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期盼中国 - xp1024.com
《2020期盼中国》


第一章 过半的大时代（上） 1、伟大源于洞察规律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成功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而失败也同样是少数人的苦果。两者都同样找到了规律，只不过前者是利用它成就了自己的伟大，后者则因违背它而黯淡离场；除此之外，绝大多数人都处于懵懂无知的混沌状态，随波逐流地在大时代中行走，因为他们尚对规律一无所知。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大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没有什么是稳定的，变革是最大的看点。

在这个时代里，没有什么是精确的。模糊是唯一的特征。

在这个时代里，没有谁能预测明天的形势，不可预测性让我们变得茫然。

关于这个时代，我们已经用10年的时间走过了一半，现在，该是走向下一半的时候了。

在大时代的前发展时期，那些走过的前驱者已经为后进者树立了追赶的标杆，我们知道该朝哪个方向努力，但是现在，我们已经追到了一个陌生的十字路口，是该由我们自己来决定方向了。

对于这样的不确定，你无需抱怨与恐慌，最好的办法就是适应。实际上，当每一个人都被时代的不确定性所迷惑时，也就意味着所有人都站在了同一个起点上。

有一句名言，危机是新时代的开始。

在这场纷乱的牌局中，如果你能找到确定的规律，那么你就获得了最好的机遇。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成功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而失败也同样是少数人的苦果。两者都同样找到了规律，只不过前者是利用它成就了自己的伟大，后者则因违背它而黯淡离场；除此之外，绝大多数人都处于懵懂无知的混沌状态，随波逐流地在大时代中行走，因为他们尚对规律一无所知。

那么，规律究竟是什么？

规律又是如何操纵这个社会，引发了大时代中的种种变革？

关于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在已逝近半的大时代中寻找答案。

第一章 过半的大时代（上） 2、大时代里的中国

我们必须对这个时代中的变革进行一番理性的思考，以便对人类社会那冰冷的规律有根本性把握，从而以自己的果断行动为资本，在大时代的岁月里记录下自己的光荣、成就与梦想。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尚未走完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我们见到的每一次变革，都尚带有鲜活的气息；这些变革或许因成功而光鲜动人，或许因失败而肝脑涂地，这些变革中所有细微之处，以及它们背后所蕴含的玄妙之处，都有着难以言尽的价值。

可以说，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生存状态的，不唯是这些变革所带来的冲击，更重要的则是操纵这些变革的隐性规律。可以预见的是，它们将会在大时代的后半程中，继续扮演一个幕后操控者的角色。

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次变革，哪怕是牺牲、失败，对于未来而言都是值得的。

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在从2000年到今天的近半行程中，这些隐性的冰冷规律，究竟是如何运行，又为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变革。

那么，这些变革的机制都是如何运转的呢？

在这个大时代的前半程中，它们主要体现在10个方面。

第一：体制变革，引发意识的全面更新换代。

第二：阶级分离，主导社会体系的彻底重组。

第三：思想解放，引导商业思维冲击传统农业思维。

第四：技术进步，扭曲国民心态原有走向。

第五：观念整合，商业文明攀升全新高度。

第六：规则替换，拉动商业环境转型。

第七：经济模式变换，点燃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八：伦理颠覆，促使人际关系支离破碎。

第九：思维创新，引领新旧思维激烈碰撞。

第十：全民博弈，促动全视野人文景观浮出水面。

在这些规律引导的变革里，有些曾经在百年前，甚至更久的时代出现过，有些则是大时代中的新产物。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随着这种种变革，我们正深陷于一个狂热的新时代中，这个时代给予我们太多的诱惑，太多看似美好的机会，太多令人神往的想象空间，我们的每一个人，都在梦想着自己在一夜之间，成为一个超越平凡的人。

然而，人类对幸福的幻想，往往会压制对危机的感知，就像一枚硬币一样，最好的与最坏的结局，其实是一体两面。如果说这种狂热的时代是我们必须要经历的话，那么，只有掌握最具决定性的规律，才有可能规避及消解所有的危机。

那么，这些规律究竟是如何引发了变革，它们又是怎样操控我们的生活的呢？

这些规律是如何运行的，它冲破了哪些旧规则，又创立了哪些新规则呢？

在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试验中，规则之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阵痛、煎熬和苦难，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荣耀与成功呢？比起前面的宏大原理，这个问题尤其值得我们关注，一旦我们迟迟不能有所领悟，那么就可能在未来虚度光阴，而如果掌握了规律是如何运行的，那我们就足以实现个人层次的跃升，将成功作为人生的注脚。

我们必须对这个时代中的变革进行一番理性的思考，以便对人类社会那冰冷的规律有根本性把握，从而以自己的果断行动为资本，在大时代的岁月里记录下自己的光荣、成就与梦想。

第一章 过半的大时代（上） 3、大时代规律：体制变革，引发意识的全面更新换代

市场经济的大幅度铺陈，固然是导致我们茫然无措的原因，而为了去追求自由经济所带来的利益，我们就不得不承受与整个旧经济体制的剥离，甚至是对抗。

我们眼之所见的种种景象，统统可以归结为一点，那就是三大资本在中国经济体制下的博弈，构成了所有经济现象的内因！

主题介绍：体制冰火两重天——尚未完结的变革——政商博弈的败局——资本的三方角力——正在失灵的政策

<h3>3.1：体制冰火两重天</h3>

这是一个很难用只言片语说清楚的话题。

之所以难以言说，是因为关于经济体制的讨论，甚至早在两千年前的西汉王朝就已经势同水火，锐不可当。

国家利益的本身要求于国家必须要具有经济活动主体的功能，但这一功能对于国内的商业行为是压仰的，正因为如此，国家与民众双方构成了经济主体的本身，如果国家强势，则国内的商业行为必然会遭受到压抑，相反，如果一任商业行为自行其是，又会对国家的安全造成威胁。

有了这样的基调，历数中国各个朝代，无不深入的介入到经济活动中来，推行与商业法则完全背道而驰的经济制度，这在客观上就必然的形成了针对于商人的钳制行为。

于是，在改革开放之初，沿海地区一些城市的企业家中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号，叫“一只眼睛盯市场，一只眼睛盯市长”。

企业家们的口号并非空穴来风，事实上，这种看似幽默的调侃，实则是在一个难以承受的制度下，商人们发自内心的抱怨与牢骚。

究其原因，中国是传统官本位思想极其严重的国家，商人之所以怕官，正是由于官员群体是国家的代表，更是经济制度的执行者，一俟制度上有风吹草动，与国家关系密切的商人，便可以及早抽身，避免倾覆的命运。

因此，尽管就当时来说，中国企业家们已经获得了超乎寻常的经济地位，却难以在那样的经济体制下获得太大的自由，不可避免地要遭遇商业之外的众多挑战，国家在政策上一个细微的变化，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摧毁企业家们的心血与精力。

值得我们庆幸的是，在社会化生产实现之前，国家对经济尚可采用计划体制，但当自然而然的商业流通，促使一个又一个枢纽城市形成的时候，在这种人多地薄、资本密集、技术流通的大埠再实行计划体制，就显然已经落伍。

单一的计划经济无论如何都不足以涵盖全部，当国家管理者意识到商品经济的氛围越来越浓，经济制度的商业性强化，就成为了必然的趋势。

<h3>3.2：尚未完结的变革</h3>

事实上，经济制度变革的内因，只是经济规律推动的产物。

这一经济规律，就是中国历史上旷日持久的大辩论，终于取得了一个阶段性的结论：一个国家的经济主体，必须由民众来充当。

或者说，是由民众运行，由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制度占得了上风。

从现代先进国家的模式来看，繁华的大都市，构成了国家活力之所在。一座发达商业城市对经济的贡献，远比死板的普通城市更具力量，更具有发展前景，也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正因为如此，国家管理者绝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

其次，国防的需求是刺激经济制度趋向于商品经济的决定性力量。尤其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所爆发的边境战争中，使国家面临着必须更大程度地掌控资源的迫切要求。

传统的计划经济，已经很难支撑现代化的国防建设，尤其是在科技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中，情况就更加恶化。

实际上，中国建国后持续数十年的计划经济，为国家的国防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窘，最突出的表现就在于技术装备的匮乏上。

尽管我们已经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军工体系，但是由于经济体制的死板，管理技术的落后，国防建设所需要的资源，并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这就使得国家的管理者体验到了商品经济管理所带来的优势，合适的管理技术被发明并进一步采用，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再者，以中国国土之庞大，在客观上也要求于更为成熟的经济体制。

作为国家的管理者，需要对国家的全部资源了然于心，除了传统的人力资源与土地外，还需要调动适用的资源来支持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包括了水利、矿山、工厂、高科技产业以及大量的公共设施，这些都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资金与技术可以承担的。

技术的进步首先需要一个成熟的商业市场，死板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来未能满足于这种需求。

城市的发展，国防的需求，大规模的国家管理及现代化建设，所有的这些强势力量都将将国家的经济体制导向更符合现代理念的模式，而这样的趋势，必然会对计划经济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当“致富”不再是可耻的行为时，就意味着我们已经出离了旧体制的桎梏了。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事实告诉我们，想要和过去彻底说再见，实在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h3>3.3：政商博弈的败局</h3>

我们都有过这样的体会。

当我们从一间黑暗的屋子中走出，走到光明的地方时，眼睛一定会感到本能的不适应，甚至会习惯性地继续向暗处流连，以克服强光带给我们的刺激。

当我们都习惯于把眼睛紧紧地盯向政策，习惯了畸形的政策依赖时，往往就会忽视市场经济的核心与关键，忽视掉市场规律。

与“黑屋”到“阳光”的转变不同，适应一个新经济体制需要更漫长的周期，加之我们原本的一无所知，因此，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我们对于市场的畏惧感和对市场规律认知的无力感也就越来越深刻。

当计划经济的列车，在固定轨道上隆隆驶过数十年的时候，想要在一瞬间将它推向另一条轨道，就自然会发生不可避免的摩擦、甚至是碰撞。

在这个已经过半的大时代中，发生的任何一次碰撞与摩擦，在今天看起来都是那样的激烈，关于这些事件的讨论直到今天还在进行，在某种意义上，它们都具有相当鲜明和独特的中国式特征。

在2002年的1月份，给中国企业家们带来寒冷的不止是冬季，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于昔日的饮料产业明星健力宝上。

在这一年里，健力宝不再是因为它骄人的销售业绩，也不是大手笔的广告造势而引发人们的关注，与此相反，全社会讨论的是它的产权归属。

在这场政商博弈之中，地方政府与健力宝之间发生了产权明晰化思路上的分歧，最终前者因为种种原因选择了抛弃后者，这样的破裂，直接导致了企业的快速衰败。

政商破裂！

这种明显符合商业规律的现象，却是何等地不为我们的经济体制所允许。

但最终，我们却还是容忍了这样的事件，并眼睁睁地看着科隆电器、华晨汽车等名噪一时的优秀企业，一步步地踏进末路。

政商破裂只是新旧经济体制转型下，政商博弈的一个景象之一，由这种博弈所引发的失败与出局，只不过是大时代中体制转轨所碰撞、摩擦出来的几点火星而已。

而这种历史性的事件，恰恰证明了一点，那就是体制不但在变革，而且正在以飞快的速度变革。

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发现了规律的运行方向。

<h3>3.4：资本的三方角力</h3>

说到规律的大方向，我们就必须要认清身处的环境，因为那是一个纷乱复杂、风险重重的世界。

市场经济的大幅度铺陈，固然是导致我们茫然无措的原因，而为了去追求自由经济所带来的利益，我们就不得不承受与整个旧经济体制的剥离，甚至是对抗。

和所有的发达商业国家不同，在我们的经济体制下，还存在着一支强大的力量。

这就是国有资本集团。

正是这股力量，支撑了我们的国家经济体系运行长达数十年之久，直到现在，它们都还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资本支柱，更是国家所直接掌握的战略性资源。

对于这样一位曾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的“共和国长子”，对于这样一棵曾果实累累、根深叶茂的老树，相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国有资本的变革、壮大和保护都将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最主要方针。

家长的“偏向”难以避免，以至于我们的民营资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要默默地承受着庶出的境遇。

如果说，家长“偏袒长子”，尚且情有可原，那么对于“外来和尚”的照顾，就更加令人难以接受。在中国的经济体制下，来自国际的资本，一直受到税收等多个方面的优待，这使得本就显示出极强实力的国际资本，变得更加气势凌人。

如此一来，萌芽于民间的民营资本力量，就这样在成长的过程中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

而我们眼之所见的种种景象，统统可以归结为一点：

三大资本在中国经济体制下的博弈，构成了所有经济现象的内因！

于是，我们终于成功地找到了这一切的症结，找到了那个隐藏于迷雾之下的规律。

然而，面对这样的规律，我们却是更加感觉到茫然与危机。

<h3>3.5：正在失灵的政策</h3>

2006年火爆于中国的情景喜剧《武林外传》中有这样的台词：

“形势逼人，形势喜人。”

同样的，越是处于纷乱之中，我们就越是容易占到最大的便宜。

在我们的文化中，有着对“快刀斩乱麻”的崇尚，更有着对“杀出重围”的期许，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任何时代，这样的英雄气质都在我们身上存在着。

而面对纷乱的形势，这样的气质正是成功所必需的心态。

更值得我们欣喜的是，尽管形势逼人，经济体制转型的大方向却是毫无疑问的，这种渐变的端倪，已经在过去的大时代中露出头角。

初露的端倪就是：我们的政策效应正在失灵。

回顾已经走过的2008年，那无疑是危机重重的一年。保证就业、保证经济增长、保证社会稳定、保证民众生活水平等话题，已经从过去的巷议杂谈，悄悄地上升到了政治议题。

在这个大背景下，如何挽救股市、挽救楼市、挽救出口企业、挽救中小企业的救市政策陆续出台。

于是我们看到，银行降息了，房贷宽松了，出口退税优惠了，企业贷款审批了，面对着越来越恶劣的国际经济形势，以及来自社会内部的危机，面对各方利益群体的自我救赎，政府终于按捺不住，不得不重拾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杀手锏。

然而和过去不同的是，在政策的刺激下，股市却仍然萎靡不振，楼市春天迟迟不至，出口企业仍然举步维艰，中小企业继续山穷水尽，可以说，这些政策的效用已经大不如前，甚至到达了一种极为微弱的程度。

这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

答案是肯定的前者！

原因很简单，当我们的经济体制逐渐转向市场经济的时候，政策的效用必然会逐渐减弱，一切行动与趋势，都不得不唯市场规律马首是瞻。

可以预见的是，那个期待着用政策博弈来获取自身利益的依赖时期，正随着体制的转型而逐渐成为过去时。大时代的全新产业，大时代的全新规则，就这样随着大时代前10年的远去，逐步向我们走来。

然而，我们将会以怎样的实力去应对？

我们不清楚，除非我们努力找到其他的规律。

第一章 过半的大时代（上） 4、大时代规律：阶级分离，主导社会体系的彻底重组

在崇尚自由经济的新体制下，一切商业行为都是以牟利为根本目的，而人的欲望永无止境，资本的所有者在这个过程中，无论聚敛了多少财富，都不可能得到满足。

于是，财富从大多数人手中，迅速地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从而引发了我们前文所说的马太效应，之所以会出现贫富不均，之所以会出现社会阶级分离，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资本的意志在起作用！

主题介绍：无处不在的马太效应——自由经济下的资本集中——垄断阴影下的心理贫困——拜金信仰的源泉

<h3>4.1：无处不在的马太效应</h3>

在上世纪的美国，一位名叫莫顿的科学史研究者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根据他的观察，社会对于那些已经获得了相当荣誉的科学家，总是不吝给予更多的荣誉，与此相反的是，对于那些未成名的科学家，社会却迟迟不愿承认他们的贡献与成绩。

这是一种古怪的社会心理现象，根据圣经里的一段故事，这种心理现象获得了它的名字：马太效应。

简单来说，所谓的马太效应，无外乎荣耀者愈荣耀，卑微者愈卑微，再简单一些，就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马太效应绝对不只存在于社会学的理论研究中。

我们所知道的是，早在这一准确的理论描述进入中国之前，我们的社会阶层就已经静悄悄地分离开来，向各自的极性流动而去。

如果说，有人对这一阶级分离的现状无知无觉的话，那么我们只需要把这种现状的社会效应表达出来就足够了。

中国社会，目前正朝着贫富两极分化的方向走去！

我们看到的是，昔日里资源的掌控者，如今更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资源垄断，而那些数量最多的普通劳动者，其中一部分甚至已经濒临生死存亡的关头。

古人曾道：“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富者广厦万千，贫者屋无片瓦。”很不幸，这样的情景，目前正上演于中国的社会之中，并且要比预言来得更加惨烈。

如果把过去的社会阶层比喻为一座金字塔的话，那么，从2000年开始，这座金字塔的塔尖就已经腾空而起，并且抽走了几乎全部的资源，留下的只有遍地瓦砾。

现在我们要弄清楚的是，这样一座稳定的金字塔构型，何以会在短短的10年间土崩瓦解？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促生了这一变化，它对我们社会体系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在大时代的后半程中，这条隐性规律究竟又会如何发生作用？

<h3>4.2：自由经济下的资本集中</h3>

贫富分化是商业社会的一种演变趋势，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是不会有分化现象出现的，在那个全民“月薪三十六块”、凭票供应、由行政级别区分福利待遇的时代里，这种差距即便有，也决然不会像今天这样明显。

然而，一旦我们的体制走出以生存为目的的时代，自由经济就会自然兴起。

在崇尚自由经济的新体制下，一切商业行为都是以牟利为根本目的，而人的欲望永无止境，资本的所有者在这个过程中，无论聚敛了多少财富，都不可能得到满足。于是，财富从大多数人手中，迅速地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从而引发了我们前文所说的马太效应，更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现实。

鉴于此，我们再次挖掘到了一条有价值的规律：

在新经济条件下，之所以会出现贫富不均，之所以会出现社会阶级分离，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资本的意志在起作用！

简单地说，我们旧有的经济体系，是依靠国家严格管控、各部门分头划分、各行业各行其是而形成的一台低效率机器；在这样计划严密的体系下，那个掌握资源的阶层既找不到资本的出口，也没有机会来对手中掌握的资本进行调动，因此和普通民众相比，他们占据的优势并不大。

然而，资本能够带来超额的剩余价值，这既是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又是商业社会铁板钉钉的经济规律。

利润最高的社会财富，大多数集中在房产、地产、矿山、高级资本市场、海洋等领域，这些都不是普通百姓所能问津的。假如有人提议，要求废除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由市场配置来实现社会公平，那么这个人不是居心叵测，就是极度天真。

在任何一个国家，普通的百姓都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对这些领域进行开发，只有那些在计划经济时代就拥有原始资本的阶层，才有可能从事这一社会工程。

有资本就可以雇佣劳动力、有资本就添置购买设备、有资本就可以引进技术、最重要的是，有资本才拥有市场准入资格，比如在资本市场上，普通人是绝无机会染指半分的。

当普通大众猛然醒悟的时候，原始资本阶层早已经夹带信息，驱动资本在市场里扑打多年，以手中的资本开发出更多的财富，由此就实现了资本增值，跃升为中国的新权贵阶层，进而将市场垄断，而垄断了市场的权贵阶层必然追求超额的利润，无休止的经济压榨，只能让普通大众更为贫穷。

在国家早期没有对信托业进行垄断的时候，普通的民众阶层根本不可能从这一行业中得到利益，因为整个行业都被类似荣氏父子这样带有“资本身份”的企业家所垄断了。

一方面，他们拥有普通民众想也不敢想的强大资本，另一方面，他们与国家的关系极度紧密，甚至于本身就是政府官员，这样的先天条件，使他们轻而易举地就占领了市场。

在这个例子中，是相当典型的权力与资本相结合，所以它资本扩张的速度也最迅速，当亿万民众还在为一台彩色电视机而忙碌不已的时候，荣氏父子就已经奠定了后来大陆首富的基础。

资本垄断，对社会阶层分离的作用，就是这样令人触目惊心。

<h3>4.3：垄断阴影下的心理贫困</h3>

当社会阶层分离，贫富差距拉大的时候，带来了另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问题——民众阶层的心理贫困。

所谓的心理贫困，指的是对比参照所产生的错觉。当我们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时候，尽管物资匮乏到最低的生活标准，但放眼四海，都处于同一处境，那么即使是多得到一张两斤的全国粮票，也会另我们欣喜万分。

因为不存在对比，自然也就没有寒酸的感觉。

而在当下的经济体制下，尽管我们已经不再为过年吃饺子而发愁，但眼望名车豪宅，大厦林立，富豪资产排行榜上的天文数字，那么我们的心理欲望就很难平衡，在这样的情况下，自卑心理就成为了必然，我们会毫不怀疑地认为自己过着贫困的日子。

在计划经济的时代，除了在贫富差距上竭力抹平，要求人们为社会贡献之外，国家同样倡导勤劳节俭的社会风气，即使是国家领导人，也能起到表率作用，以崇高的精神文明来引导民众。但当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开来，原有的社会资源掌控者，成为最强大的垄断资本时，这种建设平等社会的愿望顿时成为了泡影。

市场经济，为我们的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物质财富。

社会丰饶，却带来了民众的心理贫困。

在市场经济时代到来之前，我们生活的参照对象无非是左邻右舍，富裕的家庭，无非是有一个在肉店工作的大儿子，粮店工作的二儿子，开汽车的三儿子，贫困的家庭，也无非是少吃几顿肉，坐不上解放车的驾驶楼而已。比对的参照体系相差无几，贫富的感觉并不强烈，因此对社会的抱怨心态也远没有那么强烈。

但社会阶层的分离，却为民众阶层的生活笼上了一层巨大阴霾。

我们的物质生活再丰饶，家里的电器、粮食无论有多少，都不能和那些新权贵阶层相比，把我们每月的工资与垄断资本的利润相比较，贫穷的感觉立即出现，随之而来的，是自己遭受到了不公平对待的错觉，更严重的，是对整个社会的形态产生了错误的判断，认为民众阶层正在受苦受难，国家的经济正被一小部分人拉向深渊。

这种对普通民众的心理伤害历时已久，特别是当我们目睹少数权贵阶层鲜衣怒马，以各种视觉冲击强化民众对于贫穷的感觉，于是社会不公平的心态大面积扩散，直到延续到每个人的内心深处。

<h3>4.4：拜金信仰的源泉</h3>

进入新千年的大时代以来，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更加天翻地覆。

在阶层分离的过程中，神奇的资产数字令人咋舌，资本的累积速度超乎想象，我们可以到处见到那些操控资本的大鳄，如同传说中能够呼风唤雨的神仙，天马行空般地恣意任为。

于是，在一个没有上帝，没有信仰的国度，这些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资本操控者，就成为了商业时代中，拜金教中的神像与教主，他们的人生传记，就意味着这个商业代的成功史。

当人性中的贪欲成为了人生驱动力，当利益的渴望成为社会燃料，当资本玩家成为了成功者典范的时候，我们就生活在一个由金钱堆积起来的环境中。

我们大多数人缺乏明确的信仰，于是开始将金钱作为新宗教，成功学则成为了新的人生准则，一旦在商业领域失败，生命就失去了意义。

这样的变革是全社会性的，从心理贫困现象出现的那一刻开始，思想上的变革就伴随着大时代的前半期席卷整个中国。我们的传统思想，正在被一种多元的新思想取而代之，而这种新思想，也正是未来财富的契机所在。

如果说，你在社会阶层的分离中不幸属于民众阶层，那么，假如你还没有领悟到新思想的真谛，那么就意味着更大的不幸。

拨开又一层迷雾，在大时代的后半程中，谁掌握了新的思想，谁就在同等起点的民众阶层中掌握了最有利的资源。

那么，新思想是什么？

它又是如何萌生的？它究竟会对传统思想，传统社会造成怎样的冲击？

我们的寻找仍未完结。

第一章 过半的大时代（上） 5、大时代规律：思想解放，引导商业思维冲击传统农业思维

农业思维下的我们，对未来有着妥善的安排，却要承受金钱上的贫困，而商业思维下的我们则恰恰相反，有着金钱上的富饶，却要被资本的性质牵着鼻子走，陷入了新危机。

所谓的新旧思维冲击，实则是为货币寻找一个完美的投资方案，这个投资方案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处理资金流向这个命题上。

主题介绍：农业思维的没落——商业思维的新危机——打通天堑的方案——发展的极限

<h3>5.1：农业思维的没落</h3>

每种经济模式，都有着自己的特点。

每种经济模式，都有着自己的思维方式。

计划经济的最主要思维，就是强烈的传统农业思维。

说到农业思维，那是一个非常易于理解的概念，顾名思义，这种思维方式的起源，就是中国三千年以来农业文明的生存哲学。

对于农民来说，从他一生下来，就已经确定了一成不变的生活模式：每天五更起，夜半眠，脸超黄土背朝天地在土中寻食，辛苦劳作三年，就能攒下一年的余粮，辛苦劳作九年，就能攒下三年的粮食，在任何一个时间段里，一亩地的产量都是确定的，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不存在任何的投机与侥幸。

说到这里，让我们不觉之中想到那个令人无奈的片段。

一位记者问大山深处的放羊娃：“你放羊为了什么呢？”

放羊娃：“生小羊。”

记者又问道：“那生了小羊之后呢？”

放羊娃慢悠悠地回答道：“盖房。”

记者追问道：“盖了房子呢？”

放羊娃继续着他的口气：“娶媳妇。”

记者不甘心地问道：“娶了媳妇呢？”

放羊娃回答：“生娃。”

如获至宝的记者终于看到了转机，于是喜形于色地追问：“生了娃之后呢？”

放羊娃给出了最终的答案：“放羊。”

记者：“……”

尽管我们会在观后唏嘘一阵，但这个片段却是农业思维的最好案例，它是一种绝少变化的、重复性的思维，一切逻辑方式与计划都是线性的，确定的。

在已经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经济体制正是这个样子，尽管计划经济并不完全排斥金钱，但其对财富的衡量，却是以保证需求、保证经济内循环良好为原则的。

在这个体制内部，小到一家企业，大到一个行业，都按照计划来进行生产，以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指标为目的，其交易模式甚至可以完全抛弃货币的媒介。

比方说，生产汽车的厂家，可以用汽车来交换钢材，而生产钢材的厂家，则可以用钢材去交换生产所需的铁矿石、焦炭，同样的，铁矿和煤矿也可以用各自的产品去交换汽车。

在这样一个靠指标吃饭，以完成任务为目的的经济体制下，社会化大交换被演变成了简单的以物易物，商业社会的经济规律被压抑到了最微弱的程度。

然而，当我们步入市场经济时代后，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能够自给自足的企业，能够自产自销的行业，固定的行业间协同，所有的这些加在一起，在以利益为导向的商业模式面前，统统彻底败下阵来，当我们习惯于靠指标吃饭的时候，是绝经不起市场大潮一次轻微冲刷的。

更难以接受的是市场经济下的交换行为，持有财富的购买方，只会选择最优质、最廉价的商品，哪怕只是生产针头线脑，也必须要保证这两点，而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让我们习惯了养尊处优，面对激烈的价格竞争与技术更新，很快便力不从心而一败涂地。

这就是农业思维的没落，这种没落正是建立在商业思维的观点之上，其本质是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强力冲击。让我们不无悲观的是，在长时间的磨合之后，我们仍然难以走出农业思维的桎梏，这恰恰也是许多企业最终无法在市场上站住脚的原因。

<h3>5.2：商业思维的新危机</h3>

如果说，农业思维的没落，带给我们一阵心理上的阵痛，那么商业思维的新危机，带给我们的则是一种绝望。

相比起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优势是有目共睹的，企业的高效率、技术的快速升级、资金的优化配置，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普遍思维敏捷，执行果断，旧体制在新体制面前，显得是那样的手足无措，局促不安，对于许多老企业来说，商业思维带来的快节奏，是它们卒难适应的。

在崇尚商业思维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财富是完全以货币来衡量的，绝没有哪个企业家会在没有订单的情况下继续生产，也没有谁会将资金变成落后的产品囤积在库房里，在这个体制下，每一块钱的资本都是宝贵的，而资本的概念早已将技术、信息等多方面因素囊括在内，所以资本只能以货币的方式来计算。

然而，货币只是资本的计算方法而已，货币的本身并非是资本，举凡认识不到这个问题的人，都会陷入到商业思维的新危机中来。

以货币来作为资本，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容易犯的错误，资本的所有者不可能大幅度地囤积物资，只能用尽心机聚敛金钱，谁手中掌握的货币量越多，谁的心理安全感就越强，资本雄厚了就是资本家，就会赢得他人的瞩目，正因为如此，在商业思维的影响下，新时代的企业与个人，无不想尽方法求财求利，已经近乎于本能。

但是，货币本身并非是资本，不管你手中掌握了多大的货币量，一旦遭遇经济危机、一旦遭遇金融风险、一旦遭遇时局变化，这些货币就变成了纸片，既不能吃也不能穿，而实物的价格却在快速的增长，我们手中的大笔金钱，眨眼间就一钱不值了，无论有多少金钱，都买不来足够的安全感。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我们的企业开始疯狂地涌入资本市场，当企业家投身股市、楼市的时候，所有人都看得出这是一场无比凶险的大跃进，它绝不符合一架企业正常成长的逻辑，也就自然无法保证常规的运作。

然而，这样的大冒进，却是符合资本意志的——资本总是流向利润最高的领域。

于是，我们在这里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农业思维下的我们，对未来有着妥善的安排，却要承受金钱上的贫困，而商业思维下的我们则恰恰相反，有着金钱上的富饶，却要被资本的性质牵着鼻子走，陷入了新危机。

当我们一面在为计划经济的没落而彷徨的时候，一面还要为市场经济的不确定而倍感恐慌。

这样，我们在这里就得到了一条新的规律：

所谓的新旧思维冲击，实则是为货币寻找一个完美的投资方案，这个投资方案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处理资金流向这个命题上。

<h3>5.3：打通天堑的方案</h3>

在这里，国家调控的价值就显现了出来。

越是自由的市场，资本就越是要寻找稳定而利润丰厚的去向，只有保证了资金的稳定性，才能让我们在危机中获得保障，同样的，只有将资本引入按部就班的领域，才能够解决它们死板一块的经营模式。

资本在寻找利益，天生就具有流动的本能，但资本家只为自己负责，自由市场所带来的资本流动，其后果是很难预料的，这样一来，我们既要保证资本的流通，又要防止其流动过快而对企业造成的损害。

即使是国家的管理者，也在这个两难的选择上走入了绝境。

在这个问题上只有一个解决方案——公共工程建设。

大型的、技术性的、具有时代意义的工程建设，对于资本流通来说有着多重的意义，一来工程建设能够解决许多企业的订单问题，促进银根流动，二来许多技术也只能在公共工程上找到用武之地，如果失去了公共工程，也就失去了技术的发展。三来由国家出面牵头，其公信力与调控手段都可以得到保证。

比方说三峡工程的建设，这样的大工程势必需要天文数字的资金，同时也需要数条产业链，更多的产业，以及不计其数的企业来为它提供服务。当国家牵头来实施这样一项工程的时候，带给经济上的刺激作用就远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了。

<h3>5.4：发展的极限</h3>

我们必须记住一点，两全的方案，往往是两难的开端。

公共工程的建设，绝不是为了消耗资源的目的，将资金、技术、劳动力等资源捆绑在一起进行消耗，只是推动经济的手段，国家管理者在这一点的把握上，一定要千谨万慎，稍有不慎，就会落入“大炼钢铁”式的窘境，专一追求消耗资源而导致浪费的后果。

更严酷的现实在于，公共工程的建设，有着它发展的极限，我们可以让袜子厂遍地开花，也可以在全国密布火锅连锁店，却不能保证每个省都有一个三峡。

对于我们来说，无论是农业思维也好，商业思维也罢，其最直接的影响，无外乎对于财富的理解。如果你倾向于农业思维的思考方式，那么你必定会按部就班地安排自己的人生，进而成为大时代中最稳固的基础力量。

如果你倾向于商业思维的思考方式，那么你必定在某些领域有着超人的直觉和运营天赋，并且敢于在机遇降临的那一刻倾巢而搏，从而极有可能在大时代中成为领军人物。

现在，你知道了大时代中的第三条规律，如果你对它尚未了解，那么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需要掌握的规律太多，面面俱到的并不一定意味着全知全能，反而有可能是全部一知半解的半瓶醋。

正如那句广告词告诉我们的那样：一切任你选择。

第一章 过半的大时代（上） 6、大时代规律：技术进步，扭曲国民心态原有走向

如果我们找到了操控我们心态的隐性规律，也就找到了技术厌恶症的病根所在。

造成了我们在几千年来缺乏进取，只重心性不重事功的原因，就是我们传统思想中的“重天命，轻人力。”这才是隐性规律的关键所在。

主题介绍：技术厌恶症的病根——两极的跳跃——扭曲的技术崇拜症——伪技术时代

<h3>6.1：技术厌恶症的病根</h3>

我们从来不是个热爱技术的民族。

在这一本书的写作同时，坊间正热卖一本《你能跟上十年后的中国吗》，其中便精确地谈到了中华民族对于技术的厌恶心理，并把这种心理的来源归结于集体主义。

这样的说法正中要害，然而却尚未鞭辟入里。

我们应该看到，在集体主义的影响下，我们变得不愿意出头，不愿意以参与的方式来进入游戏，只喜欢在集体主义光环的笼罩下抱在一起取暖，为他人的胜利站脚助威，欣欣而喜。

我们在近代史上，正是因为着了集体主义抱残守缺的道，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为域外强敌所欺。正如在寒冬中一样，畏惧寒冷的人们，总是渴望着相拥在一起抱团取暖，因为这样至少让人觉得安全，让人可以获得片刻的体贴，减去几分寂寞感。

然而，我们是否想过，这样的集体主义又来自于何方？

如果我们找到了操控我们心态的隐性规律，也就找到了技术厌恶症的病根所在。

造成了我们在几千年来缺乏进取，只重心性不重事功的原因，就是我们传统思想中的“重天命，轻人力。”这才是隐性规律的关键所在。

中国是个农业立国的国家，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农业是靠天吃饭的，而儒家也合乎时宜地抛出了“天人合一”、“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不变”的说法。

这些说法经过民间的演绎，就成了天命不可违，人定不胜天的理论依据，于是类似于“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人怕出名猪怕壮”的一套套箴言。

于是，中华民族在这样的环境中，逐渐养成了一种重天命，轻人力，少创新，畏变动的惯性。

当我们回顾中国的历史，就可以发现这样的现象，历史上有名有号的改革家，无论改好改坏，下场一般都相当糟糕，于是官场风气积重难返，同僚之间俨然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哲学拱手互贺。上行下效，连累普通民众也不愿意在任何领域有所创新，完完全全地忽略人事，推之天意。

有人说：“没有创新精神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旨哉斯言，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的创新精神，到底要到哪里去寻找？

<h3>6.2：两极的跳跃</h3>

我们从来不是个热爱技术的民族，然而我们现在对技术的兴趣，却似乎比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强。

你千万不要以为在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改观，事实上，我们的民族性没有变，所做的只是直接从一极跳到了另一极而已。

由于没有循序渐进的心理渐变过程，这种兴趣表现出来的方式，看上去就无比怪异。

几乎所有的企业，在推销自己的产品时，都要标榜其中的技术含量。

几乎所有的个人，在求职应聘的时候，都要力图用种种卡片，证明自己精通某几项技术。

几乎所有新创立的学校，不仅在招生时表明自己专业的技术指向性，更有甚者，直接将校名冠以技术两字。

小到修钥匙配锁，大到学术研究机构，无不对外宣称自己是技术的化身，代表了某某技术的先进水平，就算是一瓶矿泉水，一袋方便面，都要在包装上声明：我们应用了先进的灌装技术、先进的消毒技术……仿佛不这样说明一下，就不足以显示自己的优越性。

从对技术的极度厌恶，到对技术的顶礼膜拜，我们看似转了一个大圈，实际上却在原地踟蹰不前。

无独有偶，在一个多世纪之前，我们对日本的态度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转弯。

从对日本“弹丸岛国、蕞尔小邦”的鄙视，到甲午战争一败涂地之后的木然，再到日俄战争后疯狂的崇拜，中华民族实现态度上的转变，只用了短短10年的时间。

一时间，去日本留学，去日本取经的成为了那一时代青年的风潮，即使前瞻明了如鲁迅，也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赴日的航船。

这看似不可思议的转变，其背后的动因却只有一条：我们的民族有着古怪的心理。

这就是，我们是缺乏理性的民族，只有一个缺乏理性的民族，才会轻易地陷入极端思维的牢笼之中。

<h3>6.3：扭曲的技术崇拜症</h3>

当我们对技术开始顶礼膜拜的时候，自然就会对一切与技术有关的因素俯首称臣，技术人员也是其中的一类。

提到“脑体倒挂”这个名词，今天的青年人可能会表现出一脸茫然的神情，然而，这个词在上世纪的80年代，却是极其突出的社会现象之一。

所谓“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修脚刀的”，在这样的牢骚话中，数以万计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在他们各自的领域中艰难度日，不惟生活没有保障，甚至还会频繁遭遇人格上的歧视。

即使当经济体制开始转轨之时，这些技术人员的处境也未见丝毫改善，迫不得已的他们，不得不在帮忙、借调、赞助、研究等名义下，悄然离开他们的国营单位，在不声不响中与最初的资本经营者会合在乡镇之中。

然而，随着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凭借技术的优势，率先成为先富起来的人时，我们的民族便开始对其另眼相待，和所有的转变一样，其程度之大，是极难令人接受的。

比起普通人来，技术人员的专业水准是令人乍舌的，他们可以利用超越常人的智力、久经实践的经验、富有创造力的天赋、善于变通的头脑、灵活的焦急能力来解决许多现实中出现的问题，那些技术的门外汉在他们面前显得黯然失色，缺乏专业素养的人，对于技术上的问题是连观望的资格都不具备的。

于是，畸变悄悄地出现了。

在进行人才选拔的时候，我们的标准正悄然由“唯贤是举”，转到“唯才是举”之上。

这一选拔的新标准不是以道德来评估的，绝对没有哪一个选拔者会关心这些技术人员的名声如何、也不会去了解这些人曾经做过什么，他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传统道德，是否会有令人齿冷的行为发生。

选拔者所关心的只有一样——被选拔者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实际问题，做到不辱使命，因此，这一标准只能用能力才干来评估。

然而，我们都清楚的一件事情是，能力只是人全部素质的一个方面而已，素质的本身并非是能力，更不是掌握了何种程度的技术，但凡认识不到这一点的执政者，无不会被唯才是举的缺憾所困扰。

掌握技术不能代表人的全部素质，这就是说，不管这个人的技术水平到达了什么样的境界，一旦他在个人道德上有所缺憾，那么他必然会利用技术结合手中的权力，进行一些违背道德的行为，此时，无论他有什么样的技术水平，都不再对企业形成有利因素。

比这更严重的，当我们对技术的崇拜达到狂热的时候，总是会有假冒伪劣者混杂其中，真假掺杂，让人无从分辨。

<h3>6.4：伪技术时代</h3>

我们并不真正热爱技术，我们只是急功近利般地对技术发生了兴趣而已。

正因为民族性格是这个样子，所以要等到真正的技术时代在中国出现，还需要很久的时间。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必须度过从“感兴趣”到“热爱”中间的灰色地带。

假如要给这段时期命名，那么它最准确的定位应当是“技术的应用时代”，或者干脆是一个“伪技术时代”。

当我们沉浸在技术带给我们的方便与利润中时，却极少有人想到过，真正的技术时代，需要有长期的科学研究做为铺垫，远非引进与购买的“拿来主义”。

当我们满足于技术应用的好处时，就应当知道，这种所谓的“技术时代”，其背后真正的面目是什么。

从现在到2020年的时间里，是中国大时代的后半期，我们绝不能指望国民有可能跨入技术时代的门槛，然而我们却可以肯定，我们正在朝那个方向上努力。

未来之路，就在我们的脚下徐徐铺开。

留给我们要做的，就是关于自己的准备。

我们已经掌握了国民心态的走向，更明了了自身的定位，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走得更快一些，由我们做前驱者，将技术时代引领出来呢？

第二章 过半的大时代（下） 1、大时代规律：观念整合，商业文明攀升全新高度

大概除了唐万新与他的幕僚之外，再也没人知道，在这一片繁华盛景的背后，德隆如同一个吹得太鼓的气球，只需轻轻地一戳，一切便会砰然而无。

这样的设想并非捕风捉影，我们身边的日本就是如此，在资源型工业方面，国土狭小的它无论如何，都无法和中国、印度、以及东南亚地区相抗衡的，而这就要求日本必须从成功的传统模式中转型。

于是，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见证了许多神话般的崛起，同时也听闻了更多商业帝国轰然坍塌的巨响。

从这个意义上说，德隆的悲哀，乃至众多企业的集体悲哀，都在于它们过早地介入了一场游戏，游戏本身无害，问题是在一场规则尚不完善的游戏中，随时可能被重新洗牌、重新清盘，在这样的游戏里，它们玩的过于忘我，丝毫不知节制，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一败涂地。

<h3>1.2：没有节制的大游戏</h3>

主题介绍：畸形的新观念——没有节制的大游戏——大一统文化——崇尚征服的商业文明

就这一点来说，既是造成那些“德隆现象”的原因，也是新时代中观念整合的动力。

几乎在一夜之间，随着国家的宏观调控、银行的紧缩贷款，德隆集团的资本瞬间蒸发，对于唐万新与德隆集团来说，意味着产融整合战略付之东流，而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则意味着一个未来商业帝国的灰飞烟灭。

这样的现象不难理解，在帝国历史的长河中，假如一个王朝能够使要服甚至荒服的少数民族主动归顺，能够保持高度的中央集权政治，保持辽阔疆土与强大国力，那么统治者一定是有道明主，是圣贤一样的君王，更是政治昌明的象征。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并不需要讳莫如深，事实上，以中国国土之广，人口基数之大，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本来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比起这一点来，我们所需要解读的，是一个更加迫切的问题。

德隆集团忘记了重要的一点：利润才是基础，一场没有利润的资本运作，无异于投机式的赌博行为，正因为德隆集团的扩张过于迅速而疯狂，才注定了后来这场无节制游戏的快速崩盘。

<h3>1.4：崇尚征服的商业文明</h3>

这是一条一流的策略，却在执行的过程中，一步步变成了末流的豪赌，变成了一场缺乏节制的资本大游戏。

这是一个几乎不需要论证的逻辑，更是一条连大学生都能理解的经济学法则，观念需要整合，产业需要重组，似乎是我们长久以来所共知的常识。

比如说，德隆一度是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许多企业也曾提出过进入世界500强的口号，它们几乎用快过瘟疫的速度，将子公司、分公司、办事处等分支结构开遍中国，然而却因为推进太快，缺乏扎实的跟进工作，使得管理链变得无比脆弱，以至于在高层发生的一丁点风吹草动，都会产生类似蝴蝶效应的结果，引发全盘的大地震。

