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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历史在这里拐弯——西安事变始末纪实》 正文 第二章 救国？误国？国人鄙弃蒋介石既定国策 ★日本人不领蒋介石的情：得寸进尺的攻城略地，使“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愈益苍白无力 ★国民党内若干要员向蒋公然说不：胡、李公开痛批蒋氏国策，冯玉祥独闯抗日禁区……政见之争下形成的新的派系，使国民党内裂痕再度扩大 ★民怨遍及全国：蒋介石的误国政策招致民众、学子持续不断的示威游行违背民意、触犯众怒对南京国民政府构成的威胁在1936年达到高潮 ★军队将领对蒋的不满更为加深：李济深领衔发起反蒋抗日福建事变，胡汉民死后引发两广危机，陈济棠、李宗仁等相继向蒋氏发难 1936年元旦这天，南京下了一场大雪。中国传统上有“瑞雪兆丰年”的说法，因而人们对这伴雪而来的新的一年寄托着无限的期望。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把他对1936年的期待写在一首诗里： 我做文天祥，我做史可法，我做岳武穆，我做颜真卿。 说到要做到，不为自欺瞒，欢迎你新年，你我要共勉。 另一国民党要员邵元冲在元旦的日记里也抒发了他的感慨： 时大雪纷飞，寒风凛冽，抚应国艰，不禁忾然。 两位国民党要员的新春寄语，显然是多了些沉闷和感伤，少了些对未来的憧憬和自信。然而，他们的心情，在此时的中国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国难当头，日寇得寸进尺，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老百姓感觉到的只能是伤感，只能是失望，谁人敢想象未来的一年，这一年的中国又该变成什么样子？ ★日本人不领蒋介石的情：得寸进尺的攻城略地，使“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愈益苍白无力 元旦这天刚刚平稳地过去，1月2日，中日之间又生摩擦。国民党第29军132师93团士兵在天津大沽搜查走私时，贩毒的日商大西洋行职员不仅不接受搜查，还对执行公务的中国士兵大打出手，冲突随之发生。尔后，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川樾茂还恶人先告状向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中方：一、正式道歉；二、撤销大沽驻军及公安局负责人；三、将“肇事”者逮捕、处分；四、赔偿损失；五、以后不得再有“侮日”行为；六、保障不得再有类似事件发生。 宋哲元被迫委曲求全，在公开道歉的同时，冀察行政当局还作出两项决定：一、赔偿日方400元；二、29军不准进驻塘沽、大沽，地方治安由冀东（伪）保安队负责。 在宋哲元接受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川樾茂“抗议”的同时，日本关东军参谋、驻承德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代表日方再提无理要求，谋求中方让出察北沽源、康保、化德、宝昌、张北、商都6县行政权，由日本顾问和伪方人员接管……对此类涉及中国主权的问题，宋哲元不敢擅处，只得报告蒋介石。蒋氏也是苦无良策，致电宋哲元：“本维护领土完整原则妥慎处理察事。”这实际上是要宋在留有脸面情形下的再次让步。宋哲元领会了最高当局的意图：满足日本所提察北6县改驻（伪）保安队的要求，但坚持伪军李守信部撤回多伦。日本人给了蒋介石面子，而南京国民政府则以失去6县的控制权而再次取得了暂时的苟安。 但安宁只有几天。1月5日夜10时许，北平日军士兵30多人演习回城，朝阳门中国守军因为开城门稍迟，日军士兵便开枪击伤中国守城警士张玉亭和保安二队班长张世挺。尔后，日方却反诬“中国士兵对日军射击”，并由驻北平武官向宋哲元提出抗议，宋哲元又一次扮演了有失国人颜面的角色：向日方赔礼道歉，答应惩办朝阳门事件中被打伤的中国军警，并应日方要求委派石友三出任北平保安司令，此事才算了结。 而日本侵略中国、灭亡中国的目标并不会因此而予以改变，日本军部抛出的1936年对华政策方针，在陆军省给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处理华北纲要》的指示中，有着堪称详细的阐述。它指出：处理华北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华北五省自治”。具体步骤是：“先逐步完成冀、察两省及平、津两市的自治，进而使其他三省自然地与之合流。”当前要“支持冀东自治政府的独立性，在冀、察自治基本可以信任之时，尽快使其与之合流。”由中国驻屯军全盘负责华北独立运动，原则上以冀察、冀东两当局为对象，坚持内部指导为宗旨，指导的重点放在财政特别是金融、军事和对一般民众的指导上。 控制华北五省仅仅是日本侵略目标的一部分，日军侵华的胃口大得惊人。关东军此前制订的《对蒙（西北）施策要领》提出的目标是，“伴随华北工作，使内蒙自立于中央”，并“向绥远发展，扩展到外蒙古及青海、新疆、西藏等地区”。陆军部指示关东军：“内蒙工作的范围，当前为锡盟、察盟、乌盟，如有可能包括阿拉善地区。要使上述地区实现中国政权实际上政令不达的目标。” 此时，南京国民政府才算明白，原来，“醉翁之意不在酒”啊，日军频繁制造事端，目的是站稳华北，再占西北诸省。 但是，这一对华政策还没有正式实施，日本国内就发生了旨在推翻冈田内阁的军事政变。2月26日凌晨时分，主张天皇神圣论的20多名陆军青年军官，率领1200名步兵包围了日本陆军部、参谋本部、国会大厦和首相官邸。首相冈田启介侥幸死里逃生，但是包括内大臣斋藤实、财政大臣高桥是清、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等官员均被枪杀。 第二天，天皇下达命令镇压叛军。十几天后，广田内阁诞生。在“二二六事件”中，裕仁天皇亲自参与整肃军队，并打破现役军人不得参政的惯例，把那些主张对华作战的野心勃勃的年轻将军擢升到军部首脑机关和内阁里来。新内阁旋即决定增加巨额军费，大力发展军事工业，把日本经济全面转入战争轨道。 日本发生的政变，不仅对日本政局造成严重影响，而且引起了日本对外政策的重大变化。这个变化使中国首先成为受害者。新内阁主张加快对华战争的步伐，提出：现在已经到了“中止帝国对华政策的抽象论”，“改变对华政策的根本观念，树立作为国策的新政策之时了。”关东军对华政策的根本观点是：要“从人文及地理观念出发，分离中国大陆；使已分离的各地区与帝国直接联系，并依靠帝国的国力阻止各分离势力的矛盾；以维持各地区的和平与民众的经济繁荣为目的，实现中国各地根绝排日与日满华提携。”这就使冈田内阁制订的“华北自治”更进一步变为“华北分离”，进而殖民化全中国。 日本新的对华政策出笼后，马上付诸实施。从4月18日起，便向天津地区增兵，并实行新的作战编制，兵力由原来的2200人增加3倍到8400人，体制由原来的一年轮换制改为永驻制。 日本对华政策的大幅调整，并加快全面侵华战争的准备，引起了国民党高层的重视。蒋介石密切关注这一事态的发展。但是，要抗日，就必须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而这一政策是蒋介石奉行多年的既定国策。日本的大举进犯，迫使蒋介石考虑他最不愿考虑的问题。 这不能不说到蒋介石亲手制定的内政外交政策的基轴——“攘外必先安内”。 这一政策的首次公开始于1931年的7月23日，蒋介石在《告全国一致安内攘外》中说： 惟攘外必先安内……如无粤中叛变，则朝鲜惨案，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 从蒋介石这段话看，“攘外”是指对付一切外国侵略势力；“安内”既指消灭共产党的革命武装，也包括削弭胡汉民、陈济棠等反蒋派系的政治和军事反抗活动。 蒋介石这个讲话不到两个月，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由于日本扩大侵略中国并引起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原来反蒋派系的政治态度有所变化，蒋提出的“安内攘外”的含义逐渐缩小，变成专指内对中共、外对日本的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关于内政、外交的政策基础。 蒋介石为何要把消灭共产党置于应对日寇对中国的侵略之先呢？ 蒋氏认为，抵御日本侵略乃是手足捍卫头脑，“围剿”红军则是拔出“心腹疽毒”。按照他的理解，日本虽然掠我国土，杀我子民，但他还可以卖国求荣，苟且偷生地继续掌权，而共产党就不同了，它的目标是要推翻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因而，共产党才是蒋氏政权的最大威胁。蒋介石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而不得。这就再明白不过了，蒋介石制定政策，考虑的不是民族的存亡、国家的兴衰，而是怎样保住自己的权力，延续自己的统治地位。 如此充满个人私欲、不顾民族和人民利益的谬论，蒋介石还生怕别人听不明白，不遗余力地进行宣扬。他专门在庐山设立军官训练团，自任团长，委任陈诚为副团长，召集全国军官轮流受训，灌输“攘外必先安内”的理论和对蒋介石绝对忠诚的思想。在国民党政府军中一提“蒋委员长”，或一提“领袖”就必须立正的规定和风气，就是从此开始的。 蒋介石发表了一篇又一篇讲话，阐述他的思想。影响较大的有：《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剿匪成败与国家存亡》、《剿匪要实干》、《蒋委员长告各将领先清内匪再言抗日电》，等等。蒋氏在这些讲话中，“严令剿匪部队，在匪未清前，绝对不言抗日。希望党政军各方同志，须专心剿匪。”他反复告诫部属：国家大患不在日本的侵略，而在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在一次讲话中，蒋介石开宗明义地指出：“这次剿匪，是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为什么呢？他说：“在外患日迫，帝国主义严重压迫之下，中国内部若是仍无办法整理，则中国必不能继续苟延存在。”为什么不先“整理内部”中国就无法存在了呢？他的回答是：“现时的匪区，是中国的中心区域，中心区域的匪患，真是国家的心腹之患，此时如果不能立即肃清，中国就决不能够复兴，唯有灭亡而已。”这些话，事实上显然是缺乏根据的，因为红军长征之途，那可谓大部是地老天荒之地吧，但蒋介石依然是兴兵数十万，穷追猛打。 为了消除共产党这个心头之患，蒋介石把如何与共军作战的原则，编写成《剿匪读本》、《军人精神教育》、《孙吴兵略问答》、《步兵操典纲领》、《曾国藩剿捻实录》、《增补曾胡治兵语录》、《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新颁党政军条规及行营第四厅新颁各条规则》、《剿匪部队训练要旨》、《封锁法规汇编》等13种书籍，发放范围从基层军官到高级将领。 纵使蒋介石对付共产党想尽各种办法，但其错误的战争指导终使其如意美梦成为异想天开。 蒋介石对自己那套置民族、国家大义而不顾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理论也感到心虚。为了证明这套政策理论是有根有据、不是他凭空杜撰，苦思冥想之后，终于从历史上找到了根据，这就是1840年以来的晚清王朝。从慈禧到宣统，都是靠对外屈膝投降、割地赔款，对内高举屠刀，镇压反抗而维护其没落统治的。蒋介石也要学习晚清的皇帝，国家虽遭受劫难，自己却稳坐“龙椅”。他还号召军队高级将领学习曾国藩，要像当年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那样，消灭共产党和红军。1936年4月28日，蒋介石在湖南长沙对教育界发表题为《军训之目的与救国的基础》训词，明确提出了学习曾国藩的任务。他说：“曾国藩、胡林翼一班人……所表现的精神和所作的事业……是值得我们钦佩的。尤其是可以为我们各位同志效法的，当时一方面有太平天国的内忧，扬子江流域各省，几乎完全失陷，一方面又有英、法诸国的外患，压迫侵略，时时危急，当时如此纷乱危险的国家，就是因为你们湖南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这几位豪杰，几位先贤，能够乘势奋发为雄，就将大局挽救过来，使一般同胞的痛苦，能够解除。” 蒋介石更自比曾国藩、胡林翼，而把红军领袖朱德、毛泽东比作是太平天国时代的洪秀全、杨秀清。他说什么：在中国历史上所谓改朝换代的时候，都有土匪发生，而且土匪的力量都是极其强大的。现在的匪患正是同样的现象。现在赤匪许多组织的方法，亦不过是很粗浅地抄袭洪、杨时代的方法罢了。可是太平天国虽有极严密的组织与纪律，终究却被曾国藩、胡林翼打败。现在的“共匪”朱、毛，决比不上太平天国的洪、杨，难道我们自己就连曾国藩、胡林翼都比不上吗？ 蒋介石对日本入侵的忍让也是有底线的，这就是保住他的政权，保住他的统治。然而，日本步步紧逼，不断挑战他的“底线”，使蒋介石始终有一种如临深渊的感觉。但与日本开战，又是蒋介石只要还有一线生机就决不选择的道路。他认为，日本太强，中国太弱，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根本没有抗御日本侵略的能力。他曾经对他的高级将领说，我们“国家的生死存亡，完全操在日本人手里。他要我们哪天死，我们就不得不哪天死。” 但是，蒋介石也不是不想赶走日寇，他只是不愿伤了自己的实力。他怕就怕自己与日军拼杀“伤筋动骨”之后，没有足够强的力量对付党内的反对派和消灭共产党。因而，他把在日军铁蹄下获得解放的希望寄托给了英美等外力。希望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让盟军来解救自己。他采取与日本兜圈子的方法，避其锋芒，以拖待变。 这种自以为是“救国”之法，实则“误国”之举。蒋介石越来越多地听到对他的既定国策的不满。这种不满，开始还仅仅是不同观点的争论，而后逐渐发展为一边倒的声讨之声。 ★国民党内若干要员向蒋公然说不：胡、李公开痛批蒋氏国策。冯玉祥独闯抗日禁区……政见之争下形成的新的派系。使国民党内裂痕再度扩大 南京国民政府是一个取代北洋军阀政权之后建立起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它是在新老军阀及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从一开始其政权基础就不稳固，各派系的斗争此起彼伏，并引发了多次政治危机。但蒋介石不愧是处理这类争斗的高手，他采取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明的、暗的等各种手段，制服了一个个对手…… 当然，这里面也有口服而心不服的，更不乏表面上“俯首称臣”，但内心却不甘心失败的。这就使其政权内在地潜藏着不稳定、不和谐的“音符”，一旦形势发生变化，就会不断有新的反对派冒出来。 而蒋介石的“攘外安内”政策公然挑战了全体中国人最朴实的民族感情，这就不可能不在国民党内引起反弹。 第一个敢于跟蒋介石“叫板”的是国民党元老胡汉民。 胡汉民，祖籍江西庐陵，1879年生于广东番禺县一个书吏家中。原名衍鹳，后改名衍鸿，因在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时常用“汉民”这个笔名，后来这就成为他的正式名字。 辛亥革命时期，胡汉民是孙中山的主要助手之一。同盟会成立时，创办报纸宣扬革命是孙中山交给他的主要工作。后胡汉民征得孙中山同意将拟办的报纸取名为《民报》，而该报创刊号系由孙中山口授内容他亲自执笔撰写成稿。胡汉民实际上担任了《民报》主编的工作，受命掌握革命党的主要舆论喉舌。在胡汉民主持下，《民报》集中宣传民主革命纲领，批判改良主义谬论，使革命党在国内外的影响迅速扩大。在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中，胡汉民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他政治升腾的起点，由此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从1906年起，胡汉民开始投入反清的武装斗争，他与黄兴一起组织了钦州河口起义，领导了广州新军起义和广州起义，虽然这几次起义都告失败，但却奠定了他从事武装斗争的根基。在随后光复广州的斗争中，未动兵戈便获大胜。在辛亥革命后成立的广东军政府里，胡汉民成为首任都督。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胡汉民出任总统府秘书长的要职。1914年7月8日，国民党在东京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时，孙中山被选为总理，胡汉民成为政治部长。在重新履行入党手续时，胡汉民又担任孙中山入党宣誓的主盟人。1924年1月，在改组后的国民党举行一大期间，孙中山指定由胡汉民、汪精卫、林森、李大钊、谢持等5人组成大会主席团。是年5月，孙中山患病，胡汉民被委以代理大本营事务的重任。年底，孙中山北上之前，正式委任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并代理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显然，孙中山是把胡汉民视为自己的接班人而加以培养的。但是孙中山在几个月后很快逝世，特别是孙中山在病重期间汪精卫一直随侍在侧，并由汪精卫亲手记录和传达了先总理的“临终遗嘱”，这使汪精卫有了“亲受遗命”的资本，其身价陡然上升，让胡汉民第一次尝到了与“第一把交椅”擦肩而过的苦涩。但胡汉民作为国民党内三大巨头（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之一的地位，仍是不可动摇的。 蒋介石“攘外安内”政策提出以后，胡汉民立表质疑。他特别痛恨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1932年初，他在复汪精卫的电报中说：“此时国家民族最大问题，亦莫过于抗日剿共，只须中央行责任内阁之职权，贯彻吾党数月来共同确定之政策，而吾辈以在野之身，竭诚为政府之助，则对内对外，自能发展，开一新局势，以孚国人之望。”这段话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正式提出“抗日剿共”的口号，这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显有区别，且公开表达了对蒋介石政策的不满；其二，表示支持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政策；其三，决定不参与中央政事，保持“在野”地位，这也是对蒋、汪控制的中央政府感到失望的表示。 接着，胡汉民于3月24日在香港发表谈话，在痛斥蒋、汪在淞沪抗战中对奋勇抗敌的19路军和张治中指挥的第5军不予积极支援且多方阻难行径的同时，还提出了与南京国民政府不同的政策主张： 1．对沪战为切实之应援，务将暴日逐出上海； 2．集中民众力量为抗日中坚； 3．迅速檄调以抵抗为主义之劲旅。收复东北失地； 4．严整沿海各省战守之备，真实谋长远之抵抗；外交仍推行孙陈（孙科、陈友仁）对外政策，确定东北与沪案为整个问题，日军未退沪前，无交涉可言。 胡汉民的上述主张，尤其是关于集中民众力量作为抗日中坚、严整战备作长期抗战、驱逐暴日、收复东北失地各点，抓住了抗日救亡的关键，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要求。这在当时的国民党要人中，极少有像他这样态度坚定、抗日目标明确的。 胡汉民在反对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的同时，对共产党的态度也有所转变。1931年1月，胡汉民创办《三民主义月刊》，这个刊物发表的文章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教育等方面，但批判“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和法西斯独裁统治，则是该刊经常的论题。胡汉民自己也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他写的一系列政论文章直指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他在《跋日人关于各国对日经济封锁之应付计划》一文，指出屈辱求和是不可能的：“东北之亡，亡于不抵抗，不抵抗非和也；今日一抗议，明日一声明，邦交依然，互市如旧，亦非所谓和也；呈诉于国联，乞怜于列强，奴颜婢膝，觳觫以承望他人之眼色，既非日降，又非日和；不降不和徘徊莫定，尤非有廉耻知气节之国家所宜尔也。则今日之事如何，日‘唯战’。战败，是亡而非降；战而胜，则国家赖以独立，民族赖以生存。” 在《什么是我们的生路》一文中，胡汉民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的生路只有一条，就是对日抗战。”这篇文章有三个旗帜鲜明的观点引人注意： 其一，批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认为“抗战只是求生的自卫的最低限度的举措”，“因此内部而安固须抗，内而不安也要抗”，否则“情愿束手待毙，不会成了亡国的天经地义吗？”“我从一切历史的事实相信惟攘外可以安内”，根本的说“中国今日，只有攘外的问题，没有安内的问题”。“以剿共为安内，这是一种错误”。 其二，提出抗日重于“剿共”。他说：“南京国民政府呢，至今依赖他人，不肯作实际之抵抗。号称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不抗日而‘剿共’，在榆关陷落热河危急之时，借口赣共猖獗，便一溜烟跑到南昌去了。我不是说共不当剿，抗日‘剿共’是两年来所抱持的主张，可是权衡轻重，则在今日情势之下，抗日尤重于‘剿共’。” 其三，主张推翻不抗战政府。他斥责南京国民政府“从无抵抗、无责任、无办法的三无主义到不抗、不和、不守、不走的四不主义，是南京国民政府应付日本的唯一主义”。“我们所要求的只在如何督责‘勇于对内，怯于对外’的当局，把我们的信念由‘托之空言’，转移到‘见诸事实”’。“唯有对日抗战是我们的生路，假如政府不抗日，那我们便说唯有推翻不抗战的政府。”“联合抗日的同志，抗日的国民，共同负起向日本抗战的责任”。 1934年到1935年，胡汉民抨击蒋、汪错误政策的初衷不改。他在纪念“九一八”事变3周年的诗中写道：操戈同室疏能间，遂使门开揖盗来。万国衣冠齐齿冷，两河忠义未心灰，竖儒讵有和亲策，儿戏先闻大将台。生聚十年堪借口，不须新火感榆槐。表达他对蒋、汪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使敌人有可乘之机，以致侵略日深的不满；同时也揭露人民在要求抗日，而蒋、汪却借口“十年生聚”，屈辱求和拒绝抗日的事实。 对于胡汉民不断地与自己“唱反调”，蒋介石是非常嫉恨的。只是惧于胡在党内的资历并顾忌几年前“软禁胡汉民”所掀起的轩然大波，而采取隐忍态度罢了。习惯于独裁却还要在表面上显示党内团结的蒋介石，也想利用胡汉民来为其“装潢门面”。在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选举胡汉民为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后，便频频邀请胡北上南京主持中央大计，胡汉民猜透了蒋介石的心思，在与幕僚商议后，定下了暂缓北上的决心。这使蒋介石用心良苦谋取党内“团结统一”的计划受到打击。此时，国民党的另一个中枢人物汪精卫，也学着胡汉民的样子，悄悄地从上海去了欧洲，过起了在野般的日子。为了掩盖蒋、胡矛盾，南京方面极力抹杀双方政治上的分歧，一再放出待气候转暖胡即北上的消息。针对南京的宣传，胡汉民于1936年2月22日公开发表谈话，指出：暂缓北上，不是什么健康问题，关键在如何救亡问题。胡汉民在这次谈话中进一步批驳了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其要点如下： 一、指出日寇侵略日深根源在蒋介石、汪精卫的错误政策。谈话说：“盖九一八事发，日人初无一贯计划，不料其有如此之顺适，假使南京国民政府当时能以武力抵抗，或严重交涉，自不至于今日。乃南京国民政府既不抵抗，又不直接交涉，一味依赖国联，……一味向日本叩首，日人乃得在对国际宣称防共，与看透中国不抵抗之两种投机下，肆所欲为，得寸进尺，结果此数年间便铸成中国今日危机及蒋、汪两先生之错误。” 二、指出南京国民政府坚持错误，不愿改正。他说：“以余观察所得各方报告，南京当局此种错误未曾改正。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中央政府后，依然僵局一个。在最近复有调整中日问题之进行，其调整原则据日方负责人宣称，且谓已经南京当局认可者有三：第一，中国承认伪满；第二，日本派兵来中国协助‘剿共’；第三，中、日、伪同盟，中国不得与他国合作。此种原则如果成为事实，则不特割弃东北四省，简直中国已侪朝鲜而为日本之保护国矣。” 三、表示问题不在他是否北上，而在南京国民政府是否以实力抗日。胡汉民说：“余现在想如何促进南京当局之觉悟，与如何团结抵抗力量，以从事于救国。在此问题未有解决以前，即使余到南京或上海，亦于国事无补；如其此问题得到解决，则余北上或不北上，俱于国事可为也。” 胡汉民这种坚持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实力抗日的立场，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他同蒋介石的矛盾斗争，虽然带有政争色彩，却已超出政争范围，成为当时抗日救亡斗争的一个特殊部分。当时日本外相广田提出灭华三原则，南京国民政府表面上没同意，暗中却有交易；中国工农红军组成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准备抗日，蒋介石急从洛阳、徐州、浦口等地调兵30万，会同山西阎锡山晋系军队进行围攻；平津学生要求抗日，蒋介石下令进行大逮捕。在这种情况下，胡汉民公开站出来抨击蒋介石的错误政策，揭露“广田三原则”的灭华实质，要求团结抗日力量，共同对外，显然是值得肯定的。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广西绥靖主任、后来曾担任中华民国代总统的李宗仁，也向蒋介石的错误政策发起挑战。 在李宗仁看来，日本侵略中国的目的，即是灭亡整个中国，那么中国的抗日战争，就是整个民族求生存的战争，就是全体国民性的战争。不是战不战的问题、什么时候战的问题，而是如何战的问题。他主张对日实施“全面战”，即：反对局部抗战，主张全线抗战；反对单靠军队抗战，主张全民抗战；反对单纯军事抗战，主张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总体抗战；反对一党一派的抗战，主张联合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友军和一切抗日民众力量的举国抗战。 1936年4月17日，李宗仁在广州接受记者采访时，以“我的主张——焦土抗战”为题，系统地批判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著名的“焦土抗战”理论。 李宗仁首先驳斥了南京国民政府所谓“以依赖国联仲裁和美英干涉为唯一政策”的“依赖主义”。他指出，这种“单纯依赖外力论”，乃为一种“出于幻想的机会心理”。如果“不能以自力抵抗侵略，唯坐等国际机会之到来，恐世界战争尚未爆发，而中国则已成为涸鲋矣”。要挽救民族危亡，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国联不可恃，列强不可恃，联英、联美不可恃，可恃者以自力耳”。他以“天助自助，自助人助”的格言号召尚有爱国之心的中国人，振奋民族精神，以举国一致抗战回击日本之无厌侵略！ 李宗仁又针对“不抵抗主义”者所持的另一依据——“退让求和”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他说：“吾人以土地权利事日，直如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此种恶果乃“适足诱致日本军阀对华之无厌进攻”。 李宗仁还针对“不抵抗主义”之中心论点“安内而后攘外”论和“忍辱和平，徐图准备”的“准备主义”作了重点批驳。他指出：“九一八”以来，中国之所以精神上未能一致，只因为对日政策未能一致，如欲完成中国实际上的统一，必须首先发动举国一致的抗战，“安内惟有攘外，统一惟有抗日”。对待抗战准备的问题，我们准备，敌人也在准备，而且敌人的准备比我们更快。人家走百步，我们走一步。如果要准备到同他一样才来抵抗，我们就永远不会有抵抗的一天。他直言揭露说：“九一八”以来，我们日言准备，但多准备一年，即少见了几省；多准备一天，即多一桩丧权辱国的协定，所以这种亡国的谬论如不改变，只有待机去做亡国奴罢了。总之，“抗战则存，屈服则亡”。“只有彻底摒弃‘不抵抗主义’，立即对日作战，才是中华民族当前之唯一出路”。 李宗仁并针对所谓的“日本武器精良，中国武器落后”的“抗日三天亡国”谬论，批驳道：战争胜负并不是决定于军事设备而决定于被压迫者的坚决牺牲精神，“被压迫民族之恃以抵抗强暴者，不在飞机大炮，而在坚定之民族意志”，这正是日本难以征服中国的地方。李宗仁坚信，在未来的中日战争中，“中华民族居于被侵略之地位，必能踔厉发奋，万众一心”，而日本之好战者“仅为少数野心军阀”，大多数日本国民则将处于“消极甚而至反抗之地位”，“中国抗日不独无失败之理由，且最后胜利必归我国”。 李宗仁敢于公开批驳蒋介石，并提出与蒋介石主张相悖的抗战理论，除了他的民族情感、政治胆略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李宗仁对中日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国际关系，乃至战争性质作了全面考察、分析，看到了中日一旦开战总体上对我们有利的因素，远远大于不利因素。李宗仁认为：军事上，“一旦战争爆发，日军虽可封锁我海岸，侵占通商口岸，但却无法割断我全民族之生命线，农民仍可耕种劳作，自给自足。只要抗战爆发，各国断绝其原料来源和封锁市场，即不难置日寇于死命；政治上，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对外疯狂侵略使日本政局陷入极度不安。而我国则因为被侵略之故，国民必能一致团结，奋起抗争，以拯国难。”从国际上看，美、英等西方大国都已认识到法西斯对世界的危害。日本在远东势力的膨胀，势必加剧与英、美、苏等国的矛盾冲突，诸列强国家虽无发动对日战争的决心，但日本则因公然撕毁华盛顿条约，退出国联，国际环境已陷入孤立。我若实行坚决抗战，自可取得列强的同情及援助，而日本则因中国战场旷日持久，实力被消耗，列强将乘机制服它。只要我们能够奋起抗战，坚持到底，敌人的弱点、短处就会日益暴露，我们的优点、长处就会日益发挥，日本不但不能吞并中国，而最终必将陷入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汪洋大海。 在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中枢当局尚无抗战决心、压制抗日力量、堵塞抗日言论的当时，李宗仁有胆量对当局的既定国策提出质疑，并系统阐发他的具有政治远见和战争谋略的“焦土抗战”理论，是可贵的，可以说他后来能够建勋台儿庄、成为抗日名将也不是一日而成的侥幸之功。 蒋介石的错误国策，在国民党党政高层，由个人分歧，逐渐引发为新的政见之争，形成主战派和主和派两大阵营，使原来本就比较复杂的派系又出现了新的裂痕。围绕抗日还是退让，主和派主要是蒋介石、汪精卫控制的南京国民政府和过去的亲日派，他们坚持对日妥协，积极反共的政策。主战派主要是在国民党军政人员、地方实力派中的若干富有民族正义感和爱国心的人士，如冯玉祥、李济深、李宗仁等。 但对日主和的妥协派却掌握着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中枢的主导权，1932年的淞沪抗战，发生在蒋介石不情愿的情形之下，因而一开始就决定了这场战事的结局。这一战事爆发前后，蒋介石竞指使军政部长何应钦连续三次急电19路军：“着该军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毋妄动，以免妨碍国防大计。” 1月31日，何应钦又致电蒋光鼐、蔡廷锴和上海市长吴铁城，要求接受各国领事的调停。并命令19路军“严守纪律和秩序，非有上官命令，不得任意射击，在前线部队尤需遵守”。19路军在上海孤军奋战，英勇杀敌，南京国民政府不但不调兵增援，何应钦还以特急电令蒋光鼐等，着令原配属19路军之航空队“除对日机加以抵抗外，即对日海军决不抛投炸弹！”并严令19路军：“南市守军不得有挑战行为，如日兵舰或军队未向我射击时，不许发弹射击，避免南市糜烂为要！”这样，长江口和黄埔江内日海军可任意行动，日军飞机可在战地上空自由飞翔，支援地面陆军作战。而19路军却不得不以血肉之躯，孤军局促于长江、黄埔江和苏州河之间的淞沪三角地带与敌作战。 当19路军与日军在上海激战之际，南京国民政府所属部队不少官兵激于义愤与爱国热情纷纷请缨杀敌。何应钦对请缨者回电警告说：“各军抗日请求，非得军政部之命而擅自开拔者，虽意出爱国，仍需受抗令处分！” 国民党陆军87师261旅旅长宋希濂后来回忆说：他面见何应钦，陈述官兵请求开往上海参战的愿望时，何应钦听后，板着面孔说：“19路军不听命令，叫他们撤离上海他们不撤，反而同日军打起来了，破坏中央的整个政策，弄得很难处理，你们还来要求开往上海参战吗？这是不行的。” 淞沪抗战的结果，最终以19路军被迫撤出上海，中国与日本签订又一城下之盟式的停战协定而结束。 主战的抗日派虽然无法左右中央决策，但他们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向当政者施加压力。他们中的一个重要代表就是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常委、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要职的冯玉祥。当年，他曾兴兵响应讨袁，力挫张勋复辟，发动北京政变，参与北伐，将末代皇帝溥义驱出紫禁城，为国民党从北洋军阀手中夺得政权建立了功勋。中原大战后，冯玉祥被蒋介石挫败丧失军事实力，很少再问政事。但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使冯玉祥不能坐视。1931年12月，在南京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冯玉祥不顾蒋介石的反对，提出了“共赴国难、收复失地”的提案，得到许多国民党军政要员的支持。会后，他又奔走于上海、南京、洛阳等地，呼吁蒋介石、汪精卫等人主持救国大计。 蒋介石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在依靠政府抗日不成的情况下，冯玉祥把对“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对意见写在了他的行动上。他决意自己组织部队抗日。促使他树起抗日义旗的是他的旧部吉鸿昌。吉鸿昌从海外回国后，在拜见他这位老上司时给他带来了一条实现抗日的主意，即与共产党联合，建立抗日武装。冯玉祥对这个意见表示赞成。于是，他移居于自己旧部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的驻地张家口，联络宋哲元等旧部着手筹组抗日武装。此时，日军进犯山海关、热河，随后又进攻长城各隘口。蒋介石的进一步妥协政策，不仅使中国守军坐失战机，而且更加激起了全国各界同胞的抗日义愤。全国许多省市的民众团体纷纷电请冯玉祥举旗抗日。这为冯玉祥施展他的抗日抱负提供了有利时机。他迅速响应全国同胞的请求，毅然表示：“热河沦陷，察省眼看不保，我既然住在这里，必须拿起枪来，实行抗战。我跟大家一起这样做，蒋介石一定会反对我，掣我的肘，拆我的台，甚至还会给我加上一些罪名。我们手里的军队很少，察省地方又苦，则是眼前的具体困难。可是，只要我们树起抗日的大旗，广大有爱国思想的民众和军队，都会拥护我们，帮助我们。” 1932年5月26日，冯玉祥在张家口通电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自任总司令。冯玉祥表示：要“率领志同道合之战士及民众，组成抗日战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争取中国之独立自由。”接着，召开了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同盟军纲领决议案，规定同盟军为革命军民的联合战线，以外抗暴日、内除国贼为宗旨。还规定取消苛捐杂税，改善工人、农民、贫农、士兵生活，释放因爱国而遭拘禁的政治犯，保障民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武装之自由等为纲领。会上，成立了军事委员会，以冯玉祥、方振武、孙良诚、吉鸿昌、宣侠父等11人为常委。 会后，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后又委派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出兵收复察省失地。抗日同盟军在一个月内攻克康保、宝昌、沽源、多伦等地，使察省失地全部收复。 抗日同盟军的捷报震惊中外，全国人民受到极大鼓舞。冯玉祥决心乘胜前进，进一步收复失地。7月27日，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亲任委员长，下设秘书、政治、军事、经济等局。此时，抗日同盟军已发展到10万多人，照此发展下去，当可对遏制日军进犯华北发挥有力作用。 但是，冯玉祥此举无疑公开挑战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这是蒋所不能容许的。蒋授意军政部长何应钦诬蔑抗日同盟军会“惹祸”。冯玉祥据理进行反击。他在向全国的通电中说：“查多伦失于5月1日，沽源失于5月24日，而玉祥兴师抗日，则在5月26日，实通此处，不容缓图。而人之片面宣传，竟谓因玉祥之奋起，始引致日军之来侵。果诚如此，则东北四省，何以在不抵抗主义下，完全丧失？夫以地事日，有如以肉投绥虎，地不尽，侵略不停。” 蒋介石则亲自指责冯玉祥是“联俄”、“联日”，“割地自雄”。 汪精卫也加入到反对冯玉祥抗日的行列。7月28日，蒋、汪在庐山发表联合声明，给冯玉祥加上了“擅立各种军政名义”、“妨碍统一政令”、“妨碍中央边防计划”、“滥收散军土匪”、“煸扬赤焰”等罪名。 与此同时，蒋介石电令何应钦：对同盟军“速筹军事之彻底解决办法”。何应钦在数度派人力劝冯玉祥取消抗日同盟军无果的情况下，一面下令庞炳勋、冯钦哉率两个军向察省推进，派孙德荃、关麟徵、冯占海各部开往沙城、怀来、延庆等地集结待命，企图用武力威逼冯玉祥就范；一面与关东军要员土肥原二联络，秘密商定协同进攻抗日同盟军。在腹背受敌，政治、军事、经济都受到巨大压力的情况下，为了保存抗日实力，冯玉祥不得不于8月4日接受何应钦提出的取消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的名义，让出张家口、宣化，让宋哲元回察主政等条件。 轰轰烈烈的抗日同盟军察北抗战被蒋介石压制了，但由此激起的全民族抗日火焰却熊熊燃烧起来，而这是南京国民政府无法扑灭的。 ★民怨遍及全国：蒋介石的误国政策招致民众、学子持续不断的示威游行。违背民意、触犯众怒对南京国民政府构成的威胁在1936年达到高潮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中国古语形容的是老百姓与当政者的关系问题。人们常常注意的是它的前半句“水能载舟”，即当政者是依靠老百姓的认同才能维持政权。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探讨，后半句则更加重要，即民心是不可违的。南京国民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后，不断感受到违背民意、招致众怒所带来的政治威胁。这种威胁在1936年进入高潮。在1935年最后几天里由一二·九爱国运动掀起的抗日浪潮，到1936年不仅没有平息的意思，而且向全社会迅速扩展。 国际社会的支持也给中国学生运动以鼓舞。世界学联获悉北平学生发起爱国学生运动后，立即决定在全世界发起援助中国运动。并致函中国学生，说：“在学生运动悠久的历史中，没有一次运动能比得上这次更有毅力和勇气，没有一次运动能比得上这次更统一，没有一次的领导联系得像这样的好。我们看到你们在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前线上，能如此自觉，我们也觉得十二万分的光荣。” 世界学联的这封信，立即得到英、美各大学的热烈拥护。为此，世界学联规定4月22日到29日为世界学生和平运动周，广大学生将在法国、比利时、西班牙、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美国以及全世界的各大城市举行示威罢课，口号是：“拥护中国独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拥护中国学生民族解放运动。” 本着上述精神，世界学联与留英中国学生总会、伦敦中国学生会等团体，在伦敦发起国际学生会议，通过了《援助中国学生斗争告全世界学生宣言》，号召各国学生“对于这个斗争表示同情，和中国学生建立联系，给他们精神和物质的支持”。会议还要求各国学生举行会议，通过决议或通电，或派代表团到日本使馆，抗议日本侵略；建立有关国家的学生和中国学生问的联络委员会，互相交流反抗侵略、保卫和平的情况和经验；在各大学组织联合研究团体，讨论远东的情势和中国的发展问题；组织募捐活动，供给派遣国际学生代表团赴华，以研究中国学生的条件和现状，并且和中国学生建立个别的关系等。 国际学生会议之后，由英法两国“中国人民之友社”会同著名人士坎德布莱会会长约翰勋爵、工党领袖琼斯等发起国际会议，其宗旨是联合保卫中国的独立，支援中国反侵略斗争。会议通过决议，在每个国家举行集会或会议，“使公众了解远东形势和严重性及其对于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干涉”；在各重要中心，应组织同情中国的示威。一切与中国友好的朋友通电或派代表至日本使馆，并致签署《华盛顿条约》的9个国家的政府，请求停止日本的侵略。对于国联应送达备忘录，督促处理这个问题……召开国际会议以决定用有效的办法保障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 世界舆论也对中国学生的爱国行动表示支持和赞助。最能代表美国民众一般心理的纽约《民族周报》连续几次发表时评，对中国学生在“一二·九”运动及历次救国运动中所作的贡献推崇备至。该报1月8日的评论说：“过去几星期中，反对日本入侵华北之中国学生全国运动，其积极政治活跃，实为1925年以来所未曾有。学生的真诚爱国热忱及他们的威望，使他们所一致赞助之任何运动，常常得到胜利。” 法国巴黎“中国人民之友社”给中国学生的信中说：“本社对于北平、天津、上海、广州、汉口等地学生保护中国独立之英勇行动，特致热烈的敬礼。北平当局对于此辈表示其爱国热忱的青年人民，竞不惜施以流血的镇压，至堪痛恨，本社特提严重的抗议。本社深信，我们必继续得到中国成千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联合共同抵抗外来之侵略者的消息。本社并乐于期望南京国民政府以一切的方法对于这一民众为本国自由而斗争的努力予以帮助。” 在国际舆论的支持下，中国广大学生不顾政府当局的暴力镇压，继续在高压下抗争奋进，推动抗日爱国运动的深入发展。 1936年2月11日，河北省省立北平高中在学校开学时因学生酝酿恢复学生会，与校方发生冲突。学校当局遂以学生会“组织既无规章，行动又为越轨”为由将康世恩等10名学生开除。高二和高三150余名同学表示抗议，要求学校收回成命。在校方坚持既有处理决定的情况下，该校高中同学遂与被开除的学生一起离开学校。学联闻讯后，决定发动北平各校代表1000余人护送河北高中同学返校，并提出3项条件与该校当局进行说理斗争：（1）收回开除学生的成命；（2）允许学生成立学生会；（3）给学生以爱国自由。 学联党团书记姚依林暗中指挥学生队伍来到河北高中。校方闻讯，早已关闭前后大门。学生冲进学校时，校长焦实斋惊慌逃走，学生在找他交涉不见的情况下，就捣毁了他及训育主任的办公室。待焦实斋带着军警前来镇压时，大多数学生已经撤离，结果抓走了未及撤离的两名新闻记者和学生郭清。 郭清被捕后受尽折磨，但他坚贞不屈，没有向敌人招认学联领导人的姓名和地址，一个月后死于狱中。临死前他喊道：“我决不怕死，因为我的牺牲是有代价的，我是中国人，所以我必须救中国。” 3月31日上午9时，清华、燕大、师大、中大、北大、中法、女子文理学院、汇文中学、大同中学等14个学校共700多人，在北大三院礼堂隆重举行“悼念郭清烈士大会”。大会进行中，军警封锁了学校。北大校长蒋梦麟和文学院院长胡适把北大学生会主席韩天石找到校长办公室，要求他立即解散追悼会。韩天石与黄华及另一位学联党团成员王庸商量后，决定会议照常进行，并在追悼会上通过一系列议案：（1）通电全国报告郭清死难经过及大会意义；（2）检举北平公安局；（3）为郭清建纪念碑；（4）援助被捕同学及教授；（5）通电各方停止内战一致对外；（6）反对日本增兵华北；（7）呈请国民政府下令严禁各地压迫爱国运动。同学们的情绪越来越激动，最后临时决定抬棺上街游行，推举黄华为游行指挥。 鉴于学校大门已经被军警封锁，同学们就在后墙撞开一个缺口，队伍一出长安街就被军警追上，前堵后截，围攻殴打，学生受伤者无数，黄华、王庸等52名学生被捕。 “3·31”抬棺大游行，再次显示了北平学生崇高的爱国激情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给南京国民政府，特别是华北军政当局宋哲元、秦德纯等以很大压力和震动。 这次事件不久，天津发生了“5·28”反日大示威。天津的反日示威发生在日军大举增兵天津之时。此时，天津几乎已经变成一个“亡国市”，不仅日本侵华新的大本营“华北驻屯军”司令部设在这里，而且从《何梅协定》签订后，随着国民党党部和军队的撤离，标志国民党执政的党旗、国旗和孙中山画像也被纷纷撤去，取而代之的则是日本太阳旗四处飘扬。一批批由冀察政委会任命实际上是日本方面指派的日本军事教官，操纵着学校的一切事务。 经常有居心叵测的测验表和志愿书下发，要学生回答： （1）如果有敌人侵略你，你是否抵抗？（2）你能在群众面前讲话吗？（3）你愿意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吗？（4）你做事是五分钟热度呢？还是热度到底？ 问这些问题，目的是检测学生有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思想、意志和能力，然后进行迫害。与此同时，教员也要填写“反共志愿书”，其内容不是反对共产党就是拥护共产党，没有中立的选择。如果不填，即被视为实质赞成共产党。如果填了，便永远不许参加任何未经立案的团体活动。 这种近乎亡国奴的生活，使天津市民尤其是广大青年学生不可忍受，憋足了一股强烈的反日情绪，对南京国民政府执政当局的不抵抗政策也是怨声载道。1936年入夏后，受刘少奇委派，中共北方局代表林枫出现在天津。而在天津市西郊一个陵园内，关于组织天津学生和各界爱国群众举行一次示威游行的计划也告酝酿成熟。 天津市学联原计划在“五卅”惨案纪念日当天组织游行，但被天津市当局事先侦知。政府当局已经准备好了对付学生用的警车、木棍、大刀、水龙等。可他们的准备也被学联得知。为保证游行取得成功，天津市学联临时决定把游行时间提前到5月28日。这一临时改变，使当局措手不及，北路游行队伍很快在商职学院门前汇集，他们打着“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的大旗，高呼“抑制日货、禁止走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直奔金钢桥。这时，由南开大学、广东中学、三八女中等校学生组成的南路大队，也来到金钢桥。一路上不断有市民加人，偶有军警阻拦，也被他们冲散。同学们慷慨激昂地宣讲华北新的危亡形势，要求政府起来抗日“枪口一致对外”。成千上万的爱国学生和民众在日本侵略华北的中心、“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所在地喊出不愿做奴隶的吼声，特别是第一次喊出“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拥护29军保卫华北”的新口号，显示了广大民众支持抗日、反对妥协的强大力量和决心，也给处在困难境地和彷徨状态的宋哲元以很大的教育和支持。有了这种力量作后盾，宋哲元才敢于对日本的无理要求和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采取表面敷衍内中强硬的态度。 时任宋哲元部军法处处长的邓哲熙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们的日子很难过。日本人逼我们撤出平津冀北，退到冀南。蒋介石要我们接受日本人的要求，以避免事端，集中力量打内战。我们如同意撤出，那么将寄人篱下，无立足之地，而且蒋介石可以把辱国之罪，加在我们头上，像“九一八”事变后的张学良一样；如不撤出，日本人又步步紧逼。在两大压力下，我们感到很孤立，这时才想到利用平津学生和华北民众的抗日救国高潮，对两方面都说你们不能操之过急，否则要演成重大的事端，果然还有一些成效。 宋哲熙所说的“有一些成效”，指的是由于学生运动浪潮的冲击，冀察政务委员会与日方已经达成的“华北防共协定”协议未能实现，29军也没有撤往冀南。日本原想以大规模增兵为手段，迅速完成对华北的军事占领，但由于中国爱国学生和民众运动展现的抗日伟力，使其如意算盘落空。就连日本迫使华北当局镇压学生运动“维持”平津治安的所谓要求，也被宋哲元以公开发表谈话的方式予以拒绝。 天津学生“5·28”反日示威的成功，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十几天后，北平再次爆发“6·13”反日大示威。 广大青年学生和爱国民众的一次次示威游行，逐渐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爱国人士参加到抗日洪流中来，形成了越来越大的抗日联合阵线、越来越强的抗日力量。随着运动向深层发展，其组织形式也由街头示威发展到建立各种抗日组织，进行具体的抗日活动。短短几个月时间，几十个抗日救亡组织在民间建立起来。1月，成立“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2月，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6月，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这些抗日组织中，不仅有学生而且有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参与，特别是许多国民党高层人士也参与到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中来。 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在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的领导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宣布成立。出席会议的有北平、天津、保定、济南、青岛、徐州、南京、上海、安徽、厦门、香港、广州、广东、广西、武汉、无锡、泰安等地和19路军的代表共50余人。其中有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史良、钱俊瑞、曹亮等，有的是国民党中的左派，有的是社会各界名流。 大会通过的宣言说：“九一八”后的4年8个月来，南京当局不仅没有抗战的计划，“甚至相反的是陷入无抵抗的错误”。他们“以往的错误，是在政治上放弃了民族革命的任务，而只在武力企图征服全国”；“目前的错误，是对外放弃了民族共同的大敌，而只对内在消灭异己上面把国防力量作孤注一掷”。在全国大多数人强烈要求团结国内外一切力量共同抗敌的时候，国民党“依然认为苏联和共产党是中国民族的主要敌人，依然认为中日纠纷可以用外交手段和平解决”。我们“批评的目的，在纠正这种错误，使它不会在将来重演，而决不是攻击任何势力以至推翻任何势力”。这种批评的性质，只“是个政策之争，而不是政权之争”。 宣言建议各党派，立即停止军事冲突，立即释放政治犯，立即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以便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 如此多的高层名流参加到抗日组织之中，公开站到了蒋介石既定国策的对立面，这使蒋介石不能不考虑其政策所引发的后果的严重性。 ★军队将领对蒋的不满更为加深：李济深领衔发起反蒋抗日福建事变。胡汉民死后引发两广危机，陈济棠、李宗仁等相继向蒋氏发难 靠军队起家的蒋介石，十分明白拥有一支对自己效忠不二的军队的重要性，同时也十分明白军队一旦出现离心倾向的危险性。因而，蒋介石非常重视培养军队对他个人的“忠诚”，建立他对军队的绝对权威。他通过黄埔军校培植了大量亲信，并通过这批亲信建立起了一支孝忠蒋氏的嫡系部队。对于非嫡系部队，蒋介石常常通过拉拢收买的办法将其收拢，一旦收买不成，就被视为旁系，或采取整编、调防等形式将其分化，或采取派往“剿共”前线的办法消耗其实力，或干脆兴兵讨伐，予以剪灭。同时，蒋介石还通过“军统”、“中统”两大特务机关，掌控高级将领言行，如果发现有异志者，就罗织罪名，断然剪除。 名为国民革命军的国民党政府军包括中央（黄埔）系和地方系军队在内，虽是在对旧军阀部队收编、改造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代表的是大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但在攸关国家存亡的民族大义上，有是非感、有民族情愫的爱国者也是大有人在的。面对国破家亡的政治现实，许多将领不赞成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有的公开提出质疑，更有人甚至以自己的行动向蒋介石说“不”。 而官拜国民政府训练总监、军事委员会委员、军委办公厅主任、两广军政首脑、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的李济深即为向蒋说不的挑战者之一。 从李济深的这些头衔可以看得出来，他在当时国民党政府军内是数得着的人物。北伐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甫一成立，李济深就是国民党仅有的5个军的军长之一。第二次东征的时候，他升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所部也是围歼陈炯明叛军的主力，并为取得第二次东征的彻底胜利立下大功。北伐战争时期，李济深又成为新组建的国民革命军总监部参谋长，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与蒋介石、朱培德、宋子文一起筹划了北伐战略方针。北伐胜利之后，李济深当上了管辖两广地区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广州分会主席，何香凝、孙科、戴季陶、宋子文、陈树人、甘乃光等7名党内要人则是这个分会的委员。同时，李济深还兼领广东省主席及省军事厅厅长等要职。 李济深与蒋介石的矛盾之初发生在怎样落实国民党“中央”1929年初的裁军精神上。在1928年表面上实现全国统一之后，蒋介石以战争已经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国家建设为由，决定在全国实行裁军。李济深作为两广地区的党政军首脑，是从正面理解蒋介石的精神的，他支持蒋介石的裁军计划，并带头从自己控制下的部队做起，凡是没有战功的部队统统裁并，同时将第8路军所辖的海军和空军交给南京国民政府直接管辖。