲剧性格、气质与心态，因此敏锐而纤细，多愁而善感，内向而缠绵。在他的诗里往往是避实就虚，透过一种象征手法把它表现出来。这种象征手法建筑在丰富而美妙的想象的基础上，因而他笔下的意象，有时如七宝流苏那样缤纷绮彩；有时像流云走月那样的活泼空明，给人以强烈的美感。他的近体诗，尤其是七律更有独特的风格，构思新巧，词藻华美，想象丰富，格律严整，风格婉转缠绵。

情真意切，就是后来李商隐在外地为官时思念妻子所作。

开成二年（837年），李商隐又赴科场，令狐綯也为之延誉并推荐，得中进士。及第后，他一度赴兴元（今陕西汉中），入令狐楚幕。然而，不久令狐楚病死，李商隐失去依靠，于是入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王茂元爱惜他的才华，聘为掌书记，还将女儿嫁给了他。

为了摆脱可怕的穷困，重振家门，实现抱负，李商隐开始了一生的奋斗。然后，这是个“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没落时代，这是个“唐祚将沦”（何焯《义门读书记·李义山诗辑评》）的时代，时代不但没有给他腾达飞黄的机遇，还赋予了他坎坷不幸的人生。

李商隐在家乡一直跟随一位精通五经的堂叔学习经书与文章，“五岁诵经书，七岁弄笔砚”。十六岁时，李商隐著有《才论》、《圣论》，因擅长古文而得名。

大和三年（829年），李商隐移家东都洛阳。在那里，他结识了白居易、令狐楚等前辈。令狐楚时任天平军节度使，很欣赏李商隐的文才，让他与儿子令狐綯等交游，并亲自授以文章。此时的李商隐少年得志，关心社会政治，想济世匡时，有“欲回天地”之雄心。

之后，令狐楚又聘李商隐入幕为巡官。李商隐先后随令狐楚往郓州、太原等地。在这几年中，李商隐一面积极应试，一面努力学习骈文，在科举上虽一再失败，但在写作上则完成了由散向骈的转变。此后他很少再写散文。大和六年（832年）令狐楚调任京职，李商隐离太原返乡，曾入王屋山学道二三年。

大中十年（856年），李商隐随柳仲郢离开梓州回到长安，不久被荐为盐铁推官，出巡江东。在这次游历中，他写了一些以七言律、绝为主体的无题诗和咏史诗，形成他创作活动的最后一个高潮。

会昌二年（842年），他再应书判拔萃科试，被授秘书省正字，但很快因母丧去职。服丧期满，重入秘书省。不久武宗死。宣宗即位，牛党得势，李党纷纷被贬逐。李商隐放弃京职，随李党郑亚远赴桂林，任掌书记之职，结束了“十年京师寒且饿”的生活。

所幸，李商隐同妻子王氏感情极好，两人相亲相爱。他有首著名的《夜雨寄北》：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宰相李吉甫是士族出身，一向不大瞧得起科举出身的官员，现在竟然还有人借科举考试揭他的短，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李吉甫跑到宪宗面前哭诉，诬蔑说牛僧孺和李宗闵和主考官有私人关系，所以才被推荐。于是，考官们都被贬职，李宗闵和牛僧孺也没有受到提拔，“各从辟于藩府”。

开成四年（839年），李商隐出仕秘书省，为校书郎，不久调弘农尉，又因“活狱”事件忤触上司，怒而辞职。

李商隐死后不久，终于爆发了浙东裘甫起义，揭开了唐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李商隐所处的就是唐王朝在各种矛盾的交织与深化中走向没落和矛盾总爆发的时代。“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他的著名诗句正象征性地显示了唐王朝无可挽回的没落趋势。“运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就是他对时代没落的典型感受。

在如此激烈党争的情况下，李商隐却与当时刘党、李党都有关系，因而不可避免地成为党争的牺牲品。

这时候的李德裕已很有名气，他本人确实也很有才干，有当上宰相的希望。然而，执政的宰相李逢吉不喜欢李德裕，长庆二年（822年）九月，将李德裕出为浙西观察使。太和三年（829年）八月，李德裕被召至京城，任兵部尚书。四朝元老裴度很欣赏他的才干，举荐他做宰相。但时任吏部侍郎李宗闵因得宦官的内助，抢先当上了宰相。李宗闵又向文宗推荐牛僧孺，也把他提为宰相。这两人一掌权，就合力排斥李德裕，把李德裕调出京城当西川节度使。凡是与李德裕亲近的人，也大都被贬斥。

当时朝中“牛李党争”极为尖锐，令狐楚属牛党，王茂元则与李党有关。李商隐本是令狐门人，却与王氏结亲，引起门第观点极深的令狐綯等人不满。牛党攻击他“背主”、“忘恩”、“无行”。而李党的人也没给他好脸色，猛挖他以前跟随令狐楚的老底，大力排斥他。李商隐之后的一生都处在牛李党争的漩涡里，两头受气，始终无法摆脱，郁郁不得志。

大中十二年（858年），旷世才子李商隐因病退职还乡。最后死于荥阳，年仅四十七岁，结束了发人深思、令人叹惋的一生。他的一生是个悲剧。终其短短一生，浮浮沉沉，颠沛流离，他都在漩涡中奔波挣扎。他有远大的抱负，却因党争长期沉沦下僚，一生为寄人篱下的文墨小吏，正如崔珏诗“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李商隐有爱情名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其实正是他本人悲剧性格和心态的写照。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有与时代相通的气息。

李宗闵认为李德裕成心排挤他，至此，结怨愈深。此后，李宗闵、牛僧孺与一些科举出身的官员结成一派，李德裕也跟士族出身的官员结成一派，两下开始了四十年的明争暗斗。

李商隐是一位成就独特、对后世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诗人，与杜牧齐名。在词采华艳这一点上，与温庭筠接近，后世又称“温李”。他的诗，有的抒发自己政治失意的痛苦心情，有的反映晚唐的政治生活，有的是托古讽今的咏史之作，还有一类描写爱情生活的无题诗，最为后代读者所喜爱。这些异常复杂的内容，又几乎都是和他的身世遭遇有着密切的联系。

李商隐最后十二三年，全部在宣宗大中年间度过。他三次离家远游去做幕僚，先后在桂林郑亚幕、徐州卢弘止幕、梓州（今四川三台县）柳仲郢幕。三位府主对他都很器重，官职品级也逐步升迁，但始终只被视作一个文牍之才。其间，几次到长安活动，只补得了一个太常博士，为时也不久。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远去的唐代，逝去的诗人，吟哦之声渐行渐远渐不闻，而李商隐诗的芬芳却时时包围着后世的读者，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在有常与无常之间，在朦胧与明晰之间，不知不觉地产生了美感。

第四章满城尽带黄金甲一黄巢的理想

刚好这时候湘江水暴涨，农民军自己动手，编制了数十个大木筏，自桂州顺湘江顺流而下，连下永州（今湖南零陵）和衡州（今湖南衡阳），抵达湖南重镇潭州城下。

从上面可以看出，当时农民军的实力根本无法与唐朝廷抗衡。然而，唐朝廷方面没有统一的指挥调度，没有强有力的威震一方的统帅，朝廷内外将相离心，各藩镇各有私心。这些对唐帝国而言都是相当不寻常的，而黄巢刚好就有意和无意地利用了这些不寻常。可以说，黄巢的游刃有余彻底地暴露了朝廷各机构间无法协调的真相。

在这一场大战中，宰相王铎不但无尺寸之功，还弃城逃跑在先，直接导致了江陵被毁。而最大的罪魁祸首刘汉宏竟然在事后又被王铎招降。唐朝廷的军队都是这样的将帅统兵，结局就可想而知。

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

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

注：据说黄巢的农民军在广州进行了一场大屠杀。那时期来自西拉甫港的著名大食（阿拉伯）商人阿萨德人声称：黄巢在广州杀死十二万人（当时广州全部人口约二十万），其中大多数是来自东南亚、印度、波斯和阿拉伯世界的外国商人。数目不一定确切，但杀人屠城、劫掠财货肯定是事实。因为对于贸然进入广州的农民军而言，商人是能提供后勤补给的重要来源，所以这些人不幸成为了刀下之鬼。

黄巢乘胜派得力部将尚让进逼江陵（今属湖北）。农民军一路北上，队伍大为充实壮大，进攻江陵时，号称有五十万。当时唐宰相王铎任荆南节度使，亲自坐镇江陵。他见农民军声势浩大，而江陵唐军不满万人，心中害怕，便留部将刘汉宏据守江陵，自己率众退守襄阳。为了掩饰逃跑的真相，王铎宣称自己要襄阳会合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所率的军队。

过了年，到了880年，此时僖宗改元为广明元年，黄巢的运气开始好转。他率军离开鄂州（今湖北武昌）东进，数月间连下饶（今江西波阳）、信（上饶）、池（今安徽贵池）、歙（歙县）、婺（今浙江金华）、睦（建德）等州。

而农民军攻取广州后，唐朝廷极度恐慌，急忙任命宰相王铎为荆南节度使、南面行营招讨都统驻江陵，又任命李系为行营副都统兼湖南观察使，使他率兵十万屯驻潭州（今湖南长沙），“以塞岭北之路，拒黄巢”。

关于王铎，还有个怕老婆的笑话。王铎惧内，出京时，只带了姬妾随行，将夫人留在了京城。有一天，部下忽然来报：“夫人离开京城前来，已在半路上了。”王铎闻报，十分惊恐，问周围的人说：“黄巢兵渐渐逼来，夫人又气冲冲自北方赶来，旦夕之间，就要到达，这可怎么办？”一个幕僚开玩笑说：“不如投降黄巢吧。”众人都大笑不止。

到这个时候，黄巢还是没有下定探取天下的决心，对他而言，每走出一步，都是被动的，都是因为被唐朝廷方面的拒绝推向另一面。

镇守潭州的唐将李系紧闭城门，不敢出来迎战。黄巢见李系如此懦弱，便挥军急攻，结果一日而下。李系率少数心腹逃跑。当时潭州还有唐军十万人，都被黄巢杀死，尸体被抛入湘江，血染红了湘江水，死尸遮盖住了整个江面。

这时候，黄巢才发现，只有当最大的理想实现了的时候，感慨过去九死一生的经历才会回味无穷。倘若当初唐朝廷同意他为广州节度使，现在他会是什么样子？倘若当时唐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穷追不舍，他恐怕早就丧生了吧？倘若……实在有太多太多的倘若。

黄巢听到唐朝廷的回复后有些失望，但他还是没有轻易放弃，自己亲自向唐朝廷上书，退而求其次，求为广州节度使。

因为高骈的这些“铁血”手段，王仙芝、黄巢农民军转战江南后，唐朝廷任高骈为镇海军（今江苏镇江）节度使、诸道兵马都统、江淮盐铁转运使。次年，又迁淮南（今江苏扬州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仍充都统、盐铁使，负责镇压王仙芝、黄巢起义军。

黄巢爱读书，小时候读过一些经典与传述之书，能写诗。有一次，黄巢父亲与一老人以菊花为题作联句，那老人一时未就，黄巢在旁见了却脱口而出：“堪与百花为总首，自然天赐赭黄衣。”黄巢父亲怪他不礼貌，欲教训他一通，那老人劝止说：“孙能诗，但未知轻重，可令再赋一篇。”黄巢应声咏了一首《题菊花》：

在广州被黄巢俘虏的唐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一直被押在农民军中。黄巢此时已经占据了大半个荆南地区，又动了不思进取的心思，要挟李迢上表唐朝廷，再替他求节度使一职，去实现他“城主”的理想。从前面李迢曾经替黄巢上奏一事来看，此人并非耿直有气节之人。不过，当了农民军俘虏后，他大概已经明白了唐朝廷对黄巢的态度，更大的可能则是他在农民军中呆了一段时间，对黄巢及其部队有了更深的了解，认为这些人不足与朝廷抗衡。于是，李迢表现出宗室弟子的最后一点骨气，坚决地拒绝说：“吾腕可断，表不可为。”（《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五下·黄巢传》）于是被黄巢怒而杀死。

高骈与黄巢暗斗心机的计中计，最终以高骈的失败告终。这时，毕师铎力劝高骈据险出击，阻止黄巢东进，高骈颇为心动。然而，他身边的术士吕用之却生怕毕师铎立功受宠，坚决阻止。高骈见诸道兵已经北归，张璘又战死，“自度力不能制，畏怯不敢出兵，但命诸将严备，自保而已”。同时，高骈又向朝廷上表告急，夸大黄巢军势，奏称义军有六十万，距扬州已不足五十里。

对唐帝国许许多多的人来说，公元880年对他们的人生产生了难以回避的巨大影响。在这一年中，上至皇帝，下到平民，无论是农民军领袖黄巢，还是唐军的诸位节度使，都面临着压力，面临着抉择，感受到紧迫，感觉到即将来临的大风暴。这一年，是不能被轻易忘记的一年。对黄巢来说，尤其如此。

唐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大破黄巢后回到襄阳。这时候，襄阳发生了“荆南兵变”。荆南监军杨复光命忠武都将宋浩暂管府事，泰宁都将段彦谟率所部兵守荆南城。不久后，僖宗下诏任宋浩为荆南安抚使，段彦谟感到位居宋浩之下是种耻辱，处处与宋浩作对。宋浩禁止砍伐街中的槐柳树，而段彦谟的部下违犯了禁令，宋浩就下令杖责犯禁士兵。段彦谟极感愤怒，怀挟利刀驰入军府，当场杀死宋浩及其二子。监军杨复光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只求息事宁人，上奏唐朝廷，说宋浩因残暴被激愤的士兵所杀。于是僖宗下诏任命段彦谟为朗州刺史，又任命工部侍郎郑绍业为荆南节度使。

唐将刘汉宏也并非善类，他见王铎弃城逃走，将一个乱摊子留给自己，心中愤怒，干脆对江陵大肆抢劫，还放火烧城，几乎将江陵城烧了个干净。江陵士民被迫逃窜到附近山谷。时值隆冬，天降大雪，大批无辜百姓因而冻死。满山遍野都是僵尸，触目惊心。刘汉宏之后率其部向北逃亡，沦为强盗。

儒生通常将“修身齐家治天下”作为人生最高的理想。黄巢是读书人，开始表现还不是那么跋扈，也是走传统的建功立业之路——参加进士考试。据说黄巢的父亲给他取名为“巢”，就是指望儿子日后能够荣登科榜。“巢”可书作“窠”，音科，民间吉祥语中有“五子登科”之说。然而，黄巢的运气不是那么好，屡战屡败，数次参加考试，每一次都名落孙山。落第后的黄巢终于绝望了，决定再也不参加科举考试了。他题了一首《不第后赋菊诗》抒发心中的不平之气：

历史的天平开始偏向于黄巢一边。广明元年（880年）十一月中旬，黄巢率农民军攻克汝州（今河南临汝），又马不停蹄，挥师北进。唐调河东（驻太原府）、天平（今山东东平北）等藩镇兵进剿。农民军势如破竹，十七日攻克东都洛阳。唐东都留守刘允章率百官迎降，坊市晏然。

这时候，在唐朝廷的诏令下，北方昭义、义武等数道军已经赶到淮南集结，张璘率兵穷追不舍。罗网收紧了，黄巢再一次面临失败的命运。尤其不可思议的是，农民军所驻扎的信州再一次流行瘟疫，农民军大多染病死去，元气大伤。在雪上加霜的危急时刻，黄巢只好抛出了最后的缓兵之计。他一面派人给死对头张璘送去了大量黄金财宝，恳求他手下留情；一面致书高骈，表示愿意投降。

重新回到正题。高骈受命于唐朝廷危难之间，开始还能恪尽职守，传檄征天下各镇兵，他自己也广为招募，合淮南和诸道之兵得七万人，威望大振，朝廷深为倚重。广明元年（880年）三月，高骈派骁将张璘渡江南下，狙击黄巢。黄巢部下大多是临时招募，无法与唐正规军抗衡，连战失利后，黄巢不得不退守饶州（治今江西波阳）。张璘乘胜进军。张璘似乎天生就是黄巢的克星，每次与黄巢交战，都能取得胜利。五月，黄巢又退守信州（治今江西上饶）。

高骈也是老江湖，身边还有原黄巢部将毕师铎指点，不会看不出黄巢的拖延之策。但他也有私心，想将计就计，诱使黄巢主动上门请降，然后杀之，这样便可得平贼首功。不仅如此，高骈还生怕别道人马与自己分功，上奏朝廷，声称农民军“不日当平，不烦诸道兵，请悉遣归”。

历史就是如此，有其必然性，但也有太多的偶然性。在许多不经意的偶然间，黄巢实现了他曾经的最大的志向，在历史的画卷上写下了他浓墨重彩的一笔。

尽管广州当时是唐朝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和重要的财赋供应地之一，又是岭南的政治、军事要地，但毕竟与大唐江山比起来，显然是一隅与天下的差别。倘若黄巢求为广州节度使的要求被批准了，恐怕历史将会是另外一个方向。

豪迈倔强，傲世独立，有冲天凌云之志，男人的勃勃雄心一览无遗。事见宋人张端义《贵耳集》。黄巢的诗歌在中国诗歌史上堪称另类，其中凸现的意蕴，不是司空见惯的爱国忠君和讥讽时弊，而是不可抑制的反叛、愤怒、仇恨和令人生畏的极权欲望，是推倒现实、重整天下、凌驾万物的雄心壮志。张端义于《题菊花》诗下注道：“跋扈之意，现于孩提时。加以数年，岂不为神器之大盗耶！”

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初五，农民军领袖黄巢进入长安。黄巢乘坐金色肩舆，其部下全都披着头发，身穿锦袍，束以红绫，手持兵器，簇拥黄巢而行。铁甲骑兵行如流水，辎重车辆塞满道路，农民军队伍浩浩荡荡，延绵千里，络绎不绝。唐金吾大将军张直方率文武官数十人赶来迎接，长安居民夹道聚观，场面极为壮观。这一刻，是黄巢人生中的巅峰时刻。

黄巢接连取胜，再一次震撼了唐朝廷，僖宗一面任命淮南节度使高骈为诸道行营都统，指挥各路兵马联合进攻黄巢军。同时征调昭义、感化、义武诸道兵南下，与高骈协同作战。

也许确实是看到了黄巢有投诚的诚意，这一次，唐朝廷很重视，专门进行朝议。宰相郑畋认为可以先答应授黄巢广州节度使以为缓兵之计，他说：“黄巢之乱，本因饥荒而起，依附之人惟求一饱而已。国家久不用兵，士皆忘战，不如暂作包容，予一官。贼军本以饥年而起，一俟丰年，其将士谁不怀念故土而思归？其众一离，黄巢即为案上之肉，此正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如果现在只是恃武力战，后果还真难以逆料。”另一宰相卢携内心之中希望心腹高骈能独得平贼大功，力持不可：“黄巢蕞尔小贼，平灭甚易，奈何现在授其官以示怯，使诸军离心离德！”议来议去，唐朝廷最后决定授予黄巢“率府率”的虚官。

刘汉宏毁江陵十多天后，黄巢的军队才赶到。不过，此时的江陵已经成为一座尚在冒着青烟的焦黑的空城。连黄巢都难以相信，眼前的景象竟然是唐军自己造成的。

唐朝廷一直对高骈寄以厚望，看到他的奏表，一直热盼他平贼的朝廷大臣们大失所望，“人情大骇”。于是，僖宗下诏切责高骈，说他遣散诸道兵，致黄巢乘唐军无备渡江。高骈上表辩解了一通，就称自己得了半身不遂，“不复出战”。

唐末诗人林宽有这样两句诗：“莫言马上得天下，自古英雄皆解诗。”这诗用在黄巢身上倒也相当贴切。如今，黄巢诗中的远大志向已经实现了，长安就在眼前，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此时的黄巢是何等感慨，他实在没有料到，理想会实现得如此容易，胜利会来得如此之快，因为就在一年前，他数次濒临失败逃亡的边缘。

这时候的黄巢，应该是很志满意得的。他原来就想当广州节度使，现在，即使没有唐朝廷的承认，他已经是广州实质上的主人了。转战各地多年，已经让黄巢相当厌倦，这次占领广州后，他便打算留在这里经营，“永为巢穴”。

高骈喜好妖术，每当调发军队时，都要于夜晚张开旗帜，排列队形，对着将士焚烧纸画的人和马，并散发小豆，说道：“蜀中士兵懦弱胆怯，今天我要派遣玄女神兵在前面行进。”主帅如此，蜀军都感到羞辱。高骈又命令民间均使用足陌钱进行交易，钱不足百的人都被处死。由于刑罚严厉残酷，蜀中百姓均感不安。

双方交战前一天，刘巨容选了五百匹沙陀良马，配上钌辔藻鞯，赶向黄巢军大营。黄巢军以为是对方马惊跑了过来，自然都乐得收为己用。因为这些沙陀马都是好马好鞍，都被将领们抢先霸住。第二天，黄巢军与曹全晸军交战，曹全晸佯败而走，黄巢发军追赶。追了一阵，黄巢意识到不对劲儿，想下令收兵。唐军中的沙陀人立即用沙陀语高声呼唤，沙陀马听到主人声音，立即往前狂奔，那些骑着沙陀马的农民军将领拉都拉不住。黄巢军因而戏剧性地进入了刘巨容的埋伏圈，唐军伏兵齐发，黄巢军大败，被一路追杀到江陵，被俘虏和杀死的农民军有十分之七八之多。

此时，倘若唐节度使刘巨容继续追击，黄巢要么被擒，要么被杀，无外乎这两种下场，这样也就绝对没有后来“满城尽带黄金甲”的事了。然而，令人称奇的是，刘巨容突然下令停止追击，还发了一番惊人之论：“朝廷经常说话不算数，危急的时候，就抚慰笼络我们这些将士，不惜赏官予人。而事情一旦平定下来，就将我们这些人抛在一边，甚至有人会因功得罪。我们不如让黄巢之辈残留下来，以为我辈取富贵的资本。”唐军将士听了这一番“留贼以为富贵之资”的“高论”，深以为然，于是不再提追击黄巢之事。

十二月初，黄巢率农民大军经陕（今河南陕县）、虢（今河南灵宝）直指潼关。唐潼关守将齐克让、张承范兵少无粮，农民军力败唐守军，攻克潼关，大军直指长安。十二月初四，僖宗下诏任命黄巢为太平节度使，为历史写上了近似闹剧的一笔。此时的黄巢，怎么还会在乎太平节度使呢？他更加在乎长安。

高骈是当时知名度极高的武将。高家世代为禁军将领，祖父为宪宗朝平定西川的名将高崇文。高骈本人常年在边关领兵抵御党项、西蕃侵犯，屡建奇功。他在朱叔明手下任侍御时，曾经“一箭贯双雕”，被称为“落雕侍御”，一时传为美谈。高骈曾任西川节度使，在任上刑罚严酷，滥杀无辜。

言归正传，黄巢得到广州后，正打算将这里发展成根据地，农民军突然遭受到重大挫折，不过，不是败在与唐军对垒的战场上，而是败在岭南独特的气候上。黄巢军大都是北方人，不习惯岭南地区当地气候。而刚好就在这一年，从春至夏，疫病大为流行。进入冬季后，农民军有三四成的人染上瘴疫而死，人数锐减。

当时，西南有南诏骚扰边境，曾经围困成都，当时的节度使杨庆复用高官厚禄招募突将，由此抵挡住南诏的进攻。高骈到成都后，托言称蜀中屡遭南蛮侵犯，百姓尚未恢复产业，停发了突将的俸禄，突将怨恨异常。到了后来，突将们忍无可忍，起事攻入节度使府。高骈藏在厕所中，未被突将发现，幸免于难。最后还是宦官监军派人出来招谕突将，承诺恢复他们的官职和俸禄，突将才还归本营。高骈部下天平军一直紧闭营门，见突将退走，才打开营门，假装出击。追到城北，那里刚好有役夫数百人在修筑球场。天平军竟将这些役夫全部杀死，砍下首级，送到节度使府，宣称已将作乱者诛尽。高骈立即赏赐丰厚的金帛。

注：顺便提一个类似前面讲过的红线的传奇。在高骈左右用事的方士，除了吕用之和张守一外，还有个诸葛殷。《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四》中描写高骈和诸葛殷相处的情形，很是生动有趣：“殷始自鄱阳来，用之先言于骈曰：‘玉皇以公职事繁重，辍左右尊神一人，佐公为理，公善遇之；欲其久留，亦可縻以人间重职。’明日，殷谒见，诡辩风生，骈以为神，补盐铁剧职。骈严洁，甥侄辈未尝得接坐。殷病风疽，搔扪不替手，脓血满爪，骈独与之同席促膝，传杯器而食。左右以为言，骈曰：‘神仙以此过人耳！’骈有畜犬，闻其腥秽，多来近之。骈怪之，殷笑曰：‘殷尝于玉皇前见之，别来数百年，犹相识。’”在高骈的支持下，诸葛殷曾经掌管扬州的盐铁税务，权势显赫一时。当时，有妓女的父母贪慕钱财，强将女儿送给诸葛殷做妾。妓女却另有所爱李三十九郎。李三十九郎情人被夺，却无法与诸葛殷相抗，极是悲哀，又怕诸葛殷加祸，只有暗自饮泣。有一次偶然和女商荆十三娘谈起。荆十三娘慨然道：“这是小事一桩，不必难过，我来给你办好了。你先过江去，六月六日正午，在润州（镇江）北固山等我便了。”李三十九郎依时在北固山下相候，只见荆十三娘负了一个大布袋而来。打开布袋，李三十九郎爱慕的妓女先跳了出来，还有两个人头，却是那妓女的父母。李三十九郎十分惊讶，不知道荆十三娘如何做到。之后，荆十三娘和温州进士赵中立同回浙江，不知所终。事见《北梦琐言》。

天下兴亡交替，受苦的都是老百姓。后世史书多将黄巢记载成一个杀人如麻的“贼”，其实，唐官军绝对不比黄巢好到哪里去。黄巢杀人总还是有理由，要么是为了军饷，要么是为了报复，而唐官军却常常毫无理由地胡乱杀人。

注：黄巢屡试进士不第后，对“十年寒窗苦”的读书人颇为同情。他成长为著名的铁血农民领袖后，农民军中开始流传“逢儒则肉，师必覆”（《全唐诗·卷八百七十八·黄巢军中谣》）的说法，其意是遇到读书人就杀戮，军队必然要覆灭。因此，当农民军进入城池后，经常火烧官府，大杀官吏，但对只要是自称是读书人的人，都释而不问。农民军进入福建莆田后，经过黄巷黄璞门前。黄璞的祖先在西晋末年“衣冠南渡”来到莆田，所居住的那条巷被人称为“黄巷”。黄璞“少与欧阳詹齐名”，从小能静心、苦坐，像苦行僧一样读书。“少时喜诗，著名于时”。他的诗在藩镇中流传，颇有名望。黄巢听说黄璞是大儒后，特意下令说：“此儒者，灭炬弗焚。”（《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五下·黄巢传》）要求部下过黄巷时将手中的火把熄灭，以免惊动了黄璞。一个令整个唐朝地动山摇的姓黄的人，为了另一个姓黄的人毕恭毕敬地灭炬，黄巷由此一下多出了几分神秘。这件事让黄巢在福建获得不坏的名声，黄璞也跟着名声大噪。

另一支唐军在曹全晸的率领下继续追赶农民军。黄巢狼狈不堪地逃命，几乎就要被生擒活捉，然而，上天再一次青睐了他。曹全晸正要渡长江时，唐朝廷刚好在这个关键时候任命泰宁都将段彦谟代曹全晸为招讨使，果然应验了刘巨容“朝廷无信”的预言。这样的情况下，曹全晸受到了打击，自然也停止了追击。黄巢带着残兵败将得以逃走，转战于江西、安徽、浙江、湖北等地，队伍又迅速扩充到二十几万人，势力复振。

高骈素信神仙，重用术士吕用之，付以军政大权。吕用之趁机秉权，诛杀宿将，由此导致上下离心。部将毕师铎是黄巢降将，常常因此而自危。毕师铎有一爱妾，美貌非凡。吕用之明为修道之人，却趁毕师铎外出公干，公然闯入毕府强行奸淫美妾。毕师铎知道后，虽然敢怒不敢言，但心中却恨不得将吕用之碎尸万段。光启三年（887年），毕师铎奉命出屯高邮，吕用之“待之加厚，（毕）师铎益疑惧，谓祸在旦夕”。毕师铎到高邮后，联合诸将高邮镇将郑汉章等人反攻扬州。城陷，高骈被囚，不久被杀，最终落了个众叛亲离的下场，既无善终，又得恶名。

一个是朝廷重臣，一个是帝国皇帝，两人一来一往，跟大街上泼妇的对骂差不了太多。至此，双方已经彻底撕破了脸皮。“（高）骈臣节既亏，自是贡赋遂绝”。后来，长安为诸道收复，高骈又无比后悔，觉得自己未能占到功劳。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其时，唐朝廷已经知道势必激怒黄巢。在农民军是招降还是消灭的问题上，总是主战派在朝堂上占了上风。果然，黄巢得到唐朝廷的率府率的委任状后，痛骂当朝执政宰相。由此可以看出他失望之极，也表明他确实对这个广州节度使抱了很大期望。

黄巢刺探到唐诸道兵已经北渡淮河，立即与高骈绝交，并且出战。高骈得知后怒气冲天，命令张璘向黄巢军进攻。一向能有效克制黄巢的张璘这次被杀得大败，张璘自己战死，黄巢的势力复振。并乘胜攻占了睦州（治今浙江建德）、婺州（治今浙江金华）。同年七月，黄巢率军从采石（今安徽马鞍山西南）北渡长江，进围天长、六合等县，黄巢军一时兵势甚盛。

之后，高骈一直坐守扬州，保存实力。黄巢军入西京长安时，朝廷再三征高骈“赴难”，他却想得渔翁之利，欲兼并两浙，割据一方，遂逗留不行。唐朝廷对他的拥兵自重、无所作为当然十分生气，中和二年（882年），唐僖宗下令罢免高骈诸道兵马都统、盐铁转运使等职。

崔璆和李迢二人畏惧黄巢的声势，尤其是李迢，正处在黄巢军的包围之中，因而都很努力地照办了。李迢是唐朝宗室子弟，在朝中颇有影响。两位重臣极力上奏，求爷爷告奶奶似地恳求朝廷，给黄巢弄个天平节度使的官当当。唐宰相郑畋认为应该同意黄巢的请求，以此来换得天下太平。但另一宰相卢携与当权宦官田令孜勾结在一起，想让他们的亲信淮南节度使高骈因为战事而立功，所以坚决不同意招降。僖宗皇帝没有主见，基本上受田令孜的控制，因此没有批准崔璆和李迢的奏书。

在强烈的不满下，黄巢开始挥军急攻广州。乾符六年（879年）九月，农民军攻克广州重镇，俘虏了唐节度使李迢。又分兵西取桂州（今广西桂林），控制了岭南的大部分地区。之后，黄巢在广州自称“义军都统”，并发布檄文，斥责唐朝廷“宦竖柄朝，垢蠹纪纲，指诸臣与中人赂遗交构状，铨贡失才”。此时，黄巢表现出读书人的才干和敏锐目光，史称檄文中所指出的问题所在，“皆当时极敝”。

之前，宰相卢携因与另一宰相郑畋争吵，都被罢相。后来因为高骈部将张璘战黄巢有功，而高骈是卢携举荐，所以卢携又被召回任宰相。此时，卢携当然更希望高骈立首功，因为他们二人是一根绳索上的蚂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于是，宰相卢携以朝廷名义，遣散了诸道唐兵。

十二月初五，僖宗在田令孜神策军的护卫下，狼狈逃往成都避难，只有很少人从行，文武百官及诸王、妃多不知皇帝去向。黄巢未受到任何抵抗即顺利进入长安，他终于实现了“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夙愿。

按照黄巢前期的表现，如果不发生大的意外，他大概就不打算再离开广州了。他确实写过野心勃勃的《菊花诗》，但多年辗转各地的经历已经慢慢消磨了他的雄心。长期的漂泊下来，他的理想已经由“天下”演变成“一隅”，只要有一个富饶的城池，能当个城主，他就心满意足了。正是这种强烈的“城主”意识，才使得黄巢在占领长安后长期流连在那里，始终舍不得放弃，最后也败在了那里。

黄巢尚在踌躇，他不想轻易放弃好不容易得来的广州，他的部下却待不住了，“劝请北归，以图大利”。黄巢见农民军士气相当低落，在广州难以持久，于是决定率军北上，杀回中原地区。

当时，黄巢军自称才十五万，实际人数应该远远不足这个数。高骈谎报军情，不过是为自己的胆怯找借口。之后，他拥兵自重。天平节度使兼东面副都统曹全晸六千人全力抵抗黄巢，由于寡不敌众，退兵屯于泗州，以等待诸道援军的到来。高骈不出一兵一卒救援。为此，后世王夫之愤言道：“无忘家为国、忘死为君之忠，无敦信及豚鱼、执义格鬼神之节，而挥霍踊跃、任慧力以收效于一时者，皆所谓小有才也。小有才者，匹夫之智勇而已。小效著闻，而授之以大任于危乱之日，古今之以此亡其国者不一，而高骈其著也。……而唐之分崩灭裂以趋于灰烬者，实（高）骈为之。”

曹全晸军被破后，黄巢军北渡淮河，自淮而北、整装而行，不剽财货，唯取丁壮为兵。之后，一路势如破竹，破申州（今河南信阳），分兵入颍州（今安徽阜阳），宋州（今河南商丘）、徐州、兖州境，所至唐官吏皆望风逃窜。

诗中充满豪阔的英雄不羁之气，气势凌厉，杀意阵阵，惊人心魄。气势之大，为诗中所罕见。从这首诗中，能够读出黄巢对长安的强烈渴望。这种渴望，不仅仅是对一个城市的渴望，还有对无上权力的渴望。此时，黄巢的理想不再是进士及第那么简单，他的理想，或者说野心，已经演变成凌云之志，而长安就是理想的彼岸。

高骈并非只是一介武夫，他同时还是一位才情出众的诗人。《唐诗纪事》称他的诗“雅有奇藻”。当时藩镇养士成风。高骈在扬州时，也吸纳了一批贤才能人加入其幕府中。其中，最著名的当数后来被誉为韩国汉文学开山鼻祖、“东国文化之父”的新罗（今朝鲜半岛）留学生崔致远。当时，崔致远对高骈十分钦佩，向其自荐，被高骈礼遇重用，“凡表状文告，皆出其手”。崔致远受高骈之命执笔撰写的檄文《讨黄巢书》，一时天下传诵。后来崔致远回新罗时，高骈以丰厚赏赐为他送行，并代表朝廷授予他“国信使”的名衔。

黄巢随即与尚让合兵，继续进攻襄阳。唐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与唐淄州刺史兼江西招讨使曹全晸合兵，屯兵于荆门（今湖北），以抗拒黄巢。刘巨容事先定下计策，他负责设下伏兵，而曹全晸率轻骑迎战黄巢，然后由曹诱敌深入。

而高骈躲在厕所中的时候，已经暗中记下了作乱突将的姓名，派人乘夜将这些人家围住，跳墙破户入宅，不分老幼，全部杀死。有的婴儿被扑杀于门阶上，有的被在柱上撞死，一时流血成渠，哭喊之声震天，被杀死者达数千人。晚上，高骈再派人用车拖尸体投入江中。

高骈既已丧失兵权，又被解除了财权，顿时捋起袖子，破口怒骂。还立即指使幕僚顾云起草奏书给僖宗，言辞极为不逊。其中说：“是陛下不用微臣，固非微臣有负陛下。”又说：“奸臣未悟，陛下犹迷，不思宗庙之焚烧，不痛园陵之开毁。”又说：“今贤才在野，奸人满朝，致陛下为亡国之君，此子等计将安出！”（《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五》）将唐朝廷战败的责任全部推到了僖宗身上。僖宗看完后勃然大怒，派郑畋草诏，将高骈大力贬损一通。其中说：“‘奸臣未悟’之言，何人肯认！‘陛下犹迷’之语，朕不敢当！”又说：“卿尚不能缚黄巢于天长，安能坐擒诸将！”

第四章满城尽带黄金甲二被逼上梁山的庞勋

中国的农民起义是世界上鲜有的。不论是次数，还是规模，都是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唐末的黄巢起义则对后世的农民起义产生了重要影响。

后世有相当多的史学家认为“唐亡于黄巢”。虽然唐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是黄巢起义，但实际上，导致唐帝国覆灭的因素很多。黄巢起义爆发的原因综合了多方面因素，可以总结为三大类：藩镇割据、宦官专政和朋党之争。这三类，已经在前面的篇章分别提到。这些原因导致了唐朝政治的腐败与黑暗，腐败与黑暗又导致民不聊生。黄巢起义不过是个火引子，将以前各种暗流形成的地火激发了出来，形成了火山，从而直接导致唐大厦的倒塌。

然而，在黄巢之前，还有次庞勋领导的桂林戍卒起义。《新唐书·南诏传赞》称：“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由此可见其影响之深远。为什么唐帝国灭亡的导火索不在藏龙卧虎、群雄林立的中原，而在偏处于岭南一隅之地的桂林呢？

要讲桂林戍卒起义，首先讲讲唐朝的兵制，因为这次起义就是跟兵制有关。

唐朝建国后实行的是府兵制。其府兵制本身有其特殊性，在中国古代兵制史上相当罕见。关于这一点，可以拿与唐朝同样有声色的汉朝来作比较：汉朝是寓兵于农，全农皆兵；唐朝只能说全兵皆农，就是说，每个士兵都要种田，但不是所有种田的人都要当兵。

唐朝先将全国的人口做调查统计，根据各家的经济情况，分为九等人。下三等的人没有资格当兵，上等和中等才有当兵的资格。作为补偿，朝廷会免去当兵家庭的租庸调。这样，当兵是地位的象征，所以，富裕人家愿意当兵，这就是府兵。府兵自己有田有地，因此不需要朝廷出钱来养军队。那么，府兵制是怎么破坏的呢？

各地府兵要轮流到京师宿卫一年，唐太宗时，太宗李世民经常亲自教习这些府兵骑射，府兵们都觉得荣耀，愿意为国家出力。后来，天下太平无事，在京师宿卫的府兵无事可做，逐渐沦落为达官贵人的苦工，受人轻视，因此，再有府兵下一轮宿卫，便千方百计地逃避。

再说边境上的府兵。府兵原来是三年一代，但因为边防战事频繁，戍期延长。前面提过，府兵都是家境富裕之人，到边关时，往往携带不少绢匹（唐朝以绢作币），这是他们的私房零用钱。边将见财起意，便想方设法地侵吞士兵财物，还强迫士兵服苦役。这样，由于边将贪污，朝廷腐败，直接导致没有人再愿意当府兵，发生了府兵大面积逃亡事件。这种情况发生在玄宗一朝，正是唐帝国国力鼎盛的时期。