截止2002年，德隆集团伸出了它的手，将宝贵的资金先后投入重型汽车业、连锁超市、旅游业、畜牧业、种植业，鼎盛之时的德隆，已经控制了1200亿元的资产，在20多个领域里拥有500多家企业和30万名员工，假如要在中国寻找一个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那么舍德隆再无别家。

按照市场经济法则运行的企业，和按照计划经济法则组织的经济秩序，存在着绝对的冲突。

2000年，这一时间点对于我们有着怎样的意义，完全取决于我们对它的理解。

在过去十年的中国商业界，众多苦心经营的企业家，似乎在一瞬间迷失了方向，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都开始沉迷于资本运作所带来的成长快感之中，却忘记了什么才是真正靠得住的盈利途径。

以十年的时间来做这些事，并不困难，难的地方也不在于十年太久，而是它与中国的大一统文化严重不符。

为了表征出“大一统”的景象，历代统治者在登基即位、或是进行各种国家庆典活动时，都要大肆表演少数民族歌舞，陈列远方少数民族进献的奇珍异宝、怪鸟怪兽，以礼招待和重赏少数民族的头领，甚至不惜代价地装点出太平气象。

在过去的10年中，一个伟大的“中国梦”正在变为现实，从冲破旧规则、旧体制开始，到创立新世界，创立新规则为止，这其中的变化就是我们对规律的洞察，对控制权的掌握，当我们尝试着用他人还不了解的概念与技术进入市场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对新市场的创造。

手握规律，我们可能在一夜之间超越平凡而成功，也可能因为狂热与诱惑而一败涂地，然而无论怎样，我们注定会越来越熟练。

在中国的历史中，有着严重的“大一统”情结。

这个问题就是：在过去十年的发展，中国企业有没有到自己寻找方向的时刻？

当一个企业的项目遍布国内，铺陈海外的时候，就必然会与各地方政府大打交道，在一个民营资本尚未得到推崇的时代，企业一旦出现危机，便很难获得政府的救助与扶持。

在新旧体制变革的时代，中国的企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比起旧日里按部就班的运营模式来说，这些机会来的太快也太多，以至于许多企业被眼前五彩缤纷的诱惑所吸引，根本无从专注于某个领域，并在该领域中作出卓越发展。

假如抛开德隆后来的悲剧命运，我们必须要承认的是，在10年前的中国，拥有如此眼光的企业家可谓凤毛麟角，更与我们今日的分析不谋而合。

然而，只有专注才是利润的唯一途径，打个比方来说，可口可乐专注于可乐，而后成为饮料业中的魁首，大众汽车专注于汽车，得以长久屹立不倒，当一个企业进入某个行业的时候，只有先做到专业化，然后将业务全球化，这才是利润来源的最好保证。

另一方面，一部分富有前瞻性的企业家，也早已发现了这一问题。

有关德隆帝国的覆灭，我们可以找出无数的理由与原因，更可以轻易地将败局归结为企业家的野心与不择手段，对于其他有相似境遇的企业，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结论给它们的故事添上注脚，但最根本的理由只有一条：

德隆帝国的覆灭，我们可以找出无数的理由与原因，更可以轻易地将败局归结为企业家的野心与不择手段，对于其他有相似境遇的企业，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结论给它们的故事添上注脚，但最根本的理由只有一条：

从1996年起，地处西北边陲的德隆集团，先后控股数家上市公司，从而成为中国资本市场上，拥有上市公司最多的财团型企业，和德隆合作过的上市公司，一度多达40多家。

当长期的计划经济将企业的创造力捆绑到最低程度时，资本市场这种极具诱惑力的成长机会，自然不可能逃过企业家的法眼，为了让企业获得尽可能快的发展，在小范围内做出经营业绩的众多企业，立即开始了上市增值的过程，丝毫不去考虑市场风险，也不再甘于脚踏实地地追求企业利润，仅仅将希望寄托在资本市场的操作上，想要藉此创造新一轮的神话。

这是中国企业的集体宿命，即使再过十年，只要还存在着上面提到的双轨冲突现象，多元化的道路便注定布满荆棘。

我们可以认定，它是一个旧时代的结束，我们也可以认定，它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然而无论如何，它都不应当是一场大游戏的起点。

即使是最苛刻、最标新立异的经济学家也必须承认一点：只有传统产业，才能将中国劳动力与资源方面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只有传统产业，才拥有最大成熟市场，一个不需要开发与探寻的市场，只有传统产业，才会尽可能弟规避开发展道路上的风险。

同样的，我们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过度依赖投入的经济增长模式，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平面化，纵观中国的规模企业，很难找到哪一家真正形成了精细的财富创造模式，而这就在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尽早摆脱旧观念的桎梏，寻找出一条财富创造的新道路来。

毫无疑问的是，在未来的竞争中，国家也好、企业也罢，其财富增长的方式都不再源于自然资源，而是来自人的智力能量，来自于新观念促发的新模式。

我们知道，可用的资源是有限的，即使是我们最引以为傲的劳动力资源，也会面临着过度使用的极限，这样一来，以投入为推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在经历了一个原始的资本积累过程后，就会自然而然地遭遇到狭长的瓶颈，于是，收益的边际效应开始静悄悄地发挥作用。

在这些企业家们看来，中国企业必须找到未来的获利来源，他们甚至意识到了利润不仅仅来自于一个成本更低的好产品，更要来自于企业自身的实力。

拿德隆来说，其涉足的产业超过了20个，而名动全国的三九药业，也同样打出“八大产业，八大金刚”的运营思路，乃至更早阶段的南德集团，从生产午餐肉到火锅连锁，从儒商大学到发射卫星，这样的经营广度，显然超离了一家企业应有的能力。

假如你对主流的历史读本和影视作品加以观察，就会发现此种味道极其浓厚，我们沉迷于秦始皇的“六王齐毕，四海一同”，我们赞叹着唐玄宗时代虚假的“盛世幻象”，为了满足这样的情结，我们甚至对成吉思汗与八旗部落的“跑马圈地”大加称颂。

<h3>1.1：畸形的新观念</h3>

德隆帝国的崩溃，绝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历史总是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来展示它的神奇，德隆的鼎盛时刻，正是唐万新意得志满的时刻，这样的时刻，也正是这个商业帝国濒临坍塌的时刻。

然而，由于一条或几条隐性规律的作用，使得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被扭曲成了极近复杂的面目，由此而生的新观念也呈现出畸形的形态。

在2000年温暖的春日里，唐万新这个名字，似乎已经成为了当日中国经济的一个显著标志，可以说，无论由谁来撰写中国经济史，唐万新以及他麾下的德隆集团，都是注定要被记入其中的。

放弃你所不能，将你能的做到极致，这样一句在励志教材中常常出现的话语，实际上却是中国企业成长的最好选择。

在今天的世界经济中，无视中国的人几乎已经消失了。

这样的价值观念在中国的政治思想中一脉相承，并逐渐辐射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正因为如此，尽管我们已经步入了新的文明阶段，却始终无法摆脱这种存在于骨子中的“大一统”情结。

关于这一点，你甚至可以暂时放下本书，打开电视机中的经济频道，你一定会发现绝大多数的国内企业家，都在以相同的口吻讲述着一个或准备实施，或正在实施的计划；无论这些计划听上去有多么的花样迭出，其核心却只有一个——多元化发展。

就中国而言，经济最大的发展空间始终在传统行业，不仅10年前如此，今日如此，即使10年后也同样如此。

<h3>1.3：大一统文化</h3>

在未来的十年中，我们几乎可以毫不费力地预测，中国绝大多数完成了原始积累的企业，将会相继把他们的手伸向这些领域：汽车、房产、地产、金融、教育、保险、医药，毫无疑问，这些领域的利润是最可观的，然而究竟能有多少企业能够在这些领域里存活下来，实在还是一个不乐观的未知数。

在未来的十年中，对于全世界来说，最重要的课题就是如何与一个强大的中国相处。

事实上，在过去的10年中，几乎所有的中国企业，都在进行着或大或小的无节制游戏。

按照市场经济法则运行的企业，和按照计划经济法则组织的经济秩序，存在着绝对的冲突。

最后，也是最致命的一点是，多元化道路带来资金链的拉紧。

其次，多元化道路必然带来资源的分散。

出离我们所有人想象的是，德隆的掌舵人唐万新，并不完全是一个缺乏战略眼光的赌徒，与此相反，在唐万新看来，全球的产业结构正在发生一次巨大演变，而中国不可避免地成为其中最重要的角色，传统产业的问题在于体制落后、观念落后，投资分散，因此，如果能将其优化整合，将会带来一次全新的经济腾飞。

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在过去的工业时代、大生产时代中，我们可以以能源、人力、物耗等方面的投入，来换取经济利益的回报，在这一点上，中国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历史的得与失，我们暂且不去讨论，然而仅就商业领域而言，“大一统”的情结，以及企业为此而进行的多元化扩张，表面上看似乎是功勋彪炳，暗下里却难以逃避危机四伏。

再次，多元化必定意味着多面作战。

首先，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做大”未必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好事。

那么，大一统的文化是什么，它的表征又是什么样的，对于企业家和企业来说，这样的传统文化有何影响，都需要我们将目光聚集，在耐心的探寻中寻找答案。

第二章 过半的大时代（下） 2、大时代规律：规则替换，拉动中国商业环境转型

强势资本注定要吃掉弱势资本，货币资本注定要吃掉实物资本，生态环境中大鱼吃小鱼的法则，在资本市场中同样适用。而民间资本与国际资本之间的战争，所遵循的正是典型的食物链法则。

主题介绍：不新颖的新规则——国际资本绞杀战——外资的新猎物——以不变应万变

<h3>2.1：不新颖的新规则</h3>

在过去的一年中，有一个话题长久不衰：经济危机。

不同职业、不同教育程度、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对于经济危机理解完全不同，但是对于它的恐惧感，却没有任何的分别。

中国人害怕“经济寒冬”。

在恐惧中生活的人也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发自内心的恐惧，他们了解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后果，也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领教了经济危机的影响，对于这一类人而言，经济危机的全部形象，无异于一场无形的地震。

正因为如此，对于这一类人来说，他们多半会着力渲染，将所知所闻结合理论，联系现状，成为这个时代中最悲观的一个族群。

另一类人则完全不同，他们同样惧怕，但这种惧怕却并非发自内心，而是受到了第一类人的传染。

假如我们对群体心理学有所了解，就会知道传染对于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会起到相同的作用，这种作用随着群体的情绪链条传递，逐渐变得越来越强大，直到突破人的思想想象，仍然不会停止下来。

因此，对于这一类人来说，尽管他们的生活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没有少挣一分钱，少坐一次车，却仍然感觉自己身处危机冲击第一线，变得惶惶不可终日。

然而，纵观世界经济史，这并不是人类所面对的第一个经济危机，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事实上，像这样的危机，每隔三十年就会出现一次，它仅仅是市场经济规律的组成部分而已——有高潮，就必然会有低谷，有发展，就必然会产生衰退，只不过我们在长期的计划经济时代，没有机会也没有渠道感知危机而已。

事实上，绝大多数中国人不仅在这一场经济危机中惊慌失措，即使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的表现也像个毫无经验的新手。

“我们需要了解国际商业社会的规则。我们只是处于一个周期性的成长逻辑之中，在努力创造价值的同时，要注意与国际市场接轨，保证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这本是一段丝毫不需要论证的观点，它甚至因为过于正确而失去了特色，假如你学过最基本的国际贸易理论，就完全可以做出同样的论述，可是当它从无数经济学家口中反复说出来的时候，让人听来便顿生悲哀之感。

新规则并不新颖，我们的旧体制却着实旧到令人感叹，而在新规则替代旧规则的过程中，究竟有多少企业会成为牺牲品，实在令人无从知晓。

<h3>2.2：国际资本绞杀战</h3>

说起来，当我们喊出“适应规则”的口号时，就已经宣告了我们落于人后。

规则是这样的一种东西，由先来者制定，后入者遵守，先来者修改，后入者服从，先来者掌控，后入者跟随，在这个过程中，先来者已经通过规则确定了优势地位，无论后入者如何挣扎，都很难在规则的束缚下做到羽翼渐丰。

我们用了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来积蓄资本，最终有资格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时候，我们不妨扪心自问，难道我们的积聚，所为的就是去参与一场他人制定规则的游戏吗？

当我们的民间资本成批流入国际市场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一场与国际资本的绞杀战开始了，在这场游戏中，不一定会出现赢家，但我们却注定会是输家。

现在也许有人提出质疑，资本的意志不是注定要流向高利润领域吗？如果我们逆之而行，不是在与规律抗衡吗？

的确如此，不过这仅仅是资本的第一规律而已，在实际的资本运动中，还有一条显而易见的规律是：

强势资本注定要吃掉弱势资本，货币资本注定要吃掉实物资本，生态环境中大鱼吃小鱼的法则，在资本市场中同样适用。

而民间资本与国际资本之间的战争，所遵循的正是典型的食物链法则。

制造业、低端服务业等产业，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基础，而金融、房产则是建立在基础之上的空中楼阁，资本战争的最重要法则，就是以虚幻的高端产业，侵蚀竞争对手低端产业的利润。

用股票来吃掉对手鞋业利润，用房地产来侵吞对手的农产品加工利润，用精妙的资本操作技巧来控制对手的工厂、矿山、土地，这一点早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就已经有过范例。

无论有多少花哨的词汇和统计方法，无论社会发展到何种程度，关于社会财富的划分，都只有两个大类而已，实际财富与虚构财富。

所谓的实际财富，指的是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资源、产业、产品、人才储备。

所谓的虚构财富，指的是可有可无的高端服务业、奢侈品、金融行业、证券、基金、甚至包括除贵金属之外的所有货币。

历史上的中国，有许多国家利用国内的奢侈品、货币来交换邻国的粮食、金银、矿产，最终成就霸业，而那些被吸干血脂的国家，则因为建立了太多的服务业，出售了太多的实际财富，以货币储备来代替实物储备，走上了一条财富积累的歧途，就这样在资本的运作中轻易败下阵来，最终元气亏损而国破种灭。

这样的规则简单至极，甚至连中学生也能一眼看穿，然而这规则之所以能运行千年，甚至在现代社会中屡试不爽，其原因就在于它洞察了人性的弱点。

就人性来说，当我们面对着金融市场的暴利、房地产市场动辄亿万的商机时，很容易对步步为营、苦心经营的生产行业丧失兴趣，将资本投向前者，几乎是百分之百的选择。

对于任何企业家而言，其最终目的都是用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将企业做大做强，而投身资本市场恰恰是最方便的办法。

正因为如此，想要让民营企业抵御这样的诱惑，明显是与人性相违的，正因为如此，投身资本市场就成为必然，而与强势资本搏杀的结果，势必引发实际财富不断外流，虚构财富不断流入，生产资金外流，华而不实的证券与股权流入，实物外流，虚物流入，消费市场门可罗雀，资本市场人头攒动的一系列结果。

民营企业参与资本市场的运作，无疑是出于利己的考虑，但当这种个体行为叠加在一起之后，得到的结果却是灾难性的。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常规的生产活动利润是固定的，只能以扩大经营规模的方法来实现增收，而如果把实物储备卖掉，换取直接的货币储备，就有望博得厚利。

当这种零散的企业个体行为集合起来的时候，最后形成的却是对整个国家经济的损害，更糟糕的情况是，由于有“大鱼吃小鱼”规律的存在，手执弱势资本的民营企业，想要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存活下来，最终成为资本市场上的大鱼，是势如登天的难事。

可以说，在金融衍生产品高度发达的今天，即使我们对自己的财富严加守护，也很难确保它不被强势资本冲击，小鱼即使安静地苟且求活，尚且不能保证不被大鱼吞食，更何况我们主动把有限的实际财富送到他人嘴边。

在真实的战争中，一个战士倒下去，会有千万个战士跟上来；而在这场资本的绞杀战中，一家大型企业倒下去，绝不会有千万家企业跟上来，与此相反，倒下去的企业，甚至会带着一整条产业链走向覆灭。

<h3>2.3：外资的新猎物</h3>

如果说，国际资本市场的游戏，带给民营企业的是一种冲击，那么，这种游戏带给国有企业的将是一场劫难。

相比于民营企业，国企虽然存在着大量的弊病，然而却因为国有资源的优势和长时间的运营，其价值是有目共睹的。多年沉淀的存量资产、大批的专业人才、优势品牌、市场份额，和它的资产比起来，这些社会资源显然是更有价值的宝物。

国有企业的经营，不是以纯粹的商业准则来衡量的，作为国有资产的代表机构，可以说任何商业活动都代表了国有资本的利益，因此也就在政策、市场准入、资金与扶持等方面拥有独特优势，民营企业在国企面前如同草莽绿林遇上了正规军，不要说并驾齐驱，甚至连望其项背也难以做到。

当大量外资涌入我们的市场之后，我们固然获得了相当的活力，却也不得不直面其带来的负效应。

在10年前的中国，外资还仅仅以低调的方式，依靠合资合作的手段来获取利润，而在今天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收购、控股缤纷呈现，在注入外资的企业中，甚至不乏各个行业的龙头骨干企业，这样的前景显然是令人寒意顿生的。

以国际资本为活力，是本土企业容易犯的最大错误之一，强势资本加资源优势只能带来垄断，而这只垄断的手偏偏来自于他人，一旦遭遇时局变化，我们的相关产业发展与经济安全便毫无保障，无论经济如何繁荣，无论我们有多少外汇，都买不来足够的安全感。

更可怕的是，无论是资本的流量和持久性，民营企业都无法与国际强势资本抗衡，在“大鱼吃小鱼”的法则面前，民营企业是绝无任何机会的。

政府之所以对民营机构和民间资本参与国企改制有所控制，无非是担心国有资产流入民间，流入普通人的腰包，却未想到外资的冷酷面目，要远比民间资本狰狞得多。

当民营企业因为外资的冲击而倍感困顿的时候，国有企业却因为与外资的结合而陷入一场潜在的灾难之中。

于是，我们就在这里得到了一个宏观经济学的命题：国际资本的介入，必须要有一个恰如其分的度量，而这个度量的把握，就在于该如何处理产业选择这个关键性命题上。

<h3>2.4：以不变应万变</h3>

在经济思想上，中国的企业家们从未比一个农民走得更远。

如果一个农民家中的粮仓存有几年的余粮，有那么几匹粗布，再养上一些家禽家畜，有了果树、丝蚕、桑树、鱼塘……那么这些基本的物质财富，足可以保证他全家过上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即便是遇到灾荒年景，也能平稳过渡。

生活有了保障，就难保不会做非分之想，就难免会羡慕富家翁的生活方式，于是就会学着人家做生意，认为应该弃农从商，钱庄要开，酒坊也要开，甚至不吝代价，把田地丢得一干二净。

然而，将实物换算为金钱，对于农家的富足生活来说，意味着一个沉重的打击。

无论是牛羊还是稻谷、或者是丝绸、鸡鸭，这些东西加在一起，还抵不上一个钱庄一天的财富流量，类似这样的计算方法，彻底否定了农家的生存价值，得出来的结果卒难令人接受。

比这更难以接受的，是新经营模式本身，农产品的利润低微，哪怕是要进行一次最基本的借贷，都需要用实物财富来交换，三掏五掏之下，农家的实物储备就被掏空，几年的生活保障就此付诸东流，所换回来的货币财富，还不够进行一次小规模的经营。

现在，当我们站在经济危机下重新审视中国经济时，就会发现这两者有着何等的相似性。

当我们的经济繁荣时，我们总是习惯性地将目光投射到更远的地方；当我们的经济增长有了保证时，就会想着发展金融业、发展高端服务业；当我们的就业刚刚出现起色时，就会想着赶超发达国家，把实业经济抛之脑后，弃而不顾。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大部分都存在着这样的观点，当它们刚刚完成、或是尚未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时候，就已经不再专注于制造业、不再愿意从事土气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而把有限的资金注入到房地产、金融领域去寻找高利润。

诚然，这些领域的利润是惊人的，然而当我们的城市化、工业化远没有完成的时候，这些领域就是危险的。

实业能提供的利润有限，而且绝不可能在短期产生大量现金流，特别是我们的实业基础并不发达，也就没有资格在资本市场上从事更大规模的运作，所以，以小小的绩效，并不能支持金融扩张所需要的资金流量，一旦金融市场出现微小波动，为了支撑庞大而高息的融资平台，我们的企业就必须从实业中抽取资金，向金融领域输血。

就这样，我们从踏实经营中所得到的利润，一元一元地全部送给了资本市场，而且还要被迫赔入更多的资金，最终包括我们的老本。

在资本市场的搏杀，无疑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残酷过程，它甚至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风光于国际资本市场的摩根集团，已经走过了百余年的历史，而更为神秘的罗斯柴尔德银行家族，其资本积聚早在二百年前的拿破仑时代就已开始，在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中，无数企业与金融机构死掉了，能活到今天的资本玩家，无一不是脚踏尸体浴血而来。

也许，我们的经营思路是正确的，但是对于现在的中国经济来说，这样的思路实在过于超前，过于大胆，想要实现在资本市场掘金的目标，在现有的经济环境中，只能以倾家荡产、孤注一掷的方式来融资，换取倾身一搏的筹码，如此的行为方式，无异于在钢丝绳上闪转腾挪。

从全球经济的发展来看，我们仍然是后来者，在这个发展阶段，踏实地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内运作，其实并无不妥。

或许有人认为，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经济与中国的大国面目严重不符，血汗工厂只能让我们越落越远。然而我们可曾想过，经济的真实含义在于经世济民，我们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就业机会，需要的是踏踏实实的经济增长，脱离了这些，即便用钱买来了短暂的风光，也绝不可能长久。

经济危机中的资本大逃杀已经表明，没有了实业，国家的经济也就失去了基础，针头线脑总要有人来制造，粮食总要有人来种，不变的东西未必是守旧与停滞的象征，实际的情况却是不变可应万变——沃尔玛直到今天，仍然是首屈一指的世界级企业，雷曼兄弟曾经风光无限，下场却无尽凄凉。

或许，直到我们真正失去的时候，才会知道那些一度被我们轻视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对我们的发展与稳定是何等宝贵。

第二章 过半的大时代（下） 3、大时代规律：经济模式变换，点燃新的经济增长点

假如拉动内需的含义是将民众手中的财富吸引出来的话，那么最好的办法是通货膨胀，而非鼓励消费，用一次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其效果要远大于单纯的市场手段。

站在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所谓的“鼓励消费”，重点并不在于鼓励老百姓寅吃卯粮，将银行的钱取出来花掉，把腰包里的钱掏干净，而是建立一个让民众敢于主动消费的体系。

主题介绍：模式变在何处——“内需说”的误区——民富论——增长引擎在何处——未来的零负增长时代

<h3>3.1：模式变在何处</h3>

我们每天都在谈到改变。

改变的含义很简单，今日与昨日的区别，就叫做改变；当我们的境遇好于昨天时，这种改变就被称为发展；当我们的境遇变得糟糕，这种改变就叫做倒退。

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境遇变得更好，经济学也恰恰是一门让人更幸福的学问，然而真实的市场却总是变幻莫测，往往与人的判断背道而驰。

在过去的10年中，最让人匪夷所思的，也许就是经济模式的变化了。

当我们谈论到模式的变化时，往往会联系到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或者是外向型经济与内向型经济，其实，对于经济模式的真正含义来说，前者讲的是体制，后者讲的是手段，一个概念过大，一个概念过小。

所谓的经济模式，是经济体内外部的机制，打个比方来说，体制是我们积累财富的环境，手段是我们积累财富的工具，而模式则是我们积累财富的方法。

从经济学的理论来说，积累财富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扩大生产。

生产是创造财富的唯一手段，对于经济学而言，创造财富的概念，就意味着农民种植的稻谷，工匠制造的产品，技师发明的技术，矿工挖掘的矿石，除此之外，无论是商人的倒买倒卖，还是公务员的政务处理，以及社会其他成员的经济行为，要么归属于交换，要么归属于分配，唯独不属于生产的范畴。

历史上的中国，经济正是基于生产而逐步发展，可以说，生产是我们经济模式的最大特色。

然而，单纯的生产还不足以让每个人都拥有财富，当我们用全局的视角来重新审视经济发展的时候，就意味着一个财富时代的来临。

每个生产者的视角都是有限的，而市场的视角却是全局的，流通的价值就此显现了出来。

有的地方遍地煤炭，有的地方却急缺燃料；许多地方山上的树木只能烧火，但拿到木料市场上就价格倍增，水边的渔民对鱼类不屑一顾，但内陆地区却情愿以真金白银来进行交换。

同样的物品与资源，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价格，在不同的地区也有不同的价格，对于不同的交易对象也同样价格不同，而这三点正是决定价格的三大要素，也是构成商品交换的社会基础，更是财富增长的整套机制。

无论由国家承担经济的主体，还是任由市场发挥作用，只要将稀缺的资源流通开来，那么经济体内部的资源总数没有发生变化，但社会财富却交互增长。

因此，生产—消费的经济模式，无疑是经济体内部，以及经济体之间最理想，最稳妥，同时也是唯一的财富累积方式。

然而，当我们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这种传统的经济模式却正在被打破，组成社会的各个方面，不再着力于旧的财富累积模式，转而将精力投放在对社会已有财富的分割上。

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证券市场的发展，正是经济模式转变的最典型体现。

当金融机构在股市中翻云覆雨、不断进行金融扩张的时候，靠的并非是实实在在的生产利润，而是幕后无法言说的技术操作；当我们的上市企业在股市上不断增发的时候，靠的也并非是自身的良好绩效，而是浮夸的企业财务报表、产业发展的虚假利好消息。

这也就是说，我们的证券市场，从来都未曾有过足够的实物财富作为支撑，当我们的民众为看似繁花胜锦的行情所迷惑，将毕生积蓄投入到证券市场中时，就意味着拿出自己家的木料钢筋，来为一座虚幻的空中楼阁添砖加瓦，当这座空中楼阁轰然倒塌的时候，被抽走的永远是那些实心实意为其输血的人们。

同样的，我们的房地产市场也经历着同样的过程，在房价一高再高的过程中，上涨的并非是建筑物的材料成本，也远非建筑所需的人力成本，而是少数资本大鳄别有用心的炒作成本，当我们倾一生之财买下一套房子之后，拿到的实物财富，要远远低于它的交易价格，因此当楼市崩盘的时候，最终的受损者只能是房子的购买者。

这些看似不断增生的财富，实际上完全不是生产所创造出来的，而是一场对民众财富的全新分配，金融产品、房地产商品价格中每一分钱的上涨，都是从民众财富中抽取出来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过去的10年中，经济模式最大的改变，就是财富分配格局的改变，这其中既包括强势者对人类多年积累的现有财富的洗劫，也意味着一场对未来财富分配体系、财富分配规则的改变，正在我们身边悄然进行着。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变化，原因只有一个：通过分配来取得财富的速度，要远远快于生产。

资本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叫做“钱四脚，人两脚”，这句话的含义是，用钱来赚钱是最快的，由人来进行生产活动，永远也比不上资本滚动的利润产生速度。

当一种经济模式容忍资本运作导致普通民众无法守护自己的财富时，就意味着这个模式开始了对民众的奴役，这样的情形是任何人都无法容忍的。

尽管国家可以将经济发展赋予市场来完成，但当面临着经济模式背离绝大多数民众利益的时候，市场的主体功能就迅速地削弱，于是，政府的职能就此显现了出来。

<h3>3.2：“内需说”的误区</h3>

在生产——消费——分配的经济链条上，想要将经济模式的重点从分配重新拉回到生产上，就势必要经历消费环节。

正因为如此，国家才不惜代价地实施四万亿资金的投资计划，旨在以拉动内需的方式，促进经济模式的回归。

然而，当我们的主流舆论集中在“拉动内需”的话题上时，这个并不为普通民众熟知的概念，正在静悄悄地走入误区。

对于人性而言，欲望是永无止境的，除掉少部分清心寡欲者，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向往着更加富足的生活，而这就决定了人们无穷无尽的消费欲望；然而，我们手中掌握的财富是有限的，现实的购买力更进一步约束了这种无限的消费欲。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明白，在现时的经济模式下，想要让我们收入普遍再上一个台阶，实在是难上加难的事情，特别是当绝大多数企业都沉迷于分配财富的资本游戏时，这种想法就更加难以实现。

正因为如此，当媒体频繁提出“人人多消费一点，经济会变得更好”的说法时，实际上便已经将拉动内需的概念引入了歧途。

政府所实施的“拉动内需”，其用意无非是消耗掉过剩商品，从而推动新一轮的财富创造，而这些商品之所以过剩，并不是因为民众没有需求，而是这些商品的价格相对于消费者的收入来说，本身已经处于一种虚高的状态。

当我们的房价飙升到惊人数字时，倾一生的积蓄，也无法购买一套商品房，然而住房的需求却永远不会消失，这也正是为什么民间舆论大声呼吁，完善经济适用房制度的原因。

商品的价格过高，民众的收入却不见增加，而民众的购买欲望却始终存在着，只要民众的购买力不提升，过剩的商品就始终没办法消耗，重新疏通经济内循环的工作就始终无法完成。

这样看来，并非是民众拒绝消费，而是民众的购买力始终无法承担消费，就此而言，媒体企图通过鼓动消费来拉动经济内循环的主张，无疑是走错了路。

假如拉动内需的含义是将民众手中的财富吸引出来的话，那么最好的办法是通货膨胀，而非鼓励消费，用一次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其效果要远大于单纯的市场手段。

因此，站在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所谓的“鼓励消费”，重点并不在于鼓励老百姓寅吃卯粮，将银行的钱取出来花掉，把腰包里的钱掏干净，而是建立一个让民众敢于主动消费的体系。

在收入不增加的情况下，只要商品服务的价格下降，民众的购买力同样会提高，而这一点正符合价格决定需求的经济学理论。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拉动内需，所谓的鼓励消费，其重点在于建立一个有利于提高民众消费水平的体系，在于由政府出手，鼓励市场自由竞争，鼓励商家价值创新，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进而提高民众的消费能力，并非是挖空心思地改变消费者行为，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大而无当的消费机会。

那么，一定有人会提问：这种提升购买力的方式，岂不是以降价打折的代价换来的，那么人的欲望却是无穷的，是永远也无法满足的，价格降了，民众却希望再低一些，由此对企业造成的损害，又该由谁来承担呢？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从消费性经济的思路中跳脱出来，进入到一轮全新的思辨当中。

<h3>3.3：民富论</h3>

想要让经济的内循环永远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除了实现“国民皆富”，再无其他路径可选。

看起来，良好的经济内循环与国民皆富说的是一回事，实际上，相对于前者来说，后者才是具体的方向。

无论加大出口，还是拉动内需，其终极目标永远也无法脱出共同富裕的范畴，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有怎样的花哨名词，指的永远都是政府收入与民间收入的全面增加。

在任何一个时代，共同富裕都是经济管理者所追求的美好愿景，然而10年以来，在针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上，却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途径，之所以为了同一目标却产生了分歧，是因为在经济模式转变的过程中，新旧模式对于经济活动意义完全不同。

在坚持财富分配模式的学者们看来，之所以无法实现经济体内部的良性循环，是因为社会总资产量极其有限，而有限的资源又被民众分散掌握，因而总是无法实现集中投资，总是无法有效地将资源转化为利润，无法实现财富再增值。

因此，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把民间资本有效地吸引到金融市场、大型工业项目、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中来，用不断的投资来刺激经济的增长。

而坚持生产—消费模式的学者却持有相反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国民经济构成了国家经济的基础，之所以不能实现“国民皆富”的目标，乃是因为国民经济的发达程度不够，民生项目的投资不够多，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任何阻碍国民经济发展的政策与措施，都会影响共同富裕的终极目标。

这两种背道而驰的经济学观点，其终极目标并无不同，也没有绝对的正确与错误，只是因为受到中国独特的经济状况所限制，才引发了孰优孰劣的争论。

在过去的10年中，民间掌握的资产性财富，只占到了总量的四分之一，而这就意味着GDP增长带来的好处，是普通民众绝难享受得到的。

就任何一个家庭而言，其收入的组成基本上是一成不变的，一方面是每个月的劳动收入和工资收入，另一方面则是资产性财富升值的收入；然而当我们掌握的资产性财富过少的时候，这条收入的渠道就基本上被堵死了。

于是矛盾就此出现，如果我们把钱花在教育和医疗上，让上学与看病的费用降低下来，无疑意味着普通民众收入的增加，然而这样的投资回报却是缓慢而隐性的，但如果把钱花在机场、铁路等基础设施、钢厂船厂等大型工业上，效果无疑是明显而迅速的，其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也更明显。

正因为如此，才有无数主流经济学家不断呼吁，要求经济转型，要求不断投资大型项目，其利益的着眼点立足于眼前，却忽略了千秋万代的民生问题，其带给经济的损害与刺激同样令人触目惊心。

除此之外，在民众收入迟迟不能提高的问题上，掌握了大量财富的国企同样未能尽责。

举个例子来说，在过去的10年间，我们的国有企业每年都要丢失数百万个就业岗位，而就业恰恰是影响民众收入的最主要因素，比起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其所能创造的就业机会，实在是少的不成比例，反过来看，尽管我们对民营企业的投入寥寥可数，民营经济却仍然默默地提供着大量的就业机会。

在这样的对比面前，民众的收入因何迟迟不得增加，其原因也就不言自明了。

因此，解决经济内循环不良的关键，莫过于让民众先富裕起来，全面回归从生产到消费的旧有经济模式，由国家强制向民众提供一份赖以生存的工作或产业，当所有人的收入提高的时候，也就意味着解决了民生问题。

这个方案是无可辩驳的，但是，这种方案却是要以经济增长放缓为代价，因此，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寻找更有力、更长久的经济增长引擎，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

<h3>3.4：增长引擎在何处</h3>

我们又一次站在了风头浪尖，只不过这一次来得更猛烈一些。

在过去的10年中，我们的经济快速发展依靠的是出口、投资、地产以及生产力提高，凭借着多方面的拉动，经济甚至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一跃而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充当了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作用，凭借着这一点，世界的目光自然聚焦在中国。

然而，当我们对这种高速度的发展进行考量的时候，就可以发现其增长的基础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牢不可摧，而在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就更加显得摇摇欲坠了。

拉动我们经济高增长的因素无外乎两条，第一条就是加入tO后的刺激作用。

当“中国制造”的神话响彻全球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正在充当“世界加工厂”的角色，只要我们的商品还能源源不断地流向全球市场，就足以保持大幅度的贸易顺差增长。

第二条因素说起来颇为耐人寻味，严格地说，它并不单纯是以生产来创造财富的方式，而是一种对已有财富的再分配，即以资本炒作的形式来实现财富再增值。

这条因素就是在过去10年中甚嚣尘上的房地产浪潮。

房地产业的发展，从根本上讲来自于城市化建设的需要，在最近几年中，我们频繁地谈到城市化的问题，许多人甚至还没有弄清楚城市化的原因所在，便已经加入了这场讨论之中。

所谓的城市化，包含着两个方面的过程，既有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变农村地域为城市地域的过程，也有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等城市文明在农村地域的扩散过程。前者代表了数量，后者代表了质量。

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尽管随着农民工大量进城，城市人口以几何数级的速度激增，但在生活质量的提高上，这种变化并不明显。

我们的房地产市场每天都在发展，我们的楼越盖越多，价格也越来越高，然而这种不断增长的价格，却是绝大多数城市居民所无法承受了，不要说那些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即使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居民，也不具备如此大的消费能力。

于是，问题就此而生。

当经济危机席卷全球时，人人捂紧腰包，就意味着我们的出口商品不再好卖；而本来就难以为继的楼盘销售，顿时变得更加困难。这就意味着先前的两大超级因素不复存在，因此，在新的经济增长点被找到之前，无论是实现“国民皆富”的终极目标，还是解决经济内循环不良的状况，都很难有大作为。

正因为如此，关于新的经济增长点究竟在何处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叵测的伪命题。

我们的经济一直在保持增长，然而那指的是GDP的增长，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国民皆富，正如我们前面所言，当民众手中的资本性财富过少的时候，无论GDP增长多少，都和民生挂不上太多关系。

所谓的GDP增长“保七争八”，其实并不是困难的事情，只要我们把钱花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多建几条铁路，多建几座机场，就足以保证增长的稳定。但是，这样的投资却是对民生毫无裨益的，普通民众绝不会因为这些投资多赚到一分钱，而重复建设对资源造成的浪费却在所难免。

反过来，假如我们换一个思路来看待问题，就意味着一个财富时代的来临。

可以说，我们的金融体系并不发达，实际上处于传导链的末端，在这样的情势下，对于中国来说，保证充分就业才是经济稳定，社会安定的关键，至于GDP究竟会增加几个百分点，反而并不重要。

从大的方面来看，经济危机只是经济周期中的一个常态，在2020年之前，势必要走出这样的低谷，新一轮的全球经济复苏乃至增长，必然要以各国的国民经济为动力，比起短视的拔苗助长行为，唯有立足于长远，才能走得更远，而非更快。

假如不能未雨绸缪，那么亡羊补牢总还是必须的，假如我们把前面的事情做好，那么后面的也就自然水到渠成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想要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最稳妥也最应当做的工作不是挖空心思地去找到经济的“兴奋剂”，唯有让民众富裕起来，让所有人都得到温饱、有医疗服务、保证子女教育，让所有人都有获得有可靠收入的就业岗位，才是我们亟需修正之处。

<h3>3.5：未来的零负增长时代</h3>

我们的民族具备一种独特的思维惯性，这指的是当我们习惯于某一种固定的状态后，便很难适应新形势下的新情况。

比如说，我们已经习惯于GDP保持每年8%以上的增长，而当这个增长势头减弱的时候，我们就陷入了恐慌中，那么，假如有一天我们的GDP增长滑落到3%甚至更低呢？

可以预见的是，这样的日子迟早会出现。

事实上，在未来十年中我们的变革，一定会发生在经济模式方面，当我们立足于长远，不再单纯依靠大规模投资来创造GDP增长的时候，也正是我们的GDP增长放缓的日子。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经济赶上美日等国是必然之势，也必然会出现经济高度发达之后的增长停滞现象，这就意味着未来中国必然会出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现象，这样的阶段可能会持续几年，十几年，甚至于几十年。

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如何还能够保证生存，保证继续积累财富，保证不断地成长，保证不悲观、不绝望，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第二章 过半的大时代（下） 4、大时代规律：伦理颠覆，促使人际关系支离破碎

在现代的商业社会中，正是人性的贪婪，才成为了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而我们对于金钱的渴望，更是构成了这个社会前进的助推燃料。

当这种贪婪被冠以进取心、事业心的名义登堂入室的时候，我们的伦理观念就因此而遭到动摇，直至最后的颠覆。

主题介绍：灰色的商业时代——公民不服从——新伦理，新信仰——夺食的群狼

<h3>4.1：灰色的商业时代</h3>

我们正处于一个灰色的商业时代。

所谓的灰色，并非指经济的萧条，也绝非物质生活的倒退，过去的10年没有出现这些负面现象，未来10年也绝不会出现。

灰色的含义，在于它的隐晦性，在于我们已经经历，并且还要经历一个不可言说的灰色过程，更在于我们做过，并且还要做一些不可言说的灰色行为。

在我们从计划经济中走来，走向市场经济的当口，在这个制度渐变的时刻，任何对旧制度的打破、任何对旧观念的创新，任何对旧思路的背离，任何对旧伦理的无视，都意味着冲突与矛盾的出现。

正因为如此，无论是企业也好，个人也罢，在原始积累的阶段，在事业突破的阶段，无不存在着种种离经叛道的行为。

一个极端事例发生在2003年10月，在一次企业家论坛上，当主持人发出“没有行过贿的请举手”的提问时，在座的数百位企业家面面相觑，最终迟疑地举起手的，只有寥寥的五六位。

很明显的一个事实是，当这些企业家的心目都默认了一点——有灰色行为是正常的，没有反而是不正常的。

另一个典型的事例无时无刻不发生在我们身边，或许你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我们为稻梁谋，不得已参加这样那样考试、选拔的时候，也许我们已经具备了获得机会的资格，但为了通过所谓的选拔机制，最终不得不以种种作弊手段攻城拔寨。

我们经历着这样的过程，做出这样的行为，然而我们却绝少有人为此感到羞愧难当，我们为何如此？

因为我们身边的每个人都在这样做。

因为即便我们不做，其他人也会这样做。

因为如果我们不做，那么便会落败于他人。

这种从众的心态与未来的欲望挑逗，构成了这个时代中最有趣的风景线之一。

这是一个变革时代中的必然现象，当我们的时代处在转型当中时，任何的墨守成规都意味着未来的落后，而任何的尝试与变革，都意味着对现有规则、现有体制的挑战与突破。

<h3>4.2：公民不服从</h3>

当绝大多数的社会成员，刻意地去突破体制，挑战规则的时候，实际上就意味着，这样的体制与规则已经出现了缺陷，所谓的灰色行为，就不仅仅是社会成员的问题，而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问题。

在这方面的一个极端事例与自行车有关，在上海的一个本不应有红绿灯的路口，却不知为何设置了红绿灯，于是许多市民行至此处时，往往会用违章来换取时间，为此宁愿接受交警的处罚。

这其实是社会学中一个典型的“公民不服从”现象，当某一条或是某部分法律、行政指令不合理时，社会成员主动对现行法律或政策拒绝遵守或执行的“违法”行为。

可以说，我们所谓的“灰色行为”，其实正是这一现象的又一表征。

我们无意于评价这一现象本身合理与否，然而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现象，其背后的规律是中国文化中权谋思想的映射。

正如一位文学家对中国历史所观察的那样——我们的历史太长、权谋太深、兵法太多、黑箱太大、内幕太厚、口舌太贪、眼光太杂、预计太险，所以才会有种种妄度与猜测。

当我们对一切都不再信任时，自然也就不存在简单而普适的商业逻辑，不存在公平透明的游戏规则，不存在符合人性的商业道德。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在每时每刻的活动中，让我们的时代蒙上了一层灰色。

在这个意义上，“灰色时代”的存在，固然成为了中国成长的阴暗面，然而，当我们做出选择的时候，也就意味着要放弃一些东西，被放弃的东西固然可惜，但这却正是成长中不可避免的代价。

<h3>4.3：新伦理，新信仰</h3>

我们有过自己的伦理标准，但现在我们似乎已经抛弃了它。

我们从未有过全民族的信仰，但现在我们似乎已经找到了它。

在过去的10年里，当自由经济的浪潮开始冲击我们的旧体制时，也将一个困扰了我们千年的社会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这就是人类欲望的无限性。