但蒋介石的真意是，通过裁军削弱各地实力派的力量，因而在执行“中央”编遣计划上，蒋介石只裁他人，不裁自己，导致各地大员也都采取了保存实力的做法，这使李济深深为不满。他致电蒋介石提出批评，说“国家已经统一了，内战亦结束了，应该从事建设，然而看你的举动，似乎不妥，到处阅兵，是示威之意”。李济深明确表示，“我不愿看到国内再有内战”，也不愿到南京任职，而是“自请归田”。 蒋介石对李济深的做法感到不满。他更不满意于各地方实力派猜透了自己的心思，对编遣裁军计划采取“软”抵制的态度。他要杀一杀这些地方实力派的威风。蒋介石首先选定从桂系首领李宗仁入手。为什么要从李宗仁开刀呢？在蒋介石看来，李宗仁是桂系“新秀”，而李济深素有“半个桂系”之称，灭掉李宗仁就如同断掉李济深胳膊，达到削弱桂系的目的。而抓住李宗仁必将牵制住了李济深，同时起到了警告李济深的作用。当然，最终目的还是拿掉李济深。 很快，“湘案”发生，蒋介石有了“灭桂”的绝好机会，也有了整治李济深直接的理由。1929年2月19日，当国民党中央召开三全大会之时，由李宗仁控制的武汉政治分会以所属的湖南省省长鲁涤平“把持税收，剿匪不力”等为由，免去了鲁涤平的省长和18师师长职务，并下令由何健取而代之，还派叶琪等桂系将领率部入湘，这就是著名的“湘案”。 蒋介石是在奉化得知湘政有变消息的。闻讯后立即返（南）京，聆听鲁涤平陈情。鲁的陈述改变了蒋介石在“灭桂”的先后次序上先李宗仁再李济深的原定计划，而决定两面同时进行。一面，调动大批军队准备合击武汉；一面以军队“编遣期间不得调动”和政治分会无权任免官员为理由，要求监察院长蔡元培和编遣委员会总务部主任李济深查办“湘案”。这实际是想将李济深拖进“湘案”，以便为治罪李济深制造借口。果然，在看到蒋介石准备兴兵的动作之后，桂系将领胡宗铎也调动军队，准备迎战。这又使蒋介石有理由以“调停湘案”为名电请李济深北上，结果李一到南京便被蒋介石软禁于南京汤山。直到“九一八”之后，李济深才得以恢复自由。 这次无辜入狱，自然使李济深对蒋介石芥蒂更深，但这必竟是党内的权力之争，那么，“九一八”之后在民族面临危亡之际，蒋介石依然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之策，就使他们之间的个人恩怨迅速演变为政见上的严重对立。1932年1月，蒋介石从第二次下野中刚刚复职，出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时，李济深正担任着国民政府训练总监，同时还是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军委会办公厅主任。 蒋氏复出的第4天，日本便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淞沪事变。当时驻守上海的国民党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均为李济深统帅粤军第1师及国民革命军第4军时的老部下。他们与李济深一样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认为蒋介石提出的“剿共期间不准轻言抗日”的说法是对民族大义的不负责任。于是，在李济深的支持下，蒋光鼐、蔡廷锴毅然举起了抗日的大旗，使“一·二八”淞沪抗战震动了世界，迫使日军三易主帅。在日军大量增兵而19路军几乎是孤军奋战的情况下，李济深建议蒋介石调东北义勇军入关加强淞沪的抗战力量。蒋介石再次采用两面派手法，一方面在军事委员会讨论时同意李济深的建议，一方面又暗中派人携信令张学良阻止义勇军人关，这使李济深对蒋介石彻底丧失了信心，并成为日后与蒋决裂而公开支持19路军发动“闽变”的关节点。 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黄琪翔等爱国将领领导的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爆发！ 是日，在福州南门公共体育场，福建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在“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的会标下，坐着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等17名由全体代表推选出来的主席团成员。主席台下坐着福建省政府所属各机关公务员、19路军驻福州部队官兵、福州各界民众及来自全国25个省市的代表等数万人众。 在主席团总主席黄琪翔致开幕词后，李济深发表了演说。他以低沉而有力的声音指出了中国目前面临的亡国危险和在此严峻形势下全体民众的任务：“时至今日，要想救国、救家、救民族，从帝国主义的重围中冲开出路，非全民众起来共同奋斗，没有第二个办法。” 在各地代表发言后，黄琪翔宣读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力宣言》。《宣言》指出，中国近年来殖民地化程度的加深，以及人民的种种痛苦，都是蒋介石政府“媚外残民的结果”。为解救人民于水火，《宣言》提出了谋求中国自由独立的13条主张，主要是：中国为中华生活人民之民主共和国；中国国家之独立为不可侵犯之最高原则；人民有绝对之自由平等权；实现全国人民之彻底解放；否认一切帝国主义者强制订立之不平等条约；实行计口授田；发展民族资本；号召全国反帝反南京国民政府之革命势力，立即组织人民革命政府，打倒以南京国民政府为中心之国民党系统等。 会议还决定，即日组织人民革命政府，并推李济深为主席。同时成立掌管陆海空军及人民武装一切事宜的军事委员会，李济深兼任主席，黄琪翔为参谋团主任，陈铭枢为政治部主任，蔡廷锴为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19路军总指挥。 福建事变爆发后，社会各界及民众团体表示坚决拥护。国民党元老李烈钧自上海致电表示支持；北平《晨报》社赵博生特地来到福州，转达正在欧洲的张学良将军赞成此举，并“决定即离法回国不久可到”福建的信息。著名民主人士王造时发表《为闽变正告当局》的文章，指出福建事变不是国民党内部的争权斗争，而是要以武力推翻国民党，是有政治意义的运动。天津《再生》杂志发表文章，高度评价福建人民政府“取消党制”，称此举“在中国政治上至少为一新时代之初转”。 蒋介石对此次事变感到且惊且恨，他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常会并作出决定，永远开除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党籍，褫革他们的本兼各职。同时，调集蒋鼎文第2路军、张治中第4路军和卫立煌第5路军共15万人马，对福建人民政府和19路军进行“讨伐”。 此时，闽、粤、桂三省联盟亦出现危机。粤省陈济棠在接受了蒋介石150万元重款后，立刻倒戈，对闽方持敌对态度。广西李宗仁、白崇禧虽对闽变抱同情态度，但受到陈济棠的牵制，不敢擅动。而“闽变”发动方企望联合的红军，又因中共尚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使双方联合徒有协议而未有其实，终使福建方面孤军作战，很快被蒋介石的军队所打败。 蒋介石没有吸取这次事变教训，认真检讨和反思其抗日、“剿共”上的政策失误，而是把罪责强加给党内的持不同意见者身上，不断地对非嫡系的部队进行清洗。这就使得物极必反，两年之后，还是在南中国的这个地盘上，又一次爆发了两广事变。 引发这次事变的导火索，与被蒋镇压下去的“闽变”有着直接关系。 闽变的发生，使蒋介石对于处在半独立状态的两广地区深感不安。在处理福建事态的同时，蒋介石把解决两广的问题列入议程。问题是两广的精神领袖是比蒋介石资历还老的胡汉民，他不离开广东，蒋介石就无法对两广下手。 1936年5月12日，这一天，影响蒋介石兵逼两广的“绊脚石”终于不复存在。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5月9日下午，胡汉民应邀到妻兄陈融家赴宴。饭后与陈家家庭老师下象棋，先赢了一局。第二局开始仍占优势，正想以车压道取胜，不料对方配有伏炮，使胡汉民的临头车势在必失。棋势骤然起变，胡汉民在苦思挽救之法时，引起血压升高，右脑侧血管爆裂晕厥。经过紧急抢救，虽苏醒过来，神志略清，但已自知不起，于是急忙令人召集萧佛成、陈济棠、邹鲁、林云陔、杨熙绩、陈耀垣、张任民、王季文、陈融、林翼中、刘纪文、黄季陆、陈嘉祐及夫人陈淑子、女儿木兰、堂弟胡毅生等到病床前，口授遗嘱，3天后因心力衰竭而去世，时年58岁。 胡汉民去世后，南京国民政府控制下的报刊在刊载胡的遗嘱时，删去了抗日、反蒋的内容。近年来台湾出版的书籍则把“非推翻独裁政治……”一句改为“非澄清政治……”这些都非事实，为了还历史的本来面目，特将此遗嘱全文照录如下： 余以久病之躯，养疴海外，迭承五全大会敦促，力疾言还。方期努力奋斗，共纾国难。讵料归国以来，外力日见伸张，抵抗我仍无实际，事与愿违，忧愤之余，病益增剧，势将不起。自维追随总理，从事革命30余年，确信三民主义为唯一救国主义，而熟察目前形势，非抗日不能实现民族主义；非推翻独裁政治，不能实现民权主义；非肃清共匪，不能实现民生主义。尤盼吾党忠实同志，切实奉行总理遗教，以完成本党救国之使命。切嘱。 胡汉民这个遗嘱，着墨于晚年的抗日、反蒋，反映了他对民族大义的坚持。但他故去，使两广势力顿失重心，而这也正是蒋介石所希望的。此前，蒋曾以国民党中常会主席的头衔诱胡北上，目的即是想让胡离开两广。然而，好话说尽，胡汉民也不离西南半步，而现在不费吹灰之力就达到了他的目的，岂不快哉？真正天公作美。 原来，蒋介石希望借此机会取消两广的半独立状态，而他采取的办法就是分化两广。胡汉民去世的第3天，蒋介石就把陈济棠的哥哥陈维周叫到南京，告诉他：“中央将对桂用兵”，但“维持广东现状”。这个消息自然很快就传到陈济棠那里。 凭陈济棠的心智，不会看不到这则消息的背后所潜藏的道理。两广这么多年一直相依为命，唇亡齿寒，桂亡粤何能独存？陈济棠很快意识到这是蒋介石假途灭虢之计。早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心有不满的陈济棠，为了生存，过去一直压抑着这种不满。眼看着蒋介石就要对广西动手，而下一个目标就是他陈济棠了。情急之中，他把久蓄的不满一下子释放出来，决定举起抗日大旗，造成南京出师无名的局面，暂求一时之安，再寻万全之策。他约见在穗吊唁胡汉民的广西李宗仁的副手白崇禧，透露南京即将对桂用兵的信息，并把自己的想法提了出来。白崇禧感到事态重大，立即派人向李宗仁汇报。待李宗仁从南宁到达广州时，蒋介石派遣的居正、孙科、王宠惠等8名要员，已经先行到达，并由王宠惠向陈济棠提出“取消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改组广东省政府，陈济棠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职改称第4路军总指挥，各军师长由南京重新任命，统一币制”，这一决定，实际上就是向两广摊牌。所不同的是，由先广西再广东变成了先从收回陈济棠在广东的大权开始。 李宗仁见此已无退路，遂同意陈济棠的提议。两广同时行动，于1936年6月1日，正式揭橥，发动了两广事变。 5月27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以中国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名义发出“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的通电。 6月1日，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决议呈请国民党中央和南京国民政府领导抗日。 6月2日，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向全国发出冬电，吁请全国党政军民各界一致督促中枢领导全国从事抗日，并表示西南方面已向中央请命，要求“北上抗日，收复失地”。 6月4日，陈济棠、李宗仁领衔率两广将领率先发出响应“冬”电的“支”电。并把两广部队改称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由陈、李分别担任正、副司令，开始向湘南举兵。同时在两广四处张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反对内战，一致对外！”“全国抗日势力联合起来！”等争取民众响应的标语。还组织起一个300多人的抗日请愿团，准备北上请愿，以壮威势。 蒋介石对两广事变非常恼火，他原计划此时要集中力量催逼张学良、杨虎城剿灭已经完成长征并到达陕北的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两广事变使他这一计划不得不被迫延后。 如何消弭两广势力，使蒋介石绞尽脑汁。两广不比福建事变。当年福建政府控制的部队仅5万之众，而今，广东就拥有5个军约20万人，还有空军6个中队，江防舰艇数十只；广西拥有4个军，加上民团约10万多人，还有空军3个中队。这近40万的部队不是轻易能够消灭的，同时两广举起抗日大旗，此刻向两广开战理由也不充分，一旦不能迅速平息事态，很可能被党内的反对派利用，掀起新一轮反对他的浪潮。到那时，即使剿灭了两广，他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对付各地的实力派，更不用说对付富有群众基础的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了。 蒋介石思来想去，还是老办法：分化两广，分而击之。军事与政治并用，拉拢与威胁齐进。 他先用缓兵之计，6月7日，致电陈济棠：“今日救亡图存，必以整个之国力，取一致步骤”，若“一隅独标揭于先，则整个国家之尊严，即已丧失于国际之间。”并劝告陈不要同南京国民政府闹独立，如有大计可派代表进京相商。次日又称，“相信两广决不会脱离中央，单独对外，亦决不会借外交之名，作内战之口实”。6月9日，蒋再次致电陈、李，称：“中央秉承五全大会关于外交报告之决议，以努力和平与不惜牺牲之方针，遵循不渝。诸同志关怀迫切，尤具同情，自应于最近期内召开全体执监会议，于一贯方针之下，进为步骤缓急之谋。希望迅饬所属部队，勿因轻率，自由行动，致误救亡之大计。”同时矢口否认向西南提出五条件之事，声称：“中央这次派员祭奠胡汉民先生，至诚专一，尽哀尽敬，决无此事。”要两广“不要相信外边一切谣言，与中央团结一致。”蒋介石还通电全国，发起设立国民经济建设动员委员会，总会设于南京，各省、直辖市设分会，县设支会。企图缓和战争气氛，制造和平一致的假象。 在麻痹两广的同时，蒋介石急急秘密部署用兵。6月10日，蒋命令陈诚率两个精锐军，抢先占领衡阳，使两广部队北上的计划受阻。 接着，他拿出离间、收买对手的看家本领，首先对广东陈济棠军的高级将领进行攻心战术，并有斩获。7月4日，广东空军黄志刚等40多人，驾机飞离粤境，6日发出通电，表示“服从中央，报效党国”。7日，又有9架粤机飞京。8日，广东东区绥靖委员、副军长李汉魂称病“封金挂印”，弃职离陈而去；粤军第2军军长张达也暗中向“中央”输诚。蒋介石还通过孙科、上官云相策动粤军第1军军长余汉谋叛陈投蒋。随后，广东剩余的空军在司令黄光锐率领下，全体驾机归附南京。 部下的纷纷倒戈，使陈济棠丧失了应战的信心。3年前，因为蒋介石的说项和重金收买，陈济棠弃李（济深）而去，葬送了福建人民政府；而今，陈济棠亲眼看到，他的部下重演了3年前他投蒋的一幕，从而结束了他将近7年的“南天王”生涯。 历史就是这样无情！ 陈济棠部不战自溃，使西南变局的中心由粤转桂。李宗仁的压力骤然增大。考虑到此前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也已作出让步，并发布“广西维持现状，仍以李、白分任正副绥靖主任”的命令，就主动向蒋表达了愿意妥协的愿望。李宗仁分别致电吴忠信、张定瑶、黄绍兹，表示：“只要中央真心抗日，广西将竭诚拥护”，并请他们向蒋转达这一态度。 此时，李宗仁态度的软化，对蒋介石而言，已不再具有吸引力。如果在陈济棠没被击败之前，李宗仁能有这种态度，蒋氏肯定是会高兴的。当时，他也曾真的想在拆散两广联盟后就罢战言和。但是，在轻易地收拾了陈济棠之后，这种想法就骤然生变。他要乘刚刚取得的胜利，一鼓作气，兵锋西指，一举拿下广西，以去多年心腹之患。 蒋介石就是在这种心境下得知李宗仁意欲罢战的消息的。这一消息在蒋介石看来，如同投降书，不仅没能促成南京方面及时收兵，而且使蒋氏气焰更涨。7月25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名义免去几天前对李、白的任命，另委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常委，白崇禧为浙江省主席，同时调遣大军进逼广西。 李、白自然不能接受这种城下之盟，遂公开与南京决裂，复电，斥责蒋介石“墨迹未干，自毁信誉”，表示对蒋的任命“殊难遵令”。同时，李宗仁在全省下达了全民动员令，扩编成立战斗部队，一周之内就组编起21个师，准备与蒋介石战斗到底。 与此同时，李、白数度对外发表讲话，表示决不因为广东内变而停止抗日运动，而竭诚欢迎各抗日反蒋党派、团体、人士，到南宁共商救国大计。为了把主张抗日反蒋的力量团结起来，李宗仁还亲自致函主张抗日的李济深来桂主持大计，并派遣亲信赴港邀请抗日名将蔡廷锴、区寿年人桂重组19路军。 至7月底，李济深、蔡廷锴、翁照垣、胡鄂公等相继人桂。全国抗日组织救国会的杨东莼、何思敬，第三党的章伯钧以及国内各界名流邓初民、彭泽湘、刘芦隐等也应邀来桂，一时间也是豪杰汇聚。在“抗日图存”的口号下，桂省军民普遍发动起来，民团、学生大都动员起来，老百姓也纷纷订立了《抗日公约》，被激起来的民众热情持续高涨。 此时，中国共产党正在号召“反蒋抗日”。李、白举旗反蒋，主张抗日，不管其当时的急迫政治意图重心是否在此，但此举却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有所契合，适应了当时普遍主张抗日的社会潮流。毛泽东在6月9日通过陕北无线电向全国发表的讲话中表示：西南抗日反蒋中“不免夹杂有权位地盘等不正当的动机”，但客观上“是革命的与进步的行动……吾人准备在军事上及其他各方面给西南以各种可能的援助”。中共的表态引起了李宗仁、白崇禧的重视，他们派人与延安建立了联系，并与中共领导人就订立《抗日救国协定》进行了探询和商讨。 在国民党军队内部，围绕对桂用兵问题，也出现了不同的态度。两广方面在事变发生后已经与派往西北剿匪的东北军、西北军接上联系，张学良、杨虎城部“已呈不稳”；四川刘湘、山东韩复榘、云南龙云等对“伐桂”态度暧昧…… 这些举动，使蒋介石在筹划攻桂时不得不有所顾虑。他再次调整战略，开始寻求谈判解决问题的转圜办法。处于劣势中的广西方面自然希望避免战端，这就使和解有了共同基础。最后在各方的努力下，和议方案最终达成，内容包括：蒋承认以中、日现状为基础，积极准备抗战，如日人再进一步，立即实行全面抗战。广西届时保证出去参战；蒋收回调动李、白职务的命令，李、白通电服从中央的领导；蒋并答应对广西事变以来之财政开支予以补助。 9月16日，李宗仁在南宁宣誓就任广西绥靖主任，并发出和平通电。内称： 宗仁痛念国家危亡，激于良心职责驱使，爰有前次请缨出兵抗战救亡之发动。唯一目的，既欲以行动、热忱吁请中央领导俾能举国同仇，共御外侮，区区此心，当为国人所共鉴。无如抗敌之志未伸，而阋墙之祸将起，内战危机，如箭在弦，群情惶惑，中央威惧。所幸吾中央当局，鉴于民众之爱国情绪之不忍过拂，以及仅有国力之不可重伤，特一再派遣大员入桂观察；对桂省一切爱国运动之真相已彻底明了。同时对宗仁等救亡等项意见，全部俯予接纳。今后一切救国工作，自当在中央整个策略领导之下，相予为一致之努力。 两广事变就这样结束了。 围绕抗日还是剿共所引起的一次次政坛险情，迫使蒋介石不得不至少在表面上也要对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作出调整，也不得不把抗日作为自己维持政权的必须考虑。实际上这种政策转向，从日军增兵天津后就已开始酝酿。1935年10月9日，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在约见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时，暗示中国政府准备武装抗日，希望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对此，苏方很快作出反应，并在9天之后与中方进行了秘密会谈。在这次会谈中，苏联政府提出了改善两国关系，签订贸易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等设想。 作为准备抗日的一部分，国民党也开始与中共接触，并先后开辟了4条渠道与中共联系。第一条渠道是，派遣邓文仪到莫斯科同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第二条渠道是，指派陈立夫负责打通国共关系的工作，在南京同中国共产党接触。第三条渠道是，由宋庆龄传递国民党要求谈判的信息，国共两党中央直接建立联系。第四条渠道是，通过中共上海地区党组织沟通国共联系。到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任命潘汉年为中共中央谈判代表与国民党谈判代表进行直接谈判，国共两党的沟通渠道正式建立起来。 与此同时，蒋介石对日的态度也开始趋向强硬。在1936年7月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对于在五全大会上讲的外交政策作了进一步解释。他说：“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害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签订任何损害我国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损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说明白些，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他还说：“从去年11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度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种侵害，就是要损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的牺牲。所谓我们的最低限度，就是如此。” 蒋介石这些言论，与半年前的讲话相比，已发生了颇大变化。他不仅明确宣布决不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的协定，而且表示了一旦中国领土和主权再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害，即下“最后牺牲”的决心。 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还加紧了为抗战预作物质准备的行动。在1935年国防计划中，将全国划分为三道防卫区域，以消耗战略的长期抗战，“制止敌之蚕食野心，确保我之领土完整”。在1936年的国防计划中，又将全国分为抗战区、警备区、绥靖区、预备区，确定“大江以南以南京、南昌、武昌为作战根据地”，“大江以北以太原、郑州、洛阳、西安、汉口为作战根据地”，“以四川为作战总根据地”。 为增强军队的作战能力，还决定对原有庞大而杂乱的军队进行整编，计划至少要整编出60个师，半年一期，每期编练6至10个师，目标是加强和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为抗击日军建立一支国防陆军的基干。蒋最为信任的干将陈诚随之受委，为陆军整理处处长，全国所有的炮兵、骑兵、工兵统由其负责督导整理。 张治中也是蒋介石信赖的不多的几个嫡系将领之一，蒋同样委以他重任，责成张治中负责南京和上海地区的战备工作。蒋介石还把张从中央军校调到苏州，在狮子林和留园，以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名义，秘密进行作战研究，实际上承担了预设将来作战指挥部的使命。 蒋介石还下令加强江防、海防，以防御日军海军袭击，并同时下令整顿南京、镇江、江阴、镇海、福州、厦门、汕头、虎门等要塞，充实其武备。在一些重要的战略要地，还秘密调集4个师从事构筑国防工事的任务。至抗战爆发前，共在江浙地区建立工事2264个，占全国总建工事的三分之二。 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独裁实力人物的蒋介石在对日态度缓慢变化的同时，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虽也有变化，但总的来说没有改变消灭共产党的基本立场，当1936年底国民党党内矛盾有所缓和之时，他的这一立场和态度便再次凸显出来。 <hr /> 注释： 正文 第四章 撤张？捕蒋？西安城“风雨欲来” ★蒋介石挟两广归服之威，举兵三十个师入陕，拉开了胁迫张、杨所部展开新一轮“剿共”的序幕 ★蒋介石的剿共计划遭到张、杨的抵制，但张、杨也难以说服蒋氏改变方针，双方都在试图用自己的力量影响和改变对方 ★蒋介石的顽固不化，考验着张学良的执著；张学良不间断的苦谏、哭谏，寄望于最后一刻能感化蒋介石，蒋、张二人的是非判断针锋相对谁都不肯让步 ★张、杨被逼无奈筹划“捉蒋”，蒋介石恨张“不可救药”，决定将张撤职他调。西安城风雨欲来，险情一触即发 蒋介石是个言而无信的人。对他来说，需要决定一切。这一点，在1936年夏秋，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两广事变”发生的时候，为了集中全力对付广东的陈济棠，他公开发布“维持广西现状”的命令以拉拢李宗仁、白崇禧，而在“摆平”广东之后，却马上变脸，意欲即刻荡平广西。 当需要苏联支持的时候，可以主动向苏联示好，并采取措施与国内的共产党沟通联络，而当他化险为夷从“两广事变”中解脱抽身以后，立刻又大兵压境陕西，以消灭共产党和红军为最高目标。 ★蒋介石挟两广归服之威。举兵三十个师入陕。拉开了胁迫张、杨所部展开新一轮“剿共”的序幕 1936年9月14日，以李宗仁发表和平通电为标志，历时4个月的两广事变宣告和平解决。 此时，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实现大联合（以与驻陕的杨虎城部17路军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为标志）刚刚一周，而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也即将结束长征抵达陕北实现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 此时，也正值日本加紧策动伪蒙军人侵绥东，妄图实现其侵占宁夏、甘肃，切断中、苏联系的战略企图。就在这个月的13日，日本向中国提出了7项苛刻条件：（1）与日本缔结防共协定；（2）政治、军事各机关聘用日本顾问；（3）开通福冈一上海间航空联络；（4）缔结日中关税协定并降低税率；（5）在华北设立特种制度；（6）引渡“不法”（朝）鲜人；（7）成都开埠、日中合作开发四川经济。并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发布禁止排日命令，分别由行政院长向各部、各省主席，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向陆、海、空各机关，由国民党中常会副主席向各党部机关发布，上述命令要在报纸上连日刊登，由蒋介石亲自向全国广播。 20日，日本外务省又出台四项具体要求：一、创立缓冲区域，包括冀、察、晋、鲁、绥五省。南京国民政府在以上各省内，仍保留其领土宗主权，其他权利、义务（如官吏任免、赋税征收及军事管理等）统须移交当地自治政府；二、利用目前时机，设法解决中日交通合同，特别是航空问题；三、中国对九一八事变后加于日货的关税，实行根本修改；四、中国应尽量聘日本顾问。 无论日方的条件是怎样的蛮横无理和令人屈辱，蒋介石为了专心实施其“剿共”大计，仍是沿用过去屈辱外交的那一套去加以应付。他在10月7日会见日方代表川樾时简直是在乞求对方，说什么：“中日一切问题应根据绝对平等互尊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原则，由外交途径，在和平友善空气中，从长协商。”因为，蒋介石此时所关心的是怎样才能剿灭立足陕北未定的中共中央及其红军。还是在9月上旬，广西问题和解刚有转机，蒋介石就急调胡宗南的第1军由湖南兼程北进，企图抢占西兰公路的静宁、会宁、定西地段，隔断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会合的通路。蒋介石同时命令位于定西、陇西和武山地区的毛炳文第37军，位于天水、泰安、武都地区的王均第3军，阻止红二、四方面军北进；命令宁夏的马鸿逵部和固原及其以北的何柱国、马鸿宾部，南北推进，夹击清水河以西的红一方面军主力。 为此，蒋介石加紧进行战争准备。10月17日，他把驻守北方的军事将领，包括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徐世昌、陕西的杨虎城、华北宋哲元的代表戈定远等召至杭州举行军事会议，部署西北“剿共”事宜。接着，他又亲赴山东，对韩复榘进行安抚，在得到韩复榘“一切听命于中央”的表示后，即于10月22日，偕夫人宋美龄飞抵西安，亲自督阵“剿共”。 是什么原因导致蒋介石刚刚启动联共抗日谈判，就又推行与其南辕北辙的西北“剿共”的政策呢？ 其实，蒋介石灭共的“决心”从来就没有动摇过，只不过日本侵华的步步进逼，打乱了他的“剿共”安排，而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所导致的大变动又使他料想不及，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与东北军、17路军实现抗日大联合的前景，着实使蒋介石感到震惊，他认为再不动手，西北就会落入共产党的手中，到那时，“消灭共产党”将会更加困难，这是他所不能允许的。 此时，蒋介石对西北的看法，有一点是看到了本质的，就是西北的抗日大联合，标志着张、杨开始彻底背离他手定的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在他看来，他与张、杨之间的分歧已经不是政见之争，而是对他个人的忠诚还是背叛之争。这就必然导致西北抗日大联合形成以后，张、杨与蒋介石的矛盾势将进一步激化。 首先是对“事件”，张、杨对抗了蒋的处理方式。 1936年4月，东北军和17路军的地下党员高崇民、栗又文、孙达生（王以哲的秘书）等，在刘澜波的领导下，编印了一本名为的小册子，提出“联共、抗日、拥张”的口号，回答了如何认识西北的有利形势，开展抗日活动；如何解决抗日经费和发动民众；如何培养抗日干部和壮大抗日力量，以及东北军的整顿等问题。文稿写成后专门请张学良看过，杨虎城对编印这一宣传物的事也极为赞赏，并答应由17路军印刷厂承担印装任务。 散发以后，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也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他们怀疑出自17路军参议郭增恺之笔，便秘密将其逮捕押送南京。但对这件事一无所知的郭增恺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审问出什么结果来的。于是，特务们又折回西安，从张、杨身边人中开始重新调查。 这次找到了的主编之一高崇民。但在张学良得知情况后即把高保护起来，待蒋介石的亲信、“西北总部”二处处长江雄风向张学良出示蒋介石的手令，要求抓捕高崇民时，张学良摆出毫不知情的样子，马上表态，立即配合抓人，并下令他的卫队长：“派一个连随江雄风抓高崇民。” 虽然兴师动众，但最终连高崇民的影子也没有发现。 这件事，蒋介石虽未抓到张学良什么把柄，但却由此嗅到张学良身边有共产党的气息。 蒋介石为了警示张学良与共产党联合的做法，下令逮捕他的秘书宋黎，这又引发了另一个公然对抗南京当局的“艳晚事件”。 事情起因是这样的。张学良在寻找共产党、欲联共抗日时，曾邀请东北大学派代表来西安。东北大学所派的代表就是共产党员宋黎，宋获接见后被张学良留在身边做了秘书。其后即在张学良的掩护下，在西安从事公开和秘密的抗日活动。他以全国学联代表的名义，推动西安的抗日救亡运动，并成为西安学生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还在西安总部和东北军、17路军中开展活动，并曾应杨虎城之邀在西安绥靖公署举行的纪念大会上作抗日救亡的报告。 宋黎的行动很快被国民党特务所侦知。1936年7月，宋黎从多方面获悉他的活动已经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因为他和另一名东北学生代表所住的西北饭店，经常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窗前屋后转来转去，甚至有时进屋偷偷翻检东西。宋黎立刻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上级党组织，建议做应变准备。上级党组织派人向张学良提出：你的两名学生在西安宣传抗日很不安全，建议将这两人送往苏区。但张学良没有同意。他认为以他的地位保护一两个学生不会成为问题。 但问题还是发生了。8月29日，国民党特务终于动手，在宋黎的住所将其逮捕。张学良得知情况后，异常生气：“捉人居然捉到我头上来了！”他果断决定采取军事行动，调动东北军城外一个团急行军入城，宣布全城戒严。 这么大的举动，自然地惊动了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张一见邵力子就愤怒地拍了桌子说：“我是国民党中常委，是代表中央的；我是代总司令，是代表蒋委员长的。省党部这些人为什么这样藐视我，敢于擅自抓捕我的部下？抓共产党为什么不让我知道？如此胆大妄为，是何居心？” 邵力子从未见张学良发过这么大脾气，也没有见过张学良对他这样不客气。于是就连忙用温和的语气说：“副司令息怒，副司令息怒。这件事我不清楚。我马上回去查明向副司令报告。” 邵力子辞去后，张学良立即命令副官兼105师副师长谭海率卫队营前去查抄省党部。他们救出了正在省党部受刑讯的东北大学的学生代表宋黎和马绍周，查抄了特务的电台、密码和档案，其中有省党部秘告东北军通共的密电和准备予以逮捕的数达三百之多的东北军参加抗日活动人员名单。 这时，邵力子也已问明为什么要抓捕宋黎，前来张公馆复命。他对张说：“我已向省党部几位常委查明，捕人确有其事，是南京统调室派来的人直接指挥的，省党部常委也不清楚。他们捕人是奉蒋总裁的电令，点名逮捕的还有刘澜波、孙万发（应为孙达生）、栗又文。省党部事先没有请示副司令是他们的严重错误，现在托我向副司令请示如何处理。”他还出示了蒋介石的原电。张学良看后和颜悦色地对邵说：“深夜惊动，很对不起，请回去休息吧！” 实际上，逮捕宋、马不仅是蒋介石亲自下的逮捕令，而且还派有专机停在西安，随时准备把人犯押解南京审讯，由于张学良的干预，使南京的计划破产。这就是发生在1936年8月29日晚间的查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事件，由于按韵母计算，29日是“艳”字，所以被称为“艳晚事件”。 “艳晚事件”虽然使蒋介石的计划落空，但却使张学良与蒋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张从这件事上已经感到了来自于蒋介石的不信任情绪。所以，他来个“先斩后奏”。在查抄省党部的第二天，即向蒋介石发了急电，意谓：省党部捕去的马绍周等系“剿总”职员，如他们有越轨行为应通知“总部”惩处，省党部不经正式手续，派便衣夜里逮捕“总部”成员是不信任学良，不信任“剿总”，群情激愤，急于向省党部直接索还被捕人员，惟因事出仓促，未能事先呈请钧座，不无急躁之失，请予处分，并拟将马绍周等交总部军法机关严加审讯。 在蒋介石收到张学良电报的当日，“西北剿总”政训处长、特务头子曾扩清也乘飞机急抵广州向蒋介石告状。他声泪俱下地哭诉：“张学良目无法纪，背叛中央；东北军与17路军和红军秘密合作，逆迹显著，请委员长早下决心，消弭隐患。” 蒋介石既不相信张学良的说辞，也对曾扩清的说法半信半疑。便致电邵力子，询问查抄省党部是怎么回事？与张学良扬言抗日是否有关？在收到邵力子“事情已经结束，张确有抗日之心，但他抗日必听委座命令”的回电后，蒋介石终于相信曾的告状事出有冈。 接下来，就是如何处理张学良联共的问题了。但此时蒋介石正忙于处理两广事变，无暇对付西北，就对张学良施以缓兵之计，他致电张学良说：“此案处理，殊失莽撞，惟既知错，后当注意，所请处分一节，应免置议。至于马绍周等的审查，准如此拟办理。” 做事一向细致的张学良知道此事捅了蒋介石的马蜂窝。他曾委派莫德惠面见蒋介石，试图缓和一下矛盾，也借此试探一下蒋介石的反应。谁知莫德惠说了半天，蒋介石只说了一句话！“汉卿教训教训他们也是应该的。”这种表态，使张学良预感到蒋介石在这件事上定要跟他秋后算账。 发生这一连串事件，不断地刺激蒋介石的敏感神经，促使他得出西安很快将成为第二个两广的结论。 但是，与此相联系的其他两个问题，蒋介石却判断错误：一是对红军的实力。蒋认为，在他看来，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甘的红军，实力锐减，已成为强弩之末，只要集中重兵，用不了几个月时间即可剿灭。二是对东北军和17路军的实力。蒋认为，经过不断与红军作战，东北军至少已被红军吃掉近3个师的兵力，17路军也被红军吃掉了3个旅。实力受损，没有抗衡自己的资本，量张学良、杨虎城也不敢不听他的命令。 这时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蒋介石智囊之一的陈立夫，在与苏联驻华大使、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方谈判代表鲍格莫洛夫的一次讨论即将结束时，鲍格莫洛夫对陈立夫说：“一旦中日爆发战争，我们决不会帮助中共。”陈立夫以为听错了，可鲍格莫洛夫又向他阐述道：“陈先生，中共只有两三千兵力，如果他们不听话，你们就把他们消灭算了。” 鲍氏说完就收拾着文件，准备退场。可这话在陈立夫听来却像晴天霹雳，惊得他半天张着嘴，不知所措。他弄不明白鲍氏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他把这件事立刻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听后一下愣住了，他连续追问“谈判中你们喝酒了没有？”“这个鲍先生有无精神病史？”“翻译有无问题，是否口译错了？”在都得到陈立夫的否定的回答后，蒋介石又问道：“你能准确地说，他说的是真的吗？” 陈立夫肯定地说：“我认为他说的是真的！在谈判过程中，鲍格莫洛夫精力始终是充沛的，而且也是认真的。”“我跟他说过，如果中国将来共产化，对你们苏联有什么好处？你们能制服一个比你们人口多3倍的中国吗？他并没有表示反对，而且还同意让我将此话可以告之苏联政府。” 不管苏方是出于何种动机说出这番话的，但蒋介石却把它解读为是对他“剿共”政策的鼓励，这使他在继续推行已经不得人心的“剿共”政策时少了一份顾忌，也促使他下决心解决所谓中共问题。当着陈立夫的面，蒋介石随即指示说，正在进行的“与中共的谈判只可以虚以委蛇，可趁中共孤立无援之时，将其彻底根绝。对陕北共军，我要亲自督战，命令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17路军全力进剿，限时剿灭”。蒋介石这段话，堪称是对他突然调整对中共的策略，迫切解决西北问题的一个注脚。 总之，基于两个错误判断以及消除共产党这个心腹之患的政治考虑，加上鲍格莫洛夫所言产生的效应，蒋介石才急匆匆从南京杀到西安。 蒋介石是一个实力决胜论者，在技不如人、没有制胜把握的情况下是从不仓促出牌的。所以，在他的多路大军尚未到达西安之前，他也不会马上就对张、杨翻脸。 到达西安后，蒋介石立刻在接见中拿出对张学良很亲切和非常器重的表情脱口就问：“汉卿，曾处长的报告，我批交给你看，他送给你没有？”张学良忙回道：“蒋委员长，请放心，我看到了。”蒋介石继续说：“西北的事，我完全交给你了，谁说什么我都不听，谁有意见只能向你提出，我不管。曾处长有事，不向你讲，跑到广州见我，就很不对，是要给他处分的。”接着，蒋介石还当着众人的面把曾扩清训斥一顿。 蒋介石此时上演的周瑜打黄盖的把戏，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此意目的是要先稳住张学良。张学良自知蒋的用意，但一时又不知说什么好，只有邵力子揣摩透了蒋的心思，上前劝蒋：“委员长，事情早已过去，算啦，算啦。”这一席话，使蒋介石有了转移话题的台阶。 蒋介石为了不使张学良生疑，对此行“剿共”的事项只字不提，声称自己是来西安“避寿”的。因为10月31日是他50暖寿，他要在这期间到各地走一走。 蒋介石在西安下榻的地点选在华清池，这是中国的一大名胜。相传秦始皇在骊山触怒女神，被唾一脸，后即发疮。始皇求恕，神女便托梦要他用温泉洗愈。因此温泉华清池又叫神女汤。唐代在此建立华清宫，玄宗每年偕杨贵妃在此过冬，经常在这里沐浴，引出不少故事。白居易中“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的名句，用典即在此地。 蒋介石为什么驻节这里，一个西距西安25公里的偏僻之处，是为求清静还是为方便沐浴？当然都不是。但这个地方却实实在在地成了他的蒙羞之地，即使以后事过多年，一想到此地他都会萌生后怕、顿生怒气。 华清池仅是古城西安之一景，如果说要游览名胜古迹，在陕西游上个十天半个月是不成问题的。蒋介石尽量装出悠闲轻松的样子。他选择去西岳华山游览华山，以险著称，以奇拔峻秀冠天下。在张学良、杨虎城和邵力子的陪同下，蒋介石边游边谈。他指点着华山，似是一语双关，又似是有感而发，说道：“西岳之胜在于险！一有失误，就会掉到万丈深渊里哦……” 张学良看到华山的天然奇景、庙宇古迹，也是感慨万千，但他与蒋介石的感受不同。他随即以一首七言绝句寄托情怀：偶来此地竟忘归，风景依稀林欲飞。回首故乡心已碎，山河无恙主人非。 听了张学良的诗句，蒋介石若有所思，随口问道：“汉卿，近来看些什么书？”张学良直言答道：“近来看了两本书，一本是《辩证唯物论》，一本是《政治经济学》。”张学良的回答，使蒋介石进一步印证了他所获得的关于张学良思想激进、联共抗日的密报不假。蒋介石虽然很生气，但又不好发作，遂劝道：“这些书都是苏联人写的，不适合中国国情，你看了会中毒的。”这最后一句，蒋介石担心会刺激张学良，遂又补充说：“你要好好读读《大学》和《曾文正公全集》，你把这些书读通了，就能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辈子都受用不尽。” 游完华山，蒋介石又游览了秦陵、黄陵、周原、西五台，参观了碑林。这时，他的大批亲信人马陆续赶到了西安。至此，蒋介石在西北的嫡系精锐部队已经达到260个团，约30万兵力。国民党的许多军政要员也云集西安，他们是：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调元、朱绍良、万耀煌、陈继承、蒋方震、张冲、蒋作宾、邵元冲等，还有西安的晏道刚、曾扩清也应位列这一千人等之中。 蒋介石有了后盾，这时才开始发威，指令张、杨限期剿共。 ★蒋介石的剿共计划遭到张、杨的抵制，但张、杨也难以说服蒋氏改变方针，双方都在试图用自己的力量影响和改变对方 蒋介石在征服对手方面，可谓沙场老手。这次处理西北局势，他采用的方法依然是先武力威慑，再内部分化，各个击破。 因之，在他出发去西安前，已吩咐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草拟好一个名单，而在他到达西安后，即下令名单所列各方面大员齐赴西安，共商“剿共”大计。在其嫡系部队到达西北后，又大张旗鼓地布兵摆阵，扩建机场，首先给西安方面以心理压力。在做足宣传文章之后，蒋介石才在他下榻的临潼华清池分别召见张、杨，宣布他的“剿共”计划。 张学良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他说：“总司令，请恕我直言，为了拯救国家和民族危亡，必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不仅是我个人意见，整个东北军都有这个要求，全国人民也都有这个要求……” 蒋介石没等他说完就训斥道：“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叫你向东，你就向东，我叫你死，你就得死。风吹草动，兵随将走。当统帅的不动摇，当兵的就不会动摇。” 对蒋介石的批评，张学良不能认同。他据理力争：“打内战是调动不灵了，要是打日本，可以调动自如，锐不可当。” 蒋介石对张学良以士兵不愿意为由拒绝“剿共”很不高兴，但是，他从张学良的话中也找到了说服张学良的机会。于是就说：“剿共政策，不能改变，士气问题，我来解决。”蒋介石自信，只要他亲自给官兵讲明利害关系，就一定会扭转东北军官兵的思想。到那时，你张学良再不“剿共”，就没有了理由。 蒋介石又召来杨虎城谈话。 杨虎城没有张学良与蒋介石那样的特殊背景，因此也就不能像张那样公开对蒋介石说“不”。只能是委婉地表达意见：“我个人完全服从委员长的命令，但是部队抗日情绪高涨，剿匪士气低落，确实是个令人忧虑的问题。” 杨虎城的回答与张学良如出一辙，这使蒋介石既震惊又忧虑。他震惊的是，这两支屡有冲突的部队居然走到了一起，真有点出乎意料。他忧虑的是，现在不仅是张、杨个人不愿“剿共”的问题，而且是两支部队都不愿“剿共”的问题。要把这两支部队拆散，前有民众支持，后有共产党支招，谈何容易呀！尤其是东北军打回家乡去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谁能撼得动这种思乡情结？ 蒋介石还是决定以领袖身份到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想亲自“解决”两军基层官兵不愿“剿共”的问题。 这是10月27日，王曲军官训练团第三期典礼如期举行。西北“剿总”和东北军、17路军的团以上干部应召而来聆听蒋介石的训话。蒋介石操着浓重的宁波口音讲道：“我们革命军人首先要明礼仪、知廉耻，在家要尽孝，要孝顺父母；为国要尽忠，要服从长官。这是我们革命军人的本分。同时我们革命军人还要分清敌人的远近，事情的缓急。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是不革命。那样在家是不孝，为国是不忠；不忠不孝，便不能算是一个革命军人。国家有法律纪律在，对这种不忠不孝的军人是要予以制裁的。”他接着说：“假如我们现在不集中力量打眼前的主要敌人，而大喊大叫要打几千里外的敌人，那就是违反我的‘安内攘外’的政策，违反这个政策，就是反革命，反革命我就要打倒他。” 这些话，显然不光是说给受训军官听的，也是给张学良、杨虎城的警告，给东北军和17路军的警告。具有浓厚抗日思想的受训军官，是难以接受蒋介石那套不怕亡国而惧内争的歪理的，所以，短短半个小时的讲话，会场多次出现连续不断的咳嗽声和跺脚声。张学良怕引起蒋介石的不快，讲话以后马上宣布解散，把原来安排的现场提问临时取消。 蒋介石对会场中的现象未流露出介意之情。会后，继续在张、杨的陪同下去青龙岭，观赏终南山雨后景色。晚上又去省银行欣赏宋代名画《长江万里图》，用以作出对王曲军官训练团一事不介意无所谓的姿态。 28日，蒋介石邀张学良会谈。蒋介石开门见山地说：“毛泽东不是写信给我吗？我来了就是对他的答复。”这句话是带着杀气的，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张学良背着自己与共产党联系的不满。可一心只想抗日的张学良没有管这么多，竟接过话茬儿说道：“学良正要向委员长报告。”于是，就一五一十地把毛泽东、周恩来10月5日致函张学良并转蒋介石的信的内容转述于蒋。信是这样写的： <small>中国共产党建议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一年多了。虽已得到全国人民的赞助，但中国国民党不但至今采取游移不决的态度，而且当日寇正在准备新的大举进攻时，反令胡宗南军深入陕甘，配合先生所指挥的部队扩大自我残杀的内战。……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中国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达蒋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拟具国共两党抗日救亡协定草案，送呈卓览。寇深祸急，愿先生速起图之。</small> 蒋介石听罢信的内容后，立刻训斥张学良：“你是中了共产党的魔术！在杀尽红军，捉尽共匪之前，决不谈抗日的事。” 但张学良仍然表示，应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本来还想向张学良撒气，但旋又考虑明天就要去洛阳，于是又把语气缓和下来，说道：“我们要把局势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别担心，苏联将完全愿意讨论同盟问题，有无红军都无所谓。如果我们首先消灭了红军，我们今后在与苏联谈判时，就能处于一个优越得多的地位。我们的责任是消灭国内的共产主义威胁，首先把中国人民从红色帝国主义手中拯救出来。然后，我们再考虑其他的同盟，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抵抗日本。” 这段话，似乎是受前面提到的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谈话的影响，而在向张学良透露苏联可能不再关心中共前途的判断，以打消张学良对抗日发动的担心，而不知内情的张学良是不可能从他的话里听出玄机的。 与张学良谈话后，蒋介石接受了《大公报》记者的专访，公开表明誓把“剿共”内战进行到底的决心。蒋氏指出：“政府决定贯彻戡乱方针，因为共产党受国际指挥，不以中华民族利益为本位……（政府）断不能容许国际操纵之势力，以武力破坏国家，毁灭中华民族之独立性。” 这次谈话，张学良深感失望，因为他说服蒋介石的努力无果。蒋介石也对张学良更为不满，以至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汉卿乃如此无识，可为痛心。” 29日，蒋介石乘火车去洛阳准备做寿，但他一到洛阳，即迅速召开军事会议，部署攻击刚刚会师陕甘的三大主力红军。蒋决定：由第1军、第3军、第37军和东北军的第67军、骑兵军，从会宁至固原一线，自南到北，分成4路，夹击红军。31日，蒋介石下达了总攻击令。 接获蒋介石这道命令，各路“围剿”大军却是表现不一，张学良领导的两个军因与红军早已达成默契，自是不愿与红军交火，其他几路也大都消极观望，惟独胡宗南的部队显得特别卖力，孤军推进到红军的腹地。至11月21日，红军主力不仅摆脱了“围剿”军的堵截，而且对胡宗南的几个师形成合围之势。这一天，红军主力主动发起了环县山城堡战役。下午，左权的红1军团、徐海东的红15军团发起总攻，红四方面军的王宏坤第4军与红二方血军萧克的第31军配合作战，经过一昼夜激战，将胡宗南部的第78师232旅和第234旅的两个团全部歼灭。在盐池、定边方向的胡宗南部第1旅，也被宋时轮领导的红28军击溃。国民党“围剿”军遭受这一重创后不得不暂时撤围再图，重新组织围攻。 让我们再回到10月31日，蒋介石50岁寿辰这一天。 这一天的洛阳，胜过节日，热闹非凡。整个洛阳都被精心“打扮”了一番。洛阳西宫军分校广寒宫礼堂装饰一新，贺幛寿联挂满墙壁，主席台正中一只五彩缤纷的大花篮，烘托着蒋介石的巨幅画像。庆典中的祝词、贺词充满了对他的“统一”、“剿共”勋业的溢美和“盛赞”。来自各国的外交代表，包括德国元首希特勒、日本首相广田等，也都发来了贺电。庆典之后是生日宴；生日宴过后再举行飞机表演，这些表演的飞机是侍从室以抗战的名义组织各界民众募捐购买的，正好50架，分为10队，每队5架在空中做各种特技飞行动作。这别开生面的祝寿形式，比起那50支燃起又要息掉的蜡烛可要新鲜得多，当然花费也会不小。 这一天的南京，也举行了隆重的寿诞献机典礼。在明故宫飞机场先后有68架新型战斗机腾上高空，由南京上空向蒋介石一家表示庆贺，总计有230多个单位出席庆典，人数达20万左右。 全国各地也都安排有各种庆寿活动。党政军各界自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以下纷纷致电祝寿。全国各地悬旗致敬，还有不少地方建起了“中正堂”、“介石堂”。 在洛阳的祝寿队伍中，名望和资历最高的要数张学良和阎锡山了，他们都当过蒋介石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因为二人始终伴随在蒋介石的左右，这也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而这次二人跟随蒋介石左右，还是为了劝蒋。对于劝蒋放弃“剿共”政策，一致抗日，张、阎早有默契。1936年5月，张学良曾亲赴太原，劝阎接受他在九一八事变时的教训，对日本不能存有幻想，不能采取不抵抗主义；日本如要入侵晋绥，要坚决抵抗。10月，张又两次去太原见阎，得知阎对“剿共”政策已存疑虑，遂与阎商定：如蒋介石不抗日，晋军和东北军联合红军共同抗日。张还派西北“剿总”秘书兼办公厅第6科科长李金洲两次去太原晤阎，商议共同抗日事。而这时阎已邀请薄一波等5名共产党人到太原协助他准备抗日。阎锡山在10月30日去洛阳给蒋祝寿时，特意绕道西安与张同往，也是为了与张商议向蒋进谏事宜。 庆寿活动一结束，张学良就与阎锡山一起去拜见蒋介石。谈话是从这次飞机表演开始切入主题的。张学良与蒋一见面就说：“这次飞机表演很有水平，飞机也很好。”蒋介石此时尚沉浸在庆寿的欢愉之中，听到这话也就示意张继续说下去。 张学良话题一转说道：“不过，委员长可知侍从室在动员捐献时是怎么讲的吗？” 蒋介石急忙问道：“怎么讲的？快说来听听！” 张学良见蒋介石愿意听，就说：“侍从室下达捐款献机的通知时，是打着抗战的旗号。委员长，现在国难当头，民生凋敝，民众之所以能如此踊跃捐献，其热忱完全是出于抗日，是为拥戴委员长领导收复失地，领兵抗日。所以，这次捐献盛况空前。” “是啊，汉卿、百川，听说小学生把买铅笔、糖果的钱都拿出来了，群情如此。”蒋介石顺口说着，突然觉得话茬不对，又一想：这两天这两人一直追着我转来转去，是不是来做说客，劝我来了。于是，笑容顿失，改口道：“抗日，又是抗日，你讲了多少回了。你作为一个军人，应该分清敌人的远近。共产党就在你们的身边、面前，而日本远在千里之外。我们应该先消灭眼前的敌人，免除后顾之忧，然后再去解决远处的敌人。” 蒋介石自己听不进张学良的劝说，反而劝起张学良来：“汉卿，共匪已成强弩之末，短期内不难消灭。消灭了共匪，可以永绝后患。” 张学良觉得蒋介石还是老调重谈，不愿听下去，就把话题转到东北军身上：“我眼看着损失的兵力无法补充，遗下的孤寡无法抚恤，流亡的东北官兵，到西北来‘剿共’，离家乡一天比一天远。”说到这儿，他的眼圈湿润了，而“共产党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回东北老家去，我们的官兵听了怎能不动心。共产党与日寇，究竟谁是中国国家民族的最大敌人？” 对于张学良的又一个提问，蒋介石没有立即回答，而是看了看一言没发的阎锡山，遂把球踢给了阎锡山。既是有求于阎帮助解危，又是放出了一个试探性气球：“百川，你说谁是最大的敌人？”阎锡山见问到自己头上，就按照与张学良商量好的话说：“依我看还是日寇。汉卿讲的停止内战，实行中华民族的抗日，很有道理。” 阎锡山不仅没能帮助蒋介石劝说张学良，而且证实了张、阎二人这几天形影不离，就是充当说客的。蒋介石立刻生怒，打断了他的话：“不要说了！我现在只要你们答复我一句话，到底是我该服从你们呢？还是你们该服从我？” 蒋介石的这番话说得很重，二人觉得蒋已把话说绝，不能再谈下去了，只好告退。临走之前，蒋介石还告诫他们：我叫你们打共产党，你们就全力“剿共”，不要三心二意，不要向我来讲什么“团结抗日”的老调。这道理我不懂吗，我蒋某人难道不抗日吗？我心里比你们还急！只是共产党在我们背后捣乱，不消灭他们，我们能安心抗日吗？这么个简单道理，你们都想不明白！ 晚上，张、阎二人密谈了许久。分手时，阎拉着张的手说： 汉卿呀！看委员长态度，咱们不能再说话了，只有咱们以后看机会慢慢地做罢。 这句话到底意味着什么，可以作多种解读。张学良以为这是阎锡山的某种默许，即以后一旦时机成熟，他举旗抗日时阎锡山会声援和支持他。就是凭着这句话，张学良后来误以为阎会支持他对蒋实行“兵谏”的。 第二天，蒋介石在洛阳军分校阅兵并发表讲话。这时他还没有从前一天与张学良、阎锡山谈话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因此，一开头就讲起了“剿共”问题，并且别出心裁地把联共与汉奸联系起来。他严厉地说： 汉奸有两种：一种是无知识的低级汉奸，如李守信、王英，另外有一种有知识有组织的高等汉奸。