在这样的情况下，唐朝廷只好停止征发府兵，开始实行募兵制，其实就是雇佣兵。唐帝国此时财力雄厚，有钱有势，出得起大价钱雇人当兵。招募来的士兵，军器、衣粮都由朝廷发给，长期服兵役。而这些被招募的士兵，绝大多数都是番人。正是大量使用少数民族番人当兵当将，而没有采取任何提防措施，才造成了后来“安史之乱”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

言归正传，唐懿宗时，徐州一带“风土雄劲，甲士精强”，那里武风极盛，人的性格也比较刚烈。当时，唐朝廷为了加强西南边防力量，调派了部分徐州兵（雇佣兵）去守岭南，其中有八百人在桂州（今广西桂林）驻防。开始调防时，朝廷与这些徐州兵约定，三年一轮换，就是说，只要他们在岭南守够三年，就可以重新回去家乡徐州。

到了后来，朝廷因调防费用大，迟迟不予轮换。到了咸通九年（868年），这些徐州兵守桂州已经有六年之久。他们思念家乡，怀念亲人妻子，自然对唐朝廷深为不满。最可气的是，徐州都押牙尹戡不顾群情汹汹，为了讨好上级，向徐泗观察使崔彦曾建议说：“以军帑空虚，发兵所费颇多，请更留戍卒一年。”意思是换防要花很多的钱，而朝廷现在没军费预算，不如让这些徐州兵在桂州再多守一年。崔彦曾是宰相崔慎由的侄子，性情严酷，为人刻薄。唐朝廷因为怕徐州士兵骄横难制，特意任命苛刻的崔彦曾镇抚徐泗。崔彦曾听从了尹戡的建议。

消息传到桂州后，徐州兵群情愤怒。这些兵当中，都虞候许佶、军校赵可立、姚周、张行实几人以前都是徐州附近著名的群盗，因为地方官府无力征讨，于是招安他们出山，充在军队中任职。这些人曾经为盗，作风剽悍，自然更加怒火冲天。刚好此时桂管观察使李丛被调往湖南，新任观察使还没有到任。这些徐州兵更加觉得自己被朝廷抛弃了。咸通九年（868年）秋七月，许佶等人去找都将王仲甫理论。王仲甫不但不安抚，还趾高气扬地训斥众人。许佶等人气愤不过，一哄而上，杀死了王仲甫。

这下事情闹大了，许佶等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推举素所信服的粮料判官庞勋为都将。庞勋见大家已经把王仲甫杀了，难以置身事外，再说他也渴望早日回到家乡徐州，于是被逼上了梁山，做了徐州兵的首领。庞勋带着众人冲入监军院，夺取了兵甲，武装起来结队北还，打算自行回去徐州老家。

事情到此地步，还没有十分恶化。不过是一群离开家乡六年的士兵，渴望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而已。不过，这些徐州兵因心中愤怒，在所过之地四处劫掠。因为他们都是职业兵，训练有素，地方州县根本拿他们没办法。唐朝廷得知消息后，派大宦官张敬思来安抚徐州兵，表示不追究前事，由官府资送他们回归徐州，于是徐州兵停止了沿途抢劫。

事情到此，应该就已经解决了，皆大欢喜。然而，徐州兵到了湖南后，宦官监军用计策诱骗他们，让他们将武器全部交出。山南东道节度使崔铉则派兵严守要害之处。

在这样的情况下，庞勋与许佶等人计议：认为朝廷赦免他们，是怕他们沿途攻击抢劫地方，又怕他们溃散到山野为盗为匪，一旦他们回到徐州，等待他们的必然是早已设好的罗网。徐州兵心中恐惧，不敢继续北上，于是乘船沿长江东下。一路上，众人为了防备朝廷突然袭击，都拿出自己的钱打造兵器。

此时，徐州兵仍然没有反叛的意思。庞勋甚至多次派人向上司徐泗观察使崔彦曾送申诉状，信使一个接着一个，申诉状的言辞都相当恭敬。然而，崔彦曾没有做出任何反应，这大概与他苛刻的性格有关。这些徐州兵原来都是他的部下，出了这样的事，他自觉脸上无光，势必要铲除这些徐州兵而后快。崔彦曾如此态度，朝廷也无法知道更多的真相，自然也不可能得到庞勋的申诉状，更不可能安抚这些只想早日回到家乡的徐州兵了。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庞勋等人显然已经无路可退。渡过淮河以后，庞勋向众徐州兵宣称：“我辈擅自归来，不过是因为思念妻儿，日夜想与他们相见。听说已有皇帝的密敕到了徐州，一旦我们等回到徐州，将被肢解灭族。大丈夫与其自投罗网，为天下人所笑，还不如大家同心协力，赴汤蹈火干一番大事业。这样不仅摆脱祸殃，还可求得富贵！更何况徐州城内的将士都是我们的父兄子弟，我们在外一声高喊，他们在城内必然响应。”众人听后都欢呼雀跃，拍手称好。

于是，一场本来不该发生的大起义就这样爆发了。

徐州兵只有将士赵武等十二人不想参与起义，企图逃跑，结果被庞勋处斩。庞勋随即派人将赵武等人的首级送给崔彦曾，并再递上申诉状，宣称是被赵武等人骗归。不久，庞勋再次申诉，要求停掉徐州都押牙尹戡的职，然后，将他们这些从桂州回来的将士“别置二营，共为一将”。这说明庞勋起义仍然是想求自保，在他心底深处，仍然希望能平平安安地回到徐州，大家和睦相处。由于当时通讯条件所限，唐朝廷不可能及时了解到情况，所以在这个时候，徐泗观察使崔彦曾的态度就相当重要了，和与战，其实就在他一念之间。

崔彦曾召部下商议，诸将都觉得徐州治下的兵出了这样的事相当丢脸，都哭着喊着要去与庞勋义军决一死战。崔彦曾当然知道他自己这一决定将左右许多人的命运，还是很犹豫，因为他看得出，庞勋等人并没有反叛朝廷的意图。

这时候，徐泗团练判官温廷皓站了出来，慷慨地说了一番话。他先指出了崔彦曾犹豫的原因：“目前讨击桂州戍卒有三大难处：皇帝已经颁下诏书释免戍卒的罪，我们不能擅自讨击，这是第一大难处。这些桂州戍卒的亲人都在徐州城内，而我们率领戍卒的父兄，去讨击他们的子弟，人情难违，这是第二大难处。戍卒犯罪，牵连的枝党多而复杂，追究起来判刑和处死的人必然很多，这是第三大难处。”本来众将都以为温廷皓是要站在庞勋等徐州兵一边了，不料他话锋一转，又列举了如果不讨伐庞勋的五大害处，从而促使崔彦曾下定了决心。

当时徐州城内只有四千三百名士兵，崔彦曾派都虞候元密统兵三千人拒庞勋，又命宿州（今安徽宿县）出兵五百扼守符离（今安徽宿县北符离集）。庞勋义军随即抵达符离，两军在睢水之上激战。双方都是训练有素的军队，而对方军中各有不少人或是亲戚或是朋友或是相识。当然，庞勋义军此时有家不能回，正是义愤填膺、勇气倍增之时。狭路相逢勇者胜，交战结果，唐官军大败，望风而逃。

庞勋随即回军进攻宿州。当时宿州缺刺史，观察副使焦璐掌摄州政事务，宿州的军队被调去符离后溃败，城内不再有军队，已经是一座空城，即攻即下。焦璐狼狈不堪地逃出宿州，得免一死。庞勋将城中的财货全部聚集在一起，让老百姓随意来取。“一日之中，四远云集”。然后庞勋再从中选募丁壮参军。“自旦至暮，得数千人”，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庞勋分兵守城，自称兵马留后。

两天后，都虞候元密引唐官军前来围攻宿州。官军在城外驻营。庞勋用火箭射燃城外茅舍，火势延及官军营帐。庞勋军突然杀出城来，袭击官军，杀死三百人，然后从容返回宿州城中。当天晚上，城里民众协助守城，妇女持鼓打更。庞勋事先搜集宿州城中的三百艘大船，装满粮食，乘流而下。元密以为庞勋义军一定会固守宿州，毫无防备。

第二天天亮后，官军才知庞勋已经冲出重围，狼狈追赶，连早饭也没吃，人人饥乏不堪。这时，突然发现庞勋的船只列于堤下，岸上几队义军发现官军来到，纷纷躲入堤陂。元密以为庞勋临阵畏缩，驱兵进击。不料庞勋军一路从舟中杀出，一路从堤坡间杀出，两路夹攻，从中午杀到傍晚，官军大败。元密引兵败退，陷入菏泽，庞勋军追到，元密等诸将死于乱军之中，官军死约千人，其余人都投降了庞勋，竟然没有一个人得还徐州。

崔彦曾知道元密战败的消息后，大惊失色，慌忙写信请求邻道发兵救援。随后下令紧闭城门，选城中的丁壮入伍守城。徐州城内外一片恐慌，人们普遍同情庞勋义军，没人愿在城中坚守，都想逃走。崔彦曾部下劝他投奔兖州，崔彦曾倒还有些骨气，愤怒地说：“我身为元帅，城若被攻陷，只有死而已，守城是我的职责。”将劝他逃走的人斩首。

庞勋探问降卒，得知徐州空虚，立即引兵北渡濉水，迂山进攻徐州。此时，义军已经有六七千人的样子，击鼓喧噪，声音震天动地。庞勋军对城外居民好言劝慰，毫不扰侵，于是人们争相归附。义军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攻下徐州城。崔彦曾被俘虏，囚禁于大彭馆。民愤很大的都押牙尹戡、教练使杜璋、兵马使徐行俭等人都被杀掉。当天，城中愿意参加庞勋义军的就达一万余人。而附近诸州百姓听说庞勋招募军队后，争先恐后地赶来参军，甚至父亲送儿子，妻子勉励丈夫，农民们把锄头磨得更锐利，扛着它作为武器来应募。义军人数激增到十万以上。庞勋声名大振。

曾经力主剿灭义军的徐泗团练判官温庭皓被庞勋召来，要求他起草给朝廷的表。温庭皓说：“这件事关系重大，不是顷刻间可以完成的，请让我回家慢慢地起草。”庞勋准许他回家去写。第二天早上，庞勋派人去温庭皓家取表文。温庭皓空手来见庞勋说：“昨天所以不立即拒绝起草表文，是想回家看一下妻子儿子，今天已经与妻儿诀别，现在就是来送死的了。”庞勋看了温庭皓几眼，笑着说：“书生敢顶撞我，不怕死吗！我庞勋能攻取徐州，怎么怕找不到人为我起草表文！”竟然没有杀温庭皓，而将他释放。

庞勋起兵后，一系列的军事指挥相当漂亮，取徐州如探囊取物一般。但庞勋没有野心家的本质，他最早与朝廷对抗的原因，不过是要回到家乡，现在，他终于回到了徐州，目的达到了，他也就心满意足了。只不过他现在的身份，是在与朝廷对立的面上，所以，庞勋便希望能得到朝廷同情和理解，最好让他当个徐州节度使。这也是他找温庭皓起草上奏朝廷的目的所在。也正是这种不坚定的意志，成为他日后失败的根本原因。他盼望招安的心理，被敌人最大化地利用了。

之后，为了拱卫徐州，庞勋确实也做了一系列的努力，先后派军攻取淮南道的濠州（治钟离，今安徽凤阳县西北）、滁州（治清流，今安徽滁县）、和州（治历阳，今安徽和县）。还动员了一万余人围攻“当江、淮之冲”的泗州。显然，庞勋始终只是在徐州周遭困守，并无取天下之心。所以，从开始到最后，义军始终只有徐州一个根据地。这样，一旦被包围，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困守的结果只能是坐以待毙。

对唐朝廷来说，泗州当江淮要害，关系到江淮漕运。如果泗州被义军控制，唐朝廷的经济命脉就将被切断。唐朝廷惊恐万状，开始了大面积的调兵遣将：任命康承训为义成节度使（即徐州节度使）、徐州行营都招讨使，王晏权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戴可师为徐州南面行营招讨使，率诸道军及沙陀、吐谷浑等族部众，镇压起义军。

因官军调动费时费力，于是戴可师先率三万士兵，紧急增援泗州。

当时，泗州东南的都梁城（今江苏盱眙县东南）已经被义军控制。戴可师官军一上来就猛烈围攻都梁城，庞勋义军在半夜悄悄撤出。第二天，戴可师官军进入都梁城，才发现不过是一座空城。戴可师认为义军胆怯，不战而逃，因而十分得意。此时，天降大雾，丈外不能看清人的面孔。数万义军突然重新杀入，官军大败，戴可师和监军（宦官）被杀，三万官军只有数百人侥幸逃脱，器械、资粮、车马丧失殆尽。

此时，义军声势极大，淮南为之震动。老奸巨猾的淮南节度使令狐綯（令狐楚之子，李商隐旧交）生怕义军进入他的地盘，想出了一招缓兵之计，派人向庞勋表示，愿意代为向朝廷奏请徐州节度使节钺。庞勋等人起兵的本意原先只不过回乡心切，因此内心深处总是存在着适当的时候让朝廷招抚的心理。他也不想把事情弄得更大，觉得能当个徐州节度使已经相当不过，于是停止进兵，等待令狐綯的消息。庞勋等人由于对朝廷存在幻想，结果坐失战机，渐渐地变主动为被动，形势日趋不利。

这时候，汴河已经被义军切断，庞勋乘胜围寿州（治寿春，今安徽寿县）。因“江淮往来皆出寿州”，寿州这里财富如山，诸道贡献及商人财货都囤积在这里。在巨大的物质面前，庞勋陶醉了。加上前面与官军战无不胜，自认为无敌于天下，开始享受起来，“日事游宴”。

戴可师全军覆没后，唐朝廷重新做了部署，改由兗海节度使曹翔为徐州北面招讨使。魏博节度使何全皥也派遣魏博大将薛尤统兵一万三千人，开赴徐州助战。曹翔和薛尤两支官军互相配合，采用口袋战术，逐渐往东向徐州外围收缩。另外，包围徐州的官军还有徐州节度使康承训统率的七万官军主力，沙陀酋长朱邪赤心率领的三千精骑。

而义军内部这时候也开始分化。庞勋部将孟敬文守丰县，因手下军队多而强悍，便起了异心，自己暗中制造符谶。当时魏博大将薛尤进攻丰县，庞勋派心腹将领率三千人增援孟敬文。孟敬文与援军相约共袭官军，由援军当先锋打头阵。结果，庞勋新派的援军与官军交战时，孟敬文悄悄率军队走，致使庞勋新派的援军全军覆没。庞勋知道后大怒，假意要让孟敬文镇守徐州，孟敬文十分高兴地赶去徐州，半路被庞勋预先埋伏好的士兵杀死。

眼见官军大兵压境，庞勋有些沉不住气了，先派将领王弘立率主力三万，前去抵挡官军。王弘立出师不利，遭到沙陀精骑和康承训官军的夹击，全军覆没。王弘立只身逃回。

康承训随后率军进逼地势险要的柳子，与义军柳子守将姚周交锋。姚周有勇有谋，双方在一个月之间交战数十次，各有胜负。恰值大风刮起，官军趁势四面纵火，姚周不得不弃营逃走。沙陀军以精锐骑兵于半路邀击，将义军屠杀殆尽，自柳子到芳城，死尸遍野。这场战争中，沙陀朱邪赤心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甚至一度救出陷入叛军包围之中的唐朝统帅。

义军将领姚周冲出重围，只带领麾下数十人南奔宿州。然而，义军宿州守将梁丕平素与姚周有私仇，先开城门让姚周进来，之后杀死了姚周。庞勋知道后，责怪梁丕擅杀姚周，撤了梁丕的职。在这个时候，庞勋犯了另一个错误，改派徐州旧将张玄稔代理宿州州事。

顺便提一句，就在官军与义军殊死较量的时候，唐懿宗正在嫁宝贝女儿同昌公主。同昌公主事见《侯昌业之死》一篇。

庞勋经过前面的几次挫败后，这才明白他一直盼望的朝廷招安是不可能来了，于是接受了谋士周重的意见，杀了徐泗观察使崔彦曾及徐州监军张道谨等，表示从此与唐朝廷势不两立的决心。他之前之所以迟迟不杀崔彦曾等被俘虏的将领，就是为了给招安留后路。

庞勋为了避免两线作战，打算先对付徐州北面招讨使曹翔和魏博大将薛尤的军队，解除西北方向的威胁。庞勋留父亲庞举直和将领许佶等留守徐州，自己亲率大军出击包围丰县的魏博军。庞勋在半夜来到丰县，魏博军队毫无觉察。当时，魏博军分为五个营寨，其中靠近丰城的一个营寨屯驻有数千人。庞勋纵兵将这个营寨团团围住。其他魏博四寨闻讯赶来救援，庞勋早在要道上设下伏兵，四路援兵都被杀退，各自败回本寨。当晚，庞勋见被围营寨一时难以攻克，便解围离去。离奇的是，魏博军反而因此而人心躁动，惊恐不安，又听说庞勋亲自领兵到来，都惊骇不已，于是不战自溃，纷纷趁天黑逃走。更离奇的是，其他四个营寨也都乘夜溃逃。

此时，徐州北面招讨使曹翔正在围攻滕县，听说魏博军队大溃败，心中惊恐，不敢继续交战，率军退保兗州。

注：乾符五年（878年），河东发生变故，地方的土团因没有拿到军饷，杀死马步都虞侯邓虔。唐朝廷撤了河东节度使窦浣，任命曹翔为河东节度使。七月，曹翔上任，将杀害邓虔的土团士卒十三人逮捕并诛杀。九月，曹翔到晋阳上任两月后，突然神秘暴亡。昭义军趁机作乱，在晋阳城中大肆抢劫。晋阳百姓毫不惊慌，自发组织起来，共同讨击乱军，杀死昭义军千余人，昭义军自溃。历来乱军劫掠，都是杀人放火，百姓遭受惨重损失。晋阳百姓却能扭转形势，为当时一大奇事。

至此，对义军西北方向的威胁完全解除。庞勋随后引兵南下，直奔柳子寨，准备与驻扎在这里康承训官军主力决战。为了一战而平，庞勋事先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不料庞勋军中的淮南俘虏逃到官军一方，将作战计划泄给康承训。康承训得以事先做好准备，秣马整众，设伏等待。结果可想而知，义军陷入官军重围，损折了数万人，尸体布满十几里。庞勋解除衣甲穿短衣逃走，收集溃散的士卒三千人，退入徐州。

最早庞勋起兵时，下邳（今江苏睢宁县西北）土豪郑镒聚众三千，自备资粮器械，热烈响应义军。郑镒见庞勋此时兵败，立即以下邳投降官军。蕲县（今安徽宿县南）土豪李衮也杀死义军守将，举城降唐。沛县裨将朱玖趁义军守将李直赴彭城议事，举城降唐。宿州守将张玄稔杀起义军将领张儒等，开城门降唐。宿州城内有精兵三万人，康承训配以精骑数百，直趋符离。符离守城义军还不知道张玄稔已叛变，开门延纳，结果被张玄稔顺利拿下符离。

庞勋遭受一系列的失败后，引兵西击宋州（州治宋城，今河南商丘县南）、亳州（州治谯县，今安徽亳县），打算吸引官军西进，以解徐州之围。咸通十年（869年）九月，庞勋率起义军二万西出，袭破宋州南城，又渡汴水，南攻亳州。康承训率步骑八万，由沙陀部落朱邪赤心率数千骑作前锋，追击庞勋于亳州。义军大败，全军覆灭，生脱者才千人，庞勋也在此役中战死。

在庞勋军败之前，张玄稔进围徐州，崔彦曾的老部下路审中开城迎接官军，庞举直、许佶等义军将领悉数被杀。官军大力围捕桂州戍卒的亲族，受到株连被杀的死者达数千人。一度轰轰烈烈的桂林戍卒起义，就这样失败了。

可以看到，桂林起义是在庞勋等人走投无路的时候，不得不为求生存而发生的。这就是历史上常说的官逼民反。水能载舟，又能覆舟，唐太宗认识到的经验子孙们没有长期恪守，最终，百姓的滔滔之水只能将这个王朝倾覆了。

最后要强调的是，庞勋起义是雇佣兵与农民的同盟，虽然这种联盟是暂时的，庞勋义军也终以失败而告终，但却对唐朝的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朝廷的胜利只是下一次更大失败的前奏。庞勋起义拉开了唐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不久，就爆发了王仙芝、黄巢大起义。散居“兗、郓、青、齐之间”的庞勋余部，又重新加入到王仙芝、黄巢的队伍里面去了。

从后面将会看到，黄巢之所以能成功地进入长安，是因为他在全国大面积地游走，流动作战，后来进入长安后，也跟庞勋得到徐州一样，有固守一隅的心理。从军事上来说，二人的失败是有相同之处的。

第四章满城尽带黄金甲三王仙芝起义

僖宗继位之时，年龄尚小，军国大政多听从臣下。南衙朝官和北司宦官为争权互相攻击，相互倾轧，政局动荡混乱。“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州县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习战，一与盗遇，官军多败”。矛盾日益激化，终于一发不可收拾。

王仙芝，濮州（治鄄城，今山东鄄城县北）人，贩私盐出身。当时，盐税是唐朝廷的重要收入，盐的经营由官方所控制，对民间的盐禁极重，贩盐一石以上即处死。但也有许多胆子大的人，靠私人贩盐来牟取暴利。贩盐者大多拉帮结伙，真刀真枪地武装贩盐。王仙芝贩私盐时奔走各地，为抗拒官府查缉，练会了一身好武艺。

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年）这一年，黄河中下游遭受旱灾，夏季麦收一半，秋季颗粒不收。百姓只好以野菜、树皮充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徭役、赋税仍未减轻，逼得百姓无法生活。愤怒的群众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聚集王仙芝周围，拿起武器进行斗争。于是，唐末农民起义爆发了。

王仙芝率数千人在长垣（今河南长垣县）起义，传檄诸道，“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资治通鉴考异》引《续宝运录》）。次年，王仙芝率部将尚君长等攻破濮州、曹州（两州均在今山东省），并且打退了前来镇压的唐官军。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到数万人。所到之处，都开仓放粮，百姓欢呼震天。

这时，黄巢与族兄弟子侄黄存、黄揆、黄思邺及外甥林言等八人，在冤句（今山东菏泽县）聚众数千人起义，以响应王仙芝。

黄巢，山东曹州（今山东曹县）人，“（黄）巢少与（王）仙芝皆以贩私盐为事，（黄）巢善骑射，喜任侠，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二》）。可见黄巢与以往的农民军领袖不同，他兼有士人和豪侠的双重身份。即使是在代表正统的《新唐书》中，黄巢也被归在《逆臣传》中，与安禄山等叛臣并列，可见传统的作史者也没有将黄巢当成一般的流寇。黄巢还与王仙芝一同组织过武装盐帮，同唐官府缉查私盐进行过多次武装斗争。长期的冒险生涯，养成了黄巢负气仗义、好抱打不平的性格，有许多人愿意追随他。毫无疑问，黄巢身上有着明显的枭雄气质。

黄巢决定起义前的心理，现在已经很难揣测。以他不顾官府禁令贩盐的经历来看，他应该全身充满了江湖习气，有着极端冒险的精神。但实际上，他却是个地地道道的读书人，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他是在名落孙山的情况下，才满怀愤慨地写了“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诗句。从这点上来说，他潜意识中的愿望其实与庞勋是一样的，都有着等待招安的心理。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在这句气挟风雷的“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中，黄巢表现出对长安不同寻常的喜爱。正如作者在前面《黄巢的理想》一篇中所分析的，他内心深处有深沉的“城主”情结。那么，有没有可能，黄巢决定起兵，是不是因为神迷于长安，甚至视其为灵魂的皈依，所以才不惜与他本来一直想效力的唐朝廷对抗呢？至少，在很久之前，他迷恋长安，迷恋长安无与伦比的壮丽，迷恋长安至高无上的政治意义，甚至想要有一天能够拥有它。当然，长安是帝国的首都，只有天下之主，才能拥有长安。这种野心勃勃的愿望在当时看来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于是蛰伏在黄巢的内心深处。这种愿望虽然潜伏了很长的时期，在特殊的环境下却会激发起来。有了这样的前提，也就能解释为什么黄巢进入长安后，突然不思进取，心满意足地偏安于长安城内。一个英雄人物的心理演变，本身就是一页意味深长的历史。

还是先言归正传。黄巢起义后，数月间队伍也发展到几万人。之后，王仙芝赶来与黄巢汇合，两支义军合在一起，声势更加浩大。

唐朝廷见王仙芝与黄巢起义军声势浩大，立即诏令淮南、忠武、宣武、义成、天平五节度使进击义军。乾符三年（876年）七月，唐天平节度使宋威在沂州（今山东临沂）城下大破王仙芝军。宋威听说王仙芝已经死于乱军之中，得意非凡，竟然不辨真伪，立即上书唐朝廷，说王仙芝已死。于是，“百官皆入贺”，唐朝廷下诏遣散了诸道兵。

然而，没过几天，王仙芝、黄巢便转战河南，迅速攻占了阳翟（今河南禹县）、郏城（今河南郏县）等八县之地。唐朝廷见王仙芝“死而复生”，急忙重新下诏发兵。如此反反复复，各道士兵怨气冲天，“士皆愤怨思乱”。诸道本来就各有私心，这下更是难以齐心了。

农民军随后攻陷了汝州（治梁县，今河南临汝县），活捉汝州刺史王镣。汝州离开洛阳只有一百六十里地，汝州的陷落，使洛阳震惊，士民纷纷挈家外逃。

汝州刺史王镣是宰相王铎堂弟，蕲州刺史裴偓是王铎知举时的门生。王镣为王仙芝写信给裴偓，表示王仙芝愿意接受“招安”。裴偓据以上奏朝廷。宰相王铎眼见堂弟在农民军手中，力排众议，固请“招安”，终于说服僖宗。僖宗便任命王仙芝为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

王仙芝十分高兴，决定接受。黄巢却十分愤怒，说：“当初共立大誓，横行天下。如今你去左神策军做官，众多士卒将何处安身？”此时群情激愤，人人责骂王仙芝，怒不可遏的黄巢还出拳把王仙芝打得头破血流。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唐朝廷只有给王仙芝一个人的任命，其他人只字未提。鉴于黄巢之后数次请求招安的经历，他此时意志坚决地表示反对，应该只是因为唐朝廷没有给他官做。倘若唐朝廷策略一些，在招安书上列上义军主要将领的名字，哪怕是虚职，这次招安多半就成了。不过只需要简单的一纸文书，为何唐朝廷偏偏不做呢？这其中大有文章。

昔日有“二桃杀三士”的典故。三名勇士是公孙捷、田开疆、古冶子，以勇力搏虎闻，为齐景公所宠信。晏婴认为三士不懂得君臣大义和朝廷礼仪，所以想除掉他们。刚好有一天，鲁昭公和大夫叔孙婼到了齐国，齐景公设宴招待，晏婴陪坐，田开疆等三士带剑立于阶下，昂昂自若，目中无人。酒喝到一半，齐景公对鲁昭公说：“我园子里种了一棵‘万寿金桃’，长了三十多年了，一直只开花不结果，恰好今年结了几颗果子，我想请您品尝品尝。”鲁昭公听了很高兴。晏婴便去摘桃。一会儿，端来了六个大如碗、香气扑鼻的桃子，晏婴说：“还有三四个没熟，我就先摘了这些熟的。”客气了一番后，齐景公和鲁昭公各吃了一个桃子，叔孙婼和晏婴也各吃了一个桃子。晏婴说：“这里还有两个桃子，主公可传令诸臣自表功劳，功劳最大的两人便可以吃桃。”齐景公同意了，还让晏婴当评委。公孙捷第一个走上台说：“当年我跟主公去打猎，赤手打死了一只猛虎，救了主公一命，这功劳大不大？”晏婴连忙说：“这个功劳很大，可以喝一杯酒，吃个桃子。”古冶子立即跳出来说：“杀个老虎算什么，我曾经杀了黄河里一个妖鼋，救了主公一命，你说我该不该吃个桃子？”齐景公说：“当时若不是古将军，我早已葬身鼋腹了，古将军盖世奇功，可以吃桃。”晏婴一听，赶紧给古冶子递桃。这时，田开疆站了出来：“我曾经南征北战，杀敌无数，使诸侯震惊，推举主公为盟主，这个功劳不知大不大？”晏婴连忙说：“田大将军的功劳比公孙将军和古将军大十倍，只是金桃已经没有了，请大王赐给他一杯酒，等明年桃熟后再给田将军桃子。”田开疆一听，热血上冲，说：“我功劳不小却吃不上桃子，反而在两位国君面前受这种侮辱，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到这世上？”说完就拔剑自杀了。公孙捷大吃一惊，持剑说：“我功劳小吃了桃，田史功劳大反而吃不上桃子，他死了，我又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说完也自杀了。古冶子大声喊道：“我们三人结为兄弟，他俩都死了，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也拔剑自杀了。晏婴洞悉人性，用两个桃子做引子，不费吹灰之力就杀掉了三名勇士。

唐朝廷的招安只任命王仙芝一人，也有“二桃杀三士”的嫌疑。分配不公，必然引起内讧。唐朝廷想用一纸任命书来离间农民军将领关系的目的，也如愿以偿地达到了。

在黄巢和众部将的坚决反对下，王仙芝被迫放弃了唐朝廷授予的官职。当时的局势应该是相当紧张的，大有王仙芝不同意就会血溅当场的意思，因为之后王仙芝和黄巢就公开分裂了。他们不但是同乡，还是曾经在私盐贩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好伙伴，如果不是无法弥补的矛盾，二人不会冒着被官军各个击破的危险分道扬镳。这矛盾，一定是黄巢用武力逼迫王仙芝不敢当场接受招安。义军因招安一事分化，三千余人跟从王仙芝及尚君长，二千余人随黄巢北上。

为了泄“招安不成”的愤怒，王仙芝纵部在蕲州大肆剽掠。蕲州城内的百姓，一半被赶出城外，一半被杀死，百姓的房屋被焚毁。在中间斡旋的唐蕲州刺史裴偓逃奔鄂州，前来招安的宦官逃奔襄州，王镣被农民军扣留。

黄巢挥兵北上，乾符四年（877年）正月，攻克郓州（治今山东郓城），杀天平节度使薛崇；三月，又攻破沂州。黄巢虽连下二州，但仍是孤军作战，势单力薄。这时王仙芝部将尚让（尚君长弟）屯兵嵖岈山（今河南遂平西），黄巢便与尚让会合，共保嵖岈山。这样，在形势的逼迫下，黄巢不得不与老搭档王仙芝再一次走到了一起。

黄巢与王仙芝再次合兵不久，即进攻宋州（治今河南商丘南），企图切断运河交通。由于唐廷调来大批援军，农民军作战失利。于是王仙芝率原班人马南下，再次与黄巢分裂。黄巢折向南略蕲、黄（州治黄冈，今湖北新洲县），北扑濮州（治鄄城，今山东鄄城县北）、滑州（治白马，今河南滑县东），进攻洛阳外围的叶（今河南叶县南）、阳翟（今河南禹县）。唐朝廷为了保卫东都洛阳，调动重兵来东都一带布防。黄巢见无机可乘，便挥兵南下了。

而王仙芝一度过江攻下鄂州（治江夏，今湖北武汉市），但其主力还在江北。义军连破安州（治安陆，今湖北安陆县）、随州（治随，今湖北随州），又向郢（州治京山，今湖北京山县）、复（州治沔阳，今湖北仙桃市西南）一带作战略的转移。

这时候，唐招讨副使、都监、宦官杨复光派人去劝诱王仙芝投降。王仙芝上次招安不成，一直很是后悔，为了表示诚意，派最亲信的心腹尚君长去邓州见杨复光。节度使宋威知道消息后，为了邀功，派人将尚君长在半路劫取。宋威就是前面谎报王仙芝已死的那人。这个脸皮极厚的宋威抓到尚君长后，立即上奏朝廷，说临阵生擒了尚君长。宦官杨复光大怒，也上奏称尚君长确实是来投降，并非宋威在战场上所擒。唐朝廷派了御史归仁绍来调查，毫无结果，于是将尚君长斩于狗脊岭。

尚君长一死，王仙芝招安的路就断了。乾符五年（878年）正月，王仙芝攻入江陵外郭，五百沙陀骑兵从襄阳赶来增援江陵的唐军，王仙芝兵败撤走。同月，唐朝廷解除了年老多病、战而无功的宋威的兵权，提拔颍州刺史张自勉为招讨副使，又调西川节度使高骈为荆南节度使兼盐铁转运使，加强兵力，加紧围剿王仙芝义军。二月，王仙芝率领义军南下蕲州（治蕲春，今湖北蕲春北）。曾元裕穷追不舍。双方在黄梅（今湖北黄梅县西北）决战，农民军大败，约五万义军壮烈牺牲，王仙芝在突围中不幸遇难。

王仙芝战死的时候，黄巢正在攻打亳州（治谯县，今安徽亳县），尚未攻下。王仙芝死后，余部由尚让率领，赶来和黄巢军会合。此时，黄巢的心中应该是又悲又喜吧，悲的是少了一个老朋友，也就少了一份牵制唐朝廷的力量；喜的是，老朋友的部下终于都归自己所有了。于是，义军公推黄巢为主，号冲天大将军，改元“王霸”，并设官分职，初步建立了农民军政权机构。“冲天”二字显然取自黄巢描摹菊花的“冲天香阵透长安”之句。

不久，在黄巢率军袭破了沂、濮二州之后，形势又一度逆转。唐廷命右卫上将军张自勉为东北行营招讨使，督兵进剿农民军。黄巢欲进兵襄邑、雍丘，为滑州节度使李峄所阻。在各地活动的义军也多被官军击溃。黄巢欲进攻东都洛阳，唐朝廷又迅速派来大批援军。

这时，唐朝廷再一次诱降，诏命黄巢为右卫将军。史书上记载说：黄巢“度藩镇不一，未足制己”，拒绝投降唐朝。但实际上，此时尚君长和王仙芝新死不久，尤其是尚君长的“送死”，黄巢不得不怀疑招安是个阴谋。这应该才是黄巢拒绝招安的根本原因。

乾符五年（878）三月，黄巢率军进攻汴、宋二州，唐朝廷以张自勉充东南面行营招讨使，以阻止义军。黄巢转攻卫南（今河南滑县东北）、叶（河南叶县）、阳翟（河南禹县），唐廷又诏命河阳兵千人开赴东都，与宣武、昭义兵守卫宫阙，还征调义成兵三千人守卫东都附近的伊阙、武牢等地，以增强东都的防御力量。黄巢见河南一带官军势力强大，难以取胜，而江南则力量相对薄弱；而王仙芝旧将王重隐又攻陷了洪州（治今江西南昌），转战于湖南，于是便率军渡江南下，与王重隐部相呼应，接连攻下了虔、吉、饶、信等州。八月，黄巢军进攻宣州，在南陵被官军打败。于是，黄巢率军又进入浙东，经婺州至衢州（今属浙江），然后披荆斩棘，开山路七百里，攻入福建。同年十二月，义军进入福州（今属福建）。之后，黄巢军再一次被官军打败，在官军的追击下进入广东。此时，距离黄巢进长安还有整整两年。

唐镇海节度使高骈贪立战功，曾奏请朝廷，请求率兵万余追击黄巢，以将黄巢部彻底剿灭。唐朝廷却另有预忌，深怕追剿黄巢失败，中原防守空虚，东西二都难以防守；加上当时帝国的兵权都在各藩镇节度使手中，大量调动军队南下，中原局势难以预料。因而没有同意高骈的计划。不仅如此，唐朝廷因只是担心黄巢重新北上，布置了几道防线，没有调动军队进行任何针对黄巢的军事进攻。本来败局已定的黄巢得到了宝贵的喘息机会。

就这样，黄巢率军攻城略地，随打随弃，如狂风骤雨般先后席卷了中原大地，给所到之处均带去了极大的破坏，肆意抢掠唐官府、富有者的财物，无意于根据地建设。后勤补给除劫掠以外，即强令地方官征调，而地方官员自然转嫁于黎民百姓，涸泽而渔的补给方式又势必使得农民军不能在某一地区滞留太久。更重要的是，黄巢显然对首都长安以外的其他任何城市与地区缺乏兴趣，只想在进攻与逃跑之间渐渐壮大势力，伺机图谋北上。不论南下抑或北伐，都可视作是黄巢朝向长安的迂回曲折的道路。可见长安曾经是多么的壮观，竟然对黄巢这个外乡人产生了致命的吸引力。

经过一系列的挫折后，农民军主力基本上退出了中原战场。可以说，自从黄巢揭竿而起后，到目前为止，虽然有局部的军事胜利，但那些胜利太小，仅仅限于攻陷几座小城池，战果几乎是微不足道的。黄巢基本上是靠游击战在大范围内的运动游走来取得生存，多少有点疲于奔命的感觉。可以想象，这种大失败的经历会对黄巢的心理产生不小的影响。他或许逐渐意识到，曾经的凌云壮志并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一系列的打击让他逐渐现实而清醒起来。可以说这个时候开始，他已经意识到，他梦想中的长安离他实在太遥远，也许会永远可望而不可及。

黄巢起义后，全国各地有不少小股农民军纷纷响应。这里特别提到江西的一支农民军，由柳彦璋率领。乾符四年（877年）六月，柳彦璋率部攻陷江州，擒获唐江州刺史陶祥。柳彦璋让陶祥向朝廷上表，请求归顺。僖宗下诏，任命柳彦璋为右监门将军，并命令柳彦璋将部众解散后奔赴京师做官；又下诏任命左武卫将军刘秉仁为江州刺史。柳彦璋接到诏敕后不肯答应，率领战船百余艘在湓江上设立水寨。新江州刺史刘秉仁有勇有谋，乘驿马上任，单独驾一叶小船来到柳彦璋水寨中。柳彦璋大出意料，一时不知所措，傻头傻脑地上前迎拜时，被刘秉仁乘机斩首。刘秉仁随即将柳彦璋军全部解散，创下一人平一军的奇迹。事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三》。

关于这个刘秉仁，还有个相当有名的故事。根据明人冯梦龙的《古今笑史》记载：刘秉仁来任江州刺史时，从京师带来一头骆驼，放养在庐山下。庐山附近的百姓见了大惊失色，敲起鼓来聚集起来，合力把骆驼打死了。于是去禀告新任的刺史说：“某日于某处捕获庐山精。”刘秉仁命人把“庐山精”抬进来，却发现是他自己放养的骆驼。

