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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归来·毛泽东与李宗仁》 卷一 红军长征过广西 第一章 桂军对红军将“打尾不打头” （1934年11月，天津—桂北） 天边那苍苍郁郁的都庞岭的轮廓，已经越来越显目。峰峦耸峭，崖谷深邃，山色苍茫。一大一小两部汽车沿着蜿蜒起伏的山间公路，在这五岭山的支脉中盘桓疾驰。大车里坐着好些全副武装的士兵，小车后排坐着两个身板端正、风尘仆仆的中年军官。车子越驶近他们要去的都庞岭南端的险要关隘龙虎关，天空越显得阴沉，偶尔还洒下几点小雨。 车子所过之处，沿途可见公路两旁，大批民工在簇簇拥拥地修路面、架桥梁，连老人、妇女、儿童也掺杂在人群中劳作。车速因而时疾时慢。有时还会遇到民团的队伍在行军调动。驶过坡顶或是镇口，还可以望见民工们在紧张地赶修碉堡、挖工事。由荷枪的士兵或是民团武装把守的沿途关卡，似乎得到了关照，对这两部落满尘土的汽车不加以阻挡与盘查，挥旗示意，畅通无阻。刚才，有支在行进中的民团队伍停了下来，戴礼帽、挎驳壳枪的头子大声叫喊着，命令队伍紧靠路边，把这狭窄的路面让出来，给汽车驶过。戴礼帽的头子还摘下帽子朝小车里的军官挥了挥，笑着打招呼。小车里年纪稍大那位军官嘴角露出一丝满意的微笑。此人确实身份不凡。他就是桂系军队的首脑人物白崇禧。他当时刚41岁，已在军界大名鼎鼎。他30来岁时，正逢国共合作，革命军北伐，他雄心勃勃，才气横溢，以北伐军副参谋长兼东路军总指挥身份，指挥部队打了好几次胜仗，尤其是龙潭之战，血战七昼夜，消灭了孙传芳威胁南京的渡江部队，使他“小诸葛”的名声远扬。在车里坐在他身旁年纪稍轻的军官是他的高级参谋刘斐，当时35岁。这一带充满了火药味。看样子，好像要在这一带打一场大仗。 这是1934年11月21日。 确实，蒋介石坐镇在近千公里外的南昌行营里，已经布置好了在五岭南边湘江以东的地区打一场围歼长征红军的大战。 中央苏维埃根据地的红军主力于1934年10月中旬开始撤离瑞金。这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的战略大转移（也就是以后震惊中外的长征）。中央红军号称10万人，实际上连中央机关人员在内共8.6万人。蒋介石在红军前进的路上设置了四道封锁线。10月21日晚间，红军迅速占领了王母渡、韩坊、固陂、新田等地，突破了蒋军的第一道封锁线。10月25日，红军全部渡过赣南的信丰河，从南康、大庾岭边缘地区进入广东境内。红军在很短时间内顺利地通过第二道封锁线；11月3日，已进入湖南的门户汝南地区。从蒋军东路军占领瑞金所得的资料，及红军大规模西进已暴露出明显的行动意图：不是战术机动，而是战略转移；不是南下，而是西进，沿着当年8月份任弼时、肖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西进的旧路转移。蒋介石马上调兵遣将，南昌行营里函电交驰，部署了湘江战役，由桂军在桂北的湘江堵截，与中央军、湘军三方面形成铁三角合围，聚歼红军于湘江之东岸。 龙虎关山势雄浑，关口险削，易守难攻，确是一道雄关，难怪古人冠以“龙虎关”的威名。自古以来，这是沟通湘桂交通的咽喉。到了龙虎关，白崇禧也不歇脚，与刘斐攀关而上，站到关顶的高坡上眺望。攀山感到热，他解开了军上衣的几颗扣子，纵目向西北望去：都庞岭以西，湘江以东，兴安以北，全州以南，这块新月形的三角地带，在广西东北境内，山环水绕，川谷交错，平川田陌之中，异峰突起，风光秀丽，湘漓二水在兴安分流。两千多年前，连秦始皇都重视这块地方，设桂林郡，采巨石砌灵渠以分湘漓，其工程构思精妙而场面浩大，堪称奇迹，足以与四川的都江堰媲美…… 白崇禧望着想着，直感到要是按老蒋部署打这场恶仗，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他想着这场仗，身子顿生凉意，又伸手扣起军衣，并向陪同人员询问都庞岭另外三道关的近况。都庞岭坐落在湘桂两省之间，岭东是湖南省的道县与永明县（今江永县），岭西是广西的灌阳县与恭城县。两省以雄险难攀的岭脊为界，南北走向，其间有清水关、永安关、雷口关、龙虎关四道关口，尤以最南端的龙虎关为重要。白崇禧想到，红军要是从湘南西出龙虎关，即可西逼桂林，南指梧州，无异于一把尖刀捅入广西腹地。白崇禧冷然一笑，对刘斐说：“为章兄，要是按照老蒋部署，将我们的主力摆在灵川以北的湘江沿岸堵截，岸边既无险可守，我们势必背水一战，将我们广西两万子弟兵拼掉——” <h3>突击</h3> 刘斐把话头接了过来：“其结果，将压迫红军西出龙虎关，我们苦心经营几年的广西大好局面就葬送了。” 几颗冷雨打在白崇禧的脸上。他的心顿时沉了下来—— 自从蒋桂战争以李宗仁、白崇禧失败流落香港、越南而告终，历史又给李、白以机会，1930年后，他俩加上黄旭初称“李、白、黄”三雄重新统辖广西。他们痛定思痛，励精图治，据地自雄，喊出“重建广西，振兴中华”的口号，实行“三自”（自治、自卫、自给）“三寓”（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政策，经营数年，颇有起色，被称誉为全国“模范省”。白崇禧深知其中重要原因，是因为江西朱毛红军的存在，使蒋介石暂时无力用军事手段来对付反蒋意识很强的广西及其友邻广东，使他们在这几年间获得了喘息与发展的机会。怪不得刘斐曾说，江西红军的存在已经成为广西防御蒋介石吞并的屏障。因而，一年多以前，也就是1933年夏天，蒋介石要李宗仁、白崇禧派兵去江西参加“协剿”红军，白崇禧虽然不得不派了两个团，后来又增加两个团；但是，部队临出发，白崇禧又单独对率队的四十四师师长王赞斌面授机宜，谆谆叮嘱：“广西地瘠民贫，养不起兵，而老蒋又时时想解决我们。不能不多养一些兵，以图自存。现在派你们两个团去剿，必须换回四个团的补给来（那时，蒋介石对“协剿”的部队答应补给经费，而中央军的编制大，待遇高，所以两团人的兵力可以换回四团人的经费）。同时，你们也不能损失一个兵，一枝枪。这是主要原则。”所以王赞斌到达江西后，只实行深沟高垒、封锁红军和遥相对峙的政策，避免与红军接触，即使有时派些部队出击，不论胜败，都迅速撤回原防，不许胶着，力避损失。现在江西红军败了，广西马上面临生存威胁。1934年10月下旬，红军转移的消息传来，白崇禧立即动员广西几十个县的民团民工到桂北修三道碉堡防线。11月上旬，蒋介石给李宗仁、白崇禧发来电令，要桂军在湘江堵截红军。当晚，李宗仁、白崇禧在南宁的四集团军总部大院后楼连夜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谋商对策。省长黄旭初、四集团军参谋长叶琪、第七军军长廖磊、第十五军副军长夏威等都参加了会议。李宗仁在会上说：“中央理应在江西四方筑碉，重重围困，将红军就地消灭。如今要网开一面，也应将缺口开向闽、粤两省，把红军驱至沿海，便于就歼。 <h3>白崇禧的心事</h3> 会散不久，白崇禧又接到潜伏在上海的桂系心腹王建平密电。王建平与白为保定军校同期同学，王又是平乐人，两人私交甚厚。王建平已混入蒋军中央参与机要，常住上海，不断为白搜集情报。王的密电报称：“蒋介石采取政学系头目杨永泰一举除三害之毒计：压迫红军由龙虎关两侧地区流窜平乐、昭平、苍梧，更以主力向东驱逐其入广东新会、阳春地区，或者沿罗定、廉江逼入雷州半岛，预计两广兵力不足应付，自不能抗拒蒋军的大举进入，如此则一举而三害俱除，消灭了蒋的心腹大患。” 白崇禧读罢电报叹道：“好毒辣的计划！我们几乎上了大当。”白崇禧当即找李宗仁密商。李宗仁读了电报，也觉得事态严重。据从南昌行营得悉的朱毛红军动态，红军先头部队已出现在湘南的嘉禾，离都庞岭只隔宁远、道县两县之地了。这几天，他们两人不止一次闭门密商：要不要同共产党采取妥协来对付蒋介石？他们上个月曾从广州方面“南天王”陈济棠的一个亲戚那儿得到消息，说陈济棠在和周恩来搭线。如今，从朱毛红军如此顺利地通过赣南、粤北的陈管区，白崇禧判断陈济棠一定跟红军达成了某种协议。 笔者为写本书也曾苦心探索这个问题。笔者1982年春夏间在北京采访刘斐将军。刘老说：“桂系是否有代表跟红军代表谈判过，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但是，红军代表与陈济棠达成秘密协议的事，我后来听说曾有其事。”1987年12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何长工回忆录》就详细地披露了红军与陈济棠和谈经过。广东陈济棠当年为保存实力并防止红军进入其广东领地，对红军采取了“外打内通”、“明打暗通”的策略。他为了应付蒋介石，虚张声势，向红军偶尔进犯，打点小仗，摆出进攻红军的架式；同时，又暗地里给红军送弹药，派其高级参谋杨幻敏少将跟红军作试探性谈判。1934年9、10月间，陈济棠电约红军代表举行秘密军事谈判。红军派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与陈济棠派的代表杨幻敏、黄质文等人密谈三天，达成了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互相借道，陈部撤离40华里；红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等五项协议。红军西进，陈济棠执行了协议，陈把他们同红军协议基本内容转达到跟红军接触部队少将以上的军官，并严令各部“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敌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这使蒋介石的一、二、三道封锁线落了空。 在这同时，命运跟广东陈济棠相似的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到底有没有跟共产党进行秘密接触呢？ 党史专家胡华在1984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不朽民族英雄吉鸿昌》一文中，记载了如下事实： 1934年8、9月间，吉鸿昌派往安徽进行兵运工作的人员被捕，吉鸿昌在天津组训抗日武装力量的工作也相继暴露。蒋介石急令北平军统站逮捕吉鸿昌等人。党组织通知吉鸿昌速离天津。吉鸿昌因经手的几批武器尚未运到，准备会面的广西李宗仁派来的抗日反蒋代表也未到达，决定暂时留下。于十一月九日晚，转移到天津国民饭店四十五号房间。当他以打牌为掩护，正在房间内与广西李宗仁的代表刘少南秘密会谈时，突遭国民党特务闯入枪击，刘当场被击毙，吉鸿昌胳膊受伤，被法租界工部局逮捕。 吉鸿昌曾任国民党宁夏省主席，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兼三十军军长等职，因反对率部进攻红军，被蒋介石解除军职强令出国“考察”。1932年，在“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回国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3年联合冯玉祥、方振武等在张家口组织察绥抗日同盟军，浴血抗日，后遭日军与蒋军合围，虽然兵败，但威名远震。李宗仁、白崇禧于1934年11月上旬红军西进逼近广西时，急匆匆派刘少南北上天津跟共产党员吉鸿昌将军秘密联系，其目的是什么？从时间、环境、局势来考察，李宗仁找共产党联系的目的，当与广东陈济棠找周恩来的目的不会是两样。桂系与共产党达成某种秘密协议，规定红军不进广西腹地，而李、白则让出一条路给红军过境。再说，日本侵略的矛头，当时是指向华北，暂时还没有威胁华南的势态。李宗仁面临的是红军与蒋军两支大军压境。虽说蒋介石也猜疑李、白有暗地通共的一着棋，但刘少南在天津被击毙之事，经考证，却并不是蒋介石已经察觉了李宗仁通共的蛛丝马迹，而是蒋介石下令给军统局北平站行动组“制裁”吉鸿昌的意外结果。 <h3>军统</h3> 军统北平站长陈恭树侦察到吉鸿昌正在法租界国民饭店二楼45号房，先派一女特务带着一个五岁女孩伪装寻物闯进45号房，望见吉鸿昌正在与人用打麻将的办法接头，女特务记住了吉鸿昌的座位，出来后传达给执行“制裁”的杀手。女特务出房后，正巧麻将搓够四轮，搬庄换门，吉鸿昌与刘少南换了座位。杀手猛地踢开门，窜进房间，朝吉鸿昌原来的座位举枪就射，连发三枪，都中要害，这就将李宗仁的代表给击毙了。 这次意外枪击，使李宗仁与共产党没有接上头。朱毛红军眼看就要进入广西境内。 李宗仁、白崇禧拿着上海王建平的密电在总部急切商讨对策，还盼望着在天津与吉鸿昌联系的刘少南会带来新消息。11月10日，李宗仁派驻天津的秘密机关，通过地下电台发来急电：刘少南已被蒋介石特务击毙。跟共产党没有联系上。同时，又接蒋介石电令：要李、白的四集团军总部从南宁转至桂林，集结桂军主力于灌阳以北各关口，与湘军合力在湘江东岸“消灭”红军，并要白崇禧坐镇灌阳指挥。白崇禧阅罢愤然一笑：“灌阳？！灌阳在都庞岭与湘江这片地带的中心，老蒋是指令要我拼命了！老蒋恨我们比恨朱毛红军还更甚。管他呢，有匪有我，无匪无我，我为什么顶着湿锅盖为他下油锅？不如留着朱毛，我们还有发展的机会。” 白崇禧从南宁动身北上的前一天，特意出席了广西省政府举行的以纪念孙中山为名的扩大纪念周，公开报告他要到全州去，并说明他对红军动向的三种判断。当时，背后有人不解地私议，说：“白副老总是个军事家，为什么把‘敌情判断’在公开场合宣扬呢？”有人又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白副老总的话，是讲给蒋光头听的。” 11月16日，白崇禧和刘斐到达桂北重镇全州，与湘军总司令何键派来的二十八军军长刘建绪会商联合防堵的作战部署。双方商定：利用湘漓两水天险。防区的划分是以黄沙河为界。桂军担任兴安、全州、灌阳至黄沙河（不含）之线；湘军担任衡阳、零陵、东安至黄沙河之线。白崇禧在会上振振有词地表示：桂军准备对红军给以迎头痛击。 11月18日，李宗仁、白崇禧在桂林召开防剿军事会议，决定以夏威的第十五军为左翼，布防于清水、高木、永安、雷口四关，主力集结于兴安、全州、灌阳一带；以刚从贵州开回的廖磊第七军为右翼，布防于贺县、富川、恭城一带，并拱卫桂林，策应两翼。又大量调集民团，协助防守。部署已定，李宗仁即返回省会南宁，由白崇禧驻桂林指挥。白崇禧担心红军直插龙虎关进广西，于是在刘斐陪同下，亲自驱车赶到龙虎关察看。 白崇禧和刘斐当日下午，从龙虎关下来，回到恭城县时，接到报告：红军主力部队已到达湖南道县附近，其前锋已迫近都庞岭。白崇禧凝视着东边地平线的起伏山峦，叹道：“朱德平时走起路来不快，带起兵来却不慢哟！” 这时，副官提醒他：“白老总，还看不看这里的孔庙？” 卷一 红军长征过广西 第二章 白崇禧给红军让出一条走廊 （1934年冬—1935年春，桂北—贵阳） 恭城孔庙，坐落在恭城县西山，依山耸立，高低错落。建于明朝成化十三年，当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远远望去，它气势雄伟，黄瓦朱墙，重檐飞翠，彩画梁枋，华丽壮观，衬着西山，更显雄浑伟岸。其布局严谨，工艺精巧，结构雄峻，是岭南风格的庙宇建筑。逢年过节，附近湘粤桂三省交界地区的信男信女，成群结队，源源涌来，致使庙内庙外，人头济济，香客云集，烟火鼎盛；还有远自云南、贵州来这儿磕头的，真是名盛西南。就是平时，也香客不绝，香火不断。 这些天来，传说红军要来，修碉堡，设关卡，重兵驻防，岗哨林立，致使这有名的孔庙香客稀落，庙宇清寂了。白崇禧和刘斐，察看了龙虎关之后，也觉机会难逢，顺道拐来游览孔庙。走至孔庙大门时，陪同介绍说：“这是‘棂星门’。古代传说棂星为天上文星，以此名门。有人才辈出，为国家所用的意思。” 刘斐在白崇禧当排长时就跟着当文书，颇通文墨；此时，顿生感慨：“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中国确是代代人才辈出，这是事实。可是，我们人才辈出的泱泱大国，当今为什么搞得如此落后？！” 白崇禧的话匣子也打开了：“我从一部中华历史中悟出，中华大地虽是人才济济，难为国家所用呵！以我俩来讲，北伐时，青年气盛，血气方刚，雄心勃勃，确是为国家沥血征战，出生入死。想不到人世坎坷，世事难料，国家变成今天这个局面，日本人打进了国门，我们还是难为国家所用。只好面对现实，为保存自己的生存所用——” 说话间，到了主体建筑大成殿。看来，白崇禧的心思并不在观庙上。大成殿重檐九脊，斗拱交错，黄瓦朱甍，巍峨宏丽，被他一览而过。跟随白崇禧多年的刘斐，熟悉他的脾性，知道他现在内心十分沉重而紧张。跨上台基，走进大殿，殿内正中悬着“至圣先师”横匾，神龛内供着孔子脱胎塑像，两旁是孔门弟子及儒家历代先贤。刘斐看白崇禧默默然不作声，心事重重，连陪同也觉察到而再不敢多作介绍了。刘斐有意瞄着孔子像扯开话题—— “健生兄，我在日本留学那几年，深感日本人尊崇孔子的儒学风气，把中国看作日本文化的源流与祖宗。”刘斐说。 白崇禧又把话弦拉紧，反问道：“为章，你怎么解释日本大和民族竟要兴师渡海，来践踏他们的祖宗呢？” 刘斐避而不答，又换了个轻松的话题；在副官上去为他们一行进了两炷香时，刘斐说： “德公说自己受父亲影响，反对迷信，不信神鬼。我可几次发现他行军路过庙堂时，必定虔诚地去敬香。还让人给他占卜看相。要是这次他也在这儿，我们恐怕今晚得住在恭城了——” “我母亲常说，烧香磕头，心诚则灵。我却不能像老太太那样指望神灵哟。”白崇禧还是把话扯到打仗去了，“为章，这次要是我们有福气的话，该在于这几天能把握时机，敢下决断。你发你的令，我按我的办。” 刘斐当然明白他说的“你”是指谁，笑着说：“健生兄心不在此呵——” 白崇禧转过了身子：“该走了。要不，就赶不上今晚在平乐开联防会议了。” 乘车往回赶往平乐的路上，穿过一片树林，一头黄从车前惊窜而过，白崇禧的眉毛跳了跳，没叫停车。刘斐动了动嘴唇，也没说话。嗜好打猎的白副老总这次放过了野兽，可见他对即将到来的湘江战役并不感到轻松。 白将军是国民党军事将领中的长才，在北伐战争中确实表现出运筹帷幄的将才。这次为了对付蒋介石与红军，也确实绞尽了这个“小诸葛”的脑汁。昨天离开桂林以前，他命令以李宗仁的名义直接发电给蒋介石，略谓：“据迭报，匪主力由临武分经嘉禾、蓝山西窜，龙虎关、富川、贺县同时吃紧。仁部原在龙虎关以北防堵，故拟即将仁部主力，移赴恭城附近，策应富、贺、兴、灌。但兴安、灌阳以北仅能留一部，诚恐力量单薄，请转饬何总司令部，向江华、贺县推进，以期周密。”这封电报，是白崇禧所施“金蝉脱壳”计，以达到将桂系两个军的主力全部集结于龙虎关与恭城一带、严防红军蒋军进入广西腹地的目的。该电既向蒋介石打招呼要将军队南撤，又将责任推诿给湘军何键。在发此电的同时，白崇禧已令在湘江至灌阳驻防的第十五军做好南撤恭城的准备。 <h3>平乐</h3> 11月21日当晚，白崇禧视察龙虎关回到平乐。为保证两个军的人马在恭城一带驻防，白崇禧在联防会议上宣布：“龙虎关到平乐一带，民食一律供给军用，由县府发给粮票，以后给钱。如有藏匿不缴者，以有意留给共产党论罪。”当晚，他接到了第七军的侦察报告：“红军已经进攻道县。”他感到红军过境已经势在必行。在面临要和红军决战的重要关头，本着事前的既定方针，白崇禧认为：给朱毛红军让路时机已到。他在当晚深夜，下达了转移大军于龙虎关的命令：在全州、兴安、灌阳布防的第十五军撤往恭城，仅在全州留第七十二团的两营干训队；兴安留一个团，灌阳留一个团，灌阳全县完全开放，第七军集结恭城机动使用。 如果说蒋介石在政治上老谋深算的话，这一回军事上却算不过白崇禧。蒋介石接到李宗仁20日的电报后，不知是计，遂于22日复电同意。22日下午，桂军按白崇禧变更的部署，撤离了湘江防线。 红军向西长驱直进，于22日攻克道县，其前锋抵达湘桂边境的永安关时，从全州至兴安60公里的湘江，已无兵防守，湘江防线，完全向红军敞开了！ 如果说至今还找不到红军与桂系首脑达成秘密协议的文字依据的话，越来越详尽的考证已经证明：白崇禧向红军开放走廊是确实存在的事实。尤其是中共桂林地委党史办公室组织了《红军长征过广西》的专门班子，历时三载，广为查证，使史实的脉络越来越清晰。 红军对白崇禧让路的部署变化当时并不了解，因而未能利用桂军南撤让出走廊的极其宝贵的时机，长驱入关渡江西进，反而派部队南攻江华县，进击蒋军第九十六师与湘军第二十三师，耽误了宝贵的渡江时间。 桂军从湘江南撤的第二天，即11月23日，湘军刘建绪部得知湘江无兵防守，立即报告何键。何键极为恼火，即令刘建绪部四个师立即南下全州，令各路追击部队加紧追击，企图拖住红军，以便刘建绪部赶到全州，抢占湘江沿线渡口，仍想实现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东岸的计划。 红军于11月25日夜间11点半，才知道全州、兴安一带并无大股敌军，也获悉何键的三个师正全力南下挺进。但红军指挥机关还没有立即相应改变部署，仍按原来为打破敌人在湘江堵截而制定的四路进军计划行进。直至27日夜间，红军才改变了作战部署，形成红军主力从永安关、雷口关进入广西，以林彪、聂荣臻的一军团为右翼，彭德怀、杨尚昆的三军团为左翼，向湘江挺进的态势，并迅速以前锋抢占湘江渡口。但是，湘军已抢在红军之前到达全州。红军一军团的一、二两师在全州南边的脚山铺阻击湘军南下，三军团的四师抢占了界首以南的光华铺，向南警戒兴安的桂军。尽管红军已经抢占了湘江部分渡口，而且先头部队已经涉过湘江；但是，从总的情况看，敌人已经形成南北两方，一头一尾夹击我军的态势。形势十分险恶。 蒋介石从何键“追剿总部”的报告中，才得知湘江无兵防守的情报，对桂系的做法大为震怒，于11月28日严斥桂军放弃职责，严令桂、湘两军按原定计划，对红军已过河的先头部队夹击，对未过河部队堵击，仍然妄图将红军主力歼灭于湘水之东。 坐镇在桂林指挥的白崇禧，对于蒋介石驰电严斥，并不在意，仍按桂系的既定方针：“打尾不打头”。白崇禧没有执行蒋介石的训令，让主力前出兴安，沿江北上，夺回渡口，与刘建绪部衔接成堵截线；他只以一个师驰援兴安，以防红军南下，而令已从恭城返回灌阳的十五军，全力向红军后续部队发起攻击。十五军在夏威指挥下，从湘、桂边界的灌阳新圩地区发起攻击，既不会冒红军回头打击的风险，又可以向蒋介石交差，更重要的是可以防止追在红军后面的蒋军周浑元部入桂。夏威的部队，除了俘获红军的一些掉队的伤病员及群众，还将追入广西境内的蒋军万耀煌师和周浑元师的各一个连加以缴械。他们将红军的伤病号，解送蒋介石处报功，而周、万两师的被缴械者，则一经说明不再进入广西境内的，就退还武器，送出边界。 红军突破了湘江的封锁线，终于跳出了蒋介石的重围，为此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中央红军出发时8.6万人，在湘江边上折损过半，只剩下3万多人。但是精锐的主力大体上是冲出来了。从11月27日，红军先头部队占领湘江重要渡口界首起，直至12月1日，除三十四师外，主力红军全部渡过湘江。在这五天五夜里，60里湘江两岸，枪炮声喊杀声从没有间断。半个世纪过去了，至今在这一带的田野山头，农民们还能经常挖出弹壳、弹头，甚至死者的尸骨。 杨成武将军当年属于最先渡江的三军团先头部队前卫团。1989年早春的一天，北京正逢大雪后初晴，70多岁的杨老将军站在雪地里仍是挺直魁梧，威风凛凛，两眼炯炯有神，还保持着大将的风范。他记忆犹新地对笔者回忆说：“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战斗空前激烈、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战役。先头部队为了掩护后续部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要是我们从江西出发不带那么多辎重家当、坛坛罐罐的话，是能抓住白崇禧的桂军南撤的有利时机，顺利抢渡湘江的。”杨成武在向北堵击湘军刘建绪部的激烈战斗中，膝部负了伤。他咬着牙、淌着血爬过了公路，他笑了笑说：“我这把骨头差点也埋在湘江边上了。” 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也使红军中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再也不能照原来的办法打下去了，红军酝酿着一个根本的转变。这才导致了重要的黎平政治局会议和紧接着的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地位。 当时，中央红军被人称为“朱毛红军”，这是因为在井冈山起义及开创、壮大及保卫中央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毛泽东与朱德指挥红军，屡建奇功，名震中外。后来，在共产国际的错误影响下，毛泽东等受到排斥，失掉了对红军的领导权。第五次反围剿及紧接着的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直至湘江战役时，中央红军并不由朱毛领导。蒋介石等还并不知道红军高层领导有分歧与斗争的秘密；外界还是将中央红军称作“朱毛红军”。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又成了名副其实“朱毛红军”。 天还没有亮，天幕上还刚刚露出宣纸一样白的颜色时，他已经起床了，闭着眼睛，微低着那颗大花生似的脑袋，默默诵念着圣经。尽管他权位至高，他却并不像古代的君王一样起居无度；随心所欲。他每日起居作息很有规律，还以此矫情自饰。诵毕经，进罢餐；然后，上午在办公室批阅报告、公文，下午外出视察、开会或是对部属训话，晚上则安排一些私人活动，看望或是接见熟人、部下，晚11点准时做祈祷，完事后上床。他就是蒋介石。他还喜欢挑那些并不豪华、不惹人注目的住宅作为“官邸”。他在南京的官邸就选中了中山陵园附近的住房和城内香林寺中央军校校园。现在他的南昌行营所住的这栋楼房，就不惹眼，倒是十分安静。 <h3>制裁</h3> 前两天传来消息，在北平陆军监狱里已经“制裁”了不听话的“变节”将军吉鸿昌，使他获得一些快慰。他还期望着这几天能“吃掉”西进的红军，下个月在南京召开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就可以开成一个震惊中外的庆功祝捷大会，然后，他再回头收拾两广头目。他还对宋美龄说，12月1日是他们结婚七周年纪念，要是在这一天能够得到“全歼匪部于湘水之东”的捷报，那将是部将们送给他们结婚纪念日的最好礼物。这些天他心神焦虑，几乎全副精力都投到这场已打响的湘江战役里了。每天拂晓，默诵圣经尽管照常进行，他的心思却并不落在这些远古犹太的长老们从兽皮或是埃及草纸上记载下来的法典上。他随意进一点早餐，就在“剿总”准备队总指挥陈诚的协助下，审阅那些像雪片似飞来的各部队的战报，同时在大地图上随时按战报查询部队到达的位置，计算红军被“歼灭”的数字。他还热衷于亲自挥毫写信给嫡系薛岳第六路军以下的各军师长，称“流寇已势穷力蹙，你部当穷追不舍，毋容红军再度生根”云云。这些信件一写毕，即派飞机专程飞临部队上空空投，以鼓励部属卖力。 到1934年12月1日这天，宋家的那些亲戚们来电话或是电报祝贺结婚纪念日时，他的情绪特别坏。他从得到的战报分析，红军主力似乎已经渡过了湘江。姓白的这个狡猾的东西，可憎的广西佬，没有让他的军队堵截红军，给红军以迎头痛击，反而来电虚报战果，称“俘敌七千”。他和陈诚都判断顶多三千，估计大都是红军掉队的伤病员与那些扛辎重的民夫。事后他得到的情报表明，李、白、黄拍了一部纪录片《七千俘虏》，到处放映，到处吹嘘，而镜头中好些“被俘红军”是让广西民团扮演的。他既不敢责备，又不愿嘉奖。薛岳等曾向他表示对桂系的不满，他只好发电责问：“共匪势蹇力竭，行将就歼，贵部违令开放通黔川要道，无异纵虎归山；数年努力，功败垂成。设竟因此而死灰复燃，永为党国祸害，甚至遗毒子孙；千秋万世，公论之谓何？中正之外，其谁信兄等与匪无私交耶？” 第二天，接白崇禧复电驳斥说：“职部仅兵力十八九个团，而指定担任之防线达千余公里，实已超过职等负荷能力。孙子曰：‘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备前则后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竭十八九个团全力，不足当彭匪德怀狼奔豕突之势也。钧座手握百万之众，保持重点于新宁、永安，不趁其疲敝未及喘息之际，一举而围歼于宁远、道县之间，反迟迟不前，抑又何意？得毋以桂为壑耶？虽然职部龙虎、永安一战，俘获七千余人，比较钧座竭全国赋税资源，带甲百万，旷时数年，又曾歼敌几许？但此不是与中央社同争短长也。据中央社露布：某日歼匪数千，某次捕匪盈万，试加统计：朱毛应无孑遗，何以通过湘桂边境尚不下二十万众，岂朱毛谙妖术，所谓撒豆成兵乎？职实惶惑难解。” 白崇禧的电报言辞之间，讥讽挖苦，刻薄尖酸，气得蒋介石在办公室里大发脾气，脑门上粗筋鼓突，连上海滩骂人的脏话也冲出口来。顷而，他又想到红军主力尚在桂黔边界“流窜”，只好置若罔闻，忍之不复，只是严饬桂军向贵州尾追勿得稍纵。旋即征调云南滇军龙云、黔军王家烈及川军各部从事堵截。 1935年1月，进入贵州省的红军主力击破黔军，强渡乌江，占领遵义；并在遵义开会及整编了红军。其后机动灵活，挥师自如，在川黔各地，飞兵奇袭，屡战屡胜。3月24日，蒋介石偕宋美龄飞抵贵阳亲自督师。此时，红军在3月底又四渡赤水，神速南下，突破乌江，直逼贵阳。急得蒋介石手忙脚乱，撇开了薛岳的前敌总指挥部，亲自打电话调动部队，严令直属各军飞速应援。各军终以道路崎岖险峻，无法齐头并进，而主要道路又为廖磊的桂系第七军所占据，在红军后卫董振堂五军团的后方，保持两天行程，缓缓前进，沿途玩笑般地接受红军在岩壁上书写“有劳桂军远送”的标语表扬。廖磊部队进到独山、都匀后，不再前进。 蒋介石在贵阳已陷入当年诸葛孔明大唱空城计的危境。红军麾指贵阳。当时贵阳城内包括宪兵在内兵力不足两个团。可是，毛泽东并没有攻占贵阳的意图，只是声东击西，牵着蒋军鼻子走而已。城内，宋美龄坐卧不宁，十分恐慌。据当时担任贵阳警备司令的王天锡回忆，他动员了四百个消防队员、宪兵和警察去城墙边赶修工事。蒋介石和宋美龄去看了，觉得不顶用。蒋介石急忙嘱咐王天锡准备飞机，这时又得到报告，机场附近发现红军便衣队。蒋介石急得来回徘徊，只好吩咐王天锡：“你给我找二十名可靠的向导，弄些壮实的高头大马和两顶好轿子，越快越好。”蒋介石和宋美龄准备随时逃走。蒋介石觉得廖磊的第七军在独山、都匀离贵阳不远，又急电廖磊星夜兼程前进“救驾”。廖磊复电称：“容请示白副总司令允许，才能前进。”蒋介石又气又恨，骂道：“这简直是外国的军队了！” 云南龙云派孙渡指挥滇军三个旅日夜兼程赶到贵阳。蒋介石喜出望外地拿出银元以示犒劳。他哪里料到，这正中了毛泽东的计谋。敌军被调出云南，红军即急行军直插云南，威胁昆明，然后向西北方向急进，抢渡金沙江，完全跳出了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 卷一 红军长征过广西 第三章 李宗仁身边来了共产党 （1934年—1935年，南宁） 戎马半生使他养成一大早就起床的习惯，在微明的曙色中他已经在榕树下操功踢腿，活动身骨了。他所住的陆军总部大院在南宁城的中心，民生路中段；也就是现在的南宁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现在，院子右墙外那株以遒劲奇特的造型矗立在朝阳路人行道上的老榕树，被誉为该市头号超级盆景而吸引过往行人。那时，这株老榕树还被圈在总部大院墙内。他也喜爱这棵老榕树，常来树下健身或是散步。老榕树上一大群密密麻麻的官雀一大早也在叽叽喳喳地噪晨。他曾经问过黄旭初：“麻雀就是麻雀，我们桂北乡下叫它麻雀，全国各地都叫麻雀，为什么南宁人称它们为官雀？”据这个曾经担任过南宁警备司令的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对李宗仁解释：南宁自建府以来，只有官家府院里才有大榕树，有树才招落群雀，久而久之，称之为官雀，还说院子里官雀越多，福运越大，前程越是不可限量；说是陆荣廷曾经嫌其院里雀子太嘈而砍掉一棵老树，而招致厄运，半途而废，被德公（李宗仁字德邻，部下称其德公）平定。李宗仁连忙称这是“迷信、迷信”，但是，此后他却愈发喜欢院内的老榕及官雀。有一次，省府有个好闲的职员在陆军总部大院打下两只麻雀，惊飞了雀群，被人反映到黄旭初那里。该职员第二天就被开除了。 这是1935年8、9月间的一天。李宗仁刚刚在8月过了44岁生日。他两颧高高，面相慈和，身材矮壮敦实，即使穿上军装也还是像个农民，不像一位集团军总司令。他练罢功夫，吃过早饭，正准备接待北方共产党的来客，洽商抗日反蒋大计。这时，黄旭初急匆匆上门来，找他商量即将宣布的对几个县县长的任命。黄旭初说罢正要出门，正巧碰见管对外联络的王公度陪着一个身材高挑、西装革履、气派不凡的陌生人走进门来。黄旭初瞧见王公度，胸有城府地微微一笑：“你忙哦？！” 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王公度，向来不把黄旭初放在眼里，就敷衍地“哦、哦”两声，也不把这个重要的客人介绍给当省主席的黄旭初。王、黄两人之间，矛盾已经日渐加深了。前几年，前任广西省主席黄绍竑在的时候，广西头面人物被称为“李、黄、白”，也就是指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后来，黄绍竑与李、白政见分歧，难以弥合，经双方摆到桌面上友好协商，采用了维系友谊、文明分手的办法，黄绍竑离开了广西而投到蒋介石中央的麾下，由黄旭初继任省主席。从此，桂系的人物排列成了“李、白、黄”，老三变成黄旭初了。黄绍竑、黄旭初同是容县老乡，私人关系一直甚佳。自恃才高气盛的王公度暗地里向李、白“奏”了黄旭初一本。称黄旭初是黄绍竑的死党，要李、白提防着点。黄旭初获悉后当然记恨在心。在广西自谋巩固的这几年，王公度十分活跃，因理论上有一套，又留过洋而得重于李、白，甚至当上省党部常务委员，平常又有欠注意分寸，在他掌管的报纸上，他的名字常常排在李、白之后，对于他日常活动的报导的分量，甚而超过了黄旭初，招致了不少不满。 李宗仁经常为他们的矛盾搞一点平衡。这次，李宗仁看见王公度不向黄旭初介绍这位共产党的陌生来客，想到黄旭初可能多心生疑，因而站了起来，走过去主动作介绍：“旭初，慢走。我来介绍一下。”黄旭初停步转了回头。 李宗仁与陌生来客握过手之后，介绍说：“这位是现任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先生。旭初，他就是我去年在广州见过的刘仲容先生，共产党方面来联络的客人。”李宗仁说话时，瞥了王公度一眼，眼神中似有怪责之意：有共产党方面的来人，也不能将省主席瞒着呵。 <h3>邀请</h3> 黄旭初寒暄了几句，就告辞了。李宗仁邀请刘仲容入座，上茶，谈了起来。李宗仁去年在广州时，曾在一家酒楼上晤过刘先生一面。见面之前，王公度曾对他说：“德公，我给你推荐一位很有意思的人。此公是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同学，富于才学，长于交际，人缘很好，他无论是在共产党里，或是东北军、西北军里，都有高层朋友。他从苏俄回国时，正逢我们和老蒋交仗，他对蒋介石素无好感，没有按分配到南京政府的机关报到，听我介绍后，愿到武汉来跟我们一起反蒋。可惜的是他到武汉时，我们已经兵败离开了。” 李宗仁答应了见面。在酒楼里碰过杯之后，刘仲容从“反蒋”的话题一扯开，李宗仁就大谈起抗日反蒋来：“‘九·一八’事变以后，特别是‘一·二八’松沪抗战以来，全国都笼罩在抗日的气氛之中，蒋介石对于日本的侵略，一再退让，自己不打，又不给人家打，还是热衷于打内战。中国有句老话，‘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嘛，以前各路英雄打内战，现在稍微有一点良心的，都应该携起手来，共赴国难。我们广西的部队，随时准备开赴抗日前线。内战实在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可是老蒋还不肯甘休。现在要抗日，必须反蒋，反蒋才能实现抗日。不知刘先生有何高见？” 刘仲容侃然而答：“久仰李将军北伐之英名，今日得见，甚以为幸！听将军一席慷慨之辞，仲容更为景仰，德公真是一位热血将军。我愿为将军进一言。” 李宗仁摆着手说：“讲嘛，讲嘛，不必客气。” 刘仲容说：“不论是反蒋也好，抗日也好，或是反蒋抗日也好，我以为将军都必须加强和各方面的联络。我有一些共产党的朋友，也跟将军一样，对国家危亡，抱有满腔热血，为赴国难，在所不辞。” 尽管这是酒楼里的单间，李宗仁还是瞄了四周一眼，脸上露出一种神秘的笑容，问：“刘先生，你是不是共产党？” 刘仲容哈哈笑了片刻，指了指陪坐的王公度，说：“德公，公度可以作证，要是我是共产党，在老蒋驱逐苏俄顾问时，我就不会为苏俄当局报复所逮捕扣押，在苏俄坐共产党的牢了。” 王公度忙说：“仲容在莫斯科中大，人缘很好，既得国民党的学生拥护，也得共产党的学生拥护，大家才选他当学生会主席。” 广州酒楼相会，李宗仁十分赞赏刘仲容的联络共产党的意见。他曾吩咐过王公度，延揽刘仲容到南宁去。现在在南宁见到了刘仲容，李宗仁问：“仲容，你初次到南宁，有何印象？” 刘仲容说：“这个西南边陲的小城，虽说远离东北、华北抗日前线，城市又不大；可是，我在街头感受到百姓、士兵反蒋抗日热情十分高涨。大家知道我是从外地来的，都向我打听抗战消息。” 李宗仁也笑说：“我想，你一定是带来了新的消息。” 刘仲容当然是带来了共产党的消息。要说刘仲容是不是共产党，真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解释清楚的。刘仲容已于1980年3月24日去世了。他留下的关于自己生平活动的文字记载并不多，除了几篇关于桂系活动的回忆录以外，还有一份十分珍贵的没有发表过的自传。笔者反复琢磨过这篇只有22页的自传，得知他在十年文化革命动乱结束之后，受到当时许德珩同志92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启发，他向组织上写了入党申请书，递交申请书不久就去世了。可是，考察其一生，他默默地做了许多属于特殊的共产党员才能胜任的党的工作。他是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共产党。据他在自传里写到，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从一个共产党员朋友开始的。这个朋友，叫刘仲华，名字尽管与他只相差一个字，他俩却并不是兄弟与亲戚。刘仲华是刘仲容岳父赵守钰的朋友，一起在冯玉祥部效力。后来冯玉祥屈从于蒋介石时，赵守钰曾经掩护刘仲华逃跑。1933年，刘仲容觉悟到救中国必须依靠共产党时，就毅然到上海找刘仲华。此后在刘仲华的领导下参加党的地下工作，单线联系，以公开找职业的身份，住在外国人家里，往来于南京、上海之间，收集各方面的情报，并在上海见到了共产党员谢甫生、刘秉琳等，也在上海同桂系驻沪代表王建平、陈劭先有来往。1934年，蒋介石在上海实行白色恐怖，大肆逮捕与杀害共产党员与进步人士，刘仲华出国逃避，离开前在香港嘱咐刘仲容继续利用各种关系，做抗日的统战工作。不是共产党员的刘仲容在白色恐怖中坚持做党的工作。1935年夏秋之间，桂系李宗仁与广东陈济棠正在联合酝酿反蒋。为了促进两广一致联合抗日，不要单纯反蒋，刘仲容就利用王公度的关系，来到南宁进行劝说。 刘仲容告诉李宗仁：“一个多月以前，共产党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向全国提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的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不知德公听了共产党的宣言，作何感想？” 李宗仁沉吟半晌，说：“我也得知了共产党的宣言。只要是正直的中国人，都应该有这种诚意。共产党带头表达了这个意思，我们当然钦佩。” 刘仲容进而言道：“德公去年在广州之言，我极以为是。抗日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老蒋不抗日，打内战，民心丧尽。现在共产党为此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愿与各方面共同抗日。我们要抗日，也必须采取具体措施，积极与各方面联系，造成声势，造成压力，迫使蒋介石起来抗日，时局大有可为。仲容愿为德公奔走效劳，与各方面疏通联络，当然，也包括共产党方面啦。” 李宗仁听了有所动心：“仲容，你跟西北张学良、杨虎城方面关系如何？” 刘仲容说：“我岳父赵守钰前年应杨虎城之约到西北就任建设厅厅长，我亦随着去了一趟。最近我从老岳父处风闻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感召下，纷纷要求抗日，已与共产党有来有往。” 李宗仁对于马上直接找共产党来往，还是有点心存疑虑，那年“四·一二”“清党”，他和白崇禧率领的第七军在上海跟蒋介石一起，杀了多少共产党人。共产党真的能做到不计宿怨旧仇么？他考虑还是派刘仲容去西安走一趟摸摸底，先了解张、杨的动向和西北战局情况再决定对策。他十分欣赏刘仲容，他觉得自己身边正缺乏这种外交联络人才，他准备再跟刘仲容深谈一次。送刘仲容出门时，他叮嘱王公度，一定要负责好刘先生的安全。 如果说刘仲容是李宗仁、白崇禧身边的共产党，被桂系的人们称为“神秘人物”，甚至多年后还引起了蒋介石的怀疑；那么，当时奉命来到南宁做秘密统战工作的，另有一位“绝密人物”谢和赓，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他的共产党员身份只有派他来广西的少数几个人知道。关于他的真实的传奇经历，要比小说家们凭想象力编撰的故事更为精彩。 谢和赓已经78岁了，现住北京阜成门外外交部宿舍的一套普通单元房里。他鬓发斑白，脸色透红，身板挺正，还依稀保持着当年军人的风度。他如今练书法，写回忆录，做少年儿童校外辅导员，精力仍然十分旺盛。他是著名女演员王莹的丈夫。他送给我一张年轻时的照片。照片上的谢和赓是一个十分英俊出众的青年军官。 <h3>冯玉祥</h3> 1934年5月间，冯玉祥、吉鸿昌等领导的察绥抗日同盟军，经过艰苦抗战，收复了康保、宝昌、沽源等城市，乘胜追击，收复了察哈尔省重镇多伦，把日伪军全部驱逐出察哈尔省，此举震撼全国，人心大快。但是，蒋介石千方百计破坏，在蒋介石、汪精卫的高压政策下，冯玉祥被责抗日“有罪”而解甲上泰山，剩下吉鸿昌、方振武率部坚持抗敌。那时，谢和赓刚22岁，在吉鸿昌部由宣侠父任师长的第五师教导队当教员，并且兼任吉鸿昌的上尉秘书，与吉鸿昌将军一起浴血抗战。蒋介石调动了16个师，配合日伪军围攻抗日同盟军。势单力薄的同盟军在强敌的重围下，伤亡惨重，弹尽粮绝，于当年9月间失败。 在战局十分危急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北方党的领导为坚持长期抗日，开始筹划干部转移逃出敌人包围圈的计划。北方党曾在天津研究谢和赓的任务。考虑到谢和赓是李宗仁、白崇禧的同乡，白崇禧的岳父马健卿与谢和赓的父亲谢顺慈同是清末秀才，两家是世交；因而，派谢和赓打入桂系做统战工作最为适当。北方党联络局的负责人南汉宸等同志曾在天津当面与谢和赓商讨回桂具体事宜，给他三条指示：一，尽快争取站稳脚跟；二，设法争取接近李、白，调研桂系上层军政情况；三，秘密地进行各项有利于发动全国抗日的宣传和鼓动工作。并让著名共产党员宣侠父与谢和赓一道转去广西工作。宣侠父是谢和赓的入党介绍人，谢和赓很高兴和宣侠父一道回广西去。为了让宣和谢得到有力的推荐，北方党要吉鸿昌写信让谢和赓带去泰山晋谒冯玉祥将军，并请冯玉祥写亲笔信给李宗仁、白崇禧，大力推荐谢和赓和宣侠父。 泰山为我国五岳之长。山势雄伟磅礴，峰峦突兀峻拔，景色壮丽，山上名胜古寺众多，为我国名山之首。冯玉祥在察哈尔抗日被“责”，隐居于泰山五贤寺，一面于雄峰峻岭之中陶冶心绪，一面约了一些学者随他讲述政治、经济、社会及唯物史观等新知识。作为察绥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的冯玉祥，见到跟随自己抗日的热心青年谢和赓，还记得总司令部开会讨论组织同盟军和整肃军中贪污舞弊风气时，谢和赓年青气盛，曾以吉鸿昌部列席士兵代表身份在众多高级军官出席的会议中，大胆发言，主张严惩军内贪污者；当时，冯总司令听了，拍手称快！在泰山上，冯玉祥十分感慨地跟谢和赓畅谈起抗日同盟军的战斗，并详细了解了谢和赓的身世，满口应允说：“我一定照吉总指挥的意思，写这封介绍信。你见到李、白两将军时，你就作为我的部属，代我向他们问好。并告诉他们，我冯玉祥现在身‘隐’泰山，但心存全国。请李、白两将军了解我抗日救国的赤忱和决心，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冯玉祥十分钟爱这个广西的热血青年，并问他还有什么要求。谢和赓为了加强打入桂系上层的力量，又知道冯玉祥与李济深关系甚好，就进而请求冯玉祥也写封信给李济深先生，也要李济深出面写封信给李宗仁、白崇禧，推荐他和宣侠父。冯玉祥很痛快地答应了。 1934年秋初，谢和赓回到了广西，先在桂林老家探亲小住，然后来到省会南宁。他遵从北方党的同志再三叮嘱的指示，绝不向任何人暴露自己的政治面貌，只和党组织单线联系，绝对不与广西地方党组织发生任何关系。他深知自己执行的是绝密的任务，必须事事谨慎小心。在漫长的旅途上，他的心绪确是难以平静，就是在桂林探亲那几天，他也经常独自一人跑到漓江岸边在盘桓思索，心情未免有点沉重：在北平读大学时参加地下斗争也好，在察绥抗日同盟军也好，都有党组织在身边，使他心里觉得温暖与踏实；从今后自己要孤军作战，稍有不慎，便会泄露党的机密，自己付出生命作代价是小事，党交给的有关抗日救国的重大使命不能完成，才是大事。怎么样才能接近至李宗仁、白崇禧身边？怎么样才能完成这个绝密而又十分艰辛、极其危险的任务呢？二哥谢铁民，是我们党的骨干力量，曾经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被组织派回广西后，积极进行革命工作，自己就是在二哥的影响下向往革命、参加革命的。二哥在四·一二事变中被桂系头目杀害了；如今他回来了，接受的任务更加艰巨，他相信凡是有一点爱国心的人都是愿意抗战的，因而他也充满了自信。 <h3>谢和赓</h3> 谢和赓凭着冯玉祥亲笔写给李、白收阅的介绍信，在南宁很快就见到了白崇禧。白崇禧一边阅信，一边说：“欢迎。欢迎。宣古渔（宣侠父，字古渔）是黄埔一期学生，你又是我的老乡。好呀！你知道么，我和总司令已经接到李任公（李济深，字任潮）写来的介绍信。任公称赞你是很难得的广西籍优秀大学生，又曾跟随冯玉祥、吉鸿昌两将军到抗日前线效力。我很赞同任公信中所引用古人的话，‘楚材楚用’。你是我们八桂子弟，我们一定让你在建设故乡的事业中发挥才干。” 谢和赓则表示感谢诸公的厚爱和信任，一定在家乡任劳任怨，贡献力量。他原来从没有见过李济深，而李济深这样一个资深长者对他这么一个陌生青年，竟那样及时而又亲切地介绍，使他感触颇深，对李济深产生了由衷的敬意。 白崇禧对谢和赓初次印象还不错，嘱咐他先住下，过几天再介绍他见李宗仁、黄旭初，还说：“我和他们都还想专门听你介绍一下冯将军、吉将军在察哈尔绥远打日本的情况。” 谢和赓心智机敏，到南宁后他没有单靠名人举荐而坐等工作安排。来南宁住下不久，他很快就大致了解了广西政局的概况：李、白、黄在贫瘠的广西打着“倒蒋救国”的口号，对蒋介石闹独立，为此很需要实力，提出了“建设广西，振兴中华”的口号，也急于使广西的经济能有一个较快的发展。他想到自己在北平中国大学经济系求学时打下了基础，他须发挥自己的优势，做几件实事，才能凭实力在李、白、黄身边站稳脚跟。他在先后会见白崇禧、李宗仁的短时间内，不是跑图书馆，就是埋头在住房里写作。他将在北平读大学的笔记与在图书馆搜集的资料，迅速地撰写了一本专著《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概观》，并让白崇禧的内弟马仲孚和他一起署名“合著”，还请了白崇禧的高级参谋刘斐写序，让当书法家的父亲谢顺慈题写书名，并在书稿写成后先请当过白崇禧老师的李任仁校阅，李任仁又是谢和赓读中学时的校长，还得到李宗仁的亲信广西财政厅长黄子敬的支持。此书顺利出版，打响了头炮。同时，谢和赓又自己连写了《论美国倾销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谈广西对外贸易》等一系列的经济论文。他并将所发表的这些作品都分别呈给李、白、黄指正。这些实事的确引起了李、白、黄的重视。李、白、黄三人，都分别召见他两次。有一次，李、白、黄三人和四集团军参谋长叶琪一起听他介绍察哈尔抗战失败的经过。年仅23岁的谢和赓，给桂系的首脑人物留下了十分强烈的印象。 谢和赓来到南宁一个来月以后，即被广西省政府派任为广西工商局研究员。当工商局取消并入建设厅时，担任该厅工商科一等科员。 1935年冬，也就是谢和赓来南宁四个月后，得到了特别颁发的四集团军总部的“特别通行证”。该证是少将以上的军官才给以颁发的；持此证可不需守岗士兵通报直接进入总部大院最后一栋楼——即李宗仁、白崇禧两位老总的住处和办公的地方。 宣侠父也在这段时期来到南宁。谢和赓和宣侠父平时不会面。有必要见面时，他俩约好晚上到洋关码头附近的临江公园散步。宣侠父告诉谢和赓，李、白经常派他出省去联络。谢和赓严守纪律，不该问的事从不向宣侠父打听。在公园里万一碰见熟人，也能巧言掩饰：只是两位曾经在察哈尔前线共同抗日的战友互叙友谊而已。 卷一 红军长征过广西 第四章 毛泽东从陕北派云广英化名前来广西 （1936年6月—9月，南宁） 清澈如练的邕江从西向东在南宁城的南边穿流而过，在城东边朝东北方向拐了一个大弯，被称为母猪湾。母猪湾北岸有一条河堤路，现在几乎空旷闲置而行人零落车马稀了。河堤下，几条青石板砌的码头，轮廓依在，却已杂草丛生，苔藓满石。码头伸至江边的断石上，只见一两个老者闲坐垂钓。谁想得到，这一带，却是半个多世纪前南宁城最为喧闹繁华之处，洋关码头、海关、公园、省府、教堂等都在这附近。那时，还没有湘桂铁路，乘汽车北上十分艰辛。从外埠到南宁，主要靠水路。从北平、天津来南宁，要乘海轮经上海，到香港或广州，再转内河火轮经梧州，才能抵达。 1936年7月下旬的一天，经梧州来的班轮驶过母猪湾时拉响了一声长笛，南宁在望了。船上的旅客们纷纷动作起来，在作上岸的准备。在船头几个已经收拾好的旅客当中，有一个商人打扮的男子，精干的身材，广东人的模样，脚边放着一只皮箱。他两眼定定地盯望着城市，外表似乎十分冷静平和，内心却像被船头破开的江面一样，翻腾起浪花。中山路，洋关码头，海关的高楼……他又来到了南宁，这个他熟悉而又感到亲切的城市。五年前，他从广东来到这儿，跟张云逸、邓小平参加兵运工作，创建了红七军，并在右江革命根据地轰轰烈烈地干过一场。怎么能想到，五年后，他又肩负着党中央交付的特殊使命，来到南宁，代表红军进行联络，对当年围剿红七军的死对头李宗仁、白崇禧进行抗日的统战工作？！ 一个多月前，也就是1936年6月初，他在陕北听到华南发生“两广事变”，即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联合进行“反蒋抗日”活动。并向全国发出“立即北上抗日”的通电。但具体详情，却不得而知。那时，他跟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瓦窑堡还不久，组织上分配他在红军大学政治部工作。政治部主任是杨尚昆，副主任是莫文骅，他担任政治部组织科长。他就是现任全国政协常委云广英同志。 6月下旬的一天，红军管对外联络的李克农同志到红军大学政治部来找云广英谈话。李克农同志说：“‘两广事变’发生后，中央认为这无疑是国民党内部分裂的表现，其真相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利用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地方势力派的矛盾，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以促进抗日斗争运动的发展，这是必要的和有利的。中央准备派你出去，以红军代表的名义向他们进行抗日民族统战工作。你是广东人，大革命时期在广州参加革命活动，1929年冬你又到广西右江参加红七军，你对两广地方情况比较熟悉。我认为你出去活动，是合适的。你的意见怎么样？”云广英服从党的决定，但是他说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希望多多给予指示。党中央对这项工作极为重视，中央首长们经过专题研究，还一起接见了云广英。那天，云广英被请到中央办公厅时，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恩来、叶剑英、张闻天等同志均在座。周恩来同志对当时的形势作了分析，明确指出他南下的工作任务。最后又指示他说：“你到南方后，在香港或广州、南宁地区时，如遇到宣侠父先生，你可以同他谈工作问题，也请他介绍当地情况。他会帮助你工作的。”当离开中央办公厅时，毛主席还握着他的手送他：“你这次出去工作很好！”明确了任务后，李克农还具体给云广英指示到两广后与中央联系的办法，约定了电报的密码、呼号和波长等，并嘱咐要发出电报时，先译成密码，然后托两广电台代发。准备工作做好后，中央另派白坚同志陪同云广英到天津。于是，他们离开瓦窑堡，由张学良部队的王副官带着乘军用车通过东北军的驻地肤施（后称延安）到西安。在西安住在西北军政治部负责人申伯纯先生的秘密接待室里。他和白坚在西安买了一些化装用的服装用具，化装准备好后，就乘火车往天津。在天津，北方党的王世英同志告诉他，事变后，广东陈济棠部队中的军长余汉谋已投靠蒋介石，陈济棠已逃离广州去香港，并说：“你去广州已无必要，就从香港转途去南宁找李宗仁好了。我们已与李宗仁在天津的代表机关商谈过了，由他们的秘密电台发报给李、白，通知你不久就要到南宁。还商谈好，你用的名字叫林秀先。”从此，云广英就一个人行动了。就在这前后，蒋介石调集各部大军，围困广西。顾祝同所指挥的汤恩伯、薛岳等军，自贵州向桂北窥伺，陈诚的第十八军则沿西江进逼，余汉谋军则自高州一带直指桂南，何键则取道湘南向桂林压迫。一时大军云集，自四面而来的不下四五十万人，剑拔弩张，大有李、白如不从命，即用军事解决之势。 <h3>形势逼人</h3> 那时南宁形势已经十分紧张，洋关码头上已有荷枪实弹的兵士。南宁只是一个不足十万人口的小城，来一个外地生人，很容易被人认出。云广英一上岸，就有几个桂系警察截住他进行严密的盘查，并指定他到某旅店住宿，便于管理。他到指定的旅店以林秀先的名字住下以后，稍事了解，才知道当局采取了严密措施，防止蒋介石派特务人员来桂活动，刺探情报，扰乱军心及收买干部。市面人心惶惶，军民确也愤激异常。李、白已将其训练有素的民团集中起来，把省防军由14个团扩编为44个团。箭上弦，刀出鞘，预备与蒋介石的中央军决一雌雄。 为尽快见到李宗仁，云广英当晚在灯下写好一封会见李宗仁的信，并将写好的信放在床席下面。晚上10点左右，就有两个警察来查房。警察进入他的住房后，询问姓名，从何处来。他回答后，两个警察又到处搜查，验查行李后，就翻凉席，发现了给李宗仁的信。警察半信半疑地上下打量他一遍，问：“这信是你写的么？”云广英说是，还对他们说：“我准备明天去找你们的李总司令，希望你们带我去好吗？”他俩相互交换了眼色，说：“总司令部离这里不远，你自己去好了。”说完后他们就走了。 第二天早餐后，云广英拿着给李宗仁的信，朝民生路的第四集团军总部走去。但离开旅店没多久，就发现有两个警察盯梢跟在后面走。他一笑置之。他到了总部的传达室，交出给李宗仁的信。不多久，有一个副官出来请他到李宗仁的办公厅。他进门时，身穿军服、脚穿黑长筒皮靴的李宗仁从厅中间伸手迎过来。李宗仁同云广英握手并微笑说：“我早已知道林先生要来，今天得会面，很好！请坐，坐。”李宗仁接着向毛主席、朱总司令问好。云广英对问候表示感谢，并对李宗仁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的观点：“第一，我们党早就提出‘反对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坚决反对蒋介石对日寇妥协、投降的政策。蒋介石对日寇不抵抗，对国内打内战，造成了今天中国的严重民族危机；第三，我们主张组织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全国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汉奸卖国贼，才能解救中国。党中央这次派我到广西来，就是为着商谈合作抗日的问题，以促进我国全面抗战高潮的到来。”李宗仁在谈话中表示赞成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表示今后在抗日斗争中愿意与中国共产党互相配合，还嘱咐今后由王公度主任与林先生具体联系。 云广英走出总部回旅店，注意观察了一下，他的两个警察“尾巴”不再跟踪了。过了一天，宣侠父来看云广英，并告诉了“两广事变”的经过，还安排了云广英到宜园去见李济深先生。李济深先生早在1932年福建人民政府建立初期，同中国共产党就有了统战关系。李济深先生十分愿意同共产党和红军合作抗日救国，反对蒋介石对日寇妥协投降的反动政策。 不久，蒋军大兵逼近广西，南宁市面上有些混乱，有些商民逃离南宁。广西的纸币大跌价，不少人争先恐后用广西纸币去兑换港币。蒋介石派人来收买广西空军，有个别空军人员驾飞机跑了。8月中旬的一天，王公度来找“林先生”，说：“如何对付蒋介石大兵压境是我们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李总司令嘱我来找林先生商谈，请教林先生对此有什么意见？” 云广英思考了一下，回忆了周恩来对他所作的分析的嘱咐，认为在目前的形势下，党的方针是“迫蒋抗日”；如果南方打起内战来，对团结抗日也是不利的。因此，他对王公度说：“我认为在目前的形势下，还是以和平谈判的办法来解决为上策。不过在谈判中，必须以迫蒋停止内战和一致抗日为前提，并立即把蒋军围攻广西的武装全部撤走，这是主要的条件。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供你们参考。我想和平解决后，继续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各方抗战力量团结起来，‘迫蒋抗日’也是可能的。请你把我个人意见转告你们李总司令。”王公度对他说过道谢就走了。 十多天后，也就是9月上旬，蒋方与广西当局经过和平谈判，“两广事变”终于和平解决了。南宁的社会秩序又逐渐安定下来。 9月中旬，云广英准备离开南宁转天津回陕北。这时，李济深先生托人捎来一封信，请云广英捎给毛主席。信的内容是表示对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诚心拥护，愿意合作进行抗战救国，并提出今后在军事行动上同红军密切配合。云广英认为把此信藏在身上是不妥当的，万一途中被敌人查出来，就麻烦了。他熟读了几遍，将信背熟了，然后把它烧掉。准备到陕北后写出来呈给毛主席。 一声汽笛长鸣，火轮驶离洋关码头，顺流东下。秋风从江面吹来，使伫立船头的云广英感到惬意。他肩负中央的特殊使命来到南宁。如今，一触即会爆发内战的“两广事变”，终于和平解决了，使他心头也感到轻松。他回头望了望渐渐逝去的南宁，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多日以后，云广英到达西安，见到了正在西安的叶剑英同志。他详细地把去广西统战的经过作了汇报，又将李济深给毛主席的信全文忆写出来呈给叶剑英，并请转呈毛主席。叶剑英笑着说：“你的记忆力很好，这信由我转呈给毛主席好了。” <h3>重新任职</h3> “两广事变”平息后，当年9月16日，李宗仁身着戎装在南宁宣誓就任南京国民政府任命的新职——广西绥靖主任。 这时，已飞抵广州的蒋介石，电召白崇禧飞穗见面。白崇禧的好友张安璠闻讯即从上海往南宁给白崇禧来电云：“时无齐桓，内无鲍子，难乎其为管仲！东行宜细酌。”暗指蒋介石反复无常，提醒白崇禧慎重考虑。白崇禧接电后，就踟蹰不前了。一天，白的夫人马佩璋到李宗仁办公室，一入门就嚷道：“唉呀，李老总，这几天我都睡不好！”李宗仁诧异地问：“那为什么？”马佩璋几乎哭出来：“唉呀，老总，你还不知道，蒋光头发表谈话要健生到广州去见他呀！他这一去，凶多吉少，我的心而今七上八下，还能睡得着觉？” 李宗仁觉得，白崇禧既不能去，至少他应代其一行，就说：“好吧，我替他去见老蒋吧！” 李宗仁与程潜、黄绍竑、黄旭初一行人，于9月17日从南宁麻村机场起飞而往广州。李宗仁望着机翼下丘陵起伏，邕江蜿蜒东去。他想着“两广事变”这一风潮终归平息下去了，这些日子的往事犹历历在目，使他心潮难平。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李宗仁、陈济棠与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等通电指责南京政府不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南京当局却说十九路军将领竟以个人虚荣心理迎接战争。两广不仅在抗日问题分歧明显，并且在军事和财经上也完全保持割据状态。从此，两广一直利用胡汉民的声望，以与南京蒋介石政府相对峙。李宗仁和白崇禧还认为，蒋介石外有日本侵略，内有江西红军存在，使其穷于应付，无法对两广用兵。李宗仁认为正好利用这个宝贵时机，据地自强。他为了巩固两广团结，长期住粤，以加强与胡汉民、陈济棠之间的联系。广西内部则苦心孤诣，励精图治。两广因而相对稳定了数年。1934年，江西中央红军北上。1936年5月12日，患有高血压的胡汉民因下围棋用脑过度，突患脑溢血，在广州逝世。两广突然失去这么一个中心人物，局面随之生变。蒋介石想借机解决两广，打算先对广西用兵，拉广东稳住不动。陈济棠以为，粤桂相依为命，蒋如得了广西，广东安能幸免？两广磋商多次，陈济棠提出，与其坐以待毙，让中央各个击破，不如铤而走险，先发制人，以北上抗日为名，举兵反蒋。李、白主张慎重，陈济棠坚持要求采取积极行动。至此，李、白也认为，粤桂不能各行其是，于是与陈济棠共同行动，用“抗日”这个旗号反蒋。6月1日，白崇禧在广西党政军扩大纪念周中正式宣布抗日救国。这就是所谓“六·一运动”也即“两广事变”的由来。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在举行联席会议后遂于6月2日发出通电，请南京中央准予“北上抗日，收复失地”；同时，粤桂部队即向湖南出动。 蒋介石对日妥协，引起全国指责，民怨甚大，因此时“两广事变”不敢下令讨伐，也不甘心任其自流。蒋介石就采用分化瓦解的办法，导致7月上旬，广东空军数十架飞机叛逃飞往南京；接着余汉谋军长叛变投蒋。陈济棠面临众叛亲离、四分五裂的局面，7月18日，只好登上英国军舰离广州去香港。 李宗仁还想到，陈济棠太迷信也是促使其坚持妄动的缘故之一。陈济棠最敬佩的谋士便是其大哥陈维周，对其言听计从。陈维周粗通翰墨，人亦精敏，信奉阴阳卜算之术。据说某次陈维周前往花县洪秀全的故乡，发现洪秀全的祖坟正葬在“活龙口”上。陈维周为之卜算推断，这祖坟可惜葬高了，如下移数十尺，便正在“龙穴”上，秀全就是真龙天子，不会只拥半壁河山了。陈维周喜上心头，便威胁利诱并施，要洪姓子孙将墓地卖与他。人家迫不得已，只好应允。陈氏兄弟遂将生母遗骸迁往该处葬在“龙穴”正中，深信陈府不久便要出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了！在陈济棠发动请缨北上抗日之前，陈维周曾约了一位大名鼎鼎的卦仙卜了一卦。卦中有“机不可失”字样，更使陈氏兄弟蠢蠢而动。李、白考虑到两广已有协议在先，只好被其卷入而共同行动了。 飞机因气流而颠簸，打断了李宗仁的思绪，他伸手束紧了机座上的安全带，又靠在椅座上回忆着这次事变—— 陈济棠去年7月18日逃去香港的当天，李宗仁自己也包乘了一架民航机径飞南宁。登机之后，他才感觉到匆忙之中，殊欠考虑。此时，广东局面已经溃乱，中央特务在港、穗一带活动异常，万一他们事先买通民航机师，将飞机飞往江西，岂不立刻成为俘虏了吗？他想到这里，顿觉毛骨悚然，还伸手摸了摸腰间的手枪，并默察飞行航线，要是有人真的图谋劫持，他将掏出手枪令其改航。他透过舷窗望见飞机沿西江而上，才放下心来。 他回到南宁不久，便闻蒋介石数十万大军包围进逼广西，欲以武力解决广西问题。当时形势十分紧张，他和白崇禧商量，请李济深先生从梧州到南宁来商量防御蒋介石进攻的策略问题。他们连日开会。李济深提出：“广西独自反蒋抗日，势单力薄，有可能重蹈‘福建事变’的覆辙。如今除了加紧联络各省支持外，应该派人去陕北联络红军，争取得到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军事上的声援和策应。”大家表示赞同。于是，当即给毛泽东修书一封，署上他们三人的字号“任潮、德邻、健生”，派钱寿康携带信件及草拟的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前往陕北。 此时，诸多反蒋抗日爱国人士纷纷云集南宁，除了李济深外，还有十九路军的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翁照垣等也从越南来到南宁。连几次刺杀蒋介石未遂而被通缉的“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也从梧州隐居地跑来南宁助兴。蔡廷锴把他的十九路军干部人员集中起来，由翁照垣编成一个师参加广西抗日反蒋，在广东南路地区活动。当时，剑拔弩张，和战未决，内战一触即发。李宗仁深知事关重大，也慎重地广泛听取意见。在桂系高级干部中，主和的只有高级参谋刘斐。在十分强烈的主战议论声中，代表抗日救国会从上海来南宁联络的杨东莼先生提出的“和蒋抗日”的意见，颇得他所赞赏。杨东莼曾经诚恳地说：“桂军两个军的部队加上民团，顶多十万兵力，能否与蒋介石数十万大军抗衡？真正打起来，当然免不了是一场内战；而扩大内战是否有利于日本侵略中国？再说，老蒋也深知战争一发便不可收拾。有消息说，冯玉祥要自南京上庐山，向老蒋进言，劝其毋斫丧国家元气而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我觉得还是和蒋、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为好。” 李宗仁也十分欣赏王公度转达的中共代表林秀先的意见：以和平谈判的办法来解决为上策，在谈判中以逼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前提。于是，他和白崇禧决定，让刘斐通过程潜的关系，以私人资格，出面斡旋。刘斐飞去广州，在蒋介石面前力陈对广西用兵于蒋十分不利，如今国人皆关心抗日，蒋若对广西用兵，兵怨必定更大，况且仗打起来了，旷日持久不决，别的西北、华北问题接踵而来，蒋将焦头烂额，难以收拾局面。蒋介石终于作了让步，表示：只要地方服从中央，蒋就准备抗日。 9月2日，居正、程潜、朱培德由广州飞来南宁，带来蒋介石致李、白的亲笔信，并一致表示渴望和议成功。程潜还说：“如和得成，要我磕八个响头，我都愿意。” 李宗仁经与白崇禧、黄旭初、潘宜之、王公度等再三讨论，觉得广西独立支撑，财政断难持久，如果蒋答应抗日，而且又维持广西现状，应以和为上策，终于同意服从南京中央，接受了和议。并于4日下午送走居正等三人飞回广州复命。4日晚，在总部大院里，李宗仁至夜深也未能入睡，想起在这场风波中，杨东莼和中共派来的林秀先这两个人，头脑冷静，所言极是，料事如神。他当晚召王公度来问：“林秀先是共产党里什么样的人物？”王公度掌管的桂系情报系统尽管工作也算出色，在天津、上海、广州、香港等地都有得力的秘密机构，却搞不清这个“林秀先”在中共里是什么角色。王公度只好敷衍答道：“大约是中共中央的核心得力干部用的化名。我们准备进一步查实。” 李宗仁对于杨东莼，是有印象的。1931年夏天，广西办起高等学校广西师专，当时广西教育厅长李任仁聘请了著名教育家杨东莼来担任师专校长，并由杨先生邀请了薛暮桥、夏征农等一批左派进步学者来校任教。当时广西师专办得十分红火，宣传民主思想，实行科学教育，学风端正，思想活跃，在全国颇有影响。广西师专还成为除苏区外，当时国内独一无二可以公开讲授马列主义的高等学校。桂系中的顽固派对此十分仇恨，攻击咒骂该校“想赤化广西，引进共产党”，并到白崇禧处告状。1934年的一天，白崇禧突然到师专视察，在列队欢迎的老师中认出了化名为朱笃一的朱克靖先生。朱先生是中共党员，大革命时期曾任北伐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参加过中共的南昌起义等，现在师专担任训育主任。白崇禧大为恼火。李宗仁认为不宜扣押他们，同意将杨东莼、朱克靖等一一“礼送出境”。这次“六·一运动”，杨东莼是代表沈钧儒先生的抗日救国会来广西的。李宗仁十分赞赏杨东莼对“六·一运动”的观点。在广西师专那次事件过去以后，他也曾了解到，杨东莼校长在师专并没有任何秘密活动，只是允许学生自由研究罢了。 于是，他也问王公度：“杨东莼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王公度答道：“师专事件后，我曾布置作过调查，杨先生曾经是一个著名的共产党员。据说，在我们四·一二清党之后，曾经脱离了共产党。现在据上海方面的情报，他还有共产党的背景。” 李宗仁喟然叹道：“我们广西要是多有几个杨东莼那样有头脑的人才就好了！” 李宗仁飞抵广州，住在东山的继园里。原打算第二天去黄埔会见蒋介石。可是，第二天一早，蒋介石已驱车到继园来看李宗仁。继园是陈济棠大哥陈维周的公馆。当蒋介石身穿长袍马褂跨进继园客厅门时，李宗仁迎了出来，望着他所熟悉的这张戴假牙的脸相；他突地想起了不久前陈济棠所说其大哥陈维周替蒋介石“看相”之事。说是这年5月14日，维周奉其弟之命，去南京拜见蒋委员长，给维周提供了一个绝好的为蒋看相的机会。维周回粤后说，从相上看，蒋先生断难过民国二十五年（也即1936年）这一关。说也奇怪，蒋介石的命相倒是给陈维周看中了。当年底发生的“西安事变”几乎使蒋介石丧了命。不过其事的发生，是应在张学良、杨虎城身上，而不是陈济棠。 卷二 抗战中的桂林文化城 第一章 桂系通过西安事变建立了与中共的秘密联系 （1936年12月—1937年1月，西安）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是中国抗战史上的伟大的历史转折，是推动中国历史的车轮向前进的关键时刻。它使蒋介石的国民党人痛苦至今，从1936年起就将张学良将军囚禁，至今已经历了“三代总统”，也还未让已年届九十的张将军彻底获得自由。蒋介石至死也不忘叮嘱蒋经国囚禁好这只猛虎。痛定思痛，他们把西安事变看作共产党自上海四·一二失败后重新走向胜利的开端；看作是国民党自己真正失败的开始。 一位华裔历史学家说，不懂得西安事变的人，不配做炎黄子孙。 刘仲容先生真是有幸，在他33岁那年，作为李宗仁、白崇禧派往西安的代表，在这华夏古城亲历了中国现代史上这惊心动魄而又光辉灿烂的一章。1936年11月，李宗仁、白崇禧接到张学良密电，请广西派代表赴西安密商要事。李宗仁派刘仲容为代表于12月初踏上旅程，作第三次西安之行。 刘仲容第一次去西安是在1935年冬，李、白想联络张学良、杨虎城反蒋，派他去西安走一趟，了解西北情况以及张、杨的动向。他从南宁出发后，先到天津同中共地下党南汉宸、王世英、谢甫生等人接头，向地下党汇报了李、白最近的动态，然后乘火车到西安，会见了杨虎城将军，于1936年春回到南宁。刘仲容此行为李宗仁做了三件事：一是同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初步联系，共产党方面对李宗仁倾向于抗日，表示赞赏；二是了解到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广大官兵都不愿为蒋介石再打内战，尤其是东北军强烈要求“打回老家去”，张、杨的部队，实际上已停止了和红军的战斗，并和红军建立了来往关系；三是杨虎城认为红军北上抗日是不可阻挡的，目前他本人及他指挥的十七路军，虽然处境困难，但表示愿意同广西保持联系。 李宗仁请刘仲容二赴西安，是在两广事变发动前夕，目的是为取得张、杨在西北的呼应。刘仲容于5月底离开南宁，6月间转香港到达上海，正好张学良在上海。他找到张学良的机要秘书栗又文，向他转交了李宗仁致张学良的密信。几天后，栗又文告诉刘仲容说：张表示只要抗日，一定支持；在此时不便同他见面，催促他速去西安，等张学良回西安面谈。7月间，刘仲容到达西安。那时，两广局势已紧趋恶化，广东陈济棠垮台出走了，蒋军40万兵力围困广西。这时，杨虎城与已回到西安的张学良都对刘仲容避而不见，通知刘赶快回广西，今后有事再作联络。 笔者反复阅读刘仲容的遗作《西安事变的回忆》，琢磨良久。张学良当时在上海托人对刘说：只要抗日，一定支持，速去西安，等其回西安面谈。为什么张回到西安又变卦呢？我感觉其中必有文章。尽管刘仲容先生的遗孀张敏华女士为我提供了刘先生生前留下的所有文稿，我仍然找不到答案。后来查阅西安事变档案，才从杨虎城将军机要秘书王菊人的文章《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中找到了答案：两广事变发生了，杨虎城拿着两广的密电去见张学良，两人在西安金家巷张的住宅中，商定了如下办法—— （一）张、杨分别电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要求和平解决两广事件，反对对两广用兵。要求和平统一，共商抗日大计。为了避免蒋对他二人有合谋的疑忌，张、杨致蒋的电报，在文句上有所不同。 （二）如蒋对两广罢兵，西安方面便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和召开救国会议解决国是的主张，通电全国各军事长官、各省府、各法团，征询意见。 （三）如蒋对两广继续用兵，西安方面即出兵援助两广。其军事部署的计划为：东北军编为第一集团军，以王以哲为军团长，下辖两个军，由郑州向汉口推进，担任主攻。东北军的五十一军留在甘肃，对青海马步青、宁夏马鸿逵方面严密警戒。十七路军编为第二集团军，由商南出南阳经襄樊向汉口挺进。十七路军的第四十二师，向山西方面警戒。淳化至耀县、耀县以东至韩城以北，商请红军接防。 办法定了，杨虎城便暗中部署十七路军，准备行动。当时，蒋介石为了对付两广，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张当时是国民党中央监委，接到蒋叫他参加会议的电报后，来找杨商量，说他想去看看形势，不等会完就回来。张说：“我自己驾飞机来往，毫不误事。”杨说：“军事变化大，你还是不去为好。”张又说：“我告诉王军长，我未回时，军队归你指挥。你们看时机，随时行动好了。” 不料两广的军事行动，开始便不利。两广屡电催西安方面应援。杨虎城因张学良在沪未回，恐怕西安一有军事行动张即被扣，就犹豫未决，迟迟未动。岂知两广局势急转直下，广东空军受蒋贿买，叛陈投蒋，余汉谋军亦于7月14日叛陈，广东大势已去，只剩下广西如何自保的问题。待张学良回到西安，两广事变已近尾声。张、杨想利用两广事变以达到停止内战的愿望，只好暂时放置，而再等待新的时机。因而当时刘仲容二到西安，张、杨只好避而不见。 在刘仲容第三次到达西安的前一天，12月9日，西安一万多名学生步行从城里前往蒋介石驻地临潼游行请愿，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团结抗日。蒋介石要张学良实行镇压，“格杀勿论”。张学良赶到十里铺，劝群众回西安。群众高呼：“我们愿意为救国而死，绝不为亡国奴而生，前进！”万众悲忿号哭，声恸天地。张学良再三劝说：“你们先回去，我一定满足你们的心愿，用事实答复你们！”学生群众这才回西安。 <h3>西安事变</h3> 12月12日子夜，西安全城枪声四起。杨虎城当时的机要秘书王炳南匆匆来到刘仲容在城东门的住处，告诉刘，张、杨发动兵谏，把蒋介石抓起来了，并要他立刻去会见张、杨。刘仲容立刻去到新城大楼绥靖公署，那儿人来车往，在紧张匆促的气氛中，刘仲容会见了张学良。张学良身着军装，英俊威武的脸孔，冷峻之中透着激动：“听说你来了。我表示欢迎。我几天前，曾经向老蒋哭谏，要求他停止内战，抗日救国，岂料受到重责。前日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学良等，不忍坐视，因而今早已实行最后之诤谏。我的卫队营长孙铭九已经率领部队抓住了蒋介石，马上就要送来新城大楼，我保其安全，促其自省。等会我就要到西京招待所，召集住在那里的中央大员们，宣布通电全国。刚才已经电请毛泽东先生派出代表到西安来共商国事。请刘先生立即同李宗仁、白崇禧两将军电报联系，呼吁广西的支持。请你代我转达，尤其盼望白副总司令能乘飞机来西安，共同商讨救国大计。” 刘仲容来西安时，已经随身带有密码电本。刘仲容马上托东北军的电台代向李、白发出电报：“桂林李、白总副司令钧鉴：密。此间兵谏事，想已见诸张杨两公通电，今后实际救国大计，正待共商，尤盼副座（指白崇禧）能乘机来此，共商一切。盼复。仲容诞文印。” 很快就收到复电。复电中，李宗仁态度审慎，要刘仲容多方了解情况，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随时电告。 12月16日夜间，广西方面经再三研究考虑，由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等16人，联名通电全国，主张西安事变政治解决，反对内战，统一抗日战线，确实建立抗日政府，举国一致实行对外等。 后来，杨虎城将军于次年6月出国考察。在意大利留学的程思远去巴黎看望杨虎城。杨虎城知道程思远是从广西来的，并且与李宗仁、白崇禧长期共事，因此一见面就十分亲切，不当外人看待。杨虎城对程说：在西安事变中，只有广西的李、白，四川的刘湘和云南的龙云表示支持，其余地方军政长官不是首鼠两端，态度暧昧，就是拥护南京政府下令讨伐。 夜已经很深了。在西安城东南的一个寂静而戒备森严的院落里，三幢小楼都有彻夜不熄的灯光。这就是有名的金家巷一号张公馆。张学良本人住在西楼。东楼第三层的一间卧室里，一个中等身材、清瘦精干的中年人正在红木书桌的台灯下伏案工作，时而沉思，时而疾书。他就是当时年仅38岁的周恩来。这是12月17日深夜，也可以说是18日清晨了。他刚刚跟张学良谈了好几个钟头的话，正在亲自执笔给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拟写他率代表团来到西安后发出的第一封电报。活捉蒋介石后，情况极端复杂，局面十分紧张。三天前，他离开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的时候，中央对西安事变的具体情况还不十分清楚。15日清晨，他带领罗瑞卿、张子华、童小鹏等一行18人骑着骏马，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离开保安出发，行程两天，第二天傍晚赶到当时还是东北军控制下的延安（即肤施）。17日在延安搭上张学良派来接他的专机。到西安已是17日晚上。从保安出来，尽管旅途上劳累了三天，他觉得毛主席和中央一定在焦急等待着西安的消息。全国人民也等待和盼望着共产党和红军的表态。他根本没想到休息，想到的是给中央发出第一封电报以后，要马上给代表团布置明天的工作，他自己准备到九府街杨公馆拜会杨虎城…… 西安的政治局势，牵动着全国，错综复杂，瞬息万变，他已经置身于有关中华民族存亡的一场巨大历史风暴的中心。他瘦削的肩膀，挑着一副极为沉重的担子！ 周恩来到西安，这是自从1927年四·一二上海大屠杀导致大革命失败以后，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人首次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出现在中国大城市的政治舞台上，自然引起了举国的瞩目。人们期待着通过周恩来的一举一动来观察和了解中国共产党。当时，日本当局要南京方面进攻西安，并提出由日方给予军事援助。南京政府已下令“讨伐”张学良，调大军沿陇海路西进，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是时，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对蒋是杀是放，意见分歧；西安城内，谣言四起，社会上思想混乱。周恩来带来的一批年轻工作人员，一到西安，就同当地群众一起，配合代表团的工作，穿街走巷，深入各个阶层，分头进行调查研究。他们一方面搜集群众的反映，一方面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周恩来到达西安的第二天，即12月18日，中共中央第一次公开发表宣言，致电国民党中央，呼吁和平解决西安问题。 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中共代表团及其工作人员走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都给刘仲容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中共代表团的看法电告广西。不久李宗仁、白崇禧联名致电周恩来同志，赞同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西安报纸当时都以大字标题，对此作了报道。 红军参谋长叶剑英于12月24日赶到了西安。叶剑英以红军代表的身份，与桂系代表的刘仲容见了面。当时，经过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与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的谈判，蒋介石刚作出承诺，答应张、杨、周提出的条件。此时，性格直爽而具有爱国热忱的张学良，由于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轻率地自己决定放蒋，并陪同蒋飞往南京。周恩来闻讯赶往机场，飞机已经起飞。蒋介石一离开西安，态度立刻起了很大变化，局势变得更为复杂。因而，叶剑英见到刘仲容，首先问他对处理西安事变的看法。刘说：“你看，陡然间又起风波。依我个人之见，把蒋介石杀了，由共产党来领导抗日，中国局势不就解决了吗？” 叶剑英笑了笑，说：“事情不是这样简单。抗日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共产党坚决主张抗日，要全面抗日，目前还需要蒋介石出面。把蒋介石杀了，中国将出现分裂的局面，这就中了亲日派的诡计，日本帝国主义也会乘机吞并中国。” 刘仲容受到触动，说：“听叶参谋长一席话，确实得知共产党人以抗日大局为重，以民族存亡为重，使我十分感动。真想不到能在西安见到参谋长一面。” 叶剑英：“十多年前，我曾与李宗仁、白崇禧两将军共为北伐出力。请你将我们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向他俩转达。希望我们今后在抗日救国的战场上，能有新的合作。” 当时，在杨虎城身边工作的王炳南，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共产党员。王炳南从接触中了解到刘仲容的爱人赵祥定也曾在德国留学，也是共产党员，得知刘仲容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期的学员，与我党的伍修权、左权、王稼祥、张闻天等都是同学。王炳南还通过当时正在西安的共产党员南汉宸了解到，刘仲容思想进步、爱国热情高，对蒋介石反共打内战的反动做法反感，留学归国后不愿到南京政府就职，还主动为我地下党做过联络工作，这两年与地下党北方局有过联系。王炳南曾经将刘仲容的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通过王炳南请刘仲容去谈话。 周恩来说：“听说你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是个活跃人物，威信很高，当过学生会头头？” 刘仲容笑了，说：“所以我在共产党里面、国民党里面，都有朋友。” 周恩来也笑着说：“我们有点相像，我是在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工作过，在共产党有同学、同志，在国民党里也有不少朋友。” 刘仲容诚恳地说：“这次所见所闻，确使我十分佩服。共产党和蒋介石有血债深仇，却能以民族利益为重，不究旧仇宿恨，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事变刚开始时，还有人主张将蒋介石送到苏区，让共产党公审，我想，这回蒋介石罪有应得了——” 周恩来说：“对蒋介石的不同处置方法可以导致西安事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如果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争取一个好的前途；如果宣布他的罪状，交付人民审判，最后把他杀掉，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而且还会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这就使中国的前途更坏。至于现在放蒋走了，他是否会报复，这并不完全取决于蒋介石个人。只要西北各方力量团结一致，进而团结全国人民，形成强大的统一战线力量，蒋虽有报复之心，也是不怕的。我和李宗仁、白崇禧两先生在国共合作时都共过事。李先生和白先生一向主张抗日，我们钦佩。两广事变发生后，毛主席还给广西写过信，表示我们的态度。我们坚信，一切抗日救国的力量团结起来，抗日一定会实现的，也一定会胜利的。” 刘仲容当时没有料到，和周恩来的这次见面会成为他今后一生的重要转折。 根据周恩来在西安与张学良商定的协议，东北军让出其所控制的延安、瓦窑堡、延川等城给红军进驻，中共中央于1937年1月13日从保安迁至延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不久，当时由于亲日派何应钦仍然陈兵潼关，交通阻断。刘仲容打算回广西向李宗仁汇报就走不成。周恩来获悉后，有一天向刘仲容提出：欢迎你到延安去，在延安住一个时期，听一听，看一看，然后可以绕道山西再回广西。 刘仲容将此事电告李宗仁，取得了李宗仁的同意。1937年1月底，他便从西安动身，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安排下，前往延安。 跟随周恩来亲历西安事变的王炳南，从此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了30年，在新中国成立后还担负了在华沙代表中国主持中美大使级会谈九年的重任。1987年仲夏，我在北京东四他居住的宁静的院子里访问他，他一笑起来就眯缝着的眼睛仍然闪着光，苍然白发映衬着宽阔高耸的额头。王炳南说：“从此，我也跟刘仲容熟悉了。后来抗战爆发不久，他跟白崇禧来重庆工作，我跟周总理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周总理让我跟他保持秘密联系。解放后，来往更多一点。西安事变后期，也就是1937年1、2月间，是周恩来在西安最困难的日子，形势很险恶危急，而且还随时有生命危险。那几天，周恩来忙到不能再忙的程度，几天几夜睡不上几个钟头，明显地消瘦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要撤离，顾祝同率领中央军即将开入西安。随时都会发生险情。周恩来却将个人安危置于度外。中央关心他的安全，致电要他在紧急时立即撤出。他将大部分工作人员撤出了西安，让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等转移到三原。他也让杨虎城离开了西安。他坚持留在西安，并在七贤庄一号公开建立红军办事处。顾祝同的中央军开进西安时，周恩来从容地留在西安。那段紧张而混乱的日子里，他连桂系代表刘仲容的安全都考虑到了，亲自吩咐安排刘仲容去延安。” 周恩来的这一安排，使刘仲容从此成为沟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与桂系首脑人物之间的重要渠道。 卷二 抗战中的桂林文化城 第二章 毛泽东在延安多次接见李宗仁的代表刘仲容 （1937年2月—4月，陕北） 窑洞外下着大雪。纷纷扬扬，延安城内外，漫天皆白。他喜欢雪。他走出窑洞，纵目饱览这北国雪景，让雪花飘落在他灼热的脸上。他不戴帽子，又浓又黑的头发长得遮了半个耳朵。舒畅。惬意。一年以前，也就是1936年的2月吧，行军途中，同样遇到这鹅毛大雪，岂不快哉？！那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在瓦窑堡开了会，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了在发展中巩固扩大陕北根据地，由他率领红军主力准备东渡黄河作战，进入山西。东进途中，适逢大雪，他诗兴正浓，信手填了一首“沁园春”，咏雪。他十分欣赏描写雪景的那几句：“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在大雪之中吟哦起来，雄视历史，借雪抒情，令他颇为自得。 谚语讲，大雪兆丰年；他讲是，大雪呈捷报。那次东进之役，奇兵突袭，歼敌6个团，俘敌4000余人，扩大红军约8000人，筹款30余万银元，是个不大不小的胜仗。不幸的是，刚30出头的优秀将领刘志丹在作战中英勇牺牲了。他深为痛惜。