所谓的无限欲望，乃是基于社会资源共享所产生的不满心态。假如一个人处于资源与财富极其丰富的富庶社会中，哪怕他占有了较多的份额，只要看到其他人也在均沾资源，自己并没有掌握全部资源，那么他势必会产生强烈的不满心态，认为自己的生活还不够好。

欲求不满，永无止境，这是人性中最基本的一个方面，占有少数资源时，希望占有更多的资源，占有多数资源时，希望占有全部资源。

然而，在现代的商业社会中，正是人性的贪婪，才成为了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而我们对于金钱的渴望，更是构成了这个社会前进的助推燃料。

当这种贪婪被冠以进取心、事业心的名义登堂入室的时候，我们的伦理观念就因此而遭到动摇，直至最后的颠覆。

正如我们在前面说到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由财富堆积起来的时代，这并非是指我们的眼睛里只有钱，而是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都与金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我们靠着金钱取食，我们靠着金钱穿衣，我们靠着金钱行动，我们靠着金钱住宿，无钱不饱暖，无钱不安心，靠着一张张货币所换来的服务与物质供应，我们维持着自己的生命。

可以想象的是，假如明天我们变得身无长物，那么在这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中，无异于堵死了求生之路。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费尽心思地求财，才将我们人生的成功定位在收入的多少，而工作恰恰是决定我们收入的唯一因素，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在职场的成就，代表了人生成功与否的指标。

当我们升职加薪的时候，当我们创业成功的时候，就代表我们不虚此生；反过来，当我们降职降薪、失业离职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是社会竞争中的失败者，人生也变得再无意义。

唯有事业上的成功，才能给我们带来幸福感与成就感，唯有我们的事业才是需要竭尽心血的唯一对象，在这样的逻辑下，旧的伦理标准已经悄悄地被颠覆，取而代之的是以事业为核心的新社会道德。

事业意味着一切，财富意味着信仰，工作定义了人生，岗位界定了生活环境，当我们的伦理道德正在朝这个方向转变的时候，也就意味着限定我们几千年的伦理轰然倒塌。

<h3>4.4：夺食的群狼</h3>

在任何一个国家的传说中，狼都被刻画成狡诈、凶残、贪婪的形象，这样的结果固然与文学家的着力渲染有关，然而，最终决定这一切的，仍然要归结为狼的本性。

狼不是独来独往的动物，独狼的生存能力是有限的，在围捕猎物的时候，狼群所表现出的高度协作性，在自然界中唯有蜂蚁堪于比拟。

狼群懂得照顾弱小，懂得最合理的分工，在抗击强敌，抵御天灾的过程中，狼群的集体意识令人赞叹。然而，狼又是性情至残的动物，这并非指它们对待猎物的态度，而是它们在对待同伴时所表现出来的冷酷与残忍。

在小说中，当集体向人类发动进攻的狼群中有牺牲者的时候，群狼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将同伴的尸体啃食一光；

当狼群中的首领年暮力衰，为后来者取代的时候，群狼总是任由其落魄出群，潦倒致死。

这种看似残忍的狼群文化，其实与我们的伦理观并无不同。

当我们无视亲情的时候，当我们将物质生活为主体的生存看做人生目标的时候，当我们将个人事业成长定义为一切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全社会逐利时代的来临，其最终结果无外乎全社会成员的互相碾压，最终使社会观念偏离了人类的道德情操。

在通往2020年的后半程中，这样的情势未必会有多大的改变，这并非是一个悲观的论断，而是因为我们已经在商业社会文明中浸淫太久，为新伦理标准影响太深，断然不可能在10年的时间里完成伦理的重铸。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当我们的思维无法加速转变的时候，就必须把这个任务交付给时间来完成。

第二章 过半的大时代（下） 5、大时代规律：思维创新，引领新旧思维激烈碰撞

在地缘政治学的考量中，浓厚的地理性因素，决定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环境，也决定了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生存环境的区别。

正是中国独特的地理形态，才决定了中国相对封闭和独立的生存环境，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才决定了中国的农业文明和经济可以在相对安宁的环境中发展，直到历史条件与自然条件下所允许的最高高度。

主题介绍：历史中的思维病根——任人摆布的经济木偶——民众的守夜人

<h3>5.1：历史中的思维病根</h3>

关于大国崛起原因的讨论，我们已经找到了答案。

这个答案就是外向型思维。

所谓的外向型思维，即意味着国家的外向型战略，无论用和平的手段开拓世界市场，还是用坚船利炮来完成这一目标，其最终结果都是在金融和商业领域昂首而立。

当我们弄清楚这个问题的时候，实际上就意味着新问题的开端。

为什么我们从未有过外向型思维？

为什么我们出现过“走出去”的契机，却又无声无息地消弭？

以及，当我们的生活发生了一系列变革时，是否意味着我们的目光已经落在国门之外？在未来的10年里，我们究竟会走得更远，还是停留在原地踯躅不前？

有关这些问题的答案，远非只言片语所能够说清楚，未来是不确定的，我们也不可能完全看清楚，因此，我们唯有从过去的经验中汲取力量，从历史的雪泥鸿爪中寻找答案。

我们常常说，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性格，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特点，殊不知性格与特点，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中形成的。

在地缘政治学的考量中，浓厚的地理性因素，决定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环境，也决定了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生存环境的区别。

比如说，历史上的中国，一直是一个单面临海的大陆性国家，而类似英国、美国，以至于更古老的罗马、无不是地处海岛、半岛、或双面临海的海洋性国家，地处欧洲大陆核心的德国，其生存环境则是诸国环抱，处于地缘政治学所称的核心地带。

由于存在着这样的差异，才使得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具有了极大的地理特征。

比如说，在中国的东部是横无际涯的太平洋，西南方有喜马拉雅山脉作为屏障，南方是人迹罕至的横断山脉与热带丛林，西北方有高寒的帕米尔高原，正北方则是令人望而生畏的西伯利亚荒原。

正是这种独特的地理形态，才决定了中国相对封闭和独立的生存环境，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才决定了中国的农业文明和经济可以在相对安宁的环境中发展，直到历史条件与自然条件下所允许的最高高度。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之所以在三千年内从未“走出去”，其原因就在于在独特的地理形态下，我们已经习惯于关起门来谋求发展，当这种习惯积淀日久，成为我们的民族性格时，也就意味着它从属于我们思维模式的一部分，任何离经叛道的企图，都会被视为洪水猛兽，遭到全社会的合力痛击。

<h3>5.2：任人摆布的经济木偶</h3>

当我们习惯于关起门来寻求发展的时候，一个令我们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了。

长时期的内部战略模式，使得我们的经济缺乏足够的抵抗能力，特别是当外部因素出现不利情况的时候，所导致的问题往往会更加严重。

当我们习惯了根据自己的感觉，对国际形势的环境去进行判断时，很难准确的形成对趋势前瞻性的判断与把握。

正如这一次经济危机中出现的情况那样，当欧美国家的危机恶化之后，我们不但未能做出有效的防范，甚至于还抱着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然而，当危机进一步恶化之后，我们却惊讶地发现，我们所受到的危害，要远远大于身处危机策源地的欧美国家。

人人都知道的事实是，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处在价值链的最末端，所付出的辛苦与工作量最大，却有着最小的收益，与此正相反的是，整个美国却在此同时，静悄悄地消耗掉了本不属于他们的财富。

当美国全国上下，利用宽松的消费信贷条件寅吃卯粮的时候，当普通民众用分级贷款大肆购车购房的时候，为这些人买单的却是日本、沙特和我们这些手中握有巨额美元储备的国家。

对于这样的危机，美国人毫不在意，因为在他们的手中握有铁打的王牌——美元贬值。

可以想象的是，美元早已成为全球性货币，那么假如美元贬值一半，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就跟着上涨一倍，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美国逃掉了一半的实际负债，这一大笔金融烂账，最终便将丢给持有美元的国家，谁手中的美元储备越多，谁遭到的损害便越大。

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元购买力的每一次下降，就意味着美国再次逃掉了天文数字的债务。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悲剧性的后果，之所以我们在这样的危机中表现得如同一个任人摆布的经济木偶，其原因就在于我们长时间以来，从未主动地参与过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游戏，而当我们想到这一点时，在经济强国的圆桌上，早已没有了我们的位置。

在过去的10年中，我们的人民币不具备国际支付功能，这使得我们想要实现“走出去”的外向型战略，就必须要先将我们的资源、我们生产制造的产品贱卖出去，换取随时可能化为废纸的美元，承受着美国的金融烂账，为每一个美国人的超前消费买单。

这是一个令人悲意顿生的过程，然而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意味着一场蕴含着思维碰撞的贸易战争，正在紧锣密鼓之中轰然打响，而在这场战争中，一股几乎快要淡出我们视线之外的力量，注定要发挥重大的作用。

<h3>5.3：民众的守夜人</h3>

这股力量的来源不在别处，正是我们的政府。

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朝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堪称一个伟大的成就，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一点，那就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一个极度不均衡的架构中展开的。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知道了之所以要拉动内需，在于我们民众的消费能力严重不足，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则是因为我们的收入还很不足，缺乏一个有厚度的中产阶级，来支撑并不发达的国民经济。

一个我们都知道的事实是，在中国现有的经济结构下，民众所掌握的资本性财富可谓寥寥。

假如我们对世界经济有所了解，就会发现一件非常令人惊叹的事情：在几乎所有的国家里，当其人均GDP超过一千美元的时候，国民收入的分配，都集中于个人而非政府，反过来看中国，我们早在2003年的时候，就已经突破了1000美元的关卡，然而GDP增长的好处，却很难体现在普通民众的收入上。

由于民众的收入迟迟不见提高，导致其消费能力停滞不前，当我们的生产能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时，所生产的产品就必然出现大量过剩的现象，那么这些商品，就只能依靠出口，只能依靠国外的需求来消费。

我们付出了资源、付出了劳动力，换回来的却只是随时可能贬值的纸质货币，这样的情势是难以令人接受的。

更严重的是，当金银本位制被罢黜后，没有贵金属保障的纸币，就直接成为了代表财富的符号，于是，以美元为代表的强势货币，就堂而皇之地成为了普世的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

这样的情况本无不可，然而掌握货币发行权的人并非是公正无私的上帝，只要他们存在着通过滥发纸币掠夺资源性财富的欲望，就注定要有人成为受害者，正如同这一次我们所经历的那样。

民穷弊端的暴露，直接说明我们的民间资本，还不足以将对外的贸易战争进行到底，而资源性财富的大量外流，更将我们打持久战的能力消耗殆尽。由此，国家就必须深入的介入到经济活动中来，充当民众守夜人的角色。

国家利益的本身要求于政府必须要具有经济活动主体的功能，这不仅仅体现在理论上。在现实的情况中，我们的政府掌握了全社会四分之三以上的货币性财富，以及几乎全部的资源性财富，以中国的资源总量来计算，这样的力量是惊人的。

当我们的政府出手，对资源进行全面掌控，合理利用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将会以实物储备来替代货币储备，从而在最大程度上杜绝强势货币发行者对财富的掠夺。

当我们的政府出手，以巨资向国民经济、科技领域投资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技术水平与研发能力的全面提高，从而带来的是国民收入增强与国家的财富积累。

可以设想的是，当我们的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也就具有了创建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条件，当这一切被建立起来之后，我们也就初步具备了抵御风险的能力，从而使中华民族走出危机的阴霾。

第二章 过半的大时代（下） 6、大时代规律：全民博弈，促动全视野人文景观浮出水面

自由经济中的市场竞争是残酷的，获取利润靠的是低成本下的高效率。

遵守市场规律的，获利自然就高，违背市场规律的，获利自然就低。于是原本为民众保驾护航的守夜人，忽然间却站到了民众的对立面上，这样的变化是民众绝难接受的。

主题介绍：超越市场的经济管理——大政府下的民众心态——全民博弈的来临

<h3>6.1：超越市场的经济管理</h3>

当我们对于规律的探寻接近尾声的时候，就必须回到一个看似无甚价值的问题上。

国家在管理上应该不应该有着商业性行为，或者说，在这场经济危机中，国家的职责究竟局限在何处？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民众是先于国家而存在的，对于国家的需求仅限于提供保护作用。对于民众来说，国家存在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民众遭遇风险与不公正待遇的时候，能提供一种权威而强大的暴露力量。

在我们步入市场经济体制多年之后，国家的这项职责似乎慢慢地被人淡忘于思维之外，而现在，该是其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之所以我们仍然要寄全部希望于政府，原因就在于这种职责的存在，有着无可辩驳的理论依据。

这种理论依据的来源，就是基于最宝贵的经济规律，出自于对自由竞争的防护，我们必须要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对自由竞争的终极加以提防。

市场经济时代带来的是无形的资本搏杀，特别是在经济危机中，这种搏杀带来的是资本的严重两级分化，当世界各国纷纷投入数额惊人的资金，旨在挽救各自市场的时候，其背后蕴含的货币贬值效应迟早会释放出来，这些毫无保障的滥发货币，必然会让身处价值链末端的我们付出代价。

从全局的角度看，我们的国民经济明显缺乏与大国相抗争的能力，因此资本被侵吞是必然之势。从商品经济的角度看，我们勉力经营的商业组织，也同样不具备与国际资本展开竞争的能力。

除此之外，在完全的自由市场竞争中，我们的民众也面临着一场空前的灾难。

商业市场讲求的是效率，无论企业主愿不愿意，都必须要尽最大可能降低成本，而作为原料的商品，都有其固定的价格，逃避缴纳的税赋则意味着以身试法，唯一能够降低的，就是万千雇员的工资收入，从这个道理上来说，越是能压低雇员工资的企业，就越具备竞争优势。

资本的持有者为了牟利，对工资的压榨是永无止境的，当这种情形发展到极致时，就和18世纪的种植园经济毫无差别，劳工或雇员的工资降到了生存下之下，也就意味着他们变成了拥有自由身的奴隶，当他们无论怎样勤奋工作，都无法保证家庭温饱的时候，市场就开始了对民众的奴役！

当这样的市场经济背离了民众价值观的时候，便是我们的国家走向前台，发挥威力的时刻。

当市场手段无法达到道德标准的时候，就要求我们的政府必须强力干预，来修正市场竞争的结果。

市场并非永远都灵，并且并非只有市场才灵，当其他的国家依托军事强权和货币强权形成的在金融和经济领域大肆掠夺的时候，这个市场就已经失去了公正性，难以保证人人均衡。

由此，我们渴望看到的是，在未来的10年甚至更远的时间段内，借助政府的力量，在新经济时代的恶性竞争中保持生存，脚步不紊，健康前行。

<h3>6.2：大政府下的民众心态</h3>

现在来让我们研究第二个问题：当国家深入地介入到经济活动中来，会有什么影响及后果？

在过去的10年中，国家的经济行为，无非局限在垄断资源，以及对部分产业的垄断专营而已，此外，为了保证国家经济的稳定格局，国家还设立了政府采购政策，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货物进行买卖，当价格过低的时候就大量买入来托市，当价格过高的时候则成批卖出以稳定物价。

然而当国家深入地介入经济活动中时，政府成为最大的商人，对于民众的心态却有着料想不到的影响。

要知道，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面临着一个永恒的问题，那就是比起人类的欲望来说，资源永远是稀缺的，资源总有枯竭的时候，而人的欲望却是无穷的，是永远也无法满足的，当国家将本已有限的资源再加以集中的时候，就意味着民众所能掌握的资源更少，而一旦国家在政策方面出现偏差，势必导致民众对资源性财富所带来的好处无从享受，其对民众的心理伤害是难以估量的。

于是，这种由国家下场，亲自参与的商业博弈，在规律上势必要出现先天的不公平。

除此之外，由国家出面来替代民众，成为经济活动主体时，难以保证在实际的操作中，政策的推行者不会借此机会谋取私利，从而使财富流向另类的去处。

更严重的是，当国家在经济活动中以强势面目出现时，社会对民众的教育，也在一瞬间失去了道德依据。

自由经济中的市场竞争是残酷的，获取利润靠的是低成本下的高效率。

遵守市场规律的，获利自然就高，违背市场规律的，获利自然就低。于是原本为民众保驾护航的守夜人，忽然间却站到了民众的对立面上，这样的变化是民众绝难接受的。

正因为如此，当国家的在道德伦理上失去引导作用的时候，必然会带来民风失控的局面，无人不尝试着用最严酷的手段，在人与人、企业与企业的竞争中占取利好，从而引发一个全民博弈时代的来临。

<h3>6.3：全民博弈的来临</h3>

比起其他人来，你现在更有可能在2020年获得成功。

之所以会这样说，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比起没有读过这本书，没有参与过我们有关十大规律的人来说，你不但具有了超越常人的忧患意识，更对时代往何处去了然于心。

当你先于他人到达的时候，就意味着你将是当之无愧的成功者，当你领悟了这些规律的时候，就注定了你会在这场全民博弈中占得先机。

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规律对于我们的意义都非同寻常，由它所产生的思维方式和竞争策略，从本质上来讲，都属于对规律的巧妙运用，而恰恰是这样的运用，才对我们未来10年的生活，有着莫大的帮助。

这种帮助可以是各个层面的，大到对国家经济的未来走势先知先觉，小到让我们在市场经济中掘一桶金，守护自己的财富不遭稀释与被掠夺的命运。

在未来的10年中，将会有更多的变化出现，而无论这些变化的花样有多少，种类有多少，都很难逾越我们所总结的规律，说到底，经济学是一门不确定的学问，然而这种不确定性，只存在于对其不甚了然的人群中。

我们已经在繁花似锦的大时代中走过一半，一开始我们被隔离于规律之外，随着大势漂流，而当我们了解到规律之后，所要做的就是如何将它巧妙运用。

在过去的10年中，一个伟大的“中国梦”正在变为现实，从冲破旧规则、旧体制开始，到创立新世界，创立新规则为止，这其中的变化就是我们对规律的洞察，对控制权的掌握，当我们尝试着用他人还不了解的概念与技术进入市场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对新市场的创造。

手握规律，我们可能在一夜之间超越平凡而成功，也可能因为狂热与诱惑而一败涂地，然而无论怎样，我们注定会越来越熟练。

第三章 中国调查报告 1、谜一样的中国

在过去10年的中国，所发生的一切都像是一个巨大的谜题，一个令人叵测难解的故事，一个不可思议的传说，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

所有的一切，构成了一个谜一样的中国。

德国哲人莱布尼茨有谚：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旨哉斯言，世界上同样没有两个相同的国家。

当我们对世界历史进行研读的时候就会发现，尽管一个国家的经验，可以被照搬到另外一个国家，然而无论成功与否，总是会生出这样那样的问题。

这里面的原因就是：经验可以复制，国情却不可能相同。

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存在着无数不为人所知的谜局，恰恰是这些谜局，才构成了每段国情不可替代的独特性，也正是这些谜局，才促生了国家成长中的种种问题、障碍与风险，才给我们留下最大的不确定性，更给后来的写史者留下无尽的猜测。

尽管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情都有着自己的谜局，可是，在过去10年的中国，存在的迷局却是最多最复杂的，在这样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里，本已年深日久的传统，几乎在一瞬间土崩瓦解，在许多人还来不及察觉的时间里，中国似乎变成了一座工厂、一个商业实验室、一处五光十色的新景观，各股力量在这里此消彼长，相互博弈，试验着这样那样的经验，套用着这样那样的模式。

这一切都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一切又是那样的隐秘而不明就里，这一切都来的迅速，这一切又都像是有着一个世纪的积蓄……

总之，在过去10年的中国，所发生的一切都像是一个巨大的谜题，一个令人叵测难解的故事，一个不可思议的传说，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

所有的一切，构成了一个谜一样的中国。

第三章 中国调查报告 2、谜局的答案

我们亟需对谜局中一个个谜题进行深度挖掘，这样的挖掘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相信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然而有一个答案必定是我们所有人的共识——这种挖掘会改变我们每一个人，如同我们民族的改变一样。

任何貌似合理的故事，往往都是不可信的，它越是无懈可击，往往就越是漏洞百出。

任何看似迷惑的事情，往往都是最清晰的，它越是迷雾重重，往往就越是简单明了。

因此，当一个庞大的谜局，以云山雾罩的态势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时，我们就必须尝试着去解开它，由表及里、由近及远地去探求，反复不断地去推敲、归纳、想象和推测谜局内部的实情，去观察过去10年意味着什么，未来10年又会发生什么。

当我们站在2020年的节点上时就会发现，所有的这些努力，都将会是值得的，答案就如同水底的礁石，迟早会露出峥嵘面目，而假如我们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却没能及时思考，没能及时探求真相的话，那么这个庞大的谜局就始终存在。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抢在大时代的下半程，仔细地探寻它，接近它，实现它，即便结果不佳，但过程却是绝对有益的，假如把这个过程看作一项职业的话，那么可以说，它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共同职业，我们每一个人通往2020的必由之路。

那么，这个看似庞杂无比的谜局，究竟存在着那些谜题呢？

第一，规则——当我们身处国际大环境中，竞争主动权的归属是如何配置的。

第二，制度——新旧经济制度之间，究竟发生过怎样的纠缠。

第三，观念——在我们的经济转型时期，各种观念在经营者的头脑中究竟产生了怎样的碰撞与摩擦。

第四，资本——主宰西方社会发展的因素，在中国发挥了何种效应。

第五，资源——我们的资源现状如何，在未来十年中它的作用。

第六，模式——对于我们来说，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商业模式的交替运行。

第七，技术——这一被国人频繁提及的词汇，对我们的社会发展主导几何。

第八，潮流——我们的文明如何发展，又将往何处去。

第九，伦理——这一决定人际关系的力量，在中国所经历的变迁。

第十，来自外部的声音——我们需要了解自己，更需要了解我们所处的位置，别人对我们的看法。

关于这些谜题的答案，10年前的今天我们就曾经发出过质询，然而却未能得到一致而又准确的答案。

尽管我们的探寻仍未结束，但在这个抽丝剥茧的过程中，中国却经历了一场辉煌的变革，特别是对于已经沉寂百年的中国来说，这种变革的意义就更加深远，它承载了一个民族的疲惫，同时也承载了一个民族的希望，正因为如此，这个过程也就成为了中国年轻一代的共同记忆。

在这个充满了神秘与不确定的庞大谜局中，我们曾经超越过常规，也曾经创造过奇迹，假如当我们重新思考超越常规、创造奇迹时的状态，就会发觉这些时刻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我们亟需对谜局中一个个谜题进行深度挖掘，这样的挖掘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相信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然而有一个答案必定是我们所有人的共识——这种挖掘会改变我们每一个人，如同我们民族的改变一样。

现在，就让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这些谜题进行细致的考量，结合理性的分析，以这十大谜题为契机，对未来10年的中国开展一次全方位的调查。

第三章 中国调查报告 3、10大调查之一：规则在中国

正是在对现有规则的盲目服从，对现有规则挖空心思的运用下，我们的经济遭受着侮辱与损害，而真正的得利者则一面在发出“中国经济威胁”的论调，一面享受着“中国制造”带来的好处，一面将收益纳入囊中，一面将危机转嫁过来。

在与这些“得便宜卖乖”的规则制定者的博弈中，我们茫然无知地表现着自己的轻信和稚嫩，展示出一副令人悲凉又无可奈何的景象。

主题介绍：天下第一关——中国经济保卫战——规则的牺牲品——规则的真正含义

<h3>3.1：天下第一关</h3>

在未来的很多年中，当我们的经济学教授在课堂上讲述经济史的时候，21世纪的起点一定是2001年。

当911事件、安然丑闻、纳斯达克股灾等一系列震荡让世界环境变得躁动不已时，中国却在遥远的东方，因为数个喜讯的到来，而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第一则喜讯发生在7月13日，耗时日久的申奥大业终于成功，这使得2800亿元的大宗资本，终于得以投入基础设施与场馆建设之中，其对中国经济的刺激作用是非凡的。

第二则喜讯更多集中在精神层面上，在三个月后，中国男足首次冲入了世界杯决赛圈，由此掀动了国人的心理狂潮。

比起前两者，第三则喜讯对国人的影响未必那么强烈，然而对中国经济而言，它的作用无疑是最大的，其意义也更为深远。

在经历了无数轮唇枪舌战之后，世界贸易组织终于审议通过了中国加入tO的决定，12月11日，中国入关成功，正式成为tO成员。

三大喜讯的突如其来，令中国民众欣喜若狂，时人评价道：“这三件大事的意义，简直等同于三大战役，重要的是在这三大战役中，中国都是最终的胜利者。”

于是，习惯于讲兆头的中国人，在新世纪的第一年中就体验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好兆头，假如我们还对十年前的那一幕有所记忆的话，那么这份记忆必然还满载着和风细雨的气息。

然而，当我们走过了10年的历程，再回头看待历史的时候，再对所谓的三大喜讯做一体会，挂在我们脸上的笑容便极可能平添几分苦涩。

首先，中国男足在世界杯决赛圈净吞九蛋，一无斩获后铩羽而归。

其次，我们曾经憧憬着以奥运为契机的新一轮经济腾飞，并没有如期出现，与此相反的是，我们反而遭遇到了经济的冰点，不管造成衰退的原因来自何处，它带给中国民众的恐慌情绪却是无比真实的。

这两者带给我们的负面感受是强烈的，但同时也是短暂的，然而比起加入世贸组织这一事件来说，它们的意义便顿时变得微不足道。

关于tO带给中国经济影响的讨论，直到今天仍然在继续，然而无论结论是什么，这个影响都注定是一个持续到接近无期的过程。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入关的繁难，并不在于取得一个承诺，而是怎样在新规则的竞争下不被淘汰出局，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tO的“天下第一关”之谓，绝非浪得虚名，事实上，早在我们入关之前，就已经对此有了思想准备，然而比起实战中的风波谲诈、行情险恶，我们需要重新学习的东西实在还是太多。

<h3>3.2：中国经济保卫战</h3>

事实上，当中国进入国际市场后，由此引发的三大问题便以严峻的形态，迅速横亘在我们面前。

其一：人民币如何保持汇率稳定，保持不贬值。

其二：我们将如何激活经济，启动内需。

其三：如何令已经看似病入膏肓的国有企业摆脱困境。

以当时的形式来看，这三大问题所带来的的严峻形势，绝不下于新中国成立后所面对的国际封锁，无论三者中哪一条出现问题，其带来的后果都是难以想象的，时人甚至戏谑地评论道：这是压在中国经济头上的三座大山。而如果要为这“三座大山”排一座次的话，那么最急者当首推确保人民币不贬值，但从长远来看，国有企业的生存问题则更令人心急如焚。

鉴于这样的形势，中国确定了自己的三步计划，即在首先确保人民币不贬值的情况下，以宏观调控政策为手段启动内需，最终以“重组、改革、加强管理”为解决方案，坚决实行“国退民进”的资本战略，保证妥善解决三大问题。

就这样，一场旨在于适应国际市场新规则，捍卫中国改革开放成果的经济保卫战，就在世纪之交轰然打响。

其实，早在1998年的夏秋之交，我们与国际资本的绞杀便以开始，只是由于信息的闭塞，时至今日我们才得以见识到几分经济战争的残酷。

在那一年的8月5日，以金融大鳄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资本炒家，为了确保将人民币汇率压制下去，便针对与人民币关联度最高的港币大打出手。

仅仅在一天之内，国际炒家们便抛售了200多亿港元，当这笔货币被港府全额吸纳后，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在第二天，在其后的六天中，炒家持续抛售港元，整个货币市场战火连天。

时间行至8月13日，中国政府终于介入了这场对抗，于是，港府在大陆强势资金的支持下，在股票与期货市场中开始了与炒家的直接对抗，双方皆对外宣布将会获得最终的胜利，时至8月28日，对抗终于迎来了决战的时刻，当日，炒家的抛盘近乎疯狂，而已近力竭的港府继续照单吃进，当收盘那一刻到来时，恒生股指稳稳地停在了7829的点位上，国际炒家最终弃械投降。

这是这场经济大战中，中国最具华彩的一场胜利，在整整持续一个月的绞杀中，我们利用储备已久的实力，采用兵来将挡的策略，最将索罗斯集团的计划一举击溃。

于是，在大战爆发之前，我们就已经在这场仓促的遭遇战中得一先手，取得了颇为骄人的阶段性胜利，当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得到了缓释之后，我们便得以腾出手来，解决后面两个更为繁复的问题。

拉动内需与国企脱困，看似是两个不相干的问题，然而在实质上，这两个问题却有着完全一致的指向性。

这就是采用各方面手段，将暮气沉沉的国有资本分阶段撤出市场，改由更富竞争力的民营资本来充当经济主体，即我们常常提及的“国退民进”。

资本市场风波谲诈，一招不慎便可能身受覆顶之灾，国有资本受到多方面因素限制，尽管其有着雄厚的实力，但庞大的躯壳也意味着转身的艰难，即便有望获得胜利，也难免在过程中伤痕累累。

由此，让竞争力更强，操作更灵活的民营资本去适应国际市场的新规则，无异于将“正规军”从战场中抽出，改由“游击队”来负责将战争进行到底。那么，这样的战略，究竟收到了怎样的战果呢？

<h3>3.3：规则的牺牲品</h3>

即使以今日之眼光来看待，十年前那场“国退民进”的变革的力度之大，也足以令我们感喟。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直到2003年这场运动进入尾声，在全部四年的时间里，中国国有企业的户数，从23.8万户直落至15万户，这也就意味着，足足有四成的国有企业，就此消失在我们的视野当中，其中甚至包括了许多我们曾经耳熟能详的名字。

与此相对应的是，这些消失的国有企业并没有简单地走向死亡，而是通过这场“国退民进”的运动，成功地转型为民营企业，而根据调查显示，有超过25%的民营企业，正是由国有、集体企业改制而来。

当灵活多变的民营资本开始进入国际市场之后，其灵活多变的特性、充满活力的品质，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得以显露出来。

为世界打工，做世界工厂的口号，正是在此时被喊响，而事实上，开始于98年的“中国制造”故事，在2002年的时候开始正式发威，每一个动作都折射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神奇光芒。

从一系列数据上，我们就可以看出神话的轮廓所在，根据初步的统计，在可查的650类商品中，我国已有上百种产品的产量在世界上名列首位，这不仅为我们带来了世界第四大生产国的头衔，更为GDP增长提供了接近40%的贡献，更令国人荣耀的是，一批名声显赫的民营企业乘此而崛起，大有俨然一路诸侯的势头。

看上去，以制造业为手段的“民资游击队”，似乎已经在入关之后站稳了脚跟，逐步适应了新规则，并呈现出活力四射的面貌来。

事实果真如此美好吗？

我们果真适应了规则，在全球经济中步步为营，以至于分疆裂土了吗？

恐怕真实的情况未必如此，至少在我们在08年经济危机中所显露出来的问题，就足以证明我们对于规则的理解，还停留在一个相当肤浅的层面上。

当我们自感对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已经适应，甚至于可以巧妙地利用之，而自感得计的时候。当我们满足于世界工厂的美誉时，当我们为初步步入工业社会而兴奋不已时，其实已经标志着我们在规则的陷阱中越陷越深。

在所谓的规则下，中国经济正遭受着一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厄运。

所谓的世界工厂，说白了其实是个贬义色彩极浓的词汇，假如我们对现代工业的流程稍有了解，就足以知道在产品设计、原料采购、生产制造、顾客确认、品牌建设、终端渠道这六大环节中，价值最低，效益最差的便是生产环节。

我们付出了最辛苦的劳动，承受着最大的压力，消耗着我们的资源，污染着我们的环境，所得到的收益却是最少的，按这样的情形来看，当我们的民营资本在国际市场上越是“风光”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我们吃着越大的亏。

同时，在我们被称为“世界工厂”的美誉背后，却埋下了消费品生产严重过剩的隐患。

在全国纳入监控的650类商品中，其中有620类商品出现了生产过程的局面，而我国民众的收入却得不到及时提高；于是当过剩的生产，没有得到相应的需求保障时，这些商品就必须依靠国外的市场，而这就导致了我们的经济严重依靠国际市场的消费。

当我们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时，国外市场却表现出消费过剩，当这两种“过剩”的情形相互遭遇的时候，便形成了一种看似平衡的局面，然而这种平衡却是以牺牲环境、浪费资源、付出与收益严重不符的代价来实现的。于是，当国际经济出现动荡的时候，中国的实体经济遭到最严重的损伤，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了。

<h3>3.4：规则的真正含义</h3>

当我们自以为适应了规则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成为了规则的牺牲品。

假如我们对童年游戏还存在着记忆的话，就会非常容易地理解这样的情形。

在孩子们的恶作剧式的游戏中，大孩子总是规则的制定者，即我们所说的“出主意的人”，而相对老实的孩子、年岁较小的孩子则永远是规则的履行者，实际活动的执行者。

小孩子去做事，大孩子坐享其成，取经我来，背黑锅你去，这其实才是规则的真正含义。

从本质上讲，游戏规则就是一个遵守者与服从者被损害的过程。

按照许多专家学者的说法，规则不是用来遵守的，而是被应用的。然而我们要说的是，真正的赢家绝不会是一个规则的应用者，而是规则的制定者。

正是在对现有规则的盲目服从，对现有规则挖空心思的运用下，我们的经济遭受着侮辱与损害，而真正的得利者则一面在发出“中国经济威胁”的论调，一面享受着“中国制造”带来的好处，一面将收益纳入囊中，一面将危机转嫁过来。

在与这些“得便宜卖乖”的规则制定者的博弈中，我们茫然无知地表现着自己的轻信和稚嫩，展示出一副令人悲凉又无可奈何的景象。

或许在10年之前，“应用规则”的说法还对我们有利，但放眼2020，这痒的说法早已落伍，取而代之的必然是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念。

或许在2020年到来的时候，整个世界都会以重新的视角来考量中国，不过，也许只有身处其中的我们才会明白，在这场以规则为纠缠核心的游戏中，我们所经历的艰难、痛苦、与彷徨。

第三章 中国调查报告 4、10大调查之二：制度在中国

以市场制度为主导的商品经济，是一种开放的经济模式，在这种经济模式下，要求所有的经济主体实现自我经营，按照市场规则来进行商业游戏，而当国家将权力与资本结合起来的时候，所形成的力量是普通经营者绝难匹敌的。

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自如，持续发展。

主题介绍：老生常谈的制度话题——“国退民进”中的悲剧——政商博弈学

<h3>4.1：老生常谈的制度话题</h3>

从历史到现实，我们又重新回到了有关制度的探讨。

在中国，以利益为导向的新制度，与以政治为导向的旧制度，究竟还会发生怎样的纠缠？

这其实是一个已经被无数人论证过，近乎于老生常谈般的问题。而我们之所以还在谈论老问题，原因就在于国家商业主义始终存在着，并且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的经济成长越来越呈现出国家商业主义的面貌。

事实上，国家商业主义的产生，绝对不是偶然的现象。

我们已经知道的是，我们过去所实行的国有产权制度，都意味着一种国家干预与调节社会经济行为，而就现实来讲，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必然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进行干涉与调控，这既是国家与生俱来的只能，也是国家意志的具体体现。

假如我们回顾历史就可以发现，国家商业主义并非新生事物；由国家出面积极参与、调控商品、货币活动，并配合以其他政策性手段，在最大限度内谋求政治、经济上的利益，这一观点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长达2000年之久。即使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仍然是经济学中的主流论述，原因就在于其的确存在着合理的地方。

当国家对市场法则善加利用的时候，当国家对经济规律熟练掌握的时候，当国家积极参与、调控商品、货币经济运动的时候，当国家着眼于未来，积极为民营企业保驾护航的时候，其对国民收入的调节作用，对恶性竞争与资本过分膨胀的抑制作用，对私营经济的扶植作用都是举足轻重的，除此之外，国家商业主义的存在，更可以直接为政府创造巨大的财政收入，尽快达到“国民皆富”的终极目标。

然而，如同任何事物一样，国家商业主义的大行其道，同样存在着两极的影响。

尽管国家干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当国家以经营者的面目介入到经济活动中来的时候，其旨在争夺利益的目的性就变得明显起来，而除了资本之外，国家手中更具有普通民间经营者所不具备的条件——政治权力。

毫无疑问的是，以市场制度为主导的商品经济，是一种开放的经济模式，在这种经济模式下，要求所有的经济主体实现自我经营，按照市场规则来进行商业游戏，而当国家将权力与资本结合起来的时候，所形成的力量是普通经营者绝难匹敌的。

于是我们看到，在产权明晰的过程中，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之间产生思路分歧的时候，政商博弈的结果往往以企业快速衰败告罄。

在宏观调控的大格局中，当民营企业尝试着进军重工行业与垄断性领域时，往往在经营上有所斩获，却不得不面对政策上的风险因素，由于对宏观形势的判断失误，在每一轮的宏观调控中，在接受政策重点治理的领域里，许多民营企业纷纷折戟沉沙，其中甚至不乏许多我们熟悉的名字。

<h3>4.2：“国退民进”中的悲剧</h3>

当时间行至2002年的时候，中央所实施的“国退民进”战略已经运行了4年之久，有足足四成以上的国有企业在此过程中要么消失，要么转变了产权属性。其力度不可谓不大，由此为中国经济带来的新鲜活力也是有目共睹的。

然而，就在中国经济以蓬勃之势前行的时候，在中国企业界内，却突然发生了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悲剧，正是这些悲剧的出现，才令我们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对中国经济制度的变化心存疑虑。

在“国退民进”的浪潮中，由于制度改革中的利益分野，以及产权明晰过程中的政商博弈，使得本应当在市场竞争领域中焕发更大生机的民营企业，就此出现了种种致命的危机。

最令人心惊的悲剧发生在名噪一时的健力宝，直到1998年的时候，无论从产量、产值还是利税方面，它都仍然在中国的饮料行业中稳居龙头，可是不为人所知的是，其掌门人李经纬与当地政府的关系，已经因为产权的分歧而势如水火了。

在国退民进的大前提下，将健力宝出售给民营资本，几乎已经成为了所有人的共识，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当地政府对于出售的态度——可以卖给任何人，唯独不能卖给李经纬。

就这样，在2002年1月15日，当地政府单方面做出决定，用3.38亿元将健力宝75%的股份转让出去，而根据统计，当时健力宝的总资产高达35亿元，仅其账面价值就有6.5亿元之巨。

据说在签约转让当天，李经纬于会场之上“含泪望天，一言不发”，几乎令所有人为之动容。

转让后的健力宝很快陷入了经营决策失误的局面，在2004年甚至一度濒临破产，终于，在2007年的时候，已经沦为二流企业的健力宝再度被转让给台湾统一集团，不仅昔日的风光不在，甚至于我们只能在回忆里找到这个名字。

相似的悲剧发生在2002年3月11日，这一次的主角是华晨汽车。

与健力宝情况不同的是，酿成华晨汽车悲剧的原因在于地方利益竞争，在华晨汽车的战略规划中，企业必须扩大到其他地区，以全国性布局来形成产业优势。

然而，在区域经济的激烈竞争中，各地区无不希望将资源、企业牢牢控制住，地区与地区间则抱着浓厚的敌意，于是，当华晨汽车希望将新项目投放到浙江宁波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当华晨汽车所在的辽宁省意识到华晨的“离家出走”势头后，华晨汽车就自然而然地陷入了地区之间的利益争夺战中，而这一次政商博弈的结局则是：不仅华晨的战略规划成为泡影，其整个企业也都被一次性地划归到辽宁政府名下。

4年后，原本仅年利润就可达18亿元的华晨，已经沦落到亏损4亿之巨的地步，甚至于连工厂生产都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除此之外，广东科龙电器、春兰空调集团等一大批企业，也纷纷在政商博弈之中损失惨重，这些在市场竞争中辉煌一时的企业，却在错综复杂的体制纠缠中举步维艰，甚至于血流成河。

这样的故事在过去的10年中不断发生，我们所知所言的只是冰山一角而已，而在多如牛毛的失败性案例中，关于政商博弈的现象实在过于频繁，从而留给我们无尽的唏嘘、感叹以及亟需我们思考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何以有如此多的企业陷入新旧经济制度的纠缠中？以及，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的企业经营者，何以应对这一情况？

<h3>4.3：政商博弈学</h3>

在旷日持久的政商博弈之中，民营企业的弱势地位不言而喻，在两种制度的纠缠中，我们的民营企业为此付出了颇为沉重的代价。

受制于我们悠久的国家商业主义传统，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政治与经济的界限并不会如某些专家预测的那样分离开来，必定会一如既往地持续下去。

正是由于这种特征的存在，使得我们的企业家必须在经营之外，掌握一种政治上的敏锐洞察力与素养。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华西村的掌门人吴仁宝，在他担任村支书的48年时间里，他每天必做的功课是读报与看电视新闻，借此来把握政治形势的脉搏。于是我们看到，在长达48年的时间里，华西村几乎成为了每一个时期的先进典型，由此带来的是几何数级的财富增长。

在许多关键的时刻，企业家的这种洞察力，是决定企业命运的关键，我们看到，10年来许多引人注目的企业家，无不在商业上展现出惊人的才华，然而却在政商博弈之中处理失当，将企业拖入坠落的深渊。

作为在错综复杂的体制纠缠中存活下来的企业家，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做出了这样的断言：

“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自如，持续发展。”

当一个企业家做出这样的论断时，不能不令我们哑然，这既是杜鹃啼血般的无奈心声，也是夹缝求生的真实写照，从“国退民进”的政策实施以来，迄于今天为止，差不多十年有余时间，这十年，堪称中国企业家最惊险的十年。

在下一个十年里，出于国家商业主义的进一步强化，市场经济制度将会很难脱离计划经济制度之外并存，由此，政策上的小小变化，对于民营经济的影响仍然举足轻重，无论是未来的创业者也好，现存的经营者也罢，都必须在纯粹的商业思维之外，学会分析商业环境的能力，领悟到“政商博弈学”的精髓所在。

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的数年里，以垄断性行业为中心，资本的重组活动必将屡次发生，当国家致力于国有资本的重组活动时，我们需要做的唯有慎之又慎。

毕竟，除了商业挑战之外，我们需要面对的还有太多太多。

第三章 中国调查报告 5、10大调查之三：观念在中国

如果说十年前崛起的企业是“工业型企业”的话，那么在现在，以至未来十年中崛起的企业必然是“知识型企业”。在工业社会中，显性知识构成了创新与成长的源泉，而在正在到来的知识经济社会中，这一模式已经被悄悄取代，迎来的是一个隐性知识为王的时代。

主题介绍：隐性知识时代的来临——最重要的产业

<h3>5.1：隐性知识时代的来临</h3>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看到了无数企业一飞冲天的例子，然而这些崛起的企业中的绝大多数，都存在着一大共同的特性：即它们盈利的方式都是通过由资本带来的规模化经营。

