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1928：文武北洋·风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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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1928：文武北洋·风流篇》

第一章市井有谁知国士第一节

我不禁为这巧合暗自一惊，因为周公确乎与杨某有着某种神秘的关系！

回看“胡同西头儿北边”，正是一地残砖废瓦。我知道，一座新建筑很快就会崛起，与太平桥大街西侧的那幢近年新建的全国政协办公大楼隔路相峙。

倒是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我却两度与之“邂逅”。

清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三（1875年1月10日），杨度生于湖南湘潭，和十八年后出生的毛泽东同籍，本名杨承瓒，字晳子。这位少时即得清名的三湘才子，这位执政者的座上宾，这位黑白两道都能摆得平的“老大”，在清末民初的政坛上，他忽现忽隐的身影曾牵动了多少国人的视线。得意时他出入京华豪门，失意时他避居天津、青岛，按说，无论湖南还是北京，也无论津门还是岛城，都总该留有一两所杨氏遗址才是。可是，翻遍这些城市的相关图书，已经找不到一处杨度的故宅了。

是哟！现在，有多少人真正知道这位北洋时代的国士呢？

北京西城区的丰盛胡同曾有杨度的“悦庐”。数年前，我曾自西向东走过两遍此胡同，几百米长的胡同里已经没有一座像样的旧时豪宅，而且，新拓宽的太平桥大街刚刚又切去了胡同的西端。一位出门倒垃圾的中年居民说，他家老辈就住这条胡同，不知道杨度是干什么的。至于老宅子嘛，没了，一个也没了，本来胡同西头儿的北边，还有几栋从前的大宅子，但现在都拆了。

杨度，一个令世人瞠目的奇人，一个谁当政也不能小觑的清客。回眸北洋时代，视线躲不开杨度。

乱纷纷的闹市中，我一下子想起杨度的一句哀己不幸的诗来：

两次相遇的日子，都十分难忘——

从幽静的前“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回来的路上，在一个公交车的站牌旁，偶然看见一方嵌在里弄口墙上的小小铭牌，上面刻着四个字：杨度故居。

一次是在1995年6月1日，那一天因与孩子有关而使我耿耿于心，而我也真的是在一位大孩子的指引下走进了著名的万国公墓——那天，我本是去谒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陵园的，无意间却走到了“杨度之墓”的碑石前。

丰盛胡同里，有几家中央级单位，而这几个单位，又都与曾经住在这里的这位奇人有着奇妙的关联。胡同南边有中央编译局——杨度乃清代最有名的宪政鼓吹者，他创办的第一本刊物，叫《游学译编》，是近代中国翻译介绍各国政治体制的最早期刊；胡同北边有中国法学会——杨度不仅是清末《钦定宪法大纲》的诠释者，还是《大清新刑律》的起草人之一，彼时的大法学家；胡同东头有国家档案局——杨度担任过清廷内阁统计局局长，那时的统计局，兼有后世的档案局职能。你看，他的主要人生履历，都与丰盛胡同的三个“国”字号单位有关。可是，丰盛胡同，乃至整个京城，却没有给他保存一席之地。

虽说是上个世纪、上个朝代的事了，但“杨度”两个字依然是个幽幽散着神秘微光的人物，以致两度遭遇都颇令我踟蹰，不知自己该不该摸着这微光一直走进20世纪之初。我很怕自己迷失在那段烟雾弥漫的历史里。

也许真的没有了。当年，为了搭救在北大任教的“过激党”朋友李大钊，杨度把京城的住宅“悦庐”卖了；数年后，为了救济李大钊及同案烈士们的遗属，他又把远在青岛的前德国租界里的洋楼卖了。失了私宅的杨度只能做权势者的门客，从京城，到沪上，直至死。所以，我虽生长于青岛，对清末民初寓居岛城的名人的宅第不太陌生，但从来不知道哪座洋房曾属于杨度。而且，我曾几度在天津探访旧时租界里的名人故居，也没有谁告诉过我杨度曾在哪栋小楼里落脚。

所以，在北方，我也就一直没能与这位奇人“碰面”。

第一章市井有谁知国士第二节

国士，顾名思义，国家级士人。士，乃古时候对介于大夫和庶民之间的一个阶层的称谓，士往往是读书人。辞书上的“国士”解释是：古时指国中才能或勇力出众的人，举例为司马迁说到淮阴侯时，即发过如许感慨：“诸将易得耳，至如信（韩信）者，国士无双。”瞧，只有韩信那样的人才称得上是“国士”，而且，这样的人是“无双”的。可见，国士难求矣！

国士不是天生龙种的国君，更不是凡夫俗子，也不是随便在某行当里留下点名声的人。曾见过一套前几年出版的《百年国士》丛书，章太炎、梁启超、辜鸿铭、蔡元培、鲁迅、齐如山、苏曼殊、吴宓、叶圣陶、钱穆、冯友兰、老舍、张大千、冰心、沈从文、巴金、季羡林等人都跻身卷中，把真国士如章太炎、梁启超、蔡元培这几位，与众多的文艺名流混为一谈，这实在是编著者对“国士”的误解与滥用。

我理解的国士，当是一国之中通天接地的栋梁之材，而不是只在某一领域有所造诣的“专业技术人才”。国士乃见解超前、韬略过人的时代先驱，他首先是思想家和政治家，其次才是文学家或别的什么家。国士的“证书”是靠当时的舆论和历史两位“评委”共同颁发的，而不是由当朝的官场位置或后世的政治需要决定的。此“证”不能滥发，不能如现今这般高级技术职称的帽子满天飞。而且，国士也决非割一茬又生一茬的韭菜，国士往往不可再生。国士是只在国运式微或君主求助时应运而生的特殊人物，平和的历史时期和过于刚愎强悍的君主都不需要国士。总之，国士是中国历史森林中的巨大乔木，各时期的风景线因了他们的存在才显得生动和多彩起来。

杨度自称为国士，倒也不是他太不虚心使自己进步，因为早在清朝末年，名满天下的梁启超背地里就这样赞誉他了。梁氏在给老师康有为的信中，推荐杨度“才似谭嗣同，当以国士待之”。喏，连才高气傲的梁先生都这样认为，可见，杨度的“国士”头衔早已为国人所共认。

杨度确也不凡。他在那首名噪一时的《湖南少年歌》中，有几段说的是自家的身世：

我家数世皆武夫，只知霸道不知儒。

家人仗剑东西去，或死或生无一居。



我年十八游京甸，上书请与倭奴战。

归来师事王先生，学剑学书相杂半。

清代以前的“少年”，指的不是今天的脖子上绕着红领巾的小学生，而是现今的“青年”。古代经典里的“少年”，说的都是青年男子，如辛弃疾的“少年不识愁滋味”和岳飞的“莫等闲，白了少年头”，无不如是。民国初期王光祈、李大钊等人在北京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和赵世炎、陈延年、周恩来等人在巴黎郊外成立的“少年共产党”，也都是指青年而非幼童。对了，清朝那会儿，“幼童”大约与现在的“少年”相对应。

杨度用韵文昭告了他的家世与留学日本前的履历。

杨氏先世自明洪武年间由金陵（今南京）迁湖南，世代务农，为乡绅之家。至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杨度祖父杨礼堂入湘军，从哨长做起，官至正四品的都司，战死疆场。杨度伯父杨瑞生，十五岁即随祖父征战南北，官至正二品的总兵。父亲杨懿生在曾国荃营中做过文案，即连队文书。所以杨度说他家“数世皆武夫”。杨度年方九岁时，父亲病故，杨度与妹妹杨庄被伯父杨瑞生带到驻守地归德府（今河南省商丘市）居住，数年后回籍，一家人的生活仍由伯父照料。正是在将军府邸，他将名字改为了“杨度”。

杨氏兄妹时以“才男”、“才女”享誉乡里，被本省硕儒王闿运一并纳入门下。

杨晳子遇上王闿运，可谓一生最重要的人际相逢。王夫子号湘绮，人称“湘绮老人”，是公认的国学大师。他素抱帝王之学，据说曾策动曾国藩拥兵自立以替代清王朝而未遂。王先生收弟子，唯才是取，不问出身，与杨氏兄妹三人同窗的，有后来给袁世凯当过大秘书的夏寿田和乡间木匠兼人像画师齐璜（白石）等。本就自命不凡的杨度，遇上恃才傲物、洒脱无羁的老师，想不立大志都难。他以天下为己任，苦读经、史、子、集，并深研帝王学，时刻准备着，为成为一代帝师而努力打基础。

自有帝王始，便有帝王学，依附成帝成王者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士人，古即有之。且不说战国时期奔走于各地的那些凭三寸不烂之舌纵横捭阖的“纵横家”，只说晚清，即有多少智者仆仆于此途中？竭力辅佐光绪皇帝的康有为不就是这样一个人吗？康有为之后，最具“帝道”精神的，即数这位杨晳子了。此后话也。

十八岁那年，杨度离湘赴京游学。他在诗中说的“京甸”，指京城附近地区。第二年，他参加了顺天府乡试，中举人，很是少年得志。但两年后的会试，他却落第。彼时，甲午战争失败的悲愤氛围正笼罩着在京各地考生的心，他与湖南应试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请拒绝与敌国日本议和，此为他参与政治活动之始。

返湘后，他回到王夫子的衡山县船山书院，又是数载寒窗。其间，维新派二号人物梁启超应聘来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梁虽名满天下，却只比杨度大一岁。两位年龄相仿、志趣相投、政见相同的“少年”，虽学问上各从师说且每有辩论，却自此结为至交。转年（戊戌年，即1898年），梁氏被光绪帝赏六品衔，调往京城与维新领袖康有为主持变法大业，而二十三岁的杨度则二度赴京赶考。

是年，“戊戌变法”以慈禧太后发动了政变而流产，光绪帝被幽囚，康、梁潜往海外避难，杨度的同乡好友谭嗣同等六位维新派京官则在京城菜市口刑场身首异处。

没有资料表明那一年梁启超或谭嗣同与杨度曾在京师相聚，但两位好友的悲壮从政经历，无疑会给志在救国的杨度以极多的启迪。

“庚子之乱”后，太后幡然悔悟，兴办新政。湘省一向领风气之先，巡抚大人便每与德高望重的湘绮老人相商派遣优秀少年留学东洋事宜。“因此杨有良好机会获知新政新学，对于他的思想甚多新启示，更形成他经世致用舍我其谁的壮志。”（台湾史学家吴相湘语）随后，湖南省有志且有钱的少年们纷纷东渡。已经不满足于坐而论道的杨晳子，为寻“今日夷务应付之方”，不顾恩师和妹妹杨庄（时已成为王闿运的四儿媳）的反对，毅然自费赴日本，入弘文书院速成师范班留学，成了黄兴、胡元倓等湘省“少年”才俊的同窗。此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春，杨氏二十七岁。

“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池中长大的杨度，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痛痛快快受到了西洋文明的浸润，终于一飞冲天，成了腾游于20世纪初中国上空的一条思想之蛟龙。

这个以“勤学”著称的师范生，学习五个月结业后，即三次与考察过清国教育的日本高等师范学院院长嘉纳治五郎辩论满汉关系、政治改革、教育方法诸问题，并敢于为日本人所著的一本教育专著作序，显示出极高的胆识与文采。结业后，他曾返回国内，在上海向苏松太兵备道袁树勋申办《游学译编》并获成功。当时，上海为松江府辖下的一个县，苏松太兵备道即分管江苏省苏州、松江、太仓一带的最高军政首长。在日本办一本期刊，需要向国内地方政府预先报批，这实在超出了我们的想象！重返日本后，他即在黄兴等湘籍留学生精英的支持下创办了《游学译编》，此为各省留学团体的第一本期刊。卷首，是落款“湘潭杨度”的《叙》（今作序），他明确表示其办刊宗旨：要将被外国人蔑称为“老大之国”的中华“一变而为地球上最少年之一国”。此月刊存世一年，刊出大量思想性的编译文章和自撰的时评与白话小说。史家吴相湘称该刊“在当时严肃刻板的士大夫社会中实为空谷足音”，可见影响之大。

正是在日本，杨度开始了其长达三十年的“经济”生涯。

“经济”的本意为“经世济民”，与治理国家意思相似，与今日盛行的从日本贩来的“经济”——社会物质生产等概念——完全不是一码事。

杨度留学日本的第二年，即1903年，清朝统治者已痛感人才之匮乏，而正常的科举制度又无法为各级政权提供优秀的后备干部，于是，便接受了贵州学政严修等人数年前的提议，下诏举行“经济特科”考试。此“经济”为我中华原版的“经济”，即专为选拔治理国家的人才而举行的一次全国性的特别考试。经济特科的开考，绕开了既有的选拔官僚的八股科举制，三品以上的各部、院官员和各省督、抚、学政，必须保荐各地“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由皇帝审批后，诏令其晋京直接参加“殿试”（在紫禁城里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

已有“经济”名声的湖南才子杨度，入闱特科考场并不出人意料，让人意外的是，他是被四川总督锡良（满人）荐举给朝廷的。清时，湖南与湖北两省的一把手是湖广总督。湖广总督或湖南巡抚、湖南学政等本土大员没有向皇上推荐这位湘籍才子，而偏偏让异地的旗籍蜀督抢了伯乐之功，足见当时满族疆吏对国运之关切和对人才之渴求，亦可知“戏说”历史的文艺作品全不可信——那些作品总在告诉我们：皇权时代的大小官吏，个个是贪官，人人都昏庸，哪里还顾得上为国分忧与“培养人才”啊！

于是，清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五（1903年7月9日），二十八岁的杨度和全国各地推荐来的一百八十六位“拔尖人才”，在辉煌无比的紫禁城保和殿里参加了考试。考题为皇上“钦命”。好一个杨度，从容不迫地缴上了答卷，过后，愣是把八位阅卷大臣全“震”了！其中一位“批卷老师”，就是颇有声望的湖广总督兼参预政务大臣张之洞。张大人那双老而不昏花的眼睛显然盯上了“杨度”这个名字。五年后，正是已经成为当朝第一汉臣（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的张之洞与另一位重量级的汉官袁世凯（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联名奏保，在野的杨度才一跃而为中央政府里的四品京官。

初试成绩发榜下来，杨度高居一等第二名，仅次于日后当过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的广东人梁士诒！数日后，他和梁士诒等人又顺利参加了复试。封官加爵指日可待矣！

然而，就在朝廷准备为政坛新生代分配工作之际，养心殿里猝然传出不祥之讯——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大臣瞿鸿禨时，意外听说，参加此次考试人员，多有“新党”混入其间！这个老瞿，真是“大义灭亲”，他就是湘乡人，为了大清王朝的长治久安，竟然把小老乡杨度送上了俎板！太后很郁闷，诏令缩小录取范围，只收前三十名。紧接着，又有两江总督魏光焘两次电奏朝廷，点名道姓地举报杨度等考生曾与上海革命党“通同一气”！老太后正为录取的头一名的名字而生气呢——有多事的官员上奏说，“梁士诒”这名字竟是“梁头康尾”，即老佛爷最痛恨的梁启超的姓、康有为的名（康氏原名康祖诒）。老太后勃然大怒，立即传谕：将梁、杨查办！一夜之间，“新科状元”和“榜眼”沦为通缉犯，杨度只好潜逃出京，转道上海再渡东瀛。仓皇亡命的杨度，哪里会想到，是次远航，不过是自己一生中不断去国外或租界作政治避难的“处女航”。

再到日本的杨度，却因祸得福——因清廷先欲重用后又缉捕而名声大噪，那首长达二百四十六句的《湖南少年歌》，就是那时写成并刊发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上的。早在日本流亡的梁启超，曾以长文打动了无数仁人志士的心，杨氏的《湖南少年歌》，算是对梁之呼唤的应答。杨氏以韵句详说湖南人文地理，历数本土先贤名流，讴歌湘军血性精神，警醒同乡奋起救亡。尤其是那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一句，更是沸腾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多少湘籍热血青年的心！与毛泽东、蔡和森一起发起成立湖南新民学会的萧子昇，晚年在乌拉圭回忆过，当年，毛“曾对杨度和他的政治行动感到极为兴奋和热切”。

《湖南少年歌》虽为杨氏的经典之作，但却不易流传。倒是他创作的一首歌词，传回国内，乘着歌声的翅膀，让其大名“杨晳子”四处飞扬：

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誓不战胜终不还。

本来，中国式的课堂教育，只有摇头晃脑的吟诵而没有委婉悦耳的歌唱，“音乐”登不上大雅之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第一次在《钦定学堂章程》里明确规定，今后各学堂课程中须设“乐歌”，即音乐课。翌年，清廷又为此事颁诏督促。于是，中国的第一代音乐教材便应运而生。此为杨度主动撰写《黄河》歌词的小背景。

大背景则是沙皇俄国正于我西北边陲上蹿下跳，鼓动外蒙独立。祖国的边关之危，让以天下为己任的杨度不肯缄默，遂在异邦创作了这首讴歌华夏儿女母亲河的歌词，以寄托对祖国命运的忧思与祝福。此歌词也是在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上发表的，传回国内，多位音乐家为之谱曲，尤以沈心工氏所谱的最为悦耳。慷慨悲壮的歌词，加上深沉大气的曲调，使《黄河》成为清末各学堂必唱的一首回肠荡气的爱国歌曲。茅盾晚年就曾说，他那一代人都记得少时唱过的《黄河》。令人扼腕的是，此歌从清朝唱到民国，传唱了二十一年之后，1924年，词作者期盼“饮酒乌梁海”的我唐努乌梁海地区，终被已经号称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苏维埃俄国策动独立了，成了附属于苏俄的“乌梁海共和国”，即现今的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

好在，又过了七十多年，20世纪末，中国音乐界评选“二十世纪经典歌曲”，杨度与沈心工合作的《黄河》赫然入选。此歌虽不若李叔同从美国人那儿挪来曲调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影响那么广，但意义却更加深远，被评委们列为排名第一的经典之作。迟来之首肯，堪慰词曲作者的在天之灵乎？

当年的杨度，能写一流的歌词，更有一流的政见。

在留学日本的中国“少年”们那儿，自“泰西”传来的这主义那主义的，风生水起。但特立独行的杨度，经对东西各国的人文、政治、经济乃至国民性等深刻研判之后，毅然独创了自己的主义，即“金铁主义”，他认定，只有金铁主义才能救中国：

金者黄金，铁者黑铁；金者金钱，铁者铁炮；金者经济，铁者军事。欲以中国为金国，为铁国，变言之，即为经济国、军事国，合为经济战争国。……

对内的——富民——工商立国——扩张民权——有自由人民——政党。

对外的——强国——军事立国——巩固国权——有责任政府——国会。

说得够明白了吧？别忘了，那会儿还是大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是大臣们只会说“皇上（或太后）圣明，臣（或奴才）罪该万死”的君权时代。老大帝国，历来君主一个人说了算，哪有什么“政党”、“责任政府”和“国会”的概念？更遑论“民权”（即人权）！早在那时，不及而立之年的杨度即对国家未来体制有了如此清醒的架构，不能不令人啧啧称奇！等清朝统治者终于被迫组成责任内阁时，却已是1911年5月，距龙旗坠地只剩下半年时间了，晚矣！

悠悠百年，杨氏的主义早被人们忘到了爪哇国。读其旧作，竟每每被其思想的光芒刺得眼痛！

比如他说：

民权不昌之国，其政府必为专制之政府。夫专制政府之行为，决未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之意，即或口为保护之言，亦不过虚伪以欺人，不旋踵而自相违反矣。

再比如他说：

政府非以人民意思所组织而成者，故对于人民不负责任，而无以国事为己事之心也。……故今日之政府，对于内而为偷钱之政府，于外而为送礼之政府。以国权寄托于此等政府，其所余者有几何矣？

即使论及两年前在中国领土上结束的日俄战争，他也没人云亦云地把战争的胜负归结于两国战略与军备的对比上，而是将结论下在两国的政治体制的优劣上（时俄为专制国体，日本为君主立宪制），最终，板子却落在吾国落后的“专制政体”上：

如今世界，论最野蛮之国当首推俄。俄宜居于优胜矣，然而与日本之军队遇，遂将数十百年来执牛耳于欧亚两洲之雄威，一败涂地而不可复振，则纯粹之野蛮国其不足以居优胜也必矣。何也？彼之国内组织至不文明，宗教上、政治上、种族上阶级至多，人无平等自由之乐。其治内力既如此之弱，其对外力之决不能强者，此自然之理也。

世界各国之内治上，其尚为专制政体者，惟俄与中国也。俄既如此，宁可复肖之欤？

将吾国衰败的所有症结都归诸专制体制，真是超人一等，入木三分！

甚至对本国何以屡遭列强欺凌，杨度也大有“反潮流”的卓然见解：

由家族而成部落，由部落而成国家，至成国家而政府立焉。政府者，所以为国民谋公益者也，所以拒他民族之妨我民族之权利者也；故各国之政府，无不以国民利益之所在，而为举动之方针。……

夫各国政府，孰不思夺他国国民之利以自利其国民？我国民若以此而怒人，不如其求自立也！

在国运式微，朝野一片哭天抢地的抱怨声中，他的声音颇有些刺耳，但平心而论，却极有道理。

知否？杨度还是最早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人。就在其《金铁主义说》中，他写道：

“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族名……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可决知也。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已含定义于其中。

在此之前，最先把“中华”与“民族”联缀起来的梁启超只把它当成了“汉族”的同义词，是杨度第一次将其定义为文化上而非血统上的概念。杨氏版的“中华民族”问世后，马上得到吾国知识精英的认可，口口相传，最终演进成现在的一个全球华人认同的政治概念，一张属于中国大地上各民族的最光亮的名片！这实在是原创者始料未及的。

令杨度始料未及的还有，就在他风头正健时，清廷的通缉要犯广东香山人孙文竟找上门来，拉他这个坚信要以立宪改造中国的青年领袖加入革命队伍。

杨度的老乡兼好友章士钊曾于六十年后写过当时的情景：

……中山孙先生由横滨携小行囊独来东京，旨在合留学生，议起大事。而留学生时以杨度为有名，彼寓富士见町，门庭广大，足以容客。于是中山与杨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病，畅言无隐。

不过，有“孙大炮”谑称的孙文说了三天三夜，愣是没说动有“骡子”之谓的湖南人中最特立独行的杨度。到头来，反倒是杨度很认真地告诉孙先生：

度服先生高论，然投身宪政久，难骤改，橐鞬随公，窃愧未能。

“橐”乃口袋，“鞬”指马上的盛弓器。饱学的杨夫子用文言文告诉前香港西医孙逸仙：对不起，政见不同，我不能随您出征。不过嘛……

杨度想起了一个与来客志同道合的同乡来，于是，话锋一转：

度有同里友曰黄兴，当今奇男子也，辅公无疑，请得介见。

喏，这就是杨度，恃才傲物的杨度，促成孙、黄两大革命领袖相识的晳子。

此时的他，已经转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与汪精卫同班学习政法基础课程。其间，他发动湘鄂粤三省学生，发起将粤汉铁路收回自办的运动，被留日学界推为总代表，已经是颇负盛名的人物。不然，比他大九岁的孙文也不会屈尊登门拜访并苦苦游说他几天几夜。

雄辩的“孙大炮”最终也没能轰开杨度的心扉。分手时，杨度对孙中山说了这样一段很不客气的话：

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国民革命，先生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勿相妨也。

末一句，实在刺耳。

他对孙中山的革命理论确实不认同，他认为，革命——暴力推翻满清——如一剂猛药，疲弱的中国难以承受。若让中国康复，只能仿效日本，以君主立宪的温性药力来逐步改良体质。为此，他反对革命。

杨度之政见，后来公开发表于他创办的《中国新报》上。他认为，清廷本不是人民所托付才组成的，凭什么要责难它不为国民谋利？若改造中国，只能从每个国民自己做起。他很不赞成孙氏利用外国人以及苛责本国政府的做法，指斥那样做是放弃了国民的天职。

其原话如下：

至我政府之甘为人所用，或为人所愚，吾以为皆不必论之。何也？我国民若又以此而咎之，谓其不为国民谋利，而转夺其利以利他国国民，为了不足受国民之托付，是则是矣，然而，何责之之高也？况此不自咎而咎人之心，已自损失其国民之资格，放弃其所以为国民之天职。

分手后，孙中山与黄兴在章士钊住处相见，孙、黄结盟，广东人的兴中会与湖南人的华兴会结盟，随后，在日本人的参与下，留学日本的反清志士大结盟，组成了中国同盟会，孙氏被推举为总理，黄兴成为二号人物。而死活不肯做革命党发起人与领袖之一的杨度，则凭其政治才干和雄辩能力继续赢得中国留学生的信服。就在同盟会成立之后，他以七百四十余票的高票当选清国留学生总会干事长（会长），可见人气之高。

对了，这一年，他还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请人把辫子剪了！彼时，即使革命党人，剪辫子的也是少数，毕竟还要回国，还要面对全社会。而他，一个君主立宪派的头面人物，居然去掉了大清国臣民的标志，确实令人刮目。

因悉心研究并奔走宣讲各国宪法及政体，杨度成了“宪政”的权威诠释人，名声远播帝都北京。1905年12月21日，奉旨出洋考察各国政治的五大臣中的两位——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率团经过日本。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龄为该团随员，他正是当年湖南时务学堂的总理。熊希龄找到杨度，请他撰写东西洋各国宪政情况的文章，以供五大臣回国后写“考察报告”时作参考。对杨度来说，此番受托代笔，实是一次更能展示思想锋芒与非凡文采的“殿试”。于是，他奋笔疾书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两篇重要文章。1906年8月，五大臣回京后，杨氏的“答卷”获一致颔首，润色成官样文章上报后，深得坐在养心殿里的那位老妇人之心，9月1日，清廷即颁旨：“预备仿行宪政。”

在内忧不止、外患不已的困境中，清政府终于小心翼翼地走上宪政的道路。杨度成为清国倡言宪政第一人，他的两篇文章，成了清廷立宪的蓝本。

这一年，为了跻身于体制内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不惜“纳赀”，让自己成了正五品的候选郎中。“赀”音与义同“资”，“纳赀”即花钱买官。有清一朝，花钱买官是进入国家官吏体制的一条正当途径，是科举入仕的重要补充，与当下行贿上司为自己买官有本质的不同。

翌年，杨度再接再厉，创办了《中国新报》，自任总编撰员。

有了自己说了算的报纸，他就把自己的“金铁主义”从从容容地公之于世了。之后，他又创立了政俗调查会，后改名宪政讲习所、宪政公会，以会长和常务委员长的身份力推国内“宪政之实行”。他的中心目标很明确——“设立民选议院”。

秋风起时，杨度不得不返回湖南，为恩重如山的伯父杨瑞生奔丧。灵堂前，他留下了一副词、字双绝的挽联：

平生恩义，未忍追思，从兹落落一身，怅望出门谁念我？

国事栖皇，曾何所补，徒使悠悠千载，羁迟游子恨终天！

回到家乡，孝服在身的杨度仍念念不忘宪政大事。他发动成立了湖南宪政公会，以全省士民名义发起入京请愿运动。他起草了《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请老师王闿运改定后领衔发出。

今天，于这篇“宪政倡议书”问世百年之后，我认真阅读杨氏的激扬文字，犹能感受到一股强烈的冲击力：

国家者，由人民集合而成。国家之强弱，恒与人民之义务心为比例，断未有人民不负责任而国家可以生存，亦未有人民不负责任而国家尚可立宪者也。

中国人民数千年来，屈伏于专制政体之下，几不知国家为何物，政治为何事！即其当兵、纳税，亦纯出于强力之压迫，并不知人民对于国家之职务应如是也。

东西各国，人思自救，举国一心，其忠君爱国之忱，我国人民实多逊色。然彼何以至此而我独不然者？即纯以民选议院之有无为之关键也！盖有民选议院，则国家对于人民，既付以参政之权利，故政治之得失，上下同负其责，而彼此无复隔膜，且利害与共，意志自通，关系既深，观念自切。……

今惟有利用代议制度，使人民与国家发生关系，以培养其国家观念而唤起政治思想。俾上下一心，君臣一德，然后宪政之基础确立，富强之功效可期。否则，政府独裁于上，人民漠视于下，国家成为孤立，君主视若路人，虽日言立宪，亦安有济乎？

多么发人深省的思想启蒙课本！

与今人想象不同的是，被一个年轻气盛的著名“执不同政见者”指着鼻子数落并很具体地教导了一顿后，清政府却并没恼羞成怒，反倒将其直接调入朝廷，让他专管宪政的普及和实施了——在接到张之洞和袁世凯联名保荐杨氏“精通宪法，才堪大用”的上奏后，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二十日（1908年4月20日），慈禧太后传谕：

候选郎中杨度著以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

国运式微，当国者首先着急啊！显然，慈禧原谅了与“乱党”有染的杨度。

宪政编查馆，是清廷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设立的“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初名考察政治馆，由军机处的王大臣领衔，级别虽高，却一直没有得力的人手具体办事。把杨度调来“行走”，正是人尽其才。“行走”虽非专任官位，但却等同于后来的秘书，名义不高，位置却很重要。

然而，调入中央机关的杨度，依然像流亡在异国一样的“不老实”，而且，利用职务之便公然“以权谋私”，到处传播他那套宪政理论。

同样认定中国必须走宪政道路的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在颐和园的外务部公所召集会议期间，请杨度前来回答官员们的相关质询。现在看来，这显然是足智多谋的袁氏为杨度摆下的一个挺不错的讲坛，他要让朝中那班守旧的大臣们明白，“宪政”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一天，杨度不慌不忙地当堂回答质问，越说越勇，到后来，竟胆大包天地宣称：

政府如不允开设民选议院，（本人）则不能为利禄羁縻，仍当出京运动各省人民专办要求开设民选议院之事，生死祸福皆所不计，即以此拿交法部，仍当主张到底！

真是掷地有声，响遏行云！百年前，杨度即有如许之见解，并有如许之勇气，实在令人肃然起敬！

杨度的政治设计方案是，尽早召开国民会议，即由国民代表们参与表决国家大事，而不再是靠紫禁城里的极少数王公大臣跪在地上唯唯诺诺地称“皇上圣明”来决定国运。显然，这是资产阶级国会的雏形。这位宪政公会常务委员长甚至与部分清宗室在京成立了宪政公会北京支部，一只脚在体制内一只脚在体制外，疾呼起离经叛道的政治主张。

清末民初，不知多少精英认定“国民会议”为灵丹妙药，仿佛这个会一开，南北就统一了，各方就同心了，中国就民主了，列强就知足了。从清末杨度开了头，直到整个北洋政府时代，此“会”成了朝野有识之士的一个心病。无论是在朝的黎元洪还是段祺瑞，也无论是在野的孙中山还是李大钊，当然更包括跨在朝野之间的杨度，都一直在为开这么个会而孜孜矻矻地奔走，结果直到“北洋”像老妪一样被凶悍的新妇国民党赶下台来，这个难产的“会”也没能降生。

入京出仕的杨度，一跃而为新政中枢的“大秘”，难免得意忘形。按常规，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人，没个十年八年，是很难走到正四品位置的。杨晳子寓身京华，名满天下，虽早有家室，但终禁不住男人的贪欲，纵情于八大胡同。不料，几度销魂之后，竟被一雏妓迷得不能自拔，遂以两千元的超高价格买回为妾！中国传统社会，容许官吏纳妾，却不容其嫖娼，尤其看不上你假戏真做娶妓为妾。况且你杨度正是一向高喊“伸张民权”的新派人物，怎么能像没有文化的暴发户一样，不惜豪掷千金买个小姑娘来家蹂躏呢？岂但蹂躏小女子，简直就是蹂躏人权嘛！如此心口不一之人，何以担当大任？一时间，议论汹汹。此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五月之事，母仪天下的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还都在世。

杨度吓出一身冷汗！他赶忙在一次集会中公开申明，已将此女转赠友人，以示本人从善如流——本来就是花钱买来的一件尤物，自己不能把玩了，还不兴送给好友收藏吗？发泄情欲事小，耽误正事儿事大。他忍痛割爱后，又回到了吁请立宪的正道上来。半年后，太后与皇上相继驾崩，他才暗自松了一口气。

在全社会一片催促声中，宣统三年四月（1911年5月），责任内阁终于问世了。不过，令人恼怒的是，内阁里竟多是皇室成员！自大清入关以来，便是满汉并重的格局，此“皇族内阁”非但不符立宪规则，更是集权于满人的倒退行径！

6月，在全国绅商对“皇族内阁”的滔滔骂声中，杨度被任命为内阁统计局局长。令立宪派人士失望的是，杨晳子竟没拒绝！曾经风骨铮铮的杨氏，此番恋栈，让人看到了中国士人在得到统治者青睐时的另一面。

正是“皇族内阁”的成立，大清国为自己的坟坑挖完了最后一锹土——两个月后，武昌起义的炮声隐隐传到京城，紫禁城摇晃起来。非常时期，三十六岁的杨局长没坚守工作岗位，却私下坐火车到了河南彰德站下来，找他佩服的下了台的袁世凯去也。

第一章市井有谁知国士第三节

朝中不少人知道杨度与老袁的特殊关系。

袁世凯对杨度是有知遇之恩的。老袁用人，不问籍贯与家世，真正的五湖四海唯才是用。当年，正是袁世凯联手张之洞保荐，杨度才一跃而为朝廷命官。不料，仅过了一年，风云突变，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过世，主持国政的监国摄政王载沣极想用老袁的头来祭哥哥载湉（光绪帝的名字）——他总怀疑“戊戌变法”时是老袁告的密，才让哥哥倒了大霉。幸好于最后时刻，在庆亲王奕劻和军机大臣张之洞的劝说下，这位少年摄政王犹豫了，才将原定的“交法部拿办”改为“开缺回籍养疴”，即撤掉袁的一切职务令其滚回老家去。

被逐出京城的袁世凯，仓促带着两房姨太太与仆人们惨淡登上南下的火车。随行的还有步军统领衙门派来负责其安全的军官袁得亮。没有满月台的“红顶子”来为这位曾位极人臣的河南矮胖子送行——满官场都以为此人将回到故土了却残生，众多军政界故旧门生即使想来道别也因避嫌而不敢。世态炎凉，令老袁伤感不已。

不料，汽笛骤响时，蒸气弥漫处，却有两位内阁高官公然不避人耳目赶到月台话别，一位是学部左侍郎严修，一位即统计局局长杨度。老袁感动得落了泪，慨言：“二君厚爱我，良感！顾流言方兴，或且被祸，盍去休！”严副部长说：“聚久别速，岂忍无言？”杨局长则回答：“别当有说，祸不足惧！”这是20世纪30年代以创办《青鹤》杂志而著称的陈灨一在其《新语林》书中的一段记录。

官场上，鲜有如此不避嫌的从政者。

回到安阳后的袁世凯，自然成了臭狗屎，谁都怕粘上恶味。但偏偏在国运危难的极敏感的时期，中央政府的局级主官杨度却去了袁氏的洹上村。

在袁宫保的家里，杨度正好遇到了袁之老友兼旧部阮忠枢。阮氏带来了总理大臣奕劻的亲笔信。七十五岁的老臣奕劻一再向摄政王载沣请辞而不得，只得以私谊恳请袁氏出面挽救危局。因原湖广总督瑞澂已被撤职，正在前线戴罪立功，故清廷匆匆将袁世凯任命为湖广总督，令其指挥“所有该省军队暨各路援军”，但对南下平叛的“水陆各军”却只授其“会同调遣”的权力。

谁都能看出来，朝廷对起用老袁疑虑重重——该省新军已成了叛军，全省巡防营和绿营哪够老袁指挥的？而中央军队，无论其旧部冯国璋统率的北洋陆军，还是萨镇冰统率的水师，他只有当副手的份儿，这明摆着是不信任嘛！

杨度力劝老袁不要应命，以观事态发展。老袁深思熟虑了一番后，果真复电清廷：

惟臣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

病成这样，哪能出门工作呢？所以，谢谢啦！

载沣明知老袁耍花样要权，却一筹莫展，只好把前线指挥权全部交给老袁；在政府军攻克汉口后，又授其内阁总理大臣之职，将其调回京城，主持全局。当然，那会儿，杨度早回京城上班去了。

老袁重组的内阁里，杨度成了学部副大臣。副大臣，即新政前的各部侍郎，是正二品的高官。非常时期，对人才的提拔也非常迅速。杨度从一个无“品”之人，以花钱买五品候选郎中开始起跑，一步正四品行走，再即正二品副大臣，整个一“三级跳”，“噌噌噌”几步，就跃为国家重臣了。

不过，杨度对副部长的高位并未看中，他与汪精卫等共同发起成立了“国事共济会”，即为北南双方说和。他忙那件事去了。

也幸赖他的介入，南北双方互相瞄准着的炮口才提前低垂下来。辛亥年（1911年）12月9日，他得到时任南方独立各省代行大元帅职务的黄兴的回电，电称：只要袁氏促成清廷逊位，即可举袁为民国大总统。只不过，当时还没想好今后的国家元首是什么名义，黄兴说的是“大统领”：

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

袁氏闻此言后，马上加派杨度为南北议和代表，并鼓足干劲，施尽招数，促成了清王朝的垮台。

杨度有功于老袁，固自不待言；然更有功于国家，此亦不争之事实。

杨度忠心于老袁，既有钦敬其“经济”手段高明的原因，更有借袁氏成就自己为“帝师”的夙愿的因素。晚清时期，他选中要辅佐的人，只能是袁世凯。

袁世凯如愿成为民国大总统，醉心于“帝王学”的杨度自然兴奋不已。不过，老袁乃公认的治世之能臣，布局之高手，知道哪颗棋子儿应该下在哪个位置。他并未如杨度所愿将内阁总理的位置留给年轻的杨晳子，而是派人到青岛请回了前清军机处的同僚徐世昌为宰辅。无奈，嘴上无毛的杨度只好悻悻地和一把胡子的徐世昌换了位，跑到青岛做寓公去了——在男子以蓄须为时尚的中国上流社会，杨度一生不留胡子，也是其特立独行的一小佐证也。

那时的青岛，乃德意志帝国的远东租借地，非中国政府所能管辖。民国既立，逊清的末代恭亲王溥伟，前军机大臣那桐、徐世昌和一大批总督、巡抚、大臣们，便纷纷成了胶澳租界的寓公。在众多寓公里，杨度既不算大官亦不算富翁，但毕竟也有过自己的房产。只是，前些年，青岛市痛痛快快地用一座又一座大杀风景的高楼大厦取代了一幢又一幢漂亮的德式洋房，现在剩下的寥寥几幢“原装楼”，哪有属于他杨度的寸砖片瓦！

不过，虽不是前朝重臣，但杨度的才干还是赢得了那个时代几位想改天换地的人的共同尊重——这边，袁世凯拿他当心腹；那边，孙文、黄兴引他为知交。民国元年（1912年）夏秋，袁世凯邀请国民党两大领袖孙文、黄兴相继入京会晤，杨度即因与双方均有密切关系而应邀从青岛赶回北京。

尽管国民党已是国内第一大党，但面对人家的邀请，杨度却很不客气地拒绝了，而且，拒绝的原因很难听。他告诉黄兴：贵党只有“取消政党内阁之议”，“度方有可效力之处”。他反对由某一党派操纵内阁，哪怕其党魁是自己的同乡好友。正努力谋求组阁的国民党人闻此恶言，对他恨之入骨。难怪早就有湖南人宣判其为“汉奸”了，不是孙文专电湖南都督谭延闿，令其保护杨度之家属与财产，杨氏一家没准儿早就灰飞烟灭了！

不过，重返京城的杨度，这一次，还是没被安排到他满意的位子上。此时，他看不上眼的梁士诒已经是总统府秘书长，因事事要先经过梁某，他被人叫成了“二总统”。梁启超也已经回国，内定要当财政总长。而杨度是内定的交通总长。交通部是北洋政府权力与实惠很大的一个部门，管着全国的路、电、邮、航，正可由杨氏实践他的“金铁主义”。不想老袁不愿让“不是自己人”的梁启超把握财政大权（时梁为中国进步党领袖），想来想去，只给了梁氏一个司法总长的位子。财长一时无合适人选，便嘱总理熊希龄自兼。如此一来，总理多坐了个总长的位子，大家就要挨个儿往后挪。结果，交通总长的交椅让老资格的周自齐坐去了。老袁又授意让杨度当教育总长。哪想到杨度竟嫌清水衙门有职无权，嘴唇一撇，对熊希龄说了句“本人帮忙不帮闲”，便拂袖而去。

“二次革命”被弹压后，国民党成了叛乱团体，被大总统下令取缔。国会第一大党的取缔，直接导致国会瘫痪。老袁便另组“政治会议”以过渡。由是，机会之光又在杨度眼前闪了一下——老袁曾有意让杨度担任议长。但掂量来掂量去，最后还是把头把交椅送给李鸿章的侄子李经羲去坐了——老袁更需要旧势力的支持。杨度为总统府特派的八议员之一。五个月后，参政院成立，政治会议撤销，杨度又被老袁指定为参政院参政。

其间，虽未做成大官，他却甘心做了一回小官——“督办汉口建筑商场事宜”，此官隶属农商部，临时官差，只半年，实在有些委屈他了。兴许这与其“工商立国”的理想有关，他欣然南下。

这一年，他还做成了两件好事，似应单独说一说。

一是与主持湖南明德学堂的胡元倓等人代表湖南“育群学会”与美国雅礼会签订了一项协议，促成了后来著名的湘雅医院的诞生；一是终于说动恩师王闿运离湘抵京出任国史馆馆长，半年后王夫子离职回籍，他则以副馆长“护理”（代理）馆长。

至民国四年（1915年），被七嘴八舌的议会政治弄得很郁闷的袁世凯，不觉动了变更国体的邪念。“变更国体”是“恢复帝制”的客气说法。是年元月，袁世凯长子袁克定在小汤山宴请梁启超，杨度乃唯一作陪的人。席间，小袁大说共和制的缺点，隐隐表示出变更国体的意思。梁启超当场表示反对，并于此宴后离职回了天津，直到袁死后才重返北京。而在场的杨度却一下子摸准了袁氏父子的脉。

眼看着国事纷乱，“共和”失和，更不知伊于胡底，笃信君主立宪的杨度正着急呢，为“帝师”的使命感再一次把他发动起来了！开春，他即动笔写就日后成为帝制派纲领性文件的《君宪救国论》，只是惮于机会不成熟，没敢拿出来发表。当年8月，机会来了，他从《亚细亚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上看出端倪。该文作者为大总统的美国籍宪法顾问古德诺，题目是《共和与君主论》，作者洋洋洒洒写了一通共和制与君主制的优劣，之后，明明白白地下了结论：

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

不是老袁授意，一个外聘的洋策士敢公开这样说？

当年同在王闿运门下就读的夏寿田同学，时任大总统“内史”（秘书）。据说，夏告诉他，应该联络几个人讨论国体问题，即中国是否继续走共和道路的大问题。

于是，在夏的陪同下，杨度到中南海觐见了大总统。

寒暄过后，他请示说，想组织一个专门机关以“研究国体问题”。

不料，此提议却遭到大总统的制止：“不可！外人知我们关系，以为我所指使。”

这一下，杨度更有数了。领导说“不可”的原因，并不是这事根本做不得，而是怕外人怀疑是其授意！于是，他便放胆回答：

度主张君宪十有余年，此时如办君宪，度是最早之人，且有学术自由，大总统不必顾虑。

呵呵，老袁还顾虑什么？只说了句“你可与少侯等谈谈”后，便扯别的去了。

老袁说的少侯，即著名的革命党人孙毓筠，少侯是其字，和杨度一样，孙氏也是参政院参政。杨度找了他，还找了李燮和、胡瑛、刘师培三位在京的著名革命党人，更拉来了名重海内外的总统府高级顾问严复老先生。杨度将这几位有影响的人士拉在一起，一番筹划后，在石驸马大街（今宣武门内新文化街）的前清郡王府门外，赫然挂上了“筹安会事务所”的牌子。杨度自任理事长，恢复帝制后欲当首辅的政治野心昭然若揭。

筹安会的理事们很快写出一批鼓吹帝制的文章发布于报章，其中最有分量的，即杨度前些日子写好的那篇《君宪救国论》。

以杨度之睿智，何以认定“只有君主立宪才能救中国”的死理？原来，他认为：

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

正是由于国民的政治素质太差，所以，才有了民国成立以来混乱的政治局面。如欲强国富国，只能拥戴一个英明的君主和制定一部完备的宪法（君宪）。他确信自己的“君宪”主张才是挽救中国之命运的唯一路径，所以，对别人的抉择，他统统不屑一顾。

老袁读到杨氏“雄文”后，如被挠到最痒处，颇为快意，便亲赐“旷代逸才”匾额给杨度——啧啧！这可是天大的荣誉！前清时，皇上或太后赐字给臣下，都是被赐墨者自己花钱去做匾，这回，大总统把写字与做匾两件事都包办了，可见“眷宠”之隆。

大总统给杨理事长赐匾一事，极明确地指出了各地官吏的前进方向。本来各地都是反对之声，甚至有人公开建议应“将杨度等一干祸国贼明正典刑，以正国是”。“明正典刑”即现今的“依法判处死刑”，属最严厉的处罚。梁启超在天津撰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长文，公开批驳杨度的理论，刊登和转载梁氏雄文的报纸也曾洛阳纸贵。但老袁奖给杨度的一块木牌子，迅速改变了大小官吏的最初判断——开始，他们都以为是京城里几个有学问的闲人吃饱了撑的要研究学术问题呢！于是乎，风向为之一变，官员纷纷表态：君宪胜于共和，国体理应变更！

悲夫！只保一己之尊荣，不计国家之前途！

很快，京城大街上就出现了五花八门的请求变更国体的请愿团。除公职人员外，社会各行各业均有团队登场，甚至连拉洋车的、要饭的，都“自发”地组成“车夫请愿团”、“乞丐请愿团”，到新华门前递交请愿书。不过，过后人们看出，所有的请愿书的内容甚至文笔竟大致相同，都与石驸马大街那帮“筹安会”的理事们有关！

闹剧越演越大。陆军上将段芝贵跟着发起了在京军警表态的行动。会场上备有两个签名簿，赞成共和者与赞成君宪者，各在本本儿上签名。众目睽睽，谁敢表达真实心愿？如此一来，众多军警高官把那本“赞成君宪者”的签名簿填得满满的，而那本“赞成共和者”则冷落一旁，无一人签名。

稍后，各地又套用此不要脸的办法举行“民意代表”投票，本省军政第一、二把手亲为监票人，各民意代表领得选票后，只需在印有“君主立宪”的票上写“赞成”或“反对”，并将此票投于箱中，便可领几百元的车马费尽兴而归。

12月11日上午，代行立法院职权的参政院开会，统计并公布各地“民意代表”的选票，谓之“总开票”，并就变更国体投票。

秘书长林长民（著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之堂兄，林徽因之父）报告：各省国民代表大会人数为一千九百九十三人，赞成君主立宪票一千九百九十三票，无一反对票，无一作废票！

杨度和孙毓筠当场提议：本院应以国民总代表名义，“恭上推戴书”。众人立即附和。

林秘书长便掏出业已准备好的《推戴书》朗读起来。随后，参政员们全体起立，一致通过。

万事大吉！全场欢呼！

历史闹剧在上演过程中，演员们被设定好的情节紧锣密鼓催着，不管情愿不情愿，往往陷入角色的幻觉中。过后看来足以笑掉下巴的丑陋表演，当时却是满台子的庄重。历来如此。如此，如此！

如此这般，袁氏当皇帝，算是“顺应民心”了。第二天，即12月12日，老袁即宣布接受全国“民意”；第三天，在中南海居仁堂里接受了“百官朝贺”。翌年1月1日，“中华民国”居然在袁世凯与杨度的内外运作下，成了“中华帝国”！

据说，这一次，杨度坚信自己会是新帝国的首任宰相，甚至托人在法兰西国定制了一套华贵的大礼服！

不过，颇会用人的老袁还是没让他过一把当相国的瘾，而是把国务卿的位置先后给了“老人”陆徵?９９lib.祥、徐世昌和段祺瑞，而且，袁皇帝甚至也没给杨度在朝廷里预留任何实职，只是给了他一顶至高无上的荣誉——文宪公。

袁氏是按传统的公、侯、伯、子、男五个档次为臣下封授爵位的，加上死去的前国务总理赵秉钧在内，一共九人封“公”。年方四十岁的杨度是最年少的一位，其地位远高于一些握有重兵的封疆大吏。后来当上大总统的曹锟，当时只是十二个伯爵里的一个；做过大元帅的张作霖排名更低——“子爵”，还是“二等”；后来不可一世的吴佩孚与冯玉祥，起初连爵位都没有，过了一阵子才被先后补授了个“三等男”。

“圣上”口惠而实不至的安排，令自命于帝制有大功的杨度郁闷不堪。那套挂在巴黎某个角落大衣柜里的大礼服也就始终没运回来。

其实老袁比他更郁闷百倍——云南护国军的讨伐声越来越近，北洋军旧部竟也纷纷加入了反叛行动，再加上东交民巷拒绝承认新帝国，老袁内外交困，走投无路，只得匆匆宣布取消帝制。

难辞其咎的杨度，何去何从，一时惹人注目。社会上有了杨度已逃窜出京欲经天津远渡美国的传言——彼国不是有力挺老袁称帝的古德诺嘛！

就在此时，《京津泰晤士报》发表了杨氏访谈记，这位国人皆曰可杀的怪杰，安坐家中，侃侃而谈：

国体问题，我应负首责，既不委过于人，亦不逃罪于远方。……报载我已窜，你看我窜了否？俟正式政府成立，我愿赴法庭躬受审判。

后来即使到了天津，面对记者的采访，他也是不变的政治态度：

政治运动虽然失败，政治主张绝无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一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十年以前，我在日本，孙、黄主张共和，我则著论反对。我认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讳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

城头变幻大王旗。但失败了的国士却不肯变更自己的信念。中国的政治家，趋炎附势翻云覆雨者太多！难能可贵的，是信守政治贞操并一直为之清苦奋斗的人。

到此时，他还坚信他的“杨度理论”：日本不就是君宪制嘛！德国、英国不也是皇帝领导下的责任内阁制嘛！他们能靠此富强起来而为什么我中华就不能效仿之？至于为何帝制中止，杨度认为，这并非“君宪”经卷出了问题，而是君主把这部经念走样了。后来，他赴“公府”吊唁袁世凯时送上的那副广为传诵的挽联，即直白表露了他的这种心境。

“杨氏理论”是否符合中国国情，恐一时说不清楚，但这种舍我其谁肯为国家负责的国士精神，却值得后人钦敬。

就在报纸刊发了“杨度宣言”一个月之后，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一片诅咒声中命归黄泉。

据袁氏第七子袁克齐回忆，父亲临咽气前，曾大呼“上当”，而且还特意嘱咐他大哥袁克定说：“以后不要再上那几个人的当。”

还有人传言，说老袁临咽气前，恨恨地说了句“杨度误我！”之后，就一命呜呼了。

瞧瞧，明明是你老袁想当皇帝，最后板子却打在了帮忙的人身上！

杨度真是百口莫辩。

老袁过世的第二天，不肯认输的“旷代逸才”赶赴中南海吊唁，留下了那副令人击节的挽联。从不俗的词句和墨迹上，人们看到了他的才情，也看出了他的固执。

挽联曰：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第一章市井有谁知国士第四节

黎元洪当家做主后，杨度等“筹安会六君子”立即成了“帝制祸首”——先总统是民国五年（1916年）6月6日死的，而继任总统的通缉令是7月14日发布的。也就是说，杨度从九天之上摔入狗屎堆里，仅三十八天。若不是他犹豫之后终于遁往津门避难，没准儿其生命就中止于四十一岁那年了，因为有人动议开除他的国籍，更多的人则提议诛杨度以谢共和！

蔡锷就是最早一批建议对杨度处以极刑的一位。同是湖南老乡的蔡松坡（蔡锷字松坡）本来是因杨度的介绍才被袁大总统认识并赏识的，因反对袁氏帝制自为，被老袁调来北京任经界局督办的蔡上将称病去天津疗养。与思想导师梁启超密谋后，他辗转回滇（蔡本为云南都督）起兵护国，护卫共和国体。

本着先礼后兵的游戏规则，发难之前，蔡将军曾领衔护国军将领致电袁大总统力陈利害，其中专有一段提到杨度等人：

请查照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申令，将发动筹安会之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六人，及通电各省之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袁乃宽等七人明正典刑，以谢天下。

然而，在杨晳子成了政府通缉犯之后，病榻上的蔡松坡又于心不忍了，在其遗嘱中，专有一段说到旧友：

湘人杨度，曩倡《君宪救国论》，附袁以行其志，实具苦衷。较之攀附尊荣者，究不可同日语。望政府为国惜才，俾邀宽典。

蔡将军看得很明白，杨度并非为追求荣华富贵而参加帝制，实是他的政治理念一向如斯。

在国人皆曰可杀的那些日子里，杨度不得不食言而“窜”，跑到天津租界避祸。杨度女儿杨云慧回忆说，天津德租界27号路上的一座大楼即是她们一家的住处。“就像从电影里看到的那种大家族的楼房一样豪华”，家里依然雇着厨子、男仆和马车夫，厨子是早年从湖南带来的。杨度寓居津门的生活还是很优裕的。

后来，段祺瑞成立政府，我父亲确曾几次三番提出要去北京自首。经友人们劝阻，才没有去。

杨云慧如许告诉我们。

在那些苦闷的日子里，杨度只能研究佛学，再是研墨临池——汉隶和魏碑一直是他的拿手绝活。后来每到潦倒时，他总能用自己不菲的润笔维持生计。

就在他躲在洋人地皮上做寓公时，先后有三位与他有关的重要人物过世。

先是当年10月20日湘绮老人在故里湘潭仙逝，虚龄八十四，正是“阎王不叫自己去”的年纪了。杨度不敢回籍为恩师奔丧，只能寄挽联表达哀思：

旷古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

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

呜呼！悲痛之余，还惦记着他未竟的“帝王学”呢！

仅十天之后，只比他大几个月的黄兴，以四十二岁的英年在上海法租界里溘然病逝。杨度依然无法亲往致祭，只得再写挽联寄托悲怆之情：

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分驰，肝胆至今推挚友；

一身能敌万，可惜霸才无命，死生从古困英雄。

这种政见不同却肝胆相照的友情，实属人间最高贵的情感。

又过了八天，日本福冈又传来在那里住院治病的老友蔡锷的噩耗。松坡老弟比他小七岁，时年只有三十四岁。联想到国事日非，杨度喟然长叹，挥笔志情：

魂魄异乡归，如今豪杰为神，万里山川皆雨泣；

东南民力尽，太息疮痍满目，当时成败已沧桑。

没有对已故友人过头的赞誉，却有对国家命运复杂的感慨。从字词中，人们读出了他的一种情绪。

不过，杨氏主张“君宪”，却决不主张复辟旧的王朝，这一点，始终不准部下剪掉辫子的“辫帅”张勋和那位过气的思想界大佬康有为都想错了。当时，张勋把继任的黎大总统召他进京“调处国是”颟顸地当成了复辟大清王朝的天赐良机，而一向鼓吹君主立宪的杨度，无疑是他认定的同一战壕的战友。

张勋在青岛也有寓所，一幢位于天主教堂附近的至今保存还算完好的德式洋房。他与杨度在青岛是否见过面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对杨度的同情是世人皆知的——就在举国通缉杨度时，他却自徐州通电北京，为杨打抱不平曰：

君主、民主，主张虽有不同，无非各抒己见；罪魁、功首，岂能以成败为衡？……落井下石，既非大丈夫所为，而止沸扬汤，究与大局何益？

惶惶然的杨度读到这通绝无仅有的说情电文后，没准儿会一股暖流涌心间。然而，当杨度读到张勋的最新一纸通电后，却不惜“恩将仇报”——民国六年（1917年）7月1日，张勋等发出拥戴逊清宣统皇帝复辟的通电，紫禁城里遂加演了一出时间很短的历史闹剧。

两天之后，7月3日，杨度就毫不客气地给张勋、康有为发出通电：

惟尝审慎思维，觉由共和改为君主，势本等于逆流。

……公等于复辟之初，不称“中华帝国”，而称“大清帝国”，其误一也；阳历断不可改，衣冠跪拜断不可复，乃贸然行之，其误二也；设官遍地，以慰利禄之徒，而宪政如何进行？转以为后，其误三也；设官则惟知复古，用人则惟取守旧，腐朽秽滥，如陈列尸，其误四也。

凡所设施，皆前清末叶不敢为而乃行之于今日共和之后，与君主立宪精神完全相反。如此倒行逆施，徒祸国家，并祸清室，实为义不敢为。即为两公计，亦不宜一意孤行，贻误大局。不如及早收束，速自取消……

人家张勋与康有为蛮以为一向公开宣称“君宪救国”的杨氏会力挺复辟，不料复辟伊始他却一口气总结出四大失误，并让人家“速自取消”。大是大非面前，他是坚守立场不顾友情的。

张勋复辟的迅速失败，也让杨度彻底断了“神圣”的“君宪”梦想。他曾在通电中这样表述自己的绝望：

神圣之君主立宪，经此牺牲，永无再见之日。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

第一章市井有谁知国士第五节

民国七年（1918年）3月15日，新的北京政府发布特赦令：

所有民国五年七月十四日及六年七月十七日通缉杨度、康有为等之案，均准免于缉究。

后者系指上一年的清室复辟案及其首犯。

也就是说，在经历了整整二十个月的不敢步出租界的苦日子之后，杨度重获自由了。

4月26日，他回到了阔别六百多天的北京。5月1日，礼拜三，他前往中南海晋谒了代总统冯国璋将军，面谢人家的特赦之恩。

这一年，杨度四十三岁。按说，这个年纪，对一个精力充沛的男人来说，一切都还来得及。但杨度似乎对从政已经心灰意冷，他参股与经营的湖南华昌锑矿公司的生意也并未因他出任总理（总经理）而有起色。他过得很潦倒，以至于把使用多年的大洋马和马车都变卖了，马车夫自然也被辞退了。后来继任大总统的曹锟将军都听说了，特派人赠送了银洋两千元，供这位未曾谋面的国士补贴家用。

他似乎消失在公众视线里了。民国八年十二月初三（1919年1月4日），是他四十五岁生日（实为四十四周岁，国人按虚岁计龄），无人贺寿。百无聊赖的他，自题一副祝寿联：

他居然推算出自己比创造世界的神话人物盘古的生日还早十天！真是玄妙得可以！

之后一年，他活得没滋没味儿。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这样说自己重获自由后的生活：

度年来息影一庐，久不与闻政治，间或经营商业，颇与市井为俦。特以兵祸连年，百业俱废，因之亦多亏损，政、商两界皆成畏途。平居多暇，还读我书，懒于著书，聊以遣日而已。

“还读我书”的杨晳子的消沉，至少令喜读其诗（包括挽联）的人们颇感失落。从唱着《黄河》、读着《湖南少年歌》开始，人们就熟悉了杨晳子，到如今的一副副传诵一时的挽联，杨度真乃一代骚人也！

《尚书》说“诗言志”，杨度“言志”的水平是很高的。若天假大寿于斯人，则当今许多中老年人烂熟的《毛主席诗词》里是否会多出一首《和杨晳子先生》也未可知。众所周知，毛泽东也是个喜欢唱酬的诗人，而且，是个不忘年轻岁月的有心人。对困窘的青年时代曾帮助过他的湖南故人，他或许会报答的，有“我失骄杨君失柳”的缠绵佳句和对前岳母家人的频繁问候为证，有每年“偿还”章士钊先生两千块钱直至章氏仙逝为证，有越级重用他上中专时的恩师王季范老先生的孙女王海蓉和章士钊的养女章含之为证。

说起来，杨度也有恩于毛泽东。

话说当年，年轻的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生毛润之（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投奔的是恩师杨昌济，当时，杨已被章士钊介绍来京，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

杨昌济在鼓楼附近的豆腐池胡同里租了一个小四合院，门外悬“板仓杨寓”木牌——杨教授乃长沙板仓乡人。毛泽东曾被安置在杨宅狭小的门房处栖身，不知毛与恩师之女杨开慧之恋是否始于此时。

尽管潦倒，杨度仍为湘籍旅京士绅之首领级人物，自然与杨昌济多有过往。民国九年（1920年）初，杨昌济病逝于东交民巷里的德国医院，杨度前往豆腐池胡同吊唁，有感于死者生前清贫，曾著文吁请各界人士对其遗族“慨加赙助”。

我查阅过杨度领衔的这封“募款倡议书”，在按资历与声望排名的二十九个发起者中，前面是出任过政府总长的蔡元培、章士钊、范源濂等名流，而第二十八名，即不为人知的“毛泽东”。恩师过世的那段日子里，默默无闻的毛泽东与盛名赫赫的前辈杨度定然见过，且会与杨开慧一样，对“杨世伯”的恩德铭刻在心。所以，我假设开国之初的毛泽东会与杨度有一番唱酬并非毫无由来。

与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同窗的萧子昇回忆过，上中专时的毛泽东，在未来的岳丈家见到久仰的杨晳子先生，引为一大快事。萧氏乃毛之少年好友，与毛等人共同创办了新民学会。杨度返京时，萧正在蔡元培、李石曾的法华教育会里当秘书，是湖南学子赴法勤工俭学的主要推手，毛泽东带若干人上北京等待去法国，投奔的正是此人。不过，因坚持改良而反对革命（暴力），萧与毛最终分道扬镳，后入国民政府，晚年殁于乌拉圭。此题外话也。