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正逢刘志丹蒙受大冤。这个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红军名将，陕北红军的创始人，竟然被人当作“国民党地下党”扣押要处决。五花大绑，头壳上蒙上布套子，推推搡搡，正要押去一个大土坑边活埋的时候，他派去的周恩来及时赶到才将志丹救了出来。刚刚率部东征，怎么就…… 这是中央迁到延安后下的第一场大雪。保安确实僻远荒凉，一条小街，抬头只见城边炮楼山上的烽火台。如今，他自己所住的延安，是自古以来的西北重镇，从他的窑洞所在的城南凤凰山往北望，宝塔山银装素裹，那宝塔也成了一座银塔。从延安到保安，还只个把月，局面已经不同。老蒋“剿匪”的封锁线已经被打破了。连南边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的代表，也不费什么周折就来到了延安。成批成群的热血青年，在西安事变后，不断地像潮水般涌来延安，投奔革命，参加抗日。连干部战士也说，来延安后白面馍馍也多了。连机器、药品、纸张、文具都涌进延安来了。他最关心的书报来源也大为改观，可以看到多种西安或是关外的报纸了。几个月前，在保安，周恩来从东北军的朋友处得到几份报纸或是一两个西红柿，也视为珍宝，托人辗转捎来。他正有所冲动，想要写一首诗或是填一首词—— 这时，刘仲容在他派去的警卫员陪同下来到了。刘仲容高高的个子，书生模样，帽子顶上、大衣两肩都落满了雪。据说他也是湖南人，我们湖南佬高个的也真不少。他哈哈大笑说：“欢迎，欢迎你来‘土匪窝’。明朝时是李自成造反的窝，现在是红军的窝。” 刘仲容忙说：“见到了毛主席，感到很高兴。” 刘仲容伸手拍掉大衣上的雪时，惊异地盯着他膝盖上的棉裤大补钉看。他笑笑说：“刘先生，从西安来路不好走吧，辛苦了！” 刘仲容说：“不辛苦。坐汽车走了两天的路程。路上看见好些青年男女，成群结队，唱着歌走路来，好受感动。” 进到暖乎乎的窑洞里，坐下泡茶，只见老刀牌香烟盒子到处乱放，他点了烟，说：“听口音，我是异地遇老乡了。” 刘仲容忙说：“我是益阳人。”他说：“离湘潭不远。我们在长沙南边，你们在长沙西北边。” 见刘仲容吃惊地打量着窑洞里的木椅、木凳、木桌、木箱子上摆着书籍、报刊，炕上简单而白净的被子；他又说，说着话还举起一只手做砍脑袋的动作：“要不是西安事变，你还过不了封锁线，进不了陕北，给人家抓到了要砍脑壳的。你听说了么？姓蒋的标了二十五万块大洋买我的脑瓜子，如今有机会砍他的脑瓜子，我们不要，要什么？要他抗日呀！刘先生在西安见了张学良了么？” 刘仲容说：“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我都见了面。两将军救国救亡，血气方刚，给我印象是很深的。” 他说：“张、杨两将军发动兵谏，真了不起！为中华民族做了一件大事；为抗日救国立了一个大功。可惜的是：少帅少帅，年少轻率，感情冲动之下，陪了蒋介石去南京，等于自己送上门去给他报复。但是，我们要看到，西安事变之后，全国各党各派各军各省都在讲抗战，蒋介石打内战的做法，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已经行不通了。刘先生，几个月前，两广与南京的战祸刚刚平息的时候，我曾经给‘两李一白’写过回信，提出‘全国各党各派各军向南京方面一致呼吁，请其将仇恨国人之心移以对外，蒋介石及其中国国民党一律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实为真正救国政策的重要一着。’并表示我们愿意与广西方面密切合作。李先生、白先生在来信中曾提出，我们两方签订一个抗日救国协定。我是十分赞同的。” 刘仲容说：“我一定将毛主席的话，转达给他俩。” 他又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以及全国一致对日作战的前景变得光明起来。可以讲，曙光在前了。刘先生，你讲是不是？” 刘仲容说：“兵谏那几天，我开始也惊喜万分。以为把蒋介石杀了，共产党出来领导大家抗日，不是很好么！后来，周副主席给我讲了和平解决的道理，才使我豁然开朗。毛主席，讲一句心里话，通过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我更佩服共产党了。” 他笑了，又说：“在各省各军中，是李先生、白先生首先致电支持我党提出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刘先生回到广西后，一定代我表示感谢。” 贺子珍来了。她外貌娟秀，身材苗条，十分热情地给茶杯添了水。 毛泽东继续讲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还为实现国共两党的合作，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可以预期，随着抗日高潮的到来，国共的第二次合作即将实现。红军已经在西安建立了自己的办事处，国共两党的谈判已经在西安开始了。我刚才说的‘光明前景’也好，‘曙光在前’也好，还需要我们不分党派，团结一致，坚持斗争，才能实现。”他讲着国共两党的谈判，讲到在西安，周恩来、叶剑英正在与顾祝同、张冲谈判。 毛泽东一支接着一支抽烟，微笑着眼望刘仲容，问道：“听说刘先生还在苏联留过学？湖南老家还有什么人？怎么到广西去谋事？” 他听着刘仲容讲自己的身世、经历的时候，将一只手举起来，手掌伸到脑的后背去抓痒，手肘都抬至耳朵旁了。毛泽东抓罢痒，笑说：“怪不得恩来嘱咐叫伍修权秘书长接待你，原来你跟他是莫斯科‘中大’第一期的同学。” 忽然听到吱吱两声，只见屋角钻出了一只个头不小的老鼠，探头探脑。他说：“你看，这个家伙也想来凑热闹。”他伸手拍了桌沿一下，老鼠给吓跑了。 有人端饭菜进来摆上，菜是黄澄澄的炒鸡蛋、白菜炒猪肉加上一碟辣椒，饭是白面馍馍和稀粥米汤。贺子珍还帮斟上了红酒。他说：“这是延安产的葡萄酒。我俩是老乡，今天吃辣椒有伴了。” 吃罢晚饭，天黑了，窑洞里点起了蜡烛。 毛泽东谈兴更浓了，说：“广西这几年跟蒋介石闹独立。广西是个有名的穷省份，闹起饥荒来，灾民常跑到湖南来。湖南的农民讨不到老婆的，就娶广西的妹子。李先生凭什么闹独立？据说，这几年，没有南京政府的财政支持，不仅撑得住局面，还被人称赞它为全国的模范省。我看李宗仁是个有本事的人。你给我讲讲广西的情况。” 刘仲容说：“李宗仁和白崇禧要将广西作为自己的地盘来建设好、经营好，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在广西提出了自己的口号‘建设广西，振兴中华’。制定了自己的‘三自’‘三寓’政策。”毛泽东很感兴趣，不厌其详地发问。刘仲容也就详细地讲解了李宗仁、白崇禧的自卫、自治、自给的政策及寓兵于民、寓将于学、寓征于募的具体办法。讲了广西在政治上搞“扩大党政军联席会议”，拟定了“广西建设纲领”，搞了经济与教育齐头并进。每村设国民基础学校，村长兼校长；每乡设立设备较好的“中心学校”，乡长兼校长。对全省学龄儿童强迫免费入学。增设省立中学。引进人才办大学。经济上，修公路、开矿、植桐造林、办工厂，办了一批制糖、制革、造纸厂等。在军事上，搞了全省皆兵的民团训练，还办起了各种兵工厂，从捷克买了最新设备。 毛泽东插话问：“我从报上看到广西还自办空军，规模大不大？” 刘仲容说：“广西空军大约有各式飞机五六十架。还办起了一个规模宏大的飞机配制厂，据李宗仁先生对我讲，这个厂的规模比中央的厂还新还大。去年两广联合事变时，蒋介石用重金收买两广空军。广东空军几乎全部投蒋。广西空军仅有所聘的广东人校长林伟成一个人驾了一架练习机潜逃。” 毛泽东说：“没有本事是闹不起独立的。我看李宗仁先生确实是一个有本事的人。许多在蒋介石政权下没法实现的事情，他在广西都办到了。怪不得老蒋对广西也耿耿于怀。刘先生，你回广西去，要动员李先生白先生，将本事用在抗日上。今后，各种政治力量要联合起来，共同督促蒋介石实现他在西安许下的诺言。” 夜深了。他谈兴不减，问刘仲容读过一些什么书，勉励仲容多读一点革命的书籍。听说刘仲容也喜欢文学，他兴孜孜起身到墙架的木箱面上，寻出一张诗稿，问：“你知道丁玲么？” 刘仲容说：“我知道。没见过。她是有名的女作家。跟牺牲在上海龙华的几个左翼作家柔石、蒋光慈等一起受蒋介石迫害。” 毛泽东说：“她去年秋天来到保安。在保安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后来，随军上前线了。我填了一首《临江仙》，用电报拍给她。也请刘先生指教。” 刘仲容接纸一看，诗稿上龙飞凤舞，写着：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毛泽东笑眯眯望着刘仲容，说：“别见笑，怎样？” 刘仲容谦虚地说：“我不大懂诗。我读了觉得很清新。这是毛主席对一个来陕北的知识分子的最高奖赏了。好诗！” 毛泽东说：“刘先生，你从南边来一次不容易，不要急急忙忙回去。可以在延安多看看，多听听。我请伍修权给你安排。好么？” 他送刘仲容走出窑洞。大雪已经停了，天也放晴了，弦月挂在天边，漫山遍野白茫茫。 <h3>主席召见</h3> 4月的风沙特别大。风一刮，黄沙漫漫不见天。队伍仍然顶着风沙，在黄土高原上缓慢地向东南方向前进。据说这天下午就可以到达黄河西岸，明天就可以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省的地界。他们离开延安，已经是第六天了。刚启程时下了两天雨，接着晴了三天。今天一早就刮起了大风。部队仍是毫不动摇地东进。刘仲容伴同着一支红军部队一起前进。他对这支部队十分钦佩。他们的武器并不精良，却精神抖擞，情绪饱满，抗日热情十分高涨。他骑着马；部队的干部和战士却徒步行进。他们对他照应热情，十分周到。晚上宿在简陋的教室或是老百姓的窑洞，他们将最避风的屋角或是最温暖的炕位都留给他。战士们铺着禾秆草睡在门旁或是炕边，还说护送好他，是毛主席亲自交给的任务，他们感到格外光荣。 六天前，伍修权来通知他，说：“仲容。你快去，毛主席召见你。”毛主席告诉他，将派人送他过黄河、进山西，然后就可以改乘火车回广西了。毛主席说：“一切行程由伍修权秘书长安排。一路上我们派人保护你。你放心好。” 刘仲容从西安来到延安，逗留了两个来月。这段日子生活丰富，充实，新鲜，很有意义，使他感到像是在一所生气勃勃的革命大学留学。时间尽管不长，却使他仿佛一下子明白了许多道理：人生，革命，民族，抗日，未来的新中国……临到要离开，他发觉自己对这个荒僻苍茫的黄土高原，对延水河边这个只有一条大街的小城，对那一排排、一孔孔的窑洞产生了一种依恋不舍的感情。 到延安以前，毛泽东这三个字对他来说，是一个十分神秘的谜。这个人太有名，太神奇，太重要了。他的这个湖南的邻县老乡，被那些报纸指为全国最大的“土匪头”，蒋介石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对他们无可奈何。毛泽东率领着队伍，不可思议地从江西出发，在中国西部的大山深谷草地沼泽里，神出鬼没，终于来到陕北，准备团结全国人民，奋起抗日。他见了几次毛泽东。他愈要解开这个谜，这个谜对他愈有吸引力。他被这个人迷住了。这个穿皱巴巴的带补丁衣服的领袖。这几年艰辛坎坷的浴血历程，给毛泽东留下了明显的痕迹，身子太瘦，脸色还显得有点蜡黄，衣缝里还长着虱子。可是，毛的笑声，爽朗真诚；毛的眼睛，闪烁着炽热的亮光；毛泽东讲话虽语调缓慢，语言却幽默诙谐，充满了活力与生机，使人听了有如春风吹拂；毛有时像个农民，可是他所描绘的新中国才是这块中华大地的希望。有一天，他去看范仲淹在好几百年前留下的延安府的城墙的门楼。他在城门口望见毛泽东正跟两个赶车人站在马车旁谈话，赶车人说的话使毛仰脸大笑。伍修权告诉他，毛主席爱上街蹓跶，遇着老羊倌、摆摊的妇女、骡马市的贩者、打铁的匠人或是缠足的老太婆，都喜欢在一起聊天扯家常。毛泽东还派人来请他去观看文艺演出。舞台上点着汽灯，红军演出队表演“生产舞”、“红军舞”、“网球舞”等，看得出有的节目是模仿苏联红军的，可是他觉得很有意思、有生活气息，很新鲜。更使他觉得新鲜而感动的，是毛泽东、朱德等领袖混杂在群众中随便坐在一起，还有几个战士整齐地喊着，“毛主席，来一个，要不要？”大家齐声喊：“要！要！要！”毛泽东转移目标，笑着请了一个女干部上台去唱歌，唱的是江西民歌。毛泽东讲课，他也去听了几次。那是在抗大的操场上，听课的学员各自带着一张小板凳，坐得很整齐，聚精会神地听，用膝盖垫着小本子记录。毛泽东的讲桌是几根杉木架着一块没有油漆的杉木板。桌面放着茶杯和几张讲稿。毛主席很少看讲稿，经常从讲桌后站起来走到讲桌前，在人们的身前站着讲。毛泽东讲课语言幽默、活泼、生动，使会场一会鸦雀无声、全神倾听，一会笑声震响、满场活跃。毛讲的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重要原则的课，使他对于认识抗战的前途受益良深。毛结合在江西根据地对付蒋介石围剿时以少数兵力打败敌人大军的经验和教训，讲游击队的战略战术，使他印象特别深刻。这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伟人！…… 这天的下午，风停了。走了不久，部队歇住在陕西和山西交界的一个小村里。这已经到了黄河边上。河东就是山西省吉县地界了。突然，部队通知刘仲容说：“刘先生，你明早就要离开陕北渡过黄河进入山西了。今晚有人请你吃饭。” 刘仲容十分纳闷：在黄河边上有谁请我吃饭呢？！他在来接的红军干部的陪同下，来到附近一间普通民房前。一位身体健壮厚实的中年军人迎了过来：“刘先生，路上辛苦了！” 有人介绍说：“这是张云逸将军。当年在广西的红七军军长。” 刘仲容与张云逸热情地握手：“张军长，我早就在广西听说过你了。今晚很荣幸见到你。” 这是一个简朴的晚宴，气氛却十分热烈、友好。张云逸给他祝酒，并往碗里夹上鲜嫩的黄河鲤鱼：“刘先生，祝你一路顺风。” 刘仲容说：“听口音，张军长不是广西人？” 张云逸说：“我是海南岛文昌县人。跟宋庆龄、宋美龄老乡。” 刘仲容笑了：“哈哈，我们俩都不是广西人，都与广西有缘份呵。” 张云逸说：“明天渡过黄河，进入山西，走过吉县，翻过火焰山，就可以乘火车回广西了。” 刘仲容也举杯：“感谢将军盛情款待。” 张云逸说：“我也要出远门南下，但是同你去的不是一个地方。希望不久在香港或桂林能够再见面。” 第二天，张云逸送刘仲容渡过黄河，然后才分了手。刘仲容在黄河边上很有感触，毛主席为他安排得很周到。 几天之后，刘仲容在山西境内乘上了火车，又几经辗转，回到广西时，已经是5月份了。 1989年，我曾经在我编导的大型电视文献片《桂林文化城》里用镜头记录了刘仲容到延安会见毛主席及东渡黄河回广西的历史。当时历史的见证人之一伍修权将军在北京的寓所里会见了我，他虽已年过80，但身体健康，记忆力很好，思路很清晰地对我回忆了这段经历，并说：“这是应该记录的一段关于我党统战工作的重要历史。”年已90、德高望重的夏衍公看了这段片子亲笔写信给我说：“已看了，很好！特别是一开头就提到了刘仲容。这个无名英雄是不该忘记的。” 卷二 抗战中的桂林文化城 第三章 张云逸代表中共中央来到桂林 （1937年6月—7月，桂林） 独秀峰下的王城，是桂林的一处十分有名的名胜古迹。周长三里的城墙，青石块砌的城垣，城高门深，古树婆娑，使人感到气势森严，它是明代靖江王朱守谦建的府第，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自从1936年冬天，广西的省会从南宁迁到桂林，从王府城垣那高深的圆拱形门洞出入的，就不仅是悠然自得的游人了。因为广西省政府设在王府里，广西的高级军政要员及南京政府或是外省来的官差，就频频在这东、南、西三个门洞里进进出出，使王府又从文物古迹成为壁垒森严的衙门了。 两广六一运动结束后，李宗仁觉得抗战随时都会爆发，南宁作为省会，距离北部湾海岸太近，极易受敌人从海上的威胁。出于战略上的考虑，李宗仁才将省会迁至桂林，一是可避敌人自海上登陆的威胁，再则可与南京政府及各省取得更密切的联系。加以桂林多山洞，是最好的天然防空处所。广西省政府的办公大楼，设在大门北边的一座宫殿似的楼房里，飞檐层叠，赤红色的巨柱高门，矗立在当年承运殿留下的云阶玉陛和勾栏望柱构成的高台上，给人一种府第凛然、衙明高深的感觉。 1937年5月底的一天下午，从省府里走出一个夹着皮包、模样斯文、身材瘦削的人，穿蓝布中山装，青布鞋白布袜，年纪51岁。他走下那雕有图画的石阶以后，沿青石路走出大门，没乘小汽车，也没叫人力车，步履匆匆地赶去八桂厅开会。他就是桂系民主派的代表人物李任仁，字重毅，人称重老。据梁漱溟先生考证，李任仁的名字“任仁”、“重毅”出自：“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李任仁赶去参加李宗仁主持召开的桂系高级官员会议，会议内容是：中共中央的全权代表张云逸即将来桂林与桂系谈判合作抗日，桂系将采取什么对策。李任仁当时担任广西教育厅厅长，又曾是白崇禧的老师，在广西是十分有影响的人物。他知道，在会上免不了又有一场争论。西安事变以后，广西的文武官员思想混乱，意见分歧。有的对抗战缺乏信心，有的高级将领对蒋介石会不会参加抗日表示怀疑，有的认为蒋介石已停止“剿共”，很可能会抽出兵力来压迫地方势力，广西要准备对付新的蒋桂战争。李宗仁、白崇禧也说：“蒋介石不可靠，我们不要上蒋介石的当。”在不久以前，刘仲容从西北回到桂林，李宗仁曾经召开过桂系高级官员座谈会，听刘仲容先生介绍西北之行的情况，转达了毛泽东的重要讲话。刘仲容在会上说：“毛先生说了，抗日是人心所向，这是老蒋阻挡不住的。我们有充分的条件，联合各个方面的力量，逼蒋抗日。据毛先生估计，今天的局势已经不同过去，蒋介石不打日本打内战，办不到了。”李任仁听了十分兴奋，认为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将会实现，他在会上表示：“毛润芝先生的看法有道理。我们广西应该做好相应的准备，与中共加强联系，通力合作。”而黄旭初、潘宜之等人却说：“我们只能自己干自己的，建立自己的政治思想，不能抄袭共产党的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并以此为借口反对国共联合抗日。没有得出统一结论。 李任仁赶到八桂厅时，与会人员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李品仙、王公度、甘介侯、黄同仇、潘宜之等已快到齐。八桂厅是李宗仁在桂林办公的地方，经常在此召集高级军政人员商讨重要事宜。这次李宗仁召集讨论与张云逸谈判对策，分歧仍然很大，黄同仇、黄旭初、潘宜之等顽固派还是老调重弹。这次，李宗仁没有说什么话，白崇禧也较为沉默。李任仁、王公度主张与中共搞好合作，其他人各谈各的。吃了晚饭又继续开至夜深，仍未有具体结论。最后决定由王公度对张云逸的桂林之行，作好周密的安排。因张云逸此次来桂林谈判是秘密进行的，不能让蒋介石在桂林的特务获悉。李宗仁并决定派刘仲容到荔浦车站迎候张云逸。李宗仁说：“以前人家在广西跟我们打仗，现在人家来广西跟我们商讨合作抗日，我们要做到礼仪周全。” 当晚散会时，李宗仁嘱咐李任仁第二天再来一次。第二天，李宗仁、白崇禧单独听取了李任仁的意见。李任仁说：“西安事变表明中共不计旧仇宿债，真正实行抗日救国。这次张先生来桂林谈判合作抗日，我们广西方面应该拿出真心实意，与中共合作，共赴国难，救国救民。这是广西人民乃至全国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亦符合中山先生之遗愿。”李宗仁决定让李任仁参与跟张云逸商讨团结抗战的具体方案；为了避开蒋介石的耳目，可以安排到李任仁与白崇禧的老家临桂县会仙乡去进行。 1937年的夏天来得早。在桂林5月末6月初已经炙热灼人了。那几天，李任仁更感到热乎乎的。这个老同盟会员、孙中山先生的忠实追随者，已经从全国的局势及自己的亲身经历，预感到国共合作的新时期就要到来了！ 李任仁出生在乡村中医的家庭里，家里日子也十分艰辛，只有能力供养长子一人读书。作为次子的李任仁，只读了一年私塾，就不得不辍学，14岁时去中药铺当学徒。他天资聪明，从小爱读书，喜欢打抱不平，主持正义。他16岁那年，父亲因仗义直言，为民请命，到县衙门告状，告恶霸勾结县衙明师爷私征酒税，坑害人民。状纸被师爷暗中扣下，父亲则被处以聚众抗捐罪，关进大牢。李任仁闻讯赶进桂林城，当街拦住县官大轿喊冤，历数师爷、恶霸之劣迹。父亲终于被释放回家，老人认为受人欺侮在于家无功名，决定再送任仁读书。两年后，李任仁考中秀才，回乡创办会仙小学堂，白崇禧是第一班学生。白崇禧家道贫穷，仅靠姐夫卖牛肉，姐姐帮人做针线，勉强送其读书。有时连文具课本也是老师赠送。李任仁和白崇禧就此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在同盟会的影响下，李任仁带头剪掉了头上的辫子。辛亥革命爆发前一年，李任仁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开始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21年12月，孙中山到桂林发动北伐。这时，已是桂林第三中学校长的李任仁，代表桂林教育界，亲自谒请中山先生出席桂林教育界召开的欢迎大会。中山先生欣然出席并发表演说，李任仁主持大会并致欢迎词。后来，李任仁诚心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中山先生在京逝世时，已任桂林县知事的李任仁含泪提议，在桂林王城内建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塔，并把玉皇阁改建为中山纪念馆，以示继承中山先生遗志。 在李任仁建议下，李宗仁、白崇禧率军参加了北伐战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李任仁也上了“清党委员会”的黑名单。幸而白崇禧秘密通知刘斐转电他逃跑。他先到会仙乡下隐藏起来，然后逃出广西，才没有遭难。 1931年，他出任广西教育厅长，聘请共产党员杨东莼担任广西师专校长。1934年，因顽固派作祟，杨东莼、朱克靖等被“礼送出境”，他被迫辞去厅长职务。但他说：“厅长可以不做，在广西积蓄力量，进行改革，从事反帝、反封的主张和行动，我是坚持不会放弃的！” 1935年，他再次出任教育厅长，又邀请老同盟会员、一贯思想进步的陈此生出任教务长，并由陈先生延聘陈望道、邓初民、马哲民等一批很有权威的进步学者前来任教。广西师专培养出来的不少学生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有的成为中共党员，有的成为民主战士，这在当时，极为难能可贵。 当李任仁从李宗仁的八桂厅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时，秘书提醒他当天要做的事：武昌中华大学华南参观团一行12人，昨天已抵桂，今天下午厅长去看望；国际展览已布置完毕，今日开展，请厅长出席开展仪式。 李任仁转告秘书：“广西大学文法学院、桂林初中及桂林女中今天都在街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我们要安排时间去看一看。” <h3>归来</h3> 梧州码头在望了。这趟客船是香港与梧州通航的班轮，因而码头上接客的人群显得特别拥挤。这是1937年6月初的一天，张云逸带着秘书李实便装乘船从香港来到梧州。 八年前的夏天，张云逸也是从梧州进入广西的。那次，中央原来要派他去苏联学习；正好当时，蒋桂两派的战争又在酝酿，且有一触即发之势。中共中央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派一批同志去广西开展革命工作。这样，中央军事部长杨殷在上海找他谈话，改派他去广西工作，征求他的意见。张云逸爽脆地答应服从组织决定。那次，他同邓小平、袁任远、叶季壮等一批共产党员一起，在南宁策动了兵变，拉起队伍成立了红七、八军，开辟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并粉碎了李宗仁、白崇禧指挥的桂系军队的“围剿”，挺进江西，加入了中央红军。斗争确是惊心动魄，往事犹历历在目。 真想不到八年后，他第二次从梧州进广西，是与当年要“剿灭”红军的对手李宗仁、白崇禧商谈合作抗日。形势发展得真是快呵！ 西安事变之后，党中央决定派他到华南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接见了他。周恩来跟他作了详谈。中央考虑到他是南方人，在广东工作与生活过，北伐时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二十五师参谋长，四·一二事变后又在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部队里从事秘密工作，在南方关系多，既熟悉广东，也熟悉广西，因而选派他担负这项重要工作。中央还特意安排他宴请即将从陕北回广西的刘仲容先生，接上了头。 1937年4月25日，他同周恩来、孔石泉等20余人乘一辆卡车，从延安出发。他是要经西安转到香港去开展工作。周恩来等是要经西安到南京去同国民党继续谈判。卡车离开延安50多里后，突然遭到土匪袭击。一二百个土匪从正前方公路上挖的工事里，从后面的小山包和左边的树林中同时射击，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密集的子弹射来，有的同志在车上就牺牲了。敌我力量十分悬殊，大家在周恩来、张云逸等同志指挥下奋力抵抗。张云逸的手负了伤。他经过仔细观察，从敌人的枪声中发现右侧没有敌人。他一面指挥大家还击，一面同孔石泉一起利用有利地形掩护周恩来从开阔地跨进沟壑，钻入对面山坡的丛林，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脱险后，他们仍旧折回延安。他这次南下，真是冒了很大风险。5月初，他重新出发，从西安辗转到达香港，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在华南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在这两次来广西的八年间，他与妻子韩碧也经历了长久的悲欢离合。他在1929年夏天去广西时，韩碧刚刚生下儿子远之，从此就杳无音信。韩碧在广州，以理发为业，自谋生路，艰难地将儿子远之养活到九岁。张云逸从延安来到香港后，在组织和亲友帮助下才找到韩碧母子俩，送到香港，一家三口分离八年这才在香港重聚，住在一间不到15平方米的阁楼上。一家刚团聚，他又不顾个人安危，到广西来进行秘密谈判工作。 在他到广西之前，中共中央事先派了共产党员杨必升到桂林同桂系方面进行联系，转达了中共中央拟于近期派张云逸为全权代表到桂林谈判合作抗日的意见。张云逸到香港后也派人到桂林同刘仲容取得联系。 张云逸、李实到梧州上岸，按王公度事前的通知，找梧州公安局长李一尘接上头，由李一尘亲自接待，并派汽车送往桂林。当汽车到达荔浦车站时，刘仲容已经在那里迎候，并陪同他一起来桂林。由于王公度、刘仲容的安排，张云逸到桂林不久，即同李宗仁见了面，并开始了会谈。刘仲容还派了人对张云逸进行了秘密保护。 6月12日，张云逸同李宗仁、白崇禧进行了首次会谈。张云逸在会谈中，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强调团结抗日，救国图存是全民族的需要。只要是抗日派，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我们党随时准备和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合作，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过西安事变，中国的局势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蒋介石不打日本打内战，办不到了。我们有充分的条件，联合各个方面的力量，逼蒋抗日。一切抗日救国的力量团结起来，抗日一定会胜利。李宗仁、白崇禧在会谈中，表示赞同中共对形势的看法，赞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愿意团结抗日，共同对外。 几天之后，在第二次会谈中，李宗仁表示完全同意中共提出的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和团结抗战等主张。双方商定，由张云逸与桂系几个高级官员研究拟出如何巩固和平统一，实现民主和团结抗战的具体方案。张云逸在桂林期间，四川军阀刘湘也派出代表张斯可、李星辉到桂林联络。经李宗仁介绍，张云逸同张斯可、李星辉见了面并进行了会谈。主张川、桂和中共联合起来，迫使蒋介石共同对日抗战。张云逸还请张斯可一起参加关于巩固和平，实现抗战具体方案的制定。 当时蒋介石在桂林的特务机关十分活跃，很快就察觉了张云逸在桂林同广西和四川代表进行的联络工作。蒋介石下令要其在桂林的特务密切注意张云逸的活动。蒋介石还放出空气说桂方反对蒋介石反对联共的主张；其用心在于破坏桂系同中共建立统战关系。而桂系的顽固派高级官员黄旭初、潘宜之等，仍坚持桂系应“建立自己的政治思想，不能抄袭共产党的理论”，不主张同中共联合。因而，李宗仁的态度摇摆不定。面对错综复杂的情况，在同广西和四川代表会谈时，张云逸耐心而坦率地指出：“在此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各个地方实力派只有以抗日民主与蒋介石比进步，才能生存和发展；如果以军阀政策与蒋介石比落后，只有失败。我们联蒋抗日，也只有在抗日与民主的道路上去推动，蒋介石如挑动内战，不仅无益，在全国人民面前也是通不过的，是不可能办到的。” 为防止蒋介石特务的跟踪骚扰，张云逸和李任仁等离开了桂林，来到离城40多里的临桂县会仙乡李任仁的老家，进一步商讨联合抗战的具体方案。会仙乡不在交通要道上，奇峰环野，湖塘绕村，风景秀丽，环境幽静。这一带平时难得有生人进来。张云逸与李任仁等在这里会商，又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蒋介石的特务进不来，就是贸然闯进来，还到不了村里就会被人发现而加以阻挡。 <h3>谈判</h3> 张云逸与李任仁在谈判的间隙，聊起天来。李任仁告诉张云逸：“我是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四·一二事变中，要不是躲进村边的一口枯井里，早挨砍头了。”张云逸说：“四·一二以后，我在海口也差点被抓，幸亏得到消息，上了开往越南海防的轮船，转道香港，才捡回了这条命。”两人聊起来，气氛十分轻松友好，越深聊越觉得两人相似的经历不少。两人都出生在上世纪末，李任仁比张云逸长六岁，都是乡下贫苦人出身，都在少儿时有一段好学苦读的历史。张云逸说：“那时，买不起笔墨纸张，我就用树枝作笔，在地上练习写字。”李任仁说：“家太穷，我只读了一年私塾，就辍学当小学徒打工，仍然千方百计找书来读，经常读至深夜。”他俩都是老同盟会员，有加入同盟会的相似经历。李任仁说：“我是读了在暗中传阅的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激动起来了，偷偷加入了同盟会。”张云逸说：“我也是读了那些书才明白孙中山的革命主张的。”他俩都是在辛亥革命前一年参加同盟会。他俩越聊越高兴，还一起在会仙乡李任仁的堂屋里同声背诵当年宣誓加入同盟会的誓词：“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 会仙乡的会谈，使张云逸与李任仁建立了诚挚的友谊。解放后，张云逸出任新中国的广西省第一任省长，李任仁担任副省长。张云逸在生活上关心李任仁，在工作上尊重李任仁，两人真诚相待，友谊更深；李任仁在反“右”中受了委屈，张云逸还主动出面为李任仁讲公道话，说：“重老提意见都是直接向我提的，不是背后乱讲的。” 经过张云逸的艰辛工作及同广西、四川方面的代表反复磋商，6月下旬拟定了联合抗日的七条纲领草案。这个纲领草案的主要之点是： 1．巩固和平统一，实现民主政治，团结抗日，收复失地； 2．召开国防会议，充分接受各方抗日主张，树立抗日旗帜； 3．扩大抗日宣传，开放民众运动，改善人民生活； 4．释放政治犯； 5．开展国民议会制宪运动，国民会议代表名额应分配于各党派指定； 6．各抗日力量应彼此团结互助，以充分力量推动中央领导实现抗日，不得含有分裂民族统一战线的企图。 这个纲领草案的内容是符合实际的，它反映了广大人民抗日救国的愿望和要求。报告拟定后，张云逸即用密码请桂系的电台发往延安。毛泽东收到张云逸的报告后，即在6月26日回电，予以充分肯定。毛泽东在回电中说：纲领草案是对的，我们赞成本此去做，并促请桂方向粤、港、沪联络，推动各方也努力去做。 就在张云逸还在桂林的时候，震惊中外的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日军大举入侵华北。中国军队奋起浴血抗战。抗日战争开始了！7月8日，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大声疾呼：“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生路！”张云逸奉中共中央的指示，再次同李宗仁会谈。此时，李宗仁在新的形势下，不再在民主派与顽固派之间摇摆，即同意致电华北及南京政府表示支持抗战。在桂林的四川代表张斯可，询问中共对卢沟桥事变的主张，并主动邀请张云逸到四川去同刘湘商谈。 七·七事变后，桂林一下子就沉浸在一种全民抗战的紧张氛围中。街头人人在讲抗战。报纸人人争购，抢看华北前线消息。学生上街表演抗战节目的次数陡然增加。当局也在布置全城防空演习。尖厉刺耳的警报声，尽管已事先声明是作演习用的，请市民不必紧张，可是“呜——”的警报声向这个山水秀丽的城市报告：战争即将来临。张云逸在桂林的住处也格外繁忙起来。蒋介石特务装扮的水果小贩将门口盯得更紧。张云逸刚刚送走来商谈的四川代表张斯可，李任仁也来到了。人们也不管门口那几个蒋介石的耳目了。李任仁来询问北边抗战的新消息和中共的新动态，也向张云逸转告蒋介石在庐山召开谈话会的有关内情。李任仁走了刚一会，王公度乘车来请张云逸去八桂厅与李宗仁会谈。李宗仁以华北形势危急，要求张云逸留在桂林，以便讨论对策及与中共中央保持畅通的渠道。同时，李宗仁请张云逸转告，广西再度派刘仲容赴延安，作为桂系的常驻延安代表，同中共中央保持联系。张云逸根据中央指示，向李宗仁强调：目前是全国存亡关头，又是蒋介石及国民党彻底转变政策的关头；为了坚定蒋介石抗日的决心，各方应表示诚意拥护蒋氏及南京政府的抗日政策，不可有牵制之意；一方面促成蒋介石发动全国抗战的最后决心，另一方面，自己也准备抗日的实际步骤，同南京一道去做。张云逸也转告李宗仁：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他继续留在桂林，并来往于桂、粤、港之间，进行抗战的统战工作。 李宗仁送张云逸走出门口时，天空中有几架战斗机鸣啸着飞过。两人仰脸看着。李宗仁告诉张云逸：“这是广西的空军战斗机在演习。” 卷二 抗战中的桂林文化城 第四章 白崇禧带着共产党员飞南京任职 （1937年8月—10月，桂林） 盛夏的桂林，酷热难耐。天黑以后，才稍有凉意。8月2日这天刚擦黑，白崇禧在八桂厅跟李宗仁分手后，乘车驰往夫人马佩璋所住的铁佛寺。车子经过十字路时，正遇着抗战歌咏大游行。白崇禧为其感染，下车走了几步，也站在人群旁观看。这是广西省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举办的活动。不单是穿制服的青少年学生及穿长衫的老师，情绪沸腾，列队高唱，有的市民也组队跟了进去。两边骑楼上下，围观的民众也应和着唱起来。抗战歌声，像一股洪流，激荡在十字街头，把夏夜的桂林也唱得热烘烘的。 白崇禧的心头也热烘烘的。 这天下午，他跟李宗仁、黄旭初等与湘桂铁路工程处的凌鸿勋处长在商量加速建设湘桂铁路的有关事宜。省府迁至桂林后，正好粤汉铁路也刚通车。广西想修建湘桂铁路，从衡阳修至桂林。测量队刚出发，七·七事变爆发，全国抗战的局势促使要将这条铁路修通至越南，以保证在西南有一条国际运输线。要加快衡桂段的修建速度，还要与法国方面联络，筹资同时使南宁至镇南关段尽快开工。刚才在会上，黄旭初表示要动员五十万民工，希望交通部尽快批准这个计划。讨论期间，白崇禧接到南京蒋委员长来电，召他入京共赴国难，并派其水陆两用座机由德籍驾驶员驾至桂林来接。他手执电报，踌躇不决。修铁路的事讨论完了，他即与李宗仁、李品仙、夏威、廖磊、黄旭初等人商量。众人皆反对他入京，唯恐中央对他不利。 早在卢沟桥事变后约四五天，蒋介石已经从庐山拍过电报来桂林，声言中央已决心抗战，约李和白速赴庐山，共商大计。当时接电后，白崇禧不假思索，便复蒋介石一电说：中央既已决心抗战，我辈誓当拥护到底，崇禧当即遵命首途，听候驱遣，宗仁则暂留桂林，筹划全省动员事宜，一俟稍有头绪，亦即兼程北上，共效驱驰。 他想，大家反对他入京，恐怕也是受了四川刘湘与云南龙云的影响。他们认为蒋生性阴狠，出尔反尔，万一借抗日之名，将李和他骗往中央，加以羁縻，广西则落蒋手，川、滇也岌岌可危。所以刘、龙二人相继来电劝阻：传闻中央预备对日抗战，不过是否出于诚意，尚在未知之数，兄等殊以为未可轻易入京；万一抗日不成，反而失去自由。则国家将因此愈益多事，务盼兄等深思熟虑云云。 现在，他在街头被堵，望见桂林全城抗日热潮滚滚，想到抗日已是举国一致的要求。歌声震得他血都发热。蒋介石连专机都派来了，他再不赴京，讲了几年的抗日口号，岂不是自欺欺人！？听说连周恩来、博古、林伯渠都上了庐山面见蒋介石商谈抗日，老蒋也没敢对周某等人行不利之举，自己怎能畏首畏尾？…… 他要乘车赶去铁佛寺，就是要将赴京的事与夫人马佩璋商量，听听她的意见。去年两广事变结束后，蒋介石希望他去广州见面，马佩璋就担心他去了凶多吉少而跑去李宗仁办公室闹了一番，致使那次由李宗仁飞去广州面见蒋介石。 当晚回到铁佛寺，马佩璋得悉电文后，此次不叫也不嚷，有好一会不出声；然后，她才很平静地说：“上回是上回，上回我不赞成你去。我平日虽不过问政治，但我了解抗日是国家大事，这回要你自己决定了。” 可以说接到蒋介石来电大半天了，只有夫人一人不反对他入京。他觉得，夫人不反对等于给了他精神上的鼓励。这晚他去意已定。 第二天一大早，他进到自己办公室时，发现在办公桌上压着一份报告。他坐下一看，是谢和赓为他赴京问题写的一份呈函，马上吸引了他细读下去。谢和赓力主他飞京乃是应全国军民一致的要求而与蒋共赴国难的历史大事，绝不可迟延，蒋也绝不敢对他下毒手，大势所趋，蒋介石不敢再违民意，继续他的不抵抗政策。日本也不可能中止不再入侵中国，英美也再不能继续坐视日本将西方在华的势力完全吃掉。只有实现全国抗战，桂系才能打出广西，把桂系的力量伸入蒋介石统治下的腐败的省区，扩展势力，提高德公与你的声望，成为民族拥护的英雄，进而与蒋介石问鼎中原……他阅罢谢和赓的呈函，十分高兴，他正需要这样的人才在身边。他随即对亲信白维义：“我赴京必带和赓当我的秘书一同去。” 他是很赞同李济深的“楚材楚用”的观点的。李济深、冯玉祥推荐来的谢和赓，人既年轻，又是本土老乡。一见面，就给了他很好的印象。从1934年秋至现在抗战爆发，和赓回广西已经三个年头了，经他多方了解、观察与接触，他愈发看重与赏识这个青年。他和黄旭初就交换过意见，说：“谢和赓对广西的经济和怎样发展广西的工商业是很有研究和见地的。他还对国内外局势十分关心，是我们广西可以培养的人才。”黄旭初说：“和赓对扩大糖厂、瓷器厂、制革厂等工业提出过许多好建议，对发展广西土特产如甘蔗、菠萝、八角及开发矿业的报告与设想，我都十分赞赏。我看可以进一步培养。” 谢和赓和马佩璋唯一的表妹杜荣好了起来。年青人太浪漫，先有孕后就成了婚。和赓上门与岳父母同住，并改作回教徒。白夫人经常在丈夫面前称赞表妹夫谢和赓“不嫖、不赌、不抽烟、不喝酒”，称其为标准姑爷、模范丈夫。尽管谢和赓进了白家的亲戚圈子，他还是对其继续进行暗地的考察。 1935年7月，省府在南宁的时候，他的岳父马健卿老人在桂林滑倒骨折重伤，他找和赓商量派他的私人中医熊同和前往诊治。考虑到南宁到桂林坐汽车太慢，还要经过多次摆渡过河，谢和赓建议坐飞机去。当时只有航校的日制教练机可用。熊同和是著名老中医，家境富裕，怕危险，坚决不愿乘机飞去桂林。谢和赓马上答应陪同前往。白十分高兴，说：“和赓年轻有为，前途无量，他都敢坐练习机去，你老人家救死扶伤，反而犹豫不前，岂不是见伤不救了么？”熊医生同意了。他当即下条子给和赓二百块银元，和赓拒而不要。他再三要给，和赓只拿了五十块，说这已足够来回使用了。事后他对马佩璋说：“谢和赓勇敢，不贪钱，没有私心，事业心强。我确实要好好培养他。” 白崇禧是个十分好学的人。谢和赓建议他买一部《万有文库》放在卧室及书房里，还主动提出为他整理书籍并经常按照局势变化和他的需要，把他要看的书放在他床头的大椅子上。他对此事极为满意，还对李宗仁、黄旭初说：“谢和赓是个好秘书的料子，他自己既好学，又能为长官增长知识学问尽力。” 8月3日，白崇禧与李宗仁、黄旭初等人再次讨论南京来电。白崇禧在会上说：“抗日是两广素来的主张，也是国民一致的要求。于今，抗日时机成熟，正是吾人报效国家之时。如果自己不到南京，不但辜负蒋公之德意，则往昔揭示之抗日口号乃是自欺欺人，必将为国民所唾弃。”他决定应召赴宁后，消息传开，争取随他飞宁的人真是不少，相随多年的机要秘书莫违义要去，英国留学回来的五路军秘书闵志达要去，还有随他作记录员的人，五路军的其他秘书三四人，及万民一、万仲文等人，都非常活跃地向李、白、黄等核心人物表示希望为白充任秘书前往。在他心中，谢和赓以其有头脑、有见地的鲜明主张而独占鳌头。他为了不致于因选择赴京机要秘书的人员而影响内部的关系，颇费考虑，斟酌再三，到底想出一条妙着。他向李宗仁等人说：“我暂时只带参谋、副官等随行高级人员黄季陆、刘斐、潘宜之等飞宁，而谢和赓我用得着他，则以‘教官’的名义作为侍从工作人员随我前去。”那时，谢和赓是广西学生军大队政训处主任，算作教官。 <h3>身边的暗鬼</h3> 他当然没有想到，中共秘密党员谢和赓经过三年艰辛的努力，终于贴近了他身边，出色地完成了组织给的第一步重要任务。 8月4日下午，他带领随行人员由桂林起飞。路经南昌时，原想着陆休息，因遇大风雨，机场积水很深不能下降，便直飞南京，原定在下关机场降落，也因积水而改在南京下关水上机场降落。当晚蒋介石在军官学校召见，并以晚餐招待。 8月5日，亦即白崇禧飞抵南京的第二天，日本报纸报导他入京，冠以大标题：“战神到了南京，中日战争终不可避免！” 白崇禧抵京不久，蒋介石发布他为副参谋总长，何应钦为参谋总长。谢和赓则被白崇禧任命为中校机要秘书。 李宗仁送走白崇禧不久，就感觉到蒋介石不会让他呆在广西老窝里的。很快他就接到了任命，出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历史证明了，广西人打仗都不是孬种。他想，在这国难当头的抗日战争中，广西的将领与子弟兵应有优越的表现。他有打胜仗的信心与气魄。 他作为广西的首脑人物，作为“李、白、黄”中称在最前头的李宗仁，常常在思考广西的事情。他在北伐及蒋桂战争中，从广州打到武汉、上海、南京，后来打到北京、天津，甚至部队一度到了山海关，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所见所闻，相比之下，他更感到广西的贫瘠、落后和偏僻，就是省会所在的南宁或者桂林，也不过是只有一两条街道的小镇罢了。可是，他也颇知广西人的长处。多民族多山的环境，壮人素以勇猛质朴、吃苦耐劳著称，形成的尚武的风气，远强于其他省份。他常以太平天国为荣耀。广西人在中国历史上所曾经留下的记录，以太平天国给人的印象最深。洪秀全、杨秀清等率领三千广西子弟，惊天动地地一路打到南京，眼看就要推翻清朝。他也常引太平天国的内讧为戒，常对桂系的高级干部说：太平军内部韦昌辉、杨秀清等人自相残杀，才被湘军乘机击败，我们务必提倡互助，加强精诚团结。这几年他们合作无间，重建广西，为这次抗战动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为平时实行寓兵于农的政策，18至45岁的农民，按年征兵，训练一年后退伍。所以七·七事变前，广西已有四届经过训练的士兵退伍在乡，各级干部也储备齐全。现在抗战爆发，一经号召，各县农民蜂拥前往县政府报到入伍，终因报到入伍人数太多，政府还须以抽签方式决定取舍。不满一个月，便编成四个军，共40个团，即可开赴前线作战，有人说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军事动员的前所未有的先例。部队请他去训话。他常说：“自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来，中国过去对外，都是打败仗。只有中法安南之战，中国打了胜仗，打败了法国。这次打仗的，都是广西子弟兵，其领袖刘永福、苏元春都是广西人。民国以来，不论是讨袁、护法、北伐，广西子弟兵都有打仗的传统。我相信我们北上抗日，也有打胜日本人的信心。” 他在军事上颇有信心，而在政治上却颇费心机，怎么才能使广西在政治上也实力鼎盛呢？ 9月份的一天晚上，李宗仁约请了陈劭先与当时在桂林的郭沫若、徐悲鸿在旧藩署的戏院里看电影。由五路军的电影队放映抗战的最新记录影片。前方战士英勇抵抗日军入侵的镜头，更激起大家抗日爱国的热情。看罢电影，李宗仁还约他们在八桂厅喝茶谈话，议了一阵关于全国抗日的局势及广西动员的情况。饮了两轮茶之后，郭沫若、徐悲鸿告辞走了。李宗仁还请陈劭先留下来谈一会话，有事商议。 尽管他是一方军事首脑，却十分喜欢结识各方名人雅士。刚才听着郭沫若一边品着茶一边发着宏论时，他又在想着这件事：在广西搞一个联络全国反蒋的名人组织。这件事，自从白崇禧飞往南京后，已经在他头脑中酝酿了好些天了。前几天，蒋介石又发布他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并要他飞南京转徐州上任，他就考虑得更多了，是需要对广西这个后方根据地作一番安排的。这件事也摆到了议事日程上。 本来广西在1935年曾有过一个反蒋的秘密组织，叫做“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这个组织就在最近因王公度案发生后，实际上已经解散了。可是，他还想另搞一个组织联络一批反蒋的人士来增强广西的力量以扩大影响。他看中了陈劭先来办这件事，请陈驻会主持会务。陈劭先是德高望重的老同盟会员，追随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元老，自四·一二事变后，陈劭先就识穿了蒋介石独裁统治的面目，早在1928年就开始主张反蒋，并经过严重的考验。他和劭老的结识是北伐时率第七军到达上海的时候。邵老对他印象很好，说他诚恳朴实；他亦十分敬仰劭老，从而两人结下友谊。因陈劭先曾与蒋介石在孙中山的大元帅府“桌对桌一起办公”，邵老任大元帅府的经理处处长，蒋介石担任参谋处长。邵老认为蒋介石对军事一窍不通，还花天酒地乱花钱，钱花完了就到经理处来要，劭老认定蒋是国民党的败家仔，就硬是不给，两人经常冲突。蒋介石独裁后，请劭老出来做官，劭老不屑一顾，宁可在上海作寓公，暗地里替广西作联络各方面反蒋势力的工作；因而于西安事变前夕，在上海遭逮捕，押解南京关押。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经各方人士营救获释。劭老出狱后，他发电去沪，邀请邵老来桂林。邵老带着妻子与四个孩子，于七·七事变前夕来到桂林，担任广西绥靖主任公署顾问。 他对陈劭先说：“邵老，宗仁想请你出面帮一个忙。”陈劭先说：“德邻不必客气，尽管说。” 他说：“现在既和蒋合作抗战，不好再搞秘密组织活动，以免引起蒋的责难。我想了许久，打算搞一个公开合法存在的组织来团结一班同情我们的人，名称叫做广西建设研究会。抗战和广西建设两者之间并无矛盾；而且，研究会这个名称还有些学术团体的味道，蒋介石即使不愿意，也无法加以指责。我想请邵老出来主持会务。劭老答应的话，德邻远去徐州抗战，就放心了。” 陈劭先当然知道，李宗仁之所以要自己出面主持这个政治组织，是利用陈的声望及其与国民党内外的反蒋人士有相当的联系。陈劭先也知道，自己反蒋和李宗仁反蒋，各不相同。陈的反蒋是因为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而李的反蒋，则是为了扩充其政治实力。但是，陈劭先想到既然在反蒋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就可以接受李宗仁的委托办起这个组织，还可以利用这个组织为团结抗日及民主进步做一些有益的工作。 陈劭先就立即着手张罗建设研究会的筹备工作，会所就设在桂林旧藩署内八桂厅。会长由李宗仁担任，副会长两人，一是白崇禧，一是黄旭初。常务委员为李任仁、陈劭先和黄同仇。会内日常工作由陈劭先负责。广西建设研究会在抗战期间做过许多好事，对团结抗战，推动进步，发扬文化，救国救亡，起过很大的作用，是抗战期间广西集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人士于一堂的一个真正统一战线的组织，还保护了许多进步民主人士与中共地下党员。这已经是后话。 1937年10月9日，在李宗仁离开桂林的前夕，广西建设研究会宣告成立。李宗仁亲自出席主持了成立典礼。第二天上午他又主持了桂林各界“双十节”纪念会，然后乘机北飞，参加抗战。 卷二 抗战中的桂林文化城 第五章 周恩来为白崇禧修改训话演讲稿 （1937年11月—1938年3月，武汉） 1937年11月上旬末，国民政府军委会在武汉开会研讨抗战的全盘战略。11月8日，太原失陷。消息传来，正在召开的军事会议当即讨论太原失守后，大本营应该发布什么指示。当时，第二战区阎锡山的部队已纷纷准备渡过黄河，离开山西。作为副参谋总长的白崇禧立即在会上说：“山西乃陕西之屏障，陕西又为四川之屏障，保山西所以保陕西，保陕西所以保四川。陪都重庆将为抗战军事政治重心，必须确保，方足以号召天下，争取最后之胜利。我觉得，阎长官统率之所有部队需即于战区内担任游击，不论任何部队，不得退过黄河，否则，以军法从处。”白崇禧的建议，在会议上遂成定论，明令下去，致使二战区的部队坚持在山西作战，直至抗战胜利。 军事会议继续研讨对敌战略时，白崇禧就正式提出游击战建议：“我认为以我劣势装备对优势装备之敌，以我脆弱之空军对优势空军之敌，若仍像淞沪、太原等会战，采用正规战，与敌硬拼，势恐难以持久，应多采用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有人指出：“国军未演习过游击战，此议是否可行，尚需考虑。” 白崇禧又说：“以打游击战起家的中共，亦为中国人。中共可以打游击战，国军当然亦能打游击！” 又有人说：“打游击战恐怕乃是不肯牺牲，保存实力的做法。” 白崇禧则说：“殊不知于敌后打游击，任务极为艰巨，因补给困难，且多半以寡敌众，以弱抵强，须官兵加倍淬砺奋发，机警勇敢，绝非保存实力者所能胜任。游击战不打无把握之仗，见利速进，不利速退。以战术上的速战速决，以多胜少；适应战略上的长期抵抗，以少胜多。” 白崇禧接着在发言中概述游击战的理论，旁征博引，侃侃而谈，从成吉思汗之蒙古骑兵应用游击战，故能纵横欧亚两洲，讲到帝俄将军库图佐夫用游击战击溃不可一世的拿破仑。白崇禧的发言，使与会的将领们觉得耳目一清。经过辩论，获得大多数将领的赞同。 白崇禧确实对这次关于游击战的发言，作了充分的思考和准备。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为白崇禧副参谋总长作准备的机要秘书谢和赓，竟是中共地下党员。 武汉的这个夜晚太静太黑了！ 这是1938年元旦的夜晚。抗战爆发后的第一个元旦。天有阴云，使这个夜晚愈发显得黑，显得静。听得见长江东去的涛声。连龟山上夜鸟的一两声呷叫也传得很远。在龟山下白崇禧的大院里，除了警卫人员以外，所有官员职员都出门去参加行都的各种新年活动去了。只有一个英俊的年青军官独自一人，在办公室里埋头伏案工作。他就是谢和赓。 他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在把关于全国游击战的万言书删短成七八千字的文章。在要删削的段落，周恩来还用红笔划了道道。写至兴奋之处，他反而停下笔来，走到窗边，活动一下肢体，望着夜幕中眼前这座前临大江、威武盘踞、状若巨鼋的龟山，诗情油然而生：龟蛇两山，雄踞千年，夹江对峙，可以作证；人民终归是要胜利的，革命终归是要胜利的，抗战终归是要胜利的。尽管南京失守后，全国笼罩着一片悲观惶惑的情绪，他从我们党的主张，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看到了曙光，看到了胜利。他写这篇万言书就是为胜利而写的。他想把我们党游击战的主张，通过他在大本营工作的特殊而秘密的岗位，上书给据有大本营统帅位置的蒋介石，以此形成一种无形的影响。 他跟随白崇禧离开广西后，除了担任白的机要秘书外，还兼任蒋介石大本营的中校秘书，在秘书长张群指导下担任国防会议的事务工作，包括会议记录在内。淞沪会战后，国民党军队的精锐部队损失严重，士气十分低沉；在华北前线，国民党70万军队抵挡不住30万日军的进攻，局势险峻，举国关切。1937年9月25日，传来喜悦：八路军一一五师彻夜冒雨设伏在平型关重创日军第二十七旅团主力，歼敌1000多人，击毁他们的全部辎重车辆，取得了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这一胜利虽然是局部的，但是意义十分重大。八路军采取的游击战与运动战的打法，引起全国有头脑的军事将领注目与思考。在平型关战役胜利的启示下，谢和赓很快就于同年10月下旬，起草了一份1.2万多字的建议书，建议在全国实行游击战，题目是《全民军事总动员纲领与展开全国游击战争之方案》。 此份建议书是以“白副参谋总长机要秘书兼大本营秘书”的名义，写给何应钦总参谋长、白崇禧副总参谋长核呈蒋介石的。白崇禧接阅建议书后，十分重视，马上请其十分信任的高级参谋刘斐中将过目。那时，刘斐已担任军委会军令部次长，也是蒋介石和何应钦十分赏识的人物。刘斐看了万言书后，对白崇禧说：“不想和赓是学经济的，对敌我人力、物力、军力等的对比分析和指出抗战最后必胜的理由，说得很清楚，他对组训全国游击战争的具体方案也可供大本营参考。只是全文太长，委座哪有那么多时间看，可改写一个短的方案呈阅为妥当。”可见刘斐这个留日学军事回来的高级参谋，在言语间也流露出惊异。刘斐看过以后，白崇禧更为重视，除了转呈蒋介石，并要谢和赓起草一个简单的报告。白崇禧亲自动手修改文字，综合了谢和赓的理论意见并加以提炼出自己的战略名句：“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便将万言书附在报告里呈给蒋介石了。白崇禧还指示谢和赓用“大本营白副总长办公室”的名义，打印三百份，分发分寄各省的主席、保安处长（或保安司令）、各军长、军政治部及一些重要单位。 谢和赓自己则将万言建议书交给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转呈给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指正。南京失陷前，谢和赓随白崇禧来到武汉。不久，周恩来、王明、博古等亦来到武汉。周恩来看了这份建议书以后，嘱咐谢和赓删缩为七八千字，投给蒋管区各报纸刊物刊用。 他元旦熬夜一通宵。第二天，便请打字员打印了百多份分别投寄蒋管区的报刊及一些群众组织，并附了一封用“大本营白副总长办公室”名义的短信，请各报刊予以登载和协助宣传。当时，正值香港《天文台》半周评论杂志主编陈孝威将军由南京乘轮船抵汉口后，在旅馆中准备回港。陈将军与李宗仁、白崇禧等是保定军校同学，北伐军名将；在北伐兰封战役中，采用“左回旋”作战法，以少胜多，击败敌军十万人。陈将军不但能带兵打仗，还是个畅晓军事理论和熟悉中外战争的军事学专家，又是一个能言善文的军事评论家。陈孝威一口气读完谢和赓的2.3万字的建议书后，赞不绝口，十分赞同。陈将军回到香港后，即将删短的文章和建议书连续登载在《天文台》第一版上，并亲自写前言赞誉该文为“大时代仅见之创作”。 不少将领如张治中、贺耀组、汤恩伯等，读了这份由“白副总长办公室”发出的建议书后，都对白崇禧本人表示了赞同的意见。当时在武汉的冯玉祥将军获悉了“底细”，向白崇禧说：“我推荐的人才不错吧！谢先生早在张家口时，便是一个很有勇气和很有见解的青年军人了。” 蒋介石到汉口后，侍从室将这份建议书摘要给蒋呈阅。侍从室传来消息，蒋虽未批示，但问了一下：“谢秘书读过军校没有？他是什么官阶？”蒋还指示，建议书要白考虑，同意在湖南省南岳衡山组训国军军官，研究游击战。蒋介石并通令各战区加强游击战。在后来召开的南岳会议上，蒋介石还指示：“游击战重于正规战，政治战重于军事战。” 蒋介石采纳了游击战的建议后，白崇禧十分高兴，便指示以白的名义呈报给军委会，将谢和赓的官阶由中校升为上校；在未批准前，即由广西驻武汉办事处支谢中校薪水之外补足“上校”工资，而且允许他佩带上校的领章，以便跟随白崇禧出席国民政府每周召开的孙中山先生纪念周活动。 当时，在武汉的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李克农得知他的建议被蒋介石采纳，都很高兴。周恩来鼓励他说：“没想到，你在察哈尔只有很短时间的作战经验，而能写出这样具体的纲领和方案来，确是很难得。” 周恩来和李克农一向对谢和赓的每次汇报和谈话，都给以亲切的鼓励。每当要离开日租界中街89号这栋使他感到格外温暖的四层楼房时，周恩来总是亲切地同他握手和拥抱。周恩来拥抱时总爱嘱咐一句：“小心谨慎。注意身体。”李克农用那胖胖的身子拥抱他时，也总爱说一句鼓励的话：“小鬼，真行！” 他又在龟山下白崇禧寓所院子的办公室里熬了三天三夜。这回，熬得眼睛都发红了，终于写出了白崇禧要的讲演稿。题目是白崇禧出的：《军队政治工作与群众政治工作之关系》。白崇禧这次是指定其身边的几个秘书都各自拟好讲稿呈阅备用。白崇禧准备在1938年3月初对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训话。毫无疑问，这次写讲稿带有“考核”性质。他想，这是白崇禧要考一下身边工作人员的学识和才能。他免不了有点紧张，写了初稿后，一再修改，最后抄好时有1.4万字。抄毕稿子那天，正好他的好友著名电影演员王莹来看他。他和王莹相识半年，友谊渐深了。他便请王莹先看。王莹阅罢，说太长了，要他斟酌删短。 谢和赓想到这个任务很重要，需要取得组织支持，便拿到汉口交给李克农看，并请李克农转给周恩来审阅。当时，周恩来不在八路军办事处。次日，他又到汉口去拿回稿子，打开一看，周恩来已经用红笔画删去2000多字，在不少地方都画有红道道。李克农对他说：“恩来同志删的是白站在副总参谋长的地位指责政治部工作失误的部分，改为本着白的军训部长的地位讲话。同时，恩来同志提醒你注意不要让原稿提出的政治训练的原则和方法跟我党太相似。” 他看了喜愧交集。喜的是全文已本着白的立场，删掉了那些过火地揭露国民党中央军过去脱离群众的意见，也删去了那些指责国民党军队过去政治工作中种种毛病的意见。周恩来考虑得很细心、很周到。愧的是他想到周恩来工作那么繁忙紧张，自己还拿秘书工作中的具体事务去打扰，太不该了。 回来后，他复写了两份，全文只剩一万余字。他把周恩来删改过的原稿马上毁掉，将完成稿送到了白崇禧的大办公桌上。他一看，别的同事的拟稿已经整整齐齐地摆在白的桌面上。字数都在万言左右。他记得白崇禧交办的时候，没有指定字数，也没有说讲演时间，只指示交稿的时间不能超过六天。 白崇禧去向师长以上干部和师级政工官员训话那天，也通知了身边的秘书们乘车随往。在车上时，谢和赓心里很是忐忑不安，不知道白崇禧葫芦里卖什么药。估计白一定会将几个秘书拟的讲稿，平分春色，各取一些，然后独自发挥那口若悬河的才能，随意发挥。他更不敢想白会专用任何一人的拟稿来训话。到了武昌的会场，主持开会的陈继承中将迎接白崇禧上了讲台。 训话开始了。白崇禧把副官带着的讲稿放在桌上，并没有看着稿子照念，而是扫视着秩序井然地坐在礼堂里的高级军官们讲了起来：“军队政治工作和群众政治工作是目前提高抗日战争士气和动员群众与军队并肩作战，使全国军政一致在统帅部指挥下完成抗战大业的重要问题……” 谁能想得到一个国民党军事领袖对高级军政干部训话的讲演稿，能够得到共产党的领导人周恩来热情地为之删改斟酌呢！？ 白崇禧完全采用了谢和赓那份稿子。谢和赓在座位上觉得心里热烘烘的。他想到自己有党组织作后盾，有周恩来作老师，他不是孤独地坐在这些信仰不同的人群中，他有着强有力的靠山，他能够完成组织上交给的艰辛的任务。 当他向李克农汇报上面的经过时，李克农笑得直扶眼镜，说：“恩来同志做你的‘改文老师’，这恐怕是一个两党合作中的奇事！不但老蒋和白崇禧想象不到，就是毛主席他们也料想不到呵！小鬼，你真幸运，有党作你的靠山，只要你谨慎而沉着地奋斗，你的工作一定会成功。” 后来，谢和赓当面向周恩来汇报时，周恩来笑呵呵说：“这是国共合作的事嘛！将来也许成为抗战时期的佳话呵。” 卷二 抗战中的桂林文化城 第六章 白崇禧向周恩来请教台儿庄战役作战方针 （1938年3月，武汉—徐州） 1938年3月初的一天。汉口。旧日租界中街89号大石洋行的楼上。周恩来和郭沫若已经商谈了好一会儿。 该洋行是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所在地。也是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机关驻地。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陷后，国民政府的军政机关大部分都迁到武汉。这个号称“九省通衢”的华中城市成了国民政府的行都。全国性的救亡团体和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也都云集这儿。各种派别的报纸刊物也纷纷在这儿出版发行。使这儿一下子就成了全国的政治中心。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及机关刊物《群众》周刊，也在这儿公开出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这儿多次与蒋介石进行直接谈判。周恩来还在这儿公开同我国社会各界人士进行广泛的接触，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周恩来还接待了来自各国的记者及常驻武汉的外国使节，接待一批又一批到武汉访问或参加援华工作的外国朋友…… 这是中国共产党经过十年内战的长期隔绝状态后，重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同外界进行公开的接触。在武汉的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便成为外部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窗口。 对于周恩来来说，他在武汉担子沉重，工作艰辛，任务重大，节奏紧张，事务繁忙。他好像是天生注定要接受这不可思议的重负的挑战的，始终是那样精力充沛，才智过人，举重若轻。 他简直太忙了！在他和郭沫若商谈工作的这段时间里，电话和秘书不断打断他俩的谈话。经过有理有节的斗争，他准备接受蒋介石邀请出任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副主任。经过他说服，郭沫若同意服从党的需要，隐瞒自己的身份，以非党进步文化人士的身份担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3月1日刚从长沙回到武汉，他俩在商量由郭向担任政治部主任的陈诚提出任职的三项条件。他俩刚刚谈完话，秘书进来报告：白崇禧副参谋总长办公室来电话，说白崇禧奉派将去徐州前线协助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作战，行前约你和叶参谋长到白的寓所见面，有事请教。周恩来答应如约前往。在武汉，他同担任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的白崇禧经常见面。白崇禧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中的主战派，其动态及思想状况，经常通过谢和赓或是刘仲容的渠道，传到他这里来。他对白崇禧的抗日作战主张，经常表示支持。 谢和赓跟随白崇禧来到武汉以后，他曾秘密地见过谢和赓几次，对谢和赓这几年进行统战工作的成绩给予了充分地肯定，还对谢和赓最近写的有关全国抗战游击战略问题的万言书表示过赞许；他也给谢和赓指出，万言书有些提法和用语不能太像我党的说法，必须考虑换用另外的表述方式。有一个晚上，在郭沫若寓所举行的文人聚会上，他发现谢和赓也跟着王莹来参加，对谢和赓疏忽党的纪律的这种做法，他进行了严厉地批评。和谢和赓进行单线组织联系的宣侠父奉调到西安协助林伯渠主持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之后，周恩来让李克农接手单线领导谢和赓的工作。鉴于此时武汉地区局势的发展，他觉得必须加强地下统战工作，曾经同谢和赓商量，打算让一个交通员或助手也在白崇禧身边协助谢和赓工作，并设法在李宗仁身边也有一个交通员。谢和赓和李克农提出：把在潢川学生军团工作的刘仲容和刘仲华分别设法调离，将仲容调至白崇禧的办公室作参议，将仲华调到李宗仁处任参议。周恩来同意这个办法。后来，通过刘士衡疏通桂系中的反共政客潘宜之向李宗仁这样建议：李、白方面都需要有人与各党派联系，说明清楚两刘在李、白身边，只做各党派（包括中共）的情报和联络工作，不办公，不看李、白的文件，主要是外勤。每人每月由广西省政府给工资二百元。这个做法，李、白同意实行了。 他想：抗战爆发后，桂系的两个主要领袖李宗仁、白崇禧能离开广西的地盘，奔赴国难，十分可贵。他热诚地给予支持，希望他们能在举国危难时打一个胜仗，以振奋人心。 上个月，广西学生军500多人，由广西开赴鄂豫皖前线作抗日宣传工作，路过武汉，白崇禧特别邀请周恩来去给这批学生军讲话。特派来邀请的白的秘书程思远对他说：白副总长讲周先生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是革命军政治工作的创始人，特请周先生对我们的学生军讲话。周恩来通过程思远，了解到广西学生军是一支兼军事与政治两种任务而有之的特殊部队，由大学生、高中生、小学教师或是机关职员等成员组成，经过考试挑选，具有相当文化水平，抗战爱国热情极高。当时在全国，是仅有的一支学生军。 广西学生军住在武昌蛇山公园抱冰堂里。这天早晨7点来钟，同学们吃过早餐后正在抱冰堂附近自由活动。有个眼尖的同学看见一个穿黑呢中山装的中年人，正独自一人在抱冰堂的走廊上看新华日报；这个同学揣测他就是今早要来讲演的周恩来，禁不住惊喜而短促地叫了一声：“周恩来！”周恩来笑着招呼：“同学们好。”附近的同学们都闻讯奔拢过来。想不到讲课时间没到，周恩来这么早就来到了。一瞬间，走廊挤满了人。因为他不带警卫和随从人员，大家既为他的安全担心，又深受他的大无畏精神所感动。大家欣喜欲狂，认为有幸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见面，聆听他讲抗日救亡、民族民主革命的真理真是莫大的幸福。大家围着周恩来，纷纷掏出纪念册来，请他签名、题辞。这时，联系这次讲演的程思远到抱冰堂来了。程思远向周恩来表示歉意，说正要派车去接，不料周恩来副部长却早来了。 周恩来带头来学生军讲课以后，叶剑英、郭沫若、邓颖超、王明、聂鹤亭等也陆续来给同学们讲课。后来的事实证明，周恩来和他的战友给广西学生军在政治思想上留下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广西学生军有很多人在后来的斗争中参加了新四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程思远先生在其回忆录中用充满激情的语言记述第一次见到这位伟大人物的情景： ……周公是对广西部队讲话的第一个中共领导人。……周公有着气宇不凡的风度，和蔼可亲而又令人尊敬的仪容，特别是他那双炯炯有神、清澈敏锐的眼睛，使人感到它具有一种特别神奇的、感人的力量。周公那天的讲话是鼓励这些青年们利用一切机会，采用一切办法，动员人民投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以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当时听众对周公饱满的革命热忱，坚强的战斗意志和热情洋溢的讲话，无不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这是令人毕生难忘的一个场面。 这次，白崇禧要到前线指挥作战而约他去晤面，表明这位桂系领袖对共产党人的信任和尊重，及其同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接近。表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周恩来对这次晤面十分重视，并作了相应的准备。 他和叶剑英如约来到白崇禧在熊廷弼路的寓所。白崇禧对周、叶两人的到来，十分高兴，立即介绍了徐州前线敌我双方的态势。号称“大日本皇军中最优秀的两个师团”板垣、矶谷两师团，正以台儿庄为会师目标，并策应津浦路南段敌军的攻势，妄图一举拿下徐州。白崇禧说：“日军自攻克南京后，骄横跋扈，嚣张至极，根本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甚至公然说他们只要一个步炮混合的战术单位，就可以横冲直撞。我方自南京失守后，士气沮丧，必须选择有利时机打一次胜仗，才能振作士气。去年周先生在山西前线时，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一个胜仗，健生十分钦佩。德公是想在徐州，打一个不大不小的胜仗来转换转换空气。请二位光临，特为请教此次对敌作战的指导方针。” 周恩来建议说：“在津浦铁路南段，由李品仙、廖磊两个集团军在新四军第四支队的配合下，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运动于辽阔的淮河流域，使津浦铁路南段的日军时时受到威胁，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军；而在徐州以北，以主力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 白崇禧十分高兴，对周恩来的建议深为赞赏。白崇禧说：“对这次徐州作战，在指导方针上是有争执的。一种意见认为南京失守，我军元气大伤，而敌人气焰正盛，我方应以较多的兵力用于第一线，凭借阵地进行持久防御为好。另一种意见，也是我的主张，徐州前线多是杂牌部队，装备差，训练不足，若与训练有素的日军精锐部队打阵地防御战，必然陷于被动。对于骄横的敌人，应该充分利用我方优势兵力，大胆实行运动战，将敌在合围前各个击破。”两人谈得十分融洽。 白崇禧走后，周恩来和叶剑英十分惦记着徐州前线的战事。周恩来派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的名义去徐州见李宗仁，劝李宗仁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抵抗日军，同日军打一仗。他告诉张爱萍：“曾同白崇禧谈过此事，现派你直接向李宗仁做工作。” 张爱萍到徐州后，向李宗仁讲了几条：一是日本侵略军占领济南后南下，几乎是长驱直入，非常嚣张，骄兵必败，而且还是孤军深入；二是济南以南、徐州以北的地形很好，台儿庄、张庄一带都是山区，地形对我有利；三是广西军队是有战斗力的，北边有八路军在战略上的配合，应该在这样有利的地形和敌情下，集中兵力，打一个大仗，既可给日军一次沉重的打击，又可以提高广西军队在整个民众中、特别是在国民党中的威信。张爱萍讲的时候，李宗仁一直在沉思。谈到最后他高兴起来了，表示这个意见很好，并要张爱萍转告周恩来。 郭沫若就任职问题向陈诚提出的三项条件，陈诚件件依从。由于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周恩来和郭沫若3月28日第一次出席了军委政治部部务会议。第三厅于4月1日在武昌昙华林成立。第三厅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是举行抗战扩大宣传周。4月7日，是扩大宣传周的第一天，恰好传来鲁南台儿庄大捷的消息，武汉三镇举行了十万人的火炬大游行。举国振奋，欣喜若狂。几十个演剧队和几百个口头宣传队深入武汉三镇大街小巷、工厂、码头、郊区农村，进行抗日宣传。上万人的歌咏游行使雄壮嘹亮的抗日救亡歌声响彻了整个武汉上空。剧院、电影院全部上演抗战话剧、抗战戏曲、抗战电影，免收门票，特别招待伤兵和难民。有的游行队伍还用卡车载着李宗仁与白崇禧的巨幅像片为先导。抗日画灯火炬游行和夜晚数以百计的船只相连数里在水上也举行火炬歌咏游行，江上岸上火龙相映，壮观极了！郭沫若在《洪波曲》中曾作过生动的描写—— 参加火炬游行的，通合武汉三镇，怕有四五十万人。特别是在武昌的黄鹤楼下，被人众拥挤得水泄不通，轮渡的乘客无法下船，火炬照红了长江两岸。唱歌声、爆竹声、高呼口号声，仿佛要把整个空间炸破。武汉三镇的确是复活了！…… 卷二 抗战中的桂林文化城 第七章 李宗仁资助金山、王莹去南洋 （1938年6、7月，大别山—武汉） 几块石头架起几扇大门板，搭在村头的土场上。这就是舞台。没有幕布，也没有屏风，台边高挂着汽灯，竹竿上扯着一条横幅“慰问五战区英雄将士”。前面几张条凳上，坐着请来的乡绅以及军官。士兵们则排着整齐的队伍席地而坐。老百姓就围在队伍的四周。这是在大别山区一个极其普通、贫困的农村里，当时中国影剧界两个大名鼎鼎的名星金山和王莹在给五战区前方将士慰问演出。条件虽然十分简陋，演出的节目《放下你的鞭子》却十分精彩动人。他们从武汉来到鄂豫交界的大别山区，已经好几天了，不分昼夜地演出和做抗战宣传工作，慰问打了台儿庄胜仗之后刚从徐州一带移师这儿的五战区官兵。他们在庙台上、教室里、战壕中、炮位前……在各种各样的场合演出，感动了广大的官兵。 《放下你的鞭子》这个著名的街头剧，金山和王莹从上海、南京、武汉，一直演到这儿，已经演得十分熟练、精湛。两人每到一地，就把当地的一些实事现编进戏里，每每会收到意外的效果。这天，金山演的卖艺老汉在台上就说：“老汉我一路而来，到得徐州，亏得有五战区的官兵英勇杀敌，在台儿庄打了一个大胜利，打得日本鬼子晕头转向，才得以来到此地。女儿呵，……” 王莹扮演卖艺老汉的女儿香姐，真挚、动情，把香姐复杂的内心世界表演得栩栩如生，入木三分，演到伤人之处，她往往真的掉下泪来，使观众忍不住同仇敌忾地高呼起口号：“打倒日本鬼子！” 这个晚上，李宗仁、白崇禧带着随从人员路过这儿，没有惊动大家，也挤站在人群中看戏。演出在动情的掌声中结束。李、白看了，也格外高兴，他俩在秘书谢和赓的陪同下，走过去祝贺金山、王莹他们演出成功。李宗仁笑着说：“《放下你的鞭子》这个节目，去年我在桂林看过，在南京也看过。上个月在徐州还看。今晚又看了你们演的。你们演得最好了！你们这次来五战区演出，辛苦了！我请你们去司令部所在的宋埠去演出，好不好？” 王莹望了望站在李宗仁、白崇禧身边的谢和赓。谢和赓的嘴角淡淡地漾出一抹不易觉察的笑容。王莹明白他嘴角笑容的含意。到五战区来工作的文化人或是演剧队，多是由谢和赓出面联络安排。金山、王莹领导的抗敌演剧二队这次应邀到五战区宣传演出，也是由谢和赓具体安排的。他知道演剧二队的活动线路及地点。王莹猜得出，今晚李宗仁与白崇禧路过演出地，不会跟谢秘书的安排无关。 两天后，抗战演剧二队来到了五战区长官司令部所在的宋埠。为驻军作了多次演出。在谢和赓的安排下，金山和王莹拜会了李宗仁、白崇禧；还特地在长官司令部里演了《放下你的鞭子》。这次为李、白演出，就加了大段赞誉台儿庄战役的说白、唱词，李、白看了十分开心。演毕，在长官司令部吃便饭，主人客人都很高兴。金山是个健谈的人，在桌上台儿庄战役生发开去，谈古论今，讲救国之道，抗战之术；谈军事，谈政治，谈文艺，谈大别山，谈长江和武汉。李、白听了，视金山为才子，十分看重。李、白十分称赞王莹的演出，问起她的经历。得知她在抗敌演剧二队从上海出发前，便把她的积蓄和贵重金玉首饰变卖了，全部作为二队的经费，受到郭沫若和洪深的点名表扬。还得知她曾东渡日本学习，在日本拒绝影界的高薪诱惑，不演“日中亲善”的影片；李、白都十分钦佩与敬重。金山又说：王莹还是作家，不但能演，也能编能写，大家决心把台儿庄战役编成话剧，搬上舞台，演遍神州，有可能的话还要演到海外去，扬我中华民族神威。 李宗仁和白崇禧早在抗战爆发以前，就曾多次计划派人到南洋群岛去游说，希望陈嘉庚、胡文虎这些有钱的华侨向广西投资，开发地方上的资源，发展出口贸易。台儿庄大捷后，李、白很想找人到南洋宣传。李、白听了金山提出的想法，更为高兴；当场提议，由广西出钱，资助金山、王莹率团赴南洋演出，向华侨宣传抗战，向华侨募集抗战救国赈济资金。第一步可以先到桂林，由广西提供条件，准备出国事宜。金山、王莹当场表示同意。 原来，在抗战演剧二队这次到大别山来以前，金山、王莹已经在武汉请示了周恩来。周恩来说，徐州会战之后，李宗仁作为五战区司令长官，正广泛邀请文化名人或去广西，或到大别山五战区，或参加建设，或宣传抗日及桂系业绩，甚至去南洋宣传抗日，募集经费；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和桂系搞好关系，不论去大别山还是去广西，甚至去南洋，都可以，都是于抗战、于扩大政冶影响有利的。 这件事，谢和赓也曾把李、白的想法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指示谢和赓，要促成李、白邀请抗敌救亡演剧二队到桂林甚至南洋去扩大宣传全国抗战和动员海外华侨支持我党坚持长期抗战的方针。 从宋埠回到武汉，谢和赓又将演剧二队在大别山活动情况及时向周恩来、董必武汇报。周恩来、董必武很高兴。周恩来还具体决定：由李克农和谢和赓两人协助二队改为独立的“剧团”，并由两人本着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与金山王莹草拟赴南洋演出的计划，用金山王莹的名义，呈报给李、白批示办理。 武汉本来就热，李宗仁心头窝着一团火，更显得燥热。姓蒋的下命令将五战区办的“潢川青年干训团”给无端地停力。而陈诚主持的战干部，却同时开班招生。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潢川训练团，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地请缨心切的抗战知识青年，好几千人，中央不给经费，便由广西省政府汇款来自己维持，办得生气勃勃，颇有成效。好端端地一个培养青年的机构，便无端夭折了。据说好些学员气不过，经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去延安了。 他在武昌的避暑胜地东湖的林荫下散步，还静不下心，想着五战区这件使他悻悻然的事。 李宗仁率长官司令部来到大别山不久，早年间在右颊间所受的枪伤突然发作，牙床肿痛，导致右脸红肿，右目失明。他不得已请白崇禧代任司令长官，而请假到武汉就医，住在有名的东湖疗养院。医术高超的美国主治医生兼院长，亲自操刀，为他施行手术，自口腔上腭内为他取出一撮碎牙，肿痛便霍然而愈。他这才有功夫在戎马倥偬之中，来这儿疗养。 碧波万顷，水鸟出没，山峦吐秀，丛林飞翠。不但他在此疗伤，李济深为避开城里烦扰，搬了进来；黄绍竑从前线回来，说是检查身体，也住进疗养院。城里桂系人士，也常来探望，或泛舟乘凉或下湖游泳，或戏水垂钓，真像到了世外桃源。他散步的时候，还碰到周恩来和郭沫若，握手寒暄，互致问候。周恩来还在寓所设便宴招待他，既贺台儿庄胜仗，又谈加强团结抗战。一天，他从五战区来探望的人口中得知抗敌演剧二队已从大别山回到武汉，说起二队在大别山培训了40多个地方青年剧团，使战区的宣传演出活动有了新生的力量。他和夫人郭德洁就谈起金山、王莹来。郭德洁是位热心于社会活动亦善于交际的人，要邀请王莹到家里叙谈并设宴招待。李宗仁问谢和赓的意见。谢和赓报告他：据洪深先生和金山、王莹说，他们由上海出发到前线工作时，大家议定：一切行动都不由个人决定，只以团体的行动对外；谢绝任何方式的宴请；同时，还决定自筹生活，不以卖票生活，只是在为群众团体、为抗日事业的募捐才卖票。 谢和赓还向他汇报：白副总长在浠水见到二队在宣传演出，得知金山、王莹两位主要演员，比其他演员和工作人员辛苦，特别钦佩金山、王莹两个著名演员，能与同事平等待遇，吃苦耐劳，不要求任何特别照顾，白用李司令长官和自己的名义，要谢和赓给金山和王莹每人4000元作为生活津贴，以补充营养，强壮身体；同时，给二队全体工作人员5000元津贴。但是，他们全都婉言谢绝了。 谢和赓对他说：“德公长官，李夫人宴请王莹的意思，她会感谢，但不会接受的，我把李夫人的盛情转达给王莹好了。” 他听了，更信任金山和王莹了。他想，人家讲，文艺圈子里许多人靠不住，他觉得金山、王莹就很不错，既才气出众，又有高风亮节，请他们去南洋宣传募捐，可以说没有找错人。 没几天，王莹来到东湖疗养院看望李宗仁夫妇，并代表二队全体人员慰问他的伤病。他十分高兴地告诉王莹，他已经给广西家里打招呼了，准备盛情接待二队，让二队在桂林做去南洋的各项准备工作。他对王莹说：“听说你们不但在前线吃苦，回到汉口城市里也还是保持吃苦的精神，不住旅馆，在精武体育会楼上的大房子里打地铺。精神真感人！你们去到桂林，广西一定不亏待你们。” 郭德洁拿出一块黄澄澄的瑞士欧米加名牌金表来，说：“这是德公和我对你的敬意。你莫客气，就收下吧。” 王莹婉言谢绝了。她走时还和郭德洁约好在桂林见面。 他望着王莹离开的身影，让郭德洁收回金表，慨叹不已。全国那么多人都像金山王莹一样，全心全意抗战。老蒋就是半心半意，将好端端的五战区潢川青年训练团给砍了。 不一会儿，相邻的李济深、黄绍竑又过来海阔天空地聊起天来。正巧，这天连白崇禧也赶来东湖凑热闹。这时，陈诚来看望他。陈诚扫了在座的人士一眼，半开玩笑地说：“你们几位广西佬都在这里，外面有谣言。我来赶你们出院。”陈诚是蒋介石的红人，当时担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武汉卫戍总司令及包括武汉在内的九战区司令长官。白崇禧也半开玩笑地回敬了一句：“辞修兄，我们的戏（指徐州会战）唱完了，现在要看你登台表演了。” 卷二 抗战中的桂林文化城 第八章 撤出武汉，周恩来请白崇禧搭车而同车畅谈 （1938年10月—11月，湘鄂边界） 白崇禧要送走蒋介石自己才撤离武汉。这天，得到准确的报告：沿长江北岸进犯的日军已经进抵汉口以北30公里的黄陂；沿长江南边进犯的日军已经进入贺胜桥地区，截断了粤汉路；从大别山麓进犯的日军进占信阳后，正沿着平汉路南进。此时，武汉三镇已陷入日军的三面包围之中。蒋介石终于下令放弃武汉，并令武汉外围部队开始撤退。蒋介石下罢命令亦当即要离开武汉。这一天是1938年10月24日。他送蒋介石到机场。 机场上，蒋介石座机的发动机已经轰然作响，发动了好一会了。飞机的主人没有马上登机，走到舷梯前，又停脚转过身来，脸色显得苍白，眉头紧蹙，扫视了一下机场四周的景物，像是跟武汉三镇最后告别而茫然若失、内心复杂地说：“我们保卫武汉，打了五个月的仗，消耗了敌人，赢得了时间嘛。武汉不是马德里！不是！”蒋介石身前没有人，是宣泄似的自己对自己说话。白崇禧在一旁看着听着，知道蒋介石内心沉重。他作为副总参谋长，心头也觉得沉重。三天前，10月21日，日军刚攻占广州；今天，我们又放弃武汉。华中、华南两大重镇呵！放弃武汉是既定的决策，可仍从8、9月坚持到今天。在这两个多月中，政府机关、华中东南的重要工业奉命西迁转移，难免使人感到人心惶惶，忧形于色。有人即拿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重镇武汉来和西班牙的首都马德里相比，认为武汉一失守，中国就可能要像西班牙共和国一样亡国了。他听得懂，这是蒋介石在自我安慰。蒋介石凝立了片刻，才转过脸来对他说：“健生，你再好好考虑一下怎样巩固和健全重庆外围，使重庆行都稳定。重庆是决不能放弃的。长沙再见。” 待蒋介石的座机消失在天际，他才离开机场，乘车撤离武汉。他想，武汉保卫战打了近五个月，大小战役数十，伤敌陆军五万以上，击沉敌舰过百，毁敌机百余架，聚集武汉之人员与物资亦得先期西运，保存下来，消耗战的目标该是达到了的。他准备先到鄂北钟祥去和李宗仁会晤，商量下一步的安排，然后由鄂西经沙市、常德线至长沙，与蒋介石见面。 他有四辆车随行。其中一辆大卡车，载运行李和书籍文件，另一辆大卡载警卫部队。他乘的一辆是德国造的吉普车。车子上路，他精神松弛下来，倏地感到腰部酸痛，弯转不灵，他知道是风湿发作了。9月份，在鄂东指挥作战，那是水网地区，湿气甚重，加上秋雨绵绵，他被恶蚊叮了，患了恶性疟疾，所幸平素身体强健，仍能坚持指挥。治好疟疾后，体质欠佳了，回到武汉，又患风湿。战事一紧，顾不到身体不适。如今轻下来，才觉得周身不舒服。 第二天，车子驶至荆门时，机件突然出了故障，他就下车等候司机修理。沿途从武汉退下来的车子和人群仍川流不息。一辆汽车突然在他的吉普旁刹车停住，车上跳下一个人招呼他：“白副总长，车坏了么？” 他一看，来人是周恩来。周恩来说：“你还在这儿！敌人的骑兵先头部队已经离我们这儿不远了。你上我的车一块走吧。” 他迟疑了一会，机件何时修好，并无把握，在周恩来再三邀请下，就乘上了周恩来的车子。这真是历史安排的机缘。否则，一个共产党的领袖与一个国民党的军事首领在一个不大的空间和不短的时间里，不带特定任务地随意交谈，真是不可想象的。他凭军人特有的敏感判断而问：“看样子，周部长是今天上午才撤离武汉的吧？” 周恩来说：“今天凌晨一两点钟，听说日军已经迫近市郊，我们再不走就走不出来了。” 他问：“你精力真旺盛，年纪不到40吧？！” 周恩来说：“今年刚满40，按老历我是光绪二十四年生的。” 他说：“我是光绪十九年出世。” 周恩来笑说：“你是兄长了。” 他觉得周恩来的笑容和蔼然可亲的语调，使他无拘无束，说：“周先生才智过人，早在黄埔开创时，健生就十分敬仰。西安事变中，高瞻远瞩，化危为安，对事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作出了巨大贡献，促成了全国抗战，更是深得国人敬重。我和德公都深为佩服。” 周恩来谦虚地说：“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那是毛先生和我们党中央制定的方针，我不过是出面执行罢了。记得，当时在各省军政领袖中，你和李先生是最早通电支持我党主张的。” 他又问起周恩来身世：“听说你两次留洋，在国外见过大世面？” 周恩来从早年在南开读书，及留学法国经过，讲到孙中山先生与国共合作，侃侃道来。尽管这一带路况不佳，坑洼不平，致使车子颠簸不止，两人在一起相谈颇多，使他竟致忘了风湿腰痛。周恩来又从历史谈回至抗战诸问题上来。 周恩来说：“美英两国虽然担心日本侵华威胁其在远东的利益，但它们都还不愿直接与日本人发生军事冲突而大力支援中国抗战。同时，汪精卫等一些对抗战无信心的国民党投降派也就是主和派人物，随时都有向日本妥协的可能。而德意法西斯势力正密切加强与日本的勾结，支持日本侵华政策。在这种国际形势下，我国内部一定要团结起来。我党愿意与所有坚持抗日的党派团体和部队合作抗战。我们希望与广西的军政当局和五路军的部队合作抗日。我们国共两党过去分裂过，但我们愿意今后共同合作到底，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白先生是北伐时著名的军事家，我们希望你协助我们在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是为适应武汉失守以后的形势需要办起来的。我们是你们的朋友。办事处将与广西军政当局作正常的联系工作，不干涉广西内政，不挖墙脚；为团结抗战，我们互相帮助，互相支持。” 他问：“是不是叶剑英将军留在桂林主持？我和他是北伐时代的朋友呵！我欢迎他常驻桂林。” 周恩来告诉他，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由李克农主任主持。他说：“我欢迎李先生到桂林工作。我将把你的意见转告黄旭初省主席，要他和驻桂林的部队保护办事处的安全，给予一切便利。我的办公室有一位刘仲容参议，你一定会记得，他在西安见过你，还到延安拜见过毛润芝先生。如果李克农先生有什么事要我们协助，李先生可与刘先生接洽。” 周恩来在途中还谈起蒋先生接受白副总长意见，在南岳成立游击训练班的事情，说：“这是广州、武汉沦陷后长期抗战需要马上准备的工作，希望在你主持下西南各省的部队和地方武装的民团、民兵都能懂得游击战的战法。” 他说：“我们对游击战的知识和经验都很缺乏，蒋委员长已同意请贵党派一军官团来衡山讲授游击战。” 周恩来问：“白先生看过毛泽东先生的《论持久战》么？” 他说：“我在汉口时曾仔细研读过毛先生这本著作。我十分欣赏毛先生的分析和他的高见。我打算在训练班开学时，便告诉汤恩伯将毛先生的分析和论述摘要印发给军官们学习。” 周恩来听了很高兴，说：“白先生，你是军训部部长，你能欣赏毛泽东先生这一军事著作，我一定把你对他这本著作的评价告诉毛先生。” 两人在长途行车中终日相处，倾谈得竟然十分融洽。周恩来兴之所至，又谈起北伐来，说：“你还记得你打的龙潭之役胜利后，当时担任行政院长的谭延闿赠给你的一副对联吗？上联是：‘指挥能事回天地’；下联是：‘学语小儿知姓名’。我没记错吧？” 他听了哈哈大笑，笑罢越想越感动。他本人几乎都记不全这副对联的全文了，想不到周恩来竟然记得一字不差！他高兴地说：“周先生真是有心人呵。” 周恩来又从北伐谈到今天，说：“希望李白两先生管辖的广西和五战区的军政工作，都能发挥北伐时期白先生率领大军打倒吴佩孚、孙传芳军队的勇往直前的精神，也发挥广西在抗日前这些年励精图治振兴中华的精神。在北伐时，白先生赢得了‘诸葛’的名誉，希望你今后成为一个杰出的抗日英雄！” 