黄巢后面的故事在前面的篇章已经有所论述。值得注意的是，黄巢后来先后提过想当两个地方的节度使：天平和广州。天平是他的家乡，毫无疑问，他希望能衣锦还乡，这可以说是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有的乡土情结。而广州，则是因为黄巢到达广州后，发现这块远离中原的地方还相当富庶，相对天平而言，广州也更加安全。但无论如何，长安才是黄巢心底深处最期待的梦想。

最后再提一下沙陀与唐朝的关系。从前面提到的庞勋起义和王仙芝起义都可以看到，沙陀军经常会在关键的战事中出现，在镇压农民军上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沙陀是西突厥的别部，名为处月，又被音译为朱邪。相传他们的先祖出生于雕窝之中，酋长因为他生得怪异，便让各族轮流抚养，因此得姓“诸爷”，即不是一个人抚养，后来传成了朱邪，即“诸”变成“朱”，“爷”变成“邪”，但读音没有变。朱邪分布在金娑山（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格多山，一说为尼赤金山）南，蒲类海（今新疆东北部巴里坤湖）东，由于驻地有沙碛，且名为沙陀碛（今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所以对外号称沙陀部。突厥习惯以部落的名称为姓氏，所以沙陀部落的人都姓朱邪。

唐太宗李世民时，沙陀部首领曾随西突厥贵族阿史那弥射至长安朝见太宗，之后一直内附于唐，与唐朝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安史之乱后，吐蕃占据河西走廊等地，沙陀与唐朝的路途受阻，联系中断，沙陀归吐蕃。吐蕃迁沙陀部至甘州（治所在今甘肃省张掖县）。

后来，回鹘与吐蕃争夺土地，攻取了凉州（治所在今甘肃省武威县）。吐蕃担心沙陀暗中与回鹘勾结，准备将沙陀迁至黄河以北地区。沙陀人为此非常害怕。沙陀首领朱邪尽忠与其子朱邪执宜商量。朱邪执宜说：“我世为唐臣，不幸陷污，今若走萧关（位于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东南）自归，不愈于绝种乎？”于是决定脱离吐蕃，前去投奔唐朝。

元和三年（808年），沙陀部三万人东迁。吐蕃派军追击，沙陀且战且走，沿洮水（今甘肃省黄河支流洮河）至石门关（位于今宁夏固原县西北），战斗数百次，损失惨重，部众大半战死，朱邪尽忠战死，朱邪执宜也受了重伤。历经千辛万苦后，沙陀余众近万人在朱邪执宜率领下，终于抵达灵州（治所在今宁夏灵武县西南）。

唐朝廷得知真相后，甚为感动，安排沙陀残部在盐州（治所在今陕西省定边县）居住。并为之设置阴山府，任命朱邪执宜为阴山府兵马使。这是沙陀内迁的开始。

朱邪执宜曾到长安朝见宪宗李纯。宪宗赐给他“金币袍马万计，授特进、金吾卫将军”，很是礼遇。朱邪执宜死后，儿子朱邪赤心嗣位。

朱邪赤心对唐朝廷收容自己的父亲很是感激，曾多次率军帮助唐朝廷抵挡吐蕃入侵。沙陀军非常勇猛，经常作为唐军的先锋出击。尤其朱邪赤心勇冠三军，所向披靡。敌军畏之如虎，说：“吾见赤马将军火生头上。”被赋予了神话般的色彩，由此可见朱邪赤心在战场上的气势是多么惊人，令敌人胆战心惊。

后朱邪赤心因镇压庞勋起义有功，被唐朝廷赐姓李，名国昌，并赐京城亲仁里官邸一所。李国昌有个大名鼎鼎的儿子，就是李克用。李克用即后唐建立者李存勗的父亲，后唐的建国基础其实是在李克用时期奠定的。

李克用年少时便骁勇而善骑射，能在百步以外射中针或马鞭，众人很佩服他。由于出生时就有一只眼睛失明，所以外号“独眼龙”。李克用十五岁那年（868年），庞勋领导桂林戍卒起义，声势浩大，纵横山东、江苏、安徽等地。唐朝廷十分震惊，急召沙陀骑兵驰援。李克用随父出征，军中称为“飞虎子”，因镇压起义有功，被授为云中牙将，几年后升为云中守捉使。

乾符五年（878年），代北水陆发运、云州防御使段文楚削扣军食，引起军中不满。李克用当时是云中边防督将，部下纷纷向他诉怨。军校康君立、李存璋等人乘机拥他入云州（今山西大同），浩浩荡荡，达万人之众。此时，大同城中也发生兵变，内应外合，杀死段文楚。诸将上书唐僖宗，请求任命李克用为云州防御使。唐朝廷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并征发各道兵马讨伐云州。刚好在这个时候，黄巢农民起义军渡过长江，向北进攻。唐朝廷为避免两线作战，只好先承认李克用为大同军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实际上是认可了李克用割据云州的事实。

但是唐朝廷并不甘心眼睁睁地看着李国昌、李克用父子的势力快速膨胀。等黄巢的农民起义军在中原遭受挫折、退往南方后，唐朝廷便决定动手收拾李氏父子。乾符六年（879年）春，唐廷命昭义军节度使李钧为北面招讨使，联合幽州等军进攻蔚州。但为李克用所败，李钧中箭而死。

广明元年（880年），唐朝廷任李琢（名将李晟之孙）为蔚朔节度使，与卢龙节度使李可举、吐谷浑兵共同讨伐李克用。在唐军的强大压力下，吐谷浑都督赫连铎说服李克用手下大将高文集投降，沙陀酋长李友金等人也投降了李琢。不久，卢龙节度使李可举破李克用于药儿岭。李琢、赫连铎也打败了李国昌。李克用与李国昌率人马逃往北边的达靼（时居于阴山）部落中。此时，正值黄巢大军由南北上、一路势如破竹之时。

达靼对李国昌父子开始很欢迎，收容了他们。但后来因有人离间，双方渐生猜疑。不久，黄巢自江淮北渡，矛头直指长安。听此消息，李克用喜出望外，他料到唐朝廷无将可用，必然会起用他去对付黄巢，便杀牛置酒，大会达靼首领，还说：“人生世间，光景几何？曷能终老沙堆中哉！”李克用这话十分高明，既抒发了他的豪壮之志，也安抚了达靼首领，让对方知道：他不会在此久留，只是待机行动而已。

广明元年（880年）末，黄巢占据长安，唐僖宗逃至四川。果然，沙陀都督李友金向代北监军陈景思建议起用李国昌父子。因手无强兵抗拒起义军，僖宗只好起用李克用，任他为雁门节度使，率本部军兵出征黄巢。

之后，李克用从镇压黄巢起义开始发迹，依仗其军事实力，成为唐末政治舞台上风云人物之一。这是后话，后面再表。

第四章满城尽带黄金甲四黄金甲下的长安城

长安是中国著名的古都之一，历史上前后共有十一个朝代在这里建都，具有长达一千一百多年的历史。从汉朝开始，正式定名为长安。汉惠帝元年（前194年），正式开始修建长安城，由军匠出身的阳城延主持建造，征召上万名民工，历时五年才完成。全城占地九百七十三公顷，城高三丈五，共有十二个城门，每门有三个门洞，可以并行四辆马车。城里有八条大街，一百六十个封闭作坊。宫殿雄伟壮丽，房屋鳞次栉比，街道宽阔，树木成行。长安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城市之一，可以和当时欧洲的罗马城相媲美。

到了东汉，长安城因不是正式首都，便逐渐走向衰落。尤其是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战事频繁，长安城多次遭到毁灭性破坏，原来兴旺繁荣的景象已不复存在。后来虽然前赵、后秦、西魏、北周等朝代都把长安作为都城，但始终未能恢复到汉朝的规模。

隋朝建立后，开始仍以北周的旧长安城做都城。但是自东汉以来，长安城破乱不堪，宫室狭小，城里水质变样，不能食用。且城里宫室、官署、居民混在一块，难以区分，不利于统治，也不适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因此，在开皇二年（582年），隋文帝下令营建新都，以著名建筑家宇文恺为营新都副监（相当于都城建设总设计师），在汉长安东南修建宫城和皇城。第二年完工，定名大兴。

唐王朝建立后，仍以大兴城为首都，改大兴城为长安城。永徽五年（654年），唐高宗委派工部尚书闫玄德负责，在春、秋两季，先后修建唐城外部城墙和东、西、南三面的九座城门及城楼。其时，全城面积八十四平方公里，大约相当于明清都城北京的四倍。且规模宏大，布局严整，南北向大街十一条，东西向大街十四条，全城划分一百零九个坊和东、西两市。正如白居易在诗句中所描述的那样：“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长安城的市政规划建筑，对日本古代奈良时代的“平城京”和古代京都的“平安京”都产生了直接影响。

长安不仅是大唐的政治、文化、军事、宗教中心，还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国际大都会：人口众多，建筑规整，名胜林立，繁华富庶。整个都城的气势相当宏博，纵贯南北、横贯东西的主街道宽度都在一百米以上，作为全城中轴线的朱雀大街宽度更是达一百五十五米，比起今天任何一座现代化大都市都毫不逊色。当初唐朝国力强盛之时，来自世界的各国使臣，沿着如同广场一样宽广的朱雀大街前往大明宫朝觐大唐皇帝的时候，大唐无与伦比的强盛与国力，将对他们的心灵产生何等的震撼！盛唐诗人王维曾在《和贾舍人早朝》一诗中写道：“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尽情描绘了长安宫城中早朝的场面以及大唐天子君临万邦的盛大气势。

可以说，唐帝国凭借国力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重新镌刻了长安的辉煌。正是因为长安伟岸的风情和魅力，以及它所代表的至高无上的皇权象征，才令多次到这里应试的青年书生黄巢产生了深深的眷念和崇拜，甚至直接影响到他后来与朝廷对抗的决心。然而，等到他真正拥有了这座城市，带来的却是无比巨大的灾难。

黄巢军意气洋洋地进入长安时，农民军将领尚让一再告谕市民说：“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极力抚慰百姓。农民军将士见到穷苦市民，还经常送与财物。百姓们相率欢呼。

黄巢进长安后，先入春明门，升太极殿。皇宫旧宫女数千人前来拜见，一齐称呼黄巢为“黄王”。黄巢听了心花怒放，说：“这真是天意了。”于是派人守住皇宫，不得抢掠。而他本人出宫住在大宦官田令孜的旧宅。黄巢自称将军，向部下申明军律，不要随意惊扰百姓。

这个时候的黄巢，还是明智的。他是读书人出身，熟读史书，应该相当了解维持军纪对争取民心的重要性。然而，许多加入农民军的人有自己的目的和背景，保持军纪、争取民心对一些人没有任何吸引力，他们看重的是丰厚的战利品。没过几天，农民军开始大肆掠市，“各出大掠，焚市肆”，长安的灾难开始了。连续几天，农民军洗劫了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城市，各市场都被付之一炬。长安的百姓也遭受了地狱般的恐怖，“杀人满街”，“家家流血如泉沸，处处冤声声动地”。农民军尤其痛恨唐朝官吏，凡是被捉住的，都被当场杀死。黄巢也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部下，没有制止这些浩劫般的行为。

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十二日，黄巢入太清宫，次日，于含元殿（大明宫正殿）即皇帝位，“击战鼓数百以代金石之乐。登丹凤楼，下赦书，国号大齐，改元金统”。齐是黄巢家乡山东的古称，由此可见黄巢内心深处的乡土情结。

黄巢也建立了一套自己的政权体系：封其妻曹氏为皇后；尚让为太尉、中书令，赵璋为侍中，崔璆、杨希古并同平章事，这四个人都是宰相之职；皮日休为翰林学士，孟楷、盖洪等为尚书左、右仆射兼军容使。可以说，大齐是由农民军与唐故臣混合而成的一个政权机构。不过，除了崔璆以外，其他都是旧农民军将领。

崔璆为唐前浙东观察使，曾为黄巢求天平节度使一职。后被唐朝廷免职，刚好在长安，结果被农民军逮住。黄巢本来想让唐朝的旧宰相们来出任大齐宰相，旧宰相们德高望重，都是当时的名士，这样黄巢更有面子。结果，旧宰相要不就逃跑了，要不就藏起来了。黄巢无奈，只好临时逼迫崔璆为相。

注：皮日休，字袭美、逸少，生年不详。襄阳（今湖北）人，居鹿门山，自号鹿门子、闲气布衣、醉吟先生、醉士、酒民等。出身寒门。懿宗咸通八年（867年）登进士第。次年东游，至苏州。咸通十年（869年），为苏州刺史从事，与陆龟蒙相识，并与之唱和。其后又入京为太常博士，出为毗陵副使。僖宗乾符五年（878年），黄巢军下江浙，避乱于吴的皮日休为黄巢所得，被黄巢“劫以从军”，从此开始了另一种生活。黄巢入长安称帝，皮日休任翰林学士。因为他做过黄巢的官，所以新旧《唐书》均不为他立传。关于皮日休后来的结局，历来说法不一。有人说黄巢怀疑他作的赋文讥讽自己，遂杀害了他，见孙光宪《北梦琐言》、钱易《南部新书》、辛文房《唐才子传》等；有人认为黄巢兵败后，他因做过黄巢的官被唐朝廷所杀，见陆游《老学庵笔记》引《该闻录》；还有人说黄巢兵败后，他到浙江依钱镠，见尹洙《大理寺丞皮子良墓志铭》、陶岳《五代史补》；还有人说他最后流寓宿州（今安徽宿县）而终，墓在濉溪北岸，见《宿州志》。皮日休其貌不扬，喜爱喝酒，性情傲慢，能写一手好文章。诗文与陆龟蒙齐名，两人有松陵唱和诗。时称“皮陆”。他的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唐的社会现实，暴露了统治阶级的腐朽，反映了人民所受的剥削和压迫。有学者认为皮日休是“一位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是一位善于思考的思想家”。鲁迅评价皮日休“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辉的锋芒”。

黄巢后来还逮住了唐宰相王徽，逼迫王徽出任大齐的官。王徽装聋作哑，一言不发。后设法逃出长安，投奔僖宗，被任命为兵部尚书。

黄巢也知道自己部下中能负文治之责的有限之极，要让政治机构运转起来，还是要靠那些唐朝官员。于是，黄巢下了一道令：唐官三品以上全部停任，四品以下则官复原职。不过要到宰相赵璋府第投递名衔（名片），才可以复官。

然而，农民军进长安后大肆劫掠，已经杀了不少人，其中包括一些唐朝大臣。在这样的情况下，谁都不愿意去相信黄巢的话，因此大都没有理黄巢的那一套，没有去赵璋府第投递名衔，而是各自躲藏起来。

黄巢见自己的号令竟然无人理睬，又回想起当年他来长安应试时名落孙山的落魄，顿时勃然大怒，下令四处搜查唐朝大臣，凡搜获者全部杀死。唐宰相豆卢瑑、崔沆及左仆射于琮、右仆射刘邺、太子少师裴谂（裴度之子）等人，都被搜出后处死。于琮妻子为广德公主，见丈夫被杀，上前握住杀人者的刀刃，慨然道：“我是唐室女，誓与于仆射同死。”于是被杀。将作监郑綦、库部郎中郑系拒不投降，“举家自杀”。

金吾大将军张直方曾经领衔到灞上迎降，主动投降了黄巢，颇得农民军信任。但张直方心念旧情，将许多无处可去的唐大臣冒险藏在自己的永宁里府第里，人数多达数百名，结果被黄巢发现，张直方全家都被杀死。因此有人认为张直方先前是伪降黄巢。历史人物因为当时所处的复杂环境与局势，已经很难完整复原。根据当时的情况看来，张直方投降黄巢为情势所逼，并不一定心甘情愿，但是为了性命和前程，只得如此。

注：灞上也称灞桥，由于扼长安东去洛阳，南下襄、邓的交叉口，具有极重要的战略地位。秦末刘邦自武关进军关中，屯兵灞上，秦王子婴不得不素车白马系颈降于道旁。历史上，只要占领灞上，就敲开了长安的大门。张直方，前卢龙节度使张仲武之子。张仲武死后，卢龙军推立张直方。唐朝廷以张直方为卢龙留后，很快立为节度使。然而，张直方性格残忍暴率，军中许多人不服他，预谋废除他。张直方以打猎为名，借机逃回长安。军中遂立周林为卢龙留后。张直方到长安后，被任为金吾大将军。但他残暴性情不改，因小罪笞杀金吾使，被贬为右羽林统军，负责京师宿卫。张直方喜欢出游打猎，恨不得杀尽天下所有的动物。在东都洛阳，他一出门，洛阳飞鸟看见他必然大声群噪逃跑，颇有传奇色彩。因为张直方经常出去打猎，多日不归，右羽林统军当得极不称职，被贬为左骁卫将军。后又因为小过屡杀家中的奴婢，被贬为恩州司户。之后，郑畋任宰相，考虑到张直方之父张仲武有功，才调张直方回京师任金吾大将军。张直方喜欢吃含胎的动物的肉，经常活剥牛、羊、狗、猪的胚胎，认为这些肉脆香味美。他家必须用鸡蛋洗锅具，每天所花费的鸡蛋无法计算。但张直方在朝臣中人缘颇好，有豪气之名。事见《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二·藩镇卢龙》。

农民军四处搜查可疑人物，除了唐官员外，还搜查有名的读书人，以逼迫他们做大齐的官，凡是不从的便当场杀死。当时，礼部郎中司空图也在长安，于是上演了极为戏剧性的一幕。

司空图，字表圣，河中虞乡（今山西永济）人。史称司空图少有文才，后以文章为绛州刺史王凝所赏识。王凝回朝任礼部侍郎，知贡举。司空图于唐懿宗咸通十年（869年）应试，擢进士上第，时年三十三岁。因受到王凝赞许，司空图名声益振。不久，王凝因事被贬为商州刺史，司空图感于知遇之恩，主动表请随行。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年），王凝出任宣歙观察使，召请司空图为幕府。第二年，朝廷授司空图殿中侍御史，他因不忍离开王凝，拖延逾期，被左迁为光禄寺主簿，分司东都洛阳。当时卢携因与郑畋争吵罢相，正居于洛阳，对司空图的才华和为人很爱重，常相往来共游。有一次，卢携经过司空图的宅第，在壁上题了一首诗称赞他说：“姓氏司空贵，官班御史卑。老夫如且在，不用念屯奇。”后来，卢携回朝复相，召司空图为礼部员外郎，寻迁郎中。

黄巢进驻长安的时候，司空图正住在西安崇义里。他听说农民军大肆搜人后，立即准备转移为常平仓下藏匿。当他正要出门时，被一群农民军士兵当场堵住。正当司空图绝望的时候，其中一个持枪的农民军士兵上前与司空图相认。此人竟然是司空图以前的车夫段章。段章热情地向司空图宣传农民起义军的各种好处，劝他加入起义军。司空图表示誓不辱节，段章怅然泪下，于是，将司空图领到大道上，便与他分手了。司空图得以有机会乘夜逃出长安城去。

无疑，司空图得以逃脱，完全是因为段章的念旧。后来司空图特意写了一篇《段章传》以纪念恩人。段章这样的人，应该代表了农民军中的一类人。他们是最普通的一类人，一样有血有肉，有自己的人生经历。他们加入农民军，更多地是出于自愿，农民军确实给了他们唐朝廷不能给予的东西，否则段章不会热情地向旧主人宣传农民军的好处。然而，他们也加入到破坏中，杀人、放火、抢掠，也许是野性迸发，也许是身不由己。他们的生命被历史的浪潮卷入，又被历史的浪潮冲没。就像大浪淘沙，如同细微的沙粒，不可能被人区分。

注：司空图逃出长安城后，到咸阳桥，又遇到好心的船夫韩钧，连夜将他渡河，才算脱离了险境。司空图听说僖宗正在凤翔，便赶去拜见，被封为知制诰、中书舍人。后僖宗逃到成都，他追随未及，便回到家乡河中。之后，司空图过着一种消极的隐居生活，他的大部分诗歌和诗论都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他出身于官僚地主阶级家庭，又处在黄巢起义和唐王朝行将覆灭的时代，在历史的大动荡中，他没有勇气面对现实，就采取避世隐退的人生态度。回乡以后，他既不同百姓往来，也不与官府联络，而是“将取一壶闲日月，长歌深入武陵溪”（《丁未岁归王官谷》），“侬家自有麒麟阁，第一功名只赏诗。”（《力疾山下吴村看杏花》）当时王重荣兄弟镇守汉中，很仰慕他的名声，常多馈赠，他都拒绝不纳，后骗他作碑文，并赠绢数千匹，司空图就把绢堆放在虞乡市上，任众人取用。后来他定居在中条山王官谷的先人别墅，在这“泉石林亭，颇称幽栖之趣”的“世外桃源”里，每日与高僧、名士吟咏为乐。唐昭宗即位后，曾先后数次召他入朝，拜舍人、谏议大夫、户部侍郎、兵部侍郎等职，他都以老病，坚辞不受。为此，他在王官谷庄园特地修了一个亭子，取名叫“休休亭”，并写了一篇《休休亭记》以明其志：“休，美也。既休而美具。谓其才，一宜休也；揣其分，二宜休也；耄而聩，三宜休也。而又少而坠，长而率，老而迂，是三者皆非济时之用，则又宜休也。”还自号“知非子”、“耐辱居士”。又作了一首《耐辱居士歌》，反复咏叹“休休休，莫莫莫”，表示自己“宁处不出”的心志。天复四年（904年），朱全忠（朱温）把持朝政，迁都洛阳，召司空图为礼部尚书。司空图佯装老朽，不任事，被放还，由此逃过一劫。唐朝灭亡后，司空图悲痛欲绝，绝食呕血而死，终年七十二岁。

杀完隐匿不肯报到的唐大臣后，“黄巢杀唐宗室在长安者无遗类”。唐宗室、公卿士族遭受了巨大打击，“华轩绣毂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韦庄的这些诗句形象地反映了这一历史事件。从事实上来说，这不过是一个新政权对一个旧政权的清洗。但因为唐朝始终不失人心，而黄巢始终未得人心，这一在历史上常见的清洗被妖魔化了，极大地影响了黄巢的形象。到后面可以看到，即使是长安百姓急切盼望的唐官军回到长安时，也对平民进行了无情的掠夺和屠杀。当战乱之时，权与血、火与泪，几乎成了动荡时局的特征，而遭殃受苦的总是老百姓。

当初坚决不同意授予黄巢广州节度使的宰相卢携是黄巢的头号敌人，不过他早已经喝毒药自杀。为了泄愤，黄巢下令打开棺材，将卢携的尸体在长安市集上公开碎尸万段。

大杀宗室后，黄巢的农民军再一次表现出“流寇”的特征，通过劫掠来获取军饷，这无疑给长安带来了巨大的骚乱和破坏。黄巢进长安时，年青士子韦庄正在京城准备应举，如同当年年轻时的黄巢一样。然而，与黄巢当时所看到的长安的繁华不同，昔盛今衰，韦庄还目睹了农民军烧杀抢掠的暴行，亲眼见证了一个繁华的都市如何变成一座废墟的过程。韦庄本人也在这场劫难中与弟妹失散，还生了一场大病，经历了一次人生的大磨难。后来，韦庄将这段经历写成著名的长诗《秦妇吟》。此诗以长安为中心，通过一位从长安逃难出来的女子——即秦妇的“自述”，讲述了黄巢农民军给长安带来的深重灾难，黄金甲下的长安，并非是冲天香阵，而是地狱般的噩梦。农民军令人发指的所作所为，使长安百姓遭受了巨大浩劫。秦妇的讲述从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开始，到黄巢称帝建国，再到农民军与唐军反复争夺长安，一直到最后城中被围绝粮的情形。

《秦妇吟》因真实地反映了唐末动荡的社会面貌，写成后轰动一时，在当时极负盛名。韦庄也因此诗被时人呼为“秦妇吟秀才”。然而，这样一首争相传抄的诗之后却失传了近千年。因为韦庄在诗中写有“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这样的诗句，引起了唐公卿贵族的愤怒。韦庄见惹怒了唐朝廷权贵，也相当后悔，立即想方设法到各处去回收抄本。但这首诗已经广泛流传，许多人家的屏风、幛子上都写着这首诗。韦庄临死前，遗嘱上还写明不许家里挂写有《秦妇吟》的幛子。后来，有人给韦庄编定诗集，没有选入这首诗。因此，从宋朝后，《秦妇吟》失传。宋人孙光宪在《北梦琐言》中记录了这件事，但谁也没有见过《秦妇吟》这首诗。一直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在敦煌发现了许多古代写本书籍及文件，其中就有《秦妇吟》写本。这些写本后由伯希和取走，整理全诗后寄回中国，这首失传了一千年的叙事长诗至此才重新得见天日。《秦妇吟》是现存唐诗中最长的一首。

特别要说明的是，有人认为韦庄站在他的立场，对农民军有诸多诬蔑之词。实际上，这首《秦妇吟》大体上写黄巢军队的奸淫烧杀，但从诗中一位老人口中吐露出来的，却是唐官军比黄巢军更坏。这首诗后来之所以失传，不光是“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两句而为公卿所惊讶，还因为诗中所描绘的官军的情况触怒了那些“东诸侯”。由此可见，韦庄的角度应该是相当公正的。正因为它的写实，所以诗成后才会引起许多人的共鸣，广为传抄，以致韦庄都不能回收抄本。也幸亏如此，此诗才得以流传到今天。

注：韦庄，字端己，长安杜陵（今西安东南）人。远祖是武则天时的宰相韦待价，高祖父韦应物是中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到韦庄时家道中落已久。韦庄父母早亡，家境寒微，后来发愤苦读，于昭宗乾宁元年（894年）中进士。韦庄的诗词都很有名，他年轻时生活放荡，极为自负，自称“平生志业匡尧舜”。但却遭逢乱世，颠沛流离中经历了黄巢农民起义和藩镇割据大混战，因而，忧时伤乱为他诗词的重要内容。比如，他有著名《台城》：“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六朝如梦的怅惘与凄凉，流露出强烈的末世情调。韦庄的一生，经历颇为起伏，前期仕唐，后入蜀为王建掌书记。唐朝灭亡后，王建称帝，任命韦庄为宰相。

黄巢曾经有凌云之志，却没有与之匹配的才干。他应该是不希望看到一幕幕杀人放火的景象出现在长安的，但他却无力制止自己的部下。黄巢的追随者，大都是以抢掠出名，没有深谋远虑的眼光。那些在长安的有才干的唐大臣都被他的部下毫不犹豫地杀死。而黄巢所建立的大齐政权只在历史上留下了暴虐的名声。毫无理由的大屠杀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没有读书人再愿意投靠他，除了证明了残暴，屠杀没有带来任何益处。

有个在长安的读书人愤恨黄巢等人，在尚书省的大门上题了一首诗，极力嘲讽了大齐政权。结果，惹得尚让大发雷霆。他将大院包围起来，追查诗作者，却无人承认。尚让便下令杀死了在尚书省工作的所有官员，并将这些人挖出眼珠，尸体倒挂起来示众。就连守卫尚书省大门的农民军卫士也被一道杀死。尚让还觉得不解气，下令大索城中，杀死长安城中有诗名的旧官吏，还抓了一批识字的人罚作仆役。因为这一首诗被杀的人多达三千多人。这是继公卿士族、唐宗室之后的第三次大屠杀。

当时滞留在长安的文人名士甚多，倘若大齐政权能妥善任用，这些人定然会成为大齐的栋梁。然而，农民军一味杀戮，这些人不免惶惶不安，都想方设法地化妆逃出了长安城。这其中便有后来成名的韦庄和杜荀鹤、谢瞳等人。杜荀鹤（杜牧庶子）和韦庄前面都已经提过，谢瞳在这里多提两句。谢瞳好不容易逃出长安后，又被朱温手下的农民军抓住，朱温听说他是读书人，倒以礼相待。谢瞳从此跟随朱温，成为其手下著名的谋士。

毫无疑问，黄巢占领长安期间，长安被彻底地破坏了，被破坏的不仅仅是城市，还有这座城市所体现的政治秩序。当黄巢如秋风扫落叶一般袭卷长安城的时候，他为得到他理想中的城市而高兴，但他不知道他改变的将是长久以来维系的社会秩序。尊严与放纵交织、怡然与惶恐背离。之后，这座城市再也没有恢复过来。作为京师而言，长安自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第五章黄金甲渐黯渐淡一长安血战

黄巢建立大齐政权后，与之前一度战无不胜、攻无不取的威风形象判若两人，既没有出台什么改革措施，以稳定人心，也没有及时出兵，乘胜追击望风而逃的唐僖宗，也没有消灭关中附近的禁军，以致给了唐朝廷以难得的喘息机会。

而黄巢本人当了皇帝后，开始了花天酒地的享乐生活，一头扎进了后宫的温柔乡中，为争相献宠的宫女和宦官所包围，与宫门外的世界完全隔绝。上行下效。农民军将领们在得到高官厚禄后，也沉湎于纸醉金迷的生活，不思进取。尤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黄巢也很快学会了唐朝皇帝的那一套，开始派宦官去当监军。这是相当令农民军将领寒心的一项新举措。这些农民军将领在外驻防，辛苦地拱卫长安，非但不能享受京城花天酒地的生活，还要遭到曾经称兄道弟、亲密相依的大齐皇帝的猜忌，背后始终跟着双监视的眼睛，这是怎样的感受，又是怎样的难受！从某种程度上说，后来不少农民军将领投降唐朝廷，多多少少跟宦官监军有关。

不过，黄巢进长安后立即传檄诸道，收服藩镇。在农民军声势的威慑下，唐藩镇中有十分之三四都投降大齐政权。黄巢一时更加志得意满。他没有意识到，这些藩镇不过是各怀私心，不愿意替唐朝廷出头，暂时持观望态度，降跟叛一样，对他们来说不过是家常便饭，这些藩镇实力雄厚，对农民军的潜在威胁却丝毫没有减少。首先发难的是已经投降黄巢的河中留后王重荣。

王重荣三兄弟皆入军籍，父亲是禁军将领。乾符年间，王重荣任河中都虞候。广明元年（880年）十一月，正值黄巢跨过长江，进兵中原之际，唐朝廷忙得焦头烂额，疲于应付。王重荣趁机煽动军士作乱，四乱抢劫，河中坊市被抢夺一空。并率军包围了节度使府，要求河中节度使李都交出大印。唐朝廷对此无能为力，只好顺乎“民意”，任王重荣为河中留后，将河中节度使李都召回京师。自此，王重荣完全控制了河中兵权。黄巢率军攻克潼关后，王重荣主动派人向黄巢请降，于是被黄巢任命为河中节度使。

黄巢虽然攻进了长安，但农民军所控制的地盘只限于长安四周。黄巢进长安后，粮草供应是农民军最紧迫的问题。农民军四处流动作战，还不能控制漕运，河中（今山西永济）的地位在这个时候就凸显出来。为了调发兵粮，黄巢不断派遣使者到河中督促粮运，使者前后竟然有数百人之多。河中吏民不堪忍受，苦不堪言。王重荣忍无可忍，对部众说：“起初我屈节事贼，是想缓解军府的急患，如今黄巢来调财不已，又要征调士兵，我们早晚要死于他手，不如发兵抗拒黄巢。”“众皆以为然”。于是将黄巢派来的使者全部处死，重新归附唐朝。此时，距离王重荣主动投降黄巢不过十四天。

王重荣料到黄巢必然大举来攻，一面积极备战，一面主动与义武节度使王处存联络，要求连兵抗齐。

王处存祖上数代均为神策军军官。他父亲一面当官，一面经商，这是当时神策军官流行的做法。但王父却善于经营，很快成为长安巨富。王处存成年后也能继家声，当上了节度使，成为家族中官职最高者。王处存听说长安失守后，痛哭了好几天。这其中自然有心痛王家在长安的巨额财富的因素在里面。之后，王处存决定与农民军不共戴天，所以，他在出师对抗黄巢的行动中特别积极，与其他藩镇要么投降黄巢、要么坐山观望的态度截然不同。当时僖宗还在逃难当中，王处存不等收到诏令，就主动派军队入援，调遣军队二千人走小道赶到兴元，以护卫僖宗的车驾。

黄巢听到王重荣杀掉己方使者的消息后，勃然大怒，派弟弟黄思邺从华州发兵，得力部将朱温从同州发兵，两军会合后，一齐进攻河中。然而，王重荣早有防备，出兵拒战，大破黄思邺和朱温军。刚好此时大齐的吏部尚书兼水陆转运使张言押运四十多船粮食兵仗，停在风陵渡，也被王重荣趁势截获。张言无法向黄巢交差，只好只身驾小舟往下游逃去。

之后，长安农民军的军需供应就更加困难了。黄巢的得力谋士费传古出了个主意，让黄巢派朱温开辟一条山南交通线。朱温率数千精兵，奔驰千里，一举拿下邓州。有了邓州作屏障，商、洛至兰田关的运路便畅通了。如果再给朱温增兵，或者由朱温自行发展，逐步打通襄、荆大道，形势可能会再生变化，但此时黄巢还无此远虑，朱温本人也未必有此雄心。

王重荣一战得胜后，声势大振。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亲自率部赶来支援。而惊魂未定的唐朝廷也开始了调度，以进行反击。僖宗任命凤翔节度使郑畋为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相当于进攻长安的总指挥。郑畋走马上任后，立即任命泾原节度使程宗楚为副都统，前朔方节度使唐弘夫为行军司马。大批唐军开始调动，向长安结集。

长安城中的黄巢这才开始担心。中和元年（881年）三月，黄巢派尚让率众五万进攻凤翔，打算打败在凤翔指挥唐军的郑畋以壮声威。尚让自恃农民军一直战无不胜，而对手郑畋不过是一介书生，定然不谙军事。然而，麻痹大意下，尚让军在龙尾陂中了埋伏，被唐军大败，农民军损折过半。

郑畋乘胜传檄天下藩镇合兵推翻大齐黄巢政权。当时僖宗李儇逃入成都，诏令不通，诸镇以为唐朝廷就此完了，因此大多坐山观望局势发展，收到郑畋檄文后，诸镇各怀目的，争相发兵关中。夏绥节度使拓跋思恭也纠合夷、夏之兵，会合鄜延节度使李孝昌，结盟讨伐义军。代北监军陈景思率沙陀酋长李友金及萨葛、安庆、吐谷浑诸部入关助阵。奉天镇使齐克俭主动派人与郑畋联系，要求效力。前夏绥节度使诸葛爽本已投降大齐，此时又自河阳奉表降唐。

中和元年（881年）四月，唐军向长安推进。郑畋坐镇盩厔，命唐弘夫进军渭北，王重荣驻守沙苑，王处存进居渭桥，拓跋思恭扎营武功，形成围攻长安之态势。

尚让兵败回长安后不久，便发生了尚书省大门题诗事件。尚让怒不可遏，在长安大肆屠杀。整个长安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气氛中。加上城外唐军大兵压境，就连农民军自己也感到气氛紧张，压抑得令人难受。

在这样的情况下，黄巢非常担心长安城内发生变故，农民军受到里应外合的夹攻。他现在才知道，皇帝的宝座并不是那么好坐，长安的天子也不是那么好当。他曾经向往的华丽的宫殿，在目前看来只是空落落的成片的屋子，令人恐惧而没有安全感。

显然，在各种各样莫名的压力下，黄巢的日子十分不好过。中和元年（881年）四月初五黄昏时分，黄巢正一肚子惆怅，烦恼不堪。北苑突然有唐军大声叫喊，黄巢误以为唐朝大军赶到，惊惶失措，匆忙率军从春明门出城，往东退走。城内其他农民军得知皇帝逃跑后，纷纷就近从各门一拥而出。数十万农民军就此退出了长安，散布在灞上和南郊山野。长安顿时成了一座空城。

值得一提的是，农民军完全是在不明唐军的情况下因恐惧撤出长安城的，并非是黄巢事先胸有成竹，安排了“诱官军入城，伺机反攻”的妙计。只不过，黄巢出城后不久，天便黑了下来，如果点火继续赶路很容易被唐军发现目标，于是黄巢就地安营扎寨，打算第二天天亮再走。想不到，这一停，局势就完全起了变化，令人不得不感慨偶然性在历史棋局中的神妙。

黄巢匆忙撤退后，城外的唐军也搞不清城中的情况。唐京城四面诸军行营副都统程宗楚率部先自延秋门进入，行军司马唐弘夫唯恐落后，也紧跟着贸然进入。随后，义武节度使王处存率五千锐卒入城。

长安城内的百姓听说唐军打回来了，争相赶来欢迎庆贺，为唐官军献食敬酒，欢呼声响成一片。有百姓还用瓦砾投击尚在城中的黄巢散军，也有百姓主动收拾箭头供给唐官军。由此可见黄巢在长安始终不得人心。

这时候，天已经黑了，先入城的程宗楚、唐弘夫、王处存三路人马争功图利心切，贸然进城后，谁都没有想到要派兵去守城，而是生怕后面诸将都赶到后抢了功劳，既不派人向总指挥郑畋报告，也不跟长安外围其他各道人马联络以结援兵，更不打算派兵追击农民军，而是连夜疯狂地去抢战利品。这一抢就乱了套，不光是抢官署的，连百姓家也遭了抢。

因为已经是晚上，夜黑难辨，为了便于识别，王处存下令唐官军通通用白布裹头。许多长安坊市无赖之徒却趁机浑水摸鱼，也以白巾为号，混同唐军，一起趁火打劫。长安城里无比混乱，长安百姓再一次承受了巨大的苦难。这苦难，是难以名状的，他们本来是欢天喜地地盼回了唐军，却想不到官军无恶不作，跟农民军没有任何区别。当夜，唐军大肆掳掠财帛，奸淫妇女，乱不成军。

此时，黄巢正露营长安城东灞上，得知唐军正在城中大肆劫掠。他断定进入长安的几路人马没有统一指挥，且各自为战，当机决定引兵反攻。第二天天明时，黄巢主力军分头从诸门回返长安，展开巷战。唐军事先没有任何防备，而且经过一夜抢劫，每个官军都收获极丰，身上背满了抢来的财物，重负难行，毫无还手之力，以致被杀者十之八九，几乎是全军覆没。唐主帅程宗楚、唐弘夫也先后被农民军杀死。只有王处存反应快，加上熟悉长安地形，收集少数残兵败将，狼狈逃出长安。