假如我们要为当下中国的企业分一分类的话，那么将会得到两个完全不同的类型。

分类的依据只有一条：企业盈利的观念究竟在何处？

在过去的十年里，企业能够盈利，主要靠的是规模化经营带来的低成本，而在未来的十年里，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盈利靠的是以技术、先进概念为核心的经营知识理念。

按照这样的标准，如果说十年前崛起的企业是“工业型企业”的话，那么在现在，以至未来十年中崛起的企业必然是“知识型企业”。

当我们的概念中出现这样的分野时，就必须要对知识的内涵进行一番了解。

在人类的文明中，知识可以分成两种，能够通过书面记录、数字描述等方式明确表达的知识，被称为显性知识，反过来，那些无法形成文字，也没有明确程序，甚至于不能言传只能身教额度知识，被成为隐性知识。

在旧工业时代中，所谓的创新，无一不是指科学技术的发明，专利的创造，而这些东西恰恰是显性知识的代表，相反，在过去的10年里，我们看到了许多另类的成功范例，有许多企业家凭借想象力、经验、智慧、直觉以及灵光一现的创意，在实干与资金的青睐下，将构想转化为现实。

于是我们发现，在工业社会中，显性知识构成了创新与成长的源泉，而在正在到来的知识经济社会中，这一模式已经被悄悄取代，迎来的是一个隐性知识为王的时代。

<h3>5.2：最重要的产业</h3>

事实上，当我们还在这里为知识经济不遗余力地普及宣传时，就意味着我们已经居于人后。反过来，这样的情势也标志着一点——越是落后，就越是需要。

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当我们成为了世界上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之一时，却不得不为此承受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来自于世界发达国家的不断责难，来自发达国家的反倾销投诉和贸易报复。

除此之外，有关环境的重度污染，资源的高消耗，也同样令我们难以忍受。

在最近的20年来，“中国式成本”的实质，已经显示出我们强大竞争力背后的假象，那些曾经被视为独特的永久资源，其真实内容只是廉价的土地租用费与丰富的劳动力而已，事实上，我们从来未曾拥有过独特的企业资源与能力，更不具备在未来知识经济社会中最重要的资源。

比这一点更令人心焦的是，在绝大多数国人心目中，甚至于还未能建立起“知识为王”的新观念，停留在过往的荣光中，迟迟不远走出。

事实上，在当下的国际商业格局中，停留很可能意味着就此被淘汰出局。

就目前来看，作为纯粹低成本生产基地的中国，在世界工业分工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小，根据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几乎超过一般的在华独资经营外商都认为，比起越南、柬埔寨等一些拥有更低廉劳动力、更低廉成本的国家，中国正在逐步丧失其作为制造业基地的竞争优势。在这些受访的企业中，甚至有超过两成的企业正在考虑，将其在华生产基地迁移到那些更低成本的国家去。

尽管对于我们而言，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将继续享受所谓的“人口红利”，然而可以预见的是，当我们在这方面的优势不再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一个“中国制造”时代的终结，而在这个过程中，所有规模化生产、所有的产业链建设，都将成为我们未来失败的注脚。

正因为如此，当我们着眼于长远的时候，“知识型工业”的价值，才愈发显示出其宝贵性，对于这一点，《华尔街日报》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究竟什么才是最大、最重要的产业？钢铁业、石油业、化工业还是汽车业？上述哪个产业都不算。知识产业才算是所有产业中首屈一指的。

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探寻没有白费工夫，在未来的十年中，假如我们得以实现观念上的转变，在这一层面上有所突破，那么也就意味着一直困扰我们的产业升级找到了最直接的出路，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或许就代表着中国产业结构的前行之路。

第三章 中国调查报告 6、10大调查之四：资本在中国

无论我们秉承哪一派的经济学观点，却都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一个事实，在日益激烈的商业竞争中，资本业已成为所有经济体争夺的唯一目标，谁掌握的资本越多，谁的话语权也就越大，谁就会在未来活得更好，反过来，资本短缺就意味全面的劣势，不惟难于成长发展，甚至连生存都会成为问题。

主题介绍：资本市场的恶性喷发——资本的争夺——民间力量的自我救赎

<h3>6.1：资本市场的恶性喷发</h3>

假如我们对经济学稍有认识，就会知道资本市场的谲诈与难测，而通过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也了解到资本市场对于经济的负面作用。

然而任何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就在10年的中国，最迅猛、最景气、最令人刮目相看的经济增长，竟然是由股票开始的。

1999年的5月19日是一个既普通又不寻常的日子，说它普通，是因为这一天和所有的暮春一样，没有任何区别；说它不寻常，则是因为这一天注定要写进中国当代经济史的教科书中。

就在这一天里，已经沉寂了达两年之久的中国股市，在毫无征兆的情形下突然发生了井喷。

在那一天的收盘时刻，沪深两市的股指分别上涨了51与129点，继而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凌厉涨势，在长达三十二天的持续大阳线中，上证指数以凶悍的势头节节攀升，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竟然由1109点直冲1700点，这样超过50%的涨幅堪称世上罕见。

为了纪念这个令许多人一夜暴富的日子，中国的股民按照传统，自发地将这一股市井喷奇观命名为——5？19行情。

在整整两年的时间里，这波行情始终持续不倒，直到2001年的6月14日，沪市大盘一举冲上2245点为止。

资本市场是宏观经济的风向标，当中国的股市在鲜花与掌声之中不断上涨的时候，以互联网为龙头的新经济形态，也在沉寂之中打造出全新的泡沫。

<h3>6.2：资本的争夺</h3>

当我们为股市的疯狂所震撼时，有一个非说不可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

这就是商业社会对于资本的争夺，从人类踏入商业社会的那一天起，这个问题就始终尖锐地存在着。

关于资本的争夺，指的其实是商业市场中需要投入的领域，总是超过能够用于投资的资本。于是，这里就引发出了两个相对矛盾的概念，其一我们称之为竞争，其二称之为合作。

所谓的竞争，指的就是争夺对资本的控制权，即决定谁掌握资本投入方向的权力，在正常的情况下，这种对资本的控制，是通过妥协、博弈的方式来达成的，而这就是经济学中所说的分配。

无论是竞争也好，分配也罢，其过程必然是激烈而充满血腥气息的。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那样，中国股市中所出现的疯狂，从表面上看来自于制度的缺憾，少数庄家的恶意操控，实际上却反映出一个实质性的问题——中国的企业无不处于资本荒。

因为资本短缺，所以才会投身于证券市场，借此融到更多的资本，因为资本短缺，才会在不断看涨的行情中推波助澜，以其从中获得更大的好处。

正因为如此，无论我们秉承哪一派的经济学观点，却都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一个事实，在日益激烈的商业竞争中，资本业已成为所有经济体争夺的唯一目标，谁掌握的资本越多，谁的话语权也就越大，谁就会在未来活得更好，反过来，资本短缺就意味全面的劣势，不惟难于成长发展，甚至连生存都会成为问题。

在这一激烈的争夺过程中，所有的经济体都会被卷入其中，这其中包括了所有的个人、所有的企业、行业，甚至还有国家。

<h3>6.3：民间力量的自我救赎</h3>

国家之所以加入对资本的争夺行列，其原因就在于其同样具有经济主体的职能，也就同样存在着对资本的需求。

事实上，从2008年以来，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加之国内的股票市场、房地产业竞相出现暴跌的局面，使得掌握了大量资本的国有银行自顾不暇，纷纷开始了紧缩银根的“保护钱袋子”行为。

然而，出于对国有大型企业的保护性扶植，所有银行无论大小，都坚持对其继续过去宽松的信贷政策，转而从民营企业那里大量抽取资金，由此带来的是大批中小民营企业的关停并转，其状况几乎可用一个“惨烈”来形容。

迫于无奈，许多走投无路的中小民营企业，不得不向那些潜伏在地下的“非正规”资本伸出求助之手。而正是在这场民间资本自我救赎的运动中，一个闪亮的因素才得以凸显出来。

这个因素就是民间资本的运作效率。

早在这场危机之前，我们就曾经见识过，横扫全国的“炒房团”、“炒煤团”，而这些商业扩张的背后，无不有着高效率的金融机制在支持。许多细小的资本，正是通过种种民间金融组织的运作，最终汇集到一起，形成了有效的应用，而在这个过程中，其速度与最终作为贷款发放出去的质量，都是国有金融机构所绝难匹敌的。

于是，就在我们的国有资本自身难顾之时，民营资本却悄然地起到了救市托市的作用，可以想象的是，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假如能够给予这种民间的金融体系以恰当的身份，那么对于中国资本界或许是一件莫大的幸事。

第三章 中国调查报告 7、10大调查之五：资源在中国

所谓的资源大国，便不仅仅在于掌握资源的多少，更在于如何运用这些资源的能力，无论是为了赢取一场战争的胜利，还是在和平时期谋求国家平稳发展，都需要妥善调动全社会的资源来进行配置，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才必须千谨万慎，从资源角度强化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主题介绍：有关财富的重新定义——资源的战略经济学——资源在中国

<h3>7.1：有关财富的重新定义</h3>

在过去的10年里，我们谈论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财富。

当我们的精神与物质生活变得日渐丰饶时，当我们的媒体报刊屡屡提及这个话题时，我们仿佛已经步入了一个财富时代。

然而，我们可曾想过这样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才是财富？

想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沿着历史追溯行进，让我们一睹财富的终极定义。

对于人类而言，最准确的财富形态指的是能够满足人们物质、精神两方面需求的物品，从这个意义上说，物质上能满足你各种生产生活需要的物品就是财富；精神上能让我们感到愉悦舒畅的也同样是财富。

在人类最早的经济活动中，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为了生存而服务，因此所出现的交易，也无非是以两条鱼换一只陶罐，两头羊换一只狗，交换行为带来的是人类生活上的便利，并不存在其他的情况。

然而，当货币出现之后，这一切就发生了改变。

货币的出现，本身是为交易提供一种交易媒介，让想要换狗的人不需要随身牵着两头羊，换鱼的人不必随时捧着一个陶罐，就这样，货币作为一种财富的符号，出现在了我们的生活中。

作为财富的符号，就需要具备一定的价值，因此用来充当货币的物品，无论在今天看来价值几何，在当时就一定是具有稀缺性的贵重物品，这也正是为什么金银这样的贵金属，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一直扮演货币角色的原因。

在现代社会中，出于便利的需要，我们选择与黄金或白银挂钩的方案，用纸质货币来执行流通功能，这样的方案本无不可，然而，当这个方案被废止之后，会发生怎样的情况呢？

从货币的属性上来说，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金银天生是货币，但货币却只是代表财富的符号，只是社会财富的计量方法而已，于是，当纸质货币脱离黄金、白银和一切实物之后，这种货币和一张普通白纸之间，就不存在什么区别了。

在去年的金融危机中，非洲的津巴布韦无疑是受害最为严重的国家，其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00500%，在那里，一只鸡的价格是1300万津巴布韦币，单张的小额货币，其纸面价值实际已经低于纸的价值，为了缓解这一压力，其政府甚至发行了单张面额1000亿津元的钞票。

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当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达到如此惊人的地步时，其经济状况也就如同钞票上石块垒出的的图案一样，变得岌岌可危，随时可能轰然倒塌。

我们知道，货币是社会财富的计量方法，那么当实物财富不断变得珍贵而稀缺时，也就意味着货币信誉的逐渐滑坡。

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随着资源的逐渐减少，实物财富也就变得越来越昂贵，这就意味着纸质货币必然逐渐贬值，即使是目前看起来相当强势的货币，只要我们地球上的资源总量不断减少，那么其贬值趋势就是注定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津巴布韦的今天，在一定程度上也预示着我们的明天，在经济规律的面前，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

当我们有感于这样的惊人现实时，所必须要做头等大事就是重新审视财富的定义，而归根结底来说，在人类的文明史中，物物交换占据了最长的历史，这也就意味着，只有那些能够满足我们生活需求的资源，才是最值得宝贵的财富。

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所说的那样，以资源为代表的实物财富，才是人类社会中永恒的财富，其中越是稀缺的部分，就越是值得我们珍藏。

<h3>7.2：资源的战略经济学</h3>

历史告诉我们，资源性财富的价值，是人为规定的货币绝难比拟的。

对于一个国家的货币体系来说，资源性财富的价值弥足珍贵，由于货币是社会财富的计量方法，也就说明了哪一个国家拥有的有色金属、煤炭、森林、石油等珍贵自然资源越多，哪个国家与资源挂钩的货币也就具有更大的信用保障。

除此之外，资源还是国家建设重要的原料，无论我们从事何种建设，开发任何一项工程，最终都需要直接依靠资源。更重要的是，当我们掌握了越来越稀缺的资源后，就意味着在手中握有可以不断升值的财富，这种财富不分国家、民族、也不分时间、空间，只要我们愿意，便可以随时将其兑换成任何形式的货币。

事实上，资源对于一个国家的意义远不止于此，特别是当国家处于与其他国家的对抗中时，这种意义就变得更加深远了。

从宏观的角度讲，国与国之间的对抗，决不局限在部落时代简单的军事手段，而是更深层的经济实力上的对抗，假如在这场对抗中，有一方的经济实力不济，那么便很难维持这种长时期的消耗，对抗的周期越长，获得胜利的希望也就越渺茫。

在普通人看来，在一场战争中，决定胜负的因素是军队的军事素养，然而实际上，真正起到作用的，往往是交战双方可动用战争资源的比较。

事实上，我们的历史早已证明了这一点，国家在它独特的发展历程中，就把基于资源的这种竞争方式演绎得淋漓尽致。

在我们的战国时代，当秦始皇决意灭亡楚国时，特别向他的将领们询问需要动用多少军队，年轻的李信回答要二十万，而另一位老将王翦则给出了六十万人的答案。

在王翦看来，作为南方大国的楚国，其疆域广达五千里，其人口密度和资源广度都极其惊人，仅楚国的粮食储备，就足以支撑十年的战争需求。像这样的资源大国，其潜力是相当雄厚的，足可以集中源源不断的战争资源，打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规模战争。

正因为如此，王翦才坚持认为，秦国若要击败楚国，必须集中所有的战争资源，在短期内形成压倒性优势，才有望获得最终的胜利。

出于盲目的自信，秦始皇没有采纳这条战略，然而事实证明了王翦判断的正确性，当秦国的二十万军队进入楚国之后，楚国凭借着源源不断的供给作为后援，采取坚壁清野的固守战术，使得秦军始终无法迅速决战，而当秦军的补给线出现问题之后，其失败也就成为了必然。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可以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从根本上讲是资源的竞争。

透过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几个世纪之前的旧工业时代，最宝贵的资源是人力，出于这样的原因，才出现了百万黑奴的买卖，才出现了数十万华工远走美洲的悲惨场景，然而正是通过这样的资源掠夺方式，才奠定了欧美国家现代意义的社会化大生产。

当人类步入了工业时代后，资源的定义扩宽了，在现代战争中，战争的周期变得越来越长，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战争资源消耗的增加，当庞大的军队在战场作战时，每一天都要消耗天文数字的战略资源，并且已经从最初的人力、粮食等层面，扩展到包括了石油、煤炭、科学、技术产品、智力等多个方面。

以1967年中东的六日战争为例，以色列在一天时间内就打光了几年里的战争储备，假如没有美国不惜成本的大力支援、或是战争再持续一段时间，那么今日中东地区的政治形势势必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这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可供调配的资源越多，这个国家也就具有越强的国际竞争力。

当这样的观念为世界各国广为接纳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一场针对资源的大争夺拉开了帷幕。

<h3>7.3：资源在中国</h3>

中国从来都不是一个资源贫国，对于这一点，我们有着印象深刻的认识。

然而，在过去的10年里，我们的资源却正在遭受一场空前的掠夺，我们可以在此毫不夸张地断言，中国正在一步步脱离资源大国的地位，朝着危险的深渊走去。

这绝非危言耸听的大话，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资源的消耗量，已经达到了一个令人发指的速度，更令我们揪心的是，在这些所谓的消耗里，真正被用来投入建设、生产的资源却寥寥无几，一句话，中国的资源，绝大多数都在通过出口的形式，流向手握大把强势货币的国际买家。

举例来说，单就稀土资源而言，我们便正经历着一场灾难性的浩劫。

稀土对于现代工业的价值，丝毫不亚于粮食相当于民生，特别是在信息、电子、航空航天等高科技产业中，绝对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战略物资，而我们对于此项资源的占有，达到了世界总量的72%，以至于我们曾经自豪地喊出“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这样的响亮口号。

然而，在过去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对于这样重要的资源，非但没有做到掌控，反而出现了完全相反的情形。

从1990年开始，到2005年为止，在这短短的15年中，我们稀土资源的出口量增长了将近10倍，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当我们大幅度地向外出口时，平均价格却被压低到当初价格的64%。

这样的现状令我们痛心，然而更糟糕的远远不止于此，在我们最新探明的三大金矿中，外方的控股比例无不超过了80%。

除此之外，在过去的10年里，我们的煤矿、铁矿无一不遭受着相同的命运。根据专家的统计，我国最大的稀土矿白云鄂博，极有可能在未来的10年中缩减一半，在未来的三十年里彻底消失，我们的钨矿资源则只能承受二十年的消耗。

令人无可容忍的是，当国际买家以近乎压榨的价格疯狂聚敛中国的资源时，我们国内的商家偏偏又在相互压价，当国际投资者开发以资源为依托的低级加工业时，我们国内的矿山、工厂、偏偏又在争先恐后地抢夺这种“变相贱卖”的机会。

这是一个令人心痛的现实，特别是当我们意识到这一问题的紧迫性时，这样的现实就更令我们坐立难安。

当世界各国纷纷以实物储备替代货币储备的时候，我们却在选择用资源来换取靠不住的财富符号，可以预见的事实是，在不远的未来，当我们的资源短缺时，我们将付出何其昂贵的代价，来赎回那些本应属于我们的财富。

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的资源大国，便不仅仅在于掌握资源的多少，更在于如何运用这些资源的能力，无论是为了赢取一场战争的胜利，还是在和平时期谋求国家平稳发展，都需要妥善调动全社会的资源来进行配置，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才必须千谨万慎，从资源角度强化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当下，正处于金融危机的最后阶段，受此影响，全球的矿产资源价格也开始出现下降，国外一些资源类企业也开始出现大幅度的缩水，可以说，这是中国企业最好的机会，唯有趁着全球需求下降导致的矿产价格暴跌的机会，积极储备最宝贵的资产，才足以保证在未来不至于为资源而忧。

第三章 中国调查报告 8、10大调查之六：模式在中国

正如达尔文在其著作中所论述的那样，“存活下来的物种，即不是那些最强壮的种群，也不是那些智力最高的种群，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最积极反应的物种。”

对于中国商业模式的交替更换而言，这样的论述庶几近之。

主题介绍：一个简单的定义——莫衷一是的模式纠葛——生物法则的商业应用

<h3>8.1：一个简单的定义</h3>

在开始有关这一主题的探寻之前，我们必须要弄清楚一个概念。

商业模式究竟是什么东西？

按照经济学的定义，商业模式是指一个完整的产品、服务和信息流体系，包括每一个参与者和它们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以及每一个参与者的潜在利益和相应的收益来源与方式。

这样的定义或许让我们倍感困惑，其实，商业模式的真实含义很简单，一言以蔽之，所谓的商业模式，就是一个企业究竟要通过什么途径或方式来赚钱。

比如说，奶制品企业靠卖牛奶来赚钱，网络公司通过点击率来赚钱，通信公司通过收取用户使用金来赚钱，零售企业通过销售商品和提供仓储来赚钱，可以说，只要有利润存在的场合，商业模式就同样存在。

当我们明晰了这一概念的时候，就可以开始我们的探寻，让我们一睹在过去的十年中，商业模式这一看似复杂实则简单的概念，究竟在中国大地上发生过怎样的故事。

<h3>8.2：莫衷一是的模式纠葛</h3>

在过去的十年中，对于各种商业模式对头脑的洗涤，几乎是每一个资深经理人都记忆犹新的。

商业模式是企业在竞争中决胜的关键，关于这一点，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然而对于其创造价值的核心逻辑，对于其模式路线，对于其关键点的选择，对于其核心竞争力的位置，通过某种商业模式，企业的未来在何处，短期与长远目标又分别是什么，可以说，几乎每一个企业经营者，每一个经济学者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要说。

正因为商业模式的多样性，才促生了许多的争论，几乎每一个人都认定自己的商业模式是最理想，最能帮助企业赚钱的，凭借这这样的信念，许多已经赚到钱的企业家，频频在媒体上宣扬自己的商业模式，而那些惯于批判的经济学者，则在为他人查疑补漏的同时，不失时机地夹带私活，更有许多尚未完成创业的热血青年，更是抓住一切机会，试图将自己的计划推销出去，以实现其商业梦。

于是，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看到的是，几乎每一种商业模式的出炉，无论其是否经过实践的检验，都不免于成为众人的标靶。而在这个批判与被批判的过程中，越是到争论的高峰，就有越多的商业模式被抛出。

在过去的十年里，先后有四五种商业模式在中华大地上大行其道，比如曾经风靡一时的“剃刀模式”、曾经为人称颂，直到今日仍然是主流认知的“店铺模式”等等

所谓的“剃刀模式”，指的是用极低的销售价格抛售基本产品，甚至于不惜亏损，而以十分昂贵的价格出售与之相关的消耗品或服务，而所谓的“店铺模式”，则是在具有潜在消费群的地方开设店铺，通过展示其产品或服务的方式来赢得消费者。

事实上，每个人都了解的一个常识是：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的好与坏，任何一种商业模式的成功，都不在于其本身有多高明，只是因为这种模式被应用在合适的时机、合适的场合而已；反过来，任何一种商业模式的失败，也不代表其一无是处，只是因为这种模式恰好无法被消费者接受。

举个例子来说，在国际电子商务界大为成功的EBAY，却在中国难敌阿里巴巴的淘宝网，这并不说明EBAY本身的失败，只是由于中国的广大中小企业，需要一个运营成本较低的销售平台，而淘宝网恰好能够满足他们的这一需求而已。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说，一种商业模式的成功，既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的性质，无论一个商业模式有着怎样的内核与外部形态，以下三大要素都是它所必须遵守的。

这三大要素就是：必须提供独特的核心价值，难以模仿的完整机制，脚踏实地的实际操作。

看起来，这三大要素似乎流于空乏，然而这却是所有成功商业模式中所蕴含的共性。

<h3>8.3：生物法则的商业应用</h3>

所喜的是，我们已经越来越不关心这种纠缠。

在中国企业经营者的心目中，现在唯一重要的，就是企业成长的效率与速度，而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无论是何种商业模式的应用，都不过是为了让企业获得更大的效益，规避更大的风险，而这已经成为了一条公认的定理。

无论是采用怎样的模式，其目的不外乎只有一个，那就是在竞争中获取更多的利润。

一个企业的存亡与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是否具有核心竞争力，是否具有独特的优势与能力，这是一个企业所要超越竞争对手时所必备的条件。

除此之外，任何商业模式的变迁，都只不过是为这种核心竞争力打上注脚而已。

30年的风雷激荡，30年的融合变革，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嬗变，从公有制企业到现代企业制度的转轨，从铁饭碗向职业经理人制度的跃迁，从经济这个字眼为我们每一个人所熟知的过程中，我们正一步步走向更现实的层面。

正如达尔文在其著作中所论述的那样，“存活下来的物种，即不是那些最强壮的种群，也不是那些智力最高的种群，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最积极反应的物种。”

对于中国商业模式的交替更换而言，这样的论述庶几近之。

第三章 中国调查报告 9、10大调查之七：技术在中国

正因为如此，当中国对世界制造业的影响开始增强时，许多媒体才以乐观的态度，适时地抛出了“工业霸主”的称号，然而，人们所看到的并非是全部，就在我们乐此不疲之时，世界却正在悄悄地发生着改变。

当我们的社会过渡到信息时代，衡量的标准静悄悄地发生了内涵上的变化，尽管构成经济主体的仍然是工业社会中的各个部门，但是其衡量标准却由生产规模变为了核心技术。

主题介绍：垄断者的困局——与历史擦肩而过——技术中国说——技术的自我救赎之路

<h3>9.1：垄断者的困局</h3>

经济学中有一条著名的定律——垄断带来超额利润。

然而，这条看上去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律，却被一家中国企业悄悄地颠覆掉了。

这家名叫双童吸管厂的企业坐落在浙江义乌，和平淡无奇的名字相比，它的经营规模之惊人，甚至远迈我们的想象之外——该厂是全球最大的饮用吸管生产厂，仅其一年的产量，就占了全球吸管需求量的四分之一。

在这家工厂里，每天都有60条生产线全力开工，在其日产的8吨吸管中，有90%的部分一生产出来，就被直接装箱配送，销售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可以说，在全世界每四个人里，就有一张嘴正与双童的吸管做“亲密接触”。

当一个企业占据了如此的市场份额时，无论在理论上，或者是在实际领域中，都算得上当之无愧的垄断经营者。

那么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双童的利润状况究竟如何呢？

答案恐怕同样出离我们的想象——一家如此之大的企业，每年的利润总额居然只有区区60万美元，而这也就意味着，双童每出口一根吸管，只能从中间挣到0.08分钱！而这尚且是行业中的龙头，是企业中盈利的典范，其他规模更小，效益稍差的企业，其利润额度就可想而知了。

垄断企业为何难以实现超额利润，生存空间为何如此急剧压缩？

想要解开这个谜题，我们就必须透过现象寻找本质，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看待当下中国企业所面临的一大困局。

<h3>9.2：与历史擦肩而过</h3>

事实上，在中国的广大企业中，类似于双童厂的情形大有所在。

东南沿海地区的许多企业都在各自的领域内，占据了近乎大半的市场份额，然而却不得不赚取极尽低廉的利润额度，如此还要面对来自同行业者的价格竞争，其生存空间之狭窄，几乎可以用卑微两字来形容。

我们之所以要承受如此的现状，其真实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在制造业领域，还没有建立起优势领先地位。

在这里，一定有许多人会提出尖锐的质疑：我们目前制造的各类产品产量，已占到全球产品总量的近百分之三十，堪称世界上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凭借着这样的数据，足可以当之无愧地荣膺霸主的地位。

按照人们惯常的逻辑，一旦一个国家拥有了如此发达的制造能力，也就意味着其拥有了工业霸主的地位。而人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观念，是因为历史的确印证了这一点。

作为世界第一轮工业革命的出发地，英国是第一个成为世界工业霸主的国家。由于蒸汽机的发明与使用，使得英国在18世纪晚期大步迈进工业化的行列，直至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

在原材料方面，英国占据了全世界的原材料市场，几乎所有可能用到的工业材料，都从世界的各个角落源源不断地输往英国，而英国以此加工出来的工业产品，又返销到这些地方，由此，在19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全世界的工业生产总值有一半来自英国，其工业霸主地位也由此奠定。

在英国称雄的同时，美国也正在完成其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与英国不同的是，美国拥有广袤的领土，而其大力建设铁路、运河，优先发展运输业的战略，使得其交通网横跨整块北美大陆，由此为进行社会化大生产奠定了基础。

在美国的工业化进程飞速发展的同时，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其制造品提供了最广阔的市场，订单从沦于战火之中的欧洲各国，雪片般地飞往美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已取代英国，成为了工业新霸主，而日本在战后亦紧随其后，依旧从全世界进口原材料，为其提供加工业务，在左手进右手出的格局中，同样获利颇丰，问鼎魁首。

正因为如此，当中国对世界制造业的影响开始增强时，许多媒体才以乐观的态度，适时地抛出了“工业霸主”的称号，然而，人们所看到的并非是全部，就在我们乐此不疲之时，世界却正在悄悄地发生着改变。

这个改变就是——由技术革命引发的社会文明进步，而文明进步则带来了实力评判标准的变化。

在工业革命出现之前，全世界都处于农业社会状态下，因此评价一国实力是以农业水平为标准的，开垦的熟地越多，粮食产量越大，国家的实力也就越强。

到了工业革命之后，工业化社会的评判标准，自然要从一国的工业水平来衡量，炼出的钢铁越多，工业制成品越多，工业生产规模越大，自然就会在国与国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当我们的社会过渡到信息时代，衡量的标准静悄悄地发生了内涵上的变化，尽管构成经济主体的仍然是工业社会中的各个部门，但是其衡量标准却由生产规模变为了核心技术。

诚如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所言，在一个扁平的世界中，所有人都因为技术的进步而紧密联系，全世界也因此而变成了一个大工厂，各国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比较优势来参与全世界分工，从而构成了一种由各国分别扮演各自角色的全维度经营模式。

不幸的是，在这场世界化的大分工中，中国的特点在于拥有廉价的劳动力，以及充裕的自然资源，从而将“组装车间”的重担一肩挑上，而最关键、利润点最高的部门，却落在牢牢把持技术优势的欧美国家。

<h3>9.3：技术中国说</h3>

在这里，一件很明显的事实是：我们引以为傲的中国工业体系，正在静悄悄地陷入一个技术困局之中。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曾经在科学技术方面非常落后的国家，运用技术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温习常识的过程。

这种技术困局的具体表现，主要集中于以下三大要素。

第一，核心技术严重匮乏。

第二，对于引进技术的消化能力匮乏。

第三，低技术产品产量严重过剩。

我们在这里所提出来的困局三大要素，正是针对当下中国工业体系的现状而言的，当我们对现实进行考量的时候，会发现最近10年内所出现的现象，都能够归结于这三大要素之内。

第一个要素的具体表征在于。我们的企业在产品的关键技术上，很难完成自给自足，根据不完全统计，在构成现代工业的各门类中，至少有50%的核心技术要依靠外部获得。如果我们继续探究便会了解，当一个国家的发明专利，只占世界总量的1.8%时，是绝没有足够的技术储备来为工业发展做支撑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在高科技、高附加值工业品以及重要生产设备方面，持续依赖国外进口，以至于在许多领域酿成了代价惨重的事件。

我国曾经拥有200余家DVD生产企业，其产量占到全球的四分之一，然而，该行业的2300多个专利，却基本上集中在世界上十家大型电器企业手中。正是由于这种情况的存在，使得一件事情的发生，在一瞬间内便改变了这些企业的命运。

在2002年，包括日立、松下、JVC、三菱、东芝、时代华纳在内的六家企业，突然史无前例地联合起来，发布了一项“DVD专利联合许可”声明，在声明中，这六家企业要求世界上所有生产DVD的厂商必须向他们购买“专利许可”。

按照这样的要求，中国的DVD厂商要向6家外国厂商缴纳每台高达20美元的专利使用费。然而，在激烈的厂家竞争中，中国企业每出口一台30美元的DVD机，却只能赚取1美元的微薄利润。因此，这样的通牒无异于扼住了中国200家DVD企业的咽喉。

于是，曾经喧嚣一时的中国DVD产业，几乎在一瞬的时间里销声匿迹，转眼兴亡判若云泥，甚至于连“爱多”这样的著名国有品牌，都不得不走向覆没。

比起第一个因素来，我们对技术的消化能力更足以令人心惊胆寒。

历史上的近代中国，对于技术从来都抱有极强的消化能力，一个著名的事例来自于70多年前的中国，其时，德国纳粹政府向我们提供了相当数量的轻武器，其中尤以毛瑟98K步枪的修改型最为著名。

仅仅时隔两年，德国专家就惊讶地发现，中方应用自己的技术储备，在毛瑟98K的基础上，成功地研制出仿造产品，其中各组件的机械性能，比起原型枪来基本持平，而低廉制造成本，使得我们可以在物资匮乏的前提下迅速地形成量产，满足装备部队的需要，而这种“山寨版”的毛瑟98k，就是为我们所熟知的“中正式”步枪。

反观当下的情况，我们目前的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比仅仅为1：0.07，而这个比例在韩国是1：5，在日本则是1：8。如此巨大的反差，足以说明技术消化吸收能力的匮乏，已经成为中国技术困局中的又一重大症结。

当我们频繁引进设备、频繁引进技术的时候，却丢掉了我们曾经引以为傲的消化法宝，从而得上了“技术依赖症”，这样的情势势必让我们陷入“落后——引进——再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之中。

<h3>9.4：技术的自我救赎之路</h3>

假如我们对工业制造稍有了解，就会知道这样一个常识：同为制造业，却存在着高端与低端的区别，而区分高低端的标准，只取决于技术含量。

于是，类似于飞机、轮船、高科技设备等领域的制造业自然而然地成为高端，相反，鞋袜衣装等日常小手工品，则代表了制造业中的低端领域。显而易见的是，一架飞机所能给企业带来的利润，绝不是鞋袜所能比拟的，更重要的是，高端制造业需要大量的原料、技术以及完整的生产链做支持，比如说，造一家飞机，需要牵涉到铝合金工业、橡胶工业、电子工业、机械工业等许多门类，这种对整个工业体系的刺激效应，是低端制造业所难以比拟的。

事实上，即使在低端制造业领域里，我们会在技术领域遭遇相当棘手的情况。

在2001年9月，温州的许多企业，成为了轰动一时的“中欧贸易纠纷案”的主角，而这场贸易摩擦的起因，则发端于小小的打火机上。

作为中国最大的打火机生产基地，温州每年都要外销5亿只打火机，而其中又有三分之一的数量是销往欧盟各国的，其产值颇为可观。

于是，为了防止这一趋势的继续扩大，为了控制价格低廉的中国火机进入市场，欧盟特别启动了一项技术壁垒，规定凡进口至欧洲的低价打火机，都必须加装一个防止儿童开启的“安全锁”，然而这项技术却全部为外国企业所掌握。

在我国的不懈努力下，这一法规最终未能成行，然而可以预见的是，只要这种类似于“扼喉咙”的行为一次得逞，中国火机的命运，便必将如同DVD一样再次败走麦城。

在未来的岁月中，中国工业中的技术困局并不会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毕竟，当我们落后太久的时候，朝夕之间的努力是无法弥平差距的，然而，假如一任此种情况发展下去，中国制造业，乃至整个工业体系，都将会面临着一种“十面埋伏”般的败局，随着资源的逐渐枯竭，随着一部分落后国家人力资源优势的不断凸显，我们的比较优势将会逐渐流失，随之而来的是更深的困境。

第三章 中国调查报告 10、10大调查之八：潮流在中国

中国历时千年的乡村文明，正在过去的10年里消失得一干二净。

当我们的舆论、资本、政策、文化等多方因素联手起来，极力编造出一套城市先进、农村落后的故事时，本身缺乏判断能力的乡村居民，就这样被灌输了一套全新的价值观，其灾难性的后果却是难以估量的。

主题介绍：纷繁的城市化问题——乡村文明的消失——潮流在中国

<h3>10.1：纷繁的城市化问题</h3>

假如我们回过头去，为中国过去10年的社会发展挑选出一系列最为严峻的问题，那么我们必将会获得不胜枚举的答案。

工业化滞后于城市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待业人口激增、交通问题严重……

当我们为这些复杂纷乱的问题头痛不已的时候，其实完全可以将问题的症结归纳在城市化之上。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过去的10年里，上述所有问题的存在空间，基本都集中在我们的城市中，而且越是规模较大的一线城市，上述问题的反应也就越严重。

从我们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在走一条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同时，控制城市发展的道路，然而尽管我们的意识足够领先，实际执行却恰恰相反，我们在中国随处可见的现象是，一个坐拥百万人口的大中城市，却没有相应的支柱工业或核心工业来作为经济的支持。

根据有关数据显示，我国目前的工业化进程，仍然大大落后于我们的城市化进程，特别是在我国北方的大部分城市中，高度匮乏的工业企业，已经严重地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由此引发了一系列艰难的城市化问题。

工业化进程的缓慢，直接带来的是当地政府利税收入的停滞不前，在北方一些城市中，随着许多旧有大型企业的破产，这种情况就变得愈发严重。

政府收入的匮乏，又直接影响到市政基础设施的建设，当人口飞速增长的时候，配套设施的匮乏，就必然会导致市容市貌的落后、交通拥挤、民众基本需求无从解决的现象。

从另一方面来讲，当工业化进程跟不上城市化进程的时候，所带来的更严重后果，在于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将维持在一个饱和的状态，从北方城市中大批量的下岗职工，再到东南沿海城市出现的大量廉价劳动力，我们看到的是更加突出的城市劳动力供过于求矛盾。

根据学者的测算，在未来的十年中，中国行将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如何在每年创造出2000万个就业机会来完全吸纳剩余劳动力。

于是便有呼声四起，认定是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才造成了今天的这一局面，为了证明这一说法的准确性，持该观点的学者举出了数据作为参照。

根据估算，进城务工农民的人数每年约在1亿人左右，仅上海、北京两市就超过600万人。而正是大量农村人口的涌入，使得城市中原本就已经非常薄弱的基础设施更显紧张。

由此，这一派观点大声疾呼，要求国家实行政策性措施，让剩余的农村人口回归乡村，以彻底缓解城市中所出现的压力。

然而，我们要说的是，以当前的形势来看，那些散落于城市中的农村人口，是绝难再重返其家园的，有关这一问题的解答，我们就必须从过去十年的潮流变化中寻找答案。

<h3>10.2：乡村文明的消失</h3>

假如我们要为上一小节中的问题寻找一个答案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

这就是中国历时千年的乡村文明，正在过去的10年里消失得一干二净。

当我们面对着城市化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时，当我们身处经济衰退中，指望数百万农民工能够返回乡村，在那里独立创业来减低城市压力的时候，却惊讶地发现这一切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这其中的原因是——在过去的10年里，农民赖以生存的乡村环境，正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破坏。

绝大多数的人类文明，源自于农业文明，而农业文明的发源地则是从乡村开始的，因此在我们的历史中，总是饱含着对乡村生活的赞美。正如许多田园诗所称颂的那样，在许多城市民众的心中，乡村是美好的象征，更是人类最根本的回归之地。

即使在发达的欧美国家，乡村文明也没有因为城市化进程而遭到破坏，反而始终代表着国家精神的坚实基础，大到政治理念、社会结构，小到个人的价值观念、文化生活，都不是由城市的单方面文明所决定的，甚至可以说，城市代表着文明的花朵，而乡村则是文明的根基。

在美国，总统可以邀请政要到乡村共享烧烤，资本大亨也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农场，正是基于这一点，这些国家的民众在提到乡村生活的时候，总是有着由衷的羡慕，因此让城市中的居民，始终在精神上与乡村保持这有机联系。

然而在过去10年的中国，乡村社会仅存的最后一丝根脉，也正在悄悄地走向覆亡。

本来，我们可以在未来的社会结构中最大程度地保留这种乡村文明，让我们在遭遇城市化压力过大的时候，足以有退让的余地，将人口压力转移至乡村。不幸的是，受都市文明的侵扰，种种怪异的畸变理论，逐渐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观念。

在当下中国的绝大多数人看来，乡村代表着落后，代表着愚昧，反过来，只有城市才是先进与文明的象征。

当无数的专家学者着意于此，大肆渲染人类社会必然从农业到工业，从乡村文明到城市文明的时候，这种观念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变得更加深入人心。

于是，事情就这样急转直下，许多自命不凡者开始向农村传播所谓先进的城市文化，编造着城市化等于现代化的神话；与此同时，忙于赚取利润的地产开发商们，早已不满于城市内高昂的地价，继而将视线投向农村，将那些承载了浓厚乡村文明的村落拆毁，将乡村居民赶入一栋栋死板的水泥建筑。

当我们的舆论、资本、政策、文化等多方因素联手起来，极力编造出一套城市先进、农村落后的故事时，本身缺乏判断能力的乡村居民，就这样被灌输了一套全新的价值观，其灾难性的后果却是难以估量的。

乡村文明成了落后的代表，乡村居民则被贴上落后的标签，这样的情形实在令人难以忍受，于是乡村民众所产生的自卑也就愈发强烈，在他们的心中，个人奋斗的终极目标就是尽快脱离乡村、永远脱离乡村，永久性地离开这被蔑称为落后之地的家园，城市的居民也因此而产生了种种倨傲的情绪。

乡村的人口蜂拥入城，城市人口却绝不会向乡村转移，而城市的接纳能力是有限的，当成千上万的乡村人口集体涌向城市后，势必带给城市空前的压力，于是便出现了我们在第一节中所述的种种问题。

另一方面，伴随着人口向城市的单向流动，乡村的资源飞速流失直至走向灭绝，而这些进入城市的乡村人口，并没有能够很快适应陌生的城市文明，当他们在城市中虚度时间，想要重返乡村时，却发现他们过去赖以生存的乡村文明，已经在短短的时间内形同空壳。

<h3>10.3：潮流在中国</h3>

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中，潮流已经成为了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名词。之所以这个名词在媒体、舆论以及我们的生活中被反复地提及，其原因就在于其包含的特性。

对于潮流而言，其形式与内容是多种多样的，无论我们对潮流是否留心，都可以随时随地感受到它的存在，而这正是潮流的特性所决定的。

所谓的潮流，无论是文化现象也好，社会趋势也罢，甚至于服装款式、大众口味，其共性就在于拥有异常迅速的传播速度，惊人的波及范围，以及对社会底层大众惊人的影响力。

当我们了解了有关城市化与乡村文明灭亡的内容之后就会发现，我们前面所说的问题，正是一个时代中潮流的最好反映。

无论是农村人口大量进城，还是乡村文明的灭亡，其速度都是异常惊人的，就波及范围而言，在当下中国的每一个村子里，都有着相当比例的进城人口，反过来，保持了真正意义上乡村文明的村庄，也由于潮流的波及之广而寥寥无几。

更重要的一点是，以民众的判断力与群体思维能力，是绝无能力对潮流做出抗拒与抵御的。

正如法国心理学家庞勒？古斯塔夫所说的那样，民众究竟能够有怎样的行为，完全取决于影响民众的潮流具备何种性质。

当这种性质是积极的、进步的、有意义的，那么民众的表现就会是相应的积极进步而有益。反之，如果主宰民众行为的暗示是负面的潮流，那么民众的表现就会是非常可怕。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过去的10年中，我们的国民正在被操纵着，投身于一股完全与国情相违的潮流之中。

这样的现实令我们悲凉，然而它却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的，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力量将会无所作为，唯一能够寄托希望的，就是在不久的将来，由社会自动完成潮流的逆转。

第三章 中国调查报告 11、10大调查之九：伦理在中国

中产阶级不仅具有缓冲贫富分化的社会功能，而且具有拉动消费、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经济功能。在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内需不足的中国，这种功能就更显得珍贵。除此之外，中产阶级所秉承的伦理道德观，是基于均衡社会条件所建立的，其主基调在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保证生活的富足，弘扬一种积极进取的社会文化。

主题介绍：理想社会的模型——不均衡的社会——一个阶层的示范作用

<h3>11.1：理想社会的模型</h3>

在过去的十年中，互联网业的发展，带来的是网络文化的极度繁盛，除了酝酿出无数流行文化的符号之外，关于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的大讨论，也同样构成了网络文化的一大特征。

