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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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

第一篇真理标准讨论和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第一节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

我有一个看法，那就是：虽然三中全会是三中全会，中央工作会议是中央工作会议，它们是两个会议，各有各的功能，但是由于这两个会议之间存在一种不寻常的关系，在论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果和意义时，不得不把中央工作会议包括进去。在纪念三中全会时，不能不同时纪念中央工作会议。中央委员会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在党的章程中的地位不同。对许多重大问题，中央工作会议无权做出正式决议，必须召开全会才能使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各种主张正式成为全党遵循的决议。因此我们今天使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说法。但是就当时的历史事实来说，中央工作会议已经为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即三中全会要确定的路线方针任务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都已经提了出来，并且有了解决问题的主张。对错误观点如“两个凡是”已经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而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在会上承认自己犯有错误，承担了责任。改善中央领导机构的名单也已经准备好了，在中央工作会议到会者中取得共识。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规格是很高的，不但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中包括五位常委)全部到会，而且在十一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资格出席中央委员会全会的45.4％的人，也参加了这个会。加上参加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即现在所说的“三副两高”中的党员，有中央军委常委，有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各中央直属机关、各中央国家机关、各军委直属机关、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许多重要问题在这样一个范围内取得共识，也就意味着整个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基本上取得了共识。在这样的基础上再把原先没有通知到会的中委、候补中委通知到会，就成了中央全会了。

我了解这次全会。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我也参加过多次讨论。在讨论历史问题决议草稿有关三中全会那段文字时也逐字逐句注意过，认为文中所作的论述除个别的字句外，完全符合这次中央全会会议之前、会议期间和会议之后的事实。自从这次全会开过到今天，2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现在人们正在对这次会议进行纪念。当我们用这20多年我国的社会实践去检验这个会议时，我认为可以毫不犹豫地断言，上述评价毫不过高，只有不足之处。这是因为在这20多年中我国实行的改革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以及由于改革开放给我国带来的进步，是起草这个决议文件时所想象不到的。这次全会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示出其伟大。

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成果及历史意义做出了明确的叙述。下面是决议中的这部分文字：

在这里我先把这个关于两个会议相互关系的看法写下来。下面我用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事实说明这一点。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

这两个会议，三中全会开得很短，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很长，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的时间为三中全会的7倍。但是三中全会是正式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中央工作会议只是起为三中全会作好充分准备的作用。既然三中全会要解决的问题都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准备好了，我们就一定要充分重视中央工作会议的作用。中央工作会议是值得纪念的，但不必也不应单独纪念，只要我们认识到纪念三中全会时不能不把纪念中央工作会议包括在内就可以了。

在这个三中全会之前举行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三中全会举行的日期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为期5天。会前的那个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的日期是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为期36天。

“在全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做了充分准备。”

1978年的秋冬之交，中国要解决的问题仍然很多，需要在党的高层开展一次大讨论。胡耀邦说：提理论问题要有勇气；邓小平说：我不劝你们在理论上迁就，迁就会失去原则，我主张中央开一个会，如叶帅说的，索性摆开来讲，免得背后讲，这样好。

《公报》和《邓小平文选》注释中指出的“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实际上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又是怎么一回事？这两个问题今天可能许多人不那么了解它的具体内涵。我从头到尾出席了这个中央工作会议，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也非正式地列席了。我认为应该根据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实，把这两点讲明白，或者说对这两点作一个很长的“注脚”。我觉得这是作为历史见证人的我应尽的一个责任。

在这个中央工作会议12月13日的闭幕会上，邓小平——当时他的职务是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做了一个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邓小平文选》收入这篇讲话时做了一个注释：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着重追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那个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为什么我想做这件事呢？请同志们看一下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公报》。这个《公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文件。《公报》一开头在叙述了这次全会的出席者和主持者之后，紧接着专门写了一个自然段，只有一句话：

第一篇真理标准讨论和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第二节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历史背景

追记这个中央工作会议，最好能够介绍这个会议的酝酿和筹备过程。但是我不能根据自己的回忆做这件事。这倒并非因为时间隔了这么久记不起来了，而是我当时就不知道有关情节。我不清楚是何时、由谁首先提出要召开这个会和怎样提出来的；不清楚中央常委的几个人对召开这个会都有怎样的想法；不清楚提出召开这个会议后，在几位中央常委之间都经过怎样的讨论，最后又怎样做出了决定；不清楚中央工作会议开幕时华国锋的报告是怎么起草的，在起草过程中是否征求过其他几位常委的意见；如果征求过，华国锋对自己原先提出的稿子做过一些怎样的修改；等等。这些情况我当时都不知道，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道。因此在这里只好不说。当然党史研究者会设法查明这些情况，我也希望弄清楚这样的史实(参见附记)。

当然，召开这个会议的历史背景我当时是清楚的：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隔离审查”，把他们从党和国家的统治者的地位上拉了下来。除去这一群祸国殃民的邪恶分子，为中国共产党的新生打开了道路，这是举国上下高兴的事。但是掌握着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华国锋等人的立场、观点并没有立即转变过来。华国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很深，并囿于自己的水平，同时也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没有也不敢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不愿意让在政治思想水平上、在智慧上、在治党治国能力上比自己不知高明多少倍的邓小平出来领导党和国家，因而在1976年10月到1977年3月近半年的时间内，一方面提出要揭批“四人帮”，集中批判“四人帮”的“极右路线”，一方面在“批邓”事实上已经搞不下去的情况下还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华国锋依靠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升到党中央重要地位的汪东兴，作为自己最亲密的助手。汪东兴曾参与粉碎“四人帮”的行动，立了功。十一届一中全会上汪东兴当上了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他还身兼中央办公厅主任兼党委书记、中央警卫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八三四一部队政委兼党委书记、毛主席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兼党委书记等职务。在汪东兴之下还有李鑫和郭玉峰两个小班子，一个管思想政治，一个管组织。像吴德这样的人还在使用，在十一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十一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在实际活动中提出并坚持贯彻“两个凡是”的方针。后来人们知道这“两个凡是”的提法有三个大同小异的版本。最早的一个是1976年11月30日吴德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的“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第二个版本是由李鑫和他领导的一个理论学习组的人起草，经过汪东兴多次提意见，做过多次修改，最后由华国锋圈定的，在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那篇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中的那个论点：“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讲的“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这是第三个版本。按照这个方针，邓小平也就不好出来领导中国共产党和我们国家，“天安门事件”和许许多多冤案错案也就得不到平反，我们还要继续执行“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那套路线方针政策。

这样一个方针理所当然地受到广大群众干部其中包括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的强烈反对。1977年5月，华国锋主持下的中共中央转发了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的信件，局面开始有所改变。两个多月后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被撤销的所有职务，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一中全会又选举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副主席。十一大后揭批“四人帮”的工作也有了进展。特别是在胡耀邦主持中央组织部期间，大批“文革”中受迫害的干部得到平反，回到领导工作岗位。但是由于处理重大案件的大权掌握在中央专案组手中，仍有许多重大案件得不到解决。

1978年2月举行十一届二中全会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这次中央全会我列席了，五届人大我是代表)。这时候国务院也得到了改组。许多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老同志在国家机关中担任了领导职务。我国的经济建设工作开始步入正轨。但是当时思想上受“两个凡是”的禁锢，讲的还是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那一套。我参加了五届人大华国锋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文件的基本调子改变不了，我只能做到讲一通拨乱反正的言论，在起草组内同一些人争论一番，但改变不了他们的观点，只能做到“我讲了，我的灵魂得救了”。

至于揭批“四人帮”中遗留下来的许多大是大非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比如“天安门事件”性质问题，广大群众和党员干部要求平反，但是汪东兴、吴德、张耀祠出来反对，因此不但许多1976年清明节去天安门追悼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革命青年还在囚禁之中，而且又有人因为发表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批评吴德的言论而以犯了“恶毒攻击罪”被投入监狱。党内民主和社会上的民主，继续受到极大的压抑。党内民主和社会上的民主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党内个人崇拜和个人独断没有受到批判，而吹喇叭、抬轿子者也不乏其人。对粉碎“四人帮”后继续出现的这样的局面，广大群众干部当然极不满意。

但是“四人帮”的覆灭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毕竟是一个大解放。人们比以前敢说的话多了，谁也恢复不了“天安门事件”被镇压后那种对人民实行高压政策，而人民暂时无可奈何的局面。人们积极行动起来。进入1978年之后，局势有所进步，同时，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尤其重要的是思想路线尚未端正。1978年5月《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文章一发表就受到某些人的攻击，在讨论中遇到了颇为顽固的抵抗。在前进的道路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主张，需要开展一次讨论，让各种思想、各种主张碰撞较量，才能求得一个解决。

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高兴地得知有一个中央工作会议即将召开，而且收到了要我出席这个会议的通知。

<h3>附记：一个材料和一个考证</h3>

在写这篇追记的过程中，我在故纸堆里发现一个有关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材料，经过一番研究，我做出这样一些初步判断。

我查到的那个材料是1978年10月14日邓小平同韦国清的谈话记录，那是当时我抄来的材料。韦国清向邓小平请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总政治部准备发一指示，要求在全军干部中学习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问小平同志的意见。邓小平答复：“叶帅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索性摆开来讲，免得背后讲，这样好。实事求是很重要，不仅领导机关，就是一个小企业，生产队也应实事求是。……这就是毛主席讲的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不要思想僵化。……叶帅说，要把这篇东西印发到全国去。”关于叶剑英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的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华国锋的讲话中也讲到了。

华国锋那天讲话时我听得很清楚，他说在一次中央常委听1978年7月到9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情况汇报时，大家认为那个务虚会开得很成功，叶剑英听了很满意，提议在理论问题上也开那样一个务虚会，讨论真理标准问题。这件事知道的人比较多，大家认为三中全会后1979年那个理论务虚会就是叶帅提议召开的。其实叶帅提的理论务虚会就是中央工作会议，当然后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内容丰富得多了，但是叶帅想召开理论务虚会的内容也是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个主要内容。

从邓小平同韦国清的谈话中可以看出这一点。邓小平说开这个理论务虚会可以起“索性摆出来讲，免得背后讲”这个作用。摆开来讲，当谁的面？当然是当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的面，中央工作会议上做了这件事。叶帅讲的理论务虚会不是三中全会后1979年开的那一个，在1979年举行那个理论务虚会时，问题早就已经摆开，而且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大摆特摆过了。叶帅讲的那个理论务虚会已经实现为中央工作会议，不是1979年的那一个，这一点我还可以从邓小平回答韦国清的第二个问题时的谈话进一步得到证明。韦国清向邓小平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能否印发邓小平九月间在东北的讲话。那次讲话是很有名的，是讲真理标准问题的。邓小平的回答是“可以在机关少数干部中先讲一讲，给部队发通知，等一下务虚会”。可见在邓小平的心目中，这个务虚会是很快就要召开的，不是以后1979年开的那个。

邓小平与韦国清谈话的时间，离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的时间只有二十五六天。看来在10月14日后不久，中央提出召开中央会议，讨论的结果是举行那个中央工作会议。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10月底11月初就发出了，因此中央决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时间，推算起来在10月底，即在这次讲话半个月之内。这是我对准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知道的唯一可靠的材料。

第一篇真理标准讨论和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第三节从真理标准讨论到中央工作会议

在前面我说不能根据自己的记忆来写中央工作会议的酝酿和筹备，因为当时我不知道有关的情节。我说的是实情。但是经过这个时期对历史资料——包括我保存的“故纸堆”的阅读和研究，使我能对真理标准讨论和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间的关联，做出可靠的判断。因而可以专门写这么一节了。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从1978年5月《光明日报》上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是在同年11月召开的，两者相距只有半年。它们可以说是有同样的历史背景。但是它们毕竟是两个历史事件，发生在后面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历史背景中，就有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提出和展开讨论六个月的史实。具体说来，真理标准的讨论是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前提，这个讨论的成果是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指导思想。不仅如此，经过叶剑英和邓小平的努力，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更促成了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

我做出这样的判断是有历史发生的事实为根据的。

第一个事实是：1978年5月《光明日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引起了叶剑英的注意，且赞成文章中的观点。特别在此文发表后，《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立即转载。可是听命于汪东兴的《红旗》杂志，采取“不介入”这一讨论的态度。他们组织了另外一篇题为《重温〈实践说〉》的文章，文中也提到实践标准这样的问题，但是抹去棱角，不接触反“两个凡是”，因而它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就有人表示反对，提出意见。《红旗》杂志编辑部的负责人把这篇文章送中央审查，到了叶剑英手中。当时受到李先念主持下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的成功的启发，因此在常委会的会上，叶剑英建议中央召开一个理论务虚会，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别的场合，叶剑英还建议把《光明日报》上的文章印发。许多人，以前包括我在内，以为他的这个建议在1979年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时得到了实现，其实他的建议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实现了。

这一点从中央工作会议前邓小平的言论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起草过程，邓小平最初并不十分清楚。从他两次早一些同我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并不知道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主抓写这篇文章的事情，后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的经过，他也并不很准确地了解。他听说有南京胡福明投稿的事，但他以为投稿者是上海的工作人员。他对这篇文章估量很高。

就在那篇文章发表的当月30日，邓小平有一个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那个讲话是针对当时总政宣传部长对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两个提法与毛泽东和华国锋的提法用词不完全一致提出异议，要求在总政治部党委会和政治工作会议上进行讨论而做的。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批评道：“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还有一次他和我们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的谈话，谈话准确的时间我的笔记本没有写明，但肯定在五六月间。胡乔木向邓小平反映了张平化找到在北京参加高等教育工作会议的省委书记说，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两种反映，一种是很好，一种是很坏，很重要的文章需用鼻子嗅一嗅，《人民日报》上的文章不都是准的，回去议一议有什么意见，赞成、反对都可以说，不要压制争论。邓小平问，这个会是不是各省的书记都来了？胡乔木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接着又反映：熊复找到胡耀邦，说《红旗》有成绩，理论文章比较慎重，然后对胡耀邦说理论问题要慎重。胡耀邦不以为然，说提理论问题要有勇气。胡乔木又反映最近召开的宣传会议，本来报告中有“文化大革命非常及时，非常必要”的话，宣传部长们看了之后不同意，等等。邓小平听了情况介绍后说：“这事好办得很嘛，争就是了嘛，都不要扣帽子，在理论上探讨嘛！从实际出发，不要说空话。”

还有一次邓小平和我们谈话，也没有记下准确时间，可能比前面讲的那次早。邓小平说：“现在风声不小，对按劳分配问题的文章就有不同意见，主要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那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常识。常识不应该成为问题。”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讲要解决问题，理论上就要站得高些。他对我们说：“社会科学院是个研究理论讲理论的机构。理论上不能让步，我不劝你们在理论上迁就，迁就会失去原则。”在这次谈话中，他说自己主张这个问题中央要讨论一下，把问题讲清楚，这就是后来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个“由来”吧。

当然，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华国锋也有他的需要，也有他的考虑。在十一大华国锋做报告，报告中的第二个部分《形势和任务》讲了八个问题，以后开了十一届二中全会和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到1978年这些东西他自己感到不能用了，他感到从1979年起应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对于这一点，叶剑英、邓小平和李先念都是同意的，而且在李先念的主持下又开了一个时间很长的国务院务虚会，华国锋既然有这个要求，中央工作会议很快就召开了，而叶、邓的问题，也可以摆开来。

从真理标准问题在学术界、新闻界、各路诸侯和将军们的讨论，到摆上中央会议日程，经历了几个月。叶、邓摆开来讲的这个想法，我想不会事先同华国锋讲明白，但华也会明白一些。关于工作会议酝酿和筹备的具体情节，我并不知道，尤其是华国锋那里，我没有听到什么，最后这一段是我在分析后所做的判断，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就要靠更多人的回忆来解决了。

第二篇关于华国锋的开幕讲话第一节会议的出席者

会议举行前夕我到京西宾馆报到。

报到时就领到了出席者名单和分组名单。

我急忙而仔细地“研究”出席者名单，一个人一个人地看下去：

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23人和候补委员3人全部通知到会，正式委员中包括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五位常委，此外还有韦国清、乌兰夫、方毅、刘伯承、许世友、纪登奎、苏振华、李德生、吴德、余秋里、张廷发、陈永贵、陈锡联、耿飚、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冲18人，候补委员有陈慕华、赵紫阳、赛福鼎3人。

这些人的立场平时我都留意，多数人我对他们有比较好的印象。但其中有些人我同当时的普通中国人、普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一样，对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表现有很强的反感，如吴德就是这样。名单中有些人虽然是“四人帮”统治时期在台上的人物，但是民愤并不是很大，比如陈永贵，我觉得他被捧得这么高，头脑发昏，说话也只有学大寨那一套，不但农业要学大寨，政治上也要学大寨，但是我亲耳听他对批判“唯生产力论”不满，他只是一个被扭曲的农业劳动模范。也有几个政治局委员，我认为他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见解，说不出什么有分量的好话，但也坏不了多少事。

当然，看了这张名单后有一点是看得很清楚的，那就是十一届政治局同十届政治局的成员有很大的区别。邓小平当了中央副主席，一定能把这个会的局面掌握起来，把这个会开好。名单中还有叶剑英，他对粉碎“四人帮”所起的作用，使我想起毛泽东对他在长征途中的评价。除邓小平、叶剑英两位外还有聂荣臻等几位，他们都领导过我，而且邓小平、聂荣臻直接领导过我相当长的时间。政治局委员名单中还有不少人和我有接触，我对他们也有所了解。

在名单上还有：

——中央军委常委：王震、粟裕；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邓颖超、廖承志、姬鹏飞、周建人；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康世恩、王震(兼)；

——全国政协副主席：宋任穷、康克清、王首道、杨静仁；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

这就是现在说的“三副两高”。属于这一类的人全都通知他们到会了。列入名单的这些人中陈云不必说了，其他的人不少我都有印象，是大家尊重的革命前辈，有一些人我同他们还共过事。其中谷牧不久前在国务院务虚会上提供的资料我认为很好。只有几位吹捧华国锋、对华国锋搞个人崇拜的人给我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中国科学院：方毅、李昌。

李昌是我的老朋友，那时我也已经调到国家科委担任副主任，方毅是这个委员会的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

两个科学院的院长、副院长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命的。这次中央会议一个单位只邀请一个人。中科院有两人，我理解因为方毅是政治局委员，所以加上李昌。

——下面是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负责人，从名单上看出通知了每个地方的第一二把手到会。

——再下面是党中央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军委直属机关的负责人。从名单上看出也是通知了各个机关的第一把手到会。

这些人当中，除军队系统外，我熟悉的很多。他们的观点我也有所了解。

这个名单一共219人。研究了这张名单后，我的印象有两条：一是它的规模不小，规格不低；二是会议参加者的成分不错。

说到会议的规模，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召开过的中央工作会议有的很大很大，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规模就很大，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它相比就小得多；可是有的就比较小。这次规模应该说是相当大的，而且规格很高。特别是政治局的人都通知了，够得上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水平。从参加者来看，大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老同志，虽然“四人帮”在位时做了令人很不满意的事的人有，站在“两个凡是”立场上的也有，但已经不占优势。因此，我看了这个名单就心中有数了，认为会有一番带有严重性质的争论，但我还是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有所作为的会议。

在这个名单上，对是否是十一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做了记号。我数了一下名单中的十一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共有137人，占通知出席人数的63％，即将近2/3。他们占十一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333人的42％。名单中不是十一届中央委员的人有82人，占通知出席人数219人的37％弱一点。非十一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是在地方、军队和中央机关担任主要职务的老党员，而其中1956年八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仅我记得的来说，就有习仲勋、宋任穷、黄火青、胡乔木、韩光、洪学智、蒋南翔、李昌；也有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补选的候补中央委员，如王任重等。参加这次会议的八届中委、候补中委占全体出席者的29.6％。这些都说明这是一个高规格的会议。

在看名单时，我估计会有一些人被通知到会，但因病不能到会。出席者的人数会比219人少，从分组名单来看加在一起只有211人，加上5个常委共有216人，少了3人。华国锋在开幕那一天说有12人请假，这是开会前的情况。究竟实到多少人，究竟谁到谁没有到，我手边没有资料，也没有专门花时间去研究，就说不清楚了。

第二篇关于华国锋的开幕讲话第二节华国锋在开幕会上的讲话

这个会议没有开什么预备会。

1978年11月10日一开幕，就是华国锋讲话。在这个讲话中，华国锋自己宣布会议开幕，并讲了这次会议要讨论的三个议题。第一个议题是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对这个议题会议准备了两个讨论稿：《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第二个议题是商定1979年和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对这个议题，会议也有一个文件。第三个议题是讨论李先念副主席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提出这三个议题后，华国锋指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并说在讨论这三个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在新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从明年一月起，把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他宣布这次会议头两三天讨论这个重点转移问题，整个会议准备开20多天，并且告诉大家会议分六个组讨论，等等。

这个会议似乎没有设秘书长，名单上没有这么写，会上也没有听人讲过。有的文章说汪东兴是秘书长。至少我没有看到或者听到任何表明汪东兴是秘书长的材料。在开幕会的讲话中，华国锋把本来可以由秘书长讲的话都说了。

开幕式上四位副主席都没有讲话。

华国锋这次讲话不长，讲稿不到五千字。在讲话过程中三次离开稿讲话。从我的笔记本看，插进去讲的话也有两千多字。他慢条斯理地讲，也只讲了一个小时略长一些。我认真地听。那时我的耳朵不像现在，一点也不聋，听得很清楚。我注意到在这个讲话中他不再讲“两个凡是”。

对华国锋这个讲话我本来没有过高的要求。我注意听他的讲话，是想了解客观形势和他的认识已经发展到了怎样的地步。

我还注意到这个讲话使用了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提法。1971年9月13日林彪自我爆炸前，毛泽东在南巡中对沿途见到的某些领导干部谈话时讲过中国共产党有过十次分裂，有过十次路线斗争，讲了他与十次错误路线进行过斗争，这十次是：一、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二、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三、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四、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路线；五、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六、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路线；七、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八、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九、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十、1970年庐山会议的斗争(“九一三”事件后被称作林彪反党集团)。

这第十一次错误路线，是华国锋针对“四人帮”的情况提出来的。在1977年8月召开党的十一大时就使用了这样的概念。

十一大报告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就使用了“我们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作为标题。他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仍然使用这个说法。我听了十分刺耳。因为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就意味全部肯定以往的十次路线斗争，也就意味着肯定第八次反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和第九次反对“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而这两次路线斗争涉及当时还活着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批判、受迫害的许多老同志。在“文革”前期造反派使用过“刘邓路线”这样的说法，在1978年时许多人也还记得。华在讲话中关于以刘少奇为代表的第九次路线斗争的说法，也意味着肯定了有错误的“刘邓路线”。他在讲话中使用这样的语言也许是有深意的，它可以抬高“历史上从来没有犯路线错误、一贯正确”的自己，贬低或者压一下在路线斗争中犯“政治错误”的许多老同志。不过他毕竟没有指明这一点，要经过一番逻辑推理才能揭示出来。而且退一步说也可以原谅他，即他说的是十一大报告中的老话，写这个讲话稿是秀才的手笔。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想点穿。

对华国锋讲话中所说的重点转移，今天有人可能有所误解，以为他讲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转移。如果他说了党的工作从毛泽东一贯强调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建设为着重点，那是应该看作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件事。而在他的讲话中并没有涉及这样的原则问题。

华国锋是在讲了会议的三个议题之后，才接着讲：“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这就是：要在新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指引下，从明年一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华国锋告诉中央工作会议的出席者说：“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一致认为，为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是完全必要的。”

接着他要大家来考虑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已经达到什么火候。华国锋说：“恰当地估量运动的发展状况，是我们提出转移全党工作着重点的重要依据。”

然后他自己对这个运动的发展状况做了估量，认为到1978年底，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可以完成自己的历史性任务，胜利结束。由此可见，华国锋在这次讲话中提出的是工作阶段问题，他自己就说，有这样一个历史的经验：“一个阶段的主要问题解决了，就要发展到新的阶段。”提出要解决的问题是1979年后的工作方针问题、具体条件下的具体工作的问题。华国锋在接着讲了国内经济形势和国际形势之后，最后又回到这个着重点转移的问题上来。他说：“我们这次会议，头三天就讨论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问题。从明年一月起，全党工作实行这个转移，这样做适当不适当？各级党委的工作如何实行这个转移？随着这个转移，明年要注意抓几件什么大事？我们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我们的农业、工业、财贸、科技、文教、军事、政法等各方面的，工、青、妇等群众团体的工作，怎样适应这个转移？请大家出主意，想办法，畅所欲言，集思广益。这以后，会议再讨论前面讲过的三项议题，这些讨论，也都要围绕着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中心问题。”

这一段话也说明他讲的着重点的转移，讲的是在具体时间、具体条件下如何具体工作的具体问题。

讲到这里他插进讲了一段他对着重点到底转移不转移曾经有过的考虑。他说：“对于‘双打’也曾考虑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搞一下运动。”

他说：“对这个问题，考虑了多次，认为这样做不好，因为一提要搞运动，领导精力又会集中到运动上去，就影响到各省各市抓现代化建设。”

他也考虑过“各省市可以根据情况搞一下运动，打击一批已经明确的分子”，而“全国不采取这个办法，不搞全国性运动”，因为只要一搞运动，不论中央还是地方，不是半年就是一年，全党还是应该集中精力搞现代化好。他说：“要提倡搞法制。群众批判斗争会必要，要经过法院。不要拉在汽车上游行示众，不搞这样的办法。”这里华国锋讲的是对“四人帮”的爪牙等的斗争，至于我们的队伍里，华国锋也说自己“原来也考虑过搞全国性整风运动，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发展全国运动。这样做也要半年一年，占用各级领导精力也很多。当然不是说不可以搞，如整顿领导班子时开整风会议。”

他还说系统揭批是要长期进行的。王明路线经过很长时间还要进行。今天我把这段话从笔记本中抄下来，为的是说明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确是经过反复考虑的。

接着他讲了很长一段建设问题，讲了国内经济形势，也讲了有利的国际条件，讲了要善于利用这种形势，吸收外来资金、外来技术(在定稿时接受李先念的意见，在这句话前加上了“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几个字)。讲到这里他又插了很长的一段话。一开头他说：“由于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不敢进口。一进口就被诬为‘卖国’，诬为‘崇洋媚外’。”听到这里我就会想到那个有名的“蜗牛事件”。

“文革”期间，在我国与美国谈判进口彩色显像管的过程中，对方为了表示友好，赠送了一个造型为蜗牛的精美工艺品。江青就认为这是对中国发展速度低的讽刺，说美帝用这个办法来嘲笑中国的经济像蜗牛那样爬行，对内严厉责怪我国的谈判代表接受这样的礼物，对外退回礼物，向美国方面提出抗议。结果使我国电视工业的发展耽误了好多年。

华国锋在这里讲了不少具体情况，讲了“文革”中外国看到中国很乱，不敢在资金上、技术上支持我们，粉碎“四人帮”后，先搞了中日长期贸易协定，200亿美元。条约签订后，日本认为200亿太少，提出从1980年到1990年，增加到1000亿美元。小平同志在谈判时同意在200亿的基础上增加100亿至200亿。小平同志说，日本现在不但政治热、群众热，而且还有经济热。中日长期贸易协定签字后，西欧着急，法国也要和我们签订这个协定，说日本质量不如法国，积极要求发展和我们的贸易。西德也是如此，也想在中国打开市场。现在我们同意与法国、英国、美国、西德、意大利签订长期贸易协定。国外也积极到我们这儿来投资。他们在广东搞了机械化养鸡厂、手表厂、电厂。国际形势现在是很好的。正因为这样……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善于利用这种形势吸收外国的技术和资金，来大大加快我们的建设速度。

我听了之后加深了我原有的一个印象，华国锋的确是一个热心建设的人，情况掌握得不错，思想也开放。粉碎“四人帮”后他的确想好好地干出一点名堂来。

讲到结尾，又回到议程上来，华说：

“这个会原想开二十天，怕时间不够，政治局讨论两次很热烈。”

最后他又讲了一下干部对什么是“四化”思想不清楚的问题。他举了新疆干部为例，石河子和南山县对四个现代化认识都很差。他还特别讲了工作中的官僚主义、政府机构与现代化不相适应的问题，举了上海申请进口一个设备就要打18个图章，还举了好多例子来说明我们的上层建筑实在不行，讲他也非常赞成叶剑英的意见，在企业管理方面也要大大改进。他说我国经济工作中“笑话很多”，特别批评我们不重视市场竞争，等等。他这些话我觉得讲得也很好。

华国锋的讲话虽然有上面我讲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这样一些不好的内容，但总的说来，大家——包括我在内——是比较满意的。

第二篇关于华国锋的开幕讲话第三节重读十一大报告

在写关于纪念1978年12月18日到22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在它之前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文章的过程中，我常常拿出1977年8月12日到8月18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华国锋所作的政治报告进行对照。这么做，是颇有意义的。我想今天会有许多人完全忘记了那个大会，不记得那个报告中都讲过什么。

这个报告有一个2000字的颂扬毛泽东的序言。在这个序言中讲了毛泽东在半个多世纪中，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接着又经过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反复和激烈的较量，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讲了毛泽东在当代中国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贡献，指出“我们一定要高高举起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

在序言后接着讲的第一部分的小标题是“我们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指出“我们党同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是我党历史上第十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

1971年林彪自我爆炸前，毛泽东在南巡中与某些领导干部谈话中讲十次路线斗争。这十次路线我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在十一大报告加上这一次党和“四人帮”的斗争，作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在这一节中报告人从党的十大说起，认为他们搞了一个极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然后叙述1974、1975、1976三年中毛泽东“对‘四人帮’的反党活动早有觉察，多次对他们提出严肃批评和严厉警告，亲自领导我们党对他们进行反复的斗争”。这一部分写得长达5000多字。在这一部分中有一处值得注意，那就是写了这么一段：

“在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前后，‘四人帮’又猖狂活动起来。他们对周总理进行放肆的攻击，并且压制和迫害悼念周总理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他们违背毛主席的指示，另搞一套，对邓小平同志进行打击和诬陷。”

这一段文字都是与邓小平有关的。尽管整段文字写的是毛泽东如何坚决不让“四人帮”当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而确定了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人事安排等等，但总算替邓小平说了一句好话，用这种“高举毛泽东旗帜”的方法，在讲话中点出“邓小平”的名字，来为邓小平复出在会上做了一点说明。

在这5000字的叙述毛泽东与“四人帮”的路线斗争的内容之后，报告还介绍了1977年7月16日至22日举行的十届三中全会通过“永远开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一切职务，彻底清算他们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罪行”的决议。

接着报告又阐述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说它“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人心，成为亿万群众进行胜利战斗的光辉旗帜”。并对“四人帮”“篡改”这个理论进行批判，指出“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强调说：

“如果说，列宁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最大贡献，就是揭示了资本主义最后阶段帝国主义的发展规律，创立了无产阶级革命能够在帝国主义阵线最薄弱环节的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并且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那么，毛主席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最大贡献，就是……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国家，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道路。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

在这一段里还引用毛主席讲的“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本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的最高指示。这一部分也很长，大约有7000字。

接着十一大报告又用了近千字的一大段重申发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他引用毛泽东的话：“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然后开始讲“文化大革命”结束的问题。

十一大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可是它是怎样来论述这个结束的呢？首先他引证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说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和党的十大后毛泽东多次讲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华国锋接着讲：“但是‘四人帮’竭力破坏捣乱。现在，‘四人帮’打倒了，我们可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实现安定团结，达到天下大治了。这样，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

这种说法今天看来颇为滑稽，但是在当时华国锋是很严肃地讲这样一些话的。这么说还嫌不够，下面还要写一段发挥报告中所宣布结束的只是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论的文字。因为毛泽东说过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因此他在宣布了这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还写了这么一段：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这句话是黑体字印的，那就是毛泽东的语录)。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绝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绝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逐步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直到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

华国锋的十一大报告一共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我们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有一万多字，是最重要的。第二部分“形势和任务”篇幅比第一部分还要长几千字，但内容就比较零碎。它用了四分之三的篇幅介绍1977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代表党中央提出的“达到天下大治的几项要求”，包括：揭批“四人帮”；整党整风；整顿领导班子；抓生产；抓文化教育；强化国家机器；发扬民主；统筹安排、全面安排。

——值得注意的是，他说：“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在进入这个新时期的关键时刻，党中央做出了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这就是说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达到天下大治。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有一个中心点，就是高举和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彻底肃清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巩固和发展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胜利成果，在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对外工作的各个领域，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我感到重读十一大报告还是很有好处的。使我重温了一下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之前，我们党的代表大会用的是怎样的语言，要求全党接受的是怎样的思想；使我们懂得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是从怎样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中转变过来的，知道如果不把这一套抛弃，即使“四人帮”没有了，我们国家又会怎样发展——恐怕还是要亡党亡国。

附带介绍一下，十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序言部分也写道“经过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请注意最后“多次”这两个字。

我还可以讲一下我知道的有关这个十一大报告起草的情况：十一大报告是李鑫等人起草的，但这是在十届三中全会之后。这时邓小平已经复出，对起草中的问题他也给我们讲了一些。他说自己也提过不少意见，但那时李鑫他们并不肯听他的。当然不能完全不听，比如李鑫的稿子里原来有一段继续批“唯生产力论”的话，邓小平还给我们念了一段。邓小平说他跟李鑫他们几个起草文件的人说了，这样写法不行，他不同意他们这么写，不赞成他们写“唯生产力论”是修正主义谬论，并且从这儿开始，应该倒过来说，要提应该发展生产力。结果十一大报告中就没有写进批判“唯生产力论”的话。

第三篇重点转移和三大议题的讨论第一节分组讨论

分组名单在开幕前已经发给了会议出席者，整个会议按地区分为六个大组。每组指定四个召集人：

华北组：林乎加(北京)刘子厚(河北)罗青长(中央调查部)秦基伟(北京军区)

东北组：王恩茂(吉林)任仲夷(辽宁)唐克(冶金部)杨勇(总参谋部)

华东组：彭冲(上海)万里(安徽)白如冰(山东)聂凤智(南京军区)

中南组：段君毅(河南)毛致用(湖南)黄华(外交部)杨得志(武汉军区)

西南组：赵紫阳(四川)安平生(云南)张平化(中宣部)梁必业(总政治部)

西北组：汪锋(新疆)霍士廉(宁夏)胡耀邦(中央组织部)肖华(兰州军区)

每组四个召集人中，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都是书记)有两人，本地区的大军区或中央军委直属机关一人，中央或国家机关一人。五位中央常委不编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编入组内作为分组的一般成员。召集人本人又是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的只有两个人，那就是华东组的彭冲和西南组的赵紫阳。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的负责人都编入本地区组内，其他出席者分别编到各地区大组。各组人数平均在33—35人之间。

我特别注意了自己的同行——搞意识形态工作、科学研究和新闻工作的那些人。从分组名单中看到李鑫在华北组，胡乔木、张香山在华东组，曾涛、华楠、胡绳在东北组，吴冷西在中南组，熊复、胡绩伟、张平化、张耀祠在西南组，杨西光、王惠德和我在西北组。其中李鑫、吴冷西、胡绳、熊复原来同我一起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他们一直参加《毛泽东选集》的整理工作，李、吴、胡是以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负责人的身份参加会议，熊复以《红旗》杂志总编辑的身份出席会议，曾涛、胡绩伟、杨西光、华楠、张香山、王惠德各以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广播局、编译局的名义参加会议。张平化是中宣部部长，涉及他的事不算少。张耀祠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但管不了意识形态方面的事情。

我被分配在西北组。我们西北组的成员除四个召集人外，有方毅、纪登奎、徐向前三个政治局委员，有王震、周建人、宋任穷三个人属于“三副两高”的。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来的，有陕西的李瑞山、王任重、于明涛，甘肃的宋平、李登瀛，宁夏的邵井蛙，新疆的宋致和，青海的谭启龙、赵海峰，新疆军区的刘震、郭林祥，兰州军区的韩先楚，中直机关的杨西光(《光明日报》)、王惠德(编译局)，军委直属机关的李水清、陈鹤桥(这两位是二炮的)、莫文骅(装甲兵)，国家机关的刘伟(二机部)、张珍(五机部)、张劲夫(财政部)、江一真(卫生部)、姚依林(国务院财贸小组)、李人俊(国家计委)，还有一个便是我。

我是作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负责人出席这个会议的。西北组成员中不少同志是熟人和朋友，也有好几位是初识，在这个会上相处得很好。有的如江一真，后来就成了我的朋友，在海南开发促进会的工作中我们成了同事，前几年逝世了。

所有的发言都在小组会内进行，除很少的几次大会外，一般的出席者再没有其他会议活动，分组会一般上下午都开，星期天一般不休息。

这个会的简报工作做得很好。一是快，各组的人第二天就可以看到前一天其他组的发言。二是详细，有用的话很少被删去。三是比较准确，我看到简报上反映我说的话，没有发现记得不对的地方，会上我也没有听到对这次会议的简报工作有什么不满的意见。在那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谁都知道说套话没有意义，因此简报很有看头，仔细地读简报成为一个必需的工作。这个会议的简报起了很好的作用，使得各组之间及时地进行交流和讨论。许多讨论是在组际进行的。

第三篇重点转移和三大议题的讨论第二节关于着重点转移问题的讨论

在最初一两天分组讨论中，发言人几乎都按照华国锋讲话中提出的要求，对从1979年一月起着重点转移的问题表了态。

对于这个重点转移问题，当时出席会议的许多人——也包括我在内——的看法是，从整个工作的发展阶段来看，重点转移到建设上来是必要的，因此采取拥护这个提法的立场。但必须提醒人们注意，关于揭批查“四人帮”还存在大量遗留问题：“天安门事件”性质还没有平反；“文革”中提出的许多错误观点和理论(它们又都是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的)也还没有澄清；许多重大冤假错案还没有平反；在“四人帮”统治时期做了许多坏事的人很可能隐藏起来，逃避批判揭发，以后也许会再度神气起来。对这些问题的解决还要经过一番斗争，绝不容许忽视。

在这方面，华国锋在他的讲话中也说了一句：“要对运动中这些来不及处理完毕的问题继续进行细致的工作和妥善的解决。”他也提到系统地批判林彪、“四人帮”要用更长的时间来进行。但是他说得太抽象了，必须解决的问题在讲话中都回避了，分量也太轻了，的确有揭批“四人帮”不能彻底完成的危险。因此出席会议的人们听了华国锋的讲话后，一方面表示拥护，另一方面有些担心，表示不能满意。

胡耀邦11月13日在我们西北组中关于重点转移做了发言。他认为华提出的着重点转移问题的性质属于工作方针工作部署问题。他引证毛泽东说的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要等一波平了之后再去提新任务。然后说揭批“四人帮”这个“波”还没有平，而是到了波峰，这正是提出建设任务的时候。同时他指出着重点转移不等于揭批“四人帮”的工作已经完成。他也举了如“天安门事件”等大是大非问题必须彻底解决。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

在讨论着重点转移时，很多发言者都持类似的立场，赞成从明年起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但是一定要把该解决的问题解决好。

在这里我想插进讲一个有关“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的问题。

本文一开头引用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概括全会成果时说了一句“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在讨论决议草稿时，这是一句我感觉并不完全符合会议情况的话。

现在我想就自己接触到的有关这个会议的资料和自己的回忆来讲一点看法。

上面我已经写过，华国锋的讲话中关于着重点转移的内容没有表达出这个意思。他只是说要“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内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没有说“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对阶级斗争，他说的是要“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还是把“阶级斗争”放在最前面。当然他也确实没有再说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没有说并不等于“果断地停止使用”。在分组讨论中也没有人把华国锋的讲话理解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的发言，上面我介绍的西北组胡耀邦在分组讨论中的发言是有代表性的。

也许在三中全会上有人主张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得到许多人的呼应，然后在讨论通过公报时写进公报里去。但我记得也没有人作这样的发言。三中全会公报对阶级斗争问题讲的那一长段话，也没有这个意思。在三中全会公报中写进的那一段话是：

“我们国内现在还存在着极少数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我们决不能放松同他们的阶级斗争，决不能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决不允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决不允许损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现在三中全会公报已经成了20多年前的一个文献，当初我没有参加公报的起草工作，也没有在三中全会分组会上参加对公报意见的讨论(在分组会上我不想对此作任何发言)，在看到公报这一段这么写法就不以为然。公报中那一段话是从毛泽东在1957年2月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引用下来的，主要的意思是指出“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同“以阶级斗争为纲”并没有矛盾，不能理解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就是在这个讲话之后几年(1963年)提出来的。

至于这个会议出席者有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我认为是不少的。可是我不记得有谁对这一点发言。会上人们只是一般地反对“两个凡是”，在联系实际上只涉及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那些问题，至于那些与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远一些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基本口号，大家并不去触动它。而“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属于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基本口号这个范围内的问题。在不想公开批评毛泽东的基本观点上的错误的前提下，当然最好是不去涉及这类问题。

我不赞成把一切错误观点都说成是康生和“四人帮”的事。有人认为可以采用这种办法来保护毛泽东。勉强这么做，结果只会造成思想的混乱。

比如在三中全会闭幕不到二十天的1979年1月3日，胡乔木讲了一篇《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的话，我认为就有采用这种不恰当的办法的问题。比如讲话中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应当怎样理解”的问题，指出“这个提法，要看在什么意义上、在什么范围内讲才有意义。不讲清楚就会引起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的混乱”，“势必造成阶级斗争的人为的扩大化”。

又比如讲话中还说“四人帮”和康生把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所说的“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段话篡改了，在“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个句子的“存在”两字前边加上了“始终”两字，因而把毛泽东的话“搞得面目全非”。我认为加上这两个字固然很糟，但不加这两个字也未必正确。由于胡乔木这篇文章就写在三中全会公报通过不到两周，因此也可以作为三中全会并未作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的决定的一个旁证。

<h3>附记：评胡乔木《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h3>

胡乔木后来这样来写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但是在三中全会及三中全会闭幕后不到两周他的《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的讲话却这样说：“毛泽东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说：‘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个提法后来被林彪、‘四人帮’一伙歪曲和篡改了。康生主持修改的‘九大’党章总纲也采用了这个说法，说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毛泽东同志没有说过‘始终’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康生加的。加上这两个字，就把毛泽东同志的话搞得面目全非，在逻辑上也讲不通。列宁说：‘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如果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始终存在，那怎么消灭阶级，怎么进入共产主义？那岂不等于说，社会主义永远不是社会主义，或永远不能实现消灭阶级的社会主义？这种‘始终存在’的错误提法，迫切需要纠正，也很容易纠正。”对“还存在”和“始终存在”大做文章，是没有意义的。他引用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的话，说如果说社会主义阶段的阶级斗争始终存在，那怎么消灭阶级？其实列宁这句话的意思，完全可以合乎逻辑地理解为在社会主义阶段以不断消灭阶级的行动，改变原先一直存在的阶级，最后达到把阶级消灭的结果。胡乔木这样来驳斥别人也是站不住脚的。胡乔木用这样咬文嚼字的办法来为八届十中全会解释是没有意义的。

接着，他还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应当怎样理解？这个提法，要看在什么意义上、在什么范围内讲才有意义。不讲清楚就会引起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的混乱。”这个口号提出的含义，在实践上谁都很清楚。由此产生的问题，并不是因为没有讲清楚，才“引起思想和实际工作中的混乱”。很清楚，在实践中应该摒弃这个提法，不但现在要摒弃，就是在提出的时候也没有起任何积极作用。胡乔木到1979年还想维护这个口号，企图用“说清楚”它的意义的办法来维护这个口号，并没有“果断地”反对再提这个口号。

他想纠正的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一种理解是认为“只要还有残余形态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就还是社会前进的动力”。他认为是这种理解而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本身，“势必造成阶级斗争的人为的扩大化”。

接着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讨论，他又提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是否仍然是主要矛盾的问题。他表示不同意这个说法，理由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没有这样说”，这个讲话中毛泽东讲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胡乔木说：“1966年以后，林彪、‘四人帮’借口抓主要矛盾、抓纲来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反对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面来。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现在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且不说在这里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只要提醒人们注意，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文章之后的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那段论述，就可以知道毛泽东不是还强调“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吗？真想不通胡乔木是如何“正确”理解这篇文章的。

第三篇重点转移和三大议题的讨论第三节第二次大会：纪登奎对农业文件的说明

11月13日，会议已经是第四天了。这天下午，举行了第二次大会。这个大会的议程只有一个，即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作关于两个农业文件的说明。

农业问题对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而人口又很多的中国而言，显然是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经过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天灾与人祸连在一起，中国在低水平下承载着七八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养活”的水平显然很低，因此稳定农业势关全局。

华国锋对农业问题很重视。毛泽东在他的家乡湖南视察时，当时是省委书记的华国锋向毛泽东喋喋不休地大谈农业，以致毛泽东不得不提醒这位乡党多“谈点政治”。这次大会上，华国锋简要介绍了几句，没有讲更多更重要的话，就请纪登奎作关于农业文件的说明。

纪登奎的说明分五个部分，即：

一、关于农业现状；二、关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三、关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四、加快农业发展的主要措施；五、关于领导问题。

在引言部分，纪登奎讲了与会者热烈拥护全党工作重点转移，接着说：

“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首先要把农业搞上去，这是全党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是许多同志担心的问题，因为四个现代化决不能建立在落后的农业基础上。也正是因为这样，中央把如何搞好农业，列为了我们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

纪登奎所做说明的两个农业文件是《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

在“关于农业现状”部分，纪登奎着重讲了农业发展速度缓慢，人口增加的压力很大，粮食不足需要进口的问题。他讲明年(1979年)要进口粮食1000多万吨，指出“农业是最大的缺口”。由于粮食不足，城市新增加的劳动力不能普遍就业，“有许多该办的事情办不了”，而农民每年要拿出近千亿斤粮食，“实际上已超过了他们目前的负担能力。在粮食征购上，反映了我们党和农民之间，关系是比较紧张的”。农民口粮人均在300斤以下，“吃不饱肚子”，“应当给他们以休养生息的机会”。1977年，平均一个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的公积金不到1万元，买不上一部中型拖拉机。全国有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人均分配在40元以下，按可比价格计算农民平均每年只增加收入五角钱，“连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维持”。认为出路只有提高农业生产率，加快发展速度，目标是年增长百分之四到五。应该讲，纪登奎的说明不掩盖、不隐讳，把农业现状及其严重性指出来了。

在第二部分，他说：在思想和实践上都未能“真正落实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正如华主席说过的，即使我们搞农业的同志，这个问题也并没有完全解决”。

第三部分值得重视的是，强调反对平均主义，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在讲“学大寨”时说，“也有一些地方，一说学大寨就搞什么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这就学偏了，学歪了”。

第四个部分在讲加快农业发展的主要措施中，除提出加强农田基本建设，化肥、种子要优先安排等外，还提出增加农业投资，即“从现在起到1985年，农业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提高到百分之16%—18%，农业贷款比现在增加1倍。成立农业银行”，并在两三年内，将粮食收购价格提高30%。

第五个部分着重提出“保持党的政策的稳定”问题，指出：“党在农村现阶段的各项政策，一定要坚持不懈地贯彻落实，决不能朝令夕改，失信于民。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政策多变，乱出点子，不因地制宜，一刀切，瞎指挥，侵犯集体核算单位的所有权和自主权，严重挫伤农民的积极性，是农业的大敌。我们切不可再犯这种错误。”

