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44·中国式王朝兴替》 第一编 1644之甲申风云 楔子 <h3>楔子</h3> 公元1644年，在中国干支纪年中为甲申年，中国天地大变，江山易主。坐困北京的明朝，坐大沈阳的清朝，盘踞西北的李自成和张献忠，几方征战多年，终于在这一年尘埃落定。 甲申1644年，是—— 明朝统治中国二百七十六年的最后一年； 清朝入主中原二百六十八年的第一年； 李自成建立大顺朝的一年，也是灭亡的一年； 张献忠建立大西朝的一年。 虽然大明朝的政治、军事、经济都已经连续烂了六七十年； 虽然长城外的女真族在辽东地区连续扰攘了几十年； 虽然农民军在广大中原和西北地区已经窜扰了十几年； 纷纷扰扰中，纠缠不清。 但是，直到这一年——1644年，才真正到了决定性的关键时刻。 1644年3月，李自成的大顺军兵不血刃攻下了明朝京师——北京城，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自缢身亡。1644年4月，山海关外的满清辫子军得到明朝骁将吴三桂的邀请，入关与李自成在山海关决战，随即将登基才一天的大顺朝皇帝李自成赶出了北京城；满清六岁的顺治皇帝福临轻而易举登上了紫禁城中元、明两代二十四个皇帝坐过的金銮宝座，从此开始了历时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帝国。1644年8月，张献忠带兵入川，攻陷成都，在成都称帝，改元大顺，建立了大西政权。 拿纪年来说，1644年是明朝的崇祯十七年，清朝的顺治元年，大顺政权的永昌元年，大西政权的大顺元年。四种纪年代表着四个互相敌对的政权，继续延续着逐鹿中原、雄霸天下的争斗。 这就是惊心动魄的甲申1644年，一个风云突变、天翻地覆的年代。 值得注意的是，1644年的甲申，几个逐鹿中原的势力都想到了一个“顺”字：李自成自称“新顺王”后又建“大顺”国号；张献忠建大西政权而以“大顺”为年号；满人入主中原的第一年年号称为“顺治”。顺民心者得天下，他们同时举起了顺民的旗号，标榜自己应天顺民。《礼记·礼运第九》说：“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谓大顺。”纪念甲申，应该在“大顺”二字上有所启示。 第一编 1644之甲申风云 第二章 崇祯与皇太极的较量 <h3>一、崛起的满清</h3> 李自成1644甲申年能打进北京城，主要是因为满清对明军起了很大的牵制作用。外番一直是明朝最大的威胁，从朱元璋开始，终明一朝也未能彻底解决。而明朝为满清所牵制，说起来源远流长，不仅仅是崇祯与皇太极之间，甚至可以追溯到崇祯的爷爷万历神宗皇帝与努尔哈赤之间。 神宗皇帝年号万历，坐了四十八年的皇位。当时明朝经过张居正的治理，发展相当的不错，国家富强。但张居正死后，神宗皇帝用他的懒惰和贪婪将明朝带入了更大的灾难之中，万历一朝实际上是明朝溃烂的开始。 神宗懒。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距离1644年正好三十年，首辅叶向高奏称：六部尚书中，现在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全国的巡抚、巡按御史、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十一月，御史翟凤羽中的奏章中说：皇上不见廷臣，已有二十五年了。大臣们直言犯忌，甚至开始骂皇帝了，神宗依旧置之不理，懒得连罚人也不想罚了，锦衣卫的监狱长满了青草。 神宗贪。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之时，全年岁入是四百万两左右，皇宫的费用每年有定额一百二十万两，已几占岁入的三分之一。可是张居正死后，单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内，就搜括了矿税商税二百万两。神宗不理会其他什么奏章，但只要是和矿税有关的，呈报上来，就立刻批准。神宗重用太监，让太监作为皇帝的代表到处搜刮，所收上来的钱全部放进自己的私人仓库，称为“内库”。 正在神宗懒于政事、大肆搜刮的时候，满清开始崛起。在东北方，努尔哈赤的势力正在兴起。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1559年生于明建州左卫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西赫图阿拉老城）一个女真贵族家庭。先辈从六世祖猛哥帖木儿始受明朝册封，官至右都督；祖父觉昌安任建州左卫都指挥，父亲塔克世继任指挥。 努尔哈赤十岁丧母，他的继母待他并不好。十五岁时，努尔哈赤不得不离开家庭，开始寄居外祖父——建州首领王杲家。后来努尔哈赤常到抚顺、清河（今本溪北清河城）等地经商，广交朋友，学会了蒙、汉语言文字。他特别喜欢看汉人的和，但并非看故事，而是从中学习韬略兵法，渐知辽东山川形胜与道里险夷。十八岁时，努尔哈赤隶明总兵李成梁部，屡立战功，受到器重。 建州女真有好几个部落，互相攻杀。明朝总兵李成梁利用建州各部的矛盾来加强统治。努尔哈赤二十五岁那年，建州女真部图伦城的城主尼堪外兰，带引明军攻打古埒城城主阿太章系。阿太章系的妻子是觉昌安的孙女，努尔哈赤的姐姐。觉昌安得到消息，带着塔克世到古埒城去探望孙女。明军攻破了古埒城，斩杀了城主阿太章系。觉昌安和塔克世在混战中都被明军杀害，一并遭了池鱼之殃。 祖父、父亲被明军误杀后，努尔哈赤袭父职为建州左卫都指挥。努尔哈赤是个恩怨分明的人，他虽然仇恨明军，但却不敢轻举妄动，于是将家仇归罪于图伦城城主尼堪外兰，以“遗甲十三副”起兵，组织近百人队伍，攻破图伦城，从此开始了戎马生涯。 起兵之初，努尔哈赤并没有把兵锋直指明廷，而是采取了迂回的策略，先去进行统一女真清部的战争。 尼堪外兰被努尔哈赤追捕，东奔西窜，最后逃到了鄂勒珲（今齐齐哈尔附近），请求明军保护。努尔哈赤也追到那里，对明朝官吏说：“杀我的祖父、父亲是尼堪外兰，只要你们把尼堪外兰交给我，我也就甘心了。”明军看他不肯罢休，怕因此引起战争，就让努尔哈赤杀了尼堪外兰。自此，努尔哈赤的声势越来越大。 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努尔哈赤筑佛阿拉城（今新宾县城），在这里开始称王，又称女真国淑勒贝勒。他颁教令，立法制。政治上，恩威并用，“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跟“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是差不多的意思。不久，努尔哈赤统一建州苏克素护河、浑河、完颜、董鄂、哲陈等五部。 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努尔哈赤着手整编军队，分为环刀军、铁锤军、串赤军和能射军，这就是后来的八旗兵的前身。 努尔哈赤因为斩杀女真部落头目克五十，被明朝封为建州左卫都督佥事。从万历十八年（1590年）起，努尔哈赤多次率众进北京朝贡。当时明朝当政的是神宗皇帝，明朝君臣对待女真使者欺凌侮辱的态度给努尔哈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明朝称女真为“东番”，对待女真“无怀柔之方略，有势利之机权，势不使尽不休，利不括尽不已，苦害欺凌，千态莫状”。但努尔哈赤反倒频频来到中原，他是抱着刺探的目的，要摸清明朝的虚实和底细。 同时，努尔哈赤加快了统一女真的步伐。 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努尔哈赤吞并了长白山鸭绿江部。二十一年六月，击败叶赫、哈达、乌拉、辉发等四部联军的进攻。九月，在古勒山之战中，自率万人迎战叶赫、哈达等九部联军3万之众，并力一战，阵斩叶赫贝勒布斋等4000人，俘乌拉贝勒满泰之弟布占泰，瓦解了九部联盟；并乘胜攻灭朱舍里部和讷殷部。 二十三年，努尔哈赤与蒙古科尔沁、喀尔喀部通好。而明朝竟然以看边效力有功的缘由，封努尔哈赤散阶正二品龙虎将军。 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实施第二次整军，编300人为一牛录（佐领），开始用黄、白、红、蓝四正色旗为各军标志。万历三十四年，胡尔哈赤受喀尔喀等五部尊为“昆都仑汗”（意思是恭敬汗）。三十六年，努尔哈赤已经统一了女真绝大多数部落，为了迷惑明朝以争取更多时间，他与明辽东将领相约共守边界，但暗中已经开始谋划进兵辽东。 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开始更定八旗制，在四正色之外又增加了四镶色，让女真族人各归于旗下，出则备战，入则务农。用“水练”（跳涧）、“火练”（越坑）等法严格练兵。 经过三十多年的东征西杀，努尔哈赤先后统一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东海女真和黑龙江女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女真人空前强大和统一。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正月，努尔哈赤五十八岁的时候，在赫图阿拉城（即兴京）建立了女真少数民族政权——大金，史称后金，努尔哈赤成为“覆育列国英明汗王”，建元天命。 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公元1618年）三月，努尔哈赤以建马厩为掩护，开始修造器械攻具。四月，颁训练兵法，提出“用兵则以不劳己，不顿兵，智巧谋略为贵”（《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五）的智胜思想，强调以智取胜，以弱胜强，以少克众；并发布指斥明军“害我祖、父”、“逞兵越界”等“七大恨”檄文，公开打出反明旗帜，向明朝宣战。 “七大恨”集中起来有两点：一是明朝历来对女真的欺凌和压迫；二是明朝一直反对女真统一，希望维持“各自雄长，不相归一”的局面，以达到“以夷制夷”、“犬牙相制”的目的。 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后，随即亲率大军突袭明朝辽东重镇抚顺，诱胁守将李永芳出降；金兵班师途中全歼明总兵张承荫部近万人。七月，克清河堡（今抚顺东南），杀守将邹储贤以下万余人，使明廷举朝震骇。到了这时，明朝才感到后金的威胁。 <h3>二、萨尔浒大战</h3> 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明朝发动了一次反攻，以兵部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集结十多万兵力，分兵四路进攻努尔哈赤。中路左翼是山海关总兵杜松；中路右翼是辽东总兵李如柏；北路是开原总兵马林；南路是辽阳总兵刘铤。为了扩大声势，号称兵力四十七万。杨镐坐镇沈阳，指挥全局。 当时后金八旗军兵力合起来不过六万多。后金将士得知明军大举进攻，不免有些担忧。努尔哈赤胸有成竹地说：“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夏允彝《幸存录·东彝大略》）于是亲率八旗军迎战。 中路左翼军总兵官杜松是一员身经百战的名将，率军六万，是为明军主力。杜松兵出抚顺的时候，天正下着大雪，杜松不管气候恶劣，急功冒进。他先攻占了萨尔浒（今抚顺大伙房水库一带）山口；接着分兵两路，留一半兵力在萨尔浒扎营，自己带了另一半精兵攻打后金的界藩城（今新宾西北）。 努尔哈赤见杜松竟然分散兵力，便集中八旗的兵力，一口气攻下萨尔浒明军大营，截断了杜松后路。接着，又急行军援救界藩。正在攻打界藩的明军听到后路被抄，军心不免有些动摇。这时驻守在界藩的后金军从山上居高临下地压下来，努尔哈赤也率领大军赶到，将明军团团围住。史书记载明清两军列阵交锋之时，突然天昏地暗，数尺之外就甚么也瞧不见了。杜松下令点起火把。这下明军在光而清军在暗，整个成为清兵的箭靶子。努尔哈赤统兵六旗主攻，代善和皇太极各统一旗在右翼侧攻。杜松的身中十八箭而死。总兵官阵亡，明军大乱，全军覆没。 北路的马林从开原（今辽宁开原）出兵，刚刚到离开萨尔浒四十里的地方，得到杜松兵败的消息，急忙转攻为守，就地依山守尚间崖（距萨尔浒山约二、四十里），扎下营垒，并挖了三层壕沟，准备防守。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兵力从界藩马不停蹄地赶来，攻破明军营垒。马林仅以前来助明一臂之力的二万叶赫兵（叶赫部落是满清的世仇，慈禧太后的祖先）见势，不战自退。既败杜松、马林之兵，努尔哈赤即统八旗返回赫图阿拉。 坐镇沈阳的杨镐正在等待各路明军的捷报，哪想到一连两天接到的竟是两路人马覆灭的坏消息，把他惊得目瞪口呆。他连忙派快马传令另外两路明军立刻停止进军。 中路右翼的辽东总兵李如柏本来胆小，行动也特别迟缓，接到杨镐命令，急忙撤退。山上巡逻的二十来名后金哨兵远远望见明军撤退，大声鼓噪，明军兵士以为后面有大批追兵，争先恐后地逃跑，自相践踏，也死了不少。 剩下的一路是南路军刘铤。杨镐发出停止进军命令的时候，刘铤军已经深入到后金军阵地，各路明军失败的情况，他一点也不知道。刘铤是明军中出名的猛将，曾打过缅甸、倭寇，更率兵援助朝鲜对抗日本入侵，大小数百战，威震海内。他手持一把一百二十斤的镔铁大刀，运转如飞，有万夫不当之勇，外号叫“刘大刀”。刘铤军军令严明，武器火药也多。进入后金阵地以后，连破几个营寨。 努尔哈赤知道刘铤骁勇，不能光靠拼硬仗。他选了一个投降过来的明兵，叫他冒充杜松部下，送信给刘铤，说杜松军已经到赫图阿拉城下，只等刘铤军去会师攻城。 刘铤不知道杜松军已经覆灭，信以为真，直进赫图阿拉。这一带道路险狭，兵马不能够并列，只好改为单列进军。刘铤带兵走到阿布达里岗，忽然杀声四起，漫山遍谷都是后金伏兵，向明军杀来。刘铤正在着急，努尔哈赤又派一支后金兵穿着明军衣甲，打着明军旗帜，装扮成杜松军前来接应。刘铤毫不怀疑，把人马带进假明军的包围圈里。后金军里应外合，四面夹击，明军阵势大乱。刘铤虽然勇敢，挥舞大刀，杀退了一些满清兵，但是毕竟寡不敌众，他左右两臂都受了重伤，终于倒下。 前来支援的二万朝鲜军队（朝鲜当时是中国的属国）听说明朝三路大军已败，大惊，不战而降。 这场战争从开始到结束，只有五天时间，杨镐率领的十万明军损失了六万，文武将官死了三百多人，“覆军杀将，千古无此败”。而后金则大获全胜。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战”，被后人列入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百次战争。 萨尔浒之役对努尔哈赤的意义远比对明朝的意义更为重大，因为后金输不起这一仗。这场大战是后金兴亡的关键。 当时明朝国力强大，统计人口数量就有六千万，因为明朝实行的是按人口缴税政策，实际上民间隐瞒了大量的人口，专家一般认为当时明朝的人口大约在一亿左右。而后金当时人口约为五十多万，士兵不到十万。无论怎样计算，明朝的人口远胜满清，所以有后金无可比拟的补充能力。后金却是难以承受一败。 努尔哈赤能够以集中兵力，利用时间差在较短的时间内分别与三路明军交战。这种运动战中部队的快速行动速度、持续作战的战斗力，以及统帅高超的指挥能力，远非明军将领所能比拟。 萨尔浒之战后，明朝大伤元气，明朝东北部边境形势更加严峻。从此辽东局势起了根本变化，明朝在军事上失去主动进攻的力量，被迫处于防守地位，而后金则由防御转入进攻。萨尔浒战后不久，后金下开原，杀明总兵马林；取铁岭，斩明游击喻成名、史凤鸣；并灭掉叶赫部落，俘杀贝勒金台石、布扬古。 在明朝与努尔哈赤的作战中，叶赫那拉部族奋战最力。及至被灭，青壮男丁尽被屠戮。首领布扬古临刑时曾恨恨地说：“吾子孙虽存一女子，亦必覆满州！”有人说叶赫那拉兰儿——也就是慈禧的所作所为，丧权辱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误了大清的江山，正应证了布扬古临刑时这一句狠毒的咒语。 萨尔浒之战后明朝匆忙起用名将熊廷弼。熊廷弼刚出山海关，铁岭已经失陷。经过几十年神宗的“勤于国事”，军纪荡然，士兵毫无斗志。骑兵故意将马匹弄死，以免出战。听到敌军来攻，满营士卒竟然全部逃跑。 公元1625年三月，努尔哈赤把后金都城迁到沈阳，把沈阳称为盛京。 此时明朝神宗皇帝已死，他的儿子明光宗当了一个月的皇帝即误服药物而死。光宗的儿子朱由校接位，称熹宗，年号天启，又称天启皇帝。天启皇帝竟有一样特殊的癖好，就是木工制作、油漆雕刻。他可以一天到晚摆弄那些刨凿斧锯，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国事不理，奏章也不看不批。他对明朝最大的“贡献”就是重用了魏忠贤来治理国家。魏忠贤是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太监。想必任何一个王朝有了魏忠贤，就只能有亡国的下场。所以崇祯即位后果断地铲除了魏忠贤，天下无人不欢欣鼓舞。 此刻努尔哈赤所向无敌，意气风发，竟然派人送信给天启皇帝说，北京应该由汉人和后金轮流来坐。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军六万，号称十三万，西渡辽河攻明。但这个不可一世的英雄在宁远遇到了他生平最大的劲敌，明将袁崇焕凭坚城、用大炮击败了努尔哈赤。 宁远大捷的消息传回京师后，满朝震动，欣喜若狂。袁崇焕一战成名，从此晋身中国名将之列。在这段时期，袁崇焕甚至得到了魏忠贤的支持。 努尔哈赤被炮火击伤后，忿恨退还沈阳。同年八月，因受伤疽发病卒，终年六十八岁。 无论如何，努尔哈赤也没有想到，1644年，即十八年后，他的小孙子福临坐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北京金銮殿上。努尔哈赤一直盼望着这一天，但他想不到的是，这一天会来得这样快，简直快得出人意外。 <h3>三、三名帅才</h3> 李自成造反当闯将的这一年（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也是袁崇焕被凌迟处死的一年，此刻距离明朝灭亡还有十四年。李自成也颇有军事天才，善于把握战场主动权，常以灵活战法出奇制胜。没有机会与袁崇焕这样的高手较量，在李自成来说也是一件憾事。当然，以袁崇焕为憾的远不止李自成一人。 1626年，极有军事天赋的清太祖努尔哈赤率军攻宁远，袁崇焕力守，努尔哈赤受伤而死，临死前对袁崇焕念念不忘：“我从二十五岁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没想小小的宁远城攻不下来。袁崇焕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竟然有如此能耐！” 努尔哈赤的第八个儿子皇太极继立后，认为袁崇焕对父亲努尔哈赤的死要直接负责任，发誓要与袁崇焕一决高下。因为朝鲜一直协助明朝断满洲的后路，于是皇太极先率兵征服了朝鲜，再回军攻宁远、锦州。可惜，结果跟努尔哈赤一样，皇太极照旧被袁崇焕打得大败。 <em>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丰臣秀吉以武力统一日本后，将矛头对准了朝鲜。日军进军顺利，沿路朝鲜军队都溃逃。数月之内，朝鲜国土大部陷倭，国祚危在旦夕。朝鲜使者入明求援，当时的神宗皇帝朱翊钧派兵入朝。明军的火炮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据记载，日军的鸟铳射程在五十到二百米之间，而明军火炮的射程最远可达三千米。即便如此，明军并未占到优势，明军的战斗力之差可见一斑。因为当时日本国内很不稳定，军费开支很大，丰臣秀吉与明军达成了议和协议，各自罢兵。1597年，战火再起，十四万日军会合釜山兵力后向南原和全罗道推进。二月日军在闲山获胜后攻南原，南原驻有明军三千，日军夜袭，明将扬元半夜惊醒赤脚逃跑，明军全军覆没。游击陈愚褒驻全州，害怕不敢发兵，闻南原失守，弃城北逃，汉城因此告急。明军的主将杨镐在蔚山之围中已占有优势的情势下，率先而逃，致使明军大溃。明军战场上没有占到一点便宜，除了零星的小胜利之外，难有大的作为。好在丰臣秀吉意外病死，朝鲜战争以明军的不战而胜画上了句号。朝鲜得以重整河山，当然视大明为再生父母。朝鲜国王李昖说：“中国父母也。我国与日本同是外国也，如子也。以言其父母之于子，则我国孝子也，日本贼子也。”所以朝鲜一直亲近明朝，《李朝实录》中记载有后来的朝鲜国王仁祖李倧写给满清皇太极的书信，里面说得再明白不过：“曾在壬辰之难，小邦朝夕且亡。神宗皇帝动天下之兵，拯济生灵于水火之中。小邦之人，至今铭镂心骨。宁获过于大国（指满清），不忍负皇明。此无他，其树恩厚而入人深也。”</em> 满清这时候虽然人力物力与明朝仍然相差很远，但正是方兴之势，有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猛劲儿。袁崇焕以几千士兵扼守宁远，满清十万大军竟然不能进取辽西一步，这与袁崇焕本人极高的军事才能很有关系。假若崇祯皇帝能继续任用像袁崇焕这样的人物，与满清持久，辽西不用说，辽东也可以慢慢收复。若说满清要打进山海关，那简直是梦想。 明朝重文清武，军队的统帅基本都是文人出身，都是做八股文考中的进士。文人当中出真正的帅才很不容易。南宋末年所倚重的文天祥，南明后来所倚重的史可法，都是文人，但却是毫无谋略，屡战屡败。但明朝的运气不错，明末一连出了三个功勋卓著的名将：熊廷弼是万历二十六年的进士，孙承宗是万历三十二年的进士第二名（榜眼），袁崇焕是万历四十七年进士。这三个人都是进士出生，却都是难得的军事专家。可惜熊廷弼和袁崇焕先后被杀，孙承宗也被罢斥。 熊廷弼是个很有才能的将领，他萨尔浒大战以后出任辽东经略，出关指挥辽东军事。可是担任广宁（今辽宁北镇）巡抚的王化贞却认为熊廷弼出关影响了他的地位，千方百计阻挠熊廷弼的指挥。天启二年（1622年），努尔哈赤向广宁进攻，王化贞带头逃进关内。熊廷弼无法抵御，只好保护一些百姓退到山海关内。广宁失守，明朝政府自然要追究责任，于是不分青红皂白，将熊廷弼和王化贞一起打进大牢。 魏忠贤趁机向熊廷弼敲榨勒索，要熊廷弼拿出四万两银子，才免他死罪。熊廷弼为人清廉正直，拒绝了魏忠贤的要求。于是阉党就诬陷熊廷弼贪污军饷，熊廷弼被处死。可叹的是，熊廷弼被斩首后，首级还被传遍九边（明成祖朱棣五出漠北，又于沿边设镇，派兵驻守。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又设山西、固原两镇，是为九边），以为警戒。 孙承宗是继熊廷弼后崛起的将领。他青年时代就对军事有着浓厚兴趣，史书记载他相貌奇伟，须髯戟张，跟人说话的时候，声音异常洪亮，“声殷墙壁”。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孙承宗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 不久，明朝三大奇案之一“梃击案”起，一个壮汉手持枣木棍闯入太子宫，准备行刺太子朱常洛（后来的当了一个月皇帝即因“红丸案”死去的明光宗），好在被值班太监当场抓住。刺客供出了太监庞保、刘成。人们普遍认为是明神宗宠爱的郑贵妃想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所以派人行刺。大学士吴道南负责此案，深觉为难，便求教孙承宗。孙承宗说：“事关东宫，不可不问；事连贵妃，不可深问。庞保、刘成而下，不可不问也；庞保、刘成而上，不可深问也。”吴道南大为钦佩，这桩极其复杂的案子才就此平息。（事见《明史·卷250·孙承宗传》） 天启元年（1621年），孙承宗以左庶子充日讲官，进少詹事。当时沈阳、辽阳相继失陷，孙承宗因为知兵被任命为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 孙承宗上任后，上疏条陈当时军事体制与作战指挥上的弊端，谋求改革，主要内容有：（1）“兵多不练，饷多不核”。这是说当时军队训练差，后勤供应混乱。（2）“以将用兵，而以文官招练；以将临阵，而以文官指发；以武略边，而且增置文官于幕府”。指出当时“以文制武”指挥策略的失误。（3）“以边任经、抚，而日问战守于朝”，指出“将从中御”的不妥。因此，他主张“今天下当重将权。择一沉雄有主略者，授之节钺，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见沾沾陵其上”。此外，还要抚辽西、恤辽民、简京军等。因为当时东北危急，他的这些建议都得到了明熹宗的批准。 努尔哈赤攻占沈阳、辽阳以后，明军实际上就面临着一个如何进行军事防御的战略选择问题，即是主守关防，作积极的防御；还是固守关门，作消极防御。 为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孙承宗召集将吏讨论如何防守。监军阎鸣泰主守觉华岛（辽宁兴城东三十里海中，今称菊花岛），袁崇焕主守宁远卫（今辽宁兴城），王在晋则主守中前所（今辽宁绥中县前所）。监司邢慎言、张应吾等附和王在晋的意见。孙承宗在全面考虑了各方意见，权衡利弊得失后，支持袁崇焕主守宁远的意见。 袁崇焕原是文官，但长期以来对辽东战事颇为关注，自诩是“边才”。广宁陷落时，他刚刚由南方的一个知县调至朝廷任兵部主事，于是亲自来到山海关，察阅形势。回朝后，他立即上疏天启皇帝，毛遂自荐，“与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不久，他便被派往辽东前线，从此开始了戎马生涯。 宁远，位于辽西走廊中部，“内拱岩关，南临大海，居表里之间，屹为形胜”。守住宁远，也就等于扼住了这条走廊的咽喉，能确保二百里外的山海关的安全。因此，孙承宗的决计守宁远，颇具战略眼光。 <em>关于宁远的地形，参见清初顾祖禹的地理著作《读史方舆纪要》卷三七。《读史方舆纪要》是一本以军事地理为主，集自然与人文地理于一身的巨著。作者顾祖禹自幼聪颖过人，好学不倦，背诵经史如流水，且博览群书，尤好地理之学。1644年清兵入关时，顾祖禹随父避居常熟虞山，长期躬耕授业，过着“子号于前，妇叹于室”的清贫生活。虽如此，亦耻于追名逐利，不肯走入仕途。相反，顾祖禹选择了以著书立说为手段，“盖将以为民族光复之用”，以图匡复亡明的道路。自顺治十六年（1659年）始，顾祖禹边教私塾，边开始《读史方舆纪要》的著述。康熙十三年（1674年），吴三桂等三藩起兵，顾祖禹只身入闽，希望投靠耿精忠（靖南王耿仲明的孙子），借其力达到反清复明的目的，但未被耿精忠收用，只好重返故里，继续撰书。这位顾祖禹也是个奇人，知道进退，也知道如何敌为我用。康熙年间，他应徐乾学再三之聘，参与《大清一统志》的编修，但不受清廷一官一职，书成后甚至拒绝署名，坚持了民族气节。最重要的是，顾祖禹利用工作之便遍查藏书，为编撰《读史方舆纪要》积累了大量资料。经过30余年的笔耕奋斗，约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前，也就是顾祖禹五十岁左右时，终于完成了这部举世闻名的历史地理巨著，被誉为“千古绝作”、“海内奇书”。这本书不同于一般的地理著作，顾祖禹写书的目的是为了反清复明，所以十分注重对于军事的记述，详细记载历代兴亡成败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而对名胜古迹的记载则相对简单得多。</em> 山海关的防务也采取了孙承宗与袁崇焕主守关外的战略。经过数年艰辛的努力，布置成一道坚固的宁（远）锦（州）防线，成为满清骑兵不可逾越的障碍。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始终都没能完全打破这道防线。在屡次碰壁之后，迫使他们望宁远而却步。这道防线不仅确保了山海关免受攻击，而且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间，基本上稳定了辽西走廊的战局。 孙承宗功高权重，誉满朝野。魏忠贤为长久把持朝柄，一心想把孙承宗也拉到自己一边，故进行过多次试探，但均遭到拒绝，由此怀恨在心。天启五年（1625）八月，山海关总兵马世龙，误信自清军逃归的刘伯漒的情报，派兵渡柳河，想袭取耀州，结果中了清军埋伏，大败而归。阉党借机小题大作，围攻马世龙，并参劾孙承宗。孙承宗因此去职。 高第随即出任辽东经略。高第是个庸碌无能的家伙，既不懂军事，也没打过仗。他一到山海关，就召集将领开会，说清军太厉害，关外没法防守，下令拆撤宁锦防线，要各路明军全部撤进山海关内。袁崇焕坚决反对撤兵，他说：“我们好容易在关外站稳脚跟，哪能轻易放弃！”高第硬要袁崇焕放弃宁远。袁崇焕气愤地说：“我的职守是防守宁远，要死也死在那里，决不后撤。”高第说不服袁崇焕，只好答应袁崇焕带领一部分明军留在宁远，却下命令要关外其他地区的明军，限期撤退到关内。这道命令下得十分突然，各地守军毫无准备，匆匆忙忙地退兵，把储存在关外的十几万担军粮丢得精光。孙承宗数年心血毁于一旦，明朝在山海关及其关外的军事形势顷刻陷入一场新的危机。只是由于以袁崇焕为首的广大将士的浴血奋战，才使明军在天启六年正月、天启七年五月相继取得“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奇迹般地挡住了满清的凶猛进攻，从而不仅使宁锦防线经受住战争的考验，且使明朝避免了由于高第的错误军事决策而导致的军事大溃败。 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皇太极见辽西方面袁崇焕坚城难攻，改变战略，避开袁崇焕，亲率重兵绕过山海关天险，攻破长城大安口，从龙井关入，先后攻克遵化、蓟州、顺义、通州，直逼京城。袁崇焕得知清兵绕道入关，即挥宁、锦将士回师，以解京都之围。清兵退回长城以外后，师心自用的崇祯皇帝却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将袁崇焕凌迟处死，于是长城自坏。此事发生在崇祯三年（1630年）。 皇太极也是个了不起的军事家，深谋远虑且有博大的胸襟，他听到袁崇焕被杀，虽然如愿铲除了平生最大的劲敌，表面上说：“难得此公已死，咱们可长驱入明了。”平时皇太极与手下将领们谈论，都称呼袁崇焕为“袁蛮子”，此刻突然改称“此公”，自然地流露出心底的尊重；可见当时心情极为复杂，跟汉高祖刘邦悼韩信一样，且喜且哀之，叹息从此天下英雄谁敌手。 崇祯为人，严厉而不明，在诛杀大臣上却是十分果敢。说起来崇祯也相当不容易，他还是信王时，天天龟缩在信王府中，从不敢出门，生怕被魏忠贤一伙谋害；后来他当上上皇帝住进皇宫，数天不敢吃宫里的食物，也是忌惮魏忠贤的势力。在这样险恶的政治环境下长大的崇祯，也难怪会经常疑神疑鬼。何况他从哥哥接手的大明江山，已经是千疮百孔。纵然朱元璋再世，也无回天之力。 崇祯统治的十七年中，换了十四个兵部尚书（相当于国防部长，这里指正式的兵部实际总负责人，像袁崇焕这样加兵部尚书衔的不算）；被他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除袁崇焕外还有十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这都是因为责任规则，这些被杀被罢的人，要么是被认为没有能力，要么是被认为没有尽力，要么是有拥兵自重的嫌疑，总的来说，在崇祯看来，他们必须承担他们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不过以崇祯的察人不明来看，这无疑是自拆股肱，适以利敌。 <h3>四、凌迟的悲剧</h3> 当时袁崇焕赶回京师勤王，在广渠门外扎营。崇祯皇帝听说袁崇焕马不停蹄地赶来护卫京师，颇为感动，立即召见，并加以慰问，赐食物和貂裘等物。袁崇焕以士兵马屁疲劳为由，请求进入城中休息。崇祯皇帝没有答应。 崇祯的考虑主要有两点：一是清兵就在离京师不远的通州，已经逼近北京城下；袁军大队人马进城，保不齐会让皇太极乘虚而入。二是自从袁崇焕擅杀毛文龙以来，这种顾虑就一直浮现在他的心头——袁崇焕目前领着明朝最精锐的军队，消耗着明朝大多数的军饷。因为国库空虚，朝庭缺饷，甚至袁崇焕还提出了发“内帑”，“内帑”就是皇帝私家库房的钱。崇祯曾经为此很不高兴，不愿把自己的钱拿出来，但在袁崇焕的一再催促下，最后不得已地拿出钱来（李自成攻破北京后，府库清单所列，府库存银三千七百万两，金数千万两，而户部仅银四十万两、捐银二十万两。国库之虚月皇帝的私人小金库还形成鲜明的对比）。袁崇焕为手下拼命争取利益，甚至动用了皇帝的小金库，自然得兵士死力，至少在崇祯是这样认为的。袁崇焕不知道他已经犯了帝王的大忌。 但久居深宫的崇祯并不真正了解军饷已经恶化的程度。实际上所有应该了解的明朝皇帝没有一个人了解。 永乐一朝明成祖朱棣设九边，各边为进行备战与士兵给养所需的军饷，最初多仰给于屯田。正统后，军饷逐渐由京师太仓供应。各边额数，弘治、正德间，每年约四十三万两；嘉靖时的最高额，每年为二百七十余万两；万历时，每年则达三百八十余万两，相当于明朝每年田赋收入的总数。军饷成为明朝财政日益拮据的重要原因，加上各级军官的残酷盘剥，又使饷银短绌，军士往往生活无着，不得不骚扰平民百姓，渐渐军入匪寇。就连宁远这样的国防第一要地，欠饷已经达数月之久，为了军饷问题已经发生了多次军变。袁崇焕不得已杀了几个为首的军官，暂时平息了局势。可是军饷迟迟不到，兵士又开始哗变。朝廷一次又一次地欠饷，袁崇焕鉴于户部实在拿不出钱来，这才提出了发“内帑”的要求。 既然皇帝不让进城，于是袁崇焕继续出城驻守。他并不出兵与清军交战，只派小股队伍出去，与清军鏖战，互有杀伤。 其时袁崇焕因为急于救援，带来的兵力较少。按照他的策略，他预备等到各地勤王大军到来，再以优势兵力对清兵进行彻底的反击。皇太极孤军深入，已经犯了兵法大忌；按照袁崇焕的想法，完全有可能将清兵包围，并一次性地击溃。 皇太极也是用兵高手，他自然猜到了袁崇焕迟迟不肯出战的用意。为了逼迫袁军早日与清军决战，皇太极派人在北京郊外大举烧杀。 北京城中的许多官僚们都有大批产业如庄园田产在城外。因为关系着自己的身家财产，于是这些人联合起来，跑到崇祯面前，说袁崇焕不肯出战，是别有用心。北京城中也开始流言蜚起，许多人说清兵是袁崇焕引来的，目的在“胁和”，使皇帝不得不接受他一向所主张的和议。甚至有人站在城头向城下的袁军抛掷石头，骂他们是“汉奸兵”。 崇祯看到袁崇焕迟迟不肯决战清兵，又听到北京城了谣言四起，不禁更加忧虑重重。谣言总是容易被人相信，何况几年前袁崇焕确实曾与皇太极进行过暂时停战的谈判。皇太极恰到好处地用了一招“离间计”，崇祯终于将袁崇焕下狱。这里提一句，崇祯这个时候才十八岁。 <em>这里不加多述皇太极的离间计，总之就是“陈平间范增”、“周瑜弄蒋干”之类的伎俩，明眼人一眼就能看穿的老把戏。不过那时的满清是断然想不出来的，此计为明朝秀才范文程所出。范文程是宋朝名臣范仲淹的十七代孙。范仲淹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曾经指挥北宋抵抗西夏的战争，有“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的时谚；范文程的曾祖范鏓是正德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明史》有传。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因“七大恨”跟明朝开战：“我祖宗以来，与大明看边，忠顺有年。只因南朝皇帝高拱深宫之中，文武边官，欺诳壅蔽，无怀柔之略，有势力之机权，势不使尽不休，利不括尽不已，苦害侵凌，千态莫状。”努尔哈赤打到抚顺时，范文程主动来投，并用劝降抚顺守将李永芳作为见面礼。抚顺被陷，打响了满清（当时叫后金，皇太极即位改国号为清）对明作战的第一炮。满清后来得国，都是汉人引导进来，范文程就是首魁。范文程在历史上是个颇为神秘的人物，他是名门之后，不能继承祖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风范，竟然主动投敌，着实令人费解。而且那个时候还是万历年间，满清才刚刚开始崛起，并不如后来那样声势浩大。当时努尔哈赤尚无意于入据中原，专发挥其仇视汉人的观念，得儒士辄杀，得平民则给满洲人为奴。在这样的情况下，范文程主动投怀送抱实在是需要几分勇气的。不过从范文程后来的种种表现来看，他确实是个值得钦佩的战略高手，大清立国，他是当仁不让的首功。对于范文程投清的背景，如今已经无法揣测。也许范文程确实是个有眼光的人，他早已经看到未来将是满清的天下；权势和名利在许多时候都会激活人性中的卑劣，这大概是最可能的原因。范文程事迹见《清史·卷232·范文程传》。他的二儿子就是范承谟。三藩叛乱时，范承谟时任福建总督，不肯投降，说：“既委身事主，父母之身，即君之身。古云：‘君忧臣辱，君辱臣死’。”为耿精忠所杀。由于范氏家族是关东巨族，又因为范氏一门在满清朝庭中的地位，三藩起事时势力极大，鹿死谁手尚难预料，范承谟之死在当时影响极为深远，著名戏剧家李渔认为范承谟的舍生取义可以与宋朝的爱国英雄文天祥相提并论。</em> 得到袁崇焕下狱的消息，皇太极大喜，立即自良乡回军，至芦沟桥，击破明副总兵申甫的车营，迫近北京永定门。崇祯催促武经略满桂（袁崇焕手下大将）出战，满桂出兵后全军覆没，此时离袁崇焕下狱不过半个月。 袁崇焕手下另一员猛将祖大寿本来率军营救京城，看到袁崇焕下狱，掉头冲出山海关北去。祖大寿曾经犯了军法，孙承宗要杀他，因为爱惜他的才华，暗中让袁崇焕出面救解。祖大寿感激袁崇焕的恩情，从此对袁崇焕死心塌地。 崇祯将祖大寿叛出山海关的消息告诉了狱中的袁崇焕，让他写了一封书信给祖大寿，劝祖大寿回头。祖大寿这才重新回兵，意图打胜战立功，以救出袁崇焕。祖大寿和清兵接战，收复了永平、遵化一带，同时切断了清兵后路。皇太极于崇祯三年（1630）自率大军退还盛京，留下二贝勒阿敏驻守关内四城。 在此危难之际，崇祯再次起用孙承宗，“诏以原官兼兵部尚书守通州”，统筹全局。孙承宗首先晓以大义，安定了军心。其后协调各路军队，联合行动，经数月艰苦作战，取得“遵永大捷”，并于崇祯三年（1630）五月将阿敏统帅的清军驱逐出山海关。关内四城（滦州、迁安、永平、遵化）被明军收复，阿敏率残兵败将逃归，逃走前阿敏下令屠城。 阿敏回到盛京后，立即因败军的罪名被自己的弟弟皇太极逮捕下狱。这是因为必须有人对不幸的结局负责，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阿敏下了屠城的命令，从此凡是满清攻打的城池将招来顽强的反抗——这大大违背了皇太极一直极力主张的笼络人心的策略。阿敏被幽禁十年后在狱中死去。 反过来看袁崇焕的命运也是一样。尽管满清对北京和王朝的直接威胁已经过去，但朝廷吓坏了，特别是崇祯。出现这样的状况，总得有人来负责吧？于是皇帝选择了袁崇焕。 崇焕被凌迟时，北京老百姓把他的肉吃了个干净。中国人自古以来，只崇拜权力，不崇拜才华，由此可见一斑。 袁崇焕被杀，固然是他本人的悲剧。但崇祯杀袁崇焕，则是大明朝更大的悲剧。1644年的风起云涌、北京城中令人眼花缭乱的改朝换代，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它是许许多多的小悲剧、大悲剧累计起来的总爆发。这是历史的悲剧集中上演的一年。 孙承宗再任辽东经略后，仍坚持以积极防御为主的方针，继续加强宁锦防线，决心重筑被高第毁弃的大凌河、右屯二城。崇祯四年（1631）七月，令祖大寿等率兵四千守大凌河，又征发一万四千人筑城。八月六日，动工筑城才二十天左右，大凌河城墙刚刚修完，雉堞仅修完一半，清军突然兵归城下，并于当天开始围城，明军仓促闭门拒战。“承宗闻，驰赴锦州，遣吴襄、宗伟往救”。但宁远巡抚邱禾嘉“屡易师期，伟与襄又不相能，遂大败于长山”。至十月，大凌河已被围三月，守军粮尽援绝，城中发生了吃人的惨剧，祖大寿假装投降，奔还锦州，“城复被毁”。大凌河失守，引起了明廷内部的互相倾轧，“延臣追咎筑城非策，文章论禾嘉及承宗”。孙承宗连疏引疾，求退。