周恩来很客气、审慎地将“小诸葛”中的“小”字去掉，使他不但觉得感动，而且体会到眼前这位共产党要人的周到、细致，益发使他对周恩来油然而生敬意。 他谈起江西红军西进时没有要进广西，使广西避免了一场麻烦；现在抗日，你们军队“也来到我们广西，我很感激！” 周恩来一笑而答：“你们广西做法，像民众组织，苦干穷干之精神，都是我们同意的，所以我们用不着去。” 车子在湖南境内，来到渡口，等摆渡过河。渡口旁边车子塞成长龙，人流拥挤，都是从武汉撤过来的部队或是机关。白崇禧下车等候时，注意到周恩来的司机下车加了水以后，找了一本书孜孜入神地看了起来。他瞄见司机看的书竟然是毛泽东的那本《论持久战》，他问司机：“这本书，该是指挥打仗的人才看的军事著作，怎么你也看？” 司机笑了笑，答道：“抗日打持久战，不仅是指挥作战的官员们的事，这更是全国老百姓的事，不懂得怎么行？！” 他听了感触不已。想到自己的司机随他出行，闲空的时候不是抽烟打牌，就是读、《金镖黄天霸》之类的武侠小说。不但司机，还有副官、参谋等，就是缺乏人家那种精神。怪不得他们能在江西那么一点点地盘，守那么久，后来被追剿到西北只剩那样少的军队，现在又壮大得这么快，那么厉害！国民党要是再不恢复北伐时代那种进取精神，再不增加新的血液，不但对付共产党很困难，就是要和共产党竞争也很困难。 他曾经预言过，周恩来将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即使他不赞同这个人的信仰，他也对这个影响未来中国历史的伟人怀有倾慕与崇敬。在分手的时候，他握着周恩来的手说：“我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就有幸与你相识，这次又有缘在途中同车畅谈，今后希望你经常指教。” 周恩来听了，很客气地说：“今天大家在抗战的旗帜下工作，你是军事委员会的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长，我是政治部副部长，你还是上级哩！” 他望着周恩来的眼睛。浓眉下一双灵活而光芒四射的眼睛！他说：“恩来先生，你太客气了！你是贵党的代表，你是贵党的主要领袖之一，你我只能算是老朋友吧。” 炸弹呼啸着投下来了。飞机飞得很低。机翼上的“太阳”，驾驶舱里脑袋，都看得很清楚。巨大的爆炸声一声接一声。 还在岸上的李克农大声叫喊：“散开！隐蔽！快散开！趴下！”他指挥着在岸上正想要登船的人躲避敌机的轰炸。人们像兔子似地四散奔逃，然后趴伏在地下或是岸边的棉田里。 <h3>新开始</h3> 他们乘坐的“新升隆”号轮船中弹了。船上大火炎炎。飞机又用机枪猛烈扫射着从船上跳到河里的人…… 即将担任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的李克农，奉命率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部分人员撤离武汉，乘“新升隆”号轮船南下，同行有钱瑛、夏之栩、龙飞虎、吴志坚等，还有王炳南的德国夫人王安娜和加拿大女护士简·尤恩，还有《新华日报》馆及其印刷厂一些工作人员。他们乘这艘轮船，尽管比周恩来提前三天出发，却在路上遭到了难以想象的惊险和曲折。 船行至湖北嘉鱼县燕子窝附近停泊时，遇三架敌机轮番轰炸而船沉，船上死难多人。其中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张海清等八人牺牲，《新华日报》馆及其印刷厂有16人遇难，印刷机器等设备及随船行李都沉没。李克农、王炳南、夏之栩等人因中午上岸幸得脱险。 李克农指挥把伤员们抬到附近农家去。没有医生，没有药品。李克农镇定地吩咐王安娜和简：“对不起，我知道你们受惊过度还未回复过来。可是这里只有你们两位还懂点医学。我们得先考虑怎么治疗伤员。” 没有绷带布就用手巾。没有脱脂棉，只好找了一些刚摘下来的棉花，去掉里面含油的棉籽，然后用土制苏打蒸煮，使它们有吸水性。简是一个出色的护士，刚从在八路军中服务的诺尔曼·白求恩身边回来。她学到了在非常简陋的条件下进行救护的办法。没有镊子吗？她立刻把一双筷子放在沸腾的热水里，然后用它夹取伤员腿上的弹片。农民的烧酒，成了药用酒精的代用品。天黑了，在蜡烛光下治疗。这两个业余大夫，治疗完所有伤员时，累得腿都站不住了。她俩看到李克农戴深度近视眼镜的胖脸上赞许的笑容。 李克农显示出他非凡的组织才能和临危应变的机敏。他将占全船乘客三分之一的全部幸存者，约80人，集合起来，商量今后的行动。他说，我们的情报来源已经中断，日军现在到了什么地方，我们一无所知。现在不管谁属于哪个组织、哪个部门的，大家都要同心协力共渡难关，设法尽快向前行进。把各人身上所有的钱都集中起来统一使用，不管什么情况，也不能违反群众纪律，不能增加农民的负担。大家不能忘记，我们是八路军！ 他把全体人员分成八组，并为各组指定了负责人。他们没有任何行李了，只有身上穿着的衣服。他们就那样开始了“小长征”。晚上，大家在农民和渔民破旧的小屋里，躺在地上过夜，身下铺着薄薄的稻草，只好互相紧挨着身子以抵御深秋的夜寒。只有个别人独自离开了队伍。绝大部分人都意识到只有依靠这个集体才能走出绝险。这个胖圆脸，戴眼镜，人很和蔼又说话幽默的指挥者李克农，使大家充满了信心。尽管日本人随时都可能出现。跟他在一起，一行人都不感到害怕。 第二天早上，这支队伍慢慢地上路了。伤员中，有五名重伤员必须躺在担架上。不知道李克农怎么能够找到了担架和十名抬担架的农民。上路不久，一听到飞机声，大家就紧张地逃进棉田里，或是藏进灌木丛中。第一天，只走了15公里。抬担架的农民都想回家，在战乱动荡的岁月里，农民只想呆在自己家里，虽然付给的是重酬。 有人提议将队伍改编成更小的小组。李克农不同意。他说：“我们不能够抛弃负伤和体弱的战友。据农民说，这一带盗匪很多，特别是最近，见到难民就不加区别地袭击，将他们仅有的财物洗劫一空。我们现在大组行动，又有武装的战士跟着，土匪不敢动手。” 队伍走进村子时，农民们已闻讯锁上门，划上村边的小船，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人发牢骚说：“怎么连一点同情心都没有？！我们是带着伤员逃难的呀！” 李克农却很能理解和体谅农民的心情。他这样说：“农民怎么知道你没有坏心呢？在这种村子里，他们遇到的陌生人几乎都是坏人。他们想的是，如果来人将他们仅有的一点粮食抢走，或是把他们维持生活的小船征用，甚至拉夫去当兵，他们怎么办？农民们什么过失都没有。我们倒是犯了一个错误。成群结队的人使他们恐惧不安。我们再想想新的办法。” 以后遇到村子，李克农便带着几个小孩或是年岁大的人先去，让队伍在村外等候休息。 有一次，他叫王安娜也去：“你也一起去吧，高鼻子。”王安娜已经习惯人们叫她的外号。开始她对人们称她为“洋鬼子”，颇不顺耳。“鬼”是坏的，中国把日本人叫“鬼子”。后来得知红军、八路里也有“小鬼”。毕竟鬼还有好的。她对称“洋鬼子”就处之坦然了。 他进了村，叫句“老乡”，说两三句笑话，态度冷淡的农民就热和起来了。寒暄一番，互相介绍，将王安娜称为“太太”，说她是为战争所迫，不得已而踏上这多灾多难旅程的洋贵妇。 在敞开着的门口，成群的妇女、孩子，想尽量靠前一些观看这个棕色头发、白皮肤的洋女人。李克农幽默的才能就发挥出来了。他高叫着：“你们是想仔细看一看这个高鼻子的妇女吧？那就别不好意思。不过，要交参观费呵。一个人一个铜板，碰一碰的要五个铜板！” 孩子们哄笑着散开了。气氛融洽了。大人们温和地微笑了。他这才提出要求与农民商洽，并强调不管使用什么东西一定付钱。 据说，日军已经迫近。为了不被日军发现，李克农夜里和村里人商量往后如何行进。村里几个船夫表示愿意用船送大家走远离交通要道的狭小的水路，送大家到洞庭湖去。划小船到洞庭湖去需两个礼拜，再从洞庭湖到长沙就不难了。如果大家挤一挤，有十条小船就可以载上所有的人。 乘船上路后用不着每晚向农家求宿了。人们像罐头沙丁鱼似地在船舱里挤着睡觉。吃也不用太发愁了，船夫还可以钓到鱼。男人们还借此在船上显示各自做菜的本事。王安娜认为李克农是烹调优胜者，他做的安徽式加辣汁的烧豆腐，味道非常鲜美。多年后，已回德国的王安娜来北京再次见到李克农，他已是外交部副部长。王安娜也幽默地说：“我忘不了的。你现在这样高的地位并没有你做的豆腐使我那么佩服，那真是少有的杰作呵！” 李克农所乘的船上，两个船夫沉默寡言，却很注意倾听搭船的人们说话。这一带洪湖是老苏区，贺龙曾在这儿闹革命。人们向船夫打听老苏区的情况。船夫回答总是：“不知道。”后来，其中年纪轻的船夫满腹狐疑地问：“你们是八路么？士兵为什么没有佩戴写有中文‘八’字的袖章。写外国‘8’字的袖章准是冒牌货。”李克农很肯定地说：“我们确实是八路军，有的人过去还当过红军。” “八路军不是在北边和日军打仗吗，你们为什么在南边呢？”年轻的船夫又疑惑地问。 李克农对两个船夫作了说明。他俩只是默默地听着，没有反应。 一件偶然的事使事情突然起了变化。 一天，李克农在船上晒太阳，低声哼起一首红军时代的歌曲。这时，突然，老船夫高声问：“这、这首歌叫什么？” 李克农感到意外，反问道：“你知道这首歌子吗？” 船夫又回复沉默无语的神态。看样子，好像老船夫心里很矛盾。欲言又止。终于，还是说：“不知道。” 李克农却说：“你是知道的吧。这是红军唱的歌。我们几个都是红军，也就是今天的八路军。你们用不着害怕。” 年轻的船夫嚷起来了：“我们会唱这首歌。红军的事情我们也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就住在苏区。” 隔阂顿时冰消。沉默寡言的船夫突然变成了健谈的朋友。从此，队伍靠岸，都会受到村里人的热烈欢迎，好像接待久未见面的老朋友。以前上岸购物，李克农唠叨着一定要付钱；这时则想方设法说服农民，无论如何请他们收款。农民们不肯收，说亲人们遇到困难，钱不多，留着急需时用吧。李克农笑着说，钱是要付的，不然就会认为我们是冒牌的八路军哩！ 两星期后，船队到达湖南北边的新市，上岸后，很顺利地转到了长沙。周恩来心上的石头落了地，在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与大家一次又一次紧紧地握手。王安娜曾在她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以上这些真实的经历。她还说：“我未想到，周恩来这个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够控制自己的人，竟毫不掩饰地表达他内心的激动。他一次又一次地和我们紧紧握手。他问候每一个人，不管是年纪最轻的战士，还是地位最低的印刷工人，他问他们的健康情况，问有什么要求。他毫不掩饰为我们平安无事归来而高兴，为他的通讯员的牺牲而悲伤。” 李克农率领其中的好些人，又立即从长沙转衡阳到达桂林。终于在当年11月中旬，在桂北路138号，建立了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随行人员几乎都成了这个办事处的骨干。就连王安娜这个“高鼻子”，也奉周恩来亲自交付的特殊使命，又从桂林出越南海防转香港、上海，为抗战前线的八路军转运了大批医疗器械、药品、通讯器材、汽车、救护车等重要物资，并押运回来，支援抗日前线。这使她名声大振，成为在广西南部活跃而以神通广大出名的高鼻子“王太太”。 卷二 抗战中的桂林文化城 第九章 在桂北路138号干着惊天动地的事情 （1938年11月，桂林市） 这是一间很普通的房子。 它位于桂林市桂北路138号。普普通通的砖木结构两层楼层，带着一个相当于半个篮球场大小的院子。屋外街面的白灰墙上写着“万祥糟坊”，这就是中国土法做酒卖的作坊，“万祥”是它的名号。它的外表太简易，朴素，普通了。比起南边不远处独秀峰下省府所在的王城，简直是天渊之别。尽管它没有赤柱飞檐，没有云阶玉陛，没有高墙深门，自从1939年11月下旬起在门边挂起了一块“第十八集团军桂林办事处”的木牌子，它就产生了独特的魅力。 桂林市民那几天在悄悄地传说：共产党来了！共产党在桂林城公开露面了！共产党在王城后面开了一个办事处。许多人带着一种惊奇的神秘感而专程到桂北路去亲眼看一看。耳闻是虚，目睹为实嘛。 长期以来，桂系集团在其统辖的广西境内，对共产党是采取深恶痛绝、斩草除根的政策的。30年代初，他们对共产党在桂西山区的东兰、凤山、巴马的根据地，实行了斩尽杀绝的“剿灭”政策。就是几年以前，他们杀害了“东兰共匪的头目”韦拔群后，还将其尸体的首级割了，用石灰腌泡着，拿到几个城市去示众。八路军的前身朱毛红军过广西时，桂林城里还放映过《七千俘虏》的纪录片，当局用以夸耀“剿匪”的战绩。就是七七抗战爆发后，他们还对广西境内的本地共产党严加防范，一经发现，就加以逮捕、杀害。 这些被称为“匪”的中共，公开地在桂林活动了，到底是什么模样？ 八路军的办事处里大都是一些穿布军装、打绑腿、带八路袖章的中青年。一张张脸孔，朴实，诚恳，都像农家的子弟，也有戴眼镜的秀才。人人都生气勃勃，精神饱满。这些人在院里唱抗战歌曲，打乒乓球，还能对来访的人讲举国团结、抗日救亡的道理。一个个言语间都洋溢着随时准备为抗日救国牺牲的豪情。这些人说的道理能暖人心。这些人，脸上没有一点杀人越货的匪气，身上没有半点打家劫舍的邪味，怎么能称之为“匪”呢？ 桂林人的心头开始疑惑了。大家很快就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体会到：自从桂北路138号挂上了这块牌子，这座古城很快就变得生气勃勃，充满了活力与生机；在桂林这座小城，出现了一些轰轰烈烈、闻所未闻、震惊中外而使桂林增添异彩的事情。半个世纪过去了，年过半百的老人们还津津乐道地对儿孙们讲当年的事儿和当年的人。这段历史，成了桂林的宝藏，有的把它当作学问研究，写成书出版，拍成电影电视放映。就是笔者也因多年受这段历史形成的氛围熏陶，编导过一部电视文献片《桂林文化城》。 1938年10月下旬，随着广州、武汉先后沦陷，逃难的人们像潮水一样涌到广西，涌进桂林。11月12日，长沙全城大火烧起来，全市三四十万人口，走剩下三四万人（也有说走剩两三万人）。广西成了抗战的大后方，原来不到十万人口、只有几条街道的桂林城人口陡然增加到四五十万（也有说五六十万人）。市里所有能住人的地方，都住满了人，车站、体育场、学校、骑楼下、甚至岩洞里，人们还在空地上搭起竹篱笆房子或是草棚子。 就在这兵荒马乱的日子里，在桂林铁路工厂的门口，有一个穿便衣的外省青年，已经守候了好几天了。他用眼光在上下班的人群中搜找着。像是在找人，目光透着焦急。他要寻人为什么不到工厂里去打听，他是什么人？ 这天下班的时候，他终于发现了寻找的对象，十分兴奋地穿过人群奔过去，大声喊着：“老张！老张！” 人群中一个拎着饭盒子的工人闻声转脸朝他一看，吃了一惊：“刘……”把“刘”后面的名字都咽下肚去了，忙跟他一起走离人群。到一个偏僻的角落，这个姓张的铁路工人才说：“老刘，你怎么来到这里，这个地方对共产党可厉害了！” 他镇定而笑眯眯地说：“怕抓就不来了。来了就不怕嘛。你知道么，我找你好几天啦。” 老张说：“你一个人来的么？你胆子真大哟！” 他说：“走。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说话。” 按当时通常的说法，他是个“共党”。具体地说，他的身份是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接受了一个特殊任务，来到桂林。 早在8、9月蒋介石的大本营已决定放弃武汉时，当时的中共长江局即研究准备在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并报请中共中央批准。为适应战局的变化，提早做好准备工作，中共长江局决定事先派人到桂林筹备。9月间，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打电话通知长沙八路军办事处的刘恕，执行去桂林的任务。此时刘恕刚奉命要调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尚未去报到。叶剑英亲自找他通话，交代任务。刘恕没有到过桂林，觉得人地生疏，加上时间紧迫，怕完不成任务而有些踌躇。叶剑英对刘恕严厉地说：“怕困难还要你这共产党员做什么！” 刘恕无话可说，就准备启程。武汉办事处还专门请了党外友好人士熊子民先生从武汉来到长沙，和他一道去桂林找房子。那时，熊子民的爱人孩子都住在桂林。当时，衡桂铁路刚刚通了车。他俩从长沙坐上国民党的军用火车来到桂林。刘恕就住在熊子民的家里。 刚到桂林时，形势十分复杂，局面还没打开，又不认识人，怎么找房子？他终于想起一个人来。这是他在上海时认识的一个工人，姓张，是钳工。只知道这个工人已随上海吴淞铁路工厂迁到桂林。但是，他却把这个钳工的名字忘记了。他凭这点线索，找到桂林铁路工厂，在厂门口守候了几天，终于找到了老张。 老张十分热心，帮刘恕找关系，通过广西银行的一位黄经理，认识了“万祥糟坊”的房东黄旷达先生。租房子时也没有透露身份，所以要的房租比一般房子贵一些。刘恕就租下了。接着，他又到阳朔，租了七八间房子，备作仓库用。还在城北郊路莫村找了几处农民房子，大约离城七八里地，准备作电台室、招待所及安置家属用。房子确定下来后，他还到旧货摊上买了一些旧家具。 这幢“万祥糟坊”已经毁于后来的战火之中。解放后，政府拨款按原样重建，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糟坊”的老房东黄旷达先生早已去世。他的儿子黄熙现在也是这幢房子的主人，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馆长，还成了研究桂林抗战历史的专家。我在这幢房子里拍摄电视片时，跟他交上了朋友。他说：“那时我还小，十来岁，读小学。开始我们还不知道是八路军租用。八路军一来，我们开始有点紧张。八路军跟我们房东相处得很好。李克农主任给我们讲抗战杀敌的故事，还派人给我们小孩辅导复习功课。他们吃着发霉的大米和盐水煮冬瓜，却乐呵呵地干着惊天动地的事情。李克农自编自导独幕抗日活报剧，我弟弟黄剑云还去扮演孤儿。周总理三次来，每次都来看望我父亲。一直到今天，不少在这里住过的同志，还经常保持联系，写信来表示问候和关心。我家十分有幸，因为租给八路军用，使这幢普普通通的房子，与独秀峰下的王府一样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物，并在中国现代史上有它特殊的光彩。” 李克农率领队伍从衡阳乘着两辆敞篷货车，于1938年11月下旬初到达桂林。队伍中，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多人及一个班的警卫，约几十人。警卫员都是从红军部队中精选出来的班长以上的干部。有一些保卫人员还是随同周恩来从延安到武汉来的。王炳南和他的德国夫人王安娜，及白求恩的护士简小姐，也都同车到了桂林。周恩来先到南岳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会后亦要到桂林来。广西当局已经为周恩来到桂林在省政府的招待机构乐群社安排了房间。因为在来桂林的途中已经流传了八路军里有两个“苏联女军事顾问”之类的谣言，李克农正好将王安娜和简这两个外国人安排到乐群社为周恩来准备的房子去住。 在这以前，白崇禧已经委派谢和赓先期从南岳返回桂林一趟，向黄旭初省长转达白与周恩来同车途中所谈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的事宜及其达成的口头协议，以使黄旭初放下心来，对中共待之以礼。口头协议的内容是桂系同意中共在桂林设办事处；中共表示“不挖墙脚”。所谓“不挖墙脚”，即指：不在广西发展共产党，也不在桂系的军队里发展共产党。谢和赓还转告了白崇禧的意思：要广西负责好八路军办事处的安全。谢和赓还见了刘仲容，要刘仲容去和李克农联络。 李克农一行到了桂林后，即在桂北路138号挂出了八路军办事处的牌子，并请桂系民主派人士陈此生陪同，主动去王城里拜会广西省政府黄旭初主席。黄旭初尽管事前已经得到白崇禧的关照，在会见时还是问李克农：“广西有没有共产党？” 李克农是红军的谈判专家，素以机敏沉着、善于应对著称。他答：“有是有的，但是不会找你们的麻烦。如果说没有共产党，那是骗你，我就是嘛！” 黄旭初没料到李克农如此坦诚、痛快，竟一时不知作何答复。 李克农即诚恳地笑着说：“我们党来广西，旨在支持广西团结抗日，我们讲过了，绝不挖广西墙脚，请黄主席放心。” 当时，广西已经成为我国西南抗日大后方，桂林成了联结西南、华南、华东的重要交通枢纽，亦为新四军、东江游击区，及南方数省党组织与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及至延安陕北革命根据地联系的中转之路，而且在上海、广州失陷后，广西是国内通往香港、海外的唯一通道。海外支援国内抗战的重要物资，主要通过这条通道运进来。国民政府也于1938年12月在桂林设立由白崇禧担任主任的军委会桂林行营，统一指导长江以南几个战区对日作战。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也不是一般的办事处，它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派出机构，根据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肩负着联络湘、赣、粤、桂及香港、海外各地党组织的任务。桂林办事处所设的公开与秘密的两套电台，是中共建在南方的中心电台，担负着及时传达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及江南各地党组织请示汇报工作的重要任务。 笔者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看到了几张十分珍贵的黑白照片，都是当年拍摄留下的，栩栩如生地记录了八路军办事处当年的活动：当年还挂着“万祥糟坊”的八路军办事处的照片；李克农当年与儿子李伦的富于情趣的合影；办事处电台工作人员的合影；特别是那张在武汉撤往桂林途中拍的一张照片，真实地记录了李克农带着龙飞虎和“高鼻子”王安娜到村里做群众工作的融洽情景，军民间隔阂消除后众人的笑容，衬着村子茅草屋的贫瘠背景，极为难得。这些照片，大都是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机要科长童小鹏拍摄的。我们用电视摄像带拍下这些照片后，还专程到北京西单府佑街中央统战部的大院里访问了童小鹏。他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身体还十分健壮，豁达乐观。他现在的笑容与半个世纪以前照片上的笑容一样，充满了自信心和感染力。谈起这些照片，触动了往事，他十分高兴地拿出当年使用的那部德国老“莱卡”照相机，给我们欣赏。他的笑，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使得我们摄制组全体人员都笑了。他跟随周恩来几十年，革命时出生入死，建国后兢兢业业。这个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下都能用照相机捕捉笑容的人，该是一个最热爱生活、最懂得人生意义的人。 卷二 抗战中的桂林文化城 第十章 李克农对谢和赓说：一定要记住周恩来的指示 （1938年—1939年，桂林） 他胖胖的身子，圆圆的脸，使人感到亲切和蔼。似乎很难与传闻中他在中央机关作保卫工作和在敌后作统战工作时沉着、机智、勇敢、刚毅的有传奇色彩的故事联系起来。 他总是戴着一副墨晶黑眼镜，使人乍一见又觉得捉摸不透。可是，只要跟他再说上几句话，就会觉得他是一个坦诚爽朗的忠诚长者。 和他接触很深，得过他的不倦的教诲的人，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不由得不思念他。 大家称他克公，或叫他秘书长。他对外是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处长，对内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秘书长。在办事处里他的官最大，却和大家一样，每个月领五块钱的津贴。那时的生活很艰苦。早餐只吃稀饭、蚕豆，中餐晚餐没有什么菜，经常是水煮白菜或是盐焖冬瓜，每人一份，他也一样。他最爱吃的是酸菜炖豆腐；每当吃酸菜炖豆腐的时候，他的一份总要留下一点下一餐吃。唯一可以说上阔气的是，他有一辆很好的卧车，挂的是国民党航空司令部的牌照，国民党军、警、宪、特见到这种牌号的车，都不敢刁难。这给他的工作和活动带来方便。躲空袭或是办急事，遇到人群拥挤，交通堵塞，汽车过不去，国民党军警看到这样的高级轿车，会急忙上前开路，让车子顺利通过。 他的一只眼睛已经失明，要借用放大镜才能阅读文件，但他仍坚持在暗淡的灯光下工作。他患过肺结核曾致穿孔，但日夜工作，睡眠很少。为了党的工作，他和爱人、孩子十几年不见面也没有向组织提出过任何要求，但他对同志们的生活和身体健康却关心备至。机要员张德碧患胃溃疡出血、呕吐，尽管办事处条件十分困难，他还是想尽一切办法为小张安排休息的地方，通过地下党的关系找医生治疗，还让公务员送去易于消化的营养食品。 他平时跟大家一起唱歌，打乒乓球，出救亡墙报。他还自编自导抗日活报剧。每次排戏，他都来得很早。他十分乐观，平常有说有笑，说话十分幽默。涉及政治原则或是严肃的事情，该批评就批评，却不发火骂人。就是批评人讲道理的话，他也说得十分诙谐。秘书抄写材料字写潦草了，他便说：“我们都是小知识分子，不会草书就不要草，别人看了不认得。”有时电台呼叫不通，他就批评报务员，报务员急得直哭；他看报务员急得满头是汗，又亲自上街买米粉送到楼上给报务员吃。 当时，夏衍经常来办事处找他汇报《救亡日报》的工作。面对非常复杂的政治情况，知识分子接触面不广，又自命清高，不愿意去和那些话不投机的上层人物来往，报刊的言论又只懂得讲自己的主张而不善于利用各方面的矛盾。他就一再对夏衍说：“站在外面骂娘算不得勇敢，深入敌垒去影响他们，才是你应尽的本分。”他又说：“把腿放勤快些，把耳朵放长一些，多跑、多听、多交朋友。你得认清这个时期，这个地方，和菩萨要打交道，和恶鬼也要打交道。我知道你们怕脏……”然后纵声大笑起来，一边又说：“文化人同志，革命的统战工作，戴白手套行吗？” 已经年满九十大寿的夏衍住在北京西单一座静谧的四合院里，谈起抗战中桂林的往事，兴致特别高。夏公是怀着对李克农的一种深厚真挚的感情谈起克公来的。 有一次，《救亡日报》发表了一篇对国际时事分析有错误的文章。克公看到了，即跑到太平路的报社编辑部来找夏衍谈了好几个钟头。 他的脸色十分严肃，甚至严厉，是夏衍从没见过的。他说话声音不高，话里分量很重：“不能把这张报纸的作用估计得过高，也不能把它估计得太小。新华日报被扣得厉害，有时不容易看到。现在，西南、华东甚至香港、海外，都把救亡日报看做党的外围，代表党讲话。你想想，把那么严重的国际问题作了错误的分析，对外面会起多么坏的影响！” 夏衍听他耐心地一分析，也觉得问题的严重，顿觉不安。他盯着夏衍问：“总编辑，怎么办？” 夏衍说：“明天再写一篇社论，纠正过来。” 他正襟危坐地问：“怎么写法？来，大家凑一凑。” 把社论搞好，已经过了四五个钟头，天色已晚，夏衍松了一口气说：“很好。我学会了不少东西。” 他看了看表，一本正经地说：“学会了东西，能不付学费么？快8点了，阳春面也不请一碗么？”他站起来说。“好。我请。” 这样一讲，气氛立刻变了。夏衍从心底里感到温暖，严师、益友和亲密的同志这几种概念，浑然一致了。 桂北路138号的这幢楼房开了两个大门。左边是八路军办事处的大门；右边是房东黄旷达卖酒的大门，进门的堂屋是一个曲尺形的柜台，柜面露着大酒坛的口子。八路军办事处迁来后，一度使黄旷达的买卖兴旺起来。不少人来买酒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瞄瞄八路军也。当时政治局面极为复杂，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办事处附近，设立了活动据点，对办事处进行日夜监视。特务们还化装成为小生意人、鞋匠、人力车工人、板车夫等角色，终日散布在办事处周围。只要办事处人员一外出，他们就暗暗跟踪盯梢；有时，国民党军警或是特务还公开在大街上给办事处人员制造麻烦，刁难寻衅。 八路军办事处是在特务的眼皮底下工作的。而办事处的工作在当时抗战形势下又特别重要。这里是中共中央与南方几省、香港及海外联络的枢纽。党的文件和情报在这里中转传递。新四军及南方各省党内的干部包括领导人也常从这里过往。八路军办事处还直接领导着各地迁来桂林的文化单位、救亡团体的党组织和党员。少数跟广西地方党组织无关而又在桂系核心工作的秘密党员，也由李克农单线联系。可以想象，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这些重要工作，任务是极其艰难的。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经验的李克农，足智多谋，想出种种办法战胜困难来出色地完成任务。 李克农规定，八路军办事处人员穿军装时，就从办事处的大门出去，穿便装时就混在来糟坊做酒生意的顾客中出入。来八路军办事处联系或是汇报的，也大都装作买酒的顾客从糟坊出入，使特务无法辨认，摆脱盯梢和跟踪。李克农本人也经常利用参加宴会的方式，与秘密党员进行联络。 办事处的人员外出送信或是办事，一出门被特务跟上，是很麻烦的。你进商店买东西，他也看东西。你去吃饭，他也吃饭，周旋了半天，硬是甩不掉尾巴。有时早出晚归走了一天，算是白走了。后来改换骑自行车出门，特务也骑上自行车跟着。李克农启发大家想出多种办法，才能完成一项任务。有时大家把自行车准备好，大门一开就冲出去，在大街小巷兜圈子，看看没有人盯了，才去完成任务。敌人发现了这个规律后，他们也随时做好了准备，你一冲出门后，他就紧紧跟上，咬住死也不放，使你完不成任务。大家又想出新办法，采取几个人同时骑自行车冲出大门，东、西、南、北四面奔去，在使特务不知跟谁走的情况下，谁甩掉了尾巴，谁就去完成任务。果然这个办法甚能收效。 形势险恶时，有的特务竟嚣张地站在办事处门口盯梢，只要被李克农知道了，他就故意把办事处的大门敞开，昂然站在大门口，目光如剑，怒视着特务。他的凛然正气和无畏神情，吓得特务溜了。 <h3>情报工作</h3> 李克农对敌斗争非常坚决，又善于做思想工作，对干部十分爱护，因而在当时艰难险恶的斗争环境中，办事处里没有一个消极悲观和怕死变节的。办事处有个姓王的新战士，被暗藏在办事处附近的特务机关抓去了。特务威胁他，要他供出办事处是谁负责？有多少人？多少枪？经常与哪些地方的人来往？本来，办事处经过周恩来与白崇禧协商后经过广西当局备案才公开成立的，还按规定申报了花名册，枪支武器也立了册申报，特务为什么还要追查呢？特务想了解的是办事处与地下党组织的关系，以便进行破坏活动，这才是特务机关真正的目的。小王回答他们说：“不知道，我是才来的勤务员。”一个女特务说：“你以后把这些情况了解清楚后告诉我们，要钱有钱，要老婆有老婆。”为了表示他们许的诺是真的，她要小王当晚就去找她。特务使用金钱美女的卑鄙手段，来腐蚀办事处的战士。小王回到办事处，就向李克农汇报了。克公说：“你敢不敢去？特务要摸我们的底，我们可不可以摸他们的底呢？”小王奉命了解到特务机关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共产党的地下党组织。特务还给了小王钱，企图引诱他上钩。这样一来，小王再不能在桂林呆下去，不久，就奉命调离桂林，到重庆办事处去工作了。 当时在白崇禧身边负责对外联络工作的刘仲容先生，也是中共的秘密关系，还担负着地下党员谢和赓与李克农之间的秘密联络工作。李克农因与桂系接洽公务在公开场合和刘仲容有所接触。刘仲容有时也私下秘密到八路军办事处来会见李克农。谢和赓只在特别必要时才秘密到八路军办事处来。每次来都选在晚上，坐着自己雇用的人力包车，到黄旷达房东的后门下车，穿着风衣，翻起领子把脸遮着，使别人在夜色中看不清面貌。从房东的后门进去之后，李克农还派人在后门“放哨”。李克农对这些从事秘密工作的人的安全十分关心。经常提醒要小心谨慎，冷静沉着，提高警惕，遇事不可惊慌。他知道刘仲容身边无枪，还送给刘仲容一支左轮手枪，以防万一。 有一天晚上，谢和赓来了。李克农正在排练救亡演出节目，他知道谢和赓一来，必有要事，便叫大家自己排练，他和谢和赓上楼谈话。谢和赓来汇报，讲到桂系少壮派潘宜之、邱昌渭等不放心谢“紧跟白崇禧”，向李宗仁与郭德洁出主意，请他们出面向白崇禧建议，提升谢为“少将”。李克农问：“他们是不是觉察到一点什么蛛丝马迹么？”谢和赓说：“不会。我一向谨慎小心，他们是看见我少壮而不跟他们一派，他们不放心，想调虎离山。”李克农问：“调到哪儿去？”谢和赓说：“升级升官。当广西省党部书记长，兼广西绥署政训处副处长，还要特批政训处副处长的军阶与处长相同，是少将衔。”李克农问：“白崇禧是什么意见？”谢和赓说：“白只是征求我个人意见。我早已成竹在胸，知道他需要我来操办回教的事，我就说：你不是要我重视全国回教协会的工作么！我除了行营秘书工作外，我想回教这项工作比什么都重要；如果你觉得适当，调任我为政训处副处长，仍然是上校，我也没有意见。但是，我不愿担任省党部书记长，我的组织能力不行。白听到我提到回教的事务，因为我刚代表他到西北回教地区跑了三个半月，他很满意；这次，他听了便说：我看你还是留在我身边好一些，我把你需要兼办的工作等情况，向德公报告好了。” 李克农严肃而幽默地问：“你上次代表白崇禧去西北看望‘四马’（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和马鸿宾）时，我代表周恩来在象鼻山下最后请你吃了那顿猪肉之后，你再也没有违犯教规吧？” 谢和赓认真地说：“我确实从那次后，没有再吃过猪肉，无愧于当全国回教救国协会理事，也无愧于当协会理事长白崇禧的秘书。” 李克农又十分高兴地拥抱谢和赓，说：“你真聪明。你一定要执行好周公对你的指示：‘无论怎样，也要跟在白崇禧身边’。回去后小心谨慎，注意身体。” 可是，有一次，李克农自己也没有做到小心谨慎。那是1938年春天，金山王莹率领的抗敌演剧二队应桂系邀请，住在桂林饭店，在作出访南洋募捐演出的筹备工作。二队改名为中国救亡剧团，名义上是无党无派的爱国文艺青年组成，实际上在桂林筹备出国期间，归李克农领导。有一次，在七星岩躲空袭出来，李克农和金山王莹站在公路边谈话。谈的是剧团成立中共特别党支部的事及出国准备演的剧目。三个人谈得很热烈。一边谈一边慢慢走。迎面开来一辆敞篷吉普车。李克农认出这是白崇禧的车子，还发现乘车的青年军官是谢和赓。当时身穿长衫的李克农挥手大声招呼：“谢和赓！谢和赓！” 车上的谢和赓认出了是李克农在喊，因而犹豫着停不停车，但是司机已经闻声把车刹住。谢和赓望见李克农在大庭广众之下招呼他，身旁还站着一男一女，是金山和王莹。谢和赓的心怦怦直跳。一年前在武汉，因为有时没注意掩饰自己的身份，已经挨过周恩来的严厉批评了。那次是他应王莹邀请，到郭沫若家作客。在郭家的客厅里，许多文化人在谈古论今，作诗绘画。谢和赓跟当书法家的父亲也学得两手，一时手痒，也挥毫写来。此时，周恩来到了，见了谢和赓，当即沉下脸来，在与别人寒暄后，对谢和赓未予置理。事过后，董必武亲召谢和赓给予严厉批评，并转达周公的话：“如果下一次再见到谢和赓出现在郭家的客厅，就要考虑他的党籍问题。” 谢和赓打开吉普车门，跳下车来。正好白崇禧派他送五千块现洋给剧团作活动经费，另外送四千块现洋给金山王莹作营养费。 李克农招呼谢和赓下车，是想让谢和赓一起参加剧团出国计划的起草工作，有他这个“知情人”参加，所订的计划，更易于获得李宗仁白崇禧的正式批准。 这四个人突然聚在一起，却使谢和赓、金山、王莹三人一下子都明白了，都是组织里的自己人。原来因单线联系而没有组织关系上的了解，由此都沟通了。当时，谢和赓正在追求王莹；王莹惊喜地凭此识破了在桂系营垒中的谢和赓的秘密。 为这次在公开场合的会面，事后，李克农挨了周恩来、董必武的批评。幸好他们这次在桂系老窝见面时，没有产生什么不幸的后果。1955年春，谢和赓王莹夫妇从美国回到北京时，董必武设家宴为他俩洗尘，董老还请了李克农、田汉等作陪。酒酣之时，董老还开玩笑地提起李克农的这次疏忽，笑呵呵地说：“克公真是智者千虑，也还有一失。幸亏特务不灵，要不和赓今天就不能在这儿喝酒了。哈哈哈。” 李克农还十分善于利用统战法宝，善于利用合法斗争。后来形势险恶，国民党企图在后方消灭八路军办事处时，他通过李济深的关系，租了城东六合路的一栋别墅，作为地下党秘密活动与联络的地方。这栋别墅离七星岩不远，原来的国民党将领蒋蔼诚的公馆，后来又由黄琪翔将军住。黄琪翔将军同周恩来一起在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担任副部长，在武汉时就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关系甚好。黄琪翔到重庆后，将这栋公馆让给八路军办事处。他家原来养的一条很高大的德国狼狗，也留给了办事处用。这条狼狗是军犬，经过特殊训练，脖子上还挂着一块外国训练的铜牌子。这条狼狗守别墅，什么生人都不敢进来。办事处自己人进去，也要先打招呼。调去别墅工作的人员，还要和它先交朋友，才能进行工作。别墅的人每次到七星岩躲空袭，全靠它看门。特务企图破坏别墅和盗窃办事处机密，因为有狼狗守门，总未能得逞，因而对这条狼狗恨得要命。有一天，办事处的人都到七星岩躲空袭去了，特务从门外丢进两个大肉包子来，指望这次可把狼狗毒死。哪知道狼狗经过严格的进食防毒训练，不是主人叫它吃的东西，它是不会吃的。狼狗把这两个肉包子衔到李克农的办公桌上。空袭过后，主人一回来，狼狗摇着尾巴，用嘴示意桌上。一经化验，发现包子里放有毒药。李克农抚着狼狗，纵声大笑。 在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高潮中，军政部命令停发八路军、新四军所有的军需用品，华北八路军缺汽车、汽油等，特别是江南新四军，连冬天盖的被毯也没有。中共中央来电要办事处运用各种方式通过各种关系，把能够弄到的军用品弄到手，抢运各地。李克农立即召集办事处人员研究部署这一任务，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大后方人民心中及国民党下层人员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它是克服困难完成任务的积极因素，虽然国民党对办事处多方限制，我们只要运用好统战法宝，中央给我们的任务是能够完成的。办事处当时了解到柳州军需仓库运到大批美制军用毯，就派龙潜和李中柏去柳州交涉。开始，仓库人员不承认存有军毯。经过同仓库人员交朋友、谈心，获知军毯存在哪些仓库，但他们已接到了密令，不准发给中共军队使用。龙潜、李中柏就运用统战法宝，一个一个地进行思想工作，经多方交涉，宣传团结抗战人人有责，启发爱国救亡思想觉悟，终于做通了工作，将两万条军毯弄到手，并运回桂林。可是，驻桂林的国民党军需司却不准开车，要运到他们的仓库去。克公笑着对龙潜说：统战法宝现在要同武装力量结合起来运用了。一面派办事处的警卫同志武装把守汽车不准移动；一面到军需司去交涉，通过由下而上的统战工作，经过两天的婉转交涉，才把运费记在新四军的账上，将军毯转运到新四军去。 李克农善于交涉谈判打交道，新中国成立后，成为著名的外交家。中国与美国的第一场重大谈判，讨论朝鲜战争停战的板门店谈判，就是由周恩来提名、毛泽东点将，让李克农在乔冠华的协助下主持的。1962年2月9日，他因患脑溢血在北京逝世时，董必武在挽诗中写道：“能谋颇似房仆射，用计差同李左车”，深刻地写出了克公的才干。 卷二 抗战中的桂林文化城 第十一章 杨东莼向徐特立请教抗大办学经验 （1938年—1939年秋，桂林） 绵绵细雨不停地落，还刮着冷风。1938年的冬天，桂林很冷。据说已经发现有难民饥寒交迫，冻死在路边。有条件的市民家里生起了炭火炉子。没有条件烤炭炉的市民和难民，就在被窝里或是冬衣底下紧挨着取暖。有的无家可归的人在被日机炸坏的废墟里，烧着了断梁残柱烤火。借住在桂林中学的三厅的文化人，也在教室里围着炉火唱着救亡歌曲。阴冷下雨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日本飞机不会来盘旋轰炸。桂林的人害怕晴天。晴朗的蓝天伴着凄厉的警报和呼啸落下的炸弹，要比落下冷雨更可怕。每次轰炸，都会留下一片废墟、几具尸体。著名音乐家张曙和他三岁的女儿，就是在这个冬天的一个晴朗的午后被炸死的。 这一天阴雨敌机不来，下午在大华饭店举行的文化界人士每周例行聚餐会，要比往常开得早。身穿长棉袍子的杨东莼，确是一副文人打扮。他刚进屋就碰到了李克农。两人都装作不认识，没打招呼，分桌而坐。坐在他身边的是画家丰子恺，他就和丰子恺谈起美术和抗战来。他将和李克农利用这个比较热闹的聚餐会来接头的，以免引起特务的注意。杨东莼在桂林的公开身份，是沈钧儒先生主持的上海抗日救国会的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实际上他是中共秘密党员。杨东莼曾经两次来过广西。1932至1933年担任过广西师专校长，培养了大批进步青年与中学师资。1936年六一两广事变时，也曾专程来南宁，代表沈钧儒先生表示意见。因而桂系当局对他的政治态度、品行、学识及雄辩才能，是有所了解并十分赏识的。这次，他是在长沙大火后，从湖南来到桂林。他在湖南时，已经征得周恩来同意，准备转桂林经重庆，到向往已久的延安去。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是李大钊先生的学生，受李大钊的思想影响，很早就接受马克思主义，还参加过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从事革命活动。曾经因为环境险恶，几次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他常常为此深感自疚。周恩来同意他去延安，使他感到十分兴奋。他憧憬着到了陕北革命根据地能公开地以共产党员的身份、痛痛快快地干工作。他这次来到桂林后，桂系在广西当家留守的省政府主席黄旭初，登门看望他两次，邀请他留在桂林，由他出面主办一所适应抗战需要而培养广西地方建设干部的学校。黄旭初说：“杨先生前年来广西，我们是请把部队开到华北前线抗日。现在广州沦陷、武汉失守，举国一致抗日，广西已经迫近抗日前线。形势的发展使我们考虑要革新政治风气，行新政，用新人；新人从哪里来？天上掉不下来。我们过去有一所广西民团干部学校，训练民团干部的那一套我看已经过时了，落伍了。我们想办这所新的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好些人都向我推荐杨先生。杨先生是我们景仰的教育家，务必请你考虑承担了这副担子。”他是豪爽的热心人，在主人盛意坚请下，并考虑到也可以借此为抗战做工作，于是心动了。他觉得这事要向上级党组织汇报，由组织决定。他回答黄旭初，请给他几天时间考虑一下。他通过在《救亡日报》的关系与李克农联系，约好在这周的聚餐会上见面汇报。 聚餐会是近几个月来，来桂林的文化人士形成的定期聚会活动，借聚餐进行交流，商量组织抗战救亡活动：举行歌咏火炬游行，或是慰问演剧晚会等；亦借聚餐会会旧友、结识新交，互相帮助，沟通感情；寻工作、找住房、约稿子、探音讯等活动，都可在这儿进行。来往人多，交谈也随便，不易惹人注目；因而李克农选择了这个场合与杨东莼进行单线联系。杨东莼注意到，李克农在邻桌有意识地跟好几个人寒暄说了话，才转到他这一桌来。克农先和丰子恺热情地招呼：“丰先生，听说您填了一首《忆江南》：‘逃难也，逃到桂江西，独秀峰前谈艺术，七星岩下躲飞机，何时更东归。’佳句呵！我们都要用自己的努力来使抗战早日胜利。”李克农这才似乎很自然地跟杨东莼说话。他俩寻着了机会，在一旁说了一会话。他当即将情况向李克农作了汇报。李克农听了，觉得是件好事，决定要他接受主办广西建设干部学校的任务：“机会难得呀，人家抬了轿子来请，为什么不坐？坐。现在大批文化人撤退来桂林，党组织有许多工作要做，你在他们当中很有声望，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利用桂系当局给你的方便，团结大家多做些工作，我们也有一个阵地好安排一批党员。你还可以提条件，掌握主动权。组织需要你在这里。去延安的事，以后再考虑。” 杨东莼已有办学的种种想法，问：“听说，徐特立老也从湖南过来了？” 李克农说：“刚到几天。” 杨东莼说：“我想向他请教一下抗大办学的事。” 李克农说：“你在桂林目标太大，不能到办事处去露面。他也是教育家，我看让他登门去找你问题不大。” 杨东莼走出大华饭店，绵绵细雨还在下。雨丝中还夹着细颗的冰粒。虽说未能去延安使他内心十分惋惜，可是想到桂林聚集了那么多文化人，成了抗战大后方的一个中心，组织上留他下来，是工作需要，他当然是服从的。他在桂林不是孤立的，有八路军办事处，有李克农，有《救亡日报》，有夏衍、周钢鸣…… 他感觉到冷雨和冰粒打在自己热烘烘的脸上。他不由自主地吟起了刚才听到的丰子恺的《忆江南》中的句子，按自己的情形将句中的“艺术”换成了“教育”：“逃难也，逃到桂江西，独秀峰前谈教育，七星岩下躲飞机，何时能北去？”丰子恺原词“何时更东归”讲的是回上海的心情，他改为“何时能北去”，借以表达对延安的强烈向往。 <h3>办学</h3> 当时，桂林躲空袭有两个好去处，一个是七星岩，一个是月牙山。七星岩又名叫栖霞洞，原是一段地下河，河干了成为雄伟深邃的岩洞，里面千回百转，曲径通幽。可以容纳一两万人躲飞机。敌机即使往山顶落下所有的炸弹，洞内也不会有什么损伤。月牙山的岩洞虽不够七星岩大，但是洞多，还有月牙楼半楼倚山，是个游览胜地。敌机来多了，省政府就从王城搬到月牙山办公，也就禁止闲人游览了。见过李克农没几天后，杨东莼就在月牙山会见黄旭初。黄旭初请杨东莼在月亮楼吃了尼姑面。 杨东莼说：“黄主席，我考虑了几天，我不办则已，要办就要办好。” 黄旭初笑了：“杨先生来办这个干校，哪有办不好的。” 杨东莼说：“要我办的话，想请你答应我三个条件。” 黄旭初说：“你尽管讲，什么条件？” 杨东莼将想好的条件说了出来：“第一，为了适应战时训练工作需要，干校的人事由我向你负责，不受人事部门的牵制。你也知道，我平生从事教育，学生多，朋友也多，平时接触的人，各方面都有。譬如徐特立老人我也认识，据说徐老已到桂林，我将向他讨教，希望政府不要听信外界谗言。徐老在教育方面经验丰富，威信很高。” 黄旭初忙说：“徐特立老是教育界素有众望的老前辈了。前几天千家驹先生还陪他来见我。你跟他切磋教育，理之常情呀！第二呢？” 杨东莼说：“二是为了简化行政手续，提高办事效率，干校的训练计划、训练内容、训练方法和训练措施，均由我向你报告，经你批准后执行，不再经过省教育厅的报送审批环节。三是根据行政院规定，凡省市高级干部，都要到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受训，我身体欠佳行动迟钝，请准于免训。” 黄旭初沉默了片刻，觉得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再说大事都要经过黄本人批准，也就答应了杨东莼这三个条件。杨东莼还想到，黄旭初是省主席，挂个名，很有好处，打着黄的牌子，人员编制、经费预算等都可以不受省府限制。杨东莼说：“既然黄主席答应这三个条件，那就由你兼任校长，我担任教育长。” 黄旭初觉得这个全国有名的教育家对自己很尊重，也就同意了。 长沙大火后，担任过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主任的徐特立来到桂林，准备转到重庆去。徐特立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住了几个月。他整天穿一套洗得发白的灰布外衣，没有换的，晚上洗净了晾干，第二天又穿。他已经61岁了，在中国共产党内很受尊重。李克农特别嘱咐后勤部门要给徐老开小灶。徐特立摆摆手坚决不依，说我只要有稀饭咸菜就够了。他经常是上午给办事处的干部战士上理论课，下午晚上外出会朋友。 徐特立在桂林，成了特务重点盯梢的对象。只要他一出门，就有“尾巴”盯上。他年岁大了，不能像年轻人一样灵活地甩掉身后的“尾巴”。李克农想了个办法，让当时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千家驹先生凭着与桂系的关系，陪同徐特立到省政府会见黄旭初。当时广西喊着“广为延揽人才”的口号撑门面，千家驹就向黄旭初介绍徐特立：“黄主席，我今天给你推荐一个教育界的奇才徐特立老先生。” 黄旭初当然只好说：“久仰久仰。我们教育界老前辈徐老先生来了，有失远迎，有失远迎。” 这就等于在特务的面前，有意识地到黄旭初那儿露了面，挂了号。 李克农又跟徐特立谈起杨东莼要请他谈教育。他就以应“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和“生活教育社”约请的名义，到施家园39号杨东莼的家里座谈。特务也免不了跟到门口等着。徐特立就着重给杨东莼介绍延安抗大的办学方针和教学经验，及陕北公学的情况。杨东莼问得仔细，徐特立讲得兴奋，一直讲到深夜。门外盯梢的特务以为徐老是住下不走了，也就撤回去了。徐特立至半夜才步行回到桂北路的办事处。徐特立在施家园杨东莼家里连续谈了三个晚上，使杨东莼创办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以许多有益的启发，致使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办起来以后，在国统区独树一帜，名声大震，被称为“广西的抗大”。 后来，特务机关将徐特立在桂林的活动报到重庆，称“徐特立由千家驹陪同到施家园开秘密会议，当晚住在那里。”重庆又将情报转到广西。黄旭初看了，一笑置之。 已经是下午3点多钟了。杨东莼正在校本部里召开指导员会议，这是全体任课指导员参加的商讨教学问题的会议。他和全体教职员一样，身穿黄布军装，扎皮带，不打绑腿。（只要求穿灰布军装的学员打绑腿。）周钢鸣从城里回来，来到会场向他示意有急事。他还是从容地把话讲完，然后让教务主任秦柳方继续主持会议。他走出会场后，周钢鸣告诉他：关于他要和李克农当面汇报的事，李克农已经安排了，今晚黄昏在江边老地方见面；现在白面山的《救亡日报》印刷厂有汽车进城。 杨东莼听了后，及时到自己休息的房间里脱了军装，换上知识分子的长褂子。事情不重要他是不和李克农当面汇报请示的。干校办起来后，李克农将在《救亡日报》工作的周钢鸣给他安排在学校，协助他的工作。周钢鸣是跟随《救亡日报》从广州转来的中共地下党员，精明能干，原籍广西，在干校里是他的得力助手。干校里有中共党组织的两个秘密支部。通过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介绍来干校工作的中共党员，如司马文森、宋之光、蔡北华等二十六七人，由周钢鸣担任支部书记。另一个是广西地方党组织的支部。地方党组织支部里的许多党员是杨东莼过去办广西师专时的学生。外来党支部归李克农直接领导，不和地方党支部发生横的联系。而杨东莼的秘密组织关系，只归李克农个人单线联系。周钢鸣就担任他们两人之间的交通员。杨东莼从来不到八路军办事处去。李克农也从来不到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里来。今天，杨东莼要面见李克农，确有很重要的事请示。 他沿着学校自己修的由天圣山至白面山的公路走着，看着这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办起来的学校，心里是很有感情的。去年底选定城东北郊离城七公里的天圣山和白面山这一带作校址时，这儿除了山脚下几间破庙外，什么都没有，环境十分清静，只听见山上树林里鸟雀在啼啭。选中这个地方，至少有两大优点：一是少受敌机空袭干扰，二是少受国民党政治干扰。经过七八个月的努力，干校已经很像个样子了。大课堂、大宿舍盖起来了，杉木作柱，竹篱笆批灰作墙，他和教职员带领学员劳动建校，大家热情很高。还修了这条五华里的公路，建立了办公室、医务所、图书资料室，不久前，还盖了一个木结构的大礼堂。第一期招了500多名学员，其中有大中学生、中小学教员、政府职员等，要求来学习的青年特别多。他坚持办学贯彻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政治主张，结合广西当局的要求，明确了干校的总方针：“为积极改进基层政治机构，推行地方自治，建设自卫、自治、自给民主自由的新广西，以完成抗战建国大业，通过训练，以培养具有现代政治军事科学的新干部。”采用启发式教育，师生一起结合课程并联系国内外反法西斯斗争的实际，进行讨论。还先后邀请了胡愈之、夏衍、张志让、张铁生、叶剑英、千家驹、范长江、李任仁、程思远等各方知名人士来校作专题报告和讲课。这个学校在国统区成了崭新的进步的生气勃勃的学校。对于这个具有民主进步新面貌的学校，特务机关没有善罢甘休，派了特务白原作为辅导音乐的教员，进来侦察和破坏。白原公开在学员中讲延安如何如何的坏，许多知识青年到那里去都上当受骗，纷纷逃跑出来。杨东莼还通过内部关系得到消息，获知白原开了几十个人的黑名单，送到广西省党部，要求开除和逮捕这些人。他也不手软，在会议上公开了白原的军统特务身份，使其受到大家的孤立；接着他利用黄旭初许可的人事自主权，把白原辞退了。学校办得热火了，广西当局也要加强对学校的控制。数日前，黄旭初来学校视察，走了一圈后，虽然没有就开除白原的事表示意见，却对杨东莼提出，广西政府所属机关工作人员、学校教师，一般都要求参加国民党，在训练机关，更要人人入党。黄旭初说：“杨先生，要是我当校长的这个学校是例外的话，我就不好办了。第一期学生快结业了，在临近结业前，都要申请加入国民党，年纪轻的要加入三青团。在结业典礼上，师生一起，合并举行集体入党、入团宣誓仪式。以后，每期都如此。”黄旭初这个规定，在学生是无话可说的，因为是为广西训练的干部；但在教职员中，便引起了麻烦。杨东莼使用的教职员，好些是中共地下党员或进步青年。一说要加入国民党，反感很大，不予理会。他觉得此事非同小可，昨日嘱咐周钢鸣为他找李克农，约时间汇报。 暮色时分，他如约来到漓江浮桥附近的江边，等了好一会，才见穿便装的李克农赶到。克农说：“老杨，久等了吧，我刚才穿了几条巷子才甩掉了尾巴。” 李克农听了他的汇报，说：“为了开展工作的需要，组织上可以批准部分同志加入国民党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也有先例嘛。孙悟空钻到如来佛的肚子里去闹腾一番，为什么不行？老杨你可以带个头。” 他说：“这个动员工作比较难做，我回去动员就是。” 李克农还对他说：“听说上次请叶总参谋长到干校作报告，你在讲台上对剑英同志表现出很亲热？” 他很敏感，立即意识到自己在大庭广众之中对叶剑英的亲热是很大的疏忽，说：“当时高兴起来，就忘了环境了。” 李克农叮嘱：“我是从桂系的营垒中得到的反映。你今后一定要小心谨慎，以免引起别人的怀疑。” 天已经黑下来了。从江东走浮桥过来一支火炬歌咏游行队伍。火炬像一条火龙横穿过夜色中的漓江。歌声响彻江两岸。他听得出，游行队伍唱的是张曙的遗作《负伤战士歌》—— 谁不爱国？谁不爱家？ 谁没有热血？谁愿意做牛马？ 我们要报仇，我们忍不下。 带了花又算什么？ 鬼子兵，谁怕他。…… 卷二 抗战中的桂林文化城 第十二章 夏衍将《救亡日报》办得很兴旺 （1938年11月—1938年底，桂林） 每天早晨，夏衍很早就起来，手里拿着个陶瓷小茶壶，泡一壶龙井，放到嘴里嘬一口，走几步，老是在问：出报了没有，报纸送出来了没有？那时候办报很重要的一条是抢早出版，使大家在上班前能看到报纸，这是关系到报纸的销售份数是否增加的关键。只要张尔华的单车铃声一响，夏衍就去赶快拿一份报纸来坐下细看，从头到尾，一字不漏，拿一枝毛笔蘸着红墨水，勾勾画画，连一个错字也不放过，还在旁边批批点点，提出无数问题，然后贴在墙上让大家一起来评报。这种群众性的评报，在救亡日报是老传统，天天如是，月月如是，都是自动自觉的。有些人在夏衍批点过的报纸上补充或解释，有些人发现新问题也会另外批点一张样报贴在旁边。救亡日报在群众评报这工作上是没有上下之分的，人人都习惯这样做。这些批点过的报纸，在各个部门都会自觉的讨论，是漏洞就堵塞，是错误就引为教训。张尔华每天也把这些贴报带回白面山，在白面山工作的同志也是一样重视听取大家意见改正工作的。这个老传统，增进了救亡日报全体工作人员的团结友爱。回想当年救亡日报工作的日子，大家偶然相聚聊起来，还是觉得心里暖烘烘的。 这是当年曾在《救亡日报》担任记者的华嘉写的一段回忆。记述了夏衍当时把群众评报当作每天早餐前好像洗脸漱口一样必不可少的事。这也是《救亡日报》办得好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桂林，凡是年过半百而在抗战烽火中生活过来的人，没有不知道夏衍的，没有不知道《救亡日报》的，也没有不知道夏衍主办《救亡日报》的社址太平路12号的。《救亡日报》在桂林鼎盛时颇具规模，已分三个地方办公：社址在桂西路的太平路12号；营业部在太平路口东边即桂西路26号；编辑部和印刷厂在郊外的白面山的岩洞里，不受轰炸的影响。总编辑夏衍在城里坐镇，吃住和工作都在太平路12号。这个社址是抗战胜利后重建的，也还保留着当年的样子，门前有个围墙，围墙内有个小院子，一栋不大的砖木结构楼房，连着一排附属的平房。它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围墙已经灰沙剥落，墙顶还长着小树和几丛绿草，楼房也是一副年代久远的样子，与桂西路的现代化新楼相比，它显得太普通，太不显眼了。可是，在桂林被称为文化城的那些年头，是文化人经常来往的公开地方，不少人通过这里同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接上头。办事处也通过这儿领导着桂林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战救亡文化运动。 在笔者为写这本书而求助于夏衍的时候，那是1989年10月底11月初，正逢夏公90大寿，他住所的院子里摆满了人们从各地送来的鲜花和花篮，我们送给他桂林豆腐乳和辣椒酱很能触动他对抗战中桂林生活的回忆。他说：“已经整整50个年头了。我就是在桂林太平路12号度过那十分有意义的40岁生日的。” 夏衍是在广州沦陷后，带领救亡日报社同人从广州经肇庆、柳州，于1938年11月7日到达桂林的。周恩来十分关心《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嘱咐夏衍自筹经费、争取公开合法地在桂林办好这张以文化界统一战线为标志的报纸。当时在桂林条件十分艰难，人们都是孑然一身，刚刚逃难来到，人生地疏，赤手空拳，一无所有。男的住在乐群路广西艺专隔壁周传教师家的前楼，女的住在凤凰街皇城后贡门正对面一家小面包铺的狭窄木楼上；大家挤着身子打通铺，睡在楼板上。为了争取“合法”，夏衍由刘仲容陪伴先去拜访广西文化教育界元老李任仁先生，再由李任仁陪同去拜访省主席黄旭初。夏衍对黄旭初坦率地表明了态度，说报社赞赏和拥护广西当局的团结抗日、进步的立场，对广西内部政务，保持友好态度，也希望广西当局对《救亡日报》予以支持。大家想方设法，筹集经费。夏衍为此去了一次香港。廖承志从海外华侨支援抗战的捐款中拨了1500元港币。当年12月份，周恩来途经桂林去重庆时，曾和担任救亡日报社社长的郭沫若去见过白崇禧。白崇禧也刚回到桂林主持新建立的桂林行营。周恩来谈到了《救亡日报》即将在桂林复刊，希望得到桂系的协助。白崇禧表示“欢迎”，而且答应补助一笔开办费。这样，《救亡日报》就和桂系的《广西日报》、军委会的《扫荡报》等有了同样公开合法的地位。太平路12号是国民党一个龙姓旅长的小公馆，他们租下来办公，报纸就办起来了。夏衍遵从周恩来指示的办报方针，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广交朋友，做到内外有别，将《救亡日报》办成左、中、右的人都乐意看的统战的救亡报纸。大家为办好报纸，向各方虚心讨教，集思广益，想方设法，绞尽脑汁。《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了，当时在桂林的好几家大型报纸中，救亡日报虽是四开型的小型报纸，但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点，版面活泼多样，文章短小精悍，内容清新，稿件针对性强，每天一定有一篇不超过1200字的社论，社论内容，从国际大事、抗战形势，一直到社会风气、人民生活。写每天的社论基本上由夏衍执笔。还有精辟的战局分析、生动的战地采访。《救亡日报》深入人心，独树一帜，以小胜大，很有声势，发行量从2000份增加到3000份、5000份，最后接近了8000大关，销路扩大到华南、西南数省乃至香港、南洋一带。 <h3>办报</h3> 办《救亡日报》的人们，那时都有一股精神力量。全社人员一律吃大锅饭，管吃，管住，不拿薪水，不给稿费；每人每月给一点津贴，从总编辑夏衍到从外面“拣”来打杂的小鬼阿华，都一样每月五元。据华嘉回忆，一个月的津贴费大概可以购买一斤猪油，用来加菜，让简单的饭菜增加一点油水。1939年10月底，夏衍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中，在桂林欢度他四十岁诞辰。因而他常说：“桂林这个地方我只耽了两年，但是我对它的感情却特别深切。” 抗战的桂林，在大后方被叫做“文化城”，是可以当之无愧的。当时桂系在政治上比较开明，在广州、武汉沦陷后，全国好些文化、新闻、出版、文学、艺术等方面单位和团体，都迁到桂林，许多各地的文化名人也云集桂林。而陪都重庆，因在蒋介石直接控制下管制太严，文化界人士都不太愿意去，桂林就成了抗战救亡文化活动的中心。曾经盛极一时。周恩来在点将要夏衍办《救亡日报》的时候，就决定了他的工作重点是宣传和统战。因此，当报纸在桂林复刊之后，夏衍就得分出相当一部分（也许可以说大部分）时间去做统战工作。 当时的桂林，政治形势十分复杂。蒋介石的复兴社，陈立夫陈果夫兄弟的CC，孙科的“太子派”，宋美龄的“夫人派”等都在这儿有派驻机构，各种进步组织、群众团体也在这儿有分会或者代理单位。八路军也有办事处。可以说是一个错综复杂，“群雄割据”的局面。夏衍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利用《救亡日报》的公开合法地位，太平路12号这个地方，很自然地成了各地进步文艺工作者的通讯联络、碰头和临时“落脚”的地方。外地来人没地方住，就在客厅里睡地板，碰上吃饭时间，一起吃大锅饭。夏衍还应聘作为委员去参加李任仁为主任的广西建设研究会的活动。这个组织表面上是一个学术团体，实际上是桂系借以壮大声势的智囊集体，里面“名士如林”，委员中包括了李四光、胡愈之、范长江、欧阳予倩、杨东莼、张志让、姜君宸、千家驹等著名人士。夏衍亦借此广交朋友，不仅与进步文化人打交道，还和中央社社长、新闻检查所所长、《扫荡报》总编辑等打交道。有一次，因孙科、邵力子等在重庆办了一个“中苏文化协会”，由左派人士王昆仑等负责，做一些介绍苏联情况的工作；在桂林，也有人提出成立一个“中苏文协”分会。当时，孙科“太子派”在桂林的干将梁寒操自认为自己是桂林行营政治部主任，该他出面当分会会长。因为这个人鼓吹反共搞摩擦，还和CC派十分亲热，大家都反对让此君掌握这个“中苏文协”分会。在聚餐会上，在桂进步文化人商议，由夏衍去找李宗仁夫人郭德洁，请她出任“中苏友协”广西分会会长。郭德洁一口应允，同时，对大家提出办俄文训练班，翻译和出版苏联书籍等计划，她都表示同意。她还主动对夏衍说：“会址、经费等由我负责，文化界我熟人不多，先请你和劭先、此生先生商量再安排。”这样，使梁寒操当“会长”的想法成了泡影。 报社同人里，一般都是些二十几三十岁的年轻人，只有夏衍年纪大些。在那时，人们就称他为夏公了。刚复刊时，人手不够，夏衍还得经常熬夜班，工作确是辛苦。不久，报社人才渐多，地盘扩大，又办起了印刷厂，廖沫沙也从长沙过来，分管编辑部，夏衍就已不需要再熬夜班了。他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一大早起来，接过还有油墨清香的当天报纸评报，圈圈点点，加以评批，再贴出让大家来评；早餐过后，写社论或短评及看报纸上版付印前的大样；中午午睡一个钟头后就关起门来写作两三个钟头，搞新闻业务以外的副业——写剧本和写杂文，话剧《心防》和《一年间》，就是那时写的；晚饭后就和来访的人聊天或是外出拜访。欧阳予倩住在附近的榕荫路，黄昏时分总是散步过来聊天。孟超也是勤来的人。人们走后，他又伏案写作至夜深。《救亡日报》在桂林打开局面后，许多人慕名来访。一般他都接待，有时为了及时出报或赶稿，他无可奈何，只得使用“苦肉计”来对付，叫别人在外面用锁头把他住房的门反锁上，以谢绝一些不必要的访问。 一天下午，来了一个英武彪壮的汉子，所穿的长袍马褂裹不住身上透出的威武之气，一看就知道此人绝非是商贾或文士。汉子进到太平路12号院子，径自朝夏衍住的小房间走来。夏衍已经认识其人，迎进房里坐下。此人是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军官，已经乔装来访了两三次，彼此间比较熟了。这个军官与报社的关系是从报社的募捐演出开始的。夏衍原来所筹办报的资金快用完了，文化界的朋友们想拿出力量来支持《救亡日报》。正巧夏衍新写的话剧剧本《一年间》刚定稿，文化界戏剧界的朋友们，就发起为《救亡日报》筹募资金而举行《一年间》的盛大公演。演出以广西国防艺术社的演员作基础，再吸收戏剧界、抗敌演剧队的部分演员参加，由焦菊隐导演，孙师毅担任舞台监督，欧阳予倩担任演出顾问，阵容甚强，声势颇大，在广西轰动一时。报社派人上街卖票。一般普通票为五毛一张，前座募捐票为五块钱一张。这个国民党高级军官路过见了，一口气买了十张募捐票，共50块钱。这在当时已是一笔很大的开支了。军官去没去看戏，大家不知道。这事在报社引起了一阵议论。没几天后，军官到太平路报社访问。夏衍亲自接待，寒暄之后，也就认识了。军官叫韩练成，是广西的第三十一军第一七师副师长，放羊娃子出身，宁夏人，祖籍山东，在冯玉祥的部队中参加过北伐战争，19岁就当上了团长。抗战爆发后，由冯玉祥介绍到广西来。头几次见面，给人印象很好。但只听夏衍说话，自己不大作声。当然，他因为不明韩练成的底细，没到火候，也没有深谈。 这次，韩练成进房后，笑着说：“夏先生，今儿没事，来找你聊天。我知道，请你出去上馆子的话，你会觉得不方便。你看——”说着说着，就拿出了一瓶酒和卤菜花生等食物，往桌上一摆。这次，韩练成就无话不谈了。从目前战局谈到抗战的前途，又从国民革命的北伐讲到国民党的腐败，讲到四大家族的贪污腐化，讲到通货膨胀，讲到蒋介石排除异己，把广西及别的杂牌地方部队送到前线打仗送死，而将蒋氏嫡系部队保存实力。韩练成在言辞之间，流露出对国民党的强烈不满及自己的内心苦闷，越讲越是慷慨激昂： “我当兵就是不甘心当牛作马过苦日子，想改变自己的生活。从苦水泡出来的命，不怕死，打仗当然就勇敢，提拔也快，不到二十岁当了团长。想不到遭人家嫉妒排斥，我就投奔了北伐军。投到冯玉祥将军麾下，在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服役。那时国共合作，我加入了共青团，开始懂了一点革命道理，还听过周恩来先生讲话。共产党的道理使我觉得有一种了不起的力量。使我认识到，以前自己为摆脱苦日子求温饱富贵而打仗太狭隘了，为大多数过苦日子的同胞摆脱苦难、为民族为国家摆脱苦难才值得、才有价值。北伐失败后，我苦闷，彷徨，对现实无法理解，又看不惯。抗战以来，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使我韩练成服了。共产党的道理我是琢磨了十几年才服的。十几年前当共青团员，没有白当。……” 夏衍不喝酒。韩练成就自己喝，边喝边讲，在心中积蓄多年的苦闷，在这天都给夏衍倾倒出来了。真是有酒助兴，无所不谈。韩练成的坦诚，也使夏衍十分感动。韩练成临走，他寻出一本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来送给韩练成。韩练成接着书本，看着黄纸封面所印的毛泽东的头像，高兴地说：“夏先生，白崇禧主任倡议军官都要读这本书，印发给我们的是摘要。毛先生提倡的游击战很有道理。太好了！我回去认真地读一读。” 事后，夏衍将韩练成来访的经过向李克农作了汇报。克公仔细地听，还用铅笔在拍纸本上记，听完之后想了一阵，然后问： “你们之间……” “现在，可以无话不谈了。以前，只是泛泛之交，只听我的，不讲他的。后来，我对他很坦率，渐渐的熟脱了。……” “熟脱到……” “连他家庭生活中的苦闷也和我讲了……” “这很好，算是交上朋友了。这些话在哪里讲的？” “在报馆，我的办公室。” “没有旁人？” “没有。” “一个人来的？” “一个人，随身带了一瓶酒，一包花生和叉烧。” “讲这些话，喝醉了没有？”李克农越问越仔细。 夏衍说：“没有吧，他讲他平常能喝一瓶白兰地。” 李克农对韩练成的情况十分重视，并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后来，周恩来嘱咐指示夏衍要与韩练成交好朋友，保持联系。 韩练成此后还断断续续到报社来过几次。 皖南事变后，夏衍被迫离开桂林。行前，夏衍还特地到韩练成的住处去告辞。韩练成给了一个柳州的信箱号码，便于跟夏衍保持联系。 韩练成与夏衍1938年在桂林相识，竟使未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谱中多了一位骁勇善战的中将，后来在西北韩的家乡担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韩将军在夏衍走后的经历，富于神秘色彩，惊险曲折，惊心动魄，他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卓著的功勋。 卷二 抗战中的桂林文化城 第十三章 白崇禧陪同叶剑英去讲课 （1939年5月，桂林） 马蹄在石子路面响得很清脆。白崇禧和叶剑英，带着随从骑马穿过桂林的街道，威风凛凛，十分引人注目。5月的桂林街头，早上行人已经熙熙攘攘。有人认出是白老总和八路军叶总参谋长出行，兴奋地啧啧议论。还有几个顽皮的孩子追着马队跑。 白崇禧十分欣赏叶剑英的这个主意，骑马到天圣山去讲课。他想，有车不坐，骑马去，也不算远，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离城里不过六七公里。自古以来，将军是与战马分不开的。他早在北伐时就很钦佩叶将军的才干和风度；这次，在南岳开办游击战训练班，蒋介石挂名兼任训练班主任，实际上他是作为军训部部长担任副主任管事，叶剑英作为副教育长，负责班里全盘工作并亲自教学。因而，他和叶剑英近半年来往甚多。他得到反映，说叶剑英的课讲得十分好。叶剑英对他推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书的见地与做法，也十分高兴。他不但向各大战区推荐毛泽东这本书，还下令印了十万册，发给桂军军官，作为必读书目。这次，南岳游击训练班第一期学员结业。5月15日举行了隆重的结业仪式后，叶剑英下山来到桂林。杨东莼提出邀请叶剑英到天圣山下的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讲课。他作为新设立的桂林行营主任和桂系第二号领袖，欣然陪同前往。他还特意嘱咐部属，要为叶将军挑一匹好马。 当时桂林的街道，到处都是大轰炸的痕迹。繁华的街道被炸毁而焚烧成零落的几小段，断楼残垣，废墟瓦砾。可是，整理和重建的工作也十分迅速。人们利用那些未曾倒坏的墙，烧焦了而还可以利用的柱，在废墟上搭建起一个个简陋的棚舍，上面盖一些芦席竹席，便在这棚舍里面开始他们的生活。楼屋变成了平房，旧房变成了新棚。生意还是一样的兴盛，行人还是照着他们旧的习惯在这“闹市”上来往。焦土上的生活在泰然地进行。烤干枯了的路树，也长出了绿枝。被烧成黄褐色的墙上，写着惊心动魄的大字标语：“记住！谁炸毁你的家园？谁杀害了你的亲人？复仇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叶剑英骑在马上，边走边看，对桂林这个城市抵抗大轰炸是印象颇深的。近半年，叶剑英已是几次路过桂林了。经历过武汉保卫战和长沙大火的叶剑英，对广西当局抵抗轰炸、措置得当，是敬佩的。敌机刚走，那些炸坍民房的墙隙里还吐着火舌的时候，当局处理灾民善后的布告已经贴在墙上了。布告上的三点办法，简单明白：第一，开放各处戏院、电影院作为灾民住宿的地方；第二，未罹灾居民每户均有收容一个罹灾者的义务，托辞拒绝者可以报警查究；第三，罹灾民众每人发给伙食费五角。看起来是很平常，但是在全中国许多遭受了轰炸的城市里，能够这样敏捷而实际地为老百姓想了办法的，似乎还不多。轰炸习以为常，当局还充分利用和管理躲空袭的岩洞，让机关到岩洞上班，学校办岩洞教育，救亡宣传队也利用岩洞进行宣传和演出，每个医院都有特定的岩洞容纳患者，在岩洞最内层特设的产房里，在炸弹落下时也有婴儿诞生，被医生和父母取名为“洞生”……当时，抗日战争已经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一从危机中挣脱出来，就在忧虑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在敌后的迅猛发展，逃到河内的汪精卫已经由日本方面秘密护送出河内返上海。日本人也向蒋介石伸出诱降的手。蒋介石又在考虑怎么对付共产党了，因而下令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训令，在好些地方，限共、反共的摩擦又不断发生，愈演愈烈。叶剑英对于作为国民党抗日主战派的白崇禧，抱着团结统战的方针，热情地鼓励他要作抗日的民族英雄，因而对广西当局所作的有利于抗战的实事，给予了称赞。叶剑英对白崇禧说：“人家说，广西在政治上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不尚空言，而很迅速地提出实际的办法。有办法，而且办得快。在敌机大轰炸威胁下的桂林，能够保持井然有序，实属难能可贵呀！” 白崇禧听了自然十分高兴。抗战前那几年，李宗仁常驻广州联络各方，由他坐镇广西家里，实干几年，赢得了一个“全国模范省”的称号，他自是十分得意。现在，李宗仁在江北主持五战区，又由他在家乡担任经管南方几省的桂林行营主任，广西的事也能具体兼顾，他当然要把自己的地盘经营好。他现在担心的还是蒋介石。撤出武汉、缩守西南的局面形成以后，蒋介石的势力也逐渐侵入了广西，使他和李宗仁深感不安。抗战以来，他跟在蒋介石身边，深知蒋介石时时都想和日本人谈和。蒋介石亲口对他讲过不止一次，说日本人不会攻武汉，因为日本人要和我们谈和。可是日本人还是打下了武汉；但是蒋介石谈和之心还是未死。不久前，他对黄旭初、李任仁等高级干部分析形势时就告诫大家：“老蒋只要一有机会跟日本人谈和，到那时就会牺牲我们。我们必须提防，多和反蒋及反对谈和的人士联络。”他想，以中共为代表的进步势力随着抗战深入而高涨，他可以联络利用之作为同蒋介石暗中对抗的政治资本。他不但亲自嘱咐桂林警备司令王泽民，对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负责人员的安全予以多方保护，还要他身边的刘仲容、刘士衡多给八路军办事处联络关照，协助解决具体困难。连共产党的大叛徒，曾任红军总政治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的张国焘，也曾得他暗自收留在桂林。因张国焘在城里居住，人多嘴杂，不易保密，他又将其送到他老家会仙乡去隐居，每月发给生活费500元。他曾经打算请杨东莼出任桂林行营秘书长，并以李任仁为行营政治部主任。他为此问过蒋介石。蒋介石对李任仁的任命表示同意，而对杨东莼则否决。蒋对他说：“凡是反党（国民党）反中央的人，希望你不要用他们。”既然杨东莼没有能就任，李任仁也拖而不就。在年初召开的国民党五中全会上，蒋介石重新解释“抗战到底”的“底”是什么？不是要打到鸭绿江边，而只是“要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他听了更为忧虑：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不就是老蒋处心积虑地要将桂系等各地方势力吃掉的原状么？！因而，他常到旧藩署的广西建设研究会去看望，主张多多聘请各方来桂进步人士为研究员。万一时局有变化，就联络进步人士撑持广西的局面。他和李宗仁在一起回顾历史时讨论过，认为1936年六一运动时，老蒋几十万大军不敢进攻广西是由于各党派和进步人士来撑台的缘故。广西建设研究会还邀集一部分研究员组织“宪政促进会”，要求国民党中央结束一党专政，实行民主宪政。胡愈之起草了“广西宪政促进会”成立宣言。他看了后，还作了一些修改，认为可以公开发表。于是，《广西日报》和广西建设研究会所办的刊物《建设研究》都登载了。他认为国民党中央控制在蒋介石嫡系手里，桂系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心有未甘，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实施宪政，既可使桂系有扩展的机会，又能博得全国人民好感。他当然乐意。可是，宣言发表后，他接到国民党中央电报，要立即撤销宪政促进会的组织，他只好让李任仁停止宪政促进会的活动。他对于蒋介石，虽然不得不服从，但是也不得不提防。这也促使他容许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这里发展抗日救亡活动，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在撑住局面。因此，听说杨东莼先生邀请叶剑英去建设干校讲课，他就主动提出陪同前往，以表示感谢叶剑英将军对广西培养地方干部的支持。他听李任仁说叶剑英早年到过桂林，便问：“听说叶将军早就到过桂林？” <h3>嘹亮的歌声</h3> 此时，他们已走出城东，叶剑英骑在马背上侧身望了望身后的桂林城，慨然而答：“细算起来，那是十八年前了，为准备北伐，我曾经作为大总统随员，跟随孙中山先生来到桂林，在王城里参加了中山先生的整军活动。尽管岁月流逝，但记忆犹新呵！” 白崇禧说：“叶将军当年追随中山先生，筹备创办黄埔军校，是很有威望的教官。健生早已敬仰。得你来给广西的干部学员上课，我也感到荣幸。” 叶剑英说：“白将军，如今国土沦陷，抗战深入，国共两党携手合作，才是抗战胜利的希望所在，才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所在——” 说话之间，他们已经来到天圣山下。杨东莼带领几个干部已在路口迎接。走过那些简陋的竹篱笆打墙的校舍时，传来了整齐、嘹亮而有力的歌声。大家唱的是干校校歌—— 礼堂上，学员们身穿一色的灰布军装，扎皮带，打绑腿，踏草鞋，分班排列得横直都成线。向叶剑英、白崇禧齐刷刷地敬礼之后，一声口令，又齐崭崭地坐在小板凳上，每人左膝上垫上一块同样大小的写字板。 叶剑英当时身穿八路军的灰布军装，腰间扎着宽皮带，高大轩昂，英姿勃勃，在学员们的掌声中走到讲桌前。这儿的气氛，场面，确实使叶剑英想起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来讲课之前，李克农介绍过这个学校的背景。想不到团结抗战，使延安抗大的精神也能在这漓江之畔开花结果。叶剑英浓眉下的眼睛扫视着台下学员们一张张严肃而生气勃勃的脸，自己不由得有点激动。会场静悄悄。在开始讲课之前，叶剑英再次立正，将右手五指刷地举向帽檐，向大家敬了一个军礼致意。 全场掌声雷动。白崇禧也大声地鼓掌。 这天是1939年5月21日。叶剑英讲课的题目是《当前战局之特点》。有人还记得这个八路军的叶总参是这样开头的：“共产党的血与国民党的血，在抗日战场上是流在一起的……”也有人记得，叶帅开始是用广东客家口音的普通话讲话，大家听得较为吃力；叶帅又接受大家的要求，改用广东粤语讲课，流利亲切，会场十分活跃。 卷二 抗战中的桂林文化城 第十四章 周恩来与黄绍竑夜谈，桂系反共留有余地 周恩来与黄绍竑天目山上夜谈 （1939年2月—4月，桂林—天目山） 1939年2月18日。除夕。从桂林市的桂北总站驶出的一趟列车，在抗日救亡的歌声与爆竹声中驶离了这个城市，往东北方向开去。在一节车厢里，同座坐着三个人。一个穿便装，两个穿军装，年纪都是四十出头。穿便装的是从广西出去在浙江省任省主席的黄绍竑。穿军装的是周恩来和叶挺。刚上车时，周恩来介绍说，这是新四军军长叶挺时，黄绍竑颇觉尴尬，因为他同叶挺交手打过仗，如今真是闻名不如见面。他的手欲伸又止。叶挺见状，十分痛快地将手一下就伸了过来，两人才握起手来。周恩来笑着说：“你俩同在华东前线，要携起手来才能打败日本人呵！” 黄绍竑这次和周恩来同车去浙江，是前不久在重庆偶然相约的。那是1938年底；黄绍竑到重庆参加国民党中央的会议，讨论汪精卫逃到河内发出的向日本投降求和的“艳电”。一天，李济深约请一些人士到神仙洞李家开茶会，谈当前团结抗战问题。在座的有冯玉祥、周恩来、秦邦宪、陈绍禹、叶剑英、李宗仁和白崇禧等，在黄绍竑将浙江的情况介绍了一番之后，冯玉祥称赞说：“这才算是抗战工作！”周恩来说：“现在到处都发生摩擦（指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发生摩擦），只有季宽先生那里还没有发生摩擦。我打算到浙江去看看。还顺便去绍兴故乡省亲。”黄绍竑当即表示欢迎，并说最好一同乘车前去。 黄绍竑之所以对周恩来去浙江表示欢迎，还主动提出一同乘车前往，除了因为周恩来是北伐时的老相识，又是军委会政治部副主任之外，主要还是因为抗战以来，他在和周恩来的数次接触及与八路军打交道中，为周恩来的人品与智慧和八路军的抗战精神所触动。山西会战时，蒋介石派他到山西担任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与阎锡山一同指挥作战。他从娘子关到雁门关一带前线，目睹的是兵荒马乱的景象；日军节节推进，山西我军兵败如山倒，难民流离失所，饥寒交迫；从前线溃退下来的散兵游勇和伤病员四处流浪，无人收容。他见到阎锡山及其军政官员都是忧心忡忡。他在平型关附近见到彭德怀及在太原见到周恩来都充满着信心。他亲眼看见八路军主力开赴平型关前线，装备虽差，弹药也不足，却秩序井然，生气勃勃，还沿途救济难民，发动群众。他将共军与国军两支部队相比较，真是慨叹不止。在长城的著名关隘娘子关，周恩来向他建议：不要把所有兵力都放在正面打阵地战，要派部队迂回到敌人后方去以游击战打击敌人。他对周恩来的建议和关于日本军国主义是可以打败的信心及分析，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国共合作的忻口战役中，阎锡山称赞：“周先生的确是个大人才，国民党是没有这样的人才的。”他确是深有同感。一次，第二战区兵站副监卢佐为了八路军弹药补充问题在太原请示黄绍竑。他说：“这是你兵站职务上的事，为什么要问我呢？”卢佐说：“如果是其他部队，就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这是共产党的军队，而且要的数量相当大，按编制他只有三个师，所以才请示您。”他对八路军靠劣势装备在平型关打了胜仗十分佩服，就说：“这是全国全面抗战，弹药补充还分什么彼此呢？而且我看见八路军士兵身上只有一条子弹带，恐怕一个基数（六十发子弹）还不到，过去的底子太少，又经过平型关战役的消耗，他们的编制虽说是三个师，恐怕是六个师还不止呢。你按可能尽量地发吧。”后来在武汉东湖，他也去找周恩来请教关于发动民众、组织民众、团结民众的方法，还请周恩来以后派人去浙江帮忙。为此，他曾经受到了蒋介石的批评：“你怎么随便批准给八路军弹药补充？发多发少这里面有政治问题。你自去山西作战回来，逢人就说八路军纪律好，长于打游击战，共产党如何动员民众、团结民众、军民配合的好话。说你闲话的人多了，你要注意。”他知道，蒋介石的这番话，无异于对他的一番警告。他自己觉得是凭抗战的良心来做这些事的，也不在乎蒋介石有怨言和看法。在蒋介石的老家担任省主席真不是滋味，那些士绅们随时都通天告刁状，人家任命了某某人担任省政府委员，他当主席也不知道。他已经几次向蒋介石辞职不干，蒋就是不准。要不是现在全国抗战，他不尽点责良心上过不去的话，他早就想甩手不干了。 他在重庆跟周恩来约好后，就先期飞返桂林。2月16日，周恩来和叶挺从重庆飞到桂林。2月18日，他们就一起乘火车上路。 黄绍竑过去在山西、武汉及重庆与周恩来见面时，或是开会座谈，或是研究打仗，大都是在处理公务的场合，还有各种头面人物在场，他作为个人还没有感到多大的内心压力。这次，在漫长的旅途中，在车厢这个狭小的空间里，他与作为中共代表的周恩来相对，又有过去战场上的对手叶挺在场，他听着脚下车轮驶过铁轨发出的隆隆声，心里陡然感到惶愧不安。他不会忘记那一年的，蒋介石电召他从南宁去上海，与李宗仁、白崇禧、吴稚晖等多次开会，策划了四·一二事变，也就是“清党”，许多共产党员、进步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被他们通缉、逮捕、杀害。可以说，他的手上粘满过共产党人的血，共产党跟他有深仇大恨。尽管日本人侵华以来，中共领导人多次声明，无论任何党派与军队，只要奋起抗日，就可以跟中共并肩作战，结成抗日统一战线，中共决不计旧仇宿怨。他开始听了，将信将疑；而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的所作所为，才深深震撼了他的心灵。今天，在这个车厢里，他又冒出了不安的心绪。再说，叶挺在座，真是有点“冤家路窄”。叶将军在北伐中战功赫赫，举世皆知，四·一二事变的第二年，8月1日，叶挺他们在南昌举事，他竟奉蒋介石之命，从韶关派部队开往江西会昌堵击叶挺部队，在会昌一战被叶军所击败；他率领重兵在筠门岭等地堵击叶军，使叶军损失较重而向粤北、湘南转移。他想，尽管大敌当前不计旧仇宿怨，旧仇宿怨还是个历史存在呵！他惶愧、尴尬的心情，使他显得拘谨而沉默。他感觉得到周恩来那双在乌黑眉宇下机敏而充满活力的眼睛在注视着自己。他的内心世界被这双眼睛所洞察。周恩来敏锐、周到、善察人意。周恩来说：“季宽先生，即使过去有什么不愉快的事，那就让它过去了。历史总是前进的。在日本人侵略面前，没有比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更重要的事了。” 坐在周恩来身边的叶挺，坦诚爽朗地笑着说：“季宽先生，南昌起义以后，在会昌战场上，我和恩来是你的对手；今天，在华东抗日战场上，我们新四军和你是朋友了。” 他坐在周恩来与叶挺的对面，也坦诚地说：“叶军长，我们是应该在一条战壕里流血了。” 叶挺说：“所以这次恩来作为副部长，先在江西检查新四军的工作，然后再到浙江去。” 他说：“浙江省的工作，是十分愿意得到周先生的指导的。我们还可以商讨国共两党在浙江地区的抗战合作。” 叶挺还说：“季宽主席，也说不定在必要的时候，为了抗敌，新四军需要借重浙江的省境，也请给予方便。” 他说：“届时可以商量。我也请叶军长在方便的时候，到浙江走一走。” 气氛就融洽起来了。列车员来泡茶，黄绍竑拿出龙井茶叶来请两位品尝，还叹道：“这是去年杭州沦陷前的春茶了。我看今年是喝不上西湖龙井的春茶了。” 周恩来却充满信心地说：“我相信会有这一天，赶走了日本人，季宽先生能请我们到杭州去游西湖品龙井。” 列车中途停站时，三人还到月台上散步。叶挺喜欢照相，经常随身带着照相机。他们也曾在站台上合影。据说，黄绍竑曾保留过一张周恩来、叶挺和他穿冬装在站台上合影的照片，大约在文化革命动乱中毁掉了。 他们三人乘列车，经过长沙东进江西。黄绍竑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火车到了江西的横峰，叶挺就在那里下车到他的部队去了。我同周副部长到了金华。”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多方考证，黄先生此说属误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周恩来传》记：“周恩来和叶挺当列车途经江西时，在樟树下车。黄绍竑直接去浙江。”“周恩来和叶挺下车后，转乘汽车到吉安，接着又到上饶，先后会见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然后，经赣东北前往皖南，在23日到达新四军军部驻地安徽省泾县云岭。” <h3>天目山夜景</h3> 天目山双峰雄峙，耸入云天。相传峰巅各有一池，左右相望，像高天之上的一对大眼睛，故称天目。这里山势雄壮，森林茂密，飞瀑流泻，怪石嵯峨，为浙西胜地。自上海、杭州沦陷，不少商贾富户逃难来此，置房居住。 3月22日下午，黄绍竑和周恩来乘小车来到山里。这儿是浙西行署所在地。黄绍竑对周恩来的到来早已作了安排，他打算在山里找一个僻静的住处，向周恩来请教并会商华东抗战的有关问题。周恩来是在新四军逗留了20多天后，于3月17日，应黄绍竑邀请到达浙江省金华的。金华在杭州沦陷后，已经成为浙江省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浙江的军政当局为周恩来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黄绍竑对周恩来的接待，除了因为周是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他是省政府主席而应尽招待义务之外，还出于他对周恩来的敬佩和爱戴。他也知道，浙江也是蒋介石的老家，蒋介石在浙江的根子扎得很深，他的言行举动经常被人报告到蒋介石那里。周恩来到金华后，他请周同车去丽水视察兵工厂。他将桂系在广西自办兵工厂的做法搬到了浙江，可以自己制造步枪、机关枪、迫击炮和弹药等，自卫团队用不完，还可以出卖，增加地方财政收入。这是一般的省不敢做的事。他特意请周恩来来参观。在兵工厂里，他还请周恩来对工人讲话。周恩来的讲话受到工人们热烈欢迎。他突然发现丽水、云和两县党部的主任委员也都不请自来。他心里不快地愣了一下，问：“你俩来做什么？”他俩说：“金华电话通知我们，周副部长到这里，我们来欢迎。”