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1976的地下文学 - xp1024.com
《1966-1976的地下文学》


第一章 红卫兵文艺浪潮的兴起 无产阶级新文化纪元

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1965年，《人民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人民日报》、《文艺报》点名批判了陈翔鹤的历史小说、《挽歌》，孟超新编《李慧娘》，电影等作品。在“左”的思潮下，文学艺术界仍然创作出了一批作品。

当年摄制成的故事片24部，主要有《烈火中永生》、《年青的一代》、《苦菜花》、《舞台姐妹》等。还有舞台艺术片《东方红》、《椰林怒火》、《上海之春》等，以及京剧《节振国》、歌剧《红梅岭》、锡剧《农家宝、两垄地》、楚剧《双教子》等。

《戏剧报》资料室统计了1965年各大区戏剧观摩演出或调演节目。这些剧目以及其他创作剧目总共计327个。其中话剧112个，歌剧33个，京剧76个，地方戏96个，其他10个。327个剧目中，大戏137个，中小型戏190个。

在这些剧目中包括京剧现代戏：《芦荡火种》、《红灯记》、《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杜鹃山》以及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

在小说界，梁斌在抓紧修改《红旗谱》的第三卷——《战寇图》。李英儒已完成第三部长篇小说《还我河山》征求意见稿。整个出版界届于《红旗谱》、《野火春风斗古城》两部小说的畅销和电影改编的成功，对这两部长篇的成功寄以很大期望。

魏巍从1954年以来就埋头创作反映抗美援朝的多卷长篇小说《东方》，已写出1-4部初稿。姚雪垠在《李自成》第一卷成功后，赶写第二卷。

在上海，作家峻青在赶写他的第一部长篇《决战》。此时《决战》初稿已基本完成，他在创作歇息的片断时间，又匆忙草拟酝酿多年的山东抗战题材长篇，制订写作提纲。

几乎是所有的人，不仅是艺术家，包括中央领导层的政治家，都没有意识到1965年11月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已经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文艺黑线专政论”，全盘否定了新中国成立17年党领导文艺所取得一切成果。

同年6月20日，《文化部为彻底干净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以中央（66号）文件批转全国。提出文艺界有一条“又长又粗又深又黑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要对文艺队伍实行“犁庭扫院”，“彻底清洗”。

报纸点名批判“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的《燕山夜话》，批电影《兵临城下》、《舞台姐妹》、《红日》、《抓壮丁》，批田汉的《谢瑶环》、《赛金花》，批“清官戏”，批“形象思维”，批“中间人物论”……

全国上下各式各样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人人口诛笔伐。六亿中国人民还有谁在“文革”中没写过大字报、贴过大字报、看过大字报呢？正话反说，反话正说，嬉笑怒骂，旁敲侧击；或斩钉截铁，或云山雾罩，令人叹为观止，望而生畏。

随着中央“5·16通知”的下发和8月5日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以及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一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烈火迅速燃向全国。

狂热的红卫兵砸烂了教室、学校，放火焚烧了教科书和一切中外文学书籍，殴打、监禁教师和出身“黑五类”的学生。在首都闹市区王府井，8月开始“玻璃之夜”，霓虹灯化为浓烟、火光爆裂开来，玻璃片像雨一样喷射到电车、马路上。红卫兵冲入东安市场捣毁商店（罪名：出售资产阶级服饰用品），用气枪对化妆品肆意射击。街头穿瘦腿裤、尖皮鞋的人，这些穿着被施以刀剪破除，甚至长发也被强行剪短。成群的红卫兵冲入“黑五类”的民宅，进行抄家、刑讯。一本书、一张唱片都会惹来杀身之祸。

1966年8月30日上午（“破四旧”开始的第五天），人大“三红”的红卫兵气势汹汹冲进北京西四头条五号茅盾的家中，为首一人手执一把从张治中家中抄来的日本指挥刀，红卫兵们在茅盾家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就在同一天，周恩来总理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其中包括茅盾在内。

茅盾女儿小曼回忆说：“有件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我们家有一只铜质的台灯，灯架是一个裸体女神的塑像，她双手向左右伸出，手上各拿着一个小灯。这本是一件既有实用性又带工艺性的台灯，但抄家时被视为四旧。有一次，我回到家里，发现这只台灯上的裸体女神，忽然穿上了一件连衣裙，感到很好笑。我问了妈妈，她说：‘这是四旧，不让用，丢了又可惜。我特地做了这件衣服给穿着，免得麻烦。’”

1966年8月，凡是存有珠宝的家庭，都惶惶不可终日。清洁工经常会从垃圾箱中捡到偷偷丢弃的金银首饰和珠宝。红卫兵们虽然一般并不窃取财物，但是他们却手戴几块进口手表，跨着抄来的摩托车在北京城里兜风。在1966年十一游行的天安门上，有两个红卫兵代表拾到了被别的红卫兵遗落在城楼上的金条。这件事传遍了北京。

“红色恐怖”弥漫首都，跟着扩散开来。在上海，人们推倒了普希金的铜像，毁灭文化的风暴席卷全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扫荡了一切“封、资、修”的污泥浊水后，便仅剩下一个旗手和八个样板戏。这就是初澜说的：“工农兵英雄人物扬眉吐气地登上了文艺舞台。”

在1966-1967年，“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确闹腾得很红火，令人们眼花缭乱，目瞪口呆。

殷承宗将钢琴搬到了天安门广场，弹奏《东方红》，还在闹市区王府井街口演出了钢琴伴唱《红灯记》。《人民日报》报道：一个老工人说“我现在能够听懂钢琴了”。这一举动，被称为文艺与工农兵相结合，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榜样。

阿尔巴尼亚“一手拿镐、一手拿枪”业余艺术团在1966年春来华演出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吴清华由佐·哈卓饰演。当中国观众看到了舞台上金发碧眼的吴清华，热烈鼓掌，叹未曾有。佐·哈卓特受鼓舞，演到解放区见红旗时，两眼噙泪，非常逼真感人。演出后江青加以接见。《人民日报》载，佐·哈卓说：“我现在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中国杂技团一扫杂技舞台上封、资、修的“耍、变、练”的纯技术表演，于1967年冬天，排演反映“文革”现实战斗生活的节目：《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用杂技形式搬演了京剧《红灯记》、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等样板戏。其中节目《红画笔》表现大批判，运用“砌砖”及“晃梯踢碗”技术，描绘了七亿人民都作批判家，积极参加大批判的情景。

劫夫谱曲的毛主席语录歌，唱遍全中国。连林彪题写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句子长短不一，也被谱上了曲，在广播电视台播放。劫夫谱曲的这些“语录歌”，运用独唱、合唱、男女声重唱、大合唱……一遍又一遍地唱，唱得人热血沸腾。

红卫兵们排成长龙，参观在故宫展出的大型泥塑群像《收租院》，接受阶级斗争教育。

1968年夏收，北京市通县马甸桥郭村的公社宣传队，为参加夏收的72中学生演出根据泥塑《收租院》改编的评剧。将“造型”展现为故事情节，还加旁白解说，演到戏剧高潮，便集体“定格”，重现出泥塑群像的造型。

1967年冬，市业余体校在什刹海演出冰上芭蕾《白毛女》。喜儿几次“大跳”失败，人跌在冰上，引起笑声；而穆仁智的潇洒动作却获得观众掌声。

人们试图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文艺阵地。1967年全国流行“语录操”。其动作仿佛哑语。毛主席语录“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贪污——双手向胸前收拢，浪费——双手从胸前向外翻掌推出，犯罪——双手向后撅起，呈“喷气式”。“语录操”还有转体动作，跳跃动作，共18节，由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出，学者数以百千万计。

1967年5月23日，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北京、上海举行了盛大集会。陈伯达发表讲话吹捧江青：“在戏剧、音乐、舞蹈各个方面，做了一系列革命的样板，把牛鬼蛇神赶下了文艺的舞台，树立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成为文艺革命披荆斩棘的人。”

纪念活动期间，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等八个“样板戏”同时在首都舞台上演，盛况空前历时37天，演出218场。

《红旗》杂志1967年第6期发表社论《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说：“京剧革命的胜利，宣判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破产，给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纪元。”

《人民日报》在6月16日报道会演盛况时，号召：“把革命样板戏推向全国去。”

一个长期缺乏文学、艺术，甚至没有正常娱乐生活的漫长时代开始了。这是一个历史上极其罕见的文化专制时代。

“文化大革命”既然扫荡了一切“旧文化”，开创了“无产阶级新文化”的新纪元，那么就必须贡献出它的新文学。当这种新文学、新语言、新文艺出现时，也有片刻新鲜感，但最终掩盖不了其自身的贫乏和苍白。

当时最新鲜的语言，很快就令人们感到乏味，久而久之，会感到压抑、窒息。

“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造反歌》）

“反帝必反修，砸烂苏修狗头”，“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砸烂×××”，“打狼要用棒，打虎要用枪，对付侵略者，人民要武装！”（《谢饭歌》）

还有一些豪言壮语，它们曾使广大人民为之震颤、落泪。

“小车不倒只管推。”“拉革命车永不松套，一直拉到共产主义！”（杨水才）

“一天不学问题多，两天不学走下坡，三天不学没法活！”（门合）

“北风当电扇，大雪当炒面，天南地北来会战，誓夺头号大油田”（王进喜）

这些英雄的豪言壮语，集中了那个时代的文化特色，为整个“文革”时代涂上了狂热的色彩。

对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极左的公式化、概念化、雷同化的语言，以及八股文的大字报和两报一刊社论，在人民的生活中开始失去了地位，逐步失去生命力。在民间人民群众开始独立自主地创造自己的新语言、新文学、新文化。走在最前面的就是“红卫兵文艺”和“红卫兵文学”。

第一章 红卫兵文艺浪潮的兴起 红卫兵文艺的高潮：1967年夏-1968年秋

在1967年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全国各地红卫兵形成了独立的组织系统，他们占领校园，并掌握了部分资金和物资设备——汽车、广播器材、油印机等，开始形成一股政治势力。从1967年初的“二月逆流”到这年夏秋的天下大乱。中央“文革”小组已不能完全控制红卫兵这股力量。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产生了为“文革”政治、文化格局所规定的文艺——红卫兵文艺。大批红卫兵文艺作品在短期内涌现出来。

政治运动中红卫兵派系间的斗争和集团间利益冲突，使这些文艺作品具有不同的政治背景。其中的一些政治纠葛往往是促使某些作品产生的动因。这样的作品不能不带有较浓厚的“派性”色彩。由于1967-1968年“文革”运动的急剧变化发展，不同派别、集团命运的沉浮、变迁，也造成这些作品本身的昙花一现。

在1967年夏天，红卫兵文艺进入了一个高潮阶段。在北京，中央戏剧学院“长征”和“红旗”两派分别排出三台话剧：《敢把皇帝拉下马》、《海港风暴》、《五洲风雷》。清华大学井冈山排出了大型歌舞《井冈山之路》。中学海淀区“四三派”联合排出了大型歌舞史诗《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老红卫兵派”排出了大联唱《红卫兵组歌》，多幕剧《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1968年，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红卫兵文艺》编辑部编辑出版了《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选》。老红卫兵则在“老红卫兵诗歌”基础上，出现了政治幻想诗《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

首先，介绍一下1967-1968年间首都红卫兵派系之间的情况。在全面内战爆发和局势动荡的1967年夏季，在北京各大专院校红卫兵势力开始重新组合，形成跨校际体系——天派与地派。天派——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地派——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清华大学“井冈山公社”。天地两派矛盾尖锐。

在中学，各红卫兵组织已分裂、组合成三大派：“四三派”、“四四派”、“老红卫兵派”。

“老红卫兵派”由“文革”初1966年6月最先组建红卫兵的一批红卫兵组织构成，成员家庭出身多为干部和红五类，以高干子弟为核心。“文革”运动迅速波及老干部，在1966年11月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家庭已成为运动的直接对象，其中部分人便组织成立跨校际的组织“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喊出“踢开中央文革闹革命”的口号！到处贴出标语“揪出三司后台，枪毙三司后台！”——矛头直指江青、陈伯达等人，打响公开抵抗“文革”运动的第一枪。江青等人下令捣毁联动据点，逮捕其领导人员，关押在国家公安部。由于老红卫兵派在“文革”初宣扬“血统论”，执行极左路线，打、砸、抢和迫害大量平民，已丧失人心，所以“镇压”一至，立即受到整个社会的孤立、反对。

“联动”进行了顽强的抗争。联动成员当时办有刊物《准备！》。红色封皮，上书“准备”两个大字，下方空白无字。准备什么？只有一个大大的惊叹号！仿佛有一只无形的炸弹悬在空中，随时会落下。

被关在公安部的“联动”在关押中坚持“狱中地下活动”，设立秘密通道进行相互联系。有人还编了歌谣：“想起当年送沙果，江青阿姨真爱我。可怜今天送果人，戴起手铐把牢坐。”

1967年4月22日，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首都红卫兵代表。会上，周恩来召见了关押在公安部的“联动”头头，向他们宣布毛泽东指示。周总理语重心长地批评了他们，同时指示“联动”可以在民族文化宫挂牌子公开活动。“联动”头头们当场失声痛哭，会后，即将他们释放。至此，“联动”便告瓦解，老红卫兵作为一种政治力量退出历史舞台。

此后，在中学占统治地位的红卫兵组织主要就是“四三派”、“四四派”。

“四三派”以江青4月3日讲话命名，江青在这次讲话中，批评1966年最早的中学红卫兵组织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江青的讲话受到“文革”初被运动排斥、受到冲击的一些中学生的欢迎。“四三派”的组织成员不少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属于“文革”中的激进派。4月4日，北京军区政委李钟琪在工人体育场的大会上（江青在场），又肯定绝大多数红卫兵组织是好的。以此观点，组织集合了一批中学生，名曰“四四派”。“四三派”与“四四派”在中学内形成尖锐对立。

两派在校园内展开激烈论战，大字报战，广播战。相互攻击，运用鲁迅杂文笔法，嬉笑怒骂。在有些学校演变为相互谩骂。如北京二中“四四派”大字报的下款署名——“543488部队”，谐音——“吾是三司爸爸”。“三司”，即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以清华大学井冈山为主体，是中学“四三派”的支持者、后台。

老红卫兵在道义上支持“四四派”，但其成员大多已饱经政治沧桑，对“文革”若有所悟又无可奈何。许多人成为“逍遥派”，置身于“文革”运动之外。有少数人开始抽烟、喝酒、“拍婆子”（交女朋友）、倒卖绿军装……唱“黄歌”（《外国民歌200首》）。在此情况下，一些老红卫兵试图有所振作，有所作为，便把主要精力投入相对脱离运动的文艺运动。

红卫兵文艺运动的兴起是伴随着大大小小的小报活跃起来的。1967年春夏之间，在全国范围内各大专学院、中学的红卫兵组织纷纷出版报纸。当时，中学生只要几个人凑在一起，把手表卖了凑几百元，就能出一张报纸。如：刊载《出身论》的北京《中学“文革”报》（“四三派”报纸）一次印刷30000份，一抢而光。《出身论》（作者遇罗克）又引来“四四派”小报载文与之辩论，也销路不错。老红卫兵派则办有《莱茵报》、《新湘江评论》。

在大学则有《井冈山》（清华井冈山）、《东方红》（矿院东方红）、《长征》（石油学院5.25红卫兵总部、北京公社）、《指点江山》（钢院革命造反公社）、《革命串联》（建工学院毛泽东思想兵团）、《上天》（北京航空学院）、《人大三红》（首都红代会、人大三红）等，加起来这些小报不下上百种。一时大街小巷小报满天飞。

这些小报上登有政论、评论、杂文、诗歌、散文。写大字报的能手，纷纷为小报撰稿。1967-1968年北京小报满街，加上外地小报入京，一时龙蛇混杂，泥沙俱下。这些小报为红卫兵诗歌、散文开辟了大量的版面。当时小报的销售不成问题，一般人为了解瞬息万变的运动情况，搜寻小道消息，都乐意购买小报。

第一章 红卫兵文艺浪潮的兴起 《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选》

“红卫兵诗歌”从“文化大革命”初见诸大字报、传单、油印小报，长久徘徊于“打油诗”的阶段，随着1967年夏天之后红卫兵报纸的普遍出现，红卫兵诗歌便随同红卫兵政论文、散文一起，有了长足的进步。

1968年12月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红卫兵文艺》编辑部，编辑出版了一本红卫兵诗集：《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选》。内收从1966-1968年三年间全国范围内产生的红卫兵诗98首。

诗选的扉页上写有：

<small>人类历史上第一代红卫兵的最高统帅——毛主席</small>

在诗选的《序》中，编辑者说明：“收集在这里的诗章，几乎都写自年轻的中国红卫兵战士之手。”编辑者热烈地欢呼：“燃起埋葬资本主义世界的熊熊烈火，迎着共产主义的胜利曙光，前进——解放全人类，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中国红卫兵万岁！”

诗集共分八编：红太阳颂（11首）、红卫兵歌谣（31首）、在那战火纷飞的日子里（27首）、夺权风暴（5首）、长城颂歌（5首）、献给工人同志的诗（6首）、井冈山的道路（7首）、五洲风雷歌（6首）。

歌颂毛泽东的诗歌，在“文革”中可谓浩如烟海，但红卫兵的颂诗，仍具特色。

我手抚天安门红墙，

像孩子呀依偎着亲娘——

《红太阳颂》 北京 向日葵

天安门是一艘时代的巨轮

毛主席阔步走在巍巍的甲板上——

《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纪念毛主席“十一”接见红卫兵一周年》 东北 鸿耶

莫斯科一饭馆的女工，在街头看见中国留学生红卫兵胸前佩戴着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她跑步上前轻声说……

您胸前像章闪着红太阳的光辉，

中国红卫兵，请给我一枚！

灾难深重的俄罗斯啊，

盼望第二次十月革命已望穿秋水——

《您胸前闪着红太阳的光辉》 佚名

北去的风儿慢慢地行，

你捎几句话儿到北京城。

延安的山头都插红旗，

造反派最想念毛主席——

《祝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陕西佚名

“红卫兵歌谣”在“文革”中大多见诸于“大批判专栏”以及小报、刊物的“报屁股”、空白夹缝。能够反映出“文革”时代的语言特色。诗选中收入的歌谣，一部分曾在当时社会上、口头、大字报上广泛流传，另一部分则是仿造歌谣手法充塞报章夹缝的“打油诗”。现选其有时代特色的歌谣，转录如下：

刘少奇算老几／老子今天要揪你！／抽你的筋，／剥你的皮，／把你的脑壳当球踢！／誓死捍卫党中央！／誓死捍卫毛主席！（湖北）

毒打、围攻领教过，／最多不过砍脑壳。／要想老子不革命，／石头开花马生角。（四川）

面包馒头算老几，／老子饿死不要你。／雄文四卷快拿来，／革命小将要真理。（湖北）

铁气节，英雄胆，／提着脑袋来造反；／方向一明不回头，／敢闯火海上刀山。（江苏）

这些歌谣当然没有什么艺术性，却能折射出“文革”时代的审美标准，典雅、温文是丑，横蛮、粗野是美。仿佛童稚气未脱，而又霸气十足。这类歌谣中最常用的词汇是：老子、杀、砸、攻。奇异的是，当年的红卫兵却能从中获取到“美感”。

《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一编，收入了在当时颇负盛名的诗作《放开我，妈妈！》：

放开我，妈妈！

别为孩子担惊受怕。

到处都是我们的战友，

暴徒的长矛算得了啥！

我绝不做绕梁呢喃的乳燕，

终日徘徊在屋檐下；

要作搏击长空的雄鹰，

去迎接疾风暴雨的冲刷！

诗中提到“英雄的爸爸”：“二十年前，／他牺牲在反动派的屠刀下。”“而今天／在两个阶级生死决战的关键时刻，／哥哥又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在殷红的血泊中冲杀……／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年轻的生命，迸发出万丈光华！”

诗人说：“想一想吧，妈妈！／活着的人应该干些啥？”“造反派从来不会向阶级敌人低头／顶天立地的英雄从来不怕镇压和屠杀！”

诗人最后说：“再见了，妈妈！／我们的最高统帅毛主席／命令我立即出发！”

“等着我们的胜利的捷报吧，妈妈！

“总有一天，我们会欢聚在红旗下。

“不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儿誓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

《放开我，妈妈！》的作者吴克强是武汉人。此诗作于1967年6月，武汉“七二〇事件”的前夕。1967年1月林彪的揪“军内一小撮”以及上海的“一月风暴”，这两股风卷入湖北省，2月初军内造反派强行占领汉口红旗大楼，接管设在大楼内的长江日报社。2月8日换了主人的《长江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即《二八声明》），提出：“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武汉军区又于2月28日发表《严正声明》（即《二二八声明》），派军队重新接管红旗大楼。三四月份，“工人总部”与“百万雄师”两派组织的冲突白热化，战斗流血事件频频发生，最后导致震动全国的反对“中央代表团”事件——“七二〇事件”。王力被定为保守派的“百万雄师”群众包围，大批军民涌上街头，数千辆大卡车载着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的工人、农民，以及驻汉部队指战员，排成四路纵队，举行示威游行，“打倒王力！”的口号响彻武汉三镇上空。7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支持造反派打倒陈再道。同日，撤销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的职务。武汉军区所辖独立师被打成“叛军”，徐向前元帅等人被诬为“黑后台”。

就在“七二〇事件”的两天后，江青对河南省群众组织讲话时，提出“文攻武卫”口号。7月23日“文攻武卫”口号登在《文汇报》上，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进入全面内战。

吴克强的诗作反映出了当时武汉、湖北省激烈、残酷的武斗流血冲突。此诗中所述“哥哥”在武斗中死亡一事，是否是吴克强家中的真事，还不清楚。但在“文革”中，一般读者都把这首诗当成生活的真实记录来读，这也是此诗传播甚广的一个重要因素。

《放开我，妈妈！》高度概括、浓缩了武汉以至全国，在运动冲击、武斗流血氛围中，众多人民群众、青年人的生活境况。无论是自我投入，还是被迫卷入，“文革”运动已经无情地冲击了每一个家庭、个人的生活，把宁静的和平生活击得粉碎。《放开我，妈妈！》整首诗发出悲怆、激亢的声音，同时也可以嗅出其间散发出的硝烟味和血腥气。

反映同期武汉大规模流血冲突的诗歌，还有《请松一松手——献给抗暴斗争中英勇牺牲的战友》（武汉吕凉）、《我在武汉大街上行走》（武汉小战）、《红旗大楼颂》（武汉李长生）、《在那天快亮的时候》（武汉朝晖）等。这些诗在一个侧面反映出了运动冲突的激烈程度。斗争双方都声称为毛泽东而战！

请松松手，松一松手啊！／亲爱的战友！／交给我吧，／你手中的这本《毛主席语录》。

按着滴血的伤口，／朝着北方，你英勇地倒下了……／鲜艳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袖章，／已被滚烫的热血浸透！

一把血淋淋的尖刀，插进了你的咽喉！／……白色的花圈和挽联，／已经摆满了你躺下的街头。／……你亲爱的妈妈，一滴眼泪也没有，／她咬着不屈的嘴唇，／和我们一起游行示威，／迎着朝霞，走在最前头……——

《请松一松手——献给抗暴斗争中英勇牺牲的战友》

……让革命的暴雨把我们淋个够！／纵然是火烧雷劈，／也要杀出一条血路！/……胸中自有雄文四卷，／横眉冷对大刀和匕首！——

《挺起腰杆昂起头——献给我们的战友》（武汉 吕凉）

在“文革”的疾风暴雨中，在“文攻武卫”的枪林弹雨中，红卫兵把全部热情颂词献给了他们的战旗。战旗是“文革”斗争、青春理想和英雄主义精神的神圣象征。

啊，战旗！我们是如此深切地怀念你——

怀着烈火般真挚的感情，蓝天般崇高的敬意！

……

战旗啊，有谁能比我们更熟悉你的容颜——

血液般纯洁，火焰般鲜艳，彩虹般明丽！——

《火红的战旗》（河南 红烂漫）

大旗，你在我们心中飘扬了多久多久！

苦涩的汗把旗上每一根纤维浸透，

鲜红的血染红你每一寸纹路！

……

走资派的黑手曾撕毁这鲜艳的红旗，

挑灯含泪，我们一针一针把你补就。

……

忘不了那红旗大楼前的日日夜夜，

大旗和革命小将的红旗并肩战斗；

……

大旗，你是我们红彤彤的革命宣言书……

《大旗颂歌》 武汉 丁晞

安息吧，亲爱的战友，

让我们给你盖上一面火红的战旗！

……

《请松一松手——献给抗暴斗争中英勇牺牲的战友》 武汉 吕凉

在诗选中收入直接记录“文革”运动斗争的红卫兵诗歌有：

《造反者日志》（210行，佚名）、《夺权风雷——一月革命之歌》（190行，山东纪宇）、《好——欢呼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王荣）、《赠红色播音员》（东北佚名）、《高歌埋葬刘邓王朝》（江苏战歌）、《斗争会》（江苏佚名）、《陶铸脸谱》（诗配画，河南）、《印传单》（外三首，湖北）等。

好！／这罪名，／再列一千条，／我们——担！／你听着，莫打颤：／谁笑到最后，／谁才最好看！——

《造反者日志》之五《答黑党委审讯》

拿起滚子，用足力气，／压过去！压过去！压过去！／……啊，革命的压路机，／你开辟！开辟！开辟！——

《印传单》（一）印传单

撒！撒！撒！／撒下的火种要开花。／撒！撒！撒！／撒下的仇恨要爆炸！／撒下的利刀光闪闪，／刀刀向着刘邓杀！——

《印传单》（二）撒传单

播！播！播！／……卷起的筒子是炮口，／炮炮打中敌心窝！——

《印传单》（三）土喇叭

刷！刷！刷！／刷满大街刷上瓦。……——

《印传单》（四）刷标语

有些诗歌则记录了红卫兵活动中富于“情调”的另一些历史画面，这是生活的另一种真实：

你自江南来，／井冈山的星火，／在斗笠上闪耀。／我回陕北去，／蓬乱的头发间，／粘着延河畔的草屑。／……“见到了么？”／你笑着问我。／“嗯。你呢？”／“八月十八号！”——

《相遇在天安门》陕西延继烈

我坐在南去列车的窗口，／窗外已是江南金黄的深秋，／长征队旗掠过金色的田野。／红卫兵编织草帽用溪边的垂柳……

《坐在南去列车的窗口》浙江风宇

从广播时暴风雨般的欢呼声中，

妈妈，你可听出哪一个是你儿子的声音？——

《在北京》陕西高梁

《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选》从1968年7月开始编选，历时5个月于1968年底编选完毕付印出版。在后记中，《红卫兵文艺》编辑部特别指出，此诗选得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等首都大专院校——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帮助，并提供“不少便利”。

从《诗选》的作品风格、思想倾向上来看，是典型“文革”运动的产物。创作手法比较单一，内容极左，而词句却比较“驯雅”，其中找不到当时的“碍语”。1968年年底的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本身已受中央“文革”小组操纵控制，这本诗选能受到各大学工宣队、军宣队的“帮助”，也说明曾获得“官方”支持。

在这本诗选中还收入了一篇散文诗——《献给披荆斩棘的人》（佚名），全诗约2000字，是把江青吹捧得天花乱坠的一首散文诗。

“你是无产阶级永远出鞘的宝剑，你是二十世纪划破云空的闪电，你是啊，文化大革命红色暴风雨中矫健的海燕……敬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无产阶级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女政治家、女英雄，一个普遍的共产党员！”——《献给披荆斩棘的人》

评价这本诗选必须考虑到它编辑时的政治背景。在1968年7月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经奉毛泽东指示进驻全国大、中、小学。在7月26日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传达了毛泽东指示：“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

当时风云人物——北京大专院校的五大学生领袖：北京大学聂元梓、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北师范大学谭厚兰、地质学院王大宾、清华大学蒯大富，在7月28日凌晨被毛泽东召入中南海，毛泽东批评了蒯大富，蒯当场放声大哭。召见后，五大领袖返校，各自动员下属放下武器，拆除工事。不久传达了毛泽东最新指示：“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结合的……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造旧思想。”

由此，红卫兵运动在1968年7月突然中断，造反的学生由“红卫兵小将”变身为“再教育”对象。在8-12月66、67、68届大中学毕业生即踏上了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征途，被分配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接受考验。

考虑到这本“红卫兵诗选”结集时的历史背景，诗选自然具有“奉迎”色彩，但是它毕竟保留了一批历史材料。其中搜集的一些诗作，虽然通过筛选，剔除、打磨，但毕竟存留下不少有个性的作品和诗作的“原始”风貌。基本上可以说是对红卫兵运动1966-1968诗歌创作的一次总结集。

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之后，各地群众组织部被解散，社会秩序逐渐得到全面恢复，“文革”便进入了新阶段。九大之前的“文革”历史被有意“遗忘”和重新改写、解释。《写在火红的战旗上》这本曾被默许的红卫兵诗选，也被忌讳提起，受到封禁。

第一章 红卫兵文艺浪潮的兴起 话剧·舞剧·史诗剧

<h3>1．话剧《敢把皇帝拉下马》和大型舞剧《井冈山之路》</h3>

1967年夏秋季，是北京各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开始文艺活动的黄金季节。各大学的几派组织都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排演大型节目，在学校、机关、工厂及街头演出。如：中央戏剧学院的“长征”战斗队、“红旗”战斗队两派先后排演了三部多幕话剧：《敢把皇帝拉下马》、①《海港风暴》和《五洲风雷》，曾南下杭州、广州演出。

清华大学井冈山在8-9月排练大型歌舞剧《井冈山之路》，于10月1日公演。此剧模仿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全剧历述清华井冈山的战斗历程，具有鲜明的“地派”色彩。全剧演员有200-300人，参加此剧演出的除了清华大学的学生，还有中央民族学院、地质学院、北航学院（地派组织）、清华附中等校的学生。舞美设计及灯光布景达到当时最高水准，如：幻灯投影已能表现毛主席头像放光等。其中有这样一段舞蹈：一个被“血统论”诬为“狗崽子”的学生，不顾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老红卫兵的欺压、凌辱，坚决要佩戴毛主席像章，头一次佩戴在外衣上，被老红卫兵揪下，第二次戴在内衣里，同样被发现夺走，并加以殴打，第三次，他毅然把像章别在自己胸脯的皮肉上，鲜血流淌，震慑了执行“资反路线”的老红卫兵。此剧当时在北京各大学演出。

<h3>2．大型歌舞史诗剧《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和大型舞剧《抗大之歌》</h3>

1967年5-6月，北京中学红卫兵“四三派”联合排演和公演了大型歌舞史诗剧《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简称《路线》）。

此剧是为了纪念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公开发表一周年而编创的。其主要内容为：序曲——“五一六通知”；破四旧；红卫兵想念毛主席；无限风光在险峰——斗、批、改；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大串连；我们和中央“文革”心连心；复课闹革命（后加）；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共八九场。

主要策划、编创单位：北京工业学院附中、清华附中（创作主体）和101中（舞美设计、舞台工作主体）等红卫兵组织。主要参与组创人为以上三个中学的十余名中学红卫兵。

参加演出的学校有：清华附中、师范学院附中、人民大学附中，农业大学附中、五中、47中、101中、中国音乐学院附中，化工学校（现为化工学院）、建工学校（现为建筑工程学院）、工业学院（现为理工学院）附中等学校。

主要创作人员。舞蹈：胡莲（女，清华附中）、邵远（女，师范学院附中）、杨军（五中）、楠×（101中）、郭×（农大附中）、张×（女、清华附中）、张××（京工附中）等。

音乐设计：陈××（101中）、余××（101中），王玉田，（作曲家，清华附中音乐教师，本舞剧中：“我要跟毛主席干革命”等曲即为其所谱）。

领唱：王××（女，丰台区某校）。

乐队：马×（101中）、朱××（清华附中）

舞美：龚××（京工附中）。

全剧演出人员约五六百人，规模宏大。舞蹈、合唱、乐队约各占180人左右。仅序幕一场即有舞蹈演员七八十人。后来，此剧组进行缩编，仍有二三百人出演。

乐队有五中的民乐队（当时很有名）和各校组成的西乐队。音乐除王玉田老师和朱×（女，人民大学附中，在此剧中谱有“我们和中央‘文革’心连心”一歌）作曲之外，还搬用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一些革命历史歌曲，如《农友歌》，重新填词使用。指挥为清华附中的一个中学生。

这出剧的创作素材主要是来自京工附中的一个“四三派”女生吴清华的典型事迹。老红卫兵让她上吊，她说“我还要和毛主席干革命呢！”以此为创作契机，构成了整部大歌舞。在排练中，吴清华曾到排练场讲述自己受迫害的经历，自己的反抗斗争，激励大家要拍好这出戏（后来，吴成为中学红代会主要负责人之一）。

在剧组中有不少演员受过迫害。杨艾芸（清华附中）在“文革”前学习成绩很好，是班干部。“文革”初，被打成“修正主义黑苗子”，关押在学校，不许回家。由于不堪凌辱，他跑到铁路上去自杀，迎着火车跑去，并高呼“毛主席万岁！”一个清华大学学生一把将他拉出铁轨，列车掠过撞掉杨艾芸两个手指，脸被刮得稀烂，后用大腿上的皮移植整容。

蔡×在剧中饰老红卫兵打手，他曾因为不赞同血统论“对联”被打得头破血流。

因为大家有类似的遭遇，演员们排练都特别投入。打吴清华一场，蔡×作效果，为了真实，就真用皮带往自己胳膊上抽。胡莲有被推搡在地上的动作，为了像，就在水泥地上真摔。有些同学胳膊腿硬，跳不好，想打退堂鼓，便有人声泪俱下地讲演：“我们不是在轻歌曼舞，是在战斗！”演员们三十多人睡在一间教室的大通铺上，自己找服装，制道具，帮厨做饭。

参加这一剧目演出、组创的杨军介绍了这个大型舞剧的排练过程。杨军在第一次演出中饰“红卫兵想念毛主席”一场中“七人舞”的领舞。全剧由开始策划、开排到正式演出不到一个月。全部人员集中在化工学校，分场同时排练，边导边创，然后组合起来。在排练过程中化工学校“四四派”集合了外校“四四派”几十人，全都是膀大腰圆，来冲击化工学校，双方打了一场架，连消防水龙头都用上了。于是整个剧组便迁到建工学校继续排练。

杨军和胡莲是剧组不多的几名曾学过舞蹈的人。杨军是石景山少年宫舞蹈组组员，中学舞蹈队队长。胡莲也有“童子功”的基础。他们便成了大家的教师。

整个排演日程十分紧张，500人不分日夜地排练。到5月29日，距离公演不到一周时间了，“八一八接见”一场还没排出来，组创人员们集合在食堂前台阶上讨论，最后决定用一道红色追光，由舞台后摇至台前，再从台右侧摇至台左侧。红光象征毛主席，所有红卫兵追随光线欢呼跳跃，高呼：“毛主席万岁！”整整一大段戏，由“红卫兵”自己临场发挥（演员大都受过毛主席检阅），再配上当时广场录音及东方红乐曲，取得感人的理想效果。

在建工学校大食堂进行彩排那一天，整个食堂被“四三派”红卫兵都站满了。序幕一场因为人太多，便在台下演出，独舞则在台上。乐队合唱队占了半个食堂的面积。当胡莲演到将老红卫兵送过来的“上吊绳子”丢到地上，说：“呸！想让我死办不到！我还要跟毛主席干革命！”时，全场一片掌声。幕间的朗诵由钟××（清华附中）和陈×（女，101中）担任，被人称为男声像夏青（中央广播电台播音员），女声像白慧文（《东方红》女报幕员），观众对朗诵报之以热烈掌声。演出气氛非常热烈。

6月2日《路线》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公演，五六百演员化妆后集体由建工学院步行赴北展剧场演出（两地相距1.5华里）。仅有一个舞台总监督，各场由每个单位负责，一边上台，一边下台，几百人调度一丝不乱。剧场气氛热烈，台上台下呼声响成一片，掌声、哭声响成一片。

《路线》一炮走红，先后在首都剧场、劳动人民文化馆、北京军区、首都钢铁公司等处演出达101场以上。（当时演员们都说，演到101中这个数了。）

《路线》也受到了首都文艺界专家的重视和好评。中央芭蕾舞团钟××在座谈时评价说：演出感人，场次编排和舞蹈语汇丰富，有独创性，看后令人吃惊意外。对于剧中主要舞蹈演员胡莲，许多专业人员特别予以赞许。在海政文工团后来编排的大型歌舞剧《大海航行靠舵手》中，其中“毛主席来到我们军舰上”一场，即模仿《路线》毛主席“八一八”接见的“追光”表现方法，表现水兵见毛主席的场景。

《路线》公演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曾观看演出，并提出修改意见。有的意见剧组没听，有的听了（如：加了“复课闹革命”一场）。中央文革下令派解放军进驻剧组，从此该剧组成为首都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直属《路线》宣传队。

《路线》10月份先后赴河南省郑州市、湖北省武汉市和天津市演出。在武汉，剧组（160人）到武汉演出，正遇上“百万雄师”和“工人总部”两派组织武斗，火车在孝感车站停驶了几个小时，才最终进入武汉。在郑州市演出中，两派在剧场中对打起来，一个造反派跳上了舞台，一杆长矛从台下飞掷上来，从演员人缝中飞入将此人扎中，跌入乐池。演员被一派保护离开剧场后，即听到剧场方向响起一片枪声。

1967年7月1日《路线》进入“广播剧场”，由中央电视台进行了现场转播。《我们和中央文革心连心》一曲，被中央广播电台多次转播。《路线》一剧一直演到1967年底才告结束。

在1967年冬至1968年春，《路线》一剧主要组创人员又策划、编创了大型歌舞剧《抗大之歌》。此剧共有六场：序幕——抗日烽烟，过封锁线（由国统区赴延安），边区大生产，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枣园灯光，奔赴抗日前线。

参与创作人员为：龚农（101中）、陈××（101中）何××（清华附中）、彭××（清华附中）、滕××（电影学院）、杨艾芸（清华附中）楠×（101中）等。

在1967年冬天，龚××、陈××、杨军、黄大宜等四五人在龚家开始策划，并一同兴奋地赶到清华附中的音乐老师王玉田家，王玉田表示支持，并答应担任作曲。于是决定，编剧由陈××（101中）执笔，作曲：王玉田。作词：张×（京工附中）、黄大宜（人大附中）。编舞胡莲、杨军等人，领唱为杨艾芸。《抗大之歌》在1968年春天完成案头设计，迅速投入排练，在6月公演。参加演出人数140-150人，后精简成100人。五个月中在海淀区各剧场、各大学、中央各部委礼堂和天津进行演出，演出五六十场，获欢迎和好评。

到了1968年7、8月，中学生开始大批分配。宣传队即将解散之际，来京招收下乡知青的山西省孝义县的县长，偶然机会看到了《抗大之歌》，便邀请宣传队集体到孝义插队。在1968年10月底，宣传队30余人（主要是清华附中、101中、人大附中、京工附中学生）决定到山西孝义集体插队。同年12月18日，这30人唱着《抗大毕业歌》登上列车奔赴山西插队。

第一章 红卫兵文艺浪潮的兴起 大联唱：《红卫兵组歌》

1967年4月3日，江青在首都工人体育场发表讲话，把“文革”初期的红卫兵运动及组织说成是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江青的讲话立即在北京老红卫兵中激起了轩然大波。因为江青的讲话是对红卫兵创业期全部历史功绩的否定，包括毛泽东八一八对红卫兵的支持。在强烈的反抗情绪下，北京老红卫兵派开始策划在红卫兵诞生一周年之际：5月29日，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纪念演出。北京101中学的老红卫兵开始组创、排演《红卫兵组歌》。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仓促上马，紧急排练。

《组歌》作者：郭勇军（101中高二10班学生），在学校中是公认的才子。他执笔写词，曲子完全套用《长征组歌》。郭勇军在1969年入伍，仍然有诗歌创作。他在西藏军中，曾写有旧体诗词，并通过校友内部渠道在东北兵团、贵州三线工厂等地流传。

此前，101中也曾有过大型合唱的经验。“文革”前，学校组织过“校史联唱”（101中是1949年由解放区张家口迁入北京的干部子弟学校，有一段革命的校史），并有一个管乐队。

这次演出，所有参与者都非常投入。红卫兵们怀着神圣的情感走入排练场。参加过当年组歌演出，并担任女领唱的林仲说：“当时排练场的气氛，就同我后来在加拿大的大教堂看到的唱诗班一样，所有人都怀着一种庄严、圣洁的感情，全身心地奉献给每一次排练。”

《红卫兵组歌》一公演，立即在各中学引起轰动。各校宣传队纷纷索取歌本、唱词，手抄、油印本也很快出现，在北京各校排演此节目的同时，《红卫兵组歌》迅速传到上海等大城市，并被搬上舞台，在全国范围造成了不大不小的影响。

林仲在回忆《红卫兵组歌》的演出时说：“每次演出，观众的情绪是热烈的，很快有不少学校去请我们演出。当时合唱队团结得像一个人，集体行动，纪律严明，记得一次去矿业学院附中演出，集体步行返校，仿佛军队一样。‘指挥’一声令下，全体便齐唱起来：‘战鼓响，旌旗奋，红卫兵，向前进……’”

纪念红卫兵诞生一周年的“5·29演出”，原来准备在首都体育场进行万人规模的观演，推出几台大型节目。可是中央文革不批准，所以这次纪念演出改在了天安门广场。

《红卫兵组歌》在天安门广场出演人数约二三百人，还有一个几十人的乐队。5月29日下午是个阴天，广场上围满了人群，演出现场没有扩音设备，男女领唱必须拼力使声音传得更远一些。整个演出全体精神饱满，获得了预期的成功。

《红卫兵组歌》是红卫兵文艺中老红卫兵派的代表作。全部联唱曲套用《长征组歌》，句式不变。组歌共14首：诞生、造反、反工作组、见毛主席、八月风雷、串联、长征、爬起来再前进、反刘邓、望未来等。

（一）诞生

战鼓响，

烈火熊，

杀声起，

军旗红。

冲天霹雳泣鬼神，

杀出英雄红卫兵。

砸烂八股旧学制，

横扫黑帮立奇功。

党给一身造反骨，

唇枪舌剑杀气腾。

主席亲手授战旗，

小将高唱东方红。

齐诵：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

造反有理。杀！杀！杀！嘿！！

这首组歌，追述红卫兵的业绩：“大树天下造反理，‘三论’铁笔震河山。”“小将血战红八月”，“‘九四’上海风雨夜，松花江畔英姿豪。”“渴饮延河清泉水，饥餐井冈大南瓜。……”

有趣的是，组歌中还有，“怒斥联动狗叛徒”的内容。

针对老红卫兵犯的错误，在组歌中特意又加了一段：爬起来，再前进，表示“开天辟地头次干，跌跟头是常事情”。

在组歌中，比较有时代特色的句子：

“毛主席和我把手握，

“激情满怀热泪落。”

“钢气节，英雄胆，

“洒热血，捍江山。”

“革命方知担子重，

“造反更觉主席亲。”

“红场义旗漫天舞，

“白宫破钟有丧音。”

这首“组歌”唱本，在许多学校老红卫兵系统传抄、油印，并组织演唱，人数往往多达一二百人。这种歌咏活动，实际构成了校际之间各组织松散的圈子。当时，老红卫兵在各城区都组织了合唱团，如东城区合唱团（前身：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中国红卫兵合唱团）演唱了《长征组歌》。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1967年夏，以外语学校附中为主，以其他一些中学老红卫兵为辅，一起集体创作并演出了话剧《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在《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一剧排演的同时，老红卫兵派还有一部同类题材的话剧《历史的一页》也在排演。《历史的一页》编剧：卢伟、李平分。该剧把红卫兵运动放在一个大背景中去写。风格类似“政治活报剧”，由灯光进行化入化出。后来两剧几乎同时上演。

第一章 红卫兵文艺浪潮的兴起 红卫兵话剧的顶峰之作：《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一剧，是在1967-1968年影响最大的一部老红卫兵话剧。

《希望》组创人员主要是三个人：徐雅雅（北京戏剧专科学校，话剧表演系）、申小珂（北京外语学校附中）、胡滨（北京外语学校附中）。

徐雅雅是这出戏创作的核心。在“文革”前，上学期间她就已经开始学习写戏，她创作的《学习焦裕禄》等节目曾在农村、工厂演出。“文革”中，她编了不少红卫兵文艺节目，在老红卫兵中颇享声名。

徐雅雅属于被超前的共产主义理想哺养起来的一代人。张春桥曾把老红卫兵比成是“十二月党人”。徐雅雅说：“如果我1825年在彼得堡，我也会参加十二月党人的起义，没有能洒上这滴血令人遗憾。”

“文革”中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徐雅雅有七次在场。她是一个历史的见证人。1969年9月15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她被指定为会场主持人。她距离毛泽东不过几尺之遥，可是却未上前与毛泽东握手（“八一八”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把手握肿了，从此规定，不许与毛泽东主动握手）。

往常在天安门喊口号，是由两名解放军一男一女，这次是由徐雅雅一人主持会场，从天亮喊到天黑。她的嗓子一点没哑，一片响亮。徐雅雅说：“我不为我能喊口号感到得意，我得意我的金嗓子，它体现出我对毛泽东的全部崇拜。”

天安门广场上是百万人的红海洋，红旗、红语录、红袖章。面对红海洋，每当徐雅雅的喊声落下来后，红海洋便回响起一片海啸似的回声，震荡在天穹。徐雅雅是女中音，嗓音不很高，却很脆，她把声音提到顶，然后缓缓滑落下来，尾音拖得很长很长；“毛——主席万万岁——！”

广场上接受检阅的弟弟、妹妹一下听出姐姐的声音，兴奋地对别的红卫兵说：“这是我姐姐！这是我姐姐！”

1966年国庆，由徐雅雅所在的戏剧专科学校红卫兵组织与戏曲学院联合赶排了《红灯记》。戏专二年级一个同学主持修改剧本，他在剧中添了一句台词。当李铁梅从李奶奶手中接过红灯时，说道：“红灯呀，红灯，我现在明白了，这就叫老子革命儿接班！”每当演到这里，全场便热烈喝彩鼓掌。

演出中还采用跨时空手法。当李玉和牺牲后，铁梅接过红灯，台上便出现了红卫兵，响起了“造反歌”：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在一阵紧锣密鼓打击乐伴奏下，一名红卫兵扛一面红旗上场作“龙摆尾”的“急急风”，在台上旋风似得耍大旗，只听锣鼓点猛停，红卫兵把大旗一甩，走到高台上。在李玉和就义处，铁梅把红灯交给红卫兵。出于对鸠山的仇恨，在磨刀人指引下，用铁梅作诱饵引出鸠山。最后，红卫兵刀劈鸠山。

这出戏第一次演出是在人民大会堂三层楼小礼堂。请首都红卫兵代表及中央首长审查。到场的除了江青、康生等人之外，还有陈毅元帅。在演出前，徐雅雅还作了即兴发言。

1966年12月26日是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集会的日子。当初，江青称赞的“我们的小太阳，中国的希望”的那群娃娃们，开始向中央文革反戈。这是老红卫兵谢幕的日子，在毛泽东73岁诞辰日，他们献上了最后的礼品。

这一天，徐雅雅等三人摆脱了监视，来到北京展览馆。她一下看到那么多老红卫兵，仿佛是吴清华在解放区见到了洪常青，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说不出是什么滋味。老红卫兵们在剧场宣布联合行动，并高呼：“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整个展览馆天棚都要被震塌了。这是老红卫兵决一死战的宣言。

不久，公安部长谢富治遵照中央文革旨意，以维护社会治安为名，抓了一批对中央文革不满的红卫兵，关押在公安部。这就导致了“联动”六次冲击公安部，从而更多的学生被捕和监禁。与此同时，在中央文革指挥下，各校老红卫兵组织被抄、被砸、被封。人被打得头破血流，被任意关押、凌辱。某些昔日的加害者，成了被害者；一些过去的被害者，肆意加倍报复，又成为加害者。

1968年元旦社论宣判“联动”为反革命组织。当晚，徐雅雅与一名烈士子弟给毛泽东写信：“毛主席呀，我们虽然喝了几口水，可我们不怕，我们要坚持革命！”信尾署名：“党之子。”

江青“四三讲话”之后，老红卫兵开始策划纪念“五二九演出”。徐雅雅受几个学校红卫兵之托，在北京城骑车四处奔走，组织这场汇演。这时，外语学校附中的申小珂慕名而来，请求她为外语学校附中写一出歌颂红卫兵业绩的戏。

经过徐雅雅与申小珂进行创作构思、编排讨论之后，由徐雅雅执笔写出了初稿。申小珂因忙于组织演出班子，退出了创作。这时，该组织的胡滨（一个热爱戏剧文学的红卫兵）又加入了剧本创作。这个剧本，在排练中边排边改，最后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演出本。

这出戏的导演是徐雅雅，她还在剧中饰演校党总支副书记。实际上，徐雅雅是集编、导、演为一身，对这出戏作出重要贡献的还有彭印印（女一中，高二学生），她全面负责剧组的衣、食、住、行，刻印剧本，联系演出等行政工作。

《希望》一剧主要饰演剧中人物的演员有25人，其中主要角色有13人。

杨向平、饶小钢，（钢院附中）饰：彭路生（高三·二班学生）AB角

刘明哲（5中）饰：赵三辈（高三·二班学生）

金伯宏（34中）饰：何戚（高三·二班学生）

王国政（外语学校附中）饰：杨国栋（高三·二班学生）

肖蓬蓬（崇文区某中学）饰：丁飒英（女，高二·一班学生）

吴金路（崇文区某中学）饰：小豆子（初一·三班学生）

徐雅雅（戏剧专科学校）饰：洪松（校党总支副书记）

宋棣（外语学校附中）饰：韦因（校长）

张止戈（外语学校附中）饰：刘加君（工作组组长）

秦瑞波（外语学校附中）饰：邓修文（工作组副组长）

除此之外，还有老红卫兵派系统内部许多文艺爱好者出入这一剧组，饰演群众角色，协助舞台工作。

参与剧组演出活动的有：北京外国语学校附中（演出主体）、中央美院附中（舞美设计、制作）、师大女附中、清华附中、人大附中、25中、34中、5中、101中等学校的红卫兵。

关于《希望》一剧的创作意图，写作者们在剧本后记中说：把“历史的教训用艺术形式表现出来。”教育那些由于犯错误而失去信心、希望，醉生梦死的红卫兵。提醒他们，“过去的战斗生活，是多么充满战斗激情和令人含泪回顾啊！再看看你们今天的生活，你们不羞愧吗？”

剧作者们的创作意图是再现红卫兵一周年的运动历程，进行反思、总结，并教育逍遥派，歌颂红卫兵在战斗中凝成的友谊。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共分八场。从1966年，高三·二班几名学生罢考，在校外荒郊圆明园创建红卫兵，到与工作组作斗争、被整，毛主席“八一八”接见。实际是集中了清华附、北大附、北航附等几个中学运动初期组织红卫兵的经历。

在样板戏的影响下，此剧设立了一号人物彭路生（干部子弟）和李三辈（工人子弟）、丁飒英（高二女生）等人为中心人物；在其周围是革命学生张小红、小豆子、邵华，还有中间派：何戚、杨国栋。对立面是校长与工作组。

剧情以彭路生等人领导罢考，撕碎考卷开始，以校长、工作组组织中间派学生揭发、围攻红卫兵，上纲上线，将戏推到高潮。最后校党总支副书记洪松毅然站出来，支持红卫兵，并揭露工作组组长刘加君实际是出卖过彭路生母亲的叛徒，广大同学纷纷觉醒。各中学红卫兵纷纷来支援，并带来毛主席将要接见他们的好消息。

《希望》记录了“文革”初红卫兵诞生期的一些生活片断。如：第一场，彭路生等人半夜出校进行秘密会议，晚上由下水道钻回，想不到洞口布上了带刺的铁丝网。小豆子问彭路生头刺伤了没有，并且念毛主席语录：要奋斗就会有牺牲。

高三·二班女生丁飒英，是全校英语朗诵第一名，性格泼辣；学生们给她起了个外号：钉子。在高三毕业考试的场合，她站起来大声疾呼：“同学们，抛开自己前途，为国家命运想一想吧！”并且将考卷撕碎。

剧本中有《荒郊》一场，怒云蔽空，古柏耸立，二十余人列队宣誓：“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整场仿《东方红》音乐舞蹈史诗，有旁诵，由1927年讲到1966年，从湘江星火讲到文化革命。这一场戏把红卫兵成立升华到历史的高度。

第七场，以舞台为“批斗”学生的现场，舞台上下打成一片，演出中剧场反应热烈。满场响起一片口号声、掌声，仿佛时光倒流真有一场大辩论在展开。

《希望》8月18日初在甘家口建工礼堂首演，道具、服装用一个平板三轮就可拉走。一个屏风、一棵小树，还是徐雅雅从戏剧专科学校借来的。后来，戏在长安剧院上演了三场，公开售票，一时座无虚席，一些演员家长也来看戏，剧场气氛十分热烈。长安剧院的演出标志着此剧的成熟，票房的收入成为剧组活动经费。

《希望》还在天津宁园“铁路工人俱乐部”和石家庄华北制药厂以及石家庄市最大的剧场（人称“小人民大会堂”）等地进行过一系列演出。演出一直持续到1968年冬天，一些演员开始参军入伍、下乡插队，剧组才解散。

《希望》一剧从创作至演出过程，始终充满了激情。演员们有时在台上边演边流泪。《希望》油印剧本的后记中写道：“这部不成熟的剧本，是几个还没失掉希望，依然在摸索前进的红卫兵战士历经了多少不眠之夜，苦心沥血，用血汗凝成的。”

全剧有始至终贯穿一个道具：一幅油画《红军永远不倒》。画中一个红军战士遍体鳞伤，高举红旗，那红旗不是迎风招展，而是被狂风吹卷得打了一个卷。

真诚的创作与表演赢得了观众热烈的反响。饰演丁飒英的肖蓬蓬，饰演校长的宋娣，饰演洪松的徐雅雅等演员，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一台充满青春、友谊、激情，火焰熊熊的戏。

第一章 红卫兵文艺浪潮的兴起 老红卫兵诗歌创作

“老红卫兵派”（简称：老兵）所创作的诗歌最具“文革”色彩。在“血统论”影响下，老兵的诗歌不仅“左”，而且狂。高度自我膨胀，历史使命感很强，爱夸耀红卫兵“创业”的历史。

长笛吹响了乐章般的首段，

历史帷幕徐徐拉开了，

黑管和小号也高奏着悄悄加入了乐声

东方地平线上出现了沸腾的红光

瞬时间，大号、长鼓、大鼓……以及各种弦乐齐鸣高奏

历史舞台上，屹立着那

巴黎公社的社员、十月革命的布尔什维克、中国工农红军钢铁一般的继承者——毛主席的红卫兵——

《红卫兵万岁》

时代造成的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以及从小在思想情感中积淀的斗争传统，他们把上一代诗人唱过的歌，又唱了一遍，但更不羁、更狂热。热到自身要熔解、要爆炸：

我们生在战场上

就不怕死在热血中，

只有当我们的鲜血

洒在战旗上，

才看得出我们的忠诚，

只有当炸弹炸开我们的胸膛

才看得出我们的心

像火一样红——

《为毛泽东，我们何畏牺牲》

作为干部子弟，他们往往要提起：“子继父志”。“鲜红的臂章／草绿的军装／父兄的武装带／和高高挺起的满怀热血的胸膛。”同时，也往往褪不掉孩子气的浅薄，“凭着对毛主席的赤胆忠心／红卫兵就是要登上历史舞台／冲／向×、×的老巢进军！／杀！／向莫斯科、华盛顿进军！／杀他个人仰马翻而已，／打他个天翻地覆慨而慷！”

有时，这样的诗，很像分了行的大字报：“什么变色龙，小爬虫／红卫兵将杀过去，／把这些寄生虫从历史舞台上统统踢下去！／革命要进行到底！／历史决不能后退！”

红卫兵运动，以及这一运动对一代青年人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实际上延续到“文革”后期，延续到知青们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思想变迁、思想解放，都会从红卫兵运动这一起点，进行反思、总结经验教训，以及汲取某种力量。

听！

那是红卫兵在历史幕台上高唱，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那是红卫兵在历史幕台上高颂，

“战旗挥舞冲天笑，赤遍环球是我家”

啊！在那历史舞台高大天幕上

永远镶嵌着光彩夺目的金色大字

“红卫兵……

“是红卫兵万岁！”——

《红卫兵万岁！》

……

第一章 红卫兵文艺浪潮的兴起 《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

《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是“文革”中流行比较广的“手抄诗歌”。这首政治幻想诗，集中体现了当时老红卫兵的狂热。此诗产生的背景是整个社会对毛泽东的极度崇拜。

《人民日报》以通栏篇幅不断登出世界各国人民热爱毛泽东，手举毛主席语录、画像的大幅照片和事迹。

南越、印度、缅甸、泰国的革命战争胜利捷报频频传来。1968年5月，西欧、北美爆发了广泛的学生运动，巴黎大街筑起了街垒，与军警连环“浴血搏斗”（《人民日报》语）八天，用棍棒、石头、燃烧瓶……这一运动波及纽约、波恩和罗马等城市。在罗马的街头贴出了毛主席语录：“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整个中国对此的反映是欣喜若狂，5月25日全国1700万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声援西欧、北美人民斗争。《人民日报》载文说：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害人虫“他们被埋葬的日子不会太长了”。

不仅是狂热的中学生，包括当时社会上的许多人，都确信自己正生活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当时的造反组织有的就起名为：世界革命红卫兵造反总部、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

有一段最高指示，在当时的青年人中影响很大：“我们这一代青年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的伟大历史使命而奋斗终生。为了我们的伟大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要下定决心，一辈子艰苦奋斗。”

《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就是对完成这一历史使命而作出的热烈而不切实际的浪漫幻想。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具有巨大的社会思潮背景。为了让读者广泛了解《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一诗的时代背景，有必要将当时一些中国红卫兵的越国界进行“世界革命”的行动，作一些简要介绍。

<h3>1．潜入越南参战的四名红卫兵</h3>

1966年9月，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了一次红卫兵大会。就在这次会上，北京市第100中学（这实际上是一所飞行员预备学校）的高二学生赵建军、任热河与北京市第56中学的高二学生孙智忠、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的瞿绍东相识了。接着，他们又把各自在“串联”和造反中结交的朋友王菊生、李小倩等六人一一介绍。

赵建军提出，红卫兵不但要拿起笔批判旧世界，而且要拿起真枪真刀去“埋葬帝修反”。身高一米八二的大个子任热河是这些人里的“长者”。他认为，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经燃遍全国，红卫兵要继续在革命路上打先锋，就应该到国际舞台上经风雨、见世面。那么到哪儿去呢？十个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越南。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五年多以来，那里的游击战越打越猛，规模越来越大。国内的报纸、广播，几乎每天都要报道游击队的战绩，这不由得使他们心里发痒——“对，到越南南方去，到丛林游击战中大显身手！”

十个人开始了紧张而简单的启程准备。每个人买了一块指北针，天天晚上学着在夜间根据星座辨别方位。请人教几句必要的越语，把“同志”、“缴枪不杀”这些词背得滚瓜烂熟。赵建军不知从哪儿搞来一张标有中越边境的军事地图。王菊生、李小倩采购了面包和十几斤糖。任热河、孙智忠带上了几把锋利的匕首，以便防身。当时已近深秋，大家顾不上天凉水冷，一星期几次到颐和园、八一湖去练习负重泅渡。

10月30日，这十名红卫兵把所有物品塞到背包里，带上几十块钱和百多斤粮票，登上了北京去南宁的列车。

出发前，谁也没有告诉父母，连一件换洗的衣服也没带。

临行前，十人联名给周总理写信，表示“不怕死在战场上”。

赵建军当时就摊开日记本写道：“再见了，年迈的父母，等到越南统一之日，再回来见你们！”