崇祯帝为平息朝议，准其归籍，孙承宗第二次被排挤下台。 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1638年），后金（清）兵深入内地。十一月九日围攻高阳。赋闲在家的孙承宗率全城军民与之血战。三天后，城破，孙承宗被俘，因拒不投降，被活活勒死。 <h3>五、崇祯眼中的袁崇焕的忠诚度</h3> 凡事有因才有果，正所谓没有莫名其妙的爱，也没有莫名其妙的恨。袁崇焕因为军事才能极高而为崇祯所爱，又因为忠诚度不够而为崇祯所忌。袁崇焕被杀的罪名是“擅主和议、专戮大帅”，当然最重最大的罪名是谋叛。谋叛显然是诬蔑之词；“擅主和议”指的是袁崇焕为了拖延时间，曾经与皇太极议和，但事先并没有让崇祯知道；“专戮大帅”一项指的是袁崇焕未经请示，用崇祯赐予的尚方宝剑杀了皮岛统帅毛文龙。这两项罪名其实说到底就是怪袁崇焕总是擅作主张，对皇帝的忠诚度值得怀疑。 我们返回来看袁崇焕重新被崇祯起用的那一段。 崇祯即位后，不动声色地铲除了魏忠贤一伙儿，随即起用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从这里可以看出，皇帝对袁崇焕的信任度是相当高的。 崇祯首先问到了平辽战略，袁崇焕答道：“只要陛下全力支持我，我只要五年就可以收复全辽。”崇祯听了大喜。 一旁的给事中许誉卿并不相信，悄悄问袁崇焕：“五年真的就能收复全辽吗？” 袁崇焕其实也没有把握，踌躇着说：“陛下一直为了辽事焦虑，我这样说是为了安慰他。” 许誉卿道：“陛下英明，你怎么能随口一答？” 于是袁崇焕又找机会对崇祯说：“辽事本来不容易奏功，陛下既然委任于我，我也不敢因为难而推辞。但五年之内，户部供应军饷，工部供应兵器，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遣将，要内外事事相应，才能有效果。” 崇祯听了他的话前后不一，已经有些不高兴了，但也答应了他的要求。袁崇焕于崇祯二年底被下狱时，皇太极已经打到与京师只一步之遥的通州，崇祯想到袁崇焕五年平辽的豪言壮语，显然是失望了。到了崇祯三年八月，收复全辽已经不见丝毫希望，于是袁崇焕被杀。 袁崇焕是历史上的忠臣、名将，但他也是个相当有心机的人，这一点并不广为人所知。魏忠贤权倾天下的时候，袁崇焕跟其他各地拍马屁的官僚一样，在辽东给魏忠贤建生祠。魏忠贤派太监监兵，袁崇焕也应付得很好。袁崇焕中进士的主考官、保荐他的御史等都是东林党人，在政治上属于魏忠贤的敌对派系。当时，魏忠贤大肆消灭东林党人，对袁崇焕还算客气，这不能不说与袁崇焕的手段与妥协战略有关。 袁崇焕刚开始受到崇祯重用、离开北京前去宁远时，也曾经担心熊廷弼和孙承宗背后被馋的命运会落到自己头上，于是他恨严肃地对崇祯皇帝说：“我制辽绰绰有余，但是杜谗不足。我一旦出了关，就在千里之外了。如果朝中有妒功忌能的人员，便足以坏事。这些人即便不能用朝中的权力来牵制我，也会瞎出一些主意来扰乱我的计划。” 崇祯听了这话，站了起来：“你不要疑虑，我一定会为你作主。”大学士刘鸿训请求赐袁崇焕尚方宝剑，崇祯也慨然照办，表示了对袁崇焕极端的重视。 袁崇焕在离开京师这个权力中心时，为了将来便宜从事，所作的事、所说的话都是为了向崇祯要更大的权力。这是袁崇焕本人没有想清臣子忠诚度在职业生涯中重要性的问题。 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曾经想派大将王翦攻打楚国。王翦说：“要攻打楚国，非六十万人不可。”秦始皇又问李信，李信说：“二十万人就足够了。”秦始皇笑道：“王将军老了，胆子也变小了。”于是派李信和蒙恬带二十万军队南下征伐楚国。王翦便称病回家了。不久，李信大败，秦始皇亲自跑到王翦的老家频阳，请王翦挂帅复出。于是王翦带兵六十万人出征，秦始皇亲自送到灞上。王翦临出发的时候，突然向秦始皇要求赏赐众多的田产宅第。秦始皇不以为然地说：“将军就要走了，怎么还发愁不能富贵呢？”王翦说：“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所以趁大王还用得着我，我得为子孙作打算。”秦始皇大笑。后来，王翦在出征的路上，还先后派出五拨信使回咸阳，不为别的，只为向秦始皇请求封赏。秦始皇终于答应了。有人觉得王翦是在乞讨封赏，恨是丢人。王翦语出惊人地回答：“秦王生性多疑。如今我统领着几乎秦国的全部兵马，我不请求田园加深大王的信任，难道还要他疑心我吗？”（事见《史记·卷73·白起王翦列传》） 王翦高明就高明在他知道对于武将来说，忠诚度是职业生涯中最最重要的，只有让皇帝彻底地放心，绝对没有谋反的念头，他才能继续他的职业生涯。但从袁崇焕的立场来说，当时他这么做也没有什么不对。根据明朝祖制，大将在外，必有文臣（有时候是太监）监军。他要求更大的权力，也是为了不受牵制，好能大展宏图。 袁崇焕一到宁远，正好赶上军队因为朝庭拖欠军饷发生了哗变，发“内帑”就是袁崇焕在这件事后提出的。袁崇焕到了宁远后，修城增堡，置戍屯田，颇有成效。这期间崇祯对他是相当信任的，崇祯二年闰四月，袁崇焕“叙春秋两防功，加太子太保，赐蟒衣、银币，廕锦衣千户”。但不久后就发生了袁崇焕诛杀毛文龙事件（事见《明史·卷259·袁崇焕毛文龙传》）。 毛文龙，仁和人，最早为辽东大将。辽东失守后，毛文龙从海上逃回，乘虚袭杀满清镇江守将。因为毛文龙只将战果报告给了当时的广宁巡抚王化贞，没有报告给经略熊廷弼，熊廷弼与毛文龙开始不和。当时主事的人是王化贞，王化贞任命毛文龙为总兵，后来累加至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设军镇皮岛。 皮岛（今海洋岛）又称东江，位于大海中，绵亘八十里，不生草木，远南岸，近北岸，北岸海面八十里即抵满清界，其东北海为朝鲜。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可以有效地牵制满清。 毛文龙蟠踞东江已久，素性倔强，为人又嚣张跋扈，还经常利用边塞之便大量贩卖货物，充作军饷。袁崇焕本已经对他不满，到任后，统一规划，“议更营制，设监司”；毛文龙觉得自己的权力被大大削弱，很不高兴，不同意袁崇焕的意见，语多傲慢。于是袁崇焕婉言劝毛文龙回家乡去看看，意思是他已经到了解甲归田的时候了。毛文龙在皮岛日久，自然不肯轻易放弃权利，大声说：“我早就想解甲归田，但只有我了解辽东事，等辽东事了，我再回家乡不迟。”袁崇焕“益不悦，谋益决”，杀机已现。 不久后，袁崇焕以邀请毛文龙到幄山看将士射箭为名，诱捕毛文龙。当时袁崇焕手下的部将有许多为毛文龙求情，认为他苦守皮岛多年，劳苦功高。袁崇焕不听，请出尚方宝剑，杀了毛文龙，并对众人说：“我只杀毛文龙一个，其他人无罪。”当时毛文龙手下有数万精兵在场，忌惮袁崇焕的威风，竟然没有一个人敢轻举妄动。 其时袁崇焕总掌兵事，毛文龙对他的权力和地位并无任何威胁，袁崇焕并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要杀毛文龙。他的动机，很可能有两点：一是出于个人情感，他实在是不喜欢毛文龙这个人；二是因为毛文龙跋扈难制，所以袁崇焕杀人以立威，这是新到任的统帅通常用的法子。但从后来可以看出，杀毛文龙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还不包括袁崇焕因为此事引起了崇祯对他的猜忌。我们不能不说，在毛文龙这件事的处理上，袁崇焕是有极重的私心的，而个人恩怨有时候不但会改变双方各自的命运，还会改变历史的局部面貌，起到微力的作用。当这些微力足够多时，进而成为合力，影响到国家命运的走向。 从另外一点来说，袁崇焕确实有故意专擅的意思，一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只要有利于国，专之可也；二是崇祯皇帝给了他尚方宝剑，为的就是让他便宜行事。但袁崇焕忘记了，帝王之心深不可测，君与臣永远不可能完全信任。 袁崇焕随即将毛文龙厚葬，亲自祭奠说：“我杀你，是朝廷大法；我祭你，是僚友私情。”随即将毛文龙手下的二万八千人分为四部，由毛文龙的儿子毛承祚、副将陈继盛、参将徐敷奏、游击刘兴祚分别率领。 崇祯二年五月，袁崇焕才上书崇祯，报告了杀毛文龙一事。崇祯听到后，“意殊骇”，意思是吃惊得不得了；他没有想到袁崇焕自作主张到了这样的地步，因为毛文龙不但是沙场老将，也是手持尚方宝剑的一方统帅。但因为毛文龙已死，国家必须有良将，崇祯还要依靠袁崇焕，只好“优旨褒答”。不久后又“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显然崇祯的本意并不想这样做，只不过为了笼络袁崇焕不得已而如此。从这时开始，崇祯已经开始警戒，对袁崇焕又爱又恨之。 袁崇焕为了拖延时间，完成收复大业，开始与皇太极和谈。此时努尔哈赤新死，满洲内部人心动荡，皇太极的地位还不十分稳固，他对和谈极有兴趣，立即作出有利反应。袁崇焕提出先决条件，要皇太极先除去帝号，恢复称“汗”。皇太极居然答允，但要求明朝皇帝赐一颗印给他，表示正式承认他“汗”的地位。 当时皇太极并没有一味跟明朝开战，而是千方百计地求和。他不但自己写信给明朝边界官员，还托朝鲜居间斡旋，托蒙古王公上书明朝。而他发动每一个战役，都是“以战求和”的目的。皇太极的眼光相当毒辣，有相当的自知之明。他清楚地认识到，以当时明朝和满清国力人力的对比，满清决计不是明朝的敌手；满清人口与兵力有限，经不起长期的消耗战，明朝的政治只要稍上轨道，满清就非亡国灭种不可。 皇太极还写信给崇祯皇帝说：“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而起此念也。只因边官作践太甚，小国恼恨，又不得上达……今欲将恼恨备悉上闻，又恐以为小国不解旧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详陈也。小国下情，皇上若欲垂听，差一好人来，俾小国尽为申奏。若谓业已讲和，何必又提恼恨，惟任皇帝之命而已。夫小国之人，和好告成时，得些财物，打猎放鹰，便是快乐处。谨奏。”（《天聪实录稿》）皇太极用辞十分谦卑。但崇祯毫不理会，对满清始终坚持“不承认政策”，还妄自尊大，激怒了皇太极。等到崇祯末年，农民军力量壮大，崇祯皇帝再想与满清议和，已经晚了。 当皇太极看到崇祯杀了袁崇焕时，已经知道明朝的气数尽了。但即便是这个时候，他也没有想到满清能这么快地取得明朝的天下，在他预测中，无论如何也还要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清，明确地表示要推翻明王朝。 有人说，因为袁崇焕妄杀了毛文龙，所以崇祯才误杀了袁崇焕。袁崇焕被杀，不但是他本人的悲剧，也是崇祯皇帝的悲剧，更进一步说，是整个大明王朝的悲剧。“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明史·卷259·袁崇焕传》）。然而对于明朝来说，这还远不是悲剧的高潮。高潮一直要到1644年才会出人意料地来到。 袁崇焕被时人称为“袁长城”。袁崇焕死后，明朝只剩了最后一座人造的长城，山海关就是明朝最后的屏障。 <h3>六、另一座长城</h3> 明朝的长城非常著名。明长城是我国历史上修筑的最后一道长城，也是修建规模最大、历时最长、工程最坚固、设备最为完善的长城。它东起辽东的鸭绿江畔，西至甘肃的嘉峪关旁，横贯今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内蒙、山西、陕西、宁夏、甘肃等九省、市、自治区，全长六千三百多公里。 有人计算过，若将明代修筑长城的砖石、上方，用来修筑一道五米高、一米厚的大墙，可绕地球一周有余。它翻越千山万水，穿过莽莽荒原，腾飞茫茫沙漠，奔向皑皑雪山，犹如一条巨龙舞动在中国北方辽阔的大地上。 明朝在灭掉元朝以后，原来的统治者蒙古贵族北走沙漠，但“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蒙古势力时刻想卷土重来，不断南下骚扰掠夺。同时在东北又有女真的兴起，为了防御蒙古、女真等游牧民族贵族的扰掠，明代十分重视北方的防务。为了防御北方边患，明朝历代政府不得不屡次修建长城。在明朝的二百多年中，几乎一直没有停止过对长城的修筑和巩固长城的防务。开始只对几百年前遗留的破烂不堪的长城进行补修，到后来进行大规模的修建。明朝长城工程之大，自秦皇、汉武之后，没有一个朝代能够与之相比，工程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改进，结构更加坚固、防御的作用也更大了。我们可以这样说，万里长城这件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修筑，经秦始皇连成一气的伟大工程，到明朝才完成的。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气魄宏大的长城，正是明代的遗迹。（附图：明长城示意图） 纵观长城的历史，可以看出，大部是在一定的时期内，整体或某个方面比较弱的一方，才修筑长城。长城用于军事的目的，是修长城的一方，想凭借长城保持与敌方的抗衡。到了明朝后期，长城已经成了消极防御的军事工事。 但是，明王朝花费巨大人力、物力修建起来的万里长城，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是由当时的社会状况、军事制度和战略思想决定的。单从军事的角度来说，在长逾万里的防御线上，攻击一方是先发制人，攻其不备，在时间、规模、突破口的选择上有主动权。而守军分散在万里长城线上，无论如何地强调常备不懈、居安思危，还是难以阻挡一些规模较大的突然袭击的。 崇祯八年至十一年（公元1635～1638年），清兵曾多次从蓟镇、宣府、大同三镇的董家口、独石口和得胜堡等处拆长城而入。 清军数次攻进长城，长驱于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几次威胁明朝京都，打了许多胜仗。终因山海关控扼其间，清内外声势不接，不得不掳掠后退出长城。 山海关号称“天下第一关”。东门巨匾上的“天下第一关”五个字是明代成化八年进士、当过福建按察司佥事的肖显所写，笔力雄浑有力，尺度巨大，独具风格。 山海关的建关历史，源流久长。在尧、舜及夏、商、周时都曾有职司掌管。秦朝时属辽西郡，汉高祖时属卢绾，汉献帝初归公孙赞，三国时北魏曹操在这里设卢龙郡，晋朝时属营丘郡，南北朝至隋朝属北平郡，唐朝初年设临榆关，五代时仍为临榆关，宋朝时改名临闾，辽国占领以后属迁州，金国时称迁民镇，元朝时仍叫迁民镇，明朝设山海关。在明朝洪武十四年，即1381年，朱元璋派魏国公大将军徐达在这里设山海卫。徐达见这一带北依燕山山脉的崇山峻岭，南临波涛汹涌的渤海，山海之间只有十余华里的狭长地带，形势险要，是辽蓟的咽喉要道，便于1382年十二月筑起山海卫城，城关就叫山海关。清乾隆二年，曾设临榆县。 山海关一带，山势陡绝，形势险要，历来为兵家所争之战略要地。过去曾有人用“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的诗句来描写关城的险要。历史上曾经有很多次战争在这里进行，至今还有许多战争遗迹可寻。据史书记载，隋文帝开皇十八年，有高丽一万多名军兵来侵犯辽西。隋文帝派汉王谅、王世积为行军元帅，带兵三十万出临榆关迎敌。隋炀帝大叶十年兴师征伐高丽经过这里。唐太宗在贞观十九年亲征高丽，成功班师回朝曾经过这里，在汉武台上刻石纪功。他在《春日观海诗》中写道：“翠岛屡出桑，碣石想秦皇”。明朝初年，徐达在这里设山海卫后，遂成为边防重镇，驻有重兵把守。 李自成由极盛转为极衰的关键一役也发生山海关下。 公元1644年（崇祯十七年）四月十三日，李自成率领农民军十万与平西伯吴三桂激战于山海关石河两岸。四月二十一日，起义军以数千骑兵突破了西北防线，进逼山海关西罗城下。二十二日，山海关北翼城的一支明朝官兵投降了李自成，山海关城眼见马上即可攻下。吴三桂在关键时候投降了清军，出关迎接清军首领多尔衮入关。于是明军与清军两军合战，左右进攻，与李自成农民军大战于石河西岸的红瓦店一带，农民军大败，只好撤退。于是这个山海雄关的大门洞开，清军大批过关驰入中原。不久大顺朝即告灭亡，清朝代替了明朝的统治。这是后话。 满清入关建立政权以后，鉴于明亡国的教训，决定不再修筑长城。清朝的统治者清楚地看到，明代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修筑长城，却未能挽救被农民起义推翻的命运，于是决意改变统治策略，要建起一座“修德安民”的无形长城。 康熙皇帝在《古北口》一诗中说：“断山逾古北，石壁开竣远。形胜固难凭，在德不在险。”乾隆皇帝在《望长城作》一诗中说：“千秋形胜因循览，万古兴亡取次觇。自是天心无定向，从来违顺卜黧黔。”清朝的一些大臣也说：“毕竟成城需众志，皇图巩固在于斯。” 这说明清朝统治者认为，要巩固政权不能仅凭“形胜”，依靠长城来进行统治，而要重视德化及人心向背。这从康熙帝批阅的一份奏折上看得就更为清楚。古北口总兵官蔡元向朝廷上奏，意思是说他管辖的那一段长城“倾塌甚多，请行修筑”。康熙帝批曰：“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具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 于是，清朝统治者决意用怀柔政策，即用宗教和思想统治的办法，代替对长城的修筑。历史上“明修长城，清修庙”，就是讲的这一史实。首先，清朝政府在北京城修建了雍和宫，乾隆皇帝还亲自前去受戒。再者又在热河建立了行官，即承德避暑山庄。在山庄之外，仿新疆伊犁河畔的伊犁庙，修了安远庙；仿西藏的三摩耶庙，修了普宁寺；仿拉萨的布达拉宫，修建普陀宗乘之庙；仿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修了须弥福寿之庙，共修了八大庙宇，为蒙古、藏族等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准备了宗教活动和休息的场所。对于北方边疆的各少数民族首领来说，他们不必长途进京也有与清廷彼此交流的机会与场所。清政府以此达到巩固统治、安定边疆的目的。 避暑山庄，名义是休息避暑之地，意义却又远远不止于此，它把复杂的政治目的和军事意义转化为一片幽静闲适的园林，和一座座香火缭绕的寺庙。 我们可以说，这就是清统治者的“长城”，它比蜿蜒万里的秦汉、明代长城要高明许多倍。历史事实证明，清朝政府这一套政治统治手法，确实是行之有效的。 <h3>七、死亡的遗留问题</h3> 袁崇焕虽然杀了毛文龙，但担心毛氏旧部有变，为了笼络那些人，特地给毛的旧部增发军饷，向朝庭上书说：“东江一镇，牵制所必资。今定两协，马军十营，步军五，岁饷银四十二万，米十三万六千。”崇祯看了不能不怀疑，为什么兵员比以前减少了，军饷反倒增加了？但看在是袁崇焕奏请的份上，依然如数拨发。 崇祯一味迁就袁崇焕，不仅仅是袁崇焕当时握有重兵——当时袁崇焕麾下合辽、登莱、天津，及东江四镇兵十五万三千，马八万一千，岁费度支四百八十余万——更重要的是，他念念不忘的是袁崇焕“五年平辽”的誓言。对于还不到二十岁的年轻的崇祯来说，这誓言确实相当诱人。他愿意赌上一把。 可惜的是，袁崇焕增发军饷的这一招并没有效果，皮岛旧部“弁失主帅，心渐携，益不可用，其后致有叛去者”（《明史·卷259·袁崇焕传》）。可见毛文龙虽然嚣张跋扈，但却甚得军心，袁崇焕用人不知用人所长，可谓十分的失策了。 毛文龙之死并不单纯，很快就得到了验证。袁崇焕杀毛文龙后，毛文龙的两名义子孔有德和耿仲明立即领兵反叛，但也没有直接与明军交锋，只是沦为了海盗，不再奉袁崇焕和明朝号令。明朝自然不能容忍叛徒，攘外必须先安内，派大军攻打，孔耿二人不得已，只得航海去投降皇太极。这是明朝的又一失策。 皇太极听说孔有德、耿仲明渡海来降，亲自出迎，隆礼厚待，授都元帅、总兵官。孔、耿二人感激涕零，随即引清兵攻陷广鹿岛（又称光禄岛），守将尚可喜也投降。这几个人都得到了皇太极极大的信任，他们依旧各自率领着自己的兵马，尚可喜的士兵还被皇太极称为“天助兵”。皇太极“用人不疑”极大地招揽了明朝降将的心。 假如毛文龙不死，孔有德、耿仲明和尚可喜都是防边良将，这几个人的军事才华都在后来南下平定中原的战斗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归根到底的责任，依旧在袁崇焕身上。 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这三个人，加上后来投降的吴三桂，为满清平定中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所率领的军队成为八旗以外的最重要的武力。所以满清得天下后，封吴三桂为平西王，驻防云南、贵州；孔有德为定南王，镇守广西；尚可喜为平南王，驻防广东；耿仲明为靖南王，驻防福建，耿仲明死后，其孙耿精忠继立。 这四王中只有孔有德早死。顺治九年，李定国（张献忠义子，后联合南明永历政权抗清）攻破桂林。孔有德怅然失色，悲叹道：“完蛋了！”于是在王府内自杀，死前命随从将其所居后殿以及掠得的珍宝付之一炬。 巧合的是，孔有德自杀的王府是明朝靖江王府，靖江王朱亨歅父子于顺治六年被孔有德所杀。孔有德的妻子白氏自缢前将儿子孔庭训托付给侍卫白云龙，嘱咐道：“苟得免，度为沙弥。勿效乃父作贼一生，下场有今日耳。”白氏大概也不认同丈夫叛明投清的立场和气节，所以才用了“贼”字。可惜的是，孔庭训没有机会去当和尚，出城后就被李定国的部下查获，几年后由李定国下令处斩。只有孔有德的女儿孔四贞乘乱逃出，后来被满清封为和硕格格，嫁给了她父亲的旧部孙延龄，依旧驻守桂林。后来孙延龄跟随吴三桂叛乱，在孔四贞的劝说下，又打算重新投降清廷，却被吴三桂先发制人，派孙子吴世琮将孙延龄诓出桂林杀死。 <em>有一些野史记录说，顺治皇帝先是爱上了干妹妹孔四贞，后来遇到了弟弟博穆博果尔的福晋董鄂妃后，才移情别恋。因此有人说满清出多情种子，皇太极伤痛宸妃海兰珠之死，心脏病突发而死；多尔衮爱恋嫂子庄妃大玉儿，竟然始终不肯夺取庄妃儿子的皇位；而顺治为了董鄂妃“爱美人不爱江山”的爱情故事早就被荧屏演绎得凄婉缠绵，名气之大，流传之广，不亚于吴三桂的“冲冠一怒为红颜”。</em> 孔有德死后，剩下的三王就是后来著名的“三藩”。 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先后航海投降为满清带来许多兵马和船只，并且带来了西洋葡萄牙大炮。这种大炮是当时明朝最新式的武器。清军有了这种大炮以后，其攻坚和野战的能力大为提高了。这种大炮后来在满清跟李自成的作战中，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要塞皮岛后来由明将沈世魁驻守，他跟尚可喜是死对头。在这样的情况下，沈世魁投降满清的可能性不太大。 皇太极征服朝鲜后，派清军（包括尚可喜部）对皮岛发动了猛攻。沈世魁果然力战而死。他的侄子沈志祥率皮岛四千军民逃至明朝另一海上要塞石城。因为沈世魁已死，沈志祥在军民的拥护下，自发地继承了叔叔的军队和总兵头衔。 本来正当用人之际，崇祯皇帝大可不必计较，小小的一个总兵头衔而已。但崇祯却对沈志祥的自作主张极为不满，这使他想起了当年袁崇焕擅杀毛文龙事件，于是下诏切责。沈志祥因此与明朝庭发生了争吵，一怒之下，率众降清了。此后，沈志祥成了清军一员猛将，曾在山海关攻打李自成，又助孔有德攻占湖南，以战功受封公爵。事见《贰臣传》第七卷。 而袁崇焕被杀后，朝庭中从前支持他的大臣也跟着倒霉。首辅韩爌因为与袁崇焕关系密切，被迫辞职，他是袁崇焕考进士时的主考官。其他的还有刑部尚书乔允升和左都御史曹于汴。一直支持袁崇焕的大学士钱龙锡也被处死。 袁崇焕于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被杀，十月初，崇祯开始重新派太监前往北部边境监军。1627年崇祯皇帝即位时本已取消这种做法。皇帝改变了主意，充分表明他对文武官员愈来愈不信任。而朝廷里经常不断地勾心斗角，崇祯跟他的祖先们一样，感到太监更有用，因为他们直接对他负责。 袁崇焕被下狱前，从各地赶来北京勤王的军队很多。袁崇焕下狱的事情对各路兵马军心打击很大，将领们生怕自己也像袁崇焕这样遭了毒手。再加上欠饷和指挥混乱，山西和陕西的两路援军竟然都溃散回乡。许多兵士因此而加入了李自成的队伍，成为“流寇”的骨干。 袁崇焕无罪被杀，对明朝整个军队士气打击非常沉重。从那时开始，明朝才有整个部队向满清投降的事。袁崇焕既忠且能，尚且是这样下场，何况其他人。 <h3>八、祖大寿的投降</h3> 祖大寿，字复宇，辽东人，是明末清初的著名的沙场老将，他当时的名气之大，可以说是闻者无不如雷贯耳。祖大寿最早是熊廷弼的部将，后来孙承宗主事，任祖大寿为佐参将。 袁崇焕威震辽东之时，祖大寿任前锋总兵，挂征辽前锋将军印，驻扎在锦州。他在宁远保卫战、宁锦大捷、北京保卫战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皇太极对这位猛将仰慕已久，极尽笼络之能事。他曾经试探性地给祖大寿写信，说是想派使者吊明熹宗之丧，并祝贺新皇帝崇祯登基。但祖大寿坚决拒绝了皇太极，可谓是明朝最坚决的主战派。 辽东将士中，祖大寿是唯一亲见自己主帅袁崇焕在殿前被捕下狱，一怒之下领兵反叛，“毁山海关出，远近大震”（《清史·卷234·祖大寿传》）。可是袁崇焕在狱中的一纸书信又把他招了回来。祖大寿的母亲和孙承宗都劝他奋勇杀敌以赎出袁督师。在辽东将领中，他是营救袁崇焕最力一员，曾请求削职为民，以自己的官阶赠荫换取袁督师性命。但袁崇焕最终还是被这些英勇的将领所奋勇保卫的人千刀万剐了。 皇太极非常欣赏祖大寿的勇猛与为人，为了将他召至麾下，用了很多心思。他先派人搜捕居住在永平三十里村的祖大寿的族人，抓到了祖大寿的两个儿子、一个侄子以及其他亲属。这些祖大寿的亲戚都被带回盛京，软禁起来，但待遇相当优厚。皇太极先后几次写信给祖大寿，还让祖大寿的儿子写信劝降。祖大寿毫不理睬，继续率领袁崇焕旧部，驻守宁远、锦州、大凌河等要塞，抵御清兵的入侵。这支部队当时是明朝最精锐的部队。 崇祯四年，祖大寿奉孙承宗之命修大凌河城。同年八月，城才修了一半，皇太极以倾国之师，迅雷不及掩耳地将大凌河城团团包围住。 皇太极从城外高处察看大凌河城内的防守，不禁叹息道：“明善射精兵尽在此城。”士兵尚且如此精干，更何况统帅呢！心中更起了要收复祖大寿之心。于是皇太极并不下令攻城，只用围困之策。他说：“此城之兵，犹枪之有锋，锋挫柄存，亦复何济？”命人在大凌河城外挖壕筑墙，以便长期围困。清兵在大凌河城周围五十里内挖壕四道，按八旗左右翼方位扎营盘四十五处，完全切断了守城明军与外界联系。 但祖大寿并不示弱，头一百天中，他督军出城与清兵交战数十次，各有伤亡。但突围不成，明朝四万援军又被皇太极亲率主力击败，祖大寿只能闭城坚守。 这其中还有一个戏剧性的故事。明朝四万援军的主帅张春被清兵俘虏，他坚决不跪皇太极。皇太极大怒，取过弓箭，打算当场将其射死。皇太极的哥哥大贝勒代善爱惜张春骁勇，劝皇太极将其收为己用。皇太极怒气渐消，这才放下了弓箭。当晚，皇太极派部下达海以珍馔赐张春，张春拒绝说：“我死志已决，不食上之所赐。蒙上盛意，欲生我而食我，我亦知之。但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更二夫。此语非我所创，乃古之定理也。”话发自内心，说得相当慷慨激昂。 达海对张春说，清与明交兵是因为皇太极给崇祯皇帝致和书六、七次，而明朝皇帝竟无一言相报。张春则为崇祯皇帝辩护，说明朝皇帝是公正、贤明之君，只是为执政大臣所蒙骗；既而又感叹自己在朝中受大臣冷遇，并重申了为主捐躯之志。 此后三天，张春绝食求死。但第三天后，皇太极亲自来探访，并亲手赐与酒食。张春大为感动，遂接受了“恩养”，饮食如故，以示愿为新主效忠。（事见《清太宗实录》第九卷） 但事情还没有结束。张春虽然投降了，却拒绝按满族习俗剃发。皇太极于是下令将他关在一座喇嘛庙中，直到他愿意剃发才放他出来。张春坚拒不从，最后死在庙中。（事见郑天挺《探微集》） 张春这个人在历史上并不著名，但他的行为却很能说明尺度的问题，他的投降不是因为像洪承畴那样怕死，似乎也不在于气节问题，而是“良臣有赖明君”和识时务的问题。张春看到了皇太极比崇祯的高明之处，所以他心悦诚服地投降了。但他心中依然有最后的道德底线，那就是绝不从番俗，所以他宁可被囚而死，也绝不再屈服。 张春的四万军队被打败后，因为兵力不足，明朝的援军迟迟不至。皇太极依旧不断地送信劝祖大寿投降，语气极为客气：“满洲国皇帝，致书于祖大将军。兵，凶器也；战，危事也。人未有不愿太平，而愿战争者。即战而获胜，岂若安居之乐乎。我屡遣使议和，尔君臣自视如在天上，而卑视我，竟无一言相报，我是以忿而兴师。自古以来，两国构兵，不出战与和二者。今和议既绝，朕故留兵居守，亲率大军深入。幸遇将军于此，似有宿约，深惬我仰慕将军素志。意者天欲我两人相见，以为后图乎。”（《清太宗实录》第九卷） 皇太极不但自己写信，还命令二十三名明朝投降的文武官员，各以己意写招降书给祖大寿，表现出极为真诚的宽宏。 二十多封信送到祖大寿面前，他依旧不予理睬。坚守了三个月，城里粮食吃完了，开始杀马吃。马杀完了，开始吃平民百姓。平民百姓吃光了，开始吃军中的老弱病残。军中的老弱病残也吃光了，接下去就该是健壮将士们互相残杀了。无论如何，到了这个地步，城是没法再守下去了，所有的将领，除了副将何可纲之外，都认为只剩下投降一条路了。 祖大寿长叹一声说：“人生岂有不死之理？但为国为家为身，三者并重。今既尽忠报国，惟惜此身命。”于是杀了誓死不从的何可纲，与皇太极在城外设坛盟誓，算是正式投降了。 何可纲神色不变，不出一言，含笑而死。但他的尸体被拖入城门后，城中饿了许多天的饥民竟一拥而上，争割其肉。 投降后的祖大寿立即以妻子家眷在锦州为借口，向皇太极献策，他愿意带一支兵马，换上明军的衣服，混进锦州，这样他可以在城里当内应，锦州指日可下。皇太极满心欢喜，立即答应了他，并给了他五千兵马。但祖大寿在半路上借大雾甩开了同行的贝勒阿巴泰等清兵，单独奔进锦州城，然后就开始率领明军抵抗清兵。 皇太极被祖大寿用诈降涮了一把，自然恼羞成怒。他之后两次御驾亲征攻打锦州、宁远，就是想擒住祖大寿出了这口恶气，可惜都无功而返。即便这样，皇太极也没有下令杀死被监禁在盛京的祖大寿的亲人，反而对祖大寿的子孙“厚抚之”。 就这样，祖大寿又为明朝多守了十年的城。但祖大寿始终未能消除崇祯皇帝对他的怀疑，其实从他当年为袁崇焕下狱反出山海关开始，这种君臣间的怀疑就已经存在了。明朝派洪承畴镇守宁远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监视祖大寿，防止他也像祖氏其他成员一样投降满清（李清《三垣笔记》）。 崇祯十四年四月，清兵再次倾国而来，包围了锦州城。这一次整整围了一年，洪承畴的十三万援军在松山被击溃，洪承畴投降。祖大寿粮尽援绝，锦州城中又开始发生人吃人的惨剧。皇太极多次招降，迫于无奈，祖大寿只好再次投降。 即使有上一次诈降的教训，皇太极仍没有杀祖大寿，反而任命他为正黄旗总兵。无数满人将领都劝皇太极说，即使不杀祖大寿，但也不能再重用他。皇太极不听，说祖大寿“能久守者，读书明理之效”（《清史·卷234·祖大寿传》）。皇太极如此推诚，器量如海，自然得人。即使铁骨铮铮的祖大寿到了这个时候，也不得不心悦诚服地投降了。这一招对明朝边疆防守的将领们有极大的震撼作用，这正是皇太极最高明的地方。 祖大寿这种强敌，有杀害无数清兵且背信弃义的事实，皇太极还能够容忍接纳下来，并且让他一直平平安安活到老。这样的器量，难怪满清能够使无数的人才死心塌地为之效忠。倘若不是有洪承畴、吴三桂等汉人的帮助，满清未必能得到整个江山。当时明朝的土地、生产力、人口、人才、兵力、军事力量，是满清的百倍。这点皇太极也清楚得很，“秀才岳起鸾曰：我国宜与明朝讲和。若不讲和，则我国人民死散殆尽。”（《天聪实录稿》元年三月初二日）从这点上说，满清胜就胜在用人的战略，从皇太极到多尔衮，都有容人的气度与胸襟。 在用人上，明朝的皇帝实在差得太远了。 顺便提一句，祖大寿就是吴三桂的舅舅。史书中记载祖大寿投降以后的唯一事迹，是曾经写信劝他的外甥吴三桂投降，信中说：“兹者，松山、锦州已下，天运人心，悉归新主。有识者宜熟为审处，及早投诚，则分茅裂土，超出寻常。”（《贰臣传》第二卷） 当时美女陈圆圆还在吴三桂的怀抱中，吴三桂也还没有“冲冠一怒为红颜”，这种劝降信自然毫无作用。祖大寿平平安安地活到了顺治十三年，老死。 吴三桂一直在宁远重整旗鼓，到1644年，吴三桂手下已拥有十二万军队（曹凯夫《三藩叛乱》）。 <h3>九、洪承畴的投降</h3> 洪承畴，字亨九，福建南安人，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洪承畴的才干从来无人怀疑。他不但军事才能极高，政治才能也相当突出。满清的进驻中原、稳定江山和洪承畴的战略有很大的关系。但出众的才华显然并不能说明他的人品；尤其对于一个才华出众的人，注定了要在历史的舞台上不甘平庸、不甘寂寞。这样的人，自然也相当珍惜自己的生命与才干，说白了就是怕死。 洪承畴任陕西三边总督时，农民军大败，高迎祥被俘，李自成十八骑被追得躲入商洛山中。也许是因为洪承畴作为总督在军队中的声望增长得太快，从而引起了朝廷的恐惧，洪承畴受到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弹劾。于是洪承畴被贬。但就在这个时候，满清皇太极想坐收农民军与明军鱼蚌相争的渔翁之利，乘机南下入侵。于是崇祯皇帝重新召用洪承畴，任总督蓟、辽军务，负责主持直隶东北及辽东一线抵御清军之防务，“凡八总兵，兵十三万，马四万，咸隶承畴”。 这时候的洪承畴大权在握，可惜他并没有大展才华的机会，确切地说，他疲于南征北战，根本没有功夫来实施他高明的战略。何况即便他才干再高，明朝到了这个时候，病入膏肓，无论是洪承畴，还是崇祯，都已经无能为力了。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明朝基本采用的是防御战术，这才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修建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但长城有它自身的弱点，长城本身就是典型的防守型战略思维产物，因为防线过与漫长，消极的防守总是难以阻挡清军突然袭击。所以袁崇焕能够以几千士兵防守住满清十万大军，但在是野战的时候，明朝优势兵力却难以击败清兵。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命阿济格等入长城，破昌平，焚天寿山德陵（明熹宗陵），然后绕过北京，直插保定以南，克城十二座，俘获人口牲畜十八万。明朝督师张凤翼等皆按兵不敢战，听任清兵从容退去。 崇祯十一年（1638年），皇太极又命多尔衮等越过长城，大举深入。明朝以卢象昇为督师，宦官高起潜为监军。负责督军迎敌。而高起潜与兵部尚书杨嗣昌皆不欲战，结果卢象昇孤军奋斗，在矩鹿贾庄血战而死。 这年冬，清兵大蹂畿辅，连下四十三城。次年，清兵南下入山东，攻破济南，俘明德王朱由枢。然后清兵由山东回师出塞，明军皆尾随不敢击，这次出塞，清兵俘汉人四十六万余，获白金百余万，满载而归。 崇祯十四年（1641年），皇太极发大兵围攻祖大寿镇守的锦州，势在必克。清兵逼城列营围困，锦州守将祖大寿告急。崇祯派遣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吴三桂等八总兵，统兵十三万，马四万匹，由蓟州东指，到宁远集结，所带粮草，足够大军吃用一年。 洪承畴老成谨慎，主张徐徐逼近锦州，步步立营，且战且守。但是兵部尚书陈新甲一再促战，同时又有崇祯密旨，敕刻期进兵。因为大军中有太监监军，洪承畴迫不得已，只得进师松山。陈新甲还不许洪承畴集中大军同时北进，坚持将部队一分为四。 皇太极闻知，亲率大军赴援，陈师于松山、杏山之间，切断了明军粮道。洪承畴到达松山后，因军中缺粮，诸将各怀去志，不待军令，争相率军逃奔，返回宁远就食。清军趁势掩杀，前堵后追。明兵十数万人土崩瓦解，先后被斩杀者五万三千多人，自相践踏死者及赴海死者无计其数。从松山到乳峰山沿海一线，明军尸首“多如雁鹜”。最后，总督洪承畴等人被围困于松山，士卒不过万余，饷援皆绝。 崇祯十五年（1642年），松山城破。城破之时，洪承畴本想横剑自刎以谢朝庭，可是剑刚拔出来，突然又想到得给自己留个全尸，于是选择了上吊自杀；这一犹豫，头还没来得及套进绳索，清兵已经冲了进来，于是洪承畴被俘，解送盛京。 其实当时洪承畴内心当中，根本就不想死，但不死如何对得起朝庭，对得起崇祯皇帝？他只是需要能够下台的台阶而已。洪承畴装模作样自杀的时候，心中也许正盼望着清兵早点冲进来阻止他。 皇太极派范文程来劝降，范文程把什么时务不时务、俊杰不俊杰之类的话唠叨了好几遍，该说的都说了。洪承畴只是一言不发，象死人一般。不久，锦州粮尽援绝，祖大寿也率众出降，塔山、杏山也相继落入清军之手。 洪承畴始终没有见到正主儿出现，心中不免沮丧，于是开始在狱中绝食。范文程用祖大寿投降的例子来劝说洪承畴。洪承畴自认为身份地位官阶远比祖大寿要高，听范文程居然拿他跟祖大寿比，已经有些恼怒，跳起脚来想骂范文程，刚好梁柱上的灰尘落到了洪承畴的衣服上。洪承畴也顾不上骂人了，连忙用手拂去灰尘。范文程见了喜形于色，赶紧跑去告诉皇太极说：“洪承畴必不会死，他连衣服都这样爱惜，更何况他自己的生命呢？” 聪明的皇太极终于猜到洪承畴可能是需要一个能下得了台的台阶，而且必须是满清的皇帝给的台阶。皇太极便亲自到狱中看望洪承畴，问道：“先生在这里冷吗？”一边说着，一边脱下身上的貂裘，亲自披在洪承畴身上。洪承畴瞠目结舌地望着皇太极，一副夸张的表情，好像是实在料不到对方会这样对他的样子。台阶到了，于是洪承畴“叩头请降”（《清史·卷237·洪承畴传》），皆大欢喜。 <em>也许是洪承畴本人的特殊性，关于洪承畴降清一事，有许多想象出来的描述。一些野史记载说洪承畴生性好色，为皇太极年轻美貌的妃子蒙古科尔沁贝勒塞桑之女博尔济吉特氏（即后来的孝庄太后，名为大玉儿）的美色所迷惑，中了满清的美人计，这才投降。无论如何说，满清给洪承畴的面子是给足了。《甲申朝事小纪》还记录了1644年后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洪承畴被俘后曾绝食9天，经强行灌入参汤后才苏醒过来。但此后他仍以自己是朝廷大臣，又是南人，而拒绝背叛明朝。清人见劝降无效，便将他放掉，并派甲士护送。将入关时，他遇见一个家仆。此人告诉他，京师中人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并特别提醒他说，他如今是“所统三军俱没，地方俱失。”于是，洪承畴感到除了回去寻求清朝皇帝的保护之外，已经别无出路了。尽管后来有许多身居高位的前明士大夫为满清效力，但在这个时候，洪承畴的投降势必令人感到震惊。</em> 皇太极在大清门内的崇政殿正式接见了洪承畴，洪承畴说：“臣……自分应死。蒙皇上矜怜，不杀而恩养之。今令朝见，臣自知罪重，不敢入。”（《贰臣传》第三卷） 皇太极问他明朝皇帝为何对手下将帅的生死如此漠不关心，竟在战争中将他们轻易抛弃。洪承畴说，这是由于崇祯皇帝周围的众多文臣提出的策略纷纭不一。皇太极直截了当地驳斥道：“特今君暗臣蔽，故多枉杀。似此死战被擒，势蹙归降之辈，岂可戮彼妻子，即其身在敌国，可以财帛赎而得之，亦所当为，而况坐妻子以死流之罪乎？”（《东华录》） 洪承畴被这番话深深打动了，因为他估计因为他的投降，他自己在北京的亲属一定遭到了明朝的诛戮。 皇太极收服了洪承畴，十分高兴，赏了金银财宝不算，还演戏奏乐，表示庆贺。满清的将领们很不高兴地说：“皇上为什么如此看重洪承畴？”皇太极说：“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天天打仗，为的是什么？”将领们说：“当然是想得到中原了。”皇太极笑道：“我们要进中原，好比瞎子走路，现在找到个带路人，我怎么不高兴？” 但皇太极虽然厚待洪承畴，但一直到去世，皇太极也没有给洪承畴封官。这是皇太极用人、御人所高人一等的地方。 而明朝的崇祯皇帝听说洪承畴被重兵围困松山后，满心以为洪承畴一定会自杀尽忠，大为痛悼，还特意辍朝三日，赐祭十六坛；又命人在正阳门西侧给洪承畴建立专祠。崇祯帝亲自御制祭文，正要入祠亲奠的时候，洪承畴派人送信来，大致说：“暂时降清，勉图后报”。 