他想，他们的用意他很明白，真是来欢迎吗？ 他兴致勃勃，陪同周恩来，登览了天目山的风光山色。 为了谈话方便，他同周恩来住在山上一个上海潘姓商人的别庄里。别庄的主人请黄绍竑和周恩来用过晚饭后，给他俩在客厅里各端上一杯浓咖啡。周恩来呷了一口，说：“真香！好久没喝这样的咖啡了。” 主人说，听说周先生曾在法国留洋，这是按法式烧的咖啡。周恩来问了一下主人的家庭及在上海经商的情况。主人知道他俩要谈正事，就告辞退出了客厅。他俩先从战局谈起。周恩来分析武汉失守后我国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说：“日本人战线拉得过长，其兵力及经济实力已使它不能速亡中国。连它的陆军大臣板垣最近在大阪也说，‘中国的事件，在最近的将来不能结束。’透露出一种悲观的调子。” 黄绍竑说：“最近从上海、杭州城里传来消息，日本人在到处搜集烂铜烂铁，连住宅区的铁栅栏都强行拆除，装船运回国造枪炮。” 周恩来说：“日本不但物资匮乏，运输也成问题，它妄图猛力速决战胜中国的妄想是破灭了，因而进行谈和诱降，把汪精卫拉过去。我国抗战到了深入开展游击战打击、消耗敌人的新阶段。今天新阶段的中心问题在敌占区，在中国东部的广大地区，也包括浙江省。华东地区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地区，是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经济发达、文化程度高的财富地区。只要我们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发动游击战争，就能在这里开创抗战的新局面。” 黄绍竑说：“周副部长，去年在忻口会战，我有幸见到你和八路军，我就觉得当年北伐军的精神是在八路军那里保持着，还得到了发扬光大。见到八路军每到一处，发动民众、团结民众，很有办法。确实把民众动员起来了。” 周恩来笑说：“八路军是一支新型的抗日人民军队，它有自己独特的政治工作原则。” 黄绍竑说：“我觉得国民党那一套不行了。从山西来到浙江后，我学着你们的样子，亲自到各县去发动群众，把那些在校的或由上海、杭州各地退回来的青年都组织起来，后来连沦陷区都组织了政治工作队。你这次来，正好给予指教。上个月跟你在江西境内分手后，我回来作了些准备，通知在天目山这里召开沦陷区政治工作队会议。想借你的东风——” 周恩来笑了起来，说：“季宽先生是有心人呵。” 黄绍竑说：“你难得来一次，请你对沦陷区政治工作会议作一次训话。政工队的青年们已从报纸上得知你到浙江来了，都很兴奋，都想见你一面。政工队中也有些是共产党员。那些青年真是可敬可爱，不但刻苦耐劳，而且勇敢牺牲。” 周恩来答应了：“他们都是从沦陷区来的么？那好，我跟他们见见面。” 黄绍竑想，周恩来是中共的领袖人物，自己虽未接到指令要与周先生商讨解决什么问题，可是，对于浙江方面与中共的合作是要谈一谈的。他就说：“刚才周先生说希望国共合作，坚持抗战，在浙江也开创抗战的新局面。你来了正好，商谈一下今后的合作。你在重庆说我这里没有摩擦，我就是担心这里情况复杂，摩擦迟早都会发生的。” 周恩来很坦诚，说：“防患于未然也好，我们不妨议定几点。” 黄绍竑说：“我看需要你指定一个代表人，遇有问题发生可以找他商量解决。” 周恩来沉吟片刻，说：“找汪兆泰，你还没跟他接触过吧？没有的话，就找吴毓。” 黄绍竑立即应允：“吴毓同我接过头，很熟的。周先生，我还想要求中共方面参加地方工作的人员，只能在工作岗位上努力，不可发展组织，还想得到一份在浙江参加地方工作的共产党员名单。” 周恩来沉默了一会，注视着黄绍竑。听得见屋外的松涛声和夜鸟的鸣叫声。周恩来脸色显得严肃冷峻，说：“季宽先生，这点我不能答应你。关于两党之间的组织关系，我代表共产党方面在武汉、桂林和重庆，都谈了好几次。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达成协议。可是，你可以相信这一点，共产党员在工作岗位上是会埋头苦干为团结抗战贡献出一切力量的。” 黄绍竑又说：“还有一点，中共方面在我后方地区不要发展武装组织。” 周恩来双手抱在胸前，仰脸靠在沙发上笑了，说：“请你放心。我可以告诉你新四军发展方向的三个原则：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哪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哪个地方只有日、伪军，友党友军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哪里发展。这样可以减少摩擦，利于抗战。这样，新四军愈深入敌后，愈能创造根据地。” 黄绍竑听了这一点，十分感触。这是共产党人有力量的表现。真使他钦佩不已。口头达成这三条协议以后，两人又谈了一会话。周恩来向他问到了浙江省甚至广西省的一些情况。 当晚，他上床之后睡不着觉，又披衣而起，为志登山所感而填了一首《满江红》词。词云： 天目重登，东望尽，之江逶迤。依稀是，六桥疏柳，微波西子。寂寞三潭深夜月，岳坟遥下精忠泪。忖年来守土负初心，生犹死。 收失地，从兹始，越勾践，应师事；顾勿忘训聚，胆薪滋味。逸豫有伤家国运，辛劳勤把我行治。枕长戈，午夜警鸡鸣，扶桑指。 他这次与周恩来同游天目山，聆听了周恩来的一番话，感触良深，当作“训聚”，勉励自己“顾勿忘”，他借此抒发了卧薪尝胆、为抗战尽力的感慨。 第二天早晨，进早餐时，他将词稿送给周恩来指教，还当场吟哦了一遍。 周恩来听了，忍不住赞道：“想不到季宽先生还是一个词人，一首《满江红》，显得出你词风浑沉，造诣颇深。” 他说：“有感而发而已。昨日听周先生一番话，顿生感慨，愿像周先生一样，为抗战多尽点力。” 周恩来仰身而笑，说：“怪不得你这里没有摩擦！我是来对了。” 早餐后，周恩来应邀去对沦陷区政治工作队的青年们作演讲。在会场的门口，受到主持开会的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等人的欢迎。贺扬灵大声恭维周恩来：“周副部长，久仰久仰。先生大名，如雷灌耳，今日蒙承你到天目山亲临指导，我贺某真是三生有幸，永志不忘……” 尽管贺扬灵是黄绍竑的心腹，跟他好些年了。李济深当年在福建省参与福建事变时，他就曾派贺扬灵去福州联络。可是，听了贺某这番言不由衷的恭维话，他也皱了皱眉头。 接着，黄绍竑还和周恩来一起视察了钱塘江南岸的抗敌防线。然后，两人才分了手。他直接回金华。周恩来去绍兴老家探亲。事前，他已对专员公署作了关照。周恩来到绍兴，专员公署举行了欢迎会。还在府山那几十米高的越王台举行火炬晚会，请周恩来在越王台上检阅抗日队伍，参加的有抗日政工队、妇女营、青年营、少年营的队伍，大家唱着《大刀进行曲》，高呼抗日口号。周恩来在会上发表长篇讲演，回答了听众提出的问题。气氛十分热烈。 蒋介石对其老家浙江确实控制很严。当陪都迁到重庆后，黄绍竑开始还以为这下“山高皇帝远”了，他可以自己做点事了。其实，并非如此。他同周恩来在钱塘江视察完毕分了手，周恩来去绍兴探亲，他动身回金华。他刚到金华，蒋介石已有电报拍来，索问他同周谈了些什么？他的心颤了一下，像触了电。怎么那么快老蒋就知道他同周恩来谈过话？！电报使他感到不寒而栗。他想，事前他并未奉到指示要与周恩来正式商谈要解决什么问题，而只是就浙江方面为便于以后工作，达成了几点口头协议。他只好将情况电告蒋介石。他很怀疑是贺扬灵向蒋介石告密搞的鬼。已经是新中国成立后了，在北京有一次周恩来问黄绍竑：“你看贺扬灵这个人怎样？”他说：“恐怕是特务。”周恩来点点头。 黄绍竑晚年曾说，他一生中曾做了不少错事、坏事，但是有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是抗战期间，与共产党八路军接触，特别是与周恩来的接触，是他一生中走向光明的转折点。这可以说是肺腑之言。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浙江方面也有些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遭特务逮捕。他曾经向三战区司令长官要求保释浙江日报总编辑王文适和浙江妇女会秘书林秋若。林秋若被他从上饶集中营保释出来后，回浙江还有危险。他因要去重庆开会，就让她同车去桂林。同车还有浙江省党部主任委员吴挹峰。吴到了重庆就大造他的谣言，说他保了一个女共产党员到桂林。 他从此失掉了蒋介石的信任。抗战胜利后，他处于赋闲状况，在上海作寓公，闲了打打网球，同一些“白相人”或是“闻人”来往。李宗仁担任代总统时，他是力主国共和谈的桂系人士。夏衍对笔者说：“现在一般人认为桂系就是指李、白、黄（旭初）三个人为首的军阀集团。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在李、白、黄之外，还有两个人，就是李济深和黄绍竑，他们在桂系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和蒋介石也有根深蒂固的矛盾。”笔者觉得夏衍点到了黄绍竑，是极有道理的。 <h3>桂系反共留有余地</h3> （1941年元月—4月，桂林） 他个子矮小，眼睛不大，眉毛却很浓。他面容瘦削清癯，穿着一套洗得有点发白的灰布中山装，白布袜，青布鞋，将近50的年岁。他太不显眼了！他混在桂林十字街头的人群中走着时，你根本不会想到，这个外貌酷似一个普通小学老师的男子，就是广西这个“模范省”的省政府主席黄旭初。李宗仁在老河口担任五战区司令长官，白崇禧在昆仑关战役后被从桂林调回重庆作军训部长，李、白两人在外均无后顾之忧，皆因有他在广西守老营。蒋介石视他为李白的“看家狗”，想尽办法要调虎离山，但是他却不为所动。 这是1941年元月下旬的一天，已经迫近旧历年关了，天特别冷。这个赫赫有名的广西省政府主席，刚从设在十字街东面旧藩署八桂厅里的广西建设研究会走出来，沿着骑楼走回王城的省政府去。他没有乘省府的小卧车，而步行走回去。从省府到旧藩署，只有七八分钟的路途，他经常不乘车而往返。今天他要到广西建设研究会来的时候，秘书劝他：“主席，现在外面风声十分紧，你还是乘车往返安全一点。”他只摆着那副严肃的脸孔“唔”了一声，盯着秘书望了一眼。他出门时，没有乘车仍旧走他的路。他不带随员，徒步出访，又衣着简朴，曾惹出一则有趣的花边新闻：有一次，他赴重庆陪都述职，曾抽空去拜会熟人孙哲生先生。他独自到了孙宅，将印有职衔的名片，递给传达，请为通报。他在门边站立许久，竟未见有回音，就很客气地催促。传达以为他是黄旭初的随从人员，就厉色地说：“急什么？你的黄主席又还未来到。”他说：“我就是黄主席。”传达一听，这才赔着笑脸，前倨后恭地带他进会客厅。在会客厅招待的职员也问他：“你们黄主席来了么？”待孙哲生本人出来，两人本来就熟悉，才打消了误会。 尽管他外表像个小学教师，但他喜怒不形于色，见他的人都很害怕。他的部属说：他有本事听对方一人独白，经数小时不倦，既不发问也不置评；但你所说的一切都记入脑内，明天可能把你连升三级，也可能要你的脑袋搬家。他审人，从不疾言厉色，态度平和。讯问过后，即用笔批示枪杀。他带兵的时候，执行军纪较严，凡士兵被民众控告有强奸掳掠行为的，多被枪杀。他当省主席初期，部属职员有嫖娼聚赌的，一经发现，即行革职。他对广西“剿共”甚为积极，也曾捕杀不少本地共产党员。 秘书所谓风声十分紧，是指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十分险恶。国民党要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国民党军令部向顾祝同发出了围攻新四军的密令。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9000余人奉命北调。6日，行经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队7个师8万多人的包围袭击。经过七昼夜血战，终因弹尽粮绝，除2000人突围外，大部分阵亡。军长叶挺被俘。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高级干部阵亡。1月17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通令和发言人谈话，称新四军“叛变”，并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要把叶挺交付军法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黄旭初还得到消息，说周恩来在重庆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了质问和强烈抗议；周恩来还在《新华日报》上题词两条：一条是：“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另一条是一首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他还得到了重庆的密令：密切注视在桂的八路军办事处及左倾人士动向。其实，不用他布置，蒋介石在桂林的军统特务组织等，已经加强了对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及其外围组织救亡日报、生活书店等的包围或监视…… 黄旭初就是为了风声紧才到由他担任副会长的广西建设研究会来了解情况的。他深为担心：这个聚集了不少反蒋及左派人士的组织，虽说增强了他的声望和力量；可是，现在又有可能为他招来麻烦。他走到八桂厅门口时，正好遇见省府的一辆插着“广西省政府”字样小旗的小卧车驶出来，从他身边擦身而过。他瞥见李任仁坐在车里。不知道李任仁是没有看见他，还是假装没看见。他未免在心里闪过一道疑惑：在这种时候，李任仁要去哪里？ 他来到八桂厅里，理事万仲文将他迎进屋里。天气太冷，屋里的烤火盆上生起了炭火。他对万仲文甚为信任，经常通过万仲文摸情况。万仲文这次告诉他，这些天建设研究会里有人议论纷纷，讲蒋介石又在搞摩擦、闹分裂。他问了是什么人，具体讲的什么话。他问：“刚才我碰见任仁兄乘车出门，上哪儿去呐？”万仲文答：“不知道。他接到一个电话，像有急事，要了小车就走了。”他又说：“仲文，你也明白，现在风声紧了，风向转了，你要转告大家，对外讲话、组织稿件，都要考虑到风向的变化。有的人目标太大，好像陈此生，你可以动员他加入国民党。”万仲文说：“我曾经做过陈此生的工作，他讲他不参加任何党派，他是凭良心做抗日救国工作。”他又说：“重庆有消息说蒋介石讲我们建设研究会办的文化供应社太左了，倾向了共产党。”万仲文对他建议说：“黄主席，我想，对陈此生那样的倾共分子，我们可以利用其人，限制其活动的。”他对万仲文的建议十分赏识，称赞其“很懂得做工作。” 去年10月中旬，蒋介石让何应钦、白崇禧以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致电朱德、彭德怀、叶挺，要八路军新四军在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这就是历史上称的“皓电”。反共之风旋然而起。一个月以后，11月下旬，在重庆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期间，黄旭初与李宗仁、白崇禧碰了头。他们判断蒋介石要反共大干一场了，他们不能不干，也不能不心存顾虑：蒋介石对付罢中共，将会转过头来对付桂系的；再说，在桂林的八路军办事处及一大批倾共左派人士，是当时李白黄为了抗日反蒋而自己延揽入广西的；因而，他们三人经商量，决定采用反共要“留有余地”的政策，对蒋介石指名要抓要关的人，采用暗地礼送出境的办法，以为将来留下后路。为了协助黄旭初做完这种工作，李宗仁、白崇禧特地让与中共有关系的刘仲容从重庆回到桂林。 连黄旭初也觉得，这年的冬天特别冷。 他刚刚回到王城里的主席办公室，就接到了李任仁打来的电话：“旭公么，我是任仁。据八路军李克农说，蒋介石已下令指名要抓夏衍。当初我们与周恩来、郭沫若和夏衍有过约定，好来好去。夏衍要去见你告别。旭公是不是为夏先生离开桂林想点办法？” <h3>阴谋</h3> 在皖南事变发生的前后，不但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四周增加了大批国民党特务，就是夏衍主持的救亡日报、邹韬奋主办的生活书店及范长江主持的国际新闻社，也受到了那些鬼鬼祟祟的陌生人的监视，空气的确十分紧张。尤其是救亡日报，因为拒绝刊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发布的谈话和“通令”，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新四军番号；也拒绝刊登中央通讯社的有关消息。夏衍、廖沫沙他们干得很策略，先决定将中央通讯社发来的电稿全文付排，并把它放在头版头条地位，然后和往常一样，不动声色地连同所有的稿件一并“送审”。等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所在报纸清样上盖上“审讫”的红色图章之后，拿回报社，在晚上打纸型时，再将中央通讯社这篇电稿抽掉，开了个“天窗”，以示抗议。第二天早晨，国民党发现救亡日报拒发这条电讯之后，下令扣押了当天的全部报纸，因而当天在桂林所有报摊和零售店都买不到救亡日报。新闻检查所还用书面形式给救亡日报一个严重的警告。这一天，除了太平路12号附近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在来往徘徊之外，没有什么动静。晚饭前后，夏衍在客厅里和报社的几个青年人在打乒乓球。忽然，一个身穿棉大衣、把帽子压得很低的人走进来，在暗淡的灯光下夏衍还来不及认清是谁。来人讲话了：“你们倒是很悠闲哪！” 夏衍一听声音，就知道是李克农来了。他十分吃惊地问：“怎么的，你跑出来了？” 李克农说：“吃完了没有？找个地方聊聊。” 到卧室坐下之后，夏衍忙问：“克公，办事处被包围，你怎么能来？” 李克农总是那样愉快而轻松地笑着说话：“李任老利用省府的小车把我接出来的，大摇大摆，利用大鬼压小鬼呀。”然后，李克农把门关上，压低了声音说：“周副主席有电报来，要你立即撤退，还有长江他们。白崇禧已经下了捕人的命令了。” 夏衍愣住了。 李克农看见夏衍有点犹豫，又说：“国民党的步骤已经定了，先取消桂林办事处，封闭救亡日报，然后再在重庆西安动手。怎么，舍不得桂林的风景？” 夏衍真的有点舍不得离开桂林。救亡日报在桂林办了两年，由赤手空拳一无所有，到现在，有了印刷厂、发行所，连编辑部在内，总共已经是一个有40人左右的“小据点”了。他问：“去哪里？” “香港。南方局要你尽快离开桂林，到香港去建立一个对外宣传据点。”李克农说。 “报馆呢？”夏衍问。 “留下来。只要国民党一天不来封门，我们就继续出版。你放心，留下的事由林林、张尔华负责。但是，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看来是保不住了，所以整个进步文化界人士，都得作好妥善的安排。我已经向南方局请示，建议凡有公开职业，可以得到广西方面保护的人，如广西建设干校的教职员，都照旧坚持岗位。一些名气较大的文艺界人士，色彩不太明显的，也可以暂时留在桂林。救亡日报的骨干等到报社被封后一律撤往香港。”李克农望着沉默不作声的夏衍，又说，“你还不放心么？后事都可以留我来处理。桂系内部的意见还不一致，有人主张留一手，不做绝，就是好来好去，让你们走。” “怎么走法？”夏衍这才问。 “坐飞机。”李克农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下了刘仲容的电话号码。“你先打个电话给他。然后直接去找黄旭初。你就说‘好来好去，后会有期’，就行了。一切给你布置好了。” 夏衍依计而行。第二天一早，他去王城里的省政府看望黄旭初。夏衍曾在《懒寻旧梦录》一书里，详细地记述了他和黄旭初的这次十分有意思的会见—— ……见面寒暄了几句之后，我们之间进行了一段很有趣的对话。 我说：“救亡日报在桂林出版，已经满两年了，按照郭沫若社长和我与黄主席的约定，这张报纸，同广西省政府，同广西建设研究会，乃至同广西日报之间，关系一直很好……” 黄说：“唔，关系倒是……倒是……” “但是，黄主席知道，目前局势起了变化，我再留在桂林，恐怕对李先生、黄先生都可能引起很难处理的麻烦……” “这……局面嘛，倒是……” “因此，根据‘好来好去’的原则，今天来向黄主席辞行，我打算几天之内离开桂林……” “几天之内，这个……” “对，希望早走，为此，请黄主席给我代订一张去香港的机票……” “这个，（他一只手按了一下桌上的叫铃）倒是……”一个副官进来了，他说：“给夏先生订一张到香港的飞机票，明天或者后天……” 我站起来告辞，这时候他才说了一句有内容的话：“时局是会好转的，那时候欢迎你再来。”由于他除了最后一句之外，都用“倒是”、“倒是”……来敷衍，所以以后提到这位黄主席，我便开玩笑地把他叫做“倒是”先生。 当天下午，刘仲容亲自给我打来电话，要我拿钱到欧亚航空公司桂林办事处去取机票。动身的日期，我已经记不起了，但可以肯定，那一天正是农历除夕。 他倒背着双手站在窗子旁凝视着窗外的木龙洞，身子动也不动，已经好长时间了。木龙洞是桂林的一处胜景，位于叠彩山明月峰东麓，靠山临水，风景优美；它洞门高敞，南北对穿，真像一座古城门。相传旧时洞口倒生一株状如苍龙的古树，因而得名木龙洞。黄旭初、李任仁都有公馆建在洞南边的江岸上。他潜居在李任仁公馆的楼上已有好几个月了。他心情十分沉重。他凝视着木龙洞。却不是在欣赏掠洞而过的飞鸟，也不是在聆听那洞边唐代石塔的铜铃声。他在为皖南事变而悲愤，他在牵挂着日益险恶的政治形势。 他就是杨东莼。 长期的政治斗争锻炼就了他十分敏锐的政治嗅觉。七八个月以前，也就是1940年春天的时候，他邀请范长江来白面山的地方建设干校对部分指导员和留校研究生，作了一次形势讲话。范先生谈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阴谋活动，谈到德国大使陶德曼秘密来重庆进行诱降等，材料极为丰富，令人信服地体会到国民党反动派在开倒车。他敏感地意识到，抗战形势走入低潮了。不久，1940年5月，他以考察广西基层干部为理由到各县视察，教育长的职务交给指导员张健甫代理。在他外出考察的三个月期间，逆风确实刮起来了。国民党提出了中央提示案，中心是将新四军赶到黄河以北。蒋介石在重庆对侨领陈嘉庚说，“如欲抗战须先消灭共党。”当时，他看到广西在财政上已经要依靠蒋介石了，从而在政治上也被迫逐步向蒋靠拢。蒋的政治、军事势力已逐步进入广西。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统”也跟着来了。杨东莼意识到他不能在“干校”继续干下去了，也意识到干校办不长久了。他视察了三个月回桂林后，并未回学校，经与李任仁商量后隐居在临桂会仙乡李任仁的老家。为了迷惑蒋介石的特务，还在《广西日报》登了一则消息，称他视察归来身体不适，已经赴港治疗云云。他还部署了干校的结束工作，将干校的指导人员作有计划地逐步转移。除已派往各专区成立的村街长训练班工作外，有的转入地下，有的参加或领导地下武装斗争。有的到新四军，也有的到国统区作地下工作。他对那些去解放区的干部，缺乏旅费的，临行便送他们一些路费。因此，他离开干校时，欠下了2000多块钱。为此，他向黄旭初当面说明，这是送给外来干部离开的路费，他还不起，请代为干校特别费用项目报销。黄旭初也同意了。黄旭初还到会仙乡去看望过杨东莼。黄旭初还请他帮写一本书，说杨先生隐居着，不如帮写一本培养使用广西省地方行政干部使用的书，以供黄旭初每周在广西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讲课用，然后公开出版，以黄的名义印发。为了写书方便，他便从会仙乡搬到城里，住进木龙洞李任仁的公馆。黄旭初的公馆也在木龙洞，黄因而可以多次去杨东莼住处去拿书稿来讲课。他在木龙洞潜居写书，从未在外露过面，也极少接见过人。他花了四个多月写这本名叫《干部政策》的书。1941年元月份，这本书写完后，用黄旭初的名义印了数千本发到省县给县以上干部阅读。 这一天，是1941年2月中旬的一天。他在窗子旁望着木龙洞伫立已久，是在等待李克农来告辞。李任仁已经事先将消息告诉他，八路军桂林办事处马上就要撤离，李克农先生要秘密来木龙洞见他一面。楼外响起了小汽车引擎声。车子刹住了。他望见是省政府的小车。他赶快走下楼梯。穿着棉大衣的李克农已经快步走上楼来。两人在楼梯口紧紧的拥抱。好一会才松脱了，进房坐下。 杨东莼上下打量着李克农，说：“你到底来了！听任老讲，人家要绑架你。” 李克农总是那么乐观：“没那么便宜的事。他们包围了办事处，我还不是出来了么！” 他望着李克农，问：“什么时候走？” “明天。” “上哪儿？” “经重庆，去延安。” 他愣了一下，问：“怎么走？” “一大一小两部汽车，开车去。” 他没有祝一帆风顺，不会一帆风顺的；他只是深沉地说：“很长的路途呵。” 李克农还是幽默地说：“路上少不了有鬼的，我们就是钟馗呀！” “要是我能跟你一道走就好了！” 李克农扳着他的肩膀，说：“办事处撤走后，还有一些同志须你照应。特别是救亡日报，还没有来封门以前，照旧出报，就交给你了。何时停刊，由你掌握政治气候，见机行事，让他们几个主要骨干安全撤离去香港。” 他没有做声，默默地望着李克农。 李克农问：“你在延安有什么事办么？” “有。”他眼一亮，从抽屉里拿出几本他写而署着黄旭初名字的书《干部政策》，递给李克农，说：“这是我写的书，给你带上几本，有可能的话，请毛主席、周副主席看一看。” 新中国成立后，李任仁出任广西省副省长，特别邀请杨东莼到广西担任广西大学校长。他曾经告诉李任仁：李克农在北京告诉他，那次终于将那几本书捎到了延安，毛主席也看过。 李克农撤离桂林没几天，形势急剧恶化。杨东莼得到消息说，军警搜查了生活书店，并限三天之内停止营业。他立即为救亡日报停刊作了布置，并委托李任仁在桂系给林林、廖沫沙和张尔华开了路条。过了几天，他托人约林林来到木龙洞他的住处。他对林林说：“看来，救亡日报到了停刊的时候，否则情况会不妙。” 李克农临走时，也曾对林林嘱咐，今后救亡日报的事，听杨东莼先生决定。林林这才感到有了靠山，心里也就踏实了。林林早就听说过杨东莼先生，但没有接触过。如今在反共高潮的白色恐怖下秘密见面，分外感到亲热与温暖。林林问：“我们被迫停刊，终刊号骂不骂人？” 他想了想，说：“不骂也罢，留点余地也好。报社现在还有多少人？” 林林答了一个数字。 他说：“我已经作了安排。大家疏散，缺钱用。报社印刷厂的机器及其他的物资，全部交给干校印刷厂。你找干校印刷厂的屠天侠支一笔酬金，作为报社同人的疏散费。” 告别的时候，他将路条递给林林，说：“这是开往香港的路条。你们一路保重。” 林林遵从杨东莼的嘱咐，终刊号没有骂人，只在副刊《文化岗位》写了约二三百字的“岗语”，题为《醒眼看醉人》，隐约回敬了反共人士，救亡日报于1941年2月末就此关门。林林、廖沫沙、张尔华三人料理报社后事，最后离开桂林。据林林事后记述—— 背着简单的包袱，靠两条腿往南走，每天走八十里、九十里不等。经玉林、广州湾（今湛江）坐船到澳门转香港。路上到了许多小城镇，住小客栈。幸好得到东莼同志经办的路条做证明，路条是从军委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那边开来的，有了它，算是一路平安，终于达到了目的地香港。 八路军办事处、救亡日报等机构撤离桂林以后，杨东莼也觉得不能再在广西呆下去了，便于1941年4月间离开广西到四川成都大学当历史教授，是由黄旭初派车秘密送走的。 卷二 抗战中的桂林文化城 第十五章 李济深放走邹韬奋，中共对白崇禧与何应钦区别对待 <h3>李济深放走蒋介石通缉的邹韬奋</h3> （1941年春—1944年春，桂林） 李济深拿报纸的手都在打颤。那是林秘书为他剪辑出来的有关所谓皖南新四军“叛变”的中央社消息和报道。有桂林出版的广西日报和扫荡报等，还有重庆的中央日报，都在头版头条刊载这类新闻。救亡日报开了“天窗”，拒登中央社的消息，以示抗议。血，直往他脑门上冲。这个谣言，也造得太蹩脚、太无耻了！新四军怎么会叛变？！叶挺军长怎么会叛变？！他太了解叶挺了。北伐的时候，他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兼第四军军长，叶挺就是他的部下，在第四军担任独立团团长。叶挺打仗勇猛，贺胜桥与汀泗桥战役打出了威风，获得了铁军的称号。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他素以儒将著称，此时也制不了怒。端上来的早点他碰都没有碰。他沉默了良久，才叹了一句： “中国就会要断送在他们手里！” 林秘书进屋来，提醒他：“主任，早点要凉了。” 他却嘱咐秘书：“你随时为我整理这方面的材料。有希夷（叶挺的字）的消息，随时告诉我。他们把他俘虏了，什么事都会做得出来的。独夫不怕千夫指呵！” 林秘书建议说：“你何不给姓蒋的写封信？” 他想了想，说：“以前我给他写过多封信，他听得进么？根本当你刮耳边风。你倒是立即给我拟两封电报，一封给陈诚，陈诚和希夷曾是一个师的袍泽，请他对叶的安全关注。再一封给顾祝同，说既然叶挺因伤被俘，我准备派一个医生去为他治伤。” 皖南事变，使他对蒋介石的面目及为人，认识得更加清楚，也给他带来悲愤和痛苦。他十分后悔，后悔在十多年前没有识穿蒋介石，而赞同了蒋介石四·一二清党的主张，促成了国共的分裂。蒋桂战争，特别是日本人侵华的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对蒋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参加了反蒋抗日的福建人民政府，也支持了两广反蒋的六一运动。他倾向民主，反对独裁，广交民主党派，力求进步。他团结了一批反蒋爱国人士在香港组织民族革命同盟，进行反蒋抗日活动，因为香港政府所不容，就回到广西梧州老家来住。刺杀过蒋介石、汪精卫的反蒋义士王亚樵，也受到他掩护，藏在梧州。因事不机密，警惕性不高，致使王亚樵在梧州被戴笠利用叛徒所暗杀。西安事变，他积极支持张学良。他不主张放蒋介石，但主张政治解决西安事变，成立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组织统一战线，立即对日宣战。七七事变后，他和冯玉祥上庐山找蒋介石面谈，对蒋严峻地表示：如果蒋不立即对日抗战，他与冯下山之后，便以政治家的地位，与蒋相对峙；如果蒋实行抗战，他们两人便以军人的地位，服从他的驱策。因而抗战军兴之后，他和蒋介石敌对八年之久的局面结束而有一定的谅解。他应蒋之邀请，到了南京担任军事委员会常委。南京沦陷后，他随着到了武昌。他介绍了很多朋友当参政员，蒋介石还是不放手，怕民众运动。蒋介石让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长，其他重要职位，蒋也是让主和派的亲日分子担任。他十分不满，住在东湖，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提出自己的主张：现在举国抗战，而蒋所重用的人如汪精卫、何应钦等都是不主张抗战的，这样搞不好抗战；他提出必须坚持抗战和实行民主的两大主张，并主张请毛泽东、周恩来、白崇禧、冯玉祥等主张抗战的人士，不论党派，都让其参加组织最高国防委员会，商量国家大计。如果从个人喜怒好恶决定国家大计，抗战是无胜利把握的。蒋介石收到他的信后，请他去吃了一顿饭，只说他写的信已经收到了，毫无表示，使他十分愤慨。不久陈诚来东湖看他。他对陈诚说：“辞修兄，蒋先生对你十分信任，你要劝劝蒋先生：一不要怕共产党，二不要怕民众；抗战前途才有希望。”他意识到，为了抗战前途，要打破蒋介石包办独裁的局面，单靠个人写信建议是不行的，必须策动各方面的力量而向蒋介石施加压力才有办法。于是，他在衡阳、桂林等地广为联络，积极活动。这时，蒋介石、吴稚晖打电报给他，称中央拟设一政治局，请他出面主持。陈诚还突然奉蒋之命飞来桂林，将他拉去重庆。他到了重庆才知道不是成立政治局，而是要组织党政委员会。他说可以负责，但要有条件：一是凡是主张抗日的，不分党派，都要用；二是凡是闹小宗派，党派成见深的人就不能用。蒋介石勉强答应，蒋作主任委员，他为副主任委员。当时，周恩来、高崇民、张友渔、梅龚彬、刘一峰等都在党政委员会内。蒋介石害怕党政委员会权力大，让它受行政院牵制，因而不能起多大的作用。他在重庆觉得党政委员会是个空壳子。蒋介石还不放心，怕他以党政委员会来反蒋，就派了心腹人物李宗黄、晏道刚在里面管党务和军事。蒋还利用特务手段对他进行秘密监视，使他觉得在重庆既起不了什么作用，又不大自由。蒋介石对他很不放心，在1940年春，调程潜来接替他管党政委员会，当时撤销白崇禧的桂林行营后，设立军委会桂林办公厅，派他去担任办公厅主任，他觉得离开重庆去桂林，实在是得其所哉。 对他回桂林，蒋介石仍然不放心，派了蒋最亲信的特务头子之一林蔚来办公厅当副主任，其用意十分明显，是对他进行监视和限制。他对林抱一种很冷淡的态度，重要的文电，很少交林批阅。林每日在厅里午餐，由原行营遗下的一个小厨房为其开伙食，报公账。他认为是浪费不合理，命撤销小厨房。林无可奈何，只好回家去吃饭。不久，林就自动要求蒋将其调走了。桂林办公厅辖三、四、七、九战区，指导桂、粤、湘、赣、闽、浙、苏、皖八省，在作战上，没有指挥权，事实上只是承转机关，在军政方面，他没法有所作为，没法做一些较大的事情。因而他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事事感到掣肘，虽尽力但不能常常顺心。他在不能有所为而感到苦恼时，总是沉郁地说：“我们只能消极地革命呵。” 可是他在桂林，维护了进步力量，掩护了不少民主人士。对于一些压榨老百姓勒索钱财等的不法官兵，他叫军法处认真检查，有的他还提来亲自审处。冯玉祥在桂林办的三户书店，他极力掩护，通知有关方面不能去搜查。陶行知的育才学校办在桂林，蒋介石特务想去捣乱，他反对并亲自驱车前去斥骂特务。宋庆龄和海外进步华侨陈嘉庚等募集了医药、器材帮助八路军。但到桂林之后，需有办公厅的批文，才能有车辆运往陕北。办公厅内的蒋帮分子，总在呈文到传达室便扣压，不给他过目；后来由夏衍与林秘书商量，来文直接由夏衍交给林秘书，呈给他及时批阅后，转给夏衍。以后这些送批工作，专门由救亡日报记者陈子秋担任。这种情况，以后还是被军统特务知道了，对林秘书也盯得很紧。有一次，广西大学引起学潮，学生被捕的有二十余人，其中有中共党员。李济深获悉后，派林秘书去见省主席黄旭初。他在保定陆军大学担任教官时，黄旭初是他的学生，师生间感情甚好。秘书问：“见到旭初讲些什么？”他说：“你只说一句话，讲：我以前也捕过学生，至今耿耿于怀。”林秘书与黄是世交，黄没有在客厅见李的秘书，延请在办公室里相见。黄正在批阅公文一批毕，问来意。林秘书只把李的话照背出来。黄旭初听了，睁大眼睛问：“还有什么？”秘书说：“只有这句话。”说罢便告退了。下午，秘书回厅向他汇报时，他说：“旭初已经来过电话，学生放了。” <h3>怨言</h3> 皖南事变以后，各地传来国共摩擦日益加剧的动态，一些进步人士及中共党员被捕被关，使他忧心忡忡。桂林怎么样啦？一天，他乘了小卧车到街头察看。昔日抗日救亡文化活动高涨的十字街广场一带，如今一片肃杀气氛。抗战歌声几乎消失了，使人热血沸腾的街头演出与演讲也不见踪影，在被称为文化街的桂西路一带，在新华日报桂林营业处门口，在往日读者潮涌的生活书店门口，徘徊着好些不三不四的人物，一看就知道是特务。正中书局、国防书店等右翼书店门前正可罗雀，既无特务，也无顾客。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门口，更是明目张胆地云集着大批特务，有的公开将手枪插在身上，在拐角处还停放着一辆军统牌号的吉普。连行人路过这一带也脸露恐惧地加快了步子。他陡然想起了1927年清党，那时他太糊涂，跟蒋介石一起抓了人、杀了人，至今想起就痛心。现在的气氛跟当时何其相似呵。李宗仁、白崇禧是不是也像当年一样，充当急先锋？黄旭初是不是也像当年一样，大开杀戒？他想到此，心不由得栗然一缩。他又想起被俘的叶挺，已经好些天了，不知性命如何？十多年前国共分裂，叶挺、贺龙跑到南昌举行八一起义，他曾派部下陈济棠、钱大钧去打叶挺。现在他却要搭救叶挺。 他驱车回到公馆，进屋见到林秘书便问： “叶挺有消息么？” “有消息说还囚在顾祝同那里。”秘书说。 “医生上路了么？”他又问。 “我送他上火车的。”林秘书犹豫了片刻，又说，“那个医生派头十足，衣冠楚楚，洋味太重，能为希夷治伤么？” 他瞥了林秘书一眼，那是信得过的朋友推荐的十分可靠的医生，据说是个中共地下党员。他只是笑了笑，说：“我当然不会找个草包给希夷治伤。” 林秘书给他递上几份急件和剪报，说：“任公，邹韬奋先生来求助。” “哦，他来桂林了？”他有点惊异，眉毛扬了起来，“蒋介石指名要抓他。刚才我去看他开的生活书店，门口尽是特务。风声很紧。” 林秘书说：“他刚从重庆逃到桂林，住在一个朋友家里，托人捎话来希望任公帮助他逃去香港避风。” 他说：“你马上以我的名义给邹先生买一张近日飞香港的机票，送他离开。我们办公厅不是每天都掌握几张飞香港的航班座位么，你将它们控制在手里。现在形势险恶，民主党派人士要走的，我们都尽量安排，能买机票的买机票，要开路条的就开路条。” 林秘书应了一声，悄声告诉他：“任公，蒋介石指名要抓夏衍，白崇禧下的捕人命令，黄旭初则为夏衍买了一张机票，已经飞往香港。” “哦，旭初这次也有所保留哟。”他淡然一笑。 几个月后，也就是1941年7月的一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李济深叫林秘书当晚留下和他一起吃晚饭，不要回家。林秘书以为李济深晚饭要招待客人，但晚餐时并没有客人。林秘书感到有点神秘，却没有问。饭后，李济深才对林秘书说：“希夷到重庆经过桂林，现在押在厅里的特务营内。你先回房去看看书，等会我有事找你。”晚上10点钟左右，在办公厅机关内寄宿的人大都休息了，李济深这才写了一张条子，叫林秘书到特务营将叶挺接过来。 叶挺进到屋里，李济深站起身迎过来。两人定定地站着，默默凝视许久，才又相互抚着肩，好久没说一句话，其气氛真比热烈的拥抱还要庄严，还要沉痛。李济深扳着叶挺的肩转了半个圈，以便就着灯光端详叶的脸。那张英俊威武的脸怎么留着长长的头发、蓄着长长的胡子，确实像一个在押已久的囚犯。他动了感情，哑着声问：“希夷，你……为什么不刮胡子理发？” 叶挺严肃地回答：“既然是囚犯，就得像个囚犯的样子。” 他的声音有点酸涩和悲愤：“你受苦了……” 叶挺说：“他们不恢复我的自由，我就不理发，不刮胡子。” 林秘书退下后，让两人谈至夜深才将叶挺送回特务营。 叶挺到重庆后，蒋介石和宋美龄出面接见叶挺。蒋介石说自己一向很看重叶将军，希望叶挺走正路跟蒋一起工作。叶挺要求蒋介石释放新四军全部被俘人员，表示自己宁愿以一死而为部下赎命。蒋介石无可奈何，只好将叶挺又从重庆转到湖北恩施陈诚那里看押。陈诚出面担保，以叶挺为挂名湖北省高级参谋，住在省府所在地土桥坝。在省府里软禁，看戏、读报、散步、找人下棋，任其自由，但不能走出门岗监视。叶挺和陈诚都是保定军校同学，后来又一同在粤军工作。陈诚奉蒋介石之命，想感化叶挺，说：“如一辆车开到一个死胡同里，不倒回来，怎么能开出去呢？”叶挺则表示：“希夷决不会开倒车的。” 1943年，陈诚将调往滇缅边界任远征军司令长官，问叶挺：如果想带兵，便任集团军总司令，想清闲些，便任副司令长官，请叶考虑。叶挺对陈诚说：“辞修老弟，你不要欺人太甚，我有三条路可走：一，逃跑；二，自杀；”陈诚问：“第三条路呢？”叶挺答：“到桂林和任公一起住总可以吧。”可见叶挺与李济深感情甚深，对李济深甚为信任。叶挺由湖北恩施转押桂林，就是这样决定下来的。 当年春夏间，叶挺给李济深发来电报，说由湖北回桂，请准备住处。李济深即交给副官梅文鼎一笔款子，在建干路买了一栋两层楼的房子，准备让叶挺居住。 叶挺来桂林住下后，获知李济深的经济情况并不好，就卖掉了建干路的房子，搬到离市区较远的观音山的简易平房居住。除了种菜以外，为了增加营养，还养了两头乳羊。 1943年底，日军有进犯湘桂的动态，蒋介石要派一个高级参谋来桂林研究如何对待叶挺。有人建议让叶挺出走，转入五岭山脉，免遭杀害。周恩来得知后说：蒋介石是不敢公开杀害叶将军的，要叶将军不要走；走，会给蒋介石找到借口，反而不利。在四战区张发奎身边工作的中共秘密党员委托胡希明先生将周恩来的话转告叶挺。事先约好在叠彩路北侧的李济深住处见面。那天是冬至，天刚亮，叶挺就离开了江东羊角山的竹篱笆屋子，走了一个多钟头，到了叠彩路，八点钟从后门进入办公厅。李济深当时有病，住在内室，尚未起床。叶挺和胡希明在李济深的办公室见面。叶挺对胡希明说：“我把两条狗撇开了，独自一个人来的，算得了一下自由。”胡希明向叶挺转达了周恩来的话时，热泪禁不住从叶挺眼中夺眶而出。叶挺转到内室和李济深谈话。不久，电话铃响了。李济深接电话，生气地高声说：“为什么你要找我？你找叶高参好了。我不是他的听差！”原来特务在羊角山找不到叶挺的踪影了，急得四处打听。两人谈了一会，李济深穿衣同叶挺走到办公室来。他问叶挺：“你到哪里去？”叶挺答：“我走人走的路，我不怕狗咬。”叶挺便告辞，从大门口岸然而走。 1944年日军准备大举进犯湘桂。4月下旬的一天夜里，叶挺全家都睡了，有人在后门外喊：“叶高参！你们的羊跑出来到山上去了。”叶挺穿上衣服出门去找，就再也不见回来。李济深得知后，十分生气，把当时负责西南六省的军统特务头子杨继荣找来，严令查出交出叶挺。第二天，杨继荣才向他报告，是根据蒋介石的手令，由宪兵第五团将叶挺送上飞机，已经转到贵州息烽去了。息烽监狱，是蒋介石囚禁要犯的地方。 李济深叫林秘书上办公室来。他面向墙上的地图，将背对着林秘书，泪水潸然而下地说了一句话：“希夷走了。” <h3>中共将白崇禧与何应钦等区别对待</h3> （1942年—1943年，重庆） 白崇禧也应金山、郭沫若的邀请，到国泰大戏院来看新编历史剧《屈原》的演出。1942年4月上旬末的一天夜晚，他让刘仲容陪他来看戏。刘仲容已经看过两遍了，还觉得不过瘾，陪他来看是第三遍。刘仲容当然没有给他说心里话：这出戏使人们自皖南事变以来长期郁积在心底里的悲痛和愤恨终于得到了一次尽情宣泄的机会；而且，也没有告诉他周恩来对这出戏的评价：《屈原》的演出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反共逆流的有力回击。刘仲容只是对白崇禧说：“这个戏，不可不看。不看的话那就用得着广东粤语中的两个字‘失机’啦。” 应该说，白崇禧来看《屈原》的演出，并非完全是受到刘仲容的怂恿，而主要因为有三层原因。其一，这出戏的演出，盛况空前，真正轰动了重庆山城。山城观众奔走相告，国泰大戏院门前排起了争相购票的长龙。许多群众半夜里就带着铺盖卷来等候买票。有的群众是从郊外沙坪坝走来的，还有从几十里外的北碚慕名而来的观众。剧场里，台上台下，群情激昂，交溶成一片。一些远处来的观众，由于看完戏后已经夜深回不了家，就在剧场里坐到天亮，再走回家去。山城的报纸大都以醒目的标题报导及评论演出盛况，称为“剧坛上的一个奇迹”。这些天，白崇禧几乎到处听到人们在谈论《屈原》，连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也曾对白崇禧说：“想不到在重庆能看到如此精彩的戏，要不是还在打仗的话，我真想请他们去莫斯科大剧院去演出。” 其二，他略知这出戏演出前后的风波。剧本是由郭沫若写的，得周恩来的关心和支持。据消息说，为筹划该剧演出，周恩来于最近常到天官府四号郭沫若公馆拜访。这部戏以屈原的遭受迫害和忧国忧民之情，传达出时代的愤怒、人民的愤怒，抨击了楚怀王的暴政逆行。想不到这部有影射蒋介石独裁统治之嫌的剧作竟然在国民党中央党报《中央日报》上连载。郭沫若接到了附有子弹头的恐吓信。发表这个剧本的是《中央日报》副刊编辑孙伏园先生。据说蒋介石很恼火，命令宣传部长张道藩撤了孙伏园的职。蒋介石有的亲信说该剧“指桑骂槐、借古讽今，恶意攻击我们的最高领袖蒋委员长，把委员长比做楚怀王。”首演进行，舆论沸腾，迫得国民党高级文化官员张道藩、潘公展等都亲自出马，控制演出，控制舆论。 其三，主演屈原的是著名演员金山。金山和王莹曾在武汉时到五战区慰问演出，庆祝台儿庄大捷，很受李宗仁和他器重。李宗仁和他委派和资助金山、王莹率剧团赴南洋演出，在海外募得三千万美元。金山送来请柬，他当然得来一睹金山演这出戏的风采。 4月是重庆多雨的季节。山城的夜空，黑云翻滚，大雨倾盆。演出进入了剧中“雷电颂”的高潮。鼓声擂响，震天动地，交响乐传出了激昂的乐曲。戏院外竟也雷声滚滚。扮演三闾大夫屈原的金山在乐曲和雷雨声中，发出了内心的呼喊：“你们风，你们雷，你们电，你们在这黑暗中咆哮着的，闪耀着的一切的一切……尽量发挥你们的力量吧。发泄出无边无际的怒火把这黑暗的宇宙，阴惨的宇宙，爆炸了吧！爆炸了吧！” 顿时，这座抗战后才建起来、能容一千多观众的现代化剧场，爆发了暴风雨般的掌声，观众的情绪沸腾。掌声经久不息，与场内的交响乐曲、屋外的风雨雷电，交织在一起，冲击震撼在大家心头。大家都受到感染，都在用力鼓掌，连刘仲容也在鼓掌。刘仲容侧头望了白崇禧一眼，白崇禧也抬起手来，拍了几下巴掌。怪不得他这几天在重庆的上半城也好，下半城也好，听到一些青年们在喊：“爆炸了吧！爆炸了吧！” 他当然看懂了这出戏。他知道蒋介石对这出戏十分尴尬，想禁也难，不禁又不甘休。老蒋做得出，终归会禁的。他尽量地勉强地鼓了掌，脸上禁不住有点发烧。抓了杀了人家的人嘛，这是人家组织的有力的反击。在新四军问题上，局势的发展大大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中共方面严正抗议，将事变情况编印各种材料在国内外发表，民主党派、中间人士及国民党内不少人都对事变发生表示失望与难过。连冯玉祥也说：新四军抗战有功，家喻户晓，就是蒋委员长也曾表扬过，此次反被政府消灭，政府方面实没有方法能避免人民的反对。连四川刘文辉、云南龙云等杂牌军和地方实力派中多数人也感到新四军的被解散即是解散地方势力之先声，因而表现出恐慌并对共产党表示同情。他对蒋介石的为人不是不知道，蒋介石对桂系也是虎视已久，随时都想吃掉的。他从这场戏演出的轰动，感受蒋介石此举使其从来没有如现在那样受到内外责难，亦感受到中共从此次事变中反而获得了群众。连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都在重庆的公开演讲里，对国民党提出批评，说“中国应有自下而上的彻底的民主”、“必须改变腐败的政治机构”，还表示：如果内战扩大，抗战将不可能；美国赞助中国统一，反对日本；如果中国分裂，美国将很难给予援助。英国政府也曾告诉蒋介石：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苏联方面也对中华民国驻苏大使邵力子说：请转告贵国政府勿做使日本人快心之事。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说得更直截了当：进攻新四军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使白崇禧头痛的是，新四军问题还在折腾时，日军便接着在河南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日本陆相东条英机在2月20日的讲演中说：蒋政权内部打架，固然不能抗战，但日本决不能依赖国共纠纷，而是要依赖自己的力量来解决中国事件。在新四军事件中，何应钦和他联名给朱德、项英、叶挺发电报，限令八路军、新四军要在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因而一度被人们称之为制造皖南事变的反共“急先锋”。他感到有点委屈。这是蒋介石指定要干，他不能不干呀！他也曾担心过会对抗战不利。后来，李济深劝德公和他不要把事情做绝，让反蒋人士安全撤离桂林对广西有利无弊，他都接受了意见，采用了“好来好去”的做法。尽管蒋介石委任德公为“剿共”总司令，德公这次也还是采取保存实力的政策，没有将广西部队调出来“讨伐”新四军。他也注意到，在新四军事变问题上，中共在政治上的反击宣传中，就没有针对桂系。 当晚，看戏归来，他处于一种非常复杂的心理状态之中。回到嘉陵新村李子坝八号的住所，他问刘仲容：“仲容，你在共产党那边朋友多，我问你一个问题，我琢磨许久了：中共的军委会就皖南新四军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中，列了要求惩办事变祸首名单，只提了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个人，而没有点德公和我的名字。你说，这是什么缘故？” 刘仲容笑了：“这不是很简单的事么，明摆着的，说明人家共产党把德公和你，跟何应钦那伙人区别对待嘛。” 他装作不解地问：“我跟何应钦一起向他们发了限令撤过黄河的电报呀，还下令撤销了八路军桂林办事处——” 刘仲容说：“可是，你在广西没有抓八路军办事处的人，还给他们有机会撤走。中共方面也知道，桂系的部队没有出动参与围剿新四军。他们知道，那些事是老头子叫你干的，不干没有办法。人家知道你和德公都是抗战的主战派。他们心中有数。” 他问：“他们怎么会心中有数？” 刘仲容又一笑，说：“你不是常派我到化龙桥和曾家岩五十号（都是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驻地）去活动么，我当然要为你和德公说话。” 白崇禧听了十分高兴，觉得刘仲容没有辜负他的器重和信任。白崇禧和蒋介石之间，一直有隔阂和矛盾。他十分清楚蒋介石为人面和而心狠，口是心非，手段毒辣，即使对国民党的一些文武大员，也严加监视与控制。所用手法极多，或者派出特务，以公开职务掩护打进对方公馆，或是用钱收买对方的亲信左右，甚至司机保姆厨师，充当耳目，随时向蒋介石特务机构通风报信。只要发现对方有不利于蒋介石的言行，就把对方干掉。对此，防不胜防。他十分伤脑筋，最怕蒋介石这一着。桂林行营结束，他被调到重庆之后，思来想去，看中了刘仲容。他认为刘仲容对蒋厌恶反蒋坚决，不会勾结蒋家特务来搞他，也不会将他出卖；同时，他知道刘仲容有共产党的朋友和关系，但刘本身不是共产党员，这使他可以放心，必要时，还可以通过刘仲容的渠道与共产党有点联系，以加强桂系的力量。这次在新四军问题上，他更觉得刘仲容对他甚有好处。他对刘仲容虽器重，却也有所防范，不让刘仲容看国民党机密文件，不让刘了解国民党及桂系内部更多的机密。 刘仲容同中共的联络工作，一度被敏感的蒋介石特务所察觉。那是1943年的事。有一天，他从蒋介石的官邸开会回来，就问刘仲容：“这几天你跑了些什么地方？”刘仲容答：“中共办事处，这是奉你的命令去的。”白崇禧说：“今天开会时，老头子（指蒋介石）提到你，他问我：‘听说你身边有个叫刘仲容的，此人的言行怎么样？你有审查没有？’我就告诉他：‘他是我从桂林带来的，我没有发现他有什么越轨行为，对他我是可以负完全责任的’。我告诉你这件事，是希望你以后行动谨慎点，在重庆到处都是蒋介石的特务，不小心就会惹麻烦。” 白崇禧想了想，觉得刘仲容还是可靠的。他曾经考验过刘仲容，不给刘看的文件，刘不会想方设法找来看；不让刘知道的事，刘也不会刨根问底去打听。在桂林时，刘仲容多是陪他夫人马佩璋及一伙桂系军官夫人搓麻将、跳舞及游山玩水。马佩璋也曾在他面前称赞刘先生吃喝玩乐无一不精。到重庆后，刘仲容除了管家及串门联络，亦多是陪马佩璋等一伙夫人太太去看戏、跳舞和上馆子品尝川菜。据说，人家当面同刘开玩笑，说刘像个共产党。刘却认真地说自己不是共产党，而太太是共产党。两人之所以离婚，就因为刘的太太要刘加入共产党。他一直没有发现刘仲容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为了避免蒋介石点名的风头，他决定将刘仲容派去四川铜梁县汤家口温泉，为他充当监工，筹建私人别墅。 卷三 国共和谈 第一章 毛泽东在红岩村秘密接见刘仲容 （1945年9月，重庆） 蒋介石以为他不敢来。他来了。 从四一二那年算起，十年内战加八年抗战，快20年了，他被当成“土匪”。他当“土匪”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逼上梁山。只在山野里出没，如今下山进城，不是宋江被招安，而是国共两党平等地谈判。他是为争取战后光明的前途而来的。 他来重庆，除了跟蒋介石谈判和处理党的日常工作，既没有去看有名的北温泉，也没有去游小峨眉缙云山。人家见他爱草书，就告诉他，北温泉临嘉陵江畔的一壁断崖上留着“第一泉”三个草书大字，字体圆润，造型遒劲，刻工精细，似出名家之手，有人说是出自苏东坡手笔，也有人称是张鹏翮所写。说得他颇为向往。他到底没有去看，他与外界隔绝十多年了，这番到重庆，该看的不是景，而是人。各方代表，故友新友，外国大使，社会名流，甚至工农百姓，他都要访要看。他不但会见了冯玉祥、柳亚子等一些赞成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还要去见陈立夫、戴季陶等国民党右派。对他的这一做法，身边的同志想不通。像陈立夫、戴季陶这样的反共专家和顽固分子，我们平时都看作冤家对头，相顾眦裂，有什么好见的呢？他向大家解释说：不错，这些人是反共的；但我到重庆来，还不是为跟反共头子蒋介石谈判吗？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是赞同与我们合作的，但他们不掌权。解决问题还要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接触。他还访问了桂系在重庆的代表人物白崇禧。白崇禧还在嘉陵新村李子坝八号的公馆里宴请他和周恩来，请了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等作陪。他在席上看见了刘仲容，在席间他没有跟刘仲容说什么话，只是在握手时，特别紧地握了握刘仲容的手，表示一种亲近和暗示。 他很念旧，不忘老朋友。当晚回到红岩村，向周恩来和王炳南打听了刘仲容的近况。他特别嘱咐担任秘书工作的王炳南，要安排时间，请刘仲容到红岩村来见面。他在重庆的日子，晚上就住在郊区化龙桥红岩村的八路军办事处里。白天一早乘蒋介石派给他的专车到城里，在张治中腾让给他的桂园公馆里办公或是会见各方人士，晚上回到红岩村驻处，还要接见地下党的同志，从负责人到打入国民党党政军机关及在社会上有影响的党员。刘仲容被邀请到红岩村见面，当然是当作自己人。笔者1987年在北京访问王炳南时，王炳南用那带陕西口音的普通话说：“我跟刘仲容是有缘。西安事变时，我给杨虎城将军作副官，是我安排刘仲容去见周恩来，接着又安排他去延安见毛主席。1945年日本人投降后，毛主席来重庆我给他当秘书，又是我安排刘仲容去见毛主席。” 见面谈话是从吃晚饭开始的。八路军办事处的那栋三层楼盖在红岩村的红土高坡上，要走一百多级台阶才上得来。他跟刘仲容握手说：“仲容先生，想不到吧，八年前你去延安看我，八年后，我来重庆看你，‘礼尚往来’。” “主席很健康。”刘仲容高兴地说。 他笑了：“来这里每天‘锻炼’两次，走门口这一百多级台阶，气一点都不喘。你上来的时候喘不喘？” “我也不喘。重庆到处都是台阶和陡坡，走惯了。”刘仲容说：“主席气色比八年前好多了！” 他吮了吮下唇说：“你来延安时，我们刚走了二万五千里，从保安搬出来，生活还很艰苦。现在欢迎你再去，我们已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那时候，蒋介石标了25万块大洋买我的脑壳；现在，我们两党对等地坐下来谈判。全国人民希望和平，希望谈得成，通过谈判实现和平。也有朋友认为谈不成，因为蒋介石完全靠不住。” “蒋介石是个不讲信义的人。我也认为谈不成。即使谈成了，达成了协议，他也不会遵守。”刘仲容说。 他说：“你是跟陈铭枢将军，跟爱国侨领陈嘉庚一派，是认为谈不成的。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国共两党坐下来谈判这件事，说明蒋介石无法将我们吃掉，而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存在，说明历史进步了。” “是的，经过八年抗战，人民的力量，进步的力量是比以前壮大多了。”刘仲容赞同地说。 他说：“上次在延安，我请你谈了对西安事变的看法。这次，我也请你谈谈对时局的看法。” “蒋介石的谈判是假的。他哪里是要和平、要民主，他要的是时间将军队从大西南调出去占领地盘。他决不会停止内战的。只要他们都准备好了，等不到您回延安就会发动进攻。” 他从容不迫地说：“这个，我们不怕。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蒋介石在战场上也不会得到。我觉得我军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这几天，蒋军在华北进逼张家口，就被我军击退了。现在蒋介石搞假谈判，也喊起‘民主’来了。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既要搞假谈判，演要民主的假戏；我们的方针就针锋相对，给他来一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出是非，这场戏也就大有价值了。” <h3>愉快的谈话</h3> 刘仲容从他的话中悟出来了，兴奋地说：“给您一说，这场戏确是挺有看头的。” 他也越谈兴致越高：“共产党从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的时候起，已同他斗争了18年。积18年之经验，深知蒋介石的为人与本质。但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事情还有另外一方面。重庆谈判之所以能够实现，不是因为他蒋介石良知未泯，喜欢和平，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主要有三大因素：解放区的强大，大后方人民的反对内战和国际形势。正是这三个因素，特别是人民力量的强大，使蒋介石要用武力消灭共产党的主观愿望，遇到困难；不得不暂时改变策略；而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内战，故意装出要和平的样子。这是大家都清楚的。但是，如果我们拒绝谈判，就会在政治上陷于被动。蒋介石就会发动内战，而将责任推在我们头上。只要看透蒋介石的诡计，为什么不可以谈呢？我们在争取和平、民主和团结的谈判过程可以揭穿蒋介石的真正面目，粉碎他们污蔑共产党的谣言。这就使我们的进步朋友以至一部分处于中间的朋友，在复杂的斗争中提高了认识。” 刘仲容在他的面前，觉得无拘无束，因而将自己十分担心的问题也向他倾吐出来：“主席，我在国民党营垒里工作，所见所闻，使我觉得内战不可避免，即使谈判达成了协议，蒋介石也会撕毁。我是不能不为此担心。” 他哈哈笑了笑，风趣而乐观地说：“唐僧去西天取经，还要经受九九八十一难；我们要争取和平，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得来，也需要有唐僧那种百折不回、坚定不移的信念。和平总是可以实现的。问题在于，现在抗战胜利了，但是中国民主力量发展不快，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阻止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这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他望着刘仲容，脸上荡漾出鼓励的微笑，“国民党内部进步的力量也在增强和发展，你们组织的‘小民革’就干得很好嘛。在目前反动派还很强大的情况下，更应该钻进臭壳子（指国民党）里去，去抵制和抵消反动力量，不要怕别人说你们是国民党，不要怕臭。孙悟空也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造反嘛！”他说着还伸出右掌往前划了一个弧，显得饶有风趣。 刘仲容乐呵呵地捧腹而笑，在笑声中更觉得受到鼓舞、得到启示。刘仲容还向他谈到，国民党里许多人，包括不少上层人士都很想知道谈判的情况。可是，中央日报奉蒋介石的命令，企图尽量缩小重庆谈判的影响，把报导的篇幅每次都压在几十个字的新闻稿内，还插进简要新闻的版面里去，搞得他们自己很被动。中央日报都卖不掉，而每天详细报导谈判活动的新华日报等报纸，天天都不够销，印数剧增。 他谈笑自若颇有感触地说：“真理是封锁不住的！人心是封锁不住的！我这次在重庆，有两次跟群众见面，使我体会很深。那天在中苏友协看展览，还下着雨，群众听说后都围挤了过来，人山人海，水泄不通，都表示关心国共谈判，寄希望于我们。今天我去中央大学看一位当教授的老同学，学生们知道了，霎时间围了过来，越聚越多，还给我们自动让路，热烈鼓掌，请我给他们讲话。这是蒋介石当校长的中央大学呵。大后方的人民都希望和平、需要民主，热烈地支持我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中央日报怎么封锁得住？！蒋介石在谈判中提出‘统一军令’和‘统一政令’，幻想借此取消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权。有的人也叫喊‘不要另起炉灶’。‘不要另起炉灶’的话我很赞成，但是蒋介石得要管饭，他不管我们的饭，我不另起炉灶怎么办？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的炉灶里不许我们造饭。蒋介石近日对恩来说：盼告诉润之，要和，就照这条件和，不然，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我改天将当面答复他，现在打，我实打不过你，但我可以对日寇之办法对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乡村包围城市，莫看我们只有几十万条破枪，试看鹿死谁手？！” 毛泽东一席话豪情在胸，高屋建瓴，风趣横溢，听得刘仲容深受感染。他这时话题一转，问起白崇禧和桂系的近况来。 刘仲容说：“前些天日本人宣布投降时，白崇禧亲自给蒋介石写了一份建议，提议延期接受日军投降。他认为，国军现在局促在西南一隅，而河汉江淮地区则在共军控制之下，由于时空限制，国军调动接收华北自非易事。” 他插话说：“白健生没说错，蒋军现在还在山里头，八路军已经在城门口了。哈！” 刘仲容说：“因而他向蒋建议推迟接受日军投降的期限，以为国军赢得时间。蒋介石并不采纳他的建议，只派何应钦负责受降事宜，使白甚为不快。加上李宗仁这两年也被明升暗降，从老河口五战区调到形同虚设的汉中行营，整日无所事事。李白两人都被冷落，近来，常有要回广西老家的言论。” 他微微一笑：“依我看，蒋介石是不会放虎归山的。近来，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文辉就够他头痛的。” 刘仲容表示，听了毛泽东的谈话，他将更有信心利用白崇禧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进行工作，同共产党保持联系，为和平、民主和进步做一点有益的工作。 刘仲容告辞了，与毛泽东握别走出八路军办事处站在台阶高处，不觉夜已过半，夜色如漆，繁星满天。这是个罕世的伟人，自己为他的思想与魅力所倾倒；在他每次妙语连珠、风趣横生的谈话中，都在自己胸膛里不知不觉地点燃起一把越烧越旺的心火。 尽管秋夜凉如水，刘仲容却觉得身上热烘烘的…… 卷三 国共和谈 第二章 广西的政治基地被蒋瓦解了 （1947年夏秋之间，北平） 9、10月金秋，是北平最好的季节。湛蓝湛蓝的晴空，万里无云。香山的红叶也都红遍山了。郭德洁劝李宗仁别老想着竞选副总统的事，出去散一下心，两人去香山赏赏红叶。如今国共交战，影响到了北平，郊区亦时而有中共的游击队活动，因而他出游香山也事先安排了一批扈从卫士。 岂料这天阴云密布，吃过早餐正要出发，突然下起雨来。雨越下越大，丝毫没有停歇的迹象。已经换了一身墨绿旗袍的郭德洁，颇觉扫兴。李宗仁忽地想起她没看过而非得在雨中才得一睹的奇景来，便说：“莫愁了，今天下雨也好，赏不成红叶我请你去太和殿观赏一项奇景，包你不后悔。” 抗战胜利消息一传来，李宗仁也接到命令，从汉中行营主任调任北平行营主任，一年以后又将名称由军委会北平行营改为国民政府北平行辕，虽说直辖第十一、十二两个战区，包括五省（河北、山东、察哈尔、绥远、热河）三市（北平、天津、青岛）。名义上辖区的一切党、政、军的机构都得听他这个主任的命令行事，权力不可谓不大，可是实际上他手下的处长由中央直接委派，也就是由委员长蒋介石直接任命，他无丝毫调兵遣将、控驭下属之权。蒋介石虽说也曾电令中央在华北的各级机关要听行营主任的命令行事。事实上，各机关仍是直接听命于他们主管官署的命令，与行营风马牛不相及，行营也根本管不着他们。蒋介石的命令不过是敷衍李宗仁面子的一纸虚文。尤其是军统中统在华北的特务，更是骄扬跋扈，不可一世，自称“见官大三级”而为所欲为。尽管行营设在紫禁城里居行堂，富丽堂皇，黄琉璃瓦屋顶熠熠闪光，朱红大墙鲜艳夺目，金漆绘饰的门窗金碧辉煌，不用说老河口五战区司令部的庙堂、汉中行营的青砖老屋比不上，就是桂林靖江王府的宫殿亦比之而逊色，到底紫禁城是皇帝住的地方，紫色的禁地。 虽说这儿宽敞豪华舒适，李宗仁却越住心里越不舒服。回想七七事变抗战爆发后，他和白崇禧都服从民族抗战的大局，离开了已经苦心经营多年、甚有起色的广西，他到了徐州前线带兵，广西的部队亦开赴徐州五战区，白崇禧却到总参谋部任职。他在台儿庄打了胜仗，蒋介石并不怎么高兴。记得当台儿庄捷报传出之时，举国若狂，爆竹震天。蒋介石在武昌官邸听到街上人民欢闹，便问何事。左右告诉他说，人民在庆祝台儿庄大捷。蒋介石闻报，面露不愉之色，说：“有什么可庆祝的？叫他们走远点，不要在这里胡闹。”蒋介石并不是不喜欢听捷报，不喜欢的只是这个胜仗是他李宗仁打的罢了。武汉沦陷前，他曾经向蒋介石提出将五战区的部队调到长江以南防守，便于得到广西本土的补给和支援。蒋介石没有同意，要广西的部队留在大别山打游击。尽管他在老河口驻防，与广西本土联系却不断，也曾回去省亲及奔丧；随着抗战的深入发展，他越来越感到，蒋介石的中央政府渐渐控制了广西，他们行之有效的“三自”、“三寓”政策已经荡然无存，民团的武装也被限令收缴了。最使他疑惑不解的是，1943年冬天已有消息传来，说日军将在湘桂两省有大动作，可是，重庆的总参谋部却没有作相应的重大部署。蒋介石没有把在云贵高原而装备优良的嫡系部队东调参战。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源源运至西南的美国军事装备也裹藏在贵州的山洞里，湘桂前线的部队使用的还是抗战初期的陈旧武器。因而，在抗战进入第七个年头，也就是1944年的湘桂战役的惨败，是怎么也说不过去。有迹象说明，蒋介石不但对在柳州驻防的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不放心，而且对一向忠于蒋的薛岳也不放心。薛岳在湖南打过胜仗，声望日高使得蒋介石益发疑忌。湘桂大撤退使桂林、柳州沦陷，待收复时已是一片目不忍睹的废墟。使他感到极不舒服的，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云贵高原上按兵不动，保存着有生力量而让地方部队在前方英勇拼死。检讨湘桂战事，他越想越寒心。蒋介石派了白崇禧来指挥这场在白家乡进行的注定要失败的战役，真是十分阴险的一箭双雕手法：既使白崇禧在地方上或是在中央都觉得脸上无光，又使桂系的政治中心经白崇禧之手而在日军的炮火下摧毁。抗战胜利没几天，蒋介石派嫡系部将杜聿明在昆明用武力压迫滇军头领龙云来重庆就范。消息传到北平，他在太液池畔悲凉地自叹：桂系已经不需要姓蒋的头痛地去对付了！日本人已经帮了大忙了！蒋介石现在舒服了！ 若干年后，在美国国务院公布的中美关系的文件中，有一份美国驻华使馆外交官约翰·谢伟思写给国务院的报告，验证了李宗仁的分析和慨叹。这是谢伟思于1945年3月21日所写，题目是《蒋介石对桂系的处理》，笔者下妨摘引几段： 桂系的解体，桂系领导人在政治上被巧妙地分开；桂系军队被派到前线作战，但得不到充分的补给，而且远离家乡；而日本人的行动也肯定起了作用。这就是蒋的手段的一面镜子。蒋企图利用这种手段，通过削弱其他一切派系来增进自己的势力——他把这叫做团结。但是，这实际上增加了不团结，而且丧失了进行最有效的作战努力的可能性。 广西这两位军事领导人中，李宗仁地位高于白崇禧。李被指派率领部队去前方，而地位较低的白崇禧却被授予副参谋长和军训部长的较高职位。 这一职务不直接统率部队，可是接近“核心”。因此，白大受鼓舞，以为可能真的会飞黄腾达。 这样，作为桂系顶梁柱的两个领导人，就被分隔开了，而且在他们之间制造了摩擦。打那以后，人们一直不把李、白看作成伙伴了。 在中国军队中，桂系军队的训练和装备是比较好的。他们在台儿庄和徐州战绩辉煌，但自己伤亡也很重。 这就勾画出了典型的对待地方军队的图像——把他们调离他们的基地，同其他部队掺合在一起，把他们置于由于他们是“外来人”因而不能与之建立团结一致的关系的居民中间，并且派他们充当对敌作战的突击队。 在这同时，中央政府控制了广西。它马上取消了行之非常有效的农民自卫队制。这一制度本来是要使每个身体合格的人接受军事训练，而且在抗战开始前不久的反蒋时期，是桂系补充兵力的重要来源。农民自卫队的武器被政府收缴了。 1944年初，日军对湖南和广西的威胁增加。但是，蒋对李济深和中国最善战的将领之一、第四战区（包括广西）司令长官张发奎心怀疑虑，可是他与李关系密切。蒋甚至对薛岳日益增长的势力和声望也心存疑忌。 白崇禧被派去收拾烂摊子，完成不可能完成的挽救广西的任务。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因为白的故乡是广西，是一个合适人选，实际上是因为他已投靠重庆阵营，被认为“可靠”。失掉他自己的省份的过失不会促进白的威望和地位。他的任务是没有希望完成的。而且做不了什么事情来帮助他。他的司令部从未予以正式命名，增援部队很少，很慢。 美国的司令官们对局势之严重都感到吃惊。可是中央政府说它有足够的部队和补给。把装备运给薛岳的努力受到阻挠，虽然时间来得及。当日军的攻势最后威胁到铁路终点站独山的时候，数以万吨计的未用过的装备不得不加以破坏。 日军进攻广西打破了西南集团，使一部分人从事独立的反蒋游击战争，这种发展使蒋介石更容易采取他的下一步行动。李宗仁失去了政治基地，变得更衰弱了，也没有必要予以安抚了，中国人士说，他不久就会遇到麻烦。 他们说对了。1945年2月，李宗仁被免去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职务，并且被以类似的方式“晋升”为委员长汉中行营主任。名义上，这个职务权力更大，因为一般认为它意味着管辖好几个战区。实际上，它毫无意义，因为它不直接指挥任何部队，前方军队接受重庆的命令。 蒋现在可以感到舒服一些了：桂系看来已经完蛋，但是完了么？一个省丢掉了。…… 蒋可以向他自己祝贺说，由于巧妙地瓦解了——日军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一个强大的地方集团，进一步推进了“团结”。可是，结局是真正的团结么？ <h3>太和殿内</h3> 李宗仁在北伐后期，到过北平，那时是戎马倥偬，匆匆路过，也没有认真观赏游览。如今战后在北平行营居的是闲职，倒使他不仅有余暇与胡适、齐白石等文人雅士往来，还使他有闲空浏览了北平的名胜，对所住的故宫更是日渐熟悉，也颇知其中情趣了。他近来萌生了竞选副总统的想法，思虑再三，甚为费神，也想出来散散心，去香山不成，他忽地想起趁雨一览太和殿的雨中奇景来。 太和殿与中和、保和三座大殿，是紫禁城内最重要的一组建筑。它们都依次耸立在“工”字形的汉白玉石台基上，金碧辉煌，端庄华贵，气象万千。尤其是太和殿是皇帝举行登基大典，接受文武百官朝贺的地方，整个台基全由上等精选汉白玉筑成，远远望去，重叠起伏，银堆玉砌，蔚为壮观。台基上所有的栏杆纹饰精美，尤其是望柱头上的浮雕蛟龙，身绕柱头，首昂嘴张，令人称赞。每个台基的外檐还出有一个个螭首，计有1126个，个个张着巨口，瞪着双眼，像是一列列卫士。每个螭首张开的嘴里都打通了一个孔道，连接着基座的每层台面。这天下雨，三大殿四周的雨水即顺着这一个个孔道，从螭首嘴里一层层地排泄下去，流到地面上的暗水沟里。 李宗仁领着郭德洁站在太和门内，此时雨下得小了，一幅颇为壮观的景象映入眼帘：螭首嘴里流出的雨水似根根不断的白线，雨渐又下大，白线又变成连绵不断的白练。这时，千余只螭首嘴里倾泄的水练，砸落在金砖上，轰轰作鸣，银珠四溅，动听的响声回荡在三大殿上空，压住了周围的一切声音，雨中的大殿显得更加雄伟壮观，气势磅礴。郭德洁看了，赞不绝口，在太和门洞里用手挽着李宗仁穿军装的胳膊，嗔道：“德邻，来北平两年多了，那么好看的景致，怎么就你晓得，我就不晓得？！” 李宗仁也喜爱地回敬：“你不晓得的事就多了！” 大雨中身边无人，郭德洁也就更随便地开起玩笑来：“怪不得你来北平住久了，竟然要竞选起副总统来，你还没有当皇帝，就懂得皇帝取乐的板路（门道之意）了！” 两人在雨中一边赏景，一边讲着桂林官话取乐。李宗仁向夫人辩解说：“这番妙景，是有一次孙连仲来看我，我们两人边说话边游故宫，碰巧下起大雨来，才晓得有这一奇景。” 一提起那天与孙连仲同游故宫的事，便又触动了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心事。孙连仲是他在徐州前线时的部属，孙连仲作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在台儿庄战役最紧张的关头亲自督战，立下大功，因而两人很熟。抗战胜利后他被委任为保定绥靖主任亦到北平受降，却不准其带那已指挥了十余年的子弟兵第三十一军前来接收。孙连仲来华北指挥的，全是空运或海运来的中央军；部队长官都是“天子门生”，孙根本指挥不动，因而满腹牢骚。他和孙连仲在一起就在这个门洞观雨景时大大发泄了一番。慨叹地方军一支又一支地被老蒋吃掉了。牢骚太盛不过使他更伤心罢了。那时，他萌发了洁身而退的念头。岂料，蒋介石却又想让他接替熊式辉担任东北行辕主任的职务。这已是国共战争的第二个年头，人民解放军已经转守为攻，打进国民党统治的区域里来了。在东北战场，国军败北已显，东北全部沦陷只是时间问题。而在关内，战局也日趋恶化。国军虽然于3月间一度进占延安，连蒋介石也洋洋得意飞去视察，旋而发觉这是毛泽东有计划的撤退，国军胡宗南部知中计而退出，对战局并无决定性的影响。而在他辖区内，华北平原大半已落入中共手里，国军只占据少数几个大城市而已。他想，不能挽狂澜于既倒，去东北又有何用？他便向蒋推说有病——胃溃疡要作手术。蒋介石还是劝他赴任，说先让白崇禧代理，他可以先去美国就医。既有此议，他只好准备干，就与白崇禧着手研究东北的军事部署，并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个缩短战线的调整方案，蒋介石并没有采纳；从此，他再不愿去东北。为此，蒋介石曾派陈诚数次来北平“促驾”。他竭力推辞不受，蒋介石只好打消此意，改由陈诚出马任东北行辕主任。 他虽幸免介入东北，但又觉得坐困北平也终非了局。他曾在《李宗仁回忆录》里细述了其时的心理活动：“因东北一旦失守，华北便首当其冲，共军必自四面向北平合围。我属下的将领多半系‘天子门生’，真是‘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万一我为共军合围于孤城之内，我将何以自处？低头厚颜向共军投降吗？此事断非我李某人能做得出来的。临时逃走么？我是守土有责的封疆大吏，弃职潜逃，将干国法。事急吞枪自裁吗？我实觉心有不甘。因为我虽为华北军政最高长官，但事实上未能行使我应有的职权。” 这一年，正好由国民政府公布将于明年“行宪”。所谓“行宪”，就是按国民大会制定的宪法要选举大总统，实行总统制。在李宗仁觉得他进退维谷、处境十分尴尬的情况下，忽而想到参加副总统竞选的事。他自信抗战以来，作风开明，信誉甚佳，参加竞选，不是不可以取胜。幸而获选，便可作积极的打算；不幸失败，则正可乘机表示消极，解甲归农，告老还乡。两种前途，均可摆脱在北平的处境。 这一年的仲夏8月，他在北平与美国杜鲁门总统特使魏德迈将军见面晤谈以后，更坚定了竞选副总统的决心。魏德迈曾问他对挽回目前危局的意见和如何运用美援问题。李宗仁坦率地告诉魏德迈说，他认为目前问题的中心是经济问题；他希望美国政府能贷款帮助中央政府稳定币制，安定人心，至于军火倒是次要的。当时美国人因为国民党在军事上屡屡失利，已对蒋介石有所不满。魏德迈自己也觉得“国军作战没有一次是因军火缺乏而失败的”，因而认为李宗仁的看法颇有见地。8月24日魏德迈离华前夕，在蒋介石举行的茶会上，宣读了一篇《声明》，指出国民党政府“麻木不仁”、“贪污无能”，还说：“复兴，有赖于富有感召力的领袖。”与此同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去北平作了一次调查“旅行”，回到南京后于9月8日向美国国务院提出了一份特别报告。司徒雷登在报告中说：“在一般学生心目中，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目之为过去人物者”；而称“李宗仁将军之资望日高。” 于是，李宗仁觉得他出来竞选副总统，正逢其时。 那天，他与郭德洁在太和殿观雨景回来，觉得不该再犹豫。他想找个人充分商量一下，便叫秘书给程思远发电报，要程立即赴平一谈。程思远自1930年就担任李的政治秘书，深得他的信任。接电之时，程思远正在庐山参加三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干事会常务干事。10月16日，程思远从庐山下来后，从上海飞北平。当晚在居仁堂同李宗仁一起吃饭，两人长谈，程思远为竞选副总统问题同他充分交换了意见。 程思远说：“根据去年12月国民大会通过的《宪法》，副总统是没有什么权力的，比美国副总统还不如。因为美国副总统还可以出席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并且是参议院的当然议长。至于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副总统，在个人独裁体制下，是决不能参与国家大计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德公对此感到兴趣？” 他说：“我并不想拥有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虚名，只是想借此摆脱北平行辕主任这个职务。照我看来，东北和华北军事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如不趁早走开，我不知道将来如何得了，不是准备做俘虏，还有什么好的下场？！” 程思远说：“如果竞选不成功，那怎么办？” 他说：“那只好解甲归田，不可能有别的打算。” 程思远得知他下了很大决心，不惜孤注一掷，也就不好再行劝阻了。五天后，程思远飞返上海转回南京，带着李宗仁致蒋介石、吴忠信的两封亲笔信。李在信中表达了准备竞选副总统之意，但又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如何还听蒋的裁决。另有一封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英文信，红火漆密封，他嘱咐程思远交给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傅泾波。 在将近过了40年后，笔者在京向程思远先生问及此事时，程说：“我估计德公敢参加竞选，很可能取得了司徒雷登的幕后支持。他托我带给傅泾波转司徒雷登的信，我估计很可能与竞选有关。可惜至今也没法搞清楚这封信的内容。” 卷三 国共和谈 第三章 白崇禧在汉口拥兵自重 （1948年5月—12月，南京—汉口） 1948年4月底5月初那几天，南京城里尽管有点料峭春寒还夹杂着细雨，可是，大悲巷雍园1号白崇禧的公馆里却异常热闹，时而还噼里啪拉响起鞭炮声。李宗仁胜利了！经过一波三折，终于在1948年4月29日国民大会的第四次选举中，获得1438票，而蒋介石支持的孙科获1295票，李宗仁以微弱的多数取胜，被称为竞选中杀出的黑马，当上了国民党政府的第一届副总统。这次竞选，桂系的几乎全部要员都出动了，“一白二黄”（指白崇禧和黄绍竑、黄旭初）及程思远、韦永成、邱昌渭、夏威、李品仙等都为此使出了浑身解数，连夫人们也出动而大使外交手腕。竞选中共用了一千多根金条，约合黄金一万两，由广西、安徽两个桂系控制的省份供给。因为原担任北平行辕主任的李宗仁这次率竞选团来南京还没有安家，当然就任在白崇禧公馆里，接待祝贺宾客与召集桂系骨干开会商讨重大问题。白崇禧原来是反对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还动员了黄旭初、黄绍竑、韦永成等先后劝阻。在他看来，李宗仁若是竞选不成将有失桂系面子，而且蒋介石刚刚让他成立国防部长九江指挥所拥有兵权，指挥中原大军，要是竞选成功将破坏他和蒋介石的关系。可是，李宗仁不听众人劝阻，主意已定。事已至此，大家都竭尽全力帮助李宗仁竞选。黄绍竑当上了李宗仁竞选的参谋长，关键时刻出了妙计。白崇禧则利用国防部长的身份，去对军方施加影响，并利用他到中央任职多年形成的关系，去做工作；还利用“中国回教协会会长”身份，拉拢宁夏马鸿逵和青海马步芳。白夫人马佩璋也出动了去拉拢“二马”的夫人，还到处请一些要员的夫人打麻将，进行内线活动。还在桂林造了一台榨米粉的小机器空运来南京配合竞选活动，因而在白公馆里可以尝到地地道道的桂林米粉。 但是，在公馆热热闹闹的喜庆声中，白崇禧的内心隐含着忧虑。他作为国防部长深知国共作战的局面，在军事上国军已陷入泥沼，而当和与战均无结果的时候，李宗仁当选又得罪了蒋介石。老蒋岂肯甘休？！尽管他自以为协助李宗仁竞选没做什么事，可是南京的各报却大作渲染，称他“最为卖力”。他与蒋共事多年，深知蒋的为人，老蒋岂肯放过他？！刚才有位南京的官员来祝贺时，报告了从老蒋的侍从卫士中传出的消息：那天最后投票时，蒋先生在官邸内静听电台报告投票情况，当播音员播出李的票数已经过半依法当选时，蒋先生盛怒之下，一脚踢翻收音机，脸白如纸，拿起手杖和披风，立刻命令侍从备车。上车之后，侍从忙问：“委员长，开到哪里去？”蒋一言不发。司机因为蒋先生烦闷时总喜欢到陵园去，仍向中山陵开去。刚刚驶进陵园道上，蒋先生忽高叫：“掉转头，掉转头！”司机乃开回官邸。蒋先生才下车，又上车，再吩咐开出去。随从侍卫见蒋先生如发疯一般，恐怕他自杀，乃加派车辆随行。蒋先生的车刚进入陵园，他又吩咐掉转车头。转回之后，又令司机开向汤山去，急惶惶有如丧家之犬。 白崇禧听了，更为忧愁。果然没出他之所料。十多天后，5月20日，总统与副总统宣誓就职。这是国民政府成立后第一任正副总统的就职典礼，南京城里张灯结彩，十分隆重。与会的文武百官及各国驻华使节均穿鲜明整齐的礼服。白崇禧发觉蒋介石穿着长袍马褂，旁若无人地站在台上，而李宗仁穿一身军便服，伫立其后。在当时的气氛中看去，李宗仁不像参加宣誓的副总统，倒像随侍总统的马弁。会后问起，才知李宗仁本来就找上海有名的西服店赶制了一套高冠硬领的燕尾服；谁知就职前夕，侍从室传出蒋介石的手谕说，穿军便服。白崇禧听后顿生一股寒意，这是蒋介石开始报复的讯号，往后还有更好受的呐。 果然，五天以后，5月25日，蒋介石请白崇禧到黄埔路官邸谈话。蒋介石知道白崇禧喜欢戴高帽，就和颜悦色地给他讲了一番恭维话，还说华中地区的战略地位如何如何重要，对今后局势举足轻重；又称赞他去年主持九江指挥所如何用兵得当，将中共刘伯承、邓小平的部队“逐出”大别山，立了战功；然后，进入实质问题，蒋说：“健生兄，你是我国有数的军事家，我想请你出任华中剿匪总司令部的总司令，驻节武汉，指挥华中军事，你看看如何？” 白崇禧真以为蒋介石要重用自己了，就建议说：“既然委座如此器重，健生敢不从命！但是我一向认为‘守江必须守淮’，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只能设立一个战区，这是一个战略原则，以期兵力能够集中使用。我拟将司令部设在蚌埠，而以重兵运动于江淮河汉之间，以巩固南京的防卫。委座看这样是否可行？” 蒋介石当然明白白崇禧是想拥有更大的兵权，而且是国共主要战场的兵权；蒋介石早有自己的打算，摇摇头说：“徐州将成立另一个‘剿总’，由刘经扶（刘峙字）负责。你的‘华中剿总’将设在武汉，指挥长江以北上游部队。你和经扶好好合作干吧。” 白崇禧以为中原划分为两个战区，缓急不能相顾，分兵使用，战局不堪设想，但又不便力争，见蒋介石既未答应他的要求，他亦未置可否地告辞离开了总统官邸。 又过了五天，6月1日，蒋介石在白崇禧并未表态的情况下突然任命何应钦为国防部长，顾祝同为参谋总长，而任命白崇禧为华中剿匪总司令部的总司令。白崇禧感到，蒋介石报复的利刃已经向他刺来。他气急败坏，坐卧不宁。夫人马佩璋也忿忿有气地说：“我本来就劝你不要帮助德公竞选，你硬是不听。这次是自找苦吃，人家当了副总统，要你交出国防部长的乌纱帽作代价。” 本来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让他出任国防部长就没有给他实权，而让陈诚担任参谋总长，兵权在参谋总长手里，国防部只是个办事机关。白崇禧对蒋介石不重用自己，虽有怨气，却说不出口，只好出任这个空头国防部长。这次为了协助李宗仁竞选，连这个空头职务也丢了。当时，他正好在上海虹口刚买了一幢敌伪高级官员住的房子；一气之下，便与马佩璋跑到上海去住下，以示不能从命。 蒋介石见他不受命，便派亲信吴忠信去上海劝他回南京接受新命。他不予理会。蒋介石为此又特地请黄绍竑到家吃饭，还破例地碰杯饮酒，要黄绍竑去上海劝说。 白崇禧在虹口家里接到了黄绍竑从其在上海霞飞路的家里打来的电话，就问： “季宽兄，是那个人（指蒋介石）派你来的吗？” “是的。” “你的来意我早就知道了。你如果代表那个人来劝我，我们便没有什么好谈的。”他断然地回绝。 “但我并不代表他。我的来意你只知道一半。我是想同你谈谈我自己的想法。”黄绍竑卖了个关子，压低声音说。 白崇禧这才应约来到霞飞路黄绍竑的私邸。两人一见面，黄绍竑劈头就问：“你这两年在南京过得怎么样？” 他牢骚很盛地说：“有陈辞修（陈诚字）那个小鬼从中捣鬼，能干得出什么名堂？！” 黄绍竑听了笑笑说：“打到这个局面了，你还想把仗打好么？正因为你不能做他的大将立功了，我才来劝你。人家都说你是‘小诸葛’，这回我看你这个‘诸葛’也实在太不‘亮’了。” 他听了，十分惊异地望着黄绍竑。 黄绍竑又说：“局势已经很清楚，难道老蒋还能长久支持下去吗？还有胜利的希望吗？我们（指桂系）如果还死跟着他跑，岂不是陪葬！我们应该及早寻一条出路。我们都高高在上地处在南京、上海，那些广西军队岂不是任由他们摆布葬送，那时我们什么都完了，难道你躲在上海就能逃出他的魔掌吗？你还不是笼中之鸟！现在难得的好机会放你出去，你还不远走高飞，自己还想关在笼里吗？你到武汉去至少可以把广西的部队拿了回来，还可以多拿一些他的部队，武汉是进可以战、退可以守的战略要地，你看形势，看机会，拥兵在手，主张和平，同共产党合作，迫蒋下野，德公就可以代理总统，我们岂不是大有可为吗！” 他听着黄绍竑说话，双掌捂着额头，像是在沉思。黄绍竑说罢，他将捂额的双手放了下来，决心也下得真快，说的很干脆：“对！我明天就回南京，到武汉就职去！” <h3>白崇禧见蒋</h3> 这样，白崇禧在上海泡了半个月之后，回到了南京，经过和李宗仁密谈以后，便立即去见蒋介石，表示愿就华中“剿总”之职，蒋介石当然高兴。为了让蒋放心，他还同意蒋派其亲信袁守谦一同去武汉。他并趁机要求扩大华中“剿总”的职权和布防区域，还一再要求他的“剿总”不受国防部长和参谋总长的节制，直接对蒋负责，听命于蒋。蒋介石知道如不同意他的这一请求，又会把事情搞僵；况且，白既表示直接听命于自己，也符合蒋的一贯做法，便点头应允。这样，他如愿以偿，既能带兵，又摆脱了国防部和参谋部的羁绊，在军事上取得了极大的指挥权和主动权，他也就不再提“守江必守淮”的主张了。蒋介石还下令撤销了武汉行辕，将原武汉行辕主任调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于是，华中地区就成了白崇禧的一统天下。 6月28日，他踌躇满志地乘着那架绰号叫“空中霸王”的专机，带着夫人马佩璋和几个贴身心腹，飞往汉口正式就职。飞机已经在盘旋着降低高度。他从舷窗往下鸟瞰，长江边的武汉三镇历历在目。尽管时近盛夏，天气已经酷热难耐，他还是将已经敞开的陆军上将军服上的铜扣子一一扣好，身边的马佩璋为他整了整胸前挂的勋章，他还戴上了白手套。他此次来武汉，颇为自得。他以前来过两次，一次是1927年底受南京国民政府委托来指挥西征的部队；另一次是抗战初期来指挥武汉保卫战；这次是第三次了。这次是大权在握，独当一面，他心里热烘烘地想，季宽说的不错，他是可以配合在南京的德公干一番事啦。 飞机降落在汉口王家墩机场，先期到达的徐祖贻参谋长已带着一队要员在迎候。他换乘了一辆美国“别克”牌七座大型高级轿车直奔已经选好的总部地址而去。徐祖贻在电话里征得他同意，将总部选定在汉口三元里原来日租界的一栋带花园和草地的钢筋水泥大楼。这里原是武汉沦陷时日本华中统帅的别墅，离闹市较远，十分清静，院子里树木参天，绿草如茵。他下车后顾不上休息就巡视了一番，心里说不出的高兴。他在南京确实像囚在笼中的鸟。去年4月，他去台湾省“处置”二·二八起义回到南京，有人透露消息给他说，有特务向蒋介石的侍从室打报告，说白部长不在南京期间，到大悲巷雍园白公馆找刘仲容的人很多，有时深夜集会，其中似有共产党人。他派自己的亲信人物国防部副部长刘士毅去侍从室查核，结果又说并无实据。他听了十分恼火，蒋介石的特务居然搞到他头上来了。他嘱咐刘仲容去清查一下在他住的雍园四周的情况。调查结果使他大吃一惊！雍园四围住的都是特务：军统头子毛人凤、励志社头子黄仁霖；靠近他的窗户的一家小楼上住的是参谋本部一个专搞情报的；此外还住了一家日本人，也是蒋介石雇用的特务。他恼怒异常却无可奈何，蒋介石是惹不起的呵！他想起蒋介石当面问他的话：“你身边有个刘仲容是不是共产党？”他当然清楚刘仲容不算共产党，就像在重庆时他打发刘仲容离开重庆避风去监修别墅一样，这次，他又让刘仲容避风离开南京，到上海去照管在那儿读书的他的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回想起来，南京的雍园，确真是蒋介石的樊笼。