在广西边境凭祥，他们被扣留，送回北京。只有赵建军、任热河、孙智忠、瞿绍东最终越过了边境线，穿越丛林，深入越南。

在去河内的公路上，四个人截住一辆卡车，一个劲儿地说：“巴亭、巴亭。”越南司机立刻明白这四个中国人要去的是河内巴亭广场。巴亭广场就像中国人熟悉的天安门广场一样。赵建军、任热河、孙智忠、瞿绍东一上车，不顾车厢的剧烈晃动，呼呼大睡了起来。

第二天晚上10点，河内到了。借着路灯，他们看见了巴亭广场、主席府和隐在树后的高射炮。

街上行人稀少，四个人用学过的几句越语问路，又费了一番周折，总算来到了中国大使馆。望着使馆上的五星红旗，他们又高兴，又懊丧。正在想着，使馆二等秘书走出来，亲热地握着他们的手说：“欢迎！欢迎！你们到家了。”

赵建国、任热河向驻越大使朱奇文陈述了越境过程，然后不厌其烦地重复说：“我们一定要去南越，不管路多远，困难多大，我们都能坚持下去。”朱大使听后有些激动，按照这些娃娃们的说法，可以算出，他们三天之中只吃了一顿饭。他一面让厨师赶快去准备饭，一面耐心地劝说他们先休息几天，等使馆向国内请示后再说。

第二天上午，听使馆的同志说，朱大使特地为此事约见越南总理，并向越方表示了歉意。四个年轻人这才感到了问题的严重，一整天坐卧不安。

11月8日，使馆机要员忽然闯进他们的房间。

“有好消息，快到大使办公室去！”

原来是周恩来总理打来了专电。根据任热河、瞿绍东的回忆，电文大意如下：

朱大使并告四位革命小将：

他们未经中越双方批准，私自到越南，使我们感到为难。但他们援越抗美的精神可嘉。建议先到我援越部队锻炼一个时期，待部队轮换时回国。如胡主席接见革命小将，请大使陪同。另外请将他们的出身、姓名、家庭及住址一并报来。此事下不为例。

经过几天集训，赵建军、孙智忠分到316大队2分队，任热河、瞿绍东分到320大队2分队。四人都是预备供弹手。

经过两个月的训练，师长批准他们的参战。当天晚上，赵建军向连党支部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

1967年1月19日，天空晴朗。上午9时，指挥所接到敌情通报，美航空母舰北移，温县防区可能会出现“大型攻击波”。下午4时11分，刺耳的防空警报撕碎了空气，大地也微微颤动起来。20多架敌机向交通线扑来。为了压倒高炮火力，四架F-105雷公式飞机对我炮兵阵地疯狂轰炸。

战斗结束后，在一班炮位上，二炮手、三炮手、五炮手倒在血泊里，预备炮手赵建军满脸满身的泥血，倒在炮轮里侧。在他汗涔涔的脸上，一双失去光泽的眼睛凝视着远方……

赵建军牺牲后，师党委决定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追记二等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通电全体援越部队，号召所有指战员向赵建军烈士学习。

不久，赵建军的父母收到了儿子生前所在部队的一份纪念品：一个用有机玻璃做成的盒子里，放着一架用美制F-105飞机残骸制成的小飞机。在用越南的彩色石子铺成的底座上，镌刻着一行小字。上面写着：“父辈英雄儿好汉”。

赵建军的父亲是我军某部司令员，母亲也是一位部队干部。两位身经百战的老军人含着泪给部队回了一封信：

“……建军是我们最疼爱的大儿子，我们老了，组织上不会批准重返前线。为烈士报仇，为千百万越南人民报仇的重担要由你们挑起来。孩子们，勇敢地战斗吧！我们要在越南统一的那天，等候你们的凯旋。”

几个月后，两位老人又把赵建军的弟弟赵奠军送到了哥哥曾战斗过的部队。在友谊关南面63公里处，弟弟把一个灿烂的花圈放在了哥哥的墓前。

<h3>2．缅共游击战中的中国知青</h3>

时隔多年，当那最后的音符在边境那边的山地丛林渐渐沉落，有人才在一份旧日的档案里读到有关部门的统计数字：1969年6月，因各种原因逾境参加缅共游击队的红卫兵达300余人，他们的籍贯包括云南的昆明、保山、潞西、腾冲、施甸，其中昆明知青略占一半。也有少数原属建设兵团的北京、四川知青。

黄尧在《最后音符》一书中追忆当年的越国境行动时写道：

1969年春天，由一些山地民族青年（他们出境几天，返回中国时就身着簇新的草绿色缅共游击队军装，军帽正中嵌着用薄毡制成的红色五星），带来了一份“缅甸共产党党章”。这份油印的《党章》迅速地在知识青年中传播，成为中国红卫兵了解异国共产党的第-份有凭有据的材料：

“……缅甸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缅甸共产党认为，必须坚决沿着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解放城市，广泛地进行游击战争，消灭敌人壮大自己的持久的人民战争道路前进。

“缅甸革命战争正在经历着长期的艰难困苦，高潮和低潮，曲折不平的道路，向着胜利前进……”

这些文字，对一个中国红卫兵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这是纯粹的马列主义！

选择的困难消失，剩下的只是行动。

黄尧、赵力、毛昆明、宝章在乘车前往中缅边界的途中，被扣留在保山县。保山专署安置办公室姓蓝的军代表宣布：“你们有严重政治问题，按规定不能到边境五县插队……”并派民兵看押他们。黄尧回忆说：

当晚，我们认真策划：由赵力即刻与芒市长途电话接上联系，速派一名缅共人民军战士带军装及证件赶到保山接应。四人分两批走，以免引起注意，只要乔装一番，相信可混过关卡。如若接应失败……把行李都扔了，泅过怒江。

怒江已到洪水季节，听说有知青“无证”过桥被阻，不得已泅渡怒江，已被淹死。但那是别人。各自报了一下情况，水性都还不错。如果空身泅渡，加上选好滩头，测准流向流速，估计有六成以上把握。

第二天，在已加入缅共人民军的中国知青纪隆带领下，黄尧等四人偷渡成功，到达缅共游击队兵站。

“我们一脚踏在那湿润的土地上，空气是绿色的，远处的大青树上有成群的白鹭飞过——梦中自由的领地。”

“瞧，都来了！”纪隆点了一支烟。

都来了！沿着公路，在浓浓的林荫里，在中央大道阳光泼洒的路面上，成百弟兄呼拥而来，喊着、叫着……

时间：1969年7月5日。

黄尧记录下了几个中国红卫兵阵亡时的情景：

他背着枪消逝在黑色土丘之后，当他再次走出来时就是一个死者——战争的魔法变幻似乎只间隔了一秒钟！

他的两条腿自腹股沟下血肉模糊，密集的枪弹打断了两侧动脉，几乎整个地截断了他的腿——敌人使用的是达姆弹，弹口处撕去大块肌肉，他的绿色军用挎包和冲锋枪弹夹上涂满了他自己的皮肉和碎骨。

他的血顷刻就流光了，在将近二百米的山坡上，血像涌泉一样喷洒。那样地慷慨、无私、迅疾。

在马恒昌牺牲后，游击队军中曾有这样的流传：是两个克钦族战士（其中一个是救护员）将他从枪弹下抢出来的。马恒昌当时还清醒。他的上身还在拼命挣扎，要挺起来向前冲。过后他明白自己不行了，安静地依在一棵小小的红木树下，他伸手往下一按，整个下肢完全浸泡在血洼里，被枪弹撕碎的破布筋下，炽热的血柱突突地喷涌，像由他无端地捧着的血的泉眼——“我的血！我的血！”他兴奋地大叫，两颊出现淡淡的红晕。他从未见过这么多血！这是他的血！中国的血——只是由他一次地奉献了。

“冲啊——”

跃出战壕，向浓烟滚滚的坡下扑去。看不清敌人，只管搂死了扳机，泼水般泼出子弹。

“我的眼睛！我的眼——睛——”中国人的喊声，一个战士将枪一扔，捂住眼睛在阵地上乱撞——一发敌军的枪榴弹在他的枪体上爆炸，他两眼一黑，没有倒下，他往左侧冲，又往坡下冲，他高举着两只血淋淋的手去扑杀看不见的敌人……

<h3>3．《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和它的创作源起</h3>

一个红卫兵在越南作战牺牲的故事，在1968年就已在北京红卫兵中间悄悄地流传，在这个传说中还有一段，关于烈士墓前摆放着一个血染的红袖章的细节。这个故事令红卫兵们为之神往。昆明、北京的红卫兵越过中缅边界，在缅共人民军中作战的事情，也确实曾经在“文革”中在全国范围流传。

关于当年投身“国际共运”的红卫兵是否有什么文学创作，还不得而知。但据当年广州中山大学学员陈建军（原云南军区某医院护士）提供的情况，1968-1972年间由缅甸迁至国内医伤的缅共游击队员中，有不少中国红卫兵。缅共派过来慰问伤员的文艺宣传队，也大部分由中国红卫兵组成，当时，就有护士发现说：“报幕的不是昆明×中的××吗？”演出节目全是中国“文革”中的节目：《×部队战士想念毛主席》、、《远飞的大雁》和《望北斗》等。不过歌词有相应改变，也许这就是他们的“创作”吧。

《望北斗》一歌出自歌舞剧《井冈山的道路》，在1966-1968年，是红卫兵中最走红的歌曲之一。歌曲中有这么一段歌词：“赣江边你领导我们反围剿，打败蒋匪百万兵……”在演出时被改为：“伊洛瓦底江边你指引我们反围剿，打败奈温百万兵！”

自云南省革命委员会1968年8月成立之后，江青、林彪直接下令搞清查运动，大批老干部及红卫兵被判为“站错队”，仅昆明地区的中学生红卫兵两万人，被判“站错队”。到处“划线站队”，刑讯逼供，街上贴满“枪毙”布告。在缅共部队中有不少“黑帮”子弟，因为无法洗刷掉自己身上的罪名铤而走险。在游击战中阵亡的红卫兵，许多没有留下父母姓名、家庭地址，一些留下姓名的则发一纸阵亡通知给其家庭，政府对其家庭并不给予“军烈军属”待遇。

陈建军向中山大学的朋友描述了当时一些伤愈出院，重返缅共游击队的红卫兵含泪向她们道别时的情景。还有人让昆明籍的护士向家人转告自己还活着的信息。

以上这些事实及各种传闻，是否直接影响和导致了《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一诗的创作，现在还不得而知。但这一切，必然与此诗的诞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早在《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之前，已有不止一个、两个红卫兵诗人，发出了“世界革命”的呐喊：

呵，涅瓦河，你为什么这样欢腾，你看见，

克里姆林宫当年的红星闪耀在中南海。

……

让阿芙乐尔的炮口再对准新沙皇的宝座，

开火，轰出新苏维埃的河山——

《涅瓦河之歌》 四川 赵荷华

井冈山的土铺出中国革命胜利的大道呵，

全世界革命列车都在这条大道上奔走！——

《捧一捧井冈山的土》北京？夏春华

当代，我们的毛主席立在马列主义的珠穆朗玛峰巅，

文化大革命的号角调遣了全世界无产者的革命大军，

从中国这块红色根据地出发，向旧世界举行全面围歼！

……

整个地球必将在斗争的烈火中炼得红光闪闪！——

《神圣的十月》河南 东方

《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政治幻想诗）不过是这些诗歌的登峰造极之作。

《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的作者是北京101中学老红卫兵藏平分，至少在1969年秋，就已经从北京传出，开始在全国各地流传。

全诗共240余行，共分5段。在诗的开头，诗人——一位参加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毛泽东的战士，在战后向自己的战友、红卫兵、老同学的墓前献花：

摘下发白的军帽，

献上素洁的花环，

轻轻地

轻轻地走到你的墓前。

用最诚挚的语言啊，

倾诉我深深的怀念。

北美的百合花开了

又凋谢

你在这里躺了一年又一年，

明天

朝霞升起的时刻，

我们就要返回那亲爱的祖国，

而你

却将长眠在大西洋的彼岸

异国的陵园。

诗人由此回忆起和“勇士”共同的往事：在“公园里一起‘打游击’，井冈山一起‘大串联’。”并一起“在那令人难忘的夜晚”，收听国防部的宣战令。“在这最后消灭剥削制度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编在同一班。”

“在战壕里，我们分吃一份面包；含吮着一把咸盐，低哼着同一支旋律，同盖一条旧军毯。……”

“在冲天的火光中，我们肩并肩突进敌人的三百米防线，冲锋枪向剥削者喷吐着无产阶级复仇的子弹。”

还记得吗？

我们曾饮马顿河岸，

跨过乌克兰的草原，

翻过乌拉尔的高峰，

将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再次点燃。

我们曾沿着公社的足迹，

穿过巴黎公社的街垒，

踏着国际歌的鼓点，

驶骋在欧罗巴的每一个城镇、乡村、港湾。

瑞士的湖光，

比萨的塔尖，

也门的晚霞，

金边的佛殿，

富士山的樱花，

哈瓦那的烤烟，

西班牙的红酒，

黑非洲的清泉。

这一切啊：

都不曾使我们留恋！

因为我们有，

钢枪在手，

重任在肩。

经过了无数“不眠的日日夜夜”，“浴血的南征北战”，我们不可战胜的队伍“紧跟红太阳，一往无前！”星星之火，在全球燎原。最后，世界一片红，只剩下“白宫一点”。

“夜空中升起了三颗红色信号弹，你拍拍我的肩膀：喂！伙计，还记得不，‘中美战场上见娃娃们的红心’——这20年前，一位政治局委员的发言？”

“记得！”我说：“这是最后的斗争，人类命运的决战！”军号响了，我们红心相通，疾步向前……

一手是绿叶，

一手是毒箭——

这横行了整整两个世纪的黄铜鹰徽，

随着人们胜利的欢呼，

被扔进熊熊的火焰。

金元帝国的统治者，——

一座座大理石总统的雕像，

那僵硬的假笑

紧舔着拼花地板。

冲啊！

攻上白宫最后一层楼顶，

占领最后一个制高点。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你扑在我的身上，用身体挡住从角落射来的一颗罪恶的子弹，你的身体沉重倒下了……

白宫华丽的台阶上

留下你殷红的血点斑斑

你的眼睛微笑着

是那样的安详坦然

你的嘴唇无声地蠕动着

似乎在命令我

向前！

向前！

看啊！

摩天楼顶上

一面赤色的战旗

在呼啦啦地迎风招展

火一般的红旗

照亮了你目光灿烂

旗一般红的热血

湿润了你的笑脸

“我将你紧紧抱在怀里，痛苦直渗进我的心田，空间——消失了，时间——停止了，胸中仇恨在燃烧，耳畔雷鸣电闪。山岳沉默、大海呜咽，秋叶飘落，湿云低缓……”

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勇士的墓前，诗人向战友告别：“安息吧，亲爱的朋友！战后建设的重任有我们来承担，共产主义的大厦，有我们来创建！”

“海洋上，天水相连；胸怀中，激情万千。毛泽东的战士们返回祖国。他们将向祖国庄严汇报：母亲啊，你优秀的儿子，为了人民的幸福、历史的必然，而长眠在大西洋的彼岸、那异国的陵园”。

《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一诗，充满了对共产主义“新世纪”的美妙、纯真的憧憬。

太阳啊

从来没有这样暖

天空啊

从来没有这样蓝

孩子们的笑容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甜

毛泽东的教导

尹里奇的遗嘱

马克思的预见

就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实现

这是一种圣洁的情感。整整一代青年人把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当成他们的红色圣经。毛泽东早已向他们发出了号召；“我们这一代青年人要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他们相信“文化大革命”中国的今天，就是世界的明天。相信共产主义的胜利会在有生之年到来。他们满怀着对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人民的同情，蓄积起自己的全部勇气，准备迎接一场随时会到来的战争。他们盼望着这一天。

《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集中表现了整个群体在1967-1978年期间的一种“梦境”：迫不及待、浮躁、革命饥渴、兴奋、渴望牺牲与自我升华、期望从运动困境中解脱、纯而又纯的世界、永远年轻……各种情绪都曲折地折射在这首并不复杂的长诗中。所有不同的种种愿望和解脱，都可以通过“世界革命”——国际间战争的方式达到。希望打仗，在众多青年心中往往是一种“下意识”。反映出他们对周围环境开始产生出一种焦虑、拒绝、愤怒。

《献给》一诗适合了当时的思潮，它应运而生，并且红极一时。形式上，它吸收了贺敬之政治抒情诗的手法，韵脚绵密，朗朗上口。它的忽发奇想，它的叙事性，它的通俗风格，都注定了它会是一首走红的诗歌。

它作为一个思想标本留存下来，已超出了它自身原有的文学上的意义。

第二章 最初的地下文艺沙龙 1967年北京文艺沙龙雏形

1970年绝大多数的朋友都在插队、兵团或是当兵，整个北京显得空荡荡的，只有少数几个圈子在秘密活动。此后加入的还有一个刘森。他50年毕业于徐悲鸿学院，坐过牢，放出后没有工作，自己在香山附近用泥烧制一些佛头给农民，换一些钱过活。他个性放荡不羁，富于感情，当同朋友们谈论起他所喜爱的欧·亨利的小说，就会激动得身体发抖。此人还在民间学了些相面、手相、奇门遁甲之术，颇有心得。有时，刘森来会朋友，有时，朋友去拜访他。他住在香山脚下的一个村里，一间简陋的土房，一副老农的样子。

李坚持“文革”初在国防科委工作，因为参加“三军冲派”被抓到监狱关了一阵子，被释放后即被下放到一个半导体元件厂，这是个小厂。李坚持的气质和举止在当时给人一种“职业革命家”的印象。

<span class="ter">——李坚持、黎利地下沙龙（1967—1970）</span>

在此之后，北京内部书店出售内部读物，高干持特殊证件方能进入购买。内部读物也开始在圈子中流传：布隆恰夫的《经理的故事》、叶甫图申科的《娘子谷》和《白轮船》、《落角》、《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

1975年9月，江青集团在对李坚持等人进行长期监视、监听、外调后，将多人逮捕。

在北京各中学“四三派”、“四四派”登上政治斗争舞台的同时，老红卫兵已开始脱离政治斗争。除一部分人结伙进行文艺演出，大部分开始“逍遥”。作为被当时批判的“逍遥派”、“颓废派”，这些人聚在一起游山玩水、聚餐、交流书籍、传唱外国歌曲，学写新旧体诗等，这就是后来文艺沙龙的雏形。

李坚持又和同厂的陈小冬、范思学、周文林形成一个四五个人的小圈子。这其中，还有范思学的妹妹范婷，有一段时间她把东北知青的一些诗带给大家看（当时她在东北下乡）。其中一首写嫩江平原风雪的诗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李坚持也带来一些手抄本的小说、诗歌。后来，雷明、陈乐平等人也出入于这个圈子。

1967年夏天，当全国在“文攻武卫”的口号下，进入全面内乱时，在北京已有一批“文革”初期的“运动领袖”和政治力量退出运动舞台。

当时，大家出于对“文化大革命”强烈不满，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主与法制表示关切，大家开始探讨，社会主义应该怎么搞，中国未来的命运如何？这是“地下文艺沙龙”向理论研究迁移的开端，最终导致了后来政治镇压的结局。

第二章 最初的地下文艺沙龙 黎利等人的文艺沙龙

1969年冬天，部分下乡插队的知青由农村逃回城市。这时的北京已一片肃静、冷落。在这种寂静冷峻的气氛下，一些新的知青沙龙开始萌生出来。留在城市的知青与从乡村归来的知青在沙龙中重新聚合。

黎利，12中学生，女才子，是当时北京有名的“三利”之一，“地下上流社会”知名人物，其父是长征干部。传说黎利性格仍带有祖籍湘西色彩，泼辣、干练。“文革”中，造反派砸门而入，要抄黎利的家。黎利手持两把菜刀，挡在门口，造反派没有人敢上前同她较量，后来黎利被抓入公安局，曾与翁如兰关押在同一间牢房。

翁如兰，中央美院附中毕业，父亲是大历史学家。翁如兰在“文革”初绘《百丑图》，因为“丑化中央领导人”而被捕入狱。黎利则是反中央“文革”小组入狱坐牢，两人同关一室。

黎利由农村返城后，在她周围很快聚集了一些人，形成了一个文艺沙龙。在这个沙龙中，大家一起谈哲学，谈马列，搞意识形态，也弹琴唱歌，搞文学，有时候蹬自行车外出野游。

黎利曾将自己写的散文、札记拿给朋友看，厚厚一本，有文学作品，有哲学，还有插队笔记。

在黎利的圈子里还出了一个后来颇有名气的《九级浪》的作者毕汝协。

黎利曾告诉朋友说：“毕汝协的这篇小说，基本上是我启发他写的。”黎利向毕汝协提供了相当多的人物素材，并给予相当的鼓励。

第二章 最初的地下文艺沙龙 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九级浪》、《逃亡》

毕汝协，老红卫兵，其父是中宣部的一名司局级干部。《九级浪》的篇幅虽然不很长，有十万字上下，但是其内容分量和历史跨度已基本构成长篇。毕汝协是“文革”中运用批判现实主义手法的第一人，也是在“文革”运动中直接反映社会生活现实的第一人。他的小说所描写的人物，像司马丽，就生活在人们中间，具有典型的真实性，小说所描述的人物生活场景也是人们熟悉的，正是当时高知、高干子弟经常出入的地方——像“老莫”（莫斯科餐厅），像“沙滩”（其中一段描写沙滩夜景光怪陆离的灯光，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颇有安德烈夫的笔法）。虽然是反映人们生活中正在发生着的事情，可是让人读后仍感惊心动魄。小说中自然流露出对外国艺术家和其作品的熟悉，毫无生拉硬扯的矫饰造作之感，小说涉及音乐、绘画、美学都很轻松、得体，表现出作者在西方文学浸淫下的修养。

小说以第一人称来叙述。主人公是个中学生，每天坐在家中二层楼上看书绘画，每日百无聊赖，像19世纪的作家俯视下面的平房四合院，那里生息着芸芸众生。一天，男主角忽然注意到一个美丽少女从窗下走过，引起了“我”的注意。后来，“我”发现女孩经常从窗下走过，气质不俗。渐渐，男主角开始期待她每日的出现。此时的“我”，还是一个纯洁的少年。后来，“我”与“她”——司马丽一同结伴和一位绘画老师学习画画，但“我”的心爱的女朋友被绘画老师骗奸了（这一解释过于简单，还另有说法）。司马丽从此走向堕落，“我”也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幻灭了。最后这个“我”，也跟着其他的男性后面，玩弄了自己从前心灵上的圣洁“女神”——司马丽。

司马丽是在人民解放军围城的炮声中呱呱落地的，可以讲是与新中国同时诞生。她的父亲是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具有旧官僚的背景。司马丽是父亲小老婆生的，这使她在重视抓阶级斗争的社会环境中，和“文革”开始后“血统论”横行的时代备受歧视和屈辱。可是司马丽却表现出了惊人的高贵、独立和圣洁。到“文革”运动的后期，司马丽的家庭受到重大打击，本人又孤立无援，前景渺茫，看不见任何个人出路。在一个夜晚，“我”偕司马丽学画归来，在小胡同里突然被流氓拦劫，“我”被用刀子逼向墙角，仓皇逃避，司马丽被“流氓”拖到黑暗角落里强行施暴，幸亏有下夜班的人路过，将司马丽解救。司马丽衣衫撕破，一人在黑暗中徘徊，“我”追随在后。后来，“我”发现司马丽跑到了绘画老师家里，教师屋里的灯熄灭了，“我”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捂着脸跑开了。

小说的名称，缘于俄国画家埃瓦佐夫斯基的油画《九级浪》。画面是：茫茫大海，乌云密布，惊涛骇浪之中，一只帆船即将倾覆。小说中教师家中即挂此画。司马丽堕落后，生活放纵，与以前判若两人，毫无廉耻可言。男青年们中间流传她的脏话，说此女浪得厉害，“浪”得够九级了。

在小说结尾，男主角也与司马丽发生了性关系，胡闹一通。写胡闹的过程，司马丽脱下衣服，胸部露出烟头烫的疤痕，以及金丝镶边的乳罩（腐朽的象征），场景触目惊心。男主角“我”玩弄了司马丽之后，小说迅即跳到“老莫”。展开“我”与朋友在餐桌上的一段对话，用调侃的语气说：老师是第一个（指玩弄司马丽），“我”跟在后边，踏着老师足迹，其他人一个一个跟着上。至此，小说就结束了。（另有一版本，小说结尾交代，男主角同司马丽一同前往山西农村插队）。

小说表现出作者对高干、高知子女和他们圈子的熟悉。他对“脱衣服”之类的描写，使大多数当时知青感到惊骇，包括圈子里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接触到这么多社会“阴暗”，但是，没有人对小说的真实表示异议。

《九级浪》用直面人生的冷峻，撕开了生活的种种假象，用一种犀利和简洁道破许多真实。小说中穿插司马丽父辈在巴黎花天酒地的生活，又反回来写“文化大革命”，形成了历史纵深感。作者对一代青年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迷惘、幻灭、扭曲和堕落，写得准确透彻。小说再现了一代青年人在运动冲击、精神压迫下所共同经历的分裂、瓦解、蜕变的“心路历程”。司马丽是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颇具光彩的“悲剧人物”之一。作品把我们领入她的内心世界，在茫茫大海的狂浪滔天中，她绝望挣扎，渴望拯救，她凭着弱女子的勇气与命运搏斗，最后甘于自我毁灭、沉沦、腐烂。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哪一个心灵深处不曾掀起“九级浪”呢？司马丽是恩格斯所讲的，“文化大革命”“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在文化专制的历史条件下，作者能遵循和坚持艺术自身的规律，关注“人”，关注人的心灵，这一切实在难能可贵。

《九级浪》于1970年迅速在北京知青中间传抄，并逐渐扩散开去。小说在当时得到普遍欣赏、认同。但在当时，还谈不上赞誉，“物以稀为贵”。在“文革”期间很少有小说达到《九级浪》的艺术水平。毕汝协运用文字比较简洁，从容不迫。在涉及性事上语言驯雅，适可而止。观察趋于深邃，描述懂得简约。显示出作者是个说故事的行家。但是作者在对“苦难”进行一番调侃、玩味之后，似乎有一种堕落的轻松。这是一种心碎后无情感的冷静？司马丽的“自毁”是一种抗议？还是一种“生活无意义”的证明？（作者在小说中曾片断提到“存在主义”。）读者在读完了这部辛辣、酸楚、惨烈的手抄本小说之后，只好自己去掩卷沉思了。

当时，有小道消息说，周总理看过《九级浪》后讲，作者还是有才能的，是不是能写写社会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的作品？这一传说，需要考证。

与《九级浪》同时流传的还有一部《逃亡》。

《逃亡》记述，在东北插队的几名知青扒火车返城的经历。小说中几个知青，爬入一拉煤炭的空铁皮车厢，几个人在寒风中蜷缩成团，各自进入回忆，每人有一段往事加以倒叙。小说结尾：在东北某一小站，这几名知青冻僵的尸体被人发现，几个知青抱在一起，在睡眠中一去不返。

当年扒车应是许多知青共同的经历。有扒闷罐车冻死在里面的，有在车皮里生火取暖烧死在里头的，还有扒客车被关押的。小说中的知青在临终前梦想到了他们的童年、少年、梦见了自己的父母亲人。这不禁令人想起安徒生《卖火柴的小女孩》。

小说运用不同人物的回忆，包容了“文革”初不同的生活层面，有人性的丑恶、污秽，也有一闪即逝的美妙片断，不同的回忆片断，剪辑在一起构成了“文革”的历史场景。这是一部敢于直面人生，大胆暴露黑暗面的作品。还没有一部小说，能够把知青悲惨命运揭示得这么尖锐、深刻。

小说《九级浪》、《逃亡》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正在于，它对文学“虚假现实主义”传统的反拨。它重拾批判现实主义、人道主义的五四文学传统。这在当时是一种大胆、无畏的创作和开拓。

第三章 从郭路生、依群到童话诗的泡灭 精神“教唆犯”赵一凡与新诗歌运动

徐晓回忆赵一凡时说：“这个人非常聪明，记忆力惊人，治学和办事特严谨，品质高尚。这个人很矛盾，也很正统，非常革命但又很‘右’。赵一凡在1973年给一位老干部写了一封信讲：‘你的女儿与我交谈，我发现她是个很好的青年，但阶级觉悟不高，对老干部看不起，比较担心她的发展。’他就是这么正统的一个人，但又作了许多与当时政府相违背的事情。”

赵一凡作的另一项工作，就是致力于对“文革”中一代青年人的文化启蒙。

赵一凡（1935-1988）原籍浙江义乌，生于上海，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自幼因病致残，两度卧床15年。他只上过三个月小学，却自修完大学文科。主要从事儿童文学编辑工作，并做过古典文学书籍和辞书的校对工作。他一生中还有一个重要贡献，就是进行私人性质的文化资料的收存、整理。在“文革”中，他保存了地下文坛大量珍贵的资料。1975年初，因“交换、收集、扩散反动文章”，被冠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第四国际”罪名，逮捕入狱。1976年“四人帮”粉碎后出狱，所抄没的一部分资料也幸得发还。由于赵一凡多年的细心收藏、编辑，保存下来大量文学资料。其中相当部分已被原作者遗失、忘却的诗稿，借此得以重见天日，得到发表，使不少诗歌最终由“地下诗歌”，变为“地上诗歌”。赵一凡是现代诗坛默默的奉献者，为“地下诗坛”作出了突出贡献。

<span class="ter">——赵一凡地下沙龙（1970—1973）</span>

要了解这个沙龙的活动，必须要先了解赵一凡这个人。

两本最时髦的书和《带星星的火车票》向北京青年吹来一股新风。随即，一批黄皮书传遍北京：《娘子谷》（苏俄）、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他》等。同时，在青年中开始流传手抄本的小说：毕汝协的《九级浪》、甘恢里的《当芙蓉花重新开放的时候》以及郭路生的诗《相信未来》。

他的父亲赵平生，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解放前即在党内被打成托派，他一方面不断在国民党监狱中坐牢，同时又在共产党内挨整。他本人是一个学者、哲学家，受过高等教育，曾在革命战争时期担任根据地一份著名的报纸《盐阜日报》的主编，解放后任全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秘书长。赵一凡的母亲出身于上海大资本家，也是个知识分子，写一笔极漂亮的楷书。因为赵一凡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要从事革命工作，赵一凡随父颠沛流离，一生中没有进过几天学校。他的文化是看、来的。赵一凡自幼受其父影响，读了很多马列的书，非常正统，信仰共产主义。在三四十年代，他十几岁时就写了一本儿童读物《列宁的故事》，并在上海设法出版。

当时各图书馆都已封闭，一切文学作品（除帮派文艺）都成为毒草，图书奇缺。赵一凡留心搜集各种文学作品，然后把这些书传播出去。他安排得特别巧妙，一本书让这个人看完了，然后直接传给另一个人。徐晓回忆赵一凡时讲：“赵一凡希望大家能够成长、成熟，对大家作了很多启蒙。他的大量书信（特别是1972年、1973年）内容常是评介某几部书；经常是某人××时来我处取××书，××时间了、××书该还了；信件经常是这些内容（他所有的书信都留底稿，写在使用过的纸张的背面，字极小而又整齐）。”

在“文革”初，赵一凡的身体已恢复到脱离开轮椅能拄拐行走。当时，他的活动范围几乎遍及整个北京，到北大、清华等校去抄大字报，留下了很多资料。从运动一开始，他就致力于收集民间流传的东西，各种各样的小报、传单。到了“文革”后期，通过各种渠道在他手中汇集了很多手抄本的诗歌和小说。他手中掌握着大量“文革”中青年思想活动的材料。

在北京秘密活动着的文艺沙龙中，有一个十分活跃的大沙龙、大圈子。许多后来知名的青年诗人、新诗歌开拓者以及许多爱好文学的青年都曾出入其中，不少文艺圈子与此大圈子发生过交叉关系。这就是，赵一凡主持的地下文艺沙龙。

20世纪50年代赵一凡曾在街道上做过青年工作，后来，他在文字改革委员会参与编书。当时编的书有儿童的、语言的、语音的。后来，赵一凡实际上已经是一名语言文字专家。商务印书馆的《辞源》一书的最后一校，都是归他校对的。他的父亲是“文改会”秘书长，让赵一凡为“文改会”长年工作，却从来没想到为他儿子弄一个编制，一直是编外。有时到班上去，有时拿活回来干，还要加班加点，从未拿过国家一分钱工资。

赵一凡的一生从别人眼中看，也许是十分不幸的。他自幼脊髓有毛病，造成全身瘫痪。四岁即睡石膏床，整整睡了六年。这期间还不断做过大手术，经过连续开刀，他逐渐可以起身，恢复到能够拄着双拐行走。也许从记事时候起，他就生活在与痛苦搏斗中，这也形成了他不同常人的顽强。

1970年冬在全国掀起了以刘少奇为靶子的批判“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的高潮。正是在这样严酷的冬天，北京知青精神上的早春开始了。

第三章 从郭路生、依群到童话诗的泡灭 灰皮书、黄皮书、手抄本

起初，赵一凡沙龙中只传阅“文革”前出版的各类小说，以及“灰皮书”（“文革”前的内部书，多为灰皮）。后来又开始传阅“黄皮书”。“黄皮书”是在“文革”中，由内部书店印刷发行，只供高干阅读的，封面多为黄色。内容多为苏联小说，如《你到底要什么？》、《多雪的冬天》和剧本《椅子》。《椅子》是国内最先介绍进来的西方先锋艺术，介绍的目的自然是供批判。

徐晓见到赵一凡是1972年。江青在1970年初，已经点名批判《相信未来》。此时在沙龙中弥漫着一种偷食“禁果”时的犯罪欣悦感。徐晓在沙龙中读到第一本禁书。徐晓回忆讲：“在此之前，我没有正式读过一本文学作品，当时，我虽然已是一名小学教员，却才17岁，刚初中毕业，出身于一个工人家庭。我读的第一本小说是《怎么办？》（车尔尼雪夫斯基）。”

当时，徐晓通过沙龙认识了后来成名的诗人北岛、芒克等人，并介绍史铁生与赵一凡相识。史铁生是陕北插队知青，因伤残病退返城。两人就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合理的利己主义”进行了讨论。史铁生提出，王杰舍己为人的行为可以用车氏“合理的利己主义”来解释。王杰不扑向炸药包，事后他的内心将是痛苦的，只有扑上去，他的内心才能平静。

在这之后，徐晓还读了《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等书。徐晓讲，“赵一凡是我的精神导师，他使我认识了人的问题。知道还有一个人的问题存在。我不仅是个共青团员、教师，而且是人。”

赵一凡家的沙龙是开放性的，不同色彩的小圈子在这里发生交叉。赵一凡作为文学青年们的“精神领袖”，对他们的生活、思想和艺术追求产生过深远影响。

郭路生和依群等人，以及后来形成的白洋淀诗群，都与赵一凡有过接触交往。赵一凡对地下诗坛的每一点开拓，都表示理解和赞许。对青年诗人们拿来的小诗都加以指教并珍藏、整理，以至这些诗人早已将这些诗歌遗忘，他却将它们细心整理、汇集成册。应该说，赵一凡是同新诗歌运动渊源最深、联系最广泛，最密切，影响最大的人之一。

第三章 从郭路生、依群到童话诗的泡灭 新诗歌第一人：郭路生与《相信未来》

郭路生，笔名食指。（1948-）原籍山东，出生于北京一个干部家庭。“文革”中新诗歌的第一人，为现代主义诗歌开拓了道路。他的诗作有《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还是干脆忘掉她吧》、、、《疯狗》、、《相信未来》、《鱼群三部曲》等。

在1968年12月20日下午四点零八分，一列火车缓缓驶离了北京站，郭路生就坐在这列火车上，“上山下乡”的历史洪流将他同千百万知青席卷到广阔天地中去。在这历史的时刻，“一片手的海浪翻动”起来，列车在泪雨中渐渐加速……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

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

风筝的线绳就在母亲的手中。

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

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

直到这时候，

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

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

因为，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郭路生的成名作是《相信未来》。

《相信未来》像“闪电”，迅速抓住了当时青年的心。

当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顽固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仍然固执地望着凝露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是呵！相信未来，

这是最温暖的手臂，

是啊！相信未来，

这是最迷人的色彩。

捕捉住读者心灵的不仅是那种“出人意料”的大胆的浪漫主义，还有那明澈如秋水般的纯洁。诗人像水晶一般的透明，在污秽、压抑的环境中突然看到这样纯净的诗句，仿佛是目睹了一种奇迹。隽秀的诗句和儿童一般执拗的真诚深深打动了青年们的心。

我要用手指——指那滚向天边的波浪，

我要用手指——那托起太阳的大海，

我摇曳着曙光——那枝漂亮而温暖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

是因为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

他们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他们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不管他们对于我们这些

迷途的惆怅和失败的痛苦

是给以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

还是给以轻蔑的微笑、辛辣的讽刺。

我相信他们，

对于我们那无数次的探索，

一定给以热情、公正、客观的评定！

是的，我焦急地等待他们的评定！

当千百万知识青年卧伏在草莽深处暗暗舔吮自己身上的创痕时，当昔日狂热被冷酷的现实击得粉碎时，当青年们苦闷地寻求出路时，这种孩子式的形而上的信仰尽管十分盲目，仍然能感动和鼓舞他们奋斗下去。

亲爱的朋友啊，相信未来吧，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一切的青春，

相信永不衰竭的斗志，

相信未来，相信生命！

前程啊，一定光明，

未来啊，一定美好，

生命啊，永远前进！

《相信未来》是“文革”“新诗歌”的发轫之作。它的出现，唤醒了一代青年诗群。

《相信未来》及其天才作者郭路生也不可能是凭空出现的。这一切甚至可以溯源于60年代初就曾活跃过的一代现代派诗人：张郎郎、牟敦白、董沙贝、郭世英等人。1965-1966年间，郭路生曾出入于牟敦白家中的文艺沙龙。其成员有：王东白、甘恢里、郭大勋。几个人经常聚会，玩秘密写诗的游戏。喝酒，没有钱，只能喝廉价酒。下酒菜是咸菜，有一次董沙贝带来个青萝卜，用铅笔刀削削，大家吃得特别有味。

牟敦白当时才从狱中出来，他是郭世英一案中最年轻的一个。要搞清当时牟敦白沙龙的背景，就必须了解郭世英一案及郭世英其人。

第三章 从郭路生、依群到童话诗的泡灭 X小组的覆没及郭世英之死

郭世英是郭沫若之子。据万里之子万伯翱回忆，其身高一米八零，在101中读书时曾是校足球队的门将。他不仅热爱运动，体力充沛，而且聪明过人。20万言的默读两遍就可以基本背诵下来。1962年郭世英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时，全国掀起学哲学热潮，基层单位也纷纷成立学哲学小组，报刊上不断登载各行各业运用哲学思想，主要是“一分为二”观点解决从政治到军事，从生产到教学的各种各样问题和矛盾的文章。“一分为二”被视为解决一切矛盾的万能法宝。在这种气氛下，郭世英同几个同学组织起来向哲学“禁区”进军，天真加认真，使他们提出了许多敏感的哲学上的未知数，所以他们把自己的小组命名为：X小组。

他们研究的问题包括：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大跃进”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什么是权威？有没有顶峰？等等。他们的讨论常常是通宵达旦，寒暑假也以通信方式相互探讨不断提出的X。X小组的言论和活动，引起北大和公安部门的注意，有关部门从截获的书信和油印刊稿上，掌握了他们“严重的政治问题”。因为，赫鲁晓夫的俄文拼写的第一个字母也是X，X小组便“顺理成章”地被视为“赫鲁晓夫集团”。在当时中共“九评”公开信论战的气氛中，在强大政治攻势下，X小组土崩瓦解，纷纷落网。郭世英被定性为“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性质属敌我矛盾”，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在周总理亲自过问、安排下，郭世英被送到河南西华农场，以“下放劳动”名义到农场劳动。

郭世英X小组被破获，使当时张郎郎、董沙贝、张文兴、张新华、于植信、张振洲、张润峰等人的“太阳纵队”（诗歌沙龙）如惊弓之鸟，才活动不几天即自行解散。

郭世英在1968年4月26日清晨六时，被造反派迫害致死。在农业大学私设的牢房中，他被四肢捆绑在椅子上，轮番批斗，连续三天三夜，受尽人身凌辱。最后，人反绑着从关押房间、一个三层楼上窗口中“飞”出来……肝脑涂地，血染红了楼前的土地。死时年仅26岁。对于他的死，万伯翱说是，“血的抗议”自杀。张郎郎说是，他杀。

郭世英也擅长写诗，但极少传世。万伯翱保存了他当年在西华农场黑板报上写的一首儿歌《小粪筐》。

小粪筐，／小粪筐，／粪是孩儿你是娘。／迷人的粪合成了堆，／散发五月麦花香。／小粪筐，／小粪筐，／你给了我思想，你给了我方向，／你我永远在齐唱。

才华四溢的郭世英仅仅给我们留下这么一首歌颂粪筐的儿歌，这本身就是一个悲剧。

牟敦白是郭世英一案中最早被放出来的。沙龙中所有的人都生活在这一案件投射的阴影之中。1966年，张郎郎因为“太阳纵队”、秘密聚会、袁运生的画等罪行被关押。张郎郎逃跑，在和朋友分手之际，在王东白本子的扉页上写下四个字：相信未来。

当张郎郎逃往南方时，甘恢理写下伤感的别离诗《我不相信：你已离去》（题目不确）。而郭路生则写下那篇名作《相信未来》。所以，郭路生曾对张郎郎说：“我那首《相信未来》，题目得自于你。”

正是上面所述的一切，导致了郭路生的“早熟”。当他写作《相信未来》一诗时，在他身上已积累了至少一代人的地下文学史。

郭路生是“文革”中新诗歌运动的第一人。

仅仅凭着《相信未来》一诗，食指（即郭路生）名满天下。他的诗在当时的青年中秘密流传甚广。无论是在山西、陕北，还是在云南、海南岛、北大荒……只要有知青的地方，就秘密传抄食指的诗。当时人们对食指有种种猜测，传得神乎其神。甚至被关押在北京公安局看守所中的张郎郎也在大狱中听说了这首诗。郭路生在“文革”后期，逐渐精神崩溃，成为精神病人。据李晓峰在《海南纪实》上撰文说，他的病与他同赛少华的悲剧性恋爱有关。他的好多诗都是写给赛少华的，但赛家不同意他们好。李晓峰回忆当年与郭路生见面的情景，对他印象特别好，说他为人谦虚，也很大方。每当聚会的时候，大家说：“你他妈写得不错，给咱们来一首。”他一点也不忸怩，说：“好！我给你们朗诵几首吧！”朗诵完，还自谦地说：“写得不好，请多提意见。”李晓峰当时还煞有介事地给他的诗提出了些意见。郭路生挺耐心地听着。那时的人都很狂，而且听众里还真是藏龙卧虎。后来成名的诗人北岛在法国回答记者提问，回忆说他当时为什么写诗，就是因为读了郭路生的诗。

“白洋淀诗派”的多多后来对郭路生评价说，他是“自朱湘自杀以来所有诗人中唯一疯狂了的诗人，也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新诗歌运动伏在地下的第一人。”

从流传的极少的几首诗中，依稀可以看到他爱情生活的痕迹，以及心灵的碎裂状态：

火红的酒浆仿佛是热血酿成，

欢乐的酒杯溢满疯狂的热情，

而如今酒杯在我手中激烈地颤栗，

波动中仍有你一双美丽的眼睛——

眼泪幻想啊终将竭尽，

缪斯也将眠于荒坟。

是等爱人抛弃我呢，

还是等我也抛弃爱人——

《还是干脆忘掉她吧》

1974年郭路生其时已经精神崩溃，他写下了《疯狗》：

受够无情的戏弄之后，

我不再把自己当成人看。

仿佛我就成了一条疯狗，

漫无目的地游荡在人间。

我还不如一条疯狗，

狗急它能跳出墙院。

而我只有默默地忍受。

我比疯狗有更多的辛酸。

恰巧这是一首能恰当形容当时知青心态的诗歌，更意味深长。到了1974年，一代青年人实在已经不堪压迫，失去了盲目“相信未来”的勇气。他们有“太多的鞭痕，太多的疑团，在黄沙迷茫中他们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信仰”，像郭路生诗中的“疯狗”。徐敬亚在评价《疯狗》时说，“辛酸的诗句真令人心灵颤栗。”“当多少人在颂歌中晕眩，在‘主人翁’的口号中陶醉的时候，”他“却对蒙着红光的暗夜发出了反叛的嘶叫。这不是丧失理智的哀鸣，恰恰是最可宝贵的清醒的呻吟。”

第三章 从郭路生、依群到童话诗的泡灭 形式革命第一人：依群

在郭路生之后，新诗歌运动中崛起的知名诗人是依群，他把诗歌形式向前作了大胆的一跃。

依群（齐云），北京五中高三学生。当时，他不但写诗还写电影剧本，他的代表作是《纪念巴黎公社》、《长安街》、《你好哀愁》等。

1971年官方举行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的隆重活动，引起了当时正在白洋淀插队的北京35中的孙康（方含）的注意。下乡后一直坚持诗歌创作的孙康便动手写了一首长达百行以上的长篇政论诗《唱下去吧，无产阶级的战歌——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诗歌从巴黎公社失败后写起，描写了社员墙，回顾了国际歌的诞生，怀念欧仁·鲍狄埃，放眼国际风云，再转回到中国的现实，反修防修的重任。

长诗弥漫着哀伤情绪：“黄昏包围着拉雪兹——这最后的巴黎”。这一句，所有知青读者都明白指的就是1968年红卫兵运动退潮后的北京。“你是暴风，你是闪电，虽然终于消失在黑暗里，但这就够了！够了！够了！……满腔热血化成了五月的鲜花……”这些诗句流露出对红卫兵运动的深切怀念和不屈意志。《战歌》实际上是1968年红卫兵浪漫主义诗歌的余声。这首诗在北京知青圈子中流传开，很快传遍全国各地。

唱下去吧，无产阶级的战歌——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 方含 1971

美丽的夕照浸着奴隶的血滴，

骄傲的逝去了，

黄昏包围着拉雪兹——

这是最后的巴黎。

终于在仁慈的硝烟中

升起了梯也尔无耻的旗。

啊！拉雪兹——不朽的巴黎

不错，枪声从这里沉寂

诗篇断了——

但这仅仅是序曲。

在这伟大的前奏之后，

悲壮的交响乐

将穿越一个世纪。

啊！拉雪兹——革命的巴黎

你是暴风、是闪电

虽然终于消失在黑暗里。

但是这就够了！够了！够了！

你划时代的一闪，

开辟了整个一个世纪。

啊！拉雪兹——高贵的巴黎

歌手沉睡在你的深底。

一个世纪过去了，

满腔热血化成了五月的鲜花，

开在黄的、黑的、白的国度里。

今天，傍晚又降临了，

巴黎揭去了金色的王冠，

塞纳河洒满素色的花环，

在拉雪兹——树林荫蔽的小径上

徐徐升起了

那悲壮的歌曲：

“英特那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首诗流传到徐浩渊沙龙，同时带来了人们对这首诗的赞美之辞。这一切都引起了依群的不满。依群认为孙康在上山下乡之后，依然站在“文革”的视角，唱着红卫兵的老调子。为此，他有针对性地写了《纪念巴黎公社》。

纪念巴黎公社（依群 1971）

奴隶的枪声化为悲壮的音符

一个世纪落在棺盖上

像纷纷落下的泥土

巴黎，我的圣巴黎

你像血滴，像花瓣

贴在地球蓝色的额头

黎明死了

在血泊中留下早霞

你不是为了明天的面包

而是为了常青的无花果树

为了永存的爱情

向戴金冠的骑士

举起孤独的剑

这首诗作的意义，并不在于其叛逆的内容，而在于运用了现代主义的形式。这种形式本身体现出了对“文革”政治、意识形态更彻底的摒弃。“巴黎公社”显然是“红卫兵运动”的代称。如果说“黎明死了”、“戴金冠的骑士”这种暗喻还涉及“文革”政治，那么“不是为了明天的面包”，是“为了永存的爱情”而“举起孤独的剑”，这里包含的艺术取代政治的思想，已经完成了对“文革”话语的超越。

依群的诗作成为知青沙龙告别红卫兵话语，向知青话语迈进的起步基石。它促进了沙龙诗歌的现代主义转向，影响了一批沙龙诗人。此后，沙龙诗歌开始了现代主义的一系列大胆试步。

多多后来将依群同郭路生加以比较，说：依群更重意像，所受影响主要来自欧洲，语言比郭路生更为凝炼。多多认为，依群是“形式革命的第一人”。仅从上面这首诗的内容来看，并不属于“地下诗歌”范畴，因为其“革命性”不容置疑。此诗不能在当时发表的原因，在于这首诗的形式。任何形式上的革命，在当时都是不允许的，属于“阶级异己”行为。依群的“形式革命”（尽管是有限的）也的确显露出一代文学青年深心蕴含着对“御用文学”的叛逆性格。

依群在当时对新形式的追求，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当然，在今天看来他对旧的诗歌形式并没有更大的超越。

第三章 从郭路生、依群到童话诗的泡灭 知青“幼稚病”与童话诗

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的1972年，“文化大革命”进入低谷期，北京的沙龙则开始活跃起来。在这段时期诞生了《金色小号》、《星星、雪花、微笑》等新诗歌。各种沙龙中流传的诗歌，通过不同渠道汇聚到赵一凡的沙龙。出入赵一凡沙龙的文学青年们大多都开始学习写诗，几乎人人是诗人。徐晓也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悄悄写下小诗，她把这些诗称为“儿歌”。

新诗歌在此时成为一种时髦。这些诗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一种朦胧状态。共同的脱离现实生活的梦幻色彩、儿童心态成为这些诗歌特有的标志。经过赵一凡的收集、保存，后来这些“游戏”之作，在“文革”后多数得以公开发表。正是这样一批诗歌，后来影响和改变了“文革”后中国诗坛的面貌。

带我走吧，风

到海和天空的边缘

去追寻梦境——

《带我走吧，风》

我看到浮动的月亮

那是我很久以前的愿望

忽然被顽皮的风唤醒

今天又来到我的心上——

《海边儿歌》

这些诗，已失去食指式的对未来无保留的信任。它们是“童话”，虚无缥缈、稚弱，经不起现实阳光的照晒。尖刻地讲，这是一种重扮童年角色的渴望，在医学精神病理学中称为“幼稚病”。患者喜穿童装、唱儿歌、做儿童游戏。在北京的沙龙中，一些知青诗人准确地表述了他们的这种心态，或者说“梦态”。这是一种强烈的心理需求，固守自己美妙的“童话世界”。“梦态”与“现代主义”的会合，这就是被后来理论家们称之为唯美主义“朦胧诗”的创生。

诗人顾城有这样一段话：万物，生命，人，都有自己的梦，每个梦，都是一个世界。沙漠梦想着云的阴影，花朵梦想着蝴蝶，露珠梦想着海洋……

“我也有自己的梦，遥远而清晰。它不仅仅是一个世界，它是高于世界的天国。它，就是美，最纯净的美。当我打开安徒生童话，浅浅的胸海里就充满光辉。”

“我向它走去，我渐渐透明。抛掉身后的影子，只有路，自由的路……”

顾城这段话是对“童话诗”最好的解释。

小路上

一颗迷途的蒲公英

把我引向蓝灰色的湖泊

在微微摇晃的倒影中

我找到了你

那深不可测的眼睛——

《迷途》

让我躺在白云上做一个梦吧

我——想——你——

《梦之岛》

如果风会指路

所有小鸟

都能找到那座小房

没有门牌

罩上水雾的玻璃窗

画着心形标记

太阳的喷壶

把露珠洒在台阶上

桌上紫丁香开了

关在钟里的欢乐

发出阵阵鸣叫

那时

我们是孩子或老人

都无所谓——

《住所》

1972年在山西、陕西，在内蒙、云南、北大荒……下乡知青们已处于十分严峻的生活境地。大量知青逃回城市，或各寻出路。知青们已自己宣布与贫下中农相结合失败。返城风正在悄悄刮起来。在城市中，知青们在自己创造的小气候中，躲避政治运动的冲击。此时知青们龟缩在尽可能避“风”的地方，渴望宁静、纯真的生活。正是这种渴望创造出了这批“童话诗”。现实的严酷是“童话”存在的充足理由。

这是一个真正的奇迹，郭路生曾征兆的纯净，通过另一种方式为一批知青诗人所继承。这表明了知青身上为历史所赋予的共有的品性：纯洁。

一小块葡萄园，

是我发甜的家。

当秋风突然走进哐哐作响的门口，

我的家园都是含着眼泪的葡萄——

《葡萄园》

当然，谁也不知道明天

明天将从另一个早晨开始

那时我们沉沉睡去——

这种安徒生式的“童话世界”与“文化大革命”硝烟滚滚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与工农兵配合政治形势的“气势磅礴”的诗歌，形成尖锐的对比。在江青集团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下，文网织密。文学青年们生存环境十分险恶，他们的新诗歌随时会遭到文字狱。1974年，政治局势发生变化，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来临时，“童声”合唱也随着政治压迫的来临而很快消失。

第四章 黄金时期与“白洋淀诗群”的产床 徐浩渊和她的地下沙龙

1972年夏天，在北京国务院宿舍、铁道部宿舍有一个小小的沙龙，以徐浩渊为主持人。她是人大附中老高一学生，“文化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老红卫兵代表，因为《满江青》一诗影射江青而遭逮捕，入狱两年。出狱后她积极介绍西方文化。这个沙龙中主要成员多是业余画家和知青诗人，主要人物为画家彭刚以及谭小春、鲁燕生、鲁双芹等人。后来成为“白洋淀诗群”的头面人物：岳重、栗世征，当时作为歌手参与这个沙龙。出入这个沙龙的还有当时已出名的依群。后来这个沙龙成为“白洋淀诗群”诞生的产床。

当时沙龙的生活是大家聚在一起唱歌、看画展、交流书籍画册、为某一位成员过生日、出游等等。沙龙的核心人物属彭刚，但沙龙的“灵魂”是徐浩渊。彭刚是继董沙贝、周漫游等画家以来最早的现代画家之一，当时刚17岁，就以其野蛮的艺术力量震撼沙龙。徐浩渊则让人们传得很神：她是当年苏共莫斯科大学“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那半个布尔什维克徐迈进的女儿。在“文革”初，她化装成叫花子到陕北民间做考察，并写出《陕北农村考察报告》。

<span class="ter">——徐浩渊地下沙龙（1972—1974）</span>

第四章 黄金时期与“白洋淀诗群”的产床 白洋淀诗群三主将

岳重进入沙龙之后，很快也成为中心人物。岳重同栗世征来自白洋淀，插队已三年。岳重当时马上要被中央乐团录取，是个男低音，而栗世征自认为是一个“永恒地唱不上高音”的男高音。岳重很有天赋，其父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家中有四千册藏书。15岁时岳重即将《人·岁月·生活》（爱森堡）、《往上爬》（约翰·布兰）等黄皮书阅尽。这是他早熟的条件。19岁即写出《三月与末日》等八首长诗，此后一歇笔就是15年，他的经历是神童式的：中学数学补考；笛子拿来就会吹；画的漫画让每个被丑化的人都开心之至；以至于后来到农村无师自通，在白洋淀站在船头高歌几声就进了中央乐团。当时，在沙龙里岳重作为诗人还不为人所知，当时的“头把小提琴”非依群莫属。

青年时代栗世征与岳重一直形影不离。栗世征讲：“如果没有岳重的诗（或者说如果没有我对他诗的恨）我是不会去写诗的。”

“白洋淀诗群”三名主要干将：姜世伟（笔名芒克）、岳重（笔名根子）、栗世征（笔名多多）相识于“文革”前1964年，三人都是13岁，共同考入北京三中，分在初一七班，在1969年初又一同赴河北白洋淀插队。在上初中二年级时，岳重的一篇作文曾刊登在《北京晚报》上，第一句是：“八月，当鲜红的枣儿挂满枝头的时候……”1968年初，多多和岳重曾写过一些古体诗。在纪念毛主席诞辰七十三周年时，岳重曾提笔作赋：“一八九三年，红日出韶山，春秋七十四，光焰遍人间。”在1968年晚秋又为同学占为明插队作诗“卜算子”：“为明赴蒙古，毅登康庄路。北疆霜寒冻骨硬，程远雄心固。”除了这些之外，这三个人都尚未有谁动过写诗的妄念。

1971年夏季的某一天，芒克、岳重等人已插队一年多，芒克拿来一首自己写的诗给岳重、多多看。岳重当时的反应令多多大吃一惊，“那暴风雪蓝色的火焰……”他复诵着芒克的一句诗，像吃了什么甜东西。可是，多多对诗和岳重之间发生的重大关系一点预感也没有。那时，多多的笔记本上是隆美尔的《战时日记》和加罗谛的《人的远景》。

1972年春节前夕，岳重把他生命受到的头一次震动带给多多，这就是《三月与末日》。多多坐在马桶上反复看了好几遍，不但不解其文，反而感到这首诗深深地侵犯了他，他对它有气！他感到一时不知诗为何物，后来他发现自己在坚持固有的诗品观念：诗，不应当是这样写的。岳重的诗与他在此之前读过的一切诗都不一样（他已读过艾青的诗，并认为艾青是中国白话文以来的第一诗人），因此多多判定：这不是诗。如同对郭路生的了解一样，也是随着时间推移，多多才越来越感到岳重狞厉的内心世界，其诗品是非人的、磅礴的。后来，多多总结了岳重的形象，用一句话：“叼着腐肉在天空炫耀。”①

继《三月与末日》之后，岳重一气呵成，又作出八首。其中有、《桔红色的雾》和《深渊上的桥》。当时多多认为最好，后来岳重也认可这首。遗憾的是他的诗已大部散失。《三月与末日》是当时地下诗坛最具现代色彩的诗作，全诗共98行。摘录如下：

既然／大地是由于辽阔才这样薄弱，既然他／是因为苍老才如此放浪形骸／既然他毫不吝惜／每次私奔后的绞刑，既然／他从不奋力锻造一个，大地应有的／朴素壮丽的灵魂／既然他浩荡的血早就沉寂／既然他，没有智慧／没有骄傲／更没有一颗／庄严的心／那么，我的十九次的陪葬，也却已被／春天用大地的肋骨搭成的篝火／烧成了升腾的烟／我用我的无羽的翅膀——冷漠／飞离即将欢呼的大地，没有／第一次拼死抓住大地——这漂向火海的木船，没有／想拉回它……

《三月与末日》

岳重的诗被介绍到沙龙中之后，徐浩渊立即断言，“岳重为诗霸，岳重写了诗没有人再可与之匹敌。”

第四章 黄金时期与“白洋淀诗群”的产床 诗歌的“决斗”

1972年6月19日，多多送友人去北京站回家的路上，忽然得到一句：“窗户像眼睛一样张开了。”自此，他开始动笔，到了1972年底拿出第一册诗集。在多多诗集未完成前，徐浩渊闻讯对多多说：“听说你在‘攒诗’，让我看看。”因为多多一直对理论、哲学感兴趣，所以众人对他写诗不免有几分好奇。多多的诗拿到沙龙后，彭刚的反应是：你写的诗比你讲的好——你讲的都太对！岳重的反应是暧昧和不服气，依群大致相同，但多多自大狂式的雄心显然感染了他。依群希望多多能把诗写得朴素，感情要货真价实。同时，依群对中国文化的命运表示忧虑。多多认为这是依群后来洗手不干的原因。

多多原籍辽宁，1951年8月生于北京。从1972年写诗后，多多坚持进行现代主义的探索，先后创作有：《回忆与思考》（5首）、《蜜周》、《万象》（14首）、《致太阳》、《手艺》（以上写于1972-1973年）；《教诲——颓废的纪念》、《同居》（以上写于1976年）；以及动笔于1973年，完成于1980年的长诗《感情的时间》。