纪登奎的发言是“起个头”，随即关于农业问题的讨论便展开了。

第三篇重点转移和三大议题的讨论第四节关于农业问题的议题

农业问题是华国锋讲话中提出的三个议题中的第一个。这是一个出席者普遍关心的问题。地方干部对农业的实际情况很了解，知道当时我国的农业问题非常严重。

我国的农业向来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强调了农业，丢掉甚至破坏了林、牧、副、渔和农村工业运输业。在农业中强调了粮食，丢掉甚至破坏了棉、油、糖等经济作物。就是粮食生产本身，也因为搞“一大二公”、“割资本主义尾巴”、“斗私批修”、批判“唯生产力论”、搞瞎指挥等上不去。可是又不肯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搞得不好，就往自然灾害、中国人口多等方面的原因上推。“四人帮”粉碎后的两年中，情况并没有得到显著好转。在农村工作方面人们思想受到的束缚仍很严重，会议准备的两个文件和纪登奎做的说明，大家都不满意。在会议上不但地方各路“诸侯”，就是部队的同志以及中央机关的同志(其中不少人也在地方主管或者兼管过农业)，讲起农业问题来，都忧心忡忡，滔滔不绝。从简报中看，各组情况都是这样。

就我们西北组的讨论来看，在农业问题上发言很普遍。其中讲得比较系统的，我记得的有：

(1)李登瀛(在1956年制定科学十二年远景规划时他以国务院农办副主任名义参加了范长江和我负责的科学规划10人小组，开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时他在甘肃省委工作)，他是个老农业工作者。在分组会上全面地讲了农业问题的意见。

(2)江一真，在当卫生部长前，他在河北省担任省委书记，对农业问题很熟悉。

(3)肖华，不知为什么，也许因为他在兰州军区接触西北好几个省自治区的农村，对农业情况很熟，发言中对我国农业为什么十多年来停滞不前、处在落后状态，做了很周到的分析。

(4)李人俊，他是国家计委副主任，从计委的角度对农业文件提出意见。

此外各路“诸侯”，如宁夏的邵井蛙，陕西的李瑞山、王任重，甘肃的宋平，青海的赵海峰，新疆军区的刘震、郭林祥，新疆的宋致和等都结合本地区的情况对农业文件提出了意见。

应该说各路“诸侯”都对农业问题发了言，不过我记不清他们都讲了些什么。我过去也多次参加过农业文件的起草，对农业问题有不少看法，也讲了一大篇。大家都对会议发给大家讨论的那两个文件不满意，认为它们解决不了当时的农业问题。

胡耀邦对农业问题特别关心。他在西北组的发言中认为，农业是当前我们工作中的一个最大的实际问题，农业的加速发展是加快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决定性的环节。他说文件不能解决问题的关键，一是对问题没有吃透，二是思想上还有框框。他认为有些农村体制如“政社合一”就应该改变。他认为“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元气大伤，劳动力的体质差了，积极性也差。他认为农业要发展，主要还是要靠农民和基层干部的积极性。他说劳动者的积极性永远是第一位的，林彪、“四人帮”使几亿农民和几百万干部的积极性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他认为笼统地说集体就是好，是抽象的分析方法，集体经济如果办得不好就不能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那就根本没有什么优越性。

他把话说到这个程度，使我听出是在讲包产到户的必要，他虽然也没有明讲，但这四个字已经呼之欲出，似乎只剩下一张薄薄的糊窗纸，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就破了。

胡耀邦这次发言中对“农业”的基本概念，还讲了一篇有深刻见解的话。他不同意有些人用我们中国以不到世界上百分之七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的话来安慰自己。他说“养活”有各式各样的养活。糠菜半年粮是“养活”，丰衣足食、营养充足、体质好也是“养活”。他认为现在我国农民养活自己的水平太低了。同时他认为我国的耕地面积比统计上来的要多得多，他认为农民的积极性起来之后农业增产的潜力是很大的。

我觉得他的话是针对那些对农业所存在的最严重问题采取掩盖办法粉饰太平的人说的。我对那种粉饰太平、自我安慰也一直抱不赞成态度，对这种态度很反感。因此觉得他讲得特别好。在讲“吃饭”这个概念时，他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建国初期有一次他同一位老同志一起去苏联访问。苏联党的领导人请他们一行吃西餐。侍者端出来第一道菜时，那位同志不吃，想等“饭”上来后再吃，没有想到侍者看到他不吃端上来的菜，以为他不想吃，在上第二道菜时，把第一道菜端走了。结果一道一道端菜上来，又一道一道地端走。他等着饭来，最后没有饭，饿了一顿。

胡耀邦在西北组讲的这个笑话，我至今还记得。他用这个故事说明由于闭塞，不少人对“吃饭”的概念也理解得很狭窄。

由于对“吃饭”的概念理解片面，有些人以为解决“吃饭”问题就只有靠种粮食、吃粮食，不知道发展多种食品的重要性。可是他讲的这个问题不但中央工作会议没有解决，对“以粮为纲”这样的说法没有松口，似乎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彻底得到解决。今天我们还有把粮食等同于食品的看法。联合国FAO(食物与农业组织)国民党统治大陆时被译为“联合国粮农组织”，建国50年来始终没有改。胡耀邦发言提出的两个问题，都是农业中的关键问题。

关于“粮食”，还有一个进口一些粮食来缓和中国当时粮食紧张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姚依林有一个很好的见解。姚依林在西北组的发言中说，1978年进口了1200万吨粮食，100万吨是转口的，1100万吨供应国内市场，可以缓和农业形势。他主张1979年进口1800万吨。这样，棉花、油料和糖料生产就可以恢复，饲料问题也可以解决。

在讨论农业问题时，西北组的同志们七嘴八舌，意见很多。11月19日西北组推荐胡耀邦、王任重、江一真、李登瀛、于光远五人组成小组，根据分组会上的讨论对两个农业文件提出一个书面修改意见。这个书面意见，四天后写好送中央。可是整理成什么样子，我一点也记不起来了。这样一件工作我记得是会议统一布置的，各个组都有这样的任务。

上面我只讲了西北组的情况，从简报中看到，别的组大体上也是这样。特别是西南组，赵紫阳对农业问题发言很多。各组发言的基调差不多，总的说来各分组会的发言中，对会议原先提出的两个文件普遍认为不解决问题，可是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主张，如在农村中实行包产到户这种主张，又不敢在会上公开提出来，公开提出来估计也通过不了。于是文件难产。

反映到中央常委，在11月25日大会前的一次常委听各分组汇报会上，华国锋讲了一段话，他说，对农业文件一说可行，但这样认为的只有个别的人；二说要大改，那是大多数人，现在各组在写(除我参加写的西北组的意见外，我看到华北组林乎加也写了一个很长的意见)；三说另写，也有一部分同志这么主张。这种议论纷纷的情况使华国锋发生动摇。

他自己提出问题：“这次会议到底要不要搞这个文件？”他说，他原意可以不搞，问过耀邦，耀邦主张搞，说：

“不搞不好，不开个大会决定决定，对大干不利。这样搞，可以统一一下口径，而且可以广泛征求意见，对明年大干有好处。”

对这个问题大家说了一通，到底是写决定还是写草案还是没能定下来。看来写成个草案可以实行，或者只写成草稿。我最后同意写个东西，统一一下思想，征求意见，请大家提意见。关于政社合一的问题，这次改不改，是个很大的问题。要改如何改法。不能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分工。那一套庞大机构也不行，农村经济要用真正的经济办法来管理。

李先念在那次常委听汇报的会上也说，关于农业文件他召集了一个十三人的会议，一行(原来的文件可行)二改(要大改)三写(重写)，他没有表态，在会上最好也不多说，只说了一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汇报会后在11月25日的大会上，华国锋对这个问题就说了那样一段话：

“对《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有的同志主张小改，有的同志主张大改，有的同志主张重写。中央意见，还是能搞出个稿子为好。”

常委中间说的那些情况同我亲自接触的这样一件事，正好对上了口径。我知道胡耀邦一开始就积极主张在这个会上搞出一个好的农业文件。他在那次常委听汇报前后的一个下午，把胡乔木和我找在一起，谈农业文件问题。他讲了一席一定要把农业文件搞好的道理，并且希望胡乔木主持这个文件的起草工作。胡乔木发言不赞成胡耀邦的看法，而且表示自己也不愿意去做这个工作。二胡之间争了一番，谁也没有说服谁。可是胡耀邦还是坚持胡乔木主持写那个文件。由于胡耀邦的坚持，胡乔木最后才勉强接受了这项任务。

照通常的情况，二胡之间这次不同看法的争论的内容我是会记得比较清楚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回我就是记不起来了。我只有一个印象，他们两人对解决农业问题的看法不完全一致。为了帮助胡乔木，当时国务院研究室调了两位同志带上一个年轻助手到京西宾馆来，而我自己由于忙着别的事情没有去了解胡乔木和这两位同志的工作。

在研究农业问题方面，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投入的精力和时间不少。我虽然没有参加农业文件起草工作，而把自己的力量投入到其他方面的工作上去了，但还是听到和看到不少情况。我知道除了胡耀邦之外，赵紫阳对这个文件的起草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胡乔木在我面前还不止一次赞扬过赵紫阳。我也知道好几位同志在分组会上没有发表真实观点，在我面前他们还对负责起草文件的同志颇有微词，也讲了他们了解的要写出解决问题的农业文件事实上有难以克服的困难。

在同这些同志的交谈中我看出要在这个会议上搞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农业文件是不可能做到了。但是由于各路“诸侯”中志同道合的一些人聚在一起，交流了各自的想法，知道他们对今后回去该怎么做心里更有底，而最后形成的农业文件究竟是怎么样子，对他们来说反而成为并不很重要的事情了。他们对我说，不论文件写成怎样，回去后按既定的方针办。这就是说，如果文件不能令人满意(看来这已成了无可奈何的事)，他们也会从当地的实际出发，去采取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由实践来检验是非了。

经中央工作会议修改、提交三中全会讨论并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这两个文件不难找到，我想可以用不着多引了，因为它们的基本内容可以从三中全会公报中有关农业的一段文字中看出。在那段文字中关于农村所有制结构方面写的只是：

“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资金、产品和物资；公社各级经济组织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计算报酬，克服平均主义；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都要坚决实行民主管理、干部选举、账目公开。”

这一段中的这几句话，大部分规定是好的，但只是一些一般的原则，即便做到了也只能起到一些好的作用，并不能够真正提高农民的积极性。而“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那样的话，是很保守的，是没有改革精神的。

当然，公报并没有把两个农业文件中的全部内容写进去，比如说两个文件中“两个不许”的规定，即“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那样的话，公报就没有写进去。那时能够真正提高农民劳动积极性的是实行包产到户，我估计是不可能写进去的。

在文件没有定稿前，有一天我听说在胡乔木起草的农业文件中不但没有写进可以实行包产到户，相反的把“两个不许”即“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那样的话写进去了。我知道了这个情况后，倒没有感到意外，因此我并不想责怪胡乔木等负责起草农业文件的同志。因为我知道那时即便是坚决主张摒弃“两个凡是”的人，所能做到的也只能是反对掉毛泽东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所作的指示，做到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解决“文革”中的遗留问题，同时也十分注重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以免引起党内和社会上的思想上更大的震动，不想去反对“文革”前毛泽东的错误，因为包产到户是从50年代起毛泽东多次坚持反对过的东西，不敢要求在农业文件中写进在农业生产中实行包产到户。

当然，我觉得即使做表面文章，也不一定要从反面去写那两个“不许”。在当时也许不写就通不过，但是我认为仅仅要求不写也还是有可能做到的，就这一点说我对起草文件还是有那么一点不满意的看法。不过回过头来，我觉得写进了这种字样也不要紧，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知道中国人对付中国人的办法多得很。古代寓言中有“朝三暮四”和“暮四朝三”的故事。不许包产到户，使用“包产到组，责任到户”或者“责任到人”这样的语言就可以说没有违反“两个不许”的规定。我觉得经过“文化大革命”，大家比过去“聪明”多了。

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农业学大寨”这个口号不再提了，而那篇以写“两个凡是”著名的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所讲要学好的文件，有一个就是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定下来的、三中全会上通过的农业文件，比起工作会议刚开始发下的文件来说还是有不小进步的。

从以上我所介绍的当时有关农业文件的情况，可以看出三中全会在改革开放上只是开了个头，我国改革开放的事业在三中全会后还有许多困难，要一个一个地解决。

至于关于农业与农村工业运输业、农林牧副渔业、农业中粮食与经济作物间的关系，公报上写的“坚决地、完整地执行农林牧副渔并举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这十六个字，在中央工作会议前就已经成为老话了。

第三篇重点转移和三大议题的讨论第五节关于1979—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这个议题

这是我不感兴趣的议题。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既然列有这个议题，地方和部门的干部也就带了材料在分组会上发言。但是大家认为这个议题所讨论的带有政府工作性质的、在政府工作方面的指导思想，在半年前举行的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华国锋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讲过了，在这个会议上再来讨论意义不大。出席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人的兴趣也不在这种比较实的问题上。因此这个问题在会上也就没有展开什么讨论，我也不记得有什么可以在这里介绍的东西。

既然大家基本接受了华国锋提出的从1979年一月起全党工作着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会议列入讨论1979—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议题是很自然的、顺理成章的。我也是一向重视经济工作的人，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一直很关注。所以对有这样一个机会可以听到各省市自治区和政府各部门对经济情况的介绍也很看重。

我翻了一下当时的笔记本，上面有我对许多地区和部门负责同志在讨论两年计划时的发言摘录，特别记下了一些数字。过去我参加了不少中央的会议，对这类发言也常常不满足，因为作这种发言的负责人往往是把带来的数字说一遍，汇报一下情况，向中央提出一些要求，其他的也听了不发表意见，而且照例常常把本地区本部门的成绩说得大大的，问题说得小小的。

这次我听到的发言比以前听到的要好，那就是问题讲得多，而且听了觉得情况颇为严重。比如贵州马力发言说当时人均粮食占有量不足500斤，口粮平均在300斤以下的生产队占40%，社员分配收入平均每人46元；1978年预分，有的生产队每个劳动日只得2分钱。又如安徽万里的发言讲，这个省人均粮食占有量至今没有达到1955年的水平。1955年人均768斤，1977年降为652斤，与1949年比，建国28年只增加4斤。淮北农民每人每年只分得30多元，大别山老根据地一些农民穿不上裤子，盖不上被子，实在叫人难过。

在笔记本上我记下来的浙江铁瑛，上海彭冲，新疆刘震、郭林祥，山西王谦，青海赵海峰，内蒙刘学平，江西江渭清，福建马兴元，甘肃李登瀛、韩先楚、肖华，吉林张士英，辽宁任仲夷、陈璞如，宁夏霍士廉等以及各部门负责人在发言中描绘出的情景，真让人深思。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两年计划中，讲“文革”给经济带来的破坏作用是这些发言的一个特点。这些发言还有一个特点是不爱讲什么指标，不爱讲不着边际的大话，可以看出同志们大干快上的精神是有的，面对这个现实，都在思考着前进的路子，且都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还有一个特点，各地方的发言并不向中央要什么投资。大家的兴趣并不在什么计划，而是在解决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问题，而对两年计划本身，对发到会议上的关于两年计划的文件，没有发表什么意见。

第三篇重点转移和三大议题的讨论第六节关于国务院务虚会这个议题

中央工作会议前举行了一次国务院务虚会，这个会议的参加者是国务院所属的各部、委、局、室以及组等等，也是要求每个单位来一位主要负责人。这也是一个长会，从7月6日开始一直开到9月9日，长达两个多月，由于与会者都是住在北京，可以开会工作两不误，因此不住宾馆，实行上下班的办法，而且基本上只开半天会，星期日休息。这与中央工作会议不同，后者根本没有星期日休息这一条。

务虚会的地点，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在中南海怀仁堂报告厅，国务院这样的机构有四五十个左右，加上工作人员，会议室里坐有六七十人。那间会议室左右好几排人坐得很满。会议从头至尾由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主持。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等也一直参加。

这个会议的性质是务虚会，不做决定，要求围绕如何加快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自由发言，国务院的经济业务机构都准备了书面发言，发言稿有的署上负责人的姓名，有的没有写上，但都在单位里研究过，是集体的作品。这样的书面发言，开会期间陆续交到会上，各单位都是讲本单位业务范围内的事情、本单位的问题，多数是全面地讲，也有专讲一个问题的。我们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就集体写了一篇文章交卷。

这些书面材料一般都很长，不要求在会上宣读，那样很沉闷，要求提纲挈领地说一下，而且可以离开稿子讲别的。比如姚依林(那时他是财贸小组的，这个组准备的稿子是关于降低粮食价格的，可是发言中心是进口粮食的问题)。讲话可以随便提问题插话，开得很活泼，大家讲了不少见解，讲出了不少改革思想。这样开到9月9日，李先念做了一个总结，把大家的意见做了一番归纳，其中就包括一些改革思想，比方明确地提出要改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改革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国务院务虚会开得大家都很满意，李先念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汇报时，华国锋、叶剑英也认为很好，叶剑英还认为这种务虚会的形式很好，主张再开一个理论务虚会。后来决定开中央工作会议，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那一天，除宣布讨论农业问题、两年计划问题之外，还宣布了一个议题：讨论李先念在两个月前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我是那次国务院务虚会的参加者，了解这个会的情况。我认为这个会的确值得重视。

对这个会有好几件至今记忆犹新的事情：

(一)在这个会上对过去经济工作不尊重客观经济规律、搞“长官意志”进行了批评；强调了提高人民消费水平的重要性；指出一定要实行按劳分配，重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提醒在经济工作中一定要讲求经济效益，反对不算经济账。

(二)在这个会召开前不久，以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和乔石为副团长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考察了南斯拉夫。回国后代表团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他们根据考察中了解的情况，提议恢复中南两党之间的关系。这个报告的基本内容在国务院务虚会上做了介绍。报告认为斯大林企图把苏联经济体制的模式强加给南斯拉夫，被铁托坚决拒绝，但南斯拉夫不失其为社会主义国家，南共不失其为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党。我们过去跟着苏联否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对的。这个报告得到中央批准。访问后我们明确了一个认识：同样都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可以有多种模式。我们认为这一点对于我国是有很大启发的。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的这个报告，在国务院务虚会上受到很大的重视。不过还有人对南斯拉夫是否是社会主义国家有某些怀疑，但大多数人赞同中央批准的代表团的观点。当然南斯拉夫实行的那一套社会自治制度，许多人表示不能接受。代表团也并没有主张要学南斯拉夫，但是我们认为任何国家都不应该盲目照搬别的国家的做法，而应该对他国的经验很好地研究。

(三)在这个国务院务虚会召开之前不久，谷牧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西欧五国，回国后写了一份报告拿到这个务虚会上。这个材料在会上也引起注意。那个报告不再像过去那样，对西方国家的经验采取完全排斥的态度，而认为西方国家的好经验有不少值得我们借鉴。我还记得，谷牧在报告中讲到法国的农场主不能把自己的农场随便传给自己的儿子去经营。为了保证农场经营得好，政府规定，如果儿子要经营父亲的农场，必须在农业学校毕业，而且在毕业之后在不是自己父亲的农场实习两年，取得考核及格的证书才行。这使得大家知道资本主义国家有一些很好的制度。

(四)在这个会议上国务院研究室还提供了一篇题为《要按客观的经济规律办事》的文章。这篇文章是胡乔木、于光远、马洪三人合作写成的。其中关于要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办事、要明确认识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的需要、不是为生产而生产这部分是于光远执笔的，三人讨论后意见一致。关于规律的客观性质是采用于光远一本书中的观点，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这一部分是马洪写的，胡乔木对整篇做了一些斟酌。

(五)在这个会上还有不少有启发性的发言，姚依林就引用了列宁讲的“在狼群中要学会狼叫”这句话，讲我们今天既然不得不与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就要懂得它们的那一套。

这次国务院务虚会起了开拓视野启发人们思想的作用。我认为，说我们的党正视经济体制中的问题，重视改革，发轫于这次务虚会，未始不可。经济学家接触经济体制改革，并开始思考和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比较早，但一直没有能够引起党和政府最高领导层的重视。在“四人帮”被粉碎前要最高领导层接受改革思想，这当然是做不到的。以前我们也使用过“经济体制改革”的语言，如说改革税收体制、劳动体制、价格体制、物资体制等等，以致有时人们说20多年我们进行了多次体制改革。但是国务院务虚会上讲的改革思想，不是我们以前曾经讲过的那些。

虽然，60年代苏联东欧的经济学家们开始发表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文章，有些国家并且开始了改革的实践。我国也有了自己惨重的教训，有了不再把苏联的体制奉为神明的思想。但在经济体制问题上在性质上开始有新的东西，应该说是始于这次务虚会。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性质上新的东西，才引起最高层中某些领导人的重视。邓小平不必说了，除他和主持这个务虚会的李先念外，叶剑英副主席就特别重视这个务虚会。他听了这次务虚会的情况后，认为这个会开得非常成功。

不过，人们必须承认，那个务虚会上关于改革的思想是很初步的，改革的目标还很低。三中全会公报涉及改革的语言只有：

“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

“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加强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权限和责任，减少会议公文，提高工作效率，认真实行考核、奖惩、升降等制度。”

这一段话讲得很好，而且有一些现在都还没有完全做到。但是在这一段话中，根本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也未涉及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的问题，未涉及股份制问题，未涉及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改革、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改革的问题，未涉及在一个国家内同一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各地区可以有多种经济模式的问题。在当时当然不可能提出这些问题。但是如果那时能够在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讲话这个议题时，用比较多的时间来讨论我国的改革开放问题，总可以取得比在公报上所写的更多的内容。但是中央工作会议要解决的问题太多了，有更加迫切的问题需要提出来。因此虽然会上也有一些发言讲到这次国务院务虚会，但并没有去讨论这个务虚会上接触到的经济体制改革问题。

由于中央工作会议的出席者参加过这个国务院务虚会的很少，李先念的讲话显得也比较平，华国锋也没有对为什么要讨论这个议题做什么说明，更没有提出要在讨论这个议题时研究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因此会议出席者在讨论这个议题时，往往和第二个议题即关于两年计划合在一起讨论，而且没有讲出多少有关改革开放的内容。公报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文字是起草者根据会上并没有充分展开的意见概括出来的。我认为应该承认公报起草者起了很好的作用。由于公报是三中全会会议参加者正式讨论并且通过的，应该承认它是会议的一项成果。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参加过这个务虚会的各部门负责人，也没有就改革开放发什么言，虽然认为国务院务虚会很重要。我也没有利用讨论这个议题的机会，介绍那次务虚会的成果，加深对于改革开放的认识。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这次会议的重点还是在政治路线、思想路线上面。这个会议在取得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上的突破后形成的局面，使得改革开放在会后很快取得了进展。不过今天回过头来看，我认为还是应该很好地讨论国务院务虚会这个议题的，应该多讲一些改革的问题。我在中央工作会议做了这么多次发言，都没有专门讲一大篇改革，这不能不是我工作中的缺点。

现在大家都说我国的改革开放是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这个说法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不要以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加上三中全会前那个中央工作会议，对改革开放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讨论，更不能说这两个会议对改革开放的问题解决得很透彻了。从这一节和上一节我所讲的事实中，可以看出情况并不是那样的，尤其关于农村改革，会议通过的文件还特别做出“不许包产到户”的规定，而实行包产到户是农村改革的第一步。

三中全会后，按照公报上那些要求所进行的企业方面的改革进行得比较早，但是没有取得突破性的成果。而农村改革在万里等同志的努力下，经过几年的努力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那就是实行了“包产到户”或进一步实行了大包干。

在这里，我们指出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在改革开放方面的不足，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纪念三中全会时充分评价三中全会对我国改革开放的意义，不妨碍我们说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是一个伟大的转折。这两个会议的伟大意义就在“转折”这两个字上面。

三中全会把我国建国以来的历史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建国的1949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1978年的整整30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曲折前进最后觉悟到必须改革的30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就开始实行改革。在前30年中，从1949年到1952年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从1953年到1956年用4年的时间进行了一个匆匆忙忙的不像样子的社会主义改造，在1956年宣布进入社会主义；从1957年到1978年这21年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一个早产儿，也是个畸形儿。如果说这时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么这20年就是一个起始阶段，是经济停滞、政治动乱、文化凋敝、生活穷困的特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起始阶段。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改革阶段。在三中全会后改革的政策措施一个一个地出台，改革一层一层地深入。改革取得成效，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这个阶段的起点在哪里？就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时对改革开放的意义、范围、深入的程度认识不足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前进。即便前进中有某种犹豫和曲折，能够克服这种犹豫和曲折，最后还是能够前进，也是好的。这一改革事业的胜利起点，便是20多年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口号，会议确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经过会议建立起来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保证了改革开放事业的前进。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是值得我们长远纪念的。

第四篇对原定议题的重要突破第一节陈云提出解决冤假错案问题

陈云提出“六点问题”，原定议题取得重大突破。叶剑英说有些人前怕狼后怕虎，就是不怕中国人民不答应贫穷落后的现状。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新华社社长曾涛“胆大包天”，率先发快讯；华国锋在大会作表态发言，使会议讨论更加深入。

(4)彭德怀同志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5)“天安门事件”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3)陶铸、王鹤寿同志等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的一批党员，直到七七抗战后还坚持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一个尾巴。在讲陶铸等人的问题时，陈云提出中央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当移交给中央组织部，由中央组织部复查，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会上提出了不少案子，只有刘少奇这个案件太大，许多人认为提出这个问题时机似乎还不成熟，因此在会上还没有人提出。这都是平反冤假错案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的问题是许多人表示除康生问题必须彻底查处，大家认为还有一些跟着“四人帮”干了不少坏事、民愤很大的人，如对中央机关中的谢富治、吴德、吴忠、郭玉峰等，也揭露了许多事实。在地方上，山东提了王效禹，吉林提了王淮湘。

同一天，别的分组也有些同志提了类似的意见。如西北组就提出了做好重点转移必须平反冤假错案，如解决“六十一人”不是叛徒的问题，要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等等，提出要把查清康生在延安整风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列入议题等。

陈云同志在党内威信高，考虑得周到，问题提得准确，语言有力。他的发言得到各组出席者的纷纷响应。聂荣臻在东北组，康克清在华北组，宋任穷、肖华在西北组，以及许多人，都就陈云提出的这些问题发表意见，并补充提出其他一些必须由中央考虑做出平反决定的重大案件，如：彭罗陆杨案件，此时罗瑞卿已去世，彭真、陆定一、杨尚昆尚未安排工作；“二月逆流”案件，虽然在“文革”中毛泽东表示过“不要说了”，但解决得还不彻底。

(2)1937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此时他还未担任组织部长)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和1940年他当了中央组织部部长后关于从反省院出来履行过出狱手续，但继续干革命的那些同志，经过审查可给以恢复党籍的决定，也是中央批准的。这两个决定所涉及的同志和在两面政权的情况下做了革命工作的同志，他们不是叛徒，应该恢复党籍。

分组讨论一开始就突破了原定的三个议题。产生最大影响的是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

他认为对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那些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做出决定的。他举了六个问题为例：

(1)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第四篇对原定议题的重要突破第二节争取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

关于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和它的伟大意义，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的认识一直是十分明确和坚定的。在领导机关中负有一定责任的干部和学术界人士对之也给以高度评价。

“四人帮”粉碎后，党中央对1976年4月7日中央政治局所做出的决定和同日《人民日报》社论中对“天安门事件”所作的宣传，在看法上有所改变。

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对“天安门事件”讲了这样一段话：

“关于1976年4月天安门广场事件的问题。在‘四人帮’迫害敬爱的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这时候，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但是应当肯定，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悼念周总理的，其中许多人是对‘四人帮’不满的，反对的。不能把他们，包括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过的群众，说成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已于1976年12月5日发出通知：‘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籍团籍处分的，应予撤销。’应该说，这方面的实际问题已经解决了。”

这就是说，他虽然对1976年党中央、《人民日报》所宣布的结论有所改变，但还肯定存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对这种关于“天安门事件”性质的说法，广大群众和干部是十分不满意的。尤其这个讲话还谴责1977年有人张贴大字报，发表演说，点名攻击中央负责同志，要人们警惕“反革命分子的阴谋”(那时有一个写大字报批评吴德的青年，就因“恶毒攻击罪”被送进了监狱)。在这种情况下，华国锋要求“不要在‘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问题上再争论了”。人们当然不能答应，因此在1977年3月这个讲话后，群众和干部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吁并没有停止下来。

一直到1978年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前的几个月中，广大群众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制造舆论的活动非常活跃。街上有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大字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童怀周(这是一个集体的署名，表示“一同怀念周总理”)又编辑印发了颂扬天安门活动的诗文；上海工人编写并演出了陈云发言中提到的那个话剧《于无声处》；许多因“天安门事件”而受到迫害的人，在各种场合做自己斗争经历和遭遇的报告；共青团中央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复刊号发表了文章；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编了一个“天安门事件”的专页，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同志不让登这一专页，这家报社的编辑余焕春同志1978年6月8日在全国政协的会议上讲了一番话，说这个案子还没有彻底翻过来(余焕春在《百年潮》1998年第二期写了一篇关于“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的文章，介绍他知道的许多情况)。可是直到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不久，要求“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活动仍得不到支持。

汪东兴等人在粉碎“四人帮”后，敢于违背广大群众和干部的意志，阻挠“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的“根据”，就是说“有毛主席的批示在，谁也翻不了这个案”。

就在这个时候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了，对这个党内和社会上普遍关心的问题，在会议讨论转移问题时大家就很踊跃发言。我在简报上看到的关于“天安门事件”最早发言的是华东组的陈再道。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已经有了，“真理”也有了，就是不敢去“检验”——不敢说真话。如“天安门事件”，悼念周总理，实践证明是革命行动，是反对“四人帮”的革命行动。如果说“天安门事件”有反革命，这反革命就是“四人帮”。这个问题向全国人民说清楚，全国人民也就服了。

接着——当时我在简报上看到的——陈云同志在东北组的发言，他讲的六个问题中的第五个问题便是“关于天安门事件”。他说：

“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还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以陈云这样威信很高的革命前辈，这样早地提出问题，对中央工作会议各组的同志起了带头和鼓励的作用。

李昌在华北组对“天安门事件”讲得很透彻。他说：

“天安门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是个伟大的革命运动。‘五四’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启蒙运动，也可以说，天安门的群众悼念活动，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从此大大发展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思潮和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思潮，是应进一步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的。现在正在演《于无声处》，请北京市委大力支持‘五四’运动。”

吕正操在华东组也率先就这个问题发言。他也说：

“如果说民主革命时期有‘五四’运动，那么‘天安门事件’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四五’运动。”“它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而当时在镇压‘天安门事件’后，北京市还召开万人庆功大会，有一个坏分子在会上大讲如何到政治局去批判邓小平同志，说的话都是人身攻击。这是党内从未有过的怪现象。当时主持会议的吴德同志为什么允许这样的发言？”

11月13日于光远、王惠德、杨西光在西北组联合发言中提出在我国有充分发扬民主的必要。在联合发言中我们说：

“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就一定要使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都要相应地改变。列宁说‘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灭’。在这里有一个观点应该在党内明确，那就是我们党在成了执政党之后，仍然应该站在人民群众之中，领导人民群众去争取民主。因此争取民主的斗争，应该继续下去。而且民主不应该是恩赐的，恩赐的民主是不牢靠的，只有人民自己起来争取到民主才是巩固的。而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又只有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从领导群众争取民主这样的革命立场出发，党应该对‘天安门事件’明确表态。”

我们指出：

“天安门事件是一个伟大的革命事件，完全应该得到我们党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接着我们还说：

“执政的共产党，一方面要站到群众之中，继续领导群众进行争取民主的斗争，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夺取了的政权，去保护人民民主，配合群众自身争取民主的斗争。”

各组在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头都有人提出要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

在11月13日上午我们做联合发言时，我们不知道北京市委正召开它的常委扩大会议。

发言的第三天，11月15日《北京日报》上有一篇关于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长篇报道，对“天安门事件”说了这样一段话：

“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滔天罪行的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对于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北京日报》上报道的这段话与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华国锋的讲话比较起来，有几点进步：首先是对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去活动的意义评价提高了。1977年3月讲话只是说群众(没有说广大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报道则说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是伟大的革命行动；更重要的是三月讲话中接着前一句又说了一句：“确有少数反革命乘机制造了天安门反革命事件”，14日《北京日报》的报道对1977年3月讲话中这后一句话的意思虽然没有否定，但也没有再提。

这一段话是11月15日见报的，何时经过怎样的过程在报道中写进这样的话，我至今还不清楚。《北京日报》中这一小段话插在长达三四千字的报道中，而且没有在题目中标出，当天没有引起在京西宾馆开会的人的注意。可是新闻界的三位同志：新华社社长曾涛、《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却敏感地注意到了，而且采取了一个重要的行动。他们从《北京日报》报道的全文中抽出这一段话专门发了一条新闻，加上了一个《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的标题，把本来只是讲群众到天安门广场去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如何如何的内容“拔高”了。

新华社11月15日发出电讯后，11月16日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刊出这则新华社电讯稿。当天早晨参加工作会议的同志看到这条新闻兴高采烈。新华社发出这条新闻时没有送中央政治局审批，也没有向常委中任何一个人报告。据余焕春回忆，事后胡耀邦对胡绩伟说，这样一件重要的事情也没有给他打个招呼。当时曾涛等人的考虑是：这件事以不请示为好，就由新华社自己负责。关于此事未经政治局讨论这一点，纪登奎在西北组开会的会议室里，在开分组会前说过，这样的事未经政治局讨论不好。大家就对他说，这件事情已经很清楚，毋须讨论。

我接触到的同志都赞赏曾涛同志的勇气和果断行为。华国锋当然明白这一点。这件事只是产生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并不是会内的事情，但对会议发生了影响。因为在新华社这条新闻发表后，经过三天的考虑，11月18日华国锋为童怀周送去人民文学出版社要求出版的《天安门诗抄》题写了书名。华国锋用这样一个方式，做出了支持曾涛等同志的行动的表示。

新华社这条新闻同时也报道了在“天安门事件”中被判刑者全部宣布无罪的消息。但中央工作会议上还是有人希望中央对“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再做一个明确的表态，认为在18日华国锋题书名之后，“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这一件事事实上应该说是完全解决了，唯一还要做的事，便是要求中央再正式发一个文件，再做一个明确的表示。东北组的华楠就这样回忆说：

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大会上就“天安门事件”讲了这么一段话：“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中央就着手解决在‘天安门事件’和这一类事件中革命群众被迫害的问题。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这方面的问题大都陆续得到解决。但是，问题解决得还不彻底，还没有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这一段话华国锋讲得是很聪明的，为自己做了某些辩护，又承认了未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的现实，最后表态接受会上的意见，代表中央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他讲话中的这一部分，我认为是应该受到欢迎的。“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的确是到了该解决的时候，曾涛等同志的行动只是使这一平反来得快了些，快得没有能等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没有等到三中全会召开，就提前解决了，这是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家提出的、未等会议结束就得到解决的唯一重大问题。

华国锋接着讲11月14日北京市委宣布的结论，他所叙述的北京市委宣布的内容是符合《北京日报》的报道的。但在这里有一些细节问题我没有弄清楚，那就是北京市委这个会议究竟是何时举行的。这种情况通常应该公开报道，而《北京日报》的报道却没有这方面的内容。这是很奇怪的事。至于“天安门事件”的那段话是什么时候由华国锋审批的，华国锋讲话中所说的中央常委究竟是指华国锋本人，还是指他和汪东兴二人，或者还加上别的人，那就更不知道了。批准时肯定没有邓小平，因为邓小平在11月14日晚上才结束对新加坡的访问回到北京，11月14日上午他还在新加坡受到热烈欢送，他不可能参与“批准”这件事。批准时间不可能如华国锋讲话中说的是11月14日，这样说肯定有误，因为载有关于这一段话的《北京日报》，在11月14日清早已经在北京街头发行了。不过这些实在是无关紧要的细节。

关于1978年北京市委做出决定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件事，我在《百年潮》1998年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1978年“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真相》的文章，详细介绍了当时我的“亲身经历”，并做了一番“文献考证”和“一些辩证”。

<h3>附记：1978年“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真相</h3>

1978年11月15日新华社发出一条新闻稿，第二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在头版头条刊出。这条新闻稿的标题，主要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在“四人帮”被粉碎后，许多同志为争取“天安门事件”平反做出了很大努力。从1976年10月起，到1978年这个目标的实现，是一个长达两年的过程。上述新闻的发出，只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然而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因为这标志着人们奋斗的目标得到了实现，并为国内外所周知。

发出这条新闻，是当时的新华社社长曾涛、《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和《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三人商定和操作的。我只是投了一张赞成票，是此事的少数知情者之一。由于此事的真实经过至今社会上仍不清楚，而且我见到有关文献的记载与我所知道的实际情况不尽符合，故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的前夕，我认为应该尽一个历史见证人的责任，把自己所知道的事实真相写出来，并且希望得到其他知情者的补充修正。

1978年11月我在京西宾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曾涛、胡绩伟、杨西光也都是会议的参加者。15日中午，我回到房间准备睡午觉，接到胡绩伟的电话，说“有要事相商”，要我立刻上楼到杨西光的房间去。进去后见到胡、杨和曾涛，他们告诉我，看到当天《北京日报》上发表的市委常委扩大会议闭幕的消息后，他们想把其中有关“天安门事件”那一段摘出来，单独发一条新闻，并已和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通了电话，林表示同意。他们现在已把新闻稿拟好，事关重要，希望听听我的意见。

我先看了他们拟的新闻稿，然后把桌上放的那张《北京日报》看了一下，特别仔细地看了其中他们画了道道的有关“天安门事件”的那几行。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新闻稿的标题和北京市委会议上的那几句话不完全对得上号。标题上写的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而市委会议的报道中根本没有“天安门事件”五个字。但我转念一想：市委会议关于“天安门事件”那段话，与我记得很清楚的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话相比，有很大的进步，甚至可以说翻了过来。市委的那几句话虽然没有写明“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如何如何，实质上是为事件平了反。只是因为中央没有表态，不敢明白地写出来。现在新华社发出一条新闻，加上他们拟的那个标题，把市委几句话的实质点破，也许可以促使这个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我反思了一下，我这个人一向有书呆子的脾气，可是这一次我不想拘泥于市委会议报道中没有“天安门事件”的字样，决定对他们的做法投一张赞成票。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11月1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登出了这条新闻。《人民日报》用的标题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报纸到了京西宾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手中，大家看了都非常高兴。上午八点多我去西北组开会的会议室，在等正式开会的那段时间里，大家兴高采烈，都说这件事太好了。这时候，纪登奎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后来大概是忍不住了，说了一句“像这样大的事，总应该在政治局谈一下才对”。他是政治局委员，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事先他一无所闻。当时在场的人几乎同时说：“这么做有什么不好？”“新华社发出这条新闻实在太好了！”纪登奎就不再出声了。

曾涛是发出这条新闻的主要负责人，他这么做是冒一定风险的。当然风险并不很大，因为一定会得到许许多多同志的支持。特别是前三天，即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必须平反讲得明白、尖锐、有力。曾涛发出这条新闻后，受到在京西宾馆开会的同志们的普遍欢迎。我走在路上、在电梯里都听到赞扬声。这一天午餐和晚餐，我都与曾涛同桌。同桌者——我记得一次有江西来的白栋材，一次有新疆来的汪锋，都对曾涛说，如果你因此在新华社呆不下去，欢迎你到我们那儿去。

16日晚上，林乎加的秘书高稚兰(他是我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作者之一)来到我的房间，告诉我，林乎加看到报纸后，以为新华社发那样一条新闻有什么“来头”，就打电话给曾涛。当得知没有什么“来头”时，他就打电话向华国锋汇报，说标题是新华社自己加的，事先没有同市委商量。华对林的汇报没有讲什么话。

关于林乎加给曾涛打电话这件事，后来有一次我向曾涛问起时，他告诉我，当时林问他那个标题是怎么加上去的，他没有正面回答而反问说：“这条新闻中报道北京市委会议的话与事实有无出入？”林说“没有”，他就说：“加标题发稿是我们新华社的惯例，这事由我们负责，你不必管了。”

11月17日整天我继续关心华国锋有何反应。18日中午，曾涛告诉我，华有一个与“天安门事件”无关的活动，说了几句话比较好，这是好的迹象。当天晚上，曾涛又给我来了个电话，说：“现在好了，华国锋转变了，今天他为童怀周的《天安门诗抄》题写了书名。”在电话里我向他道喜，说：“这一下你安全着陆了！”两人在电话里笑了一阵子。

11月19日，《人民日报》头版右上方登出了《华主席为〈天安门诗抄〉题写书名》的消息和华的手迹。在这条消息的下面，还发表了一则“天安门事件中被捕的388人没有一个反革命分子，全部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新华社电讯”。

我亲身经历的有关“北京市委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事实经过，现在记得的和能够写出的就是这些。

新华社发这条消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立即刊出这件事，从我的亲身经历中，我敢确认是曾涛等三人在没有向中央请示的情况下，下决心采取的行动。他们三个人的行动取得了成功，后来得到党中央的正式批准。

后来我又对这件事做了一番文献考证。1978年11月15日《北京日报》发表的市委会议闭幕消息中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文字是：“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滔天罪行的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愿，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对于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北京市委会议的这一段话，写于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20个月之后。华的讲话中直接有关“天安门事件”的一段话是：“在‘四人帮’迫害敬爱的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这时候，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但是应当肯定，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悼念周总理的，其中许多人是对‘四人帮’不满的，反对的。不能把他们，包括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过的群众，说成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已于1976年12月5日发出通知：‘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籍团籍处分的，应予撤销。’应该说，这方面的实际问题已经解决了。”

把1978年11月北京市委的那段话与1977年3月华国锋的这段话进行比较：

(1)［1977年华］仍然肯定1976年4月有一个“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1978年北京市委］不再说这是反革命事件。

(2)［1977年华］明确说“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1978年北京市委］不再说有制造了反革命事件的反革命分子。

(3)［1977年华］把1976年天安门广场群众反对毛主席1975年做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决定，戴上一个“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的帽子，并视作乘机进行的一种反革命活动；［1978年北京市委］不再讲、也就是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4)［1977年华］说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1978年北京市委］在“群众”两字前加上“广大”两字，并认为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完全是革命的行动”。

(5)［1977年华］在上引的那一段话外，还说“中央在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和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问题中，是坚定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点上，是坚持了毛主席的路线和方针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于我们旗帜的问题”。他还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同一次讲话也说了“在适当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这样一句话。而广大群众去天安门广场抗议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反对毛泽东决定“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978年北京市委］不讲、也就是不同意这种观点。

(6)［1977年华］认为应昭雪的人限于“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也就是不包括被认为“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人；［1978年北京市委］不再设定这样的限制，而宣布“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在对两个文件这样进行对照之后，我们看到，1977年3月华国锋的那次讲话，虽然由于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不能完全重唱1976年4月党中央、北京市委、《人民日报》的调子，但仍然重申天安门广场上群众行动的性质是反革命事件。而1978年11月15日《北京日报》上披露的北京市委的决定，实质上是否定1976年4月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行动是反革命事件的，只是那时还不敢在中央未做出决定前明白地反对1977年华国锋讲话中的提法，而是顺着华讲话中说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的”那句话的方向，把广大群众的行动确定为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因此，说它实质上是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是恰当的。而估量北京市委这么做是经过华同意的，也可以说华那时实质上已同意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改变了1977年3月时的立场。

不过，1978年11月《北京日报》报道的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确没有把这个实质挑明，不但文字一字未提“天安门事件”，在该报七行通栏标题中连“天安门”这三个字也没有。是11月15日新华社的新闻稿和1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才把这个实质披露出来，起了一个“拔高”的作用，明朗化的作用。

对曾涛、胡绩伟、杨西光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所做出的努力这件事，我本来没有想写什么回忆文章，事情一过我也就放在脑后了。引起我去注意这件事情的原因是，199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巢峰赠送我他主编的、由香港港龙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词典》。在这本书的附录《“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中看到这样一条：1978年“11月1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见该书第478—479页)。这引起我的思考。

我的亲身经历，使我不相信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件事。我告诉了巢峰我的看法。巢峰希望我写个材料给他，以便他找人去进行核对，于是我就动手写了一点。再一想，这件事应该由曾涛和胡绩伟来做(杨西光逝世后，当事人只有他们两个了)。我曾对他们提出建议，可是他们一直没有动笔。后来我又建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去专门采访曾、胡两位，他们表示这个建议很好，准备去做。可是他们也忙，还没有来得及去采访曾涛，不幸曾突然因病去世。就在这段时间里，我请人帮忙查了一下当时的报纸，做了一些文献分析工作。最近又发现，不仅《“文化大革命”词典》，而且在这部书出版之前，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中也有几乎相同的记载。这部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字，同港龙出版社出版的文字相比，除了最后一句“这个决定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被该词典删去，“敬爱的周总理”被改为“周恩来”，其余完全一样。很明显，《大事记》是《词典》的依据。

在1994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综合研究组、《党的文献》编辑组编写、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三中全会以来的重大决策》中，也有这样一段文字：“中央政治局接受了陈云等同志的意见。11月14日，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北京市委宣布，为1976年清明节的所谓‘天安门事件’平反”(见该书第44页)。也是在1994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四卷，全文一字不差地引用《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的文字(见该书第165页)。

对这些书所写，我曾想，究竟是我对当时发生的情况“有所不知”，还是他们“有所不知”呢？最后我才注意到，所有这些记载，都出自1978年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这个讲话讲了八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关于天安门事件问题”。他说：

“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中央就着手解决在‘天安门事件’和这一类事件中革命群众被迫害的问题。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这方面的问题大都陆续得到解决。但是，问题解决得还不彻底，还没有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今年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看了这段文字后，我认为事情有各种可能，也有可能是北京市委在做出决定之前曾经向他汇报过，他同意市委的那些提法。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没有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有什么明确的表态，否则《北京日报》发表的报道中就不会回避“天安门事件”这五个字。那篇报道有一个七行通栏标题：

“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全市人民紧张动员起来，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为加快实现首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会议着重研究了贯彻执行华主席、党中央对北京市的重要指示／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同志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第三书记贾庭三同志对揭批查运动做了部署／会议指出，‘文化大革命’前北京市的17年，同样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直占主导地位，北京市委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北京市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在这个标题中，连“天安门”三个字都没有。《北京日报》——也就是北京市委的这种异常的谨慎态度，我认为只有用中央对“天安门事件”还没有很鲜明的态度来说明。而鲜明地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行动，是曾涛等同志鼓足勇气在11月15日新闻稿和11月1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版面上采取的。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提出来，那就是邓小平11月5日至14日访问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三国，14日晚才回国，因此，中央工作会议前几天(11月10日到14日)，邓不在北京，没有参加会议。华国锋在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那天，在讲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时说，“由于我想等常委都在家的时候开会解决问题，因小平同志出访，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前这个会没有来得及开”。既然真理标准问题要等小平回国后开会解决，那么“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问题也应该等小平回国来讨论吧。因此，对“11月14日政治局常委批准”的说法我有怀疑。

事情究竟如何，希望党史研究部门进一步研究清楚。

我认为这篇文章所讲的事情并不是特别重要，但是历史务必说得很清楚才好。现在能讲清这件事的人还有好几位健在。我希望对胡绩伟、林乎加、华国锋等同志和其他我点不出名字的知情人做一点访问。也还可以查一查文献档案，做一番分析。我这一篇也可以算是对完全弄清楚这个问题提供的一个资料。