围攻长安的各路唐军，遭此挫败，只得撤围。黄巢军声势更盛。之后，黄巢恼恨长安百姓曾经帮助唐官军，纵兵进行报复性地屠杀，称之为“洗城”，长安城血流成河。

唐军收复长安不到一天，便遭受了重大挫折。但这“光复长安”消息却传了开去，由于时间的滞后性，引发出一连串的事来。

农民军同州刺史王溥、华州刺史乔钤、商州刺史宋岩听说黄巢已经退出长安，均慌忙弃城而走，率部众投奔邓州朱温。朱温此时尚忠实于黄巢，对三人弃城而逃极为恼怒，将王溥、乔钤斩首示众，收编了他们的部队，而将宋岩释放，让他率军回商州。

稍有风吹草动，从上到下，从黄巢到农民军部将，便弃城逃走。这只能说明，所谓的大齐政权还只是一个名号，从体系上而言，是相当不稳固的。

受到“光复长安”消息影响的，还有忠武军节度使周岌。周岌原为唐朝廷任命，刚到许州上任，就遇到黄巢攻克长安。不几天，黄巢传檄到许州，周岌不敢强出头，只好投降了黄巢。听到唐官军光复长安的消息后，周岌立即派人去请老监军杨复光（曾经劝说王仙芝归降、直接导致尚君长之死的那位监军）。杨复光心向唐朝，一直不满周岌投降。左右都劝他不要去：“周岌已投降黄巢，恐怕将不利于你，不可轻易前往。”杨复光回答说：“事已如此，义不图全。”（《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四》）于是前往赴宴。去了才知道，原来周岌是想重新归附唐朝。当晚，杨复光派其养子在驿馆将黄巢使者杀死。

后来周岌得知黄巢重新占领了长安，还是决定要力保唐朝。他与杨复光商议，决定先下手为强，铲除对许州威胁最大的邓州朱温。于是，由周岌镇守许州，杨复光率领忠武军三千人到蔡州，劝说雄踞蔡州的秦宗权（后于蔡州称帝）一同举兵讨伐黄巢。秦宗权于是派遣其部将王淑率军三千人随从杨复光进击邓州。

王淑颇为私心，故意逗留不进，结果被杨复光斩首，军队也被兼并。杨复光又将忠武军八千人分为八都，派遣牙将鹿宴弘、晋晖、王建、韩建、张造、李师泰、庞从等八人分别统率。这些人中后来有几位声名鹊起，成为五代史中的重要人物，王建就是后来称帝的前蜀高祖。杨复光率领八都军与朱温作战，朱温败走，经商州逃回关中。此时同州和华州已经被唐官军所夺，黄巢便命朱温不必进京，前去夺回同州，再任同州刺史。

朱温没有退路，经过激烈厮杀后，终于夺回了同州。但州境之内的沙苑却是唐两大节度使王处存、王重荣的大本营，有重兵驻守，朱温时刻处于威胁之中。

黄巢再次夺取长安后，痛定思痛，也极力想打开局面。中和元年（881年）六月，黄巢派王播围攻兴平（今属陕西），击败了唐邠宁节度使朱玫。八月，黄巢再派李详击败唐昭义节度使高浔，乘胜收复华州。十一月，农民军将领孟楷、朱温进军富平（今陕西富平东北），唐邠、夏二军大败，各自退兵回归本道。

然而，摧毁旧势力容易，要建立新秩序困难。黄巢军虽然四处作战，或胜或败，但始终未能打开局面。他不知道建立根据地，因此农民军的队伍虽壮大发展，但给养困难。给养一困难，农民军只能去劫掠，纪律很难维持。如此，他始终得不到民心，新秩序就无法建立起来。黄巢虽然称帝，但“号令所行，不出同（今陕西大荔）、华（陕西华县）”，基本上仍然局限于长安一隅之地。实际上，他这个大齐皇帝，充其量不过长安城的城主而已。

这已经不仅仅是黄巢的理想问题，而是有农民军的特质决定的。农民军长期习惯于流动作战，这是唐末农民起义中独特的战略战术，利于保存实力。黄巢起义军正是在大规模的运动战中，牵着唐军疲于奔命，顾此失彼，使唐朝对洛阳、淮南、江南不能兼顾，才取得了攻占长安的胜利。但是，流动作战容易产生流寇主义思想，没有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即使在其声势十分强大时，也往往是攻下一城，不久又丢弃，像东都洛阳这样的经济、军事重地也不留一兵一卒驻守。这就使唐军得以重新占领被农民军波及的地区，并逐渐收缩包围圈。而农民军到长安后，仍然未能巩固。这样，农民军得不到充足的供给，后勤没有保障。一些乡绅富豪多入深山，“筑栅自保，农事俱废，长安城中斗米直三十缗”。到了后来，农民军将士不得不以树皮来充饥，甚至发生了吃人事件。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然谈不上有什么战斗力。因此，当唐诸路大军云集长安，向农民军发起总攻时，形势便急转直下，历时三年的大齐政权也就很快崩溃了。

第五章黄金甲渐黯渐淡二朱温情爱之谜

韩勍见功臣宿将多以小过错被朱温诛杀，一直担心祸及自己，决定与朱友珪合谋。韩勍手握兵权，事先派亲信牙兵五百人与控鹤士卒若干，悄悄埋伏于禁中，半夜突然斩门而入，直入朱温寝殿。皇宫内侍宫女惊恐不已，都四散逃走。朱温被惊醒，意识到有变故，坐起来问道：“反者是谁？”却见亲生儿子朱友珪走了进来。朱友珪冷笑说：“不是别人，是我。”朱温怒骂道：“我早就怀疑你不是东西，可惜没有杀了你。你背叛你父亲，大逆不道，天地也容不了你！”朱友珪也毫无示弱，与父亲对骂：“你这老畜生，早应碎尸万段了！”趁父子二人对骂的功夫，朱友珪的亲信冯廷谔持刀走近朱温，突然刺入朱温腹部。这一刀力道十分猛烈，以致刀刃从后背透出来。朱温当场身死，肠胃全流出来，血流满床。

张氏听到朱温要登大位，就明白他再叛唐朝的野心已生，流泪说：“人生自有生死，况妾身列王妃，所得已过多，还奢想什么意外富贵，只是君受唐室厚恩，不可骤然废夺。试想从古到今，太平天子能有几个？”

朱温投降唐朝廷后，唐朝廷为他改名为朱全忠，并任命他为汴州（今河南开封）刺史、宣武军节度使。

自黄巢起义以来，唐朝各地的藩镇各自拥兵自守，很少能听朝廷调遣。朱温能归顺朝廷，朝廷认为他可以依靠，所以屡屡给他加官晋爵，笼络他为朝廷出力。僖宗光启二年（886年），朱温进为东平郡王，权势更大了。他借着朝廷的名义，不断地向山东、河北扩张，不几年，便成了以汴州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最大的割据势力。

黄巢兵败后，僖宗从四川回到了长安，封朱温为检校司徒、同平章事（宰相），封沛郡侯。就连朱母也被封为晋国太夫人。这一年，朱温三十二岁。

朱温病重时，打算把朱友文从东都召来洛阳付以后事。朱温的亲生儿子朱友珪（朱温第三子）的老婆张氏也在朱温身边侍奉，见朱温打算传位给朱友文，马上告诉了自己的丈夫。朱友珪对父亲偏爱养子十分愤怒，决定先下手为强，悄悄联络了几个对朱温不满的人，打算连夜行动。他先化妆易服来到左龙虎军，见到统军韩勍，将朱温欲立朱友文的事告诉韩勍。

朱友贞当上皇帝后，改名为朱瑱。当时有人解瑱字为：一十一，十月一八。朱友贞果然在位十一年，死于十月初九。史称朱友贞为末帝。

朱温痛哭不止。而朱温部下将士也多流泪，因为朱温生性残暴，杀人如草芥，一旦性情暴怒，只有他妻子能以柔克刚，婉言规劝，从而挽救了无数将士的性命，将士因她活命的不知多少，生死荣衰，她的死使朱温的驻地汴州城哭声震天，也足以见她的贤德了。

参加黄巢起义军后，朱温念念不忘张氏，而不像其他农民军将领一样，任意将掳来的良家女子作为妻房。甚至朱温为了再见到自己梦中情人，还怂恿黄巢出兵攻打宋州。不料宋州刺史张蕤早已离任，后任刺史坚守城池，再加上唐官兵援军四至，农民军无功而返。

朱温的性格应当归因于他的生长环境。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朱母当然要宠爱一些。但是寄人篱下，在低人一等的环境中，他却不安分守己，朱母又少不了经常斥责，恨他不争气。在母亲面前，既被宠爱又被斥责；在主人刘崇面前，既受人白眼又被责打，自然而然，养成了朱温狡猾奸诈的品性。

朱温时为农民军将领，名声相当不好。时人都对他的娶亲持鄙视态度，还有人专门写了一首打油诗来嘲讽他：

朱温的长子朱友裕攻徐州，在石佛山大破朱瑾，朱瑾逃走，而朱友裕舍弃不追，朱温因此大怒，夺了朱友裕的兵权。朱友裕惶恐之下逃亡山野，藏在深山里好几天不敢回来，后来藏到朱温的哥哥那里。张氏派人悄悄叫他回来，朱温一看到朱友裕，怒不可遏，立命左右把他拉出去斩首。张后来不及穿鞋，赤足从屋里跑出来，抱住朱友裕说：“你单身回来，不就是为了证明你不反吗？”朱温听到张氏的话，气立时消了，与朱友裕父子如初。

注：汉光武帝刘秀未发迹前，居住在南阳。他自幼钟情于南阳新野著名美女阴丽华，少年时期就立下一个心愿——娶妻当娶阴丽华。阴丽华出身名门，阴家先世是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管仲一脉，传到第七代管修，以医术名世，从齐国迁居楚国，为阴大夫，便开始以阴为姓。阴家在南阳是高门望族。而刘秀虽是皇室后代，当时王莽已经篡位称尊，刘氏子孙更受到无情的压迫打击，刘秀一家早失去贵族的身份，在乡里的财势与声望上，刘家远远不及阴家。所以，刘秀想娶阴丽华的愿望在当时看来不过是不着边际的空想。刘秀当时还有一个志愿。一次他在长安市上，看到执金吾出巡，前呼后拥，车骑很盛，于是发出“仕宦当作执金吾”的感慨。执金吾本名中尉，负责率禁兵保卫京城和宫城，其所属兵卒也称为北军，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改名为执金吾，相当于现在的首都卫戍司令。刘秀当时在政治上最大的追求也就如此而已。想不到时势造英雄，后来刘秀不但得偿所愿地娶到了朝思暮想的阴丽华，还成为了中兴汉室的光武帝。

为了表示隆重，朱温还千辛万苦地寻访到张氏的族叔，按照古礼，三媒六聘，择吉成婚。可见他对这门亲事是何等的看重，张氏在他心中的地位也由此可见。过了几天，朱温大张旗鼓地娶张氏为妻，朱温身穿官服，张氏珠围翠绕，在红烛高烧的大厅上交拜如仪。一时传为奇谈。

历史上总有这样一类人，如果他们生在太平盛世，只是一帮一无是处的无赖，为世人所轻贱。可是这些人如果生逢乱世，一切都没了秩序，礼法被抛在了一边，道德被践踏在脚下，弱肉强食，一切都要靠手中的刀来说话。这时，往往是他们大显身手的时候。朱温正是如此，当他投身到混战争霸的洪流中，狡诈立即变成了智谋，使得他在险恶的环境中屡屡获胜，直至最后成全了他的帝业。

居然强盗识风流，淑女也知赋好逑；

试看同州交拜日，鸣凤竟尔配啾鸠。

朱温，宋州砀山（安徽砀山县）人。兄弟三人，老大朱全昱，老二朱存，朱温排行老三。朱父朱诚是乡下的穷教书先生，朱温还未成年时，父亲便去世了。朱母只好带着三个孩子到萧县地主刘崇家当佣工，朱母给刘家织布洗衣服，老大老二放牛种田，朱温放猪。这时候，谁也不会想到，一个放猪的孩子以后会成为后梁的开国之君。

朱温治军严酷，当时军中逃兵很多，朱温便首创在士兵脸上刻字的方法。军士即便逃走，但因脸上的刻字，很容易被发现，一旦捕获，便被杀掉。这些残酷无情的军法，在那个野蛮的时代也是数一数二的，正是靠着这些军法，朱温军队的战斗力在当时的各藩镇中是最强。既会使用任何策略，又控制着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这使任何其他节度使都不能向朱温挑战。不过到了晚年，朱温日益猜疑忌刻，功臣宿将动辄因小过被杀。大将刘珍、李谠、王重允等，都曾出生入死给他打天下，都以不守军纪而随意就杀了。而邓季筠、黄文靖等，更因为阅兵时骑的马瘦，就成为被杀的借口，令人匪夷所思。

朱温从小不喜耕田，专喜打猎，常常带着弓箭到深山里猎取一些山鸡野兔。有一次，朱温和二哥朱存在宋州郊外打猎，遇到了到龙元寺进香还愿的富家少女张氏。张氏是宋州刺史张蕤的女儿，温柔美丽。朱温对张氏一见倾心，慨然对二哥说：“过去，汉光武帝曾经说过，‘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如阴丽华’。当日阴丽华也不过如此，而我未尝不可以成为汉光武帝呢！总有一天，非把张女娶为妻子不可。”朱存讥笑弟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自不量力，对朱温的这番大话也没有太当回事。朱温遇张氏的故事见《北梦琐言》。

朱温以自己的勇猛善战深得黄巢的信任，遂倚为亲信。黄巢攻下长安建立大齐政权后，派朱温领兵屯于东渭桥。后任朱温为东南面行营先锋使。不久，朱温攻下了南阳，回师长安时，黄巢亲往灞上迎接。之后，黄巢再派他到各地去打仗，朱温“所至皆立功”。此时，朱温参加黄巢的起义还不足五年，已经成为黄巢手下数一数二的战将。

朱友珪杀父继位后，众兄弟都不服，特别是朱温和张氏所生的朱友贞，以嫡子的身份打起“除凶逆，复大仇”的旗号，在大梁起兵，联合魏博节度使杨师厚，兴师讨伐朱友珪。朱温女婿赵岩、外甥袁象先为内应。朱友贞军未至洛阳，袁象先等已率禁兵起事，朱友珪穷迫自杀，洛阳诸军十余万，大掠都市。朱友贞因此夺得了皇位。在五代史上，朱友贞是通过兵变夺取皇位的第一人，为以后的兵变提供了效仿的先例。

原来当初黄巢败亡之后，秦宗权趁机称帝，攻占了河南的许多地方，成为与朱温在中原较量的首要对手。当时朱温兵少，不得不向兖州（今山东兖州）的朱瑾求助。朱瑾出兵，在汴州北面孝村一战取胜，秦宗权打败，从此走向衰落，最后灭于朱温之手。

推断起来，张氏一定在朱温投降唐朝的事上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她身为官宦之女，父母均死于战乱，自己也流落一方，险遭被蹂躏的命运。她内心深处，肯定是痛恨农民军的。

从武则天时，民间一直有谶语流传：“首尾三鳞六十年，两角犊子自狂癫，龙蛇相斗血成川。”以前有人解第二句为姓牛的人，故当时牛李党争以此为借口，吵得不可开交。到后来，有人解第二句为朱姓。时人认为是唐朝灭亡果然应验在朱温身上。

朱温悲咽难言，握住爱妻的手，恻然说：“自从同州得遇夫人，已二十余年。不止内政多赖你主持，外事也须你筹谋定夺。今已大功告成，我转眼将登大位，满指望与你同享尊荣，再做几十年夫妻。谁想到你病得如此之重，这该如何是好！”

十月初九清晨，李嗣源的骑兵到达汴州城下，守军开门献城投降。同一天，李存勗也率兵赶到，从西门领兵进城。后梁就此灭亡。后梁前后三个皇帝，是五代中历年最长的一个朝代，存在了十七个年头。

《北梦琐言》中有对张氏的评价：“张既卒，继宠者非人，及僭号后，大纵朋淫，骨肉聚耰，帷薄荒秽，以致友珪之祸，起于妇人。始能以柔婉之德，制豺虎之心，如张氏者，不亦贤乎！”朱温一生杀人如草芥，绝非开创基业的明君，人称刘邦、朱元璋也是一副流氓脾气，但刘邦、朱元璋做皇帝前多能折节事人，这一点朱温远远不及。朱温治军多用酷法，这样的人绝不会长久。朱温之所以一段时间内在北方纵横无敌，张氏对他残暴性格的克制未尝不是很重要的原因，当然还有包括天时地利在内的一点点运气。但无论如何，一个残暴如豺的枭雄人物，竟然为一个纤纤弱女子所制，这不能不说是传奇。

朱温听了妻子的话后，心中不忍，感到愧对朱瑾。如果当初若没有朱瑾的相助，朱温也没有力量打败秦宗权。他这次借口朱瑾诱降己方的将士出兵，其实也是为了兼并朱瑾的地盘，如果再强占他的妻子，实在有些说不过去，也怕张氏不高兴，干脆顺水推舟做个人情，让朱瑾的妻子出家为尼了。之后，张氏一直供应朱妻的衣食。

公元923年十月，后唐李克用养子李嗣源率领大军逼近后梁都城汴州。当时汴州有禁军四千人，大将们打算带着这四千人抵抗。朱友贞却不同意，想逃去洛阳。他旁边的人说：“事情到了这种地步，还有谁可以相信？”朱友贞就在开封等待援兵。后梁大臣纷纷逃离，传国玉玺也被人趁乱盗走。不少禁军都开了小差，悄悄溜走。朱友贞束手无策，只知道日夜哭泣。

朱瑾战败逃走，其妻子被朱温掠取。朱瑾的妻子是十分美貌，以朱温的好色如命，自然不打算轻易放过，预备占为己有。张氏知道后，便先迎上去，对朱瑾的妻子说：“兖、郓和我们是同姓之国，他们兄弟因为一点点缘故大动干戈，使姐姐沦落到如此地步。假如汴州被攻破，我也就和姐姐一样了。”

黄巢起义给了唐朝廷的统治最后一击。而这个王朝真正的掘墓人，却是跟随黄巢起义的叛将朱温。朱温近于无赖，是中国历史上颇为传奇的人物。毛泽东曾经评价他说：“朱温处四战之地，与曹操略同，而狡猾过之。”朱温跟曹操一样，生逢乱世，成长为一代枭雄。他一生改过三次名字，从父母取的朱温，到唐朝廷赐予的朱全忠，再到自取的朱晃（取如日之光之意），每一次改名都代表着他在政治生涯中的一次变色，他也因此被人称为变色龙。张飞骂吕布是三姓家奴，朱温其实也差不多。

僖宗乾符二年（875年），黄巢起义爆发，农民军路过宋州，朱温与二哥朱存都参加了农民起义军。这时朱温已经二十六岁了，不过是农民军中一个普通的战士。谁也不会想到他日后竟然会成为风头不亚于黄巢的风云人物。不久，朱温凭着身强体壮，敢于冲锋陷阵，以力战屡捷，得补为队长。但他的二哥朱存却在跟随黄巢攻广州时战死。

天祐四年（907年）四月，五十六岁的朱温在一班亲信的策划下，废掉了唐朝最后的小皇帝哀帝，自立为帝，国号为梁，号为梁太祖，建都汴（今河南开封）。至此，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李唐王朝寿终正寝。

朱温到手下大臣河南尹张全义家中去避暑，竟然不顾君臣之礼，让张全义家“妇女悉皆进御”。前后十多日。张家的妻妾都被朱温召去侍寝，淫乱终日。

到朱温年老的时候，养子朱友文（本名康勤）的妻子王氏姿色出众，美艳无双，朱温非常喜欢她。由于王氏的枕边进言，朱温答应自己死后，由朱友文继承自己的皇位。这种以儿媳妇美貌来决定谁继承皇位的方式，可以说是朱温首创，旷古未闻。一向精明狡诈的朱温在老年也掉进了温柔陷阱，竟然因儿媳妇而舍弃亲生儿子，偏爱养子，这大概是朱温又一个情爱之谜。

萧县属于汴州管辖，朱母一直还在萧县生活。朱温派人到萧县刘崇家迎接老母。刘崇家在山野僻乡，几乎与世隔绝，也不和外面通消息。朱母自朱温和朱存走后，一直没有听到儿子们的消息，以为他们哥俩不是战死就是饿死了。听到官军进了村，指名道姓找朱温的母亲，还以为两个儿子做了强盗，官府来搜捕家属，吓得这老太太钻到灶下瑟瑟发抖不敢出来。后来听人说儿子当了朝廷的大官，她还不肯相信，说：“阿三（朱温小名）落拓无行，恐怕是做贼送了性命，现在的汴帅一定不是我儿，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死也不肯认。最后，朱温派去迎接她的人详细叙述了朱温小时候的事情，朱温的母亲才相信是自己的儿子真的发家了。老太太一时悲喜交集，边抹着眼泪边上了车。

有一次朱母过生日，朱温端起一杯酒敬给母亲，洋洋得意地说：“朱五经（朱温父亲的外号）一生辛苦，不得一第。今有子为节度使，晋登相位，膺封侯爵，总算是显亲扬名，不辱先人了！”说罢哈哈大笑。

当年，朱温被唐朝廷赐名朱全忠，有人说全拆开是人王，忠是中心，是个不好的兆头，朱温对朱全忠这个名字一直耿耿于怀。之后，朱温改名朱晃，表示与唐朝皇帝赐名的朱全忠一刀两断，也表示与农民起义将领的朱温毫不相干。为了表示对张氏的怀念和尊重，“开平二年，（朱温）追封（张氏）贤妃，至乾化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追册曰元贞皇后”（《五代会要》）。

朱温以农民军将领的身份起家，明目张胆地篡夺了唐朝江山，各地藩镇自然不服。像受封于晋阳的河东节度使李克用、西川节度使王建、及驻守在杭州的镇海节度使钱镠等，都纷纷各自为政，不听梁的节制。后来朱温虽然封他们为“王”，但也无法征服他们。于是，天下分崩离析，出现了许多诸侯国，中国再一次陷入四分五裂的军阀混战时期。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第四次大分裂五代十国时期就是从朱温开始，自他开始，五代在短短的五十四年中就换了八姓十三个皇帝。所以有人说：“朱温篡唐，天下分崩。”

就在朱温为同州防御史的时候，他与自己的心上人张氏意外相逢。此时张氏因父母双亡，孤女无法生存于乱世，早已经沦落为难民，流落到同州，为朱温部下所掠取，见她美貌出众，便进献给朱温。朱温认出了张氏，欣喜若狂。张氏却根本不认识朱温。当她得知朱温是自己同乡，且在数年前就对自己倾心不已，一直念念不忘，以致至今未娶，不禁十分感动。朱温趁机嘘寒问暖，提出要娶张氏为妻。张氏正处在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境地，又见到朱温确实是真情一片，自然不能拒绝。

与朱温有关的重大历史事件，在相关的篇章中都会提到，这里要讲的，是朱温令人费解的情爱之谜。这个在历史上以残酷暴虐出名的枭雄人物，偏偏既宠爱又惧怕妻子张氏，成为当时的一大奇事。

史载张氏“贤明有礼”，朱温“深加礼异”。这张氏到底是出身名门，确实有几分才干。据说她分析政事，头头是道，且料事如神，语多奇中，每为朱温所不及。朱温遇事，必先问张氏然后施行。有时朱温已经督兵出行，途中有急使驰来，说是奉夫人命叫他回去，朱温当即勒马回师，毫不迟疑。可以说，朱温对妻子又敬又怕，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一物降一物吧。

当上皇帝的朱温也不是一个好君主，他始终改不掉无赖本色和草寇习气，经常在宫中为所欲为。有一次，朱温在宫中摆家宴，喝得酩酊大醉，便与弟兄子侄们掷起骰子赌博起来。赌到高潮时，赢家兴高采烈，输家急红了眼，就不分长幼、不分君臣地对骂起来，几乎把个祖宗八代都骂了出来，跟大街上泼皮骂街没什么两样，整个皇宫闹得乌烟瘴气。朱温的大哥朱全昱本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在一旁实在看不下去了，上前一把夺过赌盆，摔到了地上，怒气冲冲地说：“叫你们赌，赌！恐怕我们朱氏一族，将来被你们赌灭了！”朱温正在兴头上，见大哥搅了局，顿时火冒三丈，也不管皇帝不皇帝，竟然挽起袖子，上前要与大哥打架。后来经过众人连拉带劝，兄弟二人才没有动起手来。朱全昱恨铁不成钢，不愿意再与弟弟见面，回到家后，立即收拾了东西，重新回老家宋州砀山种地去了。

张氏知道丈夫心意已决，难以挽回，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君既有鸿鹄之志，非妾所宜知，但妾有一言……君英武过人，其他的事都不可虑，只有‘戒杀远色’四字，恳请君随时注意，我死也瞑目。”说罢气血上涌，痰喘交作。到了后半夜，终于撒手离世。

朱温为人凶残无比，动不动就处死将士，朱温用兵法令严峻，每次出战，一个分队主帅若出战而不回来的，其余士兵一体处斩，称作“队斩”。因此战无不胜。手下健儿不耐酷法，多窜匿州郡，朱温疲于追捕，下令全军纹面，健儿文面自此开了先河（据《五代史补》）。但朱温对妻子张氏往往敬爱有加。每次军谋国计，必先听从张氏的意见。朱温时时暴怒杀戮，张氏加以救护，许多无辜的人因此得以保全。

朱温从小爱使枪弄棒，蛮勇凶悍，时常在乡里惹事生非，不好好干活儿，所以乡亲们很讨厌他，刘崇也常常用棍子打他。奇怪的是，刘崇的母亲很喜欢朱温，经常亲自给他梳头，还告诉其他人说：“朱三（朱温小名）不是一般人，你们要好好待他。”别人问为什么，她说曾经有一次看到朱温熟睡时变成了一条赤蛇。大家都笑，谁也不相信。

朱温死的时候，肯定是不甘心的。他一生杀人无数，想不到最后却被自己的儿子所杀；他这一生贪淫好色，有过无数女人，最终却因女人结束了他的一生；他真心地爱他的妻子张氏，却没有遵从妻子临终前的“戒杀远色”四字遗言，以致最后身败名裂。他临死前，想到了张氏的遗言吗？

由于朱温在战场上英勇善战、屡立战功，中和二年（882年）正月，黄巢任命朱温为同州防御史，让他带兵去从唐军手中夺回同州。唐朝的同州刺史米诚弃城逃奔河中，朱温顺利地占领了同州。这是农民起义军的势力第一次跨过渭水，在渭水北岸建立了一个重要的军事据点。

朱温死时，年六十一岁。朱友珪用破毡裹住朱温尸首，匆匆埋在了寝殿的地下。之后，朱友珪推说是朱友文遣兵突入大内，使朱温受到惊吓，病势危殆，矫诏杀死朱友文。朱友珪在洛阳自即皇帝位。

朱友贞即位后，后唐李存勗集中全力要攻灭后梁，双方便连年混战。朱友贞因为信用赵岩，外戚张汉鼎、张汉杰等人，大将出兵也派他们随往监视。赵岩等人又仗势弄权，卖官枉法，离间将相，赏罚不明，致使忠臣退避，上下离心，前线将领自相残杀，所以，与后唐交战屡遭大败。

朱温叹息说：“时势逼人，不得不这样。”

十月初九凌晨，朱友贞见大势已去，国家灭亡难以避免，便对留在身边的都指挥使皇甫麟说：“姓李的是我们梁朝的世仇，我不能投降他们，与其等着让他们来杀，还不如由你先将我杀了吧。”皇甫麟忙说：“臣下只能替陛下效命，怎么能动手伤害陛下呢！”朱友贞说：“你不肯杀我，难道是准备将我出卖给姓李的吗？”皇甫麟不忍心下手，拔出佩剑，想自杀以明心迹。朱友贞拉着他的手说：“我和你一起死。”说完握住皇甫麟手中的剑柄，横剑往自己颈项一挥，顿时血流如注，倒地死去。皇甫麟也哭着自刎而死。

昭宗天祐元年（904年），张氏病重。当时唐室大权，尽归朱温，朱温正要迫昭宗禅位，得知张氏重病的消息，连夜兼程回汴探妻。张氏已是骨瘦如柴，昏迷不醒。朱温痛哭失声。张氏惊醒，勉强睁开眼睛，看见朱温立在榻前，便凄声说：“妾病垂危，将与君长别了。”

僖宗广明二年（881年）二月，黄巢为了减轻东南方面唐军的压力，派朱温率兵攻打邓州（今河南邓县），朱温一举攻克了邓州并俘获了刺史赵戎，从而加强了从东南方面进入关中的荆、襄要道。后来，因为投降了黄巢的唐忠武节度使周岌的归唐，当忠武监军杨复光进攻邓州东北的南阳时，朱温战败，被迫北撤，率余部退回关中。此时唐朝各藩镇的勤王部队与黄巢展开了西安争夺，朱温在长安周围，又参加了一些反对唐军围攻长安的斗争。他曾与黄巢的另一员得力干将尚让一起，在东渭桥击退唐将李孝昌和拓跋思恭的进攻，接着又与黄巢的另一个大将孟楷一起，在富平击败了李孝昌和拓跋思恭的军队。

第五章黄金甲渐黯渐淡三黄巢的败亡

前面讲过，唐官兵一度攻入长安，但由于军纪不整，诸军又前后不相继，结果被黄巢反攻击破。由此，合围长安的各道唐军退兵而去，长安解围。对黄巢更为有利的是，唐军在长安巷战失败之后，藩镇内部的重重矛盾开始激化。

武宁节度使（镇徐州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支详被其部将陈璠所杀，另一部将时溥又杀死陈璠，自任留后。后时溥被任命为武宁节度使。后来正是这位时溥，得到了黄巢的首级。

而凤翔行军司马李昌言利用凤翔仓库虚竭，“粮馈不继”，激怒士兵，还袭府城，驱逐了唐军总指挥郑畋，由李昌言出任凤翔节度行营招讨使。郑畋前面辛苦的经营，一时付诸东流。

在局势一度对农民军有利的情况下，黄巢却没有把握住时机。不久，唐官军卷土重来，继续围攻长安。当时，黄巢军势尚强，在防御中多次取得胜利，但他仅仅满足击退某一官军进攻，或夺回某一处失地。黄巢没有趁兵力全盛的时候，转移阵地，离开长安，这是最大的失策。一般来说，死死困守一地是为了等待援兵，而黄巢困守长安，根本无援可待，长安对他而言，始终只是一座无用的孤城。取得长安，当上了大齐皇帝，并不代表他的皇位就坐安稳了。他不及时出兵扩大控制地区，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却依旧留恋长安，日后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这除了黄巢本人对长安的难舍情结之外，还显然与他自身的眼界和才干有关。他本人并无长远的谋略，手下也没有十分得力的人才。在这样的情况下，失败将不可避免。

要讲黄巢的败亡，首先要从朱温讲起。

朱温在短短几年间，成长为黄巢手下的骁将，的确令人刮目相看。从他之前和后来的作为来看，他的才干远在大齐其他将领之上。这样一员虎将，却突然叛变投唐，对大齐军士气的打击可想而知。而朱温叛齐投唐的原因，还不仅仅是他见利忘义，黄巢本人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朱温驻守同州时，时刻处在危险之中，敌人近在咫尺，与同州一河之隔的东岸，就是唐朝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的大本营。王重荣之前曾投降过黄巢，因黄巢只知道索取，不知道给予，导致王重荣不胜其烦，很快就重新投向唐朝廷的怀抱。这是黄巢的另一大失策。农民军挺进长安时，各地藩镇投降者十之八九，农民军一时自我感觉牛气冲天。然而这些藩镇后来却都重新归顺唐朝廷，反过来成为农民军最危险的对手。如同前面分析过的李克用一样，这些藩镇绝大多数都是首鼠两端，并非真心忠诚于唐朝廷，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他们都处在观望的状态。显然，在对待各投降藩镇的态度和处理上，黄巢处理得相当不好，他也没有这个能力去处理。黄巢的智谋仅限于运动战中的小聪明。要真正去游刃于各藩镇和唐朝廷之间，不是靠最低级的游击运动战，而是要靠分化、瓦解、拉拢、打击等一系列的谋略和手段，非枭雄不能为也。黄巢那一点点有限的英雄气质，在这个群雄并起的混乱时代，很容易就被湮没在层出不穷的战略和战术中。

重新回到正题。朱温曾与王重荣多次交锋。王重荣屯兵数万，朱温兵少，屡屡受创。朱温为此多次向黄巢求援，但他的求援信只送到了大齐知左军事孟楷手中。孟楷也是黄巢麾下一员得力大将，他嫉妒朱温的迅速崛起，便将这些求援信全部扣下，没有交给黄巢。前线的朱温却不知道后方是孟楷在捣鬼。他屡盼援兵，长安的黄巢却没有任何反应，援兵没见到一个，连句安抚的暖人心的话都没有。朱温的心情可想而知。

刚好这时候，唐军有三十艘运粮的船通过夏阳（今陕西合阳东）。朱温考虑到农民军军粮不足，派兵中途拦截了粮船。王重荣立即派出三万精兵，前来抢夺粮食。朱温寡不敌众，无奈之下，只好凿沉了船只，以免粮食重新落入唐军之手。王重荣大怒，便挥师重重围住了同州城。朱温突围不成，只好派人向长安的黄巢求援。可是求援的奏章照旧被主政的孟楷扣住，黄巢对此一无所知。

朱温当初参加农民起义军，并没有远大的理想，而仅仅是出于一种图富贵、出人头地的私心，为的是日后做官衣锦还乡，以此“回报”邻里对他的鄙视与轻蔑，以娶到他朝思暮想的张氏。朱温坐困孤城，无法旷日持久，处境日益困难，他的内心开始动摇。

中和二年（882年）正月，唐宰相王铎被任命为诸道行营都统，负责组织发动对黄巢农民军的进攻。四月，王铎率领两川、兴元之军进驻灵感寺，泾原军屯京西，易定、河中二军屯渭北，邠宁、凤翔二军屯兴平，保大、定难二军屯渭桥，忠武军屯武功，唐官军再次包围了长安。形势对黄巢极为不利。并且因为多年战乱，百姓多躲避深山筑栅自保，农事俱废，长安城中米价大涨。黄巢不得不率农民军艰苦奋战。五月，分兵出击兴平，驻兴平部邠宁军、凤翔军退屯奉天。七月，派尚让攻取宜君寨（今陕西宜君），恰遇大雪盈尺，农民军冻死十之二三。农民军已经开始呈现“兵势日蹙”的势态。

这一切，朱温自然都看在眼里。

朱温谋士谢瞳是个落第举子，之前曾与韦庄结伴逃出黄巢治下的长安，半路被朱温手下抓获，就此投靠了朱温。谢瞳乘机劝朱温降唐，说：“黄巢起家于草莽之中，只是趁唐朝衰乱之时才得以占领长安，并不是凭借功业才德建立的王业，不值得您和他长期共事。现在唐朝廷已经调集四方军队，围困住了黄巢，他这个皇帝不会当得太久，而唐朝廷的力量却愈来愈强大。我们当下处境困难，黄巢又不派兵援助，你要考虑自己的出路呀。”朱温还在犹豫。谢瞳又进一步劝说道：“将军力战于外，而庸人制之于内，此章邯所以背秦而归楚也。”（《新五代史·卷一·梁本纪》）朱温看谢瞳说得句句在理，正合自己的心意，为了生存，为了自己的前途，终于下定决心投降唐朝。他先杀了黄巢派的监军严实和反对投降的大将马恭，向自己的对手王重荣投降了。

王重荣没有想来朱温会主动来投降，喜出望外。唐忠武军监军杨复光认为朱温情非得已才投降，难于取信，主张杀了朱温。王重荣却不同意，说：“朱温的投降对朝廷很有利，杀了他就会绝了黄巢手下大将归附朝廷之路。”于是马上任命朱温为同州、华州节度使，并且写了奏表，派谢瞳到成都送给唐僖宗。僖宗看了奏表后十分高兴，似乎看到了复兴祖业的希望之光，兴奋地说：“这是上天送给我的厚礼！”封朱温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充河中行营副招讨使，并赐名为朱全忠。这时候，僖宗根本想不到，后来朱温并没有完全忠于他，忠于唐朝，就像原来没有忠于黄巢、忠于大齐一样，唐朝的江山社稷就是被这个朱全忠给夺了去。

在农民起义军与唐军对峙的关键时期，朱温降唐严重削弱了农民军的力量。他镇守的同州全境归唐朝廷所有后，长安东面的屏蔽尽失，农民军所占领的长安受到严重威胁。而朱温降唐还有更深远的影响，由于朱温受到了唐朝廷的重用，大大动摇了农民军的军心，对一些农民军将领产生了分化和影响，之后，农民军将领叛变时有发生。而朱温自己，由于受到唐朝皇帝的重用，就在被赐名为朱全忠以后，特别卖力地为唐朝效命。可以说，朱温降唐使双方的对峙形势发生了逆转。

朱温变节降唐后，农民军镇守华州的华州刺史李详也欲投降唐朝廷，结果被监军抢先告发，黄巢杀死李详，任命黄思邺（黄巢弟）为华州刺史。但华州的驻军都是李详旧部，黄思邺上任不到两个月，就被李详旧部赶走。李详旧部共推华阴镇守使王遇为主，王遇便以华州投降了王重荣。农民军的士气再一次受到严重打击。

此后不久，沙陀李克用大军到达河中，与黄巢农民军隔河相望。李克用当时二十八岁，少壮好胜，时人称为“独眼龙”。沙陀部兵将都穿黑衣，十分剽悍，人称“鸦军”。

李克用到达河中后，形势极度微妙。唐官军自从高浔一战吃了败仗后，对农民军十分畏惧，不敢轻易出战。虽然各地勤王军渐至，但都不敢与农民军交锋。而沙陀军骁勇善战，威名远扬，连农民军也十分畏惧，都说：“鸦军至矣，当避其锋。”（《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五》）李克用沙陀军身穿黑衣，被人称为“鸦儿军”。由此，千里南下的李克用沙陀军对于唐朝廷和长安城中的黄巢都是关乎生死存亡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双方都想拉拢争取这支有生力量，因此展开了激烈的明争与暗斗。唐朝廷授李克用为东北面行营都统，黄巢也派遣使者，赐李克用重金、诏书，着意笼络。

显然，李克用并不是唐朝的忠臣。之前已经与唐朝廷摩擦至兵戈相见，他北逃到达靼，便是因为被唐朝廷打败，在中原无处容身。而得到僖宗诏令后，南下途中即与河东节度使郑从谠交恶，以致他武力占领了忻州、代州，行径与再次背叛唐朝并无区别。此次南下，李克用当然是有自己的目的。他才二十八岁，正是精力充沛，意气昂扬的少壮年华。他有自己的雄心，要争取他自己的利益。现在这个时刻，是个关键时刻，他面临抉择，在唐朝廷与农民军之间，他必须选择一方，但这一方必须是有利于他本人的利益最大化。