在网上的一些论坛中，我们随处可见这一类问题，最终形成了两派甚至数派的争辩，而假如我们把这些看似纷乱的问题做一总结，那么其争论的焦点就只有一个。

怎样的社会，才是一个最合理的社会。

对于这个命题，每一个人都存在着不同的认识，然而这并不是构成争论的根源，因为对任何一个命题而言，其结论总是唯一的，区别只存在于证明的过程之间，而假如一个命题不存在唯一的结论，那么这个命题必然是伪命题无疑。

不幸的是，关于社会合理性的命题，恰恰是一个结论颇多的伪命题。

不过，对于这些莫衷一是的结论而言，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无论怎样的最终社会形态，假如它是合理的，那么它就势必是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可的，反过来说，一个得到了绝大多数人认可的社会，就意味着它的合理性。

这样的社会存在吗？

答案是肯定的，在西方经济学的体系中，其理想社会的形态正是这样的。

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中，理想社会的状态应该是这样的：所有事物中的有关变量处于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产生这种状态的原因，是因为各个方面的力量能够互相制约和互相抵消，各个方面的愿望都能得到满足。

由于这种社会形态的均衡性，因此它还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均衡社会。

<h3>11.2：不均衡的社会</h3>

当我们了解了上面的概念之后，一个新问题就又向我们走来。

当下的中国社会，是否符合均衡社会的标准呢？

我们很想对这个问题做出肯定的回答，然而现实的残酷，注定了这个肯定的答案，只能成为我们美好的愿景。

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其是否达到均衡状态，是很容易判定的。

比如说，在一个均衡社会的条件下，国家的税收标准，既可以保证国家的必要财政开支不至于出现赤字，又能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以免对民众的收入造成伤害。

再比如自然资源的分配方案，在均衡社会的条件下，既可以保证国家的自然资源不至于出现过度流失，保证国家在国与国的博弈中掌握足够的战略资源，又足以保证民众可以享受这些自然资源所带来的福利。

还有宏观经济的增长，在均衡社会之下，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应当同时存在着内外两种循环体系，以内循环作为增长的原动力，外循环作为增长的助燃剂，换句话说，就是要以健康的国民经济作为主导，以外贸经济作为补充。

除了上面这些范畴，均衡状态所能应用的主体还有很多，而无论是这些主体中的哪一个，无不体现了均衡状态的内核：让各个方面的愿望都得到满足。

当所有人的愿望都得到了满足的时候，也就意味着需求被降低到了最低水平，自然也就不会出现社会波动。

经过前面的探讨，我们了解到的现实是，举凡均衡社会的标准，我们极少能够达到。

之所以在中国没有出现均衡社会的形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社会体系结构存在着严重不合理的现象。

在中国，为数众多的低收入、低教育程度的人群，构成了社会体系的底层，而为数极少的权贵阶层，则居于这个社会体系的顶端。前者以最多的人口基数，却掌握了最少的社会财富，后者以寥寥无几的人数，却将大部分社会财富收揽怀中，当这种不均衡的状态与底层民众的需求结合起来的时候，就构成了今日中国颇多不公正、不合理的社会现象。

<h3>11.3：一个阶层的示范作用</h3>

很明显，对于中国当下的社会体系而言，来自于上层建筑的垄断，与来自于底层民众的需求，构成了强烈的冲突。

而在这个问题上的解决方案只有一个——扩大中产阶级的数量。

中产阶级不仅具有缓冲贫富分化的社会功能，而且具有拉动消费、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经济功能。在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内需不足的中国，这种功能就更显得珍贵。

除此之外，中产阶级所秉承的伦理道德观，是基于均衡社会条件所建立的，其主基调在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保证生活的富足，弘扬一种积极进取的社会文化。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在当下的中国，中产阶级的数量还远远未能达到实现其功能的水平。

对于中产阶级的壮大而言，其基础是建立在收入之上的，可以说，只有当一部分民众的收入较大幅度地超越了社会平均标准之后，所谓的中产阶级才会在真正意义上形成。

而保证民众收入的超越，就至少需要两个条件来作为保障，一是医疗、住房、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其二是对私有产权的有效保护。

而这两点，我们做得还远为不够。

基于上面的探究，我们就了解到了这样的事实。

在一个均衡的社会体系中，必须保证足够大的中产阶级存在，而就目前来看，尽管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社会里中产阶级的数量正在不断增加，然而比起来中国人口的庞大基数，这种增加的速度实在是过于缓慢。

除此之外，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而言，我们的中产阶级还未能形成独立的力量，这既表现在经济实力上，也同样表现在这一阶级的观念上。

就当下中国而言，大凡在收入上符合中产阶级标准的社会群体，无不向往着更高层面的物质生活，而这样的要求是与均衡社会的宗旨相冲突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社会总财富达到一定的总量之后，新一轮的财富创造就变得困难起来，而这个时候只要有人索取，就必然有人要失去，这也就意味着，中产阶级进一步提升物质生活的要求，实质上意味着对底层民众的掠夺。

其次，在当下中国的中产阶级中，并不存在着明确的利益诉求，对于权贵阶级的超经济掠夺，中产阶级所持的态度除了羡慕之外，竟然未能表现出应有的争辩与对抗。

由此，我们便得出了近十年来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的缺憾所在，面对这样的现实状况，我们无法在短期内予以改进，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期待着中国中产阶级的进一步形成，期待着中产阶级利益表达渠道的形成。

一旦这种期待成为现实，那么就将深刻影响这个国家的未来格局。因为就一个时代的伦理道德而言，其本质就是这个时代中产阶级的全部自觉意识。

第三章 中国调查报告 12、10大调查之十：世界看中国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所发生的变化足以令所有人震惊，在我们自己看来，我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莫不经历了巨大的改变。而在世界看来，中国由一个遥远的东方大国，一个电影中神秘与落后的代表，一个游离于世界之外的孤岛，逐渐变成了全球产业分工中的重要生产基地，一个初步呈现出现代化面貌的国度。

主题介绍：世界眼中的中国

<h3>12.1：世界眼中的中国</h3>

在松下集团总裁松下幸之助的众多名言中，有一句是这样说的。

“不能在中国取胜，就会在全世界败北！”

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不能算是一句对中国的褒奖，甚至于，我们要将这句话看成是一种负面的嘲讽。

作为一个商业帝国的领袖，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其考虑的因素只有一个——如何用自己的产品占领中国。

事实上，在过去的10年中，我们一直处于一种另类的被侵略状态之中。

和百余年前那次持续日久的侵略不同的是，我们没有再遭遇后膛枪与坚船利炮，而最终的结果却并无不同——流走的是真金白银。

然而，之所以我们没有产生任何被侵犯的耻辱感，其原因就在于，这一次关闭日久的国门，是我们自己亲手打开的。

尽管差别微妙，其意义却绝不相同。这一次的国门开放，意味着一次长久的酝酿。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所发生的变化足以令所有人震惊，在我们自己看来，我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莫不经历了巨大的改变。而在世界看来，中国由一个遥远的东方大国，一个电影中神秘与落后的代表，一个游离于世界之外的孤岛，逐渐变成了全球产业分工中的重要生产基地，一个初步呈现出现代化面貌的国度。

从过去的一无所知，到今日的全球闻名，中国之于世界的影响力，正在以几何级数的变化速度日益激增，甚至于在非洲一些国家里，我们正以昔日不列颠或法兰西等列强的面目出现。

过去的三十年是如此的辉煌，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已经沉默了百余年的民族而言，这种辉煌就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承载了一个民族的光荣与梦想。

尽管在许多人看来，中国在现阶段正面临着数不清的困局与麻烦，更有许多人希望藉此来抹杀中国过去三十年的一干成绩，然而对于我们来说，这种否定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体验着从未有过的感觉。

正如英国思想家罗素所说的那样：“提到过去，每一个时代都承认它是事实。提到当前，每一个时代都否认它是事实。”而就我们前面所经历的探究过程而言，正是处于过去和当前之间，无论能否得到时代的承认，发生的已经发生，该发生的还会发生，所有的结论，都需要后来者自己给出。

改革是没有先例可循的，于是，我们便处于全世界矛盾的眼光之中，同时也为自己的处境而矛盾——既为眼前而困顿，又为未来而期盼。

事实上，当中国加入了tO组织之后，对于中国来说，就意味着一个全新的开端。如同淙淙溪流一样，走出国门的中国企业的激增，最终形成了滔滔洪流直奔入海，跃入国际市场之中。

在此之后，我们即将看到，在中国的几十个产业之中，矛盾与期盼交替地行进着，这种博弈与交融并存的局面不仅发生在当下，更存在于未来十年，对于任何一个企业而言，无论其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所需要做的都是解开一个又一个的矛盾，在世界的目光聚焦中继续着我们的期盼。

第四章 冰点2020，中国异动行业分析 1、银行业——金融恐龙的宿命

在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我们的银行长期为大量的国有企业提供资金，从而充当了渐进改革成本的主要支付者，而这种情势的存在，远远不是我们的银行所能够自主决定的。直到今天为止，这种“经济减震器”的角色，始终被包含在银行的主体功能之内，几乎成为我国银行业甩不掉的沉重负担。

主题介绍：假如银行消失了——银行是如何赚钱的——银行业的大包袱

<h3>1.1：假如银行消失了</h3>

假如我们要寻找一个最令人羡慕的行业，那么则非银行业莫属。

对于一个正常的经济体系而言，银行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早从18世纪开始，初具雏形的近代银行，就被称为“资本形成过程的漏斗”，之所以有这样的说法，在于银行对于企业的独特作用。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如这个世界上没有银行的存在，那么我们的生活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毫无疑问的是，假如银行消失了，那么企业的资金来源便一下子缺失了一大块，正常经营的利润是微薄的，那些旨在于扩大经营的企业，就不得不付出极大的努力去寻找资金。

这方面的例子可谓如牛毛般缤纷，事实上，在东南沿海的许多民营企业中，由于银行不愿意为其提供贷款，使得这些亟需现金流来扩大经营的企业，不得不以高达120%的利率来向地下钱庄借贷，而这样的利率则意味着，年初借下一块钱，年底就必须偿还2.2元的本利，而这样的滚动速度，是企业卒难接受的，为此而陷入困境的企业不胜枚举。

假如银行消失了，受到影响的还有个人。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尽管我们的银行在提供私人贷款方面力度不足，但其毕竟是我们在安家置业过程中所能获得的最有力帮助，如果失去了这一可靠的资金来源，那么我们每一个消费者就都将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

毫无疑问，无论建立银行的初衷是什么，其中都不可避免地蕴含了美好的成分，其提供的服务，对于长期的经济增长来说，可谓生死攸关，这也就决定了一点——世界的总产出增长速度有多快，银行业的增长速度就有多快。

由此，我们了解到了银行之于经济体系中的不可或缺性，然而仅仅了解这些还不够，想要探寻未来十年中，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趋势，我们就必须对银行业做一番更深入的剖析。

<h3>1.2：银行是如何赚钱的</h3>

当我们了解到了银行业的特殊性质之后，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就摆在了我们面前：

银行靠什么赚钱？

大致来说，无论哪个行业发展，最主要的需求就是资本，而在资本的分类当中，尽管货币资本是最不可靠的一种，然而却具有最广泛的应用价值。而银行恰恰是货币资本的最大持有者，而这就决定了不论资金的需求来自于哪个行业，无论是制药、钢铁或者是我们申请购房贷款，银行都可以从中牟取利益。

仅仅了解到这一点是不够的，详细来说，其实银行赚钱的模式很简单，其模式无非是从存款者和资本市场中拿到资金，然后再将这些资金贷给有借款需要的企业或个人，从利息差中间获取利润。

比方说，假如一家正规的商业银行，从一个存款者拿到了一笔年利率为4%的存款，然后再将这笔存款以6%的年利率贷给借款者，这样一来，经过一进一出，银行就成功地赚取了2%的利息差，这笔钱就构成了银行收入中的净利息部分。

除此之外，绝大多数的银行还会在提供服务的时候，向存款者或借款者收取一定的服务费用，以及提供一些收费业务，这种非利息收入同样是利润的来源之一。

把这两部分的收入叠加在一起，就构成了银行的净收入，由此，商业银行的盈利模式就确定下来了。

事实上，这种“坐等收利”的模式，还不足以保证银行在行业间的竞争中取得优势。

和普通的放贷者不同的是，银行通过集中大型而又多种多样的贷款组合，把自己的风险降低到了最低的程度，与此同时，它又可以通过储蓄业务，来获得稳定持续的流动资金，比起那些普通的放贷者来说，银行的危险最小，而收入却最稳定，这也就决定了银行业长盛不衰的基础，更确保了银行比起其他行业的竞争优势。

除此之外，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政府都会对主要的商业银行给予帮助，而中国在这方面尤为突出。

由于我们主要的商业银行都归属于国有，这一性质就意味着——如果我们的商业银行遇到了短期的资金链断裂危机，银行还可以向国家寻求帮助，而这种政府给予的“特别津贴”，是任何企业都难以得到的。这种贷款的实质，其实就意味着允许银行可以用近乎无息的代价借款。

而另一方面，由于国有资本的强势存在，使得许多许多国有企业都可以获得垄断性的利润，而这些庞大的现金流又刘翔了何处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几乎所有的大中型国有企业，都依照规定成为了国有银行的超级储户。

这种低成本的借款、加上巨额而稳定的储蓄资金，以及银行在贷款效率方面的优势，足以构成了银行在行业生存方面得天独厚的环境。

在过去的十年里，这种优势体现得尤为明显，即便是在我们对行业内部某些机密性数据了解不深的时候，仍然为银行业庞大而夸张的利润而感叹，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很可能只是这条金融恐龙的一条腿而已，其庞大的身躯，甚至还未能进入我们的视线。

<h3>1.3：银行业的大包袱</h3>

一件事情的好与坏，往往只存在着非常微小的差别。

拿我们的银行业而言，当国家资本在行业内强势存在的时候，带来的是银行业生存环境的独特优势，然而，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而已，当我们转换视角，从全局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这一现状，得出的结论却是完全相反的。

由于银行掌握了大量的国有资本，这就使得它必须为政府代偿社会公平职能，尤其在面对国有企业的资金链紧张问题时，出自同门的银行，就必须为国有企业提供低息甚至无息的贷款，而这种行为的本身，实际上已经与商业规律完全背道而驰。

就银行来说，在提供贷款的时候，总是会选择利润最高的贷款者，而当国有企业以极低的成本拿到贷款的时候，追求利润的愿望就成为了泡影。

更严重的是，在银行的应收账款中，国有企业往往拥有着最高的坏账率，出于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目的，这些巨额的资金通常会采用体制内部消化的办法来解决。

在美国的商业界，石油大亨保罗？盖蒂的一句名言广为流传：“如果你欠银行100元，那是你的问题，如果你欠银行1亿元，那是银行的问题”。

这样的情形正在当下中国银行业中上演，据业内人士透露，许多时候为了挽救一些效益不佳的企业，更为了挽救已经贷出去的巨额资金，许多银行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向部分国企投放贷款，以期其能够扭转经营状况。

就这样，在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我们的银行长期为大量的国有企业提供资金，从而充当了渐进改革成本的主要支付者，而这种情势的存在，远远不是我们的银行所能够自主决定的。直到今天为止，这种“经济减震器”的角色，始终被包含在银行的主体功能之内，几乎成为我国银行业甩不掉的沉重负担。

正是基于这一点的，中国银行业的运行，在很大程度上要与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机制相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国有资本控制下的银行，便不能完全以盈利来作为主要目标，因此，许多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中频频应用的市场手段，在我国却很难起到相应的作用。而在当下这个资本迅速流动的时代，如此的软性束缚，无疑意味着中国的商业银行在国际竞争上先失一招。

可以预见的事实是，在未来的十年中，中国银行业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国有独资，而在于这种国有资本的产权关系不清，如果我们不能及时理清国家资产所有者与银行经营者之间的产权关系，不能真正做到“企业归企业，银行归银行”，不能将银行的经营目标正规化、明晰化、市场化，那么即使有再多的市场经营手段、也难以改变重重问题。

第四章 冰点2020，中国异动行业分析 2、软件行业——十年一觉软件梦

尽管软件业有着独特的产业优势，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技术上不发达的国家，这些所谓的优势都将荡然无存。

一个最重要的现实是：以中国各行业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其对软件的需求远远落后于世界水平，而这就决定了，中国的软件业很难达到供求平衡！

主题介绍：三大特点造就明星梦——曾经的春日迷梦——梦醒后的长夜

<h3>2.1：三大特点造就明星梦</h3>

就经济规律而言，在经历了漫长的酝酿期之后，必然会迎来一个旭日东升般的腾飞期。

在这个阶段里，既存在着激情澎湃的创造与开拓，也存在着杂乱无章的无序竞争，每一个经营者都可能一夜暴富，也可能遭遇随处皆是的风险而瞬间倾覆，在这种说不清是狂热还是混乱的时代里，往往会出现若干个腾空而起的火箭产业。

它们是一个时代的叛逆者，但更是一个时代的创造者，它们往往以颠覆人们惯常思维的姿态出现，以超乎经济规律的速度发展，以至于成为一个时代里最闪亮的焦点与经济动力。

大凡能够具备如此实力的行业，它至少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生产成本低。

第二，得到社会的认可，这既包括了技术上的认可，也包括了实际经营中的认可。

第三，有极好的成长前景。

我们所提出的明星产业三大特点，乃是针对旧有的产业模式所言，当我们一路走来，再回首考量在过去十年里一飞冲天的产业时，会惊讶地发现，最符合这三大特点的行业，非软件业莫属，而软件业在过去十年里的经历，也验证了这一观点的正确。

尽管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乃至世界的软件行业都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但直到今天我们都必须承认一点，那就是软件业独特的经营环境，是绝少有行业能与之相比的。

正如我们所提到的那样，尽管开发一款新软件，需要投入巨大的初始成本，然而，当其落实为产品时，其生产的成本却是低廉至极的——新开发的一款新软件可以刻成光盘大批出售，而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甚至可以直接在网络上完成发货过程，而正是基于这样的优势，市场上绝大多数的软件产品，其毛利率甚至于会超过40%！

相比于传统行业而言，软件企业有着所有企业梦寐以求的经营方式——所有的软件，都可以用电子化的方式来交货和存储，这就意味着软件企业根本不需要传统的库房，也不会因为产能过剩而产生产品堆积的现象。同时，由于每款软件对客户都有着较强的针对性，其销售往往也要比传统产品更加顺利，于是，大凡成功的软件公司，无一不是可以产生大量自由现金流的企业。

更重要的是，当人类文明步入信息化社会之后，高额的劳动力成本，迫使所有的现代企业和个人都必须依靠相应的软件，自动化办公已是势在必行，其对生产力的提高是绝不可等闲视之的，而这就决定了软件行业的前景所在！

在这个领域内，最为我们熟知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比尔？盖茨，其白手起家，仅仅依靠一套软件系统就跃升为世界首富的传奇经历，更是令我们耳红心热。

然而，传奇之所以称之为传奇，就是因为传奇往往是不可复制的，事实上，在过去的10年乃至更久的时间内，中国软件业的发展，几乎可以用迷梦二字来形容。以至于当我们今日回首往事的时候，都不得不为之哑然、扼腕。

<h3>2.2：曾经的春日迷梦</h3>

关于中国软件业的春日迷梦，还要从一个名叫宋如华的人说起，毕竟，在中国软件业的历史上，他曾经是最接近比尔盖茨的那个人。

在1992年的3月的一个春日里，从大学教授岗位上走出的宋如华，和一个朋友凑了5000元钱，创办了“托普电子科技发展公司”，其主要业务就是四处穿梭着帮人安装电脑。

得益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宋如华得到了一个开发自动打印发票软件的订单，几年后，他几乎成为中国最大的税务软件提供商。然而命运并不总是垂青于某个人，在1996年春，由于全国税务系统统一计税软件标准，使得托普的业务，几乎在一瞬间之内陷入绝境。

然而，教授出身的宋如华并不是一个容易被击垮的人，在参观了印度班加罗尔软件工业园之后，他突然萌生了一个奇特的想法——中国是否有可能也搞出一个“硅谷”式的奇迹。

于是，在成都远郊的一片菜花田中，“西部软件园”的牌子就这样被插了下来，仅仅过了两个月的时间，“西部软件园”就成为了当时首批国家级软件产业基地，几乎在一夜之间，托普就成为中国名头最响亮的高科技企业，随之到来的是种种扶持政策、社会荣誉。

假如能够在这条路上继续前行，那么托普的命运，乃至中国软件业的命运，都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然而受到这一战果的感染，宋如华突然意识到了一点：在中国的商业圈中，与其花费毕生精力，辛苦地打造一个品牌，一个产品，反而不如直接逾越而行，在一夜之间推出一个伟大的概念。

于是，“西部软件园”的发展方向，就这样静悄悄地发生了巨大的偏离。

接下来的事情便一如我们想到的那样，在完成了借壳上市之后，融到一笔资金的宋如华，开始了在全国的“跑马圈地”运动。从99年到02年的时间里，托普在全国范围内，一连开建了27个软件园，平均两个月，就会有一块土地被冠以某某软件园的名义。

这样的扩张速度，带来的自然是后期建设的迟滞，实际上，在这27个软件园之中，大部分甚至没有一家软件公司进驻，建好的房舍唯一的用途就是搁置。当这一切最终被公之于众的时候，其所带来的摧毁效应便可想而知了。

于是，在2003年，这一切终于以闹剧收场，银行前来追讨账款，客户登门诉讼，上市股票大跌，各地政府追收土地，于一片春光之下匆忙搭建的“托普大厦”，终于在风急雨骤之中轰然倒塌，那个曾经美好的春日梦想，也就此一破而碎，留给我们梦醒之后的漫漫长夜。

<h3>2.3：梦醒后的长夜</h3>

事实上，宋如华的失败，乃至中国软件业的这一次失败，远非我们看到的那样简单。

客观而言，宋如华的战略并非一无是处，其对于远景的洞察力，更有着历史上成功的经验作为验证。

就单纯的软件业来讲，在信息社会中的确有着核心拉动者的地位，而“软件园”的构想也绝非纸上谈兵，从下面这个历史的片段中，我们就可以领悟到其高瞻远瞩之处。

在美国技师布朗夏尔发明了汽轮机和车床之后，人们终于可以大批量生产形状不规则的产品。受此影响，所有的工业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是制造业的一个重大突破。

直到今天，汽轮机与车床还在各种现代制造业中广泛应用，然而它最初的应用却是制作步枪枪托。在当时，许多行业都出自于枪支制造业，因为精确度是近代工业的灵魂，而当时能够满足精确度要求的只有兵工厂。

那些最普通，最为人们所熟悉的产品，比如打字机、缝纫机、自行车等等。无一不产自于兵工厂，或是距离兵工厂很近的工厂。譬如第一家自行车工厂，就距离春田兵工厂仅仅五百米之遥，因为当时只有制造枪支的工人，才有能力制造出一辆自行车所需要的全部零件。

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当一个产业拥有了决定性的领先技术后，是足以稳居所有产业的产业链上游的，正如兵工厂之于自行车工厂一样，软件业之于现代工业的地位同样不可或缺，宋如华的战略构想，正是映衬了这一点，而美国硅谷之所以能够成为高新科技企业的汇集地，正是源于其软件企业的大汇集。

然而，除去宋如华的过度扩张之外，决定托普乃至中国软件业遭受重创的因素还有一个，比起前者，这个因素才是致命的失败点，乃至于到今天，这个因素还仍然制约着中国软件业的发展。

尽管软件业有着独特的产业优势，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技术上不发达的国家，这些所谓的优势都将荡然无存。

一个最重要的现实是：以中国各行业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其对软件的需求远远落后于世界水平，而这就决定了，中国的软件业很难达到供求平衡！

肚子吃不饱，自然影响到身体的健康，事实上，早在托普覆灭的前夕，微软公司的一位专家就曾为其进行过估算，假如要维持巨大的软件园投入，托普每年至少要完成100亿元的销售，然而当时全国软件业的总产值才不过300亿元，直到今天，尽管我们在这个数字上跃升了几个台阶，然而比起其他国家，这种跃升速度几乎是微不足道的。

更重要的是，软件行业具有极高的周期性，其销售收入要受到宏观经济条件和其他产业中技术支出预算的制约。

在一个经济发展或复苏的时代里，软件企业可能会实现高速的增长，而在经济衰退或停滞的时代里，它们则必须承受沉重无比的打击。在许多其他行业的企业看来，软件是一种可以在困难时期延期购买的物品，换句话说，省钱就意味着赚钱，当人们的钱包渐瘪的死后，削减这一方面的支出，是增收的最有效途径。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必须要认清这样的现实，在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内部，缺乏基础工业支持的高技术产业，其前景是难以为继的。

在过去的三年里，借助资本的力量，中国的软件行业迅速膨胀，目前已膨胀到2500多家，然而我们清楚的是，在这2500多家企业中，真正上规模，有实力的企业，却要比这个数字少的多。当金融危机来临的时候，那些原本就摇摇欲坠的小企业，情况就更变得令人担忧。

我们看到，在今年的第一季度内，我国软件出口达到49.3亿美元，比去年同比增长了48.2%，然而恐怕只有身在行业之中才会知道，在这49.3亿美元之中，究竟包含着多少利润，而那48.2%的增长，其真正动力究竟靠的是企业数目的增长，还是真正实力上的跃升。

由此，我们可以预知的一个未来现实是，在未来的岁月中，中国的软件业前景，极少可能会有奇迹发生，除非我们的其他产业，能够在需求上给予其新一轮的支持，否则，中国软件业的漫漫长夜，必将名副其实地持续下去。

第四章 冰点2020，中国异动行业分析 3、医疗保健行业——告别美好的时代

有所得必有所失，当所有人为医疗行业的强大优势而羡慕不已的时候，一股来自外部的压力，正悄然逼近中国的医疗保健行业，为其看似悠然无忧的光明前景，蒙上了一丝挥之不去的阴霾。

主题介绍：经济增长的最大得利者——告别美好的时代

<h3>3.1：经济增长的最大得利者</h3>

时至今日，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必须承认这样的一个事实。

如果我们没有高档轿车、没有DVD镭射唱机、没有电脑、没有音响，这些都不会影响我们的生存，然而，有少数几种行业，却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医疗保健行业就属于其中的一个。

比起其他行业而言，医疗保健行业的优势是有目共睹的。特别是在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医疗保健行业拥有着普通投资者难以企及的准入许可，这就造成了在医疗保健行业中，许多领域都被极少数的固定经营者所垄断，而这些经营者的资本，又多数来自于国有。

在这样的情形下，价格竞争的现象极少发生，由此带来的是，包括医院在内的医疗保健业，往往能够以垄断的态势出现，具有极高的盈利率，同时产生强大的自由现金流与资本收益率，而这一点的存在，正是当下中国医疗费用高涨的原因所在。

除了得天独厚的生存环境外，假如我们回顾过去十年的岁月，就会发现这样一个惊人的事实：

在经济增长的大环境中，医疗保健行业竟然是少数几个最大得利者之一！

我们可以从数据上佐证这一点的正确性，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居民医疗保健的消费，从占经济总量的9%，急剧增长到超过15%。尽管在统计学上来说，这样的增长速度算不上快，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查看一下就会发现，和每年7%的经济增长率相比，这一增长率显然是锐不可当的。

除了这两点之外，关于消费者的稳定需求，也成为了保证医疗保健行业平稳发展的基础之一。

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经济低迷还是景气，无论民众的收入有怎样的波动，有一件事实是永远也不会变动的——人们总是会生病，人们总是会需要医生和医院，正是这种基于生理上的基本需求，保证了医疗保健行业拥有最稳定的客户群，就这一点来讲，它的优势几乎是其他行业无可匹敌的。

最重要的一点是，比起其他的行业，医疗保健行业的一大特性，使得它几乎从形成以来，就绝少有其他行业能与之比拟。

这就是医疗保健行业独特的消费者特性！

简单来说，当我们决定去购买一台电脑或是一套衣服的时候，往往会按照自己的意愿与消费能力，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商品，这也就是说，是否在这些领域中进行消费的主动权，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而医疗保健行业却全然不同，当我们前往医院享受医疗服务的时候，我们绝大多数人不可能自己写处方，不可能自己决定消费这个行业中的何种产品，而那些有权作此决定的人，偏偏是这一行业的从业者！

由于上述几点的存在，就决定了中国医疗保健行业的发展前景，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无论是来自行业外部的未来竞争者，还是构成了买方市场的消费者，都很难对已有的医疗保健企业产生影响。

然而常言道：有所得必有所失，当所有人为医疗行业的强大优势而羡慕不已的时候，一股来自外部的压力，正悄然逼近中国的医疗保健行业，为其看似悠然无忧的光明前景，蒙上了一丝挥之不去的阴霾。

<h3>3.2：告别美好的时代</h3>

事实上，当我们的医疗健康支出，成为继食品、教育之后的第三大消费支出后，这块包含了无限利益的巨大蛋糕，就不能不引起投资者的觊觎。

对于中国医疗保健行业来说，2008年注定是极其关键的一年。

在这一年的春天，世界上数家著名的风险投资机构，齐刷刷地将目光投放在了中国市场之上。

和以往不同，在过去的十年中，外资对于这一市场的角力，主要集中于向国人推销其自己的产品，然而我们知道，在外部条件的限制下，这种“零打碎敲”式的买卖，是决不可能获得较大利润的。

除此之外，在近两年来，全球医疗保健市场、尤其是欧美市场的发展速度开始放缓，由于发达国家长期进行公共福利方面的建设，使得国外这一行业的利润率越来越微薄，企业在这样的条件下，生存自然就变得无比艰难。

正是基于以上的原因，许多有意于进行此项经营的国际投资者，以及这一行业中的大型跨国企业，无不加快实施全球化战略，而作为一个医疗保健体系尚不发达的大国，中国广袤的市场份额，正散发出熠熠的金子般光辉。

对于手执大量资本的国际投资者而言，未来医疗检测、生物医药、医疗服务等细分行业都存在大量的投资机会，以中国GDP的快速增长，必然带动医疗消费的增长，而中国老龄化社会越来越加剧，整体上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呈增加的态势。同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庞大的中国农村人口势必将会被逐步囊括入城市的生态圈内，这同样会对医疗行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鉴于这样的事实，甚至有业内人士不无悲观地评价道：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次鸦片战争，只不过武器从枪炮变成了资本，产品从鸦片变成了医疗产品，其结果却都是带走超额的利润。

这话中饱含着无奈与苦涩，我们看到，无论从技术实力上讲，还是从明确的战略构想上讲，或者是从资金角度分析，当下中国的医疗保健企业，都绝少有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个体。而这也就意味着，当我们的政府放松对这一领域的管制时，中国医疗保健行业的美好时代就此终结。

事实上，这一变化正在出现。

历经3年酝酿、争论，中国的新医改方案终于在2009年4月6日正式公布。这一与13亿民生息息相关的“生命行业”正在新医改的推动下勾勒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局。

就大的经济体制来看，中国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形势所迫，这一点是过去几十年我们所得出的基本经验，当一个行业可以轻轻松松就实现高速增长，毫不费力就实现暴利经营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危机的迫近。在未来的10年里，无论在医疗保健行业中将会发生多么激烈的厮杀与竞争，一个可以预见的事实是：民众会真正从中得益，而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

第四章 冰点2020，中国异动行业分析 4、房地产业——一个行业的大逃杀

从历史的角度上看，在这个世界上绝不会有一个国家的经济，是依靠房地产来拉动的。

在许多世界经济学家的眼中，中国房地产业的大崩盘，已经是迟早的事情，因为无论我们有着怎样独特的条件，都不可能避身于商业规律之外。

当房地产成为拉动经济的引擎时，当房地产业和金融、银行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发生崩盘几乎是命中注定的格局。

在这一场世纪大逃杀中，房地产业的崩溃并不值得我们惋惜，惟其能做的就是默默庆幸，以及期待未来的岁月中，一个健康的房地产行业会出现于我们的生活当中。

主题介绍：超经济掠夺——从“巨贪”到“巨骗”——纸糊的楼盘

<h3>4.1：超经济掠夺</h3>

在未来的十年里，究竟哪一个行业会出现最大的异动？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有了答案，而且比起其他的预测与分析，这个答案已经处在了我们的眼前，并不需要我们用时间来验证。

这个行业就是曾经喧嚣一时，曾经充当了中国经济支出产业，曾经为无数人赚取过暴利，将无数民众腰包里的储蓄掏空的房地产业。

曾几何时，这是一个最炙手可热的行业，在这个行业中所存在的利润，是其他任何产业都无法比拟的。

在过去的10年里，我们有目共睹的事实是：房地产业的空前繁荣，使得中国房价空前上涨，许多民众穷其一生积蓄，也无能力从开发商的手中买到一套房，反过来，那些买了房的消费者，则因此支付掉了一笔本不该花的冤枉钱。

为了说明这一现状的真实性，我们需要用数据来证实。

在国际上，一般用“房价收入比”来表示房价的合理性和消费者的实际购买力。那么，这个概念究竟是如何表述的呢？

所谓的“房价收入比”，指的是一个地区的住房平均价，和该地区家庭年平均收入的比值。当这个比值高的时候，说明居民家庭对住房的购买能力较低，也就意味着民众买不起房；反过来这个比值低，就说明居民家庭对于住房的购买能力高。

那么。这个比值究竟该维持在怎样的区间里，才是最合适的呢？

在联合国人居中心出版的调查报告中，经过一番缜密的调查后得出结论，一套住房的合理价格，应该在居民平均年收入的两倍到三倍，当这个比值超过5的时候，大部分的居民就会陷入买不起房的困境，从而出现种种社会问题。

在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中，该项比值一般保持在正常的范围内，譬如英国的比值为2.6，美国为2.8，就连房价最为高昂的日本，也只有4.5。

现在新的问题又来了，我们的该项比值究竟是多少呢？

答案是一个石破天惊的数字——2004年和2005年的“房价收入比”分别是6.52和9.83，而到了2006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变成了惊人的15.76，终于，到了2007年的时候，在多方势力别有用心的炒作之下，这个数字终于成功登顶，飙升过20倍的大关。

假如你以为这已经是极限，那么你就错了，事实上，我们刚才所说的数字，只不过是深圳这样一个二线城市，而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中心地区，这个数字早就已经达到了惊人的30甚至50！

事实上，实际的情况要比这严重得多。

在中国，由于社会保障体制尚未健全，类似于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福利都未能得到具体落实，因此作为一个中国居民，还必须在收入中拿出一部分钱来应对这些用途，这样一来，可以用来购房的款项就更加稀少，相应带来的则是“房价收入比”的进一步增高。

<h3>4.2：从“巨贪”到“巨骗”</h3>

当我们的房价远远超出了民众的购买力时，这样的情势无疑意味着对民众的超经济掠夺，其行为之残酷，几乎无异于用交易之外貌，行巨贪之实质。

在刚刚过去的2009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从2008年的低迷中迅速回暖。根据数据统计显示，从今年的1月到6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达到了34109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1.7%；而其相对应的商品房销售额达到15800亿元，同比增长53.0%。

在今年6月份，北京商品房住宅成交均价为每平米13302元，比今年1月份上涨了2864元，其涨幅高达27%。那么，开发商盖这样的一套房子，究竟需要花上多大的成本呢。

根据业内的信息，当开发商建设一套房子时，其需要缴纳的土地出让金只占到最终房价的5%，其建设过程中所需要花费的材料费、建筑费的数额，也不超过10个百分点，这也就是说，刨去各种费用，开发商盖一套房子，甚至能赚到超过80%的利润！

我们不妨这样想一下，当一个行业发展到随便搭起一套房子都能卖出高价，赚到暴利的时候，那么这个行业必然是存在着严重问题的，这个道理之简单，即便是一个普通的中学生也能领悟。

事实上，这样的情势早就为我们的政府所熟知，只是出于宏观因素的考虑，才不得不对此容忍日久。

正因为如此，国家才在进行宏观调控的时候，采取政策性手段，不遗余力地将过热的房价逐步压低下去。

当这种下跌的趋势出现之后，无异于对开发商等既得利益者的暴利“巨贪”行为，进行一次彻底的管制。

我们要说的是，正是因为这种高利润的存在，使得中国的房地产也已经透支了未来几十年里的发展空间与利润额度，由于这种“鸡血式”刺激的存在，使得中国的房地产业的繁荣周期已经提前结束，等待它的将会是无比的严冬。

当我们的体制不再允许“巨贪”行为的合理性时，就意味着房地产业的一个新开端。

当中国的房价开始逐渐下跌时候，就意味着房地产商通过超经济剥削所得的利润，正在一步步地被压缩，由此给开发商带来的打击是极其巨大的。

当开发商在销售端不能继续获得暴利的时候，旨在维护暴利的既得利益者，就将目光投放在了资本来源之上，而这个来源，则是手握大笔流动资金的银行。

从掠夺消费者到向银行借贷建设楼盘，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正经历着一场由“巨贪”到“巨骗”的转变。

然而，这种情势的不合理性，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必然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

从历史的角度上看，在这个世界上绝不会有一个国家的经济，是依靠房地产来拉动的。正如我们曾经见识过的那样，当美国尝试着用房地产来拉动经济时，其最终的结局是彻底的崩盘，当日本尝试着依靠房地产来拉动经济时，其最终的结局也难逃覆灭。

在中国，不断不断飙升的投资对2009年上半年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空前的88%，而这一数值是过去10年里43%均值的两倍，这样的数字也就意味着，新一波的银行不良贷款的种子，已经在房地产行业中悄悄地播下，其一旦出现爆发，对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

因此，在许多世界经济学家的眼中，中国房地产业的大崩盘，已经是迟早的事情，因为无论我们有着怎样独特的条件，都不可能避身于商业规律之外。

当房地产成为拉动经济的引擎时，当房地产业和金融、银行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发生崩盘几乎是命中注定的格局。

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的政府才在2008年8月27日做出决定，要求严格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要求金融机构禁止向房地产开发企业发放用于缴纳土地出让金的贷款。

由此，对于中国房地产业而言，一场危机重重的大逃杀已经迫在眉睫。

<h3>4.3：纸糊的楼盘</h3>

当中国的房地产业危机当头的时候，就意味着一场纸糊楼盘的坍塌，而所谓的纸糊楼盘，包含着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的含义。

首先，当房价逐步下跌，房地产商无从获取超额利润，同时又因为贷款的紧缩而被“断粮”的时候，就意味着若想继续维持暴利，只能从建筑成本上下手。

于是我们看到，在近几年来，楼盘的建筑质量每况愈下，甚至于连开发商都不得不承认，我国的建筑寿命几乎不到30年，而这种商品房的逐渐质量退化现象，则为我们的民生安全留下了最可怕的隐患。

一个鲜明的例子是，依照工程建筑标准，过去的商品房楼板厚度应该是10公分，而随着开发商偷工减料现象的日益加剧，许多地方的楼板厚度已经被降低到了6公分，在如此危险的情形之下，这种质量的房子完全可以说是用纸糊成的。

就宏观层面而言，中国房地产业的存在，本身就具有制度上的不合理性。

在中国，房地产业并非是一个独立的自动创收产业，其基础是寄生于建筑业之上的。就目前来看，规划职责由政府承担，设计工作由设计单位完成，施工由建筑公司负责，在一整条产业链上，开发商所负责的任务，只有简单的中间人职责。

然而，正是这样的角色，却占有了整个产业链中最丰厚的利润。这都来自于开发商的巧妙运作——他们往往让银行为其提供缴纳土地出让金的贷款，由建筑商垫付盖房费用，在房屋没有建好的时候，开发商就开始大量预售期房，将回笼的大部分资金作为自己的利润进行贮藏。

就外部因素来说，民众对于住房的需求，将会给予中国的房地产业以最沉重的一击。

对于民众来说，有饭吃、有房住是最基本的需求层次，而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保障民众能够“食求饱，居求安”。从这个意义上讲，廉价的住房与医疗、教育一样，是一个社会中必须存在的公共产品，无论社会发展到何种地步，无论因此花费多大的代价，无论在经济适用房的分配过程中出现怎样的问题，国家都有义务和责任来满足民众的这一部分需求。

正因为如此，国家才三番五次地加大投入，成批量地建设经济适用房，旨在解决民生中切实出现的问题，而当经济适用房出现之后，势必会对现有的商品房市场形成挤压效应。（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发生在2001年，其时，国家投入大笔资金，在全国范围内的一线城市中大幅度建设经济适用房，由此带来的直接效应是当年商品房市场价格的大幅回落，部分地区房价甚至于下跌一半有余。）

事实上，中国的房价绝不可能再保持上涨的势头，这里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房子，已经严重地超出了民众的实际购买力，它甚至已经接近于美国的水平。

这种严峻的现实，迫使一次行业大调整的到来，而人为推迟、阻碍这种调整，其结果只能是酝酿出更大的泡沫，最后破碎得更厉害。

不幸的是，几乎所有的房地产企业，都似乎无视于这一点，为了今日之暴利，哪怕日后洪水滔天也与己无关。

综合以上的因素我们看到，中国房地产业的现状已经出现了极度的崩盘趋势，这不仅因为发展空间与利润空间的极度透支，更是因为在当下的中国，在一部分既得利益者的恶意操控下，中国房地产业已经呈现出了畸形的狰狞面貌，一任其恶化下去，给民众、社会、国家所带来的伤害都是难以忍受的。

所幸，当我们在此做出探讨的同时，这一恶化的趋势已经得到了足够的警惕，我们甚至于可以断言说，在未来的10年里，房地产业的崩盘是必然的事情。

在这一场世纪大逃杀中，房地产业的崩溃并不值得我们惋惜，惟其能做的就是默默庆幸，以及期待未来的岁月中，一个健康的房地产行业会出现于我们的生活当中。

第四章 冰点2020，中国异动行业分析 5、电信业——没有技术含量的失败

尽管电信行业是一个相当强调技术的产业，但在未来十年中，中国电信业运营商所遭遇到的失败，很可能与技术毫无关联。

尽管就全局视角而言，中国电信行业的明天，看上去和过去10年里的景象没有什么区别。然而，贯穿于整个行业里的竞争，势必会变得更加激烈，对于企业而言，在行业中取得竞争优势，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主题介绍：全面的竞争时代——电信行业潜规则——一次没有技术含量的失败

<h3>5.1：全面的竞争时代</h3>

在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电信行业的体制改革经历了无数的风雨，从最早的邮电分营，到中国电信的诞生，再从一统江山转变为六大电信企业各据一方，行业中的裂变，企业间的聚变，都将中国电信业一次又一次地推向人们的视线焦点。