但杨度似乎不记得当年住在“板仓杨寓”门洞里的那个杨昌济的未来女婿了。民国十五年（1926年）秋，他在出任张作霖的安国军政府“政治讨论会”专职委员时，曾向萧子昇打听过毛润之，问毛是否有才，是否能写文章，是否全无人情味，是否有杀父之心，甚至还问及，毛的相貌是否丑陋！然后，杨度谆谆告诫萧子昇：因你与毛泽东关系密切且广为人知，所以，需要小心。那时的毛泽东，已经娶杨开慧为妻，拿着当年在北京募到的一大笔钱，正在家乡到处发动急风暴雨式的农民运动呢！杨度不会赞同过激的“暴民运动”，他似乎更多的是在关注已故的老友杨昌济的女儿的命运。

有趣的是，萧子昇竟然总结出了杨、毛两人的共同点：

中华民国建立不到半个世纪，在这段时间之内，就有两个人企图要推翻它，并且都成功地实现了他们个别的计谋。奇怪的是，这两人竟然都是湖南湘潭人。其中一个是杨度，另外一个是毛泽东。

只是，杨度的成功，为期仅仅两个多月——他拥戴的袁世凯只做了八十三天“中华帝国”的皇帝即一命呜呼，他也因之毁了清名；而毛泽东却把中华民国的当政者们赶到了大陆东南角上的几个小岛子上，让中国变得谁也不敢小觑。

杨度没活到毛泽东登上天安门指点江山的1949年金秋，早在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17日，这位终日诵经的居士即“坐化”于上海滩的寓所中。但若天假大寿于斯人，他还会自觉为毛泽东的高参，因为，这是他终生所追求的“帝道”。

第一章市井有谁知国士第六节

无所事事的日子里，杨度跟着从湖南老家来北京的老同学齐璜学起了绘画。齐璜时以自号“白石山人”享誉京城——当年，正是杨度把这位未来的大画家召请到京城来的。不过杨度的美术天赋似乎不咋样，现今的人们没听说过谁手里有杨度的画作。倒是一方方传下来的杨度的印章让方家看得佩服，原来这正是他的老同学兼老师齐白石为他篆刻的——齐大师对自己的刀功颇为自负，曾自号“三百印石富翁”。

女儿杨云慧回忆过：“父亲曾写了六句话，经装裱以后悬挂在自己的卧室里，以表明心迹。”

这六句杨氏自白是：

访客们真的看不出，这个天天谈佛说禅的居士究竟是想“出世”还是想“入世”！

是哟，你想让这个“除救世外无事”的人物总是憋在家中，岂不误己又误国？

于是，一位南方来客的叩门声，又将杨度从玄妙的佛学世界拉回到纷乱的现实社会中。

来人乃刘成禺，杨度在日本留学时结识的朋友，第一届国会议员，后因反袁而南下，受到政府通缉，成为广州的非常国会议员，时任孙中山的大元帅府顾问。这位不速之客带来了孙中山的紧急呼救。

彼时的南方割据政权，祸起萧墙，执掌军事的陈炯明将军与孙中山反目且炮轰了元帅府！实力不济的中山先生唯恐近在湖南的北洋军吴佩孚部与陈炯明联手，故急遣密使来京找到杨度，请杨尽力设法说服吴师长的顶头上司、直鲁豫巡阅使曹锟，令其万勿与陈炯明合作。此为民国十一年（1922年）的事。

真是“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北方无人问津，南方却委以重任，杨度久已熄灭的政治热情一下子又被孙中山的求援点燃了！这个“除救世外无事”的人立即忙碌起来，除鼓动在“曹营”当幕僚的同窗兼好友夏寿田去游说直系大将王承斌等人外，他还亲自跑到保定的直鲁豫巡阅使署去游说憨厚的曹大帅。曹锟虽无文化，但崇尚文化，尊重士人，当初杨度潦倒时，他曾特意赠其两千银元以渡难关。不知是杨度的政治设计太天衣无缝，还是那位布贩子出身的曹大帅过于厚道，前去扫荡南军的吴佩孚果真奉命按兵不动了。

孙中山和国民党因此躲过鬼门关。

甘心效力国民党，当然也是为了践约——当年在日本时不就对孙中山说过嘛：你若成功，我就放弃原来的主张，全力帮你！所以，脱险跑回上海的孙中山曾额手庆幸说：

孙中山的信赖，使杨度又看到了实现“帝王学”的机缘！他本来已经下定决心，不怕寂寞要做职业佛学家和书法家，现在，却另有新的奋斗目标了。他索性跑到上海，找到孙中山，主动提出要帮助国民党！孙中山自然喜出望外，但国民党内却有人怀疑杨的动机。总理连忙通电党内干部，亲为解释：这会儿杨度是铁了心回到革命队伍中来了，希望你们不要拿他往年不屑于加入本党的事来怀疑他。孙氏原话是：

（杨度）此番倾心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事见疑。

当初在日本，孙总理怎么求你加入组织你都不屑于“入彀”，而今，没等人家来“发展”，你倒主动找上门来要帮“乱党”。真此一时，彼一时也。

民国十四年（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杨度献上的挽联，照例引起人们的围观：

英雄作事无他，只坚忍一心，能全世界能全我；

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公。

没有过誉之词，只有真实感叹——叹英雄早逝，叹国事混乱，细心人还读出，他更在叹逝者一生其实并未成功，不然，何须反问“自古成功有几”？他所认识的国民党总理，无疑是更近真实的一个人，而不是后来被国民党供上神坛的偶像。

杨度私通“赤党”的事儿，北洋巨头们谁也不知道啊！

取代了黎元洪当大总统的曹锟就根本不知道，他一直相信杨度是“自己人”，甚至还将其委任为自己的政治顾问呢！段祺瑞也不知道，要知道的话，就不会下派他去自己老家安徽省任省府秘书长。粗犷的山东督办兼省长张宗昌就更不知道了，民国十五年（1926年）春，就任直鲁联军总司令的张勋，将杨度聘为本军总参赞。一时间，杨氏又仆仆奔走于京、津、济之间。到“东北王”张作霖主持北京政府时，杨度又成了这位安国军总司令聘任的“政治讨论委员会”专职委员。

甭管谁当权，总拿杨度当国士敬着。

据说，连自己有多少兵、多少钱和多少老婆都不知道的“三不知将军”张宗昌，却知道尊重文人，对杨总参的话，一度言听计从。

安国军政府主持北京政府以后，曾以“宣传赤化”为罪名，于百日之内，连续抓走京城著名报人邵飘萍、林白水和成舍我。邵氏被捕后，杨度曾联络报界诸人为之求情，未果。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对邵氏掺和郭松龄兵变深恶痛绝，仅两日即下令将邵处决。林白水触怒的是张宗昌，身为安国军二号人物的张宗昌副总司令，面对前来求情的说客，统统示以白眼，只有杨度出面求赦时，才转出了黑眼珠，命人打电话通知行刑队：枪下留人。只是半小时前行刑队已经把林白水绑赴天桥刑场执行完了，杨度的愿望落了空。不过，好在杨度总算说动了老张，把成舍我交保释放了。

武夫当国的政治局面，很令杨度伤感，他曾对友人大叹：

吾俦不武之人，不过附属，遇事宁有多效？可惭已极！

既如此，孤傲的杨度何苦要依附于军阀巨头？从他的一封致朋友的信中，可以读出，其动机绝非卖身求荣：

度虽有救国之心，然手无斧柯，政权、兵权皆不我属，则亦无可奈何。

所以，他要借用那些执掌政权的军人，让自己手有“斧柯”，实现自己的“救国之心”。

然而，他也忒大胆了！利用那几位智谋不足的大老粗对自己的信任，竟然鼓动曹锟除掉吴佩孚，鼓动张宗昌投靠国民党！

就在他把张宗昌哄得有些迷糊之际，安国军第三军团军团长张学良赶到济南与张宗昌会商军务。“少帅”已经知道张副总司令身边的杨总参居心叵测，所以，放出狠话：“请杨晳子少出主意，当心脑袋！”

图未穷而匕已现，杨度只得借故请辞。

杨度五十二岁那年，京城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大事：政府突查了东交民巷里的前俄国兵营，逮捕并处决了李大钊等人。

一向反对革命的杨度自然不赞成李大钊接受马列主义，但在他眼中，无论是李大钊，还是上一年遇害的报人邵飘萍、林白水，都是当代纵横家，是靠笔杆子和游说来影响政府决策的名士朋友。他不会唱“英特那雄耐尔（英语iional音译）就一定要实现”（《国际歌》歌词），但他尊重朋友的选择。

北洋时代，士人们似乎都如此相处，即相同社会地位的朋友是不问信仰、不计利害甚至也不讲私德的。朋友可以笔战，但从不影响私交。陈独秀以入青楼为乐，李大钊以敬老妻为荣，但两人政治取向一致且私交也很好；胡适之提倡新文化，章士钊固守旧传统，但两人照样是嘻嘻哈哈的好朋友。

前面说了，北洋时代后期的杨度已经是国民党安在北京政坛上的一个内应。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尽管也时有吵闹，但在苏联人的撮合下，那时正在度蜜月，所以，无论于公于私，杨度都不可能不为李大钊的被捕而着急。所以，民国十六年（1927年）4月4日那天，他变得格外忙碌了。

那一天，杨度去北京的太平湖饭店参加熊希龄长女的婚宴。席间，杨度无意间问起当过外交总长的汪大燮：外交方面可有新闻？

汪模棱两可地答：亦可说有，亦可说无。神情有些自得。

杨乃追问：此话怎讲？

汪遂凑近杨，耳语：张大帅（张作霖）已经派我与东交民巷的外交使团打了招呼，政府将派员进入苏联兵营搜查，望各国公使谅解。说完之后，汪再三嘱咐：此事须要保密！

杨度知道李大钊自上一年的“三·一八”惨案之后，即躲在苏联人那里，所以惊闻此讯，迅疾托辞离席。回家之后，偏偏又遇上来客，只好应酬了半天。打发走客人后，他一边亲往国民党北京市特别党部书记胡公鄂那里去报信，一边派大儿子杨公庶去章士钊家通报——他知道，章与李两“钊”虽因“三·一八”惨案不复交往，但章夫人仍与李大钊有联系，况且大难当头，章氏不会不管不问的。

前段时间，为躲避段祺瑞执政府的通缉，李大钊与妻子儿女寄身于苏联使馆里，他领导的国民党市党部的骨干人员也都在该使馆旁的旧俄国兵营里躲着。

按说，杨度报信的时间并不算晚——从4月4日当晚送出消息，到4月6日军警闯入苏联使馆，李大钊原本有足足一天的时间潜出外逃啊！

然而，李大钊并没马上逃逸，原因是人们并不相信张作霖政府会冒天下之大不韪进入东交民巷。从“庚子之变”（义和团事件）结束之后，还从来没有谁胆敢闯入使馆区呢！人们竟不相信此消息的真实性！

结果，只有四个“党人”迅速离开东交民巷。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发往南方的秘密报告，如实记录了杨度在危急关头的功绩：

其余四同志能走避，杨之力也。

杨度忧心如焚却爱莫能助！且看他在李大钊被捕前后的时间表：

4月4日，获悉情报，当晚报信。

4月6日，派长子前往东交民巷观察，惊悉李大钊等人被俘。

4月9日，以委员身份参加政治讨论会，与人议决将“李大钊党人案”移交地方法庭审理，以避免军法审判。

4月10日，与司法总长罗文干等同往安国军总司令部面见张作霖，陈述将此案移交地方法庭的理由。

其间，他还两度派长子前往京师警察厅看守所探视李大钊并秘传消息；他甚至变卖了寓所“悦庐”，将所得四千五百银元悉数充作营救费用。

4月28日，李大钊等二十名同案犯被军法会审后立即处以绞刑。

彭国兴编的《杨度生平年表》上说：

为周济被难者的遗族，杨度八方张罗，所蓄为之一空。

“仗义疏财”，“两肋插刀”，“侠肝义胆”，“毁家纾难”……这些成语到了北洋时代的杨度的身上，全都复活了！

变更的是朝代，不变的是名士秉性。

第一章市井有谁知国士第七节

北京政府被南京政府取代后，按说杨度可以公开身份转入“地上”了，可他并没受到民国新贵们的礼遇——也许蒋中正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是本党已故总理生前亲自“发展”过的“同志”，但也有可能人家是明知故“忘”，不愿让已经乱七八糟的本党与口碑更差的杨度搅在一起。反正国民政府在南京开张后，有功之臣杨度反倒被冷落。这个声名狼藉的保皇派头领，这个纵横于各军阀豪门间的北洋遗老，只得黯然致信友人，惨兮兮地称：

此后生涯正无住着，意在赴沪鬻文。

志在做泱泱大国首辅的政治家，一下子沦落为在上海滩以卖字画维生的手艺人。白云苍狗，世事无常。

在老友章士钊的介绍下，杨度成了名声更差的帮会头领杜月笙的清客——挂名秘书。章氏也一样，从北洋时代的总长级大人物，成了“海上闻人”杜氏的法律顾问。

杨度逐渐淡出公众视线。民国十八年（1929年）2月27日，人们在静安寺里见到了他和他写的挽联，那一天，是上海为在北平过世的梁启超举行公祭的日子，身为故人曾经的至交，他不能不到场。

照例，挽联又是脍炙人口的佳作，而且，还是杨氏风格，既悼故交，亦怜自己：

事业本寻常，成固欣然，败亦可喜；

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

天晓得，这位坐在专用黄包车上招摇过市的“杜公馆”的座上客，此时，竟然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而且还是共产党最核心的秘密机关——特科的谍报人员！要知道，那个时候，正是转入“地下”的共产党被国民党当局追杀得血流成河的极为惨烈的年代！

更匪夷所思的是，杨度的真实的政治面目竟然一直被隐瞒下来，不光国民党当政时未稍有暴露，即使到了共产党坐定天下后的很长时间里，依然没被公开认可，一直拖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被亲历者似是不经意地披露出来！

谜底是这样披露给世人的——

1978年7月30日，曾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做秘密工作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回忆前年谢世的周恩来。文中有这样一段：

敬爱的周总理在逝世前几个月，有一天，派秘书来告诉我：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周总理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总理说，请你告诉上海的《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条目，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我听了以后，一面告诉上海《辞海》编辑部，一面向许多人打听。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从来没有听说过杨度加入共产党。但是大家也都一致认为总理重病在身，还记住向有关同志交代这件事，说明他关心同志，不忘为革命做过任何贡献的人，确实是胸襟磊落、处处体现党的政策的典范。

这篇《难忘的记忆》，除了让人们加深了对已故总理的缅怀之外，还意外地让蒙受了大半生屈辱的杨度的子女们泪流满面，更让天下知杨度其人者目瞪口呆。

这个注定遗臭万年的人物，竟是周恩来先生亲自批准加入中共的地下党员！早在“文化大革命”时，杨度的女儿杨云慧就从章士钊老人那儿听说，伟大领袖亲口说过，杨度是中共党员。但“最高指示”为何不公开？章老伯也无从知晓。现在，中共中央机关报终于确认了其真实身份，怎能不令其后人感慨万分？

杨度的真实身份，其入党介绍人和直接联系人潘汉年当然更清楚。只不过，当年的特科第二科（情报科）科长“小开”（“小开”乃1949年前使用的沪上旧语，用来称呼游手好闲的富家公子，党内对风流潇洒的潘汉年即以此谑称），解放后几乎一直被关在监狱里，成为莫须有的“内奸”，沉冤二十七年里自己性命难保，哪还有机会替一个过世并过时的“坏人”鸣冤？

另一位知情人夏衍，也是解放后党内残酷斗争中的受难者，虽长期为部级高干，但何敢主动供认与臭名昭著的杨度相识？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风雨初霁时，夏公才敢公开回忆故人——尽管他缅怀的是五年前冤死的潘汉年，但也捎带着提及早逝了半个多世纪的杨度。

在1982年11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有夏衍怀念刚刚被中共中央平反昭雪的潘汉年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一九三一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不久……大约在这一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他（潘汉年）通过良友图书公司找我，见面之后，他就要了一辆出租车，开到法租界的薛华立路（现建国中路——原注）的一家小洋房里，把我介绍给一位五十出头一点的绅士。他们似乎很熟脱，相互间没有什么寒暄。汉年同志一上来就说：“过几天后我要出远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也难说，所以……”他指着我说：“今后由他和您单线联系，他姓沈（夏衍本名沈端先——笔者注），是稳当可靠的。”这位老先生和我握了握手。潘又补充了一句：“他比我大六七岁，我们是老朋友。”他们随便地谈了一阵，讲的内容，特别是涉及到的人的名字我全不了解。临别的时候，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茄烟交给了他，潘收下后连谢谢这句也不说，我也猜到了这不是什么临别的礼品了。出了门，他才告诉我：“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的，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停了一会，又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安南即越南的旧称，时为法国殖民地，上海法租界的巡警多为安南籍——笔者注）不敢碰，所以你在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避难。”这之后，我和潘汉年同志阔别了五年，直到抗战前夕才再次会面。他给我介绍的那位老先生，开头我连他姓什么也不知道，大约来往了半年之后，他才坦然地告诉我：“我叫杨晳子，杨度。”这一下可真的使我大吃一惊。

夏衍的确该大吃一惊，他万万想不到，当年的帝制祸首、军阀政府的座上宾，上海滩无人不畏的青帮头子杜月笙的清客，竟然是本党同志！呒得了哇！

夏衍说的建国中路上的这座建筑，就是差点与我擦肩而过的“杨度故居”。

原法租界薛华立路一五五号，现在是座普通的居民弄堂。2000年1月8日中午时分，我在弄堂口驻足，从建国中路公交车站等车的“阿拉”们身后，绕过一个正在起劲叫卖着平板车上的橘子的游贩，径直走进弄堂。

这大概就是上海人说的那种民国时代的新式花园里弄房：住宅不再是临街的石库门房，不再以高墙自绝于闹市，而是以一条挺宽的弄堂串起一排排统一模式的红砖楼，而这些红砖楼又都是不大的宅门和不高的围墙，不同的只是各家门前种植的一点花草各显缤纷。上海的弄堂亦即北京的胡同，但同样是住宅，开放式的洋楼与闭塞着的四合院所体现出来的居民的精神内涵却十分不同。20世纪前期的“海派”与“京派”之争，输赢其实早在各自的民宅建筑取向上即显现出来了。

弄堂内的第三排小楼，门牌13号，东、北两面墙上各挂一块牌子，东墙乃于楼门一侧挂着一方木牌：建中居委会；北墙上嵌一小块石牌，让我顿感释然：

住过神秘人物的老房子很是不好看，杂乱的电线与晾衣绳把我的视线割扯得乱七八糟！更为有意思的是，二、三楼的每个窗台上几乎都悬着长长短短的拖把。若时光倒退七十年，这些窗口外的“装饰”也许就是房主人示警的信号，但现在，却只是上海人精明持家的小小佐证。

我走进楼里。

黑洞洞的楼内深不可测，定定睛，看清正面是楼梯，身边是几堆蒙尘的杂物。在把旧时豪宅糟践得一塌糊涂方面，“海派”与“京派”是一派的。

左侧有一扇虚掩着的门，很厚很大的那种老式木门。

叩门。里面传出难得和蔼的邀请：请进。

从黑暗中一下子被请到阳光灿烂的屋里，眼睛与心理都难免有所不适。

屋里只有一位中年女子，正在填《卢湾区计划生育一户一卡登记册》。问清我的来访动机后，她十分热情地介绍了该楼的情况：现有四家人住在二楼和三楼上，一楼这间是居委会的办公室。上面是住家，不好打扰的，而且这么多年，解放前的东西早都没有了。“倒是这间，”她有些自得地环顾了一圈儿，“你看，这门窗、地板、壁炉，都是原来的，从来没动过的。”

果然，当年的杨度先生的会客厅保存完好，别致的椭圆形窗户、华贵的天花板饰线、坚实的木板、漂亮的靛蓝色瓷砖，均安然若故。若不是桌台上的一尊“文化大革命”时的毛泽东标准半身瓷像和墙上挂着的那几面“二级居委会”、“卢湾区先进单位”等锦旗和标志牌，我怕真要陷进七十年前了。

“那个壁炉是蛮好看的！”居委会女干部直夸。是的，西墙里的那个被蓝瓷砖嵌着的壁炉真的很好看。我忍不住上前摸了摸，很光滑，也很凉。

这壁炉里的火已经熄了多少年了。

这儿是杨度的最后住所。

这本是杜月笙的一处闲房，只因位于法租界内，比较安定，所以，杜氏就赠给了杨度居住。

现在人们知道的杜月笙，是个“大流氓”，因为他是上海帮会的头子，更是帮助过蒋介石反共的急先锋——“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起因，就是杜氏的打手与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发生了冲突，国民革命军借口平息工人内讧而开始了对共产党人的屠杀。杜月笙一直因此血案而对共产党心有余悸，以致在风雨飘摇的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春，虽有中共地下党捎话让他留在上海滩等待“解放”，他却毫不犹豫地去了香港，在最后一位夫人、京剧名角儿孟小冬的陪伴下，当寓公至死。

你看，这样一个坏人，在杨度的笔下，反倒是“慷慨好义，重然诺，能与人共患难，轻财货而重交游”的“古之游侠”！不排除杨度收人钱财黑白颠倒的可能，但又不能否认传主或有宋江遗风。杜氏虽始终身在民间，但也有政治头脑，而且门下罗致各方名士。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请他出任民间抗敌团体的领袖，看上的就是他的社会号召力。杜月笙除为杨度提供了这套阔绰的住房外，另每月致送薪金六百元供其花销。杨度就是靠这笔钱再加上点卖字画的润笔过活的。

不过，北洋时代，他是国家政权的公职要员，现在是黑道老大的私人秘书，民国初年的“旷代逸才”，沦落到不得不吃嗟来之食的地步了！杨度像被逐出宫的老贵妇，为了生存，不得不嫁了个乡间土财主为妾。

但当你知道已是中共“特科”成员的杨度，是用自己特殊的身份为自己的政治集团秘密工作时，你就不觉得他屈尊为杜氏“门客”有什么不合适了。

而且杨度这样的地下工作者，一定还像从前一样从容不迫地活着。他不需要自己于天黑时拉上亭子间的窗帘儿开始秘密拍发电报，也不会像别的谍报人员那样虎口夺食一般地偷走党国军政机关的绝密文件。天马行空，我行我素，他依然是名士，依然呷浓茶，吐烟圈，搓麻将。名士们的私生活每每是现代人所不能理解的。有杜月笙这棵民间大树的荫护，所以，待在这间屋里做“地工”的杨度，只需在与故交新朋聊天时猎取无价的情报，然后，再用一些匪夷所思的特殊手法把情报转给潘汉年、陈赓等人，就算完事了。在中共中央领导人一夕数惊、不断转移的时候，在中共“特科”其他人员暗举短枪与国民党特工殊死拼杀的时候，杨度一直在自己习惯的优雅生活气氛中，玩儿，并工作着。

到现在也没人给我们讲杨度究竟给共产党提供过什么重要情报。随着陈赓、康生、周恩来、潘汉年、夏衍等一个个主持或参与过当年中共“特科”人士的相继过世，晚年的杨度对中共的真正贡献已经无从知晓。

现在想来，一个过时的北洋大佬，一个困在青帮老大家中的清客，自身绝无机会接触权力中枢了，而且，其故交不是在大都市里做寓公，就是在生意场上捞银子，也无什么利用价值了。那么，精明的中共二号人物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部部长兼军委书记，仅排名于总书记向忠发之后）批准臭名昭著的杨度加入本党，到底有多大意义呢？

周恩来看重的一定是杨度的名士身份，因为只有这种身份，才适合出面掩护和搭救被捕的本党同志！

是的，从来没改过自己生活方式的杨度，利用房主的令人敬畏的社会地位和此宅的地利之便，把这里变成了上海滩上中共中央一处可靠的避风塘。“特科”成员前来送转情报；被追得无路可逃的同志还曾匿身此宅，令气喘吁吁赶来的安南巡捕悻悻而归。

现在已经破落了的这幢民宅小楼，真该辟为20世纪30年代的“地下工作博物馆”啊！

第一章市井有谁知国士第八节

一件是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秋，重庆的左翼艺术团体排演话剧《袁世凯》，而此剧肯定要捎带着骂一骂杨度。杨云慧听说后，自然不高兴，就在左翼作家兼演员凤子跟前发了牢骚。过了几天，凤子通知她，说周恩来同志要见她。周时任中共南方局负责人，是共产党在“陪都”重庆的最高领导人，“国统区”里的左翼文艺人士都信赖并听命于他。见到周恩来以后，周主动向她提到，听说她对《袁世凯》有意见，并关切地问及其母及弟妹们的现状，之后，周还向杨云慧讨要了一张杨度的书法。这次接见后不久，《袁世凯》就停演了。个中原委，只有杨云慧心里清楚。

熟悉那段历史的人可能会知道，“中国互济会”营救了不少遭受政府迫害的受难者的左翼慈善机构。有些已经被关进了令人谈虎色变的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政治犯，也能极意外地被这个慈善机构保释出来。流落各地街头的中共领导者的子女，如毛泽东的三个儿子，以及蔡和森、李立三、彭湃、恽代英等的后代，都曾被一个个找到并送进了“互济会”开办的“大同幼稚园”里。杨杏佛、鲁迅、郁达夫等社会贤达是这个组织的发起人或重要参与者，宋庆龄、蔡元培这样颇有地位的大人物也曾应其委托出面保人。

明里杜府秘书、暗里中共间谍的杨度，寓居此宅时，已经低调了许多。人们看到，被甩出权力漩涡的杨晳子大谈佛经，普度众生——他先后在上海加入了“中国互济会”和“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并捐款甚巨。

杨度当年到底拿出了多少家产来帮助落难的同志？恐怕连当时的党的负责人也记不清了。所幸周恩来一直记着他的这些功劳，这才有了“文化大革命”中杨氏遗孀大难不死的幸事。此为后话。

杨度之女杨云慧讲述过这样一段轶事：

当时，杨度已经把妻小安置到苏州定居，自己则与长子杨公庶待在北京。某日黄昏，读中学的杨云慧放学回家，意外地见到了从北京回来的父亲，正关着屋门与母亲（杨度侧夫人徐粲楞）说事儿呢——

丧事自然是杜月笙出面操持的，9月18日大殓，众多上海滩的名流又纷纷现身。送葬其实是一个社交平台（近年，有潘汉年、周恩来到场吊唁的说法，显然这是为了拔高杨度或周恩来的无稽“戏说”）。20日，灵柩暂厝上海的湖南会馆，后又择期下葬于万国公墓，直到“文化大革命”被捣毁——1966年夏，万国公墓遭到毁灭性破坏。你想，连国家副主席宋庆龄父母亲的陵墓都未能幸免，一个臭名昭著的帝制健将的铭碑与土丘何能独存？

我家在青岛的房子，确是很破旧了，卖出去也值不了多少钱。由于在我们来到之前，就已经托人联系好，所以卖屋的手续办得很顺利。

几天以后，我生母徐粲楞收拾了行李，安顿了家中弟妹们的生活，又为我向学校里请了一星期事假，便带着我坐上火车去青岛了。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杨度毁家纾难的功德簿究竟有多厚呢？没人讲得清了，这位中共“地下党员”可歌可泣的救难业绩也大都埋于“地下”了，现在人们知道得实在太少！

但人们不知道的是，这个名为民间慈善组织的机构，却有着极深的国际背景：苏联政府才是其第一大“股东”。从俄罗斯人现在公开的档案看，仅1925年6月至8月，苏联人就从自己的国库中，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名义，寄往中国上海二十万卢布！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等人也是从这里被秘密接往苏联去的。不过，这是党的最高机密，只有中共最核心的人才能掌握，普通党员不会知晓，党外的鲁迅等社会名流更无从了解——难怪敏感的大先生听人说他拿了卢布便大发雷霆。

不久，我就和我生母回到了苏州。她又把自己的首饰拿去变卖，把钱一起汇给了父亲。我问她：“这么多钱拿去干什么？给什么人？”她回答说：“这些人都是革命家的家属。这些革命家为了挽救国家，被军阀杀死了，留下的家属们生活很艰难。你爹爹要收集一笔钱去救济他们。”

民国二十年（1931年）夏，杨度自浦东高桥杜月笙故里参加完杜氏家祠落成式后，即卧床不起，9月17日上午11时，就在我找到过的那所洋楼里，溘然归西，享年五十六岁。

生前，他为自己撰写了挽联：

“真如”并非现在人们熟悉的上海的一处地名，而是佛学术语，指不变的最高真理或本体。自知一病不起的杨度，认定他的帝道是“真如”，诚所谓“至死不渝”。

周恩来悼念杨晳子，是在此后若干年，而且，用的是特殊的方式。

故事还是杨云慧女士讲述的——

一会儿，我走近房门口，听听父亲在说些什么。只听父亲说：“为了救济这些被难的家属，我们要筹集一笔钱。我已经把手里所有的钱都捐助了，但是还不够，还要想办法。我想，现在家里只有在青岛的一栋房子可以变卖了拿去救急。我明天就要回北京去，你可以让云慧陪你去青岛，协助你办理此事。”我生母说：“这栋房子已经破旧了，值不了多少钱，我可以把我的首饰拿去变卖了捐给这些被难的家属，好不好？”父亲高兴地连声说：“好，好！”

还有一事。“文化大革命”时，杨度的遗孀徐粲楞女士被上海红卫兵揪斗，不得不拖着七十多岁高龄的病躯，每天清晨天不亮就去打扫弄堂（即我去过的建国中路上的那条弄堂）。杨云慧在北京闻讯，立即向章士钊伯伯求援。章因毛泽东的庇护而极为罕见地未受伤害，且能“通天”。杨云慧第一次听章世伯说，父亲确是中共党员，这是毛主席亲口告诉他的，但为什么一直不公开，老人却不得而知。章士钊将杨度遗孀的悲惨处境转告了周恩来。不久，他回信说，周总理已经打电话给上海有关方面，叫杨云慧和母亲放心。事后，杨云慧长舒一口气，在《我的父亲杨度交往纪略》一文中，她写道：“果然，我家从此平静了下来，再也没有人来骚扰了。”

第一章市井有谁知国士第九节

当杨度的棺椁下葬于上海虹桥的万国公墓中的某个墓圹后，人们便慢慢地遗忘了他。若不是临终之前的周恩来终于道破此事，杨度到现在怕也是个可憎复可笑的历史小丑呐！

1995年暮春，在闹中取静的上海万国公墓里，在杨度墓旁的一块树荫里，我静静地坐了一会儿。

比邻排列的，是民国银行家钱新之、民国社会活动家杨杏佛和海派京剧大师周信芳。

后来知道，万国公墓曾毁于“文化大革命”，重建于1973年，至1981年才收回全部被占墓园。

绿茵上，一排排相仿的花岗岩石碑植成历史的树林，抚着这片坚硬而方正的树林走下去，我会觉得人生很沉重但也很让人开窍。

我老爱看名人之墓的原因就在这里。

这时，我很自然地想起杨度的那句诗——

杨度的这声长叹实在太长了！它幽幽穿过七十多年的历史深巷，隐隐传至我的耳中，依然叩痛耳鼓，震悸人心！怀才不遇，为世所弃，这是古往今来国士的天大不幸！

但遗憾的是，我只能模糊地记得杨度写过这样一句表达自己心境的诗，却未识这首诗的全部。直至几年后，我翻阅书架上的存书，方窥知这首完整的七律。诗曰：

茶铛药臼伴孤身，世变苍茫白发新。

市井有谁知国士？江湖容汝作诗人。

胸中兵甲连霄斗，眼底干戈接塞尘。

尚拟一挥筹运笔，书生襟抱本无垠。

诗写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岁杪，名为《和济南韩虔谷》。那时的他，即将卸任张宗昌的总参赞，心境黯然。临别泉城前，他写下了这首七律。他借表扬一位济南名士的同时，也发泄了自己的郁闷：虽胸有千军万马，志在运筹帷幄，但庸俗的市井只容他不咸不淡地做个诗人而已！

民国初年，有许多让我深感困惑的人物，而杨度则是一道最解不开的谜。这个从少年时代即坚信君主立宪的顽固政客，怎么在晚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曾自作聪明地以为，是人格高尚的李大钊的圣像在绞架上的定格，让杨度对旧势力彻底绝望并觉悟，自此幡然变成革命党的同路人，并最终成为其中一员。我把这个“发现”写了出来，被人民出版社《人物》杂志的朋友张伟涛拿去刊登出来，很快就被几家报刊转载，不过署名成了最初的剽窃者，弄得我啼笑皆非。

其实，对杨度晚年转变原因的推断是十分牵强的，只是按现时的政治标准对故人的善意“拔高”而已。你想，像杨度这样一个举国闻名的政坛独行侠，只相信自己的“旷代逸才”，怎么会因一位比自己年轻的朋友的被难而彻底改变信念呢？

他从来没有变，是的，他从来没有改变志向，也从来没有改变性格。

志在救国，性如游侠，追求光明，向往刺激，这就是杨度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万目睽睽之下做出各种怪事之原因所在。

前清末年在日本留学时，留学生们都决心不惜以全体罢课回国为代价，来反对日本文部省的新规定，独杨度这个中国留学生总会干事长却主张和平交涉，反对全体罢课回国，他因此而触犯众怒并差一点被人刺杀。民国初年，国人都骂杨度为袁氏帮凶，但他却说：“我等倡助帝制，实行救国，自问之不愆，何恤乎人言？”后来，他主动投奔孙中山门下，领受秘密工作，仆仆奔走于各军阀豪门间。再后来，他摇身一变为中共地下党员，甘冒杀身之祸，从事情报工作，直至谢世。这一切，都不过是他一贯追求的结果罢了——帮助“非常之人”，成就救国大业。一言以蔽之：帝王学也。

纵横捭阖，救难助危，独树一帜，乐善好施，20世纪30年代的杨度，只是在做古代纵横家或游侠所能做的事罢了。

随着北洋政府的垮台，杨度失去了接触权力中枢的机会，也失去了自身的“策士”的价值。两千多年前，荀子即说过：“虽有国士之力，不能自举其身。”显然，杨度已无法按自己的政治理想改造中国，在帮助了袁世凯和孙中山之后，他便把最后的智慧献给了最能代表其理想与性情的、尚处于“地下”的中国共产党。

我想，这或许是杨度之谜的答案。

如果再去上海，我还想进万国公墓一谒，除了再看看“文化大革命”后修复了的民国“国母”及其父母的归宿外，更想再到杨度先生的那方小小的绿地前待一会儿。

他的墓碑有两方，一方是立着的，一方是卧着的。

立着的是一方普通的花岗岩碑，碑文为：

夏氏乃杨度的湖南同乡兼同学再兼“洪宪帝制”的同案犯，由他题写杨度墓碑，最合适不过。只是碑身太新，显然是依照“文化大革命”前的原碑克隆的。

竖碑下一块小小的横碑显然是“文化大革命”后重修万国公墓时新立的，碑上嵌着死者的一帧头像，碑文是书法大家赵朴初先生题写的：

只有姓名，没有称谓，碑文显得很冷漠。杨度生前既是中共党人，也是佛门弟子；既为一代居士，亦为书法大家。请当代最受尊崇的居士赵朴初为其题碑，倒也应该，但为何不对故人表示起码的敬重，称其为先生或居士呢？

倒是墓前的一方为导游而制作的石头上，刻着的死者平生介绍，第一句即是：

上海万国公墓里的杨度之墓。摄于1995年6月。

杨度同志原名承瓒，字晳子，湖南湘潭人……

没错儿，承认他是“同志”了。

不过，窃以为，“先生”也罢，“同志”也罢，“居士”也罢，都不尽合适。如若能在赵朴初题写的那四个字前再加上“国士”这两个方方正正的大字，岂不妙哉？

第二章长青的孤桐第一节

章含之不知道自己名字的来历，甚至也不知道“越俎代庖”这句成语——当年周恩来会见外宾时随口说了句“越俎代庖”，一旁当翻译的她竟张口结舌！事后总理颇为不解：章老的女儿竟然不知道“越俎代庖”？你得跟章老好好学学中国文化啊！

只是，让孙中山和黄兴深感失望的是，最早参与筹划革命党联合的章士钊却坚决不加入新成立的同盟会！这一点，他比他的同乡杨度还拗！人说湖南人性同骡子，不谬也！到了第二年，盟兄章太炎出狱后也到了日本，甚至用限制其人身自由的狠招逼章士钊盟誓签字入会，可是熬了两天两夜，章就是不肯答应。之后革命党人见正值春光的章士钊（时二十五岁）对孙中山的英文女秘书、年方二十的名门之后吴弱男小姐颇有好感，便安排敢“与孙文上下议论”的“气焰万丈”的吴小姐前往章的住处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党人欲以美人计收降此倔人。

倒是有一棵孤立着的高大桐树，无论政治季节的更换如何惨烈，也无论人格谤伤的冷雨久久淋浸，它都不曾倒伏，而且，一直绿着，直到寿终正寝。在充斥着乱砍滥伐记录的中国现代政坛史上，这几乎是个绝无仅有的例子。

他很受袁世凯恩宠。虽说与袁氏的相识晚于杨度，但他受老袁礼遇的程度一点儿也不比那位后来得“御匾”的“旷代逸才”少。这倒不全因为他当时的夫人吴弱男乃袁氏恩人吴长庆的孙女，而袁又是个知恩图报之人，更因章本人已经是名满天下且又特立独行的政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了。

章士钊与黄兴的关系更铁。他二十岁离家在武昌求学时即与同乡黄兴同窗，但因年龄差距过大等原因（黄比章大八岁），“不过同舍嬉游而已，彼此并无所体会”（章士钊语）。两年后章在上海办《苏报》，黄从日本弘文学院毕业回国，在上海入境后才又重逢。此时，二人都已是有名的革命家了。黄兴回湖南策动华兴会起义失败后，跑回上海，与章等人会合。某晚，黄兴向章士钊展示一把新购得的手枪，两人正喜滋滋地摸索着，突然枪走了火，一粒子弹擦着章士钊的头皮嵌进了窗棂一寸多！未久，因章士钊的莽撞而连累了黄兴，二人同案入狱。这种交情，不正所谓生死之交吗？出狱后章士钊即流亡日本，当年（1915年）夏日某晚，他又陪黄兴在东京与孙中山相见。

我理解章女士的遗憾，但却不理解她何以长达九年未到亡父灵前祭祀。她说，她只在父亲走后的第二年（1974年）清明节去过八宝山一趟，之后就再也没去过。到了1983年秋，她给新逝的夫君乔冠华选骨灰盒时去了趟八宝山，这才想起进骨灰堂看了看父亲。她自责是“不孝女儿”。

那时候，除了鲁迅的观点之外，我对章士钊其人全无了解。

章士钊在他的长文《疏〈黄帝魂〉》中说过：

1998年5月，章含之携她的第二本自传体著作《那随风飘去的岁月》，与演员秦怡、作曲家陈刚一道来青岛签名售书，我与她曾在青岛香格里拉大饭店有过浅谈。她比我想象中还高还胖（她笑道，胖是恶症手术后做治疗带来的副作用）。她优雅而自然地请我和同事宋华去大堂一角喝咖啡。只是很遗憾，她对自己的父亲真的所知不多，甚至当我问及父亲为什么给她起“含之”这个名字时她都笑答：“我还真不知道。”女儿洪晃花了十多万美元在青岛东部海岸上为她买了一套高层复式房，她说，她会常来这里住的，因为，这毕竟是属于她的第一幢房子，在此之前她随父亲住过的所有房子，要么是父亲朋友的，要么是国家的。

民国元年（1912年）秋，回国后的章士钊自上海初抵京城，便在老友杨度的带领下前往“公府”见到了当今大总统。老袁也真够意思，竟让章士钊住进了自己在府外的家里——锡拉胡同西口的一座大宅子！此后半年，总统时常召见晚辈章士钊（两人相差二十二岁），甚至还曾邀其共餐。最令人意外的是，老袁对小章竟到了“你想怎么着都成”的地步：想当内阁的总长也行，想出外任公使也行；住处大小随便你选；钱呢，由着你花吧——“欲总长，总长之；欲公使，公使之；舍，广狭惟择；财计，支用无限。”

章含之说，父亲晚年的修养已是炉火纯青，尽管一直遭受误解，却从不为自己辩解。

孙文当时已有日本名字，姓中山，名樵，平时不提自己姓孙。章氏只在武昌学堂里学过一点日语，对东洋文自称是“一知半解”。因不知日本姓氏的规矩，便“贸贸然以‘中山’缀于‘孙’下，而牵连读之曰‘孙中山’”。

回望北洋高地，最先看到的，当然不是随风折腰的平民百姓的芸芸草丛，也不是你绕我缠的军政过客们的粗蔓乱藤，而是几株各成风景的国士的苍然大树。然而，历经七八十年的沧桑巨变，已经有众多粗壮的乔木纷纷倒毙于历史的河床上并随之被时代的洪峰卷入水底。到现在，已没有一圈儿微澜来证明他们曾经的高大与葳蕤。

君子群而不党。章士钊信奉的是古之士人的独立人格。在他的《甲寅周刊》上，他是这样《答稚晖先生》的：

和杨度一样，章士钊也是从三湘大地走出来的一代国士，也曾在乡间饱读传统文化经典，也去过日本，也是北洋时期颇得统治者敬重的名流。但与杨度稍有不同的是，章士钊的家世并不显赫。人家杨度家是“累世贵显”，而章士钊的父亲仅是长沙东乡一个冲（山沟）里的有些田产的乡间塾师而已。

章含之追忆道：

章士钊者，一笃于个性，不存机心（即心机、计谋——笔者注），情理交战，迭为胜负之人也。惟笃于个性也，故其行动，不肯受党派之羁绊，而一生无党，人次第以同盟会、政闻社、政学会拟议之，此见仇者之谰言，不足信也。

近代湖南，人才辈出，这不能不让人想起湘江边上的那座岳麓书院正门上的名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只是，这副有些王婆卖瓜意味的对联说的只是现象，而没说本质，本质应该是：世上确有天才，而近百年来湘省的天才有点扎堆儿了——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谭嗣同、唐才常、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蔡锷、杨度、章士钊、齐白石、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彭德怀、胡耀邦乃至朱镕基，这些杰出的湘人，要么国君，要么国士，文可为相，武可为帅。绵延百余年，不绝于途，真令外省人叹服不已！尽管毛泽东在收拾陈伯达时否认自己是天才，但那只是“党内路线斗争”的需要，权当客气话，切勿当真。天才乃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岂能说无就无，说有就有？

克强与吾，皆初见先生（孙文——笔者注）。吾昨岁草《孙逸仙》册子，以前知尤相契合。

袁世凯知章士钊其人后，曾托人带去亲笔信，让章早日回国效力——老袁的不俗书法还曾让章士钊眼睛为之一亮呢！

不是天才，他能在二十四岁那年流亡日本成为孙中山、黄兴所倚重的策士，且因执意不肯加入同盟会而让孙先生竟如此抱怨：“吾革命所以不成，都是因君不肯帮助！”

是的，没有一个，无论是重用他的临时执政段祺瑞，还是收容了他的民间领袖杜月笙，也无论是与他打官司的“新文化运动主将”鲁迅，还是格外眷顾他的共和国领袖毛泽东。

中国历代士人每每借草木言志，更有以树喻人之习。如以柳树比喻女子婀娜，以杉树形容丈夫伟岸，以松柏代指性情不移，以竹子表示节操正直。两千多年前的秦始皇干脆把为他遮过雨的泰山上的松树敕封为“五大夫松”，而现今南国的人们仍把天寒时能开出红红火火的木棉花的树叫成“英雄树”。

也许父亲一生始终没有找到一个知音能够理解他的追求，他的理想，他的欢乐和他的悲伤。

有谁知晓，“孙中山”这个影响了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名字，竟是他章士钊给起的！

那一阵子，在好多人眼中，“孤桐”似乎失去了独立旷野的茁壮风骨。

唯特立独行的章士钊不肯随波逐流，他爱的不是那些自古被推崇的名贵植物，而是极普通不过的梧桐。“桐”字系列的笔名记录了他由一个长沙乡间才子成为国内数一数二的大政论家的全过程。

是啊，不是天才，精明的大总统袁世凯哪儿会瞅上他！

我生也晚，人也微，所以，无缘识得东风面。章老先生过世时，我还是个十六岁的初中生呢，只会端着刊有章氏追悼会消息和照片的报纸发愣——被鲁迅骂过的“落水狗”，死后怎么会这么风光！原来，主席和总理身边那个清秀的女翻译章含之竟然是其女儿！

看看，这就是特立独行的“孤桐”，不管你说我属于哪个组织，哪怕是同盟会，都是“仇者之谰言”，休要辱我！吴稚晖乃同盟会元老，论齿序长他一辈。当众如是回答吴老夫子，让革命党的大佬们情何以堪？

《风雨情》是章含之写下的第一部自传体著作，是1994年冬天出版发行的。她在该书中的《忆父亲》篇里为自己早年对父亲和家庭的对立大大地悔恨了一把，同时也披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当时有人要写章士钊传，还会遭到有关方面的反对。我一气读完那本书后，对那个已经过世多年的瘦老头子不禁肃然起敬。我想更多地了解一下这位历史人物，便托青岛市政府驻京办的人设法打听作者的近况，得知这位当过副司长的名女人早已离开朝内大街上的那栋外交部大楼，调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去了，但当时正生病住院。我致信给她，她回过信。随后，我供职的《青岛晚报》上连载了十几篇关于章士钊与毛泽东的故事。

这位饱学之士的笔名并不来自哪部经典，他自己解释过这些笔名的由来：少年在老家读书时，他总爱在庭院里的一老一少两棵梧桐树之间徘徊，尤其那株少桐，皮青而干直，很得他喜欢，他常在树下或沉思或吟哦。二十二岁在上海滩开始办报时，他用的是“青桐”和“少桐”。后来在日本参与革命活动时，一位挚友因黄花岗起义失败而愤然蹈海自尽，他“黯然有秋意，感于诗人秋雨梧桐之轴，遂易青而为秋”。回国后，他一直以“秋桐”面世。不料，某天，他的结义大哥章太炎突然告诉他：中贾琏之妾就叫秋桐，你怎么能拿风流的贾二爷小老婆的名字作自己的笔名？于是，他又从唐代白居易的《云居寺孤桐》一诗得到启发，改名“孤桐”。

岂止我无知，就连章含之对亡父也并不理解，她在自己的那本畅销书《风雨情》中承认，她在香港目送父亲的棺木进入火化炉时，才感到自己“始终未曾真正摸到他生命的脉搏”。

不是天才，他哪儿会离开日本后又去英国苦读近五年以求索救国之真理？

能受到国家最高领导人如此隆重的恩宠，这可真是天大的荣幸哪！

晚年的章士钊写过《与黄克强相交始末》：

不是天才，他能在二十一岁时考取南京的江南陆师学堂并一跃成为学生领袖吗？

也许，袁世凯还看中的是他与孙中山、黄兴两大革命党首领的既亲近又独立的关系。

话说当年章士钊离开江南陆师学堂到了上海，受聘办报，虽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倡言“革命”，却并不了解有个广东籍的名孙文、字逸仙的革命家已经流亡在日本。孙文因在香港策动“谋反”而被清廷在“文”字上加了个“氵”以喻洪水猛兽，在全国通缉。但在革命队伍里，知道孙氏的人并不多。

章士钊是无意间在湖北籍朋友王慕陶那儿见到了孙氏手书的一封长信，见其“字迹雄伟”，才对“海贼孙汶”心悦诚服的，称：“由此不敢以草泽英雄视先生。”

但令人无比困惑的是，这样一个铁板钉钉儿的反动派，居然从来没被“打倒”过！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刮起的一阵紧似一阵的政治狂飙中，他的好友一个个成了罪在不赦的“极右派”或“历史反革命”，瘦弱的他却安然无恙地待在史家胡同的深院里，用他曾卖过好多钱的毛笔字恬静地撰写着繁体的《柳文指要》。而毛泽东竟有闲情逸致看他的手稿。该书出版后，周恩来则将这十六册厚的古董作为国礼赠给了尼克松的随从。

父亲对我说，后来孙中山先生谈及此事时，戏称：“同盟会与章行严的关系真乃‘赔了夫人又折兵’。”说到这里，父亲开怀大笑。

章士钊辩解说：已经这样了，不好改了啊。结果，“久而久之，从不见有人提出问题”，更让他意外的是，听说孙文本人“似亦闻而默认”。所以，当他得知日人宫崎寅藏写了本介绍孙氏的《三十三年落花梦》后，便据此书编译了一本《孙逸仙》，向国人强力推介：“谈兴中国者，不可脱离‘孙逸仙’三字。”想不到此书刊印后，“一时风行天下，人人争看”！因章氏的大力宣传，“孙中山”这个似是而非的名字竟然成了那个时代最为响亮的革命家的大名。

于是，北洋时期的“孤桐”就成了朝野争相阅读的符号，嘈杂的时代乐章里一个坚决反对专制、极力倡言民主的强音符，又是进行曲中一个厌恶新文学、坚守传统文化阵地的不和谐音。但无论如何，这是民国初期政治荒原上的一株独具风骨的硕桐。

不过，五星红旗下长大的几代人知道的章士钊，却不是什么“桐”，而是“狗”，并且是“落水狗”。尽管鲁迅先生自己说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但他老人家骂起人来也真叫厉害。历年的中学课本里总少不了鲁迅的文章，而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先生就愤怒地骂章士钊及其手下人是“落水狗”，号召人们要穷追猛打之，而决不能“费厄泼赖”（英语fair play的音译，意为公平比赛）。在那个“与人斗，其乐无穷”（毛泽东语）的年代，哪个学生不爱听圣人一样的鲁迅先生骂人？都被鲁迅骂作是“狗”的人了，能是好东西吗？于是，记忆中的章士钊就和反动军阀段祺瑞绑在一起了，他不光没学问——鲁迅笑话他连“二桃杀三士”都弄不明白，而且还是流氓无赖——竟然雇一班老妈子去殴打进步女学生！他不仅思想反动——坚决反对新文化运动，而且手上还有爱国者的血债——他是“三·一八”惨案的主谋之一。

楼下席广窗明，主客失次，三人或蹲或卧，按地图，议天下大势……

其实，老人至死都是孤寂的：他的政治理想，如调和新旧体制，如完善政党政治，如坚守传统文化，如立国以农为本，一样都未能实现！民国以降的忽而这个极端、忽而那个极端的中国历史，不都在证明着这位超时代思想家的英明？然而，各派政治家们总在忙于既得利益，没人听他详说国策，没人理解他的价值，相反，他倒成了被嘲弄的迂夫子。这株深秋里的苍桐，只能扎进故纸堆里但愿长醉不复醒，待阔叶落尽，水分尽失，一阵轻风便折了它干枯的生命。

不是天才，他能在二十二岁即被上海滩的《苏报》聘为主笔并使该报成为国内反清第一报吗？

章士钊兄弟四人，他排行第三。章家老三从小生长在远非通衢大邑的“冲”里，人文土壤的贫瘠自不待言，而其血脉里也没流淌着高贵的成分，他何以就长成了一棵顶天的大树？放眼望去，不算太远的一个更偏僻的“冲”——韶山冲里，十二年后降生的那个学名叫毛泽东的娃儿，日后不更是擎天立地吗？

章士钊，字行严，湖南善化（今长沙）人，生于清光绪七年（1881年），所以，比他小一旬的毛泽东一直以“行老”称之。因为章士钊与毛的恩师杨昌济有着非凡的友情，他不光是与杨先生一同留学日本的湖南老乡，而且还是改变了杨的生命轨道的人——他转去英国读书后，先将杨推荐给清廷欧洲留学生总督，使其获得公费留英的名额；后在自己成为北大图书馆馆长兼教授后，将在长沙当师范学校老师的杨推荐给校长蔡元培，使其成为名扬一时的北大伦理学教授。毛泽东得以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在李大钊手下做助理员并旁听，与杨昌济有关，更与章士钊有关，因为李大钊正是他推荐给蔡元培接任图书馆馆长一职的。既是父执又是老师，还一直帮助共产党，所以，毛对章一直非常客气。

你看，他因上一年写过介绍孙氏的书而与传主“相契合”，孙、黄二位更是惺惺相惜的两大革命组织的首领。初次见面的三位革命家已经顾不上讲什么礼仪了，说累了也无妨，不是蹲着就是躺着。当时，一心为革命的先驱们真是没有一点领袖的作派。

时海内革命论已风起云涌，但绝少人将此论联系于孙先生。

是的，她的那位老父带走了太多的东西！本应留给后人的那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却因为时代使然，成了遭遗弃的废品。每想到这里，我总会想起章女士在《忆父亲》中写得最准确的一句话：

不是天才，他能在“家贫书不多”的弱冠时就“夜午不肯息”吗？——现在有几个家长不为孩子的学业而犯愁？

1972年因病住院的章士钊已经九十一岁高龄了，耄耋之年对女儿说起当年的情事，依然十分开心。他告诉章含之，吴弱男做了几天说客后，非但没把他说服，反倒把自己赔上，成了他的未婚妻！

王慕陶知道章擅自为孙文起了个不伦不类的名儿后，勃然大怒，找他理论：根本讲不通嘛！过去范睢到秦国，化名张禄，只听人家都叫他“张先生”，没听说叫他“张范先生”的！你怎么能把两个姓（“孙”、“中山”）摞起来用了？不通！

章士钊就是天才。

章士钊以桐自喻，一生笔名多带“桐”字——青桐、少桐、秋桐、孤桐。

女儿的不孝反映出整个社会对历史的不屑。在政治运动阴影里生活过太长时间的人们早已习惯了对所有历史事件的固定讲述，谁还有心思和机会去翻阅或求证一下事实真相？

此桐名曰“章士钊”。

第二章长青的孤桐第二节

紫禁城迤东不远处的锡拉胡同是紧傍东皇城根南街的一条小巷，2003年7月8日上午，我驾车从灵境胡同拐了进去，在一座大楼门口停了车。

这条胡同的西端，曾有袁世凯的庞大的家，而民国元年（1912年）秋章士钊被安排住下的地方，就是老袁家中。大总统已经带他众多的家人与下人去了中南海。

锡拉胡同实际上是一条拐了弯儿的胡同，很窄，容不得两车并行，所以，胡同西口就立着禁止机动车通行的标志牌。北京的私家车增长太快，甭管住房多么简陋，甭管住在陋巷里的居民是否有钱，汽车是要一窝蜂买的，所以，胡同里的破门旧檐下，到处挤放着一辆辆很扎眼的小汽车。

因路边车密，我只能把车停在稍宽一点的这座楼前。不料，大院儿里走出一位脖子上耷拉着口罩的保安员，趋近正色称：“非典”期间，外地人进院要登记！他显然看到了我的鲁B车牌，以为我要进去找哪个单元的哪位朋友呢！

我倒真的想把自己当成章老先生的忘年朋友，尽管我知道无论地位还是学识，我根本不配。一个很想走近他内心的后生已经越来越懂得这位国士的分量，只可惜他的思想真髓一直未被天下读懂，章含之的那些回忆文字也较少反映其先父的思想。

莫小看这条细细的巷子，从清末到民国，此胡同可谓虎踞龙盘。除袁世凯在此居住过外，至少还有三位人物值得一说。

一曰王懿荣。论官职，王懿荣只是一个从四品的“国子监祭酒”和“南书房翰林”，在满朝红顶子中并不显赫。但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却是一品大员也比不上的，因为正是这位山东福山县（今烟台福山区）人最先鉴定出河南彰德府出土的甲骨上的那些刻痕乃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自他而为世人所知。八国联军打入北京城后，他因临时受命为义和团的头领而自知无力抵抗，便写下绝命词：“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后吞金并投身自家院内井中自尽，其妻与大儿媳亦随之入井殉命。待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娘儿俩回到京城后，闻知朝中居然有如此舍身殉国的官员，大为感动，特谥其为“文敏”。后其子将故宅辟为祠堂，请军机大臣张之洞题写了匾额，并在井上小亭处题“福山文敏公殉节处”的石碑。住在同一条胡同的直隶总督袁世凯和顺天府尹（北京地区一把手）均曾到场祭奠。如今，宅已无存，碑将焉附？据说，此碑尚在，旧房拆迁时被其故乡文物部门拉回老家去也。住过王懿荣一家，小巷里就存有一股子不散的节烈气。

一曰蒋百里。据说一位德国驻华武官评价过：中国最优秀的军事家就是蒋百里。这位浙江籍的青年才俊曾留学著名的日本士官学校，与蔡锷以及后来当过日本首相的小矶国昭同窗。自日本回国后，他复赴德国学习军事，回国后以二十九岁的年龄出任保定军校校长，令官场为之一震。北洋时代初期，他是首届内阁的陆军部次长（总长是段祺瑞）、总统军事顾问；后期曾在“十四省讨贼联军”任过吴佩孚的总参谋长。南京立都后，他虽为北洋要员，却没被追究，反被蒋介石又安排到原先的职务上了——陆军大学代理校长（校长由蒋自兼）。不幸的是，抗战初期，这位军事天才病殁于广西。如此说来，无论北京时代还是南京时代，整个民国的将领们大都是蒋百里的“桃李”了。有上将军在，胡同便不乏英武气。

一曰何思源。何早年从山东菏泽来京，就读北大，是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的学生，后留学美、德、法诸国，获经济学硕士（后被美国人追授博士）。回国后，他历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山东省主席及北平特别市市长。国民政府溃败时，他因参与了与中共的联系而遭受过国民党特务的暗害，宅门一开，炸弹爆响，家人一死五伤。他一直活到1982年以八十七岁高龄谢世，生前为全国政协委员。其女何鲁丽曾在20世纪90年代出任北京市副市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博士曾经居此，小巷自然就多了些书卷气。

然而，因为对旧时代历史人物的长期诋毁，这条巷子里本应弥漫着的节烈气、英武气和书卷气全都没了。左看右看，有些气象的旧宅院根本没有，最有分量的建筑就是眼前这栋不大不小的六层居民楼，但它遮了半条胡同的阳光，也遮得我心里黯然了不少。

再回望小巷，贴墙处只稀稀拉拉立着几棵无精打采的白杨树。

是的，根本没有苍然的桐树。

也就是说，章士钊在京的第一处故居已经不复存在了。

章士钊为何坚决不入革命党？

是他害怕了？他曾是国内最激进的《苏报》的主笔，连当朝皇帝都敢骂为“载湉小丑”（结果酿出轰动一时的“《苏报》案”，撰稿人章太炎入狱服刑，被“二章”所力荐的《革命军》作者邹容瘐死监舍），那他还有什么话不敢说？他连暗杀组织“爱国学会”的副会长都敢出任（会中有蔡元培、陈独秀等人），并组织过行刺清廷前任广西巡抚的行动，还有什么大事不敢承担？

是他厌倦了？刺杀未遂，租界巡捕将刺客缉捕归案；他身为主谋，逃跑尚来不及，但却天真地于当晚跑进巡捕房意欲与被捕者“一商对簿时如何立辞”！结果巡捕们只问了几句就看出破绽，遂当场将其扣押审问。偏偏他又不会说假话，供出自己的住所。于是，包括黄兴在内的一大批同党相继入狱。在狱中他意气消沉，竟说过出去后欲往西湖边开个小牛肉店的没出息的话！于是有人猜测他是怕再遭牢狱之灾，故厌倦了政治活动。

细细想来，他倒也真的是怕了——但怕的是自己的才力不够，不足以胜任秘密的革命活动。几年的风风火火的体验，特别是这次被捕入狱，使他对自己的短处看得更明白了：

上海之新败也，吾才短力脆，躁妄致敌，……眼前失机犹小，将来误事必大！

是的，以他的资历，若加入政党，岂不要负很大的责任，这反倒会对革命大业造成更大的损失。所以，他怕。

而且，他也真的厌倦了——投身革命以来，他已看到了革命党人只重行动不重理论的隐患。他认为，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国民，而不仅仅是死上多少个烈士换取多少个权臣的头颅。

他甚至预言过：

党人不学，妄言革命，将来祸发不可收拾，功罪必不相偿。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却一直未能在中国确立，社会反倒更加动荡不安，这正应验了章氏的不祥预卜。

那时的章士钊就认为，他不适宜投身政治活动，只可能走“苦学救国”的路，他要在理论上发愤学习，为唤醒大众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

老袁安知士钊之志哉？所以尽管大总统对而立之年的章士钊极为青睐，无奈章不仅不识抬举，反倒“恩将仇报”。民国二年（1913年）3月20日晚他正在总统家里与袁共进晚餐时，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暗杀的电报传来。袁拿着电报叹：“遯初（宋教仁字遯初）可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章士钊听得极不舒服，第二天即逃离京都，潜往上海。

上海司法机构逮到刺客后，竟顺藤摸瓜揪出国务院秘书洪述祖，又从洪的信札里看到了内阁总理赵秉钧的影子！赵总理乃袁大总统的老部下，于是，袁便被有罪推定成了最大的嫌疑犯。后来，刺客死于上海狱中，而赵秉钧猝逝于直隶总督任上（赵因宋案已改任斯职）。这一下，全国人民都成了推理破案的侦探，在国民党报纸的导向下，都认定大总统即幕后主谋。尽管袁世凯曾催促赵秉钧前往上海接受法庭调查，也尽管官场都知大总统待宋教仁不薄，最要紧的是，迄今尚无直接证据表明袁与宋案有涉，但这一血案已经不容置辩地成了口碑不佳的最高统治者的又一大罪状。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北上时，宋教仁是内阁中的农林部总长，后辞职专事组建国民党，鼓吹议会政治，致力于本党以优势选票入主内阁。他正是在来京参加国会的时候死于非命的。章士钊与宋教仁是湖南同乡，又是在日本留学时的革命同志，而且，宋还比章小一岁，享年仅三十一岁！好友的遇害，不能不令章士钊悲愤异常。尽管他不知道刺宋的真凶究竟是谁，也判断不出袁的那声哀叹到底是真心难过，还是假惺惺地作秀给他看，但血案毕竟发生在袁政府手底下！