虚无，从接过吻的唇上

溜出来了，带有一股

不曾觉察的清醒，在我疯狂地追逐过女人的那条街上

今天，戴着白手套的工人

正在镇静地喷射杀虫剂——

1973年

太阳已像拳师一样逾墙而走

留下少年

面对着忧郁的向日葵——

《夏》1975年

1973年芒克开始和多多建立诗歌友谊。多多和芒克相约每年年底，要像决斗时交换手枪一样，交换一册诗集。也许是为了应付决斗，从这一年多多开始抄下芒克最初的诗句：“忽然，希望变成泪水掉在地上，／又怎能料想明天没有悲伤。”“伟大的土地呵，你激起了我的激情。”

芒克（1950.11-）原籍沈阳。1970年开始写诗。代表作：《心事》（诗集）、《泪梦》（诗集）、《阳光中的向日葵》（诗集）、长诗《群猿》、组诗《没时间的时间》。“文革”中，他有影响的诗作有：《致渔家兄弟》、、《天空》、《冻土带》、《白房子的炊烟》、《路上的月亮》、《太阳落了》、《十月的献诗》、《给》、、《我是风》等。

多多称芒克为自然诗人。他们16岁乘同一辆马车来到白洋淀插队。白洋淀历来民风强悍，作家梁斌笔下的响马李霜泗之辈当年就活跃在此地，还有打鬼子的“雁翎队”。白洋淀是个藏虎卧龙之地，多多在这里度过了六年，岳重三年，芒克七年，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是一个诗歌的摇篮，当时从白洋淀出了不少写诗的人，如宋海泉、林莽，以后赵振开、江河、甘铁生等不少诗人也都前往白洋淀游历、作客和“朝圣”。

芒克正是这个大自然的孩子，玩耍、种庄稼地，还有打架和流浪。他诗中的“我”是从不穿衣服的，赤裸躯体散发出泥土和湖水的气味：

我要举起浪花

向着陆地奔跑

我要亲切的呼唤

扑进她温暖的怀抱——

《海风》

在波涛的面前

我竖起胳膊的桅杆——

《船》

庄稼：

秋天悄悄来到我的脸上

我成熟了。

土地：

我全部的情感

都被太阳晒过——

《十月的献诗》

他要表达的不是结论而是追寻。多多认为，芒克最令人向往的是他的“生命力”。到了1973年底，多多同芒克交换诗集时，芒克已硕果累累，此时多多的第一册诗集也为他赢得不少青年诗人的赞赏。

岳重给多多留了一张条子：别背着，你的诗集四处索取荣誉了。在这一年的夏天岳重却遭到厄运。社会上传抄他的诗，诗作被人送到了公安局，也许公安人员被这个“怪物”吓坏了，将岳重的诗送到了中国文学研究所进行鉴定，不知是经过那一位诗歌专家和那一级组织审查后，确定“此诗无大害”，才算了事。就此，岳重搁笔了。

1973年是沙龙的鼎盛时期，这期间多多等人还见到了更老一辈的牟敦白，他和甘恢里、张郎郎一代，属于从60年代就开始艺术活动的。属于那一代人的还有画家周漫游、董沙贝等，也有所来往。他们生不逢时，在最有创造力的年龄赶上了“文化大革命”。

第四章 黄金时期与“白洋淀诗群”的产床 黄金时期的结束——寒流袭来

1973年以后沙龙中写诗的人就多了。有史保嘉、马嘉、杨桦、鲁燕生、彭刚、鲁双芹、严力等。他们的诗大都散失。现在仅存的散稿如下：

马嘉：

我的诗歌没有旗帜

发出一道

比少女的胸脯

还要赤裸裸的

太阳光

我像秋天的野果

那样沉重

我具备了十月的一切、一切……

鲁双芹（女）：

生活并不卑贱

然而对于过去，我们连一分钟也不是圣洁的

我的生命像块被开垦的土地

拿去吧，走开吧，我再也无话可说……

李之林：

一切

都那样平庸

那样合理

那样不能让我容忍

沿着看不见的道路

我走着，走着

隐约地

我感到了

淡淡的怡人的悲哀……

彭刚：

一见阳光

我的心就融化了

舒舒服服地

淌着遍地都是

呵！

爸爸

妈妈

我像个孩子一样

走着，走着，

把我的一切都抛弃了……

杨桦：

英国式的裤线和气概

我是一位标致的有香气的男子

我的歌声曾来自栅栏的后边…

在“文革”中运用现代主义手法进行诗歌探索和试写的诗人还有：

林莽，原名张建中，（1949冬-）1969年在白洋淀水乡农村开始诗歌创作。

田晓青，笔名小青，（1953.4-）北京人，原籍河北蠡县。“文革”期间曾经入伍，1973年复员后回城当工人。

严力（1954.8-）北京人，原籍宁海，1974年开始写诗。

杨炼（1955-）生于瑞士伯尔尼，北京人，1974年读完高中，到北京昌平县插队，插队期间开始写诗。

以上这些青年诗人，在“文革”后的新诗歌创作中，作为“先锋派”的主力崭露头角，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他们都曾受到过“地下诗坛”的雨露，创作发轫于“文革”期间。

到了1974年，“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所有的人都感到了政治气压的变化。在这一年秋天江青集团开始对地下文坛进行查抄、清剿。在政治压力下较有规模的诗歌活动已告结束，大的沙龙开始解体，剩下一些分散的小圈子，局限于最密切的朋友之间。

在这之后，芒克与彭刚曾组织最早的“先锋派”，拉多多参加，试图进行更现代主义的试验。这个圈子实际仅有芒克和彭刚两人，维持了不到两个月。

1974年，多多拿出了他的第三册诗集，芒克如约与他进行了交换。这是一次私人的决斗。

随着大大小小文艺沙龙的解体，随着岁月流逝，徐浩渊的风采以及彭刚诸人的隽言已随风飘逝，知者了了。“白洋淀派”诗人的诗句却留存了下来，在新时期到来时独领风骚。

第五章 “知青歌曲”的泛滥 上山下乡清苦生活的自娱自乐——知青歌曲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1700万中学生自愿和被迫离开城市，踏上了走向边疆、农村的征途。

在建设兵团、农村，这些知青作为简单劳动力使用。兵团的“军事组织”对知青的生活与思想进行了双重的禁锢。一些领导者的腐败、愚昧、对文化的仇视，使知青们被置于任人宰割又申冤无地的境地。在陕西等艰苦地区，男女知青甚至连口粮钱也挣不下，其他较富裕地区终年劳作也仅仅勉强糊口。艰苦的生存环境，与父母家庭的分离，对终身扎根的忧虑都促使知青们产生了严重的挫败感。堕入社会最底层的知青们，在插队支边的艰难岁月中饱尝人生的酸甜苦辣。

在陕西、陕北、山西、河北等省农村，在新疆、内蒙、东北、云南几个大的建设兵团，当时流行的知青歌曲数量不小，尚无人进行系统搜集整理。仅目前见诸文章、报刊和收入盒式录音带的已不下数十首：、《75天》、《地角天边》、《雨声传情》、《南京之歌》、、《松花江上》、《疯狂的世界》、《我的眼泪》、《姑娘八唱》、《请你忘记我》、《伤心的泪》、《小小油灯》、《钞票》等。

这些歌曲是知青在缺乏文化娱乐的寂寞岁月中，创作出来进行自娱的，它们是知青上山下乡生活的真实写照。它们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告别家乡初到农村时期的歌曲和在农村中受重创后创作的歌曲。前期歌曲的主要内容为表达悲壮、凄婉的思乡情绪，后期则主要表现对生活的幻灭感。

远离城市，长期缺乏文化生活，知青们的内心世界像一片久旱的土地，渴望甘露浇灌。云南兵团十五团知青陈英惠在回忆文章中讲，“每当夜晚来临，知青们就会一伙一伙围坐在一起，对着月光唱着思念亲人和故乡的歌。向着故乡的方向大声呐喊，以宣泄难以忍受的寂寞与痛苦。”

在东北兵团，知青精神生活的贫困也是同样的。这个时候，唱歌便成为东北知青唯一可以减轻苦闷和孤独的方法。在1970年-1971年，15团29连女知青宿舍里，经常半宿半宿地唱歌，唱《井冈山的道路》、、《红珊瑚》、《刘三姐》、《怒潮》（电影），甚至《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深深的海洋》、《红河村》、《灯光》。到了1975-1976年，兵团的种种“纪律”、“约束”开始松弛，各种知青歌曲便开始在连队中泛滥开来。于是便有了14团工业连“知青歌曲大联唱”这样一幕场景。

在建设兵团中，能够当干部、教员、开机车的知青毕竟是少数。有许多知青才智得不到充分发挥，穷极无聊，便各自搞一些个人爱好，打发光阴。一些喜欢电子的便自己组装各式半导体收音机。在14团11连，有一个北京知青李××搞了个窃听器，窃听女生讲话，连里知道后，组织全连知青对其进行批判。

14团工业连北京知青金小平，在电子方面也是“能手”。他自己装半导体、电唱机，还装了一个发射机，知青们曾进行过一个试验，在一千米距离之内，7个管的红灯牌收音机可以收到清晰的声音，金小平打开发射机，北京知青朱宗强、章海等人在宿舍里唱歌、说话，在连队方圆一平方公里范围内可以收到。

一天，工业连的女知青在宿舍里打开半导体，忽然从半导体收音机中，传来奇特的声音：“这里是北京知青广播电台。”接着便从半导体中传出参差不齐的歌声。先是《北京——地拉那》，再听就不对了，《小板凳摆一排》、《哇哈哈》、《插队的人归来》、《南京之歌》……声音愈听愈熟悉，一个女知青跑到男生宿舍，见他们正仰着脖子唱呢。当天，男知青搞发射台的事就在女知青中轰动了。

知青歌曲基本是借曲填词，云南知青自嘲为“借曲家”。这些“借曲家”创作的歌曲具有浓郁的民歌风。“泪水相流就落肩上”（《山西知青离乡歌》）“还要回来还要回来、回到故乡！”（《广州知青歌》）“火车，火车，慢些走！”（《火车慢些走》），这样一些离乡歌，其实正是民歌、民谣的当代优秀作品。孔子曾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些知青歌曲同样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它们是当代的。

“文革”中，知青内部的信息流通渠道既多且广，且流通很快。有时一首歌或一个主题在各地有不同唱法、不同词曲。如《梦见母亲》在云南兵团和内蒙兵团就有两种变异的唱词。如知青们可以信口填词，所以种类更多。一首《南京知青歌》其中“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异乡”一句，在江苏和北大荒等地就有：“深浅”、“深陷”、“深嵌”等改变。应该说，知青歌曲有其特殊地区性、特殊群体性，也具有知青群体的共性和普遍性。

下面将知青歌曲的创作、传播和内容演变作分段介绍。

第五章 “知青歌曲”的泛滥 《南京知青之歌》案始末

在众多的知青歌曲中，《南京知青之歌》影响最大，流传最广。

《南京知青之歌》反映了南京知青下乡之初，万分复杂的心情。它是当时社会思潮最直接的反映，具有广阔的社会心理背景。它曲折地流露出生活被剥夺，对命运的无奈，生命活力被钳制，以及由此导致的失落、压抑、迷茫和幻灭感。

《南京知青之歌》词曲：任毅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彩虹般的大桥，直上云霄，横断了长江，雄伟的钟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

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转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啊～用我的双手绣红了地球、绣红了宇宙，幸福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告别了你呀，亲爱的姑娘，揩干了你的泪水，洗掉心中忧愁，洗掉悲伤。啊～心中的人儿告别去远方，离开了家乡，爱情的星辰永远放射光芒。

寂寞的往情，何处无知音，昔日的友情，而今各奔前程，各自一方。啊～别离的情景历历在目，怎能不伤心，相逢奔向那自由之路。

此歌原作仅有三段，传播过程中增至七段。流传最广的当属第三段，“跟着太阳出，随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用我的双手绣红地球绣红宇宙，幸福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这首歌在1971年之后被入伍的知青带入军营，又在军队的城市兵（他们大都下过乡）中流传。在石家庄×军，此歌名为《我的家乡》，在南京汤山炮校，南京知青又将此歌传入军营，歌名《可爱的南京》。歌曲被批判，以及作者入狱，仍然不能阻挡歌曲的流布传播。

<h3>1．1969年夏收之际的南京知青们</h3>

任毅（1947-）南京市五中66届高中毕业生。从小就兴趣广泛、爱好艺术。在上小学时参加过闻名全国的艺术团体：南京市小红花艺术团，学习唱歌。中学时又参加过南京市中学生艺术团，学习二胡和吉他。在中学时，因为他是个活跃分子，同学都唤他：“11号”。11号就是钠——化学元素中最活跃的一种。“文革”中，1970年2月任毅因为创作《南京知青之歌》而被张春桥下令逮捕，判刑10年。

1968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纪念日，南京市五中下乡知青，乘坐着卡车穿过新建的南京长江大桥，来到插队落户的地方：江苏省江浦县。任毅等人被分配到公社所在地的一个生产队。后来，任毅的知青点成为全公社知青经常聚会的地方。

在刚下乡时，知青们相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有必要的，劳动都很卖力。由于任毅干活肯下死力气、肯拼命，工分挣到了9.7分，这在当地农村都算是高的。但是，不久，知青们便开始产生怀疑，知识青年似乎给农村带来了新的负担，而农民也并不欢迎他们。

几乎所有的生产队在盖知青住房时都偷工减料，一般农家盖房要七架梁，而给知青建房只用五架，剩余的木料都被生产队干部私分了。当时知青中间流传着个顺口溜：“几根木头梁，泥巴糊成墙。一把烂稻草，盖成大草房。”

1969年夏收之际，任毅所在公社的知青中普遍弥漫着一种下乡后的失望情绪。任毅在知青点的门上贴了这样两段毛主席语录：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全公社的知青都经常跑到任毅的知青点来聚会，知青们情绪都很低沉，感到前途渺茫。当时知青中有不少人在弹吉他。吉他在“文革”中是资产阶级的标志，任毅在“文革”后期当“逍遥派”时弹起了吉他。“文革”中不少家庭因惧怕抄家，纷纷将吉他拍卖。任毅等人的吉他都是在拍卖行买到的，价钱便宜，质量却不错。1969年夏天，由于普遍的失落感，在知青点弹吉他的人又逐渐多了起来，知青们甚至把这里称为“吉他之乡”。大家聚在一起，弹着吉他歌唱。有一首歌知青们唱得特别动情，叫《流浪人归来》：

“流浪人归来，爱人已离去。”

“内心无比凄凉，我活着为什么？应该怎样活我不敢想，也不愿想，前途在哪里？”

在1969年5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南京五中的知青们又聚集在任毅所在的知青户的小茅屋里，把过去的歌轮番唱了一遍。唱完之后，大家仍然觉得心中空虚。这时，任毅的一个朋友唐又龙站起来对任毅说：“工人有工人的歌，农民有农民的歌，任毅你就写一首我们知青的歌吧。”

他的话对任毅触动极大。当晚任毅抱着吉他谱写了《我的家乡》，整整搞了一夜。第二天天亮的时候，终于完成了。他在歌谱上写下了演唱要求：“深沉、缓慢、思念家乡的。”然后，又注明：“南京市五中集体词曲。”

这首《我的家乡》是有雏形的，在1964年，南京五中有一批毕业生志愿去新疆。在戈壁滩上，他们中间有人作了一首歌曲名叫《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这首歌传回南京，五中的学生们听了后很感动。任毅在这个歌的基础上做了较大幅度修改，节奏也搞得复杂一些，有2/4、3/4、1/4拍。使它能更好地表达知青思乡的情绪，歌词也重新填写。当任毅写到“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沉重的修理地球是我的命运……”时，他的心情很沉重，同时又觉得吐出了胸中块垒，当时有种很复杂的心情。

<h3>2．南京娃娃桥监狱：3427号囚徒</h3>

《我的家乡》一歌，作出后当即被人拿去传抄，以惊人速度在知青中间流传开来。夏收之后，任毅在回南京的轮船上听到有人唱这首歌，于是他走过去，故意问“你们唱的是什么？”那些人很不屑地回答他：“看你的样儿像是知青，怎么连这个歌都不知道，这叫《知青之歌》！”

当初任毅写这首歌时并不敢称为《知青之歌》，因为这里既没有豪情壮志，也没有宏大理想，它只是表达了知青的一种思乡情绪，表达了知青作为一种非工、非农、非军、非学的特殊阶层的强烈失落感。这种情绪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公开表现的，只允许歌颂领袖，只允许歌颂上山下乡，甚至只允许表达欢乐。任毅的这首歌之所以如此受欢迎，正是因为它以一种忧郁的调子表达了人的处境和真实情绪。

曾有一伙上海知青在去黑龙江的火车上，一路吟唱这首歌。江西有一个县的知青在开会前的拉歌比赛中，居然也唱起了这首歌。当时任毅的一些朋友学着列宁评价《国际歌》的口气说，“凭着这首《知青之歌》，你可以到处找到朋友，找到吃，找到住。”

1969年8月，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

任毅有个同学叫郑剑峰，因身体有点残疾，驼背，所以免去了上山下乡，任毅班上同学中只有他留在了南京，于是郑剑峰家自然而然成了知青回城的联络点。郑剑峰手很巧，爱装半导体收音机，一天他正在调试时，忽然听到莫斯科广播电台在播放任毅所写的歌，他感到很意外，立刻赶去找任毅偷偷告诉他，并约任毅第二天在同时间再次收听。

第二天下午4点钟，任毅来到郑剑峰家，两人躲在小屋中偷偷将半导体收音机拨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频率上，果然很快收听到了莫斯科的演唱。苏联把它称之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采用男声小合唱，配以小乐队伴奏，效果搞得很不错。当时任毅听呆了，这是他头一次听到自己这首歌正规演唱的效果，没想到感染力竟有这么大，同时他也意识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演唱，实际已经把他置于死地。他有不可脱逃的罪责。

后来任毅越听越怕，感到一场大祸即将降临。郑剑峰也为任毅担心，不过他一直安慰任毅，劝他不要紧张。郑剑峰后来也遭到厄运，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死去。因为他曾经送了十几个半导体收音机给下乡的老同学，其中一人因“收听敌台”而被抓，审查中牵扯到郑剑峰。他身体本来不好，加上惊骇，不久就发病而死。

任毅的预感很快被证实，一个月以后，南京街头的大批判专栏上贴满了批判这首歌的文章，它已经被定为反动歌曲，“说出了帝修反想说的话，唱出了帝修反想唱的声音。”也许是还没有查明作者，当时只是批判歌曲，还没有批判歌曲作者。

任毅万分恐怖，差不多成了惊弓之鸟。他立即回到知青点，把所有文字烧毁，包括女朋友写给他的信。她在另一个地方插队，两人经常书信往来，当时两人都对上山下乡产生怀疑，在许多方面有共鸣，只是两人关系还未明确。连同女朋友书信焚毁的，还有一本《圣经》，这是任毅从外婆那里拿来的，《圣经》被抄出来也是要定一个罪名的。

任毅等待着厄运降临，他无数次做梦，梦见自己被抓起来，想象中的灾难比现实中的灾难还要令人恐怖，有一段时间任毅几乎不敢睡觉。他实在不愿在这种恐怖中煎熬下去了，1969年10月的一天，他背着个书包，里面装着漱洗用具，自己走到南京市娃娃桥监狱门口，对接待人员说：“我就是《知青之歌》的作者，你们把我抓起来吧。”

那人奇怪地看看任毅，说：“这里也不是想来就能来的。抓不抓你，要有上级指示，现在你先回去。”

当1970年到来时，形势更为紧张。南京市到处刷满了标语：“该管的管！该关的关！该杀的杀！”空气中都好像有一种血腥气。正月十五那天，任毅被捕。这是根据张春桥的一个指示：迅速查清此人，予以逮捕。

此前，任毅已敏感到周围气氛更加严峻，在正月十一日那一天离开了南京，他不愿意自己在外婆家被逮走，于是一个人悄悄回到了江浦县农村的知青点。回到知青点四天后，就是元宵节。正是这一天，任毅开始了长达九年的牢狱生活。

1970年2月19日（阴历正月十五）夜，荷枪实弹的军人砸开了知青点的房门。茅草房被四面包围，窗外手电筒雪亮的光柱四处扫射。任毅不知睡在隔壁的同学黄力高、齐克、陈建中醒了没有，他的箱子被军人打开了，他们什么也没搜到，因为之前任毅烧完了所有的文字，说也可笑，竟烧开了一锅水。一个士兵发现了任毅的吉他，使劲摇晃，实在摇不出什么东西，他便失望地拉断琴弦，A弦发生沉闷的崩断声。他急狠狠地说：“这是他这小子的犯罪工具。”

“带上你的洗漱用品，跟我们走！”

任毅举起戴着手铐的手，轻轻摘下<kbd></kbd>已经准备好的放满牙刷、牙膏、手巾和换洗衣服的书包，就手套在头上，他迈出了知青点的大门，从而庄严隆重地结束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历史重任。

深夜，汽车在南京内桥附近拐了一个弯，忽然放慢速度、悄然驶进了一个大门。沉重的铁门“咣啷”一声打开了，仿佛是天空里炸了一个响雷，耳膜都震痛了……任毅突然醒悟了：这不是“娃娃桥”吗？那不知什么年代就传开的南京人民家喻户晓的“进了娃娃桥，小命就难逃”的话倏地闪现在他的脑子里。

任毅被严格搜身，抽去了里里外外所有裤带、鞋带，据讲为了防止自杀。

“签名！”抓任毅的人出示了逮捕证。

“按好手印，写好几点钟。”依然是威严的声音、无表情的脸。

“拿去，以后不准讲你的名字，这是你的代号。”看守说着将一块一寸宽二寸长的双层白底黑字的布牌子递给任毅，上面印着正楷的阿拉伯数字：3427。

<h3>3．三次恐怖的“陪绑”</h3>

从2月19日任毅被捕入狱，到8月13日被宣布判刑，在这五个月时间里，他天天被提出去审讯，而且经常是在夜里。审讯人员逐字逐句地审查歌曲的歌词，光一句“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他们搞了任毅好几天，一定要逼他承认当时写的不是“深浅”，而是“深陷”。任毅因为自己确实写的是“深浅”，所以拒不承认。虽然是一字之差，可是在此时分量大不相同。关于“深浅”，任毅还可以自我批判一番，因为知识青年身上还存在着没有得到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没有工农兵那种一往无前的、脚踏实地的精神，所以脚步是深深浅浅的，而“深陷”岂不是成了对上山下乡的一种污蔑吗？这虽然仅是一字之争，却关系到任毅的命运，所以审讯过程气氛十分严肃。

为了攻下“深陷”这个堡垒，专案组在任毅面前抛出几十个版本的“知青之歌”，估计是从全国各地搜查来的，有油印的、有打字的、有复写纸的、有手抄的，各种样式的都有，其中确实有不少都是写的“深陷”，大概在流传中人们觉得这个词更能说明知青的状况吧，不过就是这个词把任毅当时搞得死去活来。

就是在这五个月期间，他们还三次拉任毅“陪绑”。当时的“公判大会”气氛很恐怖，每个在押的人都不知道落到自己头上的将是什么命运，在没有法律保障的状况下，有可能因为一个微不足道的疏忽而招致杀身之祸。

根据当时专案组对任毅的审讯，似乎任毅也已有足够杀头之罪。运动的恐怖气氛足以使所有被拉去参加公判大会的人都有一种末日将临的感觉。不过，随着“陪绑”次数的增加，经验告诉任毅，要被判处死刑的人，拉出去前都要用细麻绳扎住裤管，据说是为了防止他们听到判决后控制不住，大小便失禁。只有这个细节可以预先暗示人的命运，而一个人被判处死刑在当时是不需要任何通知的，根本不存在什么上诉。

就是在这种气氛中任毅被拉去开了三次公判大会，心理承受能力也一次比一次加强。给他刺激最大的是1970年4月28日在南京五台山体育场开的那次大会，宣判的是70年代轰动南京的“2.12反革命案”的主犯。首犯叫陈卓然，还有个同伙，姓安，他是任毅小学同学，当任毅在这种场合下见到他时，任毅几乎要惊愕地喊出声来。

他们都是南京市八中的高中生，后来到苏北插队当知青，家庭的不幸和个人的经历使他们长期积压在心中的愤恨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1970年2月12日，《新华日报》破例出了下午版，头号黑体字的社论《坚决镇压反革命》，预示着又一场大恐怖大镇压要开始了。但是反抗者毕竟还有，这两个知识青年用剪刀剪下报纸上的字，用这些字组成所谓“反动标语”，然后再用胶水贴在纸上……当天夜里，他们一个放哨，一个戴着手套把这60多条标语贴到南京市主要街道上。标语内容有“我们要真正的马列主义！查金华烈士永垂不朽！”等等。查金华是南京市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头一个被枪毙的人，仅仅因为他自己组织了一个马列主义小组，用马列的观点对现行政策提出了一点怀疑，于是这个认真的年轻人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些标语出现后，顿时南京城炸开了，公检法忙成一团，召开紧急会议，发布通缉令，全市刷满了大标语，排查线几乎落到了每一个人的头上，尤其是回城的知识青年。两个月后，这个案子还是给破了，因为有一个知情者为了保护自己而揭发了他们。

在公判大会上，任毅看到他们两人神情都很镇定，当陈卓然看到那个告密者时，他大声骂道：“总有一天要跟你算账！”突然他叫不出声音来了，看守勒紧了勒在他脖子上的一根尼龙绳，陈卓然被勒得眼珠都要被挤出来。这就是70年代的新刑具。

就在这一天，陈卓然被枪决了，时年20岁，和他一齐处决的还有其他10人。任毅的那位小学同学被判了15年，而那个告密者却当场释放。这就是当时的“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的政策。

就是在这个宣判大会上，有个主持公判的省革委会副主任，当他宣读判决书，扯开嗓子高叫“判处死刑”时，全场人的心仿佛都被提了上来，大家都屏着气在等下文“立即执行”，只见那位副主任慢慢地打开茶杯盖，抿了一口茶，麦克风里传出他开盖、喝水、关盖子的声响，然后他平静地说“缓期二年执行，拉下去”人们的心又给放了下来。不清楚他这种惊人的揪动人心的停顿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

在审讯任毅的五个月期间，隔三差四地将他拉出去批斗是家常便饭。对他至少开了有30多场批判会，他是所谓“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一个典型”，专门有一个批判任毅的小分队，将他拖来拖去巡回批斗。场面最大的要算是南京体育馆召开的那次。

为了肃清任毅在知青中的流毒，还把他拖到插队所在的江浦县，一个公社一个公社地批斗。不过在知青中召开批判任毅的会，就不那么便当了。当小分队的人念批判稿时，底下常有人起哄，会场上始终没有他们想要制造和达到的气氛和效果，只能走个形式，草草收兵。

知青们对任毅怀有很大同情。有一次，在开完任毅的批判会之后，很多知青都涌到前面来，有人示意任毅到厕所去。在那里，他们挡住了看管人员的视线，往他的上衣口袋里塞了80元钱和50斤粮票。

当时的知青都是一贫如洗的人。这80元钱不知是由多少人凑集起来的，而任毅从来不认识他们。这些举动使任毅感到极大温暖，本来他已经很绝望了，觉得随时结束自己的生命都不足为惜。但是知青们的同情顿时使他感到活下去还是有希望。

1970年8月3日，任毅又被拖去参加一次全省的公判大会，这次被宣判的人中间也有任毅。当判词读到任毅的时候，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判刑10年……”在此之前，任毅已经作好了最坏的打算，从死刑到无期徒刑全都想到了，唯独没有想到会给自己一个10年。10年在当时草菅人命的年代简直算是一个轻刑。任毅禁不住用胳膊捅捅站在自己旁边的一个犯人，问：“这个10年判的是不是我？”那个人正紧张地听着对自己的判决立刻也用胳膊捅捅任毅，叫他不要作声。

从8月3日这一天起，任毅离开了整整禁锢了他65个日日夜夜的娃娃桥监狱、“西29”囚室，被押到劳改农场去服刑。在那里等待他的是黑暗漫长的3000多个日日夜夜。

第五章 “知青歌曲”的泛滥 “火车、火车，慢些走”——知青离乡曲

在知青歌曲中，离乡背井的歌曲占有很大数量。这些初期创作的歌曲，哀婉不失悲壮，怅惘不失执着，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劲头。

像这样的离乡歌，南京知青有《南京知青之歌》，北京知青有《山西知青离乡歌》，重庆知青有《年轻的朋友你来自何方》等。美丽的家乡在知青们心中是那么可爱、亲切、难舍难弃。

年轻的朋友你来自何方？

我来自重庆嘉陵江畔，

两岸倒映水面上，

入夜里一片灯火辉煌。

你可热爱你的故乡？

曾梦见解放碑钟声响，

歌乐山的青松啊，

召唤我们奔向家乡。

年轻的朋友你不要悲伤，

要把青春献给党，

广阔天地锤炼红心，

让生命的火花永放光芒——

《年轻的朋友你来自何方》

低头无言是那岸边的榕树，

奔腾呜咽是那咆哮的珠江，

我俩穿行在铁路上，

多少话儿留在心上没有讲。

再见吧，亲爱的广州，

再见吧，可爱的姑娘，

明天就像江水一样，奔向远方，

还要回来还要回来，回到故乡——

《广州知青歌》

《山西知青离乡歌》作于1968年秋天。北京首次大批知青到山西插队。女12中两名红卫兵宣传队员即将离别之时，其中将去山西插队的女友匆匆写下了歌词，留城女友为歌谱曲。在朋友们临别聚会时集体合唱通宵达旦。当这第一批赴山西的知青蹬上火车离开北京，这首歌就在北京传开了。后来，这首歌也在山西知青中广泛流传。此歌仿山西民歌，极尽悲怆，有山西梆子的凄凉、激烈的特色。但在知青吟唱时，有时也会把它唱得很凄婉。

我要到那遥远的山西去把农民当，

离别了我可爱的北京和家长。

亲友含泪来相送，

声声嘱咐我记心上。

父母啊，您别难过，莫悲伤，

待等明年春节时，

重返家乡来探望。

我要到那遥远的山西去把锄头扛，

离别了我亲爱的战友痛断肠，

紧紧拥抱心潮涌，

泪水相流就落肩上。

战友啊，你别流泪，莫失望，

广阔天地你我就向前闯。

待等明年秋过后，

重返家乡来探望——

《山西知青离乡歌》

“上山下乡”指示发表后，1968年12月至以后的几个月，在全国各大城市的火车站，上演了一幕幕悲壮的“欢送”场景。既有鼓号队、大喇叭的轰鸣，也有爹娘的哭喊；既有战友的誓言，也有未婚夫妇备用的婴儿车。在一片喧嚣、骚乱中，被吊销了城市户口的知青们，对前途既有憧憬又茫无所知。但大多数人都感到一种巨大的失落感，送行的知青也被一种深重的寂寞所笼罩。他们已经体验到：“文化大革命”对于他们已经结束了。

火车，火车，慢些走，

让我再看一看远走的朋友。

带泪的双手，

挥也挥不够，

火车一声长笛，

寂寞就上心头。

寂寞就上心头——

《火车慢些走》

坐上蓬蓬船，

告别了爹和娘，

含着眼泪别故乡，

儿把那往事想。

十七年的教和养，

到如今收回在泪水一场。

爹娘呵，

爹娘呵，

到如今收回在泪水一场——

《巫山知青歌》

思乡歌大多是在1969-1970年一年之间涌现出来的，但由于知青当时相对闲暇的条件和阵痛心态，作品数量却很大，其思想内容在知青歌曲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第五章 “知青歌曲”的泛滥 “世上人，讥笑我，精神病患者”——知青悲歌

上山下乡后的两年，在农村严酷的现实面前，知青中间普遍出现幻灭感。他们已坠入社会生活的底层，生活难以自立，回城市被人鄙视，成为非农、非工、非兵、非学、非商的一群漂泊者。在中，知青唱出了这种“流浪人的”悲哀。

秋季流浪的人归来，树叶它落满地，

秋风吹来阵阵凉，世事记心上。

走在大街无人理，我内心多孤寂。

我的小妹呀！

冬季流浪的人归来，雪花它把地盖，

你我鸳鸯两相离，相隔千万里。

不是我呀没良心，不是我不爱你，

我的小妹呀！——

在上山下乡之前和之初，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改天换地的雄心很快烟灭。美丽的异地风光，也失去了原有的魅力。这是一种幻灭，一切都像一场噩梦。

牛车啊马车啊板板车，

King ling kuang lang朝前走，

这就是美丽的西双版纳，

远看啊绿水啊青山，

近看是牛屎成堆，

这就是美丽的西双版纳——

《这就是美丽的西双版纳》

昨天夜晚间，妈妈走到我身边，

她轻轻抚摸着孩儿的瘦脸，

泪水就挂满腮边。

“昔日孩儿多健壮，

“如今瘦得多可怜。”

我忙睁眼四下张望，

醒来却是在梦间。

度一日如度一年，

望不尽的黄草滩。

……——

《地角天边》

知青们悲愤地唱出：“世上人，讥笑我，精神病患者；我有青春被埋没，有谁同情我。”（）在残酷境遇逼迫之下，以往被压抑的怀疑、失望、伤感和委曲，最终转化成了怨愤、诅咒，爆发出来，这其中浓缩了广大知青的血泪。这是真正的民谣，绝非文人墨客、无病呻吟者所能模拟。

……

二唱我老师，

老师是屁眼养哟，

天天上门来动员哟，

骗我去边疆罗哟。

哎嗨唷，哄我去边疆罗哟。

三唱我的同学，

同学是不落交哟，（“落交”四川方言即讲交情之意）

明知边疆凭格苦哟，（“凭格”即“这么”之意。）

来信还说好哟罗。

哎嗨唷，来信还说好罗哟。

……

六唱我的朋友，

朋友是不好耍哟，（耍朋友，即谈恋爱。）

长江水啊倒起流，

朋友又耍脱罗哟，（耍脱，即失恋。）

哎嗨唷，

朋友又耍脱罗哟。

七唱我的床哟，

床上是空荡荡，

只见枕头不见郎，

想想哭一场罗哟。

哎嗨唷，

想想哭一场罗哟。

八唱我的命运，

命运是凭格苦哟，

找根麻绳来上吊哟，

早死早投生哟。

哎嗨哟，

早死早投生罗哟——

《姑娘八唱》

知青上山下乡的艰难岁月，浸透了青春血泪。这些知青悲歌，是在这段日月中，用真诚的心灵谱写的。它的感人之处就在于不伪饰，敢哭、敢骂、敢爱、敢恨。这种真歌哭、真性情，在扭曲人性的“文革”时代是极其宝贵的。

第五章 “知青歌曲”的泛滥 “请你忘记我”——知青情歌

在知青歌曲中，情歌占有一定数量，大多以悲哀音调为主。这些情歌纯真、质朴，而且深沉、凄恻、具有鲜明时代色彩，绝非轻浮猎奇的趋时之作可以比拟，其晶莹、细密传神，完全可以与中国古典情歌相比肩。

勐腊的山来景洪的水，

大沙河流水清悠悠，

我坐拖拉机回连队，

小妹在家中等阿哥。

长长的辫儿红红的脸，

小妹的秋波Zhang过来，（zhang：四川话“抛”、“送”之意。）

可惜阿哥是近视眼，

小妹的秋波没看见——

《勐腊知青歌》

“挂着两颗伤心的泪，/我独自徘徊，/你可知道我为谁在流泪？”《伤心的泪》

“雨啊雨啊你告诉我，/为什么她心儿容易变？”《雨声传情》

“请你忘记我，/分别不是我的错。/请你不要恨我，/恨我你会难过。”《请你忘记我》

同这些知青情歌相伴随的还有大量外国民歌中的爱情歌曲。

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红河谷》等，大多出自“文革”前出版的《外国民歌200首》。还有30年代的一些歌曲。这些歌曲共同反映了知青们对真挚爱情的追求与向往。

“文革”期间大量涌现的“知青歌曲”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历史和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史的宝贵历史材料，是“文革”的真实记录。它通过艺术反映了当时生活的一个侧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价值。从文学意义上看，这些“民歌”达到了相当的艺术水平，天然去雕饰，朴素、真切的词句俯拾皆是。它像一只三棱镜折射出一代知识青年丰富、多彩、矛盾、复杂的内心生活和广阔的斗争生活场景。

第六章 军中地下文学活动 西安第二军医大学文学沙龙

1968年随着知识青年的大量入伍，在军队中也逐渐形成了一个个以城市青年为成员的文艺圈子。他们利用军营休息的间隙往来与各连各营，交换手中的小说和黄皮书。在星期天、节假日，不同城市的知青还分帮聚合，交流小道消息和手抄本小说、诗歌。

在南京汤山炮校、北京知青杨建国利用夜晚，在被窝中打手电写下了约四万字的反映测绘兵生活的剧本《测旗红》。并寄给在空军的朋友徐小欢和在河南当炮兵的沈卫国等人。由于其写作工程庞大，徐小欢等人便在书信中代称其为《登峰造极》。另外杨建国等人还利用书信交换旧体诗。

在北京空军×军，北京知青徐小欢进入军队业余宣传队拉大提琴和弹中阮。因为会演结束，他写了一封《与中阮告别书》放入琴匣内，后来这篇散文被下一届会演的女兵开匣发现，这篇文章一时轰动，人人知徐小欢之名。后来弹中阮女兵又作《续中阮告别书》，也广为流传。徐小欢后来又写有《太行山演出纪行》、《军文艺干事们》等记述散文。

在军队医院、医科大学，是城市兵比较集中的地方。在这些单位，生活节奏比较慢，行动较自由，又驻扎在大中城市，所以文艺圈子也比较多，文学活动比较活跃。西安第二军医大学就是这样一个单位。

第二军医大学的学员大多是城市兵，其中高干子弟，特别是女兵占很大比例。在1970年至1973年，第二军医大学内的文学圈子活跃。这些文学创作带有比较统一的高干子弟、老红卫兵的色彩。

在第二军医大学，喜爱文学的年轻女学员，何辛平、黄虹等人聚在一起谈论文学，传递手抄本。也有人自己悄悄写一些新诗，在圈子内流传。

工农兵学员黄虹的笔记本，有当年沙龙活动的片断记录，上面抄满了各种格言、警句以及未署名作者的诗篇。

有关于两性之间的：“少女越是善良，就越是容易失身。”（）有关于艺术的：“美和实用是一样有用的。”（米里哀主教关于不种菜而种花的谈话）等等。

对本子上的内容作一个大致分类统计，是有趣的，从中可以了解到第二军医大学文学沙龙当时活动的一些内容。

摘录内容涉及：

鲁迅语录及诗歌、《马克思传》、、姚文元杂文《反对无聊的生活》等、《六大危机》（尼克松）、《田中角荣传》、《小火花集》、（伏契克）、《烈士诗抄》、《古丽娅的道路》、普希金的诗、莱蒙托夫的诗、雪莱：《给云雀》、闻捷：《我思念北京》、郭小川：《向困难进军》、贺敬之：《西去列车的窗口》、冰心：《繁星》、《春水》，《克雷洛夫寓言》、《福尔塞世家》、《艰难时世》、、、《欧也妮·葛朗台》、、《落角》、（茅盾）、《约翰·克利斯朵夫》……

手抄诗部分：

《陈毅诗抄》

海燕颂（69行）

海燕之歌——献给文革中的闯将们（散文诗）

海洋三部曲（148行）

伦理的海潮（120行）

征帆（207行）

船（12行）

致大海（92行）

海燕戒（44行）

真正的朋友（69行）

友谊（50行）

让青春闪光（北大五四诗社集体创作）

颂红卫兵（18行）

生与死（10行）

肖继业赞（59行）

军队的女儿（230行）

红卫兵万岁（80行）

怎样对待生活？（42行）

决裂·前进（720行）

父、子、家（旧体三首）

当我高唱《国际歌》（69行）

挥手之间（74行）

相信未来（作者：食指）

《毛主席未发表的诗词》（22首）

献给“居心叵测”的人（19行）

什么是青年？（74行）

为着毛泽东，我们何畏牺牲（24行）

黄虹和俞飞飞在北京十一学校（中央军委干部子弟集宿制学校）是同班同学、学校舞蹈队队员。这次在二军医大两人又分在同一中队。俞飞飞是文学沙龙里的活跃分子。她跟男学员郭志斌（一个老高中生）学写古诗。她曾经写过一首纪念某伯伯（此人因飞机失事丧生）的七律，在圈子内流传。郭志斌为俞飞飞写过一首旧体诗，纯粹是游戏之作，每一段结尾用“飞”字作结，如“……梦思飞”、“……壮思飞”。党支部会上讨论俞飞飞入党资格时，有人举这首诗为证，证明俞飞飞有资产阶级思想，不够入党条件。结果俞飞飞未能入党。

1971年夏秋之间，在这个“小圈子”内，大家纷纷学写古体诗并相互交换新诗。俞飞飞有《丑奴儿》、《〈自嘲〉借辛弃疾韵》、白话长诗（失题）

车轮飞滚

汽笛长鸣

烟云相吻。

一个车厢、

一排座位

一对姐妹

她们共叙友谊……

穆晓的白话诗《我爱海洋》（50行）：

我是一个年轻的水手，

兴奋地舞着心中的双桨……

黄虹的《忆秦娥·校园》：

校园夜，莹心歌唱，琴声合乐。

《沁园春·赠黄宁》（注：黄宁是黄虹的哥哥，在当测绘兵）：

冰峰插入云天，有骆驼坐骑跨群山。

及赠穆晓旧体七绝诗二首和白话诗〈交谈〉（100行）

寂静的夜晚，总是交谈的时光。

第六章 军中地下文学活动 女兵之作

当时所传诗中，普遍为大家喜欢的是《决裂·前进》（“你曾是独身主义者，我们也曾在一起立下独身誓言”），还有《何必为年龄发愁》（“朋友，春天后面不是秋，何必为年龄发愁？”）。当时最时髦的诗歌题材是“海”，它在二军医大文学圈子里占有不小市场。海，给予她（他）们梦想的天地，成为自由、青春、乌托邦的象征和寄托。

喂，快把船靠向我们、靠向左边，

这里是鱼儿群集的海湾，

声音从左边极远的方向传来，

原来是一只在命运的海洋里

谋利的渔船！——

《海洋三部曲》第二部：沉默的海

开船嘞，热情的风暴在激动的呼唤

止不住的热泪扑向沙滩——

《海洋三部曲》第三部：没有渔网

曾在南京军区各医院流传的一首旧体诗，在西安二军医大也有流传，此诗为当时军中女兵们所喜爱。此诗用仄韵，不讲平仄，大概可以归入古体。传抄中错误不少，参照两种抄稿，转录如下：

《七律·军队女儿》

夺目红星两面旗，裹红军衣奇儿女。

威武父装婷如松，铁躯钢首丹心碧。

谁道孩女娇似燕，肩高偏举击天戟。

跃马挥戈劈战裨，卫东疆场血花丽。

表达同样题材，题目也相同的白话诗：《军队的女儿》，看来也出自一位女兵之手。全诗共分五段：入伍、赴越南、军管、作战、誓言，描述了抗美援越的战斗生活场景。全诗长达230行。作者可能受了《献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一诗的影响。

诗开头讲一个17岁姑娘来到母亲墓前辞别，她要去从军，到遥远的边疆。

泪，你别流淌

多情的人怎能上战场？

远离父母

我们都一样

生活的道路要靠自己创……

关于“抗美援越”的片断，尽管可能是虚构，但是的确溶入了女兵生活的真实感受。

红旗在军营飘扬，

青春的歌儿荡在湖上。

老班长握着青年的手

“你的故乡在哪里？”

“战场是我新的故乡。”

黎基玛花，伏裹烽火

迎接你哟，越北的风光

一群年青的中国姑娘，

投身于这神圣的战场。

笑啊，流不尽的泪

歌啊，多么雄壮

还记得吗？青春的留影

生活的写照……

开炮——

空中强盗如此猖狂。

高炮怒吼，红河唱，

阵地成了火的海洋。

一个勇士屹立在炮位上，

炮火喷射如永恒的激浪。

……

疯狂的敌机俯冲下来，

瞄准镜里的黑影压过镜框

“小娟，危险！”

不怕死的人，还怕什么危险，

死亡只能使懦夫丧胆。

《军队的女儿》尽管是步《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的后尘，但不同的是，它用了近一半篇幅倾诉了女兵军营生活的丰富感受。这里的女兵，其实是披了“军装”的红卫兵。（“红卫兵的名字靠我们不断增辉。”）这首诗令我们联想到“文革”中私自越过中缅边境的红卫兵，在缅共军队中，他们号称“裤脚兵”（因为他们都是卷着裤脚涉水过去的）。此诗反映出一代年轻人被革命激情充塞得快要爆裂开来的情绪：

如果我牺牲在战场

请代我向天安门告别！

……

火舌射进敌人的心脏，

这青春的呐喊就是力量！

我们的热血就是语言

人们会看到你赤诚的心房。

这首诗的特点是，字里行间流溢出年轻女性的清新气象，不失天真。总算在“文革”那个套话连篇、八股文成堆的日子，透露出一片真心真情感。

第七章 知青文学 《决裂·前进》、《生活三部曲》——知青群体裂变、蜕变

长诗《决裂·前进》于1972年在西安、广州、上海等地流传，一直到1975年，在上海仍然享有盛名。《决裂·前进》全诗长达700行，为“文革”中“地下诗歌”长度之最。其诗内容涉及到的生活场景、议论话题，都是1972年时知青们所熟悉的，反映出当时知青（特别是干部子弟）内部的思想冲突、争论。

另一部长诗《生活三部曲》很像是《决裂·前进》的续篇。此诗在1974年春天已在上海广为传抄，1976年3月此诗与《决裂·前进》仍在上海并行流传。

要了解《决裂·前进》等诗，就须清楚此诗产生的背景。围绕着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自1969年以后，在知青群体内部展开了一系列激烈的思想斗争、理论争辩，造成朋友圈子的冲突、瓦解和重整。

把《决裂·前进》（1972年）和《生活三部曲》（作于1974年春）两部长诗，与1974年的钟志民冲击波和1976年春黄一丁与刘宁的公开论战联系起来，可以窥见知青群体内部的分裂与蜕变过程。

<h3>1．钟志民冲击波</h3>

1974年走后门入伍的高干子弟钟志民请求退伍，重返江西农村插队的事迹见报后，“风暴”袭来，军中干部子弟内部顿时开了锅。因为他们绝大多数是后门兵。小道消息满天飞，传说要遣送他们回农村。有些人已向上级报告，申请退伍，被视为“批林批孔”成绩，披红挂彩送回农村。军中干部子弟内部分裂成两派，利用军营生活短暂间隙聚在一起，关起门来进行激烈辩论。拥钟派与批钟派辩到最后“道不同不相与谋”，分道扬镳，从此不相往来。

钟声民的“壮举”当然不能在一直“扎根”农村的“庶民”知青中引起好感。据说，在1974年有一位在黑龙江插队的知青扒车回家，在列车上听说大名鼎鼎的林虹（继钟志民之后，主动请求退伍到金训华插队的地方务农的先进人物）也上了这趟车，心中有气，去找林虹辩论。两个人在车厢通道内，从下午辩到下半夜，结果竟然是这位男知青心悦诚服地认输，心情激动地当夜下了火车，返回生产队去了。由此可见当时“扎根”派具有强大感召力，理论上也比较系统，在知青中仍有不小市场，许多知青迫于环境也愿意在情感上与它认同。

<h3>2．《针锋相对的两封信》黄一丁、刘宁公开论战</h3>

“文革”中，在知青之间最有名的论战还属黄一丁与刘宁的“公开信”。

黄一丁与刘宁从小在一起长大，从幼儿园到小学，又到中学，再到东北建设兵团。黄一丁1975年底困退回京后，受刘宁母亲之托，给刘宁写了一封信，说：“你妈想到你的身体也并不好的时候，总是很难过，因此希望你能回来。事情正在办，成不成还没有十分把握，但这次上报申请后，一般不阻挡，耐心等吧。你得到通知后，不要犹豫，就回来吧，六七年了，对得起党，回北京来再开辟新的生活吧。”

刘宁是兵团54团团宣传队的队员，长期要求进步，1975年还被评为先进青年。当时，54团正在演出根据兵团知青高崇辉扎根边疆的事迹编排出的话剧《挑战》，由刘宁饰演主角。刘宁给黄一丁回信说：

“我是断然不回去的，不管家里怎么办，通知书来了我也不走。高崇辉同志当年面临的考验马上就要出现在我面前了，我要学习他。”

我赠给同台演戏，家里也正在给她们办病退的同志的话是：

与王淑琴同志共勉：

如果我们相信——共产主义事业必定胜利，那就让我们把自己同这个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把我们的热血全部地洒在那块美丽的园地。行动吧。

与谭霞同志共勉：

红霞终将撒满人间，那红霞是千万共产主义者的鲜血染成，其中也有——我们中国共产党第三代捐献的一片。一定是。这就是我的誓言。

刘宁在回信中对黄一丁的思想情绪进行了不留情面的严厉批判。

黄一丁接到刘宁的回信后，又给刘宁写了一封很长的内心充满矛盾的信。他并不知道，刘宁已将自己的回信复本作为思想汇报交给组织了。黄一丁在第二封信中，表示了对“扎根”和“学大寨”的怀疑，并说：“人的思维的本性是怀疑论的。”

对于刘宁严峻的批判，黄一丁说：

最后谈到扎根问题……不管我能提出什么理由为自己的“逃跑”辩护，我都不能避开事情的核心：我竟是如此不可救药地舍不得已得到或者将要得到的个人利益！当我看到（我在看《烈士诗抄》）革命烈士由于不肯出卖革命而重新被关在黑牢的时候，我才感到我的灵魂是如何的卑微、丑陋。从今往后，我有什么颜面侈谈“理想”呢！……我希望一直看着你们举着时代的火炬勇往直前。正如我有一次给别人写信中说的那样：“你们身处偏远落后的乡村，却是时代最英勇的尖兵。可是小心！假如有一天你把这火扔掉了，看我会怎样嘲笑你！”

黄一丁的信是用流血的心写成的，反映出其内心的强烈矛盾与所承受的深重痛楚。这是一个曾经拥有理想的知青，迈向怀疑、自我否定道路的第一步，感到自己一无所有、前途莫测，精神世界开始四分五裂。

本来，黄一丁与刘宁的这场争论、批判与反批判，在当时知青朋友之间是正常的、经常发生的。可是刘宁将书信作为思想汇报上交后，被团党委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向上级汇报，事态升级，从兵团政治部闹到《北京日报》内参，被谢静宜看到，认为是反击“右倾翻案”和“返城风”的好材料，指令《北京日报》公开发表。至此，黄一丁、刘宁两人已身不由己，被人控制、指挥。

这是知青内部的争吵首次被公开。

《北京日报》在1976年4月26日以通栏标题：《针锋相对的两封通信》将黄、刘二人的第一次通信公开发表。并发表编者按：黄、刘的通信反映出知青山下乡，坚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刘宁的复信“立场鲜明、气势磅礴”发扬了红卫兵反潮流的革命精神。

《北京日报》发表刘、黄书信后，兵团54团党委组织全团知青进行讨论，以刘宁为榜样树立“扎根”思想。刘宁在1976年3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作为先进典型回到北京，此时他已重任在肩。兵团政治部、组织部也来人找黄一丁，意在要他返回兵团去。每星期，黄一丁要去几次《北京日报》“谈思想”，有时每天一次，压力愈来愈大。刘宁在北京也“帮助”过几次黄一丁，但两人之间已有很大级差，已不是朋友之间的对话，黄一丁感到两人无法正常交谈。

一些同学、知青朋友冒着被批判、作反面典型的危险，劝说刘宁，但均被刘宁顶了回去。刘宁的第二封信，几易其稿，文章做得更大，发表前曾拿给黄一丁看，满以为他会大受教育，痛改前非。黄一丁发现刘宁真诚地相信这所有的一套理论，真心扎根边疆。刘宁此刻，又何尝是“自由”的呢？一次朋友间的讨论，最后被“升华”、“扭曲”成这种样子，令所谓的“怀疑论”者黄一丁，开始真正产生了全面的怀疑。

刘宁的第二封回信在1976年8月26日《北京日报》上发表：

“你绝不是如你自己所说，不配有理想。你是有理想的，不过，不是无产阶级的理想，而是小资产阶级的理想。这种理想源于你的资产阶级‘现实主义人生观’，核心是个人主义。”

你的身上已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气味”，作了“资产阶级应声虫”，正在“堕入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泥坑”的边缘，“向何处转化，取决于对错误的态度。”“修正主义正向你招手，资产阶级正为此拍手喝彩呀！黄一丁同志，该猛醒了，要警惕啊！”

“怀疑派”、“自由主义战士”黄一丁与“扎根派”刘宁之间的这场公开论战，在广大知青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这场“论战”在许多方面是不公平的，黄一丁的书信是摘录，第二封原文四五千字，仅摘发不到2500字。而刘宁身后明显站着一个写作班子，全文发表的回信长达万言以上。

黄一丁被“摘发”的“怀疑论”尽管软弱无力，仍给人以痛快淋漓的味道，而刘宁满纸空言，无限上纲，将朋友逼至“险境”，令知青们感到厌恶。黄一丁的书信风格，完全是朋友、圈内的表达方式，不乏真诚。而刘宁的书信（主要是第二封）不用知青间表达的方式、语言习惯，完全是姚文元式的语言和风格。

这一“论战”，充分暴露出一些“扎根”的先进模范是多么容易被人操纵、扭曲。一方表现出霸道，缺乏人情味，而从扎根派中分裂出的另一方则流露出真诚、温情和痛苦的反省、思索。

“论战”结果以黄一丁长达万言的《我对“怀疑论”的认识和批判》的自我批评的文章告终。文中，黄一丁自诉：受了“深刻教育”、开始“猛省”，“看到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青年激烈斗争的刀光剑影”，并批判、揭露“怀疑论”五种骗人手法。这种结局，是人们早已料到的。

<h3>3．裂变——长诗《决裂·前进》</h3>

长诗《决裂·前进》的作者是北京47中的老红卫兵王靖，该诗以佚名流传。此诗和黄、刘“论战”有不少共同之处。“对话”双方都是老朋友、同学、战友，都是“扎根派”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压倒对方。黄一丁是“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气味”的“资产阶级的应声虫”，《决裂·前进》中则是一只“寄生虫”、“罪恶”的“大苍蝇”。诗作者同刘宁一样，承袭了不少红卫兵理论、语言风格。两者不同之处在于，诗中的论争是知青圈子内部展开的。

这首长诗以一个从农村插队归来的知青，在城市炉边与一位老朋友的相互“对话”为结构贯彻始终。

这是一次“针锋相对”的交谈。两个人各自叙说了几年来自己的生活和不同的理想追求。一方是语重心长地劝说、教育，另一方是自鸣得意、顽固不化，结局是：决裂。

诗中，一方劝告：

离去京都繁华的霓虹灯

到艰苦的地方

开发

生存

斗争！

另一方，却沉湎于十八九世纪的“精神鸦片”——

啊，托尔斯泰

果戈里

大仲马

司汤达

巴尔扎克……

他们随我朝思暮想；

啊，索黑尔

梅里金公爵

安娜·卡列尼娜

欧根·奥涅金……

伴我送走了多少夜短天长。

一方提醒他，“三年前”你曾

英姿飒爽，黄军装，红袖章，在金水桥头、在长安街上……

另一方却讲：

朋友：

今天又怎样

今天同样是“英姿飒爽”

这头上

有“西单第一家”理发师的精心

这开司米的围巾

能帮我风流高昂

这雪花呢的爵士服

我剪掉了可爱的燕尾

让它在我中式外套的领口中

露出高贵的条纹

“五寸”裤腿的线条

表示我正当妙龄

虽然在冬天

我只穿了一条绒裤

可这高雅的裤线

熨得像刀刃一样

它使我在人流中“所向无敌”无人敢挡

鞋，你看！

它尖

它扁

它翘

它亮

又是十二万分的“OK”

谁能模仿？

这位朋友还吹嘘在“典雅的沙发客厅里”，香雾弥漫，使“多少女郎倾倒在我的脚下，又惹来多少无事生非，拔刀相见、大打一场……”决心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享乐之中。”从而在“死神降临”之际，“高兴地带着满身酒精/烟草和风情/而不像那穷光蛋一样/投入到它那骷髅消度的泥坑。”

诗中有这样一段问答：

“你爱祖国吗？”

“我爱世界！”

“您愿继往开来

“继承我们先辈开创的事业吗？”

“我只看到先辈如今的下场！”

“你爱我们这新兴的时代吗？”

“我只爱翻开历史的沉浮以往。”

“你还准备革命吗？”

“我只渴望战争血淋淋的疯狂！”

“你需要什么？”

“工人的工资，农民的自由，

“学生的生活，小布尔乔亚的思想。”

当一方严峻表示对方已无可救药，宣布他是：

我们身体里寄生的蛆虫，

从此你和我，就不能再是朋友与同志，也再不能一起成长。

对方却毫不在乎地以嘲讽语气说：

既然如此

又何必你拉我扯、语重心长

他邪恶地宣称：

不管我现在的生活

或者是进入了苦闷的铁窗

还是在罪恶中死去

我都将是丑恶的——

但却是自由自在的

快乐无穷的——

一只大苍蝇！

在长诗结尾部分，诗人宣布与旧友决裂，分道扬镳，然后继续“前进”。“前进”是该长诗第二大主题。

啊，亲爱的同志

三年中

这一代青年的行与止

多么令人毛发悚然、触目惊心！

诗人回忆了童年——

他们的名字

记下了革命的步步里程

他们叫：东进

南征

北上

他们叫：八一

十一

向东。

他回忆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运动——

六月的惊雷

八月的风暴

串联的征程！

并且展望世界：

多少座高山

埋不尽黑人的尸骨

填平了落基山顶。

最后诗人表示：不惜“血染三洋水／尸埋五洲山”，誓要“踏平白宫顶／重点列宁灯。”此诗可谓集红卫兵思想、语言之大成。

此诗的流传，部分因为其学步于讽刺诗。是地下诗歌中仅见的讽刺诗。

老朋友“大苍蝇”与“四类分子”子弟、被打倒的走资派子弟混在一起，看“黄皮书”，诅咒“文化大革命”，使从“偏僻乡村”回来的“新时代的尖兵”——诗人万分惊愕，不能认同。这种“决裂”是相当彻底的，双方无法调和。但是，诗人没有把这种内部矛盾见诸报端逼使对方“回头是岸”，也没有像某知青在内部“论战”中把对手关于“斯大林主义”的话用录音机录下来，写成小报告呈送“中央文革”和江青。而是用诗的形式，按知青内部、朋友之间的规则，进行批判、咒骂、讽刺、嘲弄。

1973-1974年，在知青内部，也像在运动初期辩论“对联”、“出身论”，以及“四三派”与“四四派”，分裂成不同的思想派别集团。

在上山下乡三年之后，绝大部分下乡知青都有严重的挫折感，痛感境况严峻。《决裂·前进》简单地把三年中所遇到的种种怪现象、种种现实问题，归结成一个结论：“在斗争中，找到人生。在斗争中，找到永生。”这种简单的“斗争”药方，当然不解决任何问题。但是，对下乡的知青群体来讲，丢弃他们的“旗帜”、“口号”，他们将一贫如洗，那将是极端可怕的境地，他们连想也不敢想。唯一可行的似乎仅有固守，并希望、憧憬、等待下去，坚守下去，努力不断升华自己，以应付日益严峻的现实环境。对知青群体来讲，自我激励，自我肯定，自我升华，就成为一种迫切需求。这就是《决裂·前进》一诗产生和流传开来的深厚思想背景。

《决裂·前进》一诗结尾：

我们要高举红旗

永远革命

做彻底埋葬旧世界的红卫兵团

一名忠实无悔的——

红卫兵

红！红！红！

只要保全了这一理想的完整无缺，“忠实无悔”就可以避免内心世界的破裂，充分肯定自我奉献的价值，成为精神上的富有者。

<h3>4．蜕变——长诗《生活三部曲》</h3>

长诗《生活三部曲》的作者是上海中学的杨东平，1968年到东北插队。该诗以佚名流传。诗记述一个在东北兵团支边的知青返城探家的内心活动。三部曲由城市——列车上——北大荒三部分构成。

第二部分，可能是作者在回兵团的路上写成的。“睡不着，也不想睡/哭不出，也不想哭/一万个女神在跳舞，/我只好冷静、忠实地把思想记录。”整篇诗像是一段长长的内心独白，长夜私语。