他们出卖整个国家与民族，实为汉奸之尤者……现在断不能用任何理由去主张联共，否则就要出卖国家民族，存心与共匪同声相应，甘心为共产党下面的二等汉奸。 听了蒋介石这番话，张学良顿觉心灰意冷。正如他自己回忆时所说：“蒋公在阅兵后训话，痛斥共匪为大汉奸，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良聆听之下，有如冷水浇头，良欲向蒋公陈情者，至是则绝望矣，沮丧万分，回至寝室，自伤欲泣，为端纳、阎百川先生所见，皆赠以温言相慰。” 张学良觉得没有必要继续留在洛阳，遂登机返回西安。一路上他做出态度已然转变的样子，在飞机上故意对何柱国放话：“阎百川饱经世故，昨夜劝我不能再谈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之事，我已决心不再谈了。”张学良是有意让他这一番话不胫而走，造成一种掩护。同时，他也在构想回去应该怎么办。 ★蒋介石的顽固不化，考验着张学良的执著；张学良不间断的苦谏、哭谏。寄望于最后一刻能感化蒋介石。蒋、张二人的是非判断针锋相对谁都不肯让步 张学良自从11月1日在洛阳被蒋介石公开羞辱之后，即开始考虑万一蒋介石最终不同意停止“剿共”、发动抗日该作何种打算。摆在张学良面前的有三种方案可供选择：第一，和蒋告别，自己辞职走开；第二，口头对蒋作最后的诤谏，使蒋能在最后时刻改变误国之策；第三，采取非常行动，实行类似于“兵谏”的办法“逼蒋抗日”。 第一种方案，对于像张学良这位急切希望洗刷“不抵抗”耻辱，收回桑梓故乡的爱国将领来讲，是不会选择的，那样不仅对不起乃父的在天之灵，而且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东北父老，对不起东北军的几十万将士。 第三种方案，是万般无奈之举，对于张学良这样重情义、讲忠信的人来讲，非万不得已，是不会采取此种极端办法的。至少这时的张学良与蒋介石还有着无法割舍的感情。 剩下的办法只有继续劝谏蒋介石的第二种方案了。 张学良对此一方案的信心却是明显不足。11月4日，他带着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飞往兰州，以拜会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甘肃省省长于学忠，商谈“剿共”事宜之名，与共产党接头商讨下一步的行动办法。他首先将自己的想法告知了周恩来，随后中共便急派叶剑英到西安带来中共的详细停火计划和由毛泽东签署的正式停战协议。协议提出：如果东北军今后的军事行动都是完全针对日本侵略军的，就把红军的指挥权移交给张学良将军。张学良建议，红军向北撤退，创造一个缓冲地带，红军果真撤离瓦窑堡，向北驻扎于靖边、安边、定边一带。张学良从这件事上体会到：共产党为了民族的利益，说到做到，是完全值得信赖的。他决心把自己与共产党达成的协议当作誓言，决不轻易背弃。从此，红军与东北军的关系由互不侵犯发展到相互合作。后来，张学良在回忆这段经历时，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良由洛返陕，答复共党，一时无法向蒋公请求实行停战计划，遂与共相约商，局部暂停，仍由良担负向蒋介石从容陈情。共党曾派叶剑英来见，并携有双方停战计划和毛泽东之约书，愿在抗日前提下，共同合作，军队则听受指导。良要求彼等须暂向北撤退，以期隔离，给予时间，容余酝酿。彼等认为河套地瘠天寒，需棉衣和补给，良赠以巨额私款赠之，令彼自筹，共党遂撤出瓦窑堡，向三边北行。 这段文字虽然不长，但却准确地反映了为了抗日这一共同的事业，张学良与红军的良好合作与配合。其中提到的“赠以巨额私款”，其实远不止此，随巨款一起的还有不菲的物资。这不仅解了红军的燃眉之急，还救了中共高级领导人邓小平的一条命。1992年5月，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纪念聂荣臻去世的文章中说：“父亲邓小平罹患严重的副伤寒，昏迷不醒，什么东西都不吃，生命垂危。当时任中央红军先遣队政委的聂荣臻把张学良送来的一些罐装牛奶全给了邓小平。正是靠了这些牛奶，才救了邓小平的命。” 正当张学良穿梭于陕甘之间，设法打开僵局，为尽快实现联共抗日大计而努力的时候，绥远抗战爆发。东北军群情振奋，强烈要求援绥抗日。集国难家仇于一身的张学良，深受抗日氛围的感染，他于11月27日上书蒋介石，请缨率部开赴抗日前线。但蒋介石以“时机尚未成熟”，否决了他的要求。 这次上书再一次加重蒋介石对他的成见。蒋在28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张学良要求带兵抗日，而不愿‘剿共’，此其做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也。亦其不知做事应有段落。告一段落后，始可换一段落。始终本末与次节之理，何其茫然也。可叹！” 从蒋介石的日记看，尽管蒋对张的训斥一次比一次严厉，尽管张学良之所为使其在蒋处已然“失宠”，但蒋介石此时却没有像以往对待政敌那样去对待他，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确实是十分特殊的。 蒋介石可以把张学良当作晚辈那样不给面子，外界的人却把它看作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连蒋氏的心腹幕僚都觉得“甚是不妥”。就在蒋介石针对张学良大骂汉奸的当天，蒋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马上找到东北军的何柱国，托他转告张学良：不要多虑，蒋公的脾气说完就过去了。蒋介石安插在西安“剿总”的参谋长晏道刚，也向蒋发去电报，给张学良转圜。这份由晏拍发的所谓“有亥”电文说： 东北军自去冬陕北直罗镇役之后，109、110师遭受重大损失，中央不予补充，还要取消110师的番号，因而对中央颇有怨望。他们对“剿共”心怀畏怯，认为“剿共”不是他们的前途。东北地方被日寇侵占后，一些军官家属逃到关内，流离失所，生活极感困苦。对日寇敌忾同仇，是东北军官兵普遍心理。前线官兵已有许多与共产党联系。张副司令心中痛苦，指挥确有困难，万望对于张副司令不要督责过严，使他难以忍受。张副司令曾经请求开赴绥远前线抗日，此时可否考虑将东北军开赴绥远、察哈尔一带，担任抗日前线作战。 蒋介石对这封电文是重视的，曾反复考虑是否派张领兵绥远。但最终还是于12月2日否决了张的请求、晏的建议。 获悉蒋介石的决定后，张学良只身一人驾机飞往洛阳，晋见蒋介石，准备冒死再行力劝。 行前，张学良曾表示：“他如果仍是那样蔑视我的意见，对我发动抗战毫无诚意，我将考虑我自己的问题。”蒋介石抑或是猜到了张学良的心思，或受到了晏道刚电文的影响，见到张后格外客气，并主动表示，可以恢复在崂山和榆林桥战役中被红军歼灭而被取消的东北军两个师的番号。 但张学良不为所动，直言剖白“剿共”不得军心民心，要求东北军开赴前线抗日。对此，蒋介石一口回绝说：“你的责任就是‘剿共’，不许到前线抗战，若要不然，就把你撤掉。”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公开地向张提出撤职问题，是恫吓，还是警告，后人不得而知，但往下发展的事态说明，蒋介石的“撤职牌”没有发挥效应。 张学良把话题转到释放“七君子”上。 “七君子”就是11月23日国民党在上海逮捕的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邹韬奋、王造时、史良、沙千里等7名爱国人士。他们7人都是上海各界救国领袖，主张宣传抗日救亡。南京国民政府指控他们的罪名是：“非法组织所谓上海各界救国会后，托名救国，肆意造谣”，“勾结‘赤匪’，妄倡人民阵线”，“密谋鼓动上海总罢工，以遂其扰乱治安，颠覆政府之企图”。 张学良建议蒋把“七君子”放了。他说：“上海的几位救国领袖究竟犯了什么罪，我想全国大多数人谁也不晓得。事实上，他们根本就没有罪，如果说他们也有罪，那就真成了沈钧儒所说的，是‘爱国未遂罪’了。” 蒋介石还是没有同意张学良的建议，说这是政治需要，他让张学良不要管政治上的事，而要专心“剿共”。这时，张学良突然跪了下来，眼含热泪，一句一顿地说： 委员长，不是学良非要违背你的意愿，实是几年来国难家仇，使学良中夜彷徨，有鲠在喉！委员长，请您正视一下现实吧，这些年来，党争兵争，亿兆愁苦，内失统一之力，外无御侮之能。而自家同胞依然战祸连绵，生灵涂炭。灾荒无救，饥馑在途，这样下去，将是人无乐生之心，国有累卵之危…… 堂堂七尺男儿，身居国民党的中常委，为了国家和民族，不惜向蒋介石下跪，其言何其真诚，其情何其感人，但依然不为蒋介石所动。 不仅如此，蒋介石不等张学良说完，就怒气冲冲地拍了桌子，叱骂张学良：“放肆！” 张学良也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听了蒋介石的话，腾地站了起来，改变语气道：“委员长，请问你这样听不得意见，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你同袁世凯、张宗昌还有什么区别？” 此时，劝说变成了质问。蒋介石平时听惯的全是奉迎和恭维话，此时这样尖锐的批评，哪里受得了。蒋介石也站了起来，指着张学良：“好你个张学良！你太放肆、太狂妄了！全国只有你一个人，除了你张学良，没有第二个人敢这样对我说话，没有第二个人敢这样批评我！”接着又嘶喊着说：“我是委员长，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不服从我，就是反革命，革命的进来，不革命的滚出去！” 张学良不是魏征，蒋介石也不是唐太宗。劝谏变成了吵架，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却使两人的矛盾更加激化了。 如果说，蒋介石于11月1日的“汉奸说”深深刺激了张学良，使他开始考虑一旦蒋介石坚持不改变主意，他在可供择取的三套方案中仍是立足以第二套劝谏方案来解决问题的话，那么到了12月3日与蒋争吵之后，张学良已经开始考虑采用第三套方案，也是最后的无奈之举即对蒋实行“兵谏”的方案了。 张学良从洛阳回到西安，杨虎城正在客厅等候。杨早已从张的神色猜到了劝谏之举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在张学良介绍了劝谏的情况并征求杨的意见时，杨虎城就顺势提出了类似于“兵谏”的建议。 杨虎城主张“兵谏”，下这一决心比张学良要容易得多。从杨的角度看：只有这个办法才能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推动全国一致抗战局面的出现。同时，这对17路军的发展来说也是有利的，可以使17路军避免遭受两面夹击的窘境，也有利于彻底解决杨本人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 张学良就不同了，他与蒋介石的私人关系较好，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较高，受蒋的影响较大。他始终相信蒋介石能领导全国抗日收复失地，所以真诚地拥护蒋介石。但是，这次听到杨虎城的“兵谏”建议时，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也并没有表示反对。这说明他的态度开始转变。张学良后来在回忆中谈及这一细节时，这样说道： 迨自洛阳返来，心情十分懊丧，对杨谈及蒋公难以容纳余等之意见，该时良对蒋公发有怨言，并问计于杨，彼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杨反问良，是否真有抗日决心？良誓志以对。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良闻之愕然，沉默未语，彼露有惧色，良即抚慰之曰：“余非卖友求荣之辈，请勿担心，不过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彼遂讥良乃感情作用，以私忘公。良答以“容余思考商讨，请其安心，余绝不同任何人道之彼之意见也。” 12月4日，也就是张学良从洛阳返回的第二天，蒋介石也来到了西安。两天之后，蒋介石召见张、杨，公开摊牌。蒋介石说：“无论如何，此时须讨伐共产党。如果反对这个命令，中央不能不给以相应的处置。”接着，蒋提出两个方案供张、杨选择：（一）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和17路军全部开赴陕甘前线，进攻陕北苏区，“中央军”在后面接应督战；（二）如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和17路军分别调到福建和安徽，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去“剿共”。 蒋介石提出的这两个方案，都是张、杨绝对不能接受的。按照第一个方案，不仅张、杨自己不愿意打内战，而且他们的部队也不愿意打内战。与红军的几次作战已经使他们损失惨重，再打下去将会自我毁灭。按照第二套方案，张、杨两军都要离开西北，互相还要分开，不仅两军不能联合，而且得不到红军的支援，这样下去，势必要被蒋介石分别吞并或被消灭。 既然蒋介石指的路子走不通，那就剩下自己那一条路了。这就又回到了张学良的第三套方案，也就是杨虎城提出的“兵谏”办法了。然而，此时张学良对蒋还没有死心。他在与杨虎城从蒋介石行辕出来后研究对策时，只统一了两点共识： 一、东北军和17路军决不再打内战； 二、东北军和17路军除了抗日之外，决不离开西北，两军也决不分开。 而对最重要的“兵谏”的问题，此时毫未提及。张学良还要再试一试是否能最后说服蒋介石同意发动抗日。 12月7日，张学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向蒋介石进行了一次“哭谏”。这次“哭谏”有两个目的：一是希望能最后说服蒋介石；二是如果说服不成便顺便摸一下藕介石住所的底，为“兵谏”做准备。于是，他以在内蒙古阿拉善旗的定远营发现日本特务机关活动，拟派骑兵第6师师长白凤翔、18团团长刘桂武前往震慑为由，而先后分别带白、刘去面见蒋介石，佯为请示方针，实为实行谏蒋抗日之最后激烈手段，让两位潜在的“兵谏”计划的执行者熟悉一下蒋介石的面容。 待两位部属离开后，张学良再次力图以其至诚感动和说服蒋介石。他极为沉痛地向蒋陈诉说：“日寇侵略我国，贪得无厌，步步紧逼，继东北沦陷之后，华北已名存实亡。最近，日伪军又大举进犯绥远，进一步窥视我国西北，国家民族的危亡，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 说到这里，张学良潸然泪下，感情十分激动，接着又继续说：“在这种形势下，无论是为国家、为民族的利益着想，还是为委员长个人的威信着想，都应该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不停止内战，不举国团结一致，就谈不到抗日；不抗日，也就谈不到救国图存。现在全国的人心，都一致要求政府抗日，若再继续‘剿共’打内战，必然丧失人心，绝对不会有好结果！请委员长三思而行！” 张学良慷慨激昂的陈词，声泪俱下的表情，苦苦劝求3个小时，也软化不了蒋介石的铁石之心。蒋介石毫不动摇地坚持他的“剿共”立场，还怒斥张学良年轻，受了共产党的宣传蒙骗，最后他面对张学良说：“你现在就是拿手枪打死我，我也不会改变削平内乱的政策。”这样，张学良的“哭谏”又失败了。 张学良还不甘心，他又让杨虎城找蒋介石再行力谏。杨虎城明白对蒋介石再劝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但张学良既然说了，他便于第二天上午11时去了华清池谒蒋。但为不引起蒋介石的生疑，杨虎城把话说得很谨慎：“抗日是人心所向，不抗日，国家没有出路，至于红军宜用政治方法解决。”蒋介石也心平气和，但措辞十分严厉，说：“共产党必须听从政府的命令，缴出武器，遣散红军……现已东西南三面合围，北边已令马少云派兵截击，一举可以把红军赶到长城以北沙漠里，到时他们无法生存，只有投降一条路……有主张抗日而不主张剿共的军官，你放手撤换，我都批准。”说到这，蒋介石怕杨虎城情绪对立，又缓和口气说道：“你是本党老同志，我们和共产党是势不两立的，消灭了共产党，我会抗日的。”杨虎城见蒋介石的态度依旧，而且不会改变，只好告退。 杨虎城劝说无果而返之后，立刻面见张学良研究对策。在向张学良陈述了劝蒋的经过后，杨虎城再一次提出：“我们应该立即行动，不能失去时机与人心。为了抗日救国，牺牲这两个团体（指东北军与17路军）也值得。”张学良终于同意了杨的建议，说道：“我们为了国家，对蒋介石也算仁至义尽了，现在只有干的一条路了。” 在张、杨对蒋介石彻底失望的同时，蒋介石也深感迫使张、杨就范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但是，蒋仍然没有放弃月余来对张、杨持续施压，压张、杨“剿共”的既定手段。 首先，设法创造有利于用兵西北的政治环境。在11月1日以“汉奸说”痛斥张学良之后，蒋介石也明白此时“剿共”，特别是压张、杨“剿共”政治气候十分不利，于是，他委派外交部部长张群与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进行了六七次会见；指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和日本总领事须磨频繁接触；指示驻日大使许世英与日本外相有田进行多次商谈，以“经济提携”、“共同防共”为条件，以换取在此次“剿共”时不发生日军大举侵华行动。接着，他于17日飞抵太原召见阎锡山，要求阎转告傅作义：不许绥东战事继续扩大，由南京从外交设法缓和日伪进攻，以争取绥东停战。他指出：“现在要剿共，不是大举抗日的时候，绥东战事要适时停止。”18日，又飞往济南与韩复榘晤谈，并通过韩向宋哲元转达其“剿共”方针。为了寻求日方对他“剿共”的配合与支持，他还于23日下令在上海逮捕呼吁抗日救国的“七君子”。 其次，蒋介石加紧了威慑西安的军事、政治攻势。他利用大办祝寿活动，炫耀他的权力和政治影响力；他借“剿共”之名，炫耀他的军事实力；他利用特务系统不断散布谣言，先是传出“蒋介石已命令万耀煌的13师经咸阳向西安推进，董钊的28师迅速进驻临潼”；后又传出“蒋介石严令张学良前赴洛川、杨虎城前赴韩城，立即督率所部进攻陕北苏区，还命令驻甘、宁一带的中央军胡宗南、王均、关麟征部以及马鸿逵的骑兵，从西面猛扑陕北”等。通过这一系列的谣言，与张、杨打心理战。还在12月3日与张学良谈崩之后，突然宣布把原定在洛阳召开的军事会议移到西安召开，这个改变，意在对张、杨施加更大的心理压力。 再次，实施分化东北军和17路军上层的活动。12月4日他人驻临潼华清池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17路军的军长、师长等高级将领，用吃饭、威吓、利诱等方法进行所谓的“精神感召”。他告诉将领们：现在是“剿共”完全胜利的最后五分钟，对于国家和你们个人的前途来说，目前都是关键时刻，每个人必须为最后一役贡献力量。 最后，向张、杨摊牌，使出他的“杀手锏”。他提出的如东北军和17路军不“剿共”就要调往福建、安徽，交出陕甘，实际是在告诉张、杨，除了“剿共”没有第二条出路。但是，就在蒋介石使出了浑身解数之后，张、杨仍然一次又一次苦谏、力谏、哭谏，这使蒋对张、杨特别是对张学良的失望情绪也达到顶点。 ★张、杨被逼无奈筹划“捉蒋”，蒋介石恨张“不可救药”，决定将张撤职他调。西安城风雨欲来，险情一触即发 兵谏“捉蒋”对于张学良来说，是一个十分痛苦的选择。张学良把这个办法称之为“苦跌打”。在法文里，这个词的中文译音为“政变”。 1936年11月底，张学良在西安会见中共将领叶剑英时，曾就这个问题征询中共的意见。张学良说：“内战我绝对不打，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苦跌打’。” 对于如此重大的问题，叶剑英没敢轻易表态，而是与张一起分析时说：“蒋不抗日，有些人不认识，抓起他来，会出现全国大分裂，人民一时不了解我们，会使我们孤立。”叶一再表示，他将迅速报告中共中央，然后给予明确意见。很快中共方面就反馈信息，劝张学良慎重。 围绕这最后选择的可行性，张学良也曾专门组织亲信进行多次研究。就在张学良约见叶剑英的前几天，他与杨虎城一起乘飞机到甘肃平凉，召开了一次由张学良的心腹将领王以哲、于学忠、高福源、唐君尧参加的秘密会议，秘筹谏蒋步骤。张学良在这次会上谈了蒋介石的“剿共”计划和他个人的想法。他说：我曾几次劝蒋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均无效果。准备电邀蒋先生到西安，作最后诤谏，若其拒绝，将以武装扣留，实行兵谏。他的意见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 这次会议召开之时，虽然还没有最后确定实行兵谏，但以这次会议为标志。对蒋劝谏之案已经退人次位，而采用“硬办法”之议已进入实质性准备阶段。 12月4日，蒋介石第二次来到西安，跟随其后的是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这些大员中，以战将为主，其中，蒋鼎文是准备接替张学良指挥全局的。卫立煌是豫鄂皖边区绥靖主任，拟在张学良坚决不“剿共”的情况下与其换防的。朱绍良是兰州绥靖主任，陈继承是豫鄂陕边区主任，陈诚是以军政部次长的身份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的。万耀煌军开入陕西腹地，是监视并分割包围东北军与17路军的。铁甲车兵司令蒋锄欧也来了。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是一向给蒋介石协调各杂牌部队的。蒋百里是保定军校老校长，又是蒋介石的老师，刚从欧洲回来，蒋介石是要其来担任军事顾问的。黄埔系的大将中没有来西安的，只有何应钦、顾祝同、张治中等3人而已。 蒋介石还召来了几个文职官员。蒋作宾是内政部部长，曾任驻日大使。找蒋作宾和日本问题专家王芃生来是为协调对日关系出谋划策的，因为日本能否给蒋“剿共”的时间至关重要。复兴社的戴笠本应在召集之列，但因政学系的二号人物杨永泰在武汉被暗杀，戴正在处理此案。调查科的张冲也来了，这是准备“收编”红军残余的一枚棋子。 至此，蒋介石的文武班子都已到位，唯一缺的是他的重要谋士陈布雷，因为陈只是担任为蒋起章文告讲话的“文胆”而“剿共”只需用大炮和机关枪来发言，毋须他来。 分析一下蒋介石以上文臣武将的名单，即可发现，来者不善。 为应对变局，张学良的高级将领也来到西安。他们是：甘肃省主席兼51军军长于学忠，67军军长王以哲，57军军长缪澂流，骑兵军军长何柱国，原57军军长现任中将高级参谋董英斌，105师（相当于一个军）师长刘多荃，以及东北军元老马占山、鲍文樾、刘伟等。 经过张、杨反复研究，至12月8日晚最终敲定了对蒋实行“兵谏”方案。张学良与杨虎城对军事行动作了大体分工：东北军负责在华清池捉蒋，并担任西安到临潼间的警戒；17路军负责拘禁在西安的南京方面军政大员，并解除西安蒋之中央系统的武装。 张、杨相约，两军秘密调派人员，进行具体布置。但是，仍未确定行动的具体时间。这是张学良对蒋仍抱幻想的反映，后来是蒋介石要对张、杨下手的势态，才使张受到“教育”并坚定了行动的决心。 张、杨两军的动态，蒋介石也在密切观察着。在洛阳避寿的1个月时间里，他进一步向陕甘派驻兵力。蒋介石命令集结在陇海路的“中央军”不断向西推进，蒋鼎文部进驻潼关，樊崧甫的46军开进华阴，万耀煌的25军进抵咸阳，胡宗南的第1师由甘肃向东布防。同时下令扩建西安和兰州的机场，以容纳更多的军用飞机来西北执行“剿共”作战任务。 12月4日，当蒋介石决定从洛阳移驻西安时，他的高级幕僚中就有人已感觉到了大变在即。陈诚劝阻蒋说：西安已决非宜于驻节之地，最好驻节洛阳，短期不动，或进驻平凉。蒋介石没有听从部下的建议，坚持进驻西安。这时他对张学良的判断是“虽然精明，但胆子小”，“谅他也不敢对我怎么样”，而对杨虎城则有所防备。 蒋进驻西安以后，来自各方面的情报不断地挑战着他原来对于张学良的认识，尤其是同东北军、17路军高级将领谈话之后，觉察到他在两军高级将领中的威望已大打折扣，这使蒋的危机感加重。同张、杨摊牌之后，一方面，决心尽快解决张、杨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调好专列，准备脱身。 这时候，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已经不再通知张、杨参加，这也表明蒋介石已经开始弃张。12月7日，张学良同蒋介石的争吵，加快了这一进程。实际上蒋在这一天已作出决定，将由蒋鼎文、卫立煌分别代替张学良、杨虎城。8日，蒋鼎文已经有了劝张交出军权的非正式表示。 9日，蒋介石已经作好了解除张、杨职务的各项准备。但为了寻找合适的“理由”与时机，遂对张、杨使出欲擒故纵的手段，在这一天他亲自给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写去一封密信，指示邵安排《大公报》公布撤销张学良、杨虎城职务的消息。密信全文如下： <small>力子主席兄勋鉴：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谒蒋，闻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云。”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要！</small> 蒋介石利用当时有很大影响的私营报纸《大公报》，放出这种即将剥夺张、杨权力的空气，目的就是诱使张、杨出手，以便自己有借口彻底解决张、杨问题。 10日，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只有蒋的嫡系将领蒋鼎文、卫立煌、朱绍良、陈继承、万耀煌、钱大钧等。就是这次会议作出了将张、杨逼上梁山的决定： 1．在12月12日正式发布第6次总攻红军命令； 2．决定将张学良、杨虎城撤职查办，解除东北军、17路军武装； 3．逮捕在西安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 本来张学良对发动兵谏一直犹豫不决，但蒋介石的痛下杀手最终使张学良摆脱幻想毅然走上了与蒋介石的安内先于攘外误国政策的坚决决裂之路。 <hr /> 注释： 正文 第五章 为国？求生？张、杨将军扣蒋成功 ★金兰私情岂能置换民族大义，优柔寡断乃兵家之大忌。张学良的一丝犹豫致使绝密的兵谏筹划险些胎死腹中。严酷的现实再次教育了张、杨 ★张、杨内紧外松，紧急点兵布阵。蒋介石睥睨一切，自感已把对手逼入“死穴”。双方的暗中角力进入最后摊牌阶段 ★清晨6时，扣蒋战斗打响，8时蒋氏在山洞中被擒。城内仅用两个小时即结束兵谏行动。蒋介石撤张、调防东北军的命令终成一纸空文 大变迫在眉睫之间，张学良处于极度矛盾之中。 他与蒋介石有着近10年的交往。父帅被日军炸死之后，是他坚持易帜，追随蒋介石，为蒋介石实现全国“统一”立下汗马功劳；中原大战之时，是他不顾东北军将领的反对，力排众议率军人关调停，在最关键的时候帮助蒋确立了中央统治地位；九一八事变之时，为坚决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他不惜舍弃自己的家乡，舍弃自己的家财，舍弃父子两代的根基，甚至替蒋氏背上“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当然，蒋介石也给了他荣耀和地位，而他也始终对蒋有一种感恩之情。他视蒋介石为长辈，蒋介石亦把他看作是晚辈，第一一夫人宋美龄还与他的夫人于凤至结拜为干姐妹。尽管他与蒋氏说话很随便，有时不免争吵，蒋也没有像对待别的异己军事实力人物那样认真计较过。 张学良与蒋介石就是在种复杂关系中走过来的。 但是，这一次政见之争，却使他没法让步。他要先攘外而后安内，而蒋氏却要先安内而后攘外。虽然表面上看这只是先后顺序的变化，但却涉及到是爱国、救国还是卖国、亡国的民族大义。他与日本有着国仇家恨，在率领东北军打回老家之前，让他放弃抗日这是一个不可能的选择，也是他一个不可动摇的人生原则。 他也深深理解蒋介石的苦衷。蒋与共产党斗争了十几年，始终把共产党视作心腹大患，而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也确实证明只有共产党能够抗衡于蒋，使蒋“剿共”终难成功，而蒋要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地位，也就势必想方设法削弱共产党挑战他独裁统治的能力。 但是，理解并不等于可以支持。与民族的生存相比，与解救人民于水火的大义相比，个人的权力欲望和恩怨情仇都是微不足道，可以抛在一边的。如果仅仅为了个人，张学良可以什么都不要，可以什么都舍弃。几年前，张学良曾经为了保住蒋介石而主动下野，张学良也曾不止一次地向蒋介石披露心迹：“为了委员长，我张学良可以牺牲一切！” 今天的蒋介石，却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把张学良逼上了绝路。 今天的张学良，为了民族大义，也终于不得不迈上逼蒋抗日的关键一步。 ★金兰私情岂能置换民族大义，优柔寡断乃兵家之大忌。张学良的一丝犹豫致使绝密的兵谏筹划险些胎死腹中。严酷的现实再次教育了张、杨 前面说到，张、杨于12月8日晚正式确定兵谏捉蒋。把这个日子作为张学良最终定下兵谏的时间，是相对于最后成功捉蒋而言的。从张学良后来口述解密的资料中得知，在这之前已开始了捉蒋行动，只是没有成功罢了。 那是在蒋介石第二次来到西安之前的12月1日。张学良派在外面的东北军联络人员王化一从武昌打来“华密”电报，说：何成浚秘密告知，他在洛阳为蒋介石祝寿时，在钱大钧的办公桌上看到拟好的电报稿，内容是调东北军到苏皖，然后调福建去，使之与共产党及杨虎城隔离，请副司令有所准备。 原来从武昌行营移住西安后，张学良仍将王化一以“四维学会”及东北中学校长的名义留在武昌，实际上让王负责收集南京方面的情报。那天晚上，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招待武汉的军政官员，王化一也应邀参加。散席后，他将王留下，告诉了他在洛阳看到的秘电。 何成浚是北伐战争中去北方谋求南北息争时与张学良结识的，两人常相往来，私交甚厚。对他提供的情报，张学良深信不疑，立即找来杨虎城研究并决定采取捉蒋行动，并为此拟定了三套方案： 开始他们打算设法将蒋人和车骗到西安城内，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将蒋软禁起来；进而又想以请蒋再次到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为名，在中途设伏，劫蒋入城。但当时时机紧迫，这两个办法都仓促难以实行，并且西安蒋系势力众多，问题也不那么简单。他们最后考虑，认为干脆把蒋介石捉起来还是以采取全面的军事行动的办法较有把握。 虽然设定了三个方案，但是，这只是个模糊的、粗糙的方案，对于怎样捉蒋、派谁去捉蒋、何时开始行动等这些关键性的问题均未进一步研究。张学良最初提出由17路军特务营营长宋文梅完成捉蒋任务，但蒋介石驻在东北军防区，由17路军的部队跨系统执行这一特殊使命，不仅后续支援存在问题，还容易引起两军间的误会，因而这一方案没被采纳。 正当张、杨为怎样比较稳妥地实现捉蒋而不断筛选各种方案时，蒋介石终于打破惯例离开华清池了。12月6日上午，他在邵力子的陪同下前往西安南郊。张、杨紧急研究后认为有机可乘，遂决定在他由南郊回临潼途中将其秘密地捉起来，押送至西安新城大楼，然后再和他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问题。 张、杨预计，蒋返回临潼经过西安的时间约在12点左右，他们设定：在西安南关附近实施捉蒋，行动时不准开枪，不断绝交通，不挖断公路，当蒋介石乘坐的汽车路经此地时，埋伏在公路两侧的士兵立即冲出来迫其停车，实施逮捕。与此同时，东北军派出部队逮捕驻守临潼华清池的蒋之随行人员，解除华清池附近及临潼车站备用专车上的警卫武装。西安方面，由17路军负责逮捕蒋系军政大员，解除公安局、宪兵团、省党部等的蒋系武装。 对这个行动方案涉及17路军的任务，杨虎城亲自进行了检查，只等东北军捉拿蒋介石，他便组织城内行动。但直到下午3点还未见捉蒋动静，杨虎城怕出现意外，赶忙询问张学良。张解释说，他中午接到南京电话，说何应钦当天来西安见蒋，准备将何一起捉拿，所以临时改变了行动计划。第一次捉蒋行动就这样未及实施便流产了。 这次行动的流产，反映了张学良对捉蒋的犹豫心理。而大战来临前的犹豫是极为堪忧的。几个月前就是因为张心存犹豫、拿不定主意而坐失了一次很好的机会。 那是6月初两广事变爆发以后，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分别密电张、杨，要求西安方面出兵援助。此时日本谋求“华北特殊化”已经成为事实。为求自保，张、杨曾派出使者到北平、太原、济南探询各实力派对待抗日的态度。各方的表态证实，一旦日本进攻华北，阎锡山可能投降日本，宋哲元将是虚晃一枪，向后退却，日军将不战而得华北和山西，蒋介石若继续执行“剿共”政策，全国团结一致抗日的局面必难形成，到那时，西安将会处在非常不利的地位。为此，张、杨曾商定寻找机会，打破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推动全国抗日局面的形成。而两广事变的爆发，为实现张、杨抗日愿望提供了可能，加之两广方面派代表进驻西安进行游说，于是，张、杨就决定： （一）张、杨分别致电蒋介石，称：日寇进逼，国亡无日，举全国之力以挽救，尚感力竭，若内战不止，更是手中自戕，长敌气焰，要求和平解决两广事件，反对对两广用兵；要求和平统一，共商抗日大计。 （二）如蒋对两广罢兵，西安方面便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和召开国会以解决国是的主张，通电全国各军事长官、各省府、各法团征询意见。 （三）如蒋对两广继续用兵，西安方面即出兵援助两广。军事部署为：东北军编为第1集团军，以王以哲为军团长，下辖两个军，向郑州、武汉推进，担任主攻。东北军第51军留在甘肃，担任警备后方的任务，对青海马步青、宁夏马鸿逵方面严密警戒。17路军编为第2集团军，以孙蔚如为军团长，辖第17师，陕西警备第1、第2旅，由雒南出南阳经襄阳向汉口挺进；17路军的第42师担任韩城、朝邑、大荔及豫西一带的河防，向山西方面实施警戒，确保西安及陕县至郑州段陇海铁路的畅通：淳化至耀县、耀县以东至韩城以北，商请红军接防。 如果这一方案实施得当，对蒋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不仅援助了两广，使蒋不敢举兵南犯，而且很有可能使蒋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西北的抗日要求。 但是，张学良面对内部劝其观望的意见，面对蒋介石要其出席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的邀请，处于两难之中，最终将执行决定的时间拖了下来。这一观望给了蒋介石用兵两广的勇气，也就给了两广致命的一击。 两次犹豫产生的消极后果，使张、杨都认识到，如此下去将断送此前的各种努力。12月7日，杨虎城对张学良说：“不能再失时机（指上次对两广事件的失机），不能再失人心（指适应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要求）”。张学良也坚定地表示：“我们为了国家，对蒋也仁至义尽了，现在只有干的一条路。”张、杨定下决心以后，分别向他们的心腹和主要高级将领打了招呼，开始秘密布置。但直到此时仍然没有确定发动的时间，以致酿成12月9日的一场虚惊，险些误了大事。 那天晚上，张学良安排了两项活动：一是去华清池见蒋，二是与杨虎城联名邀请南京的军政要员看戏。黄昏时，17路军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有事找东北军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但此时孙正和士兵准备乘卡车出发，仓促间只告诉宋他先去临潼，让宋改时间再来。由于12月6日两军已有布置，宋文梅误以为孙铭九此行临潼就是执行扣蒋使命。他迅速将这一情况报告了17路军总部。 杨虎城的秘书王菊人得知情况后，觉得问题极为重大，发生又这样紧迫，必须让杨虎城早有准备。而此时杨虎城正在戏院招待南京蒋系大员看戏，王菊人把他接回总部报告此事后，杨虎城联想到张学良未到戏院看戏，又有上一次未通知即取消扣蒋行动一事，认为东北军开始行动也是有可能的。 作出这样的判断之后，杨虎城认为必须配合东北军行动，他按以前与张学良商定的17路军的三项任务（解除西安城内蒋系武装，占领特务机关，接收蒋系各级机关并扣押蒋系高级将领），作了部署。当夜17路军的兵力部署是：17路军陕西警备第2旅孔从洲部（共3个团）和炮兵营，由孔指挥，担任西安城内的任务；特务营宋文梅部（共4个连），作总预备队；卫士队2个连，包围易俗社戏院担任扣押蒋系高级将领的任务，并担任新城至易俗社的警戒；17师51旅旅长赵寿山驻新城担任临时指挥官。 杨虎城在下达作战命令后，为了不使蒋系要员们看出破绽，又返回易俗社继续陪同蒋系大员看戏。而17路军负责执行任务各部于晚8点均开始出动，各街口均布双岗，只等扣到蒋以后开始行动。等到10点左右，孙铭九方面仍没有消息传来，杨虎城顿生怀疑，一面请陕西几位绅士继续点戏，以拖延时间，一面赶回绥署，命王菊人查问究竟。王菊人找到孙铭九才知道，孙铭九去临潼是查路而不是扣蒋。这才迅速通知以解除夜间军事演习的名义调回已经出动的部队，限拂晓前立即归还建制，回驻原地。一场虚惊终于结束。 这一夜，杨虎城在凌晨1时才赶回绥署。他深感两军官兵人心浮动，扣蒋已是箭在弦上，不能不发了，再推迟下去，一旦部队失控，发生骚动，将暴露整个计划。 12月10日一大早，他就应张学良之约到张公馆研究此事。张学良与他有一样的感觉。于是，两位主帅决定：今日完成准备；11日晚上行动。 张学良能够迅速定下扣蒋决心，除了发生了12月9日扣蒋预演这样的突发情况，客观上使行动不能再拖外，西安爱国救亡的一二·九事件的爆发，也是一个重要的导火线。 在17路军因情况不清而提前进行扣蒋预演的同一天，西安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抗日罢课游行活动。这次活动是由中共西北特别支部，通过“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组织的。张、杨在8日得知情况以后，起初并不赞成游行。他们认为，扣蒋行动已经决定，如果这次群众运动引起蒋的注意，蒋就会搬入其嫡系部队控制区中去住，那便打草惊蛇，捕蒋计划将会落空。其次，如果蒋系部队对群众开枪，而他们又阻止不了，发生了血案也不好。因而张、杨建议救国会停止游行。张、杨还决定，如果救国会非举行游行不可，就由17路军特务营沿途贴在游行队伍两边行进，把蒋系的宪兵和警察隔在外边，起到保护游行队伍的作用。 但这些建议均未被游行组织者采纳。 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组织这次大规模示威游行活动，目的是利用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契机，揭露蒋介石反共的新阴谋，进一步推动张学良、杨虎城走联共抗日的道路。由于张、杨的扣蒋行动是在绝对机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不可能向他们有所透露；而他们此时也不了解张、杨的行动计划，因而，未能达成一致。 但是，爱国学生自己也制订了安全措施。组成了一支由2000名同学参加的纠察队，负责维护安全；组成了由百余辆自行车编成的交通队，负责来回巡逻，传递信息；还组成了2个代表团，以备谈判和宣传群众。 12月9日早晨，15000名大中小学学生由各校涌进西安城南门，当游行队伍行进至东大街时，遭到国民党军警拦截，结果，一颗示警的流弹击中了竞存小学12岁的小学生。小学生中弹身亡的消息传出，广大学生怒不可遏，坚决要求严惩肇事的西安市公安局长马志超。10时许，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大会隆重开幕，并通过《为督促政府动员全国兵力抗日停止内战的宣言》。这份《宣言》提出：对此当前的危局，我们四亿五千万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们，都应该下必死决心，为民族牺牲，为国家牺牲。我们的当局，更应该下最大决心，与全体国民一心一德，共赴国难，共同牺牲。《宣言》还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当局，“当机立断，即日动员全国兵力收复失地。一面派遣现驻西北边疆的17路军和要打回老家的东北军，组织援绥军星夜北上驰援；一面停止‘剿共’军事，随即商讨抗日救亡大计。” 会后，游行学生委派代表入西北“剿总”、陕西省政府、西安绥靖公署递交请愿书。张、杨为不使蒋介石生疑，未出面接见学生代表。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虽然与学生见面，但重弹“救国不忘读书”的论调，并含蓄批评学生参加爱国运动为过，这番言论激怒了学生，游行大军遂转而去临潼向蒋介石请愿。 张学良只得相机将学生去临潼请愿的事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闻讯勃然大怒，指责张学良放任学生运动，命令张学良立即予以制止，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同时，命令西安的特务机关、宪兵第2团、省公安处、西安军警联合督查处、省党部，对学生运动“查明拿办”。军警闻讯，倾巢出动，在灞桥附近的土坡上架起了机枪，准备屠杀手无寸铁的爱国青年学生。幸亏张学良及时赶到，才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 张学良请求学生们不要再去临潼，他请求同学们把请愿书交给他，由他转交蒋介石。他对同学们说：“你们不必去，不必去挨打、挨枪。我可以代表你们，一定替你们要求；我可代表蒋委员长，一定达到你们的目的。” 张学良讲到：“同学们！同学们！诸位爱国的热情，深深地感动了我，这么冷的天气，你们挨着饿去临潼请愿，这使我个人难受了！……今天我敢肯定地答复你们，我张学良致死还是抗日的，不但你们现在要求我出兵，要求政府出兵绥远，而且我自己也在极力请示中央抗战的……诸位！我张学良若不出兵抗日，任凭诸位将我处分，我也是自甘领受的。” 学生们被张学良的真诚所感动，他们高呼：“拥护张副司令出兵抗日！”“拥护抗敌领袖！”“拥护抗日政府！”“我们愿为救国流血，愿为救国而牺牲，死在救国路上是光荣的！” 许多学生失声痛哭，在场的不少东北军士兵流下眼泪，张学良也抑制不住连连手拭苦痛的泪水，他再一次向学生保证：“请你们相信我张学良，我和你们是一样的心，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的要求更迫切。你们请回去，一星期之内，我保证用事实回答你们的要求。” 张学良为群情所激动。当晚，他把学生的要求紧急呈报给蒋介石，并且又动了劝谏之心。没想到他所得到的又是一通训斥：“你代表学生呢？还是代表我？你到底是站在学生的立场呢，还是站在国家大员的立场？”张学良又被蒋介石一个闷棍打了回来。 蒋介石对张学良面对学生的表态非常不满。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汉卿向余报告灞桥对请愿者说话，曾谓‘我可以代表你们，有话可以代达，同时我亦可为委员长代表，可酌另考虑你们的要求’。彼以自言甚得意，余当即纠正其谬，谓：‘一人决不能做两方面的代表站在中间，所谓信仰领袖，应如此乎”’。 而这一天张学良的失望亦达到顶点。他在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向其部属解释对蒋实行兵谏的理由时，这样说道：“‘一二·九’西安学生游行，事先我听说了，便同杨主任、邵主席计议，想出各种方法来制止，我提出几个办法：令学生在学校开纪念会，请邵主席召集扩大纪念周，令学生用文字表示。实在还不行，非游行不可，由我和杨主任、邵主席尽力劝阻，无论如何不要到临潼去。对学生运动，我实在是尽力排解，假如不是蒋委员长饬令警察开枪，武力弹压，使群情激愤，我想学生决不至于坚持到临潼去。学生走向临潼后，我不顾一切利害，挺身而出，幸而把学生劝回来，而蒋委员长却怪我没有武力弹压，而且竞公开说明是他叫警察开枪，假如学生再前进，他便下令用机关枪打！我们的机关枪是打中国人的吗？我们的机关枪是打学生的吗？蒋委员长有以上两种表示，杨主任、其他西北军将领和我本人，就都断定了他的主张是绝不能轻易改变了……”于是，“便断然决定”，实行“兵谏”，用武力迫使蒋转变。 ★张、杨内紧外松，紧急点兵布阵。蒋介石睥睨一切，自感已把对手逼入“死穴”。双方的暗中角力进入最后摊牌阶段 12月10日。这一天对于蒋介石和张、杨来讲都是十分重要的一天。 鉴于张学良对学生运动的处理背离蒋之本意，再次引起蒋的不满。这天，蒋介石召开没有张学良参加的军事会议，作出了他解决张、杨问题的最后决定。 作为一个疑惧心颇重的靠军事机器起家的南京国民政府的最高独裁人物，作为一名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代枭雄，蒋介石不能不考虑这一决定的作出，即意味着张、杨及其两军要求立即发动举国抗日的希望就此归于破灭，也不能不考虑手握重兵的张、杨会不会做出绝望之中的反抗。 蒋介石考虑的是什么？ 他认为，张学良一次又一次地劝谏，是对他忠诚的表现。这种忠诚从东北军“易帜”开始，近十年始终如一。张学良自己亦说过“无一事不服从领袖，无一事不效忠委座。”因而蒋介石对杨虎城严加防范，进驻西安时宁可选择离城25里的张学良的防区华清池，而不住杨虎城的防区西安城内。 此行，蒋介石只带了近身侍卫官和一个警备区队（排），连警卫股长黎铁汉及其所属20名警卫人员也没有带。 华清池大门由东北军卫队一营的一个加强连守卫，驻临潼的105师1旅3团派一个连驻守骊山烽火台，控制制高点，警卫华清池。 蒋介石嫡系的西安宪兵团虽然派来80名宪兵，驻守华清池内院，但看管火车站专列用去40人，华清池内真正有作战能力的蒋系人马也就只有40来人。 此种部署说明，蒋介石对张学良和东北军还是可称放心的。 蒋介石认为，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可保他个人安全无忧。在洛阳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他已做好缜密的军事部署。大批军队已经集结于河南，豫皖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坐镇开封，指挥二线部队。前锋樊崧甫军已过洛阳，在潼洛间构筑工事。西线宁、甘至汉中一线，“中央军”已有十二三个师，万耀煌军的一个师陆续进入战略要地咸阳。樊军董钊师准备入驻临潼。装甲列车已开到陇海线上待命。马丁式飞机70架也已进驻西、兰两地，其中在西安停放45架，并又将由广东投靠南京的部分飞机调来补足100架。此外，还储存了3000吨炸弹，预备了毒气弹。面对如此重兵，张、杨若与他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 他认为，东北军与17路军矛盾对立，不可能联手。在来西安之前，蒋系特务机关把关于张、杨的情报源源不断地报了过来。这里面，有关于东北军与17路军关系紧张的，有张、杨与共产党私通的，等等。在蒋介石看来，东北军虽确有“通匪”隋事，但张学良本人不会“真心向共”。掌握蒋介石决策内幕的张镇曾说：“我们开初收到有关西安方面的情报，说张、杨意见不合，有要火拼的模样。当时委座认为情报比较准确，因为张、杨之间的矛盾必将越来越大，最后难免冲突。后来又得到情报，说张、杨两人来往密切，有联合一致反抗中央的模样。委座对这情报的判断是，可能性不大。因为张、杨两人，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联合不起来。何况中央军当时云集潼关一带，随时可向西安推进，而张、杨在西安的部队很少，又怎敢反抗中央呢？委座因而大胆飞往西安。” 蒋之所以“放心”是否还认为，他在张学良身边安插有自己的耳目亲信，张学良的一举一动都在自己的监视之下。原来，蒋介石在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后，同时派他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任西北“剿总”参谋长，又以北平军分会政训处的全部班底组成西北“剿总”政训处，以特务头子曾扩情为处长，担任东北军的政治训练工作，向东北军将士灌输绝对拥护蒋介石和坚决反共的思想，并负责监督和调查东北军和17路军官兵的思想与行动；在这同时，还有大批特务进入了西安，散布流言蜚语，挑拨东北军和17路军两军之间的关系。这使蒋介石自以为张、杨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以他之力应付张、杨游刃有余。 蒋介石的高级幕僚、特务系统也不只一次地考虑这类问题。但除了陈诚曾提醒蒋“西安已绝非宜于驻节之地”外，其他人都没有怀疑到张、杨会对蒋氏下兵谏重手。 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曾预感东北军基层官兵的情绪不对。他在12月8日杨虎城约见他时曾吐露自己的担忧。他说：我感到形势严重，忧虑会不会发生日本“二·二六”事变那样的事。杨虎城听后马上说：决不会有那样的事。后来，邵在自己的回忆中写道：“我是担心东北军不稳，或有不利于张的举动，并未想到张会以兵力扣蒋，更不曾想到杨会与张合谋。” 特务头子曾扩情亦没有想到能会发生扣蒋事变。事变时，当他从睡梦中被惊醒后，还以为张、杨两部发生军事冲突，直到第二天早晨看了张、杨的通电后，“才恍然大悟”。 蒋介石的亲信、派往西北“剿总”的参谋长晏道刚，听到枪声后，也只是怀疑杨部兵变。谁也不曾往张学良身上去想。 张、杨正好利用了蒋介石的误判，一方面继续在高度秘密状态下加紧进行军事准备；一方面故布疑阵，照常去临潼见蒋，并进行诤谏，还大规模地宴请蒋系军政要员，造成歌舞升平、太平无事的景象。 12月10日晚，张学良自己驾车只身来到新城杨虎城公馆，与杨研究政治军事形势，安排“兵谏”行动。张、杨对此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作出了如下判断和安排： 一、军事方面：豫西地区的“中央军”不足10万，分散在郑州至潼关一线，如果蒋介石被扣留，豫西“中央军”没有立即集中向陕西进攻的可能。届时必须确保潼关这个隘口，争取时间把分散在陕西及陕甘边界的东北军与17路军集中到西潼路上，时间约需5天左右。迅速占领潼关的任务，只能使用驻在大荔一带的17路军42师冯钦哉部。同时，请红军派一部进入商雒地区，确保潼关右侧安全。估计红军到达该地约需10天左右时间，但商雒一带既无“中央军”，红军又行动迅速，并有群众工作基础，完全适宜担任商雒地区的防务。此外，令驻洛阳的东北军炮8旅暨洛阳军分校东北军军士大队占领洛阳，迟滞“中央军”西进。对已经进入咸阳的“中央军”万耀煌部（2个团），由17路军警3旅将其包围缴械。兰州方面，由于学忠51军固守，并商请红军派出一部兵力进出甘肃西兰公路，以牵制胡宗南等部“中央军”，使其不敢向陕西进逼。 如此部署，则可背靠红军，南凭秦岭，保障关中。汉中只有蒋系王耀武、李及兰两个师，只需扼守宝鸡一带即可对付，所受威胁不大。由于蒋介石被扣留在西安，南京势必有所顾忌；也由于万福麟部、宋哲元部和韩复榘部陈兵于平汉、津浦两线，威胁着陇海线，估计南京当局不敢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更不敢贸然孤军深入陕西，这样有利于东北军和17路军迅速集结做有效的防御。 二、政治方面：“兵谏”的目的在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估计会得到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和四川刘湘的支持。由于路途遥远，难以取得他们军事上的直接支援，但政治上的同情、声援也可壮大“兵谏”的声势。华北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已表示愿以兵力支持，这较有力。至于山西的阎锡山，至少可以保持中立，不至于以武力威胁河西与豫西。起事之后，可形成西北、华北、四川、广西联合起来与南京对峙的局面，逼使南京不敢武装进攻陕西，不得不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召集有各方代表参加的救国会议，组织抗日联合政府。扣蒋后，蒋介石必须声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并确保东北军和17路军的现有地位，然后才能考虑释放他。 张、杨还决定，东北军负责华清池扣蒋，17路军负责西安城内扣留蒋系军政大员和部分武装。11日夜正式发动。 张、杨作出部署以后，根据各自承担的任务，分头对两军又进行了布置。 先说执行华清池扣蒋任务的东北军。为了达成军事行动目的，张学良授权105师师长刘多荃为总指挥，由驻临潼的第105师第1旅第3团和驻西安南门的第1团担任外围警戒，129师师长周福成为外围警戒指挥官。 外围警戒的任务于11日晚，经67军105师师长刘多荃下达到该师第1团、第3团，并令所部听从周福成的指挥，其任务是：担负外线警戒，防止蒋介石突围逃跑，并适时支援内线。据此，周福成部署第1团展开于灞桥以东，届时，包围华清池西面和北面，占领临潼火车站，解除火车站宪兵武装，控制交通，特别注意灞桥至蓝田方向；第3团包围华清池的东、南面，并在骊山附近设置机动兵力，准备适时支援内线。 内线行动的任务由张学良的卫队二营担任，主要是进入华清池蒋介石的行辕完成扣蒋任务。由105师第2旅旅长唐君尧任内线指挥。 挑选谁来担负活捉蒋介石的任务，是非常关键的。因为，蒋介石是当时全国的军政领袖，扣蒋会被视为以下犯上；华清池周围警备森严，除东北军卫队一营守卫华清池大门及在周边警戒外，二道门内全是蒋系卫士，装备精良，且对蒋介石忠心耿耿，如果不能顺利地达成任务，势必为蒋逃走提供机会；扣蒋的目的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因而必须抓住一个活的蒋介石，而不能把他打死，更不能让他跑掉。因此，在扣蒋的人选上，必须考虑：一、胆大心细，不能因见到蒋就胆战心惊，不敢行动；二、有丰富经验，能干净利索地解除蒋的卫士的武装；三、对张、杨忠心不二。既不能因与蒋有仇怨而挟公报私，也不能暗地通蒋，出卖张、杨。 开始，张学良曾经考虑由17路军的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担此重任，宋为此也挑选了250名亲信士兵作好了准备，但由17路军担负这一任务的不利因素是，他们不熟悉蒋介石行辕的情况，而行辕周围的驻军概系东北军的部队，张担心两军配合会成为问题，弄不好还会引起东北军部队的误会，影响扣蒋任务的完成。 经过张、杨的反复考虑，最后确定由孙铭九、白凤翔、刘桂武3人共同执行扣蒋任务。作出这种安排，是因为东北军卫队二营是张学良的近侍部队，其营长孙铭九对张素来忠诚，还非常熟悉蒋的行辕的情况，便于应变。骑兵6师师长白凤翔是张学良一手提拔起来的，为执行这次任务，刚把他从固原电召到西安；刘桂武是绿林出身，张学良对他曾有救命之恩，他和白凤翔一样，机智勇敢，枪法极好，因在军官训练团学习时受到张的赏识，遂留在张的侍卫副官处供职。另外，还安排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配合，这是因为蒋介石行辕的外围警卫是张学良卫队一营担任的，吸纳该营长参加扣蒋便于行动指挥。 华清池扣蒋行动的3名具体实施者中，有2人对蒋住处及其周边环境不甚熟悉。为此，张学良先于10日上午安排白风翔、刘桂武到华清池面见了蒋介石；11日，又带着刘桂武去了一趟蒋介石行辕，以熟悉蒋的长相及行辕的地理环境。孙铭九营长也频繁地来往于临潼大道上，察看华清池周围的地形。考虑到西安华清池尚有25公里，为便于行动张学良还令特务2营1连连长王协一率领30名士兵赶到十里铺，与原驻扎于此的王振东排会合，到灞桥驻扎。11日上午，张又令向该地增加了1个连。 为防止意外，张学良始还补充部署了若干应变措施。他要求，凡是蒋介石与南京或与西安方面的通话，必须经过张学良官邸的总机接线，注意蒋介石与各方面通话的内容，一旦发现蒋有所觉察，或有特务或其他方面向蒋介石密告之情形，随时准备以两个加强连立即驰往临潼扣蒋。如果西安方面派兵来不及，即命令驻临潼境内的刘多荃部火速执行扣蒋任务。同时，派人调查国民党中央系统驻西安的部队、办事处、留守处的人员和武器装备情况，以便采取相应的对策。 至此，华清池扣蒋行动实施准备已经就绪，并于11日夜全部到位。 再说17路军。 此时，西安城内共有南京方面的军事机构120个，其中，有武装的42个，主要是：以杨镇亚为团长的宪兵2团，约1000余人；市公安局长马志超率领的公安部队，约2000余人；省公安处处长张坤生指挥的保安部队，约1000余人；公秉藩领导的交警部队，约1000余人；还有“中央军”驻陕各部的留守处和特务机关的零星武装，共计7000余人。 17路军的主力部队多在外县和“剿共”前线，驻在西安城内的只有以孔从洲为旅长的陕西警备2旅和绥署特务营、教导营、炮兵营、卫士队等少部分部队，而能够可靠掌握的官兵只有3000人。 