如今来到汉口，尽管身边也不得不带着一个蒋介石的亲信袁守谦以迷惑蒋，让蒋放心；可是，他在这儿已不再有囚于樊笼里的感觉，而是拥兵自重，以湖北为大本营，北可控制安徽、河南为前进据点，南以湖南、广西为后方，他将和德公在南京一呼一应，大有可图也。 白崇禧到汉口就职后，全国局势急剧发展。当年9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济南；10月中旬，又在辽沈战役中先后解放锦州与长春。这时，徐州淮海会战眼看就要展开。国民党危机日重，蒋介石同意了国防部长何应钦的提议：采取白崇禧6月初提出的“守江必守淮”的方针，由白崇禧统一指挥华中和徐州两个“剿总”的部队在中原作战，以保卫南京。 10月30日，白崇禧从武汉飞抵南京，参加当日下午5时举行的军事会议，对于要他指挥两个“剿总”在中原作战，这是他自己向往已久的事，因而笑容微露、满口答应。当晚，他到傅厚岗副总统官邸跟李宗仁密谈。李宗仁对他说：“健生，司徒雷登大使已经告诉我了，他已向马歇尔国务卿提出了要老蒋下台的建议，由我们跟共产党重开谈判。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可不能把自己的部队投向徐州战场为他（指老蒋）卖命呀！”当晚，白崇禧细细琢磨，真要实行“守江必守淮”，须将主力部队部署在淮河以南，采取攻击防御战术。战事发展至今，徐州“剿总”的几个兵团却以徐州为中心，一字排开布防在陇海线上，要想再变更部署，为时已晚。以后徐州会战失利，恐怕老蒋会借此诿过于他。既然现在前线屡屡失利，出现了要和谈的潮流，他还是觉得拥兵保存实力静守武汉观风向为好。 事隔一夜，他决心变卦。 10月31日上午10时，军事会议举行第二次会议，白崇禧发言，坚决不肯指挥华中、徐州两个“剿总”，一口拒绝了统一指挥中原大军的任务。他悻悻地说：“五个月前，我要求统一指挥中原大军，那时候为什么不答应呢？现在要想重新部署兵力，已经来不及了！” 11月，人民解放军发动淮海战役，国民党军节节惨败，黄伯韬兵团在碾庄被歼，黄伯韬举枪自杀；黄维兵团也在双堆集被围。蒋介石急电“华中剿总”调兵驰援。白崇禧对调兵援徐竭力反对，勉强让第二十军东调以后，就再也不让第二军等部队调走了。国防部的电报、参谋总长顾祝同的电话，都被白崇禧硬邦邦地顶了回去。这可急坏了蒋介石，便亲自从南京打电话到汉口，找白崇禧讲话。开头双方的态度还好，以礼相称，“总统”、“健生兄”称得颇热。说来说去，双方态度急剧变坏，声调越来越高，互不相让。蒋说：“我是总统，调二军是军令，你是军人，应该懂得服从命令。”白崇禧此时毫不示弱，说：“合理的命令我服从，不合理的命令我不能接受。如你认为我不听命令，你撤我的职好了。”双方交锋了几十个回合，一个电话打了半个多钟头。蒋介石气得把电话都甩了。白崇禧放下电话后也一不做、二不休，下了紧急命令不准集结在沙市的第二军东调，还命令到了汉口的第九师开回沙市去。 白崇禧这时敢顶撞蒋介石，有他很明显的政治目的，就是逼蒋下台，让李宗仁取而代之。当时，蒋介石内外交困，平津、淮海战场上，惨败得局面不可收拾。当时，蒋介石又干预美国大选，支持纽约州长杜威竞选总统，与杜鲁门唱对台戏。11月间大选揭晓，还是在职总统杜鲁门当选。蒋介石派夫人宋美龄飞去美国请求援助，遭到杜鲁门拒绝。此时，蒋介石除了下野之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 12月17日，蒋介石正式派张群、张治中、吴忠信三人到傅厚岗副总统官邸拜访李宗仁，告以蒋介石有意下野，由李出来主持和谈。李宗仁让程思远把这消息打电话到汉口通知白崇禧。白崇禧高兴得不得了。他甚至一天往南京给程思远挂几次电话，询问有没有进一步的消息。 “程委员么？王先生有电话给你。” 从汉口挂往南京的长途电话总是这样开始的。这是白崇禧为了迷惑特务，提防窃听，用桂林口音的广东话说的。 卷三 国共和谈 第四章 白崇禧的爱将，在解放军中受衔中将 （1947年2月—1948年11月，莱芜—香港） 这是在泰山以东、鲁山西南与莱芜县以北的大石山区。石山峻峭逶迤，山虽不高，沟壑却深险，山势苍茫光秃，因缺水而没有植被绿荫，颇有点像美国西部片里牛仔大显身手的荒原。 1947年2月20日，就在这一带山里，纵横几十里枪炮声响个不停。这就是人民解放军粉碎敌人全面进攻而打响的莱芜战役。2月以来，华东野战军在陈毅司令员的指挥下，几度求歼鲁南之敌而未成后，陈毅毅然决定放弃临沂县城，除以两个纵队在临沂附近以宽大正面的部署阻击南线之敌，另以地方部队进逼兖州，并在运河一带架桥迷惑敌人外，以主力七个纵队迅速秘密地向新泰、莱芜两侧集结，形成一个大口袋诱歼进逼大汶河的国民党军李仙洲集团。枪炮声响了四天才稀疏下来。至23日，华东野战军在莱芜城以北口镇以南的地区，全歼国民党第七十三、第四十六军等部共七个师（旅）5.6万余人，生俘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被歼的这两个军刚刚换上全新美式装备不到一年，等于刚刚验收而在莱芜试用过后，就拱手交给人民解放军了。陈毅司令员在庆功会上曾经幽默地说：“我们当然十分感谢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给我们送来最新美式装备，我们照收不误。今后来多少收多少，我陈毅包打收条。”据当时在南京的人说：“莱芜战役消息传来，白部长突然老了十年。”这次被歼灭的两个军，尤其是韩练成军长率领的第四十六军，在担任国防部长的白崇禧心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第四十六军是桂系的王牌部队，经白崇禧的关心刚刚用美式武器装备起来，而韩练成又是白崇禧的爱将。韩练成尽管不是桂系军中成长的将领而是外乡人，却因天资聪颖、年轻有为、在军事上很有见地而深得白崇禧赏识。白崇禧的外甥海竞强也在第四十六军中担任师长。 2月20日战斗打响之前，韩练成带着12个卫兵从第四十六军将被歼的山里跑了出来。这一年他刚满39岁，风华正茂，看上去确是一表人材，浓眉大眼，身材魁梧，高鼻梁，方下巴，相貌不凡。他带的12个卫兵也是跟随他多年出生入死的子弟兵。要说这次陈毅的部队能打莱芜战役这番漂亮仗，应该说是韩练成为解放军立下的大功。 韩练成于1940年在桂林当师长时，结识了夏衍。夏衍得到周恩来的指示，从此和韩练成保持着联系。夏衍因皖南事变形势的变化而离开桂林时，韩练成曾给夏衍留下了一个柳州的信箱号码作联系地址。1941年，韩练成在重庆的国民党国防研究院学习，曾以第一名的成绩引人注目而被选入委员长侍从室和参谋总长办公室。这时，他原来在西北的莫逆之交周士观先生作为马鸿逵的代表驻重庆，寓所就在重庆民生路。周士观先生是个热诚的爱国知识分子，与董必武、周恩来、叶剑英等共产党人是朋友，周先生曾和共产党人罗炳辉将军天天见面，天天争论，最后，信服了共产党人。韩练成在重庆期间，经常是周士观家的座上客，两人无话不谈。韩练成在侍从室的位置，使他对国民党的腐败认识得更透彻。他请周士观先生将他介绍给他仰慕已久的周恩来。周恩来早已从夏衍、李克农的渠道得知了韩练成要求进步、接近共产党的表现，同意与他会面。在周士观先生的秘密安排下，周恩来单独同他见了面。朴素亲切的周恩来给他讲的中国革命的道理，使他有大彻大悟的感觉，他当即明确表示要投身革命。周恩来望着他说：“你投身革命的愿望很好，我们党是十分欢迎你的。当前当务之急是在目前的环境中，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抗日救国。这不仅是与你投身革命的愿望和觉悟是一致的，而且也是你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 韩练成脸有点红，语调显得激动：“我想……现在我可以加入共产党组织，成为她的一员么？” 周恩来握着他的手说：“当前的头等大事是抗日，团结国民党人一同抗日救国更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希望你在那边为党工作。当然，你会因此受些委屈的。” 韩练成立即说：“委屈我是不怕的。只是国民党如此腐败，我要替他们背黑锅了！” 周恩来深邃的眼睛盯着他，沉默了片刻，又说：“是的，有人会误解你的，也许时间会很长。不过，我希望你理解。” 韩练成当即凛然豪爽地表示：“周先生，有你如此深切的理解，我情愿背一辈子黑锅！” 韩练成与周恩来的这次秘密见面，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他决心按周恩来说的，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为革命为人民多做工作。抗战后期，他出任第四十六军军长，率领部队追击日寇，进入广州湾的雷州半岛。抗战胜利后即奉命驻防海南岛。在韩练成开赴海南岛之前，周恩来嘱咐夏衍和韩练成联系，与他约定：他的四十六军到了海南岛不打中共的部队，中共在岛上的部队（琼崖纵队）也不打他的部队。但是，四十六军上岛，还是遭到了冯白驹指挥的中国共产党琼崖纵队的伏击，还将韩练成的腰打伤了。他当时很疑惑：为什么中共方面说话不算数。事后经过联系才弄清了真相：原来琼崖纵队的电台坏了，没有收到上级发来的电讯。1946年底，韩练成率领第四十六军奉调从海南岛开往山东打内战。周恩来嘱示夏衍再跟他联系。周恩来并通知了华东野战军陈毅司令员，说韩练成与我们有联系，要陈老总派人去与韩练成接上关系。陈毅就派魏文伯拿着夏衍亲笔写给韩的信去接头。魏文伯是个大胖子，穿上长袍马褂打扮得像个土豪劣绅，装成韩练成的舅父穿过前线深入敌后去找他。魏文伯在与韩练成的密谈中，按陈毅的意见提出了两种方案，供他选择：第一种方案考虑到打起仗来两败俱伤，没有好处，建议他最好是带动第四十六军起义，起义以后部队仍旧保留，归他继续指挥；第二种方案，起义要是无法进行，就由他将部队带到预定的地区，一举包围解决。韩练成听了，沉默了半晌，对魏文伯说，让他考虑一下摸摸底再决定采用哪个方案。几天以后，他告诉魏文伯，第一个方案难以实行，主要是因为还有一个师不听他的话。魏文伯问他：“哪一个师？”他说：“第一八八师。师长海竞强是白崇禧的外甥。”于是，他和魏文伯仔细商量了实施第二个方案的具体细节。当魏文伯和他告辞时，他紧紧握住魏文伯的手，魏文伯感觉到他有力的手掌在发颤，知道他内心一定十分激动。他压低了声音说：“请您叫陈总司令代我转告周恩来先生，他曾在重庆对我说希望我在这边为党工作，我一定完成这次的任务。” 韩练成终于极为出色地完成了将第四十六军和李仙洲统率的部队领进预先伏击地区的任务，使莱芜战役完成了国民党军队七个整编师（旅）被一举全歼的胜利之举。 当时受陈毅派遣化装潜入第四十六军的我军分区敌工科科长杨思德，受陈毅之嘱，保护韩练成及其卫兵一行秘密撤出，安全到达华东野战军司令部。 韩练成在陈毅的司令部住了一个礼拜。陈毅对他很好，两人都是性格豪爽的汉子，甚为相投。陈毅备了一桌菜，与他对饮。 陈毅为他斟满一杯酒，举起杯说：“周恩来先生要我代表他，敬你一杯酒。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不但知道你是个难得的将才，还知道你英雄海量。来，今天为你庆功，干了！” 陈毅想请他留下，继续带兵指挥一个部队。 韩练成说：“陈总，周先生和你的盛意，我都领了。我想，国民党这次并没有发现我，我打算回南京去，再与白崇禧打交道，再带出一个军来，再送给解放军，为党为人民多作贡献。” 陈毅不放心地问：“你是个败军之将，这样回去，有没有危险？我看有点吉凶难卜呀。我还是劝你留下来。” 韩练成去意甚坚，说：“蒋介石对我一直是有好感的，白崇禧又对我十分信任。国民党那边，丢了部队的败军之将多啦，有的还是照样担当重任，我明白那是凭他们的关系。这次，我相信白崇禧会保我的。”还有一层意思，他心里想着嘴上没讲，那就是，在国民党打内战的时候，他想凭自己和白崇禧的关系说服白崇禧不要打内战，而与共产党合作。他知道蒋介石对白崇禧不信任，蒋白之间裂痕甚深，但是蒋介石对白又打又拉，他也对能否说服白崇禧把握不大，他只是决心做到仁至义尽。 陈毅沉默了一会，说：“你一定要走的话，我还要为你请示一下周先生。要是周先生同意你走，为了你的安全起见，你带来的那12个卫兵，就不要让他们跟你去南京了。” 韩练成说：“这12个弟兄出生入死，跟了我半辈子了，我韩练成怎能把他们扔下不管？！” 陈毅说：“这一条我不会答应你。你回南京去是肯定要受到怀疑和审查的，把他们带回去你会有生命危险的。你带来的12个弟兄不是扔下不管，由我来管，我送他们到东北去，每人还发一笔费用。除此之外，为了保证你在南京的安全，我还要下一条命令，在莱芜战役所俘获的第四十六军的军官，凡是营以上的，一个也不能放他们回去。” 韩练成对此十分感谢，又与陈毅干了一杯。 陈毅还与韩练成商定，由这边派一个得力的同志，护送他回南京，保证他的安全，遇事同组织上联系，在行动上听韩练成指挥。 经过用电台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同意韩练成回南京。 做了六七年敌工工作的青年共产党员张宝祥，被挑选出来，接受了护送韩练成将军回南京的任务。韩练成见张宝祥精干、淳朴，又很机灵乖巧，十分高兴。他想了想，安排好了他和张宝祥之间的关系。 韩练成对张宝祥说：“你从现在起就叫王忠杰，你的父亲叫王汉卿，是我过去在济宁时结拜的把兄弟。当时是兄弟七人，你父亲王汉卿居长，我是老七，你以后就叫我七叔。” 张宝祥马上机灵地点头应道：“是，七叔。” 韩练成满意地微微一笑，又说：“莱芜一战，陈毅之部将我军包围，七个整编师全军覆没。我……也与军部失散，投奔义兄、山东的小军阀王汉卿。汉卿兄不在家，只有大嫂和侄儿王忠杰。” 张宝祥即口应道：“是。” 韩练成很欣赏张宝祥反应机敏，拍了拍张的肩膀，又说：“你母亲觉得我留在这里很危险，让你把我送到青岛。到青岛以后，因战事很乱，回家去也有危险，你就随七叔到南京去了。” <h3>互换身份</h3> 张宝祥就在韩练成的安排下，成了王忠杰。 王忠杰同韩练成一起生活了两天，相互熟悉。韩练成身穿深色暗花绸长衫，外罩虎皮马褂，头戴灰色呢礼帽，鼻梁上架着无框金丝眼镜，显得很有派头，不时还哼上几句曲儿。王忠杰熟悉了七叔，七叔也满意这个贤侄。两天后，他俩出发了。他们来到海边，在一个叫红石岩的小镇登上一条早已备好的小船。这时，暮色已降临。小船在夜色中驶向国民党军队占领的青岛。 天刚亮的时候，小船驶到了滨海的青岛城。 淡淡的晨雾弥漫着码头。刺刀闪着光亮，码头上设有国民党军队的哨卡，士兵端着枪在盘查过往行人。海面上还有巡逻艇在行驶，港湾里停泊着军舰。小船同其他各种民船一样，慢慢地泊靠了码头。韩练成和王忠杰一下船，就混入进城的人群之中，他俩一前一后拉开了距离，保持相距十多米。韩练成穿长衫马褂的派头，使守卡的士兵不敢刁难；王忠杰的农民样子也没有引起怀疑。两人一前一后顺利地通过了卡子。韩练成过卡之后，叫了一辆黄包车，并向王忠杰挥了挥手，让王忠杰也搭上了车。韩练成给了车夫一个地址。两人乘车顺利地来到四十六军驻青岛的留守处。 留守处的负责人是四十六军政治部主任屈伸少将，和韩练成有西北同乡之谊，是韩的亲信。屈伸见军长只身逃回，赶忙收拾屋子，张罗安顿。韩练成叫屈伸向济南王耀武总指挥报告，他已到青岛。王耀武很快回了电报，即刻派专机来接他飞去济南。韩练成看穿了王耀武想拿他作莱芜战败的替罪羊，以开脱自己的责任，就嘱咐屈伸马上买了船票给他俩去上海，并电告王耀武，他已离青岛赴沪。据说，王耀武接到电报后暴跳如雷，其要拿韩练成替罪的梦想，没法实现。 韩练成到上海之后，直奔白崇禧在上海的公馆。在公馆里，他直接同在南京的白崇禧通了电话。白答应在蒋介石面前为他讲话，要他在上海歇两天。两天之后，他带着王忠杰乘火车回到南京，让王忠杰同他住到玄武门傅厚岗自己家里。 韩练成到南京后，就向蒋介石汇报莱芜战役的情况。蒋介石听了，表面上对韩练成十分客气，称韩练成是“莱芜战役唯一生还的英雄”，还说“如无过人的胆量和超群的智慧，怎么能从陈毅铁桶似的包围圈中逃出来呢？”并且盛赞韩练成“一伺逃出，即刻返京，极其忠勇可嘉。”蒋介石让他给中央训练团作报告，讲怎么作战，怎么逃回，以此来鼓舞士气。蒋介石还让用韩练成的讲稿刊行了一本小册子，名为《纵横匪区八百里》，记述突围脱险经过。白崇禧也在蒋介石面前为韩练成说了不少好话。但是，蒋介石生性多疑，对韩练成全军覆没而独身逃回，是心存怀疑的，但是四十六军的官兵除韩以外一个也没有回来，即使怀疑，也无法取证。蒋介石暗地指示军统严加调查。蒋介石的怀疑还表现在对韩练成的重新任用上。蒋没有像韩练成所希望的那样，再给他重新带兵让他去给共产党送礼。蒋还撤销了第四十六军的编制，只委任他为国民党总统府参军处参军。这是一种没有实权的闲职。 闲来无事，韩练成就整天上班品茶读报，下班饮酒看戏。他还装出一副要当寓公的样子，大兴土木修房子，置换家具，买地毯，亲自修换百页窗，买窗帘。 有时他还到白崇禧或是李宗仁处闲坐聊天。李宗仁问起他的生活起居，他总是十分感激地说：“请德公放心，练成承健公知遇之恩方有今日，并无奢求！” 和程思远聊天，他也是一副无心于仕途的样子：“思远兄，练成一介武夫，承健公、德公多年关照。如今败军之将，能安然于委员长身边，焉有不知足之理？！” 他深得白崇禧器重，与白的关系要更深一层。他到白崇禧家中，谈及时局、战况及国家前途及蒋介石的独裁专横，也曾劝过白崇禧同共产党合作。白崇禧默不出声，没有赞同，也没有反对，只是提醒他：“练成，这些话，你不能当着仲容的面讲，他是共产党。” 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形势越来越对韩练成不利。四十六军一个广西籍的团长卢玉衡在莱芜战役中左手和左脚中弹负伤，脚负伤还能行走。卢玉衡乘夜色向西南行走了数十里，遇到了第二十五军黄伯韬的部队搭救得以脱险。卢辗转来到南京治伤，见到韩练成身首健全地活着，十分疑惑。卢玉衡所带的第五十五团当初作前卫，嗣而转为左侧卫，再转为后卫。在战场上，友军的高级军官，连李仙洲等都见过，但始终不见我们的韩军长。他身为一军之长在战斗打响时，到哪里去了？韩练成在南京十分热情地接待了卢玉衡，派车接站，还送卢进中央医院治疗。韩练成愈是对卢亲切招呼，愈是使卢玉衡生疑。卢玉衡治伤后离南京回广西去了。但是，卢对韩练成“突围”的怀疑传到了军统的耳朵里。 随着军统对韩练成调查的深入进行，住在韩家的邢副官跳江自杀了。这天，韩练成从外面回来，神色严峻地问王忠杰：“忠杰，你同邢副官讲了什么没有？” 王忠杰说：“没有。” “他跳江自杀了。”韩练成脸色十分阴沉。 韩练成深知军统的手无处不在，高级将领的司机、副官，甚至保姆、厨师，都是军统的人或是为军统所收买。他知道刑副官和谢司机的关系都在军统里，必须按规定定期向局里汇报韩的情况。韩练成平时对他们又特别体恤照顾。刑副官一定是觉得左右为难、内心痛苦而不得不以死了结。韩练成敏锐地感觉到，军统局对他的调查越来越紧迫了。 不久，中统、军统破译了解放军的一些往来电报，加上经讨一年多时间的调查，蒋介石已经确认韩练成是共产党的人了。 白崇禧很快也得到了消息，并赶在蒋介石下决心处置韩练成之前，把他推荐给担任西北行辕主任的张治中。白崇禧和张治中在保定军校时是同学，住在同一间宿舍，共用一张书桌。虽说后来两个人思想观点不同，两人私交却一直很好。不久前，两人还在南京密谈过一次，共同对国民党的前途表示忧虑，还坦率地探讨过今后的前途和打算，并约定相互对这次谈话保密。白崇禧相信张治中不会加害于韩练成，危急时还会为他安排出路。张治中早就听说过韩练成，加上有白崇禧推荐，张治中欣然同意安排他担任西北行辕副参谋长兼警备旅长。联系妥后，白崇禧催促他快走。白既不提他莱芜战败之事，也不问他近来劝自己与共产党合作是什么意思。只是说，西北战事紧急，需他即刻赶去，一刻也不准延缓。 韩练成也感觉到事态危急，是白崇禧有意放他离开。他到西北向张治中报到。张治中端详着他，眼里透出敬崇与爱护的光。他仪表堂堂、英姿伟岸地站在张治中的面前，行过军礼之后，也表示了对张治中将军的敬重，这是曾经三上延安为国共谈判竭诚努力过的张将军呵。 韩练成到兰州刚刚住下，张治中设宴给他接风洗尘。酒宴之中，没说什么该说的话，寒暄罢了，宴毕辞行，张治中亲自送韩练成至门外。在韩练成准备上车时，张治中突然赶上两步，在车门边紧紧地握住韩练成的手。韩练成感到有东西塞在他的手，赶忙攥紧了手掌。张治中定定地注视着他，目光十分深沉含蓄，轻声吐出几个字：“练成，走好！” 韩练成淡然一笑。在车子里，他展开攥紧的拳头，手掌上是两张从兰州飞往香港的机票。几年之后，韩练成与张治中在北京见了面，张治中才笑呵呵地告诉他：他离开南京到兰州的消息一传到蒋介石那儿，蒋大为恼怒，但也不便对白崇禧发作，就给张治中发了一份命令电，声称已经查明韩练成是共产党，命令张治中一俟韩练成到达，立即逮捕，押回南京处置。 韩练成脱险来到香港，找到了正在香港的夏衍。当时，夏衍奉周恩来的指示在香港配合中共驻港负责人潘汉年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当时正好一大批留在蒋管区的各民主党派人士也陆续撤退到香港。当时，东北已经解放，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来电，欢迎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民主人士到东北解放区共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当时是租用挂有外国旗号的轮船驶往东北。这是一艘挂挪威旗的船。夏衍经请示周恩来同意，香港政治情况极为复杂，让韩练成与民主人士同船到东北。 1948年11月下旬，第二批民主人士乘船北上时，夏衍亦安排送韩练成上了船。同船的有郭沫若、马叙伦、沙千里、许广平母子等著名人士。韩练成也是一副长衫马褂的商人打扮。上船时，夏衍曾叮嘱他：“情况复杂，要谨慎小心，在船上你不要引起别人注意。” 船行驶在海上，往北要驶往东北解放区，他向往已久的新的生活即将开始，他心情确实十分激动，忍不住在甲板上与同船的人士海阔天空地聊起天来，从内战讲到新中国的前途及国际形势，完全不像个商人。幸好在航行中没有出事，数天之后轮船顺利地抵达东北解放区的大连港。 在周恩来的关照下，中共地下党亦秘密安排韩练成的妻子汪啸芸携同儿女离开南京，转上海来到香港，住在九龙。夏衍并多次到九龙看望汪啸芸和孩子们，并告诉说，韩将军在那边很好，请放心。 新中国成立后，韩练成曾任国防委员会委员，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兰州军区第一副司令等职，1955年被授为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他于1950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对国民党起义将领，有功的奖以用黄金支付的一大笔资金。韩练成接到领取这笔黄金的通知时，内心非常痛苦，他觉得自己不是起义将领。他没去领这笔黄金，只是写了一个报告，全部交了党费。 有一部故事影片《将军的抉择》，据说是以他的经历为素材，竟把他说成是大兵压境、不得不降的国民党将领。他看了觉得十分难受。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夏衍成为被打倒的对象而被关了起来。夏衍和韩练成在抗战期间建立起来的关系，竟被算为夏衍的一大罪状。说夏衍“招降纳叛，收罗国民党反动将领来进行反党活动。”红卫兵为此还去兰州找韩练成外调。 1989年除夕那天的上午，夏衍是坐在轮椅上向笔者回忆其与韩练成的关系的。夏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迫害致下身瘫痪。夏衍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担任了全国政协常委，韩练成将军也是全国政协常委。我俩开会的时候碰见了。韩练成告诉我说，红卫兵去兰州找他外调，他问红卫兵：‘你们要了解什么事？’红卫兵答：‘调查三反分子夏衍的反党历史。’他听了，怒目一瞪，喝道：‘你小子是什么人物？你们还不够资格来问话！回去叫你们爷爷辈来谈吧。’他连坐都不让红卫兵坐，伸手指着大门口，把这伙红卫兵赶走了。” 卷三 国共和谈 第五章 潘汉年安排李济深离开香港前往东北解放区 （1948年11月—12月，香港） 这些日子，他处于十分兴奋的状况之中。他尽管还身在香港，心已经在向往即将乘船北上的情景。向往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向往着新的民主联合政府，向往着即将诞生的新中国…… 1948年真是一个转折性的年头。蒋介石的独裁政权崩溃瓦解，已经是大势所趋。人民解放军在各地转入反攻，捷报频传；及至秋冬之间，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北平解放已经是指日可待了。今年元旦在香港湾仔那座由陈此生租来的大房子里宣布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时，他就旗帜很鲜明地说：“蒋介石言而无信，反复无常，这是我李济深几十年亲身经历，毫不虚假的，我们只有各尽其力，走拥护共产党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一条道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最初他提出想请宋庆龄领衔，宋答复她以不出面为好，在香港的同志可以请何香凝先生参加，后来大家的意见认为请他出面领衔主持，这样能够发动和领导国民党内一切民主力量，从各方面协助中国共产党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他觉得身上的担子很重，关于怎么走民主道路的问题，有诸多观点，存在着不少斗争；他慨然应允出面担任主持工作，拨开迷雾，与何香凝、蔡廷锴、柳亚子、陈此生等诸位前辈一起，坚决主张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打倒蒋介石，成立革命的联合政府，以便有效地进行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在他的提议下，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个口号，也在第一届代表大会宣言中表达出来了。当时，蒋介石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反动组织”而取缔，民盟总部亦迁来香港坚持斗争，而且更加活跃。民主促进会、农工民主党、致公党等爱国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与不少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在蒋介石的高压政策下，亦纷纷从内地云集香港，进行各种爱国民主活动。这年5月1日，毛泽东主席亲自给他和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致函，提议召开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还打算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来解放区进行讨论。为此，中共驻港负责人潘汉年等多次登门上他家里来协商。毛泽东的函件在他心里掀起了波澜，他像是看到新中国的航船已经在海平面上露出了桅杆。8月下旬，他让蔡廷锴代表民革，与代表其他民主党派的沈钧儒、章伯钧等一批著名的民主人士一起，在中共方面的章汉夫陪同下，作为第一批北上人员乘租用的外轮离开香港。这是租用的苏联轮船波尔塔瓦号，从东北装来了大豆、皮毛、猪鬃等土特产品及黄金，到香港来换回了西药、电讯器材、高级纸张以及汽车轮胎等物资。轮船要经过台湾海峡，随时都有被蒋军兵舰炮击和飞机轰炸、甚至劫持到台湾的危险；而且航程很长，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会出问题。这艘船出发后，他十分担心船的安全，一直焦急地等待着船开出后的消息。直至第八天，潘汉年专程笑孜孜地登门告诉他：已经接到大连方面的电报，说“船已顺利到达朝鲜的罗津，中央派李富春同志专程迎接，已前往哈尔滨。”不久又传来消息，他们于九月底安全抵达东北解放区的中心城市哈尔滨。他听了十分振奋，顾虑也消释了。第二批民主人士，包括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母子等，也即将出发。他将作为第三批民主人士中的一员，很快也将离港乘船奔赴东北解放区。这使他的心一直难以平静下来…… 两天之前，潘汉年已与他约好，今天下午2点半钟到他家来具体讨论乘船离港的计划。他十分兴奋地在等待潘先生的到来，连午觉都没有睡好。他最近已经意识到，在最近蒋介石途穷日暮、四面楚歌的时候，他已经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有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方面因为蒋介石的腐败和屡打败仗而考虑换马的时候，敏感而老练的港英当局风闻了李济深可能与中共联合，昨天，港英当局派了一个官员来看望他。寒暄过后，探询地问：“风闻中共方面想邀请李先生北上共议政事，是否确有其事？” 他知道港英当局为了维持香港的局面，十分希望中共和国民党“划江而治”，因而愿意他坐镇香港，不希望看到他到解放区去。他笑了笑，回答：“抗战胜利后，中国内战不息，动荡不安，老百姓再也不堪战乱了。国难当头，我是坐在香港自家屋里对国家大事发几句议论尚可，别的事做不了啰，任潮老矣，已经不堪颠沛流离了。” 也曾有个美国驻外官员在金陵饭店的一次宴会上与他接触，有意识地向他发问：“李先生，有消息说，我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想以李宗仁先生取代声誉扫地的蒋委员长。你是老桂系，李宗仁是得你扶植的新桂系的领袖，想必李先生你很快将会对中国政坛有所作为了？” 他盯着对方望了一会，坦然而答：“蒋介石祸国殃民，给国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他声誉扫地，不得人心，是所有正直爱国的中国人所有目共睹的。可是美国人以为换一个人就能挽救危局，那不是太天真幼稚，就是对中国国情的无知。我想告诉你，我党冯玉祥将军今年初在美国演说讲的：‘中国的前途在于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在于与工农大众在一起，把毛泽东的宣言、中国民主同盟的宣言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宣言纲领，真正实行起来；我们工农大众喜欢什么，我们就说什么做什么，而不能是美国人喜欢我们说什么做什么，我们就说什么做什么。’贵国《纽约时报》曾经歪曲了冯将军的讲话，我曾替冯将军申明真相，将他这段话登在香港《华商报》上。” 那个美国官员在宴会上真是自讨没趣。 他已经是多次抬头看墙上的钟了，怎么还不到2点半？！他自己嘲笑自己，真是“心急也嫌钟表慢。”潘汉年已经多次来过李家，给他十分深刻的印象。从1947年底开始，中共香港分局与民主党派领导人定期举行座谈会，座谈会每两周开一次，边聚餐边座谈，由中共香港分局的领导人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轮流主持。如轮到中共主持，座谈会就在连贯家里举行，轮到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持，就在李济深家里举行，轮到民盟主持，就在沈钧儒家里举行。每次座谈会都有中心议题，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融洽无间。潘汉年是很受大家欢迎的座谈会主讲人之一。他很欣赏潘汉年言谈亦庄亦谐，举止温文尔雅，寓宣传于谈笑之间，还能随口吟诗作对。 “当——”墙上的钟到2点半时敲了一下，余音未绝，潘汉年居然笑眯眯地走进客厅里来了。潘汉年斯文地抬手扶了一下鼻梁上的金丝眼镜，再指指门外，幽默地说：“李任公，你门外有‘狗’。” 他问：“你发现什么情况？” 潘汉年凭长期搞地下工作的经验，觉察李济深门口的异样，说：“你门口附近有两个形迹可疑的家伙，我一看就知道是特务。” 他淡然一笑，说：“蒋介石要留我在南京留不住，是不愿我离开香港的，更不愿我到解放区去了。他们一定是闻到什么风声了。” 潘汉年神色严肃地说：“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李先生放心好了，我们也要作出相应的安排。关于你乘船离港北上的行动，周恩来再次来电关照，要保密，谨慎，周到，安全。今天我专门来跟你讨论具体的方案。我们要选择确定一个最保险的方案。” 李济深也说：“前几天，何香凝老人也劝我早走的好，一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二则是为了安全起见。我在香港已经是树大招风了。” 他俩上楼到书房去认真筹划起来。潘汉年告诉他，方案考虑得十分缜密细致，诸如：租哪一家公司的船？船长、大副、二副，对我们的态度如何？这条船上将有哪些人同行？有几个人认识李济深？人们带的行李有多少？万一有意外的人认出他是李济深怎么办？乃至怎么出门、住旅馆、搬行李、保卫、放风等具体细节，都进行了推敲，并征求他本人的意见。他听罢，深为共产党对他的尊重和爱护而感动。 商议罢北上的事，潘汉年望着他说：“李先生，我们有一事想请您帮忙。” “都是自己人，不必客气。”他说。 潘汉年说：“现在天已经转冷，我们东江游击队要添置冬衣，北边的经费一时还汇不来，有朋友联络好了马连良和张君秋，请他们唱几天义务戏，筹一笔钱。我想请李先生出面，先宴请马、张诸位。” 他听了，一口应承。 潘汉年临走之前，还告诉他两件事：“一件是第三绥靖区何基沣、张克侠将军率领所属第五十九军、第七十七军的部队2.3万余人，在徐州附近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另一件，我们刚刚得到可靠消息，蒋介石的亲信、担任国策顾问的陈布雷先生不是像日前中央社报导的‘心脏病突发逝世’，而是因感于蒋介石政府垮台无可挽救，饱受刺激，就采用吞服大量烈性安眠药的办法自杀于卧室之内。还在办公桌上留有一封致蒋介石的遗书。” 有部队起义参加人民解放军，在近年来不断发生，这是在李济深意料之中；张克侠是冯玉祥部将，冯玉祥出国之前，曾带张来见他，要张以后听他指挥。他曾告诉张克侠，以后不要打中共，遇到中共，就把部队撤到别处去。张克侠终于起义了！作为深受蒋介石信任的首席幕僚人物陈布雷自杀，他初一听，尚觉意外，细一想，这说明了蒋介石已陷入众叛亲离的境地。他认识陈布雷，一闭起眼睛，那一袭长衫、文士气派的模样如在眼前，陈布雷文笔犀利，与郭沫若两人同被称誉为当今两大希世才子。北伐的时候，他就很欣赏陈布雷所写鼓吹北伐的文章；只是以后陈为蒋介石所重用，使他深为惋惜。呜呼，罕世奇才，落得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潘汉年走后，他派人到门外暗地察看，果然有一两个形迹可疑的男子在探头探脑，东张西望。是港英当局的便衣？还是军统的特务？他凭直觉感到这是蒋介石派来的，唯恐他与共产党搭上线，跑到解放区去。香港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已经不是蒋介石统治的范围，被称为“自由港”，但各方政治势力在这里都很活跃。港英当局只重视维护英国在港的利益，对别的事，当局一概抱着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的态度。因而，香港的政治形势十分复杂，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在这儿进行自己的活动，蒋介石的特务组织与一些亲蒋的势力也在这儿出没。 李济深想，蒋介石早就将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在蒋介石即将垮台时，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得出来的。抗战胜利前后，蒋介石解决了云南龙云部队以后，催促他回到重庆，他知道蒋介石快要做他的文章了，就留在家乡，偏偏不去就范。他在广西担任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接近民主人士，参加民主活动，还对蒋介石在政治上提出许多批评。因而，又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在桂林办公厅所辖范围内，如张发奎、薛岳、余汉谋等，都是李济深的拥有实力的旧部，蒋介石怕他们联合起来造反，就将桂林办公厅取消了，调他到重庆去担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明升暗降，有名无实。这明明是蒋介石的阴谋诡计，他当然不肯上当。蒋介石一再发来函电催促，他就是不去。蒋介石不甘心，又派蒋经国来桂林劝驾。蒋经国对他说：“我父亲命我来同老伯请安，现在国难深重，希望老伯早日去重庆，共同负起国家的责任。” 他语气平和地说了一番话： “是的，国家的事是众人的事，应该由大家来负责。可是，这些年来你老太爷确是太辛苦了。他总是把国家的事情个人负起来干。我去重庆，要是你老太爷能采纳我的意见而对国家有帮助的话，我又何惜这一行呢！？如果仅为了安排我的一个职位，那就大可不必。我的意见曾多次向你老太爷提过，似乎从未引起他的重视。你这次从赣州来，沿途想必看见或听见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挣扎在死亡线上。士兵们更不用说，一串串用绳子捆着，经常挨打受饿，过的牛马不如的生活。像这样民心士气如此低沉，政治还不改革，战又如何能抗得下去呢？你从苏联回来，我听说你父亲要你读了不少的古书，我就讲个故事给你听。从前有个武王、周公，也有个伯夷、叔齐。那武王、周公要去伐纣，而伯夷、叔齐反对，可是武王、周公还是去伐了纣，后来写历史的称他们是‘圣人’；而伯夷、叔齐因其志不行，却跑到首阳山上去饿死了，以后的历史家也称他们是圣人。如今你老太爷已经做了武王、周公，何妨让我来做这个伯夷、叔齐呢！人各有志，不必相强。我希望你把我这些意见，转达给你老太爷好了。” 他一席话说得蒋经国哑口无言。蒋介石当然怀恨在心。他那时决心摆脱蒋介石，在广西组织民兵武装，他曾派人和史迪威联系，史迪威答应在美械分配上帮忙。后来因史迪威被蒋介石排挤回美国，他的计划即告落空。桂林沦陷之后，他回到梧州家乡去做发动民众的工作，带动了一些民主人士一起去进行，还与中共的地方武装联系，相互支援。蒋介石又写了亲笔信，托人捎来梧州要他去重庆。他还是不买账。蒋介石当然不甘心。抗战胜利后，他曾以为民主有希望了，他在参政会上，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都与蒋介石对抗。内战打起来了，蒋介石三次电请他上庐山商谈，他借此向蒋介石面谏，希望其悬崖勒马。蒋介石仍是一意孤行。他决心不再对蒋抱期望，要反蒋到底。他租出在南京的房产，得一亿元作为民主活动经费。正好冯玉祥也被解除军职，强派赴美考察水利。冯玉祥出国前与他相约，分头发展民主反蒋活动。他转来香港，组成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公开和蒋介石唱对台戏。 门外有一两条狗算不了什么！他李济深活到今天已经六十有二，已经没有什么可怕的啦。跟孙中山先生革命，算至今已有几十年，他有过坎坷和曲折，国共当初分裂时，他认识不够，受人怂恿，赞成了清党的主张，给革命带来损失，常使他在心里感到沉痛。血腥的现实使他清醒了，逐渐选择了正确的道路。他深以自己选择的道路为自豪。所以，这些日子他内心特别不平静，好像又回到了青春焕发的岁月。他要在离开香港之前的短时间内，多做工作。他曾经亲笔写信托人带给李宗仁和白崇禧，劝他们认清形势，同蒋介石决裂，向人民靠拢，但均未见回复，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收到信了。 几天之后，陈劭先对他说：“白崇禧有个亲信叫黄启汉正在香港。黄启汉想见你一面，见不见？” “黄启汉在香港么？我要见他，还要叫他找找白崇禧做工作。” 黄启汉是白崇禧原来的秘书，他原来就认识黄启汉。他正想找黄启汉来了解李宗仁和白崇禧的近况。第二天，陈劭先安排了黄启汉到他家里来见面。 “启汉，你来香港办事么？”他问。 “任公，我奉命来港搞对外贸易。蒋介石政权崩溃已是大势所趋，广西是想为今后找一条经济上的后路。”黄启汉说。 “顺不顺利？”他又问。 黄启汉叹了一口气，说：“蒋、陈、孔、宋四大家族对外汇控制得很严，几乎都让他们垄断了。香港市场上法币又暴跌不止，我原来的想法都泡汤了。” 他抓住话头问：“你刚才讲蒋介石政权的崩溃已是大势所趋，不知道德邻和健生有什么打算？” 黄启汉在他面前实话实说：“我只知道，健公想支持德公取蒋而代之。” 他笑了笑，说：“蒋介石以前也下过几次野了，那不过是以退为进的花招而已。我不知道德邻、健生是怎么想的。但愿不要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呵。” 黄启汉说：“我也觉得蒋介石即使下野，也不会放权的，到头来德公只会成为傀儡而已。” 他望着黄启汉，沉默了好一会，才问：“你可不可以带我一封亲笔信到武汉去见白健生，争取他起义？” 黄启汉听了十分高兴，说：“好呀，我愿意去试一试。任公你德高望重，出面劝他正好。” 他当即从抽屉里拿出一小块白绫条子，抖了开来，上面已经用墨笔写满了蝇头小楷，递给黄启汉：“信我已经写在上面了，你先看一看。旅途上要小心收藏。” 黄启汉展开白绫条子，瞄了一遍。全文如下—— 健生吾兄勋鉴：革命进展至此，似不应再有所徘徊观望之余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至所望于故人耳。革命原是一家，革命者不怕革命者，望站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立场，依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反独裁、反戡乱主张，赞成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立即行动，号召全国化干戈为玉帛，其功不在先哲蔡松坡之下也。详情托黄启汉兄面陈。此即颂筹祺。弟李济深上。12月22日 他还和黄启汉讲了许多道理，让黄转告白崇禧。因为潘汉年叮嘱过他对于即将离港北上的事要绝对保密，他才没有告诉黄启汉。 几天之后，是全世界基督徒欢庆耶稣诞生的圣诞节。香港自从被英国占据以来，已经形成了隆重过圣诞节的习惯，各公私机构都放假数日，各家亲人都在家里设置的圣诞树前欢聚。按潘汉年经过周密考虑制定的计划，李济深悄悄地离开了住宅。有人曾上门去拜会祝贺节日，得到的回答是：“刚刚上亲友家庆贺圣诞去了。”他秘密地先住进一家不显眼的旅馆。暮色时分，在各家举行团聚的喜庆家宴时，他在专人的陪同下，为了迷惑外界耳目，特地公开露面参加了邓文钊先生的宴请，同时参加宴会的还有朱蕴山、吴茂荪、梅龚彬、李民欣、陈此生，何香凝老人也到席作陪。席后，他们几个便乘上事先准备好的小艇，带上酒菜，装作庆贺圣诞泛舟游览的样子，乘着小船在水面上游弋于外轮之间，闲荡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才靠拢要上的苏联货船。上船后，为避免见到不少熟人，特地将他和朱蕴山、李民欣安排在船长室，让他们不露面，以避免海关检查。这一次走的人，有的西装革履，扮成经理模样；有的则是长袍马褂或是普通衣着，装成商人，装作乘船到东北做生意的，事先在口袋里还装上一套货单子。各人还事前编好一套话，以便应付检查。 这艘苏联货轮拉响了汽笛，终于在深夜驶离了香港。 具体负责筹划和领导这项工作的潘汉年，和夏衍、饶彰风一起，在码头附近一家旅馆里，守着一部电话机指挥这次人数最多的北上行动。电话铃响了，有人用暗语报告，“船开了。货放在船长房间里。英姑娘没有来送行。”他们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高兴地松了一口气，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中央交给的这项任务。当晚并向周恩来发电报告。 不料，李济深离港之后没几天，就被人发现了。 事出凑巧，蒋介石于1949年在四面楚歌之中发表元旦文告，宣布求和及准备下野，声称：“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则我个人无复他求，个人进退，绝不萦怀。”诸多人士登门去找李济深，想问他对蒋氏元旦文告有什么批评，这就发现他已经离开香港。港英当局也知道了。在香港各界立刻引起了反应。港英当局的政治部主任亲自找到民革的副秘书长吕集义，责问说：“李济深先生的安全，我们是要负责任的。他走了，你们为何不事先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有影响的人离开香港，连我们都不知道，叫我们怎么交待？”为这件事，香港的传说就更多了，香港《大公报》1949年1月4日登了这么一则消息：“美联社香港三日讯：据可靠人士告本社记者，李济深已离港赴华北中共区。据说……经北韩赴哈尔滨。这是以前北上开新政协的其他民主人士所采取的途径。” 新中国成立后，李济深先生曾经深有感触地回忆说：“那次从香港秘密北上驶往东北解放区的航行，是一次令我最难忘的旅程，是我人生中最重要和最光荣的选择。” 卷三 国共和谈 第六章 黄绍竑与白崇禧之间爆发争吵 （1949年元月—2月，汉口—香港—南京） 1949年元月初的一天，黄绍竑在上午就来到汉口郊区的王家墩机场等候。等了老半天，一直等到下午3点钟，陈纳德所办民航公司的飞机才飞到。这是为他包的专机，包机的费用为150万元金元券，相当于8万元港币。白崇禧认为，这是关键的时候，不要怕花钱。等飞机加满油，他走进机舱一看，什么“专机”，里面堆满了货物，连坐的位置都没有。好不容易才把货物挪开，腾出一两个座位来。陈纳德真会打算盘，既收白崇禧的包机费，又收货主的运费。黄绍竑急着要赶去香港，也不好埋怨。 飞机起飞了。白崇禧还派了机要秘书海岱禄带着密电码本同他一起去香港。白崇禧还耍一点小诸葛的花招，亲笔写了一封信给广东省主席兼绥靖主任宋子文，说是派黄到香港洽购军用品，让他万一在广州或是香港碰到宋子文有话可说。 黄绍竑匆匆忙忙的，走得真急，几天之前他还在上海，现在又要从汉口赶去香港，中途还要经过桂林传话。几天之前，也就是1948年12月25日，他在上海霞飞路的家里得到消息，说白崇禧在武汉发了个“亥敬”电，称：“民心代表军心，民气犹如士气。默察近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尽。”谓部队不能再战，力劝蒋介石以党国和人民性命为重，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他一听闻，即明白这无异于胁迫蒋介石下野，由桂系李宗仁出面收拾局面。他觉得白崇禧干的相当于旧戏里“逼宫”的事。这事使他感到自己有可能被牵连进去，真是可怕极了！因为人们都知道他也是桂系，白崇禧去汉口就职还是他去劝驾的。难道不会有人怀疑白的举动不是桂系共同的预谋么？其实，他自从在6月份劝白崇禧任华中“剿总”之后，都没有同白通过音信。他联想到以前凡是有重要会议和宴会，蒋介石都把他当作自己范畴里的高级干部而经常特别邀请他参加的；自从他卖力协助李宗仁竞选上副总统之后，老蒋就再也不邀请他参加这类活动了。在那几天里，他真像是被赶急了的鸵鸟，一时躲在医院，一时又躲到朋友家里，不敢在自己的家里住，担心蒋介石手下的特务会突然出现不分青红皂白将他抓起来杀了。随后又想到，自己躲是躲不住。躲得脱的不是难，是难躲不脱。上海公安局长是他在浙江当主席时的保安处长宣铁吾，对他是很熟悉的，躲也没用。几天后，他又安心回到家里，听天由命。 在这几天，听说白崇禧又发了一封“亥全”电给蒋介石，重申前电。白崇禧一周之内，两电主和，当然是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蒋介石也不得不有所表示，在收到白崇禧的第二封电报之后，在蒋的黄埔路官邸召开有李宗仁及国民党中常委40余人参加的聚餐会。饭后，蒋介石拿出他的“元旦文告”，声明：“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这算是对白崇禧两电的公开答复。 此时，李宗仁频频打电话来，要他去南京商量。他想，去南京固然更危险，但是蒋介石要杀桂系的头目，大家同死在一起也好。他就到了南京，住在李宗仁家里，协助李宗仁与蒋介石的代表张群、吴忠信谈判。因为淮海战役还没有结果，李和蒋的这种谈判也是什么问题也没解决。在武汉的白崇禧见“逼宫”未见完全成功，也就急了，于1949年元月2日来电邀请张群和他到武汉去谈话。张群和他就飞到了汉口。张群带去了蒋介石的两条意见：“一，如果我引退，对于和平究竟有什么把握？二，我如引退，必须由我主动，而不受任何方面的压力。”蒋的意思是决不在白崇禧的压力下后退。白崇禧对张群敷衍应酬了一番。张群在汉口住了一晚，就飞回南京了。 张群走后，白崇禧就拉黄绍竑到卧室里去召开桂系的秘密会议。除了留在桂林的黄旭初之外，李任仁、李品仙、夏威等在武汉的桂系文武大头目都参加了。白崇禧首先发言，说：“这回我们同老蒋闹翻了。淮海战役一结束，他迟早一定会来收拾我们。南京的中国国民党党部是他的御用工具。我们一向是搞军事的，对于党务没有什么经验。以前我们屡次失败，都是没有政治上的支持，全靠枪杆来干。这回就大大不同了，不但要对付国民党内部，还要同中国共产党打交道。你们看怎样行呢？” 白崇禧望了望在座的人，又说：“蒋介石如果仍旧在位，各处都不服，和也难，战也难，所以非让蒋让位不可。蒋让位之后就会六军用命，可望南北分治。我的意见，李任公（济深）一向反蒋，他团结有一些民主力量，与共产党也有交情，不如请他到武汉来主持政治，我们就专管军事，这样就不怕了。你们看好吗？” 参加开会的人都赞成。于是推人起草用白的名义写信给李任公，易稿两次，都不满意。黄绍竑就建议说：“最好派与任公有关系的人去香港，当面说明这里的情形，比写信好得多。” 白崇禧想了想说：“季宽兄，这个重要使命只好请你负担了。” 他一口答应：“我辛苦一趟就是了。但任公在上海临走时同我讲过，到香港一有机会就要到解放区去。如果任公不在香港，同什么人接头呢？难道就空手回来吗？” 白崇禧反问：“你讲怎么办？” 他说：“如果任公已经离开香港，我是否就直接同中共驻港的负责人接头呢？” 白崇禧说：“那样也行。你就赶快动身吧。” 当时，火车飞机都不通了，白崇禧就与飞虎队长陈纳德联系，包了这架“专机”。 飞机下午3点多钟才由汉口起飞，五点到桂林。黄旭初已经等在机场。他将黄旭初拉到僻静处密谈了十多分钟，把南京、武汉和要到香港找李济深的情况都通了气。黄旭初说：“李任公以前在广西搞民主活动，我们认为他是‘半边共产党’，担心他把广西搞成‘第二个陕甘宁边区’，所以我们曾奉中央的命令，禁止他活动。现在李任公的‘民革’有人在桂林等地，你看是不是请他们先把招牌在广西挂出来？” 他说：“先不忙，等我到香港与任公当面商定再说。” 他当晚乘陈纳德这架飞机到达广州，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转乘英国飞机，只一个多钟头就到了香港。他在香港原来买有房子。他让海岱禄一同住在家里。一到香港家里，他立刻给住在香港的好友黄琪翔打电话。黄琪翔立刻到他家里来。他把南京和武汉的情形概要告诉了黄琪翔，并说专程来找李济深。黄琪翔说：“很可惜，你来迟了几天，李任公已于前几天动身到北方去了。我不知道民革留下什么人在香港负责。但是，你要同中共负责人接头，我有办法。” 在黄琪翔安排下，当天下午4点钟，在香港山顶上坚尼地台10号杨建平先生的家里，黄绍竑会见了中共驻港负责人潘汉年。 潘汉年听他讲述了南京和武汉的情形之后，说：“黄先生主动来找我们接头，我们是欢迎的。关于白崇禧将军可能反蒋的事，我们也有所闻，知道一些情况。但这样大的事情，我不能马上作主给你答复，我还要打电报向我党中央请示，复电要三四天才能到。黄先生路上也辛苦了，请休息休息，等候几天吧。” 过了三天，杨建平先生又约他到杨家去。潘汉年已经在杨家客厅里了。潘汉年说：“我党中央已经有了回电，要白崇禧派刘仲容为代表，由信阳到郑州沿途去找刘伯承将军接头。” 他立即赶回家，将情况拟成电文叫海岱禄翻成密码电告白崇禧。这几天，他还向汉口发去一些电报，报告香港情况，但回电却很少，回电中也没有告知是否已派刘仲容北上接头。他心里急得要命。 <h3>形势逆转</h3> 在他到达香港后，形势迅速发展。1949年元月10日，历时65天的淮海战役全部结束，兵团司令邱清泉被击毙，杜聿明被生俘，国民党方面一个“剿总”所属22个军部共55.5万人全部被歼。 消息传来，黄绍竑对黄琪翔说：“淮海战役的结果并不出人意料之外。”他暗地里有点庆幸蒋介石没法来收拾桂系了。 元月14日，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同月22日，蒋介石宣布下野；26日，李宗仁宣布代理总统。 这时，李宗仁往香港给黄绍竑来电，并不答复他催促的是否已派刘仲容北上，却强调淮海战役结束后，因要代理总统，需他回南京去商量内部问题。他自己也想去看个究竟。 于是，黄绍竑就乘飞机先到汉口。他见了白崇禧，别的先不问，即问已派刘仲容北上了没有，情形如何？白崇禧说：“因交通关系，刘仲容还留在上海。”白又说：“德公屡电要我们去南京，因为等你从香港过来才候至今日。” 当天，他就又和白崇禧等一起乘运输舰到南京去。到了南京，并不像他在香港想，蒋介石一下野，南京政府方面就可以正式进行和共产党的和谈了。蒋介石名义上已宣布“下野”，但军政大权仍握在自己手中，在溪口暗中紧张地布置所谓“长江防御战”。而李宗仁当上“代理总统”后，有些洋洋得意，忘乎所以。白崇禧则热衷于调兵遣将，搞“划江而治”。他发觉，在与中共“隔江对峙”这一条上，蒋介石、李宗仁和白崇禧都是一致的。这使他深深感到失望。唉，真应着他家乡的一句俗话：不见棺材不落泪，不撞南墙不回头。 这时，他见刘仲容也从上海到了南京，似乎还没有北上的意思。他就更急了。有一天上午，他忍不住又找白崇禧面谈，问：“健生，刘仲容为什么还没有北上？” 白崇禧很不为然地说：“因为交通关系耽误了，交通问题一解决，马上就可以去。” 他看出了白崇禧是对他敷衍了事，其用意却不在此，就转而问：“我们前方的情况怎么样啦？是不是很吃紧的？” 白崇禧说：“津浦线上你是知道的，我们除了在长江北岸尚留有一些警戒部队之外，都已撤到南岸布防。我们还有陆军一百零几万，空军、海军仍然是完整的。有海空军的掩护，长江天堑，共军是过不来的。武汉方面仍然对峙着，但中共四野林彪的部队绕出襄阳直趋武汉上游，似有在武昌上游渡江的模样，我军正在加紧防备。季宽，你不是讲中共要我们派刘仲容去和谈吗？共军的行动并不因老蒋下野而有所缓和。” 他说：“当然喽！叫你派代表去接头，指定的代表尚未派出，双方仍然是敌对的，决不能因为老蒋一走，和平就可以实现的呀！” 白崇禧冷然地说：“如果迫我太甚，仍然还是打！你也知道我们以前是穿草鞋出身的，最后还可以上山打游击，同他们拼一下。” 他听了白的这番话，心头有气，就说：“打正规战已经输了，还打什么游击战？要知道人家是打游击战的老祖宗。现在全国人民都希望和平，而蒋介石又屡战屡败，才不得不暂时宣布下野，以缓和一下人心，准备再战。老蒋的用心难道你不知道么？你一个月前主张和平，迫老蒋退回溪口，示意要下野。如果淮海战役是他胜利了，难道他真的下野不进而收拾我们吗？你怎能在一个月之间出尔反尔呢？” 白崇禧也动气了，说：“毛泽东在声明里还将德公和我都列为战犯，要严加惩办，哪是个要和的样子？！” 两人都动了气。两人之间还从来没有这么厉害地顶撞过。就是1930年他因和李宗仁、白崇禧意见分歧而离开广西时，也没有像这次那样顶撞起来。 他真是气极了，说：“现在要打，只是老蒋有资格。他暂时下野，你可以亲自去溪口负荆请罪，请他出来，因为他是一贯主战的。我们以主和起家，只有和平才有出路，再主张战争，就是死路一条。” 两人争得面红耳赤时，刘仲容进来了。两人才尴尬地停止了争吵。他俩都知道，刘仲容是与共产党有关系的人。刘仲容望望黄绍竑，再望望白崇禧，也显得有点尴尬。 白崇禧见状就缓了过来，说：“算了吧，谈旁的事好了。” 黄绍竑就问：“刘先生，上海的情况怎么样？” 刘仲容说：“我在上海已经跟中共的负责人接过头，但北上的飞机轮船都没有，所以我才回来请示。好在老蒋已经下野，李德公代理总统，要和就全盘的和，也不争个人去的先后呀！” 与白崇禧争吵过后，黄绍竑静下心来思考：为什么白崇禧的态度会突变呢？也许是由于白认为蒋介石已经下野，目的已经达到。当初白崇禧要找中共和谈只是压蒋下野的手段而已。李宗仁代理总统，加上白崇禧拥重兵于武汉，江南半壁已是桂系的天下。再则是毛泽东于元月14日提出的和平谈判八项条件，白崇禧等人是不能接受的。 那时，社会上在蒋下野之后是一片和平之声，李宗仁授意组织了一个“上海和平代表团”去北平“敲和平之门”。代表团由上海名流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四人组成。黄绍竑专门去首都饭店走访了代表团一次，觉得代表们无非只是说些面子上的话，并未接触什么实质问题。他听了之后，未免又是大失所望。 他在南京住着，因老蒋下野而燃起的一点激情又冷了下来，心里怏怏不乐。有一天，李宗仁的亲信亲美分子甘介侯介绍美国驻华大使秘书傅泾波来见他，使他甚觉诧异。 傅泾波与他见面寒暄之后，他问：“傅先生大驾光临，不知有何见教？” 傅泾波说：“司徒雷登大使不便前来看望黄先生，要我为代表，前来看望，透透风。” 他说：“愿意聆听指教。” 傅泾波说：“美国对国民党一向是尽力支持的，在蒋总统任内给了几十亿美元，几万吨军械，和各种设备。蒋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不善于利用美援，而官吏将领又贪污无能。现在蒋总统下野了，美国对李代总统仍愿尽力援助。据我所知，现在还有十几条船的军火运在途中，或是陆续起运，美国愿意把这些军火直接交给李代总统，用以戡乱，以后的援助还将源源不断。但是，如果南京出现和中共和谈的局面，则美国的态度就要作别的考虑了。” 听话听音，他当然听明白人家是想利用美援作钓饵，使新桂系继续同中共作战；也是威胁新桂系，如果同中共和平谈判，美国仍然支援蒋介石。因为他在桂系中是主张和平，人家特地来把这番话告诉他。毫无疑问，他们早就跟李宗仁、白崇禧谈过了。他平平淡淡地回答说：“傅先生所言是国家大事，上有李代总统和行政院长作主，我黄某只是个赋闲的人，不敢有什么意见的。” 傅泾波笑了笑，说：“黄先生也太谦虚了。” 下一天晚上，美国大使馆请李宗仁夫妇吃晚饭，也请有白崇禧夫妇，还请了黄绍竑和几个在李公馆常露头面的人。谈的话题无非是“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饭后，还看了一场美国电影。他感到这顿饭吃得很不是滋味。他觉得南京的情况很糟很复杂，和平空气很冷淡，李宗仁代总统之后心满意足，创不了什么新局面；他心灰意懒，想置身事外，心里萌生了去意。 过了两天，他离开了南京，飞往香港。心里想，还是回香港去打网球跳舞吧，眼不见心不烦。 卷三 国共和谈 第七章 李宗仁要求及早和谈 （1949年元月—2月，香港—汉口—南京—北平） 黄启汉于1949年元月14日乘班船离开香港，15日到达广州，然后乘车北上赴汉口去找白崇禧。他和李济深谈话后，又看了李济深写在白绫条子上给白崇禧的密信，心里很兴奋。信中李任公用了“不应再有所徘徊观望之余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及效法“先哲蔡松坡”这样的句子。蔡松坡就是蔡锷，当年曾在云南起兵反袁（世凯）。他揣摩任公的意思是劝白崇禧将广西的军队集中于武汉一带，宣布反蒋起义。他觉得事关重大，任公的一席话使他产生了一种庄严的使命感。他和李任公告别后，一面收拾行装和办理一些在港业务结束手续，一面去函给白崇禧，告知白他有要事将要在武汉相见。正在这时，黄绍竑忽然到了香港要找李任公，而李任公已经离港北上。本来大家都是桂系的熟人，黄绍竑表现很失望，但黄并没有告诉他此行来港找李济深的目的。他也不告诉黄关于李写信要他带给白崇禧的事情。 元月中旬，他得到白崇禧复信表示欢迎他去汉口。他即刻动身离港。这时是数九寒天，乘船在甲板上受了风。在旅途中，感冒渐渐加重；他觉得事情重要，不敢在广州歇养。在车过衡阳的时候，他碰见李任仁从桂林过来，也是转车去汉口，并说是应白崇禧的电召去商量要事的。他知道李任仁在桂系中是以开明著称并接近共产党，因而他相信李任仁是赞同李济深之主张的，所以他悄悄地将李济深写给白崇禧的密信也让李任仁看了。李任仁看了后，感慨地说了一句话：“现在历史已经到了转折性的关头了。” 在旅途中转来转去，车子停停开开，黄启汉到达汉口已经是元月19日，就住在三元里白崇禧的公馆里。白崇禧一见他，就急切地问：“是李任公叫你来找我的吗？” 他点头：“李任公嘱我带信也带话给你。” 他赶忙寻出密藏在大衣里的白绫条子。白崇禧接过来匆匆扫了一眼，喜出望外，说：“我派季宽（即黄绍竑）去香港找任公，想请任公来武汉主持大计。哪知道季宽扑了个空，幸亏你在香港和任公联系上了。” 白崇禧掂了掂手里的白绫条子，又说：“你记着，对任何人都不要透露任公这封信的事情。不能走漏风声。” 他点头称是，没有说出曾让李任仁看过这封信的事。 白崇禧又问：“任公还有什么话转告？” 他感冒已很严重，讲起话来带着鼻塞的声音：“任公分析说，蒋介石败局已定。中华民族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关头。我们何去何从，对于这个问题不能不认真、严肃、慎重地考虑。任公说他自己并不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但他说他相信共产党、毛主席是真正为国家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一切稍微具有一点正义感、民族感的人，都应该赞同和拥护他们；何况蒋介石统治中国20多年，已经把祖国弄得一团糟，凡是有志之士，无不痛心疾首，如今蒋介石即将彻底垮台，哪个还再跟他走，那是再愚蠢不过的了。” 白崇禧频频点头，说：“所以我们上个月在这里给蒋介石发了两封电报，敦请蒋介石下野。” 黄启汉继续说：“任公还讲到，也许有人以为过去曾经反对过共产党，现在怎么能够合得来？任公讲，过去是过去了，历史是向前发展的，我们也要向前看，莫要向后看。任公讲到他自己，不是也反对过共产党吗？但此一时彼一时也。过去不认识，今天认识了，只要现在我们所作所为，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建立了一个独立自由的富强的新中国，就会化敌为友。” 白崇禧说：“任公讲的都很对，自从东北战事失利，继之徐州战况又告急，他早就看出这个仗再也打不下去了，才向蒋介石发了电报施加压力，要停战谈和；还想请李任公来主持政治，举旗反蒋联共。今天看了任公的密信，又听了你捎来的口信，我们是大有干头的。这件事，你先要保密，你也暂时少抛头露面。” 白崇禧临走出房门时说：“我看你病得不轻，路上辛苦了。我等会叫医生来给你看病。明天我找李任仁、夏威他们几个人来商量对策，你就不参加了。好好休息一下。” 第二天，也就是20日夜深了，商量对策的秘密会议开过之后，白崇禧又到他的卧室来，先问：“你的感冒好一点吗？” 黄启汉说：“吃了药，又休息了一天，好了，退烧了。” 白崇禧望着他说：“你身体好了的话，有事给你做。” 他急切地问：“什么事？” 白崇禧说：“自从我们给蒋发电报，主张和平解决国共问题，蒋特别恼火。这一回势必和他闹翻了，而现在我们和共产党还没有取得联系，李任公又北上去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们几个人商量了一下，认为当前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必须尽快和共产党方面取得联系。我想请你和一位老先生到信阳转赴前方，去和中共接头。第一步先搭上一条线，以后好联络。” 他问：“我去到中共那边，讲些什么？” 白崇禧想了想，说：“你只讲我们主张停止内战，恢复和平谈判解决问题，先彼此联系就是了。到那里以后，看情况，如交通许可，还可以到北方去找周（恩来）和叶（剑英），也顺便找李任公。” 最近这段时间以来，黄启汉内心也很不平静，在蒋介石即将垮台的形势下，他常常在思索桂系及个人的前途和命运，特别是在香港李济深讲的道理和所指的出路，使他看到了光明，十分兴奋，尽管高烧刚退，身体还在恢复之中，他也一口答应接受这个任务。 次日（21日）上午，头发花白、身穿长衫的湖北民主人士李书城老先生来到三元里白的总部里，由白崇禧介绍与黄启汉认识，并吩咐了参谋长徐祖贻准备车辆和其他事项，打算让两人第二天就动身北上。 形势又很快有了新变化。当天下午，白崇禧收到了南京发来的宣布蒋介石“引退”并以李宗仁为代总统的通电；晚上，白崇禧又收到蒋介石从溪口老家专门打给白的一封电报，说什么“数十年袍泽，同生死，共患难，临去不胜依依”的话。白崇禧看罢蒋的专电，嗤之以鼻，让黄启汉随便拟个复电给蒋，敷衍一番。接着，白在他的办公室又邀请李任仁、李品仙、夏威、刘斐、徐祖贻、韦永成和程思远等七八个桂系核心人物来开会密商，黄启汉也参加了。刘斐是刚刚辞掉国民党军委参谋次长回到湖南家乡，而又被白崇禧邀请到武汉来的。 白崇禧首先讲话：“我们昨晚刚开会，今天又有了新情况。老蒋终于干不下去，要拿德公作挡箭牌，看样子他还是要在幕后控制的。但事已至此，只好全力支持德公，早日实现停战和谈。我们再商量一下做法。” 李任仁说：“我们既然要跟共产党和谈，毛泽东已经提出八项条件表明态度，并主张华中五省先停止征兵征粮和要释放政治犯。” 黄启汉注意到白崇禧脸色顿时变了，阴沉下来。 李任仁继续说：“假如不停止征兵征粮怎能使人相信我们有和平的诚意，不被人以为是在施缓兵之计呢？” 白崇禧盛气凌人地插话：“和谈尚未开始，怎么能够停止征兵征粮呢？万一谈不成，岂不是误事？！” 黄启汉是赞同李任仁的意见的，但看到白的态度横蛮，知道再讲也没有用，就不作声了。别人也默不作声。 过一会，李品仙说：“还是谈谈八项条件吧。第一条首当其冲要惩办战争罪犯，这一条就不能接受。” 白崇禧说：“惩办战犯等于把我们一网打尽，这怎么受得了呢？” 李任仁说：“惩办战犯问题，无非是明确战争责任的问题。讲到个人，只要促成和谈，实现和平、民主、统一，就可以从战犯变为功臣。” 白崇禧听了还是不同意，反驳说：“这是我们自己这样讲的，哪个能保证？” 李任仁又说：“接受了就不是一网打尽了，因为留用者留用，遣散者遣散，组织编遣委员会，委员各占一半，这些对我们是有利的。” 刘斐也说：“重老（即李任仁）说的还是对的。如果只同意后面七条，不同意第一条，显然会给人看出是因为你自己的名字也在战犯之列的关系，这就太不漂亮了。” 黄启汉这时也忍不住说：“如果不是完全同意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根本就不可能进行和谈。” 夏威、韦永成也说：“形势既然已经如此，看来不同意也得同意了。” 大家都基本同意以毛泽东的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了，都望着白崇禧。白崇禧坐在书桌前的紫红皮转椅上，两肘支在左右扶手上，双掌撑着前额沉默了好一会。这是大家熟悉的白的在沉思的姿势。大家都不作声。办公室里静谧无声。窗外已经传来了远处的一两声鸡啼，夜已经深了。 白崇禧缓缓放下双掌，抬起头来说：“好吧，有什么办法，我们只得同意接受这八条作为和谈基础了。”说罢，白又语调低缓地问大家：“万一我们的军队在武汉站不住，先退到衡阳，再退入广东或云南，你们看好不好？” 李任仁说：“不好。最好是先撤退，和中共联络好，请他们来接收，不要等到站不住脚才走。先退到湖南，从株洲斜出江西，沿浙赣路至浙江，截击蒋介石的部队，和中共呼应，形成夹击的形势，这是上策。” 白崇禧盯了李任仁一眼，从神态上看他对上策不以为然，又问：“中、下策如何？” 李任仁继续说：“把部队全部退回广西，现在越南还为法军所占领，我们派人和胡志明联络，把部队运入越南，帮他们打退法军，并声明不过问越南政治，不占领越南的土地，胡志明一定感谢我们，这是中策。除此之外都是下策。” 白崇禧听了，和手下几位大将李品仙、夏威等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交换了眼光，对李任仁的意见不置可否。 黄启汉觉得李任仁的意见很好，觉得自己不是军人，既然将领们不吭气，他也就不便作声。 散会时，黄启汉正要走出办公室，被白崇禧叫住留下，吩咐说：“你帮我写一篇接受八项条件作为和谈基础的简短稿。我等会派人连夜送给武汉各报纸在明天见报。另外，我有了新想法。既然蒋已引退，德公当了代总统，你就不必同李书城先生去信阳前方找关系了；我明天派一架飞机送你到南京去见德公，然后从南京直飞北平，也许能更直接和更快地找到中共联系。” 他表示愿意接受任务前往北平。 <h3>决定</h3> 第二天，1月22日，黄启汉想到昨夜白崇禧对于接受与中共和谈的态度十分勉强，想再摸摸白的底，了解一下白究竟对和谈有多大的诚意，还有什么具体打算。他一大早就到白崇禧的办公室去请白再谈一谈。白崇禧说的还是那几句话：先去和共产党取得联系，表示希望就地停战，及早开始和谈。白还对他流露了基本想法，说：“我是最终希望解放军不要过江，将来就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我派你去北平，还有一个任务就早要找到李任公，请他早日能到武汉来共商大计。我复他一封手书，让你带去。” 白崇禧当即拿起毛笔来给李济深写了一封复信，表示：“……兹蒋已去位，德公继承艰危，决以最诚恳态度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以坚确决心，扫除独裁祸根，将来国是全由国人公意抉择。务恳请公鼎力协助，共奠和平，千万生灵、民族生机，在此一举。尤望大驾及革委会诸同志，早日莅临武汉或南京，指导一切。” 白崇禧写罢信，又在信笺上端，加注“中共八项条文，禧已有表示可以商谈”等字。 22日下午，黄启汉从汉口坐飞机到达南京。当晚，李宗仁即约他和刘仲华先生到傅厚岗代总统官邸谈话。他已得到消息，刘仲华将同他一起飞去北平执行接头使命。他认识在李宗仁身边当参议的刘仲华，据说早年参加过共产党，一度脱离，在抗战时期就跟李宗仁当参议。 当他和刘仲华走进李宗仁的书房时，他发现李宗仁显得苍老了许多。李宗仁招呼两人坐下，自己却坐不安席，情绪烦躁，在经过灯罩遮挡的灯光下，显得脸色阴郁，心情沉重。李宗仁向他俩略略讲了一些关于蒋介石决定“引退”，要其“代理”总统的经过。李接着说：“当前，最迫切的事情就是要和共产党取得联系，要求解放军停止进攻。我已经叫空军派好了飞机，明天就送你俩去北平。现在傅作义将军已经在北平接受和平改编；但是，解放军还没有进城。你们乘这个机会，去求见中共中央的领导人，表示我们求和的诚意，要求中共停止军事进攻，及早开始和谈。告诉他们，我李某人愿意接受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 黄启汉听了信以为真，觉得很兴奋，便告诉了李宗仁关于李济深写给白崇禧的密信及白在汉口讲的话。李宗仁也马上亲笔写了一封信给李济深，希望李济深从旁协助；还吩咐秘书黄雪邨代写了一封给傅作义的信，肯定傅接受和平改编是对的，也要傅支持搞好和谈。 元月23日下午，黄启汉和刘仲华乘坐一架美制军用运输机到达北平。飞机在北平城上空盘旋，透过舷窗俯瞰，看见北平城内的古建筑天安门、故宫、北海的白塔、天坛、地坛等都完好无恙，没有毁于战火。城外的飞机场已经不能使用，飞机是在城内被当作机场使用的从东单邮局到南城根的广场上降落。傅作义已派了汽车来接，安排暂住在北京饭店。当晚，傅作义请吃饭，黄启汉把李宗仁的信面交了，并说明了此行的任务。傅作义对李宗仁在信中肯定其接受和平改编做得对，当即露出了笑容说：“傅某在北平之所为，能得到德公的理解和肯定，使我得到安慰与感到高兴。” 黄启汉也说：“飞机飞临城市上空时，我们也为这座中外闻名的历史文化古城不为战火所损坏而感到高兴。我是觉得傅将军为国民做了一件好事。” 席间，傅作义答应说：“两位先住下，和中共接头之事，我先帮忙找解放军联系。他们的总部就设在西城外的颐和园里。”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有它的关键的时刻；一个人的人生道路，也有它关键的抉择。在一个旧中国的历史即将结束、一个新中国的早晨即将到来的关键时刻，黄启汉先生来到和平解放前夕的北平，作出了他人生的重要抉择。住在北京饭店那舒适的房间，倾听着屋外那呼啸的北风，他翻来覆去难以入睡。他青年时代就投身于桂系的队伍，尔后又到海外留学，回来后跟白崇禧作秘书，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物，也了解了各种重大事件的风云内幕，特别是抗战胜利，国民党独裁政权打内战给国家与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使他内心深处十分痛苦；跟随白崇禧接触到的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共产党人，以国家与民族利益为己任，使他深为敬佩，感到亲切。如今，连他深为崇敬的李济深先生也大义凛然，竖起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帜，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这次到北平，因抗战的威名而饮誉中华的傅作义将军也毅然作出了重要的抉择，站到人民的一边来接受和平改编。这不能不使他深受触动。他心里热烘烘的，感到血液在沸腾：他也要作出重要的选择。 元月25日，原北平市长何思源请他和刘仲华吃饭。他得知何思源为和平解放北平而请命奔走，一个星期之前被蒋介石特务在家中设置定时炸弹暗害，举家六口一死五伤，爱女被炸惨死，自己也为炸塌的砖木砸伤，流血不少。特务的迫害暗杀没有将何思源吓倒，反而更加积极地为北平和平解放奔波，连生死都置之度外。何思源的所作所为，更触动了他，他决心要做出这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 元月27日，中共方面派徐冰进城来到北京饭店，接他和刘仲华去接头。当时，解放军还没有进城，城里还是傅作义的部队正等候改编。街面上的老百姓已经是喜色盈盈。他们乘着一辆小车穿过天安门往西驶去。在西城的关卡口子，傅作义已经安排了一个军官守候，示意让车子出城。车子出城不久就看到了解放军的部队。他发现解放军的士兵一个个情绪饱满，脸膛红亮，挎着锃亮的美式冲锋枪。他还在路旁的一片空地上看见了停着一排装甲车，车体新漆着解放军的红五角星标志。他心头涌上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情：中共已经显然是胜利者，而他俩是代表在战败中的国民党来联系求和的，胜利者会怎么对待呢？ 车子停在颐和园门口。这是围城部队的前线总部。园里穿棉布军装的人来来往往，十分忙碌。这些军人脸上的神情是紧张而兴奋的。 当晚，徐冰把他俩引到一间房子里。房间里有个中年军人正好刚转过身子来对着门口，他一眼从灯下望见这个中年军人的身影很熟悉：魁壮的身材，穿一身棉军装，腰扎皮带，戴眼镜的脸膛英武聪慧。 这不就是叶剑英么！ 叶剑英的态度客气，热诚。一点都没有胜利者的盛气凌人。叶剑英主动伸出手来跟他俩握手，用那客家口音普通话朗声说道： “欢迎。欢迎你们到来。” 抗战期间，他跟随白崇禧作秘书，在武汉、重庆、桂林等地多次见过叶剑英。这次见面，叶剑英又是那么客气、和蔼，使他感到分外亲切，喜出望外。 叶剑英招呼他俩坐下，又说： “抗战的时候，我们为了打日本鬼子救国救亡，经常见面；今天，为了中华民族的新生，在北平，在这个慈禧太后的花园里又见面了。没有想到吧？！” “叶参谋长。”黄启汉还像抗战时期一样，将叶剑英称为参谋长，后来徐冰告诉他，过两天进城，叶剑英就是正式的北平市长了。他首先向叶剑英表明自己的态度，说：“叶参谋长，我虽然是李宗仁、白崇禧派来的，但我决心要站在人民这一边，绝对不做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接着，他把白崇禧在汉口、李宗仁在南京对他讲过的话以及他所知道的有关武汉、南京的情况向叶剑英作了反映，并把李宗仁和白崇禧写给李济深的两封信，交给叶剑英转交。叶剑英很耐心地听了他的汇报。他说完时，已将近半夜。当晚，他和刘仲华就住在颐和园里。 第二天，28日，叶剑英设午宴招待他和刘仲华，席间有徐冰、莫文骅等作陪。叶剑英说：“我们首先欢迎你们两位到我们这边来。我希望我们今后继续保持联系。古语讲，‘识时务者为俊杰’。在这伟大的历史转折关头，谁能认清形势，顺应潮流，向人民靠拢，前途就是光明的。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以为有美国作靠山，就可以横行全国，发动内战，反共反人民。现在人民解放军经过两年多的英勇战斗，特别是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已经把蒋军部队的主力歼灭得剩下不多了，这就迫使他又装出要‘和谈’的样子，并退居幕后，让李宗仁出来在台前周旋。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对于蒋介石玩弄的一切花招，都看得一清二楚，绝不会上他的当。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全歼蒋介石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全国的解放，指日可待。但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减少人民的痛苦，毛主席已发表声明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愿意和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你回去转告李先生，如果他真有反蒋反美、接受八项条件的诚意，就应该迅速同蒋介石分裂，中间道路是万万走不通的。和平，必须是在八项原则基础之上的真正的和平。” 分手的时候，他紧握着叶剑英的手说：“我很感谢叶将军对我的关怀，这次回去以后，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我一定是投靠人民，站在人民这边。” 当天下午，在徐冰的带领下，穿过关卡，回到傅作义军队控制的北平城里。 29日上午，在傅作义的安排下，他搭上国民党空军最后一架撤离北平的飞机回南京复命，刘仲华暂留北平联系。他当天下午飞抵南京后，立即赶到傅厚岗去见李宗仁。李宗仁停下手头的工作，到书房听他汇报。李宗仁很关心地问：“你在北平见到了哪个？” 他说：“见到了叶剑英。据说，他出任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和北平市长，即将进城。” 李宗仁听了很高兴，说：“总算很快搭上关系了！”马上又问：“中共方面什么时候停止进攻？” 他说：“这个问题叶参谋长只答应向中共中央反映。” 李宗仁露出失望的神色。 他说：“德公，两军对垒，尚未达成任何协议就单方面要对方停止军事进攻，这本来是不合情理的。叶参谋长不当面驳斥我们，已经是很客气的了。”他接着汇报了叶剑英谈话的内容及北平傅作义部队的情况，想到蒋介石还掌握实权在幕后操纵，他建议说：“德公，要是全面和谈不成，我们桂系自己该有个打算呀，叶参谋长讲了，中共方面也愿意和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及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 李宗仁摇了摇头说：“现在先力争全面和谈，且不考虑别的。我已经让甘介侯筹备组织一个民间名义的‘上海和平代表团’，让社会名流出面去北平呼吁和平。” 他问：“这个代表团既然是民间的，又不能代表政府和对方具体谈判，它能起什么作用？” 李宗仁笑着说：“制造舆论，促进和谈，它还是能起作用的。” 他也就不好再说什么，在南京住了下来。在此期间，他亲眼目睹李宗仁只是名义的“代总统”，实际上仍是蒋介石说了算。李宗仁自1月21日登台后所下过的命令，没有一项是能实行的。例如下令释放政治犯，还特别指令释放被囚禁的张学良、杨虎城。为了释放杨虎城，李宗仁给参谋总长顾祝同下了命令，给重庆军政长官张群打了电报；为了释放张学良还委派程思远去台北同陈诚面商。结果都行不通。只是广西和武汉自己放了一批政治犯而已，各处都不动。2月初，行政院长孙科未经李宗仁同意，将行政院迁往广州办公。他见了，内心十分感慨：李宗仁确是处境尴尬，太狼狈了。 就在甘介侯搞的上海和平代表团准备启程飞赴北平时，新华社从北平广播出一条电讯，声明人民的北平，绝不允许帝国主义的走狗甘介侯插足。这无异于给甘介侯当头一棒。李宗仁无可奈何，想到了刚从北平回来的黄启汉，要他替代甘介侯，陪代表团的四位老先生去北平。他推辞说：“如果上海和平代表团只是个幌子，此去实在没有多大意思，德公是否另派别人吧。” 李宗仁说：“还是得你去，因为我还有口信捎给叶剑英。你去了之后就留在北平担任联络工作。” 他接受了任务并到上海准备行程。 起飞前两天，李宗仁来到上海，除了分别访问代表团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诸四位老人外，还特别找黄启汉谈话，要他带一封给毛主席的信，信中表白李要求早日和谈，实现和平的愿望，并介绍四位老人前来请教等。李宗仁还要他口头向叶剑英转达六点意见：（1）希望实现全面和平，倘有人反对，合力以政治军事力量对付之；（2）和谈以毛主席提的八条为基础，但战犯问题处理，最好留在新政府成立之后；（3）绝不期望以外援进行内战；（4）及早派定代表，商讨和平方案；（5）可提出使蒋介石出国；（6）国际上苏美两国的友谊均需争取。 李宗仁要他把这几条意见用笔记下来，务必转达勿误。还带了一本机要科编的专用电报密码给他，并抄来了设在代总统官邸的电台呼号，要他向中共方面提出，允许他在北平设立一个电台作为和李通讯之用。 2月13日上午，他随同上海和平代表团从龙华机场起飞。这是李宗仁登台后，他作为李的私人代表在不到20天内第二次飞往北平。 卷三 国共和谈 第八章 毛泽东对刘仲容说：请你再去一趟南京 （1949年3月—4月，汉口—北平） 刘仲容乘着一辆吉普驶出了汉口。向北。疾驰向北。这一年春天来得早，公路边那片梅林梅花盛开，绯红如云。 他感到兴奋，心里充满了喜悦。他感觉到盼望已久的日子即将到来。他已经预感到毛泽东曾经向他描绘过的人民的新中国即将诞生，预感到蒋介石所玩弄的花招阻挡不住历史前进。他特别感到高兴的，是毛泽东主席亲自传话给李宗仁让他北上去联络。 几天以前，也就是1949年2月27日。由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和江庸四个老人组成的上海和平代表团，在北平活动了两个星期之后回到南京。颜惠庆带回了毛泽东写给李宗仁的信件，在当面交信时，颜老先生还向李宗仁转达了毛主席的口信，说：“刘仲容先生是桂系的亲信，又是中共的朋友，我们欢迎他前来。” 早在一月间黄绍竑受白崇禧之托赴香港找李济深时，中共驻港负责人潘汉年已得中共中央指示：如白愿和，可派刘仲容北上到石家庄去面谈。后来，蒋介石下野，李宗仁登台搞全面和平，白崇禧便放弃了局部和平的试探，对派他北上之事不太热心了。2月间，他到上海，找到中共地下组织的吴克坚。两人在南京路上国际饭店他住的房间里见面，他请吴将李、白派他北上的事情电告中共中央。两天后，吴克坚告诉他，已收到中共中央复电，欢迎他去。但白崇禧还是不太热心，没有拿定主意。 这回是毛泽东传来口信，已经是中共中央方面传来的第三次要他前去的信息了。当时，是李宗仁在南京傅厚岗官邸宴请颜惠庆等四老，白崇禧也在场作陪。 白崇禧从南京飞回汉口，即找刘仲容到书房谈话。白崇禧对他说：“前一段时候，季宽（即黄绍竑）老是催我派你赶快北上。那时还不是时候。现在是你动身的时候了。” “哦！什么时候走？”他问。 白崇禧说：“我离开南京时，跟德公商量了，越快越好，你明天就动身吧。这次，上海和平代表团到北平活动了一番，和平气氛有了，国共双方都表示愿意和平解放争端，和平谈判不久就要举行。你是代表桂系秘密去的，和将来政府派出的谈判代表团不发生关系。” “和中共联系，不知道你和德公有什么嘱咐的？”他要摸清楚白崇禧的意图，问。 白崇禧说：“我是希望中共军队不要渡过长江，今后有一个‘划江而治’的政治局面。国民党军队的主力虽然部分被歼灭，但还有强大的空军、海军和数十万陆军；如果中共硬要渡江，是会吃亏的。而且，既然双方表示愿意和谈，如果中共过了江，打乱了摊子，那就不好谈了。你见到毛润之先生的时候，务必要把这层意思讲清楚，陈明利害。” 白崇禧说罢，从书桌上拿出一封早已写好的致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交给他。他把这封信密藏在棉裤里。出发前，他同白崇禧告别。白郑重其事地说：“你跟我们十几年，你是我们办外交的能手，相信你这一次一定不辱使命，会为我们打算的。我已经打电话给张轸主席，你到信阳后，他会派人送你越过前线，进入中共的控制区。” 第二天，他到了信阳，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兼信阳绥靖公署主任张轸已在等候。张轸派了一名亲信送他越过前线的中空地段，到达遂平，进入解放区。由遂平转漯河，住了一夜，继续前进到郑州。郑州接待站的负责人已接到北平电报，转告刘仲容赶快前往北平，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已由石家庄迁到北平。于是，他又往东折去济南，然后换车北上，那时在战乱中，火车停停开开，直到3月下旬，他才到达北平。 周恩来派齐燕铭在前门车站接他。他在当天下午就见到了周恩来，并面交了白崇禧的亲笔信，还被安排住在中南海的丰泽园。晚上，周恩来派来了一辆吉普车，把他送到香山的双清别墅。住在那里的毛泽东主席马上要接见他。车子驶到香山，在夜色朦胧中开上了山坡，行驶了好一会才停下来。下车后，穿过一个院子，卫士将他领到一排大平房的一间屋里。 毛泽东放下正在阅看的文电，迎了过来，笑眯眯地伸出手来，身上还穿着带补丁的棉布衣服，还是那头向后梳的乌黑长发，脸庞比以前丰满多了，还透着红润的气色。握手的时候，毛泽东很高兴地说： “老乡，我们又见面了！你要是早到两三天，就赶上参加我们的入城式了。” 他说：“主席，路上不好走，要穿过前线，火车停停开开。” 毛泽东兴致很高，说：“十多年前，我们从荒凉的保安刚搬到延安府时，没几天，你穿过前线来看我；这次我们从西柏坡山里搬进北平城里，也没有几天，你也是穿过前线来看我。可见，我们不仅是老乡，我们还有缘份。” 毛泽东几句话说得他热烘烘的，把大半个月长途颠簸赶路的疲劳都消融了。他轻松地笑了起来，说：“我托毛主席的福了！” 毛泽东喷了一口烟，脸色严肃认真地说： “我们没有福，我们从延安到北平，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直到今天取得胜利。靠什么？靠能吃苦，能克服困难。进城了，我不断给大家讲，我们不能学李自成进京。” 他看见毛泽东衣服上的补丁在灯光下十分显眼，他十分感动地说：“主席，我一下就懂得共产党为什么能不断地走向胜利的道理。” 毛泽东这才问：“你讲讲，南边的情况怎么样？” 他详细地向毛泽东报告了有关李宗仁、白崇禧的情况。毛泽东还问起南京方面的动向。他说：“南京政府有三种人，一种是认识到国民党失败的命运已定，只好求和罢战，这是主和派；一种是主张‘备战谋和’，他们认为美国一定会出面干涉，只要赢得时间，准备再打，这是顽固派；还有一种人，既不敢得罪蒋介石，又不信共产党，动摇徘徊，非常苦闷，这可以说是苦闷派吧。” 毛泽东笑着问：“李宗仁、白崇禧算哪一派？” 他说：“从历史上看，蒋桂多次兵戎相见，宿怨甚深。现在两家又翻了脸，彼此怀恨。李、白知道蒋介石对他们是不甘罢休的。他们既要防范蒋介石对他们下手，又怕共产党把桂系的部队吃掉。在这种情况下，被迫主张和谈，以谋取‘划江而治’的局面。因此，白崇禧极力希望解放军不要过江。他估计解放军能够抽出参加渡江作战的不过60万人，认为蒋介石凭着长江天险以海陆空军固守，解放军想渡江也不那么容易的。” 毛泽东把烟头掐了，严正地说：“白崇禧要我们不过江，这是办不到的。我们能用于渡江作战的解放军不是60万，而是100万；另外还有100万民兵，我们的民兵可不像国民党的民团，我们的民兵是有战斗力的。等我们过了江，江南的广大人民都拥护我们，到那时共产党的力量就更强大了。这是白崇禧没有估计到的吧。” 当时，桂系夏威部队的一部分军队在安庆陷于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同时，桂系张淦部队的一个团在武汉附近的下花园被解放军陈赓部缴了械。白崇禧曾嘱咐刘仲容向中共方面请求予以解围，以示中共对和平的诚意。 毛泽东听了，说：“可以放松对安庆的包围，下花园缴到的武器，也可以发还桂系部队。你可以通知白先生，让他派出参谋人员，双方在前线进行联系。” 毛泽东和他的谈话，从晚上八时许一直进行到第二天凌晨3点钟。 就在刘仲容到达北平之后，紧接着，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亦于4月1日到达北平。他因为是秘密来此，就未能去同代表团联系。 <h3>再谈</h3> 4月3日晚上，毛泽东又请他去双清别墅谈话，周恩来也在座。毛泽东说：“上次，我曾请上海的颜老先生传话给李宗仁先生，说你是桂系的亲信，又是中共的朋友。亲信亲信，亲而有信。