作者流露了对家乡、城市很深的眷恋。（在《决裂·前进》中城市只是罪恶的渊薮。）“再见了，我们的乐土/温情、友谊/淋漓的谈吐，女孩子的歌声和笑声，/诗和爱的浪潮。”

但是，作者认为这不过是：“知识分子心灵海洋/总会泛起泡沫的浮藻”这“并不是战士永久的归宿。”作者还宣称：“我们不去幻想美丽富饶的将来/——汽车、住宅/面包、牛奶/那是资产阶级的丑恶变态。”

尽管这首诗仍然重复了空泛的高调，却难以抑止内心泛起的忧伤，以及犹豫、疑惑、茫然。

生活对于我们

永远是一个谜

也不知是谁

驾驭着我们的命运——

呵，不！

在这庄严的时刻，

想这些多么不该，

难道现在还能犹豫？

但是，《生活三部曲》从头至尾，字里行间流露出忧伤、凄凉和迷惘，这是一篇充满了矛盾、忧伤的诗：

脚上，沾着故乡的泥土

明月，照亮了八千里夜路

作者仿佛在瞬间挣脱了极左思维定式，站在一片迷茫的空白点，“月光放射着清淡遥远的光芒／光辉的回忆像在上个世纪一样。”作者“好像看见了大海的彼岸／又禁不住缺乏信心。”

最后，作者的双脚踏上了东北的土地，四周一片冰雪天地，“零下三十度的空气／像浓烟、像烈酒”，他“身边是穿黑衣服的老乡和绿军装的同行。”严酷的现实立即横置在他的面前：

这就是我“动荡的远方”

家乡、战场。

我又要在这块土地上

呼吸、成长……

我固执地搜索前方，

和那看不到的力量……

新的一年躺在眼前，

凛冽而坚强。

大地不语

白雪茫茫

……

这是一首充满了忧伤、迷惘的长诗。细腻地反映出知青在精神蜕变过程中的动摇和怀疑。它使我们体会到了知青在“上山下乡”时代的心路历程，是多么漫长、曲折、痛楚。

第七章 知青文学 反叛的诗歌与诗歌的反叛

有论战、有冲突、有决裂，这样也就形成了不同的知青群体和不同的诗歌风格。

作为“不相信”或“怀疑派”的知青们从完全不同的立场来看待他们的下乡生活。在这些诗歌中，上山下乡的知青们表现出强烈的否定意识和叛道性格。但是，更多的是他们共同的伤感、凄凉。他们的诗远没有“扎根派”那些政治抒情诗的长度，也没有出现过三部曲或二百行以上的长诗、这些诗比较短小，不合时宜。重要的是，这些诗侧重个人情感的体验与大胆的语言探索。

它们在情调上基本上是灰色的，蒙着淡淡哀愁，尽管是在沉思默想，但其中弥漫着迷惘，永远没有结论。

从北京到绿色的西双版纳

我带回一只蝴蝶

它是我的岁月

美丽的、干枯的

突进了时间的书页

呵，从北京到西双版纳

岁月消失在路上——

方含

他们的思想是徘徊不定的，旋律哀婉、痛苦、诗歌的源泉往往从创伤中像渗血一样挤压出来，诗句一般短促：

我没有明天

昨天

是那样遥远

谁不想把生活编织成花篮

可是

美好被打扫的干干净净——

芒克

仿佛更长的诗全是废话，这些诗句一刀下去就要见血。有时，他们又显得怒气冲冲、心烦意躁：

你的眼睛被遮住了

你低沉，愤怒的声音

在这阴森森的黑暗中冲撞：

放开我！

我需要降温

我需要去冷库中昏睡

诚然，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可我讨厌——

芒克

白洋淀诗群的一些诗歌，话语本身就包含着叛逆性。这些诗显得狞厉、肆无忌惮，每一词句都晦涩难解，又锐利如钢钎。这是白洋淀下乡知青汲取城市沙龙的养分产育出的最具现代主义的诗歌。

当那枚灰色的变质的月亮

从荒漠的历史边际升起

在这座漆黑的空空的城市中

又传来红色恐怖急促的敲击声……——

多多

今天，三月，第二十个

春天放肆的口哨，刚忽东忽西地响起

我的脚，就已经感到，大地又在

固执地蠕动，他的河湖的眼睛

又混浊迷，流淌着感激的泪

也猴急地摇曳——

《三月与末日》根子

多多有一些需要破译方能读懂的诗，却拼凑出了瑰丽、奇特的意象：

当监狱把它的性格塞进一座城市

砖石在街心把你搂紧

每年的大雪是你的旧上衣

天空，却总是一所蓝色的大学——

《里程》

多多还写下了这样暧昧、古怪的诗句：

“谁来搂我的脖子啊！”

我听到马

边走边嘀咕

“喀嚓喀嚓”巨大的剪刀开始工作

从一个大窟窿中，星星们全都起身

马眼中溅起了波涛——

《冬夜的天空》

不同的圈子自然看不同的诗。“叛逆”诗人们往往有相同的家庭、社会背景，出身于“黑五类”，被冲击的干部子弟家庭、知识分子家庭，其中不少人在“文革”一开始，即被排斥在轰轰烈烈的运动之外，他们没有优越感。大多数人是运动受害者，极少数曾经是加害者，运动后期也变成受害者。绝大多数无门路参军，或时时处处受歧视。“存在”决定意识，现实使他们产生了叛逆性格。

对“文革”话语共同的反感，促成了对新语言、形式及主题的一致探索与试验。这就形成了知青诗歌的现代主义倾向。

这些知青诗歌的现代主义倾向与早期红卫兵诗歌以及承袭红卫兵理论的“政治抒情诗”派，形成了完全不同的风格、形貌。这是知青话语蜕变与走向成熟的标志。

第七章 知青文学 从黑暗和血泊中升起的星光——知青小说《波动》

要说到知青文学，就必须提及中篇小说《波动》。众所周知，在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的第三、四年，即有大量知青通过地区招工陆续进入乡镇、县一级的企业，重新构成一个生活圈子。《波动》是反映这些知青处于乡村与大城市之间——小城镇的著名的一部小说。

《波动》作者是赵振开（北岛），创作于1974年。赵振开是北京四中老高一学生，“文革”时，当建筑工人。他的妹妹在东北干校因为救助落水同伴，不幸溺亡。母亲也因为失去女儿，神经受到刺激，患了病。

小说在1974年11月形成初稿，并在1976年6月修改。这部小说是地下文学中已知的反映下乡知青情感生活最成熟的一部，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思想认识深度上，都是地下文学中的佼佼者，并具有长篇小说的规模、气度。

小说《波动》通过几个人物的叙述，从不同角度拼凑成一幅生活图景：在北方某一小城市，两个北京知青杨讯与肖凌相识了。肖凌是从乡下招工招进城的，她的父母亲是高级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先后自杀。在农村肖凌曾与一干部子弟同病相怜，怀下一个女孩，后来这个干部子弟走后门上了大学，将她抛弃。杨讯也是个干部子弟，插队时，农村大旱，他领头反对交公粮蹲过县大狱。杨讯与肖凌相爱后，得知肖凌有个私生女，两人感情产生了裂痕。这时杨讯母亲将他调回北京，而肖凌则被杨讯的林伯伯查出“生活问题”，被遣送回山区农村。当杨讯返回寻找肖凌，肖凌已不幸遇难。

小说中杨讯的“林伯伯”——市革委会主任林东平，是杨讯母亲的老战友，他与杨讯母亲——解放区领导同志的夫人，曾有“不正当关系”，受到党内处分。小说暗示林东平是杨讯实际上的父亲。在这个小城市中，生活着林德发这样的党内蛀虫；生活着媛媛（林东平的女儿）和多多这样的干部子女；也生活着流浪者白华；生活着二流子“二踢脚”。

《波动》实际上是一篇散文诗。整个故事仅仅是诗的载体和框架。小说的风格除了诗意之外就是理性的“冷静”。这种冷静出于对残酷、粗暴的现实生活产生出的严峻的直视。没有离奇的情节，没有回肠荡气的感伤，更没有声泪俱下的控诉，只有面对现实的“平静”，以及在内心深处涌起的波动。

作者想要表达青年知识分子骚动不宁的追求，以及在下层粗暴生活包围中力求保存仅有的一点“优雅”的努力。书中那座城市充满了损坏的偶像、邪恶、暴力、种种荒谬还有孤独。在小说中，作者多次提到“星光”。星光是这个黑夜中唯一的光明，在没有温暖阳光的时候，这冷冷的光明就显得极其宝贵。这星光就是深藏在肖凌等人心底的未曾泯灭的人的良知。这星光是对要保留的一点对人性的执着，一种理性之光。

在小说中，处处表现出“优雅”与“粗暴”的强烈对比。肖凌的身上具有一种为强暴、欺骗所剥夺不去、洗刷不净的优雅，她永远不可能与粗暴的环境同化、协调，除非她死亡。她的父母就是为了保持这种“优雅”而死的。这是一种渗透入一代知青骨髓的文化积淀。正因为这一点，肖凌就显得格外柔弱，极易被损害。在这里优雅地活着，也意味着保有幻想、自爱、尊严、追求的权力，意味着还具有激情、同情心、敏感和勇气。肖凌、杨讯都具有这种“小布尔乔亚”的顽强、韧性。

她突然停住脚步。“你喜欢诗吗？”

“喜欢。”

“我来背一首，愿意听吗？”

“当然。”

她直视着前方，声音柔和而热切：

绿呵，我多么爱你这绿色。

绿的风，绿的树枝。

船在海上，

马在山中。

……

绿呵，我多么爱你这绿色，

繁星似的霜花，

和那似打开黎明之路的

黑暗的鱼一同来到。

无花果用砂皮似的枝叶，

摩擦着风，

山像野猫似地耸起了

它那激怒的龙舌兰。

……

即使是在极度原始生活状态，在荒野之中，她仍要穿上漂亮的白色连衣裙。

过了一会儿，灯熄了，她站在门口，穿着那件雪白的连衣裙，走了过来。茫茫的夜空衬在背后，在整个黑色的海洋中，她是一个光闪闪的浪头，而星星则是那无数的飞沫。

她把酒瓶和杯子放在一边，走到我跟前，微笑地望着我。“来，抱紧我。”她说。

同这种“优雅”、“敏感”相对立的是处处存在着的“粗暴”、“狂野”和“残忍”，它们击碎了曾经存在过的人的脆弱自尊。

皮带呼啸着，铜环在空中闪来闪去。突然，妈妈冲出重围，向阳台跑去，她敏捷地翻到栏杆外面。“反正一死，谁要过来，我就跳！”一切都静止了。天那么蓝，白云纹丝不动，阳光抚摸着妈妈额角上的伤口。

“妈妈——”我大叫了一声。

“凌凌——”妈妈的眼睛转向我，声音那么平静。妈妈。我。妈妈。血珠。白云。天空

……

他用皮带捅捅帽檐，向前迈了一步，“跳呀，跳呀！”我扑下去，跪在地上紧抱住他的腿，用苦苦哀求的目光望着他、他低下头犹豫着，嘴唇微微张开，露出亮闪闪的牙齿。他咽了口唾沫，用力把我推开。

“妈妈——”

白云和天空陡地翻转开来。

如果凶残、粗野是一柄铁锤，那么“优雅”不过是一种精致的瓷器，不堪一击。一个人的“生命”无论内孕多么丰富，却敌不过一把刀子。《波动》表现了“文明”是如此轻易地败给了“暴力”、“愚昧”，文明越是发达，它所造就的敏锐的神经就越会在“粗暴”冲击下流血、呻吟。整栋文明的大厦就这样在“文革”中刹那间崩溃，化为乌有。

《波动》真实记录了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理性思考。

小说中一位在哈佛学过东方史的“沈伯伯”对肖凌说：

“老黑格尔有这么句话：‘种种的存在把自己联结在它们自己所创造的历史之中，并且历史作为一种具体的普遍性而判断它们和超越它们……’这就是说，人们很难通过自身去认识历史，而处在历史潮流顶峰的人们就更缺乏这种认识了，这也就是某些大人物的可悲之处。”“如果一个国家吹着音调不定的号角，这既是某种权力衰败的象征，也是整个民族奋起的前奏……”

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人，习惯于把历史与个人命运联系起来思考。《波动》为后人留下了当时青年人思考问题的鲜活标本。

《波动》是一首诗，而且是具有哲学色彩的诗。

林东平在火车站对肖凌进行了一番过来人的教训。

“年轻人在感情上的波动是一时的。”

“林伯伯，您体验过这种一时吗？”

“我们有过许多惨痛的经验。”

“所以您拿这些经验来教训年轻人，告诉他们也注定失败，对吗？”

“我不希望悲剧重演。”

……

肖凌：“我相信这个世界不会总这样下去，这也许就是我们不同的地方。”

“你还年轻。”

肖凌微微一笑，“所以这个世界显得太老了。”

林东平把漫长的历史沿革与个人短暂的生命进行衡量，得出结论：年轻人感情的一时波动是没有意义的。而肖凌并没有把自己局限于个体生命存在的长度内，她把自己标定在历史这个大我上，所以，她能够面对林东平“微笑”。历史的波涛是几百代人的“波动”汇聚成的，此刻的肖凌已是“历史”的波涛、长河。在这一刹那，她进入了永恒。

肖凌是作者的代言人，林东平何尝不是。小说中，作者不止一次流露过林东平式的痛苦，并产生过动摇。小说中，杨讯对肖凌说，“只要我们活着就有希望。”这反映出作者在黑暗中等待无法预期何时来临的黎明时的内心痛苦。这是一种贝克特式的希望：只要我们活着。

整个世界依然黑暗如故，依然宁静如故，但从黑暗与血泊中升起了“星光”。几个青年人的所思所为，他们的血泪故事，都不过是感情一时的波动。但这种“波动”中却包含有很多很多内容。这就是作者要讲的。

有人在评价《波动》时讲，它“是在黑暗和血泊中升起的诗的光芒，是雪地上的热泪，是忧伤的心灵的颤抖，是苦难大地上沉思般回荡的无言歌。”

“合上书，眼前闪着海滩上的阳光，忽明忽灭的灯光，地板上叮咚起舞的月光，雪地上的水银灯，释迦牟尼像前的火光，田野里弥漫着银灰色的冷光，无情北去的列车窗口的灯光……最令人难忘的是茫茫夜空里的星光，这星光从黑暗和血泊中升起，照临古老苍茫的大地和饱经忧患的人民，连接着生与死，善与恶，昨天与明天……”

这部小说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关于知青如何优雅生活的报告，是“知青部落”内部世界的揭秘之作。

小说不足之处是，作者对下乡知青的生活积累仍然不够丰厚，对陈东平、白华、媛媛等人物的处理显得简单。男主人公杨讯与肖凌相比也显得平面，着墨不够。

为了让大家了解《波动》全文的体例与文字特点，现将其最后一章（第十一章）转录如下：

（杨讯）

我合上蓝皮本，点上一支烟。雨丝在玻璃窗上划出一条条不规则的细线。点点灯火在远处浮动。路基旁的灌木丛被散射到窗外的灯光照亮，一闪而过。

我朝玻璃窗上吐了口浓烟，又打开蓝皮本，继续看下去。

（肖凌）

左侧是深不可测的悬崖。岸边的树木在雨中沙沙作响，枝杈微微摆动。远处城市的灯光，已被山峦遮去。

道路。道路。

（林东平）

我从车库走出来，沿着花砖小路，踏上台阶，走廊里静悄悄的，壁灯射出柔和的光芒。

在媛媛卧室门前，我停下来，谛听着，然后敲了敲门。“睡了？媛媛？”

没有动静。我拧动门柄，拉开灯，床上空空的。屋里一片杂乱，五屉柜的抽屉半开着，一条长裤拖在外面。桌上的茶杯下压着一张纸条：“爸爸，你是个骗子，我永远不回来了！”

（林媛媛）

脚下的碎石哗啦哗啦响着，旁边停着辆长得没头没尾的闷罐货车。

“你什么时候离开家的？”我问。

“我没有过家。”白华说。

“那你怎么生下来的？”

“少啰嗦！”

“干嘛这么厉害，哼，人家随便问问。”

他在一个敞开的闷罐车前停住。“上去。”

我费了好大劲爬上去。嘿，挺暖和，角落里还有堆干草。我脱掉塑料雨衣。“就在这儿睡？”

“再吭声，我掐死你！”

（杨讯）

我合上本，拎起提包，朝车门走去。缓冲器嘎嘎地响着，列车在一个小站上停下来。我走下扶梯，迎着略带凉意的微风。朝亮灯的车站调度室走去，门口站着个精瘦的中年人。

“往南开的车什么时候经过这里？”我问。

“四十分钟以后。”

（肖凌）

传来一阵阵奇怪的轰鸣声。我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咆哮的山洪盖过来。我随手抓住路边的一棵小树，滚动的石块哗哗作响，撞在脚踝和腿上，阵阵剧痛。

忽然，脚下的泥土松动了、我身子一歪，倒了下去……

（白华）

哐当一声，车身晃了晃。不大工夫，一声长长的汽笛。

“下去！”我说。

“我？”

“回家去，回到你爹那儿去。”

“你、你干嘛骗人？！”她咬着嘴唇说。

“下去！”我一步一步地把她逼到门口。

“坏蛋！”她说完，转身跳下去。

列车慢慢地移动了。

（杨讯）

我走下车厢。检车工的小锤叮叮当当的敲击声，在这雨夜里显得格外响。水银灯被雨丝网住，变成朦胧的光晕。

栅栏门旁，检票的老头打着哈欠，他的胶布雨衣闪闪发亮。

（肖凌）

我醒过来，一棵小草轻拂着我的面颊。在头顶的峭崖之间，迷雾浮动着。不久，天放晴了，月亮升起来。

忽然，一位和我酷似的姑娘，飘飘地向前走去，消失在金黄色的光流中……

第七章 知青文学 马背诗篇——内蒙古牧区知青文学创作

“文革”期间，在内蒙古草原上曾集合了一个数十万人的知青群体，他们大多是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呼和浩特等城市的中学生。

内蒙知青的文学创作，基本集中在1967-1972年之间，此时作为知青群体总体的情绪比较高昂、向上，生活也相对单纯、充实一些，产生出不少的小说、散文、诗歌。在1972年之后，知青扎根思想已基本上动摇，不少人已回城，这是一个思想、情感比较动荡的时期。不少知青在当地成了家，朋友分裂，命运波动，男婚女嫁。生活复杂错综，艰辛、迷茫的内涵，在知青面前有了更深入的展示，可是，当时绝大多数知青迫于生存，已无暇着笔写作。所以，作品的数量也大大减少。

在内蒙牧区知青中，产生了一批记录知青生活的优秀散文和旧体诗。特别是旧体诗的创作，有比较丰厚的收获。

<h3>1．长篇小说的创作</h3>

就目前有限的材料，在牧区有两部夭折的长篇小说《疾风劲草》（北京王琪）、《雄鹰展翅》（北京赵兼妩）。两位作者都是北京女知青，高二、高三学生。

这两部小说代表了一类作品，为了能公开发表，被迫按照“文革”中的创作模式，塑造高、大、全的英雄的形象。小说内容为知青在内蒙牧区接受贫下中牧教育，锻炼成长的经历。《疾风劲草》小说写出后，王琪曾在知青中征求意见，大家反映，拔得高了，有一点玄。作者拿到北京某出版社编辑部，编辑却说拔得还不高，还要拔高。

王琪在回忆文章中说：她为了写这部长篇小说《疾风劲草》，牧羊时抓空写作，把马缰绳挽了个结套在自己脚上，正在写作中间，一只牛虻叮咬马腹，马赶蝇时将马嘴插进了马镫子，马狂怒打转，王琪被拖倒在地，马蹄乱踏，缰绳越缠越紧，王琪急中生智下死劲地将靴子挣脱，才算侥幸逃生，可是肋骨已被马蹄踏断。

王琪等人的创作经历，反映出当时知青进行创作的艰辛和屈辱。

<h3>2．手抄本小说：《一年》</h3>

《一年》约四万字，作者：王维本，阿巴嘎旗北京知青。当时知青对时间很敏感，所以用时间命名的小说不少。（如：老鬼在内蒙兵团时就已动笔的长篇小说《血色黄昏》，原名《八年》）这部小说，比较真实地反映出了当时内蒙知青复杂的内心世界。

小说《一年》，以几名男女知青去“赶考”为线索展开。为了参加招考工农兵大学生的考试，几个知青在北京至张家口之间的一个小车站等车，一直等到天亮火车才来。在车站之夜，几名知青的交谈，展示出理想主义、注重实际和自私自利等思想的交叉、冲突。但是，所有的人都有一种失落感。其中有一句对话，“知青是大地的流浪者”。招考的结果，一对男女知青，女的上了大学，男的因为出身问题没有上成。

男知青大关在孤独、失落中把感情转移在一只狗身上。为了救狗，在一次大火中，他被烧伤住进医院。女友小静去医院看望大关，但终因两个人的地位已有天壤之别而分手。大关最终伤重离世。

在小说中，塑造了大关这样一个具有理想主义精神，经过现实严酷打击变得比较成熟、冷静的青年。大关数学很好，渴望知识，却无法迈入学校大门。一腔热血报国无门。他内心的矛盾、孤独、迷惘，特别是内心燃起的愤世情绪，都具有典型意义。与此同时，作者还对比地写了自私的“大个”和内心痛苦、彷徨又不敢跨越现实的小静。

这部小说在阿巴嘎旗知青中流传，读过这部小说的知青说，《一年》反映出了1971年后，内蒙知青普遍的思想动荡。

<h3>3．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的散文创作</h3>

在内蒙知青创作中，散文占有很大比重。其内容主要反映知青在边疆的生活场景。

在《草原启示录》（内蒙知青群体回忆录）中收入的李三友《放羊第一天》，就是一篇优秀的散文。这篇文章选自《阿巴嘎的春天》中的一章。原文有十章，写于1974年。过了18年，再读此文，其文学水平仍然是一流的。

在同一回忆录中收入的李大同《雅干锡力日记》，写于1973年夏。说是日记，实际上是散文。其中“赛马”一段，在“文革”中曾被旗内知青加以传抄。它显示出了内蒙知青在文学上的坚实功力。

《阿巴嘎的春天》生动、细腻地记述了草原生活的一个个奇妙的瞬间。

“天已亮，包里蒸汽腾腾，一柱金光透过门窗，斜在我的炕旁，一看表，8点，就呼地一下坐起来，把正喝茶的老头吓了一跳，‘睡得好吗？’他转过头对我笑着。我边穿衣服边应着，隔着白气听到淖尔金仿佛又在用勺不住翻腾锅里的茶。这个动作真成了她的嗜好，仿佛会从搅出的白气里见到极乐世界似的、我顺着光柱摸到门，淖尔金喊：‘喝茶！喝茶！’我说了两声‘知道’，‘嘭’地关上门出去了。里面根登很自信地对老婆说‘人家解手’。

“呵，多好的天！晴空万里，太阳已经老高了。白茫茫的草原晃得人睁不开眼，远处胡伟的额尔登乌拉山蒙着一层淡蓝色的雾气，小鸟藏在四面八方不停地唱着，根登的牛群卧在前面霜雪闪亮的草丛里吐着白气，有几头站着伸懒腰。我的马在东梁上吃草，嘴巴粘在地上一动不动，像雕像一样。”——

《阿巴嘎的春天》

《雅干锡力日记》记述了知青同一匹青马的感情。讲述了一匹野马经过驯养、训练最后成为全旗那达慕大会第一名的故事。其中知青与草原、与牧民血与肉的亲情渗透纸背。

“我抖擞起精神牵着青马走向主席台，只觉得全场所有目光和议论都集中在青马、马上的孟克和我身上，我浑身燥热……

“附近最有名的唱马人那木吉拉老汉骑上一匹高大的白马，站在授奖马队的面前开始为大会唱马。当老人用富于音乐性和节奏感的蒙古语盛赞干青包勒和北京思赫腾（知识青年）时，我把脸紧贴在青马粗壮的脖子上，热泪夺眶而出。”——

《雅干锡力日记》

在阿巴嘎旗写散文（一般为记述文）的知青不少。当时传阅的散文还有：《小青马》、《打狼》、《五年》等。

<h3>4．《马背上的歌》和《扎洛集》</h3>

在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满都宝格牧场，有一个写诗的知青小圈子，由北京二中知青邢奇、施小明、刘玉平、陈达实、董士芳五人为骨干。在1971-1972年期间他们曾将自己所写的“半旧体诗”（邢奇语）编在一起，命名为：《马背上的歌》，共出了三集，合71首。诗集都是用复写纸复写的，裁纸钉成一本。

《马背上的歌》逐渐流传开来，在东乌珠穆沁旗后来又出现一本知青诗集《扎洛集》（80首）（注：扎洛——蒙语知识青年）。主要以原《马背上的歌》为主，又收入旗内其他生产队知青的半旧体诗若干首。《扎洛集》是油印的，数量多，流传的也就更远了。

邢奇、施小明等人，为北京二中初三学生，分在一个生产队。当时分到内蒙牧区的二中学生有389人，邢奇所在队有39名知青，二中的有15人，因为邢奇等人以前有些古文底子，加上放牧时的极端孤独、寂寞，邢、施、刘、陈、董五个人常凑在一起写诗，周围生活中的任何事情，无不能入诗，如施小明对上面领导人对知青冷暖、死活不顾不问，写出的打油诗：“囊中有米寥寥可数，零肉碎骨暂充饥肠……甚叹也，便如何敦促，重开新章。”

邢奇对团长下队向蒙古老乡要羔皮、黄油一事，写有打油诗“百里迢迢，团长驾到，吉普串包，……喇叭响，载坛坛罐罐，得胜还朝。”

邢奇在支边时（1975年）曾写有长篇散文，记述知青在牧区的生活，这篇散文的一小部分后来在编辑《草原启示录》时，曾被收入启示录。在这篇文章中，邢奇介绍了几段北京知青写打油诗的情形。

小Q蒙语很差，便去请教一个学得较好的“大公”。大公给他提供了不少蒙文词，小Q受益匪浅。大公得意之余说道：“本人最近做了首蒙文诗。”于是大公摇头晃脑将此诗慢慢吟将出来：

俄诺吉勒握拉码

加斯依和奥布斯巴嘎

乌呼鲁也布怪

浩尼更埃那

翻译成汉话就是：

今年真不得了，雪大草少。

牛走不动，羊更害怕。

蒙文诗如此朗朗上口，使小Q不胜钦佩，便写了一首打油诗，呈给大公。诗曰：

我与牧民话不通，忙去请教高材生。

此人住处不算远，他的外号叫大公。

找上门去一攀谈，名声果然不虚传。

见我虚心来求教，便开腹贮示愚顽。

日常蒙语无不知，而且能做蒙文诗。

摇头慢慢吟出来，此时意态颇矜持。

劈头一个感叹词，突兀不凡露天资。

如此大才谁不赞，不由弟子不尊师。

“哈哈哈”，大公得意地笑了。

后来小Q碰见了一个懂汉语的蒙古族干部，给他背了大公的蒙文诗。那人听了，仰天大笑。“怎么样？不错吧？”小Q急着问。不料那人说“这叫什么蒙文诗！蒙文诗不是在句后，而是在每行头一个词的头一个音节上押韵的。”

春节的聚餐是很热闹的，放羊的各包留下一个下夜的，其余的都参加了。羊倌、牛倌、马倌，济济一包，凑了十几个人，这在牧业队已经很难得了……

最后吃的是炸糕，红糖馅，用牧民给的黄油调的。由几个公认擅长烹调的操持，他们垄断了案板和油锅，不容他人插手。于是闲着的人就天南海北地聊着。当第一批炸糕出锅的时候，人多糕少，一个人提议作宝塔诗，谁先续上谁就吃。大家齐声说：“高！”这个“高”字就作为宝塔顶尖定之韵。立刻有人叫出“炸糕”，同时伸手就去抓。当宝塔续到第九层的时候，炸糕已经出了第二锅，足够吃上一轮的了，而且大家已经满足了宝塔的高度。于是在对宝塔诗极其兴奋的回味中共进炸糕。

那首宝塔诗是这样的：

高

炸糕

赶快捞

里嫩外焦

香气往上飘

充满了蒙古包

顿时肚里馋虫闹

馋得我口水往出冒

续不上诗你就吃不到

至今邢奇还记得那续第九层的，掰着手指一字一顿地数出那九个字时的得意样子。当时，满蒙古包都哄堂大笑了。

<h3>5．马背诗篇</h3>

在内蒙知青中写诗的人当有不少，但尚无法进行准确的估计。《草原启示录》编委会（由内蒙知青组成）在编辑《草原启示录》时，征集到当年知青寄来的马背诗200篇，其中新旧体诗各占一半。这些诗显示出内蒙诗群一定的实力。但由于编委会的编辑方针，这些诗绝大部分未能发表。

新体诗，内蒙知青往往采用蒙古民歌方式写作，风格独特，优美抒情，读后给人留下美妙难忘的印象：

《欢迎你》

李仲琪

欢迎你，亲爱的朋友！

只要你带着巴特尔的荣誉来到这里，我会宰掉最肥的羯子，（注：巴特尔，英雄）

双手捧出喷香的里脊。

我要用新鲜的牛奶，

注入锃亮的铝壶，

调进最好的黄油、奶皮子，

给你煮出喷香的奶茶。

牵出心爱的骏马，

备上闪亮的银鞍，

佩上精致的小马鞭啊，

把你驼进我们美丽的草原。

（作者原在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道特淖尔公社）

《马群下夜》（二首，选一）

李志伟（1968.12）

一、起程

夜光闹钟正指十点，

满空星星还没出全。

儿马子一声高鸣长嘶，

要把马群领入明天。

备好马鞍子，

扎紧长腰带。

我们的马倌，

这就跟群去下夜。

夜幕中，

马群像一支神奇的快艇部队，

向着草原雪海深处破浪起航。

北斗作罗盘，

群山是航标，

掌舵人就是风来雪去的阿都沁。（注：阿都沁？蒙语，马倌）

在内蒙知青的诗歌创作中，取得突出成绩的还属旧体诗。经过十年锤炼，这些诗作形成了雄浑粗犷、豪迈、淳厚的风格。知青们在运用古体诗表现当代人生活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在写作“半旧体诗”方面，积累了不少珍贵的经验。

限于篇幅仅介绍几个成绩比较突出的诗人及诗作。在这些诗人及诗作背后存在着一个具有相当实力的诗群。

首先介绍北京二中知青写诗圈子（邢奇、施小明、刘玉平、陈达实、董士芳等）的诗作。限于篇幅，只从他们的诗集：《马背上的歌》中摘录四首。

沁园春·冬牧

施小明

草原冬色，莽莽苍苍，遍地皆白。

惟风撼乾坤，撕肤割面，雪掩旷野，满目皑皑。

惨惨白日，瑟瑟羊群，阵阵狼嗥阵阵哀。

朝天啸，荡深山幽谷，壮我胸怀。

纵马独上高台，看无数英雄尽沓来。

昔陈公下涕，感时伤景，千古绝唱，至今不衰。

天地幽幽，人生渺渺，此身何处展雄才？

蓦回首，见夕阳残照，马嘶羊归。

清平乐·冬迁

施小明

羊归何处？漫漫牛车路。

茫茫雪原西行去，不知搬家几度。

落日余晖尽收，寒凝大地生愁。

遥望毡包新立，恰似海上孤舟。

放马杂记（五则选二）

刘玉平

一、接马群

惊惊颤颤，新倌上任三把汗。

一怕丢马。狼吞虎咽吃晚饭。

二怕狼掏，声嘶力竭通宵喊。

三怕混群，脖子直伸不停看。

交班之后灯下喘，浑身发酸四脚软。

新接马群没经验，必然要闯这一关。

有朝一日控千蹄，凌云双翅自由展。

二、找马

正是阴历二十八，暮色一降，如蒙黑沙。饭后急忙穿大哈。（注：大哈，蒙语皮外套）

一丘一草将人耍，远看似马，近看没马。奔波一阵真抓瞎。

找遍山坡找山崖，北风沙沙，马蹄唰唰。绕山一周又白搭。

主意不定真难拿，本想回家，不甘回家。催马向南如风刮。

一声马嘶滋啦啦，马蹄飞快，心情更佳。马蹄似飞不用夹。

奔去一看黑压压，马群皆在，心才放下。持枪防狼待朝霞。

旧体诗作在内蒙兵团内，也有不小收获。兵团六师五十二团的北京知青巩如旭，是成绩比较突出的一个。他在兵团曾写有《七律·饮马乌拉盖河》（作于1974年春），《七律·夜过张小冬墓》（作于1975年秋，昌图锡勒）等等。

饮马马拉盖河　1974春

天涯数载走红尘，牧马萧萧伴此身。

岁岁边风吹绿野，朝朝冷月送黄昏。

清歌可拭英雄泪，浊酒难平壮士心。

最是无情乌河水，卷去男儿几度春。

夜牧贺斯乌拉1974早春

宝格达山

看四野狂窜银蟒，见九闵酣斗玉龙。

六合浩瀚幻弗穷。

想持节苏武，思带甲卫青。

扬鞭魏祖，掷笔班生。

大丈夫千古留名。

抖套杆呼啸边庭，纵铁骧镳骋三盟。①

慕宗懿有怀乘风、泣王勃无路请缨。

血热，鬓青。

漫说道塞北群空。

举大白，望七星。

听紫骝又嘶西风。

有愤冲膺。

在内蒙知青诗群中，有三位成绩比较突出的诗人：李向真（北京知青插队在东乌旗满吐宝力格牧场）、谢小庆（插队在锡林郭勒盟本乌珠穆沁旗额仁高毕公社）、尹占华。他们的诗作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既珍视传统，又推陈出新的努力，达到了雅驯与质实的融合。

插队五年　1972

李向真

京地草方芽，塞外雪未化。

五年毡包居，隐身草山下。

日食餐奶酪，畅语共蒙话。

游牧逐水草，终年数迁家。

长车缓慢行，牛喘气喷沙。

青草黄且枯，秋羊肥似瓜。

山丹红不长，坚雪白难化。

一览千里豁，岂似陇径狭。

牧羊空寂寞，行路身孤寡。

边风吹脸黑，日晒精神飒。

劲腕挂玉鞭，捷身跨铁骅。

俯手捉青烟，扬臂夺紫霞。

满眸空辽阔，望山不惜马。

草衬人更美，心红志愈大。

乐人行

1972夏谢小庆

北方有乐土，乐土有良才。

聚会皆志士，往来无痴呆。

男儿求真理，女儿弃粉黛。

耕作齐努力，牧驭无惰怠。

膂力掀烈马，巧手建新宅。

身凌塞外雪，怀揣栋梁才。

出门纵骅骝，入室溺书斋。

原野竞骑射，厅堂品李白。

持杆长三丈，论史及五代。

浓醇仰头尽，诗文拈手来。

攻读无古今，涉猎及中外。

忧乐连赤县，谈笑多慷慨。

陶公今若在，也将徙其宅。

尹占华，北京知青，在土默特左旗插队。他是诗群中写诗比较勤奋且水平较高的一位。在插队时曾写有：《鹧鸪天》五首（1972.4）、二首（1969.4）、《园地劳动时作》（1969.8）、《浣溪沙》三首（1972.6）等。限于篇幅，在其诗作中仅选录二首：

春思　1969

一字归飞雁，高空过我呼。

天长归路远，过了几长途。

尔雁听我请，可有我之书？

八声甘州·苦菜1972.5

苦菜苗，处处有留踪，绿影遍平川。

任滩前堤上，沟头垅内，道侧途边。

虽是尝来苦涩，亦可慰饥寒。

幼小谁家子，寻挑携篮？

老农曾经教我，在沸汤煮过，拌辣调盐。

正当今缺菜，掘得满衣衫。

做将来，东邻劝客，莫须嫌，努力望加餐。

吾知矣，不知味苦，怎爱甘甜！

在内蒙诗群中，还有不少出色的女诗人。她们的诗作，格调豪迈、飘逸，不乏英雄气质。不仅沉实、老到，而且意韵幽长。

下雨　1969.7.12

赵秉宜

天铺灰烟云簇墨，雷声压顶天欲堕。

飞砂走石电光闪，倾盆大雨从天落。

雨打毡包如鼓作，直到夜深势不弱。

疑是天空裂缝多，女娲补天不负责。

（作者：女，插队在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都宝力格牧场）

诗二首

秉懿

五月天　1969.5.22

冰雹打马鞍，雪花飞翩翩。

雨湿皮得勒，正是五月天。

深秋白日　1972.10.2

云压山欲碎，天缝见斜晖。

风劲黄草狂，羊儿顶雪回。

（作者：女，插队在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满都宝力格牧场）

诗一首

叶小静

平地一声朔风起，搅昏茫茫几万里。

请君试看飞雪处，也有几多牧羊女。

（作者：女，插队在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都宝力格牧场）

在内蒙知青的诗作中，“惜别”内容的作品占有一定比例。知青们在草原极其艰苦的生活岁月中，结成了肝胆相照的真挚友情。在1971、1972年前后，不少知青离开草原，在留下的知青中引起极大震动。惜别时，有愧疚、有悲伤、有羡慕、有失落……酸咸苦辣都有，可谓百感交集。知青的惜别，与古人咏叹的惜别不同，它更猛烈地摇撼人心，更具有群体的共性。内蒙知青诗人们在“惜别”这一题材上，留下更多感人的诗篇也是情理中事。

前途知己知何在，伤愧又下一层楼——

王石丞《惜别》1974.10.10

掷泪无言送友去，归来空身对旧营——

李向真《送别》

恸哭无声动天地，解味之人唯独有——

王家元《赠李阳别离》1975.9.26

草堂简宴饯君行，月洒冰窗雪满庭。

莫叹沉沉冬夜永，三星斜落是黎明！——

王唏《送友返京》1972.11.14

在当年在一首“惜别”的诗在内蒙知青中辗转传抄，此诗回肠九转、细致入微地表述了惜别的情怀。诗在传抄中遗失了诗作者的姓名。现将此诗转录如下：

《惜别》佚名1972

金风吹尽兮，牧草皆黄。寒冬将至兮，生灵感伤。

寂空无限兮，风摧云荡。云聚云散兮，不与人商。

草原生活兮，已涉五黄。生活战斗兮，越练越强。

团结友爱兮，互助互帮。今将众散兮，好景不长。

已去欲行兮，各有主张。共同奋斗兮，再不复常。

昔日之景兮，只现梦乡。呜呼哀哉兮，令吾彷徨。

如此而已兮，抛去幻想。恋群情深兮，枉自断肠。

吾今亦去兮，将不还乡。思离战友兮，珠泪成行。

汝欲东北兮，吾去青藏。相隔万里兮，不得重访。

四载共同兮，深刻印象。梦寐重聚兮，觉来渺茫。

想而又想兮，伤之复伤。借此纸笔兮，辞别此方。

吾之过错兮，诸君原谅。但愿众位兮，百事如偿。

内蒙牧区知青的诗作，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强烈的时代气息，融合进白话诗的一些手法，使旧体诗显出抒展、浅白的风貌。诗作往往突破格律，却仍能天然地朗朗上口。特别是不少诗作具有“民歌风”，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

当然，在探索中也有很多不足，如有一些蛮横破律的地方，损害了音韵美。而且有些诗作失之粗疏，一挥而就，不再修改、斟酌，影响了诗作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由于找到的材料十分有限，所以无法对内蒙知青的文学活动规模，及其成就作出哪怕是初步的总体估价。但仅就已搜集到的材料看，在“文革”期间内蒙牧区知青所创作的散文、旧体诗已有相当可观的成绩。

在散文方面，主要是记述文，质量上乘，“文革”中没有产生优秀散文的说法，是打破了。

在旧体诗方面，牧区知青诗人们做了大量的开拓工作。就目前积累、搜集到的约300首诗作看，已形成内蒙知青诗作的共同风格，作为“内蒙牧区诗群”已具有冲击旧体诗坛的力量。

第八章 旧体诗词在“文革”中的复兴 《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

中国古典诗词有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但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随同文言文受到猛烈冲击。在当代，白话诗歌开始占据统治地位。

在“文化大革命”前，旧体诗词被视为封建文化的残余，至少是社会所不提倡的，它在青年中间的影响日益缩小。毛泽东、鲁迅都反对青年写旧诗，提倡青年写新诗。但是诗歌艺术内在的规律，并不是政治干预可以扭转的。毛泽东、鲁迅、郭沫若等人习惯于运用旧诗词形式，部分由于他们对古文言的熟悉，根本原因是古典诗词艺术功能与传统的丰厚。“左”的政治因素的不合理压抑，本身就意味着艺术规律有力的反驳。特别是毛泽东诗词在60年代初的广泛影响，也为旧体诗写作在“文革”的普及作了历史的准备。

“文革”爆发后，被视为封建黑货的旧体诗词被列为扫荡对象之一。唐诗、宋词连同“黄色小说”几乎被焚烧殆尽。连杜甫也被贴上“儒家”标签加以批判。作品被抄、被毁，作者受到批斗。古典诗词的命运到了灭绝关头。可是，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突破了“左”的思想束缚，不顾密织的文网，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把旧体诗词视为打破八股，建立新语言的途径，视为一种高雅、有效的艺术表现手段。

他们打破任何框框自行摸索，借用旧形式来表达新的思想感情、新的现实生活。在“文革”中，北大教授王力的《诗词格律》，在群众中广泛流传、手抄、油印。旧体诗词不仅没有销声匿迹，一蹶不振，反而打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古典诗词的影响范围远远超过“文革”之前。在吸收和借鉴古诗词，推动新诗创作上，也有了长足的进步。所以，“文革”后，各地诗社组织犹如雨后春笋，遍布大江南北，各种以旧体诗词为主的刊物不下几十种，各地还不乏自费印刷，内部交流的诗集。这证明了“文革”十年中的确培养出了一大批青年古典诗词爱好者和写作者。

“文革”中古典旧体诗在群众中的迅速普及发展，有一部分功劳应归功于当时流传全国的《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这本收有25首诗词的集子，经过红卫兵传抄、翻印在1966年10月即迅速流传到各大城镇及穷乡僻境。其流传之广，流传之速，实属空前。其中不乏政治因素，但其诗句在艺术上的感染力与新鲜，也是其能够广泛流行的重要原因。

《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中大部分诗作的真实作者是中国科学院电子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陈明远，1963年毕业于上海科技大学数学系。在“文革”前即受教于郭沫若、田汉、老舍、王力、以群等人。

1961年作者20岁，曾带几枚雨花石去拜访郭沫若。郭沫若很高兴地对他说：“我给你出个题目，你就写一首歌颂石头的诗词吧！”作者思索片刻，便当场填出一阕《沁园春·咏石》：

璞玉一方。切琢无疵，磨砺发光。

岂怡红公子，命根惟系；梁山好汉，天道周行？

烈火难熔，狂风不倒，迸出齐天大圣王。

传千古，数几多宝库，龙窟云冈。

谁言铁石心肠？有热血沸腾涌满腔。

任离合悲欢，不动声色；嬉怒笑骂，皆为文章！

上补青天，下填沧海，焚身碎骨自刚强。

了此愿，亦不枉平生，非梦一场！

郭沫若大为赞赏，并将此诗转寄陈毅元帅，加以介绍、推荐，田汉、老舍等人对他也加以指导。可以说，作者实际是在一个特殊的文化小圈子中培养出来的。

在“文革”中被流传的《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其中确有6首系出自毛泽东之手，其余19首为陈明远所作。这19首的文风、情致确有几分像毛泽东的手笔。诗作青春磅礴，语汇新鲜，融合现代生活情感与古典形式之中，新鲜的现代语言，轻松流溢于格律之间，宛如活水，清澈跌宕，毫无滞碍。写到欢愉之处，仿佛“我口写我手”。

沁园春·游十三陵水库

百侣游踪，歌翻柳浪，舞引东风。

念平生所爱，红岩翠柏。

少年壮志，海阔天空。

水库情深，陵园恨重，是血汗浇来春意浓。

风雷动，将山川洗净，笑指长红。

青春烈火正熊。春岂在温房草木丛？

愿耿耿丹心，耀如赤日，铮铮硬骨，强似苍松。

一往无前，万难不屈，偏向悬崖攀绝峰。

望环宇，将红旗高举直上云中。

他的诗词文采魄丽，富于浪漫情调：

“星谱凯旋曲，水拍自由诗，脚底琼花飞舞，惊喜却痴迷。”

“闪闪青眸子，霞染海魂衣。”

作为青年，诗人有一个美好、博大的情怀：

“火旗挥舞冲天笑，赤遍环球是我家。”

作为一个青年，他拥有整个世界，拥有美妙的明天。他充满了自信，去开创共产主义的新社会。他是50-60年代党培养出来的一代接班人，他所表达的情感能在同代人心中产生巨大共鸣。

七律·答友人

问余何日喜重逢，笑指沙场火正熊。

猪圈岂生千里马，花盆难养万年松。

志存胸内跃红日，乐在天涯战恶风。

似水柔情何足恋，堂堂铁打是英雄。

还有其他一些诗句，深深印在广大读者的心中。如：“真理在胸笔在手，无私无畏即自由。”还如：“千钧霹雳轰河汉，万里风焰照天烧”，被《人民日报》引用于社论之中。如“先烈回眸应笑慰，擎旗已有后来人，”在1976年“四五”被改写成横幅悬挂在天安门广场上。

《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推动了一代青年人运用旧体诗形式去进行大胆创作，改造旧形式来表现新的斗争生活。它破除了人们对旧体诗的恐惧症，证明古典诗词可以为一般青年人所掌握，可以充分表现人们的现实生活……

第八章 旧体诗词在“文革”中的复兴 成年知识分子们的地下诗作

在“文革”中，大量老干部、知识分子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几无人幸免。加上文字狱，许多过去写旧体诗的人们为了避祸干脆搁笔。偶尔落笔也只在亲友之间交流，绝不轻易示人。尽管如此，“文革”结束后，这些藏之箧底的诗词汇集起来，仍然达到了相当数量。因为这部分诗词出于痛苦的年代，极少应酬、唱和与附庸风雅的作品，所以作品比较真诚、质朴，非浮泛之作。

<h3>1．干校诗作</h3>

剧作家吴祖光，“文革”运动一开始即被隔离审查。他刚刚从流放地北大荒回来，又被带走，留下妻子儿女。后来，其妻新凤霞也去了干校，子女去了兵团，一家人四分五裂。吴祖光在团泊洼“五七干校”，写下《枕下诗》集，记述当时的思念家人的心情。

又是春来绿柳丝，花开陌上雁归时。

栖遥萌眼思亲泪，一见家书便似痴。

春光浩荡好咏诗，绿遍天涯两地知。

看取团圆终有日，安排重过少年时。

因为当时运动造成一家人天各一方的情况非常普遍。这类思乡之情在当时的诗词中多有反映，如舒芜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的《晚凉杂咏五首》。写的是同一题材：

历纸明朝又立秋，年华无语水东流；

珠帘残夜峨眉月，待到团圆是白头。

碧血朱颜惹梦多，今宵不看鹊填河。

劳尘满面如霜鬓，七载人间忍泪过。

在遭逢内乱，家破人亡，被驱赶至“五七干校”进行改造，阅尽兴亡之后的诗人，所发之声大致凄楚苍凉。这些思乡之作是其中一小部分，但记录下了当时人们的真实思想感情。

<h3>2．反映批斗生活的诗作</h3>

“文革”的政治运动将一代知识分子、干部卷入斗争漩涡，历尽磨难。反映批斗经历，成为“文革”地下诗作的重要内容。经历浩劫，蒙受屈辱，却使诗人们风骨更加倔傲，不屈不挠。

读姚某《评〈海瑞罢官〉》文，生吊吴晗用鲁迅先生原韵

李晴　1965

鲠介书生气，森严论战场。

又成刀下醢，掩卷一彷徨。

李晴在“文革”中身陷囹圄达8年。江青倒台后方出狱。吴晗于1968年12月10日被“四人帮”迫害致死。

七绝

廖沫沙

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如今爱折腰。

扭臂栽头喷气舞，满场争看斗风骚。

廖沫沙为“三家村”黑帮之一。1966年冬至1967年底，他同吴晗、邓拓被拉到工厂、农村批斗。一天斗二三场，天天不断，斗了一年多。吴、邓死于迫害，廖沫沙得以幸存。此诗即作于1967年7月至8月的批斗会上。

高汉（1926-）原名陈汉皋，浙江天台人。早年参加革命，后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创作室工作。“文革”中曾被关押八年。单身牢房异常孤寂，如同独处沙漠之中，一天晚上，他听见铁窗外传来蛙鸣，仿佛听见天乐一般的悦耳，可惜到了第二天夜里，蛙声再也没有响起。他有感写下“听蛙”二首。

昨宵蛙鼓小窗前，一夜乡心不忍眠。

最是江南好风景，碧秧如剪雨如烟。

今宵何处觅歌喉，敢是已因“反动”揪。

但愿蛙邦无“左”派，隔墙击鼓舞孤囚。

在“文革”运动中，诗人们遇到了许多“史无前例”的事情，他们也用笔记述了这种独特境遇和经历。

七律·兰叶

李汝伦

窗外有玉兰树一株高达十米，因武斗流弹穿过，叶飘入窗，落案上，似有所诉。为八句志之，时在八月之望。

流弹飞来过小庭，几枚兰叶入窗轻。

非关病老和秋令，却带伤残共血腥。

无用书生难辟鬼，有情秃笔怕谈兵。

起听枝干摇不住，摇是心中恨恨声。

七律

聂绀弩1969

解晋途中与包与轨同铐，戏赠。

牛鬼蛇神第几车，屡同回首望京华。

曾经沧海难为泪，便到长城岂是家。

上有天知公道事，下无人溺死灰耶？①

相依相靠相狼狈，掣肘偕行一笑“哈……”

自是

吕飞千

六二年仲骥行猎，误毙村民饲鸭，曾打油嘲之，未料“文革”中意指为翻案铁证，苦于逼供，仓促成一律，当时率而成章。

自是家禽岂野鸭，风流人物一时差。

须冷微命平生苦，应悔神枪到处夸。

千古曲枉沉寂寞，一番教训重生杀。

豆棚瓜架说会道，为猎当分野与家。

这三首诗，仿佛三则“诗话”，颇具故事性。状情状景都比较生动。特别是吕飞千的《自是》一首，随机应变，七步成诗，对造反派进行劝讽，言短意长。读了这样的诗，令人回想起那个荒唐的年代，诗人的形象也跃然纸上。

在“文化大革命”中，诗人们留下不少旧体诗作，其中反映“文革”运动漩涡中心的体验与感悟的诗作，会有相当数量。只是这些诗作多散在各报章刊物上，难以读到，还有一些至今压至箧底，这都是令人感到可惜的。现将仅见的一些有“文革”特色的诗词佳句搜拾、摘录如下：

年查岁审都成罪，戏语闲谈尽上纲——

《枕下诗》吴祖光

浑身瘦骨终残骨，满面伤痕杀泪痕——

聂绀弩

天生丽质甘淡泊，只写秋容不写春——

《题黄永五同志玉替长卷二十韵》1975秋，吴世昌

（注：正当“猫头鹰事件”黄永玉受批判之时，题赠。）

可怜晁错临东市，朱紫朝衣尚未除——

荒芜

遵命争易于革命，求仁诚难乎得仁——

1969.10　公木

送君不折三春柳，摆去摇来只信风——

《赠友人》芋农

无端触怒执金吾，碑下丹墀有血涂——

《咏史十六首》1976.45　唐兰

但得一言能耸听，布衣自可猎公卿——

（同上）唐兰

九州无力鸣喑马，举国谁教起病梅——

《七律·风夕》1967　李晴

安宁河畔安宁末？抚犊呼雏待夜明——

李亚群

我有热血流不得，心香遥共阵云高——

《七绝四首》　陶铸（注：时囚禁卐字廓，闻珍宝岛之战）

剖心有血涂青史，滴泪无声哭故人——

《吊吴天石同志》沙元伟

葵断蓬头仰望日，鱼僵倦眼望归川——

公木

<h3>3．继承现实主义传统的诗歌</h3>

洪敦六（1907-1972）安徽怀宁人，死于“文革”中。早年留学英、法，获经济学博士。曾在湖南大学、兰州大学等校任教授。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自然饱受凌辱。在他去世两年之前，即1970年，曾沉痛地写下“纪事诗”四首，这里选录其中二首：

万方酣战伐，四海竞争端。

放手抛藤杖，低头著纸冠。

妻儿悲远敌，故旧默长叹。

谁识精忠者，宵深也劈棺。

饥寒夸饱暖，事事胜当年。

谁作硬头汉，时防软铁鞭。

塞流农断市，废学士耕田。

唱罢“三忠曲”，低回欲问天！

洪敦六的遗作之所以感人，在于他不止于倾诉个人的悲惨遭遇，而且怀有悲悯苍生的忧思。

李汝伦（1930-2010）吉林省扶余人。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理事，曾著有《种瓜得豆集》和《性灵草》。“乞妇”一诗，以朴素的语言，记述了当时社会底层——农民的深重苦难。这首诗令人想起白居易的“卖炭翁”

乞妇　（1975年）

面涂菜色目无光，衲头破盎倚街墙。

皱纸颠倒书大字，贫农三代衡山阳。

趋前俯身细讯问，呐呐心似积恚愤。

天公行令失律多，官家风雨难调顺。

农户不敢饲鸡豚，荒废自留一亩园。

纵然有曲无处直，冬行夏令为谁言！

前年春荒秋霖溢，去年夫丧翁衰疾。

我弱待哺两饥儿，三飧糙粝何由出？

闻道岭南冬少寒，千里一儿乞路难。

音断祖孙宁蓬荜，一老一幼度岁阑。

言罢酸泪双双堕，月来艰难足半跛。

呼儿大礼谢叔叔，但愿天下善心多几颗。

我析困顿属暂时，将来日子定红火。

闻我斯语心则降，言到家乡目有芒。

怀中抚儿忽咽噎，“爷爷哥哥可安康？”

抬头冷风吹日晚，回面壁上“粮为纲”。

此诗记录了极左路线给人民，特别是农民带来的空前灾难。这样一些关心人民灾苦，直面严酷现实的作品，得到了“陶杜之真衣钵”，继承了中国古典诗词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

<h3>4．孤愤之作</h3>

“文化大革命”中，对文化人罗织罪名，无限上纲，人人自危。在文网密织的情况下，诗人们的诗旨变得更为隐蔽，气韵凄逸幽奥。

张采庵（1905-1991）广东番禺人。后为广州荔苑诗社主编，著有《待焚集》、《火浣集》。他的词道尽“文革”劫后的悲凉情景。

齐天乐·萤　1970年

黄帘绿窗秋无数，萧萧趁凉飞度。

破月三更，颓坟七尺，添得沉魂低语。

星星黍黍，又青碎游磷，欲行还住。

照影寒光，土花湿染夜来露。

前身是兰是杜？便灵根腐尽，重托微羽。

草际招寻，墙阴祝咒，至竟漂流何处。

当年绣户，问纫扇新裁，素风知否？

且去呼灯，客窗应念汝。

作者有一腔孤愤郁积在胸，这首《齐天乐·莹》仿佛一首秋坟鬼唱之诗。反映“文革”之作，很少有人像张采庵写得这样惊心动魄，如同进入幽冥的世界。

陈邦炎（1920-）早年毕业于中国大学，“文革”初被下放到工厂当工人。曾著有《唐代藩镇》、《清末民初云烟集》、《唐宋绝句鉴赏》等著作。曾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室主任。1968年中秋节，他满怀悲愤写下了这首

念奴娇·中秋夜月全食

人间天上，几曾见，如此凄凉今夕！

玉宇琼楼何处是？长空万里如墨。

宝镜堆尘，嫦娥掩面，惨淡无颜色。

情天亦老，几人逃得头白。

遥想桂影婆娑，横施斤斧，仍否禁攀折？

应念尘寰花事尽，莫教广寒香歇。

杯酒谁邀？青天难问，此际真愁绝！

但期来夜，金瓯还我无缺。

陈邦炎还写有《落花》一词，写得凄楚苍凉。对“文革”浩劫中人的悲惨命运作了高度概括。

贺新郎·落花　（1969年）

一片花飞去。

遍天涯，千回百转，也难留住。

身世悠悠同逝水，锦瑟年华轻负。

算只有，抛家傍路。

漫说飘零缘命薄，细思量，总是疏狂误。

休更怨，风和雨。

年年金谷为谁主？

料春来，无言桃李，芳心如故。

若问坠楼人何在？笑指花间尘土。

还怕有，深情难诉。

道是落红无情物，化春泥，愿把花枝护。

凭此意，共谁语？

<h3>5．婉讽之作</h3>

在“文革”期间，由于文化法西斯专治，私下写诗，随时会有批斗之灾，甚至坐牢杀头。所以，诗人们往往“寄托深而措辞婉”形成婉讽的风格。这些独特的诗作，现在读来英气内聚，意味深长，颇寓理趣。

过中山陵

齐章　（1976.10.19）

万古英雄业，功高天地钦。

江流都是恨，用蒋不知心。

扇怨

罗密　（1966年）

纨扇生微凉，纤手摇如玉。

自画一枝梅，秋风吹不落。

（罗密（1932-）字素梅。湖南益阳人。早年毕业于美专，曾为机关干部，兼职岳麓诗社编委。）

观杂技二首

赵朴初　（1968年）

谁识雌雄变假真，沐猴而冠俨称尊。

攀缘自古看来惯，百尺竿头袅袅身。

龙鱼鼠虎费疑猜，幻戏纷陈幕半开。

忽见飞琼回舞袖，庄容端出守宫来。

（注：飞琼，乃许飞琼，古代神话中的仙女。守宫，即壁虎，一种小爬虫。诗人在这里影射江青。）

鹂食其

张采庵　（1969年）

纵横休笑鹂生狂，按剑军门势已猖。

一自非儒登广野，有人专道学高阳。

杯中竟是干时物，鼎上何来索命汤。

欲觅酒徒商古意，柳花风紧汴云凉。

（注：鹂食其，西汉政客，自称高阳酒徒，获得刘邦信任，后鹂食代为刘邦做说客，被齐王田广烹杀，诗人以其人隐喻“文革”中的“政治扒手”。）

十年浩劫中，尽管古典诗词遭到空前打击，诗词作者横遭摧残，但是古典诗词在转入地下后，经过长期艰苦努力，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地下诗作，仍然获得了今天这样的成就。它们不仅记录了“文革”时代政治运动的场景，也为现代人的旧体诗创作，提供了一个选择、继承、创变更新的一个历史新起点。它们将成为现代旧体诗发展的宝贵历史源泉和艺术资源。

第八章 旧体诗词在“文革”中的复兴 两个事件与手抄旧体诗的流行

在“文化大革命”中，人民群众广泛流传的旧体诗词往往伴随某一政治事件或某一运动而产生，它被冠以上层领导人的名字，凭借“小道消息”而流传。这就使得这部分旧体诗词像是政治事件的寄生物。这是因为“文革”时代的特殊环境使然。

在1967年，全国掀起对毛泽东崇拜的热潮。这时，在红卫兵中广泛流传着一首所谓林彪所写的《沁园春》。此诗实为山东大学教授高亨在“文革”前所写，并曾发表于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上。这首词因为被冠以林副统帅的名字，在全国范围扩散开来。并出现在大字报、传单和红卫兵小报上。

沁园春·读毛主席诗词

高亨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

眼底五洲风雨，笔下有雷声。

唤起蜇龙飞舞，扑灭魔炎魅火，挥剑斩长鲸。

春满人间世，日照火旗红。

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

天章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

细检诗坛李杜，词翻苏辛佳作，未有此音宏。

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

在“文革”后期，曾两次大规模流传旧体诗。这两次全国范围流传的旧体诗词，是在1971年底和1972年初。一次是围绕九一三事件，流传的政治诗；另一次是在陈毅同志逝世后，全国广泛流传《陈毅诗抄》时，伴随的批挽诗悼词。这两批旧体诗的产生及流传，都有其深厚的政治背景。