这时候，对黄巢而言，其实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倘若黄巢能为大齐政权争取到李克用，无异于平添一员猛将，如虎添翼，对唐朝廷则是巨大的打击。十分可惜的是，黄巢没有把握住这次机会。

之前，李克用的弟弟李克让在京师担任宿卫，并在长安亲仁坊有赐第。表面上看来，这是唐朝廷的恩赐，但实际上李克让却是充当沙陀部的质子。乾符五年（878年），唐朝廷讨伐李克用父子时，派王处存率兵围捕李克让。李克让只率十余骑突围而出。王处存千余人追赶至渭桥。李克让射杀百余唐官兵，追兵不敢逼近。李克让从容逃脱，返回雁门。僖宗即位后，对李克用采取招抚政策，李克让再次入质长安。黄巢进长安时，李克让因躲避农民军藏往南山佛寺。寺里的僧人见李克让等人手持兵器，以为对方是强盗，于半夜潜入房中杀害李克让。李克让的仆人浑进通逃脱，到长安投降了黄巢。黄巢知道这件事后，派人抓获南山佛寺的僧人十余名，连同丰厚的礼物，一起送到李克用面前。

李克用此时才知道弟弟李克让已死，十分悲痛。他杀死了黄巢送来的南山佛寺僧人，将礼物分给部下将领，而将黄巢的诏书当着使者的面烧毁，以示自己与农民起义军势不两立。然后带领大军从夏阳过河，在同州安设军营。

黄巢的本意是要讨好李克用，所以送上了杀弟仇人。他显然不了解李克用的雄心，倘若他送上的是半壁江山的承诺，或许换来的将是完全不同的结果。

在李克用沙陀军到达之前，农民军和唐官军一直处于胶着状态，双方因为消耗过大，日子都很不好过，缺兵少粮。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农民军和官军竟然暗中交易，易人而食。在这样的状况下，双方军队都没有什么战斗力可言。这也是为什么唐朝和大齐政权双方都极力争取李克用沙陀军的根本原因。

李克用沙陀军加入战团后，接连打败农民军，成为中原的风云人物，风头一时无二。黄巢见农民军节节败退，长安城中粮食不济，便“阴为遁计，发兵三万搤蓝田道”，为撤离长安做好准备。

僖宗中和三年（883年）四月，唐诸镇兵从四面八方合围京师。李克用率先出战。黄巢率大军于渭桥迎战，一日三战，连战失利，其他诸道兵也乘机发起攻击，农民军大败。四月初八，李克用军攻入长安，黄巢力战不胜，遂连夜撤离长安。此时，距离他第一次占据长安两年零四个月。

两年零四个月中，不开财源，不追穷寇，龟缩城中，城外即是一天一天准备充分的敌人，黄巢到底在想什么？

黄巢此时的心情，应该是相当无奈的。但他并没有对长安产生太多的留恋。他年轻时为之赞叹为之仰慕的城市，起兵后经过迂回曲折的南下和北伐才拥有的城市，此时已经破败不堪，荆棘满城，狐兔纵横。曾经繁密的人口也所剩无几，为数不多的幸存百姓无不惶恐不安，人心游离。连黄巢自己都难以置信，这还是那座伟岸的城市吗？这时候，他感觉理想已经远离他而去了。于是，在离开前，恼羞成怒的他为这个城市做了最后一件事，下令焚毁宫室。滔滔烈火，烧尽了长安最后一点繁华。

而雪上加霜的是，沙陀兵和唐军进入长安后，更加疯狂地烧杀抢掠，造成“长安室屋及民所存无几”的悲惨景象。倘若黄巢看到，大概绝对不会发誓再回这座梦想之城……

在黄巢与唐朝廷的对抗中，有两个关键人物给了他致命的打击，直接加速了农民军的失败，一个是前面提到的朱温。朱温的背叛对农民军一方影响很大。另外一个关键人物就是沙陀少帅李克用。关于沙陀的来历和与唐朝的根源，前面在《满城尽带黄金甲》一篇中已经讲过。可以说，在黄巢败亡前后，朱温和李克用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中原的局势。

黄巢虽然败出长安，但手下农民军还有十五万人，实力不减。他为了麻痹唐官军，事先扬言要奔徐州，实际上却经蓝田关进入了商山（今陕西商县东）。在撤退中，黄巢靠沿途抛弃金银珠宝的法子甩掉了唐追兵，转向河南一带。

农民军虽然败出长安，元气犹存。但之前农民军困守长安一隅、没有根据地的弱势日益凸现出来。中和三年（883年）五月，黄巢为了农民军得到补给，派骁将孟楷攻打蔡州（今河南汝南）。孟楷即前面因嫉妒朱温扣下求援信的那位。当时唐朝廷任命的蔡州节度使为秦宗权。秦宗权出战失败，便干脆投降了黄巢。可见当时局势何等混乱，唐朝廷的威信完全扫地，大多数藩镇都是墙头草，只知道顺风而动，依附强势。

秦宗权投降黄巢后，与农民军将领孟楷联兵，一齐进攻陈州（今河南汝南）。唐陈州刺史时为赵犨。

赵犨，陈州宛丘人，世为忠武军牙将，积功为陈州刺史。赵犨非常有远见，他曾经预言如果黄巢不死在长安，必然东走，陈州则首当其冲。所以，他早做准备，招兵买马，储备粮草，构筑工事，培城疏堑，将陈州方圆六十里之内的百姓强行迁到城里。并让其弟赵昶、赵翊，儿子赵麓、赵林分别领兵，加强战备，守卫陈州。

农民军将领孟楷先移兵项城（今河南沈丘），准备攻取陈州。陈州刺史赵犨早有防备，先派出少数弱兵出战，向农民军示弱，然后乘孟楷不备之时，派精兵全力出击。孟楷猝不及防，所率的一万人马竟然全军覆没，孟楷本人也被俘杀死。

注：还有一件事可以说明赵犨的眼光。后来朱温到陈州，赵犨兄弟亲自上前为朱温牵马，执礼甚恭。当时赵犨已经料到朱温将来必成大事，于是“降心屈迹，为自托之计”。不但主动攀附朱温，让自己的儿子赵岩娶朱温的女儿，还为朱温建立生祠，朝夕拜谒。不过很可惜，朱温还没有当上皇帝，赵犨就先病死了。

孟楷是黄巢的爱将，也是农民军的重要首领。黄巢听说孟楷战死后，怒火中烧，立即集中所有的兵力，猛烈攻打陈州，“掘堑五重，百道攻之”，誓为孟楷报仇。陈州人十分害怕，赵犨极力激励军民，并“数引锐兵开门出击贼，破之”，以鼓舞士气。黄巢屡攻不克后，愈加愤怒，便在陈州外围筑垒围困。营垒修得如同宫殿一般，旁边还有百官衙门，号称“八仙营”，准备打持久战。

黄巢又下令储备粮草，而当时连年征战，烽火连天，百姓无法生产，民间乡里均已缺食短炊。黄巢军四下找不到粮食，便再一次出现以吃人为生的惨剧。农民军建巨型石磨，将掳掠到的百姓、战俘以及战死的士兵的尸体，纷纷投入石磨之中，研磨妥当，再烹之为食，“日食数千人”。杀人作为军粮的地方则被称为“舂磨寨”。

陈州刺史赵犨此时已经抱了必死之心，一面坚守城池，一面派人突围，向太原的李克用、汴州（今河南开封）的朱温求援。

就在黄巢围攻陈州时，唐朝廷不断调动军队，以全面围剿农民军。七月，朱温被任命为宣武节度使，加东面招讨使。九月，命武宁节度使时溥为东面兵马都统。十二月，忠武镇周岌与时溥、朱温等皆率兵前来救援陈州。

中和四年（884年）正月，黄巢军仍是势力强大，周岌、时溥等诸路救兵被农民军打得落花流水，招架不住，不得不共同向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求救。二月，李克用率蕃、汉兵五万出天井关，自蒲州、陕州渡过黄河前来陈州。三月，朱温攻占大齐军瓦子寨，将领李唐宾、王虔裕投降。这时，李克用会合许、汴、徐、兖诸道军向大齐军全面发动攻势。四月，攻占农民军将领尚让屯军的太康（今河南太康），接着进攻西华（今河南西华），农民军将领黄思邺败走。

黄巢见军事失利，只得退到陈州北面的故阳里，但依旧保持对陈州的围困态势。

中和四年（884年）五月，突然连续下起大雨，平地水深三尺，河水暴涨，四处流溢，黄巢所筑的营垒被洪水冲垮。黄巢见大势已去，只好舍弃了围困三百天的陈州。

围打陈州是黄巢退出长安后最严重的失误。农民军不但丧失了先前“游击战”的灵活性，长期胶着在陈州附近，大小数百战，搞得农民军士卒疲惫不堪，而且迁延时日，给了唐朝廷调兵遣将、重新部署的机会。

黄巢撤兵后，李克用紧追不舍。黄巢在李克用的追击下，渡过汴水进攻汴州朱温。朱温向李克用求救，李克用在河南中牟北的王满渡，大败黄巢的主力部队，黄巢手下大将尚让率一万人投降了唐武宁节度使时溥，黄巢手下另外一些将领李谠、杨能、霍存、葛从周、张归霸、张归厚等人投降了朱温。至此，农民军主力伤亡殆尽。黄巢率残兵败将向东北逃去，李克用又追杀到封丘（今河南封丘）。这时又遇大雨，黄巢只收集散兵近千人，冒雨东奔兖州。

中和四年（884年）六月十五日，武宁节度使时溥派部将李师悦率兵万人，与降将尚让穷追不舍。追至瑕丘（今山东兖州），黄巢与唐军“殊死战，其众殆尽”，与其外甥林言走至泰山狼虎谷的襄王村（今山东莱芜西南）。此时，黄巢已经势穷力尽了。

关于黄巢的结局，史书记载不一：有史书说他不甘被俘受辱，自杀而死；有史书说他要求外甥林言将自己杀死；还有史书说他是被林言趁机杀死。推断起来，作者倾向于林言见大势已去，乘机杀了黄巢以求富贵。因为同时被杀死的还有黄巢的兄弟妻子，生死时刻，即便黄巢愿意求死，他的兄弟们也不会甘心就死。之后，林言持黄巢等人首级欲向武宁节度使时溥献功，在路上却遇到沙陀博野军，他们杀了林言，将林言及黄巢等人首级一并献给武宁节度使时溥。

注：还有一种说法是黄巢并没有死，而是在洛阳当了和尚。五代陶谷《五代离乱记》中记载：“巢败后为僧，依张全义于洛阳，曾绘像题诗，人见像，识其为巢云。”加强这种说法的是《全唐诗》中收有黄巢的一首《自题像》诗：“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着尽着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栏干看落晖。”一副繁华落尽的苍凉。然而，唐诗人元稹有一首《智度师》在前：“三陷思明三突围，铁衣抛尽纳禅衣。天津桥上无人识，闲凭栏干望落晖。”显然，挂名黄巢的《自题像》诗是改篡元稹的诗。而士子文人多以黄巢为贼，未必情愿引黄巢诗自况，所以可知《自题像》诗非黄巢所作。黄巢当了和尚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了。

黄巢死后，他的侄子黄浩率领义军余部七千，转战江湖间，自号“浪荡军”。昭宗天复初，攻破浏阳（今湖南浏阳市），“欲据湖南”。湘阴（今湖南湘阴县西）土豪邓进思设伏山中，黄浩遭到狙击，被杀身死。

而前面曾经投降黄巢的秦宗权则上演了另一幕抢当皇帝的好戏。秦宗权，蔡州上蔡（今属河南）人，以残暴著名。黄巢死后，秦宗权也知道不可能重新回到唐朝廷的怀抱，干脆想代替黄巢，于是占据蔡州称帝，并分兵四出，所至之处焚杀掳掠。秦宗权部下从不携带军粮（也没有军粮可带），只用车辆载着盐，饥饿时就四处掳掠百姓小民，任意割肉烹食。史载“西至关内，东极青齐，南出江淮，北至卫滑，鱼烂鸟散，人烟断绝，荆榛蔽野”。当时只有汴州朱温和陈州赵犨（当时已经与朱温结亲）各守其州城，敢与秦宗权对抗。朱温乘间出击，屡败秦宗权。光启三年（887年），秦宗权攻汴州，朱温大败秦宗权，使其势稍衰。秦宗权暴虐不得人心，部下多是趋炎附势之徒，见秦宗权兵败，都弃城逃走。秦宗权后为部将郭璠执送朱温，被斩于长安独柳下。

像秦宗权这种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的叛变行为不仅在唐末乱世中比比皆是，在五代中也是不绝于史。乱世之中，什么正义和良心都抛诸脑后，兄弟相杀，朋友反目，成了乱世最黑暗的一面。

僖宗得知黄巢兵败身死的消息后，欢天喜地，在大玄楼搞了个盛大的受俘仪式。武宁节度使时溥除了献上黄巢的首级外，还有黄巢姬妾二三十人。僖宗见这些女子个个美艳，不由得怜香惜玉起来，问道：“你们都是勋贵子女，世受国恩，如何从贼？”跪在最前面的女子回答道：“狂贼凶逆，国家以百万之众，失守宗祧，播迁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贼责一女子，置公卿将帅于何地乎！”（《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六》）僖宗本有心开恩放过这些女子，听了这番义正词严的话，面红耳赤，不由得恼羞成怒，下令将这些女子全部斩首。

临刑时，行刑的小吏怜悯这些女子无力左右自己的命运，无辜被杀，便争相拿出药酒给她们喝，以减少死时的痛苦。女子们“且泣且饮”，喝完后都昏迷不醒，于昏睡中被杀死。唯独当面回击僖宗的女子不肯喝药酒，也不哭泣，被杀时神色肃然。

黄巢败后，唐王朝已经成为历史的黄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之后，各路藩镇军阀混战，狼烟四起，民不聊生。举例来说，在最后追击黄巢中立下大功的武宁节度使时溥不久后就与朱温翻脸，二人开始争霸。因为双方连年交兵不断，致使徐州、泗州、濠州的百姓流离失所，无法从事耕作，加之洪水灾害不时发生，病饿而死的人有十分之六七。时溥无力保障战争所需，被迫向朱温请求和解。朱温以其撤离所镇徐州为讲和条件。时溥答应后又担心上当被杀，依旧占据徐州与朱温相对峙。景福元年（892年）十一月，濠州、泗州刺史张璲、张谏叛时溥归附于朱温。景福二年（893年）二月，时溥在朱温的大军进逼下，向兖州节度使朱瑾求援。朱温为防备朱瑾增援，事先派部将霍存率骑兵三千进驻曹州（治今山东曹县）。朱瑾领兵二万来救徐州，霍存立即发起进攻，并与朱温之子朱友裕在徐州附近的石佛山下合击，大败朱瑾军，朱瑾逃回兖州。徐州军再次出战，霍存恃胜不备，战败而死。朱友裕包围彭城，时溥多次出兵挑战，朱友裕则关闭营垒拒不应战。而朱瑾夜逃时，朱友裕也未追击。都虞侯朱友恭认为朱友裕必有他图，便写信告诉了朱温。朱温为防不测，即令都指挥使庞师古代朱友裕统领部队，让朱友裕暂且主持许州（治今河南许昌）事宜。庞师古主动出击，攻占了石佛山营寨。自此，徐州军不敢出城交战。四月，朱温军围攻徐州已数月，未能攻取。朱温的通事官张涛认为进军时机没把握好，所以劳师动众难以奏效。谋士敬翔则认为，攻城虽已数月，耗费人财物力也很多，但时溥困守徐州更是疲乏不堪，攻取徐州指日可待。朱温采纳了敬翔的意见，亲自赶到徐州，督促庞师古攻克彭城。时溥与家人登上燕子楼自焚而死。自此，徐州纳入朱温的势力范围。

朱温攻灭时溥不过是许许多多混战中的一件。黄巢没能只手摧毁唐朝，但唐朝也在他失败后崩溃，中国开始陷入历史上又一次剧烈的社会大动荡中。所谓“千间仓兮万条箱，黄巢过后犹残半。自从洛下屯师表，日夜巡兵入村坞”，说的就是这种混战的局面。

而黄巢一度向往和留恋的长安城则再次成为纷争和杀戮的主要战场。等一切都安定下来的时候，长安的建筑已经荡然无存，只有残垣断壁还保留有昔日雄伟的影子。这个曾经包容万千的城市，已经被肢解得支离破碎，不知道秩序和道德为何物了。以致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在选择京师的时候，西望长安，也不得不深深叹息：这个盛名超过了历史上任何其他政治中心的城市，在历经了千万杀戮后，再也没有成为京都的可能。

长安上下沉浮的经历就是悲怆的历史。然而，长安不是中国历史的起点，也不是终点。所谓“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盛况，到明朝末年再一次重新出现。公元1644年正月初一，另一位大名鼎鼎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在西安（长安）称王，国号大顺，改元永昌。李自成自己也改名为李自“晟”（光明和兴盛的意思），并且以明朝分封在西安的秦王府为新顺王府，发动大量民夫重新修整长安城，将城墙加高加厚，壕堑加深加宽，比原来更加壮丽。此时，距离黄巢的“黄金甲”已经近八百年。尽管相隔了八百年，二人的成功与失败却有着惊人的相同之处。这就是后话了。

第五章黄金甲渐黯渐淡四朝不保夕的唐昭宗

公元880年，唐僖宗广明元年十二月初五清晨，在黄巢农民军的威势下，僖宗仓皇经金光门逃离长安，身边只有少数随从，其中就有其十三岁的弟弟寿王李杰。之后，僖宗颠沛流离、历经磨难，李杰都跟随在兄长身边，因而得到器重。由此也跟僖宗身边的亲信宦官有较多接触，也是他后来得以被立为帝的重要原因。

黄巢败亡后，黄金甲烟消云散，而唐帝国的气势也开始渐黯渐淡，瓦解的局势日益凸显。各个藩镇都在疯狂扩张，全中国变成一片血海。僖宗千辛万苦地回到长安后，宦官田令孜把持朝政，凶暴而且专横。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与河中节度使王重荣联合起兵，要求罢黜田令孜，僖宗被田令孜控制，再一次逃离京师到凤翔。之后，邠宁节度使朱玫和凤翔节度使李昌符再一次联合起来反对田令孜，一场混战后，朱玫被杀，田令孜被驱逐。僖宗被折腾得不轻，惊魂不定，很快就病倒。

文德元年（888）三月初五，僖宗病危。因僖宗儿子的年龄太小，任观军容使的宦官杨复恭建议立寿王李杰为帝。因李杰和僖宗是同母所生，在众兄弟中关系最为密切，僖宗同意了，下诏立李杰为皇太弟，代理军国大事，并立即派宦官刘季述将李杰迎入宫中。这里，特别要提一句，宦官杨复恭和刘季述后来先后与李杰反目。

当时，支持李杰的只有掌握军权的宦官杨复恭。朝臣都想立吉王李保，因为吉王在诸王当中名声最好，年龄也比寿王要大。但自中唐之后，宦官掌握兵权，完全可以操纵皇帝的生杀废立。朝臣关于立嗣的意见根本得不到重视。

第二天，年仅二十七的僖宗病死在武德殿。僖宗在位十五年，实际上在京师长安的时间还不到八年，之间两次被迫逃离京师避难，“十五年来无一治，虚名天子老奔波”，可以说是狼狈之极的虚名天子。不过，对僖宗来说他还是幸运的，他是唐朝最后一位死在长安、葬在关中的皇帝，于当年十二月葬在靖陵。

李杰被立为皇太弟后，改名李敏。三日后即位为唐昭宗，又改名李晔。几次改名，代表着他身份和地位的变化。群臣见昭宗“体貌明粹，饶有英气，亦皆私庆得人”。

昭宗即位时二十一岁，和许多朝代的末代皇帝一样，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亡国之君。相反，他有振兴唐朝的志向，想挽救帝国于危难之中，即位之初，喜欢读书，注重儒术，整顿内政，很想有番作为。此时的昭宗胸怀大志，雄心勃勃，“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复前烈之志。尊礼大臣，梦想贤豪”，被人称为“有会昌之遗风”。

经过黄巢农民军起义后，本来在宪宗一朝有所缓解的藩镇割据势力重新滋长，以往在形式上听命于皇帝的节度使们，现在也公然无视朝廷的诏令。靠镇压黄巢农民军发家的各路新旧军阀乘机扩张实力，据地称雄，相互吞并。到昭宗即位时，北方出现了以宣武节度使朱温（因镇压农民起义有功被赐名“朱全忠”）、河东节度使李克用、风翔节度使李茂贞（原名宋文通，因镇压农民起义有功被赐名“李茂贞”）为首的三大强藩。

昭宗年轻气盛，聪明轻浮，具有皇室子弟逞能和任性的特质。他往往容易将事情想象得很简单，一即位就招募了十万大军，打算以强大的兵力来压制强藩。然而，此时唐朝积弱已久，宦官专权，藩镇跋扈，战乱不断，皇权衰微。尤其是各种势力盘根错节，宦官和权臣均勾结藩镇为外援，朝廷内部矛盾重重，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局势相当复杂。昭宗本人也是各种势力的猎物，势力集团都想通过控制他来号令天下。昭宗对此却浑然不觉，贸然对藩镇采取强硬姿态，企图挽回中央朝廷权力，结果反而引来更大的危机。

当时，宦官杨复恭自恃有拥立之功，不把昭宗放在眼里。他还仿照田令孜的办法，选勇士多人，都收为义子，号称“外宅郎君”。然后让这些义子分掌兵权。又养宦官六百人为义子，派到诸道当监军。宦官的势力比以前更为强大。昭宗憎恶杨复恭专权，想找机会除掉他。

大顺元年（890年），宣武节度使朱温为了个人利益，奏请唐朝廷下令讨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昭宗感觉这是个机会，想利用朱温的兵力来对付大宦官杨复恭，先除掉内忧，于是听从宰相张濬、孔纬的建议，下诏革去太原李克用的官爵，并命宰相张濬等领军，对河东用兵。各地藩镇对此都坐山观望，不积极出兵配合唐朝廷的军事行动。结果，朱温、张濬军均被以骁勇善战闻名的李克用打得大败，昭宗派往河东地区的官军几乎全军覆没。宦官杨复恭乘机反击，将支持昭宗的宰相张濬、孔纬罢免。

这时候，昭宗任命王瓖（昭宗亲舅）为黔南节度使。王瓖到达利州（今四川广元）时，杨复恭派人将王瓖乘坐的船弄沉，王瓖及随从全部淹死。昭宗知道是杨复恭主使后，便任杨复恭为凤翔监军，打算将他派到凤翔节度使李茂贞那里，隐有借刀杀人之意。杨复恭立即借口生病，请求致仕退休，暗中却图谋作乱。昭宗当机立断，亲自发兵攻打杨复恭私宅。宰相刘崇望鼓励士兵进攻，杨复恭兵败，率义子杨守信等人逃往兴元（今陕西汉中）。杨复恭失败后，西门君遂成为宦官的首领。昭宗此举，大概是他一生中惟一值得一提的事，虽然没有彻底改变宦官的拥兵地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宦官。

昭宗驱逐杨复恭后，杨复恭逃到养子兴元节度使杨守亮那里。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一直想扩充地盘，正待机而动，便趁机向朝廷请求出兵讨伐杨复恭。但皇宫中的宦官们有兔死狐悲之感，拦住昭宗，不让他下诏。李茂贞没有得到朝廷的诏书，就自行出兵攻下兴元，俘杀了杨复恭父子，且将兴元收归己有。

李茂贞势力有了很大发展，他的辖区离长安很近，昭宗由此对他产生了警觉。昭宗下诏要李茂贞让出凤翔节度使，专任山南西道兼武定节度使。李茂贞不但不从，还上书辱骂昭宗，公然指责昭宗“只看强弱，不计是非”。

昭宗看完后勃然大怒，决定出兵讨伐李茂贞。宰相杜让能进谏说：“陛下初登大宝，国难未平，茂贞近在国门，不宜与他构怨，万一不克，后悔难追。”他认为李茂贞就在京畿地区，万一又意外，后果难以预料，劝昭宗谨慎行事。但昭宗正怒火冲天，坚决不听，还大骂宰相杜让能说：“王室日卑，号令不出国门，这正是志士愤痛的时候，朕不能坐视陵夷，卿但为朕调兵输饷，朕自委诸王用兵，成败与卿无干。”

昭宗派出的禁军大多是刚刚招募的市井少年，不懂兵事，而李茂贞一方则是身经百战的边兵。三万禁军还没有进入凤翔就被打败。李茂贞乘胜进逼京师。昭宗无可奈何，只好跟臣子讲和，杀死西门君遂等三个宦官首领，又杀了筹划军事的宰相杜让能，李茂贞才肯退兵。

此后，大臣们也和昭宗走得远了。昭宗胸怀大志，却无力回天。他的雄心壮志逐渐开始黯淡。

李茂贞大败禁军后，兼凤翔、山南西道、武定、天雄四镇节度使，占有十五个州，成为关中最强大的藩镇。此外，还有王建据四川、杨行密据淮南、钱鏐据吴越、王潮据福建。

乾宁二年（895年），河中节度使王重盈死后，其子王珙与其兄王重荣之子王珂争夺节度使之位。实力强大的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支持王珂，昭宗便将节度使给了王珂。李茂贞支持王珙，由此大为不满，联合邠宁节度使王行瑜、华州节度使韩建，一起发兵到长安问罪，打算逼迫昭宗改换河中节度使的人选。昭宗逃往终南山。李茂贞便杀死了宰相李谿（刚被任为宰相）和韦昭度。

之后，李茂贞让养子李继鹏留在京城守卫，自己率军回到凤翔。河东节度使李克用闻讯后，自然不甘示弱，领兵来攻，杀了邠宁节度使王行瑜。李茂贞知道打不过李克用的沙陀军队，便杀掉养子李继鹏，向昭宗谢罪，以此来息事宁人。

李克用好战，还准备进攻凤翔，彻底铲除李茂贞的势力。昭宗却怕除掉李茂贞后，李克用势大无法节制，想保存李茂贞来牵制李克用。于是不许李克用进兵，封他为晋王，让他领兵回太原。因国库空虚，昭宗也拿不出更多的赏赐给李克用，只好把后宫的绝色美女送出。李克用带着美女走的时候，还怨恨地甩下了一句话：“不杀李茂贞，京师一带便无宁日！”

昭宗从终南山回长安后，心情难过之极，痛定思痛，决定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他募兵数万人，全部交给宗室子弟统率。昭宗想不到的是，他这一项措施不但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还给宗室诸王带来了灭顶之灾。

李克用退兵后，李茂贞又卷土重来，借口朝廷对凤翔用兵，率兵进逼京师。昭宗仓促离开长安，打算逃去太原投奔李克用，不料途中被华州节度使韩建劫持。韩建恐吓昭宗说：“车驾渡河，无复还期。”之后，昭宗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被强行滞留在华州两年有余。

乾宁四年（897年），华州节度使韩建逼唐昭宗解散诸王所率全部禁兵。随后，韩建又和宦官刘季述合谋，发兵包围了十六座宗室诸王的宅第。宗室诸王惊恐万分，大多披发逃命，沿着城垣大呼：“官家（宫中对皇帝的称呼）救儿命。”有的惊慌下爬到屋顶上，大声呼救。韩建捕获诸王十一人及其侍卫，无论老少，统统当场杀死。而事后，韩建仅以诸王“谋逆”告诉昭宗，草草了事。昭宗心中的怨恨和恐惧可想而知。

即使这样，昭宗还被迫封韩建为守太傅、中书令、兴德尹，封颍川郡王，赐铁券，并赏赐御笔亲书的“忠贞”二字。这时候的昭宗，因为朝不保夕，已经完全失去先前进取的锐气。

华州节度使韩建在当时实力不算强大，竟然挟天子以令诸侯，自然令其他强藩不平，其中反应最强烈的就是朱温。朱温当时在众藩镇中实力最强，地盘最大，只有他敢于与剽悍勇武的李克用争锋。韩建与李茂贞商议后，也害怕朱温出兵来抢夺昭宗，于是将昭宗主动送回长安。

经过两年多形如囚徒的生活，昭宗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不但不思进取，还开始自暴自弃。他性情愈加暴躁，经常酗酒麻痹自己。因复兴无望，变得喜怒无常，动不动就杀死左右侍奉的人来排泄愤怒。此时的昭宗，已经是一个凶狠暴虐的人物，行为不可预知。这引起了宦官们的恐惧，生怕哪一天不小心就被昭宗杀死。宦官刘季述、王仲先，枢密使王彦范、薛齐屋四大宦官暗中合谋，打算废黜昭宗。

光化三年（900年）十一月的一天，昭宗在禁苑中打猎，大醉而归。当天夜间，昭宗突然发怒，趁酒兴亲手杀死身边宦官、侍女数人，宫人大为恐慌。第二天上午，昭宗还宿醉未醒，宫门不开。宦官刘季述、王仲先借机要挟宰相崔胤召集百官。崔胤怕死，率领群臣在同意“废昏立明”的文书上签了字。宦官们随即率领禁兵入宫。此时，昭宗刚刚酒醒，突然看见有兵士进来，“惊坠床下”，爬起来刚要逃跑，却被刘季述、王仲先拉住，左右挟持着坐下。

注：崔胤，字昌遐，乾宁二年（895年）进士。王重荣为河中节度使时，曾辟请他为从事。后进入中央朝廷做官，不断得到升迁。唐大顺年间，崔胤历任兵部、吏部侍郎，不久又以本官任平章事，这是崔胤第一次拜相。唐末王室衰微，大权旁落，宦官与朝臣南北二司互相争权倾轧。双方都暗结朋党，结纳外镇的藩帅。崔胤为人阴险狡诈，工于心计，又善于阿谀奉迎，外表看上去老成持重，实则内心险恶。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杀进长安时，宰相杜让能、韦昭度、李谿先后被杀，崔胤却幸免于难，由此可见他善于在乱世中生存。昭宗回长安后，罢免了崔胤的相位，出为岭南东道节度使。崔胤立即秘密写信给朱温求援。在朱温的要挟下，昭宗无奈，只好召回崔胤任平章事，再度拜相。崔胤先后四次拜相，时人称其为“崔四人”。

昭宗皇后何氏颇多见识，见大势不妙，立即站出来周旋：“军容长官本是护卫官家的，你们不要吓着他，有事请各位做主就是了。”宦官刘季述立即拿出有百官签名的文书说：“陛下厌倦了这个宝位，大家的意思是要太子监国，请陛下颐养于东宫。”昭宗却不想让位，自己辩解说：“我昨日与卿等欢饮，不觉过了点，何至于此呢！”何皇后立即说：“圣人就依他们的意思吧！”随后，何皇后当着昭宗的面，取出传国宝玺交给刘季述，表示昭宗同意退位。

昭宗和何皇后及侍从十余人随后被关进东宫少阳院内。刘季述还以银杖画地，当面历数昭宗罪过：“某时某事，汝不从我，其罪一也……”如此数十不止。之后，刘季述亲自给少阳院院门上锁，门上的大锁也用铁水熔固，防止有人进出。昭宗等人的饮食就从一个墙洞中送进去。

同一天，宦官假传昭宗之命，立昭宗子李裕为皇帝。

宰相崔胤曾劝昭宗诛杀了宦官宋道弼、景务修等，令宦官们对他十分畏惧，不胜愤恨。刘季述虽然痛恨崔胤，但却因为畏惧朱温而不敢杀他，只是罢免了他的相位。崔胤立即告难于朱温，请他发兵相救。刘季述也派使者去见朱温，表示愿意奉上大唐社稷。朱温虽然有当皇帝的野心，但感觉此时还不到时机，他还需要昭宗这张牌。权衡利弊下，朱温囚禁了刘季述的使者，派亲信蒋玄晖秘密进入长安，与崔胤秘密策划，打算铲除宦官，迎昭宗复位，挟天子以令诸侯。

天复元年（901年）正月，崔胤联合神策军将领孙德昭、董彦弼、周承诲三人，发动神策军（禁军）打败了刘季述，迎昭宗复位。昭宗在群臣的朝贺中“反正”，黜太子李裕为德王，杀刘季述党羽宦官数十人，刘季述被乱棒打死，暴尸于市。这场宦官发动的宫廷政变，不到两个月就失败了。神策军将领孙德昭、董彦弼、周承诲得到重赏，时人称为“三使相”。

昭宗复位以后，鉴于刘季述之乱，迫不及待地要尽除宦官，便命崔胤和陆宸分掌左右神策军，尽夺宦官兵权。但神策军将领都是宦官心腹，大力反对，昭宗的诏令不能施行，只得任宦官韩全诲为神策军中尉。

崔胤急于铲除宦官，病急乱投医，居然想利用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来制宦官，就暗中邀请他遣兵三千进驻长安，以为援助。谁知韩全诲做过凤翔监军，与李茂贞私交极好，二人早有勾结。凤翔兵进驻长安，反而助长了宦官的气势。崔胤便催朱温速到长安，从宦官手中夺取昭宗。这正中朱温下怀，他立即带兵出发，到河东时，先上书请昭宗去东都洛阳。

宦官韩全诲等人闻讯后大惊，干脆先下手为强，劫持昭宗及其家属到凤翔投靠李茂贞。朱温率兵入关中后，首先打败华州节度使韩建，取得华州，随后进入长安城。宰相崔胤率文武百官在渭桥迎接，并设宴接风。其间，崔胤举酒杯为朱温祝寿，丑态百出。

天复二年（902年），朱温带兵围困凤翔，与凤翔李茂贞为争夺昭宗展开了激战。凤翔孤立无援，城中粮食断绝，又遇严寒大雪，城中军民大量冻饿而死。昭宗也不得不在行宫自磨粮食，每天磨豆麦喝粥，以求生存。凤翔百姓更惨，吃人的现象普遍发生，“人肉每斤值百钱，犬肉值五百钱，每日进奉御膳，就把此肉充当”。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凤翔肯定是守不住了，李茂贞只得接受朱温的条件，同意主动送出昭宗、韩全诲等人。

这时候的李茂贞还不忘向昭宗伸手，要求昭宗将跟随在身边女儿平原公主嫁给自己的儿子宋继偘（李茂贞原姓宋）。何皇后心疼亲生女儿，不肯同意。昭宗劝她说：“不尔，我无安所！”（《新唐书·卷八十三·公主传》）堂堂大唐天子，为了一处安所，竟然连女儿也要舍弃，真是可悲可叹。

昭宗等人出凤翔后，朱温就地诛杀韩全诲等宦官数百人，将昭宗像战利品一样带回长安。

根据《五代史阙文》记载，朱温从凤翔迎昭宗回长安时，昭宗假装鞋带脱落，对朱温说：“全忠（朱温）为吾系鞋。”朱温不得已，只得跪下为昭宗系结，汗流浃背。当时昭宗身边还有卫兵，昭宗故意如此，是让左右擒朱温而杀之，但左右竟然没有一个敢动手的。

朱温回兵长安后，尽诛宫中宦官八百余人，只留下黄衣（品秩最低的宦官）幼弱三十人，供宫中打扫。同时，朱温还下令各地藩镇将担任监军的宦官一律杀死。唐朝持续一百多年的宦官势力，至此被彻底铲除。谁也没有想到，中唐之后祸乱不已的宦官问题竟然是被朱温解决。朱温因诛杀宦官有功，被封梁王，从此挟天子以令天下，控制了中央政权。

注：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为大杀宦官第一人。秦始皇灭掉六国，暴虐无度，仇家遍及天下。为了防止遭人刺杀，他每天都要改变住处。有一天，秦始皇出游，看到丞相李斯出行，车马、随从众多，浩浩荡荡，排场很大。秦始皇很不高兴。有人将此事告诉了李斯，李斯立即精简了车辆随从。秦始皇知道后仍然不高兴，说：“肯定是宫中的宦官把我的话泄露出去。”于是将身边的宦官全部处死。

昭宗记挂尚在凤翔的女儿平原公主，让朱温写信给李茂贞索要。李茂贞畏惧朱温的势力，只得将平原公主送回了长安。

天复三年（903年），朱温领兵回大梁，留侄儿朱友伦领一万兵控制京师，昭宗完全孤立了。

天祐元年（904年），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举兵逼京畿。朱温为了更好地控制昭宗，又见关中经济萧条，黄河漕运中断，洛阳经济复苏、且有江淮经济支持这一形势，提出要把首都迁到洛阳。但朝臣们反对。宰相崔胤猜到朱温将会篡位，他身为宰相，难免有一天会祸及自身，于是暗中招募六军十二卫，密为防御。又与京兆尹郑元规等人谋划，缮治兵甲，日夜不息。朱温有所防备，指使部下数百人去应崔胤之募兵，崔胤却毫不知情。

刚好这时候，朱温派在长安典禁军的侄子朱友伦打马球时不慎坠马而死。朱温怀疑是崔胤故意而为，便以此为借口，派侄子朱友谅带兵入长安，胁昭宗迁都洛阳，并以“专权乱国，离间君臣”的罪名捕杀了崔胤、郑元规。长安民众痛恨崔胤，听说他被杀后，十分振奋，纷纷向他的尸体投掷瓦砾砖石以泄愤。唐末诸相之中，崔胤名声最差，被认为亡国害民。尽管当时时局混乱，情势复杂，唐朝廷面临着个人无法解决的危机，但后来朱温挟持天子直至唐朝灭亡，崔胤难辞其咎。

朱温另用裴枢、柳璨等人为宰相，使裴枢强迫昭宗和百官迁都洛阳。长安城中，一片阴云惨淡。长安居民也被迫迁往洛阳，一路上哭号之声不绝，其惨相恰如董卓挟持汉献帝驱赶洛阳百姓西迁长安一样，因而大骂宰相崔胤是“国贼”，斥责他引来了朱温倾覆社稷，连累众生。

昭宗刚刚出长安，朱温就下令毁掉长安的宫室和民房，以绝众望。长安房屋被拆后的木材扔在渭河当中，顺河而下，月余不息。长安城化为废墟，从此，结束了为都的历史。

之前昭宗曾经几次离开长安，但这次离开后，就再也没有能够回来，长安从此成为梦中遥想的故都。

昭宗车驾路过华州，华州百姓夹道高呼“万岁”。昭宗泪流满面，说：“不要朝我呼万岁了，我不再是你们的天子！”又对左右侍从说：“鄙语说：‘纥干山头冻杀雀，何不飞去生处乐。’我这次漂泊，不知何处是归宿了！”说罢大哭不止。左右人也都黯然泪下。