针对兵力对比的实际情况，杨虎城指令陕西警备第2旅旅长孔从洲马上搞清西安城大街小巷有多少交叉路口，以便配置兵力，同时令孔在城内连续组织夜间军事演习，“按照中央体系军、警、宪、特驻地配置，他们1个营，你就放1个营；他们1个团，你就放1个团。分区演习，占领位置。” 连续两天的演习，基本摸清了西安城内蒋系武装的兵力、驻地及周围地形情况，相关部队也陆续进入了指定位置待命。 12月11日晚，杨虎城召集17师51旅旅长赵寿山、警备2旅旅长孔从洲、38军军长孙蔚如、绥署参谋长李兴中开会，正式部署17路军在西安城内的军事行动。确定：杨虎城与孙蔚如在绥署掌握全局，军事方面由赵寿山、李兴中负责，并委任赵寿山为总指挥。 杨虎城首先讲话：“蒋介石不顾民族危亡，一意孤行，坚持内战，竭力挑拨我们和东北军的关系。这次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大举‘剿共’，实际上也要消灭我们和东北军。我和张先生（学良）决定硬干，要干就彻底干下去，把蒋介石扣起来。我们分工负责城关的军事行动，包括西安车站、西郊飞机场，解除中央系统军、警、宪、特的武装，扣留西京招待所以及散住各处的中央军政要员等。临潼方面，由东北军负责执行。” 杨虎城接着宣布：一、17路军在陕北以及外县各部队，由孙蔚如拟定布防以及向西安附近集结计划；二、西安方面由赵寿山负责指挥警备第2旅、教导营、炮兵营、特务营执行任务；三、必须掌握足够的机动兵力，特别要注意防止中央系统特务武装的干扰捣乱，破坏秩序；四、必须于12日凌晨3时部署完毕，6时开始行动，8时解决战斗，10时恢复秩序。 杨虎城讲完之后，此次行动的总指挥赵寿山作出如下军事部署： “命陕西警备2旅孔从洲担任解除宪兵团、保安司令部、警察大队、省政府常驻的宪兵连和西关飞机场驻军的武装，并占领飞机场（当时蒋系在西安机场停有数十架战斗机和轰炸机）的任务，并以一部担任西安各街、巷口（东南一隅归东北军）的警戒。蒋方每一街巷口有一武装警察，我们即派武装士兵监视。为加强警备2旅的领导力量，增派许权中为副旅长。” “命炮兵营归孔从洲指挥，炮兵位置在北城门楼上，对西安车站警戒，准备轰击外来的蒋军。” “命西安绥署卫士队（2个队共200人）担任绥署及杨将军公馆的警戒。” “命特务营营长宋文梅率特务营及卫队各一部分士兵负责逮捕住在西京招待所的蒋系军政高级官员，特务营其余部队作为预备队待命。” “派绥署参谋处处长王根僧去教导营监视李振西，该营归我（赵寿山）直接指挥，担任警戒新城城防及解除新城东北几个警察大队的武装。” 在两军完成行动部署的同时，蒋介石也已着手做离开西安的准备。11日晚，他在临潼举行告别宴会，召集中央军将领和张、杨商议军事计划。在这个宴会上，张学良得知蒋介石要于第二天返回南京。真是巧啊，当12月8日张学良定下兵谏的决心时，蒋介石几乎同时作出了撤销张学良职务及调东北军去福建的决定；而今张、杨已决定在12日早晨6点实施扣蒋行动，而他却在张、杨作出决定的同一天宣布对红军总攻命令后决定翌日即离开西安，但令他料想不到的是，他的计划只是迟了几个小时，却注定无法实施而他也很难脱身了。 在这次晚宴上，蒋介石还发表了另一则消息，公布蒋鼎文、卫立煌、陈诚等人的新任职务。这就是说他已要解除张学良的兵权，众人对此用意早已心知肚明，张学良此前也早已经知道，但为麻痹蒋仍然装出十分生气的样子，对蒋说：“刚才委员长发表的三位总司令，他们的资历和身份都和学良不相上下，他们的防区又在现在三省‘剿匪’总部的防区，紧紧接壤，在这小小的三省之间，竟有了4位总司令，将来作战的时候，如何配合，由谁指挥谁呢？”蒋介石听了当即大怒，当众训斥道：“屡次训示，你是军人，只要服从命令，不要再问什么？怎么？你又提出问题来了？” 张学良虽然受到了蒋的再次指责，但却充分发挥了麻痹蒋介石的作用。 蒋介石的晚宴到7点钟就结束了。之后，张学良又拉着这些军政大员到新城大楼，与杨虎城一起继续宴请款待，一直10点才席终人散。 送走了军政大员，张、杨留下来商定实行扣蒋的最后决定行动计划，并定于12日早晨6点两军同时行动。 决定之后，杨虎城郑重地表示：“坚决拥护并服从张副司令指挥。”张学良则说：“成功了大家共享，失败了我个人承担。”他又说：“我总指挥，你副总指挥，指挥部就设在新城”。之后，两人分头向所部传达，作最后的战前动员。 这时，蒋介石和国民党军政大员已经入睡，而张、杨及其两军的行动则刚刚开始。 张学良回到金家巷公馆之后，立即向已经等候在此的文武亲信正式宣布实施“兵谏”行动。参加这次会议的高级将领有：于学忠、王以哲、缪激流、刘多荃以及高级参议员鲍文樾等；文职官员有：“西北剿总”秘书长吴家象、办公厅主任洪舫、第4处处长卢广绩、西北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以及抗日同志会书记应德田等。 张学良情绪激动地说道：“我们东北军有着数十万人马，本来是有足够力量同日寇一决雌雄的。可是我们丢弃了东北，丢弃了东北父老，从东北到华北，从华北到华中，又从华中来到西北，辗转奔波，流离失所，究竟落了个什么结果？我们不仅亡省亡家，遭受损失，而且背上了不抵抗的罪名，为全国人民所不能谅解。究竟是谁不抗日呢？到现在，罪名却由咱们背上了。我屡次请求委员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共产党的问题应该用政治方法解决，‘先安内而后攘外’是给日本造机会等，反倒多次挨他的训骂。最近我在洛阳痛切陈词，请求准许东北军去察绥支援打日本，他骂我是反革命。说什么他说是革命，违反他的意志，就是叛国反革命。骂共产党不要父母，说我也不要父母；骂共产党不要祖国，说我也不要祖国。在临潼拍桌子骂我，说：‘等我死后你再去抗日’。逼得我连话也不能说。现在死逼着东北军继续去打内战‘剿共’，不听他的命令，就调咱们到福建去。实在逼得咱们没办法了。我现在已与杨主任商量决定把他扣起来，逼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接着，张学良起身宣布两项重要决定： 一、任命董英斌为总部代理参谋长。二、此次行动的具体部署是：以直属105师师长刘多荃为临潼行动的总指挥；以105师2旅旅长唐尧君指挥原担任华清池外围警戒的一个团，包围华清池四周，不使一个漏网；以骑兵6师师长白凤翔、该师18团团长刘桂武和卫队营营长孙铭九率卫队营冲入华清池，活捉蒋介石；同时电令驻兰州和洛阳的东北军部队也一齐动手。 张学良讲完后，询问大家有无意见。会场沉寂了片刻，于学忠问道：“第二步怎么办？”张回答说：“先扣了再说，只要他答应我们抗日，还拥护他做领袖。” 于是，大家表示：“既然张副司令已经决定了，我们都愿意服从命令。” 这时，执行扣蒋任务的卫队营长孙铭九应召而来。张学良当面向他布置：这次扣蒋任务，白师长、刘团长和你3人共同完成。你要听白师长的话，服从他的指挥，要谨慎小心。张学良郑重地嘱咐他：“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 散会时已过午夜，张学良立即派人请来刘鼎，极为郑重地向刘交待，请其：立即发电报给中共中央，说明他已决定实行军事行动逮捕蒋介石，请中共方面配合行动。刘鼎旋于凌晨2点发出了这份紧急电报，这成为中共中央得到的最早的关于西安事变的一份电报。 杨虎城回到他的公馆后，也进一步检查了兵力布防。这时，他所考虑的，不仅是17路军所担负的城内战斗的任务，而是整个军事行动的全盘。因为，这次行动的胜败都与张学良联结在一起了。那么，就不能不考虑：如果蒋介石跑了，孙铭九扑了个空怎么办？万一蒋介石被打死了又该怎么办？扣起来个活的蒋介石，必然得放一个活的蒋介石，既扣又放，又该怎么办？他有义务协助张学良把问题考虑得全面一些，才能使胜机更大一些。 杨虎城认为，停止内战，除了扣蒋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但是，扣蒋容易放蒋难啊！把他握在手里，会危机四伏；把他放了，后果更是无法设想；而如果把蒋打死了，或者让蒋跑了，意味着马上就爆发战争。看来，必须做好应对战争的准备。 他马上命令参谋长李兴中拟定了三套预备作战方案：一是同东北军、红军联合作战的方案；二是同东北军联合作战的方案；三是单独作战的方案。三套方案，都是要在咸阳、渭南阻击进犯之敌，以坚守西安为目的，主力放在东路，以确保右翼安全。为此，杨虎城命令冯钦哉率精锐部队迅速由大荔经三河口袭占潼关，令陕北前线西路一带的第17师、警备2旅及总指挥部直属部队，不分星夜，轻装前进，分别集结于渭南、西安地区，策应潼关方面的防御作战；命令警3旅以隐蔽行动，巩固后方。此外，成立戒严指挥部，以孙蔚如为戒严司令，赵寿山兼公安局长。 当17路军方面各项准备就绪的时候，已经是次日凌晨了。此时，张学良一行10余人也已赶到，他们将与杨虎城及其亲信幕僚一起在杨公馆坐镇指挥这一重大行动，直至活捉到蒋介石。 ★清晨6时，扣蒋战斗打响。8时蒋氏在山洞中被擒。城内仅用两个小时即结束兵谏行动。蒋介石撤张、调防东北军的命令终成一纸空文 1936年12月12日凌晨。此时，在华清池的蒋介石及其亲信侍卫们还在沉睡之中。朦咙的天色下，可以依稀看到华清池内外两院的轮廓，走进高大的月洞门，就是外院。在这里部署了中央宪兵第2团的40多名宪兵，还有张学良卫队1营的官兵负责外围警戒。而二道门虽然与头道门相比，要小出许多，但刻在上方的“华清胜境”四个大字，却显出了高贵和典雅。进得里面，即谓内院，内院的迎面就是一个大鱼池，池上有一座小桥，是谓飞虹桥。穿越飞虹桥，有路直达“五间厅”，蒋介石就住在这里的第三号房子里。与蒋介石住在一起的，有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侍从室组长蒋孝先，以及他的10多个秘书、参谋办事人员。为蒋介石警卫的30多个亲信侍卫也住在这个院里。 这里的兵力虽然不多，但战斗力却不弱。而翻过蒋介石住的五间厅后面的围墙，出去即是骊山，如果蒋介石从这里逃出，会加大扣蒋的难度。所以，扣蒋行动既要设法在院内解决问题，也要周密设置外围，确保蒋介石无法逃脱。 张学良看到了外线部队的重要性。午夜过后，他即令刘多荃督促外线部队开始行动，至凌晨3时许，负责外线的两个团共5000人已经进入阵地，完成对华清池的合围。 接着，内线行动的命令也于凌晨1时许发出。驻守在华清池蒋介石处担负外围警戒任务的卫队1营营长王玉瓒和张学良卫队队长谭海，在第一时间内接到张学良的命令。于是，谭海立即驾驶摩托车先到十里铺，向在此待命的骑兵连连长邵某传达了张学良的命令，并分工该连包围华清池外围地带，抓住一切企图外逃的人员。随后又赶到灞桥镇，命令这里的东北军驻军参加扣蒋行动。 在张学良扣蒋的命令传达到卫队1营全体官兵之后，卫队2营副营长商亚东率领所部两个连的队伍也已在这里整装待发。 孙铭九和白凤翔、刘桂武是凌晨2点30分左右到达灞桥的。他们对参战官兵作了简短的动员。白凤翔师长首先讲话：“我们东北军之所以流离失所，无家可归，都是他蒋介石一手造成的。我们张副司令要求打回老家去，他不但不批准，还想消灭我们。今天，为我们东北军人洗刷不抵抗耻辱的时候到了。大家要同仇敌忾，奋勇冲杀。不过，张副司令告诉我们，千万不要把蒋介石打死了，要抓活的。” 孙铭九营长也进行了动员。作为一名基层军官，他虽然没有讲出多少道理，但是那种忠于张学良的思想情绪，却产生了极大的鼓动作用。孙铭九说：“今天到华清池去，是为了救副司令。委员长不抗日，也不叫我们东北军抗日，我们副司令向他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不但不接受，反而把我们的副司令扣押起来。我们今天去华清池，是要把委员长扣起来，逼他抗日，营救我们的副司令出险。保护副司令的安全是我们卫队营的神圣职责，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个极其重要的任务，一定要扣押住委员长。但要注意，绝对不能把他打死。” 白、孙的动员，使全体行动官兵情绪异常激愤。这时，白凤翔师长布置：孙铭九率卫队营先冲进去，他随后跟进。 孙铭九根据白师长的指示，考虑到华清池只有40多名宪兵，而且他们大多数人都在睡梦中，反击力量薄弱，如果突袭进攻组织得好，有把握快速制胜。就当即布置： 1．由王协一连长率领30人乘第一辆汽车，负责解除华清池大门外岗哨的武装，堵住各门窗的出入口，逐次将院内的岗哨缴械，尽可能不开枪，然后来协助我。 2．由我带领一部分人直接寻找蒋的住处，进入房内请他出来，如不顺利，则用武力把他挟持出华清池，架到车上。 3．由商亚东副营长带人负责包围院外的宪兵，并警戒华清池的周围。 这时，已经是凌晨4时。待所有内线部队到达华清池蒋介石的临时行辕时，已是5点30分左右。此前，东北军105师一个团在唐君尧旅长的指挥下，已将华清池团团包围。卫队1营已经收缴了院外驻禹王庙宪兵的武器。 但卫队营的汽车声，惊动了蒋的卫兵，并开枪示警。这时，东北军卫队营两士兵开枪还击，顿时枪声大作，扣蒋战斗提前打响！ 卫队营的突然袭击，很快解决了守卫在一道门的宪兵。但部队向内院冲击时，遭到蒋介石侍卫的顽强抵抗。孙铭九率领部分人冲入二门，本想直奔小桥进入蒋介石的卧室，但从斜对面室中射来密集的火力，使之无法前行，他们只得改换方向，沿着假山小道直上。当孙铭九进入五问厅蒋的卧室后发现蒋介石已经不在屋内。细心的孙铭九摸了摸了床上的被褥，发现尚有余温，桌子上还放着蒋的假牙和皮包，衣服和帽子还挂在座驾上。这说明蒋走的时间不长而且是在仓皇之中逃走的。 孙铭九连忙返回院内，不多时枪声已息。他们搜寻了院内所有地方，捉到了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和贴身侍卫汪日章，但他们均不知蒋的去向。 原来，华清池门口枪响、东北军卫队营冲入院内后，蒋介石的侍卫们迅速占领五间厅平台，凭借水泥栏杆作为掩护，居高临下向外射击，掩护蒋介石出逃。蒋的堂外甥兼贴身侍卫竺培基，迅速唤醒蒋介石，并与几名便衣一起搀扶蒋越过五间厅后面的围墙，向骊山出逃——这是唯一的逃路。 围墙虽然不高，但年过半百的蒋介石仍然跳不过去。蒋介石的堂侄也是他的贴身侍卫蒋孝镇便蹲下身子，让蒋踩在他的肩上，把其送上围墙。此时，枪声越来越近，东北军已经向内院追来。强烈的求生欲望，使蒋介石纵身跳到墙外。由于双脚落地不稳，腰脊被摔伤。这时蒋已顾不得疼痛，旋在蒋孝镇的搀扶下跑到了山上，藏进了一个山问石缝形成的孔洞中。 此时，天色渐明，大约早晨7点钟左右。由于找不到蒋介石，刘多荃急忙用电话向新城指挥部报告。张学良、杨虎城听到消息后，颇感震惊。在进一步了解情况下确信蒋没有逃出外围，且床上还有余温，又在围墙外面发现了蒋的一只鞋子后，张、杨判定蒋必在附近山上。于是，卫队两个营600多人全部扑向骊山，张开大网，搜寻蒋介石。 在半山腰捕获了蒋的贴身侍卫蒋孝镇后，这更证明了蒋的去向就在山上。又接着搜寻了不远，卫队1营班长陈思孝就在一堆巨石旁，在一个石洞里发现有人蜷伏躲避。陈遂高声喊道：“是不是委员长，赶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这时，里面的人无奈地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待他转过身来以后，陈思孝马上认出这正是平时常在大幅照片上见到的那个人，蒋介石终于找到了，扣蒋终于成功了。 两个钟头后，从洛阳而来的一架飞机降落在临潼。此机是驻在洛阳的东北军炮兵第8旅旅长黄永安背叛张学良后，派来营救蒋介石的。但是，它还是晚了半拍，不仅蒋介石此时已被送到西安城内，而且这架飞机也被俘获。 临潼扣蒋行动，蒋的侍卫战殁17人，东北军负伤1人。待把蒋介石送到西安新城大楼绥靖公署时，已经是上午8点多钟了。 临潼方面的清晨枪声，西安城的人们能够隐约地听到。担任西安方面军事行动总指挥的赵寿山，即刻建议张、杨发起行动。随着3颗信号弹腾空而起，整装待发的17路军各部队立刻向盘踞在西安各处的蒋系势力发起了猛烈进攻。一时间，西安城内外枪声四起，偶尔夹杂着炮响，打破了清晨的沉寂。 17路军特务营营长宋文梅和连长李锦铎，看到信号弹升上了天空，立即率特务营和卫士队士兵向中国旅行社西京招待所冲击。 西京招待所位于西安城内东北部的尚仁路上（今解放路一带），是一个呈人字型的两层楼建筑，随蒋介石到西安而来的南京方面军政大员，如陈诚、蒋鼎文、卫立煌、朱绍良、陈调元、陈继承、万耀煌、蒋作宾、邵元冲、蒋百里等10多人，以及他们的家眷、随从、卫士都住在这里。 当17路军特务营、卫士队冲向西京招待所时，南京大员的随从卫士凭借楼房的窗口，居高临下向外射击，阻止部队靠近。宋文梅与李锦铎分别带领突击队员，以准确的枪法迅速击毙前、后门的门卫哨兵，冲进大楼，解除了军政大员随侍卫士的武装，扣留了所有大员。 但是，清点这所大楼所住的军政大员后，发现少了3个人：一个是国民党党史编辑委员会主任、立法院前任副院长邵元冲，一个是蒋介石的亲信、军政部次长陈诚，还有一个是25军军长万耀煌。宋文梅让士兵们再一次搜查房间，发现邵元冲躺倒在大楼的围墙外边，有士兵证实，他是在特务营攻进大楼时，跳窗而逃被击伤的（后来邵死在医院里）。 在女眷住房的橱柜中，还找到了刚刚被蒋介石任命为西北“剿总”总预备队副司令的万耀煌。 而军政部次长陈诚，则是在后厨的地下室墙角一个啤酒箱子里搜查出来的。昔日威风八面的陈诚，此时则吓得面目惨白，一脸尴尬。见此窘状，围捕的士兵都止不住笑出声来。 原“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亦在需要扣留的军政大员的名单中。听到西安城枪声骤响，晏极度紧张，但他已被监视，无法知道究竟。于是，就给张学良公馆打电话，几次都没有打通。接着，又往新城杨虎城公馆打电话，恰好，张学良正在那里坐阵指挥行动，便抓起电话问晏道刚有什么情况。晏说他的住处已被包围，行动失去了自由。张回答说：“我现在也不自由”，说完就挂了电话。听了张这句话，晏道刚马上高兴起来，以为是蒋介石说服杨虎城和17路军，把张学良软禁了。然而，仅几分钟后17路军就来人把他“请”走了。 担负解除城内宪兵团、保安司令部、警察大队、省政府常驻宪兵连及占领西郊飞机场任务的是陕西警备2旅5团。团长郑培元对兵力使用部署为：第1营解除北大街警察局和派出所及西安火车站护路大队的武装；第2营解除警察分局及派出所和宪兵2营营部及钟楼附近警察第3大队的武装；第3营解除西大街公安分局及派出所和宪兵第5连的武装。由于行动突然，猝不及防，仅1个小时，即完成了对蒋系中央宪警的缴械任务。只有新城北门外的一个警察中队顽抗较久，总指挥赵寿山命令作为预备队的教导营，限半个小时内拔除这个据点，教导营上去后，按时解决了这股敌人。 与此同时，西安城防司令孔从洲指挥另一支部队，很快控制了火车站、邮电局等要害部门，查封了各大银行在西安的分行，接管了西关机场，扣留了所有飞机和飞行人员。在这次行动中，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民政厅长彭昭贤、教育厅长周学昌等均暂失自由，西北“剿总”政训处长、特务头子曾扩情也成了阶下囚。 整个兵谏行动到上午8点全部结束，蒋系在西安的势力基本上被一网打尽，古城西安已完全被东北军和17路军所控制。 按照张、杨的部署，在西安扣蒋行动的同时，驻兰州的东北军51军发起了兰州事变。 在西安扣蒋行动成功后，张学良于12日清晨给兰州51军中校参谋、抗日同志会成员解方发去密电。电文说：军事会议破裂，我与杨主任合作，已将蒋介石及“中央军”的诸将领扣押，发表了八项救国主张，请转达51军：立即在兰州响应西安的行动，发表声明拥护八项主张，并立即切断朱绍良的绥靖公署和南京国民政府的联系，把中央嫡系在兰州的军队、党部、公安部队一律缴械，将其主要负责人员看管起来等。 此时，兰州共驻有三支部队，一支是东北军51军，军长于学忠兼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和川陕甘边区总司令；第二支是兰州省绥靖主任朱绍良领导的武装特务营；还有一支是蒋的嫡系胡宗南部的两个团驻于兰州东校场。而三支军队的主帅都在西安参加军事会议。 解方将张学良的密电送给了51军参谋长刘忠干。刘尚疑信参半之际，就收到了于学忠军长要他“将胡宗南部的两个团、绥靖公署特务营及与军统有关的部分警察解除武装，对重要人员要限制自由”的命令。 于是，刘召集甘肃省政府秘书长周达夫、51军所辖3个师的参谋长、西北总部驻兰州的联络参谋、川陕甘边区总司令部各处处长及特务营营长，进行紧急会商：与会者一致同意坚决执行张学良和于学忠的命令，并确定当晚黄昏开始行动。 是日黄昏时分，刘忠干设计诱捕了兰州绥靖公署参谋长及各处处长和兰州公安局局长，分别软禁在刘忠干、周达夫两家的住宅内。 晚上7点，担任城防的51军3个师及特务营分头行动，包围查抄了兰州绥靖公署、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公安局和特务机关，收缴了他们的电台、密码和所有武器的枪械。驻在兰州东郊的“中央军”第7军炮兵团和胡宗南部两个团，也被东北军51军118师缴了械。于学忠部还占领了飞机场，扣留了20架新式飞机。 为巩固兰州方面取得的成果，13日，张学良用飞机把于学忠和两个师长送回兰州。于学忠归来，使兰州起事部队有了主心骨。很快着手布置进一步军事部署，准备迎击胡宗南部和各部中央军可能发动的进攻。51军第118师师长周光烈随即被委任为兰州警备司令，担任城防守备和城内治安。第113师在玉泉山一带构筑工事，第114师在白塔山一带构筑工事。其后又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发表一系列文电，以阐明西安事变的政治主张，而兰州的局势也被迅速稳定。 兰州方面行动的成功，牵制了大量国民党“中央军”，解除了西安东西两面作战的危险，对后来张、杨与南京方面的政治斗争起到了有力的支援作用。 <hr /> 注释： 正文 第六章 审蒋？放蒋？英美日苏斗智斗法 ★日本：既顾虑中国民众的抗日情绪，不愿使之迅速激化，又期望亲日派上台，以更便利地遂行其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企图，因而急欲煽动南京讨伐西安，挑起中国全面内战，坐收渔利的思想主导了其对华政策 ★英、美：既考虑本国在华利益和侨民安全，又着眼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友好关系”。遏制日本对华侵略、维护其在华利益的需要，极愿事变所涉及各方选择“和解保蒋” ★苏联：被日本列为“北进目标”担心事变成为对日开战的借口，又面临德、意法西斯威胁，在自身利益驱使下苏方奉行谴责西安事变，主张“和解放蒋”的策略 ★法、德、意：各自打着自己的算盘，法国支持英美的和解主张；德国虽属意释蒋，又不愿支持主和派；意大利反对西安事变，主张中日亲善 张、杨扣蒋的消息立刻传遍了全中国、全世界！ 对于时下中国政坛的一号人物，采取这样特殊的方式开展政治对话，不能不考虑其严重后果。直到蒋介石出现在西安绥靖公署新城大楼为他专门准备的房间里，张、杨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捉到蒋介石，事情才刚刚开始，如何才能取得圆满的结局？这是张学良考虑的首要问题。 张学良最先想到的需要借助的两支力量和两个人：一位是周恩来，中共中央副主席，它的后盾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一位是宋美龄，当时的“中国第一夫人”，它的后盾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及其武装集团。中国共产党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它对张学良发动事变能否最终促成蒋介石放弃“剿共”政策，走上抗日道路肯定不会置身度外，而宋美龄作为蒋介石的妻子，她对蒋的死活更是极为关心绝不会袖手不管。 为了实现抗日主张，张学良手里拿出了三封电报文稿：一是致国民党中央及其各团体的通电文稿，也就是著名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 张学良拿着这份文稿到西京招待所看望被扣的南京方面军政大员，以及在华清池捉到的蒋之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和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向他们表示慰问，说明原委。 这些军政大员之中，有许多人认为“兵谏”的做法太危险，但他们对团结抗战是支持的。所以，在张学良介绍情况之后，绝大多数的南京大员效法张、杨的做法，在通电文稿匕面签了名。 这份通电共有19人签名。其中8个是已被扣留的国民党军政大员，他们是：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钱大钧、陈继承。7人是东北军将领，4个是17路军将领，包括杨虎城、孙蔚如、冯钦哉和曾经奋战在东北的抗日英雄马占山等在内。 12日上午，由张学良、杨虎城领衔提出抗日救国八大主张的通电，发向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各省当局和各新闻机构。全文如下： 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林主席钧鉴，暨各院部会勋鉴，各绥靖主任各总司令各省主席各救国联合会各机关各法团各报馆各学校均鉴：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心，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竞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一、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以上八项为我等西北军民一致之抗日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已往误国之衍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公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张学良、杨虎城、朱绍良、马占山、于学忠、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钱大钧、何柱国、冯钦哉、孙蔚如、陈继承、王以哲、万耀煌、董英斌、缪激流等叩。文。 这个通电说明了“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出来的！” 综观八大主张，张、杨发动兵谏的根本目的在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其中，第一项改组政府、第二项停止内战与第8项召开救国会议，是贯彻事变目标的主要措施，之所以没有明确提出抗日字句，是为了照顾宋哲元、韩复榘等北方将领应付环境的需要。因为他们认为，河北、山东地处前线，公开提出抗日口号将使他们处境更加艰难。第三项、第四项要求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和一切政治犯，第五、第六两项则要求更广泛的政治自由，这是中国各地的民主力量多年来所要求的愿望，也是为了实现举国抗日救亡所必须采取的措施。 八项主张中的第七项，“确实遵行总理遗嘱”，表明这次事变是国民党内部的斗争，斗争的焦点是彻底改变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执政10年的独裁、反共，对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政策，要求恢复孙中山倡导的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八项主张包括了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内容，这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已被包括一部分国民党上层人士在内的要求抗日御侮的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 向全国发出通电之后，张学良又拿出第二份文稿，即给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文，交秘书迅速发出。这份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原电如下： 东、来兄： 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望红军全部速集于环县，以便共同行动，以防敌北进。 弟毅文寅 这份电文是在临潼扣蒋战斗打响之际草拟的，由于扣蒋行动本身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谁也不能保证突袭行动能够一枪不发，更不能保证在双方的交火中不会出现把蒋打死的情况。如果捉到活的该怎么说？捉到死的又该如何说？这些问题事先都研究过，但定不下来。因而在致毛、周的电文中只设计了如何对付国民党军队的围攻，而没有详细谈及怎样处置蒋介石。于是，在扣蒋成功以后，张学良立即请来中共驻西安代表刘鼎给陕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电，申明八项主张，邀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前来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 应当说，扣蒋以后，张学良在第一时间里向中共中央通报并邀请派人参加西安的谈判，充分体现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高度信任。 接着，张学良又拿出第三份电文，也就是致宋美龄的电报。张学良说：蒋夫人赐鉴： 学良对国事主张，当在洞鉴之中。不意介公为奸邪所误，违背全国公意，一意孤行，致全国之人力、财力，尽消耗于对内战争，置国家民族生存于不顾。学良以告罪之身，海外归来，屡尽谏诤，率东北流亡子弟，合泪“剿共”者，原冀以血诚促其觉悟。此次绥东战起，举国振奋，介公以国家最高领袖，当有以慰全国殷殷之望，乃自到西北以来，对于抗日只字不提，而对青年救国运动，反横加摧残。伏思为国家、为民族生存计，不帽（忍以）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大义当前，学良不忍以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妥为保护。耿耿此心，可质天日。敬请夫人放心，如欲来陕，尤所欢迎。此间一切主张，（以）文电奉闻。挥泪陈词，伫候明教。张学良叩。 在处理了这些最为重要的问题之后，张学良还先后给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以及山西、山东、广西等地实力派人物致电，说明真相。 与此同时，张、杨还采取了一系列军政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是：宣布撤销“西北剿共总部”这一机构，成立了4个权力机构。 一是成立抗日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实际上这是事变后西北的最高权力机关。张学良任委员长，杨虎城为副委员长，还有共产党的代表参加。 二是成立了设计委员会，主要负责政治问题，研究制定有关大政方针，完成张、杨交办的重要事务。高崇民、刘澜波、申伯纯、杜斌丞、黎天才、王炳南、卢广绩、王菊人、应德田、洪舫、南汉宸、苗剑秋等进步分子和共产党员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 三是成立了参谋团，主要任务是研究军事问题。它的成员是由两军的主要将领组成，参加者有：孙蔚如、王以哲、马占山、鲍文樾、何柱国、董英斌、李兴中。何柱国任参谋团主任，因为防御南京的军事进攻是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这一新机构成立以后，即令东北军和17路军的部分部队向东挺进，开赴陕晋、陕豫交界地带。同时红军也遵守它的命令，向南挺进，不到一个星期，共产党就进驻肤施（即延安）。从此，延安就成为中共中央的驻地直到1948年3月。 四是解散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成立了西北民众指导委员会。王炳南被任命为这个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张、杨还释放了关押在西安的238名政治犯，其中不少是进步分子和红军战俘。 张、杨的行动，得到两军官兵和西安各界的热情支持，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世界各国重要媒体也都在显著位置报道了中国爆发西安事变的消息。一时间，西安事变不仅成为媒体的热点，也成为国际外交折冲的热门议题。 英美苏日德意等主要国家，按照自己国家的利益需要很快作出了不同的反应。这些反应，虽然对待张、杨有失公正，没有对发动“兵谏”、谋求抗日的壮举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但这却反映了各大国之间的利益矛盾，也影响制约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政策走向及统治集团内部的分歧。 ★日本：既顾虑中国民众的抗日情绪，不愿使之迅速激化。又期望亲日派上台，以更便利地遂行其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企图，因而急欲煽动南京讨伐西安。挑起中国全面内战，坐收渔利的思想主导了其对华政策 西安事变是在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四省、正在加紧染指和蚕食华北，企图把华北五省建成“防共、亲日满的特殊地带”，以便从这里“获得国防资源和扩充交通设备”，作为其扩大侵华战争和发动侵苏战争的前沿阵地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这年年初，日本国内发生了拟在推翻冈田内阁的军事政变。 2月26日凌晨5点钟左右，主张天皇神圣论的22名陆军下级军官，指挥第1师团的3个连队的下级士官，另外还有近卫步兵连队1400多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在白雪覆盖的东京中心发动了叛乱。他们包围了13本陆军部、参谋本部、国会大厦和首相官邸。攻占了陆军省和警视厅，袭击了资深政治家和内阁大臣们的官邸和私人住宅。叛乱者们——其中的1027名是时年1月刚刚入伍的新兵，杀害了内大臣斋藤实、财政大臣高桥，以及著名的美浓部宪法理论的支持者、新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将军。还杀害了5名警察，重伤了侍从长铃木等人，只有首相冈田启介侥幸死里逃生。 这场叛乱是日本国内近10年来围绕国体展开的是皇权主义还是国家主义斗争的结果。 主张国家主义的代表人物是东京大学法学教授美浓部达吉，其观点为“国家机关论”，他认为，日本的统治权属于国家，天皇应作为国家的最高机关行使权力，其主张的支持者是天皇的近臣。 但他的这种主张受到来自以陆军部为首的军方的强烈反对。军方希望建立的是以天皇为首的法西斯政权，实现军方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全面干预。而军务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又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出现了以“幕僚革新派”为中心的统制派，和以“基层革新派”为核心的皇道派。统制派对内主张依靠财阀和其他政治势力，以合法的手段实现军部独裁，建立天皇制法西斯政权；对外主张占领中国之后，实施北进、南进政策，夺取亚洲地区霸权。这一主张得到财阀和军内多数将领的支持。而皇道派既仇视革命，也仇视财阀，他们主张以武装政变“清君侧”，建立军部独裁统治，对外主张北进入侵苏联，这一主张在军内仅得到少数人的支持。 皇道派虽然支持者寡，但是它主张用武装政变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因而越是力量对比于他们不利，越容易促使其铤而走险。这就导致了“二·二六”惨案的发生。 政变者希望以此得到天皇的支持。他们在行动的同时散发了《奋起宣言书》，其中载道：“我（日本）之所以成为神圣者，乃在于万世一神天皇陛下的统帅，举国一体，生化育成，最终实现八纮一宇。所谓元老、重臣、军阀、官僚、政党等皆为破坏国体之元凶。我（日本）与俄、中、英、美已成一触即发之势，祖宗遗垂之神州将毁于一旦，此已洞若观火，今若不诛戮破坏国体之不义佞臣，不芟除遮蔽皇威、阻碍维新之奸贼，皇统皇谟将荡然无存。冀希望皇祖皇宗之神灵明鉴，并予以冥助。” 但是，天皇裕仁对于用武力手段来实现其亲政，推行“昭和维新”的做法并不“买账”。他说：“将朕最为信赖之老臣悉数杀死，如同用软刀子对付朕一样”，“似此杀戮朕之股肱老臣之凶暴军官者，其精神又有何可宽恕者耶”。 裕仁在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即下令镇压叛军，并成立了一个特设军法会议负责审判。叛军的几名组织者相继以自杀谢罪，与叛乱有关的17名皇道派军官和2名民间皇道派头目也被判处死刑。在此后开展的军队整肃运动中，皇道派的7名大将、8名中将、7名少将被逐出现役，涉及的人数达3000余人。 “二·二六”事件从客观上帮助了统制派，它不费吹灰之力铲除了异己，同时巩固了他们在军部中的统治地位。统制派主宰日本政治的梦想很快变成了现实。在十几天后诞生的广田内阁中，军部提出了入阁的四个条件：明征国体、安定国民生活、充实国防、刷新外交。新任陆相寺内寿公一然将陆军省课员藤章大佐带进组阁机构，按照军部的意图挑选阁员。新任首相广田满足了军部的一切要求。至此，军部便成为日本政治的主宰，以军部独裁为标志，日本法西斯政权宣告成立。 接着，经军部提议、得到议会批准的“海陆军大臣由现役军人担任”议案，进一步从法律上为军部独裁提供了保证。法西斯就是战争，日本法西斯的上台，就意味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势所必行。 军方主宰内阁之后，随即提出了包括占领中国在内的新的战略构想。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石原莞尔提出“先北后南说”，即以进攻苏联为主要战略目标，这个理论被称为“北进论”。海军部不同意这个战略，而提出“北守南进说”，简称为“南进论”，以美、英为主要战略目标，恰恰与陆军部的战略主攻目标相反。为解决在国防政策上的严重分歧，陆军部与海军部最终达成妥协，形成了“南北并进”的新国防方针。这一方针在第三次修订批准的《帝国国防方针、用兵纲领》中，被表述为：日本的国防“要以美、苏两国为目标，同时防备中国、英国”。它要求：“帝国国防所需兵力要能够满足国防方针的要求，征服东亚大陆及西太平洋”；将来对中国的作战纲领是：“初期目标是占领华北要地及上海附近，保护帝国权益及日侨”。 从新出笼的国防战略方针可以看出日本政府的战争野心，不仅要占领中国，而且要问鼎苏联，甚至还虎视眈眈地盯着美、英。 实现这些目标，首先要解决战争资源问题，这就使侵占华北再一次被提上日程。日本前陆相宇垣一成大将说：“实际上，向华北进攻（应是侵略）是因为，仅仅以朝鲜和满洲来建立东亚集团的中心，使日本成为远东的安定势力和东洋盟主，不仅资源缺乏，而且市场也过于狭窄。日本应向整个中国寻求资源和市场，至少要考虑华北，即白河和黄河流域。”日本关东军和中国驻屯军认为：“现在满洲已经到手了，但满洲的资源终究不及华北。山西的铁和煤都是无穷无尽的，如果一不注意，就会落人英美之手。因此，目前把华北弄到手是最要紧的，也是大好时机。”而要把华北弄到手，最终是采取“军事行动”。1936年7月29日，日本参谋本部在《战争准备计划方针》中进一步提出：“在日、满、华北（河北省北部及察哈尔东南部）范围内，大力发展长期战争所需要的产业，特别是迅速开发满洲国，以便在达到初期作战目标后，进行长期战争时，能在大陆生产军需品。”此后，日本陆军省制定的《重要产业5年计划纲要》，正式将中国东北和华北列入了日本的资源圈，规定5年内日本重工业年产量要达到生产飞机1万架、汽车10万辆、钢材1000万吨、生铁1150万吨、铁矿石2250万吨。其中铁矿石要“尽量利用华北的资源”，其目的是：“在有事之日，能在日、满及华北获得重要资源的自给；而在平时，则由此谋求国力的飞跃发展。” 然而，此时日军在华北的战事并不顺利。1936年11月中旬，日“德化”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指挥日、伪军向绥东进犯，绥东战事由此揭开。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将军率领山西地方部队英勇抗击，在1个月时间内，成功地进行了红格尔图、百灵庙、锡拉木伦庙等战役，打退了日伪军的进攻，收复了失地。日军此次军事行动本意是，铲除以“不惹事、不怕事”，“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的原则来对日的傅作义及其在绥远的军事实力，没想到却遭到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绥远抗日的胜利，使日伪迅速建立“蒙古国”的计划受挫，被迫在“内蒙政策”上改取退却方针。 西安事变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爆发的。作为围绕抗日问题而引发的这次事变，日本自然非常关注。 在12月13日，在得知发生西安事变的消息的当晚，日本外务省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然后，有田外相代表日本政府发表了对这一事态的声明： （一）日本不会因这次事变改变其外交政策。 （二）如果日本公民的安全和在华利益受到侵犯，日本将毫不犹豫地行使自己的权力。 （三）日本不能容忍日益增多的反日行动，不会容纳共产主义。 （四）日本政府将指示其驻外机构和组织，保持明确而正当的态度，以免受到怀疑。 （五）日本将准备根据蒋介石可能提出的声明和要求而采取适当的自卫措施。 （六）日本警告世界上所有国家，不要企图收买中国地方军事实力，从事变中获取好处。 （七）日本将继续执行其对华北和内蒙的既定政策。 （八）日本将进一步加强其防御共产主义的坚定态度。 这个声明表明，日本对刚刚发生的西安事变采取静观其变的态度。14日陆军省发出的《对西安事变对策纲要》进一步印证了此种态度。《纲要》指出：“特别要从公正的态度对待本次事件，充分抓住中国的民心……暂时静观形势”。 为什么要采取此一态度？日本《朝日新闻》的社论这样说：“日本当局此刻恐怕对于中国民众抗日激昂的感情有火上加油的危险，决定不给任何刺激而静观事态的推移。”这段话反映出日本当局的某些策略考虑。 在作出此一决策的时候，日本的决策者们还考虑到，事变本因日本而起，此时日本的动向，将对中国全局有重大影响，必将引起欧美国家的注意，所以有必要暂时静观事态的发展。日本当局十分明白，它在中国的步步紧逼已经损害了欧美国家的在华利益，如果在西安事变问题上贸然采取行动，必然进一步激化与欧美国家的矛盾，它目前还不愿意与英、美直接对抗。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它期望利用西安事变，推进其对华政策的落实。海军省在13日下午致第三舰队参谋长和驻华大使馆海军武官的电文中，明确表示了日本关于此次事变的上述对策。天津总领事馆海军武官久保田同日致海军省的电报中，亦表示：“要正确捕捉自然形势，根据帝国的既定方针，寻找逐渐完成分治华北的好机会。但不要重蹈以前的覆辙，避免采取火上浇油式的无用的压迫，主要应采取积极的经济提携”，不要刺激中方。 但是，日本对于西安事变所取的静观发展的策略，并不是放任发展的策略。从日本内心讲，是极不愿意南京与西安和平解决事变的。挑起中国爆发全面内战，而从中坐收渔利，这才符合日本的最大利益。于是，17日，日本外务大臣有田召见中国驻日本大使许世英，直称：“由于此次事件给予日本的影响甚大，日本政府当然对此予以重大关心，并注视事态的发展。……日本对于赤化不能不予以关心。对于那些主张容共容苏者，无论其在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权，日本都希望使其迅速消失。”这段话，实际上已经透露出日本政府反对南京国民政府与西安方面达成妥协，反对国民党与中共和苏联实现某种联合。而有田所担心的是，这种表述会不会使南京国民政府作出别的解释，因而，又直截了当地说：“根据新闻报道，张学良标榜容共抗日。邻邦的赤化会给帝国的安全甚至东亚的和平带来很大的危险，上述报道如属实，帝国政府希望中国方面采取严重的适当的措施。” 17日，当蒋介石给何应钦写下停战3日的手令后，日本谍报机关马上获此消息。蒋鼎文携带手令一回南京，日本外相有田再次紧急召见许世英，打探南京国民政府是否有与张学良妥协的动向，并表示出日本政府坚决反对的态度。他说：“中央如果在抗日容共之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反对。” 18日，《朝日新闻》发表社论，就日本当局反对南京国民政府与西安的任何妥协作出进一步表述。指出：“日本陆军当局……警告邻邦一部分军阀，切勿被弄于赤祸的魔手，并且切望中国为政者勿陷于赤祸的陷阱，而宜立足于与邻邦和亲善的大精神上。” 日本在反对南京与西安达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同时，也向国民党亲日派伸出橄榄枝。15日，在国民党中常会决定请汪精卫回国主持大政，并致电当时正在德国养病的汪精卫立即求见希特勒，他表示：德国、日本如能支持他回国执政，他愿代表中国加入德、日轴心集团。希特勒在与日本通气后，向汪表示将与日本一道，支持汪精卫、何应钦组织亲日政府。日本也认为，如果能够以汪精卫取代蒋介石，对日本将更有利。于是，即令日本驻英国大使与汪精卫的代表曾仲鸣秘密接触，对汪精卫回国达成谅解。 受德国和日本的鼓励，汪精卫在日内瓦召开了一个中国驻欧洲外交使团的首长会议，与会代表包括中国驻法、英、德、意等国的大使。会后，汪精卫向报界发表声明，对中国的不幸感到痛心，谴责西安叛逆，宣布他将立即返回中国。汪精卫把这次事件视为排斥蒋介石，恢复自己在南京国民政府中领导地位的机会。在日内瓦，他还计划回国后立即发动一场镇压共产党的运动。 日本对亲日派的举动表示欢迎。为了表示日本的诚意，从15日起，在青岛登陆镇压罢工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开始撤退。17日，日本关东军发表声明说，只要国民政府“反共防共”，日本将“不惜给予援助”。随后，日军在绥东的进攻亦开始停止。而当南京国民政府作出讨伐西安的决定后，东京、大阪的《朝日新闻》均发表社论，欢呼南京的一致反共和讨伐张、杨。日本驻华大使川樾也向新闻界吹风：“即使南京没有了委员长（指蒋介石），中央政府看来也相当稳固”，“鉴于这种现实，中国应当面向新的光明”，此番话已赤裸裸地表明，日本对于亲日派取蒋代之的支持。 22日，《大公报》的张季鸾致电杨虎城，描述了日本对于西安事变的深层意愿。即：“日盼蒋速死，近甚失望。次盼陕大战，故停攻绥。” 这就是日本对于西安事变的真实态度。 ★英、美：既考虑本国在华利益和侨民安全，又着眼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友好关系”。遏制日本对华侵略、维护其在华利益的需要，极愿事变所涉及各方选择“和解保蒋” 英、美两国一向支持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但是，他们的支持不是无缘无故的，英国支持蒋介石政权是为了维持东南亚殖民地的稳定，而美国支持蒋是为了维持太平洋的均势，因而英美愿意共同遏制日本的对华侵略。事变发生后，英美都希望保持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不希望再发生内战，因而极愿以和平方式解决事变。 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12月13日两次致电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报告蒋在西安被扣的情况。他认为，“这次事变的直接原因，就是蒋介石命令把受怀疑的张学良的部队调往福建。”许阁森估计，两广地方实力派不会支持张、杨，“韩复榘、阎锡山等人是支持中央政府的”。至于国外，虽然日本报纸宣称“张学良也许同苏联达成协议”，但许阁森认为，“这是极不可能的”。因为，“蒋介石及中央政府一直努力保持同苏联的良好关系。基于对日本的共同厌恶，他们走到一起了。我不相信苏联会傻到去支持张学良的冒险，从而去削弱中国的抗日阵线”。综合上述分析，许阁森向艾登报告说：“我倾向于认为蒋介石本人并无危险。” 英国也认为，对西安事变的处理如果举措不当，将会引发内战。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西安事变是“反日感情的爆发”，认为，如果爆发大规模内战，将使“南京削弱、分裂”，而国内和平则可以强硬对日。上海《字林西报》的社论也指出：“应力求制止可怕的内战。”这些观点与中共的主张几近相似。 于是，英国驻华大使奉政府之命，向孔祥熙表示愿意从中调解。在得到中方支持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建议采取如下办法：由英国出面斡旋，保证张学良安全，即让张“乘飞机到天津或上海，到那儿我们也许能帮助他，他也可以随时离开这个国家”。 12月17日，艾登将此建议电告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征询他的意见，并请他联系端纳。第二天，许阁森复电艾登说：“端纳现在西安。我见到了孔（祥熙），他欢迎您的建议，如果您能推进这一安排，他将十分感谢。”这样，英国政府就将这个建议的备忘录送交美国国务院，“探寻美国政府是否将予以合作”。与此同时，英国政府还把此建议征询了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意见。 美国代理国务卿穆尔征得罗斯福总统的同意后，于12月18日下午将英国政府的建议电告驻华大使詹森，请他与英国驻华大使商议：“根据上述建议的原则，讨论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和有利之处”，但要求他“不要以美国政府名义作出评论”，同时提醒他在与“英国同行磋商时，您不仅要讨论可能产生的利弊、发生于英国政府所建议的程序中的困难，而且要讨论其他外国政府为避免发生悲剧而提出某些有益、稳妥措施的任何可能性，以及西安局势进一步出现政治动荡的潜在可能”。 英、美两国大使根据各自政府的指示，一起认真探讨了对西安事态可能采取的行动。他们认为，“如果中国政府不借助于外国而自己找到解决的办法，这对有关各国更为有利。”但是，他们“相信，某些国家保证张学良、必要时包括杨虎城安全离华，这一事实本身也是有意义的”。至于对这一建议的具体实施办法，唯一合理的安排是，“由中国政府负责”，使张、杨两将军“安全到达某地，外国从那里把他们安全带离中国。显然最近港口是天津，他们在那时将被安排住在一艘军舰上，直到安排好行程安全”。 英、美两国驻华大使将他们讨论拟定的意见和安排立即电告本国政府。美国立刻批准了这项建议。经罗斯福总统、卡尔助理国务卿同意后，代理国务卿穆尔当天深夜复电詹森，正式授权他与许阁森合作，尝试把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安全地从天津送到中国之外的某地。 詹森收到美国国务院的电报后，立即通报给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但英国政府迟至12月23日才正式批准这一建议。24日，英、美两国大使正式向孔祥熙提出这一建议，这时，西安和平谈判已经达成协议，第二天，蒋介石即获释离开西安。英、美的建议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实际并未起到直接作用。 但是，由于英国首先倡议营救蒋介石，使得这个营救活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日本和国民党的亲日派，从侧面援助了和谈。 英国在探讨营救蒋介石的过程中，与端纳始终保持着联系，并支持端纳赴西安充当和平使者。 威廉·亨利·端纳，1875年生，英籍澳大利亚人，新闻记者出身。1903年来中国，先结识了两广总督张文骏，兼任他的顾问，后结识了国民党人胡汉民，并支持国民党。辛亥革命时，曾协助中华民国外交部长伍廷芳及第一任大总统孙中山工作，以后又结识了袁世凯。端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是最早揭露“二十一条”内容的人。1920年，他受北京政府的聘请，在北京建立了经济情报局并担任局长，为政府提供现代经济建设的情报资料。1928年，出任张学良的顾问。端纳还赞成张学良“易帜”，主张对日本的侵略要有一定程度的抵制，并力劝张学良戒毒。1933年，张学良被迫下野游欧考察，端纳随行。1934年张学良回国，蒋介石将端纳要去，虽无顾问名份，但“地位在宾友之间”，且经常在蒋、宋夫妇身边，为他们出谋划策，成为英、美与蒋介石之间联系的一个渠道。 英方外交当局和社会舆论都认为，端纳是沟通南京与西安联系的最佳人选。因而，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建议，由端纳飞抵西安，查明蒋介石的人身安全问题。在端纳访问西安的时候，上海英侨所办的《字林西报》有意透露出端纳此行有代表英、美等国探路和调停的信息。它说：“引人特别注意的是端纳先生的调停，将有助于澄清这种局势，并给这次事变带来现实感。”端纳果然不负众望，带回了西安事变的真实消息，对和平解决事变立下了首功。 蒋介石被扣于西安，直接受冲击的是中国的金融市场。而在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国民党的法币制度，它是英国人李滋罗斯帮助南京国民政府制定的“外汇本位制”，与英镑直接发生联系。法币对内对外能否稳定，主要取决于英国的态度。当蒋氏被扣于西安的消息传出，法币出现浮动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代理行政院长孔祥熙马上想到了最能帮助他的国家——英国。这时，英政府伸出了援助之手，它指令在上海的汇丰银行，抛出大批外汇，支持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三大银行无限制兑换黄金、外汇，使人们坚定了对南京国民政府的信心，从而稳定了上海金融市场。蒋氏被扣的半月中，市价一直保持在事变前一天的水平上，这应当归功于英国方面的支持。 15日，当端纳自西安飞往洛阳，之后又飞往南京的时候，替张学良管理财产的英国人爱尔德亦加入到端纳的斡旋之旅，他们一起面见了中国的第一夫人宋美龄。宋夫人再一次巧妙地使用了英国牌，她嘱咐爱尔德把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在京所谈的敦促张学良和平解决事变的意见电告张学良。就此，许阁森大使说了这样的话： 我不能不感到张的行动只能造成损害，外面世界对他的行动只能解释为一种对他国家的阴谋，即正当团结与进步看来可能实现之际，他在背上给插了一刀。与一个被拘禁的人进行谈判或协定只能是无效的，张学良如果相信他的所作所为是正义的，他就不应怕在自由的氛围中讨论。拒绝这样做，先已宣告了自己有罪。 张学良正如宋夫人所希望的那样，在第一时间里看到了上面这些话。对此，张学良为之一震，从事态发展的情况看，他是读懂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这些思想的。 西安事变爆发时，美国国务卿赫尔正在南美出席国际会议。代理国务卿穆尔在了解情况后，于14日下午致电驻华大使詹森，详细阐述了美国政府的态度。穆尔宣称：虽然“美国政府的政策是不干涉或不介入外国的内部事务”，但是，“如果任何地方的事态发展将危及真正寻求政治和经济稳定的国家的利益，并且会对已经十分微妙的国际局势带来新的危难时，我们都不能漠然处之。” 穆尔指出：西安事变不仅干扰破坏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日常职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带来新的困难，“一般说来还将对在华外国人士、财产和事业带来新的威胁，并将给远东国际纷争带来危险。因此，现在的局势对世界具有利害关系”。 他指示詹森：“目前，我们并不准备宣称或建议与此时局有关的这个或那个政府宜采取任何合适的行动；但是，我们将认真观察那里的发展、并研究有益行动的可能性问题。” 美国的上述态度，显然是站在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立场上的。它虽然对西安事变给中国政局和远东地区的影响给予了正确预见，并为随后的干预埋下伏笔，提前告之国际社会特别是中日双方，但对张、杨发动事变的积极因素没有给予正面回应。