<h3>附：胡绩伟对此文的一点补充</h3>

于光远同志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把1978年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真实情况揭示出来，很有意义。光远同志不仅如实地反映出来当时的实际情况，而且还提供了很多可靠的材料来加以仔细的比较分析，做了切实的证明。作为一个权威的科学家，光远同志表现了他十分严肃的科学精神，实在令人钦佩。

光远同志还慎重地告诉《百年潮》杂志的编者，一定把他的文章交给我看一下，征求我的意见，因为我是当时三位当事人之一，是仍然留在世上的唯一的当事人，其他两人——曾涛和杨西光同志都先后驾鹤西去了。

《百年潮》编委韩钢把光远的文章送给了我，还希望我约一个时间由他来采访，听取我对这一事件的回忆。看了光远的文章和韩钢送来的材料，又翻阅了一些有关的资料，我想，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要把我所经过的真实情况以及当时的背景讲清楚，不如自己动手一一写出来，这比由记者来转述更为准确一些。

光远同志这篇文章的主题，是说明北京市委当时在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所宣布的内容，只是说：“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对于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就是说，第一，并没有宣布《人民日报》新闻标题所说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第二，也没有如以后很多文件记载所写的，北京市委这一宣布是“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的；第三，报纸登出这一消息以后，很多同志都问报社“有什么来头”，即是不是经过中央批准的。当时，我们并没有请示中央就发表了这一重大新闻，中央是在新闻发表以后才批准的。

我们为什么那样果断地发布这样一个新闻呢？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自从真理标准讨论以来，曾涛、杨西光和我经常在一起交流情况，议论宣传工作。1978年11月15日中饭以后，曾涛拉我到杨的房里，他说今天《北京日报》发表了市委扩大会议的新闻，新闻写得很长，把“天安门事件”这样重要的问题淹没在这个长新闻里，标题也没有标出来。他那锐敏的“新闻鼻子”一下就“嗅”出来了。他打算把这点抓出来，突出地发一个单独的消息。西光和我当时都没有看《北京日报》的这条长新闻，我们很快看了一下，对于他用铅笔画出来的那一段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内容反复看了两遍。我们都觉得十分重要，应该摘出来专门发一个大消息，可以推动“天安门事件”的平反。

曾涛很快就写出来了，不到300字。看了这个消息，我们都很兴奋，认为是一条能引起轰动的头条新闻。我们说应该标一个鲜明醒目的标题。但是要标明“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悼念周总理完全是革命行动”，文字太长，不能成标题。我想了一想，说不如索性标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是会激动人心的。因为两年多来，中央一直说“天安门事件”的性质是“反革命事件”，这个标题就是为“天安门事件”翻案。

我把这个标题写在新闻的上面，大家又斟酌了一番：北京市委只宣布广大群众去悼念是革命行动，并没有宣布整个“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这样的标题是不是题文不符？我们讨论后一致认为，北京市委这次讲话，比过去中央“口径”有很重要的进步。过去说到“天安门事件”，虽然肯定广大群众对总理的哀悼“是合乎情理的”，但总要说“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而这次北京市委不仅没有说是“反革命事件”，连“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也不提，这当然是说明整个“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了。

我们定下来以后，还想请于光远参谋一下。他住在我们楼下，我打电话请他上来，经过一番推敲，认为标题的根据可靠，即使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我们也站得住脚。

当时我们也议论了整个形势。虽然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央领导人一再认定：“邓小平的错误是严重的，一直发展到天安门事件。”“天安门事件到底怎么看？反革命搞进去，这是肯定的，是反革命暴乱嘛！”“四人帮”在北京市的“大批判组”——洪广思写的文章，还硬说邓小平是“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总后台”，是“中国的纳吉”；但是，这是违背民心，天理不容的。全国人民甚至全世界人民心里这杆秤是公平的，党的高中级干部也一致要求赶快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就在前三天，11月12日，陈云同志在大组会上还明确提出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得到强烈的赞同。我们说，小平同志早在一年前就已经恢复工作，而且被选为党的副主席和政协主席，扣在他头上的“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总后台”这顶黑帽子早就应该摘掉了。

就这样，我们四人齐下决心，这条加上标题的大新闻，就由新华总社发到全国，发到全世界了。

当然，我们也考虑到这有很大的风险。我们笑着说，北京市委这次传达华主席的讲话，就有“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我们这正是响应华主席的号召。事实上，自从这年五月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来，我们新闻界思想确实相当解放，胆子相当大；我们同坚持“两个凡是”的主管宣传的领导人已经进行过一系列的交锋，真可说是节节胜利。我们新闻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已经进行了很多努力，发这个新闻就是又一次有力的冲刺。这不仅仅是为了给“天安门事件”平反，而且是为了洗雪整个“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国家造成的耻辱，为革新我们整个工作(当然包括新闻工作)开创一个新局面。我们的勇气和胆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迸发出来的。

第四篇对原定议题的重要突破第三节应该对“天安门事件”进一步作科学分析

1976年3月下旬至4月5日，南京、北京、西安等大城市的群众，纷纷自发地进行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声讨“四人帮”的活动。4月4日晚开始北京市当局及其公安部门，清理花圈、挽联、挽词、标语等和抓“反革命”，4月5日对天安门广场参加悼念活动的广大群众进行镇压，制造了“天安门事件”。4月6日，天安门广场群众的抗议活动没有完全停止，北京市仍有群众冲破封锁，到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广场举行哀悼仪式，发表演说，高喊“批邓不得人心，悼念周总理无罪”的口号。同日，“四人帮”一伙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会上张春桥提出“天安门广场事件实际上是中国的匈牙利事件，那些人拥护邓小平，就是要把他抬出来作中国的纳吉”。会议决定由《人民日报》编辑部负责写一篇报道，同中央决议同时见报。4月7日，根据毛泽东提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4月8日《人民日报》刊出《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的报道。4月9日，北京十万人举行“首都军民坚决拥护中共中央两个决议，庆祝粉碎反革命逆流胜利大会”，全国各省市也相继召开所谓“庆祝大会”。4月20日，北京市公安局追查所谓“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指挥者”，追查所谓“反革命的政治谣言、诗词、传单的制造者”。大部分省市也发出追查指令，对参加悼念活动的人民群众进行镇压。4月27日、28日，发表洪广思的《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罪魁祸首》以及池恒、梁效等人的文章。这些，便是我对1976年“天安门事件”有关的重要史实的最为简单的叙述。

粉碎“四人帮”后对“天安门事件”的说法有所改变。在1977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讲话说，在1976年清明节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由于反革命的活动，“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仍是反革命事件。一直到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还一直压制群众和舆论界关于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的要求，甚至有对这种要求继续镇压的活动。

关于1978年11月14日后有关这个问题的变化发展，我在前两节做了叙述，不在这里介绍了。在最近对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20周年的纪念中我思考了这样一个问题：“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了。但是对于这个历史事件的分析做得很不充分，认为有必要提出本文题目写的这个问题，希望我们的史学工作者在这方面努力一番，用这种研究成果帮助今天的干部和群众更加深入地认识这段历史，得到更多的教训。

我现在是顺着这样一条思路进行思考：

第一，这一个事件基本是两种政治力量的尖锐斗争。就广大群众(包括广大党员广大干部)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行动。就“四人帮”一伙来说，是一个他们制造出来的流血惨案。这两者说的是同一天在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事情。正因为广大群众的行动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给“四人帮”一伙打击极大，“四人帮”一伙就穷凶极恶的残酷镇压。而正因为勇敢反对这种反动镇压，广大群众的革命行动也就更加显示其伟大。

第二，在这个事件中不同的行动主体，应该从这个事件中取得教训，我们对他们也就应当采取不同的态度。广大群众对自己的革命行动引为骄傲，理直必气壮，历史歌颂他们。“四人帮”从他们的本性出发，他们的行为有其必然性，历史将唾责他们。在镇压天安门广场群众行动的那些人中除“四人帮”的爪牙外，绝大多数或者受蒙蔽，或者本人糊涂，盲目地执行命令。不论各人的情况有何不同，但无论如何是他自己历史上所做的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在真相大白之后，他们会反思也应该反思，提高自己的觉悟。在这个事件中还有毛泽东本人以及参与到这个事件中的某些其他党中央的领导人，他们在事件中也犯了严重的丧失革命立场的政治错误。历史对不同的人有不同态度，本人也会有不同的认识。这是一个分析的态度。

第三，“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历史意义，我认为有四点：一是对“四人帮”罪恶活动的揭露因此更加彻底；二是为批评“两个凡是”打开一个重要的缺口；三是伸张了正义；四是维护了民主，对“天安门事件”平反是为在我国充分发扬民主所必要的事情。

1978年11月13日，我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西北组上和王惠德、杨西光做了一个联合发言，主要讲平反“天安门事件”与发扬民主的必要性。因此我写了一个附记附在这一节后面。

<er h3">附记：确认“天安门事件”是伟大的革命事件</h3>

<span class="ter">——于光远、王惠德、杨西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一次联合发言</span>

1978年11月13日，于光远、王惠德、杨西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联合发言，不仅呼吁“党应该对‘天安门事件’明确表态，指出它是伟大的革命事件”，而且指出这是我们的党站在“领导人民去争取民主”这样的革命立场上必须采取的一个革命行动。

这个发言对这一点是这样论述的：“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就一定要使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都要相应地改变。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列宁说：‘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在这里，有一个观点应该在党内明确，那就是我们党在成了执政党之后，仍然应该站在人民群众之中，领导人民群众去争取民主，无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不等于争取民主的任务完全完成。正好相反，在我们国家中还有封建主义的残余势力，而且今天我们的国家政权，还是列宁指出的那种‘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人民的民主权利经常受到这种或那种侵犯，因此，争取民主的斗争仍旧应该继续下去。而且民主不应该是恩赐的。恩赐是不牢靠的。只有人民群众自己起来争取到的民主才是巩固的。而人民群众的斗争只有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

“天安门事件”的实质是“在‘四人帮’即将动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关键时刻，广大群众奋不顾身地起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本来，我们的国家政权如果掌握在革命者的手里，就应该“配合群众的斗争”。可是，当时有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国家权力，实际上掌握在“四人帮”手里，它们不是保护民主，而是与之对立进行镇压。它们所掌握的这一部分国家权力，实质上已演化为实行法西斯统治的手段和工具。

三个人联合发言的意思，是在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前提下，党能对“天安门事件”做出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使党回到领导群众争取民主的革命立场上来。当时我们感到，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从这个角度来议论平反“天安门事件”的还不多，因而讲了那么一篇话。

第四篇对原定议题的重要突破第四节华国锋在11月25日大会上的表态

中央工作会议一共开过四次大会。11月10日开幕是第一次。11月13日纪登奎作关于两个农业文件的说明是第二次。11月25日开了第三次大会。第四次大会是在12月13日。第一、第三次都由华国锋一个人讲话，其他的副主席没有讲话。11月25日的大会上华国锋表示前十多天的会议他感到满意，赞扬了这次会议发扬民主，开得生动活泼，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肯定“这样敞开思想讨论问题，是很好的”。他说这些话对于大家发言是种鼓励。在以后大家发言就更加敞开了。

他在这次讲话中对大家提出的问题，一个也没有回避，态度诚恳。这样的问题他讲话时讲了八个，后来定稿时补上了对“批邓”的平反，成了九个。

关于“天安门事件”，他承认“问题解决得还不彻底，还没有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这是对当时的情况恰当的判断。并且代表中央宣布，“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这就是他代表党中央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所做的正式而庄严的平反。

然后华讲了第二个问题，承认“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决定撤销有关的全部中央文件。

第三个问题讲“二月逆流”，他说：毛主席在1971年时就已经为“二月逆流”翻了案。现在中央决定，由于这个案件受到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牵连和处分的，一律平反。

第四个问题，他说：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件已查明是一起重大错案，中央决定为这一重大错案平反。

第五个问题关于彭德怀问题，决定“其骨灰应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第六个问题关于陶铸问题，说“过去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

第七个问题关于杨尚昆的问题，说“过去把他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应予平反。中央决定，恢复杨尚昆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分配工作”。

第八个问题关于康生和谢富治的问题，他指出这两个人“有很大的民愤”，“对他们进行揭发批判是合情合理的”。“有关揭发他们的材料，可以送交中央组织部审理”。

第九个问题关于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的问题，“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

总之，凡是讨论中提出的重大问题他都做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复。

华国锋这个讲话肯定是经过中央常委讨论通过的，这是一个中央集体讨论的结果。华国锋的态度也值得肯定。我参加过不少会议，但几乎没有见过党的最高领导人能够这样听取大家的意见，问题解决得如此彻底明确。他的讲话也很实在，不讲事实上做不到的事，也讲了一些应该注意的事情。如在讲处理地方性问题时，他说可以开群众大会，可以发文件，但不要登报，也不在电台广播。他说这些问题涉及“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曾经分裂为两派的广大群众，一定要慎重周到地处理好，防止重新引起派性斗争。总之这次讲话是很好的，这次大会过后，讨论就更加深入地开展了。

第四篇对原定议题的重要突破第五节一件会外发生反映到会内的事情

11月25日下午，也就是紧接着第三次大会之后，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听取了北京市委林乎加、贾庭三和团中央韩英、胡启立汇报“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的反映。汇报后中央常委以集体的名义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话。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毛主席的旗帜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革命的旗帜，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现在，有的人提出一些历史问题，有些历史问题要解决，不解决就会使很多人背包袱，不能轻装前进。有些历史问题，在一定时期内不能勉强去解决。有些事情我们这一代人解决不了的，让下代人去解决，时间越远越看得清楚。有些问题可以讲清楚，有些问题一下子不容易讲清楚，硬要去扯，分散党和人民的注意力，不符合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有些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毛主席已经提出了要纠正“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我们现在对冤案、错案、假案平反，就是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我们相信，毛主席如果在世的话，这些问题也会逐步解决的。我们要准确地、全面地去理解毛泽东思想，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些问题总要有一个暴露和认识的过程。对一些具体问题，要实事求是地、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则去解决。现在报上讨论真理的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但讲问题，要注意恰如其分，要注意后果。有些事情，不能提毛主席，也不宜提，提了不利。报纸要十分慎重。迈过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误了。毛主席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中国历史证明，陈独秀、王明、李立三……都不行，只有毛主席能领导我们走向胜利。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的伟大，怎么说也不过分，不是拿言语可以形容得出来的。毛主席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但与他的伟大功勋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不能要求伟大领袖、伟大人物、思想家没有缺点错误，那样要求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讲，马克思、列宁写文章就经常自己修改嘛。不能要求毛主席的每一句话都是正确的，这样不是林彪的“天才论”就对了吗？外国人问我(邓副主席)，对毛主席的评价，可不可以像对斯大林评价那样三七开？我(邓副主席)肯定地回答，不能这样讲。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

这个讲话当时没有在会上正式传达，但是会议把《中央政治局常委指示精神记录要点》作为会议文件印发给会议出席者了。这个文件，并没有很快发给我们，大概整理这个谈话要花几天时间。文件看到时已经不再是集中批评“两个凡是”的时间，因此会议出席者反映并不很强烈。

注意这个文件的人看后，认为这是中央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一个正式表态。在11月25日华国锋只讲了“天安门事件”等几个具体问题，还没有对“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做出反应，而这个讲话明确地讲了真理标准问题，说了“对一些具体问题，要实事求是地、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则去解决。现在报上讨论真理的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这样一段话，可以看作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正式表态。

但是这件发生在会外的事，既然没有向会议传达，许多人，包括我在内，也没有就它发言。可是我从简报中看到在西南组的张平化讲到这次中央常委听汇报的事情。东北组的同志批评张平化作为中宣部部长对真理标准讨论采取消极态度时，张平化辩护说，那是因为中央没有正式表态，他不好表态。他说现在情况不同了，11月25日下午中央常委表态之后，他就不会这样了。从他发言中可以看出他参加了那次汇报会，因此没有等到文件发到会上他就知道那天中央常委讲话的内容。

11月25日下午中央常委的讲话，我最早是从西南组的简报上知道的。这是一件在会外发生、对我们的会议产生很大影响的事。别的组的情况我记不清楚，说不清楚张平化之外还有谁讲到25日下午那次汇报会上中央常委的指示。

第五篇正面较量，点名批评汪东兴第一节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

25日大会开过，当天晚上，我到江一真的房间，同他商量应否指名道姓地批评汪东兴。

我们认为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本来是一件该做的事，但还是应该承认他立了大功。没有他的积极参与，不动用归他直接指挥的八三四一部队，1976年10月一举粉碎“四人帮”的事就办不成。但是要讲“两个凡是”的提法和对它的坚持，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抵制，对平反“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出来领导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的阻挠，对解决“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和康生问题的消极态度，等等，汪东兴欠的账就很多很多。他在立场上的的确确非常错误，态度上非常不好。在坚持“两个凡是”的事情上他起着大后台的作用——本人出面说了许多不像样子的话，又是其他坚持“两个凡是”的人的后台老板。不把他的名字点出来，许多事情就讲不透彻，许多问题就说不明白。

在前十几天的分组会上，发言中涉及到汪东兴负责的事情，还都避开说出他的大名。在看简报上的报道时，我们总觉得这种藏头露尾的做法，同充分发扬民主的精神不符。民主不是恩赐的，只有自己来采取积极行动。而且汪东兴就在这个会上，他虽然不到我们的分组会上来，但我们的批评他会从简报上看得到。如果他认为我们的批评与事实不相符合或者有不符之处，他可以声明。如果他认为我们讲的道理不对，他也可以反驳，双方可以进行讨论争论。我们有民主的权利，他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当然也有自己的民主权利。左思右想，我们认为会议开到这样一个阶段，是到了该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的时候了，觉得这样做对会议有好处。

当然我们也不是没有顾虑。我们知道，我们想做的事是在一个规模相当大的会议上直截了当地批评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做这样的事在党章上是完全允许的，一个党员看到党内不论什么人有重大的错误和缺点，本来就有责任去进行严厉的批评。我们也相信我们的批评是看准之后才采取的行动，不是没有看准就干的莽撞行为，而且可以收到积极的效果。但是这毕竟是一件大事，而且不知道党的历史上有那样的先例，不能不反复考虑。我们也想过最好请示领导得到同意后才做这样的事，但又觉得不便。因此就决定自己来担当这个责任了。

于是两人决定立即行动，26日上午江一真开第一炮。江一真是我们西北组、也是整个会议第一个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的人。江一真在他的发言中说，在长征途中他和汪东兴在一路，同汪东兴一起到延安，并同汪东兴在一起工作过，说自己对汪东兴本来有好感。接着很客气地肯定多年来汪东兴对保卫毛泽东的安全和粉碎“四人帮”立下的功劳。然后他提出一连串问题：责问汪东兴对待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的态度，揭露他在1976年12月说过的“邓小平的那两下子，不是(在1975年)试过了吗？就是不行嘛！”江一真还批评了汪东兴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讨论上的态度。江一真说自己在卫生部平反冤假错案中，受到汪东兴的阻挠。他揭露汪东兴在北京医院揭批“四人帮”时庇护刘湘屏等事情。

江一真发言后，在西北组，我和杨西光做了联合发言，与江一真的发言相呼应(这个发言由杨西光主讲)。在发言中我们着重批评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后坚持“两个凡是”、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阻挠真理标准讨论等事情。杨西光知道汪东兴的事比较多，讲得也比较具体。比如他能准确地转述汪东兴某一次讲话的具体内容，并把汪讲话的时间、地点交代得清清楚楚，还举出当时在场可以作证的人名。杨西光讲的事情，组内不少人当时还都不太了解，因此大家很感兴趣。

江一真和杨西光在西北组发言时，组里的同志们当然注意到我们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汪东兴，但是在会上一直没有人对这一点发表什么评论，仿佛并不认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是在26日晚餐和27日早餐时，有人对我说：“你们该这么做！”

我当然关心我们采取这样的行动之后，会议的领导会有什么反应。首先我注意简报。江一真和杨西光、于光远在西北组的发言，在简报中如实地登了出来。编简报的工作人员并不因为点了中央常委的名而采取措施，进行删节。而且从简报登出的速度来看，完全不像请示过什么人的样子。因为如果经过请示，总会影响简报发出的时间。

在会议上我也关心我们这样做了之后，其他五个分组对指名批评汪东兴这件事情上的反应。我注意到和我们的发言相呼应的发言，虽然不是立刻就有，但慢慢地都出现了。

各组的情况我记不清楚，我只记得西南组指名道姓地批评汪东兴的第一人是胡绩伟。两天之后他在一个长篇发言中讲了不少有关汪东兴的事。他发言中举的材料更具体，对汪东兴批评得也更加集中，更有力量。以后各分组对汪东兴的指名批评就很多了，不少老同志揭露了许多汪东兴的错误言行，有的发言用的语言还很尖锐。

总之，整个会议的进程中，没有发生因为在大会上公开批评这样一位副主席而受到任何指责的事情。这表明这次会议的确做到了充分发扬民主，使我们原先的顾虑成为多余的了。

第五篇正面较量，点名批评汪东兴第二节汪东兴与“两个凡是”

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之后，有关“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的事实就能说得更清楚。汪东兴在这样的事情上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人物。不把他点出来，许多事情的由来就说不明白。

事情应该从粉碎“四人帮”后不久说起。1976年11月18日(我的笔记本记的是17日，1979年理论务虚会上杨西光、曾涛、华楠、王惠德、于光远、胡绩伟六人联合发言说的是18日)，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在全国宣传口的会议上讲“打倒‘四人帮’宣传工作才得到解放”，“夺回了宣传权”。人们希望今后党的宣传工作能够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可是在这次讲话中，他讲了一通“四人帮”的事情之后，就转而去讲邓小平的“问题”。他说：

“去年(指1975年)10月后，毛主席就发现邓小平的错误，而且错误是严重的，搞原来一套。毛主席见邓不行，另找华国锋，而邓小平的严重错误一直发展到天安门事件。”

接着汪东兴说：“天安门事件如果是悼念周总理，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又有什么错呢？但是他们被反革命分子利用了。在批判邓小平错误的时候，反革命利用了这个东西，形成暴乱。”

接着汪在讲了一通“四人帮”利用“天安门事件”做的那些事情之后，又回头接着讲“批邓”问题。他说对批邓“毛主席已经有了个四号文件。四号文件里面不管怎样总是正确的，是毛主席的指示”。汪在这次讲话里说：“当前斗争的矛头是‘四人帮’，但邓的问题批了一段也是必要的。”

接着他讲：“现在小道消息，说邓恢复了工作。”

他要人们注意，对邓小平，“毛主席讲过‘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嘛！”汪东兴说：

“邓那两下子比华国锋，差得远嘛！对邓小平试了一下，不行嘛！”“对文化大革命还是不理解，三个正确对待做得不好。这个问题老同志要注意。老的与年轻的都要注意。”

关于邓小平，汪在这次讲话中还讲：“现在邓小平问题也没有划为敌我矛盾。谁划了？他还是‘以观后效’。”

汪在整个讲话中用“两个凡是”的精神阻碍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意向，表达得非常明确坚决。

大约半个月后，1976年11月30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三次会议上，汪又说“天安门事件”中反“四人帮”是错的，“那时他们(指‘四人帮’)还是中央领导，那是分裂中央。”汪还说，“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

就是在这个会上出现了“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吴德在这个会议的讲话中说：“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过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

关于“天安门事件”发生时“四人帮”还在台上这一点，在11月18日的讲话中，汪东兴所说的话同11月30日讲的还不太一样。那次他说到人们在天安门反对“四人帮”时这样讲：

“那时‘四人帮’还在台上，你恨在心上，怒在脸上，写在花圈上，你怎么分得出呀！他们这样做比较蠢，你对‘四人帮’有意见可以提出来，不要与反革命搞在一起。”

那一次讲话，汪东兴还没有像12天后那样给这些人戴上“分裂中央”的帽子。

又过了两个多月，即1977年2月《红旗》杂志就发表了批判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的文章请示中央，汪东兴指示：

“这两篇文章(指张春桥和姚文元所写的那两篇文章)是经过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的，只能‘不点名’批评文中的错误观点。”

汪这样讲实际上就是说不应指名批判这两篇文章。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发表。这篇社论是“两个凡是”的第二个版本。这篇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两个凡是”的标准版本。人们现在讲的“两个凡是”一般就是指这两个“凡是”。

这篇社论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在指名批评汪东兴之后，人们才知道原来汪东兴在《人民日报》社论清样上有这样一段“批示”：

“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

他决定发两报一刊社论。当时耿飙负责中央宣传口。这篇社论发到中央宣传口，耿飙找几个宣传口的同志讨论时说：

“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

可是这篇社论是汪东兴以中央名义发下来的，各报只能照登，耿飙无可奈何。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真理标准问题文章。不到一个星期，5月17日，汪东兴在一个小组会上讲：

“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当然，对于活跃思想有好处，但《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中宣部要把好这个关。”

《光明日报》那篇文章的产生，汪东兴完全清楚。他知道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论，也知道它是在胡耀邦提出和指导下产生的文章。可是他用“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这样的语言来反对。

关于《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这篇文章产生的情况，我了解得很清楚。那是在1977年、1978年多次影响很大的“按劳分配问题讨论会”众多发言的基础上写成的。

1977年七八月间，《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苏绍智、冯兰瑞合写的《驳姚文元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的谬论》一文。邓小平看到这篇文章后，专门带信到国务院研究室，说这篇文章的观点是对的，但作者的思想还不够解放，提出要国务院研究室再写一篇大文章。于是由国务院研究室布置，由林涧青挂帅，组织冯兰瑞等人参加，还请外单位的工资专家参加，成立了一个写作组。写成后送邓小平看过，并根据邓小平的意见，经过修改最后定稿的。

写作这篇文章的具体过程汪东兴也许不会清楚，但是邓小平对按劳分配问题在中央开会时多次讲过。这篇文章的写作经过了邓小平这一点，他并不是不知道，可以说他知道得很清楚。所以他讲那番话完全是针对邓小平的，是反对邓小平的。不过他多少有点顾虑。因此多说了一句“对活跃思想有好处”之类的话，但是他又用“矛头指向主席”这样的话来压人，他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

又过了一个月，6月15日，汪东兴召开一个宣传口的小会，地点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参加人有政治局委员乌兰夫、中央宣传部正副部长和熊复、曾涛、杨西光、胡绩伟，还有曾在《红旗》杂志负过责、那时已调去外交部的王殊。汪东兴在讲话时，一开头就批评：

“现在报刊宣传党性不强，个性没有服从党性。有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有一股气，把文化大革命说得一钱不值，最终是把矛头对准毛主席。”

他说：“现在把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说得一无可取，批‘四人帮’时把毛主席一起批。”

汪东兴说：“在报纸上宣传不好，国内外敌人会利用，他们挑拨政治局常委之间的关系，挑拨毛主席和华主席的关系，关把得不紧，是了不得的事情。”

在说了这几句话之后，他就一个一个具体地批评，一是批评《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几篇文章；二是批评《人民日报》余焕春在政协会上的发言；三是批评《人民日报》上有一个标题，只写了邓小平精辟阐明了毛泽东思想，不写华主席精辟阐明毛泽东思想；四是批徐迟的两篇报告文学在人物描写中对“文化大革命”描写得不对；五是批《长江日报》上说的一句话：“极‘左’是‘四人帮’反革命路线的主要表现”，他说华国锋没有这样的讲话；六是批《民族画报》上说康生和谢富治同志是“四人帮”，对党的团结有影响；七是批社科院杜润之在政协会上的发言，说他翻“二月提纲”，翻“五一六通知”，说“整个文化大革命就要翻了”。他还批吴世昌在政协会上提出要成立一个“天安门冤案委员会”。

这样的事情，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分组会上，了解情况的人都如实地揭发了出来，使得人们了解了何以有些人如此有恃无恐地抵制真理标准的讨论，有的人给真理标准讨论设禁区、下禁令，冷言冷语，有的人如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敢于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召集人会上对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讲的“凡是不实之词，不管什么时候，不论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进行毫无道理的指责，坚持要在文件中删掉。张耀祠说：“现在有人要翻天安门的案，这不是又在压中央嘛！”他还说：

“有些文章确实有问题，而且有些问题比较严重，矛头是指向毛主席的。有篇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中有些话有问题，有些人不同意发表，有些人说好得很，一篇一篇地登。当然可以百家争鸣，但有的人用毛主席的话批主席。……有的不仅针对毛主席，也是针对华主席……这股风很大，要顶住是不容易的。我向张平化说，你是宣传部长，你要掌握方向。有人说要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但是做起来就不那样了。”

这话是在10月3日，也就是中央工作会议前37天讲的。这个汪东兴的副手说话的口气真是不凡，他可以几乎指名批评邓小平；他可以那样对中宣部部长张平化说话。

张耀祠也出席了中央工作会议。杨西光和我在西北组的分组会上揭发了这件事。大家认为从张耀祠的身上也可以看出汪东兴的影响，可以理解他说的就是汪东兴的话。张耀祠分在西南组，同胡绩伟在一起，胡绩伟就面对面地批驳他，张耀祠当然无可置辩。

对于会议揭发汪东兴的事情，他一件也没有来讲明有哪些说法与当时事实有不符合之处。他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如果别人讲的有与事实不完全符合的地方，他是完全可以说明的。但是没有能说出一件与事实不符的事出来。别人讲的有时间、有地点、有具体的内容，而且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和行为前后一致。这不能不使人认为这些揭发是很有力的。

第五篇正面较量，点名批评汪东兴第三节吴德的检讨发言

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三次大会后的一两天，吴德在华东组有个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发言，说明情况，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已经平反，他的这个发言，也就没有引起什么讨论。不过我还是作为一个历史资料引在这里(这个发言又作为书面材料《我的初步检讨》发给参加三中全会的人阅看)：

“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是从3月30日开始的，到4月3日纪念碑周围的花圈、诗词、悼词等都很多了。当时我们也派有民兵、民警(有的穿便衣)、卫戍区战士(都是徒手的)、机关干部等维持秩序，做好疏导工作，看护花圈，避免发生事故。4月4日晚政治局开会，我汇报了天安门广场情况，说情况是好的，再放两三天做做工作，即可将花圈送八宝山。正当这个时候，‘四人帮’的干将鲁瑛给姚文元送来小报告，说在纪念碑西南角有人演讲骂江青。这时‘四人帮’闹了起来，立逼马上抓这个人。同时‘四人帮’又蛮横地提出，清明已过，要连夜把花圈移走。我们提出要两天做做工作的时间，也不行。我没顶住‘四人帮’的压力，非法抓了人和未通过群众移走了花圈，激起了群众的更大愤慨，因此，在4月5日出现了反对‘四人帮’的激烈斗争。革命群众提出‘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正义口号。革命群众出于义愤，烧了汽车，烧了小楼。

“4月5日毛远新传达了毛主席的话，说这次事件发生在，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变为反革命的性质。五日政治局会议确定：一要动员民兵解决问题，民兵可拿起木棍；二先用广播讲话的办法，动员群众离开广场。会上定下调10万民兵，我们觉得调这么多人一下调不来，只调了3万。

“6点半广播讲话后，群众陆续散去。到晚上9点钟，我们采取了广场开灯的措施，示意群众继续离去。拖到9点半钟，在纪念碑周围还有200多人，这时出动了民兵，把200多人收容起来进行审查，经过一两天审查放了100多人，最后留下审查的有几十人。广播讲话和出动民兵，都是镇压群众的。出动民兵前后都发生了打伤人的问题，我们是负有责任的。

“广播讲话本意是动员群众散开，以免事态扩大。但政治上是有严重错误的，其中讲到‘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提出‘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并对邓副主席讲了诬陷不实之词。

“天安门事件之后，根据中央4月8日的通知，又布置了追查。开了会，发了文件(布置追查所谓反革命事件的指挥者，诗词、传单的制造者和幕后策划者)。又陆续拘捕了260多人，先后共有388人被拘捕审查，造成了极严重的后果。在粉碎‘四人帮’前，陆续释放了224人，到1976年11月底又释放140人。到1977年7月全部释放完。抓捕和追查革命群众，使许多同志受到不应有的迫害，给党造成极坏的影响，后果是严重的，我负有重大责任。江苏省委和南京军区负责同志来中央汇报时，对南京政治事件，我说过那也是反革命政治事件，比北京早，影响大等极端错误的话。我向南京的同志们表示检讨。”

第五篇正面较量，点名批评汪东兴第四节康生问题

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中提出的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是康生问题。陈云发言中的这一段是这么写的：

“‘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康生同志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的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

他的发言引起很大的反响，了解康生问题的人在会上纷纷发言。当时我对简报中看到的有关康生的发言做了许多摘录，我现在一个一个地摘引在这里。

陈漫远：

“我听到的关于康生的几个问题，希望中央能够查清：

“一、康生知道张春桥、江青是叛徒，为什么在临死时才要把张、江的叛徒问题报告给毛主席(以‘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一章含之的信为证)。

“二、康生在苏联时，曾组织了一小部分人，反对毛主席当党中央书记，拥护王明当书记。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就是王明伙同康生炮制的。据说书名还是康生议定的。

“三、康生在延安时搞抢救运动，搞错了很多，毛主席提出的九条纠偏指示，就是纠正康生造成这些错误的。

“四、康生推荐江青和毛主席结婚，当时有人提出江青历史有问题，可是康生却保证江青历史没有问题。

“五、康生在上海工作时，曾被国民党特务突审了两个小时，就当了国民党特务，干了很多坏事。丁肇中的祖父曾保留着这方面的材料，这个材料听说丁肇中已交给了中央。

“六、全国解放后康生曾派中央党校两个人到全国各地查找两个托派分子。后来听说这两个托派分子在延安时已被康生下令枪毙了，他放心了。

“七、文化大革命，康生掌握中央宣传、组织大权，还掌握了一、二、三办，并抓了很多人。

“康生究竟是什么人，最好在党内讲清楚。”

和陈漫远同志同在中南组的程子华，在同一次小组会上，举了康生整人的两件事，一是讲1922年同程子华一起搞学运的王士英，几十年为党工作，对党忠心耿耿，“文革”开始后康生把他说成叛徒，被整死了。还有一个袁血卒，是宁都暴动的领导人之一，长征时留在江西，后来部队打散了，到上海卖报，在上海、宁波各被捕一次。后来到延安党校学习，康生说他是叛徒，抓到保安司令部，袁给朱总司令写信才放出来，党籍一直悬着。1975年他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批给康生解决，一直到现在才解决。程子华也讲了延安抢救运动的事情。

吕正操在华东组发言：“有人说‘其人将死，其言也善’。”他看康生“其人将死，其计也毒”，康生在延安时就知道江青底细，不讲，最后拉两个年轻人垫背，他毒得很。1966年有一次会，邓小平讲肯定没有“二月兵变”。随后康生发言说，实际上是没有的，但在理论上是说得通的。

金如柏在西南组补充了一个康生在晋西北临县郝家坡搞土改时，调查三代扩大地主面，提出贫雇农打天下的事情。

马文端在东北组揭露康生在理论上的错误，指出康生1959年在文教会议上说“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后的标准”。1967年就说按劳分配“有两面性，可以产生资产阶级思想”。九大前夕，他指示中央党校的造反派武葆华为九大做准备的一个材料中，就点了120多个负责干部的名。马文端还揭露康生极力吹捧林彪，并指使武葆华等人编了四卷《林彪选集》和一本《林彪语录》，他支持武葆华等以“唐晓文”的笔名写了大量黑文，文章送江青审查。马文端也指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现代中国设计》一书中说康生1930年曾在上海被捕，由国民党的丁惟汾从中斡旋，很快就被释放。

萧克在东北组揭露康生在莫斯科中共代表团时是王明的助手，是推行王明路线的，可是没有听他做过一句自我批评。萧克也讲了延安搞土改中提出“化形地主”的问题。

韩光补充康生迫害原东北抗日联军一些同志的问题。韩光说：

“1934年到1936年东北抗日联军不少干部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分批调去莫斯科学习，我是其中之一。我们这些人的历史都是康生审查的，他是最了解我们这些人的。1938、1939年我们这批人中有几个同志更是由康生介绍给当时苏联的情报机构，派回东北。但是在‘文革’中这些同志都被当作‘苏修特务’嫌疑。谁要是提到康生可以证明这段历史，被斗得更狠。”

胡耀邦说，对康生的历史问题不了解，但康生在“文革”中做了大量坏事，民愤极大，他不但给许许多多人戴上叛徒、死不悔改走资派的帽子，甚至把朱委员长、叶副主席都放到“有严重问题，未定性”的人里面，他指使天津南开大学搞所谓“南方叛徒集团”，反周总理。

金明、王六生、黄火青、姬鹏飞、吴庆彤、赵紫阳、李葆华、赵苍璧、李昌、任仲夷、贾庭三、张香山、罗青长、刘景平、张鼎丞等人关于康生的发言，当时我都做了摘记，有许多触目惊心，也有许多荒谬绝顶。比如“文革”中处理安徽问题时，康生竟对安徽来京的人说“李大钊是叛徒”，还说他手中有材料。我摘的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有许多来不及摘录了。

第六篇真理标准问题的交锋第一节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这个会议有一个特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提出者、发动者、组织者与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坚持反对真理标准讨论的主要人物都在会上。

5月《光明日报》发表真理标准问题文章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已经深入到全国各地区各部门。这个会的参加者中许多人都在本地区本部门参加过讨论，发表过意见，许多人对这一方面的事情相当熟悉。11月10日会议开幕后不久，在分组会上，发言谈到这个讨论的人不少。25日大会后的分组会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比以前更加热闹。这是由以下三个原因促成的：一、关于“天安门事件”平反等重大冤假错案等已经在25日大会上得到了解决，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一个还未能解决的问题，自然会使人感到需要集中时间去讨论。二、指名批评了汪东兴，使人们发言更没有顾虑了。三、在25日以前，李鑫、吴冷西、熊复、胡绳这些同志都一直保持沉默。会议的许多出席者对此本来就有很大意见。比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后，大家一直在等待着看这些同志如何表态，也可以说正盯着他们。可是25日后忽然所有的人都纷纷出来表态，有的口头讲，有的做书面发言。

李鑫对真理标准问题讲得很简单，抽象地说了自己觉悟不高之类的话。由于李鑫欠的账很多，大家向他提问题更着眼于他对康生的态度，尤其因为他参与康生“悼词”的起草工作。在“四人帮”粉碎后，他讲出康生曾揭发江青有历史问题等，为康生涂脂抹粉。人们的发言就集中在这些方面，没有集中追问真理标准问题。

吴冷西则辩解说胡绩伟听错了他的意见。可是经过分组会上询问后，他申述自己的观点，各组的人看了简报之后，认为他的说明恰好证明胡绩伟电话是可信的。

熊复主持下的《红旗》杂志的态度，不但引起中央工作会议出席者的不满，11月22日《红旗》杂志社的两位同志还在本单位贴出大字报揭发熊复。真理标准问题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立即转载，而《红旗》一直不发表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人本来就对他意见很大。就在中央工作会议初期，熊复还拒登谭震林纪念毛泽东的文章。他写信给中央说谭震林这篇文章的指导思想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如果《红旗》登了就要使《红旗》卷入这场争论。他坚持不卷入的方针。

熊复的这封信送到中央后，邓小平批示：

“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下，如《红旗》不愿登，可以送《人民日报》嘛。”邓小平问：“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是卷入。”

胡绳说“两个凡是”那篇社论他不知道。在真理标准问题上大家不知道他发表过怎样的意见，并且大家对他本来没有太多的意见。他在11月25日东北组发言时，似乎表示不赞成把真理标准问题说成是关系到我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也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看法。这个看法是1978年7月17日至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召开的关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的问题讨论会上，周扬发言提出来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人民日报》转载后，吴冷西立刻打电话给胡绩伟，责备这是“砍旗”。这件事不少人早有所闻，现在在工作会议上吴冷西的发言又不好，也引起各分组出席者的不满。总之李鑫等几位同志的表态引发起中央工作会议分组会上纷纷发言，形成了这方面发言的高潮。

为什么这些同志在25日前保持沉默，25日后却很快一起出来表态呢？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有的同志说，他们在会议中讨论经济问题时出来发言是转移会议方向，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的看法是11月25日以前，他们还指望中央表态不一定会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25日下午第三次大会特别是2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对北京市委和团中央负责人正式表态后，他们认为再顶不下去了，只好出来表态，可是立场没能转变过来，发言中漏洞百出。不过这样倒也能使出席者了解更多的情况，深化自己的认识。

真理标准讨论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的政治性质，即带有很强的政治上的针对性，它是一个为了批判“两个凡是”而提出和展开的哲学问题讨论。这一讨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又有它不同于学术会议和报刊上进行讨论的特点。这个特点似乎可以归纳成这么几条：

(一)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这个问题讨论的时间特别长，特别集中。30来天的分组会，几乎每天的会议都直接间接接触这个问题，参加对这个问题讨论的发言是大量的、普遍的。

(二)因为中央工作会议是一个高级的党内会议，因此有关的事情可以揭露得很彻底，发言也可以做到坦率和尖锐，不发生模糊、藏头露尾的情况。

(三)争论双方的主要人物都在这个党的高层会议上，可以面对面地进行交锋。同在一个组的人交锋，就是不同在一个组看到别的组的简报也交锋。我记得当时看西南组的简报，就看到胡绩伟和熊复的对话，熊复为自己反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进行辩解，胡绩伟就列举事实，而且抛出不少文字材料来证明熊复的不老实，使用严密逻辑进行辩论，使得熊复最后无话可说。这样可以使得讨论更为深刻而且生动具体。《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是那场真理标准讨论的主持者之一，他了解的情况很多，体会很深，在西北组做了多次发言。我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与李鑫、吴冷西、胡绳、熊复是同事，曾与吴、胡、熊等一起反对“四人帮”，一起在“批邓”中受批挨斗。“四人帮”粉碎后，我对“两个凡是”是坚决反对的，我也有许多意见，在西北组我也做了许多次发言同那几位交锋。

(四)在这个会上把汪东兴等在上面支持反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人也点了出来，这样就把有关这场讨论的问题搞得更加彻底更加深刻，这一点在学术界讨论时是不便指明的。

(五)除了争论双方外，还有全国各地区、各部门的负责人在场，还有许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场，他们不但是公正的裁判员，而且也是积极参加讨论的发言者。

(六)在这个会上还有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他们要在会议上对这场讨论表态，给这场讨论做政治上的结论。

最近出版了一本沈宝祥写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这本书的作者指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讨论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决战取得全胜的阶段。我认为这个说法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第六篇真理标准问题的交锋第二节我与杨西光、王惠德的三次联合发言

我看到中国青年出版社赠送给我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浏览了一遍。作者沈宝祥当年参加过这个工作，有亲身经历，近年又搜集了大量这方面的资料，及时写出这样一部书，他的劳作是应该得到赞许的。

任何一个勤奋的研究者，都不可能把有关资料搜集得齐全，也不可能把事件和人物的本质都把握得很准。书中有一些缺点，这是完全可以理解和谅解的。像我这样对那场讨论有比较多了解的人，很抱歉没有时间去做这方面的专门研究，更没有去写这方面的专著，因此看到此书甚为高兴。由于对此书写作事先一点也不知道，同作者也不相识，在作者成稿之前未能对作者有任何帮助。因此在见到此书之后，就觉得应该亡羊补牢向作者提供一些资料，助他一臂之力。但是因为太忙，直到现在才拿起笔来。可是仍只能写一件事，即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有关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事情，供包括沈宝祥在内的、正在研究这个问题的研究者参考。

在真理标准的问题上我和杨西光、王惠德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过三次联合发言。两次是三个人的联合发言，一次是我与杨西光两个人的联合发言。杨西光和王惠德两人还有一次联合发言。当然杨西光、王惠德和我也有个人发言和多次插话。

我个人发言，除三次联合发言外，直接涉及真理标准讨论的还有九次。从沈宝祥的书中所写的内容来看，他对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似乎知道得很少，对西北组的情况几乎完全不知道，而我对会议上别人的发言记得不清楚，只有我自己的记得比较清楚，我也就只好把我记得清楚的自己的发言提供给读者。当然即便是我自己的发言也不少，详细写出来要用很大的篇幅，在这里就不能做详细介绍了，我采取的办法是把自己有关真理标准的发言，按时间次序开一张清单，对每次发言内容只写一两句，使同志们可以了解一个轮廓：

(一)11月13日。我与杨西光、王惠德三人联合发言。由我主讲。主要内容是要求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彻底平反，要求把“天安门事件”性质说成是伟大的革命事件，并由此发挥我国必须充分发扬民主的思想。在发言中我们引用了列宁说过的“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我们认为列宁所讲的这句话既是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也完全切合中国的实际。我们还说有一个观点应该在党内明确，那就是我们党在成为执政党之后，仍然应该站在人民群众之中，领导人民群众，争取民主。我们说，按照领导群众争取民主这个观点，就必须对“天安门事件”明确表态。充分发扬民主，应该是我们解决“天安门事件”的准则。

(二)11月26日。我个人发言。这次发言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针对李鑫在这次工作会议上的书面发言，批评他不揭发康生的问题，揭发批评李鑫在编选工作中的不正派行为；二是揭发批评吴冷西、熊复、张耀祠、张平化等同志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的错误。

(三)同一天，即11月26日这一天。我与杨西光两人联合发言，由杨西光主讲。发言中我们指名批评汪东兴同志和汪东兴直接领导下的张耀祠同志反对对“天安门事件”平反，坚持“两个凡是”，诋毁实践标准那篇文章的言论和行为。在我们的发言中杨西光列举了大量事实。这天上午江一真在西北组的发言是整个工作会议上第一个点名批评“汪副主席”的发言。我们这个发言是同江一真的这个发言相呼应的。江一真发言主要是列举汪在卫生部的几个干部问题上的错误态度。杨西光讲的是汪在宣传工作上的错误态度和行为。我们批评张耀祠，也是批评汪东兴的这个助手，他并不主管宣传工作，却在真理标准问题上大放厥词。张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他也参加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我们的发言还批评了熊复在这次会上的书面发言。

(四)11月28日。我个人发言，揭发李鑫在康生死了以后在核对康生履历时的错误态度。

(五)12月1日。我个人发言，批评有人用法律上并没有载入的“恶毒攻击罪”去镇压具有革命意识的人。如对一个贴批评吴德大字报的人就用这个“恶毒攻击罪”判决他坐牢。

(六)12月2日。我补充批评李鑫在编辑《毛泽东选集》中的问题。

(七)12月4日。王惠德发言，揭露李鑫和吴冷西阻挠他写批判张春桥“全面专政”谬论的文章。我接着揭露了不少有关情况支持王惠德的发言。

(八)同一天，即还是12月4日。我针对简报上报道的李鑫、吴冷西、熊复、胡绳的发言内容提出批评。这次发言着重批评《红旗》上发表的那篇《重温〈实践论〉》。

(九)12月7日。我以毛泽东说过的“陈伯达的铁扫帚不到，吴冷西及其一伙的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的“最高指示”为例，表述了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未必完全想按照两个“凡是”办事。

(十)12月13日。我批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在那个时刻准备下令限制贴大字报的做法。

(十一)12月14日。王惠德、杨西光和我做第三次联合发言，由王惠德主讲，肯定华国锋在“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上承担责任，为大家实事求是地进行自我批评树立了榜样。拥护叶剑英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在闭幕会上的讲话，着重对他们支持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表示高兴。发言中我们对汪东兴的书面发言表示不满意。我们同意宋时轮在中南组的发言，尤其是同意他发言中所说“李鑫等同志受到重用，吴冷西、胡绳、熊复、张耀祠等同志敢于这样胆大妄为，汪东兴同志是后台”这一点。我们指出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事情上，汪东兴不仅是负有领导责任的问题，而且有思想路线上的错误；指出汪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是一直持否定态度的。在这次联合发言中，我们还举出汪东兴对革命干部按照真理标准办事去做的正确宣传进行阻挠的事情。我们建议中央敦促汪东兴做进一步深刻的检查。