<h3>1．九一三事件与手抄旧体诗</h3>

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发后，在全国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中央专案组在同年12月1日下发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下发基层传达给群众学习讨论，在此之后，又陆续下发了材料之二、之三。与此同时，各种小道消息不胫而走。一批反映九一三事件的旧体诗词也在此时，通过小道消息渠道隐秘地在全国各地流传开来，其内容主要环绕九一三事件。

在此期间，流传有叶剑英所写的三首诗，现转录其一：

铁鸟南飞叛未成，庐山修古显威灵。

仓惶逃窜埋沙碛，地下应愧汉李陵。

这首诗因辗转传抄，形成有多种不同版本。如第二句，有人传为“庐山终在显威灵”；第四句，有人传为“地下愧有汉长陵”。

当时流传的还有赵朴初的散曲：《反听曲》、《反听曲之二》

听话听反话，

一点也不差。

“高举红旗”

却早是黑幡一片从天挂

“共产主义”

原来是子孙万世家天下。

大呼“共诛共讨”的顶呱呱，

谁知道，首逆元凶就是他！

到头来，

落得个仓皇逃命，

落得个折戟沉沙，

这件事儿可不假，

这光头跟着那光头去也！

这才是，

代价最小、最小、最小，

收获最大、最大、最大，

是吗？！——

《听反曲之二》

伴随这些诗词的，还有一些原唐、宋诗词。当时风传，陈毅赠毛主席一首白居易诗。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假有谁知。

同时流传的还有叶剑英赠毛主席的一首杜牧诗：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在此同时，还传出毛泽东赠陈毅古语：“尧尧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和赠周总理、叶剑英语：“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些流传当然是对“文革”极左路线的一次群众性斗争。

<h3>2．《陈毅诗词选集》的传播和一批悼诗挽词的产生</h3>

1972年1月6日陈毅病逝。陈毅的去世在人民心中引起了巨大震动。陈毅逝世的讣告和毛泽东臂缠黑纱与张茜亲切握手的大幅照片刊登在《人民日报》上，人们百感交集。雪片一般的唁电、唁函从全国四面八方以及世界各大洲飞到北京。

追悼会后、张茜同志收到了许多吊唁函电，其中有陈毅生前的战友、同事，但更多的来自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青年。他们寄来了自己写的挽词和悼词，并且热情敦促张茜将陈毅的诗词尽快整理出版。当时，张茜已被确诊为肺癌并动了手术，她在与疾病斗争的同时整理陈毅诗词。在编辑诗稿过程中，曾得到赵朴初的指教。诗集在1973年底即告编完。这时上海传来张春桥等人的讲话：不要以为毛主席参加了陈毅追悼会，陈毅就没有错误了。在这种严峻的政治气氛中，诗集已不可能公开出版。并且随着政治运动的发展，政治环境进一步恶化，政治压迫还随时会重新降临。为了保存陈毅的诗词，以免抄没、损失，张茜选择了“藏诗与民”的办法，拿出去，让青年人和广大群众去抄写传播。她确信陈毅的诗有无限的生命力。

1972-1973年，在全国各地出现了大量《陈毅诗词》铅印本、油印本、复写本、抄写本。陈毅的《冬夜杂咏》、《题西山红叶》和《示丹淮、并告昊苏、小鲁、小珊》等诗词，受到了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的热烈赞叹。

这些诗同最直接地反映了人民在当时的思想情感。这是为什么陈毅的诗歌能够不胫而走，家喻户晓的根本原因。《陈毅诗词选集》是一部在艺术性和思想性都取得杰出成就的诗集。陈毅元帅的品德与精神通过诗歌，融入青年一代人的血液，鼓舞着他们去面对“四人帮”严酷的法西斯统治。《陈毅诗词选集》中的不少诗句，成为直接对敌斗争的工具。像“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一诗，就曾出现在1976年“四五”运动的天安门广场上。“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尽绽春蕾”也成为当时脍炙人口的诗句。

围绕着陈毅逝世前后，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悼诗挽歌。这些悼词随同毛泽东主席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的传闻而一同迅速传播，其传播之广泛和速度之快捷，不亚于中央文件的下发。

当时，人们传闻：毛泽东亲笔圈去了悼词中“有功有过”四个字。张茜曾亲口向周总理要求，她只要悼词中有“优秀党员”、“忠诚战士”两句就够了。人们还传说：毛泽东握着张茜的手说，“陈毅是个好同志！”“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毛泽东对西哈努克亲王讲：“我们家里有时也发生吵架，吵架是难免的，你们家里不也是常吵架吗？但你们推翻朗诺反动集团是团结一致的。”还有毛泽东反对再提“二月逆流”的消息。这些小道消息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为人们送来了巨大的精神鼓舞。

在这些“小道消息”中还传说，朱德总司令到301医院向陈毅遗体告别，行军礼，并流泪说：“陈毅同志死得太早了”（意即被人迫害致死。）并传朱德写了一首五言绝句：

一生为革命，盖棺方论定。

重道不亲师，路线根端正。

传说诗人赵朴初用他的“不老笺”写下一首挽诗，写罢即抛笔直奔灵堂，送给张茜。张茜接过这首挽诗，呜咽着折成方形，装入陈毅胸前口袋里，让诗友棋友的深情厚谊，伴随陈毅一同在烈火中上路。这一传闻葬后也被证实，因为当时所传的挽诗，“文革”后被收入公开发表的赵朴初诗集：《片石集》。

殊勋炳世间，直声满天下。

刚肠忌鬼蜮，迅雷发叱咤。

赖有尧日护，差免跖斧伐。

众望方喁喁，何期大树拔？

岂徒知已感，百年一席话。

恸哭非为私，风雨黯华夏。

当时，被一同传诵的挽诗，还有所谓的未发表的毛主席的悼诗《沁园春》，也不胫而走，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广为传播：

星殒朔方。天地失色，山海无光。

是人杰盖棺，丹心一片；诗豪绝笔，青史千行。

大江南北，黎明前后，收拾多少恶魔王？

燃星火，共铁军奋斗，罗霄井冈。

于今一吐衷肠，使天下健儿泪满腔。

赞叱咤风云，义形声色；

咏诵日月，志斌华章。

烈士暮年，肝火益旺，雄心胜比万夫强。

到地府，犹穷追奸贼，血战千场！

后来，这首诗词证明是陈明远所作——又一次历史的误会。作者诗原题为《沁园春·步咏石韵悼念陈毅同志》。作者用咏石原韵，是出于因《咏石》一诗与陈毅结成的友情。他将这首哀诗交给了张茜，并抄给几位朋友，结果在八宝山陈毅追悼会后随同朱德、赵朴初等人的挽诗一同流传开来。此词中，最后一句，原为“血战一场”，由赵朴初提出修改意见，改为“血战千场”。改后不仅生动，且更为合律。

在这批流传的挽诗中，最有特色的当属陈昊苏（陈毅长子）的《满江红》，当时传为陈丹淮（陈毅之子）所作。录当时所传如下：

满江红·填爸爸弥留一时刻

五十年，干革命，未曾稍歇。

话勋劳，名重当时，无悔先烈。

南江北战度年华，内政外交消岁月。

可所求？愿万国红遍，此心切。

教儿女，做霜雪。

将媚骨，一扫灭。

作壮语，曾教天崩地裂。

前辈今卒见肝胆，后生输诚沥心血。

两代人，念念尽向东，朝天阙。

这首词获得广大青年们的喜爱，迅速传播下去。“文革”后，陈昊苏将此词加以修改收入公开发表的诗集《红军之歌》。

当时流传的诗中还有一些显系伪托。如：毛泽东《七律·悼陈毅》三首，叶剑英《悼陈毅》七律一首，以及毛泽东《赠陈毅》五律一首。现将这首所谓的毛泽东《赠陈毅》诗介绍如下：

谈吐风骨健，诗文自成家。

戎马平生事，足迹遍中华。

无私方敢言，有胆自能察。

巨手托苍鹰，横眉对秃鸦。

万木回春日，噩耗竟非假。

泪作江南雨，芳草满天涯。

这首诗反映出人民群众对陈毅同志的爱戴。环绕着陈毅的逝世展开的传抄《陈毅诗抄》热潮，以及一批悼诗的出现，实际上形成了一股反对“四人帮”的思想解放浪潮。这是两三年后，丙辰清明天安门群众诗歌运动的预演。

第八章 旧体诗词在“文革”中的复兴 一个写旧体诗词的知青圈子

在“文革”中，受毛泽东诗词影响、启蒙，以王力《诗词格律》为教材，学习写旧诗的青年人很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习作一般仅在小范围内流传，至今沉埋箧底。虽然青年人的诗有时不合格律，却往往能融含现代语汇，有清新、自然的气象，由于难以广泛搜集，所以无法判断“文革”十年中这部分诗歌创作的总体成就。这里介绍两个写旧体诗的青年圈子，以一斑见全豹，反映当时青年中写旧诗的普及程度及部分情况。

<h3>1．《致爸爸妈妈的一封公开信》</h3>

沈卫国、徐小欢、邢晓南、杨建国、郭赤婴等人，是北京某军队机关大院的干部子弟，在“文革”期间曾形成一个写旧体诗的圈子。

“文革”前，在机关大院里，孩子们中间就流传“柯庆施遗书”：“你们要有大志，无产阶级大志。”以及宋心鲁的信：“革命干部子弟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人？”1964、1965年的小说《军队女儿》、《边疆晓歌》以及电影《军垦战歌》在大院干部子女中也产生了不少影响，一些年龄稍大的孩子报考了江西共产主义大学，有的高中没毕业就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文革”初，机关院里的大孩子们都加入了关于“鬼见愁”对联的辩论。1966年夏，在中山公园音乐厅，曾经从傍晚一直辩到第二天凌晨。运动开始后，沈卫国、杨建国等人还参与油印《致爸爸妈妈的一封公开信》（中直干子弟所写），这封信表现出红卫兵运动初期狂飙式的热情：

“爸爸妈妈，儿女们都起来革命了，都‘造反’了，大家称你们为老革命，但是我们要告诉你们一句话：在老革命中，也有的人是在混革命，你们想混到那一天才到头呢？无穷的忧虑，无数的框框，缠在你们的脑子里……你们好好想想吧，你们亲密的战友有多少倒在雪山上、草地里……你们要是忘记了劳动人民，忘记了革命，就可能变成修正主义分子了。我们就要造你们的反！谁说儿子不能造老子的反！你们‘修’了，我们就要造你们的反……亲爱的父母们，敬爱的老革命，你们千万要永葆革命的青春啊……”

到了1966年底，一些老干部被运动冲击，老红卫兵便站到了运动的对立面。机关大院中有两个干部子弟被作为“联动”分子抓进了公安部。“联动”分子被释放后，机关大院的干部子弟便集体“逍遥”了。

当时，所谓“逍遥”，不外乎结伴游香山，运河游泳，在一起打牌，极少数人“拍婆子”，挂起沙袋打拳。当时，郭赤婴、邢晓南和杨建国经常凑在一起谈文学。郭赤婴的父亲是作家，家中藏书甚丰，二楼的一间书房，一面为窗，三面全被书橱遮蔽。郭与邢、杨三人，曾足不出户，在此书房席地而卧，不分昼夜连续读了两个星期的书。其间日夜颠倒，除了一次买食物外，整日在屋中读书、交谈。三人各举一书为最喜爱的，邢小南举果戈里的、郭赤婴举《鲁滨孙漂流记》、杨建国举《少年维特之烦恼》。

随着运动发展，1968年林彪号召“砸烂总政阎王殿”，总政被军管。许多子弟不仅父母挨斗，连子女也一同被整、被斗。邢晓南父亲也是军队作家，因为写过有关歌颂贺龙内容的小说，被批斗、抄家。他的大弟弟与别的孩子打架，也被视为阶级报复，被勒令站在凳子上挨斗。邢晓南一度情绪低落。

在“军管”时期，郭赤婴、徐小欢家也受到冲击，家道中落。徐小欢与杨建国是小学、中学同学，所以经常凑在一起，议论“文革”和文学，由此形成小圈子。圈内以沈卫国为年长，他是五中老初二学生，为人寡言、善笑，仿佛一老农，其威信在圈内最高，这是圈子最早的形成。其时，杨建国开始学写旧体诗。有“六月云、八月雷，荡污浊、灭恶炎，功罪在三年”的学步诗。

<h3>2．“党国便是寡人家”</h3>

1968年12月北京谣传“小道消息”——在12月26日毛主席诞辰日将发表最新指示，号召知青上山下乡。（实际上在当年12月22日发表）当时的人怕毛主席指示一旦发表，不下乡就是不听毛主席的话，于是，有路子的干部子弟匆忙找路子去当兵。务必赶在12月26日之前参军。

1968年冬北京大批知青下乡，到了1969年秋天北京的知青基本走光了。沈卫国在1968年去了山西农村，杨建国、徐小欢1969年去了北大荒，邢晓南1969年冬天去当了兵，郭赤婴当兵不成，暂俟学堂。当时，中学里实行“军管”、“军训”，气氛压抑。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更是备受歧视。1969年国庆二十周年大典的庆祝活动，72中校方就以“出身问题”为由，不许沈原、郭赤婴、王燕、李瑞明、刘宪宪等人参加。气愤之余，竟又使人欣慰——正可以借此远避冷森森的校园。

北京的地面上，在饱经了破“四旧”的席卷之后，依然保留着不少亲切动人的事物。小吃还是可以择着样儿地吃，而且味美价廉。泡会儿澡堂子，也可收到“脱胎换骨”的功效。北海里面还是有许多清净可寻的；而邀上几个知心朋友去紫禁城里读读那些“万寿无疆赋”，更是别有一番妙处。

对于出去玩，大家曾有一番辩论，李瑞明是“山水派”，主张到大自然中体验野趣；沈原是“楼阁派”，主张逛名胜古迹。平时放了学，大家就钻到一个人家里，关起门打牌、侃山。当时，正时髦旧体诗，一本王力《诗词格律》在大家手中传来传去。于是，有了空就在一起凑歪诗，都是些打油诗、顺口溜。

那时，北海仿膳饭庄开在北海公园的南门，紧挨售票房。郭赤婴等人就结队去仿膳喝啤酒。当时曾有打油诗为证：“辣椒茶叶花椒酒，抢完花生争佛手。”前一句，讲有人离桌，另外一个偷将辣椒放入他的茶中。椒酒不是古人所谓椒酒，而是将花椒放入别人的啤酒中。后一句所讲的“争佛手”，在当时是很便宜的一种小吃，面皮卷肉放入油中炸制而成。这样在饭桌上对句，能够对四五轮。因为有情节，所以至今能够记起。

72中这几个同学家中几乎都有“历史问题”，有的是共产党里的问题，有的是所谓的历史问题。王长华的父亲1948年复旦毕业，当时大学毕业即失业。其伯父是国防部二厅国民党将军，为王父在国民党军队中找了个职位，并封了个上校。当时，国民党已开始安排在大陆撤退，王父正与其母恋爱，母亲不愿去台湾，其父就留下了。解放后，其父虽然是“空头上校”，但仍被视为反动军官，20年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当时，因家中受冲击王长华心情苦闷，不免颠三倒四。沈原开玩笑说他是“女娲转世”。一次对句，王长华说：“五彩祥云托女娲。”郭赤婴对：“遍天豪气贯长华。”沈原续对：“初学仗义复旦府，”郭赤婴说最后句：“党国便是寡人家。”王长华气得脸发青。当时，大家都忙劝他，赔不是，因为当时他特别苦闷。郭赤婴宽慰他讲：“大家爸爸不管是哪个党的，反正都有问题，都一样！”

1971年，70届诸人都面临下乡插队。沈原等人被分配到北京房山贾峪口插队。郭赤婴先去了一年宁夏，后又回到牛栏山插队。王燕在房山坨里当铁道兵，仍然不轻松，整日在野外施工。王燕是这个圈子里第一个开始认真写诗的，1970年正经地写了几首诗，圈子里的人读后都受到触动。

七律（王燕）

男儿立志国为家，耻向孟尝弹锴铗。

难与齐躯夷羿射，却来并讨共工伐。

搏回浑沌惜盘古，锻得吴钩鉴女娲。

先砌彩石铺碧落，再削鳌骨正中华。

受到王燕的影响，李玉明、郭赤婴也开始正式写诗。

<h3>3．插队逸事</h3>

分配到顺义牛栏山公社的知青，平均每7-8名在一个生产队。当地种玉米、高粱、小麦、大麦，有个别生产队每年还种一季水稻。下田同社员一起干活，尽管累，知青仍能“膘”着干。男知青才能挣7-8个工分，女知青更亏，才4-5分。可活并不比老乡少干。当时生产队规定一年出工300天以上的，才能按10分算。知青经常节假回家，往往凑不够300天，这条规定是专门为知青制定的，知青都感到冤。郭赤婴最多挣到8.5个工分（合人民币6-7毛），干一年可分10-20元，自觉已很满足。

知青吃食很差，当地知青中流行谚语“眼大窝头小，粥稀咸菜少。”在乡下干了三四年，大伙心都“踏实”了，也学老乡养了两口猪，喂剩下的泔水。

虽然牛栏山离北京不远，但知青们仍感苦闷。农忙时活最累，人像拴在磨上的驴，想家也回不去。说是不计较那几毛钱工分，可当时谁家里生活也不富裕。知青们普遍心灰意冷。

郭赤婴等人玩心难收，常结伙去赶集，闲时在各村知青点串。有时背个旧军挎，去逛承德外八庙，蹭火车，住大车店（一宿6毛）。当时吃食很便宜，栗子2毛一斤，核桃4毛一斤，买一挎包边遛边吃。

闲了没事，知青们就“攒诗”取乐，也出了不少笑话。

一次，郭赤婴和几个72中的插队同学，一同结伴到贾玉口去玩。大家爬到山顶，小憩的时候开始作诗。由一个人先说第一句，依此韵各作一首。这次，第一个说的是陈小禹，其父是人艺演员，在中饰国会议员。陈新学作诗，第一句才出口，大家都想笑。他说的第一句是：“站在高山望北京”，等到别人都作完第一句，又轮到他，他说的第二句是：“心中一轮红日升。”这时，已有笑声，当时，大家都说亏他想得出。第三句，陈小禹说的是“我爱北京天安门”，等到大家都作完了诗，都猜他的第四句是什么，陈小禹憋了半天，说：“天安门上挂红星”。知青们哄堂大笑。

在郭赤婴诸人的圈子里，攒出的诗，都在圈内传看。绝大多数是旧体，还有不少“打油”。郭赤婴有：“袖底清风人不见，樽前失语鬼先知。”沈原有：“流光记取错中直”，李瑞明有：“胸中崔嵬浇不胜，万丈青壁依天开。”

1975年，郭赤婴写了一首《满江红》得到圈内朋友认可。后拿给其父看，其父说：“十年事、耿于怀”这句可改，但这一句最终也未改。

满江红

折断平川，山骤起，腾龙跃海。

燕天阔，秋云浮缓，孤鸡翼决。

莫叹牛栏金牛去，长怀野岭霜菊在。

忆甲寅西陆跨潮河，夸豪迈。

握锄柄，磨灵台。

十年事，耿于怀。

看风云骤变，勇争兴衰。

苦雨滂沱枯木朽，惊雷响彻新天开。

待中秋八月望钱江，怒潮来。

1973年王燕从部队复员，分配到市自来水公司当工人，这在当时是相当令人羡慕的。郭赤婴等人有时回京聚会。圈内风行了一阵小说、散文。郭赤婴从宁夏带回来的《沙枣的回忆》（散文）被诸人转抄。王燕写了一篇小说，内容是讲土改时期，阶级报复。有一个乡下民兵干部，土改时娶了地主女儿姐俩。姐姐特狠，但胸有城府，妹妹善良，但心眼窄想不开。后来小的被整死了。老大一狠心把姐妹俩生的两个儿子杀死毒死。此事据说曾真有其事。

王燕当时还写了一首童话诗。大致讲，一男孩瞎了，神告诉一女孩，用某种草上的露水洗眼，即可复明。小女孩就去寻找这种仙草，一路上有许多奇异的遭遇。当时大家读了都觉得挺好。后来，郭赤婴还写了小说《倒霉的还是我们》，讲大队书记参加学大寨会议，回队传达。社员史增福和增福嫂，被命令毁自留园、砍树。写一晚上发生的事，书记连夜动员砍树，农民们唉声叹气。

在这样一个小圈子、小气候里，72中的知青排遣了生活的失落感和愁苦，度过了一个个寂寞的日子。王燕当时写有一首长诗，反映了圈内共同的感慨：

秋风竹杖旧纶巾，

壮士长依不朽身。

故久人情心似铁，

消磨事理发如银。

……

二百朝廷随逝水，

五千仞岳上摩云。

……

莫害流光推万物，

中怀不饮自甘醇。

沈卫国去山西插队后，1969年从生产队给杨建国等人来了一封信。告知山西农村甚苦，此地无酱油，每人一年才半斤油。并说，报上天天说，现在比过去——解放前“三自一包”强，可老乡讲，“三自一包”时，倒普遍够吃，家家有余粮，现在呢，几乎家家要借粮。他让杨建国诸人在进入社会前，要有思想准备。

半年后杨建国、徐小欢同乘一趟列车赴北大荒宝泉岭。杨建国在连队开山炸石、造屋，后又调入牧羊班。徐小欢当了农工，又调到连部当了通信员。逢过元旦、春节，两人可以在场部一聚，买几听水果、肉罐头，坐在草甸子的塔头上大餐一顿。

杨建国在农场第一年还没有多少挫折感，曾写有《悼金训华》：“十九男儿上洪峰，敢抛热血溅苍穹”等诗。徐小欢则有《五律》：“故朋渺黄鹤，新知梦中悬”等诗。

进入1970年，在宝泉岭杨、徐二人已深感处境的严峻。

1970年的阴历八月十五日，在东北兵团15团29连，当农场职工们已经收工回家了，指导员下令，今晚上“小跃进”。于是，全连知青在晚饭后，集体下到地号割豆子。经过一天的田间劳动之后，此刻的“跃进”实际上已经是肉体刑罚。当十五的一轮圆月升起来时，首先是上海男女知青低声呜咽，随之是全体北京、哈尔滨女知青的抽泣，男知青们眼中都含满了泪水，全体知青哭成了一片。上海知青不分男女大家抱成一团……可是哭归哭，跃进指标必须完成啊！在哭够之后，知青们拾起镰，在月光下边哭边割……此时，杨建国泪水、汗水一齐淌进嘴里，感到他的“战歌”再也唱不出来了，仿佛骨鲠在喉。在这之后，他支边的决心动摇了……

<h3>4．军中唱和</h3>

1971年，杨建国怀着愧疚而又依恋的心情离开了北大荒，“走后门”入伍。徐小欢在其后两个月，也借机溜出连队，跋涉草甸子，扒火车返回北京，赶上了入伍末班车。

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发，全国震动，在小圈子里引起了一片欣喜，特别是家庭受运动冲击的人。在农村劳动的郭赤婴给杨建国写信说：“此地几个朋友打酒庆贺，有一释重负之感。”

此时杨建国与徐小欢、邢晓南、沈卫国等人书信往来频繁。其中徐小欢号称“书手”，笔扫如电动辄万言，在圈内最善写长信。（“文革”中，人们往往借书信交流信息，当时有胶水抹在邮票上，洗去邮章再用的风气。）此时，徐小欢在空五军机场机械厂做钳工，邢晓南在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当兵，沈卫国在加农炮连当兵（具体搞计算射击诸元）。围绕着林彪倒台，诸人进行了书信间的讨论。沈卫国在军中已读毕《资本论》，提出：马克思尚未能解决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如何等价交换的问题，而这一问题极具现实意义，并且秘密写出《论毛泽东思想》，此文达四万言。

在书信往来中，大家还交换诗作，相互唱和。

首先是杨建国，回忆1971年由兵团返京入伍之即，与徐小欢、郭赤婴三人共游颐和园，谈论林彪、张春桥的事，写成长调寄徐小欢。词中有“鱼脍含剑，燕图裹锷”及“泥人纸马，剑火轻挥，天公小试英雄”句。结尾以“何日聚，赤日登临，皓月回舟？”作结。徐小欢复诗唱和，有“西风瘦马，螳臂轻挥”句，以“它日聚，青梅煮酒，红泥炭炉”作结。邢晓南寄诗则有“红枫黄桐，喜得贝叶”句，以“倘末日，炼取畸石，一补东南”作结。

后来，围绕九一三事件及庐山会议进行议论，也有诗作。徐小欢论及“江东八千子弟”与“联合行动委员会”曾信笔“打油”：

少壮雄毅，早铸不屈魂。

敢藐青云华盖，杂语惊伦。

等闲政治，寻常功名，难怪学习不认真。

造反有理，兵起关东，横扫百万秦军。

叱咤呜唷，直朴可爱，常被刘氏一类政治骗子谣言所困。

临亡不惧，协同江东子弟，挺戟纵马，赴蹈汉营。

“随主公一战”，以明天意。

风雨千秋，更有英雄下九州，

旌旗十万，俊杰何止仅八千。

愿紧跟统帅，纵骑五洲会东山。

（注，此词下半阙音韵不协，疑有误）

郭赤婴也写了一首词寓言当时的政治环境。

水调歌头

壮士夸慷慨，弱女送征车。

帐外残星映血，风鼓大王旗。

回首少年豪纵，愧负八千乡谊，空有万人敌。

日下三楚誉，晚江战云疲。

失霸上，弃垓下，英雄泣。

酒酹项王高冢，杳渺帝城基。

正笑逍遥榆坊，痛惜鹏冀突断，戎马慎须臾。

鉴古情须短，创新志无期。

1972年，郭赤婴在宁夏一年间，游历了一番塞外风光，多有经历，积累了一批诗作。如《边塞抒愿》、《鲲鹏礼赞》等古风长律和一组七律。这些诗也在圈子里传抄。其中“雪尽天涯葱岭闪，风驰铁马暮云彤”，很受杨建国、邢晓南诸人赞赏。现选录其中二首：

七律

塞外干戈辉月影，春风旧地荡歌声。

寻来浩瀚平沙海，望断峥嵘草木兵。

雪尽天涯葱岭闪，风驰铁马暮云彤。

山河壮丽应期盛，愿献胸中一点红。

清平乐

塞外胡裘不暖，黄风古道回旋。

泥沙万里泻中原，九转功歌罪忏。

五千风云华夏，几番犁铧长杆。

朝阳依旧大墙边，秃笔续出长卷。

“文革”中，军队中自由空气较地方更为稀薄。杨建国在南京军区测绘大队当兵，在连队中很孤独，很想及早脱身连队这个环境。1972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杨在信中曾向徐小欢谈及此事，徐寄诗劝慰：“摩登花样年年别，令人又羡上大学。莫道炊事无聊赖，高公也曾涮碗碟”当时，杨建国正在当炊事员，诗中高公指高尔基，高尔基曾在轮船上涮过盘子。

1975年初徐小欢曾寄诗杨建国，称述自己现在已被改造成标准大兵。“肩戈悬剑硝烟浓，举步不输操典令。依稀听得有人赞，黄埔三期毕业生。”杨建国回寄打油诗讽道：“新岁又添兵味浓，纤毫旧病要辨清。五年戎马休自诩，犹有三分像书生。”

在这个圈子里邢晓南与杨建国关系最为密切。当时邢晓南在甘肃黄羊镇，环境闭塞，缺少可以交谈的朋友，与朋友的书信就成了唯一慰藉。1974年5月21日邢晓南寄诗杨建国：

梦友

谁人夜半语窗棂，几缕乡音几缕情。

倒裳烛灯寻故友，清风一阵过前庭。

邢晓南为人淳厚，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天资聪颖，“文革”前，外交部为了培养未来的红色外交官，曾从北京各干部子弟集宿制小学考核选拔了一批小学生，邢晓南被从万寿寺小学（干部子弟学校）选送外语学院附小。

1969年冬，邢晓南到兰州生产建设兵团当兵。当时他对兵团的生活充满了憧憬，即使在农场终年艰苦的劳动，也没有使他沮丧、气馁。他曾写了一首短诗，投到兵团的《人民军垦》报，被发表出来。这首诗反映出他经过耕耘终于迎来收获时的舒畅心情。

戈壁的海洋

眼前是一片浩淼的“海洋”，

在阳光下泛着万点金光

一排排波浪随风涌起，

消逝在无边无际的远方……

几只红色的船——

没有帆，也没有桨，

徐徐地驶过海面，

传来一阵阵马达的轰响。

三年前，这里还是茫茫戈壁，

哪里来的这一片汪洋？

莫非是阳光耀眼，

还是海市蜃楼的幻象？

啊，这不是水的海洋，

这是万顷稔熟的麦浪。

军垦战士——这戈壁滩的“渔民”。

正“驾驶”着钢铁的“渔船”，

在起伏的金波上乘风破浪！

在入伍后几年，邢晓南被调到兵团机关作勤务和宣传工作。在极左环境的氛围下，他长期忍受孤独，精神苦闷。心中话无人可说，也不敢说。他一方面利用条件，读了大量普希金、杰克·伦敦、海涅，以及阮籍、庄子的书；另一方面又读了大量马列专著。

1974年前后，他主动请求下农场。在部队农场，他辟荒筑屋，从不惜力。后来参加电影放映，在祁连山脉爬山越岭，长年辛苦。放映时，当地老乡随地便溺，收线时满手屎尿，他也并不在乎。在长期内心矛盾的情况下，他仍然写下像《雪山行》这样高亢、向上的长诗。

雪山行　（1974年）

金城望河西，百万大山与天齐。

苍茫五千里，剑阁俯首白云低。

长峰峥嵘蔽星斗，羲和御车山腰走；

雄鹰空生举天翼，不知山后春与秋。

乱峰参差穿空入，蓝天疑是冰河染。

风吹落石天上来，疾似流星堕九渊。

更有三冬千里雪，千里尽注九州寒。

鹅毛夜没盘陀路，征人皮里复加棉。

月色昏朦风卷霰，斜阳黯淡雾吞山。

雪溃危岩惊猛兽，云生深谷走冰川。

不知其是倒悬之天柱，抑或尘世之极端？

君不闻胡骑自是遨秦汉，武帝缘此置四关。

蛛丝鸟道车难走，西征兵马无功还。

纶巾仰首徒兴叹，紫绂遥望彻身寒。

古来军健皆不能渡，千古谁复勒名上燕然？

故人今何在，惟余旧关山。

弹指二千年，残山缺月换新颜。

昔日强徒今复起，几片乌云暗北天。

金错宝刀夜自鸣，月下巡逻走冰山。

披风染白霜，枪挑五更寒。

波涛在庐帐，乘雪如乘船。

冰雪胜土多，篝火偏能炎。

暮以霞为被，朝以霜共餐。

昂首笑长风，信步逾绝巅。

直视冰河似江曲，倒把千仞比丘峦。

面迎风有刃，脚踏雪无边。

慷慨赴死易，从容改造难。

围火齐团结，歌诗雄奇兼。

直取雪光万古芒，映砭胸心丑与妍。

冰瓯霜笺雪莲花，且住人间五百年。

襟宽短宇宙，意气矮敌焰。

龙城飞将今犹在，今髯未必逊古髯。

一天快雪旗如画，军呼万岁越祁连。

霾霰相搏天地塞，东风吹扫忽如蓝。

阅得阴山万窖雪，燃藜煮取一瓯盐。

愿洒满腔青春之热血，融化雪山灌取塞上骏马满郊原。

1976年春，此时，周恩来已逝世，江青一伙在追悼会上的丑态，通过电视毕现无遗。又有《红都女皇》一书的小道消息传出，全国政治形势日渐明朗。在南京部队军中，杨建国与营内知青谈论形势。风闻广州军区司令许世友（原任南京军区司令）反对江青集团，私下议论，如果江青一伙上台，就去投奔许世友。在复员之即，杨建国行前写诗送给营中战友张龙明（上海知青）、李化民（南京知青）。

别离今夜惊形势，大战云飞解甲时。

重聚来年烽火里，中原逐鹿共奔驰。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举世震惊。在此后不久，郭赤婴便写下了一首沁园春。时人多以见马克思喻死，故借叙毛泽东辞世后去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斯大林来论世言志。其中“红酒白菜”典出毛泽东访苏，斯大林宴请毛泽东，并在宴会上赞许中国白菜。毛泽东即调一车皮大白菜送斯大林。“月朗牛肥”句，典出毛泽东词“不见前年秋月朗”，“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

沁园春

孤伞游方，英伦濯脚，独谒马翁。

与君言何事，地维七转。

将军会猎，再对隆中。

四海情殊，火牛云鹤，白羽未发狐兔惊。

问来者，可诗书一纸，倚马腾龙。

阿谁板斧临风，见北国樵夫半悬空。

贺虬髯夜宴，红酒白菜。

短须长叙，宝马雕弓。

客语楼兰，三心块垒，月朗牛肥误桓灵。

深属意，聚千灯一盏，照雾中鹏。

“文革”期间，这个写旧体诗词的圈子（包括下乡知青和军中知青）未能形成正规的诗社。主要原因是，他们把写旧体诗仅仅当作交流思想感情，相互沟通信息和自我娱乐的工具，未能够把创作旧体诗视为一项“艺术”来追求。写出的诗大半不存底稿，遗失过半。这样的率意态度，影响了诗作的修改、提高。应该说，这是限制了这两个圈子诗作水平未能更上一层台阶的重要原因。“文革”中旧体诗词水平的发展，与广大青年旧诗词爱好者们未能把这一爱好作为文学事业来加以认真追求，或许有相当关系。

第九章 郭小川、郭小林父子对床夜雨 送给毛泽东的红苹果：《誓言》

谈到“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诗歌，不能不提到郭小川和他的著名诗作：《团泊洼的秋天》和《秋歌》。

郭小川（1919-1976），当代著名诗人，河北省丰宁县人，原名郭恩大。郭小川有着光荣的革命经历，曾任二五九旅旅长王震的秘书。“文革”前任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书记处书记。50年代以《向困难进军》和组诗《投入火热的斗争》雄踞诗坛。60年代的《甘蔗林——青纱帐》等诗作问世后，与贺敬之共同奠定了当代政治抒情诗的基础。其诗歌创作成就表现为两方面：一是政论与抒情结合的政治抒情诗；一是具有探索价值的长篇叙事诗，如《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严厉的爱》、《一个和八个》、《将军三部曲》等。

将政论形式与抒情性相结合的创作手法和艺术成就，在“文革”十年中被新一代青年诗人所承袭，成为“文革”中官方诗歌的主流。当代政治抒情诗的开创者、曾被誉为“时代歌手和号角”的郭小川，却在“文革”运动中一落千丈，堕入炼狱，被剥夺人身自由及写作权利，长久地陷入苦闷之中。

郭小川之子郭小林（1946-）北京景山学校初三学生，1964年因受到时代精神感召，自愿报名去了北大荒，当时年龄仅16岁。“文革”中，郭小林学习其父将政论与抒情诗紧密糅合的创作手法，在1968-1976年先后发表《林区新景》等30余首诗作，成为“兵团诗人”。他曾在1972年、1973年元旦受《兵团战士》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主办）之托，在元旦发表“社论”式政治抒情长诗：《战士爱边疆》、《考验我们吧，时间——和年青战友共祝新年》，在兵团中产生巨大影响。

意味深长的是，郭小川、郭小林父子在“文革”运动的冲击下，共同经历了一段曲折、辛酸的心路历程。父子两人先后踏上了地下诗歌的创作之路。特别是郭小川在“文革”结束前夕，写下了有名的《团泊洼的秋天》、《秋歌》。

作为一位走过战争年代并经历多次运动的著名诗人郭小川和新一代知青诗人郭小林，父子俩人在“文革”十年中的这段崎岖的诗歌写作道路，具有相当的典型性。描述和反思他们在“文革”中的生活命运、深层心态、文学活动和两代人之间的思想交流，对于分析、探讨“文革”时代中国诗人的心路，理解和确认这一历史时期文学复杂的“地上”、“地下”关系等，都具有一定价值。

1971年夏天，东北建设兵团在佳木斯兵团总部举办了文艺创作学习班。这次学习班，集中了兵团各师的创作骨干40余人，后来的所谓“北大荒强力集团”的李龙云、梁晓声、肖复兴、陈可雄、陆星儿等人，画家赵小沫、沈嘉蔚等人，都参与了此会。各路英雄在会上各展才华，使这个学习班成了风云际会的“群英会”。在这个会上有一首长诗引起了轰动，这就是郭小林的600行长诗《誓言》。

郭小林把《誓言》拿出来，本意是想征求各方面的意义，尤其是知青同道的意见。诗在学习班上反映强烈，上午才在文学组拿出去，吃午饭后就有人传开了，说825农场来了个“小诗人”如何如何。当时，学习班集体住在兵团总部大楼后面的兵团二招，这是一栋简陋的青砖小平房。晚上，大家挤在不大的饭厅里开晚会，有人把《誓言》拿到会上去朗诵，大多数人反映强烈。一个师大女附中的知青跑来向郭小林祝贺。兵团宣传部的老干事们也议论说“果然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但也有些写诗的私下表示不服气。当时的知青一个比一个狂。这次学习班后，《誓言》一诗便开始在兵团各师悄悄流传，先是在各师宣传队流传，后又传到各团宣传队。一些各连队的文学爱好者，将《誓言》中的佳句抄录在自己笔记本上，在知青中相互传阅。

《誓言》一诗，主要记述了一个红领巾见到毛主席，送给毛主席一个红苹果的故事。后来，红领巾长大了，经过艰苦的斗争生活，把对毛泽东纯真的情感升华到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这个故事，基本是郭小林的亲身经历。

1952年郭小林才6岁，随父亲调到北京，居住在中南海，曾两次见到毛泽东。一次郭小林同一个小朋友，两人在湖边玩，忽然见毛主席由林荫道散步走过来，郭小林匆匆跑回家，拿了一个红苹果，追上毛泽东由后面塞在毛的手里就同小朋友一齐跑了。郭小林看到毛泽东慈爱地向他们微笑。第二次，在毛泽东用稿费建的泳池中，郭小川教郭小林游水，毛泽东在游泳池另一头，身披睡袍，倚在躺椅上，郭小川对儿子说，“去向毛主席问好吧！”郭小林便爬上池岸跑过去，向毛主席问好后，毛泽东问，“你叫什么名字？学习怎么样？”郭小林低声讲，“不太好！”这时，边上一个凑过来的男同学插话说，“他学习好，还得过二等奖呢！”当时，郭小林在万寿路中央直属机关小学即现在育英中学上学。毛泽东微笑说，“你比我强，我上学还没得过奖呢！”

《誓言》基本是对以上两个情节加以改写，诗中毛泽东的形象，平易、亲切，而较少神秘色彩。

浩浩的天海边泛起了黎明的波澜，

星辰的鱼群正在越游越远。

毛主席结束了一夜的工作，

走出办公室，把太阳托出海面。

……

诗中“我”的形象，则令人想起50年代电影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或“穿过绿色大树林，我们奔向美丽的地方”所描述的幸福美好的少年儿童。

蔚蓝的海水呀，

清波潋滟。

岸边的汉白玉栏杆，

也显得那样非凡。

翠绿的高树如两排标兵、

这里似乎要举行辉煌的盛典。

一切都在凝神屏息，

仿佛是盼望十月一日整十点。

……

四点钟了，

中南海显得更加肃穆庄严

金色的夕照抹遍了林荫道，

如同华灯把会见厅装点。

郭小林在此处宣泄了“文革”中一代青年人对毛泽东由衷的崇拜和热爱之情。这是一个时代的绝唱。然后轻轻打住：

我便飞跑过去，像一只轻捷的小燕。

我把苹果放进那健壮的大手。

在以后的篇章“我”仿佛浓缩了一代青年人的形象，将他们艰苦劳动、思想改造的痛苦磨炼铸进“我”这个代表人物。应该讲，郭小林写作时，是非常真诚的。他所写下的诗句，几乎每一行都可以找到他真正实践的注脚。“文革”前的1964年他才16岁就报名去了北大荒。当时青年都崇拜“军垦”和“江西共大”。《军队的女儿》、《边疆晓歌》等小说和电影《军垦战歌》在青年心中掀起了一阵“热流”。但“文革”前像郭小林毅然去北大荒的却仍然是少数。他下到农扬当一名农工，一连干了10年，五次兵团、师、团里调他，他都不走，坚持在连里干。可是，因为他不愿同连队干部拉拉扯扯，不会同连长、指导员喝酒拉近乎，不会给干部送油、烟、糖果、布料，所以连团也没入上，甚至连一般知青羡慕的开机车、当教员等工作也轮不上他。当时，他痛苦过迷惘过，但他一直赌着一口气，是红是白干给你们看看。

郭小林的生活磨炼，不止于大量汗水，而且要彻底“抛弃自我”。

“苦恼的手指/拨动着烦躁的心弦／疑问的小鸟／整日在我的眼前盘旋。”郭小林反省自己吸食“读书作官”鸦片，误上了“下乡镀金”的绝岩。决心在“高温”、“高压”下“熔解”自我，从零开始，变成为一名工人、农民和士兵。

只是在思想中加入理解的燃料，

热爱的感情才如同烈火炽燃。

是革命实践的车床，

把认识的毛坯加工成理性的零。

……

一步步地把自己的心呵，

和那颗伟大的心紧紧相连。

我知道，这才是和毛主席真正的接近，

远胜过十五年前那幸福的一天。

在1970年特有的政治氛围中，郭小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狂热程度。他每天从田间回来，别的知青倒头即睡，而他点上自制的小油灯，在帐子里赶写《誓言——献给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白天干活，边干边构思，眼前闪出了好句子，就停下镰刀，划几笔。他把抄在六十四开活页笔记纸上的部分长诗和整体构思寄给父亲，很快收到了父亲的长信。父亲以不同以往的口气说：“我将一反过去不赞成你写诗的态度，毫无保留地支持你写好这首诗。”在当时的郭小川看来，歌颂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乃是当代文学的最高使命，同时诗中也确实显露出郭小林熠熠闪耀的才华。母亲则在信中描述了父亲和她的激动。郭小林看到父亲熟悉的笔体在诗稿上批着“好”、“还好”的字样，感到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了。他终于得到父亲——一个诗人的承认。也许是父亲的鼓励吧，在长诗的后四、五、六章，郭小林的诗作水准突然又上了一个台阶：

自我从游过了无知的河流，

登上理智的彼岸。

我才第一次看到了，

毛主席的伟大是辽阔的大陆一般。

……

我看见，发电量七亿瓦的汽轮机，

正源源不断地向全世界供电；

我看见，毛泽东思想的太阳灯，

已经把光明送到了地球边缘；

……

怎么会，万吨水压机像厨师一样。

随意地揉着火红的钢铁的面团？

怎么会，各地的小工厂像母鸡一样，

不停地生产着宝贵的单晶硅的鸡蛋？

……

且不说智慧的工人能让地下通车，

且不说勤劳的农民可叫桥上行船；

姑娘们正用绣花的巧手，

把祖国每座山岭妆扮。

小伙子正在用担山的铁肩。

挑来亿万块碧玉把大地镶嵌

最后，郭小林也仿佛进入郭沫若写《凤凰涅槃》时的状态，昏热、腾云驾雾，让诗思的鞭子鞭打着向前猛冲：

不，这些又算得什么？

毛主席胸中是有伟大的雄图十万。

当无产阶级得到整个世界之后，

当资本主义已被我们收拾入殓。

我们不光是要高山造湖，南水北调，

还要让风云雷电听候调遣。

削平“世界的屋脊”，

造就一个新的华北大平原。

填满那巨大的太平洋，

让海水只占地球的十分之三。

然后，我们将高举马列主义的太阳，

驱散笼罩宇宙亿万年的严寒。

用我们创造一切的双手，

把整个银河系都变成人民的乐园。

现在他要奉献的已经不是一个苹果了，而是一颗无限忠诚的红心。

用生命和鲜血的红花去迎接，

全世界无产阶级在天安门厂场，

庆祝最后的胜利凯旋！

《誓言》完成后郭小林将它寄给了父亲，父亲以不容置疑的口吻，为郭小林做了一个安排：1971年上半年把长诗精心改好，6月份寄给毛主席，同时另寄一份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向党的50周年诞辰的献礼。郭小林依嘱而行，可是寄出后便没了下文。究其原因：郭小林的背景——他是郭小川的儿子，而郭小川在被打倒之列，出版他的诗当然不行。另外，这首长诗《誓言》带有较为突出的个人色彩。这种个性化的作品，在“文革”中也属被扫除之列。《誓言》这样的作品只能以手抄的形式，在下层私下流传。其结果，也确实如此。

有人评价《誓言》说，此诗如能发表会比后来发表的《理想之歌》影响大。因为，《誓言》有情节、有人物并具“个性”。但是，《理想之歌》众所周知为高红十等人所作，最后发表时却经改动后冠以“北大工农兵学员文艺创作组”的名义。这说明，在当时除了极少数被江青看中的作者之外，是不允许有影响的作品个人署名的。更何况《誓言》这样具有个人色彩的作品，郭小林又是“可教育子女”。总之，郭小林献给毛泽东的“红苹果”就这样失落了。

第九章 郭小川、郭小林父子对床夜雨 疾风暴雨中的郭小川

作为一个写政治抒情诗的诗人，郭小川曾在50年代写过《向困难进军》、《闪耀吧，青春的火光》等在当时广大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的时代战歌，另一方面，又接受卢卡契的人性论的影响，创作出了《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赞歌》以及《一个和八个》这类人道主义的“毒草”。当“文革”爆发时，郭小川正任作协书记处书记，以他这样的人物自然属于“黑线人物”。对于“文化大革命”他是不理解的，更缺乏思想准备。当他的个人命运突然逆转，由红变黑，他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之中。

1967年夏天，郭小林下乡三年后获得一个机会回北京看望父母。那时的风尚是比赛看谁更革命。农场知青纷纷提出三年不回家或五年不探亲的口号，若不是领受一外调任务，他也许还要推迟两年才可能探亲。

虽然才过了三年，可是“文化大革命”使社会、家庭、每一个人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郭小林有“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感触。父亲来开门时，穿着家常的圆领短袖汗衫和白布裤衩。郭小林第一个感觉就是父亲完全不像记忆中那么年轻，他老了，使做儿子的感到陌生。上中学时，郭小林的父子关系很有点像中贾政与贾宝玉的关系。父亲偶尔见了儿子（大约一两个礼拜一次），一般问问学习成绩怎样，儿子则肃立一旁，恭聆父训，一般极短，一两句话而已。当初下乡时，郭小林曾从父亲抽屉中偷翻出一张照片——50年代为访苏办护照而照的相片。照片上的父亲削瘦、英俊，一副马雅可夫斯基式的严肃表情。当他在农场时常悄悄取出来看，在他印象中的父亲总是那么年轻英武。

看儿子意外归来，父亲由于惊愕显得一时慌乱失态，手有轻微抖颤。母亲则一下子涌出了眼泪。父亲迅速克制并掩饰住自己的感情，没有拥抱，也没有握手。做父亲的对儿子也一定有些陌生。当晚，父子睡在同一间屋里。郭小林由于旅途劳累很快睡着了，半夜，不知什么缘故，他突然醒来，在一片漆黑中发现一个暗红的火亮在闪动，是父亲坐在他的床上心事重重地吸烟。不知他已坐了多久？白天，母亲已告诉郭小林，父亲被《人民日报》的造反派揪斗，还挨了打。过了许久，郭小林听到父亲缓慢地对他说：“我想了很多……你对我还很不了解，我要和你好好长谈一次。”

后来，郭小林在《对床夜雨》一文中回忆讲：“宁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那一日，我们父子对床，其时窗外虽无风雨，但‘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正铺天盖地而来，并终将席卷他以去……”

“然而，父亲说这几句之后，却只是沉默。终于，一切又复融于那如磐的夜色中了……”

半个月后，郭小林由外地外调回京，父亲已被关进牛棚，同许多著名作家一同集中住在文联大楼的地下室里。郭小林去给父亲送饭，被允许在地下室通道里同父亲见面。从半开的门缝中，能看见里面像旅店一样摆满了床，许多他熟悉的和不熟悉的作家都默默垂头坐在床边。郭小川压低声音对郭小林说：“把我和×××、×××这样的人关在一起！我怎么能和他们一样呢！”表情颇为不满。郭小川已身在十八层地狱，却自认为与那些黑线人物不同，自己是“红线”上的，是革命的。

应该讲，折磨郭小川的还有一层“心狱”。他要辩白、表忠心。他要向党剖白心迹，他为此写了许多“颂歌”。可是，只是因为他不肯向林、江集团做出奴颜，跪伏于地。他要保持一点人格，一点自尊。结果，他越是表忠心，越是“撄其怒”，被江青斥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老实”。

1969年，郭小川随同文化部众多干部一同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

湖北咸宁干校是建在一片荒凉的湖滩上。人住在湖岸坡上，每天要早早起床走四五里路下到湖底去开垦生荒。湖底很热，夏季又是最忙季节，抢收麦子，抢播稻秧。中午气温高达42℃，人在烈日、蒸汽中像蜡人，要化掉了。干校学员们每天半夜4时就要出工，10点下工，下午3时再出工，晚上8时回来睡觉，一天到晚汗不离身。作家韦君宜在回忆文章中说，她总是能看到郭小川毫不气馁地走在队伍中，像个农民赤裸上身，手中握着镰刀，边走边使劲唱歌。

每逢下雨天，新修的大堤路软稀稀的，从各连队到校部要在这种“水泥路上”走七八里。脚下去再提起来，就沾上几斤重的泥，要用力一甩，然后才能迈步。学员们三四人一屋，每人一个小马扎，屋中没有桌子，郭小川只有趴在床上写字，郭小川就是趴在床上披件旧袄，抽着劣质烟，写下《楠竹歌》、《花纹歌》、《江南林区三唱》。他写道：

我们怎能不欢乐！

因为我们拼命劳动；

我们怎能不欢乐呵！——

因为我们拼命革命——

《欢乐歌》林区三唱之二

1971年7月他写出了一首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热情高亢的颂歌：《万里长江横渡》。

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高举红旗。

大展宏图——

《万里长江横渡》

两个月后九一三事件爆发了，《万里长江横渡》、《江南林区三唱》等诗，在“批林整风”中被说成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动诗。甚至说《横渡》一诗是《571工程纪要》的翻版。郭小川受到蛮横无理的审查、批判。

1974年，咸宁干校被下令与天津附近静海县团泊洼干校合并。干校迁移，列车在北京中转，学员们借此短暂机会回家看望家人、亲友，可是，火车到达北京站，不许郭小川出站，叫同行同志负责看押他。郭小川就这样在站里坐了几个小时，然后重上火车，转到天津静海团泊洼干校。

在团泊洼干校，郭小川再次受到审查、批判，被剥夺了写诗的权利。他又一次被赶上绝路，心灵再一次受到践踏。他的满腔忠诚被视为粪土。自运动以来，他被打骂、侮辱、隔离、监禁，上厕所有人监视，往来家信被拆检……现在又剥夺了他写诗的权利，这无异要了他的命！“哀莫大于心死，”郭小川陷入深重的精神痛苦之中。

第九章 郭小川、郭小林父子对床夜雨 “坚持派”的代表作《大雁》——致郭小梅、郭小惠

正当父亲被剥夺了写诗权利时，郭小林却已一跃成为东北建设兵团最走红的诗人。人们称他为“兵团诗人”。1972年他应《兵团战士》报之邀，写下了长达100行的新年献诗：《战士爱边疆》，引起广泛反响，各团连队文艺演出都大段大段照搬此诗。由于1972年元旦诗作的成功，在1973年元旦，《兵团战士》报再次邀请郭小林写新年献诗：《考验我们吧，时间——和青年战友共祝新年》。此诗长达130行，郭小林以他擅长的政治抒情诗确立了兵团“第一小提琴”的位置。

现将这两首长诗摘录如下：

边疆呵边疆，

每天都是你第一个迎接东升的朝阳。

祖国的每个工作日的第一声汽笛

首先在你这儿拉响！

边疆呵边疆，

你是祖国最年轻的新乡

……——

《战士爱边疆》

是呵，要让一杯茶保持热度，哪怕半个钟头也十分困难！

但是太阳巨大的光和热，

今天仍然像是几十亿年之前。

因为太阳有宏伟的目标——

要给世界人民以温暖。

让我们响亮地大声要求吧

满怀信心地挺身高喊——

考验我们吧，时间！——

《考验我们吧，时间——和青年战友共祝新年》

在郭小林写诗期间，郭小川曾给予他很大的帮助和指导，写过多次有关诗歌的书信。这些谈诗歌创作的书信，经常长达四五千字。他曾评点儿子的《在公路上》、《掰苞米》认为有真情实感，同时，又批评《战风雪歌》把“风雪”当作刺探的特务“太实了”，还有一些流气的语言：好小子、小命一条、狗鱼之类，郭小川认为不宜入诗，并且，将自己写诗多年体会：音乐性、旋律性，倾囊传授。郭小川还给女儿小梅及她的朋友写过不少信，进行诗歌创作指导。必须指出，郭小林诗歌上的发展是与郭小川的指导、帮助分不开的。

郭小林虽然写出了不少“合时宜”的长诗，并在各师、团获得了广泛的赞誉。但是，郭小林在连队的命运却仍然未能改变，他在1975年调到山西林县时仍然是连队的一名农工，政治上的白丁。因为他的出身，他的“孤傲”，和印刻在额上刮不去的“炮轰派”①金印。在苦闷、彷徨中，他写下了《大雁》。这首诗的缘起，是因为他的妹妹梅梅。

“文革”初，梅梅也是老红卫兵。1969年，郭小川已被打倒，梅梅想参军是不成了，连东北建设兵团也不让去，成分不够格。于是，梅梅带上小妹（小惠），约上赵易亚（军报副总编）的女儿还有她的小弟，以及原北京市委工作组张松如的女儿，一共七八个女孩结伴到了齐齐哈尔附近农村<bdo>.９9ｌｉｂ?</bdo>插队半农半牧。到了“文革”后期，梅梅等人都有“上当受骗”之感，盼望返城。有路子的就调到条件好一些的地方。作为老知青，郭小林摆出“诲人不倦”的姿态，为梅梅写了《大雁》。也许是由于兄妹间的情感，也许是因为自身内心复杂不宁的心绪，总之诗中没有空洞的口号，却能从相同的身份、处境出发，用几分理解与温情来讲活。此诗写出后，很快通过朋友们以手抄形式流传出去，先是在兵团内部流传，后来又传到了兵团之外。

《大雁》是一种朋友之间的低声细语：

“秋风吹落了红霞

“落遍满是枫林的远山。

“夏天要走了，

“带着它的孩子——大雁。

“看呀，她扇动着翅膀，向我们频频地‘再见’。”

“大雁呵，我承认，

“飞鸟中也许是你最不平凡。

“你善于在天海远航，因为你有一双羽毛的风帆。……

“严寒来了，

“你急忙把行装打点；

“温暖去了，

“你的歌声也成了呜咽。

“你甚至来不及，

“分享我们丰收的狂欢。

“你也顾不得，

“人们对你临阵脱逃的责难。

“纵然你有一千条理由，

“也不能使我取消这一点意见。”

虽然“批评”的声调比较严厉，但诗人始终保持朋友之间关起门来说话的姿态：

“大雁呵

“让我再一次把你规劝：

“不要再那么高贵吧——

“把自己比作鸟中之仙。

“那些卑贱的鸟儿，

“不是正在和人民一起共苦同甘？”

“讨厌寒冷，

“就应当靠自己的热情去创造温暖。

“鄙弃落后，

“就应当激起实现理想的更大勇敢。

“要知道，任何一个先进的地方

“都曾有过一个落后的从前。

“改换一个地方的面貌，

“绝不是

“一蹴而就，在一日之间。

“怎么能设想，

“别人改造好的地方再任你参观游览？”

这首诗之所以能够以“手抄”形式在建设兵团流传，后来又传到兵团之外，是因为《大雁》反映了1971年之后，在广大知青当中涌起一阵对“坚持乡村干革命，同工农兵结合一辈子”表示怀疑、否定的浪潮。这种普遍产生的苦闷、彷徨，又被众多知青的革命理想主义所否定。两种思潮相互冲突，两种文学作品也在知青内部，以“自身体系”的规定语言、方式一齐进行传播。一方面是以《南京之歌》（知青歌曲）、白洋淀诗群为代表的“怀疑派”；另一方面则以《决裂·前进》（长诗）、《大雁》（短诗）为代表的“坚持派”。这两派之间虽然观念不同但都是在知青系统内部展开辩论冲突，其作品也都以手抄、口传的形式流布。所以这两者应同属地下文学。不同观点的言论和作品是在知青内部进行，还是在知青外部进行，二者有截然不同性质。

《大雁》流传开后，郭小林曾收到从内蒙生产建设兵团寄来的一封信，写信的是位在内蒙支边的北京女知青。原来，东北兵团一男知青探家时将《大雁》带回了北京，又由他的妹妹——一个内蒙女知青带到了内蒙兵团，被同连的一北京女知青看到了。这个女知青给郭小林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对《大雁》表示赞赏。在当时特定环境这种通信是意味深长的，女孩子表示愿与郭小林建立通讯联系，字里行间流露出仰慕之情。当时的人都很单纯，郭小林也不例外，认为以这种方式结识女青年不“高尚”，就做了冷处理，没有回信。

郭小林与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杨桂香恋爱是在“文革”后期。杨桂香家乡山东，“文革”初投奔她姐姐到农场落户，成为一名农工。才到农场时，她不过是个天真的山东女娃娃，还跟在全连人后面，参加批斗郭小林。郭小林站在台上，脖子上挂一块牌子：“三股妖风黑干将”。杨桂香在台下举拳跟着别人高喊：“打倒郭小林！”当她与郭小林谈“朋友”时17岁，已是个俊俏出众的姑娘。杨桂香姐姐知道后，坚决反对她与“郭瞎子”来往。因为其父是“黑帮”，“郭瞎子”本人连个统计、拖拉机手也不是，跟了他遭罪一辈子。姐姐当众斥骂过：“郭瞎子不安好心！”，曾将他赶出家门，还托人为小妹介绍了兵团一个营长的儿子。杨桂香对男女的事情，因为年纪小，起初什么也不懂，经过认真思考后，她决心跟“郭瞎子”好。杨桂香不顾家人反对和阻拦，经常偷偷给郭小林洗涮缝补衣服，到柴垛边去约会，带一兜鸡蛋给他吃。

当时，郭小林、杨桂香所在的“种子连”，距离后来电影《我们的田野》中所拍那一片白桦林，相距不过12华里，这片白桦林现在已全国闻名。当地叫它“南横林子”，边上是852农场的大水库，碧波荡漾，白桦林如箭，是一个美丽的地方。1975年郭小林与杨桂香在连队一间土屋里结了婚，用北京糖果招待老职工和同连队的知识青年。郭小林经过13年“劳动改造”，终于成为一名北大荒人。

作为一名“兵团诗人”，同时又是“手抄文学”——《誓言》、《大雁》的作者，鼓吹“上山下乡”的“坚持派”，郭小林最后还是“飞”走了，调往河南林县在一个公社做了一名中学教员，不过，他为了自己的《誓言》付出了13年青春。

“手抄本”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作品的每一个字都是作者用心写成的。如果你不在每一个字上浇灌你的血、泪，那它也不值得别人去抄写和传诵。

第九章 郭小川、郭小林父子对床夜雨 埋在坝下的诗篇：《团泊洼的秋天》、《秋歌》

经过漫长的自我折磨思索、反省……郭小川开始进入了痛苦的转变期。他终于一拳击碎了他心灵的牢笼，从“心狱”中获得了解放。在1975年的秋天，他写下了“文革”十年中最享盛名的地下诗歌：《团泊洼的秋天》和《秋歌》。

郭小川在《团泊洼》一诗中，微妙地表述了当时全国人民十分复杂的心态。1975年的秋天，毛泽东对电影《创业》作了批示：“此片无大错”。当时的斗争形势十分微妙，几乎所有的人都结成了与“四人帮”极左路线斗争的心盟。但是，从外表看上去，一切都是静静的。诗人敏感地预示到了这寂静后面的东西，仿佛生命光焰熄灭前的回光，郭小川的诗魂突然进入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诗句变得更纯熟、老练，挥挥洒洒。