崇祯皇帝长叹一声，这才没有演出一出祭奠活死人的闹剧。专门给洪承畴建的专祠后来使明朝颇感为难，于是改奉观音了。因为洪承畴书信中有勉图后报的话，崇祯也没有派人捉拿洪承畴的家眷。 还有一种说法是，洪承畴的一个家仆从辽东逃回北京，上疏崇祯皇帝，描述了其主人尽忠死节的经过。崇祯皇帝读后感动得热泪盈眶，于是亲自到洪承畴祠祭奠。而此时那个可疑的家仆已经乘机将洪承畴的家眷送回了福建老家。既然皇帝已经公开对洪承畴表示了哀悼，所有辽东得知真相的明朝官员们就都都不敢将洪承畴仍然活着的传闻上奏了（见张怡《谀闻续笔》第一卷）。 只是后来洪承畴并没有任何后报的行为，反而对江南抗清力量大加打击，可见这信只是为了保全家眷的权宜之计（野史记载说此计为庄妃所出，崇祯也间接中了庄妃的美人计）。 投降满清的大臣和将领不计其数，但唯独洪承畴和吴三桂最受后人非议，这自然是因为两人在满清得到天下的过程中出力最大的缘故。 1644年，洪承畴跟随摄政王多尔衮重新回到北京后，将老母亲从福建接到了北京。老夫人一见到洪承畴，就拿手杖去打他，先数落其不死之罪，然后说：“你接我来，是想让我给你当旗下老婢吗？我今天打死了你，是为天下除害。”洪承畴慌忙走开，从此不再敢与母亲相见。 1644年五月，南明弘光政权派南京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左懋第出使北京，与满清谈判。左懋第被多尔衮扣押，拘于太医院。洪承畴前来说降，左懋第说：“此鬼也。洪督师在松山死节，先帝赐祭九坛，今日安得更生？”洪承畴惭愧而退。类似的故事还发生过许多次。 左懋第则再也没有回到南京向弘光皇帝复命，他一直被关押到1645年南明弘光政权灭亡，依旧不屈，于是被害。 祖大寿和洪承畴两人，投降后的表现各有不同：一个是从此开始默默无闻，闭口不谈兵事；一个则是竭心尽力地帮助满清得到天下，充分施展了在崇祯手下没有发挥出来的才干。所以洪承畴的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我们在后面的篇章中还会再提到他。 祖大寿和洪承畴二人不是留名于《明史》，而是见传于《清史》，而且同时被列入《贰臣传》，这就是满清政权给投降者的最高待遇。 <h3>十、大势已去</h3> 松山失陷对明朝影响极大，从此明朝在关外已不能再战，完全无力应付辽东局面。 清军占领辽东地区后，担心当地穷人无法生活而造反，就把辽东地区的贫民都抓起来杀掉，称为“杀穷鬼”。两年之后，清军又怕辽东的富人不堪压迫而反抗，又把辽东地区的富人几乎杀光，称为“杀富户”。如此大规模屠杀两次，辽东地区的汉民基本殆尽。 崇祯皇帝自然已经顾忌不到这些辽东子民的生死，他开始考虑与满清议和，兵部尚书陈新甲暗承上意，偷偷派马绍愉去与皇太极谈判。 皇太极本人一直对将来统治天下怀有矛盾心理。他想当皇帝，但未必渴望北京的龙床。他的主要汉族谋士范文程经常劝他出兵明朝，占领中原。但皇太极坚持说，他并非“好杀掠而兴兵”。相反，他与明朝交兵是因为对方拒绝响应他的和平建议。围攻大凌河时，皇太极曾致书祖大寿，表示诚恳希望与明朝议和，而明朝大臣却将议和比作南宋的绥靖政策。“然尔明主，非宋之裔，朕亦非金之后，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清太宗实录》第九卷） 皇太极的耐心是相当出色的。几次入关，他的马首都曾叩北京，许多臣属都劝皇太极拿下北京，但皇太极谆谆开导他们：“明朝是一棵大树，根深叶茂，现在以我们满清的力量，还一下砍不倒它。取了北京也没有用。我现在带你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把这棵大树的枝蔓一根根砍掉。今天砍一根，明天砍一根，天长日久，它就成了枯干。最后轻轻一推，便轰然倒地。” 松山陷落后，祖可法（祖大寿义子，曾参与制定征服天下的策略，及招降吴三桂和镇压李自成，官至湖广总兵，驻守武昌）主张停止议和，进围北京，他认为，议和“利于彼，而不利于我”，并警告说，明朝会利用停战之机，“募训练，修防御”，还会说服蒙古部落共同抗清。但皇太极断然拒绝说：“岂能即克山海耶！”（《贰臣传》第二卷） 甲申年以前，清军四次入关，都是从山西、蒙古、河北等地破边墙进来的，饱掠之后又循原路退出，不敢久居，就因为山海关横亘。对于满清而言，没有山海关就没有中原。 因为皇太极也有求和的心里，马绍愉谈判的结果自然相当不错。但就在这个时候，陈新甲的家僮将崇祯皇帝催促议和的手诏误作塘报，发了抄，于是满朝文武都知道朝中有人在跟满清讲和。朝庭主战的人大肆弹劾陈新甲通敌卖国。崇祯皇帝不好明说，为了面子，只好下诏严斥陈新甲。陈新甲自然不服，心想这议和本来就你崇祯的意思。崇祯皇帝恼羞成怒，将陈新甲斩首。 自此，明清两国的和议便永远断绝了。 而崇祯皇帝在这个时候突然变得无比坚定，决定先发制人，崇祯十五年（1642年）四月，他下令吴三桂袭击满清阿济格营。 皇太极希望再给明朝一次比松山、锦州失守更沉重的打击。然而使他充满信心的是，他已经网罗到一批文武干才，使将一个边地汗国变为中原王朝称为可能，人才正是逐鹿中原所必须具备的条件。1644年，当对明朝的致命一击终于由李自成意外完成时，满洲人便准备大举南下了。 崇祯十五年（1642年）十月，皇太极又命阿巴泰等入关攻明，这是皇太极生前最后一次下令攻明。但皇太极并未完全放弃与明朝议和的念头。阿巴泰出发前，换太极嘱咐他说：“若明国差人来讲和，尔等可答之云：‘我皇上命我率兵征讨，敢不奉命行事。尔国果欲讲和，可与我皇上请命’。”另一方面，皇太极又对阿巴泰说：“若遇流贼兵（指李自成的军队），亦对他说：‘尔等见明无道逆行，故兴师征讨。我国与尔同意’……流贼若差人来，就带他的人来。” 这时依旧有和谈的希望，皇太极甚至希望万一与明朝和谈不成，将来就联合李自成，合力对付明朝。可见皇太极相当谨慎，他不认为满清已经具备了争夺天下的能力，这时候他已经看到了李自成未来不可预估的力量，也想到要利用汉族自己的内乱谋取渔翁之利。但很遗憾的是，皇太极还没有来得及看到这两项策略有任何结果，就已经去世了。 更加遗憾的是，崇祯皇帝没有任何积极响应。 阿巴泰的清兵分两路入长城，共会于蓟州，直抵山东兖州而还，攻破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杀明宗室鲁王，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余口、牲畜五十万头。这一趟中，阿巴泰也没有遇到李自成的军队。 崇祯十六年（1643年）四月，阿巴泰等始率军经通州徐徐凯旋。清兵南北往返，明朝诸军皆尾随其后，始终未敢一战。但明军仍然坚守着山海关，清兵还无力攻陷。虽然清兵屡次绕道长城各口，蹂躏畿甸，南及山东，因为山海关扼道其中，清兵毕竟不敢久留。不过正因为满清时不时地流动侵扰，明朝剿流寇的军队总被满清牵制着。而西北的李自成这个时候已经有几十万大军，他也跟皇太极一样，正雄心勃勃地将目光投向了紫禁城。 到这个时候，崇祯才知道他最大的敌人不是皇太极，而是李自成。这个观点一直延续到南明政权，严重地影响了南明政权的内政与外交。但此时此刻，崇祯内外交困，已经茫然无措了。这时关外锦州、松山、杏山、塔山均为清朝所有，唯宁远等四城未克，明朝在长城以北的防御实际上已经崩溃了。回想起袁崇焕当年“五年平辽”的誓言，话犹在耳边，人却已经若隔世。崇祯的感觉不是后悔，而是咬牙切齿地痛恨，痛恨这些文武大臣误了他，祖宗传下来的江山竟然在这些人的手中逐渐沦陷。于是他在这样的思想的驱动下，在灭亡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快了。 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皇太极病死，庙号太宗，葬昭陵。礼亲王代善等奉皇太极与庄妃的儿子福临继位，时年6岁，是为清世祖，年号顺治。郑亲王济尔哈朗（努尔哈赤的侄子）和睿亲王多尔衮（努尔哈赤第十四个儿子）辅政。 此时离1644年崇祯煤山上吊只有半年。 半年后，“中国以土广民众、文化水准比较高的民族，但却为局处一隅的后金的野蛮民族所击败”。此论并不准确。满清当时只有几十万人口，十几万兵力，而李自成的百万大军绝大多数都是饥民，所以其实是明朝自己击败了自己。但这并非崇祯皇帝一人之过。 显然，没有满清，就没有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没有李自成，满清也不可能乘虚而入山海关，轻而易举地得了天下。1644甲申年，江山改朝换代一幕开始在正史上上演，由于如此富于戏剧性，从而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失败者“不瑕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显然，崇祯的继承者们并没有从1644年得到教训，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再讨论南明政权。 第二编 1644之半壁江山 楔子 公元1644年，是甲申年，按照中国传统的纪年方式，我们可以说是明崇祯十七年，也可以说是顺治元年，甚至可以说是李自成大顺国永昌元年，总而言之，那是非常混乱的一年。在改朝换代的夹缝中，某些人也许会说一些“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豪言壮语，似乎历史的走向就在他们的手中决定，然而，在逐鹿中原的争斗中，那只“鹿”就是老百姓，受苦的仍然是老百姓，正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其中弘光、隆武政权和鲁王监国三个政权都只存活了一年，绍武政权仅存四十一天。而永历政权之所以存在了十六年，是因为西南之地向来和大局关系较浅，龙拏虎攫，总在黄河、长江两流域。后来满清平定西南，全靠降将之力，所以事定之后，满清并不能直接统治，于是封尚可喜于广东，耿仲明之子继茂于福建，吴三桂于云南，是为三藩。 南宋偏安一隅，却支撑了152年。而当时南明弘光政权初建时的状况，远胜于公元1127年北宋灭亡时南宋的形势。1644年，弘光朝廷就人力、物力而言，对满清和大顺政权占有非常明显的优势。它控制着半壁江山，淮河以南不但是当时中国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的地方，而且受战乱破坏最小；南京及周围地区还是明朝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才人辈出，江南一带当时汇聚着大量东林和复社名士，其中不乏治国安邦的人才。天时，地利，人和，哪样都不缺少。 这是孔尚任在他的名著中所描绘南明政权花天酒地的腐朽情形。 明朝灭亡后，明宗室先后在南方建立了的一些地区性政权，包括弘光政权、隆武政权、鲁王监国、绍武政权及永历政权，前后五个政权加起来前后共历十八年（1644年～1662年）。这段时间通称为南明。 <span>中兴朝市繁华续，遗孽儿孙气焰张。 只劝楼台追后主，不愁弓矢下残唐。 蛾眉越女才承选，燕子吴歈早擅场。 力士佥名搜笛步，龟年协律奉椒房。 西昆词赋新温李，乌巷冠裳旧谢王。 院院宫妆金翠镜，朝朝楚梦雨云床。 五侯阃外空狼燧，二水洲边自雀舫。</span> 重新翻开南明史，发现确实是华夏民族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腐败，背叛，内讧……这个民族最悲哀的种种，似乎都在那个年度最大限度地呈现出来，令千古以下的人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南明史，是中华民族最应该铭记的历史，因为“时穷节乃见”，节见后更有不同的表现。 第二编 1644之半壁江山 第三章 最后的永历 <h3>一、桂王与唐王之争</h3> 1646年八月，隆武帝在汀州遇害；九月，消息传到湖广和广东、广西等地，在南明各地官绅中又一次引起极大的震动。皇室继统问题再次提上紧急日程。此时二十二岁的桂王朱由榔是万历皇帝唯一活着的亲孙，也是崇祯皇帝血缘关系最近的堂弟，自然成了众望所归的人选。 清军占领浙江、福建以后，客观的形势造成了南明残余势力向西南转移。原任广西巡抚瞿式耜等人提议拥立朱由榔即位继统。掌握地方实权的两广总督丁魁楚却心怀观望，拖延不决。直到接到隆武朝大学士何吾驺的亲笔信通知隆武帝已蒙难，建议速立桂王以后，才决定参加拥立行列。1646年十月初十日，朱由榔经过照例的三疏劝进，在广东肇庆就任监国。 朱由榔在1644年国变前，就已经经历了一场生死浩劫。 桂王朱由榔，明神宗之孙，桂恭王朱常瀛第七子。初封永明王，天启七年（1627）九月二十六日就藩湖南衡州。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张献忠部进军湖南，永明王朱由榔在永州被大西军俘获，落入了张献忠之手。正在性命难保时，朱由榔意外地受到一个混入大西政权的明朝官员的暗中保护，又恰逢张献忠决定作战略转移，率领大西军入川。大西军北上后，明朝广西征蛮将军杨国威和部将焦琏率领四千多名士卒开进湖南永州等地，朱由榔才得以死里逃生。1645年弘光朝廷覆亡，广西巡抚瞿式耜有意拥戴朱由榔的哥哥朱由楥继位。但当时南明的政治重心仍在东南，支派甚远的唐王朱聿键在郑芝龙兄弟和黄道周等人的支持下捷足先登，由监国而称帝。瞿式耜的愿望不仅没有实现，自己也因受隆武帝的猜忌而被调职。不久，朱由楥一病不起，朱由榔被册封为桂王。 朱由榔相貌堂堂，据说很像祖父万历皇帝朱翊钧，可是生性懦弱，遇事毫无主见，用人又不当，实在承担不起中兴重任。因为父、兄的相继去世，朱由榔才成为最有“资格”的朱明皇朝继统人，但他对做皇帝的言谈举止却一窍不通。凑巧太监王坤（又名王弘祖）投入他的府中，这人早在崇祯年间就已经受到皇帝的信任，懂得宫中“故事”，指点仪注，使他知道如何摆出皇帝的架势，不至于出丑，王坤因此深受宠信。丁魁楚参与拥戴稍迟，又惟恐当不上首席大学士，于是同王坤串通结纳，得以如愿以偿。王坤的弄权，使永历朝廷一开始就陷入混乱和矛盾之中。 朱由榔监国七天后，就传来了江西赣州失守的消息。尽管广东肇庆距离江西赣州还有相当一段路程，却举朝汹汹，监国的喜庆气氛消失得无影无踪。司礼监太监王坤主张立即逃难，首辅丁魁楚随声附和，几天后，小朝廷终于逃往广西梧州。这种惊惶失措的举动，对于维系广东人心自然是非常不利的。而且，朱由榔不知道另一个威胁正在附近出现。这就是朱聿鐭在广州称帝，又一次演出了明室宗藩同室操戈的闹剧。 1646年八月福州陷落后，隆武帝的弟弟新唐王朱聿鐭仓惶乘船逃到广州。隆武朝的大学士苏观生与丁魁楚素有过节，福州陷落时他正在广东募兵，出于个人恩怨，他提出“兄终弟及”之说，于十一月在广州拥立朱聿鐭为“监国”。三天后，就举行登极大典，改元绍武。绍武政权最重要的一些官职，几乎全由广州本地人担任。 朱聿鐭在广州即位的消息传到梧州，朱由榔和丁魁楚等人大吃一惊。朱由榔等人自知逃离广东铸下大错，为了收拾广东民心，立即东返肇庆，随后宣布即皇帝位，祭告天地、社稷、祖宗，改明年为永历元年。这样，南明又出现二帝并存的局面。 对此，清人计六奇评道说：“肇庆府去广州仅四百里，拥立时无一函商及三司各属；既立后，复不颁新天子诏，元勋大老惟鬻爵择腴是务。至于军国重事，如峡以外设守广州，防御梅岭，俱不暇顾，且暂为目前计而已。” 可见，在大敌当前、国难临头这样的危急情况下，南明这些官绅们，仍蹈明后期的积习，各自怀着野心，死死抱住一个王子皇孙，作为政治资本，只顾他们自己加官晋爵，实现“佐命元辅”之野心，置国家民族于不顾。拥立后，尽管他们之间还继续做说服工作，但结果只是加深了矛盾，怨隙越演越深，最后导致兵戎相见。 桂王和唐王的争立，给南明残疆剩土的地方官也增添了混乱。湖广的何腾蛟、堵胤锡、章旷以及其他文武官员都先后收到了两个朝廷颁发的“喜诏”，虽然他们基本上都站在桂王朱由榔一边，唐王使者处处受冷遇，但事实上朝廷的威望相对被削弱，在许多问题上处于被动局面。 永历朝廷迁回肇庆以后，立即派兵科给事中彭燿等人前往广州，劝说朱聿鐭取消帝号，退位归藩。彭燿到达广州后，声泪俱下地劝说苏观生不要同室操戈，还说绍武之立纯粹是苏观生个人“贪一时之利，不顾大计”。苏观生大怒，悍然下令把彭燿等人拖出处斩，随即调动军队，派陈际泰向肇庆进攻。永历政权也调兵遣将，派兵部右侍郎林佳鼎迎击。双方都打着“讨伐”的旗号。 两个政权的注意力和珍贵的人力物力，被用在这种自相残杀上，而双方更大的共同敌人却被暂时忘却了。 十一月底，两支南明的“讨伐军”相遇于广东三水，永历军先获胜利，攻杀八百多绍武兵，陈际泰狼狈而逃。林佳鼎初战告捷，得意忘形，挥军直杀广州而来。绍武帝一下子着慌，苏观生倒有主意，他派林察率数万海盗（现已招安为绍武军）前往迎敌。林察与林佳鼎是旧相识，就派人诈降。林佳鼎信以为真，置林察兵于不顾，径自带领战船追击往海口方向窜逃的绍武残军。林察所率的昔日海盗个个勇于海战，又富于经验，暗中设伏，突然向永历军船施放火器，永历兵大惊溃败，不是被水淹死、被火烧死，就是被自家明军杀死，林佳鼎本人也受炮击，死无全尸。永历军几乎全军覆没，只有三十余骑人马逃出此厄。 败讯传到肇庆，永历朝廷又陷入一片惊惶失措之中，大学士瞿式耜自告奋勇，督领招募的义兵前往迎敌。没过几天就传来了清军占领广州、绍武政权覆亡的消息，朱由榔又再次登舟离开肇庆，经广西逃往湖南。 <h3>二、绍武政权的覆亡</h3> 与永历政权的“窝里斗”中大获全胜，绍武帝飘飘然，自以为“天授帝位”，开始搞那套郊天、祭地、幸学、阅兵的花架子。君臣上下，又大肆封赏，胡乱赐官，究其实也，他只是广州一个城的“皇帝”而已，“七门之外，号令不行”（黄宗羲《行朝录》）。 正如古语所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永历、绍武两军在海口血战之际，李成栋、佟养甲的清军已在汉奸辜朝荐（潮州人，退休明官）带领下攻取漳州，又袭取潮州，并诱降大盗陈耀，攻克惠州。李成栋的清军一路上最大的障碍是山路崎岖，真正南明的抵抗几乎没怎么遇到，往往是在城下一列兵，南明守军就城门大开，府县守官拿着簿册恭谨献降。为了麻痹广州的绍武帝和苏观生，李成栋还让各地官员书写信件送递广州，报告说没有任何清兵到来，致使广州的绍武君臣相安泰然，自以为没有任何迫近的危险。 1646年十二月十四日，李成栋派前锋三百精骑兵从惠州出发，连夜西行，从增城潜入广州北。清军以帕包头，伪装成明朝军队，从水路大摇大摆乘船入城，然后上岸，直到布政司府前他们才在众人面前掀掉头上包布，露出剃青前额的满人发式，挥刀乱砍，大呼“大清兵到！” “鞑子来了！”一句惊呼，满城皆沸，百姓民众争相躲避，乱成一锅粥。 绍武帝正和苏观生等人在国子监“视学”，忽然有卫士急报清兵入城。苏观生非常生气，昨天潮州还有信报说一切无恙，今天怎么会有清兵来此！他挥手让左右杀掉报信卫士。 入城的清兵很快杀掉广州东门守卫，大开城门，数百清兵策马冲入，大红顶笠满街驰奔，城中顿时鼎沸起来。绍武君臣这才知道清兵真的杀到，苏观生急令关闭城门，调兵作战。可是，精兵都派往肇庆方面去对付永历朝廷，一时调不回来，宿卫禁兵也一时召集不全，一时间作鸟兽散。广州重镇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被清军占领。 情急之下，绍武帝易服化装外逃，但最终在城外被清兵抓住，关押在府院。李成栋大概因为广州城攻克得太容易，心情不错，没有下令屠城，也没有立刻杀掉绍武帝，还派人送食物饮水给绍武帝。这位一直昏庸无能的朱明爷们倒是有铮铮气骨，坚拒不受，说：“我若饮汝一勺水，何以见先人于地下！”晚间，趁守兵不备，用衣带自缢而死，和他哥哥一样，做到了“国君死社稷”，总算有点骨气子。 苏观生则跑到他一手“提拔”的生死好友吏部都给事中梁洪（上洪下金）处问计。梁洪一脸忠义，平静说：“死耳，复何言！”于是两人商定分入厅堂左右的东西房，上吊报国。可笑的是，梁洪入房后，自己掐住脖子嗷嗷叫几声，又踢翻凳子给自己“配音”。旁边的苏观生认定这位好友已自杀殉国，提笔在墙上大书“大明忠臣义士固当死！”，然而上吊自杀殉节。梁洪听得真切，马上冲进屋指挥仆人扛着苏观生尸体向清军投降，声言有献“伪大学士”之功，并深获李成栋嘉奖。 乱世纷纷，生死是块试金石，忠奸善恶，亲情友情，美丑正邪，一切人间大伦，都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梁洪也是个饱读史书的读书人，故而能把忠臣义士的“戏文”排练得炉火纯青；日后他还“乞修明史”，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只是不知道他将如何在《明史》中怎样描写自己的“戏子”行为！ 从各地逃至广州的明朝亲王、郡王共十六人，都被李成栋处斩。李成栋杀得兴起，还想屠城，就连满清派来监视他的佟养甲对他的嗜杀也看不过眼，刚好“夜雷震，雨如注”，佟养甲乘机说：“这是老天爷掉下的眼泪。”李成栋对佟养甲尚且畏惧几分，于是没有大开杀戒，但仍然放纵部下在广州城中大掠三日，称之为“放赏”，广州城内的许多妇女多为了避免受辱，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自杀。 绍武政权从建立到覆亡仅存四十天，它唯一的“业绩”就是打了一场争夺帝位的内战和导致广东一省的陷没。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因为南明残山剩水本已不多，广东又是财赋充溢、人才密集的地方，一旦易手，南明朝廷回旋余地大为缩小，财源和人力更加捉襟见肘。 <h3>三、逃亡的永历帝</h3> 李成栋先后灭了隆武和绍武政权，至此，他的灭明之功臻至高峰。自从李成栋1645年在徐州投降后，几乎不停地替清军打仗，平定长江三角洲地区，征服福建，现在又是两广。 从深圳开车走广深高速公路，行至一半时总会看到一个大大的路标，上写“道滘”。看旁边拼音，才知第二字念jiào。如此奇怪而又罕为人知的地方，却是李成栋杀奔广东以来第一次惨遇败绩的战场。 李成栋、佟养甲攻陷广州城后，又杀入东莞城（明末忠臣袁崇焕老家）。清军四处烧杀，仍是旧习不改。1647年一月（顺治四年），道滘义民叶如日等在江边设伏，忽然出袭，杀掉没有任何防备的数百清兵。东莞清军来援，又被义军杀死二百多。 时任广东提督的李成栋大惊。他先派总兵陈甲由水路前往，自率大队人马随后由陆路行军，杀向道滘。义军集各仓船只千余艘，在虎门与陈甲所率的清军大战，歼灭两千多清兵，并擒杀总兵陈甲。清兵能以数十骑袭破城坚兵众的广州，竟载在道滘这个“小河沟”，一时间士民振奋，清军情结低落。东莞万江一带抗清的明将张家玉闻讯前往道滘，与叶如日以及博罗的明朝举人韩如琰所率乡民一起，集兵齐攻东莞，竟能在一天之内攻下坚城，俘斩当地清军任命的官员，取得重大胜利。同时，起事诸人还上书永历帝，准备兴复广州。 刚刚过了一天多，李成栋大队清兵就杀至东莞城，挥兵攻城。不知是有内奸还是火药受潮，义军们事先摆好架在城头的多门大炮关键时刻一个也没响，清军很快就攻上城墙，混战半日，东莞城破，多名义军将领皆在战斗中被杀。李成栋乘胜推进，又与明将杨邦达大战望牛墩，双方苦战了七天七夜，上千义军战死，杨邦达本人也在混战中牺牲。集结修整部队后，李成栋挥兵直奔道滘杀来。 明将张家玉以泥砖为垒，遍伏大炮，待清兵攻近时，炮火齐发，清兵死伤甚众，李成栋本人的坐骑也被炮火击中，他自己摔入泥中，狼狈不堪，是他数年战场遭遇中最危险的一次。 正在李成栋无计可施之际，张家玉一个表兄李郝思突然来投诚，将道滘防守的详细情况一一禀告，并请求李成栋事成后赏他道滘一块好地。李成栋大喜，马上指挥兵马集中力量进入道滘防守薄弱的东北角，攻入道滘。入城后，清军遍屠居民，把张家玉和韩如琰的宗族杀个精光。当然，李成栋也不食言，赏给叛徒李郝思一块上好的田地（现在的南丫乡李洲角）。叶如日等人一起战死西乡。张家玉暂时逃脱。至此，李成栋的下一个战利品目标，就是在肇庆即位不久的永历帝朱由榔。 而永历帝已经在听到广州绍武帝被擒的消息后，狼狈逃出肇庆，开始了他长达十六年“闻警即逃”的流浪生涯。当时，只有瞿式耜坚持死守肇庆，但弘历帝要瞿式耜带兵与自己同行护驾。无奈，瞿式耜赶忙在肇庆部署防守阵地，然后飞速赶往广西梧州与已经逃亡的永历帝相会。不料，永乐帝因为担心梧州也不安全，已经在几天前逃去桂林。急赶数日，瞿式耜才追上这位脚底抹油的皇帝。此时的永历帝身边众臣零散。当初在肇庆上船准备逃跑时，大学士丁魁楚、李永茂以及兵部尚书王化澄、工部尚书晏日曙都各携家眷财物上船准备和永历一起出逃，但走到半路，这些人和他们的船全都不见了踪影。 永历君臣的争相逃窜，给清军以可乘之机。留守肇庆的明两广总督朱治涧不战而逃，李成栋大喜，随即进军梧州。 梧州是广西东面重镇，清军还未到广西，明将陈邦傅已经先行弃城而逃，一时风声鹤唳，人无固志。苍梧知县万思夔怒火中烧，竟然用木头制作了一个大乌龟，命人拖着沿街大喊：“降敌者似此！” 李成栋大军接近梧州，明广西巡抚曹烨迎降，于是清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梧州。万思夔见大势已去，就在木龟上写上了“曹烨”二字，然后逃走。 最工于心计，最富于表演才能，最能走一步看三步，最善于给自己留退路而下场又最为悲惨的当属永历帝的首席大学士丁魁楚。 丁魁楚，河南永城人。万历年间中进士，有吏才，至崇祯九年官至河北巡抚。但此公胆小，清兵一来就弃军而逃。由于他“善事权要”，当时的大学士温体仁百般周旋，使他免于重罚。弘光朝，丁魁楚被重新启用，为兵部右侍郎。永历继位后，封他为武英殿大学士，吏部尚书。自恃有拥戴之功，丁魁楚整日只知受贿卖官，派军士在肇庆灵羊峡一带挖掘端砚老坑石头，制作精美砚台玩赏、珍藏。 李成栋攻陷广州后，丁魁楚见形势危急，已经在逃离梧州的时候就脱离永历帝，带着家眷和多年搜刮得来的大批金银财宝，笼络一支为数不多的军队作护卫，私自乘船避往岑溪。为了保护身家财产，丁魁楚暗中派人前往李成栋军中接洽投降。李成栋将计就计，许以两广总督的职位。丁魁楚大喜过望，由岑溪出降，清军将他押回广东，在半路上杀死，其家产和眷属全部落入清将之手，据说仅白银一项就多达八十余万两。后来有人见到丁魁楚的一个年幼孙子被李成栋部将罗成曜收养，问他姓什么，若回答姓丁，立即要遭到毒打。 晚明时代，商品经济发达，政治高压，人欲横流。某些士大夫一方面诗词歌赋往来，看以萧散、疏远、清远、淡放，其实一肚子的势利、浮躁、竞取和焦虑。数十年仕宦浮沉，这些人变得十分事故，而纵欲享乐的积习又使得原本清晰的道德感和君臣大义在生死面前变得苍白甚至可笑。文人士大夫危急关头的卑俗和狡诈让人瞠目结舌，就连贩夫走卒在某些时刻都会比他们高尚得多。高尚庄严变成佻薄无耻，豪气凌人变成臣妾意态，悲怆豪放变成奴颜婢膝，壮士情怀变成鹰犬效力。“岁寒，乃知松柏之后雕！”朝代更迭、出生入死之际，虽不乏抛掷头颅为一笑的书生豪气，但我们更多见到的是明代士人的“中年世故”和混乱年代的诡谲奸诈。观其结果，一场空忙！ 李成栋占领梧州后，曾经派出一小股清军进逼桂林。永历帝依然故我，逃离桂林，准备进入湖南投靠兵力较多的军阀刘承胤。大学士瞿式耜坚决反对，他指出朝廷不组织抵抗，只是一味避敌先逃，会涣散人心。但永历帝根本听不进去，在司礼监太监王坤、锦衣卫马吉翔的怂恿下，向全州逃难。瞿式耜只好请求自己留守桂林，并出于稳定人心的考虑，要求永历帝无论如何不要离开广西，那怕暂驻于靠近湖南的全州也好。不料永历帝畏清若虎，还是逃到了武冈。 自永历帝一行离开后，桂林南明官员上至总督侍部朱盛浓，下至桂林知府王惠卿，个个“三十六计走为上”，一转眼都逃个精光，惟有瞿式耜和几个当地下级官员连同兵民一起困守孤城。李成栋部下清兵猛烈进攻，桂林军民拼死抵抗。清军倚恃兵精器良，一时间竟登上西门城墙。 危急时刻，刚刚护驾永历帝至全州又急忙赶回的平蛮将军焦琏从阳朔急急杀回，入文昌门与冲入城的清兵竭死巷战，苦斗两日，杀敌数百，终使进攻清兵落败而逃，并缴获了战马、甲胄以及许多武器，取得振奋军心的“桂林大捷”。 焦琏鞍马劳累，从桂林一直护送永历帝至全州，未解征衣，又马上星夜兼程赶往桂林浴血死战，获得大捷，在艰难困境之中，取得如此殊功，永历帝竟发旨说：“等到收复平州、梧州后，就给焦将军封伯爵。”同时，永历对身边无尺寸之功的马文翔等三人却立赏伯爵，借口是他们有“扈驾之功”，其实是“一起逃跑之功”。永历帝如此行事，不能不让南明臣下失望。 实际上，马吉翔等人的封爵完全是刘承胤的意思。刘承胤想借以笼络这几个近臣，与他站在一条船上。果然，马吉翔等人与刘承胤一齐劝谏，让永历帝移跸武冈——刘承胤的老根据地，如此，刘承胤就完全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武冈位于群山之间，地势逼狭，并非什么战略要地。刘承胤、马吉翔等人硬是挟迫永历帝下旨，与众臣一起转移到武冈。这样，永历帝完全落入刘、马的掌握之中。刘承胤进入自家地盘后，为所欲为，接连杀害了几个与他意见相左的大臣，又随意斩杀南明其他友军的来使，见永历帝流露出满，就想暗中废掉永历，立岷王为帝。 “屋漏偏遭连夜雨”。湖南各地的南明军纷纷落败后，孔有德率领清军直向武冈杀来。刘承胤一面骗永历帝他的部下已经大败清军，一面向孔有德暗中约降，准备献上永历帝为“见面礼”。这个时候，从近处逃回的一个宗室来拜见永历，告诉他清军已在三十里开外的地方。此话晴天霹雳一样，吓得永历惊骇不知所为。幸好孔有德疑心刘承胤诈降，使得此人不得不又再次返回武冈城剃掉头发“表决心”——恰恰这一来一往，给了永历帝及其左右群臣一个机会。刘承胤的老母看不惯儿子所为，暗中将城门钥匙交给了永历帝，永历帝才得逃出生天。 清军与刘承胤忙随后追杀，幸亏参将谢复荣等五百多明兵拼死断后，最后全部战死，才保得永历帝一行未被清军追及。逃到半路，永历帝遇到总兵候性带领的五千多明军，一行人又踅回广西，到达柳州。 而此时在桂林，刘承胤派出的军士正与焦裢军士发生内哄，大打出手，李成栋乘机派军发动忽然进攻。多亏瞿式耜等人指挥有方，冒大雨与清兵殊死拼斗，又一次大败清兵，取得第二次“桂林大捷”。 <h3>四、南明三忠</h3> 顺治四年（1647年）四月，广东十府之地全部沦入清方之手。但就兵力而言，佟养甲、李成栋本部兵马只有四千一百余名，从福建带来的原郑芝龙旧部施琅等部也不过几千人，实力相当有限。1647年正月，李成栋率主力进攻广西，广东清军留守兵员更形单薄。这也是数月之间，永历帝能苟延残喘，在广西和湖南之间来回窜逃的原因。 然而，腐朽无能的永历朝廷不知清军虚实，非降即逃，近于自行瓦解。镇守柳州、南宁一带的明庆远伯陈邦傅也被清军声威吓倒，私自派人同佟养甲、李成栋联络，准备投降清朝。在这种危急关头，广东的一批仁人志士奋然而起，凭借自己在地方上的影响和熟悉山川险要，组织义军展开反清活动。 广东各地义师的兴起，使坐镇广州的清两广总督佟养甲穷于应付，不得不急檄进入广西梧州的李成栋部回援。正是由于他们的斗争，才使永历朝廷免遭灭顶之灾，重新稳定了广西的局势。 陈邦彦在绍武争立时，支持永历朝廷。朱由榔派他回广州劝说苏观生改弦更张，正值林察等击败林佳鼎，绍武君臣趾高气扬，陈邦彦知道无法完成使命，藏入高明山中。不久，佟养甲、李成栋部清军偷袭广州，绍武政权覆亡。李成栋军乘胜追入广西，永历朝廷岌岌可危。邦彦“出自山中，临西江之口，望敌旌旗，叹曰：莫救也！夫若乘其未定，得奇兵径袭广州，此孙膑所以解赵也。”他亲自前往甘竹滩联络余龙等部义军，率两、三万民军由海路入珠江，声言攻打广州城，使得当时的清广东巡抚佟养甲连发急书，命李成栋回援。这样，在广西四处窜逃的永历帝才有机会摆脱李成栋军的穷追不舍。 陈子壮在南海起兵后，经约定花山义军一起里应外合攻入广州，不料消息外泄，佟养甲和李成栋两人联兵，将三千多花山义军全部活埋，并大败陈子壮水军。李成栋又趁势引军猛功陈邦彦，一路追击，一直打到清远，陈邦彦身中三刀被俘，随即在广州被凌迟处死。临刑前，这位顺德义士赋绝命诗：“厓山多忠魂，前后照千古。” 陈子壮，字集生，号秋涛，广东番禺人。万历四十七年探花，崇祯朝仕至礼部侍郎，弘光时以礼部尚书召，隆武时以东阁大学士召，均未到职。桂王朱由榔在肇庆立国，仍授大学士。陈子壮虽因丁魁楚窃取首辅，不愿入阁受事，但他是支持永历朝廷的。当绍武政权据广州自立时，他拒不承认，写信给永历朝廷表示拥戴。不久，清军入广，家乡沦陷，陈子壮奋起抗清。花山义军事泄后，陈子壮也在南海被俘，拒不投降，也被清军于广州凌迟杀害。 先前在道滘大败李成栋的张家玉一直纠集当地民众，袭扰李成栋军队。陈邦彦兵败后，李成栋又在增城大败张家玉义军。身中九箭的张家玉见势不可挽，放弃了逃跑的机会，慷慨言道：“大丈夫立身天下，事已至此，焉用徘徊！”言毕，遍拜共同作战的义军将领，转身投水而死。 在广东剿杀“三忠”（陈子壮、陈邦彦、张家玉）的过程中，虽然最终杀掉这三人以及数万明朝义军，但李成栋内心深处想必也不会不为所动：同是汉族血脉，同受昔日明朝食禄，二陈一张能够以书生残弱之躯作绝望无援之斗，屡战屡北，屡北屡战，前赴后继，不屈不挠，视死如归。而反观自己，堂堂七尺武将，手握重兵，为满人鹰犬，屠戮残杀，无数血肉同胞，在自己眼前慷慨壮烈而死。同为人子，不能不令李成栋心中有所感念。 <h3>五、李成栋</h3> 1647年，趁着李成栋军在广东平灭陈子壮等人，瞿式耜又把永历帝从柳州迎回桂林。1648年二月（永历二年），在全州驻防的郝永忠忽然率军跑回桂林，报说清军正一路追逼，劝永历帝马上逃往柳州躲避。由于郝永忠是李自成“大顺军”出身，他与明朝诸将之间关系一直不睦。此次回桂林，郝永忠部的粮食又一直欠乏供应，这位流贼出身的武夫气恼之下，纵兵大掠，乱兵冲入皇宫府堂，不仅百官被抢劫得一干二净，永历帝本人自己连龙袍也被抢走，光着屁股逃出城外。最后，他又于三月逃至南宁避难。 幸亏郝永忠部只是愤恨抢劫，没有别的念头。清军杀到桂林时，瞿式耜又苍惶应战，恰巧南明滇、楚两镇兵将赶到，焦裢又聚集本部人马，诸路明兵殊死战斗，竟又获桂林第三次大捷。 喘息绝望之机，南明君臣竟忽然又得到了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好消息——江西总兵金声桓、副将王得仁和广东提督李成栋陆续宣布反正，重奉明朝正朔，反击满清。 金声桓是陕西榆林人，王得仁是陕西米脂人。两人都是明末农民军出身，金声桓号“一斗栗”，王得仁号“王杂毛”，皆是万人敌的猛将。金声桓在明末降左良玉，是左良玉四十八营中最精锐的部队。左良玉死，其子左梦庚降清，金、王两人一起同刘良佐和高进库进攻江西，并长期驻兵于南昌。金声桓、王得仁与清当局的关系，表面看来不错，其实是互相猜疑的。 金、王自以为不费满洲一兵一卒，而占州据县，能博得清廷的特殊封赏。不料清廷毫无作兴之意，在平定江西大部分地区之后，仅委任金声桓为镇守江西等地总兵官，王得仁屈居副将。顺治三年（1646），金声桓请求清廷另颁敕书，授予他“节制文武”、“便宜行事”的权力。同年五月清廷发兵部议奏，结果是驳回了他的要求，只将他的官衔由镇守江西等地总兵官改为提督江西军务总兵官，并且规定“剿抚机宜事关重大者，该镇应与抚、按同心商略，并听内院洪督臣裁行”。朝命下达后，金声桓大失所望，内心里埋怨清朝刻薄寡恩。特别是金声桓、王得仁在收取江西郡县时凭借武力勒索了一批金银财宝，成了暴发户；清廷新任命的江西巡抚章于天、巡按董学成看得眼红，危言耸听，胁迫他们献上钱财。权力和金钱之争，使金声桓、王得仁对清廷的不满日益增长。 恰巧巡按董学成向王得仁索要一个歌妓陪他晚上打炮。“得仁未即遣”，董学成大骂：“我可以让王得仁老婆陪我睡觉，何况一个歌妓！”听罢此言，王得仁按剑而起，大叫：“我王杂毛作贼二十年，却也知道男女之别，人间大伦，安能跪伏于猪狗之辈以求苟活！”于是他提剑直趋，寸斩董学成，然后拜见金声桓。 1648年（顺治五年、永历二年）正月二十七日，金声桓、王得仁先发制人，擒杀不愿追随反清的官员，宣布反清复明。 尽管金声桓和王得仁的行动是出于个人动机，而且这两个人也缺乏领袖的远见和才干，但这两人的兵卒数目相加共约十万，又有良马万匹，甲械精好。一朝反正，天下震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仅江西义军纷起，而且远在湖广西部和福建沿海的官员也重新归顺明朝。 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导火索往往是一件小事情，如果没有董学成的贪财好色，可能金、王两人只存“恢复”之心，随时而移，也就不会激起如此大的事端，最终极可能循规蹈矩，一直做大清顺臣。 清廷四处调兵，佟养甲也命李成栋率军入援正为金、王两人急攻的赣州清将高进库。然而，此刻的李成栋不动声色，静观时变。 李成栋曾经参加明末李自成的农民起义，绰号“李诃子”，长期跟随李自成的部将高杰（绰号“翻山鹞”），后来随高杰投降明政府，弘光时任徐州总兵。1645年，高杰在睢州被许定国刺杀，清兵南下时，李成栋奉高杰的妻子邢氏投降了清朝。在清廷进兵江南的过程中，李成栋奉命率部沿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一线进攻，为清方收取了大片疆土。特别是在清方第一次进攻广东和广西部分州县的战役中，李成栋起了关键作用。他自以为功勋卓著，两广总督一职非己莫属。不料论功行赏之际，清廷重用“辽人”（佟养甲一族是辽阳大族，早就有族人投效清廷），尽管佟养甲没有多少军队，也没有多大战功，却被封为广东巡抚兼两广总督。李成栋只落个两广提督（军区司令），不仅无权过问地方政务，而且在军事行动上还要接受佟养甲的调度和节制，两人原先的同僚地位变成了上下级关系。清廷重用“辽人”而作出的不公平的待遇，对于野心勃勃的李成栋是难以忍受的，内心的不满逐渐积累起来。 各种史料中记载最多的，当属李成栋一个“宠妾”自杀激劝的事迹，连美国历史学家akeman也提及过这一深明大义的美妇人。查继佐的《国寿录》记载此烈女名张玉乔，王夫之《永历实录》只讲这位美妇人是松江院妓出身，没有言及其姓名。江日昇《台湾外记》又讲她本是陈子壮的侍妾，而钱澄之《所知录》等又称这名美妇是姓赵，为李成栋侧室。 本来，降清的明臣袁彭年一直知道李成栋怏怏不快，两人关系又好，“稍稍以辞色挑之”。李成栋养子李元胤也常常劝他反清。爷俩儿一次登上越王台，密谋三天之久，李元胤纵论天下大事，“涕泣陈大义益切”。最后，李成栋拔刀而起，发狠言道：“事即不谐，自当以颈血报本朝！”（此言也是一语成谶）回家后，他那位美貌的爱妾也不断劝他趁机反正，由于李成栋怕妇人嘴碎泄露大计，佯装发怒对美人大声责骂。不料这美人也是个烈性妇人，一刀在手，说：“公如能举大义者，妾请先死尊前，以成君子之志！”言毕，横刀在颈，用力一挥，登时香消玉殒。李成栋不及解救，抚尸恸哭，“益感愤”，决意反清。根据明大学士何吾驺等人的史料，此美人应该姓赵，何吾驺还在李成栋广东反正后为她写过颂扬其事迹的歌诗。总之，无论这位美人姓张还是姓赵，红颜玉碎，以死相激，这件事肯定实实在在发生过，而且激使一代枭雄李成栋拍案而起，下定反清复明的决心！ <em>袁彭年为明朝大文人袁中道之子。袁中道，字小修，是“公安派”三袁兄弟中最小的一位。他两个哥哥袁宏道、袁宗道都是二十多岁中进士，惟独袁中道四十七岁才中埋，因此牢骚满腹，天性狂猖，年轻时饮酒纵欲，疏狂不羁，还特别佩服狂放的大哲学家李贽。虽然袁中道为人行文往往直抒胸怀，肆无忌惮，但在他的《李温陵传》中一文，也可见其世故之心：“公（李贽）为士居官，清节凛凛；而吾辈随来辄受，操同中人，一不能学也；公不入季女之室，不登冶童之床；而吾辈不断情欲，未绝嬖宠，二不能学也。公深入至道，见其大者；而吾辈株守文字，不得玄旨，三不能学也。公自小至老，惟知读书；而吾辈汩没尘缘，不亲韦编，四不能学也。公直气劲节，不为人屈；而吾辈怯弱，随人俯仰，五不能学也。若好刚使气，快意思仇，意所不可，动笔立书，不愿学者一矣。既已离仕而隐，即宜遁迹名山，而乃徘徊人世，祸逐名起，不愿学者二矣。急乘缓戒，细行不修，任情适口，脔刀狼籍，不愿学者三矣。”袁鸣年的人品性格，想必半是遗传其父，半是自幼受这位轻狂老子的影响，积习所致，导致他后半生的行径反反复复。</em> 1648年（顺治五年，永历二年）四月，李成栋变易冠服，拜永历正朔，发兵逮捕佟养甲辽籍亲兵一千多人，“屠之”。总督佟养甲仓皇失措，被迫剪辫，违心地附和反正。由此，广东十郡七十余县共十多万兵士归附南明，李成栋获封惠国公，李元胤获封锦衣卫指挥使，袁彭年为都御史，连迫不得已投降的佟养甲也被封为“襄平伯”。 <em>袁彭年名士之子，文人习气不轻。他于崇祯甲戌年中进士，年青有才名。弘光帝立，袁彭年得封礼部给事中，由于生性亢直，上疏揭发马士英、阮大铖罪恶，被弘光帝罢官。隆武帝立，诏复原官。清军入福建，袁彭年降清。“（彭年）以伉直鸷击，负时重望，然挟谋数，工揣持，不能淡于权势，故死生大节无足取者”（王夫之语）听说金、王两人江西反正，何腾蛟等明将连胜湖南湖北，家乡在湖北公安的袁彭年自然心动，与李承胤一起鼓励李成栋反清。