这是它不了解事变真相的结果。 随后，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在发给国务院的电报中，谈及他对张发动西安事变动机的判断时，再一次因不了解真相而出现误判。他认为，“由于缺乏来自西安方面关于张学良动机的消息”，估计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不外经济或政治的两种：“1．张学良被其东北军中不满的叛乱军官们所控制，他扣留了蒋介石及其下属，目的是迫使中央政府满足其军费要求并对日本采取更强硬的态度。2．张学良同他的部队已经同共产党合作，因而扣留蒋介石及其下属，目的是迫使中央政府停止进攻共产党并采纳共产党方面最近宣布的更积极地反对日本的方针、恢复政府的革命政策，以及对苏俄采取更友好的政策。” 随着真相逐渐曝光，美国政府和舆论界对西安事变的估计逐渐变得客观。美侨在上海所办的英文周刊《密勒氏评论报》，在19日的社论中赞同张学良提出的八项主张，但认为“可以采取体面的办法，但扣蒋是严重错误的”。《字林西报》主张国民党可与共产党联合，以保持国民政府不落人亲日派手中。美国政府认为，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是由于“许多中国人恐怕蒋介石将军保存国家实力，为个人统治计，而不用去对日本的侵略抗争。同时也有可能是张学良愿望把远东烽火勃发的可能性，明白指示日本，指示西方。” 美方在评价中国发生的西安事变时，始终与可能对太平洋地区均势构成的影响，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相联系。特别担心由此引发日本侵略中国而危及世界及远东均势。《纽约先锋论坛》这样写道：“南京国民政府若依从张学良的要求，承认共产党，日本便要解释为对于日本武力干涉的恳挚的陈情”。而“蒋介石将军所采取的态度是尽可能不给日本以侵略的口实。张将军的政变只能害中国，并引起西方人对远东权益的焦虑”。《民声讲坛报》也发表评论，认为“张学良此次行为，适足以肇害中国，而西方各国在远东保有利益者，亦为之感觉不安矣”。 因而，美国政府对西安事变的公开表态，采取的是避免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的做法，即奉行“不干涉他国事务之政策”。而实际上，却采取了与英国政府一致的立场，反对中国内战，主张和平解决。并与英国一起，维护上海金融市场的稳定，赞成英国驻华大使提出的和解建议，并将此建议提交给国民政府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 ★苏联：被日本列为“北进目标”，担心事变成为对日开战的借口，又面临德、意法西斯威胁，在自身利益驱使下苏方奉行谴责西安事变，主张“和解放蒋”的策略 西安事变发生时，苏联正处于险恶的国际环境之中。 美、英在几年前就开始奉行“祸水东引”战略，他们对德国在欧洲的侵略活动，采取绥靖政策，对日本在亚洲的侵略采取纵容政策。这一政策，使社会主义的苏联面临东西夹击的威胁。到1936年，这种理论上的威胁演变成现实。在东方，日本大本营加紧了对苏联开战的准备，开始实施“北进”计划，并在中国北部的满蒙地区进行战略基础储备。在西方，希特勒法西斯在德国上台后，疯狂地扩军备战，企图侵吞苏联。1936年11月，德、意秘密签订反共产国际同盟。同月2日，《日德条约》又告签订。这标志着日、德将正式开始联合对付苏联及共产国际。不仅如此，德、意、日三国反共轴心也进入酝酿形成阶段。 此种情势的出现，苏联早有预见，并已进行了战略应对筹划。苏联认为，应对西线德国的进攻是它的战略重点，它的心脏地带在欧洲，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在这里。因而，它把主要力量摆在了战略重心所在的西线。而对于远东，它认为，日本只有解决了中国之后才能腾出手来对付苏联。也就是说，只要中国抗日，就能牵制日本，减轻它在东线的压力。 这一战略估计不能算错，问题出在其所选择的依靠力量上。在斯大林看来，中国要抗日，只能依靠国民党和蒋介石。大革命时期，斯大林就是这个思路。那时，为了争取蒋介石革命，坚持“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立场，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几乎取消了军事工作，结果在蒋介石举起屠刀、发动反革命大屠杀的时候，导致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受到空前严重的损失。 如今，为了抵抗日本、拖住日本，斯大林再一次片面看重蒋介石的军事实力，而把中国抗日的希望完全地寄托到蒋介石身上。 蒋介石的思想根子是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他不可能为了保卫苏联而去抗日。当年他装出革命的样子，赢得红色苏联的信任，得到苏联的军援，而一旦迅速崛起之后，很快就露出了反苏反共的面目。这一次在蒋介石被扣之后，在他所领导下的南京国民政府，同样向苏联打出了“日本牌”。 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紧急召见苏联驻中国代办，赤裸裸地威胁说：“西安之事，外传与共党有关，如蒋公安全发生危险，则全国之愤慨，将由中共而推及苏联，将迫我与日本共同抗苏。” 孔祥熙这番话的意思是，以共产党与事变有关而向苏联施加压力，希望由苏联出面来做共产党的工作，确保蒋介石安全脱险。 耐人寻味的是，苏联的官方喉舌《真理报》于12月14日发表了一篇社论，就西安事变表示了这样的官方态度，社论竞说：“汪精卫利用张学良部队中的抗日情绪，挑动了这支部队反对中央政府”；张、杨是“利用抗日运动以营私，名义上举起抗日旗帜，实质上制造国家分裂”。 也是在这一天，南京国民政府急电指示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黻，指示他抓紧与苏方交涉，敦促莫斯科向中共及张、杨施加影响，使蒋平安获释。蒋廷黻对此项使命颇感棘手，因为前一天苏联“两大报纸同时发表重要社评，用意在使世人不疑苏联与叛变有关。”蒋廷黻深知，苏联希望蒋介石抗日，还不希望他“剿共”。南京如能与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定会受到苏联欢迎。这也正是南京国民政府与苏联前不久秘密会谈时，苏方向蒋介石提出的要求。如果南京能够这样做，苏联定会出手相助，使蒋介石安全获释。于是，在当天傍晚给南京的复电中，蒋廷黻爽快答应与苏联方面尽快交涉，同时建议南京“如能于短期内与西北红军妥协，似亦有补。” 接到南京指令后，蒋廷黻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两次会谈，表达了此一意思。蒋廷黻说：“苏联态度不仅影响中国共产分子，即不信共产主义者亦不少对苏联怀好感，至于用何种方式促进解决，我无建议，我所请者即用尽苏联之道德力量。”并说：“南京责成他探明苏联能否除了表示同情以外，再通过其他途径给予援助。”李维诺夫则回答：“我找不到这样的途径，因为自从张学良离东北后，我们与他没有任何接触。” 12月16日，南京国民政府再给蒋廷黻发去“铣电”，令其加紧与苏联当局交涉，注意搜集苏联与西安事变关系的证据，并询问与苏联谈判需付出什么代价等。 17日，蒋廷黻复电南京，建议：停止“剿共”。他强调只有如此，才能得到苏联帮助。并说：“张叛变如与俄无关，则俄不能助我，如有关则俄必索助我之代价。俄望我抗日，亦望我不‘剿共’，俄视两者同重，惟不‘剿共’尤急，不出此代价必无成。”关于“苏联与西安事变关系”问题，蒋廷黻当时也“无把握”，他提出，张学良在1936年春曾向他透露，“彼主（张）联俄容共抗日”；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回国原因各说不一，“疑其为避嫌疑”，回国后至12月14日才来见我（蒋廷黻），怀疑其“似有意避我”；蒋廷黻赴任中国驻苏联大使时，南京国民政府授之以“全权交涉一切问题”，但苏方“始终推诿”；怀疑张学良有代表驻莫斯科等。蒋廷黻认为，这只是几个疑点，实感“证据不足”。蒋廷黻还建议南京对西安实行“明急而暗缓”的策略，不急于下“讨伐令”，因为“如积极推动军事，院座必有生命危险，且阻碍此间交涉”。 从12月13日至17日，南京国民政府与驻苏联大使蒋廷黻的来往电报，以及苏联政府与苏联的所有交涉，基本上都是围绕怀疑苏联政府与事变有关，如何请苏联帮助安全释放蒋介石来展开。 而苏联正是担心这一点。中国共产党是在苏共的帮助下成立的，并且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苏联政府无论如何是不能摆脱与中共的联系的，西安事变又是在中共的影响下发生的，这在当时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尤其日本为了煽动南京国民政府反苏，说什么西安事变为“莫斯科魔手”所策划，“张学良独立政府”同苏联已缔结“防御与进攻联盟”。在此情况下，一旦蒋介石被审，必然引发内战，那样中国抗日的力量必将削弱；失去蒋介石的中国，权力的真空必将由亲日派所填补，中日联手对苏，不仅苏联的战略东线失去了缓冲地带和支援的后方，而且苏联的东部和南部几乎全部边境线统统暴露在日本的攻击之下。 那么，苏联要依靠中国拖住日本，只有保住蒋介石的统治地位，才能够避免内战；而保住了蒋介石的统治，也就避免了亲日派上台，而这一切的根本就是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2月16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以特急电报致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斯皮利瓦涅克，命他立即向中国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或外交部长张群申明苏联对西安事变的立场。电报说： 1．苏联政府获悉西安事变消息后立即明确表态，斥责张学良的行动，因为这种行动在客观上只能有利于那些企图瓜分和奴役中国的敌人。 2．苏联政府授权您以全权十分明确和坚定地声明，我们政府不言而喻不论过去和现在都同西安事变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自从目军占领东三省后与张学良绝未保持任何直接和间接往来。 3．鉴于伪造和诽谤性的报道仍在继续散播，苏联政府授您以全权进一步声明，我政府对中国红军的行动不能负任何责任。 4．中国居然有个别人和报刊摹仿中国的敌人所散布的无耻诽谤，说什么苏联政府与西安事变有某种关系，苏联政府对此极表惊诧和愤慨。苏联政府对此表示抗议并望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制止这类诬蔑谣言的传播。 这是苏联政府对西安事变态度的正式官方文件。与两天前《真理报》社论的精神完全一致。 南京国民政府没有理会苏联的表态。就在16日这一天，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作出决定：不许刊登苏联官方新闻社塔斯社的新闻稿。原因是，1936年12月14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和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就西安事变发表的社论，给读者造成这样一种错觉，似乎西安事变是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和张学良相互勾结的产物。 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不让刊登苏联塔斯社的新闻稿是有道理的。汪精卫是刚刚离职的南京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院长和外交部部长，是仍然在职的国民党副总裁，苏联指责张学良与汪精卫有关，作为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当然不能允许苏联官方以这样的言论评价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 苏联却不这么看。 12月17日，苏联副人民外交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专门为此事训令驻华临时代办向中国政府交涉：“中国检查机关不许刊登塔斯社的反驳和《真理报》、《消息报》社论……一事，在莫斯科造成极沉痛的印象，并被视为南京国民政府中敌对势力影响的结果。” 作为蒋介石的外交部长，张群的回答十分巧妙。他声明： （1）早在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就散风说他同苏联有联系，他得到苏联支持，以及他与中国红军订立了同盟，他有代表驻莫斯科，而延安驻有共产党的代表； （2）张群本人以及政府的其他领导人，过去和现在都很明白这类传闻向来都是谎言和诬蔑； （3）国民政府十分珍视同苏联的友谊和苏联政府对国民政府的支持与同情，所以它过去和现在都不相信张学良或第三者散布的居心叵测的谎言，并感谢苏联政府对中国中央政府的一贯友好与同情的态度； （4）他将尽一切努力制止第三者散布的诬蔑性的含沙射影的言论。 关于国民党检查机关不许刊登塔斯社的消息一事，张群保证此类事件不会再发生，检查机关只需把稿件中涉及汪精卫的词句删掉就可以了。 张群的答复可谓堂而皇之，滴水不漏。既表达了重视与苏联的友好关系，又使张学良与苏联有“关系”、苏联与事变有“关系”的说法扑朔迷离继续发酵。这时，双方的底牌都已清楚。南京国民政府怀疑苏联染指于西安事变，而苏联政府则担心中国政府倒向日本。 为了向南京国民政府证明自己与西安事变无关，证明自己的无辜，以取信于南京国民政府，苏联对西安事变的表态，采取了攻击张学良，攻击西安事变，攻击南京国民政府中蒋介石的对手，把蒋介石吹捧成民族英雄的做法。 西安事变之后的一个短时期内，苏联政府发表了一系列在外人看来是十分牵强的外交表态。 12月14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题为《在中国发生的事情》的社论，吹捧蒋介石，说：“南京国民政府当务之急是努力谋求中国统一，使处于分裂状态的各个地区联合起来，团结全国人民，同外国侵略者作斗争”。攻击张学良是“叛徒”，是“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机”，还把旨在抗日救国的西安事变与国民党亲日派首领汪精卫联系在一起，无中生有地说：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应当从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的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寻找，臭名昭著的日本走狗汪精卫的名子同陕西省发生的张学良部兵变紧密相连，并诬事变的目的是“使中国继续混乱下去，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外国侵略强盗的牺牲品”。苏联《消息报》当天也发表了同样内容的评论。 苏联对这一表态甚为得意，当天下午即约见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黻，询问对两报消息的看法。蒋廷黻对苏联的表态表示了赞许。后来，蒋廷黻在回忆这件事时坦承：“他们对中国很友善，说明中国面对国际上的危机，一定要团结统一，而且只有（蒋）委员长能领导全国。”蒋廷黻又补充说：“如果改换我来写这篇新闻稿，恐怕也不会比他们更好。” 可见，苏联为了拉住蒋介石是如何地迎合南京的需要。但是，蒋廷黻在这次评论中仍然提出了问题。他说：两报所说事变为汪精卫策动的说法是不聪明的，也不真实。对这一点，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解释说：因为太匆忙，所以编辑可能弄错。 “太匆忙”之说，按照当时情况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中共中央在12日中午亦即莫斯科时间早晨7点，就开始向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书记处报告事变情况，随后不断地报告。苏共作为共产国际的实际上的“大本营”基地，是不可能不知道的。如果说14日两报刊登毫无根据的消息“太匆忙”的话，那么15日《真理报》为何要继续发表社论反对西安事变，说张学良过去“一贯采取不抵抗政策。现在他仍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实际上则助日本使中国分裂，使中国……成为外国侵略者之牺牲品，……实际上乃为日本军阀之帝国主义作伥”。又说南京国民政府已走上团结统一之路，日本军人认为这将使日本奴役化中国的计划有成为泡影的危险，因此日本“嗾使中国个别军阀反对南京国民政府，必要时并不惜利用反日口号为掩饰”。 15日，蒋廷黻奉命会见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再提14日苏联两报的表态。他说：已将《真理报》、《消息报》社论的摘要电告南京，不过他个人认为苏联“把张学良的行动同汪精卫的诡诈行为扯到一起是不妥当的，因为汪不可能与此事有任何关系。”李维诺夫对中方就事变涉及汪精卫的说法两次提出异议，也引起重视，并再次修改此前的说法。他郑重表示：“我不认为张学良直接与日本人相勾结而有此举，倒觉得他是听了某人别有用心的坏主意。”他接着说：“我们一向主张中国统一，从不同情中国将军的内争。我们特别高兴近来有人致力于扩大南京国民政府的基地和抗击日满蒙分子。我担心日本会利用近来的事态发动新的侵略。不管怎样，目前处于危急状态的日本政府可能会因这个事变而挽回局面。” 苏联为了绥靖日本，而采取歪曲事实的做法，连南京国民政府都感到不可相信。这也是南京的报纸拒绝转载的重要原因。 苏联政府在否定自己与张学良的联系，妄指事变与汪精卫有联系而受到南京的冷落之后，又转而否认它与中国共产党甚至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会见中国大使蒋廷黻时，说：“在莫斯科虽有中国共产党如王明（陈绍禹）等，然苏联政府不与彼辈发生关系。”苏联驻华临时代办皮礼瓦尼克亦发表声明：“苏联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亦无任何联络，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之行动，不负任何责任。” 苏联政府此举，在南京国民政府看来，当然是无诚意的，由此还引发了两国外交官的一次争论。12月17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约见蒋廷黻，就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不许刊登塔斯社消息一事，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抗议。 蒋廷黻说：他不知道政府禁止刊登苏联塔斯社新闻稿件的事，但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而中国共产党与第三国际有关，这一点是很明显的事实。他表示：京沪一带盛传，是苏联煽动共产党，共产党又煽动张学良，这样张才发动西安事变的。所以中国政府命令他请求贵政府帮助。 蒋廷黻此番话，虽然生硬了一点，但却道出了实情。把这些话与此前孔祥熙代院长召见苏联驻中国代办的表态、以及外交部长张群的答复联系起来看，就是基于对苏联与此事有关这一基本判断而来。 苏联当然不能同意这种认识，李维诺夫听后火冒三丈：“中国政府不应该怀疑苏联政府，这是毫无根据的。苏联政府与张学良没有任何关系。”他强调：苏联政府唯一能够帮助中国的，就是计中国共产党知道苏联政府的态度，而中国政府却禁止刊载苏联态度的消息，因此，苏联政府没有别的办法。 蒋廷黻态度依然强硬，他说：“中国许多人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张学良是第三国际的统一战线分子。他的举动与第三国际不无关系。”因此，“苏联不能完全摆脱责任”。他希望李维诺夫“努力于善后”。 李维诺夫回答：“我们苏联不是第三国际的主人。” 蒋廷黻也不示弱：“您过去可确实说过这样的话，李维诺夫先生，您若说共产国际不是苏联的工具，那全世界没有人会相信。我们有理由认为，共产国际是执行苏联政策的机构。” 这次谈话虽然不欢而散，但却使苏联政府认识到，这种欲盖弥彰的做法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赢得南京国民政府的信任的。因而，从16日起，就开始了为释放蒋介石进行和平努力。 这一天的《真理报》援引中国各主要报刊的报道，称各方强烈要求和平解决这一冲突。《真理报》说：“《大公报》提出了以下三个条件，它认为按这三条即可使危机得到和平解决：（1）非绝对必要，南京国民政府不应采取军事行动；（2）应立即释放蒋介石；（3）人民应保持平静。” 还是这一天，共产国际也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要点。次日，中共中央复电共产国际，表示同意来电中关于和平解决事变的意见，并说明“已经基本地采取了这种方针”。这时，《共产国际》发表文章，含蓄地公布了中共的同意表示，文章说：“我们还没有完全可靠的消息说明中共所持的立场，但了解中共的政治路线。大概中共正在提出这样的主张，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上，谋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2月19日，当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显露曙光时，日本驻华大使川樾到南京拜会外交部长张群，反对南京国民政府接受西安方面所提释蒋条件，苏联抓住这一事态，在次日的《真理报》上发表《日本煽动中国内战》的文章，揭露：“日本此举是直接公开挑起中国内战，此种政策之目的在于排除和平解决危机的可能性。”24日，塔斯社又发消息说：“日本的计划在于，排除和平解决冲突的可能性，并通过派兵讨伐张学良挑动其对蒋介石下毒手。十分明显，日本试图挑起中国大规模内战，以便利用此机会肢解中国并夺占中国一系列省份。”苏联的这些报道，自然会使人们联想到南京讨伐派的行动正适应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阴谋，而这些报道对动员人们起来制止大规模内战的爆发，促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应该是有益的。 苏联对西安事变的表态与行动，最终博得了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好感。 ★法、德、意：各自打着自己的算盘，法国支持英美的和解主张；德国虽属意释蒋，又不愿支持主和派：意大利反对西安事变，主张中日亲善 法国对于中国西安事变后事态如何发展也是极为重视的。12月15日专门召开内阁会议，听取外交部长台尔博斯的报告，研讨具体对策。鉴于在此前一天美国代理国务卿穆尔对西安事变的公开声明，宣称“美国政府在尽力获得西安事件之详情，美国对于远东仍继续遵循不干涉他国事务之政策”，法国内阁会议遂决定，“由外交部注意今后之情势，再定适当办法。”这一表态实际是美国的翻版。随后，在美、英联手实施和平营救蒋介石的计划时，法国的外交决策者把静观事态的政策改变为力主和平解决事变。 法国各大报刊对张学良和西安事变不表支持。他们认为，西安事变“使中国复生内战之危机，且将使历年来在艰难之工作下所收之功效，陷入停顿状态”，“张学良之出此行动，是否真正爱国尚属疑问，实际上仅为私人问题而已。张学良从前为东北军领袖，中国政治上之第二人物，而现在华仅居次等地位，于心不满，故此时乘其部下多怀二心，竞藉此暴动，以济其私”。 法国政府认为，中国不能没有蒋介石领导。他们说：“现在中国军队之力量，实较五年优胜，此种进境皆蒋委员长所赐，因蒋氏素来抱有压制各个军阀建立一支强有力之中央军之决心”，因而，希望恢复蒋氏自由，和平解决事变。 德国在西安事变发生前不久，刚与日本签订了《防共产条约》，两国在反共反苏上的共同利益，使其必须站在日本的立场上。但是，除了与日本的战略利益外，德国在华还有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 德国在华的利益首先从军事领域开始。早在1924年，孙中山先生就与德国西门子公司驻远东总工程师亚曼博士商洽雇用德国顾问之事。孙中山要求聘请的德国政治、经济、军事顾问的理想人选为：（一）政治顾问，由大战末期德国首相之高级助理兴芷海军大将担任；（二）经济顾问，由前任胶州之德国高级专员许拉尔担任；（三）军事顾问，由一德国高级将领担任。但是，由于孙中山先生于1925年去世而未能执行此项计划。 1926年，蒋介石在成为国民党的军政实权人物后，聘到了一战时期德国的军事独裁者鲁登道夫的高级助手包尔上校。1929年包尔死后，柯利伯代理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总顾问一职。柯利伯虽然履职只有一年，但他的军事思想却对蒋介石的“中央军”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傅宝真所说： 德国之所以能在军火工业及军火运输方面，占绝对优势地位，大部由于自柯利伯开始，直迄于顾问团被召回前，德式顾问被正式参与我国各项讨逆及防御战役中。并在我陆军训练与组织之计划中，渐具颇深之影响力。因此，我军事当局，渐采德式操典、训练与组织方法为准绳。包尔抵华后，以顾问团基础未固，仅以个人（带少数随从，如王格姆等）身份，前往武汉前线，协助蒋公草拟作战计划与其执行。此即谓顾问团以整个组织而言，并未正式涉入战斗及其有关行动。但包尔死后，武汉地区仍极具重要之战略地位，且桂军有卷土重来之势。如武汉陷于敌手，桂军可与北方冯玉祥之国民军直接狼狈为奸，对我中央政府威胁甚为严重。故蒋公命柯利伯及其作战参谋数名，赴武汉地区布防。俟该局势缓和后，蒋公再命柯利伯及其参谋，筹划沿汉水流域对国民军发动之攻势，并以占领郑州为目标。不久，我中央军即占领该城。美国陆军武官亲赴郑州战场观察，在其报告中，彼曾指出，我军获有德国雍（容）克公司单翼及双翼之飞机助战，故轻举而占该城。 1930年夏，曾任德军参谋本部总长的魏泽，继任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总顾问，他帮助蒋介石制订作战计划，赢得中原大战胜利，此后，又参与制订了对红军的第一、二、三、四、五次“围剿”计划。应当说，魏泽对中国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中央系军队发展的建树作用是巨大的，但是，他的建军思想被怀疑为德国军工企业谋利，蒋、魏开始出现矛盾。 1933年，一名更有军事成就的德国将军进入蒋介石的视线。他叫色克特，与希特勒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应邀对中国军队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之后，给蒋介石草拟了一个《陆军改革意见书》，其要点是： 1．“任何建军之先决条件，首在国境之安定；此即谓数年外在之和平与内部政治情势之稳定。在此条件未达成前，有效之军事组织工作，将无从谈起，连续不断之战争，将影响最终目标之完成。”色氏这一见解，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谋而合。 2．中国建军应重质量而不重数量。他说：“中国所急需者，不在一庞大陆军之建立，而在集中全力创设一训练优良与配备完善之小型精锐部队。”色氏断言，目前中国军队，不在患寡，而在患多。为此，色氏为中国军队建设提出了三项中心思想：（一）军队为统治权之基础与防卫外来侵略之安全盾牌；（二）军队之威力，在于其素质之优良；（三）军队之作战潜能，基于军官团教育之培育。 3．军队的军事指挥与行政系统的最高权力应集中于一个人身上。色氏认为，“中央政府统治权之基础，在于其军队置于单一之指挥系统，亦即直属于委员长。但其先决条件却应使军官之任命，依照统一之原则行使，而不应置于个别师长或将领手中。” 4．中国陆军的改革方向应放在军事行政方面。色氏主张，在军事体系内，明显划分组织功能，坚持层层负责，统一指挥，是国军改革成功的先决条件。在军事指挥系统中，职权必须作清晰的规定。军事机器中，诸如训练、行政与指挥等单位，均应统属于总司令管辖，作为政府的一员，直接对政府负责；军政部长、军团司令及参谋总长等又须对总司令负责。 色克特所提的建军思想和军事战略令蒋介石十分佩服。 蒋氏即聘任色克特为国民政府军委会总顾问。蒋介石不仅对于色氏军事方面的意见言听计从，而且对色氏的厚待也是前所未有的。经蒋介石批准的就色克特地位所作的规定中说： 将总顾问对于钧座及对于德籍顾问之地位，以下列名义谓之： “委员长委托人” “总顾问” 办事方式：一切日常公务，以及关于德籍顾问之指挥，均于总顾问办公室或鄙人私宅内处理之。代表委员长与中国各机关之谈话，在南京军官学校委员长官邸内举行之。 这里所谓的“委员长委托人”，实际上有“代理委员长”或“副委员长”的意思，故其地位，仅次于蒋。因而，“军政部长、陆军训练总监等高级官员，须亲自到领袖官邸向色克特请教。此不但为包尔、柯利伯与魏泽所无法享受之地位与特权，即在中国历史中，亦恐无第二位外籍人士所能被国家元首如此赏识与重托。” 此时，德国顾问团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影响力，已经达到顶峰。这种由政治和军事上的影响逐渐延伸到经济领域。色氏在推进中国陆军现代化的过程中，同时也推进了中国与德国的军火及经济合作。有资料显示： 德国大公司互相倾轧，为推销本身之产品及利益，不惜使用一切手段，包括与顾问及我国官员相勾结，以求达成其推销目的。美国一家电气公司曾抱怨称：有时该公司故意将标价降至德国公司所标者若干成以下，但中国政府仍选购德货，想其中必大有文章。我国建军财源，本已极为有限，再有此种腐化现象，对抗日战争准备影响至巨。 上述说明，1936年的中德关系，不仅在政治、军事方面关系良好，合作加深，且德在经济上也对中国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因而，它对西安事变的演变相当关心，担心因此而引发新的内战，危及它的既得利益，并希望早日和平解决事变。 这种双重的利益关系，使得德国对于西安事变的态度陷于两难，一方面，在战略态度上需要与日本保持一致，另一方面，它不方便公开地赞成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更不便介入英、美的和平调停。故在处理西安事变的问题时，采取了以私人身份表达立场的方式。12月20日，德国国防部长柏龙白致电宋美龄：“敬祝委座充分健康，早日出险，从而益增力量，以领导广大之中国。”21日，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致电孔祥熙，对西安事变“焦虑良深”，希望“一切妥善解决，委座事业获竟全功”。 意大利是支持蒋介石反共打内战的，对于西安事变的处理，它支持日本的中日亲善政策。在德国养病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返国，得到了意的鼎力相助并促成其与日本达成谅解。 意大利为了说服张学良反共投日，还派出了秘密使者齐亚诺做说客。齐亚诺是墨索里尼的女婿，同时也是张学良的好友。12月21日是，齐亚诺代表意大利政府致电张学良，要求释放蒋介石。电报全文如下： 阁下系吾好友，兹若与共党联盟，即成吾敌，中国不能缺少蒋介石将军，请即日恢复其自由。 对于中日关系，齐亚诺坚持认为，“此际中日两国，若能推行协调政策，实属最为明哲，且有实际利益。反之，任何企图，凡以妨碍此种政策为能事者，必系以碍此种政策为能事者破坏性质的野心为背景也”。在这同时，意大利在国内舆论上，坚持了日本的宣传基调，大肆散布西安事变是出自“莫斯科魔手”的谣言。 除了上述各国政府的官方立场之外，各国舆论界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基本上大同小异。他们从各国的在华利益出发，纷纷谴责张学良“受苏俄指使”、“与共产党同流合污”、“劫持最高统帅”，并攻击张学良有政治野心。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使张学良忧虑重重，思想负担十分沉重。 <hr /> 注释： 正文 第九章 “攘外”？“安内”？释蒋协议终于敲定 ★宋氏兄妹最早发起和平救蒋运动。宋美龄力排众议，委派端纳出使西安搭起沟通之桥，端纳面见蒋介石，使讨伐派的战争发动受到牵制，和解由此出现转机 ★宋子文以私人身份担当起与西安谈判代表的使命，面见蒋介石，会晤张、杨，接触周恩来，官一传西安和平诚意。宋子文为南京与西安两方最终通过谈判解决事变，发挥了重要作用 ★宋美龄率队来到西安，蒋介石和张、杨及中共三方的谈判正式开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终露曙光 ★谈判几近尾声，宋、张表示满意。唯杨仍有疑虑，周恩来与蒋介石会谈，终于底定和平 蒋介石被扣之后，经过蒋氏最初几天顽固对抗与张、杨有理有节的斗争，以及其后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有力介入和引导。迭经南京国民政府亲日派“讨伐”谩骂与张、杨、中共三方联合应对的几番较量，也由于南京国民政府中有识之士的折冲努力在国际舆论呼吁和平解决事变，国内呼吁抗日、反对内战渐成主流呼声的大环境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终成有关各方的主导性认识。 但是，如何实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还有一个艰苦的过程。 ★宋氏兄妹最早发起和平救蒋运动。宋美龄力排众议，委派端纳出使西安搭起沟通之桥，端纳面见蒋介石，使讨伐派的战争发动受到牵制，和解由此出现转机 宋美龄派出的信使端纳，于12月15日从西安飞抵洛阳，随即打电话至南京，向宋美龄报告了他会晤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情况。行前，他在西安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报告说：蒋在西安甚为平安，张、杨决无伤害蒋介石之意；如无意外发生，事变可望于数日内解决。在洛阳，端纳又与宋美龄通了几次电话，重点讲的是，张、杨发动兵谏的善意和蒋本人的安全情况，以及和平解决事变的光明前景。关于通话内容，宋美龄在她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有如下记载： 余于星期二（12月15日）突得端纳由洛阳打来长途电话，诚令余惊喜若狂。盖端纳于是晨冒恶劣气候之危险，飞抵洛阳，直接报告我以西安之真相，彼以简短之言词，叙述全局，谓委员长并未受苛刻待遇。端纳到达后，委员长已允迁入较舒适之房屋，斯时委员长始初次与张学良谈话，唯怒气仍未消，张表示决随委员长入京。盖自承举动虽错，然动机确系纯洁；张盼余入西安，亦盼孔部长同行……然后又言，委员长坚嘱余切勿赴西安。余请端纳明日来京，端纳称，彼允委员长及张当日返西安。惟气候恶劣，不利飞行，决于明晨返西安，京行势难办到。余因告之军事长官已决定立即进攻西安，彼返西安或有危险。并嘱其以此真相转告委员长。端纳复言，彼虽不能来京，张学良亲信之爱尔德与彼同机出陕，并于明晨飞京，可当面详叙经过情形。 是晚余又以长途电话告端纳，孔部长因医生坚嘱不令飞陕，况孔为代理行政院长实难离职，因嘱端纳征求对方意见，可否以宋子文或顾祝同代之，并告以各方阻我成行，然余决心飞陕。 星期三晨，余乘端纳未启行前，复与通话一次，余嘱端纳告张学良，彼若不愿手造惨酷之国难，应立即护送委员长返京，并请以目前余所处之境遇告委员长，详述余努力阻止战争之经过。 宋美龄在电话中还嘱咐端纳，在去西安完成转达上述事项之后急速返京，否则有生命危险，并请他转告蒋介石，设法阻止何应钦的军事行动。当时在宋美龄身边的孔祥熙接过话筒与端纳通话，他请端纳告之张学良，欲拯救自己，拯救国家，当以飞机护送委员长赴太原，恢复其自由，倘能照办，一切皆可不究。 端纳与宋、孔的上述通话，把蒋介石依然活着的信息很快传递到外界。这给主张和平救蒋之人士以极大鼓励，同时也给别有政治企图的何应钦带来了一定压力。何应钦放言：“端纳来电，实迎合西安，欲诱孔、宋入陕，多一重作质者，以加厚其谈判之力量而已。” 在主战派的压力下，16日上午9时，孙科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30次会议，26名成员出席会议。会上，何应钦等人一致主战、主快，主张一直围到西安城下。冯玉祥、孔祥熙百般反对，但“讨伐派”人多势众，寸步不让。孔祥熙只得退而求其次，强调即令“讨伐”，也应从缓，宜采取“军事政治，同时并举”的策略。何应钦对此无法反驳。因为孔祥熙是代理行政院长，自然有责任从“政治”上设法，至于“军事”，自然孔就无从置喙了。于是，两派终于达成妥协。会议通过了三项决议： 一、推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迅速指挥中央军进攻西安。 二、由国民政屙下令“讨伐”张、杨。 三、推于右任为“西北宣慰使”，北上进行孤立张、杨的分化瓦解活动。 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实际上使何应钦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撇开蒋介石掌握了国民党的军事大权。会后，何应钦即任命刘峙、顾祝同分任讨逆军东、西路集团军司令，举行所谓“白衣誓师”，言称将“督率三军，指日西上”，“扫荡叛逆”。 何应钦共调动了十几个师的兵力，正面沿陇海路两侧，进攻西安。侧面分别由潼关开进商洛，夺取蓝田；由天水向宝鸡、凤翔推进；由宁夏吴忠向固原、平凉一带移动。总预备队在潼关附近集结。为配合陆军行动，何应钦命令空军从洛阳机场起飞，轰炸西安。由于宋美龄等人害怕“玉石俱焚”，坚决反对直接轰炸西安，以免把蒋介石炸死。何应钦不得不改令空军只轰炸渭南、富平、三原县城和赤水车站，意在武力威胁西安。 何应钦的“讨伐”令下，所产生的直接结果是，渭南县城和赤水车站附近千余间房屋被炸，死伤居民几百人。中央军的先头部队也在华县与杨虎城的17路军发生战事。 宋美龄后来回忆讨伐令下后的情形时写道：“潼关以西之军事，业已发动，虽幸飞机为雪所阻，不能超越华山而向西安轰炸，然洛阳与群山间沿路各处，被轰炸者已不胜数，又安能保证群机之无冒雪西飞迳向西安投炸者也。” 此时，张、杨所部业已作好与中央军决战的准备。按照事先约定，红军随即进驻肤施（延安）进行武力支援张、杨的部署。 面对严峻的军事形势，宋美龄急令端纳再次飞往西安，请蒋介石下令停止进攻和轰炸西安。端纳与张学良一起面见蒋介石。端纳向蒋介石转述了宋美龄的意见。张学良则对蒋介石表示：“我们对你是一番好意。何应钦进逼潼关，欺人太甚！要打，我们就和他打。如果要轰炸，那就不知道会炸到我还是炸到你。”此时，蒋介石开始考虑宋美龄，端纳和张学良的建议。在此之前，他曾希望何应钦给张、杨一点厉害尝尝，但又害怕受池鱼之殃。在听到端纳传递的何应钦别有政治企图的信息后，他仍然想，何虽有打算，但未必就如宋美龄、端纳所猜测的那般险恶。但越来越近的飞机轰炸声，使蒋介石开始醒悟。 蒋介石就是蒋介石，他虽然明白何应钦的讨伐可能危及他的性命，而他却无法接受来自“犯上作乱”的他的部下张学良的建议。张学良看透了他的这种心理，出于给他找个台阶下的考虑，找到了蒋百里。 这天晚上，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顾问的蒋百里出现在蒋介石的住处。蒋百里是著名军事理论家，刚刚从欧美考察归来，到西安的第二天，赶上西安事变，因而加入到被扣留的南京大员的行列。 蒋百里与其他被扣的大员有所不同，他无党无派，立场“超然”，西安事变爆发当天，张学良去西安招待所看望这些被扣大员时，蒋百里曾向张学良自告奋勇，要去劝说蒋介石。后来，他在广播里听到南京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骤然发表“讨伐令”，很不以为然。因而，张学良选中他在张、蒋之间进行斡旋。 蒋百里对蒋介石说：西安的事现在已经出现了转机，但“中央军”加紧进攻，兵临潼关，又派飞机轰炸，使问题又趋复杂化。委员长固然不畏惧为国牺牲，然西北民困乍苏，连遭轰炸，从悯念百姓利益考虑，也应该稍微留一点回旋余地，为国家保留点元气。希望委员长致函中央军事当局，告诉他们你很快就会离陕回京，命令南京暂缓进攻，首先务必停止轰炸，如停止轰炸7天，给处理此事留点时间。 蒋介石等待的就是这样的台阶，他缓缓地说道：“此事殊不易做到，如确有一最少期限可送余回京，则余可自动去函，嘱暂停轰炸3天，然不能由张要求停战，则中央或能见信；如照彼等所言需停止7天，则为缓兵之计，不特中央必不能见信；余亦决不受其欺也。” 蒋介石虽然没有完全答应蒋百里的要求，但却允准了蒋百里关于要他下达停战手令，并派人把停战手令转送往南京的建议。 这时候，张学良接到前线报告，遂转报于蒋：“前方已开始冲突，中央军在华县与杨虎城部队对峙中，如再进攻不已，则此间部队只可向后退却。”张学良的“退却”一语使蒋介石大为惊愕，他怀疑张学良的“退却”是挟持他到别处去，这是他最为害怕的。南京的宋美龄最怕的也是这一点，如到红军的防区去，到新疆的防区去……宋美龄自感如果那样蒋介石的性命会更加危险。 张学良的一番话，加快了蒋介石下达停战手令的速度。蒋介石同意下达停战手令，也同意由蒋鼎文把他的手令送到南京。 选定蒋鼎文去南京传递蒋介石的手令，张学良与蒋百里商量了多时。他俩分析，鉴于西安与南京的关系紧张，必须派一位南京能够接受的人；南京的军事大权控制在何应钦手中，此人必须与何应钦能够对话，最起码何不反感；南京目前敌意最深的是张学良、杨虎城，此人与张、杨的关系不能太融洽。根据这3条标准，两人一致认为蒋鼎文最为合适。蒋鼎文本人亦乐于此行，他说：只要对大局有利，任何使命都在所不辞。 17日上午9时，张学良与蒋鼎文一同见蒋。蒋介石当即给何应钦写下如下命令： 敬之吾兄：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于本星期六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日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顺颂戎祉。 中正手启。 12月17日 蒋介石决定下达停战手令后，端纳于16日夜致电宋美龄报告了这一消息。宋美龄赶快转报何应钦。但何应钦没有罢战的意思，他猜测是委员长屈服于张学良的压力才不得已而为之，并非是委员长的本意。因而，他决定，军事行动不能停止，在委员长离开西安前不能接受来自西安方面的任何命令，即使确认了命令出自委员长之手，也不能证明是委员长的本意。 果然，蒋鼎文于17日中午乘机离开西安，18日晨携带蒋介石手令准备在洛阳登机飞往南京时，闻听“中央军”的轰炸机群向三原方向飞去。蒋鼎文当即致电南京何应钦：“文正预备起飞时，闻空军轰炸三原，又生枝节。委座面谕手令，均要停止一切轰炸冲突，务望速饬全线陆空军遵令办理。” 蒋鼎文中午抵达南京后，直奔何应钦处，亲自把蒋介石的手令交于何应钦。同时，蒋鼎文分别拜会了南京国民政府各要员，说明西安事变并不像外问所传说的那样，张汉卿出此也是由于集国难家仇于一身。他“诚恳劝告，勿任南京、西安间之裂痕日见加深，谩骂之无线电广播及恶意之报纸评论皆以中止为佳”。这时，何应钦等才不得不对蒋介石停战手令表示服从，并下令于19日下午6时前暂停轰炸。 ★宋子文以私人身份担当起与西安谈判代表的使命，面见蒋介石。会晤张、杨，接触周恩来，宣传西安和平诚意。宋子文为南京与西安两方最终通过谈判解决事变，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蒋介石的停战令使和平谈判获得了宝贵的3天时间。然而，谁出使西安担当谈判代表，在南京国民政府内却是莫衷一是。张学良邀请的是孔祥熙和宋美龄，但孔祥熙是代理行政院长，是国家行政首脑，用何应钦的话说，是不能去西安与“叛逆”谈判的；而宋美龄是第一夫人，不能“投身作质”，“徒令叛变者多一要挟我夫之借口”，也不能去西安。孔祥熙和宋美龄只好急电在上海的宋子文，要宋子文代行赴陕。宋子文和张学良友谊多年，相交甚好，政治上都主张抗日，因而宋极愿去西安为和平奔走。接电后他便立即离沪至南。 何应钦仍然反对宋子文西安之行。他的理由是：宋子文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是政府官员，政府大员去西安与“叛逆者”谈判，有违国家“纪纲”，有损政府尊严。这时，宋子文提出，以官方身份不合适，以私人身份前往。宋告之何应钦：“我是以不担任公职的平民前往，不是军人！”言外之意，你何应钦管不了我。在宋美龄的要求下，何应钦勉强同意宋子文去西安。 在反对宋子文西安之行的人中，戴季陶是态度最为坚决的人之一。宋子文专门找他理论，在苦口婆心地讲了一番应该去西安进行谈判的道理之后，明确表示：“你不该提出那样强硬的主张。”戴季陶则说：“我同蒋介石的关系，决不下于你们亲戚。老实说，我的这一套也是为了救他，我不反对你们同张学良作私人周旋，拯救蒋介石，同时，你们也不能反对我的意见，因为这是政治问题，不能不如此。”这实际上也已经是在默认宋子文可以用私人资格去西安谈判。 于是，19日下午，在孔祥熙的寓所，召开了一个由何应钦、居正、孙科、叶楚伧、宋子文、王宠惠、宋美龄等人参加的会议，会商宋子文赴西安问题。会议作出两项决定： 一、准宋委员子文以私人即日飞赴西安，营救蒋公； 二、准许至12月22日（养日）暂行停止轰炸，但张杨部队在此间不得向南移动：如该逆部仍向西安渭南前进，我空军即向行动部队轰炸，此为最后之容忍。但我军之集中侦察与攻击准备，仍需积极进行，不容延误。 此两项决议，即于当日通饬前线将领执行，并由子文当日飞陕告之张杨。 这两项决议，是主和派主张占得上风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使宋子文作为谈判代表的资格得到确认，而且超出蒋介石手令规定的期限，又争得3天和谈时间。会议结束之后，宋子文立即乘机离开南京，飞往西北。同行者还有他的秘书陈康齐、陈凤扆和17路军参议郭增恺。 郭增恺与宋子文关系甚密，“事件”时被误捕关押于南京。宋早想救他，但苦无机会。这次为做杨虎城的工作，宋子文将郭从狱中释放出来。他们一行当晚住于洛阳，20日上午10时再飞西安。此时，张学良、杨虎城和端纳已在机场等候。 宋子文首先向张学良了解了西安事变的意图和事变后的一些情况。张学良明确地向宋声明：东北军、17路军和红军已经决定了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只要蒋介石答应“双十二”通电所要求的八项主张，三方面一致同意放蒋归京。张学良还告知宋子文，西安方面已经拟好与南京谈判的条件，他希望宋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之后，张学良与端纳陪同宋子文来到蒋介石的“囚禁处”——高桂滋公馆，面见蒋介石。一阵寒暄之后，张学良和端纳退出，宋子文获准与蒋介石单独会面，这是事变以后除张学良外第一位得到如此待遇的南京国民政府高官。 宋的突然到来使蒋介石感到惊喜。宋子文将宋美龄、孔祥熙的两封亲笔信递于蒋氏。 蒋首先展阅宋美龄的信。宋在信中说：“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读到这里，蒋介石禁不住连连拭泪。 蒋又展阅孔祥熙的信。信中写道：“在沪闻事变消息，焦急异常，当即扶病同三妹回京，本拟即同三妹赴陕省视，嗣闻尊意不欲三妹前去，而弟则以中央决议，在吾兄未回京以前，暂代院务，固致未果，无任怅恨，遂商三妹派端纳飞陕，奉候吾兄。继据自洛报告吾兄起居安适，于焦急之余，始较安慰。此间军政暂由敬之兄负责，而政院事务，由弟处理一切，自应秉承吾兄既定方策，照常进行，尚幸不吝指教，俾有遵循……兹因子文弟赴陕之便，特购制数袭，附机奉上，即祈察纳。” 蒋介石对孔祥熙报告的南京的情况没表意见，他沉默了一下，对宋子文说，只有迅速组织军事进攻，才能脱离危险。他如此这般地将军事进攻的方略一一告诉宋子文，要求宋回京后转告何应钦。蒋对此时的安全依然感到惶恐，遂坚嘱宋子文：千万不要让宋美龄来。 宋子文探望蒋介石之后，叫来与杨虎城有密切关系的郭增恺，让他去做杨虎城的工作。郭增恺会见杨虎城后，向宋转达杨的口信：“兵谏只是要停止内战，领导抗日，不会杀害他的。”宋子文了解到杨的这一态度，十分高兴。 宋子文完全没有料到周恩来已经到了西安。他对郭增恺说：“周恩来一来，事情就难办了”。郭增恺说：“周恩来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不管他的主张如何，你应该和他谈谈。”又说，共产党始终主张团结抗日，早就发表宣言，何妨试一试？如果中共和我们的意见能一致，张、杨两将军的工作更易着手。宋子文对与周会面还存有顾虑，他担心的是，一旦与中共接触，将被何应钦抓住把柄。但是，在释放蒋介石问题上周恩来和中共方面的分量，又使他不得不有所表示，于是宋委派郭增恺前往金家巷张公馆去见周恩来。 宋子文的到来，同样使周恩来非常高兴，周认识到，宋子文出使西安，有可能使事变按照张、杨和中共三方面共同商定的方案和平解决。于是，他不遗余力地敦促各方面尽可能地与宋子文接触，他自己则更希望能有机会当面做宋工作。见到宋子文派来的代表郭增恺，周恩来自是十分高兴，他告诉郭增恺：“此次事变中共并未参与，对事变主张和平，希望宋子文认清形势，权衡利害，劝说蒋介石改变国策，为国家作出贡献。”周恩来还说：“只要蒋先生抗日，共产党当全力以赴，并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会见后，郭增恺把中共和周恩来的意见向宋作了转达。宋子文万万没有料到，共产党不计前仇，反而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他对中共和周恩来所持的态度十分赞赏，表示他将尽快安排与周恩来会面。 晚上，宋子文与张学良一起再次与蒋介石见面。张学良对蒋说：“最好我们现在就来讨论这一问题，决定按照哪一种方案行事，以便乘宋先生在此，尽快解决目前的局势。”蒋介石仍然拒绝张学良的建议，他说：“除非你允许我回南京，否则，没有什么好谈的。”这样，张学良就退出蒋的住处，留下宋子文继续与蒋讨论解决办法。蒋仍然坚持说，不会在胁迫下接受任何条件，军事解决为唯一之途。宋则对蒋“指出形势之危险性，谓军事上之成功并不能确保其性命之保全，即使西安被占，他们尚可退至接壤共区，惟国家将陷于分裂，内战四起。他的性命攸关整个国家之命运，并非其个人一己之事”。 通过在短短一天时间内，与张、杨和中共的接触，包括了解蒋介石的意见，宋子文对西安局势作出了如下判断： 一、此次运动不仅系由张、杨二人所发动，而且亦得到全体官兵上下一致之支持。张、杨至为团结，南京方面许多人计划并希望使二人分裂，此不仅不可能，且充满严重危险。 二、张、杨与中共二方军队联合一起，将成为令人生畏之集团，以现有之兵力，加之有利之地形，在目标一致之条件下，他们完全可以固守战场数月。 三、中共已毫无保留地将命运与张、杨维系在一起。 据此，宋子文不再像来西安之前那样，“一直在军事解决与政治解决间摇摆”，已开始坚信“拯救中国唯一之途径只能藉政治解决”。虽然当时他还难以确定“何种政治解决切实可行”，但是他决定先行如下几点： 一、应让蒋夫人来西安照顾委员长，并改变其听天由命之态度。 二、由戴雨农代表黄埔系前来西安，亲身观察此地之局势。 三、派一将军来西安，以处理可能产生之军事问题。 为实现上述目的，宋子文改变先前计划，仅在西安逗留一天即于21日中午返回南京。在洛阳转机时，宋发表了一封致张学良的亲笔信，要求张释放蒋介石。作为对宋子文信的回复，西安的《解放日报》当天也发表了《正告宋子文》的评论。这篇评论肯定了宋子文的反日态度和反日行动，对他的西安之行表示欢迎和敬意。同时对宋子文提出了三点希望： 第一，“宋先生这次亲临西北，对‘双十二’张、杨将军救亡动机的光明磊落，和西北民众真正的抗日情绪，必然会得到相当的概念。我们极诚挚地希望宋先生，将来离陕后，能将西北民众的真实意志和热烈救亡的消息，带到京沪，并传给全国民众。” 第二，“希望宋先生多多顾及民众意思，整个国家的前途，站在民族解放立场上，襄助西北的救亡运动；并能运用伟大的力量，提醒一般沉溺在升官发财迷梦中的政府官员，在最短的时间内，召开救国会议，成立真正建立在民意上的革命政府，发动全国抗日战争。” 第三，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运用强大的广播电力向世界各国传送谬误反动的言论，“强奸了广大群众的意见，昧着心对张杨二位将军肆意地攻击”。希望宋子文“为正义的驱使，为中华民族的前途着想，立刻起来负责纠正”。 这份评论，再次公开表示了西安方面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从后来事态发展看，事实上宋子文也正是循着这篇评论的思路而较为客观地向南京反映了西安的情势。 宋子文返回南京后，立即向孔祥熙、宋美龄报告了西安之行的所见所闻。他向人们宣传了蒋介石在西安很安全，赞扬周恩来谋事为国的无私态度，并说：“南京有谁承担这样的风险营救蒋介石？相反，还有人要轰炸。”他的这一宣扬，大煞亲日派的气焰。在一个交际场合，宋子文见到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博士，对他说：“现在决定抗战了，你借给我1000万镑吧！”许阁森表示，极愿赞助中国抗战。这一来，无疑又给国民党中枢中的英美派撑了腰。 端纳也帮助宋子文宣传西安的和解诚意。他主动接受记者的采访，告诉媒体：“尽早释放委员长是有希望的，但一些可怕的障碍仍有待于克服。杨虎城将军的态度是个大问题，他的军队控制着西安城，所以蒋介石的命运掌握在他们的手中……争取杨将军和他的部下比与张学良打交道更为困难，因为杨将军及其军队持有一种更激进、更不妥协的观点。况且，杨将军的军队纪律松懈，非常不可靠。” 端纳还告诉在京记者，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本意是真诚地要求政府采取一种更为强硬的对外政策，西安事变不是卖国事件，而是张学良的爱国行动，张的目的是抗日。 端纳向记者透露，尽管委员长一再宣称，在目前这种身陷囹圄的状态下，企图找到任何解决问题的具体途径都是枉然的。然而，蒋介石和张学良已在原则上就许多有争议的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 宋子文和端纳的宣传，对促使南京国民政府与西安展开和谈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接下来南京召开的高级会议上，宋子文汇报了西安的情况，提出和平解决事变的设想。宋美龄赞同宋子文的建议，她认为：最危机的一关已经渡过，现在是她涉足于对立双方进行调解的时候了。毋庸讳言，双方都认为自己有道理，而离开她的影响，尤其是委员长一方，恐怕不会倾听对方的意见。宋美龄说道：西安事变发生以来，其形势，譬如造屋，端纳的西安之行为造屋打下了地基，宋子文的西安之行垒起了墙壁，现在需要我的西安之行，为这座新屋上梁盖顶，完成最后一道工序，这是我无可旁贷的责任。会议采纳宋子文的建议，决定于12月22日，由宋美龄携宋子文、蒋鼎文、端纳、戴笠赴西安与张学良等进行面对面的谈判。期限还是3天。 ★宋美龄率队来到西安。蒋介石和张、杨及中共三方的谈判正式开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终露曙光 宋美龄一行分乘两架飞机于22日上午飞赴洛阳，之后转飞西安。在洛阳机场，宋庆龄亲眼看到轰炸机群罗列停放，战斗部队整装待发，心中无形笼罩着战争的阴云。她单独召见了驻洛阳的中央军将领，命令陆军停止向西安进攻，严嘱洛阳空军司令毛邦初：“未得委员长命令，切勿派飞机飞近西安。” 下午3时，座机飞抵西安上空，宋美龄心情异常紧张，遂从提包中取出一支手枪交给端纳，说：“如遇军队哗变无法控制时”，即用此枪打死我，“万无迟疑”。停机后，张学良首先登上飞机迎接。宋美龄则要求张“勿令部下搜查我行装”，张悚然回答：“余安敢出此。” 事实上，宋氏兄妹受到了张、杨十分礼貌和热情的接待。在西安机场，张学良和杨虎城等早在这里等候迎接。还有头戴羊皮帽的东北军士兵高举火把，在他们四周围成一个圈，以示欢迎。 此时，南京参加谈判的人马悉数到齐。宋美龄走在前面，为了抵御冬天的寒风，她从头到脚穿戴得严严实实，黑色的围巾把面部也包了起来，只露出两只大而明亮的眼睛。这也凸显出她不愿外露的内心紧张。她承担着谈判幕后指挥的重任，遇有不可调解的问题时她才出马。宋子文则因近年“发福”，头戴一顶有帽耳的黑色熊皮帽子，胖乎乎的脸上充满了倦意。