除了我参加的三个联合发言外，12月9日杨西光和王惠德联合发言，批评胡绳在东北组的发言。

第六篇真理标准问题的交锋第三节一场端正思想路线的哲学辩论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文章一发表就引起人们极大的注意。很快学术界新闻界就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从那一年到现在，2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这20多年中在路线、方针和重大措施上不同意见的争论，也要经过实践的检验。20多年前真理标准问题的提出和讨论的正确性、必要性也要接受这个检验。检验后的结论应该是，这场讨论对当时完全是正确的和必要的，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问题，而且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理论意义。

这场讨论开创的近30年改革开放的局面，大大提高了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实力，改善了人民生活。这场讨论提高了广大干部、广大知识分子、广大群众的觉悟，增强了他们抵制错误的思想能力。这场讨论在今天我们还可以说，它不仅在历史上而且对于今天也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于这一点，在今天的纪念中应该有明确的认识。我认为我们现在决不能为纪念而纪念，我们的纪念应该着眼于当前和今后的工作。

20多年的时间虽然并不长，但当初只有63岁的我，现在也成了91岁的老翁。今天对当年的事件有过亲身经历的人尚健在的人已经不多了。为了纪念，很有必要掌握有关的各方面的历史资料，进行认真的思考，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像我这样了解情况、参加讨论的人，更有把所知的情况和观点向人们进行介绍的责任。在这篇短文中我不可能详尽地去做这种介绍，只能简单地介绍一个轮廓。

谁都知道“真理”是一个伟大的字眼。因此，谁都想抓这面旗帜。我们立志推进社会进步的人，当然要高举真理的旗帜，在这面旗帜下团结起来奋勇前进。阻碍社会前进的组织和个人，甚至像日本那个搞伪科学的、残杀无辜的邪恶组织，也用“奥姆真理教”的名称。因此“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真理”——即真理标准的问题，就十分重要。不同的社会集团、不同的政治势力、不同的思想派别有不同的真理标准观。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有我们自己的真理标准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真理标准观，是马克思主义真理观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引发那场讨论的那篇文章的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一看到在5月11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的题目中“唯一”两个字时，非常高兴。我特别看重“唯一”这两个字。我知道马克思讲“实践标准”时，实际上就含有唯一的意思，但没有使用“唯一”这两个字。毛泽东的《实践论》中是这么写的：

“判断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

在这段表述真理标准的语句中也没有“唯一”两字。“唯一”这样的字眼究竟是谁最早加上去的？当时我认为是写那篇引发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文章的作者加上去的。很久以后有人查到在《九评》那个系列文章中的《五评》中，在“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句话中“标准”两字前有“唯一”两个字，据看过原始文稿的人说，是毛泽东在别人写的文稿的清样上加上去的，因此1978年5月那篇文章题目中的“唯一”二字就不是最早的了。

不过究竟是谁先加上“唯一”这个词也还不能说得很准。如果我们对我国和世界各图书馆档案馆进行普查，也许可以从某个哲学家、政治家的著作中查到有人比《五评》更早使用过“唯一”的字样。有同志告诉我，他知道我国有一位政治家在1956年就使用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样的句子。

我认为原先对真理标准的表述就包含“唯一”的意思，加上“唯一”两个字的意义无非更加强调实践标准具有排他性、针对性，是一元的。如果坚持真理标准是“两元的”或“多元的”，那么在真理标准的问题上不是糊涂，便是有意搞折中主义的把戏。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命题，学习过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人都是比较熟悉的，如果平铺直叙像上哲学课时那样去讲，可以说是“老生常谈”。就是像《五评》中那样地使用，也可以说仍然没有脱离“老生常谈”。但在1978年那场讨论中有针对性、排他性地提出实践是“唯一”的标准，就不是老生常谈，而有很强的现实性了。

有明确的对立面，问题就提得突出、尖锐与彻底。当时我很清楚党内不同看法争论的政治背景，一看到这两个字就叫好。特别是提出这个问题后，吴冷西立即打电话给胡绩伟同志，很尖锐地反对这个标题。这更加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个命题不再是老生常谈了。所以那时我说，那位打电话的同志对于这场讨论所立的“功劳”也是很大的，他的“功”也不可没。

当然那时提出这个标准，针对的事物的确是很尖锐的，因为它所针对的不是别的，而是毛泽东的“指示”。那时人们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十分严重，他讲的话“句句是真理”，都是“最高指示”。而那时的毛泽东本人却因年老体衰，已经不能与社会和群众甚至与许多干部接触，处在“四人帮”、毛远新等人的包围之中，他不了解真实情况。比如对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广场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就几乎全然不知。他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后下决心撤销邓小平党内外职务。这样的“指示”，也被有些人奉为神明，被认为必须坚决照办执行。这就是所谓“两个凡是”。

“唯一”标准要排除的就是这种“两个凡是”的标准。而且除对“天安门事件”所做的指示外还有不少毛泽东的“指示”也是不应该坚决执行的。尤其是他最后几年，有些做法已经乱了套，比如他容忍把自己对理论问题的看法也作为“指示”下达。在当时，如果不用实践标准来反对“两个凡是”，中国的事就会很糟糕，就会如邓小平说的那样，亡党亡国，因此必须提出“实践标准”并开展讨论。只有这样，人们的思想才能得到大解放，中国的前途才能大放光明。

我参加这场讨论主要是在三中全会和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在这个会议前我忙于其他方面的拨乱反正，也看到已有许多同志对真理标准问题在写文章做发言，我没有写什么文章，也没有在公开场合对这个问题做系统的发言。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我直接就有关真理标准的问题所做的发言就有十一次，其中有三次是同杨西光和王惠德联合发言。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我才对这个问题透彻地充分地表述了自己的看法。这些发言直到现在没有公开发表过。在这里应该指出，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上就真理标准问题发言是带有普遍性的，有很多同志在小组会上讲了很好、很有分量的意见，否则就不会有上面说的那种决定性的胜利的。

应该指出，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之所以开得成功原因之一是由于一大批干部已经被解放出来了，在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担负了领导工作。仅仅提出真理标准，而没有这批干部的积极参加，没有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斗争，三中全会是不能取得历史性的胜利的。

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展开之前，我致力于按劳分配问题和反对批判“唯生产力论”问题等经济学领域内的拨乱反正。那时我就感到，由于不少人受对毛泽东个人崇拜思想的束缚很深，解决这方面的问题非常困难，因此我期望哲学领域来配合。因此我提出希望改变当时“经济(学)繁荣，哲学贫困”的局面。因此当我看到真理标准问题提出来之后，我很高兴地说，“挂帅的东西现在出场了”。

哲学的确重要，它是指导性的学科，是能起挂帅作用的东西。我们国务院研究室，由冯兰瑞同志主要执笔，在1978年初写的那篇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文章，是经过邓小平看过，按照邓小平意见修改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发表后也受到搞“两个凡是”的人的攻击，说“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没有哲学，没有真理标准讨论是不能透彻地解决按劳分配等问题的。思想上的束缚要靠这场真理标准的哲学讨论才能得到解决。当然哲学不能代替具体科学，不能代替对具体事物的具体分析。抓按劳分配等问题上的拨乱反正，也是很必要的，在当时也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在三中全会后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开展起来，更有必要去研究具体的经济问题。不过在研究具体问题时不能忘了哲学的重要性。

这些年来，经济学的研究一直很活跃，而哲学方面的讨论显得比较沉寂，似乎又有“经济(学)繁荣，哲学贫困”的情况。我觉得人们有一种不喜欢讲哲学的倾向。在一个讨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国际会议上，我做了一个题为《“为无为”——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作用”的一个哲理》的发言。在这个发言中我讲了老子在中说的“无为”，不是“消极的无为”，而是以“无为”达到“有为”。因此我们要“为无为”。我对到会的外国学者说，我使用的语言是古代中国的，可是内容却是现代的带世界性的。我在这个发言中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的政府需要去“为”这种“无为”，也就是需要对许多问题采取“积极的不干预”的方针。而且我还说，只有实行这种方针，才能建立既廉价又廉洁的政府。我说现在中国20个劳动力养一个官员，怎么养得起？更谈不到“以俸养廉”。我把这个发言稿寄给了北京一个经济学刊物，感谢这个刊物的编辑部发表了我的发言，但刊物编者未同我商量把我的发言题目中“为无为”三字删去。我当然不那么高兴，我看出我国经济学界中有一种轻视哲学的倾向。我希望在纪念真理标准讨论过去这么多年后，哲学讨论能够活跃起来。

今天纪念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讨论，当然要联系今天的实际。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依据“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个原理，今天应该排除哪些不能作为标准的东西。研究理论，重在现实，重在今天怎么看。我们要弄明白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今天究竟要抛弃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对这个问题，现在我没有做出回答，我认为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慎重提出来的问题，并且认为应该对这进行一番研究思考，然后把这样的问题提到学术界面前。

注：我查了《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文。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署名为《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这篇文章的主旨是揭露苏联共产党推进一条“和平主义”的路线，为帝国主义的和平欺骗打掩护，而不去贯彻“只有消灭帝国主义才能消灭战争”的原理，不去积极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战争，而向帝国主义投降。在这篇文章末了写有这么一百多字：“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侵略和战争行为，正在教育世界人民逐步觉悟起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些在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上有错误观点的人，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面教育之下，我们相信，有很多人会改变过来。对此，我们寄予很大的希望。”我是在有人告诉我《五评》中有“唯一”两个字后特别有意去查的。最初我翻了两遍没有查到这句话，最后从头到尾，一个一个字读全文，才在全文倒数第二个自然段找到“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14个字。在当时我读过这篇《五评》，但是对这句话却视而不见，可见它并没有产生什么社会影响。至于在那篇文章中运用这个命题的意义，与20多年前那场讨论的意义则更不可同日而语。

第七篇胡耀邦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第一节热烈的西北组

中央工作会议上像我这样一般的出席者的会议生活，除了出席四次大会外，就都在自己的分组会议上。我除了几次有事去邓小平家外，从未请假，每天按时去西北组的会议室。在会议上我认真听别人发言，做笔记，注意观察，进行思考。我想对西北组开会的情况做一番描绘，会有助于增加读者对这个会议的实感。

西北组第一次小组会是开幕的第二天即11月11日下午举行的。到11月19日上午这段时间内，只有11月14日没有开会。11月20日与21日两天没有开会。11月22日上午开会时，汪锋传达21日下午和晚上常委会听各召集人的汇报会的精神，这次汇报会的时间不短，汪锋也用了不少时间详细地传达。看来21日不开分组会的原因就是有一个汇报会，大家想听听常委有什么想法再发言。随即开了三天分组会之后，全组人员就出席第三次大会，听华国锋讲话了。在23日、24日两天，小组用两个下午的时间讨论常委前些日子布置的要李登瀛、王惠德、杨西光三个人准备的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修改意见，全组一条一条地讨论修改，花了很长的时间。完成这个任务后，又讨论由胡耀邦、王任重和我准备的对《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草稿的书面意见。大家认为我们起草的那个材料可以，不必再修改，就上报中央。

11月25日大会后，26日上午的分组会上，大家发言对华国锋的大会讲话表示满意，并且就在26日上午江一真第一个指名批评汪东兴，下午杨西光和我再次指名批评汪东兴。11月28日汪锋传达11月27日常委会听汇报的情况。

会议开到12月7日，西北组以全组名义提了十二点建议，其中包括增补九名中央委员、三名政治局委员和一名党中央副主席、常委的建议，举手赞成的人都署了名。12月11日汪锋传达：政治局召开了会议，讨论了西北组的这十二条建议和其他分组提出的类似的建议。汪锋讲的是政治局同意的，想必政治局委员在这之前举行过一次会议。这个增补名单算是通过政治局这个环节定下来了。

12月12日讨论中纪委候选名单。12月13日讨论《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农产品价格的决定》，在西北组内决定由姚依林作说明。12月13日开闭幕会，三位常委讲话。14日西北组开会讨论13日闭幕会的讲话和汪东兴的书面检讨发言，并写了一个西北组综合简报，在会上进行了讨论修改，由四个召集人署名上报。也就是在这一天，华国锋在西北组综合简报上批写“印发到会同志”。

西北组列入分组名单的有35人，34人全都积极发言，只有纪登奎除了在小组会讲过一次，介绍负责起草的文件外，没有发言。而且不知道为什么缘故，似乎他很少到会。会上有人指名批评他。在做这种批评时似乎他并不在座。对他做的检讨，小组发言中也没有人提到，会上没有同他有任何交锋。其他的人发言的情况有多有少。发言10次以上的有2人，7—9次的有八人，发言4—6次的有15人，发言3次以下的9人。以发言6次的人数最多。此外还有两次全组集体表态。

全组有做地方工作的、做军队工作的，有做部门工作的，也有我们这样做理论工作新闻工作的。参加这样一个会，我可以了解不少情况。出乎意料的是，参加我们分组的几位军队代表，对我们理论界的情况非常熟悉，谈起来共同语言很多。

我们西北组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没有曾经站在“两个凡是”的立场上的人，这同其他五个分组有所不同，尤其与西南组的情况不同。因此我们组是对其他组的人提意见，也容易全体一致地表态。

第七篇胡耀邦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第二节胡耀邦与中央工作会议

我说胡耀邦是中央工作会议上非常重要的人物，没有与邓小平、叶剑英等常委同志相比的意思。但是我想说一句，这个会如果没有胡耀邦，恐怕也开不了这么好。可是要我说出许多具体事实，却有一些困难。因为他做的许多事是我看不见的。在会议期间他忙极了。他是西北组的召集人，但在西北组开会时他“请假”的次数不少，其他三个人主持会议比较多。他在分组会上发言的次数只有三次，但每一次发言内容都很重要。他话不长，内容却精彩。当然西北组的许多重要的行动，他都拿主意。我们西北组的主意比较多，比如大家举手通过的“十二点建议”，在闭幕会后搞了个由四个召集人署名发出的综合简报，这些事都有他的主意。

担任西北组的召集人只是他在会议上的一项工作，他还忙着许许多多别的事。他的职务是中央组织部部长，他就是以这个身份被通知参加这个中央工作会议的。他在这个会议上尖锐地系统地提出中央专案组的问题，这是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特别关心的问题。那时他还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不过胡耀邦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并不是以某个单位的负责人的身份在工作，在会上他虽然没有什么名义，常委会的活动他当然不直接参加。不知道经过一些怎样的过程，他参与了这个会议的组织工作、中央常委和各组之间的联系工作。

胡耀邦和我是同龄人，当时都是63岁。我比他长四个多月。他是在这个会议期间满63岁的。当时他年纪还轻，不怕工作紧张。据胡德平一次告诉我，胡耀邦曾经告诉他，在那段时间内他实在忙得不得了。在会议期间，京西宾馆晚上安排了不少娱乐活动，比如组织舞会，他就一次也没有去过。晚上放映电影的次数很多，他只看了一次，而且是同他的工作有关系的一次(胡德平还告诉我，胡耀邦曾告诉他在会议期间他和我有几次谈话)。但是他在这个会露面的情况并不多。我说不出很多具体的事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当然我还是知道一些别人未必知道的事情。比如我知道叶剑英的讲话是让他找人帮助起草的，这个稿子后来就成为叶剑英闭幕会讲话的基础。邓小平在从东南亚几国访问归来要我另外找人起草他的讲话稿，也是胡耀邦同我联系的。邓小平亲自定稿时，胡耀邦也参加了。华国锋要写一个在三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稿，是找了胡耀邦等几个人做准备。这一点，是胡耀邦在1980年11月19日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讲出来的。对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胡耀邦有没有发生过作用我不知道，但农业文件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到底搞不搞，华国锋拿不定主意，是胡耀邦等人帮他下决心搞下去的。

我虽然写不出许多具体的事实来，但是我认为在追记三中全会前这个中央工作会议时，不能没有胡耀邦这一节。现在我写不出更多的具体情节，将来再来补充。我也希望别的同志来写这一个题目。我想搜集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后总可以写出比较丰富的东西。

第七篇胡耀邦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第三节胡耀邦在西北组的四次发言

在这里我只写一下他在西北组会上的发言。他的发言次数不算多，也不算少。我记得他第一次发言的时间是1978年11月13日上午，那是我们分组第四次会议。

华国锋1978年11月10日在讲话中讲了会议的三个议题之后，接着讲“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讨论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这就是要在新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指导下，从明年一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华国锋告诉中央工作会议的出席者说，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一致认为，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是完全必要的。

在分组讨论最初一两天中，几乎发言人都按照华国锋讲话中提出的要求，对从1979年1月起着重点转移问题表了态。

胡耀邦11月13日在我们西北组关于重点转移的发言中说，华国锋提出的着重点转移问题的性质属于工作方针工作部署问题。他引证毛泽东说的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要等一波平了之后再去提新任务。他说揭批“四人帮”这个“波”还没有平，而是到了波峰，这正是提出建设任务的时候。同时他指出，着重点转移不等于揭批“四人帮”的工作已经完成。他也举了如“天安门事件”等大是大非问题必须彻底解决。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在讨论着重点转移时，很多发言者都持类似的立场，赞成从明年起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但是一定要把该解决的问题解决好。

胡耀邦在那一天的发言中讲了揭批查“四人帮”还有大量问题，采取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也要有始有终、善始善终地把任务搞得很完满。首先他讲对“四人帮”谬论批判的问题，他说该批判的题目也很多，决不能松劲。其次他讲了组织工作，他说十一大以来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定性问题处理是成功圆满的，打击面掌握得好，教育面比较宽。他说，中央级开除法办的170个定为“四人帮”这个集团中的人，定性也不要急，宁肯晚一些，过两三年做最后的处理，这并不妨碍着重点转移。

胡耀邦还讲了干部平反昭雪、落实政策问题，全国1700万脱产干部，在历次运动中有17%受到“审查”(用大家熟悉的语言就是挨整)，人数达200多万，下面还有不脱产的基层干部被审查，也有200万。对受到冤屈的人应按照彻底唯物主义的精神，有错必改，翻案。否则，危害安定团结的因素消除不了。他以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身份说，这件事情要在1979年庆祝建国30年前基本做完，有些事可以“一风吹”。

在这次发言中他也讲了“61人叛徒集团”问题、“南方叛徒集团”问题、彭德怀问题、陶铸问题、王鹤寿问题、康生问题等。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比胡耀邦这个发言早一天。那时胡耀邦的地位比陈云低不少，而他的发言内容充实具体，只是在会议简报里被删节了许多，别的组的人知道得比较少。我要是没有笔记，也回忆不起他这么多的讲话内容。胡耀邦在这个发言中对康生问题讲得很尖锐。他指出康生在“文革”中是罪魁祸首，做了许许多多坏事，中联部、中组部和中央党校送了许多材料到他那里，他认为“四人帮”应该改称“五人帮”，康生是“五人帮”的第一名。

胡耀邦这次发言没有“就事论事”，而且还提出一个深层次问题。他说，“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要总结一下”。他要大家思考为什么林彪、“四人帮”能在台上十年之久？根本教训是什么问题？讲到康生自己不检讨，毛泽东替他赔不是。他认为党内生活不正常，指出长期存在“党内有党，法外有法”的现象。

接着他介绍邓小平说的一句话：党内要有一大批敢于思考问题、敢于说话、敢于处理问题的干部。主张要揭露生活中的矛盾。

接着他讲中央专案组的问题。他详细介绍了当时中央专案组的庞大的机构，什么专案组管哪一类人等等。我就不在这里写了。

胡耀邦第二次发言的时间是11月16日，讲的是农业问题。

胡耀邦在西北组第三次发言时间是11月26日上午，是对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表态。胡耀邦讲了四点，第一点对华国锋讲到要解决“文化大革命”以来一大批问题，如为“天安门事件”正式平反和纠正一批重大冤假错案表示高兴；第二点要把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批评和自我批评风气保持下去，同心同德就可以不断增强；第三点讲为了继续弄清大是大非问题，势必要接触到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和如何全面评价毛主席的问题，这是即使想回避也回避不了的事情。胡耀邦说他主张中央经过周密准备之后，说清楚这两个问题。他说现在要注意的是，一定不要重复前几年的教训，有人一提“文化大革命”有缺点、有错误就成了问题，一提毛主席也有某些缺点，就简单地反驳，又打棍子，从而激起人民的不满；第四点要尊重实践论，不能搞天才论、奴才论，要用实践来考察一切，检验一切。

应该说胡耀邦的这次讲话是一篇站得高看得远的讲话。在那个时候就讲出这篇话来，我听了是很欣赏的。

胡耀邦第四次讲话，只是很简单地提了一个具体的意见。他说，据北京市监狱负责人反映，现在监狱里还有一百多人是因为反对“四人帮”被关进去的。他提出希望有关方面查一下。

不算他参加我们西北组会议的集体发言，胡耀邦在西北组的发言，我记下来的就这么四次。胡耀邦发言次数不多，但前三次都是有分量的重要讲话，我现在把它们介绍出来，我想读者们是会很高兴的。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纪念。

<h3>附记：我与胡耀邦的一段交往</h3>

我和耀邦认识得很早，在延安时就见过面。但成为朋友是从1975年我们一起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反对“四人帮”，后来又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一起挨批受整开始的。

1976年9月，“批邓”正处在紧张阶段，唐山地震波及北京，使这个运动暂时中断。整人的人和挨整的人，都忙于防震，我们这些挨整的人却因此喘了一口气。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去富强胡同六号耀邦家串门，看到他在家中读书的情况，对他的好学有了深刻的印象。

不妨对他那时读书的环境做一些描绘。他没有在自己的院子里搭防震棚，但并非不防震，而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用很坚实的木头做了一个像双层床那样的东西。躺在下面，一旦房屋倒塌可以避免砖瓦檀柱直接压在身上。这样办公室也就临时成了卧室。而他就在这样一间房子临窗的一张大办公桌旁边学习。桌上有摞着的书，同时也总有打开着的正在阅读的书。

我去他家，俩人免不了要发泄一通对“批邓”的不满。那时不知道为什么根本没有想到在我们的身旁装有窃听器的可能性，讲话毫无顾忌，幸而也的确没有产生什么严重的后果。不过这样的话说不几句也就完了，见面谈话后很自然地就集中到理论问题上去了。

记得第一次去他那个房间，桌上摆着一本刘潇然翻译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第三分册。耀邦主持起草《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时提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这个论点所根据的就是这本书。不过起草那个文件的事情早已成为过去。“四人帮”及其舆论工具早就把这个《汇报提纲》定性为“一株大毒草”。我问耀邦：“你怎么还在看这本书？”他说在“批邓”中科学院有人说他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作为马克思的一个论点介绍出来，是歪曲了马克思，因此他想再仔细看一遍。说罢就问我的看法。这本书我也是研究过的。于是我们两个人把书中直接有关论述找了出来。我记得主要有这样几条：

——“知识的技巧的积累，社会的智慧所含有的一般生产力”；

——“生产力里面当然包括科学在内”；

——“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的社会知识、学问已经在多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

——“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

当然还有别的。我们一起研究了这本书之后，认为书中马克思虽然没有写“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可是明显地讲了那样的意思，说我们歪曲了马克思的原意完全是故意陷害。在讨论中我看到耀邦对马克思的这本书看得很细，也理解得很清楚。

这是有关“运动”的一件事。又有一次见面，谈的仍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那一部书是马克思的笔记。其中有一篇马克思写的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人民出版社已经出了单行本。在这篇《导言》中，马克思讲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者之间的关系。耀邦见到我，兴致勃勃地说，马克思关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讲得非常之好。他特别注意到生产的目的是消费这个论述，这方面的论述同1975年、1976年的那场运动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也很重视。后来，1979年耀邦积极主张开展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讨论时，我想起了那次谈话，使我明白，他那样做，是他本人读书联系实际的一个结果，是有理论思想做指导的。

地震期间的这两次谈话使我注意到耀邦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

在耀邦当了总书记搬进中南海之后，我再没有去过他家。他在中南海的住处我是在他去世后才第一次去，那天耀邦的家属在那儿设了灵堂。但在他生前没有搬出富强胡同前，我还是去过几次。我去从来不谈工作上的事，总是闲谈。一次他正在看一本薄薄的册子。我问他这是一本什么书，递过来一看，是日本首相吉田茂写的《激荡的百年史》，是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我问他这本书写得怎样，他说“挺有意思的”。回家后我就找来这本书，很快就看完了。这是吉田茂对日本近百年来发展历史的一个概括。正如耀邦说的那样“挺有意思”。其中有几点我记得很牢。比如在讲人口问题时吉田茂讲了一个观点：只要是人才，就不怕人口多。我认为讲得很好。书中还讲日本非常重视教育，学校工作得到优先的考虑，谁要去日本农村，在农村中看到哪一所房子最好，不必问一定是学校。1994年我对中国人口问题发表一个见解——“质量第一，教育第一”时，我又想起由耀邦推荐给我阅读的吉田茂的这本书。

这个事例，使我注意到耀邦读书的范围不限于经典著作，各种他认为有意思的书也找来看。难怪他有广阔的眼界。

还有一次也是在他家里，见到桌子上打开着《淮南子》。他看我注意这本书，就说古书中有些话讲得挺有意思。他说淮南子有一句话“称薪而爨，数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接着发挥了一通治小与治大、治家与治国所用的方法不一样的道理。他还特别写了那个笔画很多的“爨”字，说这个字不简化，印成比较小的字笔画就很难看清楚。那时我正研究“信用”在我国经济工作中的重要性问题，回来翻了翻《淮南子》，发现在“泰族训”和“诠言训”中有差不多的两段文字。如果抛开一些难认的字、难懂的文言句子，意思是明白的，治家治国不能采用家中有多少柴就烧多大的火，有多少米就做多少饭的办法，而是想办法解决国家必须解决的大问题。我认为这一句话可以借用来发挥我国的经济建设工作中应该注意的一个指导思想，那就是为了尽快发展我国经济，不能只看手边有多少钱去办多少事，而要经过仔细研究确定可以达到的发展目标，借助于信用这个手段，想方设法去找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所需要的钱。通过耀邦引用《淮南子》这一句话的事，我又看到他还重视古籍，能够古为今用。

对耀邦好学，了解的人很多，许多老同志对他这一点很赞扬。陆定一就是其中一个。这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去北京医院拜望我们中央宣传部这位老部长，他对我讲：“毛主席的错误，党中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之批评了。我的错误也大着哩，没有人批评，只好自己批评。建国后，我在党内负责意识形态和文化工作，应该提出在革命时期参加工作的领导干部，凡是没有大学毕业的，统统要进大学，读到大学毕业。那时大多数人年纪还比较轻，书还读得进去。如果那时我这么做，党中央接受了我的建议，建国后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那场‘文化大革命’也许可能避免。可是我没有提出这个主张，使党和国家遭受了很大的损失，罪名是‘贻误国家大事’。后来再提也没有用了，岁数大了，学不进去了，大多数人就是这样。只有很少数老干部觉悟到文化程度低了不行，下苦功夫，刻苦学习，有很大长进。这样的人中第一个就得数胡耀邦。他读的书真不少，很有见解，诗词歌赋也都能来几首，字也写得不错。他从红小鬼成了个大知识分子。”陆定一的这番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有关胡耀邦好学的几句话，同我亲眼所见完全一样。

第八篇人事与机构调整第一节中央人事问题

25日大会后，党中央，包括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人事问题提了出来，分组会上纷纷发言。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原来的议题中没有这一条，会议开到后来大家都认识到这一条是很重要的，认识到它是必须解决好的一个关键问题。

会议开了20来天之后，原先的议题已被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已经受到进一步的谴责，真理标准问题又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进行讨论，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解决了，事在人为，今后的工作需要一个更好的中央领导班子。中央的最高层正在考虑这个问题，会议出席者也在考虑这个问题。这种人事上的安排当然不是各组的事情。但是分组讨论可以起造舆论的作用。

于是各分组就有不少人议论谁该补进中央委员会，谁该补进中央政治局，谁该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那时候大家知道“上面”有个“只进不出”的精神，即只提谁可以进入中央、不提谁应该排除在中央之外的意见，发言的内容便是谁对某个应该进入中央的人有所了解，就在分组会上发言介绍或者附和别人的意见。

在各分组会上表态赞成陈云进入中央政治局并担任中央副主席的发言最普遍，都说陈云在党内资格老、威望高、水平高、能力强，应该担任党中央副主席，而且特别说他的位置应在汪东兴之上。对这次人事变动，大家既然都赞成“只进不出”的方针，因此大家只提陈云进常委，不提汪东兴出常委。于是常委人数就从五人增加到六人。这个人数多少并不重要，但汪留在常委，大家都知道这一定是暂时的，都懂得现在采用这个“只进不出”的方针比较好。

对中央人事问题，我在西北组的会议上为胡乔木说的好话真不算少。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出席者中有一位李鑫，他原先是康生的秘书，在“文革”中一直在康生身边工作。毛泽东著作的整理编辑工作，也一直是他带几个比较年轻的人在做，毛泽东的手稿、演讲记录等就一直保管在李鑫手里。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邓小平要胡乔木主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整理编辑工作。当时的工作程序是先由吴冷西、熊复和李鑫几个人把要选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文稿准备好，然后在胡乔木的主持下由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几个人逐段逐句地修改订正。“文革”后期胡绩伟被“解放”，胡乔木也以参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工作为名，把胡绩伟调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但他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后，做了其他方面的工作。

在胡乔木主持下，选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文章一篇一篇地改定后，送邓小平最后定稿。有些文章定稿时邓小平把我们这些人都找去，有些简短的文章就由他和胡乔木两人定稿。这样，李鑫在《毛泽东选集》编辑整理这项工作中就从事实上的主持者下降为几个负责人之一。对此他心中不满，但是当时他无可奈何，只能暂时接受现状。不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来了，这对他是一个恢复主持毛泽东著作整理编辑工作大权的机会。于是他就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批邓”的会上批评胡乔木篡改毛泽东著作。当时我注意到李鑫的居心不良。“批邓”和粉碎“四人帮”后李鑫的目的达到了，他带上吴冷西、胡绳、熊复等人到毛泽东主席著作编委会办公室，掌握了编辑毛泽东著作的大权。

在粉碎“四人帮”后，在江青那里发现胡乔木在毛泽东逝世后要求参加毛泽东的追悼会写给江青的信件。那时是华国锋主持中央的工作，党中央和国务院都是他负责，按照组织系统，胡乔木请求参加追悼会的信不应该写给江青。但是江青是毛泽东的遗孀，胡乔木写信给江青也有他的道理。可是李鑫抓住这一点不放，利用这件事硬说胡乔木写的是“效忠信”。

在1977年3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当时李鑫是汪东兴最得力的一个助手，是汪东兴所依靠的小班子里的主要人物。那个中央工作会议，吴冷西、胡绳、熊复参加了没有，我不知道，我和胡乔木是没有被通知参加的。李鑫在这个会上有个发言，对胡乔木进行攻击。不过到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时，李鑫对胡乔木的污蔑早已经澄清，认为事情不能那样看。在会议上我没有讲这件事，以免使得本来不知道这件事的人知道这件事，因此我为胡乔木说的好话集中在《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上。这时李鑫仍是汪东兴下面最得力的一个助手，仍是汪东兴小班子里的主要人物。他身兼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毛主席著作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等好几个职务。他的作用仍不能忽视。

中央工作会议开到11月下旬，各组讨论中央人事问题的时候，有的组已经有人提名胡乔木增补为中央委员。但各组有好几个熟人问我，胡乔木在“批邓”前后究竟有没有问题。西北组里就有人对胡乔木补进中央委员会的事表示怀疑，在同我的谈话中甚至表示反对。因此我认为有必要一方面揭露李鑫，一方面给胡乔木多说些公道话，也为他进入中央委员会制造舆论。于是在25日大会的第二天，我就揭露李鑫在1976年“批邓”中，把邓小平重用胡乔木作为“批邓”的一个内容，指出李鑫这样一个十分恶劣的表现。

李鑫在“批邓”时竭力贬低胡乔木说，“我看他一点马克思思想都没有”，而且还给胡乔木加上“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

我认为1976年胡乔木主持下把毛泽东的讲话和演讲稿整理成文字时，加工可能多了一些(对这一点我也有责任，当时我也参加了读稿、改稿，并且没有提出这个意见)。但当时胡乔木是在毛泽东还活着时整理毛的文稿的，整理后还要经过毛最后审定，说不上什么篡改。我还举了在整理《论十大关系》时的一件事为证。原先经过李鑫他们整理，这篇文稿中有一句“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有它的发生、发展和灭亡”。我告诉胡乔木：“只对有限的东西这话才对，对无限的东西，这话就是不对了。”胡乔木接受我的意见做了修改，送邓小平审定后，邓也表示同意，毛泽东也表示同意。“批邓”时李鑫也把这说成是胡乔木的篡改。最后李鑫主持下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有一篇仍然保留那个错误的句子。在中央工作会议西北组的发言中，我说“不知道究竟是谁没有马克思主义”。

在“批邓”时我就觉察到李鑫这个人心术不正。在粉碎“四人帮”后李鑫继续给胡乔木加上种种罪名，夺了胡乔木的权。后来他又报告上级，把胡乔木的职务撤下来。我在会上说，“应该给胡乔木正式平反，如果有什么文件的话，应该宣布作废”。

12月2日我的发言对李鑫这么做又一次提出批评，同组的方毅接着我的话说，李鑫那样整胡乔木不只是不正派，而且是在搞阴谋诡计。

第八篇人事与机构调整第二节中央专案组等几个机构的问题

汪东兴当时还在管几个中央机构——中央专案组、中央办公厅、中央警卫局、警卫部队、毛泽东主席著作编委会办公室等。中央工作会议开到这个阶段，这一点受到出席者的注意，因此在讨论中央人事问题的同时，对这些机构如何处理的问题，也就提上了议程。

首先是中央专案组。这个机构同解决冤案、错案、假案问题的关系很大，中央专案组这种组织形式，恐怕比较早就有，会上大家关心的是“文革”中建立起来那些整老干部的专案组。

“文革”中，重大案件一个一个制造出来。每出一个案件就成立一个专案组。专案组多了，若干个专案组之上又成立了若干个办公室，一办、二办、三办。同时由于一个案件涉及许多人，一个大案件中又有小案件，一个大专案组下面又分设若干个分专案组。每个专案组设组长并包括若干个成员。专案组领导下还设专案组办公室。“文革”期间成立了多少专案组，我不得而知，但一定很多，它是一个庞大的机构。

这些专案组对本案件的性质、对案件涉及的人——审查对象的问题以及对他们如何处理，都有权、有责任收集材料，提出意见。专案组虽然没有做出决定的权力，但是由于他们提供的材料、提出的意见是有权威性的，因此对各专案中涉及的人的生杀予夺起着极大的作用。大家估计其中的问题也就非常严重。由于他们的工作是非常保密的，外人很难知道其中内情。后来“五一六”集团、林彪事件、“四人帮”等事件出来后，又成立了针对他们的专案组。“四人帮”粉碎后，大家对原先整老同志的专案组的人去搞林彪、“四人帮”的案子也很不放心。而所有专案组都是直接由汪东兴领导的，他可以说了算。

中央工作会议的参加者认为不解决这些专案组问题，进一步解决冤假错案和处理林彪、“四人帮”的工作，不可能做好。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对这样的事情更恼火。有这些专案组在，中央组织部就无法去甄别处理这些案件。大量材料档案都在专案组，不由中央组织部掌握，同时解决这些案件的权力也在专案组和管专案组的汪东兴那里，不在中组部。

在中央工作会议分组会的第三天，胡耀邦就在发言中讲了一大通他所了解的关于专案组的事情。他指出当时的情况仍很不正常，是“党内有党，法外有法”。他讲了当时还有两个组在搞彭、罗、陆、杨，两个组在搞“公检法”，一个组在搞“六十一人”案件，一个组在搞“总政阎王殿”，一个组在搞“二月逆流”。同时在林彪、“四人帮”的事情出来之后，又有原先整老干部的两个组在审查“四人帮”的问题，六个组在审查康生的问题，三个组在审查谢富治的问题。他对原先审查老干部的专案组的人又去审查“四人帮”表示不放心。胡耀邦讲的话，特别是那些数目字，我没有听得很清楚，不知道我记下来的与事实有没有出入。

总之，关于中央专案组的事情，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一开始就有人议论，而到11月25日开过第三次大会后，各组又集中地议论了一下。

就在这个时候，不记得谁向我提供了一份1976年汪东兴对中央专案组“一办”即第一办公室工作人员所做的两次指示的一个摘要材料，这个办公室是审查党政老干部的专案组。他对这个“一办”所做的两次指示的材料到了我的手里，不过我来不及在这件事上发言。而这个材料摘抄后一直保存在我家中。汪东兴作指示的时间第一次是1976年1月8日，第二次是4月21日。从那两个指示可以看出，在“文革”后期专案组工作人员对整老干部有些动摇，也可以看出汪东兴如何为他们打气。

在第一个指示中汪东兴说：

“陶铸、陆定一的问题中央讨论了，也定了。彭真、杨尚昆、薄一波闹翻案，不理他们。目前专案组要好好学习一下，总结一下专案工作，以阶级斗争为纲，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中央75年发的23、24、25、26号文件。要坚持原则、实事求是。有的人站出来工作，错误还是有的。不能一说从宽处理，什么问题都没有。过去审查他们，那是党中央决定的。你们怕什么？你们不要怕打击报复。在中央领导下怕什么？有些人闹翻案，不是反你们专案组，而是翻党的九大、十大的案，反九大、十大的路线。你们一办对翻案风是顶住了，顶住了当然是中央指示的。对案子该肯定的就肯定。处理从宽，但写结论不能含糊，是什么就是什么。你们要好好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不能搞折中主义。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文化大革命老同志受冲击有好处，很有必要。但冲宽了些。从冲击的角度来看，70%是有成绩的，30%不那么准确。”

在第二个指示中汪东兴说：

“现在要集中力量批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对敌人不能宽大。陆定一现在放不放，还要看看时候。现在有的案子要重新考虑，搞造谣的要追查。邓小平为什么搞翻案？因为他儿子在北大跳楼自杀，他能不仇恨？有的受审查的人员老婆死了，像薄一波这些人能不仇恨？”

关于中央专案组问题，12月15日，我们西北组的新疆军区的刘震和二炮的陈鹤桥联合发言，讨论的情况我记不起来了。我只记得说海军查出一份《中央专案小组第二办公室序列和审查对象登记表》。刘、陈两同志把这个材料交给小组，在简报中登出。这个材料列举了十个专案组：

(一)罗瑞卿专案组。专案组成员中有吴法宪、叶群、李作鹏等人。看来这个材料是林彪集团灭亡前的文件。专案审查对象有罗瑞卿和他的夫人郝治平等。

(二)彭德怀专案组。专案组的成员有谢富治、吴法宪等人。审查对象中除彭德怀夫妇外，有黄克诚、谭政，还有我的朋友李锐。

(三)饶漱石专案组。专案组成员中有江青、谢富治、叶群。专案审查对象有饶漱石、潘汉年等。

(四)解方专案组。解方这个人我没有听说，直到现在也不了解。审查对象中有吕正操。

(五)贺龙专案组。专案组成员中有康生、叶群。专案审查对象除贺龙外，还有我们西北组的黄新廷、郭林祥、陈鹤桥。

(六)无线电专案组。

(七)“四三”专案组。

(八)汪全祥专案组。这三个专案组我不懂。从“四三”专案组审查对象中有马明芳、张子意、杨之华来看，这个专案组似乎同新疆有关。

(九)叶向真(叶剑英的女儿)专案组。专案组成员中仍有吴法宪、邱会作、叶群、汪东兴等人。审查对象除叶向真外，我知道的还有一个刘诗昆。

(十)刘志坚专案组。名单是很完整的，可我只记下我知道的和较关心的人。我听了长了不少“知识”。

除了专案组问题，还有一个中央警卫局、八三四一部队的问题。大家认为这也是必须整顿的机构。汪东兴是党中央的副主席，不但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还兼任中央警卫局局长、八三四一部队的首长。中央警卫工作在他手里，在粉碎“四人帮”中起了作用，但不能让人一直放心，而且警卫部队的机构也太大了。大家认为这个问题也需要解决。

还有一个机构便是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那是当时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汪东兴的助手李鑫主管的机构。这个机构当然也要改组，更换领导。

第八篇人事与机构调整第三节西北组的《十二点建议》和其他类似的建议

在讨论人事问题时，在12月7日，西北组用全体人员名义向党中央提出十二条建议。这个建议把前面说的增补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内容，作为这十二条中的一条，此外还有其他内容。我手边正好有这十二条，现在把它抄在下面：

“一、东兴同志在保卫毛主席，揪出‘四人帮’的问题上是有贡献的。但是，东兴同志在两个‘凡是’问题上的态度引起很多同志的疑虑。我们认为，坚持两个‘凡是’和坚持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这不仅是思想路线的分歧，而且是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重大问题。东兴同志怎样考虑两个‘凡是’？希望他能在这次会议上说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关于《红旗》不介入的方针，东兴同志采取什么态度？吴冷西、熊复、胡绳、李鑫、张耀祠等同志在有关问题上的错误言论和行为，是否得到东兴同志的支持？东兴同志现在对他们的那些言行采取什么态度？也应一并说明。

“二、东兴同志对于周总理、对于朱委员长是怎样对待的？希望在这次会议上说明。

“三、毛主席对邓小平同志多次做过很高的评价，认为‘人才难得’。东兴同志说(邓小平)他对文化大革命刻骨仇恨。我们不能同意这种说法。

“四、为了东兴同志能集中精力考虑国家大事，建议他不要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更不要兼任警卫局局长了。

“五、东兴同志主管的宣传工作，这两年来在揭批林彪、‘四人帮’中设立了不少禁区，做宣传工作的同志是有很多意见的，已经反映在简报上，希望东兴同志对这些问题作出说明。

“六、中央办公厅、《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办公室、警卫局等单位需要整顿，深入进行揭批查。八三四一部队在建制上应交归北京卫戍区，中央警卫局只作业务联系。一个师的编制太多，仍恢复警卫团。

“七、中央办公厅的各专案组应将材料、人员移交中央组织部，不能销毁任何材料，包括片纸只字。

“八、建议陈锡联同志不要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九、建议纪登奎同志不再分工做常务副总理。

“十、热烈拥护陈云、邓大姐、胡耀邦、王震四位同志为政治局委员。建议陈云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在名次安排上放在汪东兴同志前面。同意习仲勋、王任重、周惠、宋任穷、韩光、胡乔木、陈再道七位同志补选为中央委员。

“十一、为减少中央常委事务，建议恢复中央书记处。

“十二、改组《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办公室，由胡乔木同志主持《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主席的遗著、遗迹等全部交给《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办公室。”

这十二条后，列上了30人的名字，指出是这30个人举手通过的。我记得清楚，通过这十二条时胡耀邦不在，大概因为十二条中有建议他进政治局这一条，他感到不便举手赞成吧？不过我不记得举手赞成这十二条建议的30人中有没有王震、宋任穷，他们俩人也在西北组，也是建议进政治局或进中央委员会的人。我也不记得纪登奎在不在场，他举了手没有，因为十二条建议有他不再分工做常务副总理这一条。有可能他在。

举手通过这样的建议，我以为只是我们西北组的发明创造。第二天看简报，才知道东北组也有一个类似的十点建议，这样的建议西南组也有。其他三个组，华北、中南、华东组我记不起来了，估计也会有。这实际上是一次投票，我们组的十二条，前七条都是关于汪东兴的。最后一条实际上也是针对汪东兴的，加在一起共八条。

建议中关于恢复中央书记处这一条，是根据有一次我在分组会的发言列入的。这一条后来在三中全会公报中没有写进，中央书记处是一年多后的1980年2月才成立的。最后一条要胡乔木重新主持《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的建议，还是我提出、大家同意列入的。

第九篇邓小平和“宣言书”的起草第一节邓小平和外国人的两次谈话

“关于这个问题，党中央没有必要再做什么新的决定。毛泽东主席一贯主张‘有错必纠’。既然‘天安门事件’过去的处理是错误的，就必须纠正。

“人民群众不知道这些情况，心里有疑问。因此，应当很好地说明这些情况。

“对‘四个现代化’全党百分之百赞成。不是百分之九十九。对安定团结，领导人百分之百赞成，全国百分之九十九赞成。这并不是表面现象。”

在同诺瓦克的谈话中有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部分。在国内问题部分中讲了“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对彭德怀重新评价问题”、“驳斥所谓权力之争”、“关于大字报和安定团结问题”。在第三个部分中邓小平说：

小平同志接见日本人的谈话，中央工作会议秘书组在28日就印发给会议的出席者；刊载与诺瓦克谈话的外交部新闻司27日编印的《外国记者情况简报》，会议秘书组也发给了中央工作会议的出席者。在这个时候(未记准时间)常委听各组召集人的汇报，有一位常委问邓，他同日本客人讲的那十九条，可否向干部传达，按照这个精神对群众工作。邓小平回答说：“那个谈话，(日本记者)概括得基本正确。”华国锋做出决定：邓小平同志与日本人谈话可以传达给下面。常委听汇报的会上这些讲话就传达到各分组。邓小平与外宾的谈话，主要内容是讲“天安门事件”的。

“党中央和地方领导，正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没有安定团结，是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

邓小平无疑是会议的核心和灵魂。他在同外国记者的谈话中肯定毛泽东的功绩，遏制并纠正了错误的倾向。对“文革”等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邓小平还为此专门找许世友等九人谈“过关”问题、大局问题。“主题报告”手稿的发现以及邓小平与作者就讲话起草的四次谈话均属首次发表。邓小平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实际确立于此时。

“可以告诉你(诺瓦克)一个背景材料。在确定中央领导成员时，有人要我当总理，我就首先表示反对。倒不是说我不可以当。当总理是累死人的工作。那时我已73岁，现在74岁了。搞不了啦。还是年轻一点的搞好，如华主席就比较适当。

“过去对‘天安门事件’的评价是错误的。最近，北京市委重新宣布‘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这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和批准。(如果没有党中央批准)北京市委也没有宣布(重新评价)的权力。这不仅是党中央的意愿，而且是全党的一致愿望，是大家决定的。

“粉碎‘四人帮’，群众高兴。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希望安定团结。

“纠正对‘天安门事件’的评价。对此没有任何人表示异议。只不过是解决复杂的问题需要一定的过程，现在这个时机已经成熟了。

“粉碎‘四人帮’后，我们有信心。

“粉碎‘四人帮’后，要纠正的问题很多。不纠正这些，不仅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连维持现状也是困难的。

“‘天安门事件’的背景是‘四人帮’捏造的。人民群众有疑问，那时候毛主席为什么批准了(当时党中央的决定)。群众不清楚当时的情况。当时毛主席的病非常严重。虽然当时负责党中央工作的是华国锋主席(当时是副主席)，但是，甚至连他也不能见到毛主席。只有‘四人帮’一伙能见到毛主席。当时，毛主席连话都说不清楚，处于不能判断或思考许多事情的状态。‘四人帮’利用这种情况，处理问题让人觉得好像是毛主席同意了。