入永历朝后，袁彭年又卷入与马吉翔等人的争权夺利之中，后被冷淡，出居肇庆。清军再次攻陷广东后，袁彭年又去官署自首，声言当初李成栋逼自己反清。估计他的名气大，又是文人，没有大威胁，清政府竟又饶他一命。“归里，挟策游潜、沔，以诗自鸣。未已，病死。”袁公子性情反复，也是明末无行文人的一个典型。</em> 两广提督李成栋的反清复明是继金声桓、王得仁江西反清之后又一件震动全国的大事。广东全省都在李成栋的部将控制之下，各州县官员望风归附。 李成栋开始使用明两广总督的印信，又派人从梧州去南宁迎接永历皇帝还都肇庆。当时，永历朝廷正处于艰难窘迫之中，谁也没想到金声桓和李成栋能如此明显地扭转了永历朝廷的命运。广东全省和广西已失府州的突然反正简直是喜从天降，开始永历君臣都没有人敢相信，经过几天的探听，永历君臣才解除了疑虑，顿时一片欢腾，收拾逃难行装，准备重整河山了。 否极泰来。广东、江西、湖南、湖北等大片地区一时又遍树明朝旗帜，尽复明朝衣冠，“乌纱吉服，腰金象简满堂，如汉宫春晓”。不久，靖州、沅州、梧州、金川、宝庆等地也相继入明，真正“形势一派大好”。 “重新做人”之后，李成栋真有刮骨洗肠之效，忠心耿耿，一心事明。他不仅派人把桂林永历帝父亲的陵寝整修一新，又派兵迎永历帝移跸肇庆。 鉴于刘承胤挟帝自重的前鉴，瞿式耜上书请永历帝到桂林。不过，瞿式耜这份担心纯属多余，李成栋对永历帝确实一份纯诚之心。他在肇庆修治宫殿，重建官署，修复城防，填充仪卫，使得“朝廷始有章纪”。1648年八月，永历帝驾临肇庆。李成栋郊迎朝见，在行宫中预先准备白银一万两，供永历帝赏赐之用。 李成栋本是“贼”军出身，复与高杰为明军招安，接着又降清军，只见过隆武帝的尸身和那个登基不一个多月即成擒的绍武帝。现在奉永历为正朔，他还真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面见明朝新君。虽见进之前，他还向一帮儒臣宾客练习面君时的进退礼节和应对之语。“及见，上（永历）温颜接之，赐坐，慰问再四。”李成栋只是跪伏在地上浑身乱颤，没有一句答言，最后“叩头趋出”。 出殿后，他的参谋很奇怪他为何没有与皇上对话。李成栋回答说：“吾是武将出身，容止声音，虽禁抑内敛，犹觉勃勃高声，恐怕回言时惊动皇上，有失人臣礼节。”从前杀人如麻，嗜血成性的李将军，这一番真心剖白，真令我们刮目相看。 不过，据说这位永历帝确实有人君之威仪。永历十六年（公元1662年）他最后被吴三桂抓住，关进监狱后，清军各级官将出于好奇参观这位爷，都不自觉地“或拜或叩首而退”。吴三桂本人前往，永历帝问“来人为谁？”吴三桂竟然双腿打晃，伏地不能起，“色如死灰，流汗浃背”。虽然其中有皇家嫡系、九五之尊的伦威所致，但他的堂皇仪表，大概也真有九五人君的样子。 为了表示对李成栋的尊宠，永历帝特敕拜李成栋大将军、大司马，并效刘邦拜韩信故事，封坛拜将，殊荣无比。为报知遇信赖之恩，李成栋马上返回广州，募兵治军，准备入江西声援金声桓等人，恢复大明江山。 在肇庆时，李成栋对永历宠臣马吉翔的权势已有所见，回到广州，出于耿耿忠心，他上疏永历帝，说：“恩威不出陛下而出旁门，匪人滥进，货贿公行……社稷存亡之大，非细故也，臣不敢不言。”马吉翔见此疏，深恨李成栋。不久，李成栋已经集结兵马准备北上南雄进入江西抗清，临行前想入肇庆与永历帝临别。马吉翔闻讯，连忙于宫中造谣，说李成栋想仪效董卓和朱温，想趁入见时解散皇帝亲兵，以他的旧部替代，把皇上当傀儡。 由于李成栋昔日疯狂屠杀明军的表现仍历历在目，永历帝不能不疑。他派遣鸿胪卿吴侯去安抚李成栋，告诉他不必面君。李成栋一片赤诚，对此一无所知，直到他见到在朝中任官的义子李元胤，才知道自己被马吉翔冤枉的实情，他叹息说：“我初归附国家，诣阙面君是正常的礼节。此次出行，誓死岭北，只想与皇上辞别，交付公卿大臣后事，不想小人辈汹汹如此，恨吾不能剖心示诚，坐受无君之谤，徒以血肉付岭表耳！”行至三水，永历使臣驰至，仍敕其不得入朝。李成栋“望阙大恸”，从清远顺流而去，临行之时，他长叹道：“吾不及更下此峡矣！” 清军方面，在中原聚集满、蒙、汉大军数万人，一支军由孔有德、济尔哈朗指挥，逼向湖广。另一支军由谭泰、尚可喜、耿仲明率领，直扑江西南昌。1649年三月一日（永历三年），南昌陷落，金声桓杀妻子，焚厩舍，自刎而死。王得仁与清兵巷战，死于战场。湖南的明将何腾蛟也被清军俘获，于湘潭就义。 李成栋提北北上，屡战屡北。也真是天不祚明，他为清朝从北往南打杀时，一路势如破竹。反正以后，他由南往北打，连连败绩，十多万大军沿路伤亡殆尽。 1649年四月，南昌金、王两人败亡后，赣州的清将高进库再无北顾之忧，聚集全部精锐部队在信丰进攻李成栋。鏖战一天，李成栋部下大将多死，士卒溃逃，粮食又吃完。部下将领请李成栋退师，寻找机会再图重兴。已经绝望的李成栋索酒痛饮，投杯于地，大言道：“吾举千里效忠迎主，天子筑坛以大将拜我，今出师无功，何面目见天子耶！”言毕，竟不带随从，控马持弓渡水，直冲清宫大营，“不择津涘，乱流趋敌”，估计加上饮酒过量，伤心欲绝，竟于中途摔入水中，遇溺而亡，结束了他令人费解、充满杀戮、反反复复、又不失波澜壮阔的一生。 李成栋淹死的消息传到肇庆，明廷震悼，赠太傅、宁夏王，谥忠烈。永历帝设坛于天宁寺，亲临祭之。 这样，三个几乎奇迹般地恢复了明朝的整个南方的人——金声桓、何腾蛟和李成栋，在1649年春一个月的时间之内，又奇迹般地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值得交待的还有李成栋养子李元胤。 李元胤，字元伯，河南南阳人，原本是儒家子弟，李成栋为盗时掠良家子，养以为子。自少年时代起，李元胤一直跟随李成栋出生入死，“稍读书，知大义”，而且“心计密赡，有器量”。其义父降清时，李元胤怏怏不乐。日后李成栋反正，李元胤绝对是劝成首功之人。 佟养甲的参与反正本来就是被迫的，永历朝廷虽然封他为襄平伯，挂了一个管理中军都督府事的空衔，实权完全落入李成栋的手里。他不甘寂寞，上疏水历朝廷说：“疑臣则杀之，不疑则任之，何能郁郁居此？”朝廷只是“优诏”应付，不给他任何实际职务。佟养甲既怀念清廷的宠信，又明知在永历朝廷内备受猜忌，就暗中派人递表给清廷说明两广事变的情况，同时请派兵南下，自己充当内应。不料使者在路上被李成栋部卒查获。李元胤当时担任锦衣卫都督同知提督禁旅，密奏永历帝以祭祀兴陵（即朱由榔之父老桂王朱常瀛墓）为名派佟养甲前往梧州，预先在佟的座船必经之处设下伏兵，擒杀养甲。随即把佟养甲的亲信全部处斩，以清内患。 李成栋死后，永历仍旧信任李元胤。明将杨大甫屯居梧州，常常劫掠行舟，杀戮往来军使抢夺贡物。李元胤上疏，请永历帝召杨大甫入见趁机诛杀。君臣饮酒之间，永历诘责杨大甫，这位桀骜的武将竟想趁势劫持永历帝。一旁侍饮的马吉翔等人失声跑掉，李元胤在后一脚把杨大甫踹个大马趴，把他逮住缢杀于船外。 永历四年，清军攻梅岭，明将罗成耀弃南雄逃跑。见时势已去，罗成耀暗中约降清军，想攻取肇庆先立个功。永历帝知悉此情，忙派李元胤乘间杀掉这个国贼。李元胤平时和罗成耀关系不错，就相约游船饮酒。舟泛中流，李元胤忽然把正在绳床上忽悠的罗成耀掀翻在地，以利刃一刀结果了这个叛贼。众人大惊，李元胤不慌不忙，以敕示众人：“有诏斩成耀”。“移尸涤血，行酒歌吹如故”，“元胤三斩叛将，决机俄倾，而皆先清敕行事，不自专也”，有忠有智有勇，确是一个人才。不久，永历朝内元胤孤军守肇庆，并独军于西南驿击败清军。由于永历帝及一帮臣下各自鼠窜，李元胤孤军不支，被清军重围于郁林。绝望之下，李元胤穿上大明朝服，登城四拜，哭叹道：“陛下负臣，臣不负陛下”，言毕自刎而死。广东重又尽陷于清军之手。 至此，诸师沦亡，南明昙花一现的大好时光终于过去。1650年年底，桂林城陷，瞿式耜殉国。永历逃至南宁后，受制于权臣孙可望，而后，虽有李定国等忠臣义士相拥，仍因朝中奸臣当道，四面交困，虽然又苟延残喘了十二年之久，历尽艰辛，逃过百死，永历最终为缅甸人出卖，交给了大汉奸吴三桂。永历十六年阴历四月十五日（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永历帝朱由榔被吴三桂以弓弦绞死于昆明箅子坡，时年四十岁。南明灭亡。 八旗满州在人关时只有不到十万兵丁，到顺治五年才不过十万余丁，而竟以区区十多万丁最终灭亡二百七十多年拥兵数百万人口近三亿的大明朝，着实发人深省。在王朝摇摇欲坠之时，“数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反而是被圣人归为“难养”之类的女子义薄霄汉，挺身而出，出现了赵氏姑娘（或张玉乔）以及众位反清英雄烈母贤妻的动人场面，她们或以义激，或以身殉，令中国历史凭添了奇丽的动人风景。封建史家对女子总是吝于笔墨，对这样一个刚烈红颜忍辱偷生、义激枭雄乃至最后舍身成仁的原因和过程更乏深入细致的剖析，扼腕叹息之余，使人想起美国作家米勒对妇女的评价——“女人看似柔弱、沉默，其实她们比男人更加坚韧，道德和良知更加坚定，能够面对人生巨大的变迁和伴侣的兴衰浮沉，并能在关键时刻比男人更果决、更富有远见……” <h3>六、张献忠的遗产</h3> 1644年，没有被李自成吞并的张献忠率部入川，建立了大西国，定都成都。张献忠控制了四川绝大部分地区，进行了两年的恐怖统治，由于他的嗜杀，使四川人口和资源锐减。 尽管四川与外界相对来说是隔绝的，但张献忠并不安全。顺治三年（1646年），满清肃亲王豪格和吴三桂率清军由陕南入川，攻打张献忠的大西军。顺治四年（1647年）七月，张献忠撤离成都，向陕西进发，此时李自成的西安已经沦入清军之手，张献忠企图与清军争夺西安。同年十一月，大西军在西充凤凰山被清军包围，张献忠被清军射中，“痛极而亡”。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农民军领袖张献忠死后留下的遗产，直接影响到南明永历朝廷最后10年的进程。 “献忠死后，各营大乱”，大西军顿时惊溃，伤亡惨重。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将军在危难中收集残部数千、家口万余人，由顺庆（今南充市）急速南下，一昼夜驰数百里，急速南撤，才保存下部分有生力量。此时他们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后面是穷追而来的强劲清军，前面又有南明军队凭借长江扼守，几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然而，在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的领导下，大西军余部一举击破据守重庆的南明总兵曾英，曾英落水淹死，部众溃逃。大西军渡过长江天险，打开了南进的通途。 张献忠有四名养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和艾能奇。四人中孙可望原来的地位和威信比较高，年纪稍大，又读书识字，张献忠死后，领导大西军的重任很自然地落到了孙可望的肩上。孙可望掌握政权后，立即整肃军队，改变张献忠以往滥杀无辜的过火行动。但此时张献忠的妻子和亲信宰相汪兆龄仍然高踞诸将之上，主张照旧行事，即继续推行献忠在世时的过激政策。 孙可望与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商议后，一致决定把“皇后”和汪兆龄处死。张献忠的亲信倒台后，大西军内部就形成了四将军领导的体制。 大西军进入贵州以后，豪格统率的清军已经由四川撤回北京，南明杂牌官军又不足以同大西军相抗衡，孙可望等人本来可以把贵州作为基地，休整士马，建立政权。 此时云南正值阿迷州土司沙定洲叛乱，明黔国公沐天波逃离昆明。由于沐天波的副将龙在田早在张献忠谷城诈降时与孙可望相识，便派人向孙可望求援，告知：“假大义来讨，全省可定也。”四将军认为这是扩大农民军辖地的好机会，便以为黔国公复仇的名义出兵云南。 有明朝一代，云南的治理很特殊。像西南其他省份一样，云南采用通常的省、府和州县等明朝政府任命的机构与世袭的土司和宣威司（通常是在土著居民地区）相结合的治理办法。另外，在军事体制上，云南则由沐氏黔国公镇守。沐英是明朝开国功臣，明太祖朱元璋的义子，世封于云南。沐氏家族镇守云南两百多年，在当地声望很高，历代黔国公也是明朝唯一持续掌握实际领土权力的勋臣。 然而，云南本身并不平静。云南东南部的土司沙定洲发生了叛乱，并击溃了沐天波的军队，在1646年一月攻占了云南府（今昆明），沐天波率领残部退往云南西北部。 孙可望等率部进入云南时，为了减少进军的阻力，事先派出间谍前往云南，利用汉族官绅、部分土司对沙定洲的不满情绪和黔国公在云南长期享有的威望，散布假情报，说行将入滇的大西军是沐天波妻子焦氏家族的武装，来云南为沐氏复仇。这一策略果然收到奇效，大西军所到之处，不但畅通无阻，还有云贵百姓主动提供粮饷。 因为孙可望先派人佯攻沙定洲的老家，沙定洲主动放弃昆明，逃回故里。此刻留在昆明城内的明朝巡抚吴兆元等人已经弄明白了入滇的并不是什么焦家救兵，而是大西军，但是他们手头无兵，只有听任绅民投降。大西军顺利地进入昆明。“孙、李诸军入城，秋毫无犯”。 随即，孙可望平定了沐天波据守的楚雄、大理等滇西地区，沐天波被俘。孙可望以“共扶明后，恢复江山”为条件同沐天波谈判。沐天波亲身遭到沙定洲叛乱的荼毒，弄得家破人亡，自己的兵力又非常有限，决定借大西军复仇，双方很快达成合作协议，宣布“共襄勤王，恢复大明天下”。此后，沐天波不仅派自己的儿子先行前往大西军营中纳款，还发出檄文责成属下官员向大西军缴印投降。 由于沐氏家族自明初以来世镇云南，佩征南将军印，在军卫、土司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孙可望等入滇后收缴了明朝颁发的文武各官印信，只有沐天波所佩世代相传的“征南将军印”仍予保留，让他行文招抚各土司。于是，迤西一带不战而下，“各土司次第来归”，“去方三月，而迤西尽平”。 但北将军艾能奇却在征东川的时候中了土司禄万亿部下的毒箭，不治身死。 1648年（永历二年、顺治五年）十月，沙定洲等在昆明被处死。这样，在孙可望的部署下，经过一年多时间的东征西讨，平定了云南全省，使当地百姓自明末兵燹以来过上了安宁的生活，生产也有了很大发展，当年就出现了“滇南大熟，百姓丰足”，“兵民相安”的景象。连清初人士也记载，“孙可望等倡义之名至今人犹称道焉”。由于四将军在云南实行了恢复生产有利于民的政策，彝、白、壮、傣等族人民纷纷参军，大西军扩大到二十多万，还增加了新武装——象队。 关于象队的威力，大家应该在《亚历山大》的电影中见识过。“让我们把战争带给亚洲，把财富带回希腊”。这是希腊最著名的雄辩家的雄心。横跨中东的亚历山大所向无敌，唯独到了印度，也被象队所阻。 <h3>七、“秦王”孙可望</h3> 平定云南后，孙可望和李定国之间开始出现不和。早先，孙可望与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的地位本来不相上下，入滇以后可望虽被推为盟主，但他毕竟不能同张献忠相比，李定国、刘文秀手握重兵，各以“西府”、“南府”老爷自居，并不能惟孙可望之命是从。尤其是李定国，他是少有的将才，在军队中有很高的声望。出于各方面的考虑，孙可望决定与南明联合抗清，借此请求永历朝廷加封，这样他的爵位高于二人后，就能名正言顺地继承张献忠的遗产，节制李定国和刘文秀，并为他将来挟天子以令诸侯，甚至当皇帝铺平道路。 1649年（永历三年，顺治六年），孙可望派杨畏知和户部龚彝充当使者，前往广东肇庆，同永历朝廷联络。杨畏知到达肇庆后，呈上孙可望请封秦王的书信，并进献礼物以表善意。 在当时参与抗清的各种力量之中，孙可望为首的大西军实力最强，孙可望等人决策同永历朝廷携手抗清，本是这个小朝廷的最佳福音。可是，阶级的偏见和政治上的鼠目寸光，却在永历朝廷内部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廷臣会议时，赞成封孙可望为王的固不乏人，当政的一批人物却因种种私虑表示坚决反对，惟恐拥有庞大实力的大西军参加永历朝廷将会削弱自己把持朝政的局面。还有人建议在封爵的同时趁机挑拨大西军各将领之间的关系。 争论持续了几个月，杨畏知见封孙可望为王的阻力太大，不得已上疏改请封孙可望为公爵，以便回滇复命。永历朝廷勉强同意了，决定封孙可望为景国公，赐名朝宗。后经督师阁部堵胤锡一再上疏，永历帝同意封孙可望为平辽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南明浔州守将庆国公陈邦傅担心自身利益，他的中军胡执恭建议结好于孙可望，倚仗大西军的声势。二人利用永历帝颁给的空白敕书，私自填写，又暗中铸造了“秦王之宝”金印，由胡执恭冒充朝廷使臣迳自前往云南封孙可望为秦王。 孙可望并不知道封王内幕，对胡执恭送来的敕书和“秦王之宝”极为满意。他安排了隆重的仪式，亲自郊迎使者，“肃然就臣礼，先五拜叩头，舞蹈称臣。受秦王封后，率其义兄弟三人并三军士卒各呼万岁后，又秦王升座受义兄弟三人并三军士卒庆贺”。然后把敕书誊黄布告云南各地，欢庆三天。这一连串盛大仪式表明孙可望和义兄弟李定国、刘文秀统辖下的大西军以及他们管理得颇有条理的云南全省已经遵奉南明永历正朔，孙可望本人的领导地位也得到了正式肯定。 谁知不久杨畏知等人回到昆明，带来了封孙可望为平辽王的敕印。孙可望大为惊异，说：“我已经封了秦王了！”杨畏知也大吃了一惊，问明情况后，说那是假的。胡执恭到昆明时，并不知道朝廷采纳了堵胤锡的建议，把封号由原议景国公改为平辽王，争辩说平辽王敕印也是假的。 孙可望既误信了陈邦傅、胡执恭假造的敕印，举行了隆重的受封典礼，弄得云南军民皆知，这时要降格为二字王，处境的尴尬可想而知。他极为愤慨，下令把杨畏知、胡执恭关进监狱，给朝廷送去启本，表示接到秦王敕印后已经郑重宣布，大小官员和军民都已祝贺，无法改变，请朝廷定夺。 平心而论，问题出在永历滥发空白敕书和陈邦傅以公爵身分矫诏伪封一字王，孙可望不仅不负任何责任，而且在宣布受封秦王、接受拜贺以后也确实难以退步。永历朝廷在既成事实面前竟毫无灵活性，坚持拒绝封孙可望为秦王。在大西军提出联合抗清的建议以后，永历朝廷不仅在封爵上多方刁难，还不顾大敌当前，加强了对大西军的防范。“是冬，封黔镇皮熊为匡国公，播镇王祥为忠国公，防滇寇也”。 大西军建立起以云贵为中心的新基地后，永历小朝廷的处境开始江河日下。 顺治六年（1649年）清军攻占了湖南，翌年清军攻克广州和桂林，驻于梧州的永历君臣在同一天里得到两省省会陷落的消息，立即乱成一团。永历帝仓猝登舟，向南宁逃难。永历帝生性懦弱无能，一有风吹草动立即“起驾”逃难。他从梧州窜往南宁时，根本没有作留守地方的任何部署，像普通百姓一样只知逃命要紧。 永历帝君臣经过浔州时，庆国公陈邦傅已经决定投降清朝，准备邀劫永历帝献给清方。永历帝得到报告，“冲雨而过”，脱离了危险。陈邦傅没有抓到永历帝，就将明宣国公焦琏刺杀，将其首级献给清军作进见礼。 原先聚集于两广的朝廷和地方官员大有树倒猢狲散之势。除了镇西将军朱旻如在昭平县同清军格斗而死，被革职的朝臣汪皞投水自尽以外，其他未随驾的官员有的降清，有的窜入深山，有的剃发为僧。王夫之等人都是在这时脱离永历朝廷返回清政府统治下的故乡，以明朝遗民自居。“山中宰相”方以智、原给事中金堡做了和尚。以风节自命的“五虎”首领袁彭年（左都御史）和丁时魁再次降清，都自称1648年在广州反正是被李成栋所逼迫。 永历帝逃到南宁后，无兵无将，辖地全失，已经走投无路，只得依靠大西军这唯一的一支力量了。于是顺治八年初，永历帝派使臣前往贵州，封孙可望为冀王，让他带兵到南宁护卫。 按明朝制度，一字王为亲王，二字王为郡王，永历帝到危难关头决定破格封孙可望为一字王，却不同意真封秦王，原因是明初朱元璋的次子朱樉受封秦王，位居诸藩之首，传世二百多年，需要避免重复，也有恩自上出的意思。孙可望却因为用秦王名义发号施令已久，不愿拆穿早已誊黄公布的“伪敕”，拒不接受。杨畏知劝他接受冀王封号，说“假王何如真王”，孙可望置之不理。 1651年（永历五年，顺治八年）二月，清军由柳州南下，南宁岌岌可危，永历朝廷覆亡在即。孙可望见事态紧急，急忙派遣劲兵五千赶赴南宁护卫永历皇帝。孙可望的军队一到南宁，就杀了永历朝廷的兵部尚书杨鼎和，逼死了阻挠封秦的首席大学士严起恒。在这样的状况下，永历帝被迫正式承认孙可望为秦王。 南宁又陷落后，朱由榔仓皇逃到濑湍。顺治九年正月，孙可望派人将永历帝接到贵州安龙所，改名安龙府。答应每年向永历“致银八千两，米百石”，而永历帝允许孙可望今后“大小战争，诛斩封奏，先行后奏”。这个时候，永历政权才完全在孙可望的控制下。 作为对比，我们再来看看后来孙可望投降清廷后的待遇。1657年（顺治十四年，永历十一年）八月初一日，南明内讧又起，孙可望在贵阳誓师，亲自统率十四万兵马向云南进发，攻打李定国。此但由于孙可望师出无名，他手下的重将白文选不支持他，结果兵败。孙可望一路奔逃，走投无路下，终于决定投降清廷。 而清廷得知可望处境危急后，为了捞到这张王牌，立即派出大军接应，击退南明的拦截之兵，孙可望和家眷等四百多人才得以脱险。 在这以前，洪承畴受命经略五省总督军务，始终局促于湖南、广西境内，毫无进展。孙可望一手挑起的南明内讧和兵败降清，对清廷来说无异是喜从天降。 清廷对于孙可望的来归极为重视，特旨封孙可望为义王。孙可望应诏赴京陛见，到达京师后，清廷命和硕简亲王济度、和硕安亲王岳乐带领公、侯、伯、梅勒章京、侍郎等大批高官显爵出城迎接，场面相当隆重。明遗民方文当时正在北京，目睹其事，赋诗寄慨云：“南海降王款北庭，路人争拥看其形。紫貂白马苍颜者，曾搅中原是杀星。”次日，顺治皇帝亲自在太和殿接见孙可望。十天之内，皇帝赐宴多达三次，赐银两次共一万二千两，此外赐府第、赐蟒袍、朝衣、缎匹等，孙可望成了清廷上红极一时的人物。 我们可以看到，1649年，孙可望统率数十万貔貅之众，以云南全省之地，自愿归附风雨飘摇中的永历朝廷，南明君臣在封一字王上备极刁难；而清廷对仅率数百人狼狈来归的孙可望却毫不犹豫地加封王爵。不能不看到清廷的度量和眼光比永历朝廷高明得多。 可惜的是，孙可望受到清廷特殊的恩遇，靠的是出卖云贵川抗清事业。孙可望本人的地位随着永历朝廷的衰微逐渐走向没落。顺治十六年（1659）闰三月，有人揭发孙可望放债取利等事。这种事情在满洲八旗中本是习以为常的现象，顺治皇帝却不愿放过这个机会进一步贬损孙可望的政治地位。他派内阁学士马迩吉来到孙可望的住宅宣读谕旨，先训斥一番，然后宣布宽假其罪。 此后，孙可望的处境益发难堪了，正如古语所说“神龙失势，与蚯蚓同”。顺治十七年（1660）六月，他被迫上疏请求辞去义王封爵和册印。这时，南明永历皇帝虽然已经逃入缅甸，西南大势已定。 就在这年的十一月二十日，孙可望死了。官方的说法是病死，真相如何颇有疑义。清初史家就说孙可望是“随出猎被射死”。康熙八年，清廷派刑部尚书明珠前往福建招抚据守台湾的郑经。郑经回信中不无讽刺地说：“贵朝宽仁无比，远的不说，以所闻见之事如方国安、孙可望，岂非竭诚贵朝者，今皆安在？往事可鉴，足为寒心。”可见，孙可望之死并非善终在当时一定流传得很广。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六月，清廷终于决定：“孙可望子孙所有世职，嗣后不必承袭。”从此，孙可望家族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最后的痕迹。 <h3>八、李定国</h3> 李定国，字宁宇，明天启元年（1621年）出生于陕西延安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崇祯三年（1630），年仅十岁的李定国参加了张献忠起义军。张献忠见他相貌英俊，性格宽厚温和，非常喜欢，于是收为养子。张献忠有四个养子，“孙可望为长，定国次之，刘文秀、艾云枝（能奇）次之”。从此，李定国追随张献忠，在斗争中迅速成长。 崇祯十年（1637），十七岁的李定国即率部下二万人，追随张献忠进入四川、湖北。崇祯十四年二月，李定国奉命奇袭襄阳，他乔装成明军差官，“以二十骑夜叩襄阳城门而入”，“遂克襄阳”，擒获明朝亲藩襄王；明督师大学士杨嗣昌所储军资十余万，皆为农民军所得。襄阳大捷是张献忠起义军开始走向胜利的转折点，而这一胜利和李定国的机智勇敢是分不开的。 崇祯十七年十一月，张献忠正式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李定国以战功卓著被封为“安西将军，监十六营”，位仅次于孙可望，是大西政权的第三号人物。这时他才二十四岁，“长八尺，眉目修阔，躯干洪伟，举动有仪度”，在军中“独以宽慈著”，作战则“临阵陷坚逐，死不置”，少年英武，被人称为“小尉迟”，又因为骁勇善战，更被称为“万人敌”。 顺治三年，张献忠战死后，大西军建立了以昆明为中心的著名的“四将军”政权，孙可望称平东王，李定国称安西王，刘文秀称抚南王，艾能奇称定北王，仍然保持着农民军的传统：“每公事相会，四人并坐于上”，“然各营诸将赏罚，则一尊于可望”。 孙可望随着地位提高，个人野心逐渐膨胀。明御史任僎投其所好，“倡议称可望为国主，设六部，铸兴朝通宝纹，以干支纪年，可望大悦”，然而李定国“心非任僎议，每事相抵牾”。孙可望便与亲信王尚礼策划，欲压服李定国，树立个人权威。 永历帝逃到南宁后，无兵无将，辖地全失，已经走投无路，只得依靠大西军这唯一的一支力量了。于是顺治八年初，永历帝派使臣前往贵州，封孙可望为冀王，让他带兵到南宁护卫。 按明朝制度，一字王为亲王，二字王为郡王，永历帝到危难关头决定破格封孙可望为一字王，却不同意真封秦王，原因是明初朱元璋的次子朱樉受封秦王，位居诸藩之首，传世二百多年，需要避免重复，也有恩自上出的意思。孙可望却因为用秦王名义发号施令已久，不愿拆穿早已誊黄公布的“伪敕”，拒不接受。杨畏知劝他接受冀王封号，说“假王何如真王”，孙可望置之不理。 1651年（永历五年，顺治八年）二月，清军由柳州南下，南宁岌岌可危，永历朝廷覆亡在即。孙可望见事态紧急，急忙派遣劲兵五千赶赴南宁护卫永历皇帝。孙可望的军队一到南宁，就杀了永历朝廷的兵部尚书杨鼎和，逼死了阻挠封秦的首席大学士严起恒。在这样的状况下，永历帝被迫正式承认孙可望为秦王。 南宁又陷落后，朱由榔仓皇逃到濑湍。顺治九年正月，孙可望派人将永历帝接到贵州安龙所，改名安龙府。答应每年向永历“致银八千两，米百石”，而永历帝允许孙可望今后“大小战争，诛斩封奏，先行后奏”。这个时候，永历政权才完全在孙可望的控制下。 作为对比，我们再来看看后来孙可望投降清廷后的待遇。1657年（顺治十四年，永历十一年）八月初一日，南明内讧又起，孙可望在贵阳誓师，亲自统率十四万兵马向云南进发，攻打李定国。此但由于孙可望师出无名，他手下的重将白文选不支持他，结果兵败。孙可望一路奔逃，走投无路下，终于决定投降清廷。 而清廷得知可望处境危急后，为了捞到这张王牌，立即派出大军接应，击退南明的拦截之兵，孙可望和家眷等四百多人才得以脱险。 在这以前，洪承畴受命经略五省总督军务，始终局促于湖南、广西境内，毫无进展。孙可望一手挑起的南明内讧和兵败降清，对清廷来说无异是喜从天降。 清廷对于孙可望的来归极为重视，特旨封孙可望为义王。孙可望应诏赴京陛见，到达京师后，清廷命和硕简亲王济度、和硕安亲王岳乐带领公、侯、伯、梅勒章京、侍郎等大批高官显爵出城迎接，场面相当隆重。明遗民方文当时正在北京，目睹其事，赋诗寄慨云：“南海降王款北庭，路人争拥看其形。紫貂白马苍颜者，曾搅中原是杀星。”次日，顺治皇帝亲自在太和殿接见孙可望。十天之内，皇帝赐宴多达三次，赐银两次共一万二千两，此外赐府第、赐蟒袍、朝衣、缎匹等，孙可望成了清廷上红极一时的人物。 我们可以看到，1649年，孙可望统率数十万貔貅之众，以云南全省之地，自愿归附风雨飘摇中的永历朝廷，南明君臣在封一字王上备极刁难；而清廷对仅率数百人狼狈来归的孙可望却毫不犹豫地加封王爵。不能不看到清廷的度量和眼光比永历朝廷高明得多。 可惜的是，孙可望受到清廷特殊的恩遇，靠的是出卖云贵川抗清事业。孙可望本人的地位随着永历朝廷的衰微逐渐走向没落。顺治十六年（1659）闰三月，有人揭发孙可望放债取利等事。这种事情在满洲八旗中本是习以为常的现象，顺治皇帝却不愿放过这个机会进一步贬损孙可望的政治地位。他派内阁学士马迩吉来到孙可望的住宅宣读谕旨，先训斥一番，然后宣布宽假其罪。 此后，孙可望的处境益发难堪了，正如古语所说“神龙失势，与蚯蚓同”。顺治十七年（1660）六月，他被迫上疏请求辞去义王封爵和册印。这时，南明永历皇帝虽然已经逃入缅甸，西南大势已定。 就在这年的十一月二十日，孙可望死了。官方的说法是病死，真相如何颇有疑义。清初史家就说孙可望是“随出猎被射死”。康熙八年，清廷派刑部尚书明珠前往福建招抚据守台湾的郑经。郑经回信中不无讽刺地说：“贵朝宽仁无比，远的不说，以所闻见之事如方国安、孙可望，岂非竭诚贵朝者，今皆安在？往事可鉴，足为寒心。”可见，孙可望之死并非善终在当时一定流传得很广。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六月，清廷终于决定：“孙可望子孙所有世职，嗣后不必承袭。”从此，孙可望家族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最后的痕迹。 顺治五年（明永历二年，1648）四月初一，各部队同赴演武场集合，李定国部先入武场，军中按惯例放礼炮，升帅旗。孙可望指责为：“目中明无我”，发令杖责李定国一百军棍。李定国大怒：“我与汝弟兄耳，今日因无主，尊汝为首领……我何必定靠你生活！”为防止分裂，前军府都督白文选从身后抱住李定国说：“请老爷勉强受责，以成好事。不然，从此一决裂，则我辈必致各散，皆为人所乘矣。”李定国忍辱负重，勉强受责，诸将求情才被杖责五十军棍。打罢，孙可望曾假惺惺地抱住李定国痛哭：“吾以大义辱弟，幸同心无虑疑！”李定国为了维护大西军的团结，忍受了这场人为侮辱，为巩固云南基地立下汗马功劳，他率兵历时三个月擒获作乱滇省的沙定州，使得滇省大安。也因此有了资本可以和满清、南明进行周旋。 顺治三年（1646）十一月，明广西巡抚瞿式耜拥立桂王朱由榔在肇庆称帝，年号永历，建立南明最后一个小朝廷。孙可望一直以张献忠的大西政权继承人自居，打算割据云南，独霸一方。李定国义正辞严地对他说：“肇庆已有君，永历其年号也，不度德量力，妄自尊大，其欲自取灭亡乎？”碍于李定国、刘文秀实力雄厚，孙可望只得打消了“独裁”野心，但内心却耿耿于怀。 明云南副使、孙可望的同乡杨畏知窥透孙可望的心思，怂恿说：“王与三将军比肩并起，不借虚名，无以詟众……今桂藩在肇庆，王其无意乎？”孙可望暗想：“名号既正，挟天子以令之，同类必不敢我抗。”这才派杨畏知为正使，与永历帝谈判“联合恢剿”，并要求封为秦王。 请封秦王之事后，孙可望虽然对永历朝廷极不满意，仍不改初衷，决定出滇抗清。孙可望率军入贵州，并分兵规取川南，扩充根据地。李定国被派进攻安顺，明威清道黄应运乘机游说：“若借三百年天子之名号，加以将军之神威，统率罴虎，扫荡不庭……天下谁敌将军者”，于是李定国与之“歃血，誓扶明室无二心”。孙可望得知此事，将黄应运处死，李定国“心怨之”，二人矛盾愈益加深。 很快贵州被平定，孙可望自往贵州，留李定国固守云南。李定国加紧练兵，准备东进，刘文秀平定了川南，大西军又建立起以云贵为中心的新基地。 留在云南的李定国，为了“联明抗清”，继续实行政治和经济改革，减轻百姓的负担，使滇南出现“外则土司敛迹，内则物阜民安”的大好局面。他终日操练兵马，制造盔甲，训练象队，一年内练就精兵三万。还举行了生童考试，对考中秀才者，发给赏钱三百串，鼓励大家“用心读书，不日开复地方，就有你们做官了”。随着联明抗清阵线的形成，李定国已做好了进攻的充分准备。 顺治九年（明永历六年，1652）春，清廷命定南王孔有德由桂林出河池，进攻贵州，命吴三桂由嘉定（四川乐山）出叙州（四川宜昌）进攻川南。清廷的目的是要用两路夹击之策，实现对大西军抗清基地的包围。面对紧迫局势，李定国给孙可望写信，要求出兵湖广，粉碎清兵围剿。孙可望表示同意，决定大西军兵分两路出击，北路军以刘文秀为主将，白文选、王复臣为副将，进攻四川；东路军以李定国为主将，马进忠、冯双礼为副将，进攻湖南。孙可望则统率“驾前军”留守滇黔，大西军从此开始与清军主力正面交锋。 李定国率军出全州，约法五条：不杀人、不奸淫、不抢财货、不宰耕牛、不放火。五月，大败清军，仅用两夜下武冈、克宝庆，势如破竹。六月，夺取全州，七月初一，和清定南王孔有德决战，定国列象阵，孔有德力战不支，败退，七月初四，李定国兵围桂林，大西军登云梯攻城，孔有德额头已中一箭，他自知走投无路，便“聚其宝玩于一室，手刃爱姬，遂闭户，自焚死”。仅有一女孔四贞逃脱。孔有德自从航海归顺满清，从山海关一路杀到广西，其间多次大败明军，南明著名督师何腾蛟即死于他手，没想到，如今竟被年仅三十的后生李定国逼得无路可走。 桂林大捷后，广西全境很快被收复，有些地区的百姓，不等大西军到，便自动将清军驱逐。 九月，李定国兵发湖南，取衡州、进攻长沙，出兵七个月、拓地三千里。 清军在湖广接连失利，使清政府大为震惊，急忙命洪承畴经略湖广、云贵、两广，趋长沙。十一月，清廷又派敬谨亲王尼堪任定远大将军，率领三贝勒、八固山共十五万精兵朝长沙扑来。面对强敌，李定国进行了周密的布署：大西军暂退出长沙，引诱清兵渡湘江，将冯双礼、马进忠部埋伏白杲市，待清兵过衡山，李定国从蒸水（衡山西南）正面攻击，冯、马二将背后出击，两军相夹，合歼尼堪。但这一计划却被冯双礼透露给孙可望，孙可望“不欲定国之成功，而思陷之败死”。密令冯双礼退出伏击，马进忠见状也撤离了战场。 十一月十九日，尼堪进抵衡州，李定国在蒸水率军出击，接着转战到城北香草庵、草街，不分胜负，为此李定国准备采用伏击战术。二十四日，双方再战，李定国佯装败退，尼堪紧追不舍，追至演武亭。一声炮响，大西军伏兵四起，团团围住尼堪，李定国手举大刀，将尼堪一劈两半。清军失去主帅，大败而逃。李定国缴获了尼堪的铠甲、绣旗，正准备乘胜追击，才发现冯双礼、马进忠未到，派人侦察说已走湘乡。李定国才知自己是孤军作战，无法扩大战果，只得收兵向武岗转移。衡州战役后，李定国叫人绘制孔有德、尼堪画像，刊布粤楚，“露布告捷”。 尼堪是努尔哈赤的孙子，广略贝勒褚英的儿子，是满清的理政三王之一，正牌皇室贵族，其人勇猛善战，他被围困的时候，部下曾经劝他突围，而且，也有可能突围出去，然而，尼堪大喊：我身为宗室，不杀身报国？有何面目见太祖太宗？力战而亡。满清能够以一隅之地进而一统天下，宗室贵族早期的奋不顾身的进取精神也是明朝所不能相比的！ 桂林、衡州两次大捷，使“清君臣闻警，上下震动，闻定国名，股栗战惧，有弃湘、粤、桂、赣、川、滇、黔七省与帝媾和之议”。李定国出征不足一年，纵横数省，收复湘、桂，击败清军数十万，掀起了继1647年第一次抗清高潮后的第二次抗清高潮。至此，李定国已经两蹶名王，天下震动！这是自从明朝万历年间以来，明清作战清军的最大损失！黄宗羲称：此为全盛天下所不能有！顾炎武不仅为原大西军联明抗清取得辉煌胜利感动得泣下满襟，还批判了永历朝廷部分官员先前反对封孙可望为秦王的失策。 但是，北路军由于主将刘文秀轻敌，在保宁（四川阆中）被吴三桂击败。吴三桂险胜之余，也叹息说：“生平未尝见如此劲敌，特欠一着耳。”刘文秀兵败后，孙可望乘机削去刘文秀的爵号，拆散其部队，引起大西军将领的不满，“众皆怨望，自是人心涣散，猜忌日多”。 孙可望本是个权欲熏心的人，李定国立下赫赫战功之后，更引起他的嫉恨。对李定国他不仅扣发犒银和制止永历帝封其为西宁王，而且千方百计想加以谋害。 顺治十年正月，孙可望怕李定国“兵力益强，功驾己上”，便率“驾前军”东进沅州。此时李定国屯宝庆，侦知清兵放牧湘江东岸，“将间道夺其马”，孙可望三天中来信七封，催李定国前来议事。李定国只好放弃奇袭前往。行至紫阳渡口，刘文秀之子秘密派人来告：“可望俟其至即收杀之”。李定国听罢流着泪说：“盗贼终不可与共事也，然我仍以君子长者之心待之”。并致书孙可望：“今虽大局稍有转机，而敌势力张，成败尚未遂睹。正吾侪同心协力，共策兴复之秋。不宜妄听谗言，自相残杀，以败坏国家，愿明公深长思之。”孙可望接信后恼羞成怒，领兵前去攻打。 李定国为避免自相残杀，决定离开湖南赴广西全州。他对部下说：“今甫得斩名王，奏大捷，而猜疑四起。且我与刘抚南同起云南，战功俱在，一旦絓误，辄废弃，于我忌害当必尤甚，我妻子俱在云南，我岂得已而奔哉？”表达了为顾全大局，迫不得已的心情，诸营中跟随其南下的部队约有五万，未跟随者“亦咨嗟太息”。 李定国从此避免同孙可望见面。二十年左右情同手足的兄弟情谊被孙可望一笔勾销了，原大西军领导集团之间的裂痕使联明抗清以来前所未有的复兴良机变成昙花一现。 顺治十年六月，李定国深感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平定广东，便主动致书郑成功，邀他会攻广州。然而，郑成功因为天气的原因爽约，郑、李第一次联合行动未能实现。 李定国不仅在广东失利，在广西的进展也不顺利。七月十三日，他率兵两万进攻桂林，围攻七昼夜未克，只得退回柳州，然而孙可望仍要置他于死地。八月，派冯双礼偷袭柳州。李定国早有准备，暗地伏兵于江口芦荻中。当冯双礼来攻，便以精锐抵挡。冯连忙退兵，伏兵四起，冯只得自投水中。李定国传令勿杀，晓以大义，从此冯双礼投顺李定国。 顺治十一年初，明鲁王政权定西侯张名振率海舰攻入长江，直抵镇江。郑成功也遣兵攻崇明，清沿海一带告急。形势的好转，使李定国再度东征。三月，他率领数万农民军和十三匹战象，连破廉州（广东合浦）、雷州（广东海康），并占领罗定、新兴、石成、电白、阳红、阳春等县。五月，进攻高州，清守将张月举兵来归。六月，再攻梧州，虽因清兵有备，不克，但广东、广西各地义师群起响应。李定国控制了廉、雷、高一带，“黎岐蠢动，水陆响应，儋崖路断”，抗清形势再度出现高潮。他十分兴奋，准备约郑成功合攻广州，平定全广，再扩大到全国。于是他题字“一匡天下”，自比管仲“复出”，产生了骄傲情绪。 李定国明白，要想攻克广州，首先要打开广州的门户新会。这一计划必须要有郑成功的配合才能完成。七月，李定国再次致书郑成功，邀他合攻新会。信中指出：“会城两酋（尚可喜、耿继茂）恃海撄城，尚稽戎索。兹不谷已驻兴邑，刻日直捣五羊；然逆虏以新会为锁钥枢牖，储粮悠资，是用悉所精神，援饷不绝。不谷之意，欲就其地以芟除，庶省城可不劳而下。”信中注明援兵不得迟于十月以后。同时，李定国又联络了粤东水陆义师王兴、陈奇策等部，号称二十万大军，将新会包围得水泄不通，一场规模空前的恶战即将开始。 十月十四日，攻城开始，农民军采用炮击，掘地道、伐木填壕等战术均被击退，连攻两月，未能奏效。这时李定国轻信了间谍“城中粮尽”的谎言，命令罢攻，采用围困战术，并“建造行宫，署置官曹，诛求乡落诸所，征发凌杂米盐”，使清军有了喘息之机，大西军中也“瘟疫盛行，士气颓萎，病死枕藉”，处于不利的境地。 十二月，尚可喜、耿继茂及清靖南将军朱玛喇率十万满汉兵赶来，清军以铁骑兵冲垮定国左军，李定国依恃的战象也被惊散，致使大西军全线崩溃，“滇兵大崩，戈甲弃载道，死者无算，亡十三象”。清军乘胜追杀二十里，尸横遍野。李定国只得渡横江焚浮桥解新会之围。 李定国撤出新会后，沿途六、七十万百姓跟随撤退，“定国抚难民，哭号失声”，连夜退走南宁。从此，广东高、雷、廉三府，肇庆、罗定所属三州十八县及广西横州、郁林一带全部沦入清军之手，广东义师也随之失败。新会惨败，从主观上讲，与李定国的骄傲轻敌不无关系；从客观上讲，郑成功此时正与清廷议和，拖延了援粤之师，等十二月议和失败，郑成功才派林察率舟师赴粤，李定国早已败退，贻误了战机。同时，孙可望又切断了滇黔的物资援助，这一切终于导致了新会之战的失败。当李定国退抵南宁时，身边仅剩下六千人，从此他企图恢复两粤的事业终于化成了泡影。 自从永历帝被孙可望接到安龙后，一直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孙可望“自居贵州省城，大造宫殿，设立文武百官”，“初以天子为名，实挟之以自私也”。朱由榔为了保住帝位，与大学士吴贞毓密谋，派使臣往广西召李定国护驾。顺治十年（1653）十一月，李定国接密敕后，表示：“臣定国一日未死，宁令陛下久蒙幽辱，幸稍忍待之。臣兄事可望有年，宁负友必不负君。”并告知“俟恢复粤东，即来迎驾”。不料文安侯马吉翔为讨好孙可望，将此事具告。可望便以“欺君误国，盗宝矫诏”的罪名，处死吴贞毓等十八名大臣。从此，他更加跋扈，为防备李定国返滇，派刘镇国、关有才屯兵田州（广西田阳），加以阻止。 新会之战的失败，也使李定国无法在两广发展。中书金公趾（即金维新）便以中诸葛亮翦除奸雄的故事，劝他回师滇黔。顺治十二年，永历帝又一次派使臣赴南宁告可望“僭逼”之事。李定国接血字诏书，“伏地痛哭不能起”，表示“臣誓死为陛下除逆臣，后议恢复”。