在上海，章士钊先后向黄兴与孙中山通报袁氏有可能称帝的种种迹象，并亲往粤汉铁路督办岑春煊处，游说在前清时与袁氏有深仇大恨的前两广总督岑春煊与孙、黄合作讨袁。数月后，南方各省讨袁军兴，大元帅即岑氏，而讨袁檄文则出自章士钊之笔。不过，想必孙、黄二位与岑大元帅谁也没告诉过他这位讨袁军的助产士，是日本政府分别出钱武装了他们。如果书生气十足的章氏知道此事，早晚要说出来的，哪会憋在心里六十多年而不言语？

讨袁失败后，章士钊二度流亡日本，以“孤桐”名创办了政论性杂志《甲寅》。那一年是民国三年（1914年），农历甲寅年，即虎年，杂志名即由此而来。因封面印有一只老虎，故章氏后来当上教育总长时被部员周树人（笔名鲁迅）等人骂为“老虎总长”。

《甲寅》标榜“不党”，即不为所有党派立场所左右，坚持独立、客观、公正之立场，以“有容”、“尚异”为主旨，由此迅速成为当时最为知识界看重的一份思想性杂志。陈独秀、李大钊莫不受到章氏的影响，成为《甲寅》的作者，进而成为后来的《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创办者，并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比之于孙中山、黄兴两大国民党领袖，章士钊与陈独秀、李大钊两位共产党领袖的关系更是“同志加兄弟”（越南胡志明诗句）！早在南京陆师学堂当学生时，章士钊就认识了皖籍志士陈仲甫（陈独秀）。第二年他又与陈在上海饿着肚子办《国民日日报》，他和陈不但不出门，连头也不洗，衣也不换了。终于有一天早晨见到陈衣服上星星一样繁多的虱子后，他忍不住惊呼起来！后来，章、陈二人又一道在日本参与革命活动。而陈正是在他的《甲寅》上刊发文章时，首度启用了“独秀”的笔名，这个大名遂成为回响在20世纪中国天空中最响亮的名字之一。

你看，无论国民党的“孙中山”，还是共产党的“陈独秀”，名字都竟与同一个人有关，此人岂不伟哉？

而章士钊与李大钊的相识也很有意思。某天，《甲寅》收到一篇论文，章读后，“惊其温文醇懿，神似欧公，察其自署，则赫然‘李守常’也”。欧公，即宋代大家欧阳修。章士钊便写信请这位李守常来见。从此，两人成了“从无间断”的好友。有人考证过，李大钊的思想与文风均受章士钊很大影响，并且他在给《甲寅》写稿时只以其字“守常”署名而不肯以名“大钊”落款，原因是生怕以“钊”示人会有掠章士钊美名之嫌。后来，回国后的李大钊还用过一个笔名，叫“孤松”，显然是为与“孤桐”相呼应而起的。

你看，是章氏的刊物把后来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的“南陈北李”招到了一起。

彼时的章士钊，是一位思想界的先驱而不是什么“落水狗”，他的《甲寅》，是极有影响的民主主义滩头堡而不是鼓吹旧文化的死角。他的有些文章，都被收入国语课文里了，可见影响之大。《甲寅》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吴稚晖、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杨昌济等许多一流的思想者都成为章氏的重要撰稿人。当年，毛泽东就经常借阅《甲寅》，杨昌济无疑是最有力的推荐人。

章士钊正是凭雄厚的才力和清高的名节让老袁器重的，章却不甘为其驱使并最终不辞而别。在天下一片讨袁声浪中，缩在中南海里的袁大总统一定会一边用衣袖擦着鼻涕（据其女儿回忆，他老人家习惯这样解决个人卫生问题），一边大惑不解地瞅着杨度犯傻：我对你引荐的那个章士钊哪点不好？他为什么要死命反对我？

章士钊在袁世凯死前，已经从幕后走上了前台，当上了讨袁的护国军军务院秘书长。

第二章长青的孤桐第三节

去过锡拉胡同的两天以后，我去东四一带找章士钊第二次来北京时的旧居。查资料得知，1916年春至1926年春，章士钊曾在北京住了正好十年，那时的章宅，是“魏家胡同十三号”。

查地图得知，魏家胡同在东四北大街附近。

那是7月的北京，闷热难当。开夏利的司机舍不得开空调却还一个劲儿糊弄我说：开窗多好，自然风不伤人，也不传染“非典”，云云。等车子停在路边“魏家胡同”的红路牌下时，后背和裤子已湿湿地粘在了身上。

和北京的大部分胡同一样，魏家胡同也是一条东西向的胡同，路边也是一排散漫而蔫巴巴的白杨。

自东向西，我和同伴开始逐门寻访。

倒是有几幢像是旧时的大户人家的房子，但门牌不对。

最符合想象的是一幢高大的门头，绛红色的“广亮大门”显得十分超凡，而且，整个建筑是新近维修过的。该宅门面基本保持原貌，只是两边已经破墙开门，门上悬着计算机、财会培训学校之类的大牌子。

从灰瓦下的方铜牌上得知，此为“魏家幼儿园”，且是东城区的“文明单位”。

有门铃按钮，但门虚掩。推开大门，孩子们的拍掌唱歌声扑面而来。

这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一进门是影壁，影壁西侧是一进院。

在一进院通往二进院的月亮门处，一位穿白大褂的五十岁上下的女子正拽着一个泪汪汪的少妇的胳膊在劝说什么。想必这是刚把宝贝送入幼儿园的家长听到了孩子的哭喊而不忍离去，而幼儿园的老师正在见惯不惊地拦截肝肠寸断的家长。其实，院子里，年轻的老师正带着花花绿绿的小儿女们做游戏，热闹得很。

见到不速之客，那位白大褂稍有诧异，待听完我的来意后始有笑意。她的胸卡标明，她即本园的园长。她告诉我说，这所房子不是私人的，归区房管局管，解放前的房主一家现定居美国，他的后人去年还回来看过，但不姓章。至于七八十年前那个当部长的章什么人是不是住这儿可就说不清楚喽。

这位友善的园长边说边往门外引我们，然后，又不辞闷热地领我们到了邻近的一座同样规模的门前去打探。

这家也是一座“广亮大门”，只是正在全面修葺。大门四敞八开，大门的描梁画栋工程似已完工，门楣正上方的三幅山水画还散着淡淡的油彩味儿。门后，沙、石、水泥袋堆了一地。

显然这是比幼儿园更大的一所宅子，因为透过二门，我已经看到里面嵌有精美砖雕的更大的影壁了。

正想往里走，有个民工模样的人出面阻拦，说这是私人住宅，又正在施工，不能往里去。口气很坚决，我也只好作罢。

倒是这座大门旁边的一座只一米宽的小铁门让我怔住了，因为它的上方，一方巴掌大的门牌正标着我想找的那个地址：魏家胡同13号。

不过，只看上一眼，我就失望了，多年游走于京城胡同的经验告诉我：这个紧紧关闭着的紫漆小门，显然是从这座大宅子墙上破出来的，小门后一定是个小院，里面七拐八拐地藏了好几户寻常百姓家。仅此而已。

清末在京师大学堂任教的日本人服部宇之吉曾著日文版的《北京志》。查该志可知，至1907年，北京人口有200万，内、外城的“正户”与“附户”加起来是123990户。北洋时代是个动荡的时代，人口与户口不会增长到哪里去，所以，那时城里人家的生存空间很阔绰，能住得起大宅子的人家根本不需要破墙另立门户。

也就是说，蜚声南北的北大名教授和后来的政府总长章士钊先生是断断不可能窝憋在现今的13号里的。屈指回算，七十多年过去了，天地已经翻了几番，小小的门牌挪挪位不是很自然的嘛！

如此看来，要么西边的那座幼儿园，要么东边的这所高深莫测的大宅子，一定有一栋属于当年的章先生。

过后，我问过章含之女士其父在魏家胡同的旧居，她还是什么也不知道。

民国五年（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举国声讨声中死去。护国军完成使命，军务院撤销。在上海的家中，章士钊与陈独秀、吴稚晖探讨完有关新内阁的组成事宜后，于7月21日赶到北京，在这魏家胡同的大宅里住下了。

“孤桐”自己说过，他一生既无不动产，也不蓄财。当然，不管是位居阁员还是落魄民间，也无论是北洋时期，党国时期，还是共和国时期，他总有贵人相助。用他的北大同事梁漱溟的话说，就是“每月用度不赀，率由其时其地秉政者供给之”。

北洋时期，无论谁当政，他这个当过总长（部长）和国会议员的名士都不会囊中羞涩。想到欧洲去转转了，大总统黎元洪马上派人送来一笔可观的资金。

北洋政府垮台后，国民政府当家，章士钊也没吃苦。虽说成了新政府的通缉犯，但他先是去欧洲游历了一年，后受张学良之聘，回国到东北大学当了教授。出关教书，既解决了生计，又解除了通缉，真是一举两得——本来是遭通缉的“北洋余孽”，经“少帅”说情后得到解脱。“易帜”未久的张学良那时牛得很，他让东三省归了中央政府，为统一中国立了一功，所以他的话在南京很有分量。

重量级人物当教授，其报酬也是重重的，别人月薪平均三百元，而章大教授（后任文学院院长），月工资竟高达八百元！若不是“九·一八”猝发，章士钊或许会一直在黑土地上授业解惑呢！日本人占领沈阳后，张学良顾不上他了，他便南下上海挂牌当起律师。且不说给杜月笙当法律顾问每月有五百元的进项，单凭其声望为人代理官司，即该有不菲之入账。抗战期间，他在重庆，拿着参议员的津贴也不会过穷日子。况且，这位书法大家还有众多的倾慕者，高昂的“润格”也不会让他落魄。出狱后的陈独秀曾亲代友人向其求字，因未得答复而颇为抱怨地说，“行严官僚习气又加以名士习气”，“不可治矣”！可见章氏书法还是大受追捧的。

共和国时代，他既是全国人大常委，又是中央文史馆馆长，正部级干部，哪会为钱而操心呢？老友纷纷在受苦受难之际，他却逐年享用着毛泽东的“还账”——毛泽东硬要用自己的稿费把当年借他的两万银元偿还完；九十高龄出版了那本《柳文指要》之后，周恩来还特批给他一万元钱，而那时，整个大陆都取消了稿酬制。

总有钱花的人，一般是不考虑置办不动产的，所以，章士钊一辈子没有自己的房子。无论北京还是天津，也无论上海还是重庆。

那么，这魏家胡同的某个宅院是属于谁的？是他又借居朋友的，还是自己花钱租下的？

现在的魏家胡同已经不会告诉我答案了。

其实北京的文物部门不妨考证一下，把曾影响过中国政局的历史人物的旧居都普查一遍，像上海人一样，在那些“有名有姓”的门前立一块小小的牌子，让人文的游脉不致到此中断，岂不善哉？

入住此胡同后，章士钊即代表西南军政府首脑岑春煊与继任大总统黎元洪商谈了有关善后事宜。他和黎元洪也不是头回相见了，讨袁伊始，他曾专程前往武昌游说过黎。现在，老袁死了，章士钊向往的精英政治局面就要出现了，他“渐厌政治”，便转身走进了北京大学。

袁世凯在世时，曾有意让章士钊出任北大校长，但章以年轻学浅坚辞不就。此番天下太平了，蔡元培被黎大总统任命为北大校长了，他却欣然接下蔡校长的聘书，当上了这座最高学府的逻辑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

须知，正是由于章士钊的谦让与力荐，二十八岁的李大钊才得以进入北大接任图书馆主任。而后，章士钊又将同乡好友杨昌济介绍来北大任教伦理学，而杨又把投奔自己而来的大弟子毛泽东介绍给了李大钊，毛成了大钊手下人。李大钊马上成为京城知识界的风云人物，而毛泽东则在大钊先生被难后，经二十多年党内党外的苦斗，终于率共产党人将中华民国在大陆上的历史终结，并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春重新回到旧日京城。

共产党领袖们将北洋时期的总统府做了自己的办公处和居住处。入主中南海后，毛泽东曾愉快地请“行老”等湘籍前辈进入新华门泛舟于波光潋滟的南海。对中国士人来说，这无疑是件莫大的荣耀。

追根溯源，没有章士钊当年的引荐与退让，也许就没有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快速发展，也就没有以李大钊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骨干队伍的形成。毛泽东对章氏的礼遇，决不仅因为彼乃恩师兼岳父之好友。

杨昌济早就写信向章士钊郑重介绍过毛泽东、蔡和森：

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好友如此隆重地推出的人，一定会让章士钊格外留意，而在李大钊那儿默默工作着的同乡后生的表现也给他留下良好印象。所以，当毛泽东开口向他借两万之巨的银元时，他没有让对方失望——尽管他是在八十岁以后才知，那笔巨款被毛用于湖南的共产党活动和留法同志身上了。在杨昌济教授因病过世时，章士钊与杨度等湘省名流共同张罗了葬事，其间，自当与毛泽东有更多的接触。父执之恩，理应是一直没忘情于“骄杨”的毛泽东耿耿于怀的——“骄杨”是毛泽东对杨昌济的千金、自己第二任妻子杨开慧的称呼。

1964年，也就是毛泽东让章含之兼任自己的英语老师的那一年，毛忽然提议要向“行老”还债，每年还两千元，为期十年，且说还就还。章士钊曾表示决不能收此厚赠，因为当时他并没那么多的钱，钱是他向社会名流们募来的，如今，让他一人收之，有愧。但章含之转述道：主席说，这不过是找个借口给行老一点补助而已，他给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用人民币能偿还的呢？直至章士钊谢世，这场旷日持久的欠账才算了结。

毛泽东对章士钊的关照似乎超过了对任何外人，章士钊也因之享尽主席的恩荫。他的养女章含之就因这层关系从一个普通的大学青年教师成为毛身边的人，进而成为外交部的高级官员。老人也清楚，只有毛本人才能让其免遭灾祸，所以无论“五七反右”还是“六六文革”，大祸将临时，他总在万般无奈时秉笔上书“润公主席阁下”，而当年的毛润之也真的就对他网开一面，让周恩来妥善保护了他。最奇特的是，甚至在善良而迂拙的章氏写信请求毛泽东不要打倒刘少奇时，毛竟也耐着性子回了亲笔信：

惠收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

毛泽东对这位乡贤实在是够客气的了！政治上宽容，经济上接济，对毛泽东这位铁石心肠的大政治家来说，唯章一例，绝无仅有。

共和国的大管家周恩来对章士钊当年的关照也一直不忘。周恩来不光能整段地背诵章氏早年发表的诗，还对章含之讲过在欧洲时的一段往事：

章士钊第二次赴欧洲考察之际，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张申府与周恩来在巴黎找到章士钊，托其将一部印刷机带给留学德国的朱德。张申府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曾在北大就读，为章士钊的学生。因法国当局已接到中国政府的通知，对这帮来自东方的热心于政治活动的青年格外留神，所以，这笔货运业务是不可能办理的。而章身为中国要人，享有外交豁免权，他便顺手帮了中共一把，走前还留给青年共产党领袖们一千元钱。

有趣的是，当女儿回到家中把总理的回忆讲给老父听时，章士钊竟然记不得也！

章士钊不记得自己做过的许多好事了，但人们却一直记得他做过的那两件“坏事”——镇压了女师大学生运动，参与了“三·一八”惨案。这两桩公案一直像口香糖一样被人反复嚼着，末了，还要吐在他瘦巴巴的身上，让他至今也洗刷不掉斑斑污渍。当年郭沫若（时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八宝山为他致悼词时，只赞誉了他漫长生命的后二十几年（1949年他参加开国大典时已六十八岁），如“拥护中国共产党”，“关心社会主义建设”，如“为国家的统一大业，不辞劳苦，鞠躬尽瘁”等，但对他更为丰富而多彩的前面的大半生，却只字未提。

至少，他营救李大钊一节，人们不该忽略啊！

第二章长青的孤桐第四节

前面已经说过，他和李大钊是相识于日本的好友，回国后，是他把年轻的李大钊介绍到《晨报》当编辑，后来又介绍其到北大当图书馆主任的。他的夫人吴弱男是大钊女儿的干妈，而大钊则是他儿子们的课外老师。两家夫人也互有往来。章士钊赴欧时认真研究过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则是公认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他非常希望把好友发展为本党同志。章士钊说过：“守常时则以共产主义向吾启示，并约吾共同奋斗。”只因章氏乃“不肯受党派之羁绊”之人，才未成为中共早期重要人物。

民国十五年（1926年），举国震惊的“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是执政府秘书长章士钊亲笔把李大钊的名字从后头勾到了第二名（列徐谦之后），使力主“赤化”的守常老弟一下子成了执政府通缉的首犯。但政见归政见，两家还是照常往来。周作人就曾在北大图书馆里见过正在找李大钊的总长夫人，而章士钊保存下来的一张李大钊相片，背面则有“弱男同志惠存”的李大钊手迹。

民国十六年（1927年）4月初的章士钊，已经不再是政府里的高官，随着段祺瑞执政府的垮台，他也失去了待在权力中枢的机会。是杨度匆匆赶来向他报的信：张作霖近日将派军警进入苏俄使馆捕人，让守常赶紧躲避！

章的夫人吴弱男匆匆去了东交民巷，以给儿子办签证为由进入苏俄使馆。章士钊和夫人的设想是，李大钊从速潜出京城，到天津日租界的章宅里一避风头。

但是，几天后，报上刊登了李大钊等众多党人于苏联使馆内被捕的消息和照片！章士钊遂直接出面找到奉军总参议杨宇霆，请他转告“雨帅”：“切不可为一时意气杀戮国士。”

但张作霖犹豫了几天后，却谁的面子也没给。4月28日，章士钊主办过的《晨报》上刊出了李大钊昨日被处绞刑的新闻。章士钊与吴弱男乃赶往宣武门外的长椿寺，望着停厝于斯的烈士灵柩，这位倔犟的“孤桐”失声恸哭！过后，他与其他几位大钊生前的好友共筹两千元钱，留给了李夫人。

他尽自己全力去挽留一位正值盛年的国士的性命却没能成功。“人生各有托，君去独不归”——共和国成立后，章士钊还用这样的诗句表达了他对故友的深切缅怀。

是啊，这个有恩于共产党的人，怎么会连自己的故居都没被保留下来呢？

民国十四年（1925年）的5月7日这一天，章家人又将经历心惊肉跳的一幕。

那一天，两百多个热血沸腾的学生从故宫后门的神武门那里集合好后，气势汹汹地涌进这魏家胡同，他们要质问“老虎总长”为何要“摧残教育，禁止爱国”？

邹小站著的《章士钊传》中有对当时经过的详细记述：

其时，章士钊还在教育部上班，章夫人吴弱男也因事外出，家中只有一个家庭教师以及章士钊的三个儿子，另外有几个仆人，但是都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无人敢出面交涉，只是说章总长不在家。学生不信，乃开始搜索，搜来搜去不见章的踪影，学生不觉大怒，乃将章宅的玻璃以及一些器皿、古玩、字画等捣毁。正捣毁之中，有警长率六七十名警察到来。警长先入室对学生说：“诸君有事，可以派出代表数人以便谈话。”不巧的是，这位警长着的是便服，加以留以短髯，仪态气度都不错，结果被学生误认为是章士钊。一位学生大喊：“章士钊乎？该打！”言未已，即飞来一拳。警察当即还手，于是一场混战就在章宅打开了。正打着，又有一队警察赶来。学生终究敌不过警察，最后，有十八名学生被捕。

单从这段文字看，学生们委实过分了。警察叔叔已经够忍耐了啊！你闯入私宅随意打砸，难道执法者能不制止吗？请你派代表有话好好说，难道该挨打吗？但我们看到的北洋时代的学生们就是如此豪迈，如此无畏。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干，谁干？我们不说，谁说？”“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大街小巷上，都张贴着这段据说是伟大领袖当年在长沙当学生领袖时发出的豪言壮语。其实一想到“红卫兵”的“壮举”，就不难理解20世纪20年代的学生运动到底是怎么回事。乱世的学生运动，往往会被政治势力所操纵。

捣毁章宅的时代背景不可不交代。

本来章士钊已厌倦政治了，与他相识的那些大人物也渐渐淡忘了他。但忽然时来运转，在天津当寓公的北洋元老段祺瑞招呼他了！

老段是被冯玉祥和张作霖联手请出来的，而章又是被段请出来的。

民国十三年（1924年）10月，直军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与张作霖联手请出了息政津门的段祺瑞主政。段祺瑞治国，要有人才辅佐，于是，久负清名的章士钊被召入天津的段公府中。

这时的章士钊已经人至中年，早就看不惯他所说的“邦基将沦”的时局，并自认做官可以“小行其志”。所以，段那边一请，他这边就“怀国士之报”投奔过去了。历晚清而民初，他尽管是袁世凯、黎元洪和南方的孙中山、黄兴等政坛巨头的座上客或好朋友，但没有一个人像老段这样深为倚重自己，所以，为报答段氏的知遇之恩，他欣然“跌入粪坑”——朋友们用这样的词惋惜他的“出山”。

当年11月24日，段祺瑞就在与魏家胡同只隔一条胡同的铁狮子胡同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章士钊成为执政府的司法总长。这位民国名流第一次成为政府实官，而不仅仅是策士。

从“执政”的名义，到具体的办法、执政府的若干政策，都是章士钊为段祺瑞设计的。

然而，该书生又把问题想简单了！他总是像当年主动跑到巡捕房去打探案情一般过于天真。这位司法总长主持查办卷入曹锟贿选案的议员，雷声很大，但总也查不下去，最后反倒落了个“老虎总长”的绰号——人家把他《甲寅》封面上的老虎套在了他头上。他承认自己“不存心机”，亦即不擅权术，与执政府内部的许多官僚关系不睦，所以，他的失败是迟早的事。

倒是段祺瑞还信任他，转年4月，又任命他兼任教育总长。

“章老虎”携凛凛虎威入主教育部，自然有人惊悚。果然，他要“整顿学风”，其主要内容为，合并京城大学，提高师资素质，加强考试。

其时，正是首都的学潮闹得最凶的时候。由于中央财政的困难，国立大学的经费每每不能兑现，便有教员们把对政府的不满借用学生的力量发泄出来。你要合并大学，就要有人失业；而提高师资素质，就要滥竽充数者“下课”；学生中自然不乏荒怠学业者，你要加强考试，这部分人就会没有出路，即使一般学生，又有哪个喜欢考试？所以，志在“整顿学风”、改变“士气嚣张”局面的章士钊，一到教育部就成了很多人的矛头所向。而蜜月中的国共两党的推波助澜，更使得学生的爱国热情越来越具有了明确的政治目标。

北洋时期，军阀当政，人人怕兵又恨兵，便有聪明人把“兵”字拆开，念作“丘八”（冯玉祥就把自己写的那一大堆打油诗自称为“丘八诗”）。后来，由于有了“五四”运动大获全胜的经验，“学生万能”、“学生神圣”的观念在京城的院校里居然大行其道，教师甚至校长每每要去巴结学生的怪诞现象也出现了。一事不和，学生们便闹学潮；一上大街，校长往往就要下台。学生们的脾气往往并不比“丘八”们小到哪里去，所以又有聪明人把学生称为“丘九”。当时的重要刊物《现代评论》上就曾有人著文批评利用学生的人是“利用丘九也可以得地盘、争饭碗”。

在英国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归来的北大教授陈源先生亦为社会名流，《现代评论》是他和同人们的舆论阵地。凡熟读鲁迅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这位笔名“西滢”的反面人物的。陈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桩旧事：

星期一北大许多学生开会反对考试，一个学生演说道：“他们利用我们去驱章，我们也交换条件，利用他们不考试。”（据某教授报告教务长的话——原注）。

瞧瞧！白纸黑字嘛！就是有教师在利用学生，而学生们上街也并非都是源于纯洁无瑕的爱国热情，这和历史教科书所告诉我们的事实有多大的不一致啊！

正是在这个大气候下，章士钊的私宅被捣毁。

事发第二天，章士钊就给段祺瑞写信说明家中被毁的情况，并认为是学生中荒废学业的人要蓄意破坏他设立考试委员会整顿教育的计划。接着，大度的他替学生说情道：“年幼书生之偶然冲动，不足深较。”但又坚定地表示：“惟本部秉承执政（段祺瑞）所定之教育方针，决不因此而有所增减。”

这边还在表示要坚定不移地“按既定方针办”，那边却掀起了滔天巨澜——两天之后，北大等三十多所大中学校的学子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请愿活动，要执政府罢免教育总长和警察总监，释放被捕的学生。5月11日，各大学校长与章士钊共同商讨平息学潮办法，章士钊还豁达地表态：“对于青年学生，意气冲动，决不主张深咎。”但他已心灰意冷，向老段递上辞呈，未等批准便携家人离京去了天津。

5月7日，原本是袁世凯在日本人的压力下签订所谓的“二十一条”的日子，知识界就把这一天定为“国耻纪念日”，每到这一天，便有学界大游行。万不料，以学生领袖起家的章士钊在成为国家最高教育官员后，竟然成了激进学生要打倒的对象！

巧合的是，我从小就能背诵的一段毛泽东1966年《给林彪同志的一封信》也是这一天写的，故称“五七指示”。信中有毛泽东对解放军和工人、农民、学生等各业的全面设想。有关学生一章，是这样说的：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这段话，把毛泽东对传统教育制度的厌恶表达得清清楚楚。近年有研究者称，“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曾为教育事业问计于章士钊。老实说，我不相信这种说法。我更愿意把自称有猴气的毛泽东当成永远的学生运动领袖。他少时就不肯老老实实上课，而且，特烦考试。当年湖南省里那一场场学潮，浪尖上总能看到他的身影。他对学生运动的理解，显然十分透彻，而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他引导学生运动达到其巨大政治目的的一个最为成功的范例。

比之他的小同乡毛润之氏，章士钊显然过于笨拙，他不仅不善于引导学生的爱国热情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反倒以孤桐的梗直对付八面的来风。数月后，他因段祺瑞的极力挽留又回到任上，更大的麻烦也摊在了面前。

我说的是女师大风潮。

第二章长青的孤桐第五节

离开魏家胡同之后的那天下午，我们从宣武门地铁站钻出来，顺着宣武门内大街一路向北，去找新文化街。

北洋时期，那条街叫石驸马大街。

当时的石驸马大街，是一条有名的政治街，杨度等六位名士组织的“筹安会”即设在这条大街上。大街上最显眼的是一座正在维修的郡王府，不知杨度先生他们请袁大总统当皇帝的那个机构是否曾借此宅办公。

北洋时的“大街”，如今已似胡同般狭窄，汽车、行人往返梭行，以致我想在马路对面拍张画面清净点的照片的机会都很难得。

我拍的是新文化街45号，一幢保存得非常完整的民初建筑，西洋风格自上而下，从墙到门，从楼到院。“鲁迅中学”四个金字赫然嵌在正门内的楼上方。显然，这是集的鲁迅的字体。

原样的灰墙很好看，每一方的四角都嵌着花卉图案的砖雕。紧挨大门的那方墙中间砌着一块很显眼的汉白玉石牌：

因是星期天，学校的大铁栏门锁着，旁边的小铁门留着道缝。仄身进去，河北口音的看门人正与妻子在扯绳晾衣服。

我的记者证很管用，看门人同意我在院内转转。

正楼门洞前立着一块锃亮的铜牌，我一字不落地把上面的文字抄录下来：

鲁迅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其校园为“国立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旧址。鲁迅先生一九二三～一九二六年在此执教，在“三·一八”惨案中牺牲的刘和珍、杨德群曾在此就读。

鲁迅当年演讲的礼堂，现辟为鲁迅生平展室。校内建有“三·一八”烈士纪念碑，“鲁迅与女师大”、鲁迅与“三·一八”惨案教育专栏。“弘扬鲁迅精神，继承爱国传统”是该校鲜明的办学特色。二○○一年十月被西城区人民政府命名为西城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作为办学成果，校内外的墙上挂满荣誉，那一方方小铜牌与院中央的这块“简介”真是相映生辉：“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文明校园”、“电化教育优类校”、“北京市西城区交通艺术分团”、“警民共建单位”……

墙上还有两张“校务公开”布告，上面把200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学校收支情况写得清清楚楚。从账面上看，该校管理有条不紊。哪个学生家长不为孩子在这样的学校就读而欣慰？

但是，民国十四年（1925年）的那个夏日，走进这里的大家长章士钊却让墙上的一纸布告弄得很不开心。他过后为段祺瑞起草《整饬学风令》上就有这样的口气：“本执政敢先父兄之教，不博宽大之名。”——我要替你们的父亲或哥哥教训你们！他把自己当成了学子们的家长。

但闹事的学生们并没拿他当父兄，反而在传单上骂他是“摧残教育的蟊贼”、“帝国主义的走狗”。他知道这一切，作为重新执掌教育大权的一把手，他只是想到风潮中心来看看，女师大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进门，他就被那张学生自治会贴的布告噎得有些恼怒了。

布告称：教员不得出入。

女师大前身是清政府创办的北京女子师范学堂，上一年（1924年），留学于日本和美国两所学校的杨荫榆女士被教育部任命为校长。读过鲁迅的人都知道这位倒霉的杨女士，“用了她多年练就的眼光观察一切，见了一封信，疑心是情书了；闻一声笑，以为是怀春了；只要男人来访，就是情夫；为什么上公园呢？总该是赴密约”。鲁迅以语言大师的妙笔让我们快意地看到了一个小丑般的“寡妇主义”女校长。

但真实情况也许并不那么简单。

《章士钊传》的作者考证说：

杨女士是一个循规蹈矩，办事认真，严以律己而又待人严苛的女学究。她上任不久就得罪了一些教员，也得罪了学生。……

一九二四年秋天，杨荫榆不考虑实际情况，死死板板地按规章办事，迫令一批因军阀混战而不能如期归校的学生退学，学生自治会要求杨收回成命，杨不但不答应，反而责怪学生犯上作乱。由此导致了著名的女师大风潮。

前文说了，那时的大学生们火气大得很，女师大学生自治会的领袖们更不例外。她们遂召集学生开会，决定不承认杨为校长，要教育部更换新到任不久的校长！5月7日，也正是章总长的家被一帮学生捣毁之际，女师大礼堂里也发生了激烈的对抗。杨荫榆要上台讲话，却被学生自治会轰下台来——人家不承认你是校长了嘛。事后，杨校长在请示了教育部后，决定将六个学生自治会干部开除。但几天后，参与闹事的学生们反将杨的办公室及寝室封了，甚至还把守住校门，坚决不准杨进入校园！校长无奈学生何，杨荫榆只得在校外找了地方临时办公。此即日后被章士钊上奏的“学生跳梁于内，校长侨置于外”一事。

很快，局势变得复杂了——周树人等七位在该校兼课的教员公开发表宣言支持学生，而一直倡言“公理”的陈源则发表文章，称风潮乃“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系的人在暗中鼓动”，锋头直指浙江绍兴籍的许寿裳、周树人、周作人等。绍兴籍人士在京师学界人多势众，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而陈源则是无锡人，与那位被学生暴骂的杨荫榆乃同乡。很显然，这场论战一开始就染上了强烈的地域色彩，只不过史家从来没为我们讲清楚罢了。

论官职，周树人为教育部佥事，一个高于科长低于司长的官员，似乎与现在“处级待遇”相仿，但论名气，他以“鲁迅”为笔名写下的许多文学作品已经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作。他理应站在本部和校方一边，但却毅然站到了对立的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一边，为什么？这可是连饭碗都要砸了的选择啊！周树人的月薪高达三百元，而他与弟弟周作人买下的八道湾那个三进大院需三千元钱，他应该知道，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啊！

女师大学潮时的鲁迅为何自绝于政府？数不清的鲁迅专家们说到此段，总没说清个中原委，即使谈及，也无非“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之类。他们似乎不愿意谈到鲁迅与“二许”的关系。

先说“老许”许寿裳。

许寿裳不仅与鲁迅同乡，而且还是共同留日的同学，鲁迅那句有名的“我以我血荐轩辕”诗，即是附在给许的照片之后的。在北京教育界，周树人与许寿裳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许氏自清宣统元年（1909年）回国后即投身教育界，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中华民国成立后，任教育部参事。民国初年的“参事”，并非后来可有可无之名誉头衔，而是实职，位于次长之下、司长之上，挺大的官儿。后来他还去南昌当过江西省教育厅厅长。民国十一年（1922年），许氏被派到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女师大前身）当校长，可见，许氏是教育部的元老级人物。民国初年，周树人得以进入教育部，就是这位许参事推荐给同为绍兴人的蔡元培总长的。周树人能来女师大兼课，也正是这位许校长下的聘书。执政府上台后，自然又一番自上而下的易人，新一届教育部把许寿裳调走，把留美教育学硕士杨荫榆女士派来，理由是：由女子掌女校，“人地两宜”。不过，辞旧迎新之际，总有人高兴有人难过。所以，许寿裳的离任不能不对女师大的方方面面有所影响。

再说“小许”许广平。

许广平祖籍福建，生于广东，长在澳门，身上有客家人在动荡中求生存的血缘。她十九岁即来北京求学，后考上天津直隶北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她即表现出领袖才干，五四运动时，出任天津妇女界爱国同志会《醒世周刊》主编。民国十二年（1923年），“霞姑”（许氏的乳名，与毛泽东前妻杨开慧同名）回到京师，考取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在这里，她结识了前来兼课的周树人。学潮发生之前，思想活跃的许广平就与她所信赖的周先生开始通信了。此时，师生信札往还已经频繁而亲昵了——先生已忘却师道尊严而称学生为“广平仁兄”，许姑娘则极为放肆地称比自己大十八岁的老师为“嫩棣棣”了！棣棣即弟弟，弟弟还是嫩的，两人真是没大没小了！她原本是有恋人的，是老家的一位表亲，但竟被她传染上猩红热后不治身亡！初恋的创痛想必深深影响了她的婚姻日程，所以，认识鲁迅之前，她还是一位“大龄未婚妇女”——年已二十五岁矣！而且，她也去过周先生的家，见过师母朱安，一个被旧传统所驯服的小脚大妈。

更危言耸听的说法是，周树人在部里待了十四载，已不满足继续做他的小官僚了，投身风潮乃图谋女师大的校长位子！——出版于20世纪40年代的书籍《关于鲁迅》中即有此一说。

没有人断言鲁迅是否因私情而影响了自己的公正立场，但谁又能否定“朕也是人”这个最普通的道理呢？由于鲁迅已是公认的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是受到各校学生们爱戴的思想导师，所以他们几人的加盟极大地鼓舞了闹事学生们的抗争劲头。如此一来，章士钊“整顿学风”的理想也就遭遇到了始料未及的阻击，并因对手在共和国时代被毛泽东奉为“第一等的圣人”而使自己惹上了终生的骂名。

颇为巧合的是，章士钊与周树人同庚，这一年都是四十四岁，都是不再冲动的年龄了。

章士钊理所当然地支持了杨女士，杨遂在警察的簇拥下重返学校，公告解散参与闹事的四个班，封闭校门。消息传出，京城各校学生联合会在报纸上遍发启事，直指章士钊“摧残教育，压迫爱国运动”，并“否认章贼为教长”，发誓要“以最严厉之手段驱之下野”！矛盾焦点已经不是那个倒霉的女校长而是章总长了。

章士钊就是这个时候——8月4日——出现在这所院子里的。

说起来，章士钊来得晚了。

那天，我离开该校后，不知不觉顺着学校的东墙向北走去。那条小巷叫参政胡同，因住过时任参政会议长的王揖唐而得名。不承想只几十米，就是一条横街，抬头看路牌，我不禁大吃一惊——教育街！

教育街即北洋时代的教育部街，章士钊和周树人上班的单位就在这条街上。北洋时代的教育部，沿用的是清代学部的房舍，最初为某亲王的府第。站在街口，往东一看，即见到了一座十分完整的古建筑。

我赶紧趋前，见是一座完全新建的仿古大门，门上有雕梁画栋的门楼，与中南海正门新华门相仿，煞是壮丽！门卫是灰衣保安，颇像机关重地，但门口处却悬着一块大大的木牌子：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招待所。

既是招待客人之地，我这不“住”之客便目中无人地直入门内。

门内是个很大的院子，停满红色字母“J”（武警）打头的车牌的各色轿车。大院东和北全是新建的大楼，北边那座用最时尚的建筑材料堆砌的巨厦前面，还真的保留了一排二层的清式楼房，看样子也是新修过的。这便是旧教育部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座办公室了，是章士钊还是鲁迅曾在那座小楼上办公呢？

武警招待所大门迤东，是一座更像王府大门的“广亮大门”，也有人在守门。门外有“西城区文物保护单位”的橘色铁牌，门内有“北京市饮食学校实习基地”的铜牌。显然，这是当年王府的正门，而现在，成了武警招待所的厨房所在。

从教育部到女师大，不足百米，章部长何至于事发不可收拾时才赶到现场？是他掌管两部（还有司法部）无暇分身，还是他相信尘埃自会落定，无须庸人自扰？要不，就是他官气十足不肯迈步？

倒是方便了鲁迅先生，一抬腿就到了“第一现场”。

部与校相距如此之近，实在出乎意料。也难怪女学生们一生气就涌到教育部来示威！

回家后，查到宣武门内教育部街的沿革：民国十七年（1928年），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此街改名“党部街”，因为国民党把北平市党部安进了这所大院子。二十一年后，共产党又将“北平”改回“北京”，“党部街”又成为“教育街”。

第二章长青的孤桐第六节

忧心忡忡来到女师大的章士钊，先是查看了被砸碎的玻璃和校长办公室门上的封条痕，又现场询问了学生，而且，也留意了留校学生们的艰苦生活状态，然后，未表态，登车而去。

尽管他不动声色，但内心的好恶自是可以想象的。四天后，教育部发布命令，停办女师大。

章士钊在给段执政的呈文里，把事情经过和停办的道理说得很清楚。因为人们多年来只听到了一种声音，故不妨在此听一听另一种声音：

呈为国立大学，师生互哄，纷纠难理，拟恳查照美术专门学校成例，将该大学暂行停办，以资整顿而维风纪事：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为校内一部分学生所反对，呈词互讦，由来已久。本部前任次长马叙伦、总长王九龄均以办理棘手迁延未决。迨士钊兼部，日在辞职或未实行负责之中，亦复未暇顾及。

查此事之起，由于该校学生设有自治会，倡言不认杨荫榆为校长，并于公开讲演之时群起侮辱。该校长乃于素喜滋事之学生中，革除蒲振声、张平江、刘和珍、姜伯蒂、许广平、郑德音等六人。该生等不服，联合校内外男女各生，大施反抗行动。非但革生不肯出校，转而驱逐校长，锁闭办公室，阻止校长及办事人等入内，以致全校陷入无政府状态。由五月至今，三四月间学生跳梁于内，校长侨置于外，为势僵然。一筹莫展。……

顷据该校长呈报：八月一日到校，顽劣学生，手持木棍砖石，志存殴辱，叫骂追逐，无所不至。又复撕布告，易以学生求援宣言，并派人驻守校门，禁阻校员出入，其余则乘坐汽车四出求助。旋有男生多人来校恫吓，并携带快镜（照相机）各处摄影。种种怪状，见者骇然等情。学生暴乱如此，迥出情理之外。

窃思比年学风，嚣张已极，政府既乏长策，社会复无公评，四方不逞之徒，又从而煽发之，狙使青年男女，顽抗部校命令，是非颠倒，一无准裁。

该校长以一女流，明其职守，甘任劳怨，期有始终，虽其平时措置未必尽当，平心而论，似亦为所难能。士钊每得该校长之谤书，思此辄为太息！……

不知京师各校，以革除学生而谋逐校长，已非一次。其后因缘事变，借口调停，大抵革生留而校长去。

……士钊详加考虑，此著断不可行。默察该校情形，各系教员，植党构扇，势甚强固，不可爬梳。而诸生荒学逾闲，恣为无忌，道路以目，亲者痛心。……

（闹事女学生）不受检制，竟体忘形，啸聚男生，蔑视长上；家族不知所出，浪士从而推波；伪托文明，肆为驰骋；请愿者尽丧所守，狡黠者毫无忌惮。学纪大紊，礼教全荒，如吾国今日女学之可悲叹者也。以此兴学，直是灭学；以此尊重女子，直是摧辱女子。

士钊念儿女乃家家所有，良用痛心，为政而人人悦之，亦无是理。该师范大学，号为全国女子最高学府，强自取柱，柔自取束，立表不正，其影可知。当此女教绝续之秋，宜为根本改图之计，拟请查照马前次长处理美术专门学校成例，将该大学暂行停办。该校长杨荫榆调部任用，一面遴选专家，妥速筹画，务期重立宏规，树之楷模，以副执政“与民更始不遗女子”之至意。是否有当？理合具文。仰祈钧鉴施行。

再，该校学生，半由各省考送，家长戚族，未必在京，责令即时解散，亦未便操之过急。日者士钊曾偕部员，亲赴该校视察，见留校女生二十余人，起居饮食，诸感困苦。迹其行为，宜有惩罚；观其情态，亦甚可矜。当由部派员商同各该保证人妥为料理，无须警察干预。外传警察殴伤学生各节，全属讹言。

此后校事部了，尤不至有学警冲突之虞。合并陈明。

肯定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女师大风波”的来龙去脉和停办的原因，章士钊把送给领导人的请示报告直接登在了自己的《甲寅》周刊上。由是，我们才得以听到这一种声音。

从这件“呈文”上，我们至少可以看出这样几个向所不知的问题：

首先，停办女师大并非章氏的“悍然”首创，在他长教育部之前，就有本部第二把手（次长）停办了美术专门学校。他不过是在援引“成例”而已。而且，也不是永久停办，只是“暂行停办”。

再者，他具体指出了二十几个参与学生的恶劣表现，但却并未一味指责她们，而是对缺乏长远教育政策的政府、对一味指责校方的社会舆论、对“浪士”与“狡黠者”的推波助澜，统统给以直言不讳的批评，这自然要惹恼上上下下。本就敏感多疑的周树人反应之强烈自是难免的。许寿裳等人也公开在报上刊出反对顶头上司章士钊的启事。

最后，他写出了自己的担忧：每次北京闹学潮，大都是被开除的学生在社会的支持下获胜而校长反倒被驱逐，这样只会使“学纪大紊，礼教全荒”，最终就是“灭学”！

顺便，我们还知道了“屠杀爱国学生的大刽子手”段祺瑞，居然有过“与民更始，不遗女子”（重新开始，不能落下女学生）的重要指示！

夫复何言！

章士钊这位早年领导了“废学救国”的学生领袖深知离校会对孩子们造成多大的损失，他以自己曾带领三十几人离校出走的教训痛心地告诫道：“罢学之于学生，有百毁而无一成！”这样一个闹学潮的“过来人”，一个颇讲礼义道德的名士，一个接受了西方自由民主意识的思想家，一个崇信“调和立国”的“温和派”，既没有理由非得与“爱国学生”们作对不可，更无道理在自己任上把一所好端端的大学搞垮。他也许会判断失误，但不会睁眼瞎说；他也许手段过于简单，但用心绝非险恶。

在《西滢闲话》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相同的记载：

以前学校闹风潮，学生几乎没有对的；现在学校闹风潮，学生几乎没有错的。这可以说是今昔言论界的一种信条。……女师大的风潮究竟学生是对的还是错的？反对校长的是少数还是多数？我们没有调查详细的事实，无从知道。我们只觉得这次闹得太不像样了！同系学生同时登两个相反的启事已经发现了。学生把守校门，误认了一个缓缓驶行的汽车为校长回校而群起包围它的笑话，也到处流传了。校长不能在校开会，不得不借邻近饭店召集教员会议的奇闻，也见于报章了。学校的丑态既然毕露，教育界的面目也就丢尽。

其实，任何一个政府，任何一位执政者，无论其政治信仰或道德标准如何，其本意都应该是想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众利益，提倡公共道德，即使欲谋取一党一己之私利，也只能在游戏规则许可的范围之内操作，否则，只会加速垮台。

段执政接受了章总长的提议，以教育部部员周树人擅自参加“伪女师大维持会”为由免掉其佥事职，并停办了女子师范大学，而在原校址成立了“国立女子大学”。

执政者们知道，停办旧校是为了终止京城里愈演愈烈的“学生运动”，而另办新校则为了让原女师大里更多的学子们按部就班地上课——章士钊现场接触过，参与闹学潮的只有区区二十几人。

但周树人的反应更为强硬，这个维持会的总务主任决定：参与学潮的学生坚决不离校，也不接受教育部所发的文件，并且，从教育界“驱逐章士钊”！

于是，前来接收校产的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刘百昭等官方人士被留在校内的女学生轰出门外。三天后，刘百昭在军警的保护下，率部员和从河北三河县雇来的老妈子（女佣）共百余人翻墙入校。大脚的老妈子们以马桶刷子为武器，一顿臭打，愣把那些不肯离校的女生制服并塞上汽车拉走。

校园又传出了女生们的诵书声，不过，这回是国立女子大学的安分守己的学生们了。

是月底，段祺瑞发布了章士钊起草的《整饬学风令》，将女师大风潮定性为“一部分不职之教职员与旷课滋事之学生交相结托”酿成的事件，并称如再有故酿风潮、蔑视政令者，要“依法从事，决不姑贷”。

可那几十个女孩子们在周树人等老师的支持下，根本没拿执政的警告当回事儿，她们在别处赁了一处房子，继续开课，而周家兄弟则义务为之授业。

学潮起时，学生们要“驱杨”；学潮期间，改“驱章”；后来，目标已经升级——“驱段”！

当年的11月28日，在南方革命党北方组织的领导下，北京学生们和市民数万人上街大游行，明确提出要推翻段祺瑞政府。会后，章士钊的家再一次被愤怒的学生们捣毁，同时遭殃的还有前往女师大执行任务的刘百昭和首都警察总监朱深的家。《晨报》因刊发过批评学生越轨的言论，这一天，报馆也被举着“打倒舆论界之蟊贼”的旗帜的人们烧毁了。

扬眉吐气的人们称这是“首都革命”。

“革命”的第三天，周树人率领他的那些流落在外的原女师大的学生们“复课闹革命”来了。凯旋的师生们喜气洋洋地打着小旗（旗中写着“女师大万岁！”、“胜利归来！”等），将章士钊题写的“国立女子大学”的校牌涂掉，重新挂上女师大校牌，然后，气宇轩昂地闯进校门。曾有警察上前阻拦，但被像后世的红卫兵一样英勇的女学生们泼了一身墨汁，便再也不敢趋前——看过老舍的《我这一辈子》的人也许会理解北洋警察们的尴尬处境。

在激进学生们的凯歌声中，幽愤的章士钊再一次辞职并离开京城，直到转年（1926年）的2月份才回来出任段政府的秘书长。

一直冷冷地在岸上观“潮”的陈源，当时就为章氏大鸣不平！幸好有这位留英博士的这些文字，章士钊的呈文才不是那段历史真相的孤证。陈氏在一篇题为的短文里忿然写道：

苏俄无故的逮捕了多少中国人，监禁在黑暗的牢狱里，我们似乎应当竭力的反抗了？张宗昌在山东，李景林在直隶压逼爱国运动，不遗余力，至于枪毙了不少人，我们似乎更应当竭力的反抗了？从一部分的报纸和爱国运动的目标看来，这似乎还不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现在一部分报纸的篇幅，几乎全让女师风潮占去了。……

为什么呢？为了（白话文之初的“为了”即今日之“因为”——笔者注）压逼女师的是章士钊，章士钊是英日帝国主义的走狗，所以打倒章士钊就是打倒英日帝国主义的势力啊。可是英日帝国主义者也实在是瞎了眼，怎样会选中章士钊做他们的走狗？你看他有了英国日本两大帝国做靠山，还险些弄不过二三十个“毛丫头”。

文末，一向倡言“公理”的陈博士苦笑道：

外国人说，中国人是重男轻女的。我看不见得吧。

汹涌的学潮不光令鲁迅所讥讽的陈源、徐志摩等“正人君子”们看不下去了，也最终冲毁了“革命队伍”首领的忍耐底线——一直躲在幕后的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恼怒了，他令手下的两员大将相继作出强硬反应——

西北边防督办张之江将军发出了“主张整顿学风”的通电，各报馆纷纷刊载了通电，并发了一通议论。

颇有影响的《京报》评论说：

国军首领对学界之严正讽诲，此尚为第一次。

直接负责首都公共秩序的京畿警备总司令鹿钟麟则发出了一则措辞严厉的布告：

自此次布告以后，学生、工人应即停止开会运动，以期免为奸人所乘。其希图乘机扰乱者，一经拿获，定意严惩不贷！勿谓言之不早也。

军人一声吼，士人始俯首。

然而，“沉默啊，沉默”，对闹意正浓而横遭压迫的人来说，“不在沉默中爆发”，那是不可能的！学潮平息没多久，国民军与日本军舰在大沽口外交火，革命党领袖因势利导，北京学潮死灰复燃，最终酿成了谁也不愿意看到的“三·一八”惨案。

作为执政府秘书长，章士钊亲笔拟定了通缉令，五位具体领导了群众运动的国民党北方区负责人——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和顾孟余，不得不紧急躲藏起来。据说，这份通缉令的底稿现存于北京的李大钊纪念馆里。把故友大钊之名从最末一位提到第二位，不知这是章氏在“大义灭亲”，还是他迫于政府内其他阁员的压力所为？风传还有一份五十人的通缉名单，周树人听说自家榜上有名，便在拂晓时分化装逃往日本人山本开的私人医院躲藏，后又转往更保险的东交民巷里的德国医院栖身，在那里，他与许寿裳等十几个有被捕之虞的人挤在一间大屋里共同避难。

两位与女师大风潮有关的责任人，并没得到政府的褒奖，反倒被免职。然而，我不能不郑重提及的是，此二人都在此后的岁月里继续从事教书育人的职业。

四十岁开外的杨荫榆女士回到了老家无锡。这位毕业于美国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硕士，矢志为人师表，当过区立民众教育院的讲师，当过江苏中学校的英文教师，五十四岁那年，竟然被日本兵推到河里淹死了！所幸杨女士的侄女杨绛（钱钟书夫人）后来把其姑母的悲惨晚景写了出来，人们才知道，被鲁迅所穷追猛打的那个女校长，其实很可怜！

时年三十二岁的刘百昭，被免司长职后，担任了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长，后来和章士钊一样，也去东北大学当过教授和院长。此人结局不详。

章士钊的结局更麻烦一些。因他曾负“摧残教育”的恶谥，“三·一八”惨案发生时又正任执政府秘书长，所以，理所当然地成了罪在不赦的“历史罪人”。

那张与他有过节的《世界晚报》甚至刊文直指他即下令开枪的“主谋”！尽管有知情人说，该报曾在与段祺瑞之子的官司中败诉，遂迁怒于司法总长章士钊，便借此血案将章氏推向俎板；也尽管事发后章本人曾在《京报》大报上发表《章士钊启事》摆脱干系，但谁也不再原谅他。

3月18日那天的四十七位死难者中，有女师大的两个学生——刘和珍和杨德群。惨案发生一周后的3月25日上午，她俩的追悼会就在学校礼堂里召开了。主祭的是前校长许寿裳。悲愤的学生们为死者敬献了挽联，其中，最令人心碎的当是刘和珍的未婚夫送的那副挽联：

生未同衾，死难同穴，劳燕每分飞，六载订婚成一梦；

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疆场空有约，白宫溅血泣黄泉。

参加了追悼会的鲁迅过后写下了一批极有分量的文章，文章内的好多话已经成为人们时常引用的经典句子。而举行过追悼会的大礼堂，现在则成了纪念鲁迅的场馆。

我去参观时因为是星期天，礼堂大门上锁，只有一尊鲁迅先生的半身汉白玉雕像立于楼前——还是人们熟悉的那么一副冷峻的模样。

当时的周树人，已经恢复了被免了五个月的职，又回到教育部当佥事去也。

当初，周树人因不服被免职而将章士钊上诉至平政院。这个专门审理行政诉讼和官员违法案件的机构，经数月审理后，认定政府未按《文官惩戒条例》和《文官保障法草案》规定的程序（须呈书面申请并由惩戒委员会审理后执行）办事，而是直接将周树人免职，故做出书面裁决：取消教育部之处分。

周树人等人自然弹冠相庆。非常时期的民告官，对抗中的部下告上司，居然赢了！其实，这不仅是上诉人依法捍卫自己权益的胜利，又何尝不是法律至上原则的胜利——因为章士钊乃前任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七十多年后，让我们在为鲁迅依法获胜而庆幸的同时，也为当时的司法独立现象而不吝一声赞叹吧！

第二章长青的孤桐第七节

由于冯军的又一次反叛，被各方拥戴出山的段祺瑞一夜之间成了“革命”的对象。执政难以为继，老段只好率众要员撤出北京，同车离京赴津的随员中，也有章士钊。

也许，直到此时，黯然神伤的章士钊才会一遍遍想起已经过世的杨昌济对自己的奉劝吧？他的睿智的老友早就颇有先见之明地忠告过他：

政治漩涡中诚非吾辈所应托足，无补国事，徒有堕落人格之忧。……军阀政客，皆不当与之为缘。不当迎合恶社会，当造新社会；当筑室于盘石之上，不当筑室于沙石之上。吾辈救世惟赖此一支笔，改革思想，提倡真理，要耐清苦，耐寂寞，望幡然改图，天下幸甚！

章士钊离开了北京，也自兹离开了政坛。

写完那几篇著名的文章之后，教育部佥事周树人也辞了公职，携心爱的女师大学生许广平离开了北京，把母亲和妻子朱安女士留在了京城白塔寺下的那座小院儿里。与章士钊的这场斗争使他心身交瘁，以致在给老母的信中还曾承认被章氏气得吐血。

不知鲁迅能否知道章士钊在之后四十几年里一直忍受着他的责骂，而章的女儿竟也因了他的文章遭到过同学们异样的目光。

章含之回忆过，老师在讲解课文《纪念刘和珍君》时，说到章士钊如何镇压学生运动，这使得十六岁的共青团员章含之如坐针毡。尽管爹爹（湖南人对父亲的称呼）是中央文史馆馆长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但她认为有这样的父亲是自己终生的耻辱！放学后，她气冲冲地跑回家责问爹爹：“当年你为什么要迫害鲁迅，镇压学生？”

章士钊只是平静地看着女儿，说：“一个人的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公论。现在对你讲，你听不懂，也听不进去。我和鲁迅之间，有些事情是误会，你长大后自己去读历史，自己去判断吧！”

其实，毛泽东并未把“章鲁之争”看得多么不得了。某天读完英语后，毛泽东就对他的“小章老师”说起过其父章士钊。伟大领袖谆谆教导章含之说：

你父亲一生做的好事很多，历史上做过几件错事，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他当教育总长，不喜欢学生闹事，雇了一批老妈子硬是把罢课学生架出去了，学生有气，砸了他的家。至于和鲁迅打架，你也不要太认真，打架嘛，总会言过其实。

毛泽东曾严厉地警告刘少奇：“凡镇压学生运动的人决无好下场！”但他对北洋时代的学潮却又是这番说辞。可见，毛泽东既能理解当时章士钊对学生的无奈做法，也已明白鲁迅的“言过其实”。联想到近年亲历者披露的毛泽东对“鲁迅若活到现在”的预测（“要么在监狱里写他的，要么不说话”），不是很可以让人们了解最高领袖对学潮和学潮领袖的真实认识吗？也许，出于维护鲁迅的神圣形象考虑，毛泽东的话才未变成章氏的平反决议公开发表，所以，一届届中学生们也就照常在课堂上大念“痛打落水狗”。

鲁迅对论敌的态度是“一个都不宽恕”，而章士钊对被捧为新“文圣”的鲁迅是什么态度呢？章含之告诉我们，老人生前尽管藏书甚丰，但书架上一本鲁迅的书也不曾有。女儿大惑不解，他是这样回答的：“你看，我一本白话书都没有。”

倒是在全国政协会上，他不得不与许广平女士比肩而坐，因为在按姓氏笔画为序的官场，他的“章”与繁体的“許”恰好都是十一画，所以，当年的教育总长和学运领袖便每每相逢一笑，然后，邻座议政。只是，各自的心事就无人知晓了。

北洋时代后期，章士钊的身影在政坛上消失了，但他又回到了理论界的前沿阵地。他在复办的《甲寅周刊》上，不断对时政发出自己的声音。

彼时，国民党正气势汹汹地杀将过来，眼见得人家要胜利了，这位曾是孙中山和黄兴诤友的“孤桐”先生却话锋直指国民党从苏联人那儿学来的“以党治国”。

他说：中华民国，是人民之国，不是革命党的私产。

他说：一国之中，从政只许一党；一党之众，所奉只许一义，这不是政党政治。

他说：政党必须是在宪法范畴内公开活动的政治团体，政党必须要有自己的对立面，政党要有“党德”。

这种对成功者直言不讳的批评，实在点破了国民党何以难以成大气候的要害，也为中国民主政治的走向指明了一条道路。

遗憾的是，历史从来都是成功者书写的，章氏的那些超前的救国理论非但没被后来的执政者所重视，反倒拿他当了通缉犯！他只好筹款三赴欧洲，远离中国，也远离政治。

这一次，这个精力旺盛的学者竟迷上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他具体地考证出，“仁、义、礼、智、信”居然都与两性有关！

他那一套，在中国实在吃不开啊！所以，从东北辗转抵沪以后，他竟成了无所事事的闲人！幸有上海滩闻人杜月笙，一代国士才有了固定工作。

杜闻人十分谦逊地降阶以迎，章士钊用“久仰久仰”一类客套话掩饰着自己的尴尬。堂堂的章某人，竟沦为一个帮会头子的清客，他无法不尴尬。当初袁世凯请他担任宪法顾问他没答应，请他当北大校长他不干，现在却沦为一个名声不佳的“地头蛇”的代言人，诚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这段律师生涯最为人称道的，当是他义务给旧友陈独秀担当辩护律师。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4月20日，亦即章士钊从事职业律师不到两年，他走上了江苏省高等法院审判厅的辩护席，给委托代理人陈独秀当起律师。陈独秀把国民党的审判厅当成了自己的讲堂，而章士钊也把那里当成了表现思维与辩才的舞台。他与陈的辩护词一并成为东吴大学的教材。蒋介石显然没料到，一场公开审理的“危害民国案”会如此成全陈独秀和章士钊。

服刑中的陈独秀曾托人要章士钊写一条幅制成屏风以便狱中解闷，章士钊欣然从命。想起共患难时的情谊，写下“三十年前楚两生，君时扪虱我谈兵”的趣句。无论陈在狱中还是出狱后，他都曾捎钱给陈，供其购书或补贴生活。在重庆时，章曾将自己一个月的薪水全部寄给了困居江津县的陈独秀，令陈大为感动。

下野的北洋人士一向是日本人诱降的首选目标，上海沦陷后，章士钊也被他们盯上了。但章士钊与大部分北洋旧僚一样，不屑与倭人为伴，他便像当年逃离袁世凯一样，又一次悄然失踪。这一次，是那位政治倾向模糊的杜月笙帮了他。

他先往香港，后到重庆，抗战胜利后还曾和前来陪都与蒋介石谈判的毛泽东相见。面对已经拥兵百万的毛润之，他居然在纸上写了个“走”字，意思是劝毛不要相信蒋介石，赶紧离去。不知那一次毛泽东是否会被这位前辈乡贤的三国人物一样的天真之举逗乐了，但章氏的忠悯之情却如冰心玉壶。

回到上海，重操旧业，这回是忙着给他的老友、曾任段祺瑞执政府秘书长的梁鸿志当起辩护律师。梁乃汪精卫汉奸集团里的头面人物，自然不得好死，但章士钊却一直尽力帮助其遗属，梁的遗腹子甚至在章的家里住了十年之久！可见其古义士之风。此外，他还当过另一位巨奸周佛海的辩护律师。

也许，正是看重他与中共领袖毛泽东的交情，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年初的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才委托他与其他几位有影响的人物以私人身份前往北方与中共和谈。在石家庄，章士钊又一次见到了毛泽东。4月初，他成为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的成员，随团长张治中将军去了北平，之后再也不肯回沪。

他一个人去了香港，把三位夫人都留在了上海。

他与那位颇为不凡的吴弱男女士早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就已离异，因为吴弱男知道他私纳了一位青楼女子为妾，此女即奚女士。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杜月笙又给他介绍了一位年轻的戏子，即殷某，章爱不释手，便再娶为侧室。时丈夫六十又四，而新夫人年仅二十六岁。

章含之说，吴弱男带三个儿子在欧洲生活了很长时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才回到上海，她一直是欧洲淑女的装扮。每月来章宅楼下会客室与前夫相见一次，听说还与那位后来定居香港的殷夫人互有来往。但奚夫人却从来不与自己的前后任接触。

不过，章含之也不是章士钊与奚夫人的亲生骨肉。几年前从一本上海文史刊物上读过章含之的身世：她生母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卖“康克令”金笔的营业员，被当时驻军上海的一个军阀的公子看上，遂暗结良缘。但因双方地位悬殊，虽女子已生有几个月大的婴儿（即章含之），男方仍未将其娶回家，女子一怒将男方告上法庭。章大律师被聘为辩护律师，在为女子索得巨额补偿后，也接受了原告的委托，将婴儿带回家领养。