第九篇邓小平和“宣言书”的起草第二节邓小平关于闭幕讲话稿起草的几次谈话

会议开了20多天，许多问题都已经提了出来。许多人已就这些问题做了发言。最后连中央人事和组织问题都提出来了，有的组还写了书面建议。中央工作会议到了该闭幕的时候了。闭幕会上，中央领导人当然要讲话。会议已经开过三次大会。除了第二次大会纪登奎做说明外，都只有华国锋一个人讲话。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前后，叶剑英和邓小平就着手准备在大会上的讲话，而且找人起草。这一点是我以后很久才知道的，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并不知道。

闭幕会上，华国锋当然是要讲话的。除了他讲话之外，大家都认为邓小平和叶剑英一定会讲话，不可能不讲。

有一次听召集人汇报的常委会上，华国锋请叶剑英、邓小平两位在闭幕会上讲话。这话传到西北组，组内同志认为“理应如此”。至于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先念讲不讲话，没有人说；至于汪东兴，大家对他批评很多，在闭幕时不知道他准备怎样说，大家也在猜测。后来，在1978年12月13日闭幕会上讲话的有三个人：华国锋、邓小平和叶剑英，李先念没有讲，汪东兴则写了一个检讨性质的书面发言。

关于邓小平在闭幕会上的讲话稿的起草，我经历的事情、可以写的事情就多了。因为那个稿子是邓小平要我组织力量起草的，他对自己想怎么讲、讲些什么向我交代得很清楚。草稿写出来之后邓小平亲自定稿时，我也在场，也可以说参加了定稿的事情。

1997年《百年潮》的编辑韩钢到我家来约稿，我说到当初邓小平要我组织力量把他讲的想法写成稿子时给了我他亲笔写的三页提纲，而且把原件给韩钢看了。他说他和党史研究者都不知道有这个提纲，因而对他们来说是个“新发现”。

20多年来我一直珍藏这几页提纲，这本来只是为了纪念，并不想用它来说明什么。关于邓小平在闭幕会上讲话稿起草的情况，邓小平当然知道得最清楚，胡耀邦比我了解得更全面。比如邓小平曾布置胡乔木起草这个讲话稿但没有用这件事，我是很晚很晚才知道的。在邓小平、胡耀邦在世时，关于这个讲话稿起草的情况，用不着我去回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对这件事，活着的人中，我成了接触最直接、了解情况最多的人了。

会议议程过了一多半的时候，胡耀邦找我谈为邓小平起草在闭幕会上讲话稿的事情。12月2日，邓小平找胡耀邦和我到他家里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邓小平自己写了一个讲话稿的提纲，一共有七个问题：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向后看是为的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七、新的问题。在提纲的最前边，邓小平还加了“对会议的评价”这个问题。所以加起来是八个问题。

邓小平正是根据这个提纲同我们谈起草讲话稿的事情的。我一直以为除了这个提纲和邓小平讲话稿的正式文本外，我手边不再有其他有关材料。最近我在翻我自己的“故纸堆”时，竟又意外地找到了几份当年邓小平同我们谈起草讲话稿和修改讲话稿时的谈话记录，这使我能更多地回忆起当时的一些情况。由此我想到不要轻视“故纸堆”，“故纸堆”有时能解决大问题。

邓小平首先说：

想了一下，不准备长稿子。

第一个问题是对会议的评价。他说：

这次会议了不起，五七年以后没有，五七年以前有，延安(时期)有。这个风气要传下去，(这是)很好的党的生活，党的作风，既有利于安定团结，(又有利于)防止思想僵化，实在可喜。

第二个问题是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他告诉我们写这个问题时要“讲点理论的重要”。他说，这个争论(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笔者注)很好，越看越好，越看越是政治问题，是国家前途命运问题。他提出要解决新的问题，全党全民要开动脑筋。

第三个问题是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他指出：现在这个时期更要加强民主。集中那么多年，现在是民主不够。现在大家不敢讲，心有余悸。发展经济，(要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工厂工人监督，农村社员监督。他还说：目前主要反对空头政治，反对说空话。现在是正确的意见，也不落实，没有具体措施，一拖就是一年。要讲权力下放，讲讲千方百计，讲调动积极性。要利用每一寸土地，有一点土地种一棵树，有一块水面搞养殖，有一块草原种草。他谈到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时说，这个矛盾只能靠价值法则及供求关系来调整。否则不能自主。要靠质量，质量好会销全国。不要怕乱，市场不会乱，承认市场的一定调节。他说：经济民主，重点不只是政治，重点是经济民主。有些要用法律，如民法，刑法，各种单行法，种树应该有法律。地方也可以立法。

第四个问题是向前看。他说：这个会议向后看解决一些问题，目的是为了向前看。不要一刀切，解决遗留问题，要快，干净利落，时间不要长。完全满意不可能。还说，安定团结十分重要。毛主席“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不要纠缠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不要涉及，让时间来说清，过一段时间再说这个问题，没有一点亏吃。

第五个问题是克服官僚主义。他批评了人浮于事、拖拖沓沓的现象，还批评有几多如会议多等。邓小平提出：要学会管理，培养与选用人才，使用人才，改革规章制度。好的企业必须用先进的办法管理。党委领导好不好，看企业管得好不好，看利润，看工人收入。城市如此，农村也如此，各行各业也如此。

第六个问题是允许一部分企业、地区、社员，先好起来。他说这是一个大政策。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农村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再到百分之二十，城市百分之二十。邓小平说这样才有市场，本身就促进开辟新行业。要反对平均主义。干得好的，就影响左邻右舍。

第七个问题是加强责任制。在批评了无人负责的现象后，邓小平说搞几定：1.什么项目，2.从哪里引进，3.定在什么地方，4.定哪个人从谈判到管理。可能六七定，开单子。并头进行，不耽误时间。现在打屁股打计委，有什么用？要打，打个人。国内企业也要专人负责，专门机构搞几定，请些专家，譬如荣毅仁就可以当专家。

第八个问题是新措施新问题。邓小平提出要搞人员核算标准。

小平有如此详细的提纲，又做了如此具体的谈话，我们这些起草的人就好办了。从邓小平那里回来，胡耀邦和我找了我们国务院研究室的林涧青等人赶紧起草稿子，大约两三天就起草好了。

初稿起草好以后送邓小平审阅。在修改稿子的过程中，邓小平又找我们谈过几次话，逐字逐句地提出修改意见。我手边还有两份邓小平谈修改问题的记录稿。其中一份记录不完全，前面部分的记录稿没有找到。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谈到要为敢想敢做创造条件。怎样才能敢想敢做？从制度上解决，根本是民主制度。总不能随便打击同志，对新事物采取支持鼓励态度嘛！特别是学术研究、思想领域上更需要民主讨论嘛！武断可不行，要真正搞“双百”方针。越轨怎么办？这有个信任群众信任干部的问题。

他再次谈了开动机器的问题。他说：开动机器，一个生产小队看到一块空地没有种树，有一块小水塘没有搞养殖，睡不着觉。开动脑筋可以增加多少财富？脑筋用在什么地方？四个现代化嘛！

邓小平还提出要建立健全党规党法，他说：党要有好作风，党的作风，无非那三个作风，它本身就是制止违法乱纪的。现在看来党规党法比国法还重要。经济民主这方面要强调，这里有权力下放问题，民主监督。讲了经济民主，选举不好，没有权力下放，党委随便干预也没有民主，也培养不出人才。认真执行党章，权力义务都讲了。没有民主就没有法制。现在没有各种法，要逐步地搞，开始粗一点不要紧，不完善的可以逐步完善。植树造林没有专门法令，经济法规没有，普通法规就做起来，不要求一下完备(修改法律)，单个地搞，各个地区搞。总之，没有法不行就是了。

谈到向前看，邓小平说对(犯错误的人的)过去不要求完备，自我批评不够，让他自己考虑，在实际工作中改正。因为过去的问题太复杂，但(对)以后新的错误要严一些。

关于新的问题，邓小平说：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大量出现，特别是上层建筑一面，有规章制度，用人问题，有选人标准。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发展生产力是主要标准，否则什么叫政治上强？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还要展开，不要等上层建筑，从一个厂，从专业公司搞起，农村从公社搞起。改革有障碍，包括老干部，总的赞成具体反对。要以大局为重，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要说理。总之，方针明确，方法妥当，没有好的方法行不通。

邓小平谈了权力下放、责任到人的问题。他说：有一个责任到人的问题。讲集体负责、党委负责就等于无人负责。打屁股不能乱打一通。既然责任到人就应该有权，没有权也就不可能有责任。领导得好不好，根本的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有技术是否得到不断的更新，靠体力劳动不行。

谈到先富起来的想法，邓小平说：80元少了，加到100元。城市带农村，大城市带小城市。搞好城市的服务行业，大有可为。他还谈了城市规划问题，举了新加坡的例子，说新加坡一个岛上都有卫星城市，为什么我们不搞？北京西山、石景山都应规划。新加坡1500新元就有权买一套房子，5间房子70平米，相当半年工资，分期付款。日本奖金搞得好的相当半年工资，相当一部汽车。新加坡房租相当于工资的50%，欧洲日本相当于1/3。他还说，小生产众多的国家有问题，小生产习惯势力(稿子里)可以讲。

最后，邓小平讲到稿子短一些顶事，不能长篇大论，语言少些，干净利落一些反倒明确。他还希望修改快点，两天搞好，分寸恰当些。

另一次谈话是在稿子再次做了修改以后。邓小平肯定稿子由原来讲八个问题改为讲四个问题，基本可以。同时要求开头或中间要讲一讲重点转移问题，他说这是一个主要的方针，要不了多少语言，但这是个大前提，是总的东西。我的记录稿上还记有“重点转移的评价，新时期，真正反映”等字样。

谈话中，邓小平批评了把个人摆在中央之上的新式迷信，他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比“两个凡是”重要。真正说来是上层建筑有问题，官僚主义是一个内容。权力过分集中，离开民主集中(制)的集中，脱离了组织，离开民主搞集中，这才是实质。各级组织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各个组织一直到支书，权太大，不利。我们的制度不是鼓励支持人们敢想敢做。精神鼓励不够，物质鼓励不够。僵化的原因，是干得好干不好一个样，而且还得全票，不得罪人，大家却觉得可以过得去。政府制度是这样，党内制度也这样，(因此)怪现象发生。邓小平特别提出要加写一段所谓追查谣言的问题。他说，这实际上是软弱，是神经衰弱的表现。还说打击报复是很恶劣的风气，必须制止、斗争。

邓小平还提出稿子要加写按劳分配的内容。他说：搞得好的得的多，包括领导干部，就应该多得，就应该先富起来。积极性没有经济手段调动不行，只讲风格是不行的，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个时期可以，长期一辈子不行。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他说：总之有赏有罚都同经济利益联系起来讲这个问题。奖励而且物质奖励也奖到具体的人，具体的车间。通过责任制，通过赏罚，该升的升，该降的降，不合格就要降。要培养专家，专家这样一用就用下去，为社会主义事业，实际上为人造福就是政治标准。

邓小平还提出要建立必要的法律，他列举了六个法律名词，并且说要研究国际法，不懂外法，国际交往越多，将来要栽很大跟头。

邓小平在谈话中再次谈到向前看的问题。他说，问题太多，只能解决得粗一些。对过去(犯错误的人的)处理，特别在政治结论上可宽可严的宁肯从宽。还有一个安定团结要写一大段。对过去，正面解决就行了，不追查细节，从大局着眼，对过去的人可以宽一点，但应把问题讲清楚，可以等待、思索。总结经验（要）时间，不要逼着马上检讨，这也是党风。我们只要把大是大非弄清楚了，有些小是小非一件一件弄清楚不可能也不必要，有些事，不宜多谈。他也说到有些人不能重用，打砸抢的，帮派思想严重的人，风派，溜(溜须拍马)派，看风使舵、找靠山的人，不能重用。对搞帮派，打砸抢的人，要警惕教育，不能轻易信任。

关于改革所带来的新问题，邓小平指出：改革上层建筑，改革生产关系，都可以带来许多问题，涉及到大量的人，减人，安置人，什么人学习，什么人改行，可麻烦了。等待安排，工资照发，仍会不满意。这个改革会涉及大批人的切身问题。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并且创造条件使其各得其所，相信群众，会取得群众理解、谅解。他说，震动比较大。新的矛盾并不比现在的问题简单，而且会更复杂。走群众路线，信任群众，教育群众以大局为重，可以解决。随着生产发展，社会需要方面很多，明年即使不大量出现，后年肯定大量出现，总之随着生产力发展可以得到很好解决。

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对稿子看得更细，意见也谈得更具体。起草的同志根据他的意见又做了修改。记不清是哪一天了，当邓小平听执笔的同志对改定的稿子通读一遍之后，说“行了，就这样拿出去吧”，我们的起草工作就完成了。

关于这个讲话稿的起草，我想讲的主要有这么几点：讲话的内容可以说全是邓小平自己的想法，不但思路是他自己的，而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语言也大都是他自己的；他对执笔者写出的稿子很仔细地看了，在审查草稿的过程中又不断地深化和充实自己的思想，最后由他拍板定稿；讲话用的题目也是他讲的，虽然在印发给出席者的文件中，由于按照统一的体例，没有题目。另外，我想讲的，一是在邓小平家里布置起草讲话稿和改稿、定稿时，胡耀邦和我俩人一直在场，而且除了执笔者之外，再没有别人在场，他也讲过些意见。二是我只做了这么一件事，即是遵照邓小平和胡耀邦的意思，找到了执笔起草的人，向他们做了传达，商量了一下文章的框架，限定时间和拿出来交卷。我没有提出值得讲一讲的意见，我也没有动笔起草稿子。

我这样动笔杆子的人帮助工作非常忙的领导人做点文字工作，是自己的职责，就是多做一点工作也算不上自己有什么“功劳”。何况小平已有很清楚的思路，也不用我花很多气力。

第九篇邓小平和“宣言书”的起草第三节关于邓小平在闭幕会上的讲话

邓小平这个讲话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献。对这篇讲话，人们说过的、写过的话很多，再写似乎是多余的。但是在这里不写一些，看来也不行。因为我参加了文件的起草和定稿，在闭幕会直接听了他讲话，本人又是那次中央工作会议的参加者，似乎应该讲讲当时的印象和体会及以后学习中的体会和心得。

首先我记得这个讲话的题目是邓小平自己定的。在那3页提纲中没有讲话的题目，在3页提纲中也没有后来讲稿中写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连在一起的这19个字。这19个字是在定稿时加上去的。我记得林涧青等写出经过我看过拿到邓小平那儿去的初稿也还没有这19个字。3页提纲第一部分邓小平写了一个“解放思想、开动机器”8个字的标题。下面又写了一句“全党全民动脑筋”，还有一句“实事求是”。提纲第三部分的标题是“向后看为了向前看”，写了一句“安定团结十分重要”。“解放思想”、“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向前看”这些思想、这些语言在提纲中都有了，但没有合成这19个字。后来在文稿中才写进这19个字，并且出现在两个地方——先是在开始的导语性的部分里，接着在文稿的第一部分，两处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一遍。似乎就在定稿过程中，讨论到导语部分时，邓小平讲可不可以就把这句话做文章的题目。胡耀邦和我都说很好，能把今后工作中最重要的三点概括起来，完全不落套。而且议论了在标题中省略“开动脑筋”4个字成15个字。

我记不清楚最后拿出去的稿子是什么样子，只是看到闭幕会华国锋、叶剑英和邓小平的讲话都没有标题，大概是为了统一规格，邓小平的讲话也就没有题目。至于后来从什么时候起又把标题加了上去，这件事我就不知道了。这一切都有待于书面材料的“发现”。可见，不但考古是一门学问，“考今”也是一门学问。人的记忆有很高的价值，但是有了文字材料人们才可以去更准确地记忆，纠正记忆中的差错。有的文字材料，当时没有感到有什么用处，要研究问题时就可派上大用场，我保存了20多年的3页提纲，今天的用处就很大。

回到邓小平讲话的内容上来。第一个部分标题最后定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一下子把他何以特别重视解放思想的根本点指出来了。他的这一部分写了那19个字之后，明确地写“首先是解放思想”，指出：

“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在这里，邓小平突出强调了我国改革的总的精神要使生产关系的改革适应生产力迅速发展的需要，而做到这一条，首要点便是解放思想。我认为，十五大江泽民同志的报告中把这个讲话称之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是完全恰当的。

同时，我觉得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联在一起讲非常好，强调了解放思想，同时又不至于离开唯物主义的基础——这一点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邓小平在讲解放思想时，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对这半年多来开展的讨论和中央工作会议上进行的交锋，需要邓小平来讲这最后一言。他在讲这个问题时指出这一场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这样就把解放思想的意义进一步强调出来。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得很高，他说：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邓小平讲话的第二部分是讲民主。讲民主很容易讲得一般化，而邓小平这个讲话不一样。这一节的内容用现在这个小标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来概括，这样来讲民主，以前是比较少的。他在这一节中又一次把“解放思想”这一条突出来了。在这个讲话中他把“天安门事件”写在这一段里，我觉得特别恰当。中央工作会议上许多人呼吁“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必须平反，为的是伸张正义。正义得到伸张，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才会大大提高。他说：

“群众提了些意见应该允许，即使有个别心怀不满的人，想利用民主闹一点事，也没有什么可怕。要处理得当，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邓小平对这样一种做法非常不满意，那就是有的人、有的机关：

“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

这一段话就是在邓小平家里定稿时他说的话，胡耀邦和我都很同意。在这个讲话定稿后的第二天，邓小平还把我一个人叫到他家里，要我举一些实例，写一段话给他，他准备讲到“立案”这一点时，离开讲稿，插进去讲这一段。我写了一段千字文给他，不过闭幕会上他没有这么讲。

在这一节里邓小平也讲了一段经济民主的问题。他不赞成当时我国经济管理体制过分集中，主张大胆下放，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他主张在统一领导下扩大地方，尤其是企业和农村中生产队的自主权。他说有了自主权，车间主任、生产队长、工人、农民就会负责任，想办法，开动脑筋。他还讲了群众的物质利益问题。中央工作会议上许多同志也讲到这些问题，但只有邓小平这个讲话讲得全面深刻。

邓小平讲话第三部分的小标题是“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他交给我的三页提纲中原先有一句话：“向后看是为的向前看。”他这句话说的范围比现在讲的范围要宽，那是我们对待历史问题的一个根本态度，即我们要重视历史，正视历史，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给我们提供的宝贵经验和留给我们的重要教训，尤其是不能忘记“文化大革命”那样惨痛的教训。研究历史还有一个掌握历史发展规律的意义，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了过去就把握不了未来。在起草文稿时，把这句话的范围故意缩小了，缩小到主要讲处理遗留问题，只讲一些人的功过和纠正冤案、错案、假案的问题。当时的考虑是缩小了范围，可以使得这个讲话更加集中在当前比较迫切的问题上面，也便于表达团结的愿望，表达邓小平宽阔的胸怀，阐述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

邓小平“向前看”的思想和使用“向前看”这样的语言，当时我们特别欣赏，他用这样的语言把我们的目光引向前进的目标。邓小平讲话的这一部分中说：

“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

“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干脆利落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对过去遗留的问题，应当解决好。不解决不好，犯错误的同志不做自我批评不好，对他们不做适当的处理不好。”

但是邓小平考虑到实际的可能和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指出：

“有的问题不能够一下子解决”，有些问题“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解决得十分完满。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

同“可以粗一点”提法相一致，邓小平在口头上还说过“宜粗不宜细”这样的话，因为如果要求过细，犯错误的人容易纠缠于一些细节，不能很好地从大处着眼，想通问题。后来有人误解或者故意利用这句话，把它曲解为我们不应该细致认真地去研究历史问题。研究历史就应该力求还事物的本来面目，不应该粗枝大叶，做漫画式的描绘，更不能掩盖历史，使后人无法知道历史真相，不能深刻地取得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这是一个对历史对后人极不负责的态度。尤其对“文革”的历史是这样，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历史也不能这么做。世界上没有“宜粗不宜细”的历史研究。

我喜欢他讲的第四部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指出，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对学习什么这个问题，他说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说当前大多数干部还要学经济学、学科学技术和学管理。他提出，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通过赏罚严明，在各条战线上形成你追我赶、争当先进、奋发向上的风气。

邓小平在这个讲话中表述了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政策思想：

“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

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向前发展。后来人们把他的这一主张概括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邓小平后来也使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提法。

讲三中全会吹响改革的号角，就集中表现在邓小平的讲话中间。他的思想，首先写在那三页提纲中，然后在定稿的三天中，他对原先的提纲补充了不少，又大大丰富了内容。执笔写稿子的人、定稿时发表意见的人不是一点作用不起，但是讲话中那些精辟的见解可以说完全是邓小平的。有些新思想、新观点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发言中没有涉及。当时我真有些奇怪：他怎么将事情想得那么深，那么多，那么细。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上的讲话，内容太丰富太深刻了。王惠德、杨西光和我在12月14日的发言中只是从中选了几点讲自己的体会，现在写得比那天多一点，也只是讲了其中的一部分，不可能全讲。同时我也想补充说一点，在讲话时要考虑到当时的许多人的接受程度，会有某些话在今天或许就不这么讲的情况。

<er h3">附：一份邓小平珍贵手稿的发现</h3>

邓小平同志逝世后的第三天即2月22日，郑惠同志和我一道去著名学者于光远同志家约稿。谈话间，于老偶然说起小平同志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稿起草的一些情况，还说他保存有小平亲自拟定的这篇讲话的提纲手稿。这真是一个意外而又重要的发现！因为小平同志的这篇讲话，就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的著名文章，在文章的题解中被称作“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处在历史转折时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指导文件。我们知道，海内外对于这篇文稿的起草情况有过一些不同的说法，但从来没有听说小平同志自己写过一份提纲，这引起我们想要看到这份提纲和了解这篇讲话稿产生经过的极大兴趣。

可惜，提纲手稿经过十多年的“深藏密窖”，反而弄得不知去向。在于老堆满文稿材料的房间里，我们颇有“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感叹。无奈，只好请于老再仔细找一找。

过了一星期，于老在电话中告诉我们：他和老伴翻箱倒柜好几天，提纲手稿原件还未找到，但找到了一个复印件。第二天我们就赶到他家去看复印件，果然是小平同志的笔迹。兴奋之余，我们仍旧感到有些遗憾：毕竟不是手稿原件，而且复印效果不太好。就在我们企望于老继续努力以求找到原件时，一直在寻找着的于老的夫人蓦然从另一房间走出来，拿着几张纸高兴地说：原件找到了！这真使我们大喜过望。

这份提纲是小平同志用铅笔写在16开的白纸上的，一共3页，近500字。由于年深日久，纸面已微微发黄。小平同志的提纲列了7个方面的问题：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向后看是为的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七、新的问题。在最前边，还加了“对会议评价”一句话。这当然是指对中央工作会议的评价。

找到了提纲，又引起于老的一些记忆。他建议我们还访问其他了解情况的同志，如林涧青等。通过对这些同志的采访，我们基本上搞清了小平同志讲话稿产生的经过。

原来，小平同志的讲话稿是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完成的。最初请另外的同志起草了一个稿子，小平看了不满意。他就自己亲拟了这份提纲，召集胡耀邦、于光远等来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小平同志按照这个提纲，谈了讲话稿所要写的几个部分的问题，对需要阐明的思想观点、方针政策都一一做了交代，讲得很具体。光远同志清楚地记得，讲话稿的题目也是小平同志提出的。小平同志问这个题目好不好，耀邦说好，光远也说好，觉得题目很新鲜，醒目。当时，胡耀邦是中央组织部部长，于光远是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之一，都是中央工作会议上十分活跃的人物。小平同志将提纲交给他们，指示他们负责重新起草稿子。这时中央工作会议正在民主大发扬的热烈气氛中进行，议程已经过半，时间很紧迫。胡耀邦、于光远于是赶忙找了国务院研究室林涧青等执笔起草。两天之后初稿形成，送给小平同志。他再次召集耀邦、光远等同志逐字逐句地边念边做修改。以后又经过若干文字润色，形成了最后的讲话稿。讲话稿起草完成之后，这份提纲手稿就留在于光远手里，一直保存至今。

经过与《邓小平文选》对照，可以看出，从思想观点、逻辑结构到主要观念的文字表述，讲话稿都是根据提纲写成的。

提纲第一个问题讲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争论的必要”，重申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号召“全党全民动脑筋”。这个问题写成了讲话稿的第一部分：“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提纲第二个问题强调“民主集中制的中心是民主”，要求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监督)”，坚持“政治与经济的统一”，提出“目前一个时期主要反对空头政治”，主张“权力下放”。这些观点集中体现在讲话稿的第二部分：“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提纲第三个问题提出了“向后看是为的向前看”的方针，指出“解决遗留问题要快，要干净利落，时间不宜长”；同时强调对毛主席和对“文革”的评价都“要大局为重”，“安定团结十分重要”，对于犯错误的人要“给机会”，“总结经验，改了就好”。这些精神，在讲话稿的第三部分“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中做了具体的阐述和发挥。

提纲第四、五、六、七个问题，在讲话稿中综合为第四部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当时改革开放在中央会议上尚未正式列入议事日程，但提纲提出的这几个问题，实际上大都是讲的改革。这说明正是小平同志，提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思路。

基于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观点，小平同志在提纲中突出强调了经济管理方法和管理制度改革的必要性，明确主张要“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学会管理，选用人才，简化手续，改革制度(规章)”，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并且提出要搞试点，“以一批企业做出示范”。主张在经营管理上“加强责任制”，“搞几定”，而且要“从引进项目开始”，“请点专家”，即要借鉴国外的先进管理方法。考虑到经济体制改革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小平同志在提纲中强调了企业党委的改革，提出要“扩大管理人员的权力”，“党委要善于领导，机构要很小”，还提出“人员考核的标准”，“多出人员的安置”要通过“开辟新的行业”的办法来找出路，这实际上为改革不合理的管理、人事制度和产业结构提出了新的思路。

在提纲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两个思想，一是“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明确指出“这是一个大政策”。这是改变长期形成并成为顽症的平均主义的分配体制，以“先好起来”的示范作用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的一个基本政策。二是“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产品质量)来调节”。小平同志在强调下放自主权，发挥国家、地方和企业这三方面的积极性的同时，已经清醒地预见到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问题，并且大胆地提出了通过价值法则供求关系(实际上就是市场)来调节的观点。在提纲中还写下“国内市场的重要”这样的语言。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极其可贵的。可以说，这是邓小平后来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思想的最早萌芽。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全党着重关注的，是进行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拨乱反正、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改革还没有成为全党注意的中心。相对于拨乱反正来说，改革是一场复杂得多、艰巨得多、深刻得多的革命。邓小平在提纲中提出的关于改革的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观点和主张，是他对建国以来历史经验深思熟虑的结果，显示了他过人的智慧和超前的意识。

新发现的这份提纲手稿本身和讲话稿起草经过都表明，讲话稿是在小平同志精心设计、直接指导下写成的。毫无疑问，这份提纲手稿为研究邓小平的理论思想，研究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历史的伟大转折，提供了一份十分重要的第一手文献资料。这也正是它被发现的价值所在。

第十篇叶剑英功不可没第一节叶剑英讲话的起草情况

叶剑英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集体领导。叶剑英是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的党中央副主席，是中央政治局五个常务委员之一。这五个常委是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和汪东兴。叶剑英在常委中名列第二。

叶剑英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行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是决策者之一，在1976年10月6日这一天，又亲临现场。对粉碎“四人帮”叶剑英立了大功这件事情知道的人很多，在叶剑英传记电视纪录片中就有这个情节。但是叶剑英在1978年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中所做出的贡献，知道的人就很少了，多年来很少有人提到。在纪念三中全会的时候，作为一个历史见证人和科学工作者，我感到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把历史的事实写出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这重要的一页上应写下“叶剑英功不可没”这几个字。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我是个消息比较灵通的人。关于叶剑英的讲话的准备，我当时就从胡耀邦那里听到一些情况。我听说叶剑英很早就要胡耀邦找人为他起草大会讲话稿，这个稿子在叶剑英手里。临近会议闭幕时他自己还在动脑筋考虑如何修改，由他的秘书动笔。还听说他想着重讲民主法制。叶剑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我认为由他讲这个问题最好。

在11月底我写了一封长信给叶剑英同志(他是我在北京《解放日报》工作时的老领导，我不怕冒昧打扰他)，对发扬民主、加强法制的工作和对全国人大的工作提了三点建议，并且从法学的观点批评当年五月召开的一次全国人民司法工作会议把“恶毒攻击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人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列为“打击的重点”的错误做法，指出“文革”前无论在我国的刑事立法或刑事审判实践中，都没有“恶毒攻击”这一罪名，认为这样的规定有害。信发出后接到他秘书的电话，说叶剑英对我表示嘉许。

同时我打电话给叶剑英的秘书，请他转告：请叶剑英注意西北组简报上登出的11月13日我和王惠德、杨西光三人联合发言中所引的列宁的那句话：

“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

这个句子后来在叶剑英的讲话中引用了。这句话是在我与王惠德、杨西光作联合发言时，王惠德主张写进我们的讲稿中的。因为在京西宾馆查书不方便，我怕这句话引用得不准确。王惠德说：“不必顾虑，我记得清楚，不会错。”现在为写这篇文章，我查了一下书架上的《列宁全集》，没有查到。1979年理论务虚会期间我写过一篇《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国家消亡问题》的文章，其中引了109段列宁的话，而且其中一节是“无产阶级民主的发展和国家消亡是一回事”。在那篇文章中我也没有查出，最后只能打电话到中央编译局请求帮助，他们告诉我这句话写在1916年8-9月列宁的一篇长文《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中。王惠德不愧是编译局局长，我们在做联合发言时，王惠德记得的那句话同原文几乎一个字都不差。读者们可以查新版《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第168页，全文是：

“没有民主，就不能有社会主义，这包括两个意思：1.无产阶级如果不通过争取民主的斗争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好准备，它就不能实现这个革命；2.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民主就不能保持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

叶剑英的讲话还引了一句列宁的话：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除了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以外，同时还要宣传民主主义。”

第十篇叶剑英功不可没第二节关于叶剑英在闭幕会上的讲话

大概有20年没有听叶剑英同志讲话了。我一直怀念1939年搭乘叶剑英从桂林去重庆坐的军车过贵州娄山关时他给我们讲长征故事和1946年叶剑英在北平担任军调部我方委员时领导我们所在的北平《解放日报》社工作和斗争时的情景。这次听到他的声音，我真十分高兴。

和邓小平一样，在讲话中他高度评价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说：

“在这次会议上实行这样充分的民主，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带了头。我们一定要永久坚持、发扬下去。”

的确，在这个会议上，发言时间、发言次数、发言范围不受限制，真正做到畅所欲言。当然会开了36天的事情，不可能所有的中央会议都做到，那是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具体的现象。但是当时大家都希望会议上充分发扬民主的精神能够像叶剑英这次讲话中所说的那样，永久坚持下去。

这次讲话他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是领导班子问题。这是这次会议开到最后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

到1978年时，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已相继逝世。其中刘少奇是惨遭迫害致死的，其余是病死的。朱德是1976年90岁时去世的。他比叶剑英大11岁。比叶剑英还小1岁的周恩来，也在三年前不在了。毛泽东比叶剑英大四岁，两年前也去世了。81岁高龄的叶剑英，很自然地发出感慨：

“我们这些老干部、老同志，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南征北战，度过了大半个世纪，现在，年岁都很大了。自然规律是违背不了的。”

当然，大家都迫切希望邓小平(他比叶剑英又小7岁)出来主持中央工作。

如果说1935年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那么在1978年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在我们党中央的领袖地位就确立起来了，而且比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取得的地位更加牢固。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经过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延安整风和六届七中全会，地位才最后牢固地确立起来。邓小平就不再有这样的过程。邓小平获得这样的地位，当然主要由于他本人的品德、能力和广大干部与群众的爱戴，但是年高德劭的叶剑英的支持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同时胡耀邦作为接班人，在舆论上那时也逐渐成熟。叶剑英在这次讲话中提出的要十分注意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时所说的这一番话，会上我们这些人听了都能了解他的用意。

他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发扬民主和加强法制。但是他不只在讲话的第二节中讲这个问题，在这个讲话的引言部分，在对会议做高度评价时他就讲：这次会议，大家畅所欲言，充分讨论，开展了批评，一些犯了错误的同志也不同程度地做了自我批评，这是我党兴旺发达的标志。在“发扬民主，加强法制”那一部分里，叶剑英讲到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必须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接着他一口气讲了三个“只有充分发扬民主”：

“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地建设社会主义。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广开才路，及时地发现我们党的优秀人才，才能保障广大干部和群众有对领导实行监督和批评的权利，从而有可能及时发现和揭露像林彪、‘四人帮’一类的阴谋家、野心家、两面派，巩固我们的政权，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切实的保证。”

最后叶剑英概括地说，这里用得上列宁的一句话：

“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

列宁讲的话的确是非常之好。

叶剑英在这个讲话中批判林彪、“四人帮”制造一种错觉，似乎实行民主就等于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在民主问题上所散布的这种奇谈怪论，搞乱了我们一些同志的思想，使我们一些同志一听到民主，就紧张得很。叶剑英指出：林彪、“四人帮”以封建主义冒充社会主义，说是用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他们对任何与他们不同的意见都给扣上“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帽子，使得我们的思想被搞乱了，分不清什么是封建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在我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从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的社会基础上开始建设的。所以我们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列宁说过：“不仅要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要宣传民主主义思想。”我们要破除封建迷信所造成的精神迷信，从禁锢中把我们的思想解放出来。

叶剑英这些话，讲到了事情的本质，讲得非常深刻。当时我听了十分兴奋，20多年后重温他的教育，仍然感到十分亲切，觉得意味深长。

叶剑英接着讲了一段，说领导干部要发扬民主，就必须具有虚心倾听群众意见、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他批评有些同志：

“嘴里也天天喊要批评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可是，稍微尖锐的意见一来，他们的面孔就立刻拉长了。他们只会批评别人，从不批评自己，老虎屁股摸不得。”

叶剑英在讲话中还对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充分发扬的党内民主和在会外体现的社会上的民主并列说了几句话。这几句话后来在发下的定稿中删去了，但这几句话也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他讲话后的12月15日，西北组分组会上大家谈听了闭幕会上几位常委同志讲话后的体会时，在王惠德、于光远、杨西光三个人的联合发言和以西北组全组名义写的综合简报上，都特别对叶剑英讲话中这几句话表示拥护。

他讲的第三个问题是“勤奋学习，解放思想”。他认为勤奋学习，解放思想是互相关联的两个方面，学习愈好，知识愈丰富，就愈有利于解放思想。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但是要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而且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我们的同志，对待这样一场革命，是不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呢？他认为许多人还是准备不足。有些同志还是前怕狼后怕虎，墨守成规，因循守旧，思想就是不解放，不敢往前迈出一步。怕什么？是不是怕人家说自己“复辟资本主义”，怕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怕丢乌纱帽？他说，如果讲怕，他们为什么不怕两千多年遗留下来的手工业生产方式继续保存下去，不怕中国贫穷落后，不怕中国人民不答应这样的现状？

叶剑英这篇讲话，讲得是多么好呀！在党内生活了几十年，实在很少看到在党的文献中对发扬民主这件事情讲得如此透彻的。由于别人看不到，而我是亲耳听到，而且手上还有文字材料，因此就想尽量多引一些原话。而在引了这些话之后，我觉得需要讲的话实在也就不多了。

叶剑英的这个讲话同邓小平的讲话是有分工的。它没有全面地讲党的各方面的工作，可是语重心长地讲了这样三个重要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中央文献研究室1982年编辑的《三中全会以来》——不论是《选编》还是《汇编》都没有收入叶剑英的这个讲话。

叶剑英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做出很大的贡献，在“四人帮”粉碎后，党中央向全党通报了叶剑英在这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行动中的贡献。党的十一大后，包括举行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时，叶剑英在党中央四位副主席中排在第一。在中央工作会议前是他提出要开理论务虚会，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除华国锋外，他和邓小平讲了话，而讲话的内容又很重要。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理由不收入叶剑英的这个讲话。

第十一篇闭幕与散会第一节关于华国锋在闭幕会上的讲话

当时到会大多数人对他这么讲基本满意。

在第二部分中，他还讲了第三点关于真理标准问题。他说：

华国锋讲话最后讲了一个集体领导的问题，希望今后各地区各单位向中央作请求报告的时候，文件的抬头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只写党中央就可以了。中央党政军机关向下行文，也希望照此办理，也不要提英明领袖，称同志好。希望多创作歌颂老一辈革命家与工农兵英雄事迹的文艺作品，不要宣传他个人。

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那一段时间内，《人民日报》和其他报刊在报道中、在文章中，同华国锋对着干的东西不少，可是华国锋并没有去整这些传媒。这一点至今也还有对华国锋的好评。

“在这次会议上，同志们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摆出了许多情况，提出了不少问题，对一些同志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为召开理论务虚会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多，时间有限，这方面的问题不可能花很多的时间来解决。中央政治局同志意见，还是按照叶帅的提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进一步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中央相信，有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作指导，这个问题一定能够解决好。中央希望，理论战线和宣传部门的同志在分清是非，统一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团结起来，紧跟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为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努力做好宣传理论工作，发挥更大的作用。”

没有想到，不到一年，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一举被粉碎，对粉碎“四人帮”一事听到很多说法，但详细的正式报道至今未见。大家都知道华国锋、叶剑英同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华国锋当时能下这样一个决心，并把这件事办成，确实不容易。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想人不可以貌相。

<h3>附记：我对华国锋的印象</h3>

这样的现象一时间很多，我还记得一些很突出的事情。比如《广西日报》在庆祝自治区成立30周年的时候，华国锋为这张报纸题了报名，结果第二天的报纸上有三个套红的报头，即除了报头套红外，华的题字在第一版上登出也要套红，还因为自治区成立30周年的报道要登头条，因此原来三版也改成头版，又多了一个套红报头，这样的事情是很突出的。但是我又觉得这不能全怪他，或者说不能主要怪他，因为这是毛泽东时就有的现象，说得远一些是斯大林时就有的现象。

我记得在闭幕会上最后一个讲话的人是华国锋。

华国锋在大会上做检讨，承认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并强调少宣传个人、中央是集体领导等，受到与会者的普遍欢迎。汪东兴的书面发言承认自己“说过错话，做过错事”；西北组在“综合简报”中提出的十二点建议，似乎可以看作是这次会议成果的体现。

总的说来，我对华国锋有比较好的印象，不过他太容易受人左右了。

这一段说的是他在11月25日晚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包括他自己在内中央常委赞成真理标准问题的表态。这一段话没有讲“两个凡是”那么干脆。他在这里讲的那段话是11月25日晚中央常委的集体表态，并且对真理标准问题只是说到，并非专就这个讨论而讲，而且这话还是通过邓小平的口讲的。华国锋至少还应该讲几句自己的话，讲到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自己的看法到底如何。因此在华那次讲话后我和王惠德、杨西光对他讲的这段话议论了一下，一致认为，他在思想上并没有通，问题不能算彻底解决。

1975年9月26日，胡耀邦拿着《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向国务院汇报，邓小平是主要听取汇报的人，所有的副总理都来了，中央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其中包括我也列席了。这时候华国锋在国务院主管科学院的工作。在胡耀邦等人汇报的过程中许多人插话，他没有插话。在汇报完了之后，他第一个做长篇发言，我觉得他讲得不错，从他讲话中可以听出他对科学院的情况知道得不少，话讲得也很清楚，理解也可以。那次汇报会上我获得的对他的印象，同在帮他起草讲话时留下的印象和以后帮他起草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时的印象都是一致的。

我对他有印象是从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时开始一直到他下台之后这些年。这几年又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批邓”前——“批邓”中——“四人帮”粉碎——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期间——三中全会后他继续担任主席期间——离开了党中央主席的职位之后。每个时期他都有些事可说，同时又都没有较多的接触，因此只能使用“印象”这两个字，而且时间并不长。

第二点讲真理标准问题，他也讲了一个过程。他说：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由于他当时刚访问朝鲜回来，有许多事情亟待处理，没有顾上看。他说，六七月间中央常委先后给他自己谈过他们听到的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他才知道对这篇文章有些不同的看法。中央常委开会时，议过这个问题，认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好的，但没有专门去研究。后来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多了，国内外反映也多了，叶帅考虑国务院务虚会开得很好，提议把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召集在一起也开个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中央常委都赞成这样办。

华国锋的讲话大致就是这样。

当然，不需要什么高的水平，就可以看出在这篇讲话中，他没有讲出当时提出两个“凡是”的真实情况，也没有将他的真实思想全盘托出，其中包括不少为自己辩护的言辞，而且对事实和思想的叙述也有很多不合逻辑甚至违反时间进程的地方，如前面发生的事情受后面思想的指导。并且一句不提阻碍邓小平等一大批人出来的事情，但是大家又认为要他不说为自己辩护的话，把原先自己的真实思想活动都讲出来，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一个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能够在一个大会上说到这样的程度，承认“两个凡是”提法不妥，应该做自我批评就很不容易，也就很不错了。

他讲话的第四部分说中央工作会议后接着要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讲了会议的几项任务，第一还是讨论着重点转移问题，第二是审议通过农业文件和两年计划安排，第三项是讨论人事问题，提出的候选人就是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那些人。在这几项任务中还有一个成立中纪委的问题。

接着他讲：在这之前，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还发表过一篇《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要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深入揭批“四人帮”。但在他的上述思想指导下，这篇社论讲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华国锋认为“这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他说：以上两处关于两个“凡是”的提法虽不尽相同，但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他的讲话和那篇社论，虽然分别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但责任主要由他承担。在这个问题上，他应该做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

他讲话的第一部分，同邓小平、叶剑英一样，对这个会议给予高度的评价。他以中央政治局和全体到会同志的名义说，大家一致认为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开得很成功。接着他概括会议有四个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这四个方面一是一致赞同从1979年1月起党的工作着重点从大规模揭批“四人帮”的运动，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二是彻底为“天安门事件”平了反和解决了“文化大革命”中遗留下来的其他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以及解决这类问题的方针政策；三是讨论修改了两个农业文件，原则上确定了1979年、198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四是酝酿讨论了中央人事问题。

他下台后，我有时在会场上、有时在北京医院里遇见他，我对他总是很友好的，虽然我对他的有些主张曾经是坚决反对过的。

他的这个讲话有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讲的是会议成就，第二个部分专门讲“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问题”，第三个问题是讲党的团结和提高领导水平的问题，第四个部分是讲召开三中全会的问题。在他的讲话稿中并没有写明有这样四个部分，从实际内容看这个讲话就是由这样四个部分构成的。

从1975年到1981年不过6年时间的光景，但这6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发生很重大事件的6年，细细说来可以写成一篇很长的文章。在这个附记里，我不准备按照时间次序发表我对他的印象记，我只想讲讲我对他本人能力品质方面几个突出的印象。

“对一些具体问题，要实事求是地、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则去解决。现在报上讨论真理的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但讲问题，要注意恰如其分，即注意后果。有些事情，不能提毛主席，也不宜提，提了不利。报纸要十分慎重。迈过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误了。”

对华国锋这个讲话，会议出席者基本上是满意的。

他对这个已经开过的34天会议做了总结。

我最早认识华国锋是1961年在长沙。我去湖南是参加毛泽东指定下到农村基层去了解“大跃进”后农村基层真实性的三个调查组之一。到长沙后，张平化曾和省委全体成员集合向我们这个调查组介绍当时湖南省的基本情况。华国锋作为分管财贸的书记参加了这个会议。但是因为他管的工作同我们的工作任务离得比较远，他同我们组没有发生什么工作关系，我在湖南三个来月没有同他说过话，对他没有任何印象。

反对个人崇拜的核心是充分发扬民主，不充分发扬民主，那些不称职的同志等等表面上的措施，都解决不了问题的。当了大官的人，特别当了很大很大的官的人，下面有一帮人，这帮人的利益是与他们的上级或者上级的上级，分不开的。他们有各种办法使他们的上级或上级的上级接受别人对他的个人崇拜。大人物有大人物的苦衷，我是能够体谅的。

1975年我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时，邓小平要胡乔木和我帮助华国锋准备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的讲话，胡乔木负责其中的第一部分，其余三个或四个部分由我负责。在我与他接触的过程中，我对他有三点印象：一、他工作是认真细致踏实的；二、他的记忆力不错，记住不少事；三、口齿清楚，慢条斯理，能把话讲得很清楚。这三点算不了高的评价。我并不认为他有什么高的水平，有什么高的思想境界，但是这三条都属于“好”的范围。其中第一点印象的来源是起草这个讲话的过程，华国锋白天处理其他工作，每天晚上10点左右回到中南海我们集中写文件的地方，同我们一起工作到第二天凌晨，有时一直到凌晨两点多。他不完全是以一个定稿者的身份，而更多的是同大家一起研究商量，留给我的印象不错。

个人崇拜的主要来源便是封建残余习惯，抬轿子、吹喇叭也是社会中朝官、太监对待皇帝，师爷、皂隶对他们大老爷的通常的态度。一朝天子一朝臣，中的幕僚们的命运同他们的主人也结合得十分密切。而斯大林、毛泽东就继承那一套做法——当然在形式上改变了不少。要华国锋坚决反对这种封建残余，我认为是难以做到的。他是靠毛泽东“你办事，我放心”这几个字来接班的，怎能做到这一点呢？但是许多人对他大搞个人崇拜这件事，的确受到很大的损害。也许那时他真的希望有人对他搞点个人崇拜，过过这种被崇拜的瘾。如果真有这种想法那就太愚蠢了。就是对斯大林、毛泽东那样的人搞个人崇拜，只要形势一变，就可以看出原先崇拜他的人并不是真心崇拜，不过是在利用他，想通了，这种滋味也没有多大意思。我认为在这方面华国锋还是比较好的，因为在三中全会闭幕会上他讲那样一篇话，是不容易的。

第一点讲“两个凡是”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他作了这样一个说明，他说：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从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的复杂情况出发，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捍卫革命领袖旗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出发，专门讲了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我们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需要特别注意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的问题。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讲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当时的意图是，在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绝不能损害毛主席的伟大形象。这是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他思想上一直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后来发现，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弄清楚。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的不够周全。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

毛泽东有时也说了一些不要多宣传个人的话，但是实质上他搞个人崇拜非常突出，他在苏联共产党二十大批评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后，还说个人崇拜还是要一点的。因此我们的报纸、电台，就把批评“个人崇拜”改成批评“个人迷信”。其实这不是“崇拜”、“迷信”这种字眼上的问题，而是一种与民主思想相对立的思想和行为。

第一个印象是关于他工作能力和工作作风方面的。

华国锋在讲了这几句之后，还说了一句：“中央希望，理论战线和宣传部门的同志，在分清是非、统一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团结起来，紧跟中央的战略部署，为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努力做好宣传理论工作，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几句话从原则上讲无懈可击，因为团结无疑是要强调的，何况又加上分清是非这个前提。关键还是对于谁是谁非，华国锋没有多说一句话，不像是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讲的话。