秋风像一把柔韧的梳子，梳理着静静的团泊洼；

秋光如同发亮的汗珠，飘飘扬扬地在平滩上挥洒。

高粱好似一队队“红领巾”，悄悄地把周围道路观察，

向日葵摇头微笑着，望不尽太阳起处的红色天涯。

这里所表达的舒畅、睿智和镇定，恰恰是1975年秋天，许许多多从“心狱”中解放出来的人们共有的体验。就其诗艺来讲，也是自五四新诗歌以来，进入经典的杰出诗作。

团泊洼，团泊洼，你真是那样静静的吗？

郭小川在这“静”中体味出了美丽、愉悦和自信。就1975年的很多人来讲，这一年的秋天的确是美好的，因为道路逐渐清晰。

《秋歌》是郭小川的“天鹅之歌”。也许悲剧时代限定了郭小川，但这首临终前的绝唱，真是一下把人领上了九天的境界。

不止一次了，清爽的秋风把我从昏睡中吹醒；

不止一次了，节日的礼花点燃起我心中的火种。

郭小川一生对诗句的锤炼，对古典诗词的修养在此时，都熔铸进了这短短的几行诗句。它不愧是杰作，堪称典范：

听，冰雪辽河，风雨长江，日夜激荡有声；

听，南方竹阵，北国松涛，还在呼号不停。

看，运粮车队，拖拉机群，一直轰轰跃动；

看，无数战马，百万雄兵，永远向前奔行。

清爽的秋风呀，已经把我的身躯吹得飞上晴空；

节日的礼花呵，已经把我的心胸烧得大火熊熊。

郭小川在《团泊洼的秋天》一诗后注明：“初稿的初稿，还需要做多次多次的修改，属于《参考消息》一类，万勿外传。”

当时作者还在受隔离审查，决心将此诗篇“埋在坝下”，因为他知道此诗不能发表。“不管怎样，且把这矛盾重重的诗篇埋在坝下，它也许不合你秋天的季节，但到明春准会生根发芽……”

所以，《团泊洼的秋天》、《秋歌》仅在朋友的小圈子内流传。

当郭小林在林县父亲的桌上第一次看到这两首诗时，总得感觉：不错，但并不是很出色。使郭小林印象深刻的是《秋歌》中的这样一句：

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化烟，烟气腾空。

郭小林不由暗暗心惊。经过多次运动，现在的父亲已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患有脑动脉硬化和冠心病，满口的牙已拔光，镶的假牙又不合适，硌得牙床疼，以致他每隔一会就要“咔哒”一声用舌头把假牙顶下来，然后再卷回去安上。睡眠依赖安眠药，有时饭没吃完，药劲就上来了，拿勺的手直哆嗦，儿媳杨桂香就要赶紧扶他上床。

在林县的日子里，郭小林再也写不出高亢的政治抒情诗了，因为1975年底的中国已被折腾到了崩溃的边限。郭小林夫妇两人带着刚一岁的女儿爱农在医院借病床居住了半年，以便照看父亲。他们经常需要变换病床一日三迁。一次小爱农尿湿了病床，还受到护士呵斥，无奈只好在医院附近租了一间农舍居住。这个临时的小家所带来的那么点家庭氛围，温暖了郭小川那颗饱受摧残的心，一岁多的孙女爱农也给他带来了天伦之乐。

郭小川表现出少有的兴致，他要求郭小林夫妇每天给他包一顿饺子。这其实是人在长久地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缺少亲情的环境下，对家庭气氛，对人性人情的渴求。

郭小林到河南后，父亲第一天就提到在他第二次被审查的一年多时间内，郭小林和妹妹竟极少给他写信。那失去人身自由的隔离审查期间，唯有薄薄的信纸所载来的亲人的问讯能给他带来一点心灵的慰藉。他说：“那时我非常需要你们的理解，然而你连一封信也不来。”低沉的话语中潜藏着多少哀伤啊！那时人们说话都很曲折，真正的意图往往隐蔽得很深。如果你流露出想家、思念亲人或对无休止的“斗呀、打呀”的厌倦情绪，就会被认为是不革命而遭致蛮横的批判。所以郭小林并没有意识到父亲内心深处的全部真实想法。

郭小川对郭小林观察了几天后……告诉他党内存在个“四人帮”，斗争很尖锐，整个国家形势并非“一派大好”，制止他再唱那些空泛的高调……然而郭小川很失望，因为郭小林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成熟起来，于是父子之间隔阂不仅继续存在，甚至还在加深。

人们本来可以相信，随着时间推移，郭小川、郭小林父子间的“对床夜雨”可以最终消除他们之间的隔阂，可是上天终究没有给出这个机会，而是毁灭了这种希望。

郭小川给人们留下的形象是：战士和诗人。他是在歌唱着前进中，突然倒下的。

郭小川诗集以“时代号角”著称，记载了共和国各个历史时代的脚步。他总是走在历史潮流前面，吹奏出高亢、激奋的号音。可是“文革”却将他抛落下来，丢入时代的深渊。在“文革”运动的猛烈冲击之下，他经过了痛苦的思考，付出了很大代价，才挣脱了“心狱”，获取到个性的初步萌发，一种独立意识、独立人格开始苏醒，首次大胆唱出了叛逆之歌，这也是一曲“天鹅之歌”。《团泊洼的秋天》、《秋歌》如今成为中国当代诗坛上的不朽诗篇。

第十章 监禁文学的诗人群像 “重上战场我亦难”——圈禁中的诗人陶铸

陶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文革”中曾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文革”中由于江青拉他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带头对邓小平同志发难被拒绝，以及为保一些干部，曾跟江青、陈伯达顶得厉害，江青对陶铸几次发脾气。1967年1月4日，江青、康生、陈伯达突然在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宣布：陶铸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要“发动群众”，把他“揪出来”。立即，“打倒陶铸”的标语、传单布满全国。陶铸很快失去了人身自由，被单独幽禁于北京卐字廊住所。在1967年至1969年两年多的圈禁中，陶铸作为一名诗人，在磨难中留下了宝贵的诗篇。

在长达两年的关押中，陶铸不能见人，饮食有专人监视。除了被人带出去看大字报，平时不许出屋，只有在晚饭后可以在屋外廊下放放风。

陶铸女儿陶斯亮在《一封终于发出的信》中回忆说，1967年8月，一群彪形大汉闯入卐字廊，拉陶铸去批斗，陶铸和曾志夫妻二人站在台上，有人故意制造气氛，摄制电影，准备向全国放映。陶铸怒火郁积胸中，归来后在室内徘徊，像是一头笼中的猛兽。陶斯亮在回忆录中讲，她从此不爱去动物园，“因为每当我看到孩子们兴高采烈地逗弄笼里的老虎时，我就立即想到您（陶铸）一种触动隐伤的痛苦，常常摧我泪下……”在幽禁中，陶铸向女儿陶斯亮讲历史上直节忠臣的故事，讲汉朝范滂与擅权祸国的宦官阉党的斗争。陶铸愤激地说：“我就是因为不会给他们磕头下跪才落得今天这个下场！以后，我还要凭着这点骨气活下去！”

1967年9月8日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在《人民日报》发表，陶铸在极端痛苦之中，在笔记中写道：自杀，就是见不得人的事，不想把自己的问题弄清楚。当然也有这样可能，就是你去见了马克思，问题还是弄不清楚。那也不要紧，事实终归是事实，最后还是可以弄清楚，请相信四句话：

性质纵已定，还将心肝掏。

苌弘血化碧，哀痛总能消。

在1967年9月10日，姚文元文章发表后两天，陶斯亮被下令离京，独自去东北白城子。1969年10月，林彪下达一号通令，陶铸押往合肥，被迫与曾志分离。43天后，陶铸在合肥去世。陶铸在与曾志分手时，曾写有一首七律。

七律·赠曾志

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

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

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寒。

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自宽。

在卐字廊，陶铸还留下一首七律：

七律　1969

卐字廊前花木森，风送芬芳入杳冥。

静坐偶欣唯蝶舞，夜眠深苦长蚊鸣。

汉家狱辱周何怨，宋室廷刑岳慨承。

人世烦冤终不免，求仁奚用为身名。

1969年春天大手术后，陶铸力弱体衰，每日在室中读书练字，用毛笔将这首七律写在旧报纸上，这首诗夹杂在毛主席和鲁迅的诗词中间，加以行书难认，才得以保存下来。

诗中“周何怨”指汉名将周勃与其子周亚夫被谗入狱，周亚夫冤死狱中一事。“岳慨承”指岳飞冤案事。

陶铸在两年多的圈禁、关押中，内心的愤懑和痛苦可以从给曾志的赠别诗中窥见一斑。自知生命的“大限”无可避免，有一种凄切、哀伤，也有一种释然、超越。如果讲1967年9月“性质纵已定，还将心肝掏”一诗中陶铸用“忠臣节烈”的肝胆，孤光自照。那么，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陶铸表现出了更多的镇定和坦然。如今，这首诗已成为陶铸在生命最后岁月的宝贵记录。

第十章 监禁文学的诗人群像 独树一帜的流沙河

诗人流沙河在“文革”十年浩劫中，有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他那辛辣、幽默，浅白之中透出酸涩的诗篇，在地下诗歌中可谓独树一帜。

流沙河，1931年生于四川省舍堂县城关。解放前在四川大学读过书。1957年因为在《星星》诗刊，发表散文诗《草木篇》一举成为全国知名人士，并由此成为“右派”。“被一个人误解了，这是麻烦，被许多人误解了，这是悲剧。”（流沙河语）流沙河从此销声匿迹了20年。

“文革”一开始，在点名批判廖沫沙时，流沙河就被押回原籍劳动改造。回到金堂县城吴镇的第一天，他就到镇北一家木器店去当锯匠，以养活自己。锯匠在四川叫“解匠”，用大锯将圆木锯成板。干此活须身强体壮，流沙河却骨瘦如柴。他干活的连手姓罗，是一字不识的农民，对流沙河极好。当时是计件工资，为了不连累这位罗师傅，流沙河只有拼命苦干。一天工作下来，锯子一丢，浑身瘫软，须歇息很久，才能慢慢站起，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回家去。这样的活一直干了六年。流沙河用诗记述了这种生活。

纸窗亮，负儿去工场。

赤脚裸身锯大木，音韵铿锵，节奏悠扬。

爱他铁齿有情，养我一家四口；

恨他铁齿无情，啃我壮年时光。

啃完春，啃完夏，晚归忽闻桂花香。

屈指今夜中秋节，叫贤妻快来窗前看月亮，

妻说月亮果然好，明晨又该洗衣裳，

不如早上床！——

《故园九咏》中秋

要说流沙河就必须说说他的妻子。就在流沙河被押回原籍劳动改造三个月后，她抛弃了自己的工作，从成都赶到金堂，嫁给了流沙河，从此一同被打入生活底层，饱受人世酸辛，辛苦劳作，连做赏“月色”对她也成了奢侈品。她就是流沙河在《梦西安》一诗中所写的那个少女：“在华清池畔，一位少女含笑走到我的面前。她欲语又无言，悄悄一叹，九年后终于作了我的妻子，该怎样感谢你啊，西安！”两人在七夕结了婚。“秋虫唱，夜茫茫，人间牛女可笑太匆忙……骊山下，勿相忘，悲酸万种此夕化为糖。忽听邻鸡争报晓，语切切，泪双双。”

她在镇上找不到工作，只好替人家洗洗缝缝，贴补家用，肚里怀着娃娃去接受“造反派”批斗，娃娃生下来，背在背上，还被拖去批斗。这个孩子从小便经风雨见世面，7岁时仅念了一年书，因为是“右派”子女，饱受欺辱，流沙河只好让孩子退学。

爸爸变了棚中牛，今日又变家中马。

笑跪床上四蹄爬，乖乖儿，快来骑马马！

爸爸驮你打游击，你说好耍不好耍？

小小屋中有自由，门一关，就是家天下。

莫要跑到门外去，去到门外有人骂，

只怪爸爸连累你，乖乖儿，快用鞭子打！

这首诗表现了一个右派父亲的无尽辛酸。特殊的世态，特殊的天伦之乐，幽默中透出苦涩。

孩子不能上学，流沙河决定自己来做教师。他的家中先后被抄12次，没留下一本能看的书。诗人便把脑子里记得的古体诗词，从起，到毛主席诗词止，一共默写了225首，作孩子的语文识字课本。孩子一边给他当下手，钉木箱，一边背课本识字。这时，诗人身体已垮了，不能拉锯，所以就当了钉木箱的“敲敲匠”。诗人英语很好，还编了英语课本共10册教孩子在夜晚朗读。到了“四人帮”倒台，他的孩子已经写了4本英语日记。

在“文革”中，诗人最痛苦的是没有书读。他原有的心爱书籍，不是被抄，就是被迫焚烧。

留你留不得，

藏你藏不住。

今宵送你进火炉，

永别了，

契诃夫！

夹鼻眼镜山羊胡，

你在笑，我在哭。

灰飞烟灭光明尽，

永别了，

契诃夫！——

《焚书》

流沙河有600册书被卫东战团抄走。一次到街上买盐，他发现包盐纸竟然是他的《汉书》。由于精神上的饥渴，一张糊在墙上的旧报纸，竟引得他读了一遍又一遍。

高照油灯读她，

在失眠的夜晚；

斜倚床头读她，

在卧病的白天。

挨了批斗回来读她，

一句一声长叹；

端起饭碗读她，

酸菜苦瓜变甜。

……

她反复诉说着

共和国欢笑的童年；

她清楚地证明着

生活曾经那般灿烂——

《一张糊墙的报纸》

这张记载共和国童年的报纸，只能读到一面，诗人不能满足，便将它揭下看其背面，结果，却发现有一首自己的诗印在上面，真是“无巧不成书”。他把这张旧报纸藏在枕席下边，以便能够经常重温过去失去的欢乐和诗情。结果：

几天之后，又抄家了，

一张旧报纸也难幸免。

还有意料不到的飞灾，

她是罪证，我在翻案——

《一张糊墙的报纸》

流沙河在艰辛的生活中，不曾忘记用诗来记述他的生活。他从自己日常生活中看到了人性扭曲的方方面面。《芳邻》一诗，记述了一个经常拉诗人喝酒的邻居，“夜夜邀我作客”满嘴巴的酒气，待我极亲热。可是一旦造反当了官，就“脸上忽来秋色”，猛揭诗人放毒，狠批他在复辟，交情断绝。可是：

他家小狗太糊涂，

依旧对我摇尾又舔舌。

我说不要这样做了，

它却听不懂，

语言有隔阂——

《苦邻》

流沙河在回忆自己学诗的经历时说，少年时他就梦想做一个诗人，认为抒发感情乃是一件高尚而有趣的事情。“至于‘歌诗合为时而作’的起码道理，当时是根本不知道的，当然更想不到一吟咏如果不合时宜竟会给自己带来穷愁坎坷了。清代的《楚辞》注释家蒋骥说：‘骚忧乃不祥之书也！’直到50年代末，我才懂得这一句沉痛的感慨之言。”

第十章 监禁文学的诗人群像 悬崖边的树：“胡风集团”分子曾卓、牛汉的命运及诗作

1958年全国有550000多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其中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去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少数人幸运地被原单位留用，但大多用非所长。1962年中央也下过文件，提出给“右派”分子分期分批摘帽，予以宽大处理。可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右派”们又沉入更底层。还要过16年岁月，才能得以平反。

“文革”十年对于“右派”分子是血泪的十年。“文革”中一些“右派”分子（他们大多是知识分子）用诗歌记录了他们的亲身体验。

大“右派”胡风，在“文革”前的1965年已经出狱，“文革”开始后，又被监禁。1970年又因写“反动诗词”和“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其实是狱中无纸，胡风将诗写在报纸空白处），被加判无期徒刑。既不准胡风上诉，也不让他看判决书。所谓“写反动诗词”，指的是胡风的《怀春室述怀》。这些诗创作于1957年前后，“文革”中胡风被关押成都看守所，曾多次默诵，写录于报纸白边上，又被多次抄没。1957年胡风为了解决狱中无纸笔，诗作遗忘的问题，曾借用鲁迅《惯于长夜过春时》一诗，用其原韵——丝、旗、诗、衣，步其四韵做诗，以便背诵。以旗韵为例，胡风曾写有：“眼里朦胧望圣旗”，“学分敌我画红旗”，“喜见晴空一色旗”，“墙头重挂万年旗”等，记述了渴望恩赦、思念幼子、出狱喜悦和重新生活的情感经历。

“胡风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曾被逮捕入狱的“七月派”诗人牛汉、曾卓，也是“奇冤如萝命如丝”。“文革”中，两人遭到审查、关押、流放、劳改的命运。

曾卓，生于1922年，湖北武汉人。1939年开始在重庆、桂林发表作品，有小说、电影剧本、评论等，1941年在重庆参与《诗垦地》的编辑工作，作为“七月派”主要诗人，有诗集出版。在1970年曾卓写下了《悬崖边的树》：“不知道是什么奇异的风，将一棵树吹到了那边——平原的尽头，临近深谷的悬岩上。”这股奇异的风，指的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狂风，运动的狂风把作者吹到了临近深谷的悬岩之上。万般危难之中“树”倾听到了：“远处森林的喧哗和深谷中小溪的歌唱”，“树”虽然是孤独的，却“显得寂寞而又倔强”。

它的弯曲的身体

留下了风的形状

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

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

是靠了倔强而又坚毅的意志，没有栽入深渊之中。但是，它的形貌，是被时代的狂风“扭曲”了。这是一幅奇特的画面：在风暴、厄运降临之时，顽强抗争顶住狂风，同时展开着向光明未来飞翔的翅膀。这里概括了“文革”时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姿势和共同体验。短短的小诗浓缩了整个“文革”时代知识分子曾进入的精神境界。

牛汉，原名史成汉，1923年生于山西省定襄县。1941年开始发表诗歌，是“七月派”重要成员。1942年发表的长诗《鄂尔多斯草原》是他的代表作。解放后，牛汉1954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诗歌、散文组组长。1955年被划为胡风分子，受过监禁之苦。在“文革”年代，牛汉身历、目睹了许多有价值的生命被毁灭，感触良深，在1973年秋写下了《悼念一棵枫树》。

那是一棵最高大的枫树，在秋天的一个早晨被伐倒了，附近的村庄、田野都感到、听到了枫树倒下的声响；每一家的窗、瓦，每一棵树、花草、小鸟、蜂和湖边小舟都颤抖了……诗人嗅到枫树的清香，这“芬芳，使人悲伤”，倒下的枫树，“看上去比它站立时候还要雄伟和美丽。”诗人看到了，枫树被锯解后的一圈圈年轮，涌出一圈圈泪珠，树边的山丘仿佛也缩小了许多，低下头颅。

这是一首歌颂“生命”的歌，这棵枫树是如此美，美丽生命的毁灭，令人为之心碎。

伐倒了

一棵枫树

伐倒了

一个与大地相连的生命

这是一个与大地相连的美丽生命，一个无限依恋大自然的生命。“文革”时代，是一个无视个人价值草菅人命的时代。这首有深广历史内涵的诗作，对“文革”中人的悲剧作了深刻描述。

第十章 监禁文学的诗人群像 “升华起来吧，我的诗行”

《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的作者陈明远出身于一个职员家庭，父母都是邮电局的职员，既没有书香世家的门第，也没有文人亲戚。他属于跟新中国一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作者上初一时，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并附上了最初学写的几首诗。这些诗表现了50年代红领巾们的生活。

好像那窗口的小鸟，

我的心也醒得很早。

眼睫毛还没有张开，

胸喉就飞涌出歌笑——

《清晨》

很快陈明远就收到了郭沫若的回信。整整三大张信纸，鼓励他并加以指教：“首先要做真正的新人，才可能写得出真正的新诗。……在生活中有感而抒发，就自然流露为诗歌……”作者的第一批诗歌，是写在练习本上的，陆续寄给郭沫若后，郭沫若不厌其烦地加以修改、评阅。后来，陈明远把这些诗汇集在起，命名为《练习曲集》。他把数学和诗歌称之为自己生命的两个翅膀。

上高中时，陈明远开始学写古典诗词。有一年暑假，他到北京，常到郭沫若家去玩，并在郭家结识了田汉、老舍。从此，他又有了两位老师，成为他们的小友。田汉对他说：“只要你跟我学填词，保你一学就会。”田汉特意送给他一本《白香词谱》，又介绍他读王力的《诗词格律》作为教材。从此陈明远为了打好写新诗的基本功而学写诗词。他不断将其学写古诗词寄给郭、田二位老师，并得到他们的指教。

第一次受到郭、田好评的诗词习作：

忆秦娥·学画马

新学画，

千难万苦能不怕？

全不怕！有朝一日，驯服烈马！

鬃毛抓住火一把，高墙宽涧当心跨。

放心跨——

得心应手，长驰天下！

学到相当程度，田汉又对他提出进一步要求：把自己写的旧诗词改写成新体诗歌。就像把同一幅画面用水墨画和油画两种形式表现出来那样，从中悟得诗的三昧。

1957年夏天，在郭沫若支持下，陈明远开始用白话体诗歌译写郭沫若的旧体诗。从1957年到1962年，在郭沫若亲自指导下，他完成旧诗新译共约300首之多。诗稿先后请田汉、老舍、叶以群、白杨等老前辈审阅指正。但郭沫若不同意出版，一直到1964年郭沫若终于为译诗《新潮》集写了《新潮后序》。此时，陈明远已于一年前从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电子研究所从事语言声学方面研究工作。《新潮》书稿由叶以群编定准备出版时，文艺界的“四清”整风开始了，于是《新潮》被打入冷宫。

在“文革”开始的前一二年中，陈明远在先生们的指导下写了三部以海外华工奋斗史为主题的长篇叙事诗：《马来亚华工子弟》、《在古巴的中国人》、《东方的使者》。

第一部长诗的故事情节是由田汉先生提供的，并对此诗的主题歌反复润色推敲：

我从小的摇篮就在，

马来亚丛林深处。

我头上慈母的泪珠，

是南国灼热的星雨——

《马来亚华工子弟歌》

在1964年，作者的几位教师都认为作者学习已有十几年，应该满师了。不妨陆续发表一些诗篇。叶以群准备安排杂志刊登作者的诗选，并着手写一篇报道文学，介绍郭沫若等诸位教师培养诗歌新人的经过。就在一个诗歌新星即将正式推出的时候，“四清”整风中，田汉遭到残酷的批判。于是这次诗歌新星又一次发射失败。

在1964年华东现代题材话剧观摩演出期间，田汉受到柯庆施、张春桥等的打击。未等到会演结束，田汉即愤然离开上海。田汉家中往日高朋满座，宾客如云，这时，忽然变得门可罗雀，萧条冷落。可是，从事科研工作的陈明远，星期天照样骑车去看望田汉。田汉将“会演”后所写七绝“无题”拿给他看：

裂断腰身剩薄皮，

新枝依旧翠云垂，

司徒庙里精忠柏，

暴雨狂风总不移。

陈明远也写诗唱和：

谁擎晴翠入云中？最喜华山大小松。

苗在青时已直立，人临绝处始相逢。

扎根乱石锋于剑，磐石粗根劲胜铜。

浊雾扑身寒刺骨，轩昂我自啸长空。

不久“文革”爆发了。本来，陈明远可以躲过这场浩劫，或者说注定会被运动所埋没。但是，这颗经过诸多导师培育了十几年的“新星”，却以意料不到的方式，被发射到了中国大地的上空，这就是被广大群众在“文革”中被误传的《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事件。被郭沫若等人培养的“新诗诗人”却在旧体诗歌运动上，产生了巨大的启蒙、普及和推动作用。

1966年10月，陈明远初次见到了红卫兵油印的《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小册子后，立即给周总理写信，说明真相。同样的信，一式两份，也呈进了中央文革。在12月中旬毛泽东诞辰即将来临之时，他发现《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更广泛的在四处翻印，并且愈印愈精致。他怕把误会闹大，便公开贴出声明，澄清此事。他认为由于诗的风格、笔调相似造成误会的事情，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只要加以解释，很容易澄清。但是，陈明远显然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一纸声明立即给他带来了灾难。他马上被造反派关押审讯。

陈明远被关押在地下监禁室中，饱受皮带、拳头之苦，又被揪斗、游街。由于争辩已没有作用，作者最后决定绝食。当时，他还抱着一丝希望，也许周总理会派人来救他出去。

绝食几天后，陈明远即进入昏迷状态。头脑晕眩，眼前浮现出种种幻象。就在这一年夏天接踵而逝的，他的“私塾”先生一个个出现在他的面前：被迫跳楼自杀的以群师，投太平湖而逝的老舍师，被关进死牢的田汉师。在黑暗之中，他听到无边的海涛在耳边汹涌呼唤，看到郭老和田汉老来到他身边，同他携手走向海滩，大海发出惊天动地的咆哮。此时，他在死亡的边缘徘徊，仅存一丝生息，这时候，忽然从他的心底迸发出了诗句，这是面临死亡深渊的歌唱：

大海啊——我的灵魂！

我离开你已经多么久远……

那溶洞单调的滴漏，

深谷里凝滞的迷雾，

积压在岩头皱纹之间的

焦虑重重的汗珠，

还有慈母眼眶深处

因日夜盼望而洞穿的

几乎要枯干的清泉，

都离开你这样久远啊！

但无论彩云的羽翼

受狂风冲击而断裂，

沙滩上苦涩的浪花

被烈日曝晒得萎谢，

峰顶禁锢的每一丝白发，

草根潜伏的每一粒露液

还有我这被枷锁窒息，

被镣铐拴死的

满腔炎黄子孙的热血，

它们都要聚为涓流、

小溪、急湍、瀑布

汇成怒吼的江河，

要像奔赴军旗下的战士

前仆后继、不惜一切，

跨越死亡的旷野，

每时每刻，梦想着

要轰隆隆地

奔回你的怀抱里来，

我的灵魂——大海啊！

这首《海魂》是陈明远第一回用生命谱写的诗篇。由于周总理及时派人来解救，挽回了他的生命。

12月25日，总理联络员（一位老红军干部）来到中国科学院传达周总理对陈明远上书的指示：“第一，主动说明情况是好的，今后不要误传《未发表的毛主席词》了；第二，这不是政治问题，澄清就行了，不要再追究误传者责任；第三，再不要搞什么‘揪斗’了。”

由此，陈明远获得了暂时的自由。

1968年春天，陈明远与管汀鹭结婚。管汀鹭出身于干部家庭，当时是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实习员。按国家规定，他们请了一个月婚假，去游历了杭州、广州。在旅途上，他又获得了诗歌的另一次丰收。1968年5月的广州，到处在武斗，一片混乱。他见到了一种“含笑花”，产生了新的灵感。他用旧体和新体两种形式写了“含笑花”。把这两首新旧体诗加以对照，是十分有趣的：

但惊芳郁不知名，万片红唇欲发声。

新月赋彤添秀丽，旭光透影倍鲜明。

莫同枫叶愁颜老，亦耻杨花媚骨轻。

藐视寒潮偏不谢，风中笑语自盈盈。

下面是同诗的新体：

惊喜于你们的清芳

却来不及请教芳名

无数片殷红的嘴唇

酝含着温柔的笑影

还没被砸破的新月

遗留下灵秀的外形

晚霞用最后的光彩

把神态映照得通明

不像那暮秋黄叶

在萧瑟中摇落了生命

也不屑于追随杨花

上下左右飘忽不定

藐视那一阵阵寒潮

它无法使你们凋零

在阴森凛冽的空气里

传给我亲切的笑声

不难看出，这首“含笑花”包含着诗人对新婚妻子管汀鹭美好、坚定品性的赞颂。

当陈明远与爱人管汀鹭由广州回到北京，恰好正逢上“五一六”通知发表两周年，在又一场“清理阶级队伍”中，他与爱人被分别关进“牛棚”。搜出的作者的几十首新诗，成为“恶毒攻击伟大旗手”江青的“反革命罪证”。

当时“牛棚”中被一同关押的“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有几十人，其中包括七十多岁的老科学家和老干部。陈明远在其中属年龄最轻的一个，因为他“死不认罪”、“毫无悔改之心”受到格外严密的监视。由于在烈日下经受沉重体罚，强制劳改，陈明远被私刑拷打的伤口发炎肿胀，经几次吐血后，人昏迷不醒。

陈明远被两个专政队员押送到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出示了“此人为阶级敌人”的介绍信，让专为“黑帮”做手术的医生诊治。当时诊断结果：高血压、心律不齐、脊椎劳损、关节炎、高烧39度……

正当专政队员去取药时，突然一群戴红袖章，披绿军装，腰系武装带的人冲进来。一条黑布蒙住了他的双眼，在一片“打倒”的口号声中，他被绑架出医院，塞进一辆停在门诊部门前的越野吉普，人一上车，吉普车就一溜烟开跑了。

当吉普车开到和平里，他头上的黑布被解了下来，车中爆发出一阵欢笑声，原来，这些绑架者全是他的好朋友。他回到了朋友中间，紧张的神经一松弛下来，浑身立刻瘫软，只觉浑身刀割火燎，人又昏迷了过去。当朋友们小心翼翼地将他抱进房间，抱到床上，用清凉的湿毛布敷到他发烫的额头上，在他的脑中突然又涌现出一句句诗行：

只为挣脱脚上的镣铐，

猛地撕断双脚，

剧痛又终于转成麻木，

一举冲破云霄。

狂风向我耳边咆哮，

血雨随我身后飘摇。

我明白再不会有

“安乐窝”为我建造！

舍弃骨肉，抛尽烦恼，

更无任何退路可逃，

我微微一笑：从今以后，

只有飞得更高、更高！——

《冲天之歌》

陈明远在朋友们家中辗转躲藏。但是，随着运动发展，几乎每个人的家中都有人被斗、被审查，为了避免随时可能会暴露，朋友们一商量，认为待在北京太危险，便凑钱为作者买了一张去重庆的火车票，让他到四川乡下去暂避。为了安全，还特意安排他到偏僻的南口车站去上午。

就在去往南口车站的路上，他接连看到路边的围墙和布告栏上，赫然贴着许多张造反派追捕他的“通缉令”，布告上还印有他的大幅照片。他感到，无论自己走到那里，都会牵连他人，给关心他的人们带来灾难，他下了一个决心，回去。自己回“牛棚”去。一人做事一人当，决不牵连朋友。

于是，他拒绝了朋友的好意，按照“通缉令”详述的衣着，换上从“牛棚”中出来时的衣服，泰然自若地走回了中关村。此时，作者已对这个颠倒了的世界，毫无留恋。他愿步老舍先生的后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要以死来表示对法西斯暴行的抗议！他镇定地迈进中国科学院的大门，院子内到处是打倒他、通缉他的大标语，他镇定地走向“牛棚”……造反派们先是惊愕得目瞪口呆，片刻之后，就群涌而上，将他打得晕死过去……他又被押回了“牛棚”，他倔强地拖着身子向难友们微笑致意。禁闭室外哨声急促，叫喊声、脚步声响成一片，一场空前残酷的批斗会正在准备召开。作者在衣兜里放了一封绝命书——“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然后拿起一瓶“敌敌畏”从从容容饮下。只觉眼前金星乱迸，人失去了知觉……

当他再一次睁开双眼，他发现自己没有死，他第二次死而复生了。几位白衣白帽的护士正俯身在他的枕边，用极大的同情和哀伤望着他。他头脑一阵晕眩，白色的病床像一叶小舟在大海中漂流。他将李白的《临终歌》暗暗诵了一遍又一遍。在神态半昏迷状态下，一句句诗浮现出来：

上帝折断我一面翅膀，

我被从云端扔进海洋。

白羽和血花碎片轰响，

波谷却不忍把我埋葬

浪尖托住了我的单翼，

支起一片帆，凌风远航。

而另一段残翼藏在水下，

船尾摇曳出曲折的霞光。

冰山冒着寒气擦过身旁，

礁石下章鱼的触手伸张。

我默默飞驰、心里明白：

一旦停留就只有死亡。

孤帆在迷雾里寻找东方，

让希望的影子暗中生长。

熬到天尽头，总能抓住

一片白云补好我的创伤！

……——

《大鹏之歌》

从这首诗之后，陈明远又进入了一个诗歌创作爆发期，灵感的波涛不断向他袭来，意外的佳句不时涌现脑际。他便用拼音、“密码”——只有他自己才能看懂的符号、缩写记录下呕心沥血的诗篇。诗歌，是他生命之海中的灯塔，厄运中的希望，他终于又开始了新的生命。

此时，在全国各地仍然有《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在传抄、翻印。各地造反派每发现一种翻印本，就会制造一起冤狱。专案组纷纷由各地来外调。每外调一次，陈明远即被作为罪魁祸首批斗一次。外调专案组每制造一批“现行反革命”，便要陈明远招认“黑关系”。陈明远一律加以拒绝，又为自己的诗竟牵连这么多素不相识的诗歌爱好者而内心不安。

1969年4月，进驻中国科学院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布了对他的处理意见：“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不戴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以观后效。”从此，每月作者可以领到15元生活费。后来，有了孩子才增为30元。1970年初，他又被遣送渤海边一围海造田的劳改农场。妻子管汀鹭被“通知”、“劝说”与其离婚，被坚决拒绝。由于管汀鹭“没有划清政治界限”，在她怀孕期间被强令下放到湖北潜江科学院“五七干校”。当管汀鹭生下儿子小冬冬，只能寄养在陌生人家中，年轻的母亲必须去接受“劳动改造”。

陈明远在渤海劳改农场受尽折磨。作为一个流放者雨天在泥浆里跋涉，晴天在板结的田中耕作，初春人在满是冰碴、蛤蜊壳的水田中拉犁，身后总是留下一长条暗红色的血迹。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全部信件都经过拆检。

1971年国庆节之后，劳改农场干部被突然紧急召集开会。陈明远同许多“反革命分子”被锁在房中，严加看管。不久，真相揭开，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上级下令让“囚徒”们全体出动去刮掉围墙上的红漆标语和大幅画像。管制人员对“反革命”们的态度也明显好转。1971年底，经过科学院声学研究所一些同志出面交涉，他由劳改农场回到了北京中关村。他虽然不再是囚徒，但仍属“阶级敌人”。

管汀鹭抱着3岁的孩子迎接归来的丈夫。在漫长的12年间，陈明远一直被扣发工资，每个月只领取很少的生活费。这点生活费连孩子托儿费都不够。管汀鹭无怨无艾，忍辱负重，不仅用她微薄的工资养活孩子，还经常挤出时间帮丈夫抄写和修改诗稿。为了应付随时可能的抄家，她用几个小型日记本，用纤细的字迹密密麻麻地抄录下丈夫的诗作，隐蔽起来。

在此时，陈明远完成了西欧的回环体诗《花环》，同时反复润色了《离骚》、《九章》，蔡文姬《悲愤诗》、《胡笳十八拍》等古诗的译稿。可惜的是，田汉、老舍几位老师已先后在“文革”中去世，已不能再看到他们的学生的这些译诗了。

随着专政的松懈，陈明远悄悄跑到北京大学向著名语音学教授王力学习现代语言学。两人在一起共同翻译了国外最新学术文献，其中也有诗歌理论的。他还向王力先生学习《汉语诗律学》。

有人劝王力教授别跟陈明远来往，因为作者是“中关村出名的顽固不化的反革命”。王力教授回答：“好么！我是北大出名的死不改悔的反动权威！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反动权威教出个反革命，这才是名正言顺哪！”王力教授将此事讲给他听，在王力那拥挤狭小的房间里，顿时爆发出两人爽朗的笑声。

在丙辰清明，陈明远在整个天安门事件期间，创作了几十首诗歌，编成了一本《碧血花》诗集。中国科学院实验工厂的几位诗歌爱好者，连夜刻蜡板油印成册，秘密地散发。

在4月5日，就是“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大打出手的时候，陈明远由朋友簇拥护卫着，一同从“首都工人民兵”的棍棒下突围而出，返回中关村。回到科学院声学所，造反派将他“隔离审查”，让他交代1月8日总理逝世以来的反革命罪行。作者满腔悲愤写下了这样一首长诗：

在阴森的梦境，

我沉思着走向决斗场。

以轻蔑的微笑，

面对刽子手的冷枪。

恶毒的火舌横扫。

爆炸要崩毁这心脏——

啊，从殷红的血泊里

升华起来吧

我的诗行！

当浓黑的噩耗，

又紧逼在飘泊者头上，

一阵阵狂暴的风潮，

击碎了手中的双桨。

这小船刚驶出海港，

漩涡就想把它埋葬——

啊，从险峻的浪峰里

涌现出来吧

我的诗行！

残缺的雕像，

看护着流亡者的病床，

烧焦的石碑，

守卫着先驱者的灵堂。

千万颗奔星环绕我，

听这最后的呼声回荡——

啊，从荒凉的坟墓里

复活过来吧

我的诗行！

“文革”后，陈明远将他在十年“文革”中所写的几百首新旧体诗歌编为一集，题名《地下诗草》，留赠后人。他要通过这些诗表明：尽管十年浩劫，法西斯高压下，百花凋残，但是中华民族的诗歌传统，是任何力量无法扼杀的！

第十章 监禁文学的诗人群像 张志新：《谁之罪》、《致爱人曾真的信》

“文化大革命”的“监狱文学”中，张志新烈士的诗、文，闪耀着璀璨光辉。张志新在辽宁盘锦“五七干校”被隔离、审查中写下大量的日记、笔记、书信及材料，在省看守所，还写有五万言的《一个共产党员的宣言》。

1969年9月24日上午，盘锦胡家农场红旗村一块空地上，召开了逮捕“现行反革命分子”张志新大会。张志新被逮捕，押上囚车。就在离开干校的路上，张志新在囚车中吟下了《首次远离集体》。

在这之后，张志新在第二年2月15日被押回干校接受批判，重返狱中又有感而写词谱曲了《路》。在狱中，张志新还作词、编曲《迎新》（纪念自己入党15周年），以及《谁之罪》。特别是《谁之罪》，在“四人帮”倒台后，在全国广为流传。

在漫长的岁月里，

尖锐的斗争中，

夺去党具体领导，

她可知怎么行？

呼唤没回应，（奋起往前行）

喉干泪水净。

在战友带领下，

她锻炼成长，

红心献革命。

永不忘誓言，

为真理而奋斗，

誓死捍卫党。

今天来问罪，

谁是领罪的人？！

今天来问罪，

我是无罪的人！

注：《谁之罪》写于1969年11月6日辽宁省看守所，张志新在狱中说：“如果说我是罪人，那么，这样的罪人越多，人民越少受罪。”

要谈到“文革”十年中的散文，就不能不谈到张志新给爱人曾真的信。辛亥革命中牺牲的林觉民致妻书，以及渣滓洞集中营的共产党员江竹筠遗书，已被收入中学生课文，成为民族文学和精神宝库的珍贵财富。张志新的这封家书，在文学性上、在思想分量上不逊色于前者。

1968年冬天，张志新和原东北局、辽宁省委、省人委诸多干部一起，被驱赶到盘锦“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白天，干部们头顶着寒风劳动，晚上则聚在油灯下开会、反省。不久又开始“清队”，进行批斗、专政。张志新在年底也因所谓现行问题，送进“学习班”，失去行动自由。

在长达八九个月的“学习班”中，张志新不顾大会小会的批判，公开阐明自己观点。深夜，当别人都已入睡，她拿出孩子照片，看了一遍又一遍，直至泪水模糊了双眼。她已下定决心为党献出自己的一切。

根据曾真回忆：1968年12月下旬的一天，在曾真到盘锦省“五七干校”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即骑车冒着凛冽寒风，赶往张志新所在连队。当时，张志新从被专政的小分队（四名女同志组成）中走出来，冷冷对曾真说：“你来干什么？”张志新神色黯然，只字未提自己的情况，约摸二三十分钟，张志新就说要开会，催曾真回去，这就是张志新与曾真最后一次谈话。曾真回忆说，这是因为张志新怕牵连他，故意冷落他，赶他走。对这最后一次见面，曾真充满了遗憾和悔恨。

1968年除夕来临时，曾真正准备去看望张志新，这时传来恶讯，“张志新有严重问题，你明天不要再去看她了。”至此夫妻被隔离，再也不能见面。张志新致曾真的信，是在1969年1月5日发出的，但此信刚寄出即落入“四人帮”辽宁省死党手中，被作为罪证分别纳入张志新和曾真的档案中。1975年4月4日，张志新牺牲，临刑前被割断喉管。这封“诀别信”，经过十年才送到曾真手中。

曾真：

结婚十四年我们生下了一男一女，我没有也无力完成自己的义务，希望你很好地抚养下一代，对林林要耐心，女孩子每长一年事就更多，要很好爱护她。叫她不要早婚，妈妈对不起他们。春节好好照顾。过去自己修养不好，打骂过孩子，让她别往心里去！好好学习锻炼身体，改正“没有坚持精神”的缺点。让她好好照顾小弟弟，不要伤心，要坚强。

十几年我对你没疼没爱，犯过的错误已结束了。彻底把我忘却，重却开始新的生活！原来为你买东西的那笔钱，是我平时节余的，打算为父母办理丧事用的，如能积起可交我母亲治病用。也是最后一次尽孝！不过不要告诉他们，这会使他们受刺激犯病（你尽可能这两三个月每月给他们寄15元吧！也可不寄，叫志勤寄）。平时多注意身体！为革命多照顾自己吧！我没给父母写信，如果沈阳家里没人照看，你可写信去和母亲商量是否把孩子放津！不过我考虑，他们若身体不好，困难会大些。如若可能还请何姥来照看，工资稍少些可减轻负担！总之担子都是你的了。对孩子要耐心！对不起你。

十几年辜负了党的培养！一个人不管是生或死只要是为了革命就是有意义的！

我懂得了革命，决心要为革命献出一切！

以前千错万错，如果不能饶恕，我愿接受最严厉的惩罚，毫无怨言。

真正的革命事业永远是兴旺的蒸蒸日上的。为盘锦的美好未来欢呼！再次欢呼这个胜利的前途！愿为美好的未来添点土出点力。但有没有这种可能确不是能由我所决定的。革命能否容纳，党和人民决定。怎么定我怎么领。

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祖国万岁！

毛主席万岁！

志新

一九六九年一月五日晚

这封书信，字里行间流溢出张志新的愧疚。她遗憾自己没有尽到应尽的许许多多人生义务。首先，她是一个母亲，儿女尚幼，却已无力抚养他们长大，曾经打骂女儿，这种缺憾，也无机会用爱来弥补。在她心中，女儿是那么娇嫩、脆弱，如果不是自己亲手把她抚养大，怎么能够放心呢？可是，她却要狠心弃置不顾……

她是一个妻子，十几年来对丈夫“没疼没爱”，她让丈夫忘掉自己，重新生活，却又不忘劝丈夫注意身体，自己多照顾自己。“过去的错误已结束了”，她希望这一次至少没有伤害丈夫，可是这能办到吗？

她是一个女儿，平日积存的钱，本来是为父母送终用的，可是现在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想尽最后一次孝心，却怕父母知晓……

书信处处流露出徘徊、往复，无法解脱的留恋、羁绊、纠缠……所有思考、负疚、遗憾都集中在一句话中：

“总之担子都是你的了。对孩子要耐心！对不起你。”

这一句包含了多少无奈、辛酸、凄楚、愧疚、自责……

这封书信显露出人生、家庭、骨肉和人世与张志新结成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羁绊，生活对她的呼唤、请求；显露出张志新在抛开这一切之前，曾长久地、痛楚地徘徊的迹象。但是，这一切，毕竟在此“诀别”信中，一一交待给丈夫，细密、稳妥并无奈地、缺憾地交待完毕。于是，生活的一切联系，就这么一挥而断！

在书信的结尾部分，张志新向亲人讲明，自己为什么要义无反顾地将自己奉献出去。她说“我懂得了革命”，也就是说懂得了人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在结尾，字句仿佛燃烧着烈火，“我愿接受最严厉的惩罚，毫无怨言。”“怎么定我怎么领。”这是对长达近一年的批判、斗争、泼污水、上纲上线的一次愤懑的表态，她决不屈服，也决不哭泣恳求饶恕，她要面对“裁决”！在这里，张志新表现出人本有的尊严、神圣！

通过这封信，张志新向我们袒露出她平凡、世俗生活的点点滴滴。她的温情、缠绵，她的雄猛、坚毅，都蕴含在其中。人们进一步了解到现实生活中的张志新。

张志新被人们赞颂为中国的贞德，共和国的江姐，一位诗人在纪念张志新的诗中写道：

我被钉死在监狱的墙上

衣襟缓缓飘动

像一面还在升起的旗帜——

《没有写完的故事》江河

张志新的信念、品质、情操，已铭刻在中国人民心中，成为时代的楷模和旗帜，永远昭示后人。

第十一章 1974年江青集团对地下文学的围剿 山雨欲来风满楼

在1974年，江青集团发动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对地下文学的围剿。

自1971年“批林整风”之后，一些曾被抑制的极左政策、方针，在1974年“批林批孔”中又重新“正名”，重新推行，地下文学的劫难也就来临了。

毛泽东在“文革”后期，陷入深刻的思想矛盾之中。一方面，他认识到要消除运动造成的不良后果，另一方面他不允许否定“文革”，并且警惕有人搞“右倾翻案”。1974年毛泽东批准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目的就是要“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这就宣告了“文革”新阶段的开始。

江青集团利用毛泽东的批示，展开了一场政治运动。在1974年春节期间他们搞了个北京饭店“黑画展览”，组织数万人参观批判。同时“北呼南应”在上海组织批判外贸部门出版的一本《中国画》，在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两报发表文章“反击复辟潮流”。

1974年1月25日，江青集团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万人动员大会，向周恩来发起突然袭击。此后，在全国掀起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矛头直指周恩来及一批老干部——当时所谓的“右倾”集团。

1月23日-2月18日，国务院文化组举办的华北地区文艺调演在北京举行。调演期间，江青集团及其文化组亲信于会泳等人，制造《三上桃峰》事件。指认此剧是吹捧“桃园经验”，为刘少奇翻案的大毒草，下令该剧团在京供人批判性观摩。山西晋剧团演员带着羞辱，被迫登台，致使一女演员突然昏倒在台上。在这一事件中，山西省文化局干部赵云龙因为对“根本任务”论提出不同意见，被逼致死。2月29日，初澜在《人民日报》发表《评晋剧〈三上桃峰〉》，鼓噪要“击退”“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回潮”。借《三上桃峰》开刀，江青集团开始对全国文艺进行了一次洗劫。一时间，破字猜谜，烦琐考证，大抓影射，罗织构陷之风盛行，文字狱遍及全国。

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江青集团组织的文章《恶劣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在全国范围组织批判。

3月初江青召集于会泳、浩亮等人，发出“放火烧荒”的号召，妄图打倒一大批军内老干部，为配合这一阴谋，组织创作了话剧《千秋业》、《冲锋向前》。

3月底，于会泳在中直文艺单位“批林批孔”大会上，点名批判《松涛曲》（哈尔滨话剧院）、《不平静的海滨》（山东话剧团）、《牧笛》（短篇小说，发表于河南省内部刊物《文艺作品选》1973年1期）、《友谊的春天》、《有这样一座桥》（中国话剧团），把它们打成“翻案复辟”的“毒草”。

是年6月，江青等人一方面搞影射史学，大批孔丘“克己复礼”，“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大批“宰相儒”，矛头直指周恩来；另一方面又组织御用写作班子炮制《京剧革命十年》，称1964年至1974年这十年是“无产阶级文艺的创业期”。在各大报刊、《红旗》杂志载文总结样板戏创作经验。这就是所谓的“三突出”、“三陪衬”、“远铺垫”、“近铺垫”、“多侧面”、“立体化”的创作原则。张春桥公然讲：“从《国际歌》到革命样板戏，这中间一百多年是一个空白”。

5月1日，上海组织歌唱文化大革命专场，调动新闻、出版、电视台等一切宣传机器加以宣传。年底，又组织了歌唱“风庆”轮专场。

江青等人有预谋、有组织地在意识形态上做文章，这一番紧锣密鼓的活动，就是要利用文化艺术为其篡党夺权开道，扫荡一切文化艺术圈内的敌对势力，某些潜伏活动的“逸民”当然也在扫除之列。对待革命样板戏之外滋生出的“毒草”，江青集团是绝不会手软的。

在急剧变化了的政治和文化气候中，在“批林整风”时期——即“文革”低谷期滋生出的文化沙龙便纷纷解体。文学知青们开始分散成单兵或三两人一组，隐伏起来，仿佛是秋末的寒蝉，逐渐消失了声息。地下文学的冬眠期开始了。

但是，地下文学在进入冬眠之前，已注定要遭受一次浩劫。

第十一章 1974年江青集团对地下文学的围剿 《九级浪》作者毕汝协的“漏网”

1974年1月，赵一凡的文艺沙龙被公安局抄获。大量地下文学资料作为“反革命文艺”材料抄没。赵一凡被定为“第四国际”反党集团首犯，其余十几人作为集团主要人员被捕入狱。北京地下文坛已在江青集团严密监视、控制之下。北京地下文艺沙龙纷纷解体，地下文艺进入低潮。

在1974年秋天，姚文元下令对地下文学进行全国范围大清查。于是，从南到北，一场围剿开始了。各地的公安局奉命查抄手抄本。北京各机关、工厂、学校传达中央精神，要求大家交出手抄本，并相互揭发。在此次围剿中，许多“现行反革命分子”、“利用小说反党”的活动被清查出来。落网分子，有的被群众批判，有的被隔离审查，有的被关押、监禁，株连甚广。一时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查抄的结果：抄出的地下手抄本数量之多，种类之繁杂，大出人们意料。当时就有消息传入军队知青的小圈子，说仅北京市一个区，抄出的手抄本文学作品就有几十种。

在查禁的书目中，有黄色小说《少女的心》，也有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九级浪》。事后，有人遇到了《九级浪》作者毕汝协，向他询问1974年文化围剿之役中，他的命运如何？毕汝协说，他当时感到风声很紧，指名要追查《九级浪》的作者，他匆忙地改名为“毕磊”，毕磊者，壁垒也。毕磊躲在家中，加上有亲戚在公安部门，所以竟侥幸躲过了这一劫难。

第十一章 1974年江青集团对地下文学的围剿 “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案

以赵一凡为核心的圈子在1973年逐步扩大，不少文学青年以及关心政治的青年不断出入赵一凡的沙龙。许多青年经他人介绍与赵一凡相识、交谈，并建立通信联系。青年们聚在沙龙中不仅谈小说、诗歌、谈样板戏，也谈“批林批孔”运动。到了1973年底，这个圈子无形中成为与诸多青年圈子沟通的辐射网，由北京辐射到全国各地。

1974年1月28日深夜12点，由当时的公安部长签署逮捕证，赵一凡被公安局逮捕，与此同时，在同一个时间徐晓也被捕入狱。因为两人是在一个城市，相距比较近，怕相互串通，所以公安局采取统一行动，同时加以逮捕。

在1月26日，徐晓已听到风声。有人向她透露，“你要小心，你已被人注意上了！”当时徐晓20岁，思想比较单纯，根本想不到会被抓进去，只想到领导会找她去“谈话”，顶多办她的“学习班”，再也想不到别的了。入狱后，通过几次审讯，徐晓才了解到“案情复杂”，并且牵连了几十个人，十分震惊。

案情还需从头讲起：在1973年徐晓认识了一些由外地来京的朋友。当时，如果认识了一个知青并获得信任，就会通过此人结识一帮朋友。反之，徐晓也将自己的一帮朋友介绍给这个人。这是一种“滚雪球”式的方法。徐晓就这样结识了一些东海舰队的部队朋友。当时，大家年龄都不大，在信中不仅谈文学，也涉及小道消息“批林批孔”。这些通信后来受到邮检。拆开一个人的信，根据其内容再拆另一个人的信，不断扩大侦察面，最后扩大到全国范围：北京、山西、陕西、河北等地。最后给这种联系定了一个组织名称“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赵一凡为首犯，徐晓为联络员。

因此案坐牢的人很多，不算其他受株连的，与徐晓直接有关系的就有10人左右。山西还因此案查出其他所谓问题，其中二人被判死刑，“四人帮”打倒后两年，这两人才放出来。也算命大，因为半年后就要对这两人执行枪决了。

因“第四国际”案坐牢的还有郑红丹。她的姐姐郑小丹参与遇罗克搞“出身论”，被杀害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载：郑小丹为地质学院附中学生，曾宣传《出身论》，还公开向中央文革提出18个问题，向康生、江青及林彪发出挑战，于1968年6月6日惨死狱中。郑家是军队干部，其父19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邢台。郑小丹生前与赵一凡交往很深，郑小丹死后，其妹郑红丹也到赵一凡处去。郑红丹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对“文革”中的一切都看透了，恨得要命。她的男朋友王××，也受牵连被捕入狱。所有这些人，大多数都与赵一凡认识，大家全被一锅烩了。

所谓通信问题，其内容，从现在看已够谨慎，但从当时罗织罪名来看，就可以讲有问题。因为办案人员心中先有一个结论，去“套”你的情况，怎么“套”怎么是问题。就凭着信上这些牢骚话，赵一凡、徐晓等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徐晓被捕时正在北师大上学，是个工农兵学员，入狱后即被开除学籍。后来，她逐步在狱中适应，变得镇定如常。入监时，她一天到晚想，会判自己多少年，5年还是10年，怎么不牵连家庭；然后想，怎么尽量不向家里父母要钱，减少家中负担，如何节省消费：一年用一块肥皂、两个月用一卷手纸……

徐晓回忆狱中生活讲：“凭良心，没什么特别不好。”在狱中，当时女监的队长们对政治犯比较客气，吃食比插队知青都强。囚粮是“皇粮”，每月13.50元，窝窝头是正经棒子面，不掺红薯面，金黄金黄，早上还有北京辣菜。因为还没判刑，2-3人住一间牢房。开始老提审，审讯人员来回“套”你的话，让人心情紧张，烦躁不安。后来就不提审了，整日关在牢里，这时又总盼着提审，因为“提审”说明“案件”有进展。自己就想着：哪怕判了我，也比这么长期关着，不死不活的要强，判了也可与家人一个月见一次面。

当时，徐晓关在半步桥监狱的“王八楼”（牢房有一圆心，四面是放射状，形似王八）。赵一凡关在“K字楼”（K字形楼。K字为国际通用监狱符号，战争中飞机不能轰炸监狱），那里也关了不少政治犯。徐晓知道赵一凡在“K字楼”，但两人却无法见面。

对他们所犯下的“罪行”：搞文艺沙龙、创作、收集、流传反动小说、诗词；搞反动串联恶毒攻击中央首长、攻击“批林批孔”；组织“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里通外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仅仅凭其中一条即可以判他们死罪，或是几十年刑期。

1974年正是江青集团有组织有预谋地进行文艺围剿，大规模反“右倾”的一年。他们势必要拿这一案件作为突破，扫荡隐伏的敌对势力。严酷的命运要降临在赵一凡、徐晓和郑红丹等人的头上。

第十一章 1974年江青集团对地下文学的围剿 张扬与《第二次握手》

当时的文字冤案，是湖南传出的手抄本长篇小说《归来》（《第二次握手》），该书是当时北京普遍收缴的六部手抄本之一。

1974年10月14日姚文元下令围剿《第二次握手》，搜捕作者。因为此书广泛流传，被姚文元认为“流毒”全国，造成“严重后果”，应予严惩。小说作者张扬入监，审讯人员宣布其罪名是“利用小说反党”。《第二次握手》一书，之所以成为“反党小说”，其根本原因是对周恩来的歌颂。在此之前，歌颂贺龙的《洪湖赤卫队》（歌剧）、歌颂彭德怀的（长篇小说）、电影《怒潮》都受到了彻底批判。但这些作品倘没有像《第二次握手》那样，即具体而微，又崇仰备至地对周恩来加以颂扬，树碑立传。周恩来是江青集团篡党夺权、推行极左路线难以逾越的障碍。《第二次握手》将周恩来这一伟人形象，生动地嵌入了历史画幅，反映出广大国人对他的爱戴，并掀起拥戴周恩来的情感潜流。这一切一定都刺痛了江青集团，使其产生了难以言说的恼恨。所以，他们是绝不肯放过此书作者的。

张扬（1944.5.19-）原籍河南长葛，在湖南长大。1963年初春写下《第二次握手》，以后十几年中多次重写。1970年书稿在全国广泛传抄，受到“四人帮”的围剿，是“文革”期间手抄文学的代表作。1975年1月张扬被捕入狱，1979年1月在党中央和胡耀邦直接干预下平反出狱。

《第二次握手》故事讲述：青年男女苏冠兰与丁洁琼在海湾的一次风暴救助中相识、相爱。由于家庭反对、社会战乱和小人挑拨其间，两个人被迫离散。二十多年后，丁洁琼作为著名核物理学家不顾帝国主义阻挠，返回祖国效力。她却发现化学家苏冠兰已经与其干姐叶玉菡结婚，当丁洁琼悲伤地要离开北京时，周总理赶到机场做说服工作，丁洁琼决定留下来同大家一起工作。五年后，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第二次握手》以苏冠兰和丁洁琼的恋爱故事为主线。仅仅以两次握手，作为这一对男女的身体接触，书名已点出了这种爱情的时代特色和全部道德内涵。这也许正是当年令众多读者为之洒泪、神往之处。

环绕着两次握手，作者还构置了叶玉菡——一个典型的贤惠、执着的中国妇女，以及党的代表鲁宁，帝国主义特务查尔斯，以及丁洁琼的外国追求者：奥姆霍斯博士，苏冠兰顽固的父亲：苏凤鳞，等等。他们是这场轰轰烈烈爱情的配角。

作者试图把苏、丁刻骨铭心的爱情与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操融合起来。小说的结尾，对祖国的热爱弥合了丁洁琼和苏冠兰的内心创伤，一种更博大的精神，使苏、丁、叶三个人共同开始一种崇高、美妙的新生活。小说终结时，读者也经过艰难的情感跋涉，最终攀登上了这一凡人不易攀上的崇高精神峰顶，进入爱国主义精神境界。

整部小说充满了一种苦难意识。书中苏冠兰抄录陆游关于沈园的诗词：“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苏冠兰与丁洁琼这种《钗头凤》式的旧式悲剧，包含了现实的政治因素。男女主人公承受着个人情感的痛苦，默默燃烧自己，默默承受苦难，将诸多磨难、苦衷消融于心中，将民族、祖国的利益置于一切之上。这种内心体验，集中表现了当时中国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情感历程和当时爱国主义精神的实际内容。苏、丁的爱情悲剧成为一代知识分子悲剧体验的象征。

在具体情节、场景的选择、构置上，作者采用了类似当今畅销书所常用的手法。这是一种强调可视效果的手法。

场景之一：电闪雷鸣，巨浪翻腾的黄浦江上，苏冠兰跃入江中救出一名少女。

之二：美国新墨西哥州半沙漠地带，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场。在水泥地下建筑内，丁洁琼坐在中心控制室的指挥仪前的安乐椅上，在原子弹起爆前的11分钟，奥姆霍斯在传真机、荧光屏前向丁洁琼求婚，受窘的丁洁琼急忙喊：“绿线完成！准备试爆！”

之三：PG-501研究室，黑面人用袖珍手枪对准苏冠兰，并用一小堆红蓝宝石试图收买苏冠兰。苏冠兰高呼：“抓特务啊——同志们！”叶玉菡将盛有“王水”的瓶子掷向黑面人，特务向苏冠兰开枪，叶玉菡立即挡在苏冠兰身前，中弹后倒在他的怀中……

以上场景颇像今天欧美电视连续剧，把虚构的人物放置在宏大的历史舞台中央。这是运用现代史诗手法，写成的典型通俗小说。

在语言上，《第二次握手》注重词藻的丰富性，追求色彩斑斓的效果：

“丁洁琼那大理石般洁白的面庞则添上了一抹风尘，这可能是从那金黄色的大戈壁滩上带来的痕迹吧！”

如果从畅销书的角度来看待《第二次握手》，那么它获得的极大成功，已不容置疑。在1979年7月出版时，在三个月内就印刷了三次，仅第三次印刷数即为50万册。

对知识分子的全盘肯定，讴歌周总理，以缠绵的爱情为主旨。这三点的突破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作者在表述这一切时，显示出了他充分的明确性和自信力。