此时洪承畴正用“两粤合剿”之策，全力压缩南宁，定国备受威胁，于是他决计回黔。翌年正月，定国火速赴田州，守军“但闻西府驾至，皆胆落跪迎”，关有才、刘镇国逃跑。孙可望为长期控制永历帝，又立即派出白文选迁永历于贵阳。白文选不满此举，便以“舆徒不集”为理由，拖延移跸时间。正月二十二日，李定国至安龙，“君臣相抱持痛哭”，定国“密誓效命，背出所刺‘尽忠报国’四字示廷臣，咸啧啧忠臣”。经商议，决定迁朝廷入滇。 当时，刘文秀和孙可望亲信王尚礼、王自奇、贺九仪等均驻云南，兵力合共五万。二月十一日，定国抵曲靖，云南守将议论要以兵拒。刘文秀私下会李定国，说：“吾辈以秦王为董卓，但恐诛卓之后，又有曹瞒。”定国指天为誓，决不学孙可望。于是两人合计，“迎驾本秦王意，宜一力为之”，瞒住孙可望亲信，平安入滇。永历帝改昆明为“滇都”，封李定国为晋王，刘文秀为蜀王，白文选为巩国公，“事权专归定国”。 李定国虽掌兵马大权，但“小心臣节，进奉极丰”，又用人不当，金维新被授予吏部侍郎兼都察院，“群小争趋之”，佞臣马吉翔“叩首颂定国千古无两，青史流芳……不一日而内外大权在掌握焉”。永历朝的腐败之气已在腐蚀着李定国。 但对待孙可望，李定国仍从抗清大局出发，希望和解。他曾请刘文秀“敕书告可望”，遭拒绝，又送孙可望妻子归黔，仍未达和解。他还不甘心，顺治十四年五月，派白文选入黔议和，孙可望竟“拘文选，夺其兵”。又派孙可望旧部张虎去说情，临行永历帝“赐虎金簪，令从中开导”。张虎两面三刀，见可望诡称：“上赐金簪，令我密行刺也”。可望大怒，联络王自奇、王尚礼、关有才为内应，内战终于由孙可望挑起。 大西军绝大多数将士反对内战，孙可望部将马进忠、马宝、马惟兴密谋帮李定国，一致要求还白文选兵权。孙可望不知是计，便任命白文选为征逆招讨大将军，马宝为先锋，自己另率一军随其后，合兵十四万，以“清君侧”之名出师。 九月，孙军抵交水（云南沾益），李定国、刘文秀领五万人抵挡，因兵力悬殊，人心浮动。这时白文选来告：“宜速出兵交战，诸将已有约，宜出兵决战，稍迟则谋泄不可为。”李定国才下了交战决心。孙可望估计昆明空虚，又派马宝、张胜前往偷袭，与王尚礼里应外合，马宝又告李定国。九月十九日，双方在交水河畔会战，白文选率铁骑直冲马惟兴营，马军却掉头冲向孙可望营。孙可望大惊失色：“诸将皆叛乎”，落荒而逃。李定国挥师前进，“诸营皆欢呼‘迎晋王’，所向瓦解”。刘文秀、白文选追孙可望溃卒，李定国还师昆明，结果马宝反正，张胜被擒，王尚礼自尽，内战平息。 孙可望倒行逆施，众叛亲离，从者仅数十骑，“所过镇将皆闭门不纳”。时冯双礼守黔，佯装追兵到，可望又如丧家之犬，携妻子财宝投降洪承畴。清廷封他“义王”，但又戒备他，于顺治十七年十一月，借围猎之机，将他射死。 交水大捷后，李定国“宴饮恬愉，颇弛武备”。由于狭隘的派性作怪，其大搞“论功行赏”，“以收获孙可望之兵曰‘秦兵’，滇省旧兵名曰‘晋兵’，是孙可望之兵心懒矣”。同时对刘文秀收编孙可望溃卒三万“练以备边”之事，也“不悦”，“召之还”，使文秀“郁郁不自得”而死，严重削弱了战斗力。 孙可望投降后，向洪承畴“献滇、黔舆地图，并陈其进取状”，使清军摸清了底细。顺治十五年（永历十三年，1658年）二月，清廷决定分三路大军攻贵州：平西将军吴三桂同都统李国翰领北路军从四川进攻，征南将军卓布太领南路从广西进攻，靖寇将军罗托同大学士洪承畴领中路，从湖南进攻。本来大西军应针锋相对，可此时李定国正在永昌镇压王自奇、关有才叛乱，无暇反击，致使吴三桂陷遵义，罗托克贵阳，卓布太占独山，构成对云南的严重威胁。 七月，永历帝任命李定国为招讨大元帅，他才开始部署反击。首先他致书李来亨，让夔东十三家围攻重庆，牵制湘楚，然后派冯双礼、祁三升据贵阳附近鸡公背，拒敌中路，派李承爵壁垒普安黄草坝（贵州兴义），拒敌南路，派白文选据遵义孙家坝，拒敌北路。这一部署纯属消极防御性质。当时形势是，清军初入贵州，力量分散，如果李定国能集中兵力，攻破一路，战局可以扭转。可惜他犯了一个严重的战略错误。在指挥上，李定国也中了洪承畴的计。当冯双礼要求增兵入黔，出击贵阳时，李定国曾接到洪的来信，称：“某本待罪先朝，志切同舟，惟俟吴王（指三桂）之至，合兵以听指挥，无烦王师远出也。”他居然听信了这套鬼话，延缓增兵，贻误了战机。八月，李定国才率师东进，又赶上雨季，日行止一二十里，士气低落。相反清兵得到喘息之机，实力增强，开始攻滇。 九月，清廷增派信郡王多尼为三路统帅，进趋云南。至十一月，中路多尼部败冯双礼于鸡公背，陷安庆、曲靖。北路吴三桂都败白文选于七星关。南部卓布太部逼凉水井，陷安隆，李承爵战死。定国闻讯，亲率主力三万人与卓布太决战。双方在炎遮河双河口摆开战场，激烈的盘江大战开始了。农民军英勇阻击，初战告捷。第二天，清军倾巢出动，大西军疏于防备，又刮起北风，金枪失火，燃起山茅野草，清军乘火势猛射，致使农民军全线崩溃。清军攻破了李定国的罗炎、凉水井大营，“僵尸遍野，腥血成渠，兵民死事不下三、四十万人”，李定国的妻子家属均被卓布太抓获处死，十一年来身经百战磨练出的精锐部队受到致命损失。但是，这令人痛心的事实，并未使李定国气馁，他说：“事既如此，夫复何言，惟本此孤忠，死而后已。”表现了他绝不屈服的性格和斗志。 十二月十三日，李定国退回昆明，永历帝召开御前会议，研究今后出路。讲官刘范主张按刘文秀遗表行事，入巴蜀，“以就十三家之众，出营陕洛”；李定国提出撤入“湖南之峒”，“胜则六诏复为我有，不胜则入交趾，召针罗诸船，航海至厦门，与延平王（郑成功）合师进讨”。均主张先转移，再图恢复。但永历帝的臣僚多为滇人，不愿离开家乡，勋臣沐天波、权臣马吉翔便力主退守滇西，一旦事急则逃入缅甸，永历帝表示同意。李定国“军行进止，一以诏敕从事”，并不敢坚持己见，只是对沐天波说：“公其努力，愿无生后悔而终忆余言也。” 十五日，永历小朝廷西逃。事先李定国发布文告：“本藩在滇多年，与尔人民，情均父子，今国事颠危，朝廷移跸……尔等宜乘本藩未行之时，各速远遁，毋致自误”，劝百姓疏散。并命令各营“不得毁其仓廪，恐清至此无粮，徒害我百姓”。一路上他还收抚难民，体现了淳朴爱民的本色。 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1659年）正月初三，清兵会师昆明，又立即紧追不舍。为了保护永历帝脱离险境，李定国命总兵靳统武领兵四千护永历帝奔腾越（云南腾冲），自己则率精兵六千留永昌（云南保山）阻击。二月，吴三桂又在大理败白文选，气势汹汹追来。李定国决心打掉敌人的锐气，全歼追兵，策划了他生前最后一次激烈的战斗——磨盘山战役。 永昌境内的磨盘山“内箐深屈曲，仅容单马”，“定国筑栅数道，左右设伏，大营屯山后四十里橄榄坡，炊食饷伏，令毋见烟火”。他估计吴三桂必无戒备，便以窦民望为初伏，高文贵为二伏，王国玺为三伏，清军进入三伏，“首尾横击之，片甲不令其逃也”。果不出料，二月二十一日，吴军追来，其先锋已进入二伏，却节外生枝，南明光禄寺少卿卢桂生潜出告密。吴大惊，急令后撤，并炮击左右伏兵。农民军出伏作战，“短兵相接，自卯至午，僵尸堵叠”。 磨盘山战役是一次可歌可泣的战斗，有三分之二的战士战死，清军也“死伤甚众，却三十里”，包括固山额真沙里布在内的十八名将官都统被击毙。南明遗民刘彬诗曰：“凛凛孤忠志独坚，手持一木欲撑天，磨盘战地人犹识，磷火常同日色鲜”。李定国卓越的指挥才能和顽强果敢的斗志，使清军再不敢骄横穷追。 可是永历帝在马吉翔挟持下，从腾越逃入缅甸，从此与李定国、白文选失去联系。三月，定国、文选相会于木邦（缅甸新维），商议今后去向。李定国认为：“我若入缅，缅苦供馈，必见拒，击之祸结，盍择险要边土，休士马，相犄角，缅外惮吾二人，君在内可无忧；且得阴连诸土司，觇云南动静。”白文选则说：“并在外则内危，我入卫上，王任外事。”两人意见不和，便各自行动。 磨盘战役后，李定国余众不过数千，势力窘迫。不久，贺九仪从广南率万人来会合，祁三升、魏勇等均率部投归，军势稍振。李定国将大营移孟琏（云南澜沧），“多造印敕，遍结土司”，号召共同抗清。沅江土司那嵩起兵响应。李定国部坚持数月，被清军攻破，又移营孟艮，招安头人，“耕种纳粮如郡县例”。 吴三桂见无法扑灭大西军，又采取招降措施，一时农民军中不坚定分子纷纷投降。顺治十七年三月，吴三桂用贺九仪妻子劝降，贺“将出降，定国杖杀之”，从此无人敢言降字。 李定国始终忠于永历帝，曾连续上疏三十余封都石沉大海。直到七月，白文选强攻缅都阿瓦失利回来，白、李才了解真相，决定攻缅抢出永历帝。九月，两人分别入缅。至十一月，定国大败缅军，提出“苟送上出，则我罢兵”的条件。缅则回答：“你要攻城也无妨……只是你们水土不服，兵亦有减无增，我不怕。”翌年二月，白、李又合兵入缅，缅集众十五万，巨象千余头来战。二人奋力苦战，大败缅军，渡锡箔江临金沙江窥缅城，缅甸仍不交出永历帝。李定国只得派兵造船渡江，五月又被缅兵捣毁船厂。李定国大怒，围困缅城，不料军中“老幼累累，军饥疫作，死亡相继”，不得已移军亦渺赖山下。八月，两人又分兵攻缅，但出师不利，十六舟有五舟被击沉。在缅甸他们亦得知吴三桂已大举攻缅，缅杀害永历从官四十余人，白文选部情绪低落。是月中旬，张国有、赵得胜劫持白文选欲降清，离开李定国。李定国子嗣兴准备堵截，李定国不忍双方自相残杀，命放还，率本部独进洞乌。 十二月，李定国又准备再度攻缅，忽闻缅王已献永历帝于吴三桂，“愤懑欲绝，曰：‘势既不敌，追无能为’”。移营景线。但到康熙元年（1662）四月，他又抵勐腊，遣官入车礼（西双版纳）借兵，企图东山再起。五月，礼部侍郎江国泰说服暹罗（泰国）与定国联姻，帮助象马，恢复云南。蜀人马九功也从古剌返回，“云已集四千人，愿为犄角”。正当李定国欲图大举，不幸军中瘟疫流行，人马病死甚多。李定国修表告天，祈求：“如大数已尽，乞赐定国一人早死，无害此军民。” 六月十一日，李定国正逢四十二岁诞辰，突然发病，接着又传来永历帝于四月初八被吴三桂绞杀的消息。“定国恸哭发丧，命军士缟素”，他“披发徒跣，号诵抢地，两目皆血泪”，大哭道：“恢复事尚可为乎？负国负君，何以对天下万世！”六月二十七日夜，李定国死于勐腊，临终前还嘱咐儿子及部下：“宁死荒外，勿降也！” 气节满荒徼，浩气贯长虹。李定国死后，部下有数千人不降，聚于阿瓦河东百里，称为“桂家”。勐腊各族人民亦奉李定国为神，过晋王墓均膜拜，并于后山复建“汉王庙”，每年春节进行隆重祭祀。李定国的忠义节烈知道近现代依然被人们称赞不绝，晚清革命党人起义，蔡锷等仍以李定国为榜样，章太炎说：“愿吾滇人，勿忘李定国！” 第三编 1644之何去何从 楔子 历史的车轮不可逆转，时代的洪流不可阻挡。一个时代的大格局，注定要改变很多人的一生。 晚明人文渊薮的江南，有以钱谦益为首的虞山诗派，以陈子龙为首的云间派，和以吴伟业为首的娄东派相鼎立，使吴中地区俨然成为一个清明广大，声名远播的诗学中心。 然而，从晚明一直到清中期，历史的变化极其复杂。不仅有朝代更迭的动荡，还交杂了激烈的民族矛盾，同时又有封建正统文化与异端倾向的冲突。这些矛盾相互交错，使文人士大夫们面临着难以应付的人生困境和艰难的选择。当历史处于大转折时期，在社会变乱和民族危机严重的时代，各种人物的表现往往显得千差万别，很难准确地纳入一定的模式。明末遗臣力图恢复，捐躯殉国者，先后相望；也有许多士大夫以明朝遗民自居，著书讲学；但也有更多的汉人屈节事清。 历史人物是极为复杂的。就算是同一个人物，也经常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前后表现不一。忠心耿耿与首鼠两端，气宇轩昂与猬琐低贱，刚毅伟岸与懦弱虚伪，坚贞爽直与狡诈奸滑，这些多种特质往往表现在同一人身上，由此可见复杂的历史人物难以一眼望穿。 拿本编中的第一篇《江左三大家》来说，钱谦益、龚鼎孳和吴伟业三人都是明末清初名声显赫的诗人，能文善诗，并称为“江左三大家”。 当1644年北京陷落、1645年南京陷落相继到来之际，江左三大家一样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选择，无一例外地要接受严峻的政治和道德主义的考验。 而这三人在明亡后都屈节事清朝，龚鼎孳还在1644年甲申之变投降过李自成，均于名节有污。 虽然这三人并未真正为满清做过什么事，不像吴三桂、洪承畴之流以汉人的鲜血去谄媚满清新主，尤其是钱谦益和吴伟业，几乎是当了满清的官后又迅速辞官，但三人的表现大相径庭——钱谦益暗中反清复明，为此倾家荡产；龚鼎孳几沉几浮，忙于花天酒地，一掷千金；吴伟业则在悔恨中继续写他独创的“梅村体”《圆圆曲》等诗，并自称为“天下第一大苦人”。 这三个人对待世事白云苍狗的不同态度，同样也折射在他们与各自的爱人柳如是、顾眉、卞玉京的交往上。 第三编 1644之何去何从 第二章 复社的公子们 明末文人狎妓成风，复社的公子们自然也不能免俗。复社成立于崇祯初年，其领袖人物是张溥、张采，结社目的虽然主要是“以文会友”，“兴复古学”，但在政治上继承了东林党的遗风，反对阉党，主张改革，被称为“小东林”。 侯方域，字朝宗，河南商丘人。他出生在世宦之家，祖父及父辈都是东林党人，祖父侯执蒲是明朝的太常卿；其父侯恂，做过明朝户部尚书；叔父侯恪，任国子祭酒。侯朝宗少年天赋异禀，自幼随家乡名士倪元路学习诗书，敏慧多才，长进极快。他读书的速度与悟性都胜于同辈，行文奇特，落笔气势不凡，结尾则出人意外。 后来侯方域偶然得知杨文骢出的那笔钱并不是杨文骢自己拿出来的，而是阮大钺通过杨文骢赠送给侯方域的一个人情。阮大钺得知侯方域在南京城正缺钱用，马上打通关节，设法让杨文骢把钱送给了侯方域，为防止被侯方域拒绝，开始还让杨文骢暂瞒实情。阮大钺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想通过拉拢侯方域而缓和与复社名士们的关系。 冒襄还具有营造园林的高度才华，据《游冒氏水绘园记》中所述，冒襄的父亲历任吴楚，“辟疆不时省亲，所过名山大川，往往按图考记，留连不忍释去，其故衡湘诸胜，雄览博采，咸得备于简编”。而于浙江兰亭，烟雨楼，西湖诸胜，他也加以研集。明亡或他“结庐乡国”，追忆向之所历者，乃构石为山，因川为池，家中有朴巢、水绘园、深翠山房诸胜，擅池沼亭馆之景，交会四方文士，读书酬唱。 1647年九月，十七岁的少年英雄夏完淳就义于南京西市；临刑时，昂首挺立不跪，刽子手战战兢兢，不敢正视，过了很久，才持刀从喉间断之而绝（杜登春《童心犯难集》）。 南京是六朝金粉之地，灯红酒绿、流彩溢香，自然免不了要涉足一番风月场所。于是风流倜傥、才华横溢的复社公子们整日聚在秦淮楼馆，说诗论词，狎妓玩乐。孔尚任还在中借道士之口讽刺这些名士道：“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吴敬梓也曾经记述自己在秦淮歌楼里放荡的生活情形，“迩来愤激恣豪侈，千金一掷买醉回。老伶小蛮共卧起，放达不羁如痴憨”。从中也可以想象，四公子当时在秦淮歌楼里颠痴狂笑之姿了。 明末清初，许多明朝遗民不愿为新朝效力，有积极地反抗的，如陈子龙、张煌言；也有消极地避世的，如张岱、屈大均。屈大均的诗比词好，张岱的文比诗好，张煌言则更关注政治，他诗词的成就不能算很高，只有陈子龙，诗词都有相当的地位。 崇桢八年初，陈子龙又添了一个儿子，使他心中设想娶妾传宗的理由，被孩子落地的哭声给打破了。柳如是又备尝过作妾的滋味，这一对正如胶似漆的恋人，各自心中都罩上了一层阴影。 董小宛仍然很倔强地保持着身体的洁净，对南京城朱统领的威势不屑一顾，拂袖而去，蛰居苏州。秦淮八艳中，董小宛最像一个女人，她的一生郁结着很多“寸寸柔肠、盈盈粉泪”的痴情。在她身上也有爱国的情怀，却不似柳如是、李香君那般彰显，她更多地保留着一颗多情的女儿心，更多地为自己的爱寻觅，等待，守候。 方以智其学博涉多通，自负要把古今中外的知识熔于一炉，发明千古不决的道理，是明清之际的一位有进步社会思想和唯物主义观点的哲学家。所著《东西均》中提出“一而二，二而一”的命题，概括事物的矛盾和矛盾运动，认为事物都是“相捄相胜而相成”，体现出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观点。方以智对中国传统自然科学和由利玛窦、徐光启传入的西方科学作了记述、考辨，把整个科学技术按其对象，区分为“质测”（自然科学）、“宰理”（社会科学）和“道几”（哲学）三大类。他还立志邀集专家编译综合百科全书，但这个宏愿未得实现。 董小宛原名叫董白，字青莲，是苏州“董家绣庄”的大小姐。董家乃是苏绣世家，到董小宛这一代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活计做得极其精细，多少达官贵人欲求一副刺绣而不得。后来董家没落，董白不得已才到南京秦淮河畔的画舫中卖笑，改名小宛。她天资巧慧，自幼学得家传刺绣之法，在秦淮河上有“针神曲圣”之称，说的便是她不但曲子唱得好，擅长抚琴，更是擅长刺绣。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儿女英雄各千秋”的美好时光，很快就因为1644年三月北京的陷落而结束了。 既然汇集在秦淮烟水都是些落魄的名士，他们与失路的妓女们在一起，也搞出了许多新名堂，开设花榜成为一时之盛事，和现代评选什么“都市小姐”相类似。 吴易精通兵法、水性过人，在几天里就集合起一支上千人的队伍，在长白荡的太湖边上建立了一座军营，并笼络了原太湖地区的一批绿林大盗，其中就有在当地远近闻名的赤脚张三和他的妻子。在这之前，赤脚张三等人因为绑架乡绅索取赎金而臭名远扬，但这些草莽好汉们后来都投到了吴易麾下，并且都死战到底。 陈子龙一见这倾吐真情，寄托期待的诗篇，不禁喜出望外，立即解下腰悬的玉佩作为临别赠物，并即写下《道别》诗一首，许下了“永为皓首期”的诺言，怀着满心的喜悦，踏上了去北京争取功名的行程。 <h3>四、董小宛与冒襄</h3> 1644年前后，南京会聚着大量因逃避战乱到来的复社名士，包括著名的复社四公子，即侯方域，方以智、冒襄和陈贞慧。名士们尽情地领略着秦淮河畔的烟花风情，那里灯红酒绿，歌舞不休，与北方地区兵荒马乱的情形判若两个世界。时间似乎在秦淮河停滞了，那美好的一瞬令人难忘。 夏完淳“呸”了一声说：“洪先生为国牺牲，天下人谁不知道。崇祯帝曾经亲自设祭，满朝官员为他痛哭哀悼。你们这些叛徒，怎敢冒充先烈，污辱忠魂！” <em>白门，本是刘宋都城建康的西门，后成为金陵的别称；又因为南朝民歌中常常提到白门，所以也被作为男女欢会之地的代称。</em> 两人的悔恨如出一辙。 在古今妓女中间，这样毫不气馁地与士大夫平起平坐、蔑视一切的，柳如是是仅有的一例。 从历史上看来，文明总是从有水的地方来的。且不说生命本身是从水从来，看几个文明古国，哪个又离得开水呢？正如同黄河之于中国、恒河之于印度、尼罗之于埃及……或者缩小到城市范围看，如同嘉陵江之于重庆、府南河之于成都、松花江之于黑龙江、湘江之于长沙、珠江之于广州…… 里面说侯方域最后却背叛了他的初衷，投降了满清，穿着清廷官员的衣服出现在李香君面前。李香君深为失望，江山已换，家国何在？于是李香君当着侯方域的面，撕毁了那把桃花扇，桃花乱落如红雨，抚心茫茫泪如珠，随后出家做了尼姑。在孔尚任的笔下，李香君虽然出身低微，却有可贵的抱负，“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在国家危亡的时候，能全大节，轻生死。她的一生与民族斗争紧密相连，历史记住她的很大原因是她的民族气节和不与权贵同流合污之精神。于是使经过艺术加工的李香君与秦淮江山永远长存了。 南明弘光政权立，方以智本想谋个一官半职，但党争很快再起，复社人士受到阮大铖迫害。方以智更因为1644年北京城破时跟农民军“打过交道”，百口莫辩，不得已流离岭表，改名吴石公，堂堂复社名士，以在市集中卖药为生。 不久后，隆武授陈子龙兵部左待郎、左都御史，鲁监国授陈子龙兵部尚书、节制七省漕务。 但陈子龙对影怜爱其色更爱其才，在交往中，仅止于互相赠答诗词以表达友好的感情，从未有肌肤之亲的欲求与举动。陈子龙这种行为，让影怜忌俗愤世，认为男人都不是好东西的观念，因而改变不少，当然爱慕之心更是日积月累的聚增。 侯方域回家后，闻李香君死，伤心至极，大哭了一场，最后只能勉力承受。侯方域在李香君墓前立了一石碑，上面写着“李香君之墓”五个大字，下有“卿含恨而死，夫惭愧终生”的小字。碑前有一石桌，石桌前有一石礅，上刻“愧石礅”三字。侯方域经常坐在愧石礅上，忧思爱妾，久久不去。 明末名妓选婿的故事，人们是并不陌生的，像“杨云友三嫁董其昌”，至今川戏里还保留着这样的节目。她们大抵最倾向于选择的对象，大致说来，不外乎官僚和名士。柳如是曾经和徽州巨商汪然明交往过一段时间，写过大量情辞并妙的情书，但她终于不曾“委身下嫁”，乃是因为当时商人并不具有读书人一样的社会地位，士农工商，差了好几个等级。 柳如是流落松江后，虽得众名士称赏，与李待问、宋征舆也有过短暂情缘，但并没有找到最终的归宿，这与当时松江民风相对保守有一定关系。故而陈子龙在外虽诗酒风流，但却也不敢因此破坏整肃的家庭气氛。 陈子龙比柳如是年长十岁，当时已经有妻有妾、还有两个女儿。陈妻张孺人精明过人，以为陈子龙一心在柳如是身上，怒火中烧，时刻为难柳如是，家中因此不和。 先锋队攻进了苏州城，但是吴志葵临阵犹豫，没有及时增援，听说入城孤军全部牺牲后，便准备登舟撤退。夏允彝父子流涕遍拜诸将士，吴志葵碍于情面，才在城下停留几天；但苏州终未攻下，吴志葵的主力在城外也被击败。 <h3>二、云间绣虎陈子龙</h3> 冒襄不知道董小宛移居苏州半塘后，闭门谢客，专等冒襄。这份痴情的劲儿恐怕是一般俗女子无法企及的，爱之深切一览无余。 之后冒襄又接连去了好几次，都无缘见到董小宛，直到准备离开金陵的前夕，冒襄由方以智引见，终于得以与董小宛相晤。 陈子龙自然也看到马士英把持朝政的祸害，他以历史的教训告诫弘光帝说：“先朝致乱之由，在于上下相猜，朋党互角”。弘光帝为“诸”所隔，因而听不到“众贤”的意见。 方以智为复社领袖之一，毕生以气节、学问自许。他从小由母亲和姑姑一起抚养长大。姑姑方维仪是明大理少卿方大镇之女，姚孙棨之妻，少年寡居。方维仪颇有才气，是当时有名的女诗人。 国变后，南明弘光政权以原官任命陈子龙，陈子龙在言路五十日，上章奏三十余。 柳如是有《梦江南·怀人》词二十阕，联章叠唱，如同一首叙事长诗，深切地怀念了他们缱绻温馨的爱情生活和分离的伤感。 正在侯方域犯难之时，友人杨文骢雪中送炭，给了他大力的资助。有了资本，梳拢仪式很顺利地办了下来。 秦淮八艳中的陈圆圆、柳如是，顾眉，董小宛，李香君、卞玉京已经分别在前面的篇章中讲过，这里顺带提一下另外两艳——马湘兰和寇白门。 这时候他写下了一首《秋日杂感》，把忧国伤时、英雄失路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行吟坐啸独悲秋，海雾江云引暮愁。不信有天常似醉，最怜无地可埋忧。荒荒葵井多新鬼，寂寂瓜田识故侯。见说五湖供饮马，沧浪何处着渔舟？”吴伟业因此说他，“高华雄浑，睥睨一世”。 之后，通过柳如是和钱谦益从中周旋担保，冒襄终于以三千两银子的代价将董小宛赎身，历经沧桑变故的董小宛终于如愿以偿。董小宛嫁给冒襄以后就来到江苏如皋（位于长江北岸，离江岸约35公里处，与江阴相对）的水绘园。 寇白门又名寇湄，金陵人，其寇家是著名的世娼之家，她是寇家历代名妓中的佼佼者。寇白门风姿绰约，容貌冶艳，才成年便名噪秦淮。“今日秦淮总相值”，是钱谦益对寇白门的才与貌的赞誉。余怀的也说她：“白门娟娟静美；跌宕风流，能度曲，善画兰，相知拈韵，能吟诗，然滑易不能竟学”。这一段文字概括了寇白门的美丽和才干，文学、诗词、音乐、美术，她无不精通，是个多才多艺的女子。但由于寇白门为人单纯不圆滑，决定了她在婚恋上的悲剧。 冒襄作《影梅庵忆语》二千四百言以哭之，家人和亲友都哀悼不胜。《影梅庵忆语》云：“姬在别室四月，荆人捞之归。入门，吾母太恭人与荆人见而爱异之，加以殊眷。幼姑长姊，尤珍重相亲，谓其德行举止，均异常大，而姬之侍左右，服劳承旨，较婢仆有加无已。烹茗剥果，必手进。开眉解意，爬背喻痒。当大寒暑，必拱立坐隅，强之坐饮食，旋坐旋饮食旋起，执役拱立如初。越九年，与荆人无一言枘凿。” <span>齐梁词赋，陈隋花柳，日日芳情迤逗。青衫偎倚，今番小杜扬州。 寻思描黛，指点吹箫，从此春入手。秀才渴病急须救，偏是斜阳迟下楼，刚饮得一杯酒。 <span class="author">——</span></span> 崇祯六年，柳如是劝陈子龙进京会考，柳如是在临别前写了《送别》诗两首给他。 “嫖妓不忘忧国，忧国不忘宿娼”。这是晚明人形容当时的社会风气。 其二：“大道固锦丽，郁为共一身；喜时宜不尽，别绪岂成真。众草欣有在，高木何须困。纷纷多远思，游侠几时论。” 与上次一样，董小宛也是斜卧床头，只是上次带着淡淡的笑容，这次却是满脸的凄怆，一副心力交瘁的样子。冒襄大有同病相怜之感，满怀同情地将她宽慰一番，并且说了自己寻访佳人不遇的经过。董小宛露出一丝歉意和欣慰。见她病体虚弱，冒辟疆几次提出早早归去，董小宛却殷勤挽留，两人直谈到深夜才分手。 是年秋夜，十七岁的寇白门浓妆重彩地登上了花轿，出嫁之时朱国弼聘金二万。 董小宛死后，冒襄又多活了四十二年，晚年结匿峰庐，以图书自娱。随着岁月的流逝，冒襄已是垂垂暮年，生活穷困潦倒，只能靠卖字度日。他自述道：“献岁八十，十年来火焚刃接，惨极古今！墓田丙舍，豪豪尽踞，以致四世一家，不能团聚。两子罄竭，亦不能供犬马之养；乃鬻宅移居，陋巷独处，仍手不释卷，笑傲自娱。每夜灯下写蝇头小楷数千，朝易米酒。”表达了他不事二姓的遗民心态，这一点是冒襄一生中最为闪光的地方。 归隐松江后的陈子龙是相当郁闷的。他的《山花子》一词写道： 陈子龙这时候已经是松江地区抵抗力量的最为著名的人物。他应友人戴之俊之请，秘密策动已经投降满清的松江提督吴胜兆反正。一切都非常顺利，吴胜兆同意反清复明，鲁王政权也预备派张名振率一支舰队北伐，以策应吴胜兆领导的松江起义。 <span>故物经时尽，殊方逐态新。 恨无千日酒，真负百年身。 芝草终荣汉，桃花解避秦。 寥寥湖海外，天地一遗民。</span> 许多后世传奇都将顺治皇帝眷恋的董鄂妃说成是董小宛，其实据《清史稿》中的后妃传记载，董鄂妃是内大臣鄂硕的女儿，董小宛去世的时候，祖籍在辽宁佟佳江流域的董鄂氏才年满十三岁。顺治十年，十五岁的董鄂氏入选秀女，被指配给了襄亲王博穆博果尔。博穆博果尔是皇太极的第十一个儿子，顺治的同父异母的弟弟。 陈子龙：“吾惟留此发，以见先帝于地下也。” 马湘兰虽的兰花图和兰花诗堪称一绝，是当时文人雅士争相收藏的宠物。马湘兰之所以能把兰花描绘得出神入画，栩栩如生，全赖于她的爱兰、知兰。她的一幅“墨兰图”至今藏在日本东京博物馆中。“墨兰图”上还题着一首诗： 小舟沿着半塘河缓缓而行，到半塘的时候，冒襄突然想起董小宛就住在此处，于是立即前去寻访。 <span>一帘病枕五更钟。晓云空，卷残红。无情春色，去矣几时逢。添我千行清泪也，留不住，苦匆匆。 楚宫吴苑草茸茸。恋芳丛，绕游蜂。料得来年，相见画屏中。人自伤心花自笑，凭燕子，舞东风。</span> 如今，秦淮河畔“媚香楼”还在，座落在金陵栖霞山上，那座“桃花扇亭”每年都会在桃花一片灿烂里陪春风笑一程。只是，“问秦淮旧日窗寮，当年粉黛，何处吹萧？白鸟飘飘，渌水滔滔。嫩黄花有些蝶飞，新红叶无个人瞧。” 秦淮河自通济门人城，西行数里之后又折转向南的聚宝川方向，在转弯处有一个渡口便是桃叶渡。 过去女人写信作文，不是自称为“侬”，就是自称为“妾”，这里换上了一个“弟”字，在三百年前，可实在非同小可，难怪士大夫们要目瞪口呆，为之哗然了。 如单纯以文来看，侯方域擅长散文，文承韩愈、欧阳修之气韵，可以跟吴伟业、陈子龙、张溥相匹敌。他的后期文章主要源于唐宋古文的传统，作品以人物传记类较为出色，有较多司马迁、韩愈的活跃笔法，也讲求辞采之美。从《与任王谷论文书》云：“当其闲漫纤碎处，反宜动色而陈，凿凿娓娓，使读者见其关系，寻绎不倦。”可以看出，他很注意文章的生动感人。他在为文上从“烂漫”转向“矩矱”，这其实不仅仅是由于年龄增长、多历变故而逐渐趋向平稳，更是顺应了时代的变化，意图在新的社会环境中获得新的立足点。 也就是在这次崇祯十三年的会试中，“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进士及第。而在会试前，方以智还在表面上对侯方域信誓旦旦地说，他无心于功名，但实际上却暗中应试。 青楼女子也是人，她们也有正常人的情感、向往与追求，她们自叹堕入烟花，命运多舛，总希望能找个如意郎君，落籍从良，有正常的婚姻与家庭生活。“虽然日逐笙歌乐，常羡荆钗与布裙”，这可以说是历代妓女的普遍心理，明代的青楼女子也不例外。 当时的秦淮河一带，楼馆画舫林立，红粉佳人如云，是金陵的烟花柳巷之地。马湘兰算不上是个绝色美人，她纤眉细目，瘦弱如柳。凭着她这只是中等的姿貌，能在步步美人的秦淮河畔崭露头角，主要得力于她清雅脱俗的气质和出类拔萃的才华。她除了能吟诗作画外，还善谈吐，与人交谈，音如莺啼，神态娇媚，依依善解人意，博古知今，每能引人入胜。就这样，她在秦淮河畔渐渐成为红人，门前宾客穿梭如织，而且多是些有身份，有教养的文雅客人。 也是在这个时候，侯方域经杨文骢（字龙友）的介绍，结识了秦淮名妓李香君。 陈子龙向弘光皇帝提出很多建议，如：“布置两淮之策，以为奠安南服之本。”他主张南明应该立即举兵北上，扭转历史潮流。弘光帝若能像后汉光武帝或唐肃宗那样，放弃宫中的享乐，亲自率师北征，必将无往而不胜。陈子龙认为，历史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公众的激情。在这决定性的紧要关头，百姓的情绪正处在混乱之中：可能转向这边，也可能转向那边。陈子龙主张必须抓住这一时机。山东、河北“义旗云集，咸拭目以望王师。”机不可失，“臣恐天下知朝廷不足恃，不折而归敌，则豪杰皆有自王之心矣。” <em>其实董小宛多才多艺，她还善制菜蔬糕点，尤善桃膏、瓜膏、腌菜等，名传江南。现在的扬州名点灌香董糖、卷酥董糖，均为她所创制，董小宛因此还被列入古代十大名厨之中。</em> <em>据《太平御览·卷170》引《金陵图》说：楚威王见现在的南京这个地方有王气，埋金以镇之，所以叫金陵。秦并天下后，望气者言江东有天子气，为防那里也出个天子，秦始皇派人将连绵的山岗凿断，据说秦淮河就是那次凿山的副产品。</em> 1647年五月十三日，陈子龙被押往南京。在松江跨塘桥时，陈子龙挣断镣铐，纵身投河。虽然有会水的清兵下水打捞，但陈子龙已经自溺身死。清兵割下了陈子龙的首级，然后将他抛尸河中。几天后，陈子龙的几个学生捞回了他的遗体，将其安葬于陈氏坟地。 马湘兰是秦淮八艳中的前辈，生活在万历和天启时期。她本名马守真，小字玄儿，因祖籍湘南，又酷爱兰花，所以常在画幅中题名“湘兰子”，所写的两卷诗集，也命名为《湘兰集》，因而人们渐渐称她为马湘兰，真名反而被人淡忘了。谁也不了解马湘兰的身世底细，只听说她本是湘南一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至于为何只身流落到金陵，在秦淮河畔高张艳帜、卖笑为生，则不得而知。 董小宛心意坚定地说：“风尘打滚，阅人不少，如蒙公子不弃，妾身算是跟定公子了！”冒襄刚刚痛失陈圆圆，又得美人青睐，兴奋得一把搂住她。 <span>夹道朱楼一径斜， 王孙初御富平车。 春溪尽是莘夷树， 不及东风桃李花。</span> 这时，吴胜兆也得知了消息，处死了杨之易及松江的知府与其他文官。 马湘兰的一生也象一株空谷幽兰，吐芳于世，却又遗世独立，痴心恋系情郎王百谷，终又未成婚嫁，正如题画诗中所述，“囊空难向街头买，自写幽香纸上看。” 娶亲的人见闹出了人命案，吓得不敢再纠缠，一声不吭地抬着花轿溜回去了。伤后的李香君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调治，伤势总算痊愈了，这时田仰已离开南京，娶妾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李香君却劝慰侯方域说：“脱裙衫，穷不妨；布荆人，名自香。”李香君的人格气节由此可见一斑。孔尚任的，把那么多的南明学士文人放在了一个歌妓下面，却照出了他们灵魂的卑琐。堂堂大明，无论是侯方域，还是吴伟业，士子已沉，气节怎不终？ 对夏完淳的审讯开始了，主持审讯的正是招抚江南的洪承畴。洪承畴知道夏完淳是江南出名的“神童”，用一副温和的语气说：“我看你小小年纪，未必会起兵造反，想必是受人指使。只要你肯回头归顺大清，我给你官做。” 如果说秦淮河是温柔富贵之乡的金陵的代表，那么这桃叶渡则是胭脂花粉的秦淮河的象征了。有诗写道：“桃叶渡头水悠悠，岸下游船岸上楼；归客行人争渡急，歌船画肪满中流。”生动地描述了桃叶渡迎来送往的情形。 后来有人认为明超的灭亡与文人们无心政事而醉心于吟风弄月的习性有关。顾炎武写道：近二三十年，吾地文人热衷务虚求空之娱乐，盖无例外者。可见当时文人们无不以风月为雅事。 这是一个深秋的寒夜，董小宛刚刚参加酒宴归来，正微带醉意斜倚在床头。见来了客人，她想挣扎着起身，无奈酒力未散，坐起来都有些摇晃。冒襄自我介绍后，董小宛称赞说：“早闻四公子大名，心中倾佩已久！冒公子果然是异人！异人！” 史书上记录了侯方域曾经向父亲献破贼之计：方恂之督师援汴也，方域进曰：“大人受诏讨贼，庙堂议论多牵制。今宜破文法，取赐剑诛一甲科守令之不应徵办者，而晋帅许定国师噪，亟斩以徇。如此则威立，军事办，然后渡河收中原土寨团结之众，以合左良玉於襄阳，约陕督孙传庭犄角并进，则汴围不救自解。”恂叱其跋扈，不用，趣遣之归。 两人分手后，陈子龙回到家中，伏案苦读，打算透过科场施展自己远大抱负；柳如是无路可走，只好返回盛泽镇徐佛妈妈的妓院。 顺治九年，侯方域再游江南，一面写了一系列不忘明朝的诗文，一面后悔应清朝乡试，这说明陈寅恪先生的看法是合乎情理的。侯方域应试不是心甘情愿，而是由于情势所逼，内心痛苦，但又不能明言，只能含糊地说“余平生之可悔者多矣”。 董鄂氏入宫后，住在承乾宫。顺治十三年八月，董鄂氏被册立为贤妃，九月，又被立为皇贵妃。这个位置，已经仅次于皇后了。这一年，顺治十九岁，董鄂妃十八岁。后来董鄂妃生下皇子不久，孝庄皇太后以自己身体欠安为理由，传下口谕令董鄂妃前往南苑伺候她。董鄂妃拖着产后虚弱的身体，前往南苑照顾孝庄。她的健康受到了严重影响。更为不幸的是，董鄂妃新生的孩子只有两虚岁，实际活了不到三百天，连名字都没来得及起，就突然夭亡了。这件事对于董鄂妃来说，更是致命的打击。从此，董鄂妃一病不起，在痛苦中挣扎了三年，终于在顺治十七年病逝于承乾宫，年仅二十二岁。 孔尚任是山东曲阜人，是孔子六十四代孙子。他年轻的时候在石门山中读书，博学多才，精通音律。 不平常的时代，造就出不平常的人物。国家民族的危难，促使早熟的完淳，提前进入社会，投入波澜壮阔的反民族压迫的斗争洪流。 清康熙年间，人物画家徐璋将朱明一代、松江一郡各方面的著名人士，一一描摹、写照，汇为一集，因松江古称云间，就名为《云间邦彦图》；光绪间，据以描摹刻石。除序跋外，共有画像石二十八方，每方大多分四格，每格一般画一人。独有一格，合画了两人，一位是仪容端方、正襟危坐的有须长者，身后站立着一位眉清目秀、看上去只有十几岁的英俊少年，正是夏允彝夏完淳父子。这就是松江名胜醉白池南廊壁间的《云间邦彦画像·石刻》。 朝云十三岁时已经不同凡响。当朝宰相周道登的老夫人一眼看中，重金买回给儿子做侍婢。周道登一见而怜爱，依李义山“对影闻声已可怜”诗句改名为“影怜”，并亲自教她作诗习书法，使她大有长进。后收为侍妾，宠爱难言，因而遭到众妾嫉妒。崇祯五年，周道登去世，影怜十五岁，被赶出周家大门。 这是董小宛从良后与冒襄一家的家庭关系。《影梅庵忆语》又云：“余每课两儿文，不称意，加夏楚，姬必督改之，改削成章，庄书以进，至夜不懈。至于视众御下，慈让不遑，咸感其惠。”这是董小宛教育子弟、管理家务的情况。 大明江山正处于风雨飘摇，时局果然很快就发生了变化，1644年三月，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殉国。福王朱由崧在马士英的拥护下，在南京建立了弘光新皇朝，马士英成了执政大臣后，立即启用阮大钺为兵部侍郎，继而又升为兵部尚书。 陈子龙不仅是一个文采风流的才子，更是一个以身许国的志士。他论“危时拙计”那首诗中的最后一节，可以作为他的一篇合适的墓志铭： 大权重握，阮大钺得意之极，马上着手清除异己，陈贞慧、吴应箕等转眼被捕下狱，正要拟罪逮捕侯方域之时，杨文骢及时报信。李香君挥泪送侯方域离开金陵时，侯方域将一柄上等的镂花象牙骨白绢面宫扇送给了李香君，作为订盟之物，并且在上面题了一首诗： 《影梅庵忆语》还说到冒襄几次大病，全赖董小宛侍候照顾，例如有一次大病一百五十天，“此百五十日，姬仅卷一破席，横陈榻旁，寒则拥抱，热则披拂，痛则抚摩；或枕其身，或卫其足，或欠身起伏，为之左右翼。……鹿鹿永夜，无形无声，皆存视听。汤药手口交进，下至粪秽，皆接以目鼻，细察色味，以为忧喜。日食粗粝一餐，吁天稽首外，唯跪立我前，温慰曲说，以求我之破颜。余病失常性，时发爆怒，诟谇之至，色不稍忤，越五月如一日。每见姬星靥如蜡，弱骨如柴，吾母太恭人及荆妻怜之感之，愿代假一息。姬曰：‘竭我心力以殉夫子，夫子生而余死犹生也。’” 侯方域的弟弟侯方夏已经于顺治三年（1646）年中进士，如果侯方域真地要仿效弟弟追求功名，汲汲于干进，为什么一定要等到顺治八年才应乡试呢？所以，陈寅恪先生考证后认为侯方域于顺治八年应乡试，实是为保护父亲侯恂，逼不得已，跟吴伟业的被逼出仕如出一辙。 另一公子陈贞慧字定生，宜兴（今属江苏省）人。明末诸生，又中乡试副榜第二人。父亲陈于廷是东林党人，官左都御史。贞慧也是复社成员，文章风采，著名于时。他曾与吴应箕共议声讨阮大铖，后来受到阮大铖迫害，曾一度入狱，被送到镇抚司百般折磨，后来虽然得脱，却已经是九死一生。入清后，陈贞慧一直隐居在家乡，埋身土室，十余年不入城市。 其后，满清政府为巩固其政权，举行会试。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大都不予理睬，方以智出家，杨文骢殉国，陈贞慧隐居，冒襄四处流浪，陈子龙自沉，但侯方域却耐不住寂寞，做了平生最大恨事，一心想“龙门三尺浪，平地一春雷”，参加了顺治八年（1651年）的乡试。尽管侯方域的文章见解不凡，但“为忌者所阻斥，置副车（副榜）”。（胡介祉《侯朝宗先生传》）侯方域得知后羞愧无比。他这次参加考试，又引起许多人非议。方以智当年曾以“美才而豪，不耐寂寞”八字来评点侯方域的文章，不想此论后来果然应验。 当时，太湖沿岸，苏南、浙东各地，义师并起。夏允彝等商定了一个宏大的计划：发动江南副总兵、威虏伯吴志葵的水师，直取苏州，然后由浙东义师攻克杭州，由苏南义师恢复南京和吴淞，一举将清兵赶出江南，并乘其半渡伏击而全部歼灭。夏允彝和吴志葵有师生旧谊，他作书召吴志葵进兵，并亲至军中制定进军方案。这时，十五岁的完淳，刚刚草草完婚，也和父亲一起投笔从戎了。 随即，陈子龙打算重返浙江，继续组织义军。1644年三月，他尚未启程，北京与南京的联系便中断了。这时候，他不知道崇祯已经于煤山上吊自杀，北京落入了李自成之手，于是先回到家乡松江去看望生病的祖母。 在生离死别的时刻，他留下了许多高唱入云的诗篇：“家仇未报，匡功未成。赍志重泉，流恨千古。今生已矣，来世为期！万岁千秋，不销义魄。九天八表，永厉英魂”（《土室余论》）；“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别云间》）；“一片银铛影，还同剑佩看”（《被羁待鞫在皇城故内珰宅》）；“英雄生死路，却似壮游时”（《柬半邨先生》）。后人读到这些和血含泪、掷地有声的篇章，禁不住地热泪挥洒、热血沸腾。 明代的皇帝对士大夫文人的侮辱和虐杀是出名的，“廷杖”就是最著名的例子。历代明朝皇帝如此态度，文人们也自然产生了各种极端反应，因此明代文人的个性普遍显得比唐宋时更成熟，他们在追求个性的解放比前人彻底。明代后期还出现了终生为争取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而斗争的李贽，对一直处于统治垄断地位的孔孟之道和宋明理学进行了大肆抨击。一些文人在有意识地蔑视礼法、张扬个性的过程中，纵酒狎妓成为他们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找出了自己的知音。傅山也说：“名妓失路，与名士落魄，赍志没齿无异也。” <h3>附：古代十大名厨资料</h3> 桃叶渡是秦淮河上最撩人的奢华，它的名字来历与东晋大书法家王献之的一段艳遇有关。相传王献之常在此与爱妾桃叶相会，后人便把这个渡口称作桃叶渡了。有人为此大发感慨：“献之当年宠桃叶，桃叶渡江自迎接。云客难比美人衣，花艳争如美人颊。王今风流旧有声，千年古渡袭佳名。渡头春水年年绿，桃叶桃花伤客情。”还有一首咏桃叶渡的小诗：“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 这是公认的看法。 