现在和谈即将开始，我想请你回南京走一趟，对李宗仁、白崇禧两先生再做做工作，再促一促，争取他们在此历史重要时刻，能认清形势，向人民靠拢。” 周恩来也说：“主席有话托你亲口转告李、白两先生。” 毛泽东笑着问他：“你敢去吗？我可以对你打保票，保证你平安回来。” 他郑重其事地回答：“当然敢去。保证完成主席交给的任务。” 毛泽东严肃认真地说：“你可以向李、白两先生转告下面这几条：一，关于李宗仁先生的政治地位，可以暂时不动，还是当他的代总统，照样在南京发号施令。二，关于桂系部队，只要不出击，我们也不动他，等到将来再具体商谈；至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是这样，如果他们不出击，由李先生作主，可以暂时保留他们的番号，听候协商处理。三，关于国家统一问题，国共双方正式商谈时，如果李先生出席，我也亲自出席；如果李先生不愿来，由何应钦或白崇禧当代表也可以，我方则派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参加，谈判地点在北平，不能在南京。双方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以后，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到那时，南京政府的牌子就不要挂啦。四，现在双方就要开始和平谈判，美国和蒋介石反动派是不甘心的，他们一定会插手破坏，希望李、白两先生要拿定主意，不要上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大当。” 毛泽东又换点了一支烟，继续说：“另外，白先生不是喜欢带兵么？他的桂系部队只不过十来万人，将来和谈成功，一旦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国防军的时候，我们可以请他继续带兵，请他指挥30万军队，人尽其才，对国家也有好处嘛。白先生要我们的军队不过江，这办不到。我们大军渡江以后，如果他感到孤立，也可以退到长沙再看情况；又不行，他还可以退到广西嘛。我们来一个君子协定，只要他不出击，我们三年不进广西，好不好？” 他说：“主席的话我都记住了。” 毛泽东望着他问：“你看，我们是不是煞费苦心哪？这样做，不是我们没有力量打败他们，而是让人民少受点损失。” 他说：“毛主席这样安排，对他们是仁至义尽了。” 毛泽东转向周恩来说：“仲容和他们去南京的事，你给安排一下吧。” 行前，周恩来带他到北京饭店同这次一起去南京的先生见面。这次去南京的连他在内共四人，他是代表桂系的，朱蕴山代表各民主党派，李民欣代表李济深，还有刘子衡是去找参谋总长顾祝同的。 周恩来对他们四人说：“全国胜利很快就要到来，人民解放军即将向长江以南推进，现在正在开始同李宗仁派来的代表团进行谈判，不论他们能和我们签订和平协定也好，不签订也好，我们是一定要渡江的。你们这次去，总的原则是同南京方面讲清楚：他们同意我们过江，什么都好谈，要抵抗，那是不行的；不要以为我们过了江会孤立，广大人民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群众是拥护我们的。” 临分手时，周恩来特别嘱咐他说：“仲容，我给你交代两项任务：一是朱蕴老和李民欣的生活，由你照顾；再就是回程时把邵老（邵力子）的夫人傅学文从南京接到北平来。邵老是积极的主和派，这次和谈无论谈不谈得成，他都不能回去了，蒋介石的特务要加害于他。” 这次，他接受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特别嘱咐的任务，心情感到格外地兴奋。当飞机从西苑机场起飞，他从舷窗旁望见北平城那古朴、庄严的古建筑群时，倏地想起延安那个窑洞，想起第一次在窑洞里会见毛主席的情景，还历历如在眼前，从1938年春到1949年春，只有11个年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壮大发展得多么迅速。这几天在北平，他浑身都是热烘烘的；从此，他自己也要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了，他怎能不感到兴奋，怎能不感到心中有一种崇高的使命感呢？！ 卷三 国共和谈 第九章 金山接受特殊使命参与和谈 （1949年2月—4月，南京—北平） 李宗仁三天两头，不是打长途电话来就是打电报来，向住在北平六国饭店的黄启汉，询问各种有关和谈的消息，表现得十分焦虑。李宗仁委派黄启汉在北平担任联络任务，设立电台，就是想尽快直接地获得消息。 黄启汉是于1949年2月13日随同上海和平代表团从上海飞来北平的，14日才抵达。到达的当晚，在六国饭店住下后，他即得到叶剑英单独接见。他向叶剑英转交了李宗仁写给毛泽东的信，也转述了李宗仁的六点意见，然后他将这次组织上海和平代表团的内情亦向叶剑英作了报告。他并说：“叶参谋长，李先生嘱我向你要求，允许我在北平设立一个电台作为和他直接通讯之用。他给了我南京傅厚岗代总统官邸的秘密电台呼号，也给我带来了专编的电报密码本。” 叶剑英想了想，说：“设立一个电台也好，我们可以通过电台对李先生多做促进、争取工作。电台的事我让我们北平军管会交际处王拓处长为你安排。” 第二天，傅作义来看黄启汉。黄启汉也对傅作义谈起：“德公要我向中共方面提出，让我在北平设立电台作为与他通讯联络之用。” 傅作义说：“收发电报之事我也可以帮忙。你把电报交给我拍发到绥远我的总部去，再由绥远转去南京。” 黄启汉想了想，自己既然已经表示站在人民这边，设电台的事还是服从叶剑英的安排。当天，叶剑英到六国饭店来会见上海和平代表团四个老人时，也单独面嘱他将带来的电报密码本及李宗仁的秘密电台呼号，全部交给王拓处长。由王拓转给李克农。李克农已指定了一个电台及安排了工作人员为他收发和翻译与李宗仁往来的电报。电台就这么设立了。 遵照叶剑英的指示，他将北平这边有利于争取李宗仁的消息，经常通过电台发给李宗仁。 2月20日，中共北平市委在北京饭店宴请爱国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和工农兵代表，上海和平代表团亦应邀参加。叶剑英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黄启汉特意将叶剑英讲话中强调的建立和平、民主、统一的新中国的两种基本方式：天津方式和北平方式，电示李宗仁。天津方式，就是以人民武装力量粉碎负隅顽抗的反动军队，扫除和平民主统一的障碍。北平方式，就是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问题，这可以减少人民的损失，这取决于国民党要以人民利益为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傅作义将军能做到的事，别人也应该能做得到。 2月22日，上海和平代表团四位老人乘专机到了石家庄，晋见毛泽东和周恩来。老人们回来后，都表现十分愉快。章士钊对黄启汉说，他一生中见过许多大人物，他觉得毛主席是他最佩服的一个伟大领袖；又说，此行所得的一个总印象是和平的障碍在南方，不在北方。黄启汉也及时将情况电告李宗仁。 2月27日，上海和平代表团飞回南京，黄启汉叫随团回南京的刘仲华向李宗仁扯了一个谎，说他已经得到傅作义的支持，在北平建了一个电台，以后通讯即由这个电台收发电报。 2月底，李济深先生和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爱国民主人士等数十人，从东北解放区来到北平。黄启汉特地到北京饭店拜望了李济深。他向李济深报告了在香港受托带信到汉口见白崇禧的经过以及李宗仁谋求和谈的情况。李济深十分坚定地对他说：“你告诉德邻和健生，要他们一切听毛主席的，就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黄启汉觉得这句话很简单，却“一针见血”，非常重要。当晚他把这话在长途电话中转告李宗仁。李宗仁听了没有什么表示，只是说请任公（即李济深）多多从旁帮助。他在北平这边遗憾地想，德公还在那里徘徊不定，下不了同美帝国主义、蒋介石决裂的决心，也就不可能听毛主席的话。 3月6日，陈劭先到六国饭店来看黄启汉，说有一位爱国人士王葆真先生最近在上海被捕，希望他电请李宗仁设法营救。陈劭先还带来李济深的亲笔信，请他即电转李宗仁。他即用急电转给李宗仁，称任公望“德邻兄即饬上海军警机关迅予释放。”他并说明各方面对此事件非常重视，如不设法补救，将对和谈前途产生严重影响。李宗仁接电后，当天晚上用长途电话答复他，说已派人到上海去调查了解。他对此事原来不抱什么希望，因为李宗仁曾以代总统名义下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等，但却无法实现。几天后，消息传来，不知道李宗仁通过什么渠道和手续，使王葆真恢复了自由。 3月19日，周恩来委派齐燕铭到六国饭店看望黄启汉，告知不日即将宣布定期举行正式和谈，并暗示他可以先给李宗仁打个招呼。黄启汉即通过长途电话把这消息告诉李宗仁，又鉴于2月间孙科自作主张派彭昭贤、钟天心二人为和谈代表，不受欢迎；他建议李宗仁在确定和谈代表人选前，应先征得中共的同意，以免临时发生分歧，不好处理。李宗仁同意了，并告诉他，南京方面已内定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李蒸五人为和谈代表，首席代表是张治中。当天，他把代表名单抄送齐燕铭转报中共中央，没有异议；后来，国民党南京政府才在何应钦主持的行政院政务会议上正式通过。 后来，李宗仁又打来电话，说拟增加刘裴为和谈代表，要黄启汉征询中共方面意见。他当即请示叶剑英，很快就得到答复，说没有意见。 4月1日下午，张治中率领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到达北平，也住在六国饭店。张治中在见到黄启汉时，突然问道：“德公说你在这里设立了一个电台，所有同南京来往的电报，都是经过这电台收发的，是吗？” 这个劈头而来的问题把他难住了，他事前又没有思想准备，又不好不说，只好硬着头皮说：“是的，德公让我在这儿设有一个电台，代表团要和南京通电报，就交由这个电台发好了。” 张治中进一步又问：“电台设在什么地方？” 他很担心张治中立即要察看，就含糊地应付说：“就在东单附近，离此不远。” 张治中没有再往下追问。黄启汉和张治中分手后即将情况向徐冰作了反映。 晚上半夜过后，约凌晨2时许，有两位中共的同志到黄启汉的房间来将他从梦中叫醒。他俩说，周恩来副主席知道了张治中追问电台的事，特地派他们两人来商量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他们已经准备了电台备查。商量过后，送走这两个人，他好久也难以再入梦；对于周恩来这样无微不至地关怀和细致周到地考虑问题，使他非常感动。 金山这个人怎么啦？这条金老虎到底要干什么？这个著名演员放着现成的戏和电影不演，他究竟作何打算？ 上海文艺界的熟人们，在3月下旬听到国民党行政院宣布金山为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的顾问时，产生了种种议论。 当时，金山和夫人张瑞芳刚刚到上海。他们在北方拍摄的故事片《松花江上》正赶上在全国放映，受到观众热烈欢迎，也得到评论界高度评价。金山是在一片赞扬声中回到离别已久的上海的。 到了上海，金山却没有回文艺界。他和张瑞芳在陕西路、南京路之间的华业大厦领到一套漂亮的住宅。他出门有小汽车；他西装革履，气派不小，经常出入于国民党高级官员、富商巨贾、青帮头子、文化商人家里。而且他行动诡秘，忽而在上海，忽而在香港，忽而又去了北平。人们议论纷纷。 有一天，在上海文化界的聚会上，谈起金山，众多熟人都不解，觉得他身上笼罩着一种神秘感。有人问在座的曹禺、陈白尘：“金山到底是什么人？是左派偏右？还是右派偏左？” 曹禺摇摇头，说：“不清楚。” 陈白尘笑笑，说：“不偏不倚吧。” 其实，这位叫熟人、朋友侧目而视的金山，是中共秘密党员，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已经接受了又一项特殊使命，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在国民党的和谈代表团中工作。 金山已经是第二次接受这种特殊使命了。 第一次是抗战刚胜利的1946年秋天，在重庆。组织上考虑到金山的中共党员身份还没有暴露，又是知名艺术家，姐夫潘公弼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派往东北的特派员，三哥徐班斧也是国民党要员，将回上海高就，金山在重庆曾因工作需要拜作青帮头子杜月笙的关山门徒弟……因而，组织上想利用他在国民党的社会关系，而让他去东北作为国民党接收大员去接收日本人建的东北“满映”。为此，周恩来专门找他到曾家岩周公馆去谈话，董必武及徐冰也在座。 周恩来说：“国民党正以海陆空三路运兵进东北；同时准备派出一个庞大的接管队伍，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控制东北。在长春的满洲映画株式会社，是日本人经营多年的影片生产基地，设备和规模是亚洲最大最好的。我们正设法让你去接收，而不让国民党利用它来拍摄反共反人民的影片。 原来组织上已同意他去美国学习，这一改变，引起他思绪万端。但他是1932年入党的老党员了，还是坚定地表态服从组织安排。 董必武也嘱咐他：“你的任务是‘占着茅坑不拉屎’，国民党要你拍反共影片，你一是顶，二是拖。当然最要紧的是和上层搞好关系。” 很快他就被国民党内定为“满映”厂厂长，但必须参加国民党。当时，周恩来让徐冰找他作了长谈，他才迫不得已硬着头皮去办了手续，领了国民党证。 金山出色地完成了周恩来交给的接管任务，还拍摄了一部反映抗战的故事片《松花江上》。随着国民党在人民解放军的反攻下撤出东北，金山也服从组织安排，从长春撤到北平，再与张瑞芳一起回到上海。 金山到了上海，正在筹办一个清华影片公司。由于战局的迅速发展，中共中央已经在考虑战争的结局以及结束以后的各种问题。金山，作为整个棋局中的一个棋子，又被安放在另一个适当的位置上了。1949年2月间，李宗仁派人在上海筹组上海和平代表团要赴北平活动。他接到组织传来周恩来的指示，让他参加这个代表团的活动，便于掌握代表团的活动情况。金山因在抗战初期在五战区慰问演出时与李宗仁建立了良好关系，他就很顺利地以“中国航运公会董事长代表”的身份兼代表团工作人员，一同随团去北平活动，他表面上负责谈判南北两方的通航、通邮事宜。 2月13日至27日，上海和平代表团在北平活动期间，金山及时地将代表团的各位人士的思想动态和活动情况，反映给叶剑英和徐冰，使叶剑英主持的接待和平代表团的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而卓有成效，对代表们回去后做李宗仁的工作以及后来参加新政协，起了重要作用。根据他反映的情况，中央得知蒋介石特务在迫害国民党主和的邵力子先生。叶剑英曾按照中央的指示挽留邵力子。邵力子答道：此次恐怕仍须回去，不过，下次可以再来。 金山在北平期间，已担任北平副市长的徐冰找他谈话，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希望他继续参加即将正式举行的国共和谈，以配合周恩来做好两党和谈工作，争取南京代表团成员，揭穿国民党假和谈的阴谋。于是，金山就成了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的顾问。 4月1日，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乘“天王号”专机飞抵北平，下榻于六国饭店。国共谈判进行的这段时间，金山最为忙碌。他原与邵力子、章士钊就很熟了，如今又常去张治中、黄绍竑、李蒸、刘斐等的住房串访；他是艺术家，名气很大，又善于言谈，很能交际，跟各位代表很快就搞熟了。作为顾问，他有义务为代表提供资料和情况；作为中共地下党员，他又有必要了解代表的见解和态度。让周恩来、叶剑英充分了解这些见解和态度，对于谈判自然是十分有用的。在谈判期间，北平的南京代表和在南京的国民党首脑李宗仁等之间，随时可通电话，以请示某些问题，商量某些细节。对于这些动向，金山也及时地了解掌握，使周恩来率领中共方面的代表团，在谈判中一直居于主动的地位。亦便于周恩来进行细致深入的统战团结工作，既把南京代表作为谈判的对手，同时又把他们作为争取、教育的对象。 金山以出色的工作，受到组织的表扬。 <h3>破裂</h3> 4月20日，国共和谈破裂。4月21日，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和谈失败后，金山留在北平。五月间，廖承志在中央领导下建立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廖承志任院长，金山被任命为副院长。金山十分高兴地从特别战线又回到了戏剧舞台上来。在全院大会上，廖承志向大家介绍说：“金山，就是主演过《屈原》的大演员，主演过《夜半歌声》的电影明星。”全场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廖承志接着说：“金山，他还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特务’，这几年搞地下工作，立下了大功……”这番话引起了一片惊愕，谜底揭开，误会消释，会场上到处窃窃私议，继而由惊讶转为敬佩，响起了长时间的暴风雨般的掌声。金山的眼睛潮湿了。 张治中站在登机的舷梯上，用沉重而激动的声音对送行的人们讲了几句话，表示他和代表团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谈能够得到成功。他是最后一个上机的。他在机舱门口回过身来，最后向送行的人们挥了挥手。在南京明故宫机场上送行的人还特别多，李宗仁、何应钦都来了，立法院还特别休假半天，让立法委员们到机场送行。在南京的国民党党政军大员几乎都来了。停机坪上谈笑风生，气氛还相当活跃。大部分的欢送者都希望此次国共和谈能够成功，能够得到一个“划江而治”的局面。这天是4月1日上午。 舱门关上。机轮滑动。螺旋桨加速。“天王号”专机载着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从南京起飞了。 刚才停机坪上气氛虽然是活跃的，邵力子还趁候机的时刻，在休息室摆开棋盘，与人捉杀；但作为首席代表的张治中，心情却是沉重的。飞上天空，寂静下来，他的心情就更觉得沉重了。 现在对国民党来说，形势太坏，兵败求和，想要与中共划江而治、隔江对峙地平分秋色，真是谈何容易！中共所申明的八条原则就是要彻底摧毁国民党的统治，而国民党自己却在作划江而治的梦想，双方可谓南辕而北辙，在他答应李宗仁、何应钦作和谈的首席代表时，他就已经预感到，和谈的失败是早已注定了的。因而，他不只说过一次，称此行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蒋介石下野之后，他作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因公务要处理，于1月底从南京飞回兰州。他本来对国民党的腐败有深刻的了解，为此在数月以前曾从兰州给蒋介石写了长篇上书，苦口婆心，极言改革，否则无望。但老蒋只是敷衍了他一番，使他极为失望。他回到兰州后，已想在兰州安定下来；但是李宗仁的电话、电报不断来催，他的一些好友也以大义来相劝：“不管和谈成与不成，你既然一贯主和，现在双方又都愿意和谈，你是不能逃避责任的。”他自己也觉得，20多年来，他一直对和平痴心梦想，此时和谈成功的可能性虽然小，但如果置身事外，也不是对人民、对国家应有的态度。经过郑重考虑，他便接受了李宗仁的邀请，于2月20日飞回南京。3月初，他曾和蒋介石的心腹吴忠信去溪口看望蒋介石，去商谈和谈限度、代表人选、劝蒋出国及内阁改组等问题。他看到蒋介石名义上“引退”，事实上还是在溪口指挥一切，跟各地各方面电话、电报联络纷繁，特别是各处的高级将领前来请示汇报络绎不绝。3月下旬，行政院新院长何应钦召集政务会议，重新指定了和谈代表，推郡力子为首席代表，由于邵老刚去过北平，深知和谈难以成功，坚辞首席代表；于是，改推他为首席代表。他应允了。行政院又开了四次会，研究出一份《预拟与中共商谈之腹案》，国防部也送来一份《对于国共停战协定最低限度之要求》。对于政府的《腹案》及国防部的《最低要求》，他感到目前国共已经强弱异势、主客换位了，中共方面绝不可能接受，这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在飞赴北平前，他觉得有必要去溪口一行，因为蒋还是国民党总裁，手中又有实力，和谈如不能得到他的支持，谈好协议也没有用。3月29日，他和屈武一起飞到溪口。蒋看了《腹案》之后，只说：“我没有什么意见。你这次负担的是一件最艰辛的任务，一切要当心。”蒋介石送他出来时，敷衍地说：“我愿意和平，愿意终老还乡。”由溪口到笕桥机场，蒋经国和屈武同车，分手时曾对屈武说：“文白（张治中）先生太天真了！现在还讲和平，将来是没有好结果的，我看他会死无葬身之地。”他事后得知，十分气愤。 飞机在云海中穿行，越是飞近北平，他越是觉得和谈前景的渺茫。他觉得李宗仁有一句话是讲对了，那就是“把死马当作活马医吧。” 他靠在椅背上打了一会盹。这时，听得身后有几个随员在议论—— “你说这次我们代表团到北平，中共方面谁会来接？” “我看，起码也会是北平市长叶剑英将军。” “我看不止嘛，我们代表团是文白将军率领。离开南京时，李代总统、何行政院长以及在京的党国要员都来了。” “再说上次重庆谈判时，文白将军两次去延安接送毛泽东。依我看，周恩来会到机场迎接。周还是中共方面的首席代表。” “对。首席代表接首席代表！我也猜周恩来会来接。” 张治中靠在椅背上，自己也在想，估计周恩来是会来接的。他和周先生已是多次打交道了，私交也不错。 当天下午1点多钟，“天王号”飞到北平上空时，机舱里活跃起来。黄绍竑还提议：“在地面上游玩北平城不知多少次了，但总没有从空中看得全面。我建议飞机在城上空绕一两个圈子让大家仔细看看。” 有的代表赞同。飞机刚兜了一圈，有的老人已头晕目眩。飞机赶快就在西苑机场着陆了。 一下飞机，看到来迎接的人寥寥可数，只有几个穿着同一样式的军棉衣棉裤的人。经过介绍，才知道仅有中共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北平市副市长徐冰、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等到机场欢迎，显然规格比较低。代表们心中有的不满，脸色不快。张治中心里也觉得纳闷。大家随身携带的简单行李还要检查，心下更感到不快。代表团被接到六国饭店下榻，门口还贴有“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的标语，气氛并不融洽。 他心中确实有点狐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卷三 国共和谈 第十章 周恩来要李宗仁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要离开南京 （1949年4月1日—3日，北平） 4月1日这天，周恩来是从秘书送来的电讯新闻稿上得到南京方面的消息，称南京各报都报导张治中在临来北平谈判前到溪口去见蒋介石，还说什么蒋介石表态愿意和平，愿意终老还乡……他一看就十分敏感、恼怒。这是欺骗！十足的欺人之谈！蒋介石怎么愿意和平？怎么愿意终老还乡呢？下野求和，只不过是他在形势对其不利时惯用的伎俩而已。张文白怎么那么糊涂？不。也许不是糊涂，这说明了蒋介石仍在操纵一切，说明了南京要听命于溪口。下午2点左右，张文白将率领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飞抵西苑机杨；他原来是打算到机场迎接的，看了这条消息后，他决定不去了。 下午，他又得到消息，说当天上午在南京发生流血惨案：南京有6000多学生上街游行示威，要求南京政府接受中共的八项和平条件，与前来镇压的军警特务发生冲突，造成学生两人死亡，100多人受伤。他得悉消息后，甚为愤怒，深为不快。李宗仁不是已经表态接受八项条件作为和谈的基础么，怎么又要镇压学生，制造流血事件？！ 该晚6时，他率领中共代表团林伯渠、叶剑英、林彪、李维汉和聂荣臻等六人，来到东交民巷六国饭店看望南京政府代表，并设便宴款待代表团全体人员。饭后双方代表即开始商谈。经双方同意，商谈采取分头个别对话形式。他、林伯渠和张治中、邵力子对谈。 他一开始就盯着张治中，以极其严肃的态度质问：“你为什么在离开南京前到溪口去见蒋介石？” 张治中在他的盯视下，听到这突如其来的质问，蓦然一惊，正想加以解释。 他没等张治中考虑回答，接着又说：“你这样做法，完全是为了加强蒋介石的地位，起了混淆视听、破坏和谈的作用；同时，也充分证明了蒋介石所谓下野完全是假的，而实际上他还在幕后操纵控制。” 张治中没有料到周恩来对其去溪口见蒋之事反应如此强烈，在仓促间反复解释：“我不能不去溪口，是我自己想起要去的，既不是蒋叫我去的，也不是李（宗仁）要我去的。我所以想起要去，一则想到蒋虽然下野，实力还是掌握在他手上。我们虽然接受以毛先生所提八条为和谈基础，但蒋究竟同意到何等程度，我不能不摸个底，才好进行商谈。二则蒋虽然不当总统，但还是国民党的总裁，我们也有义务去看望他。我是首席代表，只好我去了。三则近来京、沪间一些人纷纷发表言论，提出许多主张，给和谈制造障碍，我去溪口并且在回京后马上发表新闻，对这些人起到威慑的作用。” 他听了张治中这番解释，并没感到满意，并说：“不管你怎么说，只能说明蒋还在操纵指挥，说明你们不是真要和平，这种由蒋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张治中感到反复解释无效，也在言语间动了一点感情，说：“周先生未免也太挑剔了吧，我去看蒋，这是国民党自己的事。” 他也尖锐地说：“但这是影响国共和谈的事。这不能不使我们怀疑，你们要的是假和平。” 张治中提高了声调，说：“我受李宗仁先生委托到北平来谈判，当然是为了国家和民族实现真正的和平，而不是你们所说的假和平。” 他针锋相对地说：“在蒋介石的操纵下进行和谈，是实现不了真和平的。今天在南京发生的流血惨案，就是明证。学生上街游行要求南京当局接受我们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何罪之有？李宗仁不是已经答应过以八项条件作和谈基础么？为什么还要出动军警特务镇压学生，造成学生伤亡。文白先生，在你率领代表团飞来北平即将开始和谈时，发生这件惨案，不能不令我们怀疑南京当局和谈的诚意？” 张治中也是刚刚听说此事，这是一件使南京政府代表团十分尴尬的事，南京卫戍司令张耀明是蒋介石的红人，竟也太放肆了！张治中望了望邵力子，邵力子也正凝望着张治中。张治中只好说：“今天南京发生流血事件的事，我也是到了北平才听说。这件不愉快的事件发生了，也是我们和谈代表团所不允许的。周先生、林先生，请容许我们会后与南京电话联系，查明究竟。” 周恩来的语调十分严厉：“南京政府既然派出和谈代表团前来北平同中国共产党谈判和平，并表示愿意接受八项条件为谈判的基础；那么，如果这个政府是有低限度的诚意，就应当以处理南京惨案为起点，逮捕并严惩主凶蒋介石、汤恩伯、张耀明，逮捕并严惩制造流血惨案破坏和平的暴徒特务。” 邵力子也说：“和谈刚要开始，就制造事端，太卑鄙无耻了！我也是主张严惩元凶主恶，严惩特务暴徒。” 周恩来这才语气和缓下来，谈起和谈的具体程序与细节。他问：“我们在3月26日曾用广播通知你们，要准备好为实施八项条件所必需的材料，准备好对和谈的具体意见。广播你们都收听到了吧！方案带来了吗？” 因为在来北平之前已经商量过，行政院讨论过的腹案及国防部的最低限度要求，都不准备书面提出，是由代表掌握的原则性限度，张治中就答道：“我们没有具体的方案。想听听你方的———” 林伯渠问：“既然双方讨论，你们怎么没有准备具体方案？” 张治中说：“是以八项原则为基础。行政院开会讨论过，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我方会提出。” 周恩来早已料到对方拿不出具体的方案，可是毛主席及中央已经很明确，不管谈不谈得成，人民解放军将照样渡江；因而，他早有准备地提出：“以八项原则为基础，这是前提，是没有疑义的。全国人民渴望和平，时间是不能拖延的。我们设想，采取今天这样个别对话的形式，充分听取你方的意见，经过三四天的商谈后，在五日左右提出成熟的东西，供双方讨论。” 张治中、邵力子都赞同这种商谈形式。 <h3>密会</h3> 当晚，夜深了。周恩来召集中共方面的代表与工作人员碰头，汇拢各人与六个代表交换意见的情况。谈完之后，徐冰反映说：“张治中刚才与黄启汉先生见面时，追问黄设置电台的情况。黄先生有点紧张。” 周恩来马上说：“王拓同志赶快找有关电台人员去与黄先生商量，怎么设置电台，以防南京代表团察看。此事不能过夜。” 半夜已过，大家走后，周恩来还想着，毛主席正等他去汇报。他乘着小车，穿过深夜无人的街道，4月的西北风夹带着沙子刮过街头。半夜更深，是他思路最活跃的时候。他想，人民解放军已经准备在4月13日左右渡江南下。时间紧迫，只剩十来天了，从刚才掌握的情况看，南京来的代表团还想对八项和平原则讨价还价，连张治中在内也对“划江而治”抱着幻想，张治中到溪口去请示蒋介石说明了什么？说明南京方面要听溪口的。看来，在我军渡江以前，还可以抓紧时间对李宗仁、白崇禧作最后的争取工作。“天王号”专机后天要飞回南京，派一个人去，让黄启汉回南京做工作。各民主党派也表示要做李宗仁的工作，他们也可以派人去。还有，刘仲容先生亦可以再回一趟南京。 他乘的小车驶到双清别墅时，香山农家的雄鸡已经啼了两遍，天快亮了。毛泽东同意了他的提议，还准备在刘仲容临走时见刘一次，让刘捎口信给李宗仁、白崇禧。毛泽东还准备过两天会见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蔡廷锴、陈其尤等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就国共谈判的情况进行交谈。 他与毛泽东分手出来，已经是4月2日早上。天已蒙蒙亮了。他只睡了一个多小时，就赶往六国饭店，按时与张治中对谈。当晚，他就在六国饭店接见了黄启汉。他首先问：“黄先生对南京代表团来和谈，有什么看法？” 黄启汉说：“既然是在八项条件基础上谈判，照理不该有很大的困难。困难还是在将来实行起来，会有很大阻力。” 他很气愤地说：“现在就是他们并没有接受八项条件为基础。除邵力子先生外，其余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惩治战犯’这一条不能接受。这是什么话呢？李宗仁不是公开宣布承认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原则为谈判基础的吗？怎么，代表团来了，又变了卦呢？”他情绪激愤地继续说：“还有，南京代表团到北平来之前，张治中还到溪口去向蒋介石请示，这就产生另一个问题，你们代表团究竟是代表南京，还是代表溪口呢？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和谈怎么进行呢？明天，代表团的专机回南京，黄先生是不是走一趟，回南京去把这两个问题向李宗仁问个明白。看来，原定4月5日开始正式和谈，也得推迟了。” 他觉得意犹未尽，在该晚又考虑好了几条给李宗仁、白崇禧的具体意见后；第二天，4月3日，在黄启汉临行前，他又在六国饭店单独接见黄，说：“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较量，蒋军主力已被歼灭殆尽，可以说，内战基本结束，剩下的不过是像毛主席所说的打扫战场而已。想不到南京来的代表团，却对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原则讨价还价，这是我们不能容许的。本来，我们对蒋介石及其死党，就不存在任何幻想，倒是希望那些错跟蒋介石走的人，应该认清形势，猛醒回头了。你回到南京告诉李先生和白先生，人民解放军完全有足够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扫除和平的一切障碍，希望两位先生不应该对帝国主义存幻想，不应该再对蒋介石留恋或是恐惧，应该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坚决向人民靠拢，这才是他们唯一的光明出路。有几点具体意见你回去转告他俩：一，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暂不渡过长江；但和谈后，谈成，解放军要渡江，谈不成，也要渡江；二，白先生的部队，应先撤退到花园（在汉口北）以南一线；三，希望白在安徽让出安庆；四，希望李先生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要离开南京，能够争取更多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同留在南京更好。考虑到李的安全，他可以调桂系部队一个师进驻南京保护，万一受蒋军攻击，只要守住一天，解放军就可以到来支援了。这些话，你记住了吗？” 黄启汉点头说：“记住了。” 他临走时，握住黄启汉的手，鼓励说：“黄先生，欢迎你站到人民这边来。” 黄启汉十分感动，说：“周先生，你说的意见我一定转达，不管李、白两人走什么道路，我自己一定跟共产党、跟毛主席走。” 黄启汉于3日下午2点起飞返回南京。 周恩来在安排黄启汉动身之后，于3日晚上，又陪同毛泽东在双清别墅接见刘仲容。本书在前面已经记述了接见详情。毛泽东嘱咐他再安排刘仲容南下。 他连续安排了黄启汉、刘仲容回南京争取李宗仁，还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委托南下的朱蕴山带信给李宗仁，信中说，无论战与和，人民解放军都要渡江，并限南京政府于12日前答复。 卷三 国共和谈 第十一章 李宗仁现在六亲无靠，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 （1949年4月中旬，北平） 这是4月中旬的一天，从西北高原上刮来的风沙已经停了，这是北平春季里难得的晴和好天。黄绍竑和刘斐两人乘着车子驶出城区，心情甚觉怡然。在驶往香山的路上，路边的树枝都已经摇曳着绽出的片片绿叶。他俩是第三批去会见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的。先被接见的张治中，及第二批被接见的邵力子和章士钊，在会见回来后，都深受感动，说了毛泽东朴素诚恳、没有架子、虚心学习、吃苦耐劳等种种美德。前天，张治中回来，在吃晚饭时，曾感慨万端地说：“跟毛泽东在一起，你就会懂得国民党的失败是应该的，共产党的成功并非偶然。”邵力子和章士钊则十分真诚地赞誉毛泽东是稀世罕见的伟人。越是接近毛泽东的住处，他俩越感到忐忑不安。 当他俩来到双清别墅，毛泽东已站在屋门外的院子里等候。汽车一到，毛泽东便亲自走到汽车跟前。两人下了车，毛泽东迎了上来和他俩握手。毛泽东如此诚挚热忱，以礼相待，更使他俩愧悔不安，对毛泽东顿生敬意。 大家进房不久，朱德总司令也来了。朱德热情地跟他俩打招呼，并问长问短。这位举世闻名的将军竟也是这样质朴可亲、平易近人。 毛泽东态度很亲切：“北平风沙大，气候干燥，你们两个都是南方人吧？过得惯不惯？听说季宽先生心脏病犯了，要好好休息，莫累着了——” 他俩答了话，感谢毛主席的关心。 毛泽东很随意地问道：“季宽先生是广西哪里人？”当黄绍竑回答是广西容县，是容量的容，不是光荣的荣。毛泽东顺口而说：“容者，宽纳博大之谓也。前天与文白先生谈，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可以不在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的名字。李德邻先生虽不是容县人，也不必计较个人的得失。” 黄绍竑和刘斐都笑了。 毛泽东又转向刘斐，问：“为章先生，你是湖南人吧？” 刘斐说：“我是醴陵人，与主席邻县，是老乡。” 毛泽东很高兴地说：“呵，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哩。” 毛泽东亲切随和的态度，使他俩的紧张心情减去了大半。刘斐说：“蒋介石打不下去了，让李宗仁出来搞和谈。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和平是大势所趋。” 毛泽东说：“人民的要求，我们最了解。我们共产党是主张和平的，否则也不会请你们来。我们是不愿意打仗的，发动内战的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嘛，只要李宗仁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毛泽东边谈边打手势，语气是那样亲切，使他俩拘束顿消。 “李宗仁现在是六亲无靠哩！”毛泽东扳着指头对他俩说：“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帝国主义靠不住；第三，蒋介石那些被打得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第四，桂系军队虽然还没有残破，但那点子力量也靠不住；第五，现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为了和谈，他不搞和谈，这些人士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诚心和谈，共产党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哩！”说到这里，毛泽东在房中踱了几步，走到他俩面前说：“我看六亲中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只要你们真心和谈，我们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是守信用的。” 讲到双方正在讨论的《国内和平协定》方案，毛泽东问：“这个协定你们都同意么？” 刘斐说：“总的我们是同意的，只有‘前言’中说蒋介石是挑动内战的罪魁祸首这句话，虽然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就怕李宗仁签字有难处，因为他是个空架子，蒋介石背后捣乱他吃不消。” 黄绍竑说：“他这个代总统当得很难受，自己作不了主。” 毛泽东笑着说：“好，看你们的情面不写罪魁祸首，那就写上个元凶巨恶，你们看怎么样？” 他俩听了哈哈大笑。毛泽东说过这话以后，在后来的协定最后修正案中，果然没有写上“罪魁祸首”、“元凶巨恶”这些词句。 毛泽东也一面笑，一面拿起新华社的一份消息稿，用红蓝铅笔指着稿子说：“你们看，李宗仁也说破坏旧政协的是蒋介石嘛，李宗仁也是这么说的嘛！” 当刘斐说到蒋介石这个人不学无术时，毛泽东摆了摆手说：“不，不，蒋介石是不学有术哩，不过这个‘术’是权术的‘术’！”说完，毛泽东用商量的目光看看朱德。朱德笑着点了点头。 午饭前，朱德走了，毛泽东同他俩边吃边谈，无拘无束。毛泽东对黄绍竑说：“听恩来说，季宽先生是个词人。我素好结交诗人词友，待协议签订之时，我们不妨作诗填词，为之唱和。” 黄绍竑连忙说：“不敢，不敢。主席是大手笔，我读过主席在重庆发表的《满江红·咏雪》。‘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词风雄浑潇洒，我是佩服之至。我只是有时闲来无事，聊以寄怀。待协议签定之时，定填几句向主席讨教。” 刘斐亦趁机将自己疑虑的一个问题试探毛泽东，便问：“主席，您会打麻将吗？” “晓得些，晓得些。”毛泽东回答说。 “您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 毛泽东听了差点失笑喷饭，立即说：“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 毛泽东思想机敏，心胸宽阔，这寓意弥深的回答，使他俩在欢笑中，疑虑皆释。 在乘车返回城里的路上，黄绍竑和刘斐兴奋不已，心情很不平静。毛泽东是把他俩作为桂系的代表而一起接见的。毛泽东这天的接见，对于他们告别旧营垒、选择新道路，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成为他俩人生道路上新的转折点。 卷三 国共和谈 第十二章 白崇禧拒绝了毛泽东 （1949年4月5日—13日，南京—北平） 在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到达北平几天以后，4月5日午后，刘仲容接受了毛泽东的委托，同朱蕴山、李民欣、刘子衡一行四人，乘搭由南京方面派出的中国航空公司飞机飞离北平，于当天暮色苍茫中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 李宗仁委托程思远等到机场迎接。 此行由于任务特殊，行动极为保密。但因为是李宗仁派出飞机从北平接来客人，到底被敏感的记者们发现。飞机在暮色中降落在明故宫机场，搭着几个不披露身份的客人，到底是什么神秘人物？在国共和谈已经开始的背景下，记者们十分想猎取爆炸性的新闻。他们刚从舷梯上下来，记者们一哄围了上去。刘仲容身材高挑、戴着眼镜，颇有风度，被一个上海记者缠住问：“你是不是刘仲华先生？” 他不敢暴露身份，将错就错地点了点头。这位记者又缠住朱蕴老等三人探问姓名，他们都装作没有听见，不作答复。于是，第二天，南京、上海的报纸就以“北平飞来神秘客”为题，在头版披露新闻，称“刘仲华由平飞抵首都，同来三人坚不露姓名”。这样，也惊动了蒋介石的特务，四出打听，闻讯追至他们下榻的大悲巷白崇禧公馆。因公馆由广西宪兵警卫，才没惹出麻烦。 当晚，刘仲容单独到傅厚岗官邸去见李宗仁，向李转达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话。他还拿出4月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送给李看。这天的《人民日报》上刊载了就国共和谈开始而发表的重要社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他讲：“这篇文章很重要，是由毛先生亲笔撰写的，表达了中共的方针政策。” 李宗仁接过报纸，扫了几眼，上面赫然写着的文字下面，有一段用红笔画了道道，文曰： ……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路是没有的。并正告南京政府：人民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这不是拿空话吓你们，无论你们签订接受八项条件的协定也好，不签这个协定也好，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向前进的。选择的时间没有很多了，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军了，一点游移的余地也没有了。 李宗仁读罢，脸色骤然变得十分苍白，半天不作表示。好一会，才放下报纸，望了望他，问：“你说这是毛润之先生亲笔撰写的社论？” 刘仲容答道：“是的。是周恩来亲口告诉我说是毛先生写的。” 接着，李宗仁摆了摆手，叫秘书来挂电话给何应钦，请何来一趟，并要他把在北平和中共接洽的情况也向何应钦谈谈。 他说：“德公，这些话是中共领导人对你和健公讲的，跟他讲合适么？” 李宗仁说：“他是行政院长，应该让他也听听嘛。” 过一会，何应钦大摇大摆地来了，一见到刘仲容就说：“我知道你去北平了。这次你带回什么消息呀？在那边你见到文白、邵老了吧？” 他说：“没有见面。我是德公派我去了解情况的。我刚到，正向德公汇报。” 何应钦问：“你见到毛先生没有？据你看，共产党有诚意么？” 他说：“见到了，毛先生说，国共两家打了这么些年的仗，该歇歇手了，谈总比打好，这并不是共产党没有力量，而是为了早日结束内战，使地方和人民少受损失。毛先生还说，解放军一定要过江，谁也不能阻挡。他欢迎你和德公到北平去直接商谈，协商解决一切问题。” 何应钦反问：“我们的代表团不正在那边同他们谈着吗？” 他因摸不透何应钦的底，不便将话再往深处说，就含糊其辞地答道：“双方的最高当局直接会谈，可能会更直截了当些吧。” 4月9日，白崇禧专程从汉口飞来南京听他报告北平消息。白崇禧把夏威、李品仙也叫到南京来了。白崇禧在自己的公馆里单独与刘仲荣谈话。白崇禧笑着对他说：“听说你这几天成了老蒋的特务重点盯梢的对象，搞得连公馆的门都不敢出了？” 他也笑了，说：“记者捕风捉影，把我当成刘仲华，因为我保密，我也就将错就错。倒是闹得满城风雨。” 两人哈哈大笑不止。笑过之后，白崇禧急切地问起北平的消息：“毛先生和周先生有什么回复的意见？” 他说：“健公，你给毛先生和周先生的信我都当面转交了。你要我向中共方面提出的‘划江而治’，‘政治可以过江，军事不要过江’的建议，我已经当面向毛先生和周先生谈过了。中共方面态度很坚决，毛先生说，政治要过江，军事也要过江，而且很快就要过江。” 白崇禧忿忿地说：“他们一定要过江，那仗就非打下去不可了，这还谈什么？他们还有什么别的意见？” 他在白崇禧身边工作了多年，也深知白崇禧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他很希望能通过自己耐心做工作，使白的态度能有转变，而把白争取过来。他把毛主席所说的原话，毫无保留地告诉了白崇禧，还特别强调说：“毛先生说，你很能带兵，将来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人尽其才，请你指挥国防军。” 白崇禧对这番话却听不进去，对他说：“个人出处，现在不是我考虑的时候，目前要紧的是共产党如果有和平诚意，就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不要过江。能让步的我们尽量让步，不能让步的绝对不能让。过江问题为一切问题的前提。中共如在目前‘战斗过江’，和谈的决裂，那就不可避免。” 白崇禧接着又问：“德公和敬之（何应钦）有什么看法？” 他说：“他们两位听了都没有表示，就是要同你商量商量。” 白崇禧气急败坏地说：“还有什么好商量的？你马上就回北平通话，把我的意思转告他们。就这样办。” 当晚谈至夜深也没有结果。第二天，4月10日，他和白崇禧为了谈话方便，借口游览玄武湖，又在游艇上从容说话。他告诉白崇禧，这次同来的朱蕴山和李民欣，是代表民主党派来奔走和平的。他耐心地对白崇禧说：“目前国民党位处下风，共产党是战胜者，在此情况下，进行和谈本来是谈何容易的事。现在好不容易开始谈判，和平还有一线希望，千万要把握这宝贵的时机，不要错过。” 白崇禧说：“我们又不是不能打了，除了几十万陆军沿江布防和完整的海、空军配合，还有一条长江天险。再说，美国方面已经答应支持德公，有十多船军火已经启运；打起来，美国插手进来，就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和谈，只有在中共不渡江的条件下，才能达成协议。” 他觉得已经不好再谈下去了，该说的话已经都说了。他联想起这两天曾听白崇禧身边的参谋人员说，蒋介石已经指令财政部从上海拨给“华中长官”白崇禧一批黄金。他觉得眼下再多说也没用了，心中未免感到十分惋惜。 <h3>周恩来的电话</h3> 他同白崇禧游玄武湖回来的当晚，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王炳南从北平挂来电话，说南京和平代表团的黄绍竑日内将从北平回南京；王炳南叫他和朱蕴老等人乘搭接黄绍竑的专机飞回北平。 他又去了一趟傅厚岗官邸见李宗仁，向李报告说：“德公，毛先生捎了话过来等回话，我准备再去一趟北平，将你和健公的意见转告他们，看中共方面是不是还可以再商量。” 李宗仁当时处于十分苦闷彷徨的内心矛盾之中，不愿意线就断了，因而同意了刘仲容再去北平。李说：“你去吧，看毛先生那边是不是还可以再商量，我们要为和谈再作努力。” 刘仲容还记着周恩来面嘱同机带回邵力子先生夫人傅学文的任务。他一向很尊重与敬佩邵老。这次邵老被指定为国民党和谈代表之一，本来是要携夫人傅学文一起赴北平的。但反对和谈的死硬派，到处造谣，说代表团不是去和谈，而是去出卖国民党的。有的甚至指名说，邵力子早年加入过共产党，这次去北平是有去无归了。为了安定人心，对和谈造成一个有利的气氛，邵力子先生将夫人傅学文留在了南京。刘仲容到了南京后，打听到傅学文因邵力子走后住处受人监视，就被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接去于家住着。当落实了他和朱蕴老要乘去北平接黄绍竑和屈武的“天王号”专机之后，他设法通知了于右任先生去送机，并暗示了亦将傅学文送上飞机。 4月12日下午2时，明故宫机场上“天王号”专机即将起飞，于右任先生也带着傅学文乘车赶来送行。当朱蕴山、刘仲容登机时，于右任带着傅学文、跟一块送行的程思远、黄启汉等人站在一排，与朱蕴山、刘仲容握手。当朱蕴山、刘仲容站在机舱门前回身向送行者挥手的时候，于右任推了一下傅学文。傅学文一边向机舱口招手，一边紧走几步，登上舷梯，好像是要上去叮嘱什么话。她登上机舱口，大步跨了进去。舱门关闭，飞机启动滑向跑道。等盯梢的特务明白过来时，飞机早已腾空而起，向北飞去了。 当天下午6点45分到达北平。 刘仲容刚下飞机，周恩来早已派车直接送他到香山双清别墅。毛泽东等着他回来汇报南京之行的情况。 毛泽东笑容满面地说：“我给你打过保票，现在你不是平安归来了吗？” 他说：“有毛主席关心，来去都很顺利。” 毛泽东问：“李宗仁、白崇禧两先生的态度有转变没有？” 他说：“主席的话我都向他俩原原本本地转达了。白崇禧还是顽固地坚持反对解放军渡江，没有什么希望了。” 毛泽东又问：“李宗仁呢？” 他说：“依我看，李宗仁还有争取的可能性。” 毛泽东吮了吮下唇，说：“中央已经决定，解放军就要渡江。你转告李先生，在解放军渡江时，他不要离开南京，如果认为南京不安全，可以飞到北平来，共产党会将他当贵宾款待，那时和谈仍可以继续进行。 卷三 国共和谈 第十三章 毛泽东邀请李宗仁等北上签字，李宗仁犹豫不决 （1949年4月7日—15日，南京） 4月7日，星期三。这天晚上，李宗仁在傅厚岗官邸宴请从北平来的朱蕴山、李民欣、刘子衡等人。饭吃过了，该说的话也说过了，客人告辞以后，李宗仁告诉秘书，不要让人打扰他，他要独自呆一会了。他处于极度的矛盾彷徨之中，这个代总统真是难当，要打，打不过人家中共；要和，和不了，蒋介石根本不同意毛泽东那八项条件。蒋介石表面上说是下野了，实际上实权在握，密令将国库所存全部金银美钞全部运往台湾，让其心腹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为其坐镇。种种迹象表明，蒋介石已秘密将海、空军实力逐渐南移，以台湾为中心。蒋介石回溪口后，在家乡建立电台七座，随意指挥；参谋总长顾祝同，对一兵一卒的调动完全听命于蒋介石。不久前，他在总统府宴请阎锡山、于右任、居正、顾祝同等，一席未终，顾参谋总长竟先后放下碗筷去接了三次老蒋从溪口打来的电话。他在席间看见，很觉得不是滋味。他作为代总统，手头一文不名，为维持军饷，曾命行政院饬财政部将运台湾的国库银元金钞运回一部分备用。但是在台负保管责任的陈诚竟充耳不闻，无言抗命。他有令不行，十分恼火。更使他愤怒不已的是，自己身为国家元首，对近在咫尺的浙江省主席陈仪的撤换拘押，直等报纸刊出他才知道消息。一了解，陈仪因说蒋经国的“青年救国团”像一群土匪而得罪了蒋氏。最使他愤怒而痛心的是，据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说，他身边的卫士都是蒋介石的人。这使他言行均十分谨慎。现在国共和谈的问题更是使他头痛，他是以主和的面目来出任代总统的；他原是想借与中共和谈而压蒋，以取而代之，从而与中共划江而治；可是，中共不但不同意划江而治，还要他与蒋决裂。使他面临的是痛苦的抉择：南京政府何去何从？他和桂系何去何从？ 他熄了灯，把头靠在沙发背上苦思了好一阵子，忍不住打开收音机收听中共的北平广播。电台里又在点他和何应钦的名字。播音员用严正的声音在说话：“……我们并不强迫你们下这个决心。南京政府及其代表团是否下这个决心，有你们自己的自由。就是说，你们或者听蒋介石和司徒雷登的话，并和他们永远站在一起，或者听我们的话，和我们站在一起，对于这二者的选择，有你们自己的自由。但是选择的时间没有很多了，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军了——” 他无可奈何地关掉了收音机。 自从上个礼拜四，张治中率领南京政府代表团飞去北平，刚好一个礼拜了。中共的报刊和电台的播音，几乎天天都点到他的名字，毛泽东、周恩来还通过多种渠道，往南京给他频频传话。 4月3日，黄启汉从北平回来，传来周恩来的话：解放军是要渡江的，渡江时，希望他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要离开南京，还建议他调桂系一个师来南京护守；也捎来李济深的话：只要他和美蒋决裂，向中共靠拢，李济深和毛泽东都愿支持他担任联合政府副主席，让白崇禧带兵。 4月5日，刘仲容和朱蕴山、李民欣、刘子衡一同从北平飞来。刘仲容又传来了毛泽东亲口说的话：李宗仁的政治地位可以暂时不动，照样当代总统在南京发号施令，桂系部队也暂时不动；国共双方领导到北平商谈国家统一，李宗仁出席的话，毛泽东也亲自出席。朱蕴山又带来李济深的口信：只要李宗仁把总统印带在身边，无论在哪里签署和谈协议都行，将来他就可以凭此做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朱蕴山还捎来一封中共的最后通牒信，信中说，无论战与和，人民解放军都要渡江，并限南京政府于12日前答复。 昨天，4月6日，他曾派甘介侯去美国驻华使馆，将中共的最后通牒告诉司徒雷登大使，问及共军渡江美国方面有何态度。大使的回答令他十分失望，还是前几天说过的老话，要他让国防部负起保卫的责任，是不会受到蒋介石的干涉的。关键的时候，美国人也靠不住了。 这次，朱蕴山、李民欣等是代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而来南京的，他特地于今晚在官邸设宴招待，还请了程思远、邱昌渭作陪。饭后谈到战犯问题，当时大家都认为这一问题还有商量的余地。果然，朱蕴山等刚告辞离去不久，张治中来了长途电话，向他汇报近日在北平与中共代表个别交谈的情况，和谈尚无进展。看来，他该对战犯问题有所表示，不使之影响和谈的进行。在当晚接了张治中的电话后，他让秘书黄雪邨代他起草一份电报打给毛泽东，重申他求和之诚意。他嘱咐黄雪邨，电报中要着重提到战犯问题。黄雪邨立时拟了呈来。他对电报稿中关于战犯问题的措词，十分满意。黄雪邨当过胡汉民的秘书，善于舞文弄墨，长期替李宗仁写了不少官样文章，在这份电稿中，写道：“……凡所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 当时是晚间11时，他阅后即交机密室拍发。原文如下—— 张长官文白兄转润之先生有道：自宗仁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定谋和，悱恻之忱，谅贵党及各位民主人士所共亮察。今届和谈伊始，政府代表既已遭邀莅平，协谈问题，亦已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为基础。宗仁懔于战祸之惨酷，苍生之憔悴，更鉴于人类历史演成之错误，因以虑及和谈困难之焦点，愿秉己饥己溺之怀，更作进一步之表示：凡所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况复世界风云，日益诡谲，国共合作，尤为迫切。如彼此同守此义，其他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宗仁何求，今日所冀，惟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袵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特电布悃，诸希亮察。弟李宗仁卯阳印。 该电报在历史上被称为“卯阳电”。 <h3>卯阳电</h3> 第二天，4月8日下午，他就接到了毛泽东的复电，电文里强调根据八项条件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他从电报中还获知，张治中已经会见了毛泽东。电报全文如下—— 南京李德邻先生勋鉴：卯阳电悉。中国共产党对时局主张，具见本年1月14日声明。贵方既然同意以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本日与张文白先生晤谈时，即曾以此意告之。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标而奋斗。毛泽东。1949年4月8日。 他想，毛泽东的回电来得真快！毛泽东近来传话频频，今日又与张治中晤了面，该又会有话传过来。晚饭后，张治中就来了电话告诉他，毛泽东、周恩来今天在香山单独接见了张，就和谈中的有关事宜，长谈了四个钟头。张治中在电话中谈话的情绪显得比前几次要好。张说：“在关键的战犯问题上，经过我方充分阐明意见，中共已作了让步；毛先生谈到，为了减少南京代表团的困难，可以不在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的名字，对南京代表团的处境和困难，也表示谅解。毛先生还说，和谈方案先由中共方面草拟，拿出方案后，正式谈判就容易了。将来签字的时候，要是李德邻先生，和南京政府行政院、监察院、立法院等各大院的院长何应钦、于右任、居正、童冠贤等先生都来北平参加则更好。” 毛泽东说不提战犯的名字，当然算是一个让步。对于那八条和平原则，最使南京方面人士不能接受的就是第一条严惩战争罪犯。蒋介石被赫然列在第一名，接着是宋子文，然后就到他和白崇禧，名单一大串，都是国民党的要员。不提名字而已，对战犯还是要严惩的。不提名字的让步，只是一个小让步。中共对坚持过江是绝不会松口的。现在这几天是至为关键的日子，离中共最后通牒的12日只有四天了。他已经召集桂系的核心人物来南京作最后的商议，李品仙、夏威已经来到了。白健生也将和黄启汉明天从汉口飞来。他犹豫不决已多日了，但是最后的抉择总是要作出的。他觉得，中共的让步就到此为止了，而中共坚持过江，连白健生都不会接受；看来，和谈成功的希望是太渺茫。而要打的话，结局只会是失败。 当时，参与桂系核心机密的程思远先生在他的著作《政坛回忆》里，实录了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桂系领袖人物在那几天的活动与密商情况，现转引如下—— 四月九日晚十时许，李宗仁约白崇禧、李品仙、夏威、邱昌渭和我在傅厚岗官邸会商时局，白崇禧说，目前最大的危机是蒋介石在幕后控制党政军大权，德公没有掌握政府的权力。而今，蒋、李必须摊牌：如果蒋不出国，德公就应该急流勇退，让蒋重新出来当家作主。当时大家都承认和谈成功的机会不多。 四月十日，李宗仁嘱我替他给蒋介石写一封信，大意说：和谈正在进行，结果未可预卜。回顾宗仁主政以来，形格势禁，难于集中权力，迅赴事机。果和谈万一破裂，战事重启，则宗仁断难肩此重任，深愿引身求去，以谢国人，未尽之意，托阎百川（即阎锡山）、居觉生（即居正）两先生代为面达。阎锡山、居正原定当日下午专机飞宁波带给蒋氏，因天气恶劣，飞行一小时后又折回，定明日再去。 十一日，李宗仁派机送朱蕴山、刘仲容等北返，同去的还有邵力子夫人傅学文。 十三日，居正从溪口返南京，对李宗仁说：蒋介石看了德公十日给他的信，迄未表示明确态度。 十四日晚上，我在珠江路七二八号童冠贤家吃饭后，即到傅厚岗李宗仁官邸，是时白崇禧、夏威、黄旭初（当日方应李宗仁电邀抵南京）都在那里。即开始对当前局势交换意见，自朱蕴山、刘仲容等南来后，李、白对和局已不抱有任何奢望了，白崇禧在谈话中，指责李宗仁在上台后没有立刻换掉孙科，以致白白浪费了三个月的宝贵时间。其后白又批评，何应钦（何接任孙科的行政院长），说他为人懦弱，没有魄力。德公叫他撤换顾祝同、汤恩伯，把台湾存金和武器装备运回大陆，他都不敢做。且反唇相讥地说：“你们不怕同蒋介石闹翻，我却不能这样办！”何敬之真像一个童养媳，他在老蒋这个恶家婆面前，时刻心惊胆战，吓得发抖。白崇禧说了这些，主要是向黄旭初、夏威介绍情况。 深夜，机要室送来了一封张治中发给李宗仁的电报，汇报十三日下午九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首次和议的情况。并说代表团已就和议草案提出修正意见。如何容后续报。李看完后交给白崇禧。白说，条款可以商量，只是“过江”不能接受。如果要打的话，蒋必须走开，否则军队无法调动，军费不能拨用，必然失败。李宗仁终席无一言。 程先生在他的书中没有记载4月12日的情况。4月12日是中共方面第一次最后通牒的期限，是非常重要的日子。据笔者另查《司徒雷登日记》。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这段时间里，通过甘介侯、傅泾波与李宗仁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司徒雷登在4月12日这天记载说：“中共已把他们的期限伸展到今天之后三天（原本期限为4月9日至12日）。” 卷三 国共和谈 第十四章 和平协定的关键时刻，一波三折 <h3>和平协定的关键时刻</h3> （1949年4月15日—22日，北平—南京） 黄绍竑没有想到，周恩来一大早就赶来机场送他和屈武。 4月16日这天清早，黄绍竑和屈武分别乘车来到西苑机场。他俩于昨晚夜深被南京政府代表团推举，携带中共的和平条款，飞回南京去请示。推选他的原因，自然是认为他曾是桂系三巨头之一，希望他说得动李宗仁、白崇禧接受条款。推举屈武，是因为屈武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女婿，便于在南京做说服工作。 这次，西苑机场的停机坪上特别热闹。周恩来率领中共的和谈代表叶剑英、林彪、林伯渠、李维汉等都来了，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刘斐、李蒸等南京方面的代表也都到机场送行。大家都说着祝愿的话，祈愿和平早日实现，使机场上的气氛显得十分热烈，这和半个月前南京政府代表团抵达这个机场时受到的低规格冷清接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显示了中共方面对达成和平谈判协议的诚意。黄绍竑还在人群中认出了白崇禧的外甥海竞强；海竞强是桂系精锐部队第四十六军一八八师师长，在山东莱芜战役中被解放军活捉，这次被中共宽大释放后，今早周恩来让其随黄绍竑同机返回。这是中共方面对桂系表示友好的一种方式。 这次黄绍竑到北平时间不长，却感触良深，终身难忘。本来他见到南京和平空气冷淡，想置身事外而于2月底飞到香港逍遥暂住。但李宗仁屡发电报催他回南京作和谈代表北上，面子上难以推却，他只好于3月29日才赶回南京，4月1日就匆匆随团到北平来了，其实他早就看透蒋介石想利用李宗仁出面进行和谈来喘一口气，老蒋哪里会同意中共的八项条件呢！他刚到北平不久就病了，旧病心脏间歇症复发，被从六国饭店送进北京医院。在北平好几件事触动了他。触动最深的两件，一件是傅作义的谈话，一件是毛泽东的接见。傅作义是在家里请他吃饭的，两人是旧相知，无话不谈，听了介绍北平和平改编的经过，他对于傅先生为了减轻人民痛苦、保存千年古都的所作所为，深为敬佩，认为这是对国家对民族所作的重要贡献。他亦最是难忘毛泽东的香山接见，胜利进城后还要吃苦奋斗的伟人风范使他受益匪浅，感慨万端。他最吃惊的是毛泽东都风闻他能写好词，称赞他富于文学天才。见过毛泽东回来，住在北京医院的病房里，他兴致很高，兴之所至，填了两首《好事近》，题名《感时》。现实录如下—— <small class="ter">翘首睇长天，人定淡烟笼碧。待晚一弦新月，欲问几时圆得。</small> <small class="ter">昨宵小睡梦江南，野火烧寒食。愿得一帆风送，报燕云消息。</small> <small class="ter">北国正花开，已是江南花落。剩有墙边红杏，客里漫愁寂寞。</small> <small class="ter">些时为着这冤家，误了寻春约。但祝东君仔细，莫任多飘泊。</small> 他借写景以抒情，欲问新月几时圆得，表达了对和谈早日成功的向往和祈愿。 刘斐看了，赞不绝口，连说：“绝妙好词！绝妙好词！” 他对这次和谈的进展，是满意的。能够拿出一份国共双方代表都认可的条款，已经相当不容易了。这次和谈，在未正式开会前，双方代表分别对谈，反复磋商，充分交换意见，阐明观点。正式在勤政殿开会时，南京代表对协定草案，所提修改意见以书面写出，总计40余处，被采纳者半数以上。好像争议最大的八条中的第一条惩办战争罪犯，在李宗仁代总统所承认的原则之下，经南京代表团再三请求，中共毛泽东主席同意宽大对待，第一款第一项，已将条文改成“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如能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准予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作了这样的修改和补充后，平心而论，中共做到了坚持其所应该坚持的，忍让其所可以忍让的，既严正掌握原则，又抱虚怀忍让态度，使他和南京代表团诸位同仁不得不佩服。 《国内和平协定》这八条二十四款，由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于4月15日在勤政殿举行的双方第二次会议上宣布，并限定谈判以4月20日为限期，南京代表团是否愿意于协定上签字，须于4月20日以前表示态度，4月20日为签字日期。 由于时间十分紧迫，南京代表团于当晚半夜散会后回到六国饭店马上研究，大家都认为这个协定中共已作了较大的让步，而现时国民党不比以往，是“战败求和”，只有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因而接受协定，以诚心承认错误，以勇气接受失败，总比顽抗到底、失败到底为好，深更半夜，经过充分讨论，大家一致表示接受这个《国内和平协定》，并推举黄绍竑代表和屈武顾问携文件回南哀去，劝告李宗仁、何应钦接受。 当晚2点左右，周恩来得知黄绍竑被推举回南京请示，立刻在六国饭店里单独召见他。两人一见面，周恩来关心地问： “季宽先生，你的心脏病好些了吗？” 他说：“大约今晚有些激动，心脏间歇得更加厉害了。我明早还是要衔命前去的。” 周恩来说：“你辛苦了！明天还要带病乘飞机，为了保险起见，我准备嘱咐北京医院派一个大夫陪同你前往。” 他说了两句感谢的话。 周恩来望着他说：“你肩上的担子不轻哟。我们等你回来。我告诉你，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已经选定了中南海这个地方办公。前些天，我们在里面的勤政殿这间屋子里，商议了和平协定。我希望协定签订后，国共两党的领导人今后还将长期在勤政殿一起共商国事，去建设一个人民自己的强大的新中国。你把这个意思，再次转达给李德邻先生。希望他能飞到北平来签字。” 他说：“照我看，协定签不签得成，至多是五十对五十的希望，或者还要少一些，我总努力去进行就是了。” 周恩来还告诉他：“刚才我跟毛主席通了电话，他祝你和屈先生一路平安。毛主席说跟你相约过，等签订了协定你们要填词唱和。” 他有点激动：“周先生，不管协定签不签得成，我都要回来的。” 周恩来最后对他说：“为了表示我们对和谈的诚意和对桂系的希望，我们释放了白先生的外甥海竞强师长，你明天一起带他回南京吧。” 他辞别了周恩来，离开六国饭店回到北京医院，已经是夜里3点多钟了。几个钟头后，便是4月16日早晨，当他和北京医院派出的赵大夫坐汽车到西苑机场时，没想到周恩来和其他代表都到机场来送行，因而益发增加他此行的责任感。 当天中午时分，飞机飞抵南京。他和屈武一同到傅厚岗李宗仁官邸住下，北京医院的赵大夫住到了首都饭店。当天下午4点多钟，李宗仁就在公馆开了一个小型会议，只有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黄旭初、黄绍竑和屈武等六个人参加。他扫了一眼与会几个人的神态，知道都希望他携回适合于他们口味的和平条款。他从皮包里拿出那份文件时，说：“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再三说明了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是不可变动的最后稿，签字时限是4月20日，如政府同意就签字；否则，他们就马上渡江。协定签字后，中共将选定长江上下游十个县由解放军和平渡江，接受江南地区。如政府同意于4月20日前签字，中共方面希望李德邻先生、何敬之先生、于右任先生、居觉生先生、童冠贤先生五位同来北平参加签字仪式。文白先生委派我和屈先生将这份最后定案带回南京来请示。文白先生和诸位代表希望协定早日签订。” 他简要地报告了和谈经过，随即将《国内和平协定》交给李、白、何等人传阅。这几个人听了他的介绍，急促地看了文件，个个面面相觑，都不发一言，空气极为沉闷，各人的脸色极为阴沉难看。白崇禧忍不住了，首先怒冲冲地指着黄绍竑说：“为难你呀，像这样的文件也带得回来！这样苛刻的条款我们能接受吗？！” 何应钦则冷冷地说：“这么重大的问题，不能够随便决定，行政院要开会研究讨论才好答复，好在距离答复期限还有几天嘛。” 李宗仁、黄旭初自始至终，未发一言。会议不欢而散。黄绍竑当晚就往北平给张治中挂了一个电话，报告抵达南京的情形，只是说了和平条款还要由行政院开会讨论研究才能答复。 第二天，4月17日，李宗仁派张群乘专机飞赴溪口，将《国内和平协定》交给蒋介石过目。这个行动已经表明李宗仁不想为和平协定签字，却不将责任推卸掉。其实，顾祝同早已于16日晚上将协定全文电告蒋介石了。蒋介石看了协定勃然大怒，拍桌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蒋介石还当即电示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常会和中央政治会议，用国民党的党中央机构发表声明，拒绝《国内和平协定》。 <h3>激动的夜晚</h3> 4月17日晚上，李宗仁把早日召到南京的桂系集团的要员白崇禧、黄旭初、李品仙、夏威、韦永成、邱昌渭和程思远找到傅厚岗官邸来开会，听取黄绍竑的报告，并商讨对策。黄绍竑本来是想置身事外了，但是李宗仁又电召他去北平参加和谈；这北平一行，使他思想转变，茅塞顿开，促进和平的责任感更强。这晚，他见是桂系自己开会，在座均是熟人，就开门见山，更敞开地说话：“这两天来，关于和谈的舆论很多。有人认为《国内和平协定》是无条件投降的协定，是丧权辱国的协定，这就要看我们从什么角度来对待它。现在我们面对的形势，既不是民国十四年（即1925年）在广州时国共两党的局面，亦不是抗战开始时国共两党的局面。我们现在是败军求和。当前在军事上既不能保持均势，从而在政治上也不可能取得绝对的平等地位。吾人迫于形势，绝不能同蒋介石共呼吸、同命运。蒋介石还可以退守台湾，苟延残喘，我们形格势禁，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只有和局才足以自保。我们要靠蒋介石，是靠不住的，不但是我黄绍竑有体会，在座诸位也都深有体会。” 他瞄了大家一眼，又继续说：“我们如果及早下决心，德公出面与中共签署和平协定，德公可以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我们广西的子弟兵也可以保存下来，两广在两年内不实行土改。这几项条件，对我们还是有利的。事到如今，我们应该面对现实，思谋自全之道了。” 李宗仁这时说话了：“我对个人去留出处并不计较，我是力主和平而上台的，所谋所作当是为国家为大多数人利益。如果求和不成，我将毫不犹豫卸职归田，以谢国人。所以今晚开会，我们还是从国家和大局出发来商讨。” 白崇禧为和谈问题不久前已和黄绍竑顶撞过，这次，白早已听得不耐烦了，颇带火气地说道：“什么广西部队可以保留，两年不搞土地改革，讲得好听而已，我们迟早是人家碟子里的菜，只是早晚上席罢了！季宽，你们代表团北上时，明明带着行政院讨论过的‘腹案’；像这样的投降协定，竟然也带得回来？张文白怎么就糊涂到这种地步？连我们的基本立场都不要了。我早就讲过了，‘汉曹不两立’！” 白崇禧说罢，怒气冲冲地扬长而去。这晚的会议就不了了之，垂头丧气而散。18日晚上，桂系这些头头们仍然在傅厚岗李宗仁官邸继续密商，仍是白崇禧和黄绍竑继续交锋，未得出任何结果。据参加开会的程思远先生在《政坛回忆》中记载：“18日晚，继续在傅厚岗会谈。李宗仁提出应将和议协定交由‘和谈指导委员会’讨论。这就是说，他个人不愿负拒签和议的政治责任，把球踢到对方的阵营里（国民党保守派）去。” 黄绍竑见此情形，十分气恼，便借口心脏病犯了住进美国人办的鼓楼医院去了。他已经知道和平肯定没有希望了。 4月19日，行政院在军校国防部会议厅召开秘密会议，将对和平条款作最后决定。黄绍竑被从医院请到会上作报告，介绍和谈经过。会议是由行政院长何应钦主持的。黄绍竑到会一看，觉得会议的形式很奇怪。代总统李宗仁列席会议。吴铁城是以中央党部秘书长，由广州飞来参加，刚从太原飞逃出来的阎锡山也被邀参加。参谋总长顾祝同也被邀参加。行政院的秘书长黄少谷和其他几个部长也到会。白崇禧没有参加。黄绍竑觉得这种会议形式，好似蒋介石未下野以前的最高党政军联席会议，但代总统李宗仁是坐在一旁列席旁听。会上，吴铁城、黄少谷、阎锡山等发言逐条批驳《国内和平协定》，反对签字。顾祝同还列举解放军调动的情况，判断中共正在部署渡江作战，说明中共和谈无诚意。 黄绍竑望见李宗仁静坐一旁，脸色尴尬，一句话也不说。他很了解李宗仁现在的处境。要是李发言反对和平条款，等于自食其言；因为李不久前还发表过声明，承认中共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为谈判基础，然而内心又觉得那个和平条款于其代总统的既得利益是有矛盾的。他也知道李宗仁还有更大的顾虑，如果表示赞成和谈代表的意见，势必与党方军方发生冲突，只要蒋介石在溪口发一句话，李就很可能被拘禁或被哄下台，甚至有生命危险。因而李宗仁只好呆坐一旁，默不作声。 最后何应钦宣布，这个和平条款是不能接受的，由行政院作答复，决定明日电张治中要求中共延展时间，使双方仍可就若干基本问题继续商谈。 黄绍竑已经知道是这种结果，并不觉得意外。散会时已是12点钟。吃过午饭后，他同李宗仁回到傅厚岗公馆。两人心情都很沉重。他感到南京是不能逗留了。他想到明天20日是中共限定签字的最后时间，张治中正在北平焦急地等候回音呢。他马上在李公馆挂了一个电话去北平。张治中接到电话问：“情形怎么样？” 他说：“详细情形不便在电话里谈，行政院今天晚上或明天就会有书面答复，到时你就知道了。我打算今天下午就飞去香港。” 他听得话筒里愣停了一会，接着就传来张治中“呵，呵，呵。” 他知道张治中已经从他的暗示中明白和谈决裂了。 他去意已定，放下电话，就对李宗仁说： “德公，我在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上个月你从香港召我回来当和谈代表，我已经尽了自己的努力。” 李宗仁望了他片刻，答应了。李当场把总统府参军长刘士毅找来问有什么便机南飞。刘说下午有两趟，一趟是飞上海的客机，一趟是飞广州的专机。他刻不容缓，叫车直奔明故宫机场，连北平同来的赵大夫也来不及妥为安顿就走了。刘士毅给他送来了150万元金元券，算是代总统送的旅费。飞广州的专机是“自由号”，是蒋介石用旧了的专机，降格专供南京政府次要人物乘坐。这回是接吴铁城由广州来南京开会，又专程送吴铁城回广州去。 他在机场碰见屈武。屈武来送人登机，见了很诧异，忙问：“黄先生，事情（指和谈条款）怎么样啦？” 机场上人杂，他不便多说，只说：“我马上就要回香港去了。希望你也快些回西北去吧，在南京久住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屈武被一点就恍然而悟，连声说好。 他当晚飞抵广州，第二天转飞香港。他刚刚住下，就接到消息，人民解放军已经全面渡江。他曾在回忆录中记述回到香港后的心情—— 我回到香港不几日，南京就解放了，不久上海也解放了。我只在报上知道李宗仁一时飞桂林，一时飞重庆，一时又飞广州。广州是国民党最初发源之地，也成为最后埋葬它的地方。如果李、白及早觉悟，尚可签字得到局部和平解决。我同李、白自小同学，相处数十年，知交最深，尤其最后的和平谈判的真正用意也知得最深，所以当初我就不愿充当代表。俗话说，“不见棺材不流泪”，他们是见了棺材也不流泪的呵！我去作最后的劝告有什么用呢？ 4月20日那天，李宗仁、何应钦正式复电给北平张治中等代表，声明不同意签字，嘱对和平协定草案再作商讨，并反对解放军即行渡江。 晚上，住在傅厚岗69号李公馆的黄启汉，觉得屋里已经一片寂静，没有什么人上门来了。前几天这儿人来人往，喧闹异常，桂系的头头们连续两个晚上在这儿召开秘密会议。没有人像往常一样叫黄启汉参加开会。他想，可能因为他热心于为中共传话，已对他不大信任了。他也不在乎。他已经下定决心走自己的路。 当晚，他在书房里见到李宗仁默然而坐，显得很疲惫苍老，夫人郭德洁在一旁陪伴。李宗仁告诉他：“我准备明天上午在总统府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我将发表讲话，号召全国军民同共产党作战到底。” 他说：“德公，你发表这样的讲话好不好呀？我觉得还是不讲的好。” 李宗仁说：“我不怕得罪共产党。” 他又劝道：“这不是怕不怕得罪共产党的问题，而是德公你好像刚在舞台上扮演一个白脸，现在又马上来唱花脸，这怎么说得过去呢？保持着一个‘和平的总统’不好吗？” 李宗仁听了，默不作声。 他又说：“要发表这种讲话，为什么不由何敬公（何应钦）或白健公（白崇禧）去讲，而非要德公你讲不可呢？” 郭德洁在旁边也插了一句：“是呀！让他们去讲好啦。何必样样都拉到你身上来呢？” 李宗仁还是不吭声，但似有所动了。 21日凌晨，他被人叫醒去见李宗仁。李要他陪同郭德洁先到桂林去，李说自己要熬到最后关头才能离开南京。但他在此次离开北平时已打定主意，告诉周恩来说要坚决投靠人民，不再跟桂系逆潮流而走了。他自从4月3日从北平飞到南京，向李宗仁转达了周恩来的几点意见和李济深的口信。李宗仁没有表态，反而叫他飞去汉口向白崇禧汇报。白崇禧坚持中共不要渡江。他劝说道：“这是办不到的。周恩来先生讲了，和谈期间，中共军队不渡江；和谈后，谈得成就和平渡江，谈不成也要渡江。”白崇禧关心的是划江南北分治，问：“李任公（李济深）怎么样？你跟任公说了没有，他能不能来武汉？” 他说：“任公说，我们的态度不明朗，他就不大可能来。他希望我们要有自己的打算，要下决心跟蒋决裂而独立行动，和人民靠拢。” 可是他的话，白崇禧都听不进，反而忙于每天亲自部署武汉的军事防御。4月9日，李宗仁电召白崇禧去南京会商局势，他也就跟白崇禧一起飞到南京。在这期间，他还想起周恩来的话，而向李宗仁提议：“要马上解决调一师桂军来南京保卫的问题。”他当时寄希望于李已经多于白。李宗仁说：“调来干吗？调来守住南京，还不是瓮中之鳖！”过了一会，李又愤愤不平地对他说：“就说要调来吧，我也不能作主。” 他见经过多次苦劝，并不奏效，因而决心不再跟李、白走下去。当时，李宗仁派机送夫人郭德洁和黄旭初以及程思远夫人石泓、韦永成夫人蒋华秀等返桂林，让他陪同。他推说家眷在上海，需要先到上海去一趟。李宗仁同意了，改派别人陪郭德洁等几个夫人飞返桂林。此时，南京已经隐约听到大炮声，解放军已经进逼国民党的首都了。 22日上午，他跟李宗仁、白崇禧坐蒋介石派来的“追云号”专机去杭州。然后，他在杭州转搭去上海的火车。5月初，他因为是立法委员，于是在上海托人冒名顶替他的名字向立法院上海办事处领取了去广州的飞机票，以逃避特务的耳目。他在上海就潜留了下来。想不到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让他获悉了白崇禧后来极力反对和谈的内幕。他在《1949年“和谈”的回忆》一文中记述—— 某日，我偶然遇到在中央银行业务局工作的白怀民，他告诉我财政部要中央银行拨给“华中长官”白崇禧大洋400万元，因为银行没有这样多的现洋，其中一部分就以1.5万两黄金折价，派专机运去汉口给白。……（这个问题，1967年10月我到北京最后一次见到李宗仁先生的时候，他亲口对我证实确有其事。） 5月27日上海解放，黄启汉和邵力子先生联络留在上海、南京各地的国民党立法委员武和轩、范予遂等50余人通电声明和国民党脱离关系，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毛主席，从此走向新生。 <h3>一波三折</h3> （1949年4月—9月，桂林—香港—北平） 4月23日这天是星期六，独秀峰上刚刚放过午炮，李任仁刚刚要准备吃午饭。这时，黄旭初来了电话告诉他，李宗仁今上午从南京起飞到桂林时没法降落，因为机场的工作人员怠工，李就飞到柳州机场降落了，还打来了电话。黄旭初说其已经对机场作了安排，李宗仁很快就从柳州飞过来。李任仁表示他也赶去机场迎接。 这几天，和谈签不成字，解放军又全面渡过长江，并进逼南京，加上两天前黄旭初与郭德洁带领几个丈夫在南京的桂系官员夫人，仓皇从南京飞回桂林避难，使在桂林的桂系官员们心上大都罩上一层阴云。大势已去，惶惶不安，有的甚至准备避去香港了。人们都从不同的角度去关心南京的战局和李宗仁的命运。在桂系的官员中，李任仁却处之淡然，觉得这是他意料中的事情。他十分惋惜德公在关键时刻犹豫不决，丢不开包袱，下不了决心。 他2月间曾应白崇禧邀请到汉口商议局势。他力主与中共和谈，白崇禧却不予理会，他也怏怏不乐地转回桂林来了。不久，李宗仁多次来电邀请他去南京面商和谈。他思虑再三，觉得李宗仁、白崇禧划江而治的企图根本不可能实现。他更看到蒋介石在幕后抓着兵权财权不放，李宗仁调兵不应，用款不灵，连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的皇皇大令也成一纸空文，莫说政治经济有什么改革的措施了。蒋介石的军队、宪兵、特务满布南京，李宗仁是孤家寡人一个，自己的安全也无保障，我们这些人到了南京，安全也会受到威胁的。因而，他觉得这时去南京，起不了什么作用，为桂系尽忠，实现它划江而治的企图吗？回天乏术；为人民做点好事，促成真正的和平吗？没有把握。因此，在黄旭初应召去南京会商出发前来邀他，他以老病为词推托了。他多次婉谢李宗仁的邀请，还是留在桂林。他留在桂林期间还是和各方面保持接触，还邀集了一部分同志准备在全国性的和谈不成功时，进行局部和平。 得到李宗仁即将飞抵桂林的消息，李任仁一听觉得有点突然。已经有消息说，总统府南迁广州，李宗仁为什么不飞去广州，是不是路过作短暂停留？ 李任仁接了电话后，随便吃了几口饭，就要车赶往机场迎接。下午1点，李宗仁乘坐的“追云号”专机降落在秧塘机场，他和黄旭初、张任民及广西的军政官员们一起过去迎接。大家见到李宗仁眼窝深陷、神态疲惫，一副阴沉的脸容，在场的人心里都各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大家驱车将李宗仁等一行送到新建不久的桂林文明路103号李公馆。 李宗仁稍事休息，当晚就召集了广西高级军政官员在公馆里会面开会。李宗仁向大家表示态度讲了话：“南京是今天失守了。我是在坚持到最后的时刻才飞出来的。本来飞机是安排飞广州，起飞之后我临时决定飞回桂林。在南京失守之前，昨天，我曾经飞去杭州去与蒋介石会谈，本来想和老蒋摊牌，要打的话，让他姓蒋的出来打。想不到他搞突然袭击，提出成立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他当主席，我作副的，在座的何应钦、张群等都附和，我也就不好反对。蒋介石要我和他联名通电全国，宣布国共和谈破裂，共产党毫无诚意，将昭告内外，戡乱到底，继续作战。我没有在联名通电上签字就离开了杭州飞回南京。总统府要南迁广州。这次，宗仁准备目前不飞广州，我是想使家乡的人民要过上和平生活。” 李任仁听了，以为德公已经变得头脑冷静一点、现实一点了。他想，李宗仁不往广州而回桂林，也许是他不愿意和蒋介石同归于尽。桂林是蒋介石军警特务势力所不能及的，李宗仁真的要改弦易辙，决心和平，签字和平协定或同意局部和平的话，桂林是一个最适宜的地点。 第二天是星期天，李宗仁继续召集大家在其公馆里会商局势。李宗仁接到了邵力子、章士钊从北平发来的电报，劝德公“此为公悬崖勒马之第二机会，盖长江之局面虽变，西南之版图犹存，盼公在桂林开府，屹立不动，继续以和平大义相号召。” 李宗仁也向大家表示：“绝对不回广州，绝对不糜烂广西。” 李任仁由此受到鼓舞，想借用集体力量推动李宗仁签字于和平协定，就和桂系另一骨干陈雄商量，打算召集桂系的高级干部来商谈，给李宗仁上个意见书，使其知道自己的干部也倾向和平，内部已不可恃，而决心签字于和平协定。省主席黄旭初赞同这个意见，就在4月下旬的一天，在王城内广西省政府大楼会议厅开会。到会者有广西省政府的厅长、委员，一部分立法委员、监察委员，以及高级军官李品仙、莫树杰、姚槐等。李品仙刚由白崇禧安排回桂林来担任广西绥靖主任。 开会的时候，先由刚从香港回来的陈雄报告情况，说：“我在香港见到了黄季宽（绍竑），季宽说，当时南京在蒋介石势力控制下，特务遍布，德公不敢在和约上签字，有他的苦衷；这时他飞回桂林，可以争取他在桂林签字。为此，季宽还写了一封亲笔信给德公，信中力主在桂林签字于和约。我已经把信交给了德公。” 李任仁接着发言，力言和平的重要，说：“纵使不能争取其他省份一同行动，广西也应该要局部和平。” 此时，李品仙抢着发言：“我们桂系的军队还没有受到什么损失，广西又是我们自己的地盘，共产党既要打过来，我们当然要跟它打到底。古话说，宁为玉碎，不作瓦全！” 李任仁立即站起来驳斥：“和平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抗战胜利后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已经搞得民怨沸腾，人心尽失，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尚且一败涂地，现今强弱之势悬殊，倘不争取和平，一味蛮干下去，则恐瓦全而不可得。” 李品仙听了不服，起来争辩。李任仁又逐一驳斥。这次会成了他和李品仙针锋相对的辩论会，别人发言很少。最后黄旭初同意写一个希望和平的意见书给李宗仁，推当时的广西省政府秘书长黄中廑起草，由他和陈雄、张任民几个人修改润色，自由签名，谁愿意和平的就签名，不愿意和平的就不签名，毫不勉强。 稿成后，签名者有几十个人，广西省政府的厅长委员、立法委员等，都签了名。只有李品仙、莫树杰、姚槐等少数高级军官没有签名。这份意见书交给黄旭初转呈李宗仁。 这份题为“致李代总统意见书”，洋洋数千言，其要点是—— 第一，就大局来说，国民党政府已至末日，积重难返，迟早必然崩溃，决无挽回的可能； 第二，广西省内尚和平安定，桂籍军队亦尚有二三十万人，据险而守，与中共作有条件的和谈，中共投鼠忌器，是可能接受的； 第三，广西军政领袖们一向与中央不睦，但与民革主席李济深则友谊极深，现在极宜运用李济深居间斡旋，与中共言和； 第四，广西如想以实力与中共对抗，无异以卵击石，目前应不惜一切，委曲求全，与中共妥协。 这份意见书，促使李宗仁动了念头又想找中共重开和谈。李任仁在生前所写《国民党崩溃前夕的和谈内幕》一文中，有生动的记录—— 这个意见书送去一两天后，有一天，下着很大的雨，李宗仁独自一人乘汽车到我家来。他下了车径自走到我的住室，虽然，没有几步路，但衣衫给雨打得很湿。他见了我也不寒暄，就开门见山地说：“我还想重开和谈，想请你替我到北平走一转。”又说：“仗是不能打了，非和不可；再打，连广西都要糜烂。你和中共的人和文化界的人熟识不少，所以要你走一次。”我说：“只要决心和平，我就去。”说不几句，他就走了。 <h3>条款</h3> 李任仁那时是民革中央委员，李宗仁冒雨来找他要重开和谈，使他甚为兴奋，正准备与在香港的民革机构联系此事；岂料，两三天后，白崇禧于5月2日飞回桂林，事情又起了变化。 白崇禧飞到的当晚，即和黄旭初出面邀请大家到文明路李宗仁公馆开会。广西省政府的厅长、委员，桂林绥靖公署的高级负责人和部分立法委员、监察委员，不下数十人到会。开会时，李品仙抢着发言，对中共极尽诬蔑诋毁之能事，说：“中共不要中国历史文化，不要老人，拆散家庭，绝对不能和他们谈和。” 李任仁听了忍不住起来反驳，说：“延安有中国历史的研究会，也演京戏，写旧体诗词，怎么能说不要中国历史文化？中共的领导人不少是老人，如董必武、徐特立、林伯渠等，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徐特立抗战时来桂林，我们好些人都见过。非共产党员也有个李鼎铭先生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中共还请他当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怎么能说人家不要老人？延安就有夫妇、子女、家庭，怎么能说拆散家庭？” 李品仙听了又喋喋不休地起来争论。这一夜，发言的人虽然不少，但主要还是他和李品仙针锋相对的辩驳。白崇禧阴沉着脸起来说话：“和战取决于德公！” 大家都不作声了，望着李宗仁和黄旭初。黄旭初当晚一言不发。李宗仁也一直不吭声。白崇禧说话之后，李宗仁还是一声不响。 李任仁望见李宗仁的样子，想起两天前李宗仁冒雨来找他说的话，不由得苦笑了一下。 当晚就这样无结果地散了会。 第二天晚上，他还得到消息说白崇禧已经召集高级军官开过一次会，吩咐他们说：“以后谁再言和者，给我抓起来。” 