《第二次握手》不愧是“文革”中的一部奇书。它像是几滴甘露洒在文化沙漠上。只有曾身处“文革”历史环境中的人们，才能体验到这几滴甘露的宝贵。

在张扬所写的回忆录中，他详细记述了《第二次握手》写作经过，以及在这一“文字狱”中遭受迫害的经历。

<h3>1．被捕</h3>

1975年1月7日上午，阴冷潮湿的南方农村的早晨，男女老少社员们都忙着出工。工间休息，生产队长来叫我，说是公社主任让我去谈口粮问题。

我上山下乡落户在湖南省浏阳县大围山区中岳人民公社南岳大队书塘生产队。公社机关就坐落在我们队，近在咫尺，几十秒钟后，我跨进了公社主任的办公室。

那时，“文革”高潮已经过去，我们知青户里，女知青各寻门路，有的走了，有的嫁了人；男知青也八仙过海不知去向，只剩下我一条光棍。

走进办公室，我一屁股坐下，就谈开了。公社主任神情古怪。他频频点头，似乎在倾听，却又心不在焉。

这时，门外又走进四个身穿藏青色警服的男子，呈半环形在我前面和侧面坐下。我瞥了一眼，并不在意，继续恳切陈词。

那位主任更加心不在焉了。他一面继续频频点头，一面抬头冲对面的一个中年警官道：“怎么样？你们说说罢。”

什么？他们说说？我愣了一下。

“你叫什么名字？”那中年警官盯着我问。我回答了，但有点茫然。

“哪里人？”

“多大年龄？”

“现在住址？”

我都回答了，同时感到莫名其妙。

“你被拘留了。”他平稳地说出最后一句话，同时亮出一张纸头。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拘留证。

我接过纸头看看，是省革委会公安局发出的。执行人姓李，身材高大，表情冷峻。

“咔嚓”一声，我被戴上手铐。

公社主任避开我的视线，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我们走出他的房间，接着是搜查我那间破旧、低矮、阴暗的土砖屋。

我冷冷地看着他们在屋里屋外“深挖细找”，忽然忆起1964年的9月，我上山下乡那天。身上总共揣着亲友们送的14元钱。那几乎是我21年生命史上私人拥有钱币的最高额！在“革命化道路”上艰苦跋涉了八九年之后的今天，我身上竟连14元钱也没有了，而且一身褴褛，骨瘦如柴。

从我的住处只搜出了一部尚未完成的中篇小说稿《含丹的歌》。

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它记载了我个人的一段发生的“文革”初期的爱情悲剧。这几乎便是我唯一的财产了！

从长沙迢迢三百里赶来的是两辆北京吉普。公社里里外外已经围了许多人，大家都用难以言喻的神情目送我。我戴着手铐，冲他们微笑颔首，环顾四周，然后钻入一辆小吉普。

在浏阳县公安局停车加油和交接档案后，车子又继续前进。黄昏时到达位于长沙市东北角的省公安局看守所。旧时这儿有一个颇具神仙味道的地名——鹿洞里。反动军阀何键在这里修筑了一座国民党的“模范监狱”，专门用以残害人民群众，屠杀共产党人。鹿洞里成了这座监狱的代名词，声闻遐迩。新中国接管了这一片建筑物，仍作看守所用。“文革”以来关押过不少省委书记等高级干部。

我被解除手铐，关进监房。

<h3>2．1970年逃亡与第四稿《归来》</h3>

在第一次审讯中，曾问及我“有无前科？”

我回答：“有！”

那是1970年年初，轰轰烈烈的“一打三反”中，我成了“追捕”对象，而且终于被捕了。原因是：浏阳有位中学生、红卫兵头头，一个既敏感又偏激的“小将”，他在1968年给我的书信中猛烈抨击了“非神学的圣经”、“林立的偶像”和“蒙泰尼里式的红衣大主教”。我给他回过几封信，表示同意他的观点。

这些“黑信”中的话，不需要解释，人们也清楚，“林立的偶像”指“文革”中的个人崇拜狂潮，所谓“林立的”，也可以视作“林彪搞起来的”；“非神学的圣经”则显然指“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背诵“老三篇”等恶性膨胀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而那个“蒙泰尼里红衣大主教”则指的是林彪。

我就是这么理解的。

我比那位“小将”大几岁，老谋深算一些，在通信中提醒他不得保存信件。但他不听，竟保存了一千多封信。他早就是县里密切注视的人物，“一打三反”中抄了他的家，搜出了成捆的“黑信”，其中有我的那几封。

他和他那些红卫兵同伙成了“反革命集团”，统统被抓了起来。我自然在劫难逃。

但我曾经竭力逃跑。长沙一些哥们儿掩护我，在工厂、旅店、乡村……我东躲西藏，这儿两天，那儿三天，疲惫不堪。

逃亡生活枯燥无聊，已经到了可怕的地步。于是，我又重新写起了《归来》。这部作品成了我最钟情的爱侣。

那时我一贫如洗。我弟弟的一个同学送了一个黑塑料皮笔记本给我。他知道我爱写。我便用那个本本写第四稿《归来》。在路灯下写，在农村小镇旅店的昏黄油灯下写，在车站候车室中写，在工厂宿舍里写……每次多则一两千字，少则一二十字。1969年12月和1970年1月初，我是在汨罗县乡下朋友家度过的。该县智峰公社位于大围山区，积雪盈尺。我那朋友家穷得连一张板凳也没有，屋子也又黑又小，甚至没有窗户，又点不起油。于是，白天我打开房门，借屋外映进的雪光写作，双脚都冻得麻木了，手也嗦嗦发抖，不听使唤，但我依然写着，写着……

从汨罗回到长沙，躲在一位朋友的单位里，我写完了第四稿《归来》，恰好写到那个黑塑料皮笔记本的最后一页。这一稿约六七万字。1970年2月下旬的一天，我要去某处看一位朋友，预感到会出事，便将随身挎包存放在一位姓陈的知青伙伴家，只身前往。

果然，浏阳来的警察在那位朋友处蹲堵，我被捕了。

“你的生活用品呢？”

“我没有什么生活用品。”

“牙刷、牙膏、肥皂、毛巾、换洗衣裤……”

“我都没有。”其实这些东西都和《归来》一起，塞在那只挎包里。

“那么，你在哪里过夜？”

“火车站的候车室。”

“我们会去作调查！”

他们要押解我回浏阳，但我没有生活用品，只得先押我回家，取些东西。

父母都在各自单位接受“群众专政”，家里还有一位80多岁的祖母、未成年的妹妹和也已下乡当了知青而又“倒流”城市的弟弟。

家中一片愁惨萧索，因为早已抄过多次了。

我趁两名警察不注意做了点手脚。

我对仍缩在被窝中的弟弟轻声说：“快去陈××家，将里面的东西——”我打个手势：“嚓！嚓！”

然后，我走了，回浏阳蹲大狱去了。

蹲了近三年，而且是货真价实的“国营监狱”——县公安局看守所，却没填过拘留证或逮捕证。

当然，罪名是“反革命”、“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林副统帅”……

1971年9月13日，林彪自我爆炸后，我的事仍拖了一年多。直到1972年12月29日，我才获释，回到大围山区。

知青伙伴们见我形销骨立，便偷了鸡，割了肉，打了酒，用同样是偷来的坑木劈成柴，在土砖屋中架起火，支起大锅，款待和慰问我，帮我恢复元气。其场景、气氛，有些像传说中的绿林好汉。伙伴们给我讲述了好些故事，有的故事无聊粗俗，有的却还文雅、颇具吸引力。这些故事，都是我身陷囹圄的三年中发生在社会中的实事，或来自“手抄本”，大家都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而与世隔绝已三年的我，不论听什么都感到新鲜有趣。

“1959年深秋，在北京前门外大街旁的一条小巷深处……一辆小轿车戛然停下，一位教授走下来。他叫苏冠兰……”一个五大三粗、以打架斗殴闻名的知青，居然轻声细语、娓娓动听地说起一个发生在高级知识分子阶层中的故事。

“你说什么？”我吃了一惊，这不正是我写的《归来》的开头吗？

“什么‘什么’？”他瞥瞥我，不高兴我打断他的话头。

“你刚才说的那个教授，叫什么来着？”

“苏冠兰。”

“好吧，你往下说，我听着。”吃惊之余，我又沉住了气。

他往下说，往下说，说到深夜，直到完。有些人没有听过这个故事，都入了迷。也有些知青听过这个故事，或看过这个手抄本，便叽叽喳喳：

“哦，这书叫《归来》！”

“不，我看的那本叫《归国》！”

“我是在江西看到的，可以叫作《氢弹之母》！”

“我看的叫《一代天骄》……”

“听说，写的是真事……”

“是一个美国人写的……”

“不，是一个高干子弟写的，他了解情况……”

七嘴八舌，五花八门。

我缄口不语，却扯长耳朵倾听，唯恐遗漏了一星半点。因为，我明白这关系到我的命运。

又过了几天，我得知家里的人都还活着，于是回到长沙。

我悄悄问弟弟：“三年前我被捕时，要你去陈××家……那本《归来》手稿，怎么样了？”

“啊，当时我没有毁掉……”

“果然！”我想。

“我一看，没什么嘛！我借给了×××，他又借给了别人。后来收不回来了，听说到了沅江，在那里的知青中流传……怎么啦？”我瞥瞥弟弟，“哼，恐怕已经从沅江传到更远的地方！走着瞧吧。”

对《归来》一书中的传抄、围剿的过程，都被记录在北京公安局的档案中，张扬事后为写回忆文章曾被允许查阅这些文件。

<h3>3．第960期《内部参考》和姚文元指示</h3>

前面提到，我于1970年2月被捕前将《归来》手稿存放友人陈××家，并嘱我弟弟去取回销毁。但是，“其弟借给马衍湘，马又转借给郑文元和李山，李山又借给长沙市14中学生周利亚，周在传阅时，被红卫兵搜出交给老师贺志强。1976年3月，黄××与吴××（按：均系预审员）到北京钢院（贺志强从14中调北京钢院任教）找到贺老师，取到这本书。据黄××介绍，贺老师调北京后，听说《归来》是部反动小说，正在收缴，他立即从其弟处索回，藏于衣箱底下，追缴时，原物交出。但并未主动上交。”（详见预审主卷16）

可以想见，《归来》就是在上述传递过程中扩散成手抄本的。

“北京市公安局1975年5月26日对湖南省公安局说：张扬所写坏书《归来》，于1972年春由湖南衡阳化工厂工人徐阮（源？）带来北京，经北京标准件机修厂工人刘展新传抄改名为《第二次握手》，在北京流传。”（详见预审主卷1，P50）

上述材料说明《归来》在流传时有了另一个书名《归国》；之所以被北京那位工人改名为《第二次握手》，是因为他所见到的抄本书名缺失，在北京和华北、东北、西北地区，后来都是以《第二次握手》书名传抄的。

1974年10月，首都一家报纸在第960期《内部参考》上反映了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广泛流传的情况。姚文元看到这份“内参”后于10月12日打电话给报社说：“请找一本给我，并查清作者在哪里。”10月14日下午4时他又打电话给报社，“你们的《内参》反映一本坏书《第二次握手》，今天把书送来了。我翻了一下，这是一本很坏的东西，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它写了一个科学家集团……如果不熟悉情况，不可能写出来，还写了与外国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坏书，也绝不是工人能搞出来的。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怎么搞出来的？必要时可请公安部门帮助查。”

报社将上述“指示”向北京公安局14处作了口头传达。该处成立了《第二次握手》专案组。（以上均据《审查进程》）

接着，新华社《内参》以《北京市发现许多单位秘密流传手抄本反动小说〈第二次握手〉》为题详细登载了流传情况，说明“北京市公安局根据姚文元同志的指示对坏书《第二次握手》的作者进行了清查。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现在已初步查明，作者是湖南浏阳县大围山区中岳公社插队知青张扬。”该《内参》认定小说“内容极其反动……”

于是，北京市公安局通知湖南省公安局：“……遵照姚文元同志批示，我们对反动小说《第二次握手》的作者进行了查找。现已查清，这本反动小说是你省浏阳县插队知识青年张扬所写，现将情况函告你局，请考虑处理。”

这以后，便是我在湖南被拘留。

<h3>4．罗织罪名</h3>

1969年底至1970年初，我在逃亡中写下了第四稿（实际上可能是第八、九稿），这一稿在结构、情节上没有变动，唯一变动的是书名改作了《归来》。用《归来》比喻书中女主人公之一丁洁琼教授不仅人回到祖国，最终连心也真正“归来”了。

从1972年12月29日获释至1975年1月7日再度被捕，我自由了两年零九天。所谓“自由”，也就是在乡下劳动。尽管贫苦不堪，我却仍然发自内心地喜爱《归来》，决心重写《归来》。

仍然没有钱，仍然是我弟弟那个同学买了两个黑塑料皮笔记本送给我。

照我历来的说法，这算是第五稿。

与以前诸稿不同的是，这次我写得特别严谨、认真，一丝不苟。我学过画，会写美术字，此稿从头至尾全部是用整整齐齐的方块美术字写出来的。此外，脱稿后共二十万零五千字，是几稿中最长的。后来正式出版的《第二次握手》，既以这一稿为蓝本。

这一稿《归来》中大大加强了对周总理亲切感人形象的刻画，增加了对美国进步科学家奥姆霍斯的描绘。丁洁琼在美国几十年的生活、事业历程，历稿中只是用短短几段文字，以追述的形式带过，而在第五稿中使用很多篇幅作了正面描绘。这些变化，无疑使作品总的水平有所提高。

但“四人帮”的爪牙在审讯室中呵斥我说，这一稿表明我“越写越离奇，越写越反动”！

不管怎样，《归来》毕竟是一部文艺作品，而不是一条反动标语。当然，照“四人帮”及其爪牙的观点，这两者是一码事，没有本质区别。或者照他们更彻底的主张，前者比后者更“阴险”，更富于“欺骗性”和“毒害性”。

但现在面临的不是纯意识形态，而是法律问题，要解决的是构成犯罪，要处理的是“刑事犯”或“反革命犯”。

他们给我罗织了一大堆刑事罪，但终究经不起推敲，连办案人自己也不相信。前几年那个‘前科’，现在虽还能挤出些油水，但总嫌底气不足。所以绕来绕去，最后仍是在《归来》本身上找“犯罪”，以便“依法”惩办。

当时有好些手抄本在流传，其中有一本黄书《少女的心》。

他们向我宣布：“《少女的心》是砒霜，《归来》是鸦片！”

这个“鸦片”有四大毒素。

第一是“反党”；第二是吹捧“臭老九”；第三是鼓吹“科学救国”；第四是“你明明知道不准写爱情了，为什么还硬要写？”

对第四个罪名，我反问：“什么时候？有哪一项法律、政策、条例，包括‘文革’期间颁发的全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文件中，规定了不准写爱情？哪一条款中的哪一句作了此项规定？”

他们不回答。因为无法回答。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照样把这一条列为我的定罪依据。

其他几条“罪状”，我也都一一痛加反驳。

为了在“法律”上站住脚，他们先给书中人物分别定性定案。请看：

女主人公丁洁琼教授是叛徒；

男主人公苏冠兰教授是特务；

书中的老地下党员、卫生科学院党委书记鲁宁是走资派（后来在《起诉书》中升格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此外还兼有一项“媒婆”的恶谥，因为他促成了苏冠兰和叶玉菡的婚姻；

书中老天文学家苏凤麒是反动学术权威、洋奴买办；

书中美国神甫查尔斯是帝国主义分子；

书中另一位女主人公叶玉菡是地主阶级的少爷小姐……

不仅如此，他们又给我加了“反对文化大革命”、“妄图搞反革命复辟”的罪名。后来在《起诉书》中也确实是这么写的。

对张扬的“起诉书”，是以长沙市公安局的名义提出的。下面摘抄这份“起诉书”的有关内容——

“……特别是1973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已被彻底摧垮，他们的‘叛徒哲学’、‘天才论’等反动谬论都已被批倒批臭了，张扬出于其反动阶级本能，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又写出反动小说《归来》第六稿，变本加厉地、非常露骨地鼓吹‘叛徒哲学’和‘天才论’。文字越写越冗长，内容越写越反动。这本反动小说的要害是要资产主义‘归来’，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这本黑书从头到尾贯串着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反对党的基本路线；极力鼓吹‘叛徒哲学’、‘天才论’，为刘少奇、林彪翻案，反对文化大革命；捧出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的亡灵，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搞和平演变，为刘少奇、周扬文艺黑线招魂；美化资本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宣扬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毒害青少年，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这样毒汁四溅的黑书，被告张扬却得意忘形地说：‘我把书名改为《归来》，既切题，又含蓄，不仅人归来了，而且心也归来了。’从这本黑书描写的主人公和主要人物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归来’的都是叛徒、特务、反动学阀、洋奴买办、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地主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张扬书写反动小说《归来》的反革命动机、目的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起诉书还倒打一耙，诬蔑《归来》突出歌颂周总理的光辉形象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起诉书还指摘张扬“攻击中央首长张春桥同志”，“矛头直指无产阶级司令部”……

除上述“主罪”外，还有许多“罪恶”，堪称“不可救药的反革命死硬派。”所以，起诉书要求“严惩”。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张扬的命运才可能得以根本的转变。

第十二章 爱情文学与性文学 禁区——“文革”中的爱情文学

在“文化大革命”中，男女爱情以及男女关系都成为人们最忌讳的话题。在公开场合，人们对此问题采取回避态度，形诸文字就更加慎之又慎，在文学作品中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就更不用说了。

革命样板戏中，京剧《龙江颂》江水英是军属，舞剧《沂蒙颂》红嫂是军属，京剧方海珍则干脆略其婚姻关系不论，依此类推，不仅八个样板戏，其余作品中的正面英雄都是不存在爱情生活的。即便涉及这一领域，也都步履维艰，其作品有时让人看了如坠雾中，摸不着头脑。

“文革”中创办的《朝霞》丛刊，刊址在上海，刊物发行全国，最能传达出典型的时代精神。丛刊上刊登的一部中篇小说《战地春秋》中，有一段涉及爱情的描述，摘录如下：

“大钻机即将开钻的时候，韩珍（女共产党员、工程师）和王大成（钳工，‘文革’中入党并结合进指挥部当干部）站在一起。方也平（革命干部）和梁辉（革命干部）边看边商量工作。韩珍对王大成说：‘这是一对多么好的老战友啊！’

“王大成回答说：‘对，我很羡慕这样的战友。’

“韩珍水晶似的眼睛瞧着王大成，毫不掩饰地说：‘大成同志！你看我们能成为好战友吗？如果我有你这样的战友永远在一起，是会很高兴的。’

“王大成呆了一呆，心里突地清醒过来，激动地红着脸说：‘那……我真是求之不得，会感到很幸福的。’

“韩珍一听，格格地笑了。

“在他们周围的人，完全听清了他们之间的谈话，但谁也没有理解他们谈话的真实内容。当然，我们的读者是完全能理解的，这是新时代人与人之间建立共同感情的特殊的新方式吧？”

《金光大道》发表于1972年5月，是“文革”中影响较大的一部多卷本长篇小说。作者在涉及一号英雄人物高大泉与妻子吕瑞芬夫妻关系时，也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

三十出头的高大泉离开芳草地进北京城，离开家有两个多月之久，回到家中，月光下吕瑞芬“深情地望着这个好容易才盼回来的男人”。

“他们面对面站着，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好像都不知道第一句话应该说什么了。”

“高大泉咧嘴笑笑，吕瑞芬也对他笑笑，这就算打了招呼。”

两口子上炕，吹熄了灯，除了谈“带着全村闹增产，奔社会主义”，就是各自闭眼睡觉。高大泉真是“高、大、全”。

在整个“文革”时代，社会舆论否定男女情爱，甚至抹煞两性区别，把男女的关系简化为“同志”、“战友”，倡导“铁姑娘队”，以及“不爱红装爱武装”，男女服饰混淆，试图用政治观念消解两性间的关系。

第十二章 爱情文学与性文学 地下文学对爱情禁区的突破

在地下文学中突入爱情禁区的作品并不罕见。在爱情方面，这些作品没有丝毫犹豫。

《第二次握手》在扉页上笔录了恩格斯的语录：“人与人之间、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这是作者为自己写爱情生活的重要辩护。

“我已做了保证，我一定对你好！”苏冠兰紧紧盯住叶玉菡，激动地说：“我反复想了，我一定要好好地，真心实意地爱你：当然，我不是为了执行爹的遗嘱，而是你二十多年来的言行……”

“哎哟！”叶玉菡低低地惊叫一声，一个踉跄摔倒了。原来她无意中绊着一块石头。苏冠兰惊骇地俯下身来，一把抱住叶玉菡，焦急地连声喊道：“玉菡、玉菡！摔着哪儿啦？”

叶玉菡闭着眼，脸色苍白，她的头无力地依偎在苏冠兰腮边。他俩几乎从来没有依偎得如此亲密过，以致苏冠兰可以明晰地感触到叶玉菡身上淡淡的芳馨，可以数得清玉菡鬓角上的根根白发，以及她苍白面孔上条条浅细的皱纹。是谁使这位纯洁善良的女性从精神到肉体上受了如此深重的创伤？是谁使她过早地衰弱、苍老？

叶玉菡的父亲与苏冠兰的父亲是同窗，叶玉菡之父临终托孤，并且与苏冠兰的父亲为一对儿女“订下婚约”。叶玉菡从小寄养苏家。叶玉菡与苏冠兰一同读书两小无猜。苏冠兰爱上丁洁琼后，在其父压迫破坏下，被迫赌气同意与叶玉菡结婚，却要对方等二十年。而叶玉菡“并没有因此改变自己的爱情”，然而，她也没有过分迫切地接近和追求苏冠兰。她变得更加沉默、温柔、寡言……

作者不仅在苏冠兰面前构置了两个性格不同的“姐姐”，而且还设置了一个拨乱其间、搞阴谋诡计的“小人”——查路德神甫，一个帝国主义特务，也为叶玉菡设置了一个学绘画的年轻追求者朱尔同，还有党的地下工作者关山巍“穿插”其中。小说中，苏冠兰写信给丁洁琼：“琼姐，我亲爱的琼姐！在这封信的末尾，请允许我写一句冒昧的、然而也是真挚的话吧：当不久后我们重会的那一刹那，我一定要紧紧拥抱你！那时啊，你一定会用温柔的手为我拭净夺眶而出的泪花，用爱情为我弥补心灵上的创伤，用欢笑为我染黑开始变得灰白的鬓发……”

苏叶两人的关系以“两次握手”悲剧性的结束。这部写爱情的小说，也许会让现在的人们感到过分夸张，但正是这一点打动了“文革”时代千百读者的心。

对地下文学来讲，爱情主题的表述从来没有休止过。对爱情伦理的开掘，也并不是从《爱，是不能忘记的》（张洁著）所开始的。“文革”时代的地下文学，在思想深度和艺术审美诸多方面并不比“文革”后新时期文学逊色。在爱情题材上，既有让读者沉醉其中的作品，也不乏冷静得令人战栗的小说。

中篇小说《波动》讲述了北京下乡知青杨讯与肖凌的爱情。

“她从书包里掏出蓝皮笔记本。‘带上吧，答应我，等车开了再看。’

“我默默地接过本子，紧紧抓住，好像怕被风吹走似的。”——

《波动》

这是一种心心相印的“友爱”，仿佛是一母所生的同胞兄妹。这是大多数知青曾体验过的那种群体之爱，是对于对方——另一个知青的珍视。

突然，哐的一声，列车缓缓移动了。她的下巴哆嗦了一下，猛地背过身去。

“肖凌——”

她转回身，脸色苍白，神情呆滞。她举起手臂，袖子滑落了。这纤细的手臂，浮在人群的上面，浮在远去的城市上面——

《波动》

“她举起手臂，袖子滑落了……”，这里已升华为诗。当我们合上《波动》，那只纤细的女知青的手臂还像旗帜一样挥动在苍茫的天际上……这后面有着千百万知青群体的背景，衣衫褴褛，面目黝黑，大睁着双目……

当杨讯责备肖凌隐瞒了曾同别人生有一个两岁的女孩时，肖凌说：“诚实？像我们学生时代所理解的诚实早就不存在了。你怎么能要求一个爱你的拆去自己伤口上的绷带呢？而另一种诚实需要的是沉默，默默地爱。默默地死！”

肖凌的真实思想是怕失去杨讯。当杨讯第二天即将调回北京，可能像头一个抛弃了她的干部子弟一样，一去不回，肖凌仍然紧紧拥抱了他，嘴唇上沾满了他咸涩的泪水，“一种母爱的感情油然而生”。她所想的不是自己，而是“我应该帮助他（杨讯），保护他”。这种像母亲一般的仁慈之心，是从苦难、贫困和磨折中产生出来的，这是一种为当时知青并不陌生的情感。

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会赋予那个时期的男女爱情以独特的方式、特有的社会生活内容。人与人之间的仁爱、慈悲以及相互珍重的情感，是当年知青群体之中所曾产生过的最可贵、最高尚的品质。肖凌与杨讯的爱情也渗透了这种相互间的“仁慈”，作者的确把握了这一时代知青爱情的典型特征。

在城市知青的爱情生活中，爱情的表达方式更为细腻、婉转。“文革”运动的狂暴袭击总有间隙，在短暂的宁静中，在一个个无风的小角落便会滋生出爱情的小花。一些爱情短诗，记述了这种曲折、微妙的心态，某个静默、意味深长的瞬间。

赠　（1975.11.11　舒婷）

我为你扼腕可惜

在那些月光流动的舷边

在那些细雨霏霏的路上

你拱着肩，袖着手

怕冷似得

深藏着你的思想

你没有觉察到

我在你身边的步子

放得多么慢

如果你是火

我愿是炭

想这样安慰你

然而我不敢

我为你举手加额

为你窗扉上闪熠的午夜灯光

为你在书柜前弯身的形象

当你向我袒露你的觉醒

说春洪重又漫过了

你的河岸

你没有问问

走过你的窗下时

每夜我怎么想

如果你是树

我就是土壤

想这样提醒你

然而我不敢

这里面包含着两个人心与心的沟通，心与心的相互赞美。在现实的重压下，他们共同憧憬遥远的明天，并且品味着“细雨霏霏”的现在。

在严峻的生活中，理想的恋人是坚定的，不乏成熟、老练，却又不失活泼，纯真。这是一个美妙而又复杂的女孩形象。

我习惯了你在黑暗中为我点烟

火光摇晃，你总是悄悄地问

猜猜看，我烫伤了什么

……——

《习惯》北岛

在十字路口

你说：别分开，永远

一道道雪亮的车灯

从我们中间穿过——

北岛

这些画面、镜头，包含着幽郁之美。这是“文革”一代青年人对爱情生活特有的体验。

第十二章 爱情文学与性文学 性文学与性意识的萌动：《曼娜回忆录》、《少女的心》

“文革”中手抄本《曼娜回忆录》、《少女的心》究竟属于黄色读物，还是属于文学范畴，也许还需要争论一番。关于性文学，至今仍是个很敏感的问题。

关于性爱作品如、在英美曾被长期查禁，美国20世纪30年代电影审查还不许存在男女长吻或男士坐在女士床上的镜头。到了60年代电影分级制度建立以来，社会对性爱作品更加宽容，同时性爱作品也变得肆无忌惮，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和抗议。性爱作品的尺度不易把握。在这里，要搞清的不是“文革”中的这些手抄本是否黄色，而是要分辨出它们是否是文学。

《曼娜回忆录》大约万字左右（也许还有更长的版本），女性第一人称。主人公是个女学生，文中所述三个男人与她的性生活，但不像那么露骨描写。与《少女的心》相比，此书更侧重讲述男女密切接触过程中种种情感的反映、变化。无法判定此书是小说，还是真实回忆。

《少女的心》全文约五六千字，近似一篇放大的日记，文字不长。以第一人称“我”和表哥谈恋爱的过程为主要内容。先是与表哥认识，然后进入热恋，过程交代比较简单。文字集中在对“性事”的描写上，写感情交流却很少。由相识，定下恋爱关系，两人肉体接触由远而近。总共三次接触：先是抚摸性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是更进一步。最后是平和地分手，没有交代分手的原因。也许作者认为没有必要交代。应该说，《少女的心》是疏忽感情，专门集中笔墨写性事的一篇“作品”。主要讲述了少女的性经历。作者用她学到的有限的艺术语汇来讲述她的性恐怖和性经历之后的欣喜，其笔调是夸耀的、张扬的。

《曼娜回忆录》、《少女的心》有一个共同特点：第一人称，她们自视为“秘密报告”。是曾经无畏地接触和深入“恐怖”领域的“先驱者”的报告，她们已登上了“新大陆”，然后宣布自己是“发现”者。这在性文化极端贫乏、几乎等于零的年代，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今天看来就显得幼稚浅薄。

这两个手抄本之所以在青年中有市场，是因为青年们想通过它来了解性知识、生理知识。

在“文革”中，几乎每一个知青都有一个小本子，上面抄满了各种“黄书”中摘出的格言、警句，关于男女的秘密知识当然也在他们搜罗的范围中。但性知识的空白，是不易弥补的，社会，包括师长、父母都讳言“性”存在。青年男女深入这一禁区需要十足的勇气。《曼娜回忆录》和《少女的心》的作者，这两个“叛逆”女性，深入禁区，并且“满载”而归，将它们呈现给青年们。从这一角度来理解，这些文字，或许还确实具有一点“文学因素”。因为，它们反映了一种精神现象，它们把正常社会人皆有之的性事，涂上了一层“文学”色彩。

《少女的心》中的少女，在被其表哥引诱之后，像描述一个未知世界一样，描述了性事的美妙。这种“觉醒”和“发现”具有典型社会意义和“文化”意味。

据一些报刊载文说，有不少少女、少男在读了《少女的心》之后“犯了错误”，或是“失了身”，甚至完全“堕落”了。《少女的心》、《曼娜回忆录》的作者，在“文革”那个禁欲主义的时代，公开的毫不隐晦的发出了她们对性的召唤。《曼娜回忆录》尽管倾诉了更多的苦涩，但她仍自视为进入了一个“神秘世界”。在“文革”后出版的《北京人》（大型报告）中，曾有一位女性自述，读《少女的心》后，被其迷惑，尝试了性事后，完全没有书中所说的那么神乎其神，非常失望。《少女的心》对性事的夸耀，的确包含有某种文化心理。

大概只有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禁欲主义的年代，才能产生出这种奇特的文学现象。14世纪意大利的人文主义作家卜伽丘的，产生于封建中世纪向资本主义近代过渡的最初阶段。在1497年曾作为“淫书”，扔在罗伦斯广场上，付之一炬，几乎绝版。（在“文革”中，也成为专政对象。）如今，作为文艺复兴巨著已有定评。这里，不是要将《少女的心》、《曼娜回忆录》比附，而是说明它们都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有某些可以令人联想的与历史的内在联系。

第十二章 爱情文学与性文学 旧小说的浮起：《塔里的女人》

1968年（一说1970年），社会上开始传抄小说《塔里的女人》，该书是上海抗战孤岛时期无名氏的作品，这部小说一直流传到“文革”结束。

小说开头的第一句：

“当我看了《北极》风情画，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人只顾自己，哪怕是给予他人同情的一瞥……”

作者用门德尔松的曲子作为通篇小说的节奏、旋律，运用“优美”文字，试图与曲调旋律相吻合，并表达出一种忧郁的美。小说中说：“忧郁的曲子是美的，忧郁的人生也是美的。人生最美的时候，就是在他忧郁的时候。”

小说叙述，一个心情忧郁的音乐教师、小提琴家，与一个女孩子缠绵的感情。起初，男方试图回避女孩子的接近，两人若即若离，当女孩子提出结婚，作者才揭破——男方已婚，纯真的女孩子受到很大刺激，加上女孩子家庭极力地反对，女孩子与小提琴家分了手。她把自己封闭起来，与世隔绝，最后进入了修道院。小说结尾，若干年后小提琴家带着忏悔之心去修道院看望这个女孩子。女孩子走出来，怀中抱着一只猫，女孩子对小提琴家的忏悔表示淡然，已经遗忘，“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小提琴家无限惆怅。一切都已经虚无，连道歉也是虚无的。

《塔里的女人》所指的塔，是“艺术之塔”、“精神之塔”和“孤独之塔”。女孩子把自己封闭在“精神之塔”中。

小说全文约有三四万字，文字注重人内心纯精神之爱的描写，男女主人公的情感冲突笼罩在心灵感应、诗情画意的纱幕之下。

在“文革”中，除了《牛田洋》、《虹南作战史》、《金光大道》之外，什么也读不到，当18-20岁的青年男女（特别是女青年），看到了这本手抄小说，感到耳目一新。东北建设兵团14团一些女青年曾联合抄录，订成一本。有些女知青至今还能背诵出《塔里的女人》的片断。此书在北京、南京以致北大荒，“疯魔”了许多女青年。

《塔里的女人》在传抄过程中，曾出现过不同版本和异名。小说由文字变成口头文学，在许多知青点及社会各层、部队、干校、工厂流传，后又由人将口头故事再翻成文字，结果，不同版本相距甚远。《塔里的女人》在南京改名为《塔里“木人”》，在西安改名《塔姬》。

现将《塔姬》内容简述如下：

有一中统特务头子的女儿——社会上有名的交际花，她发现在社交场合，当众人追求、奉迎她的时候，有一青年却表现孤傲，敬而远之，这反而引起了她的注意。此青年是一位化学家，能拉一手悦耳的小提琴。不久，两人陷入热恋之中。但是，女方的父亲反对她的选择，将她许给一位年轻英俊又前程远大的军官。女儿迫于父命出嫁后，因为夫妻感情不和，导致最终离异。若干年后，化学家经历了一番沧桑之后，在大西北偏僻的地方，发现一座高塔，塔中住着一个枯槁、沉默的女人，原来就是他旧日的情人。她对化学家讲：“你来得太迟了”。

《塔里的女人》的流传，可以解释为出于逆反心理，或是对爱情文学的饥渴以及猎奇心理。《塔里的女人》是30年代的言情小说，在“文革”最最革命的时期，竟然会如此风行——焚书的结果，使旧言情小说以手抄方式流传开来，这一结果不能不令人深思。

第十三章 民间口头文学 “文革”中的笑话

在“文革”中间，尽管“两报一刊”大吹大擂：“无产阶级文艺”、工农兵占领文艺舞台。但是，群众却除了八个样板戏之外，什么也看不到，实际处于文化沙漠之中。人民群众不甘寂寞，曾被林彪、江青集团清除的“封、资、修毒草”又开始悄悄在民间滋生、流行、泛滥。口头文学空前繁荣起来。

“文革”是一个空前荒诞的年代，也是一个特别能够冷嘲热讽的年代，大量的笑话涌现出来，广泛流传。

“文革”中最具时代特色的当然还属政治笑话。如陈毅在造反派的批斗会上，打开手中语录本，凑近话筒高声宣读：“翻开语录本376页，最高指示：‘陈毅是个好同志。’”（注：毛主席语录本仅有375页）这是典型的一则政治笑话。

东北建设兵团有一个政治笑话。兵团知青返城探家都必须在佳木斯火车站转乘火车，来回都得从车站广场的毛主席塑像下经过。几个知青结伴探家，一个知青忽然宣布：“我们只要支边五年就准能回城了。”别人问他，何以知道是五年？这个知青指着毛主席塑像说：“你看毛主席向前伸出一只手，张着五个指头，不是明摆着告诉我们支边五年吗！”五年过后，这个知青又一次回城探亲经过毛主席塑像，有知青问，“你不是说，我们只在这儿呆五年吗？”这个知青哑然无语，突然，有一知青拍额叹道：“我明白了。毛主席还有一只手背在身后面，伸着三个指头。五加三，不是八年吗？咱们要支边八年才能回家呢！”这个笑话，在东北兵团知青中广为流传。

在持续不断的群众的运动中，群众为了松弛神经往往编出一些口头文学自我娱乐，这类口头文学虽然早已有之，但在“文革”中特别兴盛，成为一大特色。

比如关于样板戏的笑话就属这一类。《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打灯灯却不灭的笑话；对黑话的笑话（“脸黄什么？”“涂了一层蜡”“怎么又黄了？”“又涂了一层蜡”）；因为打栾平时的枪不响，杨子荣回来向座山雕报告说：“我把他掐死了！”的笑话，都在民间广为流传。

还有一些笑话取材于自己身边。“文革”中人们成立了许多战斗队，这些组织的名称多出自毛主席诗词：飞鸣镝、驱虎豹、在险峰、征腐恶、同心干、战犹酣、缚苍龙、追穷寇等。北京2中、5中、85中等几个总政“可教育好子女”没有组织要他们。他们就凑在一起开玩笑说，我们也成立一个组织吧。有人说，名字叫“怕熊罴”战斗队。还有人提：“小虫何”。最后，大家公认，最好听的名字叫：“害人虫”。

随着文化娱乐生活的日渐贫乏，业余的群众自发创作和演出的小节目开始活跃起来。借着大批判的幌子，人们努力寻求一点娱乐生活。“文革”中各农村生产队、工厂都有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宣传队业余演出吸引了大量群众。“文革”中，最流行最具生命力的一个群众节目是《老汉、老婆儿参加批判会》。由几男几女扮成老头、老婆儿绕场说快板。

几个老头鼻下粘着胡子，头上扎条白毛巾，腰间插杆烟袋，列队走圆场，口中念念有词：

东方发白天刚亮，

鸡叫三遍起了床。

咱们去参加批判会，

×个老汉喜洋洋。

对准那：×××，

还有那：×××……

然后是扎着裤脚“蹒跚”的老婆儿们登场。口中也念念有词：

老婆儿我喜心上，

两腿走得忙。

社里开批判会，

会上我把话讲；

对准那：×××

还有那：×××……

演出中的“×××”，可以随着运动的发展变化而变化，昨天是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今天就可能改成孔老二、林彪。农民们不管批判谁，演这些文艺小节目只是图个热闹，听个动静，与庙会耍狮子、踩高跷没什么区别。

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下，评书开始逐步在民间恢复并流行起来。

第十三章 民间口头文学 《血的锁链》、《梅花党》、《一双绣花鞋》

1970年冬，在北大荒小兴安岭万人愁林场，东北兵团15团29连知青和老职工们悄悄请来一位哈尔滨知青讲评书《黄英姑》。将此人请来，先须恭敬递烟敬茶，然后才开讲。讲到危险时刻全帐篷的知青一个个屏息凝神。一连听了六个晚上，白天上山伐木都浑身来劲，这才痛感评书艺术的魅力无穷。说书的哈尔滨知青也被众人奉为高人。其实他是拜过师傅的，而且对原小说已有很多演义添油加醋。

1969年在北京东城南小街有个王四也会讲评书。评书者，连说带评，有时扮成故事中的人物，有时又要跳出来以局外人身份加以评论。王四说书不仅生动，而且评论时的妙论令人喷饭。当时是1969年，72中没下乡的学生，就时常结队去找王四，十分恭敬，敬烟送糖，求他讲评书。王四会侃，一路连说带评，不带重样。

王四还编过一段评书，讲述“文革”中事，略述如下：1955年冬天干面胡同（即在南小街内）煤铺一阵鞭炮乱响，公私合营了，男主人公即在炮仗声中降生。进入“文革”，主人公11岁，出身小业主便扮成工人身份去闹革命、大串联。串联中一路扒火车“吃大轮”（盗窃铁路物资），与人“叉架”、“拍婆子”，有时吃亏，有时占便宜，种种历险，总能逢凶化吉。而且故事还涉及上层政治斗争。

王四说评书妙在还带演唱，讲到一段就会有歌。像《秋水伊人》、《七十五天》、（换上新词）。王四以一个男主人公为线，贯串起许多人和事，故事经常分叉，一下叉出去老远。所以，有些段子总也讲不完。逢到王四唱歌的时候，大家格外恭敬，因为他的嗓子具有磁性，什么歌到他嘴里都特有味。

围绕着《七十五天》有一大段故事，说的是偷窃、打群架入狱坐牢的经历：

离别了亲人来到这间牢房已经是75天，

看了一看眼前只是一扇铁门和铁窗。

回忆往事如絮飞，

泪水就流成了行，

亲爱的妈妈，

你我都一样，

日盼夜又想——

《七十五天》

讲到“拍婆子”的故事，王四唱了一首《流浪的人》

风儿啊，风儿啊，吹个不停，

吹得我眼泪结成了冰，

爱我的姑娘她变了心，

跟一个有钱的人结了婚，

忘恩负义的背叛了我。

因为我是个流浪的人。

这首歌反复在“只因为我是个流浪的人”这一句徘徊不止。故事主人公一路上看到的“闹剧”后面，全都是这种血泪斑斑的故事。王四真是个讲故事的天才。

当时，在北京还流传关于《血的锁链》的故事。青年作家史铁生后来在中对此作过生动描述。现转录如下：

那是当年在知青中很流行的一支歌。关于这支歌，还有一段美好的传说。

条条锁链锁住了我，锁不住我唱给你心中的歌，歌儿有血又有泪，伴随你同车轮飞，伴随你同车轮飞……

据说，有几个插队知识男青年，老高中的，称得上是“玩主”。“玩主”的意思，大约就是风流倜傥兼而放荡不羁吧。大约生活也没给他们好脸色。他们兜里钱不多，凭一副好身体，却几乎玩遍了全国的名山大川，有时靠扒车，有时靠走路，晚上也总能找到睡觉的地方。有一天他们想看看海，就到了北戴河。在那儿他们遇见了一个小姑娘。小姑娘从北京来，想找她父亲的一个老战友打听她父亲被关在哪儿，但没找到，钱又花光。

生活好似逆水行舟，刻下了记忆在心头，在心头啊，红似火，年轻的伙伴你可记得？可记得？

北戴河也正是冬天，但他们还是跳到海里去游了一通。远处的海滩上，站着那个茫然无措的小姑娘。“看来，那个丫头儿不俗气”，他们说。

当天，他们在饭馆里又碰见了那个小姑娘。“哎嘿，你吃点什么？”其中一个跟她搭话。“我不饿，我就是渴”，小姑娘说。“跟我们一块儿吃点吧。”“我不，我有话梅”。“话梅？”几个小伙子笑起来：“话梅能当饭吃？”

袋中的话梅碗中的酒，忘不掉我海边的小朋友……你像妹妹我像哥，赤心中燃起友谊的火……

他们和她相识了，互相了解了。他们和她一块在海边玩了好几天。爬山的时候，他们轮流挽扶她。游泳时，她坐在岸边给他们看衣服。她说，她哥哥也去插队了，如果她哥哥在这儿，也敢跳到那么冷的水里去游泳。她吃他们买的饭，他们也吃她的话梅。“你带这么多话梅干嘛？”“我爸爸最爱吃话梅，和我。”“说中国话，什么和你？”“我爸爸和我。这你都听不懂呀？”“我以为你爸爸最爱吃话梅和你呢。”小姑娘就笑个不停。“我说，你妈就这么放心？”“不是。妈妈不让我来，妈妈说张叔叔可能不会见我。”小伙子们都不笑了，含着话梅的嘴都停止了蠕动，仿佛吃话梅吃出了别的味道。他们沉默了一阵，望着海上的几面灰帆。“你应该听你妈的话”，其中一个说。“不会的，我小时候，张叔叔对我特别好呀？”“今天你又去找他了？”“他还是没回来。”“他不会回来了。听我的，没错儿。”“不是！他真是没在家。”“他家里的人怎么不让你进去？”“只有张叔叔认识我，别人都不认识我。这你都不信？”……

人生的路啊雪花碎，听了你的经历我暗流泪，泪水浸湿了衣衫，相逢唯恨相见晚……

据说，他们之中的一个深深地爱上了那个小姑娘，只是得等她长大。他就写下这歌词，另一个人给谱了曲。

他们和她分手了。他们回到插队的地方去，给她买了一张回北京的车票，那是他们头一回正正经经地花钱买了一张车票。

在“文革”中，流布最广的故事还属《梅花党》和《一双绣花鞋》。

《梅花党》的故事，讲述王光美（当然是诬陷）和郭德洁（李宗仁夫人，也是诬陷）等五位著名女士，是暗藏的美国“战略特务”。此故事荒诞不经，不值一驳。这种故事产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也不足为怪。

其故事套路，仍然是一英俊小生打入敌人内部，与敌高级将领的小姐翩翩起舞于奢华场所。然后是在一夜晚，偷偷钻入敌人密室用钥匙打开保险柜，接着是外面有人突然闯入。所不同的是，这个故事突出了墙上悬挂的一幅梅花图，以及打开保险柜发现的一朵大金属梅花。故事上半部，以外面敌人突然闯入，我敌工人员由发现的暗道机关溜走而告结束。

故事的下半部，以1965年李宗仁携郭德洁海外归来，郭德洁在天安门上发现有不少国民党特务开始。然后是郭德洁被暗杀，我原敌工人员继续侦破“梅花党”与原敌军将领之小姐不期而遇，最后将敌特一网打尽。

以上所述只是其中一种版本，因为这类故事说一拨，就是一种讲法，不定就添点什么，去点什么。笔者曾同几位朋友了解过，有趣的是，他们都没有听过完整的故事，至多仅听到一大半。这个故事，往往以一个最善侃的人来讲，一连侃几个晚上也完不了。因为，讲故事的人往往信口胡编，节外生枝。有时，甚至将别的故事，如《绣花鞋》也塞入其中。

《一双绣花鞋》的故事在“文革”中十分流行，“文革”后几部影视剧（如电影《雾都茫茫》）也从中汲取精华。其关键细节：阴暗楼梯顶端、布帘下露出的一双绣鞋。

同时流传的还有《绿色尸体》（在医院停尸房中发现敌特电台）、（因恐吓而失语的女工，在一女护士诱导下指出凶手）等恐怖故事。这些故事并没有特定的政治内涵，但在文化娱乐极端贫乏的“文革”时代，却像一股风，在全国各地广泛流传。如《绿色尸体》就曾在北京市、河北石家庄27军、安徽当涂86医院、南京汤山第11测绘大队、广州中山大学等地流传。

第十四章 “文革”中的秦城监狱秘密写作 李英儒：八年秦城，两部长篇

在北京西北郊大约70公里左右，有一座杏花山。从山腰至山脚筑有高高围墙，高墙内有几座楼，从远处望去一排排小洞，比一般楼窗小得多，仿佛是进气孔。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出了名的秦城监狱。不少党的高级干部和无辜者被囚禁此处，饱受折磨。

后来幸存的原北京市公安局长后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的冯基平说：“我要是知道我建的这座监狱是关押我自己的话，我一定会把它建得更好一些。”他的话，不禁令人想起法国的路易皇帝修建巴士底狱，当他被关进巴士底狱，他曾经说过的话：“它修建的太完美了。”生活就是这么嘲弄人，同时逼人深省。

在“文革”前，秦城由公安机构管理，监狱管理者还比较注意政策，对犯人讲一些人道主义。1967年11月间，军队对秦城实行军管，原管理人员全部进了“学习班”，秦城便完全掌握在部队一些人手中。因为当时极左影响，新的管理人员不断无理折磨、污辱犯人。伙食也十分粗劣，多方克扣。对这一切，已有多名后来幸存者的回忆录介绍。但是，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在“四人帮”掌权时的监狱中，仍然有共产党人顽强的抗争。特别是军队作家李英儒，在这里创造了当代文学史的一个奇迹，在监狱中写出了两部长篇小说，《女游击队长》、《上一代人》，合计百万字。

李英儒监号7007号，即1970年关入的第7号犯人。他利用马克思《资本论》书页的白边，用牙膏制成笔，蘸着紫药水进行写作。令人惊异的是，李锐（原水电部副部长）也在秦城监狱，同样用紫药水进行写作，后来狱中诗作结集出版名《龙胆紫集》。本章对他们在“文革”时期秦城狱中的秘密写作活动加以详细介绍

<h3>1．三年隔离，“检查”等身</h3>

1969年的日历翻到了最后一页。这是一个寒冷而沉寂的日子，李英儒开始在关押中度过他的第三个元旦之夜。

就在这一天的下午，专案组命令李英儒赶写材料。写检查李英儒干了三年了，早已驾轻就熟，在掌灯的时候，他就交了卷。看管李英儒的人员，今天态度有明显好转，晚饭之后，主动吩咐他休息。电灯被熄灭了，李英儒躺下不禁心潮滚滚，无法入睡。

“文革”开始18个月之后，李英儒即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江青下令隔离审查，随后被关押，失去了与外界的任何联系。在他身边围上了很多“专案组”，有军队专案组，有奉江青之命的中央二办专案组，有地方文艺团体联合组成的专案组。大会“煮”，中会批，小会斗，不分日夜，轮番审讯。

首先打头阵的是部队的专案组，起初他们对李英儒还算文明，把他押进一间会议室里，主持人坐在圈椅上，跷起二郎腿，斯文地拿出一本书：“这是你写的吧！”李英儒从封面上看清是自己写的《野火春风斗古城》，点头称是。“那好，你从头交代吧。这本书的主人公就是你自己。抗战期间，你动摇妥协，进入保定城，后来你——就是主人公被捕入狱……咱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来，先说说你是怎样进入保定城的吧！”

李英儒向他们解释：小说主人公不是他，小说虽然有自己生活的体验，但是经过艺术加工和改造。对方不容他否认，文明面具立即撕下，由“文”改“武”，众人推搡叫骂，冲他狂呼了整整两个小时。其间，李英儒听出有人居然骂他“汉奸”。批完不许回去吃饭，说是先在原则上承认下来才能回去。李英儒眼黑头晕嗓子眼里一团火，滴水难吞，有饭也咽不下去。人稍稍清醒，便要求找一位骨干分子，请他启发启发。

此人到后，李英儒向他说明，自己确系受党委派，才去保定内线工作，委派人就是后来的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同志。那人听完激怒了：“我们认为你不是组织派遣的，你是先和敌人通了气，由敌方接你进入保定城；后来你想和抗日方面联系，敌人得知把你逮捕了，你又叛了党。”李英儒苦苦说明：“我从未被俘被捕过。”那人摇着头说：“白纸黑字，有你写的书为证，铁证如山。”并告诉李英儒说：“你不要再抵赖了，你的同案金环银环也正在被审查哩！”

这真使李英儒哭笑不得，如果说利用写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那么把小说人物被捕的情节扣到作者的头上，也是一个不小的发明。

在“被俘”这一个问题上，李英儒长久过不了关，后来专案组负责人，私下对他讲：“你别绕开走，必须先承认下来，然后等待组织裁定。”并让他向XX学习。XX是李英儒同一部队创作组的另一位同志，也是因写了一本小说挨批，怎么检查也过不了关，一直说他的检查上纲不够。后来这位同志在大会上公开承认：他的这本书写在台湾国民党号召反攻大陆之时，他写这本小说的目的，就是为了配合台湾国民党反攻大陆……李英儒吸取经验，在另一次会上，把自己也大大骂了一顿，但仍坚持个人历史上没有被俘被捕的事实。当李英儒在一次小会上，为写这本小说伤心而号啕大哭的时候，有的专案组员在下面小声说：“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这才开始触动了他的一点灵魂。”

在以后三年中，对李英儒多次抄家。大大小小的斗争会，累计起来有上千次，一天开几遍，任谁高兴或不高兴，都可以拿他出气或开心。写检查是家常便饭，随便一个鸡毛蒜皮的事，都要写检查。检查材料页数之多，实在惊人。古人讲创作等身，李英儒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写的检查材料摞起来，差不多也等身了。斗争他的人卖弄说：“坦率地告诉你，我们每天都把你的情况向她汇报。她是谁你清楚，她的权力有多大，你也清楚。”隔了些时候这几个人又把他叫去，很严肃地传达了她的话：“老实交代，给你个出路；否则，绝不客气！”这里的“她”，就是执掌生杀大权的江青。

<h3>2．夜入秦城</h3>

1969年的最后一天，夜深了，忽听得开电门的响声。室内一亮，进来几个穿警服的警察。李英儒一惊，警察问了姓名，即命他快穿上衣服，跟他们走。

“到哪里去？”

“不许问！”

李英儒要收拾书籍衣物，被命令不许，后又说可带一床压风棉被。李英儒把心一横：不带！什么都不带！凡是人能生存的地方，我都能够活下去！跟他们走！

左右两个警察上前夹住李英儒，被架出门上了警车。坐在前面的警察回头盯住他说：“汽车要穿行北京市。不许你说话，更不准喊叫！”说完车内灭了灯，向市区西北方驶去。

经过长时间的奔驰，不知过了多久，穿过一片古树林，警车停在依山而建的一座建筑的围墙外。在车内等了一段时间，李英儒被拉进一间室内，经过登记，又重新搜查身上所带的东西。衣兜里的纸烟和几个苹果被扣留，钢笔手表等被全部没收。然后被人领着走进一条长长的深巷，越走越深，真感到是从阳世间朝阴间深处走似的，行行复行行，最后在夜色中眼前出现一幢两层楼房，几排狭小的窗棂，黑森森的像一座蹲伏的怪兽。

这里就是秦城高级监狱，时间正是子夜时分。

李英儒被带进楼内，先穿过一道大铁门，又跨长廊，来到了一间囚室，李英儒瞥见门口挂着的牌号：7007。只听咯噔一声巨响，铁栏门狰然洞开。没容他抬脚迈步，身后有人用力一推，他便踉跄扑进去了，紧跟着铁栏门锁闭。

这是一间单人用房，面积10平米。四壁陡起，室内一切器物都用铁包裹着。门是铁门，窗是铁窗，窗上玻璃是不透明的，不能见天色，更有铁条加护在外。连室内的监灯都被铁丝圈系着。墙角有个磁马桶，靠窗下是一张离地一尺的木板床。“这是一口活棺材”，李英儒惊愕的想，“我在这里与死人有什么不同？”屈辱、悲哀、愤怒一起涌上心头。

铁门上端的小门忽然打开了。从两巴掌大的小方孔，有声音透进来：“从现在起，你已变成犯人，要长期坐牢了。”

“不许说话，更不许喊叫。”

“白天可以坐在床头，但不许躺下。”

“夜间睡觉，要脸朝外；我每次拉亮灯，你必须表示回答……”

“现在距天亮还有三小时，你可以睡一会儿啦。”

李英儒的头嗡地胀大了，“犯人”、“长期坐牢”几句话在他身体里爆炸，把他撕裂开来。

“我犯了什么罪？为什么把我关在这口水泥棺材里？”“江青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一股血流猛窜上来，李英儒感到自己不能在世上活了，他想：“死吧！可杀不可辱！自己到了这个地步还活个什么劲儿？死吧！死之后，让家断绝了对我的牵挂，也是件好事哩。”

牢卒的眼睛又一次在方孔中出现，催促他马上卧下。李英儒坐到低矮的铺床上，发现是张光板，只有条棉被——说准确点是一条短尺寸的被套，装了四个大棉球。一个吃奶婴儿也无法用的枕头，只有供中医诊脉用的手腕垫大小。可是，在准备去死的人眼里，这些也不算什么了。在严寒的冬夜，死寂的黑暗里，李英儒把两腿伸进棉大衣衣袖里（幸亏他还穿了一件棉大衣），不脱衣服，用大衣裹住下身，上面盖了那件“棉球”压风。

就这样，李英儒一连两夜没合眼，思考：生还是死？死该怎么死？

这里只有四面墙壁，连上吊绳也找不到，刮胡刀片、腰带都被没收。触电，电门装在牢房门外，被看守掌握。思考良久，唯一可行的是用头去撞瓷马桶，室内倘有往前冲的室间，可是马桶太低，极难用准力气，如不能一撞而亡，徒使大脑失灵，生不生死不死更受罪。他前思后想，发现死对他也不是件容易事。

在极端的思想痛苦中，他也想到了抗争，他问自己：难道我就这么结果了自己？冀中五一大“扫荡”，你不是领着同志，带着几千群众突围了吗？天津廓房洼地，敌人几挺轻重机枪向你扫射，不也连滚200米脱生了吗？为了送情报，逼得走投无路，你不也一咬牙冲进炮楼叫伪军开门，让他们为你放了吊桥吗？当时有一丝犹豫怕死，也闯不出来。现在是非常情况，首先需要镇定，稳定情绪，冷静判断。

李英儒努力冷静下来，集中思考：难道我就斗不过那个江青？就为了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送到“中央文革小组”文艺组那一包封着的江青30年代资料、照片，尽管李英儒向她发誓并未拆看，可是江青还是不肯将李英儒（当时任文艺组副组长）及金敬迈（组长）和组内她认为有关的人（王道明、矫玉山、张根城、陆公达等）放过，一并关押，从此多人下落不明。说自己写反动小说搞反党组织，联合国民党反攻大陆是幌子，大部分原因是那包照片。

李英儒不禁想到，“如果我自杀，正中了江青的心思。她巴不得我们都死绝！”李英儒明白，没有江青发话，他是出不去的。可是江青哪天才能天良发现呢？答案也是明显的，除非自己死在江青的后面。要坐穿牢底，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韧性的战斗！

经两天两夜，分分秒秒的激烈思想斗争，一个结又一个结，被他打开了。他太疲倦了，在狰狞的铁栏中，寒冷的铁窗下，人蜷曲在“棉球”里睡着了。

<h3>3．绕地球跑一圈</h3>

在无法预计的长时间中坐牢，这种度日如年的日月，光有决心和愿望是远远不够的，须要拿出惊人的毅力和韧性精神，否则想长期坚持是不可能的。

首先要过的是生活关。户外北风呼啸，仅有一件棉大衣和“棉球”极难熬过冬夜。黑屋终日缺少光明。更可怕的是，三顿吃不饱饭。早晨窝窝头，中午晚上还是窝窝头。不知从哪里弄来的陈玉米面，粗糙不说，还带砂子。白菜菠菜连根吃，黄烂菜叶还在其中，往往菜中夹杂着蚊蝇蛆虫。看了之后实在难以下咽。狱方是把粗劣伙食当做一种惩罚。每月8元的伙食，一要养活炊事员，二则车马损耗费要从中扣除，三是办伙食的人从这样可怜的低标准里还搞出一笔节余。

没过多久，李英儒的身体就变得异常消瘦，心脏病加上咯血，吐得水泥地上满是血痰，眼看是活不下去了。为了争取生存，与江青比谁能活过谁，他开始锻炼身体。先是在囚室里冲拳。开始只冲20次左右便气喘，后来日渐增到百拳、五百拳、千拳、三千拳，冲完拳浑身是汗。为了全身运动，又改成跑步。囚室回旋小，每跑一圈不到5米。李英儒估算步子，每750步算一华里。由每天跑8至15华里，增至后来每天跑30华里，达不到指标不休止。冬天跑得浑身汗，脱下棉裤穿单裤跑。夏天，穿裤衩打赤脚在水泥地上跑。跑啊跑啊，一连跑了三个春夏秋冬。

李英儒跑步还有个意念，把囚室当成活坟墓，人离心向外跑，每跑一天，距离远一段。还用顺口溜把自己和江青做对比，脚下跑着，口中念念有词：

早吞参汤晚油腻，消化不良得便秘；

上下卧车要人搀，走不十步就喘气。（指江青）

单衣薄被度风寒，玉米窝头赛蜜甜；

一跑万米小事端，决心冲过火焰山。（指自己）

跑步增强了体质，李英儒的身体状态有了转变，一不失眠，二不头晕，咯血也停止了。饭量也大增，每天至少吃一斤粮。他心想，我是1911年生人，江青是1915年生人，我59岁，她55岁，仅比我小4岁，我不信活不过她。为了改变自己一直比较低闷、压抑的情绪，他便开始写诗自我教育，坐牢不长时间，就写了上百首诗，例如：

身存囚室八平米，眼睛遥望九重天。

心事浩茫连宇宙，思想悠悠五千年。

当时，还创作了《周仓斩女妖》等三个小戏，专供自己用河北梆子调来演唱。例如：“南园林春草青青，我的心头没春色；北山坡野花开，我的心花它不开。”仍然不免有些悲词、悲腔。