第一次松江起义失败后，陈子龙披发入缁，躲藏在嘉善陶庄之水月庵，法名信衷，字瓢粟，又号颍川明逸。 余怀记录说：“洪武初年，建十六楼以处官妓，淡烟、轻松、重泽、来宾，称一时之盛事。”又云：“金陵都会之地，南曲靡丽之乡。纨茵浪子，潇洒词人，往来游戏，马如游龙，车相投也。其间风月楼台，尊罍丝管，以及栾童狎客，杂妓名优，献媚争妍，络绎奔赴。垂杨影外，片玉壶中，秋笛频吹，春莺乍啭。虽宋广平铁石为肠，不能不为梅花作赋也。” 第二年春天，冒襄顺路苏州访董小宛，却又听说她陪钱谦益、吴伟业游览西湖去了，而且准备游完西湖再转道黄山观赏奇峰苍松，不知何时方能归来。吴伟业有一首诗写董小宛穿白夹衣游黄山：“细毂春郊斗画裙，卷帘都道不如君。白门移得丝丝柳，黄海归来步步云。”极力赞叹董小宛的艳丽风采。 崇祯十五年（1642年），侯方域在南京与方以智、冒襄、陈贞慧等人重逢，喜出望外。 清兵平定全国后，降清的复社成员陈名夏曾从北京写信给他，信中转达了当权人物夸他是“天际朱霞，人中白鹤”，要“特荐”他。但冒襄以痼疾“坚辞”。康熙年间，清廷开“博学鸿儒科”，下诏征“山林隐逸”。冒襄也属应征之列，他坚辞不赴。冒襄一生以明朝遗民自居，淡泊明志，这是他最闪亮的地方。与此同时，他缅怀亡友，收养东林、复社和江南抗清志士的遗孤。如在水绘园内增建碧落庐，以纪念明亡时绝食而死的好友戴建，即其一例。 秦淮八艳是远逝的年代里与美丽、与爱情有关的风景。八位艳丽的女子曾经飘然站在秦淮河畔，影影绰绰间浅唱低吟，她们以千种姿态，万般风情调出了酽酽的秦淮河水。 董小宛的这几句话，体现出她对冒襄的深厚感情。冒襄在《影梅庵忆语》通篇中都称她为“姬”，就是妾的意思。冒襄的《影梅庵忆语》，写他和董小宛的同居生活，缠绵悱恻，是颇为著名的笔记文章。然而，在董小宛活着的时候，冒襄对她的感情远远比不上他在《影梅庵忆语》中写得那么动人。一个女子一生的痴爱以及伴随而来的苦难，换来的《影梅庵忆语》真的不过是一册微而又薄的纪念。 李香君毫无商量余地地一口拒绝，她说：“侯公子虽然飘泊在外，但总有回来的一天，以前我就拒绝了很多人的盛情，今天当然也不可能接受田大人的聘礼。”又公开宣称：“奴是薄福人，不愿入朱门。”但马士英仗势欺人，威逼李香君屈从，李香君一头撞在石柱上，鲜血滴在侯公子的香扇上，给爱情抒写了一曲纯洁之歌。杨文骢大为感动，灵感勃发，抓起笔将血点染成一朵傲骨桃花。“溅血点作桃花扇，比作枝头分外鲜”。 李香君自幼跟人习得艺家诸艺，音律诗词、丝竹琵琶无一不精通，她尤擅南曲，歌声甜润，深得四方游士追慕。李香君身材小巧玲珑，肤理玉色，慧俊婉转，颇有韵味，时人誉之“香扇坠”。因她娇小而香艳，名字里又带个香字，所以客人们都戏称她是“香扇坠”。 李香君第一次见到侯方域并一见倾心时，才十六岁。侯方域也倾慕李香君的才貌，作诗一首，送给李香君作为初次相见的礼物，诗云： <em>1777年，乾隆皇帝下诏，令国史馆编写《贰臣传》。他在诏书中解释说，将贰臣同明朝历史上的功臣放在一起是不对的，他们的事迹应以其他方式加以记录。“若以其身事两朝，概为削而不书，则其过迹，转得藉以掩盖，又岂所以示传信乎？朕思此等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勋绩谅于生前；亦不因其尚有后人，原于既死。今为准情酌理，自应于国史内另立《贰臣传》一门，将诸臣仕明及仕本朝各事迹，据实直书，使不能纤微隐饰。”</em> 盛泽镇为江浙交接处，是明末党社文人会聚之所，青楼如云，名妓无数。柳如是此是正是二十年华，诸事俱晓，才气过人，一回妓院，便轰动一方，遂成为秦淮名妓，文学和艺术才华列为“秦淮八艳”之首，成为众多才子高士一睹而快的翘楚。三年后，徐佛妈妈嫁人去了，柳如是独立门户，富贵甲一方，在乱世风尘中往来于江浙金陵之间，常与江南名士聚酒文会，诗词酬酢。到后来她与东林党领袖钱谦益成了忘年情侣，已经是崇祯十三年的事了。关于柳如是，在谈到钱谦益的时候还会讲到她。 到了崇祯十四年（1641年）春，冒辟疆因省亲湖南再到苏州半塘，想会见董小宛，但董小宛这是仍滞留黄山。 <span>河洛风尘万里昏，百年心事向夷门。 气倾市侠收奇用，策动宫娥报旧恩。 多见摄衣称上客，几人刎颈送王孙。 死生终负侯赢诺，欲滴椒浆泪满樽。</span> 陈子龙对李雯的出现非常意外，但他仍然热情地招待了李雯。尽管两人谈论的都是旧日话题，跟当今时局无关，但李雯还是强烈地感到了陈子龙对他无言的指责。他不禁泪流满脸，大声说自己好比就是投降了匈奴的李陵。后来陈子龙的一个学生将这次见面描述成苏武和李陵有名的相会的重演。 1644年国变时，方以智在东华门被农民军俘获，农民军对他严刑拷打，“两髁骨见”（《明史稿·方以智传》），但他始终不肯投降。不久，李自成兵败山海关，方以智侥幸乘乱南逃，大难不死后，从此对人生的感悟又深了一层。当方以智在北京誓死不降农民军之事传入江南时，友人皆把他比拟为文天祥。 <span>何处风来气似兰，帘前小立耐春寒； 囊空难向街头买，自写幽香纸上看。 偶然拈笔写幽姿，付与何人解护持？ 一到移根须自惜，出山难比在山时。</span> 江山骤然易主，士大夫们并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一部分文武官员于无可奈何之中遵奉清朝功令剃发归顺，其中有的是企图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有的是另有图谋，“发短心长”。另一部分人则拒不剃发，更多的人则奋起反抗，以血肉之躯为复兴明朝而献身。 夏完淳和陈子龙秘密回到松江后，准备再组织起义军。这时候，他们听到太湖长白荡有一支由吴易领导的抗清义军，正在重整旗鼓。夏完淳将家产全部变卖，捐献给义军做军饷，到吴易军中当了参谋。 弘光政权覆灭后不久，陈子龙在故乡松江和好友夏允彝一起举事，“设太祖像誓众，称监军给事中”，并联络拥有一支水军队伍的江南副总兵、威虏伯吴志葵（夏允彝曾经做过吴志葵的老师）。但因为吴志葵不肯听从陈子龙的建议，结局就像陈子龙所预料的那样，吴志葵因为船队太长而首尾不能相顾，义军很快失败。吴志葵战死。夏允彝赋绝命词，投河自尽，以身殉国；而陈子龙以为家中尚有祖母，未可立死，在混乱中逃脱。 皇帝死社稷，武将死城守。手无寸铁的文人们在当时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平日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意思是国破之际，士大夫只要不赴难死，那么，就会被认为是汉奸。甚至按照后来乾隆皇帝的严格标准，就连那些不肯仕清而出家当了和尚的人与“身事二朝”的“贰臣”也并无区别，只有自杀才算是忠臣。这种死法，与其说是以身殉国，不如说是以身殉名更确切些。从征服者满清来说，自然最欣赏这种表率人物，任何统治者都会喜欢真正的忠臣，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清朝将洪承畴这干为满清立下汗马功劳的降臣反而放进《贰臣传》的根本原因。 崇祯五年（1632年），十五岁的侯方域中了秀才，被誉为少年名士。他读书甚多，又博闻强记，少时即能辨忠奸，遂有“日后必为国家栋梁”之誉。崇祯六年（1633年），侯恂任户部尚书时，侯方域已被视为文章高手，常有人赞扬他重振韩愈文风。侯方域与当时俊才登高赋诗，激浊扬清，品评人物，并加入了复社，深得复社领袖张溥、陈子龙的赏识，海内名士争与之交。时人将侯方域和湖广巡抚、桐城方孔炤之子方以智，都御史、宜兴陈于廷之子陈贞慧，副使、如皋冒起宗之子冒襄合称为“复社四公子”。 松江兵变之后，安抚地方的责任移交给陈锦。陈锦是辽东袁崇焕旧部，1633年投降皇太极后，一直对满清忠心耿耿，此次受命治理苏州，“谋乘此尽除三吴知名之士”。 “白骨青灰长艾萧，桃花扇底送南朝。不因重做兴亡梦，儿女浓情何处消。”（《入道》出下场诗） 投奔陈子龙后，影怜离群幽居在松江城南门的南楼，改名为柳隐，又因读辛弃疾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故自号如是；后又称“河东君”、“蘼芜君”。 秦淮河是长江的一条支流，全长约一百一十公里，是南京地区的主要河道古名——淮水，本名“龙藏浦”。相传秦始皇东巡时，望金陵上空紫气升腾，以为王气，于是凿方山，断长垅为渎，入于江，后人误认为此水是秦时所开，所以称为“秦淮”。 明亡后冒家生活艰难，冒襄大病了三次，全靠董小宛悉心照顾才保住了性命。这种劳累的生活，最终吞噬了董小宛年轻的生命。在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初二，一代名妓董小宛病死在水绘园影梅庵家中，年仅二十八岁。 田仰时任佥都御史，他督运漕粮由扬州来到南京，为弘光皇朝帮了一个大忙，成了弘光帝器重的红人。马士英与阮大钺举行盛大的酒筵，为田仰接风洗尘。席间，田仰表示久闻秦淮名妓李香君艳名，此行想顺便把她收为侍妾。这一下可让阮大钺逮住了机会，他早就想报复侯方域和李香君了，可惜侯方域闻风远走，害得他无从下手；如今若把李香君送给田仰为妾，一方面讨好了田仰，一方面也撕散了他们那对鸳鸯，聊泄心中积愤，岂不是一箭双雕！ 明天启五年，吴江盛泽镇鸨母徐佛买了八岁的女子云绢。云绢天生丽质且极乖巧，徐佛料她日后必成名妓，便精心教她读诗填词，习琴棋书画，改名朝云。 1776年，乾隆下诏为陈子龙平反，还追谥为“忠裕”。陈子龙墓在现松江县余山镇广富林村，1988年重新修竣。墓地为花岗石平台，墓碑为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之原物。墓前有石柱方亭，名“沅江亭”，有陈子龙画像碑，刻有传略。墓门额为李一氓书。 董小宛是秦淮八艳中最温婉灵性的女子，她做了一个女子所能做的一切，她的付出是痛苦的，也是甜蜜的。这是一种华丽的哀伤，是一种夺目悠远的无悔。 董小宛其实早已经从李香君处听说了冒襄的才名，和许多秦淮女子一样，她心中企慕不已。此时董小宛才十六岁，是秦淮乐籍即南礼部教坊司的官方歌会，正希望脱籍择婿。而复社名士、四公子之一的冒襄正二十九岁，当是合式的人选。自从那一次见面后，她便开始了对冒襄的期盼和含而不露的追求。虽然董小宛多次向冒襄表示过倾慕，但均未得到他的首肯。后来众人才知道，风流多情的冒襄早已属意吴门名妓陈圆圆。 兵败之后，夏允彝决心以死激励将士。他将所著《幸存录》手稿授予完淳，嘱为续写，又嘱毁家饷军，以期再起，然后自沉松塘，以身殉国。他留下遗书说：“少受父训，长荷国恩。以身殉国，无愧忠贞。南都继没，犹望中兴。……人谁无死，不泯者心。修身俟命，敬励后人。” 韩生勉强与寇白门混了半晚便出去了。半夜里，寇白门猛听见韩生与自己年轻的婢女在隔壁房中调笑。寇白门不胜悲愤，至此病愈急。不几日，一代侠义艳情的青楼女子就这样凄楚地撒手人间归仙了，终于闭上了她那双凝聚了太多忧伤的眼睛。 方以智字密之，号曼公，又号龙眠愚者、泽园主人、浮山愚者、宓山子、鹿起山人，桐城（在今安徽）人。少时参加复社活动，成为著名的四公子之一。 第二天一早，冒襄忍不住又雇舟来到董小宛家，两人并没有约定，董小宛却笑盈盈地站在门外相迎。一夜之间病竟好了大半，也似乎料定冒襄今天会来。董小宛将冒襄迎进了屋，奉上茶，小宛幽幽地自言自语道：“此番公子前来，妾身的病竟然不药而愈，看来与公子定有宿缘，万望公子不弃！”冒襄听了不甚欢喜，又怕对方是一时之兴，便探试道：“小生与姑娘交浅言少，姑娘难道不为此话后悔吗？” 但兵变不幸又失败了，吴胜兆和戴之俊等首事者都被杀害。戴之俊的老师杨廷枢也被怀疑而遭逮捕。当时杨廷枢尚未剃发，说：“明无大臣剃发，此当死无疑。”他用血在狱墙上写道：“予自幼读书，慕文信国为人，今日之事，乃其志也。”文信国即文天祥。杨廷枢在吴江的泗州寺前被处斩。当刽子手的斧钺高高举起之时，他大声叫道：“生为大明人……”据旁观者说，挥起来的斧钺已将他的头颅砍掉时，人们听到了最后一句话：“死为大明鬼。”刽子手们也为之动容（温睿临《南疆绎史》）。 说完，他指着洪承畴骂个不停。洪承畴汗如雨下，坐不安席。 “河桥灯火旧秦淮”（吴伟业《秣陵口号》），因为有了秦淮河，比之于汉唐之都长安、元明清之都北京，金陵是独特的。它没有长安的恢宏，没有北京的沉重，却别有一段脂粉，半边愁容，让文人骚客怅恨无穷。 崇祯十三年（1640年）春，方以智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有人向崇祯皇帝推荐方以智，崇祯召对德政殿，方以智“语中机要，上抚几称善”。此后，方以智出入禁宫，有机会结交了汤若望，受“西学”的影响而对人体生理以及自然兴趣极大，但对仕途却不大感兴趣。 吴伟业有一首《怀古兼吊侯朝宗》： 读此词，很容易让人想到李后主，因为流露出强烈的悲叹，但李后主后期少用如此艳丽的词句。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陈子龙在词中表达的只是那一种绝望。什么都完了，彩衣没了，而玉楼也被虫子蛀空了，唯有无情的燕子得意洋洋，庆幸春天的到来。陈子龙自己恐怕也知道，尽管还有南明弘光政权，但以南明的腐朽，灭亡是早晚的事了。当时陈子龙的心中，恐怕也在滴血吧。 一种欣赏倾慕的情怀已在诗中表露出来，一个是风流倜傥的翩翩少年，一个是娇柔多情、蕙质兰心的青楼玉女，接连几次交往之后，便双双坠入了爱河之中，缠绵难分。 后来冒襄他在《影梅庵忆语》中记录了与董小宛的初次见面：“面晕浅春，缬眼流视，香姿玉色，神韵天然。懒慢不交一语，余惊爱之。惜其倦，遂别归。此良晤之始也。”但这个事后，冒襄并没有对董小宛动真情。 王国维有题柳如是《湖上草》为下绝句，其第三诗云：幅中道月医白权奇，兄弟相呼竟不疑。莫怪女儿太唐突，蓟门朝士几须眉。 就在侯方域决定参加河南省试的时候，他还与本地文人贾开宗等人结成“雪苑六子社”。这决非是一种巧合。1645年后，复社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在中国消失了，如果像“雪苑六子社”这样文学党社都能够联合一起，复社再现是非常有希望的。这正是吴伟业出仕前受钱谦益委托调和社事的根本原因。大动荡下的历史进程是非常复杂的，当时形势、处境的微妙之处，远非我们后人所能完全揣测。 夏完淳原名复，字存古，号小隐，又号灵首（或灵胥），松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 <span>伊尹，为商朝辅国宰相，商汤一代名厨，有“烹调之圣”美称，“伊尹汤液”为人传颂千年不衰。 易牙，也名狄牙，为春秋时期名巫、著名厨师，精于煎、熬、燔、炙，又是调味专家，得宠于齐桓公。 太和公，为春秋末年吴国名厨，精通水产为原料的菜肴，尤以炙鱼闻名天下。 膳祖，为唐朝一代女名厨。段成式编的《酉阳杂俎》书中名食，均出自膳祖之手。 梵正，为五代时尼姑、著名女厨师，以创制“辋川小祥”风景拼盘而驰名天下，将菜肴与造型艺术融为一体，使菜上有山水，盘中溢诗歌。 刘娘子，为南宋高宗宫中女厨，历史上第一个宫廷女厨师，称为“尚食刘娘子”。 宋五嫂，为南宋著名民间女厨师。高宗赵构乘龙舟西湖，曾尝其鱼羹，赞美不已，于是名声大振，奉为脍鱼之“师祖”。 董小宛，明末清初秦淮名妓，善制菜蔬糕点，尤善桃膏、瓜膏、腌菜等，名传江南。现在的扬州名点灌香董糖、卷酥董糖，为她所创制。 萧美人，清朝著名女点心师，以善制馒头、糕点、饺子等点心而闻名，袁枚颇为推崇她，中盛赞其点心“小巧可爱，洁白如雪”。 王小余，清代乾隆时名厨，烹饪手艺高超，并有丰富的理论经验。袁枚有许多方面得力于王小余的见解。</span> 但事实是，1645年，南京沦陷时，李香君在混乱中逃出南京，几经漂泊，流落到栖霞山，随另一秦淮名妓卞玉京在葆真庵为尼。但第二年秋，她与在“扬州十日”中大难不死的侯方域相见，悲喜交加，随后侯方域就领着李香君一起回到了河南老家。李香君更名换姓，住在了侯府翡翠楼。这期间，侯方域应该与李香君过了几年好日子。 夏完淳正在为失去他的老师而悲痛，因为有人向清军告密，他自己也被捕了。清军派重兵把他押到南京。夏完淳在皇城中一所原先属于太监的宅院中被关押了八十天。他是个感情丰富的诗人，永别故乡和亲人，自不免心情激荡，思绪翻腾；他又是个大节凛然，对猝然而至的变故早有抉择和准备的英雄，因而临难不惊，视死如归。 这一年，三十五岁的侯方域忆起自己的坎坷遭遇，感叹平生可悔者多，于是把自己的书斋更名为“壮悔堂”。 之后董小宛话语不多，冒襄见她娇弱不堪，怜惜伊人酒后神倦，坐了不到半个时辰就匆匆离去。就是这半个时辰的交谈，却使董小宛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余怀在南京生活多年，曾经努力追求“秦淮八艳”中的顾眉。记录有许多秦淮名妓的事迹。上面余怀所描述的是嘉宗天启至崇祯十七年间南都坊曲之概况。当时举世艳称的名妓如朱无瑕、郑元美、马湘兰、赵令燕、顾眉、董小宛、柳如是、李香君等人，都是白门翘楚。 不久，南明隆武帝以原官庶吉士相召，方以智不应，取名“三萍”，浪迹于珠江山水间。 吴易，吴江县人，崇祯十六年进士，复社社员。他参加过史可法在扬州的幕府，后来被史可法派回江南地区筹措军需，因而当史可法在扬州兵败时，他得以死里逃生。弘光朝廷覆亡后，吴易和举人孙兆奎同入太湖起兵抗清。他们利用清军不擅水战的弱点，凭借太湖辽阔的水域和四通八达的水上航路同清军作战。 顺治二年（1645），清兵南下江淮，弘光政权迅速瓦解，清兵兵不血刃地占领南京、苏州、杭州等重要城市。夏完淳随父夏允彝、师陈子龙起兵抗清。在投军前夕，夏完淳匆匆与钱秦篆结婚。 <h3>一、秦淮河的风情</h3> 董小宛藏在黄山一年，大概名山佳丽风光能为自己增色？正像吴伟业诗中所描述的那样，黄山丹崖绿树、奇石古松际，飘浮淡淡白云间，小宛穿着细柔白缎夹袄，彩色画裙，年轻风采动人，谁人能比得上她？黄山，增加了她在情人心目中的份量？ 也就是在这一年，冒襄与陈圆圆“订嫁娶之约”。但不久后，陈圆圆意外被选入皇宫。陈圆圆惊慌下求冒襄出面周旋，冒襄不敢得罪权贵，眼看着陈圆圆被抬进了皇宫。佳人远去，加上科场失意，冒襄怅然若失，怀着悒郁的心情只身雇舟前往虎丘，打算独自去践曾经与陈圆圆许下的虎丘之约。 写的孔尚任出生于1648年，已经是国变之后了，所以他未亲身感受到亡国之痛，但他耗尽毕生精力的却写出了兴亡之恨。 1645年夏天，南京陷落，弘光政权灭亡。满清一面派员招降江南未下各地，一面严令推行剃头改制。在这种民族危难关头，江南的士大夫们面临着何去何从的严重考验。 这次会面结束后不久，李雯在极为压抑的情况下害了重病，从此卧床不起。尽管江南抵抗运动还远没有结束，但是它的最初殉道者的遭际已经展示了它的悲剧的一面。 有了文人们风月娱乐的需求，自然也就有了蓬勃的市场。明代妓女之盛，首推南北二都（北京、南京）。《新都梅史》描述北京的妓女说：“燕赵佳人，类美如玉，盖自古艳之。矧帝朝建县，于今为盛，而南人风致，又复袭染熏陶，其艳惊天下无宜。万历丁酉（二十五）到庚子（二十八）年间，其妖冶已极。” 李香君是秦淮河畔媚香楼里的红姑娘。媚香楼临水而立，站在楼上凭栏而望，烟水澄碧、画舫织彩的秦淮河尽收眼底。媚香楼的主人是李大娘，她年轻时也是秦淮河边的红妓女，年长后用自己的积蓄建了这座媚香楼，收养了几个干女儿，以诗酒歌舞待客，在南京城里颇有些名气。 孤身一女，开始飘流四方。影怜久经世故，极有主见，因仰慕复社领袖之一陈子龙的大名，便一身女扮男装的儒生打扮，千辛万苦找到松江陈子龙家，递上名片，自称“女弟”。这位在称呼上不称“妾”而称“弟”的女子，明显有追求男女平等的志向和决心，她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柳如是。柳如是被赶出周家后，流落松江，主动登门拜访陈子龙，有意结交，从而展开了两人之间一段扑溯迷离的难解情缘。 秦淮河在通济门分两支，一只绕道南城墙外向西流，称为外秦淮河；另一只通过东水关进了南京城，这才有了“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的繁庶秦淮。 明末，个性解放的高潮已过，思想界沐浴着实学之风，再加上松江原本保守的社会风气，陈子龙在处理情感问题时不具备有“东林浪子”之称的钱谦益那样惊世骇俗的勇气，摆脱礼法，给柳如是嫡配的地位和充分的尊重。崇祯六年，陈子龙和柳如是已经交往密切，但同时又纳蔡氏为妾。并且这年冬天他北上赴礼闱经过扬州的时候，还想挑选自己更中意的女子，可见陈子龙的风流多情。所以他虽然欣赏和爱恋柳如是，但决不会有钱谦益以一六十岁皤发老翁，得到青春貌美、多才多情之柳如是时那种如获至宝、惊喜非常的心情。 <h3>三、桃花扇</h3> 顺治六年，由于放荡过度，寇白门病倒了。她让婢女请来一向相好的韩生，酒后向他哭诉往日恩爱，夜里留韩生宿，想再续少年时恩爱凤鸾之梦。不想韩生不念旧情，以有急事为由不肯与她同宿。寇白门情急，按着他的手不放他离去。 花榜之复炽，不仅说明当时妓风之盛，而且是一些知识分子不满现实的表现。一些主持花榜和参与品题的文人雅士，或是鄙视功名而无意科举者，或是科场与仕途的失意者，他们带着游戏人生、寄情于红粉知己的态度出入青楼酒馆，消愁解忧。他们以诗文赞颂、以名花名卉来比喻这些被社会上认为是最低贱的女人，而且以科场官场最荣显的头衔如文状元、武状元等献给她们，这也是对社会的一种揶揄和讽刺。 但宏光皇帝昏庸无道，朝中马士英当政，士大夫们忙着争权夺利，搞得乌烟瘴气，就连督师史可法都仅仅只想保住南京，而不是收复北方。陈子龙这些极有远见的建议不仅仅没有得到采纳。 清醒的柳如是曾在一首词中写道：“留他无计，去便随他去。算来还有许多时。人近也，愁回处。”正是相聚时难别亦难，表现出她既无计挽回爱情断裂的危局，又不忍与情人割舍的复杂心情。但张孺人日日进逼，不久就借故把她赶出陈家。 崇祯十年，陈子龙中丁丑科进士，选授惠州司李。但不久因母亲去世，他回乡丁忧。守孝期满后，授绍兴府推官。1644年国变前，陈子龙参与平定许都起义，立了功，正在巡视绍兴。这时候，他已经看到了崇祯朝廷覆灭的前兆，努力说服了江南巡抚郑瑄，让他郑瑄上书北京，接皇太子南下陪都南京。陈子龙提出组建一支万人水师，北上天津迎接太子，然后护送太子由水路南下，以避免陆路旅行的艰难和危险。 因为容貌秀丽，气质超尘脱俗，董小宛很快就在秦淮河出了名。 一些后人认为陈子龙之所以能够大名鼎鼎，是托了他和柳如是之间一段情缘的福。但柳如是贸然造访陈子龙时，柳如是还并非名妓，而陈子龙当时已经是复社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掌握、操纵着舆论阵地发表政论，组织文社，左右着清流的政治主张，对当时的朝局有很大的影响。因此许多人推测柳如是看重的绝非只是陈子龙的才华，她更关心的，还有陈子龙在当时士大夫中所拥有的社会地位。这是有道理的。但无论如何，从柳如是留下的大量诗篇可以看出，她对陈子龙的感情是真挚的，甚至一生难以忘怀。 “复社四公子”中的冒襄，字辟疆，号巢民，又号朴巢，江苏如皋人，幼有俊才，负时誉，是明末清初一位著名的才子。明朝崇祯十二年（1639年），冒襄来到南京参加科举考试，在闲谈中，他听到方以智、侯方域对董小宛赞不绝口，不禁对这位传说中的冰清玉洁的“冷美人”大感好奇。冒襄已经是屡试屡败，这次也名落孙山。冒襄在沮丧中，慕名到秦淮河去寻访董小宛。不料董小宛已经受人之邀游太湖去了。 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一直在清宫里服务，被顺治尊称为“爷爷”。汤若望在笔记中这样写道：“顺治皇帝对一位满籍军人的夫人，起了一种火热爱恋。当这位军人因此事申斥他夫人时，竟被顺治闻知，打了他一个耳光。这位军人于是因愤致死。顺治皇帝就将这位军人的夫人收入宫中，封为贵妃。”汤若望说的这位满籍军人，就是襄亲王。在清宫皇室家谱《玉牒》中可以看到襄亲王死的时候才十六岁。也就是说，董鄂氏刚刚嫁给襄亲王不久，就被顺治夺去了。 <em>在吴伟业看来，明朝的覆灭是一种古老而浪漫的原始模式的再现，迷人的名妓使士大夫们忘记了自己的职守，从而导致了国家的灭亡。这是吴伟业写作的基本出发点，而并非“儿女英雄各千秋”。</em> 但马湘兰也是秦淮八艳中最有市井率性的女子，有时候表现得毫无内敛之气。她对自己不想见的客人可以厉声呵斥，会很本真地骂上一句粗话：“这个老贼想的倒美，让姑奶奶给他画兰，姑奶奶就是……”她在对付权贵的时候，自有一套交织着委婉和粗鄙的方式。魏忠贤曾经求兰花画于马湘兰，马湘兰自是千万个不愿意，却又考虑到自己的情人王百谷的安危，于是在痰盂里撒了一泡小便，然后用自己的尿研磨画兰，画完后又在纸上洒了一些用茉莉花、夜来香等浓香花煮的香水。头日闻着还真是香喷喷，但几天以后，尿臊味便散发了出来。魏忠贤天天嗅着，自然适应了，而外人来哪受得了啊，可又有谁敢对太监、阉人提个“臊”字呢？这就是一个有着市井狂放性格的青楼女子恶意的戏弄。 当1644年北京陷落、1645年南京陷落相继到来之际，大动荡、大转折时期，各色人物的表现纷呈繁杂，风流倜傥的复社公子们不可能继续沉醉于歌楼酒馆了，他们面临着何去何从的严重问题，无一例外地要接受严峻的政治和道德主义的考验；而那些“不是爱红尘，似被前缘误”的妓女们也不可避免地要被卷入历史的洪流。于是秦淮河边有了侠骨柔情，有了大义凛然，有了苟利家国，有了生死与之，有了令人敬仰。当然，还有了更多的不幸，有了更多的悲哀，不由得令人扼腕叹息，哀之伤之了。 冒襄文章写得好。他的古文，笔调秀逸，陈名夏称他：“笔锋墨秀，玄旨微情。俱在有意无意、可想不可到之境”。他的游记文接脉于柳宗元。“清音奔赴，灵想超忽”，“一笔一洞壑，一转一绝境”，但政治上没有任何建树。不光冒襄，四公子和复社中的许多人都是如此：他们或结伴同游，或诗酒唱和，或抨击阉党，或议论朝政，但就是不能改革政治，挽救国家危亡。 冒襄曾于1627～1642年间，六次去南京乡试，六次落第，仅两次中副榜，连举人也未捞到。他深感怀才不遇，从此明朝的官不当——史可法曾推荐他当监军，后又特用司李，他都没有接受——清朝的官也不当。冒襄还是四公子中唯一一个在秦淮河有房产的人。复社聚会多在淮清桥桃叶渡冒襄的寓所举行，大概是“名士风流”的天性如此。 <span>杨柳凄迷晓雾中，杏花零落五更钟。寂寂景阳宫外月，照残红。 蝶化彩衣金缕尽，虫衔画粉玉楼空。惟有无情双燕子，舞东风。</span> 侯方域聪捷又有悟性，他不忘明朝，又不能不表面上顺从清朝，这是他的软弱性。所以他不能成为夏允彝、吴应箕、陈子龙那样的烈士。 按当时的风尚，如果哪位客人中情于一个妓女，只要出资举办一个隆重的仪式，再给妓院一笔重金，这个妓女就可以专门为这一位客人服务了，这套手续称为“梳拢”。梳拢所需资金，因梳拢对象名位高低而不同，象李香君这样一位名妓，梳拢必须邀请大批有头有脸的风流雅士，宴会的级别自然要高，还要付一笔丰厚的礼金给鸨母，才不至于失面子。如今侯方域是逃避战祸来到江南，身无多文，有心想梳拢李香君，却又无能为力。 寇白门重归金陵后，由于她不计前嫌，义救朱国弼于满人的牢笼，被人称之为女侠，她“筑园亭，结宾客，日与文人骚客相往还，酒酣耳热，或歌或哭，亦自叹美人之迟幕，嗟红豆之飘零”。如此浪迹数年后，寇白门嫁给扬州李孝廉。但觉他不够丈夫气魄，又只身返金陵，重新流落乐籍。虽已徐娘半老，但气韵犹在，故依然在少年狂士队中潇洒自如，每日笙歌诗酒，不知老之将至。 夏完淳的骸骨，由友人杜登春等运归松江，袝葬于城西北的小昆山下荡湾村允彝墓侧。 崇祯十五年暮春，声势显赫的功臣保国公朱国弼，在从人的前呼后拥下来到了钞库街的寇家。三十岁的朱国弼表现得斯文有礼，温柔亲切。几次交往后，寇白门对他留下了良好印象，所以在朱国弼提出婚娶时便一口同意。 我们在前面提过，李雯也是复社成员，后来充当了满清摄政王多尔衮的幕僚，起草了许多针对南明的文书。但李雯心中一直受着道德的折磨，他这次是特意告假回华亭老家。李雯和陈子龙还是同乡，加上另外的宋徵舆，有“云间三子”之称。 陈子龙祖母去世后，他冒险返回华亭广富林家居。这个时侯，他遇上了旧识李雯。 秦淮河对于金陵就是这样的河，是金陵城和金陵人的源头。 钱谦益作《寇白门》一诗，以示追悼，诗云：“寇家姊妹总芳菲，十八年来花信迷，今日秦淮恐相值，防他红泪一沾衣。丛残红粉念君恩，女侠谁知寇白门？黄土盖棺心未死，香丸一缕是芳魂。”寇女侠三字对于寇白门来说，是当之无愧的。 侯方域离开金陵后，投奔扬州史可法为幕府。李香君则洗尽铅华，闭门谢客，天天凝视着那把订情的绢扇，一心等候侯方域归来。此时，杨文骢由亲戚马士英荐举，做了南明王朝礼部主事。但杨文骢却被马士英所逼，为马家亲戚田仰来向李香君提亲。 顺治三年（1646年），桂王朱由榔称帝于肇庆，由于父执瞿式耗的引荐，方以智拜礼部侍郎、东闽大学士入阁。方以智很快便发觉桂王政权朝不保夕，名不符实，内则门户纷争，奸人当道，外则与广州绍武政权同室操戈，兵戎相见。桂王更是胆小如鼠，稍稍闻风鹤即奔走靡常，这一切使方以智心灰意冷，挂冠离去。 侯方城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乡试中举后，又前往北京参加1640年的会试，当时其父侯恂任湖广总督与弄明军作战失利而被劾入狱。侯方域因其文章锋芒毕露，批评崇祯帝用人不当，主考官为私欲而不取。但侯方域名落孙山后，文名反而更盛。 王百谷七十寿诞时，马湘兰抱病赶到姑苏，为他举办了隆重的祝寿宴会，宴会上，她重亮歌喉，为相恋三十余年的王郎高歌一曲，王百谷听得老泪纵横。马湘兰返回金陵后，伤感而逝，悄悄地走完了她五十七岁的人生。 侯方域回到家乡后，既负才无所试，不久，因家乡河南受到李自成的威胁，前往南京避难，从此“一放意声伎，流连秦淮间”。 词写得绮丽婉转，凄迷婉丽。“一夜凄风到绮疏，孤灯滟滟帐还虚”，“琥珀佩寒秋楚楚，芙蓉枕泪玉田田”，更写出一种伤感的艳情。在陈子龙后来的诗歌词作中，仍然可以感受到这段无疾而终的感情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与柳如是分手之后，陈子龙还曾经为她的诗稿《戊寅草》作序，与钱谦益也仍有交往，颇有谦谦君子之风。 三次易稿，写作时间达十年以上，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问世。一出，轰动京城，人人争相抄阅，一时洛阳纸贵。孔尚任在这部里，用了许多春秋笔法，“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因此，次年孔尚任被康熙罢了官。 侯方域是复社四公子中才华最突出的，他的散文当时推为第一，但却也是唯一不能全节而终的。这自然是因为其他三公子的表现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比较才有鉴别。冒襄一生平平无奇，除了能文，能广为人知，确实是因为他大名鼎鼎的小妾董小宛。另外一位公子方以智，则是四公子中立场最坚定的一个，也是四人当中唯一参加过反清复明活动的人。 朱国弼实际上是一个圆滑狡黠、逢场作戏的官僚，他极尽排场地迎娶寇白门只是一时的感情冲动和面子需要，他其实并不是真心爱这一青楼女子；而且对于朱国弼这样的纨绔子弟来说，根本不懂得爱情为何物，所以数月后他那薄悻寡情的嘴脸便逐渐暴露，后来干脆把将寇白门丢在一边，依旧走马于章台柳巷之间。时人叹息寇白门的命运说：“尝得聘钱过十万，哪堪重论降纱灯！”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康熙皇帝“南巡北归”时，到曲阜祭孔，当时三十六岁的孔尚任在御前负责讲解等书和文庙车服礼器，得到康熙赏识，被封为国子监博士。后来他奉命前往淮扬一带治水，其间他得以结识了与侯方域同时代的人冒襄等“遗民”，使他对明末清初的遗文逸史感慨颇多，就以之为主题，完成了。 吴易组织起来的这支武装因为以白巾缠头而渐以“白头军”闻名。不久，吴易的白头军大败清兵于分湖。吴易知道清军不习水战，事先派部下操舟好手混于民间，清军果然抢掠百姓船只载兵追击，这些装做百姓的吴易部下即扮成水手为之操舟。行至湖中，吴易部下纷纷跳入水中，取出工具把船只凿沉，“斩伪将二十三员，歼敌三千余级，获船五百余只”（《思文大纪》卷七）。这一仗，打得“水流尽赤，草腥不绿，兵威褫其三蘗，雄名振于七郡”（《湖隐外史》）。太湖义军一时声势浩大，隆武朝廷和鲁监国政权都给吴易加官晋爵，以示鼓励。清军也视吴易为心腹之患，想尽办法予以摧毁。 夏完淳的父亲夏允彝是一位“学务经世”，“独处一室，志常在天下”（《明史稿·夏允彝传》）的学者、志士。夏完淳诞生的时候，夏允彝已经是名满海内的畿社（复社分社）领袖，主持清议，纠弹时政，同张溥等人的复社同气相求，极得人望。夏完淳幼受父亲影响，矢志忠义，崇尚名节。 陈子龙曾经在宰相周道登家中见过影怜，对她出众的才貌留有深刻印象，见她突然前来投奔自己，有些以外，但也十分高兴。才子佳人，情才投机，因而对酒当歌，联诗咏志，一时美不可言。 <span>绰约小天仙，生来十六年； 玉山半峰雪，瑶池一枝莲。 晚院香留客，春宵月伴眠； 临行娇无语，阿母在旁边。</span> <h3>五、方以智</h3>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陈子龙早年性格豪放，心怀大志。而柳如是本身的个性追求独立自主，她喜欢女扮男装，与众名士应酬交往，在当时被冠以“放诞”之名，这也是拘于礼法、以传统道德要求女性的陈子龙所不能接受的。个性以及观念的分歧，是两人最终没有走到一起的重要原因。不过柳如是和陈子龙虽然分道扬镳，两颗心却互相牵系着，彼此都写了不少诗词，以寄寓跟对方的深切怀念。 天启元年，潘之恒作《金陵妓品》，将三十二名妓女分为四类品评：一曰品，典型胜；二曰韵，丰仪胜；三曰才，调度胜；四曰色，颖秀胜。这实际上是概括了妓女的四种风格。崇祯年间，桐城孙武公也曾于南京“大集诸姬于方密之（即复社四公子之以的方以智）侨居水闾，四方贤豪，车骑盈闾巷，梨园子弟，三班骈演。水阁外环，列舟航如堵墙。品藻花案，设立层台以坐状元。二十余人中，考微波（王月字）第一。登台奏乐，进金厄卮。南曲诸姬，皆色沮，渐逸去。天明，始罢酒。次日各赋诗纪其事。” 据王澐《三世苦节传》记，张孺人“生而端敏，孝敬夙成”，被“三党奉为女师”。家里有了这样严肃精明的妻子，陈子龙自然不能毫无顾忌。虽然张孺人并不反对陈子龙纳妾，甚至主动为丈夫择妾，但她是以“良家子”为选择标准。柳这样的娼家女，她自然不能接受。更何况，张孺人还有陈子龙的祖母撑腰。陈子龙由祖母抚养长大，对祖母十分敬重。他虽然个性豪放磊落，与柳如是也情真意切，但为一个娼家女，破坏家庭的安宁，背上违拗祖母的不孝名声，甚至受到舆论的谴责，那也是他所不愿的。 此间，吴易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参议机构，并邀请大名鼎鼎的陈子龙前来参加。陈子龙接受了邀请，带着两名弟子来到太湖，在一个小岛上的一所荒废的书院里建立了府署。但不久陈子龙就对吴易领导的白头军的前景不抱幻想了，他的一个弟子后来说：“先生私语予曰：长兴一世人豪也，阚其意颇轻敌，又幕客皆轻薄之士，诸将惟事剽掠而已，师众而不整，其又为长荡乎？”大概的意思就是吴易有勇无谋，手下人不得力，军队都是乌合之众，不足以成大器。陈子龙迅速离开了太湖，果然，不久后，威风一时的白头军就烟飞云散了。 崇祯八年夏初柳离开之时，陈子龙相思成病，作《江城子·病起春尽》一词： 过了一年，陈子龙和夏完淳又秘密策动清朝的松江提督吴胜兆反清，这次兵变不幸又失败了，吴胜兆被杀害，陈子龙也被清军逮捕。陈子龙不愿受辱，在被押解到南京的船上，挣脱绳索，跳河自杀。 父亲的死更加激励了年轻的夏完淳。1646年春，夏完淳上书监国鲁王，鲁王授以中书舍人的官职（《南疆逸史·夏允彝传》）；同年夏，隆武政府“赠夏允彝右春坊右中允，给与祭葬，諡曰文忠”（《思文大纪》卷五）。这些，都给夏完淳以极大的鼓舞。 陈锦：“何不剃发？” 这里酒楼妓馆一座接一座，笙歌盈耳，灯烛闪烁，引得行人流连忘返，游子销魂难捺。水面上游船如织，彩灯闪亮，都雇了绝色女子、上等琴师，听曲子的游客个个听得如醉如痴，不知今夕何年。商贩们高声叫卖着水酒和熟菜以及各式点心，船上河岸穿梭叫卖不停。狎客们则在酒楼画舫中拍手欢笑，猜拳斗酒，尽情地喧闹。人说桃叶渡有“六多”：岸上茶馆多，酒楼多，馄饨担子多，岸旁争渡的行人多，美女多，河里兜揽生意的画肪多。其实，又何止这“六多”？ 夏完淳假装不知道上面坐的是洪承畴，厉声说：“我听说我朝有个洪亨九（洪承畴的字）先生，是个豪杰人物，当年松山一战，他以身殉国，震惊中外。我钦佩他的忠烈。我年纪虽然小，但是杀身报国，怎能落在他的后面。” 陈子龙心灰意冷地离开南京前，叹息说：“及予归而政益异，木瓜盈路，小人成群。海内无智愚，皆知颠覆之期不远矣。”表明他已经明显感到将有覆国灭祀的危险。 冒家十分通情达理，顺利地接受了董小宛这位青楼出身的侍妾。这时冒襄的父亲已从襄阳辞官归家，一家人欢聚一堂，共享天伦之乐。冒襄的原配妻子秦氏体弱多病，董小宛便毫无怨言地承担起理家主事的担子来，恭敬柔顺地侍奉公婆及大妇，悉心照料秦氏所生二男一女。冒家的全部帐目出入全由她经手，她料理的清清楚楚，从不私瞒银两。董小宛还烧得一手好菜，善做各种点心及腊味，使冒家老少大饱口福，在众人的交口称赞中，董小宛得到了无限的满足。 就在侯方域在江南的时候，“祸不单行”，独自在家的李香君歌伎身份暴露，不为侯府所容，被赶到了城外的侯氏庄园（今李姬园，在商丘睢阳区西南七公里处）居住。李香君因被侯氏族人歧视，爱人又不在身边，终日郁郁寡欢，日久成病，终于含恨而死。年仅二十七岁。而此时侯方域并不在她身边。 陈子龙（1608～1647），字人中，更字卧子，号轶符、大樽，晚号於陵孟公。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陈子龙“生有异才”，“年弱冠，而才高天下。”列名复社，并参与创立畿社，为“畿社六子”之一。因与同郡李雯、宋徵舆时相唱和，又有“云间三子”之誉。他擅长诗文，当时与钱谦益和吴伟业齐名。因忧愤国事，指斥时政，风流放达，才情操守为士林所重。 孔尚任的正是依此而展开的，但孔尚任是借用这把桃花扇是喻前朝的。孔尚任写作时，几下扬州，在扬州梅花岭南明抗清名将史可法墓前徘徊，寻找的灵魂。桃花扇底送前朝，儿女浓情何处消，看似浪漫，但在孔尚任的笔下，这把桃花扇底却扇来了前朝多少萧瑟。“萧条异代微臣泪，无故秋风洒玉河”，道出了一个汉人对前朝眷念的楚心。 <h3>六、少年英雄夏完淳</h3> <h3>七、秦淮八艳</h3> 不久，南明朝廷党争再起，马士英为了阮大铖的任命与东林党和复社名士们大打口水仗。陈子龙的父亲曾经和马士英于1619年同时通过会试，颇有交情。陈子龙为了平息党争，亲自登门劝马士英撤回任命阮大铖提议。他认为，阮大铖入朝，会使党争重演。时势不可为，陈子龙的预言很快实现，他本人也很快被马士英、阮大铖排挤出朝廷。 那些钱又经杨文骢之手退给了阮大钺，阮大钺见状，大感脸面丢尽，咬牙切齿地说：“老夫有意与他们攀交，这些小子们竟如此气傲，看老夫将来有朝一日，一定要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两年后，即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侯方域因郁郁寡欢、心情郁闷而病逝，仅三十七岁，盛年而逝。 陈子龙随即以首谋被全力追捕，环绕着他的罗网便收紧了。起初他躲到了夏允彝兄弟夏之旭处。于是夏家受到追查。夏允彝的儿子夏完淳被捕，押送南京。到了南京，洪承畴被亲自劝降。夏完淳大骂洪承畴变节降清，遂被处死。夏之旭意识到自己也只有死路一条，于是就在当地孔庙里上吊自尽。被牵连之人达千人之多，“兜捕之后，凡能咀嚼者一人不留”。 方以智后来一直漂泊岭南，在平乐为清军捕获。清军在方以智的左边放了一件清军的官服，右边放了一把明晃晃的刀，让方以智选择。方以智毫不犹豫，立即奔到右边，表示宁死不降。满清将领相当欣赏他的气节，于是将他释放，听其为僧。方以智更名为弘智，字无可，别号药地。康熙十年（1671年）赴吉安拜文信国墓，在半道卒。 这番话把洪承畴说得啼笑皆非，满头是汗。旁边的兵士以为夏完淳真的不认识洪承畴，提醒他说：“别胡说，上面坐的就是洪大人。” 夏之旭自杀后，陈子龙东躲西藏，易姓李，号车公，辗转逃亡，终于于昆山被捕。清兵立即把他带到陈锦面前，陈子龙此时还留着长发。史书上记录的他在人世间最后的话是： 在南明覆灭中，李香君是最具浪漫主义色彩的一个悲剧人物。从李香君身上，可以看到南明悲剧的一个缩影。 董小宛与董鄂妃是不一样的美女，却是一样的命运——一抔黄土掩风流。 一共有四十出，是中国有史以来结构最好的历史剧，也是清代成就最高的一部戏剧。