在2008年中发生的电信重组，以及在2009年发生的3G牌照发放，标志着新一轮电信体制改革的开始，同时也意味着新一轮全面竞争的开端。

在未来的十年中，除去各有所长的三大主要运营商之外，外资的介入很可能让中国电信业的格局变得更加纷乱。

在这些新的竞争者到来之后，将会有许多新业务被逐步推向市场，而运营商之间的竞争，也将会从微观的营销手段拓展到宏观的发展战略，从商业经营模式到细小的具体业务形式，围绕着用户市场这快蛋糕，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势必将会全面展开。

可以说，未来的十年，将会奠定中国电信业发展格局的基调，在这十年里，很可能会酝酿出无数的传奇，同时铸成无数的失败。

由此，我们将试图从电信行业的运营机制开始，对这一行业在未来10年中的前景，做一番理性的预测。

<h3>5.2：电信行业潜规则</h3>

在中国，电信行业一直是一个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而其独特的产权性质，也使得这一行业呈现出与其他行业迥然不同的面貌，可以说，对于大部分的中国人而言，这是一个异常陌生的领域。

那么，电信行业的真实面貌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对于电信行业而言，最首要的经营任务是建立与维护一个成熟的电信网络，而无论这个网络基于固定线路还是无线，或者是更高层面的技术手段，其最初的花费都是足以令普通投资者瞠目结舌的，毫不夸张地说，如果用纸币来衡量这种投入的话，那么它的计量单位将会是若干卡车！

当这种情形存在的时候，实际上意味着为这一行业提供了一个异常坚实的准入壁垒，这其实代表着对行业内企业的无形保护。

假如后来的经营者打算进入这一行业，他就势必要面临筹集资本这一门槛，而这就要求他必须要向资本的所有者提供一个完美的发展前景，让投资者感觉到有厚利可图。

打动投资者，并成功拿到投资，堪称商业界最困难的行动之一，尤其在电信界这种需要巨额资金的领域内，引资一旦成功，就绝非一个小数目，因此而言，全世界范围内的投资商，都对此慎之又慎，唯恐遭遇资金套牢、得不偿失的尴尬处境。

然而，在过去的十年里，几大因素的变化，为未来十年中电信业新格局的出现，奠定了物质上的基础。

首先出现变化的是技术，在过去的10年里，互联网技术的成熟，使得电信业在技术上实现了极大的突破，由于互联网的便捷性与普适性，从而大大降低了电信企业建立和维护电信网络的成本。

其次是制度上的变化，事实上，我们未能注意到的是，在经济体制变革的浪潮中，许多地方政府意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纷纷给予建立本地网的政策，而这就意味着，新入的经营者，可以在固有的体制之外，获得新的生存空间，从而使资本的独立增值成为可能。

最后则是用户群的几何级数膨胀，这一点是我们每个人都了然于心的，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无线业务开始在中国大地上迅速铺陈开来，一个最典型的表征就是——手机的大范围普及。时至今日，这一通讯工具已经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属品，而这就意味着，后来者有着一个庞大的利益目标，绝不会为用户缺乏而发愁。

当这三大因素叠加在一起时，对后来参与者的意义就非同寻常了，凭借着这三方面的变革，意欲进入电信行业的后来者，可以为投资商提供非常具有诱惑力的冒险故事。

当如此众多的冒险者尝试着排队抢分一杯羹的时候，原本由巨额资本需求所形成的坚实壁垒，就这样被一点点瓦解，最终烟消云散了。

<h3>5.3：一次没有技术含量的失败</h3>

尽管电信行业是一个相当强调技术的产业，但在未来十年中，中国电信业运营商所遭遇到的失败，很可能与技术毫无关联。

当巨额资本进入到电信行业中来的时候，势必对这一行业造成强势的冲击，而这种冲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行业中固有的企业，其二则是新进入者。

对那些行业中固有的企业来说，巨额新资本的介入，意味着竞争者的激增，这些初来乍到的新运行商们，为了抢占市场份额，在电信业这块大蛋糕中分得一块，必定会在价格上大做文章，就消费者而言，价格是决定需求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由此造成的用户流失在所难免。

反过来，当电信业一下子涌入大量新资本之后，其对新运营商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同样巨大的。

对于这些新运营商来说，竞争的压力同样存在，比起已经扎稳脚跟的电信企业来说，它们的任务更加艰巨，想要成为一家成熟的电信企业，就必须不断维护自己的运营网络，满足客户需求的变化，以应对竞争的压力，而这些都是需要投资相当数量的资本，因此，后续资本的需求，将会使得许多后来者深陷其中。

除此之外，由于建设网络所耗费的巨额成本，使得电信企业的资金周转速度极其缓慢，可以预计的是，即便这些新运营商在电信市场中站稳了脚跟，其投资与收益也只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维持在收支平衡的水平上。而当它们想要开拓一项上规模的新业务时，其对后续资本的需求，以及清偿前期投资利息的紧迫性，就显得更加严峻了。

事实上，即使这样的情况还没有成为现实，在今年得到的统计数据中，电信业的颓势也已经一览无余。

最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广东地区，在今年以来，其电信业务收入已连续4个月出现同比负增长，电话用户数也连续3个月负增长。而这种情况，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从未有过的。

在2009年的前四个月中，广东省累计完成电信主营业务收入401.4亿元，同比下降2.79%，然而，就电信业务总量而言，却出现了7.1%的正增长，如此的情势，更反衬出中国的电信行业，已经呈现出“增量不增收”的尴尬局面。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电信行业已经经历了二十多年的超前发展，使得通信市场日渐趋向于饱和，使得市场增长空间受到了极大限制，而在资费水平不断下调的同时，不期而至的金融危机则进一步地加剧了这一态势，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即是通信业的堪忧未来。

对于整个行业而言，其未来的发展前景，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规则的调整、资本的运营，而这就意味着，在未来的十年里，成功与不成功的电信企业，其竞争的主要领域将会集中在资金上。

尽管就全局视角而言，中国电信行业的明天，看上去和过去10年里的景象没有什么区别。然而，贯穿于整个行业里的竞争，势必会变得更加激烈，对于企业而言，在行业中取得竞争优势，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第四章 冰点2020，中国异动行业分析 6、娱乐行业——全民娱乐时代娱乐了谁

在许多学者的预测中，未来的十年将会进入一个全民娱乐的时代，其带来的将会是一个娱乐产业的巅峰。

然而，这个预测只说对了一半。全民娱乐时代或许会来临，然而环境是环境，个体是个体，大凡对形势盲目乐观者，往往都会陷入失败之中。

当全民娱乐时代来临的时候，或许当真意味着一场全民娱乐的盛宴，在这个宏大的欢乐时代中，唯一缺席的恐怕将会是它的缔造者。

主题介绍：生产娱乐的行业——娱乐产业娱乐了谁

<h3>6.1：生产娱乐的行业</h3>

在10年前的今天，娱乐业是一个充满着诱惑、想象、狂热、梦想的空间，在这个行业里包含的利润，是普通民众难于想象的。

在未来的10年里，娱乐业将会是一个充满着灰色、败局、分离的世界，尽管从事于该行业的企业仍然有利可图，然而它们赚到的每一分钱，都将饱含着艰难的成分。

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意味着下坡路的开端，想要了解到这种预测的正确性，我们就必须立足于现在，从行业的机理入手，对这个凝聚了太多荣光的行业进行一番透彻的研究。

有关娱乐行业的盈利模式，一直是一个叵测的话题，我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对此知之甚少，以至于产生出种种离奇的猜测，其实，和大多数行业一样，娱乐行业的盈利模式并不神秘，它同样需要遵循已有的商业规律。

简单来说，娱乐行业是通过生产或发布娱乐产品给公众来获取利润的，这种产品的内容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它既可能是一部电影，也可能是一首歌曲，或是某种印刷品，甚至可以是一种娱乐方式，比如时下最为火爆的“快女”比赛，归结起来说，只要能为公众提供娱乐，具体的产品形式是不受拘束的。

对于产品的发布来说，其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无论是传统的广播、电视、书籍、杂志，还是过去十年中风起云涌的互联网，奢望乃至于当下最流行的选秀比赛、都可以成为其产品销售的手段，事实上，对于这一行业，对于如何销售产品并不存在真正的限制。

现在，我们就面临着一个迫切需要深入了解的问题，娱乐企业的利润来源究竟在何处？

按照利润来源的不同，这种来源可以分为三种：用户使用费、预付金和广告收入。

对于媒体行业而言，其商业模式中最主要也最基本的一项来源就是用户的使用费。

在我们的生活中，当我们想要观看一部新上市的热播电影时，当我们想要阅读一部畅销的青春文学作品时，抑或是我们想要欣赏最新的热门CD时，都要为此支付一笔一次性的费用，借以取得该产品的使用权。

因此，就这一点而言，许多著名的娱乐企业如华谊兄弟、英皇影视等等，都高度依赖这些来自用户的一次性费用，特别是当这些娱乐企业的产品产量非常巨大的时候，其产生的经济效益就更加巨大。

第二项主要的利润来源，同样基于产品的使用者，然而和使用费不同的是，这笔利润的来源在时间上存在着区别。

比起使用费来，预付金对于娱乐企业更有吸引力，因为预付金是可预测、容易确定的，而这就将企业的财务风险降低到了最低的程度。同时，比起使用费来，预付金的另一个优势是——用户在取得服务之前付费，比如说我们生活中的有线电视费用。

当用户支付了这笔费用之后，尽管企业不能马上将其归纳进财务清单，但却可以立即将这笔资金变成自由的现金流，将其投入经营，从而减少了对外部资金的需求与依赖。

第三项主要的利润来源是广告方面的收入。

同前两者不同的是，这笔利润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其数额的多寡，往往是要与企业的社会效应挂钩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收视率越高的电视节目，其广告费用也就越高昂，从每年央视广告标王（央视广告标王，意指在新闻联播前后的黄金广告时段拥有者，由于新闻联播的高收视率，使得这一时段的广告价位极度高昂，其计量单位往往要精确到微秒，在每年一届的央视广告招标会上，凡通过招标取得这一资格的企业，皆被戏称为“标王”）的激烈争夺中我们就可以发现，这种绩效与利润直接挂钩的现象，已经明显成为娱乐行业中的常识。

当我们了解到娱乐业的盈利模式之后，就到了我们揭示谜题的时候了，这个谜题就是——为什么说，在未来的10年中，中国的娱乐行业会越来越艰难。

<h3>6.2：娱乐产业娱乐了谁</h3>

在许多学者的预测中，未来的十年将会进入一个全民娱乐的时代，其带来的将会是一个娱乐产业的巅峰。

然而，这个预测只说对了一半。全民娱乐时代或许会来临，然而环境是环境，个体是个体，大凡对形势盲目乐观者，往往都会陷入失败之中。

对于中国的娱乐行业而言，其竞争优势在于由制度带来的垄断与市场准入。

在过去的岁月中，我们所见到的成功娱乐企业，无不在各自的专属领域中占据了垄断地位，由于这种地位的存在，使得其具有强大的竞争力与极好的经济效益。

然而，我们不应当忘记，在纯粹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行业性的垄断，是难乎其难的事情，它不仅需要足够的资金、技术、时间、更需要一些超乎人力的因素——譬如运气。

因此，大凡是垄断的企业，基本要得益于制度的庇护，由此，我们就找到了这一行业中最大的风险——与法规制定者的冲突。

在中国，从事娱乐行业需要很高的门槛，其繁琐的审批制度，使得许多经营者与投资者望而却步，因此只要这种情势能够很好地维持下去，中国现存的具有垄断优势的娱乐公司，就能够取得长期的利润增长，而且随着这种利润的增长，娱乐企业的价值也会取得相应的增加。

电视台和报纸是具有这种优势的最典型例子，在当下的中国，很少有城市的消费者需求，能够支撑超过一家的电视台和报纸，同时，由于市场准入制度的存在，许多潜在的竞争对手，都无法获得市场的准入资格，这就意味着新的进入者涉足这个领域是极尽艰难的。

然而，这样的情势并不可能长期存在，特别是在经济制度转型的中国，出于对资金的需求，旧有的许可证制度、管制手段都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逐渐放松，因此来自外部的资金必然会大幅度地进入中国市场，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具有强势资金的投资者，也必然会涉足于此，由此带来的激烈竞争是不言而喻的。

当激烈的竞争出现的同时，潜伏在娱乐产业内部的问题，也将随之一并浮现。

在娱乐公司盈利的三大来源中，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就是用户使用费这一项，其主要的风险集中于现金流的不稳定性。

对于娱乐企业的产品而言，其众多单独产品的销售业绩是极不稳定的，而正如我们前文所说的那样，娱乐企业的现金流在很大程度上都要牵挂于用户使用费之上。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如一个娱乐公司连续几步电影都得以热销，那么其前景固然非常美好，但我们在业内更常见到的现实是——连续几部电影都遭遇到滞销的失败命运，最终使得企业陷入灾难之中。

正因为这种不确定性的存在，我们才得以预测，在未来的10年中，现金流的困难，可能会使我们的娱乐企业陷入困境之中。

对于利润的第二个来源，虽然不会像使用费一样出现不确定的情况，然而另一个问题的出现，使得这部分利润往往被消耗殆尽，甚至于已经成为常态。

对娱乐企业来说，如果想要维持在这个行业中的生存，常常需要巨额的持续资本支出，比如说，在有线电视领域的投资往往要以亿万来计算，其他设备的更新换代也往往花费不菲。因此对于娱乐企业来说，系统升级所需要的花销，常常会蚕食掉预付金的绝大部分，剩下来的部分寥寥可数。

从理论上来说，一旦这种升级工作完成后，企业就可以坐享其成，摆脱掉这方面的负担，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是，在当下这个技术革命突飞猛进的时代里，这种升级永远不会结束。

对于广告费而言，这种不确定性就更强了，一个重要的现实是，在所有的企业中，广告费都几乎是最不重要的支出之一，因此当经济出现衰退的时候，许多管理层都倾向于首先削减此项费用，因此，广告费收入的多寡，往往要同步于商业周期，其对宏观经济的依赖性，使得这项利润不可能一如既往地保持稳定。

基于我们以上的分析，我们终于得以认清未来十年中娱乐产业的宏观走势，当全民娱乐时代来临的时候，或许当真意味着一场全民娱乐的盛宴，在这个宏大的欢乐时代中，唯一缺席的恐怕将会是它的缔造者。

第四章 冰点2020，中国异动行业分析 7、汽车制造业——风雨来时无人可救

在这一轮经济危机中，下跌的趋势是如此之明显，以至于没有哪家企业能够从中侥幸逃脱，留给全行业的，将是在未来的10年中紧缩银根勉力存活，可以预见的是，在新一轮经济腾飞到来之前，全球的汽车行业的日子都将极不好过。

主题介绍：躲不开的产能过剩——并购带来了什么

<h3>7.1：躲不开的产能过剩</h3>

“在汽车制造业中，绝不会有永远的赢家，不惟过去没有，未来也不会有。”

在半个世纪前，当克莱斯勒的总裁科尔伯特在美国参议员中发表如此言论的时候，他或许没有预料到，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他的预言竟然准确到分毫不差。

在过去的十年里，老牌商家克莱斯勒倒掉了，通用汽车解体了，甚至于连全球第一大的汽车行业厂商丰田公司，也在2009年向外界郑重宣布——自从进入汽车业70年来，丰田公司遭受了最大的一次运营亏损！

看上去，世界汽车制造业的现状极尽惨淡，似乎已经迎来了有史以来最紧迫的危机。

假如我们要为这一次的危机现状寻找原因，那么其最直接的因素一定要归结于最近的全球经济衰退，不惟汽车行业如此，甚至于全球的每一个产业都深受其害，事实上，在这场全球性的经济衰退过程中，能够独善其身的行业实在屈指可数。

然而，在汽车行业背后所发生的故事，远远不止如此，假如我们简单地将汽车行业的困境归结于经济衰退，那么就陷入了为表象所迷惑困局之中。

早在数年之前，受到宏观经济环境中利好因素的驱动，许多汽车生产厂家都摆脱了传统的保守主义思维，将现在看起来过于夸张的快速扩张计划付诸实施。

然而，没有人想到，全球经济衰退的速度居然来的如此之快，程度来的如此之迅猛，于是也就自然没人能估计到汽车销量飞速坠落的结果。

在这次经济衰退中，尽管全球汽车制造业并不是受灾最严重的产业，而且由于各国政府都对这一行业保持了呵护的态度，但是综合整个行业来看，那些实力较弱的公司，仍然会因为受到严重的损失而被迫关门大吉。

事实上，这样的局面已经在世界各国广为出现，根据专业数据显示，全球汽车过剩产能已经高达每年200万辆，对于中等水平的汽车装配工厂来说，这一数字相当于起码80家工厂的产能，而对于这些工厂来说，每多开工一天，多生产一辆汽车，都意味着赔上更多的资金。

在这一轮经济危机中，下跌的趋势是如此之明显，以至于没有哪家企业能够从中侥幸逃脱，留给全行业的，将是在未来的10年中紧缩银根勉力存活，可以预见的是，在新一轮经济腾飞到来之前，全球的汽车行业的日子都将极不好过。

<h3>7.2：并购带来了什么</h3>

无独有偶，在2001年的一次会议上，吉利汽车董事长李书福在国内的一次汽车高峰论坛上，也曾经抛出过这样的观点：

“在未来的一二十年里，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一定会因为成本问题破产。”

此言一出，招致了许多人的不屑与冷嘲热讽，然而时间还不到十年，在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中，克莱斯勒与通用汽车的命运，竟然真的被李书福言中，而另外一家硕果仅存的福特汽车，在将自己名下一系列资产出售殆尽后，也已经开始了节衣缩食的“避难生涯”。

然而，尽管李书福在预言方面洞察力过人，却也无法摆脱中国汽车制造业所面临的宿命。

根据国家政策判断，在未来的10年里，汽车市场集中度还将进一步提高。在国家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形成2到3家产销规模超过200万辆的大型汽车企业集团，4到5家产销规模超过100万辆的汽车企业集团，通过这样的产业整合，争取将产销规模占市场份额90%以上的汽车企业集团数量由目前的14家减少到10家以内。

我们知道的是，在任何一轮产业洗牌中，出局的往往是那些实力较弱的小企业，尤其当这一次产业调整明确了市场集中度的前提时，对于小企业来说意味着什么，似乎已经无需赘言了。

除此之外，和大部分中国制造业一样，中国自主品牌汽车和国际著名的汽车企业相比，也存在着缺乏核心技术、制造工艺落后，品牌知名度低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对于汽车这样一个高级制造业来说，都意味着难以逾越的门槛。

面对这样的问题，当下最流行的解决手段就是并购，即趁国外先进企业萎靡不振的机会，以最低的价格炒领先者的底。

在美国汽车工业中心底特律陷入困境之后，对于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中国而言，似乎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在竞争对手最危急之时，以最低的价格抄取其低价的优质资产，用最少的资金买到其积累百年的雄厚技术，在此之前，这似乎是中国汽车制造业梦寐以求的事情。

于是，在今年汽车市场的一片疾风骤雨之中，我们看到中国企业正频频出手，开始了一场夺人耳目的海外并购大战。

然而，当我们热衷于这种“捡便宜”的行为时，却似乎忘记了重要的一点——在历史上，汽车企业之间海外并购的案例，尤其是落后者对领先者的并购，往往是失败的多，成功的少。

抛开汽车工业不谈，我们似乎还忘记了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案中的多次失败，忘记了中国的独有国情，忘记了除了国有资本之外，民营企业可以拿出来交学费的资金并不多，更忘记了对于中国汽车来说，其难于实现强大目标的原因不仅仅在于技术上的不足，忘记了我们需要学习的远不止资本运作那么简单。

在一个汽车行业整体陷入低迷，仅仅一个丰田汽车的单季度亏损就高达77亿美元，经济复苏遥遥无期的年代，我们的汽车企业究竟能够从海外并购中获得多少，又究竟能够在未来的10年中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实在是一个叵测的命题，我们唯一可知的是，对于中国汽车业而言，通往真正的强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四章 冰点2020，中国异动行业分析 8、工业材料与设备行业——踯躅前行的制造业之王

我们不得不做出悲观的估计，在未来十年中，中国的工业材料设备行业并不会简单地消失或遭遇大规模的失败，但是问题却同样足以令其陷入困境之中，而纵观全行业的格局分布，这种紧迫感就愈发地明晰了。

在未来的十年中，如果中国工业材料设备行业中有一两家企业能够成功地完成规模化经营与产业整合，那么配合以中国特有的形势，其发展前景仍然值得我们关注。

主题介绍：工业中的工业——一个行业的分与合

<h3>8.1：工业中的工业</h3>

对于许多人而言，工业材料设备行业是一个很陌生的概念。

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这一行业和我们的生活直接关系不大，然而如果这个行业从世界上消失，带给我们的影响却是不可预计的。

所谓的工业设备行业，其核心内容就是为其他企业制造必要的材料和设备，这就意味着，它几乎是所有行业的上游，也是一个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发动机”，更是当之无愧的制造业之王。

尽管这一行业是工业化或后工业化国家的主导产业，然而，它在中国制造业中所占的比重，仅仅占到可怜的30%，这一数字不仅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所占的比例，甚至逊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而这一点同样是造成我们对其陌生的原因。

不管我们熟悉与否，这一行业都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了许多年，然而尽管这一行业拥有悠久的历史，但它的盈利模式却如同刚刚创立的行业那么简单。

对于这一行业而言，其能够发展的竞争优势极少，主要原因是该行业生产的产品，有很大一部分是待用的原材料，因此，如果想要在这一领域里创造出持久的竞争优势，就只有不断地降低成本这一条路可循。

于是我们看到，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许多工业材料企业都试图最大程度地压低其成本，其主要手段就是通过扩大经营规模来达到规模经济，因为只有这样，它们每个单位的生产成本，才会比竞争对手的来得低一些。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发生在遍布中国西部的煤化工行业，由于采用了遍地开花的经营模式，以及最简陋的生产条件，使得这些企业可以比国有的竞争对手少加价而获取更高的利润，在这一行业中，如果不存在政策性的保护措施，那么经过长期努力，这些低成本的企业，就足以将那些低效率的生产商从市场中驱除出去，并让市场得到最大程度的巩固。

然而，实际的情况却并不像我们描述的那样乐观，由于这一行业中不存在太高的准入壁垒，这就使得许多投资者得以进入行业之中，由此带来的是过度的价格竞争，这使得行业中的许多企业，只能够赚到很低的利润。

除此之外，由于这一行业已经进入了成熟期，因此其增长的空间并不算大，因此其改善盈利回报的唯一方法，是在技术方面投入更多以提高生产效率。

恰恰是这一点的存在，使得中国的广大企业开始难以为继。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创新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即使在拥有雄厚技术优势的世界级大企业中，其研发项目的失败率也是相当之高的，而我们的缺点，恰恰是在技术上缺乏足够的储备。

由此，我们不得不做出悲观的估计，在未来十年中，中国的工业材料设备行业并不会简单地消失或遭遇大规模的失败，但是问题却同样足以令其陷入困境之中，而纵观全行业的格局分布，这种紧迫感就愈发地明晰了。

<h3>8.2：一个行业的分与合</h3>

纵观当前的这一行业，其市场状况已经告别了群雄割据的旧时代，在过去十年中不断出现的产业洗牌、产业整合，已经使得这个行业出现了寡头垄断的趋势，而在这个吃与被吃，兼并与被兼并的搏杀过程中，所有企业都无可选择——要么将别人收入囊中，要么被别人收购，而当我们转换视角，从市场的角度来观察这一行业时，就会发现在未来的10年里，存在着两方面的因素来决定一个企业的成与败。

这两大因素分别是——规模、整合。

我们先来说一说前者，对于工业设备行业的客户而言，随着工业化进程的进一步完美，随着集约化生产逐渐成为制造业的必然趋势，对于设备的要求也必定趋向于整个系统的稳定与效率，而只有当企业形成规模化生产之后，才有可能达到这一标准。

其次，产品的整合同样是未来发展的王道。

在工业设备行业中，细分产品，各领风骚的时代已经悄然逝去，对于市场来说，客户的需求是让多个环节、多个系统的设备，能够完美地连接在一起，这才是未来的主流发展方向，因此，不论这些企业愿意与否，也不管它们是主动还是被动，其最终都将会形成企业内整合，企业间合并的情形。

这样的情形尽管悲凉，但却并不代表着黯淡的前景，在未来的十年中，如果中国工业材料设备行业中有一两家企业能够成功地完成规模化经营与产业整合，那么配合以中国特有的形势，其发展前景仍然值得我们关注。

在发达国家制造业转移的大前提下，中国制造业获得了许多从未有过的机会，不论这种机会是否包含了负面的因素，但在过往的岁月中，也曾有过“得制造业者得天下”的说法，这说明制造业早已超越了一个行业自身的内容，而位居制造业上游的工业材料设备行业，笼罩上了代表实力的光辉，无论如何都不能不让人目眩、遐想。

第四章 冰点2020，中国异动行业分析 9、公共事业行业——松绑后的淘汰赛

一个可以预见的未来是，管制这一措施对于公共事业行业的意义绝非寻常，在不久的将来，国家必然会逐步放松对公共事业行业的控制，而到那时，其和平稳定的日子就必然成为历史，这一行业中的企业，在与新入竞争对手的搏杀中能否生存，在很大程度上都要依靠自己的努力。

主题介绍：管制下的悠闲——松绑后的淘汰赛

<h3>9.1：管制下的悠闲</h3>

假如我们要在过去10年里，寻找一个最悠闲的产业，那么它一定非公共事业行业莫属。

对于这一行业而言，其提供的是基本的生活服务或基础设施服务，如供水、供电、供热、燃气、港口、机场和公交等，可以说，无论经济形势如何变化，人们都不会缩减对这些服务的需求。

当一个产业的需求变化弹性较小的时候，往往意味着其利润优势地位的建立。

可以说，我们的经济出现衰退，我们的收入出现下降，但对基本生活服务的需求却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我们该用的电一度也不会少，该喝的水一滴也不会减，冬天依旧要取暖，做饭依旧需要燃料，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才使得这一行业对于经济周期变化的敏感度极低，由此带来的是，整个行业良好的资金流动性与投资回报。

在中国，这样的情形就愈发明显了。

我们知道的是，中国的公共事业行业，除掉极少部分之外，绝大多数都处于自然的国家垄断状态中，在这样的状态下，公共事业行业的一举一动，都为国家资本所控制，无论经济形势如何变化，由国家政策所带来的环境庇护，都会让其获得一个舒适的“安乐窝”。

从这个意义上讲，就中国的公共事业行业而言，实际上呈现出一幅“管盈不管亏”的局面，而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政策上的重视，使得其从银行手中获得信贷十分容易，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造成了这一行业的行业与成长，带有了长期性与稳定性的特点。

<h3>9.2：松绑后的淘汰赛</h3>

在这里，我们不妨做出这样的预言。

在未来的十年内，中国政府必然对公共事业行业采取有选择的放开政策！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而言，正面临着一个难寻出路的困局，当我们的外贸业务受到金融危机的狙击而一蹶不振之后，由于国民收入不足而带来的内需不足，同样成为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桎梏。

对于前者而言，其再度复兴还需要假以时日，而对于收入长期低下的中国民众来说，提升其收入也远非一朝一夕之内可以完成的事情，指望其拿出储蓄，进行消费更是遥遥无期。

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放开公共事业行业，无疑具有着双重的意义。

随着下一轮经济增长的到来、城市人口增多、居民收入的缓步增加，我国将有10亿城市人口出现，而这些人无不需要水电气等公用事业设施，这种消费的升级，将直接使得这些服务于整个宏观经济的公共事业行业获得快速发展的良机。

于是，这就意味着我国的公用事业行业，必将要经历一个高速成长的发展阶段，其带来的产业价值无疑是难于估量的。

此外，将公共事业行业选择性地放开，同样有刺激消费的深意。

我们知道，低收入的民众可以选择拒绝消费工业品，然而身处现代社会的人们，却无法拒绝对基本的生活服务或基础设施服务进行消费，当这一广阔的市场被打开之后，连带能源产业、工业设备制造业的连锁效应，将会全面刺激中国工业的生产能力，届时掀起新一轮由消费引发的经济增长，也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一个可以预见的未来是，放松管制这一措施对于公共事业行业的意义绝非寻常，在不久的将来，国家必然会逐步放松对公共事业行业的控制，而到那时，其和平稳定的日子就必然成为历史，这一行业中的企业，在与新入竞争对手的搏杀中能否生存，在很大程度上都要依靠自己的努力。

第四章 冰点2020，中国异动行业分析 10、纺织业——几番辛苦为谁忙

在品牌差异极小，资本实力薄弱的前提下，使得中国纺织业在强大的外资面前，最终难逃被吞并的命运，假如我们清醒地自我审视，就会发现中国纺织业其实枉负了一顶看似金光闪闪的桂冠，做的却只是资本的马前卒而已，假如在未来的十年中，这样的情势得不到根本性的改变，那么等待中国纺织业的，将会是一场空前的浩劫。

主题介绍：殊荣背后的真相——几番辛苦为谁忙

<h3>10.1：殊荣背后的真相</h3>

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纺织业所面临的变局，就如同一杯啤酒一样，尽管爽口，却包含着无尽的苦涩。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中国的纺织工业获得了规模空前的大发展，从一个世界第一大的纺织品市场，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凭借着强大的劳动力资源优势，不仅将国内市场份额悉数吞并，同时也在对外贸易中斩获颇多，许多传统的纺织业大国，都不得不拜服于我们脚下。

这种异域封王的壮举固然有着无尽的荣光，然而当我们对这一荣耀进行仔细的考察，再反观今日纺织产业的格局，得出来的结论恐怕就难以令人接受，因为我们根本无从了解，今日的纺织巨头究竟都在为谁辛苦，为谁奔忙。

在纺织产业中，包含有家庭纺织业与工业纺织业两大支流，前者的产品主要集中于普通的日用消费品，而后者则充当了为其他工业提供原材料的角色。尽管最终的产品不同，然而它们所遭遇到的结局却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在这轰轰烈烈的十年里，中国纺织工业在国际顶级商业集团的角逐之下，完成了在西方社会中需要几十年才会完成的并购和重组，在国际强势资本的策动之下，迅速地从过去的各地开花格局，许多曾经各自为政的纺织企业，如今已经统一在几杆著名的旗号之下。

产生这种局面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国际资本注意到了中国纺织业的成本优势。

无论是家用纺织品也好，工业纺织品也罢，如果放在发达国家进行加工，或许它的生产效率和质量等方面会比中国纺织企业做得更好，但由于中国纺织企业在加工制造方面的成本要低的多，因此发达国家最终还是会选择把生产加工环节放在中国去做。

由此，便形成了纺织品的国际分工产业链：即由中国纺织企业负责产品的生产加工环节；而技术研发、广告宣传、全球营销网络搭建等产业链的其他环节工作，则仍然由发达国家来完成。

当越来越多的国际商业集团和资本持有者注意到了中国的这种优势，纷纷尝试在这一行业中分一杯羹的时候，中国的纺织企业就看似获得了无限的机会，其生产规模越来越大，由此，就有了我们本节开头提到的那份殊荣。

<h3>10.2：几番辛苦为谁忙</h3>

我们已经知道，当作为快速消费品的纺织行业，在很大程度上被规模经济所控制时，重组和集约化经营就成为了中国纺织业的大势所趋，而垄断几乎是统一的结局。

目前，在中国市场中，这样的剧本正在上演。

在十年之前，中国纺织行业尚有上万家企业，而目前这个数字已经急剧缩水，产品也已经集中到少数排名靠前的企业当中，在这种全行业的整合中，其过程无疑是血腥的，因为排除掉价格战因素，纺织行业这一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再也没有可以拿出来竞争的武器。

对于中国而言，这种情势就更加突出。

中国的纺织行业，有着相当独特的发展历史，其源头主要来自国家投资的国有企业，而在经济改革的大潮中，这些企业又都纷纷落户地方，成为当地财政的主要支柱，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纺织企业有外资的注入，不必为资金发愁时，加以地方政府的财政、政策支持和税务优惠，就越来越倾向于打价格战。

在激烈的价格战之下，纺织企业面临不断上升的成本却不敢提价，利润极其微薄。除此之外，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扩大，在国际资本的刻意支持下，越来越多的不发达国家加入了纺织品行业的竞争，这使得中国企业所得的利润在竞相压价中越来越少。

反过来，在经营中得到了实惠的发达国家，反而不断指斥中国的纺织品企业在以低价倾销商品，在这种内外夹攻之下，中国纺织企业所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无异于自食了一枚难咽的苦果。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国际资本战争中，大规模的资本运作改变了世界纺织业的格局，更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纺织业格局，由此，看似已经完成了产业整合的中国纺织业，实则面临着一场深重的危机。

当外部的危机兵临城下之时，来自于行业内部的隐患，同样令中国纺织业在未来境况艰难。

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的10年中，在中国的家庭纺织业中，必然将出现一次大规模的行业洗牌，将过去小而散的行业特点一扫而空，甚至于在未来的三到五年内，中国的纺织产品市场，将会出现高度集中的局面。

无论是国家宏观调控，还是原材料价格上涨，抑或是资金短缺，新劳动法的颁布，都将对行业中的小规模企业构成致命威胁。

更重要的是，无论国际资本也好，民族资本也罢，在产业的整合中，活下来的总是那些经营水平高、管理能力强，资本运作能力优秀的企业，所有的社会资源也都将向这样的企业倾斜。

由此，我们便得到了一个灾难性的结论——在品牌差异极小，资本实力薄弱的前提下，使得中国纺织业在强大的外资面前，最终难逃被吞并的命运。

假如我们清醒地自我审视，就会发现中国纺织业其实枉负了一顶看似金光闪闪的桂冠，做的却只是资本的马前卒而已，假如在未来的十年中，这样的情势得不到根本性的改变，那么等待中国纺织业的，将会是一场空前的浩劫。

第五章 沸腾2020，中国成长行业分析 1、生活消费品行业——因为稳定，所以繁荣

正因为如此，对于新进入者和小企业而言，品牌是一种异常艰难的门槛，这不仅需要时间，更需要资金，更需要对市场的洞察力。

其次是这个行业稳定到近乎不变的市场，对于这一行业而言，很难指望某种商品的市场出现年复一年的大幅度增长，因此对于生活消费品行业而言，其产品的销售总量是基本保持平稳的。

当一个零售企业垄断了大部分市场之后，这就意味着它将生活消费品制造商的定价能力抓到了自己手中，因为每一家制造企业，都希望自己的商品能够顺利销售，而卖给这个垄断的零售企业是唯一的选择，于是，制造商就不得不面对许多苛刻的条件。

尽管存在着如此多的问题，但就目前中国的行业格局而言，生活消费品行业仍然会是未来十年中最赚钱的行业之一。

我们必须承认，在中国，生活消费品行业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行业，在这样的行业中，游戏胜负的关键，就在于拥有大量的自由现金流。

对于生活消费品企业来说，在竞争中保持成长势头的又一关键，在于通过不断靠发稳定的新产品流，因此对于一家企业，创新水平是至关重要的，当这种创新恰恰能够迎合消费者的需求时，其带来的刺激效应是超乎寻常的。

第二：强大的品牌效应。

毫无疑问，在这些经销商的心目中，乃至于在全中国消费者的心目中，健力宝这块牌子，都是信誉与质量的代表，由此可以看出这一因素的重要性。

第一：规模经济。

比如说，它可以拆分成食品行业、饮料行业、家庭用品行业、个人用品行业、烟草行业等等，之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把它们合在一起，是因为在这些行业的身上，都存在着相同的性质。

那么，中国经济的出路在哪里？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路径又是怎样的？在未来的十年中，中国能否产生一批真正世界级的行业，它们又是什么？在什么时候？

第三：铺陈全国的分销渠道构成了庞大的营销网络。

和我们列举的其他行业相比，生活消费品行业是一个很庞大的概念。

对于这个行业而言，稳定是它唯一的特征，而这种稳定表现在多方面上。

经过近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已经逐渐成为了一个拥有若干强大行业的经济体，然而，在最近几年，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些挑战涵盖了质量、劳动力、原材料成本等多方面因素。

回过头来，在这一行业里，并不是所有的经营者都能够创造出一样的“品牌”神话的。当小企业与后来者简单地打出一个商标，或是推出一句商品的宣传口号，是决不可能一下子将高品质、高价值、高市场份额占有率的品牌创造出来的，而一个强大品牌的建设，往往需要在消费者之间进行连续数年的培养。

最后，成熟的生产商所拥有的销售网络，相对于新进入者和小企业来说，是绝对难以复制的竞争优势。比方以蒙牛乳业集团为例，其成功之处中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拥有强大的批发商与灌装商，它们之中的每一个，都在中国大地上分疆裂土，控制着大块的地理区域，凭借着这种资源优势，蒙牛成功地与最终的消费者，建立了密切无比的联系。

就第一点而言，那些在生活消费品行业中，已经牢牢占据优势地位的大型公司，无不实现了空前的规模化经营，仅就这一点而言，就是未来那些新进入这个行业的小企业不可能追赶上的。

在未来的10年里，那些在市场份额中占据优势的品牌或企业，更有可能维持现有的地位，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市场份额的变动将会越来越小。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任何企业现在是王者，那么在未来的10年中，它依旧可能是行业中的王者，除非有极大的特殊事件发生，例如产品质量、产权纠纷、公司丑闻等等。

在任何一个时代，总是会出现一批令人刮目相看的行业，我们惊叹于它们所创造的奇迹，惊叹于它们所铸就的辉煌，惊叹于它们沸腾式的成长与发展。

打个比方来说，当一个企业拥有较为成熟的品牌时，却始终利用这个品牌进行廉价销售，尽管这样做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增加销售量，甚至取得较高的市场占有率，但是这种持续的折扣，却将在最终危及到品牌本身，其恶劣的影响无异于杀鸡取卵。

首先是生活消费品行业的盈利方式，几乎所有的生活消费品企业，都沿用着最古老、最寻常的方式——由工厂制造商品，然后通过类似于超市、便利店、商场、小商贩等渠道，将产品卖到消费者手中。

谜底，就在本章揭晓。

不过，即便在这样的行业里，也同样会有危机存在。

第二点关键的因素是保持巨额的流动资金。

我们必须要承认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尽管有些看上去不可思议的奇迹，但这并不意味着王者是永恒的，在未来高度商业化的社会中，变数要大大超越以往的时代，只要找到一条正确的路径，后来者与小企业也同样有机会问鼎王座。

正因为大型的生产商拥有如此广大的分销网络，才使得它们在竞争中拥有异乎寻常的优势，换句话讲，对于小企业与新进入者来说，建立这样一个网络的代价是非常昂贵的，为此，它们就必须与大型的生产商建立一个联盟，利用其成熟的分销渠道，来销售自己的产品，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汇源果汁这种大型企业的产品组合中，也包含了一些小企业的产品。

最后的关键因素是创新。

<h3>1.2：不可替代的杀手锏</h3>

流动的资金越多，可以周转的余地就越大，既可以随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也可以在经济形势出现变化的时候及时地抽身而退；反过来，流动的资金越少，可供企业进行选择的空间也就越狭窄，在充满变数的商业时代，强大的现金流就意味着强大的竞争优势。

比如说，在啤酒制造业中，世界上第八大的制造商青岛啤酒，在全国拥有50余家分厂，这种规模化生产，使得生产成本被压缩到最低的程度，而在采用新技术的时候，由于其应用的范围更广，也意味着这种技术的开发更值得。

在过去的2008年中，中国生活消费业界最著名的新闻，当属三鹿奶粉所遭遇的质量问题，在被确定其致病可能之后，三鹿奶粉不得不以破产的方式宣布推出市场，而随着科学检测技术的日益进步，越来越多的商品将会面临质量的门槛，这样的风险势必在行业内层出不穷。

<h3>1.3：通往强大的必由之路</h3>

第三点关键的因素，在于决策层拥有建立品牌的信心与完整意识。

第二种危机来源于质量上的诉讼风险。

正是由于这种情况的存在，使得生活消费品行业总是呈现出一幅不温不火的景象，无论是对于那些已经在这个行业中站稳了脚跟的经营者，还是有意于进入行业的资本持有者，这一产业都不具备太大的风险，因为即便是在经济衰退的时候，人们也需要牙膏、并且同样离不开卫生纸。

其次，在这一行业中的大企业，常常会在品牌建设方面投入大量的资金和时间。事实证明，这种取信于消费者的行为，有着长远的战略价值。

之所以这样说，在于这个行业具备了得天独厚的三大优势，由于这种优势的存在，至少可以保证该行业中的一些大型企业，在未来10年的时间里，仍然将定价能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比如说，在当下的中国，零售业呈现出多强竞争的局面，这样的情势在短期内并不会出现改变，但就长远来看，如果当一个垄断级别的大企业出现时，对于生活消费品的生产商来说就意味着天大的噩耗。

这三大优势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从十九世纪末开始，企业的品牌建设就已经初现雏形，其目的就在于给消费者提供一个稳定可靠的质量保证，从那个时候开始，品牌效应被逐步赋予了丰富的内涵，这其中既包括了一个企业的诉求表达，也包括了其形象的主张，通过这个过程，许多著名的大企业，都在取得了消费者高水平的认同之后，与其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的十年中，尽管这个成熟的行业不可能出现突飞猛进式的增长，尽管其增长势头将会与宏观经济保持一致的步调，但就消费者来说，对于食品、饮料、日常用品以及烟草产品等方面的需求，将会保持住一个稳定的态势。

事实上，这一势头已经在市场中得以体现。早在07年10月，我们的国内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就已经达到了6.5%，这一数字创下了近十年来的新高，而在07年的8月至10月之间，国内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连续四个月涨幅高于6%。

<h3>1.1：油盐酱醋也有危机</h3>

在那次谈判的会场上，代表了消费者意愿的经销商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方案——愿意自筹资金2亿元，来解决健力宝所出现的资金短缺问题，由经销商预付货款来帮助企业恢复正常生产，甚至于有人在会场上喊出了“誓与健力宝共存亡”的口号！

因此，后来者与小公司所需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尽可能多地抢占市场份额，用时间来逐渐累积自己的优势地位。

当我们了解了这些观念之后，就意味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

因此，在这一领域中的企业，只要能够享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就足以将其转换为定价能力与获利能力，从而在未来的十年中获益。尽管这个行业可能看上去略显呆板，缺乏足够的风险与刺激，然而对于成长来说，相对风险，我们更需要的是稳定。

在这四点中，最关键的一点是市场份额。

因此，在这一领域中的企业，只要能够享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就足以将其转换为定价能力与获利能力，从而在未来的十年中获益。尽管这个行业可能看上去略显呆板，缺乏足够的风险与刺激，然而对于成长来说，相对风险，我们更需要的是稳定。