第二个印象是关于他胆小怯弱方面的，这是在“批邓”过程中观察到的。这次汇报后不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来了，邓小平主持的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就由他代替，这时他的权力怎么说是很大的。这时中国科学院有个造反派头头叫作柳忠阳，他原先是个小干部，可是他敢向华国锋提出问题，说华政治上有问题，在科学院工作上跟着邓小平走，根据就是在胡耀邦向邓小平汇报科学院工作时华国锋的那个发言，而这个发言是有记录的，白纸黑字。对柳忠阳的攻击，华国锋完全可以采取藐视态度，不予理睬，或者找一个借口整柳忠阳一家伙。可是华国锋却去为自己辩护，说那天国务院开会时他刚从西藏回到北京，《汇报提纲》是到了会场后才看到的，他来不及准备，即席讲了些话，而且记录得很差，记的不都是他讲的话。我是那个汇报会的参加者，应该说那个记录记得是很好的。华在中国科学院针对柳忠阳说这番话时，我虽没有在场，但是科学院的人直接告诉了我，我认为不会错。知道这件事后，我有两方面的想法：一是那时他是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连一个小小的造反派头子都怕；另一方面是感到他不是个“厉害”的人，是一个不会“整人”的人，比较忠厚。他不但不必去表白自己，甚至还说了与事实不相符的话。那天听汇报做了不少插话和发言的副总理，不只是他一个，李先念、纪登奎、陈锡联、谷牧都插了话，别人都沉得住气，他何必去解释？除非我了解的情况与事实有出入，如果完全属实，我觉得他实在太胆小了。

他说，由于他想常委都在家时开会解决这个问题，因小平等同志出访，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之前这个会来不及开。11月25日下午，即在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大会的讲话之后，中央常委接见北京市委和团中央负责人，听取“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的反映和北京市街头大字报的情况，联系谈到这个问题时说：

华国锋讲这话的时候他已经看过邓小平大会讲话的稿子，也听了邓小平的讲话，但是他并不认为邓小平的讲话就是宣布这个问题已经解决而且已经解决好了，毋须再经过一个专门的理论务虚会。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要在理论务虚会来解决，其实只有原先反对、抵制真理标准问题的极少数几位同志思想不那么通罢了！

华国锋讲话中最后讲的这个问题也受到出席者的欢迎。

后来又有一件事使我对他有不好的看法。

当时王惠德、杨西光和我议论这段话时，总觉得有些不很对头的地方，没有来得及做出判断，最后看了两遍，看明白这么几点：那就是他在这段话中一连说了三次“解决”，一是这次“不可能花很多时间”来“解决”；二是要专门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进一步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也就是这次会议还没有解决好)；三是要有这次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精神作指导，这个问题一定能够解决好，这就是说，能够解决好还是一个要有正确精神指导的问题。这样来评价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在这个问题上所达到的成就，应该说是太低了。本来应该说这个问题，到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已经得到了解决。

他在转述这一段话后说“这是中央常委的意见”。

粉碎“四人帮”后，他已经是毛泽东的接班人。我们党内就有这样一些喜欢抬轿子、吹喇叭的人，用过去对待毛泽东的态度对待他，称他作“英明领袖”。“英明领袖”变成他的代名词。我们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人去大庆参观，看到那里的展室对他大搞个人崇拜，非常突出。有一段时间，报刊上、文艺节目里，乃至小学教科书上都充斥歌颂华国锋的内容。我列席十一届二中全会，分组会上有好几个人发表意见，主张在我国宪法的序言里写进华国锋的名字。

第十一篇闭幕与散会第二节闭幕时汪东兴的书面发言

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五个常委中只有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三人讲话。汪东兴交了一个书面发言，带有承认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粉碎“四人帮”之后也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的意思。我手边没有汪东兴这个书面发言的正式材料，可能当时说要收回，所以我摘抄了一部分，现在把摘录的文字抄在这里。

汪东兴写道：

“同志们在这次会议上，对我的错误提了很多很好的批评意见，这对我是很大的帮助和爱护，我表示诚恳接受。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粉碎‘四人帮’以后，也说过错话，做过错事。

“同志们对中央专案一、二、三办的工作，提了很多批评意见。我认为这些意见都是好的。在我分工主管的那一部分工作中有错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对一些冤案、假案、错案的平反工作，重视不够，抓得不紧，搞得不好，该及时平反的没有及时平反。这个问题主要应由我负责。关于中央专案一、二、三办、‘五一六’专案联办的材料，根据中央的决定后，将全部移交中央组织部。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在分管宣传工作中，发生了一些问题。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发表的社论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中提到了两个‘凡是’的问题，当时我是同意这个提法的，这篇文章是经我看过上报中央审批的。后来看，这个提法是不妥当的，是不利于实事求是落实党的政策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中央政治局常委11月25日对北京市委、团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已经讲了这个问题，我完全同意。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我发现有不同意见和看法后，没有及时组织领导好这个讨论，以便通过讨论，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在这个问题上，我负有领导责任。

“关于中南海地下工程和地面建设，群众意见比较多。这次会议上，同志们也提出了批评。我认为这些批评是好的。尽管这些工程是报经中央批准的，但我在组织安排施工中，考虑不周，搞多了，搞大了，花钱很多，政治影响不好。这个问题，我要负主要责任，已经报告中央批准，尽快将中南海的工程全部停下来，把施工力量调出，投入北京市的民用住房建筑工程。

“在我领导的一些部门和负责的其他方面的工作中，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或错误，属于我的我负责，属于部门或个别人的错误，我也负有领导责任。

“同志们的批评，是对我的帮助和爱护。我深信，我所担负的职务与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名不符实的。为此，我恳切请求中央免去我所兼的一切职务，待中央决定后，认真地向有关同志移交好。

“今后，我要认真读点书，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吸取经验教训。特别要注意谦虚谨慎，维护党的团结。在党中央领导下，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十一篇闭幕与散会第三节对五个常委在会上的立场观点再补充讲几句

关于五个常委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立场和观点、地位和作用前面已经讲得很多，在对会议的发展过程和会议精神的体会之后，我想对此再概括讲几句自己的观感。

首先讲华国锋，他自始至终主持了这次会议。在建设问题上他是积极的、主动的，很愿意多讲。可以看得出他是希望能集中地讨论开幕会上提出的那三个议题，他也努力去引导这样的讨论。对会议提出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提出解决许多重大的冤假错案，会议提出“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这样的问题，我认为他是有精神准备的。有两点可以证明，一是他在闭幕会上没有再提“两个凡是”，也没有再采取引用“最高指示”这种方式来讲话，让出席者更加讨厌甚至激怒许多出席者；二是他批准北京市常委扩大会上对“天安门事件”讲一篇与自己在1977年3月工作会议调子很不一样的话，想争取到一些主动。整个说来在这些问题上他是被动的，但是他并没有硬抗，虽然不可能彻底转变，但一直采取考虑大家意见甚至接受大家意见这样一种态度。会议开得比较顺利，他这种态度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接着讲叶剑英。他知道自己年高德劭，话讲得不多，但是对会议的方向很明确。他是积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讨论的，他赞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立场。对此华国锋是很清楚的，许多老同志都很清楚。他关于召开理论务虚会的主张，他认为需要把那篇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发到全国去的主张，不少部队高级干部是知道的。他支持邓小平对这次会议的指导思想，他也信任胡耀邦，要胡耀邦找人起草他在大会上的发言稿，而他的发言中有关实行充分民主的见解应该说是十分精彩的。对这次讲话他本人准备了很长的时间，最后拿出来。我以为《三中全会以来》这本书未收叶剑英这篇讲话不妥，我认为叶帅在三中全会上功不可没！

再写邓小平。邓小平“文革”中被“打倒”后第二次复出，从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算起，到那时候虽然只有一年零四个月，可是由于他的品德、才能和在全党全国人民中的威望，由于有了众多“文革”中受迫害、当时已获得解放重新走上负责工作岗位的老同志的拥护，他成了这次会议的灵魂。对这个会议的召开和基本方向、目标的确定，对这个会议的发展中每一个重要的前进的步骤、重要问题的解决和三中全会应该做出怎样的决定，他都有提示和指点。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被党的十五大报告称为改革开放宣言书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更是邓小平对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主题报告，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实际上就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这个报告有深远的意义，直到今天，我们仍迫切需要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正如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地位实际上是1935年在贵州遵义举行的那个中央会议上确立起来的一样，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也是在这个中央工作会议上确立起来的。

应该写几句李先念。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大会上没有讲话，他也没有给各分组会传达指示，但是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作用不应忽视。中央工作会议最初定下来的三个议题中有一个就是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报告。他自始至终参加常委对会议的集体领导，在常委听各分组召集人汇报的会上他都积极发言。他对农业文件也特别关心，召开过13个人的座谈会。

最后讲汪东兴。我想在这里给他说几句好话，他也一直参加常委的集体领导。会上对他做了批评，而且是指名道姓的批评，不论他心里怎么想，他还是写了个书面检讨给这个会议，并且在以后的三中全会印发了。对中央工作会议的成功不能说他一点贡献都没有。

这一节我写的是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五个常委，到三中全会把陈云同志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后，中央就有六个常委了。

第十一篇闭幕与散会第四节中央工作会议散会

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和“散会”不是一件事，在闭幕后又开了两天分组会才散会。闭幕的日期是1978年12月13日，散会的日期是12月15日。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以为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还是为了充分发扬民主。三位中央常委讲了话，还要听听参加会议的人的反映，大家满意了，会议才能最后胜利结束。第二个原因是除了三位常委讲话之外，在会议闭幕时还发了一个汪东兴的书面检讨。到会的人也想对这个书面检讨发表意见。第三个原因是在闭幕会上华国锋在讲了要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说：

“中央政治局意见，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精神合起来传达，具体传达办法待三中全会结束时再定。不参加三中全会先回去的同志，可以叶、邓副主席今天的讲话和我在这次会议上的三次讲话为根据，把会议的主要精神向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的党委常委，中央党政军各部门的党委常委或党组成员通通气。”

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不参加三中全会就要回去的同志，也需要在离开前对闭幕会的讲话再学一下，消化一下，同分组内的同志交换一下意见。

会议闭幕后又开了两天会，也是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个特点。

各分组发言的情况大同小异。我就讲一下自己记得的西北组在14日、15日两天的情况。

在12月14日这一天西北组发言很踊跃，大家争着发言。王惠德、于光远、杨西光三个人也争取到一个联合发言的机会，由王惠德主讲。三个中央常委发言的内容很丰富，特别是邓小平的那篇讲话的内容很多，我们只能挑选自己喜欢的段落讲了一下我们表示特别拥护的话。这次联合发言的主要内容还是对汪东兴的书面发言表示强烈的不满。发言的内容首先是表示欢迎汪东兴所做的表示：“我所担负的职务与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名不符实的。为此，我恳切请求中央免去我所兼的一切职务，待中央决定后，认真向有关同志移交好。”同时指出他这个表示究竟是不是诚恳的，还要看他的实践。接着我们对他的检讨表示不满。在这个发言中我们引用了中南组宋时轮同志发言揭露的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汪东兴同志所犯的错误，特别指出他当了副主席后主管宣传工作中的问题，包括坚持“两个凡是”、压制正确舆论等行为。王惠德代表杨西光和我，在讲话时又举出一些以前人们不知道或者没有在分组会上讲过的不少有关汪东兴反对真理标准讨论的事实，其中包括汪东兴如何以根本站不住的理由压制《中国青年》复刊第一期，要求停止发行，受到群众强烈反对等事实。在发言中我们建议汪东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做一个初步检查，等等。西北组和从简报中看到其他分组的其他同志的发言，大致也是这样。

我们西北组还在会议最后一天的分组会上一致通过了一个《西北组十二月十四日上午讨论发言的综合简报》。这个简报的性质同个人发言的简报有很大不同，它有点像前几天通过的《十二点建议》，是一个表达整个西北组集体意见的材料。这个简报也分十二点。它的内容是：

(一)拥护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在闭幕会上的讲话。表示我们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

(二)赞扬华国锋关于“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的讲话，和全部承担责任的态度。我们认为他为大家实事求是地树立了榜样。并说这也是我们党发达的标志。

(三)赞扬华国锋关于集体领导、不要宣传个人的讲话，彻底改变过去许多问题只是一个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听命令行事的不正常状态。

(四)认为叶剑英、邓小平关于发扬民主加强法制的意见极端重要，完全同意叶剑英所说：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体现了我们党内的民主。认为这些民主精神都要发扬。

(五)极不满意汪东兴的书面发言。关于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不只是他所说的只有领导责任，而是一个思想路线的错误，他对邓小平同志的态度不是一个个人关系，而是有关全局性的问题。

(六)汪东兴请求中央免除他所兼一切职务是适当的，同时希望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做一个比较像样的检查。

(七)汪东兴同志在抓“四人帮”这件事上是出了力的，但不能就以此为资本。

(八)拥护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的“今后提干要严格”。

(九)建议将汪东兴等政治局几个同志所犯错误，传达到各地处级干部。

(十)拥护宣布撤销1975年、1976年两年的十二个文件，主张“文化大革命”中中央发出的各种文件，也需要清理，有些还要撤销。

(十一)严禁对干部使用窃听器、检查信件、盯梢、侦察私人来往、抄家隔离，施以法西斯的逼供手段。

(十二)国家应从各方面帮助西北、西南等一些贫困地区。

这十二条由西北组召集人汪锋、霍士廉、胡耀邦、肖华四人署名上报，华国锋看到这份简报后批示“印发到会人员”，这种做法表示充分发扬民主的情况一直贯穿到会议最后。

第十二篇命运之门向中国打开第一节强调科学思想的会议

会议散了，中央工作会议出席者不是十一届中央委员的，除了九个建议补进中央委员会的人之外，都回到本地区或部门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抓工作去了。

这次会议在闭幕时交代清楚：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和随即召开的三中全会两个会议一起传达，但回去的同志可以先将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在小范围内讲一下。

我来自国务院研究室这个很小的单位，单位里的日常工作一直有别的同志在处理；当时我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我抓的工作是各个学科的长远规划，这是一件务虚成分大一点、伸缩性也大一点的工作，不像别的单位的负责人，多日离开单位，有许多重要工作等着回去处理。中央工作会议散会后，我、胡绩伟、曾涛等人被继续留在京西宾馆，说是也许会议有工作需要我们。但事实上这五天中没有要我做什么事，让我在那里舒舒服服地继续观察与思考了几天。

对这个中央工作会议，12月13日三位中央常委的讲话作了总结。我们西北组12月15日全体通过了一个综合简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我们西北组的一个总结。而我个人那时没有想到也应该对自己参加这个会议的体会做一总结，现在写这篇《追记》，倒是补做这个工作的一个机会。因此决定在叙述会议的过程直到写了“散会”这一节之后，再写一下自己对会议精神的体会。

第一，我想写的是，这个会议的确是一个在科学思想指导下的会议。

在我所知道的中央的重要会议中，会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做了充分准备，在会议期间充分运用理论，联系面临着的问题和实际的并不很多。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这样的一个会议。在会前一方面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进行了批判，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路线分歧的历史，另一方面又研究了中国的国情，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创造性的理论观点。在这之后也许就可以数得上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了。

这次会议是以在科学思想指导下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并且取得胜利为特征的。从原则上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这次会议和党的七大的相同之处。党的七大是在科学地总结了1927—1937年党的历史的基础上召开的。由于批判了和纠正了党的领导机构所犯的政治、思想、组织上的错误，尤其是那个期间曾统治全党的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这才使得制定七大正确路线方针、争取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成为可能。

在“四人帮”粉碎后，我们遇到的问题则是党内出现的把年老体衰不能正常工作和思考的毛泽东的“指示”、“决策”奉为神明，必须坚决始终不渝遵循照办，提出“两个凡是”方针，一方面直接保护“文革”中提出的许多错误观点，妨碍拨乱反正，另一方面又妨碍党和人民总结历史教训，在“四人帮”被粉碎后的新时期推行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新方针路线。如果我们仍沿着“文革”时期错误的道路走下去，“四人帮”虽然不存在了，但仍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与党的七大来比，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党所处的时代不同了，条件不同了，面临的任务不同了，但一定要在科学思想的指导下工作这一条是不容许违背的，在指导革命和建设中我们要求人们去研究它。我在“四人帮”粉碎后曾经讲过三句话：

宗教之为宗教就是要人们膜拜它；法律之为法律就是要人们服从它；而科学之为科学就是要求人们去研究它，理解它，在自己的活动中尊重它，运用它。

马克思主义既然是科学，就决不允许人们对它采取膜拜、服从的态度。对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尚且不应膜拜或服从，何况在粉碎“四人帮”后出现的“两个凡是”，是要求人们去膜拜、服从只是以马克思主义名义说的话做的事。在“文革”期间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创造了像“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按劳分配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批判唯生产力论”等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从1976年以来，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理论界就在经济学和政治学的领域中批判这些谬论。当然这些谬论是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帜，这一点对于理论界倒不成为什么问题，比较容易揭露这些歪曲。但是，谬论有的为毛泽东所肯定，有的本来就来自毛泽东的观点。比如毛泽东在1974年10月就说过：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虽然当时批判这些谬论尽量避开毛泽东，但仍然遇到“你们针对着毛主席”的责难。再加上几个重大案件如“天安门事件”，也有一个毛泽东点过头、讲过话的问题，不好解决。看来如果不上升到哲学的高度，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于是到1978年春夏，我国理论界在哲学领域中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对这篇文章，先是学术界开展了讨论，后来扩展到了党政军领导干部，先是在北京，后来扩展到了外省市，反映强烈。同时也很快受到一些人的严厉的责难。这就需要在理论上做更透彻的阐发，需要开展争论。

在中央工作会议前的八九月间(具体时间在我的笔记本上没有记下来)，邓小平有一次找我们几个在社会科学院工作的人谈话。他很关心按劳分配问题上对“四人帮”谬论的批判，问我们按劳分配问题讲得是否已经很充分了。他讲，主要是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并且说“常识不应该成为问题”。

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鼓励我们理论界要讲话。他说，你们自己不觉得，理论界发言是有权威的。他又说，你们社会科学院是理论机构，在理论问题上不能让步，我不劝你们在理论上迁就，迁就就会失去原则。他要求理论界站得更高一些，并且讲点方法，有利于解决问题，有利于团结。他说事实和道理当然要说清楚，但要考虑在什么场合说清楚。

邓小平要我们考虑这场争论如何解决。在我们谈话那天，邓小平希望找到办法来解决这场争论，不希望“在工作会议上冒出来”，而希望理论界争论双方在思想上沟通一些。可是工作会议一开始后，这个争论果真“冒出来”了，而且“冒”得有相当重的分量。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展开之后，邓小平在会议期间有一次找胡耀邦和我两人谈话时，说要讲理论问题的重要性。这时候他讲：这个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很好，越看越好，越看越是个政治问题。后来他在闭幕会的讲话中说“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越看越重要”说明，就是对邓小平来说，也有一个认识深化的过程。会议的参加者都有这种感觉。

我感到这个会议有这样一个特点，而且一开始就具有。因为这个会议召开之前叶剑英、邓小平就讲这个精神，而且有“四人帮”粉碎后两年理论工作的准备。我赞成三中全会后一个月胡耀邦说过的话：

“这两年的思想理论工作，就它的规模来说，就它的战斗作用来说，就它对全党的理论水平的提高来说，超过了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可以说是延安整风以后理论工作做得最出色最有成绩的两年。”

不但专门从事理论工作的同志，而且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对理论的兴趣也很高。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许许多多的参加者的发言都讲遵循科学思想，都讲科学精神、科学态度。

第十二篇命运之门向中国打开第二节充分发扬民主的会议

中央工作会议充分发扬了民主，对这一点，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普遍亲身感觉到了，而且是十分满意的。

会议的出席者敢想敢讲，勇于闯进过去被认为是“禁区”的那些领域，说人们过去不敢说的话，这就是自己来运用民主权利。民主本来不是等上面恩赐的。同时会议出席者也不对别的发言者打棍子、戴帽子、定调子、划框子，发言时间不限，发言次数不限，发言范围不限。对这几个不限，会议的领导并没有宣布过，而是自然而然地就这么实行了。这当然同会议出席者的水平和自觉程度高有关，也同会议的领导从来没有做不利于充分发扬民主的事有关。如果常委中个别人说不利于充分发扬民主的话，而参加会议的人保持沉默，不出来纠正，情况就会不同得多。这次会议的情况不是这样。

会上发生过一件这样的事情。在一次各组召集人向常委汇报各组发言情况的会上，这次汇报的时间是11月25日开第二次大会的前夕，具体的时间我笔记本上没有记下来，汪东兴同志发言说：

“大局要考虑。我们不乱。我们要搞民主，要有领导的民主，有领导的集中，全党要团结，不利于党的话不讲，不利于党的事不做。”

这些话从字面上说没有错，但是那时在汇报会上汪东兴讲这样的话，就有对分组会上的发言进行批评或者事先警告的意思。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都是党内很有经验的高级干部，岂能听不出这几句话的意思？因此在这话传下去之后，各分组的出席者就表示强烈不满。11月27日晚召集人向中央常委汇报时，各组就提出了这样一条意见：汪副主席上次会上说的关于要有领导的民主和集中的说法，与华主席25日大会上对会议的估计不相适应。我们这些天的会议，不涉及有无领导的问题。“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讲，不利于的事不做”这个提法也不好。开这次会议就是为了讲清楚。汇报会上分组召集人反映各组对汪东兴讲话的意见时，汪东兴就在座，对这些当面顶他的批评，会上汪也没有再说什么。各组出席者的发言就没有受汪东兴那几句话的影响。

对在“文革”中和“四人帮”粉碎后两年多时间中，讲过对现实生活产生坏影响的话、做过产生坏影响的事的同志进行批评揭发，是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充分发扬民主的重要方面。这方面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指名道姓地批评，包括对一位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指名道姓地批评。这样做不但与会者满意，而且中央常委在一个小组会上也特别予以表扬。尽管批评者讲得很尖锐，但没有不让别人申辩反驳的气氛和施加这种压力。当面讲就是要听不同的意见。

讲话只是会议充分发扬民主的一个主要方面。还有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会议的出席者参与起草和修改会议的文件。办法是让会议参加者了解会议准备做出决定的事情，希望他们充分发表意见，把这些意见收集起来，作为修改原来准备的文件草案的根据。对会议准备做出的两个有关农业的文件的制定过程就是能够说明这一方面充分发扬民主的例子。

中央工作会议并没有通过中央的决议和选举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这样的权利，因此出席这个会议的人也就没有这种表决权和选举权，但是有推举权、建议权，在会上大家也充分使用了这个权利。

在这个会议上发言很踊跃，几乎所有的人都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我想做一个工作，对我参加西北组发言的情况做一个统计来说明这个发言的踊跃程度。

讲民主就要讲平等。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政治局委员在分组会上同一般会议参加者一样，其他人并不把他们看作是一个层次的领导人，他们发言也并不特别“郑重其事，特别慎重”，让人们忘记了他们是政治局委员。至于那五位中央常委，他们没有编入六个分组，但是常委也发表意见，有时在常委会上发表，有时在听各组召集人的汇报会上发表。他们也各自讲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也大都传到各分组，各组的同志也可以对他们的观点发表意见。汇报会上常委同志各自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利，发表自己的意见。他们的发言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各人讲自己的观点，二是由主持者代表常委发表对会议的指导性质的意见。前一部分就属于充分发扬民主的范围。

本来民主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人们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可以说是带有根本性的内容之一。在这个会上大家感到自己的积极性没有受到任何压抑。当然也受到当时传统力量的束缚，比如不得不用很多心思去讲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问题，讲何为“高举”的问题：是翻来覆去地重复毛泽东讲的话是“高举”呢，还是实事求是地看待现实生活的事是“高举”，没有人愿意去评论“高举”这个提法本身究竟正确与否，大家也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

在一个全国性全面工作的文件中写上一段发扬民主的话，这种做法不知道从何时起似乎已经成了一种“规范化”的行为，因此常常成为一种套话。套话有它的功用，但只能起套话的功用，不能给人们新鲜的感觉，也不能给人们以思想上的启发和教育，不能激起人们民主的热情。如果有深刻的见解，有新鲜的语言，有与实际结合的内容，情况就不一样了。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不论叶剑英还是邓小平，在会上的讲话中对民主问题所讲的话就给与会者很深的印象，也给读到他们讲话的干部和群众一种深刻的印象。

叶剑英在闭幕会上的讲话中专门讲了充分发扬民主(而不是一般地讲要发扬民主)的话题。他讲得很透彻，指出“四人帮”捏造的似乎实行民主就等于搞资本主义的奇谈怪论，也是以封建主义冒充社会主义，而我们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义。叶剑英还讲了领导干部不要嘴里天天讲民主，可是稍微尖锐一点的意见一来，面孔就拉长了。这些发言就接触到事情的本质，完全不是套话。他还要求，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发扬的民主精神能够永远坚持下去。他对民主问题讲的这些话十分诚恳，今天看了还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邓小平有一个给下面的干部“积极权”的提法，就很新鲜。充分发扬民主就是给大家积极权。也许有人会问：这两个讲话是会议闭幕那天讲的，对会议的进程是否发生了作用？我想指出，他们关于民主的思想早在闭幕前就有许多表露，邓小平关于“积极权”的说法是在11月间一次听各组召集人向常委汇报时讲的，他讲的这个话传到各组，就会鼓励大家充分发扬民主的热情。

列宁对民主有一个精辟的见解，那就是民主是需要条件的。法律上说某一个人与另一个人都享有同等的民主权利，但是一个为获得自己的最低限度的生存资料不得不占用了他几乎全部时间都还不够的人，怎能有时间去参加社会政治活动过民主生活呢？有一些人想开会没有自己的礼堂，也租不起礼堂，他们的活动也就不得不受到很大的限制。资本主义国家里谁都知道竞选一个官职，要花一笔相当大的费用。谁要竞选总统这样的高级职务，没有很大一笔钱是绝对不能参加的，不论你多么得人心都这样，没有财力的人是竞选不起的。我们开这样一个工作会议，有京西宾馆这样好的地方，有很多很好的会议室，有很好的饮食、住宿、服务，这就有了开会的物质保障。我们这些人都是党和国家干部，在参加政治活动方面时间基本上是有保障的。

在这里我们讲时间的问题，说的是这个工作会议给了出席者以比较多的时间，把想讲的话说出来。这个会议开始时华国锋曾说准备开20多天。从11月10日开始，那就将在11月底左右结束，打算从12月7日开始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来根据需要一次一次地延长，延长到36天，时间应该说是比较宽裕的。

对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来说，简报工作是一个能否充分发扬民主的很重要的条件。如果没有简报工作，我们这些人除了参加大会之外就只是在自己的分组内活动，其他组的情况就不会知道，更不可能越出本组范围来进行讨论了。中央的会议我出席或列席过许多次，会议一般都发简报。坦率地说，有些会议的简报尽是些空话套话，实在没有什么可看的。原因是一方面有些人似乎有了说套话的习惯，二是有许多人发表的实质性的意见都被“简”去了，因此除了本小组之外，其他组的情况就几乎一无所知。而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简报是很有意思的，可以通过它了解别的组的许多情况，可以参与别的组提出的问题的讨论，对别的组的同志们的发言发表意见。

我对会议的简报工作是很满意的。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很多，有的有发言稿，有的是即席发言。我没有去对照我的发言和简报登出的摘要，当时我的印象是摘录得不错，没有把我讲的重要内容删去。而且简报出得很快。从别的组的简报上我也可以看到我有兴趣的材料，有的如站在坚持“两个凡是”立场、抵制真理标准讨论的那些同志的发言，我就能够通过简报看到，可以根据简报发表意见，同他们进行讨论。会议的简报是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必读的材料。我想这个会议做简报工作的同志工作一定很紧张。他们在这个会上是无名英雄，然而是做了很重要工作的人。可是我一个也不认识。我还想知道是哪位或哪几位同志领导简报工作。

同时会议开头几天的简报和以后的简报也不完全一样，开头几天似乎问题多一些。11月13日胡耀邦在西北组的讲话很长，简报中登出的就很短。我原先以为是胡耀邦故意删短的，最近在我的“故纸堆”里，找到胡耀邦在11月15日西北组发言的记录，其中讲了邓小平的一个意见：“党内要有一批敢于说、敢于处理问题的干部。”还有一句：“简报不要删去关键问题。”

胡耀邦曾经有过意见，在一次召集人向常委汇报的会上，我们组反映徐向前对会上的发言简报六天以后才登出表示不满。看来简报编成这样是徐向前、胡耀邦等人提了意见之后才改得比较好的。我最满意的是11月20日江一真、杨西光和我的联合发言，点名批评汪东兴之后，简报没有删节，而且出得很快，很令人满意，大概那时编简报工作的方针已经明确，不能随便删节和延迟了。不过在以后对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某些政治局委员在“文革”中的错误进行批评时，汪东兴在一次常委会上又主张“涉及政治局的问题的简报晚一点”。对此常委会没有表示同意。

当然对简报这件事不会所有的人都满意。不同的人在看了简报后对自己的发言是怎么报道和看到别人发言的报道会有不同的感觉。我觉得满意，有的人就不一定这么看。我就在有一期简报中看到有一位发言人对简报提出了意见，而简报把这个意见也登出来了。但我认为简报能够这么登就是一个好的表现。

这个会议的简报数量不少。我知道西北组的简报一共出了70多期，其他组的简报的数量也相仿，它们是研究这次中央工作会议非常宝贵的资料。党史研究部门一定掌握全部材料，不过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某次汇报会上提出简报上对许多人的揭发，未必都符合事实；有人提出是否需要核实，而常委的意见是不必去核实。我赞成常委的这个主张。首先是因为这些揭发基本上是准确的，同时党中央也不会根据简报去处理这些人的问题，而要去做认真切实的调查和去掌握各种物证人证，这是一套科学性很强的工作。至于会上的揭发，只能把它作为一个线索、一种反映来对待。上述种种调查工作，其性质不是去核实简报的工作，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花时间去核对简报。

总之，对于会议简报工作成为充分发扬民主的工具这一点，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认为值得怀念。

我认为不要以为会议简报是一件小事，不值得我在这里花很多的时间来议论。我想回答说不应该这样看。因为既然是一个大会，与会者是来参加这个会议的，不是参加某个小组会来的，他就有了解其他各分组情况的权利，也有让别人听到自己发言的权利，限制简报就是限制了出席者本来拥有的权利。而且简报工作直接反映出会议主持者的民主思想、民主觉悟和民主作风，会议的参加者即使嘴里不说，但都可以亲身体会到这一点，心里都有数。简报工作搞得不好会直接损害会议主持者的形象。

第十二篇命运之门向中国打开第三节倡导改革的会议

我还是想说，中央工作会议对经济领域改革讨论的深度和广度，比起政治和思想领域来说相对地是不那么充分的。同时我也还想说，它结束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起始阶段——即经济停滞、政治动乱、文化凋敝、生活穷困的局面，进入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改革阶段。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即召开的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我深切地体会到这两个会议是倡导改革的会议。

中央工作会议对改革讨论不够充分的地方有这么几个：一个从原则上理论上，对改革的概念和必要性没有去做深刻的、系统的阐述，那时还没有这种觉悟和水平；二是落实到实际的经济工作上，主要是关心管理制度方面的改革，在所有制和分配方面，只是在比较狭小的范围内接触了一下，未能正视这些方面的问题。至于摒弃计划经济、建立市场经济在那时当然根本不敢去想，能够肯定商品经济、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在那时就算得上是一种敢想敢说敢做的行为了。

在倡导改革方面走在最前面，想得最广最深的还是邓小平。

邓小平除了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大家都知道的那些话之外，在传达下来的在常委听取各召集人的汇报会上，在准备大会闭幕会讲话稿过程中同我们的谈话，以及在其他场合，他还谈了不少。他口头讲的比形成文字的更自由更敞开。他对我国经济体制现实中的弊端和如何进行改革的想法，其明确、尖锐的程度我感到比当时别的同志高出一大截。

他在为闭幕会上的讲话做准备时对我们说：

“我们的制度不是鼓励支持人们敢想敢讲敢做，不仅在政治方面甚至包括经济方面。精神鼓励不够，物质鼓励不够。要鼓励人们敢于创新，千方百计……现在是干得好与干得不好一样，甚至不仅一样，对干得好的还要打击。干得不怎么样的人而且还得全票，因为他不得罪人，大家都觉得可以过得去。我国的政府制度是这样，党内制度也这样，因而怪现象发生。”

邓小平这一段话是在要我们考虑“思想僵化产生的原因”时说的。

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说，企业实行责任制，通过责任制，通过赏罚，该升的升，该降的降，不合格的就要降。对职工要求应该很严格，搞得不好该打屁股。接着他说，不应该只打屁股，而且更要注意奖励，而且物质奖励也要到具体的人——具体的集体和个人，这比打屁股效果更大。他还举新加坡、日本为例说，那儿“有的工厂给工人奖半年工资，买辆汽车，三个月工资可以买辆旧汽车”。还说那儿生产秩序非常好。

我们国家工厂里经常推行这种竞赛那种竞赛，邓小平针对这个情况说：“竞赛”这个词要推敲。在我们这里常搞些形式主义。评比、请客吃饭、参观、弄虚作假。邓小平的市场观念强。那时流行的那一套计划经济的竞赛，他表示不满。他说真的竞赛，看结果，看市场。他说：总之，有赏有罚，都要同经济利益联系起来。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多次讲要用经济的办法来管理经济。他主张搞得好的得的多，不仅职工，领导干部也这样，不但有精神鼓励，还应该多得，先富起来。他认为积极性没有经济手段不行，不能只讲风格，讲风格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个时期可以，长期一辈子不行。一定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

关于“允许一部分企业、地区、社员先好起来”，这是邓小平突出提出的一个观点。他对这个观点讲得很多。这个观点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他是否讲过，我记不起来了，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这个观点倒不是12月2日同胡耀邦和我谈话时第一次讲的，至少在一次常委听召集人汇报的会上他就讲过要把这个问题作为“两大政策”之一。

第一个政策就是“要使一部分地区搞得好一些，比较富一些”。他还计算了一下，如果有百分之五的县，百分之五的人口，搞得比较富，全国就有100个县，4000万人，相当于一个不小的国家，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县和人口那就是一个大国了。他开了一张他估计有可能先好起来的十九个地区的单子，其中首先提到的就是广东的深圳，可见他很早就注意到这个地方了。他认为那儿可以先富起来的条件是可以开展外贸工作。他考虑的不只是地区，也考虑个人。个人当然是与地区相联系的。他说搞得好的、快的地区，可以提高工资待遇，这也是个大政策。他说要先让百分之五的农民有购买力，城市内有一部分工人有购买力，下个决心，能做到百分之八就更好了。他也举了一些地方的农村说明。他讲北京有个生产队打石头富起来了，讲了种果树七八年就可以见效等等。他也说过要允许一部分企业、地区、社员先好起来。他说“先好起来”，也说“先富起来”，在闭幕会的讲话稿中写的是“先富起来”，在我的笔记本上“先富起来”的话在不同场合都说过，我记得他还说过“要人民生活富，尽量拔尖”那样的话。他反对平均主义，说这是个大政策，干得好的就比左邻右舍好。

他说的第二个政策便是“权力下放”。他说农业是让各生产队能够“真正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因地制宜”，给生产队权力，让他们能够按规律办事，干得好不好看人们收入增加了没有。另外，在比较早的一次常委听取召集人汇报的会上，他讲：要给地方权力，特别在种植方面，中央决不要干涉，地方比中央对当地情况熟悉，县要更有权，有“积极权”。他认为对“三自由”批评太多，把正当的东西当作错误批，城乡搞死了，总之要给农民种植权，把社会搞富。

就在那次常委会上，邓小平讲：哪个省区有条件，可以向外国借款，但债是要还的，有利息的，规定后不要干扰。他主张要给下面机动权，在统一计划下有广泛的活动余地。

在一次常委听汇报的会上，邓小平讲：

“现在一个大队相当一个村。生产队要全部按经济组织那样来管理，基本上要转到经济管理上来。用经济办法管理企业，使下面有点权力，确实使下面活起来，企业可以不要只听上面讲什么就做什么，而要看社队需要什么就做什么。”

邓小平还讲权力下放是个“大政策”。

中央工作会议在理论上原则上讲改革不算多，但是倡导改革的精神很浓的。

第十二篇命运之门向中国打开第四节推进建设的会议

这个会议提出从1979年1月起工作着重点从揭批“四人帮”的政治运动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十年“文化大革命”中虽然也有五年计划、年度计划，也提什么“抓革命，促生产”，没有说不要做经济工作，但建设工作的地位低得不能再低。在“文革”中讲不要算经济账，而要算政治账，“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冲击政治，那是一项重大的“罪行”。经济工作也的确无法进行，有一些经济工作者的积极性有时会受到莫名其妙的打击。

1974年2月10日江青到管电子工业的四机部讲话，平白无故地制造了“蜗牛事件”。在与美国商人谈判进口彩色电视显像管生产线的过程中，对方出于友好，赠送了我方一件蜗牛造型的工艺美术品。江青认为这是美国有意侮辱我国经济发展迟缓，向对方提出抗议，导致我们进口彩色管生产线的工作推迟了好几年。在教育工作中则把学习成绩特别差、考试交白卷的张铁生树为“白卷英雄”。与“宁要社会主义的草”的“文化大革命”时代比，这次会是积极建设的会议，这一点是极为明显的。

我对中央工作会议是一个积极推进建设的会议这个体会，不只是从与“文革”的对比中形成的。因为会议本身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会议提出从1979年1月起党的工作着重点要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本身就表明开这个会议是为了推进我国的经济建设。而这一点是会议参加者都同意的，大家都不赞成再长期搞政治运动。开幕时华国锋代表中央宣布的三个议题，都是建设方面的或者主要是建设方面的。这也是中央同意这么提出来的，后来虽然突破了这些议题，但是会议还是用了许多时间热心地讨论了，大家也都赞成这样做。这个会有一种其他一切工作要以建设为中心，要求上上下下动脑筋，千方百计把工农业生产搞上去，使人民生活好起来的思想。

改革是为了建设，为了取得建设的效益；开放也是为了建设；把“文革”中遗留问题解决好，也是为了建设。在常委听取各组召集人汇报的会议上，邓小平和李先念都希望有20年的安定团结，也都说了如果这样，我国的建设就可以上去。

应该承认华国锋在这方面的确是很热心的，在同他接触中，我认为他是一个务实的人。华在会议开幕那天的讲话中就离开稿子讲了许多有关建设的话。我在前面介绍华国锋那次讲话时提到这一点，也讲了我对他的一些好的看法。在这儿我想再说一下的是，他讲的在“四人帮”粉碎后日本、法国、西德、意大利竞相和我国签订长期贸易协议，其中日本提出想和我们进行贸易的额度还不小，而且还希望大幅度增加这样的情况，对于我国进行建设是起了鼓舞人心的作用的。同时从他多次讲话中，可以看到他对改进我国经济工作的管理，提高我们的技术水平等也很关心。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几次讲要利用每一寸土地，每一块闲置的土地都要种上树，每一块水面都要搞养殖，发展沼气，要提倡种草，强调农村搞多种经营；讲要特别重视专家、培养专家，主张农学院赶快搬回北京，要招更多的大学生，还要办好各种专业学校、技工学校。这次会上大家特别关心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问题，邓小平提醒大家不要忘记解决这些问题都是为了把建设搞好，掌握这个度的问题。

还有一位常委李先念同志，本来一直分工管经济方面的工作，在中央工作会议每次汇报会上他几乎都要讲建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国家机关中管经济工作、文化工作的部委也特别关心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各省市自治区的同志也是这样，有关建设的发言次数和时间也是很多的，他们积极发言也使会议的建设空气颇为浓厚。

第十二篇命运之门向中国打开第五节宽厚团结的会议

中央工作会议的参加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文化大革命”前的高级干部，他们在“文革”中受到程度不同的迫害，“四人帮”被粉碎后，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充分发言权。在这个会议上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讲话了。他们认为对指导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使我们国家、我们人民遭受灾难的理论路线应该批判，并从中吸取教训。会内会外还有一些同志，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当权”者，他们之中有的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斗争，是有功劳的；还有一些人在粉碎“四人帮”后同“四人帮”划清了界限，站在了反对“四人帮”的立场上；但是也有些人在“文革”中说了不少错话，做了不少错事，乃至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也说了错话，做了错事，甚至对纠正“文革”中的错误、平反冤假错案设置障碍。大家对他们意见很大，在揭露“文革”中的问题时，不能不涉及他们，不得不对他们揭露批判。他们之中有的是十一届中央委员，有的是政治局委员，有的是党中央副主席。会议上的揭露和批判，摆事实讲道理，不去考虑这些人的职务，不因为这些人职务高就不去揭露和批评，只坚持一条，摆事实，严格地按事实说话。这一点大家认为不应该含糊，也没有含糊。

但是会议从团结的角度出发，对这些犯了错误的同志采取了宽厚的态度。

在11月25日开第三次大会前夕，各组提了许多重大案件，要求党中央处理，对许多尚未平反的冤假错案也要求解决，这就涉及好几位十一届政治局委员。在听各组召集人汇报时，邓小平说：

“大家提的问题要解决。‘天安门事件’要解决，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杨尚昆、陶铸的问题要解决，但是提出的问题不能全部解决。”

这是邓小平一个冷静的估量，先讲清楚这一点，免得在做不到全部解决时收不了场。哪些问题在这个会议还不能解决，邓小平没有列举，大家心中有数。比如刘少奇根本没有什么“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问题，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会上肯定历次路线斗争时就包括第九次路线斗争——对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斗争，而这种说法是写进了十一大政治报告中的。估计这个中央工作会议乃至会后举行的三中全会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此各组讨论时也只是说到不存在另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

邓小平还讲到会上对陈锡联、吴德、纪登奎三人提了意见，提出了批评，没有过分。但他的主张是，三个人找个机会在会上谈一下就完了，不是一定要做自我批评使大家都满意。他不主张提到三中全会上去讨论，因为一提到三中全会就会有处分问题了。在第三次大会后的11月27日晚的汇报会上，邓小平谈到外国评论家问他吴德怎么样？他说吴德有错误，但看人要看整个，不能只看一段。

再后来一次常委听汇报的会上讲到对一些同志的批评问题，邓小平说：可以把这件事了结一下，基本上过得去就行了，要使所有的人都满意，能不能做到？大家揭发批判是应该的，而且也是正确的。背靠背，问题还可以揭。对待陈锡联的问题，我在辽宁说过，在适当的场合，比如在中央开工作会议时，检查一下就可以了。犯有错误的同志讲了即做了自我批评，可能深一些、浅一些，讲了就可以了。

接着邓小平又讲起吴德，邓小平说：吴德同志调离北京市，政治局委员不动，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

邓小平在会上问出席汇报会的华北组召集人林乎加：吴德做检查时，你们鼓了掌没有？林乎加说鼓掌了。

邓小平说：接着批评可以，还是要安定团结。我也劝纪登奎，也讲一下，讲了就过去了。还有杨成武、吴忠。吴忠不批过不去，杨成武不讲一讲，能行吗？自我批评，恰当处理，政治局也要注意稳。常委统一意见，这次会上这些同志讲了即做了自我批评后，不要再讲了。以上这一点要向到会同志讲清楚。

邓小平又说，这些同志回到本地区、本单位后大家提出意见时怎么办？就说他做了自我批评，问题了了。

他说处理原则要宽一些，犯错误的同志要做自我批评，但完全使大家满意也不可能。总之，这些问题中央工作会议上就算完了，不上全会。一上全会，就要议一议，就说不清楚了。

还有一点是很重要的，那就是批评“两个凡是”是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内容。但是邓小平为准备他闭幕会上讲话找胡耀邦和我两个人谈话时，特别讲到他不想在这次讲话中再提“两个凡是”的问题，在讲话稿中也就没有写进这个内容。这也可以视作宽厚团结精神的表现。

<h3>附记：邓小平与许世友等九人的一次谈话</h3>

这样的谈话我想在工作会议中也许还有，但是我只知道这一次。这是1978年12月1日晚上的事。这一天晚7时半至8时半，邓小平和李先念找许世友、李德生、杨易辰、王恩茂、任仲夷、万里、陈丕显、段君毅、胡立教等人。他知道这些人对陈锡联、纪登奎等有比较大的意见，担心他们对陈、纪等的错误揪住不放。因此他表示像“天安门事件”、“七二零”事件、产业军等等是要做出处理的，但是只能搞粗，不能搞细。一搞细就要追，追就会产生不利的效果。

他说他那天找他们谈话是和他们开个谈判。邓小平说得很恳切，说这也可以“算我一个请求，要以大局为重”。他说道理在你们那里、在群众那里，因为你们说的都是对的。揭批百分之百的正确。但是现在，确有个大局问题。国际、国内。主要是国际的反映。外国人对其他没有兴趣，主要是看中国安定不安定。

邓小平说，他是有意识地、自觉地和稀泥。稀泥必须和，有意识地和，否则不利。只有和稀泥，才是正确的。

他说自己同外国人谈话后，安定一下，好了一点。但还要等会议结束，他们(指外国人)要看我们这次会议的公报。

他说国内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现在，国内国际局面很好，这个来得很不容易。法国外贸部专贴了李强一张大字报，说生意做少了。当前安定团结确实重要。要给人民、给国际一个安定团结的形象。凡是有损于这个，给人以错觉，极为不利。这是大局。

他向那几位谈到，常委意见，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不能下。他讲这次会议在人事方面会有变动，对那“几个犯错误的同志”要批评，但不能动，现有的中央委员，一个不去，有的可以不参加会议活动，但不除名，对那些有意见的人，让他过关算了。他还主张多想办法让他们过关。

邓小平对这几位同志说：“这次会很好，实际上从五七年以来，就没有这个局面了，可惜，可惜。这正是延安作风，毛主席的作风，这是真正的党的好作风。”同样的话，第二天他跟胡耀邦和我也讲了。

第十二篇命运之门向中国打开第六节善于引导的会议

在认真回忆这个中央工作会议的整个过程之后，我感到中央常委对这个会议的领导是值得写一写了。

这次会议期间严格地实行集体领导原则。会议的安排都由五个常委集体讨论决定；会议期间各组召集人汇报都是常委们一起听，一起研究，三个大会五个常委一起参加；在闭幕会上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讲话，如果不了解情况，只看文字材料会分不开三人讲话的次序，因为任何一位发言都说同意另外两个人讲话的内容，这说明三个人的讲稿都是彼此看过的。

会上华国锋的讲话还说到某些决定是经过政治局讨论过的，政治局委员全都通知到会。开政治局的会是很方便的，但是我没有听说任何时间开过政治局会议，虽然在我们西北组就有几个政治局委员，但没有听谁说起过，我所知道的只是常委们的某些活动。常委的领导作用就表现在一是几次大会上三个常委的讲话，二是召集人若干次汇报会，当然还有其他活动。

三次讲话在前面我都追记了。那三次我都直接听了，而且发言稿都发出了。有一次华国锋离开稿子讲的话，我在笔记本上记了下来。叶剑英讲话有一小段讲了，后来发出的稿子删掉了，我也记得内容。常委听各召集人汇报时的讲话，简报上不发，但召集人回到组里做了传达，我有笔记，但有的详尽，有的简单，有的是只记了几行字的一两页小纸片，但对于我回忆都是重要的材料。

常委召集的这些会议善于引导各分组的讨论逐步深入，使分组的讨论很好配合了常委的意图，又使参加讨论的人并不感觉有任何被动，而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发言。

这个会议可以按照这类会议的惯例，设有秘书长(也有人——不是当时而是后来——说秘书长就是汪东兴)，但是在会议资料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秘书长这三个字。整个会议过程中，也没有秘书长出面告诉到会人员某一件事情。这是不是说明这个会议根本就没有设立秘书长。我当时不了解，直到现在也不了解，我只知道会议开幕是华国锋宣布的，以后会议时限的改变、一次一次地延长以及讨论题目都是在汇报会上由华国锋说了，然后向各组传达的，不过这种布置对各组并没有很大约束力，各组乃至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图去做，但大体也还起某种引导作用。