天祐元年（904年）二月，昭宗到达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因洛阳宫室尚未建成，车驾暂驻于此。朱温亲自到洛阳督修宫室。昭宗趁机向西川节度使王建传书告难。王建派兵会合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军，前来抢夺昭宗，途中遇到朱温军队的阻挡而退回。昭宗又向李克用传书告急，但是朱温早有准备，屯重兵在河中，李克用虽然急切地想得到昭宗，却难以一时奏效。

四月，洛阳宫室建成，朱温催促昭宗出发。昭宗近乎哀求地向朱温声明，说何皇后刚刚生育，月子里出行不方便，要到十月再进入洛阳。朱温认为昭宗有意拖延，想等待援兵，很是恼怒，恶狠狠地对手下牙将寇彦卿说：“你马上到陕州，立即督促官家动身。”

注：何皇后生下的这个孩子下落如何，史书上没有记载。根据安徽西递胡氏宗谱记载，何皇后在陕州生下一个男婴。刚好当时新安婺源人胡三宦游于陕，昭宗知道前途险恶，便将孩子交给了萍水相逢的胡三。胡三将皇子抱回徽州婺源考水，将其改姓胡，取名昌翼。昌是吉祥平安，翼为翅膀，意思是平安地飞离了虎口。百年匆匆而去，胡氏五世祖胡士良赴南京公干，途经西递，被西递优美的山水风光所吸引，便将全家迁居西递，之后写下了胡氏宗族在西递土地上九百余年繁衍生息的历史。想来这样的结局，是唐昭宗万万没有预料到的。

昭宗无奈，只好从陕州出发。车驾至谷水，朱温设宴洗尘。经过几次变乱，此刻昭宗身边已没有了禁卫亲军，随从他东迁者只有诸王、十几个小黄门以及打毬代奉内园小儿共二百余人。朱温仍然不放心，担心这些人也会惹是生非。为防止节外生枝，朱温当夜指使部下将这二百余人一一绞死，然后另换二百余人身着死者的衣服。直到数日后，昭宗才发现身边的人全被替换。

到了洛阳，何皇后哭着对朱温说：“此后大家夫妇，委身全忠了。”昭宗在洛阳宫贞观殿接受朝贺，宣布改元，大赦天下，被严密监视，如入牢笼，完全成为朱温手上的傀儡和招牌。之后，昭宗日益消沉，终日与皇后、内人“沉饮自宽”。既然是“自宽”，就说明他内心深处一直担心发生不测。此时的皇帝，不过是苟延残喘而已。

凤翔李茂贞、太原李克用，以及割据西川的王建，割据淮南的杨行密等人，联盟举义，打出了“兴复”的旗号，虚张声势，声称要出兵救出昭宗，其实不过是要和朱温对抗。朱温却感觉到危机，知道留下昭宗对自己不利。他领兵西讨李茂贞前，担心昭宗有变，招来心腹蒋玄晖面授机宜。

天祐元年（904年）八月十一日壬寅夜，左龙武统军朱友恭、右龙武统军氏叔琮、枢密使蒋玄晖率百人来到内宫，声称有紧急军务面奏昭宗。守门官裴贞不知是诈，刚打开宫门，就被一拥而进的士兵杀死。蒋玄晖每门留兵十人把守，一直冲到皇帝寝宫所在椒殿院。贞一夫人打开院门，对蒋玄晖说：“急奏不应带兵来呀！”话音未落，被兵士一刀砍死。蒋玄晖带人急冲到殿下，大声问：“至尊何在？”昭仪李渐荣在门外道：“院使（指蒋玄晖）莫伤官家，宁杀我辈。”昭宗此刻半醉半醒，听到动静不妙，马上从床上爬起来，单衣赤脚地逃出寝宫。兵士早已持剑进入椒殿。昭宗绕着殿内的柱子逃命，被兵士追上一剑杀死，年仅三十八岁。昭仪李渐荣想以身保护皇上，也一起被杀。何皇后苦苦哀求，蒋玄晖才饶她一命。不过，她也没有多活太久。

九月，蒋玄晖假传何皇后手谕，立昭宗第九子李柷为帝，是为唐哀帝。哀帝即位时不过十三岁，自然是一个傀儡。十月，朱温返回洛阳，对昭宗之死故装震惊，伏在棺材前痛哭流涕说：“奴辈负我，令我受恶名于万代！”想用哭声来蒙蔽天下，并勒令朱友恭等人自杀以谢天下。昭宗死后葬在河南偃师，成为第一个葬在关中以外地区的唐朝皇帝。

据说，当初李茂贞叛乱时，随昭宗出逃长安的伶人中有一弄猴人，随身带着一只猕猴。此猴性机敏、通人性，能执鞭驱策，戴帽穿靴，随班起居，取悦于百官。昭宗很喜欢这只聪明的猕猴，赐其绯袍（唐代四品官员的服色），号称“孙供奉”。昭宗的此举引来后代诗人罗隐的笑骂：“十二三年就试期，五湖烟月奈相违。何如学取孙供奉，一笑君王便著绯。”昭宗死后，这只猕猴归新主朱温所有。但猕猴极为忠贞，不愿服侍新主，多次向朱温跳跃奋击，终于被杀。

昭宗虽死，但他还有一群儿子。朱温再次向心腹蒋玄晖面授机宜。蒋玄晖即在九曲池设宴，请昭宗的九个儿子赴会。酒过半酣，伏兵四出，将九王全部绞死，尸体投进九曲池中。身为皇族，在乱世中一样无奈。

不久后，朱温谋士李振（绰号“猫头鹰”）因考进士不成，十分痛恨朝臣，对朱温说：“这些朝臣平时自命清高，自称‘清流’，不如扔到浊流里去。”朱温便在一个深夜，把三十多名朝臣杀死，尸抛黄河。朝中王公缙绅为之一空。何皇后也被杀死，整个李唐皇室，仅剩下哀帝一人。

天祐四年（907年）三月，经过一番假意的推辞，时为天下兵马元帅、梁王的朱温接受了哀帝的“禅位”，建国号梁，改元开平，以汴京（开封）为国都，史称后梁。唐朝正式灭亡。

哀帝先被降为济阴王，迁往汴京以北的曹州（今山东菏泽）。由于太原李克用、凤翔李茂贞、西川王建等仍然奉哀帝正朔，不承认朱温的梁朝，朱温担心各地藩镇的拥立会使废帝成为身边的定时炸弹，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于天祐五年（908年）二月二十一日将年仅十七岁的哀帝鸩杀。以王礼葬于济阴县定陶乡（今山东定陶县）。

从此，自朱温所创的后梁开始，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相继，中国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这是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继南北朝、十六国以来的又一次大混乱、大分裂时期。这是一个暴力决定一切、黑暗不见天日的时期，大规模的战争随处可见，割据势力各拥兵力，到处烧杀抢掠，横征暴敛。中国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直到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宋朝，才结束了唐朝之后约半个世纪分裂割据的黑暗时代。

第六章为龙为虎亦成空一万里烽火灭的张义潮

懿宗咸通十三年（872年）八月，声震河西的英雄人物张义潮在京师长安病死，唐朝廷赠官太保。

注：敦煌石室文卷记载为张议潮，两《唐书》和均记载为张义潮，可推测为张议潮归义后，改为张义潮。特此说明。

一年后，咸通十四年（873年）七月，懿宗病死，十二岁的僖宗即位。八年后，僖宗广明元年（880年），农民军领袖黄巢攻进长安。三十五年后，哀帝天祐四年（907年），朱温逼唐末代皇帝哀帝禅位，自登帝位，建国号梁，定都于汴州（开封），唐朝至此宣告灭亡。三十八年后，开平四年（910年），张义潮之族孙张承奉自立西汉金山国，自号白衣天子。

其实，即便唐朝廷不授予节度使旌节，张淮深仍然是河西的实际统治者。此时，唐朝廷政治混乱，内部危机严重，兵锋难以顾及河西，不对张氏这样的有功之臣和河西大族尽心笼络，反而因质子这样的小问题一味冷遇，实际上是重大失策。

为什么要讲这个张义潮呢？因为他是懿宗一朝惟一的骄傲。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有了英雄而不知敬仰的民族更是可悲的。张义潮就是唐末的英雄。

在玄宗一朝，名将哥舒翰采用“步步为营”的军镇策略，收复了失陷于吐蕃多年的黄河九曲之地。而吐蕃在与哥舒翰的交战中，开始时尚能发动反击，到后来只能是疲于招架，毫无还手之力。最终在哥舒翰的手中，唐朝在对吐蕃的战争中取得了全面胜利。《哥舒歌》在陇右一带广为流传：“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充分地反映了一方的黎民百姓对哥舒翰的信赖和赞颂。

然而，安史之乱时，唐朝廷将边军大量内调，哥舒翰也在安史之乱中死去。吐蕃趁着唐朝的内乱，重新开始蠢蠢欲动起来。唐朝廷为了对抗吐蕃，于宝应二年（763年）设河西副元帅一职，统一指挥河西、北庭、安西三地的残余唐军。首任河西副元帅为杨志烈，在他的指挥下，吐蕃人的攻势一度被遏制。但到了永泰元年（765年），杨志烈为叛将所害，形势便开始急转直下。永泰二年（766年），吐蕃人占领河西重镇甘州、肃州。第二年，继任的河西副元帅杨休明战死。这样，河西，安西，北庭三地唐军互相失去联系，进入各自为战的境地。之后的十多年中，唐军在河西走廊的各个要塞因孤立无援陆续被吐蕃军各个击破。

沙州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从大历五年（770年）开始，沙州受到吐蕃军的围攻。当时沙州以东的唐军要塞已经全部失陷，所以沙州城处于孤立无援状态。沙州刺史周鼎一面率军民固守，一面向唐朝廷在西域的盟友回鹘求援。然而，援军经年不至。沙州一直被围困，城中粮草将尽。周鼎主张焚毁城郭，率军民东归唐朝。但他手下的部将都不同意，认为一旦军民东奔，沙州以后将永不复为大唐之地。经过一番激烈争论，最后，都知兵马使阎朝缢杀了周鼎，然后继续率部抵抗吐蕃。

为了解决粮草问题，阎朝贴出告示：“出绫一端，募麦一斗。”用这样的方法来征集粮草。这样，沙州这个只有四、五万人的弹丸小邑一直坚持了十一年，到建中二年（781年），沙州城终于弹尽粮绝，山穷水尽。阎朝实在无路可走，为了保全城中百姓，只得与围城的吐蕃主将绮心儿相约，在得到沙州城民众不外迁的许诺下，向吐蕃军投降。至此，唐朝在河西的最后一座要塞沙州被吐蕃军所攻破，完全丧失了河西走廊的控制权。而北庭都护府则在贞元六年（790年）为吐蕃人所破，安西都护府在元和三年（808年）为吐蕃所破，唐朝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

沙州失陷之后，沙州百姓受到了吐蕃的残酷压迫，“丁壮者沦为奴婢，种田放牧，羸老者咸杀之，或断手凿目，弃之而去”。汉人尤其受到歧视，吐蕃人规定河西各城的汉人走在大街上必须弯腰低头，不得直视吐蕃人。之前率沙州顽强抵挡吐蕃进攻的阎朝也被吐蕃用“置毒靴中”的手段暗杀。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心更加思念唐朝。

开成年间（836年），有一支唐朝的使团出使西域，途径甘、凉、瓜、沙诸州，当地民众闻讯后夹道相迎，流着泪问唐使者说：“皇帝犹念陷蕃生灵否？”《张淮深变文》记载唐朝使者到了沙州，叹念敦煌虽“百年阻汉，没落西戎”，而“人物风化，一同内地”，当左右从人无不感动凄怆。此时，河西和西域沦陷已经长达几十年，但当地民众仍然视自己为唐朝子民，念念不忘唐朝，盼望有一天能够重新回到唐朝治下。

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年），吐蕃国内发生了大规模的饥荒，“人饥疫，死者相枕藉”。一些贵族将自然灾害都归咎于吐蕃信奉佛教所致。吐蕃赞普达磨新即位后，大力采取措施禁佛：下令封闭吐蕃境内的全部佛寺，焚毁佛教经典；强迫所有僧人还俗，不愿还俗者，被迫从事屠夫、猎人等违反佛教戒律的职业；有些高僧还遭到了无情的杀戮。因此，吐蕃国内尊信佛教的人都十分痛恨新赞普达磨，视达磨为牛魔王下凡，称他为“朗达磨”。朗，藏语，意为牛。达磨的禁佛措施未能维持很久，会昌二年（842年），他被佛教僧人拉隆贝吉多杰刺死。

达磨无子，不过他被刺杀前，王妃已经怀孕。王后为争夺权位，也伪装成有孕的样子。会昌三年（843年），王妃生一子，为了防止王后抢走孩子，白天派人四下围住孩子，晚间用许多盏灯光守护，以故取名欧松，意思是“光护”。王后也不甘示弱，到外面买了一个要饭人的孩子，胁迫朝臣认可是她亲生，并取名为永丹，意为“母坚”，即母亲坚持认定的。这两个孩子被不同的利益集团操纵，用来争夺赞普宝座。双方互不相让，进行了长年累月的斗争。王室分裂后，吐蕃各领兵将帅也拥兵自重，相互混战。吐蕃国一时大乱，势力急剧衰落。

而唐朝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国力有所恢复，见吐蕃大乱，乘机收复了陷于吐蕃的三州（原州、乐州、秦州）和七关（石门、驿藏、木峡、特胜、六盘、石峡和萧关）。唐王朝的一连串军事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河西人民。

张义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涌现出来的西域豪杰。张义潮，沙州敦煌（今属甘肃）人。张氏世为州将，是沙州的大族。父张谦逸祖籍南阳，在唐朝官至工部尚书。张义潮兄名张义潭，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张淮深的父亲。张义潮有姐张媚媚，后出家为尼，法名了空。今敦煌莫高窟156号窟供养人像第四身比丘尼像，就是张媚媚。

张义潮出生之时，沙州已经被吐蕃统治多年。由于亲身经历了吐蕃人的残暴统治，张义潮在青少年时代便胸怀大志，“论兵讲剑，蕴习武经，得孙武、白起之精，见韬钤之骨髓。……知吐蕃之运尽，誓心归国，决心无疑”。他十分崇敬在平定安史之乱中被宦官边令诚陷害身死的著名将领封常清，曾亲笔抄写过《封常清谢死表闻》。

唐朝廷收复三州七关后不久，吐蕃尚恐热率五千骑兵大肆劫掠河西鄯、廓等八州，“杀其丁壮，劓刖其羸老及妇人，以槊贯婴儿为戏，焚其室庐，五千里间，赤地殆尽”。尚恐热的暴虐行径，不但令河西民众愤慨，就连他的部下也怨望不平，“皆欲图之”。这时候，张义潮已经开始暗中结交豪杰，密谋起事。

大中二年（848年），张义潮见时机成熟，率众在沙州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大起义。他率部众披甲执锐，与吐蕃军在城内展开激战。城中的汉人纷纷响应，人人争相与吐蕃军拼命。吐蕃军在沙州城中军力本来就不多，在出其不意之下，难以抵挡，于是仓皇逃出沙州。

有了张义潮和十队信使的故事，人类也可以存在更多的信心。历史上总会有英雄人物出现，而英雄非凡的勇气，意志和信念，如同有源之水，永远不会枯竭。

沙州和长安之间相隔千里，中间当道的凉州等地仍然被吐蕃控制，可以说，通往唐朝的道路根本就不通。为了确保消息送到长安，张义潮一共派出了十队信使，每队信使都带着相同的文书。信使们将经由不同方向的沙漠，绕过吐蕃人控制的河西诸城后，再向长安进发。

这是一个相当悲壮的故事，其曲折动人之处不亚于任何一部传奇。信使们与张义潮等沙州军民道别后，英勇地踏上了艰难行程。他们非常清楚，他们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人才有机会到达目的地，而绝大部分人将付出生命的代价，但仍然义无反顾，没有一个人回头。

信使中不少人是僧侣，其中就有敦煌高僧悟真。这主要是考虑到佛教在西域具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势力，由僧侣来送信，更利于掩护。

这十队信使无一例外地进入了茫茫大漠，奔向不同的方向，各自面临九死一生的考验。这是一群舍生忘死的英雄们，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留下名字。其中的九队，要么死在了吐蕃军的追击下，要么迷失了方向，被埋在了无情冷酷的大漠中。只有向东北方向进发的那支队伍，由敦煌高僧悟真率领，历经千辛万苦后，终于到达了唐军要塞天德城（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天德军防御使李丕惊讶感动于这群近乎从天而降的使者，立即以最大的热情护送他们前往长安。在李丕的协助下，悟真等人于大中四年（850年）正月抵达了长安。这时候，离张义潮在沙州起事已经整整过去了两年。

这支满身尘土的信使队伍感动了所有的长安人，长安官民争相涌上大街，用真诚的欢呼来迎接这些来自远方的英雄。

自建中二年（781年）唐朝完全失去河西之后，河西走廊就成了帝国心中的隐痛。谁也想不到，在万里之外的西域，悄然出了一个叫张义潮的英雄人物，平息了烽火，圆了唐朝廷可望不可及的梦想，这是何等的惊喜！唐宣宗听到这一喜讯后，竟情不自禁地欣然赞叹道：“关西出将，岂虚也哉。”悟真后来被唐朝封为“京城临坛大德”，以表彰他的功绩。

咸通四年（863年），唐朝重新设置凉州节度使，统领凉、洮、西、鄯、河、临六州，治所在凉州，使贞元初年失守而废置的凉州军镇又得以恢复，由归义军节度使张义潮兼领凉州节度使。河西走廊从此畅通无阻，从长安经萧关通往西北的道路已完全打通。河西有歌谣热忱赞颂张义潮的英雄业绩说：

在派出信使后，张义潮并没有安于现状，而是“缮甲兵，耕且战”，积极备战，逐渐展开收复河西诸城的计划。由于吐蕃国内政治阴谋和内讧不断，一遇到张义潮强有力的挑战，在河西的统治随即土崩瓦解。到大中五年（851年），张义潮已经收复了整个河西走廊中除凉州之外的所有州县，声震西域。

大中五年（851年）八月，张义潮第二次派信使到长安，其中有其兄张议潭和沙州豪族李明达、李明振（张义潮女婿，娶张义潮第十四女）、押衙吴安正等二十九人，并献上河西十一州（瓜州、沙州、伊州、西州、甘州、肃州、兰州、鄯州、河州、岷州、廓州）的图籍。至此，除凉州而外，陷于吐蕃近百年之久的河西地区复归唐朝。

由于河西走廊的大多数州县已经处在张义潮军的控制之下，所以这一次的信使团出使长安的行程十分顺利。唐宣宗接到捷报后，特下诏令，大力褒奖张义潮等人的忠勇和功勋，诏令说，张义潮“抗忠臣之丹心，折昆夷之长角。窦融河西之故事，见于盛时；李陵教射之奇兵，无非义旅”。随后，唐朝廷在沙州建立归义军，统领瓜沙等十一州，授张义潮归义军节度使。

此时，“春风不度玉门关”已经将近七十年，河西的事情唐朝廷均一无所知。张义潮完全可以据地称王，雄霸一方。然而，张义潮率众驱逐了吐蕃守将后，立即派遣使者，赴京师长安向唐朝廷报捷。由此可见，张义潮确实胸怀归唐之心，并非贪图个人权势。

咸通二年（861年）三月，张义潮命其侄张淮深（张义潭之子）率蕃、汉兵七千人收复陷于吐蕃的最后一州凉州。这是一次空前激烈的战斗，《张义潮变文》中有很多章节描写了这场战斗。描述战场时说：“分兵两道，裹和四方。人持白刃，突骑争先。须臾阵和，昏雾张天。”描述战士的勇敢：“汉家持刃如霜雪，虏骑天宽无处逃，头中锋矢陪垅土，血溅戎尸透战袄。”描写战阵说：“我军遂列乌云之阵，四面急攻，蕃贼糜狂，星分南北；汉军得势，押背便追。不过五十里之间，杀戮横尸遍野。”最终，张淮深取得了战斗的胜利。至此，陷没百余年之久的河、湟故地已全部收复。

河西沦落百余年，路阻萧关雁信稀。

赖得将军开归路，一振雄名天下知。

不过，在归义军控制的地区，由于吐蕃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管辖，遗留下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亟待解决，可以说是一个大的乱摊子。面对这种复杂而又严峻的形势，张义潮首先在辖区内全面恢复唐制，废除部落制，重建县乡里；重新登记人口、土地，按照唐制编制新的户籍，制定新的赋税制度；恢复唐朝服装，推行汉化。很快就使敦煌“人物风化，一同内地”。这些措施迎合了沙州等地汉人怀恋大唐故国的心理，得到了汉人们的拥护和支持。对辖区内的少数民族，张义潮则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已汉化者编入乡里，与汉人杂居。吐蕃化较深者部分继承吐蕃制度，仍用部落的形式进行统治，尊重他们的习俗。同时授予少数民族头面人物官职，让他们参加统治。这些措施同样受到了少数民族的欢迎。这样，经过张义潮的惨淡经营，河西地区的局势已稳定，生产得到了发展。

咸通八年（867年），张义潮在长安留为人质的兄长张义潭因病去世，已经六十九岁高龄的张义潮毅然离开沙州，“束身归阙”，主动前往长安为质。这是张义潮兄弟为了表示自己对大唐的忠诚而作出的决定，“先身入质，表为国之输忠；葵心向阳，俾上帝之诚信”。张义潮入朝后，朝廷任命他为右神武统军，赐给田地，并于宣阳坊赐第一区。还晋升为司徒。咸通十三年（872年）八月，张义潮卒于京师，结束了英雄人物不平凡的一生，享年七十四岁。

张义潮离开归义军之后，任命侄子张淮深执掌河西归义军事务。但在张义潮去世后，唐朝廷并不授给张淮深节度使旌节，意思是不肯承认张淮深是张义潮的合法继承者。唐朝廷采取这种态度，无非是怕张氏像其他藩镇一样，坐大难制。

双方关系紧张应当还有许多细节的微妙之处。自从张淮深父亲张义潭和叔父张义潮先后在长安为人质死后，张氏再无关键人物在长安为人质。张淮深有六个儿子，却不肯派一个儿子到长安当人质，这大概也是唐朝对他始终不能放心的缘故，以致双方产生种种明争与暗斗。

值得一提的是，张义潮兄张义潭按照惯例被留在长安为人质，被授为金吾卫大将军。而后来张义潮年老时，主动入京，其实也是做人质的意思。

对张淮深来说，没有唐朝廷的承认还是有相当不利的一面。当时正值西北地区发生民族大变动之际，在以沙州为中心的张氏汉人政权周围活跃着吐蕃、回鹘、吐谷浑、龙家、仲云等许多少数民族政权，从东、南、西三面对归义军构成威胁。唐朝廷不授给他节度使旌节，表示不支持他当节度使，那么归义军内部必然会有一些窥觑权势的人蠢蠢欲动，内忧外患下，他难以兼顾。可以说，唐朝廷迟迟不授张淮深节度使旌节正是后来造成河西动荡的根源。

此后，西域的回鹘再次叛唐，引兵进犯肃州、酒泉、西州地区。张淮深率河西军民英勇反击，活捉回鹘首领，俘获士卒千余人，并表奏朝廷。唐朝廷派遣左散骑常侍李众甫、供奉官李全伟等上下九使，先后几拨人马，赐给张淮深金银器皿、锦绣琼珍等各种各样的贵重物品，唯独没有授予张淮深一直请奏的节度使旌节。但张淮深并没有心怀怨望，继张义潮后尽力经营河西，多次打退了各族对河西地区的进犯，其文治武功不下张义潮。

张淮深屡次遣使唐朝，求授旌节均未能如愿。光启二年（887年），张淮深第三次派使者入唐求授节度使旌节，唐朝廷依然没有同意，从而引发了归义军内部的权力争夺。文德元年（888年）十月，唐朝廷最终授张淮深归义军节度使旌节，但归义军内部的矛盾已经激化。大顺元年（890年），张义潮女婿、沙州刺史索勋悍然发动了兵变。由于变生肘腋，猝不及防，张淮深及妻子、六个儿子都被杀死。

张淮深的叔伯兄弟张淮鼎继任节度使。可惜，张淮鼎这个节度使还没当几天，就得了重病。临死前，张淮鼎将孤子张承奉托付给索勋。但索勋却没有遵守诺言奉张承奉为主，而是自立为归义军节度使，并迅速得到唐朝廷的认可。由此可见，之前张淮深和唐朝廷的矛盾已经达到相当深的地步。至于索勋兵变背后的种种真相，因中原史籍少有资料，不好妄自推测，读者可以自己去想象。但是可以肯定的有一点，以张淮深在河西的威名，背后支持索勋的势力一定相当强大。

张义潮第十四女李氏（凉州司马李明振之妻）对姐夫索勋擅自诛杀张淮深一家，用武力夺取河西大权极为不满，以“靖难”名义发动兵变，杀死索勋一家。李氏拥立张承奉为归义军节度使，“赖太保神灵，辜恩剿毙，重光嗣子，再整遗孙”。但李氏三子分别任瓜、沙、甘三州刺史，掌握着归义军的实权。到最后，李氏甚至连表面文章都不做了，排挤走张承奉，独揽了归义军大权。

李氏家族的行为引起了一些河西大族的反对，于是沙州出现了一场倒李扶张的政变。张承奉夺回了归义军实权，任归义军节度副使。但归义军的内讧给活动在其周边的少数民族提供了可乘之机，甘州被回鹘攻占，占据肃州的龙家也不再听从归义军的号令。凉州因有甘、肃二州相隔，实际上也脱离了归义军的控制。此时，归义军的辖境已缩至瓜、沙二州。

光化三年（900年）八月，唐昭宗下诏，追认了既成事实，诏令说：“制前归义军节度副使、权知兵马留后、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监察御史、上柱国张承奉为检校左散骑常侍，兼沙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归义节度，瓜、沙、伊、西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

至天复年间，张承奉还一直任河西节度使，奉唐为正朔，终唐之世，辛苦地经营河西，亦可谓不忝祖德。天祐年间，朱温挟天子而令诸侯，群雄逐鹿中原，唐朝已经名存实亡。开平四年（910年），张承奉见唐朝灭亡，遂自立为白衣天子，建号西汉金山国。“西”乃指其国所居之方位，是以中国为坐标；“汉”乃是言其国民族之属性；“西汉”连用，意为西部汉人之国。“金山”又名金鞍山，在敦煌西南，即今甘、青、新三省交界处之阿尔金山。从国名也可推断出，张氏子孙依旧不忘自己是汉族子孙。

张承奉建立金山国后，不甘坐守瓜沙二州，想用武力恢复归义军兴盛时的旧疆。然而，他锐意进取，想收复失地，却在战争中屡遭失败。连年的战争使瓜沙地区经济凋零，不少百姓家破人亡，境内“号哭之声不止，怨恨之气冲天”。恢复祖上的荣光已经毫无可能。

金山国建立的当年，回鹘多次对其进行打击，企图把金山国扼杀在摇篮里。有一次，敦煌东界的防线都被突破，回鹘军长驱直入，直抵敦煌城东安营扎塞。金山国天子则亲自披甲上阵，著名将领阴仁贵、宋中丞、张舍人等奋力应战，才把入侵的回鹘赶回甘州。

一年后，回鹘大举进攻金山国，金山国由于连年战争国力衰微，不得不与回鹘立城下之盟：回鹘可汗是父，金山国天子是子。从此，张承奉被迫取消“西汉金山国”国号和“圣文神武白帝”、“天子”之号，并在甘州回鹘的恩准下，屈尊降格而改建为诸侯郡国——敦煌国。张承奉对回鹘的臣服，使他彻底丧失了在河西地区的威望。

乾化四年（914年），沙州的另一个大族曹氏家族中的曹仁贵（后改名曹议金）取代了张承奉，废金山国，去王号，恢复了归义军称号，仍称归义军节度使。此后归义军政权一直把持在曹氏家族手中。

曹仁贵有着极为高明的外交手段，非常擅长见缝插针。他自任为归义军节度使后，立即派遣使者到甘州，求娶回鹘可汗女为妻，又将自己的女儿嫁给甘州回鹘可汗，用联姻来笼络回鹘。贞明四年（918年），曹仁贵派使者出使后梁，受到封赠。同光三年（925年），曹仁贵趁甘州回鹘汗位交替之机，进行征讨，使其屈服。新立的回鹘可汗又娶曹仁贵之女，成为曹仁贵的女婿。

由于曹仁贵对内对外关系处理得妥当，此时的归义军实力有所恢复。长兴二年（931年），曹仁贵号称“令公”、“拓西大王”，归义军成为独立王国。之后，曹仁贵还将女儿嫁给于阗国王李圣天。

清泰二年（935年），曹仁贵病死，其子曹元德继位。沙州入朝中原的使臣在甘州被劫，归义军与甘州回鹘的关系破裂。天福四年（939年），曹元德卒，弟曹元深继位，曹仁贵妻（回鹘公主）掌握归义军实权，称“国母”。之后，沙州与甘州回鹘修好。

天福九年（944年），曹元深卒，弟曹元忠即位。曹元忠是归义军节度使中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位，也是文化比较昌盛的一个时期。曹元忠积极发展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并与中原的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保持联系，使瓜州地区得以在五代、宋初复杂的民族关系中得以生存、发展。

开宝七年（974年），曹元忠卒，侄曹延恭即位。九年（976年），曹延恭卒，弟曹延禄即位。

曹元忠以后，归义军政权开始逐步衰落。沙州地区的回鹘势力在这一时期却得到了迅速发展，成为与归义军政权抗衡的重要力量，归义军内部也出现了矛盾。咸平五年（1002年），归义军再度与甘州回鹘发生战争，引起瓜沙民众的不满。归义军内部发生兵变，曹延禄及弟延瑞被迫自杀，其族子曹宗寿即位。宋朝廷承认了曹宗寿。但此时，归义军已经开始与辽通使。

景德三年（1006年），信奉伊斯兰教的黑汗王朝灭掉了信奉佛教的于阗王国。消息传到沙州地区，寺院僧人十分恐惧。因为此时归义军政权已经不堪一击，任何外来的攻击和内部的动乱都足以使其倾覆。在伊斯兰教东进的威胁下，莫高窟的一些寺院将重要的经卷和佛像、幡画等集中起来，藏在隐蔽的洞窟中，并将洞口封闭。之后由于当事人和知情者先后去世，藏经洞的秘密逐渐不为人所知，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这就是后世发现的敦煌“藏经洞”的来历。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曹宗寿卒，子曹贤顺即位。1036年，西夏攻占沙州，归义军政权基本结束。

第六章为龙为虎亦成空二英雄立马起沙陀

1964年12月29日，毛泽东在给田家英的信中说：“近读五代史唐庄宗传三垂冈战役，记起了年轻时曾读过一首咏史诗，忘记了是何代何人所作。请你一查，告我为盼！”为了便于查对，毛泽东还凭记忆书写了《三垂冈诗》：“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又在诗后注明：“诗歌颂李克用父子”。

毛泽东手书的这首咏史诗，除了将诗题《三垂岗》中的“岗”（据《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误写为“冈”外，还有两处笔误：一处是第四句“连城犹拥晋山河”中的“犹”（应为“且”）；另一处是第七句“萧瑟三垂冈下路”中的“冈下”（应为“岗畔”）。全诗其他各字准确无误。毛泽东在许多年的戎马倥偬后，仍能清楚地记起年轻时读过的这首咏史诗，可见对它印象之深刻。在晚年，毛泽东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现在是鼓角灯前老泪多。”

《三垂岗》一诗为清朝诗人严遂成所作。严遂成虽然在清朝的诗人中名气不是很大，但他的咏史诗却写得很好，“长于咏古，人以诗史目之”，“格高调响，逼近唐音”。在这首七律中，寥寥数语不仅道尽了后人对前朝历史人物和古战场的凭吊和沧桑感，更勾勒出李克用父子气盖万夫的英雄风貌，气势宏阔。

一代伟人毛泽东所瞩目的“李克用父子”，就是五代时期后唐开国之君李存勗和他的父亲李克用。在群雄逐鹿的末世，李克用父子确实上演了一场威武雄壮的大戏。而之所以选择将李克用单独成篇，是因为李克用始终奉唐为正朔，即便朱温篡唐建立后梁，李克用拒不承认，仍袭用唐“天祐”年号。李存勗后来称帝，深知父亲的心意，于是仍然以唐为国号，史称后唐。

李克用最早的崛起，是因为镇压庞勋领导桂林戍卒起义，当年他还只有十五岁。他正式登上大唐的政治舞台，为朝野所瞩目，则是因为云州事变。

唐僖宗乾符五年（878年），代北发生饥荒，云州（今山西大同）防御使段文楚乘机削减军粮、军衣，引起了军队的不满。段文楚的部下军校康君立、薛铁山、程怀信、王行审、李存璋等人在一起秘密计谋说：“段文楚是个懦弱昏庸的人，难与共事。现今四方混乱，军队士气不振，正是我们出人头地的好时候。李国昌父子勇冠诸军，名声很大，如果我们合伙推举他当首领一起暴动。就眼前来讲，代北之地用不了十几天就可以占领，功名富贵指日可待。”

计议之后，康君立等几十人连夜从云州出发，去蔚州会见李克用，对李克用说：“方今天下大乱，天子付将臣以边事，岁偶饥荒，便削储给，我等边人，焉能守死！公家父子，素以威惠及五部，当共除虐帅，以谢边人，孰敢异者。”（《旧五代史·卷五十五·康君立传》）李克用早有野心，故意以试探的口气说：“天子在，办事应当依据国家的典章律令，你们可不要轻举妄动。再说，我父亲远在振武（唐方镇名，治所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南土城子），即使起事，也得禀告父亲。”康君立等人以为李克用不想起兵，着急地说：“现在事情已经泄露，迟了就会生变。”

李克用见时机成熟，事情紧迫，于是，从蔚州起兵，哗变的军队有一万多人，赶到云州城外后，驻兵斗鸡台（在大同奚望山上）。云州城中听说李克用的军队哗变，并且来到城外时，城内军民立即杀死段文楚，迎接李克用入城。之后，众人罗列了段文楚的许多罪状，上报僖宗皇帝，要求让李克用担任大同军防御使留后。唐朝廷不能容忍，打算派兵讨伐。

当时，黄巢农民军正如火如荼，唐朝廷一时分身乏术，为了集中力量对付起义军，唐朝廷被迫采取封官许愿的拉拢办法，任命李克用为大同军节度使。李克用父子利用唐朝廷忙于镇压农民起义的时机，不断扩充势力，巩固自己的地盘。吐谷浑族赫连铎也想争夺地盘，乘李国昌出兵进攻党项族的机会，攻占了李国昌的老营振武，振武的沙陀族全被吐谷浑族俘虏。李克用见事态突然发生变化，急忙到定边军（今陕西省西北部）迎接李国昌回云州。云州守将见李克用父子势孤力单，也关闭城门，不让进城。

在这危急关头，李克用带领少数人马转战蔚州、朔州等地，得到三千多人马，屯兵新城，李国昌则退保蔚州。赫连铎为了吞并沙陀族，又带兵把新城围住，并且指挥军队昼夜攻打，情况相当危急。正在这时，李国昌从蔚州带领援军赶到，于是内外夹攻，赫连铎腹背受敌，结果被李克用父子打败。这一仗，使李克用的军队又振作起来。

唐朝见赫连铎势力强大，就以赫连铎为大同军节度使，另派李钧为代北招讨使，想消灭李克用的势力。结果，赫连铎和唐官军又吃了几次败仗，李克用不但没被消灭，反而地盘越来越大。僖宗广明元年（880年），唐朝廷任命李琢为招讨使，联合幽州的李可举、云州的赫连铎再次出兵，大举进攻李克用父子。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李克用父子在药儿岭、蔚州分别被唐军打败，损失惨重，最后率残余人马逃往北边的达靼（时居于阴山）部落中。此时，正是黄巢大军由南北上之时。

广明元年（880年）末，黄巢占据长安，唐僖宗逃往四川。中和元年（881年），唐朝廷派人到代州招募士兵三万人，以抗拒黄巢。这些士兵大多是北方的杂胡，粗犷剽悍，暴虐凶横，唐将往往无法约束控制。在这样的情况下，沙陀都督李友金向唐朝廷建议起用李克用，用骁勇善战的沙陀兵将来对付黄巢。此时，僖宗手中确实没有强将可以抗拒农民军，迫于无奈，不得不起用李克用，任命他为雁门节度使。李克用闻讯后，欣喜若狂，立即率达靼诸部万人过雁门，下太原。

这时候的李克用踌躇满志。他感到自己受命于危难之间，大有要去拯救唐朝廷于水火之中的不可一世。他给河东节度使府发送牒文，声称奉唐僖宗诏命征讨黄巢，要求节度使府沿道准备酒食以供军。河东节度使郑从谠之前是唐宰相，手下有不少名士，时人称其幕府为“小朝廷”。他知道李克用南下后，立即下令紧闭城门，严防戒备沙陀军。李克用心想：“我是皇帝请来剿灭黄巢的，跟你们一条战线，你们却还把我当敌人。”他觉得受到了轻视，决定给郑从谠一点颜色瞧瞧。

当时，李克用驻军于汾东。郑从谠派人前去犒劳，送去军资粮草。李克用却在汾东停留不发，不肯继续南下。这自然让郑从谠大为紧张，不知道这沙陀人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

李克用又亲自率沙陀军来到晋阳城下，晋阳守军早得到郑从谠严令，严密戒备，不让李克用一兵一卒进城。李克用要求与河东节度使郑从谠相见。郑从谠登上城楼，在城上与李克用对话。李克用又要求发给粮饷赏钱，郑从谠便送了一些钱米。尽管如此，李克用还是不满足，开始放纵沙陀军抢掠晋阳城外的居民，晋阳城中大为惊恐。郑从谠派人向振武节度使契璋求救。契璋率领突厥、吐谷浑兵赶来，先攻破沙陀军两个寨，李克用率大军出战，契璋军大败，狼狈不堪地逃入晋阳城。

之后，李克用纵容沙陀军队抢掠阳曲、榆次，然后打算北归，也不管僖宗的诏命了。北归途中，沙陀军遇上了罕见的大暴雨，干脆武力占据了忻、代州，留居在那里。河东节度使郑从谠一点都不敢放松，派遣教练使论安等率军驻扎于百井，防备沙陀军的袭击。

显然，此时中原的局势已经相当复杂，不仅仅是农民军与唐朝廷之间的对抗那么简单。像李克用与郑从谠因小矛盾就互相攻打、置朝廷诏令于不顾的现象在当时已经相当普遍。节度使与节度使之间，节度使与监军之间，经常动不动兵戎相见。甚至连地方悍民都聚众生事，占地为王。寿州屠户王绪与妹夫刘行全见天下大乱，竟然聚集五百多人，占据寿州。一个月后，又攻陷光州，王绪自称为将军。在这样的情况下，唐朝廷竟然还任命王绪为光州刺史。这时候，局面之复杂，已经远非唐朝廷所能控制，社会大动荡实际上从这时候已经开始，后来的五代十国不过是延续而已。