似乎章含之女士现在已不讳言自己的身世。有文章称，她曾在1983年在上海愚园路生母家中待了三个月，母亲怕邻居告发自己在家搓麻将（那时打麻将是违禁的），竟让有很大身份的章含之敲打饼干筒为之掩护！这位不幸的老太太很为有一个外交部长女婿而骄傲，去京时还坐过部长的红旗牌座车，很是风光呢！

养父母都去了，章含之可以把生母接到家中来住了。只是不知，当老太太看到恩人章士钊生前写的一幅立轴会作何感想。

那帧章氏墨迹，一直被章含之挂在史家胡同的客房里。

诗云：

津桥昔日听鹃声，司马梨园各暗惊。

人面十年重映好，梁州复按陡生情。

从落款“小冬女士清鉴”上看，人们知道这是章士钊多年前写给一位叫孟小冬的女人的。孟小冬乃艳惊一时的女老生，芳名曾香遍南北。从诗上看，章氏是在天津听她唱戏时与之互相有了“意思”的，相识十年却只能生生受着爱情的折磨。这样一首直露地表达爱慕的诗为何没送给孟女士本人？须知，这位被章士钊苦苦相恋的女人最后嫁的正是那个杜月笙！

这就难免让人遐想一番了：章士钊屈尊为杜氏“当差”，与那位孟女士没什么关系吗？是他先把自己心爱的女人当礼物送给了杜老板呢，还是到杜府工作后与孟女士不期而遇了？错错错，莫莫莫！章士钊没给我们留下陆游的《钗头凤》那般凄婉的韵句，我们也就永远猜不透旧日名流们是怎样的一种生命状态。

多才多艺的人大都不肯委屈自己的。那位梁漱溟先生曾说过：

行严先生……论人品不可菲薄，但多才多艺亦复多欲。细行不检，赌博、吸鸦片、嫖妓、蓄妾媵……非能束身自好者。

“细行不检”是很客气的说法，若按民间的说法，他是吃、喝、嫖、赌、包二奶，样样不落啊！章士钊在北大当老师时，正逢洁身自好的蔡元培校长发起成立“进德会”。最低一等是甲等会员，须不赌、不嫖、不娶妾。乙等和丙等更严格了，须不吸烟、不饮酒、不做官、不当议员。章氏哪条都做不到，但碍于脸面，又不得不“进德”，便觍颜申请甲等会员。不过，旧时公私分得很清，公德与私德并不挂钩，只要大节无亏，即值得尊敬。不像后来，若收拾谁了，每每会从“生活作风”上着手，将其全盘否定。

章士钊从香港步入北京，从灯红酒绿的资本主义闹市走进整齐划一的社会主义国都，已经年近七十矣。回到京城里的他，由于没有自己的家，就只能再一次借居到朋友家去了。

1949年秋到1960年秋，他与奚夫人、长子章可与养女章含之一直住在朱启钤的家里。

朱宅的地址是东四八条111号。

从魏家胡同穿过车流湍急的东四北大街，就是东四八条。也就是说，共和国时期章士钊的住处与北洋时期相距并不遥远。

胡同口的墙上照例有一块金属标牌，称此巷明代即有之，长717米，宽8米，其中47号为著名教育家叶圣陶之故宅，没有提朱启钤或章士钊的名儿。

我们走近111号，却发现那是个凹在临街房屋后的小院。

院门很简单，是两扇普通木头门板儿。几个女人正堵在门口乘凉，全然不是住过“人物”的感觉。莫非门牌号又变了？我有些迟疑地趋前请教，一位老太太朝身后呶呶嘴说：不是姓朱的，是姓张的，张学良他弟弟的家。

推门进院，发现里面是个只十余步长的短巷。巷南侧是街道工厂的厂房，黑乎乎的屋里有人正在操作。北侧却令人精神为之一振——这确是一处有身份的人住的地方！

尚显整齐的后罩房以及没有遗缺的瓦檐墙，都会使人联想起主人的非同一般的身份。“如意门”的门框上，有两个门铃按钮。难道现在还是两家人共居一处吗？

看到墙上横插出的一孔灰烟囱冒出了淡淡的青烟，我鼓了鼓勇气，摁下了门框上方的那个按钮。

但是，没人回应。

再摁下面的按钮。依稀听得到音乐门铃在院儿里头叮咚，但唱过后又复归静谧。

退出院门外，一位正在大盆里涮洗床单的中年女子说：张学良的弟弟早不在了，里面住的人很少露面。

我有些失望，以为找错了地方。

第二章长青的孤桐第八节

1959年某天，周恩来到这小巷里做客。他是来看朱启钤老人的。

朱启钤比章士钊岁数还要大，资历也更老。二十岁的章士钊出道之前，曾在他家教过私塾。民国成立后，朱当过内务总长并代理过国务总理，现在的中山公园等一批北京市政建筑，就是他当内务总长时力争开辟并捐款修建的。袁世凯要当皇帝的时候，他与杨度都是想做“中华帝国”开国元勋的人，他更以内政总长身份兼任过大典筹备处处长，所以黎元洪当政时他们一起遭到通缉。朱自此无心于政治，虽说后来还当选过参议院副议长，被北京政府推举为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再后来被张学良任命为北平市市长。但他更专心于实业，长袖善舞，颇有所获。他还创办了中国营造学社，为保护中国古建筑大费心思。梁思成、单士元这些日后的大家，当年就是他社里的小字辈。天津沦为日占区后，他的几位老友相继成了大汉奸，他却称病谢客，不肯事敌。风雨飘摇的1949年春，朱启钤已寓居上海，正是章士钊受周恩来委托写信让他勿去台湾或香港的。共和国成立后，他被接回北京，任中央文史馆馆员和全国政协委员。

于公于私，章士钊一家住进朱启钤家里，都很合适。

本是一家之宅，住进两户，难免局促。章含之说，他们其实只住了半个后院，父母二人住北房正间，只三十几平米，大哥章可住东屋，她则住在东屋与北屋之间的过道里。

令人尊敬的周总理的光临，使朱、章两位老人都很兴奋。但周却表示“很难过”，因为他这才知道“毛主席的老朋友”章士钊老先生居然借居在别人家中！随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人便奉总理之命赶来，陪着奚夫人去选“国”字号的房子了。奚夫人看好了离王府井很近的史家胡同里的一栋宅院，于是，一年后，章士钊就成了史家胡同51号的新主人。

章士钊一家搬走四年后，朱启钤以九十三岁高龄谢世，在此之前，北洋耆宿活过九十高寿者，只有那个海军元老萨镇冰。

要人谢世后，无论其居所是公房还是私房，一般来说总是由其后人继续承住，即使“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抢占，也都“落实”回原主。在同一条胡同47号看到的“叶圣陶先生故居”，里面就仍然住着叶的后人，我们冒昧地进去后，见一位年轻的爸爸正在哄着怀里的婴儿睡觉呢！但是，东四八条111号小院的邻居们为什么说有些神秘的宅院里住的不是姓朱的，而是张学良的弟弟呢？

回来后翻一翻有关张作霖的资料，立即有了答案：朱启钤早在任前清奉天垦务局督办时即与张作霖有交情，后来就把六女儿朱洛筠许给了张的第二个儿子张学铭，其公子则给张学良当了副官。因张学良的关系，张学铭留日回国后，二十岁出头即担任了天津市的市长。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留在天津，在人民公园当管理所副所长（区区天津的“人民公园”，竟是毛泽东所题，就是这位副所长求他的章老代为索要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张学铭当过天津市政工程局副局长，是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因肝病过世，邓小平还送过花圈。

如此说来，东四八条111号的邻居们说得也对。

史家胡同现在已经不是一条胡同了，而是比清末民初的马路还宽的大道，道南的房屋统统拆光了，只有路北的三座广亮大门孤零零地晾在新拓展的马路旁，一派没落气象。章宅就是这三座宅院中的一座。

一个阴霾沉沉的下午，我按与章含之女士约定的时间走进这座名人之宅。

这是一座非常完整的两进四合院。一进院为工作人员的住处与办公室，二进院即主人的空间。本来此院为三进四合院，但因老人觉得太大，主动将最后一进院让了出去（在北边胡同里另开了门）。于是，八十岁以后的章士钊就在这座宁静的两进院子里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时光。

走进新修过的二进院里，既为它的宁静与华贵感到暗惊，也为它的萧条与没落感到怅惋。失了老主人的老宅子，尽管北屋（正屋）檐下垂着灿然的大红灯笼，尽管新油饰过的红柱、红门和绿檐、绿廊均十分漂亮，但寂静的深院里呈现出的是一股肃杀的秋意！——庭中三株树，东侧一株是树瘤累累的海棠，西侧两株是梨树，寒风在一遍遍剥蚀着干枯枝杈上水分尽失的黄叶。令人意外的是，梨树下居然有用柿子扎成的手工艺装饰品。丹柿虽个个熟透却并未被人享用，如同东边小院的那棵枣树下的大枣儿一样，空撒一地却无人收捡。诚所谓“落叶满街红不扫”！尽管现在章含之一个人住在这栋大房子里（周恩来在章士钊的葬礼上亲口承诺此房依然由章家居住），但给人的感觉却是人去楼空！

章士钊在世时，长子章可住西屋，爱女章含之住东屋，三间北屋，便是他与夫人的起居室与会客厅。章士钊作古之后，章含之的新夫乔冠华先生搬了进来，这里又成了堂堂的外交部长官邸。

离开这所沉重的宅子时，我难免感到有些落寞，细一想，竟是因为院里少了一棵苍然的桐树！

也许，入住此院的故人已不复有当年求孤求直的胆识与精力了吧？

就在章士钊入住这座大宅院后的第六年，1966年8月29日晚上——和当年“女师大风潮”同一个季节，居然又是个令人窒息的酷夏，八十五岁的前教育总长再次遭到激进学生们的羞辱，而且，差一点真的被当“落水狗”痛打——有一位北大的女“红卫兵”竟然举起皮带要抽他（竟然也是女的！）。他的家被“革命小将”抄了，被骂成“小落水狗”的章含之忍看垂垂老矣的父亲被勒令立在院中，自己则和母亲在沙发上瑟瑟发抖。那一天，大批珍贵的书籍与信函成了红卫兵的“战利品”。

极为愤怒的章士钊连夜写信给毛泽东求救，第二天即得到响应——他收到了总理办公室的电话。对方称，主席已经将他的信交代给周总理办了，北大红卫兵受到严厉批评，并责令他们将被抄走的物品悉数送还。

紧接着，老人收到了毛的亲笔信：

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

借主席批给总理的这封信，精明的周恩来先生及时列出了十二人名单，将几位最有影响的非中共人士一体保护起来。十二位受到庇护的党外人士为：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

躲在史家胡同小院的章士钊，安然地度着晚年的时光。然而，到了1973年春，毛泽东忽然提议让这个已经九十二岁高龄的前辈再去香港一行，以促成国共谈判。本来奚夫人过世后，老人孤单难耐，想去香港与殷夫人同住一段时间，但因不慎摔断腿，坐上了轮椅，行动十分不便了。但毛坚持要章去一趟，因为只有章士钊作为与台湾联络的人最合适。

毛泽东想在有生之年统一中国的愿望太迫切了！上一年，他还让章含之在随中国代表团前往纽约出席第二十七届联合国大会期间，看望父亲的旧友顾维钧，并转致回国一看的邀请。顾曾任北洋时期的外交总长、代总理，后长期任国民政府驻法、英、美等大国的大使。章含之见到了顾维钧，但顾却没有接受大陆的邀请。

在毛泽东的坚持下，当年5月，周恩来亲自到机场把老人及其儿女、秘书、医生等人送上了“中国民航”第一架飞香港的专机。1956年，老人曾同样通过探亲的方式，将中共给蒋介石的一封密信捎去了香港，结尾的那句“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现在已经流传甚广。

却不料，这一次，老人的使命并不好完成。是啊！九十二岁了，这应该是古今中外最年长的信使了。他在台湾的老友多已谢世，蒋介石一直为毛在大陆发动“文化大革命”而深恶痛绝，谁还顾得上这位过气的北洋耆宿！

在香港，当老人知道女儿要提前回京时，一向不动声色的他，竟然很动情地对章含之说：

告诉周总理我很想北京，事情办好我就回去，叫周总理不要忘记派飞机来接我。

无疑，老人已预感来日无多，不想葬身异乡，央求中透出无奈与凄惶。

然而，只一个月，老人即病重。周恩来闻讯，正安排专机欲将其接回时，噩耗传来。

他死的那天，恰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纪念日——7月1日。

专机把章士钊的骨灰接回北京，中国共产党给了这个终生没参加过任何党派的人以超规格的礼遇，毛泽东送了个大大的花圈，除毛之外的中共领导人几乎全体出现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告别厅里，周单独接见了其家属，转达了主席的“很难过”的心情。过后，章士钊的骨灰盒被放进了八宝山第一骨灰室里——这是共和国最高级别的冥厅，参加过追悼会的朱德等人的骨灰盒后来也都放在了那里。

悠悠二十八年过去，2001年春，章含之将爹爹的骨灰盒送进了上海的一座新建的陵园墓穴。沪上报章称：章女士认为，父亲是整个民族中出类拔萃的人物，放在中国大地的任何地方都有意义。上海乃父亲长期生活之地，又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将其迁葬上海，可以有更多的人去瞻仰。

于是，冥寿一百二十周岁的章士钊就化作了一尊青铜雕像，重新回到了昔日的十里洋场。雕像是章含之请中央美术学院的名教授钱绍武创作的，据称非常传神，以致章女士一见到雕像后立即热泪盈眶，连称：“太像了！”雕塑家显然熟读了墓主人的履历，因为在章士钊清癯的身体旁边，还雕着一株苍老的梧桐。

当然，如果把北京的史家胡同51号院辟为“章士钊纪念馆”，那倒真该在二进院内的正中位置，种上一株真的梧桐，并且，在树下立一座诗碑，那是故人颇为喜欢的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一首《孤桐》，诗云：

第三章失去的灰墙第一节

清时，这条街上有大理寺、都察院和刑部，是国家最高司法机构一条街。朝廷更迭后，新主人大多一边大骂前朝统治者浑蛋，一边恬然享用人家的物质遗产甚至精神遗产。所以，中华民国的京师警察厅、法院和看守所继续借用君权王朝的外壳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

冷风中，目光也冷。我们走进最南端的西交民巷，开始了冷冷的审视。

在李大钊殉难后的第二十二个春天，曾经在他手下做北大图书馆助理员的毛泽东与天津南开学校的学生领袖周恩来等意气风发地入主北京城。途中，毛泽东曾对身边人说：三十年前我就来过北京，遇到了一个大好人李大钊，我就是在他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坐定古都后，接收旧警察局所辖的功德林监狱的干部无意中得知，狱中所存放的一台体量庞大的机器，竟是原北洋政府时留下来的绞刑架！一位旧狱警报告说：据说被执行人中，就有“贵党李大钊先生”。于是，层层上报后，这部杀人机器便被搬进故宫午门下的一间平房里，供新中国各单位组织人员前往参观。我认识的一位住在景山后的恭俭胡同的赵姓离休干部，就曾随所在部队参观过。老人回忆说：那个绞刑架听说是袁世凯当大总统时从德国进口的，个头很大，机械很复杂，像一部小汽车似的，上面还有一块块暗红色的痕迹。我听得心惊肉跳，想去中国革命博物馆一睹那座杀人机器的欲望一点儿也没有了——据说那是“革命博物馆”收藏的第一件文物，馆藏文物编号为001。

回到大会堂西街，我不死心，又朝北边的高碑胡同深处走去。

根据《房屋拆迁许可证》西拆迁字（99）第117号规定，国家大剧院工程业主委员会在西城区（县）东起人民大会堂西侧路，西至兵部洼胡同，北起东绒线胡同，南至高碑胡同（在图内的）地区的范围内，进行国家大剧院工程建设，需对上述范围内的房屋及其附属物进行拆迁。本地区拆迁价格为每平方米6500元。

民国十六年（1927年），是中国共产党人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一年。这一年春，蒋介石麾下的北伐革命军攻入大上海后，“十里洋场”很快就成了处决“共党”的刑场，自4月12日那天起，上海滩到处陈列着身首异处的共产党人的尸骸。就在“四一二”惨案发生后十六天，就在我现在待着的这个地方，甚至也是这样一个日头偏西的时候，也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集体处决事件——“过激党领袖”李大钊等二十人，被张作霖的军政府特别法庭执行了绞刑。在中国共产主义事业的天平上，北方折断的这颗头颅，抵得上南方多少牺牲者的重量？

高碑胡同已是一片狼藉。不断有搬家公司的民工在搬迁户的监督下，从陋巷窄院里抬出冰箱、彩电和家具塞进泊在街口的小卡车上，而众多的拾荒者则在兴奋地东奔西走，每一处搬空了的房子都成了他们的天堂。

被拆迁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服从城市建设的需要，在（19）99年11月6日至（19）99年11月30日内完成搬迁。

墙上的一纸布告告诉了我谜底：

寂寂小街上，有个小小的邮政所是老房子，不大的门脸儿是用铝合金与深蓝玻璃新装修的，但门楣上方的三个模糊了的凿痕，还是让我辨出了繁体的“邮电所”几个字。北洋时代的旧址，似乎仅此一处了。

大会堂西街迤西，是一排排相似的灰瓦灰砖的平房。北部是一道一直延伸到长安街的长长的大墙——平房是皇城根儿百姓们的拥挤住宅群，而大墙内则是北京诸多不便标明其单位名称的禁地。深秋的寒风一把一把地捋着街树的叶子，萧瑟中我记起了这条街的旧名——刑部街。

李大钊这个名字，我从小就听得很熟了：他是20世纪初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是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的思想先驱，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建人，1927年被把持北京政府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下令绞死，年仅三十八岁。

一夜强冷空气，把壅塞于京城上空多日的阴霾荡涤得无影无踪，1999年11月14日，就成了一个晴得让人发晕的日子。午后，我和朋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约齐，去天安门广场西边找一段灰色的高墙。《北京党史》编辑部的陆兵先生告诉过我：几年前，他曾骑自行车来找过北洋时代的京师看守所的遗址，但只有一截灰色的高墙尚存于世了。

“要奋斗”，为什么一定“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在中国为什么是“经常发生的”？毛泽东所总结的中国现代历史现象何以会出现？

原来，把世代居住于这皇城根儿的人家全部迁走，只为建一座国家大剧院。也就是说，这里要传出最为动听的人声与乐声了。或急切或舒缓的旋律，会讲述好多年前的一个让人悚然的故事吗？

沐着世纪末的夕晖，在中国的政治中心之地，我默默地想着这些好沉好重又好难找到头绪的问题。

只是，那一堵仅存的灰色大墙在哪里呢？

我们想寻李大钊先生的殉难地。

屈指一数，从布告张贴的第二天起，这么多的原居民必须于二十四天内全部迁走！迁到哪去？来得及购买或租借新宅吗？“无乃太匆忙！”我不由地吟了一句老杜的诗。

西交民巷与东交民巷遥遥相对，那边是使馆街，这边是金融街。早年的大清银行、金城银行、中国实业银行等都在这条巷子里，如同现在的西二环路。

我想，这堵残存的大墙，应该是专制、禁锢、残暴、昏庸和没落的具体体现。我只想找到它，踹它两脚。

第三章失去的灰墙第二节

我去过最早的北京大学校园——景山东街的马神庙遗址。民国初年的北大，躲在现在沙滩后街熙熙攘攘的农贸市场里，只余门口墙上的一方文物保护纪念牌在讲述当初的辉煌。

民国六年（1917年）末，李大钊就是从这个已经开始衰败的庙门外走了进来，一直走到院子的最北头，那儿有座乾隆皇帝的一个女儿遗下的公主梳妆楼，当时被北京大学用作图书馆。因良师益友章士钊的让位与力荐，于是，在章氏的《甲寅》日刊当专职编辑的李大钊便成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馆长）。

从二十八岁进入北大，到三十八岁殉身主义，李大钊人生的最后十年都是在北大度过的。这十年，正是其生命最闪亮的十年。只是，我看到的这座大杂院儿，墙挨着墙，户挤着户，当年的一排排教室尽沦为拥挤的住宅，早先的图书馆更不知何年被拆除，原址上建了几排居民平房。

八十年前一个极不寻常的人文的渊薮，现已成了京城里极为寻常的居民大院儿。

两个戴着“巡逻”黄袖标坐在门洞里聊天的老太太告诉我说：这儿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宿舍。

第三章失去的灰墙第三节

清光绪十五年十月初六（1889年10月29日），在距北京以东二百余公里外的渤海岸边——河北乐亭县大黑坨村，乳名“憨头”的李大钊降生人间。

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姊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教养成人。

这是三十八年后这位男子在京师看守所里写下的《狱中自述》中的一句告白。诗云：“无父何怙？无母何恃？”“怙”和“恃”都是依靠的意思，后来“怙恃”成了父母的代称。苦命的李大钊是爷爷一手拉扯大的。

据多种李氏传记称，老人李如珍并非李大钊的亲爷爷，而是其伯祖父。李如珍是本村有威望的乡绅，拥有一份不菲的家业，在关外、关内都有商铺经营，在家里还有九十多亩耕地对外租种。除此之外，他还因能言善辩而拥有“李铁嘴”的绰号。老人膝下无子，只有一个女儿，便将大弟的次子李任荣过继为子，指望让嗣子继承家产并成为光宗耀祖的读书人。哪知李任荣短命，仅二十二岁即过世！所幸留下遗腹子小憨头，才使李家香火得以延续。李任荣的媳妇整天哀怨不已，孩子才一岁半时就撒手人寰，年方二十四岁。

像所有乡绅家庭的孩子一样，李大钊也是早早就进了私塾。塾师单老先生为他起的学名叫“耆年”，字“寿昌”，寓意很明了，即希望他打破父母早逝的宿命，长寿。

从六岁到十六岁，李耆年在旧式学堂里整整读了十年的“四书”、“五经”。

在他只有十岁的时候，求嗣心切的爷爷为他操办了一件极有面子但却极不人性的事——安排他与本村的富家闺女赵纫兰姑娘完婚了。比比不解风情的小丈夫，十六岁的新娘子真是花样年华！尽管自古就有“早有孩子早得济”的说法，但让一个尚未发育完全的男孩儿为人丈夫，却实在太早！“得济”是一个至今在北方农村广泛使用着的古语，即：得到子女供奉。李大钊“先成婚，后成人”的事实证明，违反人的生理规律的婚姻并不能使人“早得济”——李大钊与赵纫兰的长子李葆华是他俩婚后十年才出生的，那时，丈夫已经满二十岁。

婚后第六年，小丈夫去了一百五十华里以外的永平府（今卢龙县）赶考。传统时代，科举之路是改变普通人命运的唯一正途，而第一个台阶，即考取秀才。二十三岁的妻子从此开始了长达十三年的孤寂并艰难的苦日子。

然而，正在此时，国家高考政策改了，科举废除了！面壁十年所积攒的能量，正待爆发，却一下子被官府给泄气了；“学而优则仕”的人生好梦刚要开始做，却蓦然被大人给叫醒了！各县赶来的考生们的沮丧可想而知！那时，学子们都不知道，奏请取消科举制度的人，正是坐镇本省天津府的最高父母官——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

好在，永平府中学堂改为了官办。按朝廷新规定，前来考秀才者可以通过考试进入府中学。李耆年遂报考该学堂，由此成为清王朝第一批穿统一校服、住集体宿舍、受新式教育的新派学生——除传统的经学、文史等课程之外，学堂还开设了英文、算学、外国地理等新学科。对一个有远大抱负的少年来说，在求知欲最强的年龄有机会接受新式教育，实为人生一大幸事。

发榜之日，举村轰动，乡亲们放铁炮、贴报单，还让他披红挂花坐上骡子拉的棚车转了一圈——他们仍以村里有人考取秀才的程式庆贺了一番。

读李大钊之身世，突然联想到这样一个饶有意味的现象，即：李大钊与其堪称一代人杰的北大同事们，竟都有相同的家庭背景——他们出身于殷实人家，却又不是大富大贵的豪门子弟，当然也不是贫下中农的孩子。他们自幼受传统教育，却又因家庭的变故而不得不过早地品尝了生活的辛酸。而且，巧的是，他们都早早失去了父亲！自小失了依靠的男孩子，在其人生最可塑的阶段，不得不使自己的性格变得格外内向与坚忍。除了超人的天资，他们靠自强自立的处世态度和敏而好学的进取精神，使自己一踏入社会便有了极高的起点，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成为一呼百应的领袖人物。

不信？你看——北大校长蔡元培，出身于绍兴城里的钱庄之家，十一岁丧父；与蔡同在绍兴城长大的周氏兄弟，也是当地高门坎里的子弟，其父辞世那一年，长子周树人十六岁，次子周作人十二岁，三子周建人九岁；陈独秀的生父死于疫疾时，他还不满两岁；而胡适的父亲死时，他仅四岁。

比比那几位在城里长大的后来的同事们，李大钊最惨！他不光“失怙”，而且“失恃”——爹娘长什么样儿他都不知道；其家境也最为庄户——他是靠爷爷那九十亩耕地的地租喂大的农家后代。

第三章失去的灰墙第四节

两年后，十八岁的李大钊从永平中学毕业，成了既通国文也知英文、既熟国学也懂数学的新派学生。然而，不幸的是，祖父李如珍寿终正寝，家底很快被姑母（李如珍的亲生女儿）和一个本家叔叔折腾光了。家道中落，学费无着，是贤惠的妻子变卖了家里值钱的东西支持他外出求学，他才与几位同学去了繁华的天津。在那里，他从北洋军医学堂、长芦银行专修所和北洋法政学堂这三所正在招生的高校中，选定了法政学堂。

北洋法政学堂的创办者乃袁世凯。其时，在袁总督的有效治理下，直隶省天津府已经成了北方最繁华的现代化城市，洋务发达，新政通畅，地方自治试点成功，立宪运动气氛浓厚。在拉扯起一支全新的北洋军的同时，袁氏还不忘培养未来的行政、司法管理人才，因而便派人创立了“以造就法政通才为主”的国内第一所法政大学。专科学制长达六年，即前三年预科，后三年正科，面向全国招生两百人。此“法政专科”非现今与“本科”相对之“专科”，乃与“简易科”相对的“专业科”。招生广告上的各项条件均让人动心，尤以毕业生“其成绩优者，并可遣赴东西各国留学”一条，更对报考者有着极大的诱惑力。一心救国的李大钊有幸通过了专科考试，成为袁氏所办的最后一所学校的学生——就在北洋法政学堂招生结束后，袁世凯接到谕旨，离开天津，成了天子身边的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

一个十八岁的少年，为何独对法律和政治感兴趣？直到人生的最后时刻，人们才在他那篇著名的绝笔书中窥得原委：

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大清国，内忧外患进一步加深。强蛮的日本人已经将韩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并借口保护韩人将我吉林省延吉厅所属四县的国土圈为所谓的“间岛”。乐亭县与永平府均距山海关不过百余公里，日本人在关外闹事，直隶东部的绅民首当其冲。穿过永平府的京奉铁路，还是清国花了一大笔钱才从日本人手里赎回来的。日本还和法国签订了在华划定势力范围的《日法协定》，日本圈去了福建及“满蒙”，法国则划走了粤桂滇三省。在大清国的领土上，两个强盗商量着划定“势力范围”，而清廷却毫无办法制止，只能软绵绵地发一纸抗议便没了下文。偏偏这一年的南方，成了革命党人起事的重灾区，孙文的同盟会仅在广东一省就发动过四次武装反叛，另有刘师复谋刺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未遂事件，令粤省疆吏草木皆兵。皖省巡抚恩铭在出席该省巡警学堂活动时，竟被该学堂会办（副校长）、浙江籍的徐锡麟当众枪杀！虽说过后徐锡麟等光复会的同党以及被牵连出来的绍兴府大通学堂女督办（校长）秋瑾被处决，但各地舆论却是对朝廷一片激愤的指责！更汹汹而来的是各界请愿早日立宪的浪潮日益澎湃，但王朝的统治者却为一族之私利而迟迟不肯挪步前行。这就是彼时的国情！

国难当头，任何一个有抱负的读书人都不会无动于衷。所以，爱国心切的李大钊选择该校深造，是很自然的事。

朱志敏先生在他的《李大钊传》里算过一笔账：北洋法政学堂是当时费用比较高的一所高校，从学费、膳食，到纸笔、操衣（运动服），一年总费用至少需要一百二十元。

好在家里那位像母亲又像大姐一样的妻子支撑了他——

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

在《狱中自述》中，李大钊用平静的口吻表述了对贤妻的感激。

入校以后，李耆年把自己的名与字都改了，改成了日后闪亮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大钊”与“守常”。这位志存高远的学子不在乎是否活得长久，一心勉励自己要成为坚忍不拔的有为者——“钊”意为勉励，“守常”与“寿昌”谐音，但取持之以恒之意。

学校有位南方来的史地教员，姓白，名毓崑，字亚雨，或作雅雨。白先生时常对学生慷慨陈词说国事，令“听者皆涕泣相向”。从江苏通州（南通）被聘到津门的白先生，同时在法政学堂与女子师范学堂上课。他发起成立了“天津共和会”，整天为立宪奔走呼号。武昌首义后，南方各省纷纷响应，靠近京城的直隶省却两个月里无动静。这位手无寸铁的中年书生毅然告别妻小，只身去了三百多华里外的滦州（今滦县），竟然赤手空拳说服了滦州知州附和革命，并亲自携带从州府提出来的巨款前往新军兵营主持了滦州兵变。起义很快被政府军镇压下去，几位新军的营长，仅冯玉祥一人幸免于难，其他几位都成了殉身共和的革命烈士，刚刚担任“北方革命军政府”参谋长仅三天的白先生也被政府军逮捕并遭处决。临刑前，行刑者照例令其跪地受戮。他立而不跪，昂首宣称：“此身可裂，此膝不可屈！”并对士兵说：“我死不足惜，倒是你们今天做清政府的奴隶，明天就要做外人的牛马，难道不觉得痛心吗？”心惊肉跳的行刑者只能先砍断其双腿再斩下其头颅才得以完成任务。

白先生慷慨赴死的背影给了二十三岁的李大钊极深的影响。后来，李大钊多次在文章中悼念“白亚雨先生”，还曾设想在滦州火车站为老师立一座雕像或建一祠堂。十五年后，李大钊也被政府的军警逮捕并处死，他从容走向绞刑架的身影与其年轻时的导师何其相似！

白先生的血并没白流——三十八天之后，清帝即宣布退位，中华民国正式取代了大清帝国。白老师成了名重一时的革命先烈。只是，令法政学堂学子们尴尬的是，烈士是本校的老师，而下令杀害烈士的却是本校的创办者——前清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他摇身一变，又成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

所以，步入共和时代的李大钊，曾心情复杂地写下了这样的感慨：

呜呼！吾先烈死矣！豪暴者亦得扬眉吐气，击柱论功于烂然国徽下矣。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

李大钊最后一问，问得何等深刻！

民国元年，政党林立，各为己谋，纷争不已。民国元年（1912年）6月，这位在校大学生即写下了担忧国运的长文《隐忧篇》，指出三大祸国之患：“一党私”，“二省私”，“三匪氛”。其见解之深，文笔之辣，即使百年后重温，仍令人叹服！

因其为人忠厚，为文斐然，李大钊和另一位颇有文采的同学郁嶷被学生组织“北洋法政学会”推举为编辑部长，两人共同主持了该会月刊《言治》。在创刊号上，他以“李钊”为笔名发表了《大哀篇》，清醒地表明了一位有独立思想的青年学人的卓然政治见解，也充分展示了“李铁嘴”孙子的非凡辩才（括号内的文字为笔者所注）：

彼等见夫共和国有所谓政党者也，于是集乌合之众，各竖一帜，以涣汗人间（像帝王一样发布号令），或则诩为稳健，或则夸为急进，或则矫其偏，而自矜为折衷。要皆拥戴一二旧时党人、首义将士，标为自党历史上之光荣。

实则所谓稳健者，狡狯万恶之官僚也；急进者，蛮横躁妄之暴徒也，而折其衷者，则又将伺二者之隙以与鸡鹜争食者也。……

试观此辈华衣美食，日摇曳于街衢，酒地花天，以资其结纳挥霍者，果谁之脂膏耶？此辈蝇营狗苟，坐拥千金，以供其贿买选票者，又果谁之血髓耶？归而犹绐（欺骗）吾蠢百姓曰：“吾为尔代表也，吾为尔解痛苦也。”然此辈肥而吾民瘠矣！……

吾侪小民，固不识政党之作用奚似（何似），但见吾国今之所谓党者，敲吾骨吸吾髓耳。夫何言哉？夫何言哉！

前面引用的那句悲愤的发问（“共和自共和……”），即出自《大哀篇》。

接着，在第三期的《言治》上，他发表了一年前写好的《隐忧篇》，他总结的国家三大“隐忧”的头号“隐忧”，即“党私”：

试观今日之政党，争意见不争政见，已至于此，且多假军势以自固。则将来党争之时，即兵争之时矣！党界诸君子，其有见及此者乎？

对政党有如此清醒见解的人，半年后，却在第一次上北京时，就加入了中国社会党。十数年后，更参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大时代对一个人的改变，实在太大！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早年曾入中国社会党，此事长期被党史选择性遗忘。从1951年始，即有北京宣文书店推出《李大钊先生传》（张次溪著，章士钊序），因未拜读此书，故不敢妄言。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的《李大钊选集》上，有《李大钊同志生平事略》，上面根本没提李大钊早年曾入社会党这件事。极左时代结束后的1979年，还是人民出版社推出新版《李大钊传》，作者署名“《李大钊传》编写组”，其权威性自不待言。书中有了这样一段文字：

一九一二年冬天，他曾去北京。为了摸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与当时的一些政界人物进行了接触，但这只能使他了解到官僚政治的黑暗。他还同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负责人陈翼龙有过交往。可是社会党在江亢虎（中国社会党创始人——笔者注）影响下的政治投机倾向，也使他感到失望。

有过“接触”，但“感到失望”。仅此而已。

到了1998年，朱志敏撰的《李大钊传》有了新说法。在“法政六年”一章里，专有“入社会党”一节：

1912年冬，李大钊为筹办《言治》月刊，前往北京找北洋法政学校的创办人之一，在国会请愿运动中几次担任各省谘议局领衔代表的孙洪伊帮忙。

在北京期间，李大钊见到了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的负责人陈翼龙，经过一夜畅谈，“毅然加入”了社会党。

原书在“毅然加入”四字后加注释，称系引自《中国社会党兴灭简记》。而且，作者还具体分析了李氏入社会党的两方面原因，一是说陈翼龙的积极向上的人格力量“尤得学习法政却不思作官，痛恨利禄之徒、无耻政客的李大钊的心”；一是说“中国社会党的党纲内容和他的理想颇为接近”。之后，该书还明确写道：

1913年2月2日，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经过一番波折后正式召开了成立大会，李大钊被推举为支部干事。然而，由于内务部迟迟不发批文，警察厅屡加干涉，支部工作一直无法开展。……

半年之后，陈翼龙因与国民党人联系，准备在北京发动反袁活动，被京师警察所侦缉队逮捕，于8月6日杀害于北京。次日，中国社会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勒令解散。此时李大钊正在北京。

本着“离当年越远，离真相越近”的中国式读史潜规则，我相信最晚读到的这本李氏传记离真相最近。不过，稍感遗憾的是，作者没详细交代中国社会党的背景，如读者知道了该党早在1911年11月5日上海光复的第二天即宣告成立，至当年年底该党即在全国设有四百九十多个支部和五十二万三千多名党员后，就更会明白，年轻的李大钊为何会“毅然加入”该党——这可是当年中国第一大党，况且是信奉社会主义的政党！

看看曾经存在的中国社会党的宗旨与纲领，就可以知道青年李大钊为何一夜之间就改变了对政党的憎恶而投身“组织”了。该党的宗旨是“不妨害国家存立范围内主张纯粹社会主义”，其八大纲领为：“一、赞同共和，二、融化种界，三、改良法律，尊重个人，四、破除世袭遗产制度，五、组织公共机关，普及平民教育，六、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家，七、专征地税，罢免一切税，八、限制军备，并力军备以外之竞争”。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党是坚持走纯粹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又维护国家统一的政党，主张改良而不是革命，提倡平等而不是世袭，重视教育而不是军备，鼓励创业而不是征税。这与之后成立的誓以革命手段推翻国家政权为目的的革命党有着本质的不同。

社会党的奋斗目标，显然也是二十四岁时的李大钊的政治理想。那时，他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无论是袁氏对国民党的高压，还是孙文对袁政府的讨伐。按说，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正是一个容易冲动、听信煽动、极好发动的年龄。然而，他却在宋教仁死于暗杀、孙文欲以此为发端起兵讨袁的历史关头，像一位久历沧桑的长者一样，十分冷静地劝告有关各方，请勿以暴易暴：

不良政治基于暴力，为世间一种罪恶；暗杀手段亦基于暴力，亦为世间一种罪恶。以暴力止暴力，以罪恶除罪恶，以毒攻毒之计也。稍有不慎，贻害靡穷。

今不良政治既倒，而随不良政治发生之暗杀手段，尚依然效用于人间。专制之暴力熄灭，暗杀之手段横行；专制之罪恶湔除，暗杀之罪恶滋长。有以知依暴力求政治上之幸福者，其结果终于以暴易暴，真实幸福仍不可得也。

可是，这样一位性情温和、向往改良的青年才俊，数年后，却成了引进“阶级竞争”（后译“阶级斗争”）学说的第一人，成了主张以暴力打碎现有国家机器并重建政权的“过激党”的中枢要员（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北方区委书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最后竟为其认定的主义而慷慨赴死，实在令人感叹不已。

民国初年第一次到北京的李大钊，是奔着津门名流孙洪伊去的。这位孙先生，直隶省天津府人，长李大钊十七岁，在早婚早育的传统时代，算是李的前辈。他是天津的风云人物，北洋法政学堂的创办者之一，更以清末领衔各省谘议局请愿立宪的第一人而名扬海内。正是这位中国共和统一党理事长、众议院议员带李大钊第一次见识了政坛的纷纭气象。

头回上京的李大钊，还像每一个初次晋京的外地人一样，见识了昔日帝王宫禁的非凡气派。但与常人不同的是，他感叹的却是百姓的疾苦。且听他的喟然吟咏：

玉泉流贯颐和园墙根，潺潺有声，闻通三海禁城等处，皆溯源于此。

殿阁嵯峨接帝京，阿房当日苦经营。

只今犹听宫墙水，耗尽民膏是此声。

三海，即清朝的皇家禁苑北海、中海和南海。民国既立，中海与南海被总统府占用，成了“新华宫”，俗称“中南海”；北海则被新修的马路隔在了北边，但依然是百姓莫入的政府禁区。皇权时代禁苑，共和时代依然。禁城，即紫禁城。看巍峨的殿阁，没有赞叹，只有痛感——想到了秦时的阿房宫；再看一道清溪流向城里，不夸水清，却叹时艰——想到的竟是民膏！四句小诗，显示出年轻作者深沉的悲悯情怀和不凡的文学才华！

就在李大钊于天津的学堂里发愤读书、激扬文字之时，蔡元培已经是民国的首届教育总长，杨度已经是当国大总统的高级策士，章士钊已是名满天下的大政论家和袁大总统家的清客，陈独秀则在安徽做他的省府秘书长和顾问。在这几位日后的好友业已成为万众瞩目的国内一流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之后，年轻的李大钊才姗姗起身。在北洋时期的一代国士中，李大钊资历最浅，但思想转变却最彻底，声望也腾跃得最快，其人格的光芒也最为耀眼。

第三章失去的灰墙第五节

民国二年（1913年）夏，李大钊结束了长达六年的法政专业的学习，除获得已更名为“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该校文凭之外，还与白坚武、郁嶷两位同学分享了“北洋法政三杰”的桂冠。

毕业后，为了躲避政府对社会党的追查，李大钊这位该党天津支部负责人跑回到乐亭老家住了一些日子。之后，他告别了妻子和一双儿女（李葆华与李星华已经出生），随留学大潮去了日本。清末民初，每年有数千中国学子留学日本，日本成了培育中国政治、军事、文化巨子的摇篮。

出国留学的资金，是孙洪伊和另一位著名的立宪派首领汤化龙提供的。汤氏时任中国民主党干事长，后历任众议院议长、教育总长、内务总长，属北洋时期的一流政治人才。不幸竟于1918年10月出国考察期间，在加拿大被气度狭小的国民党人暗杀了，年仅四十四岁。

汤先生对李大钊的器重与信赖不亚于孙洪伊，在资助李氏赴日不久，他把妻子、儿女也送去日本，委托李大钊关照其儿子的学业。而李大钊又是知恩图报的忠厚晚辈，于是，每周六下午，李大钊就要耗时一个钟头耐心地听取一个十龄学童的本周学习汇报。义，不容辞；恩，也不容辞。

如同六年前报考法政学堂，李大钊去日本的目的也非常明确：寻救国之道。

两年后，他在那篇轰动一时的《警告全国父老书》中，追记过航行日本途中的感受：

曩者（从前）去国，航海东来，落日狂涛，一碧万顷。过黄海，望三韩（朝鲜半岛古时的三个部落联盟，喻韩国）故墟，追寻甲午覆师之陈迹，渺不可睹。但闻怒潮哀咽，海水东流，若有殉国亡灵凄凄埋恨于其间。……不胜国家兴亡之慨。

可以想象得到，这位中国少年赴日时的心情是何等的悲愤！与前辈的革命党领袖不一样的是，他并未对即将登临的日本国抱有向往，也从未借用东洋人的势力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警惕日本，憎恶日本，自始至终。

抵达东京后，某日，他无意走进了靖国神社里的“游就馆”。像今天不通日语的中国人依旧不知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一样，李大钊也被馆名弄糊涂了。进馆参观后，他才知道：此为日语，是军事博物馆，而馆藏的甲午之役战利品令他大感悲愤！他“睹物伤怀，徘徊不忍去”，后来写下这样一段话：

盖是馆者，人以纪其功，我以铭其耻；人以壮其气，我以痛其心！惟有背人咽泪，面壁吞声而已。

呜呼！民族之气节如此强烈的人，焉能不成为时代巨子？

此时，章士钊因讨袁失败而流亡日本，正要创办《甲寅》月刊。李大钊仰慕章士钊久矣！章氏主持过《苏报》、《国民日日报》、《民立报》和《独立周报》，为名满天下的政论家与报人，先后留学日本、英国，熟悉东西洋的宪法与政治，办报一向持“不偏不倚”方针。在天津读书时，李大钊即曾担任过《独立周报》的“代派人”。于是，李大钊便附信投稿给章氏。

得，还是听当事人自己说吧！1951年8月，章士钊为共和国出版的第一本《李大钊先生传》作序，开篇即说：

余之知守常也，初不经介绍，亦不闻有人游扬，余心目中并无此人迹象。一九一四年，余创刊《甲寅》于日本东京，图以文字与天下贤豪相接。从邮件中突接论文一首，余读之，惊其温文醇懿，神似欧公！察其自署，则赫然“李守常”也。余既不识其人，朋游中亦无知者，不获已，巽言复之，请其来见。

翌日，守常果至。于是在小石川林町一斗室中，吾二人交谊，以士相见之礼意而开始……

你看，本来无人知晓的李守常，就因一篇投稿而得到章主编的激赏，甚至夸其文笔神似欧阳修！于是，在异国的一间小屋里，两位国士开始了十几年的友情。

如果说白亚雨老师是李大钊人生的第一位导师的话，那么与比他大八岁的章士钊的相识就是他的第二次幸遇。

呵呵，说来有趣，两人明明已经是朋友了，章士钊却以为“李守常”就是对方的姓名。直到有一天逛公园，无意说起来，章士钊才知，“守常”是其字，本名叫“大钊”。这一来，章就奇怪了，问：为何写文章不署本名啊？李是这样回答的：“投文于《甲寅》，吾何敢与先生同名？”原来，章氏著文，偶尔署名单字“钊”。李大钊在天津读书时，也曾如此署名。怕掠人之美，李大钊才不再用本名。这段趣闻，也是章士钊在1951年告诉我们的。当年谦谦李君子，一直用“李守常”作为笔名发表文章，直到深秋才在《甲寅》上用了一次本名，而且是全名——“李大钊”。

《甲寅》很快就成了海外志士的思想启蒙课堂。“孤桐”先生的政治观点与写作文风，影响了许多人，李大钊尤受其影响，以致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把李氏列为“甲寅派”的一员。后来李大钊为自己起了个笔名，叫“孤松”，显然是为与“孤桐”相呼应。而章氏的古道热肠更使李终生受惠，且一直荫及其遗属。此后话也。

也是在《甲寅》，李大钊以文会友，与皖籍著名的革命志士陈仲甫相识。陈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第一次署名“独秀”，从此，“陈独秀”成了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响亮的名字。而李大钊则跟进一篇长文《厌世心与自觉心》。历来李氏传记都称，李文批评了陈文的“悲观论调”。我今来读，却只读出李大钊批评革命党中的“湘中少年”“相率自裁”的轻生厌世行为，却并没找出指责陈独秀的片言只语。于是，我不得不对某些史学家的“史料”抱以怀疑。

是年9月，李大钊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从报考的专业看，他显然已经为自己设计好了人生的奋斗方向。

袁世凯称帝一年前，其美国顾问古德诺曾在北京《亚细亚日报》上发表文章，大意是说家族制的中国人民历来没有参政的习惯，所以“建设一巩固有力之政府”是主要的，“人民参与政事之权犹在其次也”。章士钊听出弦外之音，率先发难，在《甲寅》上有理有据地批驳了这位“洋客卿”为袁氏专制而造的舆论。李大钊读过章文后，马上跟进，发表了《国情》一文。

关于李氏此文，党史专家历来说，这是“揭露帝国主义与袁世凯暗相勾结的阴谋”的檄文，“是我国人民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先声”。我逐字读罢这篇难读的文言文，老实说，并没看出专家们所说的这层深刻的内涵来。如说“先声”，章氏的《古诺德与新宪法》发表在先（《甲寅》第一卷第二号），李氏的《国情》刊登在后（《甲寅》第一卷第四号），孰先孰后不言而喻；如一定要说李文语涉袁氏，那倒不如说是对袁走向专制的善意的劝谏，否则，长文的末一句就不会这样长叹了：

呜呼！欧美人之言，岂尽可恃哉？求国情于外人，窃恐此憾终难弥耳！

作为袁氏学校毕业的学生，作为从直隶省出来的游子，李大钊对当朝大总统的感情是很复杂的。在老袁帝制自为之前，尽管在日本的革命党人已经整天地暴骂其为“窃国大盗”，但以写时评著称的李大钊却从未点名道姓地指责过袁氏，一次也没有。即使日本人逼迫袁氏签署“中日二十一条”时，李大钊也未加入到反袁大合唱中，他受清国留学生大会之命撰写的那篇著名的长文《警告全国父老书》，写得气势磅礴，极具感召力，里面却没有一个字指责袁及中国政府，非但没有指责，反倒明文“督励”！

时隔八十多年后的一个阳光柔和的冬日，我坐在青岛的一座高楼的书斋中，捧着195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本《李大钊选集》，找到这篇落款“留日学生总会李大钊撰”的著名文章，捧读再三，犹能感受到一股正气在字里行间铿铿锵锵地律动着：

寅卯之交，天发杀机，龙蛇起陆，娵呰鹑火。战云四飞，倭族乘机，逼我夏宇。我举国父老兄弟姊妹十余年来隐忧惕栗，梦寐弗忘之亡国惨祸，挟欧洲之弹烟血雨以俱来！

噩耗既布，义电交驰。军士变色于疆场，学子愤慨于庠序，商贾喧噪于廛市，农夫激怒于甿郊。凡有血气，莫不痛心；忠义之民，愿为国死！同人等羁身异域，切齿国仇，回望神州，仰天悲愤！

之后，是一大段对世界大势的中肯的分析。而对我的家乡青岛何以成为日德交战之地，日本为何要在“二十一条”中尽收前德国租借地的利益，年仅二十六岁的李大钊分析得极为精辟：

夫青岛孤悬一隅，德人不过几千，兵舰不过数艘，仅足自卫，乌敢犯人？讵能扰乱东亚之平和，阻塞过商之要路？日本必欲取之者，非报德也，非助英也，盖欲伺瑕导隙，借以问鼎神州，包举禹域之河山耳！

在披露了“二十一条”中的主要内容后，这位血性男儿悲愤无比地写道：

彼有强暴之陆军，我有牺牲之血肉；彼有坚巨之战舰，我有朝野之决心。蜂虿有毒，而况一国？海枯石烂，众志难移！举四百余州之河山，四万万人之坟墓，日本虽横，对此战血余腥之大陆，终恐其食之不下咽也！

国难当头，李大钊并没对本国政府横加指责，反倒呼吁国人“督励我政府”。此文的结尾处，是这样写的：

顾外交界之变幻，至为诡谲，吾国民应以锐敏之眼光，沉毅之实力，策政府之后，以为之盾。决勿许外敌以虚喝之声、愚弄之策，诱迫我政府，以徇其请。盖政府于兹国家存亡之大计，实无权以命我国民屈顺于敌。此事既已认定，则当更进而督励我政府，俾秉国民之公意，为最后之决行，纵有若何之牺牲，皆我国民承担之。智者竭其智，勇者奋其勇，富者输其财，举国一致，众志成城。

看来看去，就是一篇唤醒国民的文字激越的宣言，就是一席劝诫政府的语重心长的忠告，哪里找得到一句讨袁的话？

同一时刻，李大钊还编辑了《国耻纪念录》，内有其《国民之薪胆》一文。该文在详述了“二十一条”签约经过后，更表达了对本国政府的理解和对一味责难政府的过激行为的批评：

故对于政府，诚不愿加以厚责，但望政府之对于国民，亦勿庸其欺饰。盖时至今日，国亡家破，已迫眉睫，相谋救死之不遑，更何忍互为诿过，互相归咎？后此救亡之至计，端视政府与国民之协力！

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国家利益为上，留日学生李大钊的极为理性的政治见解，实已高出流亡海外的革命党首领一大截。他对国际形势的把握，亦大大超出北京政府衮衮诸公的想象力。在动荡的年代，这位杰出的青年思想家脱颖而出，成了中华民族最先进的探路者之一。

留学日本时，正值俄国文豪托尔斯泰的作品与理论热遍东洋。李大钊，这个本来就对苍生充满悲悯情怀、反对“以暴力止暴力”的中国学子，此时接受了托翁的“无抵抗主义”理论，自是水到渠成的事。

在早稻田的两年多时间，他进一步学习了社会主义理论。早稻田的安部矶雄教授，正是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李大钊跟他上选修课，并时常到其住处请教。日本社会党主要领导人幸德秋水的著作也令李大钊眼界大开，幸德氏的《平民新闻》上早就全文刊登了《共产党宣言》。也就是说，无论是托翁的反暴力理论，还是马翁的社会主义学说，李大钊都是从日文那儿借火点亮了自己渴求光明的心室，并照耀了自己的一生。

不过，似乎应了“一心不能二用”的老话，李大钊不安于课桌的结果是，他被“早稻田”开除了，他的学籍表上盖的最后一个图章是“长期欠席，除名”。而他的学习成绩也实在不怎么样——丙。若按现在的优、良、及格、不及格四档来套，丙算及格，中下等也。

长期缺课的一个直接原因，是他曾于民国五年（1916年）1月末回了趟上海，往返两周。名校自有严格校规，半个月不见人，且第一学年考试11门功课平均成绩为66.9分以下的学生，就只能和你道一声“沙扬娜拉”了（诗人徐志摩在诗中曾用这四个字音译了日语的さようなら——再会）。

李大钊回上海的原因不详，那时，正是袁世凯刚当上皇帝的头一个月。李氏传记上均称，此次返国为讨袁，但却并没写明他到底参与了哪些政治活动。

1915年9月至1916年5月，正是袁世凯帝制自为和取消帝制之际，令许多人意外的是，李大钊这位闻名遐迩的青年政论家却沉默了，在近十个月的时间里，他竟然一篇文章未写！想必老袁对共和的背叛行径重重击垮了这位期待袁终会变好的直隶游子。

返国航程中，面对茫茫大洋，他口占一诗，第一次表达了对袁氏的憎恶：

乙卯残腊，由横滨搭法轮赴春申，在太平洋舟中作。

他也开始骂袁氏为“窃国”之“逆贼”了，痛恨其令国旗（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从此失色。只是，从诗中看不出他回国的原因。总之，袁的倒退，无疑会促使他思想的天平开始向磁力极大的暴力革命方面倾斜。

回到日本后，他被清国留学生总会推为机关刊《民彝》主笔，创刊号上，他即写下了激昂的宣言：

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

民国五年（1916年）春，正是岛国樱花烂漫的时节，二十七岁的李大钊回国了。国内反袁之火已经燎原，“一夫终窃国”的老袁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深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的李大钊，应正在上海被誉为“东南讨袁盟主”的恩师孙洪伊的召唤赶回上海，参加了孙氏召集的各界宪法讨论会。未久，他又应汤化龙之邀，回到北京，创办了《晨钟报》。那会儿，袁世凯已经忧惧而死，黎元洪接任。辞旧迎新之际，北京的政治空气总能清新一阵子。

黎元洪时代的汤化龙，已经贵为众议院议长，“晨钟”在政坛上的回响自然也就越发雄浑而悠远。孙洪伊担任了内务总长，也颇有作为。后来发生的“府院之争”，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得到黎元洪信任的孙洪伊与代表段祺瑞利益的徐树铮这两人之间的权力与尊严之争。

不曾想，8月15日《晨钟报》创刊，9月5日李大钊即从该报辞职。离开“晨钟”的原因是汤化龙与孙洪伊因政见不同而相龃龉，他不愿在中间骑墙。他有更想做的事，即与白坚武、郁嶷等志同道合的同窗创办《宪法公言》去了。此刊由一位众议院议员出资创办，孙文属社会捐款最多的一位——五百元，孙洪伊捐一百元，李大钊为主要撰稿人。毋庸讳言，出资人的政治背景决定了该刊的价值取向。

中华民国成立五周年之日——1916年10月10日，该刊出版发行，开卷就是李大钊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字：

宪法者，自由之保证书，而须以国民之血钤印，始生效力者也。

不过，令作者和太多中国知识分子意想不到的是，一部保障中国人民权益的根本大法，竟然用国民的“血钤”印了太长太长的时间！

因经费困难，《宪法公言》只出了九期即停刊。此时，民国六年（1917年）元月，老友章士钊那边又向他招手了。《甲寅》月刊在日本停刊一年多之后，章氏在北京创办了《甲寅》日刊（即日报）。章先生把主笔的位子留给了李大钊。

借得《甲寅》这方思想阵地，李大钊的政论文章一发而不可收。我逐一数遍1917年李大钊发表的作品篇目，全年共发表文章七十八篇，其中只有九篇刊发于《宪法公言》、《新青年》和《太平洋》三本杂志上，其余六十九篇，全部刊载于《甲寅》日刊。

这一年也不全是好消息。酷夏来临时，“辫帅”张勋带领他的五千“辫子军”进了北京，带来了令人窒息的复辟的热浪。一时间，京师内外似火烧。以宣传“过激主义”而为人注目的知识分子领袖们，自然怕成为辫子军大兵们的枪靶，便选择了躲避。

李大钊匆匆避往上海，而且，还给好友白坚武写过一首诗，小序写得很真实：

复辟变后，仓皇南下，侨寓沪上，惺亚时在赣江，赋此寄怀。

英雄淘尽大江流，歌舞依然上画楼。

一代声华空醉梦，十年潦倒剩穷愁。

竹帘半卷江天雨，蕉扇初迎海外秋。

忆到万山无语句，只应共泛五湖舟。

诗言志。李大钊从不隐瞒自己的思想与情感。没有人不害怕劫难的。“仓皇南下”一词虽让人觉得与大革命家的完美形象不符，但却真实地记录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本能。

宣扬“过激主义”自是一件高风险的事业，所以李大钊一直在小心翼翼地躲避着灾祸的纠缠。无论是这次跑到上海，还是几年后听说陈独秀被捕时跑回老家，包括民国十五年（1926年）“三·一八”那天，政府卫队的枪一响，他即挤在四处亡命的人中间逃离现场。即便最后入狱罹难，他也避进苏联使馆区域，是因过于自信安全无虞才遭不测的。趋利避祸乃人之本能，无论伟人还是庸人。

复辟闹剧过去后，李大钊回到北京，继续奋笔著文宣示自己的思想。《辟伪调和》、《暴力与政治》就是这时的作品。

这一年入冬，蒙老友章士钊的关照，李大钊走进了鸿儒满园的北京大学。

章士钊说过，李大钊当时很急于进入北大：

时北京民主运动正在萌芽，守常志在得北大一席，以便发踪指示……

章士钊学问太深，随手就是一个典故。“发踪指示”语出《史记》，刘邦骂手下那些不服气让萧何评上“侯”的武夫们：你们就是追踪猎物的有功之狗，人家萧何却是发现猎物遗迹并指示你们怎么去追的猎人！一席话，部将们服了。后世多以“发踪指示”作幕后操纵之意。以“发踪指示”来喻李大钊，现在读来，似嫌不恭，但却非常真实地说出了李大钊“志在得北大一席”的动因。

章士钊乃袁世凯时代不愿做北大校长的奇人，蔡元培被黎元洪请来当校长，他却答应来当逻辑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兼职图书馆，章自己说是为了著述查资料方便。可是，因为“萦怀于政治”，不能安心做学问，也因好友李守常想入北大而不得机会，仗义的孤桐先生便空出图书馆主任一席请李大钊来坐。

时校长为蔡孑民（蔡元培），学长（文科学长，即后来的文学院院长——笔者注）为陈独秀，两君皆推重守常，当然一说即行。

李大钊如是跻身于中国知识界的最高平台。

翌年1月，李大钊正式走进景山东街的北大二院，和蔡元培、章士钊、陈独秀、胡适、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等著名文化人成了同事兼朋友，过后，又和那几位倡导新文化的文科同事们，以及周作人的兄长周树人成了《新青年》的同人。

看眼前，想当年，小小的马神庙怎能盛得下这样一伙儿伟丈夫的冲天才气？兼容并包的人文阳光终于穿透了这座大院的围墙，后来建在沙滩（地名）的五层红楼的一楼，便成了李大钊施展人生抱负更大的舞台。

第三章失去的灰墙第六节

1996年冬与1998年夏，我曾两进当年的红楼，想看看李大钊的图书馆，却一次也没如愿。一楼曾是李大钊主持的北大图书馆，但后来的红楼主人——国家文物局机关——却把一楼东南头的那间屋子锁了起来，只在门上方悬着一方“李大钊毛泽东同志工作室遗址”的牌匾，并称“不对外参观”。我怀疑国家最高文物保护机构并不真懂文物：他们竟然把当年堂堂图书馆主任的办公室与区区助理员的工作岗位（顶多一张桌子）合并在一起。

好在，2002年春，我三访红楼时，国家文物局已经把一楼腾出来辟作“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了，不过，楼上照常是“游客止步”的办公区域。有意思的是，标明“李大钊办公室”的房间却从一楼东南角移到了走廊的西南端。

东耶？西耶？不分东西的国家最高考古机关！

东西一定要分清的。蔡元培主持北大时，每个人才的地位都分得清清楚楚。“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这是毛泽东说的。毛的话当然不会像林彪吹捧的那样“句句是真理”，但他的这句话确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我见过一份当时的北大教职员工们的薪水表。领导与老师之间、教学第一线与行政后勤之间，真有天壤之别。

分管登记新报刊和借阅者姓名的毛泽东，月薪八元；主持图书馆的李大钊，月薪一百二十元，两人相差十五倍！若按20世纪初的银圆与世纪末的人民币1：100的比值来算，那就是在现有物价不变的前提下，毛泽东的月收入是八百元，而他的头儿居然拿到了一万两千元！

然而，不在教学第一线的李大钊比上讲台的老师们还差得远，人家拿得更多——

杨昌济（怀中），教授，伦理学、伦理学史，240；

刘师培（中叔），教授，中国文学、文学史，280；

钱玄同（玄同），教授，文字学音，240；

周作人（启明），教授，欧洲文学史、十九世纪文学史，240；

辜汤生（鸿铭），教授，英国诗、拉丁文，280；

宋春舫（春舫），教授，十九世纪文学史、戏曲，280……

文科同事中，文科学长陈独秀最多，是三百元！就等于现在每月有三万元的工资！

“自由、平等、博爱”是当年精英们孜孜追求的目标，但从一张小小的工资表上即可看出，在人类社会中，哪有绝对的平等？

收入的改善，直接带来了家庭生活的改善。成为北京大学教职员的李大钊，终于把妻子及一双儿女从老家接来，一家人团聚了。老同学郁嶷与他一起到正阳门火车站接来了家人，并帮他们一家租房住下。

李大钊的长子李葆华后来回忆说，那是1918年七八月份的事。

这一年，李大钊二十九岁，他的那位含辛茹苦的妻子赵纫兰已三十五岁。李葆华写过，其父母总共生有九个孩子，四个夭折，五个存活下来，即长子李葆华、长女李星华、次女李炎华、二子李光华和三子李欣华。五位子女都活到了共和国时代，其中地位最显赫的即1925年就跟父亲参加革命的李葆华。1949年后，他历任水电部副部长、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氏家族，只有这位长子真正活到了“耆年”，2005年他谢世时，已经九十六岁高龄，诚可谓“寿昌”矣！

被聘为最著名大学的图书馆主任，社会地位与个人收入自然都增了不少，但李大钊依然过着“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的清淡日子。他没心思讲究物欲，更没像陈独秀等人一样有兴趣去逛“八大胡同”（京城红灯区），他的全部兴趣只是思想，只是工作。