他是此次谈判的主要执行者。在他旁边，站着满头灰发，神情忧郁的端纳。其后是穿着讲究、令人生畏的戴笠。 在谈判代表后面，跟着一批侍卫官，他们手提着大小不一的皮箱。宋氏兄妹所带行李都免去检查程序，只有戴笠身上携带的手枪被黎天才发现，收缴了下来。 最后走下飞机的两个人是宋美龄的女仆和厨师。 宋美龄到张公馆稍作休息，即来到近在咫尺的玄凤桥高桂滋公馆见蒋。宋美龄给蒋介石带来了大批食物、用品，还带来一个服侍他的女佣蔡妈，并给蒋介石带来一副假牙。 宋美龄的突然出现，使蒋介石颇感意外，惊呼：“你怎么来了，我告诉子文不让你来，你怎么真的还来了！你这是入虎穴啦。”宋美龄则早已控制不住感情，伸出双臂扑到蒋介石面前：“大令，你受惊了，你瘦多了……”说话问已泪流满面。 蒋介石一时表情颇为复杂。 过了片刻，蒋介石才转向其他人发问：“你们怎么都来了？”宋子文连忙应道：“是啊，是汉卿相约……” 蒋介石却若有所思地说道：“共产党派周恩来来了……如果他们一翻脸，我们岂不是一块就擒，你们不该来呀！……” 几句短短的开场白过后，其他人相继退出，屋内只剩下三个人：蒋介石、宋美龄和宋子文，开始就如何与西安方面谈判讨论。宋美龄首先将南京的情形说了一遍，并着重说明：“我今天在洛阳耽搁了一阵，已经命令空军千万不能轰炸西安，他们答应了。陆军方面，真正听任何敬之的没有几个，他们不至于发动大攻势。问题是夜长梦多，我们应该尽快离开西安，回到南京，不让姓何的再搞鬼。” “那正式代表是不会来了？”蒋介石有点失望，沉吟一会儿后说道：“不过你同子文两个也足以代表政府了。对日抗战我口头上已经答应，明天他们也一定召集会议，你们在会议中算是见证人好了。旁的我看也不至于有问题。” 宋美龄接着问：“他们真的会放你？”蒋介石点了点头。 蒋介石旋而又转向宋子文问道：“子文，据你看，明天我们答应了这些，还有没有问题？” 宋子文答：“我想不会有。” 蒋介石又说：“那好，我们首先讨论一下，如果他们有条件，我们该答应到什么程度？”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蒋介石提出了两点：一是不对西安方面妥协，也不让宋美龄勉强地妥协；二是不能留下任何文字的东西。还强调自己宁可以身殉国。 宋美龄尽力使他镇静下来，向他介绍了外面的各种反应。劝他：“不应轻言殉国，你的责任是完成革命以救国，你更应该珍惜你的生命。希望你要想得开，上帝常伴我们左右。我这次来，是为了和你一起分担苦厄；上帝愿我们死，死而无悔；若上帝愿我们生，我们应当保持好生命。” 宋美龄还谈了对张学良的看法，并劝蒋克制自己的感情：“我感觉汉卿他们已经萌生了悔过的意思，倘若处理得宜，或许可以很快得到解决。我们目前应该尽力克制自己，应该忍耐。” 蒋介石接受了自己夫人的劝说，他表示：“改组政府，3个月后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联俄联共。”这意味着蒋已首肯在谈判中接受这些条件。蒋介石还对谈判提出了两个条件： 一、他本人不出头，由宋美龄、宋子文代表他谈判； 二、商定的条件，他以“领袖的人格”作保证，而不作任何书面签字。 在蒋介石确定谈判原则之后，宋美龄与张学良进行了长谈。 她温和地批评张不应该用武力胁迫的方式让委员长接受自己的主张。宋美龄说：你以为此举必然会得到全国民众的拥护，实属错觉；今天大错已成，怎么补救，这是当前唯一的问题。 张学良解释说：“我们劫持委员长，自知不大合适，但我自信，我们之所为，确实是为了造福于国家。然而委员长坚决拒绝我们的主张，连话都不让我们讲完。自从被禁后，仍怒不可遏，闭口不谈我们提出的要求。深愿夫人婉劝委员长暂息怒气；并转告委员长，我们也别无所求，不要钱，不要地盘，即签署任何文件亦非我等所希望。” 宋美龄深信张学良言之由衷。她从内心感到，张的行动有异于“旧时军阀”，这使她增强了快速解决问题的信心。她对张学良讲，目前在世人面前能够表示你们的动机纯洁、没有加害委员长的意思，唯一办法是，应放弃胁迫的态度，立即恢复委员长的自由。她还说：“你的性子太急切，且易冲动。应当知道世界上有许多事情，皆非躁急之举动可以成功的，只能步骤一致，逐渐行动，才可以获得真正的进步。……我的经验告诉我，躁急者用百分的力量，只能有一分之收获；而徒求快意一时之举动，决不能使中国达到富强的目的，惟坚忍卓绝的苦干，才能实现理想。” 宋美龄的此番责备比之蒋介石的训斥要容易接受得多，因而，张学良进一步解释了发动事变的原因。他说：“夫人，我已经认识到此举的不当，决不愿意托辞掩饰。但我们的动机是绝对纯洁的，如果这次夫人能和以前一样，和委员长一起到西安来，我敢断言，决不至于发生这样不幸的事变。我屡次向委员长申述我的意见，委员长动辄不让我启齿，厉声呵斥，你说怎么办！？” 宋美龄替蒋介石辩解：“你还不了解委员长。他所斥责的人，都是他寄予厚望的人，如果他认为你不堪造就，他才不会浪费如此精力斥责你呢？” 张学良抓住这一谈话机会，再一次恳求宋美龄劝说蒋介石接受他的抗日主张：“夫人应相信我敬爱您的诚意，我的部将也和我一样爱戴夫人。委员长被禁后，我的部属搜索文件时，得到夫人给委员长的两封信，拜读之余，益觉夫人之伟大。……我们不愿意阻碍委员长的工作，而且一致推崇他为我们唯一的领袖。现在，只求夫人向委员长面陈款曲，一切皆无问题，深信夫人一定能帮助我们了此危局。” 宋美龄依旧重复说过的观点：“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使此事件迅速结束，委员长留在西安时间愈久，国家损失愈大。” 12月23日，备受世界各国、国内各党各派各方关注的历史性的谈判正式开始了。 地点：中国西安金家巷张公馆西楼二层。 参加人员： 张学良西安事变发动方的代表（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北“剿总”副总司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之一） 杨虎城西安事变发动方的代表（国民政府军第17路军军长、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西安事变的领导者之一） 周恩来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应德田担任会议记录。 当天上午的谈判是分头进行的，先由宋子文与张、杨两人谈；然后张学良陪同宋子文与周恩来谈。 首先进行的宋子文与张、杨的谈判，在以八项主张为基础上，张、杨提出了四项条件：一、改组国民政府，采纳抗日分子。二、废除塘沽、何梅、察北协定。三、发动抗日运动。四、释放被捕7人。这四项条件实际上是对此前张、杨、周三方共同商议的五项条件的浓缩。 为保证上述条款的落实，张、杨建议：由蒋介石出面，即刻在西安召集由朝野各界官员名流出席的大会，这些人应包括：陈果夫、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冯玉祥、宋庆龄、韩复榘、宋哲元、刘湘、宋子文、张学良等。俟大会作出决议，蒋介石可离开西安。也可以作另一种选择，即大会在太原召开，但在此期间蒋介石要留在西安。 宋子文对张、杨所提条件“甚感失望”，他与戴笠、蒋鼎文讨论后提出了如下“反建议”： 一、不召开名流与政府官员参加之大会。 二、改组政府，排除亲日派。 三、释放在上海被捕之7人。 四、强力保护国家利益之政府一旦组成，中日战争将很快爆发，只要战争爆发，将自动废除塘沽、何梅、察北协定。 蒋介石批准宋子文的“反建议”，并令宋、张一道与周恩来谈，“主要听周（恩来）讲”。然后再与蒋夫人商量。 随后，宋子文与周恩来进行了谈判。周代表中共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 一、双方停止内战，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 二、改组南京国民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字样）。 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 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 周恩来这六项主张，是对此前中共中央电报精神的概括和浓缩。12月21日夜，中共中央书记处曾致电周恩来，对事变发生后的局势、中共的策略、谈判条件以及对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作了具体指示。该电内容如下： <small>（甲）目前局势是日本与南京右派联盟企图夺取蒋系中央大权，造成大乱：另方面是南京与各地左派企图调和而中派在动摇中。</small> <small>（乙）我们与西安策略应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右派，变内乱为抗战。</small> （<small>丙）请与张、杨商量，立即采取如下步骤：</small> <small> 一、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谈判，在下列基础上成立和平：（第一）南京国民政府中增加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排除亲日派，实行初步改组；（第二）取消何应钦等之权力，停止讨伐，讨伐军退出陕甘，承认西安之抗日军；（第三）保障民主权利；（第四）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第五）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建立合作关系；（第六）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下，恢复蒋介石之自由，并在上述条件下赞助中国统一，一致对日。</small> <small> 二、依上述条件与阎锡山、宋子文、于右任、黄埔左派、二陈派等谈判。</small> <small> 三、对阎锡山迁蒋至山西办法应表示可以考虑。</small> <small> 四、招致一切愿意和平之人来西安谈判。</small> <small> 五、招致英美倾向者来西安，经过他们使英关赞助和平。</small> <small> 六、巩固西安军事阵地，使之尽可能持久，以使政治谈判成功。</small> <small> 七、对陕甘之黄埔军官如胡宗南、樊松甫、董卓等进行接洽。</small> <small> 八、兄应以共产党代表资格，公开与蒋、陈、宋、阎、于等基于上述条件谈判，调停双方。</small> 周恩来接到这个电报后，连夜与张学良、杨虎城一起，具体商讨了同蒋介石及南京方面谈判的各种问题和办法。 周恩来提出的六项主张得到张学良、杨虎城的赞同，并认为应以此作为进一步谈判的基础。宋子文亦表示：他个人完全同意周恩来的意见，但需要将这一意见呈报蒋介石。 当天下午，三方围绕周恩来提出的六项主张，就组织过渡政府、释放“七君子”爱国领袖、放蒋等问题，进行讨论。宋子文首先提出： （一）先组织过渡政府，3个月后再改造成抗日政府。目前先将何应钦、张群、张嘉璈、蒋鼎文、吴鼎昌、陈绍宽赶走。推荐孔祥熙为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兼长财政，徐新六或颜惠庆长外交，赵戴文或邵力子（张、杨推荐）长内政，严重或胡宗南长军政，陈季良或沈鸿烈长海军，孙科或曾养甫长铁路，朱家骅或俞飞鹏长交通，卢作孚长实业，张伯苓或王世杰长教育。 宋并力陈这只是一个过渡政府，3个月后揭开抗日序幕，再彻底改组。张、杨、周表示原则同意，提出要宋子文负责改组政府事项，并推荐宋美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人行政院，沈、杜、章等任次长。 （二）由蒋介石下令撤兵，然后放他回南京；蒋回南京后再释放爱国“七君子”。张、杨、周坚持“中央军”先撤走，爱国领袖先释放，然后蒋回南京。 接着，西安方面提议：在过渡政府时期，西北联军先成立，以东北军、17路军、红军成立联合委员会，受张领导，进行抗日准备，实行训练补充，由南京负责接济。宋说此事可转给蒋介石。 最后，周恩来发言，他提出：如果蒋介石同意中共的六项主张，要与蒋直接讨论各项问题。宋子文说：可以先见见宋美龄。宋子文、张学良都说宋美龄极力主张抗日，和平解决事变。 第一天谈判结束后，周恩来当晚即致电中共中央，报告谈判情况。他在电报中写道：“如果你们同意这些原则，我即以全权与蒋谈判，但要告我，你们决心在何种条件实现下许蒋回京，请即复。” 蒋介石躺在高桂滋公馆，焦急地等待着谈判消息。宋子文向他报告第一天的谈判情况后，他答复道： 一、他将不再担任行政院长，拟命孔（祥熙）博士担任。新内阁决不会再有亲日派。 二、返回南京后，他将释放在上海被捕之7人。 三、1．设立西北行营主任，由张负责。 2．同意将“中央军”撤离陕甘。 3．中共军队应当易帜，改编为正规军某师之番号。 4．冲日一旦爆发战争，所有军队一视同仁。 四、1．派蒋鼎文将军去命令“中央军”停止进军。 2．将与汉卿讨论双方共同撤军，在离开西安后，他将发布手令。 这一天，为了配合和平谈判取得进展，西安《解放日报》发表了张学良、杨虎城《告东北军、17路军将士书》，进一步阐述抗日主张，回答人们的疑虑。这一文告说道： 我们亲爱的将士们： 双十二抗日救国运动，酝酿了许久，现在已经揭开了七八天了。我们为什么发动这样的运动？为争地盘吗？不是。为泄私愤吗？也不是。我们反对政府的屈辱外交，国家都要亡了，还在这里出死力自相残杀。所以才提出抗日救国运动八项主张。我们主张的核心是集合全国各党各派的力量，以民众的总动员，去抗日救国。 也许有人在那里怀疑：绥远军队已经在那里抗日了，听说也有些中央军队在那里参加了，很是胜利。可见中央军已在那里抗日，为什么还要我们这样发动？不！不！事实绝不是这样简单。中央军是摆在晋军与绥军中间，而且只有两师。阎副委员长所要求的20万大军援绥，中央答复无法抽调。然而到西北打红军的内战却源源而来了几十万大军。由这样的事实，他们所说抗日，不过是欺骗民众的一种办法，绝对没有真正抗日的决心，这不是很清楚吗？ 双十二运动发生的一天，中央飞机数十架一齐发动到西安来侦察，而在绥远的抗日血战中，中国飞机却半架也没有。据他们说是因为天气太冷，飞机发动不容易，但敌人的飞机怎么能发动呢？也许我们的飞机不好，那我们为什么必要买那样不好的飞机呢？而且到寒冷和绥远差不多的西北的飞机怎么就能发动使用呢？这种欺骗情形，凡是有知识有眼睛的人，谁看不清楚？我们全是中国人，谁不知飞机献寿为的是抗日。因为有抗日作目标，群众才那样的热烈。而现在我们有飞机却不对外，使我们的抗日战士无可奈何地受着敌人飞机的时时轰炸。这是抗日吗？这是真心抗日吗？如果这样就算抗日，试问我们的东北4省，我们的察北6县，我们的冀东22县，什么时候才能收复回来？这是敷衍欺骗的抗日，绝对不是我们要求的彻底抗日。 也许还有人相信抗日的“准备论”，这更是大错。我们不要把日本当傻瓜，认为我们会准备、人家不会准备。老实说，我们准备得还不到五分，人家已经准备到十分了，试问这种准备有什么用？这岂不是等人家准备好了来整个吞并我们中国吗？再说，人家也绝对不许可我们准备。在我们准备过程中，人家已经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各种各样的枷锁把我们束缚得死紧，叫我们动不得身，抬不起头。试问我们又如何能够准备起来？这不是梦想吗？ 我们因为不信任变相汉奸的，至少也是犯恐日病的抗日的准备论，我们因为看破了南京抗日是欺骗，至少也是敷衍民众的一种手段，所以才以极大的热诚劝蒋委员长变更他的错误政策。但我们大胆的赤诚劝谏，都一次一次地失败了。我们为服从全国潜在大多数民意，我们为贯彻我们的也是全民的抗日救国主张，所以才有这一次双十二事件的发动。 我们的希望，只是集合全国的力量去抗日救国，是绝对纯洁的，是绝对发自内心的，无一毫私心，无一点背景。凡是同情我们主张的，不管他是哪党哪派我们均愿意竭诚欢迎。我们的目的在对外，绝对不造成内战，并且极力避免内战，但是如果有违反民意的汉奸，用武力压迫我们，使我们不得贯彻主张，那我们为扫除误国误民的分子，争取民族的最后生存，当然我们要起而自卫，并且要粉碎这种恶势力。这不是我们造成内战，而是实行抗日救国的清道工作。 我们亲爱的将士们！事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国家，已到生死关头，真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我们必须巩固我们抗日救国的战线，去与一切破坏我们的恶势力相拼，方能实现我们的主张，才能收复我们的失地，才能湔雪我们的国耻。这是我们由理论而实行的时候了。我们需要团结，我们需要奋斗，我们必须不辞一切光荣胜利的牺牲。我们的基础是民众，必须用尽我们的智慧爱护他们。我们所要贯彻的是我们的主张，所以必须确信我们的基本理论。我们需要以不顾一切的精神来冲破我们的一切困难，这才是我们抗日救国战线上忠实同志所必要的精神和勇气。 我们亲爱的将士们！我们具有坚强民族的意识的亲爱的将士们，这是我们起来的时候了！白山峨峨，黑水汤汤，我们光荣的胜利，就在目前，我们一定要到黄龙痛饮的。 我们亲爱的将士们！我们热血沸腾的亲爱的将士们，我们一定要不辞一切艰难牺牲，去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与自由，去达到我们最后的胜利！ 张学良 杨虎城 24日上午，谈判继续进行。与首次谈判不同的是，与宋子文一起代表蒋介石来参加谈判的还增加了宋美龄。宋美龄首先表示：同意孔、宋组阁。宋美龄同时要求：待蒋下令南京方面撤兵后放蒋回南京。张学良表示同意，周恩来、杨虎城认为需要再考虑。 宋氏兄妹在这次谈判中，还对谈判所涉及的问题作出如下保证： 在改组政府中，一定肃清亲日派；立即由蒋介石下令停战撤兵；调胡宗南等部“中央军”离开西北；蒋回南京后释放“七君子”等抗日领袖；停止“剿共”，由张学良负责接济红军，抗战发动后，中共公开，红军改编，统一指挥；蒋介石回南京后发表通电，自行辞去行政院长之职；先开国民党中央全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3个月后改组国民党；联合苏、关、英、法等国。 对于宋氏兄妹的这些承诺，中共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没有把它公开。经过近半个世纪后，在编辑《周恩来选集》上卷时，才将周恩来拍给中共中央的《关于西安事变的三个电报》公布于世，这样，宋氏兄妹在处理西安事变时有所承诺的史实方得以印证。周恩来向中央报告了与宋氏兄妹谈判的如下结果： 一、孔、宋组行政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 二、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线已退）。 三、蒋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先发表，宋负责释放。 四、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3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五、宋表示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中央全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3个月后改组国民党。 六、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法。 七、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 八、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 九、蒋回后发表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 十、宋表示要我们为他抗日反亲日派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 谈判所取得的十条成果，经周恩来概括、蒋介石同意，形成了“六项承诺”： （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在谈判达成上述协议的同时，蒋介石还亲口向张学良表示了他的六项意见： 一、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决离开西北。二、委托孔、宋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责（成）孔、宋与张商组府名单，蒋决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三、蒋允回京后释爱国七领袖。四、联红容共。蒋主张为对外，现在红军、苏区仍不变，经过张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五、蒋意（不）开国民大会。六、他主张联俄联英美。 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迅速电告了中共中央。至此，谈判基本达成协议。 ★谈判几近尾声，宋、张表示满意，唯杨仍有疑虑。周恩来与蒋介石会谈，终于底定和平 对于24日谈判取得的共识，宋子文表示满意。他在与周恩来会晤时，说：他本人对谈判的结果很满意，并希望中共派人常驻上海，与他保持经常联系。此时他已经开始考虑怎样落实协议的要求。在他看来，要他组织反日内阁，没有共产党的支持是有困难的，因而，他非常希望得到共产党的支持来影响南京国民政府的改组。 张学良对谈判结果也是满意的。因为，谈判本身是在他的主导下进行的，谈判条件是他与杨、周一起商定的，谈判中基本是按照他们设定的方案而展开的。原先发动事变是为了抗日，现在抗日的条件蒋介石同意了，他认为应该放蒋了。 杨虎城却仍有疑虑。那就是谈判虽然在抗日这个重大问题上形成了一致意见，但是，他与张学良在谈判一开始共同向蒋提出的“两项建议”一条也没有落实。而且杨虎城认为，谈判的最后成果蒋介石不签字，仅以“领袖的人格”作担保，将来一日反悔，就太被动了。作为对“领袖的人格”的担保的约束，他与张学良建议，即刻在西安召集由朝野各界官员名流出席的大会，俟大会作出决议，蒋介石可离开西安。或者大会在太原召开，会议之后蒋介石也可以离开西安。 应该说杨虎城的考虑不无道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杨的担心是正确的。 张、杨对于会谈结果的不同理解，使西安三方中，中共的态度就至关重要了。 事实上，整个谈判过程张、杨都是非常尊重中共的意见，因而，宋氏一到西安就对周恩来所代表的中共的态度十分重视。23日下午，首次谈判结束后，宋美龄即约见周恩来，与周进行了长谈。 周向宋申明，中共没有参加西安事变的发动，同时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周恩来说：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成为次要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八一宣言》中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中共的政策也由“反蒋抗日”转为“逼蒋抗日”，旨在联合对敌。几年来，特别是近年来，中共中央一再向国民党提出团结抗战的要求，但蒋先生始终不听。这次事变是促进蒋先生改变政策的好机会，希望你们兄妹认清形势，劝蒋先生停止内战，走向抗日，对国家、对个人都有好处。 在周恩来发表长篇政见之后，宋美龄提出：中共既有为国为民的诚意，应在政府领导之下共同努力。周恩来立即表示：只要蒋先生同意抗战，中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除蒋先生之外，目前全国没有第二个合适的人。周还向宋美龄保证，西安领导人以最充分的敬意留住委员长，他对委员长不愿意与他们讨论国策问题而感到遗憾。周在这次长谈中，答应宋要他说服杨虎城，尽可能早日释放蒋介石的请求。 宋美龄在这次会见中，对周恩来干练的风度和政治家魅力感到钦佩，至此二人相约次日再谈。 24日，宋美龄与周恩来再次见面，宋向周表示了停止国共内战的意向，她说：“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 宋美龄两次会周，意在通过中共的助力使蒋介石早脱险境。而作为中共则不能不考虑维护西北“三位一体”的联合战线的利益。杨虎城的考虑虽有自身利益的因素，但在一定保证的条件下放蒋的设想，对于防止蒋介石动摇，确保抗日目标的实现，是有理有益的。因而，周恩来决定面见蒋介石，以确定蒋是否接受已经谈成的条件。周向宋氏兄妹提出见蒋要求后，宋子文认为，“中共手中掌握着开启时局之钥匙”，而且委员长安全离陕需要中共的助力。于是他爽快地向周答复“力促此事”。当晚10时，蒋介石终于同意与周见面。 周恩来是在张学良、宋子文的陪同下来到蒋的临时住所的。周走进蒋的房间时，蒋介石还躺在床上。张学良上前一步说：“委员长，周先生看您来了。” “噢！”蒋介石显得尴尬地坐起来，这时，周恩来庄重地给蒋敬了一个礼，并与蒋握了握手，脱口称其为：“校长！” 称蒋介石为“校长”，是黄埔军校军人的一种习惯。1924年5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建立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简称黄埔军校。蒋介石被任命为首任校长，而共产党人周恩来被派到该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聂荣臻、恽代英、肖楚女、熊雄等红军著名将领也在其中担任重要工作。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后，共产党人被迫离开学校。为扑灭革命火种，蒋介石曾悬赏8万元银洋索要周恩来的人头。 蒋自知对共产党血债累累，被扣之后，既惧怕共产党插手事变，又极不愿面见周恩来。听到周称他“校长”，他表情颇为复杂地点了点头，一只手按着在华清池逃跑时摔伤的腰，另一只手招呼周恩来在沙发上落座。一边叹了口气，口不择言地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对此，周恩来机敏作答道：“只要蒋先生能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然后，周说明中共决无不利于南京的想法，希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并乘势说明了中共政策转变的始末，以及中共当前奉行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周恩来没有直接提要蒋在协议上签字的问题，而是从与蒋略叙家常开始。 周恩来的话题是蒋介石的大儿子蒋经国。蒋经国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留苏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对党中这位身份特殊的党员在苏联的情况还是了解一些的，此时，蒋经国正在苏联乌拉尔重型机械厂担任副厂长，已经娶妻生子，并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公开宣称与蒋介石的关系即“他是他，我是我”。后来，蒋经国思亲思乡曾申请回国，但遭到苏联当局拒绝。 周恩来告知蒋氏，经国在苏联生活得很好，颇受优待。当蒋介石流露出对儿子的眷恋时，周不失时机地允诺，他愿意帮忙促成蒋氏父子的重新团聚。对此，蒋介石深表感谢。 周恩来问蒋为什么不肯停止内战，宋美龄抢先代答道：“以后不‘剿共’了！”并再次感谢周恩来和中共的和平斡旋。 这时，周恩来提出了刚达成的六项协议，蒋介石沉默片刻后，表示：完全接受。并作了三点承诺： 一、我们肯定不打内战了。停止一切“剿共”行动，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各部队接受他的指挥。 二、由宋美龄、宋子文、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商谈，解决一切。 三、蒋回南京后，周恩来可直接去南京继续谈判。 蒋介石说完这些后，显出很疲劳的样子，就告知宋氏兄妹：“你们可以同恩来多谈一谈。”周恩来随即告辞出来。 由于蒋介石体力不支，周恩来没有与他长谈，从蒋氏那里退出后，周又对宋子文说：“委员长很疲劳，不能与之讲话过多，但有几件事必须落实。”据宋子文的日记记载，这几件事是： 一、胡宗南军队应调离陕甘。宋说：此点业已达成共识。周要求宋作出保证，宋作了保证。 二、委员长返回后应发表通电。宋说：“你起草电文，若我相信所拟各点能够接受，我将与委员长会商。” 三、提出人民应有言论自由之权利。宋答应将予以安排。 四、周要求逐步释放政治犯，宋答应尽力。 周恩来夜访蒋介石，进一步验证了蒋介石的和平意愿，并对他的三项承诺和宋子文承诺的各条表示认可，第二天，周致电中央报告说： 宋坚请我们信任他，他愿负全责去进行上述各项，要蒋、宋今日即走。张亦同意并愿亲身送蒋走。杨及我们对条件同意。我们只认为走前还需有一个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今天走、张去。但通知未到张已亲送蒋、宋、宋飞往洛阳。 估计此事，蒋在此表示确有转机，委托子文确具诚意，子文确有抗日决心与改院布置。故蒋走张去虽有缺憾，但大体是好转的。 现在军事布置仍旧，并加紧戒备。 （蒋临行时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 由于周恩来基本认可了蒋介石及宋子文承诺的条件，因而，释蒋的谈判至此完成。此后，张、杨委托周与蒋、宋虽还有磋商，但已不涉及释蒋条件的问题。也就是说，12月24日晚，周与蒋的成功会谈，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画上了句号。 <hr /> 注释： 正文 第十章 放蒋？扣蒋？西安内部又生歧见 ★蒋氏拒不签字引起两军将士的疑虑。张学良的放蒋主张使部下深为担心，多数意见认为：西安事变是大家提着脑袋干的，不是张、杨的个人行为，没有具体保证，不能轻易放了蒋介石 ★张学良硬着头皮做部下的工作，张、杨为此发生争执，两军内部更是频出强硬信息。最终周恩来出面调解才达成释蒋共识 ★张学良早已定下释蒋决心，但过于仓促的“无条件释蒋”，使张、杨失去了制约蒋介石的“底牌” 在蒋介石接受了西安方面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之后，释放蒋介石的问题便提上议程。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放蒋、怎样放蒋？西安方面参与事变的将士，包括张、杨都有着不同的考虑，这些不同的考虑，本来是正常的，也与放蒋本身无关，因为张、杨早已就放蒋问题达成高度一致。但是，一刻不离开西安，蒋氏悬着的心就放不下。何况，“不同的考虑”本身潜藏着变数，这再度引起多疑的蒋介石和宋氏兄妹的不安…… ★蒋氏拒不签字引起两军将士的疑虑。张学良的放蒋主张使部下深为担心，多数意见认为：西安事变是大家提着脑袋干的，不是张、杨的个人行为，没有具体保证，不能轻易放了蒋介石 实际上，放蒋的和平谈判是分两步进行的。 第一步，即商谈使蒋答应张、杨、周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各项条件。但是，在谈判开始之前，蒋介石就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即商定的条件，他以“领袖的人格”作担保，而不作任何书面签字。 既然是谈判，就有一个签字生效的问题。没有签字的协议，谁来保证它的真实性，谁来保证它的效力。蒋介石所讲的以“领袖的人格”担保，这是开天辟地第一次，不能不让人有所担忧。 蒋介石为什么不签字？是为了在历史上不留下任何文字的东西，以维护他个人的所谓领袖尊严，还是一开始他就为此后违背承诺而埋下伏笔呢？ 起初，西安方面并未过多考虑，张、杨为了抗日的民族大义，认为，只要蒋能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剿共”，领导抗日，不签字也是可以的，就是签了字，想撕毁协议，易如反掌，拿他也没办法。周恩来将这一情况报告中央，毛泽东复电时，也同意可以不签字，并说：“要他签字干什么，签与不签一回事嘛！他要推翻的话，签了字也没有用。” 但是，随着谈判的进展，这个问题凸显出来，这就出现了第二步，即怎样担保，以及怎样对蒋介石的“领袖的人格”担保进行某些约束。 这一步的工作中共已经做了，24日晚的蒋周会谈，实际上就是索要蒋的进一步担保。宋子文在12月25日的日记中记述了这一过程。宋写道： 周见了委员长，解释说：一年来，中共一致在力图避免内战，以保存国家实力。他们并未从西安事变中索取任何资本，所提建议措施与数月前之主张并无二样。现在他们想要他做出如下保证：（1）停止“剿共”；（2）容共抗日；（3）允许中共派代表到南京向他解释其主张。 委员长答日：红军北上抗日一直为其心中愿望，若如周之所言，他们愿意停止一切赤化宣传，听从他的指挥，他将视其军队如己出。在“剿共”之所有岁月里。他一直记怀中共之领袖，他们许多人皆曾为其部下。既然他能对桂系施以仁怀，那他对中共亦一定能慷慨对待。他已委托张来改编红军，若红军对其效忠，他们将享受胡宗南军队一样之待遇。在他充分休息后，周本人可亲赴南京，继续讨论。 从宋子文上述日记透出的信息看，周恩来是从抗日的大局上要求蒋介石作出进一步保证的，涉及较多的是抗日和“剿共”的大事，不可能详尽到张、杨及其他参加事变的将领个人的安危问题。 张学良自恃与蒋介石、宋美龄的特殊关系，特别是发动事变他本来就没有加害于蒋介石的意思，而单纯为了抗日，现在抗日的要求蒋介石答应了，他认为应该放蒋回去。至于个人安危，他早就置之度外，张曾不止一次地说：只要抗日能实现，就是牺牲我张学良，甚至东北军，也是值得的。所以，他对安全保证的问题较少考虑。 而作为参加这次事变的众将士来讲，安全保证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当蒋介石拒不在协议上签字的消息一传出，立刻引起轩然大波。许多将士觉得，蒋介石不签字，就是想着将来不认账，这关系着十几万人的生命，不能轻易放他走了。 17路军的将领们反应很激烈。他们认为，张学良同蒋介石的关系非同一般，所以蒋介石可能会原谅张学良，但决不会原谅一同参加事变的17路军的将领。他们甚至想干脆把蒋介石杀掉。 东北军的将士也不同意在没有具体担保的情况下放蒋。 于是，张、杨委托他们的智囊幕僚讨论提出意见。23日下午，高崇民主持召开设计委员会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杜斌丞、申伯纯、王炳南、应德田、卢广绩等。会议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和平谈判的条件；二是在什么条件下才能释蒋。与会者关心的是最后一个问题，因而讨论自然地集中到这个问题上面。对这个问题，与会者辩论非常激烈，他们提出须有下列二项保证才能释蒋： 一、“中央军”撤出潼关，解除对西安的军事威胁。建议由阎锡山出来做保证人。并将潼关至洛阳之间划为缓冲地带，由晋军驻防，使蒋介石想报复也报复不了。 二、先释放在上海被捕的救国会“七君子”，取信于全国人民。 和平谈判的会议记录人应德田情绪激烈地说：蒋介石是大家提着脑袋捉的，不是张、杨两个人的事情。他们想捉就捉，想放就放，不行！现在蒋介石还在我们手里，不听我们的话，我们干脆就先把蒋干掉。 会议最后作出决议：没有保证，蒋不能走。 发动事变的另一个主角——杨虎城，也主张有条件放蒋。 杨虎城原本是不主张放蒋，或者说是主张缓一步放蒋的。12月18日，周恩来与其会谈后形成了和平解决事变的共识。但是，对于放蒋，他坚持必须是有条件、有保证的。20日，张学良在新城指挥部同杨虎城商量正式谈判和释蒋问题时，杨虎城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必须改变，蒋介石至少应以谈话方式向全国公开表明这一态度。当天，宋子文已到西安，张学良告诉杨虎城：蒋介石已经暗示可以同意张、杨的团结抗日主张，但由于他不在南京，无人作主；并说抗日是有准备的，只是没有完成，不能不采取稳健办法，等等。据此，张学良希望杨虎城同意放蒋。他说：“蒋屡次表示，他以人格作保证，看来不至于欺骗我们。”杨虎城说：“放他是一定的，你不要着急，看看下一步再说。”24日上午，双方谈判当中，宋子文提出蒋介石下令停战撤兵即回南京的要求，杨虎城与周恩来都没表同意。 杨虎城为何对有条件释蒋如此执著？ 这是因为，杨虎城从1929年附蒋以来在多年与蒋打交道的经历中感到，蒋介石根本不是一个守信义的人，与他谈信义是幼稚的。杨不止一次说：与蒋介石斗，“中国任何军阀，包括我们在内，都‘经不下’（陕西话“斗不过”的意思），只有共产党才够得上蒋的‘敌手’”。因而，他对蒋介石的担保根本不信，他虽然对放蒋没有意见，但对如何放法，却认为必须严密考虑，绝不能轻信所谓“人格担保”。只有抓住了他的辫子，才能使他有所顾忌而不至自食其言，或回过头来打击报复。 扣蒋之后，杨虎城及其亲信曾设想过对蒋的处置方案： （一）“挟天子以令诸侯”，留蒋在西安，以“三位一体”保证蒋的安全，让蒋在西安发号施令；（二）要蒋签署秘密协议，保证不外泄；（三）由蒋向全国作一次广播，或有一个政治性文件，表明态度，可不涉及协议具体内容。 随着谈判的进展，前两项已经不能成立，但要蒋公开表明态度还是可以考虑的，也是可以做到的。按照杨虎城的意见，像放蒋这样重大的问题，必须三方面取得一致的意见，特别是应当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他一贯认为，共产党对付蒋介石的办法多，而且比较高明。放蒋之前，也还必须有一套布置，对部队干部和群众解释清楚。所以，他不同意匆匆放蒋。 杨虎城这种想法，代表了西安内部绝大多数人的意见，有资料表明，除了张学良本人外，其他人都主张有保证放蒋。24日午夜，中共中央在给周恩来的复电中也表明了这样的态度： 杨虎城一直主张有条件释蒋。捉蒋后，他曾与幕僚们商议过，设想与蒋签署秘密协议，至少要蒋向全国发表一次广播讲话，以表明态度，杨担心没有相当保证就释蒋，难免他回京后不对事变发动者进行报复。张杨部下也大都主张有条件释蒋。 周恩来也是主张有保证、有条件释蒋的。他同杨虎城一样担心蒋动摇，并考虑让蒋作出相关保证。24日晚，在给中共中央报告蒋介石对谈判态度的电文中，周恩来指出：“蒋目前在西安环境中有抗日愿望，但南京环境不改，他又将回到动摇中去，现在从撤兵、（改）组（政）府、与我方秘密协商及公开宣传上找保证。”在此前一天，周在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与宋子文谈判情况的电报中，即请示中央指示放蒋的条件。24日上午，中共中央派时任政治局常委博古携带中央的指示来到西安。就在这天深夜，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周、博，指示： 甲、在下列先决条件下恢复蒋自由：（一）全部中央军向河南、绥远二省撤退。（二）南京宣布国内和平，与民更始，不咎一切既往，并召开救国会议之命令。蒋亦发表同样宣言。此条件即取消讨伐令，承认张、杨与我们地位。（三）部分的释放国犯与共产党。 乙、依目前情势，没有这些条件而释放蒋是危险的。张、杨即使战败，挟蒋在手还有文章做。 丁、张和杨及我们应有坚持的决心。 中共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所提的这些条件，有利于促进团结抗日大局的形成，同时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内亲日派势力的膨胀，无条件地放蒋的确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而后来事实的发展也证实了中共中央的远见。 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这一指示，25日上午，周恩来拜会杨虎城，商议释蒋条件，杨虎城对中共的释蒋条件表示赞同，周、杨议定：蒋介石须发表一个正面表示态度的文件然后回南京。 周恩来和中共的态度张学良是清楚的，杨虎城的态度张学良也是清楚的，东北军和17路军将领的主流思想张学良更是清楚的。这几支力量都主张“有条件放蒋”，这个形势使张学良思想压力很大。 “三位一体”内部的思想反应，只是张学良产生压力的一个方面，更大的压力来自于蒋介石和宋氏兄妹。 宋氏兄妹22日来到西安，还未谈判即与张学良讨论释蒋问题。张学良表示他个人极愿立即恢复蒋的自由，但这个问题关系许多人，不能不征得他们同意。 宋美龄亦感到张学良处境艰难，他说服部下和杨虎城等人的难度，不亚于她说服蒋介石。于是，就说：“那你就快点把我的意思转告给他们。假如他们要和我面谈，可以让他们来见我；凡是委员长不愿见的人我都愿意代替委员长会见他们。我在这里等你回话。”这时已经接近深夜。 张学良从高公馆出来，立即召集杨虎城等人开会，一直开到午夜过后。围绕放蒋问题，争论十分激烈。散会后，张觉得时间太晚，就没有到宋的住处去。而宋美龄等着张学良来报告结果，却一直未睡。到凌晨2时，仍不见张来，就打电话向张催问。张学良遂赶到宋的住处，告诉她：“他们不愿意释放委员长，他们认为我和子文与你交谊甚厚，我固然可以保住性命，他们怎么办？他们责备我把他们牵进了旋涡，并提出我们提出的条件无一条承诺，就急于释放委员长，这不是把自己推入绝境吗？”得此消息，宋美龄又与张讨论到3时始才就寝。 谈判取得成果后，宋氏兄妹再次提出释蒋问题。宋子文先在由张、杨、周参加的会上提出，由蒋介石下达“中央军”撤离陕甘的命令，之后蒋回南京。这一提议只有张表示同意。宋子文又亲自找杨虎城谈释蒋问题，杨坚持蒋不能马上离开西安。 这一消息，使宋美龄担心起来。她在南京时担心的是何应钦等人的讨伐主张，她怕何借机除掉蒋介石，即使蒋不被炸死，只要战端一开亦恐导致大规模内战，使日本乘机而入。到西安以后，这种担心更加重了。因为她认为： 四周军队皆整装待发，叛军之后，复有共军，此又为委员长剿讨之寇仇也。……所谓东北军者人数众多，军械精良，其作战计划，即以后之共军为唯一之后盾，万一战事发动之日，即共党重生其活力之时，其影响将如电流之疾走，酿成空前之内战，召到不可预测之浩劫，而虎视眈眈之帝国主义者，正悬盼中国内战之爆发，俾得藉口以大规模之侵略完成其编制中国之迷梦，则此种现象之造成，自将引起彼方无限制之干涉。 因而到达西安后她力劝蒋介石尽快答应张、杨的条件，使蒋能尽快离开西安。最难的一关“谈判”已经闯过了，谈判的协议达成了，没想到，又出现了“担保”问题，这不能不使宋美龄心生疑虑。 宋美龄的疑惧再大，解决此一问题也只能依靠张学良。因为，蒋介石与杨虎城素来不和，此前的1934年蒋曾突然罢杨所兼任的陕西省主席之职，派来了邵力子，实际上是来监视杨的。事变发生后杨的态度传到南京，宋氏家族对张始能理解，而对杨则冷淡得很。这种感情基础，使宋氏兄妹不可能去做杨的工作，也做不通杨的工作。而“三位一体”另一个重要一方的中共和它的代表周恩来，宋美龄与周从未有过交往，宋子文也只是这次事变来西安才认识周。蒋介石十年“剿共”与中共结下的冤仇，宋美龄也不敢想象中共能帮助他们什么。 这样，宋氏兄妹就只能施压于张学良。张学良很讲“义气”，他认为，自己以前已经许下诺言，只要蒋介石答应他的条件，他就放蒋。现在协议已经达成，理所应当放蒋。在大多数不同意他的意见的情况下，张学良急切中竟然还设计了这样一种放蒋的方式：偷偷把蒋化装送走。 提出这个方案是在蒋介石与周恩来会谈之后。 送走了周恩来，屋里只剩下蒋介石、张学良、宋氏兄妹等4人。宋美龄说：汉卿，委员长手令的期限是3天，我从南京来时，又求何应钦将军展限3天，明天是南京进攻的日子了。另外，我和委员长都是信奉基督的，你能不能把明天动身作为最好的圣诞礼物送给我们呢？ 张学良回答说：孔院长也刚刚来了信，他也是这个意见，说如果能于圣诞前后护送委员长离开西安，返回南京，那真是圣诞老人送给的一件最伟大的礼品。只是杨主任现在还有些犹豫，明天我再去劝劝。城里是他的部队，守城门的也是17路军，杨主任不松口，我不好办。 宋美龄就使出她的“激将法”：你是一个副司令，难道没有其他什么办法？ 张学良回答：实在万不得已，我们可以动用武力，但那样对你太危险了。我可以带委员长偷偷地出走，你和端纳飞往洛阳，我给委员长化装，用汽车带他出城，把他带到我的军队驻地，从那里驱车到洛阳与你们会面。 宋子文表示同意这一计划，但宋美龄坚决反对。她的理由集中于两点：一、委员长的体力忍受不了长时间的汽车旅行；二、如此离开西安未免太不体面。 蒋介石在一旁听后大哭：你们光想着回去，回到南京又有什么意思？在西安栽了这么大的跟头，名声、地位、尊严全毁了。作为一国统帅，到了这种地步，在人们心目中还有什么分量？你成全我吧，还是把我和美龄一起处置了干净！ 蒋介石的话，当然还是对张学良“激将”，他绝对不是真心想死于西安。但是，从蒋介石和宋氏兄妹的激将和张的回答能够看出，张学良是真诚地希望放蒋早回南京的。这里面也折射出“三位一体”和部下的一致态度是对张学良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 ★张学良硬着头皮做部下的工作，张、杨为此发生争执，两军内部更是频出强硬信息。最终周恩来出面调解才达成释蒋共识 面对宋氏兄妹的释蒋压力，张学良已经很难站在他的部下的立场上选择有条件释蒋了。加之宋美龄否决他的极端方案，使他只能面对他的部下和“三位一体”，通过解释工作达成一致。 他指示鲍文樾、马占山、米春林、卢广绩、杜斌丞等人去见宋子文。24日中午，这5人与宋子文会面，进一步就保证必须实现协议提出要求。宋子文听后向将领们解释，委员长在这里是不会亲笔下达命令的。他拍着胸脯，竖起大拇指保证委员长回京后绝不咎既往。但大家仍觉得只是口头的表面承诺而已。 下午，张学良委托周恩来继续与宋氏兄妹接触，自己在公馆召开设计委员会会议。此前，设计委员会决议形成的两条意见，23日晚高崇民已写信告诉了张学良。围绕大家提出的有条件放蒋的问题，张首先简要地通报了和宋氏兄妹达成的协议，并透露：兵谏的目的已经达到，很快要放蒋离陕。然后严肃地对大家说： “听说你们昨天开会，也有一些意见。这些意见你们可以向我提，但是我现在要警告你们，不许你们在外面随便乱讲，尤其不许你们任意胡闹。这是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做错了一点，我们担不起。你们有些什么意见，现在可以当面和我说。” 会场沉默了几分钟后，有人开始发问：“蒋、宋答应我们的这些条件，究竟有什么保证没有？他们将来说了不算怎么办？” 张学良厉声问：“你们要什么保证？你说！你说！”被问者显得很紧张，但还是把昨天设计委员会决议的那些保证条件一一说了出来。 张学良听了大家讲的保证条件，很诚恳又很自信地回答说： 你们所提的这些意见，我都考虑过，都是行不通的。你们要知道，蒋现在是关在我们这里，他现在说什么话，何应钦都不见得肯听。我们逼着蒋下命令，如结果无效，怎么办？我们且不说到这层，即使蒋的命令还生效，可是这是我们逼着他下的，不是他心甘情愿下的。那么，他的命令下了，也发生效力了，譬如潼关以西的中央军开出潼关以东了，上海爱国领袖七君子被释放了，政府也改组了，到那时，你们放他不放？保证实现了，当然要放他。但是他这样做是逼迫的，不是心甘情愿的，一定心存报复。他回到南京，开出潼关的中央军又开回潼关以西来了，释放的爱国领袖又被逮捕起来了，改组的政府又改组回来了，甚至你们压迫他对日宣战他都肯，可是回去以后，他又同日本妥协了。到那时，你们怎么办？你们怎么办？所以我说你们那些意见都是行不通的。我们提出的条件，只能他在原则上承认了，就让他走，签字不签字都没有什么关系，签了字要撕毁，还不是一样地撕毁。 至于提到要阎锡山来做保证人，那更是不可能的。我们是“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己的事自己了。我们不请客，更不请阎锡山那样的客。在西安事变以前，我们联共抗日的一些情况和主张，是同阎锡山说过的，他也曾向我们表示赞成和支持的。这次事变发生以后，我们打电报告诉他，向他请教，他回电向我们提出好几个“乎”，什么“促进抗日乎，破坏抗日乎，停止抗战乎，扩大抗战乎”，最后并质问我们“何以善其后乎？”只是满篇责备，毫无半句同情。他把给我们的电报，又送到南京的报纸去发表，不知他脑子里打的什么算盘。这样的人我们不同他共事，不让他投机取巧找便宜。 张学良说了这番话后，大家又问：那“红军和杨主任的意见怎样？”张说：“红军的态度比我们还软，杨主任虽有些不同意见，但是他是识大体的。” 这次会议张学良并没有说服大家。当晚，东北军和17路军的将领联名连夜给宋子文写信，要求：三方谈判达成的协议必须签字，只以“领袖的人格”作保证是不行的；“中央军”必须立即撤出潼关。这两点做到，才能让蒋介石走，否则，张、杨答应了，我们也誓死反对。 宋子文于25日早晨看到这封信，大吃一惊。他赶陕转给蒋介石、宋美龄看。蒋、宋看后也吓了一跳，让宋子文赶快找张学良想办法，并让宋子文亲自去找杨虎城，恳求杨早日放蒋走。宋向杨保证，蒋走后，“中央军”立即撤出潼关。杨仍然没有答应宋的要求。 此时，张学良也收到一封来信。写信者是主持设计委员会的高崇民，高在信中亦反复说明无条件放蒋是危险的。 联想到前两天晚上与应德田见面，应同样坚持无保证释蒋是“放虎归山”的言论，张学良感到，必须尽快放蒋，否则可能会出现意外。 在得知宋子文与杨虎城谈话结果后，张学良立即于上午8时许，赶到新城大楼去做杨虎城的工作。恰好遇上了高崇民，张对高说：“你的信我看到了。我告诉你，咱们自己请神自己送，不要自己搬石头砸自己脚。只要于国家有利，牺牲我个人，牺牲东北团体，在所不计。”高崇民问：“这是‘三位一体’的事，不能由咱一家决定啊。”张拍拍高的肩膀说：“周先生比我还和平，只有虎城犹豫不决，我去说服他。” 张学良在一天时间内两次说出“红军的态度比我们还软”，“周先生比我还和平”这样的话，与事实是不符的。是他不了解中共的态度吗？显然不是。因为24日宋子文提出释蒋要求时，周、杨均未同意此一提议，而张学良也在场，他能读不懂周的意思吗？ 是有意淡化他在这一问题上与中共的分歧吗？这一点是有可能的。因为，中共在“三位一体”中说话是很有分量的，只要中共不公开反对释蒋，他做杨虎城及其部下的工作就可能做通。张学良同时还认为，西安事变是他与杨虎城共同发动的，只要杨虎城同意放蒋，中共是不会反对他的。正是这种认识，使他后来没有与闻中共，就自作主张地放蒋了。 张学良来到新城大楼之后，会见了杨虎城及其高级将领。就在这里，张、杨发生了激烈争吵。 张学良表示，他要释放蒋介石，他对杨虎城说： 我们发动事变的动机，是请求委员长领导全国一致抗日，不顾一切，而不是考虑我们自己的后果如何。他既然已经答应把我们的建议提交中央政府讨论，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我们就不应畏惧个人的损失和死亡。 而杨虎城等人坚持要蒋介石写一书面保证。 东北军和17路军将领们的情绪也难以平复，他们坚持要求蒋介石在协议上签字。张学良只好耐心地向他们解释： 我为什么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介石扣在西安？主要是为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假如我们久拖不决，不把他尽快送回南京，事情就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就会有违我们的初衷：我们为了反对内战而发动此次事变，反而有可能引起比今天更大的内乱；我们为了抗日而逼蒋，更大的内战一起，就等于帮了日本的忙；我们为逼蒋抗日而将他扣在西安，他答应了抗日，再把他扣着不放，反倒会使答应我们抗日的领袖因此而失去领导地位或有损他的声誉。那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如果是这样，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 张学良虽然费尽全力，但杨虎城和两军的不少将领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双方僵持不下，周恩来只好出来“打圆场”，建议张学良“稍加休息”，而他则向杨虎城陈情利害，充当起张、杨两人之间的调解人。 周恩来本来是不主张马上放蒋的。他刚刚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与杨虎城商定，在下列条件下释蒋； 第一，全部中央军首先撤出潼关； 第二，南京及蒋介石通过公开的政治文件宣布国内和平，与民更始，不咎既往，并召集救国会议； 第三，开始部分地释放政治犯。 但是，面对这一突然情况，为了抗日的大局和“三位一体”的团结，周恩来又站出来做杨虎城的工作。 杨虎城最终听从了周恩来的意见，放弃了要蒋介石签署书面文件的要求。他接受了蒋介石的口头允诺，置个人的安全于不顾，慨然答应放蒋。这样一来，周恩来算是帮了张学良一个大忙，当然蒋介石则是最大的受惠。 几年之后，曾经参与营救蒋介石的端纳先生在菲律宾被日军俘获，关押在集中营中。蒋介石为报昔日端纳的救命之恩，请求美国远东盟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组织了一次代号为“洛斯巴尼斯”的军事行动，救出端纳。端纳在吕宋岛接受采访时，向新闻界证实了周恩来对蒋介石从西安脱险的巨大贡献，他说： 周恩来……实际上是1936年西安事变中的关键人物，是他把蒋将军从绑架中解救出来的。 约翰·鲁兹在他的《中国传奇般人物周恩来的非正式传奇》中，也记述了是周恩来的帮忙才使蒋介石顺利离开西安。 文中写道： 1940年圣诞节，蒋介石在重庆邀请周恩来吃饭，“委员长……感谢他的客人曾在西安挽救了他的性命。” 尽管杨虎城同意了放蒋，但中共却不能为了蒋而牺牲杨虎城及其两军的利益。在周恩来的斡旋下，蒋介石和杨虎城同意，以12月23日谈判取得的成果为基础，达成了一项默契。这个默契即由周恩来安排，使蒋夫人和宋子文在这样一份文件上签了字，端纳作为见证人。这份文件包括下列条件： 蒋介石同意： （一）宣布并开始武装抗击日本的侵略。 （二）停止进攻中国共产党。 （三）容纳共产党共同抗日。 （四）把亲日派官员从国民政府中清除出去。 日本外务省档案《西安事变》（S161527—271—278）日文资料，也记载了释放蒋介石的条件： （一）撤退西安周围的政府军队。 （二）停止内战和“剿共”。 （三）发起全国规模的抗日运动。 （四）发给共产党军队军饷。 （五）释放上海救国协会的7位领袖。 （六）改组中央政府；撤换下列地方官员：上海市长；上海警察局长；江苏、安徽、江西和福建省的主席。 以上两份资料所显示的文件内容虽然有所不同，但都包含了张、杨的八项政策主张，其主要内容是一致的。从蒋介石随后的行动来看，这份文件无疑是存在的。但在蒋介石和蒋夫人日后“加工”成的《西安半月记》和《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却极力否认这一点，无非要挽回面子而已。 ★张学良早已定下释蒋决心，但过于仓促的“无条件释蒋”，使张、杨失去了制约蒋介石的“底牌” 释蒋，是张学良发动事变之初就有的考虑，但那时的“释蒋”考虑是有条件“释蒋”。宋氏兄妹来到西安后，随着宋美龄的和平攻势，张学良在放蒋的条件上逐步后退，22日，宋来西安的当天，谈判还未开始，张即表示他本人同意放蒋，并奉宋美龄旨意，连夜找杨虎城等人商议放蒋，因大家均表反对而无果。 初步达成协议后，张学良更坚定了放蒋决心。但是，达成的协议蒋介石虽表同意但拒不签字，这就使协议的效力受到质疑。于是，协议达成后还需要有其他保证才能放蒋成为多数人的意见，而张学良不同意增加保证条款，他认为，只要蒋介石同意抗日就应放蒋，要给蒋介石留足面子。 24日上午达成协议后，下午张学良就召集部下开会，开始做放蒋的准备。 晚上，张学良、杨虎城在绥靖公署大楼举行（送行）宴会。出席这次宴会的有：张学良、杨虎城及其师级以上将军；蒋介石、宋子文及其随行人员；周恩来、叶剑英及其随行的中共人员。 宴会开始，神情严肃的张学良高举酒杯，激昂致辞： 委员长、周副主席、诸位兄长： 你们受惊了。我采取的这个行动，是不得已的，是请委员长共同抗日。我是有国仇家仇的人。希望在座的，为促进抗日运动献策出力，干杯！ 张学良讲完后，一饮而尽，眼里饱含泪花，然后把高脚杯摔碎在地。 周恩来接着站起来敬酒。他说： 委员长，汉卿和虎城两将军，百里先生和各位老朋友： 张、杨两将军的行动，在促进团结方面贡献最大，通过这件事，希望各方面联合起来，团结起来。我提议，为诸位的健康，为张、杨两将军的贡献，干杯！ 这时，张学良站起来，第二次向大家敬酒，他说： 一个人要有救国救民的志向。有了志向就要努力去实现。我有我的志向。 现在国难当头，东北沦陷，华北危在旦夕，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说过“中国不亡有我”，我们军人更应当有“中国不亡有我”的气魄！ 说到这里，张学良又是一饮而尽，第二次把酒杯摔碎在地。 当宴会进入尾声的时候，张学良走到蒋介石面前，恭敬地说： 委员长： 我这次行动的唯一目的，是拥护委员长抗日，我的国仇、家仇都没有报，我是中华民族的罪人。您如果与我有共同心愿，也许不会有此事件发生。希望委员长回到南京，说到做到。东北不收复，我死不瞑目！为委员长的健康干杯！ 张学良说完，第三次一饮而尽，第三次将酒杯摔碎。 