当时，居正和阎锡山是偕同白崇禧一起飞到桂林的。居正和阎锡山是来敦促李宗仁前往广州的，被招待于榕湖畔的“桂庐”中休息。李任仁没有得到邀请参加李宗任与居正、阎锡山的商谈。只是到了5月6日，居正和阎锡山要飞离桂林时，李宗仁请这两位客人吃饭，才邀他作陪。席间只有李宗仁、郭德洁、居正、阎锡山和他五人。吃饭时大家都不谈什么，尤其是不谈涉及时局的话，空气沉闷得很。饭后他就告辞了。 5月8日，李宗仁飞往广州去了。报上传来消息，李宗仁到达广州之时，发表了一篇表示要对中共“戡乱到底”的决心。李任仁在家读了，一笑置之。至此，本来在桂林已经很浓的和谈空气大变，主战者的气焰不可一世。连执笔写那份意见书的黄中廑，也来了一个180度角的转变，不但闭口不言和平，甚至在道上遇见李任仁也绕路而避之。 在这种情况下，李任仁只好家居闭门不出。5、6月间，白崇禧回过桂林几次，也曾到他家里看他一两次，但都是说些闲话，涉及时局的话两人都避而不谈。后来，他为避免麻烦，索性称病留医，搬到桂林浸信医院居住。 这时，正在北平为新中国诞生而日夜操劳的周恩来没有忘记这位在桂林的老朋友，没有忘记李任仁在抗战的桂林文化城中与中共的真诚合作；周恩来曾嘱咐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于7月10日致电中共驻香港负责人乔冠华，请乔“负责邀请并帮助在广西的李任仁经港来平，参加新政协会议”。 于是，7月间，他接到民革驻港机构从香港派人秘密给他捎来的信，说民革要他到北平去参加新政协。此时，正好李宗仁从广州给黄旭初打来长途电话，叫黄旭初转达，请他到广州去。他一想，正好顺水推舟，借此机会离开桂林到广州伺机转去香港。黄旭初登门来征求他的意见，他表示同意。黄旭初就嘱人为他买好飞机票把他送到广州。他到广州后住在广西省政府驻粤办事处，稍事休息后就去中华北路李宗仁的官邸，与李宗仁见面之后才知并没有什么要事；李宗仁除了询问他的身体健康情况和广西最近发生的水灾情况外，没有谈什么。第二天，李宗仁请他去吃午饭，吃饭时也没有谈及有关时局的话，对和谈更是绝口不提。饭后他即告辞回到广西省驻粤办事处，一位友人已买到一张即刻飞往香港的机票，他就迅速地乘汽车赶往广州机场，搭上班机，飞抵香港。不久，他就在乔冠华的帮助下乘上一艘挂着巴拿马旗号的轮船前往东北转去北平，参加人民政协。在新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曾经前来看望他。他还见到了以华南解放军首席代表身份参加政协会议的张云逸，两人在一起紧紧拥抱，兴奋地回忆起12年前抗战爆发前夕在会仙乡秘密会谈的情景。张云逸告诉他，人民解放军很快就要向广西进军了，还向他征询将来在广西开展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意见。那些日子，他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也有说不尽的感慨。 卷三 国共和谈 第十五章 周恩来挽留张治中，刘斐秘劝李宗仁 <h3>周恩来挽留张治中</h3> （1949年4月下旬，北平） 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已经进逼南京城郊，李宗仁、何应钦等要人也一大早乘飞机飞离南京，政府各部门亦纷纷乘车南撤，往南的道路，兵荒马乱，交通堵塞；宪兵警察也全部撤离，城内秩序大乱。这时，南京方面却还派了一架飞机，往北直飞北平，要接在北平的和谈代表团返上海。 这架飞机已临北平上空，请求西苑机场给予降落。机场指挥台请示周恩来。周恩来得知飞机上还没有他要接的“客人”时，就果断地指示机场指挥台回话：“飞机跑道正在修理，过一两天后再来。”飞机在北平上空盘旋几圈后返回了。这是周恩来采用的缓兵之计，他正在加紧部署挽留南京政府首席和谈代表张治中的特急行动。 和谈破裂后，解放军全面渡江，周恩来已经连续两个晚上没合眼睡过一觉。他除了要关注渡江前线战局，还正在操心布置挽留南京和谈代表团的工作。他知道，南京的代表团一直在反复考虑是回南京还是留北平，李宗仁、何应钦也来电要代表团作最后决定。该团大多数人认为和谈失败回去，绝不会有好结果，徒作无谓牺牲，毫无意义，还是认清形势，辨明是非，留在北平，静待形势发展，再为和平努力。特别是邵力子和章士钊两位老人，早已作了不回去的打算，他还作了安排，在和谈进行期间就将邵老的夫人傅学文接到北平来了。有的工作人员已向我方表示打算到华北革大学习，他表示欢迎。也有个别人颇有顾虑，没有明确的表示，我们可以任其去留。使他多为之操心的是首席代表张治中了！ 他十分欣赏张治中在谈判中的坦荡真诚。他俩之间，多年来常打交道，早就是亲密的朋友。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两人同在黄埔军校任职即一见如故。中山舰事件时，张治中还动了参加共产党的念头。张将想法告诉他时，他说：“我们欢迎你入党，但我们两党曾有约，不吸收对方高级干部入党，等时机适宜再说吧。”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时，张治中得知他在上海，曾密托陈赓提醒他注意，使他在大屠杀中幸免于难。1938年长沙大火时，蒋介石把责任推诿给张治中，他在长沙也秉公为张治中讲公道话。抗战胜利后，毛主席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为保证毛主席的安全，张治中乘专机赴延安接送，还把自己在渝的桂园住宅腾给毛主席住。他们虽是亲密的朋友，但在原则问题上是不留情面的，多次代表各自的一方在谈判桌上针锋相对，唇枪舌箭。 这次谈判中，当毛主席和他询问张治中对今后建国的意见时，张治中态度很诚恳地说：“我认为，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是长期奉行了一条一面倒亲美的错误政策。我主张我们今后要实行美苏并重的政策。就是说，亲苏也亲美，不反美也不反苏。现在的世界上是美苏两雄争长，中国在中间举足轻重，是两雄争取的对象，中国投向哪一方，哪一方就占优势。我们为国家民族打算，最好在政治上既不一面倒向美国，也不一面倒向苏联。国民党一面倒向美国，招致了今天的失败，希望你们今后也不要一面倒向苏联。” 毛主席当时不同意张治中的主张，解释了新中国为什么要“一边倒”，毛主席说，“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但毛主席却也很欣赏张治中的诚挚态度。 在谈判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张治中在发言中曾说：“中国有一句古话，也许恩来先生会觉得有封建意味，就是‘兄友弟恭’，我觉得其中有真理存焉。打个比方，国共两党之争好比兄弟之争，同是中国人，同是一个民族，今天谁吃了亏，谁讨了便宜，不必太认真。大哥管家管不好，让给弟弟管，没有关系，‘便宜不出外’。做大哥的，不但对于弟弟的能干，能担当重大责任，表示敬重高兴，而且要格外帮助他，使他做好。” 他不同意张治中的观点，当场在勤政殿的会议上严肃地指出：“刚才文白先生对于兄弟的比方，如果指两个代表团的立场，那么我们都是为和平而努力的，我们很愿意接受。过去大家虽有不对，今后仍可一道合作。但如果拿过去国民党20多年尤其两年又九个月的蒋介石朝廷、四大家族和一切死硬派来说，这就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表示它的严肃性。” 他们从谈判桌上下来却又谈笑风生，亲密无间。在谈判破裂，大军过江之后，南京代表们在讨论或去或留问题时，张治中的态度最使他忧虑。文白先生太天真了！怎么能够回去“复命”呢？当他得知张治中决意要回去“复命”时，他马上赶到六国饭店和张治中谈话，表示恳切挽留，张治中说：“恩来先生，感谢你的诚意。代表团是为和谈而来的，和谈既已破裂，自无继续留在北平的必要。代表团是南京政府派遣的，任务终了，理应回去复命。别人不回去可以，我是首席代表，论情论理都不能不回去复命。” 他听了，又劝说：“这次商谈，活动紧张，大家都辛苦了，应该好好休息。双方代表团同意的和平协定竟然为南京政府所拒绝，彼此都感到十分遗憾。我们估计，随着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仍有恢复和谈的可能，即使出现局部地区的和平，这个协定还是用得着的。你还是跟邵力老、章行老一起留下来吧。” 张治中仍然说：“治中受命于政府，不复命于心不安呀！” 周恩来知道，南京和谈代表团到北平前，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上海市警察局长毛森就扬言：凡是主和的都是秦桧，我要用手枪对付他。北平原市长何思源为和平奔走，就被军统头子毛人凤派人在住宅里安置定时炸弹，炸死了何的女儿。因而，他不能不为张治中及其家眷的安全操心，他非常恳切地说：“现在的形势，你们无论回到南京、上海或广州，国民党的特务是会不利于你们的。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指张学良），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 他提到西安事变张学良的事，那时天真幼稚的张学良决意要跟刚释放的蒋介石飞回南京，铸成大错；待他闻讯赶到西安机场时，他们已经起飞，致使张学良被拘押至今。他词意恳切、温和而又坚决，使张治中十分感动。 经过他和中共代表团的代表们先后分头做工作，南京代表团中原来想回去的人也都打消了原意，只有张治中还反复强调“复命”。他只好另想办法。 <h3>张治中夫妇</h3> 4月24日，南京政府方面又派了从上海起飞的专机来接。飞机抵达之前，他兴冲冲地来到六国饭店张治中的住处，对张说：“文白先生，我们一起去接一个客人吧！” 张治中没有意识到，诧异地问：“什么客人？我认识吗？” 他笑着说：“是你最熟悉的，到时你就知道了。” 两人乘汽车直奔西苑机场。等了片刻，一架涂着国民党青天白日标志的飞机徐徐降落在停机坪上，从机上下来的是几个中年妇女和几个孩子。民革的李民欣先生也同机来到。 张治中一见，又惊又喜！原来是夫人洪希厚带着弟媳及好几个孩子，还有保姆。几个孩子一下飞机就扑到张治中怀里哭了起来。张治中眼眶红了，感动地对他说：“恩来先生，你真会留客呵！” 他把张治中一家接到北京饭店一楼住下。他还陪毛主席来看望张治中的一家，说：“在重庆，你们对我们招待得那么好，现在我们条件有限，只能让你们受点委屈了。” 张治中夫妇听了，感触不已，连言语也哽噎了。 原来，在谈判破裂的这几天，周恩来即特别指示南京和上海的地下党，设法将张治中一家安全送到北平。南京方面负责的是在国防部任参谋的地下党员沈世酉。当时，张家的几个孩子正在南京师大附中教室里上课，后被人叫出来说是到上海去。沈世酉把他们几人带到火车站。这时火车站人山人海，上不去车，沈世酉就把他们一个个从车窗里塞了进去。上海飞机场上负责接应的是地下党员、空军基地指挥官邓士章和他的夫人（也是地下党员）。起初，他们几个人聚在一起很显眼。因为机场里有国民党特务，容易暴露。邓夫人便对张治中夫人洪希厚说：“你们几个人在一起目标太大，先分散到各个角落，等飞机快起飞时，你们再一起上飞机。”邓夫人还告诫她，遇到熟人要少说话，别人问你们就说到机场接客人。在飞机场，洪希厚还真遇到了一个熟人，就是当时政府的交通部长俞鹏飞。俞问洪：“张夫人，你们上哪儿去？”洪回答：“我们接兰州来的客人。”“今天没有兰州来的飞机了。”“飞机场说有的，怎么就没有了呢？”“我是交通部长，难道还不知道？兰州来的飞机早走了。”俞鹏飞因为有事说完就急着走了。 为了防备特务发现，邓士章就叫另外几个地下党员把机场的特务都支走去吃夜宵，用酒把他们灌得酩酊大醉。清晨，待他们酒醒时，飞机已经起飞了。特务头子毛森急忙向汤恩伯报告：“接代表团的飞机走了，张治中一家也跟着去了。”汤恩伯满脸涨红，一副很生气的样子。这时毛森又说：“赶快派飞机追吧！”只见汤恩伯大骂起来：“饭桶，一架飞机都看不住，都飞走了，还追什么！”实际上要派战斗机去拦截是可以办到的，北方的青岛等地还有国民党的飞机场。汤恩伯之所以不愿意这么做，是因为他与张治中关系甚好，其能青云直上，也得力于张治中的提携。他对张治中十分尊重，尊称洪希厚为师母。看来，汤恩伯成全了张治中留在北平，也为周恩来挽留张治中帮了大忙。洪希厚她们在飞机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满以为是带她们去台湾，所以心里一直是紧张的。在飞机上负责的也是一位地下党员，担心国民党的飞机追来，一个劲催促驾驶员快飞。飞机在北平降落时，洪希厚和孩子们发现张治中和周恩来前来迎接，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是真的。 不久，国民党在广州的报纸，曾鼓噪一时，报导张治中在北平被中共扣留云云，还攻击和诽谤张治中“投降辱国”。 张治中特为此事发表声明说—— 这几篇电讯，一派胡言诳语，没有驳斥的必要。不过我居留北平已经八十天了，以我所见所闻的，觉得处处显出新的希望……综合说一句，这都不是过去我们国民党所表现于政治设施和党员行动所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人，毕竟还有能力把国家危机挽转过来，还可希望把国家搞好，还不是一个没有出息的民族，已可得到证明。…… 目前，大局已演变到此，我觉得各地同志们，应该惩前毖后，当机立断，毅然决然表示与中共推诚合作，为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亦即为中共新三民主义的实现而共同努力。至于我们国民党，早就应彻底改造，促进新生，才能适应时代，创造时代，达成我们革命党人应负的历史使命。……国家要求新生，也正在新生。人民要求新生，也正在新生。为什么我们国民党和个人，独甘落后，不能新生呢？！ 张治中的声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对推动国民党各地的起义起了一定的作用。新政协会议正式开幕前夕，毛主席特地同张治中谈话，表示邀请张参加政协并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的职务。张治中说：“过去这一阶段的政权是我们负责的，今已失败成为过去了，我这个人也应该成为过去了。” 毛主席笑着说：“过去的阶段从你发表了‘声明’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年初一做起。” <h3>刘斐秘劝李宗仁</h3> （1949年6月间，香港—广州） 刘斐也跟代表团一起留在北平之后，看到邵力子的夫人来了，张治中的家眷也来了，想到自己的眷属还留在香港，总觉得是件心事。周恩来得知后，同意他经天津乘船赴香港将眷属接回北平。 听说刘斐要去香港，邵力子和章士钊说要写一封信托他带去转交给李宗仁。因为在和谈开始之前，李宗仁请人出任和谈代表时，好几个人都表示担心，蒋介石还在幕后操纵控制，将来即使协定谈好，李敢不敢签字。李宗仁曾明确地说过：“和谈如果成功，我一定签字，并尽可能在这里（南京）签字，万一在这里受逼不能签，我就跑去桂林签，他们就奈我不何了。你们放心去谈判罢，我自有办法。” 在推举黄绍竑携带和平协定去南京签字时，章行老（章士钊）问刘斐：“你看，这个和平协定李宗仁会签字吗？”刘斐说：“他可能不签。”章行老说：“他原来不是说在不利的条件下也要签字的吗？现在这个条件好，连战犯都不点名了，为什么不签呢？”刘斐这才一针见血地回答：“李宗仁的脑子充满了个人名位思想，没有真正为国、为民排除万难来负责解决问题的诚意和魄力的。”章行老气愤地说：“这么好的条件，还不签字，那是太没心肝了！” 结果，真不出刘斐所料而没有签字，章行老说：“你对李宗仁真是看透了！”因而，这次章行老和邵力老托他转给李宗仁的信是一封义正辞严的长信，责备了李背信弃义不履行签字的诺言，还争取他为人民做一件有利的事。 刘斐乘太古轮船公司之湖北轮到香港后，便托人将信捎给已在广州开府的李宗仁。李宗仁得悉后，即由广州派程思远和邱昌渭来港请他去广州。刘斐对程、邱两人分析了李宗仁贸然从桂林来广州撑持残局是一件错事。他知道李的想法已经与自己不一致，就没有去广州。李宗仁自己还几次打电话到香港跑马地黄泥涌道4号刘的寓所来，催刘前去。他以需要休息为词推托了。这时，程潜也先后派程星龄、刘岳厚带着程的信乘飞机来港要他去湖南。程在信中说到白崇禧已胁迫其一同备战，程应付不了，希望他回湖南去接替主席职务。刘斐复信叫程不要辞职，一面和白崇禧虚与委蛇，同时移避湘西，以便相机起义。当时白崇禧率桂军主力部队到了衡阳，也来电要他去湖南。他也推却了。但是，他同白崇禧关系很深，使他还想再争取一下白。 他同白崇禧的关系，要比与李宗仁的关系更深一层。他出身于湖南醴陵北乡的雇农家庭，生活贫苦，但他年少好学，天资聪颖，又长得仪表不凡。他19岁那年，已出落成一个能文能武的英俊后生了。这年，“护法”的桂军路过湘南，当排长的白崇禧突然患病，昏迷不醒，寻刘斐的岳父邹医师行医治好。白十分感激，问邹有何事要办，邹随口答说想让女婿到外面谋个差事闯世面。白崇禧欣然允诺，他便得以在白的连里当文书，开始了在桂系中的生涯。他提笔能文，举枪能武，很快就得到白崇禧的赏识，让他到广西陆军讲武堂学习。以后又跟白一起参加北伐。抗战爆发，他又与白崇禧一起到南京政府任职。 6月10日，白崇禧再次从衡阳拍电报要他回湘时，他对白心存希望，想尽最大努力争取白一同和他站到人民革命这方面来，所以他给白崇禧复电说：如果白能到广州，他愿同白和李宗仁在一起详谈。白崇禧因为想听听刘斐的意见，共同研究一下时局问题，便定期约刘斐到广州见面。 两天之后，6月12日，白崇禧便从衡阳飞抵广州。6月13日一大早，刘斐则由程思远和邱昌渭陪同秘密乘坐一架由桂系控制的军用专机从香港飞抵广州。一下飞机，即在桂系人员的严密保护下驱车直驶中华北路的李宗仁官邸与李、白相会。 过去，他们见面总要寒暄一番。此次却是例外，一见面，握了握手，便开门见山谈起来。刘斐在他的回忆录《1949年北平和谈的片断》中有翔实的记述—— 我们三个人在一起谈了一整天，又谈到深夜。我首先向他们介绍了在北平的所见所闻，告诉他们：现在是胜败的大势已定，无可改移的了。然后问李宗仁为什么到桂林去的，去了为什么又不按以前的诺言签字？ 李说：“你们谈下来的条款，简直等于投降，这叫我怎么能签字呢？签了字怎么能执行呢？一切都被蒋控制死了，我发号施令没人理，要兵没有兵，要钱没有钱，什么事都办不通。处此既不能和、又不能战的情况下，叫我怎么办呢？我只好生气不干了，才以飞广州的名义折回桂林去的。” 我说：“那你既到了桂林，何苦又自投罗网到广州来呢？” 李若有所思地震动了一下，还没有开口，白崇禧就说：“老蒋派居正、吴礼卿等几位元老到桂林，请他去广州执行代总统职务，并带来老蒋一封亲笔信。蒋在信中责他以大义，还假惺惺地说他两人应如何‘党存与存，你存我存’，这样他又心肠软了。”说到这里，李宗仁拿出老蒋那封信给我看。信的大意是：首先责备李说：“现在党国处在危急存亡的最后关头，你身为代理总统，对党国、对人民负有不可旁贷的责任，岂能儿戏视之一走了事。”接着说：“我是国民党的总裁，就我的处境和地位说，义应党存与存、你存我存。只有党存在，你存在，我才能存在。也只有你有前途，我自己才有前途，此外别无任何出路，决没有不全力支持你的道理。”末了说，只要李到广州来负责，一切军、政、财权都可归李掌握，他一定要作到使李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军队有军队，决不致有任何掣肘之处云云。 <h3>商议</h3> 我看完信后对李说：“你像那个童话故事里的那只猴子了。有只猴子蹲在树上，有个捉猴子的人想把它捉着，但没有办法捉到手。后来他想了个主意，从怀中取出一只苹果来，向猴子再三诱惑，示意要把苹果给它，那猴子看见了苹果，果然垂涎三尺，在树上徘徊瞻顾，跳来跳去，终于经不起诱惑，下树来取那只苹果，刚想把苹果抓上，却被捉猴子的人一把抓住，套上了锁链了。蒋在信中说一定要给你以军、政、财权，就等于是那只苹果嘛。现在薛岳控制了广州，就是蒋手上的锁链，你有什么办法呢？” 李说：“我只好负责牺牲到底了。” 我说：“你这样替蒋介石负责，就是替罪魁祸首的蒋介石垫棺材底，于党、于国、于人民、于你自己都是不应该的。” 一直谈到深夜，白崇禧说：“我们还是九九归一，一起到广西打游击去罢！” 我说：“不行的，打游击谁还能强过共产党？为今之计，只有德公下野，因为他已失去代表讲和的资格，由你（指白）率领湘、桂两省军政人员和部队局部起义，还可救全多年来追随你们的部下。这样，你们政治上有出路，部下也有个安顿。否则，你们失败了往国外一跑，这些人往哪儿跑呢？” 白说：“失败就失败，算了！投降起义我不来！” 谈到这里，我只好说：“好罢！士各有志，你既宁愿失败，我也不能勉强。不过我最后要向老朋友进一忠告，你们如果失败了，千万不能再到台湾去呀！” 这时，李宗仁在桌上一捶，说：“哪个王八蛋还到台湾！”白崇禧默不作声。我们的谈话也就在这样沉默中结束了。 刘斐辞出后，回到卧室，躺在床上难以入睡。窗外下着大雨。他想着自己年轻的时候，从乡下出来跟着白崇禧闯世界，戎马30多年了，如今他认定了新生的道路，自己此番冒险来广州，也对白崇禧、李宗仁作了最后的争取工作，如今分道扬镳了，虽说士各有志，但他未能说服他俩一起为国为民投向新生之路，总觉得有许多遗憾。 他没睡多久，当晚五更时分，友人来叫，他即刻起床，趁天未亮，秘密地上了一艘英国商船。船行四五小时，便靠上了香港铜锣湾码头，顺利地回到了在香港的寓所。 当时在香港聚集了一些从大陆溃逃出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央委员、立法委员和其他人士。他们既对国民党的前程不抱希望，又对中共政权不甚了解而心怀恐惧，处于惶惶不安的状况之中。因而，从北平回来的和谈代表刘斐和黄绍竑，就成了在香港十分引人注目的新闻人物，吸引了各界人士接近与追踪。香港报纸曾发表不少有关他的报道。兹将记者采访刘斐的一则对话录，转引如下—— 前和谈代表刘斐由津来港后，行踪颇为神秘，并避免记者之拜访。本报记者于今日下午设法得与刘氏晤面，兹将采访所得记下： 问：来港有何任务？是经过中共同意的吗？ 答：没有什么任务。每一个人要离开共区，都得经过共方准许的。 问：你会到广州去吗？ 答：还没有想到要去。 问：张治中、邵力子等在平情形如何？ 答：他们生活得很愉快。 问：你们的活动自由吗？ 答：每个老百姓都可照他的生活方式生活，我们当然也不例外。 问：共区分配老婆吗？ 答：我没有听到这样的怪事！要不然，为什么我分不到一个老婆呢？ 问：你们的生活费用的来源呢？ 答：前次由南京带去的光洋还没有用完，中共并且帮助我们解决了住和吃的问题。 问：你们在北平有何活动？ 答：没有值得报告的活动。邵力子先生比较忙，他有时还亲自到车站去迎接来平的民主人士。如前次郭沫若等由苏返平，他就去迎接过。又最近陈嘉庚等来平观光，他也去迎接。邵先生是很热情的一个人。 问：你是否会与黄绍竑先生一同回北平？ 答：这个，你去问黄先生好了。 我们的谈话就此中止。刘氏谈话时，充满愉快情调，大概他在北平的生活也相当愉快吧！ 刘斐与黄绍竑在香港纠集国民党散落在港的高级人员共同协商，开展了一个广泛的脱离蒋政权运动。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他们每星期三集会一次，定名为“周三座谈会”，连龙云、覃异之等都参加了。刘斐被推举为总召集人之一。经过多次讨论，他们于8月13日在九龙窝打老道黄绍竑寓所举行了港澳记者招待会，宣布发表了《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在声明上签字的有在港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黄绍竑、贺耀祖、龙云、罗翼群、刘斐、刘建绪、李任仁、覃异之等44人。后来，人们把这一运动称为“香港起义”。声明谴责蒋介石集团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号召忠于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员重新团结起来，坚决向人民靠拢，与中共彻底合作，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共同努力。 9月初，中共决定邀请南京和谈代表团的全体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在会后参加政府工作。9月4日，中共中央复电中共驻港负责人饶彰枫，指示邀请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北上的原则。电文说，如果被邀代表本人不愿北上即作罢，不要丝毫加以勉强；如果本人虽愿充新政协代表，但因海行有被袭击危险，对北上踌躇（如黄绍竑），或因情况复杂而有所顾虑（如龙云），也不要勉强说服其北上，使一切责任全由我负，将来不论有无危险，我总陷于被动。故邀请是一件事，必须将话转到；愿来与否，是又一回事，必须出于本人自愿。望你们依此原则办理为要。 接到北平电报后，饶彰枫邀请刘斐与黄绍竑到《华商报》总经理的家里吃晚饭，满面笑容地告诉他俩：“周恩来副主席今日来电，邀你们两位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俩欣然表示同意，自愿前往。 几天以后，刘斐和黄绍竑秘密地乘小船到香港近海上转登上一艘挂着葡萄牙国旗的轮船上。该船在海关注册是开往汉城。轮船在月夜北驶，他俩凭栏远眺，只见海天空阔，波影粼粼。刘斐情不自禁随口吟起唐诗：“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黄绍竑也随之吟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黄绍竑还即兴填了一首《木兰花》词，刘斐在多年后还记得词的最后一联云：“海天明月最关情，深夜照人明里去。” 笔者于1982年访问刘斐时，刘斐谈起这次香港、广州之行时说：“李德公1965年回归祖国后，有一次曾和我谈起那次我秘访广州时的谈话，表示过后悔那次没将我的话听进心。” 卷四 李宗仁落叶归根 第一章 李宗仁发表关于台湾问题的建议 （1955年5月，美国新泽西州） 位于美国东海岸地理位置十分优越的新泽西州，夹在纽约和费城两个大城市之间，是美国最小的州之一。乘车行驶在该州的公路上，触目入眼的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高楼林立的拥挤的城市和工业废料堆集场；在它的西北部，也有风景优美宜人的地方，森林、农庄、小镇，以及亚巴拉契亚山脉丘陵地带从未受到破坏的美景。新泽西州一向是各色移民聚居的地方，早来的是荷兰人、英国人、芬兰和瑞典人，后来又迁来了爱尔兰人、波兰人、匈牙利人、俄国犹太人和中国人，还有意大利人、黑人和拉丁美洲来的西班牙裔居民。 在本世纪50年代时，在新泽西的道路纵横、绿草如茵的乡野里，有两幢相隔不远、都带花园的小楼，各居住着一位从远洋外迁来的老人。一个白皮肤的老人老态龙钟，每日每早手提喷壶浇花育草的，就是俄国资产阶级最后一个统治者——克伦斯基；另一个黄皮肤老人矮墩壮实，身穿运动服常在楼前练两下中国功夫的，就是中国大陆上末代总统——李宗仁。他俩相邻而居，却并不往来，这真是历史特地的安排，让世界上最大两个国家被革命推翻而流亡海外的统治者，落得一个似乎命运共同的结局。可是，李宗仁是李宗仁，他不愿意像克伦斯基一样以终老海外为结局，将骨头埋葬在亚巴拉契亚山下的泥土里，而是想使他的晚年在历史上又添了波澜起伏的一章。 当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的时候，在广州中华路迎宾馆李宗仁官邸的办公室里，美国造的电子管收音机正在播放着中共电台的实况转播。新中国的第一阵礼炮的轰鸣声，从喇叭里传出来，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回响。在场的四个人：李宗仁、白崇禧、程思远和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都坐着沉默不言。 礼炮过后，听见了毛泽东那湖南口音很重却充满了自信心与自豪感的声音，也听见了震耳欲聋的群众欢呼声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另一个富有生气的政府诞生了。广播结束后，这四个人你看我，我看你，心情是沉重而酸涩的，还是没有人说话。越沉默，越使人感到沉重。李宗仁终于开口了。他脸色阴沉，语气平缓地说： “我，1月21日上台当代总统，是为了乞求和平而当的。为了这一点，我派代表团两次到北平去和谈。我抱着希望，希望可以签署和平协定。这样，历史上也算有了一笔，至少我是对和平有功的。可是，蒋介石他下了台却不甘寂寞，在幕后操纵、把持一切，我不能按自己的意志去签订和约，这个代总统当得多窝囊！” 李宗仁悲叹不已地在总结他九个多月的代总统生涯，他继续说：“和谈破裂，解放军势如破竹，不久就渡江了。在4月22日杭州会谈，我对蒋介石讲：‘我为和平而来，也要为和平的失败而退。’可是蒋介石当时却对我说：‘和是你，战也是你。我在幕后支持你！’他支持什么？他马上就食言了。我原本打算让健生的华中部队能立即开来广东保卫广州，蒋却从中作梗，把这支队伍开到广西去了。这样，南大门广州的命运，也就定了。我们在广州的日子也不会太长了。我们陷入今天这样可悲的境地，完全是蒋介石一手造成的！” 广州已不是长久立足之地，他们将何去何从？留在此处，去当中共政府的子民；还是去蒋介石已经经营布置好的台湾岛呢？白崇禧因为最近已被蒋介石拉了一把，灌了甜言蜜语，就对李宗仁说：“德公，去台湾怎么样？” 李宗仁听了，勃然大怒，一拍桌子，说：“王八蛋才去台湾！” 他见在座的人都不再作声，便说：“我和老蒋已经决裂了！今天上午，我到东山梅花村去见了蒋介石，我怒冲冲当面历数了他的种种错误。我算是给他算了一次总账。我对他讲：‘从北伐至今，20多年了，你犯了多少错误呀！贪赃枉法之风甚于北洋政府时代，当时舆论说国民党军事北伐，北洋政府系政治南伐。你早在那时，就在政治上对军阀搞妥协，还搞什么革命！？在党内，你排除异己，一手遮天，这才导致几十年内忧外患相继而来，战祸连年，这个国家哪得一天安宁？国民党的失败和错误，完全应由你一个人承担！今年，你第三次下野，你说你五年内不过问政治，还说你愿当我的参谋长。实际上，你有哪一天不问政治？你每件事都要过问，还在上海直接指挥军队，任命官员。你是一个下野的人，可是你竟非法逮捕浙江省主席陈仪，又派陈碞去当主席，你哪有这个权力？最近，你又强逼福建省主席朱绍良去台湾，自己直接委派汤恩伯当福建省主席！事前我连一点消息都不知道。你哪里是下野？你是目无法纪、独断专行，竟到了如此地步！” 李宗仁几乎一口气讲完了他当面斥责蒋介石的话，停了半晌，又说：“这是我认识蒋介石以来，第一次当面指责他。我之所以不留任何余地，就是准备决裂而去了。好了，这是我今生今世最后一次指责他了，不会再有这个机会了！” “他呢？他作什么反应？”其余三个人都很关心蒋介石对受指责的态度。 李宗仁说：“我历数他的过失时，他脸色尴尬紧张，只是唔唔诺诺。想不到我责备完后，他竟面色转现轻松，脸含笑容地向我道歉，说：‘德邻老弟，朱绍良和汤恩伯的事，是我个人的错，请你原谅。’这是我和他共事20多年来，第一次听他承认自己有错了。” 李宗仁和蒋介石决裂了！他知道，他要去台湾的话，无异于自投罗网，成为“张汉卿（张学良）第二”。他又失去了跟中共讲和的宝贵机会，他只好漂泊国外。广州解放，他又经过一番转折，飞往重庆又经昆明、南宁，于11月20日到了香港。 他让程思远早一天到香港为他安排一切。他在香港住进太和医院。12月5日，包了泛亚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美国治病。他于12月7日飞抵纽约，住进世界有名的长老会医院。他赴美医治胃溃疡，原以两个月为期。这期间大陆形势发展很快，云南卢汉起义，接着四川刘文辉亦宣布起义，使蒋介石欲迁都西昌成为不可能，而改迁都台北。蒋介石并于1950年3月1日在台北自行宣布“复职”。李宗仁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在美国作长期的居留。初到美国之时，还有一种坐观大局变化，以图东山再起的想法。尽管他到美国来在公开场合都着重声明来美绝非寻求援助，其实是用“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做法而已。本来李宗仁的胃病，已是多年来的老毛病了，即使出任代总统以来，政务繁忙、生活颠簸而使病情加重一些，即使手术割治，在香港也是完全可以解决问题的，大可不必远渡重洋、携带随员来纽约治病。李宗仁在长老会医院住下之后，即由他的外交顾问甘介侯去美国国务院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他曾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说：“杜鲁门总统如果真正是中国的友人，关心民主政治在中国今后的推行，他一定会拿出政治家的眼光来，在经济方面全力支持我，让我团结海内外中国民主人士，回台湾去着手改革，使蒋氏投鼠忌器，不敢过分阻扰。”由此可见，他对杜鲁门是寄予希望的。杜鲁门总统虽然于蒋介石宣布“复职”的第二天，即3月2日在白宫设了一顿午宴招待李宗仁，但未涉及任何具体问题，既没有提及给予任何经济援助，亦未提及美国对他的任何政治承诺。李宗仁只好于当日悻悻然地从华盛顿回到纽约。他只好作一个在海外飘泊而无可归宿的人士，在美国定居下来。跟他去美国的人员，除了他的亲属外，其余所带去的随员，只好遣散各自谋生去了。 <h3>病愈</h3> 李宗仁病愈出院后，先是在纽约市郊的里弗德尔租房子住，后来又嫌房租太贵，就到新泽西的恩格沃德·克里弗斯买了一幢房子住。据李宗仁旧部属许高阳的遗孀黄纫秋女士记述：“因在报上读到李宗仁买了一座花园洋房的新闻，且形容如何富丽堂皇，花园又如何美丽优雅。但现在见到的却是一所毫不起眼的小平房，而且又窄又小成一字形。进门右边是睡房三间，中间是客厅与餐厅，左边设了一所厨房，与堂皇富丽沾不上边。听李说：是一泥水匠建来自住的，图样也是他自己画的。后来他有钱了，另造了一间大的搬走了，这间就卖给我。”由此可见，李宗仁住的处所，是一个穷泥水匠自造的房子，有钱之后就搬走卖给李宗仁。李宗仁有两个儿子，长子李幼邻为大夫人李秀文所生，早年已定居美国，娶了美国人为妻并生有子嗣，在美国从事商业；次子李志圣，为郭德洁所抱养，在李宗仁身边抚养大，到美国任公司的从业员，娶华人之女，也已安家落户。两个儿子都各自独立，均不在李、郭身边。儿孙们也只有周末才来看望，平日屋里该是颇为落寞的。偶尔有客人来访，无非是流落到美国的李的部属或是甘介侯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后拉拢来的中外教授。当时，台湾去美国的人很多，但都因要避嫌，不敢登门拜访。使他感到十分惆怅的是那些当年在国内结识的美国人。他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北平行辕主任、副总统、代总统时，曾经接待过不少美国上层人物、高级官员。可是这些人，有的还是常与他当年同桌共餐的美国人，却并不来拜访他，哪怕是随便看一下也好。 在美国这个国家里，就只认钱。有了钱就有了一切。李宗仁却并不富有，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有权那些年月，顶多是在桂林市和临桂县乡下修了公馆或者别墅，并没有积下什么钱。据说，抗战胜利后在北平行辕当主任期间搞了一些钱，也大都赔在竞选副总统的活动中去了。这次来美国的费用，来源有两项。一项是黄旭初主席让广西财政厅长韦贽唐支付了一笔外汇；另一项由财政部长刘航琛以总统李宗仁的名义向美国银行拨汇20万美元，这笔钱只有李个人才能支取。以后台湾监察院还为此事，对李进行弹劾，法院还传讯了刘航琛进行调查，因当事人不在场，只能不了了之。如此坐吃山空也不是办法，李宗仁曾与郭德洁商量做生意。曾经让长子幼邻代他做点生意，但将本蚀得精光。据黄纫秋亲眼所见，还投资过两次生意，一是股票经纪，一是旅馆的经理。这股票被蚀光了，开旅馆的人也将他骗了。这事使他很伤心。 1990年5月，趁着在桂林市庆祝李宗仁原配夫人李秀文百年大寿的机会，笔者向在美国长大的李宗仁的孙女李雪诗询问李在美国的生活情况。李雪诗是她的中国名字，她现在是美国杂志的自由撰稿人，已经为美国写了好几篇介绍中国、特别是介绍桂林的文章。她长的黑头发、白皮肤，很高的鼻梁，很大的眼睛，典型的混血儿模样。她听得懂中文却不善于表达，她找出一篇自己写祖父在美国生活的文章的复印件给我，文章的内容回答了我的询问。我选了一段，引录如下—— 记得小时候，我和姐姐每逢星期六都要去祖父家学中文。我家和祖父家仅隔几个街区（指在里弗德尔）。我们都是走路去。祖父家的草坪边有一个小警棚，昼夜有警察值班。我们经过那里，心想祖父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否则为什么要派提着警棍带着枪的警官守卫呢？ 除了警察造成的森严气氛外，祖父的房子还有一种神秘感。那是一所前面带石沿的英国“都德”式房屋。房屋的一部分是属于一位著名演员的，此人四处云游，住在别的地方。我们往窗内探望，看见里面有古代的盔胄、螺旋式的楼梯，还有半杯红酒。 在餐厅上完中文课，要是祖父不接待客人，我们就到起居室去见他。我还很靖楚地记得，起居室里有一块小型中国地毯，上面织的是两只虎，一只在河边舔水；窗台上摆着树木盆景，外面是一个阳光充足的花园。祖父通常是身穿一件舒适的旧羊毛衫，足登一双皮拖鞋，坐在安乐椅里看书报。面前的咖啡桌上摆着一摞当地或香港出版的报刊杂志，旁边有一杯茶。我们一进去，祖父不管在做什么，都立刻停下来和我们玩。他喜欢孩子，当然特别喜欢自己的孙子。祖父见到我们，除了紧紧地搂着我们，亲我们，还总是捏我们的脸蛋，直到捏出眼泪来才罢手。我们爱祖父，可是却受不了他这种特殊的喜爱方式。 由于我们和祖父语言不大通，只好靠做游戏来互相交往，或靠手式表达要说的话。我特别记得他教我们的两种手指游戏。一种是比动作敏捷的，方法是先用食指和中指敲桌边，然后换用同一只手的中指和无名指敲，谁快谁赢。第二种是比观察判断力的，方法是将一只手的五个手指拧乱顺序，攥在另一只手中，让对方猜哪一个是中指。祖父换得比我们快，猜得比我们准，所以常赢。这样玩我们总也玩不厌，祖父好像也玩不厌。 祖父宽而高的颧骨下腮处凹陷，像酒窝似的，因此总是面带微笑。实际上这“酒窝”是伤疤——在一次战斗中，一颗子弹从脸颊穿入，从鼻孔钻出来造成的。我和姐姐对祖父的“酒窝”特别感兴趣，常用手去摸。这时，祖父就装作被子弹打中的痛苦样子，吓唬、逗乐我们。如果说昼夜的警卫还不足以证明祖父是个重要人物，那么这枪伤则证实了我们的猜想。 有几次，我想用力把祖父举高（他身材不高，只不过他那庄重的举止和挺直的身姿掩盖了他的缺点），似乎这样可以看到他昔日政治家的风度。祖父怕我跌着，就把手背在后面，做鬼脸，不让我抱他。有时，我要装大人抽烟，难得他把点燃了的烟给我吹几口。祖父是个出色的军人，当过代总统，别人敬畏他；可是在我们眼里他是祖父，是个慈祥的老人。他对我们甚至有些娇惯，不准父母亲责骂我们。 祖父的二夫人进入起居室通知有客人来时，我们的游戏只好暂停。 李宗仁在美国的生活是清苦的。幸亏郭德洁是穷苦出身，能勤俭持家。开始还有一个保姆帮忙，后来连保姆也不要了。家务杂事都要郭德洁自己操持。好在她也操持惯了，像抗战时在桂林她骑着自行车上街买菜一样，在新泽西，她亦自己驾驶着一辆黑色大众林肯车去采买食品货物。平时吃得很节省，烧一个菜、一锅饭，吃它几天；碰到有稀客或是周末才加一点菜改善伙食。用郭德洁的话来说：“省省俭俭，每年也要一万多块钱的家用。他做了一世的官，但从不作经济上的打算，这几年还靠我的积蓄来贴补家用。他们怪我抓得紧，我若不紧，要做叫化子了。这世界多势利呀！没有钱，空有名有什么用！现在我们不求人，还受许多闲气呢！有时我气得脖子都粗了。” 空闲寂寞的日子怎么打发？常打麻将。在桂林的时候，桂系官员们的太太常聚在一起打麻将，而郭德洁自鸣清高从不打牌，在美国也乐此不疲了。李宗仁一上了牌桌就不想下桌，当他大输时，一定要打个通宵，希望翻本。他往往十打九输，常自我安慰说：“我打仗常胜，怎么打牌常输呢？” 除了打牌，郭德洁就学画国画，还专门请了一个国画老师汪亚尘上门教画。而李宗仁整天就泡在客厅的沙发上看报纸、杂志，特别要看有关大陆的新闻，渴望知道中国的现状，因而他自嘲过的是“厅长生涯”，“厅”者，客厅之厅也。有时郭德洁找一些武侠小说来看，他不以为然地嘀咕：“看那种无聊的小说做什么？应该看这些新闻报纸，这是有益的东西。” 有一次，黄纫秋来打牌，李宗仁指着报纸上的大陆新闻说：“你看，共产党真正了不起，这几年不但建设了许多公路，还开发了许多矿产，这是广西的新闻，他们又发现了银矿，我们广西不错的呀！” 黄纫秋跟他开玩笑：“可惜你主持广西那许多年，什么矿都不挖，老是要我们节衣缩食吃苦头，若是早挖出来，不是不会闹穷么？” 他面孔一板，说：“那时我们被中央包围，时时都要提防，既没有钱，也没有人才和时间去挖矿呀！现在好歹共产党去挖，反正是国家的东西，他们去挖也一样呵！” 1955年春，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了举世瞩目的亚非万隆会议，他注意到周恩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在这次国际会议上为中国人赢得了声誉，他特别注意到周恩来在4月23日的一次八国午宴上发表的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他看了深感兴奋，以为台湾问题必须解决，周恩来在万隆会议的声明，为解决台湾问题指出了正确的途径，凡属爱国之士，均应竭诚拥护，并为促其实现而共同努力。据程思远先生说，他为此专门写信给在香港的程，嘱其同海外爱国人士交换意见，替他准备一个文件，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发表。 他很快就提出了《对台湾问题的建议》，主要内容如下—— 今后解决台湾问题之道，在我看来，可有甲、乙两案可循： 甲案：恢复国共和谈，中国人解决中国事，可能得一和平折衷方案。 乙案：美国承认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但目前暂划为自治区，双方宣布不设防，美国撤退第七舰队，使成为纯粹的中国内政问题，如此则战争危机可免。时日推移，大陆和台湾内部彼此敌视的态度减轻，则真正解决便可实现了。 蒋先生已年逾七十高年，生年饱经忧患，如果他能毫无个人成见地以苍生为念，毋使内战重起于中国，他会同意我的意见的。 我以过去亲身的经验，观察今日之变局，自信颇为冷静而客观，个人恩怨，早已置之度外。惟愿中国日臻富强，世界永保和平，也就别无所求了。 流落在新泽西的这位失意老人的这份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建议，一经发出，在海内外引起了十分强烈的反应。在台湾的某些人士严厉地谴责他在“为席卷大陆的共匪张目”，在香港一些与他共过事的人说他“年岁高而糊涂了”。可是，当他的建议在北京被新华社编入供中共高级领导人参阅的内参电讯稿，而送到中南海的西花厅的时候，机敏睿智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一看到它，就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从1949年国共北平和谈破裂以来，李宗仁先生在政治立场上的一个重大转变；他的思想是怎么样转变的？能不能够看到这位昔日的对手进一步转变而促进正在新生的新中国统一的步伐？ 卷四 李宗仁落叶归根 第二章 神秘的香港客人 （1956年4月—1961年6月，北京—香港） 4月末的香港，白日的天气已经接近夏天而炎热起来了，晚上因四周有海洋调节却显得很凉快。4月24日的深夜，天黑漆漆的，码头已经很冷清，海面吹来的风还带有些许寒意。在夜色中，有两个人悄悄地走上泊岸的一艘船。这两个人，一个身材高挑颀长，另一个个子中等壮实。从动作上看，那中等个的汉子是领路，将高个子领上船后，船就缓缓开动，驶离了码头，消失在海面的夜幕里。 这艘船在海上夜行，于第二天即4月25日清早，历尽风浪后，乘着早涨的潮水，在深圳湾泊岸，进入大陆，岸边早有人接着将这个身材高挑的中年人领上车，向北疾驰而去。 显然，这位高个子中年人没有在港英当局办理任何出入大陆过境应有的手续，在大陆中共方面也没有办理手续，而是按严密的计划有人护送迎候。这种越过边境的办法，表面上可以套用那两个人们惯用而有欠文雅的字眼——“偷渡”。其实，这却既不是为走私，亦不是为避难，而是为了避免让舆论界知道的一次特殊行动。该行动是在北京最高当局直接掌握下进行的。它带有一种神秘的色彩。 这个过境的高个子中年人，就是李宗仁赴美后安排在香港居住的程思远先生。 在李宗仁在美国提出《对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而引起各方强烈反应之后，有一天，有一位朋友在香港去看望寓居其地的程思远先生，目的在于了解李宗仁的思想转变过程及李在准备那份《建议》中程所起的作用。又一次，在谈话中，这位熟人突然问程思远：“如果你被邀请到北京去谈谈，是否还需要请示德公？” 当时程思远已在香港居住了六个年头了，他曾经参与过的“第三势力”运动销声匿迹了，又意识到，从长远看，去台湾也没有什么前途的；而新中国欣欣向荣、百废俱兴的新风貌经常传至香港，令人向往。他想，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永远漂泊异乡，总有一天要回到生身祖国怀抱的。 他是广西宾阳县一个农民的儿子，读了几年私塾后就在家种地。1926年，他在家乡的街头发现了一张告示。告示上写着李宗仁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独立团要通过考试招兵。他的字写得不错，也学过一些公文程式，当时就考上了个上士文书，马上就发军装，说是即刻出发。那时他才18岁，连老母亲告别的眼泪都没见着，就趴在桌子上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跟北伐军出发了，他从此在军中闯荡。四年之后，他22岁时，个子长成了，人也英俊了，又写得一手好字，作得一手漂亮文章，而为李宗仁所赏识选作秘书。1934年，又送他出国到意大利罗马大学学习政治经济，抗战爆发后回国。他此后在政坛上颇为顺利，1947年，还成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他一直作为李宗仁的亲信和智囊人物，服务左右。李宗仁飞往美国之后，把他留在香港，实际上是作为李同祖国联系的桥梁。 因而，当这位有北方消息的朋友问及他被邀访北京需不需请示李宗仁时，他流露出有返回祖国的意向，答道：“我看不必吧，来往交换意见需要很长的时间。” 又过了一段时候，他的一位同乡陪同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金尧如到维多利亚海北部海湾的山村来拜访，他与家人正在那儿过着悠游的生活。金尧如告诉他：“我们接到北京长途电话，李济深先生请你去北京谈谈。这次北上，第一，绝对保密；第二，来去自由。”并问他有什么要求？ 他说：“没有什么要求，但容许我有24小时的考虑时间。” 第二天，也就是1956年4月24日，他和金尧如相约在太子道一家咖啡馆见面。他作出了愿去北京的答复。当时约定：第一，不办回国手续；第二，不带行李。这天午夜，他就由一位陌生人领路，乘船出发，经过水陆交通和大小城镇，于次日即4月25日下午到达他已阔别六年的广州。 <h3>首都北京</h3> 4月28日，他回到首都北京。他见到了不少老熟人和老朋友。更使他兴奋不已的，他看到中共刚刚接管政权六年，国家确实已经获得新生，国民党统治时期那种乞丐满街、难民遍野的兵荒马乱、阴沉萧条的景象，已被人民安居乐业、百业兴旺而充满生机的新气象所代替。大家在谈论今年胜利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又开始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他来到北京那几天，真是捷报频传：刚刚报道新中国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水电站官厅水电站全部投入生产，又传来消息，治理淮河的骨干工程梅山水库拦河大坝胜利建成，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连拱坝。他，作为一个昔日挺有抱负的国民党人，在新中国的成就面前，不能不佩服共产党人。 他这次到北京是处于保密状况之中，一般不在公开的场合出现，只是会见该见的熟人与朋友，还在京参观游览。人们称他是“神秘的香港客人”。他在京活动，刘仲容先生也参加了接待。 在1949年4月20日国共和谈破裂时，作为桂系代表的刘仲容留在了北平。该年5月17日白崇禧放弃武汉撤到长沙时，曾从长沙打电报到北平给刘，要刘回长沙。刘仲容去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说：“你还回去干什么？很快就要全国胜利，我们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你来做哩！”后来，周恩来要刘创办北京外语学校，当校长，后来该校又改为北京外国语学院。那几年，他还奉周恩来的指示，与在香港的程思远等通信联络。 遗憾的是笔者萌生写这本书的念头时，刘仲容先生已于1980年辞世而去。我还是访问了刘仲容的遗孀张敏华女士。她回忆了当年所见刘仲容先生参加接待“神密的香港客人”的情形—— 我记得是1956年春天，我和仲容还住在北京东四礼士胡同1号的房子里，一天下午我从北京医院下班回来，见房间里有一位中年客人，从当时五十年代社会人们的穿着比较来看，这位客人不像是来自国内的，那时看他身材修长，西装革履，衣着考究，配戴眼镜，目光深邃。这时，仲容就向我介绍，这是他的老朋友程思远先生，从香港回来观光。我和程先生寒暄了几句，就认识了。以后有几次我回家来就看见程先生在我家写东西。事后我问仲容，程先生在写什么？仲容说：周总理让他写些材料，好让他在香港做些工作。我记得他写了东西以后，仲容必在晚间去见周总理。 5月7日晚上，张治中约程思远到家里吃饭。饭后张先生对他说：“周总理将在明天下午政协举行的酒会上接见你。总理说，他1938年在武汉曾经见过你。但是，明天我还是要郑重地向他介绍你。” 程思远听了很高兴！1938年时，广西学生军北上开往五战区时，路过武汉，白崇禧让他去请周恩来给驻扎在抱冰堂的学生军讲课。想不到周恩来还记得这件事。 程思远先生在他的著作《李宗仁先生晚年》一书中，对周恩来在北京接见他有生动的记述。现转引如下—— 次日（5月8日）下午3时许，在全国政协礼堂三楼的酒会上，我正在和张治中先生说话时，周总理健步走进大厅，他显得比十多年前丰满得多。张先生正准备向总理介绍我，总理却笑容满面地向我伸出手来：“欢迎你回来！”他说，“我们1938年在武汉见过面。”事隔18年，他还记得我，周总理的记忆力确是惊人。 周总理又问我：“今年多大岁数了？” 我说：“47岁了。” 总理说：“身体这样好哇！” 我说：“很好，我在海外常常游水。” 周总理又问：“你这次来有什么计划吗？” 我回答说：“没有，我听候总理指示。” 周总理笑着说：“我希望你到各地多走走，多看看。比如东北，那是我们的工业基地，你可以去看看嘛！多看点地方，回到海外就多些材料讲嘛。” 我说：“我这次来得很匆忙，不准备到外地参观了，下次再去吧。” 周总理笑着点了点头，当场招呼刘斐、余心清、屈武他们，说：“你们这几天多花点时间，陪程思远到附近去看看，大家谈谈，谈谈祖国这几年的情况；过几天，我们再详细谈谈。” 5月12日中午，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设午宴招待程思远，参加的有李济深、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刘斐、屈武、余心清、刘仲容、刘仲华和李克农、罗青长等人。 饭前，周恩来同程思远进行了轻松、愉快的谈话。周恩来笑着对程思远说：“今天我同你见面，是建国以来，我们共产党人第三次同国民党人接触。第一次是叶剑英元帅在广东同前中国银行总裁张嘉璈（公权）接触。叶帅你见过的吧？” 程思远点头说：“见过。他当八路军总参谋长时，也是1938年，我们也请他在武汉给广西学生军做报告。” 周恩来接着说：“第二次，是我找龙绳武。龙绳武你熟吧？” 程思远说：“龙云的儿子。” 周恩来说：“对。他后来还是去了台湾，还在广播中骂我们。第三次就是这次见你了。” 程思远说：“我是要为祖国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我听候总理的指示。” 周恩来爽朗地笑着说：“那我们今天该多喝一点的。” 午饭后，周恩来毫无倦色，在客厅里同程思远进行了三个小时的长谈，从中国革命和建设、国共两次合作谈到现在国家对国民党人的希望。周恩来说，我们国家当前的对内对外政策，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按照这一方针，我们主张爱国一家，团结对外，以诚相见。过去，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曾经两度并肩作战，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希望将来有第三次国共合作。有人说，过去两次国共合作，结果凶终隙末；但是追原究始，责任不在我们。这是事实俱在，有目共睹的。 周恩来还针对海外一些人士对祖国的错误看法，说：现在海外有很多人，对我们国家情况不大了解。你告诉他们，我们的国家是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经过多年的战斗打出来的江山。第一，我们是自己打出来的。第二，我们国家没有外国驻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民党当局同苏联签订了一个条约，把旅大让给苏联共同使用。建国后，我们把旅大收回来了。我们这个国家，完全是一个独立的、领土完整的国家。国家的统一，各民族的团结，是我国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出现过的大好的局面。希望海外人士充分了解，我们国家是大有可为的。 最后，周恩来谈到了李宗仁，说：“李宗仁先生去年主张台湾问题由中国人自己协商解决。我看了很高兴。这是李先生在海外心怀祖国的表现。请你向李先生转达，我们欢迎李先生在他认为方便的时候回来看看。” 程思远内心十分高兴，当即表示愿为此而努力。 周恩来接见之后，程思远即怀着兴奋的心情回到香港。他花了好几个晚上，把回国的经历、感受和周恩来要他转达给李宗仁及海外人士的话，写了一封长信。因为篇幅太长，他分装了几个信封，寄给远在美国的李宗仁。 李宗仁回信批评他，说他北京之行，事关重大，事先应同他充分商量。事实上，程思远觉得事先不能同他商量，因为时间来不及；同时也考虑到，先去信商量的话，李不同意怎么办？岂不是进退两难，所以他不如做了再说。 程思远的长女程月如，从影的艺名为林黛，因主演改编自沈从文名著的故事影片《翠翠》而轰动香港，一举成名。她在蝉联两届亚洲影展的“亚洲影后”桂冠以后，于1957年秋，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戏剧系深造。程思远托月如去看望李宗仁。每周周末，她都到李家做客。李宗仁因而写信给程思远说：“一晤月如，如见亲人，一种思乡怀旧之情，顿时浮现心头，久久不能平息。” 1958年，程月如学完回到香港，向程思远描述了李宗仁在美国的生活情景，说：“李先生在美国住不惯，所以总想回国。” 不久，思乡情重的李宗仁又来信说，希望将其保存着的一批文物献给祖国。 <h3>建国十周年</h3>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海外组织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回国参加庆祝活动，程思远也被邀参加。据说，他的名字是在代表团组成后由于接到一个长途电话才临时加上去的。他这次上京，是属于以公开身份前往。在参加了庆典后又随团赴东北参观。他随代表团回京后，10月25日下午3时，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他，在座的有张治中、邵力子、罗青长和童小鹏。他汇报了参观东北的观感和李宗仁先生近几年来的动态。 周恩来说：“李德邻先生出于爱国热诚，要向国家贡献一些文物，政府表示赞赏。至于他有落叶归根的意愿，估计当前他回国的时机尚未成熟。在适当的时候希望他先到欧洲同你谈谈，然后作决定。”在告辞的时候，周恩来约他明天一道去参观密云水库。 26日，跟周恩来总理参观密云水库的还有日本的松村谦三先生及侨委廖承志主任。大坝耸立，群山怀抱着万顷碧波。周恩来指着水面对程思远说：“9月16日，毛主席曾在这里游泳。” 程思远想到从上次周总理接见，已有三年多了，工作成效还不见显著，因而心怀歉意地说：“十分惭愧，总理在1956年对我说的话，我做得非常不够。” 周恩来安慰他说：“不要这样说，水到渠成嘛。” 11月初，程思远回到香港，又写信将此行经过告诉李宗仁。 李宗仁本来是打了台儿庄胜仗而闻名于世的武将，论学历只是毕业于广西陆军小学，但他却喜欢结交文人。在国内，李四光、章士钊等人都和他交往甚笃。在美国，也喜欢一些知名学者上门聊天。他的生涯本来与艺术无缘，他这个艺坛的门外汉，却结识了不少有名的书画家，例如徐悲鸿、齐白石、陈半丁、黄宾虹等，都是他的好友。抗战前他在广西主政，就把徐悲鸿作为上宾请到南宁、桂林；抗战期间，还在阳朔买了一幢房子供徐悲鸿作画，现在被辟为徐悲鸿纪念馆。他在北平担任行辕主任，每两星期邀请教授学者聚会一次，与大家相处甚得。当时80高龄的老画家齐白石无法买到米、煤而来找他；他别无善策，就在行辕人员配额中拨出一些奉送给齐老。徐悲鸿也经常是北平北长街81号李公馆的座上客。他收藏的徐悲鸿和齐白石的作品很多，其中好些都是这些大师的精品。他不但收藏有徐悲鸿的马，还有苍鹰及桂林山水等，徐悲鸿还为他和郭德洁写生素描。他除了藏有齐白石的虾、蟹、鸟、虫、花卉，还有两幅齐白石很少画的山水，属于名贵的珍品。他出国赴美时，连同以前收藏的文徵明、郑板桥、何绍基等人的书画和后来收藏的齐白石、徐悲鸿的名作，全部都带走了。 当程思远告诉他，周恩来对他将藏画献给祖国的想法十分赞赏时，隔了不久，他真的托人把在纽约的藏画运送回北京。 在收到这批藏画后。周恩来讲：“李先生的藏画，有些是真的，有些是赝品。但政府体念李先生的爱国热忱，将送他一笔赴欧洲的旅费以壮行色。”周恩来让刘仲容先给李宗仁20万美金现钞，设法交到李的手上，不要经过银行，也不要经过外人。 1960年秋天，郭德洁女士飞到了香港探望母亲。郭德洁的母亲及哥哥一家人，早些年从广西桂平县老家迁到香港九龙的荃湾林园。林园是郭德洁建造给她母亲养老的一幢房子，还带有一个花园。实际上，此次是李宗仁让夫人郭德洁到香港找程思远，同程商量周恩来提议的欧洲之行的安排，并接受北京送来的那笔美金。郭德洁行前曾经从美国写过两封信给程思远，可是程思远一封也没有收到。当然不会是偶然发生的事情，自从程思远以公开的身份参加了北京的国庆十周年庆祝活动，他的行踪及与李宗仁的联系自然就引起了敏感的台湾特务机关的注意。 郭德洁飞到香港后，打电话给程思远，约程偕夫人石泓深夜到荃湾林园看她。程思远住在九华新村14号，房子是由女主人石泓亲自设计的，坐落在维多利亚海边向阳的山坡上。程思远的住处距林园只有半小时的汽车路程，可是因为当时香港情况复杂，住处附近有蒋帮特务混杂其间，秘密监视，因而程思远与郭德洁的会面安排，必须慎而又慎。程思远先生曾在《李宗仁先生晚年》一书中作了实录—— 郭德洁以探亲为名在香港住了一个月。我们同郭德洁接触，总是在汽车上同她会晤，只有一次，在郊区一间饭店同她吃过一次便饭。为了谈话方便，每次都是以游玩为名，由石泓开车，在约定的地方等她。我同郭德洁女士在飞奔的汽车里交谈，主要是商量同李宗仁先生在欧洲会面的地点、日期，以及如何联系如何躲避美蒋特务盯梢等一系列问题。商定了会面地点在瑞士的苏黎世，那里是中立国，又是著名的风景游览区。李宗仁先生可以探亲、旅游名义前往，又不致引人注目；我则以参观罗马古迹名义飞往罗马，然后转道瑞士，在约定的时间里同李先生见面。 之后，郭德洁飞回美国，把我们交谈的详细情况告诉了李宗仁先生；我等候李先生的答复，再向周总理汇报。 黄纫秋女士在她所写《我所认识的郭德洁》一文中，对郭德洁由香港返美后的异常表现，有过细致的记述—— 月余后，郭由港返美，忽一改常态，对李的健康特别关心了。因李有支气管炎，有时打牌熬夜就咳嗽。平日郭老是说他不该抽烟，不该说话，现在一见李咳嗽，不但立刻起身倒开水，又代捶背，又拿洋参给他含在嘴里，伙食也比平日好些。我心想香港的水土使她变了一个人，忽然对李这么体贴入微了。一天，她说，有个算命的说我是正宫娘娘的八字。我说：可能他认识你？郭说：不认识我呀，我报的假名姓。又指着窗台的盆景说：你看！铁树都开花了（其实不是铁树）。算命的也说：他会东山再起的呢！那当然可能呀！说不定蒋介石想开了，又或者毛泽东突然死了，除了李伯（指李宗仁）还有哪个取而代之呀？李听得面孔一板说：我才不要做官呢！做了几十年也够了，老是坐轿子，应当抬抬别人了。 郭德洁从港返美不久，1960年底，美国大选揭晓了，年轻的海军军官肯尼迪以超过对手尼克松112，881票的微弱多数当选美国总统。李宗仁认为麦卡锡主义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如果肯尼迪要重新检查对华政策，也是时候了。在担任过国民党外交官的哈佛大学教授张歆海的建议下，李宗仁给肯尼迪写了一封信，说在北京的新中国的人民政权，才能真正代表六亿中国人民，美国应当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以保证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肯尼迪给李复了一封信，说事关对外政策，容后缜密考虑。 周恩来知道了李宗仁写信给肯尼迪的事，约程思远于1961年6月中到北京，听取了程与郭德洁会面情况的汇报，同时要程传话给李宗仁说：目前肯尼迪政府困难重重，不能期待其对华政策有任何转变；李先生的立场应当超然一点，不要对肯尼迪政府抱有幻想。肯尼迪不可能在任期内对中国采取新的立场。 卷四 李宗仁落叶归根 第三章 李宗仁对意大利记者的答话 （1963年夏，美国新泽西州） 李宗仁素来生性好客而健谈，是一个不甘于寂寞的角色。他官至总统，至为显赫，不幸一旦丧权失势，流落他乡，当然不得不寂寞起来。无奈他年事已高，每天只须睡四五个小时，加上不会英语，又不能开车外出，悠长的时日是很难打发的。除了读报和搓麻将，最令他中意的就是聊天了。与访客天南海北地神聊一番，是排遣寂寞最理想的办法。因而，每逢有客到他在新泽西的寓所来访，他都站起来欢迎，心情格外地高兴。他喜欢的话题也多在政治的范围里。黄纫秋女士对他聊天生活的记述，绘声绘色，极为传神—— 自1985年到1963年这几年来访的客人不少，每周都有不同的访客，李一见有客来，总是呵呵大笑，连叫欢迎！尤其是一些同病相怜的失意官僚与政客，一谈就是几小时，自然全是政治上的是是非非。如：某大员坐拥数十万精锐而不堪一击；蒋介石临阵换将和遥控指挥，以致失败；某人丢了东北，蒋居然不加追究；……美国人眼光狭隘，缺乏远大眼光的政治家，若他们竭力援华，怎会发生韩战呢！这样的谈话多是与志同道合之士。但若是李怀疑来人是亲台或是别有用心的，李的论调就变了，什么我与蒋先生虽然政见不同，但私交毫无芥蒂，到底我俩为革命共同奋斗几十年，同甘苦，共患难。大陆之失，我们都有责任，不能归过于他一人。好在共产党也是中国人，只要把中国搞好了，成功不必在我。从前你争我夺，使国家元气大伤；现在没有内战，对国家人民都是好事，个人的荣辱不算什么，大丈夫提得起放得下，我现在真感到无官一身轻，“厅长”生活很不错呀！有时，客人走了，他的余兴未衰，就抓着我对牛弹琴一番，大谈他的爱国论，说：你应该带你的儿女回国定居，你的几个儿子都不错，应该将所学贡献祖国，不应该在此作美国的洋奴，你要为你的第三代着想呀！将来他们都变成了“忘国奴”！我连第二代也管不了，还管什么第三代哟！何况除老大以外，其余都不说中文，小的尚未完成学业，在美国读大学，除了奖学金，还可借钱读大学，若回中国，我就力不从心了。我自己无一技之长，回国也无所贡献。他们还多一个吃闲饭的。我不懂政治，对国共双方既无恩怨，也无爱憎，对中共为国家所作的建设，我也非常钦羡！这几年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也是他们的功劳，但他们的什么三反五反和清算三代的政策，则不敢苟同。 他常常骂我不爱国，甘愿作洋奴，骂得多了，我也顶他说：可能我是没有你那么爱国，因为我从小所受的教育是相夫教子、三从四德，没有人教我为国为民。现在不回台湾是不爱国，不去大陆也是不爱国，但传统的中国人都是安土重迁的，谁愿意离乡别井、抛弃一切呢？ 常来登门聊天的“访客”到底不是很多，他才拿搓麻将的黄纫秋女士聊以填空。想不到，自1958年春夏开始，在他百无聊赖的寂寞状况之中，真的有一位“谈客”降临，此人所要与他谈的，又是他最感兴趣的自己的经历与感受，因而备受他欢迎。每次他都给此位先生准备了不算丰盛，却十分精致可口的饭菜。李宗仁欢迎这位先生每周去三次。每次都是从上午10时谈至深更半夜。这位先生就是旅美史学家唐德刚博士。唐博士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中国口述历史计划”项下，完成了《胡适口述自传》之后，接受了《李宗仁回忆录》的大部头历史性著作的撰写任务，而登门去与李宗仁先生合作。这部书已经在海内外发行，为中国近代史保存了许多重要的第一手史料。这部十分珍贵的历史专著，就是李宗仁在做寓公的时代，以“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的形式，历时七载艰辛才完成的。 唐博士初到李府时，李宗仁夫妇以为代表美国著名学府哥伦比亚大学来访问的“博士”，可能是一位假洋鬼子；谁知却是一位“诚实本分”的“五战区老同事”。因为唐先生于抗战时期曾在五战区李宗仁属下当过兵。唐德刚亦对李宗仁夫妇印象很好。唐先生觉得李宗仁是一位长者，一位忠诚厚道的前辈；并认为他不是一个枉顾民命、自高自大的独夫，更不是一个油头滑脑的政客，还能在他身上看出我国农村社会里某些可贵可爱的传统。唐先生觉得郭德洁夫人，基本上也是一位“鸳鸯”、“平儿”一类的好姑娘，贤主妇；不幸她命大，做了“代总统夫人”而无端地被人看成女政客，实在是有点冤枉。因而，他们之间写回忆录七年间的工作和交往，可算是全心全意的合作。 李宗仁与别的访客聊天，只是排闷遣烦，消磨时光，而与唐博士聊天，却为中国近代史留下了一部不可低估其价值的历史专著。 1962年底，中、印边界发生纠纷，中国人民为维护领土完整，对印度挑衅者进行了自卫反击。那个常到李府做客的哈佛大学张歆海教授，写了一篇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文章寄去《纽约时报》，但被这家大报退了回来。张颇不服气，要李宗仁署名再投。李宗仁亦赞同这篇文章的观点，就同意署名寄去。《纽约时报》就发表了。这篇《对中印边界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指出：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印边界线几世纪以来都未划定，尼赫鲁先生制造中印边界纠纷，另有动机：第一，想借此解决印度内部困难；第二，想利用中印冲突来争取美援。现在美国朝野抨击中国对西藏行使主权，这样做对美国毫无裨益，徒伤中国人的感情，宜三思之。 文章发表后，李宗仁十分得意，复印了一大堆到处送人。此文反应强烈，引起了一场风波。一些亲台人士在《华美日报》上联名骂李“为虎为伥”。白崇禧也在台湾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诉说李的不是。李见了相当难受，但仍为白辩护：“他是被强逼的呀！以他的处境有什么办法呀！”杜鲁门也给李写来一封信，说同意李的见解，希望李去看他。 这场风波，还给他从欧洲引来一位“女谈客”。意大利米兰《欧洲周报》女记者奥古斯托·玛赛丽，登门访问了李宗仁，由张歆海担任翻译，两人从中印边界问题谈起，纵论天下大事与中国问题。他在谈话中，充分流露了在头脑中的一种最基本的东西，那就是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1963年7月14日，《欧洲周报》发表了奥古斯托·玛赛丽的《李宗仁先生访问记》。李宗仁之所以是李宗仁及李宗仁之所以后来会回归祖国，不难从这篇访问记中寻到其思想的轨迹—— （前面部分是谈论天下大势与中印边界问题。从略） <h3>问题</h3> ……这次会见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下面要谈的关于蒋的问题。所有前面谈的一切都只是为了逐步引导到蒋的问题。我知道这是一场困难的谈话。将军对某些问题闪烁其词，对另一些问题则根本不回答。迄今为止，他曾经说过，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一个中国人总归是一个中国人，必须记住这一事实。其次，他曾经表示，一个中国人，即使是他的国家的前总统，一个流亡美国的人，偏偏又是一个资本家，但还是可以说他的敌人的好话，还是可以称赞那些赶走他的人，称赞同他过去的世界相反的社会和政治制度。 “我不能谈论蒋。”将军说，“蒋是我的总司令。我曾经在他手下工作，我说他的坏话是绝对不礼貌的。” “那么，就说点好话吧。” “关于蒋，我只能说史迪威将军常说的话。这就是，他有许多缺点。就我个人来说，我很喜欢他。我们都是失败者。 “许多年来，蒋一直是中国的元首，而现在他的举动好象他的经验还没有一个村长多。他不懂历史。每年一度他站在金门、马祖海边的悬崖上发表演说。他总是重复着同样的一句话：‘我们一定要回去。’很难说他本人是否了解这一事实：回大陆是不可能的。蒋对我没有象我对他那样的友谊。1949年以来，我一直在工作和祈祷，而蒋则想象着可怕的事情。我从来不曾打扰他，我一直没有开口。难道他不知道将来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吗？蒋说我是一个共产党，我回答说我不是共产党，我甚至也不喜欢共产党，但是我不否认今天共产党为中国所做的事情。我宁愿继续做一个诚实的人和可怜的政治家，但我不能不说实话。中国从来没有象现在组织得这样好。我怎么能够抹煞事实呢？我为什么应该歪曲事实？是为了宣传吗？但是一个人所能进行的唯一的宣传，就是为了事实真相。反过来，让我们来看看蒋，他歪曲事实，一年一度地站在悬崖上叫嚷：‘我们要回去’，再不然就造我的谣言。这样，他给予他的人民是什么样的榜样呢？去年他散布谣言说，我突然离开了美国，好象我可以突然离开似的。他说我在香港，并试图进入红色中国。而我当时却在新泽西州参加一次婚礼。联邦调查局先向我家里打电话，然后他们匆忙赶来要证实回电话的是不是我。我就把吻新娘的照片给他们看。我到这样的年纪，联邦调查局还不相信我，你看多有意思。” “如果我可以引用一句古老的谚语的话，将军，那么我就要说，无风不起浪。你不会说蒋的神经过敏是无缘无故的。” “完全不会。我已经对你说过，我象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样，是一个失败者，唯一的区别是，我完全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作为个人来说，我自己无关紧要，我不能妨碍中国的前途和它的进步。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我不把我的错误归咎于任何人。这些错误是我的。我不说我受骗了，他们抛弃了我。谁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而我就是提供这些理由的人。什么时候我们曾经有过象我们今天有的这样一个中国呢？” 李宗仁在考虑回国的问题上，是有过相当的心理矛盾的。他每读到有关新中国成就的新闻时，就兴高采烈地说，我们革命了三十几年。没有把中国搞好，现在中共十几年就把中国变成了强国，真是了不起呀！ 有人曾问他：近来谣传中共对你作统战，要你回国呢！李说：我回去作什么？中共才不要我这个腐化分子呢！一会儿他又反问：你看我是否应该回国？这人劝他：以你的地位和党国的历史，又反共了一辈子，官可以不做，但人格一定要始终如一，就算错了，你已退位让贤，也可于心无愧，何况你年纪这么大了，再想改过自新，也时不我予，何苦为人作嫁呢？你回去也难自处，恭维他们吗？就得把自己责骂一番，不恭维他们吗？可能也办不到。他们要你回去的意思，就是要你为他们歌功颂德，否则他们的江山已稳，要你去做什么呢？！但你的牺牲太大了，外人当然要骂你不甘寂寞呀！想靠拢做官呀！你虽说决不去做官，只想回去看看，但一看，别人就要大做文章了。李说：我是中国人，难道回去自己的国家也不行吗？ 卷四 李宗仁落叶归根 第四章 程思远给李宗仁捎话 （1963年12月，苏黎世） 这个穿呢子大衣戴礼帽的矮壮个子的老人，一看就知道像个中国老华侨。老人独自在苏黎世天堂广场上缓缓漫步。一大群鸽子叽叽咕咕地在他身边嬉闹，有一只鸽子甚至飞到他肩膀上歇脚。他并不驱赶，任由这只鸽子在他肩上啄翅膀。 他就是李宗仁。这是1963年12月中旬。他来到苏黎世已经好几天。他是作为旅游者在意大利休养了一个时期才来到这个瑞士最大的城市的。名义上是旅游，是探亲，来苏黎世探望郭德洁的一个在这儿开饭馆的堂弟郭德风。夏天的时候，他向美国的移民局提出申请到欧洲旅游探亲，移民局有些犹豫，但又没有理由拒绝，就只好同意了。 实际上，李宗仁是在苏黎世等候程思远从香港过来会面。这次会见，是按周恩来的提议进行的，周恩来希望在他方便时到欧洲走一走，然后，一定要回到美国去。他这次欧洲之行的具体计划，是由上次郭德洁去香港探亲时与程思远商量好的。他到苏黎世之后，住在天堂广场Savoy饭店，俨然像一个旅游者的样子，在郭德风陪同下，游览了风光秀丽的苏黎世湖，还观赏了被称为瑞士的“华尔街”的苏黎世班霍夫大街。当郭德风给他介绍这条街金融大厦鳞次栉比，集中了国内外二百多家银行，黄金交易量居世界第一；他“哦、哦”地应着，心里却在盼望程思远早日到来。 圣诞节前一个星期，程思远飞抵苏黎世。程先生在飞来欧洲之前，于1963年11月14日回到北京，向周恩来请示。15日深夜，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程，嘱咐了一番向李宗仁转达的话。周恩来怕程忘记，还要他一再复述。程思远带着周恩来总理的使命，到苏黎世下了飞机，直接乘车到天堂广场Savoy饭店去找李宗仁。两人久别重逢，见面的时候，你望我，我望你，感慨万分，千言万语涌上心头，不知从何说起。程思远觉得眼前的德公，头秃了一些，两鬓皆白，但精神很好；程思远不知说什么，只说道：“德公，你……好吧！我们从香港一别，有整整14个年头没见面了。” 李宗仁说：“这不终于见了面。想不到是在远离家乡的异国相见。” 他俩即去吃午饭。饭后，两人到圣彼得饭店前面的咖啡馆，在靠街的走廊尽头找到一个僻静的座位，彼此畅谈阔别后的情形。 李宗仁说：“树高千尺，叶落归根。到美国14个年头了！老了！人到晚年，更思念祖国。帝国主义者讽刺中国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才成了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如今民族团结，边陲归心；国际地位，与日俱增，这样一个祖国，是值得我们衷心拥护的。想想在我们政权下的糜烂和孱弱，我是服输了。” 程思远说：“周恩来总理嘱咐我向你问候，关于德公回祖国的问题，他有‘四可’的意见，要我转达给你：第一，李先生可以回来在祖国定居；第二，可以回来，也可以再去美国；第三，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第四，回来以后可以再出去，如果还愿意回来，可以再回来。总之，来去自由，不加拘束。周总理还希望你这次务必按时回美国。” 李宗仁听完就说：“我只要‘一可’，回到祖国定居，安度晚年。” 程思远问：“李夫人如何？” 李宗仁说：“还没有同她谈过这个问题。要是她不愿同行，我就一个人先回去。” 12月22日，李宗仁和程思远分了手，各自乘班机离开了苏黎世。这时，欧洲各地准备过圣诞节的气氛已经很浓了。程思远回到香港，立即把同李宗仁会见的经过，写信报告了周恩来。 李宗仁回到纽约，下飞机时对亲友们说： “好险！几乎赶不及回来过圣诞节了！” 关于李宗仁归国之事，笔者曾经两次访问李宗仁的大儿子李幼邻先生。 第一次是1986年夏天，李幼邻先生从美国回桂林探望生母李秀文，当时我因为组织影片《血战台儿庄》的创作而向他请教。他谈起在国内看到的电视剧《李宗仁归来》，觉得编造的痕迹太浓，使他看了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他希望我们把《血战台儿庄》搞好，要真实。他还觉得演李宗仁的演员邵宏来乍一看，有点像他的父亲。当时，他探亲期满，正要飞回美国去，关于李宗仁从美国归来的事来不及深谈。 1990年5月间，趁李幼邻先生回国参加母亲一百岁大寿庆祝活动，我才有机会在桂林连续采访他两三天，并同他一起活动，还请他和女儿李雪诗上尧山参观游览。谈起李宗仁归国之事，他说在时间上他父亲是在1963年决定了要回国的；当时因为郭德洁还不愿回来，才拖至1965年夏天成行。 李宗仁寓居美国尽管很喜欢有人上门聊天，尤其是聊政治的话题。但是，李宗仁与儿子幼邻在一起时很少谈政治。李宗仁不征询幼邻的意见，幼邻也不主动谈及。什么缘故？主要是父子之间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有分歧。当然，儿子恭顺父亲，对于长辈的意见还是表示尊重和理解的。李幼邻于抗战期间到美国读书，还娶了美国女人作妻子，接受美国文化的影响，不像其他国民党大官的纨绔子弟。他有突出的自立的观念，父亲当副总统时，他不愿在父亲的照应下在国内谋事，宁可自己到香港闯事业。他说：“在父亲的照应下做事，事业成功了，人家会说你靠的是总统的庇荫；事业干不成，人家又会说有那么大的后台还办不成事，真是无能。” 他对李宗仁在国内时对待美国官员的豪爽大度很不赞同。在老河口时，李宗仁请美国空军七天一大宴、三天一小宴；在北平行营，亦将美国人视为座上贵宾。但到了美国以后，人情冷漠，人家并不来看望你。李幼邻早在青年时代就认为国民党太腐败了，根本无力统治中国，无法引导中国摆脱封建的桎梏。而他父亲回祖国住了几年之后，才渐渐地明白：国民政府在大陆重新建立是决不可能了！中共建立的新中国代表了中国的新形象而众望所归、人心所向。他认为父亲抱有十分强烈的爱国思想；他也欣赏父亲的豁达态度：如果我自己的政府不能使祖国强大，让另一个政府去做不是更好吗？ 李幼邻认为，李宗仁能克服重重障碍回归祖国，应该看到周恩来为争取他回国，倾注了不少心血；还有中间人穿针引线，搭桥传信，特别是程思远先生做了不少工作，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些都是客观的条件。最主要的还是李宗仁自己长期以来思想的发展变化。笔者曾经问李幼邻：“在你父亲思想转变的过程中，最使他触动的是什么事情？” 李幼邻说：“父亲在美国期间，有三件大事使他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完全转变了。第一，中国军队在朝鲜战争中显示了力量，把美军从鸭绿江边赶回去，使之遭到了历史上最大的败绩。第二，印度军队入侵中国领土，中国军队在反击中不仅把侵略者赶出边界，甚至几乎打到了加尔各答。边界事件的结果，中国释放了对方两万名俘虏，退出了占领的印方入侵前边界以外的全部土地。第三，中国成功爆炸了原子弹。美国苏联才有原子弹，这两个大国以此称霸，像要平分世界。中国有了原子弹，打破了他们的垄断局面，形成了新的三角平衡。我父亲常慨叹，我们统治国家多年，连一部像样的单车（自行车）都造不出来，我们不得不服输。” 李宗仁归国之前一个月，曾乘车专程到李幼邻家里，向跟幼邻生活的元配夫人李秀文道歉说：“对不起你，这些年来照应不周。”他也向李幼邻道歉说：“我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我们见面太少。现在你在美国成了家，有工作，不能回去了，希望你们都能回国去看看。” 李幼邻也对父亲说：“你在这儿生活没有意思，语言不通，又寂寞，没有朋友，还是回去的好。” 李幼邻先生对笔者说：父亲最后死在祖国是一件好事，了却了他的心愿。 李宗仁夫妇于1965年6月，秘密离开纽约赴苏黎世，然后由苏黎世乘飞机返国。这在当时，是轰动一时的国际大新闻。这条新闻最早是由给李撰写回忆录的唐德刚博士觉察首先向哥伦比亚大学当局打电话；其后再由哥大校长寇克氏向新闻界宣布的。 据唐博士说，他为写回忆录在李府吃过168顿饭，倾谈甚深，并对李归国定居的思想，早有感觉。唐先生将李宗仁离美归国的原因，作了三条分析，载于《（李宗仁回忆录）中文版后记》一文中—— ……他之所以决定离美归国的道理，据我个人的观察；第一，他原是一位不甘寂寞的人——国共两党中的领袖们有几位是甘寂寞的呢？在美国退休的寓公生活，对他是太孤寂了点。他有时搓点小麻将来打发日子。找不到“搭子”之时，有时就两对夫妇对搓也是好的。 有位年轻的主妇告诉我说，“陪李德公夫妻打麻将，‘如坐针毡’”。原因是他打那“广东麻将”、“花色又少’、“输赢又小”、“出牌慢得不得了”、“说话又非常吃力”！ 李先生的最大嗜好还是聊天、谈国事。我和他工作的最初三年，有时就带了一批谈客去和他“谈国事”，李公真是一见如故，谈笑终宵。后来我不常去了，李先生遇有重要新闻，还是要打电话来和我“谈谈”；有时我不在家，李氏和昭文也要为“国事”谈老半天。他那一口“桂林官话”和我的“上海老婆”谈起来，据昭文告我也是“吃力的不得了”。 和这些年轻的家庭主妇“谈国事”，李代总统也未免太委屈了。想起北京的“人民政协”之内，胜友如云，吹起牛来，多过瘾！只要北京不念旧恶；铺起红毡，以上宾相待，那自然一招手，他老人家就“叶落归根”了。 第二，他回国，也受了他底“华侨爱国心”所驱使。纽约地区16年的寓公生活，已把李氏蜕变成一位不折不扣的“老华侨”。有时我陪他老人家在“华埠”街上走走，喝喝咖啡。我就不觉得这位老华侨和街上其他的老华侨，有什么不同之处；而街上的华侨，多半也不知道这老头是老几；知道的，也不觉得他和别人有何不同。 只要良心不为私利所蔽，华侨都是爱国的。他们所爱的不是国民党的中国或共产党的中国。他们所爱的是一个国富兵强、人民康乐的伟大的中国——是他们谈起来、想起来，感觉到骄傲的中国！ 那“十年浩劫”之前的中国，在很多华侨心目中正是如此；她也使老华侨李宗仁感到骄傲。想想祖国在他自己统治下的糜烂和孱弱，再看看中共今日的声势，李宗仁“服输”了。在1949年的桂林，他没有服输，因为他是个政治欲极盛的“李代总统”；1965年他服输了，因为他是个炉火纯青的“老华侨”。 国民党骂他的返国为“变节”。他如不“变”，又向谁去“尽节”呢？他们对他的“桂系”是深恶痛绝的；他的“桂系”，对他们也痛绝深恶。拆伙了，“党”也就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了。 李宗仁也是能言善辩的。这样一想“落叶归根”，也就是无限的光明正大了。 但是促使李宗仁先生立刻卷铺盖，还有第三种原因——郭德洁夫人发现了癌症！ 在李夫人发现这种恶疾之前，他二老的生活虽嫌孤寂，然白首相偕，也还融融乐乐。丈夫以不断翻阅自己的回忆录为消遣，亦颇有其自得其乐。夫人则随国画家汪亚尘习花鸟虫鱼，生活亦颇有情趣。…… 可是李夫人一旦发现了癌症，这就是个晴空霹雳了。 1964年李夫人在医生数度检查之后，终于遵嘱住院。在病院中，她时时想起“老头子一人在家，如何生活？”越想越不自安，一次在午夜之后，乘护士小姐不备之际，她披衣而起，溜出医院，叫了部计程车，径自返家。这位失踪的女病人，曾引起病院中一阵骚乱；但是她既开溜之后，决定再也不回去了。…… 1965年初夏的一个深夜，我独自开车送李宗仁先生回寓。时风雨大作。驶过华盛顿大桥之上，我的逾龄老车，颠簸殊甚。这时李公忽然转过身来告我说，据医师密告，他夫人只有六个月的生命了。言下殊为凄凉。 卷四 李宗仁落叶归根 第五章 李宗仁独自悄悄地离开纽约，国民党特工闻讯追来 （1965年6月13日，纽约—日内瓦） 1964年10月16日，我国西部罗布泊地区轰然一声巨响，极大地震撼了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地球。中国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当时世界各国，不能不对中国刮目相看。即使政治信仰各不相同的海外华人，都共同感到欢欣鼓舞，扬眉吐气；大家起码都有一点共同的感受：中华民族任人凌辱、任人宰割的年代，已经随着西部高原上的巨型蘑菇云升起而一去不复返了！ 这朵蘑菇云至少促使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上居住着的两个政治家，先后采取了使他俩轰动世界的政治行动。它使一位尚未登上美国总统舞台的共和党人尼克松，立即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美国《外交季刊》上惊呼：“不能把愤怒而伟大的中国人民长期隔绝在世界大家庭之外！”尼克松一旦担任了美国总统，即着手布置打开中国之门的重大外交行动。它使另一位已经从中国政坛退休而流亡到新泽西州寓居的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加速实施他回归祖国的计划。 1965年2月12日，李宗仁先生在美国《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劝告美国政府不要再沿着错误的政策走下去，应该仿效戴高乐的法国政府，迅速调整对华政策。 李宗仁这封公开信，震动了台湾蒋介石政权，并在海外激起强烈反应；使美国舆论界要求与人民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呼声，益发响亮。 2月15日，亲台的纽约《华美日报》发表了《是何居心》的社论，说李是“借此向中共报功，甚至已在美国替中共渗透华侨社会及向美国进行游说的工作”。2月24日，香港《快报》发表评论，指责李氏“向红朝屈膝”。在香港的前桂系要员黄旭初、夏威等人联名写信给李宗仁，劝李“保全晚节”。深感不安的蒋介石3月间在台北圆通饭店的宴会上作了一次训话后，3月18日，在台湾息影多年的“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白崇禧致电李宗仁。电云：“……总统蒋公率全国军民，尝胆卧薪，生聚教训，正在待机执戈西指，完成反攻复国大业。而公旅居海外，迭发谬论，危及邦家，为亲痛仇快……”并进一步指责李宗仁：“我公对国难既不能共赴，反为共匪张目，危害国家，是诚何心，是真自毁其立场矣！自毁其历史矣！自绝于人民矣！伏望我公激发良知，远离宵小，幡然悔悟，以全晚节。” 李宗仁看了，伤感而惋惜地说：“我同白先生患难与共数十年，感情真是水乳交融，他人的挑拨离间有什么用！就是他写了这些，我仍原谅他。因为他是逼不得已的，我曾劝他不要去台湾，就是料到有今天的。他是个人才，可惜蒋不能用他，也不信任他，更不能容忍他。” 这年3月份，李宗仁给程思远写信，表示急于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愿在美国再碌碌无为地虚度残年。 程思远立刻把他这个愿望，汇报给周恩来。 周恩来觉得时机已经成熟，果断地作出决定：李宗仁先生多年的宿愿，可以如愿以偿了。 李宗仁接到程思远传来的回音之后，立即开始按预先商定好的计划，行动起来。 1965年4月22日，李宗仁到纽约郊区纽华克城移民局申请办理出境旅游签证，说要去欧洲小住，为期约三个月。移民局知道他1963年去过欧洲旅行，并且在圣诞节前赶回美国；因此，六天之后，就给他办好了签证手续。他得到签证之后，才体会到周恩来的深谋远虑与周到细致，怪不得周恩来要嘱咐他事先去一次欧洲旅行，并要他一定按时回美国。 6月13日，李宗仁只身飞往欧洲。郭德洁准备在托律师将房产卖掉之后，再赶去欧洲与李会合。李宗仁没有惊动新泽西的熟人们，而是悄悄地离开纽约。到机场送行的有长子李幼邻、次子李志圣与李业业。李业业是李宗仁早年在广州所租房屋的房东之子，到美国后常为李宗仁开车。按计划，他要带志圣回国，在机场没有说什么话，只是嘱咐幼邻：“我回去了，希望你们也回来看看。” 6月23日，郭德洁处理罢善后事宜之后，也飞抵瑞士。 6月28日，程思远奉周恩来之命也到了苏黎世迎接。他们还要等候李的次子志圣从美国到来之后才能动身回国。据程思远先生记载—— 6月28日，我也到了苏黎世。李先生对我说，除他的夫人和吴尚鹰外，他还要带他的次子志圣返国。因为等人需要稍长的时间，住旅馆容易暴露目标，次日，即迁居郊区。 等了两个星期，还没有吴尚鹰和李志圣的消息。李先生夫妇正打算去洛桑一游，忽接到紧急通知，要我们务必于7月13日下午2时前离开苏黎世。事后得报，李先生所乘的瑞航机才离开弗雷加登机场一小时，就有两位不速之客拿着白崇禧打到日内瓦的电报，匆匆来到苏黎世，指名交给李宗仁。白电内容如何，李氏不得而知。 与此同时，郭德洁的妹夫又带了一笔巨款到了香港，向李宗仁先生的一个亲信查问我们在苏黎世的住所。综合各方情况，李宗仁在中东待了几天。7月14日，《李宗仁将返大陆》的大字头栏彩色标题新闻便在香港《快报》发表出来了。 <h3>国民党特工闻讯追来</h3> （1965年6月12日—7月12日，卡拉奇） 瑞士联邦是中立国，日内瓦是瑞士的首都，是欧洲地区重要的国际都市，无论西方或者东方国家皆乐意在此设立办事机构，一些重要国际组织也在此挂牌，这里也是世界各国间谍活跃的都会。瑞士早在1950年9月14日就与刚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少数几个西方国家之一。新中国最早走上国际舞台的日内瓦国际会议就于1954年在此召开。在五十年代初，新中国就在日内瓦建立了驻瑞士大使馆，它对开拓、发展与促进新中国与西欧国家的友好关系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六十年代初，驻瑞士大使李清泉就在关键的中法建交谈判中起了重要作用，他在中法建交公报谈判中既坚持原则而又灵活应对，获得了周总理的赞赏。 李宗仁回归祖国一事，经50年代中期开始酝酿，已经历了十个年头。进入1965年，时机似乎成熟了。1965年2月3日，毛泽东在一份关于李宗仁的动态上批道： 似应欢迎李宗仁回国，去年向美报提出问题，无关大局，不加批评，因他已自己认错了。 毛泽东二月三日上午。 北京方面于1965年6月15日发给李清泉大使急电称：李宗仁将于6月12日自美国纽约抵达瑞士苏黎士。十天后，国内将派程思远前往瑞士会见李宗仁。李清泉大使早在抗战时在新四军二师工作时，就对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就有所认识，他觉得帮助李宗仁回归祖国这是一项特别重要的工作，根据上级指示他委派参赞徐淡庐和王尔康，具体负责办理李宗仁夫妇经过巴基斯坦回国工作。 三天后，6月19日，徐淡庐与王尔康前往苏黎世与李宗仁在其下榻酒店会见，重申国内当局托程思远转告对他行动的4条意见，再次申明李宗仁如返回祖国，来去自由。此时，李宗仁连连表明：“我既然回去了还出来干什么，决不再出来了！” 会见之中，李宗仁谈了他对美国的一些看法，就提出决心回国，坦率地要求要求正大光明回国。所谓“正大光明回国”，是要求在国外举行记者招待会。 6月23日，北京电告李清泉大使，日前6月18日程思远曾由香港到北京，周恩来总理对程思远的谈话内容要点是：“欢迎李宗仁回国，政府在政治上予以安排，生活上给予照顾，使他愉快安度晚年。回来看看后，如愿再出去住在欧洲也可以，来去自由。我们同李宗仁的政治基础是反帝，主要是反对美帝，热爱祖国。国内形势主要是好的，但也有不好的一面，应对李先生讲清楚。要李宗仁看清楚美帝的实质，不可再存幻想。”并告诉李宗仁，程思远很快将赴日内瓦与他见面会合。 6月23日同一天，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在美国将住宅卖掉后也来到瑞士苏黎世，准备与丈夫同回祖国。 徐淡庐与王尔康于6月27日第二次前往苏黎世会见李宗仁，夫人郭德洁也在场。见面时，徐淡庐与王尔康说，国内已为李宗仁、郭德洁、程思远3人回国作了具体安排：“当时北京方面认为，李宗仁等仍以秘密方式回国为好，以免发生麻烦和阻碍。具体回国办法是，待程思远与李宗仁夫妇会合后，李等尽快各持原有护照购机票乘瑞士航空公司飞机经巴基斯坦赴香港等地旅游。李等一行离开瑞士经停卡拉奇机场时，即由我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迅速接往大使馆安顿住下，然后再换持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于适当时间乘巴基斯坦航空公司飞机飞往广州、上海两地。北京方面已基本同意这种安排。并将电告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妥为安排。” 徐淡庐与王尔康并告诉李宗仁夫妇说：“国内欢迎他们回到祖国；回国的路线方式等已作妥善安排，行动必须保持秘密，避免发生意外，做到旅行顺利。因此不宜在国外举行记者招待会，留待回国以后再商量。” 次日6月28日，程思远于由香港飞抵达苏黎世。此时，离6月12日李宗仁来到瑞世，时间已长达半个月了。程思远来到和李宗仁夫妇回合之后，接着发生了异常情况。一个叫陈秀兰的女人从香港到苏黎世进行不可告人的活动，她正在寻找李的住处，要见他们，并称将特约白崇禧的堂妹白瑞娟由港赴美，途经苏黎世停留，共同往晤李宗仁夫妇。后来，情况表明，李宗仁同陈、白两人均相遇过了，李宗仁听闻知她们的活动略显紧张，向使馆人员表示愿意早日离开瑞士回国。 1965年7月11日，北京给驻瑞士使馆发来“特急电”，传达了周总理三点指示：一、中央同意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经巴基斯坦回国；二、同意持原执照离开瑞士，另由使馆发给外交护照，到达巴基斯坦后启用；三、李宗仁要求公开发表一项声明，待回国磋商后再办为好。 于是，李宗仁等三人立即动身，按预先的布置，于1965年7月13日乘瑞士航空公司飞机自苏黎士起飞，该航班机需经日内瓦、雅典、贝鲁特加油，才能继续飞往巴基斯坦卡拉奇国际机场。 卷四 李宗仁落叶归根 第六章 周恩来总理使用巴基斯坦渠道 （1965年7月12日—17日，卡拉奇） 七月初的卡拉奇夜晚，天穹上繁星特别明亮。通透的夜空若隐若现地传来了远处的伊斯兰音乐。丁国钰在机要室往北京发出了给周总理重要指示的回复报告之后，独自走到使馆院子里散步，将紧张的心理舒缓一下，并清理一下这次接国内重要指示的思绪。 这天，他突然接到由外交部发来的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李宗仁先生皆夫人郭德洁及程思远先生将于7月12日乘坐瑞士航空公司的道格拉斯客机，由苏黎世起飞，经雅典、贝鲁特、卡拉奇飞抵香港而转道回国。考虑到美国的情报部门和国民党特务机关会采用各种手段进行破坏，他们不仅在回国途中可能遇到很大困难，而且人身安全没有保证。因此，周总理决定李宗仁一行三人不要飞往香港，而中途在卡拉奇国际机场后，先下飞机，指定丁大使亲自到机场将他们接回我国大使馆，然后，再找一个适当的时机，安排他们直接回国。周总理在指示中，特别强调“此事关系重大，一定要严守秘密，保证安全”。 接到周总理指示之后，就像想过去接受任务打仗一样，丁大使马上召集使馆党委成员召开会议，研究如何落实护送李宗仁一行安全回国的任务。十年前，经停香港启德机场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周总理座机被炸案还历历在目，大家皆认真周密地进行讨论。大家考虑顺利完成护送任务，要分成“两个步骤、一个关键”。 两个步骤是：第一步，如何安全地把他们从停机坪的舷梯下接回大使馆；第二步，怎么由大使将他们送回北京 一个关键是：如何做好保密工作以达到保证安全的目的。 在大家讨论之后，丁大使决定采用一种危险性最小的办。即他们下飞机之后，不经过海关，不按惯例进机场休息室停留，上车直接驶回大使馆。这样停留的时间短，接触的人员少，危险性就可以减到最小。实现这重要一步，就可能将他们安全接回大使馆。但这是国家元首来访方能享受的特殊礼遇。这是异国，他需要在驻在国找有关要员帮忙。 丁国钰回想起一个多月之前，即6月1日至3日，周总理访问巴基斯坦，与阿尤布·汗总统、布托外长商讨进一步发展中巴两国友好关系，在繁忙的访问间隙，一次周总理突然若有所思地望着他问：“丁国钰大使，我记得你好像还不满五十岁吧？”丁国钰回答说：“总理，我是1916年7月出生的，还差一年满五十。” 他这下回想起，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不会平白无故问他年龄的。自从周总理当年点将让他进入外交战线出任我国驻阿富汗首任特命全权大使，总理就熟悉他，并亲自指导他的工作。他这个皖西娃子，13岁参加革命的“红小鬼”，14岁入共青团，两年后转为中共党员，随红二十五军长征，到延安在抗大学习与工作，抗战胜利被派往东北，后来成长为四野第42军124师政委，参加过辽沈、平津等重要战役。第42军是最早入朝鲜的主力部队之一，参加了抗美援朝第一、二、三、四次战役。他于1952年调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工作，1954年3月出任朝中代表团志愿军代表，同年7月朝鲜停战之后任军事停战委员会志愿军委员。1955年，经周总理点将出使阿富汗。他是1960年接替耿飚出任驻巴基斯坦大使的。 确实，当时，总理已经酝酿着李宗仁回国的路程怎么走了，要选择巴基斯坦了。周总理选定的这条李宗仁回归的路途。以后，被称为“巴基斯坦渠道”，李宗仁安全走成功的整整6年之后，美国尼克松总统特使基辛格也走的这条路，实现了中美关系的重大突破。“巴基斯坦渠道”靠的是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十分密切的友好关系。中巴关系是周总理在万隆会议期间，以求同存异的真诚态度与巴基斯坦领导人接触，寻求发展古丝绸之路邻国的传统友谊，周总理此后多次访问巴基斯坦，中国还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在古丝绸路上红其甫拉山口修建了世界屋脊上的中巴公路，被称为“新的丝绸之路”。这使巴基斯坦领导与人民感到中国是真正的朋友。巴基斯坦领导与人民也真诚地愿意帮助中国朋友。因此，无论是前任驻巴大使耿飚将军，还是现任大使丁国钰，与巴基斯坦政府及各方面的人士，都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 丁国钰想起了一个好朋友，即常到使馆做客并应邀两次访问过中国的原巴基斯坦空军司令，此人现任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总经理。丁大使直接找了他，对他说：我有一个私人朋友要来看我，他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所以我要直接到机场内去接他，因为他身体状况不佳，为了尽快回使馆，就不准备通过你们的海关了。我希望把我的车子直接开到飞机旁，以便让他一下舷梯就上我的车。 总经理望了望丁大使，也没有问他所说这个“私人朋友”是什么人物，想了想随即满口答应下来。他为此作了具体的安排。据悉，阿尤布·汗总统、布托外长也获知此事。总经理通知了机场允许中国大使的车子从总统等高官内部专用的侧门进出停机坪。出入机场的事解决了，丁大使还有一个难题：就是不认识李宗仁一行三人。四野的多支主力如38、39、41、43、45军等都参加了与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主力交手而解放广西的战役，大都对李宗仁等桂系首脑人物有相当的了解。只有丁国钰所在的第42军当时另有任务。为了避免万一出现差错，事先丁国钰找来材料，详细地了解这三位桂系客人的背景和个人外貌特征。 <h3>归来</h3> 7月13日凌晨2时，当瑞士航空公司一架道格拉斯客机稳稳停在卡拉奇国际机场时，尽管停机坪有灯光，虽然是夜晚，丁国钰正当中年，眼力好，紧紧注视着从舷梯上走下来的每一个人，虽然不认识要接的三人，就能根据事先熟知的相貌特征来辨认。李宗仁一行三人为了行动方便，都没带什么大件行李，所以当高个子程思远率先走出机舱出现在舷梯口，后面跟着矮个的一对老年夫妇，丁国钰一看心里就确认了。于是，丁大使快走上前询问：“你们是李先生一行吧？我是中国大使丁国钰，特地来接你们回使馆的。” 李宗仁等人见到丁国钰很是激动，但为了不引起旁人的注意，丁国钰急忙打手势请他们坐进了自己的那辆大使专车，灯光中可见，车头插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林肯轿车；另两辆奔驰车也紧随其后。三辆小轿车顺着原来的内部专用车道驶离机场，终于在后半夜安全顺利地回到了大使馆。 接回李宗仁三人到大使馆之后，已是夜深，丁国钰立即在第一时间向国内发报，报告已经将李宗仁等三人顺利、平安地接回大使馆。他知道，周总理一定在等候消息。此时，毛泽东再次过问李宗仁回国之事。7月15日，毛泽东在驻巴基斯坦大使报告李宗仁一行已平安住进我驻卡拉奇使馆的相关函件上，作了批示： 总理：你去上海是否多留几天，同李面商声明稿。并同机回北京。 毛泽东，十五日早。 丁国钰从机场接回李宗仁一行并未感到轻松。他一边连夜安排李宗仁夫妇住在大使官邸二楼丁国钰夫妇房间的对面，程思远住在李宗仁夫妇房间的隔壁；一边组织使馆人员轮流值班，日夜在使馆内巡逻防范，还特别叮嘱全使馆人员绝对保密。 果然，第二天台湾国民党和美国方面就已觉察出李宗仁一行未随瑞士客机来到香港，猜测可能是在卡拉奇下了飞机，并对卡拉奇的酒店旅馆进行搜查。我国驻巴基斯坦使馆也发现有形迹可疑的人物在院墙外面窜动。丁国钰觉察国民党特务行动的同时，当天也收到了国内发来的电报，通报说国民党特工准备在卡拉奇进行破坏活动，如果搞不成功就将在缅甸上空打击我们的飞机。丁国钰明白，在金三角地区仍有国民党军残余部队，他们在缅甸境内搞破坏打击我们的过境飞机是极有可能的。我们必须采取措施，严加防范。 与此同时，丁国钰考虑细致周到，在使馆内为李宗仁等人安排了娱乐活动，以缓和他们的紧张心理。丁大使还与李宗仁聊天。李宗仁说，在海外很想念祖国故土，新中国的日新月异地发展使他很受触动，朝鲜战争将美军赶回三八线，中印战争中国掌握了主动，原子弹爆炸更使他和海外华人扬眉吐气。李先生还向丁国钰谈及他在海外生活中的诸多不便。诸如，人生地不熟；找不到适当的朋友聊天，电影、电视全是英文自己一点也看不懂。最重要的是感觉自己离开祖国之后，就像一片浮萍，无法立足扎根。这种种苦闷和孤独，都使中国传统思想较深的李宗仁想到了祖国。但是，李宗仁告诉丁国钰，国民党统治的台湾他是绝对不会去的。虽然在南京的时候，他当上了国民党政府的代总统，但实际上所有的权力仍然操纵在蒋介石一个人手里，而他李宗仁不过是一个政治上的傀儡罢了。蒋介石对外宣称自己下野只是迫于社会压力所作的一种假象，最后国民党失败了，蒋介石自然将所有的责任全部推到他李宗仁的身上，所以他与蒋介石之间已是形同水火势不两立了。所有这一切都使李宗仁下决心回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来，为国家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丁国钰将李宗仁的谈话也及时报告国内，同时，积极与国内加强联系随时获知国民党的行动情况。他遵照国内指示，如实将情况告知巴基斯坦政府，寻求对方的大力协助。巴基斯坦方面极为重视，通过巴方外长布托和卡拉奇国际航空公司的那位总经理协助，为保证李宗仁飞返中国的安全，巴方特地从欧洲调回一架新的波音飞机，并将机组人员配备权完全交给中方，其实这已成了一架护送李宗仁等人的专机了。 7月17日夜，准备乘机回国时，丁国钰仍是使用原先的那三辆小轿车，只不过在李宗仁一行所乘林肯轿车驶出使馆之前，先是让那两辆奔驰车快速驶出使馆大门，以引开附近国民党特务的监视，果然，两部奔驰一出使馆大门，外面监视的特务车辆紧跟随而去。过了一会，大使那辆豪华的林肯轿车才箭一般地驶向机场。零时30分，当林肯轿车驶进卡拉奇机场那架专机的舷梯旁时，丁国钰陪同李宗仁一行立即登上波音720客机，瞬时便驶离跑道升上了天空。 这一刻，丁国钰心里不禁轻松了许多。身旁的李宗仁夫妇等人，更显得十分兴奋和激动，当飞机飞临缅甸首都仰光上空时，丁国钰明显看出了李宗仁夫妇面露紧张之色。飞机飞到云南昆明上空的时猴，从舷窗口能俯看到了滇池，李宗仁夫妇又不由得激动地落下了眼泪。 晚年，丁国钰回顾外交生涯，说：“在驻外大使任内，我经历了不少事情，但最令我难忘的还是护送李宗仁先生秘密回国一事。” 卷四 李宗仁落叶归根 第七章 周总理提前到上海迎接李宗仁 （1965年7月18日—20日，上海—北京） 1956年北京的夏天来得特别早，刚进入7月没到大暑，怕热的北京市民有的已经到四合院里或是人行道上搭床纳凉入睡了。7月10号左右，北京的学校陆陆续续地放暑假了。有条件或是有相当职位的人们，纷纷涌向避暑胜地北戴河。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层也常将会议搬到北戴河去召开。比较悠闲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或是有名的民主人士，更是有机会在北戴河多盘桓一些时日，以度过炎热的北京之夏。 正在人们开始涌向北戴河的时候，7月13日晚间，周恩来总理接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报告，得知李宗仁已到达卡拉奇，便通知邀请一些有关人士到中南海紫光阁便餐，以为李宗仁即将到京进行“打招呼”。应邀出席的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张治中、国防委员傅作义，和当年国民党政府到北平的和谈代表团成员章士钊、全国人大常委邵力子、政协常委刘斐、屈武和政协委员黄绍竑、李蒸等人。他们之中好些人正准备出发，要去北戴河避暑。在紫光阁进餐的时候，周恩来宣布了李宗仁即将回来的消息，并说明了李的回来，事先经过了长时间的酝酿，颇费周折，最后他能下定决心，克服困难回到祖国，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周恩来还说，这件事还不到公开的时候，因为在座的诸位是李先生的熟人或者与李有历史上的关系，所以先给大家通气。还说政府准备举行欢迎仪式，希望在座的各位都能到飞机场参加欢迎仪式。经过周恩来做工作之后，好些人决定推迟了去北戴河的时间，准备到机场迎接。 周恩来总理准备专程飞到上海迎接李宗仁，将在上海与李宗仁深刻地交谈后，再公开地在北京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周恩来更为操心的，是已经平安到达卡拉奇的李宗仁夫妇一行，怎么能够平安地从卡拉奇飞回祖国。香港的报纸《快报》已经报道了李宗仁将返国的消息，美国《纽约时报》已经证实了李宗仁夫妇飞离了纽约，以3.6万美元的过低价格卖掉了房产。蒋介石在台湾已经密切注视着李宗仁夫妇与程思远这三个人在卡拉奇神秘地失踪。他不能不想起十年前，万隆会议召开前夕，中国代表团所租乘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的惨案。台湾蒋特当时蓄意谋害他本人，乘飞机在香港启德机场加油时，在机翼中安放了定时炸弹，致使乘这架飞机飞行的我代表团第一批工作人员全部遇难。今天，蒋介石对李宗仁的回国老羞成怒，当然也会采用这种卑劣无耻的暗杀手段。悲剧不能重演，要绝对保证李宗仁先生安全归国！他为此指示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要取得阿尤布·汗总统的协助。在阿尤布·汗总统友好的帮助下，巴方在李宗仁夫妇到达卡拉奇机场时，出动了特殊的警车驶入停机坪，通过巴方军警登机进入机舱，直接将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接入警车，送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在离开卡拉奇时，又将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一架飞往广州的波音七七客机的头等舱全部包下，在巴方的严密配合下，于7月17日深夜，在丁国钰大使的陪同下，登上了客机。0点30分，飞机从卡拉奇机场起飞，在夜色中航行，在7月18日凌晨5点，从云南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边境。 在这个时候，处于东经122度的我国东部城市上海要比西边的云南，天更亮得早。这时，在上海东湖宾馆的一个客房里，有两个人一直守候在电话机旁。他俩直接指挥空军及有关部门，密切注意这架巴航波音七七客机的飞行动态，并且随时准备为保证李宗仁先生一行和客机的安全，采取必要的措施。当东海上霞光满天时，电话里终于传来消息：“李先生一行所乘的客机，已经安全进入我国领空。” 这两个人才脸上露出了轻松的笑容，才放下心来分别上床去睡觉。这两人，一个就是周恩来总理，另一个是陈毅副总理。 7月18日上午7时许，客机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稍事休息后，继续起飞。上午11时，飞抵上海虹桥机场。周恩来总理已经和蔼地站在候机室门前迎接；李先生显得十分激动，连忙快步上前，抱住周恩来。周恩来亲切地说：“你回来了，我们欢迎你！” 李宗仁连声说：“总理你好、总理你好。” 陈毅副总理、叶剑英元帅、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等都站在周恩来身旁对李先生表示欢迎，并一一同李先生握手。李宗仁一行到锦江饭店住下。 18日下午，周恩来到锦江饭店看望了李宗仁。周恩来告辞后，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专程去看望了叶剑英元帅。北伐战争时，叶帅在第四军独立团，曾首先从广东进入湖南，与李宗仁指挥的第七军并肩作战，两人晤面，往事历历，如在目前。 当晚，周恩来总理在文化俱乐部设宴招待李宗仁夫妇。陈毅副总理也出席了。入席前见面时，陈毅说：“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当时北伐军一共有八个军长。现在李德邻先生回来，我们就有四个军长在祖国大陆了。”这四个军长是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第六军军长程潜，第七军军长李宗仁和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入席后，有几位解放军三军首长过来向李宗仁敬酒。周恩来在一旁风趣地说：“你们从前是打过仗的啊！现在你回来了，大家欢迎你。”李宗仁添酒回敬，一饮而尽。 <h3>见面</h3> 19日上午10时许，周恩来在文化俱乐部接见了李宗仁先生，并进行了谈话，在座的有国务院副秘书长罗青长、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刘述周和程思远先生。周恩来说：“台湾方面现在到处打听李先生的消息，但所得的消息都是不准确的。”在谈到台湾问题时说：“我们注意到了李先生1955年在美国发表的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我们赞赏李先生的态度，中国的问题由中国人自己解决。” 李宗仁说：“那是我在美国看到了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发表的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受到影响而表明的态度。” 周恩来说：“1955年时，艾登来了一个电报，要和我在深圳会面，他想斡旋台湾问题。我们答复他说：欢迎你来看看，但台湾是中国内政，不容外人插手。后来，我在亚非会议上发表声明，表明中国愿意同美国坐下来谈判，以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后来我们就通过英国疏通与美国开始了大使级谈判。但我们从来不拿原则作交易。1961年陈诚访问美国，美国让陈看了中美会谈记录，陈诚反而很受感动，知道我们不拿原则作交易。” 李宗仁说：“总理，这次回来，就再也不走了。宗仁愿将有生之年，报效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对反帝爱国事业有所贡献。” 周恩来微笑着说：“李先生说，回来不再出去了；但是，《四大自由》还是要讲的。1963年11月间，我曾请程思远先生转达了《四可》的内容。现在，我们还要重申来去自由。来去自由，不单是你的问题，还有你太太。你太太还可以去香港。去年我曾向罗隆基、章伯钧宣布，你们现在想出去，我们欢送，在外边住不惯，还可以回来。” 7月20日上午，周恩来同李宗仁夫妇一起乘车到了上海虹桥机场。周恩来乘一架专机先行。他临上飞机时，对李宗仁等说：“我先飞20分钟，我在北京欢迎你们。” 上午11时，李宗仁先生一行所乘坐的专机，由上海飞抵北京机场。 他在海外飘零十多载，倦鸟还巢，回到祖国首都；当他走出机舱，看到机场上人头攒攒，在夏日的烈日下，簇拥着场面热烈的欢迎人群，周恩来率领一大批国家及各部门领导人、民主党派负责人及著名的民主人士；已在舷梯前迎候，他深受触动，真是一腔心事，万感交集，两行热乎乎的老泪忍不住夺眶而出。 他擦着泪水，走下舷梯。周恩来总理和北京市长彭真首先走上前去握手欢迎。接着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国务院副总理贺龙、陈毅、罗瑞卿；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冰、高崇民、李四光、沈雁冰、许德珩；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和傅作义、蔡廷锴；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新亭等海陆空三军将领。 欢迎的人群中，还有李宗仁所熟识的国民党进步人士和当年参加国共和谈的代表团成员：王昆仑、朱蕴山、卢汉、刘仲容、邵力子、黄绍竑、刘斐、屈武及他的旧部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廖耀湘等；还有各方面的知名人士。 在欢迎的人群中，他是一眼就看到了40多年的桂系老友黄绍竑。他走到黄绍竑身前时，意外地喊出了声：“季宽兄……”他俩激动之下，紧紧拥抱在一起。最早新桂系李、白、黄(绍竑)为首，共同统一了广西；以后黄曾投向了蒋，而和李、白虽然有合有分，长时期分道扬镳，但私人友情始终保持良好；最后，黄作为南京的和谈代表，力劝李宗仁在和平条款上签字。结果，历史证明了李宗仁错估形势，坐失良机。在他与黄绍竑紧紧拥抱的瞬间，已经无声地表达了自己的惭愧和悔恨。 还值得一提的，那就是经过周恩来的介绍，李宗仁先生和前来欢迎的爱新觉罗·溥仪先生见了面。中国封建王朝的末代皇帝与中国最后一任代总统，在新中国人民政府的首任总理的面前，像一对亲兄弟似地握手。周恩来看着溥仪对李宗仁说：“溥仪先生新生了。你看他50多岁了，不像吧？” 溥仪望着李宗仁说：“李先生，欢迎你回到我们伟大祖国的怀抱里来。” 李宗仁又和溥仪紧紧地再握了一次手。 当时在身旁目睹这个场面的程思远先生每逢谈起此情此景，都感慨万端地说：“纵观上下几千年，纵横五大洲，历史上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政权能够这样？不但把一位末代皇帝保存下来，改造成了新人；而且，末代的总统也万里来归。这只有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新中国才能做到！” 在机场大厅的欢迎仪式上，在一座毛泽东半身塑像前，李宗仁先生宣读了《归国声明》。李宗仁那充满感情的桂林官话的声音回响在机场大厅里—— 首先我所欲言者，即16年来，我以海外待罪之身，感于我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之下，高举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红旗，坚决奋斗，使国家蒸蒸日上，并且在最近已经连续成功地爆炸了两颗原子弹。这都是我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结果。凡是在海外的中国人，除少数顽固派外，都深深为此感到荣幸。我本人尤为兴奋，毅然从海外回到国内，期望追随我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欲对一切有关爱国反帝事业有所贡献。今后自誓有生之日，即是报效祖国之年，耿耿此心，天日可表。 1949年我未能接受和谈协议，至今犹感愧疚。此后一度在海外参加推动所谓“第三势力”运动，一误再误。经此教训，自念作为中国人，目前只有两条道路可循：一就是与反动派沆瀣一气，同为时代所背弃，另外没有别的出路。祖国早已宣布“爱国一家，不分先后”和“来去自由”的政策，此次我以待罪之身，也能获致宽大的待遇，就是一项具体证明。亟盼海外友好乘时奋起，拥护祖国，幡然归来，犹未为晚。 宗仁老矣，对个人政治出处无所萦怀。今后惟愿尽人民一分子的责任，对祖国革命建设事业有所贡献，并望能在祖国颐养天年，于愿已足，别无他求。谨布荩忱，敬祈垂察。 李宗仁夫妇返回北京之后，先被安顿住在北京饭店。当晚，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欢迎李宗仁夫妇。从这以后，各人民团体、民主党派、中共党政领导人和诸多熟人旧部，纷纷欢宴款待，目不暇接，使李宗仁感到从来未有的兴奋。 8月中旬，李宗仁夫妇亦被安排到渤海之滨的北戴河避暑休养。正在北戴河的张治中首先来到李宗仁所住的别墅拜访，表示了对李宗仁归国的欢迎。9月中旬，李宗仁由东北参观访问回到北京，想起张治中在他出任代总统之后，在形势十分艰难的情况下，还应他的邀请出任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可算是临危受命，很不容易。那次和谈虽然失败了，但是他对张能公私两全的态度，是很感激的。李宗仁因而特地到张治中的公馆拜访。张治中照例地作了礼貌上的回拜。10月上旬的一天，张治中夫妇在公馆设席宴请了李宗仁夫妇，周恩来、彭真、陈毅等也应邀参加了宴会。后来，“文化大革命”动乱中，李宗仁、张治中同时因病住进北京医院，两人病房毗邻，还互致问候，互相关切。 李宗仁归国在北京饭店住下以后，统战部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在考虑设置李住的公馆的过程中，费了一番苦心。曾经征询李氏夫妇是否愿意回去住北平行辕主任时的北长街81号老公馆。他坚决表示绝不回旧居去。他说：“那个房子很窄小。回到老地方还会造成人家对我的印象不好。” 后来又找了几处房子，都不太理想。后来看中了西总布胡同51号。这里原是为李济深先生兴建的公馆，院内有花园走廊，一幢三层楼房，楼下有宽敞的客厅。李济深已在1959年去世了。李宗仁和郭德洁住进去后颇为满意。 这样，李宗仁在海外寓居16年后，在他74岁的时候，回到北京住下来了。 卷四 李宗仁落叶归根 第八章 毛泽东对李宗仁说：你是误上贼船了 （1965年7月26日，北京中南海） 同毛泽东主席会见，无论是对访问中国的外国人或是对中国人来说，始终是一个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事件。这种不平凡的会见，往往都是突然决定，即刻通知，马上会见的。毛泽东第一次会见尼克松，是在尼克松一行飞越太平洋，刚刚到北京下榻住进钓鱼台18号楼的时候，尼克松正在盥洗，周恩来即来通知。毛泽东会见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也是在海尔塞拉西一行驱车前往参观十三陵的半路上，突然接到通知，当即折回头驶往中南海。这种在盼望之中，却又突如其来的会见，往往使被见者惊喜不已，格外兴奋，甚至还感到有一种神秘色彩。 1965年7月26日上午，李宗仁一行正在北京东郊参观国棉二厂时，突然接到通知说，毛泽东主席正在中南海等待接见李宗仁。李宗仁到京后，一直盼望着与毛泽东主席见面，一接到此消息，十分激动，立即前往。当即陪同接见的程思远先生在《李宗仁晚年》一书中作了实录—— 我们坐车从新华门入中南海，毛主席在一个游泳池的休息室里等候我们。李宗仁正沿着游泳池往前走，毛主席便热情地迎上来，同李宗仁先生和他的夫人亲切地握手，说：“你们回来了，很好，欢迎你们。” 毛主席同我握手时说：“久闻大名，如雷灌耳。”我一闻此言，真有不知所措之感！ 我们刚刚坐定，毛主席幽默地以浓重的湖南乡音对李宗仁先生说：“嘿！嘿！德邻先生，你这一次归国，是误上贼船了。台湾当局口口声声叫我们做‘匪’，还叫祖国大陆做‘匪区’，你不是误上贼船是什么呢！” 我连忙替李先生答道：“我们搭上这一条船，已登彼岸。” “是的，登了彼岸。”彭真副委员长跟着说。主席和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李先生对毛主席说：“这一次回到祖国怀抱，受到政府和人民热烈欢迎，首先应对主席表示由衷的感谢。几天来我们在北京地区参观访问，亲眼看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果，感触颇深。我们为祖国的日益强大而感到十分高兴。” 毛主席说：“祖国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还不很强大，我们至少要再建设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强大起来。” 接着李宗仁先生谈到了海外的许多人都怀念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他们都渴望回到祖国来。 毛主席说：“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 毛主席建议李宗仁到全国各地去看看。 随后毛主席邀彭真副委员长和我下水游泳。我们跟着毛主席在一池碧水中前进，他时而仰泳，时而侧泳，他游得那么从容不迫，真如“闲庭信步”。我游到主席的身边，他说：“你游得不错嘛！”我说：“跟不上主席呵。” 移时，毛主席上岸晒太阳，他让我坐到他的身边，问我的学历和在海外的情况。我说：“海外也有很多人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听了笑着问：“你知道我靠什么吃饭的？” 我茫然不知所对。 毛主席徐徐说道：“靠总结经验。” 下午1时许，我们到了毛主席的丰泽园住所，在这里毛主席又同李宗仁谈了一会儿。李先生深以台湾问题久悬不决为虑。对此，毛主席说：“李德邻先生，不要急，台湾总有一天回到祖国来的，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后来，主席又问起我：“你的名字为什么叫程思远？” 我回答道：“因为对自己的前程总应当想得远一点，所以才回来跟毛主席、共产党。” 毛主席满意地笑了。他又问道：“你有别字吗？” “没有。”我说。 “那好，”毛主席马上说，“我来给你取个别字。中国古代有个大散文家叫韩愈，字退之。现在我给你取个别字，叫近之。远近的近，之乎者也的之。之者，共产党也。近之，从今而后靠近中国共产党。你看如何？” 我立刻表示感谢，说：“这是主席给我最大的光荣。” 随后毛主席提议照相后吃饭。这是一个丰盛的宴会，有各种各样的京津名菜。下午3时，徐冰部长咬着我的耳朵说：“可以散了吧？”于是我对李宗仁说：“德公，现在可以向主席道谢了吧？” “急什么，少壮派！”主席用目光盯着我说，语气好象严厉，其实十分慈祥。 刘仲容也陪同李宗仁参加了毛泽东主席的这次接见。李宗仁回国之后，周恩来安排刘仲容陪同李宗仁夫妇一起参加各种活动，包括离京到外地参观访问。刘仲容几乎每天都要去看望李宗仁先生，并及时地将李先生的思想情况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人民日报》经常报道李宗仁先生的活动；而刘仲容，则以李宗仁先生“旧友”的名义出现在报纸上。当时认识刘仲容的人，都喊刘仲容为“旧友”。这个称呼带着几分幽默而又亲热，更有丰富的内涵。 在毛泽东接见李宗仁时，也跟刘仲容亲热地握手。毛泽东还招呼刘仲容下池游泳：“仲容老乡，你还能游泳吗？” 刘仲容答：“可以。” 毛泽东让警卫员拿游泳裤给刘仲容换上，陪同他游泳。在游泳池里，毛泽东还对刘仲容说：“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你很有进步了嘛！” 刘仲容说：“全靠得到主席多次教诲。” 毛泽东笑着说：“现在我也当你的学生哩。你是院长，你的教师在教我学英文。可是我的水平不高，进步不大。” 刘仲容担任着北京外语学院副院长的职务。这个学校是他奉周恩来的指示在1949年开始创办的。他知道毛泽东所说学英文的事，是指章士钊先生的女儿章含之在学院担任英语教师，从1963年起常到中南海来教毛泽东学英文。刘仲容笑着说：”我经常对学生们讲，毛主席上了年纪，管理国家大事那么忙，还挤时间学英文。以此鼓励他们呢！” 西总布胡同的李公馆房间很多，几乎都铺有地毯，打扫卫生颇为麻烦。有一天，李宗仁望见服务员小牛用扫帚在清扫地毯，就说：“在美国一般家庭都用吸尘器，用扫帚打扫是使灰尘搬家，很不卫生。”说话的时候，刘仲容在场。第二天，机关事务局就送来了吸尘器。 李宗仁回到北京后，程思远也准备由港迁来北京定居。程思远夫人石泓将要回香港搬家时，郭德洁对她说：“这里的‘洋碱’（香皂）实在用不得，碱性大，用它洗脸，皮肤很不舒服，所以托你从香港多带点美国和法国的‘洋碱’来用。我看这里的日用品，还是以前的老样子，美国、法国这方面的东西，天天在变。”郭说这话的时候，刘仲容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两天之后，周恩来在北京饭店请李宗仁吃饭。李宗仁和郭德洁分别坐在周的左右。席间闲谈，周恩来说：“建国以后，政府还没有腾出手来抓生活日用品的生产，但也并不是这些年来毫无变化，完全和以前一样。”周恩来边说边从口袋里抽出随身用的一支英雄牌金笔，说：“这是我国上海生产的金笔，并不比外国货坏嘛，不少国家还争着进口我们这种笔。解放前我们国家就不能生产这种高级笔。” 郭德洁顺手从周恩来手里把钢笔拿过来，在纸上画了两下说：“好得很！好得很！我还不知道我们能生产这么好的东西。这支笔我没收了。”说着就把钢笔放进手提包里。 周恩来连忙说：“不成，这支笔我用了多年，已经老旧了。送人就送新的嘛。”说着就回过头去告诉警卫员到小卖部买两支高级英雄金笔。警卫员很快从楼外拿了两支笔回来交给周恩来。周递给郭德洁说，“送你和李先生每人一支。” 郭德洁收下后忙将那支旧笔还给周恩来，连声称谢。 <h3>感慨</h3> 李宗仁夫妇在程思远和郭德洁陪同下到东北参观回来，邵力子来看望李宗仁，刘仲容亦在座。邵问李参观东北的观感。李宗仁说：“真想不到短短的十几年，生产建设这样进步。现在长春汽车厂竟能生产那么好的卡车和轿车。再给20年的时间，不打仗，埋头建设，我们一定能在世界上赶到前面去。” 邵力子说：“建设的成绩很大，这是人所公认的，但是缺点不少，还存在许多问题，有些口号政策还阻碍着生产的发展。” 李宗仁接着说：“邵先生，这话我们不能这样说，一个健康的人，总难免有点小毛病，这算不了什么，主要的还是健康嘛。” 过了几天，统战部长徐冰和李宗仁在闲谈中，冒了一句说：“李先生，你和邵力老的谈话，说明你很懂得辩证法嘛。我们工作上虽然取得很大成绩，但也必须承认还有不少缺点，只要做工作，就必然发现问题，问题的解决，就是进步的过程。”李听了莞尔一笑。 以上的事想不到也惹出一点波折。 当年12月下旬，李宗仁和郭德洁找负责照料起居的尹冰彦商量。李宗仁说：“26日是毛主席的寿辰，你替我准备一份寿礼，我家存有一套古瓷的八仙庆寿，但是有的已破损了，不好拿出送礼。你考虑一下买什么东西，花几百块没什么关系。” 尹冰彦告诉他，中共中央有规定，不搞个人祝寿，不以个人的名义命名街道，毛泽东是不会接受寿礼的。 李沉吟片刻，说：“那么我就在26号这天晚上请几个人吃饭为毛主席祝寿好了。”尹冰彦问：“都请谁？” 李说：“不找外人，更不请共产党内的高级人士，但是一定要请刘仲容两口子来。”尹冰彦问：“为什么？” 郭德洁说：“你晓得没有，刘仲容是特务。” 尹冰彦说：“刘仲容在民主革命时就是中共的同路人，他一向是反对蒋介石的，怎么会是特务呢？” 郭德洁说：“他是共产党的特务。” 尹冰彦说：“你回国中共这样地欢迎你，你万里重洋地回到祖国，人家有什么理由怀疑你呢？况且新中国政权固如磐石，你手无寸铁，难道还怕你造反吗？你说的这些事，都是为了照顾你们的生活，表扬你的爱国热情，丝毫没有恶意。” 不久，“文化大革命”动乱开始，倒是造反派把刘仲容当作“白祟禧的奸细”、“李宗仁的特务”。先是被群众组织隔离审查，关进他们占据的据点里。“支左”介入后，被当作牛鬼蛇神由工人看押着“办学习班”，不许家属送饭，只准每星期送两次报纸与洗换衣服。经常被大会揪，小会斗。直至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去世，周恩来主持追悼会。开追悼会前，周恩来派人通知外语学院，点名要刘仲容去参加。关押刘仲容的军工宣队回答说：没有汽车。周恩来派车来接，于是，把刘仲容接到会场，周恩来跟他握手时，望见他浮肿的样子，不禁诧异地问：“你怎么胖成这个样子？” 刘仲容说：“总理，我被关进牛棚了。” 周恩来问：“在哪里？” 刘仲容说：“在外语学院。” 周恩来气愤地说：“外语学院关你干什么？真是岂有此理！” 李宗仁的追悼会开过三天之后，审查刘仲容的专案组被撤销了。刘仲容很快就恢复了自由。 周恩来去世，使刘仲容至为悲恸，很长时间，默默无言。1976年10月上旬末的一天上午，他去探望朱蕴山老人。朱老面露笑容地伸着四个手指说着：“这……四个人被抓起来了！”朱老年事已高，语焉不详，刘仲容听了很着急，再到院子里问朱老的儿媳刘光美，才知道王、张、江、姚四人帮日前已给抓起来。他禁不住欣喜若狂，将好消息奔走相告，还打电话给程思远，让程到家里来分享好消息带来的喜讯。此后，他们又热衷于祖国统一的大业。统战部曾让刘仲容起草过一个谋求和平统一台湾的书面建议方案。刘约请了黄启汉、程思远和贾亦斌等人，在北京四川饭店，共同起草研究出一个草案上报。 蒋介石认为刘仲容是共产党，到了后来连白崇禧也将刘当作共产党；但他一直不是一个中共党员，这一生却为共产党做了许多工作。在他晚年，看到许德珩先生于92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深受触动，也向统战部和外语学院有关部门提出了入中共的要求，并写了入党申请书上交。但他没多久，就因心血管病及糖尿病恶化而去世，时为1980年3月27日，享年77岁。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正好是他去世十周年。在他去世十周年这天，原统战部负责人平杰三和原国务院秘书长罗青长联名写了一篇文章《真诚的朋友、智勇的战士》，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以纪念他。 卷四 李宗仁落叶归根 第九章 李宗仁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妙语连珠 （1965年9月26日—1966年9月，北京） 1965年9月26日下午3点到5点，李宗仁在全国政协礼堂三楼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可以算是李宗仁回来后各项活动的高潮。这是建国后第一次公开招待外国记者，大会场面盛大，气氛热烈。共有300多名中外记者出席，其中既有北京的中外记者，还有李宗仁专门从港澳地区邀请来的中外记者，还有各国来京采访国庆活动的记者，及各国驻华使馆的新闻官员。记者席上的耳塞型译意风可翻译英、法、日、印尼及粤等五种语言，这是在北京前所未有的。 周恩来十分关心开好这次招待会。李宗仁请周恩来推荐几个人做参谋或者顾问。周就推荐了人民日报社长吴冷西、外交部新闻司长龚澎、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张彦和中宣部副部长姚溱等四人。周恩来于9月中旬的一天，找这四个人到他的办公室谈话。周恩来说：“李德邻先生去国16载，这次毅然归来，很不容易。这次，李先生要举办中外记者招待会，请我推荐几个人去帮忙，做参谋或顾问吧。我决定推荐你们四人前去。你们的任务只是从旁帮助，提供参考性的意见，一切均要尊重李先生，由李先生自己决定。只提供情况，如外国记者关心什么问题，可能提出什么问题。他有疑难也可以坦诚相告，但他怎么讲，完全由他作主。讲话稿不用我们起草，他身边的程思远先生曾长期当过他的秘书。如果李先生一定要听听我们对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讲话的意见，可以请他考虑六条：一、历史旧账可以不提；二、重点讲讲回国后，尤其是参观东北后的观感；三、中美关系可以谈，但以少谈为好；四、中苏关系可以不谈；五、对台湾方面以态度平和、留有余地为好；六、对记者当场提出的问题，可以据实回答。” 过了两、三天，李宗仁就将吴冷西等四人请到他住处，商量如何准备举行记者招待会。吴冷西等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向他提供了中外记者的情况和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李宗仁也大致谈了他的打算，随后就要程思远先生同他们一起交换意见。程思远再三要顾问们提些建议。吴冷西等起先还是说请他按照李先生的打算办就行了，最后才根据周恩来总理交代的六点意见，委婉地向他提了一些建议，并一再说明只供参考，由李宗仁先生定夺。又过了几天，程思远约顾问们相聚，拿出李宗仁准备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稿，征求意见。吴冷西等看到其中的问题并没有采纳原来的建议，如中美关系、中苏关系就讲了不少话。倒是对台湾蒋介石方面的态度是平和、留有余地的。顾问们按照周恩来原先的指示，完全尊重李先生的意见，只就讲话稿中个别文字提了一些意见。 为了开好会，周恩来让自己的随身英语翻译冀朝铸为李宗仁作招待会的现场英语翻译。冀朝铸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英语流畅，反应敏锐，是一流水平的翻译。李宗仁十分满意。 这次记者招待会记者们提问踊跃，兴致很高。可谓盛况空前。李宗仁特别兴奋，答话也妙语连珠，诙谐横生，被港澳记者称赞为“对付记者的能手”。 记者问：“你这次回国引起很大反应，请问回国经过是怎样的？” 李答：“我这个活了70多岁的中国老头子回到祖国怀抱是很自然的事，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至于我是怎样回来的，我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正如现在中国的俗话所说，条条道路通北京。情节如何，则无、可、奉、告。”最后四个字带着浓重的桂林官腔，颇有味道。 记者问：“香港报纸说，你派了六个特使去香港，游说桂系和国民党人士返祖国，你可告诉我们是真的吗？” 李答：“我自己完全不知有此事。但造谣的这张报纸倒很聪明，这样做是为了增加报纸的销路。我很原谅他们。”引起全场笑声。 这次招待会不但发问多，而且所问范围很广，纵横世界局势，台湾问题，中美关系，中日关系，越南战争，中印边境及他回国经过和回国之后的感受和打算等等。还问到了他的私事。 记者问：“李先生是否愿意去台湾？” 李答：“我同蒋先生尽管在几十年中意见相左，但并无私人仇恨。如果蒋先生确有诚意解决台湾问题，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在北京仍称蒋介石为先生，与大陆方面对蒋的称呼不同，被认为十分得体。 记者问：“李先生是不是马列主义者？” 李答：“我不是马列主义者，而是个爱国主义者。” 有记者问：“你在美国留了多少钱给儿子？” 李对这个问题表示不大高兴，说：“我私人的事情很多，将答不胜答，这个问题无可奉告。” 李宗仁在讲话中，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披露了美国曾经策动他倒蒋的内情，被称为“大爆内幕”。李说：“1949年1月，蒋先生下野后的两周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派人来访问我，说是当时蒋先生挟其海空军力量和黄金外汇逃往台湾，华府当局深感不满，认为台湾地位未定，不容蒋先生前往托庇，拟即提出严正抗议；事前特先征求我的意见，经我加以驳斥，他才打消此意。1955年，美国共和党某要人，对我说，华府当局深欲与我密切合作，他以为我曾做过代总统又率领过军队，现在台湾必有一些潜势力，如能策动驻台陆海空军一部分或少数地方团队发生兵变，美国即借口蒋先生不能维持秩序派兵登陆控制台湾，将蒋先生推倒，企图由我登台主政反对祖国；他说，我较为开明，深合当前时代环境的需要，我以为我虽与蒋先生政见不同，但不忍借外力来推倒他，更不愿做外国人的傀儡，当即严词拒绝。” <h3>海峡对岸</h3> 蒋介石在海峡那边听了李宗仁的讲话，不敢让此消息在台湾传播，通令将当日入台之香港报纸全部检扣，并命令台北各报，只能刊载中央社之一则简讯，不准擅作评论。 消息发表后，美国当局也很着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麦克洛斯基赶忙出来否认。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亦加以否认。 黄绍竑也十分高兴，会后填了一首词，调寄《风入松》，抄录如下—— 秋高气爽最宜人，绮席宴嘉宾；主人盛意浓于酒，答相问，理直言真；致敬举杯祝愿，为君浥洗风尘。 畅怀故旧认从前，其乐也津津；片言难叙多年别，好形势，捷报纷纷；国庆届临前夕、欢腾六亿人民。 这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开得甚为成功，李宗仁感到振奋。李把它作为回归之后，自己报效祖国作出贡献的开始。他认为自己回到祖国，享受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应该召回海外的一些朋友，回到祖国共同从事祖国建设事业。这些人有留居港澳的桂系上层人士黄旭初、夏威等，有卜居美国的吴尚鹰、甘介侯和住在墨西哥的毛邦初等人。吴尚鹰担任过孙中山的秘书，后来与孙科意见相左，寄居美国，李宗仁到美国后，与之过从甚密，李回国前曾邀其一同归来。甘介侯和桂系有一定的关系，据说郭德洁对李的部属，文的欣赏甘介侯，武的看重刘为章（刘斐）。李宗仁通过司徒雷登与美国拉扯关系，完全是甘介侯从中疏通。毛邦初是蒋介石的浙江奉化老乡，是国民党空军副总司令，1950年因以他名义存的1000万美元外汇之事，和台湾闹翻了，避居墨西哥。李宗仁回国后，向周恩来总理关说，请允许这些人回国。周恩来表示，除甘介侯以外，其他的人都欢迎。李宗仁还向香港的黄旭初、夏威汇去了回大陆的路费，并要尹冰彦以李的名义致吴尚鹰、毛邦初问候和邀请的信函。 一场“文化大革命”，使这些人回国问题都搁浅了。李宗仁曾说：“他们幸好没有回来，不然，在这场大难中，一定在劫难逃。我将无颜以对老友。” “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浪，红卫兵们的红色恐怖行动，李宗仁住在西总布胡同公馆里，也有所闻，并不详细。但也知道红卫兵占了“全聚德”，砸了“荣宝斋”，著名作家老舍被斗而投湖自尽，京剧名演员马连良被抄家等。为了不使他困惑与恐惧，尹冰彦等身边的人，总是有保留地向他介绍情况。但是，客人突然减少乃至绝迹，使他深感意外。他一向是好客而健谈的人，突然间门庭冷落，踽踽独处，使他渐渐从内心感受到这场风寒袭击的痛苦。他终于忍不住问尹冰彦：“我在美国新泽西州的住宅里，过了好多年的厅长生活——郭德洁操持家务，我当客厅的一厅之长，想不到回国以后，现在又恢复了厅长生活。个人的生活，究竟还是小事，我不理解国家正在蓬勃向前的时候，为什么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把安定的社会造成恐怖的世界呢？！”尹冰彦也只能以表面上的“反修、防修”的说词，向他解释。 直接对李宗仁造成心灵上的震撼，是从新夫人胡友松乘坐他的红旗轿车到北京医院看病受到冲击开始的。本来，郭德洁在世时，从来不单独乘坐李的“吉士”车（后改为红旗），有一天，当过李旧部的马某，在一次活动中，钻进了李的轿车里；事后，郭大发脾气，李也不以马某的行动为然，曾嘱尹冰彦转告马，下不为例。他们认为李的车子是政府给他的政治待遇，不相干的人随便搭乘影响李的身份。而李胡结婚后，李对胡坐他的车出门办事看病，认为这是理所应该的事。事实上在婚后胡友松坐他的车出门已有多次，例如到医药公司购注射、消毒、量压、听诊等医疗器材，就是坐红旗车去的。那天她乘红旗车到北京医院看病，医院的几个好事者将胡包围起来，七嘴八舌，喊了一通，又将大字报、标语糊在车上。原来北京医院人员知道不久前胡还是医院的护士，转眼间竟坐起红旗车，招摇过市，因此，他们有意识地对胡冲击一下。这种事，也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气氛中才能产生。这件事，使李宗仁心情感到非常沉重，他曾说：“他们对友松这样，实际上就是对我过不去，要说她不应该坐汽车，那我对革命无功，就更不应该坐车了。” 此事惊动了周恩来总理。中央统战部及时派人赶到北京医院，向造反派们做了说服工作，揭下了已经贴的有关大字报，制止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过了几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李宗仁也被请上了天安门。周恩来和李宗仁见了面，关切地问道：“李先生，你近日生活可好？看上去，你的气色比刚回国时好多了，身体还不错嘛！” “谢谢总理。幸得总理多方关照。”李宗仁动情地说。 周恩来紧蹙着眉头，表情严峻地问：“李先生，有件事我一直放心不下，你的夫人现在怎么样？听说，红卫兵找她的麻烦，批斗了她，还让她扫马路，真有此事？” 李宗仁连忙笑着摆手：“总理，没有这回事，全是谣传。” “哦！”周恩来长吁了一口气，眉头舒展了，“李先生，这我就放心了。你回去后，请代问夫人好。” “谢谢总理。”李宗仁向周恩来伸出了手。 两双手紧握在一起。 李宗仁望着周恩来明显地清瘦了的面庞、疲惫的神情，未免担心起来，便郑重地说：“总理，你千万要保重啊！” “谢谢。李先生，请你放心。” 两人再一次紧握了手。 <h3>风暴</h3> 风暴越刮越厉害，席卷着京城的各个角落。被造反派称为“国民党残渣余孽”的“牛鬼蛇神”们，都惶惶不安地在等候厄运的降临。而李宗仁隔了不久，以为没事，又想像往常一样请客吃饭，把一伙老友邀来置酒欢聚。章士钊接到他的请柬，赶忙来函制止。章行老劝李宗仁说：“当前运动正进入高潮，目前吾人应深自敛抑，如我公经常宾客满门，置酒高会，恐为群众所不谅。”李宗仁这才作罢，遂心中郁郁不欢。 接着，红卫兵“向旧世界宣战”，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使他觉得痛心的事竟接踵而来。首先是自己相交数十年的老友黄绍竑不堪凌辱自杀身死，深深地触动了李宗仁。 1966年8月的一天上午，黄绍竑去医院看病的时候，红卫兵冲进了黄家去造反，不见黄的踪影，就悻悻而去，刚走到街口，遇见黄看病回来；于是，红卫兵们一拥而上，挟持着黄转回屋里，抄家、罚跪、拳打脚踢等。黄家这样被冲击了两次，黄绍竑实在忍受不了，遂自杀身亡，时年71岁。 接着又传来刘斐被抄被打，陷入绝境的消息。红卫兵冲击了刘斐在北太平庄的住所，抄家、抽打、罚跪，并将存折和现款全部收走，刘斐本人被打得卧床不起，夫人伍淑英的头发被剪得乱七八糟，剃了阴阳头。全家只存有九分钱硬币，粮票亦被收走了。做饭的阿姨和开车的司机都怠工了。煤店和粮店对被抄家的居民不送煤不卖细粮，生活立即陷入绝境。刘斐和陈此生还被迫去扫街。 痛心的事一件接一件。李宗仁的另一个老友黄琪翔一个人走到西总布胡同李公馆。黄向李陈述了家里受冲击的惨状，存款现款首饰财物，都被席卷一空，家里的服务人员也都造反了，眼前生活成了问题。这时，李公馆的情况也起了变化，厨房和服务人员也怠工了。他也不能做主随便招待客人。他只好不安地婉转表示这里也很不方便了，黄只好惘然告辞。 一件件事情像利剑似地刺向李宗仁心头。他既伤感老友被抄家揪斗或殒亡，又危惧自身的安全。他不知怎么拿到一张造反小报，报上详述了彭真市长深夜被绑架的经过。他看了非常恼火，气愤地说：“在光天化日之下，一个国家的高级命官，竟遭受到这样非人道的伤害，人家会笑我们又回到野蛮时代。在外国也有绑架的事情，但那是属于社会治安的匪盗行为，而现在我国竟有合法绑架的事情，真是骇人听闻！”他又说：“我回国后，所有国家的领导人，除周总理外，就算是和彭真接触较多的了。他对革命对毛主席都是忠心耿耿的。说他控制北京闹独立王国，说什么‘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这完全是欲加之罪嘛！我从不相信彭真会摆脱毛主席的领导，而另起炉灶的。” 当时国家处于无政府状况，社会上气氛恐怖，几乎人人感到自危。当时日夜劳瘁的周恩来忧心如焚，苦撑着国家的危机。周恩来考虑到统一战线中党外这些民主人土，成了红卫兵冲击的重要对象；于是，周恩来不能不决定采取特别的保护措施。1966年8月30日夜里，周恩来拟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里面包括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何香凝、邵力子、张治中等人，也包括了李宗仁。 1966年9月15日，已是晚上9点多钟了。西总布胡同李公馆二楼的书房里，李宗仁在翻看当天的《参考资料》，胡友松在看英文稿《李宗仁回忆录》。警卫秘书陈贵上楼说：“李先生，楼下有人找。” 李宗仁合上刊物，跟着陈贵下楼来到客厅。来人很客气地说话：“李先生，国务院领导同志请您去疗养一个时期。今晚，我就是奉命来接您和您夫人的。” 李先生直率地说：“我身体很好，没有必要去疗养。我就在家里好了，哪里也不去。” 来人显得很为难，可是又不便把话说透，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句话。李宗仁打定了主意，哪里也没有家里好，不去别的地方。 来人磨蹭了半小时后，只好告辞乘车而去。 过了两小时，已是半夜，李宗仁夫妇俩已入睡了。陈贵再次上楼传话：“楼下有人等。” 李宗仁连忙穿好衣服下楼来。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高富有副局长已在客厅里等候。高富有十分抱歉地说：“李先生，刚才来的那位同志也许没有讲清楚。现在，全国局势乱得很，出现了许多使人预想不到的现象。为了保障您的绝对安全，总理意见，请您暂时避一避，趁此机会可以疗养疗养。”停了一会儿，高又说，“总理刚才听完汇报，又全面地考虑了您的意见，认为还是请您暂时离开这里为好。总理特意派我来，要我耐心地劝说您。” “总理？” “对，是总理说的。” “好。我听总理的。” 谈话不到十分钟，李宗仁就答应了。按要求，马上就走。李上楼回到卧室，见胡友松已起床坐在沙发上等消息。两人简单说了几句话，收拾了几件洗换衣服，找了几本书。 十分钟后，胡友松提着皮箱和李宗仁下了楼，匆匆忙忙地坐进周恩来的大红旗车走了。连公馆内部包括警卫秘书陈贵在内的所有人员，谁也不知道李宗仁被接到什么地方去了。 乘着夜色，汽车向西部急驰，驶进了解放军总医院的“将军楼”。在周恩来指示下，院内的高干病房全部腾让出来，同时分别安置章士钊、张治中、程潜、何香凝、傅作义等高级民主人士。这一楼区有军人值岗保卫，不但和外界完全隔绝，就是内部也不能彼此串联接触。他们住在里面，外边发生什么事情，毫无所知。为了万无一失，绝对保险，还须更名改姓。胡友松想出了两个假名字：男的叫王敬之，女的叫唐伟；就这样填进了住院登记卡。这里确是大动乱大风暴中的避风港。李宗仁和这批高级民主人士，在这里度过了最为惶乱紧张的日子，才被送回各自的家里。 据胡友松回忆说：“对于“文化大革命”，李宗仁并没有讲过后悔从美国归来的话，他是讲过幸亏郭德洁死的早，要不然，她就要跟我吵了！” 李宗仁从三一医院（即解放军总医院）回家之后，西总布胡同李公馆的朱红漆大门虽然关得很紧，还有解放军战士守卫，但是还是被红卫兵们敲开了。 红卫兵们曾前呼后拥，闯入楼下的大客厅里，指名要见李宗仁。李只好从二楼下来会见他们。造反的小将们都以好奇的心理，看看这位国民党在大陆上最后一位代总统是什么模样。李宗仁并未惊慌，而是从容不迫地和他们握手应酬。红卫兵坐下之后，七嘴八舌提出了很多令李宗仁穷于应付的问题。诸如有人问李为什么不到台湾去，有人问国民党“CC”是怎么一回事，有人要求李讲讲国民党内部的派别等等。李宗仁毕竟是富有政坛经验的行家里手，他沉住气讲了些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北伐与后来国共合作抗战的历史；那些红卫兵们对于中国历史知之甚浅，又不是来求知的，因而对李宗仁的讲述并无兴趣，坐了一会就扬长而去了。 周恩来总理得知红卫兵造访李宗仁的事后，立即采取了措施，制止任何人擅闯李公馆；因此，直到所谓深入进行“斗批改”而大兴外调之风时，李公馆始终是平静无事。 卷四 李宗仁落叶归根 第十章 李宗仁归国引起种种波忘澜，“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 <h3>归国引起的种种波澜</h3> （1965年7月—1966年7月，北京） 流亡海外的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回归中国大陆——这样的新闻确实使举世轰动。世界各大报、各大通讯社都把它当做重大新闻。香港出版的所有报纸，都在第一版用醒目的标题报道；香港所有的电台、电视台，都在新闻节目中，作为头条新闻，反复播送。海外华人世界，几乎家喻户晓，炎黄子孙们都议论纷纷，有的推崇李宗仁此举顺乎历史潮流，是识时务的爱国行动；有的指责李宗仁“晚节不保，自毁名誉”；更多的海外侨胞却由此引起深思：为什么连过去反共的李宗仁也要回归中共的人民中国？…… 纽约各报与电视，都以头条新闻报导李宗仁飞抵北京的消息；此后又接着介绍毛泽东、周恩来欢宴的场面。美国联邦调查局受到震撼，因为他们事前没有得到准确情报，自己又缺乏正确的估计；事后，他们兴师动众，要严密追查李氏与北京之间的“牵线人”（middleman）。加上各报捕风捉影，盛传在李府经常出入的还有好几位共产党员。此时，麦卡锡主义所制造的白色恐怖，余波未尽，美国还处在恐共病最严重的时期。调查局的密探们，把常在李府出入的人士，都过筛子似地作了调查，传讯，进行电话窃听。李宗仁的长子幼邻、次子志圣，都被“请”去讯问。撰写回忆录的唐德刚博士、李氏过去的亲信甘介侯教授等，都被当作对象，重点调查。连去陪李氏夫妇打麻将的“牌友”们，如家庭主妇黄纫秋及李的广东邻居等，都被逐一查过。调查结果，据说其中只有一个涉嫌重大的中国人，被漏网了，他们尚未找到。这个中国人的名字叫“韦慕庭”。消息传来，令唐德刚博士等喷饭大笑；因为韦慕庭是哥伦比亚大学主持口述历史的美国教授为附庸风雅自己取的中文名字。 李宗仁回国的消息公布后，在国内曾引起过一种耐人寻味的反应。从李宗仁于1965年7月抵京，到1966年秋天“文化革命”的红色狂飚骤然降临前，在这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李宗仁共收到国内外的信函电报，约共2500余件，约平均每天有七件。这些信件基本上由尹冰彦先生处理。民革中央的尹先生原是李宗仁在五战区的老部下，文笔不错，在李先生抵京后被指派担任接待工作。来信的人一部分是李的老友，例如叶玉虎、张义纯和刘芦隐等等，一部分是李的老部下，例如张寿龄、何柏林、刘尚志等等。此外有为数不少的人是与之有间接历史关系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或者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发生问题下放农村劳动的。有的诉冤诉苦，有的请求关说，有的请求物质接济。至于来信祝贺李回归祖国、叶落归根、晚节可风；或责备他“误国殃民”、“害尽苍生”的，均大有人在。就中个别人寄来国民党证来函报到，寄来中央银行、储蓄会以及其他私人银行存折，要求偿还存款，还有人来函认亲、认子等等，真令人啼笑皆非。对这些信件，只对一小部分给予以答复。这些来信中还有两封信涉及李宗仁个人从前的私生活问题；李氏为了回避家庭内部的矛盾，私下密托尹冰彦妥为处理，并坚决嘱咐不要让对方前来与李见面。尹尽可能妥善地作了答复。后来这位女子下放云南，此事算是过去了。 李宗仁在西总布胡同的小楼里，翻阅全国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聊作消遣，重温旧事。一天，翻到第32辑上，看了军统头子沈醉所写《蒋介石阴谋暗杀李宗仁的内幕》一文。文章中用军统局很多内部的秘密材料，叙说自己奉命布置暗杀李宗仁的前后经过。李看了，不禁大吃一惊。因为他对此事从来也没听闻过。据说，看得他脸色都变了，靠在沙发上闭目凝思许久。想过一会，他睁开眼睛，指着书上这篇文章问尹冰彦：“你读过这篇东西没有？”尹冰彦到他身边望了一下，说：“早看过了，为了不使你精神波动，所以没有对你提起它。”他说：“大丈夫临事不惊，事后不怒。我想请沈先生来这里吃一顿饭，就便请他详细谈一下布置暗杀我的详细情况。”尹冰彦说：“这件事必须先和统战部或是全国政协联系一下。” 尹冰彦经过联系得到有关领导同意以后，用电话向沈醉转达了李宗仁邀请吃饭的意思。沈如约来到了西总布胡同李公馆。沈醉一走进楼下大客厅就朝李宗仁先深深地鞠了一个躬说： “我向李先生来请罪，您的生命几乎丧在我的手里。” 李宗仁连忙跟沈握手让坐，并说：“不要客气，事情已成过去，这件事与你无关。我们能在北京见面，而且成了一家人，这是好不容易的事呀。听说这些年你进步的快，学习得很好嘛！” 沈醉说：“这都是共产党教育的结果。” <h3>寒暄</h3> 一番寒暄过后，李宗仁就请沈醉谈谈当年对他进行暗杀的情况。沈的记忆力很好，又重述一遍事情经过。1948年李宗仁在南京就任副总统以后，他的公馆由方家巷搬到傅厚岗，这座房子距大马路还有一段垂直为90度的便道距离，沈就在拐弯的“丁”字路口旁边开设一个小小的杂货铺，卖烟酒糖果。从李公馆开出的汽车，必须在这里拐弯，须放慢速度才能将车开到马路上去。这就给执行暗杀开枪投弹造成有利条件。在店铺里头秘密藏有炸弹、卡宾枪之类的武器。在李的身边埋有内线，那就是北平行辕时期任副官主任的李宇清。由内线随时将李宗仁的起居行动和接待的客人，向军统方面密报。所以军统对李宗仁的行动是了如指掌，对暗杀李的布置可谓万事俱备。但是，白崇禧和桂系有关的武装力量，美国的态度，以及立法和监察委员的舆论等等因素，竟使李宗仁的生命保全下来。 沈醉谈了情况后，李宗仁说：“我当时只感到有人很注意我在南京的行动，万万没想到老蒋要暗杀我。要知道我和蒋先生是拜过把、换过帖的兄弟，见面时非常亲热。” 当时在场的郭德洁还特别补充了一个情况。她说李宗仁当副总统后，蒋介石夫妇请他们夫妇吃饭，蒋介石特别问李的飞机设备好不好。李回答说是一架专用的普通客机。宋美龄便和蒋介石一唱一和，宋故意问蒋可不可以把“美龄号”专机送给李夫妇？蒋便笑着说，你不提起，我还忘记了。我们有“中美号”够用了。宋便向郭德洁讲“美龄号”内的设备如何舒适等，要把这架飞机送给他们使用。当时郭对“美龄号”飞机很感兴趣，曾几次要李宗仁乘这架飞机到上海、杭州等处玩玩，李因为忙没有去。郭德洁还说，我们真没有料到，他们是准备要我们的老命，坐了上去，炸了或是击落，我们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呢！ 郭德洁患有乳腺癌已经好几年了，在美国曾经动过手术，但癌细胞并没有在割治后根绝。1965年春，还在美国时乳部肿瘤又发作，发展至右臂也有一个硬块。美国医生密告李宗仁说，她顶多只有六至八个月的生命。回国后，她一直在北京医院接受放射治疗。1966年新年过后，李宗仁要到两广参观，包括回故乡访问，行前想留郭德洁在京继续治疗；当时，郭内心十分兴奋，又是回广西老家，坚持要去。医院只好同意她沿途服药治疗。3月8日，在南宁参观西津水电站时，她的病突然剧变，陷于昏迷状态。3月19日，用专机送回北京，在北京医院继续抢救无效。3月21日去世，年60岁。 郭德洁在美国时期，出于生活上的原因，加入了美国国籍。当时是秘密回归祖国，回国后短短几个月间，都没有顾得解决国籍问题。她死的时候，照章该是美国公民。当时中美两国还没有建交，我们不能为一个具有美国国籍的人，举行追悼仪式，周恩来总理和彭真市长也难以国家领导人身份参加她的追悼会。在法律程序上，必须给她办理国籍法上的归宗手续——取得外国国籍的人，以一定的法律手续，恢复原国籍。在李宗仁的同意下，翻箱倒柜，寻找郭德洁的美籍身份证，终于在她用的一个手提箱里连同5000元美钞一起找了出来，将美籍身份证拿去国务院办了归宗手续。3月23日上午，在北京医院举行了有周恩来、彭真等人参加的向郭德洁遗体告别仪式。李宗仁噙着泪水，拥着郭德洁的遗体，作了最后诀别的一吻。 “文化大革命”的劫难到来时，对已死去的郭德洁也不肯轻易放过。有人挖空心思企图从郭德洁身上打出个缺口来，借以陷害周恩来等人，破坏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王府井大街上出现了一张大字报，说“郭德洁是美国特务组织梅花党的负责人”，负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殊使命来中国做特务工作。说该组织用梅花型胸针作标志进行联络。还把被诬陷成“美国中央情报局长期潜伏的高级战略特务”王光美和郭联系起来。谣言借造反小报像雪片似地飞遍全国。 要说李宗仁、郭德洁与王光美的认识关系，是这样的：抗战胜利后，李宗仁即将就任北平行营主任之前，到重庆陪都晋见蒋介石，并和各方面进行联系。李一位姓胡的朋友请吃饭，有胡太太和女婿王光琦作陪。席间胡对李说王光琦是燕大毕业生，曾在美国留学，王家住北平，要求李将光琦带到北平去，相机予以照顾。李一口承诺，在乘专机飞去上任时，让王光琦搭机同去北平。李宗仁只有六岁的幼子志圣和保姆也同机飞到北平。当时郭德洁尚在桂林，李宗仁还设有设立公馆，住在中南海勤政殿，临时就把志圣和保姆寄养在西单旧刑部街王光琦家。王的父亲曾在北洋政府任过财政部长，家里比较宽敞，李宗仁时常到王家去看孩子，因此认识了王家包括王光美在内的一些人。以后郭德洁北来之后，建公馆于北长街路东81号，将志圣接回。因为王光琦后来给李、郭经手一点经济事业，所以还保持着通信往来。 <h3>第一次</h3> 李宗仁这次回归祖国到京没几天，接到刘少奇主席订于7月31日晚设宴的请柬。当李宗仁得知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就是王光琦的妹妹王光美时，对郭德洁说：“明天刘少奇主席请吃饭，和他夫人王光美见面时，如果她不说从前和我们认识，她不谈过去的事，我们就认为不认识，千万不可谈从前的话。” 该晚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里相见，董必武副主席和邓小平总书记夫妇都在座，谈话之后，要入座就餐时，王光美由后边走出来，刘少奇予以介绍，王光美伸出手来和李宗仁、郭德洁一边握手一边说：“熟人、熟人。”李、郭很恭谨地报之以笑，没有说什么。 事情就是这样简单，想不到文化革命中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竟借此无中生有，造谣诽谤。其包藏的祸心，是不言自明的。 刘仲容的夫人张敏华女士，在北京医院工作，因为曾和王光美打过交道，又跟刘仲容一起认识了郭德洁，也被造反派硬说她参加了郭德洁和王光美搞的“梅花党”了，被进行隔离审查。 自从郭德洁去世的消息登报后，李宗仁陆陆续续收到各地很多女人来信，有的毛遂自荐愿以终身相许；有的表示愿扶持李欢度晚年的幸福生活，大都附有照片。其中有中年妇女，有青年学生，有女干部、女教师、女工程师……。还有几位是李旧部的孀妇。约有70多人。其中一个李旧部的女儿青年学生蓉妹，父亲曾来信愿以女儿终身相托，蓉妹本人也有信给李表示愿服侍李共同生活。李宗仁动了心，汇去200元路费，让蓉妹来京面谈。蓉妹到京后与李见过两次，吃过便餐，颇为融洽。最后有关方面经过调查研究，根据女方的情况，女方的父亲被划为右派放入农村监督劳动，当时考虑到李宗仁的社会影响，认为这个结合不很合适。李经讨考虑之后，亦决定放弃和蓉妹结合的打算。 在酝酿过程中，程思远见到30年代的上海名记者、著名翻译家张成仁先生，谈起此事。张成仁推荐了在复外医院任护士工作的胡友松，胡的年龄还不到30岁。张成仁向胡友松要照片时，并没有说出李宗仁的名字，只是说为了给她调动工作。胡友松，南京人，1939年5月24日生，当时27岁；她年岁虽不大，却有一番坎坷的身世。据说父母双亲都是知识分子，均死在日军的屠刀下，她呱呱无知时被红十字会的孤儿院收容。后由一妇女领养，辗转来到北京。她与养母家庭关系不好，养母很早就催她谋生赚钱。她艰难地读罢护校就开始了护士生涯。她天生柔弱，感到医院工作繁重，急于调换工作。 她和李宗仁第一次见面，商定了做家庭护理，每月100元工资待遇。李宗仁颇为中意她天生丽质，很想娶她续弦。为此他向统战部讨教。此事汇报到周恩来总理那里。周恩来说，“我们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不兴雇用私人女秘书；如果李先生喜欢这位胡女士的话，可以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履行正式的结婚手续嘛！我国婚姻法没有男女双方年龄差异的限制，只要符合婚姻法，就可以结婚。” 李宗仁本人在思想上本来就准备结婚，听了觉得正合自己心意。于是赶忙派车将胡接来，当面向胡提出结婚的意见。胡友松在第一次和李宗仁见面之后，对于这一婚事，思想上不是毫无准备的。在李宗仁逝世以后，据胡友松说，当时她认为李宗仁由国外归来，受到祖国和人民的热烈欢迎，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她个人在某些方面虽然有所牺牲，也应该作为一项政治任务看待。她说：“李先生那么个大人物，能够回到祖国来，为统战作贡献，老伴没有了，又有病，他提出来了要和我结婚，我不答应，他会更难过。我就转弯抹角地答应了。” 1966年7月25日，李宗仁和胡友松履行了正式结婚手续。26日，在李公馆举行了婚礼。李宗仁的一伙老朋友均登门前来祝贺。 婚后，周恩来总理安排了“专列”，让李宗仁先生到北戴河度蜜月，并叮嘱一定要保证安全。这时，那场“文化大革命”的动乱风暴已经就要降临。 <h3>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h3> （1966年10月—12月，北京—台北） 这一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上人头攒动的海洋与往年不同的地方，在于这也是人手一本红塑料封面《毛主席语录》红宝书的红海洋，是人人象红卫兵一样身穿草绿色军装的绿海洋；这一年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口号声比往常更为震天撼地。连红卫兵小将的代表也象外国元首一样被邀请到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最高统帅毛泽东主席的身旁。这是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七周年的盛大庆祝活动。 天安门是500多年前，明朝永乐年间建起来的故宫皇城的正门。皇帝标榜自己“承天启运”，因而将这个门叫“承天门”。清朝顺治年间重修时，又取“受命于天，安邦治民”的意思，改名为天安门，修成现在这个规模。天安门在明清时最大的用途，是新帝登极、选纳皇后等重大庆典时，在此举行“颁诏”仪式。这一天，天安门堞口正中设立宣诏台，礼部尚书在太和殿接受皇帝赐予的诏书后，即捧至台前，由宣诏官登台宣读，文武百官及耆老们则向北跪在金水桥外迤南恭听；然后再送至礼部，用黄纸誊写，分送各地，颁告天下。皇帝在太和殿里并不出来。 毛泽东于1949年10月1日站在天安门堞口正中当年宣诏官宣读诏书的地方，对着麦克风，以极其兴奋与自豪的声音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从此，毛泽东就把天安门城楼作为每年国庆节或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会见广大人民群众的地方。“文化革命”当中，也成为他接见百万红卫兵小将的地方。 李宗仁也被邀请参加国庆十七周年的庆祝活动，登上天安门城楼。李是被从西郊的三一医院将军楼的避风处直接接到天安门来的。大会开始前，即将上主席台的人几乎都在后面的休息厅里休息。李宗仁坐在沙发上，他的两侧，左边坐的是程潜，右边是傅作义。他们正在吃茶谈话的时候，突然间门口走进一位身穿黑色服装，披着黑披风，头上戴一顶帽子，遮上一块黑纱的妇女，看上去好象教堂来的修女。她进屋揭开面纱，很多人都霍地站了起来。她走到程潜面前和程握手之后，因为李宗仁没有站起来，她就越过李宗仁和傅作义握手招呼了。她走过之后，李宗仁悄声问傅作义：“她是谁？”傅作义说：“她是毛主席的夫人，你怎么不认识呢？”李宗仁神色不安地说：“我只是在毛主席去年请吃饭时见过一面。她现在改了服装，我都认不出来了！”李颇觉得失礼，后悔不及。 李宗仁已经在前一年参加过一次国庆活动，懂得了天安门城楼主席台上位置的排列顺序，毛泽东在中间，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宋庆龄、陈云、邓小平、董必武、彭真……等等，依次排列在左右两旁；可是，他惊诧地发现，中央领导人的位置排列顺序有了变动，他不认识的那些“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们，神采飞扬地站在接近中心的主要位置上，而国家主席刘少奇、人大委员长朱德、中共党的总书记邓小平等，这次排列的位置竟然落得很远；他很熟悉的彭真市长等，没有露面。他看在眼里，内心深以为怪。李宗仁被安排站在右边，与毛泽东隔着两个人。他知道这已经是很重要的位置了，因而在内心又感到有点安慰。他的后边站着一些扎红袖章的红卫兵代表，有男有女，情绪激昂，格外活跃。 大会开始了。林彪站在毛泽东身旁发表了讲话。林彪的声音不宏亮，嗓子过尖，说的话还是听得懂。林彪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李宗仁把话听懂了，可是意思搞不明白：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被打倒的资本家根本没法反对“文化大革命”。又说是这条路线存在于党内。他怎么也想不通，国民党的政权被共产党接管17年了，有了惊天动地的变化，国际威望也大大提高了，怎么又说这17年是被资产阶级专了政？当晚回到医院，当天的人民日报将林彪的讲话全文发表，又将“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改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他真是想不通。 李宗仁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听林彪的讲话，有一点他是很明白的，就是他领悟到这场“文化大革命”，就是因为存在有“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而搞起来的。可是，这么搞起来，究竟是治国安邦之道，还是致乱之源，他就不能理解了。 在检阅红卫兵队伍的时候，李宗仁看到毛泽东和林彪接见了他身后那些男女红卫兵的代表。他望见这几个红卫兵簇拥着毛泽东和林彪，感动得热泪盈眶。 毛泽东接见了红卫兵代表后，突然向李宗仁走过来。李宗仁也感到兴奋起来。毛泽东向他伸出手来，他赶忙伸出双手过去握住毛泽东的右手。两人一边握手一边摇晃，解放军画报摄影记者孟昭瑞当时抓拍下来，记录了那一瞬间的情景。孟昭瑞还用文字作了如下的记述—— <h3>天安门</h3> 1966年国庆节，毛主席邀请李宗仁先生上天安门，故意地站在城楼的中间热情地握着他的手，似乎为了让所有的人都能看到这一历史性的会见。这充分地体现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坚定不移的。当时，我只是不停地拍照，但仍然能清晰地听到毛主席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对李宗仁说：“请多保重身体，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两位老人的会见是那样的和谐、亲切、诚恳，它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握着手的时候，毛泽东还请李宗仁到休息室去吃茶。经过林彪身边时，毛泽东向李介绍说：“这是林彪同志。” 李宗仁连忙和林彪握手说：“久仰，久仰！” 林彪对李宗仁举手行了一个军礼，说：“李先生是黄埔军校的校务委员，我在黄埔时还听过李先生的训话。” 寒暄了几句，毛泽东就挽着李宗仁走到休息室。当时朱德委员长和董必武副主席正在沙发上坐着喝茶休息，见到毛泽东进来，立即站起来，和李宗仁打个招呼就都退走了。毛泽东捺着李宗仁的肩膀，请他坐在沙发上位，李宗仁说：“主席在这里，我怎么好坐在上位呢！” 毛泽东说：“你比我年岁大，是老大哥，应该坐在这里。” 李宗仁事后曾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的谈话详情告诉尹冰彦先生。尹冰彦作了记录，兹转引如下—— 坐下之后，毛点起香烟，边吸边说群众是发动起来了，群众一起来，那就不能完全依靠个人的想法去做。毛主席说火头是他自己烧起来的，点火容易灭火难。看来这火还要烧一个时期。接着毛问李宗仁对这场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意见，希望李宗仁坦率谈谈。 李宗仁很谦逊地说：“毛主席高瞻远瞩，英明伟大，古今中外任何国家领袖，没有一个人能有这么大的魄力来发动这场革命。目前虽然稍乱一点，但是为子孙后世着想是有很大代价的。” 李宗仁又把北伐时期，在武汉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一段谈话讲了一遍——当时革命军打到了长江中下游，攻克了武汉重镇和南京，由于革命队伍内部发生了严重分裂，李宗仁由南京到了武汉进行调处。在他会见鲍罗廷的时候，除了对革命形势作了分析外，鲍罗廷说革命就是和妇女分娩一样，为了生儿育女，就难免这一时之苦，受了这个痛苦就换来了将来有子女的幸福。李对鲍说：“痛苦对产妇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作为一个助产生就要尽可能减少她的痛苦。”李宗仁用这段来比喻文化大革命，他的意思是说当前的乱是为了未来的治，作领导人要尽可能缩小这乱的范围和程度。 毛主席认为李宗仁的话很对，并且表示他也正在做这个制乱的工作。并说明当前的问题很多，要一件一件地去解决。譬如红卫兵小将们给各民主党派下“哀的美敦书”，勒令限期取消组织，这是不可以的；听说他们砸烂政协，要彻底毁灭统一战线，这更是不对的。接着，毛主席把统一战线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贡献，和社会主义时期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对李作了说明。最后，毛主席明确地说民主党派不能取消，这要对红卫兵说清楚，有些人可能听不进去，但这要好好地做工作，说服教育他们。 毛主席讲完了问李宗仁说：“李先生，你的看法怎么样？” 李宗仁急忙连声说：“毛主席英明高见，我从前根本不晓得这些道理，今天算是顿开茅塞。” 毛主席和李宗仁走出休息室，回到原来的位置上，继续检阅游行队伍。检阅完了有几位新闻记者立即围住了李宗仁，询问毛主席和他谈话的内容。李说：“只谈家常生活，没有别的内容。” 后来李宗仁对我说：“没有经过许可，不能随便透露毛主席的讲话。这个道理我是很懂得的。” 在毛泽东接见之后，他还对程思远追述，并说：“林彪和江青勾结在一起，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得出来，这断非国家之福！” 就在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最后接见李宗仁这一年，12月2日上午，有人发现白崇禧死在台北松山路寓所的地板上。尸体周身发绿、睡衣和床单都被撕得稀烂，表明他死前十分痛苦。他的床头柜上还有半杯酒，有人说他的酒还没有喝完呐。他死的时候73岁。 1949年年底李宗仁飞去美国之后，白崇禧被蒋介石劝去台湾，表面上倍受尊敬，蒋介石亲自在草山设宴欢迎白崇禧，并在台北松山路为他置了一幢十分豪华的寓所，实际上周围都密布特务。蒋介石只任命白为“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挂个空名，而再也不提许诺过给白任国防部长之事。 1952年，由蒋经国任局长的国家安全局派人去查抄了白崇禧和薛岳的家，连地板都挖开搜查。白很生气，当即打电话责问蒋经国，蒋经国回答说：“健公，这并不是我的意思，你不信，打电话去问总统好了。”白又打电话给蒋介石。蒋回答说：“我知道这件事，不仅对你们两人如此，人人都应该这样来一次。”事后了解，只是对白、薛两家如此。一次，白的夫人马佩璋去香港，刚到机场，检查人员对马说：“你的皮包里如果有信件，应该交出来由我们代你寄出，不应该由你带去。”马佩璋只好从皮包中取出一封信，随手撕毁，说没有什么要事，不必交出邮寄了。 从1955年到1956年间，人们常常能在瑞芳一带的高山峻岭，发现白崇禧在持枪追逐野兽。与他作伴的，是台湾早期煤业界巨子李建兴、李建和两兄弟。当年白崇禧奉命来台湾“宣慰”台胞，镇压“二二八事件”；李建兴因为母亲姓白，与白崇禧攀上亲戚，从此白、李两家，俨如世交。白崇禧喜好狩猎，李建兴特为白开辟了一幢休闲别墅，经常来此打猎聚首，消磨时光。 李宗仁到美国之后，一有什么风吹草动，白崇禧便奉命出来讲话，或是发电报写信，对李宗仁发出一番责难。李宗仁也能体谅他身在台北，不得不奉命说这些言不由衷的话。 据程思远记述：1965年7月中旬，李宗仁从海外回到祖国。7月19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在上海文化俱乐部接见李宗仁时说，白崇禧颇自负，其实在政治上并无远见，他竟相信蒋介石，被骗到台湾去了。我很为他的安全担心。 周恩来真有先见之明。白崇禧的死因据说至今还是个不解之谜。 <h3>李宗仁临终不忘几瓶酒</h3> （1969年1月—2月，北京） 1968年8月，李宗仁因大便出血甚多，赴北京医院检查被确诊患了直肠癌。后由有名的肿瘤大夫组成一个医疗小组，拟制治疗方案，并经周恩来核定，切除手术做得很好，9月下旬出院，迁居至北总布胡同新公馆休养。虽然手术是成功的，癌毒也未扩散，但是因他多年久患肺气肿，心脏已呈衰竭迹象，身体已经差多了。9月30日，他应邀出席了庆祝国庆十九周年的人民大会堂国宴，在宴会厅待了两个小时，回家以后，体力不支，次日又病倒住院。关于此事，周恩来曾对程思远说：“当时发给李先生两张请柬，一是出席宴会，一是上天安门。我的意思是要他不参加国宴而上天安门城楼亮一下相，即回家休息。但这一决定没有能够贯彻下去，以致出事。” 后曾请中医国手诊治，但他虚不受补，成效甚微。次年1月25日，又得了一场肺炎，由于青霉素发生抗药性作用，抢救未能成功。1月26日，在病危中，他对在床边的尹冰彦和胡友松说：“我的日子不会再有多久了。我能够回来死在自己的国家里，这是了我一件最大的心愿。”他气喘吁吁，说话很困难，停了一会又说，“回来以后，本想在台湾问题上，做点工作——我的那些想法，曾对你讲过，还没来得及向周总理提出，现在什么都来不及了。台湾总是要统一的，可惜我是看不见了。这是我没有了却的一桩心事。那些书（指李带回的很多线装书，如《二十四史》、《四部备要》等等），送给广西图书馆。书画送给政府。那几瓶酒想送给毛主席、周总理吧！” 他说话时，一颗颗老泪掉在枕头上，最后看一眼胡友松，他说：“她太年轻，结了婚，日子虽短，也算是李宗仁的夫人，你们要照顾她。” 胡友松在一旁，哭的泪人一般。 他临终遗言不忘的几瓶酒，是颇有来头的。其中大部分是法国白兰地和英国威士忌，都有两个多世纪的历史了。仅在他手中就保存有几十年之久，一直舍不得喝。酒瓶上都有历代专家鉴定的签字和贴有收藏家时签名封条。有两瓶是抗战初期李坐镇徐州时，那位与英国人关系很深的华东大企业家杨树诚送的。其余的是中国金融家以收藏名酒闻名的金城银行董事长周作民送的。这些酒，由外国进入中国，又由李宗仁带到美国，然后又带回中国，始终没有开封品尝。他说，这种酒可以入药，非常名贵。 李宗仁在病榻弥留之际，口授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和周恩来，表示感谢之意。据程思远记述，李在简短的信中说：“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深深地感到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是一个无比的光荣。”“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怀抱，……” 他于1969年1月30日午夜12时，在祖国的土地上叶落归根，享年78岁。 周恩来总理参加了于2月1日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周恩来在仪式上说，李宗仁先生临终前写的这封信，是一个“历史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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