李克用占据忻、代二州后，又屡次上表向僖宗请降。僖宗不胜其烦，因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与李克用是世代姻亲，僖宗诏令王处存告诫李克用：“如果你是真心诚意地归附，就应当暂且回到朔州等待朝廷的命令。如果仍像从前一样暴虐横行，朝廷就会派河东和大同的官军一同进行讨伐。”但李克用没有听从。

这时候，尽管朱温已经投降了唐朝廷，占据长安的黄巢的兵势还比较强大。唐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提议重新召回李克用，以对抗黄巢军。于是，由宰相王铎出面，召李克用到河中，并谕劝河东节度使郑从谠不要再与李克用相争。于是，李克用带领一万七千沙陀军再次南下，赶往河中，但不敢进入太原境内，怕遭受郑从谠军袭击。李克用还带着几百骑兵到晋阳城下与郑从谠告别，郑从谠也装模作样地赠送给他名马、器具和钱币等。

中和二年（882年）十二月，李克用军至河中（今山西永济），与黄巢军隔河相望。前面已经讲过，唐朝廷和黄巢都使出了手段来拉拢李克用，只不过黄巢比较失策，只送上了李克用的杀弟仇人和金银珠宝，所以失去了与李克用结盟的机会。

从中和三年（883年）正月开始，李克用及其鸦儿军开始大出风头。正月，李克用在沙苑打败黄揆（黄巢的弟弟）。二月，李克用大破尚让十五万人马，激烈的战斗从中午一直到傍晚，尚让农民军大败，农民军损失惨重，“伏尸三十里”。接着，李克用在零口再败黄巢援军，进军渭桥。

李克用还派将领薛志勤、康君立等人夜间潜入长安城，四处杀人放火，焚烧财粮，搞得长安城中人心不安，大为惊慌。

中和三年（883年）夏四月初八，李克用等从光泰门进入京师长安，黄巢率军顽强抵抗，但见唐官军势大，便放火焚烧宫殿后逃跑。唐官军进入长安后，再一次横暴抢掠，与农民军没有什么两样。不过，此时长安城内的房屋和百姓已经所剩无几，实在没有什么可抢的了。

黄巢从蓝田进入商山，见唐官军紧追不舍，便下令往路上扔下金钱珍宝。追踪而至的唐官军见钱眼开，争相抢夺，也没有人再继续追击，黄巢就此逃脱。

李克用率先进入京城，夺了头功，因功加官同中书门下平章政事（宰相）、陇西郡公，不久又加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右仆射、河东节度使，时年方二十八岁。在替唐朝廷收复京师长安之战中，“功第一，兵势最强，诸将皆畏之”。从此，李克用由镇压黄巢起义发迹，依仗其军事实力，成为唐末政治舞台上风云人物之一。

李克用退回河东后，就开始扩展地盘，加强自己的势力。他攻陷潞州，让堂弟李克修任昭义节度使。

此时，黄巢虽然退出长安，但实力犹在，挥军逼近汴州。这时，朱温任唐宣武节度使，镇守汴州。他对以前的老上司有畏惧之心，自知无力阻挡黄巢的进攻，便向李克用求援。李克用正志得意满，打算趁机一显身手，就欣然应邀。中和四年（884年）春天，李克用率兵五万，自河中南渡，连败黄巢军。黄巢骁将尚让见势不妙，率众向唐将时溥投降，其余几个大齐将领也向朱温投降。

此时，农民军失败大局已定，黄巢起义军只好退走山东。李克用率兵穷追不舍，想将黄巢一网打尽，一日一夜行军二百里，大军难以跟上，最后仅数百骑兵跟上李克用。因为人困马乏，粮草缺乏，李克用只好退还汴州。在这次追击中，李克用捉住了黄巢的幼子，还缴获了黄巢乘坐的车马、仪仗、龙袍、符节和印章等物。

而黄巢被李克用这次穷追猛打之后，也仅剩下千余人，不久，在莱芜（今山东莱芜）又遭到唐将时溥的围攻，逃到狼虎谷（今山东莱芜东南）时，身边只剩下少数几个亲信，黄巢绝望至极，自杀身亡。

李克用到汴州后，在城外扎营。“地主”朱温为答谢李克用出兵相助，特地在汴州驿馆上源驿设宴款待，为其庆功接风。李克用新建战功，志得意满，欣然赴约。他没有想到，这是一场充满杀机的夜宴。

当晚，朱温大排宴筵，“礼貌甚恭”。李克用连同监军陈景及亲随数百人出席了宴会。这是一次历史性的酒宴，日后朱温和李克用二人分别成为了后梁与后唐的开国皇帝，只不过目前二人都还不知道而已。

李克用年轻气盛，加上自认为对朱温有恩，因此在酒席上极为骄横放纵。他自以为是大唐的功臣，内心深处本来就看不起流寇出身的朱温，酒醉之后，言语之间就慢慢流露了出来，对朱温多傲慢侮辱之词，有恶语伤人之处。

朱温从来就不是个有胸襟之人，心里愤愤不平。他投降唐朝廷之后，极受重用。李克用的突然崛起，一度威胁到他的地位。朱温本来就妒火中烧，被李克用轻辱后，心中动了杀机。不过，李克用武艺超群，威名远扬，当时无论是农民军，还是唐将领，都很害怕他。加上他的亲随们一身黑衣，令人望而生畏。所以，朱温虽然怀恨在心，却没敢当场发作，反而加意劝酒，将李克用灌得大醉。

宴会结束后，李克用等人因饮酒大醉，酒将衣襟都打湿了，当晚便留宿在上源驿。朱温离开上源驿后，一脸不高兴。一直跟在他身边的宣武将杨彦洪见识了李克用在酒宴上的无礼，便劝朱温连夜杀死李克用以绝后患，还特意提醒说：“胡人急则乘马，事起后，看见乘马的人一定要用箭射杀。”

朱温这才下定决心铲除李克用。将李克用千里赶来相救，经历多场厮杀后打败了黄巢，解了汴州之围，不过因酒后几句话，就惹来杀身之祸。由此可见朱温的刻薄寡恩。

朱温连夜派人用连起来的马车和栅栏挡住出口，再派汴兵包围了上源驿，乱箭齐发，欲置李克用于死地。而李克用早已经烂醉如泥，躺在床上呼呼大睡，对外面的变故一无所知。幸好他的亲随薛志勤、史敬思等人骁勇，竭力抵挡，由此展开激烈的搏杀。薛志勤箭法极为高明，例无虚发，一人便射死汴兵数十人。围攻的汴军军士心惊胆战，虽然大声鼓噪，却不敢轻易上前，于是从四面纵火，以火炬向驿舍投掷，打算烧死李克用等人。

亲随郭景铢扑灭蜡烛，李克用藏到床下，然后用凉水浇李克用的脸，告诉他事情经过。李克用“始张目援弓而起”，这才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以他现在的状况，自然无法参加格斗。大概是他命不该绝，浓烟烈火刚起之时，突然“大雨震电，天地晦冥”。大火被暴雨一浇，顿时熄灭。薛志勤扶住李克用，借闪电的光亮翻墙突围而出。

此时正是半夜，完全看不见人影。李克用等人得以逃出上源驿。而渡桥被汴军把守住。薛志勤等人奋力拼杀，终于杀出一条血路。史敬思负责断后，英勇战死。李克用等人急奔尉氏门，杀掉守门汴兵，在雷雨的掩护下，从城头缒下逃生。但监军陈景和三百多亲随都被汴兵杀死。从此，双方结下了死仇，水火不容，晋、汴之争拉开了序幕。

巧的是，宣武将杨彦洪事先说见骑马人就射，当天晚上，杨彦洪刚好骑马出现在朱温的面前。因天黑难以辨明，朱温当即下令放箭，杀死了杨彦洪。

跟朱温的妻子张氏一样，李克用的妻子刘氏也是个相当厉害的角色。她非但智多善谋，对于形势的判断远远超过一般的谋士。也不是张氏那类弱不禁风的大家闺秀，每次征伐，她总是从军跟随，陪伴在丈夫身边，颇有豪气。当李克用被围在上源驿的时候，身边有人先从汴州城内逃脱，跑回军营向刘氏报告情况。换作一般女子，要么哭哭啼啼，六神无主，要么火冒三丈，立即点兵去营救丈夫。可刘氏不动声色，还将逃回来报信的人立即斩杀，以掩饰消息。她随即暗中召集将领，“谋保军以还”。

天亮时，李克用狼狈逃回，立即要发兵攻打汴州，报此深仇。妻子刘氏认为这样反而理亏，劝他不如奏明唐朝廷，以便名正言顺地讨伐朱温。刘氏对于李克用的作用不可低估，不但这次镇定自若，出谋划策，在许多关键时刻也起到了作用。

李克用听从了刘氏的话，带领军队离去。但朱温在上源驿无故加害，使得李克用怒气冲天。离开前，他发檄文责备朱温忘恩负义。朱温回信说：“前天晚上的变乱，我实在不知道，是朝廷派遣的使臣与杨彦洪相谋划的，杨彦洪既然已经服罪处死，只有请你体察原谅了。”

李克用随即奏报唐僖宗，罗列朱温的罪名，请求唐朝廷下诏讨伐。但唐朝廷中也有许多大臣倾向朱温，便在僖宗面前为朱温开脱。僖宗无兵无权，无力资助，只能下诏让两人和解。同时，为安慰李克用，僖宗又以破黄巢有功为名加授他为陇西郡王，以息其怒。而朱温为了全力对付西边的秦宗权，避免腹背受敌，也派使者登门谢罪，送上金银等厚重礼物。李克用考虑此时自身羽翼尚未丰满，还想兼并其他地区扩充势力，同时与王重荣共同出兵关中也要分散兵力，也就暂时忍下了这口恶气，只是扬言要领兵讨伐朱温。在各种利益的权衡下，双方的冲突暂时没有爆发。

上源驿事件后，李克用与朱温的矛盾表面化、直接化了。其实，就算没有上源驿事件，李克用与朱温的冲突也不可避免。在唐朝末年镇压黄巢起义军的过程中，朱温与李克用逐渐成为最大的两派势力。李克用当时占据河东，但是并不满足，他要向东发展，就必然与正在中原称霸的朱温发生冲突。上源驿事件后，他与朱温之间的明争暗斗从来没有停止过。最初几年，李克用利用各地军阀矛盾不断征战，北攻云幽，东伐镇冀，南略关中，平定三辅，甚至派兵长驱直入山东，进一步壮大了在河东地区的势力。

李克用是独眼，这其中还有个十分有趣的故事。李克用占据河东地区之后，名声很大。占据淮南的杨行密却常因为不知其相貌而苦恼。为了能了解其长相，杨行密暗中派了画工扮成商人去河东，伺机画李克用的像。画工到河东后不久便暴露了身份，被李克用军队抓住。李克用闻讯后颇为恼怒，对左右说：“我瞎一只眼这是实情，不妨召他们来画一画，看看他们怎么画我。”等画工到了，李克用扶膝呵斥道：“杨行密派你来给我画像，那你肯定是优秀的画工了，如果今天画不好我，台阶下就是你的丧身之地！”画工叩拜后便开始下笔画像。当时正值盛夏季节，李克用正手执八角扇驱热。画工相当聪明，在画中以扇角遮住了李克用失明的那只眼睛。李克用却说：“你这是在谗媚讨好我！”命令画工重画。生命攸关，这个画工急中生智，将李克用画成了弯弓射箭的样子，微闭着一只眼（其实就是那只瞎眼），仿佛正观察箭的曲直。李克用看后大喜，重赏了画工并将他送回淮南。

光启元年（885）底，李克用曾出兵帮助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在沙苑（今陕西大荔南）打败唐将朱玫后，一度攻入京城。唐僖宗辗转凤翔（今属陕西）、宝鸡（今属陕西）到兴元（今汉中），两年后才回到长安。昭宗即位后，对李克用采取姑息态度，但迫于朱温的压力，让宰相张濬带兵征讨，结果张濬战败，昭宗只得继续让步，于乾宁二年（895）底进封他为晋王，成为唐末割据势力中被封王的第一人。

次年正月，昭宗打算再次任命张濬为相，李克用上表说：“若陛下朝以张濬为相，则臣将暮至阙廷！”吓得昭宗只好改变主意。

当朱温进攻兖（今属山东）、郓（今东平西北）的朱瑄兄弟时，李克用派兵前去援救，意在牵制朱温向河北发展势力。此后，李克用为争夺河东、河北的南部地区而与朱温血战连年，尽管一度居于下风，但他在太原地区的根基已经深不可摇。

由于李克用劳师远征，四面出击，结果四面树敌，加上军纪败坏，使得晋军失尽人心。从唐朝廷中央政权到地方藩镇，都有一批视他为虎狼的人物。他们往往在李克用大兵压境时，低首归顺，而一旦有机可乘，就伺机对抗。

天复元年（901年），汴将张从晋攻陷晋、绛二州，截断了李克用南下的通路。河中节度使王珂是李克用的女婿，急向岳父求救。李克用首尾不能相顾，给女儿复信说：“你可与王郎弃城投降。”就此放弃了河中。

河中之失，是李克用由盛而衰的重大转折，“武皇自是不能援京师，霸业由是中否”。这年四月，汴军多路从东、南入晋，包围晋阳，“都人大恐”，只是由于连日大雨，汴军粮草不给，将士多患痢疾，才暂时后退。六月，李克用向朱温求和。

第二年，汴军复攻晋阳，形势危急，李克用欲奔云州，北逃以保实力。妻子刘氏激励劝止道：“大王常笑别人弃城逃跑，被人宰割，今天怎么却要效仿呢？大王先前曾到塞外避难，差点遇害，现在如果弃城北逃，难保有不测之事，根本就难以保全自己，还谈什么大业！”李克用听从了刘氏的建议，收聚溃散将士。幸赖诸将奋战，汴军再次退走。虽然汴军这时仍然势盛，朱温挟天子以令诸侯，但李克用毕竟已经走出了低谷。

李克用虽然是一方霸主，然而在军事战略与统驭部下方面的缺陷却严重削弱了自身实力，使得他在与朱温争夺霸权的初期一直处于劣势。不过，他有一点谋略胜过朱温，这就是他从来不像朱温那样，明目张胆地凌驾于唐皇帝之上。李克用也知道唐朝气数将尽，他自己也并非没有称帝的野心，但是在当时，扶唐兴唐还是一面颇有号召力、颇能收人心的招牌。所以，他时时以勤王讨逆的面目出现，而既能趁势扩张自己的势力，又能收买人心。

天祐元年（904年），朱温强迫唐廷迁都洛阳，弑唐昭宗而立辉王李柷，是为哀帝。告哀使到晋阳，李克用南面痛哭，令三军穿素服以志哀。天祐四年（907年），朱温迫不及待地废唐哀帝，自立为王，建立后梁。

朱温称帝后，当时割据四川的王建也想称帝，派使劝李克用一起称帝，割据一方，被李克用婉言谢绝，说自己“累朝席庞，奕世输忠”，因此“誓于此生，靡敢失节”。表面上看起来是忠于唐朝廷，但其实，李克用不是不想称帝，而是想趁朱温称帝之机，兴灭朱兵。他已经看出，朱温急匆匆称帝招致了各地反对，可见唐朝虽亡，但还是没有失尽民心。于是李克用站出来，以唐朝忠臣的身份进行讨伐，利用朱温内部矛盾重重，外部失尽民心的有利时机扩充领地，在与后梁的对抗中逐渐占了上风。

早在天祐二年（905年），李克用就与契丹主阿保机联盟，欲渡河南征。天祐三年（906年），李克用遣兵攻邢州，克泽、潞州。天祐四年（907年），朱温重兵十万围潞州（今山西长治），李克用也派兵驰援。朱温再派军，在城外筑了一道夹寨，将李克用的部下李嗣昭包围在城内，双方相持了一年。李克用派周德威去解围，双方打得很激烈，也没有能将朱温的军队击溃。两军对垒，难分胜负。

就在双方相持的时候，李克用却因头部疽发身染急病，于后梁开平二年（908年）死于晋阳，当时仅五十二岁。

李克用突然去世后，周德威的援军撤还晋阳，朱温认为攻破潞州已不在话下。不料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勗率援兵日夜兼程，出其不意地击败了朱温的军队，解了潞州之围，缴获了大量的粮食军械。后来李存勗又用智取的办法，多次击败了朱温的军队，朱温的军队因而在心理上对李存勗产生了恐惧心情，往往两军还未接手就纷纷溃散。朱温感到自己后继无人，不是李克用儿子的对手，所以感叹说：“生子当如李存勗，我的儿子比起来只是猪狗而已。”果然不出所料，朱温死后，他的儿子朱友贞被李存勗所灭。

临终时，李克用下令薄葬，发丧之后二十七天便可除去丧服。在当时，儿子为父亲服丧要满三年，这是丧期最长的。最短的丧期也有三个月。李克用要求缩短，自然是要儿子李存勗以大局为重，把精力放在打退梁军上。

李克用临终时还交给李存勗三支箭，鼓励儿子说：“一支箭先讨伐刘仁恭，你如果不先攻占幽州，那么河南地区也难夺取。一支箭北击契丹，当初阿保机和我盟誓结为兄弟，相约兴复唐朝社稷，后来他却背信弃义，你一定要讨伐他。最后一支箭去灭朱温，你如能完成我这三项未实现的心愿，我死而无憾了。”显然，李克用因壮志未酬，遗恨绵绵，可以说死不瞑目。好在儿子还算争气。李存勗将三支箭藏在李克用的太庙中，到讨伐刘仁恭时，便请出一支，放在锦囊中，命亲将背着追随自己左右，凯旋之日，随同战俘一同献于李克用太庙，后来伐契丹、灭后梁都是如此。

李克用生前始终未敢称帝，死后却得到了皇帝的名号。李存勗称帝建后唐时，追认他为武皇帝，庙号为太祖。

这里再提一下三垂岗战役。李克用死后，李存勗戴孝出征。

当时，朱温的后梁军正与李军争夺潞州，潞州即上党。上党古称天下之脊，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谁占据了上党、太行的地利，就可以囊括三晋，跃马幽冀，挥戈齐鲁，问鼎中原。因此，从公元883年至907年，二十多年间，朱温等与李克用反反复复争夺上党，主要城池、关隘先后五度易手，战事惨烈。到了公元907年，朱温篡唐自立为皇帝后，派兵十万再攻上党。守将李嗣昭闭关坚守，梁军久攻不克，便在上党城郊筑起一道小长城，状如蚰蜒，内防攻击，外拒援兵，谓之“夹寨”。两军相持年余，战事进入胶着状态。

李存勗召集众将说：“梁人幸我大丧，谓我（年）少而新立，无能为也，宜乘其怠击之。”他亲率大军，疾驰六日，进抵三垂岗。

当年，李克用在邢州大捷之后，还军上党，曾在三垂岗休整。李存勗时年只有五岁。一天，李克用外出校猎，将李存勗带在身边。猎间小憩，他乘兴到一座古祠饮酒，随行伶人奏起声调凄苦的《百年歌》，暗示岁月无情，人生易老。惯于戎马生涯的李克用，不仅未被乐曲伤感的旋律感染，反而乐观地抚摸着偎依在膝边的李存勗说：“老夫壮心未已。二十年后，此子必战于此。”

故地重游，回忆往事，李存勗忍不住感叹道：“此先王置酒处也！”

李存勗随即将全军隐蔽集结，梁军毫无察觉。次日凌晨，弥天大雾，李存勗借大雾的掩护，挥师前进，直捣梁军“夹寨”。此时梁军尚在梦中，仓促不及应战，被晋军斩首万余级，余众向南奔逃，投戈弃甲，填塞道路。符道昭等将官三百人被俘，只有康怀英等百余骑出天井关（一名太行关）逃归。朱温在开封闻讯，惊叹道：“生子当如是。李氏不亡矣！吾家诸子乃豚犬（猪狗）尔！”

三垂岗战役是长途奔袭，以隐蔽奇袭取胜，为之后李存勗兵下太行、逐鹿中原打下牢固的基础。

李克用父子诚然都是叱咤风云、智勇兼备的乱世英雄，只可惜英雄一生，也未必能尽如人意。比李克用抱憾而终更具有悲剧性的是，李存勗是含恨而死，他长于军事而短于政治，夺取天下之后就与从前判若两人，从此弊端百出。关于李存勗，在最后一篇关于五代十国的《天下角逐兴亡中》中再行讲述。

第六章为龙为虎亦成空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注：宋太宗的兄长宋太祖赵匡胤也曾霸占过投降的后蜀后主孟昶的妻子花蕊夫人。孟昶与花蕊夫人到汴梁拜见宋太祖七天后，孟昶暴毙，史家多认为是被宋太祖毒死。宋太祖趁机将花蕊夫人收入宫中，要她即席吟诗。花蕊夫人沉思片刻，吟道：“君王城上树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反而让宋太祖大为倾倒，封花蕊夫人作了妃子。花蕊夫人入宋宫但不忘故主，绘孟昶画像私挂奉祀。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就拿出孟后主的画像流泪诉说思念之情。此事被宋太祖入宫看见追问，花蕊夫人急中生智说：“所挂张仙，送子之神，蜀人皆如。”宋太祖才未追究。不久，这张仙送子的画像，竟从禁中传出，连民间妇女要想生儿抱子的，也画一轴张仙，香花顶礼，至今不衰。花蕊夫人后来因介于宋廷权力之争，触犯了宋太祖弟赵光义（也就是后来的宋太宗）的利益，在一次打猎时，被赵光义一箭射死。

李煜是南唐第三任皇帝。南唐为李昪（音biàn，同汴，光明的意思）所创。李昪，徐州（今江苏徐州）人，字正伦，小名彭奴，其父亲本姓潘，名荣，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彭奴出生时，黄巢兵败身亡不久，时局混乱，兵荒马乱。彭奴在六岁时父亲就死了，他随母亲跟着伯父一起到了淮南。不久，母亲也不幸去世。成为孤儿的彭奴跟着伯父投身到濠州开元寺做了一名小沙弥（和尚），勉强维生。恰逢攻下濠州的杨行密（唐昭宗时淮南节度使，五代十国时期吴国的建立者）到开元寺住宿，见彭奴相貌不凡，勤劳机警，对答伶俐，不由十分喜爱，于是就想将他收为养子，但亲生儿子们极力反对，杨行密无奈只好把彭奴给了属将徐温（和刘威、陶雅等号三十六英雄）。彭奴就做了徐温的养子，改名为徐知诰。

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记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

大概是因为霸占了别人的妻子有些心虚吧，宋太宗赵光义生怕李煜会什么不满之词，不断派人监视、打探他的一言一行。南唐旧臣徐铉后来在宋朝当官，宋太宗便宣召徐铉进见，问他道：“你最近可曾见到李煜？”徐铉大吃一惊，惶恐地答道：“陛下明令禁止李煜与外人勾通，微臣安敢私自见他？”宋太宗假惺惺地说道：“我对你是信得过的，你尽管去见他。若有人问起，就说是我恩准的好了。”徐铉本就难忘旧主，当下欢喜地去见李煜。这次会见，双方都不知说什么好，旧日君臣相聚在别人屋檐下，能说什么？可李煜到底是不知人间险恶，居然长叹一声说：“悔不该错杀了潘佑、李平。”潘佑、李平都是因为在南唐灭亡前向李煜直谏被杀。徐铉见后主在这种情景下还说这种话，吓得不敢接话。后来宋太宗问及，徐铉不敢隐瞒，据实说了李煜的话。宋太宗听了，心中动了杀机。

太祖开宝七年（974年）的秋天，宋太祖打算出兵攻打南唐，因师出无名，宋太祖派李穆出使江南，召李煜入朝。李穆到南唐后，宣读圣旨，李煜准备入朝，但为大臣陈乔和张洎所阻，李煜遂称病不朝，李穆对李煜说：“入不入朝，你要慎重考虑。朝廷兵精甲锐，物力雄富，恐怕江南不是对手，望国主不要后悔”。李煜的弟弟李从善之前出使宋朝，一直被扣在汴梁。李煜生怕自投罗网，力辞。

江南自古便是鱼米之乡，较为富庶。且民风温软，素有享乐的传统，历代才子佳人大多出自江南，诗曲歌舞，十分柔媚。璟生活也开始奢侈，专尚浮靡。而他的父亲李昪生前俭朴，宫人不曳罗绮，书案上捧烛的铁人，高约五尺，还是吴太祖杨行密马厩中所用的东西，李昪叫它为“金妇”。

显然，作为俘虏，宋皇帝在生活上并没有难为李煜。但李煜却被剥夺了人身自由，人格和尊严也受到了百般凌辱。据《宋史》记载：“太宗尝幸崇文院观书，召煜及刘提令纵观。谓思日：‘闻卿在江南好读书，此简册多卿之旧物，归朝来颇读书否？’煜顿首谢。”强行夺走了李煜的藏书，竟然还问他读书与否，这显然是宋太宗志得意满下的故意侮辱。李煜这样敏感的人，自尊心一定极大地被挫伤。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唱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南唐宰相孙晟、户部尚书常梦锡等大臣十分讨厌冯延已这班只会做表面文章的文士。孙晟将冯延已比喻成装着狗屎的金杯玉碗。但李璟却十分信任冯延已，政事都委于他。冯延已尽力向李璟献媚，他曾说：“当初烈祖在安陆才丧失了几千兵，就不吃不喝，长吁短叹了多天，这是耕田佬的识量罢了，怎能成大事？哪里比得上当今皇上，他派出数万军队在外，还击球宴乐像平日一样，这才是真英主呵！”

李煜死时年仅四十二岁。死后赠太师，追封吴王。这或许是宋太宗政治上的需要，或许是看在霸占了小周后的份上。不久，悲痛欲绝的小周后也追随李煜而去。

公元961年，李璟忧病死去，终年四十六岁，儿子李煜继位，世称南唐李后主。李煜，初名从嘉，字重光，号钟山隐士等，是李璟的第六子。他“为人仁孝，善属文，工书画，而丰额骈齿，一目重瞳子”。本来他是没有机会做皇帝的，但他的五个哥哥都死得很早，所以李煜才被封为吴王，做了太子，成了皇位的继承人。

李煜更喜爱文学，比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还精通词曲音律。李煜跟祖父和父亲不同，没有经历任何战事，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感性多于理性。李煜即位时，正值雄才大略的宋太祖赵匡胤统一天下，先后讨平了南平、后蜀、南汉。李煜深怕遭受与这些亡国之君一样的命运，忧惧不已。然而，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人，对军事和政治没有任何兴趣，不知道锐意进取，只知道借酒消愁，与身边的女人春花秋月。

李煜笃信佛教，礼佛极诚，据说这与他祖父李昪小时候在濠州开元寺当过和尚有关。结果李煜这一“爱好”被精明的宋太祖赵匡胤所利用。李煜用宫中的钱募人为僧，金陵的僧人多达万人。李煜退朝后，就和皇后换上僧人的衣服，诵读经书。僧人犯了罪，不依法制裁，而是让他诵佛，然后赦免。宋太祖赵匡胤听说之后，就精选了一名口齿伶俐聪明善辩的少年，南渡去见李后主，和他讨论人生和性命之说，李后主信以为真，以为是难得的真佛出世，从此就很少注重治国安邦以及边防守卫了，而是整天念佛。事见《新五代史·卷六十二·南唐世家》。

李璟爱好文学，他的诗词都写得很好，“时时作为歌诗，皆出入风骚”，名句“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便是他所做。由此，李璟也重用文士，名士韩熙载（传世名画《韩熙载夜宴图》中的主人翁）、冯延已、江文蔚、潘佑等都在南唐朝中当大官。但这些人都是绣花枕头，对治国施政一窍不通。冯延已专门拈弄笔墨，不以政事为意。而韩熙载为人更是放荡不羁，经常当着姬妾们的面，以手探宾客的私处，议论阳具的大小，以为笑乐。他养有姬妾四十余人。朝廷给他的俸禄，全被姬妾分去，他就穿上破衣，背起竹筐，扮成乞丐，走到各姬妾住的地方去乞食，以为笑乐。

注：林仁肇是南唐惟一的一员虎将，以致宋太祖赵匡胤千方百计要除掉他。宋太祖先派人到南唐，暗中画下了林仁肇的画像。得到画像后，宋太祖便把它挂到墙壁上，然后召见正被软禁在汴梁的李从善（李煜亲弟），问他认不认得画像中的人是谁。李从善一时没有认出来，宋太祖便笑道：“这是你们江南有名的大将林仁肇，他即将前来归降，先送来画像作为信物。”李从善回去后，马上亲笔写了一封密信，告知兄长李煜说林仁肇要谋反。恰巧那时林仁肇与部下将领不和，那人就造谣说林仁肇与宋太祖勾结，妄图割据江西自立为王。李煜派人赐给林仁肇毒酒，造成了自毁长城的悲剧。

李煜身边有几个著名的美女。宫女窅娘用帛缠成小脚，用足尖支撑身体舞蹈，“凌波妙舞月新升”，深得李煜赞赏。据说，这是中国古代芭蕾舞的发端，而妇女缠足也是自窅娘起蔚然成风。

杨行密死后，大权落在徐温手中，徐温死后，则落入徐知诰手中。徐知诰称帝后，为了以唐正统作号召，复姓李氏，改名为昪，是为南唐烈祖。李昪还尊徐温为义祖，表示不忘义父养育之恩。

开宝九年元宵节刚过，李煜到达汴京，身穿白衣，到明德楼拜见宋太祖赵匡胤。宋太祖没有加害，封他违命侯，挂名担任光禄大夫、检校太傅、右千牛卫上将军。李煜有自己的宅第，但有人把守，不能随意出入，不能与外人交往，实际上仍然不过是个比较体面的囚徒。

可惜好景不长。周后四岁的儿子仲宣有一日在佛堂玩耍，刚好有一只大猫趴在佛堂中高悬的琉璃灯上。大猫突然跃下，琉璃灯跟着摔下，小仲宣受惊吓而死。本已经有病的周后惊闻儿子惊悸而死，病情转重，也撒手西去。

周后有妹，天真烂漫，清新自然，美色无双。周后死后，周后妹顺理成章地当上了皇后，史称小周后。据说周后卧病在床时，李煜已经与小周后偷偷私会调情。陆游《南唐书·后纪传》说：“或谓后寝疾，小周后已入宫中。后偶事幔见之，惊曰：‘汝何日来？’小周后尚幼，未知嫌疑，对曰：‘既数日矣。’后患怒，至死面不外向。放后主过哀以掩其迹云。”马令《南唐书·后妃传》又经：“后自罗惠殂，常在宫中。后主乐府词有‘衩袜下香阶，手提金缕鞋’道类，多传于外。至纳后，乃成礼而已。”后来一些画家以李煜与小周后为题材，将二人幽会的情景画入画中，即著名的《小周后提鞋图》。

小周后性爱绿色，所穿衣服，都尚青碧。有一个富人，染成一匹绉绢，晒在苑内，夜间遗忘未曾收取，为露水所沾，第二天一看，其色分外鲜明，后主与小周后见了，一齐称美，于是妃嫔宫人，竟收露水，染碧为衣，号为“天水碧”。后来李煜又在妃嫔宫人的妆束上，想出一种新鲜饰品，用速阳进贡的茶油花子，制成花饼，或大或小，形状各别。令妃嫔宫女淡汝素服，缕金于面，用这花饼装点在额上，称为“百花妆”。

周后一死，李煜的悲悼之情是可以想见的。“昔我新昏，燕尔情好。媒无劳辞，筮无违报。归妹邀终，咸爻协兆。他仰同心，绸缪是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今也如何，不终往告。呜呼哀哉”！即使在周后亡故多年之后，李煜仍然触物伤怀，不能自持，可见对妻子用情之深。

宋太祖灭南汉后，便在荆湖造大舰龙船数千艘。当时江南人也想归附宋朝，有个江南池州人樊若水，假装在采石江面钓鱼，乘小船，载丝绳，往来于南北岸几十次，测得了江面的宽度，上书宋朝，请造浮桥渡江，宋太祖采纳了他的意见。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七月初七，这天既是乞巧节，又是李煜的生日。他年纪还不算大，但是两鬓已经有明显的白发，面容憔悴，满目萧然，全然没有了当年的风采如玉的轩昂气度。而李煜的神思，还飘得更远。回忆在江南的时节，群臣祝贺，赐酒赐宴，歌舞欢饮，何等的繁华景象！而现在孤零零的一人，何等的冷落、凄凉！妻子小周后被宋太宗召去，至今未归，又是何等的屈辱！他不能忘记小周后曾经清澈的脸已经变得苍白，明亮的眼睛藏不住浓浓的悲伤。茫然、羞愧、悔恨、伤痛、悲凉，种种情感汹涌澎湃，一齐倾泻了出来。李煜再也不能沉默了，先填了一阕《忆江南》的小令：

注：据称中国电影《夜宴》就是根据名画《韩熙载夜宴图》的背景故事改编。《韩熙载夜宴图》为南唐画家顾闳中所绘，全长三米，共分五段，每一段画面以屏风相隔，画面展现的都是韩熙载在当晚夜宴中的神态。第一段描绘韩熙载在宴会进行中与宾客们听歌女弹琵琶的情景，生动地表现了韩熙载和他的宾客们全神贯注侧耳倾听的神态。第二段描绘韩熙载亲自为舞女击鼓，所有的宾客都以赞赏的神色注视着韩熙载击鼓的动作，似乎都陶醉在美妙的鼓声中。第三段描绘宴会进行中间的休息场面，韩熙载坐在床边，一面洗手，一面和几个女子谈话。第四段是描绘韩熙载坐听管乐的场面。韩熙载盘膝坐在椅子上，好像在跟一个女子说话，另有五个女子做吹奏的准备，她们虽然坐在一排，但各有各的动作，毫不呆板。第五段是描绘韩熙载的众宾客与歌女们谈话的情景。这幅画用笔细润圆劲，设色浓丽，人物形象清俊、娟秀，栩栩如生。而更令人有兴趣的则是它背后的故事。韩熙载，潍州北海人（今山东潍坊），字叔言。后唐同光年举进士，文章书画，名震一时。因父亲韩光嗣因事坐诛，韩熙载逃奔江南，投顺南唐，历事李昪、李璟、李煜三主，官至中书侍郎、光政殿学士。韩熙载投顺南唐后，起初深受李璟的宠信。后主李煜继位后，因对北方籍官员的猜忌，屡借故毒杀不少北方籍大臣，在后周对南唐日益紧逼的形势下，李煜却愈加刚愎自用，整个南唐统治集团内斗激化，朝不保夕。官居高职的韩熙载深恐祸及自身，采取了疏狂自放、装癫卖傻的态度，想求得自保。但李煜仍对他不放心，派画院的“待诏”顾闳中和周文矩到他家里去，暗地窥探韩熙载的活动，命令他们把所看到的一切如实地画下来交给他看。顾闳中和周文矩到了韩熙载家以后，正碰上韩熙载在家夜宴。韩熙载当然明白他们的来意，整个夜宴中，韩熙载将那种沉湎歌舞、醉乐其中的形态来了个酣畅淋漓的表演。夜宴结束后，顾闳中回到家中，凭借着敏捷的洞察力和惊人的记忆力，即刻挥笔作画。李煜看了此画，认为韩熙载的眉宇之间充满隐忧与沉思，夜宴笙歌、不问时事应该是装出来的，于是决定将韩熙载逐出金陵。忧惧实际上也确实是韩熙载的真实心意，由此可见顾闳中笔下传神的地步。年迈的韩熙载苦苦请求留在京城养老。李煜见他言语悲切，而且年龄确实也大了，料也掀不起大风浪，于是同意他留在京城。但韩熙载经此一吓，大病一场，不治而死。李煜听到韩熙载死了的消息后，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却故意说：“可惜啊，韩熙载死了，我本来是要提拔他当宰相的啊！”追封为右仆射同平章事，谥“文靖”，赐衾绸以葬。《夜宴》的主角虽然死了，一幅传世精品却因此而流传下来。《夜宴图》不但务求形似，以便后主一见就知图中所绘何人，而且把当时众人玩乐时的神情和各人的性格统统表现得十分逼真。以画人物来论，这幅画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千年以来，凡有此画著录的各书，都对它有极高度的评价。此画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李煜整日在后宫与僧徒道士谈经，不问政事。一天，他外出巡城，见宋军满野，这才大惊失色，急忙派学士徐铉去求和。徐铉博闻强记，学富五车，词采极为出众，是当时名噪江南的大才子，李煜对他极为倚重。徐铉到了汴京，对宋太祖说：“李煜无罪，陛下兵出无名。李煜以小事大，以子事父，未有过失，为何要讨伐呢？”宋太祖说：“你说父子两家可以吗？”徐铉不能答，只好回去。

一个月后，李煜又派徐铉见宋太祖，请求宋朝缓兵，论辩不已。宋太祖大怒，对徐铉说：“不要多讲江南有什么罪。只是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徐铉惶恐不安，狼狈而回。徐铉如此有名的大才子，在政事、外交上却一败涂地，由此可见，文学才华与政治才能往往是两回事。可以说，李璟和李煜父子就是败在了没有认清这点。

李煜急调驻守上江的朱令贇入援金陵，江南兵在皖口与宋军交战，朱令贇兵败投火死。曹彬准备攻金陵，但忽然称病不视事，诸将都来问候。曹彬说：“我的病，不是药物所能治好的，只须诸位诚心起誓，破城之日，不乱杀一人，我的病就自然好了。”诸将许诺，焚香为誓。宋军攻入金陵，秩序井然。曹彬这样约束将士，是因为出征前宋太祖已下有命令，保护金陵城和江南财富。

李煜奉表降宋，曹彬以礼相待，将他和宰相汤悦等四十五人送往汴京。至此，南唐灭亡，共传三主，历三十九年。

更令李煜感到屈辱的是，宋太宗赵光义表面上优待李煜，但却打美貌的小周后的主意，不断以皇后的名义宣小周后进宫。宋人王铚《默记》引龙衮《江南录录》：“李国主小周后随后主归朝，封郑国夫人，例随命妇入宫。每一入辄数日而出，必大泣骂后主，声闻于外，多宛转避之。”明人沈德符《野获编》又谓：“宋人画《熙陵幸小周后图》，太宗戴幞头，面黔色而体肥，周后肢体纤弱，数宫人抱持之，周后作蹙额不胜之状。有元人冯海粟学士题曰：江南剩有李花开，也被君王强折来。”显然，这不是空穴来风。