蒋介石见张学良如此激愤之情，非常尴尬，沮丧地推托说，身体不好，酒也不能喝。宋子文急忙接过酒杯代蒋而饮。 这次宴会，等于宣布：蒋介石即将获释。 宴会结束，张学良即召集东北军主要将领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等将领来到公馆，向他们宣布了释蒋的决定。 25日上午，张学良一面做杨虎城的工作，一面秘密告诉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整理行装，并把自己的简单行李交于端纳，关照端纳不要声张。 此时，他对自己卫队二营也不放心，令谭海亲率自己的卫士队担任警戒。 是何种因素促使张学良急于放蒋，又是何种因素使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安全越发担忧呢？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尽管受到来自多方面责难，但他始终没有对自己正义举动产生过动摇和怀疑。中共全权代表周恩来到西安后，在对扣蒋行动进行充分肯定和赞扬的同时，曾对这种做法提出过温和的批评，周毫无保留地指出： 这次事变从善良的愿望出发，趁着蒋介石住在这里，出其不意，乘其不备，用惊险的手段把他提起来。这种做法，在方式上多少带有军事阴谋的性质，将西安与南京置于敌对地位，有引起新的内战的危险。 周恩来的话，使张学良感到有些不安。 宋美龄来到西安后，从另一个立场上更是多次对张的此次行动进行“批评”，还说什么张“性子太急切，且易冲动”，如事变处理不好，将酿成新的内战，给日本侵略中国以借口等，殊不知，没有西安事变，日本也会制造各种各样的侵华事变的。由于宋美龄与张良好的私人关系，张学良开始对这次行动的不足之处进行一些反思，自此以后，他多次讲道“劫持蒋介石自知不大合适”，认识扣蒋“此举的不当”等。 张学良最怕的是宋美龄所讲的引发内战、给日本侵略以口实。他没有料到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内部立即形成主战和主和两派，且意见尖锐对立。此刻，中央各路“讨伐”大军已经包围西安，何应钦的停战只有最后3天时间。单凭西安方面的军事力量是难以抗击南京方面的进攻的。一旦战事一开，不说保证蒋介石不被打死、炸死如何艰难，就是在东北军和17路内部也不敢保证不会出现激进行为。东北军主力放在了前线与国民党中央军对峙，西安完全在17路军的控制之下，而他对17路军的状况没有底数。二旦出了乱子，后果则不堪设想。实际上，事变中已经有了伤亡事故：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邵元冲跳窗逃跑时被打死，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被击伤右肩，蒋本人在翻墙逃往骊山时跌入深沟，断了几根肋骨和扭伤了髁骨。 如果蒋介石出现意外，南京国民政府的最高领袖地位，政治领袖则非汪精卫莫属，军事领袖则只能是何应钦，只有他才能叫得动蒋介石的那些黄埔嫡系将领。由亲日派汪、何主政南京，将肯定听命于日本，即便他们没有蒋介石那样的绝对权威。那样，将会出现另一种局面：群雄争斗，内战再起。无论是哪一种结局，都会给中国人民带来危害，可能出现一场较之国共之间十年内战更为惨烈的厮杀。 正当张学良苦思冥想如何说服杨虎城之时，他的东北军部下又给他带来了意外的打击。一是东北军、17路军的高级将领和幕僚鲍文樾、马占山、米春霖、杜斌丞等人，坚决反对张学良“无条件释蒋”的意见；二是24日个别东北军军官探听到张准备无条件放蒋的信息后，甚至产生了把张和蒋一同杀掉的念头。 这两件事，使张学良甚为震惊，促使他决定，不仅要马上放蒋，而且要秘密放蒋，他认为，即使杨虎城同意蒋介石走，也难保杨和他自己的部下不会做出什么激进的事来。 <hr /> 注释： 正文 第十一章 送蒋？扣张？蒋介石背信弃义 ★张学良认为送蒋虽险但不失为高明，“一抓一送”千古美谈，还能助蒋恢复威信，打击南京亲日派的气焰 ★“三位一体”极力阻止张学良的南京送蒋之行，赵四小姐期望用儿女亲情留住夫君，但张学良作出了不可改变的决定，谁也拉不回他 ★西安方面的担心变为现实：张学良一入南京立即被拘，无罪成有罪；蒋介石玩弄两面手法，明为“赦免”实则已无限期扣张 杨虎城在周恩来的劝说下刚刚同意放蒋，张学良又作出一个令人吃惊的决定：把蒋介石送回南京。这个举动有点像旧戏中窦尔敦摆队释（黄）天霸的情节，带有一定的传奇色彩，与严酷的政治现实怎样也无法联系在一起。何况，张学良面对的是毫无信义可言的蒋介石，送蒋之举确乎冒险。 与张学良共同发动西安事变的另一个主角杨虎城表示很不理解，他在事后对部下说：这样匆匆忙忙地放蒋，还一定要陪蒋走，出乎我的意料……我不是不同意放蒋，但不能就这样放啊。 中共在西安的代表也不赞成张学良的这个做法。周恩来认为张学良此举过于冲动，他叹息地说：“唉！张汉卿就是看那些旧戏看坏了，现在他不但要‘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博古也认为，张学良送蒋这是堂·吉诃德式的行为，是受英雄主义的变态心理驱使下做出的一种行为。 张学良难道就没有考虑过如果蒋介石不讲信义此举的后果吗？ 张学良当然不会不考虑，但是，为了实现抗日初衷，明知艰险，却勇往直前，义无反顾，这就是张学良。 ★张学良认为送蒋虽险但不失为高明，“一抓一送”千古美谈，还能助蒋恢复威信，打击南京亲日派的气焰 对张学良来说送蒋并非仓促草率之举，而是考虑很久。在扣蒋之后，张学良就考虑送蒋问题。 12日上午，蒋介石被扣后被送到新城大楼。杨虎城不愿见蒋，张学良即对杨说：“不但要见他，说好了，我们还要把他送回南京去。” 当三方面商定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之后，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南京的想法更具体了。19日，张学良致《泰晤士报》记者弗拉塞电文中说：“当他（蒋）回京的时候，我准备跟他同去，站在国人面前受冷静的公平的审判。” 谈判期间，在东北军的一个干部会上，张学良向周恩来透露，他准备亲自送蒋回南京，周说： 我没有那个心情。放蒋是为了合作抗日，送蒋大可不必。 政治是钢铁般的无情。 蒋历来只许文人反对他，决不允许武人反对他，邓演达被杀就是一个证明。 张学良听后未做任何表示。 周恩来不赞成送蒋，主要是从张学良的安全着想的，这时他还没有考虑张送蒋一旦被扣，对西北“三位一体”统一战线，对东北军、17路军这两支抗日军队，特别是约束蒋介石兑现在西安所有承诺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在张学良看来，周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他认为，他的送蒋之举很高明。 一是有利于敦促蒋介石兑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诺言，使蒋不至反悔。张学良意识到，蒋介石虽然在口头上允诺了他们的条件，但不是心甘情愿的，是被迫的；虽然蒋介石以人格担保履行自己的诺言，但那都是纸上的东西，即使签了字，也没有多大价值，他不想履行，“回去以后想撕毁还不是一样可以撕毁！现在他在这里，他命令‘中央军’退出潼关，何应钦不见得一定服从，我们强迫他下命令，他下了，何不听，我们又能有什么办法？就是何执行了，兵暂时退了，他一回南京，重新下令出兵，兵又开回来，我们又奈何于他？” 因此，张学良认为，亲自送他回南京，使蒋介石看到，张是守信的，履行了此前讲过的只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送他回南京的诺言，以此敦促蒋介石也要信守对张的诺言。张学良说：“我亲自送他去，也是向他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 二是能给蒋介石撑足面子，帮助其恢复领袖尊严。蒋介石是国民党的独裁领袖，在他的政治生涯中，虽然反对者不乏其人，但没有能够成事的。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却是个例外，这就使得独裁领袖的形象黯然失色。蒋介石被扣之后考虑最多的也是这个问题。 被扣之初，他不与张对话，不改顽固立场，并给妻儿写下遗嘱，做出“宁可玉碎”的姿态，都是基于维护他的所谓领袖形象出发的。 端纳到西安后，随行的黄仁霖为了完成孔祥熙要他“亲眼看到蒋介石死活”的使命，与张学良反复磋商达成协议：黄可以见蒋，但只准说些问安和身体状况如何之类的话，否则黄便不能离开西安。蒋、黄都答应了张开出的条件。但张学良领着黄进入蒋的卧室后，蒋却违背约定。他倒是与黄没有说几句话，却给宋美龄写了一封信要黄带回南京，信中说：“余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决不愧对余妻，亦决不愧为总理之信徒。余即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也。对于家事，他无所言，惟经国、纬国两儿，余之子亦即余妻之子，望视如己出，以慰余灵，但余妻切勿来陕。”写完后蒋介石当着众人的面连续念了3遍，意在使黄记在脑子里，即使此信被张、杨扣留，凭记忆回去后也能向宋口述。尽管这个小动作被张学良识破，黄仁霖见蒋后被留在西安，直到蒋获释后黄才获准离陕，但蒋介石此举做给外人看的还是维护其“领袖”的形象。 蒋介石被扣期间哭过几次，其中一次大哭就是为了他的领袖形象。那是在谈判达成后宋氏兄妹为蒋早日离陕绞尽脑汁之时，蒋介石说：你们光想着回去，回到南京又有什么意思？在西安栽了这么大的跟头，名声、地位、尊严全毁了。说罢，大哭。这次大哭是不是有意做给张学良看的另当别论，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自己的领袖尊严是很看重的。 张学良看透了蒋的这些心思，所以，他宁愿自己冒险，也要送蒋回去，成全蒋的虚荣。12月24日，张对东北军将领透露送蒋的决定后，将领们表示疑虑，就问他：“副司令亲自送蒋回南京，是什么意思？”张学良郑重地回答说： 是的，我打算亲自送他回南京。我这一着比你们想得高，这一着是要抓住他的心。你们要知道，这次事变，对蒋是个很大的打击，我们现在不但要放他走，而且今后还要拥护他做领袖，还要同他一起共事。所以我们现在万万不能再难为他，我们要给他撑面子，使他恢复威信，今后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我亲自送他就是这个意思。 三是可以挫败亲日派的阴谋。西安事变爆发后，何应钦控制了南京国民政府，作出了武力讨伐张、杨的决定，力图挑起新的内战，从中渔利。几个回合下来，何发现事态并不像自己想的那样发展。在蒋被扣于西安、不能视事的情况下，南京国民政府已明确孔祥熙代行政院长，居正代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职，因有冯玉祥这位副委员长在旁，连暂代之名也没有给何应钦，而由冯玉祥、何应钦、朱培德3人共同协商，军队则归何应钦指挥调遣。何应钦虽有指挥军队的实权，却不可能像蒋介石那样可以专权，因为他的权力仅在军事委员会内部，党政部门他无法问津，即便对于军事问题，他也只是7常委之一，许多重大事情必须由国民党中常会和中政会以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集体作出决定，而不是何应钦个人说了算，离开了这个集体的决定，何应钦寸步难行。12月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明确规定：“自本日起，一切宣传均应绝对遵照本决议，不得稍有违背，其个人之言论与本案决议不合者，一概不得发表”。“以后商谈办法，应绝对遵照本案决议”。这样的格局已经十分显然，即使蒋介石死了，蒋留下的权力也是要分而享之，而不会全部落在他何应钦身上。 何自知无法与汪精卫、胡汉民甚至李宗仁、阎锡山相比，即使蒋介石有不测，他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地龙袍加身。为了在未来的权力分配中占据主动，何应钦想到了汪精卫作为自己的合作者，他的布局是，先由汪掌党、政，自己握实权主军，等时机成熟再全面接班。 于是，何应钦致电汪精卫，欢迎他回国“主持中枢大计”。汪精卫收到国内的电报，喜出望外，急忙打电话预订12月22日回国的船票，并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国民党中央对事变的处置，盛赞“中央对此事一切决议，是应付事变的指南针”，宣告“要提前回国，共赴国难”。汪精卫急于回国，并不仅仅是为了帮助何应钦，他有自己的考虑，即“以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身份，来代替蒋介石，领导国民党，领导全国”。 何、汪的活动，已经昭然若揭。张学良想到，继续把蒋介石留在西安，这个人质会失去作用，而送蒋回去，则可以造成南京内部的矛盾，至少使汪、何掌握不了实权，“压一压南京反动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再讲什么坏话”。 四是送蒋是日后张学良去南京与蒋介石共事的最好形式。作为南京国民政府封疆大吏也是军政要员之一的张学良日后必然还要与蒋介石打交道，因而南京迟早要去。如果基于安全顾虑而不送蒋，将引起蒋的更大怀疑，日后被扣的可能性也将更大。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在与政治对手斗争的历史上，扣留政治对手是蒋介石惯用的方法，1931年扣留胡汉民，1932年扣留李济深，1938年扣留并枪杀韩复榘…… 避免被蒋扣留，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走李宗仁的路子，不去南京，不参加蒋介石组织的会议，保持半独立状态。胡汉民走的也是这一路子，常驻广州而拒不北上南京，从而保持了对蒋的牵制；韩复榘也效法李、胡的做法，但是，仅仅有一次没有顶住蒋氏的邀请，参加蒋介石组织的军事会议，结果被扣于洛阳，随即被处决。汪精卫1936年年底抱着重新执政的期望从德国回国，先是住于上海，也是没有经得住蒋介石的邀请，回到南京，从此被蒋控制，所有的想法随之化为泡影。 对于防遭蒋介石的毒手，毛泽东是有先见之明的。他在1936年8月，就致电张学良，说：鉴于两广事变的经验，南京是不能再去了。 但是，此时的张学良，不可能按照毛泽东的建议去做，也不能效法李宗仁的路子。因为他对蒋介石还抱有幻想，他与蒋介石还存在着一时无法割舍的联系，也就是说，他扣留蒋介石，是反对蒋的政策，却不反对蒋介石个人。他所设想的抗日，是在蒋介石领导下的抗日。这种以与蒋介石共事为基础所产生的政策指向，自然不可能预见与蒋氏决裂的问题，因而也就无法想象不去南京的情形。 张学良断言：不送蒋介石回南京，可以避免蒋介石扣他于一时，而不能永久躲避，蒋介石要抓他、杀他，随时都可以做到，与其处于被动地位，不如主动上门。 张说：“他是领袖，以后开会、办事，我怎能老不去见他呢？他邀我去南京，我能回避吗？他不是一样地能采取措施扣我吗？他若决心扣我，迟早他是能办到的，如果因此畏首畏尾，我们以后简直无法和他共事了。怕危险是不行的，不怕危险也许能免掉危险，我们本着大公无私、无所畏惧的精神，亲自送他回京，表露了我们的诚心，总比不送他，随便打发走好得多。” 从与蒋介石日后共事角度考虑，张学良的想法也许是有道理的，但问题是，西安事变决非小事，把蒋介石这个独裁者扣于西安，让他丢尽脸面，险些丧命，这等奇耻大辱，他能善罢甘休吗？他能对于此种羞辱不去计较吗？在如此情形之下，张、蒋合作共事的基础还存在吗？张学良以为自己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纯洁无私的，用心是善良的，但蒋介石能否也能以同样的心态对待张、杨呢？如果那样，他也就不是蒋介石了。这也就是张学良对蒋介石认识不够深刻、对此事考虑不够周详之处。 五是送蒋乃效法古人故事，演出流传千古的好戏。在中国历史上，流传着许多化敌为友、握手言和、重义轻利的动人故事。2000年前的汉代，就有老将军廉颇“负荆请罪”的典故，那时，赵国大将廉颇对上卿蔺相如骄横无理，而蔺相如却一再退让，他认为，将相不和于国家社稷不利。后来廉颇悔悟，就身背荆杖，去见蔺相如，虚心认错，请求责罚，于是将相和睦，赵国更加强盛。 张学良显然是受到了古人的影响，12月24日，他亲口告诉卫队团团长孙铭九，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并说：“人家是委员长，我不送他回去，叫人家怎么领导抗日。我抓了他，现在送他回去，是‘一抓一送’。到了南京，他再送我回来，也是‘一抓一送’。这样，岂不成了千古美谈。” 张学良自比廉颇并不为过，但蒋介石却不是蔺相如，他没有蔺相如的胸怀，他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对于这一点，张学良非常清楚。他曾与其秘书栗又文讲过蒋的这样一则故事： 北伐前，蒋曾给国民党元老许汝为（即许崇智）写过一封内容不大妥当的信。后来蒋当了总司令，认为这封信是他的盛名之累，就派人疏通想要回这封信，许答应退还。但当原信退回时，蒋仔细观察发现，信纸的四角有图钉痕迹。知道已经拍过照，就把原信又退给许了，从此两人一直不睦。 张说蒋疑心太重，是睚眦之怨必报的人。 张当时曾把蒋介石和张作霖相比，他说：“大元帅（指张作霖）有雄才而无大略，蒋先生有大略而无雄才。”意指蒋的气量狭小，缺乏一领袖人物宽宏大量的气魄。 明知蒋介石不可能有蔺相如那样的胸襟，却仍然坚持再演一次现代“将相和”，他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呢？ 张学良认为，他有“三张王牌”使蒋不敢扣他：一有“三位一体”的团结。东北军、17路军和红军的团结，不仅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也是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它的存在，威胁到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蒋介石到西安的目的，就是拆散“三位一体”，以便各个击破，但“三位一体”的团结挫败了蒋介石的阴谋。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三位一体”更加团结，更加牢固，这使张学良认为，有“三位一体”存在蒋不敢轻举妄动。张学良说： 我并不是光杆一人，我一个人能搞双十二事变吗？我们有东北军的力量，有“三位一体”的团结，还怕什么呢？（只要）大家好好团结，我想我几天之内就能回来。 二有回西安的交换条件。西安事变时，南京的十几名军政大员如陈诚、卫立煌、万耀煌等以及几十架飞机同时被扣。张学良认为，只要不放走蒋介石的十几位大将和飞机，蒋就不敢扣他。张学良说： 我们这里还押着南京的十几位大将呐，他们能扣我吗！他们不让我回来，我们这里能让吗！ 三有他与蒋、孔、宋有良好的关系。张学良认为，他对蒋个人并无恶意，在释蒋问题上，孔祥熙和宋氏兄妹还欠着他的人情，何况蒋和宋氏兄妹对他的安全都有担保。 后来的事实证明，张学良的这些所谓“王牌”最后都没有发挥足以使蒋不敢扣他的作用。他最为倚重的“三位一体”政治军事力量，在他走后，由于他自己的部队——东北军长期以来形成了以张学良为首的领导核心，其他人指挥不动，加之蒋介石的拉拢和分化策略，很快使东北军瓦解。东北军是“三位一体”中最大的军事力量，它一分裂使17路军失去与中央军抗衡的基本条件。共产党纵然为维护“三位一体”的团结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但毕竟无法插手两军的内部事务。“三位一体”被拆散，张学良的保护伞也就不复存在了。西安扣留的南京的军政大员和飞机，本来这是确保张学良安全返回的最后的筹码，但张学良却没有很好的使用，他一到洛阳就遵蒋介石令发电给杨虎城，指令放人；到南京不多久就又同意了南京提出的放回飞机的要求。这些事，在他还没有安全保证的情况下都做了，从此也就彻底失去了安全保证。 ★“三位一体”极力阻止张学良的南京送蒋之行，赵四小姐期望用儿女亲情留住夫君，但张学良作出了不可改变的决定，谁也拉不回他 12月25日上午，尽管张、杨的会见不尽愉快，但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的说和下，还是形成了马上放蒋的意见。但具体哪一天放蒋走，当时并未讨论。 张学良作出25日下午送蒋离开西安的决定，是在25日上午张、杨会谈之后。 虽然在25日早晨他已吩咐宋氏兄妹准备行装，但这时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未决：杨虎城的态度。西安城由杨的军队把守，张的军队只有卫队团驻于西安城内。因此，释蒋问题从根本上讲还得由杨决定，杨的态度决定着能不能放蒋走，什么时间放蒋走。在与杨商谈前，张学良心想，如果杨虎城同意无条件释蒋，就好决定送蒋的具体时间了，如果杨不同意让蒋马上走，那就必须想别的办法秘密送蒋走。 幸运的是，这次商谈经过周的说服杨虎城同意马上释蒋。在杨虎城同意放行之后，张学良立即决定当天下午就送蒋离陕赴京。 这个决定是在秘密状态下作出的，知情者仅为蒋介石、宋氏兄妹、端纳、杨虎城和张的侍卫、副官及赵四小姐等。 杨虎城是这天下午2点多钟正式得到通知的。 张学良打电话把杨虎城请到家中，告诉他：“现在不走不行啦！夜长梦多，不知道会出什么大乱子，我决定今天就送委员长去南京。” 杨听后愕然，虽然他已经同意放蒋，但没想到张学良竞这样匆忙，而且要亲自送蒋，这使杨不免对张的安危担心。如果真的发生了那样的事，那么“三位一体”的团结、东北军的团结、西安的好形势也将削弱甚或瓦解。因此就力劝张不要亲自送蒋了。 张说他决心已定。并解释说：不能不想到意外的发生，万一蒋真的出了差错，结局就不可收拾。杨虎城被张学良对蒋介石的真情所打动，勉强同意了他的主张。 杨虎城问：“几天返回西安？” 张学良答：“争取三天之内回来，最迟也不超过5天，万一我回不来，今后东北军就完全归你指挥。”说到这里，张把事先拟好的手令交给杨虎城。手令的内容是： <small>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候指挥。此致</small> 这短短50个字的手令，接连出现了几次笔误：把“虎城”二字两次误写成“虎臣”，把“孝侯”错写成“孝候”。行文上也不规范，在落款之后，又额外加上一句“以杨虎臣代理余之职”，这一句似应放在“指挥”的后面、“此致”之前，才顺理成章，合乎规范。至于手令中最后出现的类似“了”或“？”的墨迹，后人则无从考索其意。 这个手令的原件，是曾任张学良在承昌处的录事赵新华1983年提供的。赵是辽宁省新民县人，张学良南京被囚后，他被安排在于学忠的东北军留守处工作。1945年于学忠被调任别职，赵也随即提出辞职，临走时，于学忠让他拿点东西作为纪念，赵表示希望要一些张学良的东西。于学忠当即挑出几张张学良的照片和一份张学良离陕前的手令石印件，送给了赵新华。 赵新华如获至宝地把张学良的这些文物保存了半生，“文革”期间，这些文物虽然被视为“黑材料”而没收，但根据赵提供的线索，中国革命博物馆还是在辽宁省新民县档案馆找到了这份手令。 经过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鉴定，确认此手令是真实的，是迄今在中国内地发现的张学良在西安事变的唯一手迹。同时这份手令也是张学良离陕前留下的最后一道命令。 透过这份手令可以看出，张学良作出送蒋决定以及送蒋到南京后可能出现的情况准备极其仓促，思想斗争和心理态度也是非常激烈和复杂的。 第二个知道消息的是赵一荻，即赵四小姐。 赵一荻祖籍浙江兰溪县，1912年生于香港，是香港富商、后任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长赵庆华的四女，人称赵四小姐。1926年秋，张学良在统领安国军34军团赴河南作战时，经麾下秘书也是赵一荻姐夫的冯武越引见与赵邂逅相遇，并很快相爱，从而使他们的坚贞爱情在中国近代史上成为传奇美谈。 1928年赵一荻与张学良开始共同生活。此时，张学良与年长于自己两岁的于凤至结婚已经8年，并有子嗣。对这样一桩没有夫人名义的婚事，赵一荻受到了来自包括家庭和社会的巨大压力，她自己可以为爱情而牺牲名分，她的家庭却不能容忍。其父赵庆华在报上刊登《启事》，把赵一荻清除赵氏宗谱。《启事》说： 我族世祖清献公，系属南宋后裔，居官清正，持家整肃，家谱有居家格言，家祠有规条九例，千余年来，裔孙遵守，未尚败坏。历朝御赐文联，地方官吏春秋致祭，即民国前大总统、总理亦赠匾对，荣幸何似！讵料四女绮霞，近为自由平等所惑，竞自私奔，不知去向。查照家祠规条第19条及第22条，应行削除其名，本堂为祠任之一，自应以遵家法，呈报祠长执行。嗣后，因此发生任何事情，概不负责，此启。 这份启事，使赵一荻从赵家祠堂的家谱中被除名，也使她无法再回天津的娘家。 赵父在作出这一决绝的决定的时候，他不可能想到，在他的6个儿子、4个女儿中，惟有这位被他“除名”的赵四小姐名扬天下；他更想不到，人们至今之所以还在谈论赵家，谈及赵庆华这个名字，正是由于赵四小姐；他和他的太太的坟墓历经“文革”浩劫得以保存并重新修整一新，主要的也是由于赵四小姐，由于赵四小姐与张学良的结合。赵庆华当年感到“荣幸”无比的那些事情，什么“南宋后裔”呀，皇帝赏赐的“文联”呀，总统、总理赠送的“匾对”呀，在今天看来，只不过为世人了解赵四小姐的家世提供些资料而已。真正给兰溪赵氏家祖带来荣耀的正是赵庆华当年这位所谓“败坏”家风的女公子赵琦霞！ 赵一荻为了与张学良相爱，不惜被开除家门的举动；她从与张结识之后，爱张胜于一切的奉献精神，令张学良非常的感动。几十年后，为他作传的美国华裔作家傅虹霖女士问及赵四小姐时，张学良依然说：“她是对我最好的！” 即使这样，在送蒋的问题上，张学良还是坚决地拒绝了赵四小姐的挽留。 那天，张学良与杨虎城商定下午3点半送蒋到机场之后，就乘空隙时间驾车急驰回到公馆，向赵一荻简单说明了情况。 赵一荻听后坚决不同意，她说：“你不能去，绝不能去南京！到了南京就是委员长的天下了！” 张学良应道：“我几次为蒋介石解围，恩德非同一般，这些我不图报答，可他老蒋也不至于恩将仇报吧！” 赵一荻反驳道：“西安这件事，天大的恩情也就一风吹了，说什么没有加害于他，可你总是把他给提了呀！难道老蒋连这个也不懂！”赵一荻说到动情处，已是泪眼婆娑。 张学良劝慰赵一荻说：“小妹，你的心事我知道，可这些我都想过了，退一步讲，即使我受点委屈，只要此去能换来全国的一致抗日，挽回咱们东北失去的土地，我张学良也觉得不悔！”说完这话，不等赵一荻回话，就急匆匆到爱子闾琳床前，在正熟睡的儿子的小脸蛋上亲了亲，然后急匆匆下楼。 赵一荻看拦不住张学良，只得让两个孩子挡在已经发动的专车前，想以儿女情长打动张学良回心转意。 女儿苦苦哀求：“爸爸，你不能去，你不能去！”说完往地上一躺，挡住了汽车的路。 儿子平平也学着姐姐的样子，躺在了地上。 张学良没有被情所动的表示。他刷地掏出手枪，大喊道：“快站起来，让路！不站起来，我马上打死你们！我的事，不要你们管！” 两位侍卫官看张学良不会改变主意了，就急忙上前把姐弟俩拖起来，腾出了车道。张学良跳上车，呼地一声驰出了家门。车后传来姐弟俩悲伤的嚎哭声。 随着汽车扬尘而去，赵四小姐突然感到心里空落落的，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等有片刻，她感到这事应当问问周恩来先生，于是，就打电话向周恩来说明情况。 周恩来在赵四小姐向他通报张学良送蒋走了的消息之前，已经从张的卫队营营长孙铭九那里得知了情况。 孙铭九慌慌张张跑到周恩来处，进门就问：“周先生，你知道副司令和蒋委员长一同到机场去了吗？” 周恩来惊愕地站起身来：“不知道，几时走的？” 孙铭九说：“有十几分钟了！” 周非常焦急地说：“这是怎么回事呢？你为什么不早来告诉我呢？” 孙铭九说：“我也是刚刚得到卫士的报告。” 周恩来拉起孙铭九：“走，咱们到机场去，把他追回来！” 说罢，两人迅速登车，向机场飞驰而去。当汽车驶进西关机场时，张学良随蒋介石的飞机已经起飞了。停机坪上只剩下杨虎城孤零零一个人，在寒风下沉思。 张学良送蒋去南京为什么没有告诉“三位一体”的重要一方中共和周恩来呢？几十年后，在接受日本NhK记者采访时，张学良透露了当年的考虑。 ——去南京的事，您和谁商量过吗？ 我自己决定的。但杨虎城他们想拉住我。 ——您没和周恩来商量过吗？ 没商量。但他知道。为了阻止我，他跟到飞机场来了。周恩来是打算把我劝回去。他怕我在南京会出什么事。但我认为，作为军人来说，我的行动就等于是谋反。谋反就要判罪，该判死刑就判死刑。 ——您在飞机场见到周恩来了吗？ 他来到飞机场时，我已经上了飞机了。因此没见到周恩来，我就向南京出发了。 这段对话说明，张学良不仅知道中共和周恩来反对他去送蒋，而且不希望中共再劝阻他改变主意，因而采取了回避中共的做法。 周恩来首次劝阻张学良是24日下午在东北军的一次高级干部会上，周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张在会上宣布了他要亲自送蒋的决定。周直言不讳地表示“大可不必”，张对周的反对没做回应，实际上“没做回应”就是回应，即他不同意周的意见，但鉴于他与周的亲密关系，没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 由于张没有接受周的劝说，周恩来在张学良临走之前时间内，又反复做了张的工作，仍无效果。曾经与周一起参加西安谈判的博古后来回顾了周劝阻张的经过。1938年7月24日，美国记者斯诺访问了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首席副代表博古。博古亲口说： 周尽了一切努力劝说张不要去南京。张去南京是他自己的决定，行前他未向正住在他家里的周和我告别。 12月25日中午，周恩来与博古又商定，与张学良再谈一次，于是，立即写了一个便条约见张学良，限下午2时送到。 不知是约见的条子没有按时送到张处，还是张学良急于马上送蒋离陕，来不及与周会见，总之，下午2时许，张学良会见了杨虎城并定下3点30分送蒋出发，之后回到公馆与赵一荻简单告别，就与蒋介石一起离开了西安。 在张学良回到公馆的很短的时间里，由于东北军总部情报处处长黎天才突然造访，周恩来、博古本来安排会见张学良的时间只好延后，这一延后就使周、博最后一次劝说张学良的机会擦肩而过，也使张学良失去了最后改变主意的机会。 按照张、杨约定，下午3点30分，杨虎城乘车来到高桂滋公馆。这时，张学良已经陪着蒋介石等人走出了大门，他们分乘两辆汽车，张和蒋介石、宋美龄乘一车，杨和宋子文、端纳乘一车，非常秘密地直奔西郊机场。 4时许，汽车在西郊机场停下。此时，机场上两架飞机早已备好，蒋介石探身从轿车里走了出来，他披着黑色斗篷，头戴礼帽，脸色铁青。机场里，还聚集着2000多名群众队伍，这是准备欢迎绥远抗战将领傅作义将军莅临西安的。蒋介石误以为这些人群是专门阻挠他回南京的，顿时又紧张起来。 蒋介石连忙向张、杨表示： 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实现，你们放心，假如以后不能实现，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再重复一遍：（一）明令入关之部队于25日起调出潼关。从本日起如再有内战发生，当由余个人负责。（二）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三）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四）改变外交政策，实现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的国家。（五）释放上海各被捕领袖，即下令办理。（六）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杨两将军负其全责。 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 蒋介石对张、杨重申了六项承诺之后，转向张学良说：“我们兄弟二人大仁大义，绝不抱怨，将来历史上记一笔，流芳百世。”张学良听了颇为激动，再次表示要亲自陪蒋去南京。蒋介石欲擒故纵：“我们兄弟二人能互相谅解，你到南京就不好办了，他们打你的主意，我就遗臭万年了。”意思是劝张不要送他。 此时，张学良动了感情，越发觉得非亲自送蒋不可。后来，他对此一重要时刻的送蒋思考作了回顾，在1937年2月田雨时随何柱国、王卓然去溪口探望张学良时，张回答田的提问中系统地道出他送蒋的理由： （一）“兵谏”有俾国是，所商圆满，挺身赴京，理所当然； （二）防止大计有变，毋宁护驾前往，目睹一切落实； （三）……澄清国际、国人、舆论的误解，增强政府和蒋先生的威信； （四）无个人安全、被报复的顾虑； （五）……万一变卦，……就算“负荆请罪”； （六）既容纳谏，国事有望；纵即不利于小我，绝非所计。 蒋介石在机场发表的谈话，当时的《西北文化日报》和《解放日报》都作了报道。 蒋讲话之后，与杨虎城等人握手告别，急匆匆地和宋美龄、宋子文、端纳登上一架飞机，飞机轰然发动，立即滑向跑道。张学良与他的随从副官、卫士也登上另一架飞机，紧随其后跟着起飞。 张学良就这样离开了西安，离开了他父子两代创建的东北军，从此告别了政坛，告别了军旅生涯，在他的前面漫长的幽禁生活即将开始。 ★西安方面的担心变为现实：张学良一入南京立即被拘，无罪成有罪；蒋介石玩弄两面手法。明为“赦免”实则已无限期扣张 12月26日下午12点20分，蒋介石在其夫人宋美龄、顾问端纳的陪同下，由洛阳飞抵南京光华门机场。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暨各院、部、会等党国要人都等候在机场迎接他。 蒋介石走下飞机，向林森一鞠躬，和站在前面的一些大员握了握手，一言不发，即去明故宫机场，与前来欢迎的2000多群众见面后径自回邸。 一路上，40万南京市民拥上街头，欢迎蒋“脱险”回京，全城沸沸扬扬，热闹非凡。夜幕降临，进入石头城，一路上鞭炮噼噼啪啪响成一片，不绝于耳。 蒋介石发现，尽管自己被扣在西安两个星期，可他仍然是南京国民政府的主宰。况且，他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真正的领袖，连中共也表示在抗日的前提下服从他的领导。此时的欢迎场面，使蒋感到自己的威望甚至比以前更高了。 蒋介石飞抵南京1个多钟头之后，张学良由宋子文、端纳陪同也飞抵南京。 但以送蒋回南京为使命的张学良，却被阻止乘坐蒋的座机，为什么张乘坐的飞机不能与蒋相伴而行呢？这还叫什么送蒋？ 原来，飞机中途在洛阳逗留时，河南绥靖主任刘峙、军分校主任祝绍周、航空学校总队长毛邦初等都来拜望，张学良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他感觉到委员长的安全不再有危险了，因而坦然入睡，很快鼾声如雷。他太疲劳了，两个星期以来，他从未睡得这样香甜。 而此时，已经逃出“虎口”的蒋介石却怎么也睡不着。他在盘算着回京后如何行动。他想到，当初他从洛阳来西安的时候，后面跟着一大串军政要员，指挥着数十万人马，准备猛扑陕北，一举“剿灭”红军，是何等的不可一世，威风八面！如今却这样偃旗息鼓地秘密离开，又不得不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六项条件，这“最高领袖”的面子还往哪里搁？这堂堂委员长的威信还值几个钱？越想他越觉不甘心，就这样，还未回到南京，蒋介石报被扣之仇的险恶计划就逐渐形成了。 当飞机从洛阳起飞前，蒋看到张学良跟随其后来到舷梯跟前，就扭头对他说：“汉卿，你回西安吧，不要再送了，南京有人对你不谅解啊！” 张学良答道：“委员长，学良到南京的决心已无法改变……” 蒋介石挥了挥手说：“那你不要同我坐一架飞机了。” “为什么？” “我回南京，肯定会有人组织欢迎，有些话可能不那么中听。你还是同子文乘另一架飞机吧。” 张学良沉默了。 蒋介石的飞机走了大约1个小时，张学良才与宋子文、端纳上了另一架飞机。这就是说，张学良不能与蒋介石同机飞抵南京，张乘坐的飞机又晚了1个多小时才到南京，是事先安排好的。 张学良对于这种安排不能不有所考虑，而宋子文和端纳可能事先已经得知这种安排，因而，本来十分友好的三个人，在飞机上却再也找不到共同的话题了。端纳面无表情地目视前方，张学良和宋子文都阴沉着脸。三个人难以言传的尴尬充满了机舱的每一个角落。张学良还发现，他的飞机起飞后，立刻有9架战斗机腾空而起，前面2架，后面跟着7架。这种“护航”的架势比给蒋介石的飞机4架战斗机护航超出1倍还多，更使张学良生产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飞机在南京降落时，进一步加重了张学良的预感。此时，欢迎蒋介石的人群早已散去，呈现在他们面前的只是散落遍地的纸花、彩带、爆竹屑。显然，这里刚刚为蒋介石举行过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 此时迎接张学良的，只有4台汽车。前来迎接的人中，除了宋子文的近亲、张学良的三四名东北军旧部外，身份最高的便是军政部接待处的一位主任。 张学良心中涌出一股酸楚。 此时非彼时呀！ “子文，看来我只有住在你家了。”张学良对身旁的宋子文说。 “这是当然的啦！”宋子文理解张学良此时的心情，故意显得十分高兴地说。 更出乎张意料的是，张学良住进宋氏公馆以后，戴笠即带着宪兵、特务把这所住宅包围起来，除了宋子文家人之外，其他人进出都受到了限制。也就是说，张学良踏进宋宅之后实际上就被软禁了！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在机场稍稍露了一下面，就从公众的视线下消失了。对于公众来说，也许认为蒋被扣的两个星期，把他搞得筋疲力尽，现在终于又回到了自己安全的家，是需要好好地休息一下了。但此时的蒋介石是无论如何睡不着的，因为，这段时间太重要了，也太宝贵了，它决定着蒋的政权是否稳固，决定着能否把在他离开这段时间里分散出去的权力再夺回来。 蒋一到官邸，稍作休息即迅速掌握国内外的动态。他了解到： 在国际方面，苏联反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是明显的；英美对南京国民政府是支持的；至于日本，它是反对南京和西安为抗日而妥协的，它所急于了解的是，蒋在西安有无妥协条件，条件中有无容共备战条款，故而对华政策一时不致有大的变化。 在国内方面，西安三方面的底，蒋介石已经清楚；国民党内各派系的态度，蒋介石的嫡系，包括孔、宋、陈在内，对蒋能平安回京当然额手称庆；黄埔、复兴系更是兴高采烈；亲日派取代蒋介石的幻想因蒋终于回京而破灭，也无法公然反对他；各地实力派在蒋被扣期间，大都中立观望，蒋回京后他们更加收敛。全国各地群众出于希望蒋介石领导抗日的愿望，都表示热烈庆祝，这足以使蒋介石认为，自己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戴。 上述对蒋有利的形势，使蒋介石作出了扣押张学良的决定。 他希望利用张学良这张牌，分化瓦解西北“三位一体”，消除对其独裁统治构成的威胁；同时取晚于日本；更重要的是，报西安被扣的屈辱之仇。 在作出上述决定，也就是蒋介石回京5个小时之后，时间约在26日下午5点多钟，蒋介石才正式会见国民党中常委，各院的正副院长，各部会的部长、主任等。刚回国的邹鲁也参加了会见。 蒋介石简略地谈了西安事变，说张学良、杨虎城此举，固属非是，但能使余归来，国本未受动摇，国法、人情皆需两尽。他又说：“此事本人也有责任，应向中央引咎。” 蒋介石这段谈话恰到好处，既把惩办张学良的问题提了出来，但处处还留着活口。既讲了张的问题，也讲了自己也有责任。既讲了张的责任系于触犯“国法”，又讲了这个罪责没有动摇“国本”，需要照顾“人情”。这说明，蒋在处置张的问题上此时还有顾虑，他还要看看形势的发展再做决断。 张学良到了南京自然是成了“笼中之鸟”，听凭发落，已经对蒋没有任何威胁了。蒋介石所关注的是尽快稳定南京的政局。他召见了何应钦，说：“我已经回来，讨逆军总部是不是可以结束了呢？”何应钦本来一直兴冲冲地准备打仗，在宋氏兄妹去西安和谈后，他仍于12月24日颁布了《讨逆军总部组织大纲》，并由国民党内部抽调200人，组成4个前线工作队。25日，何还在军事委员会报告潼（关）、长（安）、渭北、蓝田三路军事进攻的准备情况。蒋介石当面这一问等于宣布讨逆军总部的撤销，没有了讨逆军总部，他这个总司令当然下台。军权重又回到蒋介石的手中。 政府方面，孔祥熙在蒋回南京后知趣地自动卸去行政院代理院长的职务，并于28日发表通电。按照在西安所作的辞去行政院长职务的承诺，蒋介石则签呈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常会，请辞行政院长一职。结果，两大机构照例做足了官样文章，国民政府明令“应毋庸议”；国民党中常会第31次会议也作出“恳留”决议。蒋介石依旧执掌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军政大权。 回过头来，蒋介石开始整饬他的嫡系。他对复兴社重要负责人贺衷寒、邓文仪、刘健群大发脾气：“我还没有死，你们就不听我的话了。”讲出这样严重的话的背后是，蒋对贺衷寒及复兴社在事变中拥戴何应钦任讨逆军总司令一事深为不满，尤其对贺衷寒把复兴社内部情况告诉了何应钦，并把组织名单送给何看等事难以容忍，扬言要停止复兴社的活动。贺衷寒对此一失误承担了责任，被免去政训处处长的职务，以示惩处；晏道刚、曾扩情也因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而丢了官，蒋介石亲自手谕军委会：“晏道刚、曾扩情不尽职责，不知廉耻，着即撤职查办。” 因在西安事变中“救驾”有功而得到提拔的有戴笠、郑介民。戴笠以后还成为军统的头子，抗战胜利后才因飞机失事而摔死。 在被扣西安期间，对蒋介石的权力和生死威胁最大的是亲日派。回到南京之后，蒋即开始对亲日派动手，先是从何应钦手中夺回军事指挥权，接着又免掉张群的外交部长职务。他这样做收到了一举两得之效，既兑现了与西安方面达成的清除亲日派的承诺，又报了亲日派图谋取其而代之的仇。但是，蒋介石也不想做得过分，因为亲日派后面是日本，激怒了日本会马上爆发全面的中日对抗。所以，他依然保、留了何应钦的军政部长职务，张群改任内政部长后，因其不愿干这个闲差，蒋又改任他为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以后一直是蒋的重要智囊人物。 正像张学良此前所设计的那样，张送蒋回南京这一举动，对维护蒋介石的威信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对南京亲日派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这个打击表现为，蒋介石平安地回到南京，不仅使亲日派借机夺权的幻想破灭了，而且蒋介石接受张、杨“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主张，也对亲日派所奉行的亲日反共政策以很大的冲击。 凡事有利就有弊。张学良的南京送蒋之举，虽有打击亲日派之效，但也使他进一步得罪了亲日派。他们认为，是张学良的“兵谏”导致蒋改变国策，又是张学良的放蒋、送蒋使他们的一切努力归于徒劳。改变目前不利局面的方法，就是开罪张学良，这又是一个“一箭双雕”，通过发动一场惩治张学良的运动，既惩办张学良这个“祸首”，取悦了蒋介石，又达到推翻西安三方面与蒋介石达成的和平协议。于是，一场针对张学良的风潮在京城刮起。即使主张抗日的元老派张继，也说张学良“劫持统帅，大逆不道”，主张严惩。还有的公开提出，要对张处以极刑。 蒋介石也明白，这场反张学良的风暴，是南京国民政府政治斗争的产物，是抗日派与亲日派斗争的继续。主张惩治张学良的，无非有两种人：一是亲日派，图谋通过把张、杨举动描绘成“犯上作乱”的“叛逆”，来改变蒋介石同意的团结抗日的政策；二是一些政治投机分子，希望利用“张学良牌”取悦蒋介石。 蒋介石固然知道团结抗日的承诺不能反悔，团结抗日是中国的希望，也有利于巩固他自己的权位，同时这也是一张有效的“外交牌”，对日本具有某些牵制作用。但是，主张惩办张学良的声音，却迎合了他的报复心理，有利于他扣押张学良。 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巧妙地利用了这种舆论。他不仅一步一步地把扣押张学良的计划付诸实施，而且给人造成一种自己勉为其难、不得已的样子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张学良都信其所言所行。 首先，他发表了《回南京通电》和《对张杨的训词》，并公诸报端。通电中说： 经此次事变，我全国同胞一致爱护国家之热烈，已显示伟大无比之力量。此种伟力，在今日为奠定危局之主因，在将来必为我民族复兴成功之保障。此则中正愧疚之余，敢为国家称庆者也。 训词中说： 此次西安事变，实为5000年历史绝续之所关，亦为中华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不仅有关中国之存亡而已。今日尔等既以国家大局为重，决心送余回京，亦不再勉强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并无任何特殊之要求，此不仅我中华民国转危为安之良机，实为中华民族人格与文化高尚之表现。中国自来以知过必改为君子。此次事变，得此结果，实由于尔等勇于改过，足为我民族前途增进无限之光明。以尔等之人格与精神，能受余此次精神之感召，尚不愧为我之部下。尔等所受之感应，尚能如此迅速，则其他之人更可知矣。 几与国家民族有利者，余决不有丝毫自私之心，且无不可以采纳，亦无不可以实行。中央数年以来之政策方针，亦在和平统一，培养国力，团结人心，不忍毁损民族之力量。故此次事变，尔等将余居西安，则引起战事之责任，即应由尔等毁坏纲纪之举动负之…… 蒋介石发表的《通电》和《训词》，意在说明他的人格伟大，他能够回京是因为他的精神感召了张、杨。 尚且不管蒋介石这种说法有何根据，但他刻意回避与张、杨进行的谈判与达成的协议却是不容置疑的。试想，如果不是各方和平斡旋、反复谈判，张、杨会放他吗？如果他不答应西安的条件，张、杨会放他吗？如果不是中共和周恩来周旋于张、杨之间，他能顺利回到南京吗？ 回避他所同意的谈判条件，是为了他的领袖面子呢？还是准备日后反悔？毛泽东从他的《通电》和《训词》中洞察到蒋的用意。为了逼迫蒋介石兑现他在西安的承诺，防止他撕毁协定，12月28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对蒋介石所谓的“训词”进行了剖析。毛泽东评论《训词》“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毛泽东指出： 蒋氏果欲从这次事变获得深刻的教训，而为建立国民党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结束其传统的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将国民党引导到和人民愿望不相违背的地位，那末，他就应该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以往开辟将来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现其诚意。12月26日的声明，是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的。 毛泽东在声明中还公布了蒋介石在西安已经答应的六项条件，指出，蒋介石是因为接受了这些条件才恢复自由的，并警告蒋介石： 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他“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将席卷蒋氏以去。 毛泽东的声明公开了西安谈判的内幕，使蒋介石企图美化自己、掩盖真情的图谋大白于天下。 受到毛泽东批判的《对张杨的训词》，实际上是杜撰出来的。它的执笔人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陈布雷。蒋回到南京以后，找来陈布雷，由蒋口述主要内容，陈执笔代蒋草拟了这个“训词”。此文写完以后经蒋介石过目，当晚即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用电讯通稿形式向各大媒体发出，27日就在南京国民政府控制的各种报刊上刊登。为了使人们相信《训词》的真实性，发表时所加的按语说：这是蒋介石在离开西安前，亲自对张、杨口授，并由宋美龄笔录下来的。 但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假的。因为，释蒋的时间是25日下午2点多张学良约见杨虎城后才定下来的，定下后，已快3点，张学良马上回公馆与赵四小姐告别，而杨虎城也回去作了一些准备。3点30分左右，张学良准时来到高桂滋公馆，而杨虎城较晚一点来到高桂滋公馆，他到的时候已经看到张把扶着蒋走出高宅的大门，准备登车了。于是，他们马上出发，4点钟就到达了西郊机场。也就是说，自定下送蒋时间后，张、杨便没有与蒋会面的时间，怎么能聆听蒋的所谓“训词”呢？ 后来，宋美龄在回忆录中对此事的描述，也证实了他们离开西安时是匆忙而紧张的。宋美龄写道： 正焦虑间，子文忽入门，携来喜讯，城防司令杨虎城已同意我等成行矣。张曰：“日去暮矣，曷勿明晨迳飞南京？”余呼曰：“尚欲等候耶？离此愈快愈佳！岂将等候彼之改变态度耶？当知今日为圣诞日。不！决不能做片刻留！应速行，毋再滞疑。” 这段文字记述的大概是25日上午的事，因为，宋子文得知杨虎城同意放蒋的消息，而张学良却与宋美龄在一起，这个情况只能是上午因释蒋问题张、杨发生争执后，周恩来让张稍加休息，而自己去做杨虎城工作这段时间。但此时，杨虎城并没有同意蒋几时走，蒋、宋生怕杨虎城改变主意，恨不得即刻起飞，这种焦虑的心情之下，要举行一个从容不迫的告别谈话，显然是不可能的，何况，杨还与周恩来在一起，也没有时间去聆听蒋的训话。 蒋介石在发表《对张杨训词》的同时，打电话把宋子文找来，让宋通知张学良写份“报告”，宋对张学良说：现在各方面说法比较多，委员长也有他的难处。既然来南京了，就写个东西，走个过场，让委员长的面子也好过。 张学良再一次相信了蒋介石。因为，就在一天前，在洛阳逗留时，蒋还告诉宋子文：“你要照顾些汉卿。”当晚，张钫由潼关前来洛阳谒见蒋介石时，蒋还夸奖张学良：“真是东北的汉子。”蒋介石亦与张学良亲谈，不必再送到南京。说：“你就回西安。你若到南京，我反不好办。”此时，张学良以为宋之要求就是走走过场，于是，很痛快地答应了宋子文，给蒋介石写了请罪书。全文如下： 介公委座钧鉴： 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反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兹腼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学良不文，不能尽意。区区愚忱，俯乞鉴察。专肃。 敬叩。 张学良26日 蒋介石拿到张学良的请罪书后，立即呈报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蒋在呈文中说： 谨呈者：此次西安事变，皆由中正率导无方，督察不周之过，业经呈请钧会（府）予免去本兼各职，并严加处分，以明责任，谅蒙钧察。查西北剿匪副司令张学良，代理总司令职务，而在其管辖区内，发生如此巨变，国法军纪，自难逭免。现该员已亲来都门，束身请罪，以中正为所直属上官，到京后即亲笔具书，自认违纪不敬之咎，愿领受应得之罪罚。中正尤以该员统军无状，尚知自认罪愆，足证我中央法纪之严明，故该员有尊重国法悔悟自投之表示。理合将该员来书录呈钧会（府）鉴核。应如何斟酌情事，依法办理，并特予宽大，以励自新之处，伏候钧裁。 蒋介石这个呈文为法办张学良立了案。 张学良却蒙在鼓里，他仍在为蒋介石效劳。在西安放回被扣的军政大员之后，蒋又令宋子文向张提出，放回空军在西安、兰州的70架新式马丁式飞机，张学良表示同意，很快西安方面就放回了这批飞机和驾驶员以及500名地勤人员。 27日，张学良已经发现情况有些不对，但尚不知蒋是幕后“导演”。这天深夜，他致信杨虎城，透露了南京诡异的政治空气。他说： 京中空气甚不良，但一切进行，尚称顺利，子文兄及蒋夫人十分努力，委座为环境关系，总有许（多）官样文章，以转还（圜）京中无味之风，但所允吾等者委座再三郑重告弟必使实现，以重信义，委座在京之困难，恐有过于陕者，吾等在陕心中仍认蒋先生是领袖，此地恐多系口头恭维而存自利也。 张学良所谈的能给他提供安全保证的人，此时也被蒙在鼓里。还是27日这一天，孔祥熙去宋公馆回拜张学良，还信誓旦旦地对张说：“要处分，我陪绑去。”28日，阎宝航去西安前去看望宋美龄时，宋还对此前她对张的安全保证说：“我们牺牲一切也要做到。”但当他们知道内幕后，谁也无能为力。蒋介石躲到陈布雷家中，闭门谢客，连宋氏兄妹也不例外，另一个保人端纳则已是自身“难保”。 原来，在严惩张学良的恶浪中，端纳也成为众矢之的，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诬指端纳是奸细，要予以严办，至少也要驱逐出境。端纳本是“救驾”头功，只因为他劝蒋接受张、杨的联共抗日主张，便成为“奸细”。德国军事代表团得知端纳处境困难，立即指派一名上尉到端纳住处，担任警卫，以防不测。端纳知道缘由后便找宋美龄。最后，是蒋介石下令，《中央日报》才发表声明撤销该社论表示认错，并以该报社社长丢官而告一段落。 端纳只是虚惊一场，而张学良可没有那么幸运。 29日，国民党中央召开常务委员会第31次会议，处理西安事变有关事项。会议由居正主持。会上先由蒋介石报告西安事变经过，然后讨论蒋介石提请的“西安事变引咎自请处分并请免去本兼各职案”。讨论的结果是，作出了一项蒋介石所期望的决议。决议说： 蒋同志驰驱国事，督教三军，昕夕勤劬，不遑宁息；最近再度入陕，即以（孙）总理大仁大勇之精神，教化部属，统一军心。此次西安事变，事出非常，更能于蒙难期间，持浩然之正气，昭示伟大之人格，使倡乱者衷诚感动，悔悟自白。蒋同志对此次事变，毫无引咎可言。所请辞职，应予恳留；自请处分一节，应毋庸议。 接着，中常会举行第32次会议，仍由居正主持。会上讨论蒋介石同一呈文中依法办理张学良一案，这次会议决议：张学良案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办理。第二天，中常会内定李烈钧为审判长，组织高等军法会审，商军事委员会遵办。军事委员会自然按照蒋的意图，确定由李烈钧、朱培德、鹿钟麟三人组审。 给张学良“治罪”终于罩上了一层法律的外衣。 蒋介石挑选这三个人来会审也颇费心机。第一，三人不是蒋的嫡系，没有亲疏之嫌；第二，三人均是资深的陆军上将，与张学良的军衔相当；第三，三人都听命于蒋，不至违背他的意旨。 李烈钧久经官场，知道朱培德与蒋的关系深，不敢轻易与朱商议如何处置此案。他悄悄问鹿钟麟：此事怎样办才好？鹿给出了三策：“问而不审是上策，审而不判是中策，问、审、判全承担下来是下策。”鹿告之李烈钧：“我们应该力争上策，不得已适当地兼取中策，下策万不可为。” 李、鹿商量好的力取上策到蒋介石那里立马变为只此下策。30日晚，李烈钧来到蒋的官邸请求会审事宜。蒋先问李：“审判长对这个案子如何办理？”李答：“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叛逆’行为，有谋害主帅的打算。但能悔改，亲送委员长回京，愿委员长宽大为怀，赦免对他的处罚而释放他。”蒋介石对李烈钧的意见不置可否。这使李烈钧立刻感到“中策”也过不了关，他拿出“下策”向蒋试探：“国民政府既任烈钧出任审判长，一切当以军法办理。”结果，蒋说出“君慎重处理可也”的话，这说明张学良既入蒋之手中已是插翅难逃了。抗日战争时期李烈钧在昆明与人谈起“审张”案时，道出了他的无奈，他说：“那简直是演戏，我不过是奉命演这出戏的主角而已！张汉卿光明磊落，对话直率，无所畏惧。” 李烈钧只能按照蒋介石圈定的结果组织审判！ 1936年最后的一天，张学良在宋子文的陪同下来到军事委员会军法处接受公审。尽管宋一再解释，审判仅仅是个手续，但张学良心中依然窝火，因为此举对他十分不利，他在国人心目中一下子成为被告，从此他便失去主动权，任凭蒋介石宰割。在候审室，鹿钟麟与张学良握手后说：“汉卿，今天开庭，有话尽管说！法庭内不许携带武器，如身边还有武器，可放在外边。”张说没有武器。 担任审判长的李烈钧，早年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的参谋部长。1922年张作霖派人与广州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联络，接洽人便是李烈钧。因此，张学良一向把李烈钧视为长辈。此时，看到被告席上的张学良，李烈钧多少有些尴尬。他以张学良是陆军一级上将，又是未遂罪为由，在法庭上为张学良设了专座，并让人代他赶写照例应该询问的被审人年龄、籍贯等项目，以示优待。 上午10点审判正式开始。 李烈钧说：“我们准备了一份向您提问的问题，要你逐条回答。你愿意先看看这些问题吗？” 张学良说：“好，请给我看看。” 李烈钧准备提问的事项一共有8条，如： 不虞危害国民乎？何因出此？ 当时你们聚会密谋此事的实情如何？党员官吏向中央提出建议，向来有一定程序，你难道不知道？ 你即使有什么主张，理应向中央及蒋委员长陈请采纳，而不日你未曾向中央有所建议，突然发动事变，你有什么可辩解的？ 在临潼竞派重兵将委员长行辕重重围困，用机关枪、步枪齐发如雨，是不是有残害统帅之心？ 