在生活消费品的行业中，小企业如果想要做大做强，无论如何都必须牢牢抓住以下四点：

主题介绍：油盐酱醋也有危机——不可替代的杀手锏——通往强大的必由之路

在2004年的10月，在已经病入膏肓的健力宝身上，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件——各地经销商自发地派出代表团奔赴广东，为挽救健力宝而与当地政府谈判。

在未来的十年中，尽管这个成熟的行业不可能出现突飞猛进式的增长，尽管其增长势头将会与宏观经济保持一致的步调，但就消费者来说，对于食品、饮料、日常用品以及烟草产品等方面的需求，将会保持住一个稳定的态势。

第五章 沸腾2020，中国成长行业分析 2、教育业——中国未来的希望

尽管在中国，教育属于公共服务项目，然而由于资金与技术上的空白，使得中国的教育业并没有能够完美地实现其福利社会的准则，由此就为教育的产业化提供了最好的机会。

主题介绍：稳赚不赔的生意——中国教育，前景无忧

<h3>2.1：稳赚不赔的生意</h3>

如果要在中国寻找一个绝不受金融危机影响的行业，那么它一定是教育业。

不知你有否注意，每当经济出现衰退的时候，去各类学习班、研究生班进修的人总是倍增，而当我们立足于另一个层面，就更能发现教育行业的这一特性。

在2008年一年的时间里，国内已经披露的教育业投资就已经达到了18起，而披露出来的资金总额，已经高达2.85亿美元。

或许这一数字并不算令人惊讶，然而我们必须弄清楚一件事，那就是这个数字，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

在经济衰退的大形势下，任何形势的投资都意味着极大的风险，那么，这些手握大笔金钱的职业投资者，却选择在如此风声鹤唳之时，将如此巨大的现金流注入中国教育业，似乎将这一产业当成了躲避金融风暴的天然良港。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局面，其原因只有一个。

中国教育市场的特殊性，让这一行业成为了稳赚不赔的福地洞天。

尽管在中国，教育属于公共服务项目，然而由于资金与技术上的空白，使得中国的教育业并没有能够完美地实现其福利社会的准则，由此就为教育的产业化提供了最好的机会。

除此之外，中国独有的教育体制，更使得这一行业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众所周知的是，对于中国的孩子而言，其一生下来就被捆绑上了应试教育的轨道，其人生轨迹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早年教育的限制，而当升学率和就业机会竞争变得日益激烈时，中国教育业的机会就愈发明显起来。

正因为如此，对于中国的教育行业而言，不论在经济发展处于高潮还是低谷，都会不断发展。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在2007年的一年里，中国教育市场的总值增长到1430亿美元，根据这样的增长速度，估计在2010年到来之前，教育市场的复合增长率将会达到12%，规模保守预计可达到2000亿美元。

对于一个坐拥2000亿美元总值的行业来说，我们似乎完全不必再替投资者们担心了。

<h3>2.2：中国教育，前景无忧</h3>

对于中国家长而言，是绝对不惜支出家庭收入的大部分用来教育子女的，根据北京师范大学所做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早在2006年的时候，教育支出占据城镇家庭收入的比例就已经达到了24%，农村也已超过20%。

更重要的是，对于教育服务的消费者来说，几乎都是以现金进行交易，极少出现拖欠的情况，因此就这一点而言，教育事业的现金流，足以令许多行业羡慕又嫉妒不已。

除此之外，在国家进行的产业振兴规划中，教育业也同样获益匪浅。

在2008年11月26日，教育部做出决定，将其从中央第四季度千亿元新增投资中分得的44亿元绝大多数用于基础设施，而国家对于教育投资者的利税优惠政策，同样构成了这一行业发展的有利因素。

教育产业的有利前景，就如同呈现在投资者眼前的一个大金矿，不过，想要在这个金矿中满载而归，还是要花上一番心思的。

倘若说，It界的风险在于技术，化工界的风险在于资源枯竭，那么教育产业的风险，则在于国家政策上的调整。

众所周知的是，根据《教育法》的规定，在义务教育的领域内，是不允许任何组织与个人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这样的政策，已经使教育产业的市场始终无法获得最大化，只能蜷缩在职业教育、专门培训、教育产品等几个小市场内，而如果当国家立足于民生层面的因素，将义务教育的区段向两端扩展——例如将学龄前教育与高中教育同样纳入义务教育轨道，那么对于教育行业来说，无疑又将是一次市场的缩水。

不过，尽管存在着这样的风险，但在经济下行，人口持续增长的大趋势下，教育行业仍然是一个值得投资者关注，值得从业者用心去经营的行业，不论我们做出怎样的判断，一点铁一样的事实是无从改变的——对于趋向于发展的十大产业而言，教育业的增长前景是最可观的。

第五章 沸腾2020，中国成长行业分析 3、消费者服务业——新产业结构改变中国

对于中国而言，现时正在经历全球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场城市化革命，同时也在经历最快速度的一场经济增长过程。对于中国民众而言，其对服务的需求远远未得到满足，因此，消费者服务业仍然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朝阳产业。

主题介绍：被误读的产业结构——生机勃勃的朝阳产业

<h3>3.1：被误读的产业结构</h3>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对产业的重要性产生了一种奇怪的误解。

在许多人看来，产业结构的排序，和人的需求实际上是一回事，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观点——吃饭最重要，然后是工业品消费，最后才是享受服务。

沿着这样的思路出发，粮食产业与工业是毫无疑问的基础型产业，它们拥有大量的经济实体，从事着实实在在的生产，比起来一二产业，作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业并不具备经济实体，因此也就被视同为空中楼阁。

这样的观点有着一定的道理，然而却经不起仔细的推敲。

最典型的一个反面例子就是——在许多发达国家之中，服务业的比重已经达到了其GDP总量的75%，对于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而言，这绝对是一个令人咂舌的数字。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其原因只有一个——在新经济时代中，现代经济的驱动力已经彻底改变。

换句话说，尽管一二产业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战略意义，然而真正在驱动经济增长的，却是看似最不重要的第三产业。即使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欠发达国家里，服务业所起到的作用也是难以估量的。

理论的分析不能够涵盖全部，当我们用数据来证明这一点的时候，情况就变得再明显不过了。

在2000年到2007年的时间里，单就对GDP增长的贡献而言，工业贡献率就已经由2000年的57.6%下降到2007年的48.2%，服务业贡献率则由34.8%上升到42.3%。

事实上，服务业之于经济的贡献还远不止于此，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就业问题就成为了困扰我们的一大疑难，而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例不断提高，正是对就业压力的最大缓解。

在1980年的时候，服务业从业人员占社会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为13.1%，1990年为21.1%，1995年为24.8%，到了2007年，这一数字已经提高到了32.4%。由1978年到2007年的29年间提高了20.2个百分点，按照比率计算，服务业所提供的工作岗位，使两亿中国人得以就业，而这个数字是同期工业和建筑业新增就业人数的1.46倍！

当这一变化的趋势，已经为国家所熟知时，战略上的调整就成为了必然，就宏观经济调控而言，国家甚至于已经为服务业制定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

在“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提到的是：到2010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比2005年提高3个百分点，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比2005年提高4个百分点，服务贸易总额达到4000亿美元。到2020年，基本实现经济结构向以服务经济为主的转变，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50%！

透过这一系列清晰的数据，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其对经济的明显拉动，更看到了一个朝阳产业的出现，对于这样一个长期被误读的产业，当我们对其有了初步的认知之后，就不能不对其给予足够的关注。

<h3>3.2：生机勃勃的朝阳产业</h3>

对于消费者服务业这样一个感性的行业而言，在时代中寻找机遇，是决定其成败的关键。特别是对于中国的消费者服务企业而言，这种机遇就显得更为重要。

对于一个行业中的所有企业而言，时代赋予的机遇都是平等的，既不论其实力强弱，也不论规模大小，更不论历史长短，只要能够把握住机遇，就意味着在竞争中的胜利。

在许多时候，小企业恰恰因为摊子小，需要考虑的因素少，反而能够在机遇面前表现得更坚决果断，成为一个时代的弄潮儿。

在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在计算机产业发展的关口，微软正是利用巨型计算机难以普及，家用电脑需求又十分急迫的机遇，成功地抓住了个人电脑这一市场，打造出今日的产业帝国。

又比如，受中东战争的影响，石油危机成为七十年代的标志，而日本的汽车制造业恰好抓住了这一机遇，用最人性化、最节油的汽车产品，一举将美国的汽车业掀翻在地，直到今天，在许多消费者的心目中，日本汽车都依然是经济实惠的代名词。

再比如，在网络购物大行其道的时代，阿里巴巴抓住了中小企业亟需低成本销售平台的机遇，将成本相对较高的EBAY逐出场外，从而确立了今天电子商务界的地位。

我们绝没有理由怀疑，中国消费者服务业仍旧拥有美好的前景，仍然值得我们在未来的10年里付出期待。尽管在当下的经济衰退中，我们看到了许多令人灰心丧气的现象，然而，决定这一行业未来发展趋势的深层因素，却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改变。

对于中国而言，现时正在经历全球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场城市化革命，同时也在经历最快速度的一场经济增长过程。对于中国民众而言，其对服务的需求远远未得到满足，因此，消费者服务业仍然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朝阳产业。

在步入成熟的过程中，任何反复与调整都是在所难免的，这样的情势我们在过去就曾经经历过，在未来同样不能免于发生，然而这些反复与调整，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改变一个产业的整体发展趋势，更不会挡住优秀企业成长的道路。

第五章 沸腾2020，中国成长行业分析 4、资产管理业——用别人的钱壮大自己

无论我们熟悉与否，无论我们有没有打算和这个行业打交道，或是干脆投身于此、涉足于此，我们都必须了解到一个事实。

这个事实就是——在未来的十年中，这一产业必定是中国最具成长潜力的行业之一。

主题介绍：公众的职业经理人——从弱到强的转变

<h3>4.1：公众的职业经理人</h3>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陌生的领域。

之所以陌生，在于我们对它缺乏足够的了解，而这种了解既停留在认知层面上，也停留在实际的接触层面上。

尽管起源于传统的私人银行业务，但是真正的资产管理业务在西方兴起还是并不久远的事情。在国内，它更是近几年才出现的热门话题

然而，无论我们熟悉与否，无论我们有没有打算和这个行业打交道，或是干脆投身于此、涉足于此，我们都必须了解到一个事实。

这个事实就是——在未来的十年中，这一产业必定是中国最具成长潜力的行业之一。

和银行一样，资产管理公司是在用别人的钱来替自己赚取利润的，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式。

无论在哪个国家，从事理财业务的资产管理者，都在用投资者的资金来购买股票、债券，并藉此向投资者收取费用，同样，同处于这一行业的保险公司也用它们从客户那里收集来的保险费，去进行证券市场的投资，借以赚取核心保险业务之外的收益。

由此可以看出，资产管理业的商业模式，在盈利机制方面与其他行业有着本质的不同，可以说，这是一个用别人的钱来壮大自己的行业，甚至可以说，当资产管理业为我们每一个人提供服务的时候，不知不觉中我们就成为了股东。而资产管理企业则形同我们聘任的职业经理人。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行业而言，其在未来十年内的发展前景又是怎样的呢？

<h3>4.2：从弱到强的转变</h3>

在国际上，伴随着经济增长、人口老龄化和金融深化的进程，资产管理业务的规模有了长足的发展。早在2000年的时候，全球的资产管理业务总量已经达到10万亿美元，如果加上公募性质的资产管理，则已接近30万亿美元。

在中国，这样的增长同样存在，我们无需列举各种枯燥的数据，只需要看一下我们身边的人群，比起十年前来，基金的购买者，保险的购买者，没有一天不在以飞快的扩散效应激增着，就可以了解到这一行业的增长速度。

事实上，对于中国而言，资产管理业正是一个处于快速成长阶段的行业。

就目前来看，我国国内的资产管理业务尚处于发展初期，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在2006年底，中国的资产管理业只有1500多亿美元的总规模，假如拿这个数字来与我们国家的GDP相比较，其占GDP的百分比仅仅为8%，而美国和英国则分别达到214%和142%由此可见，这个比例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落后于全球的平均水平。

随着未来的十年内我们的金融环境趋于良好，随着投资者投资行为的改变，中国资产管理业必将会发展成为一个庞大市场。

在这样的大趋势下，在未来的十年里，中国资产管理业这一远未成熟的产业，必将会获得最优质的成长环境，届时，中国资产管理业能否成为中国经济的全新增长点尚不可知，但有一点是足以肯定的，这一“民众职业经理人”手中掌握的资本，决不可同日而语。

第五章 沸腾2020，中国成长行业分析 5、粮食产业——未来的天下粮仓

长达千年的农战远未停止，一场旨在于争夺利润，抢占战略高度的粮食战争在未来十年内将会更加激烈。

当我们认识到这一切后，就意味着我们在未来将会出现的转变方向。

所幸的是，这种转变还不算晚，而且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悠久农业传统的国家而言，这种转变也并不艰难。

主题介绍：从历史中走来——蒙羞的岁月——未有竟期的粮食战争

<h3>5.1：从历史中走来</h3>

历史上的中国，有着悠久的农业传统。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大陆性国家，其温和的生态环境，决定了农业会注定在这块土地上得到长足发展，事实上，从有史料记载以来，中华民族就依靠农业来维持生存。

在这样一个标准的农业国家中，财富的唯一来源就是粮食，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一切社会思想、经济思想，以至于政府的政策措施，都是围绕着粮食的生产与分配为中心的。

对于和平时期而言，粮食能够养活民众，对于社会的稳定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而到了战争时期，作为宝贵战略资源的粮食，就更是凸显出其重要的意义。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发生在两千四百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在那段长达二百五十多年的时代里，由周王朝统治的中国，分裂成为许多个彼此独立、互不服从的封建小王国。

无论这些王国有着怎样的区别，唯独在粮食问题上，几乎每一个王国都把粮食生产摆在与军事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上，而这种双轮前进的经济模式，正是历史学名词“耕战之术”的由来。而在这些国家中，尤其秦国对这一政策的贯彻力度最为巨大。

为了让民众能够安心于粮食生产，保证国家拥有足够的粮食储备，以商鞅为主政者的秦国，甚至于专门制定法律，在保证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将每一个民众限制在土地上专心从事农业生产。

正是这样的举措，实现了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直接接合，起到了促进农业发展的效果。而秦国也正是凭借着最彻底的耕战之术，战胜了所有的诸侯国，从而使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

事实上，和自然资源一样，粮食也同样拥有着财富的属性，而且比起真金白银来，粮食的实用价值是无可替代的，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历史上，以粮食为战争手段，以粮食为战争契机的事件屡见不鲜。

一个著名的例子发生在春秋时代，在管仲治理下的齐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齐国并没有因为其巨大的粮产量而选择出口，相反，齐国在多次的对外贸易中，都选择以渤海之地的奢侈消费品交换邻国的粮食，同时严禁一粒粮食流出国外。

在齐国疯狂储藏粮食的同时，另外一个小国则在大量出售国内的粮食，用以换取丝绸、名马、珠宝等奢侈品。

没有人能弄清齐国的战略意图，然而直到几年后普降灾荒，许多国家都因此而陷入困顿的时候，齐国却以其雄厚的粮食储备大举出击，不仅在贸易中大有斩获，甚至于直接以武力为手段，将一些粮食枯竭的小国直接划入自己的版图。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粮食战争！

出于时代的久远，在现代的经济教科书中，我们很少能够见到这样的另类历史，然而事实上，对于现代国际经济竞争而言，这种围绕着粮食彼此博弈的局面毫无差别。

<h3>5.2：蒙羞的岁月</h3>

事实上，对于现代国际社会中一部分频繁运用粮食武器的国家而言，中国运用这一武器的经验与历史，都足以成为世界的老师。

然而，在过去的岁月中，我们却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中屡屡失手，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在抵御美国廉价农产品冲击时所表现出来的幼稚与失常。

仅以大豆为例，在1995年之前，中国一直保有大豆净出口国的地位。在此之后，美国开始了其进军中国市场的步伐。

在2000年，中国大豆的年进口量，首次突破了1000万吨，这一数字使得中国从过去的净出口国，一下子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大豆进口国。

在此后几年的时间里，越来越多的美国大豆进入中国市场，这些享受着美国政府特殊财政补贴的大豆，拥有着与中国大豆同等的质量，低的多的价格，而中国大豆的生产，却不存在丝毫的补贴。

自己种不如向外买，正是在这种不公平竞争的情况下，使得许多中国粮食企业将采购方向转向了国外，其结果是中国农民无法销售自己生产的大豆，而每多种一亩大豆，就要赔上更多的资本，于是，中国本土大豆的生产开始出现萎缩。

在中国大豆的最大产地黑龙江农垦地区，仅在2006年一年，其种植面积就比上一年缩水了25%，而到了2007年，这一数字更是破天荒地扩大到了40%！

当我们的大豆产量由世界第一变为世界第四之后，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是，大批以种植大豆为生的农民，因此失去了自己的饭碗，不得不放弃耕种，加入到进城打工的行列中来，而美国仅凭借这一项出口收入，就足以挽回其在玉米、小麦、马铃薯等多个粮食作物生产方面的财政补贴。

这样的情势让我们羞愧难当，不惟无颜面对广大的中国农民，更令我们精于“农战”的历史先人蒙羞于地下。

<h3>5.3：未有竟期的粮食战争</h3>

在2007年11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出现了6.9%的同期上涨。其中，城市上涨幅度达到了6.6%，农村上涨幅度达到7.6%；食品价格上涨18.2%，连续第四个月物价涨幅超过6%，而这些数字上涨背后，无一不与国际粮食价格上涨有着直接的关系。

面对这样的现实，唯一的结论就是——长达千年的农战远未停止，一场旨在于争夺利润，抢占战略高度的粮食战争在未来十年内将会更加激烈。

当我们认识到这一切后，就意味着我们在未来将会出现的转变方向。

所幸的是，这种转变还不算晚，而且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悠久农业传统的国家而言，这种转变也并不艰难。

到今年，中国粮食生产实现六年的连续增长。在当前全球粮价起伏不定的背景下，中国粮食连年丰收，这种增长的意义就更为重大，无异于中国已经成为未来十年内世界粮食安全的“稳压器”。

在占据了这一有利位置之后，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在未来更加激烈的竞争中守护这种优势，从古老的智慧中挖掘有利于现代竞争的积极因素，将这一行业打造为类似美国电子，德国汽车、英国金融、中东石油一样的王牌。

第五章 沸腾2020，中国成长行业分析 6、硬件行业——不寻常的道路

在未来10年的时间里，硬件行业并不会如有些专家所预料的那样出现衰退，恰恰与此相反的是，它甚至极有可能迎来新一波的高潮期，然而，机遇并非属于每一个企业，在这场未来的商业游戏中的胜出者，必然要经历一条不寻常的道路。

用商业的眼光来看，硬件行业将会仍然是一个饱含着利润的产业，尽管硬件行业的形势每天都有可能发生变化，然而只要我们能够深究其规律所在，那么可以预测的是，中国出现国际级的硬件企业，将不仅仅停留在纸面的设想中。

主题介绍：浮于眼前的假象——硬件行业赚了谁的钱——赢得胜算的关键

<h3>6.1：浮于眼前的假象</h3>

假如我们在此做出这样论断：在未来的10年里，从事电脑、电信设备生产的硬件行业，仍然将会是一个赚大钱的行业，一定会有许多人对此提出反对。

在许多人看来，由于产品周期、价格竞争、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冲击，使得硬件行业的生存环境变得极为艰难，最重要的一点是，由于技术进步和价格竞争，使得硬件行业中最大块的利益，已经有相当程度转移到了消费者的手中，而非那些创造产品的企业。

一个很典型的现象是：在过去的十年里，电脑从遥不可攀的高档设备，逐渐变成了和电视机同等水平的普通家用电器。

然而，这一切其实只是浮于我们眼前的假象，在这里我们要揭示的是，在硬件部门的经营过程中，存在着我们看不到的因素，而正是这些因素，帮助了硬件行业在未来的岁月中，仍然具有很强的上升动力。

从行业外部趋势来讲，在未来的十年里，发达的工业国家，无不日益将经济重心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而硬件行业正包含在其中，那么，为发达国家所抛弃的硬件行业，究竟转移到哪里去了呢？

答案是低成本的欠发达国家，在这些国家中，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与廉价劳动力资源的中国，自然是产业转移的首选之地。

从行业内部规律来说，软件技术与硬件技术上的共生关系，同样构成了硬件行业的上升动力。

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的电脑上没有可供使用的软件，那么电脑将会是一无所用的空壳，而正是由于硬件的不断进步，才使得可以有更多更好的软件来为我们服务；反过来，新软件的出现，又为功能强大的硬件创造了用武之地，从而对硬件行业创造了需求。

基于这两点铁一样的定律，我们才得以提出这样的论断，至少在未来10年的时间里，硬件行业并不会如有些专家所预料的那样出现衰退，恰恰与此相反的是，它甚至极有可能迎来新一波的高潮期，然而，机遇并非属于每一个企业，在这场未来的商业游戏中的胜出者，必然要经历一条不寻常的道路。

<h3>6.2：硬件行业赚了谁的钱</h3>

在许多人的想法中，拥有先进的技术优势，是硬件企业在行业竞争中获胜的关键。

我们不可否认技术的重要性，然而，如果有哪个企业将这一点奉为金科玉律，那么等待它的将很有可能是惨烈的失败。

对于这一行业而言，技术本身并不能够构成竞争优势，即使是那些拥有一流技术的企业，也很可能会遭遇失败，反过来，许多企业的技术平常，但是却依靠着良好的销售，从而在行业中占尽优势。

在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英特尔公司、IBM公司，平心而论，这两家企业已经建立的竞争优势并不是一流的技术，而是凭借着良好的销售渠道，无可比拟的规模化生产，多种多样的产品组合。

况且，对于这一行业来说，技术并不是一个很难逾越的门槛，绝少有企业能够将技术上的领先长久地保持下去。就以掌上电脑来说，在最初的时候，PALM公司在此方面可谓得天独厚，然而时隔不长，类似于索尼、微软这样的大企业，就很快在技术上拉近了距离，并且凭借着其强大的销售网络与生产能力，将PALM的最后一点技术优势蚕食殆尽。

那么，对于一家硬件企业来说，最能帮助他们赚钱的是什么呢？

答案是：低成本、固定客户、无形资产。

在目前的商业时代，省钱就意味着挣钱，那些节省下来的钱，并不会因为其来路而被打上特定的标签，相反的是，在企业每一年的财务报告中，这笔钱都会成为利润中的一部分。

在这方面，戴尔公司是最好的例子。其之所以能够位居于一流硬件企业的行列，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它的低成本策略。

根据资料现实，戴尔公司在同行业中，对于原材料与半成品的采购数量是最大的，这也就意味着，它可以获得比它竞争对手低的多的价格。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极少有人知道的，那就是作为最大的家用电脑制造商，戴尔的许多材料供应商可以允许其延期付款，并且愿意向戴尔提供最灵活的供货方式。

对于一家企业来说，这种便利条件就意味着可以保持相当低的存货，更宽裕的资金周转，把这些优势结合起来，就创造出了一个巨大的竞争优势——戴尔可以在付款给材料供应商之前收到货款，并且可以将现金流应用在最亟需的地方，从而使运营成本减少，创造出极高的资本收益率。

除此之外，戴尔所秉承的“直销”模式，也同样是其盈利的关键所在。

当一个客户通过网络或电话，选定自己满意的配置并确认订单之后，戴尔的工厂就会将配件组装成用户所需要的电脑，并直接将电脑交送到客户手中，这就是戴尔标志性的“直销”模式。

依靠着这种无中间环节的销售模式，以及其强大的执行力，戴尔藉此获得的毛利率，要大大超出同行业的竞争者。

对于许多企业来说，拥有固定的客户未必是非常重要的因素，然而对一家硬件企业来讲，这种意义却是非凡的。

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的联想公司、清华紫光公司、北大方正集团等硬件设备制造商，都受益于这一点，在它们的基本客户中，有着像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国电信这种采购习惯非常保守的客户，而这些客户往往经营着相当庞大、复杂的网络，并且在它们的采购中，又必须做到对新购买的设备熟稔于心，必须做到与正在运营的网络完美接入。

基于以上的原因，使得联想公司等硬件企业，能够同客户保持长达10年甚至更长的关系，在这十年中，每一笔订单的数额都是相当不菲的数字。

对于硬件企业而言，最重要的无形资产就是品牌和专利，对于一个著名品牌的宝贵价值，我们已经无需赘言，而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时代，专利的含义则意味着对专有技术的保护，意味着竞争对手需要付出高昂的使用费，才能够取得使用资格，除此之外，企业中工程技术人员的知识与经验也同样不可小觑，因为潜在的竞争对手，可能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够积累出这方面的足够储备。

反观过去的10年里，无论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在中国，在这一行业里取得成功的企业，至少在这三方面中占据了一项，由此，我们便找到了硬件行业的制胜之道，当其他人还在为如何生存而拼搏不休的时候，提前领悟这种制胜之道，就意味着站在一个更伟大的高度。

<h3>6.3：赢得胜算的关键</h3>

当我们了解到了硬件行业的制胜关键时，所需要做的就是寻找一套行之有效的战略，唯有如此，才能在未来的行业内竞争、行业间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

在未来的十年里，以下三点是一家硬件企业所必须把握的。

第一：稳定的市场份额和始终如一的盈利能力。

其实，不惟硬件行业如此，对于任何一个行业，任何一个企业而言，稳定的市场份额和强大的盈利能力，都是抵御激烈竞争的有力武器，或许一个企业在某个产品的市场中并没有占据优势地位，但只要它占有稳定的市场份额，只要这个市场还处在快速增长的过程中，那么这个企业就必然能够获得相当稳定的资本收益率。

第二：强势的经营模式与市场营销。

对于硬件企业来说，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战略方向，换言之，就是绝不将资金、时间浪费在不擅长或不适合的业务上，当企业的战略方向聚焦到一点的时候，它就可以明确地指导下面的工厂应该生产什么样的新产品、怎样做年度财务预算，如何运用现金流来购买新技术、新企业。

第三：富于弹性的财务状况。

想要将一家硬件公司做好，就必须要在资金和时间的规划上下足功夫。

在这一行业中，一个较大的特点就是需求的多变性，对于消费者而言，可能在今天有着这样的偏好，在明天却又有着那样的偏好，而当企业从资金的角度，对成本和生产能力进行限制的时候，就意味着将风险降低到了最低的程度。

假如我们能够在未来的十年里，将这三点切实执行下去，那么用商业的眼光来看，硬件行业将会仍然是一个饱含着利润的产业，尽管硬件行业的形势每天都有可能发生变化，然而只要我们能够深究其规律所在，那么可以预测的是，中国出现国际级的硬件企业，将不仅仅停留在纸面的设想中。

第五章 沸腾2020，中国成长行业分析 7、证券行业——短暂的沙漠之夜

尽管我们的股市存在着太多的欺诈、作弊、存在着太多的不规范因素，然而随着激浊扬清的不断进行，占据资本市场大多数的良性企业与怀着美好愿景的投资者，必然成为未来10年中中国股市的主流力量，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我们的民众始终对股市怀有信心，一个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必然会成为中国经济体系健康发展的动力所在。

主题介绍：谁来拯救你，中国股市——自助者天助之

<h3>7.1：谁来拯救你，中国股市</h3>

当凛冽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的时候，我们也难以偏安一隅。

当中国股票市场因为风暴的侵袭而瑟瑟颤抖时，大小非解禁、股改、发布利好……这一系列招数纷纷出炉，无论是政府还是券商，无论是企业还是专家，都在为中国故事献计献策，以求度过这个经济严冬。

与此同时，民间的声音更是反复追问：我们的股市，究竟何时能够重返阳春？

事实上，就在本书写作的同时，中国股市再次经历了一轮惊心动魄的暴跌。

在7月29日当天，深沪两市同时出现大幅跳水，总共有132只股票出现跌停，其幅度之大，速度之快，着实令人始料未及，在此之前连续五天的上涨行情，在这一天之内全数尽没，留给中国股民的是回味良久的伤害。

在这样一场暴跌行情之中，数不清的中国股民，因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其付出了投资，收获的却绝不是回报，当这样的情势一再发生，甚至于已经成为中国股市的常态时，就意味着我们的资本市场已经深陷危机之中。

在许多经济学家和投资者看来，中国股市所遭遇的险情，完全是由于种种技术上的因素所导致的，一时之间，类似“货币政策微调”、“上升封顶”、“产业重组”等说法甚嚣尘上。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听到了呼唤拯救的声音，无论是民众也好，一部分经济学者也罢，都在苦苦期盼能够有一个由政策、信息、企业绩效，外部环境所打造的上涨动力，前来挽救摇摇欲坠的中国股市。

然而，假如我们仔细思考一下，就会发现事情其实并没有这么简单。

在这个全球经济逐渐回暖的时刻，我们的股市却出现了如此规模的暴跌，而假如我们了解到其背后的深层机理时，就会明白一件事情，中国股市所遭遇的屡屡重创，实在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危机，其境地之危险，已经濒临无人可救的境地。

<h3>7.2：自助者天助之</h3>

我们始终不要忘记，中国股市的屡次悲剧，没有一次不是由于少数人的贪婪造成的。

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股市中始终存在着这样的一个人群，他们利用市场法规尚未成熟的条件，用一次次违规甚至非法的手段，用一个个欲盖弥彰的惊天大谎，反复地玩弄着千万中国股民。

正是由于这些人的存在，才让我们的股市一次又一次地遭遇险情，才使得我们的股民一次又一次地遭遇剥夺，才让民众手中的钱一次又一次地遭遇屠杀。

在中国的股票市场史上，几乎每一次狂热的上涨，其背后都有着阴暗的故事，其手段之卑劣，性情之贪婪，能量之巨大，才是造成中国股市今日命运的黑手。

比如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5？19行情，在那一次著名的大牛市中，资本玩家对股票行情的操纵，已经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一位操盘手为了替其老板庆贺新婚之喜，刻意将当日某股的股价人为做到72.88元，而那一天的日期，正好是2000年2月18日。

在每一次上涨的狂热中，总是会有少数人借机发端，用卑劣的方式来实现对资金的吞噬，用上涨之后的大震荡，来实现其掠夺的目的。这一次股市的暴跌，恰恰是这种行为的最好印证。

在2008年的前六个月中，我们的股市共有59只新股上市，平均起来每个月共有10只，我们无需用市场分析来验证其是否合理，只需要看一看正常的数据就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

美国股市扩容到800只股票，用了整整100年的时间，平均每年仅有8只；而风险较大的香港股市扩容到800只股票，也用了足足33年，平均每年24只，在中国，我们以每年100只的速度，仅仅以8年时间就实现了这一目标。

在中国股市高速扩容的背后，蕴含的是极大的掠夺。那些以低成本上市的股票，在造就了许多亿万富翁之后，也堂而皇之地与那些成熟的良性股票同台竞争，将资金分流过去。

当中国股市成倍扩大的时候，这种资金分流的效应就愈发明显，可以说，每一只低成本新股的上市，都意味着对股民的掠夺。

除此之外，政府对于股市的政策不能一以贯之，也是造成“三日暖，三日寒”之暴跌暴涨现象的原因。

我们可以看到，每次在股市泡沫急剧膨胀出现之后，政府总是出于良好的目的，以强硬的政策手段对其进行打压，而由此造成股市的放量大跌之后，却又为这一情景而担忧不已，担心股市的持续低迷，让年度经济增长受损，难以完成“保七争八”的经济目标，由此又出台政策对其进行刺激，从而引发了新一轮的暴涨。如此循环往复，以至于未有竟期。

对于股票市场而言，其本来作用是为亟需资金的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融资平台，让有限的资源实现优化配置，让上市的企业与企业投资者同时获得收益，在这种正常情况下，股市的跌涨原本是极其简单而正常的市场现象，然而在缺乏市场交易公平、公开、公正制度的情况下，这一良好的平台却变成了资本恶意炒作的场合，其掠夺性与对民生的破坏性质，无异于一个最大的赌场。

当我们的管理层与投资者对此有了清醒认识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股票市场真正从危机中走出，所幸的是，这一点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因此，中国股市的现状，就如同沙漠中的夜晚一样，尽管暂时酷寒难当，但只要太阳升起，寒意就必然在转瞬之间烟消云散。

就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而言，许多意图实现发展的中小企业需要融资平台来筹集资金，广大民众也同样需要一个良好的投资平台来弥补收入的不足，这两者都构成了资本市场进一步发展的利好因素。

正因为如此，尽管我们的股市存在着太多的欺诈、作弊、存在着太多的不规范因素，然而随着激浊扬清的不断进行，占据资本市场大多数的良性企业与怀着美好愿景的投资者，必然成为未来10年中中国股市的主流力量，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我们的民众始终对股市怀有信心，一个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必然会成为中国经济体系健康发展的动力所在。

第五章 沸腾2020，中国成长行业分析 8、商业服务业——行业间的打工皇帝

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大胆的预测，在下一个十年里，必然是中国商业服务业进入全民消费时代的黄金十年。在这样的发展机遇中，唯有更加贴近客户，贴近市场的企业，才可能抓住这十年中出现的机会。

主题介绍：商业界的雇工行业——三大竞争优势——信心铸就的财富之路

<h3>8.1：商业界的雇工行业</h3>

对于这个行业，我们本应当给予更多的关注。

之所以在过去10年的时间里，我们很少对这一行业有所耳闻，其原因就在于这一行业性质的模糊性。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对于一个企业的性质，往往局限在“厂”与“店”这两者之间，换用经济学的词汇来表达，前者是生产性的，后者是销售性的，除此之外，似乎并不存在其他类型的企业。

按照这样的划分方法，无疑意味着概念的缺失，特别是在商业社会的条件下，单纯的“店”与“厂”，已经不足以涵盖企业的全部，在当今行业分工日渐模糊、产业链环节增多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四处与各种各样公司打交道的行业，商业服务业的重要性，使得我们不得不对旧有的观念进行修正，把目光投放到这一特殊的行业上来。

那么，商业服务业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行业呢？

简单来说，在现时的商业条件下，行业的专业化，专门化已经成为必然趋势，这就使得每一个企业都不可能做到兼容并包，打个比方来说，在过去的时代里，一个大规模的汽车厂家，往往拥有自己的广告部、自己的法律顾问、以及一系列副营业务，然而在今天这个时代，再将有限的资源投放在这些领域，就意味着要付出巨大的机会成本，对于企业而言，这无疑是极大的浪费。

反过来，当其他行业的企业主，将非核心业务移交出去之后，往往可以节约大量的金钱和时间，让管理者将精力悉数集中在那些关系企业成功的重要领域只能够来。

因此就当下的形势而言，几乎每一个成规模的企业，都将一些非核心业务承包给第三方，随着这种被称为外部采购的商业模式的不断增长，商业服务企业也得以不断发展壮大，最终形成了今日的独立行业。

因此，假如我们要用最通俗的预言来为商业服务业来定性的话，那么，基于它获得业务的特殊来源，其身份无异于其他行业的雇工。

那么，相对于这样一个“雇工型”的行业，究竟是什么因素，才能让一家企业在其中脱颖而出呢？

<h3>8.2：三大竞争优势</h3>

对于这样一个特殊的行业而言，其盈利的制胜因素也同样有着特殊的定位。

在未来的十年中，对于商业服务业而言，以下三点是其必须把握的。

第一：强调专业化+特色化，坚持走独立的产品发展道路。

对于这一行业而言，企业与企业之间除掉资金的细微差别之外，并不存在着巨大的竞争优势，因此，当市场供大于求的时候，缺乏特色的产品，是绝难在市场上生存下去的，唯有将清晰定位，个性风格，良好品质结合在一起，才能够在客户选择产品的时候脱颖而出，反过来，一个平庸的商业服务企业，无论它的规模有多大，其最终的命运都难逃覆灭。

第二：紧抓创新法宝。

在整个商业社会中，再也没有哪一个行业，比商业服务业更需要创新，反过来，也绝没有哪一个行业的创新，能够比商业服务业创造更多的价值。

在经济衰退的过程中，出于对企业生存的考虑，商业服务业的客户无不更需要优质的新型产品，因此在这一时期我们看到的是，一些优秀的创新产品更能得到客户的青睐，而缺乏创意的平庸产品，是即便打折也难以实现热销的。

第三：一切从客户需求出发。

在商业服务业中，随着几年前经济形势的利好，许多商业服务企业在误打误撞中获得了相当不菲的利润，企业也获得了极大程度的增长，于是在这些企业看来，这种成长意味这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从而引发了其自我意识的膨胀，在经营的路上与客户渐行渐远，而在这一次经济衰退中我们看到，举凡犯了此种错误的企业，无一不是损失最严重的。

<h3>8.3：信心铸就的财富之路</h3>

事实上，当我们了解到在这一行业中，一个优秀企业所必备的素质之后，事情就变得简单起来。

我们必须要说的是，对于这样一个依附于其他行业的行业来说，宏观经济形势的好与坏，直接决定了这一行业的状况。

毫无疑问的是，在现阶段的中国，商业服务业正经受着一次空前的考验。而对这一行业而言，决定其能否生存的因素除了我们上一节中提到的三点之外，还存在着一些看不见的因素。

在市场经济中，遵守的是“物竞天择，强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岁月中，任何一次行业洗牌，所带来的都是一场残酷的淘汰，唯有那些有准备的企业，才能够存活下来。

反过来，谁的准备越充分，谁就越有机会生存下去，只要拥有强烈的生存欲望，加上对未来的足够信心，充分的思想和物质准备，即便是出现经济严冬，也不足以让我们产生畏惧。

我们固然看到由于中国商业服务市场的调整，所带来的压力与危机，然而，我们更要看到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一刻不停歇，以及民众收入增长所带来的市场容量膨胀。

基于此，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大胆的预测，在下一个十年里，必然是中国商业服务业进入全民消费时代的黄金十年。在这样的发展机遇中，唯有更加贴近客户，贴近市场的企业，才可能抓住这十年中出现的机会。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行业在未来有着更广阔的空间，而无论是在这一行业中固守的企业，还是有意于在进入这个行业的投资者，需要做的只有充分准备，藉此去迎接一个财富时代的到来，或许在那个时候，在商业服务业领域的众多“雇工”之中，会诞生出数个“打工皇帝”级别的企业。

第五章 沸腾2020，中国成长行业分析 9、能源行业——永恒的工业燃料池

在这个制造业向中国转移趋势愈发明显的时代中，中国许多企业都将实现由劳动力密集型到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的转变，而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完成生产力要素的优化，还是完成产业的优质转移，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更多对能源的需求，势必给能源行业带来新一轮的刺激效应。

主题介绍：令人扼腕的现实——不确定背后的确定

<h3>9.1：令人扼腕的现实</h3>

我们必须要承认这样一个事实：

除非有一天我们放弃了全部的工业，放弃了所有的运输工具，将社会文明倒退回茹毛饮血的时代，否则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对能源的需求就永远不会停止。

因为有需求，所以产生了供给，而从这个道理上来讲，需求不停止，能源行业对于其产品的供给，就一刻也不会停止。

然而，资源是有限的，作为自然资源中的一种独特形态，能源同样也面临着枯竭的宿命，特别是在人类对能源消耗与日俱增的前提下，能源的过度透支与浪费，就成为全世界最为迫切的现实。

对于中国而言，这一情况就尤为恶劣。

我们从小就知道，中国是一个资源大国，能源大国，然而把这些资源除以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那么得出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就急剧减少，在全世界仅仅勉强位居53位。

基于这样的先天条件，就决定了中国必须走一条节约型发展的道路，然而事实上，中国的资源利用效率却非常低。根据数据显示，尽管我们的GDP占到了全世界总量的5.5%强，然而这个比例，却是以消耗了全球粗钢的32%、氧化铝的25%、水泥的48%、玻璃的33%和化肥的30%所换来的，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动用了世界三分之一的资源，却只提供了二十分之一的产值。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消耗掉了全球煤炭用量的40%，以如此的能源消耗量，却得到了如此低的单位产值，其消耗水平甚至于高于全世界平均水平2.4倍，是美国的2.1倍、日本的4.43倍、德国的4.97倍，即使跟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相比，也是它们的1.65倍。

在当今的商业模式中，高成本就意味着亏本，当我们的投入过于巨大，以至于与经济附加值相差不远的时候，实际上就意味着损失的开始，我们暂且不用考虑其他的层面，单就环境污染一条而言，当一个国家的工业污染排放量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0倍时，可以说，无论这个国家有着怎样的经济发展速度，它都势必会被大大抵消。

<h3>9.2：不确定背后的确定</h3>

我们知道，对于能源行业而言，其收益率高度依赖能源的价格，而类似煤炭、石油的价格无不是周期性的，因此这一行业的利润，也呈现出周期性的变化趋势。

不过值得欣喜的是，尽管这个行业有着很强的周期性，但对于能源企业而言，还是可以在周期的低谷保持盈利，其差别无非是利润的多与少。而在当下这个时代，能源行业所面临的利润空间是难于想象的。

随着我国刺激消费，经济转型的引导，加以人民币持续升值的刺激，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已经成为了必然之势，在这些产业之中，一部分优势产业将会造就一批极具竞争力的全球性企业。

当一个能源企业投身于国际市场的时候，规模经济将会是取得竞争优势的唯一路径，规模越大，就越是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赚取利润，因此对于中国的能源企业而言，垄断是唯一的出路，唯一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行业性垄断所带来的福利，是否能够让民众得以分享。

对于能源行业而言，现在正是一个不确定的时代，我们既不知道以中国的能源现状，究竟能够维持多久营利性的开采，也不知道在未来的岁月里，是否会有政策性的因素来对其加强管制。

然而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这个制造业向中国转移趋势愈发明显的时代中，中国许多企业都将实现由劳动力密集型到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的转变，而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完成生产力要素的优化，还是完成产业的优质转移，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更多对能源的需求，势必给能源行业带来新一轮的刺激效应。

第五章 沸腾2020，中国成长行业分析 10、互联网行业——未来的二次腾飞

对于有志于在这一行业中有所作为的创业者们来说，今天的中国互联网业正在呈现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机会。借助着中国日益壮大的本土市场，中国的互联网企业，甚至可能在某些独特的领域内创造出引领全球的全新商业模式，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原创性的伟大企业。

主题介绍：网络时代的财富新贵——在淘汰赛中奋起

<h3>10.1：网络时代的财富新贵</h3>

假如要让我们在过去的10年里挑选一批创业英雄，那么将会有无数的名字浮现于此。

假如把时间限定在2005年的话，那么这份殊荣将注定属于互联网行业，而这顶桂冠则注定属于李彦宏的百度公司。

在那一年的8月5日，百度携全球最大中文搜索引擎公司之面目，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其上市首日挂牌的股价，就高达120美元，然而这并不代表荣耀的全部，在当日的行情中，百度的股票破天荒地达到了354%，而这一数字也创造了美国股市开市213年以来，外国公司首日涨幅的最高纪录。