入北大不久，李大钊即加入了“进德会”。该会是蔡元培提议成立的，蔡夫子很为本校师生的道德水平低下而着急。

当时的北大学生、后来的古文化史大家顾颉刚写过：

那时的北大有一种坏现象：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奔“八大胡同”（妓女集中地段——原注），所以妓院中称“两院一堂”是最好的主顾（“两院”指参、众两院，“一堂”指北大，其前身为京师大学堂——原注）。

为增进广大师生们的道德修养，蔡校长倡办了这一“自律协会”。他制定了三种会员标准，让师生们对照标准，自己选择做哪种会员。

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

乙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不做官吏、不做议员。

丙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吸烟、不饮酒、不吃肉。

甲种标准是入会的基本条件。既往不咎，着眼未来，一旦入会，就要在北大校报上公布名单，以让全校师生监督之。

一时间，入不入“进德会”成了北大老师们哈姆雷特式的选择。文科的那几位有影响的社会名流不入会肯定说不过去，所以，大家就都一哄而入。当然大多数人只敢做最低一等的会员。像陈独秀、章士钊，都是私德有些可疑的人物，也都成了甲等会员。人家蔡校长厉害，虽当过民国首届教育总长，却毅然申报乙等会员，明确表示将不再谋取政府高官或当劳什子议员；钱玄同、周作人也自行申报乙等会员。有勇气做丙等的，只有研究佛教的梁漱溟和自诩“素食主义者”的李石曾等少数人。

李守常先生呢？他选择的居然也是最低标准——甲种会员！李大钊从无绯闻，私德极好，他家有结发老妻，聚少离多，却不离不弃，令人钦敬。他还是有名的政论家，是公开批评政府和政客的公共知识分子，从未显示过有参政的野心。他居然没选“乙等”，岂不是在向同事们公示：他还有从政的愿望？

会后，李大钊等人被推举为“纠察员”，后改“评议员”。此“员”专门对违反会规者进行监督、检查和处罚。不过，蔡先生让教授监管教授，让朋友盯着朋友，如同让右手给左手动手术，让执政党给自己割癌灶，说得轻松，但绝对做不到。所以，也就没有李大钊查处陈独秀的事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爆料，尽管后者常到城南找小姐销魂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在阶级地位中生活”的李大钊，凭自己的才干与为人而使自己越走越高。当初他被章士钊推荐来北大时，曾受到不少同事颇不友好的质疑的眼神，因为他没有洋大学的文凭，而且人长得忠厚，穿着也土气，有人甚至说他像刘邦手下那个屠狗专业户出身的大将樊哙。

章士钊的原话是：

盖守常虽学问优长，其时实至而声不至，北大同僚，皆擅有欧美大学之镀金品质，独守常无有，浅薄者流，致不免以樊哙视守常。

不过，那些西服革履、发型两分且抹着头油的同事们很快就对这位蓄着胡子、留着平头、老是穿棉袍或大褂的人刮目相看了——在校内，这个没学过图书管理专业的人，居然把本职工作做得如此精致，以至于八十多年后，美国人在权威的《世界图书馆与情报服务百科全书》（orld Encyclopedia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中，称李大钊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于校外，人家是有真知灼见的著名报人与政论家。更让人钦佩的是，守常先生的为人，正像时以“鲁迅”为笔名风靡文坛的教育部处级官员周树人所说，“诚实，谦和，不多说话”，且私德极好，故渐得人心。

当年10月，声誉越来越高的李大钊和他的图书馆从景山东街的北大二院搬进了新落成的红楼里。

应湖南籍同事杨昌济教授的请求，他将杨的大弟子兼未来女婿毛泽东安排进了图书馆做助理员。毛后来在陕北窑洞里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Parks Snow）说过，那时，他是借钱来到北京的，不找工作就生存不下去了。这是二十五岁的毛泽东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求职经历。四个月后，毛泽东即南下了，因为杨先生猝然过世，还因他滞留北京既无意赴法国勤工俭学——他正是为此事与萧子昇、罗章龙等二十几人一起来京的，也无力通过“旁”门进入北大。当时北大规定，旁听生优秀者可转正式生，但要通过考试并且缴纳不菲的学费。毛泽东只能返回湖南。

毛泽东离开的地方，正是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值得留下一笔的北大图书馆里的“亢慕义斋”（即“共产主义小室”。“亢慕义”，是德语Kammunistsches音译，意为共产主义。“斋”是小室的意思。），亦称“亢斋”。北大的正式生们，如张国焘、张崧年、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李渤海等，天天来此与导师一起讨论马克思主义。之后，俄共特使维经斯基也在这间屋里向人们介绍“十月革命”及俄国新政府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友善。于是，在李大钊的全力营造下，“亢慕义斋”在激进的知识分子心里迅速扩建着，三十一年后，整个中国大陆都成了“亢慕义斋”。

民国七年（1918年），确是李大钊思想急剧左转的一年。在维经斯基出现在红楼以前，他就自觉接受了“马客士”（马克思的中文初译名）主义，自觉为俄国革命而欢呼，写下《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等重要文章。在还没有真正看清俄国革命党的真实面目的时候，这位性急的社会主义者就放声欢呼起来，称俄国革命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是“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为宗主的”“革命的社会党”！

那时的李大钊，庆幸的是社会主义理论在世界一个大国的首先成功，此社会主义，乃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形态，是“建于自由、人道之上”的国家制度。这和列宁以及后来的斯大林所制定的“无产阶级专政”（实为一党专政）国家完全不是一回事。

在与苏俄特使接触之前，李大钊即使纵情欢呼俄国革命的胜利，也没想要在中国成立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政党，更没想到自己会成为该党的创建者。不然，他就不会于翌年春积极参与一个政治态度温和的“少年中国学会”的组建活动。

民国八年（1919年）上半年，《川报》驻京记者王光祈欲创建“中国少年学会”。在《晨报》主持副刊的李大钊为该“少年”信赖的大朋友，遂被邀为同人，共同参与筹建。该政团的成立，是缘于对“国内一切党系”和“过去人物”的“绝望”，所以，要“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20世纪30年代中期，远在欧洲的王光祈曾如是回忆。这位颇有作为的“中国少年”于中国少年学会创建的第二年春天即留学德国，自此脱离政治，终成受西方人尊敬的中国音乐史专家。据称，共和国初期，毛泽东曾向陈毅打听过王光祈的下落，因毛本人当年也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一员。想必毛以为，陈毅既与王光祈同为在京的川人，亦曾在李大钊手下搞过党务，或许知道销声匿迹了许久的王光祈的下落。

少年中国学会于7月1日宣告成立。那时的李大钊已经不是少年了，但他却把许多北大的学生介绍进了这个组织，包括日后成为中共骨干人物的邓中夏、张崧年、刘仁静、恽代英、张闻天，当然也包括正在他手下打工的毛泽东。后来，少年中国学会解体，是因为学会中一批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少年”们不能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而离去。

这个夏天，因陈独秀被捕，李大钊回到冀东老家躲了一个多月。隐居故里期间，他写了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写了与胡适论战的《再论问题与主义》。这是历年党史专家都没落下的记载。

让党史专家集体遗漏的是这样一条极不寻常的史料：就在这年夏天，李大钊曾与一位叫伯特曼（或译布尔特曼）的俄共代表在红楼的图书馆见面。这位伯特曼，后来成为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人民处负责人，该处即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前身，而中国共产党正是东方部下属的一个支部。

李大钊与伯特曼的这次会晤，比公认的李与维经斯基的见面早了整整一年，且从未见诸国内文献，即便两位被中国共产党开除了的，与李大钊关系最密切的领导人陈独秀与张国焘，生前也从未有过片言只语的披露。我只能理解为一向襟怀坦荡的陈先生从来不知此事，叛逃到国民党那儿以反共为职业的张国焘对此更一无所知。李与伯特曼的会面，是标志性的事件，但在中国，从来无人知晓。只是有心人近年查阅苏联的解密档案，才从马林（Maring）档案里查到一行相关记录。稍知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马林何许人也，他是荷兰籍的俄共党员，苏俄远东民族与殖民地事务委员会的秘书，列宁派到中国来指导中共的特使。

至于中国共产主义先驱与苏俄代表的第一次会晤的细节，很遗憾，内容不详。

酷暑结束时，陈独秀出狱了，李大钊回京了。

陈独秀出事前，曾在《每周评论》上刊文《研究室与监狱》，宣称：

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陈文刊出的三周后，李大钊以“常”为署名跟进一篇《牢狱的生活》：

现代的生活，还都是牢狱的生活啊！像这样的世界、国家、社会、家庭，那（哪）一样不是我们的一层一层的牢狱、一扣一扣的铁锁！倒是为运动解放入了牢狱的人，还算得了一块自由的小天地！

陈独秀出狱后，李大钊还曾写了一首白话诗以示庆贺：“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

他真的很兴奋，因为正如他在诗中所说：

专制统治者总爱以监狱对付思想者，殊不知，囚禁只能加深其对信仰的忠贞和对现行体制的仇恨。陈独秀、李大钊对牢狱的认识，算是对愚蠢的专制者的正面回答。

新解密的苏联史料披露，其实，“远方”（当时中共党人对苏俄和共产国际的代称）的最初选择还不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甚至他们都不知道在中国思想界有两位享有“过激”之誉的教授“南陈北李”。他们只知道本国新政权已经深得中国知识界的欢迎，尤其列宁同志签署的关于放弃在华一切不平等条约的那个“第一次对华宣言”，更令中国读书人无比感奋！一时间，研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思潮泛滥于北京、上海、成都等地，甚至有人已经迫不及待地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号——全国学生联合会的领袖姚作宾即率先在京成立过“中国共产党”，并曾派专人去海参崴找苏共主动联络。这位姚先生的探索为何没了下文，或者说当初苏俄为何没扶持姚氏的“中共”，人们已不得而知。但我知道的是，二十年后的青岛第二任汉奸市长，正是一个叫姚作宾的人。此题外话也。

有了北京大学著名教授的积极接应，苏俄人带来的火种势必就在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心里熊熊燃烧起来。

民国八年（1919年）之夏，是迈入而立之岁的李大钊人生旅程上的岔路口。在这个夏天之后，他便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原定的温良改革的路线，拐上了另一条坎坷崎岖而且风险未卜的暴力革命的新路，并越来越快地奔跑起来。

第三章失去的灰墙第七节

从北京宣武门外的文华胡同李大钊故居往东不远的地方，有一条达智桥胡同，此胡同在明清两代赫赫有名，只因胡同里有座“杨椒山祠堂”。

“椒山”是明朝忠臣杨继盛的号，此人因上疏弹劾首辅严嵩而蒙冤入狱，备受折磨，三年后被处死，其妻当日自缢殉夫。后世皇帝为其平反昭雪，并将其故居立为祠堂以彰其忠。有清一代，宣外的杨椒山祠是个很有名的地方，对国事担忧的读书人，想起来就会跑到这条小街上，在杨氏当年手植的国槐树前垂泪凭吊一番。康有为发动的轰动一时的“公车上书”事件，就发生在此院。杨继盛为国忠心耿耿，为文也光彩熠熠，曾写过一副为天下读书人津津乐道的名联：

李大钊的寓所，距杨氏故居没隔几条街，对杨的忠烈之气和杨的这副名联，自会耿耿于心。所以，在后来主持《晨报》副刊时，他就曾将此联刊发于版面上，只不过，他将联中的“辣”改成了“妙”，成了“妙手著文章”。此后，亲戚杨子惠索墨，他便写下了“改动版”的这副名联，以励亲友，兼示情怀。

喜欢此联的当然不止李大钊一人，民国初年的著名报人邵飘萍在其《京报》编辑部里，就悬上“铁肩辣笔”四个大字。杨继盛为国死谏的精神一直是闪耀在许多知识精英心室里的圣火。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李大钊生命中的两个车轮。只是，这辆急进的思想之车在俄国人的驱使下越驰越快，最终，“著文章”的轮子跑掉了——报刊上，“李大钊”或“李守常”署名的文章越来越少，至民国十四年（1925年）之后，每年只有四五篇文章见诸报端，到生命被中止的那一年春天（1927年4月），头三个月里，他一篇文章也没写。只剩一个轮子飞奔的车子，很快就偏入了灾难之境。

对“妙手”而言，“著文章”实是人生一件快事。所幸的是，李大钊意气风发的时候，也正是言论空间最为敞亮的时候。

本来，军阀政府对学人们是敬而远之的。北洋时代的中国，“士”的社会地位突然有点像回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很可以指点江山乱说一气。自古天下兴亡士人自觉有责，北大的文科教授们更以天下为己任，议论朝政，畅所欲言，无所畏惧。公允地说，那时，政府赐给知识分子的言论空间比之后来的“党国”时代实在要大得多，不然，20世纪初中国的思想领域就不会有空前的繁荣。

近代的“北洋军阀时期”确是颠三倒四的乱世，但主政的武夫们对文人们的宽容却也是不容否认的。

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在《新青年》之外，又创办了《每周评论》，邀李大钊等同事为主要撰稿人与编辑。由此，李大钊又多了个传播自己思想成果的平台。民国八年（1919年）一年，李大钊就在该刊上发表五十四篇文章。其中一些文章，至今读来仍不觉过时！

且读的段落：

禁止思想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监狱、刑罚、苦痛、穷困，乃至死杀，思想都能自由去思想他们，超越他们。这些东西，都不能钳制思想，束缚思想，禁止思想。这些东西，在思想中全没有一点价值，没有一点权威。

思想是绝对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禁止思想自由的，断断没有一点的效果。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样禁止他、制抑他、绝灭他、摧残他，他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荣，因为思想的性质力量，本来如此。

民国十二年（1923年），已经被公认为中国共产主义第一人的李大钊还在《平民主义》中这样谈他所追求的公平社会：

纯正的“平民主义”，就是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完全打破，使人民全体，都是为社会国家做有益的工作的人，不须用政治机关以统治人身，政治机关只是为全体人民，属于全体人民，而由全体人民执行的事务管理的工具。

这就是中共成立数年后的李大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读李大钊的文章，你会暗自吃惊：军阀政府怎么会容忍一个大学教授这么“放肆”地“恶毒攻击”？他直言反对军阀政府与督军和检阅使制，呼吁解散安福俱乐部，揭露外交方面的秘密交涉，倡导召开国民大会以取代国会，为工人争八小时工作制，说《土地与农民》，为妇女争翻身平等之权，甚至谈《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真是方方面面，无所不干预。

一介穿着布长袍的谦和的先生，一位叱咤风云的公共知识分子，终于一步步赢得了北大同人们的尊重。

民国九年（1920年）7月8日，北京大学评议会全体通过，将李大钊的“图书馆主任改为教授”（北京大学《评议会议事录》第二册语）。当年秋，他开始在北大政治系、史学系、法律系、经济系陆续开设了“现代政治”、“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社会主义”等课程，并在首都各高校兼开相同的课程。诲人不倦的演说，加之他在这一时期写下的一百三十多篇文章，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打下了理论基础。所以，说李氏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之父”并不为过。

从校图书馆主任到教授，从一开始不被人们看重的土气的职员到北京大学最高商决机构“评议会”的成员，从热衷于在刊物上写文章的政论家到有职有权的校长室秘书——那时没有副校长，故秘书权力甚大，李大钊扎扎实实地登上了知识阶级领袖的台阶。

知识阶级的领袖不光敢说，还敢做。李大钊就曾以北京八高校代理联席会议主席身份，领导了“索薪事件”：

民国十年（1921年）3月，教育部拖欠各校的经费三个半月了。学校领不到经费，老师们就拿不到薪水，于是，就罢教。那时的中央政府，真是寒酸。国家机关各部的工资，竟是靠借钱发下的！各地割据的军阀们，捞点钱就去置枪置炮，哪有谁上缴国家财政。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又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李大钊等教授们以退为进，发出《全体辞职请愿书》和《敬告国人书》，并随数百学生往新华门上访，终与总统府卫兵发生了肢体冲突。秀才遇上兵，肯定不是对手，所以，被殴伤多人。这一天是6月3日，故时称“六三事件”。

堂堂的中华民国政府并没以思想钳制和行政惩处为武器来收拾书生们，却不耻为原告，到法院起诉教职员代表冲击政府。不料李大钊等人毫不畏惧，反向检察厅提出控告，起诉总理靳云鹏与主持教育部工作的次长马邻翼，还捎带上了京师警察总监殷鸿寿（那时当国家的警察头子真够倒霉的），告他们“破坏教育”！

教书匠状告中央政府的官司，检察厅真就受理了！结果，政府托人调解，并派专人向教育界慰问，为受伤者报销医疗费，并筹款两百万银圆设教育准备金等。学界的要求一一落实，知识阶级大获全胜！

那时的知识界，被写为“智识界”。有智有识，理应比只有知识层次更高，可能后来的学人们在酷烈的政治迫害下渐渐丧了“智”，只靠一己之“知”谋生，故“智识”才沦为“知识”。恕我瞎掰。

你看，那时的“智识界”是何等的威风！北洋时代，“智识阶级”的整体地位真是不得了！李大钊的影响也真令人刮目！

章士钊回忆过：

守常一入北大，比于临淮治军，旌旗变色，自后凡全国趋向民主之一举一动，从五四说起，几天不为守常之马首是瞻？

老章又在掉书袋了。“临淮”说的是三国时代的名将鲁肃，他是临淮东城人，即现在安徽定远人，他以严于治军而名重当时。“旌旗变色”源自唐代“光弼入子仪军，号令一施，旌旗变色”的典故，即李光弼到郭子仪部队后，一下令，郭家军就幡然成了李家军。章士钊先后把李守常比作了古之名相和名将，足可见外表上有些冬烘的好好先生李守常，到了北大以后，已经在国内思想界有了足够的权威。

民国十三年（1924年）3月，北大举行二十五周年校庆活动时搞过一项民意测验，其中一个问题：“你心目中，国内或世界大人物是哪几位？”学生们选出了这几位：孙中山、黄兴、段祺瑞、陈独秀、胡适、蔡元培、梁启超、李大钊、章太炎。列位“大人物”中，李大钊资历最浅，却也得到学子们的拥戴，而且排名于革命元老、国学大师章太炎之前，甚是了得！九个人中，革命党领袖占两席，做学问的占去六席，而那些不可一世的军阀巨头，除一个段祺瑞外，其余统统不值一提！

认识一个人需要时间，认识一个寡言的伟人更需要足够的空间。

章士钊称与李大钊交谊“亘十有四年，从无间断，始终情同昆季”。在我读过的诸多赞颂李大钊的文字中，章氏的评价可能是最直言不讳，却也是最准确到位的，他说过：

守常乃一刚毅、木讷人也，其生平，才不如识，识不如德。

是的，论才华，他不比周氏兄弟、胡适、刘半农等人高；论见解，也未必比章士钊、陈独秀等人深刻。大钊先生是以自己近乎完美的道德力量赢得人们钦敬的——我觉得，章氏笔下的守常，是个更真实的李大钊。这就是彼时的李大钊。绝少服人的鲁迅肯奉小他许多岁的守常先生为“革命的前驱”，实可见李大钊的思想与胆识已经远远超出同侪之上。

只是，他走得太远了！

第三章失去的灰墙第八节

晚清以来，国运式微，自古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凡有良知者，莫不起而探求救国之道。无论康梁的“变法”，还是孙文的“革命”，概莫能外。

清廷既倒，民国已立，但国家依然动荡，列强仍旧强蛮。正在此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语）——民国六年（1917年）深秋成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俄国”，即简称“苏俄”的新政权，号称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农民当家做主的政权（时译“劳农政府”），这自然引起了中国先进的思想精英们的极大兴趣！民国八年（1919年）7月25日苏俄新政权发布的《告中国人民和南北政府宣言》（亦称“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宣称将无条件放弃沙俄时代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更使得半殖民地国度的先进国民们感激涕零！

谁不向往那个平等待我中华之庞大邻国？哪个爱国者不想看到强邻归还本属于我们的大片疆土的这一天？在中国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政权不正是从康有为到孙中山都梦寐以求的天大好事吗？于是乎，信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李大钊便率先响应了苏俄人的急切寻呼。

现在人们清楚了，列宁率领俄国革命党人建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尽管高举着的是国际主义的大旗，但首先还是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家园。他们的外交出发点和别国并无二致，也是首先要维护本国之利益。他们信誓旦旦的外交声明每每也只是权宜之计，弱时乞怜，强时逞凶，斯为天理，岂有例外？所以，说要归还的沙俄时代鲸吞我中华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也就一直没归还；那条横在我东北地区的中东铁路，也一直像剑一样搁在东三省的腹上，随时都可以割得我们血流如注。俄国的新当家人面临的大环境并不美妙——前门外有更为强大的西方国家的环峙，后院有狡猾的日本人的觊觎（日俄战争的惨败让他们一直对日本人心有余悸），更兼有大批沙俄时代的军人、贵族们（亦即所谓的“白俄”）逃到了远东的中国，这不全是隐患？他们实在无力两头应付，故把中国培养成苏俄的稳定后院便成为其远东外交政策的出发点。

于是，在击败反苏维埃新政权的众多“白匪”武装，打通与中国的通道之后，列宁想在远东建立下属共产党组织的模糊设想便清晰起来。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一书中披露过1920年的苏俄对华工作情况：

共产国际、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远东局和西伯利亚局、外交人民委员部、全俄中央合作总社……以及其他机构，分别派遣代表带着各自的任务去中国从事秘密工作。他们各行其是，没有统一计划。他们的任务不仅是建立与中国革命分子的联系，也包括变卖珠宝和进行政治侦察。……

这期间，有10多名俄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工作。他们担负的是非常秘密的任务：与中国的激进社会活动家建立定期联系，帮助他们组织共产主义倾向的团体。

于是，民国九年（1920年）4月，一位叫维经斯基（又译魏金斯基、威金斯基、乌金斯基）的俄国人从海参崴经哈尔滨来到北京。来华之前，他为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叫“吴廷康”。陪同者是其夫人和助手马迈耶夫夫妇以及一位山东平度籍的俄共（布）党员杨明斋。

是在北大当俄文讲师的俄国人柏烈伟（又作鲍立维）把来自海参崴的“生活报记者”吴廷康介绍给李大钊的。而柏烈伟正是经李大钊介绍来北大兼课的天津大学的俄籍教授。当年的北大有规定，凡兼职本校者，只能做讲师而不被聘教授，哪怕部里的小领导、正以笔名“鲁迅”成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周树人先生亦不例外。

李教授对“十月革命”的向往是人所共知的，他曾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和天安门前的北大集会上为俄国的“十月革命”欢呼过，并曾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还在他主持的《晨报》副刊上开辟过“马克思研究”专栏，他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文更被人目为中国第一篇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所以，俄国特使到红楼拜访他是顺理成章的。

前面已经说了，维经斯基不是造访红楼的第一个俄共特使，早在一年前，即有以哈尔滨俄侨身份的伯特曼来过了。

而且，在“吴廷康”到访之前，李大钊曾于1月份到天津租界的特一区（原俄租界）与柏烈伟会晤过。柏烈伟的公开身份是一位俄国的汉学家，其另一个身份则是俄共（布）远东分局海参崴分局的派遣人员，与维经斯基同出一门。不料，那次见面，被影响仅次于《大公报》的天津《益世报》披露出来，称“党人开会，图谋不轨”，所以李大钊只好匆匆返回京城。

现在，要说说李大钊加入共产国际的事了。他曾明确面告孙中山和国民党大佬们，自己是第三国际的共产党员。第三国际，也即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总部设在莫斯科。李大钊既是国际共产党员，又是中共党员，还是以个人身份加入的国民党党员，真正是跨党且跨国的多党籍党员。

那么，伯特曼、柏烈伟、维经斯基、越飞、马林、加拉罕，李大钊到底在哪一次与哪一位俄人接触之后加入了“国际”？是在中共“二大”召开之前，还是在这之后？——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秘密召开，维经斯基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参加，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即承认中共是“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李大钊究竟是“远方”一直单线联系的特殊党员，还是由党批准后转入“国际”的中国籍党员？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远东分局东方处下设“俄共华员局”，杨明斋应属该局所辖成员。那李大钊呢？如了解李大钊的这一鲜为人知的背景，其后来的所作所为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不过，这一切，从来没人给我们讲清楚。真的期待有良知的党史专家为澄清历史烟云而有所作为。

再回到“吴廷康”的登门造访。现在想来，李大钊介绍柏烈伟来北大，没过几个月，柏烈伟又介绍维经斯基给李大钊，这或许是一个事先谋划好了的路线图。

李大钊应客人要求，在自己的图书馆里为其操办了几个座谈会，把热衷于社会主义的弟子们都喊来，甚至把章士钊也请来了，让“吴先生”很是开心地介绍了苏维埃政权的先进理论和伟大实践。会上反响热烈，于是，奉命来华觅找合适的政治伙伴的俄共特使先生一激动，当场宣布：在座各位都是共产党员了！

维经斯基操之过急的宣布，暴露了俄共（布）对中国问题的焦虑。若不是当时在场的罗章龙的回忆文字，我们还真不知道当年俄人居然上演过这么一出小小的闹剧。

“吴廷康”冒失地宣布完了之后，想必座下一片愕然，继而哗然，尤其那位早就发誓终身不入政党的大名士章士钊。好在李大钊清醒，觉得不妥，便请客人南下，持他写的介绍信去上海，与更具资格的陈独秀先生会商建党事宜。

那时，陈独秀已经回到上海。

进入民国九年（1920年），陈独秀在北京已经待不下去了。他因与别人争妓一事被人揪住不放，蔡校长不得不提前进行人事改革，免了其学长的职。而陈氏主持的《每周评论》又早被政府查封，近期更传来政府又要缉捕他的消息。无奈，陈独秀只得暂时躲在安徽怀宁籍的同乡、理科教授王星拱家里，伺机南归——三年前，他本来就是从上海来北京为《新青年》募捐的，只因被蔡元培先生强留北大，才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毛泽东语）。

在全国政协编纂的《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一辑中，有当事人王星拱老先生写的回忆文章：

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因李大钊是乐亭人，讲的是北方话，衣着又朴素，很像生意人。……

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于是他们两人雇了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也装扮起来，头戴毡帽，身穿王星拱家里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发亮。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开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

两位转向革命的思想家，漫漫旅途，一路倾谈，直至陈独秀登上了南下上海的客船。不过，陈、李一路所谈，并无别人在场，内容也无纪录，后来却成了中共史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一段佳话的由来。

当年，李大钊的办公室，是个热闹非凡的去处。晚年寓居加拿大的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有一段详细的记载：

在北京，唯有李大钊先生一人，有可能联系各派社会主义人物，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运动。他的个性温和，善于与人交往，极具耐心而又没有门户之见。……

那时的北大图书馆设备还很简陋，地方不算宽敞，图书也不够齐备，但已甚具吸引力，常常挤满了人，其中以搜索新奇思想的“左”倾者占多数，少数的社会主义书刊往往借阅一空。休息室中，三五成群的青年高谈阔论，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常是他们的主要话题。图书馆主任室有两间房，一间是李先生的办公室，另一间是接待室。那间接待室是当时社会主义者和急进人物荟集之所，还有好几次举行过人数颇多的座谈会，辩论得很是认真。……一九二零年时，这间图书馆主任室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就这样的日益浓厚起来。

红楼里的李大钊，其实岁数并不大，不过三十岁刚出头，只比手下的毛泽东大四岁，比在校的大学生领袖张国焘也不过大八岁。他的思想裂变，他的政治能量，也正是在这红楼里发生和积攒起来的。六年的图书馆主任生涯，对一个而立之年的思想者来说，太重要了！

是年9月，李大钊发起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原始名称，非后来所称的“共产主义小组”）。据张国焘与张崧年的不同回忆，这是按已经在上海宣布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书记陈独秀的意思建成的，他俩分别在上海与陈独秀商谈过此事。党史专家均采信了两位张先生的说法，即“北李”是受“南陈”建议成立的北京组织，但专家们不肯采信1920年8月陈独秀已在上海建党一说。但如果我们知道李大钊一直与俄共（布）远东分局的特使们单独保持联系的事实之后，就不太相信这种既定的说法了——或许，每一步都是俄人安排好了的呢！

因为李大钊，古都的共产主义运动由学术研讨进入了组织实施阶段。

之前，陈独秀曾从上海来信，与李大钊商讨“组织”的名称，李大钊很明确地告诉他：根据共产国际的意思，“就叫共产党”。

一叶知秋。很显然，建党初期，李大钊比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拥有话语权——其实，说白了，他拥有的只是“翻译权”。

中共成立后不久，陈独秀与瞿秋白曾去苏联，路过北京。过后闻知此事的北大同事高一涵回忆说：

此行极端秘密，一切照料也都是李大钊同志计划安排的。

显然，李大钊与苏联人有直接的联系。

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1921年7月下旬在上海和嘉兴秘密召开的。按与会者代表的区域来说，这确是一次“大会”，但若按与会人数来讲，只能称其为“小会”——只十三个中国人和两个“远方”的同志聚在一起，通过了中共的纲领、组织架构与发展方向。十三人中，李大钊的北大弟子占了两个，即张国焘和刘仁静，张国焘甚至成为党的领导人之一！按马林先生的提议，代表们推举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是宣传主任，此三人组成了中共中央局。

两位最应该出席这次会议的导师“南陈北李”，却没有到会！

陈独秀在广东当他的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顾不上来开会，只派了个代表包惠僧到会。虽未亲临现场，但陈先生仍然被推举为党的一把手。

可是，李大钊呢？

第三章失去的灰墙第九节

上一年中共“一大”召开时，偌大的中华大地上只有五十几个党员。只凭维经斯基和马林两个特使通过陈独秀和李大钊动员起来的这么点人，且多是年轻的知识分子，要想建立全国政权，谈何容易！于是，民国十一年（1922年）夏，列宁派来了越飞（Abramovich Joffe），以使华全权代表的身份，来与中国政府商谈两国建交事宜——为了国家利益，他们已经不计较对手是反对“赤化”的“反动军阀政府”了。

民国十一年（1922年）8月23日，在上海出版的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上，刊发了一则来自北京的消息：

（北京讯）苏维埃俄国代表越飞君抵京以来，已引起各界之注意。本月十八日下午八时，北京大学蔡校长、李守常教授等十余人，设席东方饭店招待越氏。……首由李守常教授致词，略谓越飞君及俄代表团来华，意在与中国及中国国民建设友谊的关系。吾人代表中国智识界，得与负有真正责任之俄国代表诸君共聚一堂，深引为幸。

只有三十三岁的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已经位列德高望重的蔡元培之后，成为“中国智识界”的代表。众所周知，数月前，李教授曾做客洛阳的直鲁豫巡阅使署，与遥制北京政府的吴佩孚大帅会晤数日。在首都政学两界，他已经是任何人都不敢小觑的人物了。

没有人告诉我们李大钊曾与权力更大的越飞单独谈过什么。

接待过越飞之后，李大钊立即南下上海转至杭州，参加了只有七个人的中共高层会议（史称“中共杭州特别会议”）。会上，马林传达了“远方”要中共与国民党合作的方案。把两个不同性质的政党掺和在一起的政治设计激怒了中共领导集体，四位中央执委（常委）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异口同声地表示反对。做马林翻译的张太雷似无话语权，只是候补执委的李大钊一番苦劝后，领导同志们才勉强达成共识，即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国共合作。

随后，李大钊奉马林派遣到上海与孙中山相见，孙氏当时被叛将陈炯明的大炮轰出了广东，寓居在上海法租界莫里哀路（今香山路）上的一栋华侨赠送的小洋楼里，正郁闷着呢！用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的话说，就是：

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

“孙大炮”与“李铁嘴”的后人谈得非常投机。李大钊后来在狱中回忆说，两人“畅谈不倦，几乎忘食”。会谈以国民党总理孙文亲自主盟、中共创始人李大钊加入国民党而圆满结束。当时，年轻的李大钊曾如实向老一辈的党魁孙先生说明，自己已经是第三国际的党员。

急于得到苏联人支持的孙总理是这样回答李同志的：

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的党员，尽管加入本党帮助我。

回到北京后的李大钊，便开始毫无顾忌地为赤色俄国呐喊。

11月7日，除了苏俄人，没有几个中国人记得是个什么特别的日子，但李大钊记住了。在当天的《晨报》副刊上，他以“守常”为名，发表了纪念俄国红色暴动成功五周年的文章《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

在十月革命的火光里，诞生了劳农群众的国家和政府！这是全世界劳农群众的祖国、先驱、大本营！

文章结尾时，李教授竟底气十足地命令起本国政府：

我们有几句重要的话要外交当局仔细听着：

要即日无条件的承认劳农政府（指苏俄政府——笔者注）！

要即日无条件的开始中俄会议！

不许一味仰承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团的意旨来办理对俄外交！

不许沿用媚强欺弱的帝国主义式的无耻的外交手段来办理对俄外交！

我们要严重的监视外交当局的对俄外交！

然而，一介书生的训斥与监视，并没使得北洋政府放弃对外蒙古和中东铁路的力争，中苏两国政府的谈判因而一直没有实质性的突破。

同一天，李大钊还在北大三院举行的“苏俄十月革命纪念会”上演说，一反其反对暴力的观点，疾呼要以暴力的手段改变中国。他教导学生们：

十月革命有四大好处：一、无产阶级专政；二、剥夺压迫阶级的言论出版权；三、红军；四、恐怖主义。

李大钊已完全驶离了他原先设计的人生轨道。

在这一年岁末，通过对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南高加索的兼并，“苏维埃社会主义俄国”成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取代了“苏俄”。

民国十二年（1923年）岁首，李大钊介绍给孙中山的苏联全权代表越飞也出现在上海莫里哀路。六天之后，《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公开见报。

我读过的介绍“孙越宣言”的文字，都说其主要内容是孙中山自此确立了联俄政策，苏俄支持中国的统一和独立。但是自己读一遍宣言全文，才发现孙文的联俄是有很多前提条件的。宣言主要内容有四条，其第一条是：

（一）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菲（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菲（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

为什么我们的党史专家没有把它公开，想必有其原因。

然而，孙氏毕竟不是秉国者。于是，迫不及待的苏联政府又派来了列夫·米哈伊洛维奇·加拉罕（Leo Karakhan，又译喀拉罕），一个曾侨居哈尔滨后又回到俄罗斯的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即外交部代部长）。以如此重要人物来充任全权代表，后又任首位驻华大使，足可见“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对中国问题的极度重视。

加拉罕只受到了民间而非官方的欢迎。时任外交总长的顾维钧暮年回忆过：

外交部和政府其它部门都没有为他举行任何官方仪式。

在与中国代表团团长王正廷博士举行了长达九个月的艰苦谈判后，加拉罕终于入住东交民巷，取代了沙俄驻华公使，并接收了俄使馆旁边的前俄军兵营和中东铁路办事处等沙皇俄国时的领地，也就是日后李大钊等国共两党骨干存身的地方。之后，苏联政府又率先宣布，将驻华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弄得同一条巷子里的西方各国公使们好一阵尴尬，两年后各公使馆才纷纷升为大使馆。

顾维钧乃清末民初的职业外交家，在《顾维钧回忆录》中，有一段提到李大钊，是在中俄谈判紧要关头时，两个人有过极不愉快的接触（原文为一长段，为方便阅读，笔者分段排之）：

北京大学派了一个代表团来到外交部要求与我面谈。我记得代表团的团长是李大钊。他是那个由大约八至十名北京大学的教授和学生组成的代表团的发言人。他的主要观点是，王正廷博士与加拉罕先生所达成的协议草案是中国外交史上最好的协议。他想了解政府予以否决而不批准的原因所在。

向他们讲明政府何以反对这一协议并不困难，于是我便向他们解释了协议草案中的各点，并着重指出，外蒙问题是中国对该地区的主权和中国领土完整问题，不容随意侵犯。在谈判中，王博士无权将过去俄国与中国或任何其他方面所签署的有关外蒙的条约排除在外而不置于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列，从而默认外蒙不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李大钊教授的回答使我极为震惊，他说：即使把外蒙置于苏俄的支配和统治之下，那里的人民也有可能生活得更好。他讲话时非常激动，以致使我觉得他已失去了辨别是非的理智。

因此我便对他说，他当然可以发表或坚持个人的见解，但是我，作为中华民国的外交总长，有责任设法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使之免遭任何外国势力的侵犯。

由于考虑到李大钊教授的意见与我的见解完全相反，我便告诉他，鉴于我们的观点截然不同，我没有必要就此问题与他讨论。于是我说了句“请原谅”，便起身告退了。

顾外长比李教授年长一岁，算是同龄人，他自幼赴美留学并获法学博士学位。同样的年纪，同样有海外求学的经历，却在国家利益的大是大非面前有如此之大的分歧！

第三章失去的灰墙第十节

因李大钊及中共组织的存在，北方的罢工事件空前多了起来，其中最著名的即民国十二年（1923年）京汉铁路全线的“二七大罢工”。李大钊为首的共产党北方区委领导的这次罢工，以共产党员林祥谦和施洋二人被吴佩孚下令处决而终止，为此，李大钊与当年最要好的同学白坚武不复往来。当年“北洋三杰”之一的白坚武弃笔从戎后，一直在直军将领幕府，时任吴佩孚的直鲁豫巡阅使署政务处长。李大钊和苏联人与吴佩孚建立联系，靠的正是白氏的引荐。苏联人在外蒙和中东铁路的祸心终被白同学和吴大帅看清，喋血的“二七”大罢工更加深了吴氏对苏联人及其代理人的憎恨。苏联人通过李大钊开展的“联吴”工作，至此彻底失败。

苏联人自此专心“联孙”，为此，派来了前驻柏林的共产国际特使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Mikhail Markovich Borodin）。

鲍罗廷抵华后，先在北京与李大钊接头，由李介绍南下广州见到孙中山，被孙聘为国民党首席政治顾问。是年，李大钊一年之内，四赴上海，两下广州，风尘仆仆，着实奔忙！在广州，他第一次参加了本党的代表大会，即中共“三大”，这也是首次由“地下”转入阳光下召开的中共党代会；还是在广州，他被孙中山指定以主席团五位成员之一的身份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待了整整两个月后，他才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早春回到北京。不知离开京城这么长时间，他的本职工作是如何安顿好的，因为他不仅在北大教学，还在北京若干所高校兼课。

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李大钊，似乎专心于党务工作了。很快，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天津市党部和直隶省党部都成立起来。

然而，因张国焘的被捕，一纸通缉令终使李大钊不得不放下所有的工作，迅速逃离北京，隐匿于家乡附近的昌黎五峰山。

6月9日，直系政府内务部向全国各省长、都统、镇守使、护军使发出通缉令，即所谓“海捕”：

查李大钊充膺北京大学教员，风范所关，宜如何束身自爱，乃竟提倡共产主义，意图紊乱国宪，殊属胆玩不法。除张国焘等先行呈明大总统分别依法判决外，其逸犯李大钊等相应咨行贵部查照，转令严速查拿，务获归案讯办，以维治安，而遏乱萌。

原来，是张国焘供出了“国民党内共产派”的“北方首领李大钊”。李大钊不知得何人报警，竟于被抓捕的当日，即带上儿子李葆华化装出逃。

避难的日子里，妻子曾捎信让他托白坚武通融政府解除通缉令，被他拒绝了。未过几天，他接到中共中央通知，以中共首席代表的身份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于是，他化装成生意人的模样冒险返回北京，与其他几位代表见面后，分头乘火车前往哈尔滨，复经满洲里，在族兄家小住数日，便乘三驾马车于深夜偷越国境。这一去，就在“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祖国”待了五个月，直到受苏联人暗中支持的冯玉祥成功倒戈，直系政府被冯氏、奉张和段祺瑞三方合作的新政府取代之后，有关他的“海捕令”自然失效，他才敢返回国内，成为苏联人与冯玉祥之间最重要的使者。

但没过几年，冯、奉反目成仇，国民军与奉军在直隶爆发战争。为力挺“赤化”了的国民军，“反奉”就成了李大钊的主要工作。

民国十四年（1925年）10月底，李大钊任书记的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和共青团北方区委联合发表《致中国国民党党员书》，呼吁友党同志们“帮助国民军促成反奉各派武力的大联合”：

现在的策略，必须促成打倒奉系军阀的胜利，以至最后完全消灭奉系军阀。

他越来越深地介入了军阀的内战之中。

是年11月下旬，奉军前线将领郭松龄与冯玉祥密谋于天津后，突然回师讨奉，自命为“东北国民军”。其誓师的地点，竟又是当年李大钊恩师发动反清起义的滦州火车站！郭氏叛乱的背后，就有模糊不清的李大钊和苏联武官的身影。

正在郭氏的倒戈战争进展顺利之际，李大钊等人在北京发动大学生们掀起一场以推翻段祺瑞政府为目的的“首都革命”。学生与部分工人编排成队，包围了执政府与段祺瑞住宅，准备将段执政抓出来公审。政府的一再忍让更激发了民众领袖和学生们反政府的斗志，也为日后以更加激烈的手段冲击政府埋下了可怕的伏笔。李大钊领导的这场未遂的平民政变，以国民军拒绝响应而失败。愤怒无处发泄的大学生们一气儿捣毁了三位政府高官的私宅——李大钊的恩人与好友、时任教育部总长的章士钊的家，京师警察总监朱深和财政部总长李思浩的家，也都成了学生们发泄爱国义愤的地方。

“首都革命”流产之后不久，郭松龄的倒奉战争也以他与妻子双双被俘并遭处决而告终结。时已1926年1月。民众领袖们在京发起了“反日讨张联盟”，在中央公园社稷坛为郭氏举行了追悼大会，李教授亲自登台演讲，痛斥奉张，痛悼郭氏。

李大钊的越来越激烈的亲苏反奉言行，传到张作霖那儿，无疑都被捻成了一根越来越粗的绳子，两年后，正是这根绳索勒死了他。

紧接着，“大沽口事件”传回京城。李大钊等人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国民运动”。在家中，在北大，在苏联大使馆的某个房间里，在国民军的某位将领的办公室中，他密集约谈，频繁奔波，真正成了章士钊所说的“发踪指示”的幕后指挥者。对了，那时，他已经和在段祺瑞执政府任秘书长的章士钊断了往来，但与其夫人吴弱男女士继续保持着良好的友谊。

载入史册的1926年3月18日那天，李大钊公开露面了。不过，形象颇为不佳。

当天上午10时在天安门前举行的“北京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上，李大钊并没露面。在大会上讲话的是国民党北方负责人徐谦、顾孟余等。中午，游行队伍与执政府卫队对峙时，也没人注意李先生的到来。卫队开枪后，游行示威者轰然而散，有一位五十多岁的亡命者躲到了执政府大门对面的大影壁后，此影壁东西两边，各有执政府卫队旅的一座马号。无意中，这位老先生看到了李大钊：

……我窜入西马号时，见李大钊亦在彼处，状极狼狈。李先我而出马号，其时枪声稠密，李如竟向前奔，亦极危险。

还有人写道，像许多急于逃命的人一样，李大钊的“鞋、帽、眼镜都失落了”，脸上、手上都沾有血污。这位著名的民众领袖只能像其他亡命者一样，光着脚顺着大街往南逃去。

然而，197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传》里的描写，与这位亲历者见到的完全不一样，其绘声绘色的文字称：

大钊同志在请愿队伍从天安门出发的时候，亲自打起一面大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流血惨剧发生，国民党的徐谦等人即跳墙而走。大钊同志虽然头部和双手都负了伤，并曾一度被捕，只因回答机警才得脱险；但却仍旧从容不迫，镇静地指挥和掩护群众退却。

我读过的“三·一八”当事者的原始回忆文章，没有找到类似的记录，不知“权威”们典自何出。倒是李大钊手下的中共北京市委常委赵世炎等人做过这样的事：在赶回苏联使馆后，赵世炎向李大钊汇报说，枪响后，他越墙而出，巧遇萧子暲（即萧三，萧子昇之弟）、刘伯庄同志，“我们把党、团员组织起来，并联络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编成救护小组，分别把负伤的群众送往附近医院”。把手下人干的好事“上调”到领导头上，如同“文化大革命”时把朱德的扁担“下放”到林彪肩上，荒诞，但却真实。“历史为政治服务”体制下的“历史”往往会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

“三·一八”第二天，李大钊就和徐谦、顾孟余等人遭到执政府通缉。他们不得不关闭了在翠花胡同里的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都退缩到苏联使馆的旧兵营里藏身。徐谦本来就是冯玉祥政变后应邀到北京主持庚款委员会的人。奉张攻入北京之前，徐、顾等人藏在苏联使馆的小卧车里，平安转移至京城西北郊的国民军防地，后又退至苏联境内，辗转海参崴南下广东。而李大钊则留守在东交民巷，并陆续将若干国共两党北方区的骨干人员安排入内。

按国际惯例，使馆区是外国人的领地，未经许可，驻在国的国民不得入内，尤其是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中国人不得携武器擅入使馆区，失意的军人若进入其间避难，无论是栖身哪家使馆，还是入住六国饭店或医院，必须解除武装。洋人们深恐战火殃及到他们身上。所以，东交民巷就成了北京的落难巨子们的避风港，一有风云变幻，他们就会跑来避祸。清末，变法失败了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去过；民国以后，前来请袁世凯南下当大总统的蔡元培等南方代表们被乱兵吓得去过，遭直系军阀威逼的黎元洪去过，被冯玉祥的国民军追捕的段祺瑞去过，被冯的大兵轰出皇宫的逊帝溥仪去过，被段祺瑞统帅的各路大军讨伐的复辟祸首“辫帅”张勋也去过，甚至连周树人这样的在政界没有身份的小官吏也在那里避过祸。只要进入了东交民巷，性命就保住了。

我读过旧的东交民巷使馆图，约略明白了当时的布局：败于八国联军的清国政府，不得不同意每个驻华使馆都附带拥有一座占地面积更大的兵营，以保护该国的外交使节和侨民。俄国使馆和兵营的地盘最大，位置也好，就在胡同西口，与美国使馆及兵营斜对门儿。

对苏联人和李大钊等“党人”来说，不幸的是，由于苏俄政府已经宣布废除沙俄时代在华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当然应该包括《辛丑条约》，所以新政权的俄国大使等于自动退出了外交使团（亦称公使团），而其使馆也就成了孤悬外交使团保护之外的危境之馆。这个明摆着的道理，当年的苏联人与受他们庇护的中国人居然都没去想！

李大钊在苏联使馆栖身一年，工作很有成绩，发展的国共党员人数成倍增长就是佐证。据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的《李大钊传》介绍：仅北京一地，自“三·一八”至翌年2月，整整一年之内，国民党员由两千两百多人增至四千三百多人，共产党员由三百余人增至一千人以上！

北大同事梁漱溟曾去看望过老友，只见来人满屋，大都是青年求见者，他连话也说不上就走了，一切如李大钊在北大时一样。

那时，因为又成了政府的通缉犯，李大钊已经不是北大的教员了，每月一百五十元的薪水没有了。他在看守所告诉过审讯者：现在按月收到的一百五十元，是“中央党部”发给他的。

段祺瑞通缉李大钊等“过激党领袖”，并非只为他们酿成喋血的“三·一八”。血案翌日发布的《临时执政令》上写得很清楚，是“近年以来”李大钊等“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只是，李大钊不知所终，执政府才无可奈何。

段祺瑞走了，张作霖来了。皖系、直系，都已没“戏”，南方的“党军”攻得正起劲，北洋各系只有合力拥戴尚有三十五万大兵的“奉张”，才能力保江山不失。于是，民国十五年（1926年）末的张作霖，就被张宗昌、孙传芳等北洋将领们推举为中华民国安国军总司令。

安国军政府成立后，立马公布了治安条例，其中有一条规定，读来触目惊心：

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处死刑。

举国公认的“宣传赤化、主张共产”的李大钊教授，注定已在劫难逃。

传统的说法是，奉张政府通过长时间的跟踪，发现了被上一届政府通缉而一直未落网的李大钊的藏身之处。于是，在帝国主义驻华使馆的支持下，强行闯入苏联使馆，抓到了李大钊，并在“南方某要人”即蒋介石的建议下，悍然杀害了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张作霖因杀害了李大钊，而使他后来的惨死在共和国史籍上变得活该倒霉。

不过，越来越多的史料在证明着另一种事实，即北京政府出兵苏俄使馆并不专为逮捕这位“过激党”的首领。应该从更大背景上看待这一近代史上的严重事件。

那位曾在上海滩办英文报纸的鲍威尔先生，晚年是这样回忆这一事件的：

1927年4月6日，在北京东交民巷外交使团的卫兵们的协助下，张作霖的警察突然搜查了苏联驻华使馆。……

对苏联使馆的突袭，曾搜出了大量宣传共产主义的书刊和文件，还逮捕了几十名在使馆中的俄国人和中国人。消息传出后，苏联政府立即抗议这种搜查是“空前未有的、公然践踏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暴行”。张大帅对此不理不睬，相反，还将从苏联使馆中搜来的文件一一影印，分送给新闻界和其它使领馆，藉此证明苏联人准备“赤化”中国的阴谋。公布的文件还表明，苏联使馆的官员也卷入了这一阴谋。

这样一来，事情变得相当棘手，因为根据1924年的北京协议，苏联政府表示不在中国传播共产主义思想，而这些文件却表明他们违反了协议。事情的结果是苏联召回了驻华使馆的代办（首任驻华大使加拉罕已经于年前被驱逐回国——笔者注），而中国方面则通过草草的军事审判，把被捕的共产党领导人枪毙了事。

读了这段文字以后，我才悟出，以前听惯了的说法，完全是站在苏联人立场上的讲述。如果挪开一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

作为中国东北地区的最高领导人，张作霖对有着漫长边界的“老毛子”（对俄罗斯人的俗称）的警惕与憎恨是可想而知的，况且，贯穿东北腹地的那条由俄国人控制的“中东铁路”一直像导火线一样在中国人身边滋滋冒着战争的青烟。担任了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首脑后，张作霖对强悍邻国的真正心思也许看得比其他人更透彻。苏联人染指中国内政并一直图谋颠覆中国政府已是不争的事实：外蒙古已经被他们的红军强行侵占，南方的国共合作局面是他们一手促成并一直操纵的，北伐军的节节推进也正是他们的军事顾问团和巨额卢布在起作用。最令张作霖不能容忍的是，深受其信任的部将郭松龄起兵叛乱，其背后正有苏联人和李大钊的影子！

近年才公开的俄文史料证实，20世纪20年代，苏联人曾为国共两党和北方的冯玉祥提供过上亿元卢布的支持，其用意只有一个：推翻中国现政府，另起炉灶，建立一个符合苏维埃国家利益的中国政权。

长期生活在老毛子的阴影里的张作霖知道，沙俄就是沙俄，不管他们打什么旗号换什么国体，在远东攫取他们自己的利益，才是其真正的目标。正因此，奉军与直鲁联军结成的安国军主政北京以后，中俄关系便必然地紧张起来，而被认定为“俄奸”的国人自然在劫难逃了——

民国十五年（1926年）7月31日，安国军政府外交部要求苏联政府撤回加拉罕。十日后，这位首任驻华大使不得不离京经沪返俄。

紧接着，8月2日，军政府下令通缉在南方任国民党政治顾问的鲍罗廷。

至民国十六年（1927年）春，北京政府与苏联的关系已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3月1日，安国军副总司令兼第二方面军军团长张宗昌下令扣押了在南京浦口的一艘驶往海参崴的苏联商船“巴米亚列宁那号”，因为在那艘大船上，藏有中国政府通缉犯鲍罗廷的妻子及其随行人员。过了五天，苏联驻华使馆才为中方羁押俄船及人员一事向我外交部提出抗议，称此举系对苏联的侮辱。其后几天，又连续三次抗议。而外交部则于17日做出强硬答复：所扣苏船，实有查办之必要。

马上轮到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抗议了——3月19日，中国驻俄代办向苏外交部提出抗议，抗议苏联政府将我外蒙古地区划入了他们的版图。

3月27日，张作霖公布了与南方政权妥协的先决条件。他在回答日本记者提问时表示：倘蒋介石能驱逐南军中之俄人，南北不难妥协。

4月4日，东交民巷里举行过两个紧急会议，一为各国使馆卫队长的磋商会，决议加强守卫使馆界，以防近期京城内可能发生的暴动；一为荷兰驻华公使兼外交使团首席公使欧登科召集的十二国公使会，欧登科称，中国方面已经正式行文通报，使馆界内有大批共产党人躲避于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和庚子赔款委员会等地，煽动学生等阴谋暴动，请准予搜查，云云。上述各地，均为苏联使馆属地，邻近的日本国使馆卫兵和法国医院的夜班值守，都曾感觉到苏联使馆一年来的异样骚动——总是有人频繁进出，常在半夜喧哗不止。深恐苏维埃制度带来世界性灾难的各国公使们，一致认为苏俄人既已自动放弃《辛丑条约》的保护，所以众公使便顺利通过了允许中方军警进入使馆区搜查的决议。

4月6日上午10时，奉系警界元老、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将军率侦缉处处长吴郁文、侦缉队队长雷恒成等警察、便衣侦探，会同安国军宪兵三百余人，抵达东交民巷。陈总监向外交使团首席公使欧登科提交了公文。欧登科签字后，使馆卫兵放中国警宪进入东交民巷。

另有消息称，安国军总司令部外交处处长吴晋上校与宪兵司令部的人，业已抵达荷兰使馆，就近协调与观察搜查行动。

也就是说，中方武装人员进入使馆区，是履行了法律程序的，而且，申请搜查的目标并非各国使馆，而只是苏联使馆附属的几处地方。

自1901年9月《辛丑各国和约》（即《辛丑条约》）签订以来，二十六年没有中国人持枪进入东交民巷。

然而，直到军警们封锁了东交民巷东、西、北三个出口时，距西口不远的苏联大使馆仍一无所知。

而且，中国外交部也一无所知！张作霖绕开了由顾维钧等职业外交官组成的政府部门，直接调动军方出面行动了。

若干年以后，定居美国的顾氏犹忿然地说：

他们之所以没有通知外交部，是因为他们深知外交部不会同意。他们也知道，这件事一定会使外交部为难。

我的确是会反对这种行动的，在致苏俄使馆的照会中，我申明外交部事先不知道此事。在我任职期间，我尽力使中国政府给人以井井有条的印象，尊重法律和惯例，可是军阀们的行为使我的愿望难以实现。

经常不按既定规则出牌却每每出奇制胜的张作霖，又打赢了这一局——几个小时之后，从苏联使馆武官室和旧兵营里查获的颠覆中国政府的文件、宣传品和枪械等物品装了整整七辆卡车，其武官室被军警查封并继续占领，藏匿于旧兵营的李大钊等众多党人悉数落网。

第三章失去的灰墙第十一节

民国十六年（1927年）4月7日，北京各大报均刊发了一条爆炸性新闻，其中尤以李大钊担任过副刊主编的《晨报》披露得详尽（为方便阅读，笔者另分段落）：

昨日军警包围搜查共产党大本营

昨日东交民巷内发生极重大事件，为《辛丑条约》设定保卫界以来，空前未有之事。

昨晨十时半东交民巷东西北各路口，停留多数洋车及便服行路者之徘徊观望，过者早知有异。迨十一时，有制服警察一大队约一百五十名，宪兵一队亦有一百名，均全副武装，自警察厅分路直趋东交民巷，首先把守各路口，余皆集中包围俄国大使馆旁邻之中东铁路办公处、俄款委员会、远东银行。所有便衣侦探，一律胸系红线为记。

搜查队上到三处门口时，即严守大门，大部即时全体入内搜索。时在内者突见有许多军警趋入，闻有人向空中放手枪数响，意似报警，令人逃走。唯当时军警一入室内，便又分头搜检致无脱逃余地。当经逐房查索，逮捕之中俄两国人有八十名之多。被捕者皆一一捆缚，编成号数，先后用汽车送往警厅，交由司法处审讯。

当时事出仓猝，欲逃无路，闻有藏身于烟囱者，亦有匿于厕所者，然无不被发见，足知搜索何等严厉矣。

至被捕者之人数，报告不一，其较可信者，则俄人十四五名，华人四十五六名（中有仆役等）。

上海发行量最大的《申报》，对被捕者的情况有进一步报道：

华人之中，其属远东银行雇员者，昨今两日已开释十余名，现在羁押中者，华俄人共有六十余名。唯其中有为共产党机关之仆役、厨房等约二十余人，故实际上所捕之共产党员只有三十五名左右（俄人在外）。知名者只有李大钊、路友于二人。

闻李大钊受审问时，直认真姓名，并不隐讳，态度甚从容，毫不惊慌。彼自述其信仰共产主义之由来，及该党之工作，但否认最近于北方有何密谋而已。……

昨日除捕人外，尚搜得各种物件甚多，闻运至警厅竟费数辆汽车之多。物件之中，有步枪三十余支、手枪十余支、手提机关枪二架。国民党特别市党部名册确被搜去，共产党临时执行委员会名册、共产党北京市党部党员名册、共产党政治委员会名册等，又共产党临时招待委员会方印一颗，及共产党各机关印信数颗。此外如宣传品及关于共产党书籍等，不计其数。……

国民党的《国民日报》更是惊呼连连！除案发当天即报道“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李大钊今日在俄使馆被捕”的“当日讯”后，第二天下午又登出后续报道：

截至本日下午二时止，被捕者俄人十六名，华人三十二名，内有女子四名。

四位女性被捕者，我们已经知道了，即与李大钊一起住在俄旧兵营30号房间的妻子赵纫兰和两个女儿李星华、李炎华，另一位是北大毕业生、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妇女部部长张挹兰女士，二十二天之后，她和导师一起被推上了绞刑架，李氏妻女则被释放回家。

还在这一天，下午，即中国军警撤离东交民巷之后，气急败坏的苏联驻华代办齐尔内赫亲自跑到外交部去抗议，却不料本日虽是礼拜三，却是中国的清明节，顾总长等领导人均放假了。代办先生遂径往京师警察厅，要求立即释放被捕之苏方人员。遭到拒绝后，他只得悻悻而归。

深夜，外交总长顾维钧奉命向苏联政府提出抗议，抗议俄使馆违反国际公法和中俄协定，容留共产党人阴谋暴乱。

4月7日，事态进一步升级。齐尔内赫代表本国正式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因搜查者已经闯入苏联使馆办公区内的武官室，故欧登科也因中国军警超出约定范围搜查而以公使团名义向外交部提出抗议。不过，明眼人都看出，后者的抗议更像是走过场。

4月8日，天津军警进入天津法租界内，强行搜查了一家俄国人开的商店。七年前，李大钊等“党人开会，图谋不轨”被曝光事件，即发生在天津租界内，政府认定此店为苏共在津门的一处秘密据点。

4月9日，在遥远的莫斯科，苏联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代部长）齐契林召见中国驻俄代办郑延禧，“严重抗议”中国政府搜查本国使馆的违犯国际法的行为，要求中方“立即撤出”被占的使馆武官室、交还从武官室搜去的所有文件、释放被捕之俄使馆人员。最后，这位外长忿忿地称：此事乃帝国主义者之教唆，借以诬蔑苏联，北京政府已成帝国主义之工具，云云。

可怜的郑代办根本不知道本国发生了这么一出严重的涉外事件，只得含混其辞地支吾了几句，退回使馆内，再拍电报询问北京。

4月16日，已得国内指令的郑延禧前往苏联外交部，正式拒绝了苏联政府的“四九”抗议，谓：使馆内不能容许组织、助长所驻国的内乱机关，俟将搜出的宣传共产之文件翻译完后，再提严重抗议。他提交的中国外交部的照会，是对俄人两次抗议的正式答复：

此次中国军警搜查俄旧兵营，系因乱党在内组织机关，图谋推翻政府，扰乱治安。此实违反国际公法和《中俄协定》，不得已乃根据国家自卫之发动而实行搜查。

搜查结果，获得重要乱党及党员起事时所用旗帜、钤印、名单及各种证据文件，其它多数军械及各种机关枪子弹，及私与乱党通谋之证据文件等。此皆在苏俄大使馆管辖下或有密切关系各机关内所得。……

4月19日，北京外交部将整理出来的有关苏联使馆颠覆中国政府的证据编纂成《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册子，提供给了中外各报馆和公使团。

同日，齐尔内赫率馆员黯然回国。至国民党建都南京之前，中苏两国关系名存实亡。

安国军政府的目的达到了。让苏联人“推翻驻在国政府”的阴谋破产，同时摧毁了存身于他们保护下的南方革命党在北方的总堡垒。

窃以为，这才是“四六”事件的真正原委。

被捕前的李大钊并非高枕无忧，他已经从自己的交通员阎某的突然失踪上，从应聘而来的伙夫的可疑面目上，从突然收到一封问候他的未署名的纸条上，嗅到了空气中弥漫着越来越不祥的气息。

他所不知道的是，他的学生、前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现市委宣传部部长李渤海，已经在警察厅里被迫供出了他的所在；那个经验老到的侦缉队队长雷恒成也在西交民巷的邮电局——即我看到的那个小邮局——的例行抽查中，发现了越来越多的苏俄使馆收和发的奇怪信函，政府方面已经确认李大钊等党人正藏身于苏联使馆！