你在临潼劫持统帅，禁闭中央大员，残贤害善，这些行为，你都是首谋，你有什么可说的？ 张学良阅后，一一作了回答。关于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张说： 我对蒋委员长是极信服的，我曾将我们的意见，先后数次口头及书面上报过委员长。我们一切的人都是爱国的人。我们痛切的难过国土年年失却，汉奸日日增加，而爱国之士所受之压迫反过于汉奸，事实如殷汝耕同沈钧儒相比如何乎？我们也无法表现意见于我们的国人，也无法贡献于委员长，所以才不得不采用这一特殊手段，以要求领袖容纳我的主张。我可以说，我们此次并无别的要求及地盘、金钱等，完全是为了要求委员长允许我们做抗日准备及行动，开放一切抗日言论，团结抗日一切力量起见。我们认为目下中国不打倒日本，一切事全难解决。中国抗日非委员长领导不可，不过认为委员长还未能将抗日力量十分发扬，而亲日者障碍高过于抗日者之进行。如果我们有别的办法达到我们的希望，也就不做此事了。 关于送蒋回京的感想和到京后给蒋写“认罪书”，张说： 我这次来京，也有三点意见：（一）维持纪律，不堕我中国的国际地位；（二）恢复及崇高领袖之尊严；（三）此事余一人负责，应当得应得之罚，我并无一点个人的希求，一切的惩罚我甘愿承受。我给委员长的信，不知道他要发表的，否则我不写。 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有错。 不等张学良说完，审判长即打断他的话，问道：“你知道你犯的什么罪吗？” “不知道！” 审判长翻开陆军刑法给张看，并指着“胁迫统帅”条款问道：“你威迫统帅，是受人指使？还是你自己所为？” 张学良从容回答：“完全出于我个人所为，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所做的事，我自己承担，我岂是任何人所能指使的吗？” 说到这里，张学良反问李烈钧：“现在我想问审判长一句话可以吗？” 李答：“可以。” 张问：“民国二年，审判长在江西曾起义讨伐袁世凯，有这回事吗？” 李答：“是的。” 张问：“审判长在江西起义讨伐袁世凯，为的是反对袁世凯的专制和称帝，对吗？” 李答：“对！” 张学良理直气壮地说：“我在西安之举，就是为了谏止中央的独断专行……” 张学良此语似是对此时的他无罪而被审的嘲弄。也是警示李烈钧：我张学良是无罪的！ 尽管李烈钧深知张学良的苦衷，他来审张也是无奈，但他却不能容忍有损审判长和他本人尊严的言词出现在公堂之上。他再一次打断张学良的话，大声斥责：“胡说！委员长人格高尚，事业伟大，岂袁世凯所能望其项背？你不自省冒昧，演成西安事变，自寻末路，怎能归罪于谁？” 朱培德、鹿钟麟两位审判官见李烈钧大动肝火，怕把事情闹僵，又照顾到李有高血压病，就建议休庭。 复庭之后，又审了几句，就草草宣布结案。 在会审记录呈送蒋介石后，很快蒋就把由陈布雷事先拟就的、以军委会军法处名义发布的判决书，送达高等军法会审判庭，命令宣布判决。判决书说： 本案被告张学良，劫持统帅，强迫承认其改组政府等主张，有该被告之通电可证。至戕害官员，拘禁将领，均系公然事实，虽属其部众之行为，但该被告先实为主使发动，已极明显，自应负起罪责。核其行为，实犯陆海空军刑法第67条第2款前段法第271条第1项、第2项第302条第1项之罪。但查其所犯诸罪，乃系一行为而触犯数项罪名，或犯一罪之方法与结果而触犯他项罪名，应以陆海空刑法第15条、刑法第55条，及陆海空军刑法第67条第2款前段，从重处断。惟被告经奉蒋委员长训责后，尚知悔悟，随同旋京请罪，核其情状不无可恕，兹依刑法第59条，于陆海空军刑法第67条第2款前段，减处有期徒刑10年；并依刑法第37条第2项，褫夺公权5年。 整个审问和判决过程没超过2个小时。 宣判张学良刚刚几个小时，蒋介石就又耍阴谋，他呈文南京国民政府，要求特赦张学良。他还致信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叶楚伧，要他转请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务必通过对张学良的特赦令。 1937年1月4日，林森召开国民政府会议，讨论赦免张学良案。在这次会上，围绕赦免张学良的问题，争论依然十分激烈。戴季陶、居正主张对张学良处以极刑；冯玉祥因中原大战时与张学良的夙怨，也反对释放张学良。支持特赦的是宋子文，还有林森。虽然两方势均力敌，但因蒋介石事先有话，还是通过了对张的特赦。会后发布的特赦令，宣布： 张学良处有期徒刑10年，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2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又下令恢复张学良的公权。 特赦张学良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表面上看，张学良被判处的10年有期徒刑没有了，但实际上特赦令中“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一语，却使对张学良的判决由有期成为无期了。后来张学良失去人身自由52年之久，就是基于这一条规定。 蒋介石恩将仇报，软禁张学良半个多世纪，确属不仁。但亲日派和国民党内的元老派对处置张学良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就在讨论特赦张学良的那次会上，由于宋子文争辩，特赦令原案中“留京察看”一语被取消了，这说明对于张学良的处置还不是不可更改的。2月，顾祝同已经取得蒋介石同意，可以让张学良回陕西向东北军的部队训一次话，但是这件事也是居正以司法院长的身份给否定掉了。 张学良从此失去了自由。 <hr /> 注释： 正文 尾章 功乎？过乎？青史秋千秋有评说 ★张、杨将军舍身追求的一致共御外侮的理想终于实现了。蒋介石放弃执行十年的剿共内战政策，奉行抗日新政。抗日救亡、以战图存的热浪席卷神州 ★张、杨将军所期待的国共合作的局面终于出现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民党集中国力，投入正面战场；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驰骋敌后，开辟敌后战场。两大战场互相配合，互相策应，对日军构成夹击之势。中国的抗战为民族解放运动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中国由内战转向准备抗战的时局转换的枢纽。那段历史虽已渐渐远去，但那段历史却越来越清晰。我们会发现以西安事变为转换枢纽。中国的轨迹、民族的命运的确开始转变，而我们也就会承认：1936年近代中国的历史确曾在这里拐弯，西安事变也终将以独特的历史贡献而载入中华民族的千秋史册 西安事变结束后不到半年，以七七事变为标志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了。这次事变与6年前的九一八事变相比，有许多历史背景是相同的，比如，入侵的借口都是无故挑衅，采取的手段也都是突然袭击、不宣而战。所不同的是，这次事变发生前，中国国内已发生极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已经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而在这一政策影响和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的旨在抗日救亡的西安事变也已获得和平解决，国共再次合作、举国抵御外侮的国内条件已经基本具备，日本帝国主义仅稍微开动其战争机器即可轻易侵占大片中国领土的气势已一去不复返了。而西安事变期间经历50多天是继续“剿共”内战，还是团结抗日的严重斗争，最终促使国民党及其执掌的位居中枢地位的南京国民政府实行了重大的政策转变，结束了持续十年的“剿共”内战，实行了团结一致共御外侮的新政策。这一不同点，使中国政府在日本的武力侵略面前开始采取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态度。一向对日奉行退让政策的南京国民政府，此次态度十分鲜明地表示：全力抗战，以战图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一鲜明的应战姿态不仅一扫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对外侮每每逆来顺受的屈辱形象，而且博得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同情和支持，为中国在“二战”爆发后成为四大反法西斯战争同盟国奠定了基础。 西安事变的历史贡献在于，它在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时刻，实现了一次重要的历史转折，为中华民族解救危亡和实现复兴，打下了一个基础；它促使国民党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改变了对日妥协的既定国策，改为致力国内实现和平、决意抵抗外侮、奋起抗日的路线；它促使蒋介石放弃“剿共”思维，同意着手改善国共两党关系，初步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西安事变的影响是深远的。西安事变后，它的这些重要的历史作用，逐渐地显现出来…… ★张、杨将军舍身追求的一致共御外侮的理想终于实现了。蒋介石放弃执行十年的剿共内战政策，奉行抗日新政。抗日救亡、以战图存的热浪席卷神州 七七事变爆发那天，蒋介石正在庐山。那里风景秀丽，清爽宜人。尤其夏天，它晨如初春，午如初夏，晚如初秋，是避暑的好去处，因而南京政要每年夏天都到这里办公和避暑。此时，蒋介石已经没有了这些雅兴，南京呈报过来的“特急电报”，报告了北平郊区卢沟桥发生的一切。 与6年前的九一八事变相比，蒋介石的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那时，他给张学良的命令是：“不抵抗！”今次，他在当天即致电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 接着，他急电在重庆主持川康整军会议的何应钦：立即回京，联合军委会参谋总长、训练总监、军事参谋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及所有军事机关长官，组成军事统帅部会议，决定应对策略。 他还雪花般地向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40军军长庞炳勋、85师师长高桂滋发去急电，命令他们各率所部向石家庄集结。 7月9日，蒋介石在庐山暑期训练班开学典礼会上发表长篇讲话，部署发动举国一致的救亡复兴的“建国运动”。他指出：“所谓建国训练是什么呢？简言之，就是要训练我们如何尽量贡献我们的聪明才智和生命自由给国家，如何用我们的血汗来培养并充实救国的力量，以突破帝国主义者所加于我们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束缚，洗刷国家近百年来所蒙受的一切奇耻大辱，使我们的国家能够真正自由独立强盛起来，再扼要地说一句，这一次，就是国家争自由、民族争生存最后战斗的训练。” 这次讲话，蒋介石虽然点明对日问题及其对卢沟桥事件的态度，但是受训的文武官员们还是感觉耳目一新，预感到时局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两天后，日本政府召开了五相会议，作出了出兵华北的决定，当天即发表《派兵华北的声明》。这一声明，宣布了日本已实行战争体制，公开宣示由两天前卢沟桥事变引发的中日战事已经成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 南京国民政府同日作出应对，进行军事部署。此时，中国可用于国防的战争储备物资，弹药只能供20个师作战3个月，粮秣只能供50万人、10万匹马用1个月。各要塞的大炮尚未全部安装就绪，虽有200架飞机可用于一线作战，但相当部分性能较差，备件不足，且在中国北方就空军作战所需而言，无论燃料、炸弹还是机场，均嫌准备不足。 为确保战争的需要，蒋介石就全面抗战事宜采取了三项紧急措施：（一）编组战斗部队，第一线为100个师；预备军为80个师，7月底以前，组建好大本营和各集团军、军团等。（二）将可供6个月用的弹药屯置长江以北三分之二，长江以南三分之一。如果兵工厂一旦被摧毁，则从法国、比利时购买军火，经香港、越南运回国内。（三）准备后备兵员100人，军马50万匹和6个月的军粮。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南京国民政府很快发布了军队总动员令和军事征用令。全国军队统一配置，分别调集陕、豫、鄂、皖、苏各省有关部队，向陇海、平汉路沿线集结，并征用平汉、陇海和津浦3条铁路线上的列车。同时严令宋哲元：不可放弃卢沟桥及宛平城，即使需要谈判以求缓和也须作抗战之准备。如29军需要弹药和物资，南京可以源源补充。还着手在石家庄设置行营，在保定设置前线总指挥部，做全面抵抗的准备。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的谈话，对中外公开宣示南京国民政府和他本人的抗战决心。蒋介石说： 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2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之条件。全民族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只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搏得最后的胜利。 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日本）军队无限制地出入于我们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扎；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之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如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尚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整个国家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须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拚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继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 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 如果说，在上述谈话中蒋介石对于中日开战还留有一点余地的话，一个月后，在《国民政府对于现在中日局势发表声明》中，则明确地昭告世人：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以自卫抵抗暴力。 8月7日，蒋介石把上述抗战决心化为行动，这一天他召集南京国民政府党政军要人在南京举行最高国防会议，并作出两项重要决定：一、“中国实施全面抗战”；二、中国抗日战争“取持久消耗战略”。两天后，上海发生虹桥机场事件，蒋介石遂宣布：中国从此进行对日抗战。 又过两天，即8月1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国防最高会议条例》，按照条例的规定，中国“全国国防最高决定机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负起全责任”的国防最高会议宣告成立。国防最高会议主席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担任，副主席由中政会主席担任。成员包括：“中枢党政军各方面的首脑人员”，其职责主要分为四项：（一）国防方针之决定；（二）国防经费之决定；（三）国家总动员事项之决定；（四）其他与国防有关重要事项之决定。 《国防最高会议条例》的颁布，使蒋介石拥有极大的权力，他可以对党政军一切事项“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会后第二天，根据蒋介石提议南京国民政府再次举行国防会议，决定：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指挥部，蒋介石任陆海空军大元帅，程潜为参谋总长，白崇禧为副参谋总长。军事委员会增设秘书厅，张群为秘书长，陈布雷为副秘书长。另外设立军令、军政、财政、经济、宣传、组训6个部，分掌相关事宜。自此，国民党的政治会议暂停，新成立的最高国防会议和国防参议会代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履行筹划抗战国策等功能。 在健全抗战的政治组织构架之后，亦开始进行一系列军事部署。8月15日，蒋介石向全国下达抗战总动员令。 20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作战指导计划、中国军队战斗序列和作战指导方针，对抗战作出全面部署。这一部署突出了三点：一、“以一部集中华北，重叠配备，多线设防，特别注意固守平绥路东要地”；二、“以主力集中华东，迅速扫荡浙沪敌海陆军根据地”；三、“以最小限度兵力守备华南沿海各地”。按照这一战略要点，抗战最初的军队作战序列为： 第1战区，辖平汉、津浦两路北段地区，兵力组成为第1、第2、第14集团军，司令长官为程潜（后由蒋介石兼任）； 第2战区，辖晋、察、绥地区，兵力组成为第6、第7集团军及骑兵第1军，司令长官为阎锡山； 第3战区，辖江苏、浙江地区，兵力组成为第8、第9、第10、第15集团军，司令长官为冯玉祥（后由蒋介石兼任）； 第4战区，辖福建、广东地区，兵力组成为第4、第12集团军，司令长官为何应钦； 第5战区，辖山东地区，兵力组成为第5集团军，司令长官蒋介石兼任（后由李宗仁继任）。 对上述五大战区（包括后续组建的部队），国民党政府军投入作战力量达到200万人。陆军方面，抗战爆发前已有49个军，182个师，46个独立步兵旅，9个骑兵师，20个独立骑兵团，总兵力达到170余万人。抗战爆发后，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等地方派系部队相继接受改编进入抗战军事序列的又有30万人。 海军方面，在战前已有舰艇100艘，其中巡洋舰2艘，驱逐舰3艘，炮舰16艘，内河炮舰13艘，鱼雷艇及运输舰8艘，陆战队约3800人。全部舰艇编成4个舰队。第1舰队系沿海舰队，第2舰队为长江舰队，司令部均设在上海；第3舰队系东北海军，司令部驻威海卫；第4舰队系广东海军，司令部设在广州。此时的中国海军，尚比较落后，大多是从清朝遗留下来的旧式舰船，装备落后，火力微弱，不足以抗衡日本的现代化舰队。 空军方面，有侦察机251架，战斗机212架，轰炸机257架，全部由国外进口而来。 同强大的日军作战，军队数量固然重要，但最为重要的是军队的战斗力要强。为把这支庞大而零散的军队整编成为一支战斗力强的军队，从1936年初开始，蒋介石就开始对陆军进行调整，计划在1938年编成60个调整师。调整后的师的建制为：官兵10923人，步骑枪3800余支，轻重机枪328挺，各式火炮与迫击炮46门，掷弹筒243具。抗战爆发时，已经调整完毕50个步兵师。 在整编的战斗力较强的部队中，张学良的东北军、两广的桂系、华北的宋哲元的部队占据了较大份额。东北军依靠东北财富，不仅从国外购买武器，而且在沈阳有巨大的兵工厂，可自造武器装备自己，所以东北军的装备在当时是堪称上乘的，但东北军致命弱点是军官素质差，这就使它的装备优势大打折扣。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这支军队进行整顿并悉数开赴抗日前线，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南方一带如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云南的龙云，还有冀察的宋哲元等部，长期处于半独立状态，他们因惧于以往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不惜重金多方筹款购买武器，装备部队，因而这些部队也是有战斗力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虽然装备落后，但其将领的指挥谋略、相互的协作精神、官兵的战斗精神等，则是国民党政府军所无法相比的。因而，战端开启后，红军也接受改编为3个师近5万人，成为国民革命军序列中政治素质最高、最有战斗力之一部。 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抗日决心，使全中国人民受到鼓舞。 七七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发表“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旗帜鲜明地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我们应该赞扬与拥护冯治安部的英勇抗战！我们应该赞扬与拥护华北当局与国土共存亡的决心！我们要求宋哲元将军立刻动员全部29军开赴前线应战！我们要求南京中央政府立刻切实援助29军，并立刻开放全国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勇气，并立即动员全国海陆空军准备应战，立即肃清潜藏在国内的汉奸卖国贼分子，及一切日寇侦探，巩固后方。我们要求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由战争！” 同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等红军七将领，致电蒋介石，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领并主动请缨：“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一周后，毛泽东、朱德向彭德怀等红军将领下达命令：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抗日。各路红军将领立即汇集陕西省三原县云阳镇红军总部，商讨红军改编问题，着手进行开赴前线的准备。 全国各党派、各群众团体、各社会名流包括华人华侨代表，都投身到拥护抗战、支援抗战的洪流之中。8月18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紧急宣言，首肯南京国民政府指示冀察当局，对日“不准接受任何条件，不许后退一步，必要时准备牺牲”是正确的；敦促冀察方面，要认识到丰台也是我们的领土，要像傅作义将军守绥远那样，收复失地，换来安定，这是光荣的历史，人民不会忘记；盛赞29军将士以卢沟桥为“坟墓”、以丰台为“兵房”的坚决信念，呼吁“全国同胞一致起来！为民族的生存而战！为东亚的和平而战！为人类的文明而战！” ★张、杨将军所期待的国共合作的局面终于出现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民党集中国力，投入正面战场；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驰骋敌后，开辟敌后战场。两大战场互相配合，互相策应，对日军构成夹击之势。中国的抗战为民族解放运动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自蒋介石于1927年春发动“四一二”反共屠杀事变，导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之后，为时十年国共两党互相为敌。蒋氏“剿匪”十年，耗尽国力，不仅没有把共产党消灭，反而使得国民党内部的反蒋力量逐渐坐大，从南国的福建事变、两广事变，到北方的地方实力派一次又一次图谋倒蒋，蒋氏独裁政权多次出现险情。 蒋介石没有汲取内战导致国力赢弱的教训，顽固地坚持其错误政策，这给外敌以觊觎之机，实际上是对日本侵略中国野心的“鼓励”，日本瞄准中国内部的乱局，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开始其对中国长达14年的野蛮侵略，并在全面侵华战争前的6年间占据了中国的大片领土。 共产党无可忍受，人民亦无可忍受，甚或国民党内部的爱国者也无可忍受。 西安事变就是在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西安事变终于使蒋介石认识到，内战没有前途，同共产党的内战尤其没有前途。南京国民政府及其蒋本人的政治出路只有一条，就是举抗日大旗，救民族于危亡，从而取信于中国人民。 抗日，使国共两党找到了共同点，有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追求。这是西安事变带给蒋介石的一笔政治遗产，因为蒋介石在西安承诺抗日，从而以抗日为主轴把各派政治力量聚拢到了一起，使蒋介石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威信，如果不抗日，不仅实行“安内先于攘外”政策难以维系，甚至蒋介石本人也将被人民所抛弃。抗日，也使国共再度合作有了政治基础。西安事变结束后，共产党要求蒋介石和国民党兑现西安事变中作出的政治承诺，与南京方面展开政治对话，谈判一直持续到全面抗战爆发，国共双方终于正式达成合作协议。 蒋介石能够与共产党很快达成合作协议，也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政治现实逼迫蒋介石不得不作出的选择。当时，围绕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以后的人事等若干重大问题，蒋介石的立场多次出现后退，以致谈判反反复复。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急于寻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出兵抗口战场，始才同意并与中共达成了一揽子合作协议。以1937年8月19日国共双方达成协议为标志（南京方面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立总指挥部，下辖3个师，并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南京不派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军队中的一切职务包括“各级之副，自副师长到副排长人员”都由中共自行配备，南京只对3个师和八路军总指挥部各派1名联络参谋）。实际上，直到此时国共第二次合作才算正式形成。 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后，中共中央军委于8月25日发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后改称正副总司令），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政治部副主任。朱德和彭德怀同日即发表就职通电，昭告中外：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令，将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部队现已改编完毕，东进杀敌。“德等愿竭至诚，拥护蒋委员长，追随全国友军之后，效命疆场，誓驱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到底”。 根据国共两党协议，10月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还宣布，将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中共中央随即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下辖4个支队，共10300人。 至此，在中国军队的抗日序列中，有两支中共直接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国共两党开始了团结合作抗日的新时期。 根据南京国民政府和经国共两党共同首肯的作战部署，国民党军队承担正面战场的抗敌任务，而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正面抗击日军的同时，逐渐地承担起开辟敌后战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任务。整个抗日战争过程，由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所决定，尽管存在着国共两条抗战路线、两种对抗日战争的领导，但正面和敌后两大抗日战场始终内在具有着相互配合，互相依存的战略关系。 1938年10月中日武汉会战以后，敌后战场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牵制了侵华日军的大部分兵力，使侵华日军不能倾全力用兵于正面战场；而正面战场的维持存续也终使日军不能不始终在两个战略方向上作战，这也给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及坚持创造了有利条件。直到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由两大战场合组而成的中国抗日战场一直独力抵抗牵制着强大的日本侵略战争机器，使之无暇他顾，这实际上也是对国际反法西斯正义事业的有力策应和贡献。而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随着英、美、中共同对日宣战和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日本虽然一开始以突然袭击的手段暂时占据主动但很快即告丧失陷入战略守势。 然而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国战场——由国民党军担负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担负的敌后战场所抗击的日军兵力，仍远远超过了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投入的兵力总和。如果再把维持确保占领中国东北任务的关东军统计在内，那么在1941年12月前后中国共抗击日军35个师团，达138万人，占日军陆军总人数的65％。到1943年12月，中国战场仍抗击着日军39个师团，约128万人，占日军师团总数的55％。仅八路军、新四军在1941、1942年两年内，就作战4万余次，打死打伤日、伪军27万余人。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中国由内战转向准备抗战的时局转换的枢纽。那段历史虽已渐渐远去。但那段历史却越来越清晰。我们会发现以西安事变为转换枢纽，中国的轨迹、民族的命运的确开始转变。而我们也就会承认：1936年近代中国的历史确曾在这里拐弯，西安事变也终将以独特的历史贡献而载入中华民族的千秋史册 八年抗战，惨烈非常，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中国作为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国的重要成员，作为战胜日本反法西斯的主要交战国，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为人类和平正义事业作出了永垂青史、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让我们把历史定格在这一段收获胜利果实的日子：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5年9月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长徐永昌上将，作为中国代表登上停泊于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同其他8个反法西斯盟国的代表共同参加了这一盛况空前的正式接受日本投降的受降仪式。 上午8时30分，参加对日作战的9个盟国的签字代表团成员在签字仪式东道主美国代表陪同下依次拾级登上密苏里号上层甲板，走在最前面的是中国代表徐永昌上将，因为中国首先抗击日本侵略，并且奋战时间最长，因而得此殊荣。随他之后的是英国、苏联、澳洲、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的代表。他们身穿不同样式和颜色的军服，上面佩戴的各种勋章和绶带，红色、金色、褐色、橄榄色等五颜六色光耀人眼，也映得密苏里光可鉴人的甲板上洋溢着一派喜庆气氛。 而战败的日本代表按照反法西斯同盟国的要求，被安排在受降桌面前，沉默肃立5分钟等待受降。 之后，受降签字仪式正式开始。 日本代表首先签署投降书。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军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了字。 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和战胜国9国代表按照盟军统帅部和美、中、英、苏、澳、加、法、荷等国的顺序，依次代表自己的国家在受降书上签字，接受日本的投降。 签字仪式之后，中国代表徐永昌面对记者发表了胜利感言。他说：“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今天每一个在这里有代表的国家都可以回想一下过去，假如它的良心告诉它有过错误，它就应当勇敢地承认过错而忏悔！” 看来，徐永昌将军的话是有远见的，也是有所指的。战后61年过去了，日本国内的一些人包括个别政治家，尚未做到认真地反思日本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给世界人民带来的灾难，及日本法西斯对人类正义所犯之罪过。 这一年的9月9日，中国战区受降仪式也在南京中央军校旧址举行。何应钦作为中国战区最高司令官蒋介石的代表接受了日本侵华日军代表冈村宁次的投降。当日，中方向冈村宁次宣读了中国战区总司令部第1号令。命令说：从此日起，中国本部、台湾、安（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的日本陆海空军，全由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不准接受日本政府的任何领导。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及中国战区各级日军司令部不复存在，代之以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和各地联络部。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的任务为：执行或传达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并处理日军投降后的一切善后事务，不得自行发布任何命令。 中方这一命令是根据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受降命令而发出的。在此前不久的8月17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已签发第1号受降令：凡在中华民国、台湾、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的日军，均应向中国蒋介石委员长投降。 10月25日，日本将台湾的主权交还中国，当天，日本末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代表日本驻台军当局正式向中华民国第一任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投降。至此，被日本以武力强占了半个世纪的台湾、澎湖列岛，终于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华民族在甲午战争中所遭受的奇耻大辱终于得以一朝洗雪。 而由于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已于同年8月17日向苏联远东军总司令投降，关东军扶持下的伪“满洲国”已随之一并灭亡，东北的主权亦重新回到中国人民的手中。 获知抗日战争终于胜利的喜讯，已失去自由多年的张学良掩饰不了自己的兴奋与喜悦，他在九一八纪念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天气十分清朗。今年更比往年大不相同，我虽然还不能自由地走上我的故土，可是我的故乡是在压迫之下而得到了自由。虽然故乡的老乡们，受到了日寇的奴化，可是14年的教训，使得多少老乡们改换他们的头脑，促成了他们自发的精神，我衷心期待着解放了的故土，焕然一新。” 胜利的一天到来是多么的来之不易！中华民族又是付出多少难以计数的巨大代价！ 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民伤亡总数达3500万以上，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但中国人民以惨重民族牺牲换来的胜利日，终于成为中国近代以来从国势日渐衰微而走向重新振兴的转折点，张杨两将军理当笑慰，一抒胸中块垒。 虽然为了这一神圣抗战的发动，为了胜利到来的这一天，张学良、杨虎城两位民族英雄失去了个人自由。然而，中国历史后来的发展却使他们得偿企盼中华不惧和不受外侮的夙愿，更使他们希望中华强盛有日的愿景渐趋实现。 在历史的年轮进入21世纪的时候，昔日积贫积弱的中国已经面貌为之一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20多年的平稳快速增长，到2005年年底GDP总量已跨入世界前4名，中国的发展模式及成就举世瞩目，世人惊羡。 这期间，中共对于西安事变有着重要影响的3个历史人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都于1976年逝世。 作为西安事变首要角色的国民党总裁蒋介石退居台湾后也于1975年逝于台北。 而作为西安事变两发动者之一的杨虎城将军则以身殉道，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被蒋介石杀害，因而他虽曾感受过抗战胜利和新中国即将浴火重生的喜悦，却无法亲眼目睹新中国的诞生，亲身感受中国怎样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腾飞…… 西安事变的核心人物张学良将军却虽历经磨难而终享长寿，活到101岁，于2001年10月15日在美国夏威夷走完了他漫长的人生旅程。因而，他有机会看到抗战的胜利，看到新中国的成立，看到中国一步步走向繁荣，一步步迎来盛世。 看到祖国大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出现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强大的中国人民正逐步奔向小康，张学良感到由衷的高兴，他从未后悔自己半个多世纪前作出的与共产党结成“三位一体”、发动西安事变这一历史选择。他虽然在西安事变后长期失去自由达54年，但爱国情怀却始终如一、坚如当初。 张学良将军在恢复自由前夕，终于打破沉默，接受了日本NhK电视台记者的采访，当回答记者就西安事变和两岸关系的提问时，他坦承：如果时光倒流，我还是那样做。接着，他应台湾著名电视节目制作人凌峰的邀请，为祖国大陆中央电视台专题节目题写了“神州风采”亲笔手书；还为祝贺他90岁寿辰写来贺信、拍来贺电的杨虎城长子、全国政协常委杨拯民，辽宁大学教授、“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会长张德良及副会长周毅等亲笔题写了“爱人如己”的题词，并为国民党元老邵力子的孙女邵黎黎书写了亲笔复信。 1991年6月，曾任国家铁道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吕正操，前往美国探望自己东北军时的老上级张学良，在探望时张学良再次重申自己愿意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尽力。他说：“在我看大陆与台湾的统一是必然的，两岸不能这样长期下去，台湾与大陆总有一天会统一，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张学良还说：“我过去就是做这件事的，我愿保存我这个身份，到那一天会用得上的，我虽然90多岁了，但是天假之年，还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很愿意尽力。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愿为中国出力。” 1992年9月10日下午，张学良愉快地接受了祖国大陆4家新闻媒体——《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参考消息报》的联合采访。在海基会有关人士的陪同下，来自祖国内地的记者们走进位于台北阳明山北投复兴3路的张学良公馆。记者开宗明义地表示：祖国大陆最关心张学良的两件事，一是身体情况如何，二是对祖国统一的看法。张学良回答说，他的生活很简单，没有什么大病，就是脚有些疼，是骨刺，一碰就疼。他与夫人赵一荻“平时散散步，活动活动，有时外出兜兜风，玩玩，偶尔看看电视”。当谈到对和平统一祖国的前景时，张学良说：“我看时机到了就一定会统一。历史上我是从来都赞成统一的一个人，国家当然要统一。我为统一奔走得也很多了，现在老了，没有这个力量了。” 当记者询问他对国共两党有无可能实现第三次合作的看法时，张学良表示：我祝合作成功。“现在老了，在政治上也没什么了。我能帮忙，我很愿意尽我的力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愿意中国统一，年轻时到现在，我这个人过去的事都摆着呢，凡是为国家、为人民的事情，我都很愿意帮忙”。 张学良还谈到了对两岸关系的看法。他说：“对于两岸的关系，我觉得头一个要把敌意取消了，这是最要紧的，问题很多，也很复杂。我也不愿意谈政治敏感问题，慢慢来，我想还是往好的方面发展。我看乐观方面多。” 1993年四五月间，适逢中国花卉协会在北京联合主办第3届中国花卉博览会，时任世界兰蕙交流协会荣誉会长的张学良，在台北为该博览会撰写了贺词，托率团赴大陆的世界兰蕙交流协会会长黄秀球先生带到北京。张学良还将自己培育了20多年的一盆名叫“爱国号”的兰花，一并带回北京，送给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他在贺信中还写道： 兰艺自中国渡海，传至东瀛，进而又扩及世界园艺之林，国人应如何发扬它的幽光，以为复兴中华文化之一助，当有赖有心人士之共同努力。 人们终于明白，张学良以兰花回赠祖国，其意殷殷涵蕴着他对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期盼之情。 对于张学良、杨虎城两位为中华民族做出如此巨大历史贡献的民族英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也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们。 全国解放前，中共曾多次做出营救他们的努力。1946年1月，国共两党刚一达成协议，宣布停战、和平建国，周恩来即代表中共中央向蒋介石提出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要求，蒋表面表示同意，但却给张学良开出了一个恢复自由的三个条件：一是承认西安事变是上了共产党的当；二是要交出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给张下的不抵抗电报；三是释放后必须出洋。张学良没有同意这些条件，因而张之恢复自由也就自然作罢。至于杨虎城将军所受到的迫害更甚，诚如他对蒋之“睚眦必报”的判断。蒋对杨虎城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使其“丧失”所谓领袖尊严始终耿耿于怀，甚至将发动反人民内战终致失败的“原因”也记在张、杨两将军账上。而因杨虎城较张学良年长，蒋便认为张学良是受了中共与杨虎城的“蛊惑”。因而对杨将军恨之入骨，对回国请缨抗日的杨将军报以长期羁押，且待遇更恶，更不肯让杨将军重获自由而“放虎归山”。 1949年1月，蒋介石再次宣布“引退”，由李宗仁执行总统权力，与中共进行和谈，寄希望于“划江而治”。中国共产党抓住这一机会，再次做了营救张学良、杨虎城的努力。李宗仁当即同意，并下令立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但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保密局对李宗仁的命令根本置之不理，旨在恢复两将军自由的努力再度落空。而8个月后，杨虎城将军即被蒋介石下令秘密杀害。此后，在南京国民政府已陷入穷途末路的形势下，中共加快了营救张学良的步伐，此时，蒋介石的嫡系张群在昆明被扣，毛泽东、周恩来遂决定用张群换回张学良。遗憾的是这一命令还未传到昆明，张群已被卢汉“义释”离滇，毛、周只能为失去这一营救张学良的天赐良机而仰天长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依然失去自由的张学良，中共中央仍通过各种管道与张学良建立联系。1961年年底，一封由周恩来亲笔书写的密信，几经周折被送到张学良手中，张学良展念此信，上面赫然写着16个大字：“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有期。”这封密信虽然只有短短数语，但却寄托着中共对张学良这位“老朋友”的关心与期待。 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在离世前十几天，又专门找来时任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的罗青长，再三嘱托他：“不要忘了台湾的朋友。” 2000年6月，已寓居美国的张学良将军迎来了自己的百岁华诞，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的江泽民特意发去贺电向他热情祝贺。随同贺电送达美国的还有一盆插满100朵玫瑰与200朵康乃馨的花篮。当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也向张学良先生和赵一荻女士发去了贺电。两名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共同为一名德高望重的长者祝寿，这在中共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2005年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西安事变及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历史贡献。指出： 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在中国共产党救亡图存、全民抗战的号召下，一二九运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为推动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团结抗战起到了重要作用。1937年七七事变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东方的爆发点，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开辟了世界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 矗立于北京郊区卢沟桥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其馆藏陈列中从来没有忽视张、杨两将军发动西安事变对实现举国抗日所做出的历史贡献。该馆就这段历史的总结性史实陈述如下：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中国由内战转向准备抗战的时局转换的枢纽，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初步形成。南京国民政府当局终于逐步转变了长期以来在“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下对日妥协退让的懦弱行为，开始准备抗战。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共产党不计前嫌，出于民族大义支持蒋介石国民党一致抗战，毅然决定与国民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民族利益至上的宽广胸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上停止下来了，国共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时期，中国得以集中精力准备全面抗战。 2006年初冬，在西安事变70周年前夕，由有关方面发起举行了“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共有来自祖国内地、港澳台地区和海外的百余位学者聚会西安，讨论研究这一重大事件，纪念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历史贡献。 人们注意到，就在这次研讨会上海峡两岸的史学学者们对西安事变的评价更加客观和趋于一致。有学者指出：“长期以来，关于这个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造成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海峡两岸的研究者倾向于采用不同的研究视角。但是目前，大家已经渐渐超出党派意识而从民族的高度来研究，两岸学者的诸多认识‘已经趋于一致’”。学者们还认为“然而今天的情况不同了，评判西安事变是历史问题，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围绕‘西安事变’的探讨应该秉承研究历史的精神，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时隔西安事变发生及和平解决70年之后，老红军黄华作为一名当时在红军总部所属后方司令部参与机要的历史目击者的身份，也以自己的亲身感悟对70年前发生的这场惊天事变作出了如下评价： 西安事变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发生的。张学良、杨虎城在发动事变时并没有预先告诉中共，但在事变发生之后连夜告知了中共中央。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是中共和张学良、杨虎城达成一致见解和共同努力的结果。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当时面临民族危机的中国时局的转折点。在谈到张学良为什么要在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坚持送蒋回南京，作出明显牺牲自己的抉择时，黄华还认为： 张学良这一行动，绝不是鲁莽之举，也不是意气用事。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深谙蒋介石的秉性，深知蒋介石会认为张、杨举行兵谏是犯上作乱，损坏了他最高惟我独尊的形象，罪莫大焉，因而十艮之入骨。张学良踏上送蒋返宁和束身归罪的道路，主动接受军法审判、承担起全部责任，给了蒋介石以维护领袖尊严、挽回面子和下台阶的机会，从而避免了内战的爆发。张学良此举是从大局出发，意在牺牲自己，保护他人。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张学良的行动确实起到了这一重要作用。为中华民族的团结抗日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距离西安事变发生及和平解决，时光长河转眼即流逝过70有年。在70年后中华民族已然度过20世纪30年代那段民族危亡之秋、国势艰危时刻，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转折走上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并已卓然有成之际。重新审视西安事变，评价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为转换艰危时局、发动举国抗日，拯救民族危亡所做出的历史贡献，当然也会更加清晰和全面。诚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西安事变七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 西安事变是中国20世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在国家、民族危难的紧要关头，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出于民族大义和爱国赤诚，毅然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兵谏，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以及国民党内主张抗日的力量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从而基本结束了十年内战的局面，为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面抗战创造了重要历史条件。张学良、杨虎城也因他们崇高的爱国义举，被誉为“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是的，那段历史已渐渐远去，但那段历史却越来越清晰。 今天，当年发动“西安事变”的要角、主角和配角们业已相继退出历史的舞台，但物是物非史家终有公论，千秋毁誉丹青自有评说，这不会以某人或某几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而当我们重新审视20世纪中国前进发展的历史轨迹时，只要是尊重历史事实避免偏见障目，人们就会发现以西安事变为转换枢纽，中国的轨迹、民族的命运的确开始转变；而我们也就会承认：1936年近代中国的历史确曾在这里转弯，西安事变也终将以独特的历史贡献载人中华民族的千秋史页，而凡为中国发展、民族振兴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们，人民和历史也将永远记住他们。 <hr /> 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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