全剧以明朝复社名士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故事为经，以明朝亡国的大小事件为纬，举凡政治腐败、军事黑暗、党派争斗、贵族糜烂，种种情节，都波澜纸上，要人从“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告诉人一个政权，一旦“私君、私臣、私恩、私仇，南朝无一不私，焉得不亡？” 马湘兰是秦淮八艳中唯一没有经过1644甲申、1645乙酉国变的女子。 马湘兰与大才子王百谷曾是名噪一时的神仙爱侣，吟诗做画，许下无数海誓山盟，早有终身之约。马湘兰痴恋，终身未嫁，至数十载后仍未忘情。然而王百谷终究碍于物议和前程，始终不敢娶青楼女子为妾。 之所以能抓住南明倾覆悲剧中的最浪漫最销魂的题材，自然是与侯方域与李香君本身动人的爱情故事分不开的。桃花扇原是秦淮河名妓李香君身边时时带着一把绢扇，因为洁白的素绢扇面上绘着一幅色彩浓艳的桃花图，故称之为“桃花扇”。这扇面上的桃花，并非染料所画，而是以李香君的鲜血写成，上面凝结着她与情郎侯方域缠绵哀艳的爱情故事，也是她此生全部的希冀所在。 <em>1643年，在浙东东阳爆发了许都领导的反对贪官的运动，很短时间就攻克了附近几个县，明政府束手无策，绍兴府推官陈子龙凭借个人关系对许都进行了招抚，承诺保证他的生命安全，不料许都投降后却被巡按御史左光先处死。许都的生死之交郑遵谦在东阳起事后准备响应，被其父关在房里，才未能实现。1645年，郑遵谦起兵于绍兴，抗清而死。</em> 夏完淳五岁时，讲述精义，老儒不及；六岁时，接待父执，应对如流；九岁时，撰《代乳集》，其中《五贤祠》等诗流传至今；十二岁时，和人谈论九边烽警和攻守形势，娓娓可听，并拜其父之友陈子龙为师；十三岁时，效法父辈的结社活动，与杜登春等有志少年组织西南得朋会，成为畿社后继。 于是由文人和歌女共同镂刻成的秦淮文化，写就了中国娼妓文化最浓墨重彩、最有文化含量的篇章，这使得秦淮烟水罩上了一层旖旎色彩，浓艳得有如锦缎上落满了桃红化不开。 阮大钺是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的进土，多年在朝中为官，为人阴险诡诈，后被朝廷削籍免官，退到南京闲居。失位的阮大钺并不甘心就此埋没，他在南京广交江湖人士，暗中谋划，准备伺机东山再起。复社名士陈贞慧、吴应箕等人察觉了阮大钺的不轨之心，曾经作“留都防乱公揭”对他的阴谋进行了揭露，阮大钺既恼怒又害怕，只好闭门谢客，深居简出，只与马士英暗中往来。 这时朱国弼看到寇白门如此神通广大，便想重圆好梦，但被寇白门严辞拒绝了。她说：“当年你用银子赎我脱籍，如今我也用银子将你赎回，咱们这叫两不亏欠。” 在当时，男人们三妻四妾本来是司空见惯的事，但读书人另辟别室狎妓，人们就认为不太光彩了。陈子龙的祖母对此事大为恼怒，就曾指使儿媳妇们，领着一帮女眷冲到南楼，叫嚷着要撵走那个野娼妇。此事搞得陈子龙既伤了心，又伤了面子，处境极为尴尬。 1645年清军南下，朱国弼投降了清朝。这是很自然的结果，在爱情上不专一的人通常都是软骨头。不久朱国弼全家被迫迁入京师，被清廷软禁起来。为了活命，朱国弼想把包括寇白门在内的所有歌姬婢女一起卖掉，来赎他的性命。寇白门对朱国弼说：“若卖妾，所得不过数百金……若使妾南归，一月之间当得万金以报公。”朱国弼思忖后就同意了寇白门的意见，反正他现在一点出路也没有，还不如赌博一把。寇白门短衣匹马带着婢女斗儿归返金陵，很快在旧日姊妹的帮助下，筹集了2万两银子，将朱国弼赎出并释放。 其一：“念子久无际，兼时离思侵；不自识愁量，何期得澹心。要语临歧发，行波托体沈；从今互为意，结想自然深。” 至于南京，则有更多的记载，如钱谦益《金陵社夕诗序》云：“海宇承平，陪京佳丽，仕宦者夸为仙都，游谈者据为乐土。”这还是指万历前后数十年间事，到了崇祯年间，风月更盛。 1646年（顺治三年）六月，吴易听说满清任命的嘉善知县打算反正，吴易立即与那位官员联系，两人约好在嘉善见面。吴易随即赴宴，中了埋伏，被清兵擒获。嘉善知县将他交到了杭州府，知府即刻在草桥门外处死了吴易。 方以智的父亲方孔炤任湖广巡抚时被杨嗣昌弹劾下狱，方以智怀血疏讼冤，方孔炤这才得释。一时传为佳话。 第三编 1644之何去何从 第三章三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h3>一、张煌言</h3> 公元1644年，清兵入关，击溃李自成义军，攻陷北京，建立起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皇朝——大清帝国，然后挥戈南指。在消灭南京福王的弘光政权之后，遇到了南明流亡君臣和各地广大人民的顽强抵抗：鲁王朱以海称监国于浙东、唐王朱聿键立隆武帝号于闽南，桂王朱由榔建永历帝号于西南，分别拥有张煌言、郑成功、李定国及李过、高一功等强悍的抗清义军，为之竭诚转战。 终顺治一代，在江南半壁江山中，清军和义军一直进行着频繁的、激烈的流血战斗。直到公元1662年，八岁的爱新觉罗·玄烨（即康熙皇帝）即位时，唐王早巳就义，桂王与李定国已经前后殉国，郑成功与鲁王也相继病死，在全国范围内，仍旧高举抗清大旗的，只剩下闽浙沿海和台湾了。 当时，据守台湾的为郑成功之子郑经，此人庸庸碌碌，只知道据守一方，无所作为，不足为清廷虑。清廷所担心的，就是纵横浙海的张煌言。当时张煌言虽然虽势孤力单，但因为人忠义，素得军心民心，构成清王朝在东南的心腹大患。 张煌言（1620～1664年）字玄著，号苍水，浙江鄞县人，出身士绅家庭。张煌言十一岁丧母，父亲到北京担任小官吏，一直把他带在身边。当时，满洲贵族的后金政权（后改称清朝）派兵绕道进入直隶。敌骑蹂躏当地人民的惨况，给张煌言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由于明朝政治日益腐败，张煌言的父亲辞官回乡，课子读书，并请人教习武艺。张煌言十六岁参加县试，加考骑射，他三箭皆中，与试者无不惊服。 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顾炎武的嗣祖父顾绍芾去世时，他为了筹集丧葬费，不得已抵押了八百亩地产给同郡富豪叶方恒。叶方恒乘人之危，图谋仗势侵吞。 崇祯十五年（1642年），张煌言考中举人，还没有来得及去京会试，国内形势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一年，明朝军队在松山（锦州附近）和清军决战，再吃败仗，洪承畴投降满清，山海关外土地全部丧失。紧接着，1644年春，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取北京。明朝山海关守将吴三桂竟勾引清兵入关，联合镇压农民军，迫使李自成撤出北京。清军铁骑乃长驱直入，践踏中原大地，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年仅二十六岁的张煌言听说后，“愤不欲生”，为了挽救民族危难，毅然投笔从戎，开始了抗清的战斗生涯。 据说张煌言年少时放荡不羁，喜好赌钱，赢了钱后就呼酒买醉。有一天，他喝醉了躺在社祠中，梦中有个神仙对他说：“君宜自爱，他日成大事者，君也。”张煌言从此感悟，开始努力读书。（《海东逸史》） 与鲁王政权建立的同时，唐王朱聿键也被福建军阀郑芝龙拥立称帝。1646年，清兵进犯闽浙，郑芝龙降清，唐王被俘，绝食而死。张煌言匆忙辞别父亲妻儿，追随鲁王泛海出走。 鲁王在福建长垣再建临时政权，声威复震。奉鲁王之命，张煌言与定西侯张名振重返浙东，招集散亡，筹建军队，并图收复长江下游地区。这时候，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永历政权桂王朱由榔的军队，正在西南与清兵战斗。原张献忠部将李定国率军队攻克桂林之后，又攻入湖南，在衡州大败清兵，准备顺长江东下，特地约会张煌言东西夹击。 顺治十一年（1654年）正月，张煌言一战攻克崇明，然后与张名振溯江直上，在镇江登陆，并在镇江西北的金山驻扎了几天。但由于西南方面军队未按约定时候赶到，只好暂时撤回崇明岛。 两个月后，清兵大部分调离南京去迎战李定国，长江下游兵力薄弱。张煌言决定再攻南京，一路攻打重镇镇江，他自己则直捣南京。但由于福建郑成功方面的主力没有出动接应，同时，镇江方面的战斗失利，张煌言在战略上既处于不利地位，只得放弃攻城，撤回舟山。 这之前天下的局势是：李定国率军八万东出广西，下桂林，又攻入湖南、广东，“两蹶名王，天下震动”；同时，孙可望派刘文秀出击四川，克复川南；张煌言此时也接受了永历封号，也发动了攻势。按照实现计划，三方应该在长江会师，假若实现的话，江南一举可以收复。十分可惜，这次以钱谦益为核心精心策划的大行动失败了！ 郑成功不出兵是因为有他自己的小算盘，而西南方面军队迟迟不到，则是因为这时候永历政权正忙着搞内部争斗。孙可望大权在握，逐渐滋长称帝之心，挟永历朝廷以自重。永历帝如坐危城，为了自保，与朝臣合谋，偏偏在这个东西会师的关键时刻，两次召李定国统兵入卫。于是本来要赶去与张煌言会师的李定国从湖南匆匆回师广东，但不料永历帝谋泄，孙可望派人到安龙问罪，意图找出每一个参与策划以及与李定国联系的人；但永历皇帝禀性难移，不愿承认他自己的责任。于是孙可望将十八名朝臣下狱、杀害，这就是南明史上有名的“十八先生之狱”。这一史事，《明史》、《清史稿》和《永历实录》、《安龙纪事》等历史著作均有记载。在这种情况下，孙可望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自然也不会派刘文秀出师援助张煌言。 不久，李定国和郑成功在广东会师的计划也失败了，于是他率军亲赴安龙，打算从孙可望的控制下救出永历帝朱由榔。孙可望派人阻截李定国军北上，甚至下令“凡定国必过之地尽焚刍粮，以绝其归路”。1656年，李定国拥永历帝至云南，次年又大败孙可望，孙可望势穷降清。孙可望降清后，云贵虚实尽为清军所知。1658年，吴三桂率清军攻入云南。次年初，下昆明，永历帝出逃缅甸。李定国率全军设伏于磨盘山，企图一举歼灭敌人追兵，结果因内奸泄密失败。1661年，吴三桂率军入缅，索回永历帝，次年四月在昆明将其处死。7月，李定国在勐腊得知永历帝死讯，亦忧愤而死。 如此，自己人跟自己人斗了个翻天覆地，真是“亲者痛，仇者快”！纵观南明历史，这样的事情真是数不胜数。 就这样，钱谦益等人精心策划的长江会师计划由于南明政权内各怀心思，各自为战，忙于内耗，不幸而失败了。张煌言两次进军长江，尽管都不得已撤退，却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抗清斗志。 第二年，张名振“中毒卒，遗言以所部属煌言”（《清史·卷224·张煌言传》）。当时传闻纷纷，都说张名振之死是由郑成功下毒所致，“名振遇毒，议者皆咎成功，以故失浙海将士心”（邵廷采·《东南纪事》）。 1658年，永历帝朱由榔自西南遣使，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张煌言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于是，闽浙两处加紧备战，共图大举。 1659年春，清兵分三路攻入云南。为了牵制清兵，保住永历朝廷，再图恢复，张煌言驰书郑成功，请他火速出兵，北入长江。五月，郑成功率十七万精兵出发。张煌言率领本部将士六千人，与郑成功会师，并充任先头部队，挺进长江口。 张煌言既是一位以身殉国的民族英雄，也是一位造诣颇高的诗人，曾经受教于陈子龙。据《奇零草·自序》：他自成童便好为诗歌，既使军旅余闲，也不辍吟诵。然而明亡前所作早已散亡殆尽。但他一生为反清复明四处奔走，屡有倾厄，劫后所存，不过全鼎一脔，故名《奇零草》。《采薇吟》则为其隐居于悬山范岙后所作，附以被执后蒙难诸诗。张煌言的不少诗作反映了他十九年艰苦卓绝的抗清历程和东南抗清史事，有着厚重的历史内涵，故有“诗史”之称。由于张煌言的诗文在清一代被严厉禁止，流传甚少，又为其勋名所掩，故鲜为人知，至今研究者甚少。 张煌言率军担当突破江面封锁的任务，郑成功则派陆军去夺取江岸炮台。潜水士兵截断了拦江铁锁，张煌言立即指挥舰队进攻。这时，两岸炮台发炮如雨，清兵的木浮营也从水面顺流而下，万箭齐发。张煌言命令自己所乘的舰船直冲向前，将士们见此情景，更加拼力死战，一举夺下三座木浮营，江岸炮台的清兵竞相溃逃。随后，郑成功大军开到，全歼守敌，攻克瓜州。一时江浙大地憾动，湘赣鲁豫等省志士纷纷前来联系，准备响应。清廷上下震惊，顺治帝甚至准备“东还”了。 瓜州大捷后，郑成功率陆军攻取镇江，以阻遏敌人增援。张煌言则带水军直捣南京北面的观音门。不久，镇江克复。张煌言闻讯后，一面写信要郑成功加速从陆路直趋南京，以争取时间；一面命令部队昼夜行军，赶赴南京。六月二十八日，张煌言的水军抵达观音门。 黄氏的民权思想，一直影响到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邹容和陈天华等爱国志士。 五天以后，郑成功大军抵达南京城下。这时，张煌言派往上游的部队已攻取江浦城。芜湖的清将也请求投降。芜湖，是沿江关键重镇。郑成功请张煌言驻军芜湖，经营上游军事。 七月初七，张煌言抵达芜湖。他分兵四路：东出溧阳，西镇池州，北取和州，南入宁国。自己则驻节芜湖，总理军务。 长江两岸人民热望故国的军队，已有十五年了。张煌言这次率军到来，百姓争相传告，喜悦万分。地方官员也纷纷归顺投诚。旬日之间，光复城池竟达四府三州二十四县。部下水陆军也增至万余人。这时，湘赣鲁豫等省志士，纷纷前来联系，或提供敌军情报，或约期起兵响应。张煌言面对这一连串辉煌胜利，更是无比欣慰。他日夜部署诸军，拟直取九江，打通与滇黔联系的道路。一时江淮半壁为之震动。 就在这时，郑成功大军在南京遭受了严重挫折。原来张、郑分手后，郑成功疏于警戒，误中敌人缓兵之计。他没有分兵攻取周围城邑，而只是屯兵南京城外，静候清兵投降。七月二十三日，守城清兵倾城而出，发动突然袭击。郑成功仓促接战失利，大将余新、甘辉被俘，士兵伤亡惨重。 南京战败消息传到芜湖，张煌言立即写信给郑成功，要他切勿全军东撤，只要坚守镇江，自己还可保有上游各城，“天下事尚可图也”。可是，这封信已经无法送达了。郑成功在突遭失利之后，已放弃镇江，并撤出驻长江流域的军队，回师金、厦去了。 郑成功军队既撤，清兵便专一对付张煌言。张煌言孤军深入，兵少粮缺，陷入极端危险的境地，最后全军溃散。张煌言身边只剩下一个僮仆，在各地百姓们的掩护下，他辗转跋涉二千余里，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脱险回到浙东。随后，张煌言一面重整军队，一面总结经验教训，写下了《北征得失纪略》一文。1660年，张煌言率部回到临门。 这时，清廷企图乘张煌言和郑成功新败之际，一举消灭浙闽抗清力量。于是分兵数路继续扫荡。他们逮捕了张煌言的妻子和儿子，接着，下令沿海居民一律迁入距海三十里以内的地区，严禁舟船出海，企图断绝人民群众与抗清队伍的联系。 1661年冬，吴三桂带兵进入缅甸，俘永历帝父子，南明彻底灭亡。在云南边境艰苦转战的李定国次年病死军中。1662年，郑成功在台湾病故。其子郑经，在清兵扫荡下，被迫放弃沿海岛屿，撤往台湾。不久，鲁王病死在金门。 “国仇家难转相仍”，一连串不幸的消息使张煌言深深感到复国事业的艰难，却更加坚定了他至死不屈的决心。如今只有张煌言一支孤军屹立在临门。 在艰难危急的处境面前，有人建议退往台湾，依附郑经。张煌言认为，与其“偷生朝露，宁以一死立信”，坚持不肯撤退。张煌言和鲁王都有曾经为郑氏所制的切身体会，这恐怕是真正的原因。 张煌言和旧日部将阮春雷合军，集战舰百余艘，准备攻取福宁沿海。不料遭到阮部叛徒出卖，未能如愿。而清廷又纠集数倍于张的兵力前来偷袭。众寡不敌，这支抗清队伍伤亡惨重，只好退驻舟山岛。由于清廷强迫舟山岛居民全部撤离，再加上对沿海的封锁，使张煌言面临绝粮断炊的新困难。 当时浙江总督赵廷臣通过多种渠道，一再以帛书向张煌言招降，而张煌言也两次以坚贞的气节、铿锵的言辞拒绝了赵的诱惑。这里有一点殊可注意，那就是张煌言对满族入主中原的看法有了根本的转变。 张煌言在后一封信的开头就提出“古今来何代无废兴”，认可改朝换代是古代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种客观存在，不过“有志之士，尚谓人定可以胜天”，表现了自己“挽狂澜于既倒”的雄心壮志。接着，他又表示：“即使历运推移，朝市迁变，兴王每每宾礼胜国君臣，录用前朝宗室”，这种做法，不失为使“忠臣义士，戴新朝之盛德，慰故国之悲思”的有效措施。如果再能“省刑薄敛，偃武修文，与天下更始”，那就会出现“四海讴歌，群雄归命”的太平景象。这些言简意明的表达，足以证明张煌言已经看到了满清治下的成果，也看到了历史潮流的不可逆转。 自从在鲁王病死后，张煌言已经对前途感到完全绝望，尽管还有不少明朝遗民在四处奔走，郑氏还雄居台湾，但人心思定，大势已去；天下事，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能因为自己要以身殉国就硬要天下人陪自己也去殉国。这个时候的张煌言是相当沮丧的，在经过反复考虑后，他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解散了余部，自己隐居到南田的悬岙岛（今浙江象山南）。张煌言始终是一位抗清志士，而不是一个独善其身的人，这是他解散自己部下的军队后仍然没有像其他士绅那样去台湾的原因。 一天，张煌言手下的几个士兵驾船去舟山买米，被徐元撞见。他抽刀威胁众人供出张煌言的住址。几个士兵宁死不讲，被徐元一一杀死。最后剩下的一个船夫，在严刑拷打下供出了悬岙岛的处所。 七月十七日，张杰派出兵卒，乘坐张煌言的米船在午夜潜入悬岙岛。他们从岛后山背偷偷地攀到山上。张煌言从睡梦中惊醒，伸手抽剑，但已经迟了。一窝蜂冲进屋内的清兵紧紧地把他捆缚住。他们搜出了搜出永历帝颁发的“视师兵部”银印和九枚关防、张煌言诗文稿以及他与中原豪杰志士的来往密信两大箱。 十九日，张煌言被押到宁波——他阔别了近二十年的故乡。他头戴明朝的方巾，穿着葛布衣服，神情依然是那样的平和、坚毅，给聚集在大路两旁围观的百姓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清提督张杰设宴招待张煌言，张煌言拒绝了，只说：“父死不能葬，国亡不能救，死有余罪。今日之事，速死而已。”此外别无一语。 十几天后，张煌言被押往杭州，宁波人民闻讯赶到码头送行的竟有数千人之多。一出城门，张煌言下了轿子，向故国、家乡揖手告别，向送行的人们拱手致意。围观的人们都泣不成声。 在钱塘江畔，张煌言写下了“生比鸿毛犹负国，死留碧血欲支天”的悲壮诗句。他早已经明白复明无望，对满清的态度也有所改变，但依旧不失气节，这是中国千百年来士大夫们最可贵的舍身成仁的精神。这精神不因失败的结局而减色，它将永远光照千秋！ 当清兵大举南下时，黄宗羲愤而毁家纾难，和浙东人民团结在一起，展开轰轰烈烈的抗清运动。他组织起一支抗清的“世忠营”，有3000多人。后来他又联合了太湖一带的豪杰，抗拒清兵达半年之久。当他扼守的四明山寨被攻破后，黄宗羲渡海到舟山，依附鲁王，和张煌言等继续搞复国活动。其间满清悬榜缉拿黄宗羲，黄宗羲带着全家到处避难。在几年颠沛流离生活中，黄宗羲一家累遭祸殃，儿媳孙氏、儿子阿寿、孙女阿迎接连病死，故居两次遇火，所以，他悲愤地写下了“八口旅人将去半，十年乱世尚无央”、“半生滨十死，两火际一年”的诗句。 九月初七，清廷刑部公文到达杭州。这一天阴霾遮日，杭州城岗哨林立，一队骑兵押解张煌言来到弼教坊。他昂首遥望凤凰山一带，叹道：“好山色！”接着索来纸笔，口占绝命诗一首，命书吏抄录：“我今适五九（按：指四十五岁），复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然后，端坐就义。他的妻子董氏和儿子张万祺一直被羁管在杭州，已经在三天前被害。 与张煌言同死的还有幕僚罗纶、僮仆杨冠玉等。监斩官见杨冠玉长得眉清目秀，一副天真无邪，有心为他开脱。杨冠玉却断然拒绝道：“张公为国，死于忠；我愿为张公，死于义。要杀便杀，不必多言。”言罢跪在张煌言面前引颈受刑。时年仅十五岁。见者无不落泪。 “是日，骤雨昼晦，杭人知不知，皆恸哭”。（邵廷采《东南纪事》） 当时张煌言已经由一介书生成长为东南抗清的一面旗帜。夏燮认为：张煌言一死，而明运也随之山河日下，“遂以收有明二百七十年剩水残山之局，其所系岂浅鲜哉！” 张煌言死后二百四十三年，即公元一九零七年，一样反抗清廷统治的革命党人秋瑾被满清政府杀害。秋瑾的生前好友徐寄生、吴芝瑛冒着杀头的危险，将秋瑾的遗骨收葬在杭州西湖的西冷桥畔，附近就是岳飞和于谦祠，埋在西冷桥畔的还有著名的“何处结同心，西冷松柏下”的苏小小。不久，秋瑾的儿子王沉德将她的遗骨取出，归葬王氏祖籍湖南湘潭。辛亥革命胜利，一九一二年，革命党人将秋瑾的遗骨重新移回西湖孤山，隆重再葬。 <span>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 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惭将赤手分三席，敢为丹心借一枝。 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span> “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张煌言表明死后希望能葬杭州西子湖畔，与岳飞、于谦二墓为邻。宁波同乡万斯大、仁和张文嘉与和尚超直于是葬张煌言于杭州南屏山北麓荔子峰下。 傅山世出官宦书香之家，家学渊源，先祖连续七八代有治诸子或《左传》、《汉书》，卓然成家者。曾祖傅朝宣曾为宁化府仪宾、承务郎，祖父傅霖累官山东参议、辽海兵备，颇有政绩，其父傅子谟终生不仕，精于治学。傅山少时，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博闻强记，读书数遍，即能背诵。十五岁补博士弟子员，二十岁试高等廪饩。后就读于三立书院，受到山西提学袁继咸的指导和教诲，是袁氏颇为青睐的弟子之一。 张煌言在众多的南明人物中地位并不显赫，然而在长达二十年的抗清斗争中，他历尽了艰难险阻，处处以大局为重，几乎是一位无可挑剔的完人。黄宗羲为他撰写的墓志铭说：“今公已为千载人物，比之文山，人皆信之。余屈身养母，戋戋自附于晋之处士，未知后之人其许我否也。”后人将岳飞、于谦、张煌言并称为“西湖三杰”，为淡妆浓抹的西湖平添了一抹金戈铁马之色。 康熙二年（1663年），顾炎武幸免于文字狱“庄氏明史案”，但其好友潘柽章、吴炎等人惨遭杀害。 由于清朝对政治犯律令严苛，所以张煌言的坟墓仅黄土一抔，连墓碑也没有。但是，他的墓前常有“包麦饭而祭者”，“寒食酒浆，春风纸蝶，岁时浇奠不绝”。百姓们暗中敬仰自己的英雄，怀念自己的英雄。 柳亚子写有《吊鉴湖秋女士》：“漫说天飞六月霜，珠沉玉碎不须伤。已拼侠骨成孤注，赢得英名震万方。碧血摧残酬祖国，怒潮呜咽怨钱塘，于祠岳庙中间路，留取荒坟葬女郎。” 柳亚子（1887～1958）原名慰高，字安如，更名人权，字亚卢，再更名弃疾，又号稼轩，又字亚子。后为了统一名号，便用亚子。柳亚子十七岁至上海，入爱国学社，为蔡元培、章太炎弟子，始谈革命。他是南社的发起人。南社在形式上颇似明末的复社，是晚清的革命文学团体，成立于1909年苏州虎丘。南社具有浓厚的反满色彩，会员多为同盟会员；取名南社，就含有反对北庭的意思。柳亚子深受顾炎武、张煌言和夏完淳思想的影响，在诗歌上成就很高。他有《题张苍水集》：“北望中原涕泪多，胡尘惨淡汉山河。盲风晦雨凄其夜，起读先生正气歌。”苍水为张煌言的号。柳亚子在诗中借“胡尘惨淡汉山河”，号召抗清革命。1949年二月，柳亚子应毛主席的电邀，由香港启程进入解放区，后来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em>张煌言一生栖山横海，波澜壮阔，史学界素将他与郑成功、李定国并举。在这本书涉及到的所有人物中，笔者本人也最喜欢张煌言。按照正常的编排，张煌言应该放在第二编第二篇中，因为他虽然也是个文学家，但更多的是一个儒将，文艺上的成就远不及本篇中的其他人。不过因为笔者的私心，为了突出他个人，特意将他放在第三编本篇中的第一位。</em> <h3>二、傅山</h3> 受岳麓书院经世致用传统学风的影响，王夫之和一些思想契合的学友建立了行社。之所以取名为“行”，含意是它的宗旨绝非空谈，而是关注社会，切于实行。第二年，他又与志同道合的管嗣裘等组建了匡社，“匡”是纠正谬误的意思。这是一个以东林、夏社为楷模，讨论学术，纵谈国事，进行爱国活动的团体，从中体现出了王夫之心忧天下的精神风貌，也可以看出他一生的思想品格主要是在长沙奠定的。 傅山的事迹生平于正史记载即位简单，甚至连专门记载地方历史陈迹的县志、府志，也只见廖廖数语。然而他的声誉和影响却是相当之大，相当之深，毫不夸张地说，在太原地区乃至三晋大地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颇受人民群众拥戴。在整个山西乃至于全国也称得上声名遐迩，彪柄于后。 傅山（1607～1684年），字青竹，后改青主，别号颇多，诸如公它、公之它、朱衣道人、石道人、啬庐、侨黄、侨松等等，不一而足。先世居于大同，后徙于忻州（今山西忻县），到了曾祖傅朝宣一代时，移居太原阳曲（今太原北郊）西村。 如此可见，顾炎武与傅山是盛极全国二百余年晋商票号的首创者。 袁继咸，是明末海内咸知的鲠直之臣，提学山西时，以“立法严而用意宽”的精神宗旨，整顿三立书院学风，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他极重于文章、气节的教育，对傅山影响颇深，傅山亦以学业精湛、重节气得意于袁氏门下。袁继咸曾在朝为兵部侍郎，因为官清廉，为人耿直，敢于直言，得罪权贵魏忠贤之流，被贬为山西提学。崇祯九年（1636年），魏忠贤死党山西巡按御史张孙振，捏造罪名诬告袁继咸，陷其京师狱中，傅山为袁鸣不平，与薛宗周等联络生员百余名，联名上疏，步行赴京为袁诉冤请愿。他领众生员在京城北京四处印发揭贴，申明真相，并两次出堂作证。经过长达七八个月的斗争，方使袁继咸冤案得以昭雪，官复武昌道。袁继咸得雪之日，魏忠贤的走卒——张孙振，亦以诬陷罪受到谪戍的惩罚。这次斗争的胜利，震动全国，傅山得到了崇高的荣誉和赞扬，名扬京师乃至全国。 袁案结束后，傅山返回太原。他无意官场仕途，寻城西北一所寺庙，辟为书斋，悉心博极群书，除经、子、史、集外，甚至连佛经、道经都精心览读，掌握了丰富的知识；同时代人评价他“学究天人，道兼仙释”，“博极群书，时称学海”。 1644甲申年，傅山已经三十九岁了，他当时正受聘于三立书院讲学。对于一个山西人来说，满族人入关的威胁虽然也到了眼前，但更迫切的是已经兵临黄河，准备入晋的李自成农民军。所以，当东阁大学士、曲沃人李建泰号称要以“家财佐军”，并自请提兵督师山西，而且煞有介事地聘请傅山和另一位山西名士韩霖为“军前赞画”的时候，估计傅山是非常着急地就去与之会合了。这是那年正月的事情。 可是，事情的发展总是出人意料。傅山刚走到平定，李自成渡河的消息就已经传来，并且迅雷不及掩耳地攻占了河津、绛县、曲沃等地。虽然如此，但傅山仍然认为只要太原还在，就可以逐步收复汾河以南的地方，并且，只要山西河北还在，那北京的安全仍可保证，甚至有更进一步收复失地的可能。但是，本来就是希望带兵保护自己在曲沃的家产的李建泰却令他失望了。李建泰闻听“曲沃已破，家资尽没”后，竟然又惊又怕得了病，退到了保定。刚走到井陉固关的傅山不得已又退回了平定，并奉陪老母辗转于平定嘉山。他这时估计心情是很郁闷的。曾经在诗中以战国时著名的义士“晋鄙”自况，被天下称为“山右义士”的傅山还未曾施展身手，挽大厦于即倾的幻想就被现实击碎了。 事态的发展远比傅山想象的更为严重，腐朽的明政府在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摧枯拉朽的攻势下根本毫无还手之力。这年二月初八，太原被攻陷。很快，起义大军又经宁武、大同、宣化，一路直入北京。三月十九攻克北京，崇祯皇帝吊死在万岁山，三月二十二，李自成建国大顺，年号永昌。明朝亡了。 作为一个明朝的知识分子，傅山肯定会有天翻地覆的感觉，因为他所要维护的那一整套社会秩序已经崩溃，被称为“流贼”的李自成竟然登基做了皇上，这个世界成了个什么世界？仍然滞留在平定的傅山感到十分苦闷，觉得天下之大，似乎没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他在诗中写到“偃卧常蒙袂，何门可曳裾。” 家国之痛固然深切，但明的灭亡可能在许多人的意料之中，况且，历史上改朝换代的事情还少吗？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苦闷后，只要社会能稳定下来，傅山也会逐渐走出亡国的阴影。可是，更大的打击还接着就会来到。 四月，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带着清兵直入山海关，五月又攻入北京，做了没几天皇帝的李自成仓皇南下，满清摄政王多尔衮宣布定鼎燕京。“华夏”亡于“夷狄”了。 这年五月，傅山潜回还被起义军占领的太原，把他的母亲和儿子接到了寿阳县一个好友的家中。经过一段时间在归隐和抗清间的选择，他当然还是选择了抗清。傅山闻讯，写下“哭国书难著，依亲命苟逃”的悲痛诗句。 他拜的老师是寿阳县五峰山的还阳子郭静中，郭静中是当时有名的道士，颇多神异的色彩。傅山出家后，道号“真山”，因身着红色道袍，遂自号“朱衣道人”，别号“石道人”。朱衣者，朱姓之衣，暗含对亡明的怀念；石道者，如石之坚，意示决不向清朝屈服。可见，傅山出家并非出自本心，而只不过是表明一个忠君爱国、不与清王朝合作、保持民族操守的态度，而且也不用剃发留辫子，不用去做新政府的官，更重要的是，利用这个身份的掩护，傅山可以方便地四处从事抗清复明活动——道士云游是不犯罪的。 这年中秋，对于傅山来说，势必是个非比寻常的日子，他出家为道了。傅山本来便与道士们颇多交往——这种活动的思想根源是与古代读书人一贯的自命清高、遁世无为的“隐士梦”是一脉相承的，不过，在那样的一个时代下，这样不切合实际的幻想必然不可能实现。 到了杭州，浙江总督赵廷臣再一次劝张煌言降清，并保证清廷以兵部尚书原职起用，遭到张煌言拒绝。在狱中，张煌言大书《放歌》一首于狱壁，歌词有云：“予生则中华兮死则大明，寸丹为重兮七尺为轻。……予之浩气兮化为风霆，余之精魂分化为日星，尚足留纲常于万禩兮，垂节义于千龄！” 现在更可靠、确实的傅山反清活动的资料已经不好找了，如果从他写的诗来看，他的行踪大致是在盂县、平定、寿阳、祁县和晋源这一带，反清活动的效果怎么样，事实上，很有可能没有什么效果，一直到那年的重阳节，傅山还在盼望着反清的义师的到来或者是起义的爆发。依靠读书人要反抗一个政权，希望实在是渺茫的很。傅山有一个叫白孕彩的朋友，曾经秘密地收养了一个明朝宗室的后裔，但发现他竟越来越傻，于是感叹朱明王朝的气数果然完了，从此就消沉下去。傅山虽然不会这样消极，也一直在做实际的工作，但一次次的希望、行动最后都只有一个结果——失望。在那个甲申年将要过去，乙酉年将要来到的时候，傅山写了一组诗，其中有这么几句，“纵说今宵旧岁除，未应除得旧臣荼。摩云即有回阳雁，寄得南枝芳信无。”交织着对故国的留恋，对复国的希望，当然还有无可名状的忧愁和无可排解的失落。 傅山三十九岁那年就这样过去了，马上步入不惑之年的他应该是充满困惑的。 在那国破家亡的岁月里，顾炎武曾十下南京拜谒明孝陵，北上山东、河北，特别对河北的形胜之地做了广泛的实际调查，重点关注了山海关、居庸关、昌平、古北口等地，并多次哭吊位于昌平的明“十三陵”。经过多年的努力，山东、河北的地理形势，都一一装到他的胸中了。《营平二州地名记》、《昌平山水记》等许多军事地理名著，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写出来的。 清军入关建都北京之初，南明弘光政权在南京成立，全国抗清之潮此伏彼起，气势颇高。傅山心中一直渴望南明王朝日益强大，但他还未能积极有效地响应时，弘光政权和唐鲁政权相继覆灭，最后只剩了西南的桂王。傅山就在不断的希望中反复失望，这其中的痛苦可想而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傅山养成了喝苦酒的习惯。《清史》中说傅山“喜苦酒，自称老糵禅”（《清史·卷501·傅山传》）；其实，傅山哪里是喜欢那种干涩的苦酒，他只是要借苦酒来提醒自己，时刻不忘天下为满清所苦。 终于，在顺治十一年，傅山为早日北上驱逐清王朝，匡复明室，积极同桂王派来山西的总兵官宋谦联系，密谋策划，积蓄力量，初定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三月十五日从河南武安五汲镇起义，向北发展势力。然而，机事不密，宋谦潜往武安不久，即被清军捕获，并供出了傅山。于是傅山被捕，关押太原府监狱。羁拘期间，傅山矢口否认与宋谦政治上的关系，即便是严刑逼供，也只说宋谦曾求他医病，遭到拒绝，遂怀恨在心。一年之后，清廷仍然得不到傅山口供，傅山的门人弟子们又多方奔走，“门人中有以奇计救之”（《清史·卷501·傅山传》），于是清廷以“傅山的确诬报，相应释宥”的判语，将他释放。 1644年确实是相当混乱的一年，不仅对于傅山是这样，对于整个中国都是这样。每个人都被迫选择自己的路，选择的结果在360年后的人看来，并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就在这选择中，历史的沧桑一晃而过，留下了各种各样的身影，让后人评说。 松庄在太原东南。《双塔寺雅集记》曰：“出太原郡城东南行七八里，有寺曰永祚，双塔巍然，其下为松庄傅隐君青主所居也。”松庄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村北是丘陵，村南是一条漫长的沙河滩，每当雨季便有山洪从东向西流去。 傅山自谓侨公，那些“松乔”、“侨黄”的别号就取之于此后，其含意是明亡之后，自己已无国无家，虽居故乡，如居异域。他的“太原人作太原侨”的诗句，正是这种痛苦心情的写照。 康熙二年（1663年），昆山顾炎武寻访英雄豪杰，来太原找到傅山。顾炎武早就仰慕身在晋地、比他年长的傅山，两人抗清志趣相投，结为莫逆之交，自此过从甚密。以后傅山又先后与申涵光、孙奇逢、李因笃、屈大均以及王显祚、阎若璩等坚持反清立场的名人和学者，多有交往。尤其是曾在山东领导起义的阎尔梅也来太原与傅山会晤，并与傅山结为“岁寒之盟”。王显祚见傅山常住土窑，特为他买了一所房院，即今太原傅家巷四号院。 傅山与顾炎武除了谈政论文、诗歌唱和外，还一起创办了一些实业，组织票号，以作为反清的经济机构。 据方闻《傅青主先生大传年谱》考《明史》称：李自成陷京师得勋戚文武诸臣巨金。吴三桂降清攻李，自成奔还京师，火容金为饼，每饼千金，约数万饼。即以骡车纟困载运归西安。敌追甚急，骡马疲惫，沿途埋藏，至西安时只剩十之二三，沿途埋藏之金饼“遂多为晋人先后掘得之”。故山西富人厚赀财。世传傅山与顾亭林（顾炎武号亭林）先生友善，两先生密计经营票号，操纵金融，以图举大事，惟忌招祸败事，故其法只凭口授而不传一字。 梁启超《清代学术史》也说：“山西票号相传为傅青主、顾亭林所创办。”章太炎《顾亭林先生轶事》亦云：“近闻山西人言晋人得李自成金，由顾、傅设票号，立新规，天下俗从……有清一代票号制度皆顾、傅所创也。” 近代梁启超曾经说：“近世的曾文正（即曾国藩）、胡文忠（即胡林翼）都受他的薰陶，最近的谭嗣同、黄兴亦都受他的影响。清末民初之际，知识阶级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并且有许多青年，作很热心的研究，亦可谓潜德幽光，久而愈昌了”。 票号之前有镖局。据有关史料载这也与顾、傅二先生有涉。近代学者姚映川在《中国的帮会》一文中说：帮会的组织除西北堂、东南堂……而外尚有顾炎武、傅山、戴廷木式等山西的组织，为避免清廷的注意名为标局，后因此而产生山西的票号。顾炎武在江南谋革命不成，在山东又不能立足，乃至山西依傅山。 戴廷木式乃傅山老友，祁县人，其父戴运昌与李自成有故。李自成由北京京败退，赠白银若干给戴运昌，戴运昌即交其子廷木式用于反清事业。戴家又以拳术鸣世，故戴廷木式便与傅、顾密议设立镖局，为商人运送现款。当时山西人多在东北、蒙古、新疆经商，携运现款要雇用拳术精通之武人保镖，成立镖局既可赚得可观的佣金，又可掩当局耳目，还可以聚拢文武双全的人才。这对反清复明的大业是一举三得的上策。傅山与顾炎武参与其事的目的即在于此。 顾炎武和傅山三次在太原相聚，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顾炎武自甲申（1644年）以来，一直飘泊在外，二十多年来一直过着形单影只的羁旅生活，直到如今年近花甲膝下尚无子嗣。傅山十分关心友人的命运，作为医学国手他为友人诊脉，诊得“断可得子”，于是便多方为其物色配偶。顾炎武十分感激老友对他的关心，但他已过惯了这种萍踪浪迹的生活，而且已把这一生交给了献身的事业，就诙谐地写了一封《谢友人规纳宠书》，婉谢了老友的好意。 在顾炎武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依然惦记着傅山，他在临终前写的一篇文章中说：“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他崇敬傅山，把他比作秦末的高人隐者“商山四皓”，愿意永远和他“相随拾芝草”。 清初，为了笼络人心，泯除亡明遗老们的反清意识，雄才大略的康熙帝在清政府日益巩固的康熙十七年（1678）颁诏天下，令三品以上官员推荐“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联将亲试录用”。给事中李宗孔、刘沛先推荐傅山应博学宏词试。傅山称病推辞，阳曲知县戴梦熊奉命促驾，强行将傅山送往北京。 至北京后，傅山继续称病，卧床不起。清廷宰相冯溥并一干满汉大员隆重礼遇，多次拜望诱劝，傅山只靠坐床头，淡然处之。他既以病而拒绝参加考试，却又被康熙皇帝恩准免试，授封“内阁中书”之职时，仍不叩头谢恩。康熙皇帝面对傅山如此之举并不恼怒，反而表示要“优礼处士”，诏令“傅山文学素著，念其年迈，特授内阁中书，着地方官存问”。 傅山由北京返回家乡后，地方诸官闻讯都去拜望，并以“内阁中书”称呼。对此，傅山低头闭目不语不应，泰然处之。阳曲知县戴氏奉命在他家门首悬挂“凤阁蒲轮”的额匾，傅山凛然拒绝，毫不客气。他仍自称为民，避居乡间，同官府若水火，表现了自己“尚志高风，介然如石”的品格和气节。 在诗、文、书、画诸方面，傅山皆善学妙用，造诣颇深。其知识领域之广、成就之大，在清初诸儒中，无出其右者。傅山的书法被时人尊为“清初第一写家”。他书出颜真卿，并总结出“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于直率毋安排”的经验。他的画也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所画山水、梅、兰、竹等，均精妙，被列入逸品之列。《画征录》就说：“傅青主画山水，皴擦不多，丘壑磊珂，以骨胜，墨竹也有气。”他的字画均渗透自己品格孤高和崇高的气节，流溢着爱国主义的气息，在中国古典书画艺术中，博得后人的高度赞赏。 傅山在医学上，也有着巨大的成就。他内科、妇科、儿科、外科，科科均有很高的技术，而尤以妇科为最。其医著《傅氏女科》、《青囊秘诀》，至今流传于世，造福于人。傅山极重医德，对待病人不讲贫富，一视同仁，在相同情况下，则优先贫人。对于那些前来求医的阔佬或名声不好的官吏，则婉词谢绝。对此他解释为：“好人害好病，自有好医与好药，高爽者不能治；胡人害胡病，自有胡医与胡药，正经者不能治。”山西至今还有傅山医院，便是以他的名字命名。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初，傅山的爱子傅眉忽逝。傅山与儿子感情很深，两人经常卖药四方，共扶一车。年愈古稀进入风烛残年的傅山悲痛异常，再也经受不得如此打击，不久则撒手人寰，与世长辞，时年七十七岁。 但傅山强烈的民族感和深厚的才学性情，数百年后仍使后人的心弦为之颤动。 <h3>三、顾炎武</h3>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家喻户晓的八字名言为顾炎武所创，激励了无数后人。