为防止不虞，李大钊开始亲手焚烧文件。跟他同日入监的大女儿李星华回忆说：

我们住的那座院落后面，有一个僻静的小院子。父亲和他的同志们在那里生起一个小火炉，一叠叠的文件被父亲扔进熊熊的炉火中。

李大钊已经感觉到了危险的逼近！他甚至从苏联人那儿领来了一把防身用的精致的勃郎宁手枪。

然而，手枪并没派上用场，李大钊被捕的那一刻，尽管一直握着那支手枪，却并没扣过一下扳机。

与父母同住在一起的李星华回忆过那个惊心动魂的时刻：

……就听见一声尖锐的枪声，接着就听见庚子赔款委员会那边发出一阵纷乱的喊叫，接着又听见有许多人从那堵矮小的花墙上跳到我们的院子里来。

什么？爹！我瞪着两只受惊的眼睛问父亲。

没有什么，不要怕。星儿，跟我到外面去看看吧。他不慌不忙地从抽屉里取出那支闪亮的小手枪，就向院里走。我们刚走出房门，就看见许多赤手空拳的青年像一群受惊的小鸟似的东奔西撞，找不到适当的去处。刚才就是他们从墙上跳过来的。我紧随父亲身后，走出这座一时充满恐怖的院子，找到一间僻静的小屋，进去后暂时安静下来。

父亲坐在椅子上，一句话也没说，神情非常冷静，手里握着那唯一的武器。看样子，假如可能抵抗，他一定要抵抗一下的。我也有些胆壮起来。

一会儿，外面传来一阵沉重的皮鞋声，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我没有吭气，只用恐怖的眼光瞅了瞅父亲。听声音，来的人不在少数，而且已经把这间小屋团团围住。

不要放走一个！粗暴的吼声在窗外响起来，喊声未落，穿着灰制服和长筒皮靴的宪兵们、穿便衣的侦探和穿黑制服的警察就蜂拥而入，一瞬间挤满了这间小屋子。他们像一群魔鬼似的，把我们包围起来，十几只黑洞洞的枪口对着父亲和我。一个坏蛋立刻冲到跟前，把父亲的手枪夺过去了。

……残暴的匪徒们把父亲绑起来，簇拥着走了。

二十五年之后的1952年10月20日，被上海公安局抓获的“赵志安”终于交代自己正是当年的侦缉队队长雷恒成，正是上前把李大钊的小手枪“下”了的那个“坏蛋”。手枪到手以后，他爱不释手，擅自留用了。雷氏招供后的第五十八天，此“历史反革命分子”即以“为李大钊等烈士复仇”的名义，被判处死刑并被“立即执行”了。

雷恒成被处死的数年后，与李大钊案相关的前北洋人士，虽已年迈并各用化名隐匿于京沪坊间，均遭到了最严厉的惩处。原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处长吴郁文，因李大钊案晋升为陆军中将，后脱离军界，隐居北京鼓楼后的一座大杂院儿里，1951年6月20日，他被追踪而来的北京市公安局抓获并判处死刑，未待执行即于1953年5月17日瘐死狱中。原京师警察厅厅长陈兴亚，化名定居上海，1950年“镇反”时被人举报入狱，1959年瘐死。需要说明的是，当年，陈某人虽是李大钊被捕的最高执行者，却也是在张作霖面前“主张宽大主义”的一位。原京师警察厅司法处处长蒲志中迫于压力向北京市公安局投案自首，下场不详。负责审判李大钊的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审判员）王振南在上海被捕并枪决。那位当年的共产党北京要员李渤海，成为本党叛徒后，竟被张学良所赏识，调为身边人，后竟成了鼓动“少不更事”（蒋介石语）的“少帅”悍然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要策士黎天才！1949年后，他在上海被追捕入狱，因“曾做过有益于人民的事”，被上海高等法院从轻判处无期徒刑，1961年瘐死牢中。

在历史的祭坛上，底层执行者总是第一道牺牲品。

北京市文物管理局文物处处长王鸿年先生告诉我：他们已经准备在原苏俄大使馆内立一块“李大钊烈士被俘地”铭牌，当作“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只是，“立了也白立，因为现在那里是最高法院的大院儿，外人是不可能进去的”。

第三章失去的灰墙第十二节

对现今的人们来说，李大钊是个遥远的存在，遥远得已经不太真实了。

照片上的李大钊，平顶，圆脸，一副敦厚长者模样，而最明显的是他唇上的那一抹浓密的胡子。长时间以来我有一种错觉，认为这位中共的主要创建者是一位年岁不小的长者。

是胡子连累了他。

李大钊是不讲究穿戴的，但他对自己的胡须倒是很在意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而清末民初，男子蓄胡还是有身份的人的一种时尚。不信你看，从北方的大总统袁世凯，到他之后的北洋大帅、将军们，大都是威风凛凛一把胡子；而南方的革命党首领孙中山、黄兴、廖仲恺等人，也无不是这般留胡节不辱的尊容。学者们也多以蓄胡为美，鲁迅就曾在回国返乡时被绍兴老乡错认成日本人，只因他鼻子下面有一抹如同隶书“一”的黑胡髭。也许古戏文里的白面书生让人看腻了？彼时有条件留须的军、政、商、学各界男子，多以拂髯捻须为美。胡子成了民国初年有身份者的“身份证”。

我读过许多张李大钊的照片，从不同时代的留影来看，他留胡子的历史竟近生命的一半之久！早在北洋法政学堂时，他就开始留须，那时，他不过才二十岁上下，照片上的同学们没有一个像他这般模样。倒是在日本时的一张照片上，他的脸上没了胡须，脸庞如同常人一般清爽，不知是在异国时他的审美观发生了变化，还是屈从于严格的日本国的教育制度不得不剃去？回国后的照片，他都是一把大胡子的傲岸形象，无论是与《宪法公言》同人们还是与“少年中国学会”同志们的合影，总是他一个人留着标新立异的胡子，让人一眼就能从众人中认出他来。

在没有电视与大量报刊的时代，剪掉胡子甚至可能剪掉一个政治人物的厄运。

此有二例。

革命党首领黄兴在上海租界内从事秘密活动时，因书呆子气的章士钊的不慎而遭逮捕，恰巧事发前他刚刚剃光了自己标志性的八字胡。会审时，尽管洋法官觉得面前的嫌疑犯有些像清政府通缉照片上的要犯黄兴，但他一口咬定自己就是被误捕的同乡官吏的李姓随员。洋人本来就分不太清中国人的模样，见下巴光光的“李某”一喊冤，便稀里糊涂地把人放走。黄兴因之逃过一劫。

还有那位在北洋时代已沦为落伍者的“南海圣人”康有为，在张勋复辟失败后，为潜逃出京，也不得不剃光了胡子。为此，报章将其狠狠羞辱了一通。

但李大钊没有改变外在形象。有资料说，民国十六年（1927年）的4月6日那天，侦缉队队长雷恒成率人冲进前俄军兵营时，一下子就从这傲然不驯的大胡子上认出了李大钊。确是胡子连累了他！

越来越多的材料显示，李大钊是有可能幸免于难的。

最早是他称之为“弱男吾友”的章士钊夫人吴弱男劝他马上离开北京的。那还是他搬进苏联使馆三个月的时候，吴女士借为儿子办理签证事进入苏联使馆，找到李大钊，劝他马上去苏联，之前可以化装离开东交民巷到她家躲藏。不过，章士钊对夫人预言过，以他对守常的了解，他是不会走的。果然，李大钊对吴弱男说，自己尚有工作，走不开。

中共天津地区负责人王德周回忆说，当时，他曾劝李大钊带北方区党部撤离苏联使馆。李大钊的回答是：

不要太胆小了。中国军阀看帝国主义，那是无上的，东交民巷，不容许中国武装入内，是载在条约上的，哪能例外呢？他们对我们是没有办法的。

被捕前两天，那位名士朋友杨度通过章士钊再托吴弱男转告他：张作霖已派人与外国使团打好招呼，近日将入馆搜捕！

李大钊还是没在苏联人的掩护下出走。两天之后，他成了奉张的囚徒。

直系失败后离开政坛在天津做寓公的白坚武，从朋友处听说李大钊因大意而被捕的消息，叹曰：

闻被捕之先一日，杨度君曾密告之，而守常殊大意，未及避去，以故遇难。

从进入苏联使馆，到他被逮捕，李大钊一家在东交民巷的旧兵营里住了一年多。

被关进京师警察厅看守所后，他平心静气地写下《狱中自述》，其中也如实记下未能离京的原因：

钊所以仍留居北京者，实因不得稳妥出京之道路，否则久已南行。此时南方建设多端，在在需人！

不过，我总以为，李大钊先生是能够平安离京的。他既是个富有热情的理想主义者，也是个谨慎处世的文弱书生。想当年，无论是张勋复辟还是陈独秀被捕，都与他无直接关系，但他却闻风而逃，避祸远逸，直待事态平息后方才返回京城。如今，他已是政府明令通缉的“过激党巨魁”，困居奉张手心里的后果，他能不知道吗？

有可能躲避而没有躲避，仅仅因为大意吗？他相信杨度传话的真实性，更知道吴弱男女士闯入使馆当面催促的急迫性，可他为什么不让苏联人安排他潜逃呢？况且还有徐谦、顾孟余等人成功脱险的先例啊！举世皆知，在搞秘密行动方面，“老毛子”历来招数不断。

关于李大钊被捕，我想了一些时间，有一天，终于恍然大悟：这一天，他是知道的。也就是说，他有点儿像等待被诛的谭嗣同。

李大钊乃社会名流。民初，社会名流俨然一独立势力，其社会地位既高于之前的封建王朝的御用翰林，更超然于之后的党国时代的窝憋文人，统治者都拿你当回事儿。李大钊就曾是大总统黎元洪的座上客，还是奔走在直系的李纯、吴佩孚、冯玉祥等将帅之间的知识界领袖，所以，北方的好多政客和军人都与他有联系。

起先，苏联人并不是要与孙中山的国民党合作，而是要“亲吴（佩孚）疏孙（中山）”。李大钊曾两度拜访过吴佩孚，事后曾对胡适写过“吴佩孚甚可敬，他的品格甚高，只是政治手腕稍差一点”的感受。在吴大帅眼里，他一直是苏联人的使者。

然而，等“二七”大罢工在血泊中结束后，苏联人又开始“联孙倒吴”。忠厚的李大钊再一次成为一名过河卒，被毛茸茸的大手推到长江以南，成为“国共合作”的力行者。他成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头一号中共党员。国民党“一大”后，他成了负责整个北方地区的北京执行部的领导人之一。虽说近年被证实，那幅影响很大的国共合作的“蜜月照”中与孙中山并行的蓄胡者并非李大钊，但他在国民党那边的地位之高是毋庸置疑的——他之被难，其实也和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的工作过于轰轰烈烈有关。

他的最后一点工作成果，也因冯玉祥的国民军的失利而化为乌有。苏联驻国民军的军事顾问普里马科夫回国后，曾以笔名发表了《一个志愿兵的札记：中国的国内战争》。半个多世纪后，此书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更名为《冯玉祥与国民军》出版发行。书中几度提到了李大钊：

格克尔（苏联驻华使馆武官——笔者注）写道：“今年（1924年）1月29日，国民军第二军司令胡景翼将军的代表刘将军，及其驻北京代表于将军，以及北京大学李教授（共产党员——原注）来到我这里。将军的代表宣称，来访的目的是谈判援助革命军的问题……”

在决定满足冯玉祥和其他将军请求的问题时，苏联政府也考虑了中国同志们的意见。上面已经指出李大钊对国民军指挥人员的外交路线的影响。这位有威望的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人亲自参加了第一军的代表团，这证明革命营垒对苏联援助中国国民军是极其关心的。

随着苏联人“联吴”、“联孙”、“联冯”设想的一个个失败，多次奉命与这些巨头联络过的李大钊不可能不成为替罪羊！

和同时代的共产党人相比，李大钊与苏联人的接触最早。是他第一个公开欢呼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的，是他无条件地接受并广为传播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是他最早成为共产国际的党员并将来华建立中共的苏联特使介绍给陈独秀的。他坚决拥护共产国际关于中国的各项决定并勉力而行，处处以苏联代理人的角色在本国努力工作，他还亲自带队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并在苏联住了长达五个月的时间。

然而，他却从来没有得到过苏俄的真正信任！

我真是一个喜欢以后人之心度前人之腹的探究者，还爱对既定的结论自己再考证一番。我常想到的是这样一个被研究者们忽略但却又极为重要的问题：李大钊在党内的威望与职位为什么不相称？换言之：他为什么一直不是中共的领导人？

1921年7月下旬，中共“一大”开会时，“相约建党”的“南陈北李”都没到会。前面说了，陈独秀成了中共第一届中央局书记，李大钊却在党内没有任何职务。通常人们说的是，他正在领导北京的大学老师们向政府讨要拖欠的工资，没工夫来上海——“讨薪”重要还是参加本党首届党代会重要？显然，这是个伪问题。

翌年7月，中共“二大”在沪秘密召开，李大钊还是没有到会。本届党代会产生了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与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五人成为中执委委员，而李大钊仅为三名候补委员之一（另两人是年轻的李汉俊和向警予）。陈由中央局书记改任委员长，而陈之后的那四位年轻的执委，除了一个蔡和森，其余三位全是李大钊在北京的学生。李大钊只是中共北方区的负责人之一，但不是一把手，“中共北京地方执委会”（简称“地执委”）的委员长是范鸿劼，即日后与李大钊一同被绞死的那位烈士。

第三年的中共“三大”是李大钊唯一参加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直到这时，他才被选入扩大至九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但依然没被留在由五人组成的中枢“中共中央局”工作，而是以“驻北京中央委员”的名义回了北京。

1925年岁首的中共“四大”，又回到上海召开。其时，孙中山正应段祺瑞之邀去了北京，国民党中央执委、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无法离京是可以理解的。

除四次党代会之外，1925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第一次中央扩大执委会会议，维经斯基参加，陈独秀主持，听取的正是中央局和北京、上海、汉口等地党组织的报告，北方区的总负责人李大钊竟没有参加！

1926年2月21日至24日的中共中央北京特别会议，主要讨论迎接北伐与国民运动问题，瞿秋白、陈延年、谭平山、任弼时等十二人与会，却偏偏没有他们的导师李大钊！

公认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为什么很少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因为这位中共创始人没太拿党当回事儿，还是把持历届党代会的“国际”代表们根本就没安排他与会？

现在人们已经知道了，在毛泽东主政之前的历届中共党代会及党的重要会议，都是由洋特使一手操办并在场监督的。他们不光为中共的高层聚首提供充裕的资金，更要为今后的发展提供具体的路线图。

李大钊倒也参加过党的高层会议，即1922年8月马林召集的中共杭州特别会议。除他和当马林翻译的张太雷之外，其他四人都是中央执委。马林让他与会，显然是让他做说客。是李大钊说服了陈独秀，执委们才勉强同意国共合作的大政方针——下级服从上级，这是共产党的一条铁的纪律，中共既为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怎么能不听总部的话呢？

“南陈北李”为了执行苏联人的意图忍受了太多的责难——最早领着维经斯基来华探路的那个大个子华侨杨明斋，为此与他所敬重的陈独秀拍了桌子，并一气之下回了北方。而德高望重的李大钊回京传达国共合作政策时，当场遭到不少同志的质问和责难，以致素有好脾气著称的他竟无言以对，以至于愤然离去！

李大钊谢世前，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已经在右翼国民党人的支持下，与左翼的武汉国民政府分流，并在上海滩发动了镇压共产党人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李大钊哪里会知道，就在4月6日他被捕的同一天，远方的斯大林还在莫斯科党召开的积极分子大会上大谈中国问题。这位苏共一把手狠狠嘲笑了党内反对派首领托洛茨基要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奋起抗争的意见。

斯大林颇为自信地说：

蒋介石可能并不同情革命，但他掌握着军队，正好可以作反帝斗争之用……我们要充分利用他们，就像挤柠檬汁那样，挤干以后再扔掉！

可悲复可笑的是，斯大林的“挤柠檬汁”的话音尚未传到中国，“国民党右派”代表蒋介石就先把他给“挤干以后再扔掉”了——如若不是苏联提供的大批军火和苏联顾问的直接指挥，区区国民党何至于一下子膨胀起来，不光打出了广东，而且有了问鼎中原的实力？

紧接着，“国民党左派”首领、武汉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也把斯大林“扔掉”了——汪要政治顾问鲍罗廷转告斯大林先生，请兑现已经答应提供的一千五百万卢布的资助。他称，只要得到这笔钱，他将继续与共产党合作并军事讨蒋。但斯大林却自食其言，还价仅为三百万至五百万卢布。双方差距实在太大！汪主席从此不再相信斯大林的谎言，并迅速“向右看齐”，也开始“清党”——清除跨党的共产党人，并将鲍罗廷的顾问一职解聘。

北方的冯玉祥，也是大大地赚了苏联人的大批军火与卢布后，开始反共。一大批苏联顾问连同两百多位中共代表都被“礼送出境”。这其中，就有刚从莫斯科来到冯军担任中山军事学院政治处处长的邓希贤。邓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里与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和冯玉祥的长女冯弗能同班，现在却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他被迫离开西安后，潜至武汉，开始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并改名邓小平。

你看，被“充分利用”后又被扔得远远的，正是斯大林本人！李大钊不可能听到斯大林的那番可笑的预言了，也不会知道“远方”制订并督促他和同志们力行的“国共合作”大业已经彻底失败。他倾注心血努力从事的“联吴反段”、游说冯玉祥“赤化”，倾力从事的“国共合作”诸项苏联党借助他的手在中国推行的事业，无不以中国共产党人被屠戮或驱逐而惨遭失败。

20世纪20年代，苏联人的东方棋局彻底输了。所以，他们恼羞成怒，便弃掉老将，另设士相。李大钊与陈独秀一样，都是不曾在莫斯科喝过洋奶水的中共“老人”，而且又都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中国思想家，所以，被洋人送上俎板也就是早晚的事了。况且，李大钊本身还是“国际党员”，苏联人处置“自己人”时往往更加残忍无情。后来的事实证明，几乎所有因国共合作失败而撤回苏联的政治与军事专家，包括最早领着维经斯基来华建党的俄共党员杨明斋，均被以各种罪名处决——可怜的杨先生，竟是以“偷越国境”罪被杀害的。那个时代，过往中苏边境的苏共与中共人士，有几个不是以偷渡的方式出入境的？

是的，李大钊从来没得到过苏联人的信任。他化名“李琴华”率中共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时，不仅在大会上没有被安排发言，而且，中国共产党还遭受过不公平的指责。会后，李大钊在苏联待了近半年，竟没有被斯大林等哪怕一位苏共领导人召见过！须知，那一段时间，正是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展开残酷迫害的日子。李大钊一直向往的苏联共产党内竟然出现了他从未预料到的陷害与毁灭，这位讷于言而敏于思的中国人能无动于衷吗？

关于1924年6月至11月李大钊以首席中共代表身份长时间滞留苏联一事，李氏传记均称，主要是李“是想到苏联各地多看看”。这种说法实在不靠谱。外国共产党人到“世界革命的大本营”，无论是召你开会，还是留你“学习”，去不去，走不走，哪能由得了你？我倒觉得让并非中共主要领导人却资历最深的李大钊赴苏，只不过是斯大林对李氏的冷处理，结果往往是凶多吉少。因为安排李大钊经营的“联吴”工作已经彻底失败，“一贯正确”的斯大林不可能不找个中国的替罪羊来解脱自己的失误。幸亏！是年深秋，吴氏部将冯玉祥猝然起兵倒戈，致使吴佩孚和直系政府迅速垮台。中国政局重新洗牌了，需要有专人做苏联人与冯玉祥的联络人了，这才让苏共领导人想起“闲人”李大钊，遂将其派回国内。也许，这才是李大钊去苏与返国的“正解”。

回来了，专做国民军的工作了，岂料冯玉祥先是失利，后与蒋勾勾搭搭，也开始反共！在斯大林眼里，李大钊所有的工作业绩等于零，如此一来，他被当成牺牲品也就是早晚的事了。至李大钊被北洋政府逮捕前，中共总书记陈独秀被轰下台来也只是时间问题了。李大钊作为陈独秀在党内最忠实的朋友，一个在苏联亲睹过党内斗争残酷现实的“国际党员”，一个最卖力地履行国共合作路线的中共第一国民党员，一个有着复杂的上层关系的社会名流，能不知道即将面临着什么样的裁决吗？

民国十六年（1927年）春，高潮始退，激情过去，思想家李大钊一定会痛苦而透彻地反思失败的原委。

他能知道列宁生前曾对他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们留下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吗：

中国已经行动起来了——我们的责任就是要让它永远保持沸腾！

世界无产阶级导师让中国“永远保持沸腾”的目的是什么？置身革命风暴漩涡里的中共党人可能根本不会想这些大逆不道的问题，倒是在华的西方人士对此看得很清楚。那位鲍威尔先生就曾一针见血地说破：

在这些行动的背后，还隐藏着苏联共产党的一个欲望，即通过瓦解美、英和其他欧洲国家控制的远东殖民地，与列强竞争，争取得分。

这一切，李大钊知道吗？陈独秀知道吗？他们之后的那些年轻气盛的“洋房子先生”们知道吗？——“洋房子先生”是在上海当过中央局秘书，亦即陈独秀秘书的毛泽东，给涌入江西苏区的上海中央领导人取的绰号，他们都是住惯洋房子，满口俄语，又言必称“国际”的年轻人。

被关在真相外面的人，即使再富有智慧，也永远不知屋里藏的究竟是什么货色。

1993年，俄罗斯国家档案开始向公众开放。迟至这时，对中国现代史有兴趣的人，才惊愕地获知：早在民国十四年（1925年）春，苏共中央就成立过一个直属政治局的“中国委员会”！从那之后的所有对中国的工作，均是由那个委员会里的七八个洋人草拟并具体承办的。

当得知苏联人不经意地甩出了这样一个天大的秘密时，我不禁为我们忠厚的大钊先生的凄然谢幕而感到悲愤，为一代先哲的奉献而感到无奈！

中国委员会，这个比共产国际远东局还像太上皇的苏共内部机构，不光决定了“大革命”时期中共的命运，还包办了那个时期中国的许多重大事件，如成立黄埔军校和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如在西北紧急援助冯玉祥，等等。大到为哪个政治势力提供成百上千万资金（卢布、美元或中国银圆），小到如何把秘密人员与器材通过何种方式运送到中国。这个委员会，不光有苏联高级党务工作者和苏军高级将领，也不光有维经斯基等前驻华特使，而且，还有苏军总部侦察局局长！

作为大学教授，李大钊比一般的同志富足，他还能每月捐出八十银元工资以充实本党的活动经费，但对既要搞工运又要走上层的地方党组织来说，这点钱实在是杯水车薪。

从陈独秀亲自报给共产国际的一份经费申请表上可知，那时，各地每个在编制内的党的工作者每月有三十银圆的活动经费，而这笔钱全是“远方”提供的。如此算来，李大钊的捐献只够不到三个同志的活动经费。作为整个党的北方区负责人之一，他能匡算出苏共的巨大付出。但如果他一旦知道了这种巨大付出的背后，竟是为了与列强争夺远东并控制中国，这位党性极强的先哲会做怎样的人生抉择呢？

哦，哦，我明白了，尽管两天前就从朋友那儿知道大祸将临，尽管有足够的办法和时间逃避祸患，但李大钊哪儿也没去，从容得像谭嗣同先生一样等来了缉捕者。他神色平静地走上了绞刑架，他的灵魂永远地离开了越来越躁动的尘世。

中共“五大”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4月27日在武汉敞敞亮亮地召开，曾和大钊一起在京主持国民党北方区工作的徐谦，和汪精卫、谭延闿等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一起到会，分别演讲祝贺。正在京师看守所待决的李大钊自然无法与会。会议举行的第二天，李大钊即去了天国。张国焘宣布了来自北方的噩耗，举座皆惊，默哀遥祭。

第三章失去的灰墙第十三节

李大钊在看守所里，有时间细溯一下自己的历史了。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他认真书写着《狱中自述》，平静地向政府陈述着自己的生命历程、政治见解与行动。

他被关在门口挂着“优待室”木牌的单间里。《晨报》报道，蒙难的李大钊态度“甚从容，毫不惊慌”，“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闻在厅甚受优待，唯看守特别严重”。狱中，女儿李星华曾随一同入狱的母亲见过爹爹一面，是为让法官核实彼此的身份。爹爹的极为冷漠的表情曾令小星华颇感不解甚至愤懑。当时的报纸上说，李大钊“在狱二十余日，绝口不提家事”。为何冰冷如霜？也许只能有一种解释，即他主意已定，决意要赴天国。

绝大多数写李大钊入狱后的文字都说他曾被严刑拷打，受尽酷刑，手头一份最新出版的《人物》杂志上说得更狠：“凶残的敌人施以酷刑，用竹签钉进他的指缝，拔掉他的指甲……”

我一直对李大钊曾遭肉刑一说难以置信。与他同时入狱的女儿李星华没说，反倒有刚才引过的“在厅甚受优待”的消息。扎竹签、拔指甲之类的刑讯逼供不是用来对付一位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政治人物的。一入敌狱必遭酷刑，这是1949年以来艺术作品的一种模式，于是乎，人们就跟着作家、编剧们相信了：只要好人被坏人抓起来，就必然要坐老虎凳，被灌辣椒水，遭皮鞭抽，挨冷水泼。我和我的同代人从小就背熟这个公式了。岁数渐大，读书渐多，思索渐深，便渐对因袭的说法有了怀疑。也许并不绝对吧？“阶级敌人”也不是逢人便打，逮谁揍谁，那样的话，他们也忒简单了点儿。专制体制的残暴是全方位的，肉刑是一种残暴，精神摧残也是一种残暴——让你放弃原有的信仰，背弃人生的选择，出卖自己的同志去跟他们同流合污，让你的后半生一直处于良心的自责之中，这不也是一种残暴？而且是更难抵御的残暴！李大钊乃社会贤达、知名教授，对这样一位政治犯，当局理当不会像一般刑事犯一样对待。况且，一个意志坚定的理想主义者是视死如归的，岂是吊打或扎指头所能屈服的？

几年前入北洋政府监狱的张国焘，曾被党内风传遭过严刑拷打，甚至被打折了一条胳膊。但当他出狱到上海后，却对关心此事的同志否认道：我未受刑啊！令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同志们颇感意外。

后来的国民党政权对落入己手的共产党人的摧残甚于军阀政府，但他们对中共重要人物也并非个个大刑伺候。陈独秀在南京服刑期间，不光独处一室，还有人服侍，而且还可以不断地接待来客，甚至还曾写信给蔡元培为其他政治犯缓颊。

中共中央撤离苏区后，被“洋房子先生”们丢下的瞿秋白被当地民团所逮，送至国军第三十六师师部里看管后，生活上受着优待不说，而且还有足够的时间伏案写作，不然，那本弥足珍贵的《多余的话》也就不会传世。

先是中共中央出版部部长、后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即“托派”）中央常委的郑超麟曾两次被关进骇人听闻的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但他也从没受过刑，倒是写下“强盗确是受罪犯待遇，我们则仿佛是客人”的文字。在初入监狱时，他听到旁边屋里有受审者在惨叫，居然瞎凑热闹，“想跑过去看看，一个包打听（便衣特务）阻止我，他说：‘你们看不得。’完全是好意的阻止”。

当然，不施刑并不一定说明统治者的仁慈，李大钊、瞿秋白等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不就被枪毙了吗？对政治犯的留与杀完全是按统治者自订的法律和当时的政治需要而定的，有时并不非要有理由才动手。

没有李大钊被刑讯的记录。刑讯往往因被审者拒绝回答问题而被强施，可李大钊不是。他不屑于隐瞒自己的政治信念与工作情况，他很痛快地回答了警察的讯问，而且，每次审讯结束时，都坚持要来笔录细看一遍，把被记错的意思和写错的字一一改正。那篇传世的《狱中自述》，便是披肝沥胆、磊落坦荡的遗言。他的态度是：

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

既然已经如此，那就只有实话实说——他自己说得明明白白嘛！

不过，读其《狱中自述》，未有只字涉及共产党，说的全是国民党的工作。另外，对苏联使馆的庇护，他也尽力解脱之，如抱怨“应交使馆之电灯、自来水等费，亦多积欠未付”，如所有人员活动“钊均径自允许，并未与任何俄人商议”，“俄人向未参加”，等等。

据说，北京市档案馆里保存着一份《李大钊供词全份》，是当年京师警察厅报给高等检察厅的抄件。从文字看，李大钊有问必答，十分配合，甚至称得上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这份口供上，涉及了共产党。审讯者问他是否“北方共产首领”？他如是回答：

我是左派首领。惟我所主张共产主义与一般人所主张不同。例如英国矿山事业极为发达，应用合法手续转移为国家管理，以免为一二人所垄断。并不是如外间所说，他人之产业即强为我之产业，我之产业他人强作自己产业。盖“共产”意义，原为共同生产。在手工业时代是个人生产，机器业时代即是共同生产，在机器工作之人即是无产阶级。我是拥护农工利益，要完成中国国民革命。

不用扎指尖、上老虎凳，李大钊便从容不迫地向审讯者陈述了自己的政治观点。按其陈述，他主张的共产主义，是将极少数人垄断的国家财产以“合法手续转移为国家管理”，而非以暴力手段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李大钊，似乎又回归到了年轻时的温良思想。

在日本留学时，他即接受了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十月革命”的炮声传到中国后，他欢呼的是“自由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在他最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文中，他“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没有对暴力革命的欢呼，没有对阶级专政的渴望。

然而，苏俄“劳农政府”对华的空头支票，让这个急切地盼望祖国富强起来的知识精英极快地相信了“远方”的谎言，为把苏俄人代为描绘的蓝图在中华大地上建成现实，他急剧转向了革命，从一个反对暴力、赞成改良的社会主义者，自觉转变成了追随列宁主义的职业革命家，奔走于苏俄人与军阀巨头之间，呐喊于大学校园与政府客厅之中，直至被军政府送上绞刑架。

李大钊以三十八年的短暂生命，完成了那个时代一个反差最大的人生传奇。

《狱中自述》的最后一节文字，是为同案被捕的年轻同志求情，也为自己被抄走的藏书求情：

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

又有陈者：钊夙研史学，平生搜集东西书籍颇不少，如已没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

这就是北洋时期杰出的革命家、政论家、文学家李大钊留在人间最后的文字了。

第三章失去的灰墙第十四节

无论张作霖读没读过李氏的《狱中自述》，他不可能不知道李大钊的这番自白。杀与不杀，曾让张作霖极为踌躇。

据当时《世界日报》载，4月6日当晚，张作霖便在其家中（即原顺承王府）召集会议。那一天，“张氏主张从宽处理，不究随从”，“赵欣伯、杨宇霆、陈兴亚、张学良、于国翰各要人，亦均主张宽大主义”——须记，陈兴亚正是白天带队前往东交民巷执行抓捕任务的警察总监，其他几位，也都是奉系的主要人物。

看来，事情似乎朝着有利于李大钊等人的方向发展。

北京九所大学的校长们当晚也聚在一起。李大钊虽为北大教授，却在京城的多所国立大学兼课，是北京教育界的领袖级人物。校长们知道，这次政府以军方出面办理此案，若按军法从事，李守常先生恐凶多吉少，故决议：李大钊系文人，请政府将此案“交法庭依法审讯”。4月9日，九校校长代表特意拜访了张学良，请他向其父为李大钊缓颊。

三天后的4月12日，也就是南方发生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同一天，北京二十五所学校的校长们发表书面声明，呼吁政府“取宽大主义”，将此案交法庭审理。面对一个杀气腾腾的军政府，首都高校的校长们也算有风骨。

北大的同事们更是奔走相商。且读当事者的几则回忆文字：

我闻讯从西郊赶入城内访章行严先生，愿与章老一同出面将守常家眷保释出来，俾守常少牵挂之念，至于守常本人在势不能免于一死了。惜章老不同意，自称与杨宇霆交好，他可保守常亦不死。

这是梁漱溟先生告诉世人的当时经过。与李大钊“至熟至熟”之小梁老师，其担忧是很有道理的。落入发誓“讨赤”的奉张之手，反奉的头号“赤党”首领必遭死劫，所以他们能做到的，就是把守常兄的家属保释出来。

但章士钊的自信也是有根据的。杨宇霆乃张作霖的头号心腹，说一不二的安国军总参议，他若肯出面向张求情，老张是不会不给面子的。于是，章士钊找到杨将军，两人反复讨论了营救李大钊的办法。他请杨将军转告张大帅：

切不可为一时意气，杀戮国士，而遗千载恶名。

据后来和章士钊离异并带孩子们去欧洲定居的吴弱男女士说，当年，章士钊不光找过杨宇霆，还找了张作霖的长子、安国军第三军军团长张学良：

行严闻讯返北京，企图设法转机。先见张学良、杨宇霆陈说，谓共产主义在国内犹在空洞谈论经济理论阶段，不宜穷治，可判彼等有期徒刑，准彼等带《资本论》等书籍，移押沈阳监狱；情节较轻者，可径行开释。如此既可遏止党人活动，亦可免生枝节。

学良首肯，杨亦同意，于是，入见张作霖。……

虽说张作霖的总参谋长和大儿子都答应帮忙了，不过，当过上一届政府总长和秘书长的章士钊仍放心不下，因为——

以邻葛（杨宇霆字）之悍，亦为之浩叹不置！

可见，老友李守常实在凶多吉少！

军政府体制内的重量级人物也在为李氏求情了。安国军最高政治幕僚机构“政治讨论会”的诸位政坛大佬开会决议，建议张总司令将此案交法庭审理，“依法处理，以彰公允”，即表明吾国乃司法独立之国家。彼时，英美等国组成的法权委员会正在考察领事裁判权是否交还中国政府。在这个节骨眼上，若以军法审判一位著名的思想界领袖，难免会给国家声誉造成不必要的影响。已是国民党地下同盟者的杨度正是政治讨论会的会员，此冠冕堂皇的理由的提出，显然与他有关。

4月11日的《晨报》上，披露了最近一次政治讨论会的决议：

（此案）较为重大，各国观瞻所系，若非正式交付法庭，而仅由军法审判，其结果将贻法权委员会以“领事裁判权不宜交还”之重大口实，实于国家前途贻害甚大。

会长梁士诒、委员杨度二人受委派到前顺承王府去面陈理由。梁是当过袁世凯秘书长的多届政府的“财神爷”，杨度则是从慈禧太后时代起即主倡“以法治国”的国内数一数二的大才子。二位素有嫌隙的政坛巨子，为了李大钊，联袂而动。因涉及司法，他俩还拉上了司法总长罗文干同行。

张作霖被一波又一波的访客弄得心烦意乱，举棋不定。北洋时代，没有一个政治人士的被捕会搅起如此轩然大波。苏俄在国内组织大规模抗议他倒蛮不在乎，有两个国民为李氏上书求赦的事他也不看在眼里，他在乎的是首都“智识界”的人心所向。

颇得言论自由的各大报纸，一时间说三道四：有的对李大钊的人格和学问表示钦佩，劝当局不要轻易处置这样一个人；还有的主张终生监禁李大钊，让其在狱中写作；当然，也有主张杀一儆百的。

处事一向果敢的张雨亭（张作霖），竟一时不能拍板明断！思量了十几天后，终于发话了：

此事不可独断，须与京外十一将领商量。

于是，他按章士钊的建议，为了让各将领单独表达意愿，“不以联衔通电方式”，而是分别发函给正在前线与北伐军作战的安国军副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军团长孙传芳、副总司令兼第二方面军军团长张宗昌、第四方面军军团长韩麟春、第五方面军军团长张作相、第六方面军军团长吴俊升和唯一不是奉系的第七方面军军团长褚玉璞等部将（第三方面军军团长是张学良，时在北京），以及“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吴佩孚、晋军总司令阎锡山等人，征求他们对“党人案”的处置意见。

很快，前方即纷纷回电了。被李大钊称为“弱男吾友”的章夫人哀伤地写道：

不久，十一将领联名电至，坚称李等并非空谈理论，应对罢工罢学负责。于是守常等终于牺牲。

还有报道称，七位主要的被征询人中，只有晋军的阎锡山没有复电。过后人们才知，“阎老西儿”当时正在与蒋介石暗通款曲，准备“赤化”了，哪还会同意杀一个“赤党”的“巨魁”？还有一位主张“法办”，即交法庭审判。其余五位，全回复“严办”！尤其那位正在鲁南战场节节败退的张宗昌，甚至怒气冲冲地反问老上司：

前敌将士因讨赤而死者不知若干，今既获赤党首要人物而不置诸法，何以激励士心？

于是，张作霖不再犹豫，颁发了“杀无赦”的命令。

李大钊是直言不讳并组织民众欲推翻现政府的政治领袖，还是深度介入国内战争的苏俄的忠实代理人。这样一个人落入统治者之手，其生死完全取决于最高当局对国际和国内、历史和现实的考量，这与他在狱中表现如何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还有一种说法，一直被当真事儿引用，即蒋介石与张作霖合谋杀害了李大钊。其源头为尚是左翼的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上的一则假消息：

蒋介石又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

北京的《晨报》转载此文时，为慎重起见，将蒋氏之名改为“南方某要人”。不过，由此，已经在上海发动过“四一二”政变的蒋氏成了千夫所指的对象，众口铄金，自此被共产党人认定是李大钊烈士遇害的帮凶。

“宁汉分流”后的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显然是在栽赃蒋氏，为达到左派们的政治目的，不惜公然捏造出如此不合情理之“新闻”来。

事实是，北京政府搜查苏联使馆后的第二天，正率大军“北伐”的蒋总司令即致电齐尔内赫代办表示慰问，这自然很让张作霖恼怒不已。北洋军阀分不清国共两党有何区别，尤其张作霖，深知若无苏联人的全力支持，广州的割据政权哪会一下子有了这么强大的力量来攻打中央政府？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蒋介石是比大学教授李大钊更为可怕的“赤化”代表，他老张哪会为杀一个自己管制下的教书匠而专门去试探一下敌军总司令的意思？

矢志反对外来势力的“赤化”，是被传统文化养大的中国统治者的天性，尤其当自己的政权受到严重威胁时。相信并认定“蒋、张合谋杀害李大钊”说，只不过是当时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一种心理需求而已，即以张作霖为代表的老军阀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军阀都是反“赤”的一丘之貉。

4月28日上午10时，安国军总司令部、京畿卫戍总司令部、京师高等审判厅、京师警察厅诸方面组成军法会审，在警察总监的会客室里开庭。由安国军政府位列总司令和总参议之后的第三号人物、军事部长何丰林将军亲任审判长。经七十分钟的审理，法官当场依法向李大钊等案犯宣读了判决书。军法会审所依的法是《陆军刑事条例》第二条第七项，即战争期间，平民“勾结外国人或附从阴谋意图紊乱国宪及煽惑内乱者”，虽非现役军人，亦可按此法审判。

当天过晌，五辆刑车将“党人案”的二十位被判处绞刑的人犯押往西交民巷的京师看守所。大型绞刑机上的两个索扣与二十口事先预订的棺材都在那里饥肠辘辘地等待着吞噬鲜活的生命……

惨淡黄昏降临的时候，安国军总司令部发出的一纸布告震惊了京城：

为布告事，案查前据京师警察厅报告：东交民巷远东银行及旧俄国兵营内，有共产党人李大钊等组织党部，宣传赤化，迭次开会，密谋扰乱、危害政府等情。

当经侦明，拿获李大钊等数十名及俄人奥纽夫等，并起出枪弹、旗帜、印信证据等件。当经该厅将捕获情形布告，一面检查证据，提犯预审，复据录供呈报到部。经本部组织军法会审，讯明李大钊等实系赤党，宣传共产，意图扰害公安，颠覆政府，兹已依法判决：

将党魁李大钊，党犯谭祖尧、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荣、姚彦、张伯华、李银连、杨景山、范洪劼、谢承常、路友于、英华、张挹兰、阎振三、李崑、吴平地、陶永立、郑培明、方伯务，各处死刑。

又情节较轻之舒启昌、谢光霈、孟祥、郭林一，各处徒刑十二年。

其附和犯李云贵、韩子明、吕玉如、张之旺、赵玉发、张全印，各处徒刑二年。

已于二十八日执行在案。除将俄人奥纽夫等另行审判外，合行布告，俾众周知。

次日，《晨报》披露：

首登绞刑台者，为李大钊。闻李神色未变，从容就死，而其它则不免望刑而畏，面无人色矣。……

1949年之后广为传颂的一个气壮山河的情节是，李大钊同志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发表了重要的演说。

“《李大钊传》编写组”编写的文字如下：

就在这台绞刑架下，在杀人的刑台上，大钊同志发表了最后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表现了他对死亡和对反动派最大的蔑视，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他嘲笑那些杀害他的匪徒“好像热锅里的游鱼一样，还想昏头晕脑地来演丑戏”。他说：“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直到最近几年，人们才从邓小平题写刊名的《党史博采》和《北京日报》上获知，“李大钊临终演说”是共和国时期第一本《李大钊传》的主要执笔人“根据推测编写的”，“为的是显示李大钊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理想”！喊没喊组织万岁，同样也未见诸历史档案！

原来，感天动地六十年，却是一段伪历史！

倒也真有现场目睹者的回忆文字——早在1928年即李大钊逝世一周年之际，就有《燕京避难记》和《记一九二七年李大钊诸烈士殉难经过》的文章见诸报端。中国共产党建政北京后，更有《李大钊殉难目睹记》一文问世。只不过，写李大钊传记的权威人士们从来不肯引用罢了。这几篇文章，同是一个叫何隽的人所写。

何某，福建寿宁县人，北京法政学校毕业生，也是研究社会主义并仰慕李大钊的青年法官，当时任高等审判厅推事。

且读何文《李大钊殉难目睹记》中的关键文字（为阅读方便，笔者另分段落）：

李大钊等二十人……在京师看守所内刑场绞决。被绞之前夕，余即至看守所接洽参观。届时前往，见新式行刑之绞机矗立刑场之中央。

……晨九时，指挥行刑官莅场查阅判决书，命提李大钊及另一受刑人到场，旋由行刑人蜂拥至前。李大钊意气轩昂，胸襟爽朗，不知其为铁窗人也。

指挥行刑官……告之：“此案经特刑庭判决，你等均处死刑，当已收到判决书？”

又云：“此案系按特殊程序处理，并无上诉办法。现奉上官命令，今日执行。你等对于家属如何处分事件，可缮函代为转交。”

李大钊云：“我是崇信共产主义者，知有主义不知有家，为主义而死分也，何函为？！”

旋经行刑人拥登绞台左绞绳下铁盖上，其另一受刑人则拥登右绞绳下铁盖上，均面南左右并肩立，面南而立，一位行刑人反接两手，缠缚全身并折绳结环，神色自若不变。最后，李大钊高呼“为主义而牺牲”者再，毅然延颈就环。

何先生的这一段文字，写得很真实。没发表了演讲的李大钊先生的最后形象，依然令人敬仰，其人生的最后一呼“为主义而牺牲”更是让人为之感动。

另有当时的《北洋画报》发表了署名“王郎”的通讯《处决李大钊等琐闻》中，也说到李大钊被难的详情：

……未几，执行吏来，首以李大钊送往绞刑台。

李见此，知已不免，乃曰：“请以纸笔来，俟书一遗嘱。”

执刑者曰：“此时已晚，由不得汝矣！”

李无言，神色尚未变，既上。执刑者令其颈稍伸长，李如言应之，厥态殊从容。二十分钟始绝。

除写遗嘱一节与前文有出入外，其他部分很真实。

烈士之女李星华曾写过父亲之死，称敌人为加重其父的痛苦，故意延长绞杀时间，别人用时二十分钟，而对被视为“罪魁祸首”的父亲用时竟长达四十多分钟！

我还读过一篇文章，称当时李大钊曾向行刑的警察索要笔纸写遗嘱，却遭恶警辱骂并被一拳击倒在地，云云。这些描写均属道听途说，只可读之，未可信之。试想，在“历史为政治服务”的时代，在权威版本上，连“最后的演说”都可以虚构，后人善意地推测一下烈士的“壮烈”也就可以理解了。

早在民国八年（1919年），李大钊就在一篇堪称散文诗经典的中如此写道：

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早就持有这种生死观的思想巨人，才敢直面绞刑架从容赴死。

第三章失去的灰墙第十五节

沿北京复兴门西行，会不断遇上以“坟”为地名的地方，公主坟就是一例。逾公主坟再往西，有共和国最重要的陵园——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除毛、刘、周之外，共和国几乎所有重要人物的骨灰悉安放于此，甚至包括了建国前被蒋介石枪毙的中共下台领袖瞿秋白的遗骸。

但八宝山里没有李大钊的遗骸，中共第一烈士的墓穴在离八宝山不远处的万安公墓。

1998年9月24日下午，我第一次去看万安公墓。

那时，无论在北京地图上还是在海淀公路上，万安公墓都没有标志，是穿行在一片苹果园中的柏油路上时意外看到了“李大钊烈士陵园”的牌子，我才确信，此即安葬了众多名流的万安公墓。

资料告诉我，“党人案”二十位同案犯被处绞刑后，安国军政府还是给了首犯以特殊的礼遇。

官方事前对李大钊特预嘱买一上等棺木成殓。其余十九人则用中等。……闻李之棺木，价洋七十元，其余则四十元上下。……

法院将遗体送到宣武门外的长椿寺，由家属们认领、处理。数日后，亲友们为李大钊遗体改殡，并迁灵于邻院的浙寺停厝。

这一停，就是六年。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4月初，李夫人赵纫兰从故乡回到北平，求北京大学代办丧事。北大同事们义不容辞，校长蒋梦麟，教授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刘半农等十三位大钊先生的生前好友发起公葬，并各自捐款二十银圆，未参与发起公葬的梁漱溟和在外地的鲁迅等故交，每人捐了五十银圆。当政者对国共合作时的北方领袖也表示了悼念，当年与他同时被北洋政府通缉的现政府部长级人物也赶来参加公祭仪式，汪精卫派人送来一千银圆以志慰唁。北大故交和国民党人都不知道的是，表面上看，公葬仪式由民间慈善机构——河北互济会在操办，但实际上是中共地下组织——中共河北省委和中共北平市委在掌控。不屈不挠的共产党人既要对本党的第一先烈表示最大的敬意，更要借机向国民党当局宣泄无比的仇恨！

于是，4月23日清晨，赫然出现在北京闹市的那副巨大的挽联，才让许多人触目惊心：

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

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

头一天下午在浙寺如期举行的公祭仪式尚波澜不惊，但送葬日越加入越多的人群则让当局感到了忧惧。跟在那具簇新的暗红色棺材后面的，不光有教师和学生，也有工人，甚至还有士兵！人们胸佩纸花，臂缠黑纱，默然无语，自发加入，而每到繁华路口，都有群众团体拦灵公祭。送葬队伍越来越长，到西单时，“马路上已有人满之患”。

送葬队伍行至西四时，忽然唱起了《国际歌》，而且，空中飘起了写着“打倒国民党”、“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共产党万岁”等标语的纸钱。一时间，军警大骇，鸣枪示警并逮捕了四十多人。过后，驻北平的宪兵三团还追捕了数百人，罪名是“扰乱治安”。纷乱之后，大钊先生的灵柩还是安抵万安公墓，并与西山的落日一道下放进冥冥之中。

万安公墓原为私营墓地，1956年“公私合营”后才收为北京市民政局所有。这里虽不比八宝山尊贵，但四五千座墓中，可以一说的历史人物也颇不少，像民国的段祺瑞、韩复榘、马占山，像1954年自杀身亡的共和国副主席高岗，像著名的文艺家朱自清、王雪涛、刘继卣、王力、萧军等。但众多名流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李大钊了。军阀可以通过战争来建立大小政权，文艺家可以通过笔墨创作来陶冶人心，但谁能比得上思想家对社会的影响深远呢？

李大钊的归宿很好找，陵园入口处即有明显标志。从一方方规整得十分有序的坟地间的阔路上走进公墓深处，一座被松柏包围着的院落立即让我心头释然——石雕的李大钊就站在迎面的中央空地上。雕像前的“一串红”摆得很满，红花前一束黄花开得正盛，显然是有人刚献的。

我曾在北大校园里见过李大钊的雕塑，那一尊半身塑像很符合我想象的老成持重的模样。但这一尊立像，却令我暗惊，虽也是两撇大胡子左右横扫，但容颜却十分年轻！因年轻而富有了朝气，因朝气而具有了活力。这一个李大钊像真的一样！

是啊，他蒙难时还不满三十八岁，凭什么要把他刻画得那么老？

字典中的“老”字条下，有“老实”、“老成”、“老到”、“老练”等词条，也许，正是这些似乎都能体现李大钊之特点的词条让人每每忘了死者的真实年龄。

真实的李大钊到底什么样儿？我梳理着他的生平，觉得与其说这位以授课写作为业的导师是坐而论道的鸿儒，倒不如说他是一位轰轰烈烈的实干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在中央公园发表过著名的演讲《庶民的胜利》，过后又把演讲稿登上了《新青年》。从字数上看，该文不到两千字，若空口念，几分钟即完。但他不善言辞却是大家公认的，陈独秀、鲁迅等都在回忆文章里提到这一点，章士钊更直接说他“木讷”。可见大钊先生不是健谈的人，甚至还有点大智若愚的书呆子相（有林伯渠诗“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闪首传真”为凭），只不过为了“铁肩担道义”，他才一次次登高疾呼。

绕着沉默的烈士雕像走了一遍，我仰望着神色平静的先驱的脸，不由得心底隐痛起来。

雕像后，是李大钊与赵纫兰的墓，双冢并列，均称“同志”。

赵纫兰死于李大钊下葬后的三十几天，无疑是忧悒而死。她与本村富家子弟李大钊结婚时，丈夫还是个未发育的儿童哪！她跟着丈夫受了一辈子的苦：从当媳妇起即长时间独守空房，靠艰苦度日来供应丈夫在外地和外国上学；来京后也跟着担惊受怕，数次逃难，直至最后随之被捕。丈夫殉难后，她“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益加剧，以致卧床不起”。她死后的第二个月，即被中共河北省委追认为中共党员。所以，对她也称“同志”。

李大钊是忠贞之士，这不光表现在他对认定的主义决不动摇，还表现在他对自己的妻子也忠贞不贰。在近代的任何一个政治集团里，如大钊先生这般对政治理想和个人生活都忠贞如一者，实在稀罕！

从外表上看，他是一位好好先生，像个教私塾的人；从实质上看，他生平的言行，诚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光明磊落，肝胆照人。

这是后来在狱中的陈独秀对同案犯回忆起李大钊时说的话。陈先生夸得很由衷。说完这番话后，陈独秀颇羞愧地喟叹：

“南陈”徒有虚名，“北李”确如北斗。

但是，北斗一样光芒照人的李大钊，怎么就总是不被苏俄人信任呢？

墓后，即墓碑，一方横卧着的黑色巨碑，泛着幽幽的光。金字碑文是邓小平先生题写的：

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背面，是一篇宏文墓表，详尽介绍了烈士的生平。落款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立”。这是世界上仅有的以这个名义立的墓表吧？我大概地数了数，墓表长达两千多字，字写得很耐看，后来得知，这是书界名家杨萱庭所书。再后来又知道，之所以长文中没有出现关于“绞刑架上的演讲”等广为人知的文字，是因为早在1983年10月建李大钊烈士陵园时，中共中央已经调查清楚“最后的壮烈”之真伪，故未采信既定的说法。

碑后，是四株青松和四面翠竹。

再北，是一排新建的平房，灰瓦红檐，还原了北京四合院的风貌。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题写的“李大钊烈士革命事迹陈列室”红匾悬于檐下，门两边挂着四块红底白字的铁牌，分别是北京市政府、民政部、共青团中央颁发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不巧的是，已经是中午12点多了，陈列室的大门锁了。

我伏窗而望。

室内是四壁展览的图片和几方有题词的石屏，有时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和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等领导人的题词。在活到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领导人中，只有邓颖超与彭真二位见过李大钊——学生时代的邓颖超是天津学界女杰，曾与同窗兼同志周恩来等一道在天津的“觉悟社”面聆过大钊先生的教诲；而青年时的彭真曾在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工作过。

除了四壁的题词外，正中地上的一块旧石碑让人瞩目。我睁大眼睛，仔细瞅着，看清墓碑上首刻着一颗红星和黑色的镰刀斧头图案，碑中央镌刻着“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落款是“北平市各革命团体”。

这一定是那块随大钊先生的灵柩一起下葬的石碑。

公葬那天，灵柩抵达这里后，有人用骡车载来一块以棉被包着的墓碑，正面如我所见，背面有一通情绪激昂的碑文。为避免招来当局的毁坏，众人将此碑与棺木同时下了葬。不料，迟至共产党人坐定天下后的二十多年，这块碑还是未被刨出并堂而皇之地立起。原因何在？那位看过绞死李大钊的刑具的离休干部赵先生告诉我，只是因为挖出来会对后来的党史叙述添麻烦，所以才一直深埋地下。我听得似是而非。

其实最早的墓碑也不是这一块，而是烈士生前同事刘半农教授撰写的，碑上只有死者的名讳与生卒年月。本来碑后要刻铭文的，因张作霖的长子、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兼军委会北平分会委员长张学良正是驻节北平的第一把手，所以碑文才未敢采用。

后来，我查到了《教我如何不想他》词作者刘先生撰写的碑文：

君温良长厚，处己以约，接物以诚，为学不疲，诲人不倦，是以从游日众，名满城中。会张作霖自称大元帅于北京，政出武夫，儒冠可溺，遂逮君以同游六十余名，而令何丰林（时任安国军政府军事部长、“党人案”之军法会审审判长——笔者注）按其狱。君与路友于、张伯华、邓文辉等二十人罹于难。风凄雨横，摧此英贤，呜呼伤哉。

呜呼伤哉！怀着凄怆的心情，我走出这座陵园，沿墙西拐，去找烈士原先的墓穴。

紧傍砖墙，两块小石碑竖在地上，上面标着：

此处为李大钊烈士1933年4月23日公葬地址原貌，灵柩于1983年3月18日移葬于李大钊烈士陵园。

在万安公墓的四五千座墓中，李大钊夫妇的原墓地并不特别显赫，水泥方圹，寻常旧墓。附近是与他同时罹难的邓文辉、路友于两座烈士墓。

李大钊墓也曾遭劫，不过，并不是北洋丘八，也不是“国军”士兵，而是“文化大革命”时代的红卫兵所为！万安公墓被破了“四旧”，李大钊夫妇的墓碑也未能幸免。那个年代，从李大钊的《狱中自述》里找出点乞降的嫌疑不是太费力的事儿。瞿秋白不就因遗书《多余的话》而被掘了在八宝山的墓吗？直到“四人帮”倒台后的第二年，李星华女士来此祭祀父母，看到的还是一片横七竖八的残碑呢！

李大钊谢世之后，与之有关系的几位在华的苏联使者悉数被调回苏联接受批判，后来多数遭难。

李大钊谢世七个月后，越飞先生在莫斯科被宣布死亡。据他当年与托洛茨基在国外共同编辑过的《真理报》称，他系在医院中“自杀身亡”。

首任苏俄驻华大使加拉罕回国后，即遭到批判，后曾出任驻土耳其大使，但在李大钊诀别人世整十年后，还是被斯大林下令枪决了。

来华建立中共的“吴廷康”维经斯基，回国后倒是保住了性命，只被罢黜了在共产国际的工作，从一个在远东大都市“发踪指示”的头号钦差，速降为全俄农业合作社园艺中心副主任，后调往教育部门工作，直至1953年逝世，不知是否正常死亡，斯大林也是这一年命丧黄泉的。

与维经斯基轮流坐镇中共中央的荷兰人马林，也是在1927年夏季不得不返回“世界革命的大本营”，但却因同情托洛茨基而被斯大林所不容，遂自行脱离苏共，返回祖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参加抵抗运动而死于纳粹德国之手。

对了，还有那位最早认识李大钊的俄籍汉学家伯烈伟教授，此人似乎人品有点问题，后来卷了一笔钱跑到美国专心做学问去了。

鲍罗廷夫妇的结局该好好说说。

李大钊殉难后的第四天，即5月2日，鲍妻和三位同案犯（苏共信使）就被从张宗昌驻节的济南解往北京。7月12日，京师高等审判厅审理此案，那位亲睹过李大钊等人被处决过程的法官何隽，正是主审此案的刑事庭庭长！何庭长竟然援引张作霖日前对政治犯颁布的大赦令，当庭下令将四人释放，之后，便挂职而遁。两天后，张作霖才闻报此事，勃然大怒，下令将鲍妻等俄人重新捉拿归案！但遍寻京城，已不见其踪影。一气之下，张大帅把老资格的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沈家彝免职，并全城搜捕不知所终的何隽。时有《顺天时报》披露，何某曾获俄人二十万元巨款之贿。近年解密的苏联档案，也提到曾以重金活动法官以使鲍妻等人获释，但具体钱数未提。何氏流亡百余日后才返回家乡，在山中藏匿多日，至张作霖死难后，才敢返回京城，与被羁押一年余的家眷相聚。

鲍罗廷本人在这个血腥的暮春初夏时节结束了在华的特殊使命。他先是被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以头号“共党首要”所通缉，后被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辞退劝归。忠于党的事业的鲍氏颇不甘心，经郑州时还鼓动冯玉祥应用兵武汉，不过冯氏却将他礼送出河南，后送其经陕甘、蒙古返回苏联。因斯大林主义在中国的失败，鲍氏成了众多替罪羊中比较大的一只。他先被分配到苏联新闻出版部门坐了二十年的冷板凳，后终没逃脱被斯大林惦记着的厄运，1951年死于苏联集中营。

第三章失去的灰墙第十六节

天色越来越暗，深秋的暮气来得很突然，尤其在旧房密挤的曲巷里。在即将被拆的原京师看守所一带，此时已经没有多少行人了。一直走到了胡同头，我和同伴也没找见那堵禁锢和窒息过一位杰出的思想家的灰墙。想必它早已被拆除了。腐恶遗存消失了，连诅咒它的机会也没有了。

忽地一阵冷风掠过，似吹开了我的心扉，令我对那堵业已消失的高墙有了新的认识：它不仅是北洋军阀们从封建王朝那里接收过来的囚禁人身的建筑物，也是前西方强邻借用中国知识精英的爱国热情而偷偷铸就的一道思想牢笼。

早该拆除了，所有囚禁思想的牢笼！

想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久已不唱了的《国际歌》，想起那段“让思想冲破牢笼……”的悲壮旋律，想起李大钊的一段警世名言：

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介在我与世界中间的家国、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阻障、生活的烦累，应该逐渐废除！

刚想到这儿，就到胡同口了。

高碑胡同外，横着南北向的兵部洼胡同。旧王朝的兵部当然早无影无踪了。在卖菜、卖饭、卖烤地瓜的商贩的吆喝声中，日子又生动起来。往南一拐，即是车水马龙的前门西大街。

第四章蒙尘独秀峰第一节

正因如此，我特别想到陈独秀墓上献一束花。

洞房的温馨床幔没能留得住新郎的心，十余载黄卷青灯的孤寂日子更使他感到厌烦。乡试现场所睹所思，让他从一个没有头脑的“选学妖孽”的生员豁然变成了一个关注国家命运、不满腐朽政府的“康党”。在饱览了维新人士的若干篇文章后，他一气写下数篇关于长江江防建设的文章，其热烈的爱国之情和非凡的文学才华，又哪是那些考中举子的庸才所能企及的？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七岁的陈独秀头一次进考场。他说过，那完全是为了“敷衍母亲”而去的，因为慈母总是唠叨他要为一辈子没能中举的父亲争光，而且说着说着就流泪了。陈独秀打小最怕母亲哭，娘一哭他也就跟着哭起来。所以，只得硬着头皮上考场。见试题出得别扭，他索性一通乱答，把能想起来的难字和荒谬的古文写了满满几张纸。回家给哥哥看草稿时，哥哥直皱眉头。却不料，这次恶作剧的结果，竟是蒙过了糊涂的考官大人，他被录为第一名了！意外成了秀才的陈独秀说，自此，他更看不起科举了。

这位“今科必中”的先生，使我看呆了一两个钟头，……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我此次乡试，本来很勉强，不料其结果却对于我意外有益！

小庆同十岁那年，“白胡爹爹”病死了，再也没有体罚他的严师了。母亲连续为他聘了几位塾师，但均没待多久就走人了，想必人家都受不了这个性格叛逆的学童。无奈，已是秀才的大哥陈庆元只好亲自给弟弟当起老师。陈独秀说过，大哥是个像阿弥陀佛一样慈善的好人，跟着哥哥学习的那段时间，他才对读书有了兴趣。

他最远只到过南京，却非常明白地写出了整个长江流域的设防方案。其知识之广泛、见解之深刻，实令百年后的晚生我拍案称奇！

然而，父亲陈衍中成了秀才后就“屡困场屋”，即连续几次在乡试中落榜。乡试即“省试”，每三年在各省会和京城开考一次，考中者即为举人，中了举，才具备了做官的资质。一个秀才，一生没有几次乡试的机会。所以，陈衍中先生只能靠到处当塾师维生。幺儿不到两岁时，他客死苏州，那时，他正在一位皖籍将领家当教书先生。

陈独秀住进了安庆城里有名的陈家大洋房子，从一个跟着寡母过惯清贫日子的少年寒士，一跃而为富家阔少。

史料告诉我们，清光绪五年八月二十四日（1879年10月9日），陈独秀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府怀宁县，谱名陈庆同，官名陈乾生，字众甫，留日时改仲甫，号实庵，后以笔名“独秀”名扬天下。他是教书先生陈衍中和查氏的第四个孩子，上面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