李煜写罢降表，写下这首沉痛的《破阵子》，被押解北上汴京。这阕词曾经在后世引起莫大的非议，大多认为李煜拜辞祖庙、北上而为俘虏，理应对着祖宗碑位痛哭流涕，愧对列祖列宗，愧对江南锦绣，愧对南唐百姓，而李煜却是“垂泪对宫娥”。显然，李煜是文人的眼光，而不是皇帝的眼光。不幸的是，他生在了帝王家。

注：吴越由钱镠建立，国都在杭州。钱镠当国王以后，经常回故乡，但他的父亲钱宽总是逃避不见。钱镠问其缘故，父亲说：“你现在当国王，三面受敌（北、西有吴，南有闽），与人争利，怕祸及我家，所以不愿见你面。”钱镠涕泣受教。之后，钱镠小心谨慎，力求自保。他很少安睡，用小圆木作枕，熟睡中头一动便落枕觉醒，他称为“警枕”。又在寝室中置粉盘，想起事情即写在粉盘上。令侍女通夜等候，外面有人报告，立即唤醒他。钱镠在修筑钱塘江石堤和其他的水利，建设杭州城等方面都很有功绩。当然，他也大兴土木修筑宫殿供自己享乐。统治期间，赋税繁苛，百姓受苦很深。钱镠死后，以后当国王的依次是钱元瓘、钱弘佐、钱俶。宋伐南唐时，令吴越出兵助攻。吴越当时和南唐一样，竭力向宋朝表示恭顺以求自保，自然不敢不从。李煜写信给钱俶说：“今天没有我，明天岂能还有你？早晚你也是汴梁一布衣罢了。”钱俶连忙将信交给宋朝，还帮宋朝打下南唐的常州。南唐亡后，宋太祖要钱俶到汴京朝见，钱俶就带着妻儿入朝。宋太祖大加款待，两月后放他回国。临行前，宋太祖送一个黄包袱给钱俶，里面全是宋朝群臣请求扣留钱俶的奏捷。钱俶既感激又恐惧，回国后对宋朝更加惟命是从。吴越实际上已完全屈服在宋朝的统治之下，只保留一个国王的空名。但是除吴越外，泉、漳一州由南唐遗将陈洪进割据。

宋太祖终于有了出兵借口，随即以曹彬、潘美为大将，率兵十万伐江南。曹彬自荆南领战舰东下，潘美在采石架浮桥渡江，浮桥三日而成，和樊若水所测量的不差尺寸，步兵渡江，如履平地。宋军进至秦淮，江南水陆兵十万列阵于金陵城下。宋军涉水强渡，江南兵大败。

李煜被封违命侯后，成天长吁短叹，过着凄寂不堪的日子，好在身边还有小周后相伴，总算给他绝望的生活平添了一丝温暖和安慰。就在这年冬天，宋太祖赵匡胤在万岁殿崩驾，留下千古的“斧声烛影”之谜。赵匡胤弟赵光义即位为宋太宗后，除去李煜违命侯的封号，改封为陇西郡公。太平兴国二年（977年），“煜自言其贫，诏增给月奉，仍赐钱三百万”。李煜因心情抑郁，务为长夜饮，宋宫每日供酒三石。

李昪在位七年而卒，长子李璟继位，就是唐元宗。李璟共兄弟五人，因李昪生前钟爱次子和四子，并在病危时有传位四子之意，由此造成李璟兄弟之间矛盾重重。昇元七年（943年），李璟继位时，“以仲弟遂为皇太弟，季弟达为齐王，仍于父柩前设盟约，兄弟相继”。改元“保大”，希望不动干戈保持太平。由此可见李璟身上的文弱气息。

表达了悲哀无奈的心境，以及对“故国”、“往事”的无限留恋，抒发了明知时不再来而心终不死的感慨，艺术上达到很高的境界。

词成就了李煜词宗的英名，但这首千古传唱的《虞美人》也将他送上了西去之路。就在七夕的晚上，李煜因为心情郁闷，填完《虞美人》后，把它交给歌妓演唱，自己也击节相和，不觉间已经泪满衣襟。宋太宗得知后非常恼怒，认为李煜是有意发泄心中的不满。又听说李煜的词中有“小楼昨夜又东风”和“一江春水向东流”，更是生气，当晚就让人给李煜送去了牵机药，命他当着使者的面服下。牵机药是一种剧毒药，吃下去后，人的头部向前抽搐，最后与足部佝偻相接而死，状似牵机。李煜在极度的痛苦中悲惨地死去。

不仅如此，就连东边实力弱小的吴越李煜也不敢碰。沿江巡检卢绛曾经对他说：“吴越是我们的仇敌，将来肯定会和宋朝一道攻击我们，做其帮凶，我们应当先下手灭掉他，免去后患。”李煜却说：“吴越是北方大朝的附庸，怎么能轻举妄动、发兵攻击呢？”卢绛说：“臣请陛下以属地反叛为名先予以声讨，然后向吴越乞求援兵，等他们的援兵到了，陛下就发兵阻挡，臣再领兵悄然前去偷袭，就能一举灭掉吴越。”李煜根本就听不进去。

爱情令人生格外绚丽多彩。这一对年轻夫妇相依相偎，如胶似漆。他们赏花吟月，吟诗填词，轻歌曼舞，浅斟低唱，过着神仙一般快乐的逍遥日子。有时周后回娘家探亲，李煜就急得如坐针毡，虽只三两天时间，在他却度日如年。为减相思苦，他就拼命地填词，从而作出了大量的柔情缱绻的诗词。

填完之后，李煜胸中的悲愤还未发泄尽净，便趁势再填一阕感旧词，调寄《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即使有将领提议加强边防，李煜也极力压制。宋开宝三年（970年）冬，南都留守林仁肇提出：“淮南诸州戍兵，各不过千人，宋朝前年灭蜀，今又取岭表，往返数千里，师旅罢敝，愿假臣兵数万，自寿春北渡，径据正阳，因思旧之民可复江北旧境，彼纵来援，臣据淮对垒而御之，势不能敌。兵起之日，请以臣举兵外叛闻于宋朝。事成国家享其利，败则族臣家，明陛下无二心。”表示愿意领兵北上，收复旧地。甚至还预先为李煜铺好了开脱的退路：他起兵的时候，李煜就向外宣称林仁肇叛变。倘若事成，得利的是南唐，倘若失败，牺牲的就是林仁肇全家，李煜不必承担任何责任。林仁肇的这一安排十分妥帖，可是对这样有限的冒险李煜却是“惧不敢从”，只知念佛、填词，醉生梦死。

在风流浪漫生活的同时，李煜对宋朝卑躬屈节，不断以金帛珠宝结宋朝皇帝的欢心。史载：“煜每闻朝廷出师克捷及嘉庆之事，必遣使犒师修贡。其大庆，即更以买宴为名，别奉珍玩为献。吉凶大礼，皆别修贡助。”想以此来维持他在江南的统治。但是，他的懦弱，他的无能，他的臣服，并没有改变宋太祖赵匡胤消灭南唐的决心，按宋太祖的著名说法是：“江南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

李璟初即位，尚能锐意进取，攻灭闽国、楚国，南唐疆土遂“东暨衢婺，南及五岭，西至湖湘，北据长淮，凡三十余州，广袤数千里，尽为其所有，近代僭窃之地，最为强盛”。南唐国势渐强。

李煜的一生，是复杂的一生。作为一国之主，他疏于治国，内无用人治世之能，外无御敌卫国之力。他为求偏安一隅，不惜对宋屈膝称臣，终于养虎贻患，沦为一介臣虏，断送祖宗基业。然而，他在文学艺术音乐方面的造诣，在历代帝王中则是登峰造极的。正所谓不幸亡故国，有幸成词宗。清人袁枚曾引用《南唐杂咏》中的话评价李煜说：“作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

第六章为龙为虎亦成空四天亡下角逐兴亡中

五代十国，一般认为从公元907年朱温灭唐到960年北宋建立，共五十三年。实际上十国当中有六个是在960年之后灭亡的，北汉在最后，灭亡时已是979年。这五十三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最黑暗的时期，因篇幅所限，作者只选择五代一条线来做简要讲述。五代是中原的五个王朝，先后与之并存的十国除北汉外都在秦岭淮河以南。其他并存的政权还有辽和西夏。

后梁为朱温所建，被死敌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勗所灭，前后共三个皇帝，存在十七年。前面已经提过，不再多说。

话说李存勗灭掉后梁，建立了后唐政权，他本人也称帝为唐庄宗。李存勗认为自己完成了父亲所未能完成的大业，志满意得，开始沉溺声色犬马，完全丢掉了战场上披荆斩棘、开拓进取的精神。李存勗从小酷爱戏曲，晋军的军歌多是由他亲自谱写，当上皇帝后，这一爱好便开始发扬光大。他养了许多优伶，还给自己起了个艺名，叫“李天下”，面涂粉墨，亲自上场客串，丝毫不顾皇帝的尊严，成为当时的一大奇闻。

李存勗十分宠信伶官。有一次，他上台演戏，自己叫了两声“李天下”。一个叫敬新磨的优伶上去打了他两嘴巴。众人都大吃一惊，上前揪住敬新磨责问。李存勗自己也被打得莫名其妙。敬新磨嬉皮笑脸地说：“理（理和李同音）天下只有皇帝一个人，你叫了两声，还有一个是谁呢？”李存勗挨了打还反而很高兴，厚赐敬新磨。

有次敬新磨在殿中奏事，殿里面有很多狗。敬新磨离开的时候，有只狗起来追他，敬新磨躲在一根柱子边，向李存勗大声喊：“陛下，请不要放纵你的儿女们来咬人！”李存勗沙陀人，忌讳狗字，不由得大怒，立即张弓搭箭，准备射死敬新磨。敬新磨急忙说道：“陛下不要杀我啊，我与你是一体的，杀了不吉祥！”李存勗吃了一惊，问这话怎么讲。敬新磨回答道：“陛下开国，年号叫同光。天下都称你为同光帝。同，就是铜，杀了敬新磨，那铜就没有光了啊。”（因为铜磨了后更亮）李存勗十分高兴，就把敬新磨放了。

李存勗喜欢打猎，但又常常踏坏庄稼。一次在外围猎时当地县令上前劝谏：“陛下，凡是拥有国家的人都应该爱民如子，以民为立国之本。必须不应该为图一时快乐而践踏农田，伤害民心。陛下如同万民父母，怎么能这样做呢！”李存勗听了大怒，命人将县令绑了起来，要就地砍头。敬新磨见状，赶忙上前扭住县令，斥责道：“你身为县令，对下可以驱使百姓。既然知道陛下喜欢打猎，就应该多多留出空地，怎么又让百姓在这里锄地劳作，妨碍陛下的鹰犬飞走呢？现在犯了错又不能自责，反而敢对陛下乱说，我看你是该死啦！”其他伶人也跟着起哄，李存勗忍不住哈哈大笑，于是饶恕了县令。由此可见他对优伶之宠信。事见《新五代史·伶官传》。

伶人们仗着李存勗的宠幸，自由出入宫廷。他们跟皇帝都可以打打闹闹，对一般朝官就更神气活现了。朝臣经常被优伶取笑侮辱，群臣气愤之余又不敢向李存勗告状，有的甚至反过来巴结伶人，以保求富贵。四处的节度使们也争相重金行贿。

李存勗还封两个伶人当刺史。群臣劝阻说：“现在新朝刚建立，跟陛下一起身经百战的将士，还没得到封赏，反倒让伶人当刺史，只怕大家不服。”李存勗根本不理这些话，照样让伶人当了官。

李存勗猜忌大臣，于是宠信一个叫景进的伶官，倚为心腹，让他专门探察和奏呈文武百官动静，后来竟然发展到“军机国政，皆与参决”。朝臣如果不给景进送礼，景进就到李存勗面前大进谗言。当时群臣无不畏惧景进，闹得“大臣无罪以获诛，众口吞声以避祸”。李嗣源和郭崇韬是当时后唐最有威望的两个人物，但他俩常遭到李存勗的猜忌，还几次险遭暗害。

李存勗的皇后刘氏出身贫寒，小时候被李克用属下部队抢掠，献给李克用的妃子曹氏做了一名小侍女。结果这小侍女长大后嫁给了李存勗并做了皇后，也算是富贵无比了。刘氏性情狠毒，她富贵后，失散多年的父亲找上门来。当时刘氏正要争皇后之位，她担心认下这个一没权势二没钱财的穷父亲会显得自己出身低微，于是谎称父亲早在战乱中死去，将亲生父亲赶走。她如愿以偿当上皇后之后，干预朝政，倒行逆施，疯狂敛财。后唐重臣郭崇韬便是被她陷害所杀。李存勗竟然也听之任之。

李存勗如此作为，自然难以服众。尤其郭崇韬被杀后，朝野震动。公元926年，后唐将士拥戴李嗣源（李克用的养子），要求以他为主反抗李存勗。李嗣源开始还不肯作乱，想置身事外。另一后唐将领李绍荣却已经上奏，说李嗣源叛变。李嗣源辩护不成，十分疑惧，生怕被李存勗加害。李嗣源女婿石敬瑭（后来的后晋高祖）力劝李嗣源夺取汴京（开封），发动政变。部下康义诚、安重诲等也都极力怂恿。李嗣源便下了决心发动兵变，使女婿石敬瑭为先锋，养子李从珂为后卫，向汴京进发。

李存勗在洛阳听到李嗣源叛变消息，想赶回汴京。半路上听到李嗣源已经进了汴京，而各地将领纷纷支持李嗣源。他知道自己已经完全孤立，垂头丧气地跟左右将士说：“这下我完了！”

李存勗回到洛阳，还想抵抗李嗣源。他的亲军指挥使郭从谦，原来也是个伶人，曾经认大将郭崇韬做叔父。郭崇韬被杀后，郭从谦早就怀恨在心，趁这个机会，就发动亲军叛变，攻进皇宫。李存勗率十余人抵抗，被流箭射死，左右逃散。李克用父子两代在马背上得来的天下，顷刻间落入他人之手，虎父龙子四十余年建立的赫赫功业转眼之间化为过眼烟云。

李存勗在位三年，史称“其兴也浡也，其亡也忽焉”。他原是个豪杰人物，纵横沙场时，天下豪杰不敢与他争锋，最终却落得可悲的下场。果然是忧劳可以兴国，逸乐可以亡身。历史的无情，不能不令后人唏嘘长叹。

李存勗能词，有三首传世。其《一叶落》云：“一叶落，搴朱箔，此时景物正萧索。画楼月影寒，西风吹罗幕。吹罗幕，往事思量著。”表明这位能征惯战的豪杰人物并非普通的一介武夫。

李嗣源夺取后唐政权后，开始只用监国的名义，等李克用、李存勗的子孙被杀绝后，才正式即皇帝位，就是后唐明宗，改名李亶。

李嗣源是一位比较英明的皇帝，他即位后，改变了一些当时的弊政；禁止中外诸臣献珍玩财物；宫内只留老成宫女一百人，宦官三十人，乐队一百人，养猎鹰人二十人，厨房五十人。皇宫组织如此简单，是中国历史上任何帝王不能相比的。宰相任圜管财政，也很有成绩，因此不过一年，李嗣源的皇位就稳定下来。李嗣源的后宫中有一位淑妃王氏，即号称“五代第一美女”的花见羞。据《新五代史》记载：“淑妃王氏，邠州饼家子也，有美色，号‘花见羞’。”王氏不过是邠州城内王氏烧饼店家的女儿，竟然能百花见羞，可见是何等的天生丽质。佳人生当乱世，必然要拥有不平凡的人生。在帮助父亲迎来送往的生意中，花见羞练就了一套人情练达的好本事。之后，她成为后梁大将刘彟的爱妾，少女配老翁，却也颇为美满。不久后，后唐李存勗灭后梁，花见羞落入了率先入城的李嗣源手中。

刘彟虽死，却给花见羞留下了不少财富。花见羞精明宽厚，用这些财富来讨好李嗣源别的姬妾及他的儿媳妇，所以大家都异口同声地称赞花见羞，李嗣源因此特别宠爱她，但又没有人嫉妒。花见羞买的个好人缘，后来给她一生带来很大的好处。刘彟的两个儿子，也都沾了花见羞的光，加官晋爵。

李嗣源原配早死，李嗣源即位后，想立花见羞为皇后。花见羞推辞说：“皇后不过是个名号，倘若彼此相爱，名号算什么？何况陛下与原配夫人夏氏曾患难相随，如今她虽已过世，但她所生的两个儿子都已长大成人，领兵在外，况且夏氏的族人也多官居要职。不如先不册立皇后，而追封夏氏夫人为后，一来可使人觉得陛下不忘旧情，二来也可以稳定政治局面。”这见解非常高明，李嗣源采纳了她的意见，果然赢得了朝野喝彩。

三年之后，群臣纷纷上表，认为皇后母仪天下，不可长久虚悬，大家一致推崇花见羞，李嗣源更是求之不得。可花见羞仍然谦让，坚持要李嗣源册立曹氏为后。于是曹氏就被册立为皇后，花见羞则被封为淑妃。

当时后宫有人生了儿子，李嗣源便让无子的花见羞养育，这就是许王李从益。李嗣源晚年多病，他的长子李从璟为李存勗所杀。次子李从荣被封为秦王，任为河南尹，兼判六军诸卫事，后又加封天下兵马大元帅，表明李嗣源打算以李从荣为继承人，可是又不明确立为太子，造成大臣观望，李从荣不安。李从荣为了伺察宫中动静，暗中与许王李从益（时年四岁）的乳母司衣王氏结交。

公元933年，六十六岁的李嗣源卧床不起。秦王李从荣急不可待，想用武力夺取皇位，率兵攻打宫门。宫中卫兵反击，杀死了李从荣，做内应的许王乳母司衣王氏也被赐死。

李嗣源“闻从荣已死，悲咽几堕于榻，绝而苏者再”，可见他内心深处是极爱这个儿子的。受此打击后，李嗣源病重突然转重，不治而死。李嗣源子宗王李从厚继位，就是唐愍帝。李从厚即位后，尊曹皇后为皇太后，花见羞为皇太妃。因为司衣王氏为许王李从益乳母，又牵扯到花见羞，李从厚心中不悦，想把花见羞迁到至德宫。但花见羞与所有宫人都很友善，李从厚还是不敢触犯众怒，打消了驱除花见羞的念头，但这以后他对太妃很冷淡。

唐愍帝李从厚幼弱无能，在位仅四月，李嗣源养子李从珂发动政变。李从厚逃离京城，半路上遇到了姐夫石敬瑭。石敬瑭不愿意救这个大势已去的小舅子，李从厚的一个亲随不满石敬瑭，抽刀要杀石敬瑭，结果反被石敬瑭的侍卫杀死。石敬瑭索性将李从厚的侍卫全部杀死，幽禁了李从厚。后来李从珂杀死了李从厚。于是百官拥立李从珂为皇帝，就是唐废帝（也称唐末帝）。

李从珂即位后，在花见羞的宫院置酒，有为太妃安抚压惊之意。花见羞举酒说：“愿辞别皇帝，出家当比丘尼。”李从珂问为什么。花见羞说：“小儿李从益，若你不容他，则他死之日，我有何面目见先帝！”说着已经是声泪俱下。李从珂也为之凄然，之后一直很优待花见羞。

李从珂和石敬瑭二人均骁勇善战，向来互不服气。李从珂当上皇帝后，二人的矛盾开始公开化。一次，李从珂在宫中摆家宴，石敬瑭妻子晋国公主（李嗣源女）上酒毕，说要辞归晋阳，李从珂喝醉了酒，问道：“何不再住些时候？你这样急着回去，是想和石郎谋反吗？”石敬瑭知道后很是惊惧，暗中在作反叛的准备。

后来二人果然公开决裂。李从珂派张敬达率兵数万围攻晋阳城。石敬瑭抵挡不住，晋阳十分危急。掌书记桑维翰出了个主意，要他向契丹人讨救兵。于是，石敬瑭写信向契丹王耶律德光称臣，表示愿意拜契丹国主耶律德光做父亲，并且答应在打退唐军之后，把雁门关以北的燕云十六州（又称幽云十六州，指幽州、云州等十六个州，都在今河北、山西两省北部）土地献给契丹。

石敬瑭不顾个人尊严，厚颜无耻地认比自己小十岁的耶律德光为父，并提出诸多可耻的条件，连手下都觉得很难为情。部将刘知远（后来的后汉高祖）说：“称臣也就可以，当儿子似乎太过分。多送些金帛，契丹兵自然会来，不必许给土地，怕将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莫及。”

但石敬瑭一心想快点当上“儿皇帝”，不听刘知远劝告，叫桑维翰写奏章，送到契丹。耶律德光大喜，不久，亲自率五万骑，号称三十万，到晋阳城下击败张敬达军。

李从珂大惊，下诏亲征，但这时将士已经离心。群臣劝李从珂北行，他则吓得不让人提石敬瑭的名字，说：“你们不要提石郎，使我心胆坠地。”吏部侍郎龙敏建议李从珂立已经投奔后唐的东丹王耶律倍（前契丹王阿保机之子）为契丹王，然后派兵送回契丹，使耶律德光有后顾之忧。李从珂觉得很好，但不知为什么竟没有去做，反而志气消沉，昼夜饮酒悲歌，像到了末日一样。

张敬达率残部守晋安（在晋阳城南），不见援兵，也被部将杨光远杀死，残部将士投降了契丹。石敬瑭自晋阳向洛阳进军。后唐将领赵德钧、赵延寿父子等纷纷投降石敬瑭。四十五岁的唐废帝李从珂与全家老幼带着传国宝物登玄武楼，准备自焚。花见羞却另有主张，对曹太后说：“事情紧急，咱们躲避一下，等待援兵吧。”曹太后说：“我们李家到了这一地步，我不忍心独生，妹妹你自己保重吧！”曹太后和李从珂都自焚而死，而花见羞与许王李从益及其妹妹（该女也为花见羞养女，后被耶律德光嫁给后晋降将赵延寿）藏在鞠院，得以脱离危险。

后唐就此灭亡，传四帝，共十四年。

契丹王耶律德光见大功告成，就对“儿子”石敬瑭说：“我三千里来赴难，必有成功，看你气貌识量，真是中原之主，我要立你为天子。”石敬瑭假装推辞一番，然后即位为后晋皇帝。随后，割燕云十六州（在今河北、山西北部）给契丹，另加每年贡帛三十万匹。耶律德光回国，他这次南下得了特大好处，因此和石敬瑭泣别说：“世世子孙勿相忘。”

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之举，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之后，河北、河东几乎无险可守，为日后契丹、女真、蒙古的南下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因此，许多史学家将石敬瑭列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卖国贼，成为最臭名昭著的封建帝王。出主意的桑维翰也被后世史学家王夫之评为“万世之罪人”。

石敬瑭当上皇帝后，花见羞自请为尼，石敬瑭没有批准，但把她母子迁到至德宫。后晋迁都到汴梁后，花见羞母子都随同东行，住到汴梁的宫中，石敬瑭皇后把花见羞当母亲看待。之后，石敬瑭还为后唐立宗庙，封花见羞养子许王李从益为郇国公，以主持后唐的宗庙。

石敬瑭靠契丹得到帝位，因此对契丹国主耶律德光感恩戴德，向契丹上奏章，把契丹国主称做“父皇帝”，自己称“儿皇帝”。除了每年向契丹进贡帛三十万匹外，逢年过节，还派使者向契丹国主、太后、贵族大臣送礼。那些人一不满意，就派人责备石敬瑭，石敬瑭总是恭恭敬敬，赔礼请罪。后晋臣民都以为耻。

石敬瑭靠契丹的保护，做了七年的儿皇帝，病死了，活了五十一岁。他的侄子石重贵即位，就是晋出帝。石重贵任景延广为宰相，景延广耻于对辽国称臣，积极反辽，并告辽国说：“晋朝有十万口横磨剑，翁（指辽主）若要战则早来。”石重贵向契丹国主上奏章的时候，自称孙儿，不称臣。耶律德光就认为对他不敬，带兵进犯。

公元943年，契丹派后晋降将赵延寿（李嗣源女婿，先娶李嗣源亲女，后娶许王李从益妹妹，即花见羞养女）攻晋。契丹事先对赵延寿承诺：“如果得中国，应该立你为帝。”赵延寿很高兴，表示愿为辽国尽力。然而，赵延寿遭到后晋军民的奋力抵抗，屡战屡败。耶律德光亲率十万兵到澶州城北列阵，与晋军决战。双方一番激战，死伤都很惨重。耶律德光退兵，一路烧杀抢掠。后晋宰相景延广不敢追击。

公元945年，契丹再次大举南侵，仍以降将赵延寿为先锋。当时景延广为晋出帝石重贵所猜忌，出为西京留守，桑维翰代景延广执政。桑维翰畏惧辽军，令诸军后退。诸军恐慌，退至相州城（今河南安阳县）。晋军在相州经过整顿，与辽军决战。将军皇甫遇、慕容彦超、安审琦等力战，辽军败走。赵延寿北还路经过祈州城（今河北安国县），知道城中兵少，围城急攻。祈州刺史沈斌死守。赵延寿在城下劝他投降，沈斌骂道：“你父子走错路投靠外国，还忍心带领豺狼来残害祖国，不知羞耻，反有骄色，怪哉怪哉！我弓断箭尽，甘心为祖国死，决不学你那种行为！”第二天，城陷，沈斌自杀。

晋出帝石重贵知道契丹军已退，亲自统军出发，想袭取幽州。他任用姑夫成德节度使杜重威统率诸军。杜重威是个贪婪残暴、无耻怯懦的将领，已有谋反之意。晋军在阳城（今河北蒲阴县东南）一带与契丹军相遇，杜重威不准部下出击。还是将军李守贞率所部奋力攻击，大破辽军，辽太宗弃车，找到一只骆驼，骑着逃走。诸将请求追击，杜重威又不许，说：“碰到强盗，不伤命已经够好，还想拿回衣袋么？”事后，桑维翰请求晋出帝石重贵惩办杜重威，石重贵说：“他是我的至亲，必无异心，你不要疑忌。”不久，石重贵任杜重威为天雄节度使，罢桑维翰相位。

公元946年，晋出帝石重贵任杜重威为元帅，李守贞为副帅，率宋彦筠、张彦泽、王清等诸军攻契丹，打算收复燕、云等失地。耶律德光率军至恒州，与杜重威军隔河对峙。晋将王清二千人为先锋，渡河击敌。契丹军后退，诸将请求乘势渡河。杜重威已有降契丹的打算，既不准渡河，也不派兵援助王清，致使王清和二千士兵全部牺牲。契丹军包围晋营，晋军粮尽。杜重威和李守贞、宋彦筠密谋降辽。杜重威派遣密使去见耶律德光，要求重赏。耶律德光骗使者说：“赵延寿资望欠高，怕不够做皇帝，杜重威来降，该让他做。”杜重威大喜，决定投降。他命令全军出营列阵，解除兵甲。军士明白过来，全都恸哭，声振原野。

耶律德光领兵南下，派降将张彦泽率骑兵二千先取汴京。张彦泽倍道疾驱，夜渡白马津，自封丘门斩关而入，城中大乱，石重贵只好上降表投降，后被押送到契丹，安置在黄龙府（今辽宁朝阳县内），又忍辱偷生过了十八年才死去。

后晋传二帝，共十二年，至此灭亡。

公元947年，耶律德光进了汴京，自称大辽皇帝（这一年契丹改国号为辽）。京城百姓听到辽兵进城，纷纷逃难。辽主耶律德光为了安抚百姓，以剽掠京城的罪名杀了张彦泽，然后登上城楼宣布说：“大家别怕，我也是人嘛。我本来并不想来，是汉人引我们进来的。我一定会让你们的生活过得更好些。”话虽然这样说，但是做的又是一套。他纵容辽兵以牧马为名，到处抢劫财物，叫做“打草谷”，闹得汴京、洛阳附近几百里地方，成了没有人烟的“白地”。他又命令晋国官员搜刮钱帛，不论官员百姓，都要献出钱帛“劳军”。

不过，耶律德光倒是很尊敬花见羞，说道：“明宗（指李嗣源）与我约为弟兄，你是我的嫂嫂。”还封花见羞养子李从益为彰信军节度使，不过为李从益所辞谢。

中原的百姓受不了辽兵的残杀抢掠，纷纷组织义军，反抗辽兵。少的几千，多的几万。他们攻打州县，杀死辽国派出的官员。东方的起义军声势浩大，攻下了三个州。耶律德光害怕了，跟左右侍从说：“想不到中原人这样不容易对付。”过了一段时期，他把后晋官员召集起来，宣布说：“天气热了，我在这里住不惯，要回到上国（指辽国）去看望太后了。”降将赵延寿也没有当成中原的皇帝，被辽兵带走，后死在辽邦。

耶律德光北归后，留萧翰守汴州。辽兵虽然被迫退出中原，但是，被石敬瑭出卖的燕云十六州仍旧被辽占领，成为后来他们进攻中原的基地。

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一直据守本土，没有参与晋辽战争，并趁机发展自己的势力。辽军入汴京后，刘知远派部将王峻向耶律德光奉表称臣，趁机到汴京观察形势。王峻回来说：“契丹又贪又残，失尽人心，必不能久据。”诸将劝刘知远称帝，号令四方，刘知远不许。后来听说辽主打算北退，刘知远便在晋阳即皇帝位，即后汉高祖。

得知刘知远起兵后，萧翰非常害怕，准备撤兵北去，但又有些不甘心，于是派人去请李从益，想让他当中原的傀儡皇帝，以此来牵制刘知远。李从益和花见羞母子没有答应，逃到徽陵域，以回避使者。使者还是找到了他们，迫使李从益当代理皇帝。李从益坐在崇元殿上，接受萧翰率领的契丹诸将以及后晋群臣的拜见。群臣入宫谒见太妃花见羞，花见羞说：“我们家子孤母弱，为萧翰所迫，这难道是福吗？我看大祸不远了！”于是以王松、赵上交为左右丞相，李式、翟光鄴为枢密使，契丹将领刘祚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萧翰留下契丹兵千人给刘祚指挥，其余人都撤退回去了。

当刘知远拥兵南下时，李从益派人召请高行周、武行德等藩镇，以抵抗刘知远的军队。他们都不肯来，李从益只好与王松商议，指挥契丹兵，闭城自守。花见羞说：“我们家是亡国的后代，怎么敢与人争天下！”于是派人上书迎接刘知远。

刘知远听说李从益曾经召请高行周等人抵抗而没有成功，担心留下李从益会有后患，就派郭从义先入京师杀花见羞母子。花见羞临死前喊道：“我家母子有什么罪过？怎么不留我儿子一条命，使每年寒食持一盂饭，洒明宗坟上。”听到花见羞抗议声的人们都悲痛不已。李从益死时十七岁，其实对刘知远根本不会构成威胁。

花见羞是五代的传奇女子，她身历后梁、后唐、后晋，直至后汉，几乎见证了五代所有王朝的兴衰。在烽火连天的岁月，她力图用自己的宽厚和花见羞的容颜来保命，却终究逃不过血腥的权力之争。这不但是她个人的悲剧，也是乱世之人特有的命运。

刘知远杀了花见羞、李从益母子后，为了争取晋旧臣来归附，暂时没有改变国号，并仍用天福（晋高祖年号）纪年，于是晋旧将纷纷归附，民众也群起响应，处处抗击辽军。之后，刘知远乘辽军退走之机夺得了政权，后汉很快稳定下来。

刘知远在位不到三年，死后由儿子刘承裕继位，就是汉隐帝。刘承裕自即位以来，杨邠总朝政，郭威主征伐，史弘肇典宿卫，王章掌财赋，苏建吉是宰相，这班文臣武将掌握了朝政，刘承裕没有什么实权。有一次，杨邠、史弘肇在朝上议事，刘承裕说：“再好好想想，不要让别人说闲话。”杨邠当即说：“不用你开口，有我们在。”刘承裕已经二十岁，不甘心受制于大臣，他的亲信左右也进谗言说：“杨邠等人专恣，终当为乱。”刘承裕便阴谋诛杀杨邠等人。一天，杨邠、史弘肇、王章入朝，被埋伏在殿中的兵士杀死。

刘承裕杀杨邠三人，朝野震动，都为他们鸣冤。刘承裕又派使者到魏州，要杀天雄节度使郭威。郭威被迫起兵反叛，大军很快进逼京师。京师人情恐惧。汉隐帝刘承裕派慕容彦超等领兵抵抗，慕容彦超战败退还。刘承裕亲出城外劳军，却被乱兵杀死。刘承裕在位两年。

后汉传二帝，不到四年，至此灭亡。

公元951年，郭威称皇帝，国号为周，就是后周，他就是后周太祖。周太祖病死后，由于没有亲生儿子，由养子晋王郭荣（原姓柴，柴守礼之子）继位，是为周世宗，历史上一般称他为柴荣。柴荣是五代最出名的皇帝，司马光在中对他评价非常高，特别是对他的用人，更是赞誉有加。

柴荣刚即位，北汉主刘旻勾结辽国，大举入侵。柴荣决定亲自领兵去抵御。群臣认为他从来没有打过仗，也没有表现出什么军事才能，都劝他不可轻动，宰相冯道尤其极力劝阻。柴荣坚持要亲自领兵，驻扎在泽州（今山西晋城县）东北。北汉军驻扎在高平（今山西高平县）南。当时北汉兵多，后周兵少，周军将士都有些畏惧。柴荣披甲骑马上阵督战，志气高昂。刘旻见周兵少，挥军进攻。交战不久，周右军将领樊爱能、何徽即领骑兵先逃，右军溃败，步兵千余人解甲投降北汉。柴荣见军势危急，自率亲兵冒矢石督战。亲军将领赵匡胤（后来的宋太祖）十分感动，说：“皇上这么危险，我们怎能不拼死战斗！”于是率领二千人奋勇进攻，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士兵亦死战，以一当百，北汉兵大败。刘旻昼夜奔驰，逃回晋阳。樊爱能、何徽看到周军大捷，又都回来。柴荣拘捕樊爱能、何徽及将校七十余人，责骂道：“你们不是不能战，是想以我的奇货，出卖给刘崇罢了！”下令将他们斩首，又杀投降北汉的右军步兵。亲军大将张永德称赞赵匡胤的智勇，柴荣擢升赵匡胤为殿前都虞侯。高平大战，柴荣的英武果敢，开始为群臣所信服。

之后，柴荣三次南征，不但使南唐俯首就范，而且震慑了南方各割据势力。

公元959年，柴荣下诏亲征，收复北方失地。取道沧州（今属河北）北上，率步骑数万直入辽境。到五月就先后收复瀛（今河间）、莫（今任丘北）、易（今易县）三州和益津（今文安县境）、瓦桥（今雄县境）、淤口（今霸县境）三关，共计十七县之地，为五代以来对辽作战所取得的最大胜利。正当柴荣大会诸将，议取幽州（今北京）之时，突然患病，只得班师回到汴京。

回汴京后，柴荣一病自知不起，于是安排后事。封七岁的儿子柴宗训为梁王，将重要的职务委任给魏仁浦、王溥、范质、韩通等。柴荣北征时，曾在文书囊中发现一块长三尺多的木块，上面写着“点检作天子”五个字。当时柴荣的女婿张永德任殿前都点检，柴荣对此有疑忌，于是去张永德军职，改任宰相，而将殿前都点检一职委任给资望较浅的赵匡胤。想不到后来竟然是赵匡胤当了天子。

柴荣死时只有三十九岁，在位五年半。刚继位时，柴荣就立下了三十年的宏志：“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十分可惜的是，他在位只有五年半，然而所取得的文治武功已经为结束割据开创新局面奠定了基础，所以史评：“神武雄略，乃一代之英主”是有道理的。他确实是五代时期最为杰出的皇帝。

周世宗柴荣病死后，太子梁王柴宗训即位，年方七岁，就是周恭帝。柴宗训即位后，李重进兼淮南节度使，防御南唐，韩通兼天平节度使，防御汴京东北面，赵匡胤兼归德节度使，防御汴京东面，向训为西京（洛阳）留守，防御汴京西面。京城的保卫十分周密，由此也可见柴荣的不凡韬略。

公元960年，周群臣正在庆贺元旦，镇州、定州忽报辽国与北汉联兵南侵。赵匡胤立即率禁军诸将赶去抵御。到了陈桥驿（开封城北二十里），殿前散指挥使苗训以观天象为名，传出“点检作天子”的所谓天命。于是，赵匡胤之弟赵匡义、归德军掌书记赵普，以及将领高怀德、慕容延钊、张令铎、张光翰、赵彦徽、潘美等连夜策划兵变，说：“主上幼弱，我们出死力破敌，谁能知道，不如先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黎明时分，军士披甲执兵直逼赵匡胤的寝所。赵匡胤惊起，只见将士拿着刀立于庭院，齐声喊：“诸将无主，愿册太尉（赵匡胤兼太尉）为皇帝。”赵匡胤还来不及回答，黄袍已加身。众人即下拜，高呼万岁。这是历史上有名的“陈桥兵变”。

赵匡胤被拥着回京，他勒住马缰绳说：“你们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能够听从我的命令则可，不然，我不能当你们的皇上。”诸将都下马说：“愿听从命令。”赵匡胤于是申明军纪：他们不得惊犯太后、皇上及公卿大臣，不得侵掠朝市府库。

当时，京师守备空虚，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都虞侯王审琦在宫中做内应，所以赵匡胤轻而易举地控制了京师。韩通等重臣被杀死。将士拥着重臣范质、王溥到赵匡胤公署，赵匡胤见到他们，立即流涕说：“我受世宗厚恩，被六军所迫，一旦至此，惭负天地，将怎么办？”范质等未及回答，赵匡胤部将罗彦环拔剑在手，上前一步，厉声说：“我们无主，今日一定要立天子！”范质等面面相觑，不知所为。还是王溥机灵，先向赵匡胤下拜，范质也不得已下拜。

之后，赵匡胤到崇元殿行禅代礼，即皇帝位，奉周恭帝为郑王，符太后为周太后。

后周传三帝，共十年，至此灭亡。

周恭帝柴宗训在位只半年，十一年后死去，死时十八岁。

五代从后梁太祖朱温开始，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短暂的朝代，止于后周恭帝柴宗训。赵匡胤代后周称帝建立宋朝后，五代便结束了，总共五十三年。这五十三年，对于浩瀚的人类历史来说，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对于当时生逢乱世的人们来说，却是痛苦而漫长的一生。

“南朝三十六英雄，角逐兴亡尽此中。有国有家皆是梦，为龙为虎亦成空”。至此，由黄巢农民军起义引发的社会大动荡，在各种各样的风云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后，终于烟消云散。然而，历史还没有结束，宋朝也不是历史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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