顾炎武在他的名著《日知录·正始》里写了一段精辟的话：“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他认为社会的道德风气败坏，就是亡天下，为了保天下不亡，每一个地位低微的普通人，都应负起责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名言就是这样来的。 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顾炎武生于江苏昆山东南的一个叫千墩的江南小镇。那是一个动荡年代的前夜，外有满清贵族崛起于东北，大有叩关南下之势；内有李自成农民起义如火如荼，席卷中原大地，明朝统治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顾炎武初名绛，别号亭林，字宁人，后世称为亭林先生。明朝灭亡以后改名炎武，号蒋山佣，昆山（今属江苏，历史上这个城市以生产优质麻布而闻名全国）人。他生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祖先世代明朝为官，到了他出生的时候家道已然中落。 顾炎武从小过继给未婚守节的“堂婶”王氏。从十岁起，顾炎武跟随嗣祖父读书。他的嗣祖父顾绍芾要求他读完，并告诫说：“现在有的人图省事，只浏览一下《纲目》之类的书便以为万事皆了了，我认为这是不足取的。”这番话使顾炎武领悟到，读书做学问是件老老实实的事，必须认真忠实地对待它。顾炎武勤奋治学，他采取了“自督读书”的措施：首先，他给自己规定每天必须读完的卷数；其次，他限定自己每天读完后把所读的书抄写一遍。他读完后，一部书就变成了两部书；再次，要求自己每读一本书都要做笔记，写下心得体会。他的一部分读书笔记，后来汇成了著名的一书；最后，他在每年春秋两季，都要温习前半年读过的书籍，边默诵，边请人朗读，发现差异，立刻查对。他规定每天这样温课二百页，温习不完，决不休息。 顾炎武的嗣母王氏还给他讲过很多历史上英雄人物的故事，深深熏陶了他幼小的心灵。这些对于他以后人格的培养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当时的江南继东林之后，再组复社。复社声气传遍天下，俱以娄东二张（张溥，张采）为宗主，是当时江南最大的政治学术团体。顾炎武年仅十四岁时就加入了复社。由于顾炎武博雅独行于乡里，和同乡挚友归庄为乡里人不容，有“归奇顾怪”之称。 瓜州地处运河与长江交汇处，是清兵南下增援的要路。在这里，清兵设下拦江铁锁，两岸又设西洋大炮数百门。狭窄的江面上，清兵还扎就巨大的木筏，筏上建筑城堡，浮泛水面，称做“木浮营”。真是水下鱼难过，天上鸟难飞。 在青少年岁月里，顾炎武广泛接触当时的名士大儒，讲学论道，以天下为己任。年轻时候的他就认识到科场应试无足轻重，也不走科举之路，经历两个朝代均没做官，只用心研学实用之学。顾炎武最恨一般知识分子的逃避现实。他说：“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他常叹谓：“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直接对当时文人无不以浮名苟得为务之风做了无情的批驳。这种沉痛与气魄，真是古今罕有。 当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很尖锐，年轻的顾炎武对此忧心如焚，他意识到自己对国家和人民应负的责任，十分注意身体锻炼，一边和好友们操练刀枪棍棒等作战武器，一边刻苦地练习骑术。有时被烈马一连摔落三次，肩背负伤，仍然坚持练习，终于骑术也练得颇为精熟。 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在入关后的第二年，南渡过长江，大肆屠杀江南民众。史可法扬州殉难以后，江南半壁战局每况欲下，但江南民众依然奋起抵抗。江阴、嘉定、昆山都爆发了激烈的抗清斗争，陈子龙、夏允彝起兵于松江（今上海松江），顾炎武和归庄起兵于昆山。一时抗清之势如燎原烈火，清廷派兵血腥镇压。 昆山军民跟清军激战二十一天，因为兵力悬殊，终于失败。七月，清兵陷昆山。归庄装扮成一个和尚溜走，得以死里逃生，之后他改名为“祚明”，以示不忘明朝之意。顾炎武也跑掉了，但是他的两个弟弟死在大屠杀中。 昆山和扬州一样被屠城，杀戮甚是惨烈。一些史料表明，昆山陷落那天，大约有四万多人死难。 顾炎武在他的《秋山》诗里记载了当时景象：“一朝长平败，伏尸遍岗峦”，“可怜壮者县，一旦生荆杞”。 <em>清兵在昆山的屠杀并没有使昆山的所有抵抗运动平息下来。顾咸建和顾咸正兄弟领导了零星的抵抗运动。顾咸建是大学士顾鼎臣曾孙，也是昆山人。他是崇祯十六年进士，授钱塘知县，参加了保卫杭州的战斗，当潞王朱常淓投降了满清后，他逃到了昆山。被捕后以不降而死。他的哥哥顾咸正因为在1644年在延安与农民起义军作战而闻名。北京陷落后，顾咸正回到了昆山，拒绝剃发，并参加了1647年陈子龙和吴兆胜领导的松江起义，后被俘遇害，五个儿子也同时遇难。顾家家族中的男性成员只有一个孙子幸免于死。</em> 起义失败后，顾炎武再回到家乡，发现他的生母被清兵斫断了右臂，而他的嗣母王氏已经在家乡沦陷后，绝食十天以身殉国。王氏是中国的全套旧女性：未婚守节、断指疗姑、得贞孝牌坊，最后在明末清初时期，以“我虽妇人，然受国恩矣。没有大故，必死”的信念，在六十岁时候，绝食十五天而死；遗命顾炎武“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这也成为顾炎武一生的信条，从此顾炎武自三十三岁到七十岁死去，都不肯做清朝的官。 顾炎武痛哭一场后，葬了他的继母，离开了他的家乡。他想渡海去投奔鲁王，还没有出发，鲁王政权已经覆灭了。顾炎武隐姓改名，在长江南北一带奔走，想组织一支抗清义军，但毕竟势孤力单，没能成功。 不久就发生了顾炎武溺杀家仆案。 傅山出狱后，反清之心不改。大约在顺治十四至十六年间，傅山闻听郑成功、张煌言屡屡战败清兵的捷报，曾南下江淮察看了解反清形势。当确感清室日趋巩固，复明无望时，遂返回太原，隐居于城郊僻壤松庄，开始了“松庄烟树十余年”的“侨居”生活。 清顺治二年（1645年）后，清兵占领了江南，但沿海和太湖一带还有零星的抗清活动，满清官府防备很严，发现有什么抗清嫌疑的人，就要加上“通海”的罪名，打进监狱。顺治十二年（1655年），叶方恒想吞没顾炎武家的田地，买通顾家的仆人陆恩，策划以勾结海上抗清武装的罪名告发顾炎武。顾炎武闻讯于当年五月潜回昆山，秘密溺杀了陆恩。于是叶方恒借机将顾炎武绑架，必欲置之于死地。后来，幸亏友人归庄等人及时营救，将这一案件告到满清松江府，但顾炎武也因此被满清官府逮捕，以杀人罪下狱。 顾炎武的朋友们为了搭救他，去找钱谦益帮忙。钱谦益表示，只要顾炎武承认是他的学生，他就能顺理成章地保顾炎武出狱。因为钱谦益投降过满清，那位朋友知道顾炎武一定不肯那样做，就自作主张，假造了一张顾炎武的名帖，送给钱谦益，算做拜钱谦益为师了。钱谦益果然以老师的身份出面周旋。钱谦益当时虽然已经不在朝为官，但他名气极大，许多门人都在朝为官；松江府见他出面，不得不卖了人情给他。 顾炎武被释放出狱后，知道了事情究竟，直怪那朋友多事，非要朋友去找钱谦益讨还名帖。朋友不肯讨还，顾炎武索性在大街上贴告白，声明那张拜钱谦益为师的名帖是假的，反而弄得钱谦益十分尴尬。 顾炎武出狱后，叶方恒派遣刺客尾随不舍，于第二年五月在南京太平门外将他杀伤；同时派人洗劫他在昆山的故宅，“尽其累世之传以去”。时局的险恶，豪绅的陷害，迫使顾炎武决意远离故土，到北方去游历，从而开始了他的颠沛流离的游历生涯。 正因为王夫之强烈的夷夏之辨思想，他的著作在清前期两百年一直埋没不彰，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才有邹汉勋、邓显鹤整理编校的《船山遗书》问世，但搜集不全，流传亦不广。以后，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又在金陵设局刊印较完备的《船山遗书》，使它的学说为人们所知悉，并立即受到全国，尤其是湖南士人的高度尊崇，从而对近代长沙和湖南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曾国藩借重他的重“礼”思想来强化保守的传统观念；维新人士吸收他“变化日新”的社会变动观倡言改革；辛亥志士利用他的夷夏之辨的民族意识进行反满革命；民国初年，刘人熙等人在长沙设立船山学社，创办《船山学报》，鼓吹保护国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长沙第一师范任教的杨昌济对王夫之的知行学说倍加赞赏，主张力行实践，并影响到青年毛泽东；直到今天，坐落于长沙闹市区的船山学社旧址和湘江西岸王夫之就读过的岳麓书院，仍吸引着人们去追怀这位杰出的人物。 1675年，他在衡阳湘江西边的石船山下筑草堂而居，度过了自己晚年的十七个寒暑。这时期，王夫之贫病交加，还受到清朝统治者的监视，常常早晨起来发现纸窗已被人捅破，表明有人暗中窥视他的行动。在艰难的处境中，王夫之毫不丧气懈怠，发孤愤以著述。 顾炎武不肯乘车或骑坐马匹，他牵的两头大骡子，驮满了图书资料，每到一处，就把实地考查结果和书本上的记载对照参看，做出科学而又详细的记录，纠正了前人的不少错误。他一生标榜“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在这两方面，他都立下伟大的风范。 梁羽生的名著中有位武功精绝、医术高明的傅青主，他博艺多才，重气节，有思想，有抱负，在武林中深孚众望。这位傅青主的原型就是历史上明清之际的仁人志士——傅山。 顾炎武回信说：“这里的百姓爱读经书，特别尊重德行高尚而不爱做官的人，并且敢讲真话，和其他省的人大不相同。这是大有希望的百姓啊！华阴地处山西、陕西、河南三省的交界处，地势险要，消息灵通。一旦天下有事，十里远的地方可以屯兵守险。大军东出潼关，争夺天下，实在有高屋建瓴之势啊！”这封信可以看出，直到晚年，顾炎武朝思暮想的，依然是反清复明的大业。他暗结遗民，曾经与台湾郑成功联络，可惜郑氏退守台湾后，私心自用，一心只想守护自己郑家的地盘，并无进取中原之心。 康熙二十年（1681年）八月，顾炎武由华阴往曲沃，县令迎他入城，十月他移寓进士韩宣家。第二年正月初四，寓主人韩宣设宴会亲，他还应邀出席，风采依然。八日早，他拟去答贺县令熊某及在官诸君，不料上马时失足坠地，于是“疾作，竟日呕泻”，第二天凌晨就永远离开了这个使他既留恋又厌恶、既热爱又憎恨的世界，享年七十岁。因为生前长前孑然一身，死后无子无嗣。 康熙七年（1668年），顾炎武在山西拜访完傅山后，出了雁门关，与曾三年前在代州订交的友人李因笃等二十余人“鸠资垦荒于雁门之北”。不久得知自己在《忠节录》“逆诗”案（即山东“黄培诗案”）顾炎武中受到牵连，为澄清真相，毅然南下济南投案。满清政府不由分说将他关进监狱。后来还是由李因笃等大力搭救，才取保出狱。 之后，顾炎武精心撰写的已引起当时许多学者的重视，纷纷向他提出转抄的要求，于是顾炎武于康熙九年（1670年）将已写好的八卷公开刊行。 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举起反清旗帜，顾炎武着悲喜交集的心情，在《哭归高士》诗中怀写道：“碧鸡竟长鸣，悲哉君不闻！”虽然他十分痛恨那些叛国投敌、为虎作伥的汉奸。 康熙十七年（1678年），当时朝议以撰修《明史》，特开博学鸿词科，征举海内名士。许多江南文士都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屈膝出去做官。顾炎武的同乡叶方霭等人也联合举荐他出来，顾炎武回信严词拒绝。 第二年，清廷还不死心，让主持编写《明史》的大学士熊赐履派了两个差人来到华阴，请顾炎武到北京做熊赐履的助手。顾炎武毫不迟疑，“刀绳俱在，无速我死”！他曾多次不惜一死来拒绝，最后终于完成了一个伟大的不合作主义者。 顾炎武不与清政权合作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他从不与清朝的名公巨卿有所交往，即使与自己的亲外甥，时任清政府高官的徐乾学弟兄，也很少走动。有一次，徐乾学坚邀舅舅到家中做客，他无奈去了，但拒绝饮宴，以表示不食清禄之义。后来徐乾学兄弟在江南替他买田置地，多次请他回故乡养老，顾炎武始终不肯南归。 康熙十九年（1680年），顾炎武原配王硕人于昆山病故。自顾炎武离开家乡，在外面飘零二十多年，从来没有再回过昆山，自然再也没有见过妻子。他吩咐仆人买来香烛等祭品，遥祭妻子。他恭恭敬敬地拜了几拜后，慨叹时事，回忆往昔，终于痛哭失声，颇见真情。山河碎，鸳鸯分，多少人不幸？想必在他心底深处，也有对妻子的一丝愧疚吧，因为他在家与国中，坚定地选择了国。 “贞姑马鬣在江村，送汝黄泉六岁孙。地下相逢告父姥，遗民犹有一人存。”这是顾炎武悼念妻子的诗。大意是：妻子逝世在遥远的江南小镇，送妻子入土为安的仅有六岁的侄孙。你如果在黄泉遇到年迈的父母，请秉告二老吧，明朝的遗民还有我这个人——沉郁苍凉，蕴含着感人的悲壮。这一年顾炎武已经六十八岁了。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作为一个江南文人，竟然留寓北方达二十多年，游历北方大地，无非是为了乘机而起推翻满清统治，其民族气节一直以来激励很多志士仁人。他的学问更是开了清朝朴学的先河，强调实用主义，反对理学的“明心见性”，都是旗帜鲜明的。对明朝后期的所谓心学，做了深刻的批判，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对于后世朴学，他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人物。他的政治思想，特别是他的民族性，对于后来的晚清的资产阶级革命有引导性作用。资产阶级革命家章炳麟在反对清朝政府的时候，特意自署名章绛，同顾炎武初名，可见顾炎武思想的影响力之深远。 史书记载，顾炎武“貌极丑怪，性复严峻”。他擅长理财，很懂经济，在山西创办了票号、钱庄，经营成绩卓越，在晋商中也是成功者；所以顾炎武虽然一生羁旅生涯，但并不贫困。他每游览到一地，大买庄园，大买媵婢，但住不到一、二年，即弃之而去，“终已不顾”。 顾祠于次年春天落成，架屋三楹，分南中北三个院落。1845年5月28日顾炎武先生生辰之日，举办了顾祠落成典礼仪式并开展亭林先生公祭活动。此后顾祠也成为儒臣学子们聚会、社交及讨论学术的地方。 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4年），距离1644年整整两百年，由何绍基、张穆等人策划，发起修建顾亭林祠，得到学子们的响应，由儒臣学士们集资，于顾炎武在北京寓居时间最长、著述取得重要成就的地方——报国寺之西南隅，修建了亭林先生祠（现宣武门南广内大街）。 康熙元年（1662年），顾炎武从河北到山西、陕西游历。到了陕西后，他不顾年高体弱，游历了关中的山山水水。晚年，他在华阴买了土地五十亩，决定就在那里垦荒。他认为华阴形势很好，退可守，进可攻，大可经营一番。这时候，他的一个侄儿从家里来信，认为陕西天气寒冷，土地也不肥沃，劝顾炎武回江南去。 鸦片战争后清朝内忧外患，国势每况愈下，京城无人顾及文化事业。顾祠在十几年中破败萧寂。 咸丰皇帝即位后曾思励精图治，咸丰六年（公元1857年），恢复科举以网罗人才，京城文坛一派热闹，亭林祠也香火重燃。1863年十月，名儒学士们又于顾祠公祭亭林先生，与会者议论重修顾祠，纷纷捐资，由报国寺住持负责操办，工程竣工后公推御史朱琦写《顾亭林先生祠记》一文，由书法家王锡振挥墨，刻碑石嵌于游廊东墙。 光绪二十九年（即公元1903年），末代名臣张之洞建议朝廷发明诏，将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三人从祀文庙。顾炎武去世260年后，又被他竭力抵抗的满清政府神圣化了，这是他生前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事情。 1910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终于灭亡，中华民国成立。民国十年，徐世昌继袁世凯之后任大总统，为标榜自己有别于北洋军阀，是文治派，提倡尊孔崇儒。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参议、故宫博物院管委会副委员长的王式通，住家离报国寺不远，发现动乱中顾祠已破败不堪，倡议筹资重修顾祠。1920年修葺，请大总统徐世昌亲自撰文“重修亭林先生祠记”，勒碑石于顾祠东墙。 三百年里顾祠虽几度兴衰，但都完整地保存了顾炎武的一批书稿、遗物，以及何绍基、张穆等人的字画。抗日战争爆发后，侵华日军占据了报国寺和顾祠，文物全部丢失。这大概是顾老想不到的又一件恨事。 <h3>四、黄宗羲</h3> 明末清初，有位大思想家宣布皇帝是“天下之大害者”，主张“无君”。他就是近代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者、爱国者黄宗羲。他的代表作《明夷待访录》，比卢骚的《民约论》还要早一百年光景，有人称它为“人权宣言”。黄宗羲同时代的思想家顾炎武说：“读了这部书，可以知道过去历史上所有帝王制度的弊端。”《明夷待访录》反对君主专则，主张民权，对清末的维新变法运动影响很大。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文中说过：“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 <em>归庄是归有光的长孙。归有光是明代著名文学家，人称震川先生，官至南京太仆寺丞。他的作品很有感染力，我们中学时读过的文言文《沧浪亭记》即为他所作。归庄是复社成员，是当时出色的画家和文人。归庄的弟弟为史可法的幕僚，在扬州十日中英勇殉难。明亡后，归庄隐居，贫困以终。他穷得没有田地，反而乐观地庆幸自己因此不用向满清政府纳粮：“稻香秫熟暮秋天，阡陌纵横万亩连。五载输粮女真国，天全我志独无田”。归庄作有长篇诗作《万古愁曲》，描述了从远古时代直到1645年南京陷落时为止的中国历史，慷慨悲歌，格调苍凉。据说顺治皇帝曾经在紫禁城的大殿中一边吃饭，一边特意让人唱这首《万古愁曲》。</em> 黄宗羲（1610～1695年），字太冲，号梨洲，又号南雷，浙江余姚人。他父亲黄尊素，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是有名的“东林党人”，在朝任山东监察御史，次年，为宁国府推官，走上了宦海生涯。 明天启三年（1623年），黄宗羲十三岁，在家乡通过考试，补为浙江仁和县（今属杭州市）博士弟子员。黄尊素奉调入京，升任山东监察御史，黄宗羲即随父母入京读书。黄宗羲深受家庭影响，重气节，轻生死，严操守，辨是非，磨砺风节，疾恶如仇，反对宦官和权贵，成为东林子弟的著名领袖。 当时明朝的政治极端腐败，朝廷实权掌握在以宦官魏忠贤为首的一伙佞臣手中。他们结党营私，为所欲为，穷奢极欲地攫取社会财富，又疯狂迫害正直官员，反对政治上的改革和改良，时人斥之为“阉党”。黄尊素是站在主张改革朝政的“东林党”一边的，是一位深怀忧国忧民之心的刚直人士。 天启五年（1625年）初，魏忠贤大兴冤狱，逮捕东林党领袖人物杨涟、左光斗等六人，次年二月，又逮捕应天巡抚周起元、左副都御史高攀龙以及周顺昌、缪昌期、李应昇、周宗建、黄尊素等七名官员。后又指使其爪牙，用极其残暴的手段将他们害死在诏狱。黄尊素于天启六年六月一日被害，年仅四十三岁，时黄宗羲十六岁。 当黄尊素被害的凶讯传到余姚，黄宗羲全家无比悲愤。祖父黄曰中激励孙儿为父报仇，写下“尔忘勾践杀尔父乎”八个大字贴在墙上。母亲姚氏对儿子说：“汝欲解我，第无忘大父粘壁书耳！”黄宗羲痛哭受教，决心效法春秋时代越王勾践的故事，立志卧薪尝胆向阉党报仇。 天启七年，朱由检即位，改元崇祯。崇祯元年（1628年）正月，黄宗羲写好为父申冤的奏疏，身藏铁锥，赴京颂冤。当他到达北京时，崇祯帝已经镇压了“客魏”集团，平反了天启朝冤案，但阉党孽种尚存，黄宗羲余恨未消。他在“谢恩”之后，即上书皇帝，请求诛杀参与陷害其父的许显纯、崔应元、曹钦程、李实等人。崇祯帝即传旨刑部，严加审讯。 同年五月，刑部会审许显纯、崔应元等阉党余孽。许显纯以自己是万历皇后的外甥，要求减刑。黄宗羲严辞驳斥，说：“显纯与阉构难，忠良尽死其手，当与谋逆同科。夫谋逆则以亲王高煦尚不免诛，况皇后之外亲！”结果，许、崔两人被判死刑。黄宗羲又痛打崔应元，拔了他的胡须去祭祀先父亡灵，还联合几个死难官员子弟，打死了直接杀害其父的牢头叶咨、颜文仲。 李实在受审时辩解说，当年诬陷黄尊素等人的公文，是魏忠贤指使别人冒充他的名义在盖有官印的白纸上填写的。但他做贼心虚，在审讯前给黄宗羲送银三千两，乞求其对证不追究他。黄宗羲严正拒贿，上疏说：“实当今日，犹能贿赂公行，其所辩岂足信！” 审判结束后，黄宗羲与死难诸家子弟在诏狱中门共祭忠魂，哭声传入宫廷。崇祯帝叹息说：“忠臣孤子，甚恻朕怀！” 黄宗羲入京颂冤，轰动了京城，也传遍朝野。据邵廷采所撰《遗献黄文孝先生传》记载：“当是时，先生义勇勃发，自分一死冲仇人胸……会审之日，观者无不裂眦变容。当是时，姚江黄孝子之名震天下。事定还里，四方名士无不停舟黄竹浦，愿交孝子者。” 当清兵入据北京之初，明朝一些官员在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为帝，建立了南明小朝廷。但它仅仅存在了一年时间，就被清朝灭掉。清兵趁势进犯浙江。浙江人民没有屈服，各地纷纷起义，保卫家乡。张煌言参加了宁波举义，并迎鲁王朱以海来绍兴监国。 明崇祯元年（1628年）秋，黄宗羲护持父亲灵柩南归，办完丧事，到郡城绍兴，跟随名儒刘宗周（1578～1645）学习。 <em>刘宗周后来曾经上书南明弘光皇帝，请求抑制江北四镇的势力，四镇中的将领高杰和刘泽清因而怀恨，曾派刺客去暗杀刘宗周。1645年明亡后，刘宗周以六十八岁的老翁绝食而死，给了黄宗羲伟大的身教。</em> 此后两年间，黄宗羲四出交游，结识了江南文社、诗社中许多名士，如张溥、陈子龙、吴伟业、周镳、钱谦益、陈贞慧等，并于崇祯三年（1630年）经周镳介绍加入复社，多次参加了复社、幾社、读书社的集会活动。还同时在南京参加了科举考试，结果落第还乡。于是，他重温父亲“学者不可不通知史事”的遗训，“愤科举之学锢人，思所以变之”，发愤攻读经史著作，从明十三朝实录到二十一史，“每日丹铅一本，迟明而起，鸡鸣方已，两年而毕”。此外，还广泛阅读了诸子百家之书，以及天文、地理、历法、数学、音乐、佛教、道教书籍。他自己家中的藏书不够读了，就“钞之同里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堂黄氏、绛云楼钱氏”。由此，黄宗羲名声大振，“一时老宿闻公名者，竞延致之相折衷”，其弟宗炎、宗会，“并负异才”，皆受宗羲之教而大有声名，“于是，儒林有‘东浙三黄’之目”。 黄宗羲不仅参加了复社的文学集会，而且参与了复社声讨阉党余孽阮大铖之流的政治斗争。著名的《留都防乱公揭》就是由顾杲、黄宗羲带头签名，当时签名的有一百四十余人。 1644甲申年春，崇祯上吊自杀，李自成率领大顺军进北京。接着，清兵入关，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四月，黄宗羲跟随刘宗周至杭州，召募义军，以谋复明之计。五月，明凤阳总督马士英在南京拥立福王称帝，建立南明弘光政权，随即起用刘宗周任左都御史，黄宗羲随之到南京。但马士英借拥戴之功，把持军政大权，排挤抗清派，并任阮大铖为兵部侍郎。 阮大铖在《留都防乱公揭》一事后为东林和复社党排挤，蛰伏多年，自然要修怨报复。阮大铖编造了《蝗蝻录》，诬指东林党人为蝗，复社人士为蝻，并根据《留都防乱公揭》的名单捕杀复社志士，企图一网打尽。黄宗羲与顾杲一起被捕入狱。幸而刑部掌院邹虎臣与顾杲是姻亲，故意拖延审讯。 1645年五月，清军攻下南京，弘光政权瓦解，黄、顾得以乘乱脱身。黄宗羲晚年回忆此事时说：“弘光南渡，止结得《留都防乱揭》一案也。”但此案虽然了结，而黄宗羲“半生滨十死”的艰险岁月，却仅仅是个开头。 但满清并不十分了解张煌言的心思，他的销声匿迹在敌人眼中看来是在酝酿更大的行动，因此他的存在使清廷极度不安，他们要竭力拔除这一颗“眼中钉”。满清浙江水师提督张杰绞尽脑汁，终于找到了一个张煌言的旧部徐元，叫他扮做行脚僧，在舟山探寻张煌言的踪迹。 康熙三年（1664年），张煌言殉难，黄宗羲感到恢复明朝事业已经无望，于是告别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改名换姓回到故乡，聚众讲学，著书立说。 黄宗羲晚年建龙虎山草堂于化安山，从事读书著述。黄宗羲学识广博，他坚决反对明末空洞浮泛的学风，倡言治史，开浙东研史之风，为清代史家之开山祖。史学之外，对经学、天文、历算、数学、音律诸学都有很深造诣。他留下了许多著作，最著名的就是他在54岁时写的划时代的《明夷待访录》。 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廷议修《明史》，特开“博学鸿儒科”，以延揽人才。叶方蔼向康熙帝推荐黄宗羲。黄宗羲的弟子陈锡嘏当时在北京任职，代为力辞。黄宗羲闻知后即致书陈锡嘏表示感谢，说他对叶氏举荐之事，“始闻之而骇，已喟然而叹”，而“喜兄（指锡嘏）之知我也”。又说如果让他“待诏金马”，无异于“断送老头皮也”。 康熙十八年，监修明史总裁徐元文、叶方蔼两位内阁学士，征聘黄宗羲的弟子万斯同、万言北上修史。黄宗羲从“国可亡，史不可亡”的观点出发，支持万斯同“以布衣参史事”，但他在赋诗送行时告诫他们“太平有策莫轻题”，表明其不与清廷合作的初衷。 康熙十九年，黄宗羲年已七十一岁，徐元文在康熙帝面前举荐黄宗羲参与修史，康熙帝下旨浙江督抚“以礼敦请”，黄宗羲仍然托病力辞。但他这时亲眼看见满清的统治卓有成效，他对康熙帝恐怕已经不太反感了，在给清朝官员的信中写道：“羲蒙圣天子特旨召入史馆……时以老病坚辞不行，圣天子怜而许之。”这较之《留书》中骂清统治者为“夷狄”、为“虏酋”，已经大不相同。所以，他自己虽不应聘，却派遣自己的儿子黄百家到徐元文主持的明史馆去修史了。 黄宗羲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从俭而葬”，使“百家不敢不遵也”。他长逝后，葬在家乡余姚城东南十公里的化安山下的龙山东南麓（现属陆埠镇十五岙村）。这一带三面青山环抱，林木葱郁，鸟语花香，景色宜人，正如黄宗羲诗中描述的：“昔年曾此作邻家，依旧水声彻夜哗。风景过清销不尽，满溪明目浸桃花。”儿孙们遵照遗嘱办理葬事，并由清初著名史学家鄞县全祖望撰写神道碑文，肖山毛奇龄撰写墓志铭。 “文革”中，黄宗羲墓被毁。 这里提下黄宗羲的弟子万斯同和《明史》的修撰。 万斯同，字季野，浙江鄞县人，幼年即阅读古书及家藏明朝史料文献；后与兄万斯大一起从著名学者黄宗羲学习，尽窥其史学蕴奥及治世致用的学问精神。康熙八年（1669年），他在越城（绍兴）姜定庵家，精读姜所藏明十五朝实录，并参以其他野史、笔记等，从此熟识明代史实，为以后写明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康熙十八年（1679年），应都总裁官、大学士徐元文之请来到北京，居其家中。当时修史之人，都可拿七品俸禄，称翰林院纂修官，但万斯同因祖宗四代效忠明朝，又受其父万泰、其师黄宗羲忠于故国思想的影响，不愿做清朝官，所以他不署衔，不拿俸禄，只作为徐氏门客，以“布衣”身分参加史局。与一般的总裁、编修不一样，万斯同是作为总审稿人参与纂修的，对明史稿的最后定稿起了关键作用，据后来全祖望在《万贞文先生传》中说：万入史局后，“诸纂修官以稿至，皆送先生复审。先生问毕，谓侍者曰：取某书某卷某页有某事当补入，取某书某卷某页某事当参校。侍者如言而至，无爽者。《明史稿》五百卷，皆先生手定。”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四月初八，万在京师王鸿绪家中去世，为《明史》可谓耗尽了毕生的精力。黄宗羲《送万季野北上诗》所说：“四方身价归明水，一代贤奸托布衣。”（《南雷诗历》）即反映出万斯同在《明史》修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明史》是清代官修的一部反映我国明朝（1368～1644年）历史情况的纪传体通史。全书336卷，其中目录4卷、本纪24卷、志75卷、表13卷、列传220卷，其卷数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但其修纂时间之久，用力之勤却大大超过了以前诸史。修成之后，得到后代史家的好评，认为它超越了宋、辽、金、元诸史。清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31中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1644年3月，农民军攻克北京，明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而死，明朝灭亡。次年5月，即顺治二年五月（1645年），清朝政府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奏请下，即下令设立总裁官、副总裁官，开始纂修《明史》。但是因为当时南方各地的抗清斗争如火如荼地开展，而清朝政府反动强暴的“剃发令”又引起了江南老百姓的坚决反抗和抵制。在这种战火纷飞、政局动荡的情况下，当然是无暇顾及修史的。 朝廷的意图也主要是想借此宣布明朝已经不复存在，以及笼络明朝遗老及降清明臣。加上当时明朝的大量档案、邸报等材料也没来得及整理，史料非常缺乏，因此纂修工作并未实际展开。直至康熙十七年（1678年），随着三藩之乱的基本平定，政治局面完全稳定，经济、文化各方面得到恢复和发展，人力、物力得到充实，明朝史料也大量发掘整理，修《明史》的条件已经成熟了，才正式开始《明史》的纂修工作。这一年，康熙试博学鸿儒143人于体仁阁，取上等20人，二等30人，命他们组成班子，纂修《明史》。但康熙也带有强烈的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的政治目的，对修《明史》并不特别热心，因而纂修工作也就时紧时松，用了将近50年的时间。直至康熙去世、雍正继位之后才完成四部《明史》稿本，一种是313卷本，一种是416卷本。这是所谓万氏《明史稿》，即由民间史学家万斯同审定的两种明史稿本；另外两种是王鸿绪分别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进呈的205卷本（列传部分）及雍正元年（1723年）进呈的310卷本，但王鸿绪这两种稿本完全是在万氏稿本的基础上删削而成的。 经过近50年的努力（1878～1723年），《明史》纂修的主要工作可以说已经基本完成了，雍正元年（1723年），清廷重开史局，以隆科多、王顼龄为监修，张廷玉为总裁，在王氏《明史稿》（310卷本）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增损、考订、修改，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二月，由大学士张廷玉进呈，乾隆四年（1739年）正式刊行，《明史》终于完成了。如果从顺治二年（1645年）始修算起，直至乾隆四年正式刊行，《明史》的纂修至刊行经历了近一个世纪。 《明史》经三次纂修，延时近百年，经手之人众多。第一次纂修时诏谕中提到的总裁官有冯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第二次纂修时，监修都总裁官有徐元文及李霨、王熙、熊赐履、张玉书，总裁官有叶方霭、张玉书及徐乾学、汤斌、陈廷敬、王鸿绪，另有编修、检讨50余人。此外还包括一些未入史馆或不署衔的人，如“布衣”万斯同等；第三次再修《明史》时也有总裁张廷玉、朱轼、徐元梦以及纂修官23人，最后由张廷玉进呈于皇帝。可见，《明史》经过三代学者精心撰写、勤奋钩考，历时近百年始告完成，因而它成为二十四史中的佳作之一也就不奇怪了。而《明史》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功，其功最伟，用力最多的当数万斯同。 <h3>五、王夫之</h3> 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因晚年隐居于衡阳石船山，所以人称船山先生。 王夫之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父亲、叔父、兄长都是饱学之士，他自幼受家学薰陶，从小颖悟过人。四岁人私垫读书，七岁读完了《十三经》，十四岁时，王夫之一方面跟父亲王朝聘学习经义，另一方面又大量阅读各类书籍，成为一少年才子。 1638年（明崇帧十一年），十九岁的王夫之来到长沙岳麓书院读书。当时担任岳麓书院山长的是颇负盛名的吴道行。书院内书声朗朗，聚集了一批志向远大、刻苦勤学的青年士生。王夫之在这里饱览藏书，专注学问，与师友们“聚首论文，相得甚欢”，为以后的学术活动打下了良好基础。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满洲人仍然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不可离散的兄弟同胞，况且，历史也已经证明了，清朝的皇帝虽然使中华民族蒙受了从来没有的屈辱和磨难，但毕竟也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了近两百年太平的日子，比明朝荒唐、昏庸的君主还是要好不少，但那时的人尤其是掌握着话语权的读书人可不这么想。他们终身在“夷狄之有君，不若华夏之亡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环境下生活，亡国尚可接受，但被异族还是野蛮的异族统治却无异于“亡天下”。还有一点，就是“气节”，即使在现在看来，满洲人当皇帝是大势所趋，但像洪承畴、吴三桂那样出卖自己民族的人，毕竟是可耻的。傅山也不能例外，此时的心情可以用他写的诗概括：“日夕直盼死，涕零吊屈时。”另一方面，傅山也写了不少奋发准备抗清的诗，比如“仰天看怒云，惊如义旗移”。 1643年（明崇帧十六年），王夫之考中举人，北上会试不成返回家乡。不久，李自成农民军进入北京，清兵入关，明朝灭亡。王夫之悲愤欲绝。 1645年，清军下湖南，王夫之与管嗣裘等于衡山起兵抗击，事败逃亡肇庆，任南明永历政权行人司行人。因反对王化澄，几陷大狱。又赴桂林依瞿式耜，桂林陷落，瞿式耜死，王夫之隐遁山林，流落零陵、常宁的荒山野岭之间，隐居写作了《周易外传》等书。 张煌言生前有诗云： 他的儿子王在《行状》中这样描写父亲：“自潜修以来，启瓮牖，秉孤灯，读十三经。廿一史及朱张遗书，玩索研究，虽饥寒交迫，生死当前而不变，迄暮年，年羸多病，腕不胜砚，指不胜笔，扰时置楮墨于卧蹋之旁，力疾而纂注。” 在湘西草堂的十七年，是王夫之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他刻苦撰著，为后人留下了极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后人称他“其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发明，洞庭之南，天地之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耳。”王夫之这种坚毅不拔的精神品质，正是湖南人性格的一个写照。 王夫之一生著述共达一百余种，四百多卷，体系浩大，内容广博，在哲学思想、社会政治思想各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发挥宋代哲学家张载的“气”一元论观点，认为世界是以“气”为物质始基而构成的，并由此出发，坚持“道”（规律）必须依存于“器”（客观事物），一旦“器”变，“道”也就必定变化。这是一种唯物的自然观。 王夫之的另一个重要哲学观点是宇宙间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地变动，动是绝对的。他提出天地万物“变化日新”的见解，认为一旦事物不动，就必趋腐败，“守其故物而不能日新，虽其未肖，亦而死”。不但自然界如此，社会历史的发展也是如此，总的趋势是“世益降，物益备”，即一代胜过一代，即使是被人们美化为理想社会的远古“三代”，实际上也远不及现今之世。因为历史是发展的，时代是变化的，所以王夫之赞成随历史的变化而进行社会变革，他强调：“三代之法，不可挟以为名，治后世之天下。”思是古代好的法令制度，不一定对现今适用，必须针对实际情况加以变更，在知行关系上，王夫之提出知行统一的观点。他说：“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必矣。”就是说“行”是“知”的基础，不“行”就得不到“知”。所以“知者非真知，力行而知之真。”从这重“行”出发，王夫之认为一切学问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致用。显然，这是对湖湘学派务实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在政治思想上，王夫之接受了程朱理学中关天“礼”的阐述，坚持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主张“尊其尊，卑其卑，位其位。”但另一方面，王船山又反对绝对君权，如果君言不为“天下之公”，以一己私利而获罪天下百姓，就必须革除他的君位。虽然王夫之所持行的还是传统的封建伦理纲常，但他能在明清之际提出限制绝对君权，就已是难能可贵了。 王夫之身处民族矛盾极为尖锐的时代，因而思想中民族意识极为强烈，他特别强调夷夏之别，把它提到“古今之通义”的程度，认为君位“可禅可继可革”，但绝不能落入“夷类”之手。于是，王夫之把几千年来传统的大汉族中心观发挥到了极至。抗清复明失败后，就隐居石船山的“湘西草堂”从事撰述，拒不入仕清朝，最后以明遗臣终生。 顾炎武的旅行治学，并不是简单的游山逛水或为学术而学术，而是在特殊情况下，抱着“纪政事，察民隐”的目的，以“体国经野之心”，去“登山临水”寻求经世致用的有补于国计民生的道理。凡社会风俗，民生利弊，必亲历体察；于地理考证，不完全依赖文字记载，而重视实地调查。一年之中，他有一半时间是住宿旅店的。定居北京后，仍然继续活动，足迹几乎踏遍了北京郊区各地。 在湖南古代史上，对湖南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影响最大的人物是王夫之。在王夫之之前，湖湘子弟所推崇德乡先贤是周敦颐；道光年间，王夫之的著作由新化邓显鹤为之刊布流传，于是王夫之便取代了周敦颐，成为湖南人所崇拜的新的精神偶像。周敦颐生当太平，王夫之身历世屯，两人生平经历大有不同。王夫之的出现，不只是结束了过去那种空疏的高谈理性不切诗实际的学风，更主要的是开创了一种将理学与经世致用结合的新的学风。于是，湖湘文化便因王夫之而发扬光大。 当时，南京守备疲弱，士兵情绪低落。这时，如果郑成功大军及时赶到，南京一攻即破。可惜郑成功仍取道水路，行进迟缓，而清兵却从滇黔方面撤回一部分兵力，日夜兼程赶来，攻城良机终于失去。 维新志士谭嗣同更称王夫之的学术和思想“空绝千古”，“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下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王夫之与黄宗羲、顾炎武一起被誉为明未清初学术界的“三先生”。三先生辉煌的学术成就，对后世造成极大的影响。 |
免责:该文章采集于网络,相关权利归相关人所有!!!本站不承担任何责任!! 更多文章: 1024社区 xp1024.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