常委在汇报会上可以听到简报上没有反映出来的事情，然后五个常委各自发表意见。就我听到的传达、看到的材料来看，常委之间只有互补的意见，没有发生不同意见的争论，有的意见各自有侧重。会上常委所讲的水平高、有创见、有启发性的意见，带回各组去，就对大家起启示和引导作用。常委的发言引导会议一步一步地深入。

常委一共听了多少次汇报，开过多少次这样的会，我肯定记得不全，我记得的有七次。我从1980年11月19日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了解到这样一个情况，胡耀邦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前夕他向华国锋提出：是否把你们的八次讲话稿印发到全党。我两次对国锋同志讲过。国锋同志说，他说过了，检讨了，就算了吧！这“八次讲话”讲的是什么？不会是大会上华国锋和叶剑英、邓小平的五次讲话。因为这五次讲话，已经印发给到会的同志了，而且也不够八次。好像也不是听汇报时的讲话，那样的汇报会即使正好八次也不会发生华国锋说的他已经“说过了，检讨过了”那样的情况。这八次究竟是怎样的八次，至今我不知道。

不过我想，在中央工作会议的36天中，常委们一定还单独开过会，不会只开召集人的汇报会，有许多话只能在五个常委中间讨论。有的问题是不便在各组召集人面前讨论的，在召集人面前常委不便争论，有些问题如中央人事问题也要五个人在一起商量。这样的会究竟开过多少次，我不得而知。常委之间的活动总有一些是其他出席者所不知道的。但是所有的汇报会都是对全体出席者公开的，常委的思想在这个会议上的透明度恐怕也是历次中央会议所少有、甚至绝无仅有的。

除了在这个会议上，常委还另外有一些集体行动，如11月25日晚接见北京市委和团中央负责人的谈话，看来是一字一句集体推敲过的，这样的表态应该有书面的稿子，不知道究竟有没有稿子留下存档。这次表态是发生在会外、但对会内产生影响的一件事。

除了汇报会之外，常委某一次讲话的书面记录——我是指邓小平两次会见外宾的讲话，后来也发给了到会代表，那也是起很大的指导作用的。邓小平与日本外宾的谈话发给到会代表这件事，常委们就在汇报会上议论过的。

个别常委还有单独活动，如李先念就曾召集十三人的会议(我不知道是否是《天道》一书中讲的“农业座谈会”)，讨论农业问题。李先念的这个活动应该说是会内的活动，对农业文件的制定是起了作用的。这件事李先念同志在汇报会上也提到了。

第十三篇举行三中全会的那五天第一节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出席者和列席者

在12月18日上午我看到的三中全会分组名单按工作会议的6个组分组，各组召集人不变，原来在组内的中委不变，各组人数比以前只略为多一些，西北组从原来的35人增加到44人，加上宋任穷、王任重两位正式列席者共46人，没有上名单的我，就自动按照老规矩仍去西北组听会。

18日星期一我回到京西宾馆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研究那个三中全会参加者和列席者的名单。

曾涛、胡绩伟、杨西光和我，可能还有别的很少几个人都不是中央委员，但因有可能工作需要，中央工作会议散会后没有离开京西宾馆，无以名之，就叫作非正式列席人员吧。非正式列席人员没有上名单。我注意到毛主席著作编委会办公室的李鑫等人似乎没有留在京西宾馆。

在余下的327人中，又有25人由于种种原因经中央决定不通知他们到会。这25人是：河北的王国藩，黑龙江的于洪亮，福建的江礼银，河南的耿起昌、杜学然、杜昕，陕西的吴桂贤，辽宁的尉凤英，吉林的冯占武，云南的七林旺丹，新疆的贾那布尔，解放军的刘兴元、孔石泉、任思忠、刘光涛、黄荣海、江燮元、陈先瑞、吴忠、张积慧，中直机关的曹轶欧，中央另行分配工作的刘建勋、郭玉峰、解学恭、钟夫翔。327人减25人，余数是302人。(以这个数字为基数，中央工作会议通知参加的中央委员所占全部参加三中全会的中央委员人数的比重，就不是我在本文第二章第一节中所算出的42％强，而是45％强。)

中央工作会议12月15日散会，18日就要举行三中全会。不是中央委员的人离开京西宾馆。曾涛、胡绩伟和我等少数几个人留下来了。我们仍住在原先的房间没有动。

从这张名单知道，十一大选出的333名中委和候补中委中，有六位已经去世，他们是郭沫若、罗瑞卿、彭绍辉、王诤、林李明和谢正荣。前四位我熟悉，后两位不熟悉。

12月15日是个星期五，周末我回家休息了两天。在回家前我已经知道三中全会的议程，18日是阅读学习文件和传达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三位中央领导人的讲话。议程上当然不会说参加了工作会议的人可以不阅读文件，但事实上听过那三个讲话，又在14日、15日两日讨论过那几个讲话的人，18日能自由支配时间。

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的时间是三中全会的七倍，的确为全会做了充分准备。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理解，何以五天的全会能开得那样成功。不让后人知道历史真相，是一种对历史对人民对后人极不负责的态度，也就不能深刻地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这张名单列为列席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有9人。他们是宋任穷、黄克诚、黄火青、胡乔木、韩光、周惠、王任重和习仲勋，都是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建议增补为中央委员会的人。而且一旦全会通过增补他们成为中委，他们便成为既有发言权、又有表决权的出席者了。

第十三篇举行三中全会的那五天第二节三中全会的召开

会议以18日整天阅读中央工作会议文件和传达闭幕会上邓小平、叶剑英和华国锋的讲话。

这次中央全会没有做主题报告。从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三位中央领导人讲话的内容来看，邓小平的讲话由于精辟地、全面地论述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任务和组织问题，出席者都知道它实际上就是这个全会的主题报告。

18日晚上，在京西宾馆举行三中全会第一次大会。大会上华国锋讲了这个会议的开法、会议的议程等。这些话是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已经讲过的那些，他的讲话很短，从内容上看很明显地不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9日各组继续看文件，西北组首先开始讨论。从20日到22日各组进行讨论。我的印象，增补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增补陈云为党中央副主席这件事，都是在一天的大会上表决其他问题之前通过的。我记得三中全会只在第一天和最后一天开了大会，其余都是分组会。

三天分组会的内容，概括起来有四条：第一条是原先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委们以发言的形式向未参加会议的中委们介绍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第二条是所有出席者都对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中央领导人的讲话表态，对全会增补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主席表态，对中央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表态；第三条同中央工作会议一样，对“两个凡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平反冤假错案、康生问题等发表意见。还有一个，即第四条便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草稿表态并提修改意见。

三天分组会做的事情是很多的，但是会上不再有不同意见的讨论。会上对汪东兴和有些同志继续发表了一些批评意见，并揭露了一些中央工作会议还没有揭露出来的新情况。

最后一天晚上举行了大会。大会首先通过关于增补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原则通过两个农业文件和1979—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通过全会公报。在增补前，三中全会的正式列席人员还没有表决权，增补通过后选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时他们就有表决权了。选举结果，候选名单上100位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全部当选，并选出第一书记陈云，第二书记邓颖超，第三书记胡耀邦，常务书记黄克诚，还有副书记11人、常委23人。陈云当选后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举行三中全会的过程中没有什么事要我做，简报很少，六个组的简报加在一起只有中央工作会议一个组那么多，阅读简报不花太多时间。我过了五天比较轻松的日子。

另注：

在三中全会期间，我忽然想起了一件本来想做的事，那就是为了修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楼，我们派了杜干全副秘书长去香港考察。回京后他带回一份关于九龙元朗一个房地产商的卖房广告。这个广告引发了我的一个想法：在深圳修建类似元朗广告上那种住宅，再把这些住宅卖给九龙的居民，同时放宽罗湖边境对成为这些住宅主人的香港、九龙的人的进出境限制，简化手续。这样，深圳土地由于离市场远近而产生的级差地租与香港九龙挂起钩来，能够大大提高深圳的地租，使得我们成为社会主义的“地主”，坐得其利。

习仲勋当时是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有一天晚上，我去他的房间谈了我的想法，他听了很感兴趣，让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焦林义——他没有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但是出席了三中全会会议——带了秘书来找我，听我的意见并做记录。后来我得知习仲勋、焦林义回广东后，把我的意见向下做了转达。我的建议是深圳建立特区的来源之一。当然这是一件与三中全会没有关系的事情，我讲这件事，只是表明那时我比较空闲了，而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我是不会想到去做这样的事情的。

第十三篇举行三中全会的那五天第三节中纪委的选举和陈云的讲话

关于中央纪律委员会的候选人名单，我是在三中全会上看到的，在这个候选人名单中，有三个书记，第一书记、第二书记和第三书记，他们是陈云、邓颖超和胡耀邦，在第一、第二、第三书记之后还有一个常务书记黄克诚；还有十一位副书记，他们是王鹤寿、王从吾、刘顺元、张启龙、袁任远、章蕴、郭述中、马国瑞、李一氓、魏文伯、张策；还有常委23人，他们是周扬、张子意、帅孟奇、李楚离、武新宇、王维纲、李士英、曾涌泉、曹瑛、韩光、刘建章、刘澜波、孔祥祯、周仲英、马辉之、刘型、王鹤峰、阎秀峰、吕剑人、方志纯、曹广化、傅秋涛、唐天际。书记常委38人中，我大都认识，除马国瑞和我同岁外，年龄全比我大。现在健在的委员61人，比我小的才多一些，比如王若水那时52岁，比我小十岁。名单全部鼓掌通过，我没有选举权，但也还是热烈地鼓了掌。

在闭幕那天(1978年12月19日)陈云讲了话。由于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还不是常委，没有在大会上讲过话，现在他已是中央副主席了。在全会上的讲话中，他对那次中央工作会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我认为三中全会和在此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很成功，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认真讨论党内存在的一些问题，增强了团结。会议真正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而且全会决定，一定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这一次是在中央开会，要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还要做很多工作，还可能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时首先在几十个高级干部中进行一次整风会议，连续开了几个月的会，大家面对面指名道姓地批评和自我批评，认真总结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在这个基础上写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就开党的七大，全党同志团结一致，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1957年毛泽东同志又提出要求全党达到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由于种种干扰，很多年没有实现，九大、十大党章中也写了这一要求，但是没有实现。这一次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带了个好头，只要大家坚持下去，有可能在全国实现，这对于安定团结、实现四个现代化一定会起重要的作用。”

他这篇讲话是对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个评价，这段话对于我们研究中央工作会议也是一个重要的史料。

在这次讲话中他只用很短的几句话，对全会选举他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表示感谢，感谢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央全会同志们对他的信任，并表示自己将努力做好工作。

第十三篇举行三中全会的那五天第四节三中全会结束后的任职和免职

1978年12月25日即三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三天，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胡耀邦原来担任的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免去，但他兼任的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职务，政治局的决定中没有谈到。

在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秘书长的同时，还任命了胡乔木和姚依林为中央副秘书长。胡乔木兼任毛泽东主席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姚依林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宋任穷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冯文彬任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免去汪东兴的各项兼职——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党委书记，八三四一部队政委兼党委书记，毛主席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专任党中央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些都是中央工作会议各分组(其中包括西北组)提出的建议，事实上得到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首肯的。这样的问题用不着三中全会来讨论做出决定，而在三中全会后召开的补充了新的政治局委员的政治局会议上做出了正式决定，于是党中央机构就以新的面貌出现了。

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的变动，都体现了“只进不出”的方针，但是不论在人数上和实权上都可以贯彻和落实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精神。

附编一、中央工作会议前夕的一些情况

我说的前夕是指1978年9月上旬国务院务虚会结束到10月下旬这段时间。中央工作会议是11月10日召开的，会议的通知是何日发出的，我记不起来了，在“故纸堆”里也没有找到，同时我至今还没有任何资料。但是按照办事的通例，开一个这么大规模全国性的会议，请全国各地的人来北京，最迟10月下旬中央就要作出决定拟好通知发下。对这我说不好，但是到档案馆一查，是很容易查明的，也许党史研究者已经查明了。

在这段时间内我了解到的第一件事是叶剑英提出召集一个理论务虚会。关于叶帅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我是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前不久听到的。有一天见到胡耀邦，他告诉我中央工作会议前有一次中央常委开会，叶剑英了解到《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文章发表和开展讨论并且报上做了报道后，不但理论界反应强烈，各路“诸侯”也反应强烈，而且社会上乃至国外都有反映，同时党内又有不同意见，这时叶帅提出要开一个理论务虚会。当时没有感到，正在进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进行的揭露和批判就带有理论务虚会的性质。不知道以后还开不开专门的务虚会。

过了若干天会议将近结束时，有一次各组召集人向常委汇报后传达时讲，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家对真理标准问题上的发言已经不少，但是理论务虚会还是要专门开。华国锋在12月13日闭幕会上讲话时也讲了有关理论务虚会的问题。关于这件事他一共讲了两段话。

一段话是在说明他接触到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讨论的过程后讲：

“后来，报纸上登这方面的文章多了，国内外反映也多了，叶帅考虑到国务院务虚会议开得很好，提议把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召集到一起，也开个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中央常委同志都赞成这样办。”

还有一段是他专门讲召开理论务虚会的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同志们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摆出了许多情况，提出了不少问题，对一些同志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为召开理论务虚会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多，时间有限，这方面的问题不可能花很多的时间来解决。中央政治局的意见，还是按照叶帅的提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进一步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中央相信，有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作指导，这个问题一定能够解决好。中央希望，理论战线和宣传战线的同志，在分清是非，统一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团结起来，紧跟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为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努力做好宣传理论工作，发挥更大的作用。”

叶剑英的这个建议是在中央听国务院务虚会汇报时讲的。国务院务虚会上，李先念的总结发言是在9月9日做的，这个汇报会恐怕最早也要在9月中旬召开的。在1979年1月19日理论务虚会召开不久，以杨西光、曾涛、华楠、王惠德、于光远、胡绩伟六个人的名义，由胡绩伟主讲的那个联合发言中又多了一个情节，那就是9月份《红旗》起草了一篇题为《重温〈实践论〉》的文章。文章草稿送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等单位征求意见后，哲学所党总支提出六点不同意见。《红旗》杂志编辑部将这篇文章送到中央审查，这时叶剑英提出了上述建议。

在中央工作会议和理论务虚会期间我对叶剑英建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的情况了解的只有这些，当时我也没有去做更多的思考。

最近，在我的“故纸堆”里发现1978年10月14日邓小平和韦国清谈话的记录。它不是详细的记录，只是谈话要点。

这个材料的第一部分是，韦国清向邓小平汇报总政治局准备发一个指示，要求全军干部学习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请求邓小平做指示。邓小平说：

“叶帅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索性摆开来讲，免得背后讲，这样好。实事求是这个问题很重要，不仅领导机关这样，凡是一个小企业、生产队也应该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都要想想你这个工厂，生产队怎样才能实现这个现代化问题嘛！这就是毛主席讲的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不要思想僵化。不解放思想问题提不出来，问题也解决不了，生产上不去，生产率也提不高。叶帅说，要把这篇东西(按：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印发到全国去。”

邓小平这么讲当然不只是同意总政发指示，而且是表明他的一个主张。

怎么样“摆开来讲”？这就要与坚持“两个凡是”和抵制真理标准讨论的人面对面地交锋。在中央会议前夕，邓小平的这个主张实际上也就是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展开讨论，摆事实，讲道理。

在10月14日前不久的九月，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汇报时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关键恐怕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

他还说：现在国内外的人都赞成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高举？大家知道过去有一种议论，“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主席圈阅过的、讲过的都不能动，凡是毛主席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呢”？不是！搞得不好，要损害毛主席。

邓小平在听取辽宁省委汇报时说：我提出完整地、准确地领会毛泽东思想体系，就是对“两个凡是”来的。“两个凡是”是损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九月在东北那几次讲话在当时是产生很大影响，起了重大作用的，是很有名的，这次讲话直接影响了中央工作会议。

韦国清向邓小平请示的第二个问题，便是能否印发东北讲话。对这个问题邓小平回答说：可以在少数干部中先讲一讲，给部队发通知这件事，等一下务虚会。

从邓小平说这句话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心目中的理论务虚会是一个很快要开的会议。事实上后来的中央工作会议就起了他心目中那个理论务虚会的作用。邓小平讲完这句话后接着说，给部队干部讲这件事时一定要做到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三不主义”。要让大家敞开思想讲话，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出来，这样很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常识，这也有人不赞成，有什么？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问题，可是有人就不赞成。甚至连按劳分配，也有人说是错误的。要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真正实行“三不主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要改变那种看气候、看风向说话的倾向。讲话错了不要紧，不要怕，这是难免的，没有关系。思想僵化是不行的，过去我们在各根据地，不都是按照中央统一的方针，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去分析、解决问题，结果都搞好了。如果不解放思想，不开动机器，不独立思考，那非垮台不可。

看了邓小平与韦国清的谈话记录，加上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体会，使我认识到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确达到了邓小平说的“索性摆开来，免得背后讲”的要求，也达到了叶剑英要求的大家把意见提出来和“充分民主评论”的要求。经过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争论，把事实讲得比较清楚了，也把道理讲得更透彻了。最后邓小平在讲话中对这场讨论做了科学的结论。从真理标准讨论来说，中央工作会议的确是一场决战，并取得了胜利，也就是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因此我认为华国锋在闭幕会上的讲话说这个会议为理论务虚会的召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要求在“理论务虚会上把这个问题进一步解决好”这种说法是对中央工作会议的成就估计不足，也对理论务虚会的要求不那么恰当。这样的看法当时没有，而今天在我的头脑中有了这样新的认识。

这些情况在1979年1月19日理论务虚会上的六人联合发言中写了一些。那就是(我们在这里只引1976年9月以后的材料)：

一、9月初，《中国青年》杂志第一期出版，但立即被汪东兴同志以没有登毛主席的诗词、没有登华主席的题词，认为“天安门事件”的英雄韩志雄有问题，以及刊登了童怀周编的天安门诗抄为理由，不许发行。

二、林乎加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9月18日，汪东兴同志曾经批评贾庭三同志，要他处理问题一定要按照本本办事，使北京市一系列问题不好解决。林乎加同志说：“群众提出要解决‘天安门事件’的问题，17年的问题，彭(真)、刘(仁)反革命集团案的问题，等等。在处理中间我们不能不考虑东兴同志的批评，处在两难的地位。”

三、10月3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同志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召集人会上，对胡耀邦同志讲的“凡是不实之词，不管什么时候，不论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进行了毫无道理的批驳，坚持要在文件中删掉。他说：“现在有人要翻天安门的案，这不又是在压中央嘛！”他还说：“有些文章确实有问题，而且有些问题比较严重，矛头是指向毛主席的。有篇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中有些话有问题。有些人不同意发表，有些人说好得很，一篇篇地登。当然可以百家争鸣，但有的人用主席的话批主席……有的不仅是针对毛主席，也是针对华主席。有的逼省委常委表态。黑龙江的杨易辰说不怕，不对嘛。这股风很大，要顶得住是不容易的。我向张平化说，你是宣传部长，你要掌握方向。有人说要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但是做起来就不那样了。”

总之，临近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两种观点的争论是非常尖锐的。

附编二、关于“两个凡是”和“反对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有三个版本：

1976年11月30日吴德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讲的“凡是毛主席指示的、凡是毛主席决定的，我们都要努力去做、努力去做好”。这是第一个版本。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写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第二个版本。

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讲的“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这是第三个版本。

三个版本大同小异，而第二个版本被认为是标准的版本。

“反对两个凡是”就是不同意“两个凡是”这个命题，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来看问题，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对把毛泽东讲过的话、做出的决定作为真理的标准。

“两个凡是”与“反对两个凡是”就其原则意义来说，含义很清楚，并无歧义。

但是从提出“两个凡是”起，“两个凡是”与“反对两个凡是”的含义又有具体的内容。由于并没有明文确定它们的适用范围，因此它们的原则意义都是可以起作用的。然而在实践中，它们的运用又只限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特别是对于处于重病状态中的毛泽东的指示而言的。

在那个时候，毛泽东年老衰弱，病情严重，不能正常地思维和工作。而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又做出许多重要的决策，比如决定进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又比如在发生“天安门事件”以后，又由他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等等。华国锋是处在重病状态中的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需要强调这样的“两个凡是”，来维护他的地位，而广大的干部和群众则要求平反由毛泽东定性的“天安门事件”错案。

平反冤假错案，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错误指导思想，也就是要反对那时候提出的“两个凡是”。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华国锋承认自己犯有错误，承担了责任，这时候他所说的“两个凡是”的具体内容就是如此。

我把毛泽东的一生分作三个时期：一、少年时期的毛泽东——也就是尚未成熟的毛泽东；二、成熟的、正常状态下的毛泽东；三、重病时期的毛泽东。两头的时期都比较短，中间的时期比较长，中间这个时期又可分为若干时期，同时第三个时期究竟从何时开始，我正在研究。

处在重病状态下的毛泽东是什么样子的？“天安门事件”后，传出了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在“天安门事件”期间做的笔记。当时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一个“联络员”，毛泽东想了解外面的情况，或者想对别人说些什么话，就通过毛远新来进行。毛远新在1976年4月7日所做的笔记当时并不保密，因为“四人帮”愿意把这样的材料传播开来，好让人相信为“天安门事件”定性这样的决定是毛泽东作出的。因此我也不特别困难地便得到了，并且把它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从笔记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此时完全根据毛远新一个人的汇报来对如此重大的问题表态，而且大多只是用“好”、“是”、“对”、“快”、“嗯”一个字，或者“是的”、“不是”、“登报”两个字，以及“赶出去”之类三个字来表态，成句的话不多，在70分钟的时间说话不到100字。另据我看到的张玉凤写的材料，在清明节前后毛泽东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毛泽东身边的人对外面的情况也一无所知。

关于这一时期毛泽东身体的情况，在毛泽东身边照顾他的张玉凤写道：

1975年8月后，主席身体越来越不好，情绪很烦躁，不愿讲话，也不见人，每天都吸氧，讲话更听不清了，吃饭饮水也十分困难，每天吃饭和服药都由我一口一口地喂，原来每天还能吃一二两饭，到1976年四五月间，每餐只能吃一两勺了。而且常常因吞咽不好，呛着咳嗽不止，也就是这期间主席曾多次意味深长地说：“我是供展览的偶像。”一次，主席患支气管周围炎，咳嗽很厉害，护士给主席试口表，结果主席咳嗽把温度表吃掉半截，吞下了水银，三天后主席把半截温度表便出来了。

在1978年反对的就是把这样的毛泽东的话奉为神明和对之实行“两个凡是”。当时中央工作会议反对“两个凡是”是坚决的、没有顾虑的，但是对毛泽东其他的言行就没有能坚决反对。比如在农村中实行包产到户，就因为毛泽东多次明确地坚决反对，因而在三中全会决定下发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和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中，还写了“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这样的两个“不许”。

在当时大家生怕损害毛泽东的形象，也不敢反对高举毛泽东的旗帜的提法，只说到这样的程度：究竟是翻来覆去地重复毛主席的话是高举呢，还是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也有某些错误是高举。在三中全会开过一段时间之后，才在比较宽的范围内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衡量毛泽东的观点是正确和不正确了。

附编三、杨西光在三中全会前的工作会议上

杨西光是我的老朋友，政治观点接近。“文革”前我在中央宣传部，他先是在上海《解放日报》当总编辑，尔后到市委主管文化教育和党的宣传工作。每次去上海都会和他交换沟通彼此的看法。也几乎每次他都为我组织些座谈，让我同上海的从事党的宣传工作、理论工作的同志接触，有时还组织些报告会让我发表演讲。“文革”后他调来北京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两个人同在一个城市，在会议上见面，可以畅谈的机会反而少了。彼此来往密切的是在1978年11月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

三中全会前举行的那次中央工作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也是中国当代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它为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召开三中全会的决定就是在这个会议上作出的，三中全会的举行是紧接这个会议举行的。邓小平在这个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就成了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同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分不开来，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就包括纪念这次工作会议在内。它不是一般的工作会议。这个会议规模很大，参加会议的人有200多位，规格很高，十一大当选的政治局委员都通知到会，现在常说的“三副两高”中党员也都参加，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第一二把手、中央机关、国家机关、军委、直属机关的第一把手都到会。200多到会者中，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占2/3，占十一大当选者40%多。出席的人中有当时还没有成为中央委员的70多人，如其中有由于十一大开会时还没有彻底平反的老中央委员习仲勋、宋任穷那样的老同志，当然也有曾涛、胡绩伟、杨西光、王惠德和我这样年轻一点的人。这次会议的特点是思想解放、充分发扬民主、不限制发言次数、不限制发言范围。会议从1978年11月10日开到12月15日，一共开了36天，在会议期间议论了许多问题，解决了许多问题，对开会前的不少指导思想做了纠正，最后决定需要把没有出席工作会议的中央委员找来开中央全会，做出正式决议。少数参加工作会议的非中委的人也列席了三中全会。工作会议12月13日闭幕后，小组又讨论了两天才散会。从12月18日到22日开会5天，三中全会胜利结束。

在分小组时，杨西光和我都分在西北组，这个组的召集人是胡耀邦、肖华、汪锋和霍士廉。参加这个组的，除杨西光外还有王惠德和江一真。我之所以在这里提到杨、王、江三人，是因为在小组会上他们同我合作得特别紧密。这三位现在都成了故人，我也特别怀念他们。

在这篇文章中，我主要介绍杨西光同王惠德与我关于真理标准的三次联合发言。第一次三个人联合发言的时间是11月13日。这次发言的内容是以“天安门事件”为例讲充分发扬民主的必要性。这次发言由我主讲，在发言中我们说：

“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就一定要使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有相应的改变。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列宁说‘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在这里，有一个观点应该在党内明确，那就是我们党在成了执政党之后，仍然应该站在人民群众之中，领导人民群众去争取民主。无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不等于争取民主的任务完成，正好相反，在我们国家中还有封建主义的残余势力，而且今天我们的国家政权，还是列宁指出的那种‘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人民的民主权利经常受到这种或那种侵犯，因此，争取民主的斗争仍旧应该继续下去。而且民主不应该是恩赐的，恩赐的‘民主’是不牢靠的，只有人民自己起来争取到的民主，才是巩固的。而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只有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

“从领导群众争取民主这样的革命立场出发，党应该对‘天安门事件’明确态度，指出它是伟大的革命事件。在‘四人帮’即将动手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关键的时刻，广大群众奋不顾身地起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完全应该得到我们党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执政的共产党，一方面要站到群众之中，继续领导群众进行争取民主的斗争，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夺取了的政权，去保障人民民主，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来配合群众自身争取民主的斗争，并把这两方面的斗争结合起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就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运用国家政权来保障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做的一件大事。这样我们就要加强社会主义的立法工作，而且也要加强司法工作，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不过应该指出，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仍是民主。法律如果不是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不是经过民主程序来制定，它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充分重视和充分信任。如果法律不在民主的基础上制定出来，不充分反映民主，它就未见得能够真正实施，并且很容易受到破坏。”

我们做这个联合发言前的11月2日，陈云同志在东北组的发言中讲到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他说了这么几句：

“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又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我们做这次联合发言，是想就这件事发表充分发扬民主的意见。王惠德对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的言论做过系统的研究，那句“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就是王惠德背出来的。杨西光和我认为讲得切合我国的实际。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把这次发言要讲些什么定下来了。这个发言不止上面引的那个部分，其中我们还引用了社科院法学所对《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由中央政法小组起草的法律文章的批评，还讲了必须改变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办法及对康生的揭露和批判。杨西光的消息很多，在准备联合发言时，讲了不少情况，使得我们的联合发言生动具体。

第二次联合发言，王惠德没有参加，只有杨西光和我两个人，发言时间是11月26日。这时候新华社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运动》已经发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全国报纸已经发表。我和杨想通过这件事来批判“两个凡是”，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

这次联合发言之前，我和江一真交流意见，由他首先发言批评当时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我再同他呼应。他在26日上午讲了，下午杨西光同我就做了一个联合发言，这次联合发言，杨西光主讲，中间我插了一些话。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江一真是第一个在发言中点名批评汪东兴的。他讲了自己同汪东兴从长征到延安一起工作过，总的印象是好的，希望他多听听对他的批评意见，然后批评汪东兴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错话做了错事，他举了一些卫生界的事例。杨西光和我就在下午做联合发言。我们讲：

“最近几个月，广大群众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做了舆论上的准备，群众中有相当广泛的议论。在广大群众的努力下，最近一个时期又取得较大进展。比如，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童怀周坚持不懈地宣传天安门诗文的革命行动，且工人编写并演出话剧《于无声处》，许多‘天安门事件’受害者的英雄们报告了自己的斗争经历和遭遇等等。我们的宣传战线，包括报纸和《中国青年》杂志，在这方面也做了应该做的工作。但是，正当广大群众要求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的时候，却有人在那里横加责难。我们想在这里举一件事，这就是所传张耀祠同志10月3日在信访工作会议的讲话。那次信访工作会议我们没有参加。我们听到的也可能有出入。如有出入，张耀祠同志(按：他参加了这个工作会议，他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个负责人，当时是候补中央委员)可以证明。我们手边有一个《人民日报》的读者来信，是中央编译局几个同志写的。信中引用了张在讲话中讲到‘天安门事件’时有这么一段：‘有人吵，“天安门事件”要翻案。“天安门事件”有坏人，不然为什么要火烧汽车，冲大会堂呢？“四人帮”迫害群众悼念周总理，但也有坏人乘机捣乱。华主席讲过，中央有规定，这件事不要再提了，但有人要写文章，给“天安门事件”翻案，要立碑，说是革命行动，什么话。’从这段话看，意图是很明显的，就是对着群众的舆论，进行阻挠。”

杨西光接着代表他和我两人说：

“说到‘天安门事件’，我们还可以说一件事情。今年6月15日，汪副主席找宣传口的同志讲了一次话，其中有这么一段：‘《华盛顿邮报》还登了文章，说对毛主席的遗体有争论。香港报纸登周总理的展览，有那张劝总理休息的大字报，第一次刊登的大字报有康老、谢富治，这次民族画报登的没有了。香港报纸把这两张大字报都登出来，说康谢是“四人帮”。这对党的团结有影响，这个关没有把好。中宣部写了材料给中央，中国人也是这样，也有人在挑，政协会上，《人民日报》的余焕春6月8日对“天安门事件”讲了一大篇话，认为这个案没有彻底翻过来。明明是毛主席说的，“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他们不是反毛主席反谁？这个问题还要登简报，这本来是已经解决了问题。你要翻，翻谁呀？余焕春说《人民日报》在运动中揭露出大量的事实，说明“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中捣了很多鬼，这是对的，可是余焕春说，当时毛主席和政治局都受了“四人帮”的骗，那就不对了嘛！有毛主席的批示在，这能翻案吗？余焕春说，今年4月“天安门事件”两周年时，《人民日报》编了一个天安门诗选的专页，领导又不让登。那是攻击华主席的，怎么能登？他说不让登是指我们两个人，这是批我和乌兰夫。余焕春还说，天安门这件事一定要解决，否则人民不平，有人认为翻了“天安门事件”有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旗帜，我们说毛主席的旗帜是实事求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真正翻了过来，才使毛主席的旗帜更加光辉。他是《人民日报》的记者，是个党员，不像非党员那样不了解情况。党员能这样说吗？’”

杨西光在引了汪东兴这段话后说：

“不让人讲话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应该像这次会议那样解决好‘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问题。”

接着杨西光讲：

“除我之外，参加这次会议的张平化、朱穆之、黄镇、曾涛、胡绩伟、熊复、张香山等同志都在场。我这段话的意思也是希望汪东兴同志总结一下对这些问题的经验。”

杨西光和我的联合发言中还揭露了张耀祠针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一段话：

“现在有人写文章，有问题，很严重，有些文章是指向毛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有人不同意发表，有人不同意这时发表。但有人说好得很。有人用毛主席的话批毛主席。有的不仅是针对毛主席也是针对华主席。有的逼省委常委表态。这股风很大，要顶住是不容易的。我向张平化说，你是宣传部长，你要掌握方向。有人说要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但是做起来就不一样了。”

杨西光讲：

“张耀祠同志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个副主任，并不主管宣传工作，信访会议也不是讨论宣传工作的会议，为什么用这样的口气讲话。”

联合发言里我们指出张耀词讲话中说：

“‘有人说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但是做起来就不一样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指的是谁？我们觉得这些话对安定团结是很不利的。”

我们这个联合发言很长，不能全引了，在发言中我们还批评了《红旗》杂志和熊复，讲了彭德怀的问题，拥护中央要中组部彻底审查康生的问题，要求李鑫端正对康生的态度等等。

在12月14日王惠德、杨西光和我做了第三次联合发言，是在听了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在闭幕式上讲话后做的。这次发言由王惠德讲。我们除了对会议成功表示自己的态度外，着重讲了这么几段有关真理标准的话。我们讲：

“华国锋同志在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的讨论问题上承担责任，为大家实事求是地进行自我批评树立了榜样。我们党的主席勇于自我批评，意义十分重大。这对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发扬党内民主，对解放思想，开动机器都将产生很好的影响。应当说这也是我们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一个标志。

“我们完全同意邓小平同志讲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实际上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这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在那个发言中我们对汪东兴的书面发言表示了态度，我们引用了宋时轮在中南组的发言，表示同意发言中所列举的汪东兴的错误，并且说：

“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上，汪东兴同志不仅负有领导责任的问题，而是有思想路线的错误。他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是否定的。上次我们曾经讲过他在6月15日中央直属宣传单位负责人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内容。他还曾针对那篇文章讲过这样的话：‘党性不强，接受教训，下不为例。’也在那次会议上，汪东兴同志还讲过什么‘报道邓小平同志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难道华主席、叶副主席的讲话就不精辟吗？’

“在那次会议上，他还对今年以来各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特别反感。他说‘还有一些特约评论员，写的东西不好。特约是谁吗？不知道。听说有的是社会科学院的，有的是党校的，有的是组织部的。这些特约评论员的文章有问题’。

“又据《红旗》杂志社同志揭发，熊复同志10月4日在《红旗》第一期编后会上说，《重温〈实践论〉》那篇文章，汪副主席看了两遍，认为写得不错。”

这个联合发言还揭露《中国青年》第一期刚印出后就接到停止发行的通知，说是汪副主席指示。概括起来，联合发言最后指出：

“事实表明，汪东兴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就他目前的觉悟来说，要求他把这些问题现在就讲清楚，看来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实在担心，汪东兴同志的这种态度，对党中央核心领导的统一意志是有损害的。我们建议中央敦促汪东兴同志做进一步的深刻的检查。”

杨西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除了同我有上述三次联合发言(其中有两次是同我和王惠德两个人的联合发言)外，还同王惠德有一次联合发言。这四次联合发言，每次都讲真理标准问题。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胡耀邦当然是第一功，党校《理论动态》孙长江等同志、南京胡福明是第二功，杨西光也是一个关键人物。但是我看最近出版的有关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书籍对中央工作会议上杨西光在西北组的活动没有提到，故而在这里把这几次发言提供出来，一则为了纪念故人，二则为了供研究者参考。

附编四、三中全会和科学技术工作

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的时候，我想写一篇有关科学和技术方面的文章，因为会议举行时我已经到了国家科委工作，当一名副主任。1977年11月28日邓小平一次同有关负责人谈话时对别人指着我说“他是挂两个名”，即我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务院研究室，二在国家科委都有职务。因此虽然中央工作会议出席人名单上只写了我是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其实我还有另外两个职务，一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另外一个是国家科委的副主任。因此，写一篇“三中全会与科学技术”的文章是理所当然的。

我只动过这样的念头，但没有动笔。前两天《科技日报》的一位编辑向我约稿，要我写的就是这样的文章，于是痛快地答应了。在落笔时想了一下，这篇文章不那么好写。因为恰好在1978年11月和12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对科学和技术讨论得不多。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都没有着重讲这方面的事情。本身兼中国科学院院长(那时郭沫若院长去世不久)和国家科委主任的方毅(他是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委员)，也没有多讲科学技术问题。

中央工作会议上方毅同我编在一个分组，他在分组会上讲康生问题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我在发言中揭露康生的秘书李鑫的问题时，他插了一句很尖锐的话，这我也记得。对科学技术问题方毅并没有系统发言，只在张珍讲军工生产时插了一段话。这个情况在当时很自然，因为会议着重讨论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是把陈云补成党中央副主席，把胡耀邦等补成中央政治局委员等问题，连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讨论都不充分，科学技术工作的问题也就摆不上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科学技术方面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还有当时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李昌，国家科委的副主任蒋南翔，他们都没有在西北组。我想他们一定会讲科学技术问题，但他们同我不在一个分组，我也就记不起来了。总之会上有人讲到科学技术方面的工作，比如张珍讲了军事科学和技术，我讲了农业科学和技术，但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因此写“三中全会和科学技术工作”这个题目就没有很多的话好说。

还有一个情况使得1978年的那个会议对科学技术问题讨论得不多，那便是在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请注意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之后，他自告奋勇负责科学和教育工作。这件事使我国的科学界教育界非常振奋。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他的分工问题的第三天，同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几个人谈话，讲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讲了一套自己对科学教育工作的想法，并且说：中央如果批准我的设想，我就管科学和教育工作，如果不批准我这一套我就不管。结果会议决定他分工管军事、科学、教育，还协助管一下外事。那一天教育工作他谈得多，不过也讲到1975年胡耀邦搞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事，他说他的意见还要搞，说原来的写得不够，应该再增加一些，而且说还要我们参加。

1975年胡耀邦、李昌等同志起草科学院汇报提纲，其中提出与“四人帮”相对的工作方针。邓小平召集国务院会议听取汇报，支持这个提纲，在会上讲了许多话。开始“批邓”后这个提纲被认为是一株大毒草。在1977年邓小平还想搞而且想搞得更彻底。比如他主张多派留学生，请外国专家来中国讲学，这样的内容1975年的汇报提纲中就没有。可是以后邓小平改变主意没有再搞汇报提纲，而是采取其他的步骤。

邓小平主管科学教育后的第一件重要的工作，便是在1977年8月4日至8日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那时国务院没有恢复科委，国务院兼管科学与教育的机构是科教组。这是“文革”中砸烂了国家科委和教育部后的格局。它由一个叫做迟群的人把持，做了许许多多坏事，粉碎“四人帮”后把这家伙撤了，由方毅担任科教组组长。邓小平就依靠方毅来抓科学和教育工作。由于小平同志知道我在“文革”前也一直做科学技术方面的工作，他就要我帮助方毅张罗这次座谈会。“文革”前在党中央主管科学工作的聂荣臻没有到会，但他提出的恢复国家科委的主张在会上讲得不少。邓小平表示，现在科学技术先积极地干起来，国家科委是要成立的。

在8月4日在这个座谈会的第一天，邓小平做了一个开场白，一开头他看了一下到会人的名单说，只有少数人他认识，谈过话的一个也没有。他又望了大家一眼说，看来多数有40岁，比我岁数大的只有两三位，便高兴地说：

“我看大有希望。”

他说自己召开这个会没有别的目的，只有一条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然后他说这个世纪还有二三十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赶超。他说任何领域都超不可能，随便哪个小国都有专长，但多数领域还是要争取至少接近。他说自己一个人思考现代化要从哪儿着手，要从科学研究和教育入手，不从科学研究和教育着手，赶超就是空话。他讲了一段关于教育的话，对杨振宇一定要抓好中学的见解表示同意。并且强调小学娃娃记性好，主张小学要从三年级起就学英文，他讲了自己赞成学制要缩短，课程要精简的方针。他有一个见解我印象深刻：用适应“四个现代化”的东西教育我们的娃娃。他强调科研离不开教育，教育离不开科研。他为科学家在“文革”中的遭遇鸣不平，说让童弟周去扫地，简直是糟蹋圣人。他说这次座谈会的目的是科学研究怎么才能发展得快，教育如何适应现代化的要求。

他这篇话讲得不长，只有半小时左右，一下把这些学者同党的距离缩短了许多。他说今天自己带了个耳朵来，即带上自己的女儿来，大家觉得他真心诚意来听意见，原有的顾虑就一下子减少了许多。

当然，这个会是在三中全会以前开的，政治空气虽有好转，但人们仍心有余悸。武汉大学化学系有一位查全性教授，在发言一开头，先说了一段给自己壮胆的话，说今天自己准备戴该戴的帽子，挨该打的棍子，也要讲讲自己的想法。我听了不知道他要提政治上多么尖锐的意见，结果他只是主张恢复高考制度。他的发言引起我的感想：“四人帮”一伙的确是社会法西斯，讲像高考不高考这样的看法，也要冒很大的风险，以致“四人帮”被粉碎快一年了，余威仍在！查是会上第一个提出恢复高考的人，他这么讲确实是要有一点勇气的。

邓小平在8月4日开幕那一天讲话，说这个座谈会自己不可能自始至终都参加，但向大家保证座谈会的纪要是会看的。因此我就对与会者所讲的话尽量地记，准备向他汇报，可是那四天他一次都不漏地参加，我就减轻了要向他汇报的工作。这也使我对这四天的会议留下更深的印象。

8月8日他在座谈会结束时做了长篇讲话，我做的记录就有厚厚的一沓子。邓小平8月8日的讲话，经过整理后已经收入《邓小平文选》中了。

这个座谈会解决了科学教育的许多问题。会后邓小平很具体地抓科学工作，比如他在一次同方毅、李昌的谈话中又讲到《汇报提纲》，邓小平说：《汇报提纲》有什么错，只是不够，当时是采取勉强能接受的水平写的，真正要解决问题就不够了。“四人帮”恶毒攻击污蔑说这是“三株大毒草”之一。

他讲了外国重视科学研究的情况，说美国农业部的资金百分之九十以上用在科学研究上。日本的大工厂、科研都占首要地位，后勤也要搞好科研，一个战士背六七斤，还打什么仗，要研究服装如何减轻重量，武器如何减轻重量，发达国家都注意每天的科学新成果。

那一次谈话邓小平讲了许多科学家的名字和对这些人的态度。比如他说到陈景润时讲，有些人没有组织能力，单干也好，陈这样的人有百把个，有什么损害？科学家们有怪脾气要热情帮助他们，房子问题要帮助解决。他也讲了许多科学技术界的成就和对它们的态度。

在国家科委成立后他同方毅、蒋南翔的一次谈话中提出，不但科研单位所室负责人要懂得业务，在党委中也要有比较多这样的人，30%太少，至少50%，最好占到70%，提倡双肩挑；自己没有学问，硬要领导，一定靠压人，这不行；应给优秀业务骨干补贴等等。

我记得清楚的邓小平有关科技的讲话大多在三中全会之前，三中全会解决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问题，科技工作的发展就更顺利了。

我在纪念三中全会时重温邓小平关于科学研究工作的话，有一个感想：他的话、他的理论人们都在做，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有些做得不够，在今天的条件下还要去做。我记得的事情还有一些；在笔记上记下来的，打算以后再仔细看看。

附编五、强调科学思想、充分发扬民主的会议

<span class="ter">——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两点体会</span>

为了纪念三中全会，我写了这本《1978：大转折》。我认为这个会议是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将近62年中出席和列席的、不算少的党的代表大会、中央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中开得最好的，也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h3>(一)强调科学思想的会议</h3>

在我所知道的党中央举行的重要会议中，在会前特别做了充分的科学准备，在会议期间充分运用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态度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重大问题的并不很多。1945年举行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可以说是这样的一个。从1927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十年中间，在党中央领导机关中发生多次严重违反科学的现象，尤其是1931年初到1934年整整四年中，这种反科学的思想统治了中国共产党全党，结果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受严重的损失。1935年贵州遵义会议后扭转了发展方向，但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因此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党的高级干部研究六大以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在1942年、1943年、1944年举行多次历史问题的讨论，随后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并在七大召开前夕举行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了这个决议。这就是说，这样一个对历史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工作进行了有三年之久，取得了成果，这才使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有了坚固的科学基础，使党能坚定地走向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

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与党的七大，在强调科学思想这一点上从原则上讲是很相似的。稍远的情况姑且不说，在从1966年到1976年的时间内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之久。在这十年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犯了严重违反科学的政治错误，加上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活动，结果使中国建设事业遭受严重的损失，使中国走在亡党亡国的道路上。1976年10月在华国锋、叶剑英等同志的决断下，粉碎了“四人帮”，使中国的命运有了转机。

在“四人帮”被粉碎后的两年中既出现了好的现象、好的趋势，也存在不好的现象、不好的趋势。

好的现象是从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到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两年中间，有大量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高级干部被平反、摘去“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从“专政对象”的处境下“解放”出来，走上负责岗位(大批老干部复出，是一个颇为周转复杂的过程。这样的事情从“文革”后期就开始了，在邓小平第一次复出时又解放了一大批干部，“四人帮”被粉碎后又有所进展。但是直到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时还没有彻底解决。要把这个具体和复杂的过程描绘得很准确，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和科学研究，写出系统著作。而直到现在还没有这样的科学著作问世)。同时在理论界，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制造出的反科学的言论进行批驳。这些谬论包括按劳分配会导致新资产阶级产生、批判“唯生产力论”、实行所谓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认为发展经济会冲击无产阶级政治等等，总起来一句，要实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界进行的在思想上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也是一种好的现象、好的趋势。

不好的现象便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的党中央不敢否定“文化大革命”，反而要求“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继续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但对“文革”前毛泽东说过的话不敢有任何议论，甚至把年老体衰、不能正常地工作和思考、与干部甚至高级干部不能见面交谈、甚至连话也说不清楚的毛泽东的所谓“决策”、所谓“指示”奉为神明，主张“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个“两个凡是”竟成为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的方针。在这种方针之下，“文革”提出的许多错误观点、错误主张就会被当作正确的东西，在干部和群众中继续广为宣传，给那些想继续搞“文革”的那一套的人保留一套“最高指示”的武器。那的确是很危险的。

如果谁对这点还有点不那么相信的话，不妨读一下1977年8月12日华国锋所作的、8月18日通过的在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指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人心，成为亿万群众进行胜利战斗的光辉旗帜”。在这个报告中还继续引用毛泽东说过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产阶级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并且因为毛泽东说过“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在这个政治报告中也就把1966年开始、在这个十一大上宣布结束的那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称之为“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且说“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绝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绝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党的十一大是“四人帮”粉碎后召开的大会，是揭批“四人帮”、决定永远开除“四人帮”党籍的大会，是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的大会，是把邓小平选为党的副主席的大会，但是竟然说出这样的话。读到这样的话就会想到，如果不把“两个凡是”反对掉，就会一方面妨碍党和人民总结历史教训，一方面妨碍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中国的新思想新观点的形成和发展，中国的前途就充满着危险。我们一定要强调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上，对待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和建设上，对待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本人问题上坚持真正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态度。

于是检验真理标准的问题，就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前夕提出来了。胡耀邦发起和推动了这场讨论，理论界的同志写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并且在学术界开展了大规模的讨论。

胡耀邦在1979年1月18日所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中说的完全符合历史情况。他说：

“这两年的思想理论工作，就它的规模来说，就它的战斗作用来说，超过了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可以说是延安整风运动以后理论工作做得最出色最有成绩的两年。”

两年来理论工作最后归结到真理标准问题的提出和讨论上来，中央工作会议可以说是这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决战和取得胜利的阶段。

读者们很可能注意到我用了这么多“科学”这个词，而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或者拨乱反正这样的语言。我的意思同那些话的意思其实是完全一致的。我说的科学这个概念中既包括一般科学，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因为马克思主义无非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关于近现代世界发展的科学的社会学说，对中国来说无非也是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学说，它是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本身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的，而且是要与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实际相结合的。