经多次向狱方提出，狱方允许他读马恩著作。他便每天啃读十万字。只是长期单牢生活，精神上异常孤独，渐渐一股写作欲望又浮了上来。在被批斗时，他曾痛悔自己写了那本“斗古城”，恨不能出了“隔离室”就老老实实回乡务农，了此残生。可是积习不改，过去的战斗生活和人物原型在头脑中不时浮现，有四五部长篇小说的构思一夜一夜浮动。在长期单人关押中，头脑空白，精神上容易胡思乱想，很容易最后发疯，或精神分裂。在夜里，李英儒听到走廊另一头囚室中，一个青年犯人歇斯底里的狂叫声。为了使自己在长期单独关禁中大脑正常，就必须进行头脑的运动锻炼。而做到这一点，莫过于从事写作。在读马列著作、毛选中，他的写作热情更炽热了。但是，怎么才能在狱中写作呢？

就在这时，狱方通知，可以考虑让家人来看望他。李英儒心中十分兴奋，自从他被从红山口隔离处迁移后，就失去了与亲人的联系。要说自己想见家人，还不如说让亲人看到自己还活着。苦苦等待了半个月，李英儒终于与家人会面了。

<h3>4．狱中会见</h3>

狱中的会面是在狱方多人监视下进行的。妻子张淑文一见李英儒被折磨得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心痛的泪如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掉。四个孩子也都泪水汪汪。双方都开始抢着说话，李英儒讲一点狱中情况，家人介绍一点外边情况。

张淑文告诉李英儒这次会面，是几经周折，10次上书中央领导才得到的。每次上书由母亲和小女儿小龙起草，把下乡插队的哥哥、姐姐找来，把在大窑上烧砖的小哥家平找来。一家人环坐灯下，逐字逐句修改。力求上书能给任何领导看后产生这样的印象：这一家人，虽遭冤狱，全家投身革命，绝无怨言。一家人要说的话才开了个头，便被宣告终结。不知不觉一个小时的时间已过去了。

儿女们走上前一个一个抱住父亲失声哭泣。李英儒强作笑颜，安慰鼓励他们。当他背转身走回狱房，大串泪珠簌簌滴落。妻子大步赶过来，高声说：“你革命几十年，对得起人民，咱们问心无愧！对党无愧！挺下去，总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你有出来的一天，不让你在城里，咱们回农村种地去。你老了，不能动弹了，让儿女们种地，我做饭，养活你一辈子！”

李英儒一阵热流涌上全身，抹了一把泪，抓住妻子的手，附在她耳边低声说：“相信我，我能挺住，如能再见面，设法搞支圆珠笔芯来。”

回到单人牢房，李英儒久久不能平静。他的创作欲望也更加不可抑制。好几部长篇小说的故事、人物在心中涌动。他决心先构思《女游击队长》。在一周时间内，他的脑子被不断的构想所推动，一波又一波，一流又一流，最后汇聚成一条汹涌澎湃的大江。他被这壮阔画幅所激动，被他所塑造的人物所激动。

要进行写作，首先需要稿纸。恰好，这次家人送进来一套《资本论》。也许，儿女们考虑到父亲在狱中极度的寂寞，所以选择了这本书。可巧的是，这本旧版书具有超于其他书籍的天头、地角，而且页数可观，十分厚重。李英儒估计了一下，《资本论》上下两卷的每页空白加以珍惜使用，可够他用上一两年了。没有笔，家里送来一支牙膏，他将铅制的牙膏皮底角，折下后变制成蘸水笔。剩下的只欠墨水，李英儒把狱中曾发给犯人的红绿纸袋牙粉，将其红纸撕下，把报纸上的红字也撕下来，集中在一块，泡在饭盆里，用手指捏烂使颜色渗出。这样共获取了几十CC自制粉红墨水，李英儒一经试用，糟糕，笔不好使，颜色也过于浅了。经过一段懊恼和苦苦思索，忽然心生一计，装作跑步跌倒，他在白瓷马桶残缺处偷偷将手背划破，呼门卫唤来医生，借此要来了半小瓶紫药水。这样，“文房四宝”俱全了，李英儒开始偷偷写作。

写作时，一心必须二用，一边写书一边留神门卫的脚步声。听到脚步临近，便装作凝眸，读书。待卫兵走过后，再挥“毫”书写。此时，李英儒发现软牙膏皮做成的笔，是他一生中用过的最难用的笔。笔尖蘸上紫药水，一笔一画，画上个把钟头，还写不到100字。一个月过去了，他大略数了一下自己的工作，结果才写出了几千字。这不禁使他大为懊恼。

<h3>5．《女游击队长》和《一代青春》的写作</h3>

1973年的春节来临了。家人被通知获准第二次去秦城监狱探视。李英儒的家属在兴奋中聚集在一起，又一次召开了家庭讨论会。

大家商议给父亲带些什么（带东西是有限定范围的），到了狱中哪些话该讲，哪些不能告诉父亲，以免父亲伤心。对于李英儒在狱中写文章一事，做妻子的认为，如能死里逃生已是万幸，还写啥小说？此次坐牢归根结底还不是从写小说惹出的祸？孩子们也认为不应该再往狱中送纸笔，如被查出将会中断探监，罪上加罪。可是张淑文长年做丈夫的创作助手，“文革”前的两部长篇都是经过她的手抄出来的，她同孩子们都非常清楚，在单身牢房中关押的李英儒，如果不能写作也许反而会要了他的命。百般矛盾，无法解决。

第二次的狱中会面。家人尽管已秘密携带了纸、笔，却并未告诉李英儒，想看情况而定。李英儒表示任何糖果都可以不要，只要圆珠笔。看到父亲因得不到纸笔那种极端愁苦的表情，儿子乘看守疏忽之际，装作替父亲掸土，把圆珠笔和几支笔芯偷偷掖进他的棉鞋里。张淑文把包有白报纸的包裹皮借机捆在李英儒腰间。当李英儒被押回牢房，张淑文看到看守在李英儒上上下下搜了一遍，就放他回监去了。张淑文感到心怦怦地跳个不止。

李英儒返回自己的囚室，激动地打开包裹皮。他获得了宝贵的白报纸，还有两张巴拿大的纸片，上面写满了蝇头小字是儿女们写给他的信。读着信，他淌下了泪水。

李英儒获得纸笔之后，浑身精神倍增，创作思路也格外活跃。他每天写作时间不少于8小时。每天夜里他想好第二天的“作业”，起床前在被窝里将章节、词句安排妥当。起床后，捧着《资本论》装出阅读的样子，把印在脑海里的文章誊到《资本论》的字里行间里。就是几寸宽的纸边他也视如珍宝，加上惜“笔”如金，字体比新五号还小。

李英儒完全沉浸在《女游击队长》的创作中。他每每噙着眼泪，描述我抗日战争的艰苦斗争，并含着刻骨仇恨，描写书中杜次郎等敌人。一旦写起来，如饥似渴，每个月至少写10万字。40万言的初稿，只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有一个夜晚，李英儒正写得头晕眼黑，抬起头来，从夏日打开的一平方尺的小窗口里，看到蓝天夜空中挂着月牙。片刻又望见乌云漫过来把月牙遮障。翻开报纸，发现这天是端阳节。当即口占一首小诗：

碧空乌云吞月光，骤忆今夜是端阳；

人生有路须前进，大夫何须跃楚江。

这首诗反映了当时李英儒的昂扬斗志。

放风时李英儒拔来的野花草被没收，在茶缸里养出的蒜苗也被拿走。李英儒便用在脑子里下“盲棋”和作“赶围群”游戏，在写作疲劳时作换脑子的娱乐。

长篇《女游击队长》在1973年冬天进了最紧张的阶段。

长篇小说《女游击队长》初稿在1973年的年底完成了，历时五个月。李英儒在《资本论》空白的原稿上进行了一遍修改，便誊出清稿。当家人再次来探监，他把稿本放在裤裆里，和家人见面时，他急使眼色。全家都会意，张淑文和女儿分头和两个监视人员交涉，说李英儒面黄肌瘦，应该改善他的生活条件。在儿子进军、家平高大的身材遮挡下，李英儒掏出手抄本，大儿子飞快接过后装入自己衣兜，低声说：“现在它属于我了。谁敢搜身，我跟他拼命！”

进军怀里揣着父亲的手稿，坐进派来接他们探监的小车离开秦城的时候，全家久久沉默不语，不时用目光交流着激动的心情。那一叠布满了密密麻麻小字的白报纸，仿佛有千钧重，在进军的怀中沉甸甸的，要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要喷射出烈火和岩浆。

回到家后，全家人围在灯下，悄声讨论，最后决定，根据当时各人的条件情况，由母亲和李小龙两人来整理这部小说的文稿。由于张淑文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所以实际上全部工作落在了李小龙身上。

父亲的长达3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稿，为了节省纸张，字迹清细，小若蚊虫。

当年，《野火春风斗古城》轰动全国时，他（她）们还仅是孩子，现在，经过“文革”运动中间的杂乱阅读和自我教育，他们已形成了自己的判断标准，他们得出了自己的判断：爸爸在长达七年的单身关押和日夜批斗、写检查的环境中，思想已变得禁锢保守，所写下的这部“秘密”小说，竟是如此的“革命”。这令他们惊异，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判断。

在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女游击队长》后，李英儒迅速投入了第二部长篇的写作。

这是一部以解放战争和晋察冀土地改革为背景的小说。一改以往浪漫主义为主的创作手法，以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为主要方法，并吸收了中国“传奇”小说的手法。全书用了四个月，又写出30多万字的初稿。初稿写在《资本论》下卷的夹缝和边白上。初稿完成后，又作了修改誊清。1974年11月29日，元旦来临的时候，李英儒完成了《一代青春》的写作。

李英儒在1975年转入了第三部长篇的写作，如果不发生意外，在他1975年出狱时，一定会从容写出第三部长篇来。可是，在他刚写完提纲的第一个晚上，门外来了新换防的狱卒。以前的狱卒都认为李英儒在看书、写读哲学的笔记，多次过问，基本上已半合法。可是新来者很认真，向监方领导作了汇报。

第二天早饭后，提前对李英儒进行放风。当他返监，发现被褥、灶具凌乱，书报扔了一地，他的稿件连同纸笔全部被没收了。很快，狱方的人进来，向李英儒宣布：从今天起，对他进行连续“查狱”。就这样，一连查了好多次，李英儒身边片纸不留，写作被迫停止了。

但是，他作为写作初稿的《资本论》幸运地保留了下来。

李英儒在秦城监狱中写作所用的马克思《资本论》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宝贵文物。在这上面不仅留下了小说底稿，也记录下他在狱中的生活片断。

在书的边缘，他抄下了马恩语录其中夹杂自我感想：

勇敢前进。恩格斯。任何情况下，保持冷静，学会在弹雨袭击下持枪待命。直到冲锋的时候到来（党一声令下毫不犹豫地冲上去）。

希望你能站在自己三十年的历史上，沉着冷静地看待这些痛苦，就像波拿巴入侵时，金字塔站在自己4000年的高度，沉着冷静地看法军和波拿巴人那样。

我们是近卫军最后那个老人，这有什么关系？我们一定要坚守岗位。子弹呼啸着，朋友倒下去，这是常见的。如果你我能被子弹打中，那没啥，请击中要害，别让我们长时间受折磨。

在这些笔记中寄托了李英儒的思想和期望：

你们把我看成老鼠，但是总有一天，我会变成狮子的。

听到敲门声，声，是恩格斯。两英镑，得救了！

李英儒所梦想的“两英镑”终于奇迹般地送到了。这是命运的敲门声。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政治形势有所缓和。李英儒已停止了写作，每天在报缝中寻找政治动态，他知道狱中有不少政治犯已经出狱，所以有时也不禁幻想有朝一日，自己能重见天日。

7月的一天，当狱卒将军衣和红领章送到他的面前，他仍然无法相信这不是在梦中，泪水顿时顺着脸颊流淌下来。但是，他不被获准回家，甚至连回家看一眼都不被允许，被人径直送到河南许昌附近的一个部队农场的分场。此时，他才从一同释放的金敬迈口中获知，两人原来关押在同一监狱。因为江青照片一事，一名干事被逼自杀，另一干事在秦城监狱中发了疯。

张淑文闻讯，立即和儿女们前往许昌，与分手八年的丈夫相聚。

<h3>6．《女游击队长》、《一代青春》作品评析</h3>

《女游击队长》描写八路军一支游击队，在女游击队长凌雪晴领导下，逐步发展壮大，最后上升为八路军主力，并将敌占区开辟为我根据地的斗争过程。全书共58万字。

在“文革”狂澜席卷一切，毛泽东思想被称为帝国主义走向崩溃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要实现全世界一片红的氛围之中，李英儒作为一个被关押长达六七年之久的“政治犯”，不可能超越他所处的环境。在创作过程中，他曾设想，自己的小说能够对被压迫人民的斗争有所帮助和指导。所以，作者在构思上，对毛泽东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根据地的创建过程、军民关系的重要性都有较全面的涉及，具有史诗的规模。

小说主人公凌雪晴是贯串始终的人物，费笔墨最多。这是一个集女性美德为一身的人物。作者注重描写她出身贫苦农民家庭的质朴、坚强的一面，又突出她多谋善断、严己宽人的一面。

小说情节曲折，战斗场面不但多，而且大。在手法上也借用了中国传奇小说的手法，惊险、奇异，吸引读者。如果园大战一场，游击队凭借6挺机枪、30支短枪、150支步枪，与上千日伪军反复冲击，拼刺刀，双方作战一日一夜。整个战斗从运筹、展开到结尾，共用篇幅计35000多字。战斗空前激烈、残酷，对敌作战异常顽强英勇。最后，我游击队拂晓胜利突围。场景展开从容不迫，战斗细节生动，战斗间隙的描写也生动真实，张弛有致，铺展得体。

这部小说的不足之处，主要在于女主人公的塑造，受了“三突出”方法的影响，人物高、大、全，使凌雪晴这一人物没有达到《野火春风斗古城》中金环那样生动、感人的程度。整部书政治色彩较重，情节失之粗糙。中国传奇小说创作方法，在某些长篇情节的环节部分，运用失当，使内容失于单薄、简单化。另外，经过了10年“文革”的读者，对战争文学的要求提高了，他们要求新东西。而这是在当时包括以后相当时期，一直是文学界未能突破的一个领域，这些也许是《女游击队长》未能在“文革”后引起较大社会反响的主要原因。

《一代青春》（发表时改名《上一代人》）全书共计39万字。内容讲述1947年冀晋交界地区一个乡村中土地改革的故事。主要人物为复员军人、村支部副书记冷铁冰，第二角色为冷铁冰的战友和情人安素寒，第三个主要人物是村支书兼农会主席白老木。

冷铁冰因在作战中负伤退役，回到家乡又不顾个人安危，勇猛投入土改和反击还乡团的斗争。素寒是个寡妇，丈夫在对敌作战中牺牲。她正派沉稳，对敌人不屈服。但这两个人在恋爱上，仍然不能挣脱几千年封建思想，本来两人早应结成眷属，都因为舆论压力不肯张口，最终演成爱情悲剧。

白老木具有中国农民狭隘、自私观念，只因为他为人老实，服从领导，而被胡助理员等人重用和赏识。书中描写了常副书记、胡助理员两个人物，他们听不得不同意见，动辄打击报复。仅因为冷铁冰有不同意见，就被说成反党，是小集团，认为“复员回来，调皮捣蛋，不守纪律，顶撞领导”，停了组织生活，进行审查。在小说结尾，那个把阳岭党支部视为土改拦路石，将支部书记、村长、农会主席、治安委员一律搬开，调戏地主媳妇小剪刀的胡助理，被提升为副区长。当冷铁冰组织生活被恢复的介绍信到来，又被下令迁出阳岭，迁到后山水涧去那里的小水磨参加劳动。这完全是常书记（已升为书记）的打击报复。而冷铁冰作战负伤，与素寒握了握手就牺牲了。在县城被解放，解放战争进入全面胜利的时候，冷铁冰和素寒的婚姻悲剧，冷铁冰政治生活的悲剧，揭示了革命胜利后，政治生活的潜流。一方面讴歌人民战争和人民情绪的无比高涨，另一方面揭示党组织内部的隐暗面，种种的不尽人意。整部小说浸透了一种忧郁和沉重忧思。

整部小说，冷铁冰塑造最为成功，他斗争性强，在李英儒笔下活灵活现，是个有血有肉的农民战士形象。虽然对常副书记、胡助理着墨不多，不过这两个人也塑造得较为生动。这可能与作者曾亲身参加土改，注意从生活原型出发塑造人物有关。《一代青春》是作者运用批判现实主义手法写作的第一部小说。

不足之处，是作者未将自己的视点完全移到揭示封建传统的层面上来，过多笔墨滞留在对正面人物（如冷铁冰）英勇斗争、忍辱负重的歌颂上，对还乡团的斗争也费去了过多笔墨，这就使冷铁冰这一形象的内涵停留在光辉榜样的层次上。整部小说结构头绪过多，用力重点不够突出。根本原因，是作者思想解放还不够大胆。不过这种思想的反思和情感上的沉重，毕竟经过了近三十多年的积淀，所以今天读此小说，仍令人心情沉痛，发人深省。

第十四章 “文革”中的秦城监狱秘密写作 狱中吟——李锐与《龙胆紫集》

李锐（1917-）湖南平江人。早年参加革命。原任水电部副部长。1959年在“反右倾”运动之后被隔离、监禁达20年之久，其中在秦城监狱关押达八年。“文革”后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有作品《龙胆紫集》、《庐山会议纪实》等。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本来已经长期隔离，才获部分行动自由的李锐，又被拘禁起来。

在1967年到1975年5月之间，李锐又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单牢生活。他的囚号是67126。李锐说：“据我所知，秦城单身监禁逼疯了二十多个人。”

开始李锐以为自己待不了多久就会出狱，可是一年后，他看见监狱院子里来了大吊车，监狱要扩建，他清醒了，一两年是别想出去了。经过思索，他决心面对现实，做好长期坐牢的准备。为了使自己身心健康，保持精神正常，脑力不衰，他每天坚持在斗室中慢跑，学习做旧诗词。李锐在《龙胆紫集》小序中介绍了他写诗的经过。

头几年，李锐用报纸上的某些新闻、新人新事为题，即兴口占，随作随忘，只有极少数能留在记忆中。当时，作者于旧诗词是门外汉，连平仄也分不大清。由于特殊环境和条件的压迫、强制，不得已采用了这一脑力锻炼方法。

到了1973年年底，提审人经李锐多次苦求，从其六铺炕存书处找来二十几本。“鲍鱼涸辙忽天雨”，李锐大喜过望，从此日子好过多了，吟咏的范围亦随之扩大。

1973年，李锐有一天在跑步锻炼时，不慎跌倒，将手碰破。护士给了他一小瓶龙胆紫和几根棉签。李锐忽发奇想，发觉可以用棉签和紫药水作笔、墨。于是，每天端坐哨兵监视孔下，靠墙捧书装作阅读，而偷偷用棉签将诗词录在《列宁文选》（上下卷）的空白处。这样干了一年多，积累了几百首诗词。牢骚太盛的语言和所指事和人，都选了代替的词句和隐语。而且，还特别写了200多句一韵到底的五言《语录歌》，掺杂在这些诗词中，作为一种掩护。

李锐的创作活动是严重破坏监规的，在1974年年底和1975年年初两次被哨兵发现，写有诗词的《列宁文选》和《剩余价值学说史》先后被没收。当时李锐的心情是泰然的，他想再重的处罚不过是将他继续关押下去。

这些狱中诗歌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讴歌革命”、“回忆平生”。李锐认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讴歌革命是当然的。但是为什么要如此不厌其烦地回忆自己的一生呢？李锐说：“因为想到儿女，总企望他们将来有缘见到这些东西，知道这个父亲并非‘牛鬼蛇神’。”所以，李锐的诗词也是一部自传。赵朴初对这部诗集给予很高评价，并曾为诗集题写“临江仙”词：“度尽劫波才不减，诗心铁壁能通。莫将此道比雕虫，血凝龙胆紫，花发象牙红。”

《龙胆紫集》编目分为七类：

《景仰与怀念》内容为讴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马、恩、列、斯、毛及周总理、鲁迅、陈毅、彭德怀诸人，并兼怀友人田家英等人。《温书读报》主要是读书杂感和谈报有感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及中日建交、26届联合国大会。《偶成》主要是杂咏，如咏梅、兰、竹、菊。《三十年间》为回忆30年战斗历程。《水电八年》是对自己任水电部副部长八年期间的生活回忆。《地北天南》记录了自1959年庐山会议“右倾”表现被打成“右派”之后，被隔离、劳动改造“北徙乌苏，南迁大别”的八年生活。《狱中吟》记录了自1967年11月11日至1975年5月30日在秦城监狱的生活。《重来磨子潭》是秦城出狱，在农场劳改时所作的诗篇。

李锐原任水电部副部长，在建国初为我国水利和水力发电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在1956年前后，有人提出在长江三峡修建水库，毛泽东于1956年6月赋诗《水调歌头·游泳》：“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表现了毛泽东决心修建三峡大坝，改造山河的雄心。李锐却逆潮流而动，在1956年《中国水利》5-6期，著文《关于长江规划若干问题的商讨》，反对建三峡大坝。针对很多人对他的责难，他又在《水力发电》1956年9期《长江规划专辑》上发表答辩文《关于长江流域规划的几个问题》。毛泽东两次召见李锐，倾听他的意见。南宁会议上，李锐与林一山（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在毛泽东面前辩论。毛泽东令他们各写一篇文章，三日交卷。最后，毛泽东决定缓建三峡水库。

李锐的文章深得毛泽东嘉许。在会上，毛泽东指着李锐说：“我们要有这样的秀才”，“大家都要注意培养秀才。”毛泽东很欣赏李锐这个湖南小同乡的反潮流精神，会上指名要他到自己身边作兼职秘书。周小舟（河南省委书记）打趣说：“李锐，你中了状元。”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李锐与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周惠等人同被作为右派处理，下了庐山后，被隔离、监禁达20年之久。

庐山会议的经历也被他写进《龙胆紫集》。这就是“庐山吟”中的初登楼、二登楼和三登楼，记述了被毛泽东三次召见于美庐的情况。

山居却不识山容，妙句通禅事后通。

两眼限于崖障内，一身常在雾云中。

晚霞正爱仙人洞，骤雨旋迷五老峰。

山上风云常易变，岂能不测怨天公。

在李锐兼职毛泽东的秘书时，曾与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有很深交往。李锐常与田家英逛琉璃厂，搜集字画。两人曾戏约，后入土者，对两人字画有继承权。

古柳安祥围海边，园中深院院中园。

多时不见忽相忆，无事而来乱扯谈。

世界纵横三千里，古今上下五千年。

戏言犹记料身后，又是黄昏絮满天。

1963年、1964年，李锐已被隔离审查，他曾三次暗中约田家英在鼓楼、西单新华书店和陶然亭等处长谈。李锐戴大口罩两人漫步于大街并串行小巷，进入饭馆叙话。

闹市遮颜过，胡同尚可行。

人间多雨露，老友系诗情。

冷眼观尘世，温情向众生。

炎凉何必叹，把酒贱浮名。

这首诗最末一联，取自与田家英的联句诗。田家英的友情像雨露滋润着诗人心房。

关于宦海风云的诗句还有：“百年不遇龙门阵，西四牌楼消夜摊。”1955年、1956年李锐、田家英、黎澎三人聚谈至夜，意犹未尽，又到西四街头小摊喝酒，凌晨两点始散。

容身不意复南迁，随遇而安别亦难。

后海林阴同步月，鼓楼酒卒候灯阑。

关怀莫过朝中事，袖手难为壁上观。

夜半宫西墙在望，不知相见又何年。

此诗回忆李锐庐山会议后，被隔离审查，南迁至安徽磨子潭农场劳动改造，与田家英话别的情景。

《龙胆紫集》最具特点、最为动人的当然还属“狱中吟”，记录了诗人在狱中的见闻和感受。秦城是因为“文革”大批关押党内高级领导人和政治犯而出名的中国“巴士底狱”。李锐用龙胆紫和棉签为我们揭开了这座地狱的一角。

无言

或云独坐可忘老，其实无言渐变呆。

表壳呼为锅盖事，偶然念及自生哀。

（作者注：王若飞出狱后，竟叫表盖为锅盖。）

杜宇

偏教杜宇耳边啼，夜读生还季子词。

十四年来谁一问，非生非死到何时。

诗人在绝境中的复杂心态，在诗中不可抑止地流露出来：“抛掷华年如废纸”，“作伴时时唯语录”（所带衣物唯让留语录一本），“窗上晷移知午酉，一张报纸一天观”和“彰彰报应十年闲，人寿几何翘首问苍天。”都是反映牢狱之苦的诗句。《金缕曲·感时》一曲，集中反映了内心苦难和复杂心绪：

能不呼余叟。五千朝，无言独坐，孤岛空守。长夜不眠吟榻上，百计消磨永昼。窥者怪，书空挥手。挖出心肝喷热血，问谁知最是闲难受。分阴惜，莫回首。

个人哀痛何须痛，君不见愚公亿万，上游争走。今日神州真好看，处处山河新绣。依旧是，风云领袖。一览环球天下变，听亚非拉美狂飚吼，歌慷慨，书金缕。

《龙胆紫集》有几首怀念女儿的小诗，格外亲切感人。传达了一片饱含血泪的父爱之心。

娇女诗（选三首）

一念幺娃就动情，几回含泪伴行吟。

凌风蓓蕾当开放，应许童心解“鬼神”。（原注：作于1970年）。

难死难埋父母心，一年一度谢公吟。

明朝娇女十三岁，梦里依然抱着亲。（原注：作为1971年）。

女颜多度梦中身，一瞥匆匆又七春。

料是模糊难认父，街头邂逅两行人。（原注：作于1974年）。

忆小妹

每到清明启半窗，年年雏燕学飞翔。

我儿长个甚模样？是读高中或下乡？（原注：作于1975年）

李锐经历了20年囹圄之苦，终于坐穿牢底，获得自由。他的狱中诗集《龙胆紫集》也成为中国当代旧体诗坛上的一部重要著作。

第十五章 丙辰清明天安门运动前前后后 一月的哀思和愤怒

1975年9月7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周总理最后一次接见国际友人。

周恩来的第一句话使在场的人都震颤了。周恩来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总理在讲话中，还欣慰地告诉罗共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罗共书记维尔德茨，“现在，我们的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周恩来所说的副总理，指的就是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

在这次接见完毕，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人员向总理提出请求，要和总理在一起照像留影。周总理与工作人员合影后，意味深长地说：“希望你们以后别在我脸上打叉。”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15分，中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去世了。9日零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这一噩耗，讣告、哀乐在零下10℃的茫茫冬夜中传遍了神州大地。在次日清晨，北京、上海及许许多多城市的电汽车上，挤满了赶去上班的人群，但是往日的嘈杂消失了，整座城市静得出奇。人们在寒风中沉默不语，面容严峻，一些妇女、少年的眼睛是红红的。一股巨大的思想情感的浪涛正在所有中国人心底奔涌、澎湃，席卷整个中国。

向周总理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医院后院的一间停尸房举行。这里的面积不足一百平米，狭窄的柏油道两旁摆满了花圈，拥挤的人流缓缓地在狭小空间涌动。告别的人数本来计划是六千人，被减到四千人。前来向总理遗体告别的人流排成了长队，一直伸延出北京医院后门，蜿蜒到东单公园的西侧马路。

《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的作者陈明远在朋友帮助下，取得了四千人之中的一个资格，加入了向周总理遗体告别的行列。当时他作为“专政对象”公然参加这一活动是冒了很大风险的，但他下了决心，不惜一切，要去向敬爱的周总理致最后的敬礼！在从北京医院回家的路上，悲怆的诗句开始在他胸中萌动。在1月阴云密布、星光黯淡的日子里，他写下了《满江红·悼总理》9章，和《七律·总理魂》8首。

《满江红》（之一）天未明时闻讣告

雷击苍生，夜难晓，彤霞渗血。天何忍？未亡腐恶，先亡俊杰！我辈青春随逝去，同伦白首堪言诀？梦魇惊，心碎猛捶胸，狂风冽！

谁无泪？眶枯竭；谁无语？喉哽咽。汇声涛泪痕，欲掀天阕！赤县山崩擎柱铁，黄钟玉毁扶轮月。民族魂，大地不能埋，海难灭！

与此同时，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作家在他的家中也写下了悲愤的诗句。他就是在“文革”中饱受创伤的红学家周汝昌。有感于周总理临终遗言将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地、江河，他写下这首《七律》：

何处

何处祠堂翠柏森？鹂音草色最难吟。

当时讵敢悲深语，此日宁偿愤极心！

独有灵灰铺赤县，宁无骏骨铸黄金？

批周便是亡中国，一诵遗言泪满襟。

这首诗是从杜甫吟诵诸葛亮的诗“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一诗化来，周汝昌把周总理比拟诸葛孔明这样的千古名相，虽然没留下“鹂音草色”加以祭奠的场所，但是他唤起亿万人心灵中正义崇高的精神。

1月11日下午，从北京医院至八宝山，首都百万人伫立在长安街两侧，等候周恩来的灵车驶过。这是群众自发送行的队伍。在寒风中，人们扶老携幼，臂佩黑袖、胸戴白花含泪等待……天地昏暗，北风呜咽，山河震动。

三天后，1月14日，《人民日报》刊出文章：《大辩论带来大变化》，称“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辩论……”一日之间有300个电话打往人民日报编辑部表示抗议，有读者将报纸撕碎寄往报社。

此时，在河南林县的招待所，二楼一间不见阳光的屋子，桌上放着一瓶速可眠，郭小川支撑着哭肿、失眠的眼睛写下了《痛悼亲爱的周总理》一诗：

这是一个——

使人难以承受的

严峻的冬季！

蓝蓝的晴空，

突然间，

降下了倾盆大雨；

纷飞的泪水，

敲打着

太行山的悬崖绝壁。

由此可以想见——

整个中国的广阔的苍天和大地，

千巅万壑，

平野高原，

势必也被雨水冲激。

在1月13日郭小川把诗念给儿子郭小林、女儿小惠，小惠的两个插队的知青朋友，她们提出，将诗中“……泪水，敲打着太行山的悬崖绝壁”改为“锤打着”。16-18日郭小川将此诗又改了二稿。

郭小川对郭小林、郭小惠和知青朋友说，“如果江青一伙儿上了台，我就上太行山打游击，在过去革命战争牺牲了多少同志，我是一个幸存者，还怕什么？”

郭小川将他的《痛悼敬爱的周总理》一诗（长达461行）分别寄给了毛泽东主席和邓颖超大姐。不久，郭小川接到了回信。

郭小川同志：

你给邓大姐寄来的悼念总理的诗已收到，看到你写的长诗感谢你。非常同意，你考虑不发表，而且永远不要发表。留作纪念吧！

她谢谢你对她的关心和问候，问你好。

致以

敬礼！

XX（秘书）

1月15日，周恩来总理的追悼会将要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这一天，北京最高气温零下2度，三至四级大风，502所二百多人的队伍，包括戴“特务”帽子的60岁的研究员、老所长也一同骑车、乘车赶到广场。下午3点追悼会开始，中午12时广场已经戒严。赶在戒严之前，已有几万人在广场集合，任寒风吹刮，默默流泪等待。10点一过，警察、民兵把人群往北压，一片“清场”的喊声。几万人被压到长安街北红墙下，不相识的人们低声议论：“他们会抓人吗？”在天津下了夜班就赶来的一名工人哭喊着：“我们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为什么赶我们走？”三个哭喊着要见总理的女孩子，被警察架走了。一部分人硬被挤进了观礼台西侧的厕所，不准出来。更多的人要上厕所，无法上。人群被围住不许动。3点，嘈杂声静下来。红旗车一辆辆驶过……人们翘首张望、等待，饥饿的人开始啃干馒头，不相识的人相互分食点心和水。等到晚8点，警察、工人民兵撤走了，人们走向广场、走向纪念碑。广场是黑暗的，没有一盏灯亮着。

在茫茫黑暗中，人们总算自由了，眼泪可以尽情地流，想放声大哭的可以尽情地号啕。戒严寂静了一个白天的纪念碑、广场草坪、松林，突然爆发出了悲壮、深沉的歌声：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这首歌在广场黑暗的石阶、草坪、冬青树以及松林和长松道上回荡……人们分手时低声交换着三个字：清明节。

1月8日以来，上海市民冒着严寒排队买黑纱，几天内黑纱销了60万米。王洪文在周总理逝世第二天，就电话指示上海的小兄弟“化悲痛为力量，首先要批邓！”工人群众抬花圈上街，受到批评、阻止。

15日这一天，上午9时57分（1月8日周恩来心脏停止跳动的时间）上海港响起了汽笛，笛声持续37分钟。外滩、街口红灯亮着，所有汽车停驶，警察、行人全部原地肃立。

中午1时，又一批船拉响汽笛。

下午3时，北京追悼会开始的时间，汽笛群鸣，连外轮也鸣笛致哀。汽笛声在港口回荡，传遍整个大上海。

马天水三次电话到港务局斥责，派出联络员追查。

这时，工人、市民、学生、干部开始涌向市委大楼，人群和花圈拥满了大街。长航职工医院的高音喇叭对准市委大楼播放哀乐，哀乐在空中回旋，仿佛重磅炸弹投入市委大楼窗子。马天水写手令，让人去掐断广播。他们在医院大楼转了半天才找见隐蔽在小会议室里的唱机。“文工武卫”人员要求打开被乒乓球台挡住并紧锁的房门，被干部拒绝，一名团干部说：“你们可以开除我的党籍，悼念总理如果有罪，我愿坐牢！”

在1月寒冷、悲伤而又激愤不平的日子里，为总理佩戴黑纱的人群中，有一名沉默的青年，他就是江河。

江河（1949-），原名于友泽。1968年高中毕业，上山下乡。“文革”后期才有机会返城在一家工厂当工人。他自幼喜爱文学、喜欢音乐、绘画，曾与诗人多多、宫继隋有过一个三人游戏小圈子，常作彻夜谈。

“文革”10年，他经历了由单纯、幼稚到被欺骗、被扭曲；由苦闷、思考到觉醒、奋起的精神历程。在1月11日那个寒冷的冬日，首都百万群众伫立街头向总理告别的情景，仿佛是一幅悲壮而又令人战栗的油画，印刻在他的脑海中。江青一伙发表《大辩论带来大变化》这种强奸民意的批邓文章，深深刺痛了他。他想到了周恩来——一个人民英雄在历史中的地位，想到人民在“文革”蒙受的耻辱和苦难，他思考着人的尊严与地位，思考着光明的未来……他心中的泪搅拌着血，酝酿着诗行，这诗句像血滴渗下，一点一滴淌下来，逐渐汇聚成溪流，最后融汇成澎湃的波涛、洪流：

风吹动我的不安

吹动了我的民族的黑色头发

像我的夜晚一样黑暗，像我的夜晚一样不安

无数战死的灵魂在我头上萦绕

呐喊、真理、号角和枪声从历史中传来

如果血不能在身体里自由地流动

就让他流出

流遍祖国

为了黎明的诞生

又一个英雄死在夜里

把生命留给战斗的岁月

把看着未来的眼睛献给旗帜上的星星

灵车载着英雄纯朴的遗愿

像犁一样走过

冻结的土地松动了

埋藏了许多年的感情？

在潮湿的土地上翻滚

仇恨、爱、信仰，合着血

庄严地哼着挽歌

时辰到了

英雄最后一次

把自己交给火

在没有太阳的时候

熊熊燃烧——

《葬礼》

这首诗没有停留在情感的层面上，诗人的思绪大胆地飞翔，穿越广阔的时空，展开了一幅历史画卷。这是江河十年来积淀的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这种理性的清醒意识，把1月11日长安街告别灵车的画面延伸入历史的纵深。

2月13日《光明日报》头版登出“高路”（即梁效）的《孔丘之忧》，大批忧字，把悼念周总理的人民群众污蔑为“哭丧妇”。3月5日《文汇报》砍掉了周总理关于学习雷锋的题词。25日，《文汇报》一版文章竟然出现“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悔改的走资派扶上台”。后者指的是邓小平同志，前者是周总理。这种公然污蔑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怒。

在河南林县，郭小林读了2月13日的《光明日报》，看到江青一伙污蔑人民群众的哭泣是“哭丧妇”“哭哭啼啼”，他在租来的农民土屋中昏暗的油灯下，写下这样的愤怒的诗句：

人民的眼泪是封锁不住的，

一只手岂能把十六亿双眼睛尽遮！

啊！眼泪，我甚至怀疑你不是水，——

放进汽缸里就能爆炸起火；

我甚至怀疑你

并不来自眼窝——

洒在花圈上

白纸素绢全变成鲜红的花朵；

当心！它们全是熔化了的铅弹，

冲出来就能洞穿你们的心窝！

此时，在全国各地正流传着一份周总理的“遗言”，仅安徽一省就抄出“遗言”6903份，收缴30028份，可见它的流传之广，威力之强大。

第十五章 丙辰清明天安门运动前前后后 所谓的“周总理遗言”

这篇“遗言”的真正作者是杭州汽轮机厂23岁的青年工人李君旭。他也没料到这篇“遗言”能够在一两个月传遍大半个中国。在追查中，李君旭被捕，许多人受到株连，其中李君旭的父亲和同学，以及同学的姐姐、父母等十余人在这一案件中被捕入狱。

现将这份周总理的“遗言”转录如下：

我自第二次手术以来，病情曾有短期稳定。从下半年开始，癌症已经广泛扩散，虽然自觉尚好，但去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中央汇报一下近来的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激动。主席年龄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党和国家掌舵，是全国人民莫大的幸福，也是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主席在遵义会议时和我谈话的情景总是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为主席分担一些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保重。

……

朱德同志和剑英同志年事已高，要多锻炼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是可以摆脱的。但是，你们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我们是一辈人，跟主席这么多年了，更要以高昂的战斗精神，保持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关于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压力更多，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的。

……

同志们，长期以来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程。在这段曲折的路上，我们永远不忘怀那些在我们前面倒下的先烈。我们是幸存者，一九二六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的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们，死者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的。”我总想着，用什么来向他们汇报呢？……在此弥留之际，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们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点工作而感到内疚。但是展望文化大革命后，我国人民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的宏伟前程，展望本世纪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死对于共产党员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把生命交给人民的事业，而人民的事业是永存的。唯一遗憾的是我再也不能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加倍工作，为人民服务了。同志们，一定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关于我的后事，我向中央请求：一、将我的病情发展告诉全国，以免引起不必要猜测。二、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会应力求简单，请小平同志致悼词。三、骨灰不要保存，撒掉。

永别了同志们！

共产主义万岁！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这份“遗言”在1976年曾使千百万人感动的掉泪，纷纷抄转，其原因在于：它代表了亿万人民群众的心愿。在“遗言”中，周总理在弥留之际，还再为党和国家的命运，为了人民的利益进行思考，忠诚于革命事业，这种对人民对同志、战友的真挚情意感人至深，也确实符合周总理的精神品质。其中，“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点工作而感到内疚”一句，尤为动人心魄，催人泪下。

这篇“遗言”打动人心之处，还在于它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强烈心情：早日将国家的路线方针转向建设“四化”，以及肯定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来的巨大成绩，要邓小平承担更重的工作担子，要小平同志致悼词。这一切都是全国当时大多数人民群众和党政军干部的强烈愿望。

这份“遗言”曾引起“四人帮”的极大恐慌，他们把“遗言”作为“政治谣言”进行批判、查收。但它的精神力量是不可磨灭的。

这实际是借周总理的名义“代民立言”，是“文革”中人们所能运用的一种巧妙的表露心愿、传达思想情感的方法。所以，我们可以说“遗言”虽不是总理写的，却是人民群众写的，它属于文学创作。

“遗言”是一面镜子，折射出周恩来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也是一面鼓，敲击出了人民群众的心声。这是一篇出色的“散文”，不仅具有历史价值，也有文学价值。“遗言”是散文式的代民立言之作，体现了民心向背。

第十五章 丙辰清明天安门运动前前后后 丙辰清明天安门广场见闻

在清明节到来之际，中国人民在“文革”浩劫中长期积压的怀疑、不满和愤恨情绪，终于在全国爆发了。北京天安门广场就是这一总爆发的炽热的“爆心”。诗词，在千百万人民手中焕发出异彩，爆发出振聋发聩的威力。

如山的花圈上飘动着上千挽联，如海的匾额、条幅、诗词祭文汇成愤怒的呐喊，唤出纷飞的泪雨。读者如海似山，诵者声泪俱下，抄者废寝忘食。古今中外未曾有过这样的场面，一首首诗篇像一把把利剑，嬉怒笑骂皆成文章，直刺向“四人帮”。许多优秀的诗篇和散文在短短几日之内诞生，这些佚名作者的创作反映出文学艺术一旦为人民群众所掌握，成为革命斗争的武器，将会创造出何等的奇迹

丙辰清明节这一天，天安门广场上的参加者人数达到了最高峰，将近200多万人。

一位亲身经历、参与了丙辰清明节这一天活动的女青年记述了她4月4日在天安门广场所见的景象：

雄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耸立在花山人海之中。碑座的最高层，四周环绕着花圈和横幅。在“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这几个红色大字下面，安放着周总理的巨幅画像，画像下面是引人注目的“民族英魂”四个大字，再下面是一条黑底白色的巨大横幅：“我们日日夜夜想念敬爱的周总理！”

纪念碑四周的松墙和铁链上，系满了朵朵小白花，像是厚厚的一层积雪。

在正阳门和纪念碑的松树林里，挂起了一长排用大字报那样大小的纸书写的诗文，纪念碑和天安门之间的人海中，则是几道用花圈搭成的彩门，彩门上面都有巨大的横幅，其中就有20公尺长的布料制作的已为人们熟知的横幅：“若有妖魔兴风浪，人民奋起灭豺狼。”用红花扎成的“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这十几个镶嵌在铺满黄花的方板中的大字，悬挂在十几根高大的彩旗旗杆上，第一根旗杆还挂着一面用红花扎成的旗帜。

由彩旗往北，每隔几米就是一长排花圈，一直摆到天安门前高大的旗杆下面。在海洋一般的花圈中，有曙光电机厂敬献的30多个花圈，有北京重型电机厂敬献的引人注目的高达七米，重约千斤，全由金属制成的铁花圈。

旗杆的基石上，摆着北京大学革命教师敬献的一篮鲜花和另一个单位敬献的一瓶塑料花，花瓶放在铺有金色丝绒桌布的金属小桌上。一个盛着巨大的万年青的花篮被放到广场中央，距它不远处有一个用石纹纸做成的墓碑，上面工整地抄录了邓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在周总理追悼大会上致的悼词。

广场的每一根灯柱上，都挂满了花圈或花篮。其中东西两端灯柱上拴着一束气球，气球下面分别悬挂着“怀念总理”、“革命到底”的挽联，远远地就可以看到它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迎风飘扬……

这是哪个艺术大师设计、装饰的么？

不！它是万千革命群众的天才创造。……

从清晨到深夜，天安门广场被几十万人挤得水泄不通（被踩掉一只鞋，竟无法弯下腰来找到它，只好穿着一只鞋回家）。人们在这里有的宣誓默哀，有的教唱歌曲，有的发表演说，有的展示血书，有的拍摄照片；在这里，多少人热泪滚滚，多少人泣不成声……除了少数负有“特殊使命”的家伙以外，有谁不是满腔悲愤，热血沸腾？

第二外国语学院“童怀周”在《革命诗抄》中为搜集、编辑、出版天安门诗、文作出了巨大贡献。《革命诗抄》中搜集到一些优秀散文。

敬爱的周总理，您曾经说过“虽然我没有儿女，但是全中国的少年儿童都是我的孩子。”是的，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新中国的年轻人，都是您的儿女。我们向您庄严宣誓：……——

《献上我们的心》

呜呼，悲哉！栋梁之折，砥柱之毁，悲于原野，哭向逝川。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清明诔文》

一些小品文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如《给〈文汇报〉开的诊断书》（署名赤脚医生）：“读贵报三月十五日奇闻，真为你的身体担心，让我为你检查一下吧：哦，原来发了高烧；发烧引起神经错乱……”当这篇短文被诵读时，在人群中爆发出笑声、喝彩声。

《怀念周总理》一文写得感人至深，扣人心弦，令人振奋，催人泪下。清明节，一位青年工人手执半导体喇叭朗诵时，四周拥满了人群：

“……人民在想，在哭，在想着您，更重要的是，人民已经挺身捍卫您了，不，是捍卫人民自己的利益，您和人民本身就是一体。”

这篇短文如此感人肺腑，朗诵人声音呜咽了，听众许多人在哭泣，热泪滚滚。当青年人朗读到“敬爱的周总理，虽然我们知道道路的艰巨漫长，但今天，在纪念碑前，是您的精神火花使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和光明……亿万人民冲破重重阻力，为您举行了中国历史上全民族的葬礼”时，人群中有人嚎啕大哭起来了。人们向传来的哭声望去，见是一位警察在放声痛哭，都心潮起伏，思绪万千。由此可见，这篇散文具有何等感人的力量。

还有大量感人的挽联，这些挽联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山河与您同在

人民和您共存

一朵白花一颗心

八亿人民八亿碑

灰撒江河，不尽波涛，涓滴都是人民泪

志华日月，无际光焰，浩气长贯神州天

在四五清明，人民群众创作最多的最为感人的当然还是诗歌。它们诞生在与江青集团英勇斗争的狂风暴雨之中，当清查“反动诗词”时，无数人冒着危险将这些诗词珍藏在地下、花盆里、线团和蜡烛中、炉壁、荒山野岭……更大量的青年人为写诗、朗读诗而被捕入狱。这些诗篇是用血、泪、生命谱写成的。

在天安门革命诗抄中有大量优秀的怀念周总理的长诗。它们大多在百行以上，比较突出的有署名：冶金厂写作的《献给周总理的歌》；以及署名：10名工农兵学员写作的《请收下——献在纪念碑下》。

这两首长诗情感深挚，有如奔涌的江河，一泻万里。崇敬中不乏亲情骨肉之感，创痛之中渗透着温馨的情爱。它的战斗精神表现在一种充分自信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之中，这是一首优秀的抒情诗。

收下吧，

请收下接班人深情的鲜花。

手捧她，

我们仿佛看见您，

敬爱的周总理啊，

目光炯炯，

右手端在怀间，

巍然屹立在蓝天白云下。

……

到那天

我们将用震天的万门礼炮

将您隆重地唤醒，

把您请进壮丽的共产主义大厦，

请您在检阅台上给我们讲话，

再献上这样一束——

共产主义的鲜花！——

《请收下——献在纪念碑下》

在天安门诗歌中，不少带有民间气息，它继承了中国民歌淳朴、自然的传统。

花下诗

花儿虽少自家栽，

清明时节含泪来。

一束鲜花全家心，

总理在人民心中活万代——

一家老小（注：这是一束鲜花下面的诗。）

大量民谣式的句子，融口语入诗，妙然天成；“人民总理人民爱，人民总理爱人民”，“谁言献花是旧俗，明朝她死定无花”，“北大不大中国大，清华不清八亿清”，“三人十只眼”……

由于文化上的禁锢、钳制，讽刺诗多年来一直是缺门的状况在这次有了根本改变。讽刺诗获得了广大群众的喜爱，纷纷传抄。如《向总理请示》、《儿歌》、《斥“秃子”》、《读三月十五日〈文汇报〉有感》等。

向总理请示：

黄浦江上有座桥，

江桥腐朽已动摇。

江桥摇，

眼看要垮掉。

请指示，

是拆还是烧？——

普通劳动者　丙辰清明

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还从没有如此宏大的群众诗歌写作，在不长的几日之间像凿开了油井一般喷涌出如此众多的诗篇。1976年清明节在天安门广场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在写诗、朗诵诗、抄诗。人人在诗的激流中感动、流泪、疾呼呐喊，深沉思索。谁能说清在丙辰清明有多少人写诗？写出了多少诗篇？

1977年“童怀周”（北京第二外国话学院汉语教研室）组织正式出版的《革命诗抄》中共收有天安门诗词794首。旧体诗数量可观，有七言275首，词183首，合计458首，超出诗词总数的一半以上。这其中还未算入四、五、六言诗，如果计算在内共计555首，占总数的绝大部分。童怀周所编选出的诗句总计约8000多行。这当然仅是丙辰清明诗歌的一部分。

愤怒出诗人。天安门诗词激荡着真诚而炽热的战斗豪情。

天安门诗歌充分表现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动性，并确实推动了历史车轮的向前。在广场上，个人情感与民族的情感融为一体。诗歌与革命，文艺与政治，从未结合得如此紧密。这是中国文学史上旷古未有的现象。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将占有特殊的地位。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传统，在这一诗歌运动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扬光大。

4月4日深夜11点，在广场念诗、抄诗的许多群众被围捕，大量花圈、悼诗被破坏。广场上华灯齐放，成排的卡车驶来，工人民兵、警察、军人往车上装花圈。小花圈一下就扔上汽车，大花圈推到在地，几个人上去乱踩一气，踏烂了之后扔上汽车。挂在华灯上的花圈、花环被用大竹竿打落，人民群众用心血制作的花圈被打碎在地，在雨水中成了一堆污泥。

纪念碑四周堆积着如山的花圈，一时搬运不完，于是把西德进口的能升降的云梯救火车也开来了。有的消防队员站在升降台上解下系在高处的标语、挽联。有些消防队员爬到纪念碑座基上，把花圈和周总理遗像扔下去。下边的人则用竹竿往下钩。许多逃出广场的群众和下中班的工人们远远眺望这些行动。

一个小姑娘从书包里取出望远镜，清楚看到总理的遗像被那些人在脚下踩烂，镜框被打碎，花圈踏翻。那些人有说有笑，广场寒气森森，一片肃杀气象。

5日清晨5点，花圈被洗劫一空。愤怒的群众喊出“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出于义愤，烧了“四人帮”镇压群众的民兵指挥部小楼和停放在楼前的汽车。傍晚，广场被包围，许多群众被捕。

7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他们的一班秀才，在东大厅江青说：“我们胜利了，祝贺你们”。还煞有介事地说：“你们挨打了没有？”酒席上，张春桥指示，“这帮家伙写那些反动诗词，就是要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纳吉”，要求“工农兵通讯员”按照这个调子去写一篇公开报道。

在公开报道中，煞费苦心地引了一首诗，作为“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的重要根据：

欲悲闹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返了，

我们信仰马列主义，

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

见鬼去吧！

我们要真正的马列主义。

我们不怕抛头洒血，

四个现代化日，

我们一定设酒重祭。

这首诗，是两个不相识的人写的两首诗，被剪辑拼凑而成。做贼心虚的姚文元大段砍掉了歌颂周总理和痛斥“四人帮”的诗句，而后诬蔑说：所谓反对“秦皇”要“真正马列主义”，完全同林彪反革命政变计划中的语言一样，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煽动。

第十五章 丙辰清明天安门运动前前后后 清明节后地上文学与地下文学的斗争

丙辰清明后“四人帮”下令追查“政治谣言”，搜捕天安门事件和其他类似事件的积极参加者和“幕后策划行动”。一大批人被拘捕判刑，全国一片白色恐怖。

“四人帮”同时大造舆论，组织“首都工农兵歌咏大会”，参加者18000人，大唱歌颂“文化大革命”和批邓歌曲达40余首。5月16日，又为庆祝“文革”十周年，深入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由《诗刊》、《人民文学》、《北京文艺》联合举办诗歌朗诵、演唱会。

清华大学在很短时间内，创作出了数千首“批邓反右”诗篇。各系、班出墙报、黑板报、油印小报、大字报。工人、教授和工农兵学员登台朗诵。

五一节各种为粉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而编排的节目搬上了舞台。清华大学的舞蹈《翻案不得人心》，塑造了工宣队长洪刚的形象。舞蹈一开始，洪刚率领工宣队向上层建筑奋勇进军，坚定地把红旗插上教育阵地，突然几声枪响，洪刚负伤，鲜血染在火红的战旗上……

6月《北京文艺》发表短篇小说《严峻的日子》，小说中首都工人民兵卢建华与其父走资派卢川隆、其弟“小平头”卢建奇进行了坚决斗争。卢建奇在夜幕下悄悄地在纪念碑下贴反动诗词，被卢建华抓住脖领子。卢建奇乞求；“姐姐放开我！”

卢建华严厉斥责：“谁是你姐姐，走，跟我走！”在厮打中卢建华抱住卢建奇的腰喊：“同志们！快来抓反革命！”

卢建奇在垂死挣扎中，从腰间拔出一把匕首，狠命照卢建华头部刺去……扎在卢建华右肩上，刹那，鲜红的热血涌出溅在纪念碑汉白玉栏杆上……

一篇评论文章赞扬了《严峻的日子》，认为这篇小说好就好在，揭出了邓小平是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后台”。

在正义被虐杀的日子，在不允许流泪、哭泣的日子，青年诗人们从“地下”开始喷吐愤怒的火焰。这是地下文学中最成熟的诗歌，这是叛逆者的宣言：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北岛

1976年夏，在南京有所谓的邓小平与刘伯承元帅的七律诗两首在民间秘密流传。这两首诗显系“伪托”，但反映出了当时的民心向背。

七律·邓小平送伯承元帅

一封转送主席边，刺配蜀国路八千。

本为民众除弊事，岂敢白首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雨阻巴山车不前。

人生自古谁无死，我以我血荐轩辕。

七律·伯承元帅送邓小平

而今更信蜀道难，远涉重洋为轩辕。

太行岁月共思计，卧龙逐鹿定中原。

贵在功臣身不退，拼得白首挽狂澜。

宏策未尽天下叹，常谈中华泪如泉。

第十五章 丙辰清明天安门运动前前后后 丙辰狱中诗辰作

在丙辰清明节因为油印诗歌而被抓入监狱的朱亚平，被看守押进了“K”字楼监房的305囚室。朱亚平被推进来，人有点懵了，手猛拍牢门急呼：“同志！同志！今后咱们怎么联系呀？”外边的看守呵斥道：“谁是你的同志！”

在丙辰清明被捕的人们，在狱中也受到了非人待遇。当时的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明确指示：“对这些人要狠，不能手软！”

有一位看守，对“政治犯”十分凶狠，人们给他取了个绰号“狗熊”。他是个虐待狂，经常为一点小事毒打“政治犯”。当时光戴手铐的花样就有好多种，有前铐、背铐、紧铐等。有时紧铐紧到不能再紧，他就用脚狠狠跺，使铐子深深地陷在被铐者肉里，手腕很快肿起来，连铐子都看不见了。有的“政治犯”被戴上背铐，连吃饭也不许别人喂，只好趴在地上啃窝头，把整个脸埋在盆里喝菜汤。国家规定月伙食标准13元5角，每天吃的却是只有一斤粗粮，两小碗青菜汤，有时连盐也不放。每天唯一看见的肉是蛆虫、苍蝇。

在监狱中，丙辰清明入狱的“政治犯”们以高昂的战斗精神面对他们的狱中生活。为了使眼睛不致因牢房昏暗灯光而造成视力衰退，每日眼睛向铁窗的远方远眺。“K”字楼楼上，不时传出歌声：“……乌云遮天难持久，红日永远放光芒……”邻近牢房的战友也加入合唱，这支歌咏队的人愈来愈多，从走廊里传来叫骂声、“哗啦啦”镣铐声……

在丙辰清明节写诗、抄诗而被关进监狱的一名“政治犯”，到了狱中仍没有忘记写诗记述清明节的法西斯暴行：

开动了，

专制王的杀人机器，

狰狞的棍棒，

森严的枪刺，

向着赤手空拳的人群，

渐渐合拢，

步步近逼。

我的朋友，

怎能想像，

你，

我儿时顽皮的伴侣，

竟会血肉模糊地倒下！

向谁控诉？！

向谁抗议？

从你滴血、撕裂的肺叶，

叫出了尖锐的呐喊，

批倒法西斯，

还我社会主义！

一名“政治犯”在狱中写诗自励：

已有大路通青天，何惧目下蜀道难。

满怀希望看未来，冷蕊蓄芳待来年。

有人用一首打油诗概括了当时狱中的情景：

起床

起床铃声刚落，就听一声门响。

“队长”门外怒喝：“还不快去茅房？！”

放茅

蹲下没一分钟，墙上忽然灯亮，

剩下半截大便，咬牙收回肚肠。

早饭

窝头咸菜稀饭，胜似新侨西餐，

奈何数量太少，反而引起胃酸。

放风

一年难得几次，二十分钟放风，

且将阳光空气，尽量带回狱中。

正餐

泥沙蛆虫腐菜，做此“美味鲜汤”，

窝头犹如石头，专练铁胃钢肠。

午睡

囚犯实在幸福，每日午睡充足，

可怜此觉刚醒，肚子造反呜呼！

锻炼

咬牙坚持苦练，为的刀前昂站，

笑对门外死神：“刑场咱们再见！”

毛泽东主席逝世那一天，监狱内紧张极了，进入一级戒备状态，防止“阶级敌人”乘机闹乱子，对犯人调换牢房，限制活动。下午4时，犯人们被通知听广播，沉痛的声音传来：“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全半步桥监狱一片死寂，人们当时心情十分复杂，因为毛主席在世，江青集团不敢乱来，毛主席不在了，江青等人就会下手杀人了。朱亚平私下做好了两种思想准备，一是毛主席去世后，局势会产生变化，党内正确路线将取得胜利；二是江青一伙如果上台，后果不堪设想……

10月份的报纸，每一日每一张，朱亚平都进行了琢磨，从字里行间寻找迹象。10月18日，朱亚平听到遥远的地方隐隐有敲锣打鼓声，感到十分疑惑，10月18日不是个节日呀，怎么外边人民像过节一样热闹，莫非……但他不敢想了。锣鼓持续了三天，朱亚平几夜难合眼，再看报纸形势越来越明朗，巨大的胜利，仿佛晨雾中的庐山，正在渐渐显露出它的真正面目。当在报上看到鲁迅批狄克的文章，心中就有数了。

此时，看守们好几天不常露面，清明节前后入狱的“政治犯”们在囚室窗口与邻室互相以激昂的诗句对答，这种放肆的越轨行动，在几天前是不可思议的。战友们的心里是相通的，虽然彼此互不相识，但要表达的意思凭着几句古诗和毛主席诗词就能够巧妙地使对方理解。譬如：“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唱雄鸡天下白，万家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

22日晚上8点半，例行的联播节目时间到了，扩音器一打开，整个牢房都屏住了呼吸。播音员激动地声音使人们的心突突狂跳，“特大喜讯！……‘四人帮’……王、张、江、姚……”囚室中那盏发红的昏暗小灯下，有的人热泪滚滚淌过脸颊，朱亚平人站立起来手扶着牢门极力想听得更清楚些，广播一完，顿时整个“K”字楼沸腾了，所有的“政治犯”从地上一跃而起发出欢呼，泪水流在一起。“政治犯”们用力捶打墙壁，捶打铁门，隆隆的铁门仿佛一面面战鼓和天安门广场上震天的锣鼓声汇合在一起……

建国以来，史无前例地从各个牢房里传出激动人心的歌声、口号声、鼓掌声、抽泣声……各牢房中的“政治犯”不约而同地敲响牢门。每个铁窗内挤满了人头、闪烁的眼睛，“政治犯”齐声呼喊口号：“打倒四人帮！”口号声此起彼伏：“绞死江青！”“绞死张春桥！”“党胜利了！”“人民胜利了！”尖锐、嘹亮的声音冲破监区夜空……

囚徒一齐喊口号，拍手鼓掌，最后雄壮的《国际歌》声响了起来，所有“政治犯”都加入了合唱，歌声汇成一阵雄壮的“雷鸣”在监区上空回荡。狱方人员被这此起彼伏的歌声、口号声吓得惊慌失措，“不许喊！”“不许敲门！”这声嘶力竭的叫嚷引起了人们一阵笑声。在一刹间他们忘记了自己身在牢房之中，仿佛已和天安门广场的百万人民融为一体，自由地走入新的时代、新的生活……

这一夜，徐晓失眠了，郑红丹也失眠了，“唯当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眼前、耳边仍然翻飞着红旗、笑脸、歌声……她们一遍遍设想着这次胜利的规模，设计着自己今后的生活，思绪像不可驾驭的骏马奔驰不息……她们恨不能天一亮，就走出监狱飞回到蓝天白云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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