随着百度的上市奇迹，李彦宏在一夜之前，就成为了坐拥9亿美元的财富新贵，而在百度公司中，身家过亿者同时有7个，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有100余人，百万富翁更是难以计数，而在这些一夜之间陡然而富的人当中，有许多都是刚刚大学毕业三四年的学生。

当我们目睹到百度所创造的财富奇迹时，在激动之余，更能够体会到互联网产业与资本市场结合在一起，所实现的财富创造速度。

事实上，在这一年，通过资本的助推，互联网行业携全新的面貌，一举而成为当时中国最赚钱的行业，正是这样的姿态，才使得再也没有人敢于对这一行业的前景提出质疑。

当时间行进到2007年的时候，又一个奇迹爆发在互联网行业之中，尽管这一次的主角有着更浅的资历，然而比起李彦宏的百度，它所创造的新一轮神话丝毫不显逊色。

在2007年的11月，香港的股票市场上出现了一支更为火爆的网络股，其创造的骄人业绩，使得其发行企业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了当时市值最高的中国互联网企业。

这原本默默无闻的企业，就是马云旗下的阿里巴巴。

通过国际配送协议，阿里巴巴一共获得了1800亿美元的认购，而在散户公开认购的部分，其笼络的资金高达4500亿港元，这一数字同样打破了港股发行的历史纪录，也使得阿里巴巴的市值一下子超过200亿美元，其市盈率达到了惊人的300倍！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就在阿里巴巴上市的同时，身处荣光之中的马云，却在所有人的看好目光中，石破天惊地说出了“互联网业将会面对寒冬”的预言。

此言一出，自然引起哗然一片，事实上，引发人们惊讶的原因倒不在于这条预言本身的内容，而在于它是从马云的口中说出的。

就在人们猜测互联网寒冬何时到来的时候，残酷的事实已经证明了马云的正确性。在过于亢奋的市场气氛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一场空前的经济浩劫。

<h3>10.2：在淘汰赛中奋起</h3>

一个行业的冬天，未必意味着冰河世纪的到来。

特别是对于互联网行业这样一个方兴未艾的朝阳产业来说，我们实在找不到一个其衰败的理由。

对于有志于在这一行业中有所作为的创业者们来说，今天的中国互联网业正在呈现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机会。

仅就电子商务市场而言，它甚至是一个比实体零售业更广阔的虚拟社会，根据艾瑞检测数据显示，仅在2007年一年，国内电子支付市场的全年交易额就实现了100%的增长，其总值已经突破1000亿元。按照这样的趋势，用不了四年，中国的电子商务交易额就将会突破1万亿元。

我们可以想象的是，一个控制了如此大现金流量的行业，将具有怎样的发展前景。

借助着中国日益壮大的本土市场，中国的互联网企业，甚至可能在某些独特的领域内创造出引领全球的全新商业模式，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原创性的伟大企业。

随着中国成为全球手机和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度，我们已经拥有了创造伟大的物质基础，而对于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来说，在未来十年内所需要做的，唯有将市场化趋势进一步推行下去，而这正是符合全球范围内发展潮流的方案。

事实上，不惟互联网业如此，对于任何一个行业而言，一旦创造出引领全球的商业模式，其效应都将是难于估量的，如果这一问题得到解决，不用说发挥全球化的巨大潜力，甚至于走向全球市场也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第六章 中国，2020 1、规律与我们同行

成功的基本原则，有的时候并不完全依靠强大的资金，也不是强大的技术优势。任何企业、行业乃至国家，都可以实现奇迹式的飞跃，唯一的条件是对事物运行规律的理解，而这并不是一件繁难的事情。

事实上，当你阅读到本书的这一部分时，也就意味着你已经得到了本书的精髓所在。

无论你经历了怎样的阅读过程，这样的经历总是有益的，尤其是当你有所领悟的时候，这种经历就更显得弥足珍贵。

你一定注意到了，在我们的分析中，无论是十类前景看好的行业，还是十类前景不佳的行业，在未来的十年里，它们都注定要度过一段不寻常的岁月。

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是，成功往往是简单的，但是实现起来却并不容易，纸上谈兵往往是简单的，勉力躬行却是艰难的。

事实上，我们在前面所做出的行业区分，其实并不存在明显的标准，而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行业更不存在好与坏的差别。比如说，在20世纪90年代末股票市场中的传奇盈利者，在本质上也只不过相当于一个年收益率15%的储蓄帐户，我们必须要记住一点——看起来过于美好的东西，往往都是靠不住的，就像中国的房地产业一样。

一个企业、一个行业，乃至一个国家的成长，无不需要大量艰苦卓绝的努力、时间、财富，大凡希望以很少的付出得到超额回报的，就如同希望第一次下水就能获得游泳冠军一样不现实。

这是一个令我们沮丧的现实，但是同样也有令我们振奋不已的，成功的基本原则，有的时候并不完全依靠强大的资金，也不是强大的技术优势。任何企业、行业乃至国家，都可以实现奇迹式的飞跃，唯一的条件是对事物运行规律的理解，而这并不是一件繁难的事情。

基于此，我们已经对过去10年里中国发生的变革做出了详尽的分析，现在我们的状况是，知道从何处来，却不知道将要往何处去。

下面，我们就将开始最终的探究，将中国未来10年中，最值得期盼的盛世图景展示在我们面前。

第六章 中国，2020 2、美丽的盛世图景

大凡我们所期盼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反应了未来十年内，每一个中国国民的心态走向，无论是这些内容中的哪一条，无论由哪一个中国人来阐述，都将会在最终达成共识，这并不代表我们有着共同的思维方式，也不代表有着共同的知识基础，其之所以会出现万众一心的结果，其原因只有一个——我们有着共同的期盼！

对于中国而言，现在正是一个最为特殊的历史阶段。

在已经过去的岁月中，从国家到民众，再从行业到企业，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都在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来诠释着中国的强国梦想。

这种独特的方式，叫做期盼。

我们期盼未来，期盼成功、期盼美好，期盼强大，这一切都源于我们国人生生不息的盛世梦想。

尽管我们可能在上一个十年中经历了太多失败，尽管我们到今天为止仍然有太多的缺憾，然而只要我们还有着对未来的期盼，就意味着我们距离梦想并不遥远。

比起真金白银、科学技术、意识观念等等，期盼的价值要更高，其宝贵之处就在于它为我们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当我们知道向什么方向努力的时候，意味着一种自觉竞争，反过来，当我们不知道向什么方向努力的时候，即便投入竞争，也只是一种条件反射似的自发竞争。竞争固然是残酷的，然而当我们从竞争中脱颖而出之后，其效应将无异于凤凰之涅槃。

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将期盼变为了现实。

那么，在我们的期盼中，究竟会有怎样的变化出现呢？

第一，在2020年到来的时候，中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产业振兴。

第二，基于现有的经济环境，打造一个流通的商业体系。

第三，民众收入大幅提升，迎来一个民富的时代。

第四，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找到技术的嬗变模式。

第五，以拉动内需为纽带，建立全面的消费社会。

第六，在确定资源的宝贵性同时，完成国家范围内的资源分割调度。

第七，立足于国家的层面，对财富观念进行全面的整合。

第八，实现中华民族的的伟大复兴，亲历中国的崛起。

……

可以说，大凡我们所期盼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反应了未来十年内，每一个中国国民的心态走向，无论是这些内容中的哪一条，无论由哪一个中国人来阐述，都将会在最终达成共识，这并不代表我们有着共同的思维方式，也不代表有着共同的知识基础，其之所以会出现万众一心的结果，其原因只有一个。

我们有着共同的期盼！

第六章 中国，2020 3、期盼2020：一轮产业的振兴

在我们的期盼中，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符合当前中国国情的做法是，给那些有意愿、有项目的投资者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那些存在着梦想的中小企业在竞争过程中与国有企业站到同一起点。当这场空前却未必绝后的大危机过去之后，我们变革的重点应当在于创造一个公平的商业环境，这是我们的期盼所在，更是一个商业社会应当遵守的规律。

主题介绍：经济管理者的规划蓝图——大危机后的大变革

<h3>3.1：经济管理者的规划蓝图</h3>

或许，当我们处于2020年的时候，当我们的经济学教授在课堂上讲述中国经济的变迁时，会把2009年作为一个不可不谈的分水岭。

这是大时代的中点，尽管在行程上我们尚未过半，然而经过将近1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目前正进入一个路径选择的十字路口，同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一样，这个十字路口的选择，将意味着我们后十年的发展，究竟将向哪里走去。

三十年前的选择，让我们不再为制度争论不休。二十年前的选择，让我们更加坚定地向前走去。十年前的选择，让我们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会。而现在，又到了我们进行选择的时候。

和每一次的选择一样，我们需要在发展模式上做出决定，需要在经济结构上做出判断，这既是一次理论上的探寻，更是现实中无从回避的问题。

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让我们在仓促之间遭遇狙击，事实上，这一现状的出现，绝非毫无预料的偷袭，无论是从机理上，或者是从时间上，这一场危机都有着其必然来临的道理。

我们已经知道，我们之所以切实感受到经济危机的来临，在于我们的许多企业出现了危机，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原本产能充裕的“中国制造”，在短时间内突然发生了产能过剩的局面。

情形之所以如此急转直下，我们就需要从企业与消费者两个角度来探寻。

就消费者来讲，让企业感受到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国内外消费市场同时萎缩，国外市场萎缩的原因，在于其消费者对消费能力的过度透支，而国内的原因则在于我们的民众收入过低，消费能力始终徘徊在一个较低的水平线上。

就企业而言，则在于国家产业结构中存在的制度性问题。

长时间以来，我们的经济提升始终来自于政府主导，当政府稍稍给予民营企业以照顾时，中国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就焕发出勃勃生机，反之，一旦政府收紧政策，带来的结果就是民营资本的萎缩，中小企业的倒闭。

正是由于我们一贯缺乏对民营中小企业的重视，才使得这些原本应当充当国民经济主导力量的资本，长期处于断断续续的发展状态中，而当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缺乏扶持的中小企业面临困局，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国家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意味着变革的来临。

事实上，从2009年1月14日开始，国家就陆续推出了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其涉及范围之广，政策力度之大，尚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之首。

然而，期望总是与现实有着较大程度的违背，当我们为这些规划蓝图欢欣鼓舞的时候，其实际运行究竟会为中国经济、中国产业结构带来多大的变数，却是一个尚不可知的命题。

<h3>3.2：大危机后的大变革</h3>

当这样的变革出现后，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未必意味着一个美好的开端。

在过去的岁月中，民营企业一直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助推力量，在自1998年出现的“中国制造”神话中，我们看不到任何一家国有企业的身影，民营企业是当之无愧的主角。

然而，主角未必代表着最大的权利，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几乎所有的民营企业，在其成长的过程中，无一不受到两股力量的强力挤压。

力量的第一个来源在于成本，我们知道的是，制造业需要原料、需要资源，而在资源行业中，国有资本是当之无愧的垄断者，这就意味着成本压迫的生成——几乎在所有的原材料供应上，民营企业都必须听任摆布，既没有任何的议价能力，在制度上也不存在这种权利。简单说，无论这些必要的供应要价多少，民营企业所能做的只有默默地接受。

力量的第二个来源在于财政上的扶持。

民营企业贷款难、贷款利息高、还贷日期短的现状，几乎已经成为所有人的共识。比这更严重的是，每当经济衰退、经济危机出现的时候，为了保证国有企业不至于有“断粮”之虞，无论是国有四大行，还是一干中小地方性银行，无不齐刷刷地抛弃民营企业，将资金节省下来保证国有企业的正常运转。

这是一个令人难于理解的现实，其难点就在于，当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内因与外因双双遭遇困局的时候，我们却仍旧不愿意做出改变。

众所周知的是，由“中国制造”引发的外贸拉动，与房地产业构成的内部刺激，是保证中国经济在过去十年内屡创增长奇迹的关键所在，然而，当外贸受到次贷危机影响而萎缩不振时，当房地产业的泡沫注定要走向破碎的时候，当我们已经失去了经济增长动力的时候，却没有人愿意做出改变，为中国经济的新一轮增长开辟新路。

在“推进企业兼并重组”与“提升产业集中度”这两大计划的作用下，极有可能发生的是政策的进一步倾斜，也就是说，那些本已丧失了竞争优势的国有企业，会更容易地享受到各种政策带来的红利，将国家垄断进一步深化下去，留给中小民营企业的将是更小的生存空间。

在我们的期盼中，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符合当前中国国情的做法是，给那些有意愿、有项目的投资者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那些存在着梦想的中小企业在竞争过程中与国有企业站到同一起点。

正如西方国家所经历的那样，由一场长达上百年的公平市场竞争，最终带来了市场结构的高度集中，其优秀企业的竞争力，无一不从竞争中获得，反过来，企图凭借人为赋予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以垄断特权，最终实现产业集中度的方案，无疑是走错了路。

当这场空前却未必绝后的大危机过去之后，我们变革的重点应当在于创造一个公平的商业环境，这是我们的期盼所在，更是一个商业社会应当遵守的规律。

第六章 中国，2020 4、期盼2020：一个流通的体系

对于中国而言，一个流通顺畅的商业社会的价值，甚至远迈于技术、资本等因素，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是，当我们拥有了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消除欺诈的商业环境、公平高效的流通环节时，无异于打造了一个流通的社会，这种社会中的低摩擦、低损耗，才是中国商业运行所最需要的。

主题介绍：中国为何如此高价——不能说的秘密——打造流通的体系

<h3>4.1：中国为何如此高价</h3>

在许多人的印象里，作为世界上一流的发达国家，美国的物价一定是全球最高的。

这样的观点不无道理，因为从纸面上看，在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是3315美元，而美国的人均GDP为46859美元。除掉这种宽泛的数字不谈，即使在相同的工作岗位上，美国人的收入大概是我们的12倍以上。

这个比率意味着什么呢？比如我们一个年薪4万元的普通白领，在美国就可以拿到将近五十万左右，而国内一个年薪十万的高级白领，在美国就可以获得百万的年收入。

挣的多，东西自然卖得贵，我们挣得少，物价自然相对便宜，因为有了前面的对比，因此产生这样的想法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然而，真正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

拿我们生活中最常接触的物品来比较一下吧，在美国，汽油的价格是1.7美元一加仑，假如折合成升的话，大概相当于3.15人民币/升，几乎比国内的价格便宜一半。

在食品方面，一加仑脱脂牛奶的价格，折合成人民币是每公升4.4元，而国内一公升类似的牛奶价格，居然要卖到7元，除了牛奶之外，像肉食、蔬菜等食品的价格，也普遍较中国便宜得多。

再来看看服装，许多在中国被视为高档品牌的服装，在美国却要廉价的多，比如一条LEVIS的牛仔裤，遇到打折的时候甚至只需要19美元，而在中国，相同的裤子竟然可以卖到上千块。

更令人费解的地方是，在市面上的常见商品中，有许多商品都是在中国制造的，于是，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商品，在经过一番运输、销售的环节之后，在几次加价之后，其最终的价格反而要比在国内便宜得多呢？

想要揭示这个谜题，我们就必须从商品的流通开始，进行一番细致的探究。

<h3>4.2：不能说的秘密</h3>

同是一样的商品，在中国和美国的差别，竟然有如此之悬殊，事实上，有关这种情况，其成因只有一个——中国的生产商，心甘情愿将商品出口。

这样的成因令我们费解，而事实上正是这种心态的存在，才引发了一系列事态的变化，而在这种心态的背后，既有我们可以一眼看透的因素，也有不可为外人道的“潜规则”。

先让我们先来说一说前者。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在中国的商业环境中，存在着极大的欺诈成分，着表现在许多贸易商宁愿付出名誉的代价，也要拖欠货款以换得更大的资金周转空间，其往往导致生产商血本无归的局面。

由此，造成了生产商在选择贸易商的时候不得不慎之又慎，唯恐落入欺诈的陷阱，而这样的恶劣行径比比皆是，无奈之下，生产商只有在价格上一提再提，希望通过更高的利润，来弥补可能遭遇的风险因素。

反过来，将商品出口，则意味着完全不同的情况。当生产商和外商签订了合同之后，就绝不会担心有这方面的风险，凭借着国外进口商提供的信用证，生产商可以直接去进行抵押贷款，待资金到位之后再进行生产，随着商品的运抵，应收账款也就在同一时间进入了财务帐户，完全不必承担这样的风险，由此，生产商宁愿以较低的价格卖掉商品，也乐于和守信用的诚信伙伴进行合作。

第二点造成价格反差的原因是效率。

在中国，由于公共设施建设的缺憾，使得物流运输大受影响，在运输的环节中，高速公路过路费、汽油费、路段维护费、汽车修理费、以及罚款加在一起，其高昂的数额足以令许多微利商品血本无归，于是迫于无奈的生产商与销售商，只得在商品价格上加码，以换回这部分损失的利润。

如果仅仅在运输这一环节上效率低下还足以忍受，在物流的仓储环节中，积压、损耗以及高昂销售成本所带来的利润磨损，就更是巧立名目，敲骨吸髓，这一现状的存在，也使得商品的最终销售价格，大大高于其实际价值。

说完了显性的因素，接下来的就是商家的潜规则。

在中国，同样是一件商品，出口与内销所受到的待遇是完全不同的。假如商家选择将商品出口，那么其除了能享受到政策上的倾斜之外，还可以坐收国家给予的出口退税，于是，许多精明的商家就在此大做文章，将本应当在国内销售的商品，打上出口的标签，拉到国外兜上一圈甚至更多之后，再以转内销的方式放在国内市场上销售，一出一进之前，其不仅赚到了税收的差额，更将价格提升到了一个难以企及的新高度。

正因为有此三方因素的存在，同样的一件商品，价格上存在天壤之别也就不奇怪了。

<h3>4.3：打造流通的体系</h3>

当我们了解的到现实状况之后，也就意味着找到了期盼的东西。

由于上述三方面因素的存在，使得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的市场上关卡多如牛毛，由制度和国情所造成的成本异常高昂，当我们为内需不振而愁苦连天的时候，却从未想过这样的现实。

我们的民众，正在以微薄的收入，消费我们自己生产的高价格商品。

由此我们认定，对于中国而言，一个流通顺畅的商业社会的价值，甚至远迈于技术、资本等因素，假如我们能够自动将沟壑弥平，其对经济所造成的刺激效应将会是无比巨大的。而时当经济衰退、内需不足的时节，流通所带来的价值，就更显得珍贵。

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是，当我们拥有了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消除欺诈的商业环境、公平高效的流通环节时，无异于打造了一个流通的社会，这种社会中的低摩擦、低损耗，才是中国商业运行所最需要的。

第六章 中国，2020 5、期盼2020：一个民富的时代

在今天到2020年的十年时间里，我们所期盼的目标就在于由政府及时做出调整，将经济发展的目标及时拨回到民富的轨道上来，其终极形态在于尽快让民众富裕，及时建立起足够大的中产阶级阶层，实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富时代，唯有这样，才是在新一轮经济衰退中保身避祸的唯一法门。

主题介绍：历史上的福利经济学——民富时代的来临

<h3>5.1：历史上的福利经济学</h3>

有关经济形势的变化，总是出离大多数人的预料之外。

就在人们以为2008年的中国经济将会迎来火爆的一年时，却突然迎来了全世界经济的低潮与泡沫。

在这样突如其来的一场经济危机中，中国实体经济所受到的冲击程度之大，甚至于超过了危机的策源地，许多行业、企业的生存，甚至成为了亟需面对的问题。

正如我们前几章中所分析的那样，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在于中国对于经济变化的趋势，缺少足够的前瞻性与预测性，另一方面，中国特有的经济结构缺陷，使得民众难以实现富裕，也就难以形成足够的需求，于是造成了我们的过剩产能，不得不依靠外部的需求来释放，当国际经济出现危机时，我们受到最猛烈的冲击，也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所说的那样，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的国家。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下的中国，工人的平均工资是美国同行业工人的4%，这一数字仅仅相当于韩国1975年的水平，事实上，即使在墨西哥这样的拉美欠发达国家，其生产工人的工资，也是中国工人工资的三倍有余。

正因为如此，对于中国而言，由于民穷而导致的经济问题越来越严重，而只有切实做到民富，才是中国未来的唯一出路。

当国家切实着力于发展国民经济的时候，就意味着一个全民财富时代的到来。

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可以用来佐证这一观点的正确性。

在圣人孔子门下，有一位名叫有若的弟子，根据根据的记载，鲁哀公曾向他请教解决荒年国家收入不足的办法，有若的建议是——在鲁国的范围内实行彻法。

所谓的“彻法”，指的是逢十抽一的税收标准，也就是百分之十，而当时鲁国的税收额度是百分之二十，这种由多到少的变化，自然引起了鲁哀公的惊讶与反对。

在鲁哀公看来，百分之二十的税收，尚且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更何况将税率一下子降低一半。而对于这样的质疑，有若的回答是：“如果百姓足够富裕，国家怎么会不富裕？如果百姓不富裕，国家又怎么可能富裕？”

这样的观点，实际上是对富民与富国关系最早的理论阐发。

按照这样的观点，国富的标志，无非是国家的财政收入在账面上有大幅度盈余，而这种盈余的来源则是民众生活、生产的盈余，当国家对民众盈余的抽取超过一定限度之后，必然使得民众的生活与生产难以为继。

因此，争取一时的“国富”，无疑会使日后国家的财政收入变得更加紧张，民众贫困，国家也就自然无法实现富裕的政治目标。

反过来，假如民众富裕，就会引发其消费的新高潮，从而使经济产业进行扩大再生产，这样一来，即便国家采用较低的税收标准，也会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这也就是说，国家的富足，取决于民众所拥有的财富总量。

<h3>5.2：民富时代的来临</h3>

事实上，这一观点的核心，正符合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福利经济的概念，其本质是由国家来履行自身职能，在帮助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时，从中获取归属于国家的份额。

就长远的目标来看，国家在国家宏观经济中实行福利经济的模式，势必能建立起长效的发展机制，在经济生活中与民众站到同一个层面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政治目标。

从道理上讲，越是繁荣的国民经济，就越是需要国家来为其提供环境上的保障，只有使环境足够稳定，才能够引发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反过来，只有国民经济足够发达，才能够创造出更多的实物财富与货币财富，才得以支撑国家财政的稳定性，满足国家正常的财政开支。

中国经济发展的头号障碍，正是基于内需不振所建立的，而其最深层的根源只在于民众贫困，在于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健全。

事实上，当我们的经济以迅猛之势增长的时候，我国居民的工资收入却长时期在低水平线上徘徊不前。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调查显示，在2000年到2005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人均产出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63.4%，这一数字已经远迈印度的26.9%和东盟的15.5%。然而，这样高的增长率，却丝毫没有体现在工资收入的增长上，这也就说明，随着财富分配机制的偏差，无论劳动生产率有怎样的提高，民众却都享受不到这种提高的成果。

当我们的财富分配机制没有能够大规模地向个人和企业倾斜时，就意味着困境的出现。

任何困境的开端，都代表着调整的开始。

在今天到2020年的十年时间里，我们所期盼的目标就在于由政府及时做出调整，将经济发展的目标及时拨回到民富的轨道上来，其终极形态在于尽快让民众富裕，及时建立起足够大的中产阶级阶层，实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富时代，唯有这样，才是在新一轮经济衰退中保身避祸的唯一法门。

第六章 中国，2020 6、期盼2020：一次技术的嬗变

当一个国家的技术装备落后时，势必导致其整体经济增长品质低下，在过去的10年里，我们所出现的高能耗，高污染，高投入，低效益现象，莫不与此有着直接的联系。

主题介绍：那些触目惊心的现实——自有的技术之路

<h3>6.1：那些触目惊心的现实</h3>

时至今日，任何人都无法否认这样一点——技术同样是资源。

尽管技术是看不见，摸不到的，但无论是对于一个企业、一个行业甚至是一个国家，技术都是成长的决定性因素，尤其是当某项技术为少数企业、国家所垄断的时候，这种宝贵性就越发明显，其价值往往是不可估量的。

正因为如此，在许多企业乃至国家中，技术都被视为最核心的机密，享有与真金白银一样的安全保卫。

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是一个在大部分技术领域中都很落后的国家，这其中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时制度的原因，然而，在过去的十年中，一种观念的大行其道，使得中国本已崎岖不平的技术之路。

按照这种观点，中国的技术已经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太多，却对高技术产品有着最大的需求，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则拥有着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最多的专利，如果能够将这两者结合起来，那么形成互补之后的形势，一定会是互惠互利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观点，在过去的10年中，我们开始了一场宏大的技术购买运动，在这场交易中，许多发达国家得以将储备的技术出手，换来了大笔的真金白银，而我们也因此在技术上实现了进步，看上去两全其美，似乎当真实现了“互惠互利”的预言。

然而，实际的情况果然那么美好吗？

在我们大肆从国外购买技术，购买先进的专利成果行为背后，带来的最直接问题就是技术对外依存度的急剧增高。

在第四章中，我们曾经提到过中国工业设备制造业的状况，了解到我们在这一行业上的欠缺和滞后性，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和我们广泛依赖技术进口有着莫大的关系。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当下在中国装备制造业中，关键零部件进口依存度非常之高，仅以柴油机，液压控制元件为例，其中的约有六成到七成，都要依赖进口来满足需要。

事实上，这一点对中国工业体系造成的损害，还远远不止局限在装备制造业一个行业之中。

由于装备制造业的落后，使得其产品研发能力大打折扣，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其他行业的主要设备，也不得不依赖进口。

根据一份权威调查报告提供的数据，近些年我国进口的各种基础设备价值大致占我国进口总量的50％，设备投资的三分之二依赖进口，在这里，轿车工业设备、纺织机械、数控机床、和胶印设备等约占70%，有关经济命脉的石油化工设备占到了80%，被公认为科技动力的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约为85%，而发电设备则达到了90%，在最尖端的光纤制造设备、大型飞机和大型医疗等高科技领域，我国全无一丝自主研发能力，所有的设备都要依靠进口。

面对这样的事实，实在不能不令我们触目惊心，除了我们需要为此付出高昂的购买代价之外，技术短缺还存在着长远的负面影响。

当一个国家的技术装备落后时，势必导致其整体经济增长品质低下，在过去的10年里，我们所出现的高能耗，高污染，高投入，低效益现象，莫不与此有着直接的联系。

<h3>6.2：自有的技术之路</h3>

我们必须承认，中国不能离开制造业。

就中国而言，所谓的“中国制造”，乃是一个必然出现的局面，其时间之必然，形态之必然，形同一个国家的宿命，不惟今天我们无法抛开制造业，即便是在十年乃至几十年之后，我们同样不能离开制造业。

在中国，有着无数的廉价劳动力，有着起点甚低的产业水平，当这样的国情横亘于我们面前的时候，使得我们很难轻易地抛开已经成为民族经济支柱的制造业，转而像欧美发达国家一样，去寻求一条技术原发与品牌建设之路，更不可能放弃掉固有的产业优势，将加工、制造利润环节投放到更欠发达的国家当中。

由此，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经济战略发展上的命题，即国家经济管理者以及市场的主导力量，究竟应当怎样来实现资源的最理想调配。只有找到了那个恰如其分的比例，才能保证中国的经济发展，沿着一条良性的轨道向前行进。

对于中国而言，当下最亟需解决的问题，并非是在短时间内找到技术跃升的路径，也绝非是在“中国制造”的路上一路狂奔下去，唯有将生产要素，社会资源合理地分布在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有选择地挑选擅长的技术进行自我发展，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自由技术之路。

第六章 中国，2020 7、期盼2020：一个消费的社会

只有当民众以手中的货币进行消费的时候，才会让财富在国民经济体系内部开始运动，而只有这种财富的运动，才能够促进社会各行业的扩大再生产，从而创造出新一轮的经济循环，让国民经济这个庞大的体系，永远不停歇地运转下去。

主题介绍：困境的解决方案——消费的未来十年

<h3>7.1：困境的解决方案</h3>

从48.8%到38.2%，从38.9%到47.9%。

单单从数据上看，这样的变化毫无意义，然而如果当我们了解到这四个数字所代表的内容时，就必然会引发新一轮的思考。

前者代表的变化，是从1991年到2005年的居民消费率，而后者代表的变化，则是从2001年到2005年的居民储蓄率。

从数字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中国居民，正在选择将钱存放在银行之中，而非拿到市场上进行消费。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这样的变化，无疑意味着流通的困局。

只有当民众以手中的货币进行消费的时候，才会让财富在国民经济体系内部开始运动，而只有这种财富的运动，才能够促进社会各行业的扩大再生产，从而创造出新一轮的经济循环，让国民经济这个庞大的体系，永远不停歇地运转下去。

事实上，当国家的经济流通步入困局的时候，消费就凸显出其特有的价值。而只有面临低潮与困境的时候，历史的经验才会受到重新审视。

在中国的历史上，最早的消费主义学派来自于战国时代的杨朱，其人所坚持的奢侈消费观，极最大之能事宣扬“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观念，如果说这种观念只集中于个人的感官需要，那么，当国家经济管理者尝试着将这一观念放大，并运用在宏观经济调控的层面上时，其效用是不可估量的。

在先秦时代思想著作《管子》中，同样存在着消费主义的观点，其核心内容在于——消费对于增加就业、赈灾救荒、活跃市场和发展经济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在这本书中，最为有趣的一个观点就是所谓的“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爨之”，指的是指在煮蛋烧柴之前，先雇佣雕工画匠，在鸡蛋和劈柴上雕刻彩绘，借助这种方法来在产业链中增加环节，增加人们的就业，并以此增加消费。

无独有偶，在两千年后的今天，这种看似略显滑稽的观点，却在西方主流的经济学论述中再次出现，其原因就在于这一观点的合理性，正如一位西方经济学家所建议的那样，为了增加社会就业，国家甚至不妨在瓶中装入钞票，埋其于废弃的煤矿之中，然后再雇人挖出。

从国家宏观经济的大层面上来讲，当社会的总产出大大超出社会总需求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产能过剩问题已然存在，而这时由国家出面，提倡消费主义，就具有可扩大就业、增加生产、活跃市场和促进经济的多重意义。

事实上，美国50年代消费高峰期的原因，正是基于二战之后的产能过剩，而政府通过刺激和扩大人们的消费，弥补了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之间的差额，从而克服了严重的失业危机，让大批退伍军人得以就业，从而摆脱了经济萧条的困境，既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又保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

<h3>7.2：消费的未来十年</h3>

从我们前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小到一个地区，大到一个国家，当那里拥有较高消费水平的时候，所带来的必然是兴旺发达的各类产业，由此也就会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而充分就业对于普通民众的生活，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

反过来，如果一个地区的消费萎靡不振，那么其连带的相关产业也必然无从发展，在当今各行业关联日益加深的形势下，所带来的是一连串的负面效应，其民众的生活也必然步履维艰。

于是，我们在这里便得出了消费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当民众崇尚消费，愿意将储蓄货币拿出来，到市场上进行交易的时候，不但于社会无损，反而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那么，我们现在就面临着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在中国的13亿人当中，其真正的消费源泉究竟在哪里呢？

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是——决定消费能力的主要因素是收入。因此，就当下中国而言，最具备消费能力的群体，非沿海地区与一线城市的富裕阶层莫属。

我们不妨进行一下这样的设想，假如让一部分富裕阶层先消费起来，将会带来怎样的变化？

对于中国而言，以其庞大的人口基数，必然能够分化出相当数量的“强消费群体”，以这一部分人的消费能力，完全可以弥补由发达国家经济衰退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当缺失的市场需求被弥补起来的时候，就意味着生产得到了新的策动力，当生产得以继续的时候，低收入民众的就业问题也就得到了解决，其赖以维持生计的工资收入也就会相应获得增长，简单说，只有当普通民众对未来的生活感到乐观的时候，他们才会暂时将忧患意识深埋，转而将储蓄与收入拿出来进行消费，跟着加入到消费大军中来。

其实，早在三十年前，我们就曾经提出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而随着历史的验证，这一口号的正确性已经得到了证明，那么，随着时过境迁，我们又何尝不能将这口号的形式与内容做一下变换，在未来的十年中，让富起来的那一批人先消费，借这一部分人的消费，转化为低收入民众的收入，最终实现全体国民消费能力的增强，打造一个全面消费的社会。

第六章 中国，2020 8、期盼2020：一场资源的分割

当国家立足于更高的层面进行考量，将资源逐步向民营中小企业倾斜，从真正意义上实现对民众的扶植时，也就意味着效率与公平这一困扰经济学者百年的命题，得到了现实意义中的解决，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解决方案只发生在经济体内部，并不需要依靠外界的因素，其意义不下于三十年前改变中国的那一场变革。

主题介绍：有关资源的另类思考——两极化的分配方案

<h3>8.1：有关资源的另类思考</h3>

有关资源的话题，我们已经做过了详尽的阐述。事实上，随着资源意识的不断增强，我们已经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资源的宝贵性。

然而，从一个困局中走出，往往意味着一个新困局的开始。当资源成为所有人眼中之宝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新一轮资源争夺战的开始。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对于资源的争夺，并不仅仅局限在国际领域，即使在一个国家内部，其争夺的激烈程度也毫不逊色。

在这新一轮的资源争夺中，一个可预见的未来是，民众与国家构成了资源争夺的两极。

由于国家与民众对于经济的理解，出于完全不同的层面上，因此，这两者对于资源分配的认识，也同样存在着各自的意见。

从民众的角度来看，资源是属于全社会成员所共有的，任何人只要隶属于这个社会，那么它就有权来要求享受属于他的那一份资源。

假如这样的愿望成为现实，那么，由于人们有着逐利的天性，就使得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尽可能多地占有资源，然而，人与人之间又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绝不可能允许他人有多占多得的现象，由此，当民众的分配愿望形成之后，就集中成为了要求全面平均分配的资源法则。

立足于国家的角度，其情势就完全不同了，由于国家担负着统筹全局的职责，这样一来，国家就从制度上名正言顺地取得了对资源的分配权利。

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国家也同样有着逐利的需求，因此，当国家掌握了资源分配权的时候，其考虑的首要因素必然是国有资本的利益，从而往往在政策上给予国有资本以倾斜。

于是，根据国家经营理论所制定的资源调配方案，和民众博弈所形成的分配方案，就这样构成了对资源的争夺，而在资源的实际调配过程中，无论采用这两套方案中的哪一种，都必然会引起另一方的反对。

<h3>8.2：两极化的分配方案</h3>

假如我们转换视角，那么任何两难的情况，都存在着两全的解决方案。

同样，在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只要我们能够立足于当前的中国国情，确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来进行分配，那么兼顾公平与效率，并不是一件难于完成的事情。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现阶段的中国，我们拥有数量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因此在这一领域，我们拥有无可置疑的比较优势，当我们立足于此，对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倾斜更多的资源时，所带来的效应是难于想象的。

由于具备竞争优势，使得这些产业能够更快地赚取利润，实现资本的最快速积累，在这个过程中，民营中小企业的作用，绝对是未来十年中不可忽视的。

众所周知的是，在中国，中小企业所最缺乏的就是社会资源，这其中既包括了资本、同时也包括了政策上的照顾，而当国家将资源逐渐向中小企业、向民营企业倾斜的时候，所带来的是质的变化。

随着资源的流入，原本相对稀缺的资源开始逐渐变得相对丰富，而劳动力则从原来的相对丰富逐渐转变为相对稀缺，由此带来的，则是产业格局的嬗变。

当我们的产业逐渐从劳动力密集型转变为资本密集型的时候，所标志的情势就完全不同了。

民营中小企业的成长，带来的是国民收入的增长，而国民收入的增长，则又会带来经济总量的增长，同时实现全民的共同富裕。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将资源向民营企业倾斜、向中小企业倾斜，无疑是既有效率，又能够兼顾公平的方案。

正因为如此，一部分经济学家才大声疾呼，要求由国家出面，通过对民营中小企业有计划、有针对性的扶持，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经济学家厉以宁看来，为了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甚至于应当对年营业额三十万元以下的个体户实施免税。

然而，在过去的岁月中，情形一如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我们在资源的初次分配上，还没有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因此，当国家立足于更高的层面进行考量，将资源逐步向民营中小企业倾斜，从真正意义上实现对民众的扶植时，也就意味着效率与公平这一困扰经济学者百年的命题，得到了现实意义中的解决，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解决方案只发生在经济体内部，并不需要依靠外界的因素，其意义不下于三十年前改变中国的那一场变革。

第六章 中国，2020 9、期盼2020：一次财富的整合

对于经济增长而言，人口的增长，带来的是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一旦给予恰当的财富创造方式，由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所带来的成本优势，必定能够使经济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主题介绍：有关财富的新观念——更大的人口红利

<h3>9.1：有关财富的新观念</h3>

在我们的观念中，对于财富的定义秉承着传统的思路。

所谓财富，包含着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因素，对于前者而言，凡是能够满足我们各种生产生活需要的物质就是财富，而精神上的财富，指的则是让我们感到愉悦舒畅的因素。

然而，按照这样的定义，就势必将出现概念上的残缺，从而将一大重要的财富遗漏在定义之外，从而造成财富流失的格局。

这一被遗忘在角落中的财富，就是被我们反复提及的人口。

在过去的岁月中，每当我们提到人口这一概念时，伴随的话题往往是人口增长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殊不知，这样的论调固然正确，却将其积极的一面抛出视野之外。

假如我们追溯历史就会发现，在生产技术稳定的农业社会中，财富增长的主要动力，都要依靠人口的增长，而当工业社会来临之后，随着生产技术的逐步提提高，技术也开始成为了财富增长的动力。

事实上，在人类社会的大部分历史时期，人口的增长就意味着社会财富总量的增长，然而当人口的增长速度阶段性地超越了资源发现和技术进步的速度时，就意味着人均财富拥有量的下降。

正如我们在上世纪60年代所遭遇的情形那样，由于人口在短期内出现超乎寻常的快速增长，使得资源的承受能力不堪重负，由此人们才将人口的增长，看作是对财富的消耗。

当时间来到21世纪之后，当工业社会的进程快速波及到中国时，我们才在制造业等领域中感受到，原来当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较大的时候，同样可以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同样可以让整个国家的经济呈现出高储蓄、高增长、高投资的形态。

对于经济增长而言，人口的增长，带来的是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一旦给予恰当的财富创造方式，由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所带来的成本优势，必定能够使经济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将劳动看作是创造财富的源泉，那么人口则意味着劳动量与劳动力的代表，其最终形态则代表着与真金白银同等价值的财富。

<h3>9.2：更大的人口红利</h3>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随着生产技术的逐步提高，以及人口素质的不断进步，当绝大多数成年人口的财富创造能力，超过了其财富的消耗能力时，其带来的结果就是社会财富的不断累积，从时间上来分别，只有出于这样的历史阶段，人口的财富价值才能更准确地显示出来。

那么按照这样的理论，事实上对于中国而言，享受“人口红利”的时代还远未过去。

首先，中国人口数量目前还在稳步稳定增长，其增额大约保持在每年2%左右。

其次，在70年代至80年代之间，中国经历了一次比较明显的出生潮，而这些人目前的年龄约为20到30岁，正逐渐步入人生消费的高峰期。

再者，在中国目前的人口结构中，15岁到50岁的青壮年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而这些人正好是消费的主力军，这也就说明，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出现，在中国起码还需要10年以上。

最后，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中国城市人口的比重在不断上升，而比起农村人口而言，城市中生活的居民在许多需求方面都无法实现自给自足，因此，未来的大批量城市人口，正构成了消费的主力军。

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就势必需要对财富的观念进行一次修正，而这种修正的深层含义，则代表着一次对财富的整合，比起从外部寻找财富的方式而言，这种方式无疑更加积极，也更加简便，在未来的10年中，假如我们能够在这一层面上实现突破，其意义无异于在一场对财富的争夺中唾手得金。

第六章 中国，2020 10、期期盼2020：一个大国的崛起

对于所有的中国人而言，乃至于对于世界而言，中国的崛起都绝非是一个简单的偶然事件，它既需要时间，也需要机遇，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当我们有着对未来的足够期盼时，这种崛起就迟早会成为现实。

主题介绍：十年之后的大国崛起

<h3>10.1：十年之后的大国崛起</h3>

在本书的序章之中，我们曾经提到过的是：一个时代的伟大，在于其独特的功绩，在于其能够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现在，我们必须对这一断言做出补充：

一个时代的伟大，不仅在于其功绩，更在于其孕育出创造这种功绩的国家！

横亘历史，我们看到的是，在每一个伟大的时代中，都有着观念的转变，都有着其特殊的历史效应，而导致这种观念转变，这种效应出现的，却往往是一两个大国而已。

在十五、十六世纪，由西班牙、葡萄牙所掀起的大航海运动，让人类第一次对世界有了清醒的认识，直到今天，我们还都沿着当日哥伦布与麦哲伦的航行轨迹，将全世界的国家联系在一起。

在十七世纪，由荷兰所带来的海上贸易高峰，彻底拓展了各大经济体之间的交流渠道。

在十八、十九世纪，由英国所引发的工业革命，不仅让人类得以享受技术所带来的便利，更让经济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裂变，时至今日，我们在工业上还沿用着蒸汽机、火车这些成果。

在二十世纪，由美国主导的又一次工业革命，使得人类开始进入文明的新纪元，而其所开发的流水线、标准化、规模化生产等概念，更是让全球经济出现了结构性变化，人类文明所达到的新高度，莫不得益于此。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20年中，又一次全球性的根本变革同样由美国创生，一轮信息革命的出现，使得整个世界开始了一体化的进程。无论是资金，技术，还是人才，都跨越了国与国的界限，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流动，由此促生的全球产业分工，让全人类都得以利益均沾。

在这些伟大的时代中，我们看到的是革命性的变化，更看到了那些创造了伟大功绩的国家，莫不在当时崛起以至称雄。

现在，我们再次到达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不确定的因素要比任何一个过去的时代都多，然而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不确定的背后埋藏的是确定，所谓的不确定，也就意味着实现突破，创造奇迹的机会更多，更意味着创造伟大功绩的国家未必已经注定。

正是源于此，我们才立足于这种不确定的因素，努力寻找出其中可以确定的部分，利用确定的因素，来向这个不确定的时代发起冲击。

对于所有的中国人而言，乃至于对于世界而言，中国的崛起都绝非是一个简单的偶然事件，它既需要时间，也需要机遇，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当我们有着对未来的足够期盼时，这种崛起就迟早会成为现实。

最后，当你结束了对本书的全部阅读之后，我们就要用一句比尔.盖茨的名言来作为全书的结束：

“20世纪80年代我愿意作为一个庸才生在美国，而现在，我一定选择作为一个天才出生在中国！”

所幸的是，我们都生长在这块土地上。


免责:该文章采集于网络,相关权利归相关人所有!!!本站不承担任何责任!!
更多文章: 1024社区 xp1024.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