就我国的情况看，1978年那个时候，与召开党的七大的1945年来比，时代不同了，任务不同了，但一定要在科学思想指导下工作这一条是不容违背的。指导我国革命和建设不但要有一般的科学，而且要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不但要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要有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而且要有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我在“四人帮”被粉碎后曾经讲过这样几句话：宗教之为宗教就是要人们膜拜它，法律之为法律就是要人们服从它，而科学之为科学就是要求人们去研究它、理解它，在自己的实践中去运用它。马克思主义既然是科学，就决不允许对它采取膜拜、服从的态度。

当然我们强调的科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科学，还包括一般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在党的历史上，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军事科学就很重要。在遵义会议前党中央所犯的错误中也包括违背军事科学的错误。建设时期我们需要的科学的领域很广泛，即便是社会科学，也不都能包括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范围之内，何况还有自然科学、思维科学和各种应用科学、技术科学，以及众多交叉科学、边缘科学呢。在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一定要讲求科学精神、科学态度。

下面我想讲一点1978年那个中央工作会议前夕三位中央常委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重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历史事实。

1977年4月邓小平给中央写信，针对“两个凡是”提出对毛泽东思想体系要有一个完整准确的认识。1977年7月16日到21日召开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的决议。邓小平自告奋勇管科学和教育。政治局很快开会同意邓小平这个请求。就在政治局作出这个决定后的第三天，他与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三人谈话，说他不赞成在十一大报告中再写“唯生产力论”是“修正主义的谬论”这样的话，主张从现在开始应该倒过来说这个话。

他表示，于光远主持写的那本反对批判“唯生产力论”的书稿他已看过一遍，认为可以出版(这个意见在7月27日他同方毅、李昌的一次谈话中又说了一遍，并说他还想再看一遍)。也就在同一次谈话中，他肯定国务院研究室发表出来的关于按劳分配的文章，但认为写得还不大胆，希望改得更好(后来冯兰瑞同志执笔修改）。

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后，有截然相反的看法，他针对这个情况说，你们社会科学院是理论机构，在理论上不能让步，我不劝你们在理论上迁就，迁就就会失去原则。

1978年8月19日，邓小平又说起理论问题。他说：

“问题主要是由两篇文章引起的，一篇是讲真理标准的，我说过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但是有些人反对，说是反对毛主席，帽子可大啦。另一篇是讲按劳分配的。我看了，先念同志也看了，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这时离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只有一个多月了。

接着就有叶剑英向中央常委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的事情了。叶帅这个建议是什么时候提出的，我没有看到表明具体时间的材料，但肯定是在1978年9月中下旬。我的根据是叶剑英提出这个建议是听了国务院务虚会之后受到那个会议的成功启发而提出的，而国务院务虚会李先念的总结是1978年9月9日做的。另外叶剑英的建议又是在《红旗》杂志社写了一篇文章向中央常委请示后提出的，这也是9月间的事情。

胡耀邦在1979年1月写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中写道：

“到了去年(指1978年)5月，思想理论战线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开始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这就引起了我国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一场风波……去年9月《红旗》杂志社写出了一篇《重温〈实践论〉》的长文，文章送到了中央常委。叶剑英同志建议中央召开了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

这个《引言》是对叶帅的建议是哪一个月提出的可靠的文献。

叶帅还向中央提出过一个建议，主张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印发到全国，可见他如何重视这个理论问题的讨论。

邓小平十分重视叶剑英的建议，提出开这样的会“索性把问题摆开来，免得背后讲。”邓小平说的“摆开”、说的“免得”是针对当时没有放弃或者没有完全放弃“两个凡是”的领导人。而且从邓小平同韦国清的谈话中又可以看出，这样的会很快会召开。后来决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中央工作会议原先的议题主要是讨论经济工作问题，但是这时开这个会议完全可以去实现邓小平“摆开”的想法。也就是说叶帅提出的理论务虚会的任务，事实上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实现了，思想问题、组织问题的解决更是超出了理论务虚会的范围。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会议参加者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得非常热烈，并且与反对和抵制真理标准的同志进行面对面的讨论、进行尖锐的争论。这方面的争论为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中央工作会议的成就又超过了理论务虚会，又证明理论对实际的巨大作用。因此在会议期间，邓小平在同胡耀邦和我的谈话中，在讲理论问题的重要性这个话题时讲：这个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越看越是个政治问题。这个意思后来在闭幕会议讲话中也讲了(见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h3>(二)充分发扬民主的会议</h3>

中央工作会议充分发扬了民主，对这一点所有参加会议的人普遍亲身感觉到了，而且是十分满意的。主持会议的华国锋在11月25日的大会上和12月13日闭幕会上都讲了会议有充分发扬民主的特点。叶剑英、邓小平在闭幕会讲话中对会议也做了这样的估计。

会议的出席者的确敢想敢讲，勇于闯进“禁区”，讲人们过去不敢讲的话。会议的领导者也不干预任何人的发言，不给任何发言设禁区、定调子、搞框框，同时发言时间不限，发言次数不限，发言范围不限。对这几个“不限”，会议的领导并没有宣布过，而是自然而然地就这么实行了。会议出席者都是政治经验丰富的党的高级干部。他们自己会审时度势，发言恰当，但决不接受别人的干预。

会上发生过一件这样的事情。在一次各组召集人向常委汇报各组发言情况的会上(这次汇报的时间是11月21日下午和晚上)，汪东兴发言说：大局要考虑。我们不乱。我们要搞民主，要有领导的民主，有领导的集中，全党要团结，不利于党的话不讲，不利于党的事不做。这些话从字面上说没有错，但是那时在汇报会上汪东兴讲这样的话，就有对分组会上的发言批评或者事先警告的意思。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都是党内很有经验的高级干部，岂会听不出这几句话的意思？因此在这话传下去之后，各分组的出席者就很不满。不仅各组发言没有受汪的影响，并且在11月27日召集人向中央常委汇报会上，各组就提出了这样一条意见：“汪副主席上次会上说的关于要有领导的民主和集中的说法，大家认为这种说法与华主席25日大会上对会议的估计不相适应。我们这些天的会议，不涉及有无领导的问题，‘不利于党的话不讲，不利于党的事不做’这个提法也不好。开这次会议就是为了讲清楚。”汇报会上分组召集人反映各组对汪东兴讲话的意见时，汪东兴就在座，会上汪也没有再说什么。大家把汪东兴那几句话顶了回去。

对在“文革”中和“四人帮”被粉碎后两年多时间中，讲过对现实生活产生坏影响的话、做过产生坏影响的事的同志进行批评揭发，是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充分发扬民主的重要方面。这方面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指名道姓地批评犯错误的人，包括对一位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的常委的指名道姓的批评。尽管批评者讲得很尖锐，但没有不让别人申辩反驳的气氛和施加这种压力。当面讲就是要听不同的意见，允许你反批评，至于你做不做反批评，那是你自己的事。

讲话只是会议充分发扬民主的一个主要方面。还有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会议的出席者参与会议准备做出的决定文件的起草。办法是让会议参加者了解会议准备做出决定的事情，希望他们充分发表意见，把这些意见收集起来，作为修改原来准备的文件草案的根据。对会议准备做出的两个有关农业的文件的制定过程就是能够说明这一方面充分发挥民主的例子。

中央工作会议并没有通过中央的决议和选举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这样的权力。因此出席这个会议的人也就没有这种表决权和选举权。但是有推举权、建议权，在会上大家也就充分使用这个权利。

在这个会议上发言很普遍，几乎所有的人都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我所在的西北组除纪登奎同志外有34人，个个积极发言。发言在4次到6次的最多，发言在10次以上的有两人，发言在7次到9次的有9人，发言在3次到6次的有15人，发言在3次之下的有8人。可见发言的普遍程度。

讲民主就是讲平等。这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政治局委员在分组会上同一般会议参加者同样发表意见，他们并不代表政治局，而是以与别的出席者同样的身份发言；在会议者的心目中并不把他们看作是高一个层次的领导人，他们发言也并不特别郑重其事、特别慎重，让人们忘记了他们是政治局委员。至于那五位中央常委，他们不但没有编入六个分组，而且都没有出席过一次分组会。我相信如果出席，也决不会在会上发什么指示，或发表什么“重要讲话”，会平等地参加讨论。常委也发表意见，那是在常委会上。有一些意见他们是在常委听各组召集人汇报时发表的。他们各自讲自己的观点，也就是各自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利。这些观点也大都传达到各分组，各组的同志也可以对他们的观点发表意见。

常委们的发言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各人讲自己的观点，这些话对出席者没有约束力的，出席者可以从中受到启发。二是由主持者代表常委发表对会议有指导性质的意见。这样的内容很简单，主要是程序性的。我们西北组要李登瀛、王惠德和杨西光修改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意见，要胡耀邦、王任重和于光远改出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文件，就是常委会上布置的。我们积极完成了这个任务。

本来民主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人们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可以说是带有根本性的内容之一。在这个会上大家感到自己的积极性没有受到任何压抑。当然也受到当时传统力量的束缚。比如有些人用很多心思去讲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问题，翻来覆去地讨论是重复毛泽东讲的话是“高举”呢，还是实事求是地看待现实生活是“高举”，而没有人愿意去评论“高举”这个提法本身究竟正确与否，也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大家心里明白，在会上提这样的问题是不明智的。

写一个全国性全面的文件的时候，在其中写上一段发扬民主的话，这种做法，不知道从何时起似乎已经成了一种“规范化”的行为，因此常常成为一种套话。套话有它的功用，但只能起套话的功用，不能给人们新鲜的感觉，也不能给人们以思想上的启发和教育，不能激起人们民主的热情。如果有深刻的见解，有新鲜的语言，有与实际结合的内容，情况就不一样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不论叶剑英还是邓小平，在会上的讲话中对民主问题所讲的话，都会给与会者很深的印象，也会给读到他们讲话的干部和群众一种深刻的印象。叶剑英在闭幕会上的讲话中专门讲了充分发扬民主(而不是一般地讲要发扬民主)的话题。他揭露“四人帮”制造的实行民主是搞资本主义的奇谈怪论，是以封建主义冒充社会主义，而我们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义思想的残余。叶剑英还讲了领导干部不要嘴里天天讲民主，可是稍微尖锐一点的意见一来，面孔就拉长了。他讲的这些话就接触到事情的本质，完全不是套话。他还要求，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发扬民主精神能够永远坚持下去。他对民主讲的这些话十分诚恳，今天读来还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邓小平有一个给下面的干部“积极权”的提法，十分新鲜。充分发扬民主就是给大家以“积极权”。也许有人会问：这两个讲话是会议闭幕那天讲的，对会议的进程是否发生了作用？我想指出，他们关于民主的思想早在闭幕前就有许多表露。邓小平关于“积极权”的说法就是在11月间一次召集人向常委汇报时讲的，他讲的这个话传到各组，鼓励了大家充分发扬民主的热情。

列宁对民主有一个见解，那就是民主是需要条件的。法律上可以写某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有同等的民主权利，但是一个为获得自己的最低限度的生存资料占用了他几乎全部时间都还不够的人，怎能有时间去参加社会政治活动、过民主生活呢？有一些人想开会却没有自己的礼堂，也租不起礼堂，他们的活动也就不得不受到很大的限制。资本主义国家里谁都知道竞选一个官职，要花一笔相当大的费用。谁要竞选总统这样的高级职务，没有很大一笔钱是绝对不能参加的。不论你多么得人心，没有财力的人是竞选不起的。我们开这样一个工作会议，有京西宾馆这样好的地方，有很多很好的会议室，有很好的饮食、住宿、服务，这就有了开会的物质保障。我们这些人都是党和国家干部，在参加政治活动方面时间基本上是有保障的。

在这里我们讲时间的问题，说的是这个工作会议给了出席者以比较多的时间，把想讲的话说出来。这个会议开始时华国锋曾说这个会准备开二十多天，从11月10日开始算起，也就在11月底结束。后来根据需要一次一次地延长，延长到三十六天，时间应该说是比较宽裕的。

为了充分发扬民主，对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来说，简报工作是一个能否充分发挥民主的很重要的条件。如果没有简报工作，我们这些人除了参加很少几次全体会议之外就只是在自己的分组内活动，其他组的情况就不会知道，更不可能越出本组范围来进行讨论了。中央的会议我出席或列席过许多次，会议一般都发简报。坦率地说，有些会议的简报中看到的尽是些空话套话，实在没有什么可看的。原因是一方面有些人似乎有了说套话的习惯，二是许多人发表的实质性的意见都被“简”去了。因此除了本小组之外，对其他组的情况就几乎一无所知。而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简报是很有意思的，可以经过它了解其他组的许多情况，可以参与别的组提出的问题的讨论，对其他组的同志们的发言发表意见。

我对会议的简报工作是很满意的。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很多，有的有发言稿，有的是即席发言。我没有去对照我的发言和简报登出的摘要，当时我的印象是摘录得不错，没有把我讲的重要内容删去，而且简报出得很快。从其他组的简报上我也可以看到我有兴趣的材料。例如站在坚持“两个凡是”立场、抵制真理标准讨论的那些同志的发言，我就能够通过简报看到，可以根据简报发表意见，同他们进行讨论。会议的简报是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必读的材料。把阅读简报作为我会议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想这个会议做简报工作的同志工作一定很紧张。他们在这个会上是默默无闻、然而是做了很重要工作的人，可惜我一个也不认识。

同时会议开头几天的简报和以后的简报也不完全一样。开头几天似乎问题多一些。11月13日胡耀邦在西北组的发言很长，但简报登出的就很短。我原先以为是胡耀邦故意删短的，最近在我的“故纸堆”里，找到胡耀邦在11月15日西北组发言时我做的笔记，其中有一句：

“简报不要删去关键问题。”

原来胡耀邦曾经有过意见。在一次召集人向常委汇报的会上，我们组反映了徐向前对会上的发言简报六天以后才登出表示不满。看来简报编成这样是徐向前、胡耀邦等人提了意见之后才改得比较好的。我最满意的是11月26日江一真的发言和杨西光与我的联合发言点名批评了汪东兴，简报没有删节，而且出得很快，很令人满意。大概那时编简报工作方针已经明确，不能随便删节和延迟了。不过在以后对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某些政治局委员在“文革”中的错误进行批评时，汪东兴在一次常委会上又主张“涉及政治局的问题的简报晚一点”。对此常委会没有表示同意，似乎并没有这么做。

当然对简报这件事不会所有的人都满意。不同的人在看了简报对自己的发言的报道和看到别人发言的报道后，会有不同的感觉。我觉得满意，有的人就不一定这么看。我就在有一期简报中看到有一位发言人对简报提出了意见，而简报也把这个意见登出来了。但我认为简报能够这么登就是一个好的表现。我觉得不要以为简报是一件小事，实际上它对于充分发扬民主的关系很大。

这个会议的简报数量不少，我知道西北组的简报一共出了71期，其他组的简报的数量也相仿，它们是研究这次中央工作会议非常宝贵的资料。党史研究部门一定掌握全部材料，不过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某次汇报会提出简报上对许多人的揭发未必都符合事实，有人问是否需要核实，而常委的意见不必去核实，我赞成常委的这个主张。首先是因为这些揭发基本上是准确的，同时党处理这些人的问题也不会根据简报，而是要去做认真切实的调查和掌握各种证据。这是科学性很强的工作。至于会上的揭发，只能把它作为一个线索、一个反映来对待。在开会期间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花时间去核对事实。

总之，对于会议简报成为会上充分发扬民主的工具这一点，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认为值得怀念。

可能有人认为简报工作这样的事，不值得我在这里花很多的时间来议论，我不这样看。因为既然是一个大会，人们是来参加这个会议，而不是参加某个小组会来的，他就有了解其他各分组情况，并针对其他组的情况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也有让其他组的人听到自己发言的权利。限制简报就是限制了出席者本来拥有的权利。因此简报工作直接反映出会议主持者的民主思想、民主觉悟和民主作风，会议的参加者即使嘴里不说，可都亲自体会到这一点，心里都有数，搞得不好是会直接损害会议主持者的形象。

从这些情况来看，说这个会议是一个充分发扬民主的会议是符合事实的。

附编六、我承认自己是“唯生产力论”者

“四人帮”有一根大棒，叫做“唯生产力论”。谁要是不跟他们去搞他们的阶级斗争，而积极去搞社会主义建设，他们就说谁搞“唯生产力论”。而“唯生产力论”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一个表现。于是这个人就挨批。

“唯生产力论”这个词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制造出来的。过去有一个名词叫做“生产力论”，是苏联的理论著作中开始用起来的。指的是列宁在《论我国革命》里写的苏汉诺夫的一种观点：“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因而拒绝进行十月革命。列宁批评苏汉诺夫是根本不懂得“马克思说革命时期要有极大的灵活性”这个道理，“迂腐到了极点”。如果有人也用“中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来反对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我们也会像列宁批评苏汉诺夫那样的。

列宁反对苏汉诺夫，主张在“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时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下，俄国应该进行革命，“为进一步发展文明争得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使俄国“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条件”。我们中国革命也给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争得了有利的条件，而在我们的干部和群众利用这样的条件进行建设时却受到了“四人帮”的批判，说他们是苏汉诺夫那样的观点，岂不荒谬！不过，“四人帮”本来就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对他们来说只是要制造一顶帽子用来整人，别的就不管了。

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虽然批评了苏汉诺夫，但是他始终没有否认实现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生产力水平这个论断，他认为这是个“无可争议的论点”。他批评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观点，而是苏汉诺夫等人“用千百种腔调一再重复，他们觉得这是对评价我国革命有决定意义的论点”，批评他们根本不懂世界历史“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列宁在反对第二国际的英雄把这条原理当做口头禅来反对必须进行的革命时，一直坚持这条原理。

苏联学者把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批评的苏汉诺夫的那种观点，称为“生产力论”，这种命名的方法本来就不那么好。在“文化大革命”中另起了一个“唯生产力论”就更不恰当了。在哲学中，承认意识是第一性的，我们叫它做“唯心论”；承认物质是第一性的，我们称它做“唯物论”。承认在社会生活中，在社会发展中，生产力的发展起决定作用，是第一性的，理所当然地可以称之为“唯生产力论”。“唯生产力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个重要观点，这本来就不错。

我同两位同志一起研究写一部关于对“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进行反批判的书时，研究出一个称呼苏汉诺夫那种观点的办法，即把它叫做“庸俗唯生产力论”，我们的意见是，“唯生产力论”是正确的，但是把它庸俗化就不正确了。正像唯物论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庸俗唯物论”就不正确一样。我主张以后不要再用“生产力论”或“唯生产力论”来称呼苏汉诺夫那样的观点。

在解放初期，我在《学习》杂志上用过“生产力论”这个名词，那是我从苏联的书里抄下来的。那篇文章没有署我的真名，用的是君麟这个笔名。趁这个机会把这件事也说明一下，并且声明今后我不再使用苏联学者用过的“生产力论”这个名词。

粉碎“四人帮”之后，对“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的反动本质大家是了解了。但是，“唯生产力论”究竟是一个好的称呼还是一个不好的称呼却至今不明确，而且在文章中，甚至在重要的文件中，还是把它当作一个贬词来使用。去年冬天开农业学大寨第二次会议。这次会议的文件起草工作我没有参加，但当我得知在这个文件中还把“唯生产力论”当做一个错误的观点时，我向起草文件的同志打了个电话，表示不同意这种写法。由于我提了这个意见，几个领导同志就把我找去，要我申述自己的看法，当时我把上面说的那些意见讲了一番，而且还说了这样一些话：

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愿意把自己称为历史唯物主义者。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不止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这一条，还有别的基本原理。我认为把自己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最为恰当。但是生产力是社会发展决定性因素这个论点是正确的，而这样一个论点可以简称为“唯生产力论”，我不同意把“唯生产力论”当做一种贬词来使用，我不同意再批什么“唯生产力论”，不管怎么批我都反对。我说，为表示自己的坚决和勇敢起见，“我可以承认自己是‘唯生产力论’者”。

<h3>附记：三位副总理和我的谈话</h3>

关于我反对批判“唯生产力论”的文字，现成的只有这一篇，而且是1984年对发生在1977年初的事情的追记。其实对于这件事，我花的时间用的心思并不少。同时有一些有关的事情，值得写下来的，也没有写。因此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对那篇文章写一个附记。

先说一说在1977年初三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也就是三位副总理找我谈话的情景。我写那篇《我承认自己是“唯生产力论”者》时还不重视写随笔散文，不那么重视描写具体的事物。现在我在争取做一名21世纪文坛新秀，就对那次“召见”具体的描绘一下。三位党和国家领导人——那时似乎还不使用那样的语言，我不知道何时开始把这个头衔加在一定级别一定职务的人的头上的——召见我的地点是在怀仁堂后厅。我在那篇《我承认自己是“唯生产力论”者》一文中曾说“当我得知在这个文件中还把‘唯生产力论’作为一个错误的观点时”如何如何，现在我想更具体地说是起草者正式把文件寄给我，请我提意见的，虽然没有正式请我参加起草工作。文中又写“我向起草文件的同志打了一个电话”，更具体地说，我通过电话之后还写了两页信，表示自己的异议。

当我得到通知去怀仁堂时，我并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和什么人找我。我到时，三位副总理都在那里，似乎他们已经说过了什么事，然后等着我去。当时怀仁堂后厅很大的一个会议室，他们三人还有一个工作人员加上我只有五个人，显得空当当的。常务副总理纪登奎是主谈人，坐在会议桌的主位。纪登奎说，关于农业学大寨那个会议的文件草稿，我们收到了许多意见。他用手势一比划，说有这么一沓，原则性的意见只有你这个，因此请你来详细讲讲你的看法。我说“唯生产力论”并没有什么错，我讲了一番道理，这道理在我那篇《我承认是“唯生产力论”者》中倒是叙述了。我讲罢，陈永贵讲了几句。他说现在两口子吵架都指责对方是“唯生产力论”，他说我不懂得什么叫“唯生产力论”，可是现在这顶帽子的确用得着呢。

他这番话，当然是支持我的。当时我对陈永贵和“唯生产力论”的关系并不知道很多。后来有一次我同石油部部长宋振明闲谈，宋振明告诉我，他一次去大寨参观，大庆的人去大寨受到特别的欢迎，许多普通人不让看的地方也让宋振明去了。在那一次陈永贵给宋振明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陈永贵去广州，许世友宴请陈永贵，举杯向陈永贵敬酒，许说你们山西过去有一个薛仁贵，现在有一个陈永贵。陈永贵听了叹了一口气，说我怎么比得上薛仁贵，要能比得上薛仁贵，我也就不会在中央受气了。许世友听了之后，立刻向毛泽东报告说陈永贵在广州说自己在中央受气。毛泽东把这件事交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就去找陈永贵，问他在中央受谁的气，陈永贵答，受张春桥的气。周恩来问陈，张春桥怎么气你，陈答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唯生产力论”，可是张春桥说我搞“唯生产力论”。宋振明讲故事在后，陈永贵在怀仁堂发言在先，陈永贵的发言与宋振明讲的故事完全吻合。

李先念从头到尾没有讲话。纪登奎没有对我的意见说什么不同的意见，只是说要批判“唯生产力论”是党的九大报告中明白写下来的。这个报告虽然是用林彪的名义做的，但这个报告毛主席审查过表示同意的，学大寨会议只是中央召开的讨论一个方面工作的会议，我们无权不按代表大会的文件来写。我听了不服，我就做了我承认自己是一个“唯生产力论”者的声明，如那篇文章所写的那样。

我在这一次谈话之前已经开始同两位同志在写一本批判“四人帮”反对“唯生产力论”的书，这本书是我提出来写的，框架和许多写法我也出过主意，有许多观点也是我同那两位讨论，然后落笔的。这本书的书名大家商量后就叫做《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我虽然没有在这本书上署名，但是邓小平、胡耀邦都知道是在我主持下写的，我把这本书的书稿，送给了邓小平、胡耀邦。胡耀邦看了这本书之后，对邓小平说这本书上半部分写得很好，但是后面写得差。我们自己就准备再看一遍。

1977年8月邓小平一次同我们谈话，讲到李鑫等人起草党的十一大报告中仍写进批判“唯生产力论”的内容。邓小平还念了一段报告稿给我们听，说他跟李鑫等几个起草文件的人说了，这个写法不行，告诉李鑫他们，他不同意写“唯生产力论”是修正主义的谬论，并且说，从现在起应该倒过来说，也就是应该承认“唯生产力论”是正确的。邓小平讲应该提发展生产力，他说，现在我们很多矛盾归根到底都要靠发展生产力来解决，生产力是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起最权威作用的。讲到这里他又说，你主持写的那本《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看了，看后胡耀邦说，后几段写得差些，我没有看出来。主张修改一下，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可以出版。

现在我做了这么一段附记，它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我写这篇文章的情况。

附编七、提高经济效果及其他

<span class="ter">——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书面发言</span>

我完全拥护先念同志9月9日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总结了29年来我国经济建设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同时吸取了许多同志出国访问感受最深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对为了实现我们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的经济管理改革做了系统阐述，是我们党的一个很重要的文献。我认为，因为经济管理制度改革，问题非常复杂，各条战线的同志包括我们搞经济理论工作的人，要按照先念同志指出的方向，进一步研究经济管理制度的改革问题，并且在大胆做一些试验的基础上不断加以总结，使得这个工作能够贯彻下去。

在先念同志的这个讲话中，多次强调提高经济效果的问题。现在我专就这个问题讲几点意见。

经济效果这个词在我们的文件、文章中用得越来越多，我想有必要对这个概念确定一个准确的统一的说法，以免将来由于各人理解和使用不同而造成混乱。我认为经济效果不仅应该是定性的确定概念，而且应该是定量的，能够加以计算的。

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句话：“用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

这话本身我们也可以接受，按照这个说法经济效果这个概念就难定量，不能用一个确定的数量来表示。我认为，经济效果的概念是劳动消耗与取得的效果之间的比例关系。取得的效果本身不一定是经济的，但与劳动消耗一联系起来，就带有经济性了。比方说我们举行一次报告会，可能是一次学术活动，也可能是一次政治活动，会议本身的效果，如报告的好坏，并不直接表现为经济的，但是会议要消耗活劳动和物化劳动，会议效果同劳动消耗一联系起来，就有经济效果好坏的问题了。

我们应该说，当我们从事某一种以取得某种效果为目的的社会实践，如果取得的效果相同，劳动消耗小，经济效果就大；劳动消耗大，经济效果就小。这样来确定的经济效果的概念不但可以定性，而且可以定量。这样的关于经济效果大小的概念是普遍适用的。如果一种效果本身可以用确定的数量来表示的话，那么经济效果的大小还可以用另外的话来表达，即：同样的劳动消耗，取得的效果大，经济效果就大；取得的效果小，经济效果就小。这两种说法，看来完全相同，但是事情最本质的还是：在效果相同时用劳动消耗量的大小来计算经济效果是最本质的东西。因为有的效果是不能用量来表示，而劳动消耗都是可用量来表示的，即人类劳动无非是由劳动时间构成，可以定量。当然，具体来说还有些困难，抽象劳动啦，具体劳动啦，计算起来还有些问题。但同效果的定量相比较，还是容易一些。

为什么我们说：用“以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效果”这个说法来确定经济效果不能定量呢？我们可以举赛跑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在赛跑时我们要确定同样的起点和终点，即确定同样的距离时才可以比出谁快，可以算出快的程度。如果时间不定，距离不定，就不大好比较。“以最短时间跑最大的距离”这一概念只是快，但到底快多少却是不可能衡量。所以提高经济效果的要求就是以比较少的劳动消耗取得同样的效果。

在研究经济效果时，有一种特殊的例子，即物质资料生产的例子，在这里，经济效果的概念就可以具体化为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和劳动消耗之间的比例关系。这时，经济效果既可以定义为同样的使用价值所消耗劳动的多少，也可以定义为同样的劳动消耗所取得的使用价值的多少。这是一个最主要的情况，但并不是一般的情况。因为我们不仅在生产，而且在一切经济生活中总有劳动消耗的问题，所以经济效果问题可以说无时无刻不存在。举上面说过的开会为例，短会长开，小会大开，如果只从经济效果的角度来看问题也是不好的。

节约劳动消耗归根到底就是讲求时间经济。外国有一句格言：时间就是金钱。它反映了资本主义的金钱观念，我们当然不喜欢这么说。但我们可以说：时间就是生命。因为一个人的生命是由时间构成的。一个人活得再长，长命百岁也不过是100年。年由月构成，月由日构成，日由时构成，再细分就是一分一秒。所以浪费时间就是浪费了生命。鲁迅说过，浪费别人的时间是谋财害命。当然这同拿刀杀人还有区别，后者是拿刀把人一下子杀死了。鲁迅的意思是叫人不要随便去浪费别人的时间。一个人的生命还可以从劳动的观点分为有效的生命和无效的生命。如果到什么事也不能做的时候，从劳动的观点来说这个人的生命就是无效的生命。再拿一个人的每天24个小时来看，一部分为生理需要的时间，如睡觉、吃饭等。还有一部分属于劳动时间(包括一切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时间)，有一部分属于享受时间、发展时间。对时间要进行经济分析。怎样分析、怎样分类，值得进一步研究。

我们整个社会生产的进步、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满足需要必须有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有物质基础，另一条件也要有时间。比如去看电影，就要有物质基础(电影院和影片等)，同时也要有空闲的时间去看。如果像恩格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序言中所讲的，把消费资料分为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发展资料，那也可以说有生存所需要的时间(为取得生存的物质资料的劳动时间，生理必要的时间等)、享受所需要的时间（如看电影等)、发展自己所需要的时间(如读书、学习等)。

研究经济问题就离不开研究劳动，而研究劳动就要研究时间，但至今好像还没有看到一本书对时间做很科学的、细致的分析。我们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那么在时间方面就要使人民不断地有一个更好的合理的支配。假如一天到晚完全在为了生存而劳动，则这种时间支配方法是很低级的。如原始社会花了很多时间为生存而劳动，但即使在那个时期，也要有点时间去娱乐一下，如跳舞等。被剥夺了任何休息、娱乐时间的人，就是奴隶生活。在一个人的时间支配中，闲暇时间、享受时间、发展时间是很重要的。

当然，对时间做这样的区别不应该是绝对的。在劳动时间中，也可能有浪费的时间、无所事事的时间。还有，劳动本身也可以带有使自己得到享受、得到发展的性质，即劳动本身也可以是一种乐生的手段，这种劳动时间中也就带有享受时间、发展时间的性质。这样也就把人的享受时间、发展时间延长了。享受、发展与劳动之间的界限就不是截然分开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中的各尽所能，就是把劳动变成了乐生的手段，劳动变成了享受性的劳动、发展性的劳动，这就是共产主义的理想。当然，在其他社会中，也有一部分的劳动是享受性的劳动、发展性的劳动，但是没有享受意味的，没有发展意味的单调的繁重的劳动还很多。这是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共产主义社会不同于其他社会的是，劳动普遍地成为享受性、创造性的劳动了。

对劳动消耗进行分析，有很大的作用。减少社会劳动的消耗，就是创造使社会上更多人得以享受、得以发展的条件。一天的时间就是二十四小时，这是固定的，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使时间更多一些呢？有什么办法可以生产出时间来呢？这就是劳动。劳动消耗时间，同时劳动又能够生产时间。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效果提高了，生产现在这么多的产品用不着花这么多的劳动时间，人们就可以把节约下来的时间用来增加生产，使人们可以得到更多的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生产资料不是最终产品，用来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除了用于阶级斗争的产品之外，就只能是个人消费资料和用以满足社会发展科学教育文化所需的资料。同时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经济效果提高了，实际上闲暇时间就增加了。这里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物质资料更丰富了，人们有更丰足的物质资料供闲暇时间享用，另一层意思是人们不必用那样多的时间来从事生产活动，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来享受和发展自己。社会愈发达，生产愈发达，时间就愈富裕。反过来，时间愈富裕，就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研究、提高、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也就愈发达。

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来讲，提高经济效果这个问题是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大家都有劳动消耗，大家通过各种办法，在每一环节上将劳动消耗节省一点。省下来的时间在社会产品不足时可以用来增加别的产品，但也不能把时间排得满满的。无论什么社会总要给人以空闲时间。这个空闲时间很有积极意义。一个没有空闲时间的社会是绝对进步不了的。做科学工作的人，如果一天到晚忙，没有闲的时间，或者即使有闲的时间，但又冻又饿，那时要做科学思考也是相当困难的。所以，对经济效果问题进行研究，从时间上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进行分析，从根本上说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提出的。

整个社会的经济效果是许许多多经济效果的综合结果，如同社会生产发展速度是许许多多生产发展速度的综合结果一样。整个社会发展快，是每个环节快的结果，但又不是简单的算术相加，是一个系统的、互相衔接平衡的关系。速度是如此，整个经济效果也是如此。如果整个社会计划不恰当，管理工作差，使得各个因素相互之间力量抵消了，或拖后腿，造成积压等等，都会影响整个社会经济效果的提高。

当然，经济效果问题也还受到经济以外的各种因素的影响，还受到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政治思想的影响。例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深入与普及，社会主义民主的发扬，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社会主义法制的加强等都可以通过各种经济因素对经济效果起促进作用。反之，像前几年“四人帮”反革命的破坏和“四人帮”当道时所造成的思想上的混乱等等，又都会造成很大的浪费，使经济效果低下。在“四人帮”横行时，他们在大处破坏浪费，我们在小处精打细算的意义就不大。但是在今天我们有必要大大讲求经济效果，对我们所采取的各种措施从经济效果上做科学的论证，如果能够按照这种研究的结果做，那就可以收到效果，减少劳动消耗，加快速度，改善人民的生活。如果由于管理制度和上层建筑的原因不能实行，那也可以提高我们对正确改革管理制度和上层建筑的认识和决心，所以讲求经济效果也是一种政治教育。

我们现在搞四个现代化，要处处精打细算，人人关心经济。我认为从小学一年级起就要教育小孩珍惜时间，讲求效率，节约财富，反对浪费和破坏等等。中学就要学一点经济科学常识，懂得讲求经济效果的意义，大学各科都要讲经济学，干部更要学经济学。我们现在许多人的经济观点太弱，不会理财，不注意经济效果，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大损失。有必要采取各种措施使讲求经济效果的观点大大加强起来。

附编八、答记者问

记者：在即将跨入新世纪大门的时候，我们迎来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新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新时期第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据我们了解，您参加了邓小平同志这篇重要讲话的具体起草工作。请您结合自己20年来的感受与体会，谈谈这篇重要讲话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于光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意义就在“转折”这两个字上面。以三中全会为标志，把建国以来的历史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这之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改革阶段。三中全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为三中全会做了充分的准备。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三中全会是以让代表们用整整一个白天的时间阅读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三个人的讲话开始的，没有主题报告。但由于邓小平这个讲话的内容全面、深刻，十分精辟，实际上起了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作用。

中央工作会议是1978年11月10日开幕的，开了20天之后，到12月初邓小平为了准备闭幕会的讲话，亲自写了三页提纲，要我组织力量为他起草讲稿。我布置国务院研究室的林涧青执笔起草。由于邓小平对他在这个会议闭幕式上准备怎么讲考虑得已经很成熟，写成文字并不困难。草稿写出后，邓小平亲自定稿。定稿时除执笔者外，胡耀邦和我两个人在场。讲话起草过程说明“讲话”的指导思想和重要观点的提出都是邓小平本人的。参加这个工作的胡耀邦和我当然也讲了一些话，但没有特别值得称道的。

对邓小平这个讲话人们讲得很多，去年举行的党的十五大称之为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或者如你们所讲的是第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在纪念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之际，我重温他的这个讲话，深刻地感到这个讲话提出的基本思想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点也没有过时，不但没有过时，而且特别适合于今天。因为现在的确仍存在某些与党的十五大精神不协调，不尊重事实，不讲道理，设禁区、划框框束缚着人们思想的现象。特别是现在世界历史已经跨在进入新世纪的门槛上，时代在前进，新的时代呼唤着新的解放思想。我们今天要重视邓小平这个讲话的历史意义，更需要强调它的现实意义。

邓小平这个讲话题目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中在“解放思想”的后面还有“开动脑筋”四个字。在确定题目时因为想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扣得紧些，使两者成为一联，同时也因为题目力求简短，没有将“开动脑筋”写进去。但“开动脑筋”这四个字还是很重要的。因为解放思想就要开动脑筋，遇事问个为什么。多问几个为什么，才能减少盲目性，增强自觉性。

记者：邓小平同志在这篇讲话中第一次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先富起来，并指出，这是一个大政策，请您结合20年来的实际，谈一谈这个大政策对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影响。有人认为，当前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就是这个大政策造成的，您对此如何看？

于光远：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和我们讲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观点时，多次讲过要允许一部分企业、地区、职工、社员先富起来。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开过许多次常委听取各分组汇报的会议。在一次这样的会议上他就长篇讲了这个思想，把它和给下面更多的权力并提为两大政策。他还计算了一下，如果有5％的县、5％的人口搞得比较富，全国就有100个县，4000万人，相当于一个不小的国家。如果有10％的县和人口，那就是一个大国了。他一个一个地讲估计可以先富起来的地区，并且指出这些地区可以先富起来的条件。我记得在他提出的那些地区中第一个便是深圳，他认为深圳可以先富起来的条件是便于开展对外贸易。这是我在听传达时记在笔记本上的。还有一次是在1978年12月初我亲耳听到的，那次是他同胡耀邦和我的谈话。

我非常赞成他的这个主张。因为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企业、不同的个人在致富方面的主客观条件大不相同，不允许已经具备条件的人先富起来，那就是要他们向还没有具备主客观条件的地区、企业、个人看齐，也就是他穷我也穷。打破这个大家都穷的愚蠢荒谬的方针，情况就大不相同。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不久，正是在深圳这个邓小平讲的第一个地区，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可以说在平地上建立起来了。事物的发展不平衡是绝对的，而“向穷看齐”是完全要不得的。

在这里你提了这样一个问题：“有人认为当前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就是这个大政策造成的。”也许大家都穷，可能差距会小一点，但我们愿意接受这种差距较小的现实吗？如果差距拉大，说的是你好起来，我也好起来，不过你好得早些、多些，我好得晚写、少些，这就是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的可以带动左邻右舍都能比较快地富起来。如果是这样，在某一个时期中差距大一些有什么不好呢？说不好，那就是平均主义的思想在作祟。20年的情况基本上是这样一种情况，的确是这个大政策在起作用。我觉得这20年是走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条件好的富得快些，富得多些，条件差的富得慢些，富得少些。如果说共同富裕还不是现实而只是目标的话，那种把共同富裕理解为同等富裕或缩小差距的看法我是不赞成的。共同富裕是普遍地鼓励富裕，鼓励先富帮后富。同等富裕就不是这样。关于缩小差距，还可以这样来理解，即先富起来的地区要放慢发展速度来等不富的地区。这样做肯定是不对的，邓小平从来没有讲过这个方针。至于政府财政上的政策那是另一回事，因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并不意味着国家要给它更多的建设经费，相反还可以通过多交利税的方法支持后富的地区。对于问题中说的“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我是知道的，我认为正是因为有人那样认为，就更应该好好学习邓小平的教导。

记者：邓小平同志把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当做在工作中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体现。那么在我们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对于理论工作者来讲，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于光远：我认为现在是特别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时候。前

面我已经讲过，现在正处在进入21世纪的门槛上，离敲响21世纪元旦晨钟的时刻只剩下不到400多天了。我认为现在理论工作者研究的新情况不是一般若干年后的情况。我们要有新世纪感，要研究如何最充分地适应人类进入新世纪后的时代。

“最充分地适应自己的时代”这个提法，是我从书名为《我们称他为将军》的一部小说中抄下来的。这是一部传记小说，小说的主人翁是马克思的亲密战友恩格斯。小说中叙述了恩格斯和他的朋友奥斯渥德1848年在莱茵河畔的一次谈话(这个谈话没有收在马恩文集中)。在这次谈话中恩格斯说，只有那种最充分地适应自己的时代、最充分适应本世纪关于世界科学概念的哲学才能称之为真正的哲学。他说：这样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结晶，是时代文化活生生的灵魂。时代变了，这样的哲学体系从内容到形式都将随着变化。这样的哲学可以深入当代人的内心，使他们的心中充满着爱和憎，影响当代的现实世界。他们的哲学将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将成为哲学的世界。这部小说因家中书多而藏书的空间太小，一时找不出来，以上只是凭自己的记忆来写的。好在我并非把它作为经典来引证，只是想说明我曾受这些话的启迪。在这里，恩格斯不只要求适应时代，而且要求最充分适应时代。世界上总是有几种不一样的人，有的留恋旧时代，力图阻挠新事物的成长发展；有的人随大流适应新时代；有的人站在时代发展的前沿，最充分地适应时代，对现实世界起促进作用。时代呼唤最后这种人。

关于当前时代的特点，1995年我在中国太平洋学会召开的一个国际学术会议的发言中提出了一个观点：那就是从20世纪下半期开始进入了世界历史大调整时期。经过调整，资本主义恢复了活力，经济文化上去了。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国家沉醉于既得的胜利，思想僵化，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开始下降。一上一下形成鲜明的反差，导致了90年代初发生的那次地壳变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也不得不进行调整，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体制改革。于是世界历史进入全面调整的历史时期。我认为很可能整个21世纪仍处在这个世界历史大调整时期。经过这个历史上的大调整，资本主义国家不再是原来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不再是原来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关系格局也不再是原来那样的格局。世界变化是非常巨大和深刻的。

记者：您的意思是说，在我们即将敲响新世纪晨钟的时候，时代特征成为我们研究一切问题的基本立足点，只有在充分适应新的时代的过程中，才能研究、解决好我们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那么您认为应当从哪些方面入手来研究时代问题呢？

于光远：我认为还是应当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方面入手来研究时代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学说，不仅适合于研究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范围的问题，也可以用来研究世界、全球的问题。

从生产力或者说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时代，对于这个问题，国内外有不少议论。近些年来发轫于美国，提出了一个“知识经济时代”的概念。经过一番斟酌，我基本上接受这个提法，开始进行研究和思考。看来在21世纪的某个时期，世界有可能进入这个时代。从社会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角度来看的时代，同生产力角度来看的时代是密切相关的。这样，关于时代问题的研究就更加复杂了。我们要最充分地适应我们的时代，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把对这个时代问题的研究深入地开展起来。

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两个角度来看时代，并不是什么崭新的问题。从生产力角度来看时代，古代就有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的说法，就有从采集业狩猎为主的时代进入农业、畜牧业为主的时代，就有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就有工场手工业时代、机器大工业的时代等。而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来看则有原始公社的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等等。两个角度来看的时代，从古以来也存在相应的关系。现在我们只不过要根据21世纪的情况来研究当今时代问题而已。

我认为当前主要的问题是对时代问题认真进行研究、开展讨论，这就是说，在提高和普及的问题上着重在提高。现在我们的研究太薄弱了。关于从生产力的角度提出的时代问题，目前的情况可以说只是简单地介绍外国人讲的话。虽然书出了不少，但有些带有“急就章”的味道。内容难免有不准确的地方，整个说来还存在着杂乱和肤浅两方面的问题。至于从社会经济政治的角度来看时代的问题以及从两个不同角度看时代之间的关系，在我国可以说连必要的注意都还缺乏。在研究得还很不够的情况下，要求人们做到最充分地适应自己的时代，是难以做到的。因此为了能最充分的适应时代，就要把时代的特征、新时代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透彻。这是份“提高”的工作，只有“提高”才能普及，因此在我国理论工作者的肩上负有很重要的责任。

要把时代问题研究得很透彻是很不容易的。问题很复杂，研究这个问题的经验不多，资料也不充分，因此需要用很大的力量、用比较多的时间来进行，而且一定会有不同意见的争鸣，不能认为在最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解决。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事情还有比较容易的一个方面，那就是我们可以在“大方向”问题上求得共识，而把某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保留下来作为长期研究讨论的题目。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实行“求同存异”的方针。

在这里我想引用马克思给友人的一封信上所写的关于“通俗”问题的一段话。这一段讲的是有关他的《资本论》的问题。马克思在信中对友人说，他的《资本论》第一卷的最前面几章是很不通俗的，后面那些章比较容易读一些。可是只要科学的基础一奠定，通俗化也就比较容易了。现在我们所要做的工作便是为时代问题的观点奠定科学的基础，以后我们就可以在我们中国提出切合现实情况的主张，用相应的色彩和笔墨通俗地阐述这个题目，来动员广大的经济工作者、文化工作者、社会工作者们有效地赶上时代步伐，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附编九、、答友人

贻芳同志：

9月10日来信收到，信上你说“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见证人，作为资深学者，大家都在等待光远的声音。哪怕说点故事，讲讲感触，大家都是十分重视的”。

我想告诉你，我没有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在最近两三个月中已经写了不少，而且刊物上已开始发表。今年《百年潮》第五期已经登了我写的大约有7万字左右的一篇题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追记》，纪念改革开放二十周年。除此之外，我写有若干篇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和其他长短不一的有关文章，多数已在刊物上发表。

关于三中全会讲得很多，但似乎很少有人知道当时的会是怎么开的。因为一直没有仔细地去介绍当时的情况，许多情况都不为人知，或有不少误传。我想坦率地告诉你，你来信中说：“我以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最大的历史功绩，是提出党政必须分开的口号，我以为这也就是改革的目标。”

就我所知，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虽然邓小平着重强调要用经济的方法来管理经济，但还不好说已经提出党政分开的口号。就是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分开的问题，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曾把社会科学院一位研究人员关心政社分开的建议交给了会议，但是这个问题也未能很好地解决。

对我国的经济改革，是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四个月前举行的国务院务虚会上开始酝酿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幕时把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作为三个议题之一。讨论这个议题会使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对经济改革的气氛更浓些，但是那时解决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问题更为重要，因此对改革的问题讨论是不多的。不过解决了政治上、思想上的问题就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使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改革时期。

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最大的历史功绩是在解决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方面，不是解决了党政分开。在三中全会公报上有一段指出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有严重缺点的文字，并要求“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当然是很重要的，但不能估计过高。

我认为既然是讲纪念，就应该尽量多讲些历史的真实。比如讲三中全会就不能不讲为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央工作会议开了36天，而三中全会只开了5天，而且第一天还用整天的时间让没有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央委员们阅读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三中全会是没有主题报告的会议。华国锋主持了三中全会，但在会议第一天晚上(上面说过，白天的时间要留出来让没有参加工作会议的中央委员阅读文件)讲了会议的开法。而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那个讲话实际上就成了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又比如很多人以为反对“两个凡是”的成功做到了可以实事求是地纠正农村中的“一大二公”的错误，不知道反对“两个凡是”关系到“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解决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等。那时由于毛泽东反对包产到户，在三中全会拿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草案中还写上两个“不许”——“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的字样。

又比如人们都认为1979年1月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就是叶剑英提出的，其实叶剑英提出要召开的理论务虚会的任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把它完成了。我是国务院务虚会的参加者，也是中央工作会议的参加者，在三中全会上我是非正式的列席者(准备由三中全会补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的九位同志是正式的列席者)，我也是三中全会之后那个理论务虚会的参加者，我的确经历了那次历史转折。现在是我的身体还可以，使我能够进行回忆和进行思考、研究，如果不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写出来的确是说不过去的。而且我也不应该只讲点故事和发表点感触，而应该尽可能认真地写写这段历史。现在我先写这样一封回信给你。你可以告诉那些希望我写些什么的同志，由于我开始做这些事情的时间太晚了，现在我写出的、将来可能用铅字印出的东西，并不能使我自己很满意，准备在这次纪念后得到别人的帮助再做点研究，改得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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