安葬了母亲后，兄弟挥泪相别。哥哥返回东北赴任去了，弟弟走得更远——漂洋过海去了东京。骨肉同胞，往后十年，竟未再见！这一年，陈独秀二十二岁。

对了，这位陈衍庶先生似乎不怎么清廉，早年中举时只是一介清寒勤奋的书生，做官十几年后却成了腰缠万贯的富翁。据说他发的第一笔财是战争财——日俄在东北大地上交战，双方都需马匹载人驮炮，便有精明的商人频繁运送骡马往交战区。陈氏所辖之地正好当道，遂借集市贸易成交例征收牲口税。此税无须上缴国库，故陈大人官衙的财政收入就迅速增加。只是不知他怎么把公款化为私财的，也不知他后来主动辞职与一“战”暴富有无关系，反正他还在关东的任上时，就在奉天省和本省拥有了千亩良田，还在京城的琉璃厂开设了颇有规模的古玩店“崇古斋”，安庆城里更有若干处他家名下的房产。陈家成了令人尊敬的大家。

……我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他不只一次愤怒而伤感的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

在《扬子江形势论略》开篇，他文采激扬地写道：

陈独秀冥想的结果是：未来的国家不就靠这般像动物一样可笑的人来掌握？由科举制之弊端联想到整个国家制度之陈腐，他一下子就觉醒了，之后，就再也没进过考场。

然而，等哥儿俩日夜兼程赶回家里时，慈母查氏已经咽气。

祖父陈章旭乃有学问却没功名的倔老头儿，因在平定太平军时出过力，被朝廷授予候补知县，即副县级待遇，以在家开馆为业。小孙子陈庆同长到五六岁时，自然就成了他的学生。

这一年，陈独秀还经历过一件大事，即乡试。

随着弥漫了几十年的极左妖氛的慢慢消逝，被妖魔化的陈独秀开始渐复人形，但远没恢复其神采奕奕之真相。与长时间的轰轰烈烈的唾骂相比，为其洗冤的动作实在太慢也太弱。只是把《毛泽东选集》里的有关注释修订一下，就算是对中国共产党内最大历史沉冤的平反？

陈老先生实在是有远见！他用戒尺把生来就倔犟的小孙子打出了终生宁折不弯的性格，打成了无论前清还是民国的统治者都深为恐惧的“凶恶强盗”。也真应了“家门不幸”那句话，长大成人的陈家幺孙成了全省最有名的“康党”乃至“乱党”，致使陈家在清末和民初两度被抄。当然，老人未曾料到的是，挨打从来不哭的倔犟的孙儿长大成人后，居然成为超时代的思想家，不独生前名满华夏令万众景仰，而且死后六十多年，越发显现出其思想与人格的光辉！

他看不起科举，但叔父很看得起，陈衍庶大人正是因二十四岁那年中举后才成为朝廷命官的。他从候补知县做起，历任知县、知州、知府，待小侄儿成为秀才那一年，他已经在东北做道员了！道员为正四品衔，俗称道台，是省以下、府以上的政府大吏，整个安徽省也不过三个道，即安庐滁和道、皖南道、皖北道，陈道台比安庆府的知府大人官儿还大，岂不令乡人敬畏？只是，陈道台有个莫大的遗憾，即三个夫人都没为他生个儿子。闻小侄庆同考中秀才，陈衍庶大喜，遂将其过继为嗣子。

小范“下海”前是安庆市博物馆里的第一个考古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曾借调到“陈独秀史料馆”帮助工作，对一代乡贤自然敬重有加。在烟尘弥漫的长江边上的一家饭店里，他为我请来两位当地官员，一位是他的前领导、安庆市博物馆馆长姚中亮先生，另一位是安庆市文物局副局长陈长璞女士——后者的身世远比其官方职位更让我肃然起敬，因为她正是陈独秀的嫡孙女。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唐宝林先生告诉我说，新版“毛选”里“陈独秀”的注释文字中，已经删除了“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的津贴，从事各种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的活动”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对人民的卑污的工具”等语，改成了“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托派与帝国主义国家间谍组织有关、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

已届中年的陈长璞是个性格直率、谈吐爽快的人，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她的“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的祖父。也许唯一不像的是身高——陈女士约1.65米的个头儿，在安徽女人里算是高个子，而她的卓立于20世纪芸芸众生之上的祖父，则只有1.63米的身高。

近时敌鼾卧榻，谋堕神州，俄营蒙满，法伺黔滇，德人染指青齐，日本觊觎闽越，英据香澳，且急急欲垄断长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辖东南七省之利权……

这一次，陈独秀也大失所望。他倒也想考好，为父母及整个家族争光，但发榜时，却名落孙山。考试成绩不佳的原因，显然与一个同场胖考生的怪诞举动有关。

所谓“陈家大洋房子”，是嗣父陈衍庶从东北回来建起的一座新式住宅，位于安庆城南水关，距长江仅一箭之地，离著名的迎江寺也不远。是当年颇为气派的一座豪宅。

江山代有奇才出，十八岁的皖南少年“乾生仲甫”（官名＋字，发表此文时的署名），不正是一位举国罕见的少年才俊！

一把白胡子的老头儿显然把没当上官的余怒都发泄到家人头上了。陈独秀回忆说，哪家孩儿哭，大人只要说声：“白胡爹爹来了！”那哭声立时会止住。家族成员甚至包括来访的亲戚，在屋里走路时若有脚步声，老头儿也会勃然大怒，陈独秀的二姐就曾为此屡遭毒打。就是这样一个封建大家长，看中了天资聪颖的小孙子，他恨不得让小孙子一年之中把四书五经全读完，背书背不出，就动手打。

他更没出过国，却了解“非用德国格鲁森厂所制硬铁为台不可”！

究竟是什么样的家庭诞生了陈独秀这样一个风一样迅疾、雷一样凌厉的人物呢？

结婚之年，正逢三年一次的乡试。他便随哥哥陈庆元等一干人乘船赴下游的南京应考。安徽省不设省级考院，全省的生员都要到邻省投考，原因似乎与两省原系一省（江南省）有关——分省后别的官衙都分开了，唯独乡试的考场没分开，每三年，两省具有报考资格的学子要扎堆江南贡院。

他没学过军事，却把各地炮台位置设计得井井有条；

后来，陈独秀为我们讲述了当年的奇遇：

2001年6月24日，我终于随回乡省亲的朋友范学军去了安庆。

考头场时，看见一位徐州的大胖子，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上下大小脑袋（哈哈，老陈说下道了！）左右摇晃着，拖长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到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翘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

在最新版（2002年9月）、也是最权威（中共党史研究室编辑，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陈独秀还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还是“托陈取消派”，还要为20世纪20年代“大革命”的失败而承担责任——让人读来，只能觉得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反被党开除是咎由自取。

这位白胡子老头儿还准确地预言过：这小子将来，不成龙，便成蛇。

第一次到安庆，只想看一个地方——陈独秀墓。

往下游，他没到过上海，却知道淞江、南石塘两炮台“未能犄角”，保不住吴淞口，建议应在位置最要紧的“崇宝沙西北沙尖”上设主炮台；

这一次，陈独秀大开眼界。他们入住的客栈既差又贵，原来是领路人上了那几个坐倚门户拉客的女子的当！一行人住下后，想三想四了，但那几个吃吃调笑的小女子却无影无踪了。呵呵，原来“仙人跳”的游戏百多年前就很流行了！初入江湖的这段上当受骗的经历，不可能不对年少的陈独秀在两性问题上有所启发。

五十年后，在《实庵自传》里，陈独秀回忆过苦难的童年：

然而，也正是这一年，“维新六君子”滚落在京城菜市口的头颅撞痛了无数仁人志士的心，远在黄海之滨的胶澳又被德国人强租了去并改名为青岛，大清国的领土像案板上的肥肉一样又被列强生生切去一块儿。爱国心切的陈独秀，与哥哥在叔父的道台府衙里当编外的文案（秘书），又不断耳闻沙俄军队在东三省的暴行与丑闻，哪里还能坐得住？于是，在接到母亲病危的来信后，便与兄长一道返回安徽，自此绝了跟叔父熟悉官场流程的念想。

第二年，叔父即把他和哥哥带到关东的任所。传统时代，官员将子侄带到任所“历练”，乃官场惯例。要让龙旗飘万代，重在教育下一代嘛！袁世凯少年时也曾跟堂叔袁保恒到开封和北京历练过。而且，那时候推崇“好男儿志在四方”，结婚后丈夫把妻子一人扔在家中出外闯荡是很正常的事。所以陈独秀新婚一年即外出熟悉官场，不稀奇。

且看——

真不明白，提供油污的斯大林早已在本国受到清算，前苏共党内的冤案也莫不于20世纪80年代末被平反（当然包括株连人数最多的“托洛茨基反党集团”案），可偏偏我们中国的这个屈死的灵魂还未被赦免。

晚清时的安庆是安徽省会，怀宁县治就在城里。所以陈独秀既是怀宁人，也是安庆人。不过，陈家却是省城的“小户人家”。这是陈氏在《实庵自传》中自己说的。他说，自家是“绅士们向来是瞧不起的”。瞧不起的原因，是因为陈家世代习儒却无人考取功名。爷爷、伯父乃至父亲的那些“候补知县”等官衔，都是花钱买的虚衔，直到陈独秀的父亲成为秀才、叔父考中举人，陈家才被人高看一眼。

考取秀才并成为官僚兼大地主家庭的传人之后，为陈独秀提亲的媒婆便接踵而至。十八岁这年，在叔父的安排下，他与安庆营统领、副将高登科的大女儿高晓岚完婚了。陈衍庶与“安庆警备区”的“高司令”为同科举子，两人一文一武，正是门当户对。新娘比新郎大三岁，乳名大众，是个很端庄但也很“大众”的传统女子，嫁到陈家后，就再也没回过娘家。

他没学过地理，却把长江流域的地貌说得头头是道；

我是念着唾骂故人的书开始识字的一代人。从小读到大，“陈独秀”一直是个负面和有争议的名字。尤其“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事发后，我们初一的政治课程就是天天学“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作业就是按时间顺序批判十次“反动路线头子”，排名绝对分先后。所以，陈独秀总是头一名被十几岁的天真学生们“口诛笔伐”的历史罪人，之后，是他的学生辈的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和新中国成立后的高岗与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比比他之后的那些“左”倾、“右倾”代表和各个历史时期的“反党集团”头子，陈独秀的罪名最多——他既是葬送了“大革命”的“右倾投降主义”代表，又是分裂党的“托陈取消派”的首领，而且，还是“拿日本特务机关津贴的间谍”！等长达远不止十年的民族大劫难过后，我才一点点觉悟：那是对故人的怎样的不公平啊！

于是，无论是每年纪念五四运动，还是庆祝中国共产党华诞，他总是不被缅怀的局外人。2001年“七一”之前，北京五四大街红楼处的路口上出现了一面金属雕塑墙。这个曾被毛泽东追授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人总算是“上榜”了，但位置被摆得极不正常——蚀刻的墙面上，左上方有“1919.5.4”，下面有几个头像，最上方是鲁迅和蔡元培，中央位置留给了李大钊、毛泽东，而陈独秀只排在三角形雕塑的左下方，体量最小，只比瞿秋白往上一点，不要说比当时的北大图书馆打工者毛泽东，甚至连他主办过的《青年杂志》和《新青年》的封面的大小也不如！

第四章蒙尘独秀峰第二节

那时的东邻之邦，成了清国各省留学少年的结交平台，更是一代中华才俊接受西方民主思想启蒙的大课堂。在东京，这个心田焦渴的皖省才俊，一下子就被西方思想家们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思想甘霖浇了个透！翻译这些文章的留学生杂志《译书汇编》，成了比日语教科书更吸引他的思想启蒙教材，同时也让他领悟到了一份好的思想刊物的巨大魅力。他和后来成为国民党大员的张继结为好友，两人一起加入了留学生团体励志社。这是陈独秀第一次加入政治团体，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在异国迈出了走向政治家的第一步。

当初，他报的是东京高等师范学堂速成科。看得出，那会儿的他，和黄兴、章士钊等人一样，都想走教育救国的路，都想在学成回国以后，当一名开启民智的教书先生。

数月后，陈独秀返回安庆。这么短的留学时间，连学语言也来不及呢！从他一回乡即在安庆藏书楼发起“演说会”来看，他似乎是急于把在海外得到的新思想尽快传播到家乡去。于是，古老的藏书楼就新增了一处书报室，这个从“陈家大洋房子”走出来的叛逆，不光带回了《时务报》等多种进步报刊，而且还大声宣讲在异国学来的君主专制不若民主制度之类骇人听闻的内容。而尤为当局惊悚的是，他居然发起成立了青年励志社！

如此高调的反政府聚会和擅自成立政治团体，罪莫大焉！于是，两江总督府里的一纸抓捕陈氏等“乱党分子”的电报就拍给了安庆统领魏某。巧的是，那一天，魏统领恰好不在，而其文案（秘书）乃励志社社员，遂先一步报警，第二天才将电文呈报给了领导。待魏司令火速令侦骑赶到陈家大洋房子时，陈仲甫已远走高飞矣！陈独秀第一次脱险的情节，若干年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又翻版过一次，只不过那时打入敌方核心机关的秘书叫钱壮飞，胜利大逃亡的是周恩来等大部分党的高级干部，而陈那时已经被中共开除党籍了。此题外话也。

就这样，第一次自日本回国，只有半年，陈独秀便不得不二赴东京。

这一次，陈独秀改了学习志向，报考的是日本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成武学校。从想当老师改为想当军人，陈氏一生的每一次选择，总是那么骇俗。

不过，这一次，他的留学梦还是没做成，因为半年之后，他即被日本政府遣送回国了。

被遣送的原因很富戏剧性——春夜，五个学生突然闯入清廷派驻日本的留学生领导人“南洋学监”姚煜的住处，声称要割人家的头颅。姚大人被这伙儿杀气腾腾的不速之客吓得哆嗦了，连忙讨饶。年纪最轻的四川少年邹容便说：“纵饶汝头，不饶汝发！”接着——

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稍稍发抒“割发代首”之恨。

哥儿几个意犹未尽，又拖着姚大人的发辫跑到留学生会馆悬挂起来，并垂纸条示众：“南洋学监、留学生公敌姚某某辫。”

这是陈氏的终生好友章士钊记录的事发经过。

通常人们提到此事时，都称起因是陈等憎恶姚某对革命学生的种种钳制，但冯自由在他的皇皇巨著《革命逸史》中却说，此事诱因乃姚学监曾诱奸过钱玄同的侍妾。自号“疑古玄同”的钱先生那会儿正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是哥儿几个的好朋友。如此说来，陈独秀他们算是仗义执“法”。

无论于公于私，反正几位热血男儿愣是把国家派来监管留学生的最高官员的辫子强剪了。须知，古时男子之发，乃脑袋的替代品。“割发代首”的始作俑者是曹操。曹丞相因自己的马踏入麦田，违犯了他本人的规定——纵马踏入麦田者一律砍头，便“割发代首”以示自责。到了大清一朝，发辫不光是父母所赐的生命的一部分，更成了忠于清国的主要标志，强行剪除人家的发辫，不光极大地羞辱了此人的人格，更是让这人很长时间无法出门见人了！若非和尚，顶一秃瓢上街，岂不等于脑门儿上贴着“反清”二字吗！把姚学监的发辫挂在留学生会馆示众，就等于把人家的脑袋悬在那儿羞辱。不用说，放在百余年后的今天，在任何一个法制国家，陈独秀他们面临的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日本警方很快就把五位肇事的学生找到，调查过后，将直接动手的陈独秀、邹容、张继三人遣送到开往上海的商船上——他们被驱逐离境了！

陈独秀不得不回到清国，回到安庆，回到聚少离多的妻子高晓岚和孩子们身旁。此时，他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在长子延年之后，女儿玉莹、次子乔年相继出世。

清廷那会儿对政治犯的通缉令是有期限的，不会像蚊蝇一样没完没了地叮着你。所以，陈仲甫的亲朋不必担心他哪天会“人间蒸发”而实则被官府关在某个小黑屋里受折磨。

今我来安庆，当然想看看“陈家大洋房子”。那是陈独秀先生成长的地方，也是中共早期重要干部陈延年和陈乔年出生的地方。

但陈长璞女士却不无悲愤地说：“本来我们家的老房子一直还在，只是被当成单位的仓库和住宅而已。可是，都到了1984年了，还是被拆除了！”

现在，陈长璞居住的楼房对面，倒有一座旧衙门楼，残瓦危柱，一任颓败，其正门外悬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军区池州军分区”的木牌，两侧各有四个毛泽东手写体的大字：这边是“提高警惕”，那边是“保卫祖国”。

“那是明代的安徽布政使司的谯楼，清朝还当官衙用呢。”学考古的小范向我介绍道，“不过一直不属于地方管，所以也谈不上保护和维修。”

“安庆市的古建筑原来很多，现在已经很少见了。”姚中亮馆长自嘲地笑道，“我们博物馆和隔壁的迎江寺可都是古建筑，但人家庙里的香火盛得很，所以修得蛮像样子。我们博物馆没钱修，馆里的不少办公桌还用五六十年代的呢！”

陈长璞一声叹息：“我们这里‘文化大革命’期间‘破四旧’破得太彻底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又拆了不少不该拆的古建筑，所以，安庆的历史遗存太少，向国家申报‘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就总也批不下来……”

历代的长江名埠，清朝的安徽省会，堂堂的安庆居然不算“历史文化名城”？！震惊之余，我非常冒昧地想起了一句成语——自作自受。

当天下午，安庆市的李银德老先生亲自指引我驾车赶到长江边上的沿江中路。当年的南水关，如今是自来水公司，性质未变。在大院内靠西墙的自行车棚附近，这位原中共安庆市委党史办主任指着一方碑牌说：陈独秀的家，就剩这一块文物保护标志了。

很像样地立着的碑上，镌着几行大小不一的字：

没有一个字提及陈独秀！

举目四顾，五层贴着白瓷砖的办公楼与附设的平房，全是“旧城改造”后的拙劣作品。只见其子，不见其父；只有现实，没有历史！众所周知，凡立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地方，每年政府是要拔款维护的。现在，“文物”无存，“保护”什么？

陈氏故居没有了，那，藏书楼呢？

李银德先生说，藏书楼就在他家附近，现在是安庆电视台的大院。只有一座小楼还残存着。

于是，我们驱车赶回安庆市最繁华的孝肃路，在向西北拐弯处，李老领我去看路北的院内——

一幢很破败的二层黑瓦小楼，“危”然耸立在安庆广播电视局的大门里侧。正面，是近几十年建的三层办公楼。

就这座小楼，是最后的老房子了。李老说，这儿是安庆市的黄金地段，电视台要搬走，这儿要搞开发了，所以，它保不住了。说罢，他无可奈何地摇头叹息。

呜呼！陈家大洋房子没有了，藏书楼也没有了，在安庆，让我们上哪里去重温一代先哲的奕奕风采呢？

百年前，因有陈仲甫，孝肃路上的藏书楼令人向往，也令人恐惧。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5月17日这一天，安庆暴雨滂沱，风声、雨声、演说声，声声撼耳！藏书楼里人头攒动，连过道也挤满了莘莘学子。

陈仲甫先生（实为后生，时年二十四岁）首先登台，慷慨陈词：

中国人如在梦中，尚不知有灭国为奴之惨，即知解而亦淡视之，不思起而救之……

几句话，就说热了挤在楼内每一个角落的三百多名学子的心！到场者不光有安徽大学堂和安徽武备学堂的省城大学生，而且还有怀宁公学和桐城公学的中学生。陈先生讲起当年在东北耳闻沙俄军队之暴行后，话题一转，说到了国内，说到了体制内的高官：

平日口谈忠孝，斥人为“叛逆”，一遇国难，则置之不问，绝不肯兴办公益之事，惟思积款于外国银行，心中怀有执顺民旗降敌一大保身妙策，是为国贼，是为逆党！是等国贼、逆党不杀尽，国终必亡！

继陈之后，二十多人相继发表演说。陈独秀趁热打铁，当场发起成立安徽爱国学社（一说爱国学会），近一半的听众当场签名成为社员。

陈氏在藏书楼的这番演讲，若非聋子，谁都听得出“名为拒俄，实为革命”（驻日公使致两江总督端方电报语）。而且，他竟然再一次成立非法组织以挑战官府的底线！第二天，安庆知府、满人桂英亲至藏书楼，警告学生不得“干预国事，鼓惑人心”。之后，以要在此地设立中学堂为名迁走了藏书楼，进而取缔了爱国学社。紧接着，安徽巡抚聂缉槼签署了对陈仲甫等人的通缉令。

回家没多久的陈仲甫只好再一次弃家而逃，辗转登上了驶往上海的客船。

其时，在上海，同船被日本政府遣送回国的四川好儿郎邹容，因写下著名的《革命军》而成了租界监狱里的囚徒（后瘐死牢中）。因刊发《革命军》而致《苏报》被查封，失了业的主笔章士钊正与张继等人筹划再办一张新报纸。陈独秀适时而至，便跟着章氏办起了《国民日日报》。

共和国时代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的章士钊老人，回忆过当时办报的艰苦历程：

吾两人蛰居昌寿里之偏楼，对掌辞笔，足不出户，兴居无节，头面不洗，衣敝无以易，并亦不浣。一日晨起，愚见其黑色袒衣，白物星星，密不可计。愚骇然曰：“仲甫，是何物耶？”独秀徐徐自视，平然答曰：“虱耳。”其苦行类如此。

因《国民日日报》被沿江各地政府禁止发行，所以很快就维持不下去了。于是，陈独秀返回安徽。这次，他和朋友创办了半月刊《安徽俗话报》，要用大白话为读者启蒙。他跑到芜湖长街“科学图书社”借地方，主人汪孟邹告诉他：“这里每天只吃两顿稀粥，清苦得很！”他却平淡地回答：“就吃两顿稀粥好！”于是，又全力投入了办报，马上就又是蓬头垢面、满身臭虫的模样。

为明心志，这个崇拜南宋思想家、文学家陈亮的少年名士，把陈亮的“推倒一时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改了一下，题成对联，挂在了图书社的一楼，成了传诵一时的名联：

气魄之大，令人不得不叹服！

然而，就在《安徽俗话报》蒸蒸日上，影响越来越大，还差一期就办完一年的时候（一年应出二十四期，已出刊二十三期），他突然宣布停刊，并神秘兮兮地去了上海。后来人们才知道，这个秀才出身的书生，竟参加了蔡元培、章士钊、张继等人的暗杀团，在沪上天天学习制作炸弹，策划行刺清廷大员！只因本团成员在行刺前广西巡抚时意外失手，导致多人被捕，他才逃回安徽，侥幸躲过一劫。但他自此放弃了这种针对某个人的极端行动，认为暗杀不是“民众的、阶级的、社会的”运动。

这一次，这个不安分的“乱党分子”在芜湖以安徽公学教员为职业，在芜湖与来本校当体操教员的柏文蔚共同发起成立了岳王会。这个以新军下级军官和士兵为主要发展对象的安徽革命组织，比同盟会成立得还要早，而且发展方向十分正确。在孙文、黄兴等革命巨子醉心于发动各地会党起事的时候，在别省的同志热衷于暗杀政府高官的时候，陈仲甫已经颇有远见地把视线盯住了军队底层——动员起更多的爱国军人，靠国家武装力量自身的哗变一举推翻清王朝，这才是正确的革命方向。后来武昌首义的成功，正证实了只有二十七岁的陈先生的见识实在高出革命党领袖一筹。

惜乎陈仲甫！实乃真正之民主革命先行者！只因长期被诬为反面人物，其创办岳王会的伟大意义也就从来没能在正统的近代史上重重地记上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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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四章蒙尘独秀峰第三节

就在岳王会越办规模越大的时候，安庆城里的一桩政治谋杀案震惊了全国——安徽巡警学堂的会办（副校长）徐锡麟借巡抚恩铭来校检阅之际，当众将其枪杀！徐锡麟等当场被逮，并于次日被剖心祭了恩铭，牵连出的徐原籍的同党秋瑾女士亦被斩首。徐烈士乃浙江光复会的骨干，捐官来皖省后，一直没与本省岳王会联系。彼时各省革命党之间的门户之见很深，连孙中山的同盟会，光复会都认为不如自己正统，更遑论陈仲甫的岳王会。而陈先生也真特立独行，虽有众多好友成了孙中山的信徒，但他本人却一直没有加入同盟会！

徐锡麟的行动虽得手，但革命并未成功。皇上一纸诏书，新派来的巡抚又主持了安徽省。二十八岁的陈仲甫的超前思想得到了血色的验证。

面对骤然而起的全省大搜捕，岳王会总会长陈仲甫不得不又一次逃往日本避难。

这一次，他在日本待了两年，直到宣统元年（1909年）才回到国内。他是回来为英年早逝的兄长迁葬的。陈庆元上一年猝死关外，嗣父也于上一年挂冠回籍。他要把兄长的灵柩迁回祖茔。

寓居沈阳期间，陈独秀写下了“仓卒北渡，载骨南返，悲怀郁结，发为咏歌”的四首缅怀亡兄的长诗《述哀》。

其三曰：

这是一生都刚烈的陈氏写下的一首罕见的凄婉的诗。你看，他因亡兄之去，竟然发出了“怎不双来还”这样痛断心肠的感慨！

耐人寻味的是，陈独秀洒泪赋诗祭兄长，晚年又写过《挽大姊》的古体诗，却没留下哪怕一首告别几任妻子与众多儿女的韵句。不知因为这位大丈夫耻于表达儿女私情呢，还是因为他根本就不留恋家庭？后来，成为中共重要干部的陈延年，每次给当总书记的父亲写信时，抬头总是公事公办的“独秀同志”而非天伦之谓的“父亲大人”，实可见陈独秀对亲情的决绝使儿子受到巨大的伤害。

似乎正是这次北上为兄长迁葬，改变了陈独秀的婚姻。

北京，对！就是北京！只有往返途时在北京的短暂驻足，让这个心绪黯然的人有了“变心”的时间与空间！他见到了正在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女师大前身）读书的妻妹高君曼。乳名小众的小姨子与其妻大众同父异母，乃新派女子，比陈独秀小六岁，时已二十四岁，属超级“剩女”。该女子在姐夫回乡后不久，竟辍学回籍，公然与姐夫住在了一起！

姐妹俩同侍一夫的尴尬事实惹恼了安庆的陈家与高家，挂冠加籍兼著名实业家陈衍庶愤然宣布“退继”——到陈氏祠堂里正式解除了与陈仲甫的过继关系，并不准伤风败俗的“逆子”与小众姑娘踏入自家一步！

伤心欲绝但又万般无奈的大众姐姐除了怨恨，还是怨恨！此时，她与丈夫的第三个儿子陈松年也已经出世了。

特立独行的“逆子”在老家实在待不下去了，便索性携爱人远走高飞，去了杭州。

他在陆军小学堂落下脚，成了一名普通的历史地理教员。

在两千多年前范蠡和西施私奔而至的天堂里，陈独秀过起了悠然自得的生活。那段时间，欲把西湖比小众的陈老师，似乎沉溺在了新的恋情里，虽“用度不丰”，但仍在给好友苏曼殊的信中引用过唐代李商隐的诗句“新得佳人字莫愁”，可见心情不错。之后，足足有两年的时间，陈独秀居然没参加政治活动！他留给后人的，只有一堆上佳的诗篇。

在《感怀二十首》组诗里，第一首即下面这首爱之短笛：

尽管陈氏传记均称“感怀”组诗如历来文人一样，是借写思念女人来表达对国运之忧患。但至少这一首，我没看出与爱国有什么关系，倒更像是远离了汹汹指责的情郎对爱人的缠绵赠句。

对陈独秀乃至所有的历史人物，肆意诋毁当然可恶，但着力拔高同样会让历史走形。

幸好，武昌首义一举成功！消沉于西子湖畔的小学老师陈仲甫如旱龙遇雨，如枯木逢春，如荒草点火，一下子振奋起来了！未久，他即接到了家乡旧友、出身官僚家庭的革命志士孙毓筠的邀请，携高君曼堂堂正正回到了安庆，因为他已经被中华民国安徽军政府的孙都督聘为了都督府秘书长！

身为皖省最有名的革命元勋，陈秘书长已经不屑于回家住了，他就在孝肃路后的宣家花园街与高君曼公开同居，谁也拿他没有办法了。

之后，与他共同创立了岳王会的柏文蔚同志接任皖省都督，陈独秀改任省府高级顾问。后因宋教仁被暗杀，孙中山酝酿武装反叛，被袁世凯闻知，遂将皖粤赣三省的国民党籍都督免职，柏文蔚也下岗了。孙氏领导的“二次革命”终于爆发。安徽的独立宣言即陈独秀起草的。那年头，地方政府的所谓“独立”，往往就是对中央政府的反叛。不幸的是，讨袁军很快就败于政府军的弹压之下，袁任命的新皖督上任后，陈独秀又只有亡命的份儿了。之前，叔父陈衍庶刚刚在生意场失利和陈独秀“胡闹”的双重打击下忧郁而殁，棺材还放在家中，正所谓尸骨未寒，抓捕陈独秀的大兵就冲进了陈家大洋房子。所幸他把家人都安排到了乡下躲避，一家人才幸免于难。

咳！从清朝到民国，他总是被本省所不容的罪人。

他又一次跑到了上海。似乎心灰意冷了，整整一年，他闭门读书，靠给报章写文章维持生计，过得极苦。后来，他以“独秀山民”为笔名在章士钊办的《甲寅》上发表文章，说过沪上生活之惨状：

寒士卖文为生，已为天下至苦之境。

一年后，陈独秀又告别了高君曼与一双儿女，只身去了日本——老友章士钊招他了！他帮章士钊办起《甲寅》，并结识了包括李大钊在内的更多的国之才俊。

这是他最后一次东瀛之行。民国初期，国内政坛风云变幻，这位激情万丈的思想家与革命家不再安心于躲在异国的榻榻米上，靠在别人主办的刊物上发表文章来指导人民的思想，他要到争取民主的前线，办一份挽救中国人灵魂的刊物。

他的动机十分明确：

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

论写论编，陈独秀都无愧为国内一流人才；论思想之深刻，更是无人比拟。所以，壮志雄心的陈独秀回到上海，便借群益书社之壳，于当年的9月15日出版发行了划时代的《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里的二十七篇文章，他一个人就撰写了十三篇！后因基督教上海青年会主办的周报《上海青年》找上门来，称“贵刊”有混名之嫌，陈独秀遂自民国五年（1916年）9月1日推出的第二卷第一号起，把刊名改为《新青年》。

众所周知，《新青年》的创刊，标志着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端。从此，陈独秀的一篇篇檄文成了唤醒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睡梦的晨钟，成了召集队伍向旧传统旧文化进攻的传令书。后来成为国共两党精英的那一代人，哪个不曾被陈独秀的声音感动得热血沸腾并因此而投身于自己认定的政治目标？

但民国四年（1915年）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时的陈独秀也并非那么完美，至少他对自己两个儿子的冷漠即让人看得心寒。

或是为了不耽误儿子们的教育，或是受到元配高晓岚及家族的指责，他把延年与乔年接到了上海。然而，这位父亲对儿子用的竟是“磨难教育法”，不准小哥儿俩跟自己和高君曼住在一起！两个可怜的孩子，白天外出打零工，晚上便睡在汪孟邹开办的亚东图书馆的店堂地板上。姨妈兼后妈高君曼看得心疼，几次与陈独秀吵着要把孩子接回家，但陈却连说那是“姑息养奸，不可，不可”。高君曼又求助于同在上海的老乡潘赞化说情，陈却对潘说，老婆是“妇人之仁，徒贼子弟”！

长大成人后的延年与乔年都成了社会的叛逆，这与他们苦难的成长史不无关系。不幸的是，他们的生命都在不到三十岁时夭折——国民政府的法庭先后把他俩和许许多多风华正茂的共产党人送入了墓穴里。此后话也。

还有一人的命运也不妨在此说说，即那位对陈独秀帮助多多的汪孟邹先生。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在芜湖创办科学图书社，到民国二年（1913年）在上海创办亚东图书馆，这位胡适的同乡老兄，终生未介入政治，只埋头做好书，是公认的中国优秀出版家，却因民国时期出版过《独秀文存》等陈氏遗作而在晚年横遭不幸——1952年，上海军管会以“出版托派书籍”为名取缔了亚东图书馆，收缴并销毁了全部陈氏及“托派”的书籍和版样。未久，汪老先生即忧郁而殁。

哦，上海，总也不能不提到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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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四章蒙尘独秀峰第四节

2000年1月7日，我在上海。

一场连绵的冬雨淋得人心情黯然。我曾沿上海南昌路自西向东找去，寻觅在中国革命史上大名鼎鼎的“老渔阳里二号”。

一峰独秀，万山景仰。陈独秀是民国初期中国知识界的精神圣哲，而《新青年》则成为所有进步青年心中的圣经。圣哲的故居，圣经的诞生地，能不拜谒吗？

史料称，这处房产属于柏文蔚。陈独秀与柏文蔚乃早年在安庆相知的同志，安徽公学里的同事，共同创建岳王会的战友。陈东渡日本后，武备学堂毕业的柏先生到南京新军成为掌握一营兵力的管带（营长）；民国成立后，柏回省做过一把手，陈是他的高等顾问；“二次革命”失败后，两人各自东西。此时，柏文蔚已在广东成为孙中山的重要助手，而陈在上海居无定所，所以，住在柏先生的空房子里，他心安理得。

这是我第一次在大上海走街串弄。上海人的某些性格，的确该归咎于一辈复一辈过于拥挤的生存空间：一条极破败的老弄堂，居然就是一个居委会；窄得不足十平方米的屋子里，老人正哄着孙儿在陶然地看电视。然而，窘迫的上海人，尤其是陋室里长大的年轻女人，出淤泥而不染——虽住处陈旧，但衣着与精神头儿都十分光鲜，一汇入大街，即宛如大家闺秀春游探芳一般。

南昌路100弄内没有擎着花伞走出的光鲜小女子。冷雨把许多人堵在家中。无人可问，我只得自己凭感觉看门牌摸进去：1号？不对。2号？有点像。我收了伞，钻进了黑黝黝的窄小门洞内，喊了一声：有人在家吗？

旁边传出来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找哪位呀？——上海式的普通话。

我赶紧自报家门：我，外地的一个记者，来找当年的《新青年》编辑部。

眼前亮了，一个壮硕与朴实得不太像上海男人的中年人拉开了门，友好地微笑道：是的，就是这里，请进吧。

我找到了！我竟然一个人找到了陈独秀故居！

眼前这位房东大哥姓赵，五十三岁，这间十二平方米的小屋是他在上海美术公司工作的妻子多年前分得的福利房。

一张旧沙发占了半壁江山，那边是一张窄窄的双人床，他的儿子正在卧床而眠，被我这不速之客扰起，只得披衣而出。床的上方，是一个用角钢搭起的吊铺。这难免使人想到了过去上海特有的亭子间。

当然，这不是亭子间，亭子间在楼上。房东大哥说：陈独秀原来住在楼上，亭子间就是他的客房，楼下的这间屋子，是陈独秀当年的会客室和中共中央办公室。说着，他把手指向了墙上。

墙上，嵌着一块白色大理石标志牌，牌上有一段涂着金粉的字：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央工作部，领导当时党的日常工作。一九二一——二三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工作部在这里办公，毛泽东同志也曾一度在这里工作。

居然没一个字提到陈独秀！

当年的《新青年》和第一本中国共产党党刊《共产党》都是陈独秀在家编辑的。这么狭小的院落，如此局促的房间，哪里是编辑部？

我想上楼看看。

房东大哥点头：可以，楼上挤着三家人，不过，都不在家。

楼梯昏暗如旧社会，我只好借我的佳能EOS-5相机的闪光灯频频照耀着攀登的方向。

木梯咚咚，略带回音。想到当年陈独秀与一班革命党人匆匆上下时的情景，心里就隐隐发热。楼上只两个门，但全挂着铁锁，遮着窗帘的玻璃窗让我什么也没看见。一间大屋，应该是陈独秀当年与高君曼的卧室；另一间小屋，则是亭子间无疑。房东赵大哥说，有专家来看过，说，陈独秀当年把亭子间当成了客房，一些革命同志来沪，就曾在此暂住。

只是，陈独秀为什么不让自己的亲生骨肉在此居住？

在这里，高君曼相继生下儿子陈鹤年与女儿陈子美。

从楼上回到楼下，再看嵌进人家私宅里的那块煌煌石牌，觉得格外别扭。镶在屋内，要给谁看？真难为了这位宽厚的大哥一家人，怎么会同意文物部门把应该嵌在大门外或大街上的标志牌安进了狭小的居室里！是有感于八十多年前的那位房客的魅力，还是希冀这块来头极大的石牌如镇宅之“泰山石敢当”一样保佑一家人平安？

临别陈独秀故居时，十分好客的房东大哥说：现在好多人打听到了这里，中央电视台和上海电视台也来拍过好多次，都说这里应该开辟为纪念馆，“我们住户是很愿意让出来的了”。

大哥还说，这房子的大门外，是有标志牌的，你进的是后门，所以没看到。

从石库门出来，见墙上真有白色大理石标志牌：

此牌之上，还有块小小的黑色大理石铭牌，只两行字：

还是没说到最主要的，即此乃中国共产党的正宗发祥地，也是共青团的发祥地；标志牌的文字还远不能与其历史地位相符，即此处最应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起来。

与之不远处，有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旧址，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外国语社旧址，更有参观者川流不息的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会址。这些极重要的20世纪遗宅，除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重修得像豪宅一样的“一大”会址之外，其他几处都被单位或居民占用。

大上海寸土寸金，大上海不厌其大，到处都是工地，到处都在长高。砌的是钱，垫的却是近代的不可替代的文化。不知哪一天人们会想起南昌路100弄里的这幢石库门房子，把这小院里的极少几户人家动员出去，妥善安置，再把八十多年前的那位房客的牌位祭在此宅，净心焚香，祈其魂兮归来！

在这所石库门房子里住了一年之后，陈独秀就带家人暂时离开了，因为，他要到北京大学赴任。

陈独秀去北京工作，纯属偶然。本来他去京城，是寻找扩大《新青年》影响的机会，却被闻讯赶到前门外旅馆的蔡元培先生堵在房间里。那时，蔡先生刚被黎元洪大总统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别看蔡先生一团和气，但也曾是前清上海滩“暗杀团”的头儿，陈独秀乃该团的成员，两人曾是同一战壕的战友。蔡先生一番苦劝，并承诺让陈把《新青年》带到北京来办，陈独秀这才答应到北大当文科学长，即后来的文学院院长。

蔡先生求贤若渴，但却有替老友伪造履历的嫌疑。我见过当年教育部对陈独秀任命的确信函复制件，该函有北大对陈独秀来京前的公职身份的说明，读来颇觉可疑。

全文照录如下：

贵校函开前安徽高等学校校长陈独秀品学兼优，堪胜文科学长之任。兹特开具该员履历，函送詧（同“察”）核施行，等因到部，当经本部核准在案。除令行外，相应面复贵校长，请烦查明。此致

陈独秀何时出任过“安徽高等学校校长”？我读过的相关资料均称，他只在民国元年担任过该校的教务主任，之后，便是自由职业者或曰职业被通缉者，哪里做过大学校长？按说，他这个以说假话为耻的人是不会自造工作经历的。那样的话，可能就只剩了一个，即：德高望重的蔡先生代陈独秀造假去蒙教育部，而教育部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准还是故意的呢）让陈独秀过关了。在信息不发达的百年前，官方造假，特别是颇有声望的人参与造假，风险指数几乎等于零。

不管真相如何，反正，民国六年（1917年）岁首，三十八岁的陈独秀，带着他风靡全国的《新青年》杂志，来到北京，成为中国最高学府的文科学长。

第四章蒙尘独秀峰第五节

早在1997年12月14日，我就找过北京故宫东墙外的箭杆胡同，北洋时期的箭杆胡同九号，现为20号，是陈独秀任教北大时的故居。

大门朝北的陈氏故居，隐匿于紫禁城东的一片灰色的胡同里，已经破旧不堪。之后几年，我又去过几次，去看望房东孙志诚老先生。老先生的父亲，即当年陈独秀的房东。我曾几次在当年的《新青年》编辑部里，听老人坐说当年。

老人说，当时，他们一家依然住在南边的那排屋里，北边靠胡同的这排房子，租给了陈独秀先生（他每提陈独秀，必加“先生”二字）。当年，住这儿多方便啊！陈独秀先生从这儿去北大上班儿，或者走胡同西口的骑河楼南巷再转到北巷，或者走东口的北河沿大街，往北走没多远，就是北大红楼了。陈独秀先生当年与高君曼和一双儿女都住在这个小院。北边靠门口的这间房子，就是《新青年》编辑部。靠门儿方便啊，人来人往的，听父亲在世时说，那会儿，这儿可热闹啦！

蔡先生胸宽如海，陈独秀如鱼得水，初到北京的日子，陈独秀工作顺心，事业斐然，群星拱月，天下景仰。在胡适、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加盟后，《新青年》成了一个时代的号角和整个世纪的旗帜。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毛泽东语），讲学、撰稿、交友、演讲，甚至亲自撒传单，像旋风一样掀起了中国近代的一场思想大启蒙运动。现在，谁都得承认，没有五四时期陈独秀所领导的那一场新文化运动，就不会有现代中国的大批杰出政治、军事、文化人才的涌现，也就不会有日后中国共产党的问世。

呜呼！漫漫中国历史上，有几位在野的思想家的号令，能令整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此感佩，如此响应，如此奋起，并因此而改变了民族的命运？

然而，谁能想到，即使占据了全国最高学府的一流位置，即使已是万众仰望的知识界领袖，即使果敢地加入了约束一己物欲的北大“进德会”，陈独秀仍坚持不做完人，他白天忙着发动新文化运动，晚上则忙里偷闲去八大胡同销魂。

高君曼当然要与他吵闹了。小众女士言简意赅地骂丈夫为“无耻之徒”（确实比较无耻），而陈先生则十分机敏地反讥新妻为“资本主义”（只想垄断私产之意？）。后来，陈独秀竟因与学生共争一个妓女而被政敌捅到报馆里。

蔡校长很为难，只好借教学体制改革之机撤了文科学长一职，请陈专做教授。为安慰他，还弄了张北大“国史馆编纂”的聘书给他。然而，陈独秀哪里是肯安分地坐而论道的教书先生？他更无心去编纂国史，借蔡校长辞职南下之机，索性请假不上班了。那时，他已经迷上了马克思主义，除了主办《新青年》，还整天忙于校外的政治活动，从“教学第一线”的骨干，成了风风火火的职业革命家。

民国八年（1919年）暮春的一个晚上，陈独秀叫上北大同事高一涵、王星拱、程演生和内务部佥事邓初等人到中央公园向乘凉的人们分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是头一天晚上印好的，还请留美博士胡适将内容翻译成了英文。第二天晚上，他们再接再厉，在一家川菜馆吃完饭后，又分头到市民们晚上乘凉和娱乐的新世界商场和城南游艺园去分发传单。一向大大咧咧的陈教授，手执传单，逢人便送，终被蹲守的便衣警察抓获。还好，他从幼稚举动中猛醒过来，大呼大跳“暗无天日，竟敢无故捕人！”满堂哗然，高教授与邓佥事这才知大事不妙，遂侥幸脱险。

其实最侥幸的是陈本人。因头一天中央公园的传单已经震惊了京城的治安部门，军、警各派侦探分布于市民扎堆的场所。陈独秀不幸撞在网上，却又有幸是被警察捕去的，如若被军人抓走，则其生命很可能终止于四十岁那一年！

说来真巧，陈独秀是安徽人，北京政府的当家人段祺瑞也是安徽人，而且，段总理起用的两位京城治安联防的最大头目——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和京师卫戍区司令段芝贵，也都是安徽人。让人庆幸的是，吴总监是看重乡谊并敬重文化人的老乡，坚持把陈先生留置警厅并善待之。而段司令则是个一心为政府并极端仇视“过激主义”的武夫。陈独秀拟定的《北京市民宣言》上，五条要求之第二条，实属“过激”：

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

可想而知，当晚陈独秀若被投入段司令的京师卫戍区的执法处牢房，那可不是要了命嘛！

由于多位皖籍在京名流的联名保释，在大总统徐世昌的亲自过问下，吴炳湘把陈独秀关了三个月后将其取保释放。

接司法程序，陈独秀貌似认真地填写了具结书：

前因为人撒发传单，破坏社会道德，实属不知检束。自被查拘，颇为觉悟。以后安心学问，并在北京就正当职业，以谋生计，不再作越出法律范围举动。

有道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被安徽同乡会接回家后，陈独秀变本加厉地“过激”起来，后来违反保释规定，擅自离京，在武汉发表“过激”演讲被报纸刊登出来。于是，吴总监勃然大怒，决定在陈独秀回京后将其立即收监！或许又是不知哪位在体制内的皖籍人士的通风报信，这才有了李大钊化装成年关收账人亲自驾车将陈独秀送走的一段党史传奇。

转了一圈儿，陈独秀又把《新青年》带回了其发祥地——上海老渔阳里环龙路二号。

民国十年（1921年）10月4日下午，陈独秀正在楼上午睡，忽听天井里一阵嘈杂，他趿鞋下楼探看，却见刚才被高君曼拉着打牌的杨明斋、包惠僧、周佛海和柯庆施被法租界的巡捕围住。懵懂中，他和所有的在场者，包括积存的《新青年》和印刷器材，都成了巡捕房的战利品。后因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花了大价钱聘得著名的洋律师为他们辩护，而且马林还曾对巡捕房表示过“意思”。二十多天后，陈独秀等人被保释，巨额罚款也是那位马林先生提供的。本来陈独秀挺烦这位指手画脚的荷兰人，这次出狱后，他才对马林有了好感。

一年后的8月，巡捕再次闯进此宅逮捕了陈独秀。这一次，他在法国人的监狱里待了十天，也是法租界迫于社会舆论，判罚大洋四百元后释放了他。

对了，还有一次陈独秀是在石库门房子里被捉拿，只不过那是被“自己人”误捉，虚惊一场。那是“五卅运动”期间，陈总书记带中共秘书处的任作民同去一幢空着的石库门房子里，这一老一少的行动难免有些鬼鬼祟祟。入内一会儿，突然房外有人拍门山响，一开门，却被一伙人扑翻在地并缚住。陈、任二人自不敢报家门，那伙人遂以抓到两个奸细的兴奋心情将其押解至上海总工会。是一位又高又瘦的青年领导人出面接收的。对方一见老“奸细”，稍一怔，连忙当众厉声审问是否为捣乱工人运动的坏人？待二人表示绝非坏人后，便下令将二人立即释放。出门后的陈总书记一定和任作民相视大笑，因为他们知道，抓他们的，是警觉过分了的工人纠察队的弟兄们，而“审问”并释放他们的，乃本党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兼上海总工会负责人刘少奇同志。因党的最高领导的身份不便暴露，机敏的刘少奇只得不动声色地将戏演了下来。

此事绝少人知道，若不是郑超麟偶从一位地下交通员处闻知，此次“被捕”真要绝版矣！？

大概就在房东家里嵌着标志牌的地方，当时陈独秀挂了一块小黑板，他在上面很不客气地写着一行字：

不知这个“限时令”对革命同志是否适用。民国九年（1920年）春住进这里的陈独秀，把他的家当成了《新青年》编辑部，更当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办公室。

暮春，一位神秘的俄罗斯中年男子就曾在一位大个子中国人的陪同下，频繁造访此宅，十五分钟对于主客所谈的重大话题来说，显然太短太短！

这位“老毛子”叫“吴廷康”，即维经斯基，是一位苏共特使。那位陪同者兼翻译是华裔苏共党员，早年从山东平度闯海参崴的华侨领袖杨明斋。他们出示了北大李大钊写的介绍函。他们来华的目的十分明确，即考察中国各种激进的政治团体的实力，进而组建中国共产党。双方一拍即合。早期中共干部包惠僧甚至说两人“一见如故”！

新解密的史料证明，当初，比之手无寸铁只会讲书办刊物的中国大学教授们，联共（布）决策层更势利地看好了拥有南方割据政权和国内第一大党的孙中山。也就是说，他们本来打算让孙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与领导者！只因孙氏不为所用，他们才转而选择了手无寸铁但却理想纯真的著名教书先生陈独秀。

维经斯基的多次造访，完善了陈独秀的建党思路。民国九年（1920年）8月某日，陈独秀与李汉俊、沈玄庐、施存统、戴季陶、陈公培在此宅宣告成立了一个全新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陈被推举为书记。他们共同起草了党纲。稍后，邵力子、陈望道、赵世炎、李达、周佛海、李启汉、沈雁冰（后以笔名“茅盾”行世）等人陆续加入，俄共党员杨明斋也加入进来。当今世界第一大政党，就是这样在上海的陈独秀家中成立的。稍后几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也在此宅内成立起来。

必须说明的是，无论CPC（“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简称）还是SY（“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简称），每次开会，共产国际的代表都在场。

关于中共的建党日期和地点，早期中共要员张国焘和张申府都在回忆文章里写过。张国焘说，是年8月底，他从上海回到北京后，把与陈的谈话经过告诉了李大钊，“李先生略经考虑，即无保留地表示赞成”。张申府则写到那一年的9月中旬，他去上海接罗素（Bertrand Arthur illiam Russell，3rd Earl Russell，英国学者，1920年～1921年来华任北大客座教授）的情景：

就住在渔阳里二号陈独秀家里，这就是当时党部所在。……从上海回京后，我把和陈独秀谈的情况告诉了李守常。

这比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共建党时间“1921年7月”早了差不多一周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陈独秀让张国焘与张崧年分别捎话给李大钊，嘱其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之后，两人又分别致函天津、武汉、长沙、济南等地的共产主义者，这才有了一年之后的中共“一大”在此宅附近的另一所石库门房子里的召开。

后来，随着陈独秀政治行情的暴跌，特别是共和国成立之后，人们耳熟能详的是：192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诞生日，与会的湖南省代表毛泽东成了中共创始人，而之前一年陈独秀在上海成立的只是“中国共产主义小组上海组”或“中共上海发起组”。如今，中共党史专家已经把中共“一大”的准确日期考察清楚了，即并非1921年7月1日，而是该年的7月23日至31日，但权威教科书还是没把中共到底是何年由何人创立的问题说清楚。显然，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日期说成建党日并不确切，恰如人们不能把1924年召开的中国国民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认定为该党的成立日一样，因为国民党早在十二年前的1912年即已宣告成立。

因陈独秀而笼罩在中共党史上空的迷雾实在太浓！

民国九年（1920年）的陈独秀头上还没有迷雾，这位导师像阳光一样暖热了许多热血青年的心，他在此不断接见前来的求教者。这其中，就有在北京时见过的李守常手下的湘籍青年毛泽东。当得知毛润之氏欲回湖南兴办文化书店却阮囊羞涩后，陈独秀甚至亲自为其在亚东图书馆作保借给他三百大洋！后来，在大西北的窑洞里，毛泽东就曾感慨过：就是在上海与陈独秀的一次长谈之后，他才开始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是啊，对这些如饥似渴地期待以真理果腹的客人们来说，十五分钟的时间怎么能够？

建党之后的陈独秀，成了职业革命家，他的《新青年》从第八卷开始成了本党的机关刊。民国十一年（1922年）7月1日出版了第九卷第六号后，《新青年》休刊。次年在广州复刊时，主编已是瞿秋白，刊物内容也不再是为全社会所追捧的综合性杂志，而成为中共中央理论性刊物。陈独秀时代的《新青年》不复存在，但由此刊哺养大的一代“新青年”却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

《新青年》不朽！

2000年1月7日那天下午，我走出了这条藏着中共诞生地的毫不起眼的弄堂，但见大街上凄雨依然。

匆匆驶过的电车溅起肮脏的积水，竟让我想起久居上海滩的那位美国人鲍威尔描述过的20世纪20年代时的上海街景：

来自世界各地的共产党都汇聚到中国，帮助推动革命，附带着享用第三国际从俄国农夫和全世界工人阶级那里收集来的可观资金。那些政治权术家，在他们的祖国行动时，只是步行和坐公共汽车，但来到中国后很快发现，崭新的美国汽车是他们在华活动不可缺少的工具，美国在上海的汽车代理商因此大赚了一票。美国共产党领袖厄尔·白劳德（Earl Browder）曾到上海一行，他对这种大肆挥霍的风气予以劝阻，在一次欢迎他的盛大宴会上，除了黑面包和白开水之外，他什么也没吃。他说，这都是俄国农民为了支持中国革命，忍饥挨饿积攒起来的钱，一分一厘来之不易。但是白劳德到达上海太迟了，一些俄国顾问专制、独裁的做法，已经招致许多国民党人的不满，双方关系日渐疏远。

我曾就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情形请教过白劳德，他愤慨地指责那些政治代理人：“他坐着轿车，到处兜风，出席宴会，而俄国和中国的农夫、工人却正在饿着肚子！”

想起这位大记者的描述，我的心情更加沉重了。陈独秀和他的同志们是否出席了那个欢迎美国共产党领袖的宴会？他们是否会像那位白劳德先生一样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代表们感到愤懑？说到底，他们知道苏联政府为中国如此耗费，到底是为了什么吗？

第四章蒙尘独秀峰第六节

被推上政党领袖位置的陈独秀，生活在怎样一个被异化了的空间里啊！

这个人不怕苦。前面说了，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日本，只要投入工作，这个人就“足不出户”、“头面不洗”，即使衣服上全是虱子、一天吃不上饱饭也毫不在意。

这个人不畏死。北洋政府时期，他在安徽当省府顾问，因下去鼓动军队反抗袁世凯派来的新都督而被对方抓获，拟就地枪决。他毫不在乎地告诉大兵：“要枪决，就快点罢！”南京政府时期，他最后一次被捕，在从上海押解至南京的夜行列车上，同案犯无不难以成寐，独他一人酣然大睡！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样的人何事不成？

这个人不图名。三十二岁那年都做到省府的秘书长了，也算副省级高干了，却自动请辞，甘作“讨袁”幕僚，失败后更跑到上海滩当起了以卖文为生的普通文人。

这个人不计利。叔父留给他一大笔家产，在北京时，叔父在京城开的古玩店的老板力邀“少东家”到店里看看，他却匪夷所思地回答：那不是我的店！竟一次也没过问，更没去过！在北大当中层干部，月薪三百元，也算收入颇丰一族，但为了理想，却宁愿“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陈独秀语），直至放弃公职。民国十四年（1925年）秋，一位英国左翼领袖来沪与陈独秀会晤，问他是否真的像中外所传的那样“家拥巨资”？他指着隔壁房间的党内外文件说：“吾之财产，全在乎此！”

既不索名，也不求利，这样的人能不超脱？

然而，陈独秀没有成功，也没有超脱，相反的，至死他都非常痛苦，都在不断地否定昨天，以致成了胡适所说的“终身的反对派”。

是的，他毕生都在执拗地追求真理，因而也就终身都在反对那些似是而非的伪真理。

这就是他的“怕”，这也就是他的“图”——怕用了人家的钱就无法按自己的思路去寻找真理，图中国共产党能独立自主地完成民族的解放事业。既有大怕，又有大图，他能不失败？

当局者迷。即使大智慧如陈独秀者，当时仍不能看透苏联人的心思，因为他不得不靠苏联人提供的资金来开展工作。

本来他坚决反对国共合作，更不支持什么“北伐”。事情的发展完全证实了他的预见：蒋介石借北伐残害了中共，并建成了国民党独裁政权。他也不同意让中共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更拒绝本党靠苏联人的经费生存。但是，因成了没有社会职业的地下工作者，因是靠共产国际的代表用重金把他从狱中“活动”出来的，因要服从“世界革命”大局的需要，他只得屈从，成为靠卢布润滑的一架高速旋转在中国政局上的机器。资料显示，整个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前期，在中共中央被迫从上海撤至江西苏区前，绝大部分党的经费都是共产国际的特使们秘密带来的！

且听陈总书记在中共“三大”上的政治报告中说的这句话：

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

不妨再读一份中共中央1925年3月20日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

……我们对共产国际有两个要求：一、尽量多派些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一九二一年成立，专门训练亚洲革命干部——笔者注）学习的中国学生同志回国工作。二、为我们追加资助以下事宜的款项：

3．在地方巡视的中央视察代表（2人）240元

把预算增加到这个数字是必要的，请核准。我们希望从4月起，连同以前批准的预算，你们每月按时给我们寄来共计3650元（中国元）。

再有，按以前批准的2250元预算，我们在1、2、3三个月应收到6750元，而你们给我们寄来3423美元，仅相当于5887中国元，因此还差863元。这个数字我们还要求补上。以后请给我们寄金卢布或有追加的美元。

真难为我们这位全国一流的政论家、北大的名教授、中共的总书记了！为了党的生存，竟然要像小会计一样与“掌柜的”锱铢必较！

马克思主义一条基本原理，叫“存在决定意识”。的确如此，早期的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并由其提供资金的支持。

民国十六年（1927年）夏，陈独秀被迫辞去总书记一职。当时党内指责他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造成大革命失败，而原因竟是——

因为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英明领导。

真是天大的玩笑！事实已经证明：恰恰是因为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不得不执行“远方”的“英明领导”，才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且看“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罪状”和七十年后人们才了解的事实真相——

传统的说法是：陈独秀主动放弃了中共对大革命的领导权——有指令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一批中共党员辞职的档案为凭；在反共的“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他反对陈延年（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周恩来（中共军委书记）、毛泽东（中共农委书记）对蒋介石进行反击的主张，反倒采取了“妥协政策”——有他公开发表的文章为证；他反对军事北伐；他放弃统一战线，屡次提出让中共退出国民党；他批评疾风暴雨般的农民运动；甚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他还反对中共掌握武装——这一切，有太多的正统说法为凭。

因此，大革命失败了，党的一把手罪责难逃！

实际上，联共（布）中央压根儿没看上只有不足百名知识分子的中共，他们先去拉拢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吴佩孚，失败后又去联络占据华南一隅的孙中山，他们派给国民党的总顾问鲍罗廷比国民党人更不屑于与陈独秀等打交道。你要与国民党争夺领导权，他们就指令“共产党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位”（共产国际东方部政治书记瓦西里耶夫［Vasilyev］起草的“九二八”指示）；你想让更多的人进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他们就批评你要“吓跑中派和无谓地刺激右派”（鲍罗廷语）；你要愤然退出已经拿自己不当东西的国民党，他们的特使就专程从大老远的莫斯科赶至上海当面制止，后来干脆把共产国际远东局搬到了上海，以便当面管束你！你并不是没有提出反击蒋介石军事独裁的决定，更不可能不想拥有自己的武装，但苏共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一方面决议“关于红色部队的问题眼下仍不作决定”，一方面却决定给广州的国民党“配备带子弹的步枪九千支、机枪一百挺、手榴弹一万枚、一些掷弹炮、飞机六架和无烟火药等；给冯玉祥和岳维峻配备带子弹的步枪五万支……”，从政治到军备，你都一无所有，所以，你徒唤奈何！等到民国十六年（1927年）5月30日的“紧急指示”从鲍罗廷、罗易（Manabendra Nath Roy，印度人）等洋人那儿传达过来后，你还有能力去让农民“从下面实际占领土地”吗？还来得及“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吗？还有权力“成立以著名国民党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叛乱的反动军官”吗？

所以，你，陈独秀，只能成为替罪羊，被罩上一顶昏天黑地的“右倾”大帽子，至今也不能摘除。

陈独秀离开了领导岗位，但苏联人仍不放心他留在中国，于是，就召他去莫斯科“从事理论研究”，且信誓旦旦地保证他的人身安全和回国自由。但陈独秀拒绝了。

事后发生的一连串人间惨剧也真的证明了陈先生拒绝的英明——斯大林为掩饰自己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过失，不光抹掉了一个陈独秀，过后还把苏共党内与中国事务有关的一百六十多位高级干部残酷处决！这其中，就有许多陈独秀所熟悉的人，如鲍罗廷（驻国民党总政治顾问）、布勃诺夫（Andrey Sergeyevitinovich Galens，国民革命军总军事顾问）、季山嘉（Kissarka，军事顾问团团长）、加拉罕（苏政府代理外交部部长）、米夫（Pavel Aleksandrovich Mif，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罗明那兹（VissarionLominadze，共产国际特使、八七会议的实际主持者）等。那位名噪一时的苏联政府特使越飞是被迫自杀的。而最早引苏联密使进入中国的我的山东平度老乡、苏共党员杨明斋，曾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国共合作，也在严酷的“肃反”中被杀害！

当年拥护或反对斯大林的中国政策的人，全都成了冤死鬼！

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问题》中说得非常公道：

过去五年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受共产国际机会主义领导之害有如中国共产党那样酷烈的。

但即使被骂成了“取消派”，陈独秀这位斗士还是不肯取消战斗。民国十八年（1929年）8月5日，亦即他被淘汰出局两周年的日子里，他致函中共中央常委，要求接受“托派”的主张，改变由斯大林制定的中共“六大”的政治路线。

说来令人赧颜：上一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竟是在苏联首都召开的，一百一十八位代表全被接到莫斯科听训。开幕式上，在主席台就坐的二十一位人士中，位于中央的，不是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苏兆征、蔡和森等，也不是被苏联人内定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工人代表向忠发（他们认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不好中共的家），而是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斯大林同志和他当时的亲密战友、分管共产国际工作的布哈林（Bukharin）同志。苏联人直接上台了。可叹的是，中共“六大”落幕后不久，布哈林就被免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的职，降为《真理报》主编，1938年3月被斯大林下令逮捕，转年被处决。

在中共“六大”会上，伟大的斯大林同志谆谆告诫中共：尽管大革命被陈独秀葬送了，但中国革命正在走向高潮！

“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头上神圣的光环照晕了人们的眼神儿，显而易见的矛盾说法竟成为中共“六大”的政治路线。

巧合的是，格鲁吉亚皮鞋匠与女农奴的儿子斯大林与遭他摧残的“托陈取消派”的两个头子同龄，都是1879年来到人世的。看来，上帝往人间撒种，也不太认真，好人、坏人随手就扔下来了。中共“六大”召开那年，斯大林、托洛茨基和陈独秀都四十九岁，正是一个政治家最年富力强的生命时段，但斯大林已经是光焰灼世的酷烈的太阳，而后两位则被前者无情踹进了地狱之门。

然而，被淘汰出局的陈独秀非但“死不改悔”，反倒主动挑战，要党改变由斯大林亲自制定的路线。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民国十八年（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毅然决然地将本党的创建者和前五届总书记，以及若干名他的追随者，开除党籍！行动之迅捷，甚至连“远方”也感到有些突兀。

其实，在被自己手创的政党开除之前，已经有“托派”同志彭述之的妻子、早期中共党员陈碧兰向陈独秀透露了这一消息。

陈碧兰在回忆录中写到陈独秀的反应：

独秀听了我的叙述，怔了一下，然后用很简单的话语诚恳而又坚决的态度回答我说：“假如我们被党开除，并不是因为我们背叛了革命，而是由于党的堕落，它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原则和布尔塞维克的组织传统。这是党的错误，如果党开除我，我是不在乎的。”

第四章蒙尘独秀峰第七节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

旁观者清啊！名记者斯诺的顶头上司鲍威尔先生就曾直截了当地说过：

临别时，何应钦客气地向陈独秀求字存念——陈的书法是很有功底也很有名气的。

然而，彼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有几个能知道陈独秀的悲剧正是苏共党内斗争在中国的延续呢？

陈独秀接受托洛茨基思想，是必然的。陈独秀与托洛茨基应该没见过面。1921年秋，陈独秀曾奉召去莫斯科，没有得到任何一位苏俄党要人的接见。那会儿，苏俄人没看得上中国共产党。陈独秀执政晚期，莫斯科派回来的中共党人，不光有博古、张闻天和王明那样的斯大林的盲目崇拜者，也有“反党集团头子”托洛茨基的同情者。这些年轻干部把托氏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带回来，让陈独秀从切身经历和本党同志被屠戮的残酷现实中，蓦然认清了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斯大林主义的本质，于是便非常自然地成了托洛茨基在中国的同志。

辞职前的陈独秀已经悟出，托氏关于中国革命的论断，与他自己痛苦思索的结果极为相似，即大革命的失败，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它对人民的统治已趋稳定，中国社会已是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成为和平发展的社会。因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

资本主义是不可逾越的——这个半个世纪后方被证实为正确的陈独秀思想，在当时却被冠以“取消革命”的恶名大受批判，陈独秀由此成为与托洛茨基齐名的“托陈取消派”首领。因“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斯大林的态度，中共理应比国民党更为痛恨托派的中国领导人，所以创立了中共的陈独秀就成了中共党史上最长久的蒙难者。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0月15日，正在卧床疗养胃溃疡的陈独秀突遭逮捕。同日，多名中国“托派”重要干部入狱。

国民党人兴高采烈，满以为这一下便将“共匪”头子这一心腹之患彻底解决了。蒋介石无疑是最开心的一个，对各地“苏区”的一次次用兵已令他疲惫不堪。倭寇已占据东三省，华北也日益告危，大敌当前，他太想先“安内”再“攘外”了！正在汉口督战“剿共”的他，顾不上回南京，电令将本案起获的重要文件迅速送到汉口，他要亲自审阅。紧接着，他又电令将已经开口与政府合作的“中共秘书长”谢德盘押至汉口审讯。看完，问完，他才弄明白，陈独秀已经不是中共的当家人，而是中共“左派反对派”的首领，谢某人只是陈独秀那个小组织的秘书长。但他仍不明白陈独秀与正在对垒的中共的红军到底是什么关系，遂令国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当面询问之。

于是，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0月27日的《大公报》，刊出了两天前何应钦与军法司长王振南对陈独秀的“传讯”：

（何氏）询以赣、鄂等省共党暴动行为，或知其详否？陈答：各处共匪行为，均由干部派指挥，与余毫无关系。又询以抗日问题。陈侃侃申述，谓依国际形势观察，仍须联俄方为有利，英美及国联均不能有助于我国。

陈独秀自不会称中共为“共匪”，尽管他已经被从苏联回来的那帮人（他称为“干部派”）开除出党。从被捕到上法庭，他一直宣称自己信仰共产主义，依然要推翻国民党政府，显然，“共匪”这一说法是当时的报纸屈从政府的规定强加在他头上的。陈独秀襟怀坦荡，实话实说。而且，尽管他憎恶苏俄，但为国家命运计，他还是希望国民党政府“联俄”。

何上将客气，但陈独秀不客气，他饱蘸浓墨，不假思索地疾书一纸条幅：

审判长胡善偁例行公事地问完姓名、年岁、籍贯后，开始从头问起：

法院审了三天，陈独秀的精彩答辩也让旁听者大叫过瘾了三天，而辩护律师章士钊的辩护词亦十分精彩。两位老友的辩护词竟成了经典的法律教材！而最幽默的是，陈独秀竟然在头头是道地阐明为何反对国民党政权而不是反对国家之后，不仅要求法庭宣告自己无罪，而且还要求赔偿自己“在押期间之经济上、健康上的损失”！

蒋介石遂采纳了胡适、翁文灏等国民党内文职高官的建议，下令将陈案转到了地方法院公开审判。如依军界多数高官和地方党部的多数意见，将陈案移送军法审判，则陈独秀被“明正典刑”的结果自不可免。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4月14日上午9点30分，陈独秀和彭述之、濮清泉等十名同案被告被押至江苏省江宁地方法院审判厅，那位谁都得让其三分的老友章士钊大律师自告奋勇自北方赶来为被告辩护。

自从陈离开北大后，两人即没了交往，相反的，性情无羁的他还曾十分无礼地公开著文骂附从军阀政府的章先生是“放屁狗”、“狗放屁”、“放狗屁”。章先生不计前嫌，毅然接受委托，一时颇受称颂。

检察官朱隽依《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提起公诉。之后，彭述之等九被告暂退审室，首审陈独秀。

外国人知道中共的背后，存在着俄国人的影响，但很少有人知道发生在中国的斗争，不过是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俄国国内所作的生死斗争的一部分。

天日昭昭，此心可鉴。即令政治死敌，也不可能不对陈独秀的节操表示钦敬。

这边“胡问”，步步紧逼；那边“陈述”，直言不讳。一问一答，如同一部传奇，章节越来越引人入胜。

问也简明，答也简明。

在被自己手创的党开除后的第二十五天，无所顾忌的陈独秀发表了披肝沥胆的《告全党同志书》，痛陈斯大林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和党内的宗派主义等种种错误。五天之后，陈独秀又领衔八十一人发表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旗帜。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月，陈独秀和他的同志们聚会，将党名改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继续向国民党政权和斯大林主义同时进行战斗。

问：共党活动，是否受莫斯科指挥？

4月20日上午第三次开庭时，前来观赏陈独秀精彩表演的观众爆满——“旁听席上，已无地可容”。看客盈门，陈独秀格外来劲，这一次，他对强加在头上的“危害民国”罪名，抗辩得最有道理：

问：当时共党之活动，第三国际态度如何？是否满意？

就在陈独秀服刑期间，在大西南的遵义城内的一幢黔省军阀的弃楼里，被苏联人指派担当中共领袖的那几个从莫斯科回国的后生们，已经被毛泽东联络张闻天、王稼样等人轰下台来，中国共产党自此开始走上了陈独秀所向往的独立自主的道路。

答：分托洛茨基派与史他林（即斯大林）两派。

不过，南京政府不比北京政府，“司法独立”已经成了一党专政时期的蒙人幌子。因此，陈独秀还是被判有期徒刑十三年，经上诉后改为八年。曾从莫斯科跑到土耳其见过托洛茨基的彭述之，与他同刑期，其他同案犯各领刑五年和两年六个月。

倔犟的陈独秀没有屈服，没有惊慌，更没有像日后瞿秋白、李立三等人那样违心地反复认罪。他坚信自己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

根据以上三点，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

答：记不清，大约在民国十七年、十八年。

问：与皖湘闽赣等省共党不能合作，是否因政策不同？

连苏联人都不知道中共核心层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故，更遑论狱中的陈独秀！

问：被捕十人中，有几人认得？

答：以政治犯资格，不能详细报告，作政府侦探，只能将个人情形报告。

陈独秀真乃幽默大师，估计说完这句话，胡问的法官怕也忍俊不禁了。但人家正在扮演正义的化身，遂压抑住笑意，貌似生气地发问：“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

这下可正中下怀！陈独秀遂慷慨陈词：

这是事实，不否认。至于理由，可分三点，简单说明之：

一、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既无发言权，即党员恐亦无发言权，不合民主政治原则。

二、中国人已穷至极点，军阀官僚只知集中金钱，存放于帝国主义银行，人民则困苦到无饭吃，此为高丽亡国时的现象。

三、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济。至所谓“长期抵抗”，只是“长期抵抗”四个字，始终还是不抵抗。

谓我“危害民国”，因为我要推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但是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例如满清政府，曾自认朝廷即国家，北洋政府亦自认代表国家，但是孙中山、黄兴等，曾推翻满清，推倒北洋政府。如谓推倒政府就是危害民国，那末国民党岂非已叛国两次？……

肃穆的法庭上终于爆响了会心的笑声！人们差一点要为这位被告的抗辩喝彩了！害得胡审判长连忙制止，场面才没失控。

问：中国共产党反对派即“托派”最终目的如何？

答：世界革命。在中国需要解放民众，提高劳动者生活，关于夺取政权，乃当然的目的。

第四章蒙尘独秀峰第八节

说到这会儿，该说说陈独秀的个人问题了。

民国九年（1920年）从北京回到沪上后，陈独秀与第二任夫人的关系也未恢复到昔日在杭州时的融洽，后来竟不在家住了！高君曼不得不带着两个子女去了南京。陈独秀在那里购置了一处面积挺大的空地，出钱盖了几间房子，让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住到了那里，每月三十元的生活费，由上海亚东图书馆的老板汪孟邹寄去，再将此钱从陈的版税里扣除。

铁石心肠的陈独秀甚至没给前后两位高夫人送终，高家姊妹先后在南京与安庆谢世时，他都没到场，都是亲友帮助料理的后事。前面说了，他连一首怀旧的韵句也不肯留下，尽管他留给后人不少非常有功底的旧体诗。

高君曼走了，成为中共总书记的陈独秀成了无拘无束的男人。民国十五年（1926年）的一个多月里，他居然失踪了！党内所有的人，包括单线与他联系的党中央秘书兼会计任作民都不知道他的下落，连其长子、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前来党中央汇报工作时，也见不上当总书记的老爹一面。任作民只能以暗语在报上刊登了寻人启事，却仍未有回音！于是，大家悲痛欲绝，都以为领袖已惨遭反动军阀的暗算。

万不料，就在陈延年离开党中央机关去往客轮码头以后，捂得严严实实的总书记却出现了！

陈独秀一脸轻松地告诉同志们，前段时间，他因患伤寒病住院了，见了报纸上的寻人启事，就来了。

在哪家医院住过？出院后又住在哪里？有人服侍吗？面对同志们的询问，“老头子”却不再言语——尽管彼时陈独秀只有四十七岁，但中共早期重要干部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所以他们当面称总书记为“老先生”，背后却全都昵称为“老头子”。倒也是啊，你想，连他大儿子陈延年都已经二十八岁了，他能不老吗？有人在党的会议上记录陈的讲话时，干脆只写一个“老”字。

对了，赶紧派人叫回已经登船的陈延年同志！就这样，陈延年才见到了本以为已横遭不测的父亲。

那时，已经有人隐约知道陈独秀似与一位神秘女士同居，但那位女士姓甚名谁，却从来没有人知道。若想打探总书记的口风？嘿嘿，老头子鬼着呢！愣是不肯向小伙子们泄露片言只语！

直到半个多世纪后，深得陈独秀信任的原中共中央出版部部长郑超麟才意外地获知，那位女子叫施芝英，是一名有地位有身份的青年医生。但大伙儿不知道的是，这位施医生是何时出现在“老头子”生活中的。是否与前阵子老闹胃病的老先生频频去医院看病有关？高君曼带孩子离沪是否与此事有关？他和她在一起多长时间了？为什么最终没走到一起？这一切，因追随陈独秀而受尽磨难的郑超麟老人，与他同时代略知此事的极少数党内同志一样，永远不知道了！

施芝英与陈独秀的地下恋情，隐瞒得实在太久！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才得到确认。起因是有在新疆工作的两男一女向中共中央写信，称他们是陈独秀的外孙，因为三人的母亲陈虹是陈独秀与其外婆施芝英所生的唯一女儿，但其母与外婆已经先后于“文化大革命”前后病故，请求落实政策，云云。中央遂安排有关部门调查落实，查明陈独秀在上海期间确曾与一位叫施芝英的女士同居数年。但原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的陈虹与陈独秀并无亲缘关系。早在1937年9月，陈独秀出狱后，就对到汉口找过他求助的陈虹说过：“你不是我女儿，你是你母亲的养女。”在那个时代，养女通常是花钱买来的使唤丫头。当时的国民党报纸还曾借机讥讽前中共领导人是“屙屎不揩屁股”。

据说，施女士一直住在上海的某条弄堂里，丈夫先她而亡。有与她为邻的老太太在她家中见过挂着的女主人年轻时的大幅照片，是一位相貌美丽且气质高雅的美人。据有心人考证，施女士也是安徽人，比陈独秀小二十二岁。人们考证不出的是：她与中共最高领导人长期秘密同居，知道这位老病人和老情人的真实身份吗？最后为何分手以致陈独秀没了住处？她嫁了别人以后能把真情告诉丈夫吗？但可以肯定的是，她把一生中最美好的年龄段的一段恋情，告诉过养女陈虹，而陈虹又传讲给了自己的儿女们。于是，这才有了思想大解放时期的那次信访与调查。

陈独秀从神秘女人那儿搬出来后，仓促间挤住在年轻的同志家中凑合，后又找了住处搬了出去。某次，郑超麟去那幢秘密住处时，意外撞见“老头子”屋里竟有一个舞女模样的人！陈独秀难耐寂寞又一证也。

被中共开除后的陈独秀，依然待在上海。尽管已年近半百，他又把后楼邻居的一个二十岁的小女子潘兰珍发展为生活伴侣。见过潘氏的人称，潘很摩登，是“七分人材，三分打扮”的时尚女性（这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当今上海的年轻女子）。陈独秀面对比自己小二十九岁的小潘，倒是坚持组织原则，一直没告诉人家自己的真实姓名与身份。直到某次两人吵架，小潘一气之下跑回浦东娘家住了一个多月，有一天突然从报纸上看到了被捕的“共党魁首”照片时，才极为惊愕地获悉：原来，夫君即那个久被国民政府通缉的大名鼎鼎的共党领袖陈独秀！

你说，像陈独秀这样的大思想家，这样不肯为世俗改变自己的奇人，和哪个女人能有长久的共同语言？莫道“旧派女人”大众女士高晓岚最终被弃，就是在京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女性”小众女士高君曼不也一样吗？更何况之后的那个连大字也识不得几个的像女儿一样的潘兰珍呢？

对了，陈与潘的结合曾令他的“托派”同志大惑不解，他们背地里议论“为何此女愿嫁老倌，更惊叹陈猎艳技术之高明”（濮清泉语）。罢！罢！莫以俗念论英雄，燕雀安知鸿鹄心？陈独秀乃时代之超人，旷古之狂才，哪里是传统道德观念所能旌表的良人？

因失去自由，陈独秀结束了对异性的追求史，上海英美烟厂女工潘兰珍成了这位总是骇世惊俗的人的爱情终结者。

潘氏从来没得到妻子的名分——陈独秀对最亲近的人也只称潘为“女友”，而且，潘氏长年不识郎君真面目。按说，被骗也久，幽怨深矣！况且家里被抄，私物尽失，何不借机离去？可这位时髦少妇，偏偏忠贞感人，不顾陈的劝阻，频繁赶往南京探监，后干脆从上海搬到南京租一处陋室住下，以便每天白天进狱中照料陈独秀——对外就称她是陈的“学生”，可见陈氏人格魅力确实非凡。

而受到南京模范监狱优待的陈独秀也真叫“本色”，尽管身陷牢狱，却依然精力充沛，不光读书看报赋诗题字，而且还频见访客，当然见得最多的是潘“学生”。潘氏被特许天天入监送饭并照顾陈独秀，朝九晚五，像上班一样。于是，老夫少妻相逢，便有了极为罕见的“狱中春景”被看守窥见。典狱长闻报后，左右为难，只得把陈的同案兼亲戚濮清泉提来，大发牢骚：“陈先生近来忘了他是在坐监，把我们这里当做旅馆了。此事传出去，岂不要叫我同他一样坐牢吗？”末了，这位先前崇拜过陈独秀，“以为他的道德文章可以做青年模范”的“党国”牢头大为感慨：“现在看来，陈先生文章虽好，道德有限。”而陈独秀听到濮的相劝后，竟“毫无赧颜”地反问道：“难道我不能有个伴侣吗？”

喏！这就是陈独秀，一个我行我素，绝不肯委曲自己的伟丈夫！

人们已知的陈独秀的三任妻子均与他共同生活了十余年，她们一个比一个年轻，却没有一个善终的。

受苦最长的属元配高晓岚。她二十一岁成为陈家的媳妇，二十二岁即开始常态性地独守空房，三十五岁那年夫君带着自己的妹妹一去不回！五十一岁那年长子陈延年被国民党政府处决，第二年小儿子陈乔年也惨遭枪决，五十四岁那年她寂然辞世。生前，这位苦命的将门之女在安庆城外的叶家冲购置了茔地，临咽气前，嘱咐身边唯一的儿子松年说：我与你父，生不同林，死要同穴，待他百年之后，务必与我合葬一起。于冥冥阴间等了十七年，亡夫的游魂才被小儿带回故土。

高君曼二十四岁与陈结合，不到四十岁时成为弃妇，四十五岁那年因肺病辞别人间。

潘兰珍二十岁与陈同居，三十四岁为陈送终，后不得已与一名国民党的伤残小军官结婚，不久又守寡，20世纪50年代病逝，年不及五十岁。

寿限最大的是最鲜为人知的施芝英了。她与陈独秀开始同居的年月不详，终止于1927年3月，时年二十六岁。在陈独秀的女人中，她是唯一活到了20世纪70年代的一位，享年七十二岁。

俱往矣！

历史将感谢陈独秀的幺儿陈松年，因为正是这个陈家唯一没投身政治的人平安地活了下来，把父亲和祖母（即陈独秀的叔母谢氏）的遗骸带回了故土，把动荡而诡谲的历史风云埋在了安庆城外，也把解析20世纪中国历史的完整答案埋在了这长江岸边的青山下——只要挖开它，仔细看透了，就一定会明白我们走了多么长的一段冤枉路啊！

安庆窑厂退休会计师陈松年先生晚年被安排为安庆市政协副主席，1990年过世。

有亲历者回忆过，20世纪30年代初，二十岁的陈松年在南京模范监狱里初次见到陌生而苍老的父亲时，禁不住哭了。孰料第一次见到幺儿的陈独秀居然把眼一瞪，来了句：“没出息！”仅此一句，即可窥知陈独秀性情之刚烈。

那位坐了一辈子监的郑超麟也回忆过：某次，陈延年自外地来沪，郑陪他往见陈独秀。原以为阔别数年的父子相见场景会很感动人，但爷儿俩却平淡如路人——陈独秀正在石库门房子的天井里等候，见到儿子出现，表情安之若素，而延年也一样，随手拖来一张椅子坐下，一句问候也没有，就谈起了工作。

对亲生子女没表现出应有的慈爱，但对年轻的同志，如赵世炎、郑超麟等自欧洲回国的晚辈，却表现出了由衷的父爱。不知陈独秀“内外颠倒”的亲情，是否与他对两任前妻的嫌弃有关。

人生有情泪沾衣，硬汉也有恸哭时。同样在监狱，同样为儿子，他也爆发过山洪般的忆念，只不过，那时，长子与次子已经先他而为共产主义殒命。后来关在共产党狱中的“托派”骨干濮清泉在交代材料里写过，当初，“西安事变”的消息传进南京的大墙里——

陈独秀对这件事，简直像儿童过年那样的高兴，他托人打了一点酒，买了一点菜，对我和罗世璠说：“我生平滴酒不喝，今天为了国仇家恨，我要痛饮一杯！”他先斟满一杯酒，高举齐眉说：“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请受奠一杯，你们的深仇大恨有人给报了。”于是他把酒奠酹地上。他斟了第二杯，呜咽起来说，“延年啦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接着他老泪纵横，痛哭失声。

你看，他还是有骨肉之情的。

“有出息”的儿子已经先父母而去，留下了“没出息”的儿子照料起陈独秀的晚年。此后话也。

第四章蒙尘独秀峰第九节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敌当前，国共二度合作，中共提议“释放一切政治犯”。尽管中共代表周恩来在庐山上向蒋先生提交的释放本党在押者的名单上并无陈独秀及“托派”诸人，但谁都知道，陈先生才是全国最大的政治犯，理应在释放之列。经旧友胡适、张伯苓的积极活动，蒙汪精卫说情，蒋介石终于同意开释陈独秀。

然而，要把一个重量级人物提前释放，国民政府总得给自己台阶下呀！于是，狱方便通知陈写个悔过书。

兴许陈独秀想起当年在北洋政府警察厅里写过的“悔过书”，顿时暴怒道：“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陈独秀说这句后的数日，日军飞机果真夜袭南京，大肆轰炸，监狱也挨了炸弹！

不悔也罢，反正要放人。8月21日，司法院院长居正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递了《请将陈独秀减刑》的公文：

查陈独秀前因危害民国案件，经最高法院于民国二十三年六月三十日终审判决，处有期徒刑八年，在江苏第一监狱执行。

该犯入监以来，已愈三载。近以时局严重，爱国情殷，深自悔悟，似宜宥其既往，藉策将来。拟请钧府依法宣告该犯陈独秀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

因为陈独秀从被捕至眼下，已经被囚近五年矣，将其刑期减为三年，就等于无条件放人。

非常时期，当局“依法”办事的速度也突然非常地快了——国民政府当天就发出指令：

第二天，“国府明令”即在《中央日报》等各大报上刊出。

第三天，陈独秀这个令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深感恐惧的思想巨兽便从笼中踱了出来。

迎接他出狱的，除了潘兰珍与陈松年两位亲人之外，还有国民党中央统计局的处长丁默邨。数年后成为汪伪政权大特务的丁处长，奉命请陈先生住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招待所，以示国民党对前友党一把手的善意。但陈独秀不愿再与国民党有染，他宁可住进原北大学生领袖、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傅斯年的家中。

到底是斗士，陈独秀出狱后的头一件事，就给《申报》写了一纸声明：

鄙人辛苦狱中于今三载，兹读政府明令，谓我“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

前此法院科我之罪，诬以“叛国”。夫叛国之罪有明文，外患罪与内乱罪是也。通敌之嫌，至今未闻有人加诸鄙人之身者，是外患罪之当然不能构成。迩年以来，国内称兵据地或企图称兵据地之行为，每役均于鄙人无与，是内乱罪亦无由周内。无罪而科以刑，是谓冤狱。

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

铜头钢牙，决不言败，还是那个倔犟不屈的陈独秀！

出狱后的陈独秀，突然又成了香饽饽。

于国民党来说，此人乃一代青年领袖，独立于中共之外的思想巨子，坚决反对斯大林的民族主义者，而且只是一代青年的精神领袖，不是暴力斗争的鼓吹者，故出狱后可供奉高位以招揽人心。蒋介石遂通过陈的学生辈的政府高官周佛海、朱家骅、段锡朋等出面，有意聘请陈独秀出任新成立的国防参议会议员，甚至属意由他出任国府劳工部部长。

在党国要员们为他举行的宴席上，陈独秀闻此美差，非但不识抬举，反倒正色回答：

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两次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客人铿锵一席话，满座高官莫敢答。陈仲甫，伟丈夫！

于共产党来说，此翁乃本党创建人、早期的领袖，还是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群体的思想导师，况且其坚持反对国民党政权，故敦促其回归党内，于公于私，都更为有利。所以，陈出狱后，叶剑英、博古就衔命登门造访。之后，叶剑英还曾同陈独秀单独会谈。远在陕北的张闻天、毛泽东联名发来电报，提出允许陈独秀回到党内的三个条件，其主要内容即陈要承认加入“托派”的错误。

倔犟的陈独秀，此时已抵武汉，他对前来催问结果的中共驻国统区二号人物董必武说：

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惟书面检查，碍难遵命。

中共党内，凡在陈独秀手下工作过的人，谁都知道“老先生”的执拗。所以，此事只得作罢。

国内“托派”组织当然更来找他。服刑期间，“托派”与他的联系就没有中断，胆大心细的潘兰珍女士充当了秘密信使。但他已经厌倦了国内各“托派”组织的无休无止的宗派纷争，复函正式回绝了小团体的邀请：“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

旧友胡适为他联系好到美国写传记，还有朋友劝他去香港定居，以摆脱国民党的监视。然而，他都没答应，理由很简单，也很感人：“既然我拥护国民党领导全民抗战建国，就不能离开内陆。”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与灾难中的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为此，他孤傲地留在了“国统区”。

随着战局的恶化，国民政府由南京退到武汉，又由武汉退进四川，长江三峡成了天然屏障。陈独秀带着叔母谢氏（陈衍庶的第二任夫人）及潘兰珍先在“陪都”重庆落下脚，后又退到距重庆百余里水路的江津县定居。彼时，国民政府将各省公立学校都迁到了巴山蜀水，安徽流亡学校被安排在江津复课。为此，陈松年也在江津的学校里找了份工作，与父亲隔江而居，经常探看。潘女士则始终与陈先生同居一处。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5月25日上午，也许是个日照江花红胜火的时辰，住在距江津县城二十华里外的鹤山坪石墙院“杨氏山庄”的陈独秀，却如深秋之落叶，摇摇欲坠。患高血压和胃溃疡多年的他，自知生命之旅将终结，便艰难地喘息着，把松年、潘氏及追随自己多年的北大学生何之瑜、邓纯以及专程从广东赶来的包惠僧召到病榻前，分别作了遗嘱。

他告诉松年的是，日后将其棺木带回故土。

两天后，斯人长逝矣！江津故交将其安葬在了长江边的康庄墓园。

五年之后，陈松年将亡父的灵柩起出，雇船顺长江而下，漂泊几天几夜后，在安庆怀宁城郊的亡母墓旁，将父母埋在了一起。尽管陈独秀一生漂泊，四海为家，直至病逝他乡，但他还是魂归故土了。此为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6月的事。

让人深感庆幸的是，经历了漫长的动荡岁月，尤其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滔天浊浪的冲决，这座“无名”的名人之墓竟然保存下来了！

第四章蒙尘独秀峰第十节

陈独秀归葬家乡两年后，江山易主，他手创的中国共产党终于把宿敌国民党赶到了台湾岛上，他的学生毛泽东在世界东方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

沧海桑田，万象更新，但陈独秀的后人的生活却一如旧时代。因生计窘迫，在安庆窑厂工作的陈松年甚至不得不将父亲在北京的一处房子卖了。在共和国时期，“叛徒”、“汉奸”、“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的遗族的日子可想而知。

然而，到了1953年春天，情况突然有了变化——中共安庆地委统战部开始按月发给陈松年三十元人民币作生活补助金，且一直发到1990年陈松年过世！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的一个普通工人的平均月薪也不过三十元啊！年复一年，在普遍困厄的年代，这是多大的一笔财富！陈松年及其子女一直也弄不明白，共产党的这笔钱究竟是给陈独秀的儿子的呢，还是给陈延年、陈乔年两位烈士的遗族的？

他们当然更不知道，这风雨无阻的关照竟然来自最高层！

那年早春二月，毛泽东乘从国民党海军手里接收的“洛阳”号炮艇巡视长江沿岸。21日上午，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和市委书记赵瑾山奉命登舰迎接主席。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曾多次乘船经安庆往返于上海和武昌，却从没在此登岸。

这一天，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坐定安庆城，见傅大章等拿出厚厚的笔记本和各种文字材料要汇报工作，他大手一摆：今天不用你们汇报工作，随便谈谈。随即，毛便打听：陈独秀家在安庆什么地方？

傅大吃一惊，没想到主席竟然会问起本地一向讳莫如深的人来，便谨慎禀报：在独秀山下。

毛一怔：安庆有个独秀山？

傅实话实说：独秀山是怀宁县内的一座小山，离这里有三四十里地。

毛再问：是独秀山以陈独秀得名，还是陈独秀因山得名？

傅答：原来就有独秀山——先有独秀山，后有陈独秀。

毛颔首，释然。俄尔，问起陈的家人情况，当得知陈松年尚在此地生活且曾卖房以维持生计时，颇不以为然，说：“陈独秀的后人有生活困难，可以照顾嘛！”

最高领袖一言九鼎，陈松年一家遂有了固定补助。

毛泽东与陈独秀缘分极深。

早在西北的窑洞里时，毛泽东就对第一个采访他的外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坦言：青年时代与陈独秀的结识“成为我一生转变的原因”。他还说起早年在长沙读书时：

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

对陈独秀的崇拜竟让这位湖南学生领袖在自己主办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喊出了“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的口号！

成为职业革命家后，毛泽东更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昌等地与“老先生”有过亲密接触。

且看毛泽东与陈独秀同在一地时的概况——

在北京时，陈乃堂堂的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和威名赫赫的《新青年》主编，毛是该校图书馆里的一个毫不起眼的助理员；在上海时，陈是中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即后来的政治局）委员长，毛为中共中央秘书，就等于是陈的秘书；在广州时，陈是国共合作时的共产党首脑，毛乃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担任过该党中宣部代理部长的高级干部。

苏联人在中国大力推行的“国共合作”政策，终以国民党统一了中国，共产党差一点被赶尽杀绝而告结束。斯大林恼羞成怒，乃让曾在莫斯科喝过洋奶水的青年干部瞿秋白等取代了陈独秀。彼时的毛泽东只是中央委员，尚不具备竞争领袖的资格，但代表斯大林领导中共的马林同志对这个从湖南山沟里走出来的中共农委书记很有兴趣，所以，在清算陈独秀“错误”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擢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尽管几乎中外的传记都称毛泽东在那次重要的换班子会议上作过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长篇发言，且有会议记录为凭，偏偏当时以中共湖北省委代表身份列席会议的郑超麟不这样说。郑老生前在他的那本弥足珍贵的《怀旧集》里另有说法。

郑文道：

1927年8月7日上午，主要是十几位与会者听瞿秋白念了由共产国际起草的《告全党党员书》，之后，几个人发言……

最后，毛泽东从床沿上站起来发言，他只说了几句，我忘记了说的甚么，但罗亦农制止他说下去，理由是：我们现在很不安全，今天的会已经开得太久了，要快点散会。于是毛泽东坐下来。八七会议就此结束了。

郑超麟老人特别补充道：

多年来有一种传说，说毛泽东召集和主持八七会议，在会议上长篇大论批评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最后罢免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这个传说与历史事实有多大的出入！陈独秀在八七会议以前好久便已自己辞去总书记职务了。

至于那份明明有毛泽东发言内容的“八七会议记录”，郑超麟老人认为，那不过是在场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让人补记以向共产国际交差的材料罢了。郑说，那个年代，会后补记的事并不稀罕。

以毛泽东当时的地位，他不一定知道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在华代表们的具体过节，但就其刚强的个性与敏感的民族自尊心而言，他又与下台的陈独秀何其相似乃尔！

随着陈独秀的被迫辞职，茫然登上黄鹤楼的毛泽东，无比悲凉地吟着自己的心境：

谁说那首悲情四溢的《菩萨蛮·黄鹤楼》是“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强烈控诉”？或者，是对大批牺牲的革命烈士的缅怀？不！分明是作者面对党内骤变的形势的一种极大的困惑，是对被赶下台的“老先生”的深沉的凭吊——

酹，就是把酒泼在地上以缅怀故去者的一种古之习俗。民国十六年（1927年）春在武昌的毛泽东，面对即将被轰下台去的政治导师，能不“酹滔滔”欤？

是的，在“倒陈”的那段时间里，善于独立思考的毛泽东不会人云亦云，他也许猜得出，陈独秀的出局恐怕是斯大林在找替罪羔羊罢了。性情耿直的“老头子”的观点有什么错？“中国的事只有靠中国人来办！”——“老先生”痛彻肺腑的喟叹理应一直回响在毛泽东的心壁。只不过，一直被共产国际当面领导并监督着的陈独秀成了斯大林错误决策的牺牲品，而毛泽东则利用长征途中与“远方”失却联络的一段宝贵时间，成功地把中国共产党引上了胜利之途，让苏联人不得不接受毛泽东领导中共的现实。

毛泽东在遥远的大西北悄然执掌中共之时，正是陈独秀被国民政府提前释放之际。

然而，有谁知道，当毛泽东在党内有了话语权以后，中共对“老先生”的态度反倒开始产生变化！

陈独秀提前出狱后，毛泽东欲将本党创始人接至延安养起来，但因陈拒绝公开声明悔过而作罢。

毛泽东心有不甘，即使到了“神仙”从天而降后，他仍想着陈独秀呢——“神仙”乃毛泽东对被苏联飞机送来延安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康生的称呼。尚未被“远方”正式认可的毛泽东对王明的出现正心怀忐忑，中共其他领导人也把目光转向了“天外来客”，所以，王明一时也就真把自己当成了斯大林派回来当家的人。由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2月9日至1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成了毛泽东忍让王明的一次非常会议。会议上，一共有三个人作了报告：总书记张闻天同志理所当然要发言，他的报告为《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接着开腔的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他神气活现地给长期留在国内的同志们指点迷津——《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最末一位作报告的是项英，未参加长征的他向中央汇报了《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显然，这是一个必须要向党内交代清楚的汇报。毛泽东在这个重要的会上，没有发言权！过后，毛曾多次发牢骚，称王明回国后的那段日子，“没有人理我”！

时任政治局委员兼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张国焘晚年在《我的回忆》中，记下了他叛逃去国民党前所参加的最后一次中共高层会议的情景：

……他（毛泽东）似也怀念陈先生的旧谊。他曾向我表示，可以与陈独秀先生等形成某种合作关系，以期一致抗战。……

由于毛泽东的这种态度，张闻天（时任总书记）也只好遵照实行。……

这件案子拖延到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才提出讨论。王明知道了这件事，不问情由，便声色俱厉地表示反对。他指出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茨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他用字典里最恶劣的名词，如“汉奸”、“托匪”、“杀人犯”等来攻击托派，并诬指陈独秀是每月拿日本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

我们曾在会议上说过一些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等类似的话，也有人提到：说陈独秀是日本间谍，究非事实。但王明却坚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还说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

斯大林的这条狗如此狂吠，政治局委员们谁还能说什么呢？

张国焘继续写道：

王明这些斩钉截铁的话，使大家为之默然。从此，在中共宣传上，陈独秀就变成了“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了。

中共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就这样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炮制出来了。

这次十分重要的会议结束后，中共领导人来到窑洞外，留下了一张极为珍贵的照片。在讲究排位的中国政坛上，这显然是一张耐人寻味的写真——前排中央端坐的是最年轻的王明，其左右分别坐着陈云、刘少奇和凯丰、项英，而毛泽东屈居后排最边上，自他右侧起，是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张国焘、张闻天、彭德怀和康生。十三人中，只有毛、林、彭从来没到过“革命圣地”苏联，“远方”的影响可想而知！

于是，1937年12月4日出刊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第26期上，就有了中央书记处书记兼长江局书记王明的署名文章，公然造谣“日寇侦探机关”与“暗藏的托洛茨基——陈独秀——罗章龙匪徒分子”有染。1938年元旦，中共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群众》杂志，又有了《新华日报》副总编辑章汉夫的《肃清敌人奸细托洛茨基匪徒》的文章，宣称“托匪”陈独秀散布“破坏抗战”的言论。又过了十几天，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解放》第29、30期上连续刊载长文，活灵活现地杜撰道：

日本给陈独秀和“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贴，待有效后再增加之。

因社会部乃中共负责情报与“肃反”的权威部门，故这位从苏联回来的“神仙”的话，就成了在党内板上钉钉儿的“证据”。

表面上看，是狗仗人势的小个子王明，仗着自己是共产国际的“钦差”，左右了会议的方向和与会其他人的良知。是啊，这个比陈独秀更矮小的皖南同乡忘了自己正是喝着《新青年》的奶水长大的晚辈，同姓前辈陈独秀在上海滩创建中共的时候，他陈绍禹（王明的本名）还不过是刚考上安徽一所农校的中专生呢！正是陈独秀领导的大革命运动在武昌地区轰轰烈烈地展开，他才得以加入中共。倘若这个毫无人性的政治狂人当初被斯大林指派为中共第一把手，谁能说陈独秀的脑壳不会像日后的托洛茨基一样在家里就被敲碎？遭暗算前的托洛茨基曾明确表示过对陈独秀人身安全的担忧，他给人写信时说过：“我毫不怀疑斯大林派会在战争期间暗算他。”

但有谁知陈独秀最终被共产党放弃，竟源自毛泽东的担忧！王明的张牙舞爪只是表象，而毛泽东的疑虑才是实质——二十年后的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在怒斥彭德怀的大会讲话中，话题忽然拐了个弯，拐到了陈独秀那儿：

他后来去世。那个责任在我，我没有把他接来。那时我们提了三个条件，当时我们还不稳固，他不能接受。那时就那么一点资本，那么一点根据地，怕他那套一散布，搞第四国际（即托洛茨基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含中国托派——笔者注）。

读懂了毛泽东的这番话，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明知陈被诬陷了之后，毛泽东反倒在所有的公开场合对陈独秀都更加不宽容！

彼时，王明已领衔中共代表团去和国民党谈判了，另一位老资格的政治局常委周恩来的地位也随之下降，成了王明的副手。因不复设“总书记”，所以张闻天实际上不再是第一把手，毛泽东以“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主席”和排名第一的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袖。

现在，陈氏传记的作者们总爱引用毛泽东在延安说过的那番有关陈独秀的话，如“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创造了党，有功劳”，“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一讲他的功劳”。似乎毛早已为陈讲过公道话。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讲此话之前，毛泽东凡公开提到陈独秀，都是措辞严厉的指责，如陈独秀“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是“右倾机会主义”，“托洛茨基、布哈林、陈独秀、张国焘是大不老实的人”，“反对陈独秀的错误路线……是完全应该的”。

至新中国成立后，对斯人的评说更为苛刻了。除“毛选”注释中保留了对陈的诬陷外，毛还数次在党内大会和接见外宾时提及“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至林彪事发，毛将历次党内斗争梳理成十次，陈独秀首当其冲，遂成为“顶风还臭八万里”（“文化大革命”中“大批判”常用语）的头号大坏蛋。

其实，毛泽东哪里不知道陈独秀是冤枉的？而且，他还明白“老先生”是入了王明一伙为搞政治迫害而设下的坑人陷阱！

且看早在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秋毛泽东写的一则笔记：

（王明）对于许多聪明的勇敢的同志，例如所有白区、苏区、红军的主要负责人，则加以流氓式的武断与威胁，把他们放在托洛茨基及陈独秀取消派的范畴内，这真是所谓不识人间有羞耻事！

那一年秋天，真乃秋后算账的时机——共产国际宣布解散，毛泽东可以无所顾忌地向王明进行清算了。他把上一年的笔记修改后拿给了两位新当选的书记处书记刘少奇与任弼时看，以求得高层间的支援。刘与任都是陈独秀当总书记时的中共重要干部。在这之后，中共党内开展了对党内排名第二位的“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书记”王明的凌厉批判。此时，陈独秀过世已经半年，远在江津九泉之下的他，是永远不会知道毛润之氏正在巧妙而又坚决地与“老子党”斗法了。

毛泽东对政治启蒙老师的感情的确复杂而微妙。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中记载的上面那通在党的大会上的“最高指示”，难道没有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惋惜之意吗？

主政中共之后的毛泽东，为何也跟着他所不屑的“莫斯科派”责难陈独秀？他的这种态度的变化曾让我大感困惑。起初总以为这是为了讨好斯大林的权宜之计，后来我才想明白，这应该源自一个重说党史的久远谋划——我从小就熟记并且还登台表演过的“峥嵘岁月史”，即：毛主席亲手创建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所以，1952年头一回到安庆的毛泽东就没到他当年的思想导师陈独秀的墓上去看一看，尽管他的一句话让陈的后人受到了绵绵补助。

第四章蒙尘独秀峰第十一节

莫非政治家没有柔肠？难道大人物不讲私情？否！就在这一年10月27日，心坚如铁的毛泽东还曾极为罕见地在济南“哭坟”，死者虽仅仅是个解放军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那一天，毛泽东让山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专程陪自己去了南郊的四里山，那里是济南烈士陵园。他手抚黄祖炎烈士的石碑，不仅喃喃而语：“祖炎同志，我来看你了。”而且还“深鞠一躬”，甚至“泪水顺着脸颊慢慢地流下”。谁能令主席如此动情？原来，死者曾在瑞金与延安时代两度做过他的秘书。

看来，一代雄主也有伤心时，只是泪向谁弹而已。

毛泽东尽管博学，却也是在登上安庆的土地上之后才知道陈独秀名字的来由，可见，陈独秀不被人了解的地方实在太多！

一峰独秀，这是多么浓的乡情，又是何等骇俗的魄力啊！

新解密的苏联史料十分清楚地表明，中共领袖陈独秀一点错都没有！哪一桩失误不是斯大林和他在中国的代表造成的？何曾“右倾”？何曾“投降”？什么时候被“吓破了胆”？为什么要“分裂党”？还有，在苏联红军大举入侵我中华境内，杀死我一万多东北边防军的“中东路事件”中，陈独秀反对提“保卫苏联”的口号有什么不对？

呜呼！倒霉的陈独秀，蒙尘的独秀峰！

孜孜于陈独秀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唐宝林先生从《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中细细地数过：

1923～1927年，苏联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共召开122次会议，做出了738个决定（还有共产国际执委会对中国革命做出的无数决议、指示未统计在内——唐注）。从大的决策，如令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对待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的方针，北伐战略的制订；到小的如何时结束省港大罢工，何时发动上海工人暴动，如何向中国派遣在苏留学的中国学生，甚至什么时候找蒋介石谈话，应该找谁一起去谈，谈时要注意什么，等等，可以说是无所不包。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就这样被无微不至地训导着。更可悲的是，这些有自己头脑的中国精英们，竟连执行苏联人大小决策的主动权也没有！

唐宝林继续写道：

这些决定通过两个渠道在中国执行：一是直接命令给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及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罗易等，在中国直接执行；二是由共产国际把这些决定做成共产国际决议或批示、命令、训令等，让共产国际在华代表直接执行，或由他们布置给中共中央并监督其执行。同时，中共中央还要受驻华大使及鲍罗廷顾问的领导和监督。

夫复何言！陈独秀还有什么自主权？中国共产党还算什么中国人的党？

陈独秀冤啊！

远在中华民国陕甘宁特区的中共领袖们应该知道，出狱后的“托匪匪首”已经与中国托派决裂，他的思想牢笼已经彻底打破，他不再对斯大林个人进行深刻批判，而是对产生斯大林的整个社会制度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反思，甚至对曾引为同志的托洛茨基和一直敬仰的导师列宁也不再迷信。

这位顶着光亮头颅的中国人在他生命之门即将关闭的时候，傲然宣称“将我辈以前的意见彻底推翻”：

如果能叫马克思、列宁复生，肯定今日苏联所行的一切就是他俩的主张，那我也要说一声：你们的学说，我不赞成！我宁要民主不要专政！

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看做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

十月革命以来，轻率地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

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即斯大林——笔者注），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

无产阶级独裁……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制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他甚至对早年追随的导师列宁也提出尖锐的指责：

未曾认真采用民主制，如取消秘密政治警察，容许反对党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自由等。

对自己正在受难的国际“同党”托洛茨基，他的责问更是不客气了：

直至独裁这把利刃伤害到他自己，才想到党、工会和各级苏维埃要民主，要选举自由，然而太晚了。

他已经打碎对所有人的迷信，看清楚事情的本质。他的结论是：

列、托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

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有《离骚》。困厄中的陈独秀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没有放弃对真理的追求！他极为深刻地说出：列宁、托洛茨基都包括在内的苏共领袖们所奉行的“布尔什维克并非马克思主义，乃是俄国激进的小资产阶级亦即法国布朗基主义”，他要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横暴、欺诈等罪恶”“与马、恩之不同”！

骄傲地称“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的陈独秀，留给了中国一份怎样宝贵的思想遗产啊！

故人虽乘黄鹤去，但综观中国的曲折发展史，哪一步没在印证着这位先哲的伟大与超然？

大哉！这位“终身的反对派”！这位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伟大预言家！这位在世界思想史都将留有英名的东方探索者！

到安庆，必须要去陈独秀先生墓前一焚心香。

感谢先生的嫡孙女陈长璞陪我前往城郊北关。

像中国大部分城市一样，安庆也成了大的建筑工地，一边是大肆拆除成片的历史建筑，一边在大建统一模样的水泥楼群，路牌上的“旧城改造工程”看得直让人眼冒金星！

咳！长江边上的安庆，正如同黄海边上的我的家乡青岛——德国建筑一条街（广西路）拆得差不多了，再拆日本建筑群（辽宁路、聊城路一带），现在又盯上了民国建筑一条街（中山路）。一任复一任，文物尽沉沦！然后，再花一大笔钱在原址上盖一些毫无特色的全国统一模样的新楼房！想想这种极功利的“城市改造”，真让人欲哭无泪！

其实也不独安庆与青岛，放眼全国，哪里看不到这样一道让人揪心的街景呢？

陈独秀墓，会不会也被“改造”得让人揪心呢？

陈女士淡淡一笑，说：看过你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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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四章蒙尘独秀峰第十二节

沿主干线北出安庆市区没多远，就有一方路标指向西行的公路：“陈独秀墓”。

路已失修，载重卡车、手扶拖拉机来来往往，卷起滚滚浮尘。路两边多是些小型企业，院墙上无一例外地描画着花花绿绿的标语广告，其中“独秀武校”和“独秀峰房地产公司”的大字格外让我注目。哦，那座独秀峰已经近了，安庆人已经开始知道借用名人效应了。

只是，太嚣张的尘土和太无序的厂房遮了我的望眼，我对仰望完整独秀峰的想法过于天真，眼前的独秀峰是一联支离破碎的市井组画：落满浮土的绿树，裸出褐石的山坡，杂乱无章的民居，浓烟汹涌的工厂。原先我以为独秀峰该如漓江两岸的那些绿绿的峰峦一样雄奇而青翠呢！

路越发坎坷，载重卡车卷起的浮尘也越发嚣张。经过一座风沙滚滚的水泥厂后，眼前才稍转晴。山也渐显其青，田也渐显其绿。拐过一片水杉林后，见到一座旧院。

院内是一座二层小楼，楼栏上横着一条红色的布幅：陈独秀生平陈列馆。

一个借用的林场办公室，当然就简陋得不成样子。上下两层楼房，分设五个展厅，收展陈独秀的生平资料、图片、著作、手稿、文物一百五十二件。陈长璞一家为此奉献多多。

在二楼一间布置成陈独秀生前起居室的展厅里，我看到了那帧刘海粟老人的奉献——陈独秀写给画家的书法对联：

我知道这幅遗墨的来历。当年，刘海粟自国外回来，慕名进监狱探访陈独秀，并求其手迹。狱中人挥毫写下心志，令画家大为激动！

而今，我也实在忍不住激动，趁别无参观者，央求陈长璞女士恩准我进入栏杆之内留影志念。陈笑允。我遂进入独秀先生的“房间”，坐在先哲坐过的旧椅子上，让小范把我迭印在这帧气势若虹的遗墨下。

但愿今生有此对联醍醐灌顶。

出陈列馆，我急急地往水杉林那边赶去，因为我已经从翠绿的枝叶间看到了一座簇新的墓丘。

走过一片水塘，一座两层墓台上的半圆形大墓出现在眼前。

墓前，高高的黑石碑上镌着一行涂着金粉的大字：陈独秀先生之墓。

宽阔整洁的石砌墓道，气势不凡的高大墓台，传统工艺的雕石栏杆，气度森严的松杉林带，使这座新墓确实很庄严也很豪华了。然而，我竟感到了隐隐地失望！瞅一眼身边神色凝重的陈女士，我只嗫嚅了一句：不像啊……

哪知，一旁的陈长璞也频频点头：“是啊，我们不满意。”一袭黑衣裙的陈长璞离我远远的，似不忍走上高大的墓台，“新墓修好后，我反倒不愿来了。真的，今天不是为了陪你，我是不会来的。”直言不讳，真乃独秀先生之后也！

真的，真是不像我心中的陈墓，倒像民国时代的哪位军政界显要的陵园——像我看过的长沙岳麓山中的黄兴、蔡愕的墓？抑或，像南京钟山里的廖仲恺、谭延闿的墓？唯独不像一个毕生鼓吹民主与科学的大思想家，一个倡导并领导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文学家，一个主持过最先进的政党的大政治家的归宿。

我很快就与陈独秀的后人有了相同的遗憾：墓应该保持原貌，以昭示陈独秀先生的平民意识和历史沧桑感。现在这座高达四米的大冢与阔达九百平方米的两层墓台，与毕生追求民主的故人的身份不符。而且，虽然集了古代书法大家欧阳洵的字来镌刻但碑文却让人略感硌眼——称“陈独秀先生”准确吗？按现时中国的政治习惯，“先生”只用于称中共以外的其他党派或无党派的“民主人士”。陈独秀从青年时代起投身革命生涯，一直是皖省的头号同志，之后，他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且至死也没放弃追求真理的政治活动，称“同志”何尝不可？

面对一代先哲的亡灵，面对先哲的襟怀坦荡的后人，我一时无语。便伏身在脚下的野草地里觅得几株无名的黄花，集成束，恭敬趋至墓前，双手捧至碑座上，然后，为这座新碑轻拭浮尘。

正值“七一”期间，没有官方的大花篮，却有一簇开谢了的鲜花置于碑座下，一页白纸黏在黑黝黝的大理石碑座上，上面并不讲究的毛笔字写得人心发热：

瞻仰我党创立人陈独秀先生陵墓

“这些年来，总有人自愿地来墓上献花，也写这类字，我们也不知道都是谁。”陈长璞有些感动地说。

这时，一群小学生熙熙攘攘地列队而来。当地的老师们无疑把这里当成了未挂牌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陈长璞说，只在爷爷生日或忌日时，安庆市政协和陈独秀研究会的会员们在墓地举行纪念活动。

看来，安庆有心人已在民间为自家产生的世纪伟人平反了。

从陈长璞的讲述和有关资料中，我知道了这座不寻常的坟茔的变迁。

此地为安庆北郊十里乡叶家冲，现名林业村。我看到的附近的那座二层小楼，原先是林场办公室，1995年被安庆市政府租下，辟为陈独秀史料陈列馆和陈墓管理办公室。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6月，陈松年将父母合葬后，并未敢在新碑上刻下世人皆知的陈独秀的大名，而是用了陈独秀最早的名与字：

延年与乔年，早已与父亲相逢于九泉之下，所以他俩的名字打上了黑框；鹤年乃陈独秀与高君曼所生之子，解放前去了香港；守在墓前的，只有松年一家。共和国成立后的头十几年里，松年每年尚能前来扫墓，自20世纪60年代始，陈家人再也未敢踏入此地。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陈松年一家在那场全民族的劫难中，并未遭受过分的折磨！比起陈长璞那位姑姑的九死一生，陈松年一家像是受了神灵的护佑。

陈长璞的那位姑姑叫陈子美，是祖父与姨祖母高君曼同居后第二年所生的女儿，也是鹤年的姐姐。“文化大革命”期间，陈子美因系陈独秀之小女儿而备受凌辱甚至毒打。1970年前后失踪。世人咸谓斯人已自尽矣，有的陈独秀传记中还注明“陈子美死于十年动乱中”。

然而，谁也想不到，1997年9月14日的《环球时报》上，竟刊发了该报驻联合国特派记者对陈子美老人的专访。原来，陈子美尚在人间，且在美国，时正面临生存危机！该文披露，当年，陈子美实在无法忍受非人的折磨，竟以五十八岁的老妪之躯泅海偷渡，而维系其性命的，只有绑在身上的五六只酱油桶！苍天保佑，她居然成功地抵达香港。怕被港英当局遣送回国，未等找到陈鹤年，陈子美便又经千辛万苦亡命美国，直至1989年夏季以后才成为美国公民。这个苦命的女人，把两个儿子接到了美国。岂料1991年她因病住院回家后，却发现全部积蓄与财产被儿子拿走，从此只好靠政府补助金过活。因积欠房租一万四千美元而被公寓管理公司起诉至法院，若不在规定的期限内缴足欠款，八十八岁的她就只能流落街头！老人只筹得两千美元，但杯水车薪，于事无补。当地报纸披露陈独秀之女陷入困境的消息后，纽约市政当局已应其本人的要求，提请法院延期审理此案，并资助了五千美元，但仍欠七千美元。

国内主持陈独秀研究会的唐宝林先生闻讯，一边发动会员捐款，一边上书中共中央办公厅吁请紧急救助。后得上级通知：“中华海外联谊会”已将九千美元汇给了陈子美老人。一个月后，在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以中国国家元首身份访问美国期间，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派出两位领事携鲜花前往老人的住处探望，并表示：以后有事可电话求助。老人遂于次日在住处召开记者会，发表书面声明，对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致谢。陈独秀之女的困境遂暂告解除。

这段真实的故事，是一直研究陈独秀的唐宝林先生和李银德先生提供给我的。

知道了“庶女”陈子美的悲剧，就越发想知道“嫡子”陈松年一家“文化大革命”时得以保全之底蕴。

问陈长璞：举国动荡，安徽尤甚，你们一家，凭甚幸免于难？

她竟答：我们也不知道。

我遂妄自揣测：很可能是伟大领袖当年的那句话还在发挥余热，要么是他老人家干脆给安徽方面打过招呼而你们依然不知道罢了！

陈长璞听得犹豫了，俄尔，笑笑，说：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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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四章蒙尘独秀峰第十第三节

1979年10月9日，是陈独秀百年诞辰之日。这一年，安徽省文联某人想要看陈独秀墓，陈松年奉命陪同。这是时隔近二十年，陈松年第一次来看父母墓。令他吃惊的是，那一片坟堆几乎夷为平地，碑已全不知了去向！是啊，长年无人祭扫的墓丘，怎抵得了春风秋雨的剥蚀？幸好找到当年为陈独秀抬棺的一位老农，才在老农的指点下于树林丛中找到原墓的位置。殓陈独秀的是朋友赠的楠木棺，重得很，当年雇了八个壮汉才抬得动，所以老农记得起来。

为了下次不再找错，陈松年特意在身边的一株杉树上留下了明显的刻痕。

然而，下次再来，那株大树却已随整个杉林被砍伐！陈松年慌了，索性斗胆给安庆有关部门写信，要求重修陈独秀墓。那时，举国一心，“拨乱反正”，他们很快得到了答复：以家属名义重修，钱由政府出。尽管只有区区两百元，只够清理荒芜，抔土立碑，重垒一座与百姓冢墓无异的坟茔，但这毕竟表明了共产党政权对生于斯、葬于斯的陈独秀正在转变态度啊！

于是，有了陈独秀在故土的第二方石碑：

陈公仲甫字独秀　母高太夫人　合葬之墓

子延年　乔年　松年　鹤年泣立

从“乾生、仲甫”，到“仲甫、独秀”，苍天在一日日转晴，公理在一年年复苏。

到了1981年5月，如先祖一样直率的陈长璞为爷爷的“历史遗留问题”径直上书中共中央。此信有幸被复出权力中枢的邓小平读到，极富政治智慧的邓公，未对陈独秀作任何新的评价，只就坟墓一节做出批示：

陈独秀墓作为文物单位保护，请安徽省考虑，可否从地方财政中拨款重修，并望报中央。

得邓小平批示，安庆市财政局拨款两万元进行第二次修墓——资金比第一次多了一百倍。

这一次，土丘加大，直径三米，周身砌上水泥，但坟顶却未封，一任黄土朝天，似寓意墓主人盖棺而论未定。地面铺上石板，墓周新加石栏，碑也推倒重立，高达两米的新碑上只极简略地镌着安徽黄山画院院长张建中题写的“陈独秀之墓”五个字，既不能称“同志”，也不该叫“先生”，子嗣们的名字也不再出现在碑上。竣工后，陈独秀墓成为安庆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陈家人意犹未尽，又致函中共中央，要求恢复陈独秀的中共党籍。

后来担任过中共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郑惠先生曾在一篇文章里写过此事：

1984年初……中央书记处专门开会讨论了这个问题，认为不应当恢复陈独秀的党籍，但指示中央党史研究室写一篇评价陈独秀一生活动的文章，澄清过去的历史是非，使这个党的重要历史人物得以恢复其本来面目。

郑文还提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看过送审稿后，亲自召集了胡乔木、胡绳和郑惠等人开会：

耀邦同志在会上反复强调对重要的历史人物的评价一定要非常慎重。……过去很长时期对陈予以全盘否定是不公正的。陈在本世纪的最初二十几年中为中国革命建立了很大的功劳，后来犯了错误，但也不能将大革命的失败完全归咎于陈。

不知为什么，党的总书记亲自组织和审定的这篇《关于陈独秀一生活动的评价》，于一年后才发表，而且是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由于学术性刊物本身的影响有限，文章中的那些对陈独秀空前公允的评价，如“陈独秀一度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杰出人物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他在推动中国历史前进上作出了重要贡献”等，自然也就没能成为一种让全社会听得到的主流的声音。

20世纪80年代中期，眼瞅着为陈独秀平反只差一步之遥了，却不知为何，又杳无音信了。悠悠十余载，君问归期未有期！反倒是正当中共高层讨论是否该为本党的首任总书记恢复名誉的这一年里，陈独秀在安庆的故居被拆除了。

性情如其祖父的陈长璞等坚信冰雪终将消融，他们这一代，他们的下一代，还在致函中南海，要求还陈独秀一个清白。这位文物局的副局长没有向我详说上书中央的过程，更没谈及安庆地方官员对陈独秀的态度，但我还是从陈独秀研究会那儿知道了一件鲜为人知的“安庆政闻”——

1998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督查局的两位正局级官员来到安庆，专项督办李铁映、曾庆红关于陈独秀故居及墓地修复批示的落实情况，并当着安庆市委书记等人的面说过这样一些措辞严厉的话：

1984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过，已不是非常时期，陈独秀故居为什么要拆除？

对陈独秀墓的维修保护，不能再等待了，不能再麻木不仁了，不能一年是这个样子，两年是这个样子，五年还是这个样子。

李铁映、曾庆红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的批办件，不是一般的批办件，而是一件重大的政治任务，市委、市政府必须高度重视。

由于中南海的督促，安庆的“陈独秀工程”终于有了突破性进展。1999年5月，亦即中央督查大员离去半年之后，安庆市委书记主持召开了国家级的“陈独秀墓规划设计专家论证会”，通过了安庆市规划设计院的设计方案，即未来的陈独秀墓将成为安庆市的市级公园。以陈墓为核心，周围将建起入口广场、徽式牌楼、陈列馆、纪念广场、塑像、独秀亭、咏诗亭、六字轩、延年乔年纪念亭和碑廊等，占地面积将达到十一公顷。参拜者若从安庆城里来，再不必重复我来时经过的那条颠簸不堪的土路，一条宽二十米的高等级公路将从环城路直通过来，路名就叫“独秀路”！

现在我所看到的，只是一期工程，由国家文物局拨出专项资金，安庆市政府给予配套资金，总投资高达一百二十万元。国家文物局向来只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拔款，把只是省级文物的陈墓列为“九五”全国重点文物维修项目之一，算是为陈独秀破例矣。

未来的蓝图确实鼓舞人心，只是，什么时候，压在故人棺木上的那些腐土烂叶才能被彻底清除，把一个久被压抑的灵魂释放到朗朗天日下，化作一尊超凡脱俗的雕像让世人景仰？

站在陈独秀墓前，我忽然想起死者的一位故友，身后被冠上了一大串灿烂的头衔，誉之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他是“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逐一套试，毛泽东追授给鲁迅的每一顶桂冠，其实让陈独秀那颗大脑袋戴上更为合适。

长期以来，党史上“扬李贬陈”，新文化运动上“拔鲁抑陈”。被捧上天的是别人，被踩入地底下的总是陈独秀！这是对历史真实的多大的歪曲啊！不知群儿愚，何用故谤伤？岂不知天堂里的李大钊、鲁迅也会为深陷地狱里的故友的遭际而感到悲哀！

怀着对黄土里亡灵的深深的敬意，我们离开了林业村。车过依旧蒙着浓尘的独秀峰时，我突然走了神儿。

我记起美国的那座刻着四位总统头像的名山。

是呀，我们中国的独秀峰，不也是一座雕塑山？一座理应比大洋彼岸的那座山更为传神的人像山？让你不得不仰望的巅顶，自然是其有棱有角的头颅；扎根于长江之畔沃土中的整个山体，就是其伟岸的身躯。向阳的峭壁是天然的丰碑，就刻上他在狱中爱给求墨者题写的另一副对联吧：

至于落款，就用他曾喜欢用的一个笔名吧——D·S，因为这既是“独秀”两个字的英语缩写字母，也是他所崇尚的“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标识！

德谟克拉西（Democracy），民主；赛因斯（Sce），科学。总有一天，所有的中国人都